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值得同情的时代

这套“峡谷中的激流：中国近代史丛书”，试图站在今天的角度，以现在的语境完整记述中国近代历史的风貌，《失稳的帝国》是其中第一本。这套书以“峡谷中的激流”作为丛书名，是源于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表述。唐德刚先生说：从晚清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峡”区，出现了惊涛骇浪的大转型，这个转型是被迫的，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中国只有从“三峡”中冲出来，才会扬帆直下，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

1840年，中国历史进入“三峡”区，中国近代史拉开了序幕。庞大的清帝国是怎样偏离了原有的运行轨道，被迫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的呢？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和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中国的历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鸦片战争的作用相当于把坚固的河堤撞开了一道缺口；而太平天国运动相当于一场洪水，不但造成河道内狼藉一片，而且把河堤的缺口冲刷得更大。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所谓的洋务运动得以在清帝国开展起来，中国切实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脚步。

说到晚清的历史，人们想到的大都是灰暗的底色；说到晚清时期的人物，人们会认为他们是愚昧的、顽固的，甚至是罪恶的，今天的人们常常以声讨那个落后的时代为快事。在仔细研究晚清的历史之后，我特别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很大的偏见、错误。晚清的历史之所以充满屈辱和痛苦，并非是那个时代的人性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们不能简单、笼统地把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归结为道光帝的昏庸和慈禧太后的反动；造成中国在晚清时期命运多舛的决定因素是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体制，这种体制是无法和当时的近代西方政治体制相抗衡的。

晚清，是一个令人感到无奈却不能苛求的时代。在1840年之前，中华帝国这艘巨轮一直在孤独地航行，它尚未驶入近代化的海洋，晚清时期的人们尚未掌握当时西方社会所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近代文明，并且对打到家门口的西方人茫然无所知。比如，他们认为西方人进口中国的茶叶和大黄，是因为西方人的消化系统有问题，没有茶叶和大黄会死去；林则徐则认为英国兵的腿脚被绷带裹缠，伸缩不便，“一仆不能复起”，根本不能陆战，因此英国远征军并不足虑。和当时的西方社会相比，晚清社会在很多方面的确是处于落后的境地，但是今天的人们不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去苛求那个时代。

我们应该认识到，晚清时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时代。晚清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是一样的，他们追求幸福，背负痛苦，承担责任。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们比今天的人们更具有道德感，更怀有幸福感。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天朝上国”，天朝之中地大物博、生活富足；士人们坚信儒家文化是最优秀的，是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因此那些民族只能被称为“夷”。他们不希望安静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被打扰，不希望所信仰的儒家文化受到冲击，他们选择坚守，他们表现出倔强的气质。

可是，历史的进程到达晚清这个节点的时候，世界的潮流已经不允许清帝国按照原有的轨道继续向前行进了，这就是李鸿章等人所说的“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天朝上国”的睡梦被枪炮声惊醒，转瞬间人们要面对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清帝国要应付来自外部世界的强有力挑战，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益，必须要改变运行了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这个重担落在了毫无心理准备的晚清时代的人们的肩上。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要在70年的时间里（指晚清时期）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要改造自己历史悠久、无比热爱的文化，要改造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军事体制，要改造民众的行为方式，这实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晚清时期，人们面对着前所未见的时代剧变，肩负着沉重而又腐朽的历史积淀（“百年之内，乘千年之弊”），于是，我们看到了先辈的无奈、痛苦、倔强与挣扎。

不管怎样，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的长河必然要偏离原有的河道，要流向近代化、现代化的海洋。它之所以进入“三峡”区，成为峡谷中的激流，出现了惊涛骇浪，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所具有的特性以及中国在每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所决定的。

近代的中国是怎样跌入到“三峡”之中，又出现了怎样的惊涛骇浪，这是本套书所要记述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社会尚未从历史“三峡”之中冲出来，今天的人们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惑，能够真实、客观地记述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能够给今天的人们一定的启示，这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目录

前　言　一个值得同情的时代

第一篇　必要的序曲

第一章　我们从哪里来

张艺谋讲了一个大道理

帝制本是个好东西

罩在铁壳中的社会

第二章　清朝那点儿事

在大酱汤里加点料

专制下的繁荣

大清朝的零零碎碎

第三章　人人平等的不平等社会

士人们的美好时代

一个有出入口的二元社会

底层百姓的江湖

第四章　道光皇帝不昏庸

皇帝中的老实人

奈何不了潜规则

也曾经站立潮头

他为什么回归保守

第五章　洋人从哪里来

为什么是英国人

闭关锁国的由来

两个聋子的对话

那些神秘的传教士

“看不见的手”伸到了中国

第六章　鸦片！鸦片！

引发大病的小病毒

严禁还是弛禁，这是个问题

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七章　让血性飞一会儿

前行犹如蹈汤火

强硬的钦差大臣

义律的“不抛弃”

英国人怎样摆脱困局

鸦片其实禁不住

一次血性的自卫

第二篇　猛然的撞击

第一章　黑云迫近了天朝

“林维喜”事件

战争中的司法因素

驶向东方的庞大舰队

“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

第二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难以拉响的警报

蒙着两只眼睛打架

天朝定制害死人

找回了大皇帝的感觉

第三章　天朝体内的鸦片

林则徐成了替罪羊

谁忽悠谁？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做一个皇帝不容易

第四章　琦善是个怎样的人

忽然转变了风向

一边倒的虎门大战

在强风中逆行

木偶一样的命运

第五章　那些年人们一起说过的谎话

啼笑皆非的闹剧

老将军的新韬略

一笔合算的交易

将谎言进行到底

真实的三元里抗英

从哪里冒出来的“汉奸”

第六章　无法打赢的战争

期待更多的勒索

不堪一击的要塞

形同虚设的土城

殉节而死的大臣

清军为什么打不赢

第七章　帝国的童话

一件皇帝的新装

欺骗皇帝的“裁缝”

说出实话的孩子

第八章　天朝的崩塌

半梦半醒之间

踩住了帝国的神经

无奈之下照单全收

《南京条约》是一把铁锹

第九章　无知者无畏

自以为是的糊涂外交

官员们的不合作主义

我的地盘我做主

是什么成就了大上海

第三篇　造反的诱惑

第一章　造反的理由

谁动了道光帝的银子

绵羊有时不怕狼

来自天国的凡人

洪秀全为什么造反

第二章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乱世中的小人物

梦着你的梦，追逐着你的追逐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第三章　农村包围城市

男行、女行的由来

愚民如何成了英雄

周旋于紫荆山区

尘世间的第一座城

第四章　天国是这样降临的

前途远非坦途

同道变成殊途

听见小天堂的召唤

天国里最初的景致

第五章　孤独的远征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像一支离弦的箭

消失在北方的军团

第六章　拿刀的书生

一根救命的稻草

一只扑火的飞蛾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不慎以杀人为业

第七章　湘军是怎样炼成的

书生为什么不怕死

曾国藩也给加西亚写了一封信

信仰是一把利器

湘军是怎样打仗的

朽木上长出了乱枝

近代史上的“回落支撑现象”

第八章　不寻常的造反者

曾国藩的天敌

石达开的韬略

东边日出西边雨

第九章　为什么是湖南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湘军的军饷从哪里来

一个叫左宗棠的狂人

走在前头的“湖南骡子”

第四篇　满目狼藉

第一章　沙土上的乐园

也成了将相王侯

重新回到人间

疯狂的科举考试

第二章　血腥的天国

一场迟早要发生的血案

石达开面前的三条路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归宿

第三章　农夫为什么变残暴

不被宽恕的广西人

一切向钱看的湖南人

形成一股新锐之气

战争是暴戾的催生器

第四章　互不相识的上帝

利益面前，上帝并不重要

夹在两个上帝中间的人

最后一个外国人走了

第五章　一手拿刀，一手捧《论语》

得人才者得天下

曾国藩祁门遇险

咬定安庆不放松

儒家学说的力量

第六章　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翰林变绿林

从哪里冒出来的淮军

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第七章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

他开始了一生狂热的追逐

为什么会有“苏州杀降”

李鸿章和“常胜军”的统领们

第八章　金陵王气黯然收

洪秀全之死

石头城的浩劫

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

假如太平天国成功了

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后　记　稳定的代价

《失稳的帝国》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篇

必要的序曲

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奔流数千年，不曾断绝，并且有着非常强大的惯性。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帝制时代，一直延续下来。进入清朝道光年间，清帝国已经十分衰弱，历史又到了朝代更替的时刻。这一切是由帝制社会的运行轨道决定的，谁都无能为力。而恰在这时，西方文明的风暴开始在中华帝国的上空肆虐，两种文明即将发生猛烈的碰撞。

第一章

我们从哪里来

张艺谋讲了一个大道理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不仅古老，而且未曾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有的。它就像一条宽阔而孤独的河流，沿着固有的河道向前奔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它改变了流向，渐渐融入到世界文明的海洋中。

本书所记述的这段历史便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般称之为“晚清”。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尾巴”。历史的河流都是延续的，并且具有相当大的惯性，所以，晚清时期仍然保持着中国帝制时代的基本特征。要想更客观、深入地了解晚清历史，我们有必要知道中国帝制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

中国帝制时代始自秦朝。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自称“始皇帝”，放弃了周朝施行的“封建制”，在全国施行“郡县制”。所谓“郡县制”，即是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朝廷），皇帝（朝廷）在地方设立郡、县两级管理机构，亲自任命地方行政长官，对地方进行管理。相比于周天子分封诸侯王的“封建制”，“郡县制”实现了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加强了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政体形式。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本名嬴政，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邯郸。十三岁即秦王位，后发动战争，先后灭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王朝——秦朝，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在第五次东巡途中死去。

需要指出的是，“郡县制”并非是秦始皇发明创造的，这一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至战国末年，在各诸侯国内，郡、县的设立已很普遍。所以说，历史是没有突变的，都是在延续中逐渐发生变化，所谓“革命”往往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历史的长河具有强大的惯性，这是作者写作本书时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封建制”，“郡县制”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而秦始皇之所以施行“郡县制”，主要出于专制的需要，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历史整体性的进步大多是由人类的“私欲”或者说利益引发的。而那个自称“始皇帝”的狂妄的人，也确实开创了一个漫长的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才在中国大地上结束。

一个追求专制和集权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存续了两千多年，并且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英雄》讲了这样一段事：秦王嬴政虽然暴虐，频频攻打其他国家，被天下人所憎恨，但是强悍的秦国能够带来天下统一，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避免战乱的频繁发生，所以剑客们以“天下苍生”为念，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杀近在眼前的“暴君”嬴政。

张艺谋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在农耕时代，战乱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很大，统一和稳定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政治诉求。那么，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追求的是统一和稳定，而不是所谓的“自由”、“平等”呢？简单地说，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所决定的。

到周朝的时候，炎黄子孙生存、繁衍的区域已经覆盖了黄河、长江流域，包括今天华北、东北的大部，西部曾经到达昆仑山。这片区域非常广袤，并且特别适合于农耕。另外，这片区域的东部、东南部面临大海，其他边缘地带则耸立着高山、高原，横亘着草原、荒漠，既隔绝了周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带。在当时，尽管周朝时常会受到来自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袭扰，但这种袭扰属于轻量级的，并不构成很大的祸患。

于是，在几乎与外界相隔绝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并且把这片足够辽阔的区域称之为“天下”。然而，天下并不太平，真正对百姓的生存、生活形成巨大伤害的是发生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据荀子说，周朝初年分封了71国。诸侯国之间相互吞并，战乱不止。到了战国时期，周朝只剩下了7个诸侯国，即“战国七雄”，战争仍然无法停止，规模反而越来越大。在长平之战中，有45万左右的赵国军队被秦国军队杀戮，可以想象当时战争的规模之大，战争对社会的危害之深。

因此，在古代中国，百姓最盼望社会稳定，天下太平，也就有“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之说。最终，秦始皇以残暴的武力消灭六国，统一了天下。有意无意间，这个残暴的人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那就是帝制。整个天下是属于皇帝一个人的，再无分散、世袭的诸侯王，也就没有了诸侯王之间的争斗、战争。各级地方官吏只是给皇帝打工，干得不好会受到罢免和惩处。百姓不受战乱的侵扰，只需上缴地租，便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享受太平生活。

皇帝、官僚、百姓，三元一体。这在农耕时代便是一幅近乎完美的图画。

帝制本是个好东西

历史向来不是按照某些人的意愿和设计往前走的。秦始皇原是希望秦帝国千秋万代，他绝对没有想到，秦朝只存在了15年便灭亡了。人们都知道，秦朝是因为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导致灭亡的。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秦始皇实行的帝制制度只是一个大概的构架，配套制度并不完善，也很脆弱；而秦始皇又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不懂得循序渐进的道理。欲速则不达，秦始皇死后不久，秦帝国轰然倒了。

可是，秦始皇毕竟辉煌过，他给后来的那些充满野心的人树立了榜样，皇帝成为尘世间凡夫俗子的终极梦想。那些成为皇帝的人，也使尽手段，以使自家的基业延续得尽量长久一点。看历史的细节，人们看到的大多是残忍、自私、强权、专制；而从历史的细节中跳出来看整个帝制时代，人们会看到，对统一和稳定的追求是整个时代的终极指向。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为自己的江山社稷殚精竭虑，而客观上是在尽力维持社会稳定。

在帝制时代的体制深处，稳定压倒一切，一切都要给稳定让路。中国的政治、经济、意识、文化、军事等各个系统逐渐与社会稳定相适应，并且结为一体化。人们添砖加瓦，修修补补，帝制终于成为一个异常坚固、坚韧的结构。

首先看政治制度。中国帝制时代的重要特点是皇权至上、集权专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民把一切都交给了皇帝。当然，从具体操作来看，皇权专制有个逐渐加强的过程。起初，朝廷中设立丞相、宰相的职位，由他们分担部分行政权力。到了明、清两朝，皇帝取消了宰相的设置，“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他一个人担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至高无上，在他之下的便是等级森严的官僚阶层，官僚阶层下面是不计其数的百姓，像一群群逆来顺受的绵羊。如果把皇帝看作是最大的“官”，中国古代社会便是由“官”和“民”组成的二元社会，官僚阶层处于强势地位。

当然，“绵羊”也是可以成为“狼”的。到了隋朝，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选拔制度，那就是科举。外国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确，相对于原来的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无疑更加公平、公开，它源源不断地为皇权统治提供行政人才，而且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科举疏通了社会下层通往社会上层的途径，释放了社会压力，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模式是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便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男耕女织。不过，历代王朝都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常常出台某些政策，打击那些要做大做强的商人，甚至在社会各阶级的排序中，“士、农、工、商”，商人也以猥琐的面目出现在末位。当然，农耕在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仔细分析，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追求稳定的需要。在皇帝眼里，安分守己的农民是可爱的，所以，朝廷尽量遏制土地兼并的出现。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时期便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之所以被置于正统地位，独步天下，根本原因是“百家争鸣”不符合专制社会的需要，而儒家提出的一整套思想，是建立一个稳定社会所需要的。比如，儒家倡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为专制、等级制度提供了伦理依据。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孝敬、顺从，他就不会冒犯长辈和上级；一个人如果不敢冒犯长辈和上级，他也就不会制造叛乱。因此，“孝”和“悌”在古代中国被放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古代中国，“三纲五常”逐渐成为士人的信仰，被称为“名教”。

孔子（前551-前479）：出生于山东曲阜，鲁国人。19岁时在鲁国贵族家做小吏，23岁时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相传后来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51岁时在鲁国做官，担任司空、大司徒等职。后离开鲁国，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达14年之久。年近七旬时回到鲁国，前479年逝世，终年73岁。

因为政治的需要，儒家文化由先秦时期的一种地方文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旋律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儒家文化是被“绑架”在了中国古代社会体制上，孔夫子由教书先生变成了受人膜拜的圣人。当然，他也有无辜被骂作“孔老二”的时候。孔子地下有知，一定会说：“我只是个老师，其他都是浮云。”

渐渐地，为皇权、帝制服务的各种机制健全起来，相互配套，结为一体，浑然天成。说到帝制时代的各类体制，今天的人们首先会想到它们的弊端与罪恶。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中国帝制时代的运行体制，其最大作用是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当时社会的稳定。要知道，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多的，国土面积也是极其广袤的，而维持它的统一和稳定是极其困难的。可以说，在古代的社会条件下，帝制是唯一的办法。

清明上河图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这样评说6世纪到16世纪的中国社会：“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1000年中中国社会向为数众多的人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感和舒适度使得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

从秦朝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多个具有“大一统”形式的朝代，并且大多数朝代存续时间很长，达二三百年。在这些朝代中，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瑰丽的文化。至少在13世纪以前，中华文明远远领先于欧洲各国。直到今天，想起当初长安城的繁盛，我们仍然唏嘘感叹，梦回唐朝。

罩在铁壳中的社会

刚才我们说到，在帝制时代，中国社会体制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社会统一和稳定。可是，非常遗憾，在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状态，动荡和战乱经常给这个古国带来灾难。

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频繁发生朝代更替的原因纷繁复杂。从社会结构分析，官僚阶层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并且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控制，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把百姓比作“绵羊”，那么官僚阶层则是一群彻头彻尾的“狼”，这是由帝制时代的根本体制所决定的。所谓“打江山”、“夺天下”，历朝历代都是靠武力、征服取得政权的，官僚阶层是皇权统治百姓的工具，他们大多数以“狼”的面目出现。

官僚肯定会侵害、压榨百姓的，就像狼一定要吃羊一样，这是无需解释原因的。“狼群”必然要自我繁衍，很多“羊”也梦想成为“狼”，因此，官僚阶层总体上是趋向膨胀的。从本性上看，人的贪婪是远远胜过狼的，官僚阶层对百姓的侵害也没有底线。庞大、腐朽的官僚阶层是造成社会贫富分化，最后失去公平、正义的主要原因。“不患贫，患不均”，严重的贫富分化是潜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在正常的年景中，百姓对官僚阶层无能为力，因为官僚们不是由选举产生的，无需对百姓负责。只有社会烂透了，百姓实在过不下去了，原来如同散沙一般的百姓才聚集起来，揭竿而起。秦、汉、唐、元、明、清，在这些王朝的末年，中国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会推翻原来的政权，淘汰原来的官僚阶层，打掉占有社会财富的上层社会，让社会权力和财富得到重新分配。

若是把历史比作一条河流，那么就可以把官僚腐朽、贫富分化等因素比作泥沙，它们的不断沉积会阻塞河道，阻碍河流顺畅地流淌。农民起义便如同奔涌而至的洪水，短时间内冲刷掉河内的淤积物，使得河流重新顺畅地奔流。这大体就是农民起义的主要作用，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周期性地发生朝代更替的原因。

当然，洪水本身就是灾难。农民起义在冲刷社会沉渣的同时，也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往往造成人口骤减、社会生产水平骤降的严重局面，整个社会为重新获得稳定付出巨大的代价。另外，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农民起义的结果都是朝代的更替、君主的换位，没有产生更加进步的政治理念，没有带来新的社会形态。

皇帝对手下的官僚阶层同样充满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古人说，“治国即是治吏”，皇帝拿出大部分精力对付自己任命的官吏。实际上，皇上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相对于庞大的官僚阶层，皇室成员的数量实在是微不足道，如果皇帝身边的大臣们联起手来，皇帝瞬间便可以成为瞎子、聋子。皇帝不得已，常常委派宦官、外戚担当治国和监督的重任，后来发现他们比普通官员更坏。

黔驴技穷的皇帝们只能继续加强专制和极权。在汉、唐时期，君臣之间尚有对等的体制，也就是说，皇帝还把大臣当人看；在宋朝，虽然朝堂礼仪逐渐森严，宋太祖还是给他的子孙们留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到了明朝，朱元璋、朱棣等人便开始滥杀大臣，异常残暴；清朝的大臣则需三拜九叩，口称“奴才”，完全失去了人格。最终，如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所说，“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

皇帝不相信群臣；群臣糊弄皇帝，同时压榨百姓；百姓忍无可忍的时候便揭竿而起。这种恶性循环是专制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只要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专制体制存在，只要官僚阶层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不稳定因素就会存在于社会之中，并且不可遏制地被放大，整个社会必然走向不稳定，最终形成崩溃。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发生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帝制社会只是一个“亚稳定”结构。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依赖专制体制维持稳定，是以压制人性的尊严与自由、抑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代价的。所以，在帝制时代的后期，随着专制制度越来越繁密，其带来的弊端愈发明显，这就造成了一种历史现象，如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社会开创了开放昂扬之世（指汉唐时期）之后，逐渐转入敛抑沉滞之世（宋、元、明、清），越来越内敛、封闭。

现在有一个问题：欧洲也曾经有过专制时代，即“黑暗的中世纪”，为什么在16世纪左右，欧洲最终产生了以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为特征的近代文明，而中国却陷在专制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呢？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内、外两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从外部环境看，欧洲小国林立，大都处于开放、竞争的环境中，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期，这是近代文明产生于欧洲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在19世纪之前，仍然处于大体封闭的状态。北方的少数民族虽然不停地骚扰中原，却始终不能改变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这其中更多的是由于中国地广人多的缘故。

从社会内部结构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体制抑制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不能走出专制体制的主要原因。举例来说，中国古代曾经有繁荣的商业，为什么没有催生资本主义呢？因为皇权专制制度把资本主义萌芽一一摧残了。专制制度之所以打压资本主义萌芽，是因为这些“萌芽”所催生的资本主义会取代专制制度的存在。

在后面的篇章中，读者会读到这方面的例证，比如道光初年，海运漕粮被中止。碍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此细讲。“系统论”曾经讲到：新结构在旧结构解体前无法成长为一种潜在的新稳态，就不能取代旧结构。新的社会因素被抑制，新结构（比如资本主义）无法成长起来，中国古代社会如何走出专制？

外部环境依然封闭，内部结构日趋专制、保守，中国古代社会像是被罩进了一个铁壳。宋朝之后，铁壳中的氧气越来越少，里面的人们感到越来越窒息。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不断加固，这个铁壳是非常坚固、坚韧的。无论如何，中国人不能总是待在一个铁壳中。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铁壳裂开了缝隙。

第二章

清朝那点儿事

在大酱汤里加点料

1644年4月25日，明崇祯皇帝在北京景山自缢身亡，北京城随即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大顺军队占领。大顺军与来自关外的清军作战，屡屡失利。6月3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第二天便率部撤离北京，逃往西安。华北地区随即被清军占领。10月30日，清顺治皇帝在北京再次举行即位典礼，宣告清朝代替明朝，成为天下共主。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朝代——大清。

与秦、汉、唐、宋、明等朝代不同，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作为统治者的朝代。在征服汉族人的过程中，满族人展现了他们凶残的一面。他们占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之后，开始毫不留情地屠杀不愿公开表示降服的汉族军民。他们为汉族人制定了表示降服的标识，那就是剃发、易服，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了震慑、征服汉族人，清军在江南地区制造了多起屠城事件。

在征服汉族人的过程中，满族贵族又表现出务实、聪明的一面。他们重用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等汉族将领、官员，与汉族上层分子合作，分享政权。更重要的是，满族贵族基本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体制，接受并提倡汉族的传统文化。顺治元年，清廷宣布科举考试照常进行，并于第二年秋天开科取士。

短时间的反抗之后，数千万的汉族人被不到一百万的满族人征服了。当然，满族和汉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现在的我们不能说清朝的统治是异族统治。但是，对于当时的汉族人来说，被征服、被统治却是不争的事实。耻辱感无论如何是存在的，而掩饰这种耻辱也是必要的，汉族人想到了自己的历史悠久的文化。许多汉人便认为，表面上满族人胜利了，实际上他们败了，败给了汉族人的文化。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这样一段经典的台词。甲午战争进行中，清军大败，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两个卖馄饨的小贩在对话：“败了？败了又怎么着？自打元太祖以来，咱不是一直败着吗？……到头来又怎么着？咱的科举照旧，女人哪，还是小脚。谁败了？咱没败！谁来谁败。就说咱这馄饨，他满人不也照吃照喝吗？”

“要说也是，表面上咱是败了，到头来他们总会随了咱。那还不是咱赢了！”

“对喽，知道什么原因吗？过来瞅瞅。这鸭子，打我祖爷爷的时候就煮上了；这猪骨髓，这是我爷爷放里头的，这儿还有鸭的口条，这是我爹弄来的。我放的是一个羊头。就这锅汤，放了四辈儿的佐料，你说这还叫汤吗？……错了，还叫汤，大酱汤！等日本人来了，咱酱死他！”

扬州十日

满族贵族为了建立部族政权，在进入中原的时候制造了多起屠城事件，最有代表性的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些事件对晚清的社会是有影响的。曾国藩的门生赵烈文曾经预测清王朝会倾覆，重要的依据便是：“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首先要说，满族人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相对于汉族传统文化，的确是简单而又粗糙的。在入关之前，满族贵族便开始有意识地吸收汉族文化。但是，我们不能说汉族传统文化就比满族文化优秀。明朝之所以灭亡，汉族人之所以被满族人征服，说到底是专制制度的糟粕日积月累造成的结果。明朝的中后期是比欧洲的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时代，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则充斥着残杀和暴虐。明朝末年是一个崩溃的时代，人们无路可走，被新的统治集团统治也就成了一条路。

满族人之所以接受并提倡汉族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来到农耕之地，接触到精细的农耕文化，便逐渐喜欢上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地广人多，中国帝制时代的文化和体制是统治、管理中华帝国的现成的办法，为什么要另起炉灶、重建新舍呢？于是，面对着汉族人煮了近两千年的“大酱汤”，满族人飞身一跃，跳了进去。

满族人是聪明的，他们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体制，使得自己没有像蒙古人一样被匆匆赶走，反而统治全国达260多年之久。正是因为满族人跳进了“大酱汤”，清王朝也就面临前面所有朝代的共同命运：兴盛、衰弱、崩塌。当然，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之后，深知自己属于少数民族，要想长久统治下去，必须往“大酱汤”中添加新的材料，在不知加固了多少次的铁壳上再加上一个“盖子”。

满族贵族所添加的新的“材料”，便是国学大师钱穆所说的，为了维持部族政权所制定的“法术”。首先，满族人成为特权阶层，国家重要权位几乎被满族人垄断。不但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朝廷要职多由满族人担任，即使地方的封疆大吏，比如总督、巡抚，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汉族人所占的比例也不大。

钱穆（1895-1990）：历史学家、教育家。民国时期在清华、燕京、齐鲁等大学教书，撰写《国史大纲》等著作。1949年前往香港，后在香港、美国等地教书、著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其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历史的专题演讲合集。

再有，满族贵族紧紧把握住兵权。朝廷首先把八旗兵及其家属的生活包下来。八旗兵作为满族贵族的心腹部队，一部分留驻北京附近，保卫京师的安全；其他的部队分驻全国各要冲之地，掌控着全国的局势。汉族军队被称为“绿营”，被分散、摊薄，派驻全国各地，且受到八旗兵的监视。绿营的兵权也大多由满族人掌握。

另外，山海关以外广袤地区被称为“龙兴之地”，划为禁区，不允许关内的汉族人进入。满族贵族给蒙古人以特殊地位，封侯进爵，允许满蒙通婚，多方笼络，引为同盟。清廷对汉族士人实施“又打又拉”的政策，在进行某些笼络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思想控制，多次大兴“文字狱”，令读书人噤若寒蝉。

总之，清朝既像以前的朝代一样，实施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又另外执行一些专制政策，以维持部族政权，防范汉族民众的反抗。“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钱穆在谈到清朝的政治制度时说：“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族部落政权便利他们统制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满族贵族在“大酱汤”中添加了这些“材料”后，清朝的专制程度相比于以前的朝代又加强了。而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到了晚清，便一一呈现了。

专制下的繁荣

清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的后裔朱耷躲入寺院，创作怪异、晦涩的画卷，以宣泄自己愤世的心境。当然，绝大多数百姓不会画画，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愤懑，人们只有在脑后梳起长长的辫子，在新皇帝的治下生存、生活。从康熙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在1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基本是稳定的，人口快速增长，经济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人把这段时光称为“康乾盛世”。

清朝的时候没有GDP的概念，人们对于“康乾盛世”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量化的认识。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全欧洲占23％，照此看来，康乾时期的中国整体上还真的不错。在古代，能反映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指标是人口数量。史学大家陈旭麓教授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说：1651年（顺治八年），中国人口大约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期突破1亿，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增加到3亿以上，至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人口也就维持在4亿左右。

一个政治上异常专制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繁荣的局面？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提到社会稳定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提到专制体制在一个朝代前期的正面作用。另外，康熙皇帝等人深知“先有鸡，后有蛋”的道理。社会稳定之后，康熙皇帝没有横征暴敛，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上谕中常用“安民”、“安静”、“宽民”、“不扰”等词语表述他的思想，晚年又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法令。雍正、乾隆两朝继承了康熙“与民休息”的政策。

一个朝代刚刚建立的时候，大体都有一段安定的时光，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康乾时期能够达到盛世的程度，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在清朝，美洲的玉米、花生、白薯等高产作物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粮食的产量迅猛增长。这算是科技进步的因素。出现“康乾盛世”的另外一大特殊原因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勤奋、敬业，都有一颗进取之心。康熙皇帝到晚年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今朕年将七旬，子孙曾孙百五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有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章梫，《康熙政要》）

康熙说：我年将七旬，在位有五十多年了，天下总算安定下来，呈现太平景象。虽然没有达到移风易俗、家家富足的目标，但是我一直殚精竭虑，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所付出的远非“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诸葛亮曾经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臣子能够这样做的只有诸葛亮一个人。作为皇帝，他肩上的责任实在是太重了，又无法分担给别人，必须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辛苦不是臣子所能比拟的。作为臣子，能进能退，年纪大了的时候把权力交还帝王，回家抱子弄孙，还可悠闲自在。作为皇帝，只能辛劳一生，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

在一个皇权至上、人治、专制的社会，皇帝本身的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想想清朝的其他皇帝，比如嘉庆、道光、光绪等，也谈不上残暴、昏庸。清朝皇帝的整体素质至少比明朝要强很多，这与满族贵族刚刚跳进“大酱汤”，尚没有被完全溶化有关系。满族贵族来自白山黑水，他们的身上存留着来自游牧民族的进取和锐气。

满族贵族在政治体制方面做了一些改进，主要有三点：立储由嫡长子制改为秘密立储，建立密折制度，设立军机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立储多采用嫡长子制。所谓嫡长子，是指皇后所生的长子；所谓嫡长子制，是指以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的制度。这种立储制度在帝制体制中也是一种妥协的办法，它避免了众多皇子对皇位的争夺，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却无法保证将来皇帝的素质，其实是以牺牲社会的活力为代价的。

满族贵族建立政权后，在立储方面实行过贵族公推制、皇帝指定制，从雍正皇帝开始采用秘密立储制度。所谓秘密立储，是皇帝生前确定皇储的人选但是并不公布，在皇帝驾崩或者不再担任皇帝时公之于众。这些办法都是在诸多皇子中择优选取皇位继承人，相当于在立储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比嫡长子制无疑要好很多。

密折制度是康熙皇帝创立的，就是允许身居要职的大臣可以不通过正常上下级途径，直接把奏折放入特制的密匣中，呈送到皇帝面前，皇帝的圣旨也可以直接送达某位大臣手中，各官员之间绝对不许言及奏折以及圣旨的内容。这种制度，其正面作用是建立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直接联系通道，提高了行政效率，避免了官僚阶层对皇帝的蒙蔽；负面作用是大臣之间互相防范，人人自危。

军机处是自雍正年间开始设立的，当时雍正皇帝用兵西北，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属于皇帝的临时秘书处。正是因为它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完全执行皇帝的旨意，皇帝用起来非常如意、顺手，军机处逐渐改为常设，并且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朝廷的最高决策机关，而明朝开始设立的内阁则成了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

从明朝开始设立的内阁同样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军机处与它有什么区别呢？在明代，各地、各机构的报告先要呈送给内阁，内阁对这些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被称为“票拟”，然后呈送到皇帝那里，皇帝批准后形成谕旨下达。如果皇帝想偷懒，可以由司礼秉笔太监代为批准。朝廷实行这种制度，皇帝仍然有偷懒的缝隙，内阁和太监仍然有糊弄皇帝的机会。

雍正设立军机处，把报告处置程序改了。具有启奏权力的大臣所写的奏折是直接送到皇帝的手中的，由皇帝亲自拆开，皇帝首先阅览后用朱笔写下处置意见，然后交给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者面谕形成谕旨，然后下发。军机处设立之后，大臣想糊弄皇帝的机会更小了，当然皇帝也就更累了。可以说，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君权专制达到了顶点。

“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统一，出现了一个面积广袤、民族众多的清帝国。本身具有来自游牧民族的彪悍基因，同时借助清帝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台湾、青海、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区进行七八十年的战争，清朝国土面积达到空前的地步：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抵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康乾时期的帝国疆域为中国今天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康乾时期的清帝国表面上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吕宋的一个国王希望把自己的王国并入大清，乾隆皇帝嫌其险远，将其拒绝。清帝国直接统治着关内18个行省和山海关外无比广袤的土地；蒙古、新疆、西藏是其藩部，由理藩院管理；周围的大小国家是其属国，包括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掌（今老挝）、苏禄、浩罕汗国、哈萨克等，“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

康熙帝（1654-1722）：本名为爱新觉罗·玄烨，是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8岁登基，在位61年。崇尚儒学，一生勤政。执政期间，他平定三藩之乱，攻占台湾，击败葛尔丹叛乱，遏制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奠定了“康乾盛世”的根基。

因为拥有庞大的帝国，在清朝人的心目中，自古就有的“天朝上国”意识越发浓厚。所谓“天朝上国”意识，就是认为中国是无比优越的“天朝上国”，其他的国家要不就是中国的属国，要不就是野蛮、不开化的地方，被蔑称为“夷”。

“天朝上国”不但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大清皇帝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要求周围的属国象征性地向其纳贡，以表示臣服。至于远方的“夷国”，更被清帝国视为卑下，大清皇帝不允许臣民与之私下来往，这些国家的官方机构给清朝官员的文书必须写上“禀”字，才能被接收。仔细想来，“天朝上国”体制实际是两千多年形成的帝制体制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是其中的一部分。

像所有的帝制朝代一样，清帝国有过“盛世”，就必然有衰弱，这是逃不脱的。平心而论，清廷能够维持100多年的盛世局面已是奇迹。在乾隆朝后期，衰弱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到嘉庆朝，大清国已经露出千疮百孔，突出地表现为官场腐败和百姓困苦；地方上，各类民变层出不穷；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朝廷户部的存银有7000余万两，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则递减至1240余万两（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是什么原因造成清帝国的财力出现如此大的下滑？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是，如果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件，或许不会诧异。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爆发白莲教起义，很快席卷川、楚、陕等地，前后历时达9年之久，朝廷耗费军饷达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帝国4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第2卷）

嘉庆皇帝曾经努力挽救大清国的溃势，甚至拿乾隆朝的权臣和珅开刀，整治吏治，但是收效甚微。1820年，嘉庆帝驾崩，他的儿子爱新觉罗·旻宁即位，清帝国进入道光朝。在道光帝执政期间，清帝国继续衰弱。在道光年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个崭新而悲壮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

大清朝的零零碎碎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晚清历史，更轻松地阅读本书，下面仅就与本书相关的清朝社会常识做一些简单介绍。

首先说皇帝。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朝廷不设宰相，皇帝便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脑，这有点像今天的美国总统。清朝皇帝每日要处理大量的政务，批阅堆积如山的奏折，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是很辛苦的。

军机处成为朝廷决策中枢之后，军机大臣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他们在朝廷中的位置变得重要、显赫，超过了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人数不限，最少3人，最多曾经达到十一人。军机大臣是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特旨挑选出来的，少数是由军机处办事人员——军机章京升任的。

军机处设立之后，原来的最高行政机构——内阁成了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其首脑——大学士的地位降低，到了晚清时期，实际成为一种象征荣贵的虚衔。大学士的定额以六人为限，满、汉各半。大学士的名称前要改加殿、阁衔，以区分大学士的位次，乾隆朝之后分别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大学士一般被称为“中堂”。李鸿章曾经授文华殿大学士，被人呼为“李中堂”。

清朝仍然沿用六部作为行政职能部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财政部、文化部（宣传部）、司法部、国防部、建设部。每部有尚书二人，满、汉各一；侍郎四人，满、汉各二人。

清朝设都察院，作为主要的监察机关。都察院的权力很大，皇太极曾经下谕：“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顺治初年，清廷又规定：“凡朝廷政事得失，民生利弊，以时条上，百官有奸贪污绩，亦得据实纠弹。”

都察院的主管官员是左都御使，满、汉各一人；另设左副都御使，满、汉各二人。都察院所属有给事中、都察御史，给事中监察京内的官府衙门，分为各科，各有专管；监察御史分管地方官府，全国分为十五道，各有所管地域。

乾隆帝（1711-1799）：本名为爱新觉罗·弘历，清定都北京后的第四位皇帝。25岁登基，在位60年。崇尚儒家文化，其汉文化水平很高。在执政期间，清朝攻取新疆地区，反击廓尔喀进攻西藏，国家保持了统一兴盛。在执政晚期，清朝闭关锁国，吏治败坏，逐渐走向衰弱。

翰林院是正三品衙门，翰林官等于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从进士中选拔。对于读书人来说，成为翰林是至高的荣誉。不同时期的翰林境遇不一样。据《水窗春呓》记述，乾隆、嘉庆年间，翰林不受皇帝待见，清苦、寂寞，“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到了道光年间，翰林的境况大变，“（皇帝）有非时召见，即授道府，不数年至督抚者。”林则徐、曾国藩都是翰林出身。

清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一般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两类。一般行政区，即指当时的十八行省，分别是直隶（大体为今天的河北省）、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

特别行政区有三类：一是清朝以北京为首都，北京及周边地区设顺天府领各州、县；以盛京（沈阳）为陪都，设奉天府领盛京及周边州、县；二是以东北地区为特别区，分别由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领兵驻防；三是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由理藩院管理，新疆地区由伊犁将军率军驻防。

在一般行政区，清朝设总督八员，分别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山东、山西、河南三省的军政不受总督节制，最高军政官员是巡抚。总督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因为节制兵权且监察地方，一般加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总督常常被人称为“制军”，俗称为“制台”。

清朝在各省设巡抚（直隶、四川不设），是一省最高军政首脑，相对应受到总督节制，山东、山西、河南三省除外。最早，各省巡抚没有兵权，雍正皇帝曾经规定：“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乃为称职。……巡抚则凡一省之事，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之。”后来，巡抚也有了兵权，一般兼兵部右侍郎衔，同时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常常被人称为“中丞”。

总督、巡抚是朝廷向地方的派出官员，常被称作“封疆大吏”。在总督、巡抚下面，负责省级地方行政的是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俗称藩台，负责行政、财政；按察使俗称皋台，负责司法、监察。

清朝地方行政区划，省辖府，府辖州、县，其行政长官分别是知府、知州、知县。县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层单位，知县是“七品芝麻官”，一县之中的大小杂事，包括警务、判案、验尸、税务、文教、赈灾、民事调解等，都由他处置。

当然，知县一个人是难以应付这么多政务的，他要以私人的名义找人帮忙，比如，给他出主意的师爷，替他掌管诉讼的刑名，替他掌管税收的钱谷，这些人组成了幕府。在清朝体制中，不但知县有自己的幕府，知府、巡抚、总督等各级官员都有幕府为自己服务。幕府人员大都由读书人担任，薪俸不薄，名义上由各级官员自己掏腰包支付，实际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要落到老百姓的头上。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清朝的军队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八旗兵由驻防将军统领，驻防将军下面设都统、副都统。晚清时期，八旗兵的总数大约在20万左右，他们在驻扎的城市建筑“满城”，单独居住、生活。

绿营兵的总额大约是60万，他们以地区划分管理，“省”为最高单位，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受总督、巡抚的节制，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员”。提督下面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职务。在清朝，武官的品级很高，提督一般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但是，朝廷为了维持统治，要求提督、总兵等武官受各地的总督、巡抚节制，总督、巡抚又大多由文官担任，因此，清朝武官的地位实际低于文官。

在清朝，各省绿营兵的待遇是：马兵月给银2两，步兵1两5钱，守兵1两，皆月支米3斗。八旗兵的待遇要高于绿营兵。（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这样算来，一个青年男子参军的收入大约为每年25两银子。

清朝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白银和铜钱。铜钱主要在民间流通，官方以及大额流通使用的是白银。顺治四年，朝廷规定1两白银兑换1000铜钱。实际上，白银与铜钱的兑换率受多种因素影响，飘忽不定。道光年间，1两银子可以兑换2600铜钱。

晚清的1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今天的中国社会与晚清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别，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以不同的参照物对比得出的结果迥异。比如，近代经济史专家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记载：晚清时，90担稻米相当于127.8两白银（100斤为1担，清朝的1斤相当于今天的1斤2两）；劳工一年的收入只有5至10两银子，再加上雇主供应的饭食；参加乡勇，一个青壮年男子一年大约收入20两白银。

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姑且这样换算：当时的1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今天的400元人民币。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认为晚清时期的1两白银大约相当于200元人民币，那是因为他写作《潜规则》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本人写作此书是2011年，考虑到这些年物价上涨的因素，大体差不多。

在晚清对外贸易中，人们也用银元结算。1860年以前，“银元”主要指西班牙银元，之后则主要指墨西哥银元。这类银元的交换价值大体在0.65两白银左右。

第三章

人人平等的不平等社会

士人们的美好时代

在以后的讲述中，我们会常常提到两个词：士人、士大夫。士人、士大夫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当我们试图对这两个词的含义做出解释的时候，我们会被拉回到早已逝去的时代，那个时代虽然古老，却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温情，甚至带有一种纸墨飘香的幸福感。

在中国，“士”的概念由来已久，它的含义不断演变，后来成为读书人的泛称。不过，作为“士”的读书人，他们所读的书必须是儒家的书，他们读书的根本目的是做官，在公众事务中发挥作用。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人做官就像农夫耕田一样，是他们的本分。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出现，士与科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了更清晰的界定。读书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一定的功名才能被认可为“士”。

在清朝，只有成为生员，即秀才，读书人才算是跨入了“士”的阶层。所谓生员，是指通过了县府的童试，获得了在官办的学宫里学习资格的读书人。今天，经常有人这样问：秀才是不是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其实，二者完全不是一回儿事，严格地说，秀才只是一种资格，获得了它，读书人才可以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有望成为举人、进士，成为朝廷的官员。

生员尽管只是一种资格，却是读书人通往官僚阶层的必经一站。朝廷对生员的名额控制得非常紧，赋予生员一定的地位和特权，因此，生员的名额非常稀缺。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记述：在太平天国之前，大部分县府的学额不超过20名，广州也只有40名，全国1741所官学每次院试名额为25089名。

也就是说，在清朝的每年“高考”中，只有25000人左右被录取，成为生员。而在2011年的全国高考中，考生为933万名，高校招生为675万名。显而易见，考取生员的困难度是今日考取大学生的百倍。想当年，广东花县的洪秀全一家人举全家之力支持洪秀全参加科考，洪秀全脱产学习，从16岁一直考到31岁，硬是没有考上秀才，简直被逼疯了，后来便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

成为秀才，便进入了士人的阶层，脱离了百姓阶层，拥有了许多特权。一个读书人成为秀才之后，平民百姓必须称其为“老爷”；他可以自由地见官，见到官员时不必像普通百姓一样下跪；他可以参加官方在文庙举行的典礼。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法律保护生员不受平民百姓的冒犯，当一个普通百姓辱骂或者殴打生员时，受到的惩罚远远超过其辱骂或殴打一个平民受到的惩罚。

晚清时期的一个私塾

在中国古代社会，书香门第是令人羡慕的。但是，要想家中有书香，前提是家境殷实。所以说，在古代社会，读书是穷苦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即使到了民国时期，普通人家拥有一间书房也是不易的。梁实秋在一篇文章中说：“（书香）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

作为一个士人，生员在刑罚方面享有特权。一般来说，县官是不能对秀才实行刑罚处置的；如果秀才确实犯有严重的罪行，须交给负责科举考试的教官审判，先免除其秀才的身份，然后对其惩处。1820年，浙江的一位知县对两位秀才实施刑罚，一个抽手掌40下，一个扭耳朵，引起当地所有秀才的愤怒，他们以罢考的方式进行抗议。1821年，河南的一位知县对一名秀才用刑，击手掌20下，再次引发当地秀才的愤怒，他们大闹公厅，然后扬长而去。

在经济方面，秀才同样享有特权。秀才专心读书，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所以朝廷免除了他们的丁税和劳役，其他的一些苛捐杂税也会免除。不但如此，国家还会给他们一些补贴，比如成绩好的秀才被称作“廪生”，廪生可获官府廪米津贴；举人赴京赶考可以获得政府拨付的盘费。

考取生员是读书人进入士人阶层的“正途”，另外一条“异途”则是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监生的身份。所谓监生，是指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其身份相当于秀才，是士人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在清朝中后期，监生主要是平民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得的，并且基本不在国子监读书。

道光年间，读书人向朝廷捐纳100两银子左右即可成为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前，监生的数量大体相当于生员的一半左右，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朝廷授予一部分富裕的读书人监生的身份，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财政收入。《中国绅士》一书记载：在1800年至1820年之间，除了山西和直隶以外，捐监生者捐纳款项的总额为40724167两白银，这几乎相当于朝廷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需要说明的是，朝廷之所以允许一个监生阶层的存在，一是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二是为了补充、平衡士人阶层的成分，更紧密地团结社会中的地主、富裕阶层，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当时的社会仍然重视通过考试获得功名的士人，歧视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人，监生也很难获得高级官职。道光帝曾经说：

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教他不去，岂不是骗人吗？

虽然进入了士的阶层，但是生员和监生属于下层士人，而要想进入上层士人社会则需要考取举人、进士，或者担任官职。在清朝，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在清朝，乡试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取中者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春天，朝廷在京城举办会试，会试取中者称为贡士。读书人考取贡士便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而所谓殿试，无非是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把考试者重新排定名次，一般没有落榜者，因此考中贡士也就等于进士及第。

在清朝，举人还是非常难考的。《中国绅士》一书中说：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录取的举人标准名额为1439人，实际录取人数大约在1500名。如果我们只计算“应届毕业生”的人数，那么会有75000名生员和35000名监生参加乡试，考取举人，乡试的录取率只有1.4％左右，实在是太低了，怪不得《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会因为中举而疯了呢。读书人得中举人以后，会被吏部注册在案，等于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能否真正做官还不一定，要看各方面的情况和时机。

如果一个举人继续参加科考，到京城参加会试得中了，随后参加殿试，成为进士，那么他就真的可以做官了，成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天之骄子。不过，一个读书人要想连过三关，最终进士及第，困难程度更是大得不得了。1829年至1850年之间，清朝举行了12次殿试，一共取进士2536人，相当于每次取进士211人。要知道，殿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这样算来，对于天下数百万读书人来说，考中进士的概率大约和今日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

在清朝，之所以举人、进士的录取率这样低，是因为官员的编制有限。当时，京师和地方文武官员的总数大约是27000人左右，其中近20000人是文官，7000人是武官。相对于道光年间全国4亿左右的人口数量，官员的数量实在是很少的，至少和今天中国的官员数量无法相比。在后面的讲述中，我们把做官的士人称为“士大夫”。

在太平天国之前，全国士人的总数大约是11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户人家有成员5名计算，士人和他们的家人共有550万人左右，这大体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4％。士人阶层的人数虽然不多，他们的收入却是非常可观的，《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他们的年平均收入是普通百姓的16倍左右。

难道一个考取了秀才的读书人会马上富起来吗？为什么会有“穷秀才”之说？实际上，在士人阶层，其成员的收入是非常不平均的，一个士人的收入与其从事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说，一个秀才去担任塾师，他的年收入大约为100两银子，这大约是一个普通青壮男子一年收入的5倍（劳工一年的收入只有5至10两银子，再加雇主供应的饭食；参加乡勇，一个青壮年男子一年大约收入20两白银）。而一个没有获得功名的读书人去担任塾师，他的年收入大约是50两银子。

一个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如果在家乡从事公众事务工作，他的年收入大约为120两白银。如果这个人去为官府做事，成为县官的幕僚，他的年平均收入会达到250两白银；如果他能够成为巡抚、总督的幕僚，他的年平均收入会达到1500两白银。

当然，读书人的最高追求是做官，只有通过做官这一途径士人才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实际上，做官的收入也是最高的。张仲礼先生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清朝官员实行低薪制，他们的法定薪水很少，但是他们有巨额的额外收入。一个县官的额外收入为每年30000两白银，知府为52500两白银，道员为75000两白银，布政使为150000两白银，巡抚和总督每年的额外收入则为180000两白银。

如果按1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0元人民币计算，那么180000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7200万元人民币，这是个令人乍舌的巨大的数字。据我推算，这些额外收入中应该包含他们雇佣幕僚需要支付的款项以及打点别的官员需要花费的银两。我们按以上数字的三分之一算作各级官员的真正额外收入，士人做官的收入也是丰厚的，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在清代，士人阶层与社会人口总数相比，其数量总额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他们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是官僚阶层最重要的来源，帝国绝大部分官职由他们担任。作为一个集团势力来说，官僚是强势的，他们操纵着整个帝国的运转，即使是皇帝，在整个官僚阶层面前也处于弱势，也是冤大头。

另外，清政府正式的官僚机构，实际上到县衙门为止，在清帝国官员的权力到达不了的基层地区，比如乡镇、农村，士人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骨干力量。当时，人们把地方上的士人和有声望的地主称为“绅士”（又称士绅、缙绅、乡绅）。说起绅士，今天的人们容易联想起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其实，地主欺压贫民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因为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绅士的确处于强势的地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今天的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是：绅士在乡镇中处于领袖地位，他们担负着若干重要的社会职责，从事许多公益事业，比如：排解纠纷、兴修水利、筑路架桥、组织团练、兴办教育、赈灾救灾、编撰地方志、沟通官民，等等。绅士所从事的这些事务对于维持一个地方的稳定、和谐、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团练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民兵，他们主要由地方士绅组织，为地方士绅服务，费用由地方士绅筹集，是维持一个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团练在晚清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镇压太平军的湘军、淮军便是由各地的团练发展起来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广州，团练频频出现在三元里抗英、反入城事件中。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乃至整个国学主要依靠士人阶层传承、发扬，因为普通百姓没有条件读书、学习，无法掌握那些知识，自觉、系统地传承文化。中国有尊重知识、崇尚文化的传统，读书人受到社会的尊敬。曾国藩说过：“吾不愿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他认为秀才是读书人的“种子”，可以把他所信仰的儒家文化传承下去。

在清朝，平民百姓像是砖石，士人就像是支柱，他们共同构成了那个充满田园风景的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地区士人的成长状况与当地的富裕、稳定状况有很大关系。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士绅的势力就会强大；而士绅的势力强大，整个地区就会稳定、和谐。这是清朝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相反，在士绅势力薄弱的地区，社会容易失稳，常常出现盗匪丛生的现象。

洪秀全是广州人，他之所以选择在广西地区传播“拜上帝教”，最后揭竿起事，广西地区士绅势力薄弱、遍地皆“贼”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说：义和团之所以在鲁西北地区发展起来，鲁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士绅势力弱小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最后也是败给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士绅阶层。

了解科举制度和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人们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科举制度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1840年之后，在中国社会迈向近代文明的进程中，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越发明显。科举是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的最重要的途径，并且是“正途”，而科举制度又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考试内容，因此，科举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士人阶层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增强了士人阶层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另外，士人在晚清时期处于上层社会，他们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在社会中又起着支柱的作用，他们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尤为明显。总之，士人的因素是晚清在迈向近代社会的进程中步伐艰难、缓慢的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清帝国在一次次对外战争中失败，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遭受薄海惊心之痛，士人阶层从“四千年之大梦”中醒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胸怀救国救民的抱负，毅然站到了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潮头。

一个有出入口的二元社会

清朝的社会成分远比明朝复杂。清朝建立之后，满族这个少数民族成为统治部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族贵族和蒙古族贵族结为盟友，满蒙贵族实行通婚。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来说，满族贵族拿出很大的一部分政权与之分享。在整个社会中，其成员又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

但是，从清朝社会的整体状况去看，像中国传统社会一样，整个社会可以划分为官僚、民众两大阶层。我们可以把士人看作是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因为清朝的官员主要来自士人阶层；即使暂时不能成为官员，只要成为士人，读书人的一只脚也等于迈进了官僚阶层的大门，因为他们从此与官员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秀才便可以自由地见官，见到县官后可以不行跪拜之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加入各级官员的幕府，在官员的家中担任教师，能够从事与官府紧密相关的工作，分享官员的权力和实惠。

满族人不能全部算作官僚阶层，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特权，更容易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世代相袭，作为八旗兵驻扎在全国各地；很多人受朝廷的优待，成为在大街上游荡的八旗子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民众阶层，只是和汉族的民众相比，地位优越一些。

我们前面讲过，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僚阶层居于社会的上层，民众阶层居于社会的下层，二者是不平等的，差别非常大。官僚的收入远远大于平民，清朝士人的平均收入大体是平民的16倍，官员的平均收入则更高。官僚的地位在平民之上，平民见到官员要下跪，即使见到一个秀才也要口称“老爷”。官员们拥有管制民众的权力，“身怀利器”，可以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大肆盘剥，合法或者不合法地伤害民众。这种状况的发生是由专制体制所决定的，等级制度是帝制时代的基本特征，整个社会是依靠强权进行统治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便是社会中不存在整体性的歧视，不像古代印度有种姓的区分，不像古代欧洲有世袭的贵族。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有官僚和民众阶层的区分，但是二者之间还有一些狭窄的通路，通过这些通道，两个阶层的成员可以相互转化。隋朝之后，科举考试成为民众进入官僚阶层的主要通路。科举考试几乎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在考试过程中也要求去除作弊现象，做到公平、公正，从这个角度讲，对于广大民众阶层来说，科举考试是平等的。

在清朝，民众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是所谓的“正途”，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捐纳取得功名，获得官位。尽管这条道路被称为“异途”，但是它同样是对所有民众开放的，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银两。从这个角度讲，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通过捐纳进入官僚阶层也是平等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便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特质：它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从整体上去看，官僚阶层和民众阶层是不平等的，官僚阶层压榨、压迫民众阶层；对于绝大多数社会个体来讲，社会又是平等的，因为官僚阶层对他们是开放的，人们都有机会进入官僚阶层，也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从官僚阶层跌落到民众阶层。

大多数普通民众对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是充满热望的，这条路也是可以走通的，只是非常艰难，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国学大师陈寅恪祖上的奋斗史可以说明这一点。1730年左右，客家人陈腾远一个人从福建迁居到江西义宁，“结棚栖身，种蓝为业”，为生存而奋斗，非常艰难，更没有条件读书。

陈腾远的儿子陈克绳长大后，陈家的家境得以改善，在家乡建起了一座大宅。陈克绳不满足于家境的好转，要求后代刻苦攻读，考取功名。他去世前立下遗言，要后人把自己葬在大宅后面的山坡上，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家中因为有人中举立起专用的旗石。在他的激励下，他的孙子陈宝箴于1851年考中举人，后来授湖南巡抚，成为清末维新的重要人物。后来，陈家又走出了陈散原、陈寅恪、陈衡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

曾国藩家族的奋斗史大体和陈家相差无几，所以蒋廷黻先生说，曾国藩“他虽没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但是，一个人进入官僚阶层很难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永远留在官僚阶层中，即使满族贵族也只有八个“铁帽子王”。晚清时期的翁同龢，他曾经考中状元，享受了一步登天的快感；但是，晚年的翁同龢同样遭遇了被罢黜军机大臣、永不叙用的痛苦，瞬间从天上又掉落到地上。

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形容为“一个有出入口的二元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下层社会的成员能够循着一条路径进入上层社会，释放了社会压力，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这种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消极意义是，在一种人人平等的表象下面，专制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强化。

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说，因为这种二元社会的存在，他们会忽略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因为通往上层社会的路径也延伸到他们脚下。他们即使感受到生活的困苦和政治上的压迫，在更多的时候也会怨恨自己的能力不够，命运不好，往往忽略专制体制是造成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个从民众阶层进入官僚阶层的人来说，因为这种二元社会的长期存在，他会有一种“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思想，很自然地享受作为一名官僚所拥有的特权，去盘剥百姓，去压榨自己刚刚脱离的阶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结构，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并不是为了推翻一种专制的体制，那些参加起义的底层百姓更多的是梦想自己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太平天国起义大体也是这种情况。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这种“有出入口的二元社会”的社会结构也是阻碍中国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社会结构不但把官僚阶层的利益与专制体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且让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也寄托在专制体制身上。人们在分析中国社会变革缓慢的时候，常常把主要阻力归结到身处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者身上，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情况：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实际与陈旧的社会制度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民众也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底层百姓的江湖

士人有士人的社会，百姓有百姓的江湖。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有着积极的作用，不但为国家选拔了大量的管理人员，而且是下层社会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途径，部分地释放了社会压力，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但是，科举这条道路太窄了，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条件踏上这条道路，更不用说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上层社会，他们只能永远地沉在社会的底层。

在清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与这个地区是否稳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一个地区相对富裕，百姓的生活相对宽松，那么读书的人会多，士绅的势力相对强大，这个地区的形势一般是稳定的。在清代，来自江苏、浙江一带的进士数量最多，在历次殿试中，单单常熟、吴江一带便出过16名状元。在经济富裕的地区，大部分普通百姓即使不能进入社会上层，也愿意做一个顺民，过一种能够维持温饱、能够看得见一些希望的生活。

但是，在经济贫困、底层百姓集中的地区，社会状况则完全不同于富裕地区。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平民百姓生计困难，士绅的势力相对弱小，所谓的盗匪势力便容易发展起来，“遍地皆贼”甚至会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当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落草为寇”便成为一条活路；如果盗匪比一般人生活得好，那么更多的人会成为盗匪。在晚清时期，鲁西北地区经济贫困，当地文人曾经这样描述当地“遍地皆贼”的状况：

凡盗案，皆由贼线，贼线皆为本庄邻人，如非同族亲戚，则为佃户佣工。若以全境谷数人数相较，尚敷食用。而无地者多，水陆通商各项人力，无糊口之资，只靠卖力为生。北方最省农工，岁止三四十日，无所得食。如靠拾粪，终年不得一饱。故闻贼乐，无不心生羡慕。

曹州盗匪留恋家园……他们地无一垄，所拥有的不过是断壁残垣的破屋。他们不祸害附近百姓，常常躲在烟馆、土娼家和捕役们下榻的地方。这是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方，不易被识破。有时甚至出入富人和民团头目家。这些当地人开始时怕他们，不愿与他们沾边，后来，先是从他们手里贱买赃物，后来则替盗匪们将东西脱手，从中分肥。有时还为盗匪们充当耳目。（周锡瑞，《义和团的起源》）

晚清时期，鲁西北地区一直是“民变”频发的地方，那里曾经爆发了天理教、捻军、义和团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一个生计难以为继并且“遍地皆贼”的地方，普通百姓只想安分守己也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常常遭遇盗匪的欺凌。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便参加秘密教门、会党。一些社会混乱的地区之所以产生秘密教门、会党，普通百姓之所以愿意加入其中，首先是因为无助的百姓希望得到帮助、互相照应，能够维持生计、免受欺凌。比如，清朝影响最大的秘密会党——天地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天地会是一个名叫万提喜的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创立的，发源地是位于福建南部的漳浦县高溪。当时，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建人均耕地占有量由清初的17.11亩减到了1.71亩（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大量的农村人口成为小商小贩、苦力，甚至是无业游民。在福建南部地区，不仅很多人沦为盗匪，而且宗族械斗十分厉害。据晚清官员张集馨记述：闽南械斗，“以龙溪、漳浦、云霄三属为甚。大姓则立红旗，小姓则立白旗，掳人勒赎，纠众残杀，习以为常”。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那些穷苦无助的百姓为了谋生和自卫，只好加入秘密会党。

《中国地下社会》一书记载：广东饶平县人赖阿恩到福建漳州探望儿子，途中被天地会的人抢去衣物，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位天地会中的朋友。他的朋友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为了讨回衣物，赖阿恩随即加入了天地会。果然，他的衣物很快便讨了回来。他的朋友还告诉他：以后如果遇到拦路抢劫的人，只要用三个手指，按住自己的心坎（这大约是天地会的暗语），对方便不抢了。

所以说，清朝秘密教门、会党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状况关系极大。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随着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秘密教门、会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即使京畿、直隶等地区同样存在，比较大的组织有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捻子、兄弟会等，小的组织不计其数。“拜上帝会”成立于道光年间，同样属于秘密教门，后来发展成为太平天国运动。

在清代，秘密教门是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的，以宗教迷信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纽带；秘密会党则是以异姓兄弟结拜的形式出现的，以江湖义气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纽带。以现在的眼光去看，这些秘密教门、会党中充满迷信、荒谬的成分，比如，很多秘密教门宣扬世界将面临大灾大难（末劫），人们只有入教才能得到拯救。当时的民众普遍迷信，崇拜偶像，相信超自然力量，纷纷加入各类教门寻求庇护。

普通百姓加入秘密教门、会党，最初是为了寻求庇护，时间长了会身不由己，身心会遭受教主、首领的控制。那些秘密组织成立之初，组织的首领往往会利用手中掌握的社会势力，从事偷窃、抢劫、勒索、走私等敛财活动；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政治野心往往会不可遏制地在那些教主、首领们的心中产生，造反一类的事情便发生了。嘉庆年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便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天理教掌门人林清出生于1770年，祖籍浙江绍兴，后随祖父迁居今天的北京大兴。年轻时，林清是个无赖混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生活非常穷困，后来便加入了一个叫“荣华会”的秘密组织。1808年，荣华会遭受清政府打击，群龙无首，林清成为这个组织的首领。以后，林清在原有秘密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天理会。他后来认识了河南滑县的冯克善、李文成等人，通过结拜的方式，滑县等地也有了天理教的组织。

最初成立天理教的时候，林清并没有造反的思想，他首先通过传徒、敛钱的方式让自己脱贫了。后来，天理会发展得越来越快了，从后来参加起义的人数看，其成员至少达到数万人，不但遍布京畿，在直隶长垣、东明，河南滑县等地，鲁西北的定陶、曹县、单县、城武、金乡等地，很多贫苦百姓也参加了天理会。

看到自己领导的组织壮大了，林清等人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他们有了造反的想法。林清等人思想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敛财的名目上。最初敛财的时候，林清等人向教民宣扬：“此时名为根基钱，将来即为元勋钱”，等到将来“弥勒佛出世，共享荣华”。后来，林清等人便向教民们封官许愿，到处宣扬：“凡有送给钱文、粮食者，成事（指造反，打天下）之后，给与地亩、官职。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八月，清政府钦天监奏称“彗星出西北方”。林清等人认为奇异的天象是起兵造反的预兆，造反之心勃然而起。嘉庆十七年（1812年）七月，林清等人在河南滑县道口镇召开会议，谋划造反事宜，确定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作为起事的最高领导层。经过一番筹备之后，他们决定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在京畿、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同时起事，然后到北京会合，夺取政权。

进入嘉庆十八（1813年）年九月，天理会教徒开始在滑县、曹县、定陶、金乡等地发动武装起义，有的取得成功，有的遭遇失败。朝廷知道天理会起事的消息后，从各处调集大军堵截围剿。九月十五日（10月8日），林清等人得到宫内太监的呼应，发动了针对皇宫的军事行动。林清认为自己能够得到神助，不需要太多的兵力，从140名教徒中挑选了70多人，每人发给白布两块、刀一把，令他们在陈爽、陈文魁的率领下，分别由东华门、西华门发起攻击，他自己留在大兴县黄村宋家庄的家中等待消息。

70多名天理教教徒把刀子藏在衣底，潜入北京城，中午时分对紫禁城发起攻击。天理教攻打皇宫的行动很快失败，因为他们不但人少，而且装备简陋，防守皇宫的清兵不但手持刀矛、弓箭，而且配有火器。叛乱的天理教教徒们虽然给紫禁城制造了极大的混乱，但很快被平息，72人被擒拿杀害，林清在家中也被清军拿住了。

北京城内的形势安定之后，清军加紧围剿各地的天理教起义。清军残酷地杀戮天理教教徒，各地的天理教教徒死伤人数至少在两万人以上。大批无辜百姓遭遇牵连，许多人被杀，许多人被清军掠走。至十二月中旬，各地的天理教起义被完全平息。

今天的人们重新浏览天理会的那段历史，大致会有这样的印象：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一个市井无赖怎么就成为数万人的首领？天理教的势力明显不够，林清等人怎么就兴起了造反的心思？70多个天理教教徒怎么就敢拿着一把刀子攻击北京城内的皇宫？需要说明的是，天理教起义在当时并非个案，这样的“民变”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层出不穷，民众动不动就反了。

人们不得不从晚清时期民众的整体状况去寻找原因。在清朝，由于科举考试这座独木桥过于狭窄，绝大部分民众没有希望进入上层社会，只能沉在社会底层。在当时，沉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是没有条件识字、读书的，加上社会闭塞，他们既接触不到近代科学技术，也无法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读书人差别很大。

总体上看，清朝的底层社会和士人阶层完全是两个世界。对于底层社会的民众来说，天高皇帝远，朝廷的事情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像士人一样有强烈的使命感，缺乏共同的信仰。他们整日忙于生计，更多地关注眼前利益，也很容易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采取一些盲目的行动。所以，人们常常会说：老百姓就像草，哪边吹风哪边倒。

整体上讲，那个时代的民众是不开化的。因为不能读书，普通民众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又因为身处弱势地位，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所以底层社会中迷信丛生，普通民众很容易受到一些邪恶势力的控制和支配。普通百姓加入秘密教门、会党之后，不得不参与抢劫、杀人等事件，其人性中愚昧、残暴的一面会显露出来。

总之，晚清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同情的，他们生活艰难，缺乏知识，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遭遇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帝制体制造成的，而在苦难的晚清时期，他们又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底层民众长期受不到关注，没有话语权，他们又长期遭受压迫，看不到通向未来的希望，他们或许只有一条路——造反。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下）记载：在1836-1845年之间，民众反抗政府的事件发生246次，1846-1855年之间发生933次，1856-1865年之间发生2332次，1866-875年发生909次，1876-1885年发生385次，1886-1895年发生314次，1896—1911年发生653次。《剑桥中国晚清史》（下）记道：

确实，清末经常发生的动乱大部分是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这些秘密会社的成员复杂，它们的宗旨也模糊不清。它们虽然反对现存制度，却又依附于它；它们起着调节传统制度的平衡的作用。秘密会社的成员与正统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经济条件。

杨庆堃（华裔著名社会学家）的统计表明，《大清历朝实录》所载光绪和宣统两朝所能发生的（叛乱）事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注明了领导者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物中的57％都属于统治阶级或者至少与统治阶级直接有关系。这些人有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和衙门的差役。领导层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渊源，这就使得动乱都像是内战，而不像是阶级斗争了。

人们关注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应该清楚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整体状态，这也是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掌握这把钥匙，人们才会知道：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中发生了许多普通民众帮助英军的事情；为什么底层民众盲目造反的事情层出不穷；为什么近代著名学者蒋廷黻发出感叹，认为“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章

道光皇帝不昏庸

皇帝中的老实人

1838年12月31日，大清国道光皇帝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皆归节制”。此处所说“海口事件”，即指禁绝鸦片事宜。道光帝的这次决断非同小可，它引爆了一颗“炸弹”，炸毁了中国历史长河的河堤，迫使它改变奔流的方向，中国即将面临“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当然，道光帝不会预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只是例行公事地行使了自己的决策权力，在无意中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说起道光帝，人们大都认为他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是他的愚蠢和无知导致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启。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认真地研究了晚清的历史之后，我得出了一个与人们的印象大相径庭的结论：道光帝并不昏庸，他甚至在内心里不甘于平庸，只是赶上了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他成为了一个不得不平庸的皇帝。

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嘉庆二十五（1820年）即位，是清朝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登基的皇帝。旻宁资质不错，一出生就受到来自各方的优遇，乾隆皇帝对他喜爱有加，另眼相看；嘉庆皇帝亲政后不久，即秘密选定旻宁为将来的皇位继承人。

作为皇子，旻宁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教育，平时静心读书，努力学习。他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典籍、著作，认真阅读了《圣祖圣训》、《三帝实录》等帝王书籍，自己写成《养正书屋诗文》40卷。他亲笔书写了“至敬、存诚、勤学、改过”四个条幅，挂在屋中，时时提醒自己，注意修身养性。

史书中记载，旻宁从小善骑射。《春冰室野乘》记载：旻宁8岁的时候跟随爷爷乾隆帝至张家湾行宫，射箭的时候连中三箭，乾隆帝大喜，赏其黄马褂一件。《南亭笔记》也谈到旻宁的骑射功夫，说：“道光才艺超迈，而尤娴骑射，所御弹弓，能于百步外瞄准击飞鸟，百不失一二。”

1813年10月8日，天理教武装教民在北京发动叛乱，70多人突入紫禁城宫门。当时，嘉庆帝前往承德木兰秋狝未归，以前清廷皇宫从未遭遇攻击，因此宫内一片大乱。身在宫中的旻宁处变不惊，指挥若定，并且亲自持枪参与战斗，射杀了两名天理教教民，最后把反叛教民逐出皇宫，平息了此次事件。

嘉庆帝在承德接到了关于这次事变的报告，对旻宁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赞赏有加，称其“忠孝兼备”，在回宫的途中便封其为智亲王，把旻宁使用的火枪命名为“威烈”。见到嘉庆帝，旻宁故作淡然，谦虚地回答说：“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逾思逾恐。”

1820年10月3日，旻宁顺利地在太和殿登基，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道光元年，旻宁因此被称为道光帝。继位之后，道光帝对外宣称要谨遵祖训，力倡勤俭，不尚奢华。关于“勤”，道光帝基本做到了。因为清朝不设宰相，历朝皇帝不得不辛苦。道光帝每日处理大量政务，算是勤勤恳恳。后来，道光帝曾经诉苦说：“自御极至今，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至于“俭”，道光帝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有些过”。在历史上，道光帝以节俭出名，自己常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衣非三浣不易”，“不以口腹之故妄费一钱”，他要求自己不要因为嘴馋浪费一个铜钱。道光帝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皇宫里的人不过节不能吃肉，后宫的嫔妃不得使用贵重的化妆用品。道光帝在节俭方面采取的措施数不胜数。

后人大都对道光帝的节俭不以为然，甚至讥笑他“抠门”。我认为这样的态度对于道光帝来说失于公正。尽管道光帝的节俭没有阻止清王朝走向没落，但是相比于历朝历代那些穷奢极欲的皇帝来说，道光帝以身作则，倡导节俭是难能可贵的。道光帝在位时，整个后宫一年的花费不超过20万两白银，而慈禧太后办一次六十大寿的花费超过540万两白银。对于道光帝的“抠门”，人们不应该持讥讽的态度。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有些人，他们没有做出杰出的成就，但是他们本分、老实，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道光帝算是皇帝中的老实人。

当然，老实人常有被人欺负的时候，道光帝便常常被身边的人蒙蔽。《清史稿》说，在道光年间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穆彰阿“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也就是说，他把蒙蔽道光帝当作家常便饭。

不但大臣们常常欺骗道光帝，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也以欺骗皇帝为能事。有一天，道光帝碰见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问道：“外间鸡蛋一枚，所值几何？”潘世恩不知道内务府是如何糊弄道光帝的，所以含糊其辞地说：“价昂则七八十枚（铜钱），价贱则八九枚。”道光帝大笑道：“朕食一鸡卵，需钱一千二百枚。”

如果按照1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400元人民币，1两白银可以兑换1000枚铜钱的计算方法换算，潘世恩说1个鸡蛋大体在4元至30元人民币之间，已经给内务府留足了造假的余地。道光帝却说，他吃1个鸡蛋，需要近500元钱。道光帝吃的真是天价鸡蛋。

到了端午节，道光帝问大学士周祖培：“卿等佳节所食何物？”周祖培答道：“不过粽子诸物。”问：“有白糖否？”答：“有。”问：“其价若干？”答：“一斤约百枚。”道光帝大笑，比画着说：“朕食此一小盘白糖，需银十二两。”道光帝吃一小盘白糖，需要支付5000元人民币。皇宫里的白糖真是贵得离谱。

内务府的人如此嚣张，我原来认为是道光帝性格老实所致，要是碰上一个如慈禧太后这样的厉害角色，内务府的人怕不敢如此。慈禧太后威严、机敏，是令人害怕的，袁世凯被召见时常常紧张得汗流浃背。后来，我在《南亭笔记》中见有这样的记载，感觉慈禧太后同样会受到内务府的蒙蔽：

阎（阎敬铭）在军机日，见内务府承办皮箱百口，每口开银六十两。召见时，力请节用，太后怪之，阎即引皮箱一事为证，谓：“外间购买，每口至多不过六两，今已十倍矣，则内务府浮冒之弊，可想而知。”太后摇头曰：“恐无此便宜也。”阎言之不已，太后曰：“既如此，尔试代我购买百口。”并予以半月之限。

阎出，持银至骡马市，则皮箱店均已关闭，询之，俱曰：“顷有老公吩咐，半月不准开张交易，如违必将货物打成齑粉。”阎无奈，只得函令天津当道，派人选觅，克日解京，已而寂然。

及限，太后询之，阎惟崩角（磕头）而已。迨回寓，始知其亲随某，已得内务府银一千两，将信搁起，人则逃遁无踪矣。（李伯元，《南亭笔记》）

这段文字讲的是：晚清有一个为官清正的大臣阎敬铭，发现内务府购买的皮箱价格十倍于市价，遂告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不信，要求阎敬铭半月内以市价购买100只同样的皮箱。阎敬铭到北京城内采购，发现京城内皮箱店均已关闭，原来是受到内务府的恐吓。阎敬铭派人到天津购买，他派出的人拿着内务府给的1000两银子跑了。于是，半月之内，他没有以市价购买到100只皮箱，见了慈禧太后只能磕头而已。

因此说，欺罔蒙蔽是专制社会中常见的事情，也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无论当政的人是谁，是怎样的角色。相对于整个官僚集团来说，皇帝也是冤大头，此话不假。

奈何不了潜规则

道光帝原本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十一日，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的道光帝发出上谕，责令各地清查陋规。他在上谕中说：陋规会导致“箕敛滥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既耗于官司之朘削，民生困敝职此之由。与其私以取之，何以明以与之。朕思国家立制必循名责实，始能奉行无弊。”

这里所说的“陋规”，就是吴思先生后来所说的“潜规则”，就是在种种明文规定背后实际存在的不成文而又获得广泛承认的规则。应该说，潜规则自古有之，并非是清朝才有，只是一个朝代刚刚建立时，潜规则蔓延的程度要轻一些，以后会逐渐泛滥。清朝到了嘉庆年间，林林总总的潜规则充斥于官场之中，地方官员大肆盘剥百姓，各级官员之间相互行贿受贿，最终导致“民生困敝”。

张集馨（1800-1878），江苏仪征人，1829年进士，进翰林院。1836年以后被外放，相继在多个省份做官，担任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曾经署理巡抚。他的自订年谱后来以《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书名出版，此书记述生动，资料翔实，是研究晚清社会的重要参考。

晚清有个官员叫张集馨，出生于1800年，在道光、咸丰年间担任知府、粮道、布政使等官职，他后来编写的年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书名出版，书中记述了晚清官场的很多真实状况。张集馨在书中说：京官外放或者外官进京办事，临走时要给相关的京官送礼，这项陋规被称为“出京留别”，大体的费用支出是这样的：

京官俸禄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一万七千余金；四川皋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两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中。（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陕西粮道相当于今天陕西省粮食局的领导。张集馨授陕西粮道离开北京的时候需要送出17000两白银左右，相当于今天的700万元人民币。当然，有进才能有出，在陕西粮道的任上，张集馨的额外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据他自己说，粮道每年的进项有6万多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2400多万人民币。

仔细计算，这6万两银子实际是一个缩水的数字。据张集馨自己说，陕西粮道每年花在请客送礼方面的银子在5万两左右，而张集馨担任陕西粮道一年，不但还清了用于出京留别的借款17000两白银，而且给老家寄回10000多两银子，张集馨一年的额外收入至少在80000两白银。这些钱都是他这个粮道变着花样从百姓那里敲诈勒索来的。

陋规的危害可见一斑。看来，道光帝在登基之前对官场中的陋规便非常清楚，深知其危害；他的处置办法是在各地清查陋规。一是取消部分陋规，二是让部分陋规合法化，“与其私以取之，何以明以与之”。道光帝没有想到，他的这道上谕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礼部尚书汪廷珍、两江总督孙玉庭等人提出：让陋规合法化会损害朝廷尊严，况且官场上的陋规纷繁复杂，“虽有严旨，不能禁也”。

面对文武百官的一致反对，道光帝大吃一惊。他马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做出妥协，认为自己“初亲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承认是自己错了；接着表彰了反对查处陋规的汪廷珍、孙玉庭等人，以便尽快息事宁人。

对于这件事，我最初的反应是道光帝缺乏魄力，是一个容易做出妥协的人。后来想想，在当时的状态下，查处陋规这件事非常难办，不要说道光帝这个老实人，即使康熙、雍正在世，恐怕也会做出妥协。

首先要说，有专制体制就会有陋规，陋规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早在雍正朝的时候，官场陋规已经非常严重，雍正皇帝也知道。作为铁腕皇帝，雍正帝没有对陋规兴师动众，而是允许它的存在，因为他知道清朝官员的工资很低，官员们没有一些灰色收入，整个官僚机器恐怕很难流畅地运转。

在清朝，陋规泛滥的一个客观原因是朝廷实行官员低薪制，纯粹指望法定的薪水，官员们的确生活艰难，甚至无法养家糊口。曾国藩考中进士之后入京为官，没有贪腐，便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他在给湖南家人的信中写道：

男（指自己）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陋规的一种，相当于取暖费），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曾国藩全集》）

没有外面的官员按照陋规给他送些银子，曾国藩一家的生活居然支持不下去，他只好常常借债度日。光绪年间，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一年的法定收入是180两银子加90担大米的额外俸禄，总共约300两白银，而据翁同龢自己说，他的家庭一年要支出4400两银子（在历史上，翁同龢以有操守著称，是一个廉洁的人）。

如果按照1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0元人民币计算，那么翁同龢的年薪大约有12万元人民币，即使放到现在的北京城里也低了一些，何况在晚清时期，像翁同龢这样的朝廷大员要供养一大家子人，包括妻妾、子女、亲属、下人，另外有许多交往应酬。这样算来，像翁同龢这样一个朝廷大员，一年支出176万元人民币（4400两银子），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说，道光帝要真想禁绝陋规，首先应该给官员涨工资。这太难办了，因为嘉庆、道光年间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要是国库充裕了，道光帝会那么吝啬吗？如果给官员们涨工资，必然要增加税收。可是，康熙皇帝有训令：永不加赋。“祖制不可违”，这一条就是摆在道光帝前面的一座大山。

另外，陋规泛滥的根本原因不是官员工资的问题，是官员与百姓的关系问题。官僚是狼，百姓是羊，“狼”有着伤害“羊”的绝对权力。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绝对权力就意味着绝对腐败，绝大多数人抵挡不住白花花的银子的诱惑，人们千万不要过于相信那一点点“养廉银”的作用。

道光皇帝

很多史料对道光帝的勤政和宽容都有记载。《清稗类钞》曾经记了这样一件事：“宣宗（道光帝）勤于政事，披览章奏常至夜分。某日，有宠妃取而裂之，翌晨遣出，然亦不加以他罪也。”宠妃把道光帝批阅的奏折都撕了，可见在妃子们眼里，他也是个老实人。

担任过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仲礼先生写过《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他在书中仔细推算过清朝晚期官员的收入。据他推算，除了法定收入，一个知县的额外收入每年大约为30000两白银，一个知府的额外收入每年大约为52500两白银。而当时，一个劳工一年的收入只有5至10两银子，再加雇主供应的饭食。可见，官员和百姓收入的差别非常大。面对着白花花的银子，谁能抵挡得住这么大的诱惑呢。

我翻来覆去地思索禁绝陋规这个问题，为道光帝想了很多办法，还是认为：如果不做某些体制上的改变，此题无解。道光帝清查陋规，他所触动的不是某个、某些贪官的利益，而是整个清朝官僚运行体制，是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朱元璋在明朝初建之时便满怀刻骨仇恨对付贪官污吏，尚不能解决陋规的问题，何况老实的道光帝呢？汪廷珍等人说，陋规“虽有严旨，不能禁也”，确实是实际情况。

道光帝败给了陋规，他被整个官僚阶层“潜规则”了。皇帝都不能触动陋规，说明清王朝几乎无药可救了。

也曾经站立潮头

道光帝登基的时候是39岁，正值英年，还是有些锐气的。在陋规面前吃了败仗，并没有令道光帝一蹶不振。很快，他碰上了另外一件事，大胆地做了一次改革，展示了自己的才干。这件事就是整治漕运。

在清朝，漕运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务，就是通过运河将在南方产粮区征收的实物田赋，主要是大米，运往北京，以此保证朝廷和八旗子弟、驻京军队的粮食供应。当时，每年大约有400万石漕粮通过运河运往京师。一旦漕运出现问题，整个朝廷及其依赖的军队将有断炊的危险，因此清朝历代君主对漕运极其重视，把漕粮称作“天庾正供”，规定不得随意变动漕粮的数量，不能随意变动漕运的办法。

漕运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朝廷为之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随着整个王朝的腐朽、衰弱，漕运工程百弊丛生，从漕粮的征集、运输到最后验收，中间有道道关卡，相关的人都伸手从中渔利，“漕运之浮收勒折，始于乾隆中，甚于嘉庆，极于道光”，致使漕运成本节节攀升，漕粮运输难以为继。终于有一天，一场漕运灾变发生了。

道光四年（1824年）年末，洪泽湖大堤决口，“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200万石漕粮无法正常北运。道光帝闻听大惊，责令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人紧急筹议，拿出解决办法。

地方大员穷于应付，向道光帝提出了“借黄济运”的老办法，并申请预算300万两白银。“借黄济运”就是把黄河水引入运河，抬高水位，使漕船能够前行。可是，“借黄济运”有极大的危害性，黄河水中的泥沙会导致运河河床日渐淤高，河道淤塞，运河和洪泽湖水系遭到破坏，甚至连淮河入海口也会被垫高，造成淮河泛滥，酿成大灾。道光帝情急之下，居然批准了这个办法，拨白银80万两用于“借黄济运”。

道光五年（1825年）三月，“借黄济运”工程正式开始实施。不料，处于枯水期的黄河没有抬高运河水位，反而造成运河河道淤塞，更加不利于漕船行驶。两江总督孙玉庭等人急忙奏请道光帝，要求停止“借黄济运”，采用另外的办法——“盘坝接运”，并再次向朝廷申请费用120万两白银。“盘坝接运”就是在运河河道上临时筑坝，抬高水位，以利漕船行驶。这个办法虽然不会破坏运河水系，但是成本很高。

因为京师缺粮，道光帝无奈，再次同意地方官员的奏请，并拨付白银102万两，以使漕粮尽快运抵京城。此时，平时连喝一碗片儿汤都不舍得的道光帝感受到了割肉一般的疼痛，他只有期盼这是最后一笔额外投入，孙玉庭等人能把200万石漕粮顺利地运到京城。

令道光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盘坝接运”的效果也不理想，102万两白银只是让部分漕船驶过了淤浅的河道，驶往京师，大量的漕船仍然停留原地。孙玉庭等人奏请，希望把留滞漕粮中的100万石用作接下来的运输费用。

道光帝勃然大怒，下令将孙玉庭等人交吏部严加议处，同时任命山东巡抚琦善为两江总督，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积极筹备，准备执行一项新的漕运举措——海运漕粮。所谓“海运漕粮”，就是不再通过运河运输漕粮，而是把漕粮经过长江运至长江口，后分装到沙船上，经大海运至天津，由天津运至通州。历史证明，相对于漕粮河运，漕粮海运是一种成本低、效率高、损耗少、用时省的好办法。在这次漕运危机过程中，第一个提出这个前卫办法的人居然是老实、谨慎的道光帝。

道光五年（1825年）二月初，在孙玉庭等人还在实施“借黄济运”的时候，道光帝颁布一道上谕，要求各地督抚大臣讨论明年漕运事宜，提出了海运的办法。他在这道上谕中说：“朕意若疆各该府属应纳漕米，照常征兑，改雇大号沙船，分起装运，严饬舵水人等。惟事系创始，办理不易，然不可畏难坐视，漠不相关……”

可是，道光帝面对的仍是一片反对声，只有安徽巡抚陶澍等少数人支持他的提议。众人反对海运漕粮的主要理由是：河运漕粮是祖制，“祖制不可违”；海运没有先例，所冒的风险大。另外，河运漕粮豢养着一个人数众多的既得利益阶层，海运漕粮必然损害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必然站出来阻挠。

四月初十，道光帝接到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的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英和支持道光帝海运的想法，在这份上奏中说：“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从这里可以看出，英和虽然赞成海运，却仍将其视作权宜之计。

英和在这份上奏中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漕粮运输机制，那就是把漕粮完全交给商人操办，不再由国家包办一切事务，朝廷只需向商人支付运输费用即可。英和提出的这种办法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下广泛使用的办法，它在道光年间出现，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亮点。

陶澍：（1799-1839）湖南安化人，180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23年授安徽巡抚，1825年任江苏巡抚，1830年升任两江总督。在海运漕粮、整治盐政方面颇有建树。是道光名臣，道光帝称其“实心任事，不避嫌怨”。谥号“文毅”。

道光帝龙颜大悦。他坚定了尝试海运漕粮的想法，并把支持自己的琦善、陶澍等人调往东南，具体操办此事。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初一，“海运漕粮”正式启动，江苏省的150万石漕粮全部通过海运的方式运往天津，然后转往通州。在首期海运中，1000多条商船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130万石漕粮运到了天津。

相比于河运漕粮所需的四五个月的运输时间，海运的速度是惊人的，由此带来了漕粮米质好、损耗小、成本低等诸多好处，海运商人也获得了优厚的回报。曾经参与了这次海运漕粮的著名学者魏源后来专门著文总结说：“是役也，其优于元代海运者有三因：曰因海用海、因商用商、因舟用舟”；“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于古未有。”

此次海运漕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江苏巡抚陶澍便上奏道光帝，要求江苏的漕粮以后都通过海运方式输往北京，不料却遭到了拒绝。道光帝下旨，全部漕粮仍然通过运河运往京城，放弃海运的办法。

他为什么回归保守

海运漕粮无疑是先进的，道光帝的改革尝试取得了成功，他为什么中途放弃了先进的漕运方式，回归落后了呢？这是一个令今天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后来的学者研究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首要的原因是道光帝保守的心态和性格，然后提到一些客观原因，比如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运河重新疏通等等。

我认为：把海运漕粮改回河运漕粮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道光帝的保守，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如果说道光帝保守，他就不会顶着“改变祖制”的巨大压力，冒着可能不成功的风险，排除了很多困难去做这次尝试。然而，从海运退回河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道光帝是保守的，他的保守的气质从何而来？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道光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远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简单。首先，海运漕粮是有风险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海上风暴和海盗。当时，轮船尚未出现，运粮用的沙船很难抵御海上风暴。另外，当时也没有天气预报，运输漕粮的船队一旦遇上风暴，几十万石漕粮将会瞬间倾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此次海运漕粮成功后，道光帝首先焚香祷告，感谢上天，正是这种担心的体现。

再有，多年的河运漕粮形成了庞大的漕运利益集团，这些人成为海运漕粮的巨大阻力。这些人包括管理漕运的官僚、具体运输的船工水手、负责漕粮押送的军人、海关人员、仓储人员等，有几十万人之众。如果再把运河沿岸间接为漕运服务的人算上，那么与河运漕粮息息相关的人将以百万计，这些人一旦失掉生计怎么办？可能会有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群体事件出现。

漕粮的运输方式一下子和社会稳定联系在了一起。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海运漕粮期间，运河沿岸的某些地区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一些人因为斗殴而死。如果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什么都应该为稳定让路，道光帝更不会计较因为海运漕粮节约下的一点点白银。另外，如果回到河运漕粮能让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重新找回生计，这岂不是道光帝所崇尚的“以民为本”吗？

还有一点是人们所想不到的：被认为在海运漕粮中获利的沙船船主也不愿意为漕运服务。在专制体制下，百姓与官僚没有平等的关系，负责漕运的官僚往往强制船主从事船运业务，盘剥、压榨随即而至。所以，沙船船主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普遍望而生畏。在这一次海运漕粮过程中，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等人已经遇到找船难的情况。

这时候，人们会发现：一项“利国、利民、利官、利商”的漕运新举措变得对谁都没有了好处。人们会说，道光帝愿意干呀。其实，这时候的道光帝也顶着“改变祖制”的巨大压力，提心吊胆。这就是帝制社会的可怕之处：它压制着新的、进步的社会因素，不让这种因素成长起来，不让另外一种新的结构代替专制制度。

从表面上看，海运漕粮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不足以对社会制度产生影响。其实不然。海运漕粮要想顺畅实施，朝廷和船主之间必须建立平等、自愿、互利的关系，众多船主应该从中获得利益。没有这种关系，新的海运体制会逐渐变成拖拉不动的“河运体制”。朝廷和百姓之间平等、自愿、互利的关系必须在有别于专制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存在。这种制度刚刚萌芽，便无形中被专制制度压制、闷死了。

我们重新回到道光帝这里。应该说，道光帝看到了海运漕粮的明显的好处，他为什么还是终止了改革呢？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道光帝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抗衡摆在他面前的阻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压力，那时候的清帝国仍然是封闭的，道光帝和他的臣民们仍然睡在“天朝上国”的梦中，自认为天下太平，无须变革。

中国南宋时期海洋运输的状况可以说明社会压力与发展动力之间的关系。中国在南宋时期海洋运输非常发达，可以制造承载1000人的大船，可以远至印度洋、红海附近进行贸易，对外贸易赚取的利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以上。南宋的水师非常强大，船只坚固、庞大，广泛使用火器，是维持南宋政权存在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切的产生与南宋政权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强大压力有着直接关系，那时候的北方有金国和蒙古，生存的本能是激发南宋国民走向海洋的强大动力。

我们希望道光帝成为俄国的彼得大帝，可是“天朝上国”里是出不来彼得大帝的。大清帝国睡在“天朝上国”的梦中，道光帝想改革却遇到巨大的阻力，而支持他改革的动力又远远不够，所以他的身上保守的气息越来越浓重，整个人充满惰性。晚清时期的中国大体像梁启超在1896年所说：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梁启超全集》）

梁启超说：有这样一间巨大的房屋，存在了千年之久，……它外表庞大，内部空虚，要是风雨骤临，则肯定要倒塌。可是，室中之人仍然嬉闹、酣睡，对可能发生的险情毫不知晓；有的人知道这种险情，只知道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稍微有些作为的人，尽力补好裂缝，堵住漏洞，只求苟安，且希望以此获取功名。

坐在皇位上的道光帝不知道一场巨变即将来临，清帝国即将遭遇一次猛然的撞击。撞击来自西方，英国人以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方式震裂了笼罩在清帝国身上的铁壳，逼迫中国走向近代化。

延伸阅读

漕运陋规

漕务之浮收勒折，始于乾隆中，甚于嘉庆，极于道光。江苏则以上、南、嘉、宝四缺为最优，每年皆十数万。浙江则有“金平湖、银嘉善”之谣。其时民风富实，但求县官无格外需求，每亩多出一二百文，固所深愿。此六县钱漕，皆在十万两、十万石之外，积少成多，易成巨数。上海尚有海船挂号为巨款，皆自然之陋规也。

癸未大水，癸巳继之，粮艘之帮费日增，下农之逃亡日甚，而吃漕规之生监亦年多一年，州县乃不可为矣。后幸改海运，得免帮费之累，而浮收未去也。至兵燹之后，始定折价公费，在前之积弊一扫而空之矣。

——欧阳兆熊等，《水窗春呓》

第五章

洋人从哪里来

为什么是英国人

中西方的交往早在道光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西学东渐”始于明朝末年。从16世纪开始，意大利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曾敲打过中华帝国厚重的大门，但是真正撞开这扇大门的是英国人，是在19世纪。

自古以来，世界上是有多种文明存在的，包括中华文明、欧洲文明、玛雅文明、埃及文明等等。欧洲文明，我们也称之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得到发展，后来散布到整个西欧地区。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欧洲也是战乱不止。中国古代的战乱多是内乱，欧洲古代的战乱多是民族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13世纪之后，中华文明步履蹒跚，而西方文明则是一日千里。

19世纪到来的时候，英国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西方文明足以对中华文明形成巨大的冲击。在18世纪，英国成为欧洲头号强国。它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逐渐建立起强大的海军；经过四次英法战争，英国最终于1763年战胜法国，把广袤的北美洲和富庶的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因此占据了无与伦比的优势，走上了通往“日不落”帝国和世界主宰的道路。

自由引导人民，德拉克罗瓦的画作

在欧洲近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从13世纪至17世纪，欧洲有一个漫长的思想启蒙的过程，最终，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欧洲深入人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必然源于进步思想的推动，世界近现代史的发展充分说明这一点。

海外殖民地源源不断地给英国提供原材料，同时又成为英国工业商品的巨大销售市场，由此在英国催生了工业革命的爆发。珍妮纺纱机、蒸汽机、轮船、蒸汽机车等相继在英国出现，新发明和新技术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英国的工商业得到迅猛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占据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

欧洲的国家众多，为什么是英国人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率先撞开中华帝国的大门呢？再往深处去想，那就不得不提到爆发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2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和代表英国资产阶级的国会之间冲突激化，英国陷入内战，整个国家几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处于骚乱之中；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发动“光荣革命”，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和他的妻子——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共同统治英国，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从此，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在世界上诞生了。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名著《全球通史》中说：“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政治的平等和人性的自由激发了每个英国人心中的热情，国民的自觉性、创造力得到空前的提高。

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随之在英国产生，自由竞争代替了中世纪的规章条例，成为一种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自由、平等代替了君主专制，时代向前跨出了巨大的一步，这是英国崛起的深层原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必然源于进步思想的推动。

延伸阅读

也被视为野蛮人

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吸引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被我们视作野蛮人，不过早在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数世纪以前，他们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而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度的轻蔑。”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闭关锁国的由来

从17世纪开始，英国人尝试和中国进行贸易。说到英国早期对华贸易，就不能不提到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家股份公司，在17世纪被英国政府授予对东印度的贸易特许权，垄断了印度的对外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取了巨大利润，快速扩张，后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764年，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向东印度公司投降，古老的印度成为一家英国公司的附庸。

依仗强大的实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英国早期对华贸易。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了商馆，从事贸易。有一点，人们可能不知道：在1759年之前，清朝并不是闭关锁国的。1685年，康熙皇帝下发谕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四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商到这些口岸自由通商，并且在四个口岸分别设立了四个海关，征收税赋，管理来往商船。

17、18世纪，正是欧洲、美洲生产力发展迅猛、社会制度发生巨变的时期，清朝开放四个口岸，和西方保持密切交往，这无疑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正常发展下去，以后的鸦片战争或可避免。可是，大好形势被清朝可恨的官僚阶层搞砸了。四个口岸的海关里面充斥陋规，几乎每一笔进出口业务都与行贿、受贿相关联。曾经在清朝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士在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官方丈量员开始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但一经受贿，就允许从后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后；事实上，后一种丈量方法是丈量任何船只的唯一合法的成规。海关官员随后便索银2484两；船货管理员拒不付给，并且以不作任何贸易即行离去相威胁，一星期后，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作为归公的船钞（即丈量费），300两作为对“粤海关监督”的规费。

1701年，东印度公司试求在宁波通商，派船一艘前往，并且以101300镑作为一个赌注或“投资”，但同年对厦门的“投资”仅有34400镑，对广州仅有40800镑；这次尝试是失败了，因为（宁波）加征的额外勒索比在广州更繁重。（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这便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主要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原因。但是，到宁波等地进行交易的西方船只仍然不断，因为陋规是隐形的，是可以协商、浮动的。西方商船在四个口岸之间不停游走，自然导致四个海关之间的税收此消彼长，给四个地方的官员们制造了纷争。这种情况不断上报到朝廷。乾隆皇帝没有从整顿海关下手，而是采取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大幅度提高宁波等口岸的关税，以这种方法把西方商船尽量赶到广州去。

独此一家，有恃无恐，广州方面对外国商人的勒索又增加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希望扩大贸易范围，指示公司职员洪任辉（詹姆士·弗林特）设法疏通。洪任辉是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对中国很熟悉。1759年，洪任辉乘船来到宁波，希望依靠行贿等方法打通贸易渠道。不料，宁波方面拒绝他上岸，并且如临大敌，把他的行踪报告了广州的两广总督。洪任辉一气之下，径直前往天津，找人写了“状纸”，把清朝官员的黑暗一一罗列，又通过行贿的方式，把“状纸”送给直隶总督方观承，然后转呈乾隆皇帝御览。

看到“状纸”，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他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看到自己手下的官员贪赃枉法，而是因为他认为，洪任辉擅自到天津告状，冒犯了“天威”；在中国，居然有人为英国人写“状纸”，并且递到了皇帝的面前，这是典型的内外勾结的行为，异常可恨。他下令：把洪任辉押回广州，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被关押了两年10个月）；把写“状纸”的人斩首示众；关闭其他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处。

从此，清朝真正进入闭关锁国的时代。专制制度再一次显示出它可怕、可恨的一面：它把能导致社会进步的因素扼杀了。此后，朝廷不但把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而且加强了对外国商人的管制。在广州，所有对外贸易全部由名为“公行”的若干中国商行包办，这些公行总称为“十三行”，这些商行的开办者被称为“行商”。

同东印度公司一样，公行也是垄断性商业组织，同时也被附加了某些政府职能。根据“天朝上国”的规矩，清朝官员不直接和外商往来，所有往来事务由行商代理。外国商人也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从事销售、采购业务，这些业务也都是由行商代理完成。因为处于垄断的地位，行商们大都迅速发达起来。怡和行行商伍秉鉴的家产曾经达到2600万元银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美元。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行商的垄断地位是花费大价钱从清朝官员手里买来的（成为行商，首先要付出20万两白银），他们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仍然需要匍匐在官员的面前，并且要不断忍受朝廷和地方官员的勒索。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的时候，为了威吓外国商人，下了一道命令，便把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抓进牢房，令伍秉鉴胆战心惊，狼狈不堪。

同样作为垄断性商业组织，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清朝的行商在鸦片战争之前合作顺畅，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令人瞩目的纠纷，并且互有借贷。在鸦片战争中，有英国政府替本国商人向清朝行商索要欠款一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欠款一部分是双方正常业务中发生的应收、应付账款，一部分是英国商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向行商的借款。随着战争的到来，两国商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付之东流。

为了严加管束外国商人，清朝官员对他们在广州的行动做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兵船须停在江外，不得进入虎门；妇女不得带进商馆；洋人不得乘轿；洋人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洋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述，必须由行商转呈；贸易季节之后，洋人不得逗留广州，必须回国或者前往澳门，等等。

大清王朝之所以实行这样的政策，一是因为中国一直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且幅员广阔，完全自给，无需外来的商品；二是因为大清王朝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海外各国都是“夷族番邦”，应该前来朝贡，同时需要中国出产的物品，朝廷允许有限的通商是对他们的一种恩赐，如果洋人有过失则随时可以取消通商贸易，以示惩戒。

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经这样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大体如此。

马士（1855-1933）：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长期在英国人赫德领导的清朝海关工作。马士写作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两个聋子的对话

尽管在广州受到歧视和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是渴望和中国扩大贸易，因为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贸易利润极大。再有，东印度公司毕竟只是一家大的公司，是商业机构，它的对华贸易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利益远比面子重要。可是，当英国政府介入其中的时候，事情开始变得复杂、麻烦起来。

西欧各国在进行殖民扩张的初期大都采用武力的方式，血腥的手段，他们所赚取的每个银元“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可是，面对着清帝国这个泱泱大国，西方人在刚开始和它打交道的时候尚对它有所敬畏，采取主动、平和、协商的方式，要求扩大通商。

1792年，英国国王任命马戛尔尼爵士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是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前往中国的，有80多名随员，90多名卫兵，携带的礼品有600箱，主要是天文、地理仪器，军品、车辆、船舶模型，化学和电机工具等，反映了英国当时的文明程度。可以看出，英国人对这次出使非常重视，寄予很大希望。

马戛尔尼希望通过此次出使达到如下目的：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舟山）、宁波、天津等地登岸贸易；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商行，买卖货物；在珠山附近划一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他们存放货物，起居休息；给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更多便利，不要在正常税收之外征收其他费用。用现在的眼光看，除了划拨一个小岛的要求侵犯了国家的主权以外，英国人的其他要求都在促进极为不快。两国贸易的正常范围之内。

1793年7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英国人尚未提出自己的要求，双方便因为觐见皇帝的礼仪发生了争议。中方把英国视作朝贡国，要求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行跪叩大礼；马戛尔尼不肯，坚持按照两国平等的原则，依照英国的习惯，屈一膝，行半跪礼，免去吻手的礼节。此次争议导致双方都极为不快。

马戛尔尼（1737-1806）：出身苏格兰贵族，生于爱尔兰。曾经作为英国全权大使前往俄国，担任过议员，1775年出任加勒比群岛总督，1780年出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1792年被加封为伯爵。

此时的乾隆皇帝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不知道英国已经开始征服世界，即将成为世界霸主，马戛尔尼是不可能跪倒在他的面前的。这时候，中英两国互不了解，它们的交流像是两个聋子在对话。乾隆皇帝赏赐了马戛尔尼使团很多礼品，对于英国要求扩大通商的要求予以回绝，还以天朝皇帝的身份给英国国王发了两道敕书，语气傲慢，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用太平之福。”

马戛尔尼非常失望，从北京一路南下，到达广州，然后返回英国。一路上，英国人细心观察，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觉察到清朝官僚腐败，百姓贫苦，文化落后，军事废弛，远非传说中的富裕强盛。马戛尔尼在后来所写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述了对中国军队的印象：“然以余观之，此辈宽衣大袖之兵队，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他窥探到清王朝的虚弱。

回到伦敦，马戛尔尼这样谈到他对清政府的印象：“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可以想象，马戛尔尼的这种言论对即将发生变化的中英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法国历史学家阿兰·佩雷菲特这样概括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后心态的变化：“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

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中英两国在贸易交往中纷争不断。1816年，英国政府派遣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作为大使，再次率领使团前往中国，希望消除种种障碍，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英国商人在华的自由贸易。这一次，双方再次因为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发生争执，阿美士德没有得到嘉庆皇帝的召见，更没有完成他的使命，黯然回国。

两次派遣使团出使中国，都没有达成自由贸易的心愿，英国人很自然地想到了大炮的作用。但是，英国人没有马上动手，因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正在改变着中英双方的贸易态势，英国商人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那些神秘的传教士

早在明朝，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1692年，康熙帝下达谕令，敕准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传教。1724年，雍正皇帝收回这道敕令，因为他怀疑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真实目的并非是善良的。从此，基督教便成为异端邪说，清朝官方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传教。

基督新教的在华事业始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出生于1782年，1798年加入长老会，1807年被派往中国，9月份到达广州，住进了商馆中。当时，是不允许他在中国传教的，清朝人也不允许信“洋教”，并且禁止教授洋人中文。为了开展工作，马礼逊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译员，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工作。

马礼逊进入中国的使命类似于拓荒，西方教会衡量他工作的标准不是他发展了多少信徒，而是为以后的传教奠定基础。进入中国后，马礼逊最需要的是学会中文。他偷偷地聘请了一个汉语老师，在鬼鬼祟祟中学习中文，而这个老师身上总带着毒药，以便在清朝官员惩治他的时候用于自尽。

1810年，马礼逊开始把《圣经》翻译成中文。1819年，他在另一位传教士的帮助下完成了《圣经》的全部翻译工作。1823年，他在马六甲印刷其翻译的《圣经》，然后在中国传播。于此同时，他把中国的《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等书翻译成英文。1823年，马礼逊编纂出版了《华英字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辞典。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中文学校——英华书院，招收华侨子弟就读，以培养中国的教牧人才。1843年，此校迁往香港，现在仍然招生。

1810年，马礼逊结识了一位名叫梁发的中国人。后来，梁发接受洗礼，成为一名传教士，也成为马礼逊在印刷方面的助手。1832年，梁发编辑了宣传基督教的《劝世良言》，然后刊行。1836年，有一本《劝世良言》传到了一个名叫洪秀全的中国年轻人的手中，受这本书的启发，洪秀全组织“拜上帝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马礼逊在中国

最初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和牺牲精神。英国人马礼逊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1807年，他转道纽约前往中国，在纽约登船之前，船长问他：“你期望你真的能够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

马礼逊回答说：“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必定能够。”

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病逝。1835年，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成立了马礼逊学校。1841年，中国少年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校就读。1847年初，容闳和其他两位中国学生跟随美国老师勃朗前往美国留学，容闳后来考入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美学生，为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1830年，响应马礼逊的呼吁，美国人裨治文到达广州，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毕业于安赫斯特大学，后入神学院深造。到达广州后，他同样居住于商馆地区。1832年，他与马礼逊共同创办英文杂志《中国丛报》（月刊），担任主编，向西方介绍中国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后来，裨治文与林则徐相识，接受邀请参观了虎门销烟的过程；也曾经作为美国公使顾盛的翻译，参加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他的夫人于1850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校。

1833年，20岁的美国人卫三畏被教会组织派往中国，担任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到达广州后，他一面与裨治文等人共同编辑《中国丛报》，一面努力学习汉语。卫三畏学习汉语同样面临风险，他所请的汉语教师来去时手里总是拿着一只旧鞋，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修鞋匠。

卫三畏在中国生活了40年，成为美国第一位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作为翻译参加过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也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代办。1848年，卫三畏完成名著《中国总论》的写作，这本书把中国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他后来所编的《汉英拼音字典》也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183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伯驾来到中国，这是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一所医院，用西医为中国人看病。《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说，这所医院在20年间医治了5万多名病人，其中最有名的患者是林则徐，伯驾为他治疗疝气。

伯驾创设的这家医院后来发展成为综合性医院——博济医院，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博济医院于1865年成立医学堂。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由美国牧师喜嘉里介绍，孙中山先生曾经到这里学习，后来转入香港雅丽士医院继续深造。在以后的历史变迁中，博济医院得以延续，现在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伯驾在华期间曾经为美国政府做事，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订。1847年，他担任美国驻华代办，1855年正式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对华态度强硬，积极谋求扩大美国在华权益，主张“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要求美国出兵，与英、法等国一起占领中国台湾、舟山等地。

在1842年之前，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普鲁士人郭士立等人。总之，在1842年之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是被禁止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是在一种秘密的状态下从事传教工作的。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并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些传教士大都参与了本国政府在华的外交活动，一些人甚至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看不见的手”伸到了中国

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这是世界经济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经济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斯密推崇自由市场机制，把它比作“一只看不见的手”，认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其实“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正是因为市场机制，他们却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亚当·斯密的理论备受英国小工厂主、小企业主的推崇。1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小工厂主、小企业主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人要求英国政府取消某些公司和阶层在对外贸易中的特权和垄断，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重商主义在英国成为过去时。

1833年8月23日，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终结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允许所有的英国国民都可以在太平洋、印度洋上自由从事对华贸易。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的差别：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民主的体制，它有很强的自我完善能力。要知道，不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实行保护，在当时是一件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东印度公司不但为英国攫取了数不清的财富，而且让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是英国后来成为世界霸主的重要基础。

正是因为英国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东印度公司不再是中英贸易的主体，两国之间的贸易纷争逐渐发展成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亚当·斯密所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那只手很快伸向了遥远的东方，导致中英之间的战争提前爆发了。

1833年12月，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领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前往中国，以保护和促进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英国外交大臣要求律劳卑尽可能地扩大英中贸易：“欲实现这一目标，显然应该同北京朝廷建立直接联系。你要寻求可以建立这种联系的最佳手段。但是，对此要谨慎从事，以免引起中国政府的忧虑或冒犯其偏见，并因仓促尝试而损害目前的交往机会。”律劳卑还得到政府的指示：不要轻易对中国采取武力恫吓，“到广州后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

“到广州后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这是一个不大却要命的指示。按照当时清朝对外交往的定制，大清王朝是“天朝”，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是不能和外国人平行交往、互通文移的。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律劳卑想要改变这种定制是非常困难的。

看得出，英国政府很是犹疑不定。他们既不愿意丧失眼前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失去既得利益；又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心怀不满，希望律劳卑能够找到改变的办法。律劳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乘船前往中国，履行他的使命的。

律劳卑前往中国，表明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大清王朝以后直接要面对的不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是英国政府。也就是说，英国商人在贸易中和大清王朝之间的冲突即将变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意味着可能随时爆发战争。可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对此毫不知晓，律劳卑生性傲慢而固执，对中国当时的国情同样缺乏了解，悲剧即将发生。

律劳卑到达中国后，清朝两广总督卢坤在不了解他的身份和使命的情况下不准他进入广州，律劳卑遭到迎头打击。卢坤之所以不接待律劳卑，是因为“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头领）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

卢坤不接见律劳卑，只是派遣行商去和他接触。律劳卑感到非常恼火，同样不接见行商，并且未经清朝官员同意，擅自进入广州。到达广州后，他按照英国政府对他的指示，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身份致信卢坤，要求接见。

律劳卑的信件却无法到达卢坤的手中。按照当时的定制，外国人给中国官员的信件不能是平行款式，应该在封面上写一个表示自己地位低下的“禀”字，而律劳卑作为英国政府派出的官员，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一做法。这样一来，律劳卑的信件自然无法送到两广总督卢坤的手中。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是，卢坤对律劳卑的身份和使命仍然是一头雾水，而律劳卑感觉更加屈辱。

1834年7月30日，卢坤命令律劳卑等人离开广州，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接受卢坤的命令。受这种形势的影响，中国方面的行商不敢继续和英国商人继续交易。8月16日，中英贸易中断。中英贸易中断是一件大事，表明双方的冲突已经升级。在这种情形下，律劳卑做出了一个过激行动：8月25日，他在广州发布了“中英关系现状”公告，公开指责卢坤“固执不明”，“愚顽无知”，同时表明他不会退缩，将尽全力完成自己的使命，而阻止他这样做“就像切断珠江水一般困难”。

律劳卑的这种做法是大英帝国官员的一贯做法，他却没有想到自己身在大清王朝的土地上。看到律劳卑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卢坤认为受到了冒犯，决定进一步采取行动。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是其居心抗衡，不遵法度，若不重加惩抑，何以肃国体而慑诸夷……唯有照例封舱，将英吉利买卖暂行停止。”9月2日，卢坤作为大清帝国政府的官员下达命令，停止了中方和英国商人的交易，并且派兵包围了英国商馆，把在商馆里面担任买办、通事、雇役的中国人撤走。

卢坤（1772-1835）：顺天府涿州人。179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828年，授广东巡抚，1830年升任湖广总督，1832年任两广总督。

律劳卑不甘示弱，不再顾忌英国政府给他的“不要轻易以武力相威胁”的训令，于9月7日调集两艘炮舰进入中国内河，炮击虎门、横档炮台，到达广州黄埔。卢坤针锋相对，调集水路各军，准备将英国炮舰“严行驱逐”。中英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首先做出妥协的是英国商人。贸易季节已经到来，中英双发的交易被暂行停止，一旦双方开战，恢复交易的时间遥遥无期，在此中间损失最大的是不远万里前来贸易的英国商人。英商开始不安，急于通商，不再支持他们的商务监督律劳卑。

律劳卑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在广州，这位商务监督已经身染重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屡遭打击，现在又失去了同胞的支持，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英国尚未在中国附近集结足够的兵力，他即使想对中国进一步使用武力也毫无把握，况且此事重大，需要英国政府的授权。他只好暂时让自己高傲的心灵受些委屈，选择退让。9月21日，律劳卑和他的炮舰一起退出广州，前往澳门。离开的时候，他对英国商人说：“将来有一天必以武力洗雪这次的耻辱，让中国尊重英国官员。”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9月29日，中英贸易恢复。这次事件对律劳卑的打击非常大，以至于10月11日他病死在澳门。当时英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惠灵顿公爵认为律劳卑之所以遭遇失败，是因为“他一开始即使用他职位上并未赋予的权力，并企图以绝大的权威（英国国力）来强迫广州中国当局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交往方式。而中国人对此权威的性质和力量一无所知”。

此事过后，中英双发都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不过，很明显，“律劳卑事件”对英国对华炮舰政策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英国政府最终失去了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中英贸易争端的耐心。

延伸阅读

马戛尔尼在中国的见闻

吾船泊处，其居民咸至岸头驻足而观。余于人丛中见妇女数人，亦系大足，轻便善走，不与中国普通妇女之跛躄难行者相类，心甚奇之。后乃知缠足仅为上流妇女之风尚，下流妇女为便于做工自活计，缠者甚少。此种风俗，中国南北各省皆同。唯近以北方密迩帝都，下流妇女竞效时装，致不缠足者较少于他省云。

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妇女多束起粗黑之发于头顶，压之以金质之针；小儿则露体者居多，亦有袒露其上体者；男子多雄伟有力，四肢筋肉突起，无委靡不振之相。

余逐处留意观之，不觉朗诵诗人莎士比亚《飓引曲》中之句曰：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朕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

第六章

鸦片！鸦片！

引发大病的小病毒

“律劳卑事件”对英国政府的震动很大，对于居住在北京城中的道光帝则影响甚微。不过，来自海外的一种商品却不断给他平添纷扰，这种商品就是鸦片。

英国人和中国进行贸易，在初始阶段一直处于被动的境地。18世纪，茶叶已经成为英国民众的惯常饮品，英国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到1830年，每年输入英国的中国茶叶达到22万担（1担＝100斤）左右。另外，英国还从中国进口生丝、土布、大黄、陶瓷等商品。英国商人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金属品、棉纱、棉布等，由于中国实行的是自然经济，这些工业品销量不大，人口众多的中国难以成为英国商品的广阔市场。因此，英国在对华贸易中面临着巨额的逆差，大量白银输入到中国。19世纪初，英国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200多万两，这是傲慢的英国人所不能容忍的。

如何才能打开中国的市场，解决两国贸易中存在的巨额逆差问题呢？英国人想到了鸦片。众所周知，鸦片是一种毒品，而在19世纪，英国商人输往中国的鸦片基本来自印度，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五章中写道：“鸦片贸易经常取得设在印度的英政府鸦片制造业的供应，它持续到1917年为止，达100多年之久。这种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输了血。”

1760年之前，英国商人每年运入中国的鸦片大约有200箱，1790年达到了4000多箱。中国人购买鸦片需要支付白银，这让急于扭转贸易逆差的英国人找到了办法，英国人加大了对中国的鸦片走私。

19世纪30年代，英印政府财政部长乔治·杜克说：“最近20年中，我们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推动鸦片生产，现在仅出口到中国去的就达27000箱之多。”英国人终于扭转了巨额贸易逆差。从1827年开始，大量白银开始流出中国。1830年，在2300万元的英国对华贸易额中，鸦片占了1300多万元，中国输出现银六七十万元左右。1833年，中国白银出口接近1000万两。

鸦片大量进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机。首先，鸦片成瘾会极大地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当时，有人这样形容烟瘾上来后“瘾君子”的表现：“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痿顿不能举。即白刃加其颈，豹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大体和今天的“瘾君子”相似。

再有，白银外流导致清王朝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在清朝，白银、铜钱都是流通的货币，普通百姓之间以铜钱交易，向朝廷交税则要换成白银。白银大量流出中国之后，白银缺少，银价不断上涨，铜钱不断跌价，百姓的负担因之大增。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破之后，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不能正常进行，整个社会经济不振，百业萧条，朝廷财政呈无源之水，大受影响。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西方人向清朝大肆贩卖鸦片的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识到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西方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在1895年5月31日社论中指出：“躺在中国历史上睡大觉的欲望是由于有害地吸食毒品所引起的一种病态感觉。”

费正清（1907-1991）：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学家。他致力于研究中国50多年，所写著作大多与中国有关，包括《剑桥中国史》（丛书，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伟大的中国革命》等。

另外，士兵吸食鸦片严重削弱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1832年，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向朝廷奏报说：“臣窃见近日粤、闽各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者亦复不少。以故相率效尤，愈食愈众。无事则偷安懈怠，有事则孱弱不堪。……若不严行查禁，将来日甚一日，不惟一兵不得一兵一用，窃恐一省并无一兵之用。”

对于鸦片的危害，清廷早有警觉，从雍正帝开始，每朝都颁布禁烟令，尤其以道光朝颁下的禁令最多、最严。可是，朝廷越禁鸦片，鸦片在中国越是肆虐，“国计民生日艰，风俗人心日坏”。鸦片的危害性人所共知，为什么在道光时期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呢？为什么一种小小的毒品就能给偌大的王朝带来极大的社会危机，甚至危及朝廷的统治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多，我们在此不做全面、细致的探究。不过，我们可以做个比喻：当一个人常常因为感冒细菌的侵袭而不得不住进医院里的重症病房时，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此人身体非常衰弱，大概失去了抵抗能力，令人堪忧。道光时期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中，也就是一种病态，这是一个社会肌体衰弱的外在表现。社会衰弱是鸦片在中国肆虐的最主要原因。

严禁还是弛禁，这是个问题

道光帝是一个以节俭出名的皇帝，当他看到鸦片给朝廷带来如此危害，尤其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候，他多次颁布诏书，严令禁烟，却苦于没有效果，他着急而又无奈。正当道光帝茫然无措的时候，1834年11月，那位给了律劳卑迎头痛击的两广总督卢坤给他上了一道奏折，在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禁止鸦片）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

卢坤这个人很圆滑，他对道光帝说：大家私下在说，禁烟很困难，不如不禁，只要不让白银流出即可；索性把不让内地栽种罂粟的禁令也取消了，国人从国内即可买到土膏，白银便不会流到境外；我认为这些主张也有些道理，但是违反禁令，难以实行。卢坤其实是试探道光帝的态度，同时避免因此言论获罪。

道光帝想了想，感觉这种言论实在荒谬，没有采纳，只是“令旧禁加严而矣”。不料，两年之后，1836年6月10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了和卢坤相似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弛禁论”。

在奏折中，许乃济首先指出鸦片贸易的危害在于“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中国的财富全部流向了海外；然后全面论述了目前禁烟措施的流弊，“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严禁不能解决困局。

至于解决困局之法，他随之提出了“弛禁之论”：一是“驰入口之禁”，“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驰吸食之禁”，主张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而“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是“驰内地栽种罂粟之禁”，认为“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不禁自绝”。

许乃济真是一朵“奇葩”！他主张：只要当官的、当兵的禁食鸦片，百姓可以放开了吃；不但允许鸦片进口，还要鼓励百姓多种罂粟，内地生产的多了，进口的就少了。他也不想一想老百姓怎么活！

道光帝大吃一惊：满朝文武中居然有这样勇敢的人，提出了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主张。不过，鸦片屡禁不止，道光帝不得不重视许乃济的奏折。仔细想了一番之后，他索性把这份奏折交给一些重要大臣会议，想听一下他们的意见。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很快收到了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复奏，他们明确支持“弛禁论”。邓廷桢等人不但赞成“弛禁论”，而且拟定了九条章程，使得这个主张更具操作性。

邓廷桢（1776-1846）：江苏江宁人。1801年进士，入翰林。1826年任安徽巡抚，1835年升任两广总督。1839年，协助林则徐在广州禁烟。1840年初，调任闽浙总督。鸦片战争中被革职充军至伊犁，后被启用，任陕甘总督等职。

正当道光帝有些犹疑的时候，声势更大的讨伐许乃济的声音出现了。9月19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等人分别给道光帝上奏折，痛斥“弛禁论”，仍然主张严厉禁绝鸦片，他们的主张被称作“严禁论”。

许球在奏折中说：“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吸食？若止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许球认为：鸦片既为毒品，朝廷不但任其流行，还要对它征税，哪有这种道理？他的这番话义正词严！

面对群臣的争论，道光帝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一段时间之后，“严禁论”明显压过了“弛禁论”。1836年12月，原来赞成“弛禁论”的邓廷桢上奏，认为还是应当禁绝鸦片，“朱樽所陈议论，极为正大”，“禁止之条，依然遵守”。道光帝见此，坚定了禁绝鸦片的决心，在邓廷桢的奏折上批复说：“该督等所奏能见及此，著即同心协力，认真巡察，惩汉奸之勾串，杜夷商之贪饕。”

邓廷桢是一个勤勉清廉的官员。接到道光帝的上谕，他加紧在广州一带的禁烟行动，“无分雨夜，加劲巡查”，“奋勇兜擒，尽法惩办”。一年之内，邓廷桢基本铲除了在广州附近走私鸦片的小船（快蟹），缉拿了一批国内的鸦片贩子，缴获了一定数量的鸦片和纹银。由于英国商人和国内鸦片贩子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把鸦片走私地点向东转移，在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及福建沿海地区继续走私鸦片，所以，从全国看，禁绝鸦片仍然没有取得大的实效。

终于下定了决心

面对毫无进展的禁烟局面，道光帝不住地哀叹，大呼无奈。想到白花花的银子每天都在流出天朝，这位节俭的皇帝更是痛彻心扉。1838年6月2日，又有一位大臣给道光帝出了禁烟的主意：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呈《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

黄爵滋在奏折中说：“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寻根溯源，“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出于这样的考虑，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食”的策略：对于吸食鸦片者“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可以“罪以死论”。黄爵滋也是够狠的：戒不了烟瘾就杀头！可以看出，黄爵滋用的是“乱世用重典”的办法。

处于“病急乱投医”心态中的道光帝认为黄爵滋说得也有道理，他再次让督抚大臣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很快，他收到了29份相关奏折。在这些奏折中，只有8份奏折支持黄爵滋的主张，认为重典必然产生震慑效果；另外21份奏折持不赞同的态度，认为可以加重对吸食鸦片者的处罚，对其处以死刑则缺乏具体操作性，且极易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应动辄使用死刑。

道光帝再次犹疑起来。他仔细翻看这些奏折，发现其中的19份奏折都在说禁烟的重点应该是查禁海口（指沿海城市），而不是对全国的吸食者施以重典。另外，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奏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且在奏折中拟就了严禁鸦片的具体执行措施。

时隔不久，林则徐再次给道光帝上奏折，报告了在自己辖区内严禁鸦片的成果：起获烟膏烟土1.2万余两，从而说明鸦片可以禁绝，“全敕功令之森严”。在这份奏折的附片上，林则徐再次提醒道光帝：鸦片泛滥必然要对朝廷的统治形成极大威胁，“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的话让道光帝出了一身冷汗，他的态度逐渐转向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禁绝鸦片，而禁烟的重点转向查禁海口。恰在这个时刻，有两件事情相继发生，又极大地刺激了道光帝：一是皇室成员庄亲王、镇国公到尼僧庙中吸食鸦片被发觉；二是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拿获鸦片13万两，这些鸦片全部来自广东！听说这两件事情，道光帝大吃一惊，感觉禁绝鸦片刻不容缓。

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下达谕旨：“林则徐著来京陛见。”由此，林则徐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大转型的时候，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第七章

让血性飞一会儿

前行犹如蹈汤火

1838年12月27日凌晨4点，天空还是一片黑暗，北京城里飘落着雪花。湖广总督林则徐跨入皇宫，静候道光帝的召见。他心中忐忑不安，预感到自己会经历一件大的事情，可是那又会是怎样的一件事呢？无从得知。他只有和别的大臣一样，默默地站立在那里，等待着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清晨6点，道光帝召见了林则徐。林则徐终于明白，皇帝把一件谁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交给了他去做，要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总期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他诚惶诚恐，向皇帝推辞，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样一件事关社稷安危的事情。道光帝轻轻摆手，表示“朕意已决”，让他暂回住处，多多思虑，等待下次召见。

在道光帝看来，林则徐是前往广州的合适人选，因为他办事扎实，没有毛病。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785年出生，1804年中举人，1811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14年授编修。

1820年，林则徐被外放浙江担任道员等官职。林则徐为官清廉，做事认真，道光帝登基后，对他特别器重。1822年，道光帝第一次召见林则徐，对他说：“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你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

因为道光帝的器重，林则徐得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先后担任按察使、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1837年授湖广总督。林则徐办事的确是非常认真的，这可以从他担任东河河道总督时的一件事中看出来。《清稗类钞》记载：

道光辛卯，林文忠公则徐擢东河总督，奏言秸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门垛、滩垛、并垛诸名目，非抽、拔、拆、视，难知底里。遂将南北十五厅各垛逐查，有弊者察治，所属懔然，岁省度支无算。得旨，谓向来河臣从未有如此精核者。

这段话的意思是：1831年，林则徐擢升东河河道总督，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河工第一弊端是材料方面的舞弊，非把各个材料垛逐一拆开检查难以知道真相。于是，他便带人把南北十五厅的材料垛逐一做了检查，处置了舞弊者，令手下人感到畏惧（不敢在材料方面作弊），一年中省下材料方面的支出无数。林则徐接到道光帝的圣旨，圣旨中说历任河道总督中没有像他这样认真核查的人。

要想真正查禁鸦片，钦差大臣必须要办事认真、扎实，所以道光帝对林则徐委以重任，派他前往广州。另外，林则徐是一个坚定的“禁烟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历史证明，从禁烟的角度去看，道光帝的这次选择是正确的。

在京期间，道光帝一共召见了林则徐八次，并且允许林则徐坐在地毯上答话，可谓皇恩浩荡。道光帝反复向林则徐交代的话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绝不可开。“边衅”是指边境战事。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光帝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不愿意兴兵打仗。不过，他有所不知的是，是否挑起边衅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他或者是他的大臣手里。

林则徐当时没有意识到皇帝交给了他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意识到杜绝鸦片就意味着边衅即开。他只是点头称是，也向皇帝提出了加强广州海防的建议。道光帝不置可否，这件事就这样含糊地过去了。

道光帝对禁烟的高度重视、对自己的破格待遇给林则徐平添了莫大的压力，他感觉自己已引起其他权臣的侧目，“枢臣亦为之动色”。朝廷中充满权力争斗，林则徐担此重任并非是件好事，难免引起他人的嫉妒与攻击；但是，他认为“但既辞不获免，唯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鸦片泛滥），拔本塞源”。他暗暗下定决心：此去广州一定排除所有障碍，毕其功于一役，坚决杜绝鸦片的源头，否则将有负皇恩，愧对百姓，罪莫大矣！

在北京，林则徐积极地准备，包括拜访支持禁烟、对洋人有所了解的大臣，在临行前，他的胸中已经有了一套禁绝鸦片的方案。出京以前，林则徐拜别他的老师沈维矫。林则徐对老师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两人对视，热泪横流，场面很是悲壮。

作为朝廷大臣，林则徐只是出一次远差，执行一次公务，他们师生二人为什么如此动情？林则徐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前方的道路绝非坦途。两年之后，林则徐在给亲戚叶小庚的信中坦言说：“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延伸阅读

曾国藩称赞林则徐廉洁

曾文正（曾国藩）尝致其弟忠襄公国荃书云：“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钱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产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徐珂，《清稗类钞》

强硬的钦差大臣

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诏，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六天之后，林则徐从北京动身，经过直隶、山东、安徽、江西前往广东。1839年3月10日，他跨越千山万水，到达了广州。

进入广州，林则徐设钦差大臣行辕于越华书院，接见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紧急布置禁绝鸦片事宜。他把禁烟行动分为两块：一是针对国内的毒贩、烟民；二是针对广州商馆里的外国商人。他把国内的禁毒任务交给了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人去部署完成，要求他们加大在广州等地的稽查力度，“窑口快蟹，或以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地随时，净绝根诛”。

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邓廷桢等人在禁毒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力气，从1837年春至1839年5月，邓廷桢共查获烟土、烟膏46万两，民间自行上缴烟土、烟膏17万两，这是个不小的成绩。可是，相对于每年两三万箱的鸦片走私量，这只相当于其中的百分之一。因此说，如果还是按照常规的方式去禁烟，林则徐决难完成道光帝交给他的重任。

林则徐拿出一定的时间，着手调查广东走私、贩卖鸦片的状况，逐渐坚定决心，要采取下一步行动——打击外国烟贩。其实，清朝对英国人走私鸦片的情况早已有所了解，1836年，许球给皇帝上奏折，反对许乃济的“弛禁论”，在奏折中提到了九位大的英国鸦片走私商人，包括差顿、颠地等人，要求把这些鸦片贩子“查拿拘守”。由于种种原因，许球的建议没有得以实施。林则徐通过调查得知，许多鸦片商人就躲在广州的商馆里，或者以商馆为走私鸦片的根据地。如果能打掉这些英国鸦片走私贩子，让他们把手中的鸦片交出来，国内的鸦片走私无疑会成为无源之水，禁毒局面会焕然一新。

3月18日，林则徐开始采取行动。他找来行商，要求他们传谕外国商人，三天之内，把存贮在趸船上的所有鸦片全部呈缴，不得丝毫藏匿，并且要出具甘结合同，声明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再犯，“人即正法，货尽没官”。他在给外国商人的谕令中表明了自己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与此同时，林则徐要求广东海关暂停颁发给外国商人离开广州使用的红牌，并派人在商馆附近巡视，防止外国鸦片商人逃离广州。

颠地（1799-1853）：英国商人，著名的鸦片走私贩子。他开设宝顺洋行，控制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些公司，从印度向中国销售鸦片，获利极大。对英国的一些政客有影响力。在林则徐销烟过程中损失惨重，鸦片战争后获得很大利益。

三天之后，广州商馆里毫无动静。很明显，外国商人抵制了林则徐的谕令，他们静观其变，不相信事态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3月21日，林则徐再次下达谕令，要将相关行商处斩，因为根据当时的定规，行商对外国商人的不法行为承担担保责任。当天，外商答应交出1037箱鸦片。他们象征性地搪塞着清朝的钦差大臣。

外商低估了林则徐查禁鸦片的决心。3月22日，林则徐拒绝接收外商的1000多箱鸦片，下令传讯英国商人、大鸦片贩子颠地，并且说明，如果颠地不向地方当局投案，将把给颠地担保的行商处斩。在英国鸦片商人中，颠地的地位仅次于差顿，因大肆走私鸦片而臭名昭著，是被清朝政府明令驱逐的。这时候，他却明目张胆地住在商馆中，公然阻止一些英国商人上缴鸦片，对抗林则徐的谕令。

义律的“不抛弃”

林则徐传讯颠地的消息惊动了一个人，他就是住在澳门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义律出身英国贵族，曾经在皇家海军服役。他是跟随着律劳卑勋爵第一次到中国来的，目睹了中英之间的那次冲突。1836年12月，他被任命为商务监督。

和律劳卑一样，义律对英国皇家海军充满信心；所不同的是，他远比律劳卑更懂得变通，或者说更狡猾。比如，他曾经给邓廷桢呈上“禀帖”而得到两广总督对他的承认，可是，他的这种行为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斥责。于是，他便在给邓廷桢的信封上写上“谨呈”、“呈上台前”的字样，代替那个“禀”字。认真的邓廷桢拒绝了英国商务监督的变通。

义律（1801-1875）：英国人，青年时进入英国皇家海军，曾经取得上校军衔。1836年，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任职期间，中英之间爆发鸦片战争。1841年，被英国政府召回国内。1846年以后，相继出任百慕大总督、特立尼达总督等职。

两头受气的义律索性尝试武力的作用。1838年7月，他要求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伦他率领两艘军舰到广州虎门外，想观察清朝官员的反应。邓廷桢仍然拒收没有写着“禀”字的信件，可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英国军舰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态度明显和顺很多。义律对他看到的一切感到满意，英国军舰随后离开了广东水域。

义律平时驻在澳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后，义律没有急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当他听说中国政府传讯颠地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意识到广州商馆里的英国商人处于危险之中，那些人一旦遭遇不测，那就意味着他的失职。情急之下，他急忙离开澳门，于3月24日进入广州，潜入了英国商馆。

到达英国商馆后，义律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升起了英国国旗。接着，他把大鸦片商人颠地安顿在自己的公事房中，置于他的亲自保护之下。义律的到来无疑增大了英国商人对抗林则徐谕令的胆量，他们静静地待在商馆里，等待着清朝官员的妥协。

来到广州的林则徐绝对不会妥协。3月25日，林则徐进一步采取行动：中止一切对外贸易；封锁商馆，断绝对商馆的供应，撤走在商馆里面担任买办、通事、雇役的中国人。当时，清朝官员动辄采用中止对外贸易的方式作为惩戒洋人的手段，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茶叶和大黄，尔等（洋人）若不能得到，即无以为命。”1840年1月4日的《澳门新闻纸》刊登文章，描述了一个外国商人看到的商馆被围的状况：

凡到各夷馆（商馆）之街道，俱已堵塞，并将各夷馆之后门，亦于前一日皆用砖砌塞了。濠沟内自桥至行街口，皆系官船，周围屋顶上，皆安置有人，看守各夷馆。……约数刻之间，我等全被囚禁了，以致夷人（洋人）都不能逃走。

中国管店工人，围着颠地（英国大鸦片商人）之馆，以防颠地逃走……围馆之人虽未行强，却大声喊叫如雷，令我等好多人害怕，犹如上年十二月十二日之事一样。（杨国桢，《林则徐传》）

林则徐采取行动后，300多名外国商人等于一下子被软禁了起来，虽然食品、用水不缺，其他方面却是极为不便。林则徐采取的措施令人想到了“律劳卑事件”中两广总督卢坤的做法。同时，林则徐再次警告外国鸦片商人：

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英国商人）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林则徐全集》第5册）

林则徐说话的口气很硬：中国内地民众已是群情激奋，如果英国鸦片商人不知悔改，继续顽抗，不用中国军队出动，即便民间的男丁壮士也能结果你们的性命。你们远道而来进行贸易，难道不知道双方力量的对比、利害形势的悬殊吗？

英国商人终于慌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清朝官员的决心会如此坚决，更加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是否生命堪忧。英国商人的眼睛都盯着他们的商务监督义律。

英国人怎样摆脱困局

在危急的时刻，义律又一次显露出他的狡猾特性。25日，他避开了林则徐，通过“禀帖”的方式致信邓廷桢，要求三日内恢复英国商人、商船的自由，否则英国方面将保留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力，而一切后果由中方承担。

林则徐随即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派人前往商馆，一是严厉斥责义律干扰、阻碍钦差大臣谕令的执行；二是晓谕外国商人，如果把趸船上的鸦片全部上缴，不但可以解除对商馆的围困，而且对他们以前的劣行既往不咎。

英国商人出现分化，有些人赞成妥协，希望先把鸦片上缴，获取自由，然后从长计议；有些人则不愿失去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本，坚持顽抗到底，不向清朝官员屈服。面对慌张、嘈杂的英国商人，义律陷入思考中，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他必须在这紧急的时刻做出决断。他的狡猾特性再一次显现出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点燃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义律对英国商人说：

本总监督谨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之臣民，为效忠女王陛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以便转交中国政府……且本总监督为了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并代表政府，充分而毫无保留地愿意对缴出鸦片经我之手转交中国政府全体及每一位女王陛下之臣民负责。（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英国商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义律的意思很明确，鸦片交到他的手里，他可以保证英国商人的人身安全，缴出的鸦片将来由英国政府照价赔偿。哪有这样的好事呢？英国商人便把自己手中的鸦片数量尽数向义律做了交代。3月28日，义律致信林则徐，在信的封面上写着“敬禀钦差大人”，表示“遵照钦差大人特谕”，愿意上缴鸦片20283箱。

义律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一是迫于事态的压力，二是因为他的职责，三是他对将来事件的处置有所考虑。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公民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义律已经看到，林则徐此次禁烟态度坚决，要想保证英国商人的人身安全，非要缴出鸦片不可，否则事态发展不可收拾。一旦英国商人被中方捕去，甚至被杀头，那必然是他这位商务监督的失职。如果劝告英国商人以个人的身份上缴鸦片，其中有人必然不会上缴，事态仍然无法控制。

于是，义律想到了眼前的办法。采用眼前的方式，义律会得到英国商人的拥护和支持，不会陷入律劳卑曾有的尴尬。鸦片一旦交到他的手里，所有权马上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英国商人的私有财产，马上变成了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将变成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行为。鸦片从义律的手中缴出之后，英国政府不会无动于衷，势必要采取行动以维护英国的利益和权威，也会对英国商人做一个交代。

实际上，当林则徐对英国商人开始采取行动，义律就想到了应对之策。3月22日，义律接到林则徐要求英国商人缴出鸦片的谕帖，他立刻发出了一件通知，要求所有停泊在洋面上的英国船只全部开到香港附近的海面上，挂上英国国旗。他到达商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起英国国旗。他的意思很明确，他向清朝方面和英国商人透露出明确的信息：站在义律后面的是英国政府。义律处置每一件事情，都把英国政府考虑在内。所以说，他在危急时刻让英国商人把手中鸦片全部交给他，这不是怪异的举动。

我们可以说义律狡猾，但是不能因为愤怒而在道义上谴责他。他和林则徐一样，都在履行各自政府赋予的职责，保护各自国家的人民。在鸦片走私这件事情上，真正需要谴责的是英国政府。因为贪婪，自从开始对外扩张，英国在世界各地干了很多毫无人道的事情，包括纵容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

义律的行为把战争和英国政府捆绑在了一起。可是，林则徐等人对这种变化一无所知。接到义律禀帖的同一天，林则徐收到了商馆里各国商人联合签名的禀帖，他们声称：钦差大人谕令中的一些事情非他们能够办理，恳请中国官员找他们的领事、总管“自行办理”。可以看出，外国商人们从义律的行动中看出了门道，在采取一致行动与之配合。林则徐等人并不知晓，宽容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由此，林则徐等人的对手由外国商人变成了英、美等各国政府。

接到义律的禀帖，林则徐非常高兴，赏了外国商人一些牛羊食品，向他们允诺说：随着英国商人逐渐缴出鸦片，清朝地方政府会逐渐恢复商馆的买办、工役，会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于省澳，会允许开舱贸易，一旦全部缴清，则一切如常。

3月29日，林则徐下令，恢复对商馆的生活用品供应。4月12日，中国方面收到了第一批英国商人上缴的鸦片，林则徐允许在商馆中工作的中国人回到商馆里去。5月2日，林则徐撤消了对商馆的封锁。5月18日，外国鸦片商人缴出了他们手中的鸦片。5月22日，16名英国鸦片商人具结，保证以后不会再到中国来。5月24日，义律和最后一批英国商人离开广州。

鸦片其实禁不住

收到英国商人上缴的大量鸦片以后，林则徐本想把鸦片运回北京销毁，但是考虑到远途运输费时费力，另外担心鸦片中途被换，继续贻害百姓，遂奏请道光帝同意，在广州当地销毁鸦片。销毁鸦片有多种方式，考虑再三，林则徐决定采用“海水浸化法”，即把鸦片放入盐水中，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待烟土完全溶解后，把溶液冲入大海。林则徐把销毁鸦片的地点选在广东虎门。

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的各级官员，在虎门举行盛大仪式，正式开始销毁鸦片。一些在广州的外国人也被邀请参观销烟的过程。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后来记述道：

我们曾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在各个方面，看守显然比广州扣留外国人的时候严密的多。镇口有个穷人，因仅试图拿走身旁的一点鸦片，但一经发觉，几乎立即被依法惩办。即使偷去一点鸦片，那也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的。目击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择》）

截止到6月25日，清朝方面共销毁鸦片19176箱零2119袋，总重量达2376254斤。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占1838年至1839年季风季节期间运往中国鸦片总额的六成左右。“虎门销烟”事件很快传往全国，朝野上下震动极大。道光帝闻听此事，连说：“大快人心！大快人心！”“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销烟，打击了国外鸦片商人的嚣张气焰，可是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广州禁烟只是在短时间内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事件过后不久，鸦片的走私便又死灰复燃了。1839年7月，距离虎门销烟不到一个月，义律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在福建省几个地区，林钦差大臣的措施已经造成了一个由中国人走私商组织起来的可怕的集团，政府官员竟不加干涉……真的，当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鸦片交易正在广州以东约200英里的几个地方极其活跃地进行。”

1840年1月，《澳门月报》报道说：“（中国）沿海一带从事于这非法交易（鸦片走私）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相比拟，甚至还要更多些。”这一期的《澳门月报》还说：

（鸦片走私）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都带有武装人员和武器，足能向中国水师挑衅；并且有不少的中国本地走私商也武装起来，借以保卫自己反抗他们政府的官兵……鸦片交易的活跃似乎和以前一样，其安全和利润的厚实也和从前一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因此说，广州禁烟尽管兴师动众，却收效不大。而广州禁烟又几乎是清政府对付鸦片泛滥的最后的办法。难道清政府对于鸦片泛滥真的没有办法吗？人们仔细考虑一下当时的社会状况，会不得不承认：晚清时期，鸦片难以禁绝。

鸦片之所以泛滥，有内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前面我们说过，鸦片泛滥主要是社会肌体衰弱造成的。在社会进步、经济发达地区，毒品难以对社会造成大的危害；在社会落后、经济衰败的地区，毒品往往泛滥。在民国时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对两个村庄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江村位于太湖东南岸，苏州和嘉兴之间，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人们日常花费的记载中，看不到用于吸食鸦片的支出。禄村位于云南禄丰县，属经济落后地区，吸食鸦片是人们一项巨大的日常开支：

1938年，我们在禄村调查时，据当地人民给我们的估算，每月禄村要销烟土200两，一年要销2400两，这时节价每两国币4元，一年要有近1万元的消耗。这个数字大得使我们不敢相信。……当地人和我们说，若是烟土这样贵下去，禄村一年的谷子，除了做米粮外，只够买烟来抽了。这种说法，有相当的正确性。（费孝通，《江村经济》）

要想从根本上杜绝鸦片泛滥，必须让社会肌体强健起来。然而，在1839年左右，减弱社会衰败的速度都是很难的事情，更不要说让社会强盛起来。

从外部因素考虑，要禁绝鸦片，应该依靠国家力量，坚决打击鸦片的走私、贩卖和吸食，在各个环节保持高压状态。要想依靠晚清时期的官僚、军队完成这一使命，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有，当时的清朝水师不具备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打击鸦片走私的能力。

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只能成为一次事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可是，我们又要说，这种象征意义对于社会是重要的，它说明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士大夫中至少存有社会良知。晚清的士大夫大多数能言善辩，满腹正义，后来形成了大的派系：清流派。杨国强先生曾经评论说：清流派“只知是非，不论利害”。所幸他们还知道是非，要不然中国早就如同印度莫卧儿王朝一样，向西方势力举手投降了。

一次血性的自卫

今天我们知道，广州禁烟的实际效果并不大，然而，这次事件却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后来，有人认为林则徐当时的处置操之过急，给中国带来了灾难。难道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错了吗？

如果按照当今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去检讨整个事件，我们要说，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确有个别细节处置不当。但是，要求那个时代的人们具有现代人的思维和智慧，那是苛刻和愚蠢的。难道我们要求林则徐首先向WTO申述，然后和英方人员坐下来谈判，最后等待国际法庭的判决吗？这显然是可笑的。

再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打击外国鸦片走私商几乎是遏制鸦片走私的最后的办法。道光帝和他的大臣们为了鸦片的问题左右为难，伤尽脑筋。两广总督邓廷桢辛苦两年，查获的鸦片只有每年鸦片走私量的百分之一。而这个时候，外国的毒品走私商贩却在广州的商馆里谈笑、数钱，进行更大规模的鸦片走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1989年，美国政府指控巴拿马领导人诺列加参与走私贩毒，便出兵巴拿马，抓走了诺列加，美国法庭做出裁决，监禁诺列加145年。

另外，在整个过程中，林则徐并没有蛮干。在禁烟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名外国商人被逮捕、杀头，林则徐只是要求他们上缴手中的毒品，然后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向中国走私鸦片。林则徐甚至拟写了给英国国王的照会（没有正式颁发），谈到了鸦片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并且说明这种罪恶的行为并不是英国政府指使的，是个别不法商人所为。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林则徐的表现是有理、有利、有节，并且是耐心的。即使是美国人马士，在20世纪初的时候也说道：

林则徐的全部方针是像水晶一样的明晰。他的整个动机就是取缔鸦片的输入和吸食，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是不惜采用任何办法的；……这并不是说，外国人的生命，即使是颠地先生的，曾经陷入任何危险，也不是说加尔各答的黑牢事件会重演于中国；何况围困这件事并不等于，也不至于形成中国的监禁因而带来各种恐怖。（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因此说，无论是从哪个时代的角度去看，林则徐所领导的这次禁烟、销烟事件都是正义的，是一次具有血性的民族自卫行为，林则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至于英国因此发动鸦片战争，对中国进行侵略，他们使用的是殖民主义的标准和帝国主义的逻辑。

虎门销烟的浮雕

虎门销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展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描述这一事件的浮雕被镶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向一个国家走私毒品是极具危害性的，是罪恶的，不但清朝的皇帝、大臣知道这一点，1840年的英国人同样知道这一点。首先，他们制定了严厉的措施，防止鸦片进入英国，危害本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另外，当时许多英国的有识之士曾经大声疾呼过，鸦片贸易是肮脏的。1840年4月，英国议会举行辩论，决定是否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的托利党人持反对意见，格兰斯顿在议会上发言说：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在这种情形下，英国“绅士”们依然表决通过对华战争。因此说，那场战争是英国人强加到我们头上的，只要我们面对侵略和欺辱采取了自卫行动，那场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侵略战争不单发生在中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血腥的对外殖民史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面对欺辱却缺乏自卫勇气的民族是懦弱的，是没有血性的，也是站不起来的。

第二篇

猛然的撞击

大清朝在懵懵懂懂中遭遇了一场战争。他们没有想到妖魔会从大海的波浪中窜出来，也没有想到会失败。但是，失败还是来了，天朝的尊严轰然崩塌了。谁应该为这场失败负责呢？是琦善？是道光帝？还是林则徐？实际上，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是不足责的”。他们生活于帝制社会的肌体中，而这腐朽的肌体是注定要沉下去的。

让我们记住这次撞击。它带给我们疼痛与屈辱，却让我们醒来，从此上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欣然面对那次失败。

第一章

黑云迫近了天朝

“林维喜”事件

林则徐在广州针对英国商人开展禁烟之后，义律执意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武力报复。从1839年3月28日开始，他一面答应向中国方面上缴鸦片，一面躲在商馆里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报告，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迅速而坚强的行动，予中国以重大打击”。在4月3日的报告中，他十分清楚地提出了侵略计划和勒索要求。只有采用武力恫吓，英国才能从中国方面得到“赔偿”，义律答应英国商人的许诺才会实现，否则，他的脑袋会被那些要钱不要命的商人打成漏勺。

从被困的商馆中返回澳门之后，义律一直在寻衅，想制造事端，加快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兵的步伐。林则徐要求外国商人都要具结，保证在以后的贸易中不携带鸦片，“如有查获，人即正法”。林则徐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即使按照中国现在的法律，大量贩卖毒品的罪犯仍然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不论是否具结保证。一些美国、荷兰的商人与之配合，出具甘结，承诺不携带鸦片进入中国，他们的62条商船进入中国贸易，带入现银200万元。义律从中作梗，阻挠英国商人具结，下令英国商船不得驶入广州港。

7月7日，又一件涉及中英两国的纠纷产生了。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闹事，打伤中国渔民林维喜，造成林维喜第二天死亡。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置之不理，自己在英船上设立法庭，擅自判决5位凶手监禁3至6个月，罚金15至20英镑。

面对义律的行为，林则徐义愤填膺。他曾经说：“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也可以不抵命？”8月15日，他按照嘉庆年间处理此类事件的成例，断绝对驻在澳门的英国人食品和用水供应，传谕沿海民众自办团练，防止英国人强买食物，上岸汲水。在中方的压力之下，澳门葡萄牙当局驱逐了驻在澳门的英国人。

无奈之下，8月26日，义律带领英国商人上船，离开澳门，飘荡在香港、九龙附近的海面上。《澳门月报》记述说：“（英国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匆匆从住所出来，赶到船上寻觅安身的地方，一小队挤满了乘客的小船、双桅帆船和欧式沙船，当慢慢驶离港口的时候，真是一片凄凉景象。”

义律渴望武力相助。当天，他向印度总督发出请求，要求派军舰协助他履行使命。4天后，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到达香港附近海面。义律感到非常高兴。可是，他很快发现，飘荡在海面上的英国商船、军舰都急需食物、淡水补给，而中国方面断绝供应。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史密斯率领几艘小船到达九龙附近，要求中国官员供应食物，遭到拒绝。英国人恼羞成怒，史密斯下达命令，向岸上发动炮击。

面对英国人的挑衅，中国方面予以还击，双方的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英国人不得不撤出战斗。由此，鸦片战争拉开了序幕。

战争中的司法因素

“林维喜”事件令中英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不可逆转。国内的史书大多不太重视“林维喜”事件，而实际上，此次事件涉及晚清时期中西方在司法审判方面的重大分歧。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人到中国境内进行贸易，中西方人员不免发生纷争，刑事案件也会发生。总体上看，那个时候在中国发生的涉外刑事案件不多，外国人也认可中国官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公正态度。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记叙人曾经说：“中国人并不希望在他们本国人犯罪的时候庇护他们，但是在审讯上却必须按照他们自己的形式和惯例实施。”可以看出，英国人只是对案件按照中国的规矩进行审理表示出了不满。

在19世纪前后，中西方关于司法审判的理念有了很大的分歧。1784年11月，在广州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英国的一艘散船“赫符斯”号在鸣炮致敬的时候出现意外，致使一名中国人死亡。中国官员要求英方交出责任人，予以审讯。英方答复说，无法确定直接责任人是哪个，没法向中国方面交人。清朝方面便带走了该船的大班，要求大班对此次事件负责。后来，英方得到消息：假如逮捕大班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那就要逮捕大班的上级——英国商人在广州的总负责人。

这件事引起一阵骚乱，各国商人调动所有人员、武器，保护各自商馆。后来，“赫符斯”号商船的大班得到释放，英方把一个放炮手交给了中国官员。1785年1月8日，这名炮手被处以绞刑。

这一事件再一次加深了中西方之间在司法审判方面的分歧。英国方面认为，案件应该由直接责任人负责，不应该牵扯责任人的上级，甚至上级的上级。1807年，清朝官员曾经因为一起刑事案件停止了所有英国船只的正常贸易，英国方面对清朝官员这种动辄牵连一片的做法更是不满。

“凌迟”酷刑

在中国古代社会，许多刑罚是非常残酷的，比如“凌迟”，即“千刀万剐”。刑罚的残酷是专制社会统治残酷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得以消除。1905年，因为各种进步势力的推动，清廷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刑罚“永远删除，俱改斩决”。

再有，英国方面认为中方没有经过审判程序，接到北京方面的命令便把“赫符斯”号商船上的炮手处决了，这是不公正的。对于中国当时的审讯过程，西方人大都认为是野蛮的、残忍的，因为其中确实存在着很多严刑逼供的现象。在英国，在17世纪的前半期便废止了刑讯逼供的做法，在1827年，更把当事人的拒不招供当做是一种无罪的推定，即法律中的“疑案从无”原则。

中英双方在司法审讯中的分歧还表现在，中方注重结果，而英方更注重动机。当时，中国方面认为杀人就要偿命；而英国方面认为，因为自卫杀人应该不受惩处，过失杀人则不应该被判决处死。

总之，当时大多数西方人认为清朝的司法审判中存有不人道的现象，清朝的法官（县官）大多贪污腐败，阻碍公正办案。这个时候，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属于文明的种族，反倒认为中国人是野蛮的、不开化的。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西方人对待清朝司法制度的态度并不是一致的。美国商人认为：“当我们在你们（清朝）的领海内，我们理应服从你们的法律；即使它们永远是这样的不公平，我们也不能反对他们。”而英国人，因为大国意识作祟，总是希望一切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包括英国人在其他国家犯罪，也希望由英国人自己来审判。很明显，这是不公正的。义律对“林维喜”案的审理便体现了这种不公平，他袒护了犯罪的英国人。

在遥远的伦敦，“林维喜”案件以及随后发生的英国人被驱逐出澳门等事件，令一些英国议员增强了对中国的恶感，认为英国人确实受到清政府的迫害，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变得更加充足了。

另外，通过“林维喜”事件，人们也注意到：进入19世纪，欧美等国政府已经非常重视保护在海外的本国公民，而清政府则欠缺这方面的意识。1858年，清直隶总督谭廷襄在天津海河口与英、法、美等国代表谈判，美国船长杜邦向谭廷襄提议，希望中国能够派遣领事到美国保护、管理那里的华人，谭廷襄予以拒绝：

谭廷襄：鄙国（中国）尚无派遣官员出境之例。

杜邦：大洋彼岸（美国）贵国人数众多，多达数万人。

谭廷襄：吾皇治下有亿万斯民，怎会在乎飘流异域之零星流浪者？

杜邦：此辈大多十分富有。其于鄙国（美国）金矿淘到许多黄金，尚不值贵国对其稍加管理？

谭廷襄：吾皇财富无尽，又何必理会此等背井离乡之臣民与他们淘来的泥沙？

这段对话是当时在场的美国人丁韪良记录下来的。读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悲凉：到底是什么令大清国对它的子民变得如此冷血呢？

驶向东方的庞大舰队

在“林维喜”事件中，中英双方终于诉诸武力，鸦片战争实际拉开了序幕。而在九龙炮战发生的前几天，8月29日，义律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第一份报告在海上飘荡了几个月，终于到达了伦敦。在此前后，伦敦方面从不同渠道知晓了广州发生了针对英国商人的禁烟事件。一些在此事件中遭受损失的英国商人在伦敦积极活动和运作，推波助澜，一方面要求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一方面鼓噪对华战争。

掌握英国对外政策的是外交大臣巴麦尊。英国处于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巴麦尊的对外态度因此强硬，一直推行殖民主义和掠夺政策。接到义律的报告，巴麦尊一如往常地想到了武力，认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在此前4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人有意识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情报，对中国有了很深的了解，知道中国的武力无法和英国相抗衡。

这时，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最大的英国商人查顿到了伦敦，巴麦尊多次与之密谈，征询发动侵华战争所需要的武备的规模、军队的数额、船只的数量等。“查顿拟一具体方案，要求为派遣军舰若干艘，弁兵七千人，占领香港、厦门、舟山，封锁重要港口，迫令中国谢罪，赔偿烟价，订立条约，广州之外加开福州、宁波、上海、胶州为通商口岸。”随后，巴麦尊下定决心，准备向中国派出一支舰队，发动战争。

在鸦片战争前后，英国政府的政策受到了英国大鸦片商人的影响，战争得到了大鸦片商人的支持。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五章中写道：

为了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一些鸦片商大亨不仅帮助巴麦尊制定计划和战略，而且提供必须的物质援助：把鸦片贸易船只租给舰队使用；鸦片贸易船只的船长给他们当领航员，而其他职员则充当翻译；自始至终给予殷勤的招待，并出谋划策和提供最新情报；用贩卖鸦片得来的白银换取在伦敦兑换的汇票，以支付陆海军的军费。

9月21日，巴麦尊接到了义律的第二批报告。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中国派出一支舰队，要求印度总督给予配合。10月18日，巴麦尊秘密地向义律发出训令，告知他英国政府的决定，希望他做好准备。11月4日，他再次向义律发出训令，告知英国军队大约在1840年4月到达中国。

在那个年代，从伦敦发出的信件大约需要四五个月才能到达中国。九龙炮战之后，尚不知道英国政府最后决定的义律仍然飘荡在广东附近的海面上，十分烦恼。他和林则徐等人周旋，进退两难；同时，他正在失去一些英国商人的支持。看到美国、荷兰等国商人出具甘结，进入中国港口正常贸易，一些英国商人不愿失去赚钱的机会，也想照此去做，而义律阻止了他们。这些人认为义律无权这样做，“皇家萨克逊”号船主等人自行出具了甘结，要恢复在中国的贸易。11月2日，“皇家萨克逊”号、“担麻士葛”号两艘商船驶向虎门。

巴麦尊（1784-1865），英国人，出身爱尔兰贵族。毕业于剑桥大学，1807年开始步入政坛，成为议员。1830年以后，长时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对外政策强硬，执行“炮舰外交”策略，是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决策者。1855年，担任首相，任期内中英之间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

义律感觉这些英国商人“损伤了他的威权，破坏了他的策略，助长了林（则徐）的气焰”，他必须予以阻止。为了阻拦“皇家萨克逊”号等商船进入中国港口，11月2日，他率领“窝拉疑”号兵舰赶到了穿鼻洋海面，却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的舰队遭遇，双方冲突再起。11月3日，英国兵舰率先开炮，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左右，“各报胜仗”。

战争的序幕实际已经拉开。1840年2月，义律等人离开澳门和穿鼻洋海战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巴麦尊认为事态严重，必须马上向中国派出远征舰队。这支舰队由来自好望角和印度的英国军舰组成，其中有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运兵船1艘，载运地面部队4000人左右，加上海军部队，这支远征军的兵力大约有六七千人。远征军由义律的堂兄、英国海军少将懿律担任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担任副全权代表。2月20日，巴麦尊向懿律和义律发出详尽的训令，并下发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

庞大的舰队向中国驶去，黑色的恶魔向天朝迫近。一个半月之后，4月7日，英国议会对政府的决定进行磋商，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州英商损失赔偿案”。在议会上，议员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反对党托利党人不支持政府决定，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本身就是肮脏的，向中国派兵是不义的；执政的辉格党人则宣称，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人是“属于自从伟大护国公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一直没有衰败过的国家”，英国不应该受到侮辱。

巴麦尊也在议会上发言，他否认派出远征军是支持鸦片贸易，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证英国公民的安全，保证英国对外贸易的安全。他巧妙地转移了议会辩论的中心。经过三天辩论，英国议会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决定。

1840年，英国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无疑是先进的。可是，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并不能保证国家行为的正义性。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一书中说：“国际政治，一如其他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权力斗争……只要他们力求通过国际政治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就总要争取扩大权力。”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所争夺的是中西方交往中的游戏规则决定权，这一权力决定着谁输谁赢。权力的争夺就是国家间政治的实质，它是残酷的，是赤裸裸的，是第一性的，今天也是如此。

“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

1840年，一支庞大的英国远征舰队驶向中国，而这支舰队最终撞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从此进入近代历史。提起这支舰队，人们常常用“船坚炮利”来形容，那么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它们为什么会给清帝国带来震撼？

在这支英国远征舰队中，战舰有16艘。在这16艘战舰中，有3艘大型战舰，当时被称为战列舰，分别为“麦尔威厘”号、“威厘士厘”号、“伯兰汉”号。这3艘战舰每艘的排水量为1700吨左右，载炮74门，载员300—500人，装有3层武装甲板，航速能够达到10节（每小时18.5公里）。1842年8月27日，清朝参赞大臣齐慎在奏折中这样描述这种战舰：

大夷船，长三十二丈五尺，头尾宽三丈，船身吃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周身内外均用白铁包裹，惟底用铜包。船身内有三层，其留一层炮眼者，一面炮眼十八个，每眼安大、小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炮七十二尊。（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另外的13艘战舰大小不一，较大的战舰排水量在1000吨左右，载炮44门；较小的战舰排水量为数百吨，载炮20门左右。这些战舰统称为“巡航舰”。巡航舰舰身低矮，武装甲板只有一层，所有大炮安装在同一层开放甲板上。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战舰

1840年之前，蒸汽机早已经成为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动力装置，很多人会认为这些英国战舰是以蒸汽机为驱动力的。其实不是，这些战舰全部依靠风帆。蒸汽机之所以没有成为英国战舰的动力装置，是因为当时的蒸汽机技术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燃煤蒸汽机体积太大，贮存燃煤需要很大空间，明轮引擎的推动力不够强大，等等。鸦片战争后，随着轮船用螺旋桨引擎的发明使用，英美等国的军舰逐渐采用蒸汽动力。

西欧各国的航海历史非常悠久，因此其帆船航海技术十分先进，比如：舰船的舵柄用缆绳与装在后甲板上的舵轮连接起来，舰船的机动性得以提高，舵手人数也减少了很多；舰船上不仅使用横帆，而且增加了支索帆和翼帆；使用两桅或者三桅，可以悬挂36面帆，能够利用各种风向行驶，舰船的动力得以保证，航速可达10节。

英国远征舰队中有武装轮船4艘，这4艘轮船是以蒸汽机作动力的明轮船，其吨位小，载炮也很少，但是动力强、航速快、机动好、吃水浅，常常作为拖船使用，能够很快地把战舰拖到合适的位置，在鸦片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英国战舰之所以被称为“坚船”，不但是因为其体积庞大，更是因为这些战舰的舰身和甲板大多被铜片、铁板包裹，十分坚固，因此，英国战舰能够经受猛烈的撞击，清军的炮弹不能将其炸裂、破坏。1840年8月3日，邓廷桢这样描述英国人的“坚船”：

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横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亦灵。内地师船……舰炮之力实不相敌也。（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与英国战舰相比，清朝水师的舰船则处于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为：船体小、航速低、船身简陋、行动笨拙。鸦片战争中，清军水师最大的战船长约30米，宽约9米，其吨位尚不及英军等外级军舰，平时使用的战船则更小。

清军水师的战船皆为木制，船身和甲板一般不以铁皮或者铜片做保护；即使有保护，铁皮或者铜片的数量也很少，且非常薄。因此，清军战船船体单薄，经不起风浪颠簸，不能与其他舰船发生撞击，更无法抵御英军炮火的打击。

清军水师的战船多是以棹桨为动力的无帆船或单桅战船，间有少数双桅或三桅战船，需要很多人划桨为舰船提供动力；舰船没有采用转舵装置，同样依靠多人在甲板上大幅度用力转舵。因此，战船的航速慢，行动笨拙。

另外，因为清军的战船体积小、动力小、船体简陋，战船载炮的数量会很少，并且只能装载重量轻的火炮，这就限制了火炮的威力和射程，不能对英军的战船形成威胁。所以，1840年，邓廷桢在奏折中说：

内地师船，广东名为“米艇”，船身较大，福建名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英国舰船）十分之五。（师船）向以杉板为之，惟桅柁木较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两千余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且炮位安于舱面，炮兵无所障蔽，易于受亏。此系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而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邓廷桢说：在我们的水师中，即使船体很大的船只也远远比不上英军的战舰。我们的战船一向以杉木制造，只有桅杆、船舵用料坚固。在大船上，装载大炮数量不超过8门，每门大炮不超过2000斤，要是再增加炮的数量，船体便会受损。在我们的战船上，大炮只能置于舱面，大炮和炮兵没有遮蔽，容易遭受攻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朝廷一直规定这样造船，并不完全是下面的人偷工减料的缘故。我们打不过英国人，并非是官兵的因素，我们的战船和炮火实在是不给力呀。

邓廷桢这里所说的“造船部定则例”，是指清朝乾隆年间朝廷所制定的《工部军器则例》《户部军需则例》。清朝收复台湾后，长期没有海上战争，整个社会没有动力去发展水师，朝廷给水师战船固定了样式、大小、火器、费用等标准，同时对民用船只设置了各种限制，不允许民船在性能、火器等方面和水师战船相竞争。很明显，朝廷这样做主要出于统治的需要，却是以牺牲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为代价的。

所以，邓廷桢等人得出结论：“查各省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其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夷船大者载炮竟有数十门之多，彼此相较，我船用于缉捕则有余，用于攻剿者不足，此实在情形也。”

以上大体是中英双方在舰船方面的差距，在火炮方面，双方的差距同样很大。双方火炮的差距并非在样式和机制原理方面，在这两点上双方大体相同；英国人在火炮系统方面的优势，是他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制造水平，使得火炮的各项性能都领先当时的中国火炮一大截，从而形成巨大的综合优势。

首先说双方在铸炮工艺方面的差距。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军的火炮大多采用液态的生铁和青铜冶铸而成，因为青铜稀缺，只能制造一些小炮；大炮采用生铁铸造，而生铁质地脆硬，容易导致火炮炸裂，伤及炮手。无奈之下，造炮者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加厚火炮的管壁，由此造成火炮的重量增大，一门火炮常常达数千斤甚至上万斤，非常笨重；另外的办法是减少火药的填量，这又导致火炮的威力大减，射程大减。

在英国，由于爆发了工业革命，其工业整体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英军使用的大多数火炮可以用钢铁或者黄铜锻造。钢铁比生铁具有更好的强度和韧性，用它们制造的小型火炮可以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也可以进行远距离施射。另外，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工业生产已经广泛采用车床等工作母机，车床的应用提高了铸炮的精度，这样也会减小火炮的重量，增强施射威力，提高发射准确度。

再有，因为清军大炮普遍非常笨重，缺乏可以灵活转动的炮架，大多数大炮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这样便限制了大炮的射击范围。在清军与英军作战的时候，存在很多区域，即使距离很近，清军的大炮也不能进行射击、覆盖，而英军在这些地方可以从容地对清军炮台进行射击，清军常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在火炮的射击精度、射速、机动性等很多方面，清军同样处于落后的位置，在此我们不做详细阐述。

我们接着说一下中英双方在炮弹方面的差距。在鸦片战争中，清军使用的炮弹大都是实心弹。所谓实心弹，是指这种炮弹发射落地后不发生爆炸，其杀伤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在敌阵中形成的撞击和弹跳，如同一个实心的篮球。由于铸炮工艺和火药工艺的落后，清军火炮发射的实心弹大都质量较小，一般只有3—10斤，大的不过十六七斤，再重的炮弹便很少了。实心弹的质量小，形成的杀伤力随之减小，加上射程受限制，对英军的威胁不是太大。

英军使用的炮弹则品种很多，除了实心弹，还拥有霰弹、爆炸弹、火箭弹等。所谓霰弹，是一种弹壳非常薄的炮弹，里面一般装有黑火药和相当数量的子弹、钢珠、铅弹，能够在预定目标的上空和附近爆炸，对密集行军或者集结在一起的人马形成大面积杀伤。

在虎门大战中，霰弹曾经显示它的威力，1841年1月7日，英国参战军官伯纳德这样描述在大角、沙角的作战场景：“‘复仇神’号适时赶来，从两门基准炮倾泻出一连串葡萄弹和霰弹，接着它成为这次最残酷战争的实况的见证。”

所谓爆炸弹，其内部装有火药，炮弹发射出去后爆炸，依靠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大火或者冲击波产生杀伤力。在鸦片战争中，英军使用的爆炸弹有两种：一种是内装缓燃药和信管的铸铁爆炸弹，一种是内装纵火药剂的燃烧弹。

到了1840年，虽然铸铁爆炸弹在舰船上施射的历史只有十几年，英国远征舰队的战舰上已经装备了相当数量的发射铸铁爆炸弹的火炮，并且给清军带来很大的杀伤。与林则徐同时代的晚清思想家魏源在《筹海篇》中曾经描述过英军的一种被称作“飞弹”的装备，认为其威力巨大，极难对付，这便是发射铸铁爆炸弹的火炮：

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宝山则以飞炮而众溃，由之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齐思术等，《鸦片战争·丛刊》）

魏源写道：需要特别防范的是英军的“飞炮”，这不是悬挂在桅杆上的号炮，而是从半空中落下来的炸炮。我方的炮台虽然坚固，但是英军的飞炮飞入其中，会轰然炸裂，弹片四处迸射，我方将士会陷入惊扰和混乱中。……宝山县城遭到了英军飞炮的轰击，那里的官兵因此四散溃逃，由此可知，英军拿手的本领是“飞炮”。

燃烧弹是一种内部装满易燃剂的炮弹，发射出去以后，火焰会通过多个弹孔射出来，很难扑灭，不但能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容易引起大火，引燃舰船或者其他可燃物。1841年11月18日，靖逆将军奕山在奏折中说：“夷人炸炮落地，始行轰裂四击，毒火满地，即使牌可护身，不能前进。夷人闯至，徒手亦不能杀贼。”这里描述的就是燃烧弹。

在鸦片战争中，清军遭遇英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伤亡惨重，清军兵勇对英军的霰弹、燃烧弹、铸铁爆炸弹尤其惊惧，这些炮弹与清军平时所见的实心弹截然不同，威力更大，因此被称为“利炮”。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200多年前，即明末清初，“利炮”已经进入了中国，当时有一种炮弹被称为“开花炮弹”，并且在中国军队中被广泛使用。那么，这种“开花炮弹”为什么会消失了200多年呢？

查阅一些历史资料得知，这种“开花炮弹”属于霰弹的一种。这种炮弹的表面有一个小孔，小孔中有药捻，发射后可以引爆炮弹。炮弹爆炸后，里面包裹的铁片会四散炸开，能够在十几丈内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杀伤，可以说威力巨大。满族贵族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维护部族统治，规定“开花炮弹”为御林军专有，社会上不能存有这种炮弹。时间长了，社会上没有了“开花炮弹”，御林军也把这种利器遗忘了，“利炮”在清朝消失了。

1875年左右，左宗棠出征新疆，在陕西发现明朝末年遗留的“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感慨：“利器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英国人）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其实，不是清朝的人们太粗心，是专制统治的体制逼着人们遗忘，在鸦片战争中，专制体制的危害性一次又一次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表现出来。

延伸阅读

马戛尔尼在中国的见闻

吾与彼等（清朝大臣）闲谈时涉及一事颇堪记述。彼等言：现在贵使（马戛尔尼）自北京前往珠山，所用各项船只大小凡四十艘，执事之人自大员至苦力船户为数约可一千。此项用费皇帝规定数目，每日以五千两为限，倘或不敷，应由沿途地方供给。又言：贵使留居北京时，每日用费规定一千五百两云。夫一两之数约合英金六先令八便士。以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

当吾等居留北京时，日用之费自起居饮食以至于一切杂物，虽颇有失之过奢者，而谓每日需用一千五百两，则吾无论如何决不肯信，或者乾隆皇帝为优待吾等计，定此极丰之数。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计耳。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

第二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难以拉响的警报

虎门销烟前夕，两江总督陶澍病危，清廷调林则徐继任。因为禁烟之事没有完结，林则徐没有前去赴任。1840年初，道光帝索性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要求他继续查禁鸦片，说“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是问”。因此，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始终在广东，站在与英国人斗争的最前线。

但是，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始终认为中英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知道英军军舰到达中国海域，也认为这是英国人的虚张声势，因此没有发出战争警报。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林则徐一生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林则徐为什么缺乏对战争临近的警觉呢？

在出京之前，道光帝曾经训令林则徐：“边衅绝不可开”，因此，林则徐到了广州，始终保持对英国人的警觉。为了更好地了解英国人，他命令行商、通事、雇役等能够接近英商的人，刺探英商的动向，每日向他报告。他搜集来自澳门、东南亚、印度、伦敦等各地的报纸，让通晓英文的人翻译成汉语，编辑成《华事夷言录要》，以供自己参考。

林则徐找了几位知晓英语的中国青年，对英国人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进行翻译，取名为《四洲志》。应林则徐的要求，美国传教士帕克尔把西方各国的部分法律进行翻译，被称为《万国律例》，林则徐在“林维喜事件”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条款，和义律进行交涉。一些涉及火器、轮船方面的外国书籍，林则徐也曾安排人编译。对于这些来自天朝之外的资料，林则徐“凡有心得，不辞辛苦，常时习用”。

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林则徐所做的一切应属平常；如果身处于那个时代的氛围，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石破天惊。那时，“天朝”的人们都不屑于了解“藩夷”的一切，更何况林则徐是封疆大吏、钦差大臣呢？因此，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把林则徐称作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英国方面进行了一番了解，又和义律等人交手几个回合，1839年5月1日，林则徐对将来形势的发展做了一个判断，他说：

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恇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痈之患日积日深。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从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且其贸易多年，实为利市三倍。即除却鸦片一项，专做正经买卖，彼亦不肯舍此码头。（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林则徐认为：英国派兵到中国需远涉重洋；英国人的坚船利炮突破不了中国在内河、港口修建的座座炮台；英国人做正经买卖获利丰厚，不会不知轻重，轻易动武。他由此判定：“知彼（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放在那个时代中，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思维和判断。当时要是有人说，英国人即将派几十艘兵舰来，会打败“天朝上国”，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言论。

出于这种判断，林则徐认为英国没有理由发动对华战争。再有，林则徐认为英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是不能对清朝构成威胁的。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在给道光帝的奏折的夹片中写道：“夷兵（英国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他认为英国兵的腿脚被绷带裹缠，伸缩不便，不能陆战。

直到1840年8月，鸦片战争已经爆发，林则徐仍然在奏折中写道：“一至岸上，则该夷（英军）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英军），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林则徐认为英国军队不敢发动对华战争，他当然不会发出战争警报。

进入1840年，传闻不断飘入林则徐的耳中：英国政府要派大量战舰前来中国。经过仔细斟酌，林则徐依然认为这是英国人的虚张声势。6月，当几艘英国兵舰到达广东附近的洋面上的时候，林则徐顺理成章地推想，那是英国人武装押运鸦片，还是为了赚钱：“伏查英夷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乃运载鸦片。”

尽管没有判断出战争迫近，做事认真的林则徐仍然注意防范。他大致属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那种人。在北京的时候，林则徐曾经向道光帝提出过加强海防的建议。到了广东之后，他视察了虎门、澳门、九龙等地的海防状况，感到满意，认为即使发生战争，英国人也没有能力突破一个个要塞，从内河进入内地。

为了确保万一，林则徐还是对广州附近的海防做了重新的加强，具体实施结果是：九龙新建炮台两座业已完成，安炮56门，附近山梁共有守兵800名；澳门一带派驻兵勇共1300名；虎门各炮台守兵约2000名，配炮300余门；狮子洋一带集结师船20艘，雇募民船46艘，预备火船20余艘，共有兵勇2000余人。（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1839年底至1840年初，林则徐从美国人那里购入“甘米力治”号舰船，船上装有34门大炮，准备用于可能发生的战争。这是“中国海军中最早的外国造军舰”。另外，林则徐还购入两只25吨的纵帆船和一只小火轮。不过，林则徐只是把“甘米力治”号舰船当做炮台用，致使这艘舰船没有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

从林则徐的备战情况可以看出，即使他能够觉察到战争可能到来，他也不能判断英军作战的意图、方式、兵力、进军线路，他的报警会变得几乎没有价值。我们再退一步讲，即使林则徐发出战争警报，道光帝和他的大臣们会相信吗？

靠一个人去改变愚昧的状况，去突破历史的局限是不可能的。英国人上缴鸦片之后，林则徐仍然十分谨慎地处置广东的“夷务”，他把和英国人发生冲突的情况写成奏折，上报给道光帝。这时的道光帝同样没有想到英国人会发动战争，一时间胆量放大，曾经异常豪迈地批示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他的意思是：“没什么，你们放手去干吧！”1839年12月13日，道光帝看到林则徐仍然纠缠于“夷务”，便断然颁旨：永久地停止和英国人贸易，彻底了却这些烦恼，至于“区区税银，何足计论”。

这就是“天朝上国”的思维方式。一个几乎从未遇到过大规模海上入侵的民族怎么能想象令人战栗的魔鬼从海浪中出现呢？至于林则徐，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尽了他的力量。人们不能让林则徐一个人背负一个民族挨打的责任，尽管道光帝最终还是让这个人去背负了。

一个民族在天朝的繁华中睡得太久了，总是要醒来的；睡得越久、越沉，付出的代价越是沉重。既然要醒，那就早点醒来吧。

蒙着两只眼睛打架

1840年2月，义律终于接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他的训令，知道了大英帝国向中国派兵的计划。他非常高兴，盼望着英国兵舰早日到来。3月，英国战舰“都鲁壹”号到达广东附近海面；6月中旬，又有3艘英国兵舰到达指定海域；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首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6月28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率领大批战舰和军队抵达，和义律会合。

巴麦尊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是：对珠江实施封锁，在广东不要进行任何陆上军事行动；占领舟山群岛，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黄河口；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中国首都的地方去；在白河口等地向中国方面递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

巴麦尊之所以做出如此的部署，那是因为他同样陷于英国人固有的思维定势中：注重海外贸易的英国人非常重视出海口的作用，以为一个国家的出海口一旦被封锁，它的经济即可瘫痪。巴麦尊忘记了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国家，他的这个部署不会对清王朝产生什么威胁，因此道光帝在战争开始阶段态度强硬。另外，这位外交大臣对中国同样了解不深，他想当然地以为中国设有宰相一职，宰相同英国的首相一样，是国家的行政首脑。其实，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皇帝一直在兼任这一辛劳的职务。

懿律（1784-1863）：英国人，义律的堂兄。1794年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受训，1834年在海军部任职，1837年担任英国海军好望角舰队总司令。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懿律担任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同年底，因病离职，回到英国。1853年晋升海军上将。

按照这个训令，6月22日，伯麦没有等待懿律的到来，而是率领所部北上，前去进攻舟山。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英国远征军主力部队离开广东附近海域北上，和伯麦会合；在虎门口外只留下4艘兵舰和1艘武装轮船，执行对珠江口的封锁任务。

英国人的行动让身在广州的林则徐感到不解：“英夷”为什么不在广州滋事转而北上了呢？这更加坚定了他原先持有的看法：英国人不是来挑起边衅的，他们是武装贩运鸦片的；广州方面防守严密，他们只好北上。

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写了多份咨会，分别送往北方各省的督抚，予以提醒。他在咨会中说：“兹复传闻有兵船多只，陆续前来内地，虽可料不敢滋事，而护送鸦片，随处诱卖，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外洋，顺风扬帆，无难直向北驶……自应飞咨各省，一体防查，庶可绝其弊。”

可以想象，这样的咨会对各省的海防能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同时，林则徐还给道光帝呈上一份报告平安的奏折，在奏折中安慰圣上，说英夷“诚如圣谕，‘实无能为’”。这份奏折送到北京的时候，已是7月17日，英国远征军占领舟山已经12天了。

看到大量英国舰船离开广东，沿海北上，只留下几艘兵舰停在珠江口外，不战不和，林则徐焦急地判断着形势的发展。7月3日，他提起笔来，给道光帝写了这样一份奏折：

若其（英军）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夷官阿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借可散其牙爪，轻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至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林则徐虽然身在南国，却仍时刻为居庙堂之高的道光帝着想。他在这份奏折中说：估计英国人北上，还是为了要求通商；如果他们的言辞还算恭顺的话，皇上可以告诉他们，断绝中英贸易是我的主张，没有经过朝廷批准；然后派大臣把递交文书的英国人护送到广东，借此解散这些闹事的爪牙；如果文书中有涉及到我的地方，皇上可以派人到广东查办我，让英国人知道皇上有一颗公平之心，他们更没有了闹事的借口。

从这份奏折中可以看出，林则徐大抵想到了英国人北上的目的，想到了英国人或许会在北方制造一些麻烦。这类麻烦会不会很大呢？他没有明说，或许是他根本没有想到，或许是在奏折中不能直接说，他只能拣皇帝喜欢听的说。他给皇帝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要他把“脏水”泼到自己的身上来。

奏折中虽然渗透着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政治智慧，从其中我们确实能看出林则徐的一些品行，想起他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纵观林则徐的一生，他确实是在实践着这一信仰。可悲的是，后来道光帝真的把“脏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他因此获罪，被发配西北。

天朝定制害死人

恰恰在7月3日，英国远征军打响了对华战争的第一炮，炮声在福建厦门附近响起。懿律和义律率军北上，途经厦门，派战舰“布朗底”号给当地中国官员送去《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按照清朝的定制，清朝地方官员不能接受这种平行格式的公文，清兵拒收了英国人的信件。7月3日，“布朗底”号战舰上的英国人试图再作努力，派翻译人员乘小船尝试登岸，遭到了清兵的武力阻止。“布朗底”号战舰紧接着向岸上开火，一时间炮声隆隆。

天朝定制害死人。试想一下，如果巴麦尊的这封信能够正常交到中国官员的手中，中英双方信息互通，按照正常程序，双方应该进入谈判阶段。当然，在那个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以后在白河口发生的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懿律看到中国方面拒收外交大臣的信件，命令“布朗底”号战舰向后撤退，不作停留，按照预定的计划，前往舟山群岛，和伯麦会合。

舟山群岛由200多个大小岛礁组成，群岛的南部是定海县。英国人之所以要占领这片岛屿，是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前进基地。以舟山作为前进基地，英国人北上可以直达京津，南下能够威胁广州，西进能够占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

6月30日，伯麦率领的舰队靠近了舟山。中国驻舟山的水师兵弁发现了英国的兵舰，急忙派人向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邓廷桢报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840年初，邓廷桢本是与林则徐对调，任两江总督，因为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报福建禁烟和海防需加紧查办，朝廷便紧急改命邓廷桢为闽浙总督。

在舟山，中英双方没有马上进入交战状态。7月4日，伯麦派人给定海县知县姚怀祥送去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姚怀祥与英国人进行交涉，曾经登上英国军舰，会见了伯麦，对他说：“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也知道对抗将是发疯，但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尽管如此会遭受失败。”

7月5日下午，英国人开始向定海县城发动炮击。9分钟之后，中国守军失去了战斗力，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后不治身亡。夜间，定海城中的1500多名防守官兵溃逃一空。英国人顺利地占领了定海。面对他们的枪炮，知县姚怀祥投水自杀。后来，江苏巡抚裕谦获知：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方面死、伤各13人。英军方面则宣称没有伤亡。

人们应该记住姚怀祥，他应该是鸦片战争中第一位殉难的中国官员，而且是以自杀的方式。其实他本可以不死，可以随着1500多名官兵走掉，然而他没有。查阅他的资料，发现他是林则徐的同乡，福建侯官（福州）人，1783年出生，比林则徐大两岁。他与林则徐最大的差别是学习成绩不行，35岁时中举，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后来连续六次赴京参加会试不中。于是，林则徐早已成为封疆大吏的时候，姚怀祥仍然是一个高龄的县官。

姚怀祥与林则徐拥有同样的身份：士人，也就是读书人，他们都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林则徐的态度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姚怀祥也是，甚至更决绝。姚怀祥的自杀，令人想到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整个近代史中，有无数中国人，像姚怀祥一样，在痛苦、无奈的时候表现出绝不屈服、绝不认输的精神。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骨头。

占领定海后，英军以此为基地，对宁波、长江口实行封锁。随后，按照巴麦尊的训令，懿律率领舰队继续北上，前往天津，要在距离中国皇帝更近的地方宣扬自己的武力，向中国方面递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

7月8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向道光帝报告舟山的战况，告知三四千英国兵在定海登陆。奏折送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7月20日。道光帝当时的心情尚好，因为在这之前他没有接到边衅的消息。听说“英夷”动武，他勃然大怒，在奏折上批示：不要慌张，不要把这伙“区区小丑”放在眼里。随后，他马上命令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进入浙江，协助剿灭“英夷”。他也命令其他各省“加意防堵”，勿使“英夷”窜扰。

7月24日，道光帝再次接到乌尔恭额的奏折，报告定海已经失守。此时的道光帝仍然没有慌张，马上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闽浙总督邓廷桢从其他各省调集水师，支援浙江的作战，“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

可是，在此后的半个月里，道光帝不断接到各地的奏折，报告各地战事吃紧的消息。林则徐报告说，广东海域的英国战舰不断增多；邓廷桢报告说，厦门发生战事；乍浦副都统报告说，当地发现英国战舰。

乌尔恭额：满族镶黄旗人，历任军机章京、知府、按察使等职。1834年升任浙江巡抚。鸦片战争前期，英军袭扰浙江，被道光帝以防范不严的罪名革职。英军在天津递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后，又被道光帝责怪为“乌尔恭额于接受夷书时并不将夷书呈奏，邃行掷还，以致该夷船驶往各处，纷纷投诉，实属昏愦谬妄，致误机宜。”后被判绞监候。死于1842年，是在鸦片战争中倒霉的第一批官员。

道光帝陷入巨大的迷乱之中：林则徐上奏说“英夷”北上是为了恳请通商，“英夷”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袭扰各省呢？不解之余，想到“英夷”可能继续北上，8月3日，他给直隶总督琦善下达谕旨，要求密切注意天津的形势，一旦“英夷”出现，要有两种对策：如果其情辞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不能通商”；如果其言辞不驯，立即统兵予以剿灭。

找回了大皇帝的感觉

在战争初始阶段，道光帝态度强硬，主张剿灭“英夷”。可是，他始终搞不明白战争来临的原因。8月5日，他接到了直隶总督琦善的奏折，发现这位他所信任的以干练著称的大臣同样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中英之间的战争缘何而来。琦善在奏折中说：“伏查英夷诡计百出。如专为求通商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预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

琦善说：我认为英国人诡计多端，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如果是专门为了恳求通商贸易而来，应该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体的，只需要在广东恳请即可，何必大老远跑到天津来呢？他们到天津来，如果是为了恳请皇上给予恩施，为什么敢于在浙江一带占领一些城池呢？

对于这个问题，道光帝同样百思不得其解，8月9日，他又给琦善下了一道谕旨，要求他做一件破例的事情：“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他希望通过“英夷”的“禀帖”了解“英夷”袭扰各省的缘由。

8月10日，琦善接到了道光帝的上谕。8月11日，懿律率领的兵舰到达了天津大沽口（白河口）外的海域。琦善派人前往接洽，希望得到英国人的禀帖，然后上呈皇帝。不料，懿律给他的不是禀帖，而是平行格式的咨会。按照天朝定制，琦善作为一名地方大员不能接受这份咨会。不接受这份咨会的后果是什么？这时的琦善已经很清楚，战事马上会在他的辖区爆发。他打破了定制，偷偷地接受了这份咨会。在这份咨会中，懿律要求琦善在六天内派人前往英国军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

能否派人到英国军舰上去，这也关系天朝的国体，琦善不敢做主，只好请示道光帝。道光帝予以批准。8月17日，琦善派人到英国军舰上接收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他知道，这不是禀帖，却是皇帝急需的，便马上派人送往北京，上呈皇上。

8月19日，道光帝接到了这份“禀帖”。这份被译为汉文的文件有4000多字，他浏览了一遍，心情顿时大好，因为开头的一段话就让他感到很舒服：“兹因（广州）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看到这里，道光帝心中大喜：“哈哈，原来英夷还是把朕看作天下共主的，他们是在广州受了一些委屈，今日闹到朕这里伸冤来了！”一阵轻松袭来，他把这份“禀帖”往旁边一放，转而开始批阅其他奏折。

这是一份在翻译过程中被篡改了原意的文件。在原文中，巴麦尊先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对林则徐等人在广州的禁烟活动进行了指控，然后提出了五项要求：赔偿“货价”，即被销毁的鸦片的货值；赔偿中国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割让一处或者数处岛屿；中英双方平等外交；承担英国远征军此次行动的费用。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按照“天朝文体”翻译之后，前面部分便成了“伸冤”，后面部分成了“乞恩”了。

面对这样一份“禀帖”，道光帝处理起来显然驾轻就熟。8月20日，他给琦善下了两道谕旨，在第一道谕旨中讲明了处理这次事件的要点：“英夷”的“冤”可以伸，但是他们所提的要求不合天朝规矩，予以驳回。在第二道谕旨中，他命令琦善答复“英夷”如下：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

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在这道谕旨中，道光帝“大皇帝”的派头十足，一副居高临下、一视同仁、秉公处置的模样，答应为“英夷”做主、伸冤，认为“英夷”应该满足。他随之命令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率领舰队回到广州，听候处置意见。

可以想象，懿律等人不会接受这样一份答复。可是，令人诧异的是，9月15日，懿律等人好像真的听从了道光帝的谕令，率领舰队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第三章

天朝体内的鸦片

林则徐成了替罪羊

道光帝接到《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汉译本的时候，决定牺牲他曾经信任、倚重的大臣林则徐，以平息“英夷”制造的事端。当天，他没有像对待其他奏折一样把这份“禀帖”发下军机处，而是破例留中一天。在这接近一天的时间里，面对着“英夷”的“禀帖”，他的眼前不断浮现林则徐胖胖的身影，心中不断升起对他的怒气。

道光帝生气的原因只有一个：禁烟给他惹出了麻烦。如果英国人没有集结战舰，沿海北上，到达了距离紫禁城不远的大沽口，道光帝还会一如既往地信任、器重林则徐。想当初，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达到广州，迫使义律答应上缴两万多箱鸦片，道光帝闻之大喜，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要求吏部“赏加两级”。

1839年4月22日，广州的禁烟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两江总督，这个职位比林则徐时任的湖广总督重要，这同样看得出皇帝对林则徐的认可。后来，林则徐始终纠缠于“夷务”，八个月之后，道光帝才让邓廷桢改任两江总督，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让他在广东将“夷务”进行到底。

但是，“英夷”把兵舰开到了大沽口。怎么办？道光帝有点害怕，态度由“剿”转向了“抚”。原因很简单：他一开始是主张“剿”的，来自各地的奏折却没有给他带来满意的消息；他是个守成、节俭的人，从内心中厌恶打仗，害怕花钱；大沽口附近的英军兵舰距离皇城根儿太近了，谨慎的他不愿承担风险。

如何安抚“英夷”？望着眼前的《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道光帝发现“英夷”对林则徐等人充满怨言，满怀冤情。他突然想起了林则徐7月3日写就的那份奏折，想起了林则徐的建议。英国人的五项“乞恩”是不能答应的，只好给他们“伸冤”了，道光帝决定处分林则徐，通过这种方式平定眼前的事态。

下定了处分林则徐的决心，道光帝忽然发现，眼前的一切麻烦好像真的是林则徐一人造成的。8月21日，他在林则徐上呈的一份奏折中愤怒地批示道：“汝言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辞对朕也。”

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你说对外断绝通商、对内查拿犯法，实际都没有做到，简直是说假话，欺骗我；没有取得实际业绩也罢，你还惹出了这么多麻烦，我感到非常愤怒，我看你怎么向我交代？

在道光帝的眼里，原先那个踏实、认真的林则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空言搪塞”、对上敷衍的人，给他惹出了许多祸患，他不禁“愤懑”了。林则徐接到这份批示后惶恐万端，急忙自请处分。道光帝给林则徐的处分是：免去两广总督之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被充军了！

林则徐简直比窦娥还要冤。道光帝是杜绝源头、禁绝鸦片的决策者，是他委派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的，林则徐只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并且出色地完成了道光帝交给的任务，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在道光帝的监督、掌控之中。另外，英国人对华动武之心存之久矣，“两个聋子”的对话早已进行不下去，中国大规模的禁烟必然引起战争。可以说，这“许多波澜”是道光帝引起的，怎么能把“板子”打到林则徐的屁股上呢？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是帝制的社会，道光帝是皇帝，如史学家茅海建先生所说，“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以不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个人手里。”

好人无好报，或者说，老实人无好报，这也是封建专制社会官场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有句俗语：伴君如伴虎，大臣们距离皇帝越近越危险，更需要具有绝顶的政治智慧。曹振镛是清朝历史上少有的不倒翁，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身居高位，更是道光帝的首席军机大臣。人们传言，曹振镛的政治智慧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多磕头，少说话。”其实，这六个字只是描述了大臣们的常规状态，在一些非常时刻，如果想要保住自己的身家和权位，大臣们还需要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比如，要敢于和皇帝斗智，要敢于并擅于说些谎话，有时不妨把皇帝视为一个冤大头，或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曹振镛（1755-1835），安徽歙县人，乾隆年间进士，嘉庆年间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工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等职，曾经担任过道光帝的老师。道光帝登基后，晋武英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从政时间长达53年。

大臣们糊弄皇上，很多人是习惯性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很多人是被皇帝逼的，不说谎就会人头落地。其实，一切都是专制社会的制度造成的，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家都变成了冤大头；更多的时候呢，皇帝和大臣都不傻，只有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冤大头。

谁忽悠谁？

英国人的兵舰来了，朝堂上的形势一下子变得波谲云诡，大臣们都瞪大了眼睛，提高了警惕。直隶总督琦善感到很紧张，因为英国人到了他的管辖区域，他的麻烦来了。因为办事干练为道光帝所器重的琦善急忙赶赴天津，应付眼前的局面。

和道光帝一样，对于“英夷”，琦善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主“剿”的，他从军事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但是，琦善又是一个机敏的人，他决不会盲目开战。正好，他接到了道光帝的谕旨，要求他接收“英夷”的禀帖。他派人前往英军的军舰上进行交涉，同时暗地里了解英军的底细。

据当时的西方报纸登载：“（8月）13日，琦（琦善）派官来到船上，赐牛羊、牲口、火食等物，送来甚多。初时（英国人）给以价值，（中方人员）退却不受。后来议定价值，乃照价受之。”在广东，林则徐视洋人为贼寇；在天津，琦善却对洋人非常友善。当然，琦善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英国人的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琦善确实是一个机敏的人。

派出的人很快回来了，向琦善报告了在英舰上的所见所闻，琦善听后，吓了一跳。他了解到：“英夷”的炮舰都有三层楼高，“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又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藉以眺远，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在炮位的下面，“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想到自己军队所用的大炮，大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琦善往日的胆魄顿时消失了。

琦善的态度由此转向主“抚”。8月21日，拿着道光帝8月20日颁发的谕旨，他急忙通知英国人“速来听宣”。英国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并不听从道光帝的谕令，琦善开始和他们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他的处境很为难：皇帝已经向他交代了谈判的底线，不能答应“英夷”的要求；“英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不会离开直隶地界，甚至对他以开仗相威胁；一旦在天津附近爆发战事，他的麻烦就来了；他只求“英夷”尽快离去，使他免去干系。

双方相持了20多天，9月13日，琦善给懿律等人发去一份照会，在其中答复说：“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琦善含糊地对英国人说：“你们还是到广东去吧，钦差大臣会马上去处理；烟价没有多少，我认为差不多能解决，你作为统帅，必能高高兴兴地回国交差。”

琦善开始“忽悠”，既“忽悠”英国人，又“忽悠”道光帝。在英国人看来，琦善答应了他们关于“货价”赔偿的要求；而道光帝如果见到了这份照会，也不会认为琦善已经明确地答应了英国人什么，他只是把“皮球”踢给了将来的钦差大臣而已。琦善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英国人赶快离开天津，去往广东。

9月15日，英国人真的就走了。按照懿律和义律的理解，琦善已经答应赔偿“货价”。另外，英国远征军已经在大沽口附近飘荡了一个多月，他们害怕冬季的到来。既然中国的皇帝答应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处置未了事宜，琦善也答应赔偿“货价”，对于英国远征军来说，暂时南返也是一个选项，如果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一切都可重来。

听说“英夷”走了，道光帝和琦善都如释重负。无疑，琦善立功了。可是，当他在为自己的聪明暗自得意的时候，9月17日，道光帝颁下谕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道光帝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正是因为琦善兵不血刃地退走了“英夷”，在他眼里，和“英夷”打交道，琦善还是有办法的。

琦善惊呆了，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睿智”而成为林则徐的继任者，更担心自己会重蹈林则徐悲惨结局的覆辙。而实际结果是，他真的被自己的小聪明给害了，短短的五个月以后，他的命运比林则徐的还要凄惨。想到四天之前，琦善还在努力地“忽悠”英国人，把赔偿“货价”的难题推给了将来的钦差大臣，一切都显得命运弄人，啼笑皆非。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琦善决不是第一个“忽悠”道光帝的大臣。琦善在天津处理“夷务”的同时，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一边和英国人打交道，一边用尽心机，和道光帝不停地周旋。伊里布，生于1772年，满族人，有贵族血统，长期在云南任职，性格果敢，作风干练，深受道光帝器重，1838年授协办大学士，1840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8月12日，伊里布接到谕旨，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收复定海。

8月23日，伊里布到达宁波。此时，集结于镇海的清兵只有5000人左右，那里也没有用以渡海的足够的舰船，根本无法完成渡海作战的任务。伊里布给道光帝上奏折，陈述实情，要求从江苏、广东、福建各调集两千水师，进入浙江，共同参加收复定海的作战。在当时，完成这六千人的调动是有极大难度的，且需要花费几十天的时间。于是，道光帝把伊里布的请求给否了，并质问他是否以此拖延时间、分卸责任。伊里布吓了一跳，急忙收回自己的请求，以迎合道光帝的旨意。

不能从其他省份调集增援部队，面对英国远征军的坚船利炮，收复定海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一番了解，伊里布已经清楚了这一点。可是，他又不能违抗道光帝给他的谕令，道光帝严令他收复定海。无奈之下，他只有在夹缝中寻找最有利的解决方案，包括对远在北京的道光帝虚与委蛇。

伊里布的主要办法是揣摩道光帝的心思变化，寻找一切借口避战。义律等人从天津附近海域撤退到舟山，伊里布开始和他们接触、谈判。此时，在舟山的英国远征军遇到了许多困难，有30多名军官、船员被清军俘获，数百名兵士因为病疫死亡，这是义律等人愿意谈判的重要原因。10月2日，伊里布对义律说：

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

双方谈来谈去，居然达成了口头的舟山停战协议，11月初，通过张贴告示的形式予以确认。伊里布答应英国人，将定海问题放到广东谈判中去解决，保持舟山的现状。这样，他违背了道光帝要他以武力收复定海，或者以战俘换取定海的命令，同样把“皮球”踢给了广东的钦差大臣，以换取英国人尽快离开舟山。

不过，在整个过程中，伊里布展示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技巧。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既说假话，也说真话，并且“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如果说伊里布对道光帝隐瞒了什么，那就是隐瞒了他的内心。他已经看出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但就是不说，使得中枢不能及时地明了前线的实情。”（茅建海，《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1954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曾经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所著《天朝的崩溃》是讲述鸦片战争的经典专著，本书中鸦片战争部分参考了茅海建先生的若干著作。

伊里布为什么不敢把清军“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上报给道光帝，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呢？如果伊里布能据实上奏，说明清军没有取胜的可能，最高决策者清楚了前方真实的情况，自己避战的责任不就可以免除吗？这是一个令今天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却令当时的人们感到胆战心惊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深陷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决不相信堂堂“天朝”抵不过区区“岛夷”，都深信大清朝的优势是不可动摇的，大清朝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占据着统治性的地位，就如同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伊里布想把实情告诉道光帝，但是他不敢，他知道那样做的后果必然是遭受皇帝的斥责和严惩，自己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事实，尤其是后来琦善的遭遇证明，伊里布想得没有错。

做一个皇帝不容易

伊里布不敢把前方的真情告诉道光帝，最直接的原因是害怕受到道光帝的斥责和惩罚。道光帝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天朝”的大军会对付不了来自“英夷”的“区区小丑”，他认为他手下的大臣是不负责任，是有意欺蒙他。

在中国古代社会，做一个皇帝也是很不容易的。当然，我们说的是当个好皇帝。前面我们讲过，清朝的皇帝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异常劳苦。没办法，这是皇权专制的缘故。如果只是劳苦也罢，更重要的是，皇帝必须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才能保证偌大的国家处在正常的运转之中。

在一个大变局到来的时候，要求道光帝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是为难他的。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的皇宫中，缺乏对国家现实状况的了解，甚至被内务府的人欺蒙，不知道衣食住行等基本用品的价格。他是无法像今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样推着小车逛超市的。从很大程度上讲，道光帝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以前所学的知识和平时积累的经验。而原来老师向他灌输的、他平时从各方面得到的，都是清帝国是“天朝”，他是大皇帝。这是他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他怎么会因为一两个大臣的奏折而将其全然打破呢？

道光帝要时刻提防大臣们对他的欺蒙。在中国古代社会，君臣的关系是奇特的：既要互相依存，互相利用，又要互相提防，防止被伤害。大臣的感觉是“伴君如伴虎”，皇帝则时刻提防大臣的欺蒙，对大臣恩威并施。从历史上看，大臣欺蒙皇帝的现象随处可见，道光帝身边的大臣更是如此，因为他还算老实，并不嗜杀。因为要提防大臣的欺蒙，所以道光帝对大臣们在奏折中的陈述半信半疑，对于有反常理的事情则全然不信。

有人会说：道光帝可以向身边的人，尤其是军机大臣询问，便可以核实某些事情的真假。可是，皇帝身边的大臣也是大臣，同样会蒙蔽皇上，甚至更厉害。道光帝器重穆彰阿，任命他为首席军机大臣，长年不换。《清史稿》对穆彰阿的评价是：“穆彰阿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也就是说，穆彰阿已经把蒙蔽道光帝当做习以为常的事情了。道光帝最器重的大臣都糊弄他，你说他这个皇帝怎么当？

再有，清政府是一个少数民族掌握的政权，信任、重用满人，尤其是宗室子弟，而到了道光年间，满人早已失去了刚刚入关时的锐气，腐朽得不成样子，整体素质远远落后于汉族士人阶层。老舍先生曾经这样描述北京城里的满人：

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

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老舍文集》）

道光帝身边的大臣多是满族人，他们大多出身贵族，更是远离社会，生活在“天朝上国”的梦中，对时代的变化没有感觉。接下来读者会看到，道光帝重用的宗室子弟，比如奕山、奕经等人，更是彻彻底底的败家子，他们祸害大清朝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所以说，居住在紫禁城中的道光帝犹如居住在铁壳之中，他确实无法想象这样的现实已经在大清朝的沿海地区发生了：清军无法和英国军队相抗衡。他又要按照原来的思想去做出决策，他的决策便是错的，那些向他说真话的大臣会陷入危险的处境。那些知道真相的大臣们为了保住权位甚至是身家性命，便不得不蒙蔽道光帝。

这就是专制体制下的一种恶性循环。这时候，如果我们看一看大西洋中的岛国——英国，会发现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英国王室的地位是世袭的，却是虚位国家元首，不对国家政治负有实际责任。真正具有决策权的是首相和议会。首相是经过激烈的竞选产生的，一般都具有卓越的才干；重大决策要通过议会表决才能决定，而议会中的议员有500多人，这些人的辩论、表决大大减少了重大决策的失误。

我们再说一下林则徐。在今天的史书上，林则徐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站立在人们的面前的，不过，在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蒋廷黻却认为“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真实的林则徐知道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洋的，却“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的确，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不久，便知道了英国的舰炮远胜于清军水师这一事实。1839年8月底，义律等英国人遭澳门当局驱逐，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很快赶到了香港附近海面，并且与清军发生交火。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应该知道中英双方在舰炮方面的差距。林则徐在后来给朋友的信函中写道：

彼（英军）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英军军舰）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

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林则徐自称）尝谓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林则徐说：英军的大炮可以在10里之外向我军射击，而我们的大炮打不到他们；他们的大炮可以连续施射，而我们的大炮施射一次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调来百万大军也无用。况且英军军舰飘忽不定，只有水师才能尾随追击，岸上的步兵怎么能随着他们到处移动呢？

林则徐接着说：我们有很多官兵对实际作战并不陌生，而原来的作战是面对面的打仗，不像今天一样，双方隔着十里八里，彼此根本无法见面而进行作战的，这种事情真是前所未闻。我曾经说与洋人作战有八字要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首先要求大炮必须给力；大炮不行，即使宋朝的大将岳飞、韩世忠来了，同样没有办法。怎么办？无可奈何！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林则徐在广州的时候已经明了中国在炮舰方面不如英军，这是蒋廷黻指责林则徐没有大声疾呼的证据之一。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当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的时候，清军的炮舰不如英军炮舰几乎成为在粤大臣们的一个共识，不单单是林则徐一人知道。大家都没有大声呼喊，实在是当时的大环境造成的，人们不敢说。琦善胆子大一些，敢于说一些真话，他的结局反而是最悲惨的。

需要说明的是，林则徐曾经委婉地向道光帝说明真相。1840年9月底，林则徐给道光帝上《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在其中说：“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委婉地向道光帝报告了清军炮舰不敌英军的事实。而道光帝的朱批是：“一派胡言！”

蒋廷黻（1895-1965）：湖南宝庆人。年轻时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回国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进入国民党政府，相继担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等外交职务。其所著《中国近代史》影响很大。

因此，人们不能简单地说林则徐为了自己的名声，隐匿清军舰炮不敌英军的事实。至于林则徐没有在更广的范围内高喊“狼来了”，呼吁人们承认大清朝已经落后了，应该及早改革，实在是林则徐的思想尚未达到这个水准，要不林则徐晚年回到福州的时候，也不会坚决要求驱逐在福州租房居住的外国人。

人们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林则徐在被免除两广总督职务之后，始终处于一个于己十分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在被发配伊犁之前，他要争取减轻处罚；到伊犁之后，他盼望着早日被道光帝召回。他必须谨言慎行。在这种环境中，他怎么能到处鸣放与道光帝意志相违背的言论呢？要知道，林则徐本身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官僚，他的作为不会超出他的本分。他是民族英雄，但不是圣人。历史中本没有圣人。

第四章

琦善是个怎样的人

忽然转变了风向

1840年10月3日，钦差大臣琦善起身离开北京，踏上了南下广州的道路。临行前，道光帝对他的交代大体可以概括为“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他要求琦善既不要向英国人做出过多的让步，也不要引起战争。其实，道光帝又给他的大臣布置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琦善像林则徐一样踏上了一条无法预知凶吉的道路。不过，琦善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绝不以武力解决“夷务”，因为那是毫无希望的。他颇为自负地认为，他可以周旋于道光帝和义律之间，既说服道光帝又说服义律，使事态以和解、妥协的方式得到解决。

琦善，1790年出生，出身满族贵族，年轻时即踏上仕途，一路顺畅，29岁时担任河南巡抚。琦善之所以仕途顺畅，首先得益于他的聪明和干练，与他同时代的官员张集馨在自己的年谱中这样评价他：

琦相（琦善）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究研孙武兵书，手不释卷；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摺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而笔意简洁可法。（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在这里，刑名是指刑律，钱谷是指财政税收，吏治指干部管理，营务是指军事。道光帝登基之后，非常器重琦善，尤其看重他敢想敢干、勇于负责的品格，先后任命他为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1836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可谓位极人臣、圣眷正隆。琦善为人傲慢气盛，颇为自负，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仕途的坦荡，缘于道光帝对他一贯的器重。不过，他的这一次自负受到了惩罚。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也就在这一天，懿律已经因为健康原因去职，义律成为英国全权代表。琦善到达广州的同一天，义律正好由舟山赶到了广州，双方互致照会，开始谈判。在琦善看来，他可以在广州“搞定”义律。首先，大皇帝已经处分了“惹是生非”的林则徐，答应在广州恢复通商，他也准备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答应赔偿一定数额的烟价，甚至可以允许在广州以外另外开辟一个通商口岸。他以为英国人应该知足了，否则他要使出自己的“撒手锏”，继续关闭广州通商口岸；英国人急于贸易，应该会惧怕的。

琦善的判断错了。从一开始，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要求即不仅限于《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中所列的五项，还包括废除行商制度、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等多项。在广州，义律违背了巴麦尊给他的训令，没有向中方提出英国人全部的要求。在义律看来，一股脑儿地提出所有的要求会把钦差大臣吓走，中方会索性关闭谈判的大门，他采取了逐级加码的方式。但是，双方的诉求依旧相距甚远，义律和琦善的谈判始终没有取得进展。双方的谈判主要通过互致照会的方式进行，来往照会有15通之多，琦善拒绝和义律当面会谈。琦善以奏折的形式向道光帝上报事态的进展情况。

《清史稿》是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共536卷。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编修清朝正史，以馆长赵尔巽为主编。从1914年开始编撰，至1927年大致完稿，前后历时14年。此书史料丰富，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2月26日，道光帝在北京接到了琦善的第一道奏折，奏折中提到了义律的各项要求，请示可否赔偿烟价500万元。道光帝很生气，朱批道：“看此光景，该逆夷反覆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有‘安抚’的意思），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他的态度突然转变，趋于强硬。

道光帝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他在意英国人提出的具体要求，他在意的是英国人另外提出要求这件事本身，在意“英夷”对天朝的不驯服。这时候，道光帝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英军力量的强大，所以，他的态度轻易地由主“抚”转向主“剿”，要求琦善“不得示弱”，时刻准备以武力解决双方的争端。

道光帝态度的转变来得很突然，琦善感到为难，因为道光帝原来跟他交代的是“不可开边衅”。按说他不能抗旨，他却知道军事行动毫无希望，双方和谈是唯一的办法。琦善游移不定的时候，道光帝的态度越来越强硬，1841年1月6日，道光帝下达谕旨，严令琦善关闭谈判大门：

逆夷求要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朕志已定，绝无游移。（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道光帝在谕旨中说：英国人太放肆了，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既然不通情理，那就以武力对之。英国人要是再投递禀帖，你也不要接收，不用理睬他们。现在，我已经从湖南、四川、贵州调集4000大军，赶往广东，听候调度。我意已决，不会动摇！

道光帝已经开始调集兵力，向广州集结。同时，他对坚持主和的琦善开始不满，下令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

一边倒的虎门大战

琦善被夹在道光帝和义律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他没有取得道光帝的支持，义律对他也感到很不耐烦。为了逼迫中方尽快满足英国方面提出的要求，1841年月7日清晨，英国远征军“依照兵法办行”，攻击虎门炮台。

虎门位于今天的东莞市，是指一段长约8公里的珠江江面以及两岸地区，是从外洋沿珠江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地。在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成为容易爆发中外冲突的地区，在“律劳卑事件”中，律劳卑曾经调两艘英国兵舰进入珠江，炮轰了虎门炮台，于是，清政府加强了在虎门地区的火力、兵力配置，至1839年，虎门成为清帝国最强大的海防要塞。

虎门要塞完全是为了阻止外来兵舰由外洋侵犯广州而修建的。整个防御体系分成三重门户，第一重门户是沙角、大角炮台，作为信炮台使用，也就是说，一旦有敌人的舰船驶入珠江，这两处炮台将发信号，提醒其他炮台准备迎敌；上横档岛一线为第二重门户，是重点防御地区，集中了威远、镇远、靖远等6处炮台，集中了240位火炮，准备给予侵入珠江上的敌人船舰以毁灭性的打击；第三重门户是大虎山炮台，安装有32位大炮。另外，在虎门大战前夕，驻扎虎门一带的清兵达1万人以上，可谓是重兵把守。

可是，英军的战术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沿珠江强行穿越虎门地带，而是针对各个炮台发起了攻击。1月7日，3艘英国军舰从正面炮击沙角炮台，吸引守军的注意力。与此同时，4艘兵舰运载1461名英军在炮台侧后方的穿鼻湾登陆，从陆上发起对沙角炮台的攻击。英军以猛烈的炮火驱散了清军的临时兵营，从侧后方向沙角炮台包抄过去。在沙角炮台的正面，运送英军的军舰加入战斗，7艘英军兵舰集中炮火射击。沙角炮台腹背受敌，守军死伤过半，副将陈连升阵亡。

鸦片战争中的海战，油画，作者E-Duncan

此油画作于1843年，描述了鸦片战争中海战的场面。远处的战舰为英军战舰，近处单层帆船为当时清军战舰。

在作战中，清军的炮台是有明显缺陷的。清军的大炮非常沉重，达数千斤，移动困难，只能朝一个方向射击，且射程近，威力小。因此，英军的兵舰完全可以在清军炮火打不到的区域对其实施打击。另外，清军炮台几乎完全是裸露式的，防护能力很弱，难以抵御英军大炮的打击，也难以抵挡英军步兵从其侧面及后方对其发起的攻击。

所以，对英军来说，摧毁清军的炮台是轻而易举的。英军在攻击沙角炮台的同时，4艘兵舰猛烈轰击大角炮台的正面。这4艘英军兵舰载有大炮106门，是大角炮台拥有大炮数量的4倍，大炮的威力更远远胜出，因此大角炮台很快被打烂，守军纷纷溃逃。

在这次战斗中，清兵做了英勇的抵抗，战死277人，5人因伤重死亡，受伤462人，却无法阻止英军的强大攻势，英军随后进逼虎门防御体系的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英军38人受伤，无人阵亡。

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后，英军方面把一份照会送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手中，提出谈判的要求，提出了停战条件。英军的照会很快送到了琦善的手中。经过这次军事冲突，琦善更加看清了一个事实：清军无法和英军相抗衡。随后，他鼓足勇气，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写下了这个事实：

此间水师，兵械技艺，废弛已久。该夷（英军）现在所用飞炮，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不独为我军所无，亦该夷兵械中向所未见。经此次猖獗之后，我师势必益形气馁。……

前督臣林则徐曾备有灌注桐油之草船以备火攻，乃前日交仗之时，经守备卢大钺开放火船，迎头燃烧，夷船（英军军舰）未被燃烧，火船已成灰烬。（清军）陆战之兵，技艺原不甚矫健，而器械则甚属淫巧。（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

琦善说：广东的水师，无论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都废弛已久。英军现在所用的炮弹，里面装有火药，落地后炸裂燃烧，不但我军没有，也是英军原来装备中所没有的。此番失败之后，我军的士气势必更加低落。……前两广总督林则徐曾经准备了火船，船上灌注桐油，铺满柴草。前日交战中，守备卢大钺开放火船，攻击敌舰，不料敌舰没有受损，火船已经燃烧为灰烬。我方的陆战兵勇，战斗力不行，器械也难以用于实战。

在强风中逆行

英军的炮声响起，琦善急忙答应重开中英双方的谈判。清军大败的现实让他明白，自己的“撒手锏”根本不起作用，必须做出更大的让步才能消弭战火。1月11日，琦善未经道光帝允许，照会义律，表示他将“代为恳奏”大清国皇帝，“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英军归还舟山，他将“代为恳恩”，恢复广州贸易。在琦善看来，把一处小的荒岛划给“英夷”暂时使用，换回舟山群岛和沙角、大角炮台，是划算的。

琦善再次施展“忽悠”的功夫，和义律打“蘑菇战”。的确，他在这份照会中没有肯定地答应义律“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只是说“代为恳奏”。他希望赢得一定的时间去做道光帝的工作。至于道光帝那里，他相信皇帝最终会同意他的方案，因为清兵根本不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中国方面别无更好的办法。

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尖沙咀、香港两地的要求。琦善答复说，英国人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待英国人选定后，他向道光帝上奏请示。1月16日，义律在照会中声称“以香港一岛接收”，并希望中方释放两名外国商人。

1月18日，琦善回复义律，答应可以放人，对割让香港一事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同日，他上奏道光帝，请求准许英国人在香港“寄寓泊船”。在这份奏折中，他如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以中方的防备态势终究对抗不住英军武力的优势，然后说：“奴才昨因目击情形，万不得已，欲以一人之身拯众人之身，不避重罪，量允所请。”

1月20日，义律单方面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四项初步协议：割让香港予英国；中方赔偿烟价600万元；中英平等外交；2月2日恢复广州通商。在历史上，人们往往称以上四项协议为《穿鼻草约》，而实际上它是没有被双方所共同认可的，是不存在的。1月26日，英国远征军强行占领香港。由此，中国失去香港达157年之久。

1月26日，琦善接到了道光帝1月6日发出的谕令，谕令要求他坚决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双方争端。本来以为在朝廷和英国人之间游刃有余的琦善感觉自己顿时被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挤扁”了。他不得已，只好亲自出面，1月26日，他和义律相会于虎门，直接谈判。会谈持续到28日，双方争执的要点是香港问题。对于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琦善似乎视为完全不合道理”，他只是同意把香港给英国人作“寄寓泊船”之用，如同澳门一样，绝不是割让。但是，义律不肯让步，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琦善无奈，只好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以后择期再谈。

回到广州，琦善前后思量，仍然惧怕英国人的武力。1月31日，他频繁和林则徐等人商议。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林则徐记道：“琦爵相来晤，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言毕而去。”这一天，琦善拟定了《酌拟章程底稿》，派人送达义律手中。在这份底稿中，琦善迫于朝廷的压力，不敢做出更大的让步，尤其是香港问题，坚持“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而不是割让香港。义律断然予以拒绝，继续以武力相威胁。没有别的牌可打，琦善只好拖延时间，约定于2月11日双方再次会谈。

琦善坚持主和，不断和广州的地方大员会商，争取他们的支持；同时，他也给道光帝上呈奏折，陈说利害，认为中英开战将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在一份奏折中，他对道光帝说：“是以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篱难恃……”可见当时在广州的清朝大臣们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清兵无法阻挡英军的进攻。

木偶一样的命运

可是，琦善还是不断接到道光帝严令他剿灭“英夷”的谕令。道光帝得到英军炮击沙角、大角炮台的消息后，更是怒火中烧，命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其该夷之丑类，从逆之汉奸，尤当设法擒拿，尽杀乃止。”道光帝的意思是：把英军统统捉拿，放入囚车，送来北京，一一惩治；那些帮助洋人的汉奸，也不要放过，全部斩首。

2月9日，琦善等人接到了道光帝的这道上谕。可以想象，琦善背负着极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下，或许是为了争取多一点的时间，等待事态向和解的方向转进，他仍然按照原先的计划，在2月11、12日和义律在虎门继续谈判。因为没有底牌可打，面对义律灼灼逼人的强硬态度，琦善处境艰难，穷于应付。

13日，琦善回到广州，发现事态变得更加对己不利。他接到了道光帝的谕旨，知道朝廷已经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前来广州，会集大军“剿灭英夷”。琦善即将失去他在处置“夷务”中的地位。

在同一天，琦善接到了义律起草的《善定事宜》，即条约草案。这份草案中一共有7项约定，其中包括：恢复广州贸易；两国官员平等往来，公文平行；香港割让给英国；取消行商制度，行商还清欠款等。这份草案与巴麦尊训令中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可是也不会被道光帝接受。

事到如今，琦善只好改变初衷，向道光帝保证：“此后该夷再来投文，自应遵旨拒绝”，表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以剿灭“该夷”。对于义律方面，他以身体不适为由，再三推迟签署《善定事宜》的时间。义律认定这是中方对《善定事宜》的拒绝，遂命令英军再次发动对虎门炮台的攻击。

实际上，对琦善更为不利的是，2月11日，广东巡抚怡良在他前往虎门谈判的时候，秘密上奏皇帝，弹劾他“私许香港”。2月20日，道光帝接到怡良的密奏，勃然大怒，大骂琦善“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负国，实属丧尽天良”，声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私许香港”，实属罪大恶极，下令将其押解进京，“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圣旨到了广州，官居一品、权倾一时的琦善被打掉顶戴花翎，披枷带锁，踏上了返回北京的道路，结局远比他的前任林则徐悲惨。到京后，他被判“斩监候”，也就是今天的“死缓”。

盛衰无常，琦善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月转瞬就过去了。因为他在广州主和，不主张以武力抗拒英国人的侵略，他在史籍中留下了“投降派”、“卖国贼”的恶名。关于“卖国贼”的名声，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为琦善洗刷去了；如果人们一定要把那时的人们划为两派，投降派或者主战派，非此即彼，那琦善只好进入“投降派”的行列了。

即使琦善是“投降派”，我们对他的命运也心生感慨。琦善到达广州后，在处置“夷务”的过程中没有从中牟利，他只是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办理，并且对道光帝说了真话，反复上陈。但是，他得到的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

探讨琦善获罪的原因，我们不能单纯归结为他在皇帝面前说了真话。在后面的章节中，读者可以看到，浙江巡抚刘韵珂也对道光帝说了实话，不但没有获罪，反而获得升迁。琦善获罪的主要原因是，他被皇帝派遣去处理“夷务”。“夷务”是真正的麻烦，因为道光帝交给钦差大臣的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琦善的家产被查没，数额相当可观。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向道光帝报告了查没的琦善家产的详细明细：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两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户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道光帝交代，让这些钱财生息，以充军饷。后来，道光帝重新启用了琦善，1846年任命其为四川总督。当时，道光帝这样说：“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

治罪、升迁，只是皇帝的一句话，皇权下的臣子也很可怜，完全像被人支配的木偶。也有人说，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官员们都有着“保险丝”式的的命运：表面上地位显赫，光鲜亮丽，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他们自身可能没有出错，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来自外部的冲击来了，他们的命运便完结了。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林则徐的命运。他被治罪后，辗转几个地方，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流放伊犁的命运。当然，林则徐等人的流放、发配，不像林冲那样披枷戴锁，后面还有解差跟着。要是那样，林则徐怕是走不到玉门关便会死去。

在发配途中，林则徐的待遇还算不错，有十几辆大车跟着，车上载着生活用品和书籍。他每走到重要的州府、省城，当地官员大都予以招待。在林则徐到达伊犁之前，先他一步到达伊犁的邓廷桢为他准备好了住所。到达伊犁，他受到了伊犁将军的关照，被安排协助垦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听说一些人受到道光帝更严厉的处治，林则徐不禁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庆幸。1843年1月，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昨见京报，扬威（奕经）、靖逆（奕山）及参赞（文蔚）均拟大辟（斩监候），是牛镜堂（牛鉴）、余紫松（余步云）亦必一律。即使不勾（秋后勾决），亦甚危矣。由此观之，雪窖冰堂（指在伊犁），亦不幸之幸耳。（《林则徐全集》第七册）

1845年，林则徐得到道光帝的重新启用，先是署理陕甘总督，接着担任陕西巡抚，后来转任云贵总督。1849年，林则徐因病辞职归籍。

第五章

那些年人们一起说过的谎话

啼笑皆非的闹剧

琦善在广州的所作所为影响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那个人就是远在浙江的伊里布。同琦善一样，伊里布一直承受着来自道光帝的巨大压力，道光帝命令他以武力夺回舟山群岛。与琦善不一样，伊里布始终满口答应用武，接着大谈条件不成熟，不断上奏说自己始终在为武力攻剿做准备。伊里布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希望广东的谈判能取得进展，能让他尽快从眼前的险境中挣脱出来。

2月7日，伊里布盼望的好消息终于来了。琦善派人飞马送来咨会，告知英国人即将归还舟山。伊里布大喜，急忙一边上奏皇帝，一边派家人张喜去和英军接洽，准备接收舟山。但是，不好的消息随之而来，2月20日，他接到江苏巡抚裕谦的咨会，被告知后者已经被任命为新的钦差大臣，代替他在浙江“专办攻剿事宜”，他要回到两江总督本任。

伊里布感觉不好，因为裕谦的到来会使得他此前所玩弄的花招全被揭破。于是，他决定加快行动，争取在自己离开浙江以前收复舟山。好在驻守舟山的英军于25日登船南下，清兵不费一枪一弹收回舟山。

本来事情到此结束，一切都很圆满。可是，一个习惯于撒谎的人是难于戛然而止的，27日，伊里布给道光帝上书，习惯性地编造了一段收回舟山的详细情节，描述了清兵的英勇和英军的畏惧：

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齐抵定海，该夷（英军）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军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郑国鸿（清军将领）等传宣恩谕，将夷俘（英军俘虏）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并饬赶紧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道光帝接到奏折，感到非常生气。在他看来，既然英军如此无能，伊里布为何始终没有以武力收回舟山，以展现天朝的威严呢？既然英军如此无能，伊里布为什么不予以全歼，反而放虎归山呢？一气之下，他下达一道谕旨，加大了对伊里布的处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

聪明反被聪明误，又是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老将军的新韬略

1841年2月23日，英军的武装轮船闯入三门水道，驱赶清兵，破坏炮台，为全面进攻虎门做准备。24日，英军海军司令伯麦向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放弃虎门炮台，被拒绝。25日，英军发动全面进攻，当天占领下横档岛。

26日，英军攻击上横档岛，下午2点左右占领武山一带各炮台，关天培率众死战。关天培年近花甲，亲自在炮台上督战，最后关头点燃大炮向英军施射，手持佩刀和英军肉搏，不幸壮烈牺牲。下午5时，英军占领上横档岛，虎门炮台沦陷。在此次虎门作战中，清兵伤亡千余人，被俘千余人，英军只有5人受了轻伤。

占领虎门炮台之后，英军继续向广州进发。2月27日，英军攻占了清兵重兵把守的乌涌炮台；3月2日，英军占领琶洲炮台，兵锋已到广州城下。义律提出更高的要价，声称如不答应，将兵发广州。广州城内人心惶惶。

恰在这时，被道光帝任命为参赞大臣的杨芳赶到了广州。杨芳生于1770年，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因为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战功卓著被道光帝封为果勇侯，授御前侍卫等职。1835年，他以病请退获准，第二年因为湖南境内发生“民变”又被道光帝启用，担任湖南提督。“英夷”兵至广州，道光帝再次想到杨芳，任命他为参赞大臣，南下广州。在处理“夷务”中启用杨芳，说明道光帝仍然坚持主“剿”，且决心很大。

3月5日，满腹韬略的杨芳到达广州。因为广东的清兵连吃败仗，杨老将军又素有威名，“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似乎是为了专门迎接杨芳的到来，第二天，英国军队攻陷了猎德、二沙尾炮台，杨芳在广州城内已经听到了英军的炮声。他惊魂未定，急忙派人和义律交涉，英军遂停止继续进攻。

利用英军停战的间隙，杨芳拜访在广州的林则徐等人，了解双方战况。一番了解之后，杨芳对一事感到很困惑：清兵在实地，英军在海上，清兵的大炮打不中英军的炮舰，而波涛飘摇中的英军却每每打中清兵的炮台，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英夷”必有邪术！为了破解“英夷”的邪术，他传令保甲大量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放于炮台四周，置于木筏之上，以此制“邪”；然后“纸扎草人，建道场，祈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准备军事作战。

义律并没有给杨芳留下多少备战的时间，从3月13日起，英军在广州的东西两面发起攻势，分别攻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一座沙袋炮台等处，于3月18日下午占领位于广州西南角的商馆。广州城的形势岌岌可危。

关天培（1781-1841），江苏淮安人。嘉庆年间任守备、游击、参将等职，道光六年（1826年）任水师副将，参与首次海运漕粮。道光七年（1827年），提升江南苏松镇总兵。1834年，授广东水师提督。在抵抗英军侵略中牺牲。

在一系列作战中，清兵一触即溃，英军来去自由。在英军强大武力的威慑下，清兵无心抵抗，大黄滘炮台的守军将领在英军攻击前曾派人和英军商量：“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杨芳终于明白，他遇到了完全陌生的敌人，他原来的韬略完全失去了作用，清军在广州必然遭受彻底的失败。如何应对道光帝？如何和英国人打交道？他同样遇到了这些问题。对于英国人，杨芳等人可以选择的办法不多。为了保住广州，他们只有答应义律提出的要求：颁发告示，对外明确优待外国人和恢复广州通商。

3月20日，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联合具名，在广州城内张贴告示：“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埔贸易，尔等商民与之交易往来，一如旧例，不得窒碍生事……”杨芳的胆量远远大过了琦善，公然违抗道光帝的命令，和义律达成了停战协议。英军没有从广州退兵，却停止了军事行动。

对于道光帝，杨芳也有办法。3月6日，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他上书道光帝，在奏折中隐匿了清兵战败的实情，大谈自己如何应对，让道光帝感到“览奏稍纾忧念”。3月12日，清兵丢失了乌涌炮台，溃不成军。杨芳给道光帝上奏说：清兵奋勇作战，“砍毙逆夷”446人以上，准备诱敌深入，予以全歼。道光帝接到奏折之后大喜，在上面朱批道：“朕日夜引颈东南，企盼捷音之至。”可见，杨芳等老官僚“忽悠”道光帝已是习惯性行为，道光帝早就是个冤大头。

英军占领了商馆等部分市区，中英贸易恢复正常，广州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杨芳在奏折中隐瞒了这些巨变，只是说英军曾经窜入内河，随即退走；为了将来彻底“剿办英夷”，奏请恢复中英在广州的通商。道光帝被蒙在鼓里，马上给杨芳加重了任务：“著仍遵前旨，断其（英军）后路，四面兜捦，克复香港，以副委任。”他要求杨芳将“英夷”一网打尽，进而收复香港。被手下人“忽悠”的道光帝如同梦呓。

想到广州的形势不可能隐瞒太久，杨芳等人只有用逐步递进的方式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发生的一切。4月3日，杨芳、怡良给皇帝上奏，声言已经批准了英属印度商人在广州的贸易，恳请批准中英通商，这一切还是为了“剿办英夷”。道光帝终于从谎言中看出了一些门道，顿时大怒，在奏折上批复说：“朕看汝二人欲蹈琦善之故辙……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然后将二人“交部严加议处”。杨芳、怡良二人得到的处分是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撒了弥天大谎，得到了这样轻微的处分，杨芳先是心中暗喜，接着如释重负。此时，道光帝任命的靖逆将军奕山已经到达了广州，杨芳终于把广州这个烂摊子交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自己如履薄冰般地熬过了一段性命攸关的时光。

一笔合算的交易

奕山生于1790年，属于皇族，是康熙帝的五世孙，是道光帝的侄辈。道光帝对他很宠信，先是任命他为御前侍卫等职，多方培养；后放至新疆任伊犁将军等职，予以重任；1840年4月，召其回京，任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职，担任武职中的最高职务。此次“英夷”在广州滋事，道光帝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从湘、赣、鄂、桂等七省调集兵力，归其统帅，希望这位皇族子弟不负朝廷的厚望，完成“靖逆”的使命。

令人惊诧的是，奕山“忽悠”皇帝的本领远远超过琦善、伊里布和杨芳，他撒谎的原因和琦善、杨芳等人一样，一方面无法解决广州的危局，一方面要遵旨行事，“剿灭英夷”。道光帝不断下达严令，要求以军事手段解决“夷务”，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伊里布、杨芳、奕山等人谎话连篇的奏折。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恶性循环，其最后结果就是酿成一个无法收拾的祸端。

奕山是皇室子弟，此次又被赋予重任，所以出北京城的时候便场面宏大。据在场的一位俄国外交官后来回忆道：

我有幸看到这一美妙的场面。将军被人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

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需走两站路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4月14日，奕山进入广州城。此时，他面临的局面是：广州市区部分被英军占领，中英通商已经恢复正常。这一天，他接到了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发给杨芳的照会，询问广州停战通商协议是否因奕山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他不得不和杨芳、怡良、林则徐等人紧急磋商，了解实情，想出对策。他得到的忠告是：英军的确威猛，广州局面无法处置。奕山只好做出决定：维持杨芳和义律达成的停战通商协议，等待圣谕。

其实，奕山的使命非常简单明确，他是“靖逆”将军，非“抚远”将军，到广州来就是为了打仗的。5月2日，道光帝的谕旨到达广州，再次命令奕山“分兵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还，俾知敬畏。倘该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是问。”

道光帝从各省调入广东的17000多名清兵逐渐到达广州附近，奕山只好勉为其难地做些军事应对，准备对英国兵舰采用火攻。5月21日，他下达了对英军兵舰进行攻击的命令。此命令下得非常仓促，以至于事前奕山没有和老将军杨芳商量。杨芳闻听此事，大惊失色，大叫：“事且败而局难收。”

事态的发展正如杨芳所料。5月21日晚，清兵分数路向商馆一带的英国兵舰发动进攻，中英双方在广州的作战开始了。21日、22日的战况到底怎样，双方记载差异很大。英方记载，清兵的火攻完全无效，英军摧毁了西炮台。奕山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十多天后，道光帝接到奏折，心中高兴，朱批“甚属可嘉”，将奕山、杨芳等人交部优叙。

23日，广州的战局急转直下。大量的英国军舰从香港方向调来，集中在广州附近，形成了东西夹击的局势。24日，英军对岸上的清军军事目标实施炮击，占据了绝对优势；下午5时，重新占领商馆。与此同时，大量英军沿广州西侧水道北上，进至缯步。晚9时，英军在缯步登陆。25日上午9时，英军向越秀山方向攻击前进，当天攻占四方炮台，其炮火可以覆盖整个广州城。英军在广州城南部署了不少兵力，由此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清军败局已定。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英军宣称阵亡9人，68人受伤。

残酷的事实告诉奕山，清兵打不赢英军，他只好在广州城内升起白旗求和。26日傍晚，广州知府余保纯来到商馆，和义律谈判。义律提出了停战条件：清兵退出广州城外200里驻扎；赔偿英军“使费”600万元；赔偿英国商馆被劫焚的损失等。奕山马上同意了英军的条件，于27日派余保纯答复义律：“现在英国公使请愿罢兵议和，所有一切安善章程，该府妥为办理，毋得推诿。”当日，中方即支付“使费”100万元，其余款项答应在5月31日之前便可向英方全部付清，可见奕山求和心切。

从6月1日起，双方开始从广州城内退兵，清兵退到了广州城北的金山寺附近，英军退到了香港。在奕山、杨芳看来，事态恢复到了杨芳到来以前的状态，是值得庆幸的，他们折腾了一番，600万元便换来了和平，这是一笔合算的交易。

将谎言进行到底

可是，如何向道光帝交代呢？奕山索性将撒谎进行到底。英军的退兵给了奕山极大的撒谎空间。5月26日，清兵求和的当天，奕山上奏说：清兵英勇作战，屡战屡胜，给“英夷”以痛击。6月4日，奕山再次给皇帝上奏折，详细描述了清军获胜的经过：

据守垛兵丁探报，城外夷人（英国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开埤看视，见有夷目（英军头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即唤通事询之。据云，要禀请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

段永福向奴才（奕山自称）等禀请询问，即差通事下城，问以“抗拒中华，屡肆猖獗，有何冤抑”。据称，英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

旋据众洋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奕山是这样描述的：据防守城垛的兵丁报告，城外的英国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当即派参将熊瑞登上城墙，查看是怎么回事。他看到有几个英军头目用手一会儿指天，一会儿指指自己的胸口。熊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叫来翻译询问。据翻译说，英军有苦情要禀告大将军。总兵段永福对英国人大声呵斥道：“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你们，他奉皇帝的命令而来，是专门和你们作战的。”英军头目们害怕了，急忙摘了帽子，屏退身边的人，把武器全部扔到地上，对着城墙上面行礼。

奕山继续给道光帝编故事：段永福把这些情况向我禀告，按照我的吩咐派翻译到城下去，质问英军头目：“你们抗拒中华，屡生事端，有什么冤屈？”据英军头目说，中英停止贸易后，英国人的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严重，在外欠款无法追讨。在新城之外，两边互相炮击，不能传话，所以他们来到这里，恳请大将军向大皇帝乞恩，只要追回英国商人在外的欠款，准予中英继续通商，英军会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个炮台，再不滋事。后来，据一些洋商禀告，英军曾经央求他们调解，只要中英像以前一样通商，英国商人的在外欠款得以清还，他们马上就会把兵舰撤出虎门。

奕山真是一个出色的编剧。接着，奕山便“顺理成章”地告知道光帝：为了尽快退敌，他已经答应“英夷”的要求，允许中英通商，并垫付部分了“商欠”款项，英军随之退至虎门之外。

6月18日，道光帝接到了奕山的这份奏折。经历了林则徐、琦善、杨芳等人带来的几番折腾，道光帝似乎倦怠了，失去了“分兵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还”的豪情，眼见得“英夷”已经退走，便在上谕中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他答应了奕山的请求，准许通商和垫付“商欠”。奕山顺利地迈过了第一道关。

7月14日，奕山再次上奏，声称“粤省夷务大定”，可以从广东撤走各省援军，以节约粮饷。道光帝生性节俭，最希望听这句话，便极痛快地准奏了。清兵从广州撤兵的事情也变得合法了，奕山迈过了又一道关。

事态发展到这里，奕山个人的干系已经撇清了。但是，他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向朝廷保举了广州的554名文武官兵，要求对这些“有功人员”进行奖赏、而是向朝廷保举了广州的554名文武官兵，要求对这些“有功人员”进行奖赏、优叙、升职。本着“奖罚分明”的原则，朝廷同意了奕山的保举，分别予以升赏。于是，广州城里的官员们大都喜气洋洋，相互祝贺。

奕山在清朝的官场上真是“混”出了一定水平，“混”到了一定的境界，他的这一非凡举动，等于把广州的大部分官员装进了一个“撒谎集团”，大家因为撒谎而共同受益，也会相互维护，可以把广州的弥天大谎共同圆下去。奕山认为如此这般便消除了像琦善一样被人弹劾的危险。

其实，奕山并没有消除被检举、被弹劾的危险，因为他不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就在奕山向道光帝上奏折扯谎的时候，7月14日，闽浙总督颜伯焘向道光帝上《探闻广东情形折》，报告广州战败的实情，弹劾奕山。道光帝派人私下调查，大体知道了广州战败的真相。但是，道光帝没有发作，事情不了了之。

知道了奕山撒谎，道光帝为什么不发作呢？设身处地为道光帝想一想，他坐在太和殿上的龙椅上，即使知道了真相又有什么办法？要知道奕山是皇族成员，是领侍卫内大臣，是道光帝非常亲近和器重的人，当他都在向皇帝扯谎的时候，皇帝还能信任谁？还能怎么办？难道真的要亲自去广州走一遭？当整个官僚集团都在欺骗皇帝的时候，皇帝便如庙宇里的泥胎，成了彻底的冤大头，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曾经深刻阐述了皇帝、官僚、百姓之间的关系，认为“老百姓是冤大头”，“皇上也是冤大头”，把明朝的各位皇帝数一遍，“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他接着说：“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

吴思先生这里所说的“天道”，我认为是指天下百姓。读者在本书中将会看到，道光帝和他的子孙们，没有谁真正把自己当作“天道”的代理人，他们始终把天下看作是自己家的，甚至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类的话。清朝贵族的这种心态是导致天朝轰然崩溃、民族遭受侵略的重要原因。

皇帝被群臣“忽悠”，是冤大头；官员被皇帝逼迫和冤枉，是冤大头；百姓要遭受官僚集团的欺压，要为皇帝和官僚的恶政“埋单”，更是冤大头。都是冤大头，这就是只是层层对上负责的专制社会形成的必然结果。一个充满冤大头的社会，谈什么效率和活力？这也是天朝崩塌的重要原因。

真实的三元里抗英

当奕山忙于应付英国人和道光帝的时候，在广州城外两公里的小村庄——三元里，发生了一件事情：英军与上万名当地民众发生武装冲突，英军有人员伤亡，后来在广州知府余保纯的干预下，当地集结民众散去。在奕山看来，此次民众与英军的冲突纯属节外生枝的事件，他好不容易摆平了强悍的英国人，不希望和他们再生冲突。

但是，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被历史学者称为“三元里抗英”，1949年后被写入了中学历史课本之中，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声”。胡绳先生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说：“三元里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那么，在1841年的春夏之交，三元里到底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呢？

5月27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答复义律，答应其提出的停战条件，中英双方停止作战，双方军队准备撤出广州城。5月29日，一部分英军进入广州城北的双山寺，挖开了一些墓穴。英军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说，英国军官是想看看中国人是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的；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认为，该寺庙中存放着一些外国人的棺椁，英国人想观看里面的尸体。在当地的中国人看来，英国人是在“发掘坟墓，开棺戮尸”，是禽兽所为。

如果说“发掘墓穴”有误会嫌疑的话，那么，英军在三元里地区犯下了很多其他的罪行却是确定无疑的，比如劫掠、强奸、调戏良家妇女等，这些事实即使在英国方面的文献中也能找到记载。英军的暴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愤怒，他们用鸣锣的方式集合起来，用棍棒和锄头武装自己，驱赶英军。至30日上午，有7500人左右聚集起来，围困英军，对其作战。

如此众多的民众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其中必须有人组织、指挥。谁在这次事件中担任领袖的角色？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说：“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最强，各种长虹、示谕、檄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历史学家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肯定了士绅的领袖地位。

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不但肯定了士绅的领袖作用，而且认为士绅们早有计划：5月25日，13名读书人在三元里开会，准备把各地的团练组织起来，抗击英军。所谓团练，即是由地方出资兴办的民兵组织。这13个人推举了3名领袖，担负具体动员、组织工作，他们是：当地举人何玉成、候补县丞王绍光、士绅梁廷栋。

如此众多的民众来自于哪里？他们主要来自于各地的团练，当地大多数秘密社团也参与进来，甚至广州城内的部分丝织工人也加入了抗英队伍。三元里的民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武器非常落后，大多数人拿着棍棒、锄头，他们在英军面前将不堪一击。幸运的是，30日下午1点左右，当英军对三元里民众发起总攻的时候，天降暴雨，英军使用的火枪失去作用，英军只好使用刺刀，双方在武器方面的巨大差距被缩小了。

在暴雨中，本来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英军吃亏了。在30日的战斗中，英军死亡人数应该在5至7人之间，受伤人数应该在23至42人之间。与英军在前面数次作战中的伤亡数字相比较，英军在三元里的伤亡可谓惨重。

31日早晨，更多的民众加入到抗英的队伍之中，他们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这个时候，得到消息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奉命赶了过来，要求集结的民众解散。他找到领导这次事件的士绅们，对他们说：“已经签订合约了。这样，外国人就不会再进攻我们，所以，你们必须让他们离开。”

广州知府的话对半官方的士绅们来说还是好使的，士绅们悄然离开人群走了，普通的民众在抱怨声中散去了。当地民众散去之后，6月1日，英军登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至此结束了。

我们做一个假设：1841年5月31日，在三元里地区，如果余保纯没有赶来把民众遣散，民众和英军发生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那么结局会怎样呢？众多的民众能否将英军痛而歼之，最终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呢？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装备简陋的三元里民众是无法战胜英军的，必然会有大的牺牲。

关于在鸦片战争中清朝能否战胜英国侵略军的问题，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在鸦片战争中，清朝之所以败给了英国，并不是举全国之力不能战胜两万英国军队（后来英国派往中国的总兵力），而是因为朝廷缺乏抵抗的意志；朝廷之所以不能抵抗到底，是因为清朝贵族始终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根本出发点。

我们在前面说过，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居统治地位的政权，上层贵族集团没有把广大底层民众视为赤子，反而认为他们会时刻威胁自己的统治，比英国人更可怕。因此，在他们眼中，广大民众不但无法成为抵抗侵略的决定性力量，反而是清军和英国人长期作战的掣肘。于是，在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道光帝轻易放弃了抵抗，和英国人签下了城下之约。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章节会有详述。

帝制这种体制是罪恶的，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把民众视为奴隶，可以利用时利用，不可利用时屠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为了他们的统治。后来的义和团便是这种下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是无法抵抗大规模的外族侵略的。

从哪里冒出来的“汉奸”

在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并不具备把民众广泛发动起来抵御外来侵略的社会条件，民众中没有形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在鸦片战争中，就在三元里地区，有民众抗英的事件发生，也有民众“援英”的事情发生。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在此次鸦片战争中，仅在三元里地区，有1200名给英军提供援助的民众被搜出，这些人被称作“汉奸”。

所谓“汉奸”，并不只是出现在三元里，在广州的更多地区，在更早的时候便已经出现了。早在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的时候，这位钦差大臣对广州地区出现的“汉奸”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下达命令，禁止中英贸易，禁止与英国商人往来，而实际上，有很多商人、水手、苦力仍然在暗地里与英国商人保持联系，向他们高价售卖生活用品。林则徐认为，这些“汉奸”比英国人还坏。

后来的《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有这样的记载：1841年1月份，英军进攻虎门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后来，英军在浙江地区作战的时候，同样有当地民众支援英军的事情发生。在鸦片战争中，此类事件发生了很多，以至于双方高度重视清政府在战后对这类事件的处置，中英在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专门议定条款规定：与英国有来往的中国人以及因为英国事被拿、监禁的中国人，清政府免罪、释放。

在鸦片战争中，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为英军做事，主要是为了生计和利益。这些人是否真的算得上汉奸，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百姓阶层中，国家和民族的观念非常淡薄，绝大部分农民的眼界只局限于所在的乡镇和艰难的生计。这是当时的社会状况造成的，作为个体的农民不能承担主要的责任。

当时，广大民众为什么对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如此淡薄？对于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状况，梁启超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论述：

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家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内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

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诚有如小说家所记巨鲸之体，广袤数里，渔人斸（砍的意思）其背而穴焉，寝处于是，炊爨（灶的意思）于是，而巨鲸渺然不之知也。（《梁启超全集》第1册）

梁启超说：在我们的国家，最大的忧患是国家把民众视作奴隶；时间长了，民众把自己便真的看成了奴隶。如果是真正的奴隶，这个人要是不顾自己的身份去干预主人家的事务，主人肯定会大怒，对奴隶非打即骂，因此，奴隶很少关心主人的事务，不是他的性格本来如此，这是形势造成的。我们国家的民众中，很多人认为国家的事与己无关，即使国家遭遇了耻辱、灾难，并不动心，也并非是他的性格本来如此，也是社会的形势造成的。

梁启超接着说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我们国家幅员辽阔，道路阻塞，不同的省份之间互相隔绝，互相视为异国。属于一个国家的民众，因此各不相知，互不关心。就像某位小说家所描写的，一个绝大的鲸鱼，其体积非常巨大，有数里之长，渔夫在它的背上凿穴居住，生火做饭，而这条鲸鱼浑然没有知觉。

梁启超的这番论述是很有见地的，是很深刻的，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能把晚清的民众缺乏国家和民族理念的原因归结为民众的愚昧和可怜，其实民众是无辜的。后来，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被唤醒，不断高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到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高涨，中国正是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正因为如此，返回头来再看三元里抗英事件，人们大概不会为这一事件添加过于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虽然三元里抗英事件是一个突发事件，且很快被官方平息，但是这件事对后来广州地区的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在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后，广州地区民众对外国势力更加仇视，排外情绪更加浓厚。再有，三元里民众表面上的胜利仍然给当地乃至整个广州的士绅和百姓带来精神上的振奋，他们认为英军不过如此，百姓不怕英军，对于害怕英军的官府产生轻视。

对于官府乃至道光帝来说，他们通过这个事件，觉察到民心可用，认为可以依靠民众的力量对抗外国侵略势力，于是，由官府组织、大量民众参与的“反入城”事件在广州爆发了。以上都是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部分因素。

广州知府余保纯本来是奉命前去平息三元里抗英事件，不料成为一个倒霉蛋，被众人称为“汉奸”，最终丢掉了广州知府的乌纱帽。据《澳门月报》记载：

（1841年9月16日）广州知府大人余保纯，顶戴“新花翎”，莅临贡院，士子正在贡院岁考。当知府进入贡院时，有些大胆的绅士似乎骚动起来，对知府嗤之以鼻，并开始奚落他。有人要求士子保持安静，并厉声指斥。结果反而骚乱四起，士子们大声喧嚷，嘘声大作，斥责他为汉奸，掷砚台击其首。

这位老先生经受不住袭击，决定退走。但当他离开贡院时，一个最大胆的士子试图砸其轿子，并痛斥知府。这时地位仅次于知府的南海知县来到，平息了群情激愤的士子，要求他们次日再考，其时省皋台亲临贡院。

至18日，广州知府决定立即辞职，一走了之。（张仲礼，《中国绅士》）

第六章

无法打赢的战争

期待更多的勒索

1841年8月8日，义律忽然接到了来自伦敦的一纸免职通知，他在中国的使命就此结束了。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义律在中国的作为感到非常恼火，认为他没有遵令行事，由于他在谈判中过于低调，英国远征军此次远洋征战，得到的太少了。

在给义律的训令中，巴麦尊严厉地说：“从你的整个行动看来，你仿佛从头到尾把我的训令当成废纸……你获得了香港，一座几乎没有一间房屋的荒岛；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割让，就其附加的条件而言，并非是该岛主权的割让，而只是一种让我们在那里居住的许诺而已，就像葡萄牙人在澳门所获得的那种立足点一样。”

维多利亚女王在给比利时国王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因为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贪婪、强硬的巴麦尊决定中途换马，派璞鼎查爵士前往中国，作为英国政府新的全权代表，向大清帝国进行更大的勒索。

璞鼎查，爱尔兰人，生于1789年，生性敢于冒险，长期在印度及其周边地区担任军职，1820年任信德省行政官，1840年回到英国，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男爵。对于英国政府派遣璞鼎查前往中国的原因，费正清说：

总之，到了英国人对中国使用武力时，他们（璞鼎查等）的作风和价值准则早就因在印度的成功经验而已经形成。这些人到中国来时是统治阶级的绅士名流，有优越感，很自信，往往不可一世，完全相信力量的秘诀就是树立威望，即使他们享有这样的声誉：他们拥有力量，并能在必要时使用这种力量。（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第5章）

和东方人打交道，璞鼎查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和手段，因此被巴麦尊所看重。巴麦尊要求璞鼎查完成义律所没有完成的任务，更特别指示他做到以下几点：英军重新占领舟山；谈判地点设在舟山或者天津；和中国皇帝的全权代表进行交涉；索赔总额不低于1200万元银元；设法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8月10日，璞鼎查到达澳门，和英国远征军会合，开始履行他的使命。8月21日，英军主力舰队开始北上，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他们的意图是不停顿地发动攻击，打击并占领中国重要的城市，敲打中国皇帝的“神经”，进行更大的勒索，获取更多的权益。

义律收拾起行李，很快便离开了中国。当然，他没有像他的谈判对手琦善一样披枷戴锁。回到英国后，义律很快获得了新的职务，后来曾经担任一些小岛的总督。尽管巴麦尊对他不满意，可是义律对自己在中国的业绩还是沾沾自喜的，在给阿伯丁公爵的一份公文中，他这样罗列出来：

从1839年3月24日我被中国政府当囚犯拘留于广州时起，一直到1841年8月18日我被自己的政府撤职时止，我们已经扭转1000万金镑以上的贸易，开出5万多吨的英国船舶，运进英国足以使800万金镑以上的巨款流入英国国库的这样多的货物，从中国库藏里我们取回白银约有150吨，我们挡住了许多外国政府在非常不安的时期可能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许多微妙问题的急迫申诉，我们已经胜利地显示了女王的兵威，而且更明显地奠定下英人气度宽宏的性质与范围，获益是亘垂久远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册）

《剑桥中国史》，是西方学者编辑撰写的中国历史，共16卷，由费正清等人任主编，其中包括《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这套丛书广泛引用文献材料，写作风格严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义律忘记了重要的一点：他强占了中国的香港。

不堪一击的要塞

英军重新北上，第一个打击目标是福建厦门。厦门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第三大航运中心，地位重要，在这里等待英军到来的是清朝闽浙总督颜伯焘。颜伯焘，1792年出生，广东连平元善镇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经在陕西、甘肃、直隶等地任职，1837年任云南巡抚，1840年9月，接替邓廷桢担任闽浙总督。道光帝之所以重用颜伯焘，是看到他有一股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干劲。

颜伯焘到达福建之后，敏锐地觉察到厦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便投入极大的精力，进行海上防务建设。这个人做事的风格的确是大刀阔斧，这首先表现在申请军费这件事上。在颜伯焘到任福建以前，朝廷已经拨了50万两白银，用于海防工程。颜伯焘向朝廷申请新的工程费用，他一张嘴就申请100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4亿人民币，这笔款项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笔巨款。

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厦门的海防工程进展很快。在厦门岛南岸，清军用花岗岩修建了3里多长的炮兵工事，安设大炮100位。这种工事非常坚固，参加厦门作战的英军军官曾经评价说：“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战舰放炮到世界的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另外，清军在炮兵工事的东西两面、鼓浪屿岛、屿仔尾等地修筑了多座炮台，可以形成交叉火力，对攻击的敌人形成大的杀伤。颜伯焘在短时间内让厦门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坚固的海防要塞之一。

颜伯焘在修建海防工程上下了一定气力，正因为如此，他颇为自负，认为英军如果到厦门来，必将遭受惨败。颜伯焘的自负来自于无知，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英军是一支近代化的军队，他以中世纪的战法与之对抗，遭受失败的将是自己。

8月26日下午，英军的10艘战舰向厦门的清军防御阵地发起攻击。英军首先以强大的火炮轰击清军的炮台工事正面，在摧毁清军炮台之后，由步兵从炮台的侧翼发动攻势。清军的大炮不能左右转动，且大都被摧毁，守卫的清兵只能以鸟枪、弓箭、石块和手握新式步枪的英军作战，最终无法抵挡，很快形成溃散。1841年，张集馨授汀漳龙道，他到达福建后，听说了厦门前线的作战经过，后来在年谱中记道：

先是制军（总督）轻视逆夷（英国人），谓和抚皆非善。乃将各城巨炮，运至厦门，排列海口，而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惜费，不置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台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也？

及逆船至，兵士见其帆影已将炮放完。英逆炮在船两旁，每边计四十门，衔尾两船齐进，至我炮墙边，开炮四十声，拽船而去；后船如之，前船复回，又连四十炮，不转瞬间，而沿海炮墙齐塌，军士大溃，制军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这段话的意思是：颜伯焘起先轻视英军，认为与他们讲和不是好办法。他命令清军把周围各城的大炮运到厦门，排列在海口。这些大炮非常沉重，没有数十人不能拉动。颜伯焘为了节省费用，没有给大炮配置炮车（大炮更是无法移动）。身边的人对颜伯焘说，炮台在炮墙以外，必须用炮车拉回大炮，否则兵丁不敢到墙外去装填火药（不能进行第二次射击）。颜伯焘口气狂傲，认为一炮即可消灭英军，哪里需要再次装药呢？

后来，英军的战舰到了，清兵看见英军的船帆便把炮弹打完了。（无法再次装填火药，再次施射）。在英军的战舰上，大炮安置在战舰的两旁，每边有40门大炮，前后2艘战舰一起前进，驶到清军沿海工事前面，发射40枚炮弹，然后离开；后面的战舰跟着继续施射。时间不长，清军沿海工事全部崩塌，官兵溃逃，颜伯焘也跟着逃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扔掉了，仅以身免。

颜伯焘修建的坚固工事不能支持半日，很快落入敌手。眼见如此景象，他和手下官员“同声一哭”之后，也只有随着溃兵连夜逃走。27日清晨，英军占领空无一兵的厦门城。据英方宣称，厦门一战，英军只阵亡1人，10余人受伤，代价极为轻微。

战败后的颜伯焘做了两件事。他首先向朝廷谎报战功，声称击伤英军战舰5艘，击沉1艘。颜伯焘做的第二件事是继续申请海防工程费用。这一次，他要的钱更多，张嘴就是300万两白银。这笔款项应该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至少没有落到颜伯焘的手中，因为朝廷很快派广东巡抚怡良到福建会同办理军务，实际是调查厦门前线的实情。揭发了琦善的怡良再次揭发了颜伯焘，颜伯焘随后被罢免了闽浙总督的职务，回往老家。

被罢官后的颜伯焘没有了原来的高昂的气势，私下里承认清军无法抵御英军。张集馨由山西被调往漳州做官，颜伯焘和他见面，“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森严，断非我师可以抵御”，令张集馨感到诧异，认为战争前后的颜伯焘判若两人。尽管被罢官，颜伯焘回家的时候还是非常招摇，排场摆得蛮大。张集馨后来在自己的年谱中记述道：

前帅（指颜伯焘）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

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这段话的意思是：颜伯焘被罢免闽浙总督后返回广东老家，途经漳州。从三月初一日起，有专门的搬运人员从漳州经过，每天总在六七百名。初十日，颜伯焘率领护卫兵丁、搬运人员、家属仆从来到漳州，总人数几乎达3000人，分别住在考院和各处旅馆，酒席摆了400多桌。颜伯焘有亲兵300人，这些人感激颜伯焘，一路护送他返回广东，沿途都要有酒饭犒劳，所以沿途各地需要准备很多的酒席。

人们以此判定，厦门巨量的海防军费必有部分进入了颜大人的私囊。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从初一到初十，那六七百名搬运工并不是为颜伯焘搬运个人财物的，张集馨在后面交代说：那些搬运工都是属于国家兴办的物流单位——驿站的人员，颜伯焘的行李由他们托运并不收费，于是颜伯焘手下的仆人和兵丁从社会上招揽各类运输业务，把大量的货物以颜伯焘个人财物的名义交给驿站运送，他们把大把的运费放进了个人的腰包。

颜伯焘一行人在漳州停留了6天，地方上的招待费用达1万多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0多万人民币。颜伯焘等人走了，这笔款项却无处下账。为了填平这笔亏空，张集馨等人只好对上说谎，声称龙溪有乡勇1200名，需要国家下拨粮饷，用国家下拨的粮饷款支付了颜伯焘等人的吃喝费用。

晚清已经是一个到处充满贪腐的社会，这些贪腐现象像鸦片一样充满毒性，整个社会便如同鸦片吸食者一样虚弱无力，这样的社会又怎么能够打赢一场大规模的御外战争呢，即使这场战争是一场拒绝毒品的正义战争。

形同虚设的土城

因为兵力有限，英军打击了驻守厦门的清军之后，很快从厦门撤兵，由小部分兵力守卫鼓浪屿，主力部队继续北上。9月18日，英军的兵舰陆续在定海与镇海之间的海域集中，准备再次占领定海，夺取镇海。

主持守卫定海和镇海的清朝最高官员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裕谦生于1793年，出身蒙古贵族，从小接受的却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教育，24岁时中进士。1840年1月，他接任江苏巡抚，短短的一年之后，被道光帝任命为钦差大臣，主持浙江的攻剿事宜。1841年5月，他接替伊里布任两江总督，官升一品。

裕谦之所以受到如此重用，主要缘于他是坚定的主“剿”派，表现出与所有“投降派”势不两立的态度。道光帝同样认为态度决定结果，只有对“英夷”如此决绝的官员才能取得剿灭“英夷”的胜利。裕谦满怀嫉恶如仇的思想，一脸正气地前往浙江。到达镇海，他首先弹劾对待“英夷”态度游移的伊里布，让这位老上司灰溜溜地到北京受审去了。

像颜伯焘一样，裕谦对浙江的海防同样重视，付出了很大心血。定海三面环山，南面临海，裕谦就在定海以南濒海地带建立防御工事。此工事为一条长约9里的土城，土城高约3至4米，土城上设有火炮掩体，安设大炮80位，土城的中央设有“震远”炮城，所有大炮炮口朝向大海，准备给上岸英军以痛击。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裕谦向定海加派兵力，使岛上的防守兵力达到5600人。做了这些准备，裕谦坚信定海“从此扼险控制，屹若金汤”，“该逆（英军）倘敢驶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贼片帆不还”。

后来的事实证明，和颜伯焘一样，裕谦过于自负了。后人不能嘲笑颜伯焘、裕谦等人的无知，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他们无法做到不无知。天朝的人们，从皇帝到百姓，都被罩在一个坚硬的壳中，能打破这个硬壳的或许只有剑与火。

从9月26日起，英军开始袭扰定海守军，侦察敌情，准备发动总攻。29日，英军在距离定海不远的大五奎山岛建立野战炮兵阵地，用以打击清军在定海的防御工事，而清兵的大炮则难以打到英军的炮兵阵地，毫无办法。

10月1日清晨，英军开始展开总攻。英军采用的战术仍然是以重炮摧毁清军正面炮台，步兵从炮台的两翼迂回进攻，最后夺取清军阵地。土城及附近炮台上的清军大炮被英军的重炮压制、摧毁，两路英军趁机在土城西侧的晓峰岭和竹山附近登陆，一方面向定海城攻击，一方面沿土城由西向东攻击。清兵不能抵挡，纷纷溃散，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死战不退，相继阵亡。

稍后，又有一路英军从土城东侧登陆，由东向西攻击。驱散守卫土城的清军后，登陆英军向定海县城发动攻势，守城清军不敌，弃城溃逃。下午2时左右，英军占领定海，定海作战结束。整个作战过程中，英军阵亡2人，受伤27人。

殉节而死的大臣

占领定海之后，英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钦差大臣裕谦的驻节之地镇海。镇海是清朝的海防重地，宁波的门户，大峡江（甬江）流经县城南侧，转向东北入海。

对于镇海的防御，裕谦认为把握更大，一是因为大峡江水浅滩多，英军的兵舰难以溯江而上，抵达镇海；二是在大峡江两岸的招宝山、金鸡山上清军都设有炮台，分别由浙江提督余步云和江苏狼山镇总兵谢朝恩率兵把守。

到了此时，裕谦等人仍然以为“英夷”两腿僵硬，不能陆战，因此大峡江、招宝山、金鸡山便挡住了英军、英舰，镇海具备了“英夷”无法克服的天险。令裕谦想不到的是，进攻镇海的英军极其擅长陆战。

10月8日，英军留下少数兵力守卫定海，主力部队随舰驶向镇海。10月10日清晨，英军开始向镇海方向发动攻击。英军的主力舰队没有深入大峡江，而是停泊于招宝山以北，远距离轰击招宝山上的清军防御阵地。在大炮的支援下，英海军和陆军部队在大峡江两岸实施登陆，从清兵防御地带的侧翼发起攻击。登陆后的英军不但攀岩越岭，而且凭借掌握的枪炮对清兵进行远距离打击。清兵只有挨打的份儿，慌忙后退。金鸡山首先被英军占领，稍后招宝山失守。英军跨过招宝山，逼近了镇海县城。

在镇海城墙上坐镇指挥的是钦差大臣裕谦。此时，裕谦所看到的景象是：清兵四散溃逃，英军一边从容实施炮击，一边追赶清兵，如同赶羊一般。裕谦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一幕，无比震惊之余陷入了一种迷惘的状态，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裕谦从城墙上下来，本能地要随着惊慌失措的清兵撤退，可是没走多远，他看到路旁有一座孔庙，孔庙前泮池的旁边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刻有“流芳”二字。强烈的儒家道德意识让他猛醒：不能临阵脱逃。同时，他也想到，自己是钦差大臣，受皇帝委托主持浙江的攻剿事宜，如今兵败如山，肩负重任的他哪里有路可退呢？他“望阙磕头，跳入泮池”。身边的人急忙把他救起，护救出城，到了余姚，裕谦便气绝身亡，以身殉国了。

下午两点左右，战斗结束，英军占领镇海，伤亡不大。10月13日，英军舰队继续向宁波进逼。此时，坐镇宁波的是浙江提督余步云。余步云，出生于1774年，四川广安人。同杨芳一样，余步云也是一位转战各地、屡建功勋的老将军，在多个省份担任提督，曾加太子太保衔，被赐双眼花翎。正是因为久经阵战、老于军务，在对待英军的态度上他更加趋同于务实的伊里布，认为清军打不赢英军。

裕谦到达浙江后在奏折中曾经说：“提臣余步云虽久历戎行，而系陆路出身，于海疆夷情未能谙熟，似无把握。上年到浙后，即误信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张皇摇惑之辞，不能化解。”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余步云对待战争的态度。在镇海之战中，余步云负责守卫招宝山。当然，清军的镇海之败不完全是余步云的责任。经历了镇海之败，余步云对英军更加惧怕，不等英军到来便率先逃离，致使英军轻松占据宁波。

10月18日，道光帝接到了镇海失守、裕谦殉难的奏折，想必万般思绪瞬时间涌上心头，一时不能释怀，遂在奏折上写下“愤恨之至”四个朱字。对于裕谦这样的殉节之臣，道光帝当然要予以表彰，追赠其太子太保头衔，按尚书例赐恤，准建专祠纪念。被英军吓破胆的余步云，则承担了浙江战败的责任，于1843年1月24日被道光帝下旨“即行处斩”。余步云是鸦片战争中唯一被执行死刑的清军高级将领。

清军为什么打不赢

颜伯焘、裕谦等人都是态度强硬的主“剿”派，在防御英军进攻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心血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清兵将领没有退缩，战死在沙场；余步云之所以放弃宁波，主要原因是他“知其不可为”，即使他率军抵抗，宁波也难逃被占领的结果。面对“外夷”的侵入，琦善等人的妥协被看作是卖国的；裕谦等人的抵抗却轻易被英军的大炮击碎。那么，当时的人们到底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路，难道大清帝国所面临的只有失败这一种结局吗？

在前面，我们比较了中英双方在舰船和火炮方面的差异，应该说，清军处于绝对落后的状况。如果人们另外研究一下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军队在枪支、编制、素质、战术等方面的差距，会得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中英军队在一场战争中发生对抗，清帝国确实没有取胜的可能！

从装备上看，英国远征军普遍配备伯克式燧发枪和布伦士威克式击发枪，射程分别为200米、300米，而清军尚处于大刀、弓箭与鸟枪混用的时期，鸟枪的射程只有100米。就武器的型制样式而言，清军整整落后英军200余年。熟悉当今世界军事形势的人们都知道，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领先其他国家二、三十年便可独步天下，清军落后了200年，又如何与英军交手呢？

清军用于海防的主要设施是炮台，但是清军炮台在英军猛烈的炮火面前几乎不起作用。1832年6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曾经搭乘英国商船进入吴淞水域，在近距离考察了吴淞炮台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座炮台是一座极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做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清军）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差，点火口太宽，制造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炮手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生命。

由于中国长期享有和平，所有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败。我们还巡视了兵营，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兵用大刀，其余的用火绳枪，少数用矛，等等。……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吴淞炮台清军）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后来的战况表明，郭士立所言不虚，虎门、厦门、定海、吴淞等地的炮台都抵挡不住英军的攻击。如果把双方的兵力做一下对比，毫无疑问，清军占优。可是，80万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而国防军的色彩最淡。为了维护专制体制，确保清朝统治，清廷把八旗兵部署在全国重要地带，把绿营兵分散于全国各地，因此清兵驻防分散，集中困难，调动缓慢。相对于英军飘忽不定、快速移动的舰队，在局部战场上，清军的兵力往往处于劣势，形势非常被动。

从官兵自身的素质看，双方的差距同样巨大。因为道光时期的清朝社会已经腐朽，清军兵营内腐化现象严重，清兵训练废弛，军纪荡然，战斗力极低，往往一触即溃。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到了此时居然有相当的官兵不能骑马征战。老舍先生曾经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八旗兵的形象：

到上班的时候，他（八旗兵）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他只是出来进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刷水缸……一辈子，他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老舍文集》）

至于绿营兵，待遇、装备都比八旗兵低一头，士气、素质更是无法提及。但是，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祸害起百姓来都极为凶狠。后来代表清政府签署《南京条约》的耆英曾经这样说：

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藉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包庇汤锅，代贼潜销牲畜。放牧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发，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涉讼，则鼓胁众丁，群起而攻。（齐恩和等，《鸦片战争·丛刊》第3册）

耆英罗列了绿营兵平时的恶行：利用巡查的机会勒索路上的商人，买东西不给钱；容留妓女、赌客，引诱良家子弟下水；把军队中的马匹放到老百姓的庄稼地里，说是“放青”；在路上抢夺货物，说人家是偷盗的；恶行暴露，则怂恿地方官予以掩饰；和百姓有了纠纷，则聚众闹事，群起攻之。

太平天国爆发后，曾国藩由翰林转而“以杀人为业”，他对清兵观察仔细，认为他们已经不成为一支军队，所以才另起炉灶，打造湘军。对于当时清兵的状况，他痛心地说：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说：各省军队的状况不一样，福建一带的兵丁凶悍，常常千百人聚集起来进行械斗；在贵州和四川，有些士兵和盗贼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其他的省份，绿营兵大都吸食鸦片，聚众赌博。这些绿营兵，没有战事的时候游手好闲，寻衅滋事；有战事的时候便找无赖代替他们上战场；看见敌人便望风而逃，敌人去了便杀百姓以邀功。

曾国藩无奈地说：“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林则徐则绝望地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依靠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和打败了拿破仑的英军相抗衡呢？

清军的腐朽缘自整个社会的腐朽，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在社会发展中，体制有着巨大的作用。仔细探究清军衰败的原因，到处都能看到专制体制带来的负作用。可是，既然清军在军事上不能取胜，大清王朝和道光帝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延伸阅读

1841年秋，林则徐听到厦门、浙江战败的消息，开始更深入思考清军战败的原因。他在给门生的信中提出了建立“水军”的思想，这个思想对后来的左宗棠等人影响很大：

逆船（英军舰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战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

第七章

帝国的童话

一件皇帝的新装

10月18日，接到报告裕谦殉节的奏折，道光帝在愤恨之余感到震惊。裕谦是主“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殉节证明主“剿”的思路再次遭受重创，想以武力的办法解决“夷务”前途黯淡。上呈奏折的杭州将军奇明保要求朝廷“派带兵大臣，多发京营及各省劲兵，兼程来浙剿办，以期克复”。

道光帝的思想处于游移中。其实他只有两种选择：战与和。对于英国人现在的要价他并不清楚，也不急于弄清楚，他只知道一点：必须保住天朝的尊严，不能轻易向“英夷”求和。大清王朝是“天朝上国”，不能屈从于“外夷”的武力，这不但是一种观念，也是维持大清皇权的现实需要；天朝的尊严意味着皇权的权威，它的跌落必然削弱满族贵族的统治力。“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与反叛者调和最后总是导致如下的结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间对统治家族掌握王位的权力失去信任。”

但是，清军屡战屡败，天朝的尊严逐渐成为一件“皇帝的新装”，甚至连道光帝也开始质疑它的真实存在。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他却不能亲口说出心中的疑虑，只有想尽一切办法让人们继续相信“皇帝新装”的存在。在这样的形势下，道光帝处置“夷务”的新思路是：“剿抚结合，先剿后抚”，即无论如何先打个胜仗，保留住天朝的脸面，然后和英军谈判，最后争取和解了事。

出于“剿”的需要，道光帝马上决定继续向浙江派兵。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率领从各省调集的大军，继续剿办“英夷”。出于“抚”的需要，10月19日，他颁发谕旨：“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在道光帝看来，琦善既然因“抚”获罪，说明他招抚“英夷”的能力还是有的。

但是，奕经拒绝带着琦善去浙江军营。奕经，出生于1791年，和奕山一样，也是皇室子弟，同样深受道光帝的信任和器重，出征时担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兵统领等多项要职。同道光帝一样，此时奕经的思想也处于游移中，“或战或抚，游移两可”。可是，皇帝让他做的是扬威将军，是要去浙江打仗的。

对于以武力对抗英军，奕经自己就不看好，他认为要想顺利地完成这次差事，必须运用绝顶的“政治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让同样聪明的琦善跟在自己身边，成为一个监督者。于是，他找了一个义正词严的理由：“琦善可以与议抚，不可与议战”，堵死了琦善去往浙江的道路。这样，琦善还是被发往军台，充当苦役。

延伸阅读

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

（英国）侵略军打到浙江了，杭、嘉、湖地区的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戴铜面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在市场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招募了342乡勇，装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习。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这支“特种部队”出战。

那天是个大白天，三百四十多个乡勇，人人带着假面具，“跳舞而前”。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杨天石，《马桶阵、面具兵与“五虎”制敌》

欺骗皇帝的“裁缝”

10月30日，奕经离开北京，南下“剿夷”。他的行动好像他的心情一样，缓慢而游移。11月22日，奕经率领的大队人马到达江苏的扬州。令人奇怪的是，他忽然止步不前了，在苏州附近停留了两个月。他停滞不前的理由是等待外省军队的集结，声称对强悍的英军需要“谋定而后战”。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奕经等人干了些什么？《清稗类钞》这样记载：

道光辛丑鸦片之战，九月，蒙古、吉林及京师火器、健锐营兵，由扬威将军帅领南来者，命翼长等统之，分布江浙，资策应。而将军驻节苏州，往来于杭、绍之间，营帐中器皿珍馐，穷极瑰异。其幕客知州鄂某复滥支军饷，费用无度，以博将军欢。

会天寒风雪，帘幕、壁衣之属皆以貂狐、洋灰鼠为之。围炉拥酒，侑以管弦，说者谓有缓带轻裘雅歌投壶之概。时英人要索条款不已，参赞或请进兵，将军酒半启帷探望，曰：“寒哉气也！”

扬威将军者，协办大学士奕经也，其参赞为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

这段话的意思是：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来自蒙古、吉林以及京师的清军由扬威将军率领来到南方，分布于江浙地区，准备对英军作战。扬威将军驻节苏州，往来于杭州、绍兴之间，营帐中堆满了珍馐器皿，整日里花天酒地。将军幕府中有个姓鄂的知州，滥支军饷，花费无度，只为了博取扬威将军的欢心。

进入冬季，天气寒冷，扬威将军用貂狐、洋灰鼠的毛皮制作帘幕、壁衣，自己和手下人围坐在火炉四周，听着管弦，饮酒作乐。前方的英国人勒索停战条款，参赞建议进兵作战。这时，扬威将军正在喝酒，他向帷帐外看了看，说：“天气啊，实在是冷啊！”这位扬威将军就是协办大学士奕经，他的参赞是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

奕经在苏州多有恶行，当时的记载说：“（奕经等）在苏数十旬，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

对于奕经，道光帝“不为遥制”，也不催促，让扬威将军在“天堂之地”纵情于声色。这并不奇怪，道光帝需要奕经能打一个胜仗，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胜仗即可；他不能忍受的是清军再打败仗，哪怕是再小的败仗，因为天朝的脸面已经快挂不住了。既然奕经宣称一切都在准备策划中，道光帝只好在心里说：“随他去吧。”

好在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爵士“配合”奕经的行动，没有在浙江继续制造大的事端。这段时间，璞鼎查同样处于纠结之中，因为英国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长期占领中国的几座沿海城市，而是以占领中国重要的城市为手段，向清朝政府进行勒索，继而达到和中国完全通商的目的。但是，自从璞鼎查率领兵舰北上以来，道光帝并没有派出全权代表和他谈判，他无法达成勒索的目的；要想通过继续扩大战争给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手下的英军兵力已显不足，因为有部分英军用于守卫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等城市。无奈之下，他只好暂停大的军事行动，自己回到香港，等待援军的到来。

奕经一边在苏州纵情享乐，一边等待外省援军的到来。至1842年2月13日，朝廷调集的外省援军逐渐进入浙江，奕经进至嘉兴，布置作战。开抵浙江的外省援军大约在12000人左右，加上奕经招募的不会打仗的壮勇，增援浙江作战的兵力大约在2万人。因为英国军舰飘忽不定，不知其下一步要攻击哪个城市，奕经把2万援军的大部用于驻守多个城市，同时令3000余人驻扎上虞县关东镇和慈溪县长溪岭，以保护自己不受英军的攻击。这样，奕经手里掌握的机动作战部队只有3000多人，他对外“号称精兵十二三万”。

何时对“英夷”发动攻势？奕经通过求签、占卜、解梦的方式，认定3月10日有一个“四寅佳期”，在这个时间发动攻势清军必然获胜。3月10日凌晨，随着奕经一声令下，清军准备了4个多月的反攻作战开始了。

清兵和壮勇同时攻击驻扎宁波、镇海的英军，不到4个小时便同时遭遇失败。清军在进攻中采用短兵相接、施放火船等传统作战方式，居然没有使用火炮。双方火力差距巨大，清军根本不是英军的对手。“当英军开火时，其他没有经验的中国部队被推向四川兵的后面，致使数千人拥挤在（宁波的）西门，死伤枕藉，那里的几条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国人把一排排惊慌失措的清军步兵扫射倒地。这是自从围攻巴达霍斯以来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杀，为此，英国人也感到恶心。”（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第四章）

郑国鸿（1777-1841）：湖南凤凰县人。他们因世代军功，18岁时承袭云骑尉世职。年轻时从军，先后在湖北、广西、浙江等地担任参将、副将等职。1840年，晋升浙江处州镇总兵，后在定海作战中牺牲，是“定海三总兵”之一。

英军随后发动反攻，清军望风逃散，不但没有夺取镇海、宁波，反而把奉化、慈溪县城留给英军。听说前方大败，奕经率部从关东镇大营慌忙后撤，渡过钱塘江，一直跑到了杭州。确知英军没有穷追不舍，他才镇定了一下，给道光帝上一奏折，厚着脸皮称自己到杭州来是为了检查钱塘江北岸的防务。

从现有的资料看，奕经不但敢于欺君罔上，而且是个“败家子”。在这次浙江作战中，奕经以“招募乡勇”为名支出了大量经费，里面存在极大的贪污、浪费。战后，江南道御史陈庆镛在奏折中指出了这样一件事：

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闻毁家为其父报仇，而奕经乃为糜开兵饷至三四十万两，雇水勇两万余人，后据称皆逃散。而究竟杀贼者何人？被杀者何人？此两万人岂能一一尽化为乌有？（茅海建，《近代的尺度》）

陈庆镛说：郑鼎臣（已故总兵郑国鸿的儿子）要为父报仇，奕经为他支付了三四十万两白银，据说雇了两万多水兵，后来都逃散了。可是，我们要问，究竟是谁去杀敌了？杀死的敌人是又有哪些？这两万人难道说没就没了？

茅海建先生曾经专门统计过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军费开支，总额大约在3000万两白银左右，远远超过英军的费用。清朝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军费开支，他说：“清朝军费支出浩繁的主要原因是其军事体制（包括供给体制）的落后，也有一些官员从中贪污。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军费支出的实际状况，影射出其财政体制、会计体制乃至税收体制、军事动员体制的鄙陋。就当时的中国经济情况，若有合适的体制，可不至于陷于如此困境。”

说出实话的孩子

浙江的局势已经令人绝望了，“剿灭英夷”成为幻想。谁来说出这个真相呢？谁能像那个天真而无畏的孩子一样大喊一声“皇帝没穿衣服”呢？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站了出来，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谈到继续对“英夷”用兵有“十可虑”，转弯抹角地对道光帝说了实话。

刘韵珂，山东汶上人，1792年出生，年轻时仕途不顺，道光帝登基之后受到重用，步步拾级而上，于1840年8月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他之所以受到皇帝的重用，缘于他“办事结实，为人乖巧”，上下都能认可。

刘韵珂担任浙江巡抚期间，浙江是中英交战最频繁和集中的地区，他亲眼目睹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尤其在奕经大败之后，清军完全不敌英军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他敢于向道光帝说明这一点，是需要一点勇气和正气的。他的勇气来自于“办事结实，为人乖巧”的行事方式，他相信自己的话不会招来灾祸；他的正气既可以说来自传统的“精忠”思想，也可以说来自于中国传统儒学高扬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这种意识在中华民族历史大转型期间始终起着脊梁的作用。

在这份奏折中，刘韵珂没有从正面宣扬“招抚”的思想，而是向道光帝说明继续“剿”下去，实在有十项“实属可危”的情形已经或者可能会发生，十分令人担心。这“十可虑”分别是：

一、浙江清军两遭挫衄，锐气全消，势难复振；

二、续调西北劲卒，距浙穷远，缓不济急；

三、英军火器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四、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五、清军即便在陆上幸胜，英军登舟遁去，清军只能“望洋兴叹”；

六、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

七、“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唯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为不易”；

八、浙江漕粮，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皆由逆氛未竣”；

九、浙江去年雪灾，杭、湖、绍等府“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虽由“猝被雪灾而起，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故遂藐法逞凶”；“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众。况上年雪灾之后，春花多未布种，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维艰，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十、七省防费甚巨，“靡饷劳师，伊于胡底”？（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在第一至第七条中，刘韵珂从军事角度阐述了清朝的不利因素，认为清军很难取胜，在后面三条中，刘韵珂则写到了战争可能对清王朝统治带来的威胁：漕粮征收，运输难以完成；地方上有发生“民变”的可能；财政支出巨大。

其实，刘韵珂说得很实际，并非耸人听闻。和英国人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必然会极大地影响漕粮的输送，会给朝廷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会让暗藏危机的社会骤然失稳，使得“不逞之徒乘机而起”。说到底，继续用兵将极大地威胁满族贵族的皇权统治，这是令道光帝冷汗直流的警示。

3月28日，道光帝在圆明园看到了刘韵珂的奏折。道光帝没有在这份奏折上留下批语。很难想象这样一份重量级的奏折不会引起道光帝的震动，而他确实没有用朱笔宣泄他强烈的情感。在这份奏折的附片中，刘韵珂请求重新启用主“抚”的伊里布，道光帝在这份附片上用朱笔写道：“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

实际上，强烈的情感潮水在三天以前已经冲刷过道光帝的心头。25日，他接到了报告奕经浙江大败的奏折，恼怒和绝望一时涌上心头，在奏折上朱批道：“愤恨何堪，笔难宣述！”天朝的尊严终于随着这些奏折的到来跌落下来，巨大的屈辱降临到天朝皇帝的心头，他不想接受，却不得不接受。三天后刘韵珂奏折的到来，等于给了道光帝一份充分的论证，告诉他要尽快咽下这份屈辱，否则会有更难堪的局面产生。

刘韵珂所说的一切早已是道光帝心中所想，且说得恳切，全然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所以他没有因此获罪，反而在一年后获得升迁，被任命为闽浙总督。

延伸阅读

在浙江巡抚任上，刘韵珂对待英军入侵的态度由主“剿”转向主“抚”，他在安民、保民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工作，所以他在民间的口碑还不错。当时，浙江地区流传着一副谐联，内容是：

扬威威不扬靖逆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

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一中丞忧国忧民。

在这里，“扬威”将军指奕经，“靖逆”将军指奕山，“中丞”即指浙江巡抚刘韵珂。

第八章

天朝的崩塌

半梦半醒之间

接到刘韵珂奏折的这一天，道光帝做出了多项决策，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韵珂所呈奏折所起的作用。这一天，道光帝通过内阁发下多道上谕，其中有：“耆英著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伊里布著改发浙江军营效力”；要求奕经、刘韵珂等人对英军“尤当设法羁縻，勿令蹂躏地方”。

“羁縻”是安抚、笼络的意思，可见“招抚”已经成为道光帝对英的主要策略。为此，道光帝派盛京将军耆英、主“抚”派的重要人物伊里布前往浙江，具体执行他的“招抚”政策。当然道光帝也明白，清军没有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此时所谓的“招抚”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耆英生于1790年，同样来自于皇室宗亲，家世背景显赫，其父曾经出任过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等官职。他的仕途同样十分坦荡，在道光朝做过多种官职，1838年调任盛京将军，护卫“龙兴之地”。1842年2月，他调任广州将军。他本来到北京见过皇帝后马上南下，不料碰巧遇上刘韵珂上奏折，道光帝遍寻去浙江执行“羁縻”任务的人选，他被皇帝选中，改道去了东南，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

4月15日，耆英和伊里布离开北京，前往浙江。5月9日，耆英一行人到达杭州。不料，此时的浙江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军主动撤出了宁波。虽然印度方面的援军尚未到达，可是集结在浙江的英国远征军不愿等待，希望利用季风季到来的时机，抓紧实施下一步作战计划，在中国的长江沿岸燃起战火，迫使清政府就范。为了集结足够的兵力，英军准备从宁波和镇海撤军。5月7日，英军首先撤离了宁波。

英军的军事调动再次给了奕经撒谎的空间。闻听道光帝派遣耆英和伊里布前来浙江，奕经非常紧张。在他看来，这首先缘于朝廷不满意于他指挥的“剿办事宜”，他有可能被换马；再者，耆英、伊里布来到浙江，有可能戳穿他曾经说过的谎言。听说英军从宁波撤退，奕经大喜，急忙上奏朝廷，频传捷报，声称他在定海以火船攻击英舰，重创英军，迫使英军首尾不能相顾，不得已从宁波撤军；他正在准备发动再一次攻势，以期夺回镇海。

奕经的谎言再次造成道光帝的误判。当初道光帝的策略由“剿”转“抚”，是非常不情愿的，实为形势所迫，现在忽然闻报浙东大捷，大喜之余马上往回调整政策。5月25日，他下发谕旨：“耆英著仍带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命令将伊里布“即交奕经留营差遣，如无可委用之处，即一面奏闻，一面饬令回京。”他马上撤回了耆英、伊里布肩负的使命，把在浙江处置“夷务”的大权重新交给奕经，“引颈东南，静候捷报”。

道光帝有所不知，5月18日，英军发动了对乍浦的进攻，战火烧到了杭州湾的北岸。虽然没有阻挡住英军的攻势，可是驻守乍浦的清兵英勇作战，让英军付出了9人死亡，55人受伤的代价。英军攻打乍浦，引起了杭州、嘉兴等处民众的恐慌。10天之后，英军撤离了乍浦，舰队继续北上，准备攻击位于长江入海口处的吴淞。

吴淞地区现在是上海市辖区，清朝时期属江苏宝山县管辖，是清朝长江防御的第一道门户，是江苏海防的重点。为了守住宝山县城及吴淞附近地带，当时的两江总督牛鉴亲自率军驻守宝山县城，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率军防御吴淞沿江地带。曾经被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视为不堪一击的吴淞防御工事，牛鉴却认为固若金汤，在他身上仍然重复着颜伯焘、裕谦等人的悲剧。

陈化成（1776-1842）：福建同安人。出身行伍，嘉庆年间任参将，道光年间任台湾总兵、福建水师提督、江南提督等要职，在鸦片战争中抗英，壮烈牺牲。

6月16日凌晨，英军开始攻打宝山、吴淞。战斗打响之后，牛鉴遭遇英军猛烈炮火的轰击，放弃宝山县城，逃往嘉定；防守宝山县城西北小沙背的徐州镇总兵王志远同样率军西撤；老将军陈化成坚守炮台，坚持不退，最后壮烈牺牲。此战，英军死亡2人，受伤25人；清军阵亡88人。当天下午，英军占领吴淞和宝山县城。

当天晚上，英军的部分增援部队到达吴淞口外，英军兵力大增。进入6月份，多艘英国军舰、轮船运载大量英国海、陆军从印度、英国到达香港附近，随后北上。在到达的援军中，陆军在8000人以上，加上增援的海军，在华的英国远征军总兵力达到2万人左右，军舰达到25艘，成为一支战斗力极为强悍的军队。

踩住了帝国的神经

兵力大增的英国远征军随后占领上海，7月5日，溯长江西进，兵锋直指东南重镇镇江。镇江，古称京口，地处富庶的江南，长江和大运河在此交会，是当时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因为大运河承担着运输朝廷漕粮的重任，而漕粮又事关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所以镇江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为了确保镇江，清朝自从南下占据江南那一天起，一直在这里驻扎八旗兵，须臾未离。英军之所以要攻打镇江，同样是看到这个城市的重要性，认为只要占据这里，中国的皇帝必然会有强烈的痛感。

清朝上下对于英军进攻镇江缺乏警惕，尤其是江苏的地方官员，认为英军仍会北上，即将前往天津，到那里和朝廷谈判，都暗自庆幸。等到大队英军兵舰驶入长江，两江总督牛鉴等人才觉察出英军的真实意图，火速向镇江调集援军，却为时已晚。

7月20日，英军兵舰全部到达镇江附近水域。7月21日，英军开始攻城。英军除了具备压倒性的炮火优势，且具备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共投入陆军近7000人、海军数百人参与作战。在英军的猛烈炮击下，在镇江城外防御的清军一哄而散。英军本来认为会轻松地攻入城内，不想遇到了有力的抵抗。

在镇江城内担负守卫任务的是京口副都统海龄率领的1600名八旗兵，他们死战不退，宁死不屈，让英军遭受了大的伤亡。参加此次作战的英军后来回忆说：“满兵做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后才攻陷的。”八旗兵之所以如此英勇，是因为他们始终在当地常驻，已经有200年之久，他们的家人在那里，祖坟在那里，“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听说驻守镇江的八旗兵作战英勇，伤亡惨重，道光帝感慨地朱批道：“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在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镇江之战中伤亡最大，共有39人死亡，3人失踪，130人受伤。但是，双方兵力、火力相差悬殊，镇江最终陷落。

果然，英国人进攻镇江，等于踩在了道光帝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上。7月26日，道光帝接到牛鉴的加急上奏，声称镇江遭到英军进攻。他顿时大惊，急忙下旨：“著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城晓谕，设法羁縻，有应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他要求耆英、伊里布尽快求和，并且赋予了他们临机行事的权力。

这时候，耆英没有南下广州，伊里布也没有被打发回京，这是因为道光帝得知英军攻打乍浦后改变了主意。27日，道光帝知道镇江已经陷落，再发谕旨，“著耆英、伊里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他要求耆英等人坚决、快速、妥当地处置危局，“不可稍涉游移”，其实也说明他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向“羁縻”，不再游移。可以想象道光帝在紫禁城中焦虑的心情，慌乱之余他已经不再顾忌天朝的尊严。

海龄（？-1842）：满洲镶白旗人。1813年，前往河南镇压天理教起义，“屡著战功”，此后擢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1835年，遭琦善奏劾，降为二等侍卫。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调任京口副都统。在镇江保卫战中自焚殉国。

事到如今，道光帝终于下定了“和”的决心。人们或许会说道光帝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但凭心而论，这个人何时见到过“棺材”呢？后来，道光帝自己也明白过来，在朱批中说：“当今之弊，总在蒙蔽不实，处处皆然。”

失去了镇江，六朝古都南京失去了屏蔽的门户。8月2日，英军主力舰队离开镇江，继续溯江而上，向中国东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南京集结。8月4日，英军舰队驶抵南京下关江面。如果英军发起攻击，南京必然重蹈镇江的覆辙。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天朝崩塌了！

无奈之下照单全收

耆英接到7月27日圣谕的时候正在无锡，恰恰处于“游移”状态之中，因为他被道光帝半闲置于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或许是担心自己会重蹈林则徐、琦善等钦差大臣的覆辙，他在给皇帝的回奏中说：“究竟能否济事，惟有竭尽犬马愚诚以冀报称。”表现出一副自己很难办理此事的样子。耆英是幸运的，他不会再感受来自朝廷的压力，也最终没有因为处理“夷务”而获罪，因为道光帝失去了幻想，没有了脾气。

耆英原是被道光帝派往浙江执行“羁縻”任务。耆英到了浙江，很快发现那里的局面已经糜烂，清军无法对抗英军，加上伊里布对他的影响，他转而成为坚定的主“抚”派。他给道光帝上过几个奏折，陈述“羁縻”的必要性，遭到道光帝的斥责，被警告“专意剿办，无稍游移”。他只好回到江苏无锡，帮助牛鉴布置“防剿”。

接连接到皇帝要求“羁縻”的圣旨，耆英马上通知伊里布。两人正商量如何“羁縻”的时候，两江总督牛鉴派人送来消息，声称英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希望二人速去，以解倒悬。8月8日，伊里布赶到南京，派他的家人张喜前往英舰进行联系。张喜是一个精干的人，曾经在浙江代表伊里布和义律等人进行交涉，“实质上是一个能想方设法引英方人士讲话和揣测他们意图的谈判者”。8月11日，耆英赶到了南京。

中英双方的谈判断断续续，其实毫无悬念，耆英等人只能按照璞鼎查的要求签署城下之约，别无选择。26日，璞鼎查等人进入南京，向耆英等人正式交付条约文本。这份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后面专门讲述。

面对如此重要的一份条约，清朝的官员们没有字字斟酌，条条力争。据在场的一位英军军官后来记述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我们赶紧离开。”

当天，耆英将谈判情况上奏道光帝。8月31日，道光帝接到了耆英的奏折，再三思虑之后，下旨曰：

览奏愤懑之至！朕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如此？于万无可奈之处，一切不能不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且不止于江、浙等省，故强为遏制，各条均照议办理。

道光帝的态度是愤怒而又无奈的，且表现出一定的自责意识。他全然接受了条约文本，认为这关系数百万民众的身家性命，如果任战事发展下去，祸患将不止危害江、浙等省，还会继续扩大，那就只好照这份条约所写的各款办理吧。

道光帝为什么无奈地答应了英国人提出的条件，轻易地选择了妥协或者说是投降呢？难道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比如说，他可以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举全国之力和英军打下去，直到英军无法支持，必然会从中国败退，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就是依靠持久战和消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吗？

站在道光帝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他绝不会和英国人打下去，因为大清王朝是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站在皇权的角度考虑，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继续和英国人打下去都不合算，甚至极其危险。

作为一个节俭的皇帝，道光帝肯定要从经济方面算账，在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支出军费超过3000万两白银，而英国人勒索的2100万元赔款只相当于1300万两白银，哪个合算一目了然。

从政治方面考虑，道光帝更不会允许战争长期打下去，因为道光时期的清朝社会已经呈现“高压锅状态”，地方上的民变时有发生。和英国人长期打下去，必然大大减弱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如果“不逞之徒乘机而起”，趁机夺取了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估计道光帝也会跑到景山去上吊了。

牛鉴（1785-1858）：甘肃凉州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1831年以前长期担任京官，后到地方任职，担任府尹、布政使，1839年署理江苏去巡抚，不久升为河南巡抚，1841年授两江总督。

反观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和继续用兵带来的危害相比，在道光帝看来那简直不算什么。节省了大笔的军费开支，单凭这一点道光帝就会高兴得几晚上睡不着觉；割让出去的香港岛，相对于大清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版图，那只能说是巴掌大的地方；至于五口通商、平行交往，它们给道光帝带来的更多的是屈辱，是脸面尽失，几乎不会影响爱新觉罗氏对大清帝国的皇权统治。算来算去，道光帝便咬了咬牙，“强为遏制，各条均照议办理”。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打一场民族战争的条件，原因之一是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迟迟没有形成。英军在对广州发动进攻的时候，当地出现了很多拿着英军付给的酬劳为其提供帮助的民众。刘韵珂在“十可虑”奏折中谈到，在英军占领的定海、镇海、宁波等地，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民众不担心英军的占领，更担心大量清兵的到来。

人们不必惊诧于当时普通民众的愚昧，想一想清朝兵勇日常的所作所为即可明白其中原因。作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清兵平日里最拿手的就是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奕经在浙江指挥作战期间，来自于陕甘、四川的援兵一路走来，军纪无存，“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长期的满族贵族统治、官僚压迫以及“天朝”意识的存在，这是民族意识在清朝社会中迟迟没有形成的重要原因。

8月29日上午11点左右，道光帝批准条约的谕旨还未到达南京，耆英和伊里布便登上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代表清朝政府在条约上盖用关防，亲笔画押了。这份条约被称为《江宁条约》，又被称为《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向英军付清了首期600万元赔款，10月2日，英国人从南京撤兵。至此，鸦片战争基本结束了。

《南京条约》是一把铁锹

《南京条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耻辱的标志。但是，《南京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又远远不仅如此。如果英国远征军在鸦片战争中只是抢掠一番，然后扬长而去，没有签订这样一份条约，中国进入近代历史的时间恐怕还要向后推迟。《南京条约》像一把铁锹，在中国历史长河的堤岸上掘开了缺口，这条古老的长河开始偏离原来的轨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正是因为这份条约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地研读一下，看看当初英国人到底要什么，这份条约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中方所持《南京条约》文本现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房，此处引用的资料来自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的《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编。

《南京条约》的详细内容是：第一条，宣布双方结束战争，进入和平状态；第二条，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政府派设领事官员；第三条，清政府把香港岛割让英国；第四条，清政府准以600万银元补偿英国商人鸦片价款；第五条，取消公行，行商所欠英国商人款项酌定为300万银元，清政府代为偿还；第六条，清政府补偿英国军费1200万银元；第七条，付款方式及时间，4年内分7次支付；第八条，清政府释放囚禁的英国人；第九条，与英国有来往的中国人以及因为英国事被拿、监禁的中国人，清政府免罪、释放；第十条，通商口岸的关税，需“秉公议定则例”，公布执行；第十一条，双方官员平等往来，平行照会；第十二条，英军撤出所占中国领土；第十三条，此条约经两国君主亲笔批准，速行相交。

我们首先看英国人通过《南京条约》得到了什么。不错，英国人得到了香港岛，获得了各类赔款2100万银元。但是，如果要说英国人是纯粹为了领土和金钱而来，也不尽然。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并非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不到80平方公里的面积，当初完全是一个荒岛。英国如果纯粹为了侵夺领土，对清政府是不会这么“客气”的。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谈到香港岛割让问题。马士在书中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最早看中了珠山（舟山）。珠山远比香港岛要大，达468平方公里，并且建有定海县城。但是，义律放弃了已经占领的珠山，选择了香港岛。义律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香港的港口是广阔，隐蔽，而且是深水的，在那仅用帆船的时代，它具有东西两面各有一入口的那种不可估量的便利……在那时期，显然要保持的贸易乃是广州的贸易”。因此说，英国侵占香港岛，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华贸易的需要。

英国人也不是纯粹为了索要赔款。茅海建先生在《鸦片战争清朝军费》一文中说：根据1843年英国下院开出的一份对华战争支出账单，“英军在鸦片战争使用的军费约等于银1263万两，而英方的军费赔款仅为银852万两”。（当时，银元和银的兑换率大体为1：0.65左右，伊里布与英方商定的汇率为1银元兑换银7钱1分，茅海建先生以此计算）。也就是说，英国索取的军费赔款不足以支付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实际发生的费用。看到这一点，联想到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向清政府勒索2亿两白银，可以说，英国人没有向清政府“狮子大开口”。马士记述说：清朝的谈判代表耆英等人没有对赔款数目提出异议，他们奏明皇上说，“用这个代价解除了封锁及其他种种形式的压迫，真是太便宜了”。

英国政府发动战争是为了什么？英国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华贸易，是为了让所有的英国国民获取利益。这是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经济理论在英国对外政策中的再一次体现。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需要充足的原料供应和广阔的商品市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物产丰富的中国对英国资产阶级是充满诱惑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在自由贸易的状况下，英国资产阶级会获取巨额的财富。

深知“民富才会国强”的道理，这是英国政府的明智之处。英国商人在对华贸易获取巨额利润，英国政府便可以获得巨额的关税收入。1841年6月21日，义律写信给印度总督奥克兰，信中说：他此前尽量促成贸易恢复，使3000万磅茶叶有可能运到英国，这就使英国财政部可以收到关税300万金镑，大约相当于900万两白银（1英镑相当于3两白银）。可见英国对华贸易给英国政府带来的收入非常巨大。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因为《南京条约》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从实物的角度去看，中国因为《南京条约》的签订失去了香港岛和1800万银元（相当于1170万两白银，300万元代偿欠款未计算在内）。既然在战争中战败了，那么肯定要付出代价的，而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国土和财物方面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当时，清朝的国土面积大约在1300万平方公里，失去一个80平方公里的荒岛不会产生严重后果；1840年左右，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为4500万两白银（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筹集1170万两白银并非很大的困难，况且双方规定这些款项允许在4年内分7次支付。

从各种资料看，真正令当时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条约是在英国人炮舰的威胁下签署的，清帝国的尊严受到了损害，中国人吞咽了耻辱，这种耻辱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强占它的国土，残杀它的人民，掠夺它的财富，逼迫它签订条约，这就是侵略行径。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种耻辱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所谓“知耻而后勇”，只有知道并记住这种耻辱，才能避免同样的耻辱再次在自己的国家发生。

但是，从整个近代历史的进程看，《南京条约》在中国历史转型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也是客观存在。正是因为《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才被迫放弃“天朝上国”的体制，重新打开了沉重的国门，逐渐融入到整个世界之中。《南京条约》提供了一种外力，迫使中国从帝制时代的“大酱汤”里挣脱出来，加速了中国传统国家政体和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造，客观上为中国摆脱朝代更替的旧循环提供了新的途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南京条约》呢？我认为：我们既应该记住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耻辱，也应该看到这份条约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更应该从这一事件中获得启示。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常常是因为遭遇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中国社会才向前迈出变革的脚步，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这个社会的转型是被迫的，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为什么充满痛苦，命运多舛？探讨这个问题是作者写作这套丛书的初衷之一。今天，中国已经和世界融合在一起，不应该重复在近代历史中的遭遇，应该以自觉的姿态向前迈进，跟上并引领世界的发展。

第九章

无知者无畏

自以为是的糊涂外交

因为参与南京谈判，耆英和伊里布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看到英国兵舰撤离了南京，道光帝处分了牛鉴，他的两江总督之职由耆英担任，老臣伊里布重新被启用，任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两个人继续承担和英国人周旋的重任。与之相对应的是，道光帝把牛鉴、奕经、奕山三人交部治罪，一律定为斩监候（死缓），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恨。

因为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把清王朝从战争中拉了出来，耆英不但成了有功之臣，也俨然成了处理“夷务”的行家里手。耆英自己同样这样认为，认为自己掌握了对付“英夷”的独门秘籍。他曾经说：“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止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今若深知其性，即可以慑其心胆。”耆英的“制夷之法”就是注重私谊，驭之以术。

耆英首先加深和璞鼎查之间的“私谊”。他和璞鼎查互相交换夫人的相片，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件非常大胆而怪异的事情；他希望收养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让那孩子的名字改为“弗里德里奇·耆英·璞鼎查”；他和璞鼎查保持着书信来往，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说，有些书信肉麻得像情书。耆英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

应该说，在谈判过程中，与对方谈判代表融洽私人关系，对于交流、谈判是有一定好处的，却不是在谈判中掌握主动的根本办法。另外，耆英所强调的应付外国谈判代表的“术”，大多是中国传统的心术和小聪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因此蒙受耻辱。

要命的是，耆英对于国际外交和谈判实在是自以为是，不懂装懂，由此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危害。《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他认为这份条约难以执行，便给璞鼎查发去一份照会，提出细化《南京条约》条款的要求，“事定其初，后来可免反复；言归于好，无话不可商量”。

耆英在照会中提出12项交涉内容，由于缺乏对近代国际法的基本了解，大多数交涉内容本属中方权益，没有和英方磋商的必要；有些条款反而潜藏着很大的危害。在其中的第八项中，他建议“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人由内地惩办”，等于双手送给了英国人领事裁判权，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见到耆英的照会，璞鼎查心中暗喜，他在回复的照会中提出，双方可以另外订立新约，“附粘本约（指《南京条约》）”。耆英自以为得计，表示赞同。没有再费什么周折，1843年7月，耆英和璞鼎查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0月8日，双方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也被称为《虎门条约》。

这些条约、章程的内容主要针对五口通商中的具体运作事宜，但是由于耆英等人的无知和璞鼎查等人的狡诈，中国的数项重大权益遭到损害，比如，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失去了对驻华英国人的司法审判权，给予了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军舰自由进出通商口岸的权利等，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数道绳索。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后，大清帝国仍然在如常地运转着，天朝的意识仍然存留在耆英等人的心中，耆英不懂当时国际交往的通行法规，他所追求的不过是民“夷”相安，不再给皇上添乱，所以在他的主持下，愚昧、荒唐的外交事件层出不穷。“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1844年2月，美国众议员顾盛乘坐美国军舰到达澳门。他是受美国政府的派遣前来中国的，要求和中国订立条约，享受和英国相同的权利，同时希望进京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中国官员害怕外国人到北京去，担心由此再惹出什么事端，影响他们的仕途。这时，耆英已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负责处置此事。他同样不希望顾盛进京，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同意和顾盛尽快签署条约。

按照“天朝”的思维方式，耆英认为对“外夷”可以一视同仁，于是，1844年7月3日，他与顾盛在澳门的一个名叫望厦的小山村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也称《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是以中英《虎门条约》和《海关则例》为蓝本的，所以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了英国人所拥有的权利，更有甚者，中美双方规定可于12年后修订条约，这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留下了隐患。

1844年8月13日，就在美国人顾盛欢天喜地地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法国全权代表拉萼尼到达了澳门。同样作为欧洲强国，法国不希望英国独享打开中国大门后的好处，派出了8艘军舰前来中国进行要挟，希望获得英国人享有的同等权利。双方的谈判没有费什么周折，耆英仍然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于10月24日，在广州黄埔江面上的法国军舰上和法国人签署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也称《中法黄埔条约》。这份条约同样以中英、中美之间签署的条约为蓝本，另外增加了允许基督教进入中国传教的条款。此后，中外屡屡因为传教发生争端，最后酿成祸端，八国联军进入了北京。

后来，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等国都派遣代表来到中国，清政府“一视同仁”，准照现行各条约办理。由此，在清政府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条约制度逐渐形成，中华帝国的大门对外越开越大了。

官员们的不合作主义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贸易，而深层原因有很多。战争正在进行期间，1841年12月，美国学者约翰·坤赛·阿丁在麻省历史研究会上演讲时说：“鸦片仅是争论中的一个事件，其构成战争的原因和在波士顿港把茶叶扔到海里，说是北美洲发生革命的原因比较起来并不见得强些。……这次战争的原因是磕头。”

《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英国的）炮舰外交揭露了关于中西交往中谁说了算这个反复未决的斗争。英国希望的不是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统治，而是要中国按照英国方式在法治精神下进行国际交往和自由贸易，因为这将为英国的商业利润打开门户。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社会中进行一场革命，而这一点当然要遭到坚决的反对”。

为什么古老的中国会反对发生在自己内部的一场革命？应该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很复杂，包括体制、文化、利益、习惯等各种因素。我们前面说过，专制体制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对其体制内的新的社会成分有着强烈的压制和排斥作用。当然，我们这是从理论的角度试图做出解释。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对侵入者的排斥，具体表现为屈辱、仇恨、敌视、拒之千里。

道光帝首先感到的是屈辱和痛苦。据《清史稿》记载，《南京条约》签订后，“上（道光帝）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一晚上都在顿足长叹，可见鸦片战争战败对道光帝的打击。屈辱带来的最大反应是仇视和排斥，其中夹杂着些许自卑和慌张。

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道光帝年满60岁。战败的刺激没有令道光帝振作，反而让他更加消沉。有一天，负责外交的耆英把洋人馈赠的一把新式击发枪送给道光帝，看到道光帝非常喜爱，提出了仿造的想法。

道光帝对此没有信心，答复说：“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汪洋之叹也。”此事便不了了之了。一支军队或者一个国家打了败仗，如果想着下一次不被打败，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改进武器，可是道光帝倦怠得连这个想法也消失了，他只图安稳地度过晚年。

1844年，道光帝对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说：“汝此去，诸事整顿……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言语中，道光帝已经把大清国看成破败不堪的大房子，把自己当作一个修补匠。在这种心态之下，道光帝怎么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一种新的文明呢？

受到道光帝的影响，耆英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同样麻木不仁，不思进取。1844年，美国代表顾盛来到中国，准备送给道光帝的礼品有地球仪、新式步枪、手枪、蒸汽战舰模型、望远镜等，这些东西本是中国振兴国力所急需的，却被耆英谢绝了。

道光帝的大臣们大都如此。比如，那个说了实话的“孩子”刘韵珂。鸦片战争之后，他担任闽浙总督，而福建省会福州偏偏成为通商口岸，许多外国人要进入。刘韵珂不喜欢外国人，抵制外国人入城。他再次表现出阴柔、乖巧的一面，使用“明示德意，阴为钳制”的办法，表面上表示恪守条约，不反对外国人进入福州；暗地里使用手段，抵制福州对外国人开放。他使用的具体办法是：暗地里派人在福建各处的行道设卡，刁难和外国人做生意的茶商，使得福建的茶叶无法从福州出口；私下里劝诫福州城内的商贾，不要他们和外国人进行交易。刘韵珂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说：“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处此。”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县人。1826年中进士，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1836年后放外任，曾经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因“神光寺”事件遭弹劾。1865年被重新启用，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次年7月，授太仆寺卿，授二品顶戴。其1849年所编著《瀛环志略》影响巨大。（见后“延伸阅读”）

这期间，在福州发生过一次排外事件，差一点酿成事端，而挑起这次事件的竟是因病回籍的林则徐。1850年6月，两名英国人（传教士、医生各一）在福州神光寺租屋居住，引起福州绅民，尤其是林则徐的强烈排斥，他们要求把洋人驱逐出城。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畬不赞成对洋人采取过激行动，以免引起外交事件。林则徐联合福建籍的官绅上疏刚刚登基的咸丰帝，弹劾刘韵珂和徐继畬。最终，两名英国人从神光寺搬走，刘韵珂辞官回家，徐继畬受到牵连，被降为太仆寺少卿。

从表面上看，鸦片战争没有影响整个帝国的统治和运转，因为这只是一场局部战争，并没有让统治者切实感受到刻骨的疼痛。短暂的痛苦过后，道光帝仍然维系着他的“守成”，惯看紫禁城里的秋月春风；朝鲜、琉球、越南等藩国照常派使节前来朝贡；林则徐、琦善、奕山、奕经等人都结束流放生涯，重新担任新的官职；三十多岁的曾国藩丝毫不受影响地在京城里读圣贤书，刻苦地修身自省。

所以，大清帝国的人们没有在第一次挨打后清醒，仍然抱着残存的天朝意识，过着如常的生活。林则徐在《软尘私议》中记述说：“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我的地盘我做主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文化发生剧烈碰撞的地方当然是在五个通商口岸。每个通商口岸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有些口岸差距很大。

在福州，刘韵珂等人暗中钳制的办法收到效果，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对外贸易，英国方面直到1853年都在考虑是否放弃这个通商口岸。后来，太平军把武夷山产茶区到上海的通道截断了，福州开始发挥通商口岸的作用，贸易量逐渐增大。宁波的贸易量也很小，只能起到辅助上海贸易的作用。厦门的对外贸易中，进口额始终大于出口额，后来有一定的劳工输出，补偿了贸易的不平衡。

中外贸易主要集中于广州和上海，而两个城市的境况又有天壤之别。广州那里中外人员冲突不断，纷争不已，差一点挑起新的战争；而上海，风平浪静，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至同治初年，那里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经济重镇。

让我们先看一下广州方面的情况。1842年12月7日，璞鼎查从南京回到香港没有几天，广州便发生了一次大的涉外冲突。有一些在黄埔上岸前往商馆的印度籍水兵与广州居民产生纷争，引起骚乱，在夜里，广州居民放火烧了3个外国商馆。当时的两广总督和璞鼎查都采取了克制态度，中方将10人斩首，并且做了赔偿，事件得以平息。

从此，广州的形势始终像一堆干柴，常常因为一点火星就燃起大火。外国人经常被袭击、殴打，甚至有失踪的案例。外国人也敌视广州居民。1846年7月4日，一个名叫康吞的英国商人为居所附近水果商贩的叫卖声所烦扰，居然冲出来，踢翻了中国人的水果摊，驱赶水果商贩；4天后，一名叫邱奇的外国人同样殴打中国水果商贩。于是，一场骚乱爆发了。外国人和广州居民都集中起来，发生冲突，外国人开枪打死了3个中国人，打伤6个。事后，只有康吞被英国领事法庭罚款200元了事。

中外双方越来越仇视，广州民众采取集体行动，坚决抵制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关于外国人进入口岸城市中居住、生活一事，《南京条约》没有明确规定，中英双方有不同理解。英国人执意进入广州城，而广州居民强烈抵制，这令在广州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感到很为难。在广州，耆英追求的是民“夷”相安。不过，在很多时候，他也以“民意”作为对付外国人的手段。1847年4月，因为入城问题，中英双方再起冲突，英国军舰重新攻占虎门炮台，钉死炮台上800多门大炮的炮眼，随后占领商馆。耆英急忙答应英方的要求，同意两年后准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

耆英的妥协态度受到广州民众的攻击，道光帝也深表不满，便在1848年把他调入内地，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道光帝在给他们的上谕中表明自己的态度：“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弥。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道光帝看重的是“民心”。徐广缙、叶名琛等人知道了如何对付英国人。

徐广缙（1797-1869）：安徽太和人，清嘉庆年间进士，入翰林院。历任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云南巡抚、广东巡抚等职。1848年，接替耆英担任两广总督。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湖广总督，与太平军作战，清军失利，交刑部治罪。后赦出，没有担任重要职务。1857年，因病返乡，不再出仕。

1849年，耆英答应英国人入城的时间已到，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向徐广缙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徐广缙以“民情”为由相拒绝，暗地里激励广州城中的商民相互保卫。很快，广州城内外会集壮勇10万多人，人们群情激奋，抵制外国人进入广州。文翰见此情景，感觉无可奈何，只是象征性地向中方提出抗议，暂时把入城的事宜搁置起来。

因为耆英曾经答应英国人可以进入广州城，1849年的“反入城”事件实际是中方的失约行为，广州民众的认识水平也处于“自在”的阶段。但是，道光帝接到徐广缙等人的奏折后很高兴，认为中方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于是封了徐广缙子爵，叶名琛男爵。对于广州民众，道光帝颁旨嘉勉：“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

是什么成就了大上海

鸦片战争后，上海的情形则大不一样。上海的对外贸易发展非常快，1846年，上海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七分之一，1851年便占到三分之一，在紧接着的几年后便超过全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在上海，中外双方并非没有冲突，但是发生的冲突基本属于意外事件。比如，1847年5月18日，一名美国传教士在前往宁波的途中被海盗杀死；1848年3月8日，三名传教士被漕运水手打伤。这两起事件得到清朝地方官员的处理。外国人对上海的生活条件感到满意，他们可以进行短距离的游历，可以在住所的四周散步，可以带着枪和猎犬在一个钟头的散步中捉一只雉鸡，可以打一只鸟。

为什么外国人在上海和广州的待遇差距如此之大呢？仔细探究，会发现其中的原因非常多。首先需要说的是，在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在广州地区发生的战事最多，英国军队屡次攻打广州，广州士绅组织的团练曾经和英军发生武装冲突，广州民众心中埋下对外国人的仇恨是在所难免的。

从经济方面讲，鸦片战争后随着其他通商口岸的开放，广州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受到削弱，对外贸易不再像昔日一样红火。那里的公行制度也被废除了，广州的行商们曾经组织民众抵制对外贸易，中外商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变得非常紧张。需要交代的是，曾经是巨富的行商们从此一落千丈，到1900年时，除了怡和行的后裔，他们都变得穷困潦倒，伍秉鉴家族的财产只剩下10万元了。

鸦片战争后广州形势的变化对广州民众心理造成的冲击也很大。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民众还是鄙视外国人的，尤其是外国商人，认为他们缺乏文明，愚昧无知。那时的外国人被限制在商馆中，形象也有点猥琐。不料，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回来了，个个神采奕奕，再不用事事通过行商办理，为外国人撑腰的领事馆在广州也建立起来，可以想象这一切带给广州民众心理上的冲击，他们必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广州民众心理上遭受的冲击是一个缩影，鸦片战争在很多地方给“天朝”留下了撞击的痕迹。当然，我们不是说上海从开始就对外国人表示出亲切。实际上，上海方面的清朝官员也是排斥外国人的，但是他们对外国人采取了不同于广州的排斥方式，造成了两个地方产生了天壤之别。

上海的地方官员同样不希望外国人进入县城，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出大片荒地，用于外国人居住、生活、从事商务。现在的外滩，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烂泥滩，非常荒芜。上海的官员认为，通过这种办法，便可以把中国人和外国人隔开。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这是一种简单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办法。可是，正是上海地方官员的不负责任成就了一个大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

在中国近代史上，租界与很多大的历史事件相联系。比如，中国共产党就是诞生于当时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为什么在这里召开呢？这与此地环境幽僻，相对安全有很大关系。

1845年11月，苏松太道宫慕久和英国领事签订协议，准许英国人在外滩以西180英亩（1英亩相当于6亩）的范围内租赁土地。184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又和清朝官员签订协议，把这个地区增加到470英亩。

相比于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区域，这片土地的面积是巨大的。在广州，外国人被限定在原来的商馆区附近居住，面积大约只有21英亩。给外国人提供了相当广阔的居住、活动空间，这是上海地区没有频繁爆发中外纷争的重要原因。同样是排斥外国人，广州方面用的是“堵”的办法，上海方面用的是“疏”的办法。

上海官员给英国人划出大片可租用土地的同时，把这片土地中的若干管理权力也让予了英国人，比如维持秩序、修造马路、征收捐税、司法裁判等等。上海方面的官员在无知、草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此，上海有了“租界”一词。租界逐渐发展成为清政府仅拥有名义上主权的“国中之国”。

1848年11月，美国领事在英国租界地区之内升起美国国旗，此事遭到英国方面的抗议，英国方面反对在该地区升起其他国家的国旗。上海的官员没有办法，只好给美国、法国等国家另外划出租界。1849年4月6日，法国领事同上海道台签订协定，界定了法国租界的界址，法国租界面积几乎达到200英亩。1854年2月，美国国旗在美国租界内升起。

租界的出现，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后来，租界的许多隐形作用逐渐显现，比如：促进对外贸易、动乱时期庇护平民、传播西方文明等等。因为有了广阔的居住、生活区域，外国人在上海越聚越多，加上上海具有无与伦比的地理优势，上海的对外贸易蓬勃而起，迅速超过广州。可以这样讲，是租界成就了上海，是当初上海官员用自己的无知造就了大上海的繁荣。

延伸阅读

《瀛环志略》为徐继畬编撰，成书于1849年。全书共10卷，约14.5万字，内含插图42张。书中介绍了东西半球的概况，然后按照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依次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概况。本书对后世影响很大。难得的是，徐继畬在书中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在书中，徐继畬这样评价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段文字被刻于一块石碑上，镶嵌于美国华盛顿纪念塔。

第三篇

造反的诱惑

专制社会是培育造反者的温床。一方面，官僚压榨百姓，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下层民众对上层社会充满“羡慕、嫉妒、恨”，渴望翻身做主人。在古代，通往上层社会的途径过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科举的道路走不通，造反便是一件爽快的事情。

造反，大多以“替天行道”的名义。洪秀全是以“上帝”的名义造反，排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当他有了大批追随者的时候，大多数读书人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无论在哪个社会，传统都有着强大的力量。太平军像一股风暴，猛烈却没有根基。

第一章

造反的理由

谁动了道光帝的银子

我们在前面常常说到道光年间清朝社会已经衰弱、腐朽，人们对这句话大概有些木然了。那个社会到底腐朽到怎样的地步？如果你知道了下面这件事，你一定会对那个腐朽的时代有个清晰、深切的感受。

1843年春天，刚刚从鸦片战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道光帝听说了一件事，心痛得差一点死过去。我现在揣想：这件事给道光帝的打击可能大于鸦片战争。身边的大臣向道光帝报告，大清国银库里的银子被人偷光了！

银库被盗是因为一件小事被发觉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道光帝派人去查，发现银库里少了925万两白银，所剩无几，大清国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了。道光帝一向以节俭出名，平时紧衣缩食，可以想象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后来逐渐查明，偷走这些银子的是在银库工作的库兵，属于监守自盗。

925万两白银，能装满100多辆4吨中型卡车，这么多的银子是怎么被银库工作人员偷走的呢？要知道，清政府对银库的看管也是非常严密的。清人欧阳昱在其所著《见闻琐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户部库银，自乾隆时和珅当国后，即未清理。库内侵蚀，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嘉庆间，虽经盘查，然皆受库吏贿嘱，模糊复奏，未能彻底澄清。自是逢皇上命御史查库，必进规银三千两，仆从门包三百两，日积月久，习以为常。

或穷京官与会试举子知其弊者，向库吏索诈，库吏必探访其人之家世，才能如何，以定送银多寡，数两、数十、数百、数千不等。道光十年后，御史周春祺欲历举弊端奏参，其姻亲汤文端公（汤金钊）力言不可。此案若发，必籍数十百家，杀数十百人。沽一人之直，而发此大难，何为者？遂止。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自从乾隆朝和珅当权的时候算起，户部库银就一直没有认真清理。库内工作人员侵蚀库银，子子孙孙，把朝廷的银子当作自家的资产，有60多年了。嘉庆年间，朝廷曾经派人盘查，盘查的人接受库吏的贿赂，模糊上奏，库银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澄清。每当皇帝命令御史前来查库，库吏都会给御史送上3000两银子，给御史的仆从送上300两银子，日积月久，习以为常。

有一些穷困的京官和参加会试的举子知道库银中的陋弊，向库吏勒索、敲诈，库吏必定会探访这个人的家世情况、才能大小，然后据此决定送银的多少，数两到数千两不等。道光十年后，御史周春祺准备把银库历年来存在的陋弊奏知皇上，他的姻亲汤金钊力言不可，认为此案若发，必然牵扯数百家，要杀上百人，一个人获得了声誉，却引发了大难，何苦呢？周春祺便没有上奏。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银库工作人员的监守自盗属于集体犯罪，由来已久。全体人员参与犯罪，那么一切防范措施便毫无用处。另外，这件事隐藏得并不严密，连穷困的京官和举子都知道，常常借此敲诈一些银两，怕只有道光帝一人不知了。

穆彰阿（1782-1856）：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1805年进士。嘉庆年间，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年间，受道光帝器重，相继任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1828年授军机大臣，蝉联10年，1837年升任首席军机大臣。咸丰帝登基后遭罢黜。

1840年，监察御史骆秉章受命稽察银库。在整个稽察过程中，他一丝不苟，分毫不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知道后，召骆秉章说：“尔查库真超前绝后，我必让你再留三年，于大库有益。”骆秉章面有难色，回答说：“此地一年已难办，再留三年，恐无活人矣！”从两人的谈话中可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肯定知道此事，想必他习惯性地把此事捂住，将道光帝又蒙蔽了。

银库被盗事件发生之后，道光帝派人追查人犯，追缴丢失的银子，具体办法是“历任库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银1200两，已故者由子孙照半价代赔”。因为此事经历时间太久，十分复杂，牵扯人过多，追缴行动迟迟不能取得成效。道光帝知道后，愤怒地斥责查办此事的人说：“奉旨饬拿，乃经年累月，置若罔闻，迄未就获。该衙门等所司何事，玩泻已极！”最后，只有少数人受到惩处，少量的银子重新回到银库。

至于骆秉章，道光帝原是追究他的责任的，后来听说他曾经认真办事，便赦免了他，还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看来，道光帝真是不糊涂。骆秉章由此步步高升，后来成为湖南巡抚、四川总督。

国家的银库居然被内部工作人员自盗一空，可见大清国腐朽到了怎样的地步。看到这里，人们会惊讶地发现，道光时期的官僚阶层越来越像一个犯罪集团：侵害百姓，盗空银库，官官相护，集体犯罪。并非今天的人们有这种认识，在19世纪中叶，也有一个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个人就是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

在中国近代史上，容闳是个重要的人物。容闳生于1828年，广东香山人。1847年，容闳随美国牧师勃朗前往美国，1850年入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毕业，然后返回中国。他回国后到处走访，细察中国社会状况，曾经感慨地说：

（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爆发）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馈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容闳，《西学东渐记》）

政府成为一个极大的欺诈机关，官僚集团俨然成为了黑社会。当社会呈现这种状态的时候，便预示着大的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即将爆发了，因为没有其他的力量可以遏制这个犯罪集团的恶行了。

绵羊有时不怕狼

社会衰弱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国家的统治力变弱。想想就会明白：国库里没有了银子，士兵们无精打采，萎靡不振，要想对社会保持强有力的控制是很困难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百姓阶层是弱势的，但是不表明他们毫无力量，“官”与“民”大体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官员越欺压百姓，百姓越仇视官员，越有报复的冲动。187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目睹了妇女们集体向知县讨要救济金的场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晚清“官”与“民”的这种关系：

一天，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坐在院子里，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门的工作人员问她们要干什么，她们说，希望见一见知县，她们有话要说。

知县不得不出来应付，也想知道她们到底要说些什么。他一露面，一位被推举为发言人的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于是一百多名妇女在板子上猛剁一阵，还一齐唱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

知县明白，他的底牌已经出来了，只好允诺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金。他还就真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许多地方的民众能够像这帮青州女人一样向官府“叫板”，其中又以广东、广西、湖南最为厉害。广东的变化主要缘于鸦片战争的冲击。当时有人这样记道：

方琦相（琦善）之羁縻义律也，粤东（广东）之民谣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粤民起而创之，遂兴团练之局。未几，闻抚事定，积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变，而大府亟出示安抚之，又从而谢止夷人之入城者。于是粤东之民又谣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夏燮，《粤氛纪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1840年，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的时候，广东有民谣，“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后来，清军打不了英军，广东民众集中起来，在三元里自发地抗击英军，从此在民间兴办团练。不多久，听说朝廷和英国人议和了，广东民众感到愤愤然。后来，当洋人要进入广州城的时候，民众便集合起来，坚决反对。官府急忙安抚百姓，同时也谢绝洋人入城。这时候，广州一带又有了新的民谣，“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这样看来，官府最终也是要怕百姓的，广东的百姓便认为可以把官府玩于股掌之中。

因为鸦片战争的冲击，广东的官府权威尽失，其对民众的威慑力大减。但是，在大清的版图中，广东毕竟是个重要的地区，朝廷对那里还是重视的，在那里派驻了相当的兵力，民众要想在那里发动大的起义，一时也难以办到。

在湖南，少数民族众多，民风彪悍，民众动不动便向官府示威。但是，湖南是鱼米之乡，士绅的力量也很强大，客观上抑制了不断爆发的民乱。湖南士绅的力量有多大？从他们中走出来的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郭嵩焘等人打造湘军，平定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整个大清的政治形势。

广西的形势却非常麻烦。广西长期以来山多地少，地瘠民贫，经济文化落后，民族成分复杂，土著和客家的矛盾尖锐，是最容易爆发民乱的地方。道光年间，广西地丁银每年征收额度只有69万两白银，在江南各省中位置最末，在全国18个行省中排第15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广西的经济很不发达。

清朝当地官员曾经记述说：“广西山多田少，地皆涝确，物产甚稀。居民谋生无计，十室九空，冻馁难堪，盗心易动。”在经济严重不发达的地方，百姓衣食无着，无路可走，常常会铤而走险，所谓“穷山恶水多刁民”，如果我们把“刁民”理解为不安分守己、不驯服的民众，这句话是有一些道理的。

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很薄弱，难以应付此起彼伏的民众起事。暮年的道光帝不愿花钱（当然，朝廷也没有钱，库银被偷光了），只求苟安，没有采取切实的行动。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迎合道光帝，要求广西当地官员不要凡事大惊小怪，时时打扰皇上。看到这种情况，广西的巡抚一边感叹“左右为难”，一边还要上奏皇帝，报告平安无事。

实际上，广西已是遍地皆“贼”，“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到处裹胁，转移无定，散而复聚，或旋起旋灭，或附外匪大股，是为流贼。逼胁村民，招纳亡命，负隅抗拒，少或数十人，多至数百、千人者是为土贼”。道光帝平静地享受人生最后岁月的时候，广西的形势已经“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即将爆发不可收拾的祸端。因此说，在广西爆发金田起义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走完了平庸但不平静的一生，在圆明园驾崩。和大多数皇帝一样，道光帝在晚年为立储一事颇为踌躇。因为前面出生的几个儿子不幸早亡，道光帝的四子奕和六子奕䜣最有希望继承大统。

在道光帝眼里，奕为人厚道，处处谦让，“藏拙示仁”，属于“有德”；奕䜣性格张扬，做事果敢，能文能武，属于“有才”。他虽然很喜欢奕䜣，最后还是把皇位留给了奕，希望他能做一个有道明君。道光帝没有想到，他留给奕詝的不仅是皇位，更有缕缕不绝的烦心事，在不断的惊扰中，他的儿子在位十二年就驾崩了，成为了一个“苦命天子”。

十九岁的奕随即登上皇位，颁发圣旨，以第二年为咸丰元年。咸丰帝的确是“苦命”的，他登基不久就接到奏折，知道广西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乱，其实那是洪秀全在广西起事了。

来自天国的凡人

在广西领头起事的是一个读书人，名叫洪秀全。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的一个客家人家。他年幼的时候家境不好，父亲和两个哥哥以务农为生，目不识丁，而他却很受宠，家里一直供他读书，要求他专心参加科举考试，想以此改换门风。洪秀全考试的天资不高，从16岁起参加府试，一直到31岁，始终连秀才也不能考中。后来的研究者曾经翻阅他写的诗词、文章，大都认为他屡试不中也在情理之中。

屡考不中，洪秀全感受到的是如山一般的压力，却没有退路，只能一边在村里的书塾教书，一边咬牙考下去。1833年，他又到广州参加府试，在街头得到一本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是由中国的基督徒梁发编写的，其中摘录了一些《圣经》的章节，也夹杂着关于天堂、地狱的说教，算是一本浅显的基督教宣传品。当时，洪秀全只是简单翻阅了一下，然后带回家，放置一旁，继续专注于科举考试。

1837年，洪秀全再次遭遇打击，在考秀才的时候名落孙山。这一次，他扛不住了，在绝望中大病了一场，发高烧以致昏迷，在昏迷中胡言乱语。据说，当时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见到了上帝，上帝说洪秀全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希望他到人世间来斩妖除魔。洪秀全的梦境是否真是如此，后人多有争议，不过，他在现实中遭遇了巨大打击，乃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

病好之后，洪秀全没有其他的出路，仍然沿着原来的生活道路走下去。1843年，他的表兄李敬芳看了《劝世良言》这本书，大加赞赏，这重新引起了洪秀全对这本书的兴趣。他潜心研读了这本书之后，大受启发，决心摈弃屡屡给他以打击的孔孟学说，信仰曾经进入他梦境的上帝。他和李敬芳各自定制了“斩妖剑”，同声朗诵“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大有刘邦斩蛇起事的抱负和豪情。随后，他说服了一些身边的人和他一起信仰上帝，其中包括表亲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

有了新的信仰之后，洪秀全干了一件极端的事情——打碎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因此他丢掉了私塾老师的工作。他索性离开了家乡，和冯云山一起到外地去宣传心目中的上帝。在广东省内，洪秀全等人的传教工作收效甚微，只是在清化一带感化了几个李姓人士。他们只好进入广西地区，最远到了广西的贵县。洪秀全的信仰在乱糟糟的广西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冯云山看准时机，前往广西紫荆山区继续宣传，洪秀全则回到花县“仍执教鞭为业”。

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宣传原汁原味的基督教义。1847年初，洪秀全前往广州，会见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一番了解之后，他向罗孝全提出了加入教会的申请，同时提出了关于津贴的问题，也就是教会能否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津贴问题引起了罗孝全的不悦，认为洪秀全加入教会的动机不纯，遂把他的申请搁置起来。洪秀全感到不耐烦，生气之余离开了广州，前往欢迎他的地方，包括广西的紫荆山区。偶然之间，罗孝全失去了一名中国教徒，洪秀全迎来了自己的天国。

洪秀全为什么会提出津贴的事情？大多数资料认为是罗孝全的两名华人助理在暗地里捣鬼，他们害怕洪秀全的到来影响他们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一插曲，洪秀全是否就能留在广州的教会中不走呢？很多人认为，洪秀全当时充满宗教热情，这是很有可能的。本人则认为洪秀全留下来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洪秀全所信仰的不是来自西方的真正的“上帝”，后来的历史说明，他信仰的“皇上帝”只存在于他的心中，他心中的上帝也不为罗孝全等真正的基督教徒和西方社会所认可。另外，洪秀全完全没有传教士所具有的奉献的精神、吃苦的态度、平和的心态，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所追求的是帝王般的穷奢极欲，是一种补偿性的享乐。可以说，洪秀全的心中充满对整个社会的报复意识，“上帝”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

离开罗孝全，洪秀全在飘荡的途中写下充满豪情的诗句，在诗中以“朕”自称：“朕在高天做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需走快。”（史景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这是一个传教士吗？这分明是第二个黄巢。当然，洪秀全留在教会中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条件是他和冯云山等人的劝化工作毫无效果，他缺少追随者，他毫无成为“天王”的希望。

罗孝全（1802-1871）：美国人，出生于田纳西州，牧师。1837年到达中国，1842年居留香港，1844年到达广州，居住于商馆区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多次想进入太平天国境内传教。1860年进入南京，后离开。1866年回到美国。

而实际情况是，被罗孝全所抛弃的洪秀全已经成为许多贫苦中国人痴心期盼的偶像。1847年8月，洪秀全辗转到了广西紫荆山区，他惊异地发现，这里信仰“上帝”的已经有两三千人之多，这一切则要归功于才能卓越的冯云山。

冯云山出生于1815年，和洪秀全一样屡试不中，曾经做过老师，也算是个读书人。他具有超群的说服能力、组织能力，更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他在紫荆山区三年多的时间里，白天做书馆先生，晚上手拿火把，翻山越岭，宣传教义，发展会众。在会众中，从者多为“农夫之家”，“寒苦之家”。随着信教的人多起来，“拜上帝会”这一组织便应运而生了。

我们在前面讲过，在清朝的中晚期，很多贫困地区都有秘密教门、会党的存在，普通民众最初加入这些秘密组织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生计、互相照应、免受欺凌，广西紫荆山一带的民众参加“拜上帝会”，起初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后来，一个名叫李进富的太平军老战士说：“当初众人信他（冯云山）说，拜了上帝可消灾难，登天堂。”

难得的是，在发展会众的整个过程中，冯云山始终把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精神领袖。后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说：“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这里的“洪先生”便是指洪秀全。

洪秀全为什么造反

拥有了“拜上帝会”，随着会众的不断增加，洪秀全等人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迅速扩大，造反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洪秀全本是一个读书人，他怎么就走上了成立一个组织，进而举事造反的道路呢？

说到造反的原因，人们或许首先想到林冲，想到“官逼民反”，这是古代社会最常有的事儿，可是洪秀全不属于这种情况。他虽然屡试不中，但是他有一份工作，书塾教师，这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甚至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至于待遇，每年应该也有50两白银的收入，是普通男人一年收入的2倍，这些钱在当时可以购买4000斤稻米，供7个人吃一年。洪秀全如果不造反，不但可以吃饭穿衣，生活完全可以达到小康。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同样屡试不中，同样从事教师工作，却也养家糊口，不但在43岁时考出了秀才，而且培养了曾国藩和兄妹多人。从这方面讲，社会没有逼迫洪秀全造反。

但是，洪秀全分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屡试不中。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鲜明的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当官是第一位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是因为读书是通往官场的唯一道路。洪秀全却偏偏过不了这座独木桥，从16岁一直考到30多岁，一无所获。因为不能进入官僚阶层，洪秀全心中充满愤恨、仇视。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科举制度在逼迫洪秀全，让他走向造反的道路。

在中国古代社会，“民”与“官”的关系是很耐人寻味的：首先，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官僚阶层处于强势的地位；在这种关系中，二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民众阶层的成员对官僚充满愤恨的同时，又渴望成为官僚中的一员，用现在的流行语说，这种情绪是“羡慕、嫉妒、恨”。

屡试不中之后，洪秀全的心中便充满“羡慕、嫉妒、恨”。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点，便是造反，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怨恨，达到自己的目的。洪秀全恨的不是这种社会制度，而是恨自己没有考中，没有进入这个社会的上层。所以，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后，并没有摈弃科举制度和专制制度，反而沿用这些制度，变本加厉。

洪秀全画像

此画像大约完成于1860年，画中的洪秀全眉清目秀，完全是读书人的模样。洪秀全本来就是个读书人，却信奉“皇上帝”，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摈弃了传统的儒家学说，却对科举考试充满热情；他宣扬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富贵的“小天堂”，而实际走的是历代君王的老路。

洪秀全就像晚清那个时代一样，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积淀，身上又生长出新的变异。

当然，我们不能说洪秀全没有看到那个社会的不平等。但是，从洪秀全后来的所作所为去看，他似乎无意真的去铲除人间的不平，他更多的是利用民众“不患贫，患不均”的心理，达到自己君临天下的目的。

人们也许会说：造反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洪秀全不害怕吗？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那个年代、那个社会，会发现造反这件事并没有今天的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并不是造反的人都要被杀头。

首先，在专制的社会中，对官僚阶层“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加上“不患贫，患不均”的心理，让造反的欲念始终存在于民众当中，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有在一个朝代的末年人们才会有；只是到了那时，欲念已经变成了行动。

纵观中国历史，揭竿造反、农民起义都不是稀奇的事，不论在哪个朝代，只要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地揭竿而起的人就多起来。长期的专制统治，既培养了老百姓“顺民”的意识，也不断在民众中根植“造反”的思想；民众能活得下去就做顺民，活不下去就想到起来造反。在专制的地方，一个人表面上有多么恭顺，他的心里就有多么愤怒，专制社会实际是造反者的温床。

专制社会留给一个人的政治选择只有两条：不做顺民即为盗贼。“盗贼”是统治者对不安分守己者的称呼。其实，在有皇帝的时代，做盗贼是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人生道路，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皇位是人世间对一个人最大的诱惑。作为造反的成功者，刘邦、朱元璋是何等的豪迈，那是无数造反者心中的偶像。洪秀全就是把刘邦、朱元璋当作了自己的偶像，他的诗中反复出现这两个人的名字和“朕”字。

另外，在道光末年，造反是一件可以操作的事情，并非毫无成功的希望，并非只有杀头一种后果。鸦片战争之后，因为清政府的统治力量骤然减弱，各地会党组织的起事骤然增多。据记载，在道光末年，单单“天地会”组织的起事达到每年100多起，令清政府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前面我们说到，广西的情况更是糜烂，已经是“遍地皆贼”了。

“贼”自有“贼”的生活方法，他们不一定非要和官府作对，他们可以藏于山中，昼伏夜出，四处劫掠，官府是没有力量把他们赶尽杀绝的。也就是说，洪秀全等人组织“拜上帝会”，往大处发展，可以夺取天下；往小处发展，可以躲入山中，做一个“白衣秀才”王伦，也是一件爽快的事情。

所以，洪秀全等人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可是，洪秀全是个读书人，又因为生活中屡受打击，性格上不免偏执，他与那些普通的起事造反的人有一点很不相同：他是直奔着皇帝去的，他不想成为一个山大王。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长久以来，造反者的传统套路是把自己和上天联系起来，以增强自己的正义性和号召力，有的说自己是“替天行道”，有的人直接说自己是“天子”。洪秀全也说自己是“天子”，不过这一次他玩出了新的花样，他所说的“天”，已经不是清朝上空那个本土的“天”，而是指来自域外的“上帝”。

延伸阅读

洪秀全对“第一天条”的注释

第一条：崇拜皇上帝

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人人皆当朝晚敬拜，酬谢其恩。俗语云“天生天养天保佑”，又俗语云“得食莫瞒天”，故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条。

诗曰：

皇天上帝是真神，朝朝夕拜自超升。

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

第二章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乱世中的小人物

在广西紫荆山区，洪秀全见到了两三千名崇拜自己的信徒，精神为之一振，认为自己可以成事。对于信徒的入教仪式，洪秀全原来并不重视，如今看到组织壮大起来，他感觉有必要做一定的规范，使之隆重起来，有利于更大的发展。

洪秀全的信徒们常常举行礼拜活动，礼拜的时候，男女分坐。大家首先唱一首赞美上帝的诗，唱罢，主持人开始宣讲，要求人们崇拜上帝，悔改罪恶，追随洪先生，斩尽人间妖魔，将来共同升入天堂。新人加入“拜上帝会”，要经历洗礼的仪式，仪式具体如下：

在神台上置明灯两盏、清茶三杯。有一张忏悔状，上写各求洗礼者的姓名。到行礼时，由各人朗声诵读，随即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神鉴。（主持人）乃问求洗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即下跪。

主持人于是由一大盆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每个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盆中水自洗心胸，所以表示洗净内心也。（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

参加“拜上帝会”的人与日俱增，洪秀全感到很高兴。他一方面加紧发展信徒，一方面组织行动，扩大影响。他和冯云山等人组织很多会众到象州捣毁了甘王庙，在紫荆山区引起轰动，“拜上帝会”声势更大。

迅速发展的“拜上帝会”势必与其他地方势力发生冲突。起初，加入“拜上帝会”的民众大多是客家人，他们与当地土著早就冲突不断，“拜上帝会”发展起来后，常常与当地土著组织的团练发生争斗。李秀成后来回忆说：

自道光二十七、八年（1847、1848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因为经济落后、社会动荡，广西贼盗四起，而当地士绅和大户便组织团练以求自保；各地团练组织起来了，相对于众多客家人来说处于强势地位，客家人便纷纷参加“拜上帝会”，图谋和团练对抗，双方又常常“逼起”，发生械斗。广西紫荆山区的这种状况并非是独有的，全国很多贫困地区大体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拜上帝会”与当地团练之间纷争不断，1848年初，冯云山被当地团练捉去，送往官府，被控谋反。为了救出冯云山，洪秀全离开紫荆山区，前往广州，准备面见两广总督耆英，向其申诉。当时，耆英已经离开了广州，洪秀全的这条路没有走通。

冯云山被捕，洪秀全离去，“拜上帝会”群龙无首，人心浮动，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上帝”也没有显现神力拯救危局。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出身烧炭工的小人物站了出来，挽救了“拜上帝会”，这人就是杨秀清。

杨秀清，出生于1821年，祖籍广东嘉应州，客家人，世代以种山烧炭为生，家境寒苦。他5岁丧父，9岁丧母，“零丁孤苦，困厄难堪”。因为幼年生活艰难，杨秀清成年后身材矮小，面色青白，胡须微黄，一只眼睛还有些毛病。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杨秀清养成了坚韧、机敏的性格，在烧炭工中很有威望。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传教，贫苦的烧炭工是重点发展对象。在冯云山的说服下，杨秀清参加了“拜上帝会”，并且成为其中烧炭工的头领。对于他的才能，李秀成说：他原是“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凡事概交予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这个小人物在乱世中横空出世，做了一番大事业。

面对即将散去的信徒，杨秀清做了两件事。有一天，他突然浑身抽搐，跌卧在地，不省人事。在人们非常慌张的时候，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对众人说话，声称自己是天父，如今下凡，假托杨秀清之身传言。在场的信徒诚惶诚恐，急忙趴伏在地。其实，这是在古代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巫术，因为愚昧，大多数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对世间的神秘力量充满强烈崇拜心理。利用这种方法，杨秀清凝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从此，他获得了代“天父”传言的专利，掌握了控制“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强大武器。

杨秀清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是营救冯云山。他认为洪秀全上访两广总督的做法太天真，不会有效果。他命令烧炭的信徒，从卖炭的款项中抽出一部分交给“拜上帝会”，作为向官府行贿营救冯云山的专款。杨秀清等人筹集的款项起了作用，冯云山最终被放了出来，被遣送回广东花县原籍。在回家的路上，冯云山居然把押送他的两名官府人员说动，让他们参加了“拜上帝会”，可见他的劝化能力有多强。

因为冯云山是“拜上帝会”初创时期实际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的被救对太平天国的建立意义重大。因此，当太平军打下南京之后，当初捐款的烧炭工全部官升一级。在此次事件中，杨秀清更是居功至伟，由此在“拜上帝会”中有了更多的资本。

李秀成是太平军的重要将领，后来被封为“忠王”。后来，南京城被湘军攻破，李秀成被俘。在被拘押期间，他曾经写下一份“悔过书”，记录了太平天国发展的经过。这份材料后来被称为《李秀成自述》，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梦着你的梦，追逐着你的追逐

洪秀全从广东赶回紫荆山的时候，发现杨秀清已经取得了“天父”的代言权，在“拜上帝会”中拥有了地位和权威，而这种权威制约着洪秀全的权威。碍于杨秀清已经掌握了“拜上帝会”的实权，具有极强的领导才能，洪秀全只能承认。以后，杨秀清让他的好友萧朝贵利用巫术，假托“天兄”下凡，取得了代“天兄”传言的资格。洪秀全同样予以承认。萧朝贵生于嘉庆末年，广西武宣县人，同样出身于贫寒的烧炭工。

1849年夏末，冯云山从广州回到了紫荆山区，与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一同成为“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杨秀清、萧朝贵虽然取得了“天父”、“天兄”的代言权，二人的羽翼还没有丰满，他们都极力维护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的领袖地位。后来，韦正（昌辉）、石达开也加入了“拜上帝会”的核心领导层，他们和前面四位大哥的重要不同之处是出身殷实家庭，“家富读书，文武备足”。

韦昌辉生于1823年，广西桂平人，客家人。他出身地主家庭，家有稻田百亩，有典当铺多处。韦家有钱无势，一直被当地的土著大户压制。韦家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韦昌辉身上，不料韦昌辉参加科举，屡屡不中，他的父亲只好花钱给他捐了“国子监生”。监生属于下层绅士，这样的功名压不住当地大户。

韦昌辉捐得监生以后，韦家上下都很高兴，不料刚刚把“成均进士”（监生的雅称）的匾额挂起来，“成均”二字便被人在夜里铲去了，匾额上只剩下“进士”二字。韦家父子被人告发冒充进士，被抓进官府，罚去300两银子。为了能够扬眉吐气，韦昌辉和家人一起加入了“拜上帝会”。

石达开出生于1831年，家境富裕，是客家人，同样受土著大户压制，经常与之爆发冲突。石达开后来在四川被擒后，社会上有《石达开自述》流传，其中有：“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共推洪秀全为首。”

这份自述来自于当时四川总督骆秉章的奏折，一些学者认为它并不是石达开的真实自述，经过了清朝官员的篡改。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石达开家境富厚，年轻有声望，他之所以加入“拜上帝会”，与广西愈演愈烈的客家人、土著大户之间的争斗是有关系的，广西地区严酷的社会状况是许多人参加“拜上帝会”的主要原因。

柳传志先生创办联想公司的时候总结了“创业三要素”：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洪秀全等人准备起事，大体也是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做的。建立起了创业的班子，洪秀全等六人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就是：造反，建天国。

作为一个读书人，洪秀全的“理想”远比天理教的林清更加远大，他对“理想”的追逐也远比那些草莽英雄更加迫切。林清原是个混混，他是在组织发展起来了以后才想到了要造反；而洪秀全在家里做梦的时候便认为自己是刘邦了，常常拿着一把剑自己比划，想象着将来有一天自己斩蛇起事的盛况。

当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区，看到自己的信徒达数千人之多，杨秀清、冯云山等几个帮手跃跃欲试、能力非凡的时候，造反实际已经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候了。在紫荆山区，洪秀全欣欣然写了一首诗，其中写有“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风歌。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这里的“明主”是指朱元璋，“汉皇”是指刘邦。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造反事业充满信心，只等揭竿而起了。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最初密谋造反起事的时候，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除此六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冯云山、石达开、秦日刚）以外，并未有人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也就是说，“拜上帝会”创建初期，信徒们不知道有打江山这件事，大都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相追随的。

洪秀全对皇位的向往可以用“急不可待”来形容。1850年4月3日，一切都处在草创阶段的时候，洪秀全于平在山穿起黄袍，正式成为太平天王。“拜上帝会”的首脑们看到身着黄袍的洪秀全，全都诚惶诚恐而又极度兴奋，他们见到洪秀全身着黄袍的尊贵，也就看到了自己将来的荣华富贵。萧朝贵兴奋之余，交代身边的人说：“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

太平天国大将蒙得恩的儿子曾经随父秘密朝觐了洪秀全，他后来回忆说：“窃自庚戌年（1850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为日无几，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来说，洪秀全称“天王”这件事是一件大事，有着很大的作用：它向“拜上帝会”的会众展示了一个无比绚丽的愿景，是宣言书，是加油站，使“拜上帝会”成为一个容量更大的U盘，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力量。

“拜上帝会”的旗帜打出来了，就是要打江山，所以接下来便是拉队伍。对于这一点，洪秀全等人无须担心。随着清政府对广西等地控制力的急剧衰弱，广西等省已是遍地皆“贼”，处处都有手持枪棒的“盗匪”，处处都有跃跃欲试的民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偶像、一个愿景、一个组织、一个可以供更多的人纵横驰骋的舞台。洪秀全和“拜上帝会”恰恰给这些人提供了这些条件，让他们满腔的热情得到释放，让他们满腹的才能得以施展。

延伸阅读

洪秀全在紫荆山中作的一首诗

为了切莫起贪心，欲海牵缠祸实深。

西奈山前垂诰诫，天条款款列于今。

回心信实天父皇上帝终有福，

硬颈叛逆天父皇上帝总有哭，

尊天条，拜真神，分手时天堂易上，

泥地俗，信魔鬼，尽头处地狱难逃。

溺信邪信，即为邪信卒性，

生时惹鬼所缠，死时被鬼所捉。

敬拜上帝，便是上帝儿女，

来处从天而降，去处向天而生。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洪秀全等人给民众提供的偶像是“皇上帝”，规定“凡不拜皇上帝者，是犯天条”，对外宣称“崇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而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是“皇上帝”的儿子，被派到人间来，为的是斩妖降魔。在民众动员过程中，洪秀全等人强化了宗教力量的作用，宣扬只有他们才能庇护百姓免于灾难和瘟疫。

1849年，洪秀全散布言论：第二年会有大灾降世，“人将瘟疫，宜信者则得救”。因为巧合和心理暗示的作用，许多人认为洪秀全的话很灵验。杨秀清也假托“天父下凡”，对外宣称：“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将得救，你们都到我这里来。”越是在愚昧的地方，人们越是崇拜超自然的力量，谁的牛皮吹得越大，谁的号召力越强。一时间，加入“拜上帝会”者如云。

洪秀全等人给广大信徒描述的美好前景是建立一个太平盛世，人人平等，永享荣华。在不平等的专制社会里，财富和平等成为下层民众的奢望。因为实现平等、富裕的通道很窄，民众中会普遍存在“仇富”心理，下层民众普遍追求一种绝对的平等，所谓“不患贫，患不均”，这是专制社会培养的略带病态的大众心理。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贫民造反会常常爆发。洪秀全等人策动起事的时候，广西地区便到处流传这样的民谣：

上等的人欠我钱，

中等的人得觉眠，

下等的人跟我去，

好过租牛耕瘦田。

下层的民众希望找到一条途径，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尽快富裕起来、高贵起来。当听到洪秀全等人的召唤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便欣欣然加入了造反者的队伍。《浔州府志》中有记载：“顾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或问其故，则曰：‘我太守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妾亦笑谓戚邻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

浔州是广西桂平原来的名称。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平时，一些人加入土匪、强盗组织，大都是一个人悄悄地走了，而参加“拜上帝会”的人不是这样。他们拖儿带女，把家里的产业都卖了。问他们这样做的缘故，男人会说：“我就要成为太守了，难道还会像你们一样做一个耕田翁吗？”女人会笑嘻嘻地说：“我就要成为高官的夫人了，不会回来继续做农村妇女了。”

在起兵反清之后，洪秀全等人进而提出“小天堂”计划，向信徒们许诺：建立了天国，众人会到达“小天堂”，“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打下江山，参加者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后来的历史证明，南京确实有过“小天堂”，只是“小天堂”是属于少数人的，绝大多数人只是被动员起来，给这些少数人“帮忙”去了。

人们或许会有疑问：洪秀全等人造反，因为他们是头领，掉脑袋的概率小一些；那些百姓去造反，随时都可能丧命，他们不害怕吗？是呀，一个人去造反，心里肯定充满恐惧；但如果是数不清的人去造反，每个人心里会充满兴奋。这是群体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规律。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经这样说：

晚清时期贫苦的民众

在晚清时期，各类“民变”纷纷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广大民众生活困苦，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境地。1852年，时任内阁学士的曾国藩把“民间疾苦”归结为三点：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从众，是民众最一般的心理，尤其是在愚昧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百姓就是草。然而，被组织起来的民众的力量却是巨大的。1850年，洪秀全等人利用“上帝”的力量，正把越来越多的广西民众如滚雪球一般组织起来，要去建立一个天国。不管他们当初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场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后世带来巨大的影响。

延伸阅读

在晚清，民众的行动有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山东青州鹿皋一带，有一个姓丘的人。太平军起义即将结束时，他被推选为当地40个村的首领，抵抗太平军。后来，当地的群众因为贫困的原因，又希望他带头起来造反。姓丘的人拒绝了，逃进了青州城。乡民为他的行动所激怒，冲进他的家，杀死了他的6个家属。

第三章

农村包围城市

男行、女行的由来

参加“拜上帝会”的人越来越多，紫荆山附近的形势已呈“纸里包火”之势，发动起义已如箭在弦上。1850年7月，洪秀全等人下达了“团营”的命令。团营，即发动群众，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造反，毕竟是杀头的买卖，所以“拜上帝会”的领导层十分小心地筹划着大小事务。因为洪秀全、冯云山是外乡人，不便公开出面，便被秘藏起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在紧张的准备过程中，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人出力很多，展示出卓越的才能。有一天，萧朝贵利用“天兄下凡”的形式对洪秀全说：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又不识得多字墨，云山、韦正方扶得尔也”。他是假意谦虚，试探洪秀全的态度。

洪秀全没有犹疑，当即表示：“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他肯定了杨秀清、萧朝贵二人的地位和作用，“天下万郭（国）都靠秀清、朝贵二人”。起义尚未发动，“拜上帝会”领导层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端倪，一手创建了“拜上帝会”的冯云山被冷落了。好在冯云山具有政治头脑，十分大度，甘心居于杨、萧之后，几个人之间才没有出现波澜。

众多信徒们摩拳擦掌的时候，一个问题产生了：如果他们去为天国而战，他们的家人、财产怎么办？洪秀全等人索性下达命令，要求参加团营的会众，“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有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这颇有“战时共产”的意思。

这种做法马上产生效果：“拜上帝会”在短时间内掌握了一定的资产，用于起义筹备事宜；会众们瞬间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找到了平等的感觉，同时断绝了自己的后路，如过河的卒子一样，为建立“小天堂”拼尽全力。这种做法后来发展成为太平天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圣库制。

参加“拜上帝会”的多为客家人，和当地土著有着很深的矛盾，于是，很多信徒便举家迁入军营。杨秀清是一个治军很严的人，认为男女混杂必然影响练兵和作战，他要求把信徒们分为“男营”和“女营”，男女不能授受相亲，私下往来。这种做法在作战期间安定了军心，去除了起义将士的后顾之忧，保证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即“男行”、“女行”制度。太平军关于“男行”、“女行”具体规定如下：

当创业之初，必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况内外贵避嫌疑，男女均当分别，故必男有男行，女有女行，方昭严肃而免混淆，断不可男女行或相丛杂，致起奸淫，有犯天条。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姊妹营中，男女混杂，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

“拜上帝会”团营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下地区：桂平的紫荆、金田地区，贵县、桂平交界的白沙地区，平南的花洲地区，郁林州的陆川、博白地区，广东信宜的大寮地区。作为一股正要兴起的力量，“拜上帝会”呈现了勃勃的生机，团营地区的信徒们刻苦练兵，制造兵器，为起事积极准备；在白沙地区，石达开率领的信徒更是公然立辕门，开炉铸炮，到处有揭竿而起的气象。

延伸阅读

太平天国文献中的若干规定

众小弟要守天条，要遵命令，要和傩兄弟。大有不着，小做着些；小有不着，大做着些。切不可因一句话，就记尚书，执仇为恨也。要修好炼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须要认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认实天堂路来跑。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自教导之后，尔各人自有犯天条者，尚有不遵令者，尚有忤逆顶颈者，尚有临阵退缩者，尔莫怪朕高兄发令诛尔也。

愚民如何成了英雄

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一，即1850年11月4日，是“拜上帝会”约定起义的日子，而这一天各起义队伍尚未集中到金田村。为了证明“天意”不可变更，杨秀清在这一天向“拜上帝会”各部下达了起义的命令。李秀成在自述中说：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太平军将领）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随着杨秀清的一声令下，各地起义军亮出了各自的旗帜，公开起事，向金田集结。起义之初，杨秀清、萧朝贵对外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文告，宣称天父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晓谕世人“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号召所有反清志士“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

在这个文告的感召下，对社会公平的向往，对世间压迫的憎恨，对宗教力量的崇拜，所有这些因素激发起造反者心中无穷的激情和胆气，他们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蓬勃而起，向飓风一样横扫了大清王朝。

现代的人们很难理解历史上宗教在叛乱等社会事件中的作用。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曾经和太平军深入接触，他认为宗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能够让愚民成为英雄：

故无论如何，其（拜上帝会）宗教知识，皆甚浅陋简单。顾虽浅陋简单，而宗教中真实之势力，则已甚大，足使一般无识愚民，皆成为草野英雄，人人能冒危险，视死如归。此种特性之潜蓄，于政府欲实行解散该教时，乃大发现。彼等揭竿而起，以抵抗官兵之压迫。初无枪弹军火之利器，所持者耰锄棘矜耳。以此粗笨之农具，而能所向无敌，逐北追奔，如疾风之扫秋叶，皆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容闳，《西学东渐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拜上帝会”中，会众们掌握的宗教知识是粗浅简单的。即使如此，宗教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了，足以使没有知识的愚民都变成绿林好汉，人人不避风险，视死如归。在“拜上帝会”中积蓄的这种力量，是在官兵镇压他们的时候发现的，他们揭竿而起，抵抗官兵的压迫。起初，他们没有枪支弹药，手里拿的是锄头棍棒。起义军拿着这样粗笨的农具，居然能够所向无敌，向北进军，攻击官兵如秋风扫落叶，这都是依赖从宗教中获取了勇敢的精神。

无疑，太平军这种不避风险、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其所向披靡、一路打到南京的重要原因，也是清军所畏惧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也说道：

（百姓）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况，使人莫可其哀矜，尤堪长虑。（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

赛尚阿说：百姓只要加入“拜上帝会”，马上成了亡命之徒。一些太平军将士在战斗中被擒获或者在地方上被逮捕，无论怎么拷打，都不害怕，也不知道求情免死，他们信仰有关天父、天兄的邪谬学说，至死不移。看到他们顽固不化的情形，人们或许会哀怜他们，更会感到深深的忧虑。

金田起义的情况很快被当地官府探知。12月8日，广西巡抚郑祖琛等人向上奏报：“查桂平县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

这时候，咸丰帝已经在北京登基。登基伊始，他为了革新朝政，罢黜了对外主和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重新启用深孚众望的林则徐。出于对广西糜烂局面的担忧，10月17日，咸丰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办军务，平息越演越烈的民乱，“荡平群丑”。不想林则徐在前往广西的途中病逝，咸丰帝只好派出另外一位老臣李星沅前往广西，督战平乱。李星沅启程的时候，金田起义已经爆发。

12月，起义军的大部已经在金田村集结，人数超过2万人。杨秀清把各路人马编成统一的军队，称为“太平军”。下旬，杨秀清派大将蒙得恩率军前往思旺圩，打败了前来围剿的清军；1851年1月1日，太平军在金田附近的望鳌岭包围了一部分清军，清军副将伊克坦布被杀。初战告捷，太平军士气高涨。

1850年12月28日，洪秀全结束秘藏生活，在金田现身。不久之后，他给太平军规定了五条军纪，颁发于众：“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像每一支新生的力量一样，太平军的形象阳光而又正义，有着摧枯拉朽的锐利。

蒋廷黻先生曾经谈道：“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她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太平军的兴起实赖于清兵的衰弱。

李星沅（1797-1851）：湖南湘阴人。1832年中进士，1838年任汉中知府，1840年授四川按察使、江西布政使，1842年升任陕西巡抚，1845年调任江苏巡抚，1847年擢升两江总督、兵部尚书。1850年，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平定太平军，屡战屡败，1851年病逝于军营之中。

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的生日，“拜上帝会”信徒在金田为他祝寿。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洪秀全宣布建国，国号为“太平天国”，第二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封长子洪天贵为幼主。

从此，“天国”按照凡间的俗套降临人间。

周旋于紫荆山区

向“天国”不断迫近的是“天朝”的军队。这时候，钦差大臣李星沅已经赶到广西，得知“金田会匪”已经成了气候，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他不断奏请朝廷，请求从邻省向广西调集军队，意欲把太平军扼杀于摇篮。在前线指挥清军作战的是署理广西巡抚的周天爵和广西提督向荣。向荣知道清军战斗力不行，要求李星沅调集重兵，“小题大做”，在桂平、平南等地围困太平军；在太平军不支的时候，“先灭金田大伙，然后以得胜之师，分别剿捕，用力较易”。

反观太平军一方，杨秀清、萧朝贵等人非常不愿意离开紫荆山区及其毗邻地区。在对外界缺少了解的时候，他们希望占据广西、广东以为根本，“东省（广东）做东京，此处为西京。到去兴旺，大家享福”。这不应该被看作是小农的保守，人们可以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几个私塾先生、烧炭工、县里的富裕子弟凑在一起，便想把广东、广西等偌大的地方据为己有，那是有着怎样的痴心妄想！杨秀清等人遇到的现实困难是太平军的兵力不足，不足以冲出广西进行远征，他们采取的战略便是“极力固守，养锋蓄锐，不与官兵战，相持日久，觑官兵稍懈，一朝突出，如山移海涌，莫之能击”。

这样，双方在紫荆山及其毗邻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相持和周旋。给洪秀全祝寿之后，太平军进至大湟江与浔江交汇处的江口，人数有所增加。清军闻讯而来，切断了太平军的粮道，使其难以为继。1851年3月13日，太平军被迫转移到武宣东乡，一方面加紧扩军，一方面和清军周旋。双方进行过几次战斗，清军明显处于下风。广西巡抚周天爵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二月十七日开仗，至三月初二等日进兵，虽则相持，而实无一胜。”分析其中原因，他说：“贼越战越多，而我兵越战越怯。贼凶悍有力，非乌合之众。彼方纪律严明，而我军则毫无纪律，退易进难。……贼用兵全是洋人之法。”

5月16日，太平军从武宣进入象州地区，停留近两个月，召齐了这一地区的“拜上帝会”会众。因为给养问题得不到解决，7月初，太平军再次转移，重新回到了紫荆山一带。在半年的时间里，太平军由原来的5军扩展到10军，兵力大大增强，却也遇到了新问题：后勤供给无法解决，前来围困的清军越聚越多。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做出了一个艰难而重要的决定：放弃紫荆山一带根据地，向北突围。

如何对会众解释这个决定呢？洪秀全仍然借助“天父”的权威，他对众人说：“天父前有言曰：‘越寒天，越退衣，各坚耐，万不知。’众兵将各宜醒醒。今据奏说现无盐，移营是。又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钦此！”

当然，“天父”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具有无比强大的号召力。这时候，尽管连洪秀全也不知道“小天堂”在哪儿，太平军仍然坚决地烧掉了各自的房屋和财产，从容地向北进军。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谷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李秀成说：西王、北王率领旱兵（相对于水军而言）在大黎里屯扎了5天，将附近村庄里的粮食衣物抢掠一空，百姓把粮食藏入深山，也被搜去了。西王率军驻扎在我的家乡附近，传令说：“参加‘拜上帝会’的人们不必害怕逃走，大家在一处吃饭，跑什么呢？”我家寒苦，加入起义军后能吃饱饭，所以没有逃走。行军时，参加了“拜上帝会”的人都要把房屋放火烧掉。我家里什么东西没有，随他们去吧。我们都是乡下人，没走过远路，等到走出百十里，想回来也找不到路了，后面还有追兵，心中害怕，只好随着队伍向前走。

周天爵（1772-1853）：山东东阿人。1811年中进士，曾任濮阳知县、卢州知府、江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1840年遭贬，后来被复用，为漕运总督。1850年，被任命为广西巡抚。

细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管后来的结果如何，是成了王侯还是沦落为盗贼，其初始状态都是乱军，给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太平军也是如此。总之，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裹挟，加入太平军的人不断增多。

太平军的军事编制与清军完全不同，是仿照《周礼》司马之法成军的，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个军足额为13156人。太平军各级军事单位并不规范，兵员很少达到足额的数量。太平军的各级首长分别称为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

尘世间的第一座城

清军无法阻止这支按照神的意志前进的军队，9月25日，在萧朝贵等人的指挥下，太平军攻占了“凡间”第一座城市——永安，即今天的蒙山。进入永安后，太平军的兵力达到37000余人，已是一支庞大的军队。

占领了一座城市，拥有了一支大军，这令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坚定了他们推翻清王朝的决心。杨秀清、萧朝贵再次对外发布《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文告，宣称“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而“胡虏”（满族人）是妖，“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杨、萧二人昭告天下：“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在这些文告中，杨秀清、萧朝贵再次强化民族矛盾，以此动员更多的民众参与起义。

进入永安城，洪秀全颁布的第一份诏令是关于军纪的。他在诏令中说：“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同时，洪秀全要求太平军“男女兵将，千祈遵天条”，尤其是要严格遵守第七条天条，“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夫妻亦不准同宿，“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

太平军处于战时阶段，在此期间实行一些特殊的规定本无可厚非，只是洪秀全等太平军首领从不受此约束。史景迁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书中说：“1851年2月江口撤退的苦战期间（洪秀全）选了第一个王妃”，从这开始，王妃的数量不断增多。杨秀清、萧朝贵等人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从金田起义的那一天起，在太平军战士禁欲、缩食、苦战的时候，太平军的高层领导者已经开始享受“小天堂”的生活。

洪秀全随后颁布诏令，分封诸王：杨秀清为东王，称九千岁；萧朝贵为西王，称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称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称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这就是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永安封王”。

纵观中国的历史，那些成功的造反者往往采取“缓称王”的策略，一般在天下初定的时候才封侯拜相，洪秀全为什么这么急于自称“天王”，分封诸王呢？其实，与其说这是洪秀全在封王，不如说这是太平天国核心领导层互相争斗形成的结果。

从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去看，洪秀全并不具备足够的领导才能，无法对太平军实行独断专行，他的作用大体相当于“拜上帝会”的发起人，而后来，“谋立创国者出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冯云山被捕之后，杨秀清脱颖而出，掌握了整个“拜上帝会”的实权，掌管着整个组织的运转。

因此说，从一开始，“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就不是众星捧月的一元领导制，而是实际上的集体领导制或二元领导制。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的地位相当于“虚位元首”，他甚至连精神领袖都算不上，因为整个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是“天父”，“天父”代言权掌握在杨秀清手里。所以说，杨秀清的地位在洪秀全之下，其权力和作用并不在洪秀全之下，“永安封王”反映了这一实际状况。

“永安封王”对太平天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明确了每一个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确定了整个领导机构的架构，太平天国的领导层由此得以稳定，各人的作用得以发挥，弥补了洪秀全实际领导能力的不足，对于太平天国的创建有着积极作用。

永安封王的负面影响主要显现在太平军夺取南京之后，“二元”领导体制导致了杨秀清不甘心居于洪秀全之下，天京城里爆发了惊天事变，太平天国由此走向灭亡。究其原因，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等级分明，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专制组织形式，而专制社会的稳定有赖于集权领导，权力越集中越好，不允许“二元”领导体制长期存在，只是洪、杨之争没有以协商的方式解决，而以血腥的形式呈现了。

延伸阅读

太平军在永安城中印刷的营规

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所颁行诏谕；

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

不要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

令各内外将兵凡十五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枪无杆；

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

令内外官兵各回道傍，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中间；

令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索药材铺户并州、府、县、司衙门；

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

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

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发，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

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

——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

第四章

天国是这样降临的

前途远非坦途

清军不断增兵，对永安城实行围困，而双方长期相持对太平军是不利的。1852年4月3日，洪秀全颁布诏令，下令突围。洪秀全在诏令中说：

任那妖魔千万算，难走天父真手段。

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天爷为好汉。

高天差尔诛妖魔，天父天兄时顾看。

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

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

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

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

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册）

这时，太平军的战略意图已经很清晰：打出广西，挥师北上，寻找一处富庶的地方，建立基业，构建“小天堂”。出了永安城之后，太平军和尾随的清军展开一场大的厮杀，歼灭清军四五千人，其中包括四名总兵。此战过后，清军元气大丧，不敢追赶。太平军浩浩荡荡，直扑广西省会桂林。

4月18日，太平军开始攻打桂林。清军早有准备，严防死守，太平军攻打了一个月不能攻克。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太平军一面抓紧扩军，一面到处抓捕船只。有了40多艘大船之后，太平军索性把军需、军粮、财物等挪到大船上，这一办法使得军需物资能够快速转移，同时节省了看护这些物资的兵力。

5月19日，太平军主动撤离桂林，向北进发，目标直指全州。不经意间，太平军从漓江进入了湘江水系。湘江由南向北流淌，最后汇入长江，太平军顺流直下，即可进入中国广袤富饶的长江流域，这决定了太平军进军的路线。

离开桂林，太平军夺取了兴安，6月2日攻打全州。在攻打全州的时候，南王冯云山遭炮击受伤。冯云山受伤的消息传出之后，攻打全州变成了一次复仇的行动。史景迁先生在他的专著中说：“太平军6月2日攻破城门城墙，进城后也不安营，见人就杀，他们以往是从不这样。两天之内，除了及时逃离的人得以幸免，几乎所有的全州居民遭到杀戮。”两天后，太平军放弃了毁损殆尽的全州，沿湘江向北进军，兵锋直指湖南省会长沙。从这时起，太平军开始遭遇他们的“天敌”——湘军。

在全州城东北10余里的湘江上有一个渡口，叫做蓑衣渡，在这里等待太平军的是湖南书生江忠源。江忠源，湖南新宁人，1812年出生，1837年中举人。1844年，江忠源前往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中贡士，却有机会结识了在京的曾国藩等人。后来，晚清文人曹耀湘在《曾文正公年谱》中这样记述了他们的相识过程：

八月，新宁江公忠源以公车留京师，因郭公嵩焘求见公。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江公自是遂师事公。

曹耀湘写道：八月，新宁的江忠源因为参加会试逗留北京，托郭嵩焘求见曾国藩。江忠源豪气侠义，不拘小节。曾国藩和他谈论市井琐事，肆意谈笑，会面很快也就结束了。曾国藩目送江忠源离去，回头对郭嵩焘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即使在京师也不多见啊。”然后又说：“这个人必将立下不朽的功名，然后会以节烈、尚义的方式死去。”当时正值天下太平，听到曾国藩说这番话的人会感到惊讶。此后，江忠源拜曾国藩为师。

后人传说曾国藩识人，从这段文字的记述看，他确有过人的眼光，他最后那句话简直可以作为江忠源的墓志铭。想到两个人日后在平定太平军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的这次北京相识，冥冥中又决定了洪秀全等人的命运。

从北京回到湖南老家，作为一个文人，江忠源鬼使神差一般，居然在家乡开始筹办团练。办团练的时候，他注重向练勇灌输孔孟之道，同时教授兵法技勇，所以，他训练的团练素质远高于当时的绿营兵。1849年，江忠源率领团练参加了对本地会党起义的镇压，得到朝廷的肯定，获得了浙江秀水知县的职务。

1851年，因为丧母，江忠源丁忧在籍，被人推荐给钦差大臣赛尚阿，参加对太平军的镇压。江忠源召集了500乡勇，号称“楚勇”，前往广西。至1852年，他手下的楚勇已经有1500人左右，成为一支相当有战斗力的队伍。太平军攻打全州的时候，清军“厚集兵力”，以防太平军顺江而下，直捣长沙。江忠源率领“楚勇”在蓑衣渡附近“伐木作堰”，“钉塞河道，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

赛尚阿（1794-1875）：蒙古正蓝旗人，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中举人，后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头等侍卫、督统、户部尚书等职。1842年，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天津加强海防事务。1851年春，授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太平军起义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去镇压。清军兵败，被摘去顶戴花翎，押解回京。

1852年6月5日，太平军的船队行驶到蓑衣渡附近，因河道被钉塞，无法行驶，密集于江面。这时，埋伏在湘江左岸狮子岭的“楚勇”以大炮猛烈轰击湘江上的太平军，致使太平军蒙受很大损失。江忠源自己说：“贼（太平军）来从河东小路窜楚（湖南），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

太平军遭受了起义以来最大的失败。更令人痛心的是，在蓑衣渡之战中，南王冯云山再次受伤，不久后死去，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袖。冯云山是一位具有宽广政治胸怀的领导者，在太平天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来，洪秀全、杨秀清发生权力争斗，酿成天京大血案，那时人们常常念及冯云山，认为如果有他在，此事或许会避免。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嗟叹。

杨秀清等人没有想到太平军在蓑衣渡遭到惨败，不得不改变原来直扑长沙的计划。他们撤离了蓑衣渡，改由小路陆行，突入湘南地区，岌岌可危的长沙得以保全。清方自己承认：“是时，湘水盛涨，顺流直下，三日可达长沙。长沙方拆修城垣，工不及半，城中空虚无备。贼（太平军）若猝来，竟可长驱直入，事不可问矣”，“言者谓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云”。

延伸阅读

江忠烈（江忠源）尝以举人下第归，同乡及东南诸省在京物故者，无论识与不识，托其带旅榇回南，必亲送至其家。曾文正（曾国藩）好作挽联，都中遇丧吊，求无不应。时有“包送灵柩江岷樵（江忠源的别名），包作挽联曾涤生（曾国藩）”之语。

——（清）欧阳昱，《见闻琐录》

同道变成殊途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太平军进入湘南地区后也有收获。他们在永州、道州、桂阳州和郴州等地转战4个月，湘南的贫苦百姓和其他会党人员不断涌入太平军，太平军新增兵员5万多人，总兵力达到10万多人。

太平军能够有此收获，主要原因是实行了对民众有利的政策。进入湖南后，太平军“专掳城市，不但不掳乡民，所过之处，以掠夺衣物散给贫者，散布流言，谓将来概免租三年。……贼（太平军）未至，众（广大民众）已离心，贼既至，则转求快意，”贫穷者纷纷兴高采烈地加入太平军。

恢复元气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仍然把长沙作为下一个进军目标。西王萧朝贵认为“长沙城卑防疏”，“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唾手可得”，遂亲自率领一支2000人的精干部队长途奔袭，于9月11日进抵长沙城下，随即发起攻势。不料，清军早有准备，太平军没有得手，萧朝贵反而在第二天的攻城作战中遭炮击身亡。

听说萧朝贵身亡，洪秀全、杨秀清非常震惊，他们决定亲自率军北上，打下长沙城，以振全军的士气。10月13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这时候，城内的清军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城门、城垛、城墙都已经修好，3万清兵严阵以待，相当数量的火药、枪械运抵城中，城墙上架设着重炮。可以说，太平军已经失去了轻松夺取长沙城的时机。

在长沙城内协调、指挥守城的是即将卸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1793年出生，广东花县人，是洪秀全的同乡。和洪秀全一样，骆秉章早年家境清贫，他也有两个哥哥，全家同样只供他一人读书求学，参加科举。

骆秉章和洪秀全的差异只是在科举考试中的才能方面。骆秉章在考场上春风得意，从县试、府试、乡试直至会试，一路顺风顺水，考取1832年进士，列二甲第二十七名，是广东考生中的头名，凭此进入翰林院。而这一年，上帝尚未进入洪秀全的梦境，洪秀全正苦读圣贤之书，跋涉在骆秉章走过的道路上。

造物弄人，20年以后，洪秀全已经成为“皇上帝”的儿子，骆秉章仍然坚守着原有的信仰，两个人隔着长沙城厚厚的城墙，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太平军对长沙城发动猛烈攻势，同时和外围清军展开激战。

翼王石达开分兵西渡湘江，占领长沙西路要冲回龙潭，引清军前往争夺，歼灭清军达数千人。攻城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的方式，企图炸塌长沙城墙，冲入城中，却遭遇顽强阻击，始终不能得手。李秀成后来回忆说：

天王和东王移营而来长沙，实力攻打，数十日未成功，连开地道数处，放倒长沙大城，官兵不能踊进，外面清朝向（向荣）、张（张国梁）大军围困，在长沙对面沙洲杀胜一仗，杀死清朝官兵数千。以后破城，仍然未下，天朝官兵（太平军）有粮，无有油盐可食，官兵心壮，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就。（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在让自己的同乡骆秉章担惊受怕了50天后，洪秀全决定撤离长沙。在长沙期间，洪秀全制作了玉玺，接受人们称呼他为“万岁”，他的妻子被称呼为“娘娘”，来自天国的天王再次落入了俗套。

对于太平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洪秀全“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他毕竟是读书人，知晓逐鹿中原的典故，知道河南战略位置的重要性。11月30日，太平军乘着夜色离开长沙，向西北方向的宁乡、益阳进发。第二天，长沙城中的骆秉章等人知道了太平军撤围的消息，“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

听见小天堂的召唤

太平军到了益阳，在当地抢得了数千艘民船，这一事件改变了太平军的进军线路。李秀成说：“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顺流而下，过临资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河南不再成为太平军前进的方向。

原来，洪秀全和杨秀清对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一直存有差异，在未出广西前，杨秀清曾经说过：“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而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也。”杨秀清主张沿水路进军，直捣南京。太平军在益阳一下子获得了几千艘民船，杨秀清的主张从物资上得到支持和保证，占据了上风。

12月13日，太平军到达岳州，再次征集到民船数千艘。一时间，太平军“舟楫之力”倍增。杨秀清马上任命水手唐正才为“典水匠”，相当于将军，筹备建立水营。在岳州，太平军起获了吴三桂留下的大炮、军械，增强了战力，全军上下喜气洋洋。这样，太平军的进军路线变得自然而又清晰，那就是坚决走水路，兵发武汉。

从洞庭湖进入长江的太平军势如破竹，声势震天。12月23日，太平军占领汉阳，29日占领汉口。唐正才在长江上建起两座浮桥，太平军围攻武昌。为了阻止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在武昌城外放火，激起民变，百姓转而支持太平军。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轰塌城墙，大军蜂拥而入，当天占领武昌。

武昌是太平军起义以来夺取的最大一座城市，城中的财富令他们炫目，大约有100万两白银进入太平天国的圣库。城内殷实富户的家产大多被没收，普通居民则被告知要捐出他们财产的十分之一。为了能够尽快地扩充兵力，太平军征召城中居民从军，“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太平军的总人数一下子达到了50万。整个武昌城成为一个大的兵营，太平军在城内实行供给制，不允许贸易。

清政府对于武昌失陷感到震惊，派出三位钦差大臣，对太平军进行四面堵防。1853年2月9日，太平军做出惊人举动：各军逐次撤离了武昌，沿长江而下，“其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在洪秀全等人的眼里，太平军已经势不可挡，坐落于长江下游的南京，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中心城市，近在眼前。“这都是为了速度，而速度就是一切。”没有什么比夺取南京更重要，哪怕舍弃武昌。

在江、皖一带负责阻击太平军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而这位总督只掌握着三千兵勇。陆建瀛很清楚，这点兵力相对于几十万气势正盛的太平军来说，无异于螳臂当车，他“见势难敌，弃师先奔。舟至小孤山，兵弁跪接，乃大呼曰：‘贼势浩大，快走逃生！’兵皆感之”。长江下游的清兵见势溃逃。

陆建瀛（1792-1853）：湖北沔阳人，道光进士，入翰林院。1842年迁按察使。次年，升布政使。1846年正月，任云南巡抚，旋调江苏巡抚。1849年，授两江总督。1852年，授钦差大使，督师堵截太平军。1853年初，清兵溃败，退守南京。3月，南京被攻克，为太平军所杀。

太平军坚定地向南京进军。2月18日，太平军攻克九江，不守，继续东进；2月24日，太平军攻克安徽省会安庆，把所有饷银、仓米、军需物资搬到船上，不守，继续东进。3月6日，太平军占领江浦县；3月7日，太平军的先头部队进抵南京城下。5天后，太平军的主力兵临南京城下。

守卫南京的清军大约有2万人，显然无法和太平军相抗衡。清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当时正在南京城中，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平军“其勇犹可，其众难敌也。破江宁（南京）日，口称二百万，七八十万人足数也……故或登三山门望之，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故既众且整，吾人望之夺气”。太平军仍然用“穴地攻城”的方法攻打南京。3月19日，太平军轰塌南京北城仪凤门城墙，拥入城中。第二天，太平军攻克满城，满城内的旗人遭到屠杀。

对于南京这样一座繁华的城市，战乱即意味着烧杀抢掠。当时士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贼人（太平军）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甚。”

无疑，这场战争对南京城的破坏是巨大的，以至于9个月之后，法国人德·普拉斯到了南京，仍然发出这样的感叹：“那座繁荣不再的城市令我产生一种如同人们参观庞贝城废墟时会有的那种伤感之情。”

夺取南京之后，太平军继续东进。3月31日，太平军攻克镇江，罗大纲等人据守；4月1日，攻克扬州，林凤祥等人据守。由此，南京、镇江、扬州形成“三城鼎立”的格局，暂时为天国的疆域。

3月29日，洪秀全身着龙袍，坐着16人抬着的大轿，在数十位宫女簇拥下进入南京。不久之后，他宣布以南京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称“天京”，“京曰天京，一一悉准乎天命；国为天国，在在悉简乎帝心。”

天国里最初的景致

在咸丰帝和他的大臣们看来，太平军像是一大片乌云，在大清朝的天空上令人恐惧地飘荡，由西南飘到了东南。他们最担心的是，这片乌云还会向北飘吗？咸丰帝等人决心阻止这片乌云向北飘动，然后渐渐吹散它。

太平军进入南京10天后，清钦差大臣向荣率领大军抵达南京附近，在紫金山至孝陵卫一带扎下大营，对南京城内虎视眈眈。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率领清军在扬州附近扎下大营，牵制扬州城中的太平军。这两座清军大营分别被称做“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南京城里的洪秀全等人威胁极大。

南京城里的洪秀全和杨秀清同样在考虑下一步的打算。尽管洪秀全已经宣布定都天京，其实他仍然希望“取河南为业”，然后北进，赶走北京城里的“清妖”，永享太平。杨秀清则满意于建都南京，“以江南为业”，然后纷扰南北。两个人在建都问题上意见不一。

早在进入南京之前，洪秀全和杨秀清曾经在长江的龙船上讨论过将来建都的问题，李秀成记述说：

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少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为？”他又云：“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于是，杨秀清坚持在南京建都。洪秀全做出了让步，进入南京后宣布建都，但是他内心中仍然倾向于分兵镇守江南，以主力继续北上，经略中原。因此，不久以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将来迁都河南。

与他意见相左的杨秀清否决了这个动议，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对洪秀全进行斥责，宣称到河南建都的思想是“变妖”行为，“变妖当扑臀之肤，否则天王斫头颅”，威胁要对洪秀全施以杖刑。洪秀全最终改变了主意，再次做出了让步。

于是，南京变成了“天京”，原来的两江总督衙署变成了“天王府”。洪秀全进入天王府后便难得走出来，天国的日常政务由东王杨秀清处置。杨秀清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李秀成后来回忆说：

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担挑。妇女亦由。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进入南京城以后，太平天国继续实行“人无私财”的圣库制度。既然百姓手中无钱，私营店铺便失去作用，纷纷关门大吉。太平天国设立了繁多的部门，对军人、居民的日常所需实行供应制。当然，这种供应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的。就拿吃肉来说吧，天王每日给肉十斤，依次递减，至总制（相当于知府），每日半斤，总制以下则不给肉。至于鱼，有材料说，只有诸王才可食用。（杨天石，《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太平天国内讲究等级和礼数，只是比清朝官员简略了很多。所有的人见了洪秀全，仍然要长跪；平行的官员则没有礼节。“官降一等，卑者跪白事，尊者坐受之，跪后仍杂坐谐谑。尊者自外入，卑者但起立、让坐、奉茶而已。”

在街道上行走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太平军的官兵。职务较低的人身着红黄色布袍，裹着鲜红的头巾，头发披散在脸庞的两侧；职位高的人头戴镂金冠冕，身穿蓝缎长袍，袍子上绣着华美的图案。有一些少年骑着骏马飞驰而过，那是太平军首领的孩子。

南京街头上的女人也多起来。她们有的骑马，有的徒步而行，大多数是天足（大脚）。很明显，她们来自广西。她们穿着华丽，只是五颜六色，因为那些衣服是从很多居民家里抢来的。有些妇女从圣库领来大米，背在肩上，向女行走去，脸上有“某种平静忍耐的神态，无疑也有些忧伤”。

宁波天一阁

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太平军攻占宁波期间，那里的藏书损失严重。太平军占领江南地区，对当地的儒家文化打击很大，著名藏书楼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都被焚毁，两处所藏的《四库全书》一同被烧。杭州文渊阁在战火中损坏严重，很多书籍散失。

太平天国继续分设男行、女行，不允许男女私自相会，更不允许随便婚嫁。人们对这种制度还是抱怨的，只是在内心中，谁也不能说出来。好在大多数人还要忙于打仗，注意力被转移了不少。到了晚上，女行灯火通明。

女行以馆为单位，25人为一馆。女性的所有成员互称“姐妹”，每个馆的头目被称为“牌长”，多由来自广西的女子担任。男馆中的成员有牌面、牌尾之分，“牌面”为青壮男子，随时准备出征打仗；“牌尾”为老人和儿童，主要承担做饭、喂马、割草、打更等工作。

另外，太平天国禁止鸦片、饮酒、嫖娼等恶习。一些吸食鸦片者被砍掉了脑袋，首级挂在城墙上的笼子中。秦淮河边没有了以往的喧哗和笑声，有无数的士兵沿着河边匆忙跑过。街上已经看不到外国的传教士。所有的人都要诵读歌颂“皇上帝”的经文，在早晚饭前，儿童也不能免除。天王洪秀全每天祷告两次，每当此时大炮齐鸣10响。

南京城内被破坏的房屋还来不及修缮，随处都是。洪秀全进入天王府不久，天王府四周更大范围内成为了建筑工地，1万多名工匠在工地上劳动，人们为天王修建更多的宫殿、楼台。其他各王和官员们也按照各自的标准建设庞大的府邸。整个南京城像是一个正在被改造的旧城，充满嘈杂、忙碌。

第五章

孤独的远征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扬州之后，声势浩大，士气旺盛，可是形势并非稳固，清军在南京、扬州城外扎下大营，另有大军不断向南京一带集中。1853年4月，杨秀清做出重大决定，将太平军的兵力一分为三，分别去北伐、西征、守江南。

所谓“北伐”，太平天国方面称之为“扫北”，其战略目标很明确，即占领北京，推翻清朝统治。杨秀清给北伐军的命令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靡时日。”这道命令的意思是：北伐军要尽量走小路，直扑北京，不要贪图攻城夺地，避免浪费时日。从杨秀清下达的这道命令看，如果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一定会选择一支超强的特种部队，空投到北京城上空，省略一切中间环节，快速完成占领任务。

为此，杨秀清从太平军中选择了最为精干的2万人去执行此次任务，其中两广老战士达到3000余人，这些人忠诚、勇敢、善战，是太平军的中坚。整支部队由太平军中最骁勇的战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远率领，他们三位都是太平天国的丞相（在太平天国中，丞相是仅次于诸王的官职，太平军刚刚进入南京时一共只有6位丞相）。因此说，杨秀清对于此次北伐相当重视。

所谓“西征”，是要求太平军沿着长江向西进军，把来时的路线逆着重新走一遍，所不同的是，不再如浮云一样飘过，而是要攻城据守，设官安民，建立政权。太平军西征的战略目的是夺取长江中游地区，免除清军顺江而下攻打南京的危险，逐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保证太平天国的粮食供应。杨秀清等人对西征抱有相当的信心，因为太平军有舟船万艘，水师力量强悍，远远超过清军。杨秀清派遣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太平军西征。

太平军剩下的军队便用于对付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守卫南京、扬州、镇江。杨秀清的这个决定令很多人感到费解。守卫江南、出兵西征，人们大都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派2万精兵奇袭北京又是为什么呢？

今天的人们大都知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知道根据地的重要性。以现在的眼光看，太平军需要马上打破清军“江南”、“江北”两个大营，解除清军对南京、扬州、镇江的直接威胁，然后以南京、镇江、扬州为依托，在富庶的江南占据更多的城市，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积聚力量，然后再出兵北伐。

当然，当时出兵北京也是一个选项。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应该“取河南为业”，其实意在北京。但是，要想打到北京城，驱逐清朝贵族，2万兵力无论如何是少了。即使沿着今天的高速公路前进，南京至北京也有1000公里以上的路程，中间还有黄河天险，让2万军队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去夺取清帝国的大本营，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如果太平军拿出主要兵力向北进军，占领中原，进而攻打北京，结局又会如何？从太平军北伐的具体过程去分析，我们要说：这样做的成功概率还是蛮大的，因为清军确实不经打，2万太平军居然一口气打到了天津。如果太平军集中大部分兵力“扫北”，很有可能会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城，到那时候，清朝贵族只能离开北京往关外跑，各地的清政权便失去了向心力，曾国藩等人能不能组织起湘军实在难说。要知道，太平军不是被八旗兵、绿营兵所败，而是被湘军打败的。

如果说北伐是为了调动清军主力部队，减轻其他战场上太平军的压力，派出如此精干的部队，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是否值得？要知道，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时候，虽然说总人数为50万人左右，其实真正能够征战的军队只有10万人左右。如果把“扫北”的部队用于攻打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向长江下游发展，那无疑是更好的选项。

但是，杨秀清就这样决定了。后来，太平军北伐失败，并且十分惨烈，派出去的精锐部队连同林凤祥、李开芳、吉文远等人再也没有回来。这次失败对太平军打击很大，杨秀清派兵北伐被李秀成认为是太平天国“十大误”之首。

杨秀清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与太平天国建都紧密联系的。杨秀清建都南京并非是听从了老船工的话，而是他早有主意：“舍要害，专意金陵（南京），而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也。”他的想法非常明确：以南京为根本，然后派出军队，向南、北袭扰；能成功最好，不能成功，太平军至少可以保住黄河以南的地区，关键是保住南京。

一句“分扰南北”便把杨秀清派2万军队北伐的用意说得非常明白。2万北伐军派出去，只是杨秀清的一种尝试，是一种战术，而非战略。这股军队派出去，能取得大的收获固然可喜，如果失败，不至于伤了太平军的根本，不至于丢了南京这个“小天堂”。所以，杨秀清一方面要北伐，一方面又仅仅派出2万人的军队。

一个人的野心可以无穷大，而一个人的胆略却不可能是无穷大的。杨秀清，这个出身烧炭工的小人物，此时终于露出自身的局限性，他还是没有摆脱“小富即安”的心理。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没有坚决推翻清朝统治的雄心壮志，他们在金田起事的时候，所有的心思便是进入“小天堂”，“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当他们真的进入了南京之后，享乐主义就把他们的脚步紧紧束缚住了，他们失去了雄心，而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夺取天下的。

并非只是出兵北伐这一件事说明杨秀清等人保守的心理状态，而是他们进入南京后大部分的所作所为都在证明这个事实。比如，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沉湎于穷奢极欲之中不思进取；进入南京后不能及时出台适应形势的战略、政策，向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再把全部精力用于前线作战，内部的勾心斗角逐渐加剧，等等。

林凤祥（1825-1855）：广西桂平人，农民出身。1851年在永安参加太平军，任御林侍卫。1853年，在攻克武昌时建功，升天官副丞相。太平军攻打南京的时候，所部率先攻破仪凤门，接着攻占扬州，封靖胡侯。后率军北伐。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小富即安”心理给了清廷难得的喘息时间，他们调动所有资源，用于扑灭太平军这把大火。同时，清帝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对太平军起义做出反应，开始调整，曾国藩和湘军便出现了。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身上带有太多恶劣的成分，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像一支离弦的箭

1853年5月13日，太平天国北伐军渡过长江，在浦口登陆，踏上了扫北的征途。进入安徽之后，北伐军相继占领滁州和临淮关。北伐军的一部在六合失火燃爆火药，同时遭遇清军围攻，受到重创。

接到战报，杨秀清要求林凤祥等人“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谕到之日，尔等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但是，他没有给北伐军补充兵力。这时候，太平军正在和“江南”、“江北”两个大营的清军激战，西征军也要启程，杨秀清手里没有更多的机动部队。

北伐军果然英勇、彪悍，他们像一支离弦的箭。6月13日，他们已经穿越安徽，进入河南，攻克归德，准备在刘家口渡过黄河。清军为了阻止北伐军渡河，把渡口附近的船只悉数掠走或者焚毁，北伐军只好向西急进，寻找合适地点渡河。河南饥民很多，参加北伐军者络绎不绝，北伐军兵力很快增加到4万人。

6月19日晚，北伐军赶到开封附近的朱仙镇，林凤祥等人以书信形式向南京方面汇报战况，在信中写道：“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无烦远虑也。”可以看得出，北伐军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粮草不足，通信不畅。

李开芳（约1826-1855）：广西武鸣县人，壮族。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授戊监军。第二年七月，升金一总制，带右一军。屡建战功，率部攻打武昌，升地官正丞相。进入南京后，封定胡侯，随后率部北伐。

6月26日，北伐军找到了一些船只，开始在汜水口一带北渡黄河。用于渡河的船只不多，到7月4日，北伐军的大部渡过黄河，尚有部分部队被留在南岸。因为清军已经迫近，南岸的北伐军放弃渡河，部分被冲散，部分向安徽方向转移。

过了黄河以后，北伐军陷入更加凶险的境地，因为他们没有了退路。7月8日，北伐军和清军在怀庆府（今焦作）展开一场大战，北伐军围攻城里的清军，城外的清军围攻北伐军。双方鏖战了近60天，北伐军没有攻占怀庆府，无奈撤围。此次怀庆府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伐军的命运，因为清军赢得了时间，大量军队向直隶集结，以保卫北京，北伐军失去了直趋北京的时机。

怀庆府大战之后，北伐军只剩下2万人，粮弹也损失很大。为了摆脱不断集结而来的清军，北伐军进入清军防守比较薄弱的山西。在20多天的时间里，北伐军连克多座县城，粮弹得到补充，兵力骤增到5万多人。当然，有很多资料证明，其中很多是被裹挟的百姓。郭廷以先生谈到北伐军失败的原因时曾经这样说：“南北语言隔阂，北人性较持重，附和者不多，不似在两湖之时，从者动以万计。”

时令已到仲秋，如果要在严寒到来之前打到北京城下，留给北伐军的时间非常有限了。为了尽快完成自己的使命，北伐军重新进入河南，攻克涉县和武安后进入直隶。直隶的清兵备战极差，筹防近三个月，许多士兵居然没有武器，不得不“徒手御贼”。北伐军在直隶省内纵横驰骋，10月9日，攻克深州，后停留休整。

10月22日，北伐军离开深州，经献县、交河、泊头、青县，7天之后，前锋抵达天津杨柳青，距离北京只有240里。

消失在北方的军团

当北伐军准备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一种突然出现的情形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天津一带到处是水，“茫无所向，惟一堤可抵津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部分原因是清军掘开运河堤岸所致。北伐军沿着水中堤岸前进的时候，他们遭到了排枪伏击，“受枪伤者甚多”。对他们射击的是天津知县所雇佣的来自白洋淀的雁户。关于当时的情景，《清稗类钞》记载：

先是，邑人（当地人）贾庆堂献策，恐寇（太平军）于水浅处偷渡，村民有弋凫者，善用排枪，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发百中，佥呼之为“雁户”，宜招募设伏，以备不虞，官绅皆以为然，仓猝募五百人。

是日，使庆堂（贾庆堂）率往，伏于稍直口之东南。二十八日，寇蜂拥而来，谢（谢子澄，县令）率众迎剿，“芦团”（长芦盐运使杨霈招募的一支清军部队）抬枪乘势堵截，县民数万持械相助。

酋（太平军头领）小秃子，矫健绝伦，彼中呼为开山王。手执黄旗，左右指挥，迅奋剽疾。官军以火枪击之，击上，则鼠伏；击下，则猱腾；枪甫止，则随烟而进。有大沽老卒唶曰：“是贼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两枪上下交击之，立毙。

众（太平军）犹奋突而前。至设伏处呼渡，雁户佯应，推舟前行，距寇数武（不多远的意思），号锣一声，排枪轰发，相率倒地，惊以为水雷，遂大溃。

北伐军无法前进，加上士兵疲劳，士气低落，只好退回到独流、静海一带。大水没有退去，北伐军无心前进，失败的阴云逐渐飘荡过来，聚拢到他们的上空。

北伐军在独流、静海一带停留了3个月，在此期间，胜宝、僧格林沁率领的大批清军逐渐到达，北伐军境况凶险。更为残酷的是，北方严冬季节来到了，严寒对北伐军造成更为沉重的打击。北伐军多南方兵士，此时缺少御寒衣物，更无御寒经验，很多士兵被冻死，“冻毙者尸枕藉”。北伐军无法支持，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向河间转移，在突围过程中遭遇重大损失。

3月7日，饥寒交迫的北伐军再次南撤，转移到直隶东南的阜城。因为“足冻不能得力”，在阜城城外的大战中，数千北伐军战士战死。3月25日，吉文远战死。北伐军失去机动作战的能力，只能紧缩于城中，等待来自江南的援军。

这时候，南京方面已经派出了援军，只是援军没有到达阜城便南撤了。1854年2月初，太平军将领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率领六七千人北上，前去解救陷入困境中的北伐军，2月6日到达桐城。在北上的途中，援军不断吸收其他成分的人员加入，一个月内，增援部队骤增到6万多人。

吉文远（1825-1854）：广西人，早年参加“拜上帝会”。金田起义之后屡立战功，后来被封为春官副丞相。北伐前被封为平胡侯。

人员的增加并不代表战斗力的提升，反而可能会因为人员混杂使其成为一支乌合之众，这支援军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援军进入山东之后，四处抢掠，纪律败坏，“各欲雄长，日寻干戈”，无意和阻击的清军作战，打下临清后便南撤了。在撤退的途中，援军遭遇团练和清军的夹击，土崩瓦解，曾立昌和陈仕保战死，许宗扬回到南京后被捕。

1854年5月，杨秀清再次派遣大将秦日纲率军北上，援救北伐军。因为“北路妖兵（清兵）甚多，兵单难往”，援军进至舒城、杨家店一带败回。从此，南京方面再无力派兵北上，只能把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留在了北方。

被围困中的北伐军不知道援军的情况，同时担心南撤过程中遭遇清军打击，只能选择死守。后来，北伐军被清军分割包围在连镇和高唐州，形势更加险恶。清军向太平军据守的城里灌水，太平军将士在城中几乎无法存活。当时，张集馨担任直隶布政使，在清军大营中负责军需，他后来在年谱中这样记述：

贼（太平军）来降者，言巢中（城里）遍地皆水，只剩两三丈干地，为李开芳支床处，余贼皆处泥淖中。巢中尚有米麦两囤，火药数篓，而米麦无处舂杵，不能作食。……

据云巢中无水可饮，饮者多疫死。群（清军）谓巢（城里）既有水，何以苦渴？降者曰：“水秽臭多蛆，人马粪溺，皆酿其中，风日熏蒸，饮者辄死。”群贼裸足水中，水已及膝，而遍腿粘蛆，万无生路。（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1855年3月7日，连镇被清军攻破，林凤祥被俘；5月下旬，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在撤退中遭遇清军合围；5月31日，李开芳被擒，全军覆没。林凤祥、李开芳先后在北京被杀。至此，太平天国的北伐行动彻底失败，“今后双方的争夺，全在长江上下”，大清王朝的根基得以保存。

第六章

拿刀的书生

一根救命的稻草

1853年6月3日，近万名太平军分乘千艘船只，由南京逆江而上，开始西征。太平军的水营是能打的，借助舟楫之力，7天之后，他们攻占了江南重镇安庆。安庆原是安徽的省会，当太平军像一大片乌云一样飘向南京的时候，清朝在安徽的地方大员便把省会迁往庐州，因为他们不希望被这片乌云笼罩。

太平军夺取安庆的重要意义是：他们在长江上建立了护卫南京的屏障，可以在这里阻止顺江而下攻击南京的清军。建立了这个屏障之后，太平军继续溯江而上，目标直指江西省会南昌。在太平军方面看来，“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徽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宜”，夺取南昌是保证南京粮食供应的关键所在。

6月22日，太平军攻占南康府；6月24日，太平军进抵南昌城下，随后开始攻城。在西征军首领、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看来，太平军气势正盛，不日将拿下南昌。出乎他的意料，太平军在这里遭遇劲敌。

在南昌城里指挥作战的是江忠源，那位在蓑衣渡给太平军以痛击的湖南书生。自从在蓑衣渡重创太平军之后，江忠源便成为朝廷的一根救命稻草。他率领楚勇在桂阳和太平军打了一仗，随后就赶往长沙。清军之所以能守住长沙，江忠源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太平军撤离长沙之后，江忠源升为道员。1853年3月9日，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的时候，朝廷任命江忠源为湖北按察使。

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江南的形势吃紧，朝廷再次想起能打仗的江忠源。1853年5月，朝廷调江忠源到“江南”大营协助军务。在临行前，江忠源上奏朝廷，就当前军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清军之所以屡屡打败仗，是因为“法之不肃，谋之不臧”，必须对绿营兵严加整顿。

同时，江忠源还给他的老师、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写信，建议要尽快建立一支水师，才能彻底打败太平军：“今日办贼之法，必合江、楚、皖各省，造战船数百艘，调闽、广水师数千人，先肃清江面，而后三城（南京、扬州、镇江）可复，否则沿江各省后患方长。”

江忠源在实际作战中发现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对曾国藩创建湘军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后人大都把江忠源看作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江忠源赶往“江南”大营的途中，接到江西巡抚张芾的紧急求援信，要求他马上赶到南昌，帮助守城。

江忠源随即转道，疾速赶往南昌。他率领部分“楚勇”进入南昌城后不久，太平军便兵临城下了。他受命总统南昌城内各军进行抵抗，十分尽职。他主要针对太平军的“穴地攻城法”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将城外民房尽行焚毁、派兵分守城垛、和太平军对着挖地道等，太平军一时无法得手。

一只扑火的飞蛾

太平军攻打南昌，历时90多天攻城不克，于9月24日被迫撤围。因为不能攻取南昌，赖汉英被杨秀清召回撤职，西征交由翼王石达开全面主持。

石达开，1831年出生，广西贵县人。他在被俘时曾经说过：“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那是自谦。实际上他年幼时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李秀成说过，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但是，他对科举考试没有兴趣，一次童子试也没有参加过。他为人豪爽，好善乐施，被家乡人尊称为“石相公”。

像石达开这样一个家境不错、有头有脸的青年为什么参加了“拜上帝会”，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呢？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他和洪秀全不一样。洪秀全虽然是读书人，可是他屡试不中，非常不得志，也可以说是被逼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而石达开却不屑于科举考试。

如果说石达开是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势和富贵，也不像如此，因为在太平军诸王中，他是最淡泊的一个。进入南京城之后，其他高级将领都忙于修建豪华的府邸，为此毁坏民宅，而石达开没有参与。他的权力欲望也并不强烈。“天京事变”后，他和洪秀全发生冲突，他选择的是离去。离开南京后，他的愿望是“退隐山林”。在太平军的领导人中，石达开具有其他人没有的道德素质，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

从石达开一生的所作所为去分析，我认为，他之所以走上造反的道路，最大的可能是出于一种改造社会的抱负和理想，除此实在很难找到其他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石达开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只飞蛾，不顾生死地扑向了前方的一处光亮。

石达开不但有抱负，而且是极有才能的。接受西征的指挥大权后，他没有继续强攻南昌，而是把西征军后撤，分别用兵于湖北和安徽。9月29日，西征军攻克长江重镇九江，然后沿江上驶，于10月间分别攻克湖北的田家镇、黄州、汉口、汉阳。

当清朝上下都认为太平军会马上攻打武昌的时候，石达开命令西征军回撤，以部分部队防守黄州等地，以西征军主力“悉载其辎重，还师入皖”，猛然加大了在皖北的攻势。11月间，西征军接连攻克桐城、舒城，进逼安徽省会庐州。

清廷异常慌乱，任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前往庐州防御。江忠源慌忙赶往庐州，在途中接受了巡抚大印。因为庐州城内的粮草、弹药、兵力都不足，在支撑了一个多月之后，1854年1月14日，庐州被太平军的优势兵力攻克，江忠源投水自杀。随后，太平军在安徽的20多个州县建立了政权。

石达开在安徽达成既定目标之后，马上把西征军的主力重新调往湖北方面。面对太平军的“回马枪”，湖北方面的清军猝不及防，1854年2月12日，在黄州外围的激战中清军大败，清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2月16日，西征军重新占领汉口、汉阳。从形势看，太平军攻破武昌只是时间问题，并无大碍。

至此，太平军西征取得阶段性胜利，长江中游为太平军所控制。在这种形势下，石达开调整进军策略，将西征军兵分三路：一路围攻武昌，一路西进四川，一路南下湖南。6月26日，太平军攻占武昌，少年英雄陈玉成率领五百勇士抢先攀上城墙，从此一战成名。西进的太平军占领了宜都、枝江、宜昌等地，四川境内人心惶惶。只是南下湖南的太平军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作为抗击太平军的主力出现了。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同江忠源一样，曾国藩本是一介书生。曾国藩，字伯涵，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耕读家庭，家境富裕。“他虽没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家塾老师，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曾经到岳麓书院读书，专注于科举考试，以求得功名。

曾国藩只比洪秀全大两岁，才学和运气却远远好于洪秀全，科举这座独木桥对于他来说是一条坦途。1834年，曾国藩得中举人，四年后考取进士，“朝考进呈，拟一等第三名，宣宗拔置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在北京“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时候，洪秀全在广东花县绝望得简直要死过去，因为他连秀才也考不中，重压之下，“皇上帝”的形象开始进入他的梦境之中。

随后，曾国藩开始了十余年的京官生涯。他在仕途上也是顺利的，“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由翰林一步步升到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理兵部侍郎和工部侍郎，官居二品。曾国藩的晋升速度是非常快的，他自己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道光朝的吏治已经腐化，曾国藩并不能免俗，他的平步青云主要得益于投到了穆彰阿的门下，得到了这位首席军机大臣的赏识。《清稗类钞》曾经记述这样一件趣事：

穆彰阿尝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曾国藩）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穆彰阿的家里）。及入内（宫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

文正退至穆宅。穆（穆彰阿）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

洎（等到）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道光帝）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骎骎（迅疾的样子）向用矣。

这个故事说的是：穆彰阿想提拔曾国藩，常在道光帝面前称赞他，说他可堪大用。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上谕，说道光帝要召见他，并且被一个太监领到了一个房间里。中午过了，道光帝也没有召见曾国藩，只说明日再来。

曾国藩回到穆彰阿的家里，把这个有些怪异的经过告诉了老师。穆彰阿想了想，问他：“你看清墙壁上挂着的字幅了吗？”曾国藩说没有。穆彰阿踌躇了很久，然后打发一个仆人，拿着400两银子去找宫内的太监，让太监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墙上的字幅抄录下来，回来交给曾国藩，令他熟记在心。

曾国藩

《清史稿·曾国藩传》这样描述曾国藩的形象：“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第二天，曾国藩得到道光帝的召见，被问到内宫房间里的墙上所悬挂的历朝圣训时，他对答如流。道光帝对穆彰阿说：“你曾国藩说曾国藩遇事留心，真是这样啊。”此后，曾国藩晋升很快，仕途顺畅。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道光帝真是个老实的皇帝，正是因为老实，他用心地考察新人，予以任用。穆彰阿等人对这个老实人的蒙蔽实在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对道光帝的心思、习惯掌握得一清二楚，一切尽在掌握。想想后来的大臣们在慈禧太后面前提心吊胆、汗流浃背，真想说一句“活该，应该这样”。

尽管受到道光帝的重视，曾国藩在征讨太平军之前，还是老老实实地在北京城里待了十多年。京官有些清苦，但是曾国藩耐得住清苦。同时，他按照儒家义理之学的要求，开始了艰苦的自我修炼，加强自己的修养。他给自己每一天的活动规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主敬　整齐严束，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静坐　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

早起　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　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

读史　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能间断。

写日记　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月无忘所能　每月作诗文数首。

谨言　刻刻留心。

义气　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　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

作字　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夜不出门　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曹耀湘，《曾文正公年谱》）

曾国藩真是一个有毅力的人。为了时刻给自己以警示，他给自己改号为“涤生”，意思是：“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他的名言就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经过苦苦修炼，在曾国藩的身上，逐渐形成了“诚、拙”的处事方式，其性格特点也向“刚、韧”靠近。

不慎以杀人为业

1850年，咸丰帝登基，曾国藩迎来了他的艰难岁月。咸丰帝在位期间，总是对曾国藩抱有成见，而这一切却是由曾国藩自己引起的。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壮了壮胆子，给皇帝上了一个《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折子，“里面都是切直的话头”，直接指出了咸丰帝身上存在的三个弊端：注重琐碎细节，没有大局观；喜欢浮华虚文，不重实际；福威自专，不重人才培养。

咸丰帝刚刚登基，还是一个充满意气的青年，当他自我感觉很好的时候，难以接受一个资历不深的大臣的指责。据说，咸丰帝起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后来仔细思量，也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为了笼络时望，便放过了这件事。曾国藩没有招来杀身之祸，耿直的声名鹊起，士人称颂他“兼经师人师之望”，甚至说：“道义文章高绝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风，天下人所仰望。”

可是，这件事在咸丰帝和曾国藩之间结下了一个“疙瘩”。如果不是遭遇太平军起事，朝廷非用曾国藩不可，曾国藩的一生恐难有作为。1852年7月28日，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随后赶往江西。9月8日，他到达安徽省太湖县小池驿的时候，听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湖南老家。他在家丁忧的时候，太平军声势动天，清廷无计可施。一日，曾国藩接到了上谕，命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他不愿处理军务，以“家中诸事，尚未料理”为由，准备上疏恳辞。

可是，两湖地区形势危急，他的好友郭嵩焘亲自上门相劝，要他出来“乘时自效，澄清天下，兼保桑梓”。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曾经和曾国藩一起在岳麓书院读书，1847年考中进士。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儒生的信仰，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离开湘乡，前往长沙，不自觉走上了一条兵家的道路。曾国藩后来自嘲道：“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

到达长沙后，曾国藩和江忠源接触很多，受他的影响很大。在查办土匪事务中，他认为团练保卫乡里尚可，却不能用来和太平军作战，而清兵腐化，远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曾国藩有意识地从办团练逐渐转向练习新军。

在长沙，江忠源的部分壮勇，罗泽南、王珍招募的三营湘乡练勇归于曾国藩调遣，这是他编练新军的基础。“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此湘勇之名由此始。”一支新军——湘军逐渐诞生了。

延伸阅读

曾国藩眼中的学问之要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窍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

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桂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

——李翰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

第七章

湘军是怎样炼成的

书生为什么不怕死

曾国藩要编练一支新军，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绿营兵的确腐朽得无以复加，在曾国藩眼里，绿营兵的根基已经烂掉，救都救不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国藩屡屡提及绿营兵的恶劣。说到绿营兵不能与太平军近战，他这样说：

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锋者，其故何哉？（《曾国藩全集》）

绿营兵不敢和敌人靠近，只是远远地放枪、放炮，敌人靠近了便一哄而散。绿营兵不战而逃，那是因为怕死，曾国藩尚能理解。曾国藩最恨绿营兵的地方在“败不相救”，在他看来，这是难以做人的。他曾经这样说：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说：绿营兵的一支队伍出征，另一支队伍便站在旁边幸灾乐祸，予以讥讽、嘲笑；看到这支队伍打仗胜了，旁边的官兵便产生深深的妒忌，恐怕人家得到赏银，恐怕人家升官；看到这支队伍败了，旁边的队伍则袖手旁观，即使打仗负伤的人即将死去也不伸手救助。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到处皆是。

曾国藩仔细考虑造成绿营兵如此腐朽的原因。他是一个读书人，讲究自我修养，所以自然认为主要原因是绿营兵的素质不行，平时教育不佳，士兵应该多由读书人带领，因为读书人起码知道荣辱。

曾国藩也从清兵的体制去寻找原因。满族贵族从稳固政权的角度考虑，害怕汉人起事，平时便把绿营兵分散于各地，用兵时再抽调集中。出于相同的考虑，带兵的将领也是临时派遣，不是平时管理士兵的军官。将与兵、兵与兵之间非常陌生，毫无感情可言，“败不相救”也就在所难免。

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并不是天才，不是从北京回到湖南后便知道如何建立湘军的。江忠源给了他很多启发，并且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当他听从郭嵩焘的劝告进入长沙的时候，另外有一个读书人已经组织起一支团练，且归他调遣，这个人便是罗泽南。

罗泽南生于1807年，比曾国藩年长4岁，同是湘乡人。他比曾国藩要命苦得多，发愤苦读却屡试不中，33岁才考中秀才。其间，罗泽南的家庭连遭不幸，他的3个儿子接连死去。罗泽南没有被苦难所击倒。从19岁开始，他在家设馆教书。他不仅向学生传授儒家经典，用于科举考试，而且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经世致用之学，所以学生很多，包括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等，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荃、曾国葆也曾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多人成为督抚。

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地区。罗泽南马上行动起来，带领自己的学生操办团练，拉起一支千人的队伍，准备和太平军战斗。按理说，在那个时代中，罗泽南也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为什么没有愤世嫉俗，走上造反的道路，反而极力维护当时的社会制度，与太平军为敌呢？

我们先看一下罗泽南自己是怎么说的。建立了湘军之后，罗泽南曾经这样解释自己操办团练的缘由：

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旦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罗泽南集》）

罗泽南的意思是：我是一介书生，组织湘勇，冲锋陷阵，和我一起的多是我的学生。我们出生入死，难道就不害怕吗？人们会说我们很傻。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匡扶天下，救民水火”的信念扎根于我们心中。

罗泽南说到了信仰的问题。所谓信仰，就是相信某种义理或事物是真实的，是存在的，并且愿意为之献身。在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不是全部），儒家学说所宣扬的义理、理念就是信仰，儒家学说就是宗教。也正因为此，儒家学说甚至被称为“儒教”。对于罗泽南、曾国藩等人来说，儒家学说大致是这样的。

儒家学说怎么就成为了大多数读书人的信仰？原因很多，我们在这里不做细说。如果把政治覆盖在儒家文化身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掉，我们要说：经过两千多年的继承、发展，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充满魅力，是值得人们作为一种信仰去信奉的。又因为政治的需要，儒家文化与帝国时代的社会运行体制粘连在一起，撕扯不开。

抛去信仰的原因，从现实方面看，太平军对所经过地区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在罗泽南等读书人看来，绝大部分冲击是负面的，是罪恶的。比如，太平军排斥儒家文化，迫害读书人，劫掠财富，裹挟百姓等等，在罗泽南等人看来，是“违反天理”的。于是，罗泽南等人便挺身而出，要拯救民众于水火，要履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当一个人为信仰而战的时候，是不惧怕死亡的，并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崇高的。

王錱（1800—1857）：即王珍，湖南湘乡人。罗泽南门生，与罗泽南一起办团练，是湘军早期重要将领。1853年，与曾国藩不和，离开曾国藩大营，由骆秉章调用，发展为湘军的另外一支，即“老湘军”。1857年死于营中，朝廷赠布政使衔，谥壮武。

曾国藩最初训练湘勇，便是以罗泽南和他的学生王錱带领的团练为基础的。所以，郭嵩焘后来说：“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錱。”曾国藩训练湘勇不久，便发生了太平军围攻南昌的事。主持守卫南昌的江忠源向曾国藩请援。曾国藩急忙把手下的湘勇3600人左右派往南昌。

在前往南昌的人中，有江忠源原来率领的楚勇，有罗泽南等人率领的团练。“湘军至南昌，则战城下，书生争奋搏寇（太平军）。”书生们和他们所率领的楚勇、湘勇与太平军以死相拼，十分勇敢。可是，第一次走上战场的书生毕竟不会打仗，湘勇还是被太平军打败了，一些带兵的读书人，比如附生（增补的生员）谢邦翰、童生（尚未考取秀才的读书人）罗镇南、易良干、罗信东等人战死。这四个人都是罗泽南的学生。

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他一方面为那些死去的读书人难过，一方面又为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感到高兴，因为他看到读书人带领的湘勇果然可用：他们虽然失败了，可是他们敢于深入敌军之中，“不知战，但知不走”，这是绿营兵所比不了的。于是，曾国藩坚定了按照自己的思想建立湘军的决心。

正当曾国藩在长沙城中大量募集湘勇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长沙城中驻有不少绿营兵，他们是朝廷的正规军，曾国藩募集的湘勇并不在清朝军队体制之内，双方常常发生纷争。有一次，湘勇的一名士兵走火，打伤了绿营兵的一名军官。绿营兵因此闹事，进入曾国藩办公的地方，刺伤他的随丁，几乎伤到了曾国藩。地方上的官员袒护绿营兵，认为曾国藩训练湘勇，操之过急，所以造成了这次事件。

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感到气愤，认为必须上奏朝廷，讨回公道。曾国藩叹息道：“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他索性率领自己的人移驻衡州，放开手脚，大办湘勇。

曾国藩也给加西亚写了一封信

曾国藩认定书生可以带兵，于是，到了衡州以后，他一面募集兵丁，一面寻找声誉好的儒生，希望他们参加到湘军的队伍中来。衡阳本地的廪生（成绩好的秀才）彭玉麟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在曾国藩的劝邀下，来到湘军中。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1817年出生。少年时代家境不佳，曾就读于衡阳城中石鼓书院，“旧袍敝冠，三餐不继，然介然自守，未尝有饥寒之叹”。彭玉麟十几岁时考中秀才，后再未赴考。他平时有操守，在衡州为人称道。曾国藩到衡州练兵，有人举荐彭玉麟，便请他到军营相助。彭玉麟因为丧母不愿响应。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句话：“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彭玉麟慨然应征。

曾国藩听从江忠源、郭嵩焘等人的建议，认为太平军“以舟楫为巢穴，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欲加攻剿，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他命令彭玉麟、杨载福等人着手编练水师。这样，湘军有了陆营和水师两个兵种。陆营主要由罗泽南、塔齐布、曾国葆等人率领。曾国藩编练湘军很有章法，不但学习江忠源、罗泽南编练团练的长处，从名将戚继光编练“戚家军”那里也学了很多经验。

首先，曾国藩在招募士卒的时候严加挑选，“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为了提高湘军的战斗力，他发给湘军官兵的饷银远高于朝廷绿营兵的军饷。在湘军中，一名正勇的收入是“日给银1钱4分”，也就是说，一名湘勇每月的饷银是4两白银多一点；对于哨官，日给银3钱；对于营官，月给薪水50两，又月给办公费用150两。湘军的待遇是远高于当时的绿营兵的。可知，曾国藩绝对不是读死书的书呆子，他知道银子的重要性。曾国藩让水师士兵背熟的“水师得胜歌”，最后两句就是：“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再者，曾国藩对湘军将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多用湖南书生作为领兵之将。罗尔纲先生曾经对《湘军兵志》中179名湘军将领身份进行过考证，发现获得过进士、举人、童生功名的就达104人，为考证人数的58％。有了这些书生辅佐，曾国藩即可对湘军进行精神教育，灌输伦理道义，所以蒋廷黻先生说，“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

另外，曾国藩注重湘军的装备水平。编练水师时，他提出“必须选白练之卒，备精坚之器，舟师则船炮并富”。湘军挑选各类良材打造战船，从广州进口威力大、射程远的大炮装备战船。好的装备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作用，湘军出师后在湖南取得两次胜利，曾国藩自言道：“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曾国藩建立湘军，针对绿营军的弊端做了相应的变革。比如，为了加强湘军的凝聚力，他除了向士卒强化伦理道德的灌输，同时改变了军队的建立体制：

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管。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数，而统领所辖无定数。钦差、督抚，皆大帅也。

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募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哨、营，哨、营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

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王闿运，《湘军志》）

在湘军的体制中，统领的作用被强化了。统领可以率领两营乃至十营、数十营，没有定数，只看他的本领大小。统领对大帅负责，大帅不干预统领对下属的管理，营官、哨官都由统领自己招募。曾国藩搞的大体是“责任制”、“承包制”，把大量管理工作完全交给了统领，而他的责任则是管好统领即可。

企业管理的教材中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一封给加西亚的信》，讲的是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总统交给一个叫罗文的人一个任务，命令他把一封信送到古巴，交给一个叫加西亚的人，而关于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不做任何交代和限制。这篇文章谈到了忠诚度、执行力等现代管理理念。曾国藩给统领的任务大体就是“把信交给加西亚”。

这样，挑选怎样的人做统领显得非常重要，曾国藩要求此人要有带兵打仗的才能，更要有忠诚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利用血缘、地缘、学缘等关系无疑是可靠的、可行的。所以，湘军的将领多是湖南人，有曾国藩的兄弟、同窗、学生，更有他的好友推荐的人选，湘军用人的基础是对曾国藩个人的忠诚和服从。

曾国藩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国藩使劲地向湘军的体制中添加私人的感情、恩惠、血缘粘连，以此加强团队的凝聚力，解决“败不相救”等恶习。后来的事实证明，湘军的这套办法是有实效的，“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作为孔孟的信徒，曾国藩从多方面向湘军灌输“仁、义、礼、智、信”的理念。曾国藩曾经为湘军亲笔写《爱民歌》，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

总之，在曾国藩的严格训练下，湘军的战斗力不但远远超过了朝廷的绿营军，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太平军。1854年2月25日，因为武昌被围，太平军南下湖南作战，曾国藩率领湘军由衡州北上，以清军主力的身份迎战太平军。这时，湘军有新旧战舰240艘，坐船230艘，水师10营，陆师13营，水陆兵力达17000余人。

延伸阅读

湘军将帅患难相从

湘军之兴，诸将帅患难相从，皆迫于师友之谊。如彭刚直（彭玉麟）之芒鞵徒步以赴江西之急，曾文正（曾国藩）常以为有烈士之风。若江忠烈（江忠源）之攻庐州，事前已奉朝旨，令勿拘城亡与亡之例，而忠烈坚持守土之责，省城既陷，即仗义自投于水。

新化邹叔绩，名汉勋，为湘中汉学大儒。与忠烈同学至好，特往军中访之，尚居宾客之位，初未有职守也。及见忠烈殉难，邹亦激于义愤，慷慨投水中。文正挽之曰：“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与岷樵同死，日月增光。”盖纪实也。

文正弟愍烈公国华（曾国华）与李忠武公续宾（李续宾）为姻娅，三河之役，愍烈已卸兵事，留军中观战。及忠武战殁，愍烈亦从死。盖由文正以忠孝文武为天下倡，气机鼓动，轻死重义，有发于不能自已者也。

——徐珂，《清稗类钞》

信仰是一把利器

1854年2月25日，湘军出师之际，曾国藩写就了一篇《讨粤匪檄》，标明自己的立场。在檄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

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然，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指出：太平军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造成礼仪人伦丧失、传统名教奇变，是天下读书人所不能容忍的。这里所讲的“名教”，是指儒家思想中的“名分”和“教化”，主要以“三纲五常”等理论为主，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曾国藩写这篇檄文，既有他的策略性，也表达了他的真实情感。所谓策略性，是指曾国藩没有针对太平天国提出的种族思想加以反驳，作为汉族的一员，他确实有难言之隐。不过，太平天国对儒家学说的彻底否定确实刺痛了曾国藩，因为他是孔孟的信徒，儒学就是他的信仰。

太平天国在文化、宗教方面的宣传是有短板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伤害的不只是曾国藩，而是整个中国士子阶层，甚至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于是，太平天国和当时信奉儒学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士人普遍成为太平天国的反对者。当时有士人记述了这样的场景：

壬子（1852年）十二月贼（太平军）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太平军首领）登其上日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

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

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棰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骂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

这段文字讲的是：太平军攻占武昌的时候，曾经聚集民众进行宣传，宣扬太平天国的政策，遭到一个书生的怒斥。书生认为太平军打破了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人伦关系，是悖谬、狂妄的。太平军的首领大怒，以五马分尸的形式杀死这个书生。

从这里可以看到，太平军对儒家文化的排斥造成他们与读书人之间发生强烈冲突。当这类情形普遍出现的时候，曾国藩所写的这篇檄文是极有针对性的，极有煽动性的，也是极有战斗力的。当社会中的士人阶层为信仰而战，调动所能调动的所有资源，和太平军殊死作战，太平军会遇到怎样的反击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在那场战争中，人们既要看到信仰和文化的作用，也要看到这样一个现实：经过二百多年的融合，汉族士绅阶层的利益与清朝统治集团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维持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所系。太平军摧毁大清江山的同时，也就摧毁了士人现有的生活，他们会被迫流离失所，太平军便是他们的仇敌。

比如左宗棠，他考中举人却没有考中进士，1852年以前没有走上仕途，在湖南老家过着“湘上农人”的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状态：“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初壮，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在古代社会，无论是读书人还是普通百姓，农耕生活是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平静的农家生活被打破了，左宗棠一家人慌忙逃走，举家避居湘阴与长沙交界的东山白水洞，且“亲故多从之”。对左宗棠等人来说，乱世已经到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平定太平军起义，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生活于田园之中，所以他很快便答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进入他的幕府，为平定太平军出力去了。

对于许多安分守己的普通农民来说，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分析一下太平军的成分可以看出，造反这条道路对生活极度贫困的农民和“流民”的吸引力较大，他们希望参加太平军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于家中有一些土地，或者租种地主的土地尚能维持生活的农民来说，他们一般不认可造反这条路，因为造反的前景到底如何极不确定，且有被杀头的危险，而参加太平军又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家中的土地和安稳的生活。

所以，许多农民便参加湘军，和太平军作战，他们的作战对象是那些希望通过造反改变命运的农民。他们和那些读书人一样，之所以加入和太平军的作战，与其说为了信仰，不如说是为了维持一种安稳的生活，一些近在眼前的利益，一个可以期许的未来。正是看到这一点，曾国藩招收湘军的时候以老实的农民为主体，“朴实而有农夫土气为上”。

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的一幕：太平军的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拼命厮杀，其中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太平军这边，洪秀全在宣扬为“皇上帝”而战；湘军那边，曾国藩在鼓动人们为“人伦纲常”而战。最终，在这场风暴中数以千万计的人死去，绝大多数是交战的农民，以及那些被无辜残害的普通百姓。

在中国古代社会，百姓的命运是悲惨的。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被动员，被利诱，到战场上充当炮灰；等战争结束，他们又会重新变成被奴役的对象。有人说：无论何时，倒霉的总是老百姓。在专制社会，此话大体不假。

延伸阅读

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

1917年8月23日，年轻的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早期文稿》

湘军是怎样打仗的

湘军出征，征战11年，最终在与太平军的苦战中获胜。仔细想想这件事，人们或许会感到惊奇：曾国藩原本只是一个读书人，对领兵打仗并不熟悉，也没有兴趣，只是“不慎以杀人为业”，他如何来了一个华丽转身，变身为湘军大帅，从此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难道他有特殊的军事天赋吗？

综观曾国藩的戎马生涯，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军事天分很高的人，他常常打败仗，常常想自杀。他的幕僚、写作《湘军志》的王闿运说：“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可见，曾国藩也承认自己并不懂得很多打仗的知识，他认为自己对湘军的主要贡献是“教练”。

何为“教练”？顾名思义，就是教育和操练，如同教练员训练一支球队，如同指挥家调教一支乐队。曾国藩给湘军规定了营制，制定了行军、打仗的原则和方法，为湘军打造完整的运行体制，赋予湘军独特的气质，这是曾国藩对湘军最重要的贡献，而所有这些也是湘军最终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因素。

曾国藩首先为湘军规定了详尽细致的营制。他规定：每队湘军由12人组成，兵勇10人，队长1人，斯养（负责军需）1人。8队组成哨，这样的话，每哨有106人，由1名哨长统领。8队兵勇使用的武器并不相同：第1、5队使用抬枪，第2、4、6、8队使用刀矛，第3、7队使用小枪。如果抬枪过重，每队可以增加2人。

这里所说的“小枪”，实际就是鸟枪、鸟铳。在1860年以前，湘军使用的鸟枪仍然是前膛装火药、装铁丸，然后装火线。射击的时候，士兵点燃火线引燃火药，激发铁丸射出。抬枪，也是一种火铳，比鸟枪长，体积大，需要两个人抬射，所装火药比鸟枪装的多，铁丸也相对大，射程更远，威力更大。

按照湘军的营制，4哨兵勇组成1营，每营另外设置亲兵6队，每队12人。6队亲兵装备的武器分别是：第1、3队装备主炮，第2、4、6队都是刀矛，第5队是小枪。6队亲兵不设哨长。这样，4哨兵勇和6队亲兵组成1营，一共有500人，由1名营官统领。营中可以设置书记、医匠，或有或无，由营官自行决定。

亲兵中装备的主炮，是指劈山炮。劈山炮“式如大抬炮，而身只五尺，能吃半斤子、半斤群子，可致远四五里”。劈山炮发射的炮弹为霰弹，炮弹里面装有钳制的弹丸，对于密集的士兵有很大杀伤力，爆破能力不足。劈山炮是1854年由左宗棠主持的湖南炮局创制的，最初是用于战船上的，因为制造的多了，逐渐在陆军中推广使用。曾国藩十分看重劈山炮，说它“颇能致远”，于是在营制中规定，每营装备在两门劈山炮。

曾国藩制定的营制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给每个营配备180名长夫。所谓“长夫”，实际就是搬运工，“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曾国藩在湘军中配备了长夫，一方面可以保证湘军的后勤供应，军队可以专心打仗；一方面部分解决了兵扰民的问题，湘军用不着到处拉夫，到处抢劫。

对于湘军如何行军打仗，曾国藩想得非常详细、周到，分别编写了各种条规，像《行路条规》《开仗条规》《守夜条规》《扎营条规》等。这些条规编写得非常细致，有些甚至可以说是琐碎，比如：

如有十营、八营同日拔行，则各营七成队伍分班行走，不许此营之队参入彼营队中，尤不许锅帐担子参入七成队中。

出队要分三大支，临时再多分几小支。凡有房屋之处，须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后，须分一支；树林之中，须分一支。

刀矛对杀之时，要让贼先动手，我后动手。头一下已过，第二下未来之时，我拨他头一下，正好杀他。

起更即关营门。无论客来、文书来，均不许开营门。贼来不许出队，不许点灯，不许呐喊，说话悄悄静静。预备枪炮、火毽，看准再打。

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杂著》）

清末新兵训练的情景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清朝社会对于青年从军是持鄙夷态度的，当兵的社会地位低，收入也不高。从晚清开始，当兵吃粮成为普通百姓谋生的重要手段，到了民国初年，参军甚至成为许多人实现人生抱负的主要途径。寻根溯源，曾国藩大办湘军应该是这一社会转变的起始点。

看到曾国藩编写的这些条规，人们大概会想到今天的一句流行语：“细节决定成败”，而这些条规在当时的战争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曾国藩在编写这些条规的时候是深思熟虑的，很多条规看似随便，实际有着曾国藩很深的考虑，在实际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曾国藩规定：湘军每日行军只要走半日即可，另外半日用于扎营、休息。李鸿章后来发现，这样一条不起眼的条规在湘军作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楚军营规，无论调拨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体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罗尔纲，《湘军兵志》）

李鸿章说：湘军半日行路，半日筑营，这样的话，湘军到处可以立脚，不怕敌人袭击；兵勇也可以保持充沛的体力，旺盛的精力，不致成为疲惫之师。所以湘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征战十几年，最终获得成功。

仔细审视湘军的营制和规范、战法，人们会发现：湘军打仗的核心理念是“扎硬营，打死仗”。对于湘军来说，每到一处，挖沟扎营是最重要的功课，并且必须做好。曾国藩对于湘军挖沟扎营极为重视，亲自规定了各项数据以及动作要领，反复强调：

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

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筑墙子不用门板、竹木。里外皆用草坯、土块砌成，中间用土筑紧。每筑尺余，横铺长条小树，庶免雨后崩裂之患。上有枪炮眼，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

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壕中取出之土，须覆于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时土仍流入壕中也。花篱用木须粗大，约长五尺余，埋土中约深二尺。坚筑旁土，以攀摇不动为主。或用二三层，或用五六层。

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杂著》）

湘军扎好营以后，接下来马上做的是“站墙子”。所谓“站墙子”，就是指派兵勇在规定的时间站到子墙上去，放哨瞭望，以防止敌人偷袭。曾国藩规定：“每日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子、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

湘军之所以“扎硬营”，是为了“打死仗”。所谓“打死仗”，或者说是“打呆仗”，就是以坚固的营盘为依托，与前来进攻的敌人拼死作战，以防御作战为基础，大量杀伤敌人，最终取得绝对优势，从而战胜敌人。曾国藩告诫湘军：守营作战必须要顽强，无论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决不能轻易放弃营盘，哪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有“打死仗”之说。

湘军之所以采用这种被动的作战方式，是因为当时作战双方所拥有的大炮只能施射实心弹、霰弹，这样的炮火不足以摧毁湘军扎下的硬营，湘军以营盘为依托打防御战，能够守得住，能够给敌人以更大的杀伤，己方所付出的代价远比攻击一方小得多。

曾国藩对太平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是以“扎硬营，打死仗”为基础的。他率领湘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断向南京逼近；遇到太平军占据的城市，湘军一般会挖深沟，扎硬营，把城市团团围住，断绝城中太平军的粮弹，等待太平军前来攻击，在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兵力之后，最后用爆破的方式炸塌城墙，攻取城市。湘军攻取武昌、九江、安庆、南京，大体都是按照这种战略、战术取胜的。

曾国藩是湘军的领袖，湘军的战略、战术深深地烙上了曾国藩的性格和思想的印记。曾国藩性格倔强、坚韧，做事扎实、稳健，摒弃花哨取巧，因此他为湘军制定的作战总原则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稳扎稳打，机动则发，良为至论。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

李鸿章在1862年的奏折中说：“臣从曾国藩讨论军事数年，见其选将练兵，艰苦经营，不期旦夕之速效。”

朽木上长出了乱枝

1854年2月，当湘军离开衡州北上的时候，太平军已经接连攻破岳州、湘阴。湘军以优势兵力阻挡了太平军南下的势头，夺回了岳州。1854年4月初，曾国藩率领水、陆师出岳州北进，遭遇太平军邀击，大败。太平军随后围攻岳州，湘军不敌，于4月11日退回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占领靖港、湘潭。

4月28日，曾国藩亲率水师攻打靖港，再次遭遇大败。湘军后退，曾国藩手持长剑，站在岸边的一处旗帜旁边，大声喊道：“过旗者斩！”士兵们不把他的话当回儿事，绕着旗帜过去了。曾国藩激愤难堪，投水自杀，被身边的人救起，得以不死。好在湘军的陆师回援湘潭，击溃太平军，重新夺回湘潭，湘军形势得以稳定。

两次兵败，对曾国藩和湘军打击很大，“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好在曾国藩确是一个坚韧的人，有一种“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精神。回到长沙，他重新招募新勇，严加训练；对于作战中溃散的湘军士卒，不复录用。他在衡州、湘潭设立船厂，加紧造船，补充水师。通过几次作战，他也积累了一些关于军务的经验。

经过休整，7月7日，曾国藩率领湘军分三路进军岳州、常德、崇阳等地。因为兵力分散，太平军接连失败。7月25日，湘军占领岳州；8月25日，湘军在城陵矶击败太平军，太平天国丞相曾天养战死。湘军士气大振，继续进军，目标直指武昌。10月14日，湘军攻破武昌城，清荆州将军官文率军攻占汉阳。清军终于止住了连败的势头，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胜利。

咸丰帝听到湘军攻占武昌的消息，大悦，在奏折上朱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著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随后，他命令曾国藩：“楚省（湖北）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由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扫清江面。”

署理湖北巡抚，距离实授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只有一步之遥，曾国藩感到很高兴。不料，几天过后，咸丰帝再次下达诏书，撤消了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加赏兵部侍郎衔，允许他下江南、克金陵，以此作为褒勉。署理湖北巡抚与兵部侍郎大体平级，可是实际权力相差很大。曾国藩发出一声叹息。

咸丰帝为什么把交到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又收了回去呢？晚清外交家薛福成这样记述道：湘军打下武昌之后，消息传到北京，“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咸丰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馀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

人们一般认为，薛福成在这里说的“某公”是指当时的军机大臣祁寯藻。祁寯藻的意思是：曾国藩只是挂着侍郎的头衔回到家乡，没有多少权力，却能拉起一万多人的队伍，这不是好的兆头。他的潜台词是：如果曾国藩有谋反之心，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咸丰帝“默然变色者久之”，马上收回放出去的权力，从此对曾国藩增添了戒心。

说到这件事的时候，人们大都会对咸丰帝和祁寯藻的阴暗心理嗤之以鼻。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站在咸丰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祁寯藻的想法是没错的。曾国藩几乎是依靠一人之力便建立起一支强悍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又游离于国家的体制之外，忠诚于曾国藩个人，这支军队要是壮大起来，那对于清朝贵族的统治确实不是好事。

但是，咸丰帝又不能把曾国藩调回，解散湘军这支队伍，因为太平军起义已经爆发了，对朝廷的威胁迫在眉睫，咸丰帝必须利用湘军去消除这种威胁。所以，朝廷不得已之下允许湘军存在下去，同时对它心存防范。后来，绿营军不断溃败，湘军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中坚力量，成为了清朝贵族的依靠，咸丰帝等人不得不全力支持湘军，包括赋予湘军将领更大的权力，甚至让他们担任督抚之职；让地方政府从财政、人员等各方面更大地支持湘军；甚至允许湘军截留税款、筹办厘金、挪用漕粮。

清朝贵族从来没有对汉族大臣如此宽容过。他们自从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防范汉族民众的起义、反叛上面。为此，他们抑制汉族将领的成长，尽量让满族将领掌握军权，把80万军队分散部署在全国各地，强化军队中文职官员的地位，弱化将领和部队的依存关系，不一而足，可谓殚心竭虑。如今，大难临头，清朝贵族不得不给汉族士绅“松绑”，让他们恢复一些活力，替自己打仗，借以维持自己对全国的统治。

湘军便是清朝贵族给汉族士绅“松绑”的结果，它就像在清政权腐朽的体内长出的一根枝条，逐渐长大。不过，这根枝条并不是一根“新枝”，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根“老枝”。人们可以想一下，在争夺天下的战乱年代，那些建功立业者，大都是依靠忠于自己的一支队伍，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但是，当战乱平息、政权稳固之后，如果一个人仍然掌握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军队，而他又不是当今的皇帝，那他就要倒霉了，因为他具有造反的能力和资本。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当今社会，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忠于个人的军队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因为它对于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危害，那是典型的“乱枝”，是必须要被修剪去的。

而到了1854年，清朝统治者却不得不允许湘军这根“乱枝”存在着，甚至希望它长大，因为他们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太平军的狂飙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后来，湘军逐渐壮大起来，最终镇压了太平军起义，拯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近代史上的“回落支撑现象”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湘军这根“老枝”出现了。仔细浏览中国近代历史，我发现其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每每社会出现大的危机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旧的社会势力或者解决方式出现，成为解决危机的主要力量，成为解决危机的主要方式，并且在危机解决过程中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旧的社会势力壮大起来之后，它又会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腐朽、败落，给社会留下严重的创痛。

比如说，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时候，国家体制内的军队——八旗兵、绿营兵不断溃败，清王朝摇摇欲坠。这时候，忠诚于个人的武装——湘军出现了，逐渐成为对太平军作战的主要力量，并且最终打败了太平军，挽救了清王朝。但是，还没等到完全攻克南京，这支军队便严重腐化了，战斗力急剧衰弱，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出现了“暮气”，这是曾国藩在攻克南京后解散这支队伍的重要原因。

比如说，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没有足够的力量统一全国，国内的政局非常混乱，这时候，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出现了。相对于致力于民主政治的革命党人来说，忠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是一股旧的社会势力，但是，袁世凯等人凭借武力接管政权，清王朝崩溃后的混乱局面得到遏制。北洋军阀掌握北京政权后没有给中国带来希望，反而闹剧频出，臭名昭著，迅速垮塌，于1928年被彻底赶下了历史的舞台。

比如说，国民党人建立南京政权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纷争不断，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国家形势危急。这时候，黄埔系、CC系、复兴社等忠于蒋介石的势力相继出现，蒋介石依靠这些势力树立了权威，成为国民党的领袖，暂时稳定了形势，甚至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抗战之后，国民党政权急速腐朽，迅速垮塌，四年之后便被赶出了大陆。

我们姑且把这一切称之为“回落支撑现象”吧。所谓“回落”，是指社会不能以一种新的方式、体制运行，危机不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得以解决，最终回落到旧的体制、旧的方式。这种现象就像股票交易中的一种情形：当股市震荡的时候，一只股票的价格不能维持在一个高位，不得不回落寻找支撑。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回落支撑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旧的社会势力、社会体制为什么会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能够显现它的作用？当旧的社会势力、社会体制壮大起来之后，它们又为什么迅速垮塌？这都是需要人们思考的。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湘军的问题，看看曾国藩把湘军建立在对个人的忠诚上是不是唯一的办法。从湘军创建、作战的整个过程去看，曾国藩把湘军建立在对个人的忠诚上，较好地解决了清军在凝聚力和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是一个“投资小，见效快”的办法。在太平军狂飙突进的危急时刻，采取这种办法提高战斗力显得尤为必要。

如果曾国藩不是把湘军建立在对个人的忠诚之上，湘军是否能够成立？是否有战斗力？是否能够解决“败不相救”的问题？我长时间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应该说，如果曾国藩不是把军队建立在对个人的忠诚之上，湘军仍然可以建立起来。曾国藩重起炉灶，建立一支新军，多以朴实的农夫为兵员，便杜绝了清朝军队中长期形成的一些痼疾；他多用书生领兵，让书生进入军营，至少可以起到“政治委员”的作用，从而解决军队信仰缺失的问题；他支付高额的饷银，尤其是湘军的军官，平均收入大体是绿营兵同级军官的六倍，这种办法基本可以解决激励问题；曾国藩也编了《爱民歌》，反复强调军纪，包括不再录用无违令溃散的士兵。当然，要提升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做周密、细致的工作，但是，并非只有把军队建立在对个人的忠诚之上这一个办法。

因此说，当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尽管旧的社会体制、旧的解决方式可以显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并不是说危机只能用旧的方式来解决，其实新的体制和方式同样能够解决危机，只是收效可能慢一点，付出的代价可能多一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民国时期，如果蒋介石没有培植忠于自己的势力，没有利用强权等旧的方式进行统治，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发挥他的作用。美国史学家易劳逸曾经这样说：

1942年，蒋介石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历史是有惯性的，民国时期的政治与晚清时期有着很多相同之处。蒋介石是民国时期的强权人物，他一手紧抓军权，一手紧抓政权。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说：“（1946年7月9日，蒋介石）问我，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否证明这一信念：历代王朝及其统治者，其成败无不取决于在对付政治叛逆和其他有组织的暴力对手时，运用恩威并施这一原则。委员长随即引用了一句成语，并提醒我，他已经成功以这种两面手法击败一系列对手。他不能容忍武装的反对派。”

对蒋介石来说，如果他既想绝对拥有权力，又想使中国强盛，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扩大支持自己的政治基础。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建立群众基础，至少要把全国没有共产党渗入的势力都拉过来。但是，这就要求他必须制定一个和当政以来的政策完全不同的政治战略，要求他必须为将来的支持者——诸如知识分子、农民、资产阶级——提供参政的机会。而允许这些人在政治舞台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要求他必须改变政府的整个社会和经济基础。只有如此，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令人遗憾的是，蒋介石不理解现代多元政治的这套方式。在他的经历中，对这种分权政治的组织系统还毫无思想准备，这种开放、灵活的系统只能使他感到别扭。（易劳逸，《毁灭的种子》）

一句话，蒋介石可以按照民主政治的模式去活动。当然，这样的话，他很可能无法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但是，即使蒋介石不能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一个按照现代政治程序运行的国民党会获得更多的支持，会拥有更大的力量，决不至于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垮塌，其势力最终被逐出大陆。

在中国近代史中，“回落支撑现象”之所以频频发生，客观的原因是各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斥着太多旧的势力、成分，而先进的社会成分始终无法成长起来，发挥主导作用。“回落支撑现象”发生后，社会同样向落后的状态回落，反过来又加剧了旧的势力、成分的生长。于是，一种恶性循环发生了，社会始终无法进入一种新的稳定状态。这种恶性循环的存在是中国在近代史中命运多舛的重要原因。

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每一次“回落”出现后，社会都要为它付出巨大的代价。湘军的确为清朝贵族解决了大的危机，平定了太平天国，但是对清朝贵族来说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朝廷的权威减弱，权力下移，那些掌握政权和兵权的集团或者个人，开始对朝廷的权威形成威胁。应该说，清朝最后崩溃，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这或许是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人们最正确的选择。用正确的方式解决社会危机，开始的时候大体是要难一点、慢一点，往后会容易很多、快很多，社会也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回落支撑现象”出现后，灾难会随之而来；用旧的体制和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

延伸阅读

曾国藩的相貌

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实52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英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而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容闳，《西学东渐记》

第八章

不寻常的造反者

曾国藩的天敌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得知湘军攻陷武昌的消息后极为震怒，把守卫武昌的两名太平军将领处斩，派遣燕王秦日刚紧急赶往江防重地田家镇一带部署防御，迎战气势正盛的湘军。秦日刚的才能不足以力挽狂澜。11月20日，湘军和太平军大战于半壁山附近；11月24日，从芜湖赶来的太平军投入战斗。太平军仍然不能抵挡湘军，12月2日，田家镇失守，4000余艘船只被烧，500余艘船只被夺，拦江铁链被湘军斩断。

于是，湖北境内几乎没有太平军的势力了。在两湖地区的作战中，太平军的万余艘船只被毁，强大的太平军水师基本覆灭，长江江面的控制权被湘军夺取，太平天国遭遇了自金田起义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杨秀清把秦日刚召回，革除了他的王爵，派23岁的翼王石达开再赴前线。自从西王萧朝贵战死之后，石达开成为太平军最重要的前军指挥将领，大战无数，每每取胜。此次接受任务之后，他迅速赶往湖口部署。

这时候，连战连捷的曾国藩明显轻敌，认为“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这时的曾国藩尚不知石达开的厉害。来到前线的石达开很快发现了湘军的破绽：“将士皆骄，甫攻九江，即围湖口，兼击彭泽……兵分势单，易生暇隙。”他准备扼守要塞，对湘军分而歼之。

“南方之势，全在长江；长江之要，全在九江。”为此，石达开首先集中优势兵力于九江，阻止湘军东下。1855年1月14日，15000多名湘军围攻九江，连续发动攻势，始终不能攻克。1月29日，120多艘湘军的舢板、长龙驶进鄱阳湖，试图攻击太平军。石达开听到这个消息，指挥太平军迅速堵死了鄱阳湖出口，把湘军水师分割于外江、内湖两边。当天晚上，太平军用小艇围攻停泊于外江的湘军水师大船，烧毁湘军战船39艘。

2月11日，太平军渡江攻克小池口。当天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太平军再次袭击湘军在外江上的水师。在这次作战中，湘军的10余艘战船被焚毁，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获得，他慌乱地换上小船才得以脱身。羞愤之余，曾国藩欲单人匹马赴敌而死，被身边人劝阻。九江大败是曾国藩平生最大耻辱之一，用他的话说：“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存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九江大战失败后，湘军水师被分割于鄱阳湖内外长达一年半之久，曾国藩顺江而下、直取南京的意图被打破，太平军再次控制了长江江面。石达开并未就此停手。咸丰四年（1854年）除夕之夜，太平军奇袭广济（今武穴）的清军，放火烧营，湖广总督杨霈率军仓皇逃走。乘着清军虚弱，太平军迅速西进，1855年2月23日，太平军再次攻占汉口、汉阳，然后围攻武昌。

为了守住武汉重镇，曾国藩被迫派出胡林翼、彭玉麟，率领部分湘军前去支援，自己则抽身赶往南昌，添造炮船，补充水军。湘军主力分散于几个战场，对长江下游太平天国的威胁解除了。

太平军和清军在武昌附近相持一个多月，不能直接渡江攻打武昌，便出奇兵从兴国通山北进青山，4月3日，再次攻破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战死。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震动很大，急忙询问关于石达开的情况。湖南巡抚骆秉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石逆（石达开）在诸贼中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钳制其众。每战辄选各部悍贼，厚其供给，录为死党，多至数千。其临阵也，以他部前驱，而以死党监督其后，层层设伏持之。遇败则麾之赴援，类能转败为胜；胜则尽锐冲压，官军每为所乘。其止也，乍东乍西，倏隐倏现，冀乱吾之谋。其行也，忽驰忽骤，或合或分，冀伺吾之隙。验之所窜地方，历历不爽。（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

骆秉章说：石达开既有智谋又有威严；每次作战之前，他总是挑选强悍的士兵组成敢死队，多达数千人；作战的时候，他命令其他部队作为第一线，让敢死队在后面监督；如果前面的部队失败了，敢死队会冲上去支援；如果胜利了，敢死队更是乘胜猛攻；他指挥的部队行踪飘忽不定，行动变幻莫测。

虽然互为敌人，骆秉章的言语中充满对石达开的赞赏。不管如何，武汉是不能丢的，清廷要求曾国藩率领湘军回师湖北，夺取武昌。曾国藩认为“千里驰突，不如坚扼中段”，坚持围攻九江，牵掣太平军的力量。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余办内湖水师，即以鄱阳湖为巢穴；间或出江剿贼，亦不过以三分之一与贼鏖战。……如此办理，则上游武汉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势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贼之命。”曾国藩坚持要在南京和武汉之间嵌入一颗“钉子”，其坚毅的个性再次显现出来。

石达开的韬略

在18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太平军和清军互有攻守，各有胜负。11月24日，石达开率太平军自湖北进入江西，在义宁州打败清军。太平军猛然加大了在江西的攻势，接连攻破新昌、瑞州、临江。1856年1月，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攻入江西，和太平军会合，清军在江西的形势更加危急。至1856年4月初，太平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江西府多州县被太平军占领，清军只守卫着南昌、广信、饶州、赣州、南安等几座孤城。

南昌被太平军四面包围，在南昌中的曾国藩坐困愁城，一筹莫展，连军令都无法轻易送出去，连连哀叹：“道途以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想到自己处于绝境之中，曾国藩常常在半夜里惊醒。曾国藩出师之后，终于遭遇劲敌。

因为石达开的指挥，前线形势再次出现重大变化，清政府朝野大震。骆秉章急忙给朝廷上奏折，详说战况：

逆渠石达开悍而多诈。此次肆扰江西，不急犯省会，不直指南康，而先旁收郡县，遍置伪官，追其士民，劫以助逆，因粮因兵，愈漫愈广，其阴谋诡计，似落其枝叶，以撼其根本。（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

骆秉章的意思是：石达开实在是凶悍而狡诈呀。他进入江西，不急于攻击南昌等重要城市，而是占领众多的小城市，到处建立政权，从而获取粮食和兵源；他这样做，就像是猛力地摇晃一棵树，似乎是想把树叶摇晃下来，其实是要撼动树的根部。

自从主持西征之后，石达开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治理地方，和太平军的寻常做法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之处。太平军原来主要攻打大的城市，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太平军西征，在安徽、江西境内作战，开始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建立根据地是维持一个政权的根本办法，所以骆秉章等人对此感到害怕。

更令骆秉章等人感到吃惊的是石达开在安徽、江西等地实行的政策。太平天国建都之后，获取钱粮的主要途径是民众“贡献”（自愿捐献）和士兵“打贡”（武力征缴）。这些办法是简单的、粗放的。咸丰四年（1854年）年初，太平军占领了安徽20多个州县，石达开在这些地区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据民国时期文人凌善清所著的《太平天国野史》记载：

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乡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租税，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

这段话的意思是：石达开到达安庆，很有诚意地邀请乡里有声望的人（应该指当地士绅）担任地方官员；整顿治安，令民众安居乐业；建立粮册，令民众按亩纳税；除暴安良，赈恤灾民；在重要的江面上设点收税，贴补军用，减轻民众负担。民众欢迎这样的政策，对石达开齐声称赞。

以现在的眼光去看石达开的政策，人们不会感到很大的诧异，也许会认为石达开是应该这样做的；相对于当时太平天国的普遍做法，石达开的政策却是石破天惊的。这次事件影响很大，以至于人们把这次事件称为“安庆易制”。

“安庆易制”影响了太平天国整个的政策，我们后面还要讲。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石达开这个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何具有如此韬略？时人评价石达开在安徽所为时说：“既驻节安庆，复立效藩篱，感及士林，泽被众庶；市廛不扰，贸易如常。集贤豪而谋一统，依古制以惠四方。”应该说，石达开的行事方式不似一般太平军将领那样激进、粗放，反倒像曾国藩、罗泽南一样，像是儒生的所为。

对于石达开，清军将领又惧又敬，评价很高。曾国藩称赞他“有将才之风”，左宗棠称他“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骆秉章则认为他在“首恶中最狡悍善战”。整个清军给石达开起了一个绰号——“石敢当”。

在太平军将士中，石达开深孚众望。李秀成、陈玉成后来都谈到：翼王谋略甚深，在诸王之中，他和南王冯云山被人信服。

东边日出西边雨

曾国藩被石达开围在南昌城中，尽管有多路清军前往救援，都未令他离开险境，而最终解救他的却是太平军东王杨秀清。

1855年春天，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率兵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会同“江南”大营的部分清兵，前去攻打镇江，在一时难以攻取的情况下长期围困镇江，形势对东战场的太平军非常不利。

尽管太平天国西征军不断地开疆辟土，南京、扬州边上的清军大营却始终对太平天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吉尔杭阿围困镇江之后，太平军在东战场的形势更加不利。在这种形势下，杨秀清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对东战场的清军发动大的攻势，不但要打败吉尔杭阿率领的清军，而且要趁势打掉江南、江北大营，拔掉这两颗“钉子”。他命令石达开率军东援。石达开率兵东进，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减弱，曾国藩承受的压力减小了。

1856年4月2日，太平军大将秦日刚率领援军和镇江城内的守军里应外合，击败了攻打镇江的清军。第二天，秦日刚率领太平军向扬州方向发起攻势，踏破清军“江北”大营营盘120余座。6月1日，太平军扫荡了镇江外围的清军营盘，吉尔杭阿绝望之下，“用短洋炮（手枪）当心门，自行打死”。

6月19日，秦日刚率领的太平军和石达开率领的援军一起向“江南”大营的清军发起攻击。第二天，真正的决战拉开序幕，李秀成后来回忆说：“两家列阵相迎，各出门旗答话，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南京城内的太平军趁势出城夹击，“江南”大营最终被攻破。清钦差大臣向荣率领清军仓皇逃走，不久后在丹阳病故。

太平军围攻“江南”、“江北”大营的时候，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减弱，湖南巡抚骆秉章向江西派出五千援兵，在湖北作战的胡林翼向江西派出四千援兵，湘军在南昌一带的困局得以松动，曾国藩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时候，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编练了一支军队，号称“吉字营”，加入到湘军的序列中来。

曾国荃，字沅浦，1824年出生，是曾国藩的九弟，人们常称之为“老九”、“九帅”。16岁时进京，就学于曾国藩，1842年返回湖南。1847年，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县学，不久举优贡。作为湘军将领，曾国荃性格坚毅，打仗凶残，嗜杀成性，逐渐成为曾国藩手下第一猛将。擅长攻城，后来以挖壕围城、长围久困的办法攻打安庆、南京，太平军无法将其击破，人们也因此称其为“曾铁桶”。

在江西期间，曾国藩的日子十分难过，不仅遇到了石达开这样的强硬的对手，而且频频遭遇江西地方官员的掣肘。湘军的体制与江西驻军的体制是不兼容的，双方常常发生利益冲突，湘军处处遭遇轻侮和排斥。

咸丰六年（1856年）上半年，在武昌作战的湘军同样遭遇很大困难。不管罗泽南如何努力，武昌屡攻不下。他听到曾国藩遭遇险情的消息，希望率军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帝不许。罗泽南想到曾国藩艰危，心中焦急，加紧督战，希望早日攻克武昌。

1856年4月11日，武昌内的太平军开城门迎接来自九江的援军，罗泽南以为可以乘虚而入，率军猛攻，不料遭遇伏击，他的左脸颊遭枪击，鲜血沾衣。罗泽南坚持指挥，历经艰难，终于带领队伍从武昌撤离。次日，罗泽南死于军中。临终前，他对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

听到罗泽南阵亡的消息，整个湘军叹息失气。罗泽南死后，其手下军队由他的学生李续宾率领。

延伸阅读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等人

1924年，蒋介石为蔡锷所著的《曾胡治兵语录》写了序言。他在其中写道：“噫！曾、胡、左氏之言皆经世阅历之言，且皆余所言而未能言者。其意切，其言简，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黄埔军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第九章

为什么是湖南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857年2月7日，曾国藩的父亲在湖南家乡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不等皇帝批准的诏书到达，就逃跑一般离开江西，回籍奔丧。曾国藩之所以急切地离开江西，一是因为他与父亲感情深厚，二是因为他在江西的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可谓“身心俱疲”。回到家中，曾国藩给朝廷上奏折，诉说自己办理军务以来的不平遭遇：

一为对所部官兵仅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事权不如提督、总兵；二为筹调须经地方官之手，与督抚有客主之分，难以呼应灵通；三为奉命统兵未见明旨，时有讥议，所用木印关防，时常更换，州县往往疑为伪造，号令难于取信。（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抱怨说：对于湘军中的将领，我只有建议权，没有任命权，还不如一个提督、总兵；在地方上，人力、物力、财力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他们把我当外人，不理睬我；朝廷令我统兵打仗，圣旨说得并不明确，我常遭人讥讽；我用的木制的关防时常更换，地方上的官员往往怀疑是假冒的，不相信我。

所谓“关防”，是指官印的一种，多为长方形。曾国藩说的是实情，1853年，他的第一个关防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1854年，关防换为“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1855年，关防换为“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同一年，关防又换为“钦差兵部右侍郎”。在地方官员眼里，曾国藩的关防换来换去，纵使他不是个骗子，也令人感到不踏实。

看到曾国藩的这份奏折，明眼人都知道：曾国藩向朝廷伸手要权。曾国藩在后面索性明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曾国藩的奏折呈上之后，“朝议很不以为然，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大家哗然和之”。曾国藩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很不妙。朝廷不但没有给他一定的实权，而且表示：湘军有你可，无你也可。咸丰帝对曾国藩仍然抱有成见，怀有戒心，不想让他得志。左宗棠等人认为曾国藩伸手要官的做法非常不妥，是让人鄙视的。

这时候，湘军特有的“兵为将有”的体制拯救了曾国藩。离开了曾国藩，无人驾驭得了湘军。《湘军志》记载：曾国藩丁忧期间，对湘军的影响力仍然不减，“军（湘军）将（曾国藩）视为转移，福兴（一位朝廷将军）等征调，置不訾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对于湘军，朝廷的征调命令抵不过曾国藩的“一纸”。

曾国藩平时的人际关系不错，在他艰难的时候很多人为他说话。湖南巡抚骆秉章给朝廷上奏折，陈说曾国藩的重要性：

现在援江（西）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且江、浙本属泽国，利用舟师，杨载福、彭玉麟两军，皆系曾国藩旧部。（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

因此，曾国藩和朝廷的关系没有走向更加僵化。不过，曾国藩伸手要权这件事说明一个问题：掌握军队的人希望掌握政权，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只手硬，一只手软”。曾国藩个人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并不说明咸丰帝不放权，湘军中的人已经开始接触到地方实权，最鲜明的标志是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1812年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胡达源是进士，直接入翰林院，所以他从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胡林翼长到8岁的时候，后来成为道光朝名臣的陶澍见到了他，惊为伟器，当即订下娃娃亲，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道光十六年（1836年），25岁的胡林翼高中进士，也进入翰林院，授编修。可以说，他是含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间的，顺风顺水。

《清史稿》说：“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说明胡林翼志向不凡。1846年以后，胡林翼到贵州做官，先后任知府、贵东道。1853年年底，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请朝廷，调胡林翼进入湖北帮办军务。1854年初，胡林翼率领600练勇径往湖北，在路上听说吴文镕战死，不得不停下来。

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曾国藩听说此事，知道胡林翼可用，便奏请朝廷，把他留在湖南，办理防剿事务，他从此加入了湘军的行列。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胡林翼参战无数，战功赫赫，先后授湖北按察使、布政使，1855年4月18日，署理湖北巡抚。

需要说明的是，胡林翼的晋升部分得益于朝廷的一位满族老臣——文庆。文庆在道光年间便身居高官，曾经两度出任军机大臣。对于天下形势，文庆有“深识伟良”，认为：“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臣，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满族贵族）未出国门一步，瞢然于大计者乎？”他劝告咸丰帝：“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正是因为文庆的力言，咸丰帝略微松开了对湘军将领的捆绑。

这样，作为湘军重要将领的胡林翼掌握了湖北的地方大权，这对于整个湘军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们获得了又一块根据地。而胡林翼，不但有高远的志向，而且极具谋略。署理湖北巡抚之后，胡林翼的顶头上司是湖广总督官文，他尽量和官文搞好关系，获取他的支持。清刘体仁所著《异辞录》中记载：

相传文忠（胡林翼）太夫人抚官妾为义女，每在抚署，太夫人待之真如己出；妾视文忠不啻手足。因是文恭（官文）遇事推崇，督抚若为一体。而文忠遂以得行其志，果建殊勋而平大难。此又文忠经权互用之宜，非腐儒所得能揣测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胡林翼的母亲把官文的小妾认作义女，像亲闺女一样对待她；官文的小妾把胡林翼看作大哥；官文便十分推崇胡林翼，总督和巡抚好得像一个人。于是，胡林翼大行其志，果然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建功立业。他既有原则又知权变，这不是一般迂腐的儒生所能理解的了的。

1856年12月，胡林翼实授湖北巡抚。

官文，出生于1798年，满族正白旗人。最初担任御前蓝翎侍卫，1854年任荆州将军，1855年授湖广总督。官文才智平庸，不谙政事，诸事决于家人，时人称湖广总督府有“三大”，即妾大、门丁大、庖人（厨子）大。在两湖地区，官文是怎么当官的呢？《清稗类钞》中记道：

官文恭公文督两湖，军书旁午。文恭设军务处，与胡文忠公林翼莅其事，藩臬司道参知焉。文恭间日一临，文忠则自朝至夜寝馈于斯。文恭多内嬖，在节署，每夜必张灯奏乐，文恭引羊脂玉巨碗，偎红倚翠，藉以消遣。军报至，文恭辄曰：“告胡大人可也。”厥后论功行赏，乃褒然居首，封伯爵。

这段话的意思是：官文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军务繁忙，专门设立军务处处置军务，他与胡林翼主持工作，藩、臬、司、道等官员参与其中事务。官文每隔一天来一次，胡林翼则从早到晚吃住在那里，日理万机。官文多宠妾，总督衙署每夜都要张灯奏乐，官文捧着用羊脂玉做成的大碗，偎红倚翠，穷奢极欲。军报到了，官文总是说：“告诉胡林翼大人就行了。”后来太平军被平定，朝廷论功行赏，官文受到褒奖，被封为伯爵。

难怪文庆等人呼吁重用汉臣，官文这样的满臣不用也罢。当然，湘军最大的根据地还是湖南。湖南巡抚骆秉章虽然不是湖南人，因为和曾国藩等人有相同的价值理念，有共同的志向，他全力支持湘军。当初，湘军也是在骆秉章的羽翼下组建成军的。另外，在湖南替骆秉章当家的左宗棠是不折不扣的湖南人，是湘军领袖。曾国藩、骆秉章、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湘军集团。

湘军集团是以湘军起家的，然后取得两湖地区的政权，利用政权筹集财力、物力、人力，再来扩充军权。以军权为坚实的依靠，军权、政权相互促进，互相转化，湘军集团走出的这个模式对后来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湘军的军饷从哪里来

曾国藩向咸丰帝伸手要权的直接原因是解决湘军的军饷问题。曾国藩等人一方面向湘军灌输“人伦纲常”等信念，一方面以高额兵饷作为激励手段，加上粮草、弹药等消耗，湘军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所以，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我没有地方实权）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筹饷是令他头疼的头等麻烦事。

湘军的军费应该是由朝廷下拨的，《湘军志》说：“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户部原是要下拨600余万两白银的，后来成为了一纸空文。曾国藩等人没有了指望，只好自己想办法。他们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捐输、厘金、依靠地方财政。

所谓“捐输”，便是要求商民士绅捐献。最初，曾国藩的想法是“抑豪强，摧并兼”，也就是“吃大户”，却很快遭到了权贵阶层的反抗。他强行要求陶澍的儿子捐款，给其他的士绅做表率，遭到抵制。陶澍的儿子投诉到巡抚那里，把田产文券送到藩司那里代为保管，搞得舆论大哗。于是，捐输便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了。

靠卖官去收敛钱财是一个简单快速的办法，却危害巨大。无论什么时候，国家依靠卖官敛财是令人不齿的，对于朝廷的权威形成很大损害。另外，国家的官员编制是有限的，不是可以无限制地去兜售的。那些买官的人大多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他们之所以买官是要在将来祸害百姓，翻倍地获得补偿。

卖官鬻爵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朝廷使用这种方式聚财也是断断续续。《湘军史稿》记述，从1852年至1861年间，湖南的捐输银应该在400万两左右，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湘军志》记述，“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款具体多少无法统计，但是这笔款项对于湘军的创建和后勤保障应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湘军筹款的另外一个渠道是厘金。厘金大体相当于一种工商税，最早于1853年出现在扬州，刑部侍郎雷以诚为了给“江北大营”筹措军饷，在一些重要路段设立局卡，向过往的商贩征收商税。这种商税的收取办法大致是“千而取十”，即百分之一的税率，所以称之为“厘金”。曾国藩等人知道这个办法后，认为是筹措军饷的好办法，马上命令郭嵩焘等人在湖南、湖北等地方设立局卡，征收厘金。

1855年5月，湖南厘金总局在长沙设立。《湘军志》说：“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郭嵩焘家境富裕，父辈便从事金融放贷的行业，所以他接受厘金这种新鲜事物非常快。厘金征收是立竿见影的，《湘军志》说，“（湖南）初年岁百四十万”，熟知内情的郭嵩焘认为不止这个数字，估计湖南每年厘金的收入当在200万两白银左右。

于是，厘金便成了湘军筹措军饷的重要渠道。厘金对于湘军的支持是重大的，可是它也给清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厘金是不进入户部银库的，由地方上自收自支，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这是晚清时期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再有，厘金征收方式非常方便，只要在重要路段、江河之上设卡即可，导致后来厘金征收泛滥，朝廷、地方、军阀、豪强等，都可以设立局卡，百姓被盘剥得更加厉害，社会更加贫蔽。晚清思想家、著名买办郑观应曾经这样描述：“百物滞销，四民具困，天下设卡数百，置官数千，增役数万，猛如虎，贪如狼，磨手而咀，择肥而食，小民椎心饮泣，膏血已枯。”民国年间，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厘金征收制度。

雷以诚（1806-1884）：湖北咸宁人。1823年进士，历任刑部侍郎、太常侍读学士。太平军攻克南京，清廷建江南、江北大营，受命为江北营帮办军务大臣，驻扬州仙女庙，倡行厘金。后遭贬，1858年授陕西按察使，后迁布政使。1882年获头品顶戴。

湘军筹措军饷的第三条途径便是依靠地方政府征收漕粮、田赋了。在这方面，湖南对湘军的支持相当大。在战争初期，湘军的“一切口粮均在湖南支取”；湘军出省作战，湖南仍然向其提供大量兵勇、粮食、银饷。据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报，咸丰四年至九年这段时间，湖南开支出省作战湘军之饷及协济邻省军饷，共600余万两白银（《湘军史稿》）。而湖南方面之所以能够提供如此巨大的支持，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在湖南的行政治理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说到。

总之，无论是捐输、厘金，还是田赋、漕粮，都需要获得地方政权才能获取。战争初期，湘军得到湖南的全力支持，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之后，湖北又成为湘军的重要根据地。而曾国藩真正得到满足的时候是1860年，那时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浙江军务，江苏、江西、安徽、浙江都成为他的治下，湘军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诸方面获得巨大支持，湘军战胜太平军便在情理之中，水到渠成了。

一个叫左宗棠的狂人

说到湘军，说到湖南对湘军的支持，就不能不提到左宗棠。历史上，左宗棠在湘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曾国藩，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左宗棠是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内心强大、有真才实学的“狂人”。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12年出生于一个耕读家庭。他幼年时家境清贫，父亲是秀才，以开馆授徒维持全家生计，他得以随父读书。左宗棠年少时聪颖好学，也非常自负。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说：

左文襄（左宗棠）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自称“老亮顿首”。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

刘体仁说：左宗棠年幼时就很自负，几乎不可一世，有人称他为“小诸葛”，他也不谦让，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落款“老亮顿首”。后来，他的功业可以媲美诸葛亮，他幼年时的这段经历可以称为佳话。人们常说，一个人内心不强大，是不敢以今拟古的。诸葛亮当年的对手是曹操、司马懿，可以称之为劲敌；左宗棠后来建立了伟大的功业，在闽浙一带平定了太平军，从外族手中收复新疆，远远超过诸葛亮的六出祁山。

刘体仁认为，一个人不张狂是因为他的内心不够强大，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而左宗棠少时自负，一是因为内心强大，二是因为他具有真才实学，胸怀高远的理想。1831年，他读书于长沙城南学院，与胡林翼等人成为同窗。当时，城南学院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左宗棠饱受熏陶，主持学院的贺熙龄对他很器重，评价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左宗棠的才学令他的老师感到惊异。

1832年，左宗棠考中举人，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不中，决意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致力于地理学、农学、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在那个当官便代表一切的时代，如左宗棠一样崇尚真才实学也是令人感到惊异的，能够这样做的人，其内心一定是强大的。后来，他受到了当时两江总督陶澍的接见。交谈之后，陶澍欣赏左宗棠的才学，说道：“公他日功名位望当在我之上。如蒙不弃，愿申之以盟好，重之以婚姻。”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娶左宗棠的女儿。于是，左宗棠和胡林翼成为亲戚，一扇可以进入权贵阶层的大门向他敞开了。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左宗棠深受刺激，发出了“远殊深怅”的感慨，感到“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也”。他认为自己有办法应付危局，可是不当官，有劲使不上，只好“移居湘上”，买田70亩，过起了“湘上农人”的生活。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席卷湖南。云南巡抚张亮基被朝廷任命为湖南巡抚，需要人帮助。胡林翼知道此事后向他推荐了左宗棠，称其“才品超冠等伦”，“楚才第一”。张亮基派人“备礼走请”，胡林翼积极敦促，这年八月，左宗棠随张亮基一同进入长沙，成为其幕宾。张亮基得到左宗棠后，马上把军事全部托付给他办理。

在长沙期间，左宗棠和曾国藩常常在一起商议，积极参与了湘军的创建。对于左宗棠的工作，张亮基感到非常满意，他对胡林翼说：“此君（左宗棠）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太平军），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我）何能为，皆季翁（左宗棠）之力。”

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之后，左宗棠又受骆秉章邀请，成为又一任湖南巡抚的幕宾，继续筹划湖南的军政事务，支持湘军在两湖地区和太平军作战。骆秉章对左宗棠同样信任，放手令其办事。左宗棠自己说：“骆文忠公（骆秉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验校。”他处理的文件，骆秉章不用过目。

左宗棠对湘军最大的贡献是整治湖南，使之成为湘军的后勤基地，支持了湘军的作战与扩张。湖南之所以能拿出巨额款项支持湘军，与左宗棠整治湖南是分不开的。原来的时候，由于银贵钱贱的缘故，加上官吏中饱严重，清廷从湖南的地丁漕粮项目上收不到多少钱，地主和农民却负担沉重。比如在湘潭，原来漕折石银（每石漕粮折合银两）六七两，真正被国家收取的只有一两多，其他的都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

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做了改革，在湖南广泛实行“核定征收钱粮、大减浮收”的政策。左宗棠公开明示，规定漕折石银只收三两，其中一两三钱为正税，一两三钱为军饷，其他做办公费用。实行这个办法之后，湘潭一个县“减浮收银四万，实增正纳三万余两”，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既增加了湖南的税收，保证了湘军的军饷，同时又给地主和农民减轻了负担，“至今群沾实惠，歌颂不忘”，百姓十分满意。

虽然屡有建树，但是左宗棠在骆秉章的幕府中，只是一名师爷，是骆秉章私人雇佣的帮手，可是这丝毫不影响左宗棠的狂气。1857年，曾国藩没有得到咸丰帝的允许便回家奔丧，令左宗棠大为不满。其实，这件事与左宗棠毫不相干，况且曾国藩与他还是同乡，是好友，曾国藩是朝廷二品大员。

左宗棠毫不顾忌，写信给曾国藩，指责道：“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左宗棠不客气地对曾国藩说：所谓忠臣，不能因为某些事不能做便抽身而走，也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够而把责任推给别人……你不等到朝廷准许便自己走了，好像有点非礼非义吧。对于曾国藩这样注重名节的人来说，“非礼非义”一句话算是措辞严厉了。

张亮基（1807-1871）：江苏铜山人。道光举人，1846年，出任云南临安知府，后升任云南按察使。1850年，迁布政使，擢云南巡抚，1852年调湖南巡抚，1853年9月调任山东巡抚。

好在曾国藩有着不错的修养，没有采取报复行动。从左宗棠的这一次张狂中，人们会看到他的直爽和率性，可是，左宗棠的另外一次张狂却差一点令他丢了脑袋。1858年，一等轻车都尉、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拜见左宗棠。樊燮平时多有恶行，比如酗酒闹事、违规乘轿、公差私用等。骆秉章要弹劾他，他害怕了，前来求解。

骆秉章让左宗棠接待樊燮。樊燮见到左宗棠，“伏地拜”。左宗棠平时对他没有好印象，看到他更觉生气，坐在椅子上大骂樊燮：“王八蛋，滚出去！”樊燮认为自己身为总兵，官至正二品，从这一点去看，他和巡抚是平级的，却遭一个师爷谩骂，非常恼怒，起来后同样大骂左宗棠，愤怒而出。

这件事引起一连串的后果。樊燮被罢官了。他越想越窝囊，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儿子樊增祥大声喝道：“一举人（指左宗棠）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他要自己的儿子努力学习，参加科考，一定为自己争回脸面。受此事激励，樊增祥刻苦读书，不但考中举人，而且高中进士，后来果然飞黄腾达，曾经担任甘肃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官至护理两江总督。

当时的樊燮或许不会想到儿子将来有如此成就，只是觉得气愤难消，最后决定上告。他迭连上诉到湖广总督和都察院，控告左宗棠。湖广总督官文把此事上奏咸丰帝。咸丰帝朱批道：“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左宗棠命在旦夕。

咸丰帝在奏折上的批复被身边大臣肃顺看到了。肃顺一直很钦佩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官员，看到左宗棠大难临头，急忙把此事告诉了身边的郭嵩焘。郭嵩焘急忙找人上奏折，力保左宗棠。人们纷纷为左宗棠说好话。胡林翼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意思是：左宗棠的名声太大了，诽谤会随之而来。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则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最后，左宗棠不但没有丢掉脑袋，反而引起咸丰帝的注意，为左宗棠下一步飞黄腾达铺就了道路。

估计左宗棠当时大骂樊燮的时候不会想到会产生这些后果。当然，无论什么时候，骂人是不对的。不过，从“樊燮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左宗棠性格中的两种成分：非常强势，嫉恶如仇。

走在前头的“湖南骡子”

随着湘军的不断壮大，随着胡林翼、左宗棠等人掌握的地方政权越来越多，更多的湖南人加入到湘军中去建功立业，一股大的政治势力——湘军集团便出现了。所谓“湘军集团”，其成员基本来自湘军，大都是湖南人。

因为平定太平军，因为湘军的创立、壮大，湖南人作为一个整体崛起了。后来，有多少湖南人因为加入湘军而建功立业，《湘军记》这样记述：

自广西寇发，海内骚动，新宁江忠烈公忠源，实倡义旅。而王壮武公錱、罗忠节公泽南以诸生起，其后李忠武公续宾、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刘武慎公长佑、蒋果敏公益澧，暨今总督曾公国荃、尚书彭公玉麟、总督杨公岳斌、巡抚刘公锦棠，征伐四出，用兵遍十八行省。

一时湘人由战功任封圻者，总督则有刘公岳昭、刘公坤一、杨公昌浚；巡抚则有李勇毅公续宜、刘果敏公典、刘公蓉、唐公训方、陈公士杰；其以提督权巡抚者，则有田公兴恕、江诚恪公忠义。而劳文毅公崇光、侍郎郭公嵩焘、总督谭公钟麟、巡抚黎文肃公培敬，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其它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王定安，《湘军记》）

这段文字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江忠源开始办团练，罗泽南、王錱等人随后跟进，胡林翼、李续宾、左宗棠、刘长佑、蒋益澧、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刘锦堂等人率兵征讨，走遍十八行省，建立了很大的功勋。

刘长佑（1818-1887）：湖南新宁人，是另外一支湘军的将领。1849年拔贡生。1852年办团练，随江忠源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后来奉骆秉章命令，前往袁州、临江等地作战。1859年，追击石达开所率太平军。1862年，任两广总督。不久调任直隶总督，镇压白莲教起义。1871年又被起用，历任广东巡抚、云贵总督等职。

湖南人因战功做官的人还有：总督刘岳昭、刘坤一、杨昌浚；巡抚李续宜、刘典、刘蓉、唐训方、陈士杰；提督田兴恕、江忠义；劳崇光、郭嵩焘、谭钟麟、黎培敬，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其他人等不可胜数。

为什么湖南人一下子集体爆发了呢？这是一个后人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人们发现其中的原因很多，比如，湖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士绅养成了尚武斗狠的传统；湖南士人固守程朱理学，同时热衷经世致用之学，成为风气；湖南士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向外寻求发展的意愿，等等。可是，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咸丰二年曾国藩的母亲没有去世，那湘军还会存在吗？中国的近代史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1852年9月，曾国藩本来是作为乡试正考官去江西主持科举考试的，走到太湖县的时候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急忙改道回家。如果不是发生这件事情，曾国藩多半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回京的；或者在江西遇到战乱的情况，他急忙离开江西，绕道浙江、江苏等地赶回北京的。这样，在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会长期待在北京，远离战争。那么，如果曾国藩没有回到湖南，湘军还能够创建并且壮大起来吗？

我认为，曾国藩不能回到湖南，湘军创建并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湘军是在团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道光、咸丰年间，团练是清朝各地普遍存在的组织。洪秀全起事之前，他领导的“拜上帝会”便与广西当地的团练发生冲突，冯云山因此被捕；安徽也有很多团练，李鸿章把他们召集起来发展成为淮军。

再有，湘军治军的方法也不是湖南人的独家秘籍，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流传很广，曾国藩从戚继光那里学到了很多治军的经验，逐渐创建湘军。饱读圣贤书的书生在清朝更是遍地皆有，这是那个时代最充沛的资源。在清朝十八个行省中，湖南并不是富裕的省份，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远比湖南物产丰富、有钱。

既然各省都有建军的条件，其他的省份为什么没有出现湘军这样一支军队？因为别的省份没有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曾国藩这样一个人物。曾国藩做了什么？他使用一种合适的方法，把湖南当时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整合起来，带领自己的队伍，沿着他认为正确的方向，坚定地向前走。一句话，曾国藩是一位领袖。

除了曾国藩，难道湖南当时不能产生另外一位湘军的领袖吗？一项事业中要产生一位领袖真的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人不但要知道正确的道路该怎样走，他还要具备足够的权威。也就是说，人们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能够调动各种资源。在1853年左右，要在湖南找出这样一个人物，的确是困难的。

从现在的资料看，在湖南境内，当时知道应该把团练聚合成一支新型军队的人不多，这样的人有江忠源、骆秉章、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胡林翼等几位，如果没有曾国藩，湘军领袖应该从这几位中产生。

仔细分析的话，这些人都难以成为湘军的领袖。江忠源死在庐州，这不用说了；骆秉章是湖南巡抚，他的本职工作是治理湖南，他没有精力去缔造一支军队。湘军初创时，左宗棠只是一个举人，当时的身份是“湘上农人”，他和罗泽南一样，实际就是民间人士，他们自身的分量是很轻的，难以走到历史的舞台之上。左宗棠之所以敢大骂樊燮，其实是因为他代表着骆秉章，骆秉章是巡抚。

郭嵩焘虽然中了进士，也不能带兵。曾国藩这样评价他：“筠公（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意思是：郭嵩焘高谈阔论没问题，却不是一个能承担繁重事务的人。我们后面对郭嵩焘有详细论述，曾国藩所说大体不差。湘军初创时，胡林翼的资历也不行，他本是听从湖广总督吴文镕的召唤，带领一些兵勇从贵州赶到湖南的，不想吴文镕战死，要不是曾国藩和骆秉章挽留，他应该重新回到贵州的。

黄兴、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湖南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省份。在晚清，湖南出现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辛亥革命期间，湖南又涌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共和国的创建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是来自湖南。

恰在这时，曾国藩出现在湖南老家。与以上几位相比，曾国藩实在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首先，曾国藩是朝廷大员。当时，他是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署理兵部侍郎和工部侍郎，官居二品，与巡抚平级。再有，咸丰帝曾经给他下过一道圣旨，要求他“帮办团防查匪事务”，于是，曾国藩便在自己的关防上写有“钦命”二字，相当于钦差大臣。

因为学问好、修养好、官做得高，曾国藩在湖南籍的士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早在1844年，他在湖南人中的威望便高涨起来，在京的同乡士人说他“兼经师人师之望”，江忠源、陈士杰先后拜他为师，一些人宁愿忍受清贫，也希望到曾家从事塾师之类的工作，“得从之游足矣”，满足于和他在一起。另外，曾国藩在湖南士人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郭嵩焘、刘蓉等人与他交往很深，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与他早就相识。

于是，当曾国藩怀揣“澄清天下，兼保桑梓”的抱负来到长沙的时候，当湖南的其他士人都跃跃欲试，欲借着平定太平军建立功业的时候，曾国藩自然成为众人的领袖。也只有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从骆秉章那里获得支持，把各种资源配置起来，打造湘军。因此说，如果不发生曾国藩的母亲去世这件事，他不能回到湖南，创建湘军这件事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存在主义有这样一个观点：偶然是决定因素。历史中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告诉人们，这个观点对于历史同样适用。

要想成为领袖人物是不容易的，它对一个人的各方面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作为湘军的领袖，曾国藩出色地完成了整个湖南士人赋予他的使命。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中国励志课本中人们学习的偶像。作为一个儒学大师，曾国藩从儒学中吸取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是并非只有儒家文化给予他力量。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为人处事的主要特征是坚韧、自律、踏实。这些性格特征的养成，与他的家庭环境、湖南特有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说，湖南人整体的性格特征便是倔强、顽强，被人称为“湖南骡子”，这在曾国藩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屡屡陷入困境，屡屡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精神从艰难中爬出来。“守诚、守拙、克勤、克俭”，这是曾国藩一生所坚持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

曾国藩是湘军的领袖，对于湘军的创建、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看中国的近代史，曾国藩个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并非是个别现象。有了李鸿章便有了淮军集团，有了袁世凯便有了北洋集团，有了蒋介石便有了忠诚于他的各种势力。强人与他所领导的集团相互作用，便可以左右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个人的作用在近代历史中被极力放大，这与中国近代社会仍然是专制社会、人治社会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本人写作本书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从2010年4月22日起，欧洲国家比利时便处于无政府状态，时间长达一年多。在这期间，比利时社会没有发生动乱，人民生活一切如常。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利时人大概极少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机会，可是也极少有被所谓强人打扰正常生活的风险。

第四篇

满目狼藉

在历史的长河中，农民起义的作用大致相当于一场洪水。太平天国起义也是如此。这场洪水过后，清帝国一片狼藉：整个社会遭遇严重破坏，5000万以上的人口在战争中消失；满族贵族的统治遭到重大打击，不得已向汉族士绅让出部分权力；湘军集团、淮军集团产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这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动力。

第一章

沙土上的乐园

也成了将相王侯

从曾国藩在湘军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领袖对于一个集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暂时放下湘军，去审视它的敌人——太平军，会发现同样如此。太平军的领袖是洪秀全和杨秀清，他们在太平军中有着至高的权威。不去看别的因素，仔细去审视这两个人的自身素质，我们便会对太平军的前途充满忧虑。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天王，是最高领导者，但是他的领导能力很弱，太平天国的日常运转实际由东王杨秀清掌握。杨秀清有相当的能力，可是他的权力欲很强，并且“威风张扬，不知自妒”，包括北王韦昌辉在内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他心怀不满。洪、杨两人有个共同点：进取心不足，贪图享乐，都有“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心态。

在大清帝国体内生长起来的太平天国也是专制的社会，同样会遵循“一山不容二虎”的铁律。因此，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极有可能发生权力争夺，这个过程很有可能会对太平军造成很大危害；即使太平天国实际存在的“二元领导”体系顺利过渡到一人专制，无论领导者是谁，洪秀全或者杨秀清，他们自身都有严重的缺陷，不能单独担负起领导太平天国由稳固走向发展的重任。太平天国的历史基本是按照这样一条路径向前发展的。

1853年，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浩浩荡荡地进入南京城。进城之后，洪秀全的内心还是感到极度满足的。虽然杨秀清不知道天高地厚，经常以“天父”的名义在他的面前说三道四，给他添堵，可是他也承认，杨秀清是有才能的，如果不是这位东王在前面处理大小事务，他这个天王还真不一定能够这么快被十六人抬的大轿抬进南京城。好在杨秀清还是尊重他，把他放在“万岁”的位置，他也就忍了对东王的不满，专心地去享受天王的尊贵和荣光。

建立一座天王府是洪秀全进入南京后最先想做的事情之一。从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起，南京城内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工地，当时的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

（施工人员）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两江总督）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

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中国史学会，《丛刊　·太平天国》第3册）

太平天国玉玺

说起太平天国运动，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评论道：“太平天国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封建的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

第一座天王府是一万多人历时半年修建的，非常壮丽，不料被一场火灾毁掉了。工匠们只好重新开始建设第二座天王府。修建的新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内外两重，金碧辉煌。天王府造好之后，洪秀全便一头扎进去，不愿再出来，尽情享乐。后来的资料证实，天王府安置有3000多名女官，洪秀全的“王娘”有88位。

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专注于享乐。他常常写诗，在他所写的500多首“天父诗”中，有400多首是针对后妃的教育、管理的，对于后妃的姿势、声调、眼神、头颈、口形、动作等，都做了明确的要求。洪秀全对后妃的言谈举止规定了10条苛刻而又霸道的规矩：“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打该；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杨秀清也没有闲着，同样在大兴土木，建设他的东王府，“尽毁附近民居闤匮，开拓基地”，“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东王府里面的陈设十分奢侈豪华。1854年，杨秀清所拥有的“王娘”达到36名，最多时达到54名。东王府的规格和天王府相差不多，当时有人作诗曰：“制军署作天王府，黄泥冈作东王府，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臣又谁主。”在享乐方面，杨秀清同样追求与洪秀全不相上下。

太平天国其他诸王和将领们也不甘示弱，纷纷按照各自的级别，大兴土木，大造府第。王宫大宅中不仅有奇珍异宝，“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在当初起事的那些人中，的确有许多人迈进了天堂。

令人感到气愤的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拥有众多“王娘”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男行、女行制度，对普通的太平军官兵严加约束，严禁他们夫妻之间在一起正常地生活。这件事肯定会引发众人的不满，许多人不愿意遵守这项制度，夫妻之间偷偷私会，其中包括陈宗扬夫妇。陈宗扬是杨秀清手下一位年轻的将领，在建立太平天国政权过程中屡立战功，官至冬官丞相。

陈宗扬在和妻子私会时被人发觉，被告发到杨秀清那里。1854年3月2日晚上，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召集百官，索拿陈宗扬夫妇，判定他们违反了“天条”，将其处死。陈宗扬夫妇被处死之后，太平军将士对男行、女行这一违背人性的制度愈加抱怨，南京城内群情激愤，人心涣散。

面对这种情况，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不得不予以重视。1854年10月1日，杨秀清再次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宣布废除男行、女行制度，允许“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男女终于来到人间。不过，杨秀清等人仍然附属两条规定：“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能娶一妻”；婚姻由太平军内的男女“媒官”主持分配。

重新回到人间

虽然攻占了“小天堂”南京，洪秀全进入了天王府，杨秀清进入了东王府，有些事情他们还是要操心的，首当其冲的是太平天国数百万人的吃饭问题。好在从武汉到南京，太平军接管了大量公私财物，仓储谷米更是不计其数，于是推行圣库供给制。

刚进入南京的时候，太平天国规定，“来取者即予之”，谁来要就给谁；后来，圣库里的粮食出得很快，太平天国开始“设立门派，逐户编查”，按户、按人供应米粮。可是，要充分供应太平天国的数百万人吃饭谈何容易？咸丰三年（1853年）年底，圣库中的稻米就所剩不多了。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左右，杨秀清不得不下令“一概吃粥”，再往后南京城里甚至出现断粮的情况。

南京城里之所以要断粮，是因为太平天国没有实行有效的税收政策，不能持续不断地筹集到米粮。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随即发动西征，主要目的是解决南京城里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初始阶段，太平军为了争取民心，对外宣称：不向农民征收税赋，只要求农民根据自己的财力状况“贡献”即可。广大农民当然非常高兴，拍双手赞成。

可是，所谓“贡献”，就是自愿捐献，其最大的缺陷是不规范，不持久。在太平军容易到达的地方，民众“贡献”的负担较重；太平军无法到达的地方，民众“贡献”负担很小，或者没有。在负担重的地方，“乡民方幸领得贡单（贡献的凭证），高揭门首，可为护符。孰知不数日，二起三起收贡之贼（太平军）又至……甚至一月之中，收贡之贼五六至。乡民疲于奔命，所贡之物亦渐次略减。最后之贼至，即斗米只鸡亦可塞责”。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些乡民“贡献”之后，领得凭证，贴在大门上。不料，没过几天，要求贡献的太平军又来了，甚至一个月来五六次。乡民没有那么多财物，贡献的东西越来越少，最后太平军来，给一只鸡、给一斗米，也就算了。

民众不愿意主动“贡献”了，太平军只好采取极端强制措施，即强索钱米，称之为“打贡”。“打贡”激化了太平军和当地民众的矛盾，“勒贡不到，索银不与者杀之，又并其屋焚之。致使秧青麦黄，民不敢归家者一月。……至二次身受贼（太平军）害，渐识贼情，各乡有杀贼之举。”乡民也有攻击太平军的行动。

“贡献”制度不是一个好办法，太平军的口粮难以为继。恰在这时，石达开在安徽实行新的政策，即“安庆易制”，部分恢复了交粮纳税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太平军得到的谷米明显增多了。石达开的办法能够解决太平军的吃饭问题，这种“离经叛道”的办法没有招致杨秀清等人的反对。

咸丰四年（1854年）初夏，杨秀清等人上奏洪秀全说：“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当即批准。既然是“照旧交粮纳税”，便没有人在农村大动干戈，改天换地，农村的一切如常，农民还是农民，地主还是地主，“人间依旧”。

洪秀全等人在金田起事的时候，曾经宣扬要建立一个人人都能享受荣华富贵的公平的社会，难道他们彻底忘记了自己的许诺了吗？这样说，也冤枉了洪秀全、杨秀清等人。1853年，太平军进入南京城后，太平天国随即公布《百姓条例》，阐明自己的政策。

《百姓条例》规定：（太平天国）“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所有少妇闺女俱备天王选用。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如此魂得升天，不如此即是邪心，即为妖魔，不得升天，其罪极大。”这大体是“帝王制”与“公有制”相结合的一种政策。

诸事安定之后，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所谓“田亩制度”，最主要的是解决土地问题，以期实现均田。这项制度规定：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

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上分上上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上上田五分：又如十六岁以上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下下田一亩五分。（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一切看上去很美。接下来，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继续展开联想，勾画了一幅如同“公社”一样的田园生活图画：

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芝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两司马存其钱谷数于簿，上其数于典钱谷及典出入。（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

现在的人们大都知道，要在一个物质文明尚不发达的社会中实行“人民公社”式的生活方式是极为困难的，绝对的平均主义无异于空想。《清代全史》这样评价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它从根本上与农民对土地的现实迫切要求脱节了。它属于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仅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解决社会弊端的空想方案，因而，‘愈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它终于被束之高阁。”

《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设想最终还是被“贡献”、打贡、征收田赋所代替。《天朝田亩制度》为什么没有实行？首先，洪秀全等人没有按照自己的设想，轰轰烈烈地去付之行动，这说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家、政治家。看一看他们进入南京城后的表现，人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除了补偿性的享乐是他们真正的追求，其他都是权宜之计，朝令夕改，他们得过且过。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太平天国由“贡献”制度迅速回归到征收田赋，这表明中国在帝制时代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等根本制度是早已成型的，社会运行体制是坚韧的，要想在短时间打破它，用一种全新的体制去代替它们，那是非常困难的。

疯狂的科举考试

太平天国诸王们一边享受着天堂一般的生活，一边开始规划普通民众的生活。洪秀全首先颁发诏令，要求天国的臣民们改变信仰，敬拜上帝，“有词句赞美上帝为天圣父云云，约十余句，令人于早晚两饭时，无论男女孩童，均须诵念。违者即加鞭扑；有谓天父并无者，立将其人五马分尸”。洪秀全等人强令百姓改变原来的装束和发式，脑袋后面不能再梳辫子，妇女也不能再穿旗袍。当初，满洲的八旗兵杀来的时候，百姓需要在“留发”和“留头”之间做出选择；170年后，好不容易习惯了，南京城里的百姓需要重新变回去。在朝代不断更替的时代，百姓的审美观也是要随着政治不停变换的。

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改换一下服饰倒无妨，要扔掉屋里的书籍是痛苦的。可是，在太平天国，孔孟之学是异端邪说，他们的书籍是“妖书”，必须一律焚毁，禁止藏读。当时的一个士人记述说：

（太平军）至可恨则莫过于残毁书籍。贼（指太平军）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环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

这段话的意思是：太平军最令人可恨之处是毁坏书籍。他们把大量的珍稀藏书放火烧掉，或者当柴草使用，甚至解手后用来擦屁股。

洪秀全当年创立“拜上帝会”是以排斥孔子和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因为砸掉孔子牌位丢掉了教师的饭碗。“拜上帝会”在紫荆山区发展、壮大的时候，会众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抱以嘲讽的态度。有一天，萧朝贵以耶稣附身的形式和洪秀全说话。洪秀全问：“天兄（指耶稣），孔丘在天如何？”

萧朝贵说：“尔升高天时，孔丘被天父（上帝）发令捆绑。他还在天父面前及朕的面前跪得少吗？他从前下凡教导人之书，虽亦有合真道，但差错甚多。到太平时，一概要焚毁矣。孔丘亦是好人，今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矣！”

于是，太平军到处焚烧儒家书籍，打击读书人。进入南京城后，太平军到处烧书，越来越像一出闹剧，连杨秀清也看不下去了。另外，烧书这件事本身对于稳固太平天国的统治没有很大的帮助。1854年3月，杨秀清以“上帝”的口吻要求洪秀全不要继续焚烧儒家经典书籍。“上帝”用谜语般的对句隐晦地阐述了他的立场：

千古英雄不得除，

流传全仗简中书。

在太平天国，有一项“清妖”实行的制度不但被保留下来，而且更受重视，那就是科举制度。洪秀全是因为没有考取功名才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他有着很深的“科举情结”。当初，他名落孙山走出考场的时候，曾经愤愤地发誓说：“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这些年他一直念念不忘这句话。太平军打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后，即宣布开科取士，那一次科举的首名是南王冯云山。太平军第一次攻取武昌后，再次进行开科考试。

进入南京城以后，太平天国马上制定了自己的科举考试办法，并于当年开科。太平天国大体沿用了清朝的科举制度，考试分为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京试，只是清朝三年一考，太平天国一年一考，且京试设天试、东试、北试、翼试，共有四次，试期分别以天王、东王、北王和翼王四人的生日为期。四次京试各自开科取士，各自出金榜，都产生状元、榜眼、探花。当时有人写了一首《金陵癸甲新乐府·点状元》：“八月号东试，十月号天试，正月及二月，北试翼试又相继。六月阅耳四状元，唾手功名太容易。”

太平军所到之处，吓走了大批书生，所以太平天国开科的时候，具备考试能力的读书人稀少了。太平天国放宽考生资格，“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后来，一个卖鸟的人参加考试，得中举人，引起轰动。

太平天国的科举不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只考与“拜上帝”有关的“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那些饱读诗书的人不屑参加考试，更让考场内冷冷清清，有时不得不延期考试。考试结果，凡参加科举考试者，几乎都能被录取。1854年，太平天国在湖北开科，考试者不到1000人，竟出了800多个举人；安徽的一个县出了30多个举人。这与洪秀全当年考试之难形成鲜明对比。

科举考试，本是为了从读书人中选拔人才的，可是太平天国的科举，过繁过滥，如同儿戏。加上太平天国总体上对孔孟之学是排斥的，各阶层的权力基本由最早参加起义的广西人来把持，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多是拒而远之。后来，孙中山在总结太平天国成败经验时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与儒生之领兵。”

洪秀全等人所宣扬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堂，像是海市蜃楼，瞬间烟消云散。人们发现，他们所建立的所谓“天国”，其实还是人间的一个小朝廷，其“封建意识的浓厚，较任何王朝为甚”；所不同的是，当初高喊“打倒王侯将相”的人，如今自己成为了新的王侯将相。

看看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德行，实在比不过那位平庸的道光帝，道光帝至少还从自身做起，崇尚节俭；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可以称之为生活腐化，荒淫暴虐。太平天国虽是一股新生的势力，可是它的内部从一开始就腐朽了，它的失败实在是必然的。

《圣经·路加福音》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惟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不容易的，远不是一次造反、起义就能做到的。蒋廷黻先生曾经说：“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如果把这样一个社会比作一个大房子，那作为根基的磐石只能是不断的社会进步，需要无数人从愚昧中觉醒并付出心血。太平天国就像是沙土上的房子，“随即倒塌了”，因为在这次有点像“政治恶搞”的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消失了。

延伸阅读

洪秀全据金陵十三年，开科亦数次。某年第一场题为“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赡养世人功德巍巍论”，监场提调差役无不索贿。越一月，为第二场，题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天父为奸生理人论”。

又越一月，为第三场，场内外悬灯彩，中堂供香花，耶稣十字架亦在焉，题为“四海之内皆东土，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论”。卷纸为红绿黄三色，四周描金作龙凤纹，中作方格，每字大几方寸，每行三十六格，仅十叶。

——徐珂，《清稗类钞》

第二章

血腥的天国

一场迟早要发生的血案

洪秀全、杨秀清的“二元领导”体制是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的，二人的权力之争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肯定会爆炸，只是人们不知道它的爆炸时间而已。这种体制之所以维持了很长的时间，那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外患一直很大。1856年，太平天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颗炸弹便突然被引爆了。

这一年，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南京城的直接威胁，太平天国政权得以稳固。石达开指挥的西征军控制了武汉至南京的长江江面，在安徽、江西的大部建立政权，太平天国获得了粮食供应基地，免除了清军从长江上游对南京发动攻势的危险。外部环境稳固以后，太平天国的内部开始显现不稳定。

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长久以来的关系状况，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一书中这样写道：

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失稳的帝国今乃彼此暌隔，猜忌日生。（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

这段话的意思是：洪秀全、杨秀清等本是草莽中人，互相结盟，共同举事。在开始阶段，他们寝食一起，情同骨肉，共同谋划，商量好了马上行动，非常机警、迅速，所以太平军呈燎原之势。如今，他们占据南京，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精力全部用于女色钱财，本来是情同手足的几个人逐渐产生隔膜，互相猜忌。

1856年8月15日，南京城里发生了杨秀清逼迫洪秀全封其万岁的事件。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述：“（杨秀清）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洪秀全）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

这段文字记述了杨秀清为自己和儿子争取到“万岁”称号的经过。有一些学者质疑此事的真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间，洪、杨二人为了“万岁”的地位发生了冲突，两个人的权力争夺突然激化，并且表面化了。

在这个过程中，洪秀全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处于危险的境地，所以他要抢先下手，除掉杨秀清。在那个社会，最高权力之争大体是通过这种手段解决的。他一方面答应杨秀清的要求，并提出在杨秀清生日那天为他举行万岁典礼，一方面秘密诏令韦昌辉、秦日刚、陈承镕等人带兵返回天京，诛杀杨秀清。

北王韦昌辉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杨秀清平日里飞扬跋扈，对韦昌辉也不例外，不但对韦昌辉颐指气使，而且对其使用过杖刑，当众责打（“韦昌辉、秦日刚且尝受杖责，积怨非止一日。”）韦昌辉受到侮辱，心里暗恨却不表现在脸上，对杨秀清反而非常恭敬，“（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

韦昌辉在杨秀清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非常示弱，以求自保。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得罪了杨秀清，杨秀清大怒。韦昌辉不但没有为哥哥求情，反而“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韦昌辉在示弱的同时也深埋了仇恨。

韦昌辉本来在江西，接到洪秀全的密诏后，率领3000亲兵，乘船悄悄赶往南京，9月1日，在南京附近登岸。第二天凌晨，他会同秦日刚，率军发起突然攻势，攻破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全家以及反抗的部属。天亮之后，洪秀全下达诏书，宣布杨秀清“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

事已至此，韦昌辉等人可以安抚众人，稳定局面，了却此次事件。但是，韦昌辉等人担心“东党余孽”寻机报复，决心彻底肃清。他们在洪秀全的默许下，设计了一个圈套，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诛杀杨秀清的当天，9月2日，洪秀全下达诏书，由天朝宫殿女承宣官对外传达，称韦昌辉、秦日刚等人杀人过多，要责以杖刑；杨秀清“已遭天殛”，其部属被赦免无罪，可以前往观看韦昌辉等人受刑。

9月3日，当杨秀清原先的部属放下武器，集中到指定地点的时候，韦昌辉等人布置的伏兵四起，把杨秀清原先的部属全部屠杀，大约有两三万人之多，“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内有连结捆缚及身穿黄褂者”。

这次大屠杀的现场有一位爱尔兰的雇佣兵，他曾经为东王杨秀清服务。后来，他描述了这次屠杀事件的惨烈景象：

次日黎明时分，关押东王余党的大厅门窗被打开了，一些炸药包扔向被押的人群，而出口则被严密地把守着。兵丁们没遇到什么反抗就冲进了其中的一座大厅，将被押者统统杀光。但在另一座大厅里，被押者用厅墙和隔墙上的砖块拼死抵抗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消灭。屠杀者除了用步枪扫射外，还向被押者发射了一枚两磅重的葡萄弹。这些可怜的人们脱光了上身的衣服，许多人都力竭而死。

最后，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刚）为了让他们的人与第二号人物（杨秀清）的人区别开来，命他们的部众挽起右袖，然后冲进去杀光了还活着的人。过了一会儿，我们走进了大厅，天啊！真是惨不忍睹。有些地方尸体堆了五六层，有的人自己吊死，还有的被扔进来的炸药包炸焦了。尸体从这里搬到了一块空地上，也没遮盖。

这之后，全城每户户主都得报告他的屋里住着多少男人、女人和小孩，每个人都发给了一个小牌（刻有印记）戴在胸前，如果他们发现第二号（杨秀清）的人就抓起来。几个星期里，这些人被五人一队、十人一队、百人一队、千人一队地押到刑场砍头，妇孺也不能幸免。所有吃过第二号人物饭水的人都遭了殃。（转引自：史景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正在湖北洪山前线指挥作战的翼王石达开得知“天京事变”的消息，无比震惊，急忙带人赶回了南京。发现韦昌辉等人杀死了这么多的人，石达开非常生气，责怪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已经杀红了眼，索性要杀石达开，以绝后患。

洪秀全不清楚石达开赶回南京的意图，疑心他要杀韦昌辉。手握重兵的石达开让洪秀全、韦昌辉等人感受到了威胁，南京城里再次充满杀机。石达开嗅到了杀气，“吊城由小南门而出”，连夜逃离南京，前往安庆。秦日刚带兵追赶石达开，韦昌辉在南京把石达开的家人全部杀死了。

盛怒之下的石达开决心报仇，他迅速集结部队，其中包括在湖北洪山前线援救武昌的太平军，扬言讨伐韦昌辉。他上奏洪秀全，以带兵攻打南京相要挟，直接索要韦昌辉的首级。韦昌辉非常害怕，集结在南京城里的亲兵，准备负隅顽抗。

此时，对韦昌辉最不利的是，他的残暴让他失尽人心，几乎所有的太平军都同情石达开。11月2日，韦昌辉遭到了南京城内部分军民的围攻，他最终被杀死。洪秀全派人把韦昌辉的首级送往石达开的大营，同时要求石达开回京，主持大局。

石达开回到了南京，要求洪秀全斩杀秦日刚、陈承镕。洪秀全照做。“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石达开的人望高涨。可是，眼下的太平天国是一个烂摊子，首义时的六个王只剩下天王和翼王，石达开担起朝纲。

石达开面前的三条路

“天京事变”对太平军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同为“上帝”之子的天国诸王互相残杀，太平军的领导力量骤然减弱。杨秀清虽然性格张狂，做事跋扈，然而他具有相当的领导才能，这是被众人所认可的。在这次事变中，数万无辜的太平军将士被杀死，而他们大多来自广西，是太平军的中坚，太平军的实力因此减弱不少。

此次事件对太平军精神层面的打击更是无法估量的，太平军在这方面遭受的危害远大于人员方面遭受的危害。太平军后期领袖之一、干王洪仁玕曾经说过：“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兄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秘，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太平军将士的人心顿时散了。事变发生后，太平军内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我们在前面讲过，在起事之初，众多田野里的百姓之所以能够一夜间变成英勇无畏的太平军战士，形成一股狂飙，宗教的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互相攻讦，相互残杀，人们不会再相信洪秀全等人之前的说教，不会再相信天父下凡之类的骗局，一个把太平天国支撑起来的精神世界轰然倒塌了。

受“天京事变”的影响，前方的太平军吃亏不少。在江西，湘军相继攻克了吉安、袁州，曾国藩的困境逐渐解除了。在安徽，宁国被清军攻陷。在湖北，防守武昌的太平军主将韦俊信心动摇，于12月19日弃城突围，主要原因是其兄韦昌辉被诛杀，援助武昌的太平军被石达开调走。同一天，太平军将领钟廷生放弃了汉阳的守卫，同样弃城而走。10天之内，清军顺江而下，相继攻占黄州、兴国、广济等地。太平军的势力被迫从湖北撤出，朝廷授胡林翼湖北巡抚，湖北成为湘军的又一重要基地。

好在石达开是有谋略和才干的。他掌理政务之后，启用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攻守兼施，很快稳定了局面。清安徽巡抚福济在奏报中称：“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

石达开掌理朝政，众望所归，太平军是有机会重新有一番作为的。当时，清军的状况不好，曾国藩奔丧回籍，湘军和清朝地方、绿营军关系恶化，相互掣肘。可是，石达开的声望和才略重新引起洪秀全的疑惧，他担心出现第二个杨秀清。于是，他开始从各方面对石达开进行挟制，君臣互相防范，太平军对清军实施反攻的时机失去了。

为了不让石达开掌握指挥一切的权力，洪秀全同意由石达开掌理政务，却不授给他“军师”的名号，“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他随后册封他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参与政事，实际对石达开进行监视、牵制。李秀成记述说：

主（洪秀全）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固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怨。（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如此一来，太平天国“朝纲紊乱，朝臣不敢言。”这时候，李秀成站了出来，向洪秀全进言说：“（希望洪秀全）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洪秀全不予理会，反而下令革去李秀成的爵位。“群臣力谏，始复爵。”

处处遭遇猜疑，不能施展才略的石达开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石达开的前面大约摆着三条路：一切如常地干下去；取洪秀全而代之；率部出走南京。对石达开来说，其中哪一条路都难以走通。

继续干下去，表面上行得通，其实相当凶险。如李秀成所说，石达开和安、福王结怨，安、福王两人实际代表着洪秀全，在互不信任的气氛中双方能合作多久？合作不下去了又会怎样？这是石达开不得不担忧的事情。在南京城中，真正会给石达开带来杀身之祸的是他的声望和才略。王立群教授在《大风歌》中曾经反复说过：在皇权社会，判定一个臣子是否造反的依据并不只是他的真实动机、实际行动，重要的是他是否具有造反的能力。石达开无疑具有了令洪秀全担心的能力。

取洪秀全而代之，这无疑是下下策。一旦采取这样的行动，太平天国必将迎来又一场血腥的内讧，内部会继续分化，实力会愈加衰弱。更重要的是，石达开曾经饱读诗书，真正影响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拜上帝教”，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犯上作乱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他突破不了这一道德观念对自己的约束。

出走，同样不易。离开南京，石达开的身份是什么，需不需要继续听从洪秀全的调遣，能否抵挡清军对自己的围捕，这都是让石达开苦苦思索的事情。不过，出走最大的好处是避免太平军内部的杀戮，石达开可以躲避来自洪秀全方面的杀身之祸。因此，石达开百般无奈，选择了出走的道路。

历史证明，石达开出走对于洪秀全和石达开来说都是一杯毒酒，而且不仅是一杯苦酒。太平天国再次陷入巨大的动荡之中。湘军利用这样的时机，调整自身，积蓄起了足以消灭太平天国的力量。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洪秀全实在是一个无才无德的人。刘邦虽无将兵之才却有将将之才，他给予韩信、张良、萧何足够的空间，换来了刘家的天下，洪秀全逼走了石达开，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

后人大都认为，石达开不但具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同时具有一定的政治韬略，是一个帅才，远非后来的陈玉成、李秀成所能比；失去了他，太平天国不可逆转地走向失败。当然，离开了南京的石达开，也如同一只游离于雁阵之外的孤雁，被人射落是早晚的事情。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归宿

1857年6月3日，石达开出走南京。他带领自己的部属赶往安庆，一路张贴布告，阐述自己出走的原因：“万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说明他感受到了来自身后的危险。在布告中，他要求太平天国的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显然，他是在争取追随者。由于石达开拥有极高的声望，除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和一些老弱残兵留在了洪秀全的阵营，太平军的精兵良将大都追随石达开而去。

无疑，形势对洪秀全非常不利。他马上采取补救措施，撤去了两个哥哥的王位，铸造了一颗“义王”金印，做出一些许诺，令百官劝石达开回来，“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石达开的态度毅然决然，发誓坚决不回天京。他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应该说，石达开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时候彻底崩塌了。如果说他当初参加“拜上帝会”的时候怀有满腔理想和抱负的话，那么从“天京事变”起至他出走的这段时间里，他的理想和抱负被血腥的现实击得粉碎，他理想中的天国变得不堪入目。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打击其实是精神世界的崩塌。从这一点上来说，“天京事变”之后，那个挥斥方遒、令敌人胆寒的翼王一样也死去了。

石达开变得异常消沉。他到达皖东太平军驻地的时候，准备解散追随他的部队，“劝令皆散去，其党不肯散”。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才打起精神，重做打算。石达开和他率领的太平军又将走向何处？再去追寻那个传说中的天国？天国已逝，理想的家园变得污浊不堪。重新回到传统的世界？那又何苦造反？况且清王朝到处追杀参加过太平军的人，回头的道路已经被堵死。石达开和他的部属变成了一大片云，不能落地，没有去向，随风飘荡。

石达开和他的所部呈现出“流寇之象”，四处转战，不断漂移。从咸丰七年（1857年）开始，这支部队先后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广西作战，不断遭遇失败，“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挟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

这段文字描述了石达开部队的惨状：不断遭遇失败，愿意跟随的人越来越少；没有根据地，粮食依靠四处抢掠；士兵背着粮弹，疲惫地行走在山谷之中。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骆秉章评论这支部队说：“纷纭杂乱，迥异从前。”曾国藩也有同感：“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

咸丰十年（1860年），石达开率部回到广西，“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主帅毫无斗志，部属不知所从。“进入广西之后，军食不给，前途茫茫，士气益为沮丧，或折而东走，或相继败亡，穷蹙已极。”很多人不得不离开了石达开。彭大顺、童如海、朱依点等人率领的一支部队重新踏上了去往天京的归途，决心“万里回朝”。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一年后在江西和忠王李秀成的部队会合。

石达开是无法实现“归依山林”的想法的，因为造反是没有回程车票的。由于清军的追杀和围剿，在自己的家乡他也无法藏身。于是，他“扬鞭立誓，锐意入川”，希望占据天府之地以自立。咸丰十一年（1861年），石达开重新召集人马，由桂南北上，发起入川作战。他的老对手、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已经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从四处调兵，阻止石达开夺取川地。

两次入川作战失败以后，1863年3、4月间，石达开率部由云南进入四川。5月14日，他的部队进抵大渡河河畔，遭遇河水骤涨，被清军和当地土司部队包围。石达开和他的部队陷入绝地，多次组织渡河作战，均遭失败。

为了拯救手下部属免于被清军杀戮，石达开给骆秉章写信，表示“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前往清军兵营谈判。后来，大约四千名石达开部属免遭杀害，另有两千名将士遭到屠杀。

石达开被押至成都，被凌迟处死。临刑前，石达开“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第三章

农夫为什么变残暴

不被宽恕的广西人

太平军的实力受到“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的影响，遭到极大的削弱，太平军在主战场上不断败退。咸丰帝给前线的清军各主要将领下达谕令，要求“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咸丰六年（1856年）年底，在钦差大臣和春的率领下，清军进抵南京附近，重新建立了“江南”大营。

石达开出走以后，清军在东战场上不断发动攻势，相继占领了溧水、句容、镇江、瓜州，南京失去了东侧屏障。咸丰七年（1857年）年底，“江南”大营的清军进一步逼近南京，在城东、城西、城南三面“筑造土营，挑挖长壕”。清军同时在浦口建立“江北”大营，对南京实行围困。

在西战场上，江西各府逐渐被清军占领，九江被长期围困，太平军坚守。1858年4、5月间，湘军重要将领李续宾加大了攻城兵力，挖掘地道轰炸九江城墙，最终在5月19日攻占九江，17000余名太平军被杀。对于湘军在九江实行的屠杀，湖广总督官文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解释道：

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去。此次尽数歼灭，事虽惨而功则奇。……经此大创，足以寒贼胆而伐贼谋，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官文说：太平军在九江建立基地，如今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1万多官兵负隅顽抗这么长时间，其中不会再有善良之辈；假设其中有被裹挟的百姓，那些人必然早已投诚，设法逃走了。这一次全部歼灭守军，事件本身是残酷的，产生的效果却是显著的。太平军遭此重大打击，必然心生胆怯，方寸大乱；对于我们来说，既可以消除余孽，又可以打击太平军以后守城的决心。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定式。占领九江之后，湘军的形势变得非常有利，他们可以直入安徽，继续压迫南京。7月1日，朝廷下诏，启用丁忧在家的曾国藩。8月29日，曾国藩经九江重新来到南昌。9月21日，太平军丢掉了在江西的最后一座城市——吉安。

这时候，太平军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危急。太平军完全失去了江西，一旦失去了安徽各州县，南京势必陷入四面包围中。另外，石达开出走以后，太平天国陷入“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窘境中。不得已，洪秀全任用了一批新人。1858年9月，洪秀全下发诏书，任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任正掌率，掌理朝政。

陈玉成，广西藤县客家人，1837年出生，14岁时随叔父参加了金田起义，后成为童子军的首领。1856年，太平军西征，攻打武昌，久攻不下。在紧要关头，陈玉成率领五百太平军战士“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以致官兵溃散，遂陷鄂省”。年少的陈玉成一战成名，成为太平军重要将领，统领后十三军及水营前四军。1856年，太平军驱逐攻打镇江的清军，陈玉成坐一小舟，拼死进入镇江城内，和城内取得联系，太平军得以里外夹攻，击败清军，取得大胜。刚满20岁，陈玉成已经成为太平军中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

李秀成，广西藤县客家人，1823年出生，1851年加入太平军。太平军进入南京之后，他被杨秀清提拔为右四军帅，后随石达开到安徽安民，“在军中，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李秀成作战英勇且富有谋略。1856年，他参加了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作战，屡屡参战，立下战功，从众多将领中脱颖而出。他与陈玉成关系不错，“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李世贤是李秀成的堂弟，1834年出生，“少勇刚强”，作战英勇，备受瞩目。

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不久后投降清军。蒙得恩在五人中年龄最长，才能平庸，他之所以获得洪秀全的重用，是因为“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后来被归来的杨辅清替代。杨辅清是杨秀清的弟弟，“天京事变”后追随石达开游移在外，杨秀清获得平反后，他率领所部重新回到南京。

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将军，他们在太平天国非常危急的时刻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使得南京城直到1864年才被攻破。不过在1858年，真正挽救太平天国的是清政府对广西造反者“杀无赦”的政策。李秀成后来记述说：

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

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而散久矣。后有人奏闻到。天王知到此事，各有散意，后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这段话讲的是：石达开离开南京之后，太平天国人心不稳，大家都有散去的意思。但是，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赦免造反的广西人，太平军的将领、士兵只好留在太平天国。洪秀全知道人心不稳，随即对手下人施加恩惠，太平军的主要将领又重新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太平天国的根基又稳固了几年。

由此看来，北京城里的清朝贵族真是一些十足的“糊涂蛋”，不知道灵活的对敌政策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亲自在前方指挥打仗的曾国藩对当时的双方形势看得非常清楚，深知政策的重要性。欧阳昱所著的《见闻琐录》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咸丰初，贼势浩大，一股动十数万，有十数股，其势几难扑灭。始虽一半出于胁从，后渐习熟，甘心为贼。即有欲逃归者，既恐路逢官军为所杀，又恐至家，或不为官长所容。因此而坚作贼之志者有之。

曾文正（曾国藩）知其故，遂撰《解散歌》，宽其既往，许其自新，流布贼中，通衢僻壤，无不张贴。伪忠王李秀成见而大哭，谓从此休矣！后果逃散者多，贼势渐衰，以至于灭云。

这段话的意思是：咸丰初年，太平军声势浩大，难以扑灭。其中一半人是被裹挟去的，时间长了，互相熟悉了，便甘心为盗贼。即使有人想逃出来回家的，既害怕在路上被官兵截杀，又害怕到家里后待不下去，只好坚定了做盗贼的决心。

曾国藩知道这个情况后，撰写了《解散歌》，对外宣扬：对于想投诚的太平军战士既往不咎，允许他们自新自立。这首歌被写在纸上，到处张贴，到处宣传。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看到了《解散歌》，大哭起来，认为太平军完了！后来，逃散的太平军战士多起来，太平军的气势逐渐衰弱，最后便被平定了。

可以说：一首《解散歌》，胜过十万兵。

一切向钱看的湖南人

太平军（尤其是广西籍的）被清朝严酷的政策逼入绝境，绝境中求生的本能激发出他们的斗志和潜能，他们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军绿营兵腐化依旧，在“江南”大营里，“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居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

随着征战时间的延长，湘军同样在悄悄发生变化。随着罗泽南等儒将的阵亡，新兵的不断纳入，湘军的成分愈加复杂，部队的军纪不断败坏。湘军中常有骚扰百姓、抢劫财物的事情发生，湘军因为利益常和当地团练发生纷争。

1858年，曾国藩重新回到湘军中，发现他必须放宽对其将领品行的要求，因为符合他品行要求的将领越来越少；他只有对湘军官兵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才能维持湘军原有的战斗力。在整支部队中，将领越来越贪功，士卒越来越贪财。

曾国藩是一个崇尚义理的人，也明白人间世故。组建湘军的时候，他把湘军士卒的饷银定得很高，达到绿营兵的两倍以上，以此激励士卒作战。至于湘军将领，收获更多。《湘军志·营制篇》为湘军将领算了一笔账，最终得出结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金，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久而久之，升官发财成为湘军将士出生入死的主要动机。一些湘军将领，比如曾国荃等人，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常常纵容手下的官兵肆意抢掠。《湘军志》这样描述说：“……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掳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湘军创建以来不缺钱，将士们富裕并快乐着，民众争相参军。每每攻破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所掳获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攻克苏州的时候，主将卖掉的废锡器就达到20万斤。能打仗的部队没有等着军饷买米下锅的。

纯粹以升官发财相激励，湘军逐渐成为一支对社会有着巨大破坏力的军事力量。湘军集团重要任务人物郭嵩焘在日记中说：鲍超率领的湘军“所过残灭如项羽，为之流涕。……如诸军者，岂能望以止乱哉，徒生乱而已矣。”郭嵩焘认为：湘军的部队非常残暴，像是当年项羽率领的军队。像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指望他们平定乱世呢？他们只是为这个社会添乱而已。

对于这种情形，曾国藩并非不知，他在家书中写道：“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他说：最近以来，将领们贪财，我不能制止他们这么做，只能要求自己不这么做。他看到当初披在这支军队身上的道义的外衣在一点点褪色，忧虑之余也无可奈何，因为军情紧急，他需要这支军队攻城掠地。于是他给胡林翼写信说：“老僧（指自己）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

追求升官发财的军队并非没有战斗力，这主要看它的对手在追求什么，状态如何。比如在民国时期，吴佩孚的军队在军阀系统内所向披靡，当他们遇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吴佩孚手持大刀也挡不住军队的溃散。

眼下的湘军也是这样，当他们遇到绝地求生的太平军时，他们常常要吃败仗；当太平军军心不稳，要作鸟兽散的时候，曾国荃的两万湘军硬是在南京城下挡住了十万太平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是迟早要腐朽的。

延伸阅读

真实的匿名诗

1860年间，杭州出现了一首匿名诗，人们借此嘲笑清兵：

贼至兵何在，

兵来贼已空。

可怜兵与贼，

何日得相逢？

形成一股新锐之气

“天京事变”意外地给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舞台，他们昂首走上舞台，浑身充满锐气。1858年8月23日，陈玉成率军攻克庐州，然后挥师东进，与李秀成率领的部队在滁州乌衣镇会师，击败附近的清军。太平军乘势直下浦口，攻克了清军设立的“江北”大营，歼敌万余，解除了清军在南京北岸的威胁。

太平军主力攻打“江北”大营的时候，清军乘机进犯安徽。部分清军进逼安庆，李续宾率领六千湘军向三河镇一带迂回，北指庐州。在江苏六合的陈玉成急忙率军回援，李秀成的部队一同前往。11月15日，占绝对优势的太平军在三河镇包围了湘军，经过激战，全歼敌军，湘军重要将领李续宾、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战死。

三河镇之败对湘军打击很大。闻听此事，曾国藩“哀恸慎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哀叹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听说湘军在三河镇战败，进逼安庆的清军遁走。

1859年4月22日，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达南京。洪秀全非常高兴，20天后封他为干王，令其执掌朝政。6月，他封战功显著的陈玉成为英王。后来，他封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面对新的激励，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各有奋兴之志”。

由于南京城仍然受到清军“江南”大营的直接威胁，击破南京城下的清军成为李秀成、陈玉成等人迫在眉睫的任务。李秀成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击破清军“江南”大营。1860年3月7日，李秀成率领精干部队长途奔袭，向杭州进袭。杭州是清军“江南”大营的粮饷供应基地，如果杭州一旦遭遇攻击，清军必然会从“江南”大营调动精锐部队前往杭州救援。

3月19日，李秀成率军攻破杭州外城。达成调动清军的目的以后，李秀成没有继续攻打杭州满城，而是于3月24日急速撤离杭州，带兵返回南京。回到南京后，李秀成集结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各路大军共10万多人，向清军“江南”大营发动猛攻，最终予以击破，解除了清军对南京的围困。

打破“江南”大营以后，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个个兴奋。对于下一步如何用兵，太平军主要将领有很大分歧。陈玉成主张增援安庆，稳固长江上游；李世贤主张顺流而下，夺取浙江、福建；李秀成赞同洪仁玕的意见，认为首先应该夺取常州、苏州、上海等地，“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20艘，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洪秀全批准了李秀成等人的方案，要求在一个月内夺取常州、苏州。太平军随即展开行动，陈玉成率部佯攻扬州，牵扯江北的清军；李秀成则率军东征。5月15日，太平军从南京出发，当天占领句容；4天后，太平军攻克丹阳，清钦差大臣和春率领的绿营军再遭重创，和春仓皇逃走，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张国梁在逃跑时落水溺死。

华尔（1831-1862）：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军事冒险者。接受过基础军事训练，曾经在美国以外地区打过仗。27岁时到达上海，最初在航行于长江上的轮船上工作，后来被苏松太道吴煦赏识，组织洋枪队。

5月26日，太平军攻占常州，和春逃到苏州西北的浒墅关，自觉无法向朝廷交代，自杀身死。5月30日，太平军占领无锡。6月2日，太平军轻松占领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清军毫无斗志，五六万人投降。从苏州分别东进和南下，太平军迅速占领了昆山、太仓、嘉定、青浦、嘉兴，准备夺取上海和杭州。

在上海，太平军遭遇外国军事力量的干涉，攻势受阻。《中英南京条约》签订18年以后，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是中国境内外国人利益最集中的地方。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在太平军攻占常州的当天，英法两国公使发表声明，宣布保卫上海，组织了联合部队在上海近郊布防，以阻止太平军进入上海城内。

驻守上海的清军数量不多，为了防止太平军占领上海，苏松太道吴煦与上海商人出资组建了一支外国雇佣军，由美国人华尔担任统领，人数有200多人，装备了近代化的武器，被称为“洋枪队”。华尔是军事冒险家，部队成员多为外国逃兵、失业水手以及亡命之徒，为了赚取丰厚的佣金而来。1860年7、8月间，“洋枪队”攻击太平军，夺回松江，在当地抢掠一番，另外得到了3万两白银的佣金，发了一笔横财。“洋枪队”继续进犯青浦，遭到了太平军的有力回击，败退下来。

8月18日，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进抵徐家汇，和英法联军遭遇了。李秀成极为克制，向英法联军表示：“我方只与清妖敌对，而与诸外国则并无争执之点”，“倘本藩心怀敌意，立即下令攻击，势必同室操戈，徒遭清妖之耻笑耳”。他真是把英国人、法国人看成了远方的亲戚。

英法联军没有因为太平军信仰上帝而手下留情，他们开枪射击，打死数百名太平军战士。李秀成面部受了轻伤，下令太平军撤出战斗，暂时放弃对上海的攻击，自己则回到了苏州。

战争是暴戾的催生器

太平军的东征告一段落，从南京沿长江而下，大体都在李秀成的势力控制范围之内。在这一区域，太平天国成立了苏福省。回到苏州，李秀成一面投入巨大精力治理辖区，一面尽情享受作为一方诸侯的奢华生活。

1860年11月6日，32岁的容闳在两位美国传教士的邀请下离开上海，前往南京，满怀好奇地去探寻太平天国的真实状况。11月12日，他们离开无锡赶赴常州，看到“运河两岸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稻秧麦穗。……沿途房屋，皆空无人居。偶遇一二老叟，提小筐售物，筐中所贮橘、蛋、糕饼、菜蔬、鱼、肉等零星食品，见舟来，辄追呼求售。观其状，似因年老不能远逃，故藉此以延喘息。然皆愁苦万状，穷蹙无生趣矣”。

13日清晨，容闳一行人进入丹阳地界，看到的是另外一番境况：“丹阳居民，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相处甚得也。”在丹阳城中，他见到了太平天国官员秦某，向他询问运河两岸荒芜的原因。秦某言：

其故有三：一为张玉良军队（清朝绿营兵）退败时所焚烧，一为土匪所抢掠，一则太平军之自毁也。当忠王（即李秀成）在苏州时，尝竭力欲禁抢掠之风，悬重赏以募奇才。谓有能出力禁绝焚掠之事者，立酬巨金，并颁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迨后忠王至无锡，曾有一该地长官纵任土匪焚毁民居，忠王乃戮此长官以警众。（容闳，《西学东渐记》）

秦某说：运河两岸之所以荒芜，原因有三个。一是清军焚烧，二是土匪抢掠，三是太平军自毁。李秀成在苏州的时候，曾经严禁抢掠之风，并且招募能人，对于能禁绝抢掠之风的人，马上赏给重金，颁给爵位。他下达三条严令，一不许杀平民，二不许妄杀牛羊，三不许纵烧民居。有犯其一者，杀无赦。后来，李秀成到了无锡，发现当地的一个太平军将领纵容土匪焚毁民居，便把他杀了，以警示众人。

从秦某的话中可知：战乱中各类武装人员对所经过地区都进行劫掠、破坏，其中包括太平军，为此，李秀成专门下令予以禁止。可是，此时的太平军军纪恶劣，不是李秀成的命令能禁止得了的。1860年，一个叫李圭的人先被太平军虏获，后逃出，写了《思痛记》，其中有文字记述了太平军攻占丹阳初期的情形：

（太平军）杀戮之残，蹂躏之酷，无日无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赣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指太平军），或战败而降贼者。其真正粤贼，则反觉慈祥恺悌，转不若是之残忍也。……贼亦令禁止骚扰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顾贼众奉行者少，而以清军之降附者尤为凶残贪暴。（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李圭说：太平军的杀戮和蹂躏是残酷的，随时随地发生。那些弱小的百姓，能在战争中活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二三。那些大肆杀戮百姓的人，大都是来自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有的是流氓地痞，跟随着太平军；有的是战败投降的清军。那些真正来自广西的太平军官兵，反倒面目慈善，行事不像前面那些人一样残忍。太平军方面也下达命令，禁止骚扰百姓、劫掠衣物等行为，但是服从命令的人很少，那些投降太平军的清兵尤其凶残贪暴。

李圭告诉了人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太平军中不止有拿着自己命运打赌的农民，还有大批的流民；流民中地痞流氓甚至是“黑社会”分子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人凶狠残暴，不在乎自己参加的是清军还是太平军，只是想利用战乱的机会，到处打、砸、抢，获取钱财，祸害百姓。

可是，这个事实不能解释太平军整体性凶狠的原因。当年，太平军走出广西的时候，曾经攻占了全州城，那时便发生了屠城现象。史景迁在其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中有记载，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在《全州血史》中也有记述：

城既破，胜军纵火焚烧，下令屠城，无论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亦可见其仇恨之深矣。大杀三天，始下令封刀。至第四日，即随街高声呼喊：“老百姓可以出来。”全城兵民被屠杀者或被焚毙者无数。

后来，太平军在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作战，屡屡有残暴的事件发生，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可以编辑成书了。导致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很多，比如，太平军成分复杂，军纪不严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本身造成了恶果。战争就像一台巨大的罪恶催化器，它把人性中暴戾的一面无限地放大了，把一个个善良的人变成了恶魔。

想到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我记起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这部电影记述了一个生活中非常善良、有爱心的小伙子振泰，为了保护弟弟走向战场，很快变得凶狠、嗜杀、残酷。这就是战争的罪恶。战争无疑是残酷的，比战争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中，那些政治强人们总是希望通过战争表达自己的意愿，谋取利益。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暴虐的战争此起彼伏，无法停息。

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催生着罪恶。当初，很多参加太平军的人是来自田野中的农夫，他们甚至是带着要做高官、要成为高官夫人的天真的梦想走向战场的，但是，战争的本质让他们瞬间变得凶残。湘军也是如此。曾国藩当初招兵的时候，主要招收有土气的农夫，可是时间不长，湘军也变成了一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军队，郭嵩焘称之“所过残灭如项羽，为之流涕”。

清军官兵抢掠百姓，太平军同样抢掠百姓，战乱中的百姓最为可怜，怪不得他们喊出“宁为太平狗，不为乱世人”的话来，实在是因为苦难深重。在这种情形下，加入抢掠者的队伍，或是一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路。看到这一点，人们或许会明白太平军不愁兵源的一个原因。

戴虎形金冠的忠王李秀成

在近代历史中，李秀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天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对李秀成多有赞美之词，认为他“行事恢弘，且长于民政”。另有很多人对李秀成的奢侈、被俘持鄙夷的态度。晚清是一个值得同情的时代，李秀成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在晚清，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困惑，都有难以言表的苦衷，极力挣扎又互为障碍。

当然，作为苏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秀成不愿意竭泽而渔，而希望自己的治下稳定、繁荣。这时候，他显示出了作为政治家的一面。郭廷以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纲》中记述说：“李秀成、李世贤的直接统治区，情况最称良好，颇具条理，农民之田，以实种为准，五亩以下，免征租捐。缺乏资金的商人，可向官请领本钱，或发给货品，作定价格，售后还七成，留三成以供转运，或定期还本，不取利息。苏州、杭州一带，市肆贸易如常。”1862年至1863年间，苏福省生丝的出口量超过了和平年代同期出口量。李秀成治下的苏福省，渐渐有了繁华的气象。

李秀成施展治理才能的同时，没有忘记享受奢华的生活。到了苏州之后，他把拙政园划为自己的私家花园，在拙政园旁边建造了忠王府。忠王府内部雕梁画柱，构建精美，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其豪华程度，使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洞窟！”

占据江南的富庶，李秀成坐拥无尽的财富。他常常头戴纯金的王冠，身着精美的衣袍，手拿玉如意，徜徉在江南的园林中，回忆早年苦难的生活。富礼赐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1861年曾经访问过太平天国。他在《天京游记》中记述了李秀成在南京和苏州等地奢华的生活状况：

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他（指忠王的弟弟）把忠王所藏许多怪异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具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尾，长大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

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全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

第四章

互不相识的上帝

利益面前，上帝并不重要

李秀成没有想到，他的大军打到上海郊区，英法两国的军队会联合清军向太平军发动攻击。太平天国一直宣扬，他们崇拜的上帝和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本是一人，上帝的大儿子是耶稣，次子就是洪秀全。从这个意义讲，双方作战的确有点同室操戈的味道。其实，太平天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得到西方的认可，两方信仰的上帝互不相识。

起初，洪秀全接触的西方传教人员只限于罗孝全。因为没有得到罗孝全的信任，他甩手而去，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宣扬“上帝”的声音。洪秀全的效率远远高于那些辛苦传教的西方传教士，1853年，无数“上帝”的信徒云集到中国的东南地区，宣称建立了天国。

巧的是，进入南京之后的第二天，太平军抓到了七八十名外国天主教徒。太平军的士兵们摧毁了十字架，推翻了圣坛，强迫天主教徒们按照“拜上帝会”的方式祈祷。外国天主教徒们拒绝了这个命令，有些人被送到了前线去打仗或者做民工，其中一些人从那里逃走了。

洪秀全在南京建立政权，引起了在华外国人的好奇和恐惧，他们不知道这些上帝的信徒们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怎样的社会，是否会威胁外国人在华的利益。带着好奇和疑虑，1853年4月22日，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文翰乘坐英国军舰“赫尔墨斯”号，从上海前往南京。他希望能够接触到太平天国的官员，向他们宣布英国政府中立的政策。

在这次探险过程中，文翰始终没有离开英国军舰，没有踏上南京的土地一步，翻译官密迪乐等人上岸和太平军官员接触，受到韦昌辉、石达开的接见。密迪乐后来回忆说：韦昌辉先是说双方是兄弟，然后询问对方是否知道“天条”的事情。密迪乐不能确定太平天国的“天条”到底指什么，含糊地说：“你们说的是否是‘十诫’呀？”

韦昌辉急忙点了点头。密迪乐便开始背诵“十诫”，没有背多少，韦昌辉打断了他的背诵，和蔼地抚摸着他的肩膀说：“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石达开脸上疑虑的表情也消失了。韦昌辉随后对密迪乐等人说：“吾等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可以成为亲密朋友。”

双方成为亲密朋友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太平天国的官员始终把洪秀全当作“天下万国之真主”，认为文翰的到来是“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文翰认为，“此种性质之公文，凡英国官吏皆断然不能容忍”。10年前英国人用大炮解决了的问题在南京再次出现了。

一周之后，文翰带着郁闷的心情返回上海。这时候，他已经认定：“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伪造的启示，它大致以《旧约》为基础，但已掺入了迷信及谬误的成分。”在文翰的面前，太平天国信奉的上帝完全是一副陌生的模样。作为英国政府的一名外交人员，他向他的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目前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卷入这场斗争中去，力避与双方发生正式的联系，但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举事者们施与他们的任何进攻。”（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

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乘坐“加西尼”号军舰前往南京。法国人遇到了和英国人一样的问题，同样失望地回到了上海。虽然没有取得外交成果，通过这次访问，布尔布隆对太平天国还是有了自己的认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力量，它明白地宣言要在这个笼罩着传统习俗惰性的庞大帝国里进行一场融宗教、社会与政治于一体的彻底改变。”

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乘船前往南京，开始了美国人的探险之旅。在镇江，由于太平军不认识星条旗，美国人乘坐的军舰遭到了炮击，这令麦莲十分恼火。麦莲同样不能忍受一位“天下万国太平真主”的存在，认为太平天国的信仰是不可理喻的，他们对《圣经》真谛的理解荒谬之极。他承认太平军的力量足够强大，“然而，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重，他们或许也不能在城市城墙以外的地区巩固行政管理”。

三个国家在尝试性地和太平天国进行接触以后，没有和太平天国继续发展外交关系，他们所承认的仍然是清朝政权。“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最高原则。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在华利益是通过和清朝签订条约获得并维持的，他们需要这个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太平天国只是占据了中国的局部地区，他们留给外国人的印象是更加不好打交道。因为没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尽管都信仰上帝，太平天国和外国人仍然渐行渐远。

1858年11月，一个重量级的外国人再次进入太平军控制的地区，这个人是英国政府的特使额尔金伯爵。这时的额尔金是目空一切的，是志得意满的，因为他率领英军取得了一连串对清朝政府作战的胜利，迫使清政府在天津和英国政府签订了新的条约，为大英帝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向英国人允诺：英国船只可以在长江上自由航行，增开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待“匪情”平靖以后，汉口至上海之间再开设三个通商口岸。额尔金执意要从上海溯江西上，考察开埠、通商等事宜。

11月20日，额尔金率领五艘英国军舰经过南京，不想遭到了太平军的炮击。骄横的英国特使决心维护英国女王的尊严，第二天一早，他命令英国军舰报复性地向太平军炮兵阵地施射。一个半小时后，太平军的阵地上鸦雀无声。

英国炮舰的威力令太平军将领感到震撼，当天晚上，他们上奏洪秀全，恳请授予英国人太平天国贵族头衔，以使他们调转炮头，和清军一起作战。洪秀全很快下发了给额尔金的诏书，诏书写在黄色的绸缎上，称呼额尔金为“西洋番弟”：“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朕做主，弟们踊跃建万功。……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

因为英国舰队快速经过南京驶向武昌，洪秀全的诏书没有送到额尔金的手中。在返回上海的途中，额尔金读到了这封诏书。看完以后，他认为“诗里散发着某种狂热，糅合了大量他们独特的宗教神学”，“与太平军首领交往对我来说很尴尬，我不打算听从他们的提议上岸”。他的部分手下在南京登岸，“看到南京一片荒凉，简直像一个大公园，可以让人骑马奔驰”。

额尔金对太平军的印象是恶劣的。回到上海以后，他的翻译、海关英籍税务司李泰国告诉清朝官员说：“该夷（太平军）毫无纪律……实系贼匪行为。……口称奉耶稣教，询以耶稣教中之语，所答非所问。”清朝官员据此判定：“夷人（英国人）看贼（太平军）不起，不屑与之往来。”遂坚定了和英法等国合作的意向。

除了利益方面的考虑，西方人认为太平军只能破坏，不能建设，不看好太平天国的未来，这是他们放弃太平军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没有未来的政权，有必要支持它吗？后来，英国领事巴夏礼访问了南京，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南京或长江边的叛党，八年来一直在攫夺这个国家的命脉，他们有强大的力量足以破坏，但是不能建设。他们能够而且正在相当成功地颠覆清朝，但是我完全怀疑，他们在破坏后的废墟上，能否建立另外一个政府。（伯纳特·M·艾伦《戈登在中国》）

夹在两个上帝中间的人

额尔金离去后不久，1859年4月22日，一位受过洗礼的基督徒来到南京，走进了宏大森严的天王府，他是洪秀全失散多年的族弟洪仁玕。洪秀全在广西起事之后，洪仁玕受到牵连，遭到清军的追捕。洪仁玕辗转到香港，在教会中长期工作，担任牧师。在香港，洪仁玕接触到了很多外国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1858年夏天，他接受传教士团体的资助，离开香港前往南京。

看到洪仁玕来到南京，洪秀全喜出望外，因为他始终缺少一个信任的人执掌朝政。洪仁玕到达南京不到20天，5月11日，洪秀全便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相当于杨秀清原来的职务），让他“总理朝政”。不久，他打破“天京事变”以后永不封王的决心，敕封洪仁玕为“干王”。洪秀全对洪仁玕的信任一下子达到顶点。

受到如此重视，洪仁玕自然受宠若惊。1859年5月，他充满热情地写就了一份施政纲领，名曰《资政新篇》，呈送到天王府。从洪仁玕所写的《资政新篇》看，他对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把“法”提高到施政的重要位置上，这是非常难得的。他说：施政的关键是立法和用人，“然于斯二者，并行不悖，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是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立法和用人是不矛盾的，以法约束的应该是有关世道人心的大事，比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都应该以法的形式树立标准，这样去做，下面的人知道做事的方向，百姓也不会陷于迷茫之中。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认为，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必须严以律己，率先垂范，这是去除社会中丑恶、愚昧现象的必要措施：

夫所谓“以风风之”者，谓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诸如此类，难以枚举。

禁之不成广大之体，民亦未必凛遵，不禁又为败风之渐，惟在在上者以为可耻之行，见则鄙之忽之，遇则怒之挞之，民自厌而去之，是不刑而自化，不禁而自弭矣。倘民有美举，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四疾院等，上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若无此举，则诏谕宣行，是厚风俗之法也。（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

这段话的意思是：所谓“移风易俗”，就是革除百姓所不愿革除的旧习，兴办百姓所不愿兴办的新鲜事物。有些旧的东西是难以马上改变的，要从上做起，逐渐改变风俗，慢慢达到启蒙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在高位者的行为举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令人感到可耻的行为，在高位者应该鄙视它，远离它，民众自然会跟随去做。倘若民众中有开办医院、教堂、学馆等弘扬美德的事情，在高位者应该亲临现场或者颁布诏谕，表示赞赏，这是移风易俗的好办法。

洪仁玕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要求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要检点自己的日常行为，为民众树立表率。不知洪秀全看到洪仁玕的这些提议以后会有何感想，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有悖于洪仁玕的提议，是摆不上桌面的。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大体介绍了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埃及、土耳其、日本等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总结说：

英吉利，即俗称红毛邦，开邦一千年来未易他姓，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以上略述各邦大势，足见纲常大典，教养大法，必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替也。（中国史学会，《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提出了一系列施政举措，比如修铁路、造轮船、开矿山、建邮局、建医院、建银行、实行保险和专利制度、大办慈善事业、和外国人公平交易等等，都是大胆借鉴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看到这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却又过于超前的施政纲领，洪秀全在上面略作批示，除了对“不杀人、诫杀人”两处表示反对以外，大体表示赞同。其实，人们大致可以认为洪秀全没有完全看懂，或者他根本无意实施一些改革，对洪仁玕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总之，《资政新篇》从此束之高阁，根本没有在太平天国实施。

洪仁玕写《资政新篇》这件事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之后，洪仁玕被迫从家里逃出去，只是在香港待了几年，他的思想和认识居然能够达到如此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鸦片战争后清朝打开国门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但是，和清朝其他的地方一样，太平天国同样充斥着愚昧和落后，洪仁玕的抱负是不可能在那里得以施展的。于是，他便被夹在新旧两种势力中间，并且只能无条件地向旧的势力妥协，这就注定他的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

从此，没有资历和权威的洪仁玕在洪秀全的支持下执掌朝政。他并无实际执政能力，太平天国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军权和地方治权掌握在李秀成、陈玉成等将领手中，所以他没有在太平天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的命令甚至出不了南京城。热情消退以后，洪仁玕感到无奈而又消沉，时而听到振奋的战报，时而听到沮丧的消息，他在荒凉的南京城里看着时光一点点逝去。

最后一个外国人走了

1860年下半年，洪仁玕在南京见到了两位老朋友。首先到来的是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他是洪秀全和洪仁玕两个人的老朋友。1852年，洪仁玕到达香港，向西方传教士讲述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故事，通过这个途径，罗孝全意外地知道，当年被他拒绝入教的洪秀全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而太平天国是信奉上帝的。1852年10月6日，他在一封信中高兴地写道：

我现在开始同情他们（太平军）的斗争，并期待着重要的结果。天意十分奇妙，对外战争却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中国的开放。如果目前的叛乱能废除中国人的偶像崇拜，为福音在他们中间的广泛传播开辟道路，那么，这个结果将是同样的奇妙！

从此以后，罗孝全一直期待能够前往南京。1860年10月13日，罗孝全历经艰难，终于到达南京。洪秀全热情地接待了罗孝全，任命他为外交政策大臣和所有涉外诉讼案的法官。他赐给罗孝全三个新妻子，被谢绝了。罗孝全穿上了太平天国的服饰，“身着蓝色毛皮缎子长袍，外罩一件绣花短上衣，头戴红色头巾，脚蹬锦缎靴”，一副让人感到滑稽的样子。

1860年11月19日，洪仁玕见到了容闳。在香港的时候，他们便熟识了。容闳到南京来，一是抱着探奇的心理，二是对太平军怀有同情之心，这种同情是建立在他对清政府的憎恨之上的。咸丰五年（1855年）左右，容闳居住广州，曾经亲眼目睹了清兵残酷镇压民众暴动的场面，他被深深地震撼了：

粤人之暴动，初与太平军无涉。彼两广总督叶名琛，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觇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

……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予自刑场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筋中，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容闳，《西学东渐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广东人的暴动，最初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了把祸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便用极为残忍的方式杀了75000多人，我亲自到刑场观看，只见那里血流成河，尸横遍地。这种景象令我感到无比愤懑，认为太平军的造反是正当的，我真想马上采取行动以响应他们。

有必要在此交代一下：容闳在广州看到的这次被镇压的暴动是广东天地会发动的，与太平天国有一定的关系。洪秀全等人在金田起事之后，对广东的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影响很大，尤其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天地会便积极准备在广东起事，太平天国曾经派人和他们联系，同谋起事。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

容闳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回忆他留学回国后见到母亲的情景：“我还告诉她，我毕业了，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与中国的秀才头衔相仿……母亲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问：这学位能换多少钱？……我告诉母亲说，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本身的价值远超过金钱，不过我相信自己是能挣得很多钱的。”

1854年6月8日，天地会首先在东莞发难，其他各地天地会同时发动起义，造成的声势很大。起义军曾经围困广州半年多，1855年初撤围，叶名琛乘势反扑，残酷屠杀起义军和无辜群众，容闳看到的是其中的一幕。

正是出于对太平军同情的心理，容闳和洪仁玕见面的时候，提出七项施政建议：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建设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大办教育，把《圣经》作为课程之一；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还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

两天后，洪仁玕接见容闳，礼貌地对他说：他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要，需要朝中诸要人一起商议后才能施行。洪仁玕这么说，等于婉拒了容闳的七项建议。又过了几天，洪仁玕忽然派人来，要授予容闳四等爵位。

容闳拒绝了太平天国的爵位，因为经过几天的观察，他对太平天国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自己的建议会变成现实。他这样说：“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通过对太平军领导人品格和能力的观察，他认为洪秀全等人是不足以成事的。他向洪仁玕讨要了通行护照，于1861年初回到了上海。

罗孝全没有马上离开天京，而是留了下来，他为的是把太平军所控制的大约6个省的3000万人都变成基督教徒。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太平天国的宗教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他的眼里变得不伦不类。他必须向洪秀全下跪，洪秀全对《圣经》任意删改，把自己想象成祭司国王麦基洗德，并且生活奢华。他甚至不能像在广州一样传教。天国里的生活压抑而又陌生。南京城中的外国人悄然地离开，罗孝全在武装人员的看护下，只能选择等待。

洪仁玕在南京城中的生活同样充满失意。随着太平军在西战场上不断失败，南京城里到处充满抱怨、指责和倾轧。1861年9月5日，安庆陷落，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洪秀全以援救安庆失败为由，革除洪仁玕的职权，把朝政重新交由他的哥哥洪仁达、洪仁发掌握。李秀成攻打上海，在上海的外国人站在了清军方面，洪仁玕因为和洋人交好受到了更多的嘲笑和非议，他对于太平天国失去了最后一点用处。

1862年1月13日，洪仁玕突然闯入了罗孝全的住所，挥刀砍翻了罗孝全的仆人，然后暴打了这位受人尊敬的美国传教士。在2月4日的《北华捷报》上，罗孝全这样描述了洪仁玕暴打他的情景：

他（洪仁玕）猛然向我扑来，以疯子般的狂暴，抽走了我所坐的凳子，将一杯茶的残渣猛泼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身体拼命地推搡，用他张开的手打在我的右脸上。随后，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我便遵照基督的教诲，将左脸转了过去，结果他用右手在我的左脸上打了一记更为响亮的巴掌，使我的耳朵再一次嗡嗡作响。此时，眼看不能激怒我在言语或行动上冒犯他，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像狗一样地向我猛扑过来，勒令我从他的面前滚开。（转引自赫连勃勃大王，《极乐诱惑》，另见《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76，142-143页）

现有的资料不能充分说明洪仁玕这次疯狂之举的原因。1月20日，罗孝全逃到了长江边上的一艘英轮上寻求庇护。他给报界写了一封信，声称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对于洪秀全，他则满怀失望：

至于天王以巨大热情宣扬的宗教观点，我认为它们在上帝眼里大体是讨厌的。事实上，我认为他疯了，尤其在宗教事务上，而且我也怀疑他对事情有健全的理智。……我认为他们不具备任何有条理的政府，他们也不懂怎样让政府正常运作。

他要我来，但不是要我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并让人皈依上帝，而是让我来做官，让我宣扬他的那套信条，让我说服外国人皈依他本人。我宁可让人们信奉摩门教或者别的什么我觉得与圣经原则有所不符的异端教派，只要这些教派远离邪恶就行。我相信，他们在心里其实是反对福音的，只是为了政策原因而容忍它而已……因此我打起了离开他们的主意。（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南京城里最后一个外国人走了。

延伸阅读

在华英文报纸的社论

这场重大的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就像一个值得夸耀的肉体上的旧痛疽一样不可愈合，如果盛行的传闻可作为一个线索，那么事态会继续恶化。……

额尔金勋爵谈到中国人时所说的“他们那个衰落文明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这句话，被一些上等人看作是刺耳的过激之词，虽然情况可能一直如此，但这句话依然是相当真实的。政府的古老基础完全腐烂了；其等级和秩序被打破了；其豪华的装饰品成为破烂。

它不是吞噬这个国家的唯一的食尸鬼。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腐败丛生，积弊日甚；没有人能说出何时才会有一个结局，其结果又会如何。

——《北华捷报》，1860年1月

第五章

一手拿刀，一手捧《论语》

得人才者得天下

1860年，李秀成等人率领太平军扫荡了东战场上的清军绿营兵，这不单令太平天国的将领们感到高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人物同样感到庆幸。朱孔彰追述当日情景说：

江南大营复陷，官军悉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闻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

李秀成等人扫荡东战场的时候，左宗棠已经离开湖南，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暂栖羁羽”。左宗棠、曾国藩虽然同为湘军领袖，却常常互有攻击，打一些嘴皮子官司。左宗棠投到曾国藩的门下，为他服务，说明曾、左二人都是具有胸怀、雅量的人。听到清朝绿营兵在东战场上一败涂地的消息，左宗棠忽然说：“难道天意有转机吗？”

绿营兵遭遇扫荡，清廷必然要倚重湘军，必然要重用湘军将领，久被压制的曾国藩等人最终会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左宗棠所说的“转机”。果然，江浙境内纷纷告急，咸丰帝在太和殿上坐立不安，身边重臣肃顺向他进言：“胡林翼在湖北甚得手，未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总督两江，则上下游皆得人。”

此时，朝廷处于无兵可派、无饷可拨的危急境地，咸丰帝只好暂时放下对曾国藩的重重顾虑。1860年6月8日，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署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实授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其节制。

曾国藩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湘军集团迎来了重大转机。清族贵族在无奈的状况下，不得不放弃对湘军既限制又使用的策略，转而尽量依靠湘军等汉人的力量，以维持其统治。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藩胸中积存的“闲气”释放一空，他终于可以“破格请将，放胆添兵”，直挂云帆济沧海了。

这一时期，京城里有人提议重用左宗棠，朝廷向曾国藩征询任用意见，曾国藩保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破格录用”。6月9日，清廷便任命左宗棠为四品京堂，随曾国藩襄办军务。

7月3日，曾国藩向朝廷保荐彭玉麟：“任事勇敢，励志清苦，有古烈士风，堪胜总办水师之任。”后来，朝廷授予彭玉麟安徽巡抚之位，被彭玉麟辞掉，他专心率领湘军水师作战，实践其“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的诺言。

随着湘军不断壮大，曾国藩职位不断升高，曾国藩幕府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1863年，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他看到：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容闳，《西学东渐记》）

曾国藩幕府中人才济济，其中负责政务的有赵烈文、李宗羲、何璟、洪汝奎、方宗诚等；负责文书的有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出谋划策的有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负责作战的有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李元度、刘蓉等；负责后勤保障的有李瀚章、甘晋、郭昆焘、李兴锐等；文化方面的人有吴敏树、莫友之、陈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等；科技方面的人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后来，曾国藩幕府中的人大都有所建树，成就一番事业。左宗棠、李鸿章就不用说了，李瀚章、彭玉麟、李宗羲、杨载福、何璟、郭嵩焘、刘蓉、唐训方等后来都官至督抚，薛福成是著名的外交家，俞樾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为晚清科技发展做出很大成就。

如容闳所说，这么多人挤破头要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就是冲着曾国藩去的，因为曾国藩有着巨大的声望，并且领导着一项极大的事业——和太平军作战。人们希望在曾国藩的幕府得到学习、历练，也希望觅得机会，乘势而起，成就自己的事业。很多人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受用一生的东西，其中得益最多的大概要算李鸿章。回忆起当年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经历，他后来颇有感触地说：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国藩）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刘替智，《异辞录》）

这么多人来到曾国藩的幕府中，对于曾国藩的帮助也是极大的。进入幕府的人，不管是曾国藩邀请的，还是自己要求加入的，他们肯定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他们一般具有一定的声望和才能，在某些方面往往能够呼风唤雨。把这么多人才招揽在身边，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曾国藩身上也势必凝聚起巨大的能量。

在中国古代社会，幕府的主人和幕宾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同时有朋友、客人、同事的成分。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幕宾是尊重的。比如，左宗棠常常身在数十里外的军营中，隔一天便跨马而来。曾国藩总是耐心等他，为他准备下丰盛的酒菜，说“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左宗棠性格张扬，在曾国藩面前不拘小节，“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吃得十分尽兴。

左宗棠对于曾国藩也是尊重的。他性格直爽，对别人常常直呼其名，唯独对曾国藩称呼他的字，以示尊敬。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曾国藩曾经给他出了一个上联：“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联中嵌有左宗棠的字：季高。左宗棠答道：“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把曾国藩的名字嵌入其中。这幅对联实际也很有意思，曾国藩说：“你性格张扬，自视很高，距离我的期望怎么这么大呢？”左宗棠回答说：“我已经以身许国，不在乎这些小节，您有什么指教吗？”

与曾国藩这边的情况相反，洪秀全那里人才凋零。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都已逝去，最有才干的石达开与洪秀全分道扬镳，这位太平天国的天王只能依靠李秀成、陈玉成等一帮年轻人，一边使用一边防范。他相信他的两个哥哥，而这两个人偏偏自私、无能。从这方面看，洪秀全走向失败实在是必然的。

延伸阅读

曾国藩幕府趣事

李文忠（李鸿章）时在文正幕，辄不相下。曾军湘人为多，值彭刚直（彭玉麟）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尊人（彭玉麟的父亲）久任合肥青阳司巡检，文忠（李鸿章）反唇相稽。刚直（彭玉麟）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左宗棠）、刚直，始终不协。

——刘体智，《异辞录》

曾国藩祁门遇险

朝廷赋予曾国藩大权，实质是指望他率领湘军迅速恢复常州、苏州等地。曾国藩老谋深算，不同意朝廷的部署，他认为：“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曾国藩认为：苏州、常州没有丢失的时候，应该去支援，以保全这些地方；现在，这些地方已经陷入敌手，就要通盘考虑，不要急于赴援。自古以来，要想平定江南的动乱，应该从长江上游下手，由上而下，方可成功。所以他再次搬出“诚、拙”之术，上奏道：“但求立脚之坚定，不论逆氛之增长。”

曾国藩眼中的立脚点是安庆。安庆是南京在长江上游的屏障，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进入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以曾国荃所部为主力，全力攻打安庆，向英王陈玉成的部队发动猛烈攻击。曾国藩认为，湘军已经进薄安庆城下，一旦放弃，“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不但鄂边难以自保，即北路……各军亦将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湘军一旦攻取安庆，“则即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

曾国藩认为安庆是重要的，它牵连湖北、安徽，是南京城粮米的来源和安全屏障，湘军应该首先攻取安庆，以此作为将来攻打南京的基地。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番见解的确是高人一筹。

不过，当时的朝廷对他责望很深，议论纷纭，坚持要他规复苏、常，以保沪、杭。曾国藩无奈，只好自己率军8000，移驻皖南祁门，设立两江总督行署。他留下曾国荃所部15000人继续攻打安庆，不给太平军以喘息的时机。

因为湘军对安庆的攻势猛烈，陈玉成放弃攻打杭州，回援安徽。这时候，李秀成、陈玉成各有所依、各有所虑的情形已经非常明显。南京城内同样意识到了安庆的重要，洪仁玕说：“长江者，古称长蛇，湖北为头，安庆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洪秀全给李秀成下达严令，要求其暂停经略江南，兵发上游，以解安庆之围。

何璟：广东香山人。1847年进士，入翰林院。后出任安徽庐凤道，入曾国藩幕府。1865年后任湖北、山西布政使。1870年后，迭任福建、山西、江苏巡抚。1876年授闽浙总督。1884年8月，在马尾之战中败逃，获罪被革职。

李秀成和陈玉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具体对策。最后，众人决定实施西征战略，计划长途奔袭，夺取武昌，调动湘军，安庆之围自解。具体方案是：陈玉成率部沿长江北岸西进，由安徽进入湖北，攻打武昌北路；李秀成率部沿长江南岸西进，由江西进入湖北，攻打武昌南路；辅王杨辅清率领所部攻打祁门，直扑曾国藩老营；侍王李世贤率领所部挺进赣东，断绝曾国藩的后路。

为了解救安庆，太平军拼命攻打祁门。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攻下景德镇，包围祁门，曾国藩再次遭遇险境。曾国藩的幕宾何璟这样记道：“咸丰十年，国藩驻祁门，皖南北十室九空。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里，无处无敌，无处无战。徽州初陷，休、祁大震，或劝移营他所，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则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敌至环攻，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从容布置，不改常度。”

曾国藩写下遗书，帐悬佩刀，然后指挥作战，可见当时战况的危急。祁门形势的紧急从《水窗春呓》的一段记述中也可以看出。《水窗春呓》是湖南人欧阳兆熊所著，此人当时正在军中：

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李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个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曾国藩对他的幕宾说：“形势危急啊，谁要是回去，那就回去吧，拿着三个月的薪水。将来局势平静了，还可以来这里工作，我不介意的。”听到这样的话，谁有脸面临危逃走呢？于是人心稳固。险境中的曾国藩仍有权变之心，可见淡定如常。

危急时刻，幸亏左宗棠出兵乐平，击败了李世贤所部，打通了祁门的粮道，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才转危为安。曾国荃给曾国藩写信，劝他离开祁门险地。1861年5月10日，曾国藩移驻东流县，继续指挥湘军作战。

咬定安庆不放松

咸丰十年（1860年）冬天，陈玉成率领军队在桐城、安庆一带和湘军作战，始终不能获胜。1861年3月6日，陈玉成按照和李秀成议定的西征计划，率领五万军队，离开桐城向西急进，直指武昌。陈玉成所部“风驰雨骤，昼夜兼行”，很快打下黄州。湖北巡抚胡林翼大惊，大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急忙调集部分湘军回援武昌。

太平军的行动同时惊动了英国人。此时，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率领的舰队抵达汉口，他担心太平军占领武昌，会影响英国人长江通商的利益，便派出了参赞巴夏礼，到黄州劝说陈玉成不要攻打武昌、汉口，并以对太平军作战相威胁。为了避免和英国舰队发生冲突，陈玉成命令两支进攻汉口的部队向麻城、德安进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是陈玉成、李秀成约定会师的时间。时间到了三月，陈玉成仍然看不到长江南岸有什么动静，等不到李秀成所部的消息。因为安徽战事紧张，他便径自率领主力离开湖北，重返安徽，支援安庆。

李秀成对西征并不积极，行动迟缓。咸丰十年（1860年）冬天，他的部队在皖南一带活动，年底又回到了浙江。咸丰十一年春天，他的部队进入江西，向武昌方向进军。直到初夏，李秀成和他的部队才到达武昌以南各县，而此时，陈玉成的主力部队却已经返回了安徽，只有部分部队仍然等候在长江北岸，可以策应李秀成的部队攻打武昌。李秀成不愿意在湖北苦战，同样在英国人的“劝说”下，放弃了原来会攻武汉的计划，率部东返。至此，太平军的西征行动徒劳无功，不了了之。

李续宜（1822-1863）：湖南湘乡人。李续宾弟。1853年，随罗泽南从军，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1859年，以战功获布政使衔。1861年，擢升安徽巡抚。同年，接任湖北巡抚。1863年病卒。

武汉方面不再危急，湘军更是咬定安庆，全力攻打。陈玉成调集安徽、南京附近的太平军多次援救安庆，湘军悉力以拒，太平军始终不能击退湘军。安庆守军得不到兵员、粮弹的补充，粮尽援绝，苦苦支撑。湘军则不断从两湖地区获得补给。双方胜负已定，只是时间问题。1861年9月5日，湘军用地雷轰塌城墙，攻入安庆城中，1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战死，陈玉成的家人自焚而死，陈玉成等退出集贤关外。

安庆被攻陷，南京城开始震动。洪仁玕说：“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匙而保障东南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随着安庆的陷落，英王陈玉成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

安庆被攻陷不久，9月30日，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胡林翼于武汉呕血而死。关于胡林翼之死，曾国藩得幕僚薛福成这样记道：

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胡林翼）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薛福成，《庸庵笔记》）

这段话的意思是：湘军攻打安庆的时候，胡林翼曾经前去视察，认为安庆地理条件不好，肯定会被湘军攻取。他来到长江边上的时候，看见有两艘外国的轮船在长江上飞驰，他的脸色骤变，在回营的途中吐血，几乎从马上坠落下来，不久后死于营中。

看到外国的轮船飞驰于江上，胡林翼不觉忧从中来。内忧未平，对外部世界的担心已经袭上胡林翼等人的心头。胡林翼死后，湖北巡抚一职由湘军集团中人李续宜署理，不久后改为实授。

儒家学说的力量

攻下安庆之后，曾国藩声誉日隆，地位日重。11月，他向朝廷保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朝廷照准。随后，曾国藩部署三路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沿江而下，主攻天京；左宗棠率领楚军（湘军的一支）进取浙江；李鸿章暂回合肥招募淮勇，准备东援上海。1862年1月23日，朝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丢失安庆，说明太平军在西战场大势已去。陈玉成看到家人殉难，军队尽失，不免心烦意乱。洪秀全不加安慰，反而借此严厉指责，革去他的职权，陈玉成更加心灰意冷。他奏请洪秀全，分封他的部将陈得才为扶王，梁成富为启王，赖文光为遵王，蓝成春为祜王，由他们率军远征陕西，自己则在庐州防守。

1862年5月13日，庐州被清军荆州将军多隆阿攻克，陈玉成突围而出，走到寿州，遭到地方团练头目苗佩霖的暗算，被押送到清军大帅胜保的军营中。胜保劝说陈玉成投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6月4日，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县被杀，时年只有26岁。

太平军之所以在西战场大败，从远处看，这仍然是“天京事变”留下的后遗症。“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失去了杨秀清、石达开这样的统帅，立国没有远见卓识，作战缺乏整体战略，陈玉成、李秀成各有各的打算，太平军众志不一。

当初，李秀成与陈玉成相约攻打武昌的时候，双方不能协调行动，导致失掉了调动湘军的时机。后来，陈玉成率部在安庆一带苦战的时候，李秀成率部进入江西，军威旺盛，却没有对安徽的太平军实施积极的援救。1861年9月，有相当数量的脱离石达开的太平军加入了他的部队，他的总兵力达到了70万左右。

李秀成之所以没有派兵前往安庆，与他经营江浙地区，以江浙地区作为根据地的思想有直接关系。陈玉成的军队在西战场不断遭受打击的时候，李秀成没有实施积极的救援，他的大军反而向东进入浙江，一路攻城掠地，并于1861年12月29日占领杭州。除了温州、衢州等少数城市外，浙江的大部划入了太平天国的版图。

李秀成是有才能的，也是短视的。他没有看到，安庆是南京的屏障，一旦安庆有失，南京必将陷入险境；而南京又是太平天国的根本，也是江南地区的屏障，南京一旦陷落，江南是不能苟安的。

李秀成、陈玉成为什么会各自为战，互不相救呢？其实这都是洪秀全卑劣的领导方式造成的。“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仍然深居天王府，不勤于朝政。但是，他非常担心出现第二个杨秀清，于是大封同姓王，比如洪仁达、洪仁发、洪仁玕等，让他们执掌朝政。洪仁玕等人既没有功勋，也没有能力，朝政陷于萎靡。

安庆陷落之后，洪秀全剥夺了洪仁玕的职权，朝政交给更亲近的人处置。据李秀成说：洪秀全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的是他的哥哥洪仁达、洪仁发，第三重用的是洪仁玕，第四重用的是他的驸马黄姓、钟姓，第五重用的是英王陈玉成，第六重用的是他李秀成。

洪秀全的外甥萧有和，只有十几岁，被封为西王，一个孩子也有出令的权力。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谏，认为这样不妥，“屡俱本奏，天王不从，越奏越怒”。洪秀全固执己见，索性对李秀成说：“政事不与你相干，王次兄勇王（他的哥哥）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对于有才能的异姓王，比如李秀成、陈玉成等人，洪秀全多有猜疑，处心积虑分化他们的实力。李秀成的势力在江南逐渐壮大，洪秀全封他的部将陈坤书为护王，以为牵制。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1861年以后，洪秀全封王愈来愈滥，被他封为“王”的人最后达到2700多个。

太平天国分封过滥了造成严重后果，诸王不顾根本，纷争不断，“彼此猜忌，势不相下”，“此王所踞之地，常为彼王劫掠”。太平军的将领们开始互相劫掠。对此，李鸿章说：“增封多王，内乱猜忌，愈散漫不可制。”李秀成后来也承认，滥封王是导致太平天国亡国的大误之一。太平天国的君臣离心离德，各位将领只图自保，这是造成太平军在西战场大败的重要原因。

与太平军形成对照的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整与磨合，清军逐渐消除了体制中的顽疾，尤其是朝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之后，湘军不但继续得到湖南、湖北两地的支持，在安徽、江西、江苏等地也免除了原有的掣肘，曾国藩从容调度，湘军指挥统一，目标一致，粮草充足，配合得当，战斗力得到空前提高。双方对比，太平军不敌湘军成为必然。

湘军和太平军的战争打到这个程度，双方主帅个人素质的差距一目了然。洪秀全的素质为什么这么差呢？因为他平时做的功课实在是太少了。他只把“四书”、“五经”当作获取功名的工具，没有像曾国藩、罗泽南等人一样把儒学当作信仰。于是，当他屡考不中的时候，他便砸碎孔子的牌位，和儒家学说分道扬镳了。

洪秀全过于轻视儒学了。儒学是什么？儒学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经说：儒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儒学是一种法则，是一门学问，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儒学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这个日本人非常重视儒学在实业经营中的作用，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实业家，必须一手拿算盘，一手捧《论语》，必须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来自欧美的经济理论合为一体，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论语与算盘》。

再有，一个人要想成为领袖，成就一番事业，其自身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应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晚清史专家杨国强曾经对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士人做过深入的剖析，认为“没有人格力量作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致远的”。作为一种文化，儒家学说是非常崇尚和注重伦理道德的培养的，当一个人“远行”的时候，儒学会在他的内心深处为他提供强大的动力。洪秀全能够利用“拜上帝会”发动一场起义，却抛弃了儒学，在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失去了根基，他究竟能走多远呢？

我们再回头审视湘军的将领，会发现在那个团队里面，有一些人有着极强的人格力量。抛开曾国藩、左宗棠不说，水师主将彭玉麟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彭玉麟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却不贪恋官位、钱财，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传诵。

湘军攻打小孤山的时候，太平军“缘岸列炮，丸发如雨”。作为水师主帅，彭玉麟亲自“植立船头”，带头冲杀，对身边人说：“今日，我死日也。义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矣。”经过两日苦战，湘军攻克小孤山。

湘军攻破安庆之后，朝廷授彭玉麟安徽巡抚。巡抚是一省的军政首脑，是封疆大吏，彭玉麟对之并不动心，三次上疏力辞，自谦说：“以臣起自戎行，久居战舰，草笠短衣”，“一旦身膺疆寄，进退百僚，问刑名不知，问钱谷不知”，“且身无学求”，“更虞不胜重任”。清廷改任他为水师提督。

彭玉麟曾经把“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一生中大致是这样做的。这样的人，无疑是有领导力的，是可以致远的。

延伸阅读

彭刚直（彭玉麟）贫时，母欲食燕窝不得。贵后，赴大宴，遂不忍食此菜。军中闻母讣，只身徒步归守制。袖一铜锤十二斤，以备不测。其巡阅长江也，制一小艇，倏江南，倏湖广，倏江西，来不知，去不识。提镇以下，得其劣迹，动即参杀，人莫不栗栗。船小仅四座，客四人至，己即坐门限上以陪。

刚直（彭玉麟）所至，访知文武官吏贪恶者，非杀即参，人呼之曰“彭打铁”。故闻其至者，无不头痛。而其至也无常，无一人知之。自奉巡江之命，不独水师整顿，即东南数省大小吏，亦未敢过于贪酷，真国家不可少之人也！

——欧阳昱，《见闻琐录》

第六章

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翰林变绿林

1861年，李秀成率领大军在江浙一带攻城掠地。他的军事行动令上海的清朝官员、士绅、外商感到惊惧，因为上海成为了一个孤岛，它势必遭受太平军的攻击。湘军刚刚夺取安庆，声威大震，在上海方面看来，只有曾国藩能够保上海一方平安。江苏巡抚薛焕筹集了18万两银子，准备用这笔钱雇佣外国的轮船进入长江，把湘军载入上海。他派人带着上海官绅的求援书信，到安庆拜谒曾国藩，“涕泣乞援，呈递公函”。

曾国藩感到很为难，一是当时出兵上海不符合他的战略构想，二是湘军兵力不足。安庆之战后，湘军伤亡很大，曾国荃马上要回到湖南募集湘勇，补充兵员。可是，朝廷频频下达谕令，要求曾国藩一定要保证上海的安全，因曾国荃屡建战功，便指名要曾国荃赶往上海赴援。另外，上海经济发达，求援信中说每月可以筹饷60万两，是一个“膏腴之区”，这对于常为军饷发愁的曾国藩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思前想后，曾国藩最后决定由湘军集团的人控制上海。曾国藩和自己的弟弟商量，征求意见。曾国荃仍然坚持主攻南京，说：“金陵为敌根本，急攻金陵，敌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赞同弟弟的意见，把率领湘军主力围攻南京的任务交给了曾国荃。他另外向朝廷推荐自己的门生李鸿章，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膺疆寄”，可以承担赴援上海的重任。

李鸿章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李鸿章，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182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1838年，他的父亲与曾国藩同期考取进士，成为一名京官，李氏家族一跃成为合肥的名门。1843年，在父亲的催促下，他离开家乡前往北京，谋求更大发展。赴京途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进入北京后，由父亲引荐，李鸿章拜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后来追忆，在北京时他便认识到李鸿章具有不同常人的才能。果然，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擢升编修。

李鸿章本是一个实干家，是耐不住寂寞的，虽然拜了曾国藩为师，却远没有进入淡定苦修的境地。1853年，太平军的势力进入安徽，清军一败涂地。李鸿章开始不安分起来，他鼓动自己的同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要他给咸丰帝上奏折，建议在安徽大办团练，抗击太平军，并连夜为吕贤基代写奏折。

吕贤基把李鸿章代写的奏折呈上之后，咸丰帝深受感动，认为吕贤基有忧国忧民之心，索性派他到安徽筹办团练事宜。吕贤基心中喊苦，不得不去，私下怨恨李鸿章，对他说：“君祸我，我亦祸君。”他要求李鸿章做他的助手，一同去往安徽。从此，李鸿章走上了“翰林变绿林”的道路。

回到安徽初期，李鸿章随同吕贤基组织团练。吕贤基到底是被李鸿章害了，1853年11月29日，舒城被太平军攻克，他投水自杀。之后，李鸿章只好到安徽巡抚福济手下供职。福济是李鸿章1847年参加会试时的副考官，是李鸿章的座师。李鸿章率领乡勇和太平军多次交战，有胜有负，却难成气候。他不得志，落落寡欢。

吕贤基（1803—1853）：安徽旌德人，道光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等职。1851年为工部左侍郎。次年，兼署刑部左侍郎。

看到曾国藩编练的湘军不断壮大，渐渐成为一支劲旅，李鸿章便有意再次投奔老师的门下。1859年初，李鸿章“闻曾文正督师江西，居建昌；公（李鸿章）往谒，意必相留；乃久无消息。后挽人说项，始得入幕。盖文正以公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必有以折之，使之就范，此盖（咸丰八年）十二月事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李鸿章前往建昌拜谒曾国藩，认为自己的老师肯定会把自己留在身边的；不料好久没有答复。后来，李鸿章托人说情，才得以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是认为李鸿章心高气盛，要借此杀一杀他的傲气。

对于老师的心思，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他是胸有大才之人，已经中进士，入翰林，之所以甘心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要在老师身边学习、历练，将来建功立业的。当然，要想成为一个被曾国藩认可的好学生也是不容易的。曾国藩要求身边的人每天天不明即起，共进早餐。李鸿章刚来，早晨起不来，常以头疼作为托词。

有一天，曾国藩派人来请，李鸿章不得不赶快过去。“文正（曾国藩）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李鸿章）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

曾国藩严厉的态度令李鸿章感到害怕，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真真切切从老师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一生受用不尽。不过，李鸿章不是一个甘于久居人下之人，也会偶尔在老师面前用点意气，倔强一回。1860年，他们师生之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曾国藩手下重要将领李元度从徽州败退，曾国藩很生气，要求李鸿章代写奏折弹劾李元度，当时情景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这样记道：

傅相（李鸿章）以元度尝与文正（曾国藩）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侍留矣。”文正曰：“听群之便。”

傅相乃辞往江西，间居一年。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建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傅相乃束装赴安庆，文正复延入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薛福成，《庸庵笔记》）

这段话说的是：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曾经与曾国藩共患难，曾国藩不应该弹劾他，便带着一些人前去争辩，并且对曾国藩说：“你如果一定要弹劾李元度，我不敢拟写奏折。”曾国藩说：“我自己来写。”李鸿章接着说：“如果这样，我待在这里也没有用处，我就告辞了。”曾国藩说：“随你们的便吧。”

李鸿章去了江西，在那里待了一年。湘军攻克安庆之后，曾国藩便移往安庆，建两江总督督署，李鸿章趁机写信祝贺。曾国藩回信说：“你要在江西没什么事情，那就回来吧。”李鸿章收拾行李，赶往安庆。曾国藩重新邀请他进入幕府，对他礼貌有加，遇到军事、政务方面的大事，都与他商议。

从哪里冒出来的淮军

李鸿章是有大才的，曾国藩知道这一点，于是上海告急的时候，他便把千里赴援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学生。曾国藩大概不会想到，李鸿章此去便游离出湘军集团，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淮军集团，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自己这个老师。

因为兵力不足，曾国藩要求李鸿章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募集淮勇，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支新军带到安庆来，然后东援上海。李鸿章在安徽工作过六年，到底打下了一些根基，这给他募集新军以很大的帮助。时隔不久，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带领3500名左右的新军来到安庆。这些新军大都来自安徽当地的团练，他们从1853年起便断断续续地和太平军作战，其中的头领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人是庐州附近西乡的土豪，勇猛粗狂，“善战而多土气”。

跟随李鸿章来到安庆的诸人中，张树声是廪生，潘鼎新是举人，刘铭传、周盛波等人是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功名。这些人名为团练的头领，实际是地方豪强，各自占山为王，太平军来了自保，太平军走了互相攻击。他们之所以跟随李鸿章走出大山，是希望借助平定太平军这个时机建功立业，和李鸿章“三千里外觅封侯”的志向基本一致。后来，他们大都实现了各自的志向，成为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

见李鸿章在短时间内募集了一支新军，曾国藩感到很高兴。为了尽快实施东援上海的计划，他将数千湘军部队调给李鸿章指挥，把湘军将领程学启、郭松林、杨鼎勋等人同时配置过去。这样，李鸿章手下有了一支6500人左右的军队，这支新军完全按照湘军的模式厘定营制，进行管理。“淮由湘出”，淮军从此诞生了。

曾国藩之所以把程学启、郭松林、杨鼎勋等人送到李鸿章手下，其中各有原因。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太平军进入安徽的时候参加了造反的队伍，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叛逃至湘军。虽然屡立战功，曾国荃等人对他始终存有戒心，加上不是湖南籍人，感觉难以在湘军中出人头地，便带着两营兵丁投到同乡李鸿章的手下。

杨鼎勋是四川华阳人，在湘军中也不得志。湘军重要将领鲍超与李鸿章私交不错，向李鸿章推荐杨鼎勋。李鸿章向老师提出要求，希望杨鼎勋到自己手下相助。曾国藩爽快地答应了，并且“以亲军二营佐之，当时所谓赠嫁之资者是也”。郭松林是湖南湘潭人，本来是曾国荃的爱将，却与其他湘军将领不和，李鸿章看在眼里，在曾国荃面前说好话，把他也要来，作为统兵打仗的将领。

中年的李鸿章

梁启超这样评价李鸿章：“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也。”

程学启、郭松林、杨鼎勋的到来对于李鸿章组建淮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当时远非张树声、刘铭传等西乡团练头领能比。《异辞录》这样评论道：“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湘淮蝉蜕之形始此。”原先，淮军只有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等人率领的队伍，像是没有翅膀的鸟儿；有了郭松林、杨鼎勋等人，淮军便有了翅膀，能够像鸟一样飞起来了。像金蝉脱壳一样，淮军由此也就从湘军的壳中蜕变而出。

因为上海形势紧急，李鸿章的军队尚未整理到位，上海士绅雇佣的7艘外国轮船到达了安庆，来迎接援军。4月5日，6500余名淮军官兵被装入7艘轮船，离开安庆，驶向上海。因为是外国的轮船，长江沿岸的太平军未加阻拦，这7艘轮船“鼓轮东下，穿贼（太平军）境千余里。贼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边遥望，不敢近问”。满载淮军的外轮奇迹般地“冲敌营而过”，于4月8日到达了上海。

淮军到达上海的时候，上海早已燃起战火。这一次，李秀成的态度坚决，为了夺取上海不惜与外国军队一战。太平军面对的是清军绿营兵、英法联军、华尔率领的雇佣军。华尔率领的雇佣军已经不是纯粹由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而是扩编为2000多人，招募华人为兵，以欧、美人为军官，装备有西式武器，被称为“常胜军”。在战争的初始阶段，太平军作战不利，连连败退，丢失青浦、嘉定。

李秀成决心发动反攻。5月17日，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太平军取得太仓大捷，歼灭清绿营兵5000多人，外国干涉军数百人，缴获大量洋枪、洋炮。接着，太平军在奉贤获胜，夺回青浦，英法联军和“常胜军”遭受重创，退入上海城区。说起此时的英法军队，左宗棠曾经不屑地说：“青浦、嘉定二处，发贼（太平军）骤至，夷兵（英法联军）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上海再次出现危急局面。

淮军刚刚到达上海的时候，装备落后，穿着简陋，被上海人称为“叫花子军”。为了能够取得初战告捷的效果，李鸿章寻找种种借口，不让淮军过早参战。出乎意料的是，4月25日，在曾国藩的保奏下，朝廷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成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务。对于在仕途中跋涉的李鸿章来说，他终于迈上了重要的一级台阶，这一切得力于曾国藩、淮军、上海。

看到绿营兵和外国武装力量不能支持，李鸿章认为淮军可以出手了。6月中旬，淮军和太平军在虹桥附近展开了一场大战。淮军准备非常充分，拼死决战，李鸿章则亲自督战，“鸿章跃马而出，不做生还之想”。淮军力战三日，击溃太平军，取得了一场大胜。由此，太平军的攻势被遏制，上海的危局得到缓解，淮军声威大震。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威慑，老师稍可放心，鸿章也敢学习作战。”

此后的两个月中，淮军在上海唱起了独角戏。取得虹桥大胜之后，淮军乘势夺取了南汇川沙。7月，淮军攻克金沙，浦东逐渐稳定下来。8月10日，淮军占领青浦，10万太平军发动反攻，未得手。8月27日，淮军和洋枪队与太平军大战于北新泾、虹桥、淞江一带，太平军败退。10月24日，李鸿章指挥淮军、英法军队占领嘉定。太平军从昆山、太仓方向进攻淞沪，李鸿章指挥淮军分路迎敌，一一破解。至此，清军终于打破了太平军对上海的包围，李鸿章出色地完成了曾国藩交给他的任务。

淮军挽救了上海，那里的人们不再笑话淮军是“叫花子军”，都在传扬“六千淮军打败十万长毛”，李鸿章被呼为“武翰林”。朝廷得报，实授李鸿章江苏巡抚。李鸿章终于成为封疆大吏，在一个乱世里，在一连串的偶然中，向着“三千里外觅封侯”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淮军之所以取胜，太平军之所以屡败，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淮军是一股新兴的力量，蓬勃而起；而太平军因其内部原因处处呈现暮气，而曾国藩说：“军队最忌暮气。”其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已经进逼南京城下，洪秀全命令李秀成回师解救，“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李秀成只好从上海撤兵，成就了李鸿章。

李鸿章在上海作战的时候，湘军主力在曾国荃的率领下沿江而下，攻陷巢县、和州、太平府、芜湖、秣陵关等地，来到南京城下，扎营雨花台。对此，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自己的应对策略，认为湘军乘势而下，势不可挡，太平军应该避其锋芒，在南京城中尽量储备米粮军火，依城坚守；等待湘军疲惫，太平军发动攻势，可一鼓作气将其击溃。洪秀全不听劝告，执意命令李秀成率军西援，派人到苏州坐催，甚至责怪李秀成有“自图之意”。李秀成无奈，只好调集李世贤、陈坤书等十三王军队，救援南京。

此时，其他的湘军部队尚未到达南京。曾国藩原本担心曾国荃孤军深入，希望曾国荃的部队后撤，等待其他军队到达后一起攻打南京。曾国荃执意出奇制胜，对其兄说：“金陵敌之根本，拔其根本则枝叶不披而萎。且苏、常各兵闻攻急，必更来援，彼时遣别将间袭之，吾因利乘便，功在此矣。”曾国藩只好同意。

1862年10月13日，李秀成率领的10多万太平军向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发动猛攻，双方在五六十里长的战线上猛烈交火。曾国荃率领湘军以寡敌众，坚守雨花台大营，拼死不退。“国荃坚守四十六日，贞干（曾国藩五弟）力战以通饷道，前后破敌垒数十，斩首数万，营中火药用尽，乃告贷于湖北、江西。将士狞目髹面，皮肉几尽。国荃颊为洋枪所伤。”曾国荃的脸颊被打伤，可见他曾经遭遇怎样的险境。

曾国藩密切关注这场大战，用“心已用烂，胆已惊破”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最后时刻，反倒是太平军坚持不住，由于粮食不继，冬衣未备，十三王各怀心思，11月26日，南京城外的太平军纷纷撤离，把洪秀全留在了城中。

曾国荃作战凶残，杀人如麻，勇而无畏，韧劲十足。他不像曾国藩一样对义理有着坚定的追求，他之所以扎硬营，打死仗，在根本上是出于对事功的追求，同样是“三千里外觅封侯”。果然，1863年5月5日，朝廷降旨，授曾国荃浙江巡抚，以激励他击破南京，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荃一心攻破南京，以获取更大的功名，没有前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兼任。

在平定太平军的战争中，曾家兄弟出力最多，获利最大。能够镇压太平军，赢得生前身后名，如果说曾国藩依靠的是儒家士子的信仰，那么曾国荃又是依赖什么作为精神支柱呢？1884年，左宗棠奉旨从北京赴福建督师，走到南京的时候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会面交谈。闲聊的时候，左宗棠问：“老九（曾氏兄弟中曾国荃排九）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想了想，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湘军围困南京以后，太平军面临的形势愈发危急。1862年12月1日，李秀成等人没有打破曾国荃对南京的围困，紧接着又执行了一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进北攻南”计划。这次行动原本是要利用湘军后方空虚，太平军趁机攻击江北地区，吸引湘军回救，以此解除湘军对南京的围困。李秀成在自述中宣称，这是洪秀全下达的严令：“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殿明责，即饬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冒雪而往。”

对于太平军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雪上加霜的行动。同治元年（1862年）冬天，部分太平军渡过长江，先后占领浦口、和州、含山、巢县等地。第二年春天，李秀成亲自率军渡江，夺取江浦，和湘军在石涧铺对垒，久攻不下。后来，太平军又去攻打庐江、六安，都不能取胜。时逢青黄不接，远征的太平军饿毙不少。进入夏天，巢县被太平军攻克。曾国荃攻打南京紧急，李秀成率军回转，渡江时被湘军水师截击，损失又很大。

李秀成后来自责道：“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太平军的数万人在这一次军事行动中消失了，清军的伤亡肯定不在少数，可见战争是吞噬生命的庞大机器。在太平军中有一个来自外国的雇佣兵，他目睹了太平军在长江上遭遇截击的惨状，后来回忆说：

炮弹不断地在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们中间隆隆地爆炸。人群过于密集，许多人都被后面的人挤落江中，被江水卷起。成千的炮艇向这些拥挤在一起寸步难行的人们猛烈地轰击。那些筋疲力尽的残余的兵士从倒在地上的自己同伴的尸体中间慢慢地挣扎出来。这些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史景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延伸阅读

李鸿章自京至皖

李文忠（李鸿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吕贤基）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杨得武昌，顺流而下，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察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至误翌晨封奏。

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官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日文节召对，上大哭，文节亦伏地哭。

其后文忠和何莲舫诗中有“追怆同胞烈士魂”，指文节也。又曰“谏草商量扞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是事也。

——刘体智，《异辞录》

第七章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1862年11月，淞沪地区稳定以后，李鸿章开始谋求反攻。1863年1月17日，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向清军投降了，淮军占领了常熟，并趁势攻取了福山。太平军人心惶惶，守卫太仓的钱寿仁原本要投降清军，不料被发觉，便弃城跑到上海，改名周寿昌。淮军攻打太仓，李秀成派大将蔡元隆率领五万太平军前去支援。4月26日，蔡元隆在太仓诈降，乘淮军不备，发动突然袭击，淮军大败，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腿部被击中，差点丧命。

1863年5月2日，淮军和“常胜军”联合作战，一举攻下太仓，然后大肆杀掠。6月1日，淮军和“常胜军”一起打下了昆山。这样，淮军兵临苏州城下，来到李秀成的忠王府门前。李鸿章准备从水旱三路攻打苏州。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北回到南京，急忙领兵至无锡，准备援救苏州。

这时的李秀成应该感到很惊奇，上海方向怎么就出现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火力猛烈的军队呢？至1863年5月，即李鸿章率领他的“叫花子军”进入上海整整一年的时候，他手下的淮军已经发展到4万人，装备有1万支以上来复枪和许多门使用26磅炮弹的大炮。他的军队数量是一年前的6倍！这些军队是从哪里变出来的呢？我们还是应该惊叹个人在历史中的强大作用，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个了不起的李鸿章出现了。

李鸿章初到上海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很多：上海被太平军包围，是一个孤岛，形势混乱；淮军成分复杂，兵力少；人生地疏，上海的地方官员不是自己人。好在朝廷授他巡抚之职，他手握江苏的政权（上海归其管辖）。

这时候，李鸿章的首要任务是扩充淮军，而扩军需要钱。上海不缺钱，但是，上海的财权掌握在署理江苏布政使、苏松太道吴煦的手里。吴煦长期在上海附近地区为官，根基很深，李鸿章对他不了解，用起来不顺手。李鸿章想了一个办法，从吴煦那里摸清了上海的财政、税收状况：

一夕，李公（李鸿章）便服跨马踏月，直入道署，煦（吴煦）仓促出迎。李公与谈他事，叙语良久，忽谓曰：“我忝为巡抚，而此间所收厘税，确数尚未周知，闻君有简明记簿，可借我一观乎？”

煦揣李公匆匆翻阅，未必能得要领，因检十数本呈之，李公曰：“当尚不止此。”煦复检呈数本，公复索之，煦复呈之，如是者三。李公乃曰：“此中条目繁重，非今夕所能遍阅，我将携归详阅之。”顾命从者取怀中黄袱挈之，驰去。煦出不意，而无之何。李公阅簿籍，益知上海饷源不竭，可大有为也。（薛福成，《庸庵文续编》）

薛福成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所以这一段写得很生动。薛福成说：一天傍晚，李鸿章身着便服，踏着月光，骑马来到吴煦的道署，吴煦仓促出迎。他们谈了很久，李鸿章忽然对吴煦说：“我愧为巡抚，对于上海的厘金、税收等情况尚不清楚，听说你有简明的账簿，能否借我看一看？”

吴煦心里想：关于厘金、税收的账簿很多，李鸿章匆匆翻阅，不会得其要领，于是挑了十几本呈上。李鸿章说：“账簿不只这些吧？”吴煦只好又挑了几本呈上来，不料李鸿章还向他索要，吴煦只好又呈上一些。

吴煦（1809—1872）：浙江钱塘人。年轻时即出入官场，熟悉操作内幕。1845年，以捐纳得知县、知府衔，1853年办理团练，跟随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上海与洋人接触。1858年，作为桂良等人的随从参与在上海的外交谈判。接着，获得苏松太道、署理江苏布政使的重要职务。

李鸿章对吴煦说：“账簿中条目繁重，不是今晚能够看完的，我把它们带回去细细查阅。”命令身边的人从怀中掏出一个黄包袱，把这些账簿包起来，策马而去。吴煦感到出乎意料，却又无可奈何。李鸿章查阅了这些账簿，认为上海财源丰富，是可以借助上海的财力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用这种近乎“痞子”的方式摸清了上海财政的真实情况。李鸿章是个实干者，重结果不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这是他行事的一大特点。摸清上海的家底后，李鸿章有心去除吴煦，把财权转到自己人手中。他是江苏巡抚，是吴煦的顶头上司，要去除他，机会是不难找的。1862年6月，平时多有舞弊贪污行为的吴煦遭人弹劾，朝廷要求两江总督曾国藩查办。和李鸿章商量后，曾国藩上奏说：“臣查吴煦开设银号，置买海舶，牟利营私，系属实情。”

1863年1月4日，上海发生“常胜军”统领——美国人白齐文殴官抢饷事件。因为与李鸿章等中方官员有矛盾，白齐文殴打“常胜军”中方统领杨坊，“将杨坊鼻、头、胸膛打伤，吐血不止，并将发饷之洋银四万余元抢去”。因为吴煦是白齐文的重要推荐人，借此事件，李鸿章上奏朝廷，再次对吴煦提出弹劾：

该道等（按指吴煦、杨坊）创募此军，及换人接带，始终主谋，又有督带之责，不能实力制，办理不善，咎亦难辞。应请旨将吴煦、杨坊暂行革职，仍令妥筹接办事宜，以观后效。

因为李鸿章是江苏巡抚，同时掌握淮军，说话分量很重，朝廷便罢免了吴煦的两项职务，并根据李鸿章的举荐，任命刘郇膏为江苏布政使，黄芳为苏松太道。李鸿章得意地对曾国藩说：“刘、黄才虽短，而无丝毫欺蒙。”上海地区的财权转到了李鸿章亲信的手里。上海充足的财源为淮军的扩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

资金有了，李鸿章要想尽快扩充淮军仍面临重重困难。李鸿章率军初到上海，尚未自成体系，是作为湘军的一支派出的，扩军是要按照湘军的规矩来的。湘军招募兵勇的规矩是：回到原籍招募子弟，重用本乡，以书生训练农夫。李鸿章开始时也是遵循这条规矩去做的，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到皖北招兵。

张树声等人在皖北募集了九营乡兵，尚未带往上海，便被严重缺兵的曾国藩调走了，分别去防守庐江和芜湖。张树声等人募集的这批兵勇多是来自皖北的团练和豪强，素质较差，其中有一个营官，叫做疏长庚，是地痞出身，遭到湘军将领彭玉麟的强烈抨击。彭玉麟给曾国藩写信，说道：

疏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已也，何以少荃（李鸿章）委当营官，实不解也。此人乃地棍，无恶不作，又从贼就伪职，明作练总，报假仗以欺翁中丞（翁同书），获保至此。桐城谣甚详，其出身卑鄙，污耳不堪言述。谣歌数千言，曾见之，惜不能记。（王尔敏，《淮军志》）

彭玉麟认为疏长庚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表面上是团练的头领，暗地里参加了太平军，向以前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假报胜仗，得以保存至今。“李鸿章怎么委任这样的人做营官，我真是不理解。”

李鸿章真是倒霉，手下人招募的士兵没有到达上海，自己反落了很大的埋怨。李鸿章接着派人到高邮、邵伯一带招兵勇募，好不容易募到了五营士兵，却遭到了驻守扬州的清军统帅都兴阿的反对，被告到朝廷，朝廷要求他停止在扬州附近募兵。

这时候的李鸿章没有抱怨，只是给老师写信说：“敝部太单，须由上游选募，来往半年，既恐误期，亦费财力”，便舍弃湘军的一些规矩，按照自己的设想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当时，上海有一部分清朝的绿营兵，是上一任江苏巡抚薛焕留下来的，水陆师号称四万人，成分复杂，素质低劣。李鸿章不在乎他们是否来自安徽，对其进行大规模裁撤，选出能打仗的士兵，派自己信任的将领前去统领、训练，编入淮军。

李鸿章更为大胆的举措是任用太平军的叛将，使用太平军的降兵。早在1862年5月28日，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等人率领万余人投降，李鸿章便淘汰部分降兵，令吴建瀛等三人为统领，成立了六个营，补充到淮军中。后来，太平军降将周寿昌、骆国忠等人也受到任用，把带过来的部下重新整编，进入淮军序列。

李鸿章敢于并擅于使用叛将降军，这与湘军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年，湘军攻打安庆的时候，很多太平军投降了湘军，其中包括程学启。不过，湘军对降军持排斥、不信任的态度。胡林翼曾经专门给曾国荃写信，说道：

安庆今日纳降，深为可虑，应请加意防备，设法遣渡他处，切不可留一人于营中。贼情奸险，我辈总以不杀为主，而营中则断不可留一人，且须远而又远。切求采纳涤帅（曾国藩）之意。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尽量不使用降将、降兵也是曾国藩的主张。身在上海的李鸿章暂时把老师的话抛在了脑后，太平军的叛将降兵成为淮军到达上海后最重要的兵力来源。不过，李鸿章并不是无原则地接收降军，他接收的兵将一般来自安徽，尤其是皖北。比如，吴建瀛等人所率六营多是皖北人，周寿昌是桐城人，骆国忠是凤阳人。李鸿章依然是利用地缘乡情笼络人心，令叛将降兵忠诚于自己，以此增强淮军的凝聚力。

李鸿章重用安徽人，对于其他省份的将领、士兵并不歧视。在李鸿章的手下，有湖南的郭松林、刘士奇，有四川的杨鼎勋，有贵州的聂桂林等，这些人都甘心依附于李鸿章，可见他们受到了重用，融入到了淮军之中。

李鸿章用人的另外一大特点是不重视出身。曾国藩用人的特点是重用书生，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彻底忘掉了老师的教导。王尔敏先生在《淮军志》中做过统计，在淮军26位大支军旅统将中（淮军内各集团领袖，包括李鸿章），有科名者只有5人，捐职1人，而属于平民、行伍、防军、世职、武科与降将者有20人。在所有淮军将领中，有功名者只有19人，加上捐职1人，只占总数的5％左右。

李鸿章重视才能不重出身，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在张树声等人最初招募的乡勇中有一个营官叫做疏长庚的，曾经遭彭玉麟痛骂，被认为是个地痞流氓。李鸿章不以为然，写信给曾国藩，说他“熟谙桐庐旧时之勇，又其才便捷，可出入滁、全、六合榛棘之地”，希望把他补入程学启营中。李鸿章进入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黄瑞兰的举人跟在身边，李鸿章认为他才能平庸，后来便弃用了。

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表现出迥异于曾国藩的性格特征和做事方式，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大胆、务实、趋新。李鸿章身上务实的特征可谓一目了然，之所以说他大胆，是因为他打破了湘军中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而这套规矩是他的老师制定的，目前正在挽救清王朝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李鸿章的行事方式可以用“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来描述。他确实收到了实效：一年多的时间里，淮军发展到四万多人，这是令曾国藩感到惊奇的。令曾国藩感到更为惊奇的是，此时淮军的装备与火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湘军。

他开始了一生狂热的追逐

进入上海后，李鸿章可谓眼界大开。当时，上海驻扎着3000人左右的英法联军和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他们都配备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是李鸿章没有见过的。不久，英法联军和太平军作战，李鸿章前往观看，西方人枪炮的威力令他感到震惊。他给曾国藩写信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李鸿章这里所说的“落地开花炸弹”，是指有别于实心弹和霰弹的榴弹。榴弹是利用弹丸爆炸后产生的破片和冲击波来杀伤或爆破的，杀伤力和爆破力远远大于实心弹和霰弹，能够摧毁坚硬的城墙，后来在淮军攻城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炮弹对湘军扎起的营墙有很大的破坏作业，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湘军的“扎硬营，打死仗”成为一种落后的战法，被逐渐淘汰。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下提示：李鸿章发出这声感叹的时候，距离中英签署《南京条约》整整过去了20年。时间是最有力量的，它已经让部分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装备与火器的确胜过了“天朝”。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首先购买洋炮，太平军也大量使用洋枪，外国人庞大的蒸汽轮船在长江上飞驰，英法联军到达了北京的城下。李鸿章的一声感叹让我们感受到20年来发生在“天朝”里的那些变化。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面对来自西方的装备和技术，李鸿章没有丝毫的排斥意识，反而像一个饥饿的人找到了久久寻觅的食物，马上产生了兴趣，随即扑了上去。为了能够把洋人的先进装备看得更清楚，他甚至掩饰自己的身份，装扮成一个下级人员，亲自到英军战舰上参观。一番参观后，李鸿章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落后。

于是，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写满了对西方器物的赞美，以至于他的老师以为他中了邪术。他辩解说：“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唯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诫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

从此，李鸿章便对西洋的器物和技术产生了迷信般的狂热，这种狂热贯穿其一生。对于李鸿章来说，这种狂热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行动上。到达上海一个月以后，淮军有了100人组成的洋枪队，他们使用的是西方新式的来复枪；不到半年，淮军已经有了1000支来复枪，火力大增。

相对于在湘军、淮军中普遍使用的小枪和抬枪，洋枪到底有什么优势呢？当时，湘军、淮军使用的小枪、抬枪，仍然是老的制式，在前膛装药、装弹，然后装火线，士兵点燃火线后施放弹药。这些枪的缺陷很多，不仅装药时药粉容易被风吹散，而且火线容易被雨水浸湿，整个过程耗时、复杂。

李鸿章引进的洋枪，虽然也是在前膛装药、装弹，火药却是装在一个铜帽中，火药的前面是弹丸，后面是铜火引。射击时，士兵扣动扳机击燃铜帽，引起火药爆炸，弹丸因此发射出去。同小枪、抬枪比较，洋枪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发射远，威力大，操作简单、快速，受天气影响小。

李鸿章开始在淮军中大范围推广洋枪的使用。程学启的部队最先装备洋枪，营中的小枪队改成洋枪队，部队的战斗力大增，屡打胜仗。李鸿章精神大振，要求除了伙勇，淮军尽可能使用洋枪。如此一来，淮军中每个营中至少有300支以上的洋枪，即使是最弱的营队，其火力也超过湘军两倍以上。

李鸿章不满足于枪械的更换，进而在淮军中使用洋炮。1863年2月，淮军正式成立了炮队，炮队参与了对太平军的作战。由此开始，中国陆军有了一个独立的兵种——炮兵。淮军的炮兵发展很快。淮军准备攻打苏州的时候，炮兵多使用12磅的炸炮，刘铭传的营中有两尊32磅的重炮，威力巨大。李鸿章对此并不满足，希望淮军拥有能发射64磅炮弹的大炮。他不断追寻，一年之后，即1864年6月，淮军拥有开花炮队6营，威力最大的火炮可以发射108磅重的炸弹。

马格里：英国人，1833年出生，爱丁堡大学医科专业毕业。1858年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和戈登私交甚好，后来担任“常胜军”统领白齐文的秘书。英军撤离上海后，辞去英国军职，留在中国，加入淮军。

有了洋枪和洋炮，必然要考虑弹药的供应。一般的人会满足于向西方人购买弹药，而李鸿章则向前迈出了更大的一步。1862年9月，淮军进入上海不到半年，李鸿章请“常胜军”统领华尔推荐外国工匠指导中国人制造炮弹，随后在上海建立兵工厂，调派有督造军火经验的中国官员丁日昌到上海负责其中一家工厂。

1862年冬天，李鸿章聘请英国人马格里创办上海炮局，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迁往苏州，成立苏州炮局。“经过马格里的一番努力，苏州炮局每星期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这在当时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军火工厂。”

1866年，苏州炮局迁往南京，后来更名为金陵制造局。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1929年，把金陵制造局发展为金陵兵工厂，抗日战争时迁址到重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此厂被人民政府接收，1957年更名为中国长安机械制造厂，现在发展为“长安汽车”，是国家机器制造工业中的支柱企业。

李鸿章不但为淮军购进先进的西式武器，解决弹药供应问题，而且着手改变淮军的兵制。进入上海不久，李鸿章“最注意的为西洋军伍，与何伯（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商定章程，拨派所部3000人交英军官训练”。淮军在操练中甚至采用英国口令，音译成中文，比如“Forword March”（前进）译成“发威马齐”。

近代史上的第一支炮队

淮军炮队最早出现在张遇春的“春”字营中，后来淮军各营纷纷建立炮队。之所以在淮军中最早出现了中国近代化的炮队，一方面与上海的环境有关，当时“常胜军”、英法联军驻扎上海；另一方面与李鸿章热心西洋武器有直接关系。李鸿章当时对部将说：“兄于炸炮一事，坚意要学洋人，同志诸君祈勉为之。”

一般人都讲“淮从湘出”，意思是说淮军是从湘军这一母体中长出来的。淮军到达上海的时候只能算作刚刚成军，而此时的湘军正在攻打南京，湘军的兵制因为湘军不断取胜受到广泛推崇。可是，李鸿章毅然将其抛弃，用更先进的方式训练淮军，指挥作战，可见李鸿章对西方先进事物的接收是多么敏锐、快速。

1863年3月11日，李鸿章上奏朝廷，希望在广州和上海设立新的外语学校，其目的不仅是培养译员，更是为了学习西方的技术。他在奏折中说：

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中国史学会，《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

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西方人精于数学、物理、制造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整理成书。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干不在西方人之下，只要有精通西方语言之人把西方人的书籍翻译过来，我们便能逐渐通晓，这对于中国自强是有好处的。李鸿章的此举，常常被人看作是他本人介入洋务运动的发端。

在进入上海一两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对西方先进事务的追逐可以用“狂热”一词来形容，而这种“狂热”贯穿了他的一生。李鸿章之所以如此追逐西方器物，首要的原因是战争的需要。当时，太平军为了取得作战的胜利，从西方人手中购买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李鸿章要想战胜太平军，必须用洋枪或者火力更猛的武器装备淮军。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并非只有李鸿章看到了中西方在轮船、枪炮方面的巨大差距，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同样有这方面的认识，但是，只有李鸿章表现出了狂热的态度。李鸿章在淮军中推广使用洋枪洋炮，对湘军并不保密，并且把购买的西式装备送往曾国荃的大营。曾国藩知道后，总是劝阻曾国荃不必使用。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鲍超）并无洋枪、洋药，然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李秀成）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春）、张（国梁）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深省。……

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余前接办张小浦之徽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枪，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风，而张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弟莫笑我为老生迂谈也。（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仍然坚持“拙朴”的理念，认为这种理念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根本办法，而过于求新、取巧必然会损害这种理念的执行。曾国藩把心中的理念放在第一位，而李鸿章把事功、实效放在第一位。说到底，李鸿章是一个实干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人谁对谁错呢？后来的历史是这样的：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抱残守缺，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他成为后人传诵、学习的对象；李鸿章带领出一支更为强大的淮军，是洋务运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他的身后则是骂声一片。

在近现代的历史中，我们能否“一手拿《国富论》，一手拿《论语》”呢？如何掌握二者的平衡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苏州杀降”

1863年6月，淮军占领昆山以后，军威强盛，直指苏州。李鸿章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不利的情况是“以贼之死争，易守，他窜，为三可虑”；有利的条件是，太平军转往江北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气势日渐衰弱，已不耐战，所以他要求淮军和“常胜军”齐头并进，分三路攻打苏州。

对于当时的太平天国来说，南京、苏州、杭州是三个重要的支撑点，互为依托；苏州居中，位置更显重要，所以李秀成率领10万大军赶到无锡，力保苏州。淮军兵强马壮，并不惧怕，李鸿章命令李鹤章、刘铭传、郭松林等人率部应战。双方激战，太平军大败。7月29日，程学启率领的部分淮军和“常胜军”联合作战，乘势攻下吴江震泽，断绝了江苏、浙江两地太平军的联系。9月13日，淮军攻下江阴，常州、无锡的太平军受到牵制，苏州的形势更是岌岌可危。

11月，李秀成再次率军援救苏州，李鹤章率领所部“于大桥角与之持”，李鸿章“复抽精锐之卒，翻营击敌，大破之，敌悉远遁”。11月19日，淮军攻占位于苏州西北的浒墅关，彻底包围苏州城，城内太平军外援渐绝。在苏州城内主持守城的太平军将领是慕王谭绍光，素为李秀成所信任，率领守城将士坚持死战。

因为苏州久攻不下，李鸿章亲自前往督战。他命令程学启率领淮军沿苏州河南岸攻打，“常胜军”沿着苏州河北岸向前逼进。从11月23日起，清军方面“分门进攻，日夜不息”。淮军和“常胜军”的火力非常猛烈，大炮轰破了苏州城外的石垒，太平军守军形势严峻。城中太平军将领郜云官等人心有二志，秘密和清军方面联系，接洽投降。

与淮军联系之后，郜云官等人曾经密约淮军将领程学启、“常胜军”统领戈登在阳澄湖边“单骑相见”，双方谈好投降条件，由戈登作保。其间，李秀成由间道进入苏州城中，觉察出城中守将有降意，留下谭绍光守城，自己连夜离去。

12月4日，郜云官等人寻机刺杀了谭绍光，斩杀了他的部属一千多人。12月5日，降军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淮军入城。12月6日，郜云官等八位降将遭遇淮军伏击，惨遭屠杀。随后，淮军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大肆屠杀投降的太平军官兵，其中有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有南京以上口音者则被“不分良莠尽杀”，被杀戮者达数万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

在历史上，“苏州杀降”事件是颇受争议的，同时布满疑云。首先，李鸿章等人为什么决定杀降？李鸿章的说法是：

官军（淮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即永宽）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

（淮军方面）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不料）郜云官并未剃发。维时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的说法是郜云官等人投降之心不诚，提出条件过高，淮军迫于形势不得已杀之。李鸿章等人杀降的真实原因难以查清，但是李鸿章等人的最终目的是很明确的：害怕降军发生他变，将隐患消灭于未然。

“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动静，清朝方面对李鸿章等人的行为平常视之。朝廷没有指责李鸿章，认为其“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曾国藩甚至称赞自己的门生“眼明手辣”。后人大多对李鸿章等人持指责的态度。

杀降行为当然是要受到指责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杀降是违反国际公法的；站在古代的角度去看，杀降是背信弃义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苏州杀降”事件发生的时候，情况是很复杂的。对于清军这方面来说，“苏州杀降”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绿营军和湘军把太平军视作仇敌，即使太平军投降了，也采取极不信任、排斥的态度，曾国荃攻陷安庆后同样发生了大规模杀降事件。

对于太平军方面来说，诈降也是常常使用的赚取敌人的手段。淮军攻打太仓的时候，太平军将领蔡元隆假装投降，淮军便吃了大亏，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腿部被击中，差点丧命。时间再往前推，太平军自占据江南一带起，并没有给当地百姓留下好的名声。《异辞录》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鸦片烟之役，英舰入长江，据镇江。时扬州为盐商聚集之处，因承平日久，倏闻兵事，惊惧异常。有江甲者，素与英军中译人相识，献巨款乞免，英军许之。迎至扬州，设宴款之而罢，颇得誉，有“江善人”之称。

及洪杨南窜，取金陵，下镇江。盐商狃于蒲骚之役，复使甲往。寇军首领伪许诺，甲如法接待。筵席中，伏甲尽起，缚甲杀之，遂踞扬州。

这段话的意思是：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占领镇江，扬州的百姓，尤其是当地的盐商感到十分害怕。有个姓江的人（江寿民）认识英军的翻译，便代表盐商出面，表示愿意出巨资以换取英军不要进入扬州，英军答应了。事后，江某人被盐商们迎至扬州，设宴款待，还得到了“江善人”的美誉。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太平军占领了南京、镇江。扬州的盐商们想起了原来的办法，再次把江某人派出去。太平军的将领假装答应江某人的要求（收取40万两白银，大军不进入扬州）。1853年4月1日，林凤祥、李开芳等人率领少数太平军进入扬州，并且参加了江某人等摆下的欢迎筵席。不料，在席中太平军伏兵四起，杀了江某人，接着大军进入，把扬州占领了。

在那场战争中，太平军和清军都没有把信义当回儿事，于是，诱降、诈降、屠杀便不停地上演。现在的人们再去就单一事件评论某些人是否诚实守信，颇有些缘木求鱼的感觉。在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被放置于至高的位置，但是在政治领域，背信弃义的事情却层出不穷。究其原因，那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其本质是强权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时间久了，“成王败寇”便成为一条铁律，人们普遍追求最后的结果，常常把过程、手段的正义性忽略了。恶性循环，那个社会变得污浊不堪，公理和公约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在李鸿章、程学启等人疯狂屠杀苏州降军的同一年，1863年2月9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立于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使命是为战争和武装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保护和援助，更好地保护那些没有参加或不再参加战斗的人，其中包括那些放下武器的人员。后来，红十字会组织遍布全世界，也来到了中国。

延伸阅读

淮军抢掠苏州

八降王既诛，寇党惊扰，与官军混战。奈渠（他们）魁（首领）已死，如蛇无首不行，乃应手而灭。士卒乘势劫掠，满城大乱。文忠（李鸿章）呼程忠烈（程学启）字责之曰：“方忠，汝自谓纪律佳，今若何？”

忠烈（程学启）骑马出门，游行街市，欲以定众。遇其部下营官，行于桥上，左右手各携一妇。忠烈（程学启）愧极，下马，凭桥栏呼曰：“吾投水死矣。”营官急挽之，且长跪谢罪，乃已。

——刘体智，《异辞录》

李鸿章和“常胜军”的统领们

之所以说“苏州杀降”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动静，是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常胜军”的统领，英国人戈登。戈登是郜云官等人与程学启等人洽谈投降时的保人，当初三方折箭起誓，达成协定。戈登听到“苏州杀降”之后，认为此举背信弃义，“大怒，携短铳（类似于手枪）觅公（李鸿章）欲杀之。公避之不敢归营”。

进入上海之后，李鸿章开始和外国人打交道。看到西方武器装备的先进，他一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像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扑过去；另一方面，内心中的自尊、自强意识油然而生。1862年4月23日，淮军到达上海后半个月，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说：希望淮军能在上海独立防守一处，“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掺杂”。

此后，为了淮军的壮大，李鸿章和西方人保持着合作的关系。李鸿章和“常胜军”的首任统领华尔关系不错，华尔在武器供应、日常训练、弹药制造等方面为淮军提供了很多帮助。不过，看到洋人在上海耀武扬威，李鸿章的心中充满忧虑。1862年8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道：

其实沪城内外各事，实皆系洋人主持，惟所欲为，不过关税、捐、厘仍为华官收放耳。鸿章前复总理（衙门）公函云：“难保无他日（外人）占据（上海）”。果有是说，全在中朝衡夺，履霜坚冰，殊为隐患。（《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认为：将来难保洋人不会整个占领上海，洋人是清帝国的隐患；为了去除忧患，只有自强一条路。1862年9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我能自强，则彼族（洋人）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1862年至1863年期间，身在上海的李鸿章心态复杂。他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自尊心，然而外部形势又令他产生了一些自卑；他狂热地追逐着西方的器物，和外国人合作，而内心中又充满对外国人的防范，害怕失去什么。从此刻起，这种心态伴随了李鸿章一生。

在上海，由外国人领导的“常胜军”令李鸿章感到十分头疼。“常胜军”的前身是华尔领导的洋枪队，是在上海官绅的赞助下于1860年6月成立的，那时候，李鸿章尚未来到上海。洋枪队曾经数次和太平军作战，为保卫上海滩出了力。后来，洋枪队扩充，招募华人作为士兵，由外国人担任军官，成为一支有2000多人的军队，朝廷赐名为“常胜军”。

李鸿章来到上海后，与“常胜军”第一任统领华尔关系不错。不料，1862年9月，华尔在率部进攻浙江慈溪的战斗中死了，美国人白齐文成为他的继任者。白齐文为人桀骜不驯，做事飞扬跋扈，虽然是李鸿章的下属，常常不听他的调遣，这令李鸿章感到十分不快。因为白齐文身后有英、美两国的背景，李鸿章不能马上免去他的职务。于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渐趋白热化。

1863年1月4日，白齐文因为饷银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带领部分“常胜军”官兵赶回上海，殴打“常胜军”中方统领杨坊，“将杨坊鼻、头、胸膛打伤，吐血不止，并将发饷之洋银四万余元抢去”。李鸿章闻讯，当即以“劫饷殴官、不遵调度”的罪名撤去白齐文“常胜军”统领的职务，悬赏捉捕。

白齐文不服从李鸿章的命令，曾经到北京申诉，要求复职。李鸿章坚决予以拒绝。1863年8月，恼羞成怒的白齐文带领部分“常胜军”成员投靠太平军，李鸿章立即出具告示，再次悬赏捉拿。白齐文曾经离开太平军到日本躲避。1865年夏天，白齐文回到福建漳州，被清军抓获，在押送上海途中，因为船翻“意外地”溺水而死。

1863年3月，英国军官戈登担任“常胜军”统领。在戈登的率领下，“常胜军”参加了淮军在苏南地区的作战，戈登与李鸿章的关系保持稳定。合作关系维持了半年，随着“苏州杀降”事件的发生，李鸿章再次与“常胜军”的外国统领发生冲突。

事件发生后，戈登认为他个人的和职业的正直性声誉遭到践踏，而李鸿章作为首要责任人应该被审判和处决。当然，李鸿章用不着担心自己的脑袋，然而，他却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苏州杀降”事件过后大约有一个星期，所有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签署了一个一致同意的决议，表示：“无保留地谴责抚台（李鸿章）最近在苏州的举措是违背人性的极其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

李鸿章顶住了这些压力，着手处理来自戈登的麻烦。他派遣在他手下做事的英国人马格里前往昆山，安慰戈登，“但是也得告诉戈登，这是中国，并非欧洲”。接着，他为戈登向朝廷请赏。朝廷赏给戈登头等功牌并赏银一万两。戈登为了自己的荣誉，拒绝了一万两白银的赏赐。李鸿章还委托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去和戈登交流。

李鸿章使用的手段无疑是奏效的，戈登最终不再闹事，率领“常胜军”继续参加对太平军的作战。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此事过后，李鸿章和戈登居然成为了一对互相钦佩的朋友。一年后，戈登离开中国，给了李鸿章20条赠言，颇为诚恳（见“延伸阅读”）。虽然“戈登事件”得到解决，洋人在李鸿章心中的坏印象却加深了，他认为洋人是难以驾驭的，“常胜军”中的外国人都是“外国流氓”，最终会带来祸患。

占领苏州以后，淮军继续向无锡、常州一带进逼。12月12日，李鹤章率领所部攻克无锡，程学启、李朝斌等会师嘉善。进入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将淮军兵分三路：自己亲率淮军一部；程学启率领一部进入浙江，攻打嘉兴等地，策应左宗棠的军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领一部攻打常州。淮军攻打嘉兴时遭遇顽强抵抗，程学启受重伤，不久而亡。3月25日，淮军攻陷嘉兴。

戈登（1833-1885）：英国人，出生于伦敦，1848年进入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60年随英法联军到达中国，参与火烧圆明园。1863年，他接任“常胜军”统领的职务。1864年，戈登回到英国，1874年，应奥斯曼驻埃及总督的邀请前往埃及，后两次担任苏丹总督。1884年，在苏丹喀土穆军事冲突中被杀。

4月12日，李鸿章指挥淮军在三江口击破太平军，随后到常州督战。淮军有炮火优势，不断用大炮轰击常州城墙，城墙塌下几十丈，“太平军用人体塞缺口，前赴后继”。5月11日，淮军攻入常州城中，太平军将领陈坤书被生擒，常州告破。

苏南基本平定，李鸿章决心解散“常胜军”。这时候，英国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同李鸿章的决定。李鸿章的办法是尽量满足“常胜军”在名利方面的要求。他首先为戈登向朝廷申请提督的军衔，然后迅速筹集到19万两白银作为遣散费。这笔钱的数目超出了戈登等人的要求，“常胜军”平平静静地被解散了。

至此，除了南京，江苏境内再无太平军的势力。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淮军迅速壮大，荡平苏南，成为一支堪比湘军的重要军事力量。当然，李鸿章为清廷立下了大功，太平军士兵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花翎。苏州克复后，朝廷赏李鸿章太子少保衔，穿黄马褂；常州攻克后，朝廷赏他骑都尉世职；南京攻克后，朝廷赐封他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浙江方面，受苏南、南京方面战局的影响，太平军逐渐不能支持，已经升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率领湘军步步紧逼，浙江的城市一个个重新归入清朝的版图。1864年3月31日，太平军弃杭州而走，湘军进入后大肆抢掠。除了湖州，浙江境内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江苏、浙江境内的太平军基本被平定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听着来自南京方向的炮声，等待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消息，已经准备为彻底平定太平军而庆贺了。

延伸阅读

戈登给李鸿章的临别赠言

华人皆我旧友，故将我之意见告诸中国官员，望中国照办。庶几中外相安，我之意见或无足取，但系为好起见，无非爱护中国之心，兹将管见所及各条开列于后：

1．凡中国与外国议约，须在中国商议。因中国官员若往外国，易于受蒙，必致失其本心，终于获罪；

2．凡中国与外国商议条约，须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文书以简明为贵，应将约内各款之意写出，暗询（其他）各国。因各国互相忌嫉，若某国于某款内有使中国吃亏之处，别国必为揭出；

3．中国现有深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大员并不重用，所用者多非通材。须知中国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必有能替中国办事，较用洋人之通华语者受益多矣。中国官员当知洋人之议论如何，是以华人既能通晓洋文，必得重用以鼓励之。至于该员等是否诚实，应察其所为之事，不可听传说之言；

4．中国延请洋人教导各事，但此等洋人到华往往使其有为难之处，须知中国既请洋人教导华人，必当受教（接受教导）。洋人多有好心与华人相同者，若华人不愿受教不如不请洋人为愈；

5．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此条必当切记；

6．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7．现在中国陆军劲旅无多，是以水师并无退步，终于无用。中国宜先整顿陆军然后再议水师；

8．所购炮船甚为失，计若当时以购船之款尽购后膛洋枪，较为有益。可否将此等炮船卖去，俟练成陆军之后再行添购炮船；

9．中国须遍地设立电报，并修理运河。此二事较整顿水师尤为紧要。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中国欲与外国争胜，当使华商自往外国，径向制造厂家购买各货，则洋商不能与中取利，必将自去（离开）中国。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办货，令其纳税较洋商略少；

10．中国须设电报学堂，造就学生，则电报可由中国自行管理。若中国不设电线，则不啻耳无所闻矣；

11．总税务司宜令驻扎上海，除管理关税外不应搀越他事。若中国与外国公使谈论各事，不必更使他人从中介绍；

12．中国当责成出使大臣承办采购外洋军火。如中国与各国驻京公使有议论不谐之事，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

13．中外交涉未结之案甚多，中国宜派专员查究，并从公道了结。因各案不结，外国不无介意，实于中外交情有碍；

14．中国应有专管陆军大臣一员，并专管水师大臣一员。该二员须常往各处，巡视一切；

15．自通州至北京以设马车铁路，以便速运粮米。如有阻挠此事者应斩首；

16．吴淞口外拦港沙宜设法疏浚；

17．中国宜派员赴香港、澳门，查办贩运私盐之事；

18．中国在香港澳门两处各设领事一员；

19．凡船只由香港澳门装货出口，应令出具舱口清单注明所装货物，并开往何处。偶有贩运私盐等事，由领事等查出，酌拟办法，详请大员核定；

20．中国急宜设立税务学堂，令华人学习关税事宜，以备接替洋人。此等学生须多方鼓励，详加考验，学成之后即令代替洋人。既用华人管理关税，亦须酌照用洋人之例优给薪水。倘有弊端即应斩首。如人无钱不能养家，必不能安心办事，所以薪水不可不足也。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

第八章

金陵王气黯然收

洪秀全之死

当装备了洋枪洋炮的淮军攻陷了苏州的时候，洪秀全的天京政权正式进入倒计时。李秀成无处安身，率领部分部队进入南京。苏南地区整个沦陷之后，部分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的率领下进入江西，他们最大的目标是找到粮食，生存下去，所以提出的口号是：“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

进入南京城之后，李秀成认为南京无法保守，向洪秀全进言，认为“让城别走”是上策，因为南京以外尚有不少太平军存在，洪秀全完全可以在别处建立政权，不但可以摆脱在南京被围困的境地，还可以徐而图之，有更大的发展。

洪秀全不从，坚持留在南京城中。太平军的境况越危急，洪秀全越是陷入对宗教的迷信当中。他斥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于水，何惧曾妖乎？”李秀成无奈，只好留下不走，主持防城。

洪秀全为什么不走？难道他不知道南京终久要被攻破，太平天国危在旦夕吗？细细琢磨洪秀全当时的言行，很多研究者认定他已经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我觉得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洪秀全很清醒，他知道自己做的这场大梦终究要结束，索性不睁眼，让这场梦伴随自己一同毁灭。想到这时候的洪秀全，我眼前浮现出萨达姆、卡扎菲等人的影子，他们最后的境遇差不多，洪秀全选择了不同于后者的结束方式。

1864年2月28日，湘军攻陷天保城。天保城是钟山的主垒，此处被湘军占领，南京便被完全包围，城中的粮食断绝了。李秀成向洪秀全报告城中的情况，“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洪秀全不以为然，下令“合朝俱食甜露”。洪秀全所说的“甜露”，其实是指南京城中疯长的野草，他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朝依行毋违”。

野草是不能给南京城中的人们带来生机的。李秀成每天放一些妇女儿童出城，以节约城中的粮食，也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城中的人为了支撑更长一段时间，居然开始在一个自古繁华的城市内种植小麦，“城内新种麦禾，青黄弥望”，曾国藩得知，也惊叹说：“洪逆、忠逆坚忍异常。”

南京城外的曾国荃同样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他自己，因为他要独占攻取南京的功劳。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攻克武昌、安庆这类城市的将领会获得巡抚一级的职位，那么攻克南京会有怎样的封赏，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曾国荃便满怀憧憬、充满兴奋同时又无比艰苦地率领所部攻打南京。

进入同治三年（1864年），随着各地的太平军逐渐被平定，曾国藩手下逐渐有了富余的兵力可以派往南京方面，增援曾国荃，却被其阻止。打下常州以后，淮军成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朝廷催促李鸿章率领淮军会攻南京。李鸿章深知曾氏兄弟心中所想，以“盛暑不宜火器”作为推辞，迟迟不愿动身。曾国藩感受到李鸿章的好意，给曾国荃写信说：李鸿章“深知弟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

因为朝廷一再催促，同时曾国荃所部作战太苦，曾国藩写信劝说自己的兄弟：“细思少荃（李鸿章）会攻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何必全克（金陵）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他的这些话没有打动曾国荃。看到曾国荃为攻破南京付出了巨大心血，“围攻百十数里，而毫无罅隙；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曾国藩做出妥协，支持曾国荃单独攻打南京，以成就大名。

围城的湘军增加到五万人左右，在曾国荃的激励下死战。随着双方的交战慢慢地靠近南京城墙，战斗逐渐转到了地面之下。湘军挖了一条又一条的地道，向城墙下面延伸；太平军仔细观察城墙附近的变化，反过来去破坏那些地道。

曾国藩后来在奏折中说：湘军将领“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黧黑；虽与臣最习之将，初见几不相识。其论功最首之李臣典，冒暑受伤，一病不起。诸将弁亦伤病山积，死亡相属。臣弟曾国荃，前病已痊愈，近因随众露处过久，又复遍发淫毒。臣带兵多年，克城数十，罕见如此之劳苦者”。

综合其他人所述，这番言论大体不差，可见双方作战之激烈、艰苦。1864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在南京城中病故。去世前，他对周围的人说：“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洪秀全到底是怎么死的？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据洪仁玕和幼天王后来说，洪秀全是“被病拖垮了”。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他死后，一个宫女用黄绸布把遗体裹起来，埋在平地之下。随后，幼天王（天贵福）继位。不过，因为年幼的缘故，他不能掌握朝政，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再让幼天王写下的。

洪秀全去了天堂，而南京城中的太平军仍然要拼命地死守，绝望地拼杀，“绝不留半片烂布与妖（清军）享用”。李秀成说：“自幼主登基之后，军又无粮，兵又自乱。主又幼小，提政无决断之力。合城文武无计可施。”

石头城的浩劫

尽管南京城中的守军严防死守，湘军的地道还是挖到了南京城下，里面塞上了数十吨炸药。7月19日，随着曾国藩的一声令下，湘军点燃炸药引线，“火始入时，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俄而寂然。众又以为不发矣，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城垣二十余丈，随烟直上。万众属目，咸见是城耸入云霄也。大石压下，击人于一二里外，死者数百人。诸军由缺口冲入。”

南京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湘军从缺口处冲入南京城中，开始疯狂屠杀。《清史稿》记述说：“（曾）国荃令闭门（南京城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余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余。最后城西北隅清凉山伏寇数千出与官军死战，卒歼之。其伪天王府妇女多自缢，及溺城河而死。”

这段话的意思是：曾国荃命令湘军封死缺口，在城内屠杀、抢掠三天，杀死的人有十多万人。天王府中的妇女大多上吊自杀，也有很多跳河而死。后来的一些学者证实，当时南京城中的太平军官兵远没有十万人，湘军残杀了大批的平民百姓。历史进入近代之后，南京城因为秀美与富裕，屡遭劫难。

湘军在南京城内的屠杀是残忍的，人性尽失。曾国藩是湘军的首领，对于湘军所作所为同样感到震惊，后来在奏折中说：湘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随湘军进入南京城中，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南京城内火光四起，“贼（太平军）所焚者十之三，兵（湘军）所焚者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夹山绛紫色”；湘军肆意抢掠，“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货相属于道”，“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货，殆百数”。

南京城破的当晚，李秀成为了“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护卫幼天王从南京逃出。在逃跑途中，他把自己的快马让给幼天王，中途相失，不幸被擒。曾国藩得知此事，亲自审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国藩报告了关于李秀成的一些情形：

（李秀成）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太平军）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李逆（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间，乡民怜而匿之。

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闻此二端，虑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

这段话的意思是：李秀成曾经说，不要专杀广西、广东的太平军，那样的话，太平军的抵抗会更坚定，战争必然没完没了。这些话是可以采纳的。李秀成是很得民心的，逃出南京之后，百姓把他藏匿起来。（湘军将领）萧孚泗抓住李秀成后，他的亲兵被百姓杀死，扔到河里去，像是百姓在发泄愤怒。太平军松王陈德风见了被俘的李秀成马上长跪不起。从这两件事看，李秀成没有完全失去人心，他的党羽仍然顽强。

被关押期间，李秀成写了一篇供词（后人称之为“李秀成自述”），讲了自己加入太平军的经过，讲了自己眼中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十大误”。8月7日，大约是写完这份供词的当天，李秀成被杀，时年40岁。

逃出南京的幼天王与洪仁玕会合，曾经在湖州停留，后来随太平军残部转入江西。10月9日，他和洪仁玕不幸在江西石城县被俘，先后在南昌遇害。被俘后，幼天王也写了一份供词，最后写道：“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洪秀全当年因为考不中秀才而造反，他的儿子因此而受牵连，遇害前最大的愿望却是读圣贤书，考秀才。

太平军的余部继续在各地转战，大体呈“流寇”的状况。在长江以南，太平军的余部主要是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率领的部队，先后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同治四年（1865年）年底之前被基本肃清。

在长江以北，太平军的余部主要是遵王赖文光和扶王陈得才率领的部队，有的遭到清军镇压，有的与捻军合并。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末，捻军最终被清军镇压，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宣告结束。

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

南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政权从此消失了，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去除了。朝廷论功行赏，诏封曾国藩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诏封曾国荃一等伯爵，加太子少保衔。在清朝，侯爵、伯爵地位崇高，在一品之上。曾家兄弟获得了无上的功勋和声望，朝廷上下只能仰望。

这时的曾国藩却有些心神不宁，战战兢兢。他是一个学者型官员，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洞若观火，深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在历朝历代，如果一个人或是家族权位太尊，声望太隆，必然会有灾祸相随而至。曾家兄弟接受大家拱手相贺的时候，针对他们的各种议论也在悄然传播。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郭嵩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

针对曾家兄弟的非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曾国藩根据李秀成的供词，以为幼天王已经死于乱军，便如此呈报朝廷，其实幼天王已经逃出南京去往江西。大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认为曾国藩瞒上贪功，“左宗棠、沈葆桢等甚至交疏腾讥”。二是南京城中没有发现传闻中的“金山银海”，朝廷毫无所得，人们便以为曾家兄弟，尤其是曾国荃，从中做了大的手脚。这些话语不免传到曾国藩、曾国荃的耳中。

曾国藩以为灾祸将至，应该迅速采取措施，消祸端于无形。他劝诫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郭汾阳”即是唐朝的郭子仪，曾经平定“安史之乱”，挽救了大唐。

对于消除祸端的办法，曾国藩是这样想的：“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溉之，人满则天溉之。’……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溉、人之来溉，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溉之。”曾国藩采取的措施是：裁撤大部分湘军，不让朝廷为他掌握的军队担忧，同时表明自己没有觊觎更高权位的野心；代曾国荃上奏，以病势日增为由，请求开去浙江巡抚本缺，回籍调养。湘军将士听说此事，“军气愤郁惨沮”。

军队要被裁撤，湘军将领应该是不高兴的。关于曾国藩和湘军将领这一时间的心态，有这样一个流传颇广的桥段。据说，当时的一些湘军将领劝曾国藩称帝。有一天，有一些湘军将领聚集于曾国藩前厅，要求接见。曾国藩把曾国荃叫来，良久不语，然后在一张大红笺纸上挥毫写下一句联语：“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掷笔而去。后来，曾国荃和这些湘军将领们相视无语，散去。

仔细琢磨，我认为这个故事应该是后人杜撰的。首先说，造反在古代是一桩不但杀头而且株连九族的大罪，湘军将领们会因为这种事采取集体行动吗？如果确有这种湘军将领集体上访的事件发生，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为了自己今后的出路和利益。人们编出这样的故事，是认为曾国藩在当时具有了造反称帝的能力，他最终却选择了安分守己，淡看名利，这大概是出于赞美他的初衷。

曾国藩真的具备了造反的能力吗？实际上，曾国藩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当时，曾国藩、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有12万人左右，而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有7万人左右，左宗棠率领的湘军有6万人左右，而且淮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湘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必须得到李鸿章、左宗棠的支持，才能在兵力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曾国藩造反，左宗棠和李鸿章会跟着他一起走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首先说左宗棠，他和曾国藩之间并不存在是否忠于的关系，反而常常指责曾国藩身上出现的瑕疵。打下南京城后，曾国藩误以为幼天王已经死在城里了。即使这样小的错误，左宗棠都不放过，上疏予以指责。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曾国藩造反，他会一路随从吗？只怕他会第一个跳起来，率领自己手中的老湘军，和曾国藩打到底。

李鸿章跟随曾国藩造反的可能性也很小。不错，曾国藩是他的老师，可是，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忠君、谋国”的价值理念之上的，如果曾国藩背离了这一理念，李鸿章很可能会不认他的这个老师了。要知道，李鸿章不是一个乡野农夫，他是一个有着独立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的人，在这方面他并不盲从于他的老师。还有一点，李鸿章的志向是“三千里外觅封侯”，清王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愿望，而且他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前方的道路还要看好，他有什么理由造反呢？

另外，我们前面说过，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湘军的领袖，是因为他当初既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又在士人中深孚众望。如果曾国藩造反，这些优势还在吗？那些曾经跟随他平定太平军的读书人还会跟着他走吗？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个人读书少，物质利益和短期利益会更多地成为他行事的动机；如果一个人读书多，价值理念和长远利益会更多地影响他的行为。在造反这件事情上，读书人会比农民有着更为慎重的态度，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说明这个道理。

我们相信，如果当初曾国藩有过一丝造反的念头的话，他会想到价值理念在士人行为中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一个反面的例子，那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在投降日本之前，在国民党人中有着相当高的威望，有许多人是他的坚定跟随者。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对中国的前途充满悲观，他主张积极和日本谈判，在这一点上与蒋介石有着很大的不同。

于是，汪精卫便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出一条路来。最初，他没有想到投降日本，只是想离开重庆，然后利用自己的威望，召集自己的追随者，在云南、四川、广东等地聚集一股大的势力，和蒋介石分庭抗争，与日本和谈。

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响应日本和谈的“艳”电发出之后，全国舆论大哗，原来他的那些追随者大都纷纷表态，痛斥他的卖国嘴脸。汪精卫一下子成为孤家寡人，无奈之下，一步步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成为令人不齿的汉奸，最后落得悲惨的下场。

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汪精卫的不明智让他走上了汉奸的道路。他过分相信自己的威望，而没有注意到当时全国的根本政治理念是抵抗侵略。而在1864年，曾国藩是明智的。他不但没有造反，而且把手下大部分湘军解散。这样，他和他的兄弟们没有和朝廷发生冲突，躲过了可能随之而来的灾祸。

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还出于这样的考虑：维持原有数量的湘军存在需要大量的军饷，这无论对于朝廷还是曾国藩来说，都是个很大的压力；战争后期，湘军整体上已呈现浓浓的“暮气”，军官腐化，士卒贪财，当太平军这些“猎物”消失以后，失去了激励的目标，他们势必迅速腐朽，成为新的绿营兵。曾国藩自己承认：“江宁（南京）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

假如太平天国成功了

至此，席卷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平息了。太平军为什么会失败呢？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后来的史学家、研究者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清史稿》这样分析说：

（太平天国）唯初起必讬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清史稿》认为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是名不正、言不顺，且杀戮过多。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先生则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太平天国）初期上下一心，甘苦相共，领导人正当少壮之年，朝气蓬勃，实尤足多。中期之后，一切全非，卒至败亡。外在的情势转变，固然有关，根本所在，为其自身的日趋腐化、恶化，丧失了淬砺奋扬之气。”

《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太平军“茕茕孑立、非我族类”的文化和信仰是导致其失败的最大原因：

首先，这一事实很重要，即太平军的宗教从未成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太平军）关于救世主的宣传和教义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这个背景中是有些实际困难的。首先，他们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

其次，太平军摈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准则和制度，这个事实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

除以上这些原因之外，人们也应该看到：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普遍素质低下，这也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果洪秀全等人更有进取心，他们中间多几个石达开这样的人物，太平军打到北京，赶走清朝贵族，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鉴于强人在中国近代史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认为那段历史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当我们在探讨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我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洪秀全等人成功了，太平天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政权，那么中国历史的进程又会怎样呢？尽管历史不能假设，我还是大着胆子，尝试着假想了一下。

首先，我们假定洪秀全、杨秀清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没有分裂，那么建立全国政权之后，他们之间的分裂会成为必然，无非是“天京事变”会演变为“北京事变”。最终，政权会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他被称为“天王”或者“皇帝”。

掌握政权后，洪秀全等人会逼迫全国人民信仰“拜上帝”教，中华传统文化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和破坏。但是，洪秀全等人不会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虽然信仰的都是“上帝”，但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不是同一个人。

洪秀全等人会继续以“天下共主”自居，希望外国人拜倒在自己的脚下。“拜上帝”教认定洪秀全是耶稣的弟弟，这从教义上更确定了洪秀全等人自以为是的地位。所以，洪秀全等人大概会废除《南京条约》，把刚刚打开的国门重新关上。

洪秀全等人在夺取政权之初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天朝田亩制度”，但是将遇到很多的困难，不得已会重新恢复原来的自然经济状态，允许地主、自耕农、佃农的存在。因为战争打掉了腐朽的清朝贵族和大地主，普通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会得到减轻。不过，考虑到洪秀全等人骄奢淫逸的本性，以及造反者想成为太守、太守夫人的根本愿望，老百姓不久将背起重负，重新陷入艰苦的境地。

也许人们会说：这不是人间依旧吗？是的，如果没有外部世界的影响，中国的历史还要按照原有的轨道向前运行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历史来到近代，中国外部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文明猛烈地冲击中国旧有的社会运行体制，这是不可阻挡的。

如果把这个重要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洪秀全等人即使夺取了全国政权，他们的政权也不会存在多久。因为西方列强会重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以图打开中国的国门；另外，必然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会醒来，像孙中山先生那样，肩负起打倒旧社会的使命。进入近代历史的中国必然会摆脱旧有的运行轨道，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强人在中国近代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改变不了社会前进的基本趋向，所谓“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延伸阅读

钱穆看太平天国

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单看他们（太平天国）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要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仔细审视太平天国的兴衰过程，人们会发现，太平天国实质上是一次大的农民起义，而它的到来是必然的，这是清王朝急剧衰弱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大一统”社会内部更替、自我“冲刷”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清王朝躲避不了的内乱。

太平天国起义给中国近代社会和历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它对晚清的腐朽社会进行了一次自我“冲刷”。为了获得自救，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被迫实施变革，比如向汉族大臣部分开放政权，整治吏治，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开始“自强运动”，等等，将自己的寿命延续了50年。

太平天国起义的一个显著作用是造成清王朝权威削弱，权力下移，很大一块国家政权转移到汉人担任的督抚大臣手中。国学大师钱穆说：“太平天国是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汉族）手里。中国人（汉族）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太平天国起义的另外一大作用是以血与火的形式向人们揭示了清王朝的衰弱，展示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真实看到中国和西方世界存有的差距，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必须向西方学习。所以，战争结束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迅速投身洋务运动，与朝廷的奕䜣、文祥等人相呼应，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将，中国朝着近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是，中国社会为这些改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太平天国起义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在战争中，单单清政府方面支出的军费即达2亿9169万两白银（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这几乎相当于清政府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太平军方面耗费的财力、物力同样是天文数字。太平天国所引起的战乱遍及大半个中国，直接蒙受灾害的当然是广大普通民众。江南本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战乱之后一片狼藉。根据当时士人的笔记，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描述说：

浙江一片劫灰，道殣（饿死于道路两旁者）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饿死的人）。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十几年间，无数百姓死于太平天国引起的战乱。当然，并不是说所有死亡的人是由太平军所杀，其中包括大量被清军、盗匪等各类势力杀害、伤害的人员，也包括由于饥饿、疾病、灾难等各种原因而死亡者。在这场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具体数字无法统计，即使最保守去估计，当在5000万人以上！

我们引用两份比较严谨、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资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清代全史》第8册这样分析说：

清官书记载，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人口4430万人，浙江3011万人；同治四年（1865年），分别减至1920万人和638万人。姑不计这十余年的自然增殖，两省人口共锐减了4883万人。考虑到有流徙外方和上报不全的事实，上述锐减数且折半计之，丧生者该是2440万人，稍稍超过两省内战前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安徽、江西两省内战前人口分别为3763万人和2452万人，所受战祸不亚于江、浙两省，经战乱丧生者，假定也以三分之一计，则该是2000万人左右。这样，长江中、下游的赣、皖、苏、浙四省居民丧生者约计4500万人。

这只是江南四省在战争中所损失的人口数字，要知道这场战争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广西、湖南、湖北等省也是重灾区。所以说，即使保守地估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至少有5000万人丧生。

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则认为：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1.12亿。此书收录了何炳棣根据一些地区的地方志整理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长江下游部分地区人口损失统计表”，从这份表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人口损失率达50％以上，安徽青阳地区达到88.2％。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举世哀悼。在这场灾难中有多少人丧失生命？2008年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数字是：截止到2008年9月25日12时，汶川地震确认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也就是说，在那场巨大的灾难中共有87150人失去生命。

中国在1851年至1865年之间至少损失了5000万人口，相当于在那段时间内，中国发生了573次汶川大地震！面对这样巨大的死亡数字，人们无需为太平天国的失败而感伤，应该为民族遭受的浩劫而痛哭，在痛哭之后沉思。

谁应该为这场浩劫的发生承担责任？难道人们应该批判揭竿而起的太平军？当人们看到晚清时期官僚残酷压榨百姓，百姓生不如死的相关资料的时候，人们大体会同情起义军，认为他们的起义是正义的。

难道人们应该痛斥扑灭这场起义的曾国藩等人？当人们知道洪秀全等人骄奢淫逸、集权专制，太平军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混乱、造成重大危害的时候，人们大体又会支持曾国藩等人，希望动乱早日平息，社会重归稳定，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引发这场浩劫的真正元凶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帝制社会体制，农民起义是这种体制自我调整的一种形式，帝制体制的长时期运转必然会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现代化，是摆脱类似太平军起义这种浩劫的根本出路。

后记

稳定的代价

中国进入近代历史之后，很快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便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从表面上看，这两大事件几乎是完全不同的：鸦片战争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撞击，而太平天国运动是来自帝国内部的动乱。但是，对于清帝国来说，它们都是忧患，它们对帝国的稳定同样形成巨大的威胁。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清帝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得到的结果是：清帝国表面的稳定得以维持，而其内部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增多了，加剧了。

我们在前面讲过，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诉求是统一和稳定，而社会统一的目的也在于稳定。从1840年开始，中国在近代历史中，对稳定和统一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但是，在内外环境的强烈逼迫下，中国社会同时承受着变革的压力，只有改变古老的社会运行体制，中国才能应对内忧外患。

社会变革往往会导致社会混乱。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引起不稳定。”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便是指一个社会实施变革的过程。亨廷顿的这个论断在近代中国得到验证。在近代历史中，中国每每发生社会变革，混乱便相随而至，而混乱与整个社会对稳定的追求发生冲突。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稳定与社会变革始终发生冲突，在很多时候，中国为了社会稳定的需要不得不延缓社会变革，牺牲社会变革，变革缓慢是中国社会为保持稳定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

晚清社会充斥着变革与稳定的冲突。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中国社会对其充满排斥，整个社会蕴藏着不安，反入城事件、教案频频发生，最后爆发义和团运动。甲午战争后，光绪帝发动了戊戌变法，慈禧太后发动了清末改革，社会出现了更大的混乱，清末的社会混乱是导致清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

进入民国时期，中国仍然面对稳定与变革的冲突。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之所以把胜利果实让给袁世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弱小的革命党人无法控制局面，而拥有北洋军队的袁世凯拥有更高的权威，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向守旧的北洋势力妥协，因为北洋势力能够维持社会暂时的稳定。

国民党人建立南京政权之后，维护国家统一、维持社会稳定仍然是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民党人的领袖，逐步在国民党内实现独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束手无策，而蒋介石逐步建立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各派势力，能够依靠传统的统治方式驾驭政治局面。然而，传统的专制统治又是具有致命缺陷的，是不能负重也不能致远的，因此，国民党人在抗战中艰苦支撑下来，到解放战争时期便支撑不住，南京政权轰然倒塌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无论什么时候，中国都需要统一和稳定，这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中国该走一条怎样的路，如何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变革，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又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是所有社会成员应该认真思考的。

《失稳的帝国》主要参考书目：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94。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樊百川．淮军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顾廷龙等．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

赫连勃勃大王．极乐诱惑．北京：同心出版社，200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蒋星德．曾国藩全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老舍．老舍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勒庞．乌合之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李伯元．南亭笔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李瀚章．曾文正公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李孟符．春冰室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李书春．清李文忠公鸿章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梁启超．李鸿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林则徐．林则徐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刘广京等．李鸿章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罗尔纲．湘军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

罗尔纲等．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罗泽南．罗泽南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

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茅海建．苦命天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出版社，1995.

宓汝成等．清代全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欧阳昱．见闻琐录．长沙：岳麓书社，1987.

欧阳兆熊等．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

齐思和等．鸦片战争（丛刊）．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

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

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北京：中华书局，1961.

史景迁．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史式．太平天国不太平．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王定安．湘军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

王尔敏．淮军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

王闿运．湘军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

吴思．潜规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夏燮．粤氛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8.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薛福成．庸庵笔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北京：中华书局，2006.

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北京：三联书店，2008.

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杨天石．晚清史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张海鹏等．中国近代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章梫．康熙政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长沙：岳麓书社，2008.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前言　一个值得同情的时代

目录

第一篇　必要的序曲

第一章　我们从哪里来

张艺谋讲了一个大道理

帝制本是个好东西

罩在铁壳中的社会

第二章　清朝那点儿事

在大酱汤里加点料

专制下的繁荣

大清朝的零零碎碎

第三章　人人平等的不平等社会

士人们的美好时代

一个有出入口的二元社会

底层百姓的江湖

第四章　道光皇帝不昏庸

皇帝中的老实人

奈何不了潜规则

也曾经站立潮头

他为什么回归保守

第五章　洋人从哪里来

为什么是英国人

闭关锁国的由来

两个聋子的对话

那些神秘的传教士

“看不见的手”伸到了中国

第六章　鸦片！鸦片！

引发大病的小病毒

严禁还是弛禁，这是个问题

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七章　让血性飞一会儿

前行犹如蹈汤火

强硬的钦差大臣

义律的“不抛弃”

英国人怎样摆脱困局

鸦片其实禁不住

一次血性的自卫

第二篇　猛然的撞击

第一章　黑云迫近了天朝

“林维喜”事件

战争中的司法因素

驶向东方的庞大舰队

“坚船利炮”到底是什么样

第二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难以拉响的警报

蒙着两只眼睛打架

天朝定制害死人

找回了大皇帝的感觉

第三章　天朝体内的鸦片

林则徐成了替罪羊

谁忽悠谁？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做一个皇帝不容易

第四章　琦善是个怎样的人

忽然转变了风向

一边倒的虎门大战

在强风中逆行

木偶一样的命运

第五章　那些年人们一起说过的谎话

啼笑皆非的闹剧

老将军的新韬略

一笔合算的交易

将谎言进行到底

真实的三元里抗英

从哪里冒出来的“汉奸”

第六章　无法打赢的战争

期待更多的勒索

不堪一击的要塞

形同虚设的土城

殉节而死的大臣

清军为什么打不赢

第七章　帝国的童话

一件皇帝的新装

欺骗皇帝的“裁缝”

说出实话的孩子

第八章　天朝的崩塌

半梦半醒之间

踩住了帝国的神经

无奈之下照单全收

《南京条约》是一把铁锹

第九章　无知者无畏

自以为是的糊涂外交

官员们的不合作主义

我的地盘我做主

是什么成就了大上海

第三篇　造反的诱惑

第一章　造反的理由

谁动了道光帝的银子

绵羊有时不怕狼

来自天国的凡人

洪秀全为什么造反

第二章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乱世中的小人物

梦着你的梦，追逐着你的追逐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第三章　农村包围城市

男行、女行的由来

愚民如何成了英雄

周旋于紫荆山区

尘世间的第一座城

第四章　天国是这样降临的

前途远非坦途

同道变成殊途

听见小天堂的召唤

天国里最初的景致

第五章　孤独的远征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像一支离弦的箭

消失在北方的军团

第六章　拿刀的书生

一根救命的稻草

一只扑火的飞蛾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不慎以杀人为业

第七章　湘军是怎样炼成的

书生为什么不怕死

曾国藩也给加西亚写了一封信

信仰是一把利器

湘军是怎样打仗的

朽木上长出了乱枝

近代史上的“回落支撑现象”

第八章　不寻常的造反者

曾国藩的天敌

石达开的韬略

东边日出西边雨

第九章　为什么是湖南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湘军的军饷从哪里来

一个叫左宗棠的狂人

走在前头的“湖南骡子”

第四篇　满目狼藉

第一章　沙土上的乐园

也成了将相王侯

重新回到人间

疯狂的科举考试

第二章　血腥的天国

一场迟早要发生的血案

石达开面前的三条路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归宿

第三章　农夫为什么变残暴

不被宽恕的广西人

一切向钱看的湖南人

形成一股新锐之气

战争是暴戾的催生器

第四章　互不相识的上帝

利益面前，上帝并不重要

夹在两个上帝中间的人

最后一个外国人走了

第五章　一手拿刀，一手捧《论语》

得人才者得天下

曾国藩祁门遇险

咬定安庆不放松

儒家学说的力量

第六章　三千里外觅封侯

李鸿章翰林变绿林

从哪里冒出来的淮军

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第七章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

他开始了一生狂热的追逐

为什么会有“苏州杀降”

李鸿章和“常胜军”的统领们

第八章　金陵王气黯然收

洪秀全之死

石头城的浩劫

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

假如太平天国成功了

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后记　稳定的代价

《失稳的帝国》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