Life And Books:

66Distinguished Scholars

Discuss The Books That Have

Shaped Their Thinking

编者说明

《我书架上的神明》原稿六十万字，出版时拆作两部，初编已于2015年7月出版，今将续编刊印，俾成全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书架上的神明续编／刘小磊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5

ISBN 978-7-203-09557-6

Ⅰ．①我…　Ⅱ．①刘…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508号

我书架上的神明续编

主　　编：刘小磊

著　　者：李银河　刘仲敬　万维钢　王小妮　于建嵘　余英时 等

责任编辑：贾　娟

装帧设计：蔡立国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sxskcb@163.com（发行部）

sxskcb@163.com（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销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印者：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24.25

字　　数：325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9557-6

定　　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陈力卫

谌洪果

崇明

崔卫平

范世涛

樊星

冯金朋

干春松

高建群

郭小凌

何兹全

侯杨方

季卫东

景凯旋

康正果

赖建诚

李家同

李劼

李俊慧

李淼

李强

李申

李天纲

李银河

梁小民

林国华

刘军宁

刘清平

刘瑞华

刘星

刘仲敬

柳立言

卢敦基

卢周来

罗韬

马斗全

毛丹

倪梁康

彭刚

平新乔

邱澎生

沈旭晖

苏杰

童元方

万维钢

王小妮

王晓渔

王毅

王则柯

王曾瑜

吴迪

吴锐

薛忆沩

徐贲

易宪容

于建嵘

余英时

张京华

张巍

张旭

张治

赵勇

赵毅衡

周泽雄

朱学勤

朱正

陈力卫

生年：1959

现职：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史

主要著作：《和制汉语的形成和发展》《日本的谚语／中国的谚语》，译有《奥州小道》《风土》

陈力卫的书单

《林海雪原》，曲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古丽雅的道路：第四高度》，［苏］伊林娜著，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3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增补版）》，丸山真男著，未来社，1964

《翻译与近代日本》，丸山真男、加藤周一著，岩波书店，1998

《法窗夜话》，穗积陈重著，岩波文库，1980

《风土》，［日］和辻哲郎著，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06

中学时代能读到的书十分有限，至今一直都还记着的，一本是《林海雪原》，另一本是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古丽雅的道路：第四高度》。可能是当时处于青春期的缘故，前者最为女护士白茹心醉，后者则为女主人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尤其是后者，女主人公不断向上的精神升华成了少年时期的一种深刻记忆，甚至成为主导自己人生方向的巨大力量之一。尽管这两本书如今都早已不在自己的书架上了，但却长久地留在了心里。

这几年在日本各地旧书店里购得的书，多是百年前的刻本，甚至有三百多年前的抄本。内容五花八门，只要能反映那个时代的语言历史，对我来说都是有用的，有时仅仅是为了书中的一个例证、一个词，便解囊购之。一位日本同事曾说过买旧书的经验：只要看上了，就该立即出手，错过了追悔莫及。令我十分赞同。以至于很多人不甚明白，我是搞语言史研究的，为何书架上除了专业书和各式各样的辞典外，还会收有那么多医学、物理、化学、博物学方面的旧书。

事实上，旅日二十余载，除了进行与本专业相关的大量阅读与教研外，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利用日本文化资源的问题。让我从自己的秘密书架上抽出几本，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本，当首推日本已故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的代表作《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增补版）》（未来社1964年5月初版），我在翻译其第一部时，曾用热血沸腾四个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不管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还是对军国主义下的天皇制问题，作者透彻严谨的分析，让人由衷感佩，获益匪浅，深深感到那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的力量。

以前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方面揭示其发展过程和形成特征，而该书第一篇“极端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中就明确指出：日本走向近代国家时，天皇制的确利用“忠孝”观念封杀了个人主体的自由，根本的“国体”独占了所有真善美的内容，学术和艺术只能依附于这一价值体系才得以存在。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清楚日本一些政治家在战后多次表现出来的那种回归“国体”的冲动和愿望。

研究日本近代化转型的人，总是关心明治维新等政治层面的问题，而丸山真男与加藤周一的问答录《翻译与近代日本》（岩波书店1998年10月）则从日本近代史上翻译所起的作用来剖析日本近代思想及学术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在此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从为什么要翻译到应该翻译什么，以及如何翻译都讲得有条有理，特别是有关思想史的背景交待得清清楚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比照自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严复以来我们近代翻译的思想脉络和评价。这本书对我自己的专业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在讲授近代中日语言交流史时，也成了要求学生必读的参考书之一。

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56-1926）的《法窗夜话》（1916年初版）也值得介绍，这是一部通俗性的小册子，讲的是古今中外一百多个法学故事及法学概念的形成，特别是为我们展示了日本近代法制进程中所涉及的各种个案，在启迪日本国民法律心智上的实际影响甚至超过了作者的大部头专著《法律进化论》。其中包括对我们现在常用到的却实际形成于近代的概念，如宪法、民法、国际法、经济学、统计学、自由、共和政治等等，都作了平实易懂的梳理和诠释。

最后，要介绍一下《风土》（岩波书店1935年10月初版）。作者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著名哲学家，他在本书中把人类存在与文明按地区分为季风、沙漠和牧场三种类型，从中折射出各国历史的、人文的影子。比如亚洲广大地区属于季风地带，这里的人们一方面要忍受酷暑、台风等自然的淫威，同时又享有自然的惠泽，于是便形成了感受性强和忍辱负重的双重性格；而沙漠地带气候干燥，人们必须团结一致、服从命令、不断斗争，才能获取生存的自然资源。所以，这里的人们养成了服从、好战，且重实际、意志坚强的性格；牧场多指欧洲，其自然温顺而有条理。因此，人们不必像季风地带那样忍耐、屈服于自然，也无需像沙漠地带那样畏惧自然。它使人得到解放，产生合理主义精神，并萌发出自由的观念和哲学、科学的思想。这一分法虽然有些简单片面，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条线索。特别是有关中国和日本部分的论述为我们认识自己提供了一面镜子。

以上推荐的几本书均是学术价值很高的日本社科类经典名著，已列入商务印书馆的日本学术文库译介计划中。《风土》中文版已于前年出版，其他几本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2008.11.19）

谌洪果

生年：1974

现职：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法理与宪政、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与文学

主要著作：《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法律人的救赎》

谌洪果的书单

《约伯记》，收于《智慧书》（冯象译本），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安提戈涅》，［古希腊］索福克勒斯著，收于《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苏格拉底的申辩》，［古希腊］柏拉图著，吴飞译疏，华夏出版社，2007

《曼陀罗》，［意］马基雅维里著，徐卫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漂亮水手》，［美］赫尔曼·梅尔维尔著，郝敏译，作家出版社，2003

《朗读者》，［德］本哈德·施林克著，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

《王氏之死》，［美］史景迁著，李孝恺译，李孝悌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当法律遇见爱》，［美］保罗·卡恩著，付瑶译，法律出版社，2008

《洞穴奇案》，［美］萨伯著，陈福勇、张世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作为大学教师，给学生荐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推荐什么样的书、推荐的理由何在，本身就是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我在自己开设的法学课程中，照例也会列出相应的书目。不过，我还是更愿意推荐一些适合所有专业大学生读的书。总结以前开书单的经验教训，这次确立了大致的选书标准，即少而精，有较为集中的主题；可读性强，能让思维受到挑战。下面就以“爱与正义”这个对人类所面临的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为专题，推荐九本好书给大家。

《约伯记》

约伯本是德高望重的义人，却无故遭遇各种天灾人祸，失去万贯家产、儿女亲人，最后全身长满毒疮，饱受病痛折磨。全知全能、良善公正的上帝为什么容许苦难存在？坏人凭什么蒙福，好人为什么受苦？没有因果报应的法则，正义将如何实现？正义的关怀与人间最真切的苦痛幸福的情感体验有何关联？所有这些振聋发聩的问题，在《约伯记》中都得到了最深刻、最剧烈的戏剧化表现。它告诉我们：好人也会受苦，这是个残酷的现实，但是，苦难不一定是惩罚，正义的奥秘超越了人的视野。重要的不是被苦难压倒，抱怨和绝望，而是要从苦难中学习自由与爱、信心与尊严。人类在痛苦中会获得宝贵的审视正义和自我的机会。

《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主动挑战城邦法令，安葬因叛国而战死的哥哥。正义的冲突由此展开。在审判那场核心对话中，受审者安提戈涅以神圣的律法为依据，宣布国王克瑞翁颁布的实在法没有正义可言，因而无权判定她的行为有罪。然而，不容否认，克瑞翁的立法也有着正义的逻辑。这是这部悲剧作品的震撼所在：两种正义，两种伦理观，两种善之间产生了必然的对抗。安提戈涅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克瑞翁，而是导致整个家族承受俄狄浦斯诅咒的那个无所不在的命运，即她口口声声所依赖的神法本身。克瑞翁不幸成为安提戈涅实现爱的正义的工具。安提戈涅通过人生中最悲壮的反叛行动，试图证明自己不容玷污的高贵和荣耀。争取正义的代价无比惨烈，却使生命的跫音响彻寰宇。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控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败坏青年。500人陪审团以280对220票判其有罪，继而又以360对140票判他死刑。柏拉图的《申辩》记录了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三次自辩，即无罪的辩词，要求罚款的雄辞，处死刑后的演说。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的冲突，代表了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在苏格拉底看来，政治正义的成就，有赖于德性的培育。哲学家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使命，是因为他可以践行真善美的统一。苏格拉底精于修辞，求仁得仁，成功挑衅法庭判处自己死刑，却让雅典陷入了不义的尴尬。苏格拉底不相信眼泪，他对真理和正义充满虔诚的热爱，却缺乏对政治本身的同情理解，无顾完美的个体正义标准可能带来的政治生活的危机。

《曼陀罗》

这部戏剧讲述了一个“泡妞”的阴谋。卡利马科被贵妇人卢克蕾佳的美貌和品行所迷。在无赖食客的精心策划及修士、仆人、女方母亲的串通下，他假扮医生，利用那位迂腐丈夫的望子心切，欺骗卢克蕾佳喝下宣称可以怀孕的曼陀罗药水。随后卡利马科又扮成被捉的流浪汉，以“吸走体内毒素”名义与卢克蕾佳同床，如愿俘虏了对方的肉体和芳心。他们表面维持名誉，私下继续通奸，只有尼洽老爷蒙在鼓里。马基雅维利承认善恶需要区分，但他更关心正义如何实现。在他看来，德性就是能力，正义离不开权衡，为了善好的结局可以不择手段，但最关键的，是当事各方包括被骗者本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正义蕴含着欺骗，真理没必要戳破，马基雅维利为我们开出的是喜剧的药方。

《漂亮水手》

青年比利·巴德被强征到英舰“不屈号”当水手，他英俊单纯，热情阳光，却被阴险邪恶的兵器教官克拉格特莫名妒忌，设陷诬告他谋反。在维尔舰长质证时，患有口吃而无法为自己辩诬的比利情急之下失手打死教官。舰长和全船成员都知道比利很冤，但为维持战争纪律，防止兵变，不得不判处他绞刑。围绕善与恶的斗争，这部小说深入探索了人判与神判、个人与国家、激情与职责、文明与秩序、原则与制度等重大问题。梅尔维尔向我们展示了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之间的深刻冲突，更重要的是，他迫使我们正视，本质上的善在实践层面可能沦为严重的恶行。处境化的人类不能让正义停留在抽象的层面，而要努力通过实践智慧，调和善与恶的冲突，避免正义的困境。

《朗读者》

汉娜是一个不识字的普通女人，在二战期间成为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为了忠于命令，维持秩序，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屠杀的罪行。多年以后，面对正义的审判，她向法官发出质问：“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今天法官的工作和当年集中营看守的工作，到底有何实质的不同？”小说借助汉娜的悲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的问题。恶来源于对责任与爱的放弃，来源于人们在现代社会分工和官僚体制下对道德后果的无视。正是这种平庸的恶，使人们在对善绝望的同时，反过来把善的缺失作为行恶的理由。小说为此引入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对历史罪责的审判，可能也是下一代人试图逃避罪责的一种方式。只有爱能抚平正义的伤痕，与其摆脱历史重负，不如共同承担命运。

《王氏之死》

史景迁结合县志档案、官员书札和蒲松龄小说，把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有机会了解那些平凡人们的各种苦难、抗争和悲欢离合的故事。透过地方政治的运作，透过寡妇们保护孩子和遗产的努力，透过女人王氏的私奔行动及在冬夜里的死亡，透过她的孤独、性爱和梦想，透过地方长官在命案审讯中安抚人心、情理兼顾的考量，我们看到了最为朴素的对爱的向往和正义的实践。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微不足道，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我们要感谢史景迁的研究，他使我们注意到曾经遗忘的那些生命的光彩。《王氏之死》对小人物生活的重现，为我们今天建设包容爱与正义的尊严政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当法律遇见爱》

本书对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李尔王》进行了全新解读。李尔王拥有无上的权力，但他渴望爱，试图以法律审判来确认女儿们对自己的爱。在权力支配下公开宣示的爱，怎么可能真实呢？结果利令智昏的李尔王既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爱。作者指出，爱不仅是特定的情感体验，爱更是一种让我们感受整个社会和政治世界的途径。这一分析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真正重要的不是将正义与爱结合在一起的野心，而在于如何妥善确定正义与爱的边界。李尔王犯了政治幼稚的错误，由于人性中固有的矛盾，我们离不开由政治秩序塑造的正义。正义与爱，分别代表理性与情感的两极，二者之间构成对抗互补的关系。其中所蕴含的苦难与幸福的张力，既是人类的宿命，也是我们自由崛起的基础。

《洞穴奇案》

这是一个著名的法理学公案：几名探险者进入岩洞，发生山崩，被困二十多天。为了活命，他们约定以掷骰子的方式吃掉其中一人。最终获救的生还者面临杀人罪的审判。富勒和萨伯两位法学家，为此案虚构了14名法官的不同判决意见，其中观点纷呈，论题覆盖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宗教、道德、人情、生物等层面，并涉及诸多法律难题，包括紧急避险、正当防卫、契约自由、功利主义、生命尊严、杀人权利、罪与罚、规则与常识、理性与情感、赦免与管辖、解释与推理、政治与民情等等，集中展现了正义的多重维度和矛盾纠葛，是进入法律思想堂奥的最佳门径，也是极富刺激的思维游戏。读此书的最好方法，就是假定你也是一名法官，郑重写下你的判决。

以上九本著作，是我在书海遨游而拾到的一小串美丽独特的珠贝。它们韵味隽永，内涵丰富，“爱与正义”仅仅是解读这些书的视角之一。通过这些书，我们重新发现、思考和体验了爱与正义本身，至于它们是否能给我们提供爱与正义问题的正确答案，已不重要。

（2012.8.30）

崇明

生年：1975

现职：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国史、基督教思想史

主要论文：“卢梭社会理论的宗教渊源初论”“托克维尔论法国革命传统”“民主时代的政治与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和政治史”等

崇明的书单

《白痴》，［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2004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高毅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朱学勤著，上海三联，1994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

《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七重山》，［美］多玛斯·牟敦著，方光珞、郑至丽译，上海三联，2008

《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法］西里奈利著，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

《寻找家园》，高尔泰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没有巧合就没有戏剧性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读书也是如此，和某些书的偶然相遇，往往在一个人的求知和人生历程中留下深刻印迹。在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甚至是童年时代，这种相遇，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会激活那些刻在灵魂深处的知识、思想和激情。

真正让我有印象的第一本书，是上小学时在家里偶然翻到的一本通俗《史记》故事，没有封面，前后也少了好些页。里面讲的是刘邦、项羽、张良等人的故事，非常有趣，我一口气读完了。这一阅读体验，或许为我日后成为历史系的学生埋下了伏笔。

以后慢慢长大，又对文学产生兴趣。大学二年级时，偶然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虽然不是很懂，但女主人公的美丽和神秘、梅斯金的单纯和脆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6年到北大读研究生，在一个同学那里看到一本《拯救与逍遥》，里面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多少理解了《白痴》。《拯救与逍遥》的书名很吸引人，作者的才华和激情令人印象深刻。我第一次领略到基督教的信仰和思想内涵，后来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杀人犯拉斯柯尼科夫和为家境所迫沦为妓女的苏妮亚一起跪下来祷告的场景，让我第一次明白救赎的意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和阿辽沙的对话，让我感受到信仰和理性、历史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在虚无主义的逼迫下追问信仰的可能和意义，在阿辽沙、苏妮亚这些普通人的生命中揭示信仰的艰难和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邀请人们在与超越世界的相遇中审视自我。

在读书中接触到信仰和宗教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对政治的发现。大三、大四时，开始集中读一些关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书，无人指导，基本上就是乱看。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让我对法国史产生了兴趣。高著让我看到，法国大革命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革命者所期待的与旧制度的断裂，但其创造的政治文化事实上又融合了旧制度的遗产，形成了某种政治理念、心态和行动方式，持久地影响了现代法国和世界政治的发展。朱著颇有文采，对革命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激情洋溢，而我当时刚刚走出少年时期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读该书颇有共鸣，未想此书在多年后生出一场风波。

这样我就选择了欧洲特别是法国历史作为研究生学习的方向，卢梭和托克维尔的思想成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两位政治哲学家以不同方式深刻地剖析了政治对心灵的塑造。在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读中，我体会到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政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上大学期间，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的破碎让我对政治无所适从，既视之为应该远离的、往往与邪恶为伍的权力斗争，但又感到它是一种我无法避开也无法掌握的力量。

当下大多数人对政治的理解基本限于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暧昧：或者追逐权力以获取自己的利益，或者在对权力的顺从中接受体制的塑造，或者远离政治而专注于私人生活。这三者往往互为表里，使人们不自觉地成为他们无法掌握的政治的产品。可以说，发现和掌握政治，是中国社会的迫切挑战。卢梭、托克维尔和西方政治哲学帮我走出了政治困惑，让我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必须通过公共性的政治生活克服个体的自私和虚弱，战胜僭主和寡头的暴力和贪欲，实现自由、德性乃至伟大。

在仔细阅读了卢梭的作品后，我摆脱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对卢梭思想充满激情而简单化的解读。《社会契约论》并非道德理想主义的表白，而是引导人们理解政治对于人之本质的构成性意义。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我们则看到公民的自由精神必须在日常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中习得。

上大三时，我第一次听说《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一个室友说起他在这本书中看到的美国星期天的场景：平日繁华的市镇在星期天忽然变得安静冷清，因为人们去教堂做礼拜或者在家休息、读《圣经》。他觉得这很有趣，而我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托克维尔是谁，找来《论美国的民主》翻了翻，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室友的这番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多年后我才读懂了《论美国的民主》。在曾让室友诧异和让我困惑的这个场景下面，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不时避开自我，远离那些纠缠生活的琐碎激情和利益，投身到一个伟大、纯净和永恒的理想世界里。这契合于我从刘小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入手所获得的对信仰的发现。不仅如此，在托克维尔那里，宗教对于个体和公民灵魂的提升和净化，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是现代政治的成功之道。

经历了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发现，我认识到20世纪之所以制造了各种极端和暴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遗忘或扭曲了宗教和政治。美国修士、作家托马斯·默顿的自传《七重山》，讲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皈依和信仰之旅，也是对20世纪的宗教性反思。默顿自述是20世纪的公民，梦想着拥有了全部的自由，但却走向了奴役之路，成为“充满毒气室和原子弹的时代的公民”。默顿也曾试图反抗世界，一度热衷于革命，但这并非是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工人阶级的沉重苦难，而是因为它符合他的叛逆者想象，以为自己超越了现代社会的疯狂和愚蠢。在默顿看来，没有真正的超越，沉溺于或者反抗现代世界都可能不过是对自我和世界的偶像崇拜，最终带来这二者的毁灭。

默顿对20世纪的宗教批判，在很多学者的思考中得到了回应。其中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复杂暧昧关系，是理解20世纪种种病症的最佳角度之一。法国学者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美国学者里拉的《鲁莽的心灵：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中文本题为《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深刻地揭示这一关系。西里奈利让我们看到，阿隆以介入的旁观者身份，审慎地思考历史和政治并把握可能的善和自由，萨特则自认为发现了历史的意义并试图通过政治批评来加以呈现，以其哲学和激情来克服或藐视这一意义与现实的差距，对苏联和第三世界革命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盲目狂热。萨特鼓吹参与政治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阿隆则提醒知识分子，这种参与如果缺乏政治理解和责任，则可能会沦为麻醉和鸦片。

里拉试图解释政治对知识分子的麻醉效用，勾勒了20世纪几位最著名的欧洲哲学家的思想和政治肖像，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促成了20世纪思想界对暴政的捍卫？虽然里拉以某些政治哲学学者的特有自负轻易打发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解释，并且像其很多同门一样，认为柏拉图早就洞察了一切，但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心魔爱欲去理解这些人的政治狂热和盲目——政治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其心魔爱欲的工具，仍然是颇有启发的解释，并且也是对很多自负为哲人和知识分子的人的警醒。当然，要追问何以早就被柏拉图察明的心魔爱欲会在20世纪知识分子身上大规模地爆发，我们还是得回到对现代性和20世纪的种种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理解。

对于中国人来说，对20世纪的拷问同样事关重大并且极为迫切，而这一时代特别是后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还有很多值得书写之处。值得期待的是经历了这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们自己的见证和反思。去年在巴黎一个朋友家里偶然翻到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结果就放不下了。这本书打动我的，首先是其文字的优美和情感的强烈；其次是作者少年时期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种苦难中的自由竟让我产生一种乡愁般的感觉，虽然我离那个世界很遥远。

这本书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作者在1950年代以来的种种政治漩涡中、在扼杀自由的苦难中寻求自由的几近徒劳的艰苦努力。反右运动后，高尔泰被分派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有一次黄昏收工时，他在饥饿的驱使下，悄悄脱队去采沙枣，然后在月光下的荒漠里几乎迷路，但在摆脱了集体的孤独中，忽然又觉得找到了几乎失落于集体中的自我，然而却不得不又追赶队伍回到农场，于是“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这个场景，是那个时代的浓缩，让我震撼不已。今天的汉语思想界，自由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主题。只有严肃面对《寻找家园》——虽然它会引起争议——这样的著作及其揭示的历史和生命，我们才能愿意并且能够以中国人的经验和思考回应里拉提出的问题。

以上谈到了我读到的特别是偶然读到的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书。年少时的好奇和单纯，欢迎那些偶然闯入的书，并常常没有保留地向它们带给自己的冲击敞开，而当成为研究者后，则往往以审视甚至审判的眼光把所有书都转化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让它们为我们说话。这时，回忆一下那些读书经历中的偶然事件，也许可以让我们更谦卑地让那些书来对我们说话。

（2012.2.16）

崔卫平

生年：1956

现职：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

研究方向：政治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东欧思想与文化

主要著作：《积极生活》《带伤的黎明》《我见过美丽的景象》《看不见的声音》《正义之前》

崔卫平的书单

《民间文学》（杂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58至今

《格林童话全集》，［德］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著，杨武能、杨悦译，译林出版社，1993

《好兵帅克历险记》，［捷克］哈谢克著，星灿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王小波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2007

《费尔迪杜凯》，［波］贡布罗维奇著，易丽君、袁汉镕译，译林出版社，2003

《嘉尔曼》，［法］梅里美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海鸥乔纳森》，［美］理查德·巴赫著，郭晖译，南海出版社公司，2004

《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德］赫尔曼·黑塞著，杨武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4）》，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985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陈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美］W. 考夫曼编著，陈鼓应、孟祥森、刘畸译，商务印书馆，1987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死屋手记》，［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侯华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地下室手记》，［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伊信译，商务印书馆，1995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法］昆德拉著，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87

《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英］贡布里希，范景中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

《图像与眼睛》，［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

《理想与偶像》，［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艺术的故事》，［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等译，三联书店，1999

《艺术与人文科学》，范景中选编，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

《历史主义的贫困》，［英］卡尔·波普尔著，何林、赵平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英］波普尔著，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艺术》，［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

《文明》，［英］克莱夫·贝尔著，张静清、姚晓玲译，商务印书馆，1990

《伍尔芙随笔集》，［英］伍尔芙著，孔小炯、黄梅译，海天出版社，1993

《人的条件》，［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美］阿伦特著，孙传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与很多朋友不一样，我小时候懵懵懂懂。按照小学毕业时我在班上成绩的排名，大学是很难考上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放了我一马。在哥哥姐姐从外面找回来的杂七杂八的书当中，我最偏爱的是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月刊，12个月共12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其中有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有鸡鸣狗叫、河边院落，男人在山上砍柴，在田里播种，女人在家门口晾晒衣服，对着河水梳理她们漂亮的长发。会唱山歌的穷人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就把财主老爷气死了。姑娘和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还要聪明灵秀，身手矫健。

这样的故事使得一个孩子觉得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及至后来在女儿的启蒙问题上，我坚持以民间故事为主，《格林童话》是她的识字课本。19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意大利童话》《德国童话》《北欧童话》《非洲童话》《亚洲童话》等，与幼小的女儿一道，我把这些全都看了。称之为“童话”其实有所不当，因为需要把由一个民族经久耐磨的那些传说，与文人创作的道德故事区别开来。这些阅读经验使得我对捷克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王小波的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那位波兰怪人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尔迪杜凯》，都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

少年时期读过的影响久远的一本小书是《嘉尔曼》，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封面带细小的褐色花边的那种。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梅里美的《嘉尔曼》与歌剧《卡门》之间的联系，记忆中的《嘉尔曼》仿佛是一个为我独享的特殊故事，是我精神上的秘密出生地。“非典”那年我把这篇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与自己的印象大不相符。我记忆久远的嘉尔曼是一个身着红衣的娇小女孩，她与强盗在一起是因为她与正义在一起，路遇不平时她第一个拔剑相助，横刀立马，飞檐走壁，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阻拦她。至于她的背叛、她在爱情上的经历，我竟没有半点印象。很可能，“嘉尔曼”这个形象与我看过的别的什么东西混淆起来了。比如1960年代有一出歌剧叫做《红灯照》，其中的演员都是身着红衣、头戴红巾的，那是一个关于义和团女战士的故事。我暗自觉得，嘉尔曼这个女孩，照亮了我的前生前世。

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年轻的生命丰沛饱满，所见到的世界也是那么晶莹完整，充满含义。对于阅读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需要的时候，就有适当的东西出现。1970年代初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做《学习与批判》，有一期竟然全文登载了当时在美国走红的一位飞行员的小说《海鸥乔纳森》，讲的是一只海鸥放弃仅仅是寻找食物的活动，一心一意追求尽善尽美的飞行，不顾同胞的奚落与嘲笑。这篇原本是用来供大批判用的材料，成了我如饥似渴的吸收对象。此时的生命正好需要那样一个高度，需要冲破所有的云层，来到一个纤尘不染的高空，追求圆满无缺。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柏拉图笔下的灵魂的马车在天上观看美丽景致的巡游，我觉得那是最动人的诗篇。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本小说，黑塞的《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其中写两个少年，一个是感性的、艺术的，另一个是理性的、形而上的，那是灵魂飘香的季节才能得到的高贵馈赠。

1980年代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方现代派。也许可以说，对于战后不久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事情，就是接触并参与到现代主义的经验中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给了人们很好的窗口。最早读到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在这个版本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包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都在其中。我尤其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陈焜先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与此有关的另一本书是台湾陈鼓应教授领衔翻译的《存在主义》一书，通过它我才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片段，印象至为深刻。同我在电影学院观看比如伯格曼、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感性上觉得比较趋近。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经久不散的影响在于：此后对于任何将经验打磨得十分光滑、因为光滑而变得廉价的作品，变得极为敏感和反感，这足以奠定一个人终生的审美倾向。

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应该有浓浓的一笔：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到这时候才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并认真写了文章。读陀氏的这本小说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在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接着我又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成功地帮助我完成从高音区降到低音区的转变。同样参与这种转变的（它的另一条平行线即“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还有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相信1988年底之前读完这部小说的人，在之后多少都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真正读书应该是在1989年之后。那之后你愿意读就读吧，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再也没有什么引领的社会思想运动可以带领或推动你。朋友之间的兴趣分化很大，生活道路也有大的转变。在比较沉寂的一段时期，我读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一系列著作——《秩序感》《图像与眼睛》《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艺术与人文科学》，这批书与我此前接触得比较多的德国或俄国的理论书籍完全不一样。贡布里希这位被誉为“20世纪的苏格拉底”的睿智人物，他的观点建立在丰富浩瀚的艺术史资料基础之上，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许多当时被描述为石破天惊的事情，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所做的小小变动而已。对于从小接受喧闹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观的我们，吸收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啜饮一股深深的清泉，让人变得安静。他那种处变不惊、娓娓道来的语气，蕴涵了一种真正平和、平等、宽容的精神，成为我的又一个秘密发源地。阅读贡布里希的著作，同时是培养一个人建立恰当的事实感的过程。在一种大而无当的叙事背景下，我们习惯沉湎于概念，而不是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习惯于抽象地谈论概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自觉接受来自事实的限制。有关事物的名词或名称，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东西。我们的失语经常来自无法称呼周围世界，被“物”所遮蔽。也是在199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的几本书《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才知道这个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是多年的老交情。我还喜欢上个世纪初一位叫做克莱夫·贝尔的英国人的两本小书：《艺术》与《文明》。

有一段时间，黄梅先生与人合译的《伍尔芙随笔集》是我的“枕边书”。每天写作之前都要看上几眼，仿佛是一种私下的仪式。其中许多段落都能一口气背下来。实在不乏这样的情况——许多女性拿起笔来只是吐露自己的心声，发泄个人生活的不平，而伍尔芙相反，她写作是因为她要描绘和参与塑造这个世界，用一个以语言为材料的精神世界和实际世界相匹配。伍尔芙是少有的拥有写作抱负的那种人，她对写作的热忱、自律和献身是罕见的。我真正从伍尔芙那里“偷”来的是她的长句子。有朋友说看我的文章，像在电影院里隔着几排座位和遥远的前面的人打招呼，以为我说到了别的地方，其实半天没有挪窝儿。这个本事是跟伍尔芙学来的。我喜欢她的这种写法，当一个动机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紧紧盯着那个源泉，直到它放出水来。我另外心仪的女作家还有：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和美国诗人狄金森，我仰慕她们作品中那种清晰和练达的智慧。同样拥有写作上抱负的还有波伏瓦，但是因为写作，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是我不喜欢和所要警惕的。

我读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正值个人生活的危机，尤其需要一种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的那种力量。阿伦特从犹太人的个人处境进入对于极权主义的普遍思考，从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转变到五光十色的公共世界，她用个人的痛苦浇铸出保卫这个世界的城墙。《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种个人言说，然而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那种。阿伦特的活力在于她超出现有政治格局来谈论政治，把政治放回到人类生活的源泉中去，拓宽了政治的疆界，重新激活了叫做“政治”的那个东西：一方面，政治建构应当以人类生活为基础，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建构所提供的空间也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另一方面，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的东西，才能反映到政治建构中去，比如对话、比如公共言谈。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考范围主要在“政治之前”，她是政治性地思考而非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思考。在有关公共领域、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行动方面，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我以为是中文世界所能找到的最好表述。

（2005.3.31）

范世涛

生年：1973

现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创新政策、经济史、“文革”史

范世涛的书单

《宗教哲学》，［英］约翰·希克著，何光沪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著，学林出版社，1986

《经济发展理论》，［美］熊彼特著，张培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美］熊彼特著，绛枫译，商务印书馆，1979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美］熊彼特著，宁嘉风译，商务印书馆，1965

《经济分析史》，［美］熊彼特著，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美］麦克法夸尔、［瑞典］沈迈克著，关心译，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

书呆子总要读很多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书才会成为书呆子。如果书呆子希望为书世界做点菲薄的贡献，免不了变本加厉，更加卖力地阅读。结果也就更进一步地成为书呆子。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在书世界里泡了这么久，对于必要和不必要的书，自然会有一些经验。这些经验中的大部分事后看并不很重要。比如某个时期，我曾经非常痴迷某种类型的书，找来很多并且读了又读，时过境迁，这些阅读并没有带来多大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三国演义》小人书或金庸、梁羽生的小说是如此，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文献也是如此。

当然，也有少数阅读经验，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我下面要说的，正是所谓“阅读改变人生”的少数经验。

回想起来，我最重要的阅读发生在16岁。当时我还是河北省辛集市第四中学（一所离县城很远的学校）的高二学生。在教科书和课外习题之外，乡下所能找到的书非常有限。那年假期，二哥从哈尔滨回到老家，带回来《宗教哲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这两本书。我很快把这两本书塞进了自己的书包。以后，每天早自习或晚自习的时候，我都读会上几段。这样的阅读进行了大约一年，却几乎从来没有读懂过。天天读也读不懂、却又很想读懂的情况，跟以前的阅读经验完全不一样。也正是从这种奇特的阅读中，我第一次感受到理智的快乐。

这快乐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我每一所大学都写上了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专业。有时候哲学排第一，经济学作为第二志愿；有时经济排第一，哲学作为第二志愿。而在填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把经济学放在前面，哲学放在了第二。结果，我得到了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入学通知书。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经济学书。

对于知识贫乏的农村少年来说，《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和《宗教哲学》当然不是理想的读物。但它们确实深刻地影响我此后的生活道路。

我另外一次重要的阅读经验发生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大学是撒欢的好时候。在那个好时候我乱七八糟地看了不少书，但很不得法，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打下扎实的基础。研究生考试要老老实实准备，攻读《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类的教材。可这终究是为了考试。跟从彭刚教授学习发展经济学后，我惭愧地发现自己还不懂什么经济学，于是决心认真读上几本专业的经典书。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一次将创新置于经济学讨论的中心，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就在这个时候，这本书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很有点意外的是，我居然读完了这本纯理论著作，而且居然完全明白。这是第一次感到读懂经济学经典的理智快乐。

接下来扩大战果，我顺藤摸瓜又读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可能因为顾准尚未平反，遗译只好用“绛枫”这个笔名）、《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还有他的皇皇巨著《经济分析史》。这些书从原著到译文都是第一流的，我读了又读，深受教益。比如，有关启蒙运动时期的道德哲学最基本的了解，就是从《经济分析史》开始的。

其实，从经典著作入手进入某个领域，是欧洲的学术传统，而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并不是这样。现在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通常不会对哪部经典或以前的哪位作者那么操心。可那时候，我对这一点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凭着对熊彼特的独特感情，在后来十多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收集、阅读有关创新的理论和经验文献。我甚至还从事了与创新政策有关的工作，先在研究机构，后是政府部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但终归是从熊彼特开的头。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深远的阅读事件，发生在2010年。那年春天，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他是这部权威著作的主要作者之一，另外一位作者是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来到北京。学术界为他和他的这本书举行了小型研讨会。因何蜀、吴迪两位老师的推荐，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长篇评论。在这以前，其实我对“文革”历史几乎还一无所知（惭愧！）。为了准备书评，我不得不反复阅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读到最后，发现书后索引（索引往往是有趣的！）中包括几种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红卫兵日记手稿。那天开完讨论会，我就问沈迈克，这几种日记手稿在哪里找到的？他告诉我：潘家园（！）。居然是潘家园？！我也是那里的常客啊！

从此，逛旧书摊的时候，我会顺便翻一翻日记本，但觉得茫无头绪，也无从下手。这种情况维持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再逛地摊时，随手翻看一个破旧日记本，赫然发现其中写有“卞仲耘”字样。我恰好读过《记忆》杂志北师大女附中校友冯敬兰主持，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和于羚关于卞校长之死的讨论，还记得卞仲耘是女附中的总支书记、副校长。所以，这次没有犹豫，花5元钱买下了这个破本子。这实际上是我买到的第一个“文革”日记本。

这个本子似乎被浸泡过，散发着一种特别的臭味。我在地摊浏览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一点；而回家之后，本子的臭气更加浓郁和富有杀伤力。于是我复制了几份，一份留下来自己使用，另外几份送给了女附中校友。而这几位校友又帮助我弄清了本子的作者是北师大女附中66届某班同学。

在反复阅读这本日记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这篇论文先在《记忆》发表，后被收入一本论文集，还作为参考资料，被李红云教授收入2014年北师大女附中师生见面会的会议文件。老实说，从买回一个散发着臭气的破旧本子，到以它为基础完成一篇清清爽爽的论文，那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而一个局外人写的论文得到历史当事人的认可，这感觉同样非常奇妙。

买第一个本子取得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采购日记手稿的信心。再到旧书摊时，我习惯于先浏览日记和笔记，遇到有文献价值又价格合适的就会买下来。平均来说，每次逛地摊会有十几册的收获；运气好的时候，一次能够买到几十册甚至上百册不错的日记。日积月累，几年下来，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些日记书写者的身份形形色色，从中央部门领导到普通售货员、农场职工、解放军战士，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从家庭日记账到中央会议精神或中央首长讲话的传达记录。

从这些日记手稿，我还认识了与日记内容有关的很多传说中的人物，并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关系。通过日记和朋友，我发现我们所阅读的历史，通常经过了仔细的筛选，而筛选之后留下来的事实，也经过精心的梳妆打扮，以有些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权力的强势蛮横，作者的奉承顺从，都在当代历史著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发现书世界随处可见的缺憾和谬误之后，我觉得除了本业，还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一点工作。所以，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固定下来，粗略浏览新买回来的本子，为它们一一贴上标签，注明作者的身份和日记的时间范围。我期待有一天，这些本子能够在填补、充实和修订历史记忆方面派上更大的用场。而这一切，其实都可以追溯到2010年春天，那次为准备《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所进行的认真阅读。

（2015.6.18）

樊星

生年：1957

现职：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

主要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别了，20世纪》和《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

樊星的书单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63-1976

《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博尔赫斯在小说《混乱的图书馆》中揭示了一种人生悲剧：无数人试图在图书馆汗牛充栋的藏书中寻找能够指引自己的书，奈何光阴苦短，而藏书无限。所以许多人在图书馆里苦苦找了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渴望找到的那本书。博尔赫斯读了一辈子书，从书中感悟的是虚无和绝望。然而，他在文学上的独树一帜，不正好表明他实际上找到了影响自己的书吗？“他崇拜休谟、叔本华、庄子”——墨西哥诗人奥·帕斯告诉我们。

每一个读书人都会在求知的道路上找到几本对自己终身有益的书。就我而言，有两本书就给过我深远的常读常新的教益。

一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曾经十分流行。书中关于“哲学家们可以分成为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和“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错误的”的论述，在我们已经熟知的哲学家可以分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而且唯物主义正确、唯心主义谬误的说法之外，另辟研究哲学的新思维，接触到这样的新思想后，我开始尝试在关于思想与文学的流行话题之外去以新的眼光探索新的话题。罗素在哲学史上为诗人拜伦辟专章的写法和关于尼采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的论述，也拓展了我对哲学与文学的认识，使我开始注意文学家在思想史上的独特作用，并且琢磨在“文学与思想史”的关系研究上作些尝试。全书清晰、明快、生动的文风，也启迪我思考如何将文学与思想的评论也写出灵动的文采来。可以说，这本书给了我多方面的启示。我记得当时我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得此书的。读到激动时就想赶快买回此书。结果跑了几家书店，都买不到。于是希望书的主人转卖给我。遭拒绝后，我只好在活页纸上作了112页摘要。我常常翻看这本手抄的笔记。几年后，该书重印，我才买到一套。每当我在我的书房里看到这套书，内心都会涌出一阵阵的感动：“谢谢您，罗素！”

还有一套是钱锺书的《管锥编》。我们这些知青出身的读书人，最大的遗憾是在求学的年代里不幸遭遇了“文革”，除了“小红书”以外，就是“帮八股”社论和鲁迅的书以及因为领袖的提倡才得以重印的《红楼梦》《水浒传》（在那个年代里，对鲁迅和《红楼梦》《水浒传》的阐释也是相当片面和教条的）。因此，渴望全面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就成为我的一个情结。上大学以后，开始读些介绍古典文化的书，但似乎一直到《管锥编》问世，才使我在一般性的教材和普及读物之外，发现了一座学术的宫殿。《管锥编》还原了中国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将文论与哲思、史实与妙想熔于一炉，不在乎体系的建构，也不讲篇章结构，只是随意而谈，洒脱而从容。以笔记体去展示学术的精妙与深邃，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感受古今文心的同中之异，异中之通，从而感悟文心的伟大、人性的微妙。学问做到这个份上，才称得上是自由与精深吧。我尤其喜欢书中那些关于人情世故的有趣议论，关于神秘文化的奇妙记载，关于政治玄机的深刻点化，关于文化意象的比较辨析，觉得这些不成体系的知识与思考正好昭示了中国传统学术贴近丰富的人生、感悟玄妙的哲理、“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豁达情怀。中国学术有中国学术的特色，中国学术有中国学术的魅力。在近代以来学术规范大规模向西方学院派模式（其实，西方也是有自由、洒脱的学术传统的——例如尼采的著述）转移的背景下，《管锥编》这样的著作显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奇妙生命力。因此，我也尝试着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追求起知识性、趣味性、智慧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来，并尝试将文学评论与思想片断、文化史论、人生哲思融为一体。

时光如水。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远离了难忘的“198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不论我们怎样发奋，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但先天的不足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很难望“五四”那一代人的项背，这是无情的事实，也是命运的安排。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也因此在关注、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政治、人生问题方面倾注了更多的目光，也正是我们的局限性与特长吧。我们杂乱无章的自学，海阔天空的遐想，都打上了我们这一代独有的精神烙印。

应该有人来研究一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读书史：从1960年代中学“毛著”到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到新时期以后的“文学热”、“哲学热”……

（2007.9.6）

冯金朋

现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事古希腊史、政治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

著作：《公民社会的起源：希腊城邦制度》，译有《雅典政制》，主译丛书《古希腊演说辞全集》《明代名人传》。

冯金朋的书单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

《历史的观念》，［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

《哲学主义的历史》，雷戈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剑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总是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里。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过去已成过去，我们不可能再重新生活一遍。未来尚未发生，我们不可能提前生活在其中。怎么能够同时生活在三者之中呢？”事实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只能在理论上进行区分而已，在现实中却是另一番景象。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将其作为‘现在’、‘感觉到的’现在实际经历的时间跨度大约仅为五十分之一秒长”。（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Chicago,1994,2nd ed, p. 2）所以，当你意识到现在是“现在”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过去，而你却正生活在未来。

从思想上看，我们的确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对过去的认识里和对未来的期望里，否则，我们将会成为行尸走肉，无知无欲。阅读以下四本书，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三者或者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关系。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这本书分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两大部分，“史学理论”是本书的精华。在这部分内容里，他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指出认识论上的历史是“活”的历史，是“一种思想活动”，并且与历史解读者所处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通俗地讲，对过去发生的历史的解读或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真正的历史认识是现实与历史的联结，一旦脱离现实生活或者因为时代的改变，它便会变成“死”的历史。他从认识论上和价值论上，否定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史学方法，通过对史料进行不夹杂主观情感的编排即通过“编年史”形式重现过去的历史；这种历史则是死历史和伪历史，毫无意义。尽管克罗齐的这种观点陷入了相对主义，但是他为人们理解历史开拓了一条新思路。

《历史的观念》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被视为克罗齐史学理论的继承人和发展者，他在这部书中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人又是有思想的，这些历史活动就是人的思想的产物，进而得出结论：历史是“思想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只有在认识者的心灵重演它并且在这样做之中认识它的时候，才能被人认识”。换言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观点既体现在本体论上，又体现在认识论上：历史活动本身就是思想活动，并且历史认识也是一种思想活动；历史学家想要认识这种真正的历史，就必须把握住历史人物的思想，设身处地地将他或他们的思想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演”。这一观点凸显了人类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思想，历史便只是一个干瘪的空壳，毫无存在价值。

《哲学主义的历史》

雷戈（1962-）是当代中国一位历史学家，《哲学主义的历史》是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分为四部分：“历史”、“历史学”、“历史学家”和“人”，书中提出了“历史即现实”或“历史—现实”这个概念，可以说它是对克罗齐和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关于“历史即现实”，雷戈从本体论上指出：过去不等于历史，现在不等于现实，过去与现在之间仅仅是时间关系，而历史与现实之间却是超时间关系，历史是全部的现实过程；历史与现实的外在差异表现在时间表象上为“现实先于历史而存在”，表现在空间表象上为“历史是现实的外延，现实是历史的内涵”。他又从认识论上指出：历史—现实的同一在于“用历史的眼光来评判现实中的一切；把历史上的一切拿到现实里重新评判”。所以，每一个时代的现实都是先前所有历史的积累，而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是先前所有现实的总和。并且，由于历史是属人的，所以历史—现实与人是二重本体结构，历史—现实是外本体，人是内本体；历史是因人的存在而产生，不是在人死后才出现，从而肯定了现实中的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存在着许多悖论性的文字，看似矛盾，却有深意；读不懂时几乎想以头撞墙，有所感悟时便豁然开朗。

《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现代英国享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攻世界近代史，但在史学理论方面也造诣颇深。此书可以说是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精华，它的英文原名为《论历史》（On History），由22篇大致相关联的论文和学术演讲组成，基本上围绕着历史学的价值和功能展开，尤其强调历史学的“预测”功能；本书中的第三章“历史能给当代社会什么样的启示？”、第四章“前瞻：历史与未来”和第十八章“作为历史的现在”尤其值得一读。他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存在着内在的因果联系；在我们探索未来时，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必然扮演类似但又有别于预言家的角色，“需要他们去发现未来人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设置一种前提并确定人类活动的范畴、潜在的可能性以及因果关系”。这就使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门实践科学。

如果说整个人类的命运就是历史的话，那么个人的历史就是命运。阅读完这四本书后，我们或许会变成一位“历史学家”，对“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这一系列问题做出更为清醒的判断，用思想的目光探索历史的深度，用实践的脚步丈量历史的长度。

（2015.12.17）

干春松

生年：1965

现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儒家思想

主要著作：《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现代化与文化选择：国门开放后的文化冲突》《神仙信仰与传说》

干春松的书单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5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中华书局，1981

《小说的艺术》，［法］昆德拉著，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法］昆德拉著，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87

《生活在别处》，［法］昆德拉著，景凯旋、景黎明译，作家出版社，1989

《为了告别的聚会》，［法］昆德拉著，景凯旋、徐乃健译，作家出版社，1987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王朔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我是你爸爸》，王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动物凶猛》，王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平生学无所得，读书求博而不求专，却以学术为业，心中常有未安之处。如今编辑要求谈对自己有影响的书，多少有些“临深履薄”之感，不过就自己从事现在职业的动力与思想倾向而言，下面的几本书是不容不说的。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对于1980年代的学生而言，李泽厚几乎是不可绕过的。两三年前在北京开一个纪念孔子诞辰的会，长时间待在美国的李先生也与会，我与梁涛兄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访。先生的谈话似乎集中在了解现在的学生是否依然关注他，显然是在留恋那段“青年导师”的时光，这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他当然担得起“青年导师”这样的称呼，虽然不断有人议论他的学问。比如说他不懂德语而研究康德之类，多少存了些文人相轻的意思。逼得李专门出了一本《走自己的路》来抵抗。或许，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李泽厚的书问题不少，与其说他是书斋里的书虫，毋宁说，他是一个思想的引领者。他始终是在提出问题并做出自己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的新颖性、敏锐性足以引领人们的兴趣。我对中国思想史的兴趣就发端于此。我不能忘记第一次阅读《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给我带来的快乐。在人们还“沉没”于唯物唯心的对峙难以自拔的时候，李泽厚开始用“实用理性”、“积淀”、“心理结构”来解读孔子和宋明理学家；用“瞬息永恒”等词汇来描述庄子和禅宗的意境。让我对先贤的思想产生很大兴趣。李泽厚善于用流畅的文字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他的思考，并延续至今。他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西体中用”、“巫史传统”，也许你不会同意，但你却无法不注意。

《士与中国文化》

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士与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余英时先生正式在内地学术界亮相。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有两个议题：一个是对中国商人伦理的讨论，这个话题显然是针对韦伯命题而发。当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文化热中的一个热点。韦伯认为，中国传统没有生发出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这种观点成为激进反传统者的新武器。当时，海外学者中，杜维明先生试图总结新加坡的经验来反击，而余英时先生则是正面回击。虽然从今天的多元化的眼光看，余先生多少被韦伯的问题牵住了鼻子；二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士”阶层的描述。他从孔子的“士志于道”的原则入手，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力求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其内心的价值理想，并认为这种理想是先秦诸子所共有的。不过，在把中国传统的士和批判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类比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必要的，因为用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士”或者装扮“士”都会有一定的问题。余先生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多有评论，看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他的立场的“滑动”。

余英时并不认同把他列入现代新儒家的说法，他在《钱穆与现代新儒家》一书中有专门的讨论。客观地说，余英时更像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知识分子，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著作就是这样的严谨非观念先导的作品。他自己也继承了传统的士的精神，对于现实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这本书最早以英文出版于1947年，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不过，我要到1990年代之后才注意到它。那时，我逐渐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家与制度的关系上来。瞿同祖先生的这部著作成为我反复阅读的书之一。当时，受余英时和金耀基先生的启发，我很关注儒学如何从传统的制度体系中被分离出来，然后成为无所依托的“游魂”的过程，从而将自己的研究重心确定在“制度化儒家的解体”这样的主题上来。瞿同祖先生这部著作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入手，着重讨论中国的家族主义与阶级问题，认为这二者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支柱，也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陈寅恪先生曾提出，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受秦制影响甚深，将瞿先生的结论与陈先生的结论互相参照，我对传统儒学与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瞿先生书中还附有一篇《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文章，给我以启示，我由此提出了“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的双向互动是制度化儒家的基本形态，成为解释“制度儒学”的理论支撑。

昆德拉与王朔

这两个人的作品我都看，很难说哪一部作品给我的影响更大，因而只能以人论。当然，现在说这两个人多少有些危险，因为昆德拉已是如此地符号化，而王朔的近期表现则已由“拒绝崇高”（王蒙对他的评介）的反叛沦落为收拾不住的恶俗。

喜欢哲学的人对于昆德拉的偏好是理所当然的，他的书里面充满着格言式的妙谛，比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对犹太谚语的巧妙转换：“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那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个人的思想相隔万里。”人的局限和无奈，人对超越的企图尽在其中。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拥有一切吸引我的因素，性、政治、哲学，甚至连小说的章节名称，都看似是一部哲学著作，什么轻与重，灵与肉之类。小说中这样来说“轻”，“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无病呻吟式哲学的苍白就一览无余。

昆德拉的所有小说的题目均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比如《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等等，但重要的是透过小说情节而流露出的深刻思想。当你看到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医生，将自己的精子供应给一个温泉疗养院的需要者，以致于小镇上的许多小孩有一个共同的父亲这样的情节的时候，你会联想到思想控制所导致的精神雷同和退化。

王朔的小说，是大学时代除武侠之外，最大的阅读享受。如果昆德拉的小说的书名代表着精致的话，王朔则代表着反叛和调侃。比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是你爸爸》之类。但是政治和性的元素则是共同的。

王朔小说最为生动的是语言，他对北京“方言”的影响值得专门研究。他对于政治性话语，特别是“语录”话语的巧妙使用，对于知识偶像的讽刺，均令人回味无穷。

王安忆说王朔有语言的天赋，但内心深处积聚了太多的痛苦而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个评价我接受，所以，当王朔近期变得如此无聊，为了卖书而不惜在媒体前面“胡作非为”的时候，我内心复杂又难受。要以现在的心情看，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王朔这个人，而只有《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这几本书，就好了。

（2007.8.23）

高建群

生年：1954

现职：作家

主要作品：《最后一个匈奴》《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等

高建群的书单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唐璜》，［英］拜伦著，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印象派的绘画技法》，［英］顿斯坦著，平野、陈友仁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人类与大地母亲》，［英］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历史研究》，［英］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一本给我深深震撼的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79年陕西省作协恢复活动后，举办过一个谈书会。我是第三期会员。谈书会的必读书目，第一本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主持读书会的黄桂华老师说：“它讲的是个人奋斗和人的尊严。你们读一读，也许对文学创作有好处。”书是四卷本。这是一本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的小说，告诉你一个人的心灵可以崇高到什么地步，宽广到什么地步。以前我读过不少的书，也写过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使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一个艺术家应当怎样高贵地活着和思考。

另一本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书，是拜伦的《唐璜》。天才的拜伦，为英国社会所不容，于是吟唱道：“要么是我不够好，不配住在这个国家；要么是这个国家不够好，不配我来居住。”吟罢，驾一辆豪华马车，左臂挽一个黑人美女，右臂挽一个白人美女，开始在欧罗巴大地游荡。长诗《唐璜》就是他游荡的产物。拜伦用《唐璜》的稿费装备了一支希腊独立军，自任总司令。这位天才最后害热病死在希腊半岛。

《唐璜》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长卷叙事诗，流浪汉结构。长诗妙语如珠，犀利峥嵘。大家认为20世纪艺术的承前启后者是毕加索，其实看看《唐璜》就明白了，那些20世纪的艺术思想，甚至包括那些现代派的种种标榜，其实在《唐璜》中就有了。拜伦对他的时代以及后世的影响，举个小例子就清楚了。俄罗斯文学一夜间从原野上孱弱的小草成长为参天大树，奥秘在于普希金的出现。而普希金说：“我因为拜伦而发了狂。”普希金的代表作《欧根·奥涅金》，就是模仿《唐璜》的产物。当作品刚出版时，俄国人就说：“这是《唐璜》的俄国版。”

还有一本对我影响颇大的书，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莫奈、德加、塞尚、高更、梵高这些印象派大师们，教给我什么叫做和谐。最近我突然不知道哪一根神经不对了，半年时间画了几百幅画。一位美院学生说，没有几十年笔墨功夫，这画面不会如此和谐。我坦白地说，笔墨功夫我没有，不过“和谐”我是懂一点的，写《最后一个匈奴》时，我案头必备的两本书，一本是《唐璜》，一本就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也在这十年中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汤因比的这两本书，以一个人类一分子之于人类社会的炽热感情，历数了文明各板块孕育、成长、强盛、盛极而衰、消亡的过程，对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等等，作了详尽的叙述、剖析和归纳。并且在书的结尾说，也许经过时间考验，逾几千年岁月至今依然郁郁葱葱的中华文明，是解决目前人类种种危机的一剂良方，是人类未来的出路。汤因比还对新疆大地，表现了最高的敬意。他说：“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出生在中国的新疆，那是一块多么迷人的地方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

这几年，我在西域大地风一样地行走中，常常会想起汤因比，是他给了我一个走入历史空间、走入人类内心的视角。我这几年出的几本关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交融的书，里面总脱不开汤因比的影子。

（2005.4.14）

郭小凌

生年：1950

现职：首都博物馆馆长、北师大历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古希腊史

主要著作：《西方史学史》

郭小凌的书单

《春秋故事》，林汉达著，中国少儿出版社，1962

《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编，19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

《列宁选集》，［俄］列宁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苏］康斯坦丁诺夫著，三联书店，1976

《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74

有些人爱上一本书可以终生不渝，读过百八十遍还不过瘾。我读书有点像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扔了就不想再拣起来，只在记忆中保持一些最值得记忆的片断。我不大清楚这种移情的确切原因，可能的解释也许是因为人的类型的多样性，或者因为年龄增长，阅历的累积，理解和鉴赏力的成熟，兴趣的转移，对书的需求也在不断调整变化：过去喜爱的现在可以变得不喜爱，过去不欣赏的现在可以变得欣赏了。我觉得好书如同好菜，虽然色香味美，但吃多了也会变得乏味，甚至倒胃。我还觉得好书也不必句句皆是珠玉，一本书有一两个章节写得精彩，有几个段落写得耐人寻味，有几句话写得令人拍案叫绝，就该算是好书了。书读多了，我还发觉，一本书用肉眼看去，错误百出是正常的事；用放大镜挑毛病，错误千出也不奇怪；若用显微镜观察，错误就数不胜数了，因为即使是圣人也不是神，总有自己的局限，所以圣人的书也免不了出错，何况凡人。实际上，不断犯错误，不断改正错误，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学术批评当中，应避免自以为是的酷评、苛评，提倡实事求是，有话好好说，即使对于学盗文贼，也应“按罪量刑”。

少年时期读书被大人牵着鼻子走，大人说好，自己也觉得好，因此奥斯特洛夫斯基、老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罗曼·罗兰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巴金、茅盾、曲波等中国作家的作品，都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小学六年级时买到一本林汉达的《春秋故事》，一口气从“千金一笑”读到“卧薪尝胆”，内里做人处事的道理，牢牢地铭刻在我心里。现在回想起来，像林先生那样认真地做史学普及工作的大学者，在我国史学界过去和现在都不多，而能写出像林先生那样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出神入化、质朴动人的文字的学者，则更是寥若晨星了。

在普通教育阶段，人的专业选择是不确定的。我因家庭的影响，只想当科学家或工程师，但具体做什么却心里没谱，所以对一般科普读物颇感兴趣，《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精读的对象，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更是我自选的好书。

“文革”初期忙于“革命”，除了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别的书不看。待到“革命”的狂飙已过，同学之间读书的风气重新兴起，所谓“封、资、修”的老书、“内部读物”、手抄本以及马列原著，找来就看。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其实始于这个时期，因为不再是人云亦云地被动接受，而是从原著中自己体味，理论的精妙之处往往是这种无法言传的个人感受。《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都曾字斟句酌过，笔记作了两大本。时过境迁之后，我们知道这些理论家的观点并不像列宁所说，每一句都是可信的，但他们特有的逻辑理路却训练了几代人的分析与概括能力。我觉得如果自己有一点理论思维的基础的话，正是在十年“文革”期间奠定的。如今读洋文著作多了，发觉就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严密性而言，还是马列主义熏陶下的学术著作相对好一些，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有些西方作者，发散思维不错，举证论辩也不厌其详，但常常搂不住思想，致使层次不清，首尾不大相顾，给人云山雾罩的感觉。究其原因，还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功显得不足，或曰功力不逮。前苏联的一些著作之所以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显然与注重意识形态的理论有关。如《联共布党史》尽管是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产物，对苏共党史多有歪曲，但在条理方面表现得颇为精彩。比起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读起来似更加严整有序，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论述像在传接力棒。我喜欢这样的著作，因为真理无论是一个还是多个，都应该是清晰和简明的。

除了理论著作，“文革”时期我爱读的书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约翰·根室的一套“内幕”丛书，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鲁迅的杂文等等。至今收存在我的“秘密书架”上的还有一些那个时候的生活技艺用书。说来令人见笑，有段时间我待在家里当逍遥派，琢磨着制作家具，父亲书架上的译著《细木工作业》就成了我的入门向导。我逐页研读与实践，最终打出了沙发、衣箱、菜板等小型家具、用具若干。以请教书本的方式，我还学会了剪裁缝制衣服、制作菜肴，胆敢为别人的婚宴当主勺。为了撰写这篇文章，我又拿起当年内蒙财贸学校编写的非正式出版物《烹饪技术》上下册，望着浸满食用油的书皮，心里的感慨无以言表。这些体验使我认识到，入门世上的众多技艺并达到一定水平，只是学与不学的后天问题；成为一门技艺的大师，则是勤奋加天才的问题。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成为恢复研究生制度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开始有了专业方向，读书的边界从此基本划定，先是围绕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希腊史，后来又加上西方史学史。进入专业领域，获知史海苍茫，图书浩繁，仅以古希腊史为例，十万册以上的中外书籍，穷一生精力也读不过来。一个办法是读经过时光检验的经典，比如我喜欢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柏拉图的《理想国》《申辩篇》《普罗塔哥拉斯篇》《巴曼尼德斯篇》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塔西陀的《历史》《编年史》等等。但我不喜欢荷马史诗，特别是《伊利亚特》，一次次大同小异的血腥厮杀，看着就生烦。

到了知天命年并以实证史学为饭碗的我，对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再也打不起兴趣，友人盛赞金庸，我读了半页《神雕侠侣》就束之高阁。相反，我非常喜欢当事人、目击者提供的证词，如各种回忆录或我熟悉的人物传记。比如《徐向前回忆录》《彭德怀自述》《杨尚昆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王平回忆录》《周恩来传》等等；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留德十年》《牛棚杂忆》，张中行的杂文、回忆等书都给了我无尽的阅读快感。

在学习历史和治史期间，我还读了一些史学理论著作，从客观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到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或多或少地浏览过一遭。我的感触是：史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不是莫测高深、晦涩冗长的新学和无所不包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模式，而是考据过硬、史料翔实的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历史哲学家的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虽然洋溢着智慧的火花，但其致命的失误在于对经验的历史只触到了一些皮毛。即便是历史学家出身的汤因比，也因学力的局限，在概括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共性时，会错误地解读选取的样本，且在抽象能力方面怎么也比不上专业的大哲学家。由此我认识到以个人有限的生命、有限的学力来概括人类历史一般规律，是一件非常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学术史上还不曾有人成功过。究其原因，无非是能力的限制。一个人穷一生精力也不过通一国历史的若干片断，如通先秦就不能通魏晋，历史上还没有能把中国史、外国史通吃的天才。当认识到理论研究的重要和局限后，我的注意力回到具体的题目和外文论著的翻译上来，不去做力不能及的事。

现在的我与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兴趣简直判若霄壤，似乎更喜欢随遇而安、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有内涵的作品，崇尚古希腊人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过犹不及；不喜欢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盛气凌人的读物，更讨厌故作高深、炫耀博学的文字。我对像英国史家芬利那样的既能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辨又能进行精致的考据研究的学者充满敬意，而国内学者还很少提他。我愿列出他的一些代表作供有兴趣者参阅：《利用和滥用历史》（Use and Abuse of History）、《古代史：证据与模式》（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古代的经济》（Ancient Economy）、《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思想》（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古代与现代的民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希腊的遗产》。

（2015.6.11）

何兹全

生卒年：1911-2011

曾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史、汉唐经济史、汉唐兵制

主要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爱国一书生》

何兹全的书单

《基督教之基础》，［德］考茨基著，汤治、叶启芳译，神州国光社，1932［三联书店，1955］

有一本书和两句古书上的话，对我一生读书、做学问，都有极大影响，使我一生受益。

一本书是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

或许有人觉得，你是学中国史的，同基督教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基督教之基础》对你会有这么大影响？

但确实是这样，这本书对我确实是有极大影响，并使我一生受益。

《基督教之基础》，讲的是基督教的起源，原始教会的组织、人员和生活。但书却从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讲起，讲了罗马的奴隶制度，国家生活，社会思潮，宗教信仰；讲了犹太民族的受压迫和反抗活动；然后讲到基督教之起源，早期基督教会组织，教会组织之演进、变化，等等。考茨基讲罗马，讲近东，并不是像杂货摊一样，一样一样货色摆在那里，而是都和基督教的起源联系起来，使你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受益于此书的是考茨基考虑问题的思路，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

以后我研究中国社会史，就一直特别注意从这两个方面着眼。任何历史问题都是它所在的社会整体的一点、一面。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着的，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地发展着、变化着，任何历史现象、历史问题，都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点、一面，只有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才能真正透彻地了解任何一点、一面的问题。我研究历史的这两个观点，都是得益于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

骂考茨基骂得最苦最多的是列宁。列宁骂考茨基是叛徒。但列宁却介绍《基督教之基础》在苏联出版，认为这部书是考茨基成为叛徒之前写的，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考茨基的叛徒问题，我们这里不讨论，但列宁推荐《基督教之基础》，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这部书的价值和列宁对人对事的态度。

两句古书上的话，一句是《中庸》上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另一句是《荀子》上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这两句话，也使我一生做学问乃至做人，受益匪浅。我把这里所说的“择善”和“已藏”、“将受”作为“真理”，择善而固执之，就是抓住真理不放，但同时又不要以你已经持有的真理（已藏）拒绝接受新的真理（将受）。这两句话，似是矛盾却并不矛盾，是辩证的、矛盾的统一。客观真理是绝对的，但一个具体时代的人所认识的真理却是相对的。人所认识的真理，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这也和一粒之小，“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样。

一本书：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两句古书上的话，《中庸》上的“择善而固执之”和《荀子》上的“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使我受益很大，愿推荐给读者。

（2005.1.6）

侯杨方

生年：1970

现职：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中国历史人口学

主要著作：《中国人口史1910-1953》《盛世启示录》

侯杨方的书单

《八月炮火》，［美］巴巴拉·W. 塔奇曼著，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大一时在阅览室，我无意中看到了《八月炮火》，翻开第一页就吸引了我，“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与课堂上正在学的枯燥无味的教程相比，这样的描写生动形象，一下就吸引了我。本书描写德国总参谋长史里芬伯爵：“普鲁士的军官有两类，一是颈粗如牛，一是腰细若蜂，他属于后者”；“在东普鲁士一次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旭日东升，朝阳下普雷格尔河波光闪耀，景色绚丽，一个副官指给他看的时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说：‘一个不足道的障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超过100年，而这部出版于半个世纪前的巴巴拉·W. 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的著作，迄今仍然是关于这次战争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严密史料考据的基础上，见微察著，见识深远宏大，行文流畅优美，故事引人入胜，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诸列强间深植于历史，并被现实利益的冲突放大、复杂化的恩怨，他们互相极度猜忌，互信丧尽，即使英、德、俄三国君主均是关系密切、从小长到大的血亲，也无法解开，只有一场血流成河、空前残酷的大战才是必然的归宿；各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也非常高昂、乐观，在战争爆发的8月，欢送子弟、丈夫上战场，甚至还乐观地认为他们还来得及在凯旋后，收割即将成熟的庄稼；各国的军队更是一直厉兵秣马，从上到下抱着必胜的信心，而战争计划早被一次次地演习、作业……

此前理性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因为随着轮船、火车的普及，各国间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利益相互紧密依存，战则两败俱伤。但事实上，这场大战无可避免，只需要一点契机：萨拉热窝的几声枪响。这一巨大、重要的事件又一次证明，人类运用理性与智慧来预测社会宏观事件，常常会沦为笑柄。在一个世纪后的当下，一战爆发前，世界霸主似要即将易手的局势，更让现代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人类的智慧与天性一直滞后于物质、科技的提高，无法对其抱有过于乐观的估计。

现在的历史研究越发专门化、碎片化，并力求（社会）科学化，却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只了解一个人的每块骨骼的轻重、尺寸，但却对这个人的外貌、习性、爱好、阅历等一无所知。这真的是经典的历史学么？

我本人也涉猎过专门化较强的经济史、人口史，它们均试图运用社会科学化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但现在却越发认为经典的历史学还是传统的叙事，它的本质是艺术，而非科学，因为科学的最基本的标准是能够重复检验，而经典的历史学绝无可能达到这一标准。但传统的叙事历史要求更高：一要有非凡的洞察与分析，如果讲述的都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二要有流畅、漂亮的讲述与文笔，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读之味同嚼蜡的历史叙事不仅无人问津，只能在小范围内自娱自乐，而且也无从证实、证伪，没有一些从事者经常喜欢标榜的所谓科学意义。

与所有的艺术一样，经典的历史叙事要求需要很高的天赋，而非仅仅依靠学科的训练、知识的积累就可以达到：好的叙事史要求的艺术与洞察力并存，极难企及。为何《史记》《汉书》流传了两千多年，一直如此经典、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它们都卓越地做到了这两点，而作者的深厚背景、丰富阅历与深刻的洞察力，更是后来的治史者望尘莫及的。虽然同属艺术，但经典的历史叙事又与虚构的文学不同，它需要大量的、多信息来源的原始资料互相证明，尽可能地呈现一幅写实的画卷。《八月炮火》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有经过考订的资料来源。真实事件的精彩程度远超过虚构，在重要细节生动还原的基础上，将这些事件用宏观、全景的见识一气呵成贯通，其难度远超过一项专门化的研究，因此中国历史学界每年产出数千论著，几十年下来，却鲜有像《八月炮火》一样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5.3.26）

季卫东

生年：1957

现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研究方向：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

主要著作：《超近代的法》《法治秩序的建构》《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宪政新论》《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审判的构图》《正义思考的轨迹》《秩序与浑沌的临界》《法制的转轨》《法治构图》《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通往法治的道路》《法治中国》

季卫东的书单

《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苏］帕舒卡尼斯著，杨昂、张玲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为权利而斗争》，［德］鲁道夫·冯·耶林著，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

《纯粹法理论》，［奥］凯尔森著，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自由秩序原理》，［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Legitimation durch Verfahren, Niklas Luhmann, Luchterhand,1969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

为了保持思考的独立性，当然也是出于“兼听则明”的谨慎，我一般喜欢同时阅读论战双方的代表作，或者把采取不同观点和方法的著作反复对照。这里就简单介绍若干给我留下过较深印象的唱“对台戏”、打“笔墨官司”的法学专业书籍吧。

［学案之一］共识模式 vs. 对抗模式

在就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期间的1981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批判维辛斯基理论的文章，对他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国家暴力作为本质因素来定义法律的观点提出质疑。后来沿着这样的思路去广泛涉猎各种文献，我发现有两种大相径庭的学说谱系，对从别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法律秩序的本质非常有参考价值。一种是苏维埃早期的法理学者帕舒卡尼斯（EvgeniiB. Pashukanis）在《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1924年）中提出来的。这本书的作者承认法的主观性是第一位的、客观性是第二位的，但是他认为法律体系中反映的意志是一种交换关系、互惠性以及合作，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法律行为的概念都是从契约中生长出来的。显然，帕舒卡尼斯是从私法和共识的角度（这与社会纠纷模式以及阶级斗争观有本质性区别）来理解法的本质，特别强调主体的权利诉求与商品的价值交换之间的对应。与帕舒卡尼斯有些相似之处的是美国的著名法哲学家富勒（Lon L. Fuller）和法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他们也都着眼于法的共识模式。但富勒认为作为秩序黄金律的并不是契约之锁，而是无所不在的互惠性纽带；显然他把社会交换与商品交换都纳入共识的视野之内。塞尔兹尼克则更强调在私域正义中的协调行动，即合作这个侧面。

另一种学说是19世纪后期德国罗马法专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的不朽名篇《为权利而斗争》（1872年）所展示的立场。他关于法律秩序的认识在从“概念计算”转向“目的思维”（标志这种学术转折的是他的一句流行当时的警句：“目的才是所有法律的创造者”）之后，自觉地把法律当作对抗侵权的手段。在这本出乎意料的畅销小册子中，他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斗争——包括各国公民的斗争、国家权力的斗争、不同阶层的斗争、个人之间的斗争，并且提出了“斗争里面出法权”这样响亮的口号。当然，这里所说的斗争都是指依法抗争，特别是围绕审判的市民运动，并非“造反有理”以及破坏秩序的解构。他认为公民只有通过依法抗争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维权行为实际上也是公民应该履行的一种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说耶林就是维权运动的鼻祖之一。当然也有人批评耶林的斗争说，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强者的逻辑，是要把实力竞争作为伦理性人格的基础。按照这本书给出的定义，所谓权利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由此可以推论，在耶林看来，法律本身不在社会交换关系的范畴之中（公法的视点），国家应该是作为公民保护者和权利赋予者而存在的中立的第三者（仲裁的视点）。

［学案之二］纯粹规范 vs. 复杂规范

与维辛斯基的实证主义法学根本不同但却存在相通之处的是凯尔森（Hans Kelsen）关于国家与法的规范主义理论。两者同样都把价值正当性（legitimacy）的问题排除在法学考察的范围之外，并且重视强制，但是，凯尔森断然拒绝把统治阶级的意志本身作为法的本质，而提出了作为理论意义上的宪法的“根本规范”（不等于实证意义上的宪法）的概念，用以限制统治阶级的意志。凯尔森也反对施密特（Carl Schmitt）式的政治决断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主权者的恣意来打破日常规范秩序的平稳。他所描绘的以根本规范为顶点的金字塔型法律秩序图像，在《纯粹法学》这本专著中展现得最充分、最典型。

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体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Hayek）的《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如果说凯尔森追求的是秩序的单纯系统，那么哈耶克则是在追求关于自由之法的某种复杂系统（他本人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特征）。如果说凯尔森倾向于决定论，那么哈耶克则偏好偶然性以及渐进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这种思路可以曲折通向埃利希（Eugen Ehrlich）的“活法（living law）”论以及自由法学。根据我的理解，哈耶克虽然采取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但他所提倡的“自生秩序”概念却带有社会有机体论的色彩，很接近萨维尼（Friedrich K. von Savigny）的民族精神论和历史法学的观察，与契约自由、个人选择自由其实倒未必能融洽无碍。关于法律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哈耶克给出了五个条件，即：（1）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2）真正的自由以法治为前提，（3）人类自始就无往不在法律规范之中，（4）并非所有的法律秩序都等于自由的法治，（5）人们不能以正当性为由而不服从法律规范。但是，稍加推敲就可以发现，这五个条件是根本无法同时满足的。所以哈耶克必须把时间之维导入进来，强调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心智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的试错和进化。这种动态在整体上没有目的性，也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一切归结于主观主义的价值——关于人生之善的判断。我看这倒很像谢灵运所描绘的那种意境：“道存一致，故异代通晖；德合众妙，故殊方齐致”，不是吗？

［学案之三］系统程序 vs. 行为程序

但是，在哈耶克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中，既没有权利本位的预设，也不承认公共理性的存在，甚至把社会正义的概念也当作“幻想”弃之如敝履，这就难以避免价值正当性的危机。为了摆脱自由主义法治秩序的这种危机，卢曼（Niklas Luhmann）在《通过程序的正统化》（1969年）一书中揭示了程序作为自然法的替代物的功能。他认为程序本身虽然不能等同于真理的标准，但却可以消除妨碍发现真理的障碍、改进沟通和审议的质量、提高决定的正确性。正因为程序可以促使人们从内心承认和接受某种具有强制力的决定，所以满足程序要件、特别是落实程序公正的原则势必有利于法律的价值正当化。在卢曼看来，程序是角色行为的定义体系，是相互作用的形式，但在抑制和改变当事人的主观动机这一意义上，它又超越于具体的行为，可以相对减弱个人在自作主张时所显露的那些咄咄逼人的锋芒。在这里，尽管卢曼重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和协商，但他还是预设了一个超然于各个人之上的中立的观察者或判断者的客观化视点，而以反思机制这个概念把主观性互动与来自第三者的客观性制约连结起来。显而易见，卢曼的程序概念意味着从系统整体（主要是法律系统和涵义系统）的角度来理解不局限于语言行为，也包括默示行为和象征性符号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沟通活动——这是采取一种非还原主义的立场。

作为卢曼的最主要论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起初特别强调的是交往、沟通、协商、审议过程中的理想对话情境、论证伦理以及反思的理性。后来，哈贝马斯根据自己理论内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的需要，也转向了程序主义，但他通过后期代表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所展示的程序概念，与卢曼的程序概念有本质性区别。哈贝马斯认为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要害问题是以系统抹杀了主体；为了避免这样的缺陷，必须强调个人的直接参与行为，互动关系以及具有伦理性、道德性的议论；也就是说要解构那个制度化的观察者或判断者（系统），以突出各个当事人自己的主观化视点或者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当然，哈贝马斯认为个人之间议论纷纷的局面还是有必要通过程序规则和论证规则来加以整理、制约。因而他的程序概念意味着从平面相互作用的媒介的角度来理解沟通活动，并且这些沟通活动必须局限于那些能够按照论证规则来进行评价的语言行为。

总之，哈贝马斯所理解的法律秩序是建立在根据程序规则和论证规则所达成的个人主体之间的共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帕舒卡尼斯仅从商品交换的契约这一层面上理解共识的话，那么可以说富勒就是从商品交换和社会交换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特别是后者的层面上理解共识，并且把程序性自然法（法律的内在道德标准）作为共识的纯粹性和妥当性的担保。而哈贝马斯主要从个人意见的交换这一层面上来理解共识，要求有关的沟通活动必须符合程序要件、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在另一方面，像耶林那样把对抗作为法律秩序基础的观点，势必导致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或判断者这样的条件设定。这种第三者在凯尔森那里表现为根本规范和宪法法院，在卢曼那里则表现为具有自我完结性的涵义系统以及作为法律系统的程序。只是凯尔森具有明显的决定论倾向，而卢曼则相反，他是拒绝还原主义的，而强调正义在系统内引起偶然性、复杂性的侧面。其实，卢曼的“自塑系统”概念与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概念在强调自组织原理方面有着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两者又决不能混为一谈。

（2005.4.7）

景凯旋

生年：1954

现职：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东欧文学

主要著作：《唐代文学考论》《被贬低的思想》，译有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玩笑》，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我快乐的早晨》。

景凯旋的书单

《野草》，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论小说与小说家》，［英］伍尔芙著，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奥威尔文集》，［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小说的艺术》，［法］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浪漫主义的根源》，［英］伯林著，吕梁、洪丽娟、孙易译，译林出版社，2008

我们那一代曾经历过文化荒芜的年代，在一个人最想读书的年龄，却没有书读。那时若是碰巧弄到什么书，就像是饥饿的小偷，迫不及待想吃下去。“文革”开始后，我们那个山区小县的文化馆就被关闭了，查封的书都搁在县公安局旁边一个小屋里。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半夜从窗户爬进去，在乱七八糟的书堆里，我捡选了一本鲁迅的《野草》。书是竖排本的，已经发霉，但我却喜欢极了，甚至把自序背了下来，开头就是：“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尽管当时并不明白这些阴暗文字的内涵，但那种矛盾的思维却让我着迷。

四十多年过去，如今突然要来谈谈自己的读书，我不期然地又想起鲁迅的《野草》自序。也许是少年时的特殊经历，我最初是通过文学去认识世界和人生的，后来也一直抱着随缘读书的态度，对认识人生的兴趣大于学术研究，古今中外的知识皆有涉猎，却难以归入某个学科，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我觉得专家大抵是这样，花费一生时间去研究某个对象，但绝不会让自己与研究对象产生丝毫人生的关系。这不是我的秉性，文学是我的专业，同时也形成了我的基本人生观。我在读书时更喜欢作为一个读者，关注文学与人生。只有这样的关系能够引起我的阅读兴趣。

所以我想谈谈对我的文学阅读有过很大帮助的几本书，它们的作者都是学者型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不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的文学批评却是我敬服的。他们对文学的诊断明晰、准确而不失复杂，既非艰深的理论，亦非玄虚的感悟，很适合普通读者的常识理解，又有一定的知识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观点相互抵牾。这表明，文学的理解是广阔的，只有虚假和造作需要警惕。

首先是伍尔芙的《论小说与小说家》，这位英国女作家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但她的文学视野却很宽广，我觉得其中《俄国人的观点》和《论现代小说》尤为重要。这两篇文章都是谈英国以外的文学，伍尔芙采用的是印象式批评，往往有独到的会心。从她那些优美的批评文字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文学的本体论立场。

伍尔芙发现，俄罗斯作家身上都有两种品格：朴实无华和人道精神。心灵是俄国文学的主要人物。与英国小说不一样，俄国文学总是在问“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契诃夫对生活意义有深切的兴趣，总是揭示某种不自然的现象，“某一妇人同人建立了虚伪的关系；某一男人由于非人的生活环境而走向堕落。心灵受创；心灵愈合；心灵没有愈合。这就是他小说的实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心灵具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心灵与理智的联系极为微弱，无法就范于逻辑或诗学的约束。而当更伟大的托尔斯泰嘲讽人们的欲望时，“世界的确是在我们的脚下土崩瓦解”。

由于伍尔芙感兴趣的是精神，而不是肉体，她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等英国作家的功利主义感到失望，认为他们写的都是非本质的东西，笔下的人物过着充实的生活，但人们仍不禁要问，这些人物生活得怎样？他们为什么而生活？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如果花费大量笔墨仅仅是要证明作家的叙述生动逼真，这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基于此，伍尔芙认为乔伊斯的作品更贴近生活本身，因为他写的是人的精神，表现通常被生活排斥和忽视的方面，甚至为此抛弃了连贯性等次要的东西。伍尔芙以俄国小说来证明她对乔伊斯的推崇，从斯特恩到梅瑞狄思都表明，英国文学的天然乐趣是幽默和喜剧，是智力的活动，而俄国文学则是对灵魂和内心的理解。

其次是《奥威尔文集》。同为英国人，奥威尔的文学批评又别具一格。这位《1984》与《动物农庄》的作者在文学批评中同样注重思想因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奥威尔的文学观仍旧是基于美学自律，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批评托尔斯泰的文章。托尔斯泰抨击莎士比亚的戏剧不真实、不自然，有着“最低级的最不道德的”的倾向。在奥威尔看来，莎士比亚的确不是一位思想家，他像多数英国人，有行为准则却没有世界观，而托尔斯泰最不喜欢的就是价值的多样化，尤其像莎士比亚那种“对实际生活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托尔斯泰有着强烈的拯救观念，希望消除人世一切缺陷，他的文学标准是理想世界的标准，想要教导人们怎么生活。而奥威尔却指出，正常的人并不需要天国，只想在人世活下去。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充满生气，就因为在他眼里，“人生虽然充满悲伤，仍是值得的”。

说到底，莎士比亚与托尔斯泰属于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类似的区分之前有席勒提出的素朴与感伤，之后有以赛亚·伯林揭橥的狐狸与刺猬。在捷裔作家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中，他把这看作是小说与诗歌的根本区别。小说是求真思维，诗歌是求善思维。在小说家的世界里，生活是多元的、不确定的。在诗人的世界里，情感往往指向崇高与超越，拒斥平常的生活，因而诗性的绝对观念最容易为天堂所诱惑。昆德拉喜欢狄德罗、斯特恩，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出于这一点。无论昆德拉对陀氏的看法对不对，他的确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现代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确实与极权有着某种联系。

昆德拉的论述动摇了我所熟悉的文学原理，近代以来的文学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浪漫主义思维的基础上，崇尚创造与英雄，文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意义世界，它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同时又是对生活的指导。但由于对现代人来说，意义与价值是人的主观所赋予，无法在主观之外得到证实，因而昆德拉质疑绝对的意义世界是有道理的。至少他促使我们思考，文学的正当性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已经无须思考，从观念史看，文学自身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结构，有着不能越过的边界。

近年来，我经常阅读以赛亚·伯林的著述，就是想借助他出色的观念史分析来理解文学的发展。在观念史的研究方面，伯林是当代无出其右的大师。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伯林指出浪漫主义思潮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人类观念史上的一次大转变，标志着两千年来“知识即美德”的旧观念的衰落。这种思维模式拒绝事物的超验结构，认为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主观塑造的结果。从此，价值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这个主观创造的观念可以表现为价值的多元，也可以导致极权的产生。它试图将美学模式运用于现实生活，认为只要是出于真诚的动机，结果的好坏并不重要。今天，大多数欧洲人仍然是新与旧这两种思维模式的继承者，并且在二者中间摇摆。

借用伯林的比喻，昆德拉更像刺猬，肯定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质疑和解构主观的意义世界，另一位捷克作家哈维尔却像狐狸，想要重构超验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是人类生存的“绝对的地平线”。靠着伯林深刻的洞见可以发现，这两位作家的分歧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反对的都是浪漫主义的世界观模式，昆德拉提出问题，哈维尔则试图解答问题。当然，对于相信理性与科学的现代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我们或许也只能在超验与经验之间摇摆，同时对两者都保持警惕。

换言之，我们只能承认人性的局限。

（2015.6.4）

康正果

生年：1944

现职：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文资深讲师

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

主要著作：《风骚与艳情》《生命的嫁接》《肉像与纸韵》《平庸的恶》《重审风月鉴》

康正果的书单

《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

《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0

《唐诗三百首新注》，金性尧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

近来双目日渐老花，读书每至视线模糊之刻，就只好暂且释卷，闭目养神一阵。思考突然从阅读的履带上滑脱出来，陷入经验的泥途，回味起多年来啃书本的苦乐得失，始对往日的阅读经历有了片断的检讨。以下分三个层次撮略写出，如能对阅读行动本身有所省思，也许比单纯列举几本好书作评介会更有意思一些。

我从未向谁讨教过书单，散漫的阅读也没受过严格的指导。读书之于我，颇似邂逅交友喜相逢，常是受某种机缘的促使，一步步踏上了自己的阅读小径。我读中小学适逢五六十年代，受的是全面政治化的课堂教育，按说并无机会接触被认为是封建糟粕的老古董。碰巧读初二那年，父母把我转到祖父处上学。祖父家藏有好多架旧书，我正当求知欲旺盛的年岁，学校的功课喂不饱，受好奇心驱使，便常在做完作业后找些线装书硬啃。起初读不懂文言文，常求祖父讲解，所用的启蒙读本就是《论语》和《孟子》。对这两本国学基础读物，祖父的讲解不只限于死读章句，借着讲书的机会，他常插入些传统的做人道理。祖父是居士，吃斋念佛，很重视修持，向来不喜欢文人气的词章藻饰，对我这个好学而气盛的孙子，他常加拂逆矫正，尤偏重灌输“学问变化气质”的阅读取向。在讲到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句话时，他就对可借助工具书查阅的“记问之学”表现出明显的轻视，要求我应在陶冶性情和滋养心智方面多下功夫。

就这样，在风行的大批判立场还没赶得上给我洗脑之前，我已生机勃发地进入兴味盎然的阅读，从一开始即秉持了孔子所谓“信而好古”和“敏以求之”的学习心态。我自发地实行起准私塾的读书方法，常反复朗诵每天读过的章节，虽未有意强求死记硬背，但朗诵既久，很多有趣的段落自然嵌入记忆，有时便能朗朗背诵上口。也许声音的内渗足以激发心智的领悟，就那样囫囵吞枣地记诵了一些字面上仅能一知半解的篇章，再加上模糊的互文参照，读完了那两本书，对其中不少在当时的现实中已剥落了意义的关键词，有了如鱼饮水的默会。接着我搜集更多的文言书籍往下硬啃，其中尤以《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和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翻检最熟，记忆特多。在我那感受力特别敏锐的少年时代，就是由这些谙熟于心的文本，为我积储下此后长期受益的知识素养，潜移默化中滋养起我的情感价值。这自发的读书纯出自我个人的爱好，尽管它十分初级，且缺乏规范，但至今想起，犹令人十分怀念。

在此后长达15年的阅读饥荒年代，我常在默诵中反刍早年阅读的东西，后来也就是靠了那点积累，有幸再入大学深造。入学之初，我曾有过一阵猛烈的贪读，随后阅读的方向渐受到功课的限制，我才生出了新的苦恼。通读《全唐诗》《全宋词》成了我的专业学习，任何事纯粹成为专业，似乎都会有所异化，我得为完成论文而阅读大量枯燥的材料，更要博览理论书籍，运用各种正在时兴的现代批评制作论文，否则就很难在学术上出人头地。“为己”的学习阶段从此永远成为过去，投入了专业研究的读书，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为人”的道路了。当个人的阅读理解必须通过表述或演示来经受检验评价时，无论是通过口头还是书面，所言说的内容都需要组织成供他人阅读的文本。特别做的又是文史方面的学问，自然得把大量的阅读积累转换成个人的书写形式。“为己”的阅读只需满足于吸收别人所写的文字，“为人”的阅读则必须把个人的阅读感受编织成文本，进而供他人去读。这一指向书写的阅读行动具有很大的操作性质，它常置所阅读的书籍于参考资料的位置。你得忙乱地翻阅资料，从中查找可征引的段落，捕捞有启发的思想，甚至单凭书后索引中相关的词条快速翻出书中那有用的一页，从而补足急需的证据或使书写中突然凝滞的思路得到意外的疏通。我从此很少再为消闲或趣味而读书，也很少有时间从容不迫地从头到尾仔细品味一本书了。阅读之于我，几如披沙拣金，打捞遗珠，使我深感操作的疲劳。每当所写的书或文大功告成，偶一想起那连滚带爬搜索过来的阅读坑道，其坎坷的曲折及阴暗的拐角几令人不敢再去回顾。

就这样劳瘁地读着写着，竟也渐渐地写出了道。我开始收到其他作者的赠书，我的阅读随之增加了新的任务。有人期待我写出评论，我同时也想把自己的阅读理解向更多的人展示出来。一本新书的阅读于是有了超出阅读本身的目的，常常是预先已被派定去制作一本书的评论，然后才开始进行对该书的阅读。我不可遏制地走向了繁忙的“为写而读”，把处理材料式的阅读方式纳入了书写制作过程的一个生产环节。

有一年夏天我因文思不通，曾住笔数月，静心读了不少书，其中钱穆的《国史大纲》尤使我感到震撼。多年来边读边写，随积随发，读到的多转手写了出去，用于写的时间远多于用于读的，如今突然受到阅读的激发，思考起很想深究的中国史问题，却发现自己的缺课非常之多，绠短而汲深，根本够不到所欲探测的底里。我想我得好好读书补课，彻底抛下笔，做长期的阅读疗养了。但实际上我并没真正去做。读写结合的操作已形成生活的惯性，写上了瘾，不喷吐会觉得气闷，不出产，此身的存在似乎都有了缺欠。怀念早年的阅读状态，在我，也许只是一时兴会的虚幻愿望。

我们的阅读状态多种多样，总在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特别是专业的读书人与非专业的读书人，“为己”的阅读与“为人”的阅读，其间的差别尤其悬殊。在应该读什么书以及哪些书读了最有益之类的问题上，各人的经验到底能有多大的互相参考性，实在很难说定。天下的好书奇书举不胜举，读不胜读，人各有所好，有所需，有所用，要说在大多数读书人之中可能会有什么共享的书籍，大约就是我们早年在阅读的共同起点上都会作为营养吸收的那些国学基础读物了。

（2004.10.28）

赖建诚

生年：1952

现职：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研究方向：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主要著作：《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1912—1949》《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梁启超的经济面向》《西洋经济史的趣味》《经济思想史的趣味》

赖建诚的书单

《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美］海尔布罗纳著，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

《经济大师不死》，［美］巴克霍尔兹著，冯勃翰译，先觉出版社，2000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美］马克·斯考森著，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

《经济理论的回顾》，［英］马克·布劳格著，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为什么要读经济思想史？这是经济系学生的正常疑问。考研究生又不考这一科，出国留学时也没人要看它的成绩，就业时更没人关心你是否读过这门课。我连最新的好理论都吸收不完，怎么会有时间和心情读这些“死人的错误见解”？是的，所以这门课在台湾的经济系里，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小盆景，靠此业为生的教师有时还要用分数来吸引学生，既侮辱了它的“价格”，也屈辱了它的“学格”。甚至有教师对学生说，这门课教的都是老古董，既不能用数学表达，也不能用统计工具验证，科学性非常低，基本上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以上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在这个领域工作25年的亲身经历与听闻。

我希望替这个学科讲些稍带门面的话。先从学术市场的产品价值，来辩解这个行业并不完全是在“制造垃圾”。以亚当·斯密为例，他的全集和传记从1976年起，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重新编校印行，当初的用意是纪念《国富论》（1776）出版两百周年。这套全集在全世界的销售量这35年来相当可观，还印成各式各样的版本销售。

斯密在经济学理论上，最有名的论点之一是“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原理。它的基本意思是说：经济个体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未必会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但如果没有外在的干预，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会调和众人的利益，使个人和集体（社会）都会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说法在经济学界传承两百多年，也成为不同学派（尤其是主张政府干预者），攻击古典自由经济学派的箭靶：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只要自由放任，随它自生自灭，就能使个人和社会同时达到最佳利益？

思想史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两百多年来我们都误解了“看不见的手”原理。William Grampp在2000年6月号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一篇翻案文章《斯密的看不见之手是什么意思？》（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作者的论点相当专业严谨，我不便在此轻易摘述。我只是要说，这篇纯用文字、没有数学、没有统计、不具科学外貌、题材古旧的文章，竟然刊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多位现职教授得诺贝尔奖）编印的重量级专业期刊上，还放在当期的首篇。

好吧，就算这个行业有些特殊人物偶尔写些好作品，改变我们对某个观念的见解，但那总是少数的例外。为什么我拿起《国富论》时，总是无法从内心深处提起激昂的兴趣，再怎么读也看不出其中的妙趣与洞见？是我有眼无珠呢，还是你们这些做研究的人，借着引用斯密著作的某些段落，把自己的见解借尸还魂？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些西洋古典名著写作的时空背景，以及作者当初的特殊切入角度和论点，对几百年或几十年之后的我们，确实有文化和时空上的落差（对西洋人也一样）；我们需要同时代的专业人士，用现代能理解的语言换个角度来解说。如果不是历代有专家不断地为我们注释解说《老子》《墨子》，一般知识界大概很难直接阅读原典，遑论读出新见解来。

经济思想史学者就是在做典籍整理与解说诠释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可以确定这不是很具原创性的学门。我还要诚实地告诉你，古今中外每个学门都有“嗜尸癖”的怪人，就经济学来说，各国的同行都有这种怪人，在日本尤其多。

现在换个角度，我希望从纯智识的观点，建议你去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资本论》是一本相当学术的硬书，对欧洲经济史与思想史，有大幅长篇的深入探索，脚注中充满统计数字，引述大量的学术著作。

凯恩斯是被正面扭曲（美化）的个案。如果你是经济学的学士、硕士或博士，你一定熟悉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喜不喜欢是另一回事）。因为台湾的经济学界，受美国主流经济学影响很深，1950-1980年代受美式经济学教育的人，大致不脱这种思考方式（到今天也还有不少人）。

如果你很熟悉这个学派的理论，对“新”凯恩斯、“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也驾轻就熟，那我建议你重读《通论》。你会惊异地发现，从美国凯恩斯学派文献里所得到的知识，为什么和凯恩斯本人的著作有这么大差距？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差别：太多人把自己的见解，沾上凯恩斯的一点边之后，打着他的旗号闯荡江湖。弄到后来，英国剑桥大学真正凯恩斯的弟子，例如鼎鼎大名的Joan Robinson就说，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是“私生子”，不是本家正宗的。

我的用意不在传布这些八卦，而是要提醒说：如果你听某人在谈哪个学派，说得天花乱坠深动人心，那么请保持冷静，让自己回归“原典”，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个浅显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古今中外的任何名著上。

如果你不想一下子就陷得太深，想在别处先逛一下，那我愿意推介三本入门、轻松愉快的书：海尔布罗纳的《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巴克霍尔兹的《经济大师不死》；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这三本书可以在桌上、床上、马桶上随意翻阅，如果你觉得不好看，我愿意替他们辩护。

《世俗哲人》这三本“业余版”之后，如果你想再更深入理解，那我愿意推介一本专业级的：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这本书从1962年出版后，中间各版都有多次重印，经历40年的市场检验，有相当的质量保证。1990年春我邀请布劳格（1927-2011）到台一周，向他请教了不少事情，对这本书的写作与修正过程，有些亲耳的听闻。22年来我不知读过多少次，每次重读这本厚书，还是觉得内容精辟，见解锐利，博学多闻。

布劳格是写作高手，解说清晰，逻辑顺畅，很会把深奥的原著，用现代的几何图形与简易数学重新呈现，综合评估这些理论的历史意义，不忘夹带几句幽默的会心语。

如果你是网络族，请观赏经济思想史学会（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1974年创立）的网站（http://historyofeconomics. org/）。如果你对人文社会的知识有点兴趣，在这个网站逛一圈之后，或许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森林中散步时，无意间掀起一块不起眼的木头，看到底下有未见过的蚂蚁聚落，成员各司其职，忙进忙出，有相当完整的组织，甚至还有一些前所不知晓的成果。

如果你上了经济思想史的网站，也认真读了几本这方面的著作，你还会惊讶地发现，有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例如芝加哥的乔治·斯蒂格勒和MIT的保罗·萨缪尔森，也是这个“好读古书”俱乐部的荣誉会员。这些高手比一般经济学者能“温故”，也比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更能从古书中“知新”，他们的成就确实令人敬佩。

如果你对经济学的认知，被“效率”、“最适化”、“均衡”这类的数学概念占据，那就应该清静地思考一下，你是否得了知识上的狭心症。西方经济学发展两百多年来，在各国各派人士手中累积出丰富的智慧成果，但在台湾的经济学教育中，这些美好的景观却长期有系统地被轻忽了。如果你同意凯恩斯的说法：“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么你或许会想进一步了解，你的经济见解是否为某人或某派的“奴隶”，而却一直未警觉地意识到？

（2012.1.12）

李家同

生年：1939

现职：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代校长、静宜大学以及暨南国际大学校长。现为博幼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

主要著作：《让高墙倒下吧》《陌生人》《幕永不落下》等

李家同的书单

《无人生还》，［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夏阳译，新星出版社，2013

《蝇王》，［英］威廉·戈尔丁著，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白鲸》，［美］赫尔曼·麦尔维尔著，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深河》，［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

每个人因为成长的背景、环境，还有他接触到的人事物的不同，对于触发他的感受、引起他好奇和兴趣的文章或书籍，一定都不太一样，即使是读同一本书，从中得到的体会和感触，亦随之而异。所以每个人喜好的阅读方向、口味与类型，必定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个人也有一些我所偏好的书籍，这里也谈一谈我最喜爱的四本书，并说出我的想法和理由，供大家作为参考。

《无人生还》

我最喜爱的第一本书叫做《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这是推理天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之前曾被译为《童谣凶杀案》，因为故事里的每一桩谋杀，死法都与古老童谣中描述的方式相同。她的推理小说都写得非常精彩，每一本都别具特色。而《无人生还》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小说。

这本书讲十位互不相识的人，被某人邀请到岛上去度假，但这里原是一座孤岛，并没有其他人。这十人抵达孤岛之后，因为船开走了，阻断了对外的联系，所以除了这十个人之外，没有人能够进来，也没有人能够离开。

凶案开始于他们用餐之后，忽然，留声机开始播放出一段话：“各位先生女士，请安静！各位被控犯了以下罪状：爱德华·乔治·阿姆斯壮，你在1925年3月14日的所作所为，造成了露易莎·克莉斯的死亡……”这声音一一细数在场每个人的罪状。这十个人，每一个都被这个幽灵般的声音宣判了死刑。

这十人相当忐忑不安，但飚车青年托尼不信邪，他还声称大家在离开之前，应该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觉得这件事惊悚刺激，甚至说：“我赞成犯罪，为犯罪干杯。”可是当他举杯一口气喝干酒之后，就成了第一位牺牲者，他像是被呛住了，整个脸扭曲变紫，从椅子上跌落，断气而亡。

接下来，其余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以不同的方式死亡，他们虽然意识到凶手就在他们其中，并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凶手似乎看穿了他们，到最后一个也没留下，全部死了，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即使警方接获这起奇怪的案件，十个人的死因很快就可以查明，但却完全无法解答真相，无法查明这十个人究竟是谁所杀。

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精彩和悬疑之处，如果岛上的人一个也没留下来，全都被凶手杀死了，而且岛上不可能藏有其他人，那么，凶手到哪里去了？难道凶手也把自己杀死了吗？

就因为这部小说相当难写，必须在逻辑上写得合情合理、让读者心服口服，所以难怪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写的侦探小说，同时也可说是最伟大的一部推理作品。况且在这部作品中，并没有一般侦探小说中一定会有的神探，所以也打破了侦探小说的写作成规，相当具有独创性。

再举另一本她的作品来说，她的悬疑剧《捕鼠器》（The Mousetrap），从1954年搬上舞台以来，至今仍在英国伦敦的圣马汀剧院上演，除了圣诞夜、圣诞节、除夕夜，还有元旦不演之外，几乎每天上演，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堪称是最长寿的舞台剧。演出结束谢幕时，主角也都会站出来说：“谢谢各位光临！请各位回去后不要把故事讲出来。”因为最后到底谁是凶手，答案非常耐人寻味，说破就没有意思了，因此演员会要求观众不要把它说出来，让之后的观众也能享受这部戏的解谜过程。

所以要看克里斯蒂的小说，必须很仔细地阅读里面的字字句句，故事中的人物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都是解谜的关键。譬如说：“我的太太得到了大笔遗产或钱财，因为她是家族里面唯一的人。”这句话单独听来相当合理，只是不久之后，这个太太却无意中向侦探提到：“我喜欢住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妹妹也坐在这位置。”这前后矛盾的对话，可能分散在书中前后不同的地方，甚至相隔很远，所以一般读者在看的时候，因为是在很轻松的状态下，可能并未察觉，况且书里也不会特别强调这些关键字句，所以阅读时若不能像办案的警探一般仔细，只是糊里糊涂地阅读，就读不出这其中的兴味了。

我也相当喜欢她的《白马酒店》（The Pale Horse），“白马”代表了死亡的意思，对洋人来说，死神会骑在苍白的马上四处奔跑，所以白马也就代表了死神。书中讲几位声称自己是女巫的人，只不过是假装有通灵能力来骗钱，在装神弄鬼之下，却没想到作法念咒还真的把人给害死了，令人好奇的故事也就由此展开。

克里斯蒂相当推崇另一位推理作家约翰·狄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因为卡尔最知名的作品《三口棺材》（The Three Coffins），被称为是最经典的“密室杀人”作品，也就是指除了死者之外，一个无人可以进出的密室所发生的凶杀案件。所以在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就一再地提及这位卡尔，他的作品也非常值得一看。

克里斯蒂的书，总计卖掉了45亿本，这是相当厉害的，也可见她受欢迎的程度。她有一子一女，继承的版税可想而知，非常可观。当然她的众多作品，每一本都各具特色，最后的解答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这样的创意实在是可一不可再，非常值得一看。

《蝇王》

接下来要谈第二本我喜爱的书，是戈尔丁的《蝇王》（The Lord of Flies）。戈尔丁是198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本书讲的是一群唱诗班的孩子们，年纪在六到十二岁之间，因为逃避战争而搭飞机疏散，却没想到中途飞机失事，坠落在太平洋中，大人们都死了，孩子则流落在一个荒岛上。

一开始，为了求生存、找食物和水，以及抵抗野兽，他们会互相扶持而团结起来，还选出了领袖、搭设简陋的茅草屋，并设法用其中一个小孩子的眼镜生起狼烟，希望能被路过的船只发现来救他们。

但没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因为意见相左，开始变得互相猜忌。因为有一派人要去猎山猪，带走了看守狼烟的孩子，狼烟在没人看顾的情况下熄灭，正好这个时候又有一艘船经过，大家于是丧失了一次被拯救的机会，于是内讧发生，小孩子们开始分成了两派。

那一群跑去猎山猪的孩子们，开始脱离原本的团体，变得像野蛮人一样，抢夺眼镜来生火，又把山猪头割下做为奉献品，在脸上涂上泥巴，跳舞狂欢。在这个彼此争夺和对抗的过程中，先是意外造成了一个小孩子的死亡，但后来却一发不可收拾，这群野蛮的孩子开始追杀原本的领袖，年纪小的孩子跟着大孩子叫嚣，还放火造成小岛上的森林大火。讽刺的是，最后因为这场大火，才引来了救他们的船只，但是孩子们彼此残杀的悲剧，却已经无可挽回。

本书主题讲的就是人性的缺陷与沉沦，其实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在一个化外之地，人类可以为了生存而表现出贪婪、夺取、争权、操控的一面，就连这些原本单纯的唱诗班孩子也会如此，人类的悲哀可想而知。原本在文明世界教导的规则与善意的互助，却演变成堕入野蛮与罪恶，所以本书是一本剖析人性的经典。

一个好好的团体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变坏了呢？这不只出现在与文明隔绝的孤岛之上，只要是良知丧失与道德腐坏，我们即使在现实社会里，也会眼睁睁地看到很多原本极有理想的团体，到头来却败坏沦落了。政党和派系，都为了彼此的利益在互相争斗，很典型的反映了这部小说的内容，我们岂非每天都在上演“蝇王”？这其实就是人类世界的写照。

所以无论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法律有多么的理性和完备，但只要是人性存在着自私和沉沦的因子，对是非对错不以为意，就会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而堕落谷底，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岂可不慎乎。切记，那些台面上的领袖人物所说的话，一定要谨慎以对，万万不可在没有思考的状况下就随之起舞。否则就会像小说里那些年纪小的孩子一样，跟着大孩子张狂放肆。这不是用“无知”二字，或是把错误推给他人，就可以交待过去的。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知道，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和良心负责。

《白鲸》

我最喜欢的第三本书，叫做《白鲸》（Moby-Dick），这是一位美国作者麦尔维尔写的小说，谈论的是人类意志与自然律的关系。如果说，英国人一直在推崇和提倡《蝇王》这本书，那么美国人就是在推崇麦尔维尔的《白鲸》。

《白鲸》讲的是一位捕鲸船的船长，因为他年轻出海时，被一条巨大的白鲸咬掉了一条腿，为了复仇，所以他航遍世界各大洋，只为寻找这条叫做摩比·迪克（Moby Dick）的巨鲸。而且他一口咬定这只巨鲸是恶魔的化身，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因此他用这种说法，鼓动他的船员们和他一起猎杀这条白鲸。可以说，船长有一股奇特的魅力，才能说服其他人来帮助他。

不知大家是否想过，人类是活在陆地上的，而白鲸生存于大海中。船长是人，只要他好好地待在陆地上，白鲸又如何能够加害于他呢？也就是说，如果人类没有妄想征服大海或掌控自然，如果不是对大自然如此不尊重和不懂得谦卑，又怎会遭受严重的反击。可是这船长却偏要四处寻找这条白鲸，他把白鲸形容为恶魔也是故意的，只是要制造假想敌，目的就是在号召其他人，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话，来为他卖命。

到最后，他的船因为和白鲸对抗，沉没了，所有跟随他的船员们也跟着一起葬身海底，船长本人当然死了，只剩下一个人存活下来，因为有最后的幸存者，才说出了这件事发生的始末。船长是为了复仇，但那些跟随船长去杀白鲸的水手，又是为了什么呢？恐怕他们自己也不太明白。

我们如果注意政治的话，一定会发现到这和《白鲸》的内容很相似。政客们就像那位船长一样，常常会替自己制造一个假想的敌人，然后用尽全力只为打倒这个敌人。不幸的是，政客们在打倒自己所制造敌人的过程中，可能会带给国家和社会极大的灾难，就如同那些水手一样，最后都为船长而牺牲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样卖命是为了什么。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以个人魅力成为领导者，煽动全德国的人民加害犹太人，并且和全世界对抗为敌，德国人也居然心悦诚服和他并肩作战。希特勒的下场也许很悲惨，可是他同胞的遭遇才是真正的悲惨，因为希特勒最后选择自杀，但却留下庞大的问题让他的同胞去善后。

《白鲸》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可是它的情节却反映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上演着“白鲸记”。世界上有一些人，就在专门制造一些奇奇怪怪的假象，不论是我们的国家，或是美国都是如此。美国声称萨达姆是个坏人，伊拉克藏有核子武器，派了好多人去中东打仗，有的人因此阵亡，也有的人受伤。但这都只是美国的假想，情势根本没有这么严重，最后美国政府也坦承，他们判断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都只是误判而已。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为此付出的代价已不可再弥补。

我们政府的官员和大人物也一样，总是在骂别人，把对手妖魔化，这都会让我时时想起《白鲸》这本书。如果我们不懂得这道理，只是像那些水手一样盲从于政客、官员或商人，若因此付出了庞大的代价，这绝非我们所乐见。

《深河》

我一直都很喜欢远藤周作的小说，这位闻名世界的日本作家，写的小说都很平易近人，没有什么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他的巨作《深河》，英文书名是“Deep River”，有一次我到澳洲墨尔本出差，路过一家天主教书店，一进去就正好看到这本书。因为在旅馆也无事可做，所以当天晚上就开始阅读。

所谓深河，指的是印度的恒河。故事是有关日本的一个旅行团，到印度去观光，其中一位女士，曾经在大学时认识过一位男同学，这位男同学做了天主教神父，也去了印度，于是这位女士就到印度来找寻她当年心仪的男孩子。可是她却老是找不到他，有些天主教堂里的神职人员显然知道他在哪里，可是就是不肯讲出来，好像不屑谈论这位神父，也有点暗示他早已离开教会。

其实他依然是位神父，只是他不住在教堂里，却住在加尔各答最贫穷的地区，附近住的全是印度阶级制度下的贱民。这位女士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在家，她却被当地的穷困景象吓坏了。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匆匆离去。

神父回复了她的电话，询问她住哪一家旅馆，当他知道是一间豪华的观光旅馆以后，就告诉找他的女士，他现在衣衫褴褛，和一般贱民一模一样，所以旅馆警卫不会让他进去的，最后他们约定在旅馆外面的一张长椅上见面。

这位神父究竟在做什么呢？他平时一早起来，做弥撒、祈祷，和别的神父一样，可是他主要的工作就和别人完全不一样了。

对于印度教信徒而言，恒河是一条特别的河流，绝大多数的印度人都想要去恒河沐浴一次，如此对他们的灵魂有很大的好处。对有钱人，这件事不难，可是对于一些贫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他们必须步行到恒河去，很多人到了加尔各答，因为旅途劳顿而再也到不了恒河。我们的神父发现了这种人以后，会问他是否要去恒河，如果是的话，神父会将他背到恒河去。

其实这个故事有其象征性的意义，恒河代表上苍无尽的爱。富人和穷人，他们的骨灰，都进入了恒河，正如上苍一样，上苍接受富人，更接受穷人，而这位神父所做的，却又是耶稣基督生平的重演。远藤周作在另一篇小说中，特别形容耶稣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在那篇小说中，耶稣恳求人家，让他背沉重的十字架，因为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痛苦。这位神父之所以背一位穷人去恒河，无非是要表明一件事：基督徒应该背耶稣给我们的十字架，替穷人服务，更应该带领人们到达永生，恒河对于印度人而言，代表了永生。

一位神父背着一位异教徒，去完成这位异教徒的心愿，是否有点奇怪？关于这点，我想起了特蕾莎修女的垂死之家，在这座垂死之家，有一间停尸间，停尸间左排标明佛教徒，右排标明印度教，而停尸间的门上有一排字“去见耶稣的路上”。远藤周作显然对特蕾莎修女的印象极深，他所形容的那位神父，其所作所为也极像特蕾莎修女，他们都不是光靠口头来传播福音，而是以行动来表示他们是基督徒。

我看完书后的第二天，从一所大学访问回来，由于是正式访问，我穿得西装笔挺，回旅馆的时候，门口的警卫对我微微欠身，而且打开门让我进去，我走进了大厅，大厅里两边都是落地的大镜子，从镜子里，我可以看到自己神气活现的模样。我忽然想起《深河》里的那位神父，他不敢走进豪华的旅馆，因为他衣衫褴褛，人家一定看不起他。

而我呢？我现在神气活现地进入旅馆，如果有一天，我一命呜呼，要到天堂去报到（如果有此资格的话），我一定羞愧得要在天堂门口躲躲闪闪，到那时，我一定会说，“我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天堂里的人不会欢迎我的”。反过来说，我相信，那位神父死去以后，天堂的守门人一定会对他鞠躬，打开大门让他进去，我这种人呢？能混进去就已经很高兴了。

远藤周作的《深河》，替基督教义做了最佳的诠释，有些这类的书，多多少少会冒犯了不信基督教的人，可是，这本书绝对不会，任何人看了这本书，都会知道，所谓“基督徒”，该是什么样的人。希望有一天，我不敢再堂而皇之地到大旅馆，也不敢神气活现地和大人物来往，到那时候，我才敢抬起头来，勇敢地面对上苍。

替弱势群体发声

我非常在意的一点是：作家应该替弱势阶层发声。《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大地》和《推销员之死》，都是替社会弱势阶层说话的书，《悲惨世界》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作品，《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是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小说，《推销员之死》是美国作家阿瑟·米勒的作品，《大地》的作者是赛珍珠，也是美国人，但内容讲的却是中国农民的悲惨。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的人是农民，但是过去的农民饱受地主的剥削。遗憾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很少对他们表示关心，我也是看了赛珍珠写的《大地》，才对中国农民的处境，有相当的同情。

我们应该鼓励大家阅读有悲天悯人思想的书。

李劼

生年：1955

主要著作：《个性·自我·创造》《作为历史哲学和文化命运的二十世纪风景》《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历史描述和阐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国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论晚近历史》《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吴越春秋》《汉末党锢之谜》《商周春秋》《丽娃河》《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一个中国学者的美国解读》

李劼的书单

《金刚经集注》，（明）朱棣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倘若要列举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提及《金刚经》似乎并不准确。茫茫书海，《金刚经》有如一叶扁舟。但除了《金刚经》之外，又实在想不出还有哪一本书，能够让自己获得那么一种浩瀚的宁静。诵经，是别一种静心。

不求甚解，在读书似乎是蔽障，在诵经却绝对是前提。诵读《金刚经》不需要如何深刻的理解，而只求心境的安宁。诵读之际，物我两忘，浑浑然不知置身何时何地。仿佛幽深的山谷，有鸟儿啁啾；宛如无垠的沙丘，风声鸣响在浩渺的远方；繁星点点的太空，静谧是升华，也是飘落。有人于诵读间闻到一阵清香，固然是欣喜，却不必着意。

书本之间的区别，可能在于，有的书把意思全部写在字里行间；有的书，却要读完过后，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蕴。前一类书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后一类书，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金刚经》是这百分之十之中的百分之零点不知多少个零后面的那个一。严格说来，《金刚经》不能算是书本。书本的定义，通常是以文字表达什么意思；而《金刚经》的意蕴却是在文字之外的。

书本，通常与知识相关联。但《金刚经》绝对不可以用知识这样的概念涵盖。世上众多书籍，大都可以用“读过了”表明已阅；惟有《金刚经》，是无法以“读过了”表示读过了的。《金刚经》也无法用“读懂了”或者“还没读懂”这样的说法来表示阅读程度。真正读懂《金刚经》的人，是永远不会说自己读懂的。说“还没有读懂”的人，没准已经被《金刚经》照亮了。

从《道德经》迈向《金刚经》的那一步，可能会非常漫长。有如艰难的登山，又如遥遥无际的跋涉。但从《金刚经》再回首《道德经》，恰如登高远眺：晴川历历，芳草萋萋；一派如画美景，尽收眼底。在《金刚经》里的“非法非非法”，在《道德经》是“道可道，非常道”。《金刚经》是宇宙时空里的飞翔，《道德经》是人世间的遐想。两种自由，一样心境。

书本写作，被归入知识的，通常是头脑的思考结果；唯有被视为智慧的，才是心灵的低语。智慧越高，声音越低；涵义越丰富，文字越简洁。罗素需要用一本书来说清楚的意思，在维特根斯坦却只不过是一页纸。罗素勤于思考，维特根斯坦敏于体悟。由此可见，为什么海德格尔会心仪《道德经》。那是学者之于智者的钦佩。

人类的文明历程，无疑是不断进步，如今可谓日新月异。人类在文化的空间里，却是退化的，至今更是日渐枯萎。所以老子会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文化，是以回到童年，获得应有的活力。亦即所谓的文艺复兴。一如人的生命，以能否回到婴儿状态，标记出各自的修为。科技的发达，通常以文化的沦丧做代价。或者说，科技的起飞，总要消耗掉燃料般的文化资源。一如人们之于权力和金钱的崇拜和追逐，通常要付出心灵上的代价。医治枯萎的心灵，最便捷的方法，便是诵读《金刚经》。低低的一声“请抽空诵读《金刚经》”，通常是在下送给朋友的最好礼物。至于携人到草地上诵读《金刚经》，更是一份拳拳的厚礼。

书本，或者说文字，通常会让人远离自然。唯有《金刚经》，可以把人带回自然。读书人的夸张，通常是文字造成的幻觉；唯有《金刚经》，怎么读都不会产生幻觉，更遑论夸张。读书最忌讳的，就是于心灵积下厚厚的灰尘。所以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知识即力量，只是道出了知识这枚硬币的一个面。知识之币的另一面，是心灵的尘垢。读书人诵读《金刚经》，乃是一种心灵上的洒扫庭除。

知识是与头脑相关联的一种人文维度，这是尘世的维度，也是人之为人的维度。但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是另一种维度，介于人与神之间，或者说介于天、地、人的三维空间，与生命和宇宙相对称的高维时空之间。古代的思想家，大都是智者。现代的思想家，大都是学者。这不能说是进步，只能说是退化。倘若要从学者走向智者，《金刚经》是最便捷的途径。当然，这需要缘分。所谓缘分，乃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照应。有时可以找到对称性的关联，有时根本就没有任何关联。后一种情形，便是荣格意识到并加以研究过的同步共振现象。英文的名称应该是：Synchronicity。

科学家之中，爱因斯坦是智者型的。相对论的意味，在于突破人的思维所能抵达的维度。这与河图洛书，异曲同工。中国古人没能读懂河图洛书，于是杜撰出了八卦，最后演化成《易经》。现代的文明世界，也没能领略相对论的高维指向，只不过衍生出核物理，发明核武器。就科技而言，这似乎是一种进化；但在人文的维度上，人类却因此变得空前愚蠢。就好比一个自作聪明的孩童，手舞足蹈地在一颗硕大的炸弹上跳舞。某部电影曾经有过类似的画面，最后是炸弹爆炸，孩子丧生。科技的双刃剑意味在于：在不停推动文明的同时，不断丧失人文的高度。科技，不管如何发达，最终都将如雾亦如电，如梦幻泡影。在赞美任何一个科技成果的同时，都得小心潜在的诅咒。要不然，老子怎么会说，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经由《金刚经》抵达的空灵，有如从低维世界走向高维时空的一种通道。佛门中的通俗说法，叫做度人或者度己。大乘度人，小乘度己。度者，易也。易有三解，变易，不易，简易。三者合一，可作度解。从《金刚经》到《易经》，有如缕缕晨曦之于幽幽密林。必须补充的是，《易经》八卦，不是原始森林。初始的图像，乃是河图洛书。那是高维的宇宙方程式，也是上苍之于华夏民族的青睐。可怜这个民族至今没有读懂。从河图洛书中生发出《易经》八卦，与从相对论中衍生出高能物理和核物理，是相同的历史现象：文化被文明化；精神的浩瀚，缩小成欲望的满足。

《金刚经》之于生命修炼的奥义，不在于追求什么境界，而在于自由本身的实现。就《金刚经》的本真意蕴而言，是不能讲说的，也不可讲说。讲说《金刚经》，通常会越讲越远，最后会远到不着边际。而听者也会越听越不知所云，最后完全迷失。听人讲说《金刚经》，不如自己没头没脑地大声诵读一遍。恭恭敬敬地抄写一遍，也不失为一种方式。李叔同抄写的墨迹，可供参照。然而《红楼梦》里提及的王夫人嘱人抄写《金刚经》，却是作者的反讽。作者的愤世嫉俗之心，可察；作者的玩世不恭，不可学。随便拿《金刚经》乱开玩笑，会走火入魔。如此细节，当是《红楼梦》鲜见的败笔。

若硬要讲说《金刚经》，最好什么都别说，但又什么都说了。从第一句的“如是我闻”，到最后那个皆大欢喜的场面。听完一部《金刚经》，有如看完一场电影。精彩的电影，会让人感觉生活本身太不真实了。《金刚经》的意趣则在于，让人发现周遭的一切，都在转瞬即逝之中。水在流，云在飘，空气在走动。生命，也就因为感悟到了万事皆空，而被骤然激活。由此可见，由色而空，不是由生而死，而是由死而生。空灵，才是生命的真谛。腰缠万贯，权力顶峰，乃是中了剧毒的别一种说法。

倘若有人要问，你到底在这里说什么？回答只能是：抽空诵读一遍《金刚经》去吧。不读不知道，唯有读过才明白。

（2010.9.2）

李俊慧

生年：1977

现职：佛山科技学院经管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经济学

主要著作：《经济学讲义》

李俊慧的书单

《笑傲江湖》，金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中华书局，1976

《自由秩序原理》，［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经济解释》，张五常著，中信出版社，2012

自小爱读书，看过的书没有上万也有成千吧，但要列举我最喜欢的四本书可真不容易。煞费一番思量后，按看到它们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金庸的《笑傲江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和张五常的《经济解释》。

《笑傲江湖》

其实我想说，金庸小说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但因为《笑傲江湖》是我看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所以就以它为代表吧。

那还是小学六年级时的事情。有一天，在父亲的房间里看到《笑傲江湖》这本小说，是所谓的“内部参考”书籍，水墨画的封面，古意盎然。顺手翻开，里面是繁体竖排的排版。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是不小的阅读障碍，但第一章的《灭门》就已经看得我欲罢不能。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种武侠小说在当年被大人列为“禁书”，小孩是不许看的。但那是小学毕业的时期，我还是知道看这种课外书就是看闲书，被大人认为是会影响学习的。所以我随手一翻就对这小说入了迷之后，很自觉地就转入“地下”。

每天六点整，父亲就会起来做早餐，以前我会睡到父亲做好早餐大声叫唤才起床，但这时一听父亲离开房间就马上一骨碌翻身下床，扑到书桌之前拿起《笑傲江湖》，然后站在窗户旁边，借着熹微的晨光来看，当真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飞快地看，时间也在飞快地流逝，很快就能听到父亲做好了早餐在叫唤，只好依依不舍地把书放回桌子上，装出朦胧初醒的样子去洗漱吃早餐。

因为我是在父亲已经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所以虽然我看书的速度比他快多了，但还是赶不及看完，父亲就把书还了。那一段时间的嗒然若丧的心情，简直就跟失恋没两样！幸好“失恋”没多久，我发现父亲又拿回一本封面一样的《笑傲江湖》，悄悄一翻，原来是第二册！我高兴得心花怒放。更心花怒放的是，当我翻到封底一看，发现这套书竟然有五册之多！（《笑傲江湖》本来是四十集，通常分四册，但那个是名义为“内部参考”的盗版书，是分成五册的。）想到这么好看的小说有五本之多，当时那个小小的我就开心得梦里都要笑出来。

那些日子里，我就是这样清晨一大早就爬起来悄悄看小说，到了学校就向最要好的朋友复述那天看到的精彩内容，分享着这个开心的小秘密。小学六年级毕业班，就是在这样梦幻般的日子里度过了。终于，再长的小说都有看完的一天，看着任盈盈心满意足地与令狐冲携手，我的心头也涌起万般滋味。

然而，更大的震撼是看完“后记”之后。原来，在如此曲折离奇的情节之后，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如此深邃的主题！这是我第一次看小说猛然醒悟到看热闹与看门道的不同。也因此，我一直称金庸的小说是金庸小说，而不是武侠小说。

《资治通鉴》

某天，有朋友在网上呼我，问我正在做什么。我回答说：“正在看网上电子版的《资治通鉴》。”他大吃一惊，大概是觉得现在还有人在网上看文言文、而且是枯燥的史书而不是有趣味性的小说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我却恰恰觉得网络这现代科技与《资治通鉴》这样的古籍一拍即合、相得益彰。我在浏览器的收藏夹里收藏了一个排版得很好、看起来很舒服的《资治通鉴》的电子版，闲暇之时就打开来，随便点进一卷看上几段，方便得很诗意，诗意得很方便。

喜欢《资治通鉴》，首先就是喜欢它的文字。金庸就曾盛赞它的文字“简洁直白”，说很羡慕这种文字的境界，然后谦虚地说可惜他还做不到。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这大&就给中国史书定下了一个典范。《史记》的成书时间较早，对我们这种不是文史专业的人来说，那种程度的文言文看起来有些吃力，但《资治通鉴》却是只要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好好学习过就能应付的，那流畅自然、富有节奏感的文笔看着看着总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想要开口朗读起来的冲动。

其次是喜欢它的故事。其实我是把历史当小说来看的，越看《资治通鉴》就越忍不住想赞美一句：历史真是最伟大的作家！因为它从来不为讨好读者而生硬地编造剧情，里面的人性是最真实最自然的。——这话其实算是废话，因为是历史，当然是真的，不会是假的。相对于人编的小说，史书有太多芜杂的琐碎记载，把主线遮蔽得有些模糊不清。然而细节有细节的精妙之处，因为虽然撰写史书的史官难免也受到某些思维导向的影响而有意无意地隐此扬彼，但所谓“细节之中有魔鬼”，某个历史人物的性格会在一些细节之中若隐若现。尤其当这性格其实不同于史官以浓墨重彩着力涂抹出来的印象时，是非常有趣且引人遐思的。掩卷——好吧，因为看的是网上的电子版，其实不可能有掩卷这个动作——细细思量，揣测着历史中那个人的真实性格，就跟看推理小说时绞尽脑汁地破案一样有同等的乐趣。而更有趣的，是答案并不会被小说的作者所固定下来。

《自由秩序原理》

最喜欢的四本书已经讲了一半，却都跟我的专业经济学没啥关系。因为前两本都是在我读大学之前就看到的。不过，即使是在我读着大学本科的时候，我依然对自己的经济学专业没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当我看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时，不是因为他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因为他在“政治哲学”的领域大名鼎鼎。事实上，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曾经为了上政法学院一位老师关于政治哲学的课，而逃掉了自己本专业的课。所以当时对政治哲学的痴迷，一至于斯。

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写得厚重，因此难免艰涩。幸好翻译不错，而我在看此书之前已经对哈耶克在相关领域的观点有所了解，看下来大体上还是觉得挺好理解的。出乎意料的是看到该书的“下册”。如果说“上册”展现的是哈耶克作为政治哲学家的功力，“下册”则是他拿出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了。哈耶克在“下册”痛斥工会是垄断组织，大力批判社会福利制度，这都让当时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因为那些在普遍的观念里都是“好东西”，不要说普通人会这么认为，就是知识精英也是这样的认知，可哈耶克却把它们全贴上了“反自由”的标签！多年后，当我走上经济学课堂的讲台，以经济学理论来向学生分析工会是垄断组织、社会福利制度其实害惨了它所声称要帮助的穷人时，台下一张张脸孔也是那种目瞪口呆的神色，一次一次地唤起我对哈耶克这本书的记忆。

真理的传播是如此的艰难，尤其当谬误将自己粉饰为道德的圣人之时！

《经济解释》

前面说了，即使到了读大学本科的时候，虽然专业是经济学，我却对经济学提不起兴趣。真正让我对经济学喜欢上、甚至是爱上的，是张五常的《经济解释》。

最早也是在网上追看《经济解释》在香港报纸上的连载。第一章就很特别，是讲“科学方法论”，或者也可称为“科学哲学”。文史哲不是我的专业，却是我自小就喜欢的领域，波普尔的书也早在高中的时候半懂不懂、囫囵吞枣地看过了。所以看《经济解释》第一章的惊喜是：第一，原来经济学可以这么讲！第二，原来波普尔的意思是那样啊！张五常的思维清晰明了，而且趣味十足，这一下子让经济学显示出它既严谨又有趣的真实面目，而不再是传说的那种“沉闷的学科”。

再继续看下去，看到关于“上头成本”那一部分，我忽然发现自己身为经济学科班出身的硕士生、已经接受了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正规的经济学教育，却竟然一点都看不懂！我执著地看了一次又一次，奇妙地，紧跟着文中提示的逻辑思路，忽然我就懂了。这种柳暗花明而后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经济学，不是因为有经国济世之能而崇高，也不是因为专门谈钱而铜臭低俗，而是因为它很有趣。这是为什么我喜欢《经济解释》，也是为什么我因为这本书而终于对自己的专业有了“迟来的爱”。

（2013.5.16）

李淼

生年：1962

现职：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宇宙学、弦论、高能物理

主要著作：《超弦史话》《越弱越暗越美丽》《〈三体〉中的物理学》

李淼的书单

《悉达多》，［德］赫尔曼·黑塞著，杨玉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居里夫人传》，［法］艾芙·居里著，左明彻译，商务印书馆，1957

《悉达多》

我的文学审美感，应该是初中时培养出来的，是根深蒂固中国式的。一本泛黄的《千家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让我未长大便有远游之意，而“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更让我向往古人居所的旷渺。

等到“学业有成”之后，旧时的一点中国心早已化在血液里，不露峥嵘，人生的际遇蹉跎各种得意不得意，非外来文化不可化解。奇怪的是，四十不惑之后五十知天命之前，却是充满东方意识的一本书，让我对生命的看法有了转折，这就是黑塞的《悉达多》。

黑塞本人的宗教观被很好地总结在他的《我的信仰》中，他本来的宗教是基督教，由于他外祖父和母亲的缘故，又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特别是佛教。他对宗教的理解可以从他的《神学摭谈》管窥一二。在他看来，“理性者把世界合理化并对它施以暴力。他总是容易变得严肃认真。他是一个教育者。理性者一向不太容易相信他的直觉”。与理性者相对的是虔诚者，“虔诚者将世界神话化，又经常不将它当一回事。他总是那么倾向于游戏人间。他不教孩子，觉得他们是无比幸福的。虔诚者总是那么倾向于不相信他的理智”。

多数人既不是理性者也不是虔诚者，因为多数人臣服于生活的压迫。只有有自觉意识的人选择成为理性者或虔诚者，视机遇而定。在人生的中途，因为《悉达多》，心窍豁然开朗，从此抛弃一个纯粹理性者的人生，而向往虔诚者。但转变并不容易，需要回归到当年读《千家诗》的赤子身份，一切浑然未开，自己是浑然的，世界也是浑然的。

但也还远未到佛陀的境界。经历了许多，仍然没有走过佛陀的路。悉达多的路开头的时候是明朗的，有信仰照耀着。信仰是别人的信仰，于是一件一件照着去做，修行的方式都摆在那里。尽管天资清俊，悉达多要成为乔达摩还得走自己的路。要有人世的富贵繁华，要有动人心魄的美女和爱情，要有对这一切的厌倦，最后，还要丧妻失子。经历过了大喜大悲，才能静下心来倾听河水的声音。

对《悉达多》的解读，莫过于张文江演讲的透彻。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解黑塞与《悉达多》，指出黑塞写这本书的时候正遇上心理危机，在荣格那里治疗。这正吻合了我对佛学的看法，与其说佛学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是一种自我心理学，并且知行合一。让自己的生活像河水一样，顺其自然，变动不居，却又万变不离其宗。

也许事实真是这样，人群中极少极少的部分最后能够成为佛陀这样的觉悟者，并且这些极少的人也是走到生活的末尾才最后懂得如何生活。但这不重要，对我而言，得知理性者之外还有虔诚者，并且那也是另一种值得过的生活，就够了。感谢《悉达多》。

在生活中我们体会到时间的万钧之力，在智者的生活中我们学到了时间作为实体并不存在，或者，人的一切经验只存在于一个空间中，此处正如哥德尔所想，时间亦是空间。

《海子的诗》

就内心生活而言，很难再找出一本和《悉达多》一样对我影响巨大的书籍了，如果有，那一定是《海子的诗》。

海子在25岁上去世，死于自己的选择，很多人觉得这是悲剧，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一个人的生命终归有限，他的生命的真实量度基本与实际寿命无关。说得极端一些，“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说明活得久未必是福。

海子给我们留下数百首诗，也远超过很多诗人一生所能做到的。事实上，与海子同时代的诗人，除了少数几位，例如张枣，很少人能够一直葆有诗人的初心。很多人倒是发财了，后来的大脑和外表倒也般配，看上去满世界的酒色财气。

也许是巧合，人民文学版的《海子的诗》出版，恰是我回国的1999年，海子离世十年整。要再过几年我才有机会认识海子的诗。我常常想，上天待我不薄，在让我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之后，又让我有了一个安心的去处。这个去处就是我生存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平行于真实世界的乌托邦，它并不比真实世界更不真实，这就是诗歌以及一切与诗歌有关联的世界。在这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呼吸，睡去和醒来，和在物质世界一样。甚至，我飞得更高，远远高于一万米，高于大气层，高出地球，也高出太阳系和银河系。

我大概是2004年迷上《海子的诗》的。2006年，我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随身带了这本诗集，再往后几年，几乎我每次出差，这本诗集都随身带着，仿佛是最好的朋友。那几年，有时是夜幕初降，有时是夜深人静，我一页一页读着海子的诗，竟有了虔诚的教众阅读《圣经》的感觉。海子的一句一句直指人心的句子，在平行世界中为我筑起一个安住的房屋。

很难说哪一首诗最感动我。海子既是语言天才也是阅读自己的大师，从而是阅读人心的大师。关于友情：“哪辆马车，载你而去，奔向远方／奔向远方，你去而不返，是哪辆马车”；关于孤独：“在什么树林，你酒瓶倒倾／你和泪饮酒，在什么树林，把亲人埋葬”；关于爱情：“你在早上／碰落的第一滴露水／肯定和你的爱人有关／你在中午饮马／在一枝青桠下稍立片刻／也和她有关”；关于美丽：“她走来／断断续续地走来／洁净的脚／沾满清凉的露水”；关于美：“风很美／小小的风很美／自然界的乳房很美／水很美／无人和你／说话的时刻很美”；关于残缺之美：“雨是一生过错／雨是悲欢离合”；关于历史：“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没有人见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

海子写了一切美丽的，我的意思是一切少年而美丽的。留给我们能去做的，仅仅是补齐成年之后的一切，无论美还是不美。

2008年，我终于开始写诗。2010年，我才走出海子的阴影，从那时起，我才不会总随身带着他的诗集。不过，每次当我觉得暮气过盛时，就会拿起海子的诗集，像一个疲惫的旅人一头扎进莲蓬头慷慨喷洒的热水中。

《居里夫人传》

一个物理学家谈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的时候，完全不提有关科学的书，大概既不诚实也不够圆滑。

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位科学家哪一本书对他影响最大，估计很少有人提教科书或者学术专著。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教科书固然会起到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作用，却很少有一本或两本教科书脱颖而出。即使在理论物理这个领域，大家对朗道物理学系列或费曼物理学讲义耳熟能详，这些书到底哪一本更重要却很难说。

因此，必须到教科书之外去找。对我而言，一定是在本科期间接触到的物理学家传记。在所有传记中，居里夫人的二女儿写的《居里夫人传》确实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居里夫妇如何艰苦地工作，以及如何困难地在法国物理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

当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并不知道作者可能会有偏向。现在有人会说，这本书美化了居里夫人的生活，将她一生遇到的许多事情平淡地处理了。作为居里夫人的亲属，这么做大可理解。

后来，在美国期间，我读了阿伯拉罕·佩斯写的两本书，对我后来的科学观以及研究观影响更大，这两本书就是《上帝是微妙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活》以及《尼尔斯·玻尔的时代》。这两本书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写两位物理学巨人，当然更值得物理学家甚至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细读。

（2015.9.17）

李强

生年：1953

现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西方政治哲学

主要著作：《自由主义》

李强的书单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

《西塞罗三论：老年·友谊·责任》，［古罗马］西塞罗著，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

《罗马人》，［英］巴洛著，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A History of Britain, Vol. 1,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3000BC-AD1603, Simon Schama, New York: Hyperion,2002.

《英宪精义》，［英］戴雪著；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美］麦迪逊等著，尹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以政治学理论为业有一些特殊的乐趣，其中之一便是读书比较泛，举凡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都与政治有关，均需有所涉猎。而且，久而久之，以政治的视角读书，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以历史为例，不同的人读历史会有不同的感受。一部西方史，在艺术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眼中，会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景象。哲学家往往会对古希腊文明叹为观止，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曾盛赞“说不尽的希腊文化美”，这在哲学家中颇为典型。不过，对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人来说，西方历史也许会展示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不管人们对政治如何解释，我以为政治的基本关怀就是在一个群体内部维持稳定与秩序，当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保障安全与尊严。如果用这一标准来阅读西方历史，就会得出一些与哲学史专家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在哲学家眼中，希腊文明美不胜收，哲学、艺术、悲剧、史诗群星璀璨，构成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写下了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至为灿烂辉煌的一页。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希腊文明的价值恐怕会大打折扣。当时，在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之间这块今天看来并不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上百个城邦，尽管这些城邦出现了像雅典民主这样伟大的制度，为后人的政治理论探讨提供了很多启迪，但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希腊的政治实在难以令人憧憬。城邦规模较小，少则几万人，多则二三十万人。而且，城邦之间战争频仍。最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两大军事同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整个希腊文明元气大伤。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可谓第一部伟大的西方政治名著。

希腊衰颓之后，罗马取而代之。许多人把罗马仅仅看成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认为在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比希腊文明大为逊色。但若从政治的角度视之，罗马乃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奠定了现代政治基础的民族。波利比乌斯（Polibius）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The Rise of Roman Empire）中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崛起，描述了罗马如何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经过短短53年时间，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发展为横跨三大洲的帝国。波利比乌斯将罗马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公民的美德。

对于罗马人的美德，巴洛的《罗马人》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巴洛告诉我们，“罗马精神是农夫和士兵的精神；但既非农夫，亦非士兵，而是农夫-士兵（farmer-soldier）的精神”。罗马人的性格与希腊人迥然不同。罗马人“质朴”、“严肃”、“虔诚”、“淡泊”、“勤勉”、“严以待己”、“无比坚强”。罗马人崇尚“行动”，而不是思考。她蔑视希腊人的文过饰非、夸夸其谈。借用我国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的提法，希腊人是“文胜质”，而罗马人则有“质胜文”的倾向。

罗马人对美德的追求可以在罗马留给后代的经典著作中得到印证。在这方面，西塞罗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西塞罗既是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又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国家篇》与《法律篇》包含了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权威阐释。不过，我更喜欢阅读他的《论老年》《论友谊》和《论责任》。尤其是《论责任》，该篇是西塞罗写给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类似于我们的《傅雷家书》或诸葛亮的《诫子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辈如何成人的谆谆教诲。西塞罗告诫儿子要以追求“道德上的善”为目标，履行人生的“道德责任”。尽管西塞罗的“善”的理念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还是可以体察罗马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区别。罗马人的“善”体现了坚毅、质朴，体现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与挚爱，体现了为共同体战斗、牺牲的精神。西塞罗在信中对希腊精神和罗马精神作了对比，他说，他十分欣赏希腊哲学中对于真、善、美的孜孜追求，以及充满思辨精神的形而上学特征，他嘱咐儿子有机会一定要阅读希腊哲学。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儿子，要认真阅读父亲的演讲与哲学著作。“因为，虽然这些演讲显示出一种比较奔放刚健的风格，但我的哲学著作中那种冷静谨慎的风格也是值得培养的。另外还因为，迄今为止在希腊人中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集这两种风格于一身，既滔滔不绝地演说又能平心静气地讨论哲学的人……”

当我们阅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人》以及西塞罗的“三论”之后，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明在政治上的差异就非常清晰了。前者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然的正当，后者却以美德、以共同体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来构建共和国。在政治上，后者显然是成功者。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内部秩序井然有条；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人常常炫耀的，就是罗马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短短53年时间，建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这个帝国奠定了整个西方后来历史演进的物质地理基础。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大约从11世纪开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兴起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最早肇兴而且后来最成功的，莫过于英国。包括休谟在内的许多英国史家喜欢将英国人视为“罗马人的后裔”。有一部在西方极为畅销的、由Simon Schama撰写的多卷本英国历史，在追溯英国的历史渊源时，着力探索罗马与英国的关系。该书第一卷的书名《在世界边缘》（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会激起读者的无边遐想。这片相对于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及其“内湖”地中海——而言的蛮荒之地，这个由数代罗马统治者苦心攻略经营的海外殖民省，居然自诩为罗马人的后裔，而且居然在近代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开拓者，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构建者！

英国人以罗马后裔自居，并不是在民族或血缘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层面上讲的。任何一个描述英国政治制度的人都不会忽略英国宪法的混合政体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是罗马共和国政体原则的近代翻版。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英国近代宪政的起源与沿革尚缺乏有分量的研究。2001年，中国法制出版社重印了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英宪精义》（雷宾南译），是英国宪政难得的优秀读本。

除了政治制度外，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也与罗马文化有相似之处。像罗马人一样，英国人质朴、坚毅，不尚浮华。他们在哲学上不耽迷过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文学艺术上也不崇尚令人目眩的虚华成就。英国哲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基于这种哲学之上，英国人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注重历史与经验，从不试图根据抽象的形而上学理念推导出现实的政治原则。英国著名史学家G. M. Trevelyan在其多卷本的《英国历史》（History of England）中曾自我解嘲似地写道，英国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家，却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政治理论家，英国政治的奥秘是由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学者发现的。我以为，G. M. Trevelyan在这里并不是恭维大陆理论家，而是为英国人注重实际、不尚浮华的文化自豪。

当然，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现当代风貌的首推美国。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罗马影响的烙印。“罗马的荣耀、权力与美德”激起美国制宪之父的无限向往。“罗马的榜样给了美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均衡的大陆共和国的勇气……而罗马堕落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英国的堕落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恐惧的警示。”无论从美国制宪时期重要人物的笔名，演讲的引文，还是制度的设计，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罗马的影响。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两卷本《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和历史的人来讲，这本书都是值得推荐的。该书详尽记录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再现了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的风貌。认真阅读过这部文献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美国宪法是在罗马模式、英国宪政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而且，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宪法之父身上所展示的美德，恰恰是我们所熟悉的坚毅、审慎、务实、爱国的罗马精神。美国人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有在新大陆构建“新罗马”的梦想，这一梦想持续至今，愈久弥坚。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西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历史几千年，尽管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英才辈出，灿烂多姿，但是在政治方面真正成功的例子，不过罗马人及其后裔，即古罗马、英国和美国。如果允许我作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概括的话，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实际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上述“罗马-英国-美国”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希腊开启的传统。后者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升华，又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哲学中得到更为完善的展现。德国哲学家大多崇拜希腊哲学，因此德国人在政治上也追求至善至美，追求永恒的自然正当与绝对的真理。这一特征既可以从康德哲学中看到，也可以从当代德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家那里发现。但是，正如当代英国一位极为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彼德·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所言，政治乃至关重要之大事，绝不应轻易交付哲学家处理。政治事务的处置需要审慎、务实与坚毅，需要经验和智慧，而哲学家只能提供理性与原则。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

今年国内有一本颇为畅销的书中引用张君劢先生的一句话，“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的确颇富见地。

（2004.6.10）

李申

生年：1946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儒教和宗教理论

主要著作：《中国儒教史》《道教本论》《隋唐三教哲学》

李申的书单：

《青年英雄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牛虻》，［英］伏尼契著，李俍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59

《聊斋志异》，蒲松龄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青年英雄的故事》

我已记不清是何处出版、何人所作的了。而且七八岁以后，也没有再见过它。但它给我的人生起了定向的作用。那书中的人物，记得的有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还有一个王孝和。学习英雄，牺牲自己，为了革命，是那个时代许多青少年的志向。

《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两本书也可说是一本书，不仅是后者的作者把前者的主人公作为自己的榜样，而且它们表达的都是同一种精神：除了为着人类的解放事业，刻苦、牺牲自己以外，就是“不要虚度年华”。而所谓不虚度年华，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大点说，对人类，有所贡献。

《毛泽东选集》

中国人寻求独立富强，先是办洋务，接着是变法，后来是共和，最后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选集》是这件大事的理论指导，也是这件大事的经验总结。20世纪的中国，没有比这本书更值得阅读的。单是思想的敏锐深刻，文风的犀利明快，也少有能与之相比者。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是连他的敌人也承认的。

《鲁迅全集》

我没有读完《鲁迅全集》，读的主要是他的杂文和小说。鲁迅不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也没有丝毫的虚伪和浮浪。他为文深刻，不作浮浅之论；为人彻底，其文就是其人。为文、为学、为人，都足为楷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马克思的书比上述几种难读。我是在“文革”中，自己倒了霉的时候，想到了读马列。那时读马列，并不受鼓励，相反还可能遭到怀疑，怀疑你用马列否定毛泽东思想。所以没有别的目的，只想把事情弄个明白：为什么我也是一心干革命，并且也是按中央政策办的，却要倒霉。《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对于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如同天书。尽管如此，还是要读下去。那种要弄清问题的渴望，不身临其境者是难以体会的。读书虽然未能解决我的问题，但思想水平的提高连自己也能感觉出来。而从此以后，没有条件则已，倘有条件，我就没有放弃过读马列。先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再是《列宁选集》。后来是《资本论》（没读完）等等。

这些年来，改革开放，思想也多元起来。然而就我所见，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相媲美的主义，似乎还没有。不少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某地、某时、某领域的小天才。但如李卜克内西所说，只有马克思，才是大天才。马克思被某家杂志评为这个千年第一人，当之无愧。

《逻辑学》

黑格尔的书，与马克思的书是配套著作，《逻辑学》是其代表作。许多著作教给你的是结论，《逻辑学》教给你的是方法。读了《逻辑学》，再来读《资本论》，就会觉得自己登上了理论的岱岳，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学习中国历史的入门书。我知道这是演义，所以更想弄清真实。而弄清了真实以后，印象就更加深刻。对演义人物和事件的熟悉，使我产生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也使我得到了一个参考坐标，一块弄清其他历史情况的根据地。其他历史书少有这样的功能，至少对我是如此。

《史记》

学习中国历史，有条件者，我认为都该从原著读起，而第一部该读的原著就是《史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是可靠的“实录”。读《史记》，首先学到的是作为一个学者的“学德”。而那体现于《史记》字里行间于国于民的真情，又可见司马迁人格的伟大。《史记》的为文，是唐宋八大家的榜样，今天也没有失去价值。

主要是以上这些书，帮助我一个学工科的学生，在命运急剧转折的关头，考上了文科研究生。而我当时读这些书，并不是为将来的专业准备的，我并不知道将来会从事现在的专业，只是想明白一些事情。

此后的读书，主要是专业所需，谋生之手段了。谋生之外印象深刻的一本书，是《聊斋》。

《聊斋》

撰述之余，想松弛一下。一般的小说不愿看了，对电视也兴趣不大。手头一部影印的《聊斋》，时间不长即可读完其中一篇，最适宜休息时消遣。读得久了，逐渐觉得其叙事状物，深刻生动；深情挚爱，发于至诚。其文学水平，决不比国外短篇名著差。只可惜我们这些作为子孙的不肖，国力不如人，所以处处都是人家的好。我盼望着，有人能用现代汉语传达出它的风格和韵味来。

这是我的路，对别人未必适用，自然别人也未必如此。这是我要特意说明的。

（2014.3.20）

李天纲

生年：1957

现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上海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宗教史

主要著作：《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文化上海》《人文上海》《大清帝国城市印象》《马相伯与近代中国思想》《历史活着》

李天纲的书单

《人在自然界的位置》，［法］德日进著，汪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人的现象》，［法］德日进著，李弘祺译，新星出版社，2006

编辑让我谈谈“对自己影响最大、或最喜欢的几本书”，确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秘密书架”，是否就是因为印象深刻，故而反复阅读，确实很有体会，别人还没有察知的那种书——有如秘籍？于是，忽然想到东汉“不见异人，当得异书”的故事。故事出自《后汉书·王充传》，说的是王充的《论衡》写得清通，当初却只在吴越地区流行，“中土未有传者”。后来，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流落到江南，读之学问大有长进；再后来，经学家王肃的父亲王朗任会稽太守，也是读了《论衡》，学问大长。这种“秘密书架”现象，“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

读书生涯，不外是见“异人”，读“异书”，惟教师爷不能多见，教科书不能多读。然而，每一个时代，“异人”“异书”并不是很多，要带着眼睛去发现，这又是见仁见智，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的故事是要说：异人、异书，常常是撞见的，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话说1992年夏，我在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于一家旧书店里“邂逅德日进”。取过一本，翻看一过，顿时七窍开明，百思浮现，此后就开始收集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的著作。关于德日进的中西文著作，至今积累在书架上的纸本书近二十本，电子书更多。德日进，生物学家，他描述的“人的现象”，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绝不相同，用了一套令人着迷的奇怪语言，至今说不出已经读懂几分。但是，每次翻看，随着他漫游生物的起源、人类的亘古，超人的进化，以及整个人类未来的“末世”——“Point Ω”，都是心驰神往，很有启发，或曰：“脑洞大开。”

德日进本是法国耶稣会士，1923年，因他的进化论思想，被天主教会“流放”（也可以说是“雪藏”）来中国。在北平，他一住就是23年，研究古生物学，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鉴定人。据他的朋友，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透露：“（从德日进的）母亲一系来说，他可以宣称是伏尔泰的旁系亲属；从他父亲一系来说，则和帕斯卡有关。”德日进是一位天生的思想家，1960年代在西方与马克思、弗洛伊德并称为“三大”，这一点却不为一般中国读者所知。据1994年法国勒苏尔（Le Seuil）出版社的《德日进全集》目录，他著有《人的现象》《人的出现》《透视过去》《神的氛围》《人的未来》《人的能量》《能量的激发》《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科学与基督》《如是我意》《未来的方向》《战时的作品》《事物之心》等。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汪晖先生译的《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加上新星出版社引进了李弘祺教授译的《人的现象》，中文本仅此两种。我收集的德日进著作，以及德日进研究著作多为英文版。德日进，属于法国，属于中国，也属于美国，他晚年住在纽约，去世后安葬在哈德逊河畔的耶稣会墓地。德日进思想在美国非常流行，各州的主要城市都有“德日进协会”，拥有粉丝无数。

德日进的著作，以强烈的人类命运关怀震撼西方读者。初看德日进思想，表面上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他是把人类放在自然界来认识的，换言之：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动物。但是，德日进又把人类看做“地球的皮肤”，因为人类的出现，地球才形成了“智慧圈”（Noosphere），就有了灵魂和精神。显然，德日进思想继承了中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人为万物之灵”的理论，是20世纪科学版的“人文主义”。德日进的“人的现象”，是科学和信仰的统一，人类是地球40亿年历史，猿人、智人、现代人200万年历史的重大结果。德日进的历史观极其深远，思想又非常敏锐，他最早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大爆炸”（Big Bang）理论、熵学说等等，引入人文思想界，触发了现代本体论的思考。他认为：站在宇宙开端背后的，是一个更大的存在，那是“人的现象”开端；还有，人类的进化，从猿人、智人、现代人，发展到超人，人类各民族经历了分化、扩散、融合、合一，最后会作为一个整体，与造物主再次相遇，那是“人的现象”的终结。每次重温德日进“Point Ω”理论，都让我觉得回到了少年时代，刚刚接触到《庄子·逍遥游》的境界，不知是寒，是暖，惟有心颤。

没有证据表明德日进对中国思想有过深入研究，但我却总觉得他的哲学非常契合中国人的思维。儒学“大易”思想，解释“三才”（天、地、人）关系，把“人”看作是“天”“地”之气聚合所成，王充《论衡·物势篇》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汉代思想家把“魂魄”看作人类之灵，天地之间，“魂”、“魄”结合，人就有了精神，就能区别于生物和动物，成为“万物之灵”。这种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生魂”“觉魂”“灵魂”理论非常接近，与德日进的“智慧圈”理论也十分相像。还有，德日进认为“智慧圈”中有一种“爱”（Aimer），作为“人的能量”（L'Energie Humaine），推动着人类克服民族战争、种族歧视和国家纠纷，共同走向“Point Ω”。德日进在人性上的这种乐观主义，与孟子“性善论”接近，和王充的一段话更是一致。《论衡·物势篇》说：“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正是肯定“爱”在天地之间作为本体的存在。德日进经历了惨酷的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他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一样，也曾上过战场；在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中，他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暴行和残害，但是却仍然在苦难中满怀信心地朝向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我是一个朝向未来的朝圣者，却全然是要回到过去，做此旅行。”（Introduction, Pilgrim of the Future）

美国和欧洲的“德粉”，把德日进看做20世纪的“先知”。战后，他的思想如“火一样的传播”。很多人认为，德日进正确地预见到了DNA基因理论，互联网技术，还有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全球化时代”。德日进不是经常使用“Globalization”或者“Universalism”来描述“全球化”，记得他使用的是“Planetism”，他把人类居住的星球，看做一个精神整体。人类从生物界的单细胞体进化而来，基因原本一致，是同一个种群。中间经过分化，出现了白、黑、黄人种，以及众多的民族-国家，乃至汤因比式的不同“文明”。但是，在同一个“智慧圈”里面，人类精神强烈地碰撞、融合，会形成一个统一而密集的超人网络，谁也离不开谁，最终是要一起走向“大同”（Great Unity）。这种乐观主义的“全球化”，这等积极意识的“德日进主义”，在中国仍然不敌“社会达尔文主义”。世故的亚洲人仍然不信，也难以被说服。

在当前“全球化”运动汹涌推进，连“星球大战”也即将要开始的时代，中国的读者还没有好好地阅读过德日进，真的落后。在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是主流，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还是“天经地义”。世故的亚洲人仍然不相信“世界主义”，难以被说服。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让人怀疑我们是否与世界各民族人群同处一个星球。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有多做什么，因为自己并不专门研究德日进哲学。曾经鼓励过自己的两位研究生去写写德日进，成果也不是十分彰显。我甚至揣度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心理：把德日进作为一种纯粹私人的阅读，秘藏德日进，只是作为个人的“inspiration”，独善其身，隐秘享用。仔细想起来，德日进确实是我思考“世界主义”的源泉。在这里，我愿意公布自己的“秘密书架”，邀请大家一起阅读，含英咀华，分享文明。

（2015.7.23）

李银河

生年：1952

现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性社会学

主要著作：《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等

李银河的书单

《塔拉斯·布尔巴》，［俄］果戈理著，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苏］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陈林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怎么办》，［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九三年》，［法］雨果著，郑永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红与黑》，［法］司汤达著，罗新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红字》，［美］霍桑著，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著，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日瓦戈医生》，［苏］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塞林格著，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1983

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在这部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高大、英武、粗犷的哥萨克形象。他的性格是那么豪爽，令我初读之下顿生爱意。我喜欢他的性格，敬佩他的英勇牺牲精神。对这本小说的喜爱也许还受到了小说中那种诗意的非理性的自由的哥萨克精神的感染。果戈理将哥萨克精神描述为一种自由、深沉、坚强的精神，它不是很快就会被激发起来的，但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将一股内心的热情顽强长久地保持下去，在战斗中体会到一种疯狂的快乐和陶醉。我想，大概是这种精神与我内心的狂热起了共鸣，所以会喜欢这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这本小说是作者的早期作品，远不如他的其他小说出名。但是，这本书拨动了我的心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幻想者，他们的幻想碰到了冷酷、腐朽、污浊的现实，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只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书中所写的涅朵奇卡与卡加郡主的爱情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由于王小波在他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说《绿毛水怪》中所写的对这本书的感觉与我的感觉惊人的相似，使我们发现了两人心灵的相通之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本书虽然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但是对于正在寻找人生道路和生活伦理的年轻人来说，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伦理教科书。它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这样一种道德观，对我人生伦理的形成发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小说中塑造的神秘人物拉赫美托夫，他被公认为革命者的典型。关于读书，他的名言对我影响很大，他说：“每种学科的重要著作是很少的，其他著作不过是把这少数著作里说得更充分而清楚的话加以重复、冲淡和损害罢了……我仅读那具有独创性的东西，并且只要理解了这独创性就不再多读。我所念过的每本书都是最精彩的，免得多读好几百本书。”

雨果的《九三年》：这是一本关于“伟大”的书，是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人心的书，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让我像读这本书时那么感动过。作者超越了地上的实际斗争（阶级斗争），写了天上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小说的背景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书中所涉及的是伟大的爱，伟大的情感，它是崇高的，不计利害的。在我看来，好的文艺作品就应当写这种伟大的、史诗般的、强烈的痛苦和快乐。我喜欢这样强烈的东西。

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本书给我的强烈印象不像其他书仅仅来自书本身，而是另有原因：我的父母对我看书的范围一向很少加以限制，但是记得妈妈仅仅把这本书藏起来作为“禁书”，这就使我对它从一开始就另眼相看了。这本书的艺术价值当然很高。而它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在于写了一个反叛的平民。他反对等级观念，从他对两个他爱的女人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是平民的英雄。他的生活伦理也富于挑战性。我想，这大概是母亲把这本书藏起来的真正原因。

霍桑的《红字》：这本书所写的清教徒时代的野蛮和残酷令人震惊。它揭示，看上去道貌岸然的宗教和伦理其实是多么残忍和不近人情。人总是人，不能变成神。企望把人变成神是愚蠢的；要求普通人成为神是虚伪的。在我后来所做的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研究当中，每当遇到婚外恋的问题，我总会想起和引用这本书，它提醒我们，有时道德会变成一种多么残忍的力量。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小说所显示的世界是一个残忍的互相杀戮的世界，而个人是孤立无援的。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人与生物之间是冷酷无情的，剩下来的只有可怕的孤独。老人只有凭着个人的蛮勇尽自己所能去寻求渺茫的希望，最终也只能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低头。这本书对于我具有哲学的震撼力。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群俄国革命时的年轻人对时代的观感和体验。作者从他的角度描绘了社会生活的画面，丰富、广阔、生动、真实。作者的艺术观给我印象很深：艺术在各个时代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有永远吸引人的主题：生活，爱情，幸福。艺术本身就是生活的欢娱，它是美、爱、生命、快乐、欢欣与活力。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不认为这是一本艺术上特别出色的小说，但是它的确是在政治上最令人震惊的一本小说。它的描写使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看了感到惊心动魄，作者的描写简直像鬼使神差一样：老大哥，青年反性同盟，电眼，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这本小说的阅读经验用“心惊肉跳”来形容也不为过。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我第一次在小说中看到对骂人话的正面使用。在读书笔记中随手拈来可以找到这样的话：“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当时，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观念、语言有一种着魔般的感觉。这种阅读经验是从未有过的、全新的。从这本书，我了解到古典作品与现代作品的区别。由于它“每一页都是惊奇和快乐的源泉”，这本书真的无愧于“小说史上罕见的奇迹”这一评价。

（2002.6.6）

梁小民

生年：1943

现职：清华大学EMBA项目特聘教授

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主要著作：《经济学是什么》《我说》《我谈》《我看》《黑板上的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宏观经济学纵横谈》《书生议事》

梁小民的书单

《经济学》，［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经济学原理》，［美］曼昆著，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经济学》，［英］帕金著，梁小民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凯恩斯著，魏埙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通往奴役之路》，［英］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经济发展理论》，［美］熊彼特著，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

《以自由看待发展》，［印］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卖桔者言》，张五常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自由选择》，［美］弗里德曼夫妇著，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

《生活中的经济学》，［美］贝克等著，薛迪安译，华夏出版社，2000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美］克鲁格曼著，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基业长青》，［美］柯林斯、波拉斯著，真如译，中信出版社，2002

《差距：中国一流企业距离世界一流企业有多远》，姜汝祥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自传》，［美］沃尔顿、休伊著，沈志彦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水煮三国》，成君忆著，中信出版社，2003

《竞争战略》，［美］波特著，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2005

《国家竞争优势》，［美］波特著，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

《竞争优势》，［美］波特著，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1997

《鲁滨逊漂流记》，［英］笛福著，缪哲译，花城出版社，1998

《金钱》，［法］左拉著，金满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胡雪岩》，高阳著，三联书店，2006

《张之洞》，唐浩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红楼梦》，曹雪芹、高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我原来是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但这些年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自1994年从美国回来后就深感不敢言经济学了，只能以经济学的“票友”自居。其实无论是做专家也好，票友也好，都有一个专与博的问题。记得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要在专业上有造诣，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话正合乎我喜欢杂乱无章地读书的想法，于是就奉为圭臬，只要有兴趣，什么书都看。至今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从读书中，我也体会到，这种学法恐怕是攀不上经济学顶峰、拿诺奖的。但对一个“才不过中人”的人来说，这种学法的确受益无穷。

当然，一个人的兴趣无论多杂，总是有主线的。我读书围绕的主线还离不了经济学。学经济学应该打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读好的教科书。当年初入经济学门的时候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如今常读的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迈克尔·帕金的《经济学》。后两本书的中文本是我译的，读得当然甚为仔细。读教科书让初学者掌握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读好了终身受益无穷。一些人讲话写文章犯常识性错误，还是教科书没读好。

教科书只是入门的，要学好还必须读经典。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没有几本经典垫底，做学问就底气不足。我一直放在桌上经常读的经济学经典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前一段还在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经典是一个学科里程碑式的著作，常读常新，总会给你以启发。从大学到现在，《国富论》不知读了多少遍，仍觉得没读够，经济学的经典也不少，我曾选出了50本，每个人全认真读过不容易，但总应该选几本读。我敢以经济学“票友”自居，靠的还是读过几本经典。

在我刚入经济学门时，读的都是一些严肃的著作，读得人“满脸旧社会”。以后读过一些大师写的通俗经济学读物，方知原来经济学还可以这样写、这样讲。最早读的这类读物是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书写得如此生动、活泼，充满了情趣，又蕴含了经济学的道理，真让人爱不释手。在国外的这类学者我喜欢弗里德曼、贝克尔和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贝克尔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都是我常读的。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香港林行止、台湾熊秉元、澳大利亚黄有光、内地周其仁的经济散文、随笔也写得极为出色。他们的书，我都买，也都读。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学着写经济学散文、随笔类的文章，好不好要由读者说了算，对我则是寓工作于享受之中。

这几年给企业家上课较多，也读了一些企业管理类的书。其实企业管理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它可以加深对一些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并把经济学学活。我给一些学校的EMBA讲授“管理经济学”，说起来这是一门经济学的课，但没有企业管理知识也讲不好。我读的企业管理类书帮助我把原本严肃的“管理经济学”讲活了。这类书包括《基业长青》《差距》，包括《富甲美国：沃尔玛创始人自传》这样的传记，也包括成君忆先生《水煮三国》这样的畅销书。当然，理论性强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这三本迈克尔·波特的书更是必读的。这类书现在相当多，我得到了就先泛读一下，从中选出自己认为好的再精读。有时也靠书评和朋友的介绍选书。

年轻时我也是文学青年，写过不成功的小说和诗。以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当作家的梦没了，但留下了爱读文学书的习惯。无论是名著、畅销书，有争议的，还是挨批的，只要能找到就读。进了经济学这行以后，又自觉不自觉地戴上经济学的有色眼镜去读这些书，偶尔也从经济学角度评小说。文学与经济学是相通的。文学是人学，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思想。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左拉的《金钱》、高阳的《胡雪岩》、唐浩明的《张之洞》等都值得经济学发烧友一读。我还从《红楼梦》和武侠小说中得到不少经济学启示。

古人云：开卷有益。的确不错，只要有心，读什么书都可以帮助学经济学。前一段读了一本中国陶瓷史的书，从官窑出精品联想到计划经济，还写过一篇小文。读中国国画的历史，总感到我们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别看那些你不懂的现代美术流派不可理解，其实那是在创新，创新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马克思曾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还是一种享受。在这一点上我达到了共产主义：读书、讲书、写书，是我的谋生手段，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享受。

（2004.11.11）

林国华

生年：1971

现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西方政治哲学史

主要著作：《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古典的“立法诗”：政治哲学主题研究》《在灵泊深处：西洋文史发微》

林国华的书单

《政治论》，［荷兰］斯宾诺莎著，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2003

《神学政治论》，［荷兰］斯宾诺莎著，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四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地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1. 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斯宾诺莎的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 31. 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察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 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弥漫着1980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是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预见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2006.9.7）

刘军宁

生年：1961

现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政治学

主要著作：《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保守主义》《民主二十讲》

刘军宁的书单

《老子详解》，杨鹏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常常有朋友问我受过哪些书的影响。西方的书和中国古代的经典我能举出一大堆。唯有当代的著作少之又少。我买书基本上只买原著或译著；评书也主要评译著。我曾经灰心地认为，在我所研究的“险”学领域，当代国内学人没有能力提供我所需要的思想资源。然而，一本书的出现改变了我的看法。这就是杨鹏先生的《老子详解》。这本书之所以对我有独特的价值，是因为该书展现了本土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终于有中国人从中国的本土传统中系统地发掘出了自由主义思想资源。

我个人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如果自由主义在中国扎根离不开本土的自由传统，那么，中国本土资源中有自由的（思想）传统吗？如果有，它在哪里？15年前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开始把目光转向儒家思想，收获有限。我相信普遍人性，相信追求自由是所有人的共同天性，直觉地意识到中国本土资源中一定潜藏着某种自由的传统，并于十年前在《共和·民主·宪政》一文中意识到老子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可能具有的潜在的特殊价值，但是我没有去深入挖掘。幸好，有杨鹏。

杨鹏与我的相同之处在于，我们的自由主义信念都是来自世事的体验，生活的教诲。不同之处在于，杨鹏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基本上来自《道德经》，而我的则来自域外的思想成果。用他的话说，是《道德经》“让我成为一个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著作，不仅证明中国没有自由传统的断言是轻率的，而且证明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在中国的土壤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杨鹏的贡献之一在于视老子的《道德经》为一部探讨理想政治秩序的政治哲学著作。在同时代的古希腊，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致力于这一尝试。杨鹏的研究告诉我们，老子的《道德经》不是一般的哲学著作，而是一部探索基于超验价值的理想政治秩序的著作；《道德经》所训诫的对象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我认为杨鹏的这一判断完全符合老子的原意。而老子的原初意图，几乎被后来所有的研究者和注释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上的帝王和注释家，只将老子的思想用于政策领域，不用于制度领域。现在的注释家更是将老子思想适用于管理、商业、医学、兵学、文学、哲学、美学、艺术、励志等领域，独独不向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领域延伸。《道德经》的真实意义与价值被遮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杨鹏还原了《道德经》。不仅如此，杨鹏让我们看到，在埋没了数千年之后，《道德经》中的价值中枢和精神家园复活的希望。

我以为，在今天研究和传播中国古代的经典，其根本的使命，就是在老子、孔子等古代先知所奠定的精神家园之上，重新确立价值中枢，重建现时代的精神家园。所以，衡量一部研究中国传统经典的书是不是一本好书，要看这里面是不是承载着这种精神家园，要看它对上述事业有无重大的贡献。西方先有了《圣经》，后来有了自由主义基督教政治哲学。中国先有《道德经》，后来也应该有天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老子详解》无疑是这一尝试的勇敢拓荒者。杨鹏根据权威的文本，用现代的语言，重塑了《道德经》中所隐含的价值中枢，复活了蕴含其中的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不仅有三千多年前的源头，而且契合人类的自由大传统和普世价值，呼应今天的社会现实。

老子是“天道”思想的集大成者。天道是中国传统概念系统中的枢纽。我曾提出，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的思想传统，那一定是“道”；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那一定是“天道”。天道者，华夏传统之大端也。

在中国，老子开创的“天道”思想是本土传统的一项宝贵遗产，为春秋以降百家思想所共享。最能代表整个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最能为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思想传统，可能非“天道”莫属！儒家与道家虽然彼此各立门户，但是老子和孔子在对“天道”的信念和求索上何其相通。中国的传统，尤其是儒家与道家，就像早年的基督教一样，不论看上去与普世价值多么悖离、冲突，其中也一定有普世价值的种子。中华文化大传统下不同的分支传统中，关于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的因子有的只是多少之别，而非有无问题。天道自由主义将是中国化的自由主义。数千年来，民间用“天道”思想来争取自由对抗强权的传统，不曾中断。从伟大的经典中寻求永恒的精神价值，将老子所创立的天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扩展为政治秩序，落实为政治制度，这正是自由主义在当今中国的使命，也是杨鹏的《老子详解》的指向所在。

（2007.8.16）

刘清平

生年：1956

现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比较、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美学

主要著作：《时尚美学》《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情理利欲：大众审美中的文化反思》

刘清平的书单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6

《老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注，商务印书馆，2001

《墨子閒詁》，孙诒让撰，中华书局，1986

《四书章句集注》，朱嘉撰，齐鲁书社，1992

回想起来，对我这辈子读书经历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可能来自李泽厚先生。记得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对美学感兴趣的时候曾经说过：哲学和文艺是人类文明中历久弥新的两大门类，有关的书籍越老越有价值，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越新越有价值（大意）。这句话当年曾巩固了我研究美学（作为哲学和文艺的结合）的决心（虽然后来还是转了好几次行），但更深层的效应则是引导我逐步摸到了读书的一点门道。现在我已经不同意李先生的许多观点了，但这句话依然铭记在心。

其实，不仅哲学和文艺，还有历史和宗教，也有这个特点：如果说自然科学提供的主要是关于世界万物和人体生理的单纯知识，如果说各种技术和社会科学提供的主要是人生在世的一般性智慧——怎样劳动经商从政打官司搞传播等等，那么，人文领域的“文史哲宗”奉献的，则可以说是人生在世的终极性智慧——我是谁、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大家的活法为啥不同等等。

所以，无论是谁，无论从事的是哪门子职业，也无论读过还是没读过人文领域的书籍，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法绕开它们讲述的那些东西，区别仅仅在于方式不同：没读过的时候你是不知不觉地涉及，读过了之后却有可能激起你的自觉反思，怂恿着你去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地活着。

在悟到这番道理后，当我选择下一步要研读的书籍时，总是优先挑选那些在相关领域内最早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经典乃至元典。理由很简单：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主要就是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都觉得它们绕不过去，动不动就把它们拿出来说事儿；既然如此，我干吗要和它们过不去，只去找些当下名气很大，却仅仅属于二三流的书籍看呀？更甭提直接研读经典其实就等于与大师面对面地交谈，不像研读二三流书籍那样是通过中介摸索大师的面貌这一点了。

当初我在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时候，便把时间首先花在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之上。像朱光潜先生编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尽管主要涉及美学问题，但其中优美的文字、精练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对于我那时把握西方主流哲学将理性认知凌驾于感性情意之上的基本精神，有很大的帮助，至今写文章的时候还经常参考。记得怀特海曾说过，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因此，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我觉得不妨就从这本深入浅出的书入手，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有段时间我又对基督宗教产生了兴趣，就把精力集中在了《圣经》（特别是创世纪、四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上，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了解了基督宗教的因信称义实质，围绕这个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回过头来想，要是我开始的时候舍本逐末，只去研读那些当今国际学界的权威论著，那点时间恐怕连主要文献都还看不完呢。

至于中国哲学，我下功夫最大的同样是《老子》《庄子》《墨子》以及儒家的《四书》。在我看来，它们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元典，后世所有影响力比较大一点的思潮学说，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得在它们的土壤上生根开花，不然就要沦为无本之木。比方说，你要是不理解道家老庄，不但理解不了魏晋的玄学，而且也理解不了唐代的禅宗；后者区别于天台宗唯识宗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老庄以及玄学的精神结合起来了，所以才能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我做学问已经快四十个年头了，先后也转换了好几个领域（可以说比绝大多数同行都多），但说起来惭愧，至今全部藏书也不超过两千本。除了缺钱抠门的缘故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只读经典的爱好隐隐作怪：又没时间细细拜读，买那么多当下时髦的名著干啥呀？装门面不也得先有豪宅住这个前提条件嘛。

当然，进入新领域的时候直接面对某些生僻的经典，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的办法是先找一两本最好的二手资料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然后就诉诸快捷方式，直奔该领域的经典，比方说，古文读不懂的时候参照白话文译本，阅读英文原著速度慢就去看中译本，等到发现中译本讲不通了再去找原文。人生有限，当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汲取最重要的营养，单刀直入地抓住问题的要害，别把大好的年华浪费在了学究气上。

我的有关研究常常被贴上“激进”的标签，其实从上面介绍的阅读取向看，至少我在选取书目的时候是十分“保守”的，或许要比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都保守得多（他们更喜欢研读那些当下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的流行书籍），甚至可以说流露出了一门心思只读经典的“读经”味道。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钻故纸堆的局限，我在研读各种经典的时候，又特别注意坚持独立思考的态度和学术批判的精神，不盲从古今中外的任何圣贤先知、权威大牌，而是根据自己认定的“不坑人害人、要爱人助人”（用现代术语说又叫“尊重人权”）的是非标准，“逮谁批谁”地对于所读经典做出自己的批判评价。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激进”，倒也符合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向别人推荐阅读书目是不太靠谱的，因为彼此的活法、从事的职业、研究的领域、面对的问题都不会完全相同。哪怕只是聚焦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并且考虑到谁也躲不开人生在世的终极性智慧这条很充足的理由，我还是觉得很难定向地挑出某些专门的书籍作为必读的书单。所以，唯一问心无愧的建议只能是：优先选取相关领域的经典乃至元典，肯定没错。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要是把刚才谈到的是非标准贯彻到底的话，就连这条笼统的建议其实都应该打点儿折扣：只要没有坑人害人，你无论读怎样的书，都属于你的正当权益，所谓不但思想应当自由，言论应当自由，而且读书也应当自由。所以，就算你从来没读过那些终极性的经典，而总是从网络上的穿越文学中寻找阅读的乐趣，也没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指责你否定你：既然做人不必装，读书又何必硬要装呢。说白了，上面的建议只是想强调一点：如果你在阅读其他书籍的同时还能阅读一些经典，可能会有助于扩展你对人生意义的反思理解。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2015.7.2）

刘瑞华

生年：1960

现职：“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研究方向：经济史、制度经济学

刘瑞华的书单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

《共产党宣言》，［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2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英］E. P. 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美］诺斯著，刘瑞华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5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美］诺斯著，刘瑞华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4

《厂商、市场与法律》，［美］科斯著，陈坤铭、李华夏译，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美］诺斯著，钟正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Ronald Coas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我虽然从上大学一路念到博士，都拿的是经济学学位，但是进学校教书这么些年，却一直被视为非主流的学者，而我也甘心如此，在经济史这个领域，无妨另类一点。回想我的求学过程，看似顺利，实则挣扎不断，遇到困境，经常钻进书本寻找慰藉，怎知看的经济学越多，却越不像个典型的经济学家。

考进大学的经济学系时，开始接触的教科书里有很多技术性的内容，让我相当困扰，尤其对于数理方法苦恼不堪。主要科目不得不勉强应付，上课听不懂，只好下课后自立自强。没兴趣看教科书，就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乱翻。最看得下去的书多数是经济史或者批判主流理论的异论。

上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知道经济学从18世纪以来经历许多不同学派的论战与演变，课堂上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克思（KarlMarx）等等人名，或古典学派、马克思学派、历史学派之类。也许是想找机会向人炫耀，我会特别挑那些从来没人借过的书。那时还是1980年之前，在台湾看《资本论》可是罪大恶极，我就真从图书馆里找到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可是借了几个月也没看过几页。其实太早看经典未必好，仅凭自发读书的冲动往往难以读完大部头的著作。我后来一直对《资本论》有畏惧，是在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之后才有些心得，因此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比较偏重于劳动异化和唯物史观。读大学的时候翻过经典原作，对我影响相当深。开始教书后，为了搞懂不同学派的论点，我大概都直接翻阅原典。

另一个让我阅读经典的原因是教科书里简化的整理经常与原典有差别。有些经典论述的重要性并不在其内容，而是陈述方式非常精彩。以历史学派的泰斗李斯特（Frederick List）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来说，翻开这本书看见第一章的标题“什么是日耳曼人？”，我非常意外，却随即恍然大悟。在李斯特的想法，德国经济来自日耳曼的历史，而日耳曼的历史从何而来，当然要从何谓日耳曼人开始讲起。

大学将毕业时我面对人生重大选择，也是我对经济学困惑的高峰。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根据理性选择，在我的处境看来简直是开玩笑。我不知未来将遭遇什么，甚至不知自己想追求什么，怎么做理性选择？学了近四年“选择的科学”，我究竟要继续升学，还是准备工作，都下不了决定。这个问题到头来因为报考研究所的日期在毕业之前，所以我先姑且一试，结果考上了，于是就继续念硕士学位。事后回想，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制度影响个人决定的实例。

进硕士班不久，我就跟老师担任研究助理，做的是评估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经营绩效，当时那是公营事业中生产烟酒的独占企业，各处都有工厂。这项工作除了分析资料之外，还要到工厂访视，是增广见闻的好机会，不仅让我了解管理阶层所做的事，也能观察工人的工作情况。

参访工厂时遇到的几个状况我至今印象犹新。首先，亲身体验了厂房车间的现场让我吓了一跳。不管是筛检烟草、机器卷烟或者啤酒装瓶，都充满难以忍受的噪音，我几分钟都待不住。这种经验使我后来读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或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有特殊的感受。

在工厂听到不少故事，最有趣的是当时省政府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以保证价格收购稻米，财政负担很重，于是设法鼓励农民改种葡萄，再要求酒厂收购。可是没想到农民大量灌溉，让葡萄增产，品质却下降了。酒厂发觉不对，收购时必须仔细检验葡萄甜度，费力费时；农民则以较甜的葡萄送验，掩护大量酸葡萄进厂。弄得纠纷不断，酒厂、农民都抱怨。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麦芽是啤酒最主要的原料，生产简单，只要控制湿度、温度，让大麦发芽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运到啤酒厂。当时有一间民营公司供应麦芽给啤酒厂，可啤酒厂却抱怨连连。我在麦芽厂看到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很高，一切按规定进行。我到啤酒厂访谈，主管告诉我麦芽运到时的状况经常有差异，不仅随季节不同，连晴天下雨都有影响，难免有争执，还是自己工厂里生产比较好。当时只当故事来听，可是在我开始教书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实际的“交易成本”。

其实我读科斯的经典文章与我参访工厂的时间相差不远，当时却没把理论与现实连在一块，后来阅读更多文章，竟都没发觉“交易成本”就曾经在自己眼前。我为此努力反省，认为这与读书的心态有关。从书本获得的知识是一种学习的境界，将理论应用于现实是另一种境界，经济学的理论通常先从定义开始，经过抽象演绎，与现实并不相同。学习经济学的时间久了，会逐渐习惯将理论与现实分离。等我开始教书，试图找例证讲解理论，才有新的理解。

我的学习经常是在问题产生后才比较有收获，学基础课程或技术性的理论经常很困惑，到美国念博士的前两年依旧苦恼。我念的专业领域也相当曲折，先是因为学习“交易成本”而选了“产业组织”，后来又修了“公共选择”、“社会选择”的课程，学科考试都通过之后，我却发现我最想研究的是另一个领域。

遇见诺斯（Douglass C. North）是我求学过程中最大的转机。诺斯一直在课外时间带领一群教师与学生讨论研究课题。我在刚入学时参加了一两次，没进入状况，就暂时作罢，也因此不敢太早修他的课。等我修完主要的课，准备修他的经济史，在那个暑假拿起他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981），才读了一章就感觉相见恨晚。

诺斯在这本书第一章就展开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提出的问题包括许多我长期以来的困惑。他在简述主流经济学之后写道：“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虚掩了一切有趣的问题”，他也指出有趣的问题在于处理讯息问题、不确定性、交易成本的“制度”。

开学前我把这本书读了一大半，发现长久以来我对经济学的怀疑并非来自误解，而是有待突破的困境。我原本对经济史就有兴趣，初到美国时因为担心阅读能力不足，不敢奢想，却不料修诺斯的课时我的表现很好，我写的学期报告也被接受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基础，就这样我决定投入经济史的领域，成为这位大师的指导学生。

选定研究经济史之后，我的阅读分量加大许多，为了博士论文之外，另一使命是读遍老师的著作。虽然有幸追随大师，但是能够与他当面讨论的时间还是有限，想要系统了解诺斯，只有尽量阅读他的全部著作，而且我觉得这是学生对老师应尽的责任。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在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还继续努力，而且这些书又引出一些值得一读的文献，因此要读的书实在不少。

我在1991年回到台湾，在清华大学教书，当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新制度经济学在台湾学术界开始受到重视，1993年诺斯获得诺贝尔奖后，经济史似乎成了显学，这让我投身的冷门领域突然变得热门。老师享有盛名当然让我与有荣焉，不过其实也是很大的负担。我密集地翻译了他的两本著作，这让我对他的书又有一番更深的认识，虽然翻译在学术界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我责无旁贷，也感觉很值得。

如今我在大学任教已经20年，杂七杂八读了不少热门冷门的专业书。经济理论、经济史，甚至一些非主流学派的经典著作，写这篇文章让我思考该给读者一点系统化的整理，于是我想起鲁迅少年时求学的“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所示：“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经济学也有读书三味，读理论味如稻粱，读历史味如肴馔，各家学派，味如醯醢。在我已届知天命之年，回味无穷。

（2011.4.7）

刘星

生年：1958

现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法学理论、司法制度、中西法学史

主要著作：《西方法学初步》《法律是什么》《法律的隐喻》《中国法学初步》《古律寻义》《语境中的法学与法律》《有产阶级的法律》

刘星的书单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赵复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法律帝国》，［美］德沃金著，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柏拉图对话集》，［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

现在的书，都做得漂亮，不论封面设计还是内文排版，都要有醒目的地方，更有趋势者为图文并茂，不然，真是难以抓住人的眼睛。书的视觉效果越来越是第一位的，而且“出位”，书商21世纪的做书战术底线是：不能淹没在书海中。

只是漂亮总有区分。此一漂亮和彼一漂亮终究不同。书的内容好看，也是一种“漂亮”。我不认为书的装帧漂亮一定低于内容漂亮，前者也是陶冶情趣的方式，为培养适度“布尔乔亚”的人文精神所必需，有如找情人不能光找心里美一样，但是，我的确更喜欢书的内容“漂亮”。

当然，不论怎样的“漂亮”，都是一种时尚。这是说，“漂亮”也有语境化的问题。我们难免是在一个特定时空里来欣赏它，谈论它。说一本书漂亮，甚至说最喜欢它，一定是指特定时间个人的一个感受。一旦条件发生变化，比如，社会公众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你的思想嗜好，还有我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漂亮”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于是萝卜白菜偏好的对峙就出现了。这是时尚的特点。

说三个例子。

多年前，就看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原是英文，为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哲学而作，是为“导论”，后翻译成中文，相信一直到现在都是学生手里及学界的畅销书，毕竟，近来就连资讯最发达的大众网站都相继报道，又有新译本出来，而且以往销量已是了得。《中国哲学简史》写得流畅，一读起来，就被牢牢地吸引住，期待一口气翻完，不能停下。其中首要的部分就是讲中国哲学的精神。讲“一种精神”，是很大的企图，对学问者来说尤其如此。可是大企图容易走飘，在有限的“简史”、“概论”之类的文本空间中，一不小心就会空洞，变成想遭人瓦解都没法被人瓦解的宏伟叙事。而《简史》写得牢实，可谓星星之火步步燎原。《简史》其余部分，分讲中国哲学的若干基本派别的思想，同样伸缩自如。作为一种导论，读者定位又是外国学生，这就需要写得易理解、好阅读，当然还要有“想法”，也就是要有点有道理的“想法”，因为，有品位的学生不仅想知道一般性的知识资讯，还想知道推理、体会智慧，以从中摹仿一二。冯先生是哲学家。哲学家写哲学史和“档案家”写哲学史，自是有所分别。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法律帝国》。记得前些日子，德沃金来中国，随从他到访的一位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David Kairys对我说：“德沃金是ghost（鬼）。”我问为什么，他就说：“反正是ghost、ghost……”Kairys倡导法律的批判理论，其意思是，要好好看看法律到底是什么货色，那可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老百姓不是什么福音，研究法律首先是要站稳阶级立场，“先红后专”。而德沃金讲的是所谓自由主义法律理论，把法律说得像朵花儿，他说，只要在法律中把权利这一根本坐实，“认真对待权利”，法律的魅力可是无法估量的。两人相互之间当然是要较劲的。不过，“ghost”在Kairys那里还有“出神入化”的意思，虽说立场各异，但学问还是有个佩服与否的标准，而Kairys佩服德沃金的论说能力，固有“ghost”一词的多义使用。

《法律帝国》说法官是法律帝国里的王子，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了。从法官自身的角度，从法官的审判活动，德沃金娓娓道来法律的肌理。有意思的是，通过爬梳整理，一步一个脚印，以小见大，他居然可以将法律说成“富有弹性”的制度ghost，其中包含了规则、原则、学理，还有政治道德。我们都说法律是一类规则，但德沃金就可以论证得让你信服法律不单是规则，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需要靠思考推理才能获得的理论和理想。这本书真像一棵树，有根，有枝，还有叶，有层次地伸展、开放，读来也是“漂亮”。我开始读的时候，当然是那个特定时候，的确觉得这书是极品。

再一个例子是《柏拉图对话录》。读《对话录》，你会发现各种人物的对话，对话很有意思，一来一往，互赠学问，而且没完没了。那是一种到现在都有人模仿的叙事体。对《对话录》，评论的人太多了，并且常是专家，我这里只提一点。这就是我以为其中最有趣的地方也许是“理论的想象”。有人说理论是可以推论出来，只要有经验和推理前提。这没错。不过我倒觉得“想象”有时对理论是更重要的。固然应该说，一个人可以“想到”、“说道”、“谈出”什么理论，另一个人不行，但是，就像有人可以想象出一个世界而另外一个人不行一样，我们也能说一个人可以“想象”出一些理论，另外一个人缺这个能力。不然，我们就难理解为什么《对话录》中的推论可以不断延展，没完没了……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有如字词之间的关系，像无限的网可以编织在一起甚至可以交互续接，而真要编织续接在一起，是一定要有想象力的。这也是我以前一个时光里的最为深切的感受。

于是，先要让人觉得有“想法”，次之有“伸展”，接下来就是带上“想象”。它们都是书之内容的漂亮。人人都爱漂亮，既然漂亮就会喜欢。编辑说，写写你最喜欢的几本书。我觉得前面几本书“漂亮”，故将其奉为特定时间里的最喜欢者。其余就要听高人的了。

（2004.5.13）

刘仲敬

生年：1974

研究方向：世界史

现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候选人

主要著作：《民国纪事本末》，译有《英国史》《星童头骨之谜》《无中生有的宇宙》《燕子号与亚马逊号12：拯救白嘴潜鸟》等

刘仲敬的书单

《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

《梁遇春散文全编》，吴福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瓮葬》，［英］托马斯·布朗著，缪哲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

《西方的没落》，［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

《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著，商务印书馆，2001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岁和十三岁之间，非常渴望杀时间的大部头书。当时（八十年代中叶）不存在网络，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为中学生的生活状态是永恒的。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足够的书，填满用不完的无聊时间。因此书越难读，耗费时间越多；对我来说就越好。《史记》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斯瓦辛格的电影好，因为一册《史记》所消耗的时间二十倍于《尼罗河上的惨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学青年本义上的文学青年，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就像对待《燕歌行》或《长恨歌》一样，除了节律的快感以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故事总会有续集，文采则是会上瘾的。这条线路引导我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当然也只读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么用处，无非是搜集大侦探波洛全部作品同类的事情。我后来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会写古文和古诗，而且比写英语文章轻松得多（我根本不会写英文诗）。现在看来，我大概是古典中国那种熏陶式教育的最后一批意外产品。这种际遇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我估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环境了。

梁遇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间已在九十年代初（大学时期）。当时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国和英国散文家的随笔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查尔斯·兰姆、蒙田、赫兹里特、爱默生当中，一册薄薄的《春醪集·泪与笑》突然跳出。当时的感觉犹如朱彝尊的《高阳台》：“重来已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世间若有烂俗台词所谓“灵魂伴侣”，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收集到这位作家的各种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应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的《梁遇春散文全编》，收罗了作者的文章和译文，比以前和以后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后来，我收集此类图书，数量数十倍于当时，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余光中是这么认为的），此书堪称“精金美玉”。（在诗歌方面，我只能给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咏怀》同样的评价。）同时代流行的优质散文家梁实秋、董桥之类，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好吃的奶酪：甜腻可口，绵软易朽，绝对当不起“时间的征服者”重任。顺便说一句，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么，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的布罗代尔、亨丁顿等大家著作中脱颖而出，给我留下格外深刻的思想印刻，以后永远没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我是苛刻的辞章鉴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和学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我查看这样的作品，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今天的年鉴学派虽然声势浩大，我却私心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识见不成比例。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后，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于这样的极少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后，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我深信：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锐而冷静的观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中赞美死敌“心胸高尚”，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无异于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刽子手道歉。如果你比敌人更有失风度，你就是输家。我们浸淫于野蛮的二十世纪斗争文化，习惯于明确、夸张、恶毒地攻击敌人。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加里波第说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于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两者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由于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维背后，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当然，托克维尔不会将宿命感罗织成系统理论。学究气是中产阶级缺乏品味的证明，斯宾格勒就是这样一位中产者。

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02年前后。这时，我已经确定了大部分认知地图。我除了搜集材料充实细节以外，此后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简单地说，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你认为，给文科生提供就业机会也算一种意义。）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转衰的征兆之一。（当然，在实证意义上，盛衰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词。）中国的博雅教育早已灭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博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实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后一位贵族。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只有祖先、没有后裔。在我自己心目中，我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2014.2.6）

柳立言

生年：1958

现职：“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宋代的法律与社会

主要著作：《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

柳立言的书单

《圣经》，中国基督教协印发，1996

《让高墙倒下吧》，李家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5

《道德：幸福的必要条件》，林火旺著，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

《理所当为：成就公平正义的社会》，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我的研究兴趣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现在集中在法律史，尤其是司法史。不少学人认为，假如只是以法论法，即排除了贿赂和关说等非法律的因素之后，司法是相当理性、客观甚至科学的，除了少数疑难案件之外，也大都可以从现行的法规里找到适当的答案。用电脑作比喻，它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法条、案例，和逻辑推理的程序，我们只要把新案件的内容详细输入，电脑就能推算出最好的判决。事实上，法史学人和司法官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尽量运用理性、客观和科学的方法，找出案件的真相，试图实现法律的最终目的：公平公正公义。以下就环绕这个问题，介绍四本书。

第一本是《圣经》。众所周知，西方法律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圣经，尤其是法律原则（法理）如自然法。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亚兰·德修威（Alan M. Dershowitz）曾写了《法律的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The Genesis of justice），指出《圣经》所包含的许多高标准的道德观念，都纳进了西方法律，并一直流传到今天。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核心价值是礼法合一，即孔子等人所订下的礼教，虽非全部，但有许多都纳进了法律。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礼包含许多高标准的道德观念，故有所谓“礼不下庶人”，不必苛求于一般民众。在近代台湾，极为西化的“制度”（请注意：仅是制度，不包括思想和行为），非法律莫属，其中有不少道德观念，事实上跟中国传统大同小异，如尊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觊觎别人的妻子，和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等，今日谓之普遍价值，是不分中外和古今的。

时常听到人说，法律只维持最低的道德标准，这是很奇怪的话。法律明订很多我们不应做的事，而用来界定“不应做”的标准，很多都是道德，有些是私德，有些是公德。例如行人和车辆都不应闯红灯，既是为了保障个人（私）的安全，也是为了维持社会（公）的秩序。推而广之，假如我们能够处处尊重别人的权利，时时想到发挥公德心，又怎会是低的道德标准呢？

所以，阅读《圣经》，特别是“旧约”的诗篇、箴言，当然还有包含“十诫”的“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法律的来源和原理，听到他们对美德和真理的歌颂，还可进行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阅读“旧约”的传道书，更可知道，无论西方或东方，也无论古代或今天，人类都在追寻一些超越世俗法的更高原则（higher principle），例如被民间或世俗改造后的佛教，人为地或后天地创造了地狱判，把人世间的法庭和法官（包括包青天），全都搬到地狱，好让在人间受到冤屈的百姓，到地狱得到公平公正公义的审判。信奉孔子的法官，理应敬鬼神而远之，但在审判时也抬举儒家学说的天理，认为它是世界开始之前就存在而且永恒不变的大道理，比国法还要重要。以前许多官府的大门，都挂上“天理、国法、人情”的匾额。

不过，《圣经》对我最大的作用，不是知识，而是信仰或信念。首先是罪恶的产生。很少宗教是教人做坏事的，故它们的教义大都包含道德；然而，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追溯人类的原罪，亦即罪恶的来源，和针对这来源，进行治本而非治标的救赎。所谓治标，是指犯罪之后，做一些弥补的事情来求神和求人原谅，对法律的惩治或教化也甘之如饴，认为这样就可洗罪和没罪了。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当初为什么会动了犯罪的念头？人性是善与恶并存，应是多数人的经验。假如不把作恶的罪根加以铲除，亦即治本，它便会留在我们身躯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的今生伺机而动，在我们死后也随着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人死了还带着罪。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谁有能力进行治本，洗脱我们的原罪，就请读者自行寻找答案好了。

其次是真相。时常有人说，历史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公平公正公义等真理可言。正确的说法应是：历史作为发生过的事情，本身有真相，但历史纪录和历史研究却不一定能保持和找出真相。“真相”与“找出真相”是两回事，好像凶杀案，凶手是谁，至少凶手本人是知道的，但司法人员不一定找得出来，甚至还冤枉了别人。

那么，除了凶手之外，还有谁知道真相？就算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有死者托梦，帮助司法人员找出真凶的故事。不少科学家，即使本身没有信仰，也相信灵魂的存在，还试图测出它的重量。但是，死者在死亡之前，真的知道凶手是谁吗？恐怕不一定。佛祖释迦牟尼知道吗？他穷尽一生找寻脱离苦海的方法，假如他连如何脱苦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又怎可能知道他不曾经历过的凶杀案的真相呢？他在世之时，不曾求神问卜来找出脱苦的答案，只依靠他作为凡人的智慧和体能；在临终之时，他恐怕后人把他神化，于是叮嘱弟子连遗像也不要设立。所以，原始佛教基本上是无神论的，后来传到各地，在民间被当地的民俗信仰所同化或本土化，才变得满天神佛，连关公都可以成为伽蓝护法，甚至成为财神。但不知道，追求财富还能脱离苦海吗？

念历史的都知道，今天许多神明的官位爵位，如妃、后、王爷、天师等，都是过去的朝廷加封加赠的，都是出自“人”的恩赐，假如它们后来没有依照“人”的要求来显灵，便会被“人”贬官削爵，正如今天之被赌徒砍去头颅，真的是人大于神。所以，假如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真相和真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知道，和祂是否乐意及如何让我们知道了，也请读者自行思考吧。

第二本是科学家兼教育家李家同的《让高墙倒下吧》。深受感动之余，只要是李先生的新书，大都买来阅读，书架上已不下十本。我所重视的，一是他的理想主义、悲天悯人的爱心，和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实践精神；二是作为对自己的反复叮咛，这是我们年过半百的人跟年轻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怕忘记，他们怕啰嗦。李先生反对死刑，写了《我已经长大了》，是说一位法官把一位杀人者判处死刑，后来这位死囚改过向善，法官十分后悔，努力寻求特赦，但没有成功。临刑之前，死囚写了一封信给法官，感谢他的奔走，同时希望他照顾自己出生不久的男孩。法官收养了男孩，等他长大后，告以实情，并得到谅解。故事的主旨是“社会该讲公义，更该讲宽恕”，“只有成熟的人，才会宽恕别人，才能享受到宽恕以后而来的平安”。坦白说，我觉得故事并不完整，因为李先生没有纳入被杀者的家人，他们的宽恕和平安毋宁同样重要，但我希望李先生的话能打动这些家人。宽恕不愿悔改的人，比宽恕愿意悔改的人难上百倍。

最后两本是哲学家林火旺的《道德：幸福的必要条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洪兰众多著作中的《理所当为：成就公平正义的社会》。林教授直言也敢言，书中充满对台湾司法和民主的批判，也充满期望。例如《只要法律，何必道德？》记载，有一次他跟一位法律系的老师说：“你们学法律的如果都守法，台湾的司法界不会这么黑，知法是常识，守法是道德，懂法律不一定会守法。”他认为，“如果法律系只教学生理解法条，而忽略法律责任的道德教化……最多只能称为‘讼棍教育’”。他让我反省，今天历史系所的教育，是否也偏重史才、史学、史识，而忽略了史德？

洪教授既苦口婆心，也言人所不敢言，例如在《好品行需要时时提醒》一文中，她根据心理学家的实验指出：“人不是理性动物，常常贪小作假，但是只要提醒他诚实，就可以对抗诱惑。看起来，每天进校门时，看一下‘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对学生品德是有帮助的”；读来令人莞尔。她甚至说：“品德是立国之本”，“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标准化测验上，不会有人问他们的品格、诚信、道德或胸襟，但是这些都是教育的根本”。在《教育问题不能靠立法解决》一文中，她说：“Google、Yahoo等网站出来后，学生上网搜寻到的知识可能比老师讲的还多，因此现代老师只剩下‘传道’一项是电脑网络不能取代的，如果连这一项也不能做，那就不必做老师了……学校要教的是求知的方法，而不是知识本身。人格和情操才是学校教育的重心”。我深感同意，相信学生要在上课时啃鸡腿，应先得老师同意，因为这是尊重别人的传统美德，是超越时间空间和种族的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年轻人嫌啰嗦而闭口不言。

（2013.11.7）

卢敦基

生年：1962

现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浙江历史文化

主要著作：《金庸小说论》《自由报人——曹聚仁传》《人龙文虎——陈亮传》

卢敦基的书单

《两户人家》，董时进著，学林出版社，2012

《战争与爱情》，唐德刚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

《明清时期庶民文化生活》，王尔敏著，岳麓出版社，2002

《中国史学名著》，钱穆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醉太平》，朱苏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张五常作品系列》，张五常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在读了许许多多期的“秘密书架”后，终于决定来写一篇“我的秘密书架”。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是：必须讲一点自己有独特体验的书。如果这点对，那就必然要回避名家的巨著。归根结底，名家的巨著是哺育我等这些读点书的人的乳汁。但这种大著，读者既多，也难讲出点让人觉得些许意外的体验，鲁迅就不谈李、杜。所以在这篇小文章里，没有他们什么事。

第一本我要说的，是董时进的《两户人家》。董先生，1900年生，1984年逝。他1920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发动成立中国农民党。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关于他的“惊人的反土改预言”，字小，没细读。此书写他爷爷辞世后，寡居的奶奶如何养育两个儿子，儿子又如何让孙子出洋。古代中国农村，顶梁柱一倒，孤儿寡妇便受尽欺凌。此等叙述，不以为奇，我最震动的是：寡妇一人，如遇大不公，可直上县衙击鼓伸冤，而且还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农村真正乱，始于辛亥革命。今人自执着于辛亥推翻皇朝的决定性的政治胜利，但原来风平浪静的偌大农村忽然土匪成群，现代乱局从此发端，也是拜其之赐。董家也是因为勤奋劳动换来的血汗钱放在家中徒招盗贼，才下决心送孩子出外读书。描绘辛亥前后的中国社会实况，我读的书中，论生动真切，此书为第一。

第二本是唐德刚的《战争与爱情》。唐氏以《晚清七十年》享誉于世，我也喜欢，但我更喜欢这部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也怪，我曾多次向朋友、向社会推荐此书，反响甚尠，我却十读不厌。此书写一个大户人家子弟跟受苦出身的女新四军战士的婚恋经过，特别展示了传统地方经济如何在新时代快速败亡，指斥国民党时代以小土豪取代大土豪后社会的流氓化，而抗战一剧之血腥、之残酷，尤使人涕泗横流。解放前后主人公的遭际，更使另一文化中人完全匪夷所思。我读书不甚动情，唯读此书不然，独坐斗室，垂泪多次。以为它为中国二十世纪中间五十年之最佳展现。也许是史家写的小说，在文学上有种种缺憾，但我完全视而不见。

说了两本文学书，再说两部历史书。一是王尔敏的《明清时期庶民文化生活》。王先生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多年，著述等身，我也买过十余部，但这一小册子为我最喜。特别是其中一句，说点神主这种民间祭祀仪式，实待抗战时才彻底消灭。此语我常常忆起，且醒悟今人对抗战研究，实少以文化变迁着眼者。王先生著作，因属研究，笔法较为生硬，偏偏此书极为灵动。至于文章如何趣味横生，此不赘。另一是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我喜读史，但是真正读出一点味道，多数靠此书点拨。特别是关于《史记》诸章，诵读再三，反复体会。钱穆先生一生著述甚多，此书对他而言，无非小书一种，但实在好。

文史之外，再说两种：这两种仍是文。一是朱苏进的《醉太平》。一般谈当代文学甚少提到朱苏进，而我偏嗜之如狂，将他的小说收罗殆尽，读之何止十遍。他的缺点是格局偏小，长篇叙述会照应不周，时有破绽。优点是坚忍长久下的爆发，奇诡，惊艳，让人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我曾想，尽管他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凭，但如放到十六七世纪的美国或欧陆，说不定能搞出点发明来沾溉世人。另一是随笔《张五常作品系列》。初遇张氏随笔，在一套三册中先买一册，晚上回家试读。不到半夜读完，满室打转，直以没有尽购通读全部为恨。最近我出一本书评集，以写张的小文列于卷首，特表敬意。从读他的文章开始，我才真正有点领悟文章作法。但读多次后，我亦醒悟他毕竟还是海外的底子。我等本土成长的，写不出那样的文章，亦不一定要写那样的文章。

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平生爱好，亦仅读书而已。如以每年读两百种书计，三十年来，共有6000种（我于2012年6月16日加入豆瓣，至2014年10月6日，读过648部。年轻目力健时读得更多）。从6000种中选出6种，总还略有可观。回头看，发现这6部书的作者，除朱苏进外，皆为境外或域外人士。小小吃惊之后，也明白现代社会必应抱有放眼全球之视野。想我这般既无通读洋文原著之学养，又无生活异域之人间体验，译著读得最多，仍然屁事不顶。从境外域外华人著述循序渐进，亦是顺理成章。今年夏天我与某同学戏言：我等只不过完成了“城镇化”，“国际化”的使命只有待儿辈去完成了，即使他们沦落于底层，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毛泽东有句话，尽人皆知，道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出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时中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国军，举重若轻。但于接管城市，偏偏举轻若重，强调决不能犯李闯的错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成效显著，领导英明以外，亦有从农业化到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及各种因缘风云际会，此时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如毛泽东言：戒骄戒躁。冷静看待自己读书的缺陷，亦如是。

（2014.12.4）

卢周来

生年：1970

现职：国防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国防经济学

主要著作：《穷人经济学》《游戏着经济学》《边缘的言说》《重建经济学伦理层面》

卢周来的书单

《资本论》，［德］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

《经济学》，［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短缺经济学》，［匈］科尔内著，张晓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卖桔者言》，张五常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美］海尔布罗纳著，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

《资本主义的动力》，［法］布罗代尔著，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

《通往奴役之路》，［英］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德］韦伯著，甘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吴敬琏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2004年4月份曾应《好书》之约，写了一篇《影响我青少年时代的几部经济学著作》。我当时所列的书目止于1994年。2005年1月份，《中国图书商报》在创刊10周年之际约我写了《十年五本书》，列出了从1994到2004年间我印象最深的五本经济学著作。将两文中所记书目连缀起来，就是这些年来影响我思想的经济学著作：

《资本论》第1卷

我读这本书，是在1984年初中毕业等着中考结果的那个漫长暑假。其时我未经“新自由主义”等等各类“思想启蒙”，至今我仍很庆幸这点。现在我给研究生讲解此书，基本可以做到不翻原书就知道哪句话大概出自书本哪个位置。读此书最大的收获是，它教会了我看待经济问题时必须分析社会权力结构。正是因为社会权力结构的压倒性偏移，使得表面看似平等的契约背后蕴含着极大的不平等。

《经济学》

尽管仅是初级教材，但我的现代经济学“启蒙”得益于此书。

《短缺经济学》

1980年代中后期，苏东改革一度成了中国的“榜样”，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这本书成了时髦读物，我也被“裹挟”进这股阅读热。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因为对企业的“软约束”而导致短缺成为常态，为我们观察计划经济的弊病第一次提供了当时令人信服的解释。

《卖桔者言》

记得那时高中语文课本中有刘伯温的《卖桔者言》，不想张五常竟然有一本书也叫这个名字，一看竟然还是经济学的。现在回头来看，该书不仅仅影响了我的经济学思想，更影响了我后来的经济学写作。因为那是大陆最早出现的由经济学大家写作的经济学散文集。

《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

这本书至今是影响我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最基本看法的著作，而且同时为我观察当下主流经济学界的种种表现也提供了基本视角。其中有两个说法我一直印象很深：其一，“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为市场辩护比较对人胃口，而为政府辩护则不讨人喜欢。为此，他们就大谈自由”。其二，“逻辑往往不会赢得人缘，一个坦率指出社会的悲剧收场的人，几乎肯定是无法获得众望的”。

《资本主义的动力》

这本书颠覆了我原来与许多人共有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通行看法。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反市场经济的。即资本家阶级为获取垄断地位，总是与国家权力合谋，消灭本国与他国自由市场的中小竞争者。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等无数主张“自由市场制度”的大家为之辩护的资本主义，其实恰是他们应该批评的。值得一说的是，最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大学著名金融学家合著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信出版社，2004）结论与布罗代尔空前一致。书中提出所要拯救的资本主义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两作者看来，资本家天然害怕竞争，而不惜通过收买、要挟、院外游说等手段与权力相勾结，获得与维护垄断地位。此外，书中收录的布罗代尔晚年最后谈话则揭示了人类进步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与身为一位历史学家的绝望心境。

《通往奴役之路》

自1990年代中期始，中国思想界中争论的各方，几乎都会将本书作为援引的资源。这是因为，类似自由与保守、建构与演进、市场与政府、公平与效率，甚至革命与改良等等当下所关注的议题，都可以在此书中找到至少“一面之辞”。我曾反复提醒应该注意哈耶克两个思想：其一，他讨论的是有了社会基本保障与法治背景下的问题；其二，“不能使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刚性的教条”。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这本书给我最初的印象是震撼性的。因为当年韦伯与其敌手的论战，涉及的话题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界所涉及的论题几乎一致。书中批评了德国主流经济学界当时流行的“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经济学排除价值判断”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时代德国的最大危险在于，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反对民族的未来”。本书还告诉我，今日经济学看似繁华，其实依旧还没有摆脱掉100多年前那几个老话题。

《现代化的陷阱》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是，应该使经济研究尊重常识（Common Sense）；经济学家作为深深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群体，不仅仅要以知识贡献、同时还要以清醒的道德良知参与现实世界建设。在这点上我与杨小凯先生有同感。杨小凯先生说：“国内很多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此书的内容使我对自己近年来一贯的观点更加自信。因为本书不仅为了解中国改革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现代经济学框架，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中国经济改革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能否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今仍然是个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

（2005.3.3）

罗韬

生年：？

现职：羊城晚报编委

主要著作：《半半集》《张九龄诗文选》

罗韬的书单

《60部小说毒在哪里？》，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文学兵团编，1968

《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读书生活，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是很令人怀恋的。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当时起码是“好学如好色者”，或可直接说：好学即好色。那时刚解禁的中西经典爱情小说，对我们这些正当“知慕少艾”的少年来说，其魅力是无以言表的。因为这些书此前一直是禁脔啊。读着排长龙才买回来的渴慕已久的经典，不用说情节，就是闻其墨香，已足以醉人了。

我们之达到“好学即好色”的境界，真要感谢“文化大革命”。是这十年让青少年蓄够了“饥饿感”。既是文化的饥饿，也有青春的饥饿。

我很感谢一本书，它至今还是我的珍藏——《60部小说毒在哪里？》。当时我很爱读这本书所批判的情节，很爱吮吸其中的“毒”。尽管不可能得读原书，但这60本书已日夕来往于胸。

《60部小说毒在哪里？》中的大多数，本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它对我的一个大贡献，就是诱导我读“书目提要”的习惯。自此我就喜欢收藏和阅读目录书。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乡先辈陈垣教授教人读书，先读《书目提要》，原来与我的读书经验是暗合的。尽管《60部小说毒在哪里？》是一本拿不上台面的书目，但我反话正解，大有聆听“海客谈瀛洲”的快感。这种快感是我后来读其他“书目”所难以比拟的。

当“瀛洲”就在眼前，终于可以得到渴慕已久的书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狂热。书店尚未开门，门外已有绵延几百米的人龙，他们都是为了得到一本西方名著。有人居然肯以一部凤凰牌自行车换一套《基度山伯爵》。要得到一部凤凰牌自行车，在当时是极其艰难和代价昂贵的，不亚于今天要得到一部名牌跑车。这种令今人瞠目的交易，可一窥那个时代的重文风气。

那时最红的当然是重版经典，什么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排队都是冲着这些“大、洋、古”。说到新书，我最难忘怀的要算钱锺书的《管锥编》（1979年）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这两本书，我认为是1949年以来的谈艺双璧，钱著极沉潜，李著极高明；钱著以横通（我这里用“横通”一词，指钱先生打通诸艺，打通中西，与章学诚的贬词“横通非通”不同）见胜，李著以贯通见长。这都是作者长期的独立的思考结晶。读这两本书可知，建国廿七年固然著书不易，但对于真学者，倒是能锤炼出珍品的。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如此，后来出的顾准的《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也是如此。

这些令人怀念的学者，他们都不甘于当时，而别具幽忧之怀。在政治专制的时代，容易产生这种气象，亦能产生大著。倒是市场专制的时代，学者“不甘于当时”的气象少了，他们做“市场专制”之下的顺民而甘之。近年畅销书繁荣而杰作寥寥，学者的气象与底蕴，也有所不及。

如今，读者没有了饥饿感，作者没有了“不甘”感。我，人生半老，少读新书，还是摩挲着半黄的旧籍而咨嗟不置。

马斗全

生年：1949

现职：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中镇诗社社长

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

主要著作：《南窗寄傲》《南窗杂考》《南窗吟稿》

马斗全的书单

《傅山全书》，傅山著，刘贯文、张海赢、尹协理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剑南诗稿校注》，陆游著，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世说新语笺疏》，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中华书局，1983

《颜氏家训集解》，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中华书局，1980

《老学庵笔记》，陆游撰，中华书局，1979

《曲洧旧闻》，朱弁撰，商务印书馆，1936

《东坡志林》，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中华书局，1981

“开编时与古人游”，是我读书时每每想到的陆游诗句，如今回忆读书生涯，正好用来作题目。

由于多年来好舞文弄墨，竟有不少读者误以为我读过很多书，真是令人汗颜。最该读书的青少年时代荒废于“文革”中，老大始得入大学，惜大学期间乃至参加工作后好长时间，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一家人差得温饱，而不是读书与学问。可知我此生不能读很多书，乃命中注定。

所读书中，对我影响较大者，不是哪部重要经典，而是傅山的《霜红龛集》等文字。当初读傅山文字最多，是因我新调山西省社科院为《傅山全书》项目主要承担者，属工作任务。但凡能搜集到的傅山手稿，都要仔细阅读并整理收录。未料因此而让傅山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读书，便如傅山那样圈点批注，凡遇须记住或有可能回头再读的地方，一些重要段落或事件人物话语，都作标记，有不同见解或疑问，辄为眉批或标注。这样一可加深印象，二是便于查找。傅山读书所得，多为札记式的短章，有的只是一二句乃至几个字的批注，却颇见高明。最令我震撼的是对《古诗十九首》“秋草萋已绿”之批注。对于这句诗，当代著名学者隋树森、马茂元、余冠英诸人之研究，不是讲不通，便是与全首诗意不协。傅山只一句话便为讲明白：“此‘已’字非从绿字起，却是从‘萋’字来，谓凄然罢其绿矣。”如果学界早知三百年前有此一语，可省却后来多少无用的长篇大论。从此，我便不大喜欢写所谓学术论文，而愿如傅山等古人一样，但求确有新见，而以简短语出之。傅山读书极多，自己永难企及，但受其影响，也注意博览各方面的书。所以我虽是历史系毕业，却一直文史兼习，对语言文字和古文献等也多所留意。拙著《南窗杂考》即主要为文史札记，按时下标准似乎算不得论文。聊以自慰者，书中道古今学者所未道或古人之意今一世已不解的新观点、新发现，多达几十个，尚坚实可信，算是为学术、为后人做出一些切实贡献。并且，因喜读古人书，行文也就简练些，多读拙文的读者自可感觉出。

为文之外，我又喜作诗。其实我少时所抱理想与诗不沾边，未料后来却被称作诗人。我的学诗缘起，与陆游有关。可以说又一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书，是陆游诗集。

多读陆游诗，也出于偶然原因。“文革”期间在农村，竟然连一本可读的书也没有。后来不知从何处得来《陆游诗选》，也就只好读它。读来读去，不少诗已能背下来，并且鬼使神差竟学着作起诗来。后来受朋友之托推销某书，因需购书发票，只好去书店买了价格正好相同的陆游诗全集《剑南诗稿》。细读一遍后，更喜欢陆游了。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位学问家，一生读书极多，思想和人格更是令人敬仰，所以后来又曾多次翻读其诗。我的作诗，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刻意学某人，而是不主一家。虽说如此，还是不知不觉受陆游影响多些。似乎从诗的风格到语言习惯，乃至人生态度和诗人怀抱，都深受其影响。遇有年轻人来问诗，我总是告诫：作诗须先作人，须怀诗人赤子之心，方好作诗。事实而情真，乃人品与诗道所必须，切忌假话空话与矫情之作。其实不过是在贩卖从陆游诗里得来的道理或原则。

此外，我还多读古人笔记类书籍，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曲洧旧闻》之类。说来好笑，喜读此类书，并非出于文史研究或其他需要，而是因为好读且皆简短，闲读以消遣。细想来，爱读笔记类闲书，其实还是因了对古人的敬仰。那些掌故，那些言行，那样的情操，那样的雅量，皆使人戚戚有感于心。例如苏东坡，一般读者只知其诗文之大成就，惟有读《东坡志林》后，才知他岂但诗文特异，更是非常之人。东坡无论处艰危政治环境，还是险要生死关头，或是米贵绝粮之时，那种坦然面对的定力，真教人佩服不已。虽绝难学来，而心向往之。又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一些古人不讲情面的习性，读来甚感惬意。由是知闲读也同样多受教益。《曲洧旧闻》记宋淳化间某县尉贸然上书言事，宰执欲治以“妄言”之罪，太宗不允，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短短数语，读后却令人颇多感想。

可知，读古人书，与接受知识同等重要、甚至比接受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古人如何为人行事，即所谓读书尚友。可惜今人已多不知此，只是把读书当作换取回报之付出，殊失古来读书之义。陆游“读书历见古人面”“开编时与古人游”“师友书中古圣贤”，傅山“嘉言善行，安所非吾辈之师友哉”，皆是说与前贤为友作心灵交流。我们读书自然也应如此。没有功利目的，静心读古人文字，便每能体知古人心境，而与古人同忧乐。例如读到陆游“人生快意事，五月出长安”，真为他终于可以离开朝廷回镜湖边家居而高兴。读傅山甲申守岁诗“怕闻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亦悲从中来。那是明朝最后一年，没有崇祯十八年了，深深的亡国之痛尽含其中。还有日常生活中一些事，古人是如何对待的，都对我们多有启发和教育。傅山对所恶之人事，未尝稍为将就而从之，人所共知。谁知他竟因梦中之事而不能原谅自己，说这证明“未梦时原来无确不可拔之力”。如此文人，真可为我辈修身之楷模。傅山还有“四以”之语：“以好色之情好德，以修名之法修身，以畏神之觉畏人，以救灾之勇救过。”只怕如今人们对此已难以理解了。一世皆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时，最好的办法是各从自身做起，使自己先“古”起来。

读古人书而与古人游，自多亲切之感，可使所得知识活起来，有助于提高学力。这里举一例。明代杨慎诗有“石房夜冷难成寐，恼杀荒鸡不肯鸣”句，钱锺书先生指其错用“荒鸡”。我不由得想：杨慎岂能不知“荒鸡”之义？他那样用应有其道理。于是留心查考，方知“荒鸡”谓中夜之恶声外还指荒凉之地所闻鸡声。惜一世已不知此义，钱先生亦未知，故而错责古人。成札记一则发表后，有人问：你怎么能看出钱锺书错了？我说我哪能看出呢，只是因叹服古人学问之精深、知古人不我欺，才予考证的。同时也得益于牢记《颜氏家训》“读天下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之古训。

我曾数勘钱仲联、钱锺书等大学者之误，有人说你怎么竟敢批评这样的大家？其实我写文章时并没有多想大家不大家，为学术计，只是觉得有误便应纠正，所以无论大家与否，皆直言不讳，因此给人以不讲情面、尖锐甚至尖刻的印象。北京大学钱志熙先生曾谈到，以前读我与其他学人商榷之文，觉颇有锋颖，及相见后才知乃真诚厚道之人。好些初见面的文友也都表示过同样的感觉，花城出版社前老总范若丁先生见到我竟大喊意外。拙文直言不讳，或受古人影响。古人为文便是非分明，从不模棱两可，绝不似现今文人之世故与圆滑。文风欠委婉而过直截，还不要紧，麻烦的是，有时行事难免也为时人所不解。自己对古人质直有守、耿介不阿、襟怀磊落、心口如一等品性，最为钦佩。心之所好，性或稍近。一次会议间隙，省里一位领导对我说，他的一本书稿已编好，请我给看一遍。我说：对不起，近期很忙，没有时间。在座各位皆惊异不已，好像我说错了什么。事后有朋友埋怨道：别人想巴结还巴结不来，你怎么断然拒绝？而且是当着大家的面当即拒绝？我解释说真的很忙，抽不出时间。朋友摇摇头冒出这样一句：你真是读古人书读成书呆子了！我心想：你这是尅我还是赞我？还有一次，报上刊出新到任的省委领导的几首诗，诗词学会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要我登在会刊上。我说会刊不登不讲平仄的诗，再说人家也未投稿给我们，不合刊登，惹得对方很不高兴。以前碰到此类不被人理解之事，我还从古人那里讨安慰，心想傅山或某先贤若遇此事也会这样做，即释然。后来则无须古人安慰，每能淡然对之。

如今渐入老境，以后还能读多少书尚难料，只是愈老愈感谢陆放翁、傅青主和众多先贤，愈思与古人游。因为自己的读书经历已证明，古来名家著述，无论哪一家，只要认真读了，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终生受用。

（2015.8.13）

毛丹

生年：1963

现职：浙江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文化评论

主要著作：《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中国农村公共领域的生长：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村民自治诸问题》《马丁·路德与现代性政治的正当性》《秩序与意义》

毛丹的书单

《利维坦》，［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

《君主论》，［意］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

《社会学的想像力》，［美］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美］戈夫曼著，黄爱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世界文明史》，［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

《西方哲学史话》，［美］威尔·杜兰特著，杨荫鸿、杨荫渭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1959

《动物农场》，［英］乔治·奥威尔著，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2003

《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美丽新世界》，［英］赫胥黎著，孟祥森译，探索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我们》，［俄］扎米亚京著，范国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失明症漫记》，［葡］若泽·萨拉马戈著，范维信译，海南出版社，2002

《愤怒的葡萄》，［美］斯坦培克著，胡仲持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辑，中华书局，1981

《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下面10种书，是我随便读读后就喜欢上的。我觉得，它们不一定重要，却可以把玩。

先说政治学著作。我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从业者，可是真正觉得喜欢而又重要的政治学著作，却只有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一种。有学养的政治学家，会承认《利维坦》比洛克等人的著作更重要。它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表明政治本质上只是处理俗人在俗世如何共处，只有靠公众认可而获得合法性，此外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它还展示：如果政治合法性是指公众对统治的心理认可，那么政治哲学有能力让每一个人从简单的扪心自问开始，认可政治统治是必需的。它可以让普通人也体验到，听任人类那种自负、出人头地的激情驱使，人与人之间只有无休止的战争状态；而对无休止的敌意和横死的恐惧，会驱使人们同意接受政治统治而获得生存所需的秩序。这本书的意思复杂，意味深长。帕森斯甚至断言，全部社会学理论就是为了回答霍布斯的问题：一群自私自利的人怎么可能组成群体与社会？我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就是觉得此书语言清楚、干净，很难得。

社会学著作，我最喜欢的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和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些社会学家私下说米尔斯是三流社会学家，意思是他不太正宗。也许，米尔斯由历史学而政治学而社会学，来路是有点杂。不过如今该管这样的路数叫跨学科，旁人想学还不一定行呢。再说，如果觉得只有韦伯、涂尔干几位才是一流社会学家，帕累托、帕森斯等算二流，那么说米尔斯算三流，倒也可以接受。不过，这样的“三流”其实很高明。这本书在50多年前就有先见地批判了社会学研究的种种不恰当倾向，例如宏大理论、过分依赖统计、跟着资助方的课题走，等等，它们至今仍是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顽症。此书很尖锐。我曾戏称它是社会学界的“愤青”之作，不过又赶紧补充说：它可以帮助外行更顺利跨过社会学门槛，还可以帮助行内人士避免不知不觉沦为没良心的庸俗社会学家。

戈夫曼的书则显得有趣、可读，对日常生活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它用很多事例，说明社会对每个地位或位置都有一套相应的行为标准，期望占据这个地位和位置的个人去遵守；人们在社会上的正常相处就是个体都遵守这些标准的过程；这活似每个人都戴上了面具，在社会戏台上扮演角色。读这本书可能有一种坏处，要是读歪了，免不了觉得人人都在演戏、都很假，而且作假还有一套套规则。可是细想一下，也就释然了。什么东西是“本真”的，本真的是否一定就好，难说得很呢！读社会学的，该知道个体主要还是被社会形塑出来的。要不，卢梭的牢骚怎么会那么大——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历史学著作通常都厚。我觉得厚而好读的，大概只有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英文书名叫“文明的故事”，风格跟他写的《西方哲学史话》相像，篇幅有洋洋11卷（真是太厚了）。哲学博士杜兰写东西，不仅讲究占尽书面资料，而且喜欢亲历故地、参观文物以获得现实感，他的文笔又是出名的好。所以，这部书富有历史真实感、哲理、文学色彩。要说有什么遗憾，一是关于东方只写了一卷，分量轻了；二是关于西方，他写了拿破仑后实际上就收笔了——我至今没找到可以喜欢的“后续”著作。另一种稍显厚但是大部分内容都好读的，就是《史记》，读历史书的人几乎莫不喜欢。这些年来，我读多了分析史学著作的枯索文字，又领教过长程叙事之繁琐，还见识了《万历十五年》《皇帝与秀才》之类的新叙事史学，反而备感《史记》的写法在文、史两方面自有高明玄妙。

我随便读读后喜欢的书，文学类最多。这里只说说最喜欢的三种政治小说，一是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后者公认是经典。而经典，常常很让人尊敬而不喜欢。不过对陀氏这本书，只要意识到卡拉马佐夫一家4人，父亲“老卡”拥有政治知识，“大卡”象征俄罗斯常人常态，“二卡”代表了现代哲学，“小卡”则显示圣化知识与行动类型，那多半会对这本小说赞佩到无以言表的地步。至于《动物农场》，我每次读，都比读《一九八四》还要感到沉痛。（再往这种反乌托邦的文学理路延伸出去，顺便就喜欢上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甚至还有萨拉门戈的《失明症漫记》）至于第三种小说，我在《日瓦戈医生》与《愤怒的葡萄》之间犹豫过，最后挑了后者。作者斯坦贝克属于所谓的美国左翼作家。这本书写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失地”农民的绝境和心境。1978年我读大一时曾翻阅过，当时倒没什么感觉。可是，近年来我自己也在关心“三农”问题，研究失地农民的情况，回头再读这本书，竟至于几度潸然泪下。所以，喜欢这本左翼小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正由同情弱势群体而发生左翼化的倾向。

此外，有一些杂类书，论有趣、好玩，丝毫不让于前列各种。我特别喜欢其中两种：一种是《宋人轶事汇编》，近人丁传靖辑录宋元明清500余种著作而成，事涉宋朝600余人。读起来，有一点看第五代导演带点颠覆性的电影的古怪感觉——坏人也有好的一面，好人也有十分不堪之处。比如，赵构偶尔也很有雅量，而一向有清名的林和靖居然被很多余杭人讨厌，讥为：“寺里掇食饥老鼠，林间咳嗽病猕猴。豪民送物鹅伸颈，好客临门鳖缩头。”这打油诗不能说不传神。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一向被说成是十分刻板无趣的宋人，其实有趣得很呢！第二种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重新整理的《笔记小说大观》16册，把自晋而清的洋洋200余种笔记收于一箧，好玩而量大。笔记者，最集中呈现中国文本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现在读一读，不仅有趣，而且有政治正确性——不读一点糟粕，怎么知道精华的好呢？至于卷数多，自有多的好处。很多人说喜欢的书，大至《太平御览》，小至《聊斋》、《夜雨秋灯录》，还有洪迈的《夷坚志》、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塌括子都在。所以，欢喜了这个“大观”，等于欢喜了好多种好玩的书呢！

（2006.3.23）

倪梁康

生年：1956

现职：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现象学

主要著作：《理念人：激情与焦虑》《意识的向度：以胡塞尔为轴心的现象学问题研究》《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倪梁康的书单

《奇特的一生》，［苏］格拉宁著，侯焕闳、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你到底要什么？》，［苏］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自觉小时候属于喜欢读书的一类。也许是因为父母的职业都与书有关，得到书的机会很多。那时没有高考的负担，可以尽情尽兴地读。读的书既多且杂。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汉语古典名著之外，更多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著作，现在想起来，大都是俄、法的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看。从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雨果，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曾胡乱读过。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想下去可以列出一长串。相比较而言，更喜欢的是俄罗斯作家而非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雨果是例外。而在俄罗斯作者中最喜欢的又是屠格涅夫。或许因为自己本性上是理想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

那时读书已经成瘾，至少可以说是爱不释手。拿到一本心仪已久的书，常常会舍不得看，就像拿到稀有的糖果舍不得吃。因而枕头下既会藏着几本小说，也会藏着几粒糖果。也许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种怪癖：把期待的感觉看得比当下的享受更美好。

或许受小时读书的影响，大了以后常看的小说也是俄罗斯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白夜》，外部是如此地现实，内心又是如此地理想。当然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属于此类，既是如此地真诚，又是如此地残酷。而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理想。——对这些书只能说，全身心地喜欢！

较少喜欢传记——这也是理想主义者的毛病。但有一本除外：柳比歇夫的传记《奇特的一生》，是苏联作家格拉宁写的。记得当时很佩服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把传主单调、机械的一生，写得如此“奇特”。之所以说“当时”，是因为现在读起来，常会感觉里面有造作的成分，也许是因为如今少了投入，也许是因为今天多了成熟。

当然，文笔的魅力只是一方面，打动人的还有那些数据，它们让你惊异地知道：一个人一生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那段时间也曾读到资料，说一个人一生平均要消耗几百吨谷物、上千头牲畜，还有不知多少鸡蛋、牛奶、咖啡等等，因此有过文学青年般的沮丧，甚至质疑人生的究竟意义。看了《奇特的一生》之后忽然悟到，生命完全能够创造出比她所消耗的更多的东西。固然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从这部书中看到了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追求最最朴实的人性的生活方式。那时便在书的内页上录下其中一段话：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像易卜生所说的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一些。

无法知道这部书是否对自己日后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产生过哪些具体的作用力。能够确定的只是：以后自己常常会想到这部书的内容。例如每当自认为，或者被看作是坐功特别好的人时，也会像柳比歇夫一样自嘲，认为自己属于那类照相时不该照脸，而该照屁股的学者。

这类坐功多半是有前提的，这是在许多年之后才悟出的道理。这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是个柳比歇夫意义上的“狄列坦特”。这个词的原意是“半瓶子醋”或“业余爱好者”，但柳比歇夫说它出自意大利文的“狄列托”，即“愉悦”，据此而把它解释为一个做起事情来深得快感的人。我想，倘若一个学者坐功好，但却不是“狄列坦特”，那他便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了，因为他的坐功无异于自我折磨。

前年和一位大学同学见面，才知道自己那时对这部书竟然如此痴迷，还买了一本送给他，内页上也抄录了这段话，自己倒是全然忘了，他却一直还留着。

另一本无法忘怀的小说是《你到底要什么？》。也是那一时期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很喜欢里面伊娅的角色，至今也一直很欣赏她的态度：在物质利益方面要求不高，但也不是禁欲主义者。

而最主要的是书名所要说明的东西，每每会给人以触动，虽然其中的情节已经模糊。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做大的决定时，都会用这书名来自问。

人在江湖，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也无暇自问：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或许如书中所说，“只不过是不喝一百里拉一瓶而喝两千里拉一瓶的酒，不住一个小房间而住有十个大房间的公寓，不是只有一套衣服而是有十五套衣服罢了。”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你的自由，精神的或肉体的自由。

我想，一旦一个人能够回答书名所提的问题，他便算是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就我自己而言，虽然不知自己何时有了世界观，但却知自己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世界观。这话听来拗口，却是真实不妄的。

原先的那些书，大都是借来的。偶然有一些不必归还的，也因不经意而没能留存下来。《你到底要什么？》在1972年出版后似乎未曾再版，一直没有再见到。以后对这部书牵挂得多了，便借一篇文字征询：何处可以再得？后来果然有一位做编辑的朋友看到文章，给我送了一本他的藏书。于是像是得了一个天大的惊喜。——这也属于书的命运之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了。

关于这两本书已经说得太多，在这篇短文中所占篇幅已经不成比例。但既然是回忆，也就无法整齐划一和面面俱到。不敢说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只能说至此我对它们印象最深。

此外，读起来兴趣不算很大，但却仍有影响的是一些拉拉杂杂的《中华活页文选》。里面文史哲什么内容都有，读起来不成系统，读到哪算哪。但也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些书的编写水平实在是比较高的，竟可以让一个中小学生读起来不感到厌倦。近几年看到书店还在出着这个系列，便又买了一些，但终究没有时间再去细读。

写到这里便有些感慨。若计算一下，恐怕现在花在写书上的时间要比花在读书上的时间要多，而且还多出许多。虽然自己绝不属于那种想读一本书便可写出七本书来的角色，但读书更多带有功用的目的，这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了。纯粹的读书，亦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少。

当然，话说回来，什么才叫纯粹的读书？如果将它定义为不带功利目的的读书，那么儿时的读书也不算纯粹，因为那时也有满足好奇和兴趣的基本意向，尽管是无意识的，却也是功用的一种。如果说纯粹，那时的读书可说是纯粹地审美。这样一来，现时的读书也就可以或多或少地称作纯粹地求真。这个时候，主观感性的满足退居于次席，客观理性的追求充当了主角。与历史的和现今的思想家们对话、论辩，其中也不乏深度的愉悦。这些恐怕都与儿时的读书有关，至少不能说，现时的读书与儿时的读书完全就是两码事。

费希特曾说，你是什么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我常想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反过来同样可以说，你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你才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道理显然也可以用在读书上：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书！反过来，你读什么书，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2008.3.26）

彭刚

生年：1969

现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

主要著作：《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

彭刚的书单

《自然权利与历史》，［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英］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

《柯林武德自传》，［英］柯林武德著，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英］昆廷·斯金纳著，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

《马基雅维里》，［英］昆廷·斯金纳著，王锐生、张阳译，工人出版社，1985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何兆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卢梭·康德·歌德》，［德］卡西尔著，刘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政治学说史》，［美］乔治·萨拜因著，盛葵阳、崔妙因、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86

怀特海和罗素曾并肩工作，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基础。这两位大人物在心有灵犀之外，在哲学倾向上也有着很深的抵牾。罗素曾说，怀特海思想糊涂；怀特海则断定，罗素头脑简单。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就是哲人和思想家们之间的相互不理解。他人思想之难于理解，由此可见一斑。以理解过往思想的意蕴、探讨思想与历史的关联为己任的思想史研究，在给研究者和读者带来探幽入微的乐趣之外，也令人陷入这样的困惑：对于业已成为“史”的“思想”，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我们又能真正理解多少？

怀特海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断言，是说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史，都可以看作是对柏拉图一连串的注脚。此前歌德早已有过意思相似的名言，他说的是：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思想史领域长期盛行的一个假设，与这两位的名言并无二致，那就是：人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处境下碰到的问题，具有根本上的相似性。思想家异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样一些永恒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回答，他们的思想探险构成了人类永恒的智慧宝库的一部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就在于揭示过往思想中所潜藏的永恒问题和永恒智慧。当代政治思想史巨擘列奥·施特劳斯，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这种思路。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开篇，他就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大加挞伐。历史主义认定，所有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回避地受到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拘束，因而在具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之外，也具有它注定了无法超越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既对过往思想的历史性下了如此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断语，它就注定了自相矛盾而无法成立。他坚信不疑的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异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因而，对过往经典的研究，其要旨就在于从字里行间仔细探究其微言大义，从中找寻永恒智慧的踪迹。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等著作，就是这种研究路数的体现，而此种研究路数又与施氏本人的思想立场密不可分。

对此种路数当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伯林就曾嘲讽说，他没有施特劳斯那样的魔眼，看不到在柏拉图那里已经被揭示出来了的永恒真理。然而，伯林在他的《反潮流》等思想史著作中所论列的思想英雄，其共同点都在于反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一元论的潮流。他们的思想风格和思想重心五花八门，而在伯林的生花妙笔下，他们的思想价值却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揭示了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人们注定了要在相互冲突而又同样美好的价值间作出抉择。就此而论，伯林似乎也并没有远离那种探寻永恒问题、追索永恒智慧的思想史路数。真正在思想史研究理论反思的起点上，构成另外一种替代性选择的，当数昆廷·斯金纳领军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受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以及柯林武德的思想影响很大。《柯林武德自传》中很精粹地表述了柯氏那一套“问答逻辑”。在柯林武德看来，任何思想命题都是对某一特定问题提出的回答，不理解它所针对的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一命题。任何问与答的综合体总是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因此，思想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对于个别问题的个别回答。对于变化不断的问题所提出的变化不断的答案，就构成了思想史的脉络。在柯林武德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不可能针对相同的问题，他们所探讨的“国家”和“正义”，也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即便用了表面上一样的名词。

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要达到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而这就要仰赖他所谓的“跨文本的、语境论的”研究路数。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提示说，语句的意义不能只从字面来看，而要看它所处的语境。比如，冬天公园湖面的管理人对着企图滑冰的人喊话：“这里的冰太薄。”其中警告、劝诫的涵义就不是字面分析所能揭示的。对于思想史中文本的分析，也只有将它还原到它与当时各种文本的关联中，还原到具体的政治、社会语境中，才能真正把握其内涵。例如，培尔通常被视作嬉笑怒骂的怀疑论者，是启蒙运动哲人们的前驱者。当代思想史研究中偏好做翻案文章的修正派却认定，培尔文字中诸多讨论宗教虔诚的文字应该按其字面涵义来理解，如此一来，培尔似乎摇身一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这样的解释，且不说与几乎所有培尔同时代人和后世学者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它还无法解释以下的事实：培尔曾经因为反天主教而被色当大学解除教授职位，后来又因为不够反天主教而被鹿特丹大学解除教职。倘若他真的是一个虔诚信徒的话，他又如何不止一次地拒绝修改自己著作中那些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部分呢？在这样的情形下，语境就充当了上诉法庭的角色，而对思想史文本的意义作出了有效的裁断。

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进行理论反思的若干论文，已汇集为剑桥出版社所出他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的第一卷，其中的名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的中译文，已被收入新近出版的《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中。而他的成名作、两卷本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他的小册子《马基雅维里》均已出版了中译本。

思想史是对永恒问题进行探索时所激发出来的永恒智慧的储藏所，还是对变化不居的问题的变化不居的答案的汇集处，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两种立场都有其难以排解的困境，此处无暇讨论。也许，我等庸人所能持有的只能是这样一种中庸的立场：思想史上出现的问题，用庄子的话来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变与不变，端赖于我们选取的视角。脱离具体的语境，思想变成了无根游木，很多东西我们无法真切了解；而否认思想家的精神探险中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可能，就会有将思想完全还原为语境产物的风险。而这一问题，又直接关涉我们对于思想史研究理论前提的思考。思想史的写法，涉及太多的问题：思想史是光荣榜（或录鬼簿）上各色思想英雄的言论荟萃和分析，还是各种语境中思想发生、延展与断裂的展示；文本和人物进入思想史的准入资格该如何认定；思想史的谱系如何展现思想史中的连续性和其中所出现的断裂；如何注意和处理思想史中“层累地叠加”的东西，还有那些被逐渐由中心而排斥到边缘以至于被后世淡忘的东西；……葛兆光的《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和《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在对上述问题的理论思考中，融入了大量作者研究实践中的例证，读来让人备感亲切。历史著作的写法，在19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发生又一次转型后，已经成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核心。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来，对历史（当然包括思想史）叙事的研究已经表明，历史文本的结构方式就包含了历史解释中所涉及的认知、意识形态、审美倾向等层面，形式本身就包含了内容（怀特本人的一部重要论文集就径直名为《形式的内容》）。任何学科的进步，都要求对其自身理论前提的不断反思，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恰恰要求的就是我们关注其写法。

从事思想史研究也颇有些年头了，虽然一无所成，但期间所瞻仰到的诸多风采，却也让自己在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中坚持下来。求学期间，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何兆武的多种译著和论文（后来大都收入了《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最早让我领略到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而卡西尔那本薄薄的《卢梭·康德·歌德》（当然还有他那本尚无中译本的《卢梭问题》）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身对康德的喜爱和对卢梭的兴趣固然是重要原因；更要紧的是，对经典著作的博闻强记、对思想材料的细枝末节的精细把握与气势恢宏的描述和解释框架的完美融合，这种仿佛是德国哲人所独有的本领，在我看来是最充分不过地“展示了学问的伟大和思想史的史诗般的风采”（李约瑟语）。此外，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现在看起来稍微老了些，不再为人重视，我因为多年来受益良多，未敢或忘，至今尚时时翻阅。

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苇草，虽然脆弱，却因其思想而高贵。思想史研究所要做的，就是沿着人类艰难生存的湿地，探寻那曾经迎风摇曳过的苇草的踪迹。

（2006.3.16）

平新乔

生年：1954

现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财政学、西方经济学史

主要著作：《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契约与调控方式》《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

平新乔的书单

《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萧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

《严复传》，王栻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当乌云密布的时候

我生长在江南一个有名的大湖边的村子里。我上的小学就在从前的土地庙里，庙的大殿成了我们集会听校长讲话的礼堂。我们上学时，学校礼堂一侧仍然供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菩萨，菩萨前的香火还是续着的。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根本不知道《四书》《五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也只是夏晚在石桥上乘凉时听老人们说起过。孩子们的课外读物极稀少，偶尔，盛志芳同学带一本《说岳全传》来，就足以在全校引起轰动。志芳的爸爸是地主，他家里有一些书，让我们很羡慕。

小学四年级时，一天，不知何人转来一本书，书的封面已经不在了，封底也掉了，最后那页只有半张纸了，但是封面里的扉页还在，书名是《当乌云密布的时候》，作者是“萧玉”。好在书的结尾还是清晰可读的：林玉生醒过来了，林玉生还活着。

这部书讲的是一个苦孩子跟着共产党成长的故事，林玉生是核心人物。之所以让我一直记着这部书，是由于两年后，我小学六年级时，又接连读到了《战鼓催春》和《古城春色》。在《战鼓催春》的扉页上明确印着“《高粱红了》三部曲之二”的字样，我才知道，原来，《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是《高粱红了》三部曲之一，作者是同一个“萧玉”。我至今未知这《高粱红了》三部曲之三是哪一本书？但是《古城春色》讲的也是林彪部队的一个基层连队的故事，从时间上看，《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战鼓催春》和《古城春色》分别反映了东北野战军在1946年冬、1947年冬和1948年冬的三段历史。

从思想感情上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这部书之所以让我刻骨铭心，还是由于我经常处于“乌云密布”的处境，经常像林玉生那样处于无助的情景，必须自己做出正确的决策走出困境。我十分喜欢林玉生，喜欢他那种文弱又坚强、忍受委屈又顽强奋进的气质、那种隐忍不发心中有谱的沉静。林玉生所在的连队的原连长迟贵义是林玉生的兄长，林玉生11岁在胶东参加八路军时，17岁的迟贵义就已经是营长的传令兵了。小说从26岁的连长迟贵义牺牲，民主联军退出安东（今丹东）开始，写到英勇的“新开岭战役”和“四保临江”。写出20岁的略带文弱的指导员林玉生在连长牺牲后，如何既当指导员，又当连长，如何以自己的英勇、牺牲、沉着和智慧稳定连队，将一个连队里的每一个战友都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终于赢得全连战士的信任和爱戴，完成一系列艰巨的战斗任务的全过程。《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这部书，实际上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1946年冬处于“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承受危难、承受打击、承受牺牲、承受流血、承受黑暗的内力。小说的另一条线，是林玉生与小英子相互寻找的过程，这是长达九年的寻找，写出了战乱年代有情人牵挂对方、甘心为对方赴死的生死恋情。爱情一定经得起生死考验。

将储存在我记忆深处的关于《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的密码激活的，是2010年公演的电视剧《高粱红了》。我没有想到，自己儿时的梦中偶像会在50年后被人搬上荧屏，青年小生朱亚文所扮演的林玉生，与我内心所期望的林玉生的形象完全吻合。电视剧《高粱红了》有三分之二的情节取自于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后面也有一些情节取自于《战鼓催春》，电视剧里的人物的十分之九来自于萧玉的原小说。在军旅影视弥漫“假、大、空”的当下，电视剧《高粱红了》由于以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的文学基础为根，成了难能可贵的上乘的军旅影视作品。

2010年的电视剧《高粱红了》也对萧玉的小说做了新的提升。比如，在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里，林玉生有三件不可须离的宝物：小英子的衣襟、炸死大娘的炮弹的弹皮和迟贵义的日记。而在电视剧《高粱红了》里，改成林玉生反复默诵迟贵义的六字遗言：在任何挑战来临时，我们应该“面对、接受、解决”。“面对”，就是决不躲避，决不开小差，决不做逃兵；“接受”，就是决不投降，从气势上压倒对方；“解决”，就是争取胜利而不是失败，不是盲目拼命。这六字真经，才是一个人在“乌云密布”时真正应取的态度。

我不知道电视剧《高粱红了》的编剧为什么不公告该剧是改编于萧玉的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的？但是，当我从荧屏里一集不落地看完《高粱红了》后，就立即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来重读这部让我魂牵梦系的小说。这一次，我真切地见到了封面，才注意到该书是195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离2010年这个故事以《高粱红了》被搬上荧屏，相隔整整51年。好在《高粱红了》原本就是萧玉想写的小说三部曲的大题目，这个故事现在以《高粱红了》冠名，倒是更好地体现了萧玉的内心对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三年经历磨练并走向胜利后所涌出的那份苦尽甘来的心情，那是庄稼人面对收获时的心态流露。事实上，我当初也是一看到电视剧的名字《高粱红了》，就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想到了《高粱红了》三部曲，猜测电视剧是不是《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才有看那部电视剧的愿望。

我在网上搜寻“萧玉”，得到如下文字：

萧玉，作家。山东文登人。原名于忠福。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乳山县儿童团团长、胶东军区分区宣传队副队长、东北民主联军连指导员、东北野战军纵队报社编辑。参加了临江、辽沈等战役。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学习报》编辑，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文艺创作组组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曾获三级解放勋章。著有长篇小说《高梁红了》三部曲、《大风口》、《龙家寨》，合作话剧剧本《带兵的人》等。

这一段文字介绍没有关于萧玉生卒年月的信息。真希望这位老革命家、老作家还在世。这里提到的《带兵的人》，拍成电影后，我小学时也看过。别的不论，光凭其留下的《高粱红了》三部曲中的两部，“萧玉”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高山仰止了。通过这段文字，我才知道，萧玉做过“四保临江”时期的民主联军的连指导员，林玉生这个形象里有萧玉本人的影子。“萧玉”这个名字，可能是“小于”的谐音，因作者的原名叫“于忠福”。而“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这个书名，就直接取自于毛泽东同志1947年秋在小河村会议上所做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政治报告里的一句话。那时候，密布在中共头上的乌云正开始散去。看来，1946年冬，无论是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对于林玉生的连队，乃至对于林玉生个人，都是“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从网上得知，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摄制电影《新开岭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在新开岭全歼国军“千里驹”25师，是中共在东北打破“乌云密布”局面的靓丽开端。近70年了，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的惨烈决战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年指挥中共南满四纵的一代名将萧劲光、肖华、胡奇才、吴克华、韩先楚等也已经先后一个个谢世了。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都需要有人担当组织者和领导者，都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不管这种人是高大粗犷的，还是文弱瘦小的。

从我1963年冬第一次读《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到今天，恍惚间51年过去了。这半个世纪里，我发现自己经常处于“当乌云密布的时候”，经常处于困顿、被围、黑暗的情景里，有时，甚至仿佛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八级地震，身后一片废墟，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可是，只要像林玉生那样，能够承受住危难，承受住打击，承受住牺牲，承受住流血，承受住黑暗，那么，以前失散的战友还会回来，以前的组织、人脉还会恢复，以前付出的努力就会加倍地补偿你，你的队伍会更加壮大！这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规律。

（2014.12.18）

外一篇：

严复成了我的一面镜子

我对严复的了解，主要是得自于一本很薄的小书《严复传》。这书才百把页，八九万字的样子，海蓝色的封面，上面有严复的书法。作者是王栻。我是1976年秋天在上海买的，2角6分。那个时候，好书很少，可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是出了不少好书的。王栻这本《严复传》能够在1976年8月再版，真是难得。我1980年代从上海到北大求学，后又经历出国留学、留学回国，书架上的书屡经集散，那本1976年购得的《严复传》也丢失了。后来在一个地摊上淘到一本，喜悦之情远胜于得一个大奖，仿佛找回了自己。

我不是搞历史的，年轻时读这本《严复传》，没注意作者王栻的分量，甚至连问也没问：王栻是谁？但书中珍贵的信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终身的。比如，严复1877年3月去英国留学，同船出洋的全部28位同学名单，在这本小书的一个注解中全部登出，其中就有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名扬天下的战舰前敌指挥员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

后来这四十年里，国内也出版了几种严复传记，我都是翻翻没有读下去。我看非经济学专业的书，一般是随机翻一页，看看是否有可读的内容，如没有，就放下。在众多的严复传记里，唯独王栻X的这本，除了第三章里的个别地方我想跳过去以外，其余各章节，几乎每一页都不能跳过去，都有值得细读的内容，或引自于严复的私人信笺，或录自于一百多年前维新变法时期的报刊的时政言论，都经过作者的精挑细品。尤其是散布于这本小书里的二百多个注解，极见功力，许多注解本身就是一篇精致的小文章。有时，注解透出的信息，比正文还多。往往寥寥数语，就让我能进入严复的内心，理解其苦衷，进而理解作为一个与晚清民初政治关系不浅的学者之处世艰难。

这本《严复传》告诉我，严复理工科出身，是从理工科转到他自己喜欢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上来的，而这个转变就发生于其在英国留学的两年间。严复19岁时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原本是一个理工科的大专生。翻翻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所学的功课，主要是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航海，其中数学从初等数学学到高等数学的微积分。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就是在140年以后的今天，也足够学现代经济学了。严复毕业后在北洋水师实践五年，分别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海军岗位上历练，到过日本、新加坡，并在战舰的岗位上随沈宝桢到台湾工作过。可以说，严复的海军履历遍及我国近、中海的整个海疆。严复在1877年被沈宝桢以第一名选中，由马建堂带到英国留学，他和他的同学的目标并不是拿英国学位，而是服从国家战略需要，先花一年时间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理工科的基础课，再花一年时间到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实习。可见，严复所获的留学机会，是晚清强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批留学生只在英国学习两年，真正的课堂教学只有一年。

由于严复资质聪慧，无论在福建船政学堂，还是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第一年基础课学习，都学业优秀，这使布衣出身的严复得到了晚清改革名臣沈宝桢、马建堂、郭嵩焘的赏识。在英国留学的第二年，严复没有与其他同学一道到英国皇家海军战舰上去实习，而是继续留在格林威治学院读书，而且除了与海军有关的课程以外，还读了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的书。严复利用星期日，常去拜会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相互交谈学习社会科学的心得，并且成了郭的忘年交。严复一生的西学基础，就是在留英的这两年打下的。

别以为留学归来就仕途畅通。王栻先生在《严复传》里，向我们介绍了严复这个“海归”不如“土鳖”，甚至要放弃海归身份转而考土鳖的故事。回国以后，清政府仍按照原来的留学人才使用计划安排严复的工作。严复的伯乐是沈宝桢，沈宝桢本是能与李鸿章抗衡的两江总督，但就在严复归国的1879年，沈宝桢去世了，这使得严复的仕途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成了他一生在政治上未获重用的重要原因。当然，整个留英人才，是按原计划留在晚清的北洋海军内的，归李鸿章管辖。

严复先是回到他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做了一年的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提拔出任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后来通过送银子，才谋到副校长的位置，最后才升为校长。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一共干了20年，一直没有进入晚清政治的核心圈。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国内体制对于海归人士是封闭的。严复看到了晚清，尤其是北洋水师内部的腐败，私底下甚至说出三十年内中国会被外国吞灭殆尽的话，但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还是投靠于李鸿章。甚至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想重新获得国内功名，按体制内的程序获得升迁，结果均告失败。这对于严复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这其实不但是严复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悲剧。不要说晚清政治里的顽固派对于西学是排斥的，哪怕是当时主张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洋务派领袖，也顶多是把懂西学的严复看做是“为用”之才，任命严复做个大学校长，已经算是破格重用了。就连主张变革的国内知识界、理论界，主导潮流的主帅也不是严复，而是不中不西、基本上是从传统中学里冲杀出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康梁维新所谓的“新学”，其实是改头换面的中学，只是杂之以“人造奶油”式的西学词句。王栻先生在书中借用梁启超的话指出，维新人士的所谓西学、新学，多是从一些不成熟的译本中生硬借鉴过来，整个中国处于一种“学问饥饿”之环境中，构成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之新学派。其实不仅是在严复时代，就是在今天，也一直是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派占据上风。为什么？原因是：受众容易接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东西，太西化的东西接受不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严复想推广纯粹的西学，只能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因此，严复一生一直处于二线，退而做思想、教育、出版方面的工作，就是办报、办学与译书。办报离政治仍然太近，严复还是不适宜。可贵的是，严复在报刊上发表的几篇时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个严氏“三民主义”。其思想核心，还是教育救国、学术救国，这非常契合严复的个人阅历和地位。当然，他也不是清高之士，对于政治一直是跃跃欲试的。王栻先生写到，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校长，严复在百日维新的高潮时，也是积极介入的。在百日维新的最后一周里，严复曾单独被光绪皇帝召见问策。一周后，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对变法维新之士恨之入骨，将维新领袖的名字一一写在其座位左右，发誓要斩尽杀绝，可严复却相安无事，仍然回到天津做他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说明朝廷深知严复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是一个正派的学者，论办学、出书，还是一把好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严复在仕途上的不畅，却成全了其在办学、出书方面的事业。在晚清，北洋水师学堂是最高的军事学院，其培养的人才，不但输送至北洋水师，而且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北洋军阀的人脉，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尽管从个人来看，北洋军阀问题成山，但从社会、政治、军事的演化过程看，北洋水师和北洋军阀是军队的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台阶，而严复就是站在这个台阶上的校长。王栻先生揭示，正是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与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后来，1912年袁世凯做了大总统，马上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其实，严复只做了9个月的北大校长，他的教育生涯，主要还是在北洋水师学堂的那20年。

作为学人，严复的勤奋踏实，令我肃然起敬。在1894至1908年间这15年内里，严复完成了《原富》《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10部英国社科名著的翻译，还亲自编写英语语法、政治学讲义出版，成为晚清介绍最前沿的国外社科学说的先行者和最大成就者。他自信其译文在30年内无人能够超越，这大概也是正确的。在中国，《国富论》的下一个译本——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的问世，离严复的译本，相隔就有三十多年。

王栻先生就这样将一个由理科生转为社科、文科研究者的严复，将一个留英归来后漂泊于国内改革、强军、革命、复辟浪潮之边缘的严复，将一个严谨治学、正派勤奋，又不时卷入政治纠结的学人严复，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整个《严复传》，像一幅国画，清淡、雅致、高远。王栻是何人？他是从哪里学到如此高超的治史之功的？一查方知，王栻（1912-1983）是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其毕业论文就是做严复研究的，导师是张荫麟。王栻先生毕生研究严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是《严复集》的主编。这样说来，我在22岁那年买下《严复传》，乃是结交了一位高人。

我之所以将《严复传》视为珍宝，有一个私人秘密：严复生于1854年，我生于1954年，相差正好100年。自从读了《严复传》，我往往会每年都把自己与100年前的严复在当年做的成就相对比。比如，严复与我都是19岁大学毕业，严复与我都出国留学，可我比他晚出国12岁。又比如，今年是2015年，我就会去查严复在1915年做成了什么学问？我与他比，不足在何处？严复成了我的一面镜子，年年要比。我这样做，其实也有由头：因为严复的像就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我每每去图书馆，总会见到他；严复的题词就刻写在我工作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大楼前的石碑上，使我天天面对严复；而我的个人命运与工作机缘，又受惠于当年提携过严复的福建籍晚清重臣陈宝琛的后代——陈岱孙先生，因此我与严复先生有间接的传承关系；而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更直接与严复当年的工作有关——我也从事《国富论》的研究，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强军、实现中国梦的种种问题，这与100年前严复的使命是一样的。冥冥之中，严复就像晚间的清风明月，伴我行走于未名湖畔。

（2015.12.24）

邱澎生

生年：1963

现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明清经济史、法制史

主要著作：《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

邱澎生的书单

《中国史学名著》，钱穆著，三民书局，1985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东大图书公司，1986

《历史与思想》，余英时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思想与人物》，林毓生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美］柯文著，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

《读经示要》，熊十力著，明文书局，1984

《厂商、市场与法律》，［美］科斯著，陈坤铭，李华夏译，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

《西方世界的兴起》，［美］诺斯、［美］托马斯著，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美］诺斯著，刘瑞华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5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美］诺斯著，刘瑞华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4

《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匈］博兰尼著，黄树民等译，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

《共有的习惯》，［英］爱德华·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李伯重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刚做历史系本科生时，我很喜欢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为自己当时读书理解能力有限，这两本类似讲演授课的著作，想来应是比较容易亲近钱先生精深学术的利济津梁。

对刚接触现代史学的新生而言，我觉得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很有助益，该书展现一位秀异史家如何精彩结合传统史料与当代欧美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分析综合功力。大三左右，林毓生带回经他消化诠释的哈耶克、迈克尔·博兰尼，在台湾掀起些风潮。我由林先生的《思想与人物》获益不少，对他介绍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如何严格要求研究生细索各种“原典”的教育理念，以及林先生以此经验为基础而提倡的“比慢精神”，很是神往；我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时夹生夹熟地咀嚼柏拉图《克里同》的乐趣。

大四毕业前夕，原欲改读农业经济学的志愿因故未能贯彻，我终于报考了历史研究所。当时我抱定决心，就算未录取，至少也要在离别历史系前好好读本中国通史。大概是考前两个月吧，除了准备西洋通史等应考科目外，我把力气主要花在《国史大纲》上，这项决定使我对中国史自身变迁大势有进一步理解，至今仍觉受益无穷。

进入台湾大学历史所第一个学期，修习古伟瀛老师的“西方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与古老师合译了美国史家柯保安（内地译为柯文）甫出版的新作：《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内地译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研读此书至少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其标举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径”，正好堪与《国史大纲》所论中国历史变迁精义相比较；二是这书介绍的种种中国社会停滞论，正好成为我读书思考时的主要论敌，这些论敌隐约激发我以《国史大纲》所习精义与其辩驳的动力，并勾起我修课与写论文的热情。

当时台大历史所的明清史师资阵容很强大，除了我的指导老师徐泓先生外，刘翠溶、郑培凯、刘石吉、梁其姿、石锦等先生都陆续开课，使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愈来愈广。除了明清史外，中国上古、中古史的重要海内外学者，也常是当时系主任徐泓教授邀约开课的对象，我十分庆幸，赶上了当年台大历史所办学的盛况。

无论是老师们介绍的明清史重要研究，或是读《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愈知晓这些作品的基本理路，便愈让我感到《国史大纲》传递的中国历史内部变迁动力仍有许多可发挥处，这直接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对“行会”问题的讨论。

写博士论文时，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清苏州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关系，研究取径则侧重都市史“公共领域”与经济史“制度创新”等议题，这些研究取径的发展，与阅读社会科学著作有较多关联。

在社会科学之外，我自本科生起，即在校外随一位老先生读“四书五经”与几部子书，老先生讲“夏学”，宗主熊十力先生学术，懵懂之间，我在这样一种每周上课一到两个晚上的“夏学”私塾待了好多年，直到博士班三年级某天，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周六午后，研究生室一片清肃，我读着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对老先生经常耳提面命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等“群学”要旨，以及“见群龙无首，吉”、“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等传统政治理想，似有会心。此后，这种经验似也形成一种时隐时显的综摄力量，对自己后来的研究甚至是抉择未来志业，都有一定影响。我想，若拿《读经示要》配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阅读，未尝不是认识自己所属人群如何想象“理想社会”的好方法。

我主要研究经济史，以目前的有限阅读经验而论，我觉得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以及经济人类学，都是很可推介的次学科。前者以科斯为首，他的《厂商、市场与法律》所收多篇论文已是经典之作，我常拿张五常的博雅诠释对照科斯著作阅读；至于制度经济史，我很喜欢道格拉斯·诺斯说故事的方式，也努力研读其著作（目前已有三部中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的刘瑞华，对诺斯著作有较地道的说明）。

经济人类学方面，黄应贵先生的授课大纲深具体系与脉络（可在网络上找到）；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卡尔·博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湾出版的中译本导论很精要，既可看到这位与哈耶克针锋相对的学者如何剖析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引导读者认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如何看待“市场”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另外，选编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重要论文的专书《共有的习惯》也极富洞识。两书都是这方面较易亲近的经典。

近年来，明清经济史也出版了几部很好的专著：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书都将明清经济变迁放在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架构下进行比较与讨论，使得原先肇因于“欧洲中心论”的种种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困境”论述，益发显得破绽百出。在我看来，这些发展正和《国史大纲》倡议以“温情的敬意”观看中国历史发展若合符节，而且也和人类学早已视为基本教义的尊重与体察“当地人观点”，彼此声气相通。

以“温情的敬意”看待自己或他者人群的历史，不必然是想为既得利益者文过饰非，也并非就是“帮闲”的文人，相反地，以“温情的敬意”看待历史，更有可能区别不同地区历史文化间的相似与相异处，进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地不同的历史遗绪。

历史有用吗？“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观看历史的心态不同，有时即导致对自己与他人文化历史传承的偏见与仇视，难免使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日趋狭隘。我们的历史自有其值得珍惜的文化遗绪，不需自惭形秽，也毋须自大自慢，如果“见群龙无首，吉”或是“使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这些政治人生哲学，算是值得把玩细聆的“阳春白雪”，那么，明清市场经济与都市文化的新发展，便算是有待重新估量的“下里巴人”，而无论“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我们对这些历史遗绪的音符结构与演奏方式，不仅常先入为主地盲目拒斥，更不用说是闻其音、辨其旨而赏其美了！皇帝制度、生产力低下……这些长久以来人云亦云被冠以“封建、专制、停滞、落后”的中国历史形容词，夸大甚且扭曲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尽管有些人之所以使用这些负面形容词，背后的确也存有意欲加速解决现实政治与经济难题的良善愿望，但是，即便是良善愿望，也不该厚诬古人，当代政治与经济沉疴，不能一律栽到传统文化头上，不断地归咎自己的历史传统，只是反映当代人逃避自己应负责任的怯懦，这也是一种自我怠惰。我们历史上有各种政经制度上的创造性转换，也不乏人情事理上的相互尊重，以及文化艺术上的活泼与细致，无论是“阳春白雪”抑或“下里巴人”，如何辨识其在历史发展上呈显出来的盎然生机，有待努力的学术研究工作。即使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传统的乐章，但也该给人们更多凭借，使其有较多机会认识并决定是否呵护我们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认识到的历史如何“有用”。史家可以为此志业贡献心力，而无需将现实政治目的投射到诋毁古人或是他者的历史文化上。

（2004.7.15）

沈旭晖

生年：1978

现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中美关系、恐怖主义与全球化

著作：《国际政治梦工场》《一切只是预演》

沈旭辉的书单

《天龙八部》，金庸著，明河出版社，1978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联经出版公司，1993

《头发》，卫斯理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李天命的思考艺术》，戎子由，梁沛霖编，明报出版社，2000

《君主论》，［意］马基雅维利著、刘训练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阿瑟·柯南道尔著，陈羽纶、丁钟华等译，群众出版社，2014

《矛盾论》，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75

《帝国斜阳》，［英］布赖恩·拉平著，钱乘旦、陈仲丹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瓦尔登湖》，［美］梭罗著，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公司，1998-2000

《卖桔者言》，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0

《老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

《泰晤士河畔》，陶杰著，皇冠出版社，2011

《谁杀了古典音乐》，［英］莱布雷希特，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2003

《中国人史纲》，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

《政治部回忆录》，罗亚著，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出版，1996

《主席手记》，毕华流著，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1995

《天龙八部》

这是我翻看次数最多的金庸小说，好像在中学时代写过一篇上万字的读书报告。不过小说角色的人性刻画，要累积足够的人生经验才能真正了解。喜欢乔峰，因为他懂大是大非，但不是天天悲天悯人的穷酸，虽然能和各色人等交朋友，却毫不恋栈，知所进退。从前不明白乔峰的悲剧来源，不相信马夫人会因为乔峰在大会上对她目不斜视就设局陷害，后来才知道，世间真的充满这种人。慕容复是一个悲剧富二代，其实已经很有作为，但连人生路向也没有选择权，只能越陷越深。鸠摩智学习逍遥派“小无相功”的经历有实用价值，令他几乎成了当世武功最强的人，而且武功全失后，却有全书最幸福的结局。玄慈方丈把私生子的秘密隐藏了数十年，好比当代成名人物总有不可告人的黑材料，反而令他的行为更符合人性，更有魅力。这些，第一次阅读怎么能领略呢？

《中国大历史》

中学第一次读时，惊觉中国史教科书是何等不济，也发现历史、国际关系可如何解构、重构，感觉提升了一个层次。我从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太在意旁人的不同立场，量度事物另有标准，部分也是少年时受这本书的启发所致。

《头发》

也是初中时代，从这本科幻小说的“ABCD”，启发了我对不同宗教典籍的另类解读，随之看了一堆不同神与外星人关系的书。直到现在，有人天天在身旁祈祷，我也会问“是否通讯器坏了”，何解如此形式主义。

《李天命的思考艺术》

中学时代曾经很迷的书，这本书确实影响了一代人。最受启发的不只是拿着“语理分析”去辩论的少年往事，还有发现“语理分析”可以和爱情、宗教、文学、科学、时事crossover（编者注：交叉），令人觉悟只要专于一点然后延伸，必能建立自己的天地。李天命在哲学界内外引起的争议与狂热，本身也是相当有趣的现象。

《君主论》

这本书不能乱读，必须有briefing和debriefing（导读和解构），真正详读还是在大学阶段。当时老师同时讲解满口仁义道德和满口利益阴谋的马基雅维里，教导我们用前者调和后者（道德也可符合和推进利益）、用后者监察前者（道学家有不少在消费道德，或私德很糟糕），令人受用终生。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

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就是批判这个理论的大会，而“文明冲突论”方法学上的十大问题，一直是我课堂上的教材。但其实我很欣赏亨廷顿这种自创理论的方式，也经常思考为什么明明这个推论的数据和方法都有问题，结论却如此有影响力，所以，这本书可说是国际关系的“入门心魔”。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这套书里的一半故事，都是小学时代父亲在床头讲给我听，然后我才找原著读。其实一直不认为福尔摩斯的推理情节特别精彩，却很喜欢书里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第一次接触国际关系角力的故事，就是从福尔摩斯里看来的，例如《海军协议》《布鲁斯帕廷顿计划》《第二块血迹》《波希米亚丑闻》等，都涉及外交层面。后来终于有机会到Baker Street的福尔摩斯“故居”参观，实在仿如朝圣。

《矛盾论》

我经常对学生说，政治科学就是讲究“划线”的艺术，其实人生也是，每一个决定，都是划一条线，如何用沙盘推演未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主动为必然出现的对手framing（编者注：设计预案），怎样利用敌人，《矛盾论》都令人深有启发。当香港学生都不读毛泽东，《矛盾论》反而出现在不少美国大学的参考书单上，包括当时我读的那间。这本书（其实只是一篇长文）同样需要导读，不过既不应像传统的那样纠缠于术语，也不必像西方哲学那样深究作者是否违反黑格尔辩证法，阅读方法应是随手找来不同现实案例，尝试应用“矛盾论”，再问具体问题，例如表面矛盾掩盖的本质，如何制造、响应和打散二元结构，慢慢就能融会贯通。身处此刻变革中的地方，此书应列必读。

《帝国斜阳》

记得初中时，电视上每周播放一次这系列的纪录片，讲述英国如何从不同殖民地撤退，那是第一次比较深入认识肯尼亚、加纳、塞浦路斯等国家。然后买了原著来读，对了解英国管理全球殖民地的手法，是很好的入门，也启发了我从此把香港放在全球框架内阅读。当时还买了文汇报出版的“山寨版”，比较其选择、放弃哪些内容，更是很好的学习经验。

《瓦尔登湖》

多年前一个偶然机会读到这本书，发现不少章节很能呼应我时常独处的心境，而我也是经常用第三人称观察自己的人，就不断向朋友推介。不少朋友认识作者梭罗，都是通过他提出的“公民抗命”，但《瓦尔登湖》却是他隐居生活的纪实，出世与入世、在地与离地之间，给人不少启发。

《李光耀回忆录》

小时候看了一次，没什么感觉，到了大学时代再看一次，才了解到一个华人精英领导一个集团，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里，像打机（编者注：打游戏）那样建构一个独立国家，并将之发展至今日规模，还能屈人机（编者注：电玩用语，这里指使对方无力招架），是何等夸张的奇迹。自此一直对新加坡有特别感觉，仿佛属于自己的平行时空，有时不禁想，要是从小生长在那里，人生会有什么不同……

《卖桔者言》

中学时代认识经济学的入门，实时影响是经常以“交易成本”与家人解释自身行为。后来逐渐发现，就是不做生意，交易成本、信息成本、Entry Barrier（编者注：进入壁垒）、Natural Monopoly（编者注：自然垄断）、边际效益等概念，放在其他行业也很有用，启发了我们不用理会学界给予的传统枷锁，只要能应用一些经济学概念建构自己的世界，也能很好地生存下去。

《道德经》

在美国大学读“中国经典”原来是打算“屈机”（编者注：电玩用语，这里借指容易获得学分），后来才知道中伏，但又发现原来用英文读《道德经》（刘殿爵译本）比中文易明，然后读回中文却另有发现。虽然每一句都可以是truism（编者注：自明之理），但道家思想对调适过分进取的人生观也好、对作为策略思考也好，都确实大有帮助，例如对研究中国外交战略，就是绝配。顺带一提，“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正是此间我城需要理解的。

《泰晤士河畔》

认识陶杰的书早于认识其人，初中时在报章看他的散文，有眼睛一亮的感觉，直到去美国读书前，找他提点首次见面，原来已认识近二十年。我有勇气在大学读国际关系，也是受他鼓励，“唔（编者注：粤语，不）读经济都饿唔死”。不少人阅读陶杰有三部曲经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求学时为其才学、文笔所折服；到了书读了一些，就爱从散文或节目找碴，然而见树不见林，气概越找越酸腐；唯有到了人生阅历提升，才懂得他每天把不同信息和诸子百家瞬间融会贯通的功力。这本《泰晤士河畔》文笔秀丽，我小时候是用来学修辞的。

《谁杀了古典音乐》

由于小时候学琴，对一些古典音乐家也略有涉猎，这本书讲述古典音乐界如何“捧明星”、争上位、赚巨款的手段，不但令卡拉扬、帕瓦罗蒂等大师的形象变得“立体”（其实是有点幻灭），那些业界的潜规则，放在其他行业身上（包括道貌岸然的学术界）也颇适用。单看这一面，容易变得cynical（编者注：相信人皆自私自利）；不知道这一面，又会太天真太傻；如何取其平衡，就是成年人的学问了。

《中国人史纲》

小时候很喜欢这本书，但逐渐发觉柏杨标新立异有点过头，而且缺乏统一的基准，而且引述观点一般不指明出处，一切都犯了学术大忌。然而，这本书的文字十分精妙，又实在能启发未入门的人多读历史。当年甚至被这本书引诱，买了全套《柏杨版资治通鉴》做生日礼物。

《政治部回忆录》

很久以前读的一本奇书，以“当事人”身份，讲述港英殖民时代的政治部运作，如何监控政治人物、处理社会运动、和外国势力周旋等，绝对能温故知新。本书讲述的不少当事人依然健在甚或活跃香港，一切各有前因。一般父母绝对反对下一代从政，与政治部的存在关系至巨。

《主席手记》

因为这本书，对自己的中学很有感情，也很期待参加“课外活动”，这是不少学生“脱宅”的阶段。以今日角度，当年中学生实在出奇地单纯，恐怕在iPhone的世代，再也找不到那种纯朴情怀。偶尔拿起来怀旧，也是为了寻找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2015.9.10）

苏杰

生年：1969

现职：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苏杰

主要著作：《中西古典语文论衡》《〈三国志〉异文研究》，译有《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分析书志学纲要》《西方校勘学论著选》

苏杰的书单

《我们共同的朋友》，［英］狄更斯著，智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The God Father, Mario Puzo，G. P. Putnam's Sons，1969

Pride and Prejudice, Jane Austen，Penguin Books，1994

《小说面面观》，［英］福斯特著，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齐鲁书社，1991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上海古籍，1986

《艺术哲学》，［法］丹纳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美感》，［美］乔治·桑塔耶纳著，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赵复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书目答问补正》，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中华书局，1981

《说文句读》，王筠撰，中国书店，1983

《说文释例》，王筠撰，中华书局，1987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广雅疏证》，王念孙著，中华书局，1983

《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上海书店，1987

《书集传》，蔡沈注，凤凰出版社，2010

出学校门进学校门，换过了几所学校，从学生变成了教师，没有改变的是读书人的身份。

“读书”是个耐人寻味的字眼。过去有所谓“渔樵耕读”之说。不事生产的读书，居然与打鱼、砍柴、种田并列，也成了一个行当，今天说起来未免有点心虚。

寻思读书与生产的共同点，其结果都是改变。不同在于，生产（比如制造）改变的是操作对象（原材料），读书改变的却是操作者本人（英语中把这称作 operational closure）。

检讨自己的秘密书架，回溯自己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忽然有几分近乡情怯的犹疑，有几分贫士解衣的羞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就是阅历。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读书也是。一辈子读得的书虽然很多，但影响人生方向的常常只有几部，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影响我人生方向的第一本书是狄更斯的一部小说，书名叫《我们共同的朋友》。

中学时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小说家。因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小说家，能够像神一样，创造一个真切的世界，让人阅历其间，若迷若悟。当时爱看翻译小说和古代小说，以为经过了空间和时间筛选，相对更为经典一些。偶尔读到王智量先生翻译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对狄更斯一见倾服，心慕手追，写日记都模仿其风格。

后来高考报志愿时，尽管我为自己规划的未来是小说家，却对中文专业有些迟疑，觉得许多大作家都不是中文系出身。当时想起狄更斯是法律出身，幻想若能蹑其遗尘，遍观世象，或许在写作上也会有所进境，于是就报考了法律专业。就以这么个天真得近乎荒唐的理由，我进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套用流行的句式，可谓“一读查理（狄更斯）误青春”。

在北大接受法学训练的同时，我得以放纵自己在文学方面的阅读兴趣，颇读了一些外国小说译本和中国古代小说。狄更斯的小说当然是几乎全部读了，其他印象比较深的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的卢梭、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美国霍桑、麦尔维尔、斯坦贝克、拉尔夫·艾里逊等等。凡是觉得重要的作品都拿来读，做摘抄做笔记。后来又读了不少英文小说，觉得比较好读，反复读过多遍的，有The God Father （《教父》）和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为了挑选最值得读的作品，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当时对一本小册子E. M. 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学习得尤其认真，目标还是奔着小说创作去的。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也是如此，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尤为用心。由文学批评进而到美学，进而哲学，印象比较深的有泰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桑塔亚那的《美感》（缪灵珠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当然，由于学的是法学专业，也读了一些法哲学、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方面的经典著作。

就这样让自己的脑子成了各种文学、各种思想的跑马场，任其留下或深或浅的杂遝印迹。后来想系统地阅读文学、美学、哲学、史学各类经典著作，便先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看起。读到张之洞《书目答问》的一段话：“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自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自经学史学入辞章者其词章可观，自经学史学入政事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觉得找到了读书的次第与门径，于是决定先从被称为“小学”的语言文字之学开始。最早读的是王筠的《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然后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

当时与同宿舍的丁飞同学一起读中外名著，一起到琉璃厂中国书店淘国学书，一起买石头学篆刻。毕业后，丁飞同学成了一名检察官。而想要做一辈子学生的我则考取了汉语史的研究生，希望由小学出发，继续自己尽窥天下好书的纸上历险。

殊不知这起点竟成了终点，小学是我今天的专业。还套用那个句式，可谓“再读南皮（张之洞）误终身”。

研究生阶段，在接受语言文字学训练的同时，按照“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对经学也有所涉猎，主要是熟读、背诵了一些基本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以及《尚书》《周易》的一部分。因为号称读书人，肚子里没有成篇的书（所谓“腹笥”），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而背诵这些书，是一百多年前读书人的最起码的要求。比如《红楼梦》里贾政要求：“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而贾宝玉则担忧盘算：“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

学习、背诵这些经典时，我用的是世界书局1936年据清代武英殿本合并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代按世界书局本原大影印的本子。这些书，有朱熹的双行小字注，《尚书》则是蔡沈注。之所以用朱熹的注，只是因为那是明清之际主流知识阶层的必背内容，纯粹是从便于理解当时文献的角度出发的。当然，也参考清代以降各家的注，如马瑞辰《诗毛氏传疏》、程树德《论语集解》、焦循《孟子正义》、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将自己觉得重要的内容批注在所读本子之上。时间久了容易忘记，大概每一两年都要再过上一遍。

后来对《三国志》文本进行考据时，体会到“由经学入史学”这句话在文献校释方面的意义。因为陈寿以及裴松之注中所引各家，对于基本典籍都是烂熟于心，各种引用触目皆是。如果不熟悉作者所熟悉的经典，在校点训释方面就会存在很多问题。

自己读书杂乱，进益不多，不过可以告诉年轻同学的是，前人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深造门径，我的切身体会是，古之人不予欺也。

有心栽花花不发。一心想当作家的法律系学生最终成了文献学者，终于把秀才作成了学究。阅读大量经典所启发的不是创作而是述而不作。

翻空出奇的文学创作与征实考信的文献整理似乎迥不相侔，不过兼而擅之者亦时或有之，甚至在更高的层面上创作能力亦为考据之资。

近几年从事西方校勘学、版本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工作，读了一些西方考据家的著作，对英国诗人、古典校勘家A. E. 豪斯曼甚为倾服。豪斯曼的才气、学问有点儿像钱锺书，既有脍炙人口的创作，又有令人叹服的考据，而且，即便是考据著作，也是出语精警，言辞犀利。人们对校勘的性质有着广泛的错误印象，许多人将文本校对当作校勘。校勘绝非如此机械。豪斯曼把校勘比作狗抓跳蚤，要求的是敏感与准确。他套用拉丁成语“诗人是天生的，不是教会的”，说：“校勘家是天生的，不是教会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校勘与诗是相通的。校勘是在现有文本证据的基础上，试图准确理解、把握原作者的措辞命意。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而路德维希·比勒尔则说：“校勘家穿透作者的思想，想其所想，几乎与作者合为一人。他也许与后来发现的文献证据相矛盾，但即使如此，他也是像作者同时代的一个合契同情的亲密朋友一样对作品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A. E. 豪斯曼正是我们这一代所公认的这样一位校勘家，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校勘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诗人。”（《西方校勘学论著选》，145页）

由此看来，作为文献整理研究者，似乎也不必为自己时不时蠢动的文艺的心而感到羞惭。

去年曾参加一位颇负才名的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那位同学在后记中说，比那篇论文更能代表他三年心血的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我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之意，心头涌起了许多感慨。从秀才到学究，二十几年过去了，小说家的心并没有死掉，还在希望有机缘重拾旧梦。

（2015.5.21）

童元方

生年：？

现职：台湾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

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

主要著作：《一样花开：哈佛十年散记》《水流花静：科学与诗的对话》《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为彼此的乡愁》。译作有《爱因斯坦的梦》《情书：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与《风雨弦歌：黄丽松回忆录》。英文著作有：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译作有明代女子曹静照、马如玉以及清代女子吴规臣、梁德绳的诗，收在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一书中

童元方的书单

《李娃传》，白行简撰，扫叶山房，1911

《茶花女》，［法］小仲马著，王振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歌德著，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茵梦湖》，［德］施托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贵族之家》，［俄］屠格涅夫著，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堂吉诃德》，［西］塞万提斯著，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钟楼怪人》，［法］雨果著，管震湖译，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

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当然要从《李娃传》说起了。

白居易作《长恨歌》，几乎无人不晓。《长恨歌》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因为白居易的歌，唱了一千年了，他的歌所说的故事，也就传了一千年。结局是马嵬坡——杨贵妃死了。我们这些后人，有为贵妃之惨死而悲的，有为明皇的懦弱而恸的。总之，是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增加什么，却因而想起来就难过。那又何必知道这种故事呢？所以我虽然很爱念《长恨歌》，却不爱《长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有个弟弟叫白行简，白行简在白居易这棵大树的阴影下，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你替白行简想想，作诗还赶得上哥哥吗？不要说长诗，就是作短诗也很难赶得上。

我们随便背一首白居易的绝句：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就是他的亲弟弟，有相同的DNA，也很难作得出来。白行简于是就另寻他途，作起小说来。白行简的小说，在唐代叫“传奇”，只有一篇，就是《李娃传》。《李娃传》有各种穷困潦倒的情节，有各种慷慨相助的义气，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比起《莺莺传》《霍小玉》等薄情故事，《李娃传》看来紧张，但最后不致重压在身，使人出不来气；而看完了又感觉安慰。宋以后的小说或话本，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是大团圆，可以说皆源自白行简的《李娃传》。

白居易与白行简这两位兄弟，分别开辟了诗与小说的两种传统，都辉煌得令人景仰。

说了兄弟档，我忽然想起了父子档，那就是法国的大小仲马了。父亲大仲马写了多少部侠义小说，著作等身根本不足以形容。大仲马所著的书，如把也称为“三剑客”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叠在一起，恐怕有两个大仲马的身高了。而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只写了一本书，却比大仲马所有的作品都精粹得多，这一本就是众所周知的《茶花女》。我们谁没有读过《茶花女》呢？谁没有沉醉于阿芒与玛格丽特爱恋的经验呢？我是看多少遍，就鼻涕眼泪地哭多少遍，而哭过之后，又觉得神清气爽。自从看了《茶花女》后，才渐渐欣赏到悲剧的洗涤作用，才慢慢领略到悲剧中爱情的真谛。

我于是在法国的《茶花女》小说中大过其瘾之后，自然想起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来。维特的烦恼，是一开始就非走向烦恼不可，最后是以自杀来结束。据说歌德自己，真有与维特相似的经历，也真的曾想自杀，但因写了这本小说，把对女子的爱欲之情全部宣泄了出去，就又不自杀了。如果传闻不虚，这个结局就太好了。歌德实际上活得很长寿，如此，才可能完成《浮士德》的巨制。那是留给人类的多伟大的遗产啊！而一本有关爱情的小著作，竟然救了他自己，改变了他的一生，诚属难得的佳话。

从歌德的少年维特自然想到另一位德国作家施笃姆的《茵梦湖》来。已成了老人的莱因赫回到了故乡，每一寸土地都唤醒他对旧日的回忆，使他想起早已逝去的童年，而沉重地说出：“在青山的那边，埋葬着我的青春。”他怎么能不凝视着月光下湖面上的那一朵睡莲，思念青梅竹马却未能结合的小爱人伊丽莎白？不但少女时代的我为之心动，就是而今每见到一片湖水，就想起“茵梦”，仍为那终究是无望的昔日爱情而低回不已。

从这个伊丽莎白一定会联想到另外一位丽莎来，就是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的女主角。

屠格涅夫的五六本小说都写得很好，世界各国都选他的《父与子》作中学课本，我却独喜他的《贵族之家》。因为《贵族之家》没有传达任何“信息”，只是“抒情”。在《贵族之家》里，拉夫列斯基与丽莎没有结局的爱恋，固然令人忘不了；但我更忘不了的是教丽莎音乐的那位老年音乐家。他也爱丽莎，好像羞于自己的年老，而不敢向丽莎表白。小说的最后一景太动人了，简直是一首诗：他坐在丽莎家花园的椅子上，夜已到来。他孤独地望着楼上那一排窗户，窗子一个个明了，又暗了。他静静地望着，那是丽莎手执着蜡烛从楼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吗？屠格涅夫的笔实在太细腻，每本书都只有三五个人，而情感却如长江大河，表面并没有太大的波涛，但你投足于河水中时，方知水流之湍急。

但这些小说，与堂吉诃德一比，就都不如这位做着中古梦的骑士之爱的别出心裁了。明明是腰粗得像酒缸似的村婆，堂吉诃德却觉得是既美且艳的贵妇。他愿肝脑涂地，乃属理所当然；为她牺牲奉献，更是事所必至。

其实，堂吉诃德对爱情的哲学倒是爱情的根本定义。而多少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的真髓，都出不了堂吉诃德所加定义的范围。比如说《钟楼驼侠》，或译为《钟楼怪人》，这部小说大概是最令我心为之碎的爱情故事了。加西莫多怕自己丑陋的脸孔吓坏了所爱的女子，总是拿手遮着；其心是卑微到了家，其爱也就升腾到了顶。这个掩脸的手势在我的心中不知如何地成了爱情不朽的标记。

转了一大圈，回到我们的中国文化里，也是一差不多的手势——卖油郎以新衫的衣袖承接了烂醉如泥的花魁女所呕吐出来的什物。而这爱情终于使人在污与秽中挣脱出来，得以完成救赎。

总括以上所述，我自己竟不期然地笑了！这些书为什么都是19世纪以前的、也都是我中学时甚或小学时读过的？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纯而净。

1616年，我们这个世界有三颗文星陨落了，即：作《罗密欧与茱丽叶》的莎士比亚、作《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作《牡丹亭》的汤显祖。他们这三大文星的如椽巨笔，挥洒了不朽的爱情诗篇。但是，莎士比亚的巧安排，似乎不像真事；而汤显祖的“死又可以生，生又可以死”也不似在人间；还是以堂吉诃德的纯而净却并未发生的爱情故事作为代表罢！

（2006.2.16）

万维钢

生年：？

现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

主要著作：《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万万没想到》

万维钢的书单

《时间简史》，［英］霍金著，吴忠超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时间简史》分三种读法。普通的读法，二X的读法和文艺的读法。

物理学是个特别正统的学科，但是物理学招募新人的办法却相当地“非官方”。如果你一直老老实实跟着中学老师学习怎么计算电路图中电阻的电流强度，或者U形玻璃管中的水银柱高度，你大概不会认为研究物理有多大意思。物理学的真正招募系统在课外。

第一志愿报物理系的人肯定都是看科普读物的结果。他们被相对论、黑洞、不确定性原理、天才们的趣闻轶事和所谓“统一理论”所吸引，他们忍受不了好奇心和巨大荣誉的诱惑。

引诱我把青春献给物理学的是“第一推动丛书”，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在今天看来那是一个充满野性魅力的时代——公共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中经常出现裸露的、完整的乳房；而在那丛书中的这本《时间简史》的译者序里，徐明贤和吴忠超赫然写道“但是他对首次见到他的人对其残废程度的吃惊早已习惯”——现在早就没人敢播那样的电视剧或者用那样的词了。

《时间简史》给我的感觉，也是这么野性。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听说宇宙居然既不是无限大（更新的观测表明宇宙有可能是无限大的，但这不是本文重点），也不是永久存在的。一个有限大的宇宙又怎么没有边界、杨氏双缝实验为什么不合常理、自旋1/2是什么意思、黑洞又怎么不是这么黑，任何人第一次听说这些思想都不可能无动于衷。我那时正在上高中，迫不及待地跟同学讨论、甚至是吹嘘这些内容。

那套丛书令我印象深刻的还不仅仅是物理，还有书中科学家们强烈的个人风格。霍金在书中时不时抖个机灵，比如画张图说明二维动物如果有消化和排泄系统就必然会被一分两半，再比如每个人都读过的全书开头那个关于乌龟的笑话。原来科学家并不是一帮特别死板的人，他们很有幽默感。而且他们对不同科学理论有自己的爱憎，时不时较量一番，就好像武打书里的人物一样。

他们笔下的物理学充满活力。历史上的一个个漂亮理论转瞬间就被更新的理论所取代，谁也不敢固步自封。我还记得当时从图书馆找到一本美国大学物理教材的中文版，作者居然写道：“这本书中的物理知识不可能都是对的……但也不可能都是错的。”

谁不想研究这样的科学？

后来我上大学就报了物理系，然后拿了物理博士，现在的工作就是做物理研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一个物理学家写了一本物理书，这本书特别精彩而且特别流行，以至于远在中国的一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受到激励，后来他也成了一个物理学家。

可惜故事没这么简单。

《时间简史》与普通物理学家

最让故事失色的地方，当然是我根本不是霍金那样的“大”物理学家——我对物理学的贡献比霍金差了很多数量级。事实上，除了与我从事特别相似的研究的少数人之外，没人知道我是谁。我发表过的所有物理论文的被阅读次数加起来可能也比不上我写过的任何一篇通俗文章。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物理学家。

其实除了被科普读物感召，我敢去物理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学学得不错。科普读物可以把人吸引进门，但你一旦真正做物理了，那些书没啥大用。数学更有用。我们每天干的事情并不是感叹宇宙有限无限，而是做计算。科普读物津津乐道的不确定性原理，并不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数学公式，是可以推导出来和拿来用的。我们用数学公式说话。

我没能成为霍金的最根本原因当然是我不是天才。不过物理学的大多数领域都可能已经不再是个人英雄的舞台了。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并不指望自己能在两个月之内搞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来青史留名。我们更关注实在的小进展，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跟好几个人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结果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不是天才的普通物理学家也很有用。

我们在工作中跟同事讨论的都是技术性很强、非常具体的问题，很少说出什么有哲学味道的、写意的、高大上的话来。我们绝对不可能在讨论物理问题的时候提到“上帝”这个词。

我们每天的研究工作并不总像科普读物描写的那样充满戏剧性。你不能光看射门集锦和答记者问，其实足球运动员大部分时间内做的事情是训练。我们的多数工作几乎没法被写成科普。

一旦把物理当成正经工作，你就会发现再谈自己有多么“热爱物理”变成了一件非常幼稚可笑的事情。很多人写研究生申请信的时候爱说热爱物理，还要讲几个自己童年的轶事，提几本看过的科普书，其实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我们招人基本上只看论文发表记录。

事实上，霍金从未在书里像个选秀歌手一样泪流满面地说过他有多么“热爱物理学”——真正的物理学家就算再有个性也不会说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在提到自己怎么开始做物理时，霍金半开玩笑地说：“为了结婚，我需要一个工作；为了得到工作，我需要一个博士学位。”

怎样误读《时间简史》

我不是完美故事中的我，《时间简史》也不是完美故事中的《时间简史》。霍金在书中说鉴于“每个数学公式都可能让书的销量减少一半”，他决定只用E=mc^2这一个公式。他绝对没想到，可能恰恰是这个不用数学公式的决定带来了一些非常怪异的反应。

我在图书馆看过一本某个美籍华人在中国正式出版的书，声称其发现了一个修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为了证明广义相对论是错的，他在书中举了个例子：主流物理学认为宇宙正在膨胀，而每个星系离我们远去的速度，与它跟地球的距离成正比——他说，这么一来地球不就是宇宙的中心了吗？这显然是错的！

苍天啊。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在哪本科普读物上听说了这个。首先这不是物理学家相信如此，而是天文学家哈勃观测的结果，是个事实，而不是观点。更重要的是，所有提到这件事的科普读物都会立即告诉你这和“地球在宇宙中地位并不特殊”根本不矛盾——你只要把每个星系都想象成一个气球的表面上的斑点，当气球膨胀的时候，这些斑点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而在每个斑点看来，所有其他斑点都是距离它越远，远离它的速度越快——但没有哪个斑点是特殊的。

所有科普读物说到宇宙膨胀都会举这个气球的例子，《时间简史》的第三章讲了这个例子。而现在居然有人敢拿它只说一半，来证明相对论是错的？！这简直是个二X物理学家。

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我们经常收到一些奇怪的电子邮件，声称自己发现了更好的物理理论。我们一概置之不理——因为这些民间物理学家的共同点是只会非常简单的数学，有的甚至根本不用数学。他们是科普读物的……受害者！

好在据有人用Kindle阅读记录统计，大多数人读《时间简史》没有读到超过全书的6.6%，所以他们不会看到宇宙膨胀的这个故事，这样看来也就没有机会成为二X物理学家。

他们更可能会成为文艺物理学家。

怎样不读《时间简史》

文艺物理学家们读《时间简史》并不是为了将来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物理理论，他们只是读。人们在各种书单中推荐这本书，人们在社交网络晒自己刚刚购买了这本书，人们发愿要读完这本书，人们宣称自己正在第N遍读这本书，人们把每天早上起来读这本书当成健身项目，人们把这本书当成难读的书的代表来编排笑话。

人们一直在谈论“读《时间简史》”这个动作，而几乎不谈论这本书的内容本身。如果一个未来的考古学家仅凭媒体和网络研究《时间简史》，他恐怕无法判断《时间简史》到底说了什么。

为感谢读者看本文一直看到这里（已经超过全文的6.6%），下面我来简单说一下《时间简史》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这样你以后至少可以假装读过这本书。我干脆使用霍金的第一人称，这本书说的是：

只要你仔细想想就知道在引力作用下宇宙不可能是静止或者永恒的。哈勃的观测发现宇宙正在膨胀，这意味着之前它必定有一个开始的时刻——那也可以被视为时间的开始。彭罗斯有个关于引力塌缩形成一个奇点的定理，我霍金受这个定理的启发，跟彭罗斯合写了一篇论文，证明如果广义相对论是对的，那么宇宙必然起源于一个无限密度和无限小的奇点。

物理定律会在奇点失效。可这样一来我们还怎么能好好谈论宇宙起源问题？而且如果这时间有个起源边界，那岂不是说只有上帝才能让时间开始？

好在后来我霍金自己证明，如果考虑量子力学效应，宇宙起源的“奇性”就可以去除。不但如此，我的理论中还包括“无边界”，也就是说宇宙起源就如同一个原子核衰变一样可以无缘无故地发生，根本不需要上帝等“外面”的因素影响。

为了帮助你们理解我的理论，我在书中介绍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黑洞（我霍金在黑洞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有漂亮的结果）的简单知识，其中还提到“对历史求和”这种难懂的名词。不过你不懂也没关系，“对历史求和”，这个词听听就觉得很酷。最后，我还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展望了宇宙的未来。

也就是说霍金写《时间简史》的主要目的是向公众说明他自己对物理学的贡献。因为他要宣传的理论实在抽象难懂，这样的一本书一定是有点技术性的。

而读者对书中任何细枝末节的辅助性知识的赞美，都是拍马屁没拍到点子上。

如果你想假装不仅读过《时间简史》，还知道比这本书更新的物理学，你可以这么说：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非常自然地提到在引力作用下宇宙膨胀的速度必然越来越慢，而且还介绍了关于宇宙未来的三个可能结局：一直膨胀下去、先膨胀后收缩，以及膨胀速度恰好能让宇宙不收缩。可是他当时万万没想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要知道《时间简史》最早出版于1988年，而宇宙加速膨胀的事实是人们1998年才发现的！物理学的发展就是这么让人震惊！

另外还有个小花絮！霍金的一些成名工作是关于黑洞的，而在写《时间简史》时，物理学家还没有足够观测证据证明黑洞是否真的存在。霍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提到他跟人打了一个赌，说如果将来证明黑洞真的存在，他就给那人订阅一年的《阁楼》杂志。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证据黑洞的确存在，所以霍金真的不顾那人妻子的抗议，给他订了一年的《阁楼》。

所以《时间简史》其实是一本已经过时了的科普读物。这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仍然是畅销书排行榜上最靠前的科普读物。事实上霍金本人早就出了一本更新的科普书《大设计》，足以完全取代《时间简史》，可是人们还是更爱买《时间简史》。

看看那些以买过这本书为荣，甚至读了书中几个句子就把自己感动到不行的人，我觉得《时间简史》受到的超常欢迎也许不能用人们对科学的热爱来解释，甚至不能用人们对霍金本人的热爱之情，或者说八卦之情来解释。

这不是热爱也不是八卦。这是刻奇（Kitsch）。

提两句物理，然后感动自己，这个动作实在太容易了。你看我！当每个男人都忙着挣钱和看足球的时候，当每个女人都忙着研究星座和明星八卦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在看《时间简史》！非常庆幸世界上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这还不令人感动吗？！

可我还真没感动。不要为自己做过仰望星空这么简单的事儿而感动。

《时间简史》已经不是一本正常的科普书，读科普书不应该是这种读法。欣赏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物理学跟欣赏关于物理学家生活的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是两码事。你不一定像物理学家一样做计算，但你必须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那些科普书在说什么。做谈论物理学的动作，比理解物理学容易，可是特别容易的东西不值得追求。

我绝不是看不起科普书或者反对非物理专业的人谈物理。我认为任何人都有资格欣赏和谈论物理学，乃至经过思考之后提出自己对物理问题的见解。我甚至认为物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成科普读物去丰富公众的思想。

门槛越高的东西才越有趣味。我有好几个非物理专业，但是又对物理学很感兴趣的朋友，其中甚至还有文科生。他们非常关心物理学的新进展，读过很多连我都没读过的物理书，而且能把我问倒。我想霍金写《时间简史》其实不是给我写的，恰恰是给这些愿意付出努力去收获智慧和见识的智识分子写的：他们读科普书不是为了结婚、工作和博士学位，不是为了一举成名，更不是为了感动！

（2015.5.7）

王小妮

生年：1955

现职：作家

主要著作：《人鸟低飞》《1966年》《上课记》《随手》《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

王小妮的书单

《窥视者》，［法］罗伯·格里耶著，郑永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夹边沟纪事》，杨显惠著，花城出版社，2008

《巨流河》，齐邦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丁午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道格拉斯自述》，李文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网络的便利，让平时外出买书的机会减少很多。

今年去书店不超过十次，发现新书真多，铺天盖地。进去书店后，脑子里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想法是，究竟有没有这么多的话必须要说？相信身前身后这些印满字的纸多在传达真实和美好吧，可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现实为什么这么不堪？

曾经我们这代人不能正常读书，一个城市只有几家书店，最特殊的几年里，书店只有马恩列斯毛泽东和鲁迅这六个人的书，除此之外，任何一本书都可能被定性为反动书籍，留在身边就可能大祸临头。上世纪80年代，忽然开放，各种各样的书涌出来。我的大学同学为买一本刚出版的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曾经提前一夜去排队。

仓促恢复招生的大学，校图书馆还不能完全放开自由借书，左拉的《萌芽》，我问了几次都借不出来，搞得不知道这是一本多禁忌多出格的书。每次跑图书馆，都尽量借最多的书，从那时候养成了一目十行快速翻书的习惯，用最短的时间找到合口味的，留下认真看，其他的快速还掉。认真看过的书里，有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后面会讲到它。

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大约能读到三种书：一次性读过的，可以反复再读的，产生至深影响的。

第一种最常见，符合这标准的好书也不少，如果让我列出最近十年里的这类书单，我几乎都选择非虚构。能和现实相配的虚构作品始终没有出现，没有见到有《一九八四》的穿透力，如果说匮乏和亏欠就太客气了，眼见着虚构的无力和闪避，现实里是目不暇接的惊悚，作家简直“弱爆了”。

说说后两种书。

持久的影响力，可遇不可求

做了老师的近来十年里，除了自己读书，给学生和媒体都推荐过一些阅读书目，其中《夹边沟纪事》《巨流河》《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都曾经写过书评。

它们每一本都是不能替代的，以独有的风格讲述过往，用涓涓细流去饱满充实历史，填补着本以为难以填补的空白和缺损，每一本都在告诉读者没有“盖棺定论”。

平时接触的历史多在给出结论，缺的正是纯粹个人的，有血肉的，能被感知到的历史细部。因此这些书会越来越珍贵，它留存的是最普通又最真切的感受，可能帮助后人在枯燥的大历史中找回只属于私人的喜怒哀乐。

这几本书能被出版也各有故事，《夹边沟纪事》一直以小说的名义面世，齐邦媛八十多岁高龄才完成《巨流河》，据她身边的人说，书中细节全凭记忆，没有日记之类参考。而《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的手绘插图和手稿曾经找不到了，作者丁午去世后，家人整理遗物时才被发现。是这些可遇不可求的记录，顽强地以个人角度去还原和追究着历史，不准许它被随意地概念化地蒙蔽遮掩过去。

相近的书还有《道格拉斯自述》，好像只出了一个版本，没有加印再版过。

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家就要歇业的书店角落，找到这很薄的小册子，作者弗烈德里克·道格拉斯是一位出生在南方的美国黑奴，这是他在1845年出版的一本自述，三联出版社1988年出版。在读到它之前，我不知道谁是道格拉斯，虽然听说过美国早年的蓄奴制度，听说过南北战争和黑人民权运动，但都仅限于空泛的历史结论。

《道格拉斯自述》详细记录了作者自从有了记忆开始的困苦童年，他的母亲在他七岁时候死去，他只知道母亲是黑奴，不知道父亲是谁，有传闻说他的父亲就是他的主人，但是他只知道自己是个肤色没有那么黑的黑奴。童年时候，只要看见主人走近，他就被吓得禁不住全身颤抖。因为怕挨打，他听信了另一个黑奴的劝说，随身总带着一把草——他居然真以为在身体的右侧带上草，就不会挨鞭子。

成年以后的道格拉斯靠自学，逐渐能够读懂报纸，正是识字和阅读给他打开了通向自由的世界，他开始策划逃到北方。在成功到达北方，获得自由人身份以后，道格拉斯开始公开演讲自己的经历，并出版了这本自述。南北战争期间，他向林肯呼吁成立黑人师团，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去参战。后来他出任美国总统的黑人问题顾问期间，政府通过了修正的宪法条款，黑人得到了普选权，再后来他出任美国驻海地公使。道格拉斯离世后，被称为“美国民权运动之父”。

现在很多人言必提美国，立场常常很对立：或者美国太强大，美国是天堂；或者美国是死敌，美国惹起所有祸端，是国际警察。这个被简单化了的美国后面，站着各种各样的人，虽然美国的历史不悠久，也足以经历无数残酷的历史事件。静下心读读这本170年前出版的书，了解另一块土地上的社会变迁，看看离我们并不远的人类曾经的不平等，还有与不公平必然伴随的对抗勇敢和宽容，所有这些，都是在非常个人又非常感性的隐忍中默默无声地发生，而《道格拉斯自述》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一个黑奴艰难奔向自由的历程，告诉人们持续不断的对抗命运和推动变革的个人力量。

启示和颠覆

先说件题外的事。

“文革”把我的小学六年搞得支离破碎，1966年只读到四年级，然后就不上学了，坐在操场上批斗老师校长，紧接着一年多不用去学校，满街的少年，有时候真是成群结队的，迎着枪林弹雨疯跑的少年。后来“复课闹革命”了，大家重新回到学校，谁看着谁都挺陌生，我们的老师原来梳大辫子，剪成短发了，经过1966年，辫子当然留不住。

老师姓侯，重新上学后她布置一篇作文，赞颂当时一个英雄，名叫门合的军人。作文交上去，她来讲评，她读了两篇好作文，从写到读，都是好高的调门，都是过度抒情，开头都用当时最流行的句式，或者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或者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可我反感这种开头，听侯老师激动地读范文，好像忽然明白了，她一直批评的作文空洞，正是她读的这种，没有真话，缺少细节，一堆套话填内容，这不是空洞，还有什么是。

我想一个写作者，重要的是守持好自己的感受，不随从，不被这个那个风潮所影响限制和束缚。

过去有人问过，什么书对我有影响，我认真想过，没想出来。就在前几天，忽然记起大学时候读过一本《窥视者》，大概在1980年前后。

罗伯·格里耶的这本小册子，是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偶然看到，是“内部发行”，但是借出来了，也许不见到“内部发行”，反而不会注意它。平时总是尽量多借书，速看速还，这一本留下来仔细看了，不知道罗伯·格里耶是谁，应该说，那几年里中外作家多得像忽然划过眼前的一阵流星雨，不知道又应该知道的太多了，卡尔维诺、马尔克斯都在那时候被翻译过来，几乎每本书的作者都是新认识。

我的阅读正是在懵懵懂懂囫囵吞枣中真正开始，在读书过程中快速寻找和确认自己口味的。

《窥视者》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我的记忆残留里，它人物模糊，细碎，恍惚，无所踪，构造了一个零度情感的世界，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不拿讲故事当目的的小说。

《窥视者》看过还回图书馆后，再没特别留意过它，我的书架上一直没这本书。直到准备写现在这篇读书的文字，才想找它。去网上搜索，发现它出过几次新版本，已经有几代读者了。从网上找到了当初我读的老版本，1979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有标注“内部发行”，书原价0.64元，赶紧买了。快递员送来的这本书，封面似乎有印象，读了十几页，却跟完全没读过一样，但同时又有某种非常具象的印迹潜在地在记忆里停留过，一种意念，不只脱离了故事人物，也脱离了《窥视者》这本书本身，没有痕迹的，抽象的，纯客观的，或者是一种回到生活原本的反故事的本能被唤起。

现在仔细回想，它可能超出了一本书的情节，被忘得一干二净中，衍生出了和书本身没必然关系的新东西。也许它启示了应和了我对我以外世界的认识，一种正中下怀的感觉，从一个外在的角度帮助我印证内心：曾经大喇叭里面整天喧嚷的东西都不真实，真实果然是有另外的样子。

三十多年过去，眼见着现实里太多的无序，细碎，隔绝，纷乱又冷漠，事物多缝隙，没有什么能预知，这些感受总离我很近，也无意识中离印象早已模糊的《窥视者》很近。

所谓的正确阅读，怕是从来就没有的。恐怕只有好的阅读，它会不断地启示和塑造，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另眼看世界，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才是阅读的目的吧。

当然，所有有质量的阅读日益累积，都可能增加着心里的疑惑：究竟有没有这么多的话必须对人说？这么多的书，身边现实为什么总是这么不堪？

（2015.10.22）

王晓渔

生年：1978

现职：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研究方向：当代文化批评

主要著作：《文化麦当劳》《知识分子的“内战”》《重返公共阅读》

王晓渔的书单

《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唐祈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

《灵地的缅想》，胡河清著，学林出版社，1994

《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著，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文明的孩子》，［美］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希尼诗文集》，［爱尔兰］西默斯·希尼著，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

《巴赫金文论选》，［俄］M. 巴赫金著，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商君书锥指》，蒋礼鸿撰，中华书局，1986

刚进大学不久，听说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很好，去图书馆借了一堆，诸如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之类，怎么也读不懂，一无所获。这些书籍的价值毋庸置疑，却难以成为我的入门读物。人与书的相遇，需要恰到好处的契机。再经典的书，也会读来索然无味；有些书平淡无奇，在特别的时刻读到却会受到巨大的触动。这种意外，我时常碰到。摆在“秘密书架”上的正是那些意外的书，它们可能并非经典，对自己却有着特别的意味。在这篇文章里，我也尽可能地略过那些人尽皆知的典籍，比如《孟子》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据说这是卡莱尔说过的。可是，书中不仅横卧着过去的灵魂，也隐藏着未来的灵魂；不仅横卧着作者的灵魂，也隐藏着读者的灵魂。

与同龄朋友们交流阅读经历，几乎都是从大学才开始自主选择地阅读，此前总是无暇读书或者无书可读。我在淮河北面的一座县城长大，当地的图书馆形同虚设，新华书店的新书屈指可数，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读的时候偷偷摸摸，像地下工作者。中国的书勉强能够找到一些，外国翻译进来的就很困难了，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即使像《红与黑》这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名著，也难以找到，全本的安徒生童话我是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那时能够遇到的主要是连环画、评书、辞典、文选、报纸和杂志，不是我选择书，是我被书选择。我最初读到《南方周末》是在1990年代初，最初知道司马南也是因为这份报纸经常刊登他的文章。无书可读的结果是读到什么就背什么，背过几百首诗词，包括当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所有诗词。

很偶然的在书摊上买到一本《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主编是九叶派诗人唐祈。同时还有一本《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主编是写下“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公木。后来备受推崇的穆旦，就是那个时候读到的，不过当时我还读不出其中的好，经常把他与穆木天混在一起。两本辞典有不少重合，有趣之处在于差别，《新诗鉴赏辞典》的很多诗虽然第一次读，却太过熟悉，太容易懂，很难再去翻上第二遍。倒是《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里一些怪怪的不知所云的诗，有着迷人的晦涩，让我反反复复地读，感到很好奇，为什么有人这样组词造句。最难得的是，这本辞典收入了大约十位六零后诗人的作品，当时他们不过二十七八岁，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很有画面感，我读后就记住了，虽然还是不太懂。

中学是一个人的趣味、价值观和知识结构逐渐成形的时期，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精神成长期，中学生却只能被“填鸭”。我经常生产生异想天开的想法，如果中学缩短至三年，大学改为七年，或许会好上很多。每次回想中学，虽然遗憾那时接触到的书太少，但也会庆幸没有遇到衡水中学让人闻风丧胆的军营式管理。尤其到了高三，我三天两头地逃课，宅在家里看书，做着文学青年的梦。这种不计后果只按兴趣做事的风格，对我影响至深，至今“恶习”难改。

大学时期的阅读，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是无法略过的。当时胡河清自杀不久，我所在的学校是他本科的母校，图书馆里的借阅卡上经常能看到他的签名。一位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老师，向我们这些学生推荐了胡河清的著作。《灵地的缅想》改变了我对文学评论的偏见，此前总认为评论寄生于作品之上，是低人一等的，但是胡河清赋予评论以独自生长的魅力。他的评论常常比评论对象好看，有些段落在原作里一点也不显山露水，被他拈出，却意味深长了。

那篇如果不是因为作者去世可能被严重删节的长序，仿佛一份午夜的遗书，胡河清讲述自己的写作生涯：“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我最初从事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些文字的感召。

2000年前后，网络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我正在读研究生。在一个匮乏思想交流的地方，网络成为我的精神飞地。文学无法（有时也不必）直接面对社会问题，但是文学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却又无法回避那些社会问题。有时，在美学趣味上颇为挑剔的读者，面对社会问题可能是一无所知的，却因为美学的自负而拥有面对一切问题的自负。大学时代，我曾经一边被先锋文学吸引，一边被《中国可以说不》打动，在宿舍的床上听到电台里播放《中国可以说不》，深以为然，认为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有些奇怪的是，我事后却没有去找这本书，至今也没有完整看过。

面对现实中的无聊、琐碎和虚无，如果没有精神需求，会遁入犬儒，如果有些精神需求，又很容易委身于灼热的宏大概念。

创造平行文化，与参与公共生活密不可分。阿伦特最初的兴趣是小说、诗歌和哲学，对现实政治没有兴趣，随着反犹的兴起和智识上的反思，她意识到参与政治的必要。阿伦特试图为“政治”正本清源，恢复政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她强调政治不应被等同于权力斗争，应通往开放的公共生活。把政治等同为权力斗争，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参与权力斗争，一种是远离权力斗争，这都是极权政治所期待的——狂热的积极分子和冷漠的袖手旁观者，是谎言得以盛行的条件。

在找到阿伦特的所有中文译本和部分英文著作之前，我先是读到阿洛伊斯·普林茨的《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这本传记不算经典，讲述阿伦特的生平多于思想，现在重读已经不再有当初的欣喜，却是我接近阿伦特的一座桥梁。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对“平庸的恶”的发现，对劳动、工作、行动的区分，回应了我的很多困惑，我喜欢这种具有对话感的阅读体验。阿伦特是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抱有同情之理解，但认为犹太民族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一样，会带来灾难。她没有把苦难和不幸神圣化，而是批评不加节制的同情会唤起暴力，指向一个奇怪的悖论：“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准备滥杀无辜”。这些必要的提醒，帮我走出文学青年常有的“悲情叙事”。以赛亚·伯林对阿伦特不以为然，痛斥“钦佩她的人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的‘文人’”，这没有妨碍我一边阅读阿伦特，一边搜集伯林的中文译著，认同他对多元观念的坚持，喜欢他自陈“我总是生活在表层”，拒绝“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刻。

初读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是在假期返乡的绿皮车厢里。我对读书的环境一向挑剔，那次在喧嚣的车厢里翻开《文明的孩子》，却毫无障碍地进入书中的世界。布罗茨基因为撰写那些不够积极向上的诗歌，在苏联被视为不务正业者，一度被流放，后来又离开苏联，从流放者成为流亡者。布罗茨基对诗歌技术的精细解读，以及他呈现的诗与政治的关系，都让我折服。布罗茨基注重音节、音步、韵脚、诗体、重音、辅音等技术细节，但他同样注重诗与灵魂的关系。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述更是让人难忘，“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爱尔兰诗人希尼谈论过相似的话题，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为零……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拦坦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又是无限的。”那本《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现在似乎被炒到一二十倍的价钱，一点也不逊色于这十余年的房价。《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和卡尔维诺的著作，也是我反复阅读的书。巴赫金的“狂欢”和卡尔维诺的“轻逸”，对我而言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校正了我有时过于严肃以至于拘谨的生活态度。

在25岁之前，我遇到这些书和这些人。我读书一向随兴所至，漫无边际，缺少条理和系统，但是后来发现，那些书与书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我被翠绿的树冠吸引，树与树之间相隔很远，地面之下盘根错节。布罗茨基和伯林惺惺相惜，希尼对布罗茨基有着高度评价。也有相反的事情，伯林讲到阿伦特怒不可遏，布罗茨基和海维尔之间发生过论战，这没有关系，差异本身就是魅力。

这些年，读过的经典越来越多，让自己特别触动的书越来越少，很多书虽有认同，却很难再有震动。《商君书》让我感受到久违的“文化震惊”，尽管它谈到的观念我一点也不陌生。谈论中国传统，无论是文化、思想还是历史、政治，最需要了解的可能不是其他，是法家。这样说不意味着我如何认同《商君书》，恰恰相反，我几乎每一句话都不认同。《商君书》主要讨论如何“强国”，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国家崛起”与“中央集权”乃至“君主集权”是一体的。《商君书》明确表示，欲要“强国”，先要“弱民”，“富国强兵”与“国强民弱”互为表里。在法家那里，打击豪强不等于人人平等，只是意味着君权独大，人人平等地接受奴役；重视农业的目的是打击商业，使得民众维持在温饱阶段，在“耕战”中度过一生；执法必严与法治毫无关系，法治之法本身需要经过合法的立法程序，法家之法只是把君主的观念认定为法律。法表法里很难持续，通常二世而亡。到了汉武帝之后，法家的利刃裹上儒家的糖衣，就无坚不摧了。到了近代，很多知识人误把法家当法治，埋下20世纪悲剧的种子。时至今日，不管台面上打的牌是马基雅维利、施密特，还是丧家犬、董仲舒、周树人、通三统，台下晃动的大都是法家身影。法家是无师自通的技艺，流淌在国人的血液中。

很多人把《商君书》当做“秘密书架”，包括1970年代批儒崇法的那位先生，当下思想界的中坚人物多半是在那时度过了青年时代。一本完全无法认同的书，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激荡，这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只有在读到这一本时，我不会感慨，如果能早点读到，该有多好。我很少推荐《商君书》，因为它太有魅力，很容易让人无法自拔。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人与书的相遇，需要恰到好处的契机。

（2014.5.15）

王毅

生年：1954

现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国专制社会晚期的制度史

主要著作：《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王毅的书单

《杜工部集》，杜甫撰，王学泰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白居易集》，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

《武林旧事》，周密著，中华书局，2007

《大诰》，无单行本，《续修四库全书》收入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美国学者C. E. 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中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这种相互关联的突显，使得制度经济学日益引人瞩目。不过，汉语学界的重视较多地落在引述与阐释从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开始直至R. H. 科斯等人的结论，对于中国环境中的真切问题及其形成机理，则缺乏深入说明。

这样看来，我们在介绍理解域外经典的同时，尤其应该致力的，乃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自己的问题；中国文献典籍向称浩瀚（也被视为陈陈相因），能否以有别于传统方法的某些视角，从前人未曾留意的地方发现一些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以下是笔者的尝试，并以四本书作为具体例子：《杜工部集》《白居易集》《武林旧事》《大诰》。

《杜工部集》

将杜甫诗集列为我眼中的“制度经济学要籍”，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实则不然。且不说杜诗深刻表现了极其广泛的制度现象而被历代视为“诗史”，单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书名“杜工部诗集”，就曾引来周作人的审视，他说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其声名竟然要依靠“工部员外郎”才能立足，这颇值得留意，因为在西方从未听说过“歌德丞相”、“培根水部”之类滑稽的称谓。

杜诗中值得经济学家留意之处太多了，随手举极寻常的两句：“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少年行》）——这是写城里的年轻豪侠偶然造访农家，主人为款待来客，罄其所有，自愧家贫没有稍好的器具以盛酒时的情态。三辈人仅有一只“老瓦盆”，我们不能不由此产生疑问：为什么“田家”商品消费额度如此之低？

虽然“田家”是国家经济基础的主要支撑者，但是他们除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之外，很少另外的生活消费，这是中国千百年历史中最习见的现象，即所谓“耕作之家，终岁勤动，不过仰事俯育之资”。中国农民很早就进入市场，但其经常性的目的并非为了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完纳官府横加的沉重赋税、偿还窘迫境遇中的借贷；因此他们被迫而进入市场，非但不可能像中世纪后期英国农民进入市场那样促使自身经济力量的积累壮大，相反却更加贫穷了，如《汉书》中说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为天灾赋役所迫，农民只能以低于所值一半的价钱出售自己的东西。

至于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消费品又是什么样子呢？杜甫《绝句漫兴》说柴门荒村中仅有“苍苔浊酒”；陆游名作《游山西村》也说：“莫笑农家腊酒浑。”问题是，为什么农家只能消费质量低下的“浊酒”？一读范成大《四时田园诗》才知道，原来强制售给农民的“官酒”质量更劣，以至村民祭神时宁愿用土酿水酒：“老盆新熟杜茅柴，携向田头祭社来。巫媪莫嫌滋味薄，旗亭官酒更多灰。”类似例子，又如王安石所说，由于“官场所出（之茶）皆粗劣不可食”，所以民间私茶禁而不绝。

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国家能够率先发展出近现代宪政体制，而另一些国家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却始终举步维艰？关键是统治者取得赋税的方式不同：在“契约税制”、“协商税制”环境下，国家税收必须建立在国民合作的基础上，国民对于过度恶税的反制能力，迫使统治者必须学会支付政治代价，以换取纳税人的合作认同，于是，逐步建立代议机构，以便与纳税人讨价还价（如13世纪后的英国）成为惟一的选择；国民意愿被纳入包括财政体制在内的国家制度格局，因此就成为一种越来越难以被撼动的制度惯性。但是如果国家获取赋税的制度路径成本极低，并且这种路径长期得到延续，那么统治者就决不会去学习如何倾听纳税人的声音。如此再来看杜诗中关于官府赋税重压之下老百姓惨状的名句：“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为此，……已诉征求贫到骨”（《又呈吴郎》），虽只有短短几句，但已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当时赋役制度的两大性质：第一，它是以泰山压顶之势威临于无数“编户民”头上的，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实现“诛求尽”“征求贫到骨”而不会受到有效的阻遏；第二，诛求对象极端弱势化，倾家荡产时也只能作为分散个体而“恸哭秋原”（在远离权力源头、决策和信息中心的地方哭泣），此外很难想象再有任何稍微有效的诉求方式和反制能力。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中，纳税人的意愿当然万难被统治者视为与自己的利益和命运相关，更不可能以此为起点而建立起讨价还价的代议制政治机构以及支撑运行此类机构的宪政法理。

国民在酷税酷役等威压之下，连哭诉的权利都没有，杜甫于此了然于胸，写来自然痛切入骨，从而成为对制度特质把握最为深刻的伟大文学家。比如《前出塞》写役夫的命运：“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兵车行》名句：“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他抓住的这个问题始终是制度要穴，后人不得不反复面对这样的悲剧，如宋代苏轼所说：“抽钱算间口，但未榷羹粥（除了饥民糊口的“羹粥”之外，百姓每个人和每间屋都承担重税）；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再如明代海瑞的痛心疾首和无可奈何：“官爵贿赂，夺魄动心；国病民冤，如聋如哑！”这千年不变的制度定势，恰与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发展方向形成对比：“欧洲农民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在人身和财产权利方面已经不像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恶劣。许多农奴，以前按领主的意愿随便被征税，此时也上升到维兰（Villani，或译为“隶农”，指欧洲中世纪时人身依附于领主的农民，他们耕种领主的土地并向领主提供名目繁多的赋役，没有脱离庄园的权利，但是领主又必须世代保证他们的生存和安全，不得将他们买卖）的地位，于是他们的义务靠习惯法确定，领主不能再任意改变税额和强征税。”（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白居易集》

从白居易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朝中衰过程中，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共振”下局势的迅速恶化以及众多相关的经济现象：名义上是买卖双方协商价格、而实际是官府强制征派的“和买”、“和雇”制度蠹民之甚；皇帝走卒对市场的公开掳掠；国家财政制度非但不能阻遏统治者私欲的空前膨胀，相反却只能屈从其威势而使这种膨胀制度化（在中央财政之外专设供皇帝奢靡之需的“琼林库”“大盈库”）……再看他对“租庸调制”改为“两税制”这中国税制史上重大改革过程和结果的描写：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

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重赋》

此诗写作上距“两税制”启动仅二十几年，但税改开始时禁止滥税的法令和许诺都已成了废纸——今人对“黄宗羲定律”颇为重视，其实早在黄宗羲之前800多年，白居易就清楚地说明：在允许和鼓励官吏用加倍盘剥百姓之所得满足私欲、邀宠求进的制度中（即白居易模拟百姓口吻哀诉的“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羡馀”是唐代地方官员向皇权巨额行贿时的名义），任何税制改革都难有实质的意义。

《武林旧事》

周密撰写的这部著作，与《东京梦华录》等书一样，对宋代京城风貌有详细的记述。涉及的城市生活内容非常广泛，又汇集了作者从许多闲退官宦处搜集的关于宫廷制度、官僚阶层生活方面的大量资料，因此历来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所重视。这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本书所记述的那种非常繁荣的城市经济，其制度意义究竟在哪里？它真的如许多学者所笃信的那样，是推动中国从中世纪向近现代发展的内在动力吗？

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中说：如果把宪政制度与“权力安排既系统又有序的专制政体相对比，就会发现：后者不仅否认公民权利，而且在经济和其他公共政策方面无一例外地处于劣势”。不过要留心的是，与宪政制度相比，专制政体在经济上的“劣势”往往不是简单直观地呈现出来，因此认识它需要有更深一层的梳理。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众多城市的制度特点，在于它们具有独立于王权之外的地位；尤其是，这种自由是以城市法乃至国家基本法为基础的，例如12世纪后许多“城市宪章”常用金字镌刻在市政厅或教堂的醒目位置。中国城市则相反，其第一属性乃是作为皇权制度网络上凝集和传导统治权力的网结；因而城市经济体制必须从属于权力，就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预设。宋代著名民谣所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行在”即皇帝住所）卖酒醋”，生动地道出了政治发迹与经商发迹，不论其初始形态如何与皇权相逆反，但最后都是要回归这共同的核心。所以这种预设之下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其前提总是皇权的巩固发展、权力欲望和权力寄生阶层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消费”的迅速膨胀；同时必然伴生的另一端就是对广大农民盘剥的激增、农民经济能力日渐低下直至大量破产。一旦城市经济这种“繁荣”到达制度承载极限，整个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就会同步崩塌，昔日异常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就被流民暴动等动乱扫荡一空，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始终不能跳出的“一治一乱循环”。唐人所谓“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宋代王安石所谓“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元代张养浩所谓“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类诗句哀叹的，都是上述制度预设之下，城市繁华无法逃脱的悲剧宿命。

《武林旧事》等书对王朝中后期都市经济如烈火烹油一般炽盛的局面，记述得极为真切具体；其中尤为详尽明晰的，乃是权力消费格局之发达、人群之庞大及细节方面的争奇斗巧。如果将这种极尽奢华与当时对百姓压榨的日甚一日对照，就可以明白缘何众多思想家会不约而同地把宋代衰亡归因于为城市权力经济输血的不遗余力了。杨万里、朱熹、叶适都曾详细说明“经制钱”、“总制钱”等诸多加征的泛滥成灾；顾炎武深感于17世纪的明末历史只能重蹈前代覆辙，于是特别重提宋末加征的“为州县大患”和“剥民敛怨”（《读宋史陈遘传》）。

可惜仍有很多学者不明白上面的道理，误以为中国只要在某些时段和某些城市中具备了可观的商品交易规模、为城市消费服务的手工业工场制、与世界接轨的币制（“白银资本”），就意味着制度形态中具有了走出中世纪的曙光和“资本主义萌芽”，这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相反，倒是百年前唐才常在《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中说：中西工商业制度法理上的异向，导致两者“事同而实异”；严复在翻译《法意》所加按语中更指出，因为西方商业公司的发展乃是建立在与中国迥异的制度根基之上的，所以不仅中国传统制度中不可能产生类似的商业制度，就是到了晚清洋务运动蜂拥兴商时，仍是空有热闹表象而无法学到现代商业制度的核心：“欧美商业公司，其制度之美备，殆无异一民主。此自以生于立宪民主国，取则不远之故。专制君主之民，本无平等观念，故公司之制，中国亘古无之。迩者，吾国耸于外洋之富厚，推究所由，以谓在多商业，则亦相与为其形似，设商部，立商会，鼓舞其民，使知变计（“变计”是清末对经济学的称呼）。一若向有大利在前，吾民皆梦然无所见，而必待为上之人为之发纵指示也者。”所以严复的结论是，洋务运动与西方经济成就的巨大差别，其产生有着比商业形态本身更为深刻的根源：“其所以然之故，必不在商之能事，明矣。”

《大诰》

此书是朱元璋在国家成文法《大明律》之外另外钦定的“法外之法”，“事实上即是他的语录”，“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学生（从国子监到社学）都读《大诰》，而且还下诏要求天下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一套‘至宝’”（余英时：《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秦始皇以来的统治威势，最后以皇帝个人意志完全法典化等一系列空前专横的方式予以强调，这自然是14世纪中国制度建设中意义重大的举措；而可资对比的则是上文提到的13世纪以后，宪政制度在扼制王权专制欲求上日益有力的法治化进程。

诺斯教授曾将现代经济体制的核心定义为：“交易的基础——使交易成为可能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他强调，交易双方平等地相互确认对方拥有交易物的产权、“而且这些权利在法律意义上能行使”，这是人们能够不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而使商品生产和“经济组织”发展起来的前提；他还指出现代经济形态的特点就在于：“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同样地遵从法律约束，这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制度属性（《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此定义来对照，则《大诰》所宣示的法理对于包括经济形态在内中国制度方向的意义，其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按习惯的定义，传统中国是以无数“自耕农”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其实这说法有意无意遮蔽了一条最重要的制度经济法理：百姓所以有权利占用土地、耕作生息甚至某些时候买卖土地，这生命存在和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天然而且完全来自皇权的恩养赐福，即柳宗元所说：“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而越是到了传统制度的后期，这一法理就越不能丝毫含混，所以朱熹反复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东西，亦皆王民”；“既为王民，便当遵守王法。”

每个百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必须永远附属于统治权力，“王法”这第一准则正是《大诰》的核心，所以说“九州之田，皆系于官”，亦即百姓使用土地的合法性前提乃是他们必须羁身于最严格的户籍赋役制度之下，永远身为提供“王赋”、“王役”的“子民”；而那些不知恩养、不图报答皇帝恩德者，尽管可能暂时据有财产，但其财产不仅丝毫不具备法权意义上的不可侵犯性，而且被天命注定终将不为其所有，《大诰·民不知报》云：“（帝王）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九州之民，有田连数万亩者，有千亩之下至于百十亩者，甘于利其利，而不知报（皇恩）者多矣。呜呼！至此之际，怒贯神人，天灾人祸由是，所以破家资！”工商阶层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性来源当然也是如此，所以17世纪中国商人叩谢县老爷宏恩大德时对自己身份的概括是：“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是老相公所赐。”（《醒世恒言》）

因此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是：子民生命和财产的合法性最终来自“皇恩”，这决定了财产在法律上的不可侵犯性只存在于“子民”彼此之间，而决不可能存在于统治者与“子民”之间。在唐宋明清历代法律结构中，昭示皇权神圣性的《五刑》、《十恶》等律，昭示皇权对百姓人身及财产天然统治权和赋役权的《户律》，永远是崇高的“上位法”；而规范百姓彼此之间财产权界的《盗律》等，则是地位远为次要的“下位法”；《盗律》禁止和惩罚的，是“子民”彼此的财产侵害，而决不可能在法理上有一丝一毫禁止皇权和官府侵夺百姓财产的意味！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两千年的产权关系、交易制度、赋税劳役制度、政治哲学及其法理、国民心理、经济体系盛衰的演变逻辑等等，都应该是最基本的前提；对于我们理解洛克的学说（《政府论》第七章强调真正的财产权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宪政国家的制度基础）、理解前引诺斯对现代经济制度核心属性的定义，亦是极好的对比参照。

顺便提一句，黄宗羲曾慨叹世人在权力面前的自我定位总是：“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以追溯“国民性”作为反省如此局面的关键；而实际上，“秦制”为始而至《大诰》变本加厉的那样一套法理、法权体系和法律制度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2006.5.25）

王则柯

生年：1942

现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主要著作：《混沌与均衡纵横谈》《价格与市场：市场经济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经济均衡的理论与算法》《童心与发现》《博弈论平话》《美国税制》《信息经济学浅说》《拓扑学方法和经济学应用》《爱心护天才：博弈论大师纳什的故事》《我们都是纳税人》《岭南笔记》《排队的文明》《自由的烦恼》《经济学拓扑方法》《感受普林斯顿》《解释的困惑》《新编博弈论平话》《经济学课堂》《博弈论教程》《图解微观经济学》

王则柯的书单

《叶圣陶文集》，叶圣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契诃夫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002］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美］克鲁格曼著，朱文晖、王玉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范岱年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1979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苏格拉底的审判》，［美］斯东著，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林海雪原》，曲波著，作家出版社，1957

《吴敬琏》，柳红著，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

读而不藏，读而不录。就这么个德行，王某却硬着头皮敢于“遵朋友之嘱”道出“记忆中”的几本书，迹近铤而走险。“朋友之嘱”本来是“三至十本”，王某写了九本，更难辞底气不足、妄图以量取胜之嫌。

《叶圣陶文集》

其实王某特别记得的只有在几十年时间里一直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多收了三五斗》。就对农业问题和农民苦难的观察而言，叶老先生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个短篇，比迄今则柯看到过的国内的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许多著述都要准确得多和深刻得多。农民太苦了。

物以稀为贵，丰产难免歉收。整体而言，这是一个规律。考察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受保护的农户的命运，不可不看《多收了三五斗》。

至于支付手段，从“袁大头”这种银本位时代的硬通货，到信用较好的中国银行券纸币，再到信用较差的中央银行券，其逻辑发展，简直连几十年以后信用最不好的“打白条”都呼之欲出。

可惜，新版语文课本已经不再收录这篇文章。

《契诃夫小说选》

你一定可以猜到则柯想说的是其中的《小公务员之死》。俄国的一个小公务员，被安排坐在上司后排看戏，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糟了，大概有一星半点唾沫落在上司的衣服上。从此他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忧郁而死。

除了作者读者，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公务员的委屈和苦心。

现在出版繁荣，有人把这个短篇重新译出，题目叫做《一个官员之死》，收集在什么《契诃夫文集》中。啊，冠冕堂皇的“出版繁荣”，究竟是怎么回事？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著。因为在一片为东亚叫好的声音中独具慧眼准确预言东亚金融危机，克鲁格曼声名鹊起。他说，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都在对付通货膨胀，现在必须对付相反的问题。他给衰退已经10年的日本开出的药方是：印钞，减税。他说：“只有坚持通货膨胀，日本经济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克鲁格曼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据华裔粤籍美国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刘的结论是：“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持。此说一出，招致普遍批评，马哈蒂尔尤其恼火。不过，科学并不是以讨人欢喜为目标的营生。

《爱因斯坦文集》

除了婉拒出任以色列国第二任总统、并不美言苏联政府送评的马克思数学手稿这样的轶事以外，王某还记得爱因斯坦告诫说：“愚蠢的人不可战胜。”

则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偶尔有一天时间得以翻阅“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这个中文版本，具体出版年月和出版社，都已经忘记。但是上述三点，却一直牢记于心，足证开卷有益。

1998年夏天则柯到柏林洪堡大学听会，在一个讲演厅的入口处，看到一块铭牌，上面记载爱因斯坦当年在这里演讲的一段开场白：“你们一些人今天跑到这里来只是想看看爱因斯坦是什么样子。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可以走了。”

记住，愚蠢的人不可战胜。

《1957年的夏季》

朱正著。正如该书副题，它叙述1957年的夏季如何“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不乏阴谋阳谋的种种记事。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陆健东著。素材之取舍自然见仁见智，材料可料基本真实。有人抱怨为什么翻出老账，更多人庆幸在加工包装之前，另类版本已经面世。至于感情成分太重的地方，读者自己会有判断能力。

《苏格拉底的审判》

美国报人斯东著，董乐山译。文曰：“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以后也很少社会可以与之媲美。”可是，倡导民主生性狂妄的苏格拉底，却在这个社会因言获罪。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

希腊精神，罗马传统，值得我们辨识品味。

《林海雪原》

曲波著。不怕看官见笑，虽然忝出“书香”之家，但是直到在“大炼钢铁”的狂热和在游泳池畔的环境中读完高中，《林海雪原》是则柯能够从头到尾读完的唯一的长篇小说。书写得怎么好，王某讲不出道理，因为他在中学时代就写不好“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但是一本小说能够把总是读不完一本书的顽童也吸引住，应该有它过人之处。

1982年在美国，一位对美国文学颇有心得的朋友向则柯介绍一本美国小说时形容说，那本小说“就像《林海雪原》那样吸引人”。首次见面，只此一句话，王某仿佛遇到知己。

《吴敬琏》

柳红著。当一个人的命运能够和国家的苦难和中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的厚爱。难得的是，这本评传还为读者提供了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政治层面一些剪影。朋友们钦佩吴敬琏教授，除了他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真知灼见以外，还因为他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和敢于直言。

在癸未年春抗击“SARS”的战斗中，吴敬琏教授听到官员对待蒋彦永大夫的不负责任的言论，直接打电话向蒋大夫表达支持和敬意，称赞他为国家为人民立了大功。他们都以个人的力量，推动了疫情信息的公开和政府施政方式的进步。

拙忆何敢献丑？只是借此给自己一个机会而已，以期方家和读者正之。丑不丑总要见公婆，哪怕是记忆。于是，内心平静。

（2003.7.3）

王曾瑜

生年：1939

现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宋史

主要著作：《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点滴编》

王曾瑜的书单

《再思集》，黎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皇帝与皇权》，周良霄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今古一线》，王春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正德风云》，韦庆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

经历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对中华民族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不可避免地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例如当时的华国锋等中央首长说“四人帮”是反对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对此作出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者，是黎澍先生。一部《再思集》，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他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黎澍先生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动乱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强烈的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再思集》是他卓越史识的结晶。依个人之见，黎澍先生是六十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第一人，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周良霄先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我的大学长。他主攻元史，但其中国古代通史的功底相当深厚。《皇帝与皇权》一书侧重于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和制度方面的论述，并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作了深入的论析和批判。此书贯通整个古代，表现了作者非凡的功力，我曾屡次对学生们坦言，如果没有古籍电脑软件，我肯定没有能力撰写此书；而周先生却是不会电脑，全凭他长久的、扎实的古史知识积累。依我个人之见，此书是21世纪初中国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故屡次建议，应当作为大学历史系学生包括研究生的必读书，有助于学生们深入理解中国古史，以透视现在。

在中华帝制已结束后约五六十年，神州大地却掀起了一股崇拜领导人的、史无前例的狂热。一方面，似乎是最革命的思想，扬言要与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作最彻底的决裂；另一方面，却又将专制主义思想库中最反动、最陈腐的一套搬出来，当作最时髦的发明。当时，中国人山呼“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人们经历最多、最普遍、最常见的事。尽管大家对成天地山呼感到极度腻烦，至少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为“万岁”的出典写文章；而王春瑜先生以超人的史才和史识，敢为天下先，撰写了《“万岁”考》一文。黎澍先生主持的《历史研究》也敢于发表此文，一时成了轰动中国大陆史学界甚至社会的新闻。王春瑜先生是历史学家兼杂文家，由于有史学的功底和修养，故其杂文有史的准确、论的深刻、文的俏丽和犀利。他出了多部杂文集，《今古一线》虽出版较晚，而搜罗较多，将其诸多精彩杂文尽量收入，以飨读者。

韦庆远先生已成故人，继王春瑜的《“万岁”考》之后，他写了《“万寿无疆”考》，载于《读书》创刊号。《正德风云》一书巧妙地解决了学术研究（还原历史）与历史小说创作（虚构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此书以明武宗的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而展开的正邪两派势力的剧烈斗争为主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真实而形象地勾画出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社会面貌，这与如今流行的戏说或歪批完全不同。此部小说的主旨和成就，就是深刻地批判了专制主义。

我之所以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列入书单，是愿意为马克思主义说上几句。如今的学界时髦，是对西方现代某些其实并不高明的思想加以照搬，缺乏批判的鉴别和吸收。其实，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及由此派生之国家与法的理论，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批判，区分表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个性与共性等，都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奉劝年轻的朋友多读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真正要学懂、学透，很不容易。

（2010.10.21）

吴迪

生年：1951

现职：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记忆》丛刊主编

研究方向：“文化大革命史”

主要著作：《中西风马牛》《内蒙“文革”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吴迪的书单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79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东方出版社，1987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我读鲁迅要感谢“文革”。1966年6月，北京四中倡议废除高考，正上初二的我，坐在教室里听那喇叭里的义正辞严，心中窃喜——这回可好了。

学校不上课，同学们先是跑北大、清华抄大字报，随后就是满世界串联。我是职员出身，当不上红卫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个人闷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鲁迅。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大字“鲁迅语录”。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告了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厕所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作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跟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如果接受美学“接受”的话，我很想请它就我的性格做一番解剖学的研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所理解的鲁迅被我或真或假、亦正亦邪、不知不觉地贯彻到方方面面：对主流的反感，对一元化的厌恶，对辛辣简约文风的推崇，对我行我素的酷爱，以及为人处世的尖刻孤冷，滴滴点点似乎都与鲁迅有关。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李曾说过，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知识少而忏悔多”。李的一位博士生则认为，李乃历次运动汰洗下幸存的一颗含金量最大的沙粒。“沙粒”是谦辞，“含金量最大”为知言。李先生多产且多面，其思想学说虽有游移、有瑕疵，但在当代学人中，给我启发最大，其三部“思想史论”（编者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是如此深入我心，以至于为我写序的孟犁野、陈墨二位仁兄都认为，我那本《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竟然带有电影史论的味道。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听到中文系某教授厉声斥责李泽厚不是东西的那一刻，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事后想想，这也不奇怪——“文革”中群众斗群众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是因为革命释放了人性之恶。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李先生大约要戴一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吧？当他在台上弯腰挂牌做喷气式的时候，我估摸，一定会有“革命知识分子”冲上去愤怒地揭发他的反动言行，而更加愤怒的小将们则会因此多赏他三拳两脚。

前两年，社科院评院士，亦即所谓的“学部委员”。晓山名列其中。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评的？为什么没有李泽厚？晓山说，大所两个，小所一个，基本上由所长副所长包了。我颇为李先生鸣不平。后来一想，确实不该评他。至于理由，这里就不说了。

李泽厚有句名言：“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照此说法，王年一先生就不该写《大动乱的年代》。可王先生不但写了，而且还影响深远，颇得好评。以至于欧美、日本都惦记着翻译此书。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把火，是一个路标，它燃起了我改行的心火，它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看完这本书，我做出了一个貌似悲壮实则幼稚的决定——告别电影学院的教职，投奔到王先生的门下——那时候，王先生与他的同道们正酝酿着建立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那个“大动乱的年代”。

后来的事，我在一篇悼文中写了。简言之，王先生赍志而殁——研究所吹了，他主编的大辞典出不来，给我的书序也没来得及写。“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这是160年前龚自珍辞官南归时写下的。“生不当门也被锄”的命运不但由王，由我，也由我们的书共享。

人以群分，书以类聚。上面说的书是我的基本读物，这种读物有一个神异之处，它们会呼朋唤友，凝聚同类。久而久之，我的书架子就被这些读物的嫡亲旁系所盘踞。

（2010.8.12）

吴锐

生年：1967

现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中国上古史

主要著作：《中国思想的起源》《神守传统与道教起源》

吴锐的书单

《古史辨》，顾颉则、罗根泽、吕思勉、童书业等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古史地理论丛》，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1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石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当代法国杰出的哲学家保罗·利科将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称为“三位怀疑论大师”。日耳曼民族以擅长哲学著称，这三位学者的怀疑论从德国哲学中受益匪浅。

稍晚于上述三位怀疑论大师，在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三位以疑古著称的史学家，他们是顾颉刚（1893-1980）、钱穆（1895-1990）和石泉（1918-2005），代表作分别是《古史辨》《古史地理论丛》和《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他们都没有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而是秉持中国古代考据学的传统，依靠博闻强识，发现问题，从而提出惊世骇俗的解决方案。

疑古其实都是从常识开始的。古书都说大禹导山导水，划分九州、五服，于是四海会同，声教达到四海。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禹的丰功伟绩可谓大矣，古代从未有人怀疑。1923年，刚从北大毕业三年的顾颉刚，却据此怀疑禹不是人，而是上帝派下来的神。此说一出，立即遭到一片批评声。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二帝三王传承的，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朝缔造者禹、商朝缔造者汤、周朝缔造者武王。如果禹是神，等于不存在这个人，三王减少为两王，道统的链条断了。顾先生不放心，向地质学家丁文江请教，丁文江答复说：“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顾先生还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禹，虫也”的注解，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激怒了普天之下的人。与顾颉刚有私怨的鲁迅于1935年在小说《理水》中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顾先生的假说被讹传为“禹是一条虫”，极大地丑化了新生的顾氏假说。虽然顾先生不久就放弃了这一假说，但这一假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论敌当作软肋加以要挟和揭发。在20世纪50年代席卷全国的批判“胡适派”运动中，“禹是一条虫”是必不可少的讽刺话头（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翻《古史考》第一至四卷），直到20世纪末仍不止一人提起，如北京廖名春、上海朱渊清等“走出疑古”的拥趸。

其实正如顾先生的得意弟子童书业在该文跋语中说：“禹名从‘虫’，亦即‘勾龙’。”“禹”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多次，确是虫的象形，已经得到古文字学家公认。顾先生的学生杨向奎先生晚年称赞这是“卓见”，认为这是引进图腾说以证古史，将开辟新径，为《古史辨》增色。

童先生的卓见在什么地方呢？禹是姒姓。古文字许多字，即使加偏旁，还是那个本字，这已经成为常识。“姒”字的本字是“以”，“以”和“允”是通用的，清人王引之已经指出。1951年，在山东省黄县出土了八件春秋时代的铜器，铭文“庆其以臧”，有的作“允臧”，更从器物上说明以、允通用。“允”字，“以”在上，“人”在下。栾调甫认为允即《左传》“允姓之奸”之允，为允人专字，也是玁狁的同族。王献唐指出，姒姓是出于允族女子的。《左传》有人名“允格台骀”，历来没有很好的解释。我主张“允”即允姓，也即“以”姓，也即“姒”姓。“格”可能即“灵格”，也即神巫。“允格台骀”可以理解为姒姓的神巫台骀，故能成为汾水之神。允族发展为玁狁，是西北强悍民族，长期与西周为敌，也是匈奴的祖先。

《史记》说匈奴是夏族的后裔，学术界一边倒地反对，其实司马迁是有根据的。《史记》记匈奴之俗，以戊巳日为吉日，清人周寿昌认为戊巳在天干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义。我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巳”在十二生肖中代表蛇。匈奴的圣城叫茏城，又写作“龙城”，是祭祀匈奴祖先、天地、鬼神的地方。龙城也许是因为匈奴人崇拜龙蛇而得名。我国考古学家一边倒地从河南西部或山西南部寻找夏文化的源头，其实应该到西部渭水流域才对。

允字的上半部的“以”字，字形作何解说呢？我主张是盘蛇的象形。其字形有几种变化，小篆的“以”字，还保留了蛇的形状。龙是想象之物，是对蛇的神化，古人归为虫类。《史记》引战国韩非子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唐朝《史记正义》：“龙，虫类也。故言‘龙之为虫’。”东汉王充《论衡·讲瑞》：“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1981年，山东莱阳出土陶盉一件，其中腹铭为“蟲”字，而其下边的两个“虫”字是交尾连接蛇的图形。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三国时南中的夷人，没有文字，诸葛亮为他们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虽然这些夷人没有文字，但必有人为龙生的观念，因此诸葛亮因势利导。这种活生生的民族学资料，适足以理解古史。

九十年前顾先生顶风提出这样必然遭到全社会谴责的假说，显示了顾先生非凡的学术敏感性。顾先生虚怀若谷，将反对他的意见也结集，取名《古史辨》，自费印刷，第一册一炮打响，至1937年共印刷了19版。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即七卷），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第一名著。

在1949年之后，古史辨派走向式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保守主义，出现“国学热”，古史辨派批判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观死灰复燃，疑古被认为“很煞风景”，“打消民族自信心”，批评者的潜台词是：赫赫有名的《古史辨》其实是大毒草。顾先生的著述达两千多万字，单是对六百字左右的《尚书·大诰》，他就写出了五十多万字的考证，结集在《顾颉刚全集》第十卷下册。顾先生及古史辨学派庞大的学术体系，不是轻易就能颠覆的。

钱穆没有学历，受顾颉刚的引荐，才进入大学讲坛，去台湾后也是非主流，反而是大陆热捧他的思想史方面的著作。钱穆的《史记地名考》被香港国学大佬饶宗颐批评得很厉害，《古史地理论丛》写于20世纪30年代，结集于80年代，现在已经被淡忘；即使提到，也往往是作为笑话被提起。如教科书都说古书中的“江”专指长江，钱穆指出汉水也得称“江”。谁不知道巫山在长江三峡，但是我们看《战国策》：“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高蔡即上蔡，是确定的地名，那么巫山、湘水必近上蔡。后汉边让《游章华台赋》：“楚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巫山可以被楚王看见，钱穆断定必近淮域，应该是大洪山，洞庭应在江北。谁不知道澧水、沅水、湘水是湖南省内三条大河，只有钱穆主张三水之名最初在长江北。1962年，顾颉刚的学生谭其骧还在批评钱穆的这个“谬论”。

钱穆与顾颉刚年相若，长期共事，钱先生又经常在顾先生创始的《禹贡》半月刊发表历史地理考证文章，钱先生的观点当然为顾先生所熟知。虽然顾先生对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评价极高，但并不认同钱先生一系列独特观点，倒是武汉大学石泉教授（1918-2005）成为钱先生最大的知音。20世纪30年代前期，石泉在北平上中学，开始受到《禹贡》杂志的影响，还接受了《古史辨》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影响，后来受教于陈寅恪、徐中舒，曾经担任陈的助手。从石泉一生的学术观点来看，他更多地接受了钱先生的影响，接受钱先生的观点也远远多于顾先生的观点。

石泉提出他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论点时，顾先生尚在世，而且一直关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未见顾先生的评论。我们可以说，钱穆、顾颉刚同具高度疑古精神且同具历史地理专攻，但“同途异归”。石泉的代表作是《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初版，2004年台湾高文出版社增订版），其理论体系是：曾经作为楚国首都的江陵直到公元555年，一直位于长江的支流汉水之滨（今湖北省宜城市南境），而非长江干流上的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以此为坐标，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山川城邑，如古荆山、景山，古沮、漳二水，楚鄢都、汉魏晋宋宜城县，临沮、当阳、枝江等县，也都在汉水中游西面的今蛮河（也称“江”）流域及宜城平原上。湘、资、沅、澧四水（以及与四水有密切关系的洞庭）的名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相沿至今；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位置却有相当大的变化，并非一直是指今洞庭湖系的同名诸水。古代荆楚地区古里与今里的比例大约是3:1，即古里三里约相当于今里一里。

石泉的新说提出来之后，刚开始遭到很强烈的反对，后来遭遇不议不论的尴尬局面，虽未见整体反驳，但学术界一致感觉骇人听闻。《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的版权页显示，该书仅仅印刷了200册，可谓寂寥之至。2004年，《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还算不错。第二年，石泉去世。

疑古意味着自绝于大多数，意味着远离科研经费。反疑古则是随大流。史学家习惯用才、学、识三个方面评价一个史学家地位的高低。古往今来。有才有学的史学家比比皆是，史识突出的史学家则比较少见。像顾颉刚、郭沫若、陈寅恪那样才、学、识俱佳的天才更是凤毛麟角。钱穆、石泉稍逊，但绝对是第一流的人物。中国的疑古史学著作虽然少之又少，但是有顾颉刚、钱穆、石泉三位一脉相承，也算是学术界的佳话。

（2013.3.21）

薛忆沩

生年：1964

主要著作：《遗弃》《流动的房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薛忆沩的书单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63-1976

《物理学的进化》，［美］爱因斯坦、［美］英费尔德著，周肇威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

《百年孤独》，［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高长荣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看不见的城市》，［意］卡尔维诺著，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6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Less Than One: Selected Essays, by Joseph Brodsky, Farrar、Straus & Girouxpress,1986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称赞笛卡尔清晰流畅的写作风格和出类拔萃的文学感觉，他认为有这样的开拓者，是近代哲学的幸运。《西方哲学史》将先驱的文风和美感发扬光大，这是哲学史的幸运。

作为哲学史，罗素这本书当然会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诗人拜伦值不值得单独列出一章来讨论？对威廉·詹姆斯的分析是不是太简略？对柏格森的评价是不是太草率？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不是太苛刻？……

但是，这不是一本传播知识的书，这是发表见解的书。它精彩的地方不是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是其中洋溢着的偏见。读到拍案叫绝的时候，我会这样想，以真理服人其实只是学者的小技，以偏见迷人才是哲人的绝活。

罗素的史笔以朴实的用词和精致的逻辑为特征。他将英语中那些最基本的逻辑操作（尤其是对照和比较）用到了极点。可以说，这整部哲学史就是在琳琅满目又玲珑剔透的对照和比较中完成的。这种对比确保了文体的清晰流畅，将语言的美和哲学的美同时呈现给了读者。

罗素曾经宣称自己不会为信仰而献身，他认为信仰“有可能出错”。爱因斯坦与罗素是许多方面的同志。但是，在自己的领域里，他不遗余力地构造统一场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量子理论，至死不相信自己有可能出错。他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从伽利略开始一直进化到他出错的地方。他在最后一章总结量子理论的时候，忍不住还是对物理学的一条正确路线表示了自己的怀疑，险些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物理学的进化》关于理论物理学的看法，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时间简史》之类的书来升级。但是，作为现代科普作品的鼻祖，它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画出了以相对论为顶峰的那一段物理学最清晰的进化轨迹。

这本书没有借用任何公式，除少量图示之外，所有的观点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陈述。“清晰流畅”同样是它的风格。“普”科学“及”大众是大科学家的功德，正如“还政于民”是大政治家的善举。

这是我最早读过的科普作品。它激起了我对这种体裁持续的热爱。我固执地认为，不管从事什么专业，我们都应该在个人书架上为科普作品腾出一个角落。读科普作品会让我们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卑微地位。这是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步。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百年孤独》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孤独。它从“许多年之后”开始，任爱情、死亡、空虚和欲望在一百年的长河中翻来覆去。而这“魔幻”的翻覆又总是带给读者“现实”的冲击。

马贡多的首领总是让我想起拉美世界里大大小小的“救星”。墨西哥诗人帕斯在《诗歌、神话和革命》一文中指出：专制者通常首先是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的。马贡多的历史提示我们，孤独在“解放”和“专制”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马贡多在孤独中诞生，在孤独中兴盛，又在孤独中消亡。孤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也是导致历史倒退的重要原因。而孤独一旦与权力结合，它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就将变得难以遏制。《百年孤独》对生活的洞见，使它成为历史的缩影。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从时间上来容纳人类历史的努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空间上来囊括人类处境的壮举。在这部可能永远也读不透的作品里，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描述了55座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忽必烈将信将疑，他不知道将他迷住的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那位威尼斯商人的想象。后者是他永远也无法用铁骑征服的。

与其说那是55座城市，不如说是55个哲学和美学的“范畴”。这些范畴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面，总是“二律背反”。通过这种背反，想象变成了真实，真实变成了想象。这正好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困惑。与《百年孤独》一样，《看不见的城市》也是一部人类社会的“通史”。

在索菲罗妮亚（第四座“脆弱”的城市），居民们只能靠不断的“革命”，靠“否定之否定”来消除无聊，延续历史。而在艾尔西丽亚（第四座“交易”的城市），“关系”的网络越来越复杂，最后完全阻碍了城市的生活，居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而在阿德尔玛（第二座“死亡”的城市），马可·波罗看到的都是死者的身影。他有了如下的发现：“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通常会到达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点开始，他认识的死者的数量超过了他认识的活人的数量。这时候，他的心灵肯定会拒绝接受更多的面孔，因为新的面孔总是戴上了死者的面具。”

英语作家奈保尔曾经说，个人的“语言”和“传统”是写作的两大要素。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七十年代给了我取之不尽的语言，而七十年代又是我用之不竭的传统。

与这种特殊的语言和传统有关的“文本”却极为有限。其中，毛泽东的诗词无疑是最奇特的一种。我经常设想：如果毛泽东不会作诗或者不好作诗，中国人七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那些诗词不仅是启蒙教育的一部分（相当于眼下的《三字经》？），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早年生活的路标。一句众所周知的诗词可能会与我七十年代个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密切相联：比如一阵恐惧，一阵得意，一阵狂想或者一阵羞涩。它指向记忆中神秘莫测的捷径。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那种语言和传统，而且还多半已经用形形色色的背叛“扬弃”了那种语言和传统。但是，我们的记忆仍然能够沿着那些特殊的路标迅速找到令我们迷惘的过去。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基本上抹去了个人崇拜的痕迹。书中共收诗词五十首，每一首后面都附有比较详实的注释。这些注释不时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下有作者自注，称写作这首《清平乐》的心情与写作前一首《菩萨蛮》（“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心情一样：“又是郁闷的。”这种生存状况的“郁闷”正好是《百年孤独》中的典型心境。

如果我们信奉古典主义，布罗茨基的《少于一》（Less Than One）就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好的随笔集。而与布罗茨基类似的精神遭遇（以苏联的标准，他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使我们成为这部作品的“理想读者”。比如他对政治术语（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剩余价值”等等）的把玩，他对“集体生活”的解构，都逼近我们语言和传统的腹地，我们能够立刻心领神会。

这种精神遭遇根源于政治，也很容易滞留于政治。布罗茨基与他的前两位诺贝尔奖同胞一样，最早的身份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他迅速跳出了政治的窠臼，占据了美学的制高点。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这位三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英语的诗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语言的变节”，最后成为英语世界最优秀的随笔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个美学的奇迹。站在美学的制高点，布罗茨基用古典主义气息浓厚的随笔对极权政治进行了最深刻的剖析。

随笔集中的《论独裁》和《一座被更名城市的指南》揭开了极权政治和专制者的全部隐密。随笔集的第一篇（《少于一》）和最后一篇（《在一间半房子里》）让我们看到极权社会中个人生命的悲剧。而关于俄罗斯那三位最重要的现代诗人的随笔更是令人肝肠寸断，感悟到极权政治对美学的恐惧和无情。

如果有更多的精力，我们这些“理想读者”当然还应该翻开《论忧伤和理智》，作者的第二本随笔集。

（2011.1.6）

徐贲

生年：1950

现职：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徐贲的书单

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Sissela Bok, Vintage,1999

《为承认而斗争》，［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 A Reanalysis of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Robert E. Good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The Decent Society, Avishai Margal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不少关心公共生活伦理的读者不一定读得进条分缕析、面面俱到的道德哲学著作，也不一定对道德劝善或公民手册有兴趣。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以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我建议不妨试着读一读另一类讨论公共伦理问题的书，如博克（Sissela Bok）的《撒谎》（Lying）和《秘密》（Secrets），霍耐特（Axel Honneth）的《争取承认：社会冲突的道德规则》（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古丁（Robert E. Goodin）的《保护易受伤害者》（Protecting the Vulnerable），和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博克的两本书被人称赞为“有社会用途的哲学”，这个说法也可以用作对这一类书的概括。它们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某一个实实在在的伦理问题入手，没有一般伦理哲学的繁缛奥涩。看上去谈的问题不大，但以严肃的哲学思考同时包纳哲理智慧和公共生活关怀，以松散灵活的论述结构给读者留下许多自己生活世界的经验思考空间。

它们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从反面的日常生活经验（被欺骗、被隐瞒、被伤害、被排斥、被羞辱）去设想一种与此不同的社会规范（诚实、信任、保护弱者、承认、宽容、尊重等等）。这种以反说正的社会批评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把道德讨论得更加具体，更加贴近现实。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看似零碎的被伤害经验为社会和政治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对象，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反面道德经验也可以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自我建设有推动作用。

博克的《撒谎》和《秘密》可以放在一起来读，正如博克所说，一切谎言都需要保密，但并非一切保密都是为了欺骗。《撒谎》提出的基本伦理问题是，人什么时候可以说谎？《秘密》提出的问题则是，什么时候可以不将实情告知他人。说谎和不透露实情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个人行为，但更是公共生活秩序和体制的常见问题。她所指出的谎言和保密对公共生活的危害，值得注意。社会机构（包括政府、公司企业、媒体、大学等等）中的谎言和不民主的保密会对公共生活的信任机制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信任和诚实乃是珍贵的资源，滥用破坏，则再难复元”。一个处处保密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民主社会中，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公众应当知晓各种机构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不民主的保密使得少数人通过对信息的独占扩张自己的权力、损害他人利益，也使得公众舆论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控制。保密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随意罗织罪名的压迫手段。越强调保密，就越想了解人们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情，也就越不能容忍“私人秘密”。结果人人害怕被别人告密，社会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成为一个毫无凝聚力的犬儒社会。

霍耐特的《争取承认：社会冲突的道德规则》是哈贝马斯推荐过的一部社会哲学著作。在霍耐特那里，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是以每个人应有的各种承认来界定的，承认就是不排斥。以任何形式被排斥的人都是无法形成完整自我意识的人。承认有三种主要社会形式：爱、权利和团结。在一个好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从爱或亲密关系获得“感情的承认”，从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和同等尊严关系获得“法律的承认”，从群体成员间的价值共同体关系获得“团结的承认”。这三种承认所形成的个人自我意识分别是自信、自尊和自豪。

在公共生活中，人之所以离不开承认，不只是出于利益考量的相互合作，而更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我是谁”）本身就是社会性存在的产物。霍耐特深受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影响，在米德那里，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我用你的眼睛看我自己”的结果。我和别人的人际交流越广泛多样，我的自我意识就越精细复杂，我个人的自我意识越敏锐，社会性人际关系对我也就越重要。越是一个好社会，人们的生活越具公共性，越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人们就越是疏远公共生活，退缩到孤独自我之中。仇恨、歧视、等级差别、剥夺权利、把人当二等公民或根本不当人，各种社会排斥行为造成的伤害不只是针对个人，而且更是针对整个社会。缺乏承认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公共社会。

《保护易受伤害者》强调不伤害弱者是好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弱者”并不只是一个用所谓“客观”经济或社会指数就可以限定的观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弱者，因为每一个人在一定人际关系中都可能成为易受伤害者。避免伤害弱者，保护弱者因此成为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公共生活道德规范。每一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比一般人更容易受到伤害，社会因此也就对这些特别弱者负有特别的保护责任。

在公共人际关系中，不只是做什么（有行为）有可能会造成对他人伤害，不做什么（行为缺席）也有可能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如果你在沙漠里遇见一个没水喝的人，你又有多余的水，那么，由于你能决定是否给那个人水喝，那个人成为一个仰仗于你的弱者。社会中的弱者、贫困者、受权势欺侮者、残疾者、年老无助者，造成他们伤害的往往不只是某些个人的行为或无行动，而更是集体的无行动。马丁·路德·金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残暴。”承诺、契约、职业道德和友谊由小范围特殊人际关系逐渐扩展为具有普遍公共社会意义的人际维系形式。在公共社会中和在小范围特殊人际关系中一样，禁止伤害弱者具有其他道德禁令无法替代的根本原则意义。

《正派社会》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另一种负面经验作为公共伦理焦点，那就是羞辱。正派社会不羞辱任何人，这是针对制度而言的，“文明社会里，社会成员相互不羞辱；正派社会里，制度不羞辱人。”羞辱是“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是“规范”意义，而非“感觉”意义上的羞辱。一个有理由感觉羞辱的人不一定真的就觉得羞辱。另一方面，一个人觉得自己受到羞辱，但又未必就必然有正当理由。是否有感觉羞辱的理由，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并不只是个人想法。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如此。

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施舍（如以乞讨为业者），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决定一个社会贫困共识的不是最低收入标准或者物质满足方式（如社会救济、慈善帮助、乞讨等等），而是如何设想一个起码的做人条件。马格利特就此写道，“贫困并不是以收入分配来定义的，贫困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过上一种算是人的生活。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订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对于设想正派社会，“不做什么”要比“做什么”来得重要。从道德上说，抑恶比扬善更为紧迫。从逻辑上说，伤害的坏处是直接的，善行的好处是间接的。从认识上说，伤害比善行更容易辨认，这就像生病总比健康显见一样。这些道理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社会伤害。

公共伦理要求不欺骗、不排斥、不羞辱和不背信弃义，因为一切好的社会都是从不做这些事情开始的。

（2004.12.23）

易宪容

生年：1958

现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金融制度、制度经济学

主要著作：《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科斯经济思想研究》《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经济学与经济的迷思》《金融市场的震荡与发展》《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

易宪容的书单

《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著，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美］科斯著，盛洪、陈郁译，上海三联，1994

作为一介书生，读书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可以说，从准备考大学开始，特别是上大学之后，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在买书、读书、藏书及写书中度过。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读书。几十年来基本上每天都在读书，即使每年大年三十，家人都围着电视机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还是觉得读书比看节目更有趣。有记者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我答就是读书，除此之外可以说没有别的爱好了。无须隐瞒，我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有25架。要不是以前房子太小，每次搬家丢掉不少，我的书会更多。

编辑让我谈谈几本影响我人生成长的书。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我试着列出以下三本。

第一本是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学问渊博，但述而不作，因而其著作屈指可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的书，基本是演讲集。初读《科学哲学与人生》是在上大学时，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像样的书很少。读《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的个人识见、学养、人格跃然纸上。它不仅把方东美对人生哲学的理解淋漓尽致地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文笔有魏晋之风，给人以美的享受。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花了近两年时间，通过海内外各方朋友的帮助，终于把方东美的著作收齐了。当时，我对自己拥有一套关于方东美的资料，深感自豪。

第二部书是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本书是最好的入门著作。冯契先生是新中国真正能够自成体系的哲学家。他师承金岳霖先生，生活简朴、学术专一，用一生的精力来构筑其哲学体系，本书是他最为重要的一部代表作。

在这本书里，冯契先生用一个个古代哲学问题，来讨论他心中的哲学，并全面地阐述他个人的思想。书中的三个基本观点给我印象最深，也成为我用之不竭的生活动力的源泉。冯契曾说，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读书等，无外乎就是如何把知识转化为智慧、把理论转化为方法、把观念转化为德性。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网络世界，我们要获得知识与信息十分容易，但面对蜂拥而来的信息与知识，我们不仅有如何筛选、处理与加工的问题，也有如何转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仅是有知识，还是不行的，因为其他人同样也可以获得，但如果能把所获得的信息与知识转化为智慧，那么这些知识就为你所专有了。用转化过的智慧来看问题与认识事物，你就能够获得他人不曾有的识见，你对问题的了解就会深刻些。

至于把理论转化为方法、把观念转化为德性，其道理也是如此。因为，人的成长不仅要有智慧与思想，也要有工具与道德，一个人的工具不同，那么他成长的步伐也就不一样。比如说，从我个人的成长过程来看，如果没有在1980年代初上大学，可能会让我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但上大学之后，我的人生轨迹变化了，就在于人生的工具不同。还有，人生成长过程中，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工具，如果你的德性不同，你就可能成为不同的人。现代社会有一种泛金钱主义的趋势，不少人都是在向钱看，人往往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此，尽管科学技术可以发达、知识信息可以增长，但人可能失去理想，失去最基本的社会公共价值观。可以说，在一个没有公共价值观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会不断发生冲突。目前我们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就在于没有让观念与思想转化为德性，从而建立起一个有道德理想的社会。

第三本书是科斯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该书是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只有一二百页，但其思想之深邃，世间少有。它的内容值得你永远来思考。这本书，我读了不下10遍。我读这部书的直接成果，是写了一本近30万字的关于科斯思想的研究专著。这本书的最基本的概念或思想就是“交易费用”。目前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多数人也能够用它来说明与解释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是，要把这个概念真正理解，真正要转化为个人智慧，并非易事。可以说，近十几年来，我的整个思考的基点，就是这个概念，万变不离其宗。

（2007.3.11）

于建嵘

生年：1962

现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主要著作：《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访法札记：对法国社会治理的观察和思考》

于建嵘的书单

《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徐勇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美］裴宜理著，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美］詹姆斯·C. 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

《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英］拉尔夫·达仁道夫著，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我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方向是社会冲突和整合，关注的重点是工农维权活动。从学术发展和思想源泉来说，以下几本书对我的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

当年我游学到武汉，读了这本书后，决定师从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徐勇教授在此书中提出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社会。他认为，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政治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析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的景观”。徐勇教授的这些观点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我正是根据这一解释模型，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裴宜理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着迷。她最初研究的是近代以来淮北地区的农村动乱问题，然而，“当我将研究目光从遥远的淮北农村转向世界大都会上海时，我的研究重点也从农民叛乱问题研究变为工人运动研究。即使在上海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下，我发现，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是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应当说，我的研究思路与她的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从研究农民问题然后转到工人问题的。她研究的重点是历史，我更关注的是现状；她要寻找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一致之处，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正是这些异同，使我与裴宜理教授成为合作者。我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中的许多观点，就是在与裴宜理教授的讨论中形成的。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在这部著作中，斯科特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提出了“生存伦理”（subsistenceethic）这一重要概念，并特别强调了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他认为，“剥削和反叛问题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的具体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中作出错误的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斯科特是以东南亚国家的农民为考察对象的，对于具有独特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农村和农民来说，他的一些结论或许并不完全适用。我曾通过对湖南农民维权抗争的研究，写成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或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

拉尔夫·达仁道夫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基本命题是，“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他认为“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当然，他在这里所研究的“权利”与当代中国人所主张的“权利”是有所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在于，中国工人和农民在维权过程中所主张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根据法定的“规则”所引申出来的，而不是“天赋的权利”。对这一点，我曾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的观察和分析》一文中，用农民的“以法抗争”和工人的“依理维权”来进行过系统的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些著作，我也十分喜欢，比如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让-马克·夸克的《合法性与政治》、艾尔东·莫里斯等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L.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塞缪尔·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乔纳森·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等。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细谈了。

（2009.1.5）

余英时

生年：1930

现职：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

主要著作：《东汉生死观》《士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方以智晚节考》《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朱熹的历史世界》等。

余英时的书单

《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美］巴森著，郑明萱译，猫头鹰出版社，2004

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19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产生过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所以1925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

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1947至1948年间的事。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辄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1952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现在回想起来，惟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著作。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

上面的说明虽是我的早年经历，其实大体上也通用于中年以后进入专门研究领域的阶段，不过有“多惑”与“少惑”之别而已。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

最后，我也愿意介绍一部书，但不是我早年所读的名著，而是本偶然读到的新作。公元2000年美国出版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森的《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写的是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生活的演变史。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更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93岁高龄的博雅老人一生读书和反思的最后结晶，他面对着西方文化价值受到全面质疑的今天，提出了他个人的观察。我不可能在这里介绍这部800页的大书，有兴趣的读者必须自己去发掘它丰富的内容。此书深入浅出，大可雅俗共赏。后现代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其中某些论点不甚相契，但这是不相干的。我推荐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窥测西方人文修养深厚的学人究竟是像什么样子。此书出版是当年美国文化界一件大事，报章和电视都有评论和访问。中国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这是一块大可借鉴的他山之石。顺便介绍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国，13岁移民美国，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文科领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这部令人百读不厌的《从黎明到衰颓》，现在有中译本了，这是使我十分兴奋的事。这部中译本完全对得起原著。我抽阅了译本的有些篇章，并与原书比勘之后，我发现译者的巧笔很能尽原文的曲折。这是一部很难译的书，因为其中充满着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专门名词和典故。但译者都能反复推敲，最后以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读了这部译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对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演变，获得一种有深度的认识。

（2004.11.25）

张京华

生年：1962

现职：湖南科技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先秦道家、先秦诸子学、民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主要著作：《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近思录集释》《日知录校释》

张京华的书单

《孝经译注》，胡平生译注，中华书局，1996

在1999年出版的《庄子哲学辨析》后记中，记着我和龙耀林的一次交往：未名湖岸有座高塔，塔下一条坡路。一次和耀林散步至此，听他从容对我说，要做世界上第一流的哲学家。当时虽未有言，而心窃许之，一息之念，耿耿不忘，有似言情传奇中所说：“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

如果说我的书架有秘密，这可能是秘密之一。

即将毕业时，遇到学校管理机关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们国家为每一个本科生付出的培养费是500元，而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从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几乎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没有负面的影响就很不错了。但大学的环境和气氛给了我们很多。少年时看趣味百科，知道物理学史上有人试图发明永动机，而真正的永动机是没有的，但是北大确实成了我们的永动机。

我们手不释卷，数十年如一日，希望找到一种最好的知识（当然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而不是只在兴趣和专业上打转，换句话说，是因为治学而产生兴趣，而不是因为兴趣而治学。

如果说兴趣，大部分的文科生在高中时都是文学爱好者，那是最初阶段的兴趣。我喜好文学，但没有读文学系。选修历史，却偏好哲学。与人谈论哲学，却又不是科班出身。整整二十年中，始终与文史哲三科尴尬相伴。

自身的治学途径，是由老庄道家延展到先秦诸子，由诸子学而上达经学。那是2002年，大读钱宾四书，忽然意识到诸子学不是最好的，学术的极境是经学。不久僻居湘南零陵，作着研究经学的规划，转瞬十年，其实也才作了一些准备性的工作，我称之为“在经学外围”。

经学曾经几乎是古代学术的全部，但是古人很少给经学或经书做定义。以往几十年，我们几乎从不谈经学，现在经学成为“显学”，却又似乎是误而又误。然而不论怎么看，经书是最容易寻找的古籍，父亲在私塾里读过、为家人珍视的《上论》《下论》，在旧书店里贱如废纸。那么，回到“秘密书架”这个主题，问题就是：在最普通常见的一类书籍中，蕴藏着学术的秘密吗？

治学可由三代始，缘流而下；也可由民国始，溯源而上。但民国学者的见解往往一半是对，一半是错。

太炎先生说，古书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这可能是训诂学里最糟的一例，完全流入古文家的极端了。

钱穆先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所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此语亦极要命。表面看来，它是循名责实，客观严谨，其实暗含着对“国学”的否定，同时也即是对“国学”的误解。依照事物原起的规律，往往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甚至已有其实，未有其名。上自国名，下至人名，莫不如是。因此“国学”、“经学”名称的后起，并不等于事实的晚出。

钱玄同说，《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是“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仪礼》是战国伪书，《周礼》是刘歆所伪造，《乐》本无经，《易》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春秋》是“断烂朝报”、“流水账簿”。于是称《诗》《书》《礼》《易》《春》《秋》各不相干，不能成为一类。其说得到很多名流的响应，“经学”（至少是“经书”）的瓦解，一大原由在此。但钱氏的逻辑错误其实并不复杂，即如今日无人怀疑马列著作可以单独划分为A类。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命题，用意是将汉代或孔子时代“六经”的固定概念，溯源到三代六经无名而有实的背景上，以期突破后人的思维局限，更新对于经学的思考，从而重新获取思想资源。胡适最先将章学诚“六经皆史”一语解释为“六经皆史料”，认为六经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则提出中国根本没有经学和史学，只有史料，中国只是史料发达。这是一个更大的误解。

《孝经》其实不是经，而是传。但如果将传、记也统称为群经，《孝经》就是“十三经”中篇幅最为简短的文本。这部书在汉代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与《春秋》一起被认为更多地寓含了孔子的宗旨，有“大本”、“总会”之称，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可谓经中之经。正因如此，《孝经》中便隐含了一个问题：孔子生三岁而父亡，未冠而母亡，原本无可尽孝，他为什么要作《孝经》？曾参可以尽孝于曾皙，孔子虽欲孝，谁为孝？

古文“孝”、“教”、“学”均从“爻”，三字之形、声、义皆相近。《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经·系辞下传》：“爻也者，效此者也。”“孝”、“教”、“学”是典型的“右文”，三字都指向同一个含义——继承。

《中庸》说：“父作之，子述之。”又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礼·考工记》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二书正可与《孝经》互释。故能承接先祖基绪者，则称之为“大孝”、“达孝”、“至孝”；凡不能承接先祖基绪，只会“刷刷筷子洗洗碗”者，则不得称之为“孝”。所以《孝经》当可称之为一部上行下效之经，一部继承之经，一部教育之经。

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之后，殿以《孝经》，透过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论“三才”，继论“孝治”、“圣治”，凡此均与孔子自身无关，其实寄寓“大孝”、“至孝”、“达孝”一重境界。孔子以承接全部三代文明为期许，以全面承接华夏神州固有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即孔子之“孝”，亦即孔子之所以为圣人。

但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少使用“孝”、“教”、“学”的本义了。与“继承”相比，现代汉语使用频率更高的是“创新”。然而，假使没有继承，创新从何而来？

并且，新与不新，是相对而言。在传统中绝的时态下，对于古学的守旧，亦即是重要的创新。当周文疲敝之时，孰能保三代学术而守之？当秦火之后，孰能保《六经》章句而守之？当民国“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时，孰能保数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当此之时，似乎守旧，实则创新。

经学旧称“王官学”。民国间，有“诸子不出于王官”的论辩，但细读《汉志》，其实不只“诸子略”中九流十家出于王官，“兵书略”称兵家出于古司马之职，“术数略”称数术出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方技略”称方技亦为王官之一守，“诗赋略”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知“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均出于王官，天下学术莫不渊源于经学。

王官意为天子之官。何为天子之官？司空职掌平水土，后稷职掌播时百谷，司徒职掌敬敷五教，共工职掌百工，虞职掌山泽，秩宗职掌三礼，典乐职掌教胄子，帝舜命官凡22人，这是典型的王官。古学未有空论者，技艺最佳的“劳动能手”可以为王官，而技艺之中即有道在，故曰“技进于道”。

王官的核心是“物官”、“世畴”。“物有其官，官修其方”，“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只此即现代“工薪制”之“职业化”所不能及。

学在天子，非谓天子可以“垄断学术”，谓能施行政教乃可以为天子。

学在王官，非谓王官可以“垄断学术”，谓王官能尽职守，以利于天子之治。

经学为天子王官之学，所以经学即国家学术。经学即国家学术，非谓经学为国家之所有，谓国家学术当如此，谓学术当具有国家应有之水准。只此即乱世“百家争鸣”所不及。

经学的实质，为人文，为文化，为文明。

儒家、道家观念都认为（或者暗示），动物可以依照其本性平衡自己，唯独人类没有这种能力，其本能将恶性膨胀，故而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差别，有“人化于物”与“物化于人”的区分。“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因为能创造，故称为“人文”。因为能教化，故称为“文化”。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灿烂，因其悠久，故称之为“文明”。

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观念由生物学而来，故而将人类与动物连接为一线，认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与动物的生存本能无别，故西洋社会文明发展之道亦即动物之道。

西岩子作经学通论：一论群经自为一类，不得以文史哲分类；一论经皆政学合一、官师合一，故无所谓学，亦且无所谓名；一论经学为三代之物，后世可仿佛而不可企及；一论经皆究天人之际，故于道最为高……

又尝论经学之要诣，得八条。一曰经之数，二曰经之古，三曰经之史，四曰经之称，五曰经之名，六曰经之义，七曰经之实，八曰经之用，作《经学名义》。

至于群经奥衍，何日得以入门、入堂、入室，或八年，或十年，或若干年，一息尚存，愿努力焉。

编辑嘱为“秘密书架”作文，迟疑间，适睹张善文先生《文必宗经说》一文，首论群经本身即具有文学价值。昔日曾读《大戴礼》，至“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一节，擘画天地人文之分，涵泳宇宙生生之妙，而言语清简，文学价值莫过于此，此即可为善文先生之说补注一例。近百年来学科发展，均以“民主自由”为基础，文学学科之所以自立，即以推翻“文以载道”为前提。实则不只文学载道，史学、哲学亦当载道，万物莫不皆载道。善文先生此文为近年绝少之宏论，治文学者当列为第一要义。回忆2002年冬至，面请善文先生书写《大戴礼》，其后十年暌违，一旦翰札在案，仍有会心。

（2014.5.1）

张巍

生年：1971

现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

研究方向：古希腊文学与古希腊思想史

主要著作：《诗歌与哲学的古老纷争：柏拉图哲学的思想史研究》《特奥格尼斯的印章：古风希腊诗歌与智慧的传达》

张巍的书单

《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刘小枫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周国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诗人哲学家》，周国平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尼采诗集》，周国平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德］尼采著，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德］尼采著，周国平译，商务印书馆，1994

如今回想起来，令我备感庆幸的是，我的读书生涯始于1980年代后期。那时，我正在沪上一所寄宿中学就读高中，经历着人生至为关键的“自我发现”期。且不说当年的“文化热”、“美学热”，如何像无形的兴奋剂弥漫在空气当中，波及那座僻处一隅的校园，激荡着那群“有志于学”的青年人，使他们为之心醉神迷、乐而忘返。仅就个人而言，那个年代对我最大的馈赠之一，是与“书”结下了非同一般的缘分。当时的我怀着虔诚的心，像访求圣物那样，在平凡俗常的世界里寻找赖以超凡脱俗的书籍。

这主要有两个途径。首先，是形形色色的新旧书店。记得那几乎每周一次的书店“巡礼”，往往演变成“如获至宝”的惊喜。在1980年代的沪上，我最偏爱的一条路线，是从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走到河南路福州路口的“科技书店”，再到福州路上的旧书店、外文书店和古籍书店。这样一路下来，每次总能找到几本让自己兴奋莫名的新书或旧书。当时关注最多的是几套学术与文艺丛书，其中许多新书的首印和旧书的再版，都成为我青春岁月里的一个个“事件”。

访书的另一个途径为“阅览”，尤其是西文书籍，这在当时还算稀有之物，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获取。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偶尔觅得一两本心仪的英文旧书，印象最深刻的是，办理各种繁复的手续终于登临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旧址）四楼看外文书。正是在那间轩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我神游在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精神世界里，看着窗外的日光由明转暗，暮色降临华灯初上的夜色，心中洋溢起一股无法言说的陶醉感。若是读书读倦了，就到毗邻的人民公园漫步，仍旧徜徉在书中的境界里。

这两种途径而获致的刻骨铭心的读书体验，成为我对1980年代青春回忆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因为，在这种读书体验里扎下了我最幽深的精神之根，引领我一步步进入古希腊。

最初，我迷恋上了“心理学”，浏览了不少打着“某某心理学”旗号的读物。我的想法是，如若掌握世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心理，岂不是获得了进入他人内心的万能钥匙，而我自己不就像披上了隐身衣那样，能够随意启开他人的“心扉”而一览无余了么？不久，我便发现，所谓的“心理学”止步于人的心理状态，并不关心个体的内心生活领域。要从个体的内心生活臻至人类精神最高迈的境界，那其实是文学以及部分哲学作品的领地。

于是，我开始悠游文学与哲学的浩瀚天地。中外古今的名著一概不拒，尽情翻阅。不过，使我免于沉溺在泛滥无归的境地的，是我循着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及其主编的《诗人哲学家》等几部“启蒙书”的线索，发现了德国的“诗化哲学”与“诗人哲学家”。“诗化”的哲学，按我当时的理解，是一种诗与哲学的亲密结合，两者达到高度地相互补充与制约；于是诗欲求成为思，思也欲求成为诗。在“诗化哲学”那里，诗在最高的意义上成为哲学活动的方式，成为赋予个体生命其本真状态的哲学生活方式。基于这样一种诗与思的关系，“诗人哲学家”既阐发了一种精微的哲学义理，又描摹了处于该精神世界里的人的生存境况，甚至于用戏剧手法来展现各种精神和生存境况里的人的冲突，令观者从冲突当中寻得更高境界的超越。在“诗人哲学家”当中，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德国文化圈内产生的璀璨群星：高古的如歌德与荷尔德林，浪漫的如弗·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桀骜的如叔本华与尼采，玄远的里尔克，沉郁的特拉克尔，深思的海德格尔，丰赡的伽达默尔，等等。这些诗人流露出哲学的眼光与深邃，哲学家则洋溢着诗人的灵性与激情。

在所有德国“诗人哲学家”里，我对尼采情有独钟。除了之前提到的周国平的《尼采》一书，他用绝妙美文迻译的《尼采诗集》和《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两书皆初版于1986年）带给我内心巨大的战栗。经由这几本书对尼采的发现，成为我个人精神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几本旧书我至今珍藏，虽已纸张泛黄且有斑斑霉点，却时不时取出捧读，以启遐思。

尼采思想的魅力在于，诗的精神贯穿始终。这不仅体现在横跨尼采创作生涯的数百首诗歌，而且还见诸其特立独行的哲学写作风格。他使用了包括对话、格言、警句、譬喻、象征等各种富于诗意的方式，传达幽深精微的哲学思想，不愧为德国哲学家当中最卓越的文体大师。严格说来，尼采的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较为凝练的格言诗，另一种是较为激昂的抒情诗。前者极富哲理，自不待言，而后者更是融哲理于抒情的杰作，其中尤以一束《酒神颂》为最高成就。诚如译者在前言里所说：“他（引者按：尼采）力图用他的抒情诗完整地表现他的哲学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追求古希腊酒神祭颂歌那种合音乐、舞蹈、诗歌为一体，身心完全交融的风格，其代表作是《酒神颂》。”如若我们再联想到尼采的思想自传《瞧！这个人》的最末一句、可视作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嘱的那一声绝笔呐喊：“你们了解过我吗？狄奥尼索斯反对基督”，可以说，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酒神精神，不啻为“诗人哲学家”尼采的最终归宿。不过，这种精神为何要以酒神颂歌的诗体形式表达，而且唯有这种诗体才能完整地加以表达？我慢慢体悟出颂神诗歌的深义：当人的此在被某位神明的存在所激荡，而感领其特质之时，必然以致献此位神明的颂歌来展现其精神状态。缘此，颂神歌乃诗歌的最高形式，亦为人类心灵活动的最高形式。酒神颂成为尼采哲学的归宿，实质上达致了思之为诗的实现与完成，或曰“思向诗的羽化”。

沉醉于尼采的诗境当中，我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令尼采如此神往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与酒神文化？加之我又发现，酒神精神不仅是尼采思想的归宿，而且还是它的最初源头：那便是以《悲剧的诞生》为名发表的这部通常被认为断送了学者尼采的生涯，却造就了哲学家尼采的成名作。关于《悲剧的诞生》，学术界至今仍然褒贬不一，但我很快意识到：这部书其实并非对古希腊思想的历史重构，而是以天才的直觉触摸到其精神，并力图以一种与之匹配的、受其滋养的风格来使之“复活”。这实质上是一本信念之书，一本“艺术形而上学”之书。它以生命最根本的两种艺术冲动，即“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结合，来赋予生命最高使命和意义。它试图创立一种“艺术宗教”，一种艺术创造者的美学；相形之下，作为学术问题的“古希腊悲剧的诞生”，便成为次要的引子。（全书从“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到其“消亡”再到“悲剧在德国的再生”，此中寄托的寓意可谓昭然）数年后读到的另一本尼采早期著作《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的中译本，与《悲剧的诞生》可谓双璧。两书共同缔造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圣地。后者高扬渗透了悲剧精神的悲剧艺术，而前者主张返回浸润着同样的悲剧精神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在尼采笔下，那些伟岸的古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前苏格拉底哲人、三大悲剧家以及一切的源头——荷马——跃然纸上，构成一幅与德国“诗人哲学家”交相辉映的不朽群像。

至此我才恍然，原来“诗人哲学家”尼采的奥秘深藏在古希腊（尔后我还发现，另外两位“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么，我急于知道答案的问题是：如何进入那个辽远的古希腊世界？我透过追寻尼采的人生历程发现，他早年接受了十余载的“古典”教育（文科中学）和“古典语文学”训练（大学）；此后，在他生命中最富创造力的二十年，恰好又可划分为前后十年，前十年担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后十年因病退休，漂泊于欧洲各地。后十年尼采哲学的重要思想，例如“超善恶”“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之类，都可在早年的“古典语文学论著”（philologica，直到并包括《悲剧的诞生》）那里探得端倪。后期以“酒神哲学家”自居的尼采，虽然对“古典语文学”屡有微词，甚至频频攻击古典语文学者，从他个人所受教育的历程来看，我执拗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要进入古希腊，舍此别无他途（至于要“复活”古希腊精神，或许存在“隐秘幽径”，则又当别论）。“古典语文学”究系何物？当时的我不甚了然。多方打听才明白，在西方“古典语文学”从属于“古典学”学科，为其核心科目。如此一来，我便下定决心，负笈海外，在“古典学”系里专修“古典语文学”。这一志愿不久便在1990年代初期，幸运地化作了现实。

（2015.8.20）

张旭

生年：1971

现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欧洲大陆哲学、基督教神学

主要著作：《卡尔·巴特神学研究》

张旭的书单

《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刘小枫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存在与时间》，［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神曲》，［意］但丁著，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追寻逝去的时光》，［法］普鲁斯特著，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百年孤独》，［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高长荣译，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逻辑哲学论》，［奥］维特根斯坦著，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

《古典时代疯狂史》，［法］福柯著，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自然权利与历史》，［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所谓“我的秘密书架”，并非我收藏了别人难得一见的秘籍，“我的秘密书架”无非是因为我个人的读书有一些偏好。我的读书所好基本上可以归为两个理由，一个我称作“享乐主义”，一个我称作“唯智主义”。说白了，“享乐主义”的理由就是这书我读着非常愉悦，非常的爽，甚至会击掌拍案，或者晚上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在床上回味着笑出声来。而所谓的“唯智主义”的理由就是这书读着让我很不爽，但是，我有强迫症，就是要死啃它，向作者挑战比拼智力。所以，“我的秘密书架”相应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我“享乐主义”乐趣的，另一类就是满足我“唯智主义”需要的。前者的快乐近乎听古典音乐的纯粹快乐，后者的快感是夹杂着痛苦的近乎受虐的快感，每次重读时都会被折磨得有点身心俱疲。当然，痛苦有时是解放的标志，经历一番智力的折磨，可能会获得苍蝇飞出瓶子的自由感。

我的偏好理由也可以用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来说，那就是“逍遥型”的和“拯救型”的，而带给我生平第一次智力上大解放的书就是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读这本书给当年那个大学生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因为书很厚，层出不穷的新奇思想、闻所未闻的哲学达人、各种语言拼写的术语、古今中西纵横捭阖的大视野，使得这本书显得格外厚。终于爬过这道大山松一口气，读了“后记”却看到作者说这本书其实是对他的《诗化哲学》的清算。还有一部前传啊。谢天谢地，《诗化哲学》不厚，我读得很快，也很快乐。读完了，我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究竟是《诗化哲学》的“逍遥”呢，还是《拯救与逍遥》的“拯救”呢？前一本书可以视为海德格尔式的著作，而后一本书可以视为巴特式的著作。多年以后，我在《这一人的怕与爱》中看到刘小枫本人对海德格尔和巴特并行不废，我自己的结才算解开了。现在，我倾向于把《诗化哲学》视为我们学界的“八十年代之书”，而把《拯救与逍遥》视为“九十年代之书”。

给我带来持久折磨的第二本书是二十世纪的一部经典，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不管它是不是很难，架不住我十几年没事就翻，对着原文翻，再对着英译本翻，现在看起来它好像比经常会让人没头没脑的《精神现象学》要简单多了。海德格尔能把胡塞尔的现象学、狄尔泰的解释学、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融于一身，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再说，能教出伽达默尔、洛维特、克吕格、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库恩、马克斯、图根哈特、博德尔等那么多鼎鼎大名的学生，能影响布尔特曼、蒂利希、拉纳、马塞尔、萨特、拉康、德里达、施特劳斯等那么多响当当的哲学家，在二十世纪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因此，当我读《存在与时间》时，我是把它读作汇集前人之大成、开启后人之通途的一个巨型之书。

第三本带给我智力上巨大的乐趣的书是《神曲》，《神曲》恰好有足够的细节要去绞尽脑汁费心琢磨，查找资料印证心得，让我填补生命中那些无聊的时间之虫洞。博尔赫斯说但丁每一个句子都经过精心的构思，我读得越多，越相信他的话实为至理名言。我听曼德尔施塔姆讲但丁诗歌的语音学和韵律学之后，我真想学一点意大利语，好去感受但丁的意大利语变化多端的韵脚和极尽旋律的韵步，感受他如何使用动词推动句子，如何使用语音的质地表达形象，如何运用语义的循环打造流动的诗链。不过，我有幸听到一位意大利学者朗诵了几段《神曲》，真可以用“美仑美奂”来形容其音韵之美。汉译的文本给人的感觉真是疙疙瘩瘩，让人困惑但丁写的诗究竟好在哪里？即使钱稻孙先生前两阕的译文也只能让人赞叹古汉语的美妙。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奥尔巴赫讲但丁的崇高文体的话，我比较喜欢以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死钻牛角尖，搞那些琐屑的问题让我兴致盎然，比如，但丁安排布拉班的西格出现在太阳天与阿奎那并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贝亚特丽采的微笑的次数及其象征着什么意思啊，但丁让阿奎那批评多明我修会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天堂篇》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占星体系与阿奎那神学所规定的灵魂秩序有什么出入啊，诸如此类等等。我有时候也会急切地求助于吉尔松、马佐塔、摩根、菲兰特的研究去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抱着票友的态度干脆不求甚解。毕竟，要是以做海德格尔的方式去读《神曲》，就是以痛苦的方式追求快乐了。

读《追忆逝水年华》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愉悦，足以抵挡我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尽管书价在当时对我来说实在有点贵，但是，买下它是我当年最漂亮的一笔投资，它后来给我巨大的回报。《追忆逝水年华》的书名就紧紧吸引了我，“马德莱娜点心”那段此前我已多么熟悉，莫洛亚的序言多么精彩，这位普鲁斯特传记作家谈到了小说中的隐喻、不由自主的回忆、时间的主题、大教堂式的结构、爱情的虚幻等，于是，我用了一个下午和晚上，又在校园昏黄的路灯下用了一个通宵，以读金庸和古龙小说练出来的阅读速度，将《贡布雷》和《斯万之恋》一口气读完，然后旷了一天的课再接再厉把《地名：那个姓氏》看完。之后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沉浸在巨大的狂喜和幸福之中。我服膺普鲁斯特的语言、他的眼光、他的叙事手法、他的美学、他的形而上学或反形而上学，我更钦慕他的幽默、他的智慧、他以写作为生活、以艺术为救赎的生活方式。我偶尔也会带着窥视癖忍不住要去看看贝克特、莫洛亚、塔迪埃、热奈特、鲁塞、普莱、德勒兹、米伊都说了些什么，不过这些研究材料只是徒增我的烦恼。前年我拿到周克希的新译本后见人就推荐《追寻逝去的时光》这个译本，在自己独享的秘密的快乐之外，我又多了一份布道的乐趣。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给我巨大的乐趣，但一开始读它却搞得我稀里糊涂：有五个何塞·阿卡迪奥、五个奥雷良诺、三个蕾梅苔斯、三个阿玛兰塔·乌苏拉，还有千奇百怪的动物，什么蝴蝶、蜜蜂、蜘蛛、蚂蚁、蟑螂、臭虫、蚊子、蝎子、蜈蚣、云雀、鸽子、兔子、鱼、骡子、野牛、牛犊、驴子、马、猪、鸡、猫、狗，用现在小朋友时髦的话来说，“我晕”。但是，书读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已经顶得住这些稀奇古怪的魔幻形象了，时空交错也难不倒我，乱伦和马贡多的香蕉工人大屠杀的情节也不再让我有抵触情绪，我也懒得去破解吉普赛人墨尔基阿德斯的密码，那时起，我就开始专心致志聆听马尔克斯这位神奇的魔术师大讲马贡多的兴衰故事了。他真是个讲故事的顶尖高手。学者喜欢把《百年孤独》看成是以神话方式写就的南美历史，可是，我还是喜欢把它当作令人震撼的故事。有人说《百年孤独》在世界文学领域中就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我不得不说，“不，这是冰”，而且，我愿意把手放在这块冰块上高声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发明”。

有两本枯燥的书也带给我巨大的乐趣，一本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本是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尽管学者们一致认为维特根斯坦晚年的《哲学研究》彻底终结了《逻辑哲学论》，但是，这些学术成果吓唬不了我，无法阻挡我喜欢《逻辑哲学论》。它笼罩在一片与维也纳学派干巴巴的实证主义完全不同的神秘主义之中，它的完美使它在维也纳学派已进历史坟墓之后仍然像大理石般不朽。我一直以为哲学著作可以是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和一种纯正的信仰，因此，我喜欢这部表现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喜欢这部拥有虔敬而坚定信念的启示之作，而一点都不喜欢《哲学研究》。我做梦都想写得像他那样清晰且神秘得如同水晶一般。在这部作品中，我看到康德区分的物自体与现象的两个世界，或者是叔本华区分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然而，维特根斯坦不同于康德与叔本华之处在于他的高贵的节制，他告诉我们，现象或表象的世界都可以形成图画，都可以用语言描述；而所有可以用语言描述的，就是自我的视野，也就是世界的尽头。然而，在这之外的那个盲点呢？他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保持沉默”是什么姿态呢？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文化与价值》中谈论克尔凯郭尔，我顿悟到，“保持沉默”不就是“要去生活”或者“亲自去体验”吗。是维特根斯坦最后自己兜不住了，在《哲学研究》打破了自己的禁令，把“生活形式”这个隐秘的河床供认出来，于是他的晚年学说变得了无趣味。

使自己的哲学后来变得了无趣味的还有福柯。《古典时代的疯狂史》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掩盖不住其灿烂的文学性和诡异的哲学性。他写得何其辉煌华丽，何其大气磅礴，何其激情疯狂，何其抒情写意，简直就是法兰西化的加强升级版的尼采，他带来的阅读快感也可以类比于读尼采的效果。到了《规训与惩罚》，他炮制出了一套权力-知识理论，他相信他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性的真实运作的机制，而《疯狂史》还有太多的神秘的东西。现在，那个制造出疯狂和沉默的理性或文明无非就是权力-知识关系。我不能说福柯误解了他早年的哲学，也不能说他对自己的“解神秘化”不够哲学，但是，他的权力-知识分析很容易被用得很滥，缺乏曾经只有他才能呼唤出来的那种哲学灵感。想一想尼采吧，尼采绝不会像福柯那样，将谱系学的分析写成《知识考古学》或《性史》那么学术化，那么社会科学化。不管怎么说，《古典时代的疯狂史》我读过很多遍，都不是为了搞懂它，而是读着实在快乐。

最后一本是让我获得极大满足感的书，它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与历史》。读它带来的快感是那种发现和重新发现的乐趣，原来读过的那些枯燥的东西在施特劳斯笔下竟然统统化腐朽为神奇，我相信，这固然是由于“伟大的书”的确伟大，更重要的是施特劳斯令人赞叹的神奇。施特劳斯的文体远离耸动人心的华丽文采和戏剧化的情节，也没有激情地批判、义愤地控诉。他糅合了修昔底德的强劲有力和色诺芬的审慎节制，却没有前者的悲凉和后者的琐碎。读《自然正当与历史》让人感到痛快，也让人感到亲切。痛快是因为它痛批现代性，但不是后现代式的那种批判，而是连同后现代主义都打包在一起统统痛批；亲切是因为它似乎也能印证我们自己古典传统中那些思想的伟大，而不是使我们越学西方就越背弃自己的传统。因此，读这本书丝毫不让我觉得是一种学术上的负担，或思想上的爬坡，而是觉得越接近它就越亲切、越舒服。一本哲学著作能让人感到很舒服，我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这就是我的一排私人书架了。我很少有本雅明在《开箱整理我的藏书》中所写的那种私人藏书的雅致，我的秘密书架也全无秘密可言，都是大路货，外文书我也不在意复印本。不过，如果你让我再摊开一次书架，我可能就会把书目换成《沉重的肉身》《纯粹理性批判》《莎士比亚全集》《魔山》《哈德良回忆录》《拱廊研究计划》《尼各马可伦理学》了。好在这只是一个个人偏好的私人供状，而不是开列大学生必读书目。

（2007.8.9）

张治

生年：1977

现职：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

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西方古典学

主要著作：《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蜗耕集》，译有《西方古典学术史》

张治的书单

《水浒传》，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西游记》，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管锥编读解》，张文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论语正义》，刘宝楠撰，中华书局，1990

《庄子集解》，王先谦撰，上海书店，1987

《周易集解》，李鼎祚撰，中国书店，1984

《诗经原始》，方玉润撰，中华书局，1986

《楚辞补注》，洪兴祖撰，中华书局，1983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撰，中华书局，1983

《杜诗镜铨》，杨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我的工作，离不开读书这个活动。在大学教课，需要读书；从事学术研究，也得读书；平日还写点儿和读书有关的文章。略有不同的是，讲课的范围只是我读书兴趣的一个渐不重要的部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读书，很多实属“查资料”，与阅读也有本质分别；真正占据比较多功夫和精力的，是随自己的兴趣，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偶尔将有趣的心得变成文字发表的那种读书活动。从前看李零先生在某部著作后记说：把专业当业余，把业余当专业。这两句话挺让我感动的，不由得也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专业领域的限制，让人易生倦意，尤其我本人在学历专业上有些迫不得已。有人怀着专业学问的虔诚心读书，我敬重他们更配得上“学者”这称号。对我而言，别人称我是“读书人”，我才觉得是最大的赞美。

若谈影响自己最深的书，应该也联系起这“读书人”的认同，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从小反复读，影响基本性格的书；一类是人生关键时刻遇到，树立自己志业方向的书；还有一类，则是在摸索学问传统之过程中绕不开的高山、必须亲临的深渊，虽然未必读得通了，但是“祭如在”，影响自然挥之不去。

我父母退休前都在地方师专中文系教书，家父年底办年货，只拎回两大包书，家母看了也欢喜。我从小受的教育，大抵有两点：一是凡事不思竞争，二是读书令人快乐。综合在自己读书兴趣的培养上，等于是以无功利目的的思想娱乐为追求。我小学低年级读完了《水浒》《西游》《三国》，还有杨绛译《堂吉诃德》。七岁能背诵全部梁山好汉绰号与姓名，至今丝毫不忘。小学第一次学习《西游记》的片段，下课我就拿原著问语文老师，为什么唐朝会有《百家姓》。我翻看了父亲书柜里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还曾经把《三国》的人物姓名全部造册。少时读《水浒传》比较投入，是觉得好汉的言行淋漓痛快。及察见“英雄失路之悲”，如林冲于沧州牢营所见，“来往的尽是咬钉嚼铁汉，出入的无非沥血剖肝人”，那已是步入社会之后。《西游记》更有意思，与大多数古典小说都不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其风格最接近世界各民族那些古老的长篇叙事经典。而就语言游戏的精妙与工巧来看，在中国文学史无出其右者。每见有些文学研究家以社会影射、现实写照的思路揭示《西游》之价值，总觉得是煞风景之举。

《堂吉诃德》是我完整读过的第一部西方文学作品，杨绛的译笔风格颇有《西游》的趣致，前几年我看钱锺书的《堂吉诃德》读书札记，屡次以《西游》文词意境与之比较，方识缘由。小时候读姐姐案头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于《堂吉诃德》赞赏的是“挑战风车”这样情节，我爱读的则是“哭丧着脸的骑士”的大套昏话和侍从桑丘的插科打诨。记忆极深刻的是“烧书”一节以及“魔侠”将羊群列数为各路豪杰的片段。一般看法都以《堂吉诃德》第一部胜过第二部，查尔斯·兰姆称后者为“败笔”，我初读时至桑丘辞任海岛总督后便读不太下去。前些年通过屠格涅夫、周作人、钱锺书、索飒等人的分析重观故书，才见出第二部中有少不更事时难以察觉的世态炎凉。结尾“魔侠”重见自我一节，尤有意味，无此节便收不起整部大书的“满纸荒唐言”。

漫无目的的少年读书时代，也有着迷于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之奥妙的时光。读高中，家里大人们替我选了理工科这个方向，我自己并无想法。大一时从自修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到对科学思想史产生兴趣，我突然意识到，在知识、思想与文化中寻找人类精神生活之历史，可能是最令我振奋和向往的工作。工科学术教育，强调的是从颠扑不破的数理公式中出发，落实到具体的工业环境中，减少损耗，增加效能。我想不出油井与金属粉尘中如何有精神生活，便逃避到从前的文学世界，改考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读硕士后，接触到了两部书，使我得以迅速脱离了仍是一种羁绊的科系专业局限，真正体会到自己的志业方向。一部是陈平原《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一部是张文江《管锥编读解》。这两位作者在此后都成了我的老师。

陈老师的书，谈的是自清末至民国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从章太炎到胡适，最大的变化就是政学分途。现代学术建立之后，单就学者的本业来说，就是学术走向专业化。此书背后有时代情怀，与我当时的心境能够接通，在此姑且不谈；我所受到震动的是学术史的话题，正是我此前懵懵懂懂意识到的一种读书追求。谈学术史的书很多，我碰巧是从这部书开窍的。我突然看到，凡是精神活动都有传统和渊源。不是你凭空地去追求真理，也不是你倚靠才情、想象力来做学问，不光是自然科学思想需要积累和继承，诗文之学背后也有因袭嬗变。我从陈老师此书开始对学术史产生兴趣，从此做研究注意“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由书目入手，以尽可能全面的原始文献为根据。

而张老师的书从另一方面给我启发，我读《管锥编读解》后不久，他就正好给我们上了一年的课，主要讲《庄子》及佛经。书是他在1990年代研读钱锺书《管锥编》及其主要涉及的十部古籍所写的心得。我当时迷《管锥编》，同时读张老师的“读解”，也想学他样子去对读那十部书（没有读完），我发现书中对于钱锺书列举比较修辞命意的诗文句子，做了很多甄选和估衡。估衡的标准，不是前述学术史“考镜源流”的标准，而是简单说，即“义理”的标准，复杂些讲，便是具有或更富生气、或更为玄妙、或更能揭示本质的标准。钱锺书大多只讲到修辞的独创、模仿、暗袭、翻新和改造，“读解”加上了一个标准，有时《管锥编》举了若干例子还未搔到痒处，“读解”则再多做一些补充。我在恰好需要的时刻读到这部书，体会到考据的全面之外，还有义理上的关键，学问追求沉潜，也应当追求“上出之象”。

最后还要提到那些在我阅读生涯里感到如登山崖、如临渊谷的伟大书籍，按理说所谓各种文明的“大经大法”之书，才是每个读书人应该列举的影响自己最深的书。但我自惭学问浅陋，哪有什么资格向人介绍自己读这些经典的感受呢。我只敢略述一二自己阅读的态度和方式，就个人脾性及视野而言，我比较重视的“大书”，中国的有《论语》《庄子》《周易》《诗经》这几种。案头常备的是校点整理本的刘宝楠《论语正义》、王先谦《庄子集解》、李鼎祚《周易集解》、方玉润《诗经原始》，篇幅大小合适，学术的重点与方向也满足我本人随手翻阅的需要。要往下说，具体到文学方面，至少还有楚辞（洪兴祖《补注》）、《世说新语》（余嘉锡《笺疏》）和杜诗（杨伦《镜铨》）这几种书，也是经常读的。

因为过去十多年中对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与学术怀有极高的兴趣，我也读了一些重要的典籍，包括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史诗、前苏格拉底哲人的残篇集、一部分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以及维吉尔与奥维德，最开始接触的都是中译本，但随之更喜欢对照着Loeb古典丛书的英译本并参考原文来读。另外，普鲁塔克、琉善、老普林尼的著作，以及《名哲言行录》，也是我有空闲的时候乐意翻阅的读物。再如西方近代大作家，莎士比亚、但丁和拉伯雷，也都是在我书架上永远占据显赫地位的人物。拉拉扯扯列举了这么多，无非是以开书单掩饰内心没有底气的做法，天晓得我真能读进去了多少，但我想大多数人的书斋理想，其实不过就是能够与古代圣贤终日对坐，挨个深入对话一窥堂奥的也不会太多吧。

少时嗜读说部，图一个“好玩”，连缀人事与语言，揣摩情怀与智趣。潜移默化中，也影响到后来在学术思想与文章修辞的表述。在姗姗来迟的“志于学”年龄，一两位良师的重要著作恰恰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总算使自己找到了读书的方向。然而，真正影响我的书，是那些以个人的记忆、智慧乃至生命都无法全然掌握的经典。它们的灵魂随时可被唤醒，却又在遥不可及的时间尽头向我招手。

（2015.6.25）

赵勇

生年：1963

现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文学基本理论、大众文化理论与

批评、西方文论

主要著作：《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透视大众文化》《审美阅读与批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

赵勇的书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著，人民出版社，1985

《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著，长春出版社，1999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卡尔维诺著，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萨特文集》第7卷，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贝尔纳·亨利·列维著，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26岁写出的东西，而我在将近26岁时才培养出一些读它的能力，且一读一学期，实在是有些惭愧。能把手稿读一学期，是因为夏之放老师为我们专业的六个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手稿解读课。夏老师很会讲课，而课讲得差不多时，他就给我们散发香烟，我们也就进入到烟雾缭绕的讨论之中。这种画面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恐怕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虽然还在讨论，但烟雾缭绕的讨论早已成为违规之举。手稿能够在我的思想结构中扎下根来，与那半年的特殊“熏陶”不无关系。那应该是1988年。

手稿面世后，启发了相当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像弗洛姆、马尔库塞等等。我后来能在“西马”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萨特那里稍稍用功，很可能与手稿对我的影响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系。手稿新版出来后我买了一本，甚至还买了它的英文版，这大概都是德里达所谓的“马克思的幽灵”在作怪。

博士生阶段自然是读过许多书，但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大概可算作对我构成冲击力的著作之一。此前我曾读过他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和《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按说对他的思想和言说方式并不陌生，但读“革命”一书，依然让我获得了极大的享受。这种享受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其二是表达。读此书的2000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里我忍不住要说一句，这本书是我今年读到的最漂亮的著作之一，套句说俗了的话，里面的许多文章都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几近完美的统一。可以坦率地承认，我心目中理想的论文就应该是这种样子。”对于思想与表达，我以前可能只有一种模糊的想法，而这本书则一下子把我照亮了。此后，无论是我自己舞文弄墨，还是读别人的著作文章，我心目中大概都隐含着这两个尺度。

大约是世纪之交，我读到了卡尔维诺那本薄薄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当时便有一种“震惊效果”，而更让我震惊的是在2003年年底，我无意之中看了一场演出：《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动作》，这个由台湾导演魏瑛娟执导的演出，居然是对卡尔维诺这本理论书的舞台解读。舞台上七个演员，没一句台词，只有音乐伴奏下出现的各种肢体动作，完美地演绎了卡尔维诺的“轻、快、准、显、繁”，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此后，我曾寻找过这本书的台湾译本，未果。

这本书写的是卡尔维诺所欣赏的小说价值观，但我却看到了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快的年代里，作家以何种方式感受世界？文学以何种方式呈现自身？甚至我们如何才能不被这个时代“秒杀”？这些问题不时会在我心中萦绕。是卡尔维诺给我提供了思考这种问题的契机。

我似乎应该说一说萨特了。像许多人一样，我与萨特的“精神初恋”也是始于1980年代，那时候我细读的是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与刚刚翻译过来的《想象心理学》，而第二次大规模阅读萨特则是2005-2006年。2005年是萨特诞辰百年，国内一下子推出了好多萨特的书；而当程正民先生主持的国家课题遇到麻烦找我参与时，我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存在主义。这种选择既有“初恋”的因素，也是因为我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时总会遇到阿多诺的叫板——批判萨特。我想弄清楚为什么阿多诺紧盯着萨特不放。

于是，那一年我便完全沉浸在萨特、加缪、梅洛-庞蒂乃至雷蒙·阿隆的阅读之中了。而现在看来，这些书中有两本让我受益最大。它们是《萨特文集》第7卷和列维的《萨特的世纪》。第7卷是萨特的文论集，而《什么是文学？》又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这篇长文，我至少细读了三遍。如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篇长文我理解得已八九不离十了。

关于这篇长文，我写过两篇文章予以解读，相关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我现在想说的是，萨特确实是大家，他居然用自己的问题框架把法国近现代文学史梳理一遍，举重若轻。而他的论述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但他那种汪洋恣肆的笔法，掷地有声的论述，非常迷人。如果说，我在阿多诺那里看到是忧郁和冷峻，而在萨特这里读出来的却是热情奔放。那是革命的豪情，也是萨特式思想与为文的风流倜傥。

而要读懂萨特，就得读许多别人写萨特的书，《萨特的世纪》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列维借格诺之口告诉我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这本书的重量是整整一公斤，不多不少，开杂货店的人可以用来当秤砣使’。我现在想说的是，列维的这本《萨特的世纪》恐怕也有一公斤吧，828页的书，拿在手中沉甸甸的。……2005年，在那个萨特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把这本书读了个底朝天，然后便沉浸在一种少有的震撼之中，禁不住在心里说：读这本一公斤重的书，值。”这里说的是大实话。

2009年，我在山西河曲笔会上遇到了作家刁斗。有一天几位朋友与他一起喝茶聊天，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萨特。刁斗说，萨特这个人猛一看比较装，是作秀，但他一辈子每件事情都如法炮制，那就不能叫装了。或许这就叫做大真若装？然后刁斗又谈起《萨特的世纪》给他带来的震撼，让我着实感到惊奇，想不到刁斗作为一位作家也会去读这本砖头厚的理论书。于是我说这本书我不仅读过，而且还写过长长的书评。我的回应可能也让刁斗惊奇起来，他便站起身来，隔着茶桌说，那咱们得握一握手。为了一本书而郑重其事地握手，这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是第一次。

我当年在读本雅明时，曾经想到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很可能意味着，只有当书读得足够多时，书与书之间才能形成一种交往互动的关系。有时候我会跟学生说，面对一个问题，首先看你有无联想的能力，但联想的基础却是广泛的阅读。书读得到位了，它们就会呼朋唤友搞派对。而一旦它们动起来，你就变得省心了。

（2012.6.21）

赵毅衡

生年：1943

现职：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形式论，符号学，叙述学

主要著作：《远游的诗神》《新批评》《符号学导论》《苦恼的叙述者》《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必要的孤独：形式文化学论集》《窥者之辩》《建立一种现代禅剧：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舞到对岸：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

赵毅衡的书单

《两个男人》，马原著，南海出版公司，2000

《大教堂》，［美］雷蒙德·卡佛著，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英］伊恩·麦克尤恩著，潘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宇宙奇趣全集》，［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张密、杜颖、翟恒译，译林出版社，2012

《英国旗》，［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著，余泽民译，作家出版社，2006

诗歌的死亡，至少很多人叹息。短篇小说的衰亡，却似乎没有引起哀伤，这是一桩奇怪的事。我们可以怪当代人忙着玩，忙着闲，就是没有时间读书，但是书店里的书却越来越长。读长篇肯定需要更多时间，这又如何解释？

我只能说，当今的读者（全世界一样）越来越少艺术情趣。越短的作品，越需要艺术鉴赏能力。短篇小说是让人重读的，耐得起重读的作品，才真正给人快感。就耐重读而言，短篇小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艺术，艺术中的艺术。

读了好的短篇，总想跟人说。但是说一个短篇，要求的艺术功力，恐怕与写好一个短篇差不多。说到底，艺术之美，在于不能言说。因此，短篇小说是叙述艺术的顶峰。

为了证明这门艺术没有消亡，我有意只挑选几个当代作家的作品。

马原《康巴人营地》，这篇小说只有3页，应当归入“微型小说”“一分钟小说”之列。叙述者还是那个“住在拉萨的叫做马原的汉族作家”，他正要写一篇小说，写在拉萨周围扎营的康巴朝圣人。在外来人眼里，拉萨人与康巴人很难区分。这个马原就到八角街去了一次，逆着转经的人流走了几圈，遭来转经人的白眼。晚上他却目睹了一个康巴汉子与一群拉萨青年血腥的械斗。这篇极短的小说，没有引起任何批评家的注意，哪怕在马原最受关注的1980年代后期，也没有人写到。马原毕竟是最有哲学敏悟的中国当代作家，这篇小说说的是如何发现差异，发现差异才能认识，才能写出“康巴人”：这篇小说以暴力方式克服作家的盲视，完成自身，读来却自然得像一篇日记。

雷蒙·卡佛（Raymond Carver）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像契诃夫、欧·亨利、鲁迅那样只写短篇的大师，以前多的是。在当代世界，是个稀有物种，所以卡佛50岁就早逝。卡佛耐读的佳篇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大教堂》。小说中，妻子有个从未谋面的“信友”（类似现在的网友）要远道来访，信友是个眼盲的大胡子中年人，饭饱之后，妻子退席。丈夫觉得无话可说，有点尴尬。信友建议他们“合作”画一张画，丈夫持笔，信友口授如何运笔，竟然画出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教堂。这个故事很温馨：人与人本来沟通就难，这个男人更是来得莫名其妙，丈夫对他绝对没有好意，只是看在残疾人的面上敷衍而已。但是一旦在艺术上会通，一个瞎子和一个画盲，也能完成奇迹。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当代英国最有实力的作家，长篇小说多次获得布克奖。这篇《立体几何》是他早年写的短篇之一。小说中，一位亲戚给“我”寄来他的一个朋友几大卷乱糟糟的数学手稿，说是这个不为世人承认的天才多年前失踪了。那个人证明多面体多到一定程度，数学无法处理，世界就会消失。为证明这点，他把一张纸摺来摺去，终于让自己人间蒸发。“我”如痴如醉地读手稿，对于“我”的废寝忘食，妻子闹起了别扭。晚上娇妻要做爱，“我”突然想到这个公式，要妻子用各种姿势摺来摺去，妻子快乐地呻吟着，忽然就消失了。这篇小说好像是科幻搞笑，西方人在这种题材上想象力一向丰富得让人钦佩。但是小说却有一种世界无奈的寒意，让人久思难忘。

卡尔维诺（Italio Calvino）以现代先锋小说闻名，是许多批评家测验自己玄谈之笔的好对象，这篇《恐龙》，却不必以后现代名之。恐龙绝种了，最后一条恐龙冒充人类，混进原始人的群落。人们觉得他长得太丑，给他一个绰号“恐龙”。恐龙害怕自己的非人身份被揭穿，却因为工作敬业，获得部落里人们尊敬。于是恋爱来了，情敌来了，各种人间纠纷来了，恐龙居然发现一条混入人间的女恐龙，他们生下的孩子也是小恐龙。恐龙害怕他永远无法变成人，决定远走高飞。但是当他到达米兰车站，他已经西装革履，手提皮包，走进大街上熙攘的人群中。这篇小说是说每个人都能进化？我觉得这是一篇乐观的人性颂歌：再非我的环境，都能适应。我常用这篇小说给自己打气：不必害怕离乡背井。

凯尔泰斯（Kaltazs Imre）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低调风格，似乎一直没能让中国读者看出好处，这篇《英国旗》却是杰作中的杰作。小说写的是1956年匈牙利的起义，全篇却没有任何大场面，主人公的生活依然是在沉闷的日常事务之中打发。最后才写到布达佩斯街上的混乱，一辆插着英国旗的轿车，正在驶向机场，外国人正在撤离。但是车窗中伸出一只戴鹿皮手套的女人的手，向人群挥了一下，下文又回到日常生活的细微琐碎。凯尔泰斯的风格看来灰色，但是张力却常在不经意中凸显。小说标题“英国旗”场面，只用几句话打发；宏大背景，几乎没有出现。这就是艺术力量的所在：没有写的，才让人感到难忘。国际外交只是姿态，历史大事或许留在纸面，当时却淹没在普通人的日常艰难、黯淡现实之中。

（2007.1.25）

周泽雄

生年：1963

现职：自由作家

主要著作：《齐人物论》（与张远山、周实合著）《说文解气》《耳朵的立场》《性格辞典》

周泽雄的书单

《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古拉格群岛》，［俄］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散文理论》，［俄］维·什克洛夫斯基著，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伊利亚随笔选》，［英］兰姆著，刘炳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君主论》，［意］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

《福尔摩斯探案集》，［英］柯南道尔著，陈羽纶等译，群众出版社，1980

书有好坏之分。好书也可粗分两种：其一是泛泛的好，读过之后我们会想到掌声鼓励；其二则大有不同，读完后我们不仅会惘然怅然，还可能体验到一次全新的人生，我们会认为，今生若与此书错过，我们的人生极可能缺胳膊断腿。它们属于书籍中的诸神，它们构成了我们最隐秘的成长密码，对此除了顶礼感谢，我们别无二话。下列八书，即是我私人书架上的神明。我视书架为生命的万神殿，因而你可以想象，我下面的介绍是多么地挂一漏万。

《管锥编》

读《管锥编》，我有一种解脱，我发现自己再也不必与作者进行对话，我只是在晒日光浴。《管锥编》使我彻底放弃了好胜心，她使得阅读转化为聆听，如同欣赏古典交响乐。不管我如何努力，我从未在任何一个局部，对钱锺书的表达有过商榷之念。我怀疑，那些总喜欢将钱锺书的能耐归结为记忆超群的家伙，大概都不曾把《管锥编》坚持读上20页，对钱先生记忆力的赞美或奚落遂成为他们掩饰自身愚拙的方便途径。在我看来，钱锺书的语言才华和思辨能力，绝不在他的超人记性之下，乃是一个青铜般的事实。面对钱锺书，我有时会怀疑上帝是否也有可商之处，他赋予某个凡人如此不可思议的大脑，却没有同时赋予他彭祖般的高寿和千手观音般的形体，实在难脱渎职之嫌。我不清楚，如果钱先生的天赋被打个对折，他的成就是否会更大一些。

《罪与罚》

说句请您千万别见笑的话，在读过《罪与罚》之类人间杰作之后，我就一劳永逸地丧失了写作长篇小说的勇气。虽然契诃夫曾鼓励所有的狗都应该叫，但那多半是因为他坚信自己也是一条大狗的缘故。脑子里有了这些杰作所提供的伟大标准，即使读中国当代最优秀作家的长篇小说，也难免生出观看国内甲B足球联赛的感想。我知道这念头不对，但我的确无法打消这个念头，咋办？对别人取得的珠峰式成就视而不见，以便自己可以在一座奶头山级别的小土丘上摇动大旗，这真的无可厚非吗？

《金枝》

读大学时，除了精神分析学书籍外，我一度特别迷恋文化人类学著作，当时杂七杂八地读了不少。《金枝》（删节本）以其规制的庞大、视野的辽阔和知识的密集，允称个中翘楚。该书按今天的眼光看虽然已剩下若干历史价值，但她曾经惠予我的阅读快感和智慧启迪，却是可以斗胆比附成玛纳天粮的。我以为，一名从未接触过类似书籍的现代人（更别提文人学者了），他的知识结构有可能失去一个重要支点，他对人类丰富性和文明多元性的体认，有可能会较为勉强或流于教条。——另一本对我起到相似作用的名著，当属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我吃不准的是，《原始思维》对我的影响，是否超过莎士比亚对我的影响？至于超过歌德，则可以立刻断定。

《古拉格群岛》

正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一样，《古拉格群岛》也是除俄罗斯人外只有中国人（也许新新人类除外）才会读得格外心惊肉跳的作品，当然我希望有朝一日英勇的朝鲜人民也能有幸拜读它。至于美国读者，我怀疑他们只会把它视为《侏罗纪公园》性质的科幻读物。读《古拉格群岛》需要一种奇怪的勇气，那份狰狞惨怖的愚蠢，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过去。那里面既有我们的苦痛，也有我们的面目。我的个人经验是，阅读此书的过程，相当于蹲了几个月的大狱。

《散文理论》

这是俄国形式主义之父什克洛夫斯基晚年的作品。在20世纪的文学流派中，俄国形式主义大概是最让我怦然心动的一个，但该书赐予我的无上欣喜却与形式主义无关。简单地说，这老头竟然完全没有中国老年文人中常见的谦退之风，对中国式的所谓“炉火纯青”（通常表现为一种只能用来炖甲鱼或煎中药的文火语言）不屑一顾，年逾八旬，文字兀自如野火勃勃，烈焰腾空，时不时还能做出高山滑雪般的危险造型。我随意摘抄几句，看看是否能灼伤读者的眼睛：“艺术更新人类的记忆”。“天空的雁很美。但奇怪的是，落到雁群身上的鹰更美”。“人类即使在失败时也有金刚石的粉末”。——他的文字饱经风霜却无一星斑白之色，他的文字让我不再惧怕岁月。

《伊利亚随笔选》

兰姆是我最心爱的作者，他的文字惟其没有一丝一毫的霸气厉色，才能以缓步当车的方式登基，成为随笔世界的真正王者。想探究随笔的妙道，读几页《伊利亚随笔》就成，这已是我多年来的独得之秘了。今人想写出兰姆式的随笔，在我看来至少比成为比尔·盖茨要难得多，文字的绝妙来源于性情的绝妙，性情的绝妙又直接源自天赐神授，旁人无法参禅，因为那里面似乎有一种舍弃了所有表演的玄机，他以拒绝高蹈的方式自在飞翔。我不知道兰姆是否伟大，但每当我觉得写作是件难事，我就会读他几篇随笔，滋味之美，约与兰姆本人吃烤乳猪时的心情相仿——众所周知，烤乳猪是兰姆心目中的天下至味。

《我的精神家园》

喜欢王小波，相当程度上源于身心的共鸣，因为我们的青春都曾经撞上了冤大头。我是那么喜欢读他的杂文，虽然与此同时我又意识到，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多少让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他只是不厌其烦地表达着生活的常识，生动俏皮地阐述着生命的尊严。和我们一样，他也有过一颗惨遭扭曲的心灵，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的文字里经常会发出一阵阵骨头撕裂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一直顽强地试图让扭曲的身心重新复位。正是这份自我疗治的精神，让我动容，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残留着的若干蒙昧。

《君主论》

世上原本就有赤裸裸的功利权谋，所缺的只是赤裸裸地谈论它，揭示它。对马基雅维里我相当敬重，而且我也相信，他撰述此书时有可能抱着一颗虔敬之心。作为一介无职无权的平民文人，我觉得自己没必要在日常行事中向马基雅维里讨教真谛，但作为一种政治、军事或外交谋略，我觉得马基雅维里主义并不可怕。它只是把潜规则公开化了，结果，阴险或狡诈反而有可能被提炼成全新的游戏规则，方便政客们有章可循而非心照不宣地彼此使用。人类最伟大的著作家，多是通过谈论不可谈论之物，奠定个人伟业的，马基雅维里如此，达尔文或弗洛伊德也是如此，而人类的眼界由此大开。

（2004.12.9）

外一篇：

作为榜样的福尔摩斯

两年前，《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栏目向我约过稿。我虽然本着老实招认的态度，报了些对自己影响巨大的书名，实际上我留了一手，有一本书故意隐瞒不报。我瞒着它，一方面是担心被人视为野狐禅，另一方面也有藏几文精神私房钱的意思。不久前在真名网上，一位中学老师发了一个帖子，询问应该向高中年龄段的孩子推荐哪些书，我终于耐不住了——

“让他们读《福尔摩斯探案》吧。”我说。套用网络术语，我感到自己的态度，当得起“吐血推荐”四字。

如果冒昧谈一下区区的成长经历，那么我要说，在我秘密书架的最深处，也就是西方人视为“衣柜里的骷髅”的那种地方，一直躺着一本书：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福尔摩斯探案》。

我是迟至大学二年级才读到这本书的，不过我依旧庆幸自己读得不算太晚。相对那些精彩的侦探故事，更令我着迷的，一开始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人。诱人的故事，当然会起到诱饵作用，有助于我以一颗不设防的心灵接受福尔摩斯，包括他的个性及处事方式。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尽管我从事的文字工作与福尔摩斯全无可比性，我热爱的文学恰恰是福尔摩斯漠不关心的（他连托马斯·卡莱尔都没听说过，这件事的滑稽程度相当于国人不知道鲁迅），但将福尔摩斯视为默默指引我前行的明灯级人物，绝对有案可查。

我写文学评论或随笔，经常会要求自己留意一些不易为人注意的小处，读书也是如此。我不认为自己天性如此，理由是，我坚信自己记住福尔摩斯如下的话绝非偶然：“一个善于推理的人所提出的结果，往往使他左右的人觉得惊奇，这是因为那些人忽略了作为推论基础的一些细微地方。”我习惯将文章之道视为一门手艺，一名作家缺乏对文学手艺的尊重，一篇文章没有展现出一定的技艺，我总懒得肯定其价值。这态度的取得，福尔摩斯恐也难脱干系，是他坚持将侦探术视为一门技艺并孜孜以求的态度刺激了我，众所周知他为此不惜让自己的手被化学试剂炸出血来，甚至不惜去“嗅死者的嘴唇”。福尔摩斯不屑于谈论惩罚罪犯的重要性，对于强调自身职业的正义性，也兴味索然，相反，偶尔他还会抱怨罪犯层次太低，水平太次，没有犯出值得他费一番周折的大案来。我知道他这么说只是出于技痒，并非惟恐伦敦不乱。他曾向华生抱怨：“这种简单幼稚的罪案，犯罪动机浅显易见，就连苏格兰场的人员也能一眼识破。”——我身为一介文人，不妨如此听取其言外之意：写作也应讲究一点难度系数，如果文坛也有一个“苏格兰场”，那种技术含量有限的文字，就该交给他们去操办。

福尔摩斯的性格，好像属于我们泱泱华夏文化不易培育出来的那种类型，异质基因的特征非常明显。他尊重事实，迷恋理性的方法，推崇经验，从来不知体恤大脑，凡此种种，都是我们性喜夸夸其谈的中华精英不甚具备的。福尔摩斯式的个人主义，习惯将崇高和责任隐匿在务实的工作之中。话说回来，离开了敬业和技艺，世上本不存在崇高，除非，纸上的崇高也算。

我选择的谋生方式（我称之为职业文人，世人则胡乱称为“自由撰稿人”），大概也得到过福尔摩斯的一臂之力。“我是个非官方人士”，福尔摩斯这么说，我也想这么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不在乎官方的荣誉，能够学会从工作本身获得酬报，听，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华生是这样评价福尔摩斯的：“他做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获得酬金，还不如说是出于对他那门技艺的爱好。”当然，酬金是必要的，把姿态亮得太高，只会造成一种结果，就是令所有人明白：那只是一种姿态。福尔摩斯以“咨询侦探”的方式为他人提供优质服务之后，领取报酬时从来不曾流露羞涩之态，他只是没有因委托人是阔佬而额外敲榨一笔罢了。对此我也高度认同。

朱学勤

生年：1952

现职：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法国史、当代中国思想史

主要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书斋里的革命》《风声·雨声·读书声》

朱学勤的书单

《美国与中国》，［美］费正清著，孙瑞芹、陈泽宪译，商务印书馆，1971

《夹边沟记事》，杨显惠著，花城出版社，2008

向读者交待我最喜欢的书？

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年轮。二十多年前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曾盼望试卷中有一道类似的题目，让自己敞开心扉，与导师做一次深层次交流。二十多年后，我给考生出题目，总想还此夙愿，却总是被主管考试的有关规定拦住。现在有机会夙愿以偿了，却没有料到最终写下这个题目，竟是自己考自己。

《美国与中国》

这是我的第一圈精神年轮。它对我的意义，并不在作者的学术观点，作者在临终前也已放弃了书中那些过分亲密的说法。意义在书外：

第一，1970年代初期的内部出版物中，这是规定级别最高的一本，知识青年中传说最多，也最为撩人。当时为觅得此书，从千里之外搞到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去上海福州路的内部书店，冒了一些风险。

第二，这本书是当年上百本内部出版物的一个象征，还有内部杂志如《摘译：社会科学版》《摘译：自然科学版》等，是我们当时的启蒙读物，也是多年后萦绕于胸的一个历史之谜：在“文革”时期的上海，何以会出版这么一大批灰色“反动”书籍？

很多年后因偶然机会，结识当时主持此事的一位老人，方才得到解释。我问那时是否有心而为？他的回答很朴素：“我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放大范围去做，只是为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着想。他们在乡下，没有书读啊。北京方面来人责问，我拿出毛的批示，顶了回去。”他本来是有可能当文化部长的，他若当了这个部长，也会比后来见到的那几位有风采，也有骨气，却可能因此而被彻底牺牲。他是为一句书生意气，吃十年官司：“再坚持一周，就能打出个巴黎公社！”这样的左派，令我敬仰。政治前程结束了，文化出版事业却在隔代之后有了收获。他的襟怀学问，非今日体制内贩夫走卒者流能够望其项背。“文革”是需要否定的，但应该是复杂否定、深刻否定。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他，夜雨长谈，总嫌时间不够。至情处，总有另一幅图画在眼前叠印：我是他当年播下的思想种子，他是在收获隔代之后的播种，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流过。

《夹边沟记事》

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我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来袭，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只是没有人触及。感谢作者杨显惠，感谢他的执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一空白，终于开始填补。

我之所以看重此书，还因为此书触及我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秘密。我小时候有一个表叔，倔强耿直，追求进步，与其父划清界限而决绝，终于在1950年代初而得以入团。1959年因看不惯所在单位领导冬天号召群众打苍蝇，发了一句牢骚，被开除团籍、公职，发配到安徽一个杨显惠笔下描绘的那种地方。1961年冬天的一个深夜，他从劳改农场逃出，潜入上海市区找到我父亲，兄弟俩在昏暗灯光下抱头痛哭。我被惊醒，偷听了他们半夜谈话，断断续续听到那个地方已经出现剥树皮为生的惨景，倘不夜奔，断无生路。那时年幼，听此夜语，内心惊悚不能言。此后父亲为他起草申诉，又怕笔迹被认出遭报复，就让我抄写，于是稚嫩的笔迹开始与恐怖、不公、迫害、反抗等阴影相随。上到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已经被我笔下的灰色语调震惊，曾给父亲写信说：你这个孩子，长大后要么对人民大有益，要么就是一个大右派。岂料一语成谶，40年后网上有网民对我咬牙切齿，称我为“最赤裸最极端的大右派”！果然，信然。

（2007.2.1）

朱正

秦颖／图

生年：1931

曾任职：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主要著作：《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传》《重读鲁迅》（与邵燕祥合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与蓝英年合著）

朱正的书单：

《文心》，夏丏尊、叶圣陶著，开明书店，1933

《二千年间》，胡绳著，开明书店，1946

《热风》，鲁迅著，北新书局，1925

《坟》，鲁迅著，未名社，1927

《廿二史劄记校正》，（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中华书局，1984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三联书店，1974

《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动物农场》，［英］乔治·奥威尔著，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我回忆在我读过的书里给我益处最大的，列了以下十本。天下的好书何限，我能够读到的不过沧海之一粟而已。我列出这十本来，也没有向别人推荐的意思，对于无论青年、中年、老年的谁来说，这些都不会是他的“必读书”。它只是我有幸读到，并且给我教益的十本书。

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是一本反映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学生生活的小说。在小说情节中穿插着关于阅读和写作方法的指导。我是上中学的时候读这本书的，仿佛我也融入了书中所写的那个师生集体中去了，和书中写的那些同学一起，学得了怎样读书、怎样作文的知识，成年以后，能够以文字工作为业，现在老了，也还能写点文章，真可说是受益终身。

胡绳的《二千年间》同《文心》一样，都是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青年丛书”中的一本，我也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读到的，那时作者署名是蒲韧，1949年以后重印，才改署胡绳。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以唯物史观讲中国历史的书，它以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用习惯的、流行的说法）为一个整体，分做几个重要问题如税制、兵制、官制等来论说（书早已不在手边，这里仅凭记忆来说，请恕我说得不准确）。比起当时我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些，真是大开眼界。这是引导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入门书。

作者接着这一段历史谈中国近代史的还有一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也写得很好。只是后来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却没有这两本写得好了。集体项目比个人项目难做，这大约也是个通例。

《坟》和《热风》，是鲁迅在“五四”前后的著作。我读的遍数最多，读得最熟，对我影响也最大的书，就是《鲁迅全集》了。这里我不说《鲁迅全集》，单单挑出这两本来，是因为我认为鲁迅在这一段时间所写的文章，充满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精神，呼风唤雨，呼唤欧风美雨，呼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风雨的到来。这是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他晚年的作品却是瑕瑜互见了。晚年他当然也写了好些很好的文章，但是也有少数几篇颇成问题，不但现在看来论点站不住脚，就在写作的当时已经就是强词夺理了。我这样说，并不是我的创见，王元化先生在《思辨短简》中就已经指出了《二心集》以后的几本集子的缺点。不过，这些有缺点的文章倒是研究思想史的一种有用的资料：为什么大智大慧如鲁迅者，富有批判精神如鲁迅者，到了晚年却终于轻信了误导呢？早年的那种批判精神到哪里去了呢？在《重读鲁迅》一书中，我作了一点这样的研究，讨论了他的几篇成问题的文章。

《廿二史劄记》和《文史通义》，清人的两本史学名著。它告诉我：读书可以读到怎样的细，应该读到怎样的细。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通读二十四史的时间和精力了。因此《廿二史劄记》里好些考证的结果我都用不上了。对我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我间或也写一点考证性质的文章，这方法对我特别有用。

《第三帝国的兴亡》。希特勒一生的作为，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头等大事之一。威廉·夏伊勒的这部书通过大量缴获的德国档案，不但如实再现了这一段历史，而且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不论就思想的深度，态度的严谨，直到体例结构取舍剪裁文笔无不佳妙。不愧为20世纪史学名著中的杰作。它的结论和它的方法都对我大有教益。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书写于1948年，那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31年，他看见了，思考了，认识了，于是，影射了。可是，这是一部小说，在图书分类法中属于虚构类。作者另一部同样是影射苏联体制的小说《动物农庄》就更是虚构类的了。你看那些牛呀，马呀，猪呀，猴子呀，都去出席集体农庄的会议了。真是荒诞派作品。最近拜读了曾彦修先生新出的《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上下册，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材料研究苏联现象的大作，真凭实据，使人不能不信服。看了他的这部书，就会觉得奥威尔的荒诞的想象一点也不荒诞，《一九八四》《动物农庄》中所反映出来的苏联，比当年《真理报》《消息报》上所反映出来的苏联，要更加真实。奥威尔这两本书对于我认识苏联有过很大的帮助。

（20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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