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　|　祝和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祝和军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308-07283-0

Ⅰ.大…　Ⅱ.祝…　Ⅲ.中国－古代史－秦代－通俗读物　Ⅳ.K23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2544号

大秦帝国的野蛮成长

祝和军　著

责任编辑　王　萍

文字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任佳盈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千

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283-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目　录

序言　在历史的灵魂深处徘徊

引言　一场野蛮和文明的角逐

第一章　倒霉在西周

名不正言不顺的出身

弃夏从商的冒险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被强迫迁徙的异族

第一块根据地

用鲜血赌明天

从西陲大夫到王室诸侯

走不出的历史

第二章　春秋：走进新时代

周天子是左冷禅

还是自家人靠谱

建设封建主义“和谐社会”

亲情渐渐地淡了

孔夫子不能忍了

个个都是假面孔

霸主不好当

亡国灭种最可怕

争霸的味道变了

第三章　在野蛮中成长

边种田边打仗

拿什么来管你，秦国？

太后爱说黄段子

亲人都要靠边站

被逼出来的郡县制

五张羊皮换国相

第四章　夹缝中的饿狼

东部大开发战略

被压制的野性

养大了老虎送回山

铁哥们撕破了脸皮

鹰派抬头，狼性爆发

崤山：无人生还

报了一箭之仇

居然比我狠

搞不定的游牧民族

“和平演变”效果好

一切老大说了算

老大死了怎么办

被破坏的“形象工程”

第五章　战国：赌棍登场的年代

亡国还是灭种

赌棍的机会来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

虎头蛇尾的变法

杀害妻子的人才

各怀鬼胎的“养士”

彻头彻尾的“拿来主义”

第六章　精神不文明建设

奢侈的“精神文明建设”

“下岗”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再就业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一）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二）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一）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二）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不能拿政治说事

都是自卑惹的祸

哥玩的是寂寞

荀子的预言

第七章　有泰国特色的改革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墙角不挖自己倒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一）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二）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三）

仅仅有决心是不够的

难以启齿的妥协

到底怎么变法

胡萝卜加大棒

血红的渭河水

取信于民最关键

第八章　虎狼之师是怎样炼成的

战备在升级

当兵的福利好

打仗的压力大

血淋淋的人头

人人都得上战场

后勤一定要搞好

打仗的好处多

第九章　构建“和谐”泰国

人多就是力量大

谁都不能吃闲饭

粮食最重要

都在为国家打工

免费的劳动力

什么都是国家的

数字化管理

集中力量搞农业

商人就是吃干饭的

干部队伍要抓好

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第十章　天下制霸的最后一步

机会要用耐心等

走错一步的魏国

“杯具”的诞生

四塞之国

八百里秦川

作鸟兽散的六国

相煎何太急

温水煮青蛙

我是流氓我怕谁

一扫寰宇定天下

跋　游走在媚俗和玄虚之间

出版后记

序言　在历史的灵魂深处徘徊

石云涛

中国，两千二百多年前，一阵阵惊雷从西部滚向东方。

随着一阵阵惊雷滚过，韩国、赵国、燕国、魏国、楚国、齐国等东方大国先后被击灭……

那一阵阵惊雷，就是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

惊雷滚滚，历史的车轮滚滚……

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军从燕地进发，突入齐都临淄。秦国以五百里封地当诱饵，钓得齐王田建出降，而后把他迁至共地，“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地百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的歌声中，一个时代结束了。

随着战国七雄中之齐国灭亡，天下一统为秦朝。

那位站在时代最高峰的秦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庄严宣告：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历史对这个预言给予了无情的嘲讽，秦始皇帝建立的帝国只存在了15年。如果说千年一瞬的话，15年在历史长河中太短暂了。几乎是话音刚落，秦帝国便土崩瓦解了。

可是秦的历史却不只是15年。因为秦朝的前史很长，而亡后的历史又时时看到他的身影。

如果把秦朝比作一个生命的话，他在胎中的时间比他在世的时间长。

秦朝的胎儿时期应该从秦立国开始，而秦得以立国，却与周幽王烽火戏诸候的故事有关：

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数欺诸侯”就是指褒姒烽火故事。周平王东迁，在公元前770年，这一年秦正式成为周王朝之诸侯国。秦国这个胎儿就是这时形成的。此后至公元前221年，经过550年的发育成熟，瓜熟蒂落，落地为秦朝。这五百多年中，它经历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诞生于腥风血雨之中。秦朝的诞生，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有着艰难的奋斗经历，这一段历史比秦朝建立后的历史更为漫长，更为曲折离奇。本书作者为大家详细讲述了这段故事，并对他的生成发育进行了仔细剖析。

秦的真正崛起从秦孝公开始。经历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至秦始皇时国势日盛，形成对战国诸雄绝对的优势，终于“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此即后人羡称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在这个过程中，秦国明君贤臣辈出，猛将云集，他们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使命，叱咤风云，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业。秦之天空群星闪耀，那些彪炳史册的众多英豪之士，在这本书里一一与读者见面，他们的功业令人惊羡，令人深思。

如果说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复杂曲折，那么秦朝建立后的历史虽然只有十几年，却更有意义，影响更加深远。秦朝短暂的历史具有独特的魅力，他吸引了多少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探讨，有多少著作对这段历史的剖析细致入微。然而本书的作者自有其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凭借哲学专业背景和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作者对秦朝盛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高屋建瓴般的归纳总结。他让我们知道，秦朝其兴也缓，其亡也速，其中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败问题，历史总是有其规律可寻。这些不必赘言，读者通过自己的阅读自会获得对这段历史更加深入的认知。

秦朝灭亡了，但其精神和灵魂却在。有一首歌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经・秦风・无衣》

那尚武好战的秦风，终于凝铸为阵容强大的车马兵俑，而成千上万的车马兵俑现今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读一读祝和军的这本书，再去观赏秦兵马俑，历史将给我们无限启示。

2009年7月31日　北京

引言　一场野蛮和文明的角逐

祝和军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国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吭赤吭赤地扑向东海之滨的齐国，打算啃掉“战国七雄”中这根最硬的骨头。齐王田建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了西界，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但是，一出好戏并没有上演。王贲的秦军并没有和齐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竟然从燕国的南部攻齐，一不小心就打下了齐国首都，俘虏了齐王。齐国，这个根正苗红，实力雄厚，在战国时代称王称霸称帝，威风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秒杀了。战国纷争，群雄逐鹿，至此尘埃落定。

如果同《寻秦记》所描绘的，现代人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了战国初期，告诉当时的人们七国争雄的最终结局，估计一大半人部会被雷倒：统一天下的竟然是秦国！

的确，在所谓的“战国七雄”中，秦是最最没有资格统一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国。齐是周武王（没错，正是姜子牙、黄飞虎等人的首长）亲封，当时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又吞并了周围的一些邻国，凭借东海之滨的丰饶物产，走上了富强文明的小康道路。在春秋时期，时逢齐桓公这样的明君主政，又有管仲这样的贤才相助，齐国对内尊王，对外攘夷，事业搞得如火如荼，达到了顶峰。后来虽然一度败落，但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何况齐威王时又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国力得到了复苏。战国时期，齐国称王称霸，不可一世。要是没有相当的实力作后盾，齐国怎么敢如此不和谐。

齐国之外，还有楚国。楚国很了不起，至少自认为了不起。楚的出身资历原本较差，西周分封时只封了一个“子”爵。在西周的各路诸侯中，楚最不老实，向来“不服周”。而且，楚国从不以文明自居，君臣上下，都自称是蛮夷，专门与华夏诸侯作对。至今，湖北方言中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多久。楚人骁勇好斗，五年不出兵打一仗，就觉得是奇耻大辱，死后都不能见祖宗。春秋时期，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有四五十个，最终异军突起，成了南方霸主。到了春秋末年，更是接了晋国的班而称霸全国。到了战国时期，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因为消灭了鲁国），北至中原（与魏国邻接），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最后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后来还要夸海口说“楚国哪怕只有几户人家，也能灭掉秦国”。(1)

而秦，资格是最差的。他不但比不了齐和楚，也比不了燕和赵、魏、韩的“母邦”晋。最起码人家出身好，都是最早的封国。秦建国的时候，东方的这些列强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了近三百年。周王室给了秦诸侯的称号，很大程度上估计也是一种利用，目的是让他死心塌地地对付西戎，守护周朝的西大门，以便各路亲族近侯能够在东方的中原地带悠哉游哉，高枕无忧。何况，周王室给秦的，只是诸侯名分的空头支票。要想真正拥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长期和西戎去打仗，到他们手里去夺、去抢，靠铁和血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秦就是这样从武力中走来的，也必定会在武力中继续走下去。暴力，成了秦国的底色；功利，成了秦国的基因。暴秦、暴秦，也由此而得名。当其他诸侯国在周王室的正统中遵循礼乐治国的时候，秦国却对软绵绵的礼乐文化嗤之以鼻，把它看成是阻碍生存的“毒虱”；当其他国家分疆裂土、大兴分封制的时候，秦国则实行了半军事化的郡县制度；当其他国家任人唯亲，维持贵族统治的时候，秦国则是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地选拔异姓人才，奉行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就这样，在春秋战国长达500年的历史中，秦虽然有诸侯的名分，但因为他崇尚功利，淡泊血缘，轻薄文化，始终没有被纳入到周王室的正统之中。在东方国家看来，秦简直就是纯一“蛮夷”。他们开诸侯大会，搞诸侯会盟，都不让秦国蛮子参加。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甚至宣称：即使跳到河里淹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原因很简单，秦太野蛮了，做他的子民，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是，就是这个暴秦，最后却成了气候。他那些为人所不齿的野蛮习性，在战国时代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舞刀弄枪本来是一种不文明的举动，可到了战国时代，这种铁血政策反而能大行其道，所向披靡，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缺少礼乐文化，本来是蛮夷的标志，但却让秦国在战国时代能够轻装上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革，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而其他国家，则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他们认识到了暴力的重要，但又不愿意撕掉自己脸上那一层文明的面纱。他们也进行了军事化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外围修修补补，一旦进入深层次，就立刻遇到了强大的阻碍。就这样，那些嘲弄鄙视秦国的东方诸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而举步维艰，变得疲弱不堪，直至亡国。对于他们而言，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就像裹在身上的华丽皮袄。当这件皮袄突然着火的时候，他们却怎么也找不到解开它的扣子了。

接下来讲点大道理，不感兴趣的读者尽可以跳过，继续阅读下文。有时候，勇气恰恰来自于无知，而力量正是出自野蛮。野蛮和文明的较量，本来就是历史的主旋律。而在战乱年代，历史选择的往往是物质的力量。马克思不是说过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人类社会的兴衰进退，个人的生老病死，总是走不出人的宿命悖论：灵魂和肉体的分裂。人性的善与恶，王道和霸道，文治和武功，野蛮和文明，都不过是这种深层悖论的外在表现。基督教教义中说：“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身。”但是，拯救肉身，何尝不需要抛却灵魂？灵魂高贵了，肉体更容易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

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秦国毫不犹豫地抛却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当然，这里的肉体不是赤裸裸的肉欲，而是要将肉欲转化为一种对外战争的强大力量，让人完全蜕变为杀人的机器和疯狂好战的野兽。就这样，秦国成功了。当然，这样的成功只是暂时的，这种赤裸裸地彰显肉体力量所带来的缺陷，只能由后来的大秦帝国来买单了。

我们不能责怪秦国野蛮，更没有必要鄙视他的功利。试想，如果没有秦国的去文退德，哪里会有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如果没有秦国的严刑酷法，又怎么会形成一致对外的强大合力？秦国也许走向了一个极端，但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他是一个识时务者。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宽，去看一看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宋朝，也许体会更深。宋朝，政治固然清明，不杀文官大臣成为了祖制，可谓谏路畅通；宋朝，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真正地做到了藏富于民，《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就是明证；宋朝，也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文化名流层出不穷，“唐宋八大家”宋占六席可见一斑。但结果又怎么样呢？一个高贵的灵魂拖着一个疲软的肉体，结果还不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夜夜笙歌中断送了自己的命运？宋朝，从战乱到分裂，从分裂到灭亡，先是金人的铁蹄践踏，后是蒙族的弯弓射雕，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宋人在心底里是不是在呼唤秦国的尚武血性？

“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都会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不知道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

【注释】

(1)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第一章　倒霉在西周

从舜帝赐姓，到襄公始国，跨越一千五百多年，秦人从来都不走平凡路。它没有任何政治资源可以利用，更没有血缘优势可以凭仗，唯一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弃夏归商的政治冒险，使得嬴秦成了商朝的贵族和座上客，显列诸侯；也正因为是商朝的贵族，嬴秦成了周朝的弃儿和边缘部族，被强迫西迁，与戎狄杂处，游牧为生。在艰难的处境下，秦人并没有放弃，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他们学会了隐忍，学会了付出，终于在东周开始之年有了自己的国家。一切精彩都从此开始。

名不正言不顺的出身

中国人的历史，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家族，都是从第一个男性祖先开始讲起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开端处，肯定是一个大老爷们儿。而且，这个老爷们儿肯定牛得不得了。他要么有着神乎其神的出生经历，要么有着别人比不过的“革命”事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去读一读《史记》中的“本纪系列”就再清楚不过了。打个比方，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排的谱系，黄帝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而比禹低三辈，有点乱），也是商、周两朝的远祖。这样拉来推去，我们中国人估计都能或远或近地归根到黄帝和炎帝那里。所以说，黄帝和炎帝是我们中国人的共祖，我们中国人也因此被称为“炎黄子孙”。

历史总是从老爷们儿开始的。这无疑传递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或者暗示：中国从有历史记载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用男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了。换句赤裸裸的话说，男人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主宰。所以，那些史学家必须要找到第一个男性祖先，不然的话，历史就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了。

可以想象，在男性始祖的选择上，后来的史官们肯定进行了公务员选拔般严格的甄选和过滤。有资格作为历史开端的男性祖先的，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具有神秘兮兮的出身（也就是没有老爸，否则的话，这位老爸比他就更有资格成为始祖），从而让他作为一家、一姓、一族的第一个男人在历史中粉墨登场。第二，这个人必须有出息，立下了丰功伟业。不然的话，后代子孙对自己祖宗的事都说不出口，就没办法拿他们来标榜自己了。

那么，本书所提到的嬴秦，他的始祖是怎么样出场的呢？他的后代子孙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最终一扫寰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可想而知，后来秦国的那些史官们，在追溯和书写秦史的时候，肯定会对嬴秦的先祖们大肆渲染，极尽夸张之能事。老子英雄，儿孙才能当好汉。强悍的子孙，怎么会有窝囊不成器的祖宗？如果真的是那样，就真的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了。

根据《史记》中的记载，秦的始祖名叫大业。同历史上的其他先祖一样，嬴秦的这位始祖也有着相当诡谲的出生经历。大业的母亲是颛顼的苗裔孙女，名叫脩。有一天，脩正在织布，突然一只玄鸟飞过，下了一个蛋。脩好奇，把蛋吞到了肚里，不久竟然未婚先孕了。后来，生下一男婴，也就是大业。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帝颛顼的苗裔部落与另外一个部落或酋邦结亲，把自己本族的孙女脩嫁给了该部落的首领，形成了所谓的“姻亲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就是大业的父亲。而历史之所以没有让这个“男人”出场，大概是因为此人智商一般、业绩平平，出身又不太光彩，所以才被历史抹去。而《史记》之所以杜撰女脩吞鸟卵的神话，则是因为该部落属于东方以玄鸟为图腾的鸟夷部落。历史隐去了大业的生身父亲，只好让这个图腾物来充当老爸的角色了。

其实，即使是大业本人，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真正有作为的应该是他的儿子——伯益。但是，大业虽然没有什么功绩，但他的母亲却出身名门望族。脩是颛顼的孙女，颛顼又是黄帝轩辕的孙子，在“三皇五帝”中排名第二。他前承炎黄，后启尧舜，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由此看来，大业能作为嬴秦的始祖写进历史，完全是沾了自己母亲的光。正是因为这一点，嬴秦一族经常遭到后代文人的耻笑，说他们为了找一个有头有脸的先祖，竟然连男女都不分了。《史记・索引》中就说他们标榜自己的母系血统，靠姻亲提高自身的地位，根本不符合编历史故事的惯例。(1)

亏得大业的后代子孙争气，打拼出了一片天地，否则，嬴秦一族就真的抬不起头来了。大业的儿子伯益就是个不得了的人物，他不仅有一个同样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母亲（大业的妻子女华，是黄帝轩辕父亲所属的少典氏族之女），而且还在辅助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民族。而在远古时代，对农业威胁最大的就是洪水。因此，治水绝对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大禹治水成功，才能在舜的百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他的继承人。而伯益因为辅助大禹治水，也受到了舜的赞扬和赏识。舜不仅把自己的爱女姚氏嫁给了伯益，还让他负责调教鸟兽。不通人性的鸟兽大多被伯益训教得驯服乖巧，就像今天动物园的老虎和狮子一般。舜非常满意，赐姓伯益为嬴，并且封他到费这个地方（今天的山东曲阜附近），所以伯益又叫大费，或叫费侯。伯益有了赐姓，也就自成了一族。所以，本书要讲的大秦，历史上又称作“嬴秦”。

帝舜之后，大禹治水有功，德高望重，又在部落联盟中担任高官，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舜的接班人。可是，帝禹之后，“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开始受到了挑战。因为随着大家伙儿种田、打猎的水平逐渐提高，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地方部落的实力逐渐膨胀。他们不打算再遵从“选贤与能”的游戏规则，更想靠武力来操纵部落联盟首领的选举。其实，这种局面在帝舜时代就已经露出了端倪，不过禹继位时已经是尧、舜两代的老臣，有着非常雄厚的政治资本，这才使得禅让制度勉强得以实施。但大禹之后，禅让制度就难以为继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在这里发生了第一次巨大变革。而以伯益为代表的嬴姓一族的命运，也从此时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据说，帝禹年迈之际，选择的帝位继承人正是秦族的祖先大费伯益。按理说，这正是嬴姓一族扬眉吐气、大放异彩的大好时机。可谁曾想到，时代变了，形势不一样了，原先的机遇反而成了噩梦的开始。伯益虽然在帝禹时代担任高官，也被禹钦定为接班人，但他却没有像帝舜、帝禹那样顺利地接班，而是被帝禹的儿子启夺取了天子之位。

伯益为什么没有顺利接班呢？原因出在哪里呢？透过史书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端倪。首先，政治生活中的游戏规则已经由比“道德”变成了比“力气”。以帝禹的儿子夏启为代表的地方部落不断扩张，他们仗着自身的雄厚实力，时刻都在觊觎部落联盟首领的宝座。伯益被钦定为接班人，也就成为了夏启排挤、弹压的首选目标。其次，嬴姓一族本是来自东方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而不是中原地区的华夏部族。虽然后来通过联姻等方式不断融入华夏部落，但在大部分部落眼里，他仍然是一个“异类”。所以，伯益不可能像当年的帝舜、帝禹那样得到大多数部落首领的支持。而且，伯益虽然在帝禹时代担任要职，但是他摄政的时间实在太短。大禹去世的时候，伯益作为帝位传承人的时间还不到8年。因此，他既没有像大禹那样的政治资历，也没有培植起自己的政治势力。人单力薄，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夏启篡夺政权之后，仍然感觉到伯益是自己最大的威胁。他不仅让伯益下岗，还要斩草除根，对嬴姓一族进行了毁灭性的剿杀。王国维先生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提到伯夷在启上台六年后就死了(2)。至于是怎么死的，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窝囊成疾而死，也许是被夏启杀害的，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历史书有个惯例，就是不能说领导坏话。哪怕领导做了恶心事，在写史书的时候也要避讳，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另外，《史记》在记载帝禹的后代的时候提到启把费地封给了禹和启的后代。费不是伯夷的领地吗？怎么会分给别人呢？瞎子都看得出来，这是夏启灭了大费伯益之后，把他的封地瓜分了，赏赐给了自己的兄弟子孙，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嬴姓一族的势力。

弃夏从商的冒险

夏朝的建立，帝启的上台，使得伯益一族的命运急转直下。《史记》中记载，大费伯益一族，除本部嬴姓一系外，也分离出两个子系：一个是鸟俗氏（估计是以图腾物为氏），另外一个是费氏（以祖先的封地为氏）。大费伯益死后，他的儿子们作为地方诸侯也免不了受到了启的围剿和打击，甚至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空间，被迁徙到边疆和蛮夷之地。司马迁的那一句冷冰冰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字里行间不知道有多少的苍凉和无奈。

嬴姓一族虽然失势，被排挤在华夏政治主流和文化主流之外，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选择了隐忍和等待。可是，这一等就是整整400年！400年之后，夏朝的江山传到桀的手中，终于走到了尽头。桀是夏朝的末代帝王，他残暴无比，荒淫酒色，不仅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造宫殿和瑶台，还从各地搜罗美女充填后宫。据说，桀在一次征伐有施氏时得了一个美女叫妺喜，回国后，昼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作乐，搞得四方部落氏族纷纷背叛。这时，发迹于夏朝东南的殷族乘势坐大，直接构成了对夏朝的威胁。

和嬴族一样，殷族也是东夷中的一支，以鸟为图腾。说不准，两族还有着同一个老祖宗。殷的十四代祖契，有着和嬴姓的老祖宗大业差不多一样的出生经历。据说他的母亲叫简狄，是帝喾的次妃。有一天，简狄和另外两个女子去野外河边洗澡，看见一个燕子掉下了它的蛋，简狄把蛋拿来吞吃了，不消说，她也怀上了，后来生下了契。契与夏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为根据地。后来，契的儿子昭明把根据地迁到了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随即又迁到了商（今河南商丘）。后来“商朝”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昭明的儿子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的时候，大大开拓了成汤一族的领土和疆域，远至今天的辽东，甚至更远到了朝鲜等地。《诗经》中称赞相土干得轰轰烈烈，使得四海诸侯整齐地归服(3)，后来，周朝灭商，贵族箕子向东逃跑，一口气跑到了朝鲜，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后来开枝散叶，有了今天的朝鲜国。现在朝鲜的平壤还有箕子的陵墓。

殷族以畜牧为生，过着定居放牧的生活，还善于驾车。据说以马驾车就是相土发明的，他的后裔王亥还发明了以牛驾车(4)。牛马的使用，自然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这使得殷族迅速地发达起来。到了成汤这一代，殷族终于走进了历史的视野。他由商迁到了亳（今山东曹县、河南商丘市之间），随即就灭了北方的几个邻族。随着殷族势力的壮大，成汤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与夏朝不断展开了争夺中原统治权的斗争。

殷族的崛起，给嬴族的翻身带来了千载难遇的机会。一方面，殷族要推翻夏朝的统治，这正是嬴姓子孙所期盼的。夏朝的江山一天不倒，嬴姓一族就没有出头之日。另一方面，嬴族和殷族都出自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同气连枝，渊源很深。一旦殷族得势，绝对不会像华夏部落一样对嬴族进行排斥和挤压。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嬴族的子孙们，开始了弃夏从商的政治冒险。

首先发飙的是嬴族的费氏一系。夏朝末年，该族系的费昌带领本族去夏归商，正式与夏朝决裂。费氏一系得到了商汤的赏识和重用，成了商汤的亲信。而费昌本人，由于“善驾御”的本领，很快脱颖而出，当上了商汤的“司机”。在商汤攻打夏桀的呜条战役中，费昌为商汤驾车，在呜条大败夏桀（今河南封丘东）。夏朝灭亡，殷商建立。费昌由于赫赫战功成为了商朝的开国元勋。因此，费氏一支多在商代时作为诸侯中的侯伯出现，可见其地位之显贵。

大费伯益的另外一支系是鸟俗氏。据说，该氏族都是“鸟身人言”的鸟人，善于驾车，在帝太戊（殷商的第十代君王）时也投奔了商，可能由于是费昌的同族，该系受到了商王的重用。他们的祖先中衍为太戊驾车，深得太戊的赏识。自中衍之后，他的子孙扶佐商王，世世代代都有功勋，嬴姓因此出了不少显贵诸侯，事业的经营达到了一个顶峰。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嬴姓一族显贵于商朝，他们也就和商朝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但是，商朝总有败落的一天，正如夏朝一样。

殷商末期，我们熟悉的纣王登场了。他的残暴、荒淫不亚于夏桀，最终导致朝政荒废，近千年的成汤江山走到了末路。这时候，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周开始崛起了。它在商朝最后的100年里，发展成了一个强国。周人世世代代都是种地的，是靠农业发家的。“周”字的古文字形，像极了一个人在田中种植，可见农业对于这个部族是何等重要。周王室的始祖是后稷，那可是一位种植庄稼的模范，善于种植各类粮食作物。他曾在尧舜时代当农业部长（与禹是同时代人），教民耕种，后来被周人拜为农神。后稷的子孙在泾渭流域辗转迁徙，到了古公亶父（后追封为太王）这一代，因为无法忍受鬼方（也就是后来的犬戎）的侵迫，便统统从豳（今陕西郴县）迁居到了岐山（今陕西岐山北）。

周朝的兴盛就是从这次迁徙开始的。他们来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这里是泾渭河流冲刷而成的河谷平原，气候宜人，土质松软，简直是天然粮囤。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历经苦难，饱经沧桑，来到这片丰饶的土地，那还不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此，周的GDP直线上升，仅仅数十年的光景就变成了一个富强之国。随之，周王室造宫殿，修宗庙，建城郭，到了姬昌（也就是周文王）一代，还有意识地接受商文化，与商通婚，促进了周人的开化。

周本是殷商的一个诸侯国。姬昌被商王封为“西伯”，统领西方诸侯，所以姬昌又被称为“西伯侯”。自周强盛以来，雄心已起，始终坚持东部大开发战略，对殷商江山虎视眈眈。慢慢地，殷商和姬周之间开始有了摩擦。周作为一个地方诸侯逐渐不听殷商这位中央领导的话了，而殷商也切身地感觉到了周的威胁。正因为这样，今天出土的甲骨文的卜辞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寇周”的记载。在姬昌去世前九年，他自称接受了天命，改元纪年，国号为周，公开和朝廷叫板。此后六年，周依次消灭了商朝四个较大的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随后，周又在岐之东建立了新都丰邑（今陕西长安县附近），东进意图更加明显。

文王死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春天，他的儿子武王联合若干诸侯国，大举伐商，仅牧野一战，就把商朝给灭了。据说当时很多老百姓竟然开门揖盗，纷纷倒戈，以至于诸侯联军长驱直入，直接攻陷了商的都城朝歌。

殷商的灭亡，又一次将嬴姓一族推到了命运选择的十字路口。当时，很多嬴姓的后裔都在商纣王政府担任高官。特别是中衍一系的后代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显赫一时。蜚廉与费昌一样，是位善于驾车的出色司机，而恶来是个大力士，据说手能劈虎，父子二人对殷纣可谓忠心耿耿，都竭尽自己所能为气数已尽的殷商效力。

商朝的命运，注定了蜚廉父子将走上一条不归路。嬴姓是商朝的贵族，是殷族的本家，两者有着共同的族源和血缘关系，不可能像其他部落和族系一样当墙头草，弃商归周。但是，他们又无法挽回败势，扶殷商大厦于将倾。武王伐纣，牧野大战，恶来率领敢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周武王杀掉。而蜚廉当时正在北方为纣王采石，幸免于难。对殷商忠心不二的蜚廉回来以后，见纣王已死，殷商已亡，痛心疾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爬上了霍太山，筑坛祭拜殷纣王。结果得到了一口石棺，石棺上铭文说：“上天让你幸免于殷亡之乱，是怜你对殷商的一片忠心。现赐你石棺一口，以光耀后代。”蜚廉死后，就葬在了霍太山。

这些细节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太史公老人家写史书，看起来叙事平稳，并且还讲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神话和传说，但其实他在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暗示。而这些暗示，才是真正的信史。他从不评论历史，而是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这种“微言大义”的本事，后世无人能及。这里也是一样，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我们仍然可以从“恶来战死”、“蜚廉坛祭”的描述中感觉到嬴姓与殷商之间有一种同气连枝的关系。如果没有同出于东夷一族的血缘纽带，嬴姓一族也不会在殷商如此显贵；如果没有这种族源信任关系，嬴姓一族也不会誓死效忠；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嬴姓的后裔完全可以像以前弃夏归商那样弃商归周。但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坚守，何尝不让我们动容？

不消说，和殷商的关系越亲密，和周朝的关系也就越疏远。嬴姓在殷商时期越显达，在西周也就越边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前朝是座上客，到后朝就成了阶下囚。正因为和殷商的这种亲缘关系，西周初期的嬴姓一族经营地相当惨淡。特别是恶来的后裔——秦，更是始终没有得到周朝的信任。对周朝的历代君主而言，秦，是可以利用的，但绝对不可靠。正因为如此，周朝从头到尾都在利用秦，不管是一开始的西陲大夫，还是后来分封为诸侯，秦的地位一直都是最低的，直到秦把周灭掉，自己当了老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被强迫迁徙的异族

商朝灭亡得如此之快，不仅让后来的人瞠目结舌，就连周王室自己，也像做梦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西周初期几代君主的意识中，他们始终铭记着“小邦周”代替“大邑商”的戏剧性转变，老在考虑小邦为什么能够轻易取代大国、大国为什么会一败涂地的问题。为了巩固自己的君王地位，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周王室一方面强调以德治国，反腐倡廉；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商的母族——东夷各族的镇压。他们知道，商朝虽然已经被灭了，但和商朝有着血缘关系的东夷各族却没有臣服。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了，没有轻举妄动，但那是因为没有机会，一旦有了机会，他们肯定会得势不饶人。

武王克殷后两年过世，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没错，就是“周公解梦”那个周公）以开国功臣的资格摄政。管叔鲜、蔡叔度心怀不满，散布谣言，说周公旦要谋反，并鼓动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联合诸侯国奄和淮水下游的东夷各族发动叛乱。周公东征了三年，才将这场大乱平定。这场东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其中的艰苦性是可以想象的。《诗经・豳风》里有一篇叫做《东风》的散文，相传就是周公东征之后所作：“我出征到了东山，常年不能回家。我从东边回来，细雨蒙蒙连绵不绝。鹳在小丘上鸣叫，妻子在屋中叹息。打扫庭院，堵塞鼠洞，我的征人就要回来了。那圆圆的葫芦，放在裂开的木柴上，从我没看见它算起，已经有三年了。”(5)

这位多才多艺的周公东征平叛后，给了殷商残余势力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击垮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和东夷部族。随后，周公又对其做了分化工作，化整为零，免得他们凑在一起生事。就这样，殷商的后裔或部族，有的被分散赏赐给诸侯（如分给鲁国的殷民有“六族”，分给卫国的殷民有“七族”），有的被强制迁徙，有的逃亡远方，北去东北以至朝鲜半岛（这么说来，今天的朝鲜和韩国就是当初逃亡的商人的后裔），南到江南都有。

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东夷始终是周的心腹大患。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周公东征以后，随即又请王命在今天洛阳的地方建造一个宏伟的东都，称为成周。东都成周与武王所建的西都镐京（也就是岐、丰之地）东西相对，互相照应。这样两个都城，既巩固了自己的老根据地，又加强了对东方的控制，算得上是两全其美。

东都修建好后，周公又把一大部分“殷顽民”远迁到那里，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时刻监视。从此，东方可以高枕无忧了。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也是效仿了周人的做法，“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六国中那些有钱有势，有资格有条件造反的贵族全部迁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来看着，防止他们叛乱。但令周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真正的大患其实是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嬴姓估计就是周公平叛以后被强制迁徙的东夷分支。也许嬴姓参与了这场叛乱，被俘虏以后，成为周人眼里最危险的东夷恐怖分子，于是被强制发配到大西北西戎反动分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劳动改造，一方面替天子养牛牧羊，另一方面可以抵抗西戎对周的威胁。

这样一个带有前科，底子不干净的部族肯定得不到周王室的信任。对于周朝的历代君王而言，嬴姓部落估计也仅仅只有利用价值。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养牲口、赶车，另一方面，可以用来牵制西戎。表现好了，就给个枣吃，表现不好，那就等着喝西北风吧。

我们上面说过，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一起为殷商效力，后来恶来被武王所杀。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的儿子是孟增，孟增很受周成王宠幸，被封到了宅皋狼。孟增又生了衡父，而衡父生了造父。传说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八匹骏马，调训好后献给周穆王拍马屁。周穆王配备了上好的马车，让造父当司机，经常外出打猎、游玩。有一次，周穆王西行至昆仑山，见到西王母，开心得不得了，竟然忘了回家。而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徐国徐偃王（也是嬴姓诸侯国）造反的消息，把周穆王急得不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行千里，使得周穆王迅速返回了镐京，及时发兵打败了徐偃王，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在平叛中立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镇）赐给了他。自此以后，造父一族就称为赵氏，成为了赵国的始祖。

自蜚廉之下五世至造父，嬴姓这一支系凭借自己善驾的传统本领终于得到了周王室的信任，被封到了赵，有了自己的姓氏。古代以封邑为姓氏，造父一族于是被称为“嬴赵”。分析其暴发的原因，无非有二。首先，嬴赵一族充分发挥了本族善于驾车的本领，处处表现自己的忠诚，不是为领导寻找宝马良驹，就是陪同首长游山玩水。尤其是造父，在平叛徐偃王造反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有功自然有赏。其次，季胜一系要比恶来一系底子干净，最起码没有参加助纣反周的反革命活动，三代根正苗红，算是一个革命分子。因此，这一支系获得信任和封邑还是要容易一些。尽管这样，造父也仅仅只被赏了一座城，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

第一块根据地

我们再来看恶来这一系。

恶来的儿子是女防，女防生了旁皋，旁皋又生了太几，太几生了大骆，而大骆生了非子。到了非子这一代，该系仍然无所作为，既没有封邑，也没有政治地位，更别说有自己的氏了。只能投奔了赵城的造父，寄人篱下，不可谓不惨淡啊！

非子居住在犬丘（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犬丘已经接近西周西部的边界了，荒山野岭，自然无所作为。非子喜好马和各种牲畜，畜牧技术精湛。犬丘人把这个养马高手推荐给了当时的周孝王。孝王于是就把非子派到汧水、渭水之间（今陕西宝鸡附近）负责养马。非子很能干，马匹繁衍得很快，周孝王非常满意。

据今天的考古学者推测，非子为周孝王养马的牧场是汧水、渭水交汇冲积而成的一片河谷地。这里是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加上气候湿润，是天然的农牧场所。于是，“汧渭之会”就成了秦最早的根据地。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周室崛起的地方，周古公率领部族迁徙到这里，才有了后来西周的强盛。后来，秦国以农耕畜牧立国，就是占尽了地利。若干年后，秦文公向东狩猎，来到这个地方，回想自己的祖先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发了万千感慨。最后，秦文公甚至将秦的都城也迁到了这里，自此打开了向东扩张的窗口。

孝王见非子养马养得很有前途，就打算把他立为大骆的正宗继承人。如果此事能成，非子一族就真的能够拥有“汧渭之会”这块土地了。但是，这个时候突然蹦出来个申侯，对这件事横加阻拦。申侯是当时西姜申戎的国君，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大骆，为正妃。她生的儿子叫成，已经被立为嫡子。是亲三分向，申侯在内心里根本不想让非子来继承父业，夺了自己外孙的位置。

于是，他找周孝王去论理，他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嬴姓一族被强制下乡到大西北来以后，由于受犬戎的同化，已经是西戎的一部分了。申国的祖先郦山之女嫁给了嬴姓的祖先胥轩，通过和亲，才把这一系拉拢了过来，成为和睦西戎、保卫周朝西陲的重要力量。而他自己，也是把女儿嫁给了大骆，目的仍然是拉拢嬴姓一族。因此，让谁来接班，已经不再是大骆的家务事，而是一个关系国家是否稳定的政治问题。一旦废嫡子成而立非子，和亲拉拢嬴姓的目的就会失败。和亲失败，西戎总有一天会造反，那时候西陲边界就没有现在的稳定局面了。

申侯的这种论调无疑是揣着小心眼的。他心里也许根本没有替周朝的社稷江山打算，唯一的私心不过是担心自己的外孙失去继承权罢了。后来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宠爱艳妃褒姒，废太子而立褒姒之子，并多次耍看诸侯玩，造成诸侯反叛。这个时候，申侯（当然已经不是上面的那个申侯了）竟然趁火打劫，勾结西戎造反，大举伐周，最后攻陷镐京，把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下，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看来，对周朝来说，申国本身就是一个定时炸弹，让他去推行和亲政策保卫西陲边疆，迟早有一天会引狼入室。

可是，申侯的这一番大论在当时却说服了周孝王。因为，在孝王眼里，再也没有比坐稳自己的王位更重要的事情了。最终，他还是把申侯之女所生的成立为了大骆嫡子，而放弃了非子。但是，毕竟非子畜牧有功，也不能就这样算了。最后，孝王咬了咬牙，赏赐了非子一块土地——秦，恢复他的嬴氏姓（脱离了造父的赵氏），非子因此被称为秦嬴。

说到这里，嬴秦才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如果非子的后代碌碌无为，估计也就没有后来的大秦帝国了。非子并不是大骆的嫡子，但司马老太公偏偏在《史记》里写了一句“大骆生非子”，也许就是暗示了非子的独特身份。当然，大骆还有很多儿子，不过那些儿子都没有出息，太史公也就懒得再去调查研究了。

孝王所封的秦就在“汧渭之会”。这块地方虽占尽地利，但面积极小，既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说它没有主权，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附庸”。“附庸”是西周封土的一个等级，封地不超过五十里。《孟子・万章下》中说封地不超过五十里的都不归天子管，而是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6)”。说它没有治权，是因为这块土地在周王畿内。所谓“王畿”，指的是都城所管辖的区域，也就是城市的郊区，为都城直接统治，自然没有独立的治权。

而大骆的嫡子成却继承了犬丘，那可是面积很大的一片土地。只因为申侯一番大道理，非子就失去了这个咸鱼翻身的好机会，一直等到后来的秦庄公大破西戎，才把先祖大骆的犬丘吞并了进来。说来轻松，可这一等就是近百年。话说回来，大骆的嫡子成虽然继承了犬丘之地，但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块地是带有政治任务的，那就是要抚和西戎。到了后来，西戎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骆的这一族，结果被全部杀光。试想，如果非子继承父业，得到了犬丘，命运又会是怎样呢？

用鲜血赌明天

虽然有了封邑，但对于当时的嬴秦而言，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想有封国，显列诸侯，提高政治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对于像他这样的异族而言，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更是超乎想象。

非子被封到秦地后恢复了嬴姓，号为秦嬴。秦嬴向下经秦侯、公伯，三代传到了秦仲手里，当时正值周厉王在位。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君王。他在位当政的时候，周王室的势力已经非常弱了。当时又是外族入侵、诸侯内乱，贡赋锐减、国库空虚。可这个厉王不但不思勤俭治国，反而变本加厉，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来满足自己荒淫的生活。当时，厉王手下有个叫荣夷公的佞臣。他为厉王出了个馊主意，就是对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比如，不论贵贱，凡采集山上的药材、砍伐山上的柴薪、捕猎山上的鸟兽、网捞河里的水产等都要纳税。这是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不但老百姓反对，那些王公大臣也强烈不满。《史记・周本纪》记载，大夫芮伯就曾经力谏厉王说：大王还这样听信荣公“专利”的鬼点子，会造成大难，周王室恐怕不保啊！(7)但是厉王一意孤行，不听劝谏，继续实行专利政策。由于厉王的盘剥，使得大贵族相互兼并，奴隶、平民和小贵族们生活困苦，流离失所。厉王还不让老百姓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目光、眼神来示意招呼。于是，周朝国势更加衰落，朝政更加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厉王朝政的昏乱让处于西北的犬戎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杀掉了居住于犬丘的大骆和成的后代，占领了犬丘，起兵反叛周室。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犬戎不时侵袭西陲，甚至深入王畿之地，迫近镐京，给周朝的西北边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内忧外患之下，火山终于爆发。公元前841年，老百姓发动了暴动，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厉王只好逃出镐京，越过黄河，逃到周朝边境彘（今山西霍县），后来死在了那里。

周厉王死后，召公（召穆公虎）和周公（周定公）暂时管理了一段朝政（历史上称之为“共和”）后，厉王的儿子宣王继承了王位。宣王继位后，决定把安抚边境、打击犬戎作为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来抓。看来，内忧尽管让人头疼，但外患却可能真的会导致亡国。公元前824年，也就是宣王在位的第四年，宣王任命秦仲为大父，征讨犬戎。但嬴秦一族的势力不足以对抗西戎，结果大败而归，而秦仲本人，也为西戎抓了，最终客死异乡。

但这次挫折丝毫没有动摇周宣王打击西戎的决心。秦仲虽然已死，但他的五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周宣王把他们召集起来，鼓励他们子承父志，继续伐戎。但是，这次宣王给予的不再只是精神上的激励，而且还有军事上的援助——兵马七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西周、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形式是车战。当时的战车上载三名士兵，左面的那个负责射箭，右面的负责对打，中间那个是驾车的，而每一乘战车，又配备步兵十人。交战时，车驰卒奔，互相应合。七千名战士，能配战车七百乘。对于宣王初年的周王室来说，这已是很高规格的军事部署了。

秦家兄弟争气得很。他们在王室军队的辅助下，最终把西戎打了个落花流水，大胜而归，收复了被犬戎占领了二十多年的西陲之地。这次战役，虽然不能说彻底解除了西戎对嬴秦的威胁，但总算遏制了戎人的猖獗势头。说说轻松，但其实这一仗打得异常艰苦，并且转战了很多地方。《诗经》中有一首诗《采薇》，相传就是出征犬戎的将士写的关于对战争的感慨：“回想当初出征时，杨柳随风摇曳；如今回来路途中，雨雪交加。我慢慢走在路上，没有人知道我的哀伤。”(8)这些充满忧时伤事的诗句，直到今天仍然在诵读和传唱。

这次战役，不仅扩大了嬴秦一族的生存空间，也消除了周王室的西防隐患。鉴于嬴秦在抗击犬戎的斗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周宣王把原先分封给嬴秦一族的土地，连同其祖先大骆的封地犬丘在内，重新给了秦庄公，封他为西陲大夫。

西陲大夫是个什么级别的官职呢？按照周代的贵族等级，可以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和士。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有自己的领土，是“领主”，领土都可以世袭。按照“大夫食邑”的说法，大夫可以在世袭地享有自己封地的收入，除向王室交纳一定的贡赋和提供一定的军役、劳役外，其余全部归他们自己享用。

至于“西陲”，应该仍属于西都镐京的西北边界，包括非子的封邑秦和大骆一族的犬丘在内。否则，宣王也不会把这两块地方连成一片封给秦庄公了。我们上面说了，周公东征以后，实际上有两个都城，一个是西部的镐京，另一个是东部的成周。西都王畿以镐京为中心，南抵汉水之北，东与成周王畿相接，西达甘肃天水一带。西陲大夫就是以今天甘肃省天水市一带为食邑，以犬丘为根据地的第三等级贵族，身份不如诸侯，负责保卫西周宗室的西大门。

至此，嬴秦终于成了贵族，也当上了周王室的官，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嬴秦的这些成就，都是用鲜血和泪水换来的，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秦仲被犬戎所俘，客死异地，成了嬴秦一族永远都抹不去的耻辱。

话说回来，所谓的西陲大夫，说起来好听，其实不过是周室一条看家狗。封你个小官，你就要给我卖命，为我看家护院，为我守卫边疆，为我抵抗西戎。还是那句话，嬴秦一族唯有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换来一颗红枣吃。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嬴秦一族在犬丘和犬戎进行了艰苦而残酷的斗争。秦襄公元年，襄公把自己的妹妹缪嬴嫁给犬戎的丰王为妻，企图通过这种传统的和亲办法稳住西戎。没有想到，这种办法几乎没有起到作用，襄公二年，西戎就大举进犯，围攻犬丘，世父（襄公的哥哥，庄公的长子，为报祖父秦仲被杀之仇，主动让位给弟弟襄公）带兵迎击，却被戎人俘虏。过了一年多，戎人才放回了世父。就这样，这种拉锯战式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一直持续着，直至西周灭亡。

从西陲大夫到王室诸侯

周宣王继位以后，整顿朝政，励精图治，西讨犬戎，东征淮夷，使得已经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但宣王的中兴，为时短暂。宣王到了晚年，渐渐地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的政见，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宣王三十一年，发兵讨伐太原戎，三十六年，又攻伐条戎、奔戎，但都归于失败。三年后，宣王又起兵伐申戎，虽然取得了胜利，同年却在千亩之战中被姜氏之戎战败，丧失了可供调遣的南国军队。同时，长期的战争浪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使得本来就蓄积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幽王继位。周幽王是西周的第十二代君王，是西周的亡国之君。周幽王在位时，比他的爷爷周厉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昏庸无能，荒废朝政，沉湎酒色，天灾人祸又屡屡发生。大厦将倾，可幽王不但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地加重剥削，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引起国人怨愤，诸侯不满。他宠爱艳妃褒姒，对她的话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在褒姒的怂恿下，周幽王竟然废掉了太子宜臼（正妃申后之子），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逼迫申后与宜臼逃回申国。这就为后来申侯与犬戎的勾结叛乱埋下了伏笔。

最为荒诞的还是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为博得褒姒的一笑，竟然下令：宫内宫外人等，能让褒姒一笑者，赏赐黄金千两。于是，虢石父献上了烽火戏诸侯的计策，在骊山上把烽火点了起来。有个叫郑伯友的大臣劝阻周幽王说：“烽火台是为了战时救急用的，国家大事，怎么能开玩笑？大王现在这样戏弄诸侯，拿他们当猴耍，如果到了真有急事的时候，诸侯又以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该如何是好啊！”

可脑子里只有美色的周幽王哪里听得进这些忠言劝告。临近的诸侯看到烽火台上起了狼烟，以为犬戎真的打过来了，纷纷带领兵马前来勤王。没想到赶到那儿，连一个犬戎兵的影儿也没有，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大家伙儿都愣了。幽王派人告诉他们说：“大家辛苦了，这儿没什么事，不过是本王和王妃放烟火玩玩儿，你们回去吧！”诸侯知道上了当，憋了一肚子气回去了。褒姒不知道他们闹的是什么玩意儿，只看见骊山脚下来了好几路兵马，乱哄哄的样子，就问幽王是怎么回事。幽王一五一十告诉了她，褒姒真的笑了一下。幽王见褒姒开了笑脸，就赏给了虢石父一千两金子。

周幽王乱喊“狼来了”给了犬戎机会。公元前772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举兵入攻西周，各地诸侯拒不救援，叛军一路杀来竟如入无人之境，直抵西都镐京。幽王惨败，带着褒姒、伯服等人和王室珍宝逃跑，后来被犬戎杀死在了骊山脚下。犬戎攻破镐京，西周也就灭亡了，前后共三百五十余年。

厉王死后，太子宜臼受到申、许、鲁等诸侯拥戴，在申（今河南南阳北）即位，也就是周平王。这时候，周王室的西都镐京已经沦陷，岐、丰之地也落入了犬戎之手。就在各路诸侯看周王室热闹的时候，秦襄公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所谓家破出孝子，国乱显忠良，此时不出手勤王，捞点政治资本，更待何时？襄公七年春天，即公元前770年，秦襄公为保周室香火社稷，远道勤王，率兵来到申国，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平王感动了，大手一挥，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还许诺说：“只要你能把西戎赶跑，岐山以东直至丰水的地盘就统统赐给你。”

真是滑稽！这时的周平王自身难保，几近孤家寡人，需要别人保护才能脱险，还在那儿“裂疆分土”，大封官爵。再说，这个时候的“岐、丰之地”早已经被犬戎占领了，周平王这样封地，只不过是开了个空头支票，做了一个不用破费的顺水人情罢了。秦襄公唯有把这块在犬戎手里的土地夺回来，才能属于自己。平王答应了，只能算手续合法了，只有其名，却没有其实。要实实在在拥有这块土地，还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

但这次勤王，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总归还是达到了目的。你付出再多的艰辛，领导不认可，也是白搭。当初嬴秦在西陲不知道和犬戎打了多少恶仗，但又有什么用呢？这次做了一把政治秀，爵位、土地都有了。难怪韩非子说，春秋时期是一个“逐于计谋”的时代。而周平王东迁，正是东周春秋时期的开始。自此以后，“尊王攘夷”的政治秀一再上演，而且屡试不爽。

当然，周平王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想法。经过周王室的这次动荡，他也看出来了，那些首封的诸侯，那些西周建国的功臣们，那些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王公子弟们，已经开始不听话了。这次西周沦陷，前来尊王勤王、护送东迁的，竟然是一个异族！深感危机的他，唯有培植新的依托力量。而眼前的秦，爵位低，官职小，久在西陲，民风彪悍而淳朴，是个可以信任的主儿，只要稍有封赏，必定会死心塌地。况且，周宗室的老家根据地还要靠他们夺回来呢！如果真能够夺回，让嬴秦到这块动荡不安的土地上屯垦戍边，既作挡箭牌，又作屯粮库，算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岂不是很好？

交易尽管不公平，秦还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封诸侯国。而大秦帝国，正是从我们这里所说的秦国走来的。

走不出的历史

知道了秦国是怎么样从自己的历史中走来的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他又将走向何方。

秦本属东方的鸟夷部落，是殷商灭亡以后被周王室强迫西迁的。这样一个身处异乡的部落族氏，为了能够在四处排挤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学会了隐忍装孙子，最终靠自己的双手建立了家园，然后靠战争把那些以文明礼仪、人文教化著称的东方诸国统统踩在了脚下。

秦是一个拼杀出来的诸侯。说秦以耕战立国，其实并不是后人所诋毁的那样说秦人爱打仗。秦就是从战争中走来的，战争让秦人争取到了土地、政治地位，更是战略生存的需要。身处西陲，不打仗就没办法活下去，就没办法抵御西戎野蛮和疯狂的进攻和围剿。战争，铸造了秦人的性格，渗透到了秦人的血液中，融入了秦人的遗传基因。当其他诸侯国嘲笑秦没有文化，是“尚首功之国”的时候，他们根本无法切身体会战争对于这个族群的意义。

战争，就这样进入了秦人的历史，挥之不去。

孟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恩格斯同志也说过，劳动，唯有劳动，才能把一个人的意志锻炼得像钢铁一样。那么，对于秦人来说，这种艰苦的劳作就是战争。正是战争，让秦人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拼搏，对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习以为常。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将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用在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上。国家基本国策，除了种地，就是上战场，除此以外，其他的行业和职业都在国家机器的压制下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空间。后来的秦国全民皆兵，如果没有这种在战争中获得的遗传基因，哪里又会有令六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战争培养了秦人粗犷、功利的性格和气质。那些让人骨头发软、昏昏欲睡的礼仪乐章、靡靡之音和秦国的这种气质简直格格不入。以至于后来商鞅把这些过于粉饰的诗书礼乐称为“毒虱”，把乐官也称为“虱官”。可想而知，“百兽率舞”、“凤凰来仪”，让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齐国的《韶乐》，怎么能唤出士兵身上的血性？怎么能吹响战场上的集结号？战争需要的不是令人纸醉金迷的靡靡之音，而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冲锋号。就从当今流传的“秦腔”听来，高亢激烈，仍然隐隐流露着人喊马嘶、冲锋陷阵的声响。试把秦腔与昆曲两相比较，就像是进行曲与小夜曲，再不懂音乐的人听起来感觉也大不一样。

秦国是当时历史最短的国家。秦襄公建国时，已经进入了东周时期。而此时的齐、晋（韩、赵、魏的母邦）、燕这些在西周初建时就“首封”的老牌诸侯国，已经有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因此，东方诸国多将秦国视为夷狄。蔺相如出使秦国时，把秦国的国君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说他没文化，野蛮，百姓得不到教化；二说他不懂艺术，吃饭伴奏时的音乐也就是敲敲破盆子（击盆缶）。齐人鲁仲连就曾经劈头盖脸地辱骂秦国：“秦国，抛弃礼仪，把敌人的人头作为领取报酬的筹码，整个国家弥漫着权力的味道，老百姓不过是他们畜养的动物。这样的国家，我宁肯跳到东海里淹死，也不愿意做他的子民。”

岂不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恰恰也就没有了负担。没有了道德的羁绊，没有了文化的负荷，没有了艺术的粉饰，秦国反而能够轻装上阵。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虚伪的面孔已经撕开，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成了生存的血酬定律，道德、礼仪成了生存最大的绊脚石。秦国的劣势反而成了优势，他锐意改革，招贤纳士，“布衣卿相”的政府打破了贵族阶层凭借血缘关系长期垄断政治的局面，为汉朝平民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秦的历史就是和西戎不断斗争的历史，是一部由血泪写成的历史。纵观秦史，从一开始的秦仲，到后来的襄公，不是被西戎所杀，就是死在征讨西戎的路上。和战争相伴随，深入到秦人骨髓中的还有对边界少数民族的防范和警觉。对于后来的大秦帝国来说，也许再也没有比外患更让人担忧的事情了。夏亡于异族，商亡于外族，西周虽然借鉴了夏商的经验，但仍然没有改变被野蛮外族灭亡的命运。那么，大秦呢？有了前三朝教训的大秦帝国，又怎么会不把大量的精力用于防范外族呢？后来，秦始皇派重兵镇守边陲，修建长城，虽然有滥用民力的一面，但换来的却是边界的稳定。纵观大秦帝国的十五年，边陲异常平静，匈奴闻风丧胆，不敢南下而牧马。直到秦末战争以后，匈奴才敢蠢蠢欲动，趁机强大了起来，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大汉王朝。而汉高祖刘邦，不正是死在了征讨匈奴的途中吗？

内忧和外患有时候是一对极难处理的矛盾。宋朝倒是藏富于民，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靖康耻、臣子恨”这些哀伤悲怆的词句至今不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吗？但可惜的是，后人对“内忧”的描写往往多于对“外患”的叙述。以至于使得“内忧”成为了评判一个王朝的唯一参照，而对外患造成的灾难往往视而不见。

战争的基因和对于军事组织的偏好，使得秦国迅速地成为了大国和强国。而也是这种基因，使得他像一列奔驰向前的列车，在行进当中很难转变方向。在统一天下以后，秦朝企图用严刑酷法代替战争来解决所有问题，企图用军事化的体制来治理整个国家，灭亡是必然的。

后人谈论秦国昌盛、富强、称霸乃至统一六国，总喜欢描述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比如，穆公称霸、雄长西戎、商鞅变法、刑杀立威……其实，在这些孤零零的历史事件的背后，有着厚重的历史作支撑。正是秦国独特的历史和经历，才成就了秦朝的辉煌。当然，也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历史，让达到巅峰的秦帝国忽然倒塌。没有一段在时间中绵延前行的历史，这些孤零零的历史事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不住后人多问几个“为什么”：秦为什么能？而其他国家却不能？为什么商鞅变法单单在秦国取得了成功，而东方各国的变法却大多半路流产？为什么单单秦国能耕战立国、刑杀立威，打破血缘关系凝结而成的毒瘤，不拘一格招贤纳士，而其他国家却不能……

特殊的渊源，特殊的境遇，特殊的造化，打造了一个特殊的秦国。使得秦在特定的局势中崛起，又在特定的局势下坍塌。

历史就是这样让我们目瞪口呆：那些无论如何都“不能”的，到最后恰恰“能”了。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从秦穆公到秦王嬴政，二十几代君主，难道个个都是贤明的君主？其实都是势所导致的。”(9)那什么是“势”呢？势就是惯性，是能量，是经过历史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在推动着秦国向秦帝国飞速地过渡，就连司马迁，也不得不发出“乃天数也”的慨叹。

历史既有天数，也在于人为。正因如此，历史才显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当然，秦的历史所带来的影响，因缘际会，在不同的历史中有不同的表现。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春秋时期。

【注释】

(1)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

(2)夏启六年，伯益薨，祠之。

(3)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4)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

(5)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蒙。

鹳鸣于垤，

妇叹于室。

洒扫穹窒，

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

烝在栗薪，

自我不见，

于今三年。

(6)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7)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

(8)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9)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第二章　春秋：走进新时代

秦国创立，一抬腿迈进的就是东周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秦不仅要应付西边的犬戎，还要向东拓展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保西陲，抗西戎，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拼的是真刀真枪。而向东部发展，则需要和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去周旋，仅凭武力是不够的，还需要讲政治，讲策略。这是由春秋时期的大环境决定的，也是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微妙的年代。

周天子是左冷禅

周平王东迁成周，东周算是建立了。东周自建立至灭亡，共分为两个时期：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

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继位，迁都成周，东周建立，标志着春秋时期的开始。公元前403年，晋国的大夫韩、赵、魏三家把晋国给瓜分了，各自立为诸侯。三家分晋，异姓大夫篡权，而周王室居然承认了，这就让“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颜面扫地，彻底失去了权威，战国时代也由是拉开了序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中国进入大一统，战国时代至此结束。

春秋时期三百多年，是一个地方诸侯国逐步坐大、轮流争霸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王室衰微、大权旁落的时期。造成这种局面的，固然是诸侯势力逐渐强大而周王室自不持重、毁坏礼仪法度的结果，但最深刻的根源却在于周朝自身的政治组织结构。

周朝建国以后，实行的是“封建”的邦国制度。所谓“封建”，就是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这是西周初年所作的一种政治安排，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政治妥协。我们知道，当时起兵灭掉殷商的，不仅仅是周一个部族，而是以周为首领的诸侯联军，大大小小的诸侯好几百个。伐纣成功以后，自然就有一个论功行赏的问题。天下是大家一起打下来的，革命成果自然要大家一起分享。为了犒赏联军，酬谢功臣，巩固政权，新建的西周于是“裂土田而瓜分之”，一方面承认旧诸侯原先占有的土地仍然归他们所有（重新承认一下就算在手续上合法了），另一方面则是派自己的宗室功臣到新开辟的土地上做主子，建立国家。这就是“西周封建”。封，就是封国土，瓜分土地，划定疆域。具体的做法是，在诸侯国之间的边界上挖沟，然后再种上树，边界就算划清了。建，就是指派国君，并厘定等级，建立地方政权。亲戚有远近，诸侯也有高低之分，具体地说，则有公、侯、伯、子、男。靠封土，诸侯得到的是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子民，是有形的利益；靠建国，诸侯们得到的是政治地位，是无形的财富。地位不同，在周天子面前说话的分量就有轻重，在诸侯国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就有强弱。

就这样，西周时期，一个大国（天下）中又分出许多小国（诸侯）。这些小国虽然彼此独立，却共同拥戴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即周天子。天子是天的儿子，代表天来治理天下。从理论上讲，天底下所有的一切（天下）都是“天子”的，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臣子，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领土。天子不过是把臣民和土地承包给诸侯去管理、统治罢了。

天子在理论上对整个“天下”拥有完全的产权、主权和治权。但是，封建以后，他对天下就仅仅只有产权了。实际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只是王畿之地，而王畿之外土地的主权和治权，都转交给各个诸侯国了。作为承包者的各诸侯国虽然不拥有天下的产权，但却拥有天子实际上并不拥有的主权和治权。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的国家，就是诸侯国。诸侯对于自己的领地拥有充分完全的主权和治权，他们既是统治者，也是地主，而且地位是世袭的。对于周王室，诸侯的义务不外是按期纳贡朝聘，出兵助王打仗，以及做做救济王畿内的灾患的慈善工作而已。除此之外，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来往，通婚、结盟、通商、战争，都是独立国家的外交行为，不需要得到周王室的许可和授权，天子在理论上也是不干预的。比如，诸侯国的王位历来都是由嫡长子继承的，即使是周天子也不能干涉。周宣王和鲁武公的小儿子戏是哥们儿，想扶植他做太子，最终引发了鲁武公大儿子的叛乱。鲁是周天子最亲近的国家，鲁国都这样，其他就更不用说了。可见，周天子对各国内政所拥有的权力，也不过就像《笑傲江湖》里的左冷禅对五岳其他各派所拥有的权力。

当然，如果某个诸侯国闹得出了格，太不像话了，天子还是会出面干预的。但这种干预至多也不过是发表讲话表示谴责，或者召开诸侯大会进行批斗，或者下达命令让其他的诸侯过去教训一下。但也仅此而已，绝对不会像上级对待下级那样进行处罚，更不会剥夺诸侯国君对领地的承包权。他的角色有点像联合国秘书长，但联合国秘书长不具有建立国家的权力，天子却有。他可以为各国划定疆域，指定国君，授权治理。这就是“封建”的应有之意。

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还可以进行二次分封，就像包工头一样把自己承包下来的再发包给其他人。他们所分封的则是自己的宗室子弟和王公大臣，也就是所谓的“卿大夫”。诸侯国君对卿大夫的分封和周天子对诸侯的分封，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诸侯国君把自己领土赏赐给大夫，让他们到这片土地上去做统治者兼地主。这样，诸侯国又被分割成无数的“采邑”，也就是家。虽然国君在名义上还是土地的主人，但大夫对国君仅需要每年交纳定额的“贡赋”就可以了。至于采邑内创造出来的财富，则完全由大夫来享用。同诸侯国君一样，大夫也是世袭的。

西周的这种“封建”制度，说到底是一种“邦国”制度。天下为国，诸侯国为邦，就这样组成了一种松散的联邦或者说邦联。他的基本特色是：“一个天下，多个国家”，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各国又有自己的国君，因此又是“一个天子，多个国君”。由于这些国家有独立的主权和治权，国君也具有独立的军政大权，因此，邦国类似于联邦。

但邦国与联邦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他们的土地和子民是天子赏赐的，最起码是在天子那里办过手续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就像今天的婚前同居一样，尽管在一起过日子了，但缺那一个红本本，就是不合法，不被社会承认的。当然，封建也好，共主也好，都是名义和礼仪上的。各国的领土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要扩充地盘还要打，只需到周天子那里补个手续。手续虽然比较虚，但没有还真不行。秦襄公勤王东迁，周平王许诺给他的“丰、岐之地”就仅仅是个手续，因为那一带已经是沦陷区了，有其名，无其实。但平王还是要封，襄公也巴不得要这个手续。

还是自家人靠谱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某个天才灵感般的奇思异想，而是应对现实环境的需要不得不产生出来的。我们这里说的“西周封建”也是这样。

汤武革命，西周灭商，是比较戏剧化的。牧野一战，周人长驱直入，攻入朝歌。战争进行得如此顺利，殷都沦陷得如此之快，让世人瞠目结舌。照后来周人的解释是：文王、武王累世积德行善，民心所向，而商纣荒淫残暴，民心离叛。

这种说法固然不假，但事实绝不至于这样简单。周人记载中无意泄露的关于商、周之际的信息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说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人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因征服东方的外族，把国力大大损耗了，而武王正是乘了他正疲敝的好处而取胜的。一说是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的生存之战。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兵士自然勇猛拼命，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照此说法，当时的殷商，其实并没有到朽木难支、大厦即倾的程度，历史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偶然和突变，周人攻占了殷都朝歌。但这只能算是周人由西向东扩充势力的初步胜利，在武王克商以后，殷商残余的势力还是很大的。一方面，殷商的文化和精神还盘踞在东方人的头脑中，东方的人心还没有归附。正如孟子所说的：从成汤开始，经太甲、太戊、祖乙、盘庚到武丁，商朝的这六代君王都是贤明之君，天下皈依殷商已经很久了，政治势力和群众基础依然非常稳固，并非一时能改变的。(1)另一方面，殷都朝歌虽然被攻陷了，只能说是殷商王畿被周占领了，但殷商的旧部和同族并没有悉数归顺和臣服。对于发迹于西方的周王室来说，要统治整个“天下”，路漫漫其修远兮。

正是因为西周初建时这种复杂的政治局势，武王攻陷殷都以后，并没有凭借武力把殷都和殷王畿强行占据，而是采取了“软着陆”的策略，把殷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和禄父封在那里统治商的遗民，并派自己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协助他们。说协助是好听，其实就是监视。武王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特别厚道，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区域是殷商民族意识极其顽固的根据地，是“殷顽民”的聚集地，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个地区距离周的根据地“丰、岐之地”实在太远，鞭长莫及，显然最不容易统治。如果把自己的力量和势力强行安插在那里，可能会让这些“殷顽民”狗急跳墙，起到相反的效果。将于取之，必先予之，武王乐得做一个人情，来个商人治商、高度自治。

到了后来，令人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前面讲过，武王死后，幼子成王继位，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心怀不满，鼓动武庚和禄父勾结淮夷各族发动了一场叛乱。周公亲自挂帅，东征三年，才平定了这场叛乱。叛乱结束后，周王室对殷商遗民仍然没有赶尽杀绝，除了采取分化的手段削弱其势力外，还把殷商的贵族后裔微子启分封到了宋，以承祭祀。这表明，周人到这个时候仍然没有能力宰制殷朝的遗民。周朝所分封的诸侯地位最高的就是“公”。而遍观周室诸侯，唯一能够称之为“公”的，仅有宋的国君，他的政治地位之高，可见一斑。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只有一个，仍然是安抚和拉拢。

至于殷商王畿之外的其他地方，周则是采取了分封、建国的方式予以占领。形式上是分封建国，实质上则是武装占领，因为这些地盘根本还没有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周王把自己的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主子，一是统治占领该地区，取代原来的旧势力；二是扩张地盘。每一次对外分封，都是势力范围的一次拓展。统治占领要用武力，因此必须赋予各路诸侯充分的权力，尤其是军权。没有军队，就谈不上占领。正如近代国家的海外移民，背后肯定有强大的武装军队作后盾。钱穆先生说得妙，这种“封建”实质上就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植和军事占领。

这种占领和移植，就好比插红旗占地，插一个红旗，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以这个地方为核心，向外拓展。由此，周朝的地盘比商朝扩大了很多。其实，西周开始分封的时候，诸侯国得到的土地是很少的，因为周王室本来就没有占领多少。只是到了后来，各诸侯国拓疆开边，地盘都是自己打下来据为己有的。当然，打下来以后还需要到周天子那里补个手续，才算合法。秦的建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初周宣王一冲动，慷慨地大手一挥，就赏给了秦襄公“丰、岐之地”。但这个地方是个沦陷区，秦要想拥有这个地方，必须真刀真枪地从犬戎手里夺回来，而不是直接到那个地方去捡现成的。其他西周初期所分封的诸侯国大抵也是这样，只不过难度相对小一些。

通过这种封建制，周王室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最起码在西周早期是这样的。通过分封，西周的政权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的结构。同气连枝的小政权遍布各地，而这些小政权的君主彼此之间又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他们不是父子，就是兄弟，怎么会不相互信任？如果把周王朝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周王室就是根，而各地诸侯则是枝叶，枝叶伸展得再远，也离不开根，而繁茂的枝叶又保护共同的根系。

西周初建，在王畿之外一共分封了一百三十多个诸侯。其中，分封周天子兄弟的诸侯国十五个，分封姬姓同宗的国家有四十个，加在一起是五十五个，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而且这些诸侯国都是“首封”，不是在武王克商之后，就是在周公平叛之后封的。在这种情况下，遍地是自己的兄弟儿孙，周王室的政权能不巩固吗？正因为这样，周朝虽然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动荡纷乱，还是存活了七百多年。特别是在有外患的情况下，这种“蜂窝状”的政权结构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为你灭掉一个还有另一个，悉数灭掉几乎不可能。后来大秦帝国放弃封建制而推行郡县制，正是他迅速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如果秦始皇效仿周王朝分封自己的子弟到六国，怎么会才两个皇帝就撑不下去了呢？但是，虽然这种政权结构不怕外患，但却惧怕内忧，它的软肋正是“祸起萧墙”。周王朝因为“封建”而强盛，而“封建”反过来又将把周王朝推向了一条不归路。估计这就是马克思同志所说的历史的辩证法吧。

建设封建主义“和谐社会”

夏朝和商朝实行的也是封建制，但是远远没有周朝成熟。原因就在于，有夏商特色的封建主义建设没有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而只有在周朝，封建制度和宗法文化才真正结合到了一起，使得周朝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七百多年。文化，文化，就是人文教化，说好听一点，就是教育，要让人脱离野蛮，成为“五讲四美”的文明人。说不好听一点，就是管理你的一种手段。教育远远要比管制、压迫有效。用现在的话来说，管理成本要低得多。成本低，收效快，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夏朝和商朝也不能说没有文化。只是他们的文化不够精致，经不起推敲，教育改革没有深入人心，结果被历史淘汰了。就拿商朝来说，他奉行的是一种巫鬼文化。殷人迷信鬼神，相信天命，甚至到了无事不占卜的地步。大到战争是否有利、庄稼何时播种，小到明天是否刮风、出门是否会摔跤，等等，都要占卜。商朝的统治者也正是靠装神弄鬼来愚弄老百姓的。在殷商人看来，人死后灵魂是会上天的。地上的王死了，不叫死，叫“宾天”。他们“宾天”以后，就到了天上的神——“上帝”身边，仍然当他的主子。而老百姓死了以后，灵魂也上天，但上天以后还是老百姓，仍然被“宾帝”管着。如果他们的子孙在地上不听话，他们在天上的日子也不好过。

可是，就是这个大搞迷信的商朝，却没有神明来撑腰，结果被来自西方的周部落给灭了。周部落也同样迷信天命，更敬畏鬼神，但他们却不像殷商那样眼巴巴地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上天上。他们重视人事、以德治国，把商朝的所有部落几乎都拉拢过来了。结果，武王伐纣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打到了朝歌。夺取天下后，周王室更是从殷商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神永远会保佑他们。只有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上天才会垂青。正因为这样，周公说：“上天只会眷顾那些施行仁政的王朝，它的意志并不是永远不改变的。”(2)敬畏上天是很重要的，但更要重人事。只有尽到了人事，才有资格去祈求上天的赐福。这就是“尽人事而知天命”。

就这样，周王朝抛弃了殷商的鬼神文化，取代它的是道德文化。什么是道德？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讲“仁”。那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就是要以人为本。但是，爱也不能盲目地爱，否则就是滥爱。爱是要讲究对象的，最主要的是一种血缘伦理的爱。按照人之常情，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后再由己推人，这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要表现在行为上。当儿子的，自然就不能和老子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叫板，而应该讲究礼数。而当父亲的，当然也不能嬉皮笑脸，为老不尊。这就叫“父父子子”。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更应该有儿子的样子，地位是万万不能颠倒的。君臣关系也是如此，臣子对君主要死心塌地，而君主对臣子要不时给点小恩小惠。这就是“君君臣臣”。无论是父子，还是君臣，要实现这种和谐的“爱”，必须要订立一些礼法。没有规矩，道德就会被破坏，爱就荡然无存，就不和谐了。

既然血缘伦理之爱是人之常情，那么，遵循礼制也就是发自内心的了。就这样，周室王朝从血缘伦理入手，建立起来了自己的礼乐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巫鬼文化而言，进步可不小。周朝强调的“尊礼”，其实就是重人事，重伦理，重情感，以礼乐教化代替刑法律令，用人情代替恐吓，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为根本。这种脉脉含情，无疑比装神弄鬼、杀人如麻更得人心。老百姓欢喜得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教化，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那社会就和谐了。

其实，对周王朝而言，人有没有爱心是次要的，关键是人是不是遵从他们所制定的礼制。因为后者才是统治者所关心的。所以，周公制礼，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礼就是按照血缘关系划定亲疏关系，再由亲疏关系决定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大小。周朝的分封就是按照血缘亲疏远近关系不同而划分的，从而有了三六九等的区别。前面说过，各路诸侯国君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像鲁国、齐国、晋国，这些诸侯国国君，不是周天子的儿子，就是周天子的兄弟，政治地位自然就高，被称为“侯”。而秦国，一开始的时候地位很低，也就是个“子”。只不过到了后来，秦国发达了，秦穆公称霸，才被称为“伯”。这对秦国来说已经是了不得的荣誉了。而楚国，这个喜欢自称蛮夷的国家，地位最低，一直被称为“子”，所谓“楚子”指的就是楚国。

所以说，到了周王朝时期，封建这一政治制度才真正找到了和自己相匹配的文化。从此，宗法文化和封建政治组织，互为表里，相互依托，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国”和“家”放在一起说，就是“国家”。其实，“国”和“家”的结构是一样的，“家”不过是减缩版的“国”，“国”也不过是加强版的“家”。“家”中最基本的关系是“父子”，那么，“国”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君臣”。而且，最基本的君臣关系就是由“父子”关系演变来的。从“家”到“国”，就像水的波纹一样，层层散开，最基本的规则不过是把“父父子子”推演为“君君臣臣”。天子下面有国君，国君下面有大夫，大夫下面还有平民和奴隶。一级级的包工头，下级虽然对上级称臣，但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却又是老子天下第一，身兼统治者和地主二职。天子有天下，国君有国，大夫有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波浪式地从小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把“和谐社会”的要旨从家里一直贯彻到全天下。

宗法文化也好，封建制度也罢，说到底都是一种贵族统治。贵族身份是由出身决定的，是靠血液决定的，而不是靠所谓的能力和品德，是“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而不是“任人唯贤”，像考公务员似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贵族的后代还是贵族，可以继承爵位，分封土地，担任官职，哪怕你再无能。平民的儿子还是平民，奴隶的儿子还是奴隶，哪怕你再有才。而秦国，因为没有接受这种所谓文明的教育，被东方诸侯斥为“蛮夷”。但是，这种和谐的封建制度和宗法文化所蕴含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更是无法克服自身的这些缺陷。而“不文明”的秦国，反而因祸得福，成了最后的胜出者。当然，这是后话。下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宗法文化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吧。

亲情渐渐地淡了

“封建”的推行来自于对血缘的信任。这种亲情关系曾经使西周一度强大，但继续走下去，却成了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内在毒瘤，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时间。时间长了，亲情自然就淡了，久而久之，这种亲情就会被打破。张荫麟先生作了个有意思的比喻，周王朝的组织模式就像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一开始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祖爷爷带着几个儿子，在艰苦中创业，置办家当，存积家产，打造了一个富足而亲热，人人羡慕的五好家庭。可是，等到这些儿子娶了老婆生了娃之后，他们对于父母和他们彼此间，就变得有些疏远了。到了第三代，祖孙叔侄或堂兄弟之间，就会有背后的闲话。家口越增加，良莠就越不齐。到了第四、第五代，这大家庭的成员间就会有仇怨、有争夺、有倾轧，他们也许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闹起官司来。

到了东周初期，周王朝的内部已经有了类似的情形。王室和诸侯间的冲突，诸侯彼此间的冲突，公室和氏室间的冲突，氏室彼此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膨胀的权力欲让他们不再把那位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放在眼里，直接导致天子势力衰微，王命不行。就拿鲁国来说吧。鲁国是周公所封之国，是血统纯正的姬室宗国，是和周王室在血缘上最亲近的诸侯国。但是，到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受申、徐等诸侯国拥戴继位，鲁国却态度冷漠，没有表示拥戴的意思。周平王东迁洛邑，护送勤王的有申、秦、晋、郑等诸侯，这些人要么是外族（秦、申），要么是亲缘关系疏远的诸侯（晋、郑），以鲁国为代表的东方诸侯没有一个响应，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漠然置之。可想而知，平王迁都洛邑以后，这些诸侯能听命于他吗？公元前720年，周平王死，鲁国国君鲁隐公竟然不奔丧，哪里还把什么亲情放在眼里。

还有郑国，依仗自己护送并跟随平王东迁有功，一时威风得不得了，就连齐国都向他称臣。“郑伯以齐人朝王”，说明当时齐国朝见周王也得通过郑国君主的引见。郑庄公身为王朝卿士，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为自己谋利益，发展郑国本身的势力，并不是一心扶持王室。这样就逐渐同王室发生矛盾，以至于后来周郑之间由交质到交恶，最后直到动刀子。公元前705年，周桓王率领蔡、卫、虢、陈诸国讨伐郑国，楚庄公发兵抵御，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展开大战。结果王师大败，周恒王的肩膀上还挨了一箭。自此，周王室威信扫地，颜面丧尽，仅成了一个空壳，再无实权。

诸侯和王室之间屡次发生冲突的同时，各诸侯国国内也没有闲着，国君和大夫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也是乱得一塌糊涂。公元前712年，鲁国发生了弑君大案，鲁恒公杀掉了自己的哥哥鲁隐公，自立为鲁国国君。发生这样的篡权事件，实际上是诸侯国国内国君和大贵族之间一次真刀真枪的冲突。这一次开了口子，篡乱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停息过。公元前710年，宋国的太宰（相当于宰相）华督杀掉了主子宋殇公，立宋庄公；公元前709年，晋国的大贵族曲沃武公（他的爷爷成师是晋文侯的弟弟，被晋文侯的儿子晋哀侯封于曲沃，称为恒叔）杀掉了晋哀侯，第二年，又诱杀了他的儿子小子侯。公元前679年，周僖王在无奈之下，只能正式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从公元前712年到公元前694年短短19年的时间内，诸侯国内的权贵们，在不断膨胀的权力欲的驱使下，父子反目，兄弟成仇，诸侯和大夫之间，祸乱频起，血腥四溅。

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国之间也开始出现兼并的现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西周初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一共有一百七十个，其中一百三十九个有国名，他们的地理位置也可以考证。可是，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就只剩下五十多个了，其中的大国也就十几个（到了战国时期，还剩下七个，称为“战国七雄”）。据可考的记载，楚吞并的小国有四十二个，晋吞并十八个，齐吞并十个，鲁吞并九个，宋吞并六个。那些不见经传的兼并厮杀，更是数不胜数。

诸侯之间耗子动刀窝里反，给了“诸夏”周围的戎狄以可乘之机。其实，戎狄和周王朝所谓的“诸夏”本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言语与穿着上都没有什么根本差别。楚国拍着胸脯说自己是“蛮夷”，之后与中原诸侯会盟，也没有人把楚国当蛮夷看了。说到夷狄和“诸夏”的根本区别，更多的还是在文化生活方面。夷狄大多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走到哪里算哪里。而周则是靠耕种发家立国的，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过着一种耕稼的生活。耕稼就需要稳定，需要定居，需要风调雨顺。所以要修建城郭、开拓土地、兴办水利。而游牧民族则不需要这些，在与诸夏的交往中，他们很乐意拿自己的土地去交换食物和衣物，因为土地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耕稼的生活能够把剩余的粮食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发生了自然灾害也不会饿死。而游牧的民族就不一样了，一旦发生了变故，没有了吃的，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去掠夺。诸夏和夷狄之间，平时彼此都要加以戒备才勉强能够做到相安无事。现在，中原发生内讧了，周围这些以游牧为生的戎狄，怎么会放过这个趁火打劫、趁机揩油的好机会？

史书记载，春秋时期，自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近七十年的时间内，是诸夏被戎狄欺压、侵略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那个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据统计，狄侵略齐国七次，卫国六次，晋国五次，鲁国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卫国最惨，被逼两次迁都（卫原来都城朝歌，在河南淇县东北；第一次迁到楚邱，在河南滑县东，后来再迁到帝丘，在河北濮阳），国境大半沦陷，后来幸亏有齐桓公相救，总算免于亡国。邢国也被迫迁都（邢都城本来在河北邢台，迁到了山东东昌），也是仰仗齐桓公施救才没有亡国。成周被狄攻陷后，周襄王逃到郑国，在晋文公救助下才得以复国。结束狄患的功臣是晋国，他于公元前593至前592两年间，倾全国之力剿灭赤狄；又在前530至520年间灭了东方白狄的大部分。经过这两仗，邢、卫两国的沦陷地都并入了晋，晋国土地拓展了一倍以上。

周王室衰微，中央的话没人听，地方政府互相兼并，戎狄外患又四起，以上这一连串的反应正暴露了封建制日渐显露的弊端。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的世代越多，就越是疏淡，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血缘亲情维持。但名分背后的亲情一旦消失，自己做老大的权力欲望就会走到台前。于是，名分成了纸老虎，被戳得像马蜂窝一样，它的窟窿愈多，威严就愈减，那所谓的“八佾舞于庭”、“礼崩乐坏”就自然不可避免了。

孔夫子不能忍了

各路诸侯的坐大，周王室的衰微，伴随而来的则是礼乐文化的破坏。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周王朝蜂窝状的封建权力结构和作为它的精神实质的宗法文化是内在镶嵌、互为表里的。因此，地方权力的膨胀和“礼崩乐坏”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同一事件的不同表现罢了。

说到西周的礼乐文化，那可要追溯到文武双全的周公制定的礼仪规范。周公制礼，就是从血缘情感出发建立人际交往的规范和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国家秩序。这对内来说是道德，对外而言是秩序；对个人来说是道德，对社会而言是秩序。见了天子应该行天子礼，见了国君，就要行国君礼，不能混淆，否则就是大不敬。因为这是名分，不能易位和僭越。

简单说来，礼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教化。只有那些不懂得礼法的人在生活中才不遵守规矩，没有“礼貌”。周公制礼，不过是在西周初建以后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一方面通过这些礼法让人们体验人伦情感（类似于今天升国旗体验爱国情感），为个人的生活找到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则是让人们遵守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安排，别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以下犯上。否则大家都会一起鄙视你，说你野蛮，没有教养，没有人品。

乐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礼是文明对野蛮的一种镇压和教化，那么，乐则是一种调剂、平衡的手段。乐不仅指音乐，还指做人要快乐，心情舒畅。也就是说，“以礼治国”必须要搞和谐社会，国家要像音乐般和谐。对父亲要孝顺，对君主要忠诚，本来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搞得人整天愁眉苦脸，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上下秩序井然的同时，人还应该心情愉快，不要太压抑。所以说，“德”（爱父亲、忠君王）是根本，“礼”（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社会秩序）是方法，“乐”（将规范秩序和内心情感交融在一起的音乐、诗词、舞蹈）是辅助手段，这样构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们共同为以德治国服务，德治抓根本，礼乐来实施，因此这种宗法文化又称为礼乐文化。

这种文化所强调的礼仪规范必须认真严肃、持之以恒地去实行。嬉皮笑脸可不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行。孔子他老人家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可惜，到了春秋时期，再讲“德”，再讲“礼乐”，就没什么用了，因为大家都去追逐权力了，谁还讲道德，谁还管什么礼乐。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

随着诸侯之间不断兼并和争夺，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越来越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最多把他当成了供在庙里的菩萨，表面上看起来还算遵循礼数，时不时烧几柱香，实际上心里早就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在礼数上也怠慢了，经常出现一些越权行为。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的舞蹈（八佾）原来只能归天子观赏。诸侯只能用六行，大夫只能用四行。但鲁国的大夫季氏居然在自己家“八佾舞于庭”。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不行，怒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左传》记载，卫国的国君孙恒子曾经在新筑与齐国的军队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卫国的军队被打败了，孙恒子本人也是羊入虎口，岌岌可危。幸亏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名叫虞奚的新筑人，出手救了孙恒子。孙恒子为了答谢这位救命恩人，决定赏给虞奚一个邑的土地。可是，这个虞奚不要土地，而提出要马匹上佩戴的繁缨。而在当时，这种繁缨是只能由天子和诸侯的马所佩戴，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的。但结果，孙恒子还是把繁缨赏赐给了虞奚。

孔夫子听到这个消息，又不高兴了。他说：“这还不如多赏赐给他一些土地呢！象征身份的名号和器物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土地再多，也仅仅是土地，上面没有承载身份和名望。可是，就一个小小的繁缨，因为凝聚着“礼法”，所以比土地重要得多。所以，后来卫国请孔子去治理国政，他老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要确立正统的名分。确立不了名分，社会的秩序又怎么维持呢？

名分当然重要，秩序固然关键，但比名分和秩序更为关键的是人心。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即使作秀般地维持名分、遵从秩序，又有什么意义？孔子怒了，说道：礼，难道就是那些祭祀的礼仪吗？乐，难道就是一些音乐舞蹈吗？当然不是。最关键的还是人内心的道德观念啊！一旦心中没有了道德的信念，外在的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呢？

个个都是假面孔

韩非子曾经这样描述周朝的三个时期：“上古竞于道德，中古巧于计谋，当世争于气力。”所谓上古，指的是周朝灭商的西周初期，周朝靠讲道德、讲和谐、以人为本，灭掉了相信鬼神的殷商。得人心者得天下，所以说“上古竞于道德”。谁讲道德，谁就能取得胜利。

“中古”，指的则是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春秋时期。那个时候，王室衰亡，诸侯国已经开始不再循规蹈矩地遵守礼法，但是在表面上还过得去。他们阳奉阴违，把尊周室、敬天子当作了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只要谁稍微有一点对周王室不敬的言行，就可以借机起兵讨伐。傻子都知道，这里的尊王室是假，为自己谋取私利才是真。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落了春秋时期的这种把戏的俗套了。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人没有及时向周天子贡奉用于酿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没有办法祭祀祖先。齐国一听，兴奋了，急忙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去攻打楚国，这叫出师有名。这种借口尽管现在看来完全是找茬，但在当时还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狐狸尾巴”。尽管楚国说：你住在北海，我是在南海，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啥老大远地跑来揍我？齐国却是理直气壮：老子尊王攘夷，你敢对天子不敬，我就打你没商量。

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率领军队伐鲁，三战三胜，鲁国失去许多土地，只能割地求和。齐鲁两国在柯（山东省阳谷县境内）会盟。可是齐桓公和鲁庄公在坛上刚刚结盟，鲁国的大将曹沫就手持匕首绑架了齐桓公，齐桓公左右没一个人敢动。齐桓公紧张地问曹沫：“你想要干吗？”曹沫说：“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可是你们侵略鲁国也忒过分了吧。现在鲁国都城的城墙倒下来就会压到齐国的边境，您瞧你们侵占鲁国的地方有多少了！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做吧！”

齐桓公被逼无奈，只好答应全部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国土。齐桓公说完以后，曹沫扔下匕首，走下盟坛，面朝北方坐在群臣的位置上，脸色没有丝毫改变，说话跟原来一样，若无其事。齐桓公很郁闷，想违背约定。但管仲却说：“你可不能这么做。如果为了贪图小利让自己痛快一时，就会给诸侯们留下不讲信义的印象，会被人鄙视的，不如把土地还给他们吧。”

这么看来，所谓的“尊王”，其实际目的不过是诸侯彼此之间的打压和兼并。所谓的“道德”（讲信用），也不过是阴德，真实目的不过是要抬高自己的地位，增加政治上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这里，一切美好的品质，比如诚信、尊王，都成了手段，所有的计谋和心机都在围绕着“道德”打转。

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样，诸侯们也不敢像后来的战国时期那样赤裸裸地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表达出来。尽管各诸侯心里已经不把周天子当回事，但表面上还是要毕恭毕敬，骨子里虽然已经是流氓了，但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流氓。原因很简单，这么做就会让人抓住小辫子，给了别人揍你的理由。所以说，明目张胆的僭越，在这个时代还是没有的。

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后妈的弟弟太叔带勾结狄人争夺王位，襄王被迫逃到氾。晋文公率领军队来勤王，杀了太叔带，把襄王安置到郏。襄王为了表彰晋文公的功劳，打算赐地给他。但晋文公对土地没有兴趣，他提出了“请隧”的要求。在当时，“隧”是王者的丧礼。只有周天子去世以后，才有资格享受“隧”这样高规格的丧礼仪式，而作为诸侯国国君的晋文公，是没有资格的。

现在，晋文公竟然自以为功劳大而提出这种大不敬的要求，襄王当然知道其中利害，他冷冷道：“‘隧’还是‘不隧’，不仅是拿铁锹、镢头刨地的问题，而是彰显了‘王’和‘诸侯’、‘天子’与‘国君’的一种差别(3)。现在还没有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两个‘天子’，恐怕叔父您老人家自己也不想这样的事发生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叔父您家里的土地多的是，你自己随便开凿一条“隧”不就完了，何必还来向我请示呢？”

听完襄王这番话，晋文公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请隧”的事情了。

所以说，春秋时期是一个微妙的年代，做什么事都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既不像西周初建时那样同气连枝，共屏周蕃，也不像后来的战国时期那样弱肉强食、狼性生存。究其原因，则是亲缘关系还维系着，宗族或姻戚间的阋争，总容易调停，彼此也都留了点余地，不会赶尽杀绝。就像兄弟亲戚之间闹矛盾，谁也不会闹到撕破脸皮，没有退路。即使闹僵了，关系也容易缓和。

公元前705年，周桓王带兵去打郑国，打了个大败，而且被射中了肩膀。有人劝郑庄公正好乘胜追击，庄公不答应，到了晚上，还派了一位大员去慰劳桓王，并且探问伤情。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实在不忍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公元前634年，齐孝公带兵侵入鲁国。鲁僖公知道打不过他，只得派大臣展喜去慰劳齐军，并叫展喜预备好一番说辞，希望能把齐军劝退。齐孝公见了展喜问道：鲁国是不是怕了？展喜答道：小百姓怕了，但上面的头却不怕。齐孝公问：你们家里空空如也，田野上没一根青草，凭什么不怕？展喜正义凛然道：凭着先王的命令。随后展喜开始忆苦思甜，追溯从前鲁国的始祖周公和齐国的始祖姜太公怎样同心协力，辅助成王，成王怎样感谢他们，给他们立过“世世子孙无相害”的盟誓；后来齐桓公怎样为他们排解纷争，拯救危难。然后展喜作了最后的陈词：您即位的时候，大伙儿都盼望您继续桓公的事业，敝国所以从不敢设防，绝对没有想过您继桓公的位才九年，就会改变他的政策。您这样做怎么对得住令先君呢？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的，就凭这一点，我们不怕。孝公听了这番话，感动坏了，急忙下令退兵了。

公元前554年，晋军入侵齐国，半路听说齐侯死了，便下令退兵了。这种顾念旧情的心理加上畏惧名分，虽敢犯上而又不敢过度犯上的矛盾心理，使得在周室东迁后三百年的时间内，中国没有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也正是春秋有别于战国的地方。

没错，春秋时代的确有六十多个小国被兼并或者吞并了，但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夷狄和中原诸侯之间，不是以夷灭夏，就是以夏灭夷。诸夏相灭只占极少数，姬姓宗国相灭的例子就更少了。再看列国的内部，大夫固然有时逐君弑君，却还要找一个比较合法的继承者来做傀儡，而不是把君王杀死或者驱逐，然后自己上位。许多国家君主的大权固然是永远落在强大的大夫手中，但以非公室至亲的大夫篡夺君位，在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称侯以前，还没有过。而“三家分晋”，正是战国时代拉开序幕的标志。

何况现实的处境也不允许他们闹得过僵。北边的戎狄和南边的楚国虎视眈眈，早就瞅准了中原的肥肉。继续折腾，哪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攘外必先安内，历史需要一个强大的诸侯国站出来，凭借自己的实力、威望，将“诸夏”团结在周天子这面大旗下，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将来犯之敌拒之门外。于是，春秋的霸主时期就顺势而生了。

霸主不好当

春秋时代的诸夏同盟是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局势下产生的，而所谓的霸主，自然就从抗击外族的侵略中产生，可谓时势造英雄。

外患，主要指的是北方的戎和南方的夷。北戎，活跃在黄河北岸的太行山脉中，所以又被称为山戎。这些人以游牧为生，擅长奔走，战斗能力极强。而所谓的南夷，指的就是楚国。楚国发迹于江水和汉水的交汇处，国君熊绎曾受过周的分封，封地在今湖北秭归以东。至昭王时，楚已经和周王室为敌了。周昭王曾经屡次发兵攻打楚国，有一次在汉水之滨全军覆没。后来他去南巡却神秘失踪没有回来，传说就是给楚人害死的，周人也无可奈何。到了楚武王的时候，楚国逐渐发达起来，先后灭掉了周人在汉水下游沿岸（大部分在东北岸）零星建立的一些小国，对北方虎视眈眈。春秋时期，诸侯混战，彼此侵吞兼并，但又标榜仁义。而楚国却自称蛮夷，赤裸裸地向北进犯，窥探周室。

北方的山戎和南方的楚国就如此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严重威胁着中原各国的安全。北方戎狄势力灭了邢、卫两国，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息、邓等国，降服了蔡国，侵入郑国，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无力加以抵御。于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然雄起创建霸业，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国是齐太公的封国，在当时诸侯中实力最强大。到齐桓公时，重用管仲等人，对管理体制和军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再加上东海之滨优越的地理条件，捕鱼养蚕，奠定了富强的基础。当时，北方的山戎一再侵犯黄河北岸的诸侯国，而能对其进行遏制的只有齐了。由是，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企图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的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还能通过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的威信。公元前662年，狄人入侵邢国，次年，齐人发兵来救。次年，戎狄攻占了卫国，卫国逃亡的遗民在曹邑拥立戴公。齐桓公马上派公子无亏带着三百辆战车、三千名兵士去保卫曹邑，帮助卫国抗拒狄人。公元前659年，齐桓公派兵帮助邢迁都至夷仪。次年，又帮助卫国在楚丘重新建立了国家。这便是春秋时传为美谈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左传》中说，邢迁都的时候，就好像回自己家一样；卫国重建，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灭亡过一次。这些死里逃生的诸夏小国，对齐国老大自然感恩戴德，这就使得齐桓公威信大增，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齐国霸业中的另一功绩是南制荆楚。公元前659年，当齐国正忙着援救邢、卫的时候，楚人已经向处于南方的郑国发动进攻了。郑国是楚国北上进入中原的南大门，只要把郑国降服，就等于铺开了进攻诸夏的光明大道。所以，楚非要逼着郑和他“亲善”不可。于是，郑人向齐国求助。桓公一听，火了！公元前657年，齐联络妥了在楚国东北部，而可以牵制齐兵的江、黄二国，次年便统领齐、鲁、宋、陈、卫、郑、曹、许的八国联军，首先讨伐依附楚国的蔡国。蔡人望风溃散。这浩浩荡荡的大军，乘胜侵入楚境。楚人竟不敢应战，差人向齐军说和。桓公见楚方无隙可乘，便答应了求和。双方在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会盟谈判，并订立了盟约。召陵之盟后，楚国承认了齐对郑的霸权，退兵南下。此后，楚无法向北方扩张，就转而东向，灭掉了弦（都今湖北蕲水西北）、黄（都今河南潢川西）等国，侵占了大面积的土地。而齐所代表的诸夏同盟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召陵之盟是桓公霸业的顶峰，其后十二三年里，管仲和桓公相继去世，但他们的功业却青史常驻。一百多年后，喜欢发感慨的孔老夫子还在说：如果没有桓公和管仲攘夷抵制外患的功绩，我很可能就沦为戎狄了。(4)

有人说，桓公、管仲对抗外族入侵，完全是为了谋取自身之霸业，是拿大家的幸福做饵来谋取私利。这种观点不太公正，桓公做的不仅是“攘夷”，还在“尊王”的旗帜下捍卫了诸夏之封建宗法文化。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桓公在抵制北方游牧民族部落侵略的同时，也在极力保存城市文化，使不至于沦亡为游牧之蛮族；而抵制南方之荆楚，则是防止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兼并，保持封建宗法文化，不至于沦为郡县制国家。齐桓公称霸，不仅有其历史使命，还有其文化使命。

亡国灭种最可怕

所谓内忧，指的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纷乱和诸侯国内的篡弑暗杀。内忧使得各诸侯国政治组织的整体效能急剧下降，父子成仇，兄弟反目，战争频起，血光四溅，封建制度面临土崩瓦解之势。这个时候，时代呼唤霸主的出现，不仅要抵御外侮，还要维护各国之间的和谐局面，捍卫封建文化。

齐国称霸，在当时，不仅要平衡国际局势，维系诸夏同盟，还要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连周王室的内政也要干涉。因为当时整个天下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也就是宗法文化。不论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还是诸侯国内的篡弑夺权，都是对这种宗法封建文化的颠覆和挑衅。我们说了，宗法文化是以“家”作为基本单位向外推演的，即家、国、天下。天下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儿臣”，既是儿子，又是臣。各诸侯国可以说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儿子能对父亲不敬吗？肯定不能。兄弟之间能互相残杀吗？肯定也不行。而诸侯国，又可以看作一个“家”，各国的君主是“父君”，而各个卿大夫又可以看作是“儿臣”。儿臣篡弑父君，就是儿子杀父亲，那可是大逆不道。各卿大夫、各氏室之间，则又是兄弟关系，相互械斗，骨肉相残，也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正是家、国、天下在宗法文化下的这种相似性，使得要维护宗法文化，就必须既管国内又管国外。

公元前655年，周惠王（东周的第五代君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丰子带为太子。这种废嫡立幼的做法，本来就违反了礼法。这么看来，礼法有时候并不只是各诸侯国在践踏，连周王室自己也会不遵守。自己都不尊重自己，自轻自贱，别人怎么会尊重你？这个时候，作为霸主的齐国就要出面了。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宋、鲁、陈、卫、郑、许、曹七国诸侯在首止（今河南睢县）召开大会，太子郑在首止亲切会见了各地方领导人，一起住了几个月。周惠王觉得太子郑不听使唤，但又无力和齐桓公对着干，就偷偷派人去劝告郑国不要参加结盟。郑国听了周王的话，离开了首止，剩下的七个诸侯共同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公开宣布并支持公子郑为下一任领导人。郑国颠三倒四，退出结盟，齐国很不爽，举兵攻打，郑国于是又乖乖地参加了盟约。不久，周惠王死了，太子郑即位，也就是周襄王。

为了重新整顿王室礼法，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宋国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会合诸侯，参加的诸侯国有鲁、宋、卫、曹、许、陈、郑等，周襄王派了宰孔（周王室的太宰，相当于丞相）作为代表参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葵丘会盟。史书记载说，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横；齐桓公曾经十五次会合诸侯，而葵丘会盟是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葵丘会盟，各国之间订立盟约，表明要共患难、同进退，组建了中原地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国家同盟。从盟约的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尊王。这是葵丘盟约的第一条，可见其重要。如果哪个诸侯国有藐视天子、挑衅王室的行为，其他诸侯国就可以在霸主的带领下痛扁之。

第二，攘夷。如果同盟国的任何一国受到外族的侵犯，其他国家一定要援助，不能坐视不理。

第三，禁抑篡弑。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了弟杀兄、子杀父等篡弑事件，同盟国的各国对新政权都不予以承认，并在国际上予以孤立。不仅如此，还要派维和部队平叛，另立新君。为了杜绝各国国内的篡弑事件，葵丘之约还规定：各国在领导人的继承人的问题上不能废嫡立幼，不能以妾为妻，不能让女人干政。

第四，裁制兼并。葵丘盟约中声明，同盟国之间，要互不侵犯，禁止相互厮杀。不可堵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通。一旦出现争端，就要由霸主进行仲裁和公断。

以上四点，只有第二点是针对外患的，其他三点都是针对春秋时期所出现的诸侯兼并和国内篡弑所制定的措施。所以说，葵丘会盟，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反侵略的军事联盟，而且是一个维护封建礼制的文化同盟。当时王室衰微，西周封建失去了统一的重心，而霸主就成为了变相的封建重心和中心，以维系苟延残喘的封建文化。

齐在春秋时期最先称霸，靠的是“尊王攘夷”。“攘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尊王”名目下的“安内”也不能忽视。当年，齐桓公助周襄王继位，襄王为了表示感激，派宰孔赏赐齐桓公庙胙（祭祀用的肉，当时是最高赏赐），并嘱咐宰孔：“桓公年纪大了（当时桓公已经七十多岁），对王室又有功劳，加赐一级赏格，就不用下跪受胙了。”但是桓公却说：“天子的威严，遍布天下，我怎么敢忘了礼数。这可有损天子的威严啊！”于是下拜，然后才登台接受了赏赐。公元前648年，管仲受桓公之命平定戎患。至此，周襄王的王位彻底巩固。襄王对管仲很是感激，要以上卿礼待管仲，管仲连忙推辞道：“我不过是一个小官，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何况还有中央驻齐国特派员国、高两位大人出力呢！”最后接受了下卿礼回去了。

正是靠这样的以身作则，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齐桓公才将黄河下游东部一带和黄河中游南岸的诸侯国组织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实际上，齐国称霸除了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声誉以外，并没有得到多少看得见的实惠。相反，还损失了很多利益。如果站在功利的角度看，这是得不偿失的。和后来的晋文公称霸不同，齐桓公称霸，各同盟国并不向霸主纳贡送礼，相反，齐桓公还经常回赠归附的诸侯国。靠信义结交，以武力示威，正是齐国称霸的秘诀。所以孔子又点评说：“晋文公狡诈而不正直，齐桓公正直而不狡诈。”(5)而各诸侯国之所以归附齐，也正是因为此。

自齐桓公以后，诸夏同盟虽然并非铁板一块，但却真正做到了对外一致，最起码在文化上是如此。自此以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中原地区有所发展，必须参加到诸夏会盟中来，遵守他们之间的国际约定，认同他们所标榜的文化，否则就是寸步难行。晋国如此，楚国如此，后来的秦国也是如此。晋是一个靠兼并强大起来的国家，只是他一直没有参加诸夏会盟，所以一直被排斥在外，势力无从向东伸展。直到了晋文公，才积极地参加诸夏会盟，再加上攘夷有功，得以称霸。楚国，自认为是流氓国家，开始的时候天真地认为拳头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北上屡屡受阻，碰得头破血流。到了后来才学乖，不再耍流氓了，要求加入诸夏同盟。于是，诸夏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了。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那些文化上先进的国家，总是被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所征服。比如，齐的文化水平远高于晋，晋的文化水平远高于楚，楚的文化水平远高于后来的秦。但结果是：晋取代齐成为了霸主，楚取代晋成为了霸主，而后来的秦又把这些文化上先进的国家统统灭了。但征服者可不能沾沾自喜，当他们取得胜利的时候，恰恰也是被先进文化同化的时候。接受这种同化，就能逐步站稳脚跟，拒不接受，就会惨遭淘汰。秦帝国的灭亡正好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稳定性，或者说顽固性。

争霸的味道变了

桓公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了争夺领导人宝座而争斗不息，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了重心。抵抗外患的重任于是落在了后起的晋国肩上。至于晋国强盛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问题，又因为和本书的主人公秦国有着极深的渊源，我们将在后面详谈。

晋国取代齐国称霸，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尊王攘夷”，但内在的味道已经变了。齐桓公、管仲还有承担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的自觉，但到了晋文公，“尊王”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治作秀，而所谓的“攘夷”，除了扫除自身发展的障碍和祸患之外，更多的则是仗着声势扩大自己的影响。

晋国的称霸开始于晋文公重耳，契机就在于太叔带之难。前面说到，周惠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丰子带为太子。但齐桓公带领维和部队立挺太子，维护礼法。周惠王软了，只能将太子扶正。后来襄王即位，太叔带不服，于是联合了一些大臣，向狄国借兵，夺了王位。周襄王只带着几十个随从逃到郑国。他发出命令，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洛邑去。列国诸侯有派人去慰问天子的，也有送食物去的，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发兵打仗。这个时候，晋和秦站了出来，表态愿意出兵勤王。晋文公怕功劳被秦夺走，抢先一步发兵，护送襄王回到成周，并把狄人打跑了，又杀了太叔带。晋文公勤王有功，名声大振，成为中原霸主。

尊王让晋国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可只有攘夷事业干得出色，才能在诸夏各国中间树立威信。攘夷，仍然是要北击戎狄，南克荆楚。对晋国来说，北击戎狄，是他分内的事，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弥漫在晋国四周的，都是戎狄的势力。正如晋自嘲的那样：“居深山之中，戎狄以为邻。”戎狄南下骚扰，首当其冲的就是晋国。不把他彻底消灭，国家就无法正常地发展。而且打败戎狄，还可以开疆拓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晋抵御戎狄，并与诸夏会盟，是有自己的算盘的。

开始的时候，晋对山戎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打算凭借武力一举将山戎灭掉。可是这种做法效果不太好，因为山戎是以游牧为生的，打的就是游击战，来了就抢，抢了就跑，又有高山密林作掩护，实在难以剿灭。公元前633年，晋国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步兵，分三路向山林中的山戎发动了进攻，结果无功而返。公元前626年，白狄入侵晋国，被晋军打败。虽然晋在这次战役中抓住了白狄首领的儿子，但晋国也牺牲了大将元帅先轸，只能算是胜负参半。

后来，晋悼公听取了卿士魏绛的建议，来了个“和戎”的政策。这招看似妥协，其实却是高明得很。和戎，就是招安。首先是以货易土，就是用自己的物品去交换戎狄的土地。戎狄游牧为生，土地对他们毫无用处，巴不得跟你交换。结果是，戎狄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离灭亡就不远了。其二，没有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其三，戎狄对晋国服帖，能让晋国的四邻震动，在诸侯中所起到的威慑作用不可小视。其四，和戎，维持和平局面，军队得到休息，军备物资不需消耗，可以保存晋国的实力。其五，借鉴历史的经验，只有采用以德服人的办法，才能保持长久的安宁和睦局面。他详细地解释了和戎的益处，终于说服了晋悼公，悼公派魏绛去和戎。魏绛从国家大局出发，冲破传统偏见的束缚，积极主张和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汉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先例。和戎政策实施后大见成效，到晋悼公十二年（公元前562年），仅短短的八年时间，就争取到了晋国与戎狄和睦相处的局面。

和戎以后，晋逐渐蚕食了肥、鲜虞、鼓、中山等国，国力逐步增强，土地越来越多。晋国在新开辟的土地上修建城郭，推行耕稼，并趁机占领了邢、卫两国被戎狄侵占的故土，势力日渐东扩，与齐接壤，成为了当时的第一超级大国。

北边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要对付南方的楚了。对付山戎，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南下击楚，才是霸业所系。其实，早在晋文公时代，晋就和楚结下了梁子。公元前632年，也就是齐桓公死后十一年，晋便联合宋、齐、秦与楚、陈、蔡的联军在卫国的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展开了大战。在这一战中，楚国联军败北，楚人北指的兵锋首次被挫，也成就了晋文公凌驾齐桓公的威名，但晋国和楚国持续八十多年乍断乍续的争斗也从此展开。

到此，晋已经改变了齐桓公时代联合诸夏抗击外族的霸主形象，而是和楚国争霸。争霸的目的，不外乎扩充势力范围，争夺更多的附庸国。那些在齐桓公时代被保护的小国，现在却成了被兼并、侵吞和剥削的对象。小国在得到大国保护的同时，也要有所表示，必须定期交纳保护费。保护费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出兵，二是纳贡。出兵，就是霸主联合诸侯去打仗的时候，小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兵车帮助霸主讨伐；纳贡，就是以纳贡或纳币的形式对霸主作经济上的供应（贡是定期的进献，币是朝会庆吊的贽礼）。公元前548年，晋国执政赵文子下令减轻诸侯进贡的币，而加重待诸侯的礼时，他预料兵祸可以从此稍稍平息。可见，小国对霸主的贡赋是相当沉重的。公元前530年，郑国派人到晋国吊丧，带去作贽礼的币用一百辆车输运，一千人押送。想当年周王室全盛时期，诸侯对于天子所尽的义务也不过如此。可见霸主其实就是有实无名的小天王。

最倒霉的是夹在当中的那些小国，比如宋和郑。投靠晋，就被楚揍；投靠楚，又被晋扁。真是苦不堪言啊！史书记载，在这期间，郑国为了自卫，为了遵循霸主的命令，以及为侵略而参加的战争在七十二次以上。宋国参战的次数在四十六次以上。其他的一些小国，所遭遇到的兵祸之惨烈，就可想而知了。在这八十余年间，楚灭了江、六、蓼、庸、萧（萧后入于宋），以及群舒；晋灭了群狄，又灭偪阳；齐灭了莱；秦灭了滑（滑后归附晋）；鲁灭了邾；莒灭了曾。战火连连，民不聊生。伴随而来的则是，小国越来越少，大国越来越多。战国时代已经提前拉开了序幕。

【注释】

(1)由汤至于武丁，圣贤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

(2)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3)章显王者异于诸侯也。

(4)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5)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第三章　在野蛮中成长

当中原各国忙于争霸攘夷的时候，本书的主人公秦国才刚刚开始建国。年幼的秦国，虽然弱小，却显示出了与东方诸侯国极其不同的气象。比如，秦国的民风彪悍而开放，血统观念淡薄，这使得秦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庞大的宗室贵族阶层。秦国靠战争起家，在建国开始就没有实行封建制，而是设立郡县，采取了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当然，这一切，在东方诸夏看来，都是野蛮、尚未开化的标志。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无情地调侃文明。秦国的这种“未开化”，恰恰成了他无与伦比的优势。

边种田边打仗

秦襄公建国，是秦人发展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秦不仅合法地成为了诸侯，而且还有了扩土拓疆的资格和权力。周平王当时说得很明白，只要秦人能从戎狄手里夺回丰、岐之地，岐山以西的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后来秦人之所以能在宗周故地开疆扩土，驱除戎狄，正是因为拿到了周王赐的这把尚方宝剑，有了真正的诸侯名分。有了周王的支持和恩赐，出师自然有名，名正自然言顺，理直自然气壮。

但许诺是一回事，实际占领又是一回事。秦襄公获得的仅仅是个机会，在关中地区自由发展的机会。但是不是能发展起来，还要看秦人自身的努力和造化。特别是建国初期，秦还面临着能不能生存下去的严峻考验。当时，从秦人所居住的边界西陲，到宗周故地丰、岐之地，大大小小的戎狄部落一共一百一十多个，可谓盗贼横生，纷乱不止。周平王赐给秦的土地，已经被西戎占领。秦国要存活下去，就必须与戎狄作长期的斗争。斗争，于是成了刚刚有了诸侯名分的秦国的主旋律。

最初几年的斗争，都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秦国统治者眼看着封赐给自己的土地却得不到手，更加郁闷了，于是咬紧牙关连年向戎狄发动进攻。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亲率大军东征讨伐，秦国的军队打到了岐山，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但这时秦襄公却不幸病逝了（也有人说是战死的）。功败垂成，秦军只好退兵。襄公之后，秦文公继位。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文公继承先王的遗命，奋起伐戎，最终把戎狄打散了，占据了岐山，收回了丰、岐之地，并把那些被戎狄打跑了的周朝遗民重新安置到这片土地上。按照原先和周平王的约定，秦把岐以东的土地还给了周王室，而岐以西的土地则归自己所有。

从秦襄公在公元前770年立国，到秦文公在公元前750年夺回丰、岐之地，付出两代人的努力，20年的时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拥有了丰、岐之地的秦人，出现了其历史上一次最为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秦人由小国到大国，由大国到强国，再由强国到一统帝国的关键。

这个转变就是改变了原来的生存方式，即由游牧转向了耕稼。秦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在这一点上，说秦人是蛮夷一点都不过分。我们前面说过，诸夏和蛮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生产方式，前者是耕稼文明，需要修建城郭，开辟土地。而后者是游牧文明，捕食打猎，居无定所。也难怪秦人总是涌现出杰出的司机和牧马人。游牧民族过的是流浪生活，今天在这个地方打一只野兔，明天又到另一个地方射一只山鸡，流动性极强，没有土地观念。秦文公三年（公元前762年），文公带700人向东狩猎，第二年，他们来到了其先祖非子养马的“汧渭之会”。秦是在这里发迹的，正因为非子养马有功，才被当时的周孝王封到秦地。文公于是将此地当作了风水宝地，并占卜此地，结果为吉。文公随即在这里营筑城邑。秦文公作为一国国君，亲自带人打猎，无疑是这个民族以狩猎为生的最佳证明。而他们来到“汧渭之会”，才在那里开始修建城郭，看来这个地方原来不过是荒野一片。

而占领了岐山以西的土地以后，秦人的生活慢慢发生了改变。岐山地区是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历史中著名的“关中平原”。这个地方是古代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还有许多拥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者，素有“好稼穑”的光荣传统。周人当年就是在这里埋头苦干，艰苦创业，才走上了文明富强的道路，最终灭商夺取了天下。这一点，秦人想来不会不明白。何况，农业耕稼，有稳定收入，还有固定的住所，不像以前游牧生活那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风里来，雨里去，饥一顿，饱一顿。两种生活一比较，耕稼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自然对于久在西陲的秦人有着更多的吸引力。

由游牧向耕稼转变，带来的变化是一系列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建城郭。以游牧为生的秦人原来没有城郭，房地产业当然不发达，作为国君的秦王，居住地只是孤零零的宫殿。不像中原的诸侯各国，宫殿都修建在城市里。也许，游牧民族，迁徙随时都可能发生，修建城郭的成本太高，又不能按揭，所以只能选一个好的地势修建宫殿，供秦王居住，至于其他人，也许就只是搭了个帐篷，甚至还可能住山洞。

耕稼文明就不同了，因为稳定的生活需要稳定的住所。于是，秦人一方面向东移动，另一方面开始在新开辟的土地上修建城郭。原先文公住在西陲宫；到了宁公的时候，迁徙到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镇）；到了德公，又迁到了壅城（今陕西省凤翔县附近）。在壅城建都，对秦国的意义非常重大。雍城做秦的都城时间最长，横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将近三百年。前几次迁都，秦人虽然控制了西北的大片土地，都城也易守难攻，但却没有实施东部大开发的前途。直到秦人到达雍水，看到眼前出现了辽阔的原野，心中不禁暗爽。这里地势高敞，有向东俯冲之势，又是西周故地，交通和经济发达。秦国建都雍城后，才真正站稳了脚跟，揭开了称王称霸的序幕，为后来秦国向东夺取晋河以西之地、扩张至黄河，打下了基础。《史记》中这么说，迁到雍城后，秦才得以使“后世子孙饮马于河（黄河）”。

向东迁移和修建城郭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这说明秦人正在巩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原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土地观念不强。现在不一样了，必须占有土地。而为了占有土地，首先要做的就是打仗——把活跃在这里的戎狄部落赶跑。但赶跑了还不是长计。因为你打，他们就跑，你走了，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反正是游牧生活，四处乱窜本来就是家常便饭。所以，有了土地，还要修建城郭。如果不修建城郭，土地就会很快得而复失。修建城郭就好比插红旗，插一个地方，占一个地方，然后再安置子民，开辟土地，开展农耕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安插军事力量，用枪杆子维持政权，防止戎狄去而复返。因此，秦人在转变经济方式，向东迁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和戎狄异族的斗争。秦宪公二年，派兵征伐西戎的一支荡社。三年，秦军与荡社的首领亳带领的军队交战，亳王逃奔到戎地。宪公十二年，再次讨伐荡氏，占领了亳王的老巢（今陕西西安）。秦武公元年，秦又发兵讨伐彭戏氏，直到华山。十年，又征伐邽、冀戎，在那里建立了郡县。

就这样，在襄公建国后的八十多年时间里，秦人一方面用武力向东、西两面扩展势力，不断取得对戎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则将重心不断东移，开始了以农业为本的生活。秦人边种田边打仗，耕战立国，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耕，使得秦经过世代积累，成为了一个富庶的国家，国力由弱而强；战，使得秦扩充了势力和活动范围，建立起了一个以关中为中心，西至今天甘肃天水一带，东至今天陕西华县附近的强大诸侯国。再加以“八百里秦川”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四塞之国”易守难攻的军事战略要地，由此奠定了雄吞八方、兼并天下的基础。

拿什么来管你，秦国？

国家建立了，地盘巩固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管理和组织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也许比前者更加重要。拿枪杆子创建国家是建立一个政权，而管理国家就要求管好这个政权。管理政权有时候比建立政权更重要，因为管理政权的方式不同，政权的稳固程度就会大相径庭。前者是物质基础，后者是制度建设。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何况，要做周王朝统治下的诸侯国，还有很多形式方面的要求。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不能被其他诸侯国所承认。

嬴秦是在秦襄公这一代才成为了诸侯，开始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诸侯国开展一系列的外交礼仪活动。关于襄公建国，司马老太公是这样记载的：襄公用赤色的幼马、黄牛、公羊各三头，在西畤当作牺牲杀掉祭祀上帝。(1)

这个祭祀仪式的目的在于给自己这一族正本清源，找一个有头有脸的祖先。周代重视祭祀，祭祀的内容有两项：一项是祭天，一项是祭帝。天是皇天，帝是上帝，当然不是耶稣基督的那个上帝，而是自己的始祖。古人祭祀上帝，与天相配，合称“皇天上帝”。《礼书》里说得明明白白，郊祀祭的是太皞（青帝）、炎帝（赤帝）、黄帝、少皞（白帝）、颛顼（黑帝）“五帝”。秦奉嬴姓始祖少皞为上帝，所以在“始国”的时候就明确了少皞白帝祖神的地位。

西周时期，只有诸侯才有资格办这样的祭祀仪式。在那个血缘宗法关系重于一切的年代里，能不能名正言顺地当上贵族，靠的不是你的能力和才华，而是看你身体里流淌的到底是谁的血液。这个仪式看起来是迷信，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一个诸侯国合法不合法的标志。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封禅泰山”一样，并不是谁都能去的，只有天的儿子——天子，才有资格去封禅泰山，其他人去就是大逆不道。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去封禅泰山，可见其中蕴含的政治意义。

在国家的管理方面，秦国也慢慢进入了正轨。以前是管理一个部落，带领一支队伍，土地和人口都少，而且民风淳朴彪悍，行军打仗、游牧狩猎，采取的是军事化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令行禁止，上传下达方便得很。而现在要治理的是一个国家，有广袤的土地，繁密的人口，况且还收拢了很多周朝遗民，再采取以前的那种管理方式肯定行不通。就像管理企业一样，几个人的个体小公司，也就不需要什么规章制度，碰到事情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就行了。而几十个人的公司，没有章法就不行了，所以就要有规章制度，有工作纪律。而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员工的大公司，不仅要有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可能还要有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

于是，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国开始有了史官记载历史。历史本来就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宣传一个国家的光荣历史，本身就是进行自我标榜，就是通过对子民进行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来达到增加民族凝聚力的目的。秦文公二十年（公元前746年），秦国还开始制定法律。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措施，秦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法律。

秦在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的过程中，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建了数不清的城郭，这些土地如何开垦？这些城郭如何管理？

西周采取的是分封制，将自己的宗室子弟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镇压异族另类，开疆扩土，推进耕稼文明。这貌似很有借鉴的前途。然而，秦国却给出了相反的回答。秦没有采取分封制，而是采取了郡县结构的军事中央集权制。以郡统县，直属于国君。郡守和县令是君主直接任命的公务员，拿国家的工资，而不分给食邑；升迁、留任还是罢免，要看政绩；不是世袭，更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秦武公十年，武公派兵讨平了邽、冀戎，就在那里建立了郡县，而没有把这个地方赏给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作封地或者采邑。

建国初期是如此，后来也是如此。纵观秦国历史，除了有少数极个别的封邑以外（比如，穰侯、商鞅、吕不韦几个人就有封邑，但属于个案），其他的都是郡县。也就是这个原因，史书中并没有关于秦王将自己的儿子、兄弟分封到各地去建立小政权的记载。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占领一个地方，消灭一个国家以后，首先做的不是分封，而是建立郡县。六国灭亡的同时，秦始皇也把全国划分成了36个郡。

当然，诸夏各国到了战国时代也有了郡县，但那是战争的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郡县在诸夏各国中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挣扎的过程，先是王室衰微，后是异姓大夫篡权，直到贵族阶层和特权阶级没落以后才出现。他们设立郡县，远没有秦国这样自然，这样轻车熟路。

正因为实行了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秦国才得以把六国的人才都招揽过去。因为郡县制中隐含着一种功利主义，谁要是有才就用谁，看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同时，只因为秦国推行的是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秦国才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宗室贵族集团。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流产，原因也在于此。总之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个最管用的制度，秦国不见得能统一六国。

但这里的问题是：秦国为什么一开始就实行郡县制，难道秦有先见之明、神人指点，认准了这种制度是最管用的，是战胜其他国家的法宝？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到秦的历史中去寻找。

太后爱说黄段子

秦人在西陲住了老久，尽管一直在抵抗犬戎等异族，但他们的生活却是一直处于和西戎杂居的状态。当时秦周围的戎狄部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的，大大小小有十几个，包括西戎、犬戎、荡社、亳、芮、彭戏、冀、小虢、茅津、大荔、义渠、绵诸等。秦靠游牧讨生活，与这些所谓的“夷狄”杂居，说穿了，他本身就是夷狄。所以《春秋・谷梁传》把秦称为“狄秦”，一口咬定“秦人，夷也”。不同的是，他积极地向中原的中央靠拢，而其他各族却只会一味侵略和掠夺。秦与周边戎狄这种既共处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使得秦的文化风俗打上了浓厚的戎狄的烙印。

秦建国之前，甚至在建国后春秋时期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和诸夏各国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这种局面直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甚至是秦孝公时代才被打破。也许是因为秦世代忙于和戎狄争斗厮杀，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与东方国家打交道，也许是因为黄河横亘中间，崤山南北绵延，阻碍了交通，隔绝了信息。不管怎么样，秦在文化方面几乎没有受到诸夏的宗法文化的影响，却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由于受戎狄习俗的影响，秦人的文化和风俗一直是原始的，素朴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他保留了大量的母系社会的痕迹。《商君书》中说得很变态：“秦人的野蛮在于他还没有经过人文教化，老爸没有老爸的样子，儿子没儿子的样子，两个人居然在一张床上睡觉。”(2)这在诸夏各国看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商君书》中还记载了更变态的：“儿媳妇给孩子喂奶的时候，竟然不避开公公，撩起衣服来就喂，把乳房袒露在外。”(3)商鞅变法时有一条禁令，不准父子、兄弟住在一间房子里。(4)可见，至少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还没有孝悌之道和男女有别的观念，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小叔子，大家都睡在一张床上。

男女无别，角色混乱，导致了秦人民风的开放。这可是真开放，从王室贵族到普通百姓都很放得开。秦宣太后，是秦惠文王的妻子，秦昭王的母亲，曾经一度权倾朝野，统治秦国三十多年。但她又是一个私生活极放荡的女人，简直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他的丈夫秦惠文王死后，身为太后，寡妇之身，却和义渠戎王偷情淫乱，还生下了两个儿子。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秦国好像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和街头巷议，史书中也没有任何掩人耳目之辞。可见当时秦国的民风本就如此。宣太后还包养了一个情夫叫魏丑夫（美男子的名字中竟然有一个“丑”字，汗），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把他带在身边，还大言不惭地向庭堂上的大臣宣布：“我死了，一定要让魏丑夫给我陪葬。”宣太后以一国太后之尊，公然宣称要情夫为她陪葬，这在史书的记载中也仅此一例。

不仅如此，奔放的宣太后在各种外交场合还公然拿男女苟且之事当例子。公元前299年，楚围韩国的雍氏，韩国派使者向秦国求救兵。为了要挟韩国使者给秦国一定的好处作为出兵救韩的条件，宣太后说了一段雷死人的话：“我服侍惠王的时候，惠王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感到很累，有点吃不消。但当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我身上时，我反而不感觉吃力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姿势对我来说比较舒服。要秦国帮助韩国，如果兵力不足，粮食不多，那可不成。解救韩国的危难，每天要花费数以千计的银两，我们这么费钱费力，难道你们就不表示点什么，就不让我也爽一把？”（米兰・昆德拉说，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渴望有一个男人的重量。这个观点也许是受了秦宣太后的启发。）这估计是《战国策》中唯一一个黄段子，但竟然出自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后之口，可见秦国民风之开放。

秦宣太后的言行让人联想到后来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她先是与吕不韦私通相好，后来又有了情人嫪毐，但她把情人假扮为宦官，才敢带入宫中淫乱，可见当时已有了忌惮。她与嫪毐也生了两个儿子，但几年后，有人向秦始皇告密。秦始皇不仅杀掉了这两个孩子，还诛杀嫪毐三族，最后还把太后迁到雍以示惩罚。同样是太后私生子，结局迥然不同，足见在商鞅变法初期，从太后本人到王公贵戚，并不在乎什么婚外关系，大家伙儿也没有什么贞节观念。婚外关系可以公布于众，寡妇生子也无可非议。

民风的彪悍，男女性事的赤裸和直白，导致了秦人婚姻关系的混乱，不执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秦穆公时，晋太子圉在秦国作人质，穆公把宗女怀嬴嫁给他为妻。不久，晋太子圉逃离秦国回晋。怀嬴没有跟随他，而是留在了秦国。于是秦穆公又把包括怀嬴在内的宗女五人嫁给了晋公子重耳。重耳与太子圉的父亲夷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秦国让重耳娶自己的侄媳，重耳认为这是违背礼法之举，不愿意接受。他的随臣司空季子却劝重耳不要拘小节，坏了大事。重耳这才勉强答应。

正因为秦人的思想观念还未受到类似于中原各国所谓“礼俗”的“毒害”，他们的欲望才得以像大河一样滚滚奔腾。他们对男女间的自由结合、离异，持有满不在乎的态度，或者视为理所当然。云梦秦简中曾提到秦人夫妻都穿一样的衣服(5)，看来秦国的子民在生活上男女之别并不是很严格。又说“娶妻，妻不到已生子”，之所以结婚，是奉子成婚。看来，当时的秦国，婚前同居发生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只不过那个时代称之为“野蛮”，而我们今天称之为“前卫”罢了。

这就是秦国开放的民风。男女之别，长幼之分，父系血统的纯正，对于这样一个游牧民族来说，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妇女生出来的孩子，到底是哪个男人的，秦人好像并不是太在意。在没有受到中原所谓礼乐文化的影响之前，他们也许始终保持着对于原始力量的崇拜。不论是性爱情事，还是战场上的虎狼之师，当我们将其称之为野蛮和暴力的同时，隐约也会感觉到那种本能而天然的力量。正如《红高粱》里，爷爷和奶奶的野合，并不是羞耻的事情，它本身迸发的就是力量，这股力量与喝了高粱酒以后用大刀砍鬼子的力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已经超越了野蛮和文明的划分，已经消解了伦理和兽性的界限。

有点扯远了。我们说秦国民风开放，是为了说明秦国根本无法建立中原各国那样的宗法礼制，当然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父父、子子”的明确界限和上下等级观念。而没有以父系为核心的血缘伦理观念，那么以父亲长子关系为纵轴、夫妇关系为横轴、兄弟关系为辅线的等级制度和血缘伦理思想也就不可能在秦国站住脚。这直接导致了秦国无法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贵族阶层。

虽然秦在建国以后已经由游牧生活转向了耕稼经济，但秦国的文化、民风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而是继续保留了与夷、狄杂居时期的遗风。这种变异式的怪胎，恰恰成就了秦国的辉煌；这种所谓的落后文化，这种所谓的粗犷、野蛮的民风，阴差阳错，反而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让秦在任用人才、锐意改革等各个方面都能放开手脚。而中原各诸侯国反而在温文尔雅的礼乐文化中，在一个庞大而颓废的特权贵族阶层中，变得更加软弱，最终走向了灭亡。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让人无语。

亲人都要靠边站

我们再来看秦国的继承制度。前面提到，秦初的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哥哥死了，上位的不是儿子，而是弟弟。王位继承，也是有弟弟就传给弟弟，没有弟弟才传给儿子，这在秦国好像成了定制。这种选定接班人的办法从襄公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年的秦穆公，这和中原各国父传嫡长子的继承制度格格不入。到了后来，秦虽然确立了让儿子来接班的原则，但也不分长幼嫡庶，嫡长子没有任何的优先权，而是让几个儿子去竞争，优胜者来接班。

以现在的眼光看，秦国这种选接班人的办法是进步的，最起码还有点公平竞争的味道。谁在娘肚子里出来得早谁就接班，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但这在当时的确如此，而且还被标榜为文明和礼法。你秦国不这么干，就是蛮夷。秦国国君秦景公（公元前577年—公元前537年）死了，孔老夫子在编《春秋》的时候偏偏记载成“秦伯卒”，就是不写秦景公的名字。为什么？因为秦人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不合宗法的原则，所以让孔子很不爽，就故意不记录他的名字。

秦始皇铲灭六国以后，自称始皇帝，子孙称为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秦始皇标榜自己，但却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祖先的排位顺序问题。秦二世元年，胡亥让群臣讨论建始皇庙的事，群臣异口同声，一致同意将始皇的庙称作“极庙”（极，就是最高最大，无与伦比），天子祭祀的时候应当专奉始皇庙。可见，秦人在宗庙祭祀方面，同样不考虑秦始皇的父亲、祖父等人的位置。宗庙在古代人眼里非常神圣，历经万世也不可随意毁弃。而作为已经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和二世胡亥的群臣，都以秦始皇为首，以秦始皇庙为首庙，对秦始皇的父亲、祖父等人置若罔闻，这就更突出反映了秦国的宗法观念是相当薄弱的。

秦国的宗法观念淡薄，不但不顾父子关系，同样也不管兄弟之情，以至于造成了“秦无大夫”的局面。西周以来的中原国家里，国君的兄弟，统称为公子。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其余的公子，都有自己的封地，在国家中的地位也比较高。然而，在秦国的历史中，公子的势力相当薄弱。史书上关于秦国诸公子的记载不多，有的只记有名字，而无事迹可考，而且多半都是“不详其世系”。这么看来，秦国所谓的公子，可能既没有封地，也没有权力，否则不会名不见经传。林鸣剑先生在《秦史稿》中证实了这种猜测。他认为，秦国国君的子弟和王族亲戚，都没有半点封土。宣公有九个儿子，成公有七个，穆公有四十个儿子，但他们都没有被封，说明秦国确实没有实行分封制。

当然，秦国国君子弟及王族亲戚再怎么落魄也不可能沦为普通老百姓。但他们一般仅有政治荣誉，再好一点的也就是有了些经济权力，但绝对不会有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

政治荣誉就是封赐爵位，是徒有其表，没有其实。也正因为这样，君主一不高兴，随时都可以找来收拾。秦武王封公子恽、恽子绾为蜀侯，这两人后来又都被武王杀了。秦昭襄王时，公子市被封为陉阳君，公子悝被封为高陵君，这两人都是昭襄王的同母弟弟，当时执掌大权的是他们共同的母亲，那位巨奔放的秦宣太后，这两个人摆明了是“母荣子贵”，没有这么能干的母亲，估计也不会受封。

秦武公有一儿子，名字叫白。《史记》中记载他被封于平阳。可不对呀，当时秦国的都城正在平阳。白被封于平阳，难道是整个都城都是他的了？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在秦国，所谓的封国，只不过是“食邑”。而“食邑”与“分封”是不同的。食邑，是指定某一个地方的赋税归某人所有，至于该地的统治权，仍然由国君派人去执行，国君不能干涉。而分封，则是将某一个地方（连同这个地方的子民）一股脑地赏赐给某人，这个人在自己的封地内，既是统治者，又是地主，只需要定期向君主交纳一定的“贡赋”就可以了。

白被封于平阳，有的仅是封地，没有权势。但这已经很不错了。翻开马非百《秦集史》中的《人物传》，同时有封地和权力的公子寥寥无几，秦国的重要大臣也少有公子担任。秦武王二年开始设立丞相，除了首任丞相樗里疾是武王的弟弟外，其余历任丞相都没有让公子来担任。而且，同时具有封地和权力并不是秦国公子的特权，谁对秦国有功劳，谁的贡献大，谁才能有封地、有权力。樗里疾统兵作战，战功卓著，才被封为丞相，而不是因为他是国君的弟弟。看来，没有点真本事，在秦国是混不下去的。商鞅变法，对内主政，对外为帅，屡建奇功，也照样拥有了商这么一块封地。秦孝公发布招贤令，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谁能让秦国强大，就给他土地。即使贵为王室，没有功劳，也只能有爵位，但不会有权力。到了后来商鞅变法，把军功和爵位挂起钩来，把王室子孙仅存的一点政治荣誉也剥夺了，才逼得他们狗急跳墙。

对这种不讲亲缘关系的习俗，站在古人的角度看是野蛮，而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可能就是进步。审视的眼光不同，评价也就会大相径庭。秦人不给亲戚面子，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体现了唯才是举的人力资源观。没有本事，老捣乱，即使是王室公子，也要对你不客气，被驱逐出国是极为平常的事。秦景公有一个弟弟鍼。鍼在桓公时受到宠爱，到景公时显耀一时，尾巴翘得老高。景公想修理他，鍼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母亲的劝告下，跑到晋国去了。鍼出逃时，随行的有上千辆车，十分奢华，可见也是个贪污腐败的主。景公要处理他，自然有道理。可是《公羊传》中却对这件事大行贬低之能事。景公本来是惩治作奸犯科的人，但在东方的那些国家看来，却是无法容忍自己的亲弟弟，肚量狭窄。

当然，秦在这方面有时候也的确做过了头，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关于人质，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例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会互派人质，目的是让对方有所忌惮，不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这是诸侯彼此缺乏信任之后各国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你可以不讲信义，但总不能不顾念亲情吧！你只要投鼠忌器，我就算达到了目的。所以，人质，就是用亲情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嘿！我秦国就是不顾念亲情，你怎么滴！人质绝对不会成为虎狼之师的软肋。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曾经在赵国当人质，可是，在这期间，异人的爷爷秦昭襄王却不停地攻打赵国，几乎忘记了还有个孙子在赵国作人质。难怪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说：秦人和戎狄没什么区别，都有如狼似虎的野心，他们贪婪无比，见利忘义，不懂礼仪，没有德行。为了利益，就不管什么亲戚兄弟了。简直和禽兽没什么两样啊！(6)

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血缘关系淡泊，宗法观念不强，表面貌似民主平等，但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秦建国以后采取军事中央集权制，而没有“裂土分疆”采取“西周封建”模式的内在根源。

被逼出来的郡县制

没有公室贵族，只不过是秦实行郡县制的前提，但绝对不是秦采取郡县制的理由。秦建国之初就实行了郡县制，除了“秦无大夫”这一潜在的前提以外，还有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考虑。

秦的成长是伴随着和西戎的长期斗争一路走来的。秦要得到周平王许诺的土地，必须要将西戎赶走；要扩大地盘，还要到他们的手里去夺。夺回来后还要时刻看着，防止他们来搞破坏。西戎等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是职业的强盗，是农耕作业的天敌。你生产出来的粮食，一不小心，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所以，秦以耕战立国，耕是耕耘，耕耘了想有收获，就要战，就要在城郭中安插布置军事力量，时时刻刻提防来犯之敌。

郡县就是这种战争的产物，尽管后来广泛意义上的郡县制的作用并不仅仅用来应付战争。郡县，郡县，郡和县其实是不一样的。县指的是城郭，而郡则是县城四周的军事重镇，也就是今天的军区。所谓“百里之县，县有四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城市的四周布置四个军区，用来保护县城。一旦有敌人来犯，军区里的士兵就要承担起保卫县城、驱除鞑虏的任务。而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些士兵就把军服一脱，和老百姓一样去种地。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老百姓平时是农民，在国家分配的土地上耕地种田，按照所分配土地的份额交纳实物税。这个时候，我们叫他们“庶人”。当城郭受到侵略的时候，“庶人”就按照军队方式编排起来，打仗服兵役。这个时候，“庶人”就不叫“庶人”了，而叫“更卒”。

无论是耕田还是打仗，秦国进行的都是军事化管理。战争就不必说了，我们来看看秦国的农业。秦国自从开始农耕生活后，采取的是“爰田”制。国家定期把土地按上中下三等分配给庶人去耕种，劳动者要向国家缴纳“彻”这种土地税。这种“彻”法也称为“赋”，这种“赋”根据土地征收，也就是向耕种这块土地的人按土地数量征收一定实物。秦国建立之后不断扩张，每占一片土地后，就把当地百姓和奴隶按军队方式编制起来，分配给每人一定土地耕种，并且规定每三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和房屋(7)。

无论是庶人，还是更卒，接受的都是军事化的编制。只要是秦国的子民，你对国家就有两个义务：一是种地耕田，并向国家交税；二是服军役，一年中必须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当兵。有紧急任务时，更要随时集合。秦国，这样一个从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国家，对军事化管理有着变态的信赖，战争好像能解决一切问题，军事化管理好像是天底下最有效的管理模式。战争思维的渗透，必然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统一组织，整体出击。这里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意志，只有整体的行动。

打仗的时候进行军事化管理是没有错，但是，种地也要进行军事化管理，就是秦国的特色了。秦国就是这样，打仗像种地，种地像打仗。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也只能采取郡县制了。地方必须隶属于中央，郡县的郡守或者县令，必须要由国君任命，由国君垂直管理，以政绩决定任免进退，否则，军事化的管理就无法推进，首长的权力和意志就不能彻底贯彻、高效运转。正因为这样，秦国的官制和其他国家也都不一样。其他国家都是卿大夫当官，而秦国则有庶长。卿大夫靠封地吃饭，既是统治者，又是地主。但庶长却不同，他是国君任命的公务员，吃国家的皇粮。大夫可以世袭，庶长却不能，而要靠君主的任命。干得好，就可以待在这个位置上或者升迁。干得不好，很有可能就会被炒鱿鱼，甚者受到惩戒处罚。庶长所在的郡县，土地和土地上的子民，都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国家。每年的收成，缴纳上来的实物（那个时候秦还没有货币），统统要上缴国库，庶长没有资格享有。总之，庶长没有统治权，他们仅仅在国君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庶长是秦国在春秋时期最早设立，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官职。《续汉书・百官志》中刘昭注释说：庶长原是行军打仗的军事长官，所以叫将军，只不过后来秦开始了耕稼生活，又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县”管理，庶长于是兼任了县的行政长官和军事将领双重身份。(8)庶长，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庶人”的头，而“庶人”又是行军打仗的“更卒”，所以，所谓的“庶长”既是地方的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首领，还兼着农业部长。后来秦国的官制又发展出了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等官职，都是因为庶长统帅庶人、更卒作战和生产而得名的，只是因为职权大小有别才区分出不同的名称。

军事化的集权制度，郡县制的政体结构，还有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国有计划经济，都是军事化作业的产物，它的核心是权力的集中运作。权力始终保持在中央领导手里，畅行无阻，上下贯通，在当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在战争几乎是国家的全部事务的大背景下，这种体制显得威力惊人。战争自然需要统一调配，而农业自然也需要高度集权。秦统一六国以后，虽然封建制时有复辟，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持续两千多年的集权制度。

在春秋末年，实行郡县管理的不仅秦国一家，还有楚国和晋国。在钱穆先生看来，郡县管理的出现，有两大动力推动：一是土地兼并，二是内减公族。土地兼并越来越多，国家越来越大，又没有那么多宗室公族可以分封，国君只好自己派人进行垂直管理。再者，在国君看来，和自己争权夺利的往往是那些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贵族，因为只有他们有这个实力，有这样的野心。那些原来最可靠的人，现在却成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人，不把他们都杀了就连觉都睡不好。于是，那些靠篡权上位的大夫，当了国君以后，就不顾念什么亲情了，而是斩草除根，把那些能够对自己形成威胁的公室宗亲统统杀光。这就是内减公族。亲人被杀光了，封建制存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因此自然而然地转向了郡县式管理。

但这种说法，可以用来说明晋国，但却不能用来说明秦国和楚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出身蛮夷，没有中原的宗法传统，也没有礼乐文化，所以根本没有形成所谓公室。没有公室也就谈不上什么“减公室”。至于“土地兼并”，对于秦、楚更不合适。因为秦、楚两国根本就不是在土地增加以后才改用郡县制的，而是一开始就采取郡县制。

最能够解释秦、楚郡县制的，还是那两点：一是出身蛮夷，没有封建根基；二是战争立国，除了采用郡县制别无他法。正因为此，秦、楚到了战国时代都成了强国。而东方的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如何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和转变的问题。转变快的，就能变得强大；转变慢的，就早早地亡了国。

五张羊皮换国相

本身没有公室，又推行郡县制，再加上功利主义的国家气质，这就使得秦国在人力资源政策和人才战略上比较开明和宽容。公室的缺乏，保证了秦国没有靠血缘关系把持国家权力的特权贵族阶层，这也就为平民的上位铺平了道路。既然靠血缘关系分配权力的原则失效了，才能、本领这些“客观标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任用官员的原则。总之，“任人唯亲”失去了基础，比拼才艺的选秀自然就在秦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除了这一深层的文化因素外，现实也不允许秦“任人唯亲”。残酷的斗争现实，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秦国早期在实行郡县制的军事集权主义的同时，还必须选拔那些既能领兵打仗，又擅长农业生产的人去做郡县的地方政府领导人。试想如果让那些没有耕战本领，只是酒囊饭袋的王室贵族上位，烂泥扶不上墙，即使给他权力，他们也不会运用权力。如此一来，好不容易得到的土地，马上就又会被犬戎抢夺回去。

所以说，秦从一开始就有任用异姓贤士的传统。而不是像东方各国那样，直到面临威胁了才被迫慢慢改变。纵观秦国的发展史，那些为秦国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臣能士，不仅不属于王室亲族，而且连国籍都不是秦国的。百里奚、商鞅、范雎、吕不韦、李斯，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不是秦国本土培养出来的，而是来自那些自认为文明的东方诸国。这些人，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原因无法容身于自己的母国（比如吴起、商鞅），才另寻出路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秦国唯利是图，唯功是用，大开方便之门，不拘一格纳人才。秦国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只要你有本事，在这里绝对不会怀才不遇，是金子肯定会发光；而东方国家的那些能人异士一生的梦想就是出人头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他们能够各取所需，互通有无，东方的人才于是都跑到秦国去了。

秦国吸纳人才、招募贤士，还应该从秦穆公说起。秦穆公是秦德公的小儿子，成公的弟弟，姓当然是嬴了，名字是任好。他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有名有姓的秦国国君。穆公继位时，秦国已经有近百年的积累，由弱变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西方大国。在西部的根据地稳固以后，作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秦国君主，穆公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打出一片天地，成就霸业，就不能窝在黄河以西，而是要东进，插入中原腹地，与诸夏会盟，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于是，秦国从穆公开始，东进的号角开始吹响。

但是，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讲，最欠缺的却是人才，尤其是管理国家的人才。秦是草莽出身，耕战立国，虽然不乏骁勇善战的将领，但却缺少管理国家的人才。能守城，能杀敌的人估计不少，但能为国家作出长远规划，提出发展战略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在穆公之前，秦国出兵打仗，都是国君亲自率兵出征，他一个人既是将军，又是统帅；既充当文官，又担任武将。马上君主，御驾亲征，固然表现了秦人骁勇善战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反映出了此时的秦国没有什么帅才。

东进就要和中原的各诸侯国打交道，最起码要先混个脸熟。所以，婚丧嫁娶、外交活动开始频繁展开。虽然襄公建国，已经可以和各诸侯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了，但那仅仅是有了资格而已，别人要不要跟他打交道那是另一回事。直到秦穆公时代，秦国和中原诸夏各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才正式铺开。和东方国家的接触，也为秦国发现、吸纳东方的人才打开了方便之门。

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公子絷到晋国代自己去求婚。晋献公把大女儿许配给秦穆公，还送了一些奴仆作为陪嫁。在这些陪嫁的奴仆当中，有一个叫百里奚的人。百里奚本是虞国的亡国大夫，很有才能。穆公打听到了这一消息，急忙去请他来，却得知百里奚已经逃到楚国去了。秦穆公想用重金赎回百里奚，但又怕欲盖弥彰，楚人不给。于是派使者到楚，说：“秦国的奴隶百里奚逃到了贵国，请允许我方用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楚国一看这个人如此不值钱，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答应了秦的要求。当七十余岁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枷锁，与他商谈国事。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君公垂询！”穆公说：“虞君不用你，才使你被掳，这不是你的过错。”然后坚持向百里奚讨教，两人一连谈了三天，穆公十分高兴，就封了百里奚为国相。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公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们称他为“五羖大夫”。

七十多岁的百里奚，半截身子都入了黄土，秦穆公却待他如上宾，还让他担任总理的职务。由此看来，秦国当时确实没有什么治国安邦之才。秦穆公和百里奚谈了三天三夜，可想谈话的内容绝不是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学习农业知识把庄稼种好，而是秦国在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战略问题。如果这样的人才在秦国多如牛毛，穆公何必要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恩宠有加呢？就在今天，高级官员七十岁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和百里奚谈话之后，穆公龙颜大悦，大手一挥，立马封百里奚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穆公如此震撼地破格提拔异姓外国人，在当时貌似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可见秦国公室宗族并没有左右政治的权力和势力。这样的事情对于看重宗法文化的中原诸夏各国来说，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自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开始，秦国也就开了重用外国专家的先河。接着又从戎得到了由余，从宋国迎来了蹇叔，从晋国抢来了丕豹和公孙枝。后来，李斯跟秦王嬴政谈到秦穆公的这种用人政策时，极尽溢美之词，说这五个高人，都不是秦国土著，穆公大胆启用他们，结果就兼并了二十多个国家，称霸西戎。(9)当时在秦国，百里奚是国相，蹇叔是上大夫，丕豹、公孙枝、由余都是大夫。除了这五人之外，像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白乞丙都是秦国对外攻占的主要将领。这充分说明，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军政大权都由外来人才掌控着，而不是宗族公室。

秦国重视人才的思想，如果发生在后来的战国时代，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狼性生存的年代，诸侯国之间靠实力兼并侵吞，利害关系已经没有了丝毫的遮羞布来遮挡。各国为了不被别人灭掉，纷纷打破自己国内的贵族统治，求贤纳士，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是在春秋时期，能够破除宗法传统，大胆利用外国专家的，却只有秦国一家。

秦国就是这样，无论是搞郡县制，还是管理人力资源，他总是快了一个节拍。到战国时期才在其他国家出现的东西，秦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套用马克思同志评价中国文化的一句话，其他诸侯国是正常的儿童，而秦国是早熟的儿童。早熟是成熟，但却没有经历必需的发育阶段。正是这种过早的成熟，让秦在战国时期鹤立鸡群，但也正是这种发育不良的成熟，为秦统一中国后旋即灭亡埋下了伏笔。

【注释】

(1)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2)始秦夷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

(3)抱哺其子与公并倨。

(4)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5)夫妻同衣。

(6)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7)三年爰土易居。

(8)自左庶长皆将军也，所将庶人更卒，故以为名。

(9)此五子者，非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第四章　夹缝中的饿狼

秦国从建国开始，就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的压力。西面有戎狄屡屡进犯，不得安宁；东进又被强大的晋国阻挠，无法跨越黄河，这个时候的秦国，就像处在夹缝中的饿狼一样，被困住了獠牙。春秋是一个微妙的时期，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在英明神武的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在东西两线都采取了政治路线为主，军事路线为辅的战略。在东进过程中，穆公的外交路线一度取得胜利，可是后来，秦国的政策搞修正主义，以至于秦晋交恶，东进受阻。在西线战场上，秦对西戎采取了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导致西戎内部四分五裂。秦国最终能够“益国十二，广地千里，称霸西戎”。

东部大开发战略

秦国的基业历经几代国君的奋发图强，传到秦穆公手里，已经由一个偏居西陲的蕞尔小邦发展成了雄踞西方的大国。而秦穆公又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明君，秦国到了他这一代，国力进一步增强，学着以前的周文王搞东部大开发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要向东扩张，秦国就需要调整策略了。东进和向西扩张，需要应付的对手是不同的。向西扩张，没说的，就是打。通过战争，把犬戎等游牧民族打跑，把土地夺回来，然后再派军队看管自己的土地。这里拼的是真刀真枪，打的是你死我活，没有掩饰，不用遮挡，完全是敌我矛盾。但是向东扩张就不同了，他面对的对手和自己一样，都是周政府的干部，都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是兄弟国家。他们之间不是敌我矛盾，而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随随便便搞武斗？更何况在春秋时期，尽管狼子野心已经蠢蠢欲动，但谁也不敢当街宣称自己就是流氓，谁要敢霸王硬上弓，到处耍拳头，就马上会招来群殴痛扁。

看来，在春秋时代，要想称王称霸，就要会装。尊王也好，攘夷也罢，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春秋时代的游戏规则，想玩游戏首先就要遵守游戏规则。遵守规则的，比如齐桓公、晋文公，就能当上了霸主，既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又扩张了自己的势力。相反，不遵守规则的，比如楚国和郑国，就被淘汰出局了。郑国仗着自己在协助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立过大功，嚣张得不得了，目中无人，连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结果早早地被收拾了，到春秋后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只能躲在角落里的小国了。而楚国，搞了几次北伐运动，结果都被以晋国为首的诸夏同盟死死地摁住，到最后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又是示好，又给点小恩小惠，才继晋文公之后当上了霸主。

秦国的东进策略，和楚国北上一样，也是逐渐成熟起来的。秦穆公元年（公元前659年），穆公亲自率军征伐犬戎，取得了胜利，巩固了西部地区，接着就迎娶了晋国的公主——晋献公的女儿作夫人。秦国与晋国联姻，当然有自己的考虑。秦国要搞东部开发，首当其冲碰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晋国。晋国是春秋时期的大国，实力强，占地广，把秦国东进的道路死死卡住。秦国想要把手伸到黄河以东，就必须过晋国这一关。秦晋结亲，其实是一场政治婚姻，今天我们还用“秦晋之好”这个成语来形容两个国家、两个家庭通过结亲来交好。可惜，秦国内心中老是有着靠拳头解决问题的冲动，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秋天，秦国想趁晋国东伐虞国和虢国的机会，偷袭晋国。这次偷袭，秦穆公亲自挂帅，与晋国的军队在河曲（今山西忻州西北）大战，结果没有占得便宜。更严重的是，把秦晋交好的局面给搞砸了。

后来，秦穆公得到了百里奚、蹇叔的辅佐，对晋国的政策也渐渐成熟了。百里奚、蹇叔都来自东方国家，对中原的国际局势和春秋这个时代的特征把握得相当准确。在他们看来，秦国要向东部发展，应该以政治路线为主，军事路线为辅，绝不能明目张胆地挥舞大棒动粗。因为现在的局势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打打杀杀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要东进，就要把狰狞的面孔和刀枪一起收起来，学会拉关系，学会装孙子，学会作秀，特别是政治秀，要让东方国家打心眼里接受这个“蛮夷”。

但是，说到拉拢关系，走政治路线，秦国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他是个异族，和周王室并没有血缘关系。不像齐、郑、卫、鲁、晋这些诸侯国，他们的国君本来就是一家人，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出了事情自然会抱成一团。

秦国也有自己的王牌，那就是讲信讲义的优良作风。凡事讲信用，只要和别的国家达成了合约，就一定遵守，决不叛约。既然发了誓，就遵守誓言，决不反悔。守信用讲义气，本来就是秦国的一项光荣传统。想当年，周平王许诺秦襄公，只要能在戎狄手里把周王室的老家根据地——丰、岐之地夺回来，岐山以西的地盘就属于秦国了，但岐山以东的地要还给周王室。当时，周平王和秦襄公对这个约定还进行了盟誓。所谓盟誓，估计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发誓，违背了誓言就会如何如何。其实发誓这个东西很不靠谱，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发了誓不遵守，谁也拿他没辙。可秦襄公却很严肃地对待了这次盟誓。当秦国费尽千辛万苦把这块土地夺回来以后，并没有因为当时周王室的衰弱而违背誓言，而是乖乖地把岐山以东的土地还给了周天子，只把岐山以西的土地收为己有。

东方国家靠着讲亲情讲仁义，建立了所谓的诸夏同盟，同气连枝，一致对外。而秦国东进，选择的策略是“以信立威”，讲信讲义。至于是真讲，还是假讲，只有自己心里明白，但在表面上必须给人这种印象，特别是在处理与晋国的关系的时候。

被压制的野性

晋献公晚年，晋国因为争夺继承权发生了内乱。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接班，派人把太子申生杀害了，还赶走了晋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这就是著名的“骊姬之乱”。公元前651年9月，晋献公死了，15岁的奚齐上台，荀息当相国。10月，晋献公还来不及下葬，大夫里克就杀了刚刚即位的奚齐，又扶奚齐的弟弟卓子当一把手。11月，杀红了眼的里克又马不停蹄地杀了卓子，这可把相国荀息郁闷得不行，一时想不通就悬梁自尽了。

这时候，逃亡在外的夷吾想回国继位，就向秦国求助。秦穆公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派百里奚带兵护送夷吾回国。临走时，夷吾向秦穆公许诺，只要他回国顺利继承君位，就把黄河以西的八座城池送给秦国作为酬谢。夷吾回国后，顺利继位，也就是晋惠公。但惠公一上位，立马翻脸不认人，不仅杀掉了扶他上台的弑君专业户里克，还派丕郑告诉秦穆公，河西的土地不给了。丕郑怕秦穆公把火撒在自己头上，就对秦穆公说：“晋国人并不喜欢夷吾，都盼望着重耳当国君。现在晋国违约，不兑现对秦的承诺，杀死里克，这些事都是吕甥﹑郄芮在捣鬼。要是秦国能够搞定吕甥﹑郄芮，重耳就可以顺利回国继位了。”

其实，秦穆公深谋远虑，很想得开，根本就不会为了几座城池破坏自己的东进战略。而且，他也巴不得看着晋国继续乱下去，于是就同意了丕郑的建议。但是，吕甥﹑郄芮也不是傻子，他们立刻看出丕郑出卖了他们，就把丕郑给杀了。丕郑的儿子丕豹怕遭到不测，逃到了秦国。他对秦穆公说：“晋国现在内乱，老百姓们对当权的人都很不满，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攻打。”秦穆公却说：“如果老百姓对这些人很不满，他们又怎么敢处死大臣？他们能处死大臣，这正说明老百姓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和老百姓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最终，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但暗地里却让丕豹积极训练军队。

公元前648年，晋国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丕豹又劝穆公不要借粮食给晋国，应该趁他闹饥荒时攻打他。穆公拿不准主意了，就去问大夫公孙枝，公孙枝说：“丰年荒年总会交替出现，谁都免不了碰上灾荒，我们应该借给他们。”穆公又问了百里奚，百里奚说：“晋惠公夷吾的确得罪了你，可他手下的老百姓却没有得罪你。现在不借粮给晋国，饿死的是晋国的平民百姓啊。”公孙枝是暗示日后秦国也可能遇到这样的天灾，那么正好可以再请晋国接济。百里奚则强调要做好晋国老百姓的工作，通过救济晋国得到晋国人民的好感。显然，公孙枝和百里奚的看法更符合秦穆公的整体战略，结果秦国兴师动众接济晋国，车拉船带，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一路之上络绎不绝，秦穆公是故意要让秦晋两国的人民看到秦国是怎么样接济晋国的。

两年以后，也就是秦穆公十四年，秦国果真发生了饥荒，于是向晋国请求接济。秦国的饥荒真是不早不迟恰到好处，这个时候，大家伙儿对于秦国接济晋国的事还记忆犹新，如果晋国接济秦国，那么秦国就没有经济损失，还博得了与中原大国同等的政治地位；如果晋国趁机进攻秦国，那么晋国军队就会心中有愧，不能专心作战，而秦国军队则更加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晋惠公鼠目寸光，而晋国的公卿大夫们也想要打仗，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重额嘉奖。

果然，晋惠公听从了虢射等鹰派大臣的建议，不仅没有借粮给秦国，还趁火打劫进攻秦国。秦穆公亲自挂帅迎敌。9月，秦穆公与晋惠公在晋国的韩原（今山西河津东）会战。说来奇怪，本来是晋国侵略秦国，双方交战的地点怎么会跑到晋国去了？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是秦国侵略晋国呢。这里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秦穆公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已经预料到了晋国会趁秦国饥荒攻打自己。

正因为这样，秦穆公在战场上表现得相当自信。他当时让身背杀父之仇的丕豹率领军队，先设计使晋惠公离开大队人马，然后亲自追击晋惠公，但没想到却被晋国军队包围，自己也受了伤。这个时候，秦穆公精心训练的一支三百人的敢死队发挥了作用，他们突破重围，活捉了晋国国君。这三百勇士可是不要命的人，据说当初秦穆公的宝马走失了，结果被这些人抓住吃掉了，照理说他们应该被处死，但是秦穆公说：“没事。我可不会因为一头畜牲责备人。来，各位！我听说吃了好马的肉不喝酒会有伤身体，所以，今天我要请大家喝酒。来！一起干！”这些人听了，真是感动得涕泪横流啊，从此对秦穆公感恩戴德。正是他们，在战场上拼死战斗，在关键时刻不仅救了秦穆公，还活捉了晋惠公。

韩原一战取胜之后，秦穆公很清楚，晋国虽然战败，但是元气未伤，实力依然坚挺，所以还没有到彻底摊牌的时候，应该继续打政治牌和道义牌，在中原诸侯国中树立自己重信重义、大气宽容的形象。他表面上说要杀掉晋惠公，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时候，有人开始来说情了。先是周天子，他派人对秦穆公说：“晋与周可是同姓的啊。”意思是暗示秦穆公卖周天子点面子，放晋惠公一马。秦穆公的夫人就是晋惠公的姐姐，也跑来替他说情。秦穆公一看，也该顺坡下驴了，就以给周天子和自己夫人面子为名，与晋惠公达成协议，保证送他回国，还给予国宾的待遇。但晋要割河西的土地给秦国。到了年底，晋惠公回国，把河西的地献给了秦国，还让太子圉到秦国作人质，而秦国也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了太子圉。

释放晋惠公，是秦国对晋国实行怀柔政策的一部分。秦穆公很清楚，如果他杀掉晋惠公，晋国就会重新立一个国君，根本不会对他强大的实力造成损伤。而且，这么一来，秦国原先对晋国表示友好的一系列功绩，比如结亲、平乱、赈灾，也就一笔勾销、付之东流了。这样做，秦国不仅得不到河西的地，还会增加晋国对秦国的仇恨。而在当时，秦国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西方的犬戎仍然是他的一大威胁。如果再把晋国惹毛了，东西夹击，也够秦国呛的。所以，权衡利弊，秦穆公必须释放晋惠公夷吾，况且夷吾这个人是个草包，智商很低，晋国有这样一位国君对秦国来说是大大有利的。

宽容、大度，走政治路线，打道义牌，可不是秦国的本性。一个靠战争起家，靠战争发达的国家哪里会对别人宽容和大度？秦穆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在微妙的春秋时期克制住秦国的狼性，再加上有百里奚、蹇叔这些主张怀柔政策的人掌握着秦国的大权，才使得秦在对晋国的策略上屡屡占据主动，地盘也扩展到了黄河以东。

养大了老虎送回山

晋惠公回国后，马上又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杀掉了大夫庆郑，因为韩原大战的时候，庆郑在战场上把他丢下管自己走了，在危急的时候没有伸把手。他又听说公子重耳想回国夺他的位子，急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他派人去杀重耳，重耳就逃到了齐国。他当初还许诺回国后会让位给太子，现在也变卦了。总之，韩原之战后的晋国，依旧混乱。

晋国是一团糟，而他的西邻秦国可没有闲着，正扩土兼并，忙得不亦乐乎。秦穆公二十年，秦国灭掉了梁国和芮国。这两个诸侯国都在秦国和晋国的边境上，是晋的同盟国，也是晋国防范秦国东进的西大门。秦国灭掉这两个国家后，东进的战略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两年以后，晋惠公病重，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圉呆不住了，他怕一旦父亲死了，君主的位置会被别人抢走。于是，他背着秦穆公逃回了晋国。第二年，晋惠公去世，太子圉被立为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怀公。

太子圉的不辞而别，令秦国很恼火。但其实，恼火不过是装装样子，最重要的是，秦国要趁这个机会，干涉一下晋国的内政。于是，秦国重新支持流亡在外的晋国公子重耳，把他从楚国迎接到秦国，并对外宣称要支持重耳回晋国继承君位。这一下，晋怀公沉不住气了，他感到重耳是他最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所有跟随重耳的人必须按期回国，否则就杀掉他们的家人。他企图通过这种办法孤立重耳。结果，重耳的亲信狐毛、狐偃的父亲狐突被怀公杀了。弄巧成拙的是，晋怀公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孤立重耳，反而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不满，让他大失人心，给秦国送重耳回晋国创造了条件。

其实，秦国在这个时候只是虚张声势，还没有下定决心支持重耳。深谋远虑的秦穆公一直在犹豫：到底是让晋怀公继续坐晋国国君的位子呢，还是支持重耳回去取而代之？到底选择哪一个对秦国更有利呢？从短期来看，晋怀公不会对秦国友好，而重耳肯定会依靠秦国；从较长时间来看，晋怀公治国无方，晋国不会强大，而重耳阅历深厚，晋国可能走向繁荣富强；从更长时间来看，晋怀公必须依靠晋国现有的公卿贵族，这些人的权势基本上已经达到一种平衡，所以晋国出现内乱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但是重耳回国后，重耳手下的人各个精明能干，势必再次争夺权利，而且重耳这个时候已经六十二岁，他过世后，他的这帮手下也势必开始争权夺利，这样，晋国的内乱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秦穆公经过这么一番超时空的规划和谋算，认定了和晋国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长远的基础上，所以他决定冒着让晋国强大的风险，送重耳回国。

但是，重耳也不是吃素的，他有着鸿鹄大志和满腹才学，只可惜生不逢时，才大器晚成。特别是他在外流亡十九年，遍及宋、鲁、齐、楚等八个国家，饱尝人间冷暖的同时，也增加了丰富的人生阅历。特别是对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春秋时期的各国局势，更有着敏锐的把握。他见过齐桓公称霸的威风，也听闻了晋国的败落和内乱。所有的这些，都刺激着重耳要重振晋国。他来到秦国以后，态度非常恭敬，因为他知道送他回国并不是秦穆公唯一的选择，甚至他也不太清楚为什么秦穆公会送他回国。但不管秦国的动机如何，对他本人来说，除了抱秦国这条大腿以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了。

秦穆公送给重耳五个女子，其中就包括晋怀公留在秦国的老婆怀嬴。重耳立刻明白了秦穆公的险恶用心。晋怀公是重耳的侄子，现在把自己的侄媳妇当自己的老婆，这不是在挑拨自己和晋怀公的关系吗？何况重耳已经六十二岁了，消受不消受得起五个女人先不去管他，说不定还会被下属认为是沉湎女色，所以他没有立即接受。但他的随臣司空季子却劝重耳把这五个女人接受下来，不要只看到次要矛盾，忘了主要矛盾。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呢？大丈夫能忍一时之辱，才能成大器。重耳这才假装开心地接受了这五个女人，对秦穆公感谢了一番。

秦穆公见重耳接纳了自己送出去的女人，不禁暗暗窃喜。在他看来，如果重耳能够沉湎女色，那再好不过了。如果能够和晋怀公发生冲突，叔侄之间水火不同炉地对干起来，那就更理想了。即使所有这些都没有实现，在晋国国君身边安插几个秦国女子对秦国也不是坏事，起码可以随时提醒重耳他是怎么上台的，这对秦晋两国交好是有益的。这样，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犬戎了。

公元前636年，也就是秦惠公去世、晋怀公继位的第二年春天，秦穆公派人招呼晋国的大臣，摆明了自己的立场：我要送重耳回国继位，你们怎么着吧。而这个时候的晋怀公已经失去了民心，一些旧臣也不能忍受他的酷政，于是纷纷表态，愿意拥护重耳。晋国的大夫赵衰说的特肉麻：“我们这些群龙无首的大臣，盼望新君，就像久旱的禾苗盼望一场春雨一样。”(1)看来，晋怀公在晋国已经被孤立，大权已经旁落到异姓大夫手里。秦穆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就派重兵护送重耳回国。晋怀公见大势不妙，在各方势力的逼迫下，只能让位了。重耳登上了晋国一把手的宝座，成为了晋文公。

就这样，从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到公元前636年晋文公继位，十五年的时间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内乱不止。而秦国，围绕着以英明神武的秦穆公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抓住了这十五年的战略机遇期，采取了政治路线为主、军事路线为辅的东进策略，终于嬴得了东部大开发的主动权，甚至直接操纵着晋国的君位继承。

可是，自从晋文公继位以后，这种局面渐渐被打破了。一方面，晋国在晋文公的领导下迅速强大了起来，接着就和秦摊牌了，秦国再想像以前那样把晋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已经不可能了。另一方面，秦国内部也逐渐产生了分化，军国主义抬头，以丕豹、孟明视为代表的鹰派的呼声逐渐高涨，而以百里奚、蹇叔为代表的鸽派逐渐处于了弱势。这就直接导致了秦国在东进道路上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以至于接连陷入兵败、失地的境地。

铁哥们撕破了脸皮

晋文公继位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平叛内乱。早在国外流亡的时候，晋文公就意识到了，老大的一个晋国之所以一蹶不振，国力衰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内乱。正是内乱，使得晋国无暇对付外患，也正是内乱，使得秦国在东进的道路上一再得逞。

晋文公治理内乱的办法就一个字：杀。也可以说成四个字：斩草除根。既然公室是篡乱的根苗，也就顾不得什么亲情了。他先是杀了侄子晋怀公，然后又把哥哥夷吾的儿子、孙子们一个个都铲除掉。这样，杀来杀去，晋国除了晋文公的几个儿子外，也就没有公室了。秦国没有公室，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不看重血缘关系，所以没有形成公室。而晋国没有公室，不是因为没有形成，而是全部被杀光了。公室没有了，权力自然落到了异姓大夫手中。这就为后来的“三家分晋”埋下了伏笔。

在中原诸侯国中，晋国是最早分裂的一个。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了公室。树干失去了枝叶的庇护，自然就成了光杆司令。秦穆公力挺重耳，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重耳贤明，在没有公室贵族绊手绊脚的情况下，自然会选贤与能。选贤与能，晋国自然强大。但这种强大只是暂时的，因为晋文公不可能长生不老，也不可能一辈子不糊涂。一旦晋国的君位落在了一个不成器的君主手里，异姓大夫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争斗。那时候，晋国自然又会内乱，而内乱是秦国最喜欢看到的。

但是长远的利益必须承担现实的代价，那就是：晋国在当时不可避免地强大起来了。而且，强大的程度超乎了秦穆公的想象。

晋文公回国后，不仅大力提拔异姓功臣，而且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大家伙儿都能各得其所、各得其用，沉睡多年的晋国开始复苏。强大起来的晋国逐渐有意识地摆脱秦国的束缚，开始谋求自己的政治空间。

秦穆公二十五年，周王室发生内乱，晋国和秦国都派兵去平叛，结果被晋文公抢先了一步，把功劳全部揽了过去，出尽了风头，而秦国，只充当了一个小跟班的角色。此时的秦晋两国，实力对比正在发生转化。

秦穆公二十八年，晋国在城濮战败了强大的楚国，慑服了曹、卫、宋等国，势力发展更加迅猛，晋文公也因此被尊为春秋霸主。

秦穆公三十年，晋文公发兵攻打郑国，秦穆公又跑来做跟班。想当年，重耳在外流亡的时候，无论到齐、到宋、到楚，还是到秦，当时的国君齐桓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都待他如上宾，礼遇非常。唯独到了郑国，没有受到礼待。当时郑国的国君郑文公是个短视的人，见重耳一身潦倒，像条丧家狗，觉得这个人也成不了什么大器，所以态度非常傲慢。晋文公是一个有恩必报、有仇也不会放过的主。当年，他路过宋国，宋襄公送给他八十匹马，这事晋文公一直记得。到了后来，晋宋之间对干的时候，晋文公主动退兵三舍，就是报答当年宋襄公赠马之恩。而郑文公瞧不起他，在他危难的时候不予接济，晋文公当然也记在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报复。

在春秋结盟的年代，郑国一会儿和晋国结盟，过几天又跑去和楚国结盟了。其实，你说他能怎么办哪？作为小国，地理上没有什么险要可据守，只能依附大国。刚开始的时候，郑国是和楚国结盟的，因为郑国与楚接壤，实在没有办法忍受楚国三番五次的进攻。晋楚城濮之战的时候，郑就是楚的盟国。城濮一战，楚国打败了，领兵南返。郑国看晋国胜了，马上又掉头来拍晋国马屁。尽管这样，晋国总觉得郑国不老实，认为他虽然名义上依附晋国了，但还有和楚国勾搭的心思。

其实这完全是找茬。郑国已经倒向自己这一边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按说不应该再追究和计较了。可晋文公不答应，想到当年在郑国受到了冷落和怠慢，这口气还没有出呢，于是就纠集了秦国一起来攻打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氾水之南，把郑国团团包围。

这就好比两只饿狼去捕捉一只小羊。弱小的郑国，同时受到两个强国的进攻，怎么吃得消？郑文公吓得六神无主，急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军情。这时，有一个名叫佚之狐的人站出来给郑文公出主意：“郑国现在危在旦夕，但如果能派一个人去见秦穆公，说不定还能说服他撤兵。”郑文公同意了，问道：“派谁去好呢？”佚之狐说：“这件事，非烛之武不可。”

烛之武，郑国人。关于这个人的名字，史书中仅在这里出现一次。这足以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也许是因为在朝廷做官的佚之狐和他有私交，对这个人非常了解，才大胆向郑庄公推荐，他对烛之武的评价是：“口悬河汉，舌摇山岳。”

在周朝贵族统治时期，小人物未必没有本事，只不过是没有机会和平台罢了。这个时候的烛之武已经到了垂垂暮年，一辈子都没有得过志。现在郑国国君碰到麻烦了，才想起了他，烛之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推辞说：“我年轻时，还比不过别人；现在老了，更做不成什么了。”

郑文公马上满脸赔笑，向烛之武道歉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直到现在危急关头才来求您，这是我的错。但要是郑国灭亡了，这对您也很不利啊！”

烛之武还能怎么样呢？国家危在旦夕，怎么能因为自己一个人的不爽坏了国家的大事？他只好答应了。

当天夜里，郑国的士兵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去见秦穆公。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佝偻着身体，脚步蹒跚地走进秦营，秦国的兵将一个个哑然失笑。烛之武也不理睬这些，径直走到秦穆公跟前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完蛋了。不过，您且听完我说的一番话，因为如果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我也不会大半夜跑来见您了。郑国与秦国远隔万里，您即使真的把郑国灭了，你能得到这里的地盘吗？您能把郑国当作你的东部边境吗？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吧。既然不太可能，那您何必还要来灭郑国，到头来却给晋国增加领土呢？晋的国力雄厚了，秦的国力也就相对削弱了。这样吧，如果您肯放弃灭郑的打算，郑国作为东道主会好好招待您。以后秦国使者来了，郑国会随时为他们提供所需。还有，您再想想，当年您对晋惠公有恩，他也曾经答应把焦、瑕两邑割让给您。可他早上渡河回到晋国，晚上就变卦了，这您是知道的。晋国贪得无厌，现在他已经把郑国当作自家东部的边界了，还想扩张西部的疆界。如果不来侵犯秦国，晋国到哪里去得到他想要的土地呢？您来打郑国，会使得秦国受损而晋国受益，天底下还有这么赔本的买卖吗？”

烛之武的这么一番游说之词，比起后来的苏秦、张仪一点都不逊色。抛开烛之武的立场不提，他这一番言论确实是金玉良言。攻打郑国，对秦国确实没有一点好处，即使打下来，也统治不了，因为离得太远，鞭长莫及。

秦穆公也不是傻子，于是他就和郑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把晋国甩在了一边。不但如此，秦穆公还派杞子、逢孙、杨孙帮郑国守卫，把矛头对准了晋国。

秦背弃晋，私自与郑结盟，还派兵驻守郑国。这种做法，其实已经违反了秦在东进路线上以信义树立威信的战略。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晋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晋国大夫子犯请求袭击秦军，但被富有战略眼光的晋文公拒绝了。晋文公说：“当初如果不是秦国国君帮忙，我也到不了今天这个地步。人家帮过忙我反而去打人家，是不仁；失去了同盟国，是不智；用冲突来代替联合，是不武。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就这样，晋国也退了兵。

这件事以后，秦晋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虽然没有撕破脸，但两国之间的矛盾却是公开化了。晋文公很清楚在秦晋关系上秦国占据着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势力强大，不能与他硬碰硬；秦穆公也知道晋文公在外面流浪了十九年，手下人各个都是治国安邦的良才，尽管晋国强大对秦国十分不利，但现在也不能随便开战，而要静待时机。

鹰派抬头，狼性爆发

秦晋之间虽然没有开火，但战争的味道已经很浓了。这个时候的秦国，受了多年压抑的鹰派军国主义正在抬头。秦国本来就以耕战立国，凭借战争夺取一切才是他的本性。但早期的秦穆公，在东进战略上，采纳的是百里奚和蹇叔的建议，以政治路线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住了秦国的这种本性。

但是，狼终究是狼，吃肉的利齿迟早会暴露出来。随着秦晋关系的恶化，秦国国内军国主义逐渐抬头。而秦穆公本人，随着秦国实力的增强，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

以大夫丕豹、将军孟明视为代表的鹰派势力是秦穆公的坚定拥护者。他们主张对晋国动武，或者是进攻晋国的盟国。丕豹原来是晋国人，是在父亲丕郑被害后才逃到秦国的。秦穆公虽然几次都没有采纳丕豹进攻晋国的建议，但对丕豹还是很重用的。而丕豹，身背杀父之仇，一直就是秦国内部军国主义的坚实力量。孟明视，是国相百里奚的儿子，武艺高强，在秦国任将军。百里奚和孟明视虽然是父子，但两人之间的政治立场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百里奚是东进策略上的怀柔派，主张走政治路线；而孟明视则认为老爸的胆子太小，做事情畏首畏尾，而主张武力进攻。就这样，到了秦穆公晚年，秦国内部实际上分化成了鹰鸽两派。由于秦穆公站到了鹰派这一边，秦国的东进战略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两年以后，也就是秦穆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晋文公死了，晋襄公即位。新领导上台，根基还不稳，秦晋之间的这种平衡对峙局面终于要被打破了。

这年冬天，秦国在郑国的卧底杞子从郑国派人送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把北门的钥匙交给我了，如果大王悄悄地派军队来，郑国就能唾手可得。”

秦穆公得到这个绝密情报，就立即找蹇叔和百里奚商量。谁知两人都反对这一冒险的军事行动：“要跨过几个国家走几千里路去攻打别国，不太可能成功。我军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不能去啊！”

但这个时候的秦穆公已经按捺不住了。根据时间推算，公元前628年的秦穆公已经进入了老年，因为他是公元前621年去世的。在东进的十几年里，他已经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和忍让，这和秦人黩武好战的气质是不相符的。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再加上国内主张军事路线的呼声不断高涨，秦穆公也就逐渐倒向了鹰派。所以，他第一次没有听从百里奚和蹇叔的劝告，派出了偷袭郑国的军队。

这次出兵，带队的是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乞丙为副将。出兵这天，百里奚和蹇叔哭着为军队送行，秦穆公很火大，说：“我出兵，你们都哭哭啼啼的，这会影响我军士气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两位大夫回答道：“我们可不敢影响士气。只不过我们年纪大了，儿子们要出征，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了！”然后他们又对他们的儿子说：“晋国人会在崤山阻击你们，你们一定会吃败仗的。”

百里奚和蹇叔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劝秦穆公改变主意，但没有奏效，大军还是开出了秦国。

第二年的春天，孟明视率领的秦军途径周都洛邑的北门。按照周代的礼法，过天子之门，应该收起武装，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但秦国的军队却傲慢得很，战车上的士兵只是敷衍地脱下战盔，下车致敬，接着又都跳跃着登上战车。这时，有一个小孩在洛邑的城楼上观望，他就是周襄王的孙子姬满。这个小孩人小鬼大，看到秦军的所作所为，就向襄王说了一番成年人都讲不出来的话：“秦国的军队这么狂妄又不讲礼貌。狂妄的人就没有谋略，没礼貌的人就不讲纪律。要去打仗了还纪律不严，缺少谋略，不打败仗才怪！”(2)

这番老三老四的言论虽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但却道出了秦国这次军事行动必然失败的原因：一个是“狂妄”，一个是“无礼”。狂妄，就是轻敌，是战术上的失误，轻敌必败。“无礼”是战略上的失败，因为这一场战争是去偷袭别的国家，没有丝毫道义和政治的优势。

春秋时期，你要搞赤裸裸的侵略，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崤山：无人生还

孟明视的大军继续前进，三月份的时候，到了滑国（在今河南省滑县）。滑国是周朝所分封的同姓小国。这个国家非常小，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乡镇，甚至更小。滑国是郑国的邻国，秦国大军到了这里，也就快到达目的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在路上碰到了一个牛贩子。而正是这个牛贩子，使得局势迅速发生了逆转。这个牛贩子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了史册。

这个牛贩子名叫弦高，郑国人。弦高是一个极有爱国精神的商人。他在去洛阳做买卖的途中听说了秦兵要攻打郑国的消息，于是一面叫人赶快回郑国报信，一面赶着牛群迎上秦国的军队。他冒充郑国的使臣，还假意准备了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慰劳秦军。他本来就是贩牛的，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正是现成的道具。

郑国的国君郑穆公接到弦高送来的鸡毛信，吓得不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秦军已经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好吃好喝好招待的杞子、逢孙、扬孙，已经和秦国勾搭上，成了自己眼皮底下的三只白眼狼。他马上派人到客馆察看，弦高的消息果然不假，原来杞子和他的部下已经捆好了行装，磨快了兵器，喂饱了马匹，作好随时做秦军内应的准备了。郑穆公于是派皇武子去找杞子三人谈话。皇武子对他们说：“你们在敝国居住的时间也不短了，敝国吃的东西快没了，你们差不多也该可以开路了吧。郑国有兽园，秦国也有兽园，你们还是回本国的兽园中去打猎吧，让敝国也安宁一点，你们说怎么样啊？”听完这一番挖苦损人的话，这三个人羞愧难当，杞子逃到刘国，逢孙、扬孙逃到了宋国。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弦高。这个牛贩子可不是一般人，足智多谋。他对孟明视说：“我们的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要到敝国来，所以特地派我来慰劳你们。敝国虽然不宽裕，但也愿意为你们提供每天的日用必需品；你们要走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你们动身前夕，替你们守夜，做保卫工作。”

听完牛贩子弦高的一番话，孟明视大吃一惊。他哪里知道这个牛贩子在忽悠他，还真以为郑国早就得到消息，有了防守准备，所以不敢再攻打郑国了。可是，军队都已经开出来了，一路行军跋涉，走了将近五个月，人要吃饭，马要喂草，军费开支巨大，就这么无功而返，真是让人闹心啊。何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总也要捞些好处回去，否则怎么向领导交差？

就这样，孟明视在班师回来的路上，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们顺手牵羊，把倒霉的滑国给灭了。他们抢了不少玉帛、粮食和男女人口，装满几百辆大车，取道而回。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在孟明视这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看来，灭滑不过是举手之劳，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们也不拍着脑袋仔细想想：滑国，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在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还能存活下来，后台怎么可能不硬？否则，还轮得到秦国派军队远行千里来灭他吗？他的邻居晋国和郑国早把他灭了。我们上面说了，滑国是周王室的同宗，国君也姓姬，国家虽小，但政治地位却很高。再者，滑国很小，也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对任何诸侯国都构不成威胁，谁也犯不着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背消灭周王室本家的骂名。

但秦国军队就敢这么乱来。秦国东进，靠的是讲信用，讲道德，打政治牌，别人才挑不出什么毛病。而现在，赤裸裸地侵略，消灭的还是天子同姓，这个小辫子就被人抓定了。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晋国。秦国灭滑的消息一传到晋国，晋襄公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元帅先轸第一个发言：“秦穆公不听百里奚和蹇叔的劝告，兴师动众远征，是不义之师。老天爷也不会放过他。照我看，我们可以在半路截杀他们。”大夫栾枝却表示反对：“不行！秦国当年对我们国家有恩，现在我们恩将仇报半路截杀他们，这对得起刚刚过世的国君（晋文公）吗？”先轸说：“呸！我们刚刚死了国君，秦国不但不表示哀伤，还大军压境灭掉了我们同姓之国，现在对付他，是名正言顺！一旦放虎归山，那后患无穷啊！”

晋襄公觉得先轸说得有道理，于是发布命令，立即调动姜戎的军队。晋襄公御驾亲征，让著名的驾车高手梁弘为他驾车，让勇士莱驹担任车右武士。为了营造气氛，晋襄公还把白色的孝服染成黑色，表示国家目前已经到了非常时期，将会有大的军事行动，并规定以后晋国以黑色的衣服为丧服。晋国大军埋伏在崤山，等待秦军的到来。

崤山位于今天河南省西部，灵宝县、陕县南部。崤山是秦岭山脉东段的支脉，隔黄河与山西省的中条山相望，共同构成一段岩石峡谷，闻名全国的三门峡就位于这里。崤山高山绝谷，形势险要，自古以险峻闻名，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因此，这座山对于秦、晋都非常重要。对秦来说，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占据崤山；而对晋来说，守住了崤山，就相当于守住了自己的西大门，秦国哪怕有千般本事，也无法进入中原。当时，崤山属于晋国，三家分晋以后属于魏国。后来，秦孝公重用商鞅，商鞅向秦孝公分析了天下大势，就指出，秦人要想入主中原，必须从魏国手里夺过崤山。后来，商鞅亲自带兵，与魏国交战，用计夺得崤山，并在那里开凿了一条狭长的山谷，也就是函谷。秦国在这里设兵把守，就形成了函谷关。《史记》里所说的“崤函”就是指崤山函谷关。这里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退可以守，进可以攻，成为了秦国统一全国的一个重要的砝码。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再说孟明视的大军。要偷袭郑国，在当时，肯定要经过晋国的崤山。当时还没有函谷，大军经过时，必然要翻山越岭，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当他们回国时，这里也是必经之地。要是与晋国关系好，当然没有什么危险。可是现在，秦晋交恶，晋国已经十面埋伏了，秦军还能讨得什么便宜？

公元前627年的4月，确切的说，这一天是4月14日。孟明视带领的军队来到了地势险绝的崤山地带，遭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晋军的堵击。这场战争，打得异常惨烈。结果可想而知，秦军大败。秦远征异地，没有后援，本来就是一支孤军，何况路途劳顿，人困马乏。晋军的堵截，本来就是以逸待劳，又调动了晋国军队中最精锐的姜戎部队，只一个冲锋就把秦军打得四零八散。最惨的是，秦军竟然无处可逃，被晋军堵在大山里关门打狗。

《史记》中记载了这一场战争：“晋军全歼秦军，没有一个人逃生，晋军还抓了秦军的三名主帅。”(3)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读起来仍然让人心惊胆战。历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无一人生还的战役估计就这么一次吧。

崤山之战是春秋中期秦国军事作战的一次大失败。全军覆没，主将被俘。秦晋之间，就这样彻底翻脸了。

报了一箭之仇

崤山一战，晋国大获全胜，还生擒了秦国的三员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乞丙。晋襄公传下命令，要把这三个人押回国内，在太庙前当作牺牲杀了，来祭奠刚刚死去还没下葬的晋文公。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晋襄公的母亲文嬴那里。文嬴，也就是怀嬴。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当初，为了秦晋联姻，秦穆公把她许配给了晋怀公。晋怀公早先在秦国当人质，后来为了继承君位，偷偷地跑回了晋国，老婆也没有带走。后来，秦穆公力挺重耳，又把怀嬴嫁给了怀公的这位二叔。从此，怀嬴不叫怀嬴，而叫文嬴了。嬴是姓，而“怀”和“文”，是拿丈夫的“号”作名字。重耳回到晋国，也把文嬴带走了，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晋襄公。

文嬴听说秦国打了败仗，三员大将也被活捉，担心晋、秦两国的冤仇越结越深，就跑去向儿子晋襄公求情：“这全怪孟明视这几个人要争权夺利，弄得秦、晋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对他们很火大，如果能逮到他们，就是吃了他们的肉都嫌不甘心，还用我们动手吗？我看你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放他们回去吧，让秦伯去收拾他们，也好让他老人家消消气。”

晋襄公听母亲说得有理，就把孟明视三人给放了。元帅先轸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将士们拼了性命，从战场上把他们活捉过来；你就凭老妈一句话，就把他们放走，真是助长了敌人气焰，我们离亡国不远了！”晋襄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急忙派大夫阳处父去追赶。阳处父扬鞭驾车，追到黄河边上，只见孟明视三人已经上了秦国早已准备好的船上。阳处父心生一计，就解下车子右边的马，说是奉了晋襄公的命令，送给孟明视的，想把他诱回到岸上来。孟明视还没傻到这个份上，他在船上站起来，向阳处父行了个礼，说道：“多谢贵国的恩典，没有把我们这些俘虏的血拿来涂战鼓，而是让我们回去接受国法制裁。我们就是死也是死得其所了。如果我国也像晋君一样宽宏大量，保全我们的性命，那么，三年之后，我们会回来报答贵国的恩典的！”

孟明视的这些话，不仅仅是说给阳处父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心里明白，崤山一役，自己作为主将，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回国后，即使被国君推出去把脑袋砍了，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但是，他心里也是充满着无尽的懊恼，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败得窝囊，输得稀里糊涂。正如他自言自语说的：“即使国君把我处死，也没有什么好委屈的。但就是变成了鬼，我也会记住这次战争的惨败！”(4)

这个时候，秦国国内也已经炸开了锅。先是崤山战役全军覆没的噩耗传来，全国上下哭声一片。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举国服丧，凄凉得不得了。接着又听说三名将领被俘虏，即将在晋国受刑，后来又被释放了，现在正在回国的路上，全国上下更是感到无比的耻辱。本来，秦国的王室贵族就没有得到重用，对这些外国人掌控国家政权的现象早就耿耿于怀。只不过没有把柄，也不好说什么。现在孟明视三人大败而归，扳倒他们的机会真的来了。于是，就在孟明视三人还在返回的路上的时候，国内很多人就开始煽风点火、落井下石了。他们纷纷向秦穆公进言：“这次崤山之战，我军大败，完全是孟明视的过错，应该杀了他。”

面对国内的舆论，秦穆公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完全可以将这三人正法，来平息众怒。但秦穆公却没有这么做。当孟明视等人回到秦国时，秦穆公穿了丧服，在城外等候。他对着回来的三名将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着说道：“是我没有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话，才害得你们吃了败仗，受尽了侮辱，这都是我不好啊！”然后，又将他们三人官复原职，继续统帅军队。

秦穆公之所以能够原谅三人，靠的是自己手中的权力。正因为他手中有没有人能够挑战的绝对权力，才能对那些流言蜚语置若罔闻。秦穆公之所以会原谅孟明视三人，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认识到了自己在这次东征中所犯的战略错误。不仅大军覆灭，而且自己几十年的经营，在国际上所建立的讲信义、讲政治、讲道德的形象工程，忽然坍塌了。这时的穆公，想起了烛之武曾经对自己讲过的那一番话，又想起了百里奚、蹇叔苦苦规劝的良苦用心。这一刻，穆公肠子都悔青了。但他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又过了两年左右，到了公元前625年，孟明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之仇。秦穆公答应了，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乞丙三位大将军率领四百辆兵车去攻打晋国。晋襄公派中军大将先且居前往抵御。由于晋国作了充分准备，两国军队在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一交锋，秦军又吃了败仗。晋军将士嘲讽说：“原来这就是秦国来报答‘恩典’的军队啊！”

这次秦晋交兵，秦军败得虽然不像上次在崤山那么惨，孟明视却比上一次更感到惭愧，简直是无地自容。他自己上了囚车，希望秦穆公不要再免除他的罪责。但即使这次失败后，秦穆公仍然不改初衷，继续重用孟明视。熟谙人力资源管理的秦穆公知道，老在顺风里开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国家的大船只有让久经大风浪，甚至翻过船的人掌握才让人放心。他对孟明视勉励了一番，继续让他统帅军队。

经过两次失败以后，孟明视不敢像以前那样自负了，也不敢再轻敌，而且变得更加老练了。他开始注意国家政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重视每一个兵士的作用。他把自己的所有家产和俸禄都拿出来，送给阵亡将士的家属；他跟士兵们一起吃粗粮、啃草根；他每天训练兵马，埋头苦干。这年冬天，晋国联合了宋、陈、郑三国打到了秦国的边境。孟明视命令将士只许守城，不许出击。晋国人一再挑战，他也不予理睬；晋国人把秦国的两座城都夺去了，他还是照样一声不吭地训练兵马。秦国人气得摩拳擦掌要跟晋国人拼命，也有人骂孟明视是胆小鬼，要求秦穆公另选良将。可是秦穆公心中有数，仍然不肯调换这位接连打了三次败仗的将军。

崤山战败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24年夏天，孟明视请求攻打晋国。他对秦穆公说：“要是这次再打不了胜仗，我决不活着回来！”他挑选了国内的精兵，准备了五百辆兵车。秦穆公拿出大量财帛，安抚了士兵的家属。全国军民情绪高昂，众志成城决心夺取战争的胜利。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都嘱咐说：“要是不打胜仗，就别回来了！”秦军浩浩荡荡，东渡黄河。过河后，孟明视命令战士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说：“咱们这回出来，背水一战，有进没退！”他带领将士勇敢冲杀，没几天就夺回了上次被晋军夺去的两座城，还打下了晋国的几座大城。秦国军队所向披靡，耀武扬威；晋国人闻风丧胆，吓得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对阵。孟明视这次终于率领秦军战胜了晋军。秦穆公见晋国屈服了，就率领军队转到崤山，掩埋了三年前在这里阵亡的将士的骨骸，哭祭了三天才回国。

居然比我狠

秦国虽然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取得了对晋作战的胜利，报了崤山之仇。但总的来说，秦国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这样耍了几次刀枪以后，秦穆公终于认识到：以秦国的兵力、国力、物力，还不足以对付正在步入盛年的晋国。秦已经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强国。军事路线再继续走下去，就是死路一条。而且，秦晋之间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可谓仇深似海，政治和外交路线，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就这样，秦的东进之路被彻底堵死了。

既然东进无路，雄心勃勃的秦国于是掉头向西，全心全意地对付西戎，经营后方。

所谓西戎，指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是多个少数民族部落和小国的统称。这些小国以游牧打猎为生，各部落有各自的领导人，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他们常常突袭秦的边地，抢掠粮食、牲畜，掳夺女人，给秦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不彻底搞定这些戎狄小国和部落，他们始终都是秦国发展的一大毒瘤。

秦西边的这些小国，大大小小有几十个。说是“国”，其实大部分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尽管这些小国的生产水平低，文化水平低，但战斗力却极强。就拿义渠国来说吧，这个西戎部族，长期以打猎为生，剽悍好斗，据说在他们看来只有战死是光荣的，病死了那是很要不得的。他们作战十分英勇，宁死不屈。义渠国搞的是全民皆兵制，遇到战争，青壮男子都要上战场。这样一来，国内的女人越来越多，男人越来越少。遇到这种情况，义渠就规定：同族十二世以后可以互相通婚，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嫂为妻。这项国家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多生娃，长大了以后可以继续去打仗。

这个义渠国，曾经让东方的周王室非常头疼，但又拿他没辙。早在西周之前，先周的部落和他们就曾经进行过多次残酷的血战。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了，只能被迫东迁了。西周王朝建立后，更是多次派兵攻伐义渠诸戎，时战时和，没讨到什么便宜。后来周王室才被迫采取了“招安”安抚政策，不是封王，就是通婚，把一群群的猪马牛送去，才让他们暂时消停了一阵子。西周末年，犬戎叛乱，义渠趁周室内乱，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郡国，在今宁县焦村乡的西沟村建立了都城。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义渠国的名称。

这就是所谓的野蛮和文明的较量。钱穆先生说这种野蛮和文明之间的斗争，总是有一个公式：先是野蛮的少数民族靠蛮力不断地欺负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这时候，少数民族是占上风的，不断得逞。但是，日子长了，这些少数民族反而被华夏民族同化了。他们原先是部落，后来也建立了国家；他们一开始不讲礼仪法度，后来也慢慢讲了；他们一开始以游牧为生，后来也转向农耕生活。久而久之，他们在华夏文明面前，不自觉地缴械投降了。自称蛮夷的楚国是这样，我们的主人公秦国也是这样。

虽然秦国也出自少数民族，但是跟这些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的小国比，秦又算得上是高等文明的国家了。特别是转向农耕生活以后，秦国更是修法度，明礼仪，筑宫殿，建国家，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但是，如何对付这些凶悍、野蛮的戎夷小国，扫除后患，以便集中精力东进，则是摆在秦国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硬打肯定是不行的。秦人的确够强悍，可这些少数民族比你还要野蛮。肉搏，秦人占不了任何便宜，何况这些小国都是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伤害不了他的筋骨。而秦国就不能这么干了，有家有业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秦国人东进不能靠军队，因为战争是野蛮的标志，东方那些文明的国家向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你玩刀弄枪，人家不但瞧不起你，还会联合起来整你。但在西线上，虽说可以野蛮一把，但没想到人家比你还狠，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所以，秦穆公向西发展，仍然采取了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战略。在与晋国的恩恩怨怨中，秦国已经开始尝试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军事问题了。但在东方运用的政治手段，主要是通过外交来渗透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比如扶持流亡在外的重耳、秦晋结亲联姻、秦晋结盟，等等。但在和西戎打交道的过程中，秦采取的政治手段不是外交，而是瓦解、分化和同化，进行“和平演变”，让这些小国内部分裂，耗子动刀窝里反，削弱他们的战斗力，然后军队再跟上，一个一个地消灭，斩草除根。

和东进战略一样，秦国对付西戎的“和平演变”战略，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还要从由余出使秦国谈起。

搞不定的游牧民族

由余是绵诸国的大臣。绵诸戎是西戎中比较强大的一支，与秦国相邻，和秦的接触交往也最多。开始的时候，绵诸和秦之间还比较和谐。据史书记载，绵诸有首领但没有君主，可见他在当时还没有建立国家，仅仅是一个部落。

公元前629年，也就是秦国崤山大败的第二年，绵诸王听说秦穆公贤能，就派使臣由余出使秦国。由余第一次出使秦国，秦国当然要向这位来自蛮夷之地的使臣炫耀一番。而炫耀的东西，自然是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的象征物——宫殿、财货和奇珍异宝。秦穆公也洋洋得意，亲自陪同由余参观。

参观完毕，秦穆公本以为由余会大为惊叹，夸赞不已。可是，这位由余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们的这些宫殿、工艺品、奇珍异宝，哪怕是让神通广大的仙人来帮忙制造，也够他们烦心劳神的了。何况它们是通过老百姓的双手制造的呢。你们真是太滥用民力了。”(5)

穆公听了很不爽，就冷冷地问由余：“中国靠诗书礼乐和法律来治理，还经常会出乱子，你们戎人没有这些东西，那又靠什么来治理呢？”

由余诡异地一笑，说道：“你说的这些东西恰恰是中国所以发生乱子的原因呀！你们东方人自诩为文明人和文化人，从黄帝开始，制定礼乐和法度，当时黄帝以身作则，率先奉行，才仅仅达到小治。到了后世，统治者越来越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尽折腾老百姓，百姓被压迫得吃不消了就会埋怨责怪统治者不仁不义。这样上下互相指责，篡夺杀戮，以致断子绝孙，还不都是因为有了礼乐法度吗？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的领袖以淳厚的仁爱之心对待下属和百姓，百姓也抱着忠贞之心为领袖服务。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人一样，也说不清楚到底靠的是什么，有时候就连什么是管理我们都搞不清楚，天下反而大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呀。”

秦穆公和由余的这一番高谈阔论，是两位政治家之间的对话，更文绉绉点说，是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的谈话涉及了一个比政治更深层的问题——文化：东方的这些国家，包括秦国在内，又唱音乐，又讲礼数，按说已经够文明了，但为什么还会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呢？而所谓的戎夷，没有礼乐教化，不讲规矩，也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反而能够上下同心，天下大治呢？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由余所在的绵诸是一个氏族部落，秦穆公所统治的则是一个国家，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氏族社会，规模较小，整个部落都是靠血缘关系维持着。部落内部，不是父子，就是兄弟，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在这种情况下，把大家维系在一起的，是道德和情感，以及体现这种道德和情感的风俗习惯。这时候不可能玩刀弄枪，吹胡子瞪眼，更不会有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礼制和法律。这种管理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德治”和“圣人之治”。

这个时候的人，是没有私心的，更没有坏心眼，个个都像天真纯洁的孩子。恩格斯同志指示说，在古代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的纯朴道德和天真烂漫达到了一个高峰。可是，美好的事物不会因为我们的留恋而永恒。就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迟早要长大，进入社会，失去童贞。随着打猎捕鱼的技术增长以及团队协作效果越来越显著，部落收获的猎物也越来越多，最后出现了剩余。如何分配这些剩余的猎物，就成了一个问题。于是，有人动了歪脑筋，他本来是负责管理这些剩余猎物的，现在却想着如何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最后，他摇身一变，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了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同时，他的角色也完成了从“公仆”向“权势者”的转化。

阶级就这样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地位慢慢地变得不平等起来，那个独霸剩余猎物的家伙成了领导。氏族也不仅仅是氏族了，为了不被别人欺负，多个氏族组成了部落，而部落和部落之间又形成了部落联盟，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国家。国家比氏族、部落要大得多，管理的人口也不只是远亲和近邻了，在眼皮底下晃悠的更多的是陌生人。大家都开始揣着自己的私心和小心眼，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着自己的小家庭，而没有以前的那种“大同观念”了。社会组织就这样不可逆转地从氏族部落转变成了国家。

有了私心，有了阶级，就有了不平等；有了不平等，就有了统治的必要；有了统治，就有了政权。而国家正好是统治和政权的代名词。这个时候，最早靠霸占剩余猎物发家的那个领导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力，仅靠道德和风俗习惯是做不到的。于是，所谓的礼乐文化就被制造了出来。说白了，礼就是划分等级，把社会中的人划分出层次，哪些人是上等人，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哪些人是下等人，只有辛苦地劳作才能勉强糊口。这就为社会财富的分配设定了一个规则。所谓的乐，就是要大家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阶级划分，安于自己的地位，别动不动就造反。当然，这个时候，统治者也会假惺惺地说要讲道德，但那只是作秀，他只让你讲道德，自己却不讲。一旦你不听话，他们就会马上换一副面孔，对你施展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你一不小心，被人家卖了，可能还给人家数钱。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随着从氏族到部落、从部落到国家的变化，社会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规则也开始重新设定。原来是大家共有、公有，不分你的、我的，现在却要分出上等人和下等人。不然，没有规则，没有标准，大家乱抢、乱夺，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控制。

这么看来，不同的社会组织，所依仗的信任系统也是不相同的。古代的氏族部落，社会组织规模较小，仅凭血缘关系就能应付。而由部落过渡到国家以后，虽然表面上仍然宣扬血缘关系，但是，血缘关系背后还需要有礼仪法度作后盾，一旦大家翻脸不认人了，就要靠权力来摆平。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就是这样，虽然表面上大家还是兄弟，暗地里其实是在拼实力。权力的膨胀，让大家可以完全不顾亲情。

“和平演变”效果好

扯远了，再回到刚才的那个故事。由余对秦穆公所讲的这番话，既说出了氏族部落和国家这两种社会组织的不同，也道出了游牧民族屡屡战胜中原王朝的关键。

靠着血缘和风俗习惯联系起来的游牧民族，还停留在部落阶段，大伙儿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成本是很低的。根本不需要规章和制度，也不需要搞什么礼乐文化教育，只要首长保持一颗慈爱的心，把子民当成自己家的娃，那就够了。这样，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人没有什么区别，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理一个大国和做盘小菜差不多。这种部落组织，上下同心，上行下效，内部的凝聚力和效率远远大于靠礼乐法度组织起来的东方诸侯国。它们虽然短小，但却无比精悍；虽然有一天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特殊时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致对外的军事力量，对中原诸国来说是绝对的威胁。

东方的诸侯国，无论在国土面积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远远胜过了西方的游牧部落。如果说前者可以看作是一个规范化管理的大企业，那后者只不过是家族式的小作坊。管理一个部落，只要能讲亲情、谈道德，凭借风俗习惯就足以维持它的高速运转。而管理一个国家，仅仅讲亲情、谈道德是大大不够的，还要讲名分，讲秩序，讲规矩。做什么事也不能只靠风俗习惯，还要建立礼仪法度。于是，随着组织的扩大，它内部的结构也肯定会越来越复杂。家族式的小作坊，员工都是自己家人，根本就不需要规定什么时候下班，什么时候上班，也不需要定什么工作纪律，大家同心协力干就是了。可大企业就不行了，员工多了，管理的成本就会提高，那不仅要规定奖惩制度，工作纪律，还要有企业的理念、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的文化，等等。

由余的这番话引起了秦穆公的思考。他意识到：西戎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手段，纯粹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

秦穆公私下里向内史廖询问铲除西戎的对策。内史，估计就是古代君王的智囊和参谋，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处，专门用来出谋划策。内史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尽管此人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为这个人立传，但惜墨如金的他还是在《秦本纪》里郑重地记下了内史廖对穆公的回答：“戎王住在偏僻闭塞的地方，没有听到过中国的音乐。您不妨给他送去一些歌伎舞女，来削弱他的志气。同时您还应该挽留由余，疏远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耽误他的归期。戎王会感到奇怪，必然会怀疑由余。君臣间产生了不信任，那我们就能擒获戎王了。要是戎王喜欢这些歌舞，就一定会懈怠政事。”

给戎王送美女，让他夜夜笙歌，沉湎酒色，荒芜朝政，从而削弱西戎的国力和战斗意志，这不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吗？挽留由余，让戎王对他起疑心，从而把这样一个贤臣收为己有，这不就是离间计吗？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内史廖给秦穆公的建议，不仅仅是计谋，而是对西戎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性方案。试想，送去几个女人，就能让西戎国力衰弱、战斗力下降吗？没有了由余，西戎就会立马完蛋吗？如果真是这样，这几个美女的作用也太大了，由余的地位也太高了。历史的兴衰大势永远都不会系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哪怕这个男人再有才能，那个女人再有姿色。

美人计和离间计，不过是引子罢了，这里还有一个“二虎竞餐”式的扔骨头战术。把一根骨头同时扔给两只老虎，就会产生一个分配问题：哪只老虎应该吃这根骨头？秦穆公送去的歌妓舞女就是骨头。西戎没有见过东方的美女，自然会觉得稀罕。可这些美女数量毕竟有限，该如何分配呢？绵诸戎还处于部落时期，以纯朴的道德治国，讲究的是天下为公，没有名分尊卑，大家才能强有力地凝聚在一起。现在，来了红颜美人，如果都让戎王独享，那各个酋长肯定会有意见。这么一来，就必须分出个先后，排出个次序，规定哪些人有资格享受这些东方美女，哪些人没资格。这样一搞，规矩、名分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何况，秦穆公送给西戎的，还不仅仅是美女。美女的背后，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精神。内史廖遵照秦穆公的指示送去的是“女乐二八”。周朝乐舞以八人为一佾（行），二八就是二佾。周王朝的文化是礼乐文化。礼乐，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等级非常森严。前面说过，诸侯和卿、大夫如果使用八佾歌舞，就是大逆不道。

等级对于权力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因为它可以直观地告诉大家自己高高在上和无以伦比的地位。正因为这样，才有晋文公“请遂”的事情，也才有虞奚不肯接受赏给他的城池而非要马匹上佩戴的繁缨的事。而西戎国内本来并没有等级，更没有名分。可现在秦国把“女乐二八”当作骨头扔了过来。美女不是老虎，真正的老虎是美女背后所承载的等级名分和文化精神。当西戎的戎王和酋长们品尝到权力的滋味，就会在自己的部落中划分等级，制定名分，并趁机瓜分公共财产。

由美女到音乐，从音乐到礼仪，从礼仪到名分，从名分到等级，西戎社会开始向国家的管理方式靠拢。但一个还处于部落文明的游牧民族要用东方封建国家的管理方式，正如一个家庭小作坊或者生产规模不大的企业套用了大企业规范化、标准化的制度。这么一来，管理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骤然上升，内部凝聚力减弱，生产效率也会下降，而标准化管理带来的优势又赶不上自身的损耗，那距离破产也就不远了。

果然，西戎就这样被瓦解和分化了，实力变得越来越弱。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秦军出征西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包围了绵诸，在酒樽活捉了绵诸王。接着又乘胜前进，二十多个戎狄小国见势不妙，都争先恐后地举手投降。秦国在西线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此，秦国国土大大扩展，国界南到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抵黄河。

为表彰秦穆公的赫赫战功，周襄王还派了中央特派员召公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祝贺。至此，秦国的西患基本上解除，可以专心致志对付东方的中原王朝了。

一切老大说了算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大概三十岁左右。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过去秦穆公国家弱小，地方偏僻，他竟然能够称霸，请问是什么缘故？”

孔子回答说：“秦穆公国家虽然小，但他的志向却很远大；地方虽然偏僻，可他的行为却公平正直。他从囚犯中起用百里奚，亲手提拔了他，还赏给他大夫的爵位，只和他交谈三天，就把政事全托付给了他。就凭这些才能，即使称王都没问题。他只是称了称霸，成就太小了。”

其实，孔sir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秦国在秦穆公时发展壮大，固然有秦穆公个人的因素。但在根本上，则是由秦国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让我们像电影回放一样回顾一下前面的一些场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了将近七十岁的百里奚，还任命他为国相，封爵为大夫。在当时的秦国，这个任命，为什么没有遭到反对和阻挠？秦穆公决定偷袭郑国，战略完全错误，虽然百里奚、蹇叔苦苦规劝，但为什么最终无法改变他的决心？孟明视等三名将领屡战屡败，秦穆公不但不加以惩戒，还委以重任。这种做法，在当时为什么还是没有遭到反对和阻挠呢？当年，岐下野人三百余人偷吃了秦穆公的宝马，按照秦国的法律应当处死，可秦穆公非但不依法办事，反而赏给他们酒喝。这种做法，为什么没有人非议？

国君的决定和政策，贯彻得如此顺畅，只有一个解释：没有人能抗拒君主秦穆公的权力，即使手下的人有意见，也只是意见而已，是没有办法改变君主决定的。秦国是一个军事化国家，采取的是军事化管理体制，军政大权全归君主一人所有。就这样，君主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政策，能够高效率地被贯彻和执行，不会受到阻碍。

这种政治结构的优势是明显的：如果权力掌握在一个英明的君主手中，并且被充分地行使，那么，这种权力的贯彻执行就会展现出惊天的威力。在秦穆公执政时期的秦国就是这样。秦穆公独揽国家大权，英明神武，雷厉风行，上行下效，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九年，使得秦国迅速地崛起和壮大。到了后来，秦孝公力挺商鞅进行革新变法，靠的也是手中的绝对权力。而且，秦孝公在位也长达二十三年（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这才使得商鞅的变法内容能够在秦国得到巩固，被后代秦王所延续。

话说回来，这种政治结构的缺陷也是易见的：绝对的权力一旦落到了昏庸的君主手里，或者说，贤明的君主一时犯糊涂，造成的灾难也可能就是致命性的。秦穆公改变东进的政治战略，不远千里偷袭郑国，导致崤山一战，全军覆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就是个人的权力没有得到监督和制衡的恶果。对此，英明的秦穆公认真而深刻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意识到：权力是一个危险但又充满诱惑的东西，它就像人手中的利斧，砍树树就倒，砍人人会伤。一旦错误地运用，造成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

那么，如何补救这种“人治”的缺憾呢？秦穆公当然不会像后来的秦孝公那样与时俱进地进行政治改革和变法，把权力交给法律，因为这两个人所面临的局势是不一样的。在秦穆公看来，如果想让权力运行在健康的轨道上，避免灾难性的运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任用贤臣，多听听他们的建议。其次就是多吃脑白金让自己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同时要提高自身的能力。为此，秦穆公在崤山之战后写下了一篇著名的《秦誓》：

古人说：人只顺从自己的意愿，就会多出差错。责备别人不是难事，受到别人责备，还能让它如流水一般地顺畅，就非常困难。我心里的忧虑，不在于别的，就在于光阴如梭，一去不复返。

古道热肠的智谋之人，我会责备他不顾我的忌讳顶撞我；而眼前的智谋之士，我却把他们当成亲信了。遇有大事要咨询年老的重臣，才不会出现差错。

满头银发的忠良之士，尽管膂力不如人，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他；雄纠纠的勇夫，即使射箭驾车都熟练，我还是不愿要这种人。至于那种见解浅薄的人，长于编排一套动人的言辞以说人，使当政者轻易怠惰，我还能再去亲近这种人吗？

我沉潜而静思，如果有这样一位忠臣，忠实诚恳而没有别的技能，他的品德高尚，心地宽厚，能够容人容物。人家有本事，就好像他自己的本事一样；人家品德高尚，本领出众，不但口中常常加以称道，而且从内心喜欢他，这就是能容纳众善的人。

人家有了本领，便嫉妒他，讨厌他；人家有好的品德，便故意压制他，使他的美德不为君主所了解。这才是不能采纳众善的人。这种心胸狭窄的人，无法保住我子孙臣民幸福，这样的人实在危险啊！

国家的动摇不安是由一人造成的，国家振兴发达，也会因敬重一人而带来吉祥。

《秦誓》是秦穆公在崤山大败后对政治局和军委发表的重要讲话，后来被收入了《尚书》。这次讲话，是秦穆公的一篇罪己书或者说忏悔录，他对自己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而贸然兴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秦誓》的整个内容来看，秦穆公是借自己的忏悔引申出自己的人才观：应该信赖哪些人，远离哪些人，重用哪些人，清除哪些人。既然秦国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君一个人手里，“国家安危系于一身”，那国君的脑子是否清醒，是否会用人，是否会听从别人的建议，自然是最为关键的一件事。因为，只要是人，就有人性中的弱点，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总喜欢听拍马屁的奉承话，总不愿意听逆耳的忠言。如果没有人在自己耳边经常敲警钟，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自觉。

大凡伟大的人物，总是那些战胜了自身弱点的人。秦穆公就是这样一个人，正是他，把弱小的秦国带进了大国的行列。而秦穆公本人，也作为厚重的一笔，写进了秦国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秦穆公没吃过唐僧肉，不可能长生不老，他的确英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世子孙和他一样英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只要是人，就会有差别。何况，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是难以预料的。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一旦和个人权力挂上了钩，就会充斥着无法预测的变数。

而这，正是秦国后来的历史。

老大死了怎么办

公元前621年，在位三十九年的秦穆公病逝了，葬在了秦都雍城。

秦穆公死后，陪葬的人多达177人。这些人当中，平民百姓和奴隶占的比例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为秦国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良将。秦穆公一生都在重用他们，现在死了，也要将他们带去。秦国著名的三位贤臣，奄息、仲行、鍼虎，也在陪葬者之列。就这样，秦国死了一个国君，竟然倒塌了半壁江山。

这个极其不理性的举动，估计也是秦穆公生前安排好的。对于秦穆公的这种行为，秦国的一些有见识的人这么说道：“秦穆公大大扩大了秦国的疆域，在东面打败了强晋，西面又称霸戎夷……但他死后，丢下了老百姓不说，还要把自己的贤臣也拉去陪葬……由此可见，秦国再也没有能力东征了。”

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国家的命运自然也系于一人。这种“人治”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政策的连续性，人亡政息，大起大落。有一个手腕比较强硬的英明君主在位，事业就会如日中天；一旦最高权力者疲软，无法管住手中权力，政治就很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

秦穆公死后，这种政治结构消极的一面立刻显现出来。后起的国君不但更换频繁，而且大多碌碌无为。他们有的在位时间较短，有的终其一生无所作为。司马迁只用了很小的一段篇幅就记载下了穆公死后从康公到孝公的十六位君王、长达二百六十年（自秦穆公前621年卒到秦孝公前361年立）的历史。原因很简单，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秦国几乎无所作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值得记载。

看来，这种以个人权力维系国家运转的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秦国的稳定和与时俱进的的发展。让我们看看秦国在秦穆公死后所发生的事情：

秦景公三十六年，景母弟富奔晋。

躁公二年，南郑反。

秦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疆，夺秦河西地。

秦恒公在位时，非常宠信他的小舅子后子鍼，后子鍼私吞了很多财物。到了秦恒公的儿子秦景公继位后，后子鍼害怕了。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爸欣赏的人，儿子未必会喜欢。于是，后子鍼就偷偷地跑到晋国去了，走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财物就装了一千辆车。到了晋国，晋平公很不解地问：“你已经这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逃走呢？”后子鍼回答说：“秦君残暴得很，为了活命，我还是等到他死了之后再回国吧。”

君主无能，宠信近臣，致使后子鍼侵吞了国家大量的公款。这就是权力的不良运作带来的恶果。而后子鍼携带国家公款出逃，这些钱自然流入晋国的腰包了。另一方面，后子鍼有恃无恐，这任领导不喜欢自己，并不代表下一任领导不喜欢自己。果不其然，秦景公死后，秦哀公继位，后子鍼又大摇大摆地回国了。

躁公二年，南郑反叛，说明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已经开始减弱，地方政府有了坐大的危险。不仅如此，权臣的势力也在崛起，甚至有了更换君王、把持朝纲的权力。秦怀公四年，庶长晁和大臣围困怀公，逼得怀公自杀。怀公的太子叫昭子，早已死了，大臣就立了昭子的儿子为君，也就是灵公。灵公死后，君位按说应该由他的儿子来继承。可是，灵公的叔叔、怀公的二儿子悼子却在权臣的拥护下继承了君位，成为了秦简公。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君位继承，为后来的内乱种下了祸根。简公在位十六年后死，他的儿子惠公继位。惠公在位十三年，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出子才一岁。就是这样一个不懂人事的婴儿，被推上了君位。一年后，手握重权的大庶长们又把灵公的儿子献公从河西接了回来，立为君王，而把出子和他的母亲用乱刀砍死，沉入了河底。

就这样，秦国在春秋末年及战国开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内乱不止，领导人像走马灯似地更换，国力骤然下降，无暇对付外患。这种局面，直到秦孝公即位之前，丝毫没有得到好转。而晋国哪里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就趁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

历史发展到这里，必然要求秦国与时俱进地变革，寻找出路。因为这个时候，战国的硝烟已经点燃，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到来。其他的诸侯国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代表先进管理模式的私门纷纷崛起，夺取政权。秦国最大的威胁晋国正处于从“六卿纷争”到“三家分晋”的重要时期，齐国的田氏也一直以暗中收揽人心的方式准备篡夺王位。对秦国来说，如果不能用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来取代绝对的权力，他的命运绝对不是像晋国那样分裂，而是灭亡。原因很简单，秦国没有强大的公室阶层，连分裂的机会和资格都没有。

被破坏的“形象工程”

秦穆公之后，孝公之前，秦国内部骚乱不断，内耗不止，君主不断更替，直接导致了秦国对外政策的反复无常。秦穆公在世时所坚持的以政治路线为主、军事路线为辅的东进战略完全被抛弃。这段时期的秦国，言而无信，唯利是图，形象完全被搞坏了。

秦恒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80年），晋国刚刚即位的国君晋厉公，为了拉拢秦国共同对付正在步入盛年的楚国，主动提出要修复秦晋关系，还派大夫吕相到秦国，和秦国约好到晋国商谈结盟的事情。两国商定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境）会盟。晋侯先到，秦桓公赶来了，却又疑神疑鬼，不肯过河，在王城（秦地，今大荔境）就停住了。结果，两国隔着河结了盟，约定以黄河为界，互不侵犯。

订立了盟约就要遵守，最起码要作出遵守盟约的姿态。可是，这位秦桓公却肤浅得很，他回国后立即撕毁了盟约，与白狄合谋攻打晋国。

秦国这次背叛盟约，让晋国在道义上占据了主动。令狐会盟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78年，晋厉公又派吕相出使秦国，但这一次不是来修好的，而是来绝交的。吕相向秦国递交了绝交文书，就是那篇著名的《吕相绝秦书》。

吕相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秦国骂了个狗血喷头，从当初的秦穆公一直数落到现在的秦恒公。一开头，他就指出秦晋本来已经定盟发誓，结成了联盟的关系。晋国在盟誓后，时时刻刻不忘秦国的旧日恩德，认真恪守盟约。但秦国却说话不算数，背信弃义，屡次欺骗晋国。为了说明自己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吕相还翻起了老账，指责秦穆公时秦国私下里与郑国订立盟约的事；对秦国灭掉晋的同盟滑国一事，他也给予了严厉谴责。吕相认为秦国完全藐视盟誓，不断找茬挑起战争。他又说，秦桓公刚继位的时候，不肯和晋国缔结盟约，没有与晋和好的诚意。其后，秦国有过悔过的意图，派人去晋国定盟誓，但这个誓言还没有实现，景公就过世了，后来的秦桓公马上又萌生恶意，背弃了盟誓。

《吕相绝秦书》是晋国炮制的对秦国构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舆论武器。它既是绝交书，又是宣战书，而且把秦国完全置于无信无德、唯利是求的战争祸首的地位。就这样，晋国死死抓住秦国的小辫子，利用唾沫星子，在“信义”二字上大作文章，获得了各国舆论的同情，各路诸侯纷纷站到了晋国一边。同年，晋率领周、鲁、齐、卫、郑、曹、邾、滕等十国组成的诸侯联军大举进攻秦国，双方在麻隧（今泾阳县境）展开大战。这个时候的秦国，因为理亏，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就连同盟国楚国都没有出面相助。一国兵力怎么抵挡得住十国联军的进攻，秦国寡不敌众，很快败下阵来。晋与诸侯联军擒获了秦国大将成差和不更（官名）女父（人名），一直打到侯丽（今礼泉县境）才退兵。

秦桓公的这次背弃盟约，让秦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晋厉公死后，晋悼公即位。悼公凭借强大的国力当上了诸侯盟主，然后就找各种借口三番五次地联合中原诸侯攻打秦国。而秦国则连连败北。秦景公即位后，对这种局面实在没辙，不得不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十七年（公元前550年），亲自跑到晋国与晋平公盟誓，表示愿意休战修好。但雷人的是，秦景公一回到国内马上又撕毁了盟约，就这样彻底坐实了不守信用、颠三倒四的形象，中原各国也逐渐与之疏远。

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已经风云突变，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先是晋、楚争霸，后来吴国也崛起，与晋争霸。一蹶不振的秦国，根本无法插手中原事务，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敲敲边鼓，或者在诸侯盟会上充当个路人甲的角色。与秦穆公时代相比，秦国再也找不回往日的雄风，更没有了纵横捭阖、东西两线捷报频传的风光。尤其是在诸侯会盟的时候，秦受不到重视，而且许多盟誓也不再要秦国参加。晋国不仅顺势夺回了原来被秦占有的土地，而且还深入到了秦国的腹地。后来，秦孝公谈起这段历史时痛心疾首地说：“国家内部纷争不止，无暇顾及外患，晋国趁机夺取了我们河西的地盘，诸侯们也看不起秦国，这真是奇耻大辱啊！”(6)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没有永远正确的规则，只有是不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规则。春秋是一个戴着面纱的时代，容不得你以赤裸裸的功利姿态示人。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就是诚信，最起码要装着去讲诚信。从秦襄公建国，到秦穆公称霸，秦国的历代君王正是敏锐地把握了春秋这个时代的脉搏，遵循了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秦国才从犄角旮旯里的小国走向了强大。可是，秦穆公死后，秦国的野蛮本性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出了极度地唯利是图和背弃信义。这么一来，秦国的对外政策逐渐失去了连续性，甚至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政治上不守盟誓，在道德上失去了诚信，加上内部权力斗争消耗，秦国的东进路线彻底被堵死了，秦国的事业也陷入了低谷。而这一切，只能由后来的秦孝公和那位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来收拾了。

【注释】

(1)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

(2)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3)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帅以归。

(4)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

(5)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6)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第五章　战国：赌棍登场的年代

弱肉强食，狼性生存，这是战国时代的基本特色。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秦国那些为人诟病的缺点，反倒成了优点和强项。没有礼乐文化，反倒一身轻松，可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不亲近宗室贵族，恰恰为收拢天下可用之才扫平了障碍。实行郡县制，更是水到渠成，毫无抵触。相反，对中原诸夏各国来说，厚重的历史文化反而成了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成了累赘和负担。他们也进行改革，但是阻碍重重；他们也选贤举能，但是扭扭捏捏；他们也实行郡县制，但总是那么的不彻底。

亡国还是灭种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这三家原本不过是晋国的大夫，手握重权，可他们对这种“无冕之王”的身份还不满足，最后竟然瓜分了晋的土地，各自立为诸侯，只给晋静公保留了都城的土地。这种篡夺君权，虐待君主，分割国家的行为，按照礼法应该判处死刑。可是，当时在位的周威烈王非但不杀他们，还承认了赵、魏、韩三国的合法地位，这其实是在变相地纵容作奸犯科的大臣。公元前349年，韩、赵两国瓜分了晋国都城，杀害了晋静公。在历史上存在了700多年，曾经一度称霸、威风不可一世的晋国，就这样灭亡了。

周安王十一年（公元391年），齐国的权臣田和废了齐康公，把他放逐到临海的海岛上，只给了他一个城市的食邑。后来这唯一的食邑也被田和收回了，康公只好在斜坡上挖洞当灶炉，怎么一个惨字了得。田和自立为国君，称作齐太公。他的这种篡权行为居然也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这个时候，齐国，虽然还是叫齐国，但主人已经改名换姓了，不再姓姜，而姓田了。

春秋时期，大夫虽然也会擅权，甚至逐君弑君，但最终还要找一个比较合法的继承人来做傀儡，而不是自己亲自来当主子。许多诸侯国君主的权力虽然落在了强大的贵族大夫手中，但不是君主至亲的异姓大夫篡夺君位的事情，还从没有发生过。但是，“三家分晋”和“田和篡权”，宣告了一家一姓贵族统治的终结。君臣礼节是周王朝分封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根基。到了现在，这个根基已经彻底动摇，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春秋时期过渡到了战国时代。

擅长砸缸的司马光后来写《资治通鉴》，就是从“三家分晋”和“田和篡齐”开始写起的。在司马光看来，这两个事件，无疑是一个信号，昭示着周王室已经无法维持天下大统，即使是表面文章也做不成了。

打破以血缘为根基的贵族统治，这是必然的事情。试想，如果不管他们有没有能力，把国家的权力、资源和财富一股脑地全部分配给宗室的兄弟子侄，这样的国家能强大吗？春秋末年，各大诸侯国为了扩张地盘，巩固权力，早就把彼此之间的亲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大国吞小国，大鱼吃小鱼。在这样的情景下，各诸侯国要想立足，不被别人吃掉，唯有壮大自己。而要壮大自己，就要打破血缘垄断，推翻贵族统治，把那些虽然没有贵族血统，但却有才华有本事的人选拔到政府部门来。要“任人唯贤”，而不能再“任人唯亲”。

于是，大伙儿都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维护只看重血统的贵族统治，政权能得到巩固，但国家却萎靡不振。反过来，如果打破血缘宗室和贵族统治，国家虽然能够迅速强大，但却又面临着大权旁落，异姓篡位的危险。选择前者，国家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别的国家吞并或消灭；选择后者，国家倒是能强大，但国家的主人却可能要改名换姓了。

《吕氏春秋・长见篇》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周武王灭纣以后，把姜子牙封到了齐国，把周公旦封到了鲁国。姜子牙和周公旦的关系不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治国之道。有一天，周公旦问姜子牙：“老姜啊，依你看，应该怎么样治理国家呢？”姜子牙回答说：“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重用有才能有功绩的人。”然后他又反问周公旦同样的问题：“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周公旦回答说：“要我看，重视亲情和血缘才是上策。”姜子牙不屑地说道：“如果你这样治理国家，鲁国的国力就会慢慢地被削弱。”周公旦反驳道：“鲁国虽然国力削弱了，但我的子孙却能前后相继，齐国看起来强大了，但齐国以后的君主未必姓姜。”

果然被周公说中了，齐国逐渐强大，称霸中原，但二十四世后，就被田和篡了权，齐国果然不再是姜氏的天下了；而鲁国的实力虽然不断被削弱，但却延续了三十四世才被灭。这真是致死的两难困境！尤其在风起云涌、刀枪并举的春秋末年，这种困境是中原诸夏各诸侯国都要面对的。他们必须从中作出选择。但不幸得是，每一种选择，好像都看不到希望。

鲁国走维持宗室血统的路线，是为了捍卫周王朝的宗法文化。鲁国是周礼保留最为完备的地区，也是封建宗法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很多大思想家，比如孔子、孟子、墨子都出现在鲁国，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原因就在于此。孔子说自己小时候经常做鄙事，所谓的“鄙事”，就是“演礼”，也就是演习礼仪。一个年幼的小孩，玩的不是泥巴，不是玩具，而是“演礼”，这足以表明，当时鲁国的文化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的一言一行之中了。

除鲁国以外，还有一个卫国，文化氛围也相当浓厚。卫国是周武王的儿子康叔的封地，后来周公平叛之后，又将原来商都的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卫国是先朝殷商宗室的所在地，都城就在朝歌。因此，这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殷商的遗风。孔夫子说：“卫多君子”，正是对于卫国文化氛围的赞扬。孔子出生于鲁国，但出亡在外十四年，基本上是在卫国度过的。

在战国初期，其他诸侯国为了能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纷纷进行变革，完成了从封建国家到军事国家的转变。唯独鲁、卫这两个国家没有。对他们来说，根正苗红的出身，浓厚的文化氛围，不再是一种荣耀，反而成了一种包袱，一种负担。他们宁肯牺牲肉体，也要捍卫灵魂；宁肯躲在角落里，被人吞并，也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文化。所谓的文化和文明就像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以至于积弊难返，积弱不振。

公元前249年，鲁被楚国所灭。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过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消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国的儒生还在讲诵学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于耳。七十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到鲁地参观孔子庙堂时，儒生们依然在按照时节学习礼。

而卫国这片弹丸之地，按说应该早早被吞食兼并了。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是中原诸侯国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春秋时期，卫国遭到了北戎少数民族的袭击，几乎亡了国。多亏当时的春秋霸主齐桓公大力扶持，才慢慢地复原。从春秋到战国，卫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当时称霸的大国，苟且偷生，忍辱负重，成了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家。到了后来，秦始皇灭掉了六国，统一天下，单单留下了一个卫国没有消灭。卫国这个巴掌大小国甚至和大秦帝国并存了十三年。直到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下诏废掉了卫国国君君角的爵位，卫国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卫立国八百三十八年，传三十五代君主，比周王朝的寿命还要长。至于秦为什么没有消灭卫国，史书中并没有明确回答。但我们仍可以推测：秦的先族与殷商的先族同出于东夷鸟族，也许是顾念同族，秦才放了卫国一马。

赌棍的机会来了

同鲁、卫相比，齐国和晋国在文化氛围方面就差得多了。

齐国的宗法封建文化程度虽然比不上鲁国，但也是非常的正宗。姜太公建国伊始时虽然明确了唯才是举的人力资源观，但他在维护宗法文化方面还是相当地自觉。这一点，我们从齐桓公争霸时候的表现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齐国争霸一方面是把诸夏团结起来，抵御外族，另一方面则是捍卫内部的宗法文化的统一性。孔子就对齐国文化很赞。也正因为这样，孔子的弟子，来自鲁、卫两国的最多，其次就是齐国。

晋国在宗法文化氛围方面更加淡薄，不但比不了鲁、卫，也赶不上齐。我们上面说过，晋四周都是戎狄等少数民族，他们不仅与戎狄通婚，还任用戎狄之人在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可以说是与戎狄杂居。宗法文化淡薄，使得晋国国内总是出乱子，公子居外成了定制，而同宗相残，更是家常便饭。后来，晋文公争霸，已经不再像齐桓公那样维护诸夏内部的宗法文化，而是靠武力把大家纠集在一起，形成的已经不是文化同盟，而是军事同盟。难怪孔sir说晋文公狡诈而不正直。孔子的弟子当中，来自晋国的很少，而孔子本人，也是终生没有迈进过晋国一步。

至于楚国和秦国，那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没有礼乐文化，一直就被中原诸夏称为蛮夷。春秋时期，楚国就坦白地承认自己没有文化，在北上的过程中，主要以武力兼并为主，与诸夏宗法封建势力格格不入。后来，吃了几次亏以后，楚国学乖了，摆出了向诸夏学习的姿态。不管真的假的，反正装得倒挺像回事的。这样，中原诸侯才慢慢地接受了楚国，不把他当蛮夷看了。到了战国时期，中原诸夏又把秦当作蛮夷异族来对待，合起伙来对付他，也就是“合纵”。这是因为秦国也不接受东方文化，一味地依靠武力来兼并。

我们可以把战国初期的诸侯国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鲁、卫，他们用文化来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的传统尊严，即使国力日渐削弱也在所不惜。第二类是以齐、晋为代表，他们以武力来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的正统地位，对戎狄和野蛮的楚、秦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抵制。第三类则是以楚、秦为代表，他们几乎没有受到礼乐文化的影响，与中原诸夏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即使在特定时期有所缓和，但仍然有着很大的隔阂。

这个时期，周王室彻底衰微，文化认同感丧失了，春秋以来存在了两百多年的诸夏同盟开始解体。在“三家分晋”后的第三十三年，韩赵两国过河拆桥，合兵攻打周室，扶植两个有力的王亲，把周室一分为二：东周以洛阳的旧王城为都城，西周以巩为都城。此后，周王的力量还比不上从前一个侯国里的小封君。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霸主站出来“尊王”了，更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把大家召集在周王室这面统一的旗帜之下。人心散了，各人自扫门前雪，再也管不了别人的瓦上霜。大家都意识到：人靠拳头说话，拿利益叫板，这才是时代的主旋律。

原来的世界是两极的：一极是以中原诸夏为代表的文化同盟，另外一极是与它相对立的野蛮民族。只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家伙儿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抗击北戎，抵御楚国北上，阻挡秦国东进，实质上，都是这两极之间的较量。而现在呢？文化的感召力没有了，联盟也解散了，世界由原来的两极变成了多极，军阀混战的场景正式拉开了序幕。对此，张荫麟先生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如果把战争比作赌博的话，那么，春秋的列强，除了吴国外，都是谨慎的赌徒，无论怎么输，都决不会卖田地典房子；而战国时代的列强却多半是烂赌的莽汉，总是会把全部家业孤注一掷，最后的结果总是富翁进去，穷汉出来。虽然也有一个赌棍，以赌起家，终于把赌伴的财产嬴了个精光。不用说，这个笑到最后的“赌棍”，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秦国。

诸夏同盟，虽然单个的力量并不大，但整合起来，却是秦的死敌。这个脱胎于游牧民族的蛮夷国家，在春秋时期，之所以在向中原进军的过程中不断受到阻拦，就是因为诸夏之间有一种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形成了铁板一块。可是现在，礼乐文化被破坏了，一个拳头分散成了五根手指头，再也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了。虽然这些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都积极地进行变革，把自己打造成了军事国家，国力与春秋时期相比都有所增强。但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秦的对手。更为致命的是，他们再也无法像春秋时期那样结成统一战线了，就像一块摔碎了的玻璃，再也无法复合。到了后来，中原诸夏虽然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又重新联合起来（合纵），共同对付西方的秦国。可没有了彼此之间发自内心的认同，这种联合不过是乌合之众。不仅如此，他们彼此之间还互相猜忌，各怀鬼胎，甚至为了芝麻粒大的利益就不惜反目成仇、背弃盟誓。结果，他们一个一个地都被秦消灭了，统统当了亡国奴。

所以说，伴随着战国时代的来临，秦国的机会也来了。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拯救了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危机重重的秦国。

枪杆子里出政权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带兵去打郑国，他的大军和郑国的救兵楚军在泓水相遇。宋军的数量小于楚军，处于劣势，但是宋军占据了河边的有利地形，当楚人还没渡完河的时候，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了。这时，大司马建议襄公说：“他们人多我们兵少，对阵起来我军获胜的希望不大，不如趁现在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我们发动截击，完全有可能扭转劣势。”但宋襄公不听，他觉得截击还在渡河的对手是不道德的，于是就命令全军不得出击。等到楚军渡过泓水，正在慌忙列阵的时候，大司马又建议说：“我们趁敌人还没有列阵完毕，掩杀过去，还有希望获胜。”宋襄公又拒绝了，说：“要等敌人列阵完毕，我军才能出战。”楚军排列完毕后，严阵以待，宋襄公这时候才下令对楚军发动全线进攻。他自己亲自驾着兵车，车上飘扬着“尊王攘夷”的大旗，杀向楚国的中军。一场大战下来，宋军一败涂地，宋襄公精锐的中军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乱军中被砍伤了屁股，那个狼狈啊！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恪守的就是所谓“贵族式的战争”。估计当时，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这样，有很多原则和规矩。

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中世，指的是春秋时期。那个时代，诸侯各国虽然明争暗斗，但却没有揭掉最后一层遮羞布，大伙儿都还有所忌惮。因为你蔑视周室天子的罪名一旦成立，其他诸侯就会抓住你的小辫子不放。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诸侯玩的是“计谋”，但不敢耍大牌，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面孔来。

所以，春秋时期尽管也老是打打杀杀的，但还是能够勉强维持“礼制”。可是到了韩非子所说的“当今”，也就是战国时期，一切都发生改变了。战国，战国，正是因“战”而成“国”。各路诸侯纷纷扯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了赤裸裸的真面孔，开始了明目张胆的角逐和杀戮。这个时候，诚信退出了历史舞台，功利开始成为各国之间的游戏规则。你不讲诚信，你唯利是图，不但不会遭到谩骂和诋毁，人家还会说你有本事。

在这样一个时代，贵族式的战争肯定没有前途。于是，车战逐渐被骑兵和步兵代替了。而战争形式的改变，又加剧了战争的野蛮和残酷。“斩首六万”，“斩首七千”，遍布在《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字里行间，道出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腥风血雨。孟子这样评价这个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国以战，杀人盈国。”（《孟子・离娄上》）在这个时候，谁如果还迂腐地去讲道义，谁如果还傻乎乎地遵循古代的旧制，那他的命运就只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如韩非子所说，这个时候大家伙儿拿来较劲的不再是计谋，而是实力，拼的是力气，而不是嘴皮子。春秋时期，要攻打一个诸侯国还需要一个借口，到了战国时期，连借口都不需要找了，直接打你就是了，因为我不打你，你早晚也要打我。

战争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武力了。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拳头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彻底臣服。战争的结局，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旦你在战争中失败，那你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所以，国家领导人、战争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马虎，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直被中原诸夏各诸侯国称为蛮夷的秦、楚两国，却可以大显身手了。这两个脱胎于少数民族的国家，本来就是靠战争发家的，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只有战争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春秋时代，秦、楚被中原诸夏手中的文化大棒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害得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性装深沉。而现在，时来运转了，不用再管什么文化不文化了，仁义道德也不讲了，靠拳头说话的日子到了。在这个需要人变成流氓的时代，野蛮反而成了优点和优势。而对中原诸侯来说，这种转变反而有些不自然了。以前“五讲四美”惯了，守规矩守多了，现在要他们抛弃仁义，丢掉文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实在很难做到。而这，已经注定了中原诸侯灭亡的命运。

虎头蛇尾的变法

身背文化的重负，东方的诸侯不仅不能顺理成章地完成向军事国家的转变，而且在内部体制改革方面也是虎头蛇尾，放不开手脚。

在战国时代，兴起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变法”。用今天特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改革。而变法也好，改革也罢，都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和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来顺应战国这一特殊时代的要求。战国时代，战争成为了国家第一要务，那在分配利益的时候，就必然要求大家伙儿拿军功来论功行赏，而不能再因为你是领导的小舅子就给你特别的好处。按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以前贵族是战士，现在战士要成为贵族。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兵哥哥，那些为国家的强大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理应分配到更多的利益、财富和政治地位。而那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王室子弟，就不能再靠血缘关系坐享其成了。另一方面，在管理体制上，中央政府也要直接有效地控制地方，以便能够随时组织和调配战争所需要的兵力和财物。这就要求破除分封制，取消地方领导人在自己领地内的军政大权，同时推行郡县制，派公务员去管理地方，把所有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

中原诸侯国当中，首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当时在位的魏文侯是一位罕见的贤明君主，他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重用李悝、吴起等人率先进行变法。李悝的变法内容，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不让贵族们世世代代无功受禄；同时，建立公务员制度，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吴起的变法，主要是改革军事制度。吴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家，在他看来，兵不在多而在于如何治理。他还首创了士兵达标考试：凡是能身着全副甲胄，拿着12石的弓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大约30公斤），背负50枝箭，持戈佩剑，携带三日口粮，在半天内跑完一百里的，就可入选为“武卒”，免除他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而且还对“武卒”进行严格训练，使他们成为魏国的精锐王牌军。吴起治军，主张刑罚赏赐应该严明，他认为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大军也没有什么用。

魏文侯实行的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改革，使魏国得以继承以前晋国的威势，在战国初期一度称霸，成为了阻挠秦国东进的主要力量。当时，魏国的实力远在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之上，在和秦国的几次交手过招中，都把秦国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可惜的是，当时的魏国在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并没有乘胜穷追猛打，一举揍死秦国，而是倾全国之力在中原谋求霸业，给了秦国喘息的机会。

魏国的变法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在国内没有政治基础和民众基础，领导者个人因素在变法中占了很大比重，难以逃脱人亡政息、虎头蛇尾的命运。魏文侯去世后，魏武侯继位，受到本国贵族的挑拨，吴起、犀首等屡建奇功的良将先后受到魏主猜忌，一个南逃到楚国，一个西奔入秦国。这样的倒霉事还没个完，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惠王不以为然，商鞅只能去了秦国，结果开创了最成功的变法改革；孙膑向魏王献兵书反而被挖了膝盖骨；范雎出使齐国有功，不仅没有受到嘉奖，反而遭到陷害下狱，差一点惨死。这一系列的失误固然与魏主昏庸无能脱不开干系，但是魏国强大的贵族势力的百般阻挠、屡加破坏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吴起逃离魏国后，投奔了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也是个眼光独到的猎头，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命为国相。吴起也是好样的，他严明法令，撤去了不急需的官吏，废掉了比较疏远的贵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对外，他也是纵横捭阖，南平百越，北并陈蔡，有效遏制住了韩、赵、魏的扩张势头；同时，也向西征伐秦国，屡屡得手。一时间，楚国又恢复了当年的雄风，得瑟了起来。

但和在魏国一样，吴起的变法侵害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悼王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过世后，他们就纠结在一起，反叛作乱，联合起来攻击吴起。吴起这样一个外国专家，没有党羽，没有靠山，无处可躲，最后只能跑到灵堂，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想要绑架一个死人。但追杀吴起的士兵毫无忌惮，还是射杀了吴起，但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悼王下葬后，楚肃王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把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抓来，统统杀光。因为他们对先王不敬。据统计，因射刺吴起而被诛灭的公室宗族有七十多家。吴起是伟大的改革家，到死了，他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楚肃王铲除旧势力提供了借口。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和机会，一个刚刚继位的毛头孩子凭什么拿这些旧臣宿将开刀？

这就是魏国和楚国的变法。由于有了英明国君的强力支持，变法得以推进；可是，领导人一死或者失势，改革和变法的成果马上就流产了。这就是“人治”的弊端和软肋——人亡政息。当初秦穆公一升天，秦国的对外政策立马改弦易辙，也是因为“人治”。秦国在秦穆公死后一蹶不振，原因就在于此。而中原诸侯国，在由封建国家向军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由“德治”过渡到“人治”。可这还没完，“人治”还需要向“法治”转化。德治—人治—法治，这是管理国家的成本越来越低的过程。可惜，中原诸侯国，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没有完成这种转变。

说到底，这还是因为中原诸侯国内部的阻力太大。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脱胎而来的，尽管各国都对贵族阶层进行了有意识的打压，但是，他们的势力还是很顽固很强大。他们有的是庙堂上的卿大夫，有的是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封君，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自己的爵位遭到剥夺，这些人当然会拼了老命来挣扎和反抗。而且，各国根本不敢彻底消灭公室贵族，因为当权者对血缘关系还没有彻底丧失信心，毕竟是自家人最值得信任。这种对贵族阶层又爱又恨的态度，导致了各国的变法和改革总是反反复复，虎头蛇尾，曲折不断。

那么反过来我们又要问，秦国的变法为什么能成功呢？也许，中原诸侯国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也正是秦国变法成功的原因。我们后面会说到，商鞅在秦国搞了十年变法，最大的成绩就是给秦国留下了一套完善的集权制度。虽然秦孝公和商鞅先后死去，但这套制度却被后来的历代君王所采纳和继承。秦国没有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在建国伊始就没有信赖过公室贵族，没有给过他们权力。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也是商鞅变法的成果能够在秦国巩固下来的根本。正当中原诸侯国从“德治”向“人治”转变的时候，秦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了。秦国自始至终就没有过“德治”，根本就不需要完成这个转变。也就是说，他又快了半拍。

但是，无论是中原诸侯国，还是秦国，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宗法礼乐文化和集权制度到底应该怎么样结合。这个问题，中原诸侯国解决不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封建和集权之间徘徊，一方面想要改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破除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礼乐文化。秦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野蛮的底色让他毫无顾忌地打破了血缘，强硬地推行集权制度，使得大秦帝国迅速强大起来；但同时，他也因此而失去了立国的灵魂——宗法文化。没有了宗法文化，集权制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迟早会轰然坍塌。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是治标，而没有办法治本。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后来的汉武帝和董仲舒。他们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得统一的国家最终有了统一的精神支柱，这样，集权制度才能勉强地嫁接在了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儒家文化上。但是，这种嫁接仍然是两张皮，总是不断地发生碰撞，积蓄冲突，酝酿矛盾，最终只能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加以缓解，直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的那一声枪响。

杀害妻子的人才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重负，中原诸夏各诸侯国在用人政策上也面临着太多的尴尬。

我们在上面提到，秦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大胆起用异姓专家，任人唯贤。像百里奚、孟明视、蹇叔、由余等人，都不是秦国的本地人，更不属于王室公族，只不过是因为有了点才华和本领，就受到了秦穆公的提拔重用。

到了战国时代，秦国的用人政策更加宽松了，加大了吸引外国专家的力度。可以这样说，那些为秦国的强大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几乎都不是秦国人。关于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吕不韦、商鞅是卫国人，韩非子是韩国人，李斯、甘罗是楚国人，蒙骜、蒙恬父子是齐国人，范睢、张仪是魏国人……总之，只要你有才，不管你出身如何卑微，不管你来自哪里，秦国都是大大地欢迎。这些人在当时的秦国被称为“客卿”，既是臣子，又是客人，自始至终都没有遭到排挤。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组成的政府也不是一家一姓的政府，而是汇聚了出身普通但有才华的人的政府。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第二个国家像秦国这样几乎来者不拒地招纳各种人才。

但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这些贤臣能将都跑到秦国去了，而没有在自己的国家建功立业，大施拳脚呢？难道他们的母国的国君个个都是白痴，眼睁睁地看着人才流失？难道秦国的国君个个都是开专业猎头公司的，都有一双发现人才的慧眼，都有包容人才的胸怀？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上面说到的贵族阶层制造阻碍的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到文化中去挖掘一下根源。东方六国深受宗法礼乐文化的影响。在这里，礼乐和宗法所代表的文明和文化，就像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了他们的思维。他们想的太多，所以什么也不敢去干；他们脑袋里有着太多的条条框框，所以放不开手脚。

在治国和用人方面，他们就是这样，无论采取什么路线，总是先想想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仁义道德；要重用什么样的人才，总是先考察他们是不是德才兼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样顾虑重重，求全责备，当然留不住人才了。《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先看第一个故事。

子思到卫国去，向卫侯推荐苟变。子思说苟变这个人很有才，让他率领五百辆战车是小case。可卫侯却没什么兴趣，理由是：苟变当年做官时，在向老百姓收取赋税的时候偷吃了老百姓的两个鸡蛋。据此，卫侯认为苟变这个人人品太差，是个犯过错误的人，政治上有污点，行为上有前科，所以不愿意再起用。

子思还不死心，就举了一个例子劝告卫侯：用人应该要像木匠用木料那样，取它的长处，不要管它的短处。一颗大树，烂了好几尺了，木匠也不会轻易丢弃它。现在可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您竟然因为两个鸡蛋而放弃了一员大将，太可悲了！如果这样，卫国还能招揽到什么人才？

从子思和卫侯关于苟变的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很容易把握这两个人所处的不同的立场。对卫侯而言，所谓人才就是要德才兼备，即使再有才能，道德上有污点，也不能用。卫侯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主流，很多国家的国君都是这样来衡量人才的。但子思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人才就是那些能为我所用的人，每个人都有短处，我们应该扬长避短，而不能在各个方面都求全责备。如果因为水脏就把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么看来，卫侯坚持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作为了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这显然是深受东方文明熏陶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很惊悚，历史上称作“杀妻求将”，讲的是吴起的事。吴起是鲁国人，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鲁国打算起用吴起。但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所以鲁国领导人觉得纠结。吴起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然杀掉了自己的老婆，终于当上了迎战齐国的将军，最后大败齐军，风光无比。可是，齐国的威胁刚刚缓解，很多人就向鲁侯说吴起的坏话，说他母亲去世，他也不奔丧；由于人品问题，他的老师都和他断交了。总之，吴起是个残忍薄情的家伙，留着他只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算计，还不如杀掉。就这样，鲁国马上开始了卸磨杀驴的计划，幸亏吴起提前知道了消息，跑到魏国去了。

吴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死了老母不奔丧，气得老师和他断交，为了当官不惜杀掉与自己生活多年的结发妻子，要我看，简直不是人。但是，吴起的确是难得的人才，他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是一流的将军。鲁国在危难之际根本没有顾及吴起的道德品质如何，可是危难刚刚缓解，就举起了道德的大棒，逼人上梁山。鲁国是孔圣人的故乡啊，做出这样虚伪的事情，真是令人汗颜。

这两个故事深刻地反映出那些虽然才华横溢，但在道德品格上有问题的人，根本无法在东方立足，他们或者像苟变那样遭人诟病，怀才不遇，或者像吴起这样被卸磨杀驴。他们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被人重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背井离乡，寻找赏识自己的“伯乐”。而正在这个时候，求贤若渴的秦国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由此，我们或许能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单纯研究政治和法律的法家代表人物都会跑到了秦国，为什么后来唯功利是从的法家思想单单在秦国扎下了根。

各怀鬼胎的“养士”

同东方六国迂腐的用人观念相比，秦国在用人方面就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和道德仁义的束缚了，而是遵从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只要能为我所用，就是人才；相反，不能为我所用，就是蠢才。

想当年，秦穆公五张羊皮换回了奴隶百里奚，因为穆公看好百里奚是人才。后来，百里奚向穆公推荐蹇叔，打动秦穆公的也是蹇叔的才能。百里奚说：“要论才华，我可赶不上我的朋友蹇叔。当年，我曾在齐国漂泊，身处困境，不得不靠讨饭为生，多亏蹇叔收留了我。我想到齐君手下做事，讨口饭吃，又是蹇叔劝阻了我，才使我幸免于齐国的内乱。然后我又到了周。周王子颓喜欢牛，我想借养牛讨个一官半职。可是，正当王子颓要任用我的时候，蹇叔又拦住了我，我才离开周，避免了杀身之祸。后来，我又到虞君手下做事，蹇叔再次劝阻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会重用我，但还是贪图富贵，就暂时留了下来。结果撞上了虞君亡国惨祸，倒霉大了。”

通过百里奚的转述，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蹇叔这个人有眼光，善于判断，料事如神。但我们不能说蹇叔是一个忠君爱国、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而百里奚本人，四处投奔，也不过是为了谋生。而最后留在了虞国，也不过是贪图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但秦穆公不管这些，不管你是黑猫、白猫，还是kitty猫，只要能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人也一样，不管你是黑人，白人，还是外星人，只要有本事让秦国富强起来，我就大大地欢迎。

这就是秦国的用人政策。人才，在秦国看来，就是工具。当然，百里奚和蹇叔生活在春秋末年，在人品方面还说得过去。可到了战国，就不一样了。大量的像苏秦、张仪这样的人朝秦暮楚，颠三倒四，反复无常，挑拨离间，四处流窜，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商鞅入秦，为了能够得到领导接见，不惜重金贿赂秦孝公身边的腐败官员；在与魏国的战争中，他也不惜用自己和魏公子昂之间的友情作筹码，请君入瓮，虽然最后嬴了战争，但却因为恶劣的人品而被天下人鄙视。

可就是张仪、商鞅这种有才无德的人，在秦国却被奉为上宾，做官做到丞相。秦国就是这样，只要你有才能，我就给你搭建施展才能的平台，给你高官厚禄，让你自我实现，绝对不会让你虎落平川，怀才不遇。当年秦孝公为了重振国威，甚至许下了谁能出奇招振兴秦国就分给他土地的承诺。

东方的很多国家也很重视人才。当时战国有著名的“四公子”，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热衷于“养士”，招纳各种人才，包括各种门客、食客，数量超过千人，规模不可谓不小。而且，他们招纳人才，也注重现实功利，即使鸡鸣狗盗之徒也不肯放过。但是，秦国是以国家的名义招揽人才，优秀人才在秦国，可以直接做政府高官，参与到国家政权当中来。而中原各诸侯国选拔人才，却没有上升为国家的人才政策，仅仅是被压缩在了某个贵族的家里。四公子所奉养的“食客”，顶多是自己的家奴，是以地方领导人的名义招揽的，地位永远不可能超过四公子本人。

这四公子本身也只不过是贵族，他们手底下的人才，永远只是小人物，只能献献计策，出出蛮力，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才能来左右国家的政策和导向。他们不是成了看家护院的武士，就是成了谋求私利的智囊。虽然毛遂自荐的故事被传为佳话，信陵君善待侯嬴的故事也被夸为美谈，朱亥锤死晋鄙的故事让人大加褒扬，但也是仅此而已。比起商鞅、张仪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来，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

从另一方面说，四公子奉养食客，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经营的，为的是壮大自己的势力，而不是让国家富强。正因为这样，司马光就对孟尝君“养士”的行为很愤特。他在《资治通鉴》里说，真正的君子养士，是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能够做到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天下。而孟尝君养士，养的都是些江湖大盗、海洋飞贼，不管好坏，都收到门下，本身就是结党营私。所以，司马光说孟尝君是一个“奸雄”。

何况，养士所需要的钱财，本身就是国家的。这么看来，养士不仅沽名钓誉，而且是挖国家的墙脚，拿着公款为自己拉拢关系。四公子其实都是这样，他们背靠大树好乘凉，还落了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如果没有国家为他们买单，他们怎么养士？拿什么来养士？

通过与东方国家的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出秦国人才政策的优势。中原各国标榜宗法文化，强调血浓于水，在人力资源管理上自然是“任人唯亲”。在他们看来，只有自己的儿孙和亲戚才是最靠得住的。其他人再有本事，但是不可靠（最起码看起来不可靠）也不能用。秦国就不一样了。因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深，秦国信奉的是“拿来主义”，只要能为我所用，我就大胆任用，不管你是皇亲贵胄还是平民布衣。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人才政策，使得秦国迅速强大了起来。但同时，也为以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过于急功近利，有时候无异于饮鸩止渴。社会的规律比自然的规律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施加的惩罚往往会滞后。违背自然规律所受到报复虽然立竿见影，往往还是可以亡羊补牢的。而违背社会的规律，一般不会受到马上兑现的惩罚，可是当惩罚来临的时候，就会势不可挡，让人追悔不及。秦国在人才政策上的工具主义，只能由后来的大秦帝国来买单了。

彻头彻尾的“拿来主义”

人才之所以成为人才，就因为能为我所用。相反，虽然很有才能，但不愿意为我所用的人，或者虽然为我所用，但又朝三暮四，不能忠诚如一的人，对秦国来说就不是人才了，而是敌人，那就势必除之而后快。于是，一方面重视人才，另一方面又迫害人才，构成了秦国人才政策的两条路线，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拿孟尝君来说吧。公元前299年，秦国当时在位的是秦昭王。他听说孟尝君名满天下，是一位明星级人才，就拿本国的王子泾阳君当人质请孟尝君来秦国。孟尝君到秦国后，昭王厚待孟尝君，并封他做国相。可昭王手下的人却说：“孟尝君生在齐国，又在齐国当国相，你对他再好，他的心思也不会在你这里，他心里想的还是齐国。你封他这么大的官，给他这么大的权，他如果想着法子为齐国谋利而损害我们秦国的利益，那秦国可就要倒霉了。这样的人尽管很能干，但不能为我国所用，还不如没有。”秦昭王感觉这话说得有道理，于是脸色一变，不仅撤了孟尝君的官，还把他押进大牢，企图杀掉，以免后患。不要忘了，秦国还有一个泾阳君在齐国当人质呢！如果秦王杀了孟尝君，难道就不怕齐国杀了泾阳君？可对秦国来说，这些都无所谓，齐国如果想杀泾阳君，那请自便，这根本不能成为束缚住秦国手脚的理由。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出了秦国的用人风格。东方来的这些所谓的“客卿”，在秦国眼里都不过是工具，是可用而不可靠的。能为我所用就用，不能为我所用就杀。暂时有用暂时不杀，什么时候没用了再杀，没有一点人情味儿。

始皇帝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国东进中原，占领了周王室的旧地荥阳，大军开到韩国边境，韩国危在旦夕。韩惠王为了能够自保，设下了“疲秦之计”，想诱使秦国将人力、财力用于大办水利，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派了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星夜兼程，赶赴秦国，说服秦国在北部群山间开凿一条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的渠道，用来灌溉关中沃野千里的土地。当时的关中连年干旱，军用粮草供应不足，秦兵无法继续东进，秦始皇正在为粮草而苦恼，郑国的建议正中下怀。秦王求利心切，不惜耗费巨大的资财，挑选了精壮劳力，投入“西水东调”的工程。

修建这条渠道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时间长，耗资多，不可能马上见到效益。韩国的这个“疲秦之计”，只不过是让秦国暂时放慢了东进的步伐，对秦国本身来讲，并不见得伤筋动骨。而就在这条渠修到一半的时候，秦国识破了郑国的意图，要杀掉他。于是郑国上奏始皇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因为你们为了办水利工程，没有出兵打韩国，等于说是我让韩国的灭亡推迟了几年。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个水利工程一旦完成了，可是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

听完了郑国的话，秦始皇改变了主意，当场释放了郑国，让他把修渠的工程继续下去。工程完成后，秦国增加了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环境改善，经济增长，国家社会更加富庶，为统一六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条长达三百公里的渠道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郑国渠”。

这里，仍然是秦国功利主义的用人政策在起作用。郑国没有打算效忠秦国，却替秦国修下了造福后代的郑国渠，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对秦国来说，管你什么主观客观，只要能给秦国带来实惠，我就重用你。如果你不可靠，等用完了再卸磨杀驴。据说，郑国修完了水渠后，果然被处死了。

同样命运的还有韩非子。韩非子是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专攻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颇有见地。当年，有人把韩非子写的书籍呈给秦始皇，始皇读后，豁然开朗。特别是《孤愤》、《五蠹》这些篇章，更是引起了这位千古一帝的强烈共鸣。他大声赞道：“额滴神啊！寡人要是能够与这个人见上一面，游玩一场，那死而无憾了！”从那个时候起，秦始皇估计就把“韩非”两个字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就像曹操把张飞的名字写在了袍襟上一样。

秦始皇为了能够见到韩非，便急切地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本来没有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知道秦王欣赏韩非，就派他出使秦国。秦始皇见到韩非，开心得一塌糊涂。但高兴归高兴，欣赏归欣赏，秦始皇并没有因此就信任并重用韩非。可见，战国末年的秦国，君王已经将个人的喜好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得非常清楚。后来，韩非多次上书劝秦始皇先打赵国，后打韩国，由此遭到了李斯和姚贾的非议，他们向始皇煽风点火说：“韩非是韩国公子，现在大王你要兼并诸侯，他肯定是向着韩国，而不会为秦国考虑，这是人之常情。大王你不用这个人，在秦国留得久了，再放他回韩国，那会留下后患的，不如编个罪名杀了算了。”(1)秦始皇听了觉得有道理，虽然感到可惜，但还是把韩非交给了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表忠心，可又没有机会觐见，结果，一代人才就这样囚死在了秦国的监狱里。

韩非客死秦国，很多人都认为是李斯和姚贾害死的。所以，后来秦二世胡亥杀掉李斯，也被认为是他罪有应得。其实，李斯、姚贾这些人怎么可能左右秦始皇的意志和想法？秦始皇之所以下令处死韩非，是有自己的考虑的。秦始皇极其欣赏韩非，认为他是大才，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值得信赖。而韩非后来几次要求不要先攻打韩国，他的嫌疑就更大了。韩非和郑国不一样，郑国为秦修建郑国渠，贡献出来的是实物，是“物质成果”，对我有利还是没利，一目了然。所以，即使你不可靠，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成果可用就行了。正因为这样，郑国虽然心里只有韩国，秦始皇也没有杀他，而是继续任用。但韩非就不一样了，他是个知识分子，有用处的就是他脑子里的那些思想。而思想是看不见的，动机是没办法捉摸的。韩非子的建议可能真的有道理，但是他心眼里到底怎么打算的，估计只有神仙老子知道了。韩非在监狱里几次上书向始皇表明心迹，秦始皇其实是心知肚明的。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李斯在当中千般阻挠，不让秦始皇和狱中的韩非沟通交流。在秦始皇眼皮底下，李斯没有这个能耐，更没有这个胆子。

吕不韦被杀、韩国的“疲秦之计”败露之后，秦始皇曾经一时雷霆震怒，大下“逐客令”，把吕不韦的那些宾客全部削官夺爵，赶出了秦国。“逐客令”的下达，自然和吕不韦事件有关，但说到底，是秦国对东方这些客卿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后来李斯上书，从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蹇叔说起，历数秦国接纳客卿的成效，又说奇珍异宝、声色犬马这些物质享用的东西，也都是秦国从东方获取的。在李斯的苦苦规劝下，秦始皇这才取消了“逐客令”，而李斯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迹的。

可是，李斯在这里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东方人士和奇珍异宝、狗马声色对等起来，实在有点自轻自贱。正如我们上面说的，物质的东西是冷冰冰的，没有思想，没有意志，永远被人役使，供人享用，是可以奉行“拿来主义”。可人不行，人有思想，有意识，内心深处可能对你忠诚，也可能不忠诚，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才华为秦国出力，但也可以用这种才华让秦国败落。因此，对于这些外国专家，秦国一直是心存芥蒂的。孟尝君、郑国、韩非这些人都不能被秦国容纳，商鞅、范雎、张仪、吕不韦、李斯这些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商鞅车裂，范雎退绌，张仪被逐，吕不韦被杀，李斯腰斩。这些人，打理国家是好手，却不会打理自己，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

李斯的话说对了，秦国就是把这些人当成了和奇珍异宝、狗马声色相同的东西，所以铲除起来没有一点顾忌。何况，这些东方专家为秦国效力，为的也不过是自己的功名利禄和身家性命，而没有忠君爱国的念头（沙丘之变，李斯为自保，竟将秦帝国的江山拱手让给了胡亥和赵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秦国虽然不拘一格纳人才，但在人才政策上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外国人教育成可用又可靠的人。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人值得信任，这是秦帝国的悲哀，也是秦始皇的痛处。

教育是靠文化来完成的。权力和法律虽然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和观念。但是，秦国功利主义的国家气质决定了他对人文教化的漠视。秦国在招纳东方人才的同时，其实也注意吸收了东方的文化。可他借鉴东方文化，却是有选择性的。功利主义决定了秦国吸收进来的只能是产生于三晋的法家思想，而不是诞生于齐鲁之地的儒学。儒学重教育、轻功利；而法家轻教育、重功利。法家思想在秦国的扎根，让他骤然强大，而这种思想所造成的文化和教育的缺失，又让他忽然倒塌。而这，正是我们下面一章所要谈到的。

【注释】

(1)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第六章　精神不文明建设

周王朝的衰微，各路诸侯的坐大，伴随而来的是知识和思想的分化。一方面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平民知识分子“士”开始崛起。另一方面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这些纷乱庞杂的学说中，我们的主人公秦国选择了产生于“三晋”的法家思想，而没有选择远在齐鲁的儒家思想。这是他骤然强大的动力，又是其忽然倒塌的根源。

奢侈的“精神文明建设”

秦国是没有文化的。最起码在东方的那些诸侯国眼里，秦国是没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人文教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教育，是让人们有信仰，有追求，有生活的目标。春秋时期，诸夏各国在周王室的大旗下结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同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着共同信仰的文化同盟。这种信仰就是血缘信任，这种文化就是礼乐文化。正是由于这种对血缘信仰和礼乐文化的共同认同，春秋时期的诸夏各国才能够一起对内“尊王”，对外“攘夷”，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和军事同盟。

而秦国，由于没有文化（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没有东方诸侯国眼中的那种礼乐文化和血缘信仰），总是被当作夷狄，始终被排斥在诸夏同盟之外。(1)看来，真正的认同感最终还是来自文化。秦国虽然也是周天子亲口加封、名正言顺的诸侯国，但因为他没有封建宗法的血缘信仰，就始终被东方国家当成另类。而东方人士对秦国本能的排斥，也正是因为秦国礼乐文化和血缘信仰的缺失。齐国的鲁仲连就慷慨激昂地说：“秦国这种野蛮的流氓国家，我宁可跳东海自杀，也不会做他的子民！”鲁仲连不想当秦的子民，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因为他爱齐国而憎恨秦国），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主义。在他看来，秦国的子民，因为没有礼乐教化，离真正的人、文明的人，实在差距太大了。

秦国不但没有礼乐教化，更没有文饰修辞。齐有韶乐，楚有楚辞，鲁有鲁缟，吴有吴刀。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神魂颠倒，“三月不知肉味”。秦国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秦腔。但这个秦腔，根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音乐，顶多只能算战场上鼓舞士气的冲锋号，与“乐统同”（让人的身心达到平和）的音乐要旨格格不入。还有，当时的文化名人，在国籍上没有一个是属于秦国的。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屈原、老子、庄子、墨子……这些文化巨匠不是出自齐鲁，就是来自三晋，没有一个是秦国人！赵国蔺相如出使秦国，把秦国的国君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说他没文化，野蛮，人民得不到教化；二说他不懂艺术，吃饭伴奏时的音乐也就是敲敲破盆子（击盆缶）。

秦国没有人文教化，是由他的出身和历史决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我们前面多次强调，一个民族走不出自己的历史，正如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经历。秦起源于游牧生活，对周王室来说，本来就是一个不被信任的异族。只不过秦在东周初期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不是保西陲，就是勤周王，才勉强被封了个诸侯。而东方的诸侯国，基本上都是因为与周王室有亲缘或宗族关系而被顺理成章地分封的。从这一点上看，秦国明显属于后娘养的，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别国的土地都是分封来的，而秦国的土地，还需要自己真刀真枪地到西戎手里去抢去夺，夺过来后还需要到周天子那里走一个合法手续，才算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方面，西边的犬戎一直是秦致命的死敌，秦开拓的地盘，随时都面临着被夺回去的危险，因此他必须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还是那句话，秦是从战争中走来的，它信赖战争，崇拜战争，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战争的思维。这是秦的历史，正如人的基因和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是改变不了的。

正因为这样，秦国东迁以后，虽然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但并没有打算接受东方的宗法礼乐文化，仍然采取着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对秦国来说，令行禁止、上行下效，靠一以贯之的权力来维持整个国家的整体行动和统一步伐，远远比对老百姓进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实际得多。当然，从长远来看，后者可能更有优势。让士兵心甘情愿地到战场上去杀敌，远远比强迫他们上战场要高明得多。但要搞这种所谓的“人文教化”需要时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不可能立竿见影。这当然让急功近利的秦国难以接受。

秦选择功利主义，正是由自己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和生存环境决定的。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正是要把秦国的子民变成毫无文化信念、唯国家意志是从的杀人机器。大秦帝国初建，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正是出于对东方国家那些软绵绵的礼仪法度的不信任。

就这样，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当战争成为家常便饭，人文教化和文饰修辞就显得过于奢侈了。一个还没有填饱肚子的人，我们怎么能期望他去欣赏莫扎特的交响曲呢？在这方面，秦国甚至还赶不上楚国。楚国虽然地处南方，也是被北方的诸侯看不起。但楚国的处境却比秦国好得多，没有这么多外患。不仅如此，楚国还一门心思地去侵略别的国家。不打不相识，战争伴随着交往，而交往又伴随着融合，久而久之，楚国由于不断地接受诸夏同盟的文化观念，逐渐融入了那个宗法文化把持的大家庭。而只有秦，始终被当作了蛮夷。

春秋时期，秦在东进的道路上不断受阻，几乎寸步难行，从根本上说正是文化的原因。东方诸侯在所谓礼乐文化的大旗下结成了铁板一块的同盟，对秦进行了集体排斥。可以想象，如果春秋时代再持续更长的时间，秦国估计就完蛋了。他还来不及翻身，就会被中原诸侯联合绞杀。战国时代的来临，拯救了秦国，也成就了秦国。因为东方诸侯国所共同标榜的礼乐文化的大旗动摇了，大家伙儿统一的精神支柱坍塌了。

伴随着战国时代的风云变幻，思想界和知识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向东方学习富国强兵之术的秦国，也开始面临着一个文化的选择和取舍的问题。

“下岗”的知识分子

秦在文化上向东方靠拢，是到了战国才开始的情况。襄公建国时，与东方诸侯通聘享之礼，到了秦穆公，又与晋国通婚，与东方的交往日益频繁。但这种交往仍然只限于政治和外交范围，在文化上并没有多少交流。而且，在东方宗法礼乐文化维持大统的情况下，秦也没办法借鉴东方的文化。可是，当历史由春秋过渡到战国，宗法礼乐文化的一块铁板变成了必胜客披萨，四分五裂了，官学衰微，私学兴起，这就为秦吸收和借鉴东方文化搭建了平台。

周王朝礼乐文化的崩溃，是伴随着战国时代的政治局势而出现的文化现象。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集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于一身的中央“官师”。他们是礼乐文化的承载者，是官方推崇的文化的垄断者，但现在，礼也崩了，乐也坏了，不仅自己身上的神圣光环褪去了，而且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于是乎，为了谋生，或者为了避难，这些原来在天子脚下的“官师”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跑往周边的诸侯国去混饭吃了。

当然，走的不仅仅是人，还有他们满脑子的思想和知识。公元前516年，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选择了离家出走。他除了拉走一批旧宗族外，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据《左传》记载，他们还把周王室大量的文献典籍搬到了楚国，这是东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单单这一次，就使原来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从东周王城转移到了楚国，大大推动了楚国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司马迁老公公的祖先太史司马氏，原来是在周室世世代代掌管周史的，在周惠王、周襄王时期也跑到各诸侯国去了，“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他们的出走，必然也将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还有天文、地理等知识一道带了出去。

《论语・微子》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大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迁居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迁居到汉水之涯，少师（大概指的是乐师的助手）阳和击磬的襄迁居到了海边。”(2)这里所说的“大师”、“亚饭”、“三饭”、“四饭”，指的都是天子、诸侯身边的乐师。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music伴奏。天子比较猛，一天能吃四顿；诸侯相对正常点，吃三顿；大夫最惨，一天只能吃两顿。天子的四顿饭的安排是：在黎明时刻吃第一顿饭，称为“平旦食”；在中午时刻吃第二顿饭，称为“昼食”；在傍晚时刻吃第三顿饭，称为“晡食”；在夜间吃最后第四顿饭，称“暮食”。大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东周期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连为天子演奏的乐官也纷纷出走。这些人的出走，同样也把周乐传到了各诸侯国。周室出走了这么多的乐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1978年，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出土了全套大型的编钟编磬和多种乐器，规模之大，铸造之精美，都能与周天子的乐器相媲美。小小曾侯排场都这么大，其他大国更加不用说了。

公元前525年的一天，郯国的国君郯子到鲁国访问。那年孔子还是个小年轻，只有27岁，他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问他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做“少皞氏”。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地说道：“我早就听说周天子的官员已经很难坚守自己的职责，文化学术也都流散到各地去了。古代官名的沿革，本来只有王室的史官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看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话一点都不假。”

知识分子再就业

知识分子掌握的思想和知识一旦没有了用途，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掌握科学技术，邓爷爷说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离开了官方支持照样可以创造价值。而古代就不同了，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几乎都是用来“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科学知识。这些学问，只能“卖”给官方。反过来说也一样，也只有官方才愿意用优厚的物质待遇来交换这些知识。所谓“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说的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

所以说，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寄生”。而唯一能够让他们寄生的就是官方。他们就像羊皮上的毛，必须粘在皮上才有用，离开了皮，他们的价值就无法体现，甚至无法生存。一旦失去政府的信赖和庇护，他们甚至还不如农民，农民还可以种田为生，有一身力气可花。所以，一旦发生“下岗”这样的情况，他们必须寻找新的靠山，来维持自己“士”的身份。

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也的确需要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各诸侯国都开始把富国强兵列为了国家第一要务。而富国强兵，就要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而重用那些虽然出身贫贱，但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建议齐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也就是所谓掌握“五官技”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他说，懂诗的人，可以请来记录事物；懂时的人，可以请来记录年月；懂春秋的人，可以请来记录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人，可以请来指导外出道路的选择；懂易和懂卜的人，可以请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吉凶和成败。国家应该给他们土地、衣服和官职，让他们为国家效力。国家有了他们，就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

管仲提出的建议，就是让国家用自己的优势来交换这些没落知识分子的优势。国家的优势是有土地、田宅、金钱、美女。而知识分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一身技能和一颗会思考的脑袋。这样互通有无，公平交易，当然就一拍即合了。

就这样，靠“寄生”生活的知识分子又找到了靠山。但是，既然官方给出了优厚的待遇，知识分子也要拿出点真本事来才对得住领导的厚爱。于是，他们纷纷发表见解，推广自己的学说。有的从远处着眼，推广自己的理念，致力于社会土壤的改良（儒家、墨家）；有的则专攻国家富强之术，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上升为国家政策，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法家）；有的则看主子的脸色行事，反复无常，朝三暮四，根据自身的利益随时改变政治主张（纵横家）。

总之，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所有的问题也没有了固定、明确的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是观点完全相反的主张（比如性善论和性恶论的针锋相对），也能够自圆其说。他们观点不一，立场不同，争论不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大交锋时代就这样朝我们走来了。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一）

诸子百家，观点不一，学说各异，他们的兴起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在地域上也有东西之别。

首先兴起的是诞生于齐鲁大地上的东方学说，以儒墨两家为代表。我们前面说过，齐鲁这两个诸侯国都是西周首封的诸侯国，文化氛围极为浓厚。而诞生在这里的儒学，自然崇尚文化、重视历史，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整个社会，而不是简单地谋求富国强兵之术。总之一句话，他们是大道理讲得多，实用策略谈得少。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的学说并不是跟在政治和时局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更加偏重哲学。他们想要在这个时代重新塑造人的信仰，确立行为规范，整顿社会的秩序。他们关心的不是一国的成败，一家的兴衰，而是整个人类，整个民族的文明进程。

任何一种偏重于教化的学说，对现实的功利都很冷漠。相反，偏重于功利的学说，又无法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随着历史的演进，“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隔阂和断裂。这估计正是庄子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意思吧。在东方文化看来，修身养性和治国安邦在表面上虽然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内圣外王”的天平最终还是倒向了“内圣”，个人的安身立命似乎比治国安邦更有价值。正是对个人心性修炼的过于强调，使得“齐鲁之学”在安邦定国的实践方面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儒家提出的“人性善”的主张，还是墨家提出的“兼爱”的主张，最后都成了疲软无力的说教。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段孟子和魏惠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去见魏惠王，魏惠王问他：“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不是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啊？”魏惠王真的很势利，目的性也很强，开门见山，先问问有什么好处。一向淡漠物质利益、注重道德修养的孟子肯定不爱听这样的话，所以回答说：“你干嘛一上来就问有什么好处？难道没好处就不行吗？其实，要对国家有好处，只要讲仁义就够了。如果大家都管自己讲好处，你代表国家要好处，大夫代表家要好处，老百姓也给自己要好处，上上下下都互相要好处，国家会好到哪里去呢？只有讲仁义，讲情感，儿子才会真心实意地孝敬父母，不会在危急时刻抛弃他们，臣子才会尽职尽责地忠于君王，不会在国家危亡时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确实，如果一切都讲“好处”，都算计利益，那么父子之间、君臣之间不就成了一种交换关系了？一旦出现危机，那人人都管自己逃命，国家哪里有不灭亡的道理？

这里，孟子对谈好处很感冒，并不是说他排斥好处，而是反对赤裸裸地讲功利。在他看来，所谓的利，是仁义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的东西。一旦追求利益，就会利欲熏心，人性就会堕落。只要君主能够修身养性，爱戴自己的子民，做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那国家自然能够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固若金汤。这一点，从后面孟子和子思的谈话可以看出来。

孟子问他的老师子思：老师，要怎么样才能治理天下，安抚人民？子思说：那要先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孟子听了老师的话很疑惑：君子治理天下，教化民众，倡导的是仁义，您怎么张嘴闭嘴都是物质利益啊？子思说：只有讲仁义，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相反，不讲仁义，眼睛只盯在眼前的利益上，恰恰得不到利；讲仁义，看似没有谈利益，其实恰恰得到了大利益。这种观点很像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所以孟子说，仁义能带来利益，是附带的，而不是追求的结果。这也是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德而不计其功”，也就是说，做什么事都要本着匡扶正义的精神，而不要带着功利的目的。

这就是孟子的“王道”思想，也就是以“修身”为起点，向外扩展，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不需要搞那么费劲地上下求索，浪费心机。有了仁义，一切都OK了。孟子的这种理念，很深刻，很有远见，他想要通过社会风气的整体改良、人性的全面塑造来影响政治和文化，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利益的东西不能团结人心，在家破国亡之际，追求利益的人就会离心离德，作鸟兽散。正如毛遂出使楚国的时候对楚王所说的：“当年商汤只有七十里地，能够称王，周文王只有百里地，却能令诸侯称臣，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强大吗？”(3)这些贤明的君主靠的是道德，靠的是自己的威望和完美的人品，才得以让四海臣服。所以，武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仁义才是最主要的。

我们不能说孟子这种思想不高尚，也不能说这种思想不深刻。但是，他生错了年代。当时的诸侯国需要的是让自己的国家迅速富强起来，以免被别人吃掉。在这个人人自危的竞争生态中，你大谈仁义，有多少人会感兴趣？魏惠王不感兴趣，秦孝公更不会。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如何称王，孟子说：“与民同乐，则王矣。”这种看似高尚的治国之道显然没有多少可操作性。滕文公受到齐国的军事威胁，向孟子请教解除危机的对策。孟子说：“只要你行善，哪怕现在丢失了土地，你的后世子孙也一定能称王。”(4)这也只是大道理而已，没有人会信服。好比我正在吃苦受罪，有人告诉我说：“没关系，只要好好做人，不偷不抢，你的儿孙必定能大富大贵。”听到这样的话，谁心里都不会舒服。儿孙会不会大富大贵很难预料，但现在需要改变自己吃苦受罪的命运才是真的。

正是由于对定国安邦的外王之术没有多少贡献，以儒家为代表的“齐鲁之学”在战国年代备受冷遇。而孟子的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四处游说，又四处碰壁，一生怀才不遇。他甚至还不如孔子，孔子还在鲁国当过几天低级公务员，而他却总在奔波，背井离乡。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二）

在当时的齐鲁大地上，和儒家并称为“显学”的还有墨家。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是鲁国人，不过比孔子后出。墨子早年也是儒家的门生，后来由于与儒家的观点发生了分歧，渐渐和它分道扬镳，另起炉灶，创立了墨家。

墨家发源于社会底层，对战国时期人民的苦难有着更多的体察。正因为此，墨家学说的出发点往往考虑社会实际，少了儒家那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意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儒墨两家的距离越拉越大。墨家批评儒家对精神世界的偏执甚至变态的追求往往忽视人的现实生活。父亲死了，守孝三年，孝是尽了，但生产怎么办？大家都去守孝，地里的庄稼谁来收割？你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丢到棺材里去了，活人靠什么生活？亲人死了，你哭得死去活来，把身体都哭坏了。结果死了的人也活不过来，活人还遭罪，有必要吗？儒家的礼节繁琐，规矩多多，人们本来做一些事情是出于内心的情感，结果搞得大家都很郁闷，所以得不偿失。从这里看，墨子算计的是“值”和“不值”的利益权衡，而忽视了更为深层次的精神诉求。

墨家虽然注重现实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但和后面我们所要谈到的“三晋之学”还是不一样的。“三晋之学”目光狭窄，往往只关注一国一姓的富强，对其他则不管不顾。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老干损人利己的事。但墨家倡导的是博爱，讲的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他关心的是整个下层人民的苦难，而不是为了哪个政权服务。正因为这样，墨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注重实用技术的学派，致力于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时，墨家也像儒家一样，注重人性的改造和社会风气的改良，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功利。墨家的政治主张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呼唤整个社会要彼此友善，要建立和谐社会；非攻，就是呼吁各诸侯国之间停止战争，不要搞霸权主义。只有大家彼此友善了，才能避免两败俱伤，也就是所谓的“兼相爱，交相利”。

墨家厌恶战争，正是出自对下层老百姓的苦难的同情。战争是杀人的机器，在《非攻》中，墨子一连用了八个“不可胜数”来揭露战争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残酷性。他指出，战争除了“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之外，老百姓因战争贻误农时，住不安稳，饭吃不饱，因为受冻、挨饿、疾病等原因而死亡的，就更“不可胜数”了。然而，那些王公贵族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哪里管百姓死活，没事有事都要打仗，像玩似的。这样的厮杀，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耗费了国家的钱财，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牺牲了本国的百姓，耽误了农业的生产。要是大家能够彼此心里都存有善意，做事讲仁义那多好啊。“爱人如爱己身”，天下不但能够和平，而且彼此都能得到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让这些杀红了眼的诸侯放下手中的屠刀，墨家还搬出了鬼神。在墨家看来，鬼神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看护着这个世俗的世界，奖善罚恶。在墨子看来，儒家之所以会“丧天下”，就是因为不相信鬼神。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当什么都不怕，没有信仰的时候，人在行为上就会毫无忌惮。所以，要使天下安定、秩序井然，方法就不应该是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而应该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上尊天，就是要求大伙儿特别是君王要顺应天意，对老天爷要有敬畏之心。老天爷往往会通过生与死、贫与富、治与乱这些人间的现象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君王就应当像古代圣王那样“祈福于天”。中事鬼神，则是说不能怀疑鬼神的存在，更不能怀疑鬼神“奖善罚恶”的能力。鬼神的存在，会让我们有忌惮之心，因为鬼神始终在盯着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到一定时候再算总账。下爱人，就是通过人世间的“人事”迎合“天”的意志，满足“鬼神”的需要。在墨子看来，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彼此之间老是瞎折腾，那肯定会违反“天意”，惹怒鬼神，一定会遭到天谴的。

在墨子这里，“兼爱”的态度不能说不真诚，“非攻”的追求不能说不高尚，他硬要证明鬼神存在的思路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可惜的是，他和孟子一样，生错了年代。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让人停止战争无异于让他停止生存，让人家搞博爱无异于把他送上断头台。而且，鬼神也帮不了人。那些不相信鬼神的人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而那些信仰鬼神的人却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在这些铁一样的事实面前，墨子的呐喊是多么疲软和无力啊。

在战国的刀光剑影中，墨家的学说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在整个社会整体陷入疯狂的岁月里，哪里还会有人有耐性去听这些像天方夜谭一般的说教。和孟子的“与民同乐”的“王道”思想一样，墨家的“兼爱”、“非攻”也是不可能被各路诸侯采纳的。最后，这一派的成员只好身体力行，奉行清修苦行，强调动手实践，靠自己掌握的技能协助正义战争，抵御侵略。这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墨攻”和“墨侠”。

墨家的命运相当凄惨。儒家在战国时代虽然被抛弃，但由于大秦帝国的迅速灭亡，终于被后继的大汉王朝捧了回来，成了正统和官学。战国时期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孔子和孟子，也被追称为“圣人”和“亚圣”。但墨家在汉代以后就销声匿迹了，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过于浪漫的“兼相爱”也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千古绝响。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一）

在儒墨为代表的“齐鲁之学”兴起之后，在赵、魏、韩三国又兴起了一股思想潮流，其中包括法家、兵家和纵横家。为了与“齐鲁之学”相对应，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三晋之学”。

“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不仅在发源地上有东西之别，而且它们的关注重心也差了很远。“齐鲁之学”偏重于人文教化，而“三晋之学”却是崇尚权力而轻薄道德的。这种学说关心的不是个体的安身立命，更不是社会风气的改良，而是专心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与“齐鲁之学”相反，他们的大道理讲得少，而实用性策略谈得多。哲学讲得少，政治法律却是大谈特谈。我们所熟悉的李悝、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子、苏秦、张仪，等等，几乎都是来自三晋一带。

三晋的专家们都有一技之长，要么会治国，要么有谋略，要么懂兵法，他们朝秦暮楚，在各国诸侯之间游走，号称“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虽然他们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但却是顺应了战国时代的需要，正对了当时各家诸侯的胃口，所以大受欢迎，成为了战国舞台上一股红得发紫的力量。

“三晋之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派别，而是多个思想派别的总称。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家、纵横家和兵家。

在韩非之前，法家思想主要分为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也就是权力与威势）在政治与治国术中的重要性；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也就是政治权术；另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也就是法律与规章制度。后来，水平更高的韩非把这三种观点揉捏在一起，最终建立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家体系，从而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在韩非看来，这三样东西，都是帝王必须具备的，缺一不可。(5)

法家和儒家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法家却认为是恶的。在法家看来，治理国家，不能寄希望于百姓的善良，而是要想方设法约束他们不去作恶。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也不是人性的改造和社会风气的改良，而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统治老百姓，如何把其他诸侯国踩在脚下，置于死地。商鞅在《商君书》中更是赤裸裸地把疲软无力的道德仁义比喻为“毒虱”，把文化官员骂为“虱官”。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只能让人变得疲软，让国家变得弱小。你想啊，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都有了文化教养，都去遵守礼法，修善积德，讲孝悌、重诚信，建立了和谐社会；都不去攻城略地、斩人首级，变得文质彬彬，温良谦让爱和平，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生存？所以，法家大力排斥人文教化。在他们眼里，人民有了知识，得到了教化，肯定会反对残暴统治，肯定会诽谤朝政。老百姓有了文化，想得多了，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在他们眼里，治理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人不去学习，不去思考，只有愚弄老百姓才可以统治老百姓。

除了法家之外，“三晋之学”中还包括那些专攻“纵横捭阖之术”的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他们专门奔走在诸侯之间搞“合纵”和“连横”，很受各家诸侯的青睐。他们以一介百姓的身份劝说诸侯，陈述利害，阐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能够用三寸不烂之舌说退百万雄师，也能用纵横之术解决不测变故。想当年，苏秦手持六国相印，联合六国军队，逼迫秦国放弃帝位，那是何等的风光！孟子说过，苏秦要是怒了，那诸侯都要怕怕的，他要是心情好，那天下就太平了。(6)另一个耍嘴皮子的大佬张仪也很有本事，只说了几句话就得到了楚国六百里地，他还协助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最终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还有兵家。兵家是伴随着战国的刀光剑影走来的一个学说派别，专门研究战争过程中的战略和战术。这种学说在三晋最盛。春秋时期的孙武，战国时期的吴起、孙膑、白起、尉缭、魏无忌，都是兵家的代表人物。同法家和纵横家一样，兵家也是最讲究实际功效的。他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把对方置于死地。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好，火攻也行，离间也罢，所有一切的手段只为一个明确的战争目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场估计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地方了，因为战场上没有父母、兄弟、朋友，没有人情，更没有道德，那里有的只是生和死。抛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不谈，单就战争本身而言，它能把人性中的恶全部暴露出来，但也会使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所谓“以奇治兵”，说的就是要出其不意，不按常规方式出牌；所谓“兵以诈立”，则是说，弥漫在战场上的都是谎言，没有一丝真实。总之一句话，战争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而兵家，则是最不讲原则的一个学派。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二）

无论是法家、纵横家，还是兵家，说到底，都是一种“无道之术”。虽然他们的学说能够卓有成效地左右时局，迸发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但这股力量因为没有道义作根基，没有信仰把持方向，最终沦为了赤裸裸的唯利是从：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仁义道德都可以抛之脑后。但他们的针对目标是不同的：法家的目的是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纵横家针对的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周旋；而兵家则是着眼于兵戎相见的战场。

同他们的学说一样，三晋的专家们自己在为人处事时，也处处实践着谎言和诡计。我们前面提到过，当年商鞅入秦，为了能够接近秦国高层，收买了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为了能够打败魏国，他甚至不惜用自己和魏国公子虔之间的情谊作砝码，骗取对方的信任。

还有张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卑鄙的事可没少干，他十足就是个流氓加无赖。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打齐国，但他怕齐、楚结成联盟，就派张仪到楚国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断交，秦国愿意把商於的六百里地献给楚。”楚怀王竟然相信了，马上和齐断绝了关系，并派人到秦国接受割地，但这个时候张仪却对楚国使臣说：“你搞错了吧，大哥，我和你们大王说好的是六里地，不是六百里。”楚国的使臣发着懵回到了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2年），秦兵在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大败楚军，俘虏了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还攻占了楚的汉中，略地六百里。就因为这场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还有兵家的吴起，虽然是领兵打仗的好手，可确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尽干些假仁假义、杀人不见血的勾当。吴起在魏国当将军的时候，与最下等的士兵同样穿衣吃饭，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也不骑马，亲自挑士兵的粮食，和士兵们分担疾苦。他这种做法，看起来好像是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但他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让士兵“乐死”，也就是心甘情愿地去送死。有一次，士兵甲患了毒疮，吴起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甲的母亲听说后却失声痛哭。有人奇怪地问：“吴起将军亲自为你儿子吸吮毒疮，你还哭什么呀？”士兵母亲答道：“当年吴将军为娃他爸也吸过毒疮，后来他爸作战时从不后退，结果死在了战场上。吴将军现在又为我的娃吸毒疮，我不知道他都会死在哪里啊，所以我要哭啊！”

三晋人士对人文教化不屑一顾，自己也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真诚的信仰，谁能够给他们施展才华的平台，他们就投靠谁，谁能给他们丰厚的待遇，他们就为谁卖力。就拿苏秦来说，他本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但志向远大，曾经跟随鬼谷子学习谋略之术多年。学成毕业后，就开始游说天下，推销他的纵横之术。他在秦国没有受到重用，于是就跑到了燕国。吴起也是这样，鲁国不理他，就跑到魏国，魏国不要他，就又跑到了楚国。还有商鞅，本来是卫国人，但因为自己的主张见解和他家乡浓厚的宗法文化格格不入，就来到了魏国。但是，他在魏国仍然没有得到重用，就西奔投靠了秦国，终于得到秦孝公的赏识，这才做出了一番事业。

后来投靠秦国的李斯，更具有典型性。他是受到了厕所里的老鼠的启发，才决定走上仕途的。据说李斯年轻的时候在楚国的郡府里做低级公务员，过得比较郁闷，感到怀才不遇。有一天，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去上厕所时看到老鼠在偷吃粪便里的残物，每当有人或是狗走近，老鼠们就惊恐不安，纷纷逃窜。李斯看到这一幕，很有感触，觉得这些老鼠很可怜，活得很悲惨。有一天，他有事去政府的粮仓，看见粮仓中的老鼠个个肥大，住在屋檐下，饱食终日，也不受人和狗的惊扰，悠闲自在，不亦乐乎，和厕所里的老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斯见了，浑身一震，突然间犹如醍醐灌顶，脑袋猛地就开了窍。

自此，李斯作出了一生之中最大的决定——要做仓中的老鼠，不能做厕所中的老鼠。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于是，他辞掉了公务员，去投靠当时的大学者荀况学习“帝王之术”。毕业以后，李斯决心学有所用，准备用自己的所学游说执政当权者，参政当官，博取高爵厚禄，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他对国际形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决定离开楚国到秦国去。恰好，此时的秦国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在招拢天下人才。临走时，他对老师荀况说：“弟子听说过这样的话，机会来临的时候，万万不能错过。眼下是各国争雄的时代，游说之士主持着各国的政事。秦王有意吞并天下做皇帝，这正是我们这些平民专家纵横驰骋、博取功名的好时机。人处在卑贱的地位就会不思进取，就像圈养的禽兽一样，只能张嘴等着人家来喂食，只不过有了一张人脸，两条腿可以行走罢了。所以说，卑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贫穷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长期处于贫贱的地位，贫穷的境地，反而讥讽富贵，厌恶利禄，用无为作为托词来自我安慰，这是无能的表现，绝不是我们应有的情怀。老师，我决定去秦国，去游说秦王。”

后来的故事，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了。李斯来到秦国，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和学到的“帝王之术”，终于攀上了高位，位极人臣，当上了仓库中的老鼠。但是，老鼠终究是老鼠，到任何地方都是寄生。如何能够寄生得好，寄生得舒服，才是他绞尽脑汁要想的问题。至于忠君爱国，民族大义，苍生黎民，根本不关他什么事。一旦危险来临，他还是要跑。到了后来，秦始皇病死沙丘，赵高、胡亥假托始皇遗言，篡改诏书，谋上作乱。李斯最终当了帮凶，站在了赵高和胡亥的一边，这就是明证。

这就是三晋人士的风格。苏秦、吴起、商鞅，还有李斯，他们一般出身比较贫贱，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也非常迫切。这使得他们为人处世极度地功利。他们确实很有才，但却是有才而无德，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一旦自己的利益有了危险，不是变节，就是逃亡。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因为它能造成更大的危害。三晋的专家们，多半都是这种有才无德的小人。

有人曾经问孟子：“像张仪、公孙衍这样的纵横家，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孟子不屑地哼了一声，说道：“如果以恶行来作为评价标准，他们确实够得上是大丈夫了。”那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呢？孟子接下去说了一句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

也有人问扬雄：“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了十几年的安定。这么说对吗？”扬雄回答说：“这些人四处撞骗，尽干些不仁不义的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这又怎么样？”扬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孔子的弟子子贡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扬雄回答道：“子贡是为了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他们进行游说的目的根本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覆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扬雄回答说：“上古时候，舜帝排斥奸佞小人，能说他没有考虑他们的才干吗？那种人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这么看来，无论是孟子，还是扬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的死胡同。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在于子贡是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只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扬雄的那个比喻：他们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其实，朝秦暮楚的纵横家不过是三晋人士的一个缩影。他们总体上都是这么一个风格：千方百计谋功利，没心没肺弃仁义。

师夷长技以制夷

面对东方学术文化出现的“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两派，向东方学习先进文化的秦国，必然会有所取舍，有所选择。显然，纳入秦国视野的是经世致用的“三晋之学”，而不是华而不实的“齐鲁之学”。

我们前面提到过，秦人僻居西土，出身游牧，又是战争立国，就文化而言，较东方远为落后。战国之前，东方的礼乐文化一统天下，秦国由于自身的历史传统根本无法融入东方的大家庭，也无法将这种礼乐文化嫁接到本土。可是，战国时期，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统一的精神支柱陡然倒塌了，私学纷纷崛起，整个社会没有了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于急于向东方学习的秦国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历史机遇。

话说回来，秦国为什么急于向东方学习呢？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战国初期的秦国内外交困，处境怎是一个惨字了得：对外部而言，东进道路被强大的晋国牢牢扼制，而且秦国的外交形象大坏，遭到了东方诸夏的联合绞杀。对内部而言，随着自身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原来那种高度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秦国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改革，对国家的财富和资源重新进行分配。这种管理模式的转换是一种“智力”的工作，远远不是舞刀弄枪能够解决的。于是，秦国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解决方案。秦孝公在对比秦国昔日的辉煌和当今的败落时痛心疾首。作为一位极想有所作为的君主，秦孝公心中的感慨和悲痛可想而知。为了能够重现昨日的辉煌，他下了一个很重的筹码：宾客群臣，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专家，只要能够让秦国强大起来，他不仅提供高官厚禄，而且还不惜分给他土地，与他共坐江山。

东方文化，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入秦国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大批东方人士入秦，带来了文化的新鲜空气。但是，秦国吸纳东方文化，秦孝公招纳人才，目的只是为了强壮秦的国力，而不是教化子民，改变自身那种野蛮的形象。其实，东方诸侯把秦看作蛮夷，会盟时也不让他参加，并不是因为他不强大，而恰恰是因为秦国没有礼义文化。对此，不知道秦国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意识地规避了。

也许，秦国的逻辑是这样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发展才是硬道理。当自己强大到能够把其他诸侯国踩在脚下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敢说我野蛮了。就像亚历山大大帝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在乎别人是否恨我，我只在乎别人是否怕我。”

这种逻辑是大有问题的。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实力的强弱和受爱戴的程度并不是成正比的。到了后来，秦国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大家虽然都怕他了，但仍然瞧不起他，时不时地就嘲弄两句。而秦国似乎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你们越嘲弄我，越讽刺我，我就越镇压你们。虽然我不能控制你的头脑和灵魂，但我却可以消灭你的肉体。思想记载在书上，我就焚书；讽刺嘲弄的话是从儒生那些知识分子口里说出来的，我就坑儒，让你们永远闭嘴。结果，拥有了天下的大秦帝国就像一根不断拧紧的发条，仅仅过了短短十五年时间就“啪嗒”一声，断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老天爷为你打开一扇门，一定会给你关上另外一扇门。秦国由于自身的出身和气质，抛弃了礼义和教化，得到了功利和富强。而这，恰恰是他能够在战国混战的年代中胜出的关键。虽然统一的秦帝国只有十五年的寿命，但毕竟有这十五年。其他六国，连拥有十五年寿命的机会都没有。那些嘲弄秦朝短命的人，真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回答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了。秦国吸纳东方文化，为什么没有选择东海之滨的“齐鲁之学”，而是接纳来自于赵、魏、韩的“三晋之学”？秦国作这样的选择，既有客观的现实因素，也有他自身气质上的特殊偏好。从客观上来讲，三晋本来就是秦的相邻，地域相接，文化的交流自然比较便捷。而齐鲁大地，远在东海之滨，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自然不大容易沟通交流。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据说连晋国都没有到过，更别说秦国了。战国时代，孟子、墨子这些“齐鲁之学”的代表人物，更是没有迈进过秦国一步。从主观方面看，“三晋之学”崇尚功利，重在实用，恰好与秦国的气质相符。而东方齐鲁等国生产的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代表，总以改良人性和整个社会风气为理想，而对如何富国强兵总是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方案，当然会被秦国拒之门外。

钱穆先生曾经诙谐地说，秦人压根就没有听说过东方齐鲁诸国的文化，即使听说过，也实在没有兴致去听那些哲学性的大道理。可想而知，如果孟子来到秦国，向秦国的国君大谈“人性善”，如果墨子来到秦国，向秦王大讲“兼爱”、“非攻”，秦国的国君肯定理都不会理他们。当年商鞅入秦，求见秦孝公，一共见了三次。第一次，商鞅给孝公讲帝道（尧舜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孝公无动于衷；第二次，商鞅又给孝公讲王道（汤武之道，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孝公听得昏昏欲睡；最后一次，商鞅才给孝公讲了霸道（隆礼尚贤，奖励军功，鼓励生产），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欣喜若狂。看来商鞅的霸道思想确实说到孝公的心坎里了。《史记》记载得更生动，说孝公与商鞅谈话，膝盖不由自主地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坐席（古人会客谈话的时候，都是跪在芦席上），一直谈了几天几夜，都没有感到厌倦。(7)

正因为这样，在秦孝公下达“招贤令”以后，来投奔秦国打算一展宏图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三晋人士。首先入秦的是商鞅，在秦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后来又有张仪、范雎，他们都是魏国人，为秦国扫平寰宇、消灭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的甘茂、公孙衍也是三晋专家，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和军事家。正是靠着这些“客卿”的协助，秦才得以最终统一了天下。

但是，这些三晋人士推行的政策，都是一些“无道之术”。在他们的铁腕下，在权力的高压下，秦国的确是富强了，可老百姓却遭殃了。而且，这些三晋人士本身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的观念，他们为秦国效力的同时，也在挖空心思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秦国招纳了这样一帮人，是靠不住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后来大秦帝国的短命埋下了伏笔。

不能拿政治说事

在秦国如此偏执、功利地学习东方文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进行过反思。吕不韦作为国相在秦国执政期间，就曾经对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化倾向进行过纠正。他不像商鞅、张仪等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是想把东方的学术思想全部移植到秦国，至少应该对这些思想有所了解，以备后世借鉴。吕不韦的文化战略，对秦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建设性的事情。可惜的是，吕不韦的这种努力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而自己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吕不韦并不是来自三晋，而是来自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卫国，和苏秦、张仪这些三晋专家不是一路货。吕不韦出身并不贫贱，而是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富足的境遇，衣食无忧的生活，使得吕不韦并不像三晋人士那么市侩和功利，他的目光自然深远。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不出自己的历史，而一个人也走不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比如韩非，虽然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却没有像商鞅和张仪那样无耻地钻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韩非是韩国贵胄，身上流着贵族的血液，很多事情是不屑做的。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商人并不创造价值，而是在流通领域吃价格差，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就需要在各地来往，对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就像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一样，在外流亡，周游列国，见识多了，直接影响了执政以后晋国的各项政策。吕不韦也是这样，他遍游了各诸侯国，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政治文化也十分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在秦国执掌政权期间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当年，吕不韦在赵国邯郸做生意，偶然遇到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国王孙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这个人奇货可居，就给他提供重金资助，并说服了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来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安国君成了孝文王，子楚就变成了太子。第二年，子楚就继位了（即庄襄王），他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死后，年幼的太子嬴政继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由此，吕不韦完成了从商人到政治家的角色转变。

吕不韦在秦国当政时期，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末年。这个时代，正是豪门养士、游侠鼎盛的时代。各国权势政要，都礼贤下士，王侯公子，都用利禄作诱饵来网罗人才。吕不韦作为国相主持秦国政权期间，一方面继承秦国的富国强兵路线，积极对外扩张；另一方面，他对秦国这个军事大国在文化上的落后感到很羞愧，着手文化的振兴。于是，他便仿照关中四君子的做法，用高官厚禄招纳天下人才到门下。

吕不韦养士，成效很大。据史书记载，来投奔他的食客有三千多人。这些人已经不仅仅是三晋人士了，而是天南海北，什么地方的都有。这些食客也不是白吃饭的，他们还要向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官方贡献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思想。吕不韦让这些食客分别著述自己所通晓的学说，然后汇集成册，这就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全书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共十二万字，是百科全书式的汇总编撰。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各种思想流派。按照吕不韦的原意，该书不过是现存的各家思想的记述，以备后世借鉴，并没有打算牵涉到政治。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的取舍存留完全从客观出发，对各家思想的点评，也一视同仁，态度相当公正。

但事与愿违的是，思想和知识不可能不与政治挂钩，也不可能不与当前的政权脱离干系。特别是吕不韦门下那些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虽然吃人家的饭，寄人篱下，但还是无法改掉在文化上轻视秦国的老毛病。他们对秦国的政治指手画脚，极尽讽刺轻薄之能事，丝毫不给秦国留面子。《吕氏春秋・谨听篇》这么说：“现在周朝已经被灭了，周天子也死了。没有天子那就是最大的混乱。没有天子那强者就会欺侮弱者，人多就会凌辱人少，大家就会兵戎相见，不得安生。这就是现在的世道啊！”(8)

《吕氏春秋》成书于始皇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39年。当时，西周和东周都已经灭亡。六国虽然尚存，但也已经是苟延残喘，秦国统一天下的迹象已经出现。可是，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里，竟然出现了呼唤周朝天子，批评武力兼并的言论。执笔者可能是在批评乱世，但说者可能无意，听者势必有心。秦国的国君要是听到国内四处散布这种言论，一定很生气，后果一定很严重。

《谨听篇》里的这段话也许还是在含沙射影，但下面《功名篇》里这段话对秦国讽刺和嘲弄就完全没有掩饰了：“要想坐天下，不能不体察百姓的动向。严寒来到，人们喜欢去暖和的地方；酷暑当头，人们愿意到凉快的地方去。所以，老百姓是没有固定的住所的，他们看到什么地方好，就跑那里去；看到什么地方不好，就离开那儿。想当天子，就不能不考察百姓奔走的原因。现在的国君，不主张教化，而是以暴制暴，以乱平乱，虽然讲信用，但是用利益来驱使百姓，老百姓仍然不愿意依附。百姓不买帐，那消失的是真命天子，迎来的将是暴君。这样，百姓会更加绝望。所以说，当今的仁人志士们，不能不了解这一点；而贤德的君主，也一定要这样去做。”(9)

当时，“想当天子”的，就是秦国。这段话所批评的，显然就是秦的政治。秦国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用法苛刻，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也就是说这是暴政，而暴政就当不了天子，坐不了天下。

这种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的秦国，在东方人士眼里，就是这个形象。公元前262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围困了上党。上党郡守冯亭宁肯将上党拱手让给赵国，也不肯降秦。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做秦国的子民太悲惨了。联系到我们前面说的鲁仲连，他也说自己宁肯跳到东海里死掉，也不愿意做秦的子民。

人都不愿意听别人揭短，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而这些来自东方的“食客”，却不停地挖苦、嘲弄、讽刺秦国政治。记载在书中的文字就那么嚣张，那没有记录下来的街头巷议不知道会怎么无法无天。更妙的是，在《吕氏春秋》的初稿完成以后，为了精益求精，扩大影响，吕不韦竟然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让全城的老百姓都来观看。

这个时候，学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思想也不再是单纯的思想。一旦拿政治来说事，秦国政府当局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都是自卑惹的祸

公道地说，秦国对东方思想，一开始是非常包容和克制的，虚心向东方学习的心态也比较端正和真诚。明朝的方孝孺说：“《吕氏春秋》数落起秦国先王的过错来，实在是毫无忌惮。而秦却没有治他们的罪，足见秦国的法律是十分宽松的。”其实，方孝孺的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当时的秦国法律是非常苛刻的，之所以没有惩罚这些胡说八道的人，是因为在忍让，能不爆发就不爆发。

可是，忍让是有底线的。对秦国来说，底线就是政权的稳固。一旦这些思想、文化和政治发生了关联，秦国就不能坐视不理了。这个时候，秦国已经到了消灭六国的关键时刻，哪里还能容忍这些人在这里扰乱民心？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拿嫪毐之乱的事作文章，降罪吕不韦，免去了他相国的职务，把他赶到河南封地去居住。不久，又命令他举家迁往蜀地，吕不韦心灰意冷，就服毒自杀了。吕不韦尸骨未寒，秦始皇就下了“逐客令”，吕不韦的门客，来哭吊的，如果是外国人，就立刻驱逐出境；如果是秦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除爵位，迁离旧居，五百石以下没有来哭吊的，也迁离旧居，但不削除爵位。

就这样，秦国彻底堵塞了向东方学习的通道。秦国不是瞧不起东方文化，也不是不愿意借鉴，只是实在没有办法。不向东方学习，就被认为是蛮夷；向东方学习，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东方专家又到处挥舞文化大棒，乱评时政，诽谤朝廷。在这种极度矛盾的境地下，秦国以及后来的大秦帝国，一直在痛苦地选择着，徘徊着，时而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的谦恭，时而又表现出不屑一顾。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估计只有当事者才能切身体会。

秦始皇平了嫪毐之乱以后，把嫪毐车裂了，还把嫪毐的两个儿子（其实是秦始皇同母异父的弟弟）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秦始皇觉得还不够解气，就把自己那位淫乱的母亲赵姬迁到雍地监视居住。秦始皇知道会有人来为太后求情，于是下令说：“谁敢为太后的事提意见，我就杀了他，还要砍断四肢。”因为这件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尸体和残肢断臂在台阶下堆成了一座小山。这时候，有一个叫茅焦的齐国人，他冒死向秦始皇进谏：“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摔死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把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要是天下人听说了，都不会再到秦国来了。我实在为秦国担忧啊。”

拿自己淫乱的母亲说事，秦始皇是听不进去的。可这个茅焦，却是在拿秦国的霸业说事，秦始皇就不能不犹豫了。在这里，茅焦仍然是在用东方文化的价值观来对他施压，软刀子扎人，逼其就范。秦始皇尽管心里怒气还没有消，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暗暗憋着，强装欢颜地把母亲从雍地迁回了咸阳。在这里，太后赵姬尽管只是秦始皇表现孝心的道具，但他必须去装，去迎合东方文化。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有才能的东方人才会来投奔他。

在灭了六国之后，天下一统，秦始皇为了赞颂秦德，于公元前219年东巡郡县，并且封禅泰山。封禅泰山是天子的行为，或者说，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封禅泰山。秦始皇这样做，无疑是在向世人昭示，他才是真命天子，他在功业上已经具备了封禅的资格。可是，封禅泰山的仪式，明显又是属于齐鲁文化的一部分，秦始皇和他手下的臣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秦始皇好心好意地请来了七十多名齐鲁的儒生博士，让他们参与祭祀仪式。可博士们却告诉秦始皇，上泰山的时候要用蒲草将车轮子包起来，以免损伤山上的一草一木。然后扫地而祭，形式很简单。这显然只是上古时代祭祀山神或祭天仪式的缩影，与秦始皇利用封禅来展示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期望值相差很远。最后，始皇贬退了儒士，管自己带着文武大臣上泰山封禅去了。

可是，没有了儒生的指导，怎么来祭祀呢？秦始皇傻眼了，最后只能用秦国在雍祭祀天帝的形式祭祀泰山，并下令：祭祀所用的礼仪，不能让外人知晓。在这里，秦始皇在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上，又一次出现了矛盾和尴尬：一方面，大秦帝国建立了，日月已经换新天，祭祀的仪式应该自己来决定，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更何况，仪式如何，不过是表面文章，只要封禅了，就达到目的了。齐鲁文化再好，齐国和鲁国还不是照样灭亡了吗？这是秦始皇自信乃至自负的地方，也是秦国的功利主义在发挥作用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他命令不能把祭祀礼仪告诉外人，说穿了，还是怕被齐鲁儒生笑话和嘲弄。这里，秦始皇就没有了自信和自负，有的只是自卑的心理。

不巧的是，秦始皇不用儒生，果然鬼使神差地遇到了麻烦。他们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雨，没办法前行，只好在大树下暂时避雨。泰山气候变化异常，遭遇风雨应该并没什么奇怪的。可那些被贬退而不用的儒生们听说了这事，个个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到了后来，秦帝国灭亡以后，这些被秦始皇折腾得够呛的儒生又跳了出来，还是借秦始皇封禅泰山路上遇到风雨这件事来口诛笔伐：秦始皇封禅泰山后仅仅过了十二年，大秦帝国就灭亡了。为什么呢？这正是因为大秦帝国的存在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配享受天命。就连秦始皇上泰山封禅，老天都阻止他前行。没有那个德行，即使去封禅，也不会成功。

从这一点上看，秦国的残暴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那些挥舞文化大棒的儒生们逼出来的。后来，这些儒生又鼓动秦始皇耗费巨资去海外寻求长生不老的丹药，而秦始皇，我们的千古一帝，却被这些跳梁小丑玩弄于股掌之间。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秦国以及秦始皇本人埋藏在心底深处的那种自卑感，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当这种自卑感到了极限，又会通过一种近乎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极端的自信和自负。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自信和自卑往往是相反相成的。自信可能恰恰因为自卑，而自卑又会向自信转变。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后来的焚书坑儒埋下了伏笔。

哥玩的是寂寞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也包含着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见解。对东方文化而言，前者是“道”，是“内圣”，所关心的是人的信仰和寄托；后者是“术”，是“外王”，指的是政治、法律、权术和谋略，关系到国富民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秦国在战国时代开始借鉴东方文化，吸收来的其实仅仅是东方的外王之术，有关“道”的那部分内容，并没有被移植到秦国。这和后来的历朝历代都不一样。大秦帝国以后，虽然改朝换代不止，风水轮流转，但在政治体制和国家精神支柱上却是换汤不换药，都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儒家所把持的官学。可是，我们的秦国，本身并没有文化，又没有在东方借鉴来“内圣之学”，所以，关于老百姓的人文教化，就成了后来大秦帝国文化方面的一个空白。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借鉴儒学的道路彻底堵死，最后只剩下一个法家思想可以利用。法家思想可以用来管理国家，可以用来培养官吏，也可以用来统治子民，唯独不适合用来教化百姓。结果，大秦帝国只能不让老百姓思考，不让老百姓学习，搞文化沙文主义，靠政策的高压和严刑酷法维持着国家的稳定。

但是，只要是人，就必须有寄托和信仰，不然的话，一颗活蹦乱跳的心就不知道该往哪里搁。人最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能够思考。这是一个哲学上的老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人和动物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人必须要思考。人不是猪，不可能吃了就睡，睡醒就被人宰。他必须思考，必须学习，在信仰上必须有所寄托。一只动物，如果找不到食物吃，迟早会饿死。人，一旦不让他思想，让他过着像机器一样的生活，他也活不长。对人来说，最苦恼的事情估计就是没有寄托，没有信仰了。

德国著名小说家茨威格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主人公B博士由于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被德国纳粹逮捕，并关进了集中营，要求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对他的迫害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法西斯分子对他从来不打不骂，而是把他囚禁在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让他忍受一种心灵的“虚无”。结果，B博士无法忍受这种意识和思想“虚无”的状态，精神面临崩溃，幸亏他机缘巧合地得到了一本象棋棋谱，自己和自己玩起了象棋，这才转危为安。这个故事看似滑稽，其实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没有人能够忍受思想的“虚无”。这里的秦国就是这样，制造了文化沙漠，极力压制老百姓过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寄托的生活。

有人说，秦是因为暴政而亡，老百姓忍无可忍了，最后才揭竿而起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秦国对人的戕害，根本不在肉体层面，而是在精神。秦国动不动就抓人去戍边，去修长城，去造宫殿，确实是暴政。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问题：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老百姓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已经大大提高了，最起码比战国时代要进步许多。战国那个时候，不仅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且老百姓的生命也被当作是草芥，一点保障都没有。大秦帝国统一了天下，没有了战争，虽然法律比较苛刻，但人的生命毕竟有了保障。这样的生活正是老百姓欢呼雀跃、翘首以待的，没有理由造反，更不会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如果说有什么事让他们忍无可忍，那就是他们在心灵的信仰和寄托上出现了可怕的空白，这种空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最后就在沉默中爆发了。与此同时，六国的遗老遗少也总在那儿不断煽风点火，四处造谣，蛊惑民心。后来的大汉帝国就学乖了，尽管内核还是法家思想的“帝王之术”，但在表面上却用儒学来装点。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让老百姓按照儒家的那一套方法安置心灵，结果就天下大吉了。秦始皇统一思想是不让人再去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和政策的高压。汉武帝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诱惑。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国家的管理来说，这种高压态势也是不足取的。一味地压制人的肉身，而不去占领他的灵魂，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管理成本的骤然升高。既然老百姓都需要看着，监视着，那么，就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负责看管，负责监视。同时，这支官僚队伍也需要被监视，被看管。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当时的秦国，人人都是警察，个个又都是小偷。这种管理体制，在国家比较小的情况下还可以应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还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种管理国家的方式肯定走不远。

内心深处的信念是必不可少的。人一旦有了信念，就用不着支付巨大的管理成本，用不着强迫和压制，自然而然地就会迸发出强大的力量。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这是靠鞭子打出来的，是靠爵位和金钱诱惑出来的，而不是靠仁义道德激发出来的。干得好，杀的敌人多，就给胡萝卜吃；干得不好，等待他们的就是大棒。但是，就是这么一支军队，一旦遇上有着强烈信念的仁义之师，也未必是对手。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大战，赵国战败，四十万大军投降，一个不落地被秦将白起全部给活埋了。第二年9月，秦军乘胜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这时候，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带来魏军抵制秦军。信陵君在临出发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一人的，归家奉养父母。”就这样，信陵君组织起了一支八万人的仁义之师。这支队伍也是敢死队，但和秦国的敢死队不一样，他们不是冲着功名利禄去的，而是被信陵君的仁义所感动，所以才甘心求死。结果怎么样呢？碰到了这样的军队，秦国的虎狼之师丝毫没有占到便宜，大败而归。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诸葛亮也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无论是兵法，还是政治，都讲究要俘虏人的心。攻心为上，就是要上思想政治课，给百姓灌输符合自己统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是一味地硬打压。在战场上，最高明的战术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一刀一枪就杀人于无形；在政治上，最高明的手段就是软硬兼施，而且要“软”在先，“硬”在后。这里的“软”，就是教化，就是思想灌输，入头脑，入教材，入课堂，让老百姓宁肯死也不敢犯上作乱，也不愿意揭竿而起。文化教育和道德训诫，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成本最低。对于这一点，就连法家的头号代表韩非也承认。他说：“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高级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最后才是禁止奸邪的行为。”(10)可惜的是，我们的大秦帝国并没有找到用于教化老百姓的思想资源，结果走上了不归路。

荀子的预言

商鞅变法后大约七八十年，赵国的老牌儒学专家荀况到秦国旅游。作为一个关东人，荀况第一次到秦国，印象非常深刻，就把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了下来：

秦国四面有险要的边关防守，关中地带山林茂盛，河川纵横，原野谷地肥美，物产丰富，是天然的旅游胜地。我在那里看他们的风俗，百姓纯朴，音乐高雅，服饰朴素，人人都敬畏和顺从官府，保留着古代的民风。进入都邑的官府，只见官员们严整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信尽职，毫无不良陋习，如同古代的模范官员。我进入国都咸阳，看到士大夫们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入私门，不会为了私事走旁门左道，不拉帮结派，不结党营私，办事为人都廉洁奉公。真是古代的士风啊！我观察秦国的朝廷，他们进行有序的讨论，把所有的事都办妥了，没有一件遗留，整个流程运转秩序井然，好像没有人管理一样，真有古时的朝廷之风啊。可以说，秦只经历了四代就成就大业，并不是一时侥幸，而是天时地利、政通人和的结果，是形势的必然啊！

荀况看到的景象，可以说是秦国法治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民风敦朴，秩序井然，有法可循，有条不紊。但是，这种景象的出现，靠的不是文明教化，而是严刑酷法。秦人是游牧出身，本来就民风敦朴，再加上法律的束缚，自然循规蹈矩，没人敢越雷池半步。

商鞅一开始推行新法的时候，老百姓也是不习惯的，或者说是不能忍受的。于是，老百姓当中就有人骂骂咧咧，发牢骚，而且人数还不少。(11)但是，商鞅制定的法律只能遵从，是绝对不允许诋毁的。私下里乱说话就是有罪。于是，商鞅把那些私下里说新法坏话的刁民全部抓起来治了罪。这是杀鸡给猴看。果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诽谤新法了。甚至有人还违心地鼓掌说新法实在是好。正是这种外在的高压和强制，使得秦国的法律成了让人“敢怒不敢言”的酷法。老百姓心里不爽，商鞅当然知道，但他不在乎。只要你不胡说八道，老老实实的，管你心里怎么想。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据说，每年秋天都要在渭水河边惩处囚犯，鲜血把渭水都染红了，真是惨不忍睹。

不过，商鞅变法确实起到了作用，最起码在特定的战国时代发挥了作用。说到底，商鞅变法的实质，就是要把整个国家全部的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全部集中起来，一致对外。在秦国，没有个人，只有国家；没有家庭，只有朝廷。这正是秦国在战国时代取胜的关键。秦国因为变法富强了，但老百姓却遭了殃，个个都变成了没有信仰和寄托、表情麻木的杀人机器终结者。

反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荀况。荀况是赵国人，但是打小就在齐鲁小学念书，所以他身上同时具有“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的血统。正因为这样，荀况成为了战国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况是当时的儒家掌门，但他没有像孟子那样迂腐地只讲仁义，而是强调“礼治”和“霸道”。翻开《荀子》，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那些真诚的道德说教，而是现实而冷峻的社会分析，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书中“富国”、“强国”、“王制”、“王霸”、“君道”、“大略”这些词眼里看到一个思想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功利野心。

但荀子的理论也不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更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作为儒家宗师，荀况从来就没有说人文教化不重要。在他看来，尽管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但通过礼乐的教化和约束，人能够从恶变善，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无论是尧、舜、桀、跖，还是君子、小人，他们的本性都有恶的一面。(12)但是，圣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本性中恶的一面。(13)

不难发现，在荀子这里，内圣之学和外王之术是统一在一起的，没有偏废。对外他追求功利，主张“王霸”思想；对内他也注重人文教化，强调人性的改造。在他看来，单纯地讲人文教化是不够的，因为软绵绵的说教无法以国家的名义组织起一致对外的力量。在战国年代，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迟早会国破人亡。可是，没有人文教化，不注重礼乐，单纯地追求霸业，也是不能长久的。因为缺少这些文化的规范，只是一味地压制，堡垒迟早会从内部被攻破。所以，高明的君主，眼光远大的国家，总是把王道和霸道结合起来，把“礼”和“法”统一起来，而不是走向其中一个极端。

荀子对秦国的“霸道”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认为这是历代法治传统下政治的最高境界(14)。然而，荀子却富有远见地看到，这种盛世背后潜伏着隐患，因为四处弥漫的是“法”的压制，而没有“礼”的教化。只是依靠吓人的刑法让人们去听话，而没有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去遵守。所以荀子断言，秦终将会因为“无儒”而灭亡。“礼治”和“法治”，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盛世才能够长久。

正因为这样，当秦昭王问荀子儒学有什么用时，荀子就抛给他四个字：“立仁与义”。秦国是当时战国七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而荀子在这么个国家的国君面前直截了当地用“立仁与义”来诠释儒学的功用，的确很有胆识。荀子的意思是说，像你们秦这样已经具备“赏罚以信”的霸主来说，如果能与时俱进，倡导仁义，那就能无往而不利了。可惜，荀子这番有预见性的议论不仅没有被当时身为丞相的范雎所重视，也被后来韩非、李斯和嬴政忽视了。

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并没有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当他们把老师的“礼”改造成“法”的时候，不仅成就了一个新的学派——法家，而且还成就了一个王朝——秦朝。历史好像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法家思想成就了秦王朝，又使得秦王朝速速迈向了黄泉。真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而这一切，还应该从商鞅变法谈起。

【注释】

(1)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2)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3)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

(4)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

(5)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6)一怒则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

(7)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8)今周室已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当今之世矣。

(9)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定者，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今，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

(10)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11)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12)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13)圣人之所以异过众者，伪也。

(14)治之至也。

第七章　有泰国特色的改革

秦最终夺取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而这个最管用的制度，是商鞅从东方带来的，也许本身没什么稀奇，但是一旦遇上了合适的土壤，生了根发了芽，它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威力。英雄造时势，历史终于将处于蛮夷之地的秦国推上了战国的舞台；时势也造英雄，历史也终将把两个人的名字永远铭记：秦孝公和商鞅。没有秦孝公的励精图治，就没有商鞅的大展宏图；没有商鞅的大刀阔斧，也就没有秦孝公的丰功伟业。伯乐和千里马，本就是不能分离的。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前面提到，秦一开始就是一个以打仗为生的国家。战争打造了秦人的性格，铸就了秦人的思想，维持着秦人的生存。他们必须长期同西戎艰苦作战，由此培养出了比游牧民族更彪悍的性格；他们要拥有自己的根据地，靠的不是分封和赏赐，而是要用刀枪去争夺；他们为了巩固和维护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就要建立高度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总而言之，在秦人眼里，战争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也正是战争，让秦国一步步地从弱小走向了强大。

历史从春秋过渡到了战国，各个诸侯国都在朝着军事国家转变。他们改革的着力点是从分封走向集权，取消地方小政权，打破贵族统治。不这么做的话，政府就无法快速高效地集中国内资源，组织战争。而贵族把持一切，就无法改变“任人唯亲”的局面。正因为这样，到了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都在逐步取消贵族世袭的封地。对于新占领的土地，也不再分封，而是派官吏直接去管理，进行垂直统治。另一方面，贵族垄断一切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各诸侯国养士成风，都非常注重吸纳平民知识分子到政府部门中来。

而秦国所遇到的问题，和东方那些诸侯国都不一样。因为秦国从立国开始实行的就不是分封制，不用转变；在人才引进方面，也从来都是唯才是举，不需要摆脱什么血亲关系和贵族统治的牵绊。但秦的管理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过于偏狭。军事国家和军事管理体制，虽然密切关联，但绝对不能等同起来。所谓的军事国家，是说国家在定位上向军事偏斜，包括国家经费开支、人口流动和政策导向。而军事管理体制，则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管理模式，是像管理军队那样去管理国家。军事国家，未必就是军事管理体制。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军费开支在国家经费上占了很大比重，我们可以说它们是军事国家，但绝对不能说它们是军事化的管理体制（比如，俄罗斯、印度）。同样，一个国家采取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不一定就是一个军事大国（比如，朝鲜和原来的伊拉克）。

而秦国，却是一个通过军事化管理体制走向军事大国的国家。它的郡县，实际上就是军区。而对郡县进行管理的官员，也就是军事将领。他们虽然能够带兵打仗，但却不能聚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虽然能够采取军事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但却不知道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如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根本没有形成管理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官僚系统和文官阶层，所有的一切都被打上了浓厚的军事痕迹。这种政权模式，看似都是为了战争，但恰恰却阻碍了秦国进一步的武力扩张。因为战争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打仗，而是国内外环境、人力、物力、财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表现。一切为了战争，恰恰削弱了军事实力。

战争，一开始估计还是战争，但越向后发展，它就越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只为战争而战争。战争，总是有所图的，要么是财富，要么是地盘。但通过战争得来的财富，如何在国内进行分配？扩充的地盘，增加的人口，怎么来统治？何况，战争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它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如何能将国内的资源整合起来，更加有效地实施对外战争？

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通过战争本身来解决。战争虽然是解决外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却没有办法解决国内出现的问题。而且，对外战争越是胜利，这个问题就越突出。解决不好，就会让整个国家处于动荡和内乱之中。因为有了利益，就会有分配问题，要是分配工作不到位，那就会有矛盾，有了矛盾，就会有争夺。

于是，秦国，这样一个通过战争步入强大的国家，开始第一次面临战争无法解决的问题。军事化，虽然能让秦迈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绝对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而这也正是秦孝公心急火燎地向东方学习文化和招贤纳士的真正原因。

其实，早在秦孝公重用商鞅搞变法之前，他的父亲秦献公就已经着手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秦献公嬴连，早年为了躲避国内动乱逃到了魏国。出子一党被铲除以后，他被迎回国成了新君。秦献公执政期间，废止了殉葬制度。献公二十一年，在石门大破魏军，斩首六万，这是战国时期秦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胜利。

废止殉葬，不仅具有人道上的意义，更具有强烈的政治变革色彩。原来秦国的军政大权都在国君一人手里，导致了国家的政策打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一方面可能是人明国兴，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人亡政息。在秦国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秦穆公，以一己之力把秦国带向了霸主的圣坛，但在晚年却由于急攻冒进导致了东进之路被堵塞。他虽然英明一世，却在死后置秦国基业于不顾，让秦国的栋梁之才为自己殉葬，生生埋了一百七十七人啊。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谥号是“穆”。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写了“献公元年，止从死”七个字的时候，或许是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却也用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记录下了一个国家政治结构的剧烈变革。这里的“止”字，无疑是告诉秦国人：以后的国君，不论是谁，再也不能搞殉葬了。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几个字则说明了秦国已经有了超出统治者个人意愿的力量。这种力量，开始左右秦国的政治，并主导着秦国未来的方向。

献公去世后，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雄才大略的秦孝公，更加敏锐地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时候，国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国内的问题解决不好，秦国迟早会被东方的列强吞并。《资治通鉴》是这样来描述秦孝公刚刚即位时的国际局势的：东方有齐、燕、赵、魏、韩、楚六强国。楚国在南边与秦交界，魏国在西边与秦交界。魏国修建长城，显然是在防范秦国；楚国实力强劲，不仅土地广阔，而且还臣服了南方巴、黔这些少数民族，对秦也是虎视眈眈。总之，秦国当时面临的状况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内忧外患。

秦孝公痛定思痛，决定继承先人遗志，发奋图强。所以才发出了“招贤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让秦国富强，就封他高官，送他土地。就是这样开明的人才引进政策，让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商鞅。秦孝公和商鞅这两个名字，从此就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墙角不挖自己倒

商鞅，复姓公孙，卫国人，所以有时也被称作卫鞅、公孙鞅。之所以叫做商鞅，是因为他后来在秦国执政十年，功劳很大，被孝公封到了商这个地方（今陕西商县东南）。卫鞅年轻的时候在魏国供职，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担任“中庶子”，相当于今天的参谋或秘书，有事情了出出主意。公叔痤知道卫鞅这个人很有本事，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向魏侯推荐，就病倒了。公叔痤这一病，没想到越来越严重，眼看就坚持不了多久了。魏侯听说国相得了重病，急忙来探望。来了以后，魏侯见公叔痤病得不轻，担心得不得了，急忙问道：“到现在我们也不要忌讳什么了，您如果这次真的挺不过去了，国家的大事可以托付给谁呢？”魏侯这是让公叔痤选定接班人。公叔痤沉思半刻，说道：“我手下有一个人叫卫鞅，别看这个人年纪轻轻，但本事不小，我希望在我去世之后，您可以把国家所有的事务都交给他来管理。”

魏侯听完公叔痤的话，没有做声。公叔痤看出来了，魏侯对自己推荐的这个人很不满意。其实这也怪不得魏侯，因为卫鞅当时只是个毛头小鬼，二十多岁，名不见经传，只是担任了一个小官，突然让他把整个国家的事务都交给这么一个人，确实让人很难一下子接受。公叔痤赶紧屏退左右，单独对魏侯说：“您如果不用卫鞅，就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魏侯连声称是，就告辞了。

送走魏侯后，公叔痤良心发现，连忙召见了卫鞅。告诉他说：“我是先尽了臣子之忠，现在再尽朋友之谊。我刚才跟国君说要杀掉你，现在还是请你快点逃走吧！”卫鞅微微一笑：“国君既然没有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掉我呢？”结果卫鞅没有逃。

果然不出卫鞅所料，公叔痤去世以后，魏侯没有找卫鞅的麻烦。其实，魏侯根本没有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正如他自己说的：“公叔痤一会让我把全国事务都交给卫鞅，一会又让我把他杀掉，这太荒谬了。难道国相是病糊涂了？”

魏侯估计到最后也没有想明白公叔痤的话外之音，更没有领会公叔痤的良苦用心。当然，他也有明白的那一天。到后来，卫鞅率领秦国大军攻打魏国，大败魏公子昂，抢走了魏国河西大面积的土地。到了那时候，魏侯才想起了公叔痤的临终遗言，追悔莫及，真是“恨不用公叔之言！”

卫鞅在魏国又待了一段日子，尽管没有杀身之祸，但终也没有用武之地。最后听说秦孝公在招贤纳士，就去了秦国。

商鞅到了秦国，在市井中混了一年多，毫无作为。这不是因为商鞅没有本事，而是因为没有给他平台和机会。想想也是，一个魏国的家臣，名不见经传，才二十几岁，没有人推荐，也没有人指点，要想得到秦国高层的注意，那难度很大。不得已，商鞅只能用重金买通了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由景监把自己引见给孝公。商鞅这种做法遭到后人的责难，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商鞅为了接近秦国高层，收买宦官小人，确实有点功利。那些在孔孟之乡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对不屑做这种事情。当年的百里奚，都被卖身当奴隶了，也没有想到怎么运用自己脑子里的聪明才智为自己赎身。到了最后，还是秦穆公听说了他的贤能，才用五张羊皮把他赎了回来。但是，任何一种姿态，走到极端都是不受用的。商鞅过于功利和钻营，但百里奚何尝不是过于迂腐呢？历史在不同的时期总是将不同的人推上舞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春秋时期，历史选择的是百里奚这样的忠志之士，而到了战国时期，百里奚这样的人肯定会被历史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商鞅这样的实用性人才。

何况，商鞅这样做也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想而知，当时的商鞅只不过是一个从外国来的小卒子，如果要施展才华，引起上层的注意，是不可能走基层路线的。如果踏踏实实来，估计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就好比今天的某些人，想出名，又不肯努力，只好靠一些绯闻、荒诞不经的言论来吸引眼球，提高互联网的点击率。当时的商鞅估计也是这种心理，唯一不同的是，商鞅肚子里是真的有货，而不是个只想成名的庸才。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孩子，去见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还想让国君采纳自己的建议，尽管有国君身边的宠臣牵线搭桥，商鞅要想打动孝公的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韩非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说难》，是专门阐述如何说服君王的。说难、说难，意味着游说君王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面对这种局面，商鞅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又是靠什么打动秦孝公的心呢？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一）

商鞅和秦孝公的会面，是两位野心家的会晤。秦孝公渠梁就不必说了。他二十一岁继位，励精图治，奋力强秦，是一位并不多见的事业型领导。他刚登基不久就马上“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已经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下面我们会谈到，秦孝公接连见了商鞅四次。对于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卒，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耐心，就足以表明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眼光短浅的君主。

而商鞅，也不是泛泛之辈，推销自己的智力和才学，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家乡本在卫国。卫国，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文化氛围较为浓厚。而商鞅本人，出身也并不低贱，是卫国的庶出公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不可能都享受到很多父辈的荫庇。他们虽然得不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政治待遇还是有的。如果目标仅仅是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大可不必跑到魏国给公叔痤去当个小秘书，更没有必要跑到偏僻的秦国来待上一年多，然后要通过一个宦官来三番五次地求见秦孝公。

从商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晋人士功利色彩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执著精神。而这种执著，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简单的谋求功名利禄。上面我们谈到的吴起，一辈子都在寻找施展自身才华的平台。他尽管有时候朝三暮四，但却又是迫不得已。如果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个好名声，做个小官，衣食无忧，那何必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地去推行什么变法？难道他不知道明哲保身，难道他不知道改革会得罪人，有时候是要掉脑袋的？肯定知道。但他还是执著地去做了，即使到了临死一刻，还借楚王的尸体消灭了阻挠改革的王族贵胄的顽固势力。商鞅也是这样，一生都在追求自我实现，而秦孝公给了他这个平台，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后来，商鞅为了推行新法，竟然处罚了太子的老师。难道他不知道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就等于得罪了太子，而得罪了太子就相当于得罪了未来秦国的一把手？如果从算计个人的得失和荣辱角度考虑，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所以说，对三晋的这些专家们，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简单化地给出评价。

言归正传，继续说秦孝公和商鞅的会晤。秦孝公和商鞅虽然都是野心家，但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并不融洽。因为，他们不但是野心家，还都是现实主义者。

商鞅见孝公，可谓土鸡见凤凰，是百世不遇的天赐良机啊。如果能投其所好，一举成功，就万事大吉了。按说，这个时候的商鞅，应该拿出自己的绝活，一下子说到孝公的心坎里。可是，商鞅并没有这么做。他一见孝公，竟然向孝公说起了“帝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之道，那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这种说教，不过是拿古人说事，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里面全是些听起来很正统、无懈可击，但事实上却很无用的废话，长篇大论地讲了半天，里面一个point都没有。比如说，秦国有了您，正如当年夏有启、商有武丁一样重要，秦国有了您，真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等等。大戴高帽，大拍马屁。

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不仅让孝公大失所望，而且勃然大怒。因为这个时候的孝公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的丰功伟业，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听别人给他上政治课。《史记》中形象地记录了这一细节：这边是商鞅滔滔不绝地说，唾沫星子乱飞，那边的孝公却都快睡着了。他训斥景监：“你就给我引荐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能用吗？”(1)随即，秦孝公就把商鞅赶出了会客室。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商鞅喝了三鹿奶粉了？帝王之道，早已经成了远古的图腾和当世人尘封的记忆，就连东方的诸侯国都未必听得进去，何况是秦国！其中的利害，难道他没有察觉？

非也。如果这样看商鞅，那就大错特错了。商鞅在这里玩弄的是游说中的技巧，目的是为了探听秦孝公的口风和真实意图。游说和打仗一样，是一门艺术。真正的高手，在面对游说对象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不暴露自己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探听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百说不殆。正如《鬼谷子》中所说的：只有先守住自己的“门户”，打开别人的门户，才能真正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作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事应该明说，什么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理，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商鞅自小学习“刑名之术”，练得一口舌灿莲花的本事，绝对是游说巧辩的高手高手高高手。他初次见孝公，还没摸清对方的底牌，于是只能采取避实就虚、引蛇出洞的游说战术。他大谈“帝道”，其实是顾左右而言它，目的就是“勾引”出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一招，《鬼谷子》中也有记载，也就是所谓的“微逆之，以察其旨”。意思是说，故意说些可能让对方反对的观点，来考察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做法看似笨拙，其实是游说者最基本的法门。直到今天，仍然可在大大小小的谈判桌上见到。而且，商鞅是一个沉稳谨慎的人，绝对不会冒一丁点儿风险。如果自己过于拂逆孝公的意思，以后再想进见就很难了。“帝道”的理论大而空，即使不符孝公的意愿，也绝对不会犯错误。如果秦孝公仅仅是想博得招贤的美名，装点装点门面，商鞅这番将他比作上古贤王的高帽，他自然会欣然接受。然后，商鞅就会以此为突破口，慢慢把他的好大喜功引到变法上来。如果孝公真的是想招纳贤能来辅助自己干点实事，而不是贪图虚名，自然不会接受商鞅的这番说辞，随后就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果不其然，渠梁并不满意，还说商鞅是“妄人”。所谓“妄人”，就是没有知识装有知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用个歇后语，就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这样的人，估计什么时代都有，今天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多留心，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现很多秦孝公说的“妄人”。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前人或者上级所说的话，毫无创意，从来都提不出建设性的观点，还自以为满腹经纶，上窜下跳，四处钻营。这种人唯一的作用就是满足领导脆弱的虚荣心。对于秦孝公这样需要建设性意见的统治者来说，这样的人，除了浪费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他需要的是能够让秦国强大的人才，而不是只会阿谀奉承的蠢材。

这就是两个野心家交手的第一个回合。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二）

第一个回合下来之后，商鞅打探出了秦孝公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不是徒有虚名，沽名钓誉。但是，商鞅仍然没有急于冒进，大胆地向孝公兜售他的改革政策。因为这个时候的商鞅还不能确定孝公是不是能接受狂风暴雨式的全面革新。狂风暴雨式的改革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会给秦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而要保证长期利益，注定是要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和效率为代价的。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商鞅不知道孝公会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所以，在第二次会见时，商鞅还是有所保留，继续用他那四平八稳的战术，向孝公谈起了“王道”。

所谓“王道”，就是汤武之道，是一种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当年，周文王在西岐修治道德，才不断壮大，推翻商朝。商朝只重视天命，天真地以为殷商的列代祖先会在天上保佑他们，结果被西周灭了。西周在商朝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虽然还是很重视天命，但却强调“尽人事而知天命”。周朝的早期统治者一再向后世子孙强调，上天是绝对不会眷顾和保佑一个不修人事、不重道德的政权的。“德”即是“得”，“德”不仅是一种品质和个人修养，而且还是君主的治国之术。有“德”才有“得”，没有“德”就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商鞅和孝公第二次会面时大谈特谈的王道。

王道强调的是“德”和“得”的统一，是“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直见本心；而外得于人，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前者是内圣，后者是外王。所谓修德，要从统治者做起，播下“德”的种子，然后再去收获“得”。这也是后来孔子赞美的“郁郁乎文哉”的盛世，也是儒家所称道的理想国度。所以说，王道偏重于基础，强调加强国家和君主自身的修为。总而言之，王道就是讲仁义，以德服人，把人感动得心甘情愿认你当老大。

而霸道与王道不同。它偏重于结果，强调的是国家之间的征服和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霸”依靠的不是德，而是力。当然，霸也不是单纯地挥着拳头乱来，还要讲信义。单纯的四肢发达只是“强”，但不能称之为“霸”。所谓强，只是凭蛮力抢人家一点土地，攻人家一个城池，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味地运用武力必定劳民伤财，弄得老百姓很窝火，就和你离心离德；而到处侵略，一定会四处树敌，别人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起来捡了大便宜，其实是吃了大亏。所以，只用蛮力，当你最强大的时候，也正是你走向衰弱的时候；当你最鼎盛的时候，正是你走向灭亡的时候。

在“王”、“霸”、“强”三者当中，只有王道才是正道。当然，即使是正道，也需要有实力作后盾。王道中自然包含了霸道，笑脸相迎，但也要让人知道你手里有棍子。而所谓霸道，其中也有王道的成分。正如荀子所说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霸，不仅要重法，还要讲信，更要爱民。王道离不开霸道，霸道也离不开王道，关键是有所侧重。王道偏重于基础；而霸道，看重的是结果。

至于强，只是攥紧拳头欺负别人，是治国者所不能采取的。就像荀子说的，那是“亡者之法”。但仅仅相信“仁者无敌”也是太天真了点，唯一可行的就是王道与霸道一起来，信义与实力并举，才能对内安抚百姓，对外臣服诸侯，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正如荀子所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可见，荀子极力反对用权术来治国，他的思想虽然有趋向功利的一面，但还不至于不择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儒家掌门的他依然还信守着自孔子以来的儒家道统的高贵和尊严。

荀掌门是伟大的，荀掌门的光辉思想也很值得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他主张王霸兼用，其实是在维护“内圣”和“外王”的统一性。只求外王，不求内圣，那肯定不能长久。因为，霸道的目标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单纯强调霸道，必然会产生短期性的行为，损害自身的长期性建设。关于这一点，出身三晋深受荀子影响的商鞅怎么可能不心知肚明？但在战国这个年代，这些法家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荀子的王道思想，把天平偏向了霸道。商鞅是这样，后来的李斯也是这样，他们都是霸道的狂热崇拜者。而商鞅，这样一个不信奉王道的人，却在第二次见孝公的时候大谈王道，可见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秦孝公两次接见商鞅这个被他评价为“妄人”的家伙，当中只间隔了五天。孝公之所以还会给商鞅机会，或许是景监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在这五天时间里估计也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隐隐感觉到了商鞅对于帝道其实并不是真正热心，能为秦国所重用才是商鞅的本意。说了半天帝道，只是谨慎的商鞅耍的投石问路的伎俩。在商鞅的身上，秦孝公看到了他对名利的渴望，也看出了他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性格。当然，秦孝公心里明白着呢，商鞅机关算尽，只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华，谋求功利；而不是对他或者秦国有特殊的感情。但是，秦国和他的代言人秦孝公并不在乎这些，只要为我所用，其他都可以不去理会。何况，依靠人性的贪婪远比依靠人性的善良要可靠得多，这个外来户有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执行者。

第二次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商鞅的滔滔不绝没有让秦孝公感到厌倦。因为即便是王道，也点明了秦当前所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国内大兴农业，对外扩充战备。所以，孝公听了以后也开始张开嘴巴说话了，而不像上一次，不骂人就不张嘴。但他对商鞅仍然不满意。因为商鞅虽然提出了秦国面临的问题，却没有提供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革命导师马克思指示我们：“以前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而这里的商鞅只是拿起了“批判的武器”来解释秦国社会，却没有用“武器的批判”来改造这个社会。商鞅所说的王道思想虽然诱人，但需要长期规划，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默默努力，可秦孝公没这份耐心等下去。他说道：“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很多贤明的君主，都在现世名扬天下了，哪里有要等上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成为帝王的道理？”

这一次会面虽然仍然是不欢而散，但却比上一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商鞅而言，他终于彻底摸清了秦孝公的底牌。商鞅发现，对方原来和自己一样，都是急功近利、谋求霸业的主，可谓志同道合。而对秦孝公来说，对商鞅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商鞅对秦国当前中心任务的认识和他不谋而合，只是没有说出方法而已。何况，看商鞅的样子，王道治国也不会是他的本意，他想说的东西还没有彻底说出来。那个东西，估计正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秦孝公虽然表示了对商鞅的不满，但他的真实意图，不过是在诱使商鞅彻底摊牌。买卖商品时，客户只会对有兴趣的东西才挑三拣四，秦孝公的挑刺，正是因为他感觉到商鞅能够达到自己的要求。

这里是高手之间的博弈，一切尽在互动中，没有任何现成给定的东西。商鞅的底牌没有暴露，但却又在顾左右而言它的轻描淡写中让秦孝公感觉到了。而孝公更是想用表面的不耐烦逼迫商鞅说出真实想法和意图。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很远，其实已经很近了。于是，第三次会面就顺理成章了。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三）

秦孝公如果对商鞅没有任何期待，如果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坐实了“妄人”的形象，秦孝公肯定不会安排第三次见面。而商鞅心里更明白，如果这一次再不把肚子里的干货全部掏出来，那就会彻底和这位秦国的君王说拜拜了。看来，第三次会面，他必须摊牌了。

在这次会面中，商鞅明确谈到了“法治”，并打算用“法治”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孝公要的就是富国强兵，他一直想不通的就是应该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下，商鞅真的说到他心窝窝里了。商鞅所提出的“法治”，就是要对秦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使用“休克疗法”，来一个彻底的改头换面。秦国原来是军事管理制度，国家的军政大权统统都攥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在国家比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制还是有优势的，上行下效，雷厉风行。可是，现在国家的规模大了，人口多了，money也多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领导手里虽然握着绝对的权力，但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权力把国家意志贯彻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分配下去，因为分权就是放权，而放权就意味着可能要被架空。而现在，把国家的意志和国君的权力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向整个国家颁布，并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样一来，“权”就变成了“法”，“人治”变成了“法治”，君主的权力和国家的意志就无处不在了。

由“权”到“法”，一字之差，其实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原来是国君个人的权力在发挥作用，而现在却是规矩在起作用。当然，这里的“法”，本质上还是“权”，因为，君主授意制定法律，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开个听证会什么的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倾听人民的呼声。那时候，领导是法律的制定者，而老百姓才是法律的服从者。不服从，后面马上就会有警车把你拉走。

但是，用“法”去统治国家，终究比个人权力要管用得多。因为它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你想啊，一个国家那么多人，只靠一个人的权力来控制是不成功的，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哪怕你有再旺盛的精力，再高的智慧，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看住，把天下所有的地方都照顾到。那怎么办呢？没其他法子，就是要靠规矩为这个社会颁布法则。商鞅说，最好的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客观的条文，随时随地就能发生作用，只要建立一个官僚系统保障法律的运行就可以了。这下领导就轻松了，他的职责就是制定规矩，然后把它整个塞给老百姓，让他们去遵守。这个规则一旦发挥作用，就不再需要多少人力的参与了，而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说，治理天下，没有比“法”更合适的政治组织原则了，把握了这个原则，就能事半功倍，否则累死了也白搭。

何况，用法来治国，不仅管用，而且还高明。原来靠权力运作，四处弥漫着“人治”的味道。而法律，则是公平的，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你如果触犯了法律，制裁你的是国家，而不是某个人。要是靠“德”来治国，看起来很文明，却容易造成狡诈和虚伪。道德一旦蜕变成一种工具，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虚伪，人人都装喜羊羊，其实都是灰太狼，控制人于股掌之间，杀人于无形之中。那样，遭殃的恰恰是老百姓。而法治，好的坏的，都白纸黑字地摆在你面前，至少让人活得清楚，死得明白。所以说，能做到法治，就已经是最大程度的爱民了。

当然，商鞅向秦孝公大力鼓吹法治的好处，并不是为了教秦孝公如何去统治百姓，管理国家，而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果是单纯地为了给秦国社会定规矩，那也不一定非要有“法”。荀子也主张定规矩，但他的规矩就不是“法”，而是“礼”。“法”的核心是强制力，而“礼”的核心则是仁义道德。“法”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服从于国家意志、高速运转的机器；而“礼”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上下有等、贵贱有别、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

对荀子来说，“礼”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是奠定霸业的基石，更是人文教化的标志。他虽然悲观地说人类本性丑恶，但却又乐观地认为，人类靠后天的礼义教化能够走出这种丑恶。既然礼义能够让人弃恶从善，自然也能够引导君王。按照这个目标走下去，“王道”和“霸道”必然会结合为一体，不能相分。但对商鞅而言，“法”不过是达到一定目的的工具，在“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指导思想。所以，商鞅眼中的“法”，不过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化，起着政策引导的作用。

下面我们会谈到商鞅变法的内容。一看就知道，秦国法律的确立和废除都是以建立霸业为出发点的：一方面确立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赏罚都要以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为标准；另一方面则明确了提升国家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基本原则，奖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人，表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人，而打击那些投机倒把、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的家伙。黄仁宇先生说得好：当时秦国的法律，不外乎军法和戒严法——军法是让士兵上战场打仗的，戒严法是防止老百姓调皮捣蛋的。

在法律的落实上，商鞅的法律讲的是实用主义。也就是说，只问结果，不问动机，只根据结果作为赏罚的依据。而且，这个赏罚的标准又是规定的，量化程度很高，操作起来简直易如反掌。比如，农业部门的官吏是负责养牛的，法律规定，牛必须一年长膘多少斤。如果长不到这个分量，负责的官吏就要受罚；如果长到这个分量或者超出这个分量，就能够领赏。就连养牛这样一个事情，秦国的法律都规定得如此详细和具体，其他方面的法律，就可想而知了。

对这种见效快、便于操作的管理原则，秦孝公自然大为满意。不过，除了这些霸术的指导思想外，秦孝公更想要知道这些变革方案在秦国具体实施的计划。这就涉及来自各方的阻力问题了。所以，第三次见面，秦孝公虽然对商鞅的想法赞不绝口，但却没有立马启用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商鞅也明白这一点，他得意地对景监说：“我和孝公谈了霸道，看样子他已经动心了。他虽然没有表态，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再召见我的。”果然，这两个野心家又有了第四次会面。可这一次会面所谈的内容属于机密，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史记》中只记载说：两个人在一起同室吃饭，同床共眠，一连谈了几天几夜。看来，这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肯定是在讨论如何推行变革的方案，以及改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许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变则已，一变就要成功，绝不能流产。

仅仅有决心是不够的

这次改革，是对秦国现行的权力、资源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是对以往大家伙儿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进行全面革新和调整。在这其间，当然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些阻力和障碍，不仅来自于既得利益者，而且也会来自于老百姓。所以，改革是否能够成功，有很多因素参与其中，不是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能搞定的。

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的作用都是深远的。而它之所以能成功，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从客观上来讲，秦国没有血缘宗法文化，所以没有采取分封制，而是采取了郡县制。这就意味着秦国不存在一个靠世袭俸禄生存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李悝在魏国变法虎头蛇尾，吴起在楚国变法流于破产，不是因为最高领导不支持，也不是李悝和吴起在政治上不成熟，实在是两国的贵族势力过于庞大，实在没有办法撼动。从主观上讲，秦孝公力挺商鞅，铁腕支持，是变法得以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商鞅变法，顾名思义，后世多把这场变革的成功归于商鞅，却往往忽略了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渠梁。从整个变法的过程和商鞅最后的下场来看，这整出戏的导演和编剧恰恰是秦孝公。而商鞅，在这里只不过是个很好地贯彻了导演意图的男主角。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秦孝公在位时间长达23年（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从而能够让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使得改革的各项措施得以彻底贯彻，深入到方方面面。孝公去世以后，商鞅很快就失势了，随即被杀。但是，商鞅变法的成果却保留了下来，并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靠个人权力说话的君主；也正是他，靠着个人权力让秦国完成了向法治的转变。试想，如果孝公在位时间短一点，商鞅的改革也可能像吴起变法一样中途流产了。

同时，这场变革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斗争过程，绝对不是颁布几项法令那么简单。有政治斗争的地方，就有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地方，就有政治手腕。在变法过程中，政治手腕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一件事情，策略不同，方法不同，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而这场变革中的核心人物——商鞅，恰恰就是玩弄权术和政治手腕的高手。他的处心积虑，也是这场变法成功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于商鞅变法开始的日期，《史记》上有两处记载。《秦本纪》里说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8年）；《商君书》里却又说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以后才着手变法的。

《史记》向来以“信史”著称，而司马老公公更是以严谨闻名，商鞅变法这么关键的日期，他怎么会马虎？我们也许应该这样理解：着手准备变法和开始变法是有区别的，并不是一开始准备就马上行动的。再根据《战国策》里的相关记载，目前学术界已经认定商鞅变法的开始时间为孝公六年，而开始准备的时间则是孝公三年。前后相减，这就意味着秦孝公和商鞅为这场变革整整准备了三年。

问题是，在这三年时间里，秦孝公和商鞅准备了些什么？可惜，史书上对此没有详细记载。有人说，在这三年里，秦孝公和商鞅集中力量造势，为变法制造舆论；还有人说，三年时间是主要用来调研考察秦国现行制度，以确立可行性方案；还有人认为，他们还做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争取支持变法的群体，为变法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

依靠的对象就不必说了，肯定是国君——确切地说，应该是国君手中的权力。而打击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坚决抵制改革的人。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太子，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还有那些冒出头来说新法“不便”的刁民，都是应该沉重打击的对象。而对那些既有政治地位，手中又握有一定权力的权势阶层，是采取坚决打击的策略呢，还是应该去怀柔和拉拢呢？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态度端正不了，就会直接影响局势的平衡，进而导致改革的失败。

可以想象，秦孝公和商鞅在这个问题上是伤透脑筋的。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这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表示政治地位，又代表了官职。大庶长，大体相当于早期的丞相，右庶长由王族大臣担任，左庶长由非王族大臣担任，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的。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以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外，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从四种庶长的分工来看，四分之三是王族。这些王族庶长位高权重，势力范围更是盘根错节，按理说完全能够左右政局。而且，秦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在此之前被废的两个秦王怀公和出子，就是因为在王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

说到这里，好像这股势力非要打击和清除不可了。但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上面说过，秦国受东方血缘宗法文化的影响不大，在政治制度上也不是分封制，所以，并不存在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贵族。即使是王族，也仅仅有政治待遇，而没有权力。而东方国家就不同了。产生于分封制的地方贵族在自己的领地里不仅拥有行政权、财权，还拥有军权。所以说，分封体制下必然会出现“强宗”。这些“强宗”，一旦撕去脉脉含情的血缘宗亲外衣，就会篡位弑君。晋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孟子》里有段话这么说：“国君有了错误就进谏，进谏以后还不改正，就该把他推倒了重立新君。”(2)这显然是针对东方诸侯来说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实在是地方贵族的权力太大，能够左右政局。

可是，秦国却不一样了。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虽然手里握着重权，但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王族才掌握政权的。他们既要是王族，又要具有才能，才能被优先重用。而且，尽管他们的爵位可以世袭，但官位却不能世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手中都没有军权，也没有可以收取赋税的“封地”。手里没枪杆子，又没有钱，自然就没有犯上作乱的资本了。怀公、出子之乱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君弱臣强，这些王族大庶长趁机攫取了军权。后来历朝历代的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内，这种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但不能算常态。这些大庶长的权力再大，在秦国也比不上彻侯和关内侯。彻侯和关内侯是秦国二十等爵位里最高的二十级和十九级，远高于各大庶长。他们手中不仅有权力，而且还有封地，在自己的封地内可以自主收取赋税。在秦国历史上，有这样政治地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穰侯算一个，吕不韦算一个，商鞅也算一个。但他们又怎么样呢？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到最后还不是被秦王像剁小鸡一样给剁了？

对这股势力，不仅有怀柔的可能，更有怀柔的必要。说它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封君，只要一边拿出鞭子吓唬，一边给点好处安慰，就有可能成功。说它必要，是因为这股势力左右着变法的势力均衡，一旦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就会四面树敌，使改革面临阻力。拉拢一个朋友，还是树立一个敌人，我们心中都有一杆秤；秦孝公和商鞅作为政治智商极高的风云人物，怎么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肯定是经过周密严谨的考虑以后，才决定拉拢这部分势力的。这估计也是他们在第四次会面的时候商谈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也需要秦孝公拿出魄力来。再严谨的分析，再透彻的思量，也跟不上现实中的千变万化。关键的时候，就需要赌一把。庆幸的是，秦孝公和商鞅赌赢了。

难以启齿的妥协

据史书记载，在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进行反对：一个是甘龙，另外一个是杜挚。甘龙是甘昭公王子带的后人，根本就不是秦国王族的代表，而是秦国功臣的代言人。据说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长期担任国家总理一职并主持推行新政，是秦国功臣。他是想要让秦国变得强大，但是反对变法；他也想恢复穆公时代的霸业和辉煌，但却反对进行彻底的变革。所以说，他只是保守派，主张有限的变革，根本就不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什么“旧贵族的代表”。

杜挚的出身，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他和商鞅辩论的焦点来看，他也只不过是另一个保守派。因为他反对变法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变法触动了哪个集团的利益，而是因为变法所带来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正如他说的：“如果变法所预期的结果并不能百分百地带来好处，就不能急于对以前的制度全面否定。”(3)烈火烧死的或许是该死的鸟儿，但在它的劫灰中没有新的凤凰应运而生；否定了以前的，新的东西又不是很理想，那不是更糟糕吗？从这个角度看，杜挚不过是一个清醒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先立后破”，反对“先破后立”，也不能算是什么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

总而言之，这两个人都不是王族的代表。他们反对变法的理由，和利益的分配没有关系，和血缘宗亲之类的传统更是没边儿。在最终目标上，他们和商鞅也许是一致的，都是力图强秦，只不过是见解不同罢了。商鞅只看眼前，想法比较激进，而甘龙和杜挚目光长远，但又陷入了迂远。商鞅变法后来成功了，自然被后世称为变法的楷模和鼻祖。而甘龙和杜挚，就顺理成章地被批为反对变法、迂腐不化的顽固派、反动派。但如果商鞅变法流产、失败了呢？是不是历史又会对这两个人重新进行评价？

历史的发展也许就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后人总是跟在板上钉钉的史实后面指指点点，而遗忘了那些虽然失败却作出另类选择的英雄。胡适不就说过嘛：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历史上看，清醒的保守派往往是深刻的。可惜，天上的星星燃烧以后，过了很久很久，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键时刻，手握重权的王族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为什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们甚至怀疑，当年秦孝公在朝堂上决定开始变法的时候，掌权的秦王族们是不是都被安排去度假旅游了。不然，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何况，商鞅变法，首先就是拿他们开的刀，而且直接打到他们的“痛处”。商鞅变法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奖励军功。原来，王族贵胄的官位不能世袭，但爵位的政治待遇却是可以父子相传的。但经商鞅变法以后，连爵位也不能世袭了。要想获得爵位，对不起，到战场上砍敌人的脑袋去！

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准备变法的三年时间中，秦孝公和商鞅对朝堂上有资格发言的王族做足了工作，也就是现代人说的个别酝酿。其结果是，秦孝公成功地拉拢和收买了他们，让他们在变法的时候装傻学乖。至于拉拢的手段，不外乎恩威并重，动之以情，晓之以利，最后达成一个政治协议：秦孝公许诺给他们多少好处，让他们支持变法，至少是默不做声。商鞅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在这个艰难的谈判过程中，他肯定起了关键作用。

总而言之，秦孝公和商鞅肯定作出了妥协和让步。否则，这些王族贵胄不会眼巴巴地看着商鞅来革他们的命。这种妥协，这种让步，就是改革的成本，而获得的收益，则是时间。也就是说，要在改革的最终受益者还未曾受益之前，尽量地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也就是商鞅所说的：“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老百姓一开始的时候是肯定不会支持变法的，因为他们没有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和实惠。这个时候，你要像居委会大妈收卫生费那样和他们去摆事实、讲道理，肯定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改革的好处，不用多费口舌，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变法的拥护者。

可是，改革要出现成效又不像蒸小笼包一样立等可取，改革需要时间。那么在一开始变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支持改革，而让更少的人反对变革。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让更少的人受到改革的冲击，尤其是那些能够左右改革成败的人。既然老百姓不可以“虑始”，就只好向权势贵族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了。否则，最终受益者还没有得到实惠，利益受损者又在不遗余力地反对，这样的改革不失败才怪。

《道德经》中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想得到，就必须先学会放弃。秦孝公和商鞅，就敢于放弃，而且还放弃了很多，从而支付了高额的改革成本。当然，买通某些集团的代表，虽然不等于彻底摆平了这些集团，但是能造成这些集团的反应迟缓就足够了。因为，改革需要的正是时间。

估计也正因为涉及了利益转让，秦国的史官才没有记载下来这一次幕后的交易。如果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皆大欢喜了，那又为什么不记载下来？后来，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王族公子成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赵武灵王一顿说辞，就把公子成由一个阻挠改革的顽固派忽悠成了支持变法的维新派。赵国的史官就详细记载下了两人的谈话。而秦国，估计仅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让出利益。而利益的出让，名不正，言不顺，自然说不出口。

历史证明了秦孝公和商鞅的英明决策，也为以后的改革树立了典型。可惜，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黑格尔语）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历史上鲜有变法成功的范例。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的张居正变法，再到清末的戊戌变法，哪一个最后不是以流产而告终？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吧！他志大才疏，激情有余，策略不足，貌似声势浩大的全面变法，实际上是没有重点，没有步骤，没有规划，一团乱麻。结果必然是，百姓还没有获得利益就先吃到了苦头，而且还没有等士大夫的势力动摇就跟他们对着干，国家自然也就未享其成而先受其乱。还是那句话，改革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而且这种成本还必须提前预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王安石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把改革置于整个国家之外，凌驾在所有集团的利益之上，想要空手套白狼，在没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赚个盆满钵满，天下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没有寻找任何的利益共同体，四面树敌，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倒是一大片，不失败才是怪事。

当然，商鞅变法的成功，也有老天的帮忙。《史记》记载，商鞅开始变法的几年，秦国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没有战争，“奖励军功”之类的法律条文就没有直接明显地表现出对贵族阶层的冲击。而免除徭役等见效快的政策，在没有战争的时期恰好能够充分地推行下去。通过开垦荒地和对善于耕织的人进行奖励，改革让老百姓直观地看到了它所带来的现实好处。王族贵胄们，在变法早期没有感受到它的伤害，也就没有挣扎反抗的动力，最终成了温水里的青蛙。等他们反应过来，大势早已定局。而下层民众，由于得到了实惠，最终转变成了支持变革的中坚力量。商鞅的新法，就这样在秦国扎了根。

到底怎么变法

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副总理），全权负责国家体制的改革。对于商鞅这样一个并非王族大臣的外姓人，秦孝公能封他为左庶长，把行政大权都交托给他，一方面可以看出秦孝公对于商鞅的信任，另一方面则表露出他力图变法、富国强兵的执着信念。

商鞅变法，对秦国现行体制作了很大的调整。从内容上说，它主要包括奖励军功、重农抑商、严刑酷法三个方面。

奖励军功的首条措施就是“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条法令从根本上打破了贵族仗着自己和领导是亲戚就世世代代占有优势政治地位的局面，而是拿军功作为标准来分配金钱和利益。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秦国采取的不是分封制，根本没有形成一个世袭官位和权力的阶层。那些宗室贵族们，只可以继承个爵位，有个政治荣誉而已。当然，有总比没有强，一般的老百姓还是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他们最起码吃喝不愁。而商鞅变法，则是要把他们仅有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地位也夺走。这就意味着，国家从此再也不会因为你是boss的小舅子就让你白吃白喝。全国上下，任何人都不能再拿自己的出身说事，如果想得到财富和社会地位，那就拿着敌人的首级来领！

其次是“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社会地位也是用军功来衡量的，而不是以财富来衡量。不像今天一样，谁有钱谁就是老大，谁有钱，就意味着是社会名流。商鞅变法，就是要用军功来决定社会地位。军功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而社会地位又直接和田宅、臣妾、衣服这些物质利益挂钩。即使你再有钱，没有军功，也不会有什么社会地位，不过是个暴发户，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在经济方面，商鞅变法，一方面是重农，另一方面是抑商。两手同时抓，两手都很硬。农业方面是废井田、开阡陌，按照田地面积统一收取赋税。(4)所谓“井田制”就是把一块土地等分为九块，分割田地的阡陌（田间道路）呈井字形。八家农户，各自耕耘外围的一块，相当于自留地。而当中的一块是“公田”，是由八家农户共同耕种的。结果，农民耕种自留地的时候比较卖力，耕种公田时则散漫慵懒，提不起劲头。而且，耕种面积限制太死，道路占地面积又太大，人力没地方花，地力也用不尽。商鞅变法就是要废除“井田制”，准许农民开垦新田地，准许他们耕种土地，而且还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国家不管谁在耕地，只管按亩收税。这样一来，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好处，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

对待商业，商鞅的新法规定：对致力于本业，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而不务正业，因为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都会被收为国家奴隶。(5)古代以农为本，本业说的就是耕织，种田和织布。这些都是在创造财富，从而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而“商”就不一样了。“商”是什么？商赚取的是利润，而利润不过是差价而已，是物品的流通而造成的，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并没有多少贡献。所以，在商鞅眼里，那些舍本逐末热衷于商业的人，都是一些动机不纯、好吃懒做、投机取巧、四处钻营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严厉打击，决不姑息。

除奖励军功、重农抑商之外，商鞅还制定了许多针对老百姓的严刑酷法。比如，商鞅的新法中有一条是“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就是所谓的“保甲制”和“连坐法”，也就是把老百姓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只要有一个人作奸犯科，所有人都逃脱不了干系。向官府报告和揭发违法行为，就相当于在战场上砍下了敌人的脑袋，立了大功；而不去告发或者藏匿违法者，就相当于在战场上向敌人投降，要处腰斩之刑。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民，肯定每天都是胆战心惊，魂不守舍。自己稍微一个不规矩的动作很可能就要被揭发，发现了别人稍微一个不规矩的动作也必须要去揭发，不然的话就会大难临头。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商鞅变法，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警察，也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盗贼，大家互相监视，彼此揭发，可谓人人自危。这真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和人的关系迅速恶化，成了狼和狼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条是：“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这条规定就是不准打架斗殴，否则予以严惩。为什么商鞅对于老百姓之间的“私斗”这样看重，还专门立了一条法加以限制？因为在那个随时都可能打仗的年代，老百姓的体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他们都把力气用在了打架斗殴上面，哪里还能上战场杀敌呢？谁有本事，谁的精力过剩，上战场杀敌去，但不能窝里斗！如果不听，就判重刑。在严刑酷法之下，打架斗殴的代价和风险太大了。

当然，商鞅变法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迁都咸阳、推行郡县，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变法内容。迁都咸阳不是改革，只是东进战略上的需要。而郡县制，秦国早就实行了，并不是到了商鞅变法的时候才推出的新举措。只不过以前搞郡县是靠习惯，现在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下来。就上面这三项主要的变法内容而言，奖励军功和重农抑商属于实体法，起着政策导向的作用。秦国所谓的“耕战立国”，到了商鞅变法以后，才明确地成为了秦国的国策。对国家而言，中心任务就两个：抓农业，抓军事。而对个人而言，也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到战场上杀敌，要么老老实实在家种地。

“保甲”、“连坐”等基层制度，“禁止私斗”等法律规定，都属于程序法的范畴。它们目的就是保证实体法的彻底贯彻。在这里，它们其实已经不算是什么法律了，而是赤裸裸的高压和强制。《资治通鉴》中说：商鞅变法十年，秦国人在路上丢了东西都没有人捡，山里面没有盗贼，百姓都争先恐后地去当兵，没有人再打架斗殴，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城市里，社会都是秩序井然。(6)这里几乎出现了天下大治的所有征兆。但是，这种美好景象的出现，并不是来自于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和民风的纯朴，而是因为严刑酷法的外在强制。所谓天下大治的后面，其实是像死一般的寂静。

胡萝卜加大棒

商鞅变法所确立的各项规定，只不过是让原来赤裸裸的权力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这种法律，代表的并不是秦国老百姓的意志，而是靠“胡萝卜加大棒”的强制性，自上而下加以推行的国家意志。

胡萝卜就是奖赏。秦国把所有的资源全部国有化，然后再用这些资源去交换老百姓私人拥有的资源。国家拥有的是什么？是土地、金钱、房宅、妻妾、爵位、官职。老百姓拥有的是什么？是劳动力。老百姓只要按照法律规定付出劳动，国家就会把土地、金钱、房宅、妻妾、爵位、官职赏赐给他们。老百姓不拥有国家的资源，国家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财富，国家要富强，最终还要依靠老百姓的劳动。结果，各取所需，平等交易，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秦国变法，与其说是向社会颁布法律，规定权利和义务，还不如说是对老百姓的行为进行政策引导，就像今天的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为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国家完全可以通过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减免税收、鼓励创业）来整合社会资源，控制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向。商鞅变法也是这样，既然国家需要把老百姓的劳动力全部发动在对外战争和对内务农上，自然就在这方面给出了非常具体和优惠的政策。既然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就可以免除赋役，那么，老百姓当然都愿意去种地了。既然奴隶可以通过种地恢复自由身，那么，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必然会拼命劳动。总之，商鞅变法，就是要把老百姓引导到自己所预期的道路上来，而且让每个人都觉得生活有了蹦头。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处于社会中层的平民，则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财富。

除了有形的物质财富，国家还控制着无形的社会资源，那就是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是一种社会评价，它往往同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有关系。那个时候的社会主流价值，基本上都是由官方倡导的。你要不符合官方的价值观，政府就会封杀你，让你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相反，你要是顺应了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鲜花、美女和掌声就会纷至沓来。秦国，就是靠这种无形的社会资源来吸引国内的老百姓去参加战争。到战场上去砍敌人一个脑袋，回来以后就能封爵。砍的脑袋多了，还能升官。即使死在战场上，自己的子孙也会得到政府优厚的抚恤，还能有一个“烈士家庭”的美誉。对老百姓而言，权衡利弊，上战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秦国还极力排斥金钱和财富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在政治和金钱之间划出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有钱的未必有地位，但有地位肯定会有钱。对秦国的老百姓而言，务农虽然可以改变命运，得到官方更多的赏赐，但却没有爵位，没有官职，没有地位。想要有爵位，有官职，有地位，只能拿军功去和政府交换。而要有军功，只能上战场，别无他途。

秦耕战立国，正是通过这种交换来实现的。这种交换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必须是国家拥有全部的社会资源，能够完全控制整个交换游戏的规则和节奏。试想，要是你国家能有的东西，我私人也有，那我凭什么还要把劳动力“卖”给你。这样一来，奖励军功和求本务农的国策就没办法贯彻了。所以说，社会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化，才是商鞅的新法得以贯彻的大前提，而这正是商鞅极力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根本原因。官位、爵位是政府特有的，私人是夺不去的。但是，财富却有可能通过商品流通和买卖聚集在非官方的私人手里。一旦私人手里囤积了大量的可供交换的商品，就会形成一股可以跟官方抗衡的民间力量。他们不但能够扰乱官方的国有经济秩序，还能够极大地弱化国家对老百姓的控制力度。如果老百姓的需要都能在私营商人那里得到满足，他们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供国家役使？所以，商鞅把打击私营工商业当作了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给“私有化”留下一丁点生存的空间。就这样，在商鞅的秦国，只有公家，没有私人；只有国家，没有个人；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聚财于公。老百姓的选择有限，生活单调，但资源和财富却在国家层面得到高度集中，从而形成了无以伦比的对外力量。

但是，公有化和国有化，虽然能够让资源和财富向国家层面集中，但却不能让财富增加。如果把秦国比作一个大蛋糕，公有化和国有化只是关系到如何切割和分配这个蛋糕，但却不能把蛋糕做大。而把这个蛋糕做大，才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关键。如果国家的GDP不增加，无论你在分配领域玩出什么花样，都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那么，GDP从哪里来呢？从生产领域中来，从劳动中来。唯有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正是这种财富观，促使商鞅无以复加地强调农业。农业是从无到有的生产，是真正的创造。在人的劳动下，种下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变成粮食。这是在创造财富。而商业，不过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在流通领域吃价格差。它虽然能够让财富向特定的人群流动，但却不能让整个国家的财富增加。

何况，“商”还总让人有一种不劳而获的企图，总是会煽动一颗唯利是图的欲望之心。如果大家伙儿都去从商发大财去了，谁还去种地，谁还去织布呢？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去种地和织布了，整个国家的财富又靠什么积累呢？所以，商鞅把农称为“本”，把商称为“末”。劳动才是光荣的，而“商”则是那些不愿意劳动、慵懒至极的人才从事的职业。这样的人多了，势必会影响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商鞅要压制商业，要打击商人，把那些不务正业、懒惰而贫穷的人，那些投机取巧、企图不劳而获的人，全部都收为国家奴隶。

就这样，对商业的贬斥和对农业的强调，使得秦国的财富迅速积累，成了一个强国，一个富庶的国家，为对外发动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血红的渭河水

商鞅的新法如果仅仅是通过“赏”来推进的，就只能算是政策，而不是法律，更谈不上是酷法。因为那些不愿意领赏的人，那些甘于平淡的人，就不会被这些政策所打动。可是，商鞅的新法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的。它不仅讲“赏”，还要讲“罚”，不仅有“胡萝卜”，而且还有“大棒”。满足了国家的需求，就给你奖赏；而妨碍了国家的需求，等待你的就是严重的处罚。这样，秦国的老百姓前有进路，后无退路，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政府的号令。

比如，秦国的法律规定：那些因为慵懒而贫穷的人，要全部被收为国家奴隶。本来，贫穷是个人的事情，甘于贫穷也是个人的权力，国家为什么要干涉呢？因为在商鞅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工具，都是国家大机器上的螺丝钉，都要自愿地为国家作贡献，配合这台大机器高速运转。如果你不识相，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对不起，只能剥夺你的人身自由，让你到皮鞭底下去工作了。

法律的作用往往是通过惩罚的方式来体现的。商鞅的新法也是这样，到处都是毫无弹性的强制色彩。而且，这种惩罚根本就不是经济惩罚，而是直接摧残人的身体。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只有刑法，没有经济法，更没有民法。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让平民百姓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史记》中记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刑法条文多如牛毛，密如凝脂，处处约束，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有规矩，甚至在路上倒一点灰都会被抓起来，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褚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状。《资治通鉴》中说，商鞅执法严厉，处罚残忍，杀人无数，用刑无度，每年秋天都要在渭水河边处置犯罪的囚犯。因为杀人太多，渭河里的水都被染得血红。

商鞅能够狠得下心这样残酷地去执法，是和他对人性的看法有着密切关系的。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始终坚信人性是恶的，而不是善的。在他看来，人性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人在本性上都是趋利避害的，喜好功名利禄而害怕遭受刑法，(7)所以，要想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无非有两个办法：要么用利益去诱惑他，要么用刑罚去压制他。当要鼓励百姓努力从事农耕和打仗时，不妨采取奖赏的办法。但为了制止民众去做有害于耕战的事，就必须采取惩罚的措施。也正因为人性好利恶害，所以只能用赏罚而不能用别的什么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离开了以赏罚为核心的法律，就好比你没有牛马来驼还要背着大包裹走远路，没有船舟来运却还想要过江河，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在商鞅的眼中，有功论赏，无功论罚，就是把人还原成了一团赤裸裸的欲望。这种欲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名利的追求。对待这部分争先恐后扑向名利的人，只要扔块骨头，他们就会奋不顾身。这也就是商鞅所说的“赏之以其所欲”。另外一种则是生理的欲望，也就是贪生怕死的生存欲望。既然人都怕死，怕被处罚，对付他们的办法自然是拿刀子吓唬。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所以商鞅说，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重罪轻罚”，也不应该“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而是要“轻罪重罚”。因为对重罪施以轻刑，那罪犯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而对重罪施以重刑，轻罪施以轻刑，那就难以遏制轻罪，而要是遏制不了轻罪，重罪同样也没有办法遏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重轻罪的刑罚，理由在于：对轻罪严厉处罚，轻罪就没有了。而轻罪没有了，重罪就无从谈起了(8)。新法才开始推行的时候，不是有一些老百姓纷纷议论新法“不便”吗？结果，商鞅把这些“刁民”全部抓了起来处以重刑。果然，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再说新法的不是了。

说到这里，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商鞅之所以不用文化教育、仁义道德来影响人，而是用劳苦、贫困、羞辱、刑罚千方百计地把人逼上绝路，是因为他把人当成了机器和动物。既然人的全部都是欲望，还要文化教育干什么，还要道德干什么？只要先把人像狼一样关进笼子里，等到他饿得红眼的时候，再拿一点功名利禄诱惑他，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商鞅所说的“先刑而后赏”。《淮南子・要略》说秦国的风俗凶狠强力，不讲道义而只讲利益，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

没错，孟子的儒家把人想象成了天使，自然是迂腐了；但商鞅的法家把人当成了野兽，同样也是偏颇了。即使人都是贪生怕死的，你把他逼上了死路，他还不反抗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不管如何选择都是死路一条的时候，他们估计就要反抗了。新法虽然靠权力的高压在秦国顺利地推行了下去，也造就了“千人之诺诺”的大好局面，但是，它在将秦国推向强大和鼎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民众的生存底线，透支民众最后的忍耐。

当商鞅在秦国执政正风光无限的时候，有一个叫赵良的秦国人，已经向他敲响了警钟。他对商鞅说：“当年百里奚作国相的时候，从来都不坐轿子，夏天也不遮伞盖，出门在外，即不坐车，也不用侍卫带武器保卫。百里奚死的时候，小孩子都不唱歌谣了，捣米的人也不工作了。因为他们都很难过，知道国家失去了一个好国相。而商鞅你呢？出门都坐在结实的战车里，旁边守卫森严，刀光闪闪，兵士拿着长矛开道。如果没有侍卫，没有经过精心的准备，你连家门都不敢出。”最后，赵良得出了结论：“你要得到人们的拥护才有前途，不然的话必定失败”，“你要讲道德才会走向成功，靠拳头说话的人必定灭亡。”(9)不仅秦国会因为新法而走向崩溃，就连商鞅本人也会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可惜，当时的商鞅没能听得进赵良的话。结果，三个月后，商鞅被车裂而死，抛尸街头。

但话说回来，商鞅变法，终究让秦国走向了强大。这个对内疯狂镇压、对外野蛮扩张的战争机器，也在历史的舞台上高速运转了一百五十年。他虽然把大秦帝国带到了低谷，但在这之前，却让他走向了鼎盛；他虽然最终摧毁了自己，但在这之前却锐不可挡地摧毁了六国。这就是历史。无论我们对商鞅多么厌恶，多么嗤之以鼻，但他还是胜利了，最起码在当时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取信于民最关键

商鞅虽然用法苛刻，执法残忍，但却是赏罚有信，绝不欺骗大家的感情。这正是法治的特点和优势，一切都摆在明处，决不在背后搞小动作。道德治国当然也很好，可“尚贤”、“爱民”之类的口号不能变成具体的原则和制度，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道德一旦蜕变为欺骗人民的工具和幌子，就会沦为权术，而权术治国是最危险的。

儒家掌门荀子，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先祖，最反对的就是拿权术来治国。他说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既没有道德，又没有法制，大家伙儿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玩的是结党营私，弄的是下三滥的伎俩。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亡国了。

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虽然把“法”、“术”、“势”三者综合了起来，但也强调三者的适用范围：只有“法”是用来治国、管理子民的；而“术”和“势”是君王用来对付群臣的。对象不一，办法自然不同。老子也说：治国要“正”，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则要“奇”，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治国的办法用来领兵是不行的，而把领兵打仗的一套战略战术拿来治国更是大错特错。

商鞅的新法，的确苛刻，但它却是“正”的，里面没有一丝权术的成分。有功劳就给你赏赐，犯错了就得惩罚你，一切都按照规定阳光执法，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既不打白条，也不拖欠工资。这就是取信于民。商鞅的新法哪怕有万般不是，但凭“赏罚有信”这一点，就已经贯彻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把百姓的生命当作草芥的战国时代，一个“信”就足以大大抬高老百姓的生存底线。

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从此以后，在秦国发挥效力的是法，而不再是人；是“法本位”，而不是“官本位”。老百姓如果有什么害怕的，那也是害怕自己哪一天会触犯法律，而不是害怕自己哪一天会得罪当官的而遭到报复。秦国的官吏，也没有什么特权，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犯了法，照样会受到制裁，而且处罚比平民百姓还要严厉。帝国制度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自知有法，不知有吏”的政治现象估计也就在秦国出现过。后来的历朝历代，独尊儒术，虽然把“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骗局。你服从教化的时候，自然是温文尔雅；但你稍微有些牢骚，马上就是血腥的镇压。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要说：“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诚信”和“法治”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不可分割。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等于没有法律了。正因为这样，变法伊始，商鞅就想方设法要让老百姓相信他是讲“诚信”的。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经详细制订但还没有公布，他怕百姓不信任法令，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然后和百姓们说，有人能把它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大家伙儿感到这事很诡异，没人敢动手去搬。于是商鞅又抬高了价码：“能搬过去的人，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抗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二话不说，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之后，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而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商鞅也遇到了头痛事，太子也犯了法。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以后可是要继承王位的。他犯了法，是视而不见，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可给商鞅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站在个人利益角度，太子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太子一旦登基，就会给自己穿小鞋。这个简单的道理，智商起码200的商鞅不会不明白。但是，一旦算计这个，就是权术了。很多权术不就是用来明哲保身的吗？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新法的贯彻，为了让“诚信”深入民心，商鞅果断地处罚了太子。当然，太子高贵，不能罚他本人。不是有“教不成，师之过”的说法吗？商鞅就拿太子的文化课老师公孙贾和体育课老师公子虔开刀，把这两个人给处罚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商鞅思想中的另外一个思想基础，那就是国家主义。法家虽然强调刑罚的强迫，但却不是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国家谋福祉。这一点，正是法家和纵横家最大的差别。权术是用来谋身的，法律才是用来谋国的。谋身，还是谋国？两者兼得固然很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选一个。卑微的人为了谋划自己的利益而抛弃国家，伟大的人为了谋划国家而牺牲自己。境界高低，不言自明。那些在商鞅背后唾骂的卫道士，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个在危急时刻选择了牺牲自己？

后来的李斯就没有做到，在官禄和名利面前，他选择了出卖国家。大秦帝国的迅速灭亡，终究和这个人摆脱不了关系。沙丘之变，是大秦帝国的转折点，是大秦帝国由强大走向衰亡的标志。这并不是因为胡亥上位，而扶苏没有上位。一个法治的国家，怎么会让一个君王决定兴衰？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沙丘之变，是权谋泛滥的开端，是商鞅所着力打造的法治社会坍塌的肇始。从此以后，法开始退出了秦国历史，取而代之的则是专断、暴政、滥刑和权谋。秦二世动不动就抓人去戍边，去修长城，去建宫殿。这些都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他在赵高的怂恿下把同胞兄妹以“莫须有”的罪名全部杀掉，这又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而除扶苏、杀蒙氏兄弟，更是拿权力压制法律。权谋的横行，必定导致人人自危，大家伙儿都各顾各的，从此就内耗不止，把诚信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哪里还有不亡国的道理？

商鞅是伟大的，一个“信”足以让他在诈力横行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就连一直恪守德化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加家赞扬：“商鞅虽然用法苛刻，但身处权术横行的乱世，他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治四海，平天下了。”

【注释】

(1)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

(2)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3)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4)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5)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6)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7)好爵禄而恶刑罚。

(8)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

(9)“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第八章　虎狼之师是怎样炼成的

秦国的老百姓也是普通人，并不是天生的杀人机器。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变态地扭曲自己的本性，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制定了一整套细致而且详尽的军功爵位制度，并行爵禄利诱和严刑酷法两条路线。他把除战争以外的生路全部堵死。要么上战场杀敌，要么放弃生存，这成了秦国百姓的不二选择。力量在这里迸发，人性也同时在这里扭曲。秦国，这样一个从战争中走来的国家，通过无孔不入的法律，更是进一步将战争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尚首功之国”。

战备在升级

战国时代，硝烟四起，诸侯兼并，弱肉强食。战争，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所谓战国，正是因“战”而成“国”。同春秋时代相比，战国时期的战争，在质和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的质，说的是战争的目的；这里的量，讲的是战争的规模。

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都是很小的。即使到了春秋末年，最大的诸侯国晋和楚，他们兵力也不过是四千乘左右。如果以一乘十人来计算，也不过四万人。如果我们的这个计算保守了些，再加上一倍也不到十万人。而到了战国时代，由于诸侯的兼并，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战国七雄，兵力已经开始以百万计。《史记》中记载，战国七雄中，秦、楚、齐、赵，有“带甲者”百万以上，最不济的韩、魏、燕，兵力也不下六十万人。除兵力以外，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国防的范围也在慢慢扩大。春秋时代，国防的范围仅限于都城，后来才陆续给周边重要的都邑筑城，加强防卫。但除了少数有城的都邑外，其余的地方都是大片的荒野，敌人的军队可以随时通过，如入无人之境。可是，到了战国时代，各国都在和邻国接壤的边境筑起了长城和堡垒，这说明当时的国际生存环境已经到了丝毫不能懈怠的地步。

战争的目的，在春秋时代只不过是抢一些财物，抓一些俘虏回国当奴隶，仅此而已。即使到了春秋末年，战争也不过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但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目的就变成了要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直接致对方以死地。而要做到这一点，杀人就成了最为简单、最为便捷的手段。于是，各国对手下的兵将，往往要他们拿敌人的首级来论功行赏，每次战争动辄斩首十万八万，甚至二十万。长平一战，秦将白起将俘虏的四十万赵国军士全部活埋！现在辞典里出现的“屠城”一词，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要打胜仗，兵器也得与时俱进。你没洪七公的本事，还成天拿着打狗棍跟人家屠龙刀玩命，那不是找死吗？就像现代人不愿意走路而发明了汽车一样，那个时代，为了在战场上更快捷地砍下敌人的脑袋，发明了铁和钢，取代了以前铜制的兵器。以前用战车，只适合在平原上作战。而这个时候的步兵和骑兵，在海洋湖泊，悬崖峭壁，都能打仗。攻城的“云梯”，水战的“钩拒”，也开始被作为战争的辅助工具而发明出来。硬件如此，软件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更新。

打仗打得多了，专家就出现了。战争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一些专门研究战争的兵书开始问世，比如《吴起兵法》、《孙子兵法》……一些专门领兵打仗的武将也开始现身，和专门从事脑力工作的文职公务员逐渐划清了界限，比如白起、廉颇、李牧、王翦……

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大背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秦耕战立国、奖励军功，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好像其他诸侯国并不重视战争一样。如果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秦国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也在摩拳擦掌，训练士卒，奖励军功，鼓吹战争。我们讲大秦帝国的兴起，讲秦国吞并六国，就应该把秦国放在战国时代的大格局中去认识他。其实，离开了和其他六国的对比，单纯地讲秦的成功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是：秦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就像象棋中的棋子，离开了与其他棋子的区别和关联，那它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在奖励军功方面就是这样。战国七雄，没有一个国家不奖励军功。但是，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在如何调动国人从事战争的策略上比其他国家略高了那么一筹，才最后在战国七雄中胜出。荀子在他的《议兵篇》里就鲜明地对比了齐国、魏国和秦国在奖励军功中的政策，最终得出了“（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的结论。也就是说，秦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当时齐国在奖励军功方面的政策是这样的：只要士兵砍下一个敌军的脑袋，就可以到衙门用人头换八两黄金。但只有砍下敌人的脑袋来才算有功，其他的都算没有功。即使你在战略进攻中确实立下了战功，但没有砍下敌人的脑袋来，也没有用；相反，即使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把敌人的脑袋砍下来了，也算有功。

这是用人头来衡量士兵战功的做法，而对士兵进行刺激的是金钱。让人用生命去换钱，遇到弱小的军队还勉强能应付，一旦遇到强大的军队，就不灵了。因为在危急关头，人们宁肯不要钱，也会去保命。而且只看人头，不强调军队的整体作战，是打不了胜仗的。所以韩非说，这是“亡国之兵”，没有比这种军队更衰弱的了，这和招募一群市井流氓去打仗没什么区别。(1)到了后来，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杀良冒功”——把无辜老百姓的脑袋砍下来，回来谎称说是杀了敌人，领取赏银——真是丧尽天良啊！

魏国的做法和齐国不同。魏国采取的是一种“职称制”。它设立一个标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就能得到永久的荣誉和利益。要能穿戴甲胄，拎着十二石的强弓，身背五十支利箭，手持长戈，头戴盔，腰佩剑，携带三天的食粮，一天之内能急行军一百里路。达到了这个标准的就是“武卒”，就可被免除徭役，还能分得比较好的田地和住房。(2)

这像极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职称评审。一旦评上教授，就可以分上大房子，拿高工资，而不管你以后还有没有成果。而且一旦上去了，想下来都很难。不是有进有退，而是有进无退。其实，那些评上教授的人的成果大多是在评选以前做出来的，而当上教授以后，成果多是寥寥无几。因为你一旦评上教授，荣誉、地位、金钱都来了，可以去讲学，当顾问，而且不用担心自己的教授资格被剥夺。

这样的“铁饭碗”危害更大。就像魏国的士兵，之前可能很努力，当上了“武卒”，可以免除徭役，可以分到田地和住房。可是一旦评上了，就是终身制，国家就要为这些不求上进的人支付大量的开销。难怪荀子说：这些士兵的气力几年以后就开始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再行剥夺，即使改换办法也不容易做得周全。所以，魏国的疆土虽然很广阔，收入也不少，但国家的财富却没有增加，实力也不断地削弱。而且，如果用这样的士兵组成一支军队到战场上打仗，一开始还可以，但时间长了，这些养尊处优的士兵还会有战斗力吗？所以荀子说，这是“危国之兵”。

策略最牛，办法最绝的还是秦国。齐、魏奖励军功的政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但秦国的兵制，毫无疑问是商鞅开创的。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秦国的兵制，看看它到底比齐、魏两国高明在什么地方。

当兵的福利好

同齐国的物质奖励政策和魏国的终身职称制不同，秦采取的是奖与罚相结合的“军功爵位制”。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秦军真正成为了一支无坚不摧、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虎狼之师。

军功爵位制是秦国的独创，它是商鞅的法家思想在军队管理上的具体运用，也就是所谓的军法。它具体的规定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军功爵位，一至四级为“士”级爵，包括一等爵公士，二等爵上造，三等爵簪袅，四等爵不更；五至九级为“大夫”级爵，包括五等爵大夫，六等爵官大夫，七等爵公大夫，八等爵公乘，九等爵五大夫；属于“卿”级别的有：十等爵左庶长，十一等爵右庶长，十二等爵左更，十三等爵中更，十四等爵右更，十五等爵少上造，十六等爵大上造，十七等爵驷车庶长，十八等爵大庶长；属于“侯”一级的有：十九等爵关内侯，二十等爵彻侯。

这里的爵位并不是空头的政治待遇，也不是军职，更不是官职，而是和利益直接挂钩的奖励制度。秦法规定，只有在军队服从纪律、作战勇敢、立下战功的人才能授爵。而怎样才算立下战功呢？秦法对此作了非常详细而且具体的规定。比如，一个秦国的士兵在参军之前是平民，没有任何爵位。他参军以后，如果想获得第一级爵位“公士”，就需要获得授予爵位的凭证，即到战场上砍下一颗敌人的脑袋回来。战争结束后统计结果的时候，他就可以凭借这颗脑袋来获得成为“公士”的资格。而有了“公士”资格，就可以得到一顷田地、一处房产和一个仆人。当然，如果砍了敌人更多脑袋，在战争结束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他就可以被授予更高一级甚至几级的爵位，而得到的奖赏，当然也就更多了。

砍敌人一颗人头，就可以得到一顷田地、一处房产和一个仆人，这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重赏了。秦国被称为“尚首功之国”，也就是从这里来的。对于那些迫切需要改变自身命运的秦人来说，参军打仗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像今天的我们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一样。而且，秦法所规定的奖赏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参军参战，每个士兵，都有获得爵位、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且，机会都是均等的，不论天才和白痴，不论贵族和平民，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这也正是商鞅极力向大家伙儿灌输的理念。总之，秦国在用法苛刻的同时，也给了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荣华富贵的平台。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度里，公平绝对是老百姓梦寐以求的。而秦国做到了，老百姓的积极性当然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秦国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固然有利益的诱惑和驱动，但对所有人都公平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素。

不仅如此，秦国在爵位等级之间还设立了严格的界限，等级森严，每一级爵位所享受的待遇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就拿士兵的工资来说，第一级“公士”每年拿到的薪水是50石粟米。“石”是秦当时的计量单位，120斤为一石。50石就相当于今天的6000斤。一个士兵每年能得到6000斤粮食，在今天也是很难想象的。这一方面说明秦国为了让士兵勇于上阵杀敌下了血本，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秦国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不然的话，你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给士兵发工资？而且，这还是一等爵“公士”的工资，二等爵上造，拿到的俸禄比公士多50石，每年为100石粟米；三等爵簪袅则是每年150石……爵位每高一级，每年所能拿到的俸禄就会多50石，以此类推，到了最高的二十级“彻侯”，每年能拿到的薪水高达1000石粟米，也就是120000斤！

不同爵位的工资不一样，相应的配套福利也是大不相同。这突出地表现在田地、房产的分配上。我们前面说了，士兵砍一个敌人的脑袋，回来就会获得最低的“公士”爵，可以得到田地一顷，房子一宅。而爵位越高，得到的田地也就越多，宅基也就越大。就田地而言，公士1顷，上造2顷，簪袅3顷，不更4顷，大夫5顷，官大夫7顷，公大夫9顷，公乘20顷，五大夫25顷，左庶长74顷，右庶长76顷，左更78顷，中更80顷，右更82顷，少上造84顷，大上造86顷，驷车庶长88顷，大庶长90顷，关内侯95顷。顷是什么概念呢？1顷田相当于100亩，每个爵位配给的田地有多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算一下。

至于房子，和田地一样，也是按照爵位的等级依次递增：公士1宅，上造2宅，簪袅3宅，不更4宅，大夫5宅，官大夫7宅，公大夫9宅，公乘20宅，五大夫25宅，左庶长74宅，右庶长76宅，左更78宅，中更80宅，右更82宅，少上造84宅，大上造86宅，驷车庶长88宅，大庶长90宅，关内侯95宅，彻侯105宅。1宅有9亩，合今天的2.6市亩，也就是1700多平方米。在今天，寸土寸金的地段，再有钱的人，估计也住不起这么大的房子。而在古代的秦国，即使最底层的“公士”就能有这么大的房子，那些高一级爵位的宅院，面积之大，真的难以想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古代地广人稀，人均住房面积大，但在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的秦国开垦了很多土地。不然的话，哪里来这么多田地、宅院去分配？

爵位不仅和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还和人的地位密切关联。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军内的伙食。在行军打仗的时候，每逢开伙吃饭，爵位不同的人，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爵位越高的人吃得越好：二等爵位的“上造”吃的只是粗米，而三级的簪袅就有精米一斗、酱油半升和菜羹一盘。可以想象，爵位更高的上造、左更，吃饭的时候肯定是有鱼有肉，山珍海味了。

为了获得尊严，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地位，秦人肯定是对爵位充满了狂热的向往。尽管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办法达到“卿”、“侯”的地位和等级，但高额的奖励仍然在不断刺激他们竭尽所能地去追求更高一级的爵位。至少，每个人都有希望，只要你提敌人的人头来就成。

据《商君书》记载，商鞅为加强冲锋陷阵的力量，还组织了名为“陷队之士”的敢死队。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士兵连死亡都不怕呢？《商君书》中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超乎寻常的奖赏和超乎寻常的惩罚。其他士兵是砍一个脑袋赏爵一级，而“陷队之士”每个队是十八人，全队只要砍掉敌方前锋部队五人，十八人都有一级爵的赏赐。阵亡的人，赏赐则由家属继承。“陷队之士”原则上是不允许生还的，如果不能战死疆场回来都要受割鼻刺面的刑罚。如果有人装死骗取奖赏，一旦被发现，不仅要夺除他的继承人和他的战友的爵位，还要把这个人降为奴隶，最后，还要让他把原来应该受的刑补上。

商鞅说，这些不准活着回来的“陷队之士”都是自己主动要求参战的。甚至，一般人还没有机会，每次选拔的时候，都要严格挑选一番。那些身体弱的，搏击能力差的，是没有资格成为“陷队之士”的光荣一员的。可以想象，这些以死来为自己家人谋取爵位和赏赐的人都是秦国的下等人，或者是想赎得父母、妻子的自由而甘愿牺牲性命的奴隶士兵。

今天的我们疯狂地追求金钱，是因为金钱是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可以交换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在秦国，军功和爵位相挂钩，爵位又与利益相关联。那么，军功无疑就成了类似货币的东西。秦法规定，秦人的军功是可以传子的，一个人奋勇杀敌立了功，那他全家都可以得到实惠。此外，军爵还可以用来换取其他的利益。比如，你可以退还两级的爵位，把身为奴隶的亲生父母中的一位赎为平民；或者自身为奴隶的人获得成为“公士”的资格，也可以请求交回“公士”的爵位以赎回身为奴隶的妻子，两人都成为平民，如此等等。

这样优厚的待遇，界限分明的爵位等级，以直观的方式刺激着秦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煽动着秦国上下每个人都想争取爵位的欲望。而爵位的唯一来源就是战功，除了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外别无他法。于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爵位，获得更丰厚的利益，为了让全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在战场上的秦军士兵一个个都确实如商鞅所预想的那样：奋不顾身，争相杀敌，以求获得更多的爵位授予凭证——人头。有记载说，当时的秦军士兵赤裸着上身，一手持利刃，另一手夹着一个俘虏，腰上还悬挂着几颗血淋淋的人头。如果有画家画下这幅场景，那是多么骇人和恐怖啊！可以想象，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由这样凶悍残暴的武士所组成的一支百万大军，战斗力该有多么强悍！难怪六国的军队见了秦国的军队就两腿发麻，闻风丧胆。真乃虎狼之师也！

打仗的压力大

秦军军法的奖励是巨大诱人的，相应的的惩处也是异常严厉的。在法家看来，严刑峻法才是维持军队秩序、释放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根本。对秦国的士兵来说，向前只有一条进路——要升官发财，给家庭带来实惠，只有到战场上去杀敌。这就是商鞅说的“利出一孔”，其他的路全部给你堵死，只留下一个“小孔”，一条出路。而向后，秦国的士兵是没有退路的。如果你触犯了军法，不仅要扣你的薪水，降低你的职称，还要在肉体上让你尝尝残酷的刑罚。就这样，前有重赏，后有严刑，秦国的士兵别无出路，只能变成了战争的机器和杀人的狂魔，向前冲锋时敢于“冒矢石，蹈白刃”，见到敌人时“如饿狼之见肉”。

《商君书・境内》篇中记载，秦军在作战攻城前，一般先由国司空测量城市纵横的里数，再由国尉向攻城部队分派任务。最先到达目的地占领军事目标的军队被誉为“最启”，也就是第一名。而最后到达目的地的军队则被贬称为“最殿”。殿，也就是垫底的意思。如果在作战冲锋时两次被评为“最殿”，就要“废”。虽然《商君书》中对如何“废”没有详细说明，但既然说“废”了，肯定是要动用刑罚的，或者割鼻，或者脸上刺字，绝对不会是弃之不用、开除军籍让他提前转业回家这么简单。

攻打城邑，攻不攻得进去和进攻的速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己方的攻击力量，还要看对方的防守能力。而且，无论怎么调动积极性，总归会有一个正数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商鞅为了让将士们人人奋勇，各个争先，连常情常理都不顾，真是横蛮无理至极。这惩罚“最殿”的“末位淘汰制”在秦国还不只限于军事领域，在生产和土木工程等各个方面也同样施行。秦国的各行业似乎都贯彻了评比“启殿”的制度，你要干活干得最快就有奖励，要是干得最慢，那对不起，等待你的就是刑罚，而且你还只能执行，不能议论。

说到秦国的肉体刑罚，那可是出了名的残酷，吃鞭子已经算是最轻的了。而且，鞭刑还可以按抽鞭子的数量为标准细分。当执法人认为犯人的罪用鞭刑不足以处罚的时候，就会用各种肉刑来伤害犯人的肢体，把犯人搞残废。据统计，秦国残酷的肉刑就有十五种之多，而死刑的执行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知道，商鞅本人，就是被车裂而死的，而他的家人，被处于了斩刑。一代名相李斯是“具五刑”而死的，也就是依次遭受五种酷刑的处罚，然后再当街腰斩处死。我们前面曾提到的，秦始皇的“假父”嫪毐是被车裂而死的，而他的两个儿子是被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的。

除了这些死刑方法外，秦国还有比较“文雅”的“赐死”。这种刑罚一般用来处死高级军官。也许他们身份高，为秦国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才让他们有尊严地去死，留个全尸。身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为秦国征战一生功勋卓著的武安君白起，就是被赐死的。此外，秦军对战俘常用的是坑刑，也就是活埋。白起就是使用这种活埋刑罚的秦军将领中最有名的一个。秦赵长平大战，武安君白起破赵括大军，俘虏的四十万赵国士兵，全部被白起活埋。秦军的残忍，真是吓死人不偿命。

秦国打商鞅变法以来，不仅轻罪重罚，还极力推行连坐制度。“同屯连坐法”，就是把士兵以“屯”为单位进行编排建制。一屯五人，如果在战场上一人逃跑，其他四个人都是死罪。而且，这五人还必须彼此提防，相互监督，如果一人犯罪，其余四个人也都要受到处罚。而要是同屯的成员犯了法，知道并且告发他的那个人，罪过不但可以赦免，而且还有奖励。这样一来，秦国的士兵肯定是人人自危，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

士兵是这样，长官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秦军每个屯还设立屯长，每百人设一个百将，如果部队作战无功，没能砍到敌人脑袋，百将和屯长都是死罪。这就迫使军官们必须尽心尽责地进行督战，丝毫不敢渎职。不仅长官是这样，秦法还规定了一个月薪五百石的官吏有“短兵”五十人，一个月薪一千石的官吏就有“短兵”一百人……以此递增，大将则有“短兵”四千人。“短兵”是手执短兵器保护长官的警卫部队。如果长官阵亡，证明“短兵”没有尽到保护首长的职责，统统都要掉脑袋。这就使得“短兵”宁肯不要自己的命也要保护长官的命。

秦国军法中最严酷的还要算军人家属连坐法：军人在部队里犯法受刑，他的父母、兄弟、妻子也会受株连，由“乡”政府来治罪。比如，按照秦法，投降敌人的叛徒，自己要处以极刑，全家都要牵连。如果是统领军队的将官，惩处就更为严重。领军达千人以上的将领，如果在战场上战败、投敌或者临阵逃脱，就会被宣布为“国贼”，要被处死抄家，削户籍、挖祖坟、把尸骨掏出来示众，同时还要把他的家属变卖做奴隶；领军有百人以上，在战场上战败、投敌、临阵逃脱的官兵，就是“军贼”，也要杀头抄家，变卖家属做奴隶。《商君书》中说：秦国的士兵奔赴前线的时候，父亲送儿子，兄长送弟弟，妻子送丈夫。他们都在叮嘱同样的话：“你们上了战场，没有战功就不要回来。”“如果违反了军法，死的不仅是你，还有我们。军队会惩治你，乡政府也会惩治我们。”(3)就这样，秦国百姓一旦从军，和他一起的同队官兵和父母、兄弟、妻子统统被套上了军法连坐的锁链。除了拼命战斗，死里求生，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对秦人来说，上战场成了一种没有选择的事情，上了战场以后，他也就变成了一个杀人的机器，如同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人性在迸发出巨大力量的同时，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变态。但戏剧性的是，成功的恰恰是那些变态的，正常人也只能做个普通人，等着被历史遗忘。国家也是这样，变态的秦国最后成功了，而正常的六国却灭亡了。也许，特殊时期，历史就是青睐变态。

血淋淋的人头

无论是奖赏还是刑罚，秦国都是要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的，绝对不会出现虎头蛇尾的事。斩获了敌人的人头，就等于看到了爵位、田宅和金钱，绝对不用担心政府不讲信用，给他们打白条，不兑现承诺。而违法犯纪的人，在做错事的那一刻就已经看到了皮鞭和刑具，甚至是血淋淋的鬼头刀，不会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秦国每打完一次战争，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来处理善后事宜。这里所谓的“善后事宜”，不外乎奖赏那些有军功的人，处罚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军功需要衡量大小，而参考标准就是砍的人头数量。具体的做法是把所有砍来的人头公开展览三天，查对三天，确定无误后，再由将军把砍来脑袋的将士的名单报请主管大夫颁奖“劳爵”。

让我们想象一下秦国战争结束以后展览、查验人头的场面吧！所有的人头全部摊摆在操场上，龇牙咧嘴，血腥冲天，要是刚好是夏天，人头还会腐烂发臭，引来苍蝇和蚂蚁。然而，在今天我们看来万分恐怖的人头，在当时的秦国士兵那里，不仅已经司空见惯，而且还视若珍宝。别忘了，一个人头就是一级官爵啊，那是用生命换来的粮票。家里的父母、老婆和儿女，都在望眼欲穿，指望着这几颗人头糊口呢！就是因为这样，秦军将士从砍掉敌人脑袋那刻起，直到展览、查验完毕，他都会和这些血淋淋的人头形影不离。

说到这里，有一点让今天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两军交战，刀来枪往，生死也往往就在于一招一式的差错，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而秦国的士兵们，在斩杀了敌人以后还要俯下身子去割敌人的头颅，然后再拾起来把人头系在腰上或者绑在背后再去继续参加战斗。这个动作即使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不禁要问：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哪有闲工夫去完成这些个附带的小动作？而对方的敌人，难道会等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士兵割下自家兄弟的脑袋，捆绑妥当后，再去跟他对打？步兵要做些事就已经够呛了，那些乘车骑马的士兵就更难以想象了。难道他们每杀一个人还得下车、下马，等割完人头再回到车上、马上？

张仪在推销他的连横政策的时候曾经吓唬韩王说：秦国的士兵在打仗的时候根本不穿戴盔甲，而是光着膀子轻装上阵，左手提着几颗血淋淋人头，右边胳肢窝底下还夹着一个还在喘气的。(4)这么说，确实有些夸张了。也不想想，如果秦国的士兵在战场真的是这个样子，还能继续战斗吗？

但话说回来了，要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去统计自己砍掉的敌人头颅，争议可就更大了。面对横七竖八的死人，你说你杀的，他说他杀的，虽然有将军、监臣、御史在高台上观察瞭望，也不可能把每个人的斗杀场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千军万马混战起来，就是当代的卫星扫描录像也难以面面俱到地全部见证，何况是在两千年以前的冷兵器时代。

所以说，一些史书的记载有些离谱了。很有可能是汉朝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在为已经灭亡的大秦帝国恨得牙痒痒，才用文字和舌头进行口诛笔伐，极尽丑化之能事。我们上面所引用的张仪那段吓唬人的话就是出自《战国策》，而《战国策》正是汉朝的官方知识分子编纂的。他们为了说明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不惜颠倒黑白、以假乱真，真是龌龊至极。知识分子，有时候真的靠不住，而得罪这些知识分子，也是最不划算的。即使你的肉体已经没有了，他还能让你遗臭万年。秦始皇正是因为焚书坑儒得罪了他们，才遭到了后人的百般诋毁和丑化。这里，说秦国“尚首功”固然不假，但绝对不会荒唐到这样的程度。

何况，当时“尚首功”的也不仅仅是秦国一家。我们前面说过，齐国、魏国的士兵也是拿敌人的脑袋作为领取奖赏的凭证的。至于其他几个诸侯国，史书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估计也差不多是这样。试想，战争结束以后，战场上铺满的都是横七竖八的无头尸，场面何等惨烈！

打扫战场的时候，辨认敌我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各国军士的服饰不一样，穿戴也不一样。但是，看着那些躺在冰冷战场上无头的秦兵尸体，又有谁敢保证他们的脑袋都是被敌方军士割去的呢？难道就没有被自己的战友割去脑袋冒功的可能？当然有。秦简《封诊式》中就记载了两则“夺首”的案例。一则说，有个秦军士兵用剑砍伤了得到敌人脑袋的战友，然后夺取了那个脑袋冒功邀赏。另外一则说，有个秦军士兵和另外一个士兵一起拿着一个人头告到官府，都说这人头是自己砍得的。经诊视鉴定后，发现这个人头情形有异，怀疑是己方军士被他们活活谋杀的。于是，受理此案的衙门发出紧急公告，通告各部队，如有失散的和迟迟不归的军士，速派人来辨认。

正因为这样，商鞅才要求必须仔细查对三天。而且，这个活动是严格按照程序透明进行的，任何人都不得搞暗箱操作，虚报战功。为了防止弄虚作假，朝廷还会派出国正监和正御史对战功的统计工作进行监督。国正监和正御史的权力直接来自朝廷，不受军方的干涉，和地方官吏也没有利益瓜葛，所以参与此项工作比较公正。发现瞒报、谎报者，可以立即制止，并对图谋不轨者进行严厉处罚，即使是将军，也不能网开一面。而且，国正监和正御史还要对军功统计工作的进程进行监督，不能拖得时间过长。该受奖的人，必须让他立即看到实惠；该受罚的家伙，那就立即正法，严明军纪。将军把砍回脑袋的将士的名单报上去以后，将士所在县的官吏一般要在三天之内兑现奖励承诺。超过三天，国正监和正御史就有权力把该县的四名主管官吏交给丞尉惩治办罪。

展览三天，查对三天，而后兑现奖励承诺又需要三天。也就是说，如此浩大的统计工程要在九天的时间内全部完成，效率之高，就算在今天，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其中的工作绝不是统计几个数字那么简单，里面还会牵涉很多问题。比如，军功的换算问题。我们前面说过，战场上的军功是可以用来折算的。一个士兵如果既立了战功又违法了军纪，就要按照军法进行折算，看看他是应该受赏还是受罚。还有，有的士兵可能还会放弃军功来赎回卖身为奴隶的亲属。这些工作也要在这三天内一并完成。而商鞅的新法就做到了这一点，不仅讲信用，而且马上能兑现。

这就是“法治”的威力。每个人都处在法律的监管之下，没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即使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处于彼此的制衡和监督之中，不敢搞暗箱操作，从而保障了法律充分彻底地贯彻落实。当然，任何法律都是硬性的强制性规范，不可能将世间万象全部算计穷尽。正因为这样，从开始有法律的那一天起，就有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的人存在。就好像自从有了杀毒软件，就有了层出不穷的病毒一样。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拿今天的美国来说，它是当今世界上法律体系最为健全、拥有律师最多的国家，但它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但不管法律会造成什么样的漏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商鞅，轻刑重罚，几乎堵塞了所有的漏洞。因为他让那些试图钻法律空子的人感受到，做坏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还是中规中矩代价小些，最起码不用整天担心受怕，如履薄冰，承担让人无法喘息的心理压力。

人人都得上战场

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仅仅有优厚的奖励和严苛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它的背后还有很多具体细致的军务需要打理，一些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如何征发老百姓服兵役，以保持充足的兵源？如何对现役军人进行培训，增加他们在战场上砍杀敌人的能力？……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要面对的。在秦国这支虎狼之师的背后，需要国家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充足的兵源。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充足的兵源是自身强大的前提。如果都没有人报名参军，或者后继的兵源不足，是否能够拉起一支队伍都成了问题，更别说要打造一支前仆后继的虎狼之师了。就是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力仍然是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不用说是在人力是第一生产力的冷兵器时代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集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华于一身的商鞅，怎么会不明白？他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兵源，制定了“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从而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军国主义。秦法规定：秦国上下，不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都是预备役军人（说民兵也许更恰当一些）。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在家老老实实种地，一旦有了战事，这些农民马上就要奔赴战场，并且按照性别、年龄的不同组成所谓的“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老弱男女为一军。

尚武尚到举国皆兵，在当时的秦国，可不能算是夸张的说法。当代出土的云梦秦简《大事记》中就记录了一个叫喜的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他于秦始皇三年参军，到八月担任“榆史”，始皇四年成了“安陆御史”，六年为“安陆令史”，七年任“鄢令史”，十三年又从军……这个叫“喜”的人虽然因军功官至“令史”，但还是免不了继续参军打仗。这说明，秦国的很多公务员都是从军队中提干提上来的，但他们还是摆脱不了军人的身份，仍然是要去参军打仗。这是制度，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我们前面提到过，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把平民百姓以什伍为单位编制起来。这种做法，一方面是要推行连坐，让百姓互相监视，彼此揭发，从而让政府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把百姓以军事组织的方式编制起来，平时作为组织生产的单位，遇到战争就可以成为一支军队。我们后面会谈到，秦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每个人的详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出身、特长，都在户口簿上记录得明明白白，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黑户”。等到征发兵役的时候，那谁也逃不了。

秦法对于服兵役的人和征发兵役的官吏，也有非常具体的规定。比如，秦法规定，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官吏，他的子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服役。但如果当地的县令为了不让某人去参军，而谎称是自己的子弟，一旦被查出来，就要出资购买两件甲胄捐给军队作为处罚；而属于军队体系的官员县尉，不仅要和县令一样受到经济处罚，还要受到就地免职的惩处。如果服役者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却迟迟不到相应的岗位上报到，而屯长和仆射等相关官吏却渎职不按规定进行报告，那这些官吏都要各自出资为军队购买一面盾牌作为经济处罚；征发军队的官吏在值班期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也要受到为军队购买两件甲胄的处罚。对服役的士兵而言，如果自称服役期满回家，但是却拿不出边防长官的证明文书的话，就属于私自逃归，要罚他到边疆去服役四个月。而国家有诏令发布要求征发人员去戍边或者去打仗，地方官员不得拖延或推迟，否则就根据延误的时间长短进行相应的惩处……

可以看出，秦国军法中有着一整套详尽完善的兵役制度，全国上下的所有人都要遵守这种兵役制度进行民事生产和军事行动。平时管理村社的各级官员，到了打仗的时候，就是各级军事组织的军官。每一个适龄的秦人都是国家的“民兵”，当战事发生的时候，大家伙儿都得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安排，或者是上前线作战，或者是全力供养去参战的士兵。在这种极其严密的兵役法令的管制下，秦国的平民百姓依照法律就只有耕与战这两种生活了。从这一点来说，商鞅的新法，其目标就是通过严刑酷法把秦国的平民百姓变成耕战机器，除了种地和打仗之外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什么事情都不需要知道。

说到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秦国军队的战斗力。我们几次提到过，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强大得可怕，是让六国军队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师。但我们不禁要问：秦国的这些平民百姓，脱下军装是农民，穿上军装是士兵，他们的战斗力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他们个个都是种庄稼的好手，同时又是战场上的勇士？当然不可能。秦国的人也是普通人，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过是经过了一些严格的训练罢了。军事训练对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没有训练，他们只能算是一帮乌合之众，而不是虎狼之师。但是，说到训练，问题又来了：秦军士兵除了去边疆站岗放哨和上战场打仗外，平时必须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去，他们哪里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训练？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秦国对自己的百姓进行了“魔鬼训练”和“极限训练”，让这一帮原先只会种地砍柴的农民迅速变成一支真正的虎狼之师。

从史书记载来看，秦人是很重视军队训练的。训练分为常规训练和非常规训练两种。常规训练，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征发召集一部分官兵集中起来进行格斗、射箭等训练。非常规训练就残酷了，是通过狩猎等活动让人去和野兽打斗，以提高体能和战斗力。对那些在狩猎中表现不佳的，就要进行处罚。秦律中有一条“公车司马猎律”就对此作了详尽的规范。

在训练过程中，秦法还对负责训练的各级军官作出了十分严厉的规定，严格要求各级军官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然的话他们会受到更严格的处罚。比如，现役军人在统一考核中，如果出现了射箭不中靶、驾车不熟练等情况，不仅当事人会受到处理，主管训练的官员也要承担渎职的责任。除了要负担经济处罚外，还会被免职，他的职位由新任命的官吏担任。如果接任的官吏也没能达到律令的要求，那么新的官员同样会遭到和前任一样的处罚。

就这样，秦国的士兵在各级军官的严厉监督下进行着挑战生命极限的训练，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了战斗力。整天都在和虎狼搏击，那一帮庄稼汉最后能够成为虎狼之师也就不难理解了。

后勤一定要搞好

铸造一支强大的军队，除了要保持充足的兵源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外，后勤的保障更要有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粮食等军用物资的供应。

古人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纵使百万雄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将士们也要吃饭穿衣，马匹也要洗刷饮溜。如果连肚皮都填不饱，又怎么能有足够的力气发挥战斗力呢？所以，为了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国家必须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并把这些粮食集中到国家的粮库里，随时调配。

这一点就和古代西方很不一样。在古希腊的城邦里，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为主人，他们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邦的义务。他们的武器、甲胄和马匹，都是自费的，而不是国家给的。但在中国，老百姓不是公民，而是臣民，他们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国家的“儿子”（也就是“子民”）。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是国家的事情，军队的一切开销当然也要由国家来提供了。

这也正是商鞅极力强调农业的真正原因。推崇务农，耕地种田，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壮大军力，攻城略地，兼并诸侯。据记载，在战国时期百余年的混战中，秦军的规模之大，足有上百万，而当时秦国的人口总共也只有500万。也就是说，在秦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军队里服役。如果，这百万秦军都是专业的常备军，军事机器一旦发动起来，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物资和金钱，日耗千金恐怕也只是个小数目。如果再赶上旷日持久的鏖战，日积月累，那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在消灭楚国的战争中，秦国投入兵力60万，耗时两年。如果秦军一个普通士兵一个月的口粮是40斤左右的话，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两年下来，秦国花费的粮食就有5亿斤之多。如果维持百万常备军，再除去各级行政官员等不从事生产的人员，剩余的从事劳动生产的秦人是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足够多的军粮的，更别说其他物资了。如果真是这样，秦维持自身国家的正常运转都成问题，那要靠什么去统一六国？

正是基于这一点，秦国才采取了我们上面所提到“兵农合一”的兵役制度。老百姓平时是农民，耕地种田，为国家提供粮食等物资；打仗的时候就集结为军队，上战场杀敌，这样就可以在国力既定的情况下拥有一支足够在战国驰骋的大军，平时需要负担的常备军也没有“百万之数”了。商鞅就是要通过法律把国家的人力资源利用到极致。在秦国，不可能有游手好闲的人，也不可能有坐吃山空的人，所有的人都在法律的规定下为国家的利益而忙碌着，从而创造了其他六国难以企及的物质财富。从这一点上看，商鞅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信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除了粮食以外，军工生产也是同样重要。虽然军队的主导是人，军队的战斗力也由人来发挥，但是一支赤手空拳或者持有劣质武器的军队，即使再勇悍，再好斗，所迸发出来的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军工当中，首先是军队配备的马匹。在冷兵器时代，马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军事物资之一。将官领兵需要战马，骑兵也需要马匹进行作战，战车的行动更需要马匹的牵引。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马匹，不仅军队的作战能力要降低几个档次，军队的机动性也会成为大问题。因此，对于马匹的饲养和规格方面，秦军有着严格的要求：军马必须要有五尺八寸以上的体型，否则就不适合人坐骑；军马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以便更好地服从于骑手的驾驭；甚至对于马匹的进止回旋，秦法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我们后面会谈到，秦国的牛马都是在国家农场中饲养的，有专门的官吏负责训练。如果饲养出的马匹达不到要求或者训练不到位，不仅主管养马的官员要受到处罚，就连当地的行政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要么罚款，要么免职。

在武器的军工生产方面，秦国采取的则是目标管理的方式，分工到人，责任到人。和养马不一样，兵器的制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单个人所能完成的。何况，制造兵器是个技术活，并不是人人都能把青铜或铁打造成符合规格的武器。由此，秦国的军工管理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工匠，层层把关。一件武器每经过一道工序，每经过一个阶段，负责人都要把名字和生产时间刻在武器上。当武器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时，调查的人员就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相关的责任人和生产时间。这就使得每一个军工生产人员都必须小心翼翼地保证每一件武器在自己的工序上不会出任何岔子，而高级别的军工生产负责人则要保证整个生产系统不出任何纰漏。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大批量地制造出高质量的兵器，而且生产出来的兵器都能够符合统一的规格，就是零件也可以互换，这种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障。

无论是军粮还是军工，国家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来保障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制造出来的兵器毫无延误地输送到战场上。就粮食而言，国家在全国各地都设有粮仓，同时设置“仓啬夫”一职，负责粮食的征收、保管和储存。最后再由国家来统一调配全国的粮食供给军队。军队里每个现役军人的口粮都由国家定时定量地供给，什么时候吃饭，吃多少，都要按规矩来，否则就要严惩。正因为这样，运送到前线去的粮食都是有记录的，这就防止了运送粮食的人在当中倒卖粮食，谋取私利。就武器装备而言，国家在各县都设有“库啬夫”一职，分管武器的供应。武器和盔甲这些军事设备，生产出来以后一般是保管在武器库里，战时统一配发给士兵使用，战争结束后则统一收回并继续保管和维护。如果配发给士兵的武器出现了质量问题，或者武器在保管过程中出现了生锈、变钝等情况，相关责任人都要受到惩罚。

打仗的好处多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穷兵黩武，把人当成了杀人的机器。而秦国，之所以制定了在今天我们看来如此残忍、毫无人性的国家政策，不仅仅是因为战国时代狼性生存的需要，其中也或多或少的是出于秦国和商鞅本人对于人性的看法和理解。

在商鞅看来，人是不能清闲的。人一旦清闲，就会没事找事，招惹是非。而一旦出了是非，国家辛辛苦苦创造起来的财富就会在内部白白消耗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闲人出横事。工作忙起来，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一旦无所事事，就可能会犯错误。商鞅认为，为了克服人的这种劣根性，就不能让国家太平，让百姓清闲和安乐，而是要不断地发动战争，让老百姓忙碌起来，把多余的能量释放出去。否则，一旦贪图享乐，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国内就会出现所谓的“毒虱”。一个国家只要有了这种“毒虱”，即使很富强，也会被削弱。(5)反之，贫弱的小国只要不断打仗就不会惹上这种“毒虱”，从而强大起来。(6)总之，战则强，不战则弱，不战则垮，这就是商鞅鼓吹战争的一个重要理由。

上文已经讲过了，商鞅所说的“毒虱”，基本上就是儒家礼乐文化的一些信条，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在商鞅眼里，文化恰恰是治理国家的绊脚石，根本不利于统治国家，完全应该去除。想想也对，如果人们受到的教育多了，有文化了，肯定会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一旦老百姓觉醒了，商鞅那一套法律就难以实行了。相反，让人们不去学习，不去思考，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去反思，自然就会乖乖地遵守国家的法律，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商鞅说了：“老百姓不热衷学习文化，那就会变傻，变傻了就不会到处去惹是生非，百姓不惹是生非，国家就不会不太平。”(7)

对外推行战争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文化教养一多，大家都去遵守礼法、修善积德，搞什么“兼爱”、“非攻”了，讲什么孝悌、诚信了，不去攻打人家的城市，抢人家的地盘，砍人家的脑袋，都变得文质彬彬，温良谦让，个个想争取诺贝尔和平奖了，侵略战争还怎么发动得起来？灵魂高贵了，肉体就要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何况秦国的野心还不仅仅是谋求生存，而是要征服六国，并吞四夷八荒。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商鞅毫不犹豫地抛去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

由此可见，秦国对于软绵绵的礼乐文化，自商鞅变法开始就已经发难了。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过是延续了秦国的一贯做法。“秦制本商鞅”，始皇不过“守之”而已。至于李斯在秦始皇耳边的那些煽风点火，说文化的这个那个坏处和儒家知识分子的各种劣习，也并不是他首创的，商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早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更何况，自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已经在“焚书”了。《商君书》中明确记载说，谈论《诗经》和《尚书》的人都要被杀头弃市，要是胆敢私藏这些书籍，那就要全家灭门。韩非在《和氏篇》中的记载也证实了商鞅的确是“焚书”的始作俑者，是他让孝公烧毁诗、书的。把“焚书坑儒”这笔烂账统统记在秦始皇和李斯头上，确实有些冤枉他们了。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为什么秦国会如此热衷于战争了。同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眼里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生存或者争霸的手段了，而是治理国家和夺取天下的不二法门。对外力压诸侯需要强壮武力，对内统治子民需要丢弃道德教化，要做到这两点，还有比战争更好的办法吗？战争不仅能够抢夺别国的地盘和财富，还能够让老百姓忙碌起来，没有闲暇去思考，变得呆傻迟钝，岂不是一举两得？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商鞅治理国家的办法与其他诸侯正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你讲仁义道德，读诗歌，听音乐，搞什么“白马非马”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我却是去文退德，恩威并重，赏罚共举，独裁高压；你让你的老百姓去弹琴鼓瑟，斗鸡走狗，踢球下棋，我却是打压商业，扶持农业，垦草积粮，摩拳擦掌，枕戈以待，瞅准时机就带领一大群饿狼吃你个精光。结果自然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再高贵的灵魂，再高尚的情操，再高雅的情趣，在虎狼之师的铁蹄下也只能落个灰飞烟灭的下场。到最后，你的土地、珍宝、钟鼓、美女，还不都是我的？到了后来，秦每次灭掉一个诸侯，都会仿造他的王宫，在咸阳北面山坡上重新建一座，然后把俘虏来的美女、钟鼓都迁到这里面。这不正是在向全天下宣扬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吗？

【注释】

(1)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2)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3)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

(4)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5)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6)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7)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国安不殆。

第九章　构建“和谐”泰国

国富才能兵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要想拥有一支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始终保持着高昂战斗力的军队，就必须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财富不会凭空而降，说到底仍然需要用双手去创造。为了让老百姓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提供劳动力，秦国在农业、工业和商业各个经济领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从而让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国家层面集中。

人多就是力量大

马克思同志说得好，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唯有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已经看到了，要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就要最大限度地把秦国的人力转化成劳动力，把人力资源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当然，要增加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是一个大前提，人口的基数大，劳动力才能多。正所谓“人众而兵强”，首先得人多，其次才是兵强。特别是在人的体力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古代社会，地广人稀的国家是不可能富强的。一个国家地广物博，如果没有人去开垦，而是让它荒废着，就是“虚地”，这和没有土地没有什么区别。(1)所以，只有人口增加了，劳动力多了，土地等自然资源才能现实地转化成国家的财富和实力。而当时的秦国，恰恰是地广人稀，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垦田种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鞅非常重视人口，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增加国家的人口。比如，秦法规定：妇女十五岁以上不出嫁的话，就要多收税赋。这就迫使秦国的女孩子早早地出嫁了。出嫁了自然要生育，你说你是丁克，不想生，那好，那请你再多交一笔税给国家吧。

当然，通过生育的方式来提高人口数量，需要一个过程，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一个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最起码需要十几年的光景。所以，商鞅又采取了“涞民”的措施，也就是通过优惠的政策引进外国移民来增加人口。其他国家的人口减少了，国力自然而然就弱了，从而丧失了自卫的资本。而秦国，人口增加了，国力自然而然就强大了，从而加强了攻打其他国家的资本。这真是一石二鸟，一举两得。

商鞅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从其他国家抢夺了一些土地，但是自己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秦国只是取得了他们的土地，而没有夺取他们的人民。最终只能是，失而复得，得而又失，做了无用功。现在呢，不仅要夺他们的地，还要抢他们的人。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制定了非常优惠的引进人口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这就诱使其他诸侯国的百姓纷纷前来投奔，没几年工夫就增加了上百万的劳动力。

当然，秦国不会让这些人去参加战争，一方面是吸引人口的政策规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参军打仗还是用自己人比较放心，而这些其他国家来的移民，就让他们在国内老老实实地种地吧。这样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时刻监视着，岂不是更妙？就这样，秦国一方面让自己的人民拿起刀枪，到战场上对付敌国的军队，春天包围敌国的农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已经收割的粮食，冬天挖出他们藏好的粮食，用强大的武力动摇他们的国本，让他们的人口无法繁衍起来；另一方面又用优惠的政策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让自己的人口不断增加。这样一进一退、一加一减，对其他诸侯国造成了双重的打击。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为什么白起要把赵国的四十六万俘虏全部坑杀了。消灭了敌国的人，就相当于除掉了敌国的根。四十六万人呐，这是一个惊天数字，何况，这些人都是青壮年，而不是老弱病残。赵国失去了这些人，从此估计再也没有能打仗的兵、能领兵的将了。而一旦没有了人，国家也就不攻自破了。白起这一举措，可谓狠到了极点，绝到了极点。

秦国就是要这样，杀你的人，抢你的地盘，掠夺你的劳动力，一步步地把六国逼向了绝境。秦国在以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而且还获得了人口。以至于到了战国后期，秦国的人口增至780多万，而实际控制的土地面积也超过了东方六国的总和。秦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增加，而六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天下大势，就此确定了。

话说回来，秦国难道就不怕国内人满为患形成负担吗？人口多，张着嘴等饭吃的人就多，国家能负担得起吗？韩非也说了，古代人口稀少，但资源充足。人们什么都不干就能够丰衣足食。人少而财富多，当然不会发生争夺了。而现在呢？一个人生五个儿子，儿子们长大成人后每人又都生了五个儿子，这样一来，老头子还没有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了，人多食少，自然就会起争端。争端一起，即使加大赏罚力度，也是摆不平的。(2)

但是，韩非子忘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少国力就小，国力小了就会受人欺负。你想过太平日子，别人也不会放过你。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商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绞尽脑汁要增加国家人口。“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没有人，没有兵，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就无法生存，哪里还能在那里优哉游哉地过太平日子？所以，人口多了，不是坏事，遇到麻烦，应该去开源，而不是节流。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就应当鼓励生育，到其他国家引进移民。而如果人口多土地少，就应当开荒、辟土，去生产更多的粮食来供养。秦法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结婚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缴双倍的赋税。秦国的土地是按户授给的，所以在现有人口条件下，使家庭规模变小，从而增加户数，也就相应地扩大了垦田面积。

土地有了，还要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在现有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科技的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我们上面提到过，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让郑国主持兴修大型灌溉渠，就是要通过“西水东调”的方式把关中的盐碱干旱地带变成名副其实的粮仓。正如郑国所说的那样：修建这道渠虽然能够延缓韩国数年的寿命，但却能为秦建立万世之功。果然，郑国渠修成以后，灌溉面积达四万余顷，每亩粮食产量高达一钟。一钟为六石四斗，而当时黄河中游肥沃土地的亩产也不过一石半。至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谁都不能吃闲饭

增加人口数量仅仅是提高劳动力的前提，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把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源现实地转化成劳动能力，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就像商鞅所说的：人口数量少，国家自然不可能富强；但你人口虽然多，却不加以利用，也等于是没有(3)。更何况，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每个人都要张着嘴巴吃饭。所以，在人口增加以后，如何把这些人力资源发挥利用到极致，就成了摆在商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商鞅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法律的高压让绝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对国家来说是这样，对老百姓来说更是这样。对国家而言，财富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对个人而言，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商鞅的新法，就是要通过强制性的措施让秦人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付出，才有回报，只有劳动，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商鞅的这种理念和思路，不仅说起来轻松，听起来也很明白。但是，真正要理解它的深意却是相当困难的。而要通过政策和法律全面推行这种理念，更是难上加难。即使在今天，在“金融”、“货币”、“股票”、“保险”等字眼的遮蔽下，整个世界好像也都忽视了这个最素朴的真理。我们总是在想着怎么分割蛋糕，在消费和流通领域大作文章，而恰恰遗忘了去关注应该怎么样把蛋糕做大，让国家的财富增加。你瞧，搞投资的，开银行的，玩股票的，开保险公司的，喝着茶水，敲着键盘就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进账。但不论是银行、投资、股票还是保险，都是在一块蛋糕上切来切去，根本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就拿银行来说，它不过是个储蓄机构，根本就不创造价值，为什么会成为财富的代名词？近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和这种理念的错位有着关系。泡沫多了，虚拟财富不能掩饰真相了，经济体系自然也就坍塌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学家。那么，在社会上，到底有哪些人在不劳而获，又有谁在坐享其成呢？商鞅说，张着嘴巴吃饭的人，如果按职业来划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农民，第二类是官吏，第三类是商人。(4)但是，这三类人又有所区别：农民虽然吃饭，但吃了饭就会去劳动，从而去创造财富。他们所吃的粮食，与其说是满足温饱，还不如说是为了延续劳动力。所以，他们让吃饭一点都不冤枉。但是，商人和官吏，特别是那些以技艺、游说巧辩、搞诗书学问为职业的人，都是不从事生产的“游食者”，必须寄生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着的。这部分人多了，就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鞅说，吃干饭的人多了，愿意劳动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这样的国家，就会贫困危弱下去。(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生产，都去当农民，毕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推行法律也需要大批的执法人员。商鞅的主张是：要尽量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把不从事生产的非农业人口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他认为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1∶100，最多不超过1∶10。如果一百个人种田，一个人从事非农业的工作，这个国家就能称王称霸；如果十个人农耕，一个人做非农耕的其他工作，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强大；而如果只有一半人在田里干活，另外一半人都在做其他事情，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6)

要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让绝大多数人都去从事农耕，秦国的办法仍然是老套路：一是鼓励，二是压制。商鞅意识到，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但是由于农活是苦活，而战争更是危险的，如果听凭人们自由选择获取名利的途径（例如经商、游说），那他们当然不愿选择费力不讨好的“农战”。于是，商鞅就通过法律规定堵塞了民众获得名利的其他一切途径，真正做到了“利出一孔”。一方面，“利出于地”，要想挣钱，养家糊口，就乖乖去种地；另一方面，“名出于战”，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和社会地位，那就赶紧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吧。

所谓“奖励农耕”，就是通过优惠的政策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让大家都愿意去从事农业生产，愿意去当农民。要想通过农业致富，就必须大大地提高粮食的价格，让人们看到农耕的好处。种地的好处多了，大家自然都会主动来当农民了。(7)而且，对于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来说，拼命地耕田种地，还也是一条不错的赎身之路。(8)而非农人员，工资低，买不起粮食，填不饱肚子，最后只能转行，自己来种地。

而压制的办法，就是要让那些企图不劳而获的人没有出路，从而逼迫他们回到农业生产的康庄大道上来。秦法规定：因为抛弃农业而经商，或者因为游手好闲而导致贫穷的人，全家都要被罚做官奴。(9)这里所谓的“末利”，就是指私人工商业。商鞅认为，商业，不过是将社会上生产出来的财富向商人自己手里聚集，不但不能创造财富，反而还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从事私人商业的人，也不过是那些好吃懒做，总想坐享其成的家伙。对于这部分人，商鞅是绝对要严厉打击的。

秦国在大幅度抬高粮食价格的同时，还禁止粮食流通。农民不能卖粮，商人不能买粮。(10)农民不卖粮，那些投机取巧的懒惰之徒就没有饭吃。(11)即使你再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买到粮食，这叫有价无市。而商人不准买粮食，他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贱买贵卖来谋取利润，最后也只好转行务农。此外，商鞅还对盈利率比较高的商业征收了重税(12)秦国还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你们不是不肯种地吗？好，到边疆修长城去！

商鞅不仅抑商，还搞减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仅要打压商人，还要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缩减公务员队伍。在商鞅眼里，公务员队伍的人数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因为他们都不从事生产，还吃公家饭，拿国家的工资。这部分人多了，无疑会耗费大量的财富。所以，商鞅要大量减少官吏的从员。一个人能干的工作，决不让两个人干。什么助理了，办公室主任了，都撤了，统统给我上山下乡种田去！士大夫、贵族的薪水高而且收税也多，他们仗着自己财大气粗，经常招纳一些奸邪淫荡、四处游说的人作为食客，这样下去，社会上必然会兴起一股好逸恶劳的风气，这绝对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情。所以，国家还要按这些吃闲饭的人的人头收税。这样一来，那么靠嘴皮子谋生的人就没地方混饭吃，只能去务农了。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再多收留食客了。

总而言之，商鞅就是要把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成劳动力，近乎变态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对于精神生产，则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知识分子或商人，只要你不从事生产，只要你不靠双手吃饭，国家就会警惕你，排挤你，贬低你。这也正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迅速强大的根本原因。商鞅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极端，但他管理国家的理念，意义却不小。拿宋朝打个比方，北宋中后期，官僚机构臃肿，政府的财政支出庞大，致使国库一度亏空，出现赤字，到最后，甚至连军队都养不起了。那些劳作在第一线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农民，得到的报酬也往往是最低的；而吃皇粮、拿国家工资、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僚阶层，却是报酬最高的阶层。而当这一阶层的势力足够大时，你再想削减庞大臃肿的国家机构，就已经不可能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粮食最重要

劳动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所以商鞅要增加国家的人口数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潜在的人力资源转化成劳动力。但是，商鞅眼中的“财富”，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金钱，而是粮食。而只有农耕，才能生产出粮食。这也正是商鞅如此极端地强调农业为本的初衷。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毛主席不就说过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当吃饱穿暖的时候，我们也许体会不到粮食的重要，就像身体没有出现病症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身体的健康对我们多么重要一样。可是，一旦没有了食物，不管你有多么高贵，最终也逃不出“吹灯拔蜡”的命运。国家也是一样，一旦出现粮荒，人心马上就会发生动摇，进而影响国家政权。因此，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永远都是占据了最根本的位置。今天如此，古代更是如此。而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生产力提高了，科技发达了，粮食增产了，所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最起码不用“全民皆农”了。但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要想获得充足的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地投入人力，让占整个国家90%的人都去种地，才能勉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何况，战国时代，连年征战，人吃马喂，粮食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不仅如此，粮食还是“生产”、激发劳动力的唯一资源。只有粮食丰收了，才能养活更多的人。而人多了，才会有可以派去打仗的士兵和可供驱使的百姓。如果农业不兴，国力就会不足，而没有国力，自保都成问题，更别说与各路诸侯争夺天下了。所以，在商鞅这里，务农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吃饱穿暖这么简单了，它完全就是一场战争——“农战”。所以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

粮食一旦成为了国家兴衰的关键，就已经不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商品了。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财富，有着其他物质无法比拟的价值。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能够现实直接地“生产”出劳动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它作为一种物质资本，能够转换成人力资本。而人的劳动力，可以用来上战场砍敌人的脑袋，也可以用来在农田里继续种粮食。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一旦用以交换，就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取款机。而黄金就不一样了，它仅仅是物质资本，很难转换成人力资本，所以难以增值。所以说，对一个国家而言，积聚实物而不是金钱，才是最大的财富积累；通过粮食等实物来投资人口才是最大的投资。

现在国内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学术境界甚至还达不到两千多年前商鞅的高度。他们整天嚷嚷着出口实物换取外汇储备，却不知道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我们的粮食等实物也在不断地输出。结果，国计民生也就越来越艰难。如果遭遇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这类的事件，我们遭受到的重创可想而知。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拿十块钱去买一碗米饭，那么，你获得的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而失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米饭。等到第二天，货币贬值了，你再想用十元钱去换回一碗米饭，已经不可能了。这就好比说，你用白花花的米饭换来的不过是一张纸。即使别人用黄金去交换你手里的米饭，也照样存在着风险。因为到了关键时刻，黄金是不能用来充饥的。

站在了国富民强的高度，商鞅是坚决反对把粮食当作商品去交换金钱的。正像他所说的：“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可要是有了粮食，金钱也不愁得不到。粮食价格低贱，钱就值钱，农民就会变穷而商人反倒变富，这样一来，兵力就会变弱，国家的实力必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内，就会有黄金一两运到国外。如果在国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就会变弱；如果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得到，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会强大。”

商鞅不仅注重农业，主张多积粮，而且还主张节约。粮食只要能够让劳动力吃饱饭就足够了，绝不能浪费，我们下面会讲到，秦国的粮食都是统一定量分配的，吃饱有力气就行了，绝不是吃自助餐，让人撑得翻白眼。商鞅之所以把全国人口分列出壮男、壮女、老弱、官士、言谈、利民等不同的类别，可能就是因为这几种人的口粮供给标准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类别中的人，从事的劳动工种不同，口粮的供应也是不同的。比如，在修筑城墙的工事中，那些搬砖和泥的下工，劳动强度比较大，每天的口粮就多，约为0.8斗。早饭半斗，晚饭0.3斗。而从事署守和其他杂务的人员，因为劳动强度小，则是每天0.6斗，早饭0.3斗，晚饭0.3斗。如果一个工人病倒了，他的口粮标准则要经过评议供给，由“令”一级的官吏主持批准。总之，商鞅在口粮分配上彻底贯彻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这里面没有猫腻，更没有特权，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秦国的粮食绝不能用于奢靡的生活。朱熹就曾经说过：“温饱，天理也，美味，人欲也。”人必须吃饱，否则就会饿死。所以，对人来说，吃饱饭是不折不扣的“天理”。但是，如果吃馒头能吃饱，你非要去吃大鱼大肉，那就是“人欲”了。当然，朱熹是一个哲学家，关心的是如何遏制人的贪欲。而商鞅是一个政治家，关心的是如何富国强兵。但是，这两个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在商鞅看来，必须要人吃饱，不然的话，饥肠辘辘，是没有力气干活的。但是，对于劳动力的延续和保持而言，仅仅吃饱就可以了，绝不能追求美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适度消费，严禁铺张浪费。比如，酒肉在当时就是奢侈品，需要耗费大量粮食。酿酒需要粮食作原材料，而猪牛羊也要吃粮食才能长得膘满肉肥。如果大量生产酒肉的话，势必就会影响很多人的口粮，导致人口无法增加，劳动力无法维持。于是，商鞅就大大提高酒肉的价格，让它们上涨了十几倍。这样，农民就买不起酒肉，自然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而对那些倒卖酒肉的商人，商鞅还重重地收税，让他们无利可图。双管齐下，酒肉这样的奢侈品自然就没有人愿意消费了。

都在为国家打工

对于财富的创造而言，劳动力仅仅是一个方面，还要有劳动对象。尽管说马克思同志认准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劳动对象。只有把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价值和财富。

什么是劳动对象？说穿了，就是自然资源。土地，山川大河，高山峻岭，都是劳动对象。仅有劳动对象，没有劳动力，是创造不出财富的，因为粮食不会自己从土地里钻出来。但是，仅有劳动力，而没有劳动对象，照样也创造不出财富。你光着膀子到操场上跑几圈，虽然累得浑身是汗，也没见操场上立马堆满了粮食。因为这是劳动力的白白释放，并没有改造劳动对象。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失业”和“下岗”，正是意味着劳动对象的丧失，而自己空有一把力气和满脑子的知识，却没有用武之地，当然没有人会给你发工资。

秦国，也正是通过牢牢地控制住了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才能对子民实行有效的控制。对百姓而言，只有在国家恩赐的土地上种地才能有饭吃，所以必须要为国家卖力。而国家，虽然有劳动对象，但又必须依靠老百姓的劳动力才能聚敛财富，否则，土地就是荒地，生长的只能是杂草，而不是粮食。商鞅变法的实质，不过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完成了一种交换，也就是用国家所垄断的资源去交换私人所具有的劳动力。

当然，这种交换是极度不平等的。因为商鞅的法律不仅有赏，还有罚。出卖劳动力，更多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强迫的。况且，这种法律也不是大家伙儿坐在一起和颜悦色地商量出来的，而是从上而下运用权力推行的，只能遵守，不能议论。说到底，垄断着生产资料的官方始终占据着强势。老百姓除了乖乖地卖力以外，也没有别的出路。

对于农业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就是土地。而秦国的土地，是牢牢控制在官方手里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买卖和世袭。这样一来，国家就有了交换百姓劳动力的筹码。但是，国家虽然拥有土地，却需要自己的子民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否则的话就无从创造财富。因此，与土地所有制相对应的，则是国家的分配制度，也就是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平民耕种，并收取赋税。这也就是所谓的“授田”。秦法规定，每个成年平民，可以授田一百亩。平时，老百姓在自己所授的田地里耕种，打仗的时候就要拿起武器奔赴前线。到战场上只要能砍一个敌人脑袋回来，就能“赏爵一级，益田一顷”。也就是说，那些立了战功的士卒，回来以后就可以授予“军功田”。

这里所说的“军功田”，是士兵用劳动（甚至是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肯定和奖赏。这样的“军功田”，是不能买卖和世袭的。一旦该士兵死去，国家就会立即把土地充公，也就是所谓的“身死田收”。人死了，再也不能给国家立功了，国家就要把土地收回来再赏赐给那些有战功的人。国家的土地是有限的，而战功却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授给士兵的田可以买卖和世袭，变成了私人所有的财产，国家早晚会把土地分配完。而没有了可以用来奖励的田地，也就失去了刺激百姓从军杀敌的筹码。这也正是秦国政府要牢牢掌控土地的根本原因，它的实质就是通过授田的形式来交换百姓的劳动力：我给你土地，让你有养家糊口的资本，但你就要上战场杀敌，还要向国家交税。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封诊式》就记载了一个案例：秦国的一个军官犯了罪，政府查封了他的家产，其中包括“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然后统统登记在册，充公没收，就连家里看门的一条狗都没有放过。但是，在这些所谓的“私人财产”中，唯独没有土地。很显然，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根本就没有没收的必要。秦国的老将王翦在攻打楚国前夕曾经请求秦王赐予土地，并要求允许被赐土地可由他的儿孙世袭。这个在后来的王朝看来并不过分的请求，但却遭到了秦王的婉言拒绝。这充分说明，在当时的秦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得随便私有，即使你再有钱也办不到。如果当时土地私有而且能自由买卖的话，像王翦这样的高级官员完全可以去购买土地，没必要非要这样厚着脸皮请求秦王恩赐。

田地是如此，房子也是一样。商鞅变法把军功和爵位挂起了钩来，一个人的军功越多，爵位也就越高，政府赐予的住房面积就越大。如果爵位一旦失去，住房立即就会被国家收回，不能买卖和世袭。甘罗十二岁就被秦王拜为上卿，秦王把原来赏赐给甘茂的田宅重新赐给了甘罗。甘茂是甘罗的爷爷，如果田宅可以世袭，秦王的重新赐予那不是多余了吗？唯一的解释就是：当年甘茂身逃魏国，政府已经把他的田宅充公了，所以又来了个二次赐宅。当然，秦国的田宅也有世袭的特例。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如果父亲战死在了疆场，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田宅就可以由儿子来继承。但是，这种继承有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许多条件才行，而对企图进行欺骗的人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甚至要降为奴隶。

除了土地之外，一个国家中还有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江河湖泊、高山峻岭。这些地方虽然种不出庄稼，结不出粮食，但也能创造财富。上山可以打猎，下河可以捕鱼，采石可以炼铁，晒湖可以煮盐。但是，山峦河泽是没有办法划分的，也没有办法定税，根本不可能像土地那样授予百姓去经营。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江河湖泊、高山峻岭一般都是没有明确所有权的。山上的兔子，河里的鱼，自然是谁抓了就是谁的。当然，王公贵族的御花园、狩猎场，普通老百姓是进不去的。至于其他的山川大河，官方一般是不禁止百姓开采冶炼、渔樵牧猎的。

最早的时候，上山下河的多半是农闲季节搞搞副业的农民。可是，随着陶、冶、渔、盐业的发展，以此为生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甚至还出现了因此而暴富的人群。比如，赵国的卓氏、郭纵，山东的程郑，魏国的宛孔氏，鲁国的曹邴氏，都是靠私人冶铁起家的暴发户。而鲁国的猗顿，齐国的刁间等，则是靠渔盐生意发家的大商人。他们富可敌国，逐渐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视的民间势力。

在秦国，商鞅是绝对不允许这种势力存在的。私人白白利用国家的自然资源发财致富了，国家岂不是吃了大亏？私人富有了，国家不就贫穷了吗？况且，这些人捕鱼晒盐就能发财致富，不受政府管制，一如既往地下去，谁还愿意在政府的管治下去干种地耕田这种苦力活呢？大家都去捕鱼晒盐不是更好吗？因此，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开始实行“壹山泽”的政策，就是把国境内的山林水泽统统收归国有，由官府统一管理，不再容私人染指。这一措施，既夺掉了靠山川河泽资源为生的人的铁饭碗，彻底贯彻了商鞅“务本”、“除末”、打击富民的路线方针，又可以让国家得到山林川泽所带来的利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可谓一石二鸟。

免费的劳动力

国家用土地、田宅等物质赏赐来换取百姓的劳动力，还勉强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交易。因为这仅仅是鼓励性政策，强调的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但这种措施对于握有国家权力的官方来说，肯定不是最经济的。最经济的办法就是空手套白狼，不用任何付出就让百姓为自己卖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要靠罚。先对你施行惩罚，然后再让你用辛苦的劳作去“摆平”这种惩罚。比如，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立了战功，但又犯了法，结果功过相抵，什么也不给了。如此一来，国家不需要任何付出，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了。所以说，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秦国法律森严，用法苛刻，动不动就要处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要占有免费的劳动力。

读一读秦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秦国的死刑虽然残忍，但真正把人置于死地的罪行其实并不很多，最常用的惩罚措施往往是经济惩罚和人身制裁。经济惩罚就是罚款（更多的则是实物），主要针对的是各级官吏。官吏是国家公务员，靠国家的工资吃饭，腰包鼓一些，所以比较适合采用经济惩罚。他们一旦触犯法律或者玩忽职守，就可以通过“罚一盾”或者“罚二甲”的方式予以制裁。

而人身制裁的对象，则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了。这些人的收入才勉强能够应付生计，对他们进行经济惩罚肯定不起作用。但是，他们虽然没钱，但却有两只胳臂两条腿，可以提供劳动力，而劳动能力也是能够创造财富的。于是，对这些人，秦国往往采取“收为奴”、“戍边防”、“服徭役”的惩罚措施。虽然戍边、从军、服役是国人应尽的义务，但一般情况下，国家毕竟还是要给你一些补偿或者奖赏的。可是，一旦你犯了罪，再让你去做这些工作，性质就变了，不再是奖励，而是惩戒，是劳改。此种情况，自然是什么也不给，无偿地为国家干活。这么一来，国家不就又省去了一部分财政开支了吗？

至于死刑，秦国一般不会动用的。即使动用，也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目的是起到警示作用，降低管理的成本，而绝不会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劳动力是国家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杀的人太多，从经济上考虑是不划算的。吃了那么多粮食才长成这么一个壮汉，随便杀掉，岂不是太可惜了？商鞅是过日子的好手，怎么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在毫无报酬的情况下去劳动，既能起到惩戒的效果，又能把国家的付出和成本降到了最低（给口饭吃，饿不死就行了）。同时，还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财富，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如意算盘。

在秦国，需要长时间为国家无偿劳动的有两种人：一是奴隶，二是刑徒。奴隶是因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被取消了人身自由的人。一旦成为奴隶，整个人都是国家的了，所以又称为“官奴”。刑徒，是因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被强制服役的人。比如，被罚去戍边，去服役，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劳动改造。这些人的境况要比奴隶好些，只要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圆满地完成服役工作，改造期满就能恢复自由身了。

抛开秦国的刑徒不谈，我们下面重点来说一说秦国的奴隶。

秦国的奴隶是大量存在的，甚至超过了平民的数量。甚至有人据此说，秦国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在秦国，男奴隶叫做“隶臣”，女奴隶叫做“隶妾”，合称“隶臣妾”。这些奴隶不属于私人，而是属于国家，相当于国家的公共财产。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可以随时使用，随处使用，既可以组织起来上战场打仗，也可以组织起来在土地上耕种，还可以在国营的作坊里进行工艺生产。最为主要的是，这些劳动力都是免费使用的，不用支付任何报酬。所以，秦国很愿意用奴隶，也愿意“制造”奴隶。当然，奴隶并不是天生的奴隶，一开始他们也是有自由身的。但国家既然需要奴隶，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自由的平民变成不自由的奴隶。

我们上面曾经说起过，商鞅是绝对不会允许好吃懒做、投机取巧的人存在的。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人，就要一律收为“官奴”。你越是不愿意干活，我就越要让你永远干下去。因好吃懒做而贫穷，本来是自己的事情，别人是不应该干涉的。可商鞅不答应，对于这部分人，就要让他变成奴隶，在皮鞭下变得勤奋起来。秦国把从事手工技艺的自由职业者称为“末作之民”。他们靠手艺吃饭，不愿意种地，属于投机取巧之人。对于这部分人，同样要收为奴隶，赶到国家官办的作坊里去做工，称为“工隶臣”。

只不过是好吃懒做、投机取巧就会被收为奴隶，那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就更有沦为奴隶的可能了。秦国的军法规定：参加敢死队的“陷敌之士”，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原则上是不能活着回来的。他们死后，得到的爵位封赏都是由他们的家人来继承的。但是，如果有的士兵没死却要装死，而他的家人还领取了国家的奖赏，一旦被察觉，国家不但要把赏赐全部收回，还要把他鼻子割掉，然后收为奴隶。

因为连坐之法而沦为奴隶的人也不少。一家有罪，同伍和四邻都要连坐；一官有罪，不管上级、下级还是同僚也都要连坐。如果一家或者一官因为触犯法律被收为奴，连坐的人估计也要与他们同罪，统统沦为奴隶。

当然，秦国奴隶的来源还有很多，我们上面不过是简单地列举了几项。但从这些“举收为奴”的规定来看，秦国也不是随便抓人去做奴隶的，更不是看着谁不顺眼就把谁降为奴隶。也许在商鞅看来，那些被收为奴隶的人，未必是有重大过错的人，也未必是严重违反法律的人，而是那些生性卑贱的“刁民”。这些人，或者好吃懒做，或者投机取巧，或者品质恶劣，或者贪生怕死，或者玩忽职守，因此，他们的命运也只有一个——在皮鞭的抽打下劳动。

在秦国，一旦沦为奴隶，身体就不是自己的了，而是国家的。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奴隶进行任意的处置。奴隶要恢复自由身，必须要有人为他赎身。赎身的办法有两种：一是代赎，也就是他的亲属中有一人顶替他去做奴隶从而使他恢复自由身。云梦秦简《仓律》中就记载了多种代赎奴隶的方法。这种代赎是以劳动能力为参照标准的，国家绝对不能吃亏。比如，可以以男赎女，以壮赎弱，但绝不能以女赎男，以弱赎壮。第二种赎身法是赎买，也就是他的亲属在战场上立了战功，主动放弃爵位和领赏，为身为奴隶的家人赎身。但无论是代赎还是赎买，一般的平民家庭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派人去顶替，无异于又把另外一个人送入了虎口，得不偿失。而用军功去赎买，则是断了整个家庭的后路。别忘了，一家人都要指望着军功吃饭呢！何况，有很多家庭往往是被官府举家收为奴，自然也就没有人能为他们赎身了。这样的家庭，估计只能世世代代做奴隶了，因为奴隶的儿女，仍然是奴隶。

什么都是国家的

既然奴隶是免费的劳动力，国家作为投资方，自然更愿意直接让奴隶为自己劳动，而不是将土地等自然资源以“授田”的形式分配给平民。原因很简单，授田给平民，国家只能收税，赋税以外的部分是归平民自己的了。而奴隶就不同了，国家只要让他们吃饱就行了，创造出来的财富，全部是国家的。

所以说，秦国的土地，首先是让奴隶去耕种的。剩下的部分，才以“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平民。平民在国家授的田上耕种，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要到时候给国家交税就行了。而奴隶在国家的土地上耕种，则是国家的事情，由国家的农业部门代表国家负责管理。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国营的农业经济。

正因为此，秦国自上而下设置了一个分工极其细致的农业管理系统。耕牛的饲养，农具的制造，粮种的筛选，仆役的征集，粮食的储存，都有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分工之细，让今天的我们简直无从想象。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秦国的官制就再清楚不过了。在中央政府一级，负责农业管理的部门有大司农、少府、太仆等部门；在地方基层则是“啬夫”，包括大啬夫、县啬夫、官啬夫、田啬夫、仓啬夫、库啬夫、亭啬夫、司空啬夫、厩啬夫、皂啬夫、苑啬夫、工室啬夫、漆园啬夫等十多种，实际社会中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如果再加上佐官、工师、曹长等辅助性官员，数目就更加庞大了。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大量削减了非农业人口的数量。至于在政府部门中从事管理工作的官吏，更是最大限度地受到了压缩。但是，秦国却自上而下地设置了这么多的农业官制，足见秦国的很多土地是国家自己经营的。他们用皮鞭把那些沦为奴隶的人驱赶到官方掌控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劳动，自然需要有专门的部门去监督，有专门的官员去管理。

比如，秦国的很多牧场（当时称作太厩、中厩、宫厩等）就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的，饲养着大批公家的牛马。想想也对，如果土地不是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如果国家没有控制数量众多的免费劳动力（奴隶），这样大规模的直属牧场是很难存在的。即使存在，也难以维持。小农小户是没有这个实力的。

在这些直属牧场中，负责管理的是国家的基层农业官员苑啬夫和厩啬夫。苑啬夫是负责管理牧场的，当牧场出现破损时，应该由苑啬夫带人加以修补。如果这些直属牧场周围有农田，苑啬夫还要负责为牧场修筑堑壕、墙垣和藩篱，免得牛马跑出去啃食庄稼。厩啬夫是负责放牧牛马的，他们的职责是把牛马喂养到国家所需要的标准，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在耕战立国的年代里，牛是用来耕田的，马是用来打仗的，所以是最为重要的国有资产之一。而放养牛马的牧场，自然就是国营农业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秦国每年在四月、七月、十月的时候都要对饲养的牛马进行评估。成绩优秀的官员有奖赏，成绩低劣的就要受处罚了。甚至牛马的腰围缩减了，每减一寸就要笞打主事者十下。

农业如此，工业也是一样。在秦国，所谓的工业，基本上都是国营的，里面的工人正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奴隶工人。秦国用商鞅之法以“事末利”的罪名把从事手工技艺者统统都收为奴隶，但却并没有把这些人统统赶去种田变成“隶臣田者”，而是把他们留在官府的工业作坊里干他们的老本行。秦清除的只是民间的“末”，目的其实正是为了兴办起官府的“末”。这里改变的只是生产者的身份，把原来分散的多半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变成了国有制官办工业的奴隶，由官府集中生产，统一管理。奴隶的劳动是无偿的，收入自然全部归公了。

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就像商品一样，可以随便买卖。秦国的法律中就规定：官方可以把国家的奴隶转卖给私人作奴仆。但是，这些有手艺的“工隶臣”是绝对禁止买卖的，因为他们是国家的财富，打仗用的刀枪、种地用的农具，都要靠他们来制造。秦律《均工》中就规定：“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就是说，官奴中有技术的奴隶不许卖给私人，只能做公家的奴隶，留在官府的手工作坊里做工。我们上面提到过，奴隶是可以赎买和代赎的。但是，有手艺的奴隶却是个例外，既不能赎买，也不能代赎。比如，《军爵律》规定：奴隶的亲属如果在战场上斩获敌首，立下军功，就可以把应得的爵位归还给国家来赎免该奴隶，使他成为平民。但是，有手艺的“工隶臣”即使赎免了奴籍也不能离开官办的工业作坊。

可想而知，这些在皮鞭的抽打下从事各种劳动的奴隶生活是极其悲惨的。尤其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们，无端端被商鞅扣上“懒惰”、“淫荡”、“事末利”种种帽子而变成官府的“工隶臣”，在官办工厂的奴隶管制中进行无偿的劳动生产。这当然会让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损害。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绝对不会是在皮鞭的抽打下完成的。统治者只要人干活，却不给报酬，把人当牲口，连饭都不给吃饱，这样的国家怎么能解放生产力，怎么兴旺发达得起来？

今天考古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秦国生产水平的低下。在陕西郦山始皇陵中出土的数千件兵器全部是青铜器铸造的。而同时代的其他诸侯国出土的兵器则大多是铁制的，甚至许多兵器的刃部还经过淬火成为了高碳钢。这说明，当时的秦国估计还停留在青铜器时代，冶铁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以至于铁制兵器、工具成了比较稀缺的东西。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猜想，简中记载，当时的秦国冶铁业为官方所垄断，铁制的兵器、农具统一存放在国家的仓库里，有专门的官吏负责保管。如果需要使用，那必须去官府租借，还要登记备案。使用者使用后必须立即归还，否则，负责外借的官吏就会受到处罚。至于刀枪，当然也是有了战事才分发到士兵的手里，战事结束后，要按时回收。

确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秦国却奇迹般地发达了起来，甚至远远超出了生产力貌似发达的其他诸侯国。那么，其中的奥秘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说穿了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决定一个国家富强与否的关键因素根本不在物质生产，而是在制度层面。秦国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却是高度集中，国家操控一切，生产出来的财富自然流到了国库里，而不是私人的腰包。说得夸张一点，即使只生产出一粒粮食，那也是国家的，而不是个人的。在如此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制度作用下，国家能不强大吗？

但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却遭殃了。秦国的强大正是建立在对国人的严酷统治和奴役的基础上的。而在其他诸侯国，国家承认土地私有，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结果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商业也发展起来了，但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富强，富庶的恰恰是个人。读一读春秋战国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全部产生于东方。而秦国，是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的。

财富的创造是一回事，财富的分配和流向又是一回事。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财富创造的多与少，但却没有办法决定财富的流向和分配。决定财富分配的是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政治、经济制度。没有这些制度的保障，即使生产出再多的财富也是白搭。用民间的俗语来说，就是有耧钱的耙子，没有存钱的匣子。财富创造出来，守不住，国家也不会富强。有时候可能恰恰相反，民间的财富积累得过多，往往会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秦国之所以强大，六国之所以灭亡，从这种区别里就可以体会得到。而商鞅变法的作用，从中也完全显现了出来。

数字化管理

秦国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目的就是要使财富最大限度地向国家层面集中。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经济管理，仍然和奖励军功的策略一样，秦国信奉的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在战场上，砍敌人一个脑袋，就可以晋爵一级，赏田一顷。在农业生产中也是这样，凡事定质定量，设立标准，用数字来说话，用奖罚的法律杠杆去调节，从而建立起来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化管理的系统，这个系统渗透到了秦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数字化管理是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农业生产需要预算，财富分配照样也需要预算。没有数字，政府就变成了瞎子，无从把握国家的经济脉搏，也没有办法对官吏进行监督。而且，官吏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管理也要靠数字，没有数字就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就这样，秦国的全部经济生活就变成了一大堆标准数字和统计数字。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数字化生存”和“标准化管理”，其实在两千年前的秦国就已经通过商鞅之手大行其道了。

秦国所有的生产都是按计划完成的，实行的是目标管理。秦律规定：既不是官府的工场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没有朝廷的特别命书，而胆敢擅自制作其他器物，工师与丞各要罚二甲。这充分说明，朝廷每年都是要给官府工场下达生产任务的。采矿、冶铁业也是如此，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如果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或者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那就要罚该工场的曹长一块盾。可见，官府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变，也不能完不成任务。

秦国的这种数字化管理，不仅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还体现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要素上。秦人最大的特点是功利实用，做事目标非常明确。而功利向来是和经验联姻的，数字化管理的背后恰恰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依靠经验，把过去的经验推向未来，把试点中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秦国就是这样，由做基础工作经验最丰富的行家里手，把经验汇集总结成文，落实成一个个精确的数字，并在全国推广实行。

我们上面提到，在秦国的直属牧场里，牛马的腰围每缩减一寸，就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养牛要养到什么程度，看来是有一个标准的，不然的话就无法判断牛是瘦了还是肥了。还有战马，也是有一定规格的。秦国的军法规定，战马的选择必须是高5尺8寸（相当于今天的133厘米），这保证了由马所组成的方队在战斗时前进与后退可以做到一步不差，不会留下任何薄弱的缺口，保证了整个队伍方阵的整体性，从而保证了号令一发就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锐气和战斗力。战马的选择有了规格，在喂养过程中就要有标准。喂养到这个标准，负责的官吏就应该受到奖赏，否则，达不到标准，就要受到惩罚。

在农业耕作方面，秦国也处处显现出数字参与管理的精确性和高效性。比如在播种时，要求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等，这种在全国推广的数字化管理使得耕作的收益达到了最大化，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济学所说的最优化，就是在一些专业方面选择一些最优化的标准，用数字固定下来，然后强制在全国推广。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种种标准，它们使得秦国的农业达到了空前的先进与发达，这种先进的农业管理一点都不亚于两千年后的今天。

数字化管理不仅表现在农耕、畜牧的生产过程中，还表现在分配领域。当劳动者在为国家效力，履行职责时，他们的一切开销都要由国家来报销。军队上战场，士兵的吃穿住行的费用自然也都要由国家来负担。奴隶、刑徒，虽然在皮鞭下无偿地为国家劳动，但他们也要吃饭，不吃饭就无法延续劳动力。这一部分支出，自然也是国家来买单。还有，秦国有一个精干的官僚系统，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国家的公务员，他们的薪酬和出差时的津贴，不用说，也是从国家财政中支出的。

如何合理地规划财政支出，如何将这种国家运行的成本压缩到最低，也就成了秦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创造财富是“开源”，节约成本则是“节流”，二者并行，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集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于一身的商鞅，自然重视国家财政的支出和分配问题。在这一点上，秦国采取的仍然是数字化的分配制度，即“禀给”制度。所谓的“禀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供给制，按需分配，需要多少，国家就给划拨多少。当然，这里所谓的“需要”，不是劳动者自己决定的，而是官方事先预算好的。国家认为你应该需要多少，你实际上就能得到多少，既不多给，也不少给。多给了，浪费财物和粮食；少给了，会让人饿肚子没力气，从而影响了劳动生产。

难以想象，秦国是怎么样精确地计算出这些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需要”的。况且，考虑这些“需要”的标准也不是单一的。男女之间有差别，老少之间有差别，不同身份的人之间也有差别。即使是同一个人，忙时和闲时也会有差别。商鞅把分配的份额竟然定量到每个人头，就算在统计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是很难做到的。据云梦秦简中的记载，秦国的口粮正是按工种、性别、身份、身高，分别定量供应的。不同的人，到食堂去打饭，不仅吃的饭菜不一样，而且饭菜的多少也有差别。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者，饭菜里可能就有些肉丝，还能吃饱。而劳动强度不大的，估计也就是吃个半饱，至于饭菜，也就是喝点粥，吃点咸菜了。而且，在秦国的集体大食堂里，每次做饭都是按人头下米的，可以推测，那些负责伙食的官吏，在下厨做饭之前肯定已经计算出了每个人应该吃多少，大家伙儿在一起一共需要吃多少。否则，一锅饭吃下来，怎么会丝毫不差，既没有剩余和浪费，也没有因饭菜不够而影响了接下来的劳动？

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就这样让官方牢牢地控制住了全国经济的命脉。对政府来说，只要把规矩制定下来，把任务下达下去，再培养一批恪尽职守的官吏，就万事大吉了。难怪秦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难怪秦国这个战争机器一百多年来有条不紊地在运转，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偏差。

集中力量搞农业

在秦国，政府不但通过数字化的管理牢牢掌控着国有化经济，对非国有化经济也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宏观调控。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秦国除了把土地直接让奴隶去耕种外，还以“授田”的方式让平民去耕种。在理论上来说，平民种地，只要按时交税就可以了，政府不应该干涉。就像我们今天的土地政策，土地虽然在理论上还是国家的，但却是人民集体所有，包干到户，几十年不变。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部是自己的。这么一来，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老百姓种田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生活水平也自然得到了改善。

但对两千年前秦国政府而言，授田于民绝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所谓国计民生，国家关心的只是“国计”，对“民生”是不管的。老百姓的日子是不是好过，生活得是不是滋润幸福，秦国政府是漠视的，他关心的仅仅是国家的仓库里存了多少粮食，够不够打仗用，而不是百姓锅里碗里有没有粮食。商鞅是很会理财的，如果国家掌控的奴隶多到能够耕种所有的土地，国家才不会授田于民呢！所以，秦国根本不会像今天一样取消农民的农业税，因为授田于民的目的正是为了收税。在当时的秦国，农民在土地上勤勤恳恳创造出来的财富，一半多都要以赋税的形式上交国家(13)。即使剩下的部分，官方也要千方百计地从农民手里弄走。秦国是不允许有余粮的，每家每户满足温饱就可以了。

国家的资源，必须物尽其用；国家的劳动力，必须人尽其才。既然如此，那老百姓种地种得好不好，粮食的产量多不多，资源的利用效率高不高，就不能由着老百姓个人的性子来，更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必须由官府严加监督和看管，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有规律地进行农业生产。

比如，秦法规定：在春天二月，秦国人是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的，更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只有到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只有因人死亡而需要伐木制造棺椁才不受季节限制。在专门设置的警戒地区打死的狗要完整上缴官府，但在其他王室园林里打死的，却可以吃掉狗肉而上缴狗皮。

春夏两季正是草木、鸟兽、鱼鳖繁殖生长的时节，如果这个时候放任开采和捕杀，无异于杀鸡取卵。如果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势必会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这些保护性措施，也许是总结长期以来生产经验的结果，然后再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

至于农耕生产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禁止性规定。秦的《田律》规定：庄稼生长后下了及时雨，谷物抽穗，县里负责农业的官吏应该及时向朝廷书面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受雨、抽穗的土地面积以及已开垦而还没有耕种的土地顷数。如果遇到了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及其他自然灾害，也都要详细向朝廷书面报告。距离近的县，文书由走路快的人步行送递，距离远的县，文书由驿站传送，必须在八月底以前送到。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县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环境的好坏的影响，掌握农田受益和受害的面积，为年终征收地税和国家预算作好准备。

秦国通过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全国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顺应农业生产的规律，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科学谋划，科学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依靠个人是不可能的，依靠民主协商更是办不到的，而必然需要集权。你想想，假如把各项农业政策交由各个部门来进行民主投票，或者交给老百姓自由民主地讨论，大家必然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你说东，我说西，七嘴八舌，形不成统一的意见。结果，什么事情都耽误了。而农业是最耽误不起的，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必须顺应农时。如果对农时不敏感，根本就不配靠农业吃饭。所以，农业必然需要集权，需要全国上下一个声音、一个节奏、一个步调，甚至只需要一个脑袋思考就够了。思考的人多了，不但不是好事，还是对农业极大的戕害。

秦国集权制的初衷不过是让国家的资源（人力和物力）在国家层面高度集中和整合，以应付战争年代的特殊需要。鬼使神差的是，这种集权制恰恰适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它需要精耕细作，需要风调雨顺，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并不是个人单枪匹马能做好的事情。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在民主协商、团结友好的气氛中做到，而必须依靠国家的集权，靠国家手中的权力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配。

国家分裂，政权林立，各设其防，征战连连，权力无法自上而下地贯彻，那首先遭到破坏的就是农业生产。中国自春秋战国的混战局面走向后来大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顺应了农业社会的需要。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一旦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就是开历史的倒车，为大势所不容。春秋时期，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蓄水，直接威胁的就是邻国。到了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有的国家甚至决堤水淹邻国。公元前332年，赵国和齐魏作战时，就把黄河河堤决溃来淹对方。翻开《孟子》一书，提到治水就有11次之多。正如孟子本人所说的：“大禹治水的时候，把造成灾难的洪水都引到大海里去了。而今天的各路诸侯，却把水引到别的国家去了。”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拆除城郭，夷平险阻，决通川防，首创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之后，尽管改朝换代频频，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却在中华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无疑向我们阐释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农业社会需要的是集权，不是契约；需要的是文治，而不是武功；需要的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中华民族，这个在土坷垃里走来的农业民族，就一直以统一为主流，以分裂为非常态。中国的老百姓，宁可要暴君，也不要暴民，宁可臣服皇帝，也不愿意依附流寇，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但他们即使是揭竿而起，也不过是希望出现一个“真龙天子”，带领他们推翻旧政权，重新建立一个集权社会。所以，对农业民族而言，建立集权社会是一个必然选择。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文明才能发明出来。

重视农业，自然走向集权。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唯有集权，才能为农业提供保障。况且，农业不仅是一个产业，也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生存方式。所以，它培养的是一个民族，塑造的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世代以农业为生，这种生存方式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让我们的文明成为了“黄色文明”，而不是西方这样的“蓝色文明”。当然，这已经不是本书所探讨的问题了。

商人就是吃干饭的

秦国一方面通过中央集权扩充国有经济的规模，另一方面则是下大力气打击私人工商。秦国就是要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集中起来一致对外。而私人工商业则是国家集中资源的最大祸害。在商鞅看来，私人工商业不仅让国家失去了从军杀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而且还会让财富在民间聚集，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实力。私人工商不铲除，国有产业就发达不了，所以商鞅对私人工商是欲除之而后快。

私人手工业者是靠手工技艺为生的劳动者。他们把制造出来的农具、陶瓷等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农民手中的粮食。结果，粮食流入了个人手中，而不是国家的仓库；国家工业作坊里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了垄断地位，自然也就不能成为胁迫百姓乖乖地为国家卖力的资本。这样一来，私人手工业者岂不是砸了国有制的招牌，挖了国家的墙脚？何况，这些人不用风吹日晒，摆弄摆弄手艺就可以丰衣足食了，这种风气如果散播开来，谁还愿意去种地？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总之一句话，这些人有手艺，有本事，但却没有为国家效劳，而是在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人人为公、个个报国的秦国，哪里能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于是，商鞅把私人手工业者视为“事末利者”，统统收为奴隶，押解到国家的工业作坊里去干活。

还有那些商人，更是国有化经济最大的危害。国家搞计划经济，按需分配，商人则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威胁国有工农业的垄断地位。更何况，商人贱买贵卖，只是在流通领域作文章，对国家的整体财富并没有作出贡献，更没有让国家的腰包鼓起来。相反，大量的财富通过商业交易流向商人的口袋，无形中也是挖了国家的墙脚，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这些商人本身而言，他们不愿意靠劳动吃饭，更不想为国家创造财富，骨子里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念头和想法。相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实在太舒服了。商人，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去占便宜，怎么去空手套白狼，可谓无奸不商、为富不仁。如果让这些人成了气候，那就无异于怂恿了调皮捣蛋的，而郁闷了自力更生的。所以，对商人的打击，秦国是毫不留情的，要么收为国家的奴隶，在国家的土地上劳动，要么押赴边疆野外去戍边，去修长城。总之，他们的日子是最惨的，甚至还不如那些手工业者。人家毕竟还有些手艺，即使被收为奴隶，也不会透支体力。而商人，估计只能在监军的督促和皮鞭的抽打下干着搬砖运泥的重体力活了。

秦国不仅通过严刑酷法和权力的高压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肉体摧残，而且还通过各项经济措施挤压私人工商业的生存空间。本来，秦国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就比其他诸侯国要缓慢许多，直到公元前378年才开始建立市场。可才过了十几年的光景，商鞅变法就开始设置重法，竭力压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关市之税”，就是对私人工商业收取重税，盘剥他们的利润，遏制他们的发展，让那些谋财的私人工商业者无利可图，最后只能乖乖地转行。这也正是商鞅本人颇为得意的抑商措施。

再者，商鞅实行“壹山泽”政策，让国家独占了山林河泽的利益，实行盐铁专卖制度。秦国在各地都设置盐铁官，严格控制盐铁的生产与流通。《秦律杂抄》中记载秦负责采矿、冶铁的官府有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官吏设置有啬夫、佐、曹长等，可见规模不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就提到他的祖上司马昌担任过秦的“主铁官”。这也就是说，盐，只有公家才有资格出售，任何个人都不得私下买卖。冶铁，也只能在官方的工业作坊里进行，任何人都不能自己造小高炉，搞大炼钢铁。这么一来，贩卖私盐的商人也就失去了市场，即使他们有办法搞到盐，也不敢卖，当然也没有人敢买。而那些靠冶铁生存的手工业者也是一样，没有办法搞到铁矿，也就冶不出铁，自然断了生存的命脉。

盐铁如此，粮食也是一样。商鞅主张国家严格管制粮食贸易，禁止粮食私下买卖，“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也就是既不让商人买粮食，也不让农民卖粮食。其实，在秦国，粮食也无法私下自由买卖，因为秦国是国有制经济，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奴隶种地，生产出来的粮食是国家的；平民种地，要把很大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上缴国家，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还哪里有富裕的粮食去卖给商人？况且，秦国在政策上也不允许老百姓有余粮。老百姓的锅里没有米那是最好的，因为米都流进官仓了。那么，如果老百姓手里有余粮怎么办呢？秦国也有办法，既不强硬地没收充公，也不花钱去购买，而是靠爵位去交换。(14)这项政策既解决了如何让农民手中没有余粮的问题，又削弱了民间的财富，还摧垮了私下进行粮食交易的基础，真是一石三鸟。

这样一来，那些私人工商业者就真的没有饭吃了。没有官方的“授田”，不参加农业劳动，自然也就无法种粮食自给自足。而国家又不允许私下买粮，而且也没有粮可买。如此一来，只能眼巴巴地饿死。最后走投无路，他们只能回过头来向政府摇尾乞怜，恳求去种地。而这也正是商鞅的目的。在《商君书・垦令》里，商鞅连续说了五个“无所于食”，也就是让某些人没有饭吃。哪些人呢？“僻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庸民无所于食”，“逆旅之民无所于食”，“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总之，懒惰的，不好好种地的，投机倒把的，厌恶农业的，统统没饭吃。

禁止了民间的粮食交易之后，商鞅又进一步堵塞了军粮的漏洞，严禁投机倒把者把黑手伸向军粮。商鞅立的法就是要在军市上禁止私人运军粮，就算有人盗得粮食也卖不出去。(15)没有市场，也无人敢买。但是，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人们也就顾不了那么多的禁令律法了，没有粮食的人就会向军粮下手，既有冒领的人，也有盗卖套购军粮的人。于是《秦律》便出现了关于冒领、盗卖、套购军粮的处治条文：官吏冒领军粮的一律罚二甲并废除官职；非官吏冒领的则要罚戍边两年；军人盗卖军粮或从其他县领粮要罚戍边的款（罚戍边是针对普通人的，军人一般不再罚戍边，而是罚款。《秦律》是允许用钱来“赎罪”、“赎迁”和“赎戍”的）；百姓套购过县军粮的则要罚二甲，还要把他所购的粮食统统没收充公。

透过《秦律》中的这些条款，我们不难发现，在秦国的民间，几乎没有人私下进行粮食买卖。不仅没有人卖粮食，也没有人敢买粮食。否则，老百姓怎么会去买过县的军粮呢？同时，这也反映出秦国老百姓的口粮是不足的。若不是饿得发慌，谁愿意甘冒罚款和没收的危险花高价去套购军粮呢？当然，军人高价贩卖军粮，也是万般无奈，逼不得已。因为盗卖军粮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一旦被发现，就要罚交两年的戍边款，按一天8钱计算，一年365天，两年就是5840钱。而在正常年景下秦国的平价粮一石才三十钱，还不够罚戍四天的。所以，对盗卖军粮的军官来说，既然作了，必然就是铤而走险。被抓住了，就自认倒霉；侥幸逃脱的话，就会赚个钵满盆满。

除了盐铁和粮食以外，秦国国内也不允许买卖奢侈类的消费品。而很多私人工商业，恰恰与这些奢侈品有关。比如，以酒肉买卖为代表的私营饮食业和酿酒业，就是商鞅极力打击的对象。人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干嘛非要吃肉喝酒？所以，在商鞅看来，酒肉这些奢侈品是坚决不能有市场的。一方面，商鞅把酒肉的价格抬得高高的，让老百姓买不起酒肉；另一方面，对于从事饮食业和酿酒业的商人重重地收税，让他们无利可图。(16)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喝酒吃肉，也没有人卖酒卖肉了。而且《田律》还规定：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田地里，老百姓都是不能喝酒的。如果偷喝，一旦被田啬夫、部佐等官员发现，就要受到处罚。(17)可想而知，秦国的老百姓一年估计都吃不上一顿肉，喝不上一次酒。到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大庆三天，才破例允许老百姓在这三天时间内喝酒吃肉。

就这样，秦国通过款款条文和重重措施极力地打压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从此，抑商不仅成了秦的传统政策，而且也成了大秦帝国之后两千多年“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的的传统政策。自此，商人一直是受社会歧视的，连妓女“老大嫁作商人妇”都被看作是一种不幸和悲哀。而在战国时代的秦国，严刑酷法下的私人工商业者更是举步维艰，他们或者在商鞅“上农”路线下被迫转向务农，或者被收为奴隶、罚为刑徒，在皮鞭下终日劳作。当然，他们还有第三条选择，那就是放弃生存。

干部队伍要抓好

在商鞅的秦国，维持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不是权力，而是法律。当然，秦国的法律并不是来自民主的“公意”，而是来自由上而下的集权。但是，能做到所有的事务都依法办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在两千多年的帝国政治中，也许只有这个短命的王朝，才彻底地摆脱了血缘的羁绊和权术的纠缠，把法律贯彻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有法律，当然还要有执法者。否则，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或者只是权力的遮羞布。秦国的法律，正是靠一套庞大的官僚系统才能加以贯彻的。所以，谈秦国的强大，就不能不讲秦国的吏治。毛主席之所以建议当政者去读《资治通鉴》，就是因为这部大部头的史学著作说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治国就是治吏。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大，估计正是抓住了这个问题的要害。

在秦国，官吏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更不是作威作福的特权者，他们仅仅是国家雇佣的工作人员，职能就是维持和监督法律的贯彻。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地道的国家公务员，要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本来，他们就不是靠劳动谋生的人，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拿的是国家的工资。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还比不上军人和农民。军人上战场杀敌，可以抢夺别国的地盘；农民在土地上耕种，生产出来的是粮食。而官吏，并不创造财富，也不能让国家增加财富，而只是国家的“食客”。而国家之所以允许这些吃干饭的人堂而皇之地存在，是因为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管理。因为，财富的创造固然重要，但财富的管理也很关键，不能忽视。何况，无论是耕，还是战，都需要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去指挥和监督。所以商鞅说，他们虽然是“食客”，但国家的治理总归还是离不开他们。

官吏们拿了国家的工资俸禄，就必须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自觉成为国家法律忠诚的执行者，像机器人那样不能掺杂任何的私人情感和利益考虑。正如《商君书》中所说的：言论不合法度，就不听从；行为不合法度，就不推崇；事情不合法度，就不去办。(18)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彻头彻尾地成为了国家豢养的寄生虫。抠门的商鞅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人存在的，更别说贪官恶吏了。在秦国，官吏违法犯纪，照常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是从重处罚。违法严重的，不仅会丢官罢职，而且还要被当作刑徒押赴边塞去戍边、去服徭役。正因为这样，当时的秦国老百姓，怕的不是官，而是法；担心的不是得罪官吏，而是触犯法律。

在秦国，专门有一套针对官吏的法律，称作“置吏律”。“置吏律”是关于地方政府任用官吏的法律规定。对违反“置吏律”的人，要予以处罚。在云梦秦简中，有关任用官吏不当而犯罪的律文共有六条，占官吏犯罪条例总数的六分之一。这充分说明，秦国的官职管理，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和实践，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并且付诸于法律，专门用来惩治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员。

除了法律的规定以外，秦国还在县级地方机构中专门设置了监督官吏执法的部门，称为“尉杂”。“尉杂”是专职的司法人员，主管有关官吏职务的法律规定。同时还设置了“御史”，主管法律的司法解释。每年正月，尉杂都要到御史那里核对法令，核对完毕后予以公开、公布，让官吏、百姓清楚明了，相互监督。这无疑表明了，在秦国当官，根本就不是作威作福的职业，而是存在着高风险，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阶下囚。至于贪污腐败，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

在加强法律监督的同时，秦国也很注重对官吏的选拔和教育。在秦国，有很多官吏，既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也不是由君王一手包办的，而是采用保举制度。秦国有专门负责人事工作的部门和干部，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向君王保举人才。所谓保举，不同于推荐，而是相当于现在的担保。推荐可以对被推荐人的行为不负法律责任，但是保举者对被保举的那个人必须承担连带责任。比如，景监保举商鞅有能力炒股票赚钱，假如秦王因此委派商鞅去炒股，结果商鞅亏得一塌糊涂，那么，景监和商鞅都将按照法律受到重罚，即便景监是秦王的宠臣也不能例外；但是，假如商鞅正好碰到大牛市，股本翻了几番，那么，景监和商鞅都将按照法律得到嘉奖。

也就是说，在人才选拔上，秦国有着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律规定和制度保障，没有亲疏贵贱的区别，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秦君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这种保举制度基本上杜绝了负责人事工作的官吏滥竽充数的现象。显然，只有敢于向秦君保举人才的人事官吏才有获得升迁的机会；而那些不擅长人事工作的东郭先生最后只能溜之大吉，否则就会自取其辱。而那些一心想拉帮结派的人，自然也不敢任人唯亲了，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同时，这种制度也确保了有能力的人能够脱颖而出。秦国的法律只向有能力的人提供升迁的机会，因此只有鲤鱼才能跃龙门。纳贤之路一旦畅通无阻了，那些有能力为秦国建功立业的人就能脱颖而出了。

由此可见，秦国的法律制度不仅保障了一个“自知有法，不知有吏”的法治环境，而且还从根本上清除了人才选拔上的腐败堕落。为什么六国会失败？因为六国重用的大多是王族的亲戚！为什么秦国会成功？因为秦国重用的大多是和王室没有丝毫关系的平民客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泾渭分明的差别，关键还是秦国的法律制度起了关键作用。秦国的法律处罚从不给碌碌无为的人提供招摇撞骗的后门，而只为有胆有识的人大开建功立业的绿灯。这就意味着，在秦国只有两种人可以飞黄腾达：一种是有能力建功立业的人，另外一种则是能够保举前者的人。前者是千里马，后者是伯乐。推翻不负责任的推荐制度，采用注重绩效的保举制度，正是秦国强盛的原因。

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在严格选拔的基础上，秦国还大力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秦国是费了脑筋，下了血本的。否则的话，秦国怎么会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呢？所谓“以吏为师”，就是说官吏完全可以成为全国老百姓的老师和榜样。再进一步说，他们是在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下，才变成了国家所期待的样子，所以值得全国人民来学习，来效仿。

那么，秦国政府要把官吏培养成什么样子呢？简单地说，就是要德才兼备。这里的德，不是泛泛而空洞的道德品质，而是职业道德，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所谓才，就是要具有精湛的专业知识水平。在秦国，官吏主要是来执法的，这里的专业知识自然就是秦国的法律和政策。

在秦国，男子十七岁成年，傅籍（定居而编入户籍，指正式的居民）就开始承担国家的徭役和租税，或者你也可以应征参军，杀敌立功；不然的话，那你就去学室深造学习，通过选拔考试来谋个公务员的位子。学室是专门培养文法官员的官立学校，分别设置在首都和各郡。学生大多是从文法官吏的子弟中选拔，十七岁入学，学习三年，主要是学习识字、书法和法律。学满三年以后，在所在学室参加资格考试，可以背写五千字以上的人属于合格，可以担当文法事务的小吏，也就是今天政府部门有正式编制的办事员。这些人进而可以参加中央政府主持的初等选拔考试。初等选拔考试在各地举行，各郡的试卷送到首都咸阳，统一由少府属下的大史审阅判定。判定结果后，提拔最优，处罚最劣。成绩最优秀的人会被任命为所出身县的令史，相当于秘书一类，直接在县令的手下工作；而成绩最差的倒霉蛋，他原先得到的职务也会被取消。三年之后，出任令史的人还有一次高等选拔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审查，选拔最优秀的一个人，进入宫廷担当尚书卒史，以内廷秘书的职务直接在秦王的左右工作。

由此可见，秦国除了通过保举制度选拔人才以外，也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来培养官吏。保举制度是一种非常规的人才选拔方式，针对的多是国外来的客卿。而考试则是一种常规性的人才选拔制度，针对的是秦国本土人。秦是注重世业的国家，历来鼓励子承父业，所以官吏的后备对象多从文法官吏的子弟中选拔。何况，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是去种地了，就是去打仗了，根本没时间学习，也没有机会受教育。

所以，农民的儿子永远都是农民，只有文法官吏的子弟才有走上仕途的机会和希望。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走上仕途也确实是一条很不错的人生道路。尽管秦法对官吏要求苛刻，当官更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但毕竟是脑力劳动者，不需要到太阳底下去耕田，更不需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总的来说还是一份非常体面、令人尊重并能带来无限荣耀的职业。所以，这个行当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除非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高智商的头脑，一般都会被淘汰出局。而这正是秦国政府所期待的，因为国家努力将社会资源集中到擅长理财的人手里，而擅长理财的人，必须是国家精英中的精英。

秦国的公务员考试基本上做到了公开、公正、透明。那些致力于从政的后备干部，只有通过一系列严格苛刻的考试，才能走入官场。而要想在仕途上有所晋升，还要继续考试。至于考试的内容，不外乎是秦国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为培养一个合法、公正的国家公务员作准备。可想而知，通过这种程序选拔出来的官吏，势必对秦国的法律了如指掌，倒背如流，为以后做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我们所熟悉的赵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秦国政权的核心的。赵高的父亲本来是秦国一个下级的文法官吏，通晓法律，精于书法，而生长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的赵高，自小就受到了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再加上赵高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最终能够走文法的道路入仕。在仕途中，赵高历经层层严格的考核，平步青云，连连晋升，最后到秦王身边做文秘工作，进入了最高层领导的视野。据史料记载，赵高能力非凡，才智过人，不仅是一个精通法律的官员，还是一个在文字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后来大秦帝国文字改革，把字体统一为小篆，赵高功不可没。他著有《爰历篇》六章，是大秦帝国官定的识文断字的教科书。赵高的书法，估计是在学习行政文书和刑律狱法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在复杂而严格的秦帝国法制体系中，赵高堪称是精通法律的专才，有家学渊源的法学名家。晚年的秦始皇把少子胡亥的教育委托给他，正是看重他在文字、书法和法学上的造诣。秦始皇死后，赵高在沙丘策划政变，招致后人对赵高非议横生，贬斥四起，但这根本不足以否定赵高的才能，只能说明人性之恶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开始泛滥和蔓延。

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品德是两码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而要德才兼备，就鲜为人见了。秦国在培养教育官吏的同时，不仅看重才能，也看重道德；不仅用法律制度约束官吏，减少官吏犯罪，也注重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使他们的行为成为自觉的行为，从而降低管理的成本。但是，秦国政府眼中的道德并不是空泛而抽象的道德概念，也不是今天我们眼中那些所谓的道德品质（比如善良、诚实、乐于助人等），而是指特定的职业道德。

在前些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中，就挖掘出来了当时秦国对官吏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为吏之道》和《语书》。这些出土的古籍，记载了当时秦国区别良吏和恶吏的标准及作为良吏的道德操守。那么，什么样的官员是良吏？什么样的官员又是恶吏呢？《语书》中说良吏的标准是：1.通晓法律；2.勤恳能干；3.廉洁忠厚老实；4.能辅佐上级，认真执行上级命令；5.办事公正，不独断专行；6.能正己自律，不好与人争功。恶吏的标准是：1.不懂法律令；2.不明事理；3.不廉洁，贪污腐败；4.苟且懒惰，遇事推托；5.搬弄是非，不知羞耻，侮辱别人；6.没有公正之心，违规办理公务；7.争强好胜，好大喜功。

秦国对官吏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卓有成效的，因为这里起作用的不只是疲软的道德，后面还有法律的束缚和高压。这是两手同时抓，一软一硬，一张一弛，相互配合。被评为良吏，会受到嘉奖，而被评为恶吏，就不仅仅是道德谴责那么简单了，肯定要受到经济上或身体上的处罚。据载，秦国每年都要在官吏中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进行良吏和恶吏的评比。而要被评为良吏，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关键还要看平时的积累。久而久之，秦国的官吏也就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

那么，秦国的官吏到底是发自内心地想做一名良吏，还是忌惮于法律不敢作奸犯科呢？这一点估计谁也没办法说清楚了，就是秦国的官吏自己，估计也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也许他们良吏的表现都是装出来的，但如果能装一辈子，我们到最后也只能说是真的了。

后来，大秦帝国摇摇欲坠，一人造反而群雄并起，野心家们都想在这个资源重新分配的乱世中找点便宜。但秦国的官吏，却鲜有叛变倒戈的。秦国末年，有叛民而无叛吏，这成了两千年古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

(2)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3)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

(4)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

(5)“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

(6)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7)“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

(8)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9)事末利而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10)商无得籴，农无得粜。

(11)僻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

(12)“不农之税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关市之赋”。

(13)收泰半之赋。

(14)民有余粮，令民以粟出官爵。

(15)“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盗粮者无所售。”

(16)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17)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

(18)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第十章　天下制霸的最后一步

秦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所倚仗的固然是强大的国力，但“天时”和“地利”的偶然性因素也不能不被考虑进来。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这一连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说“天时”，指的是秦的邻邦魏国没有趁其疲惫而穷追猛打，最终给了他喘息之机；说“地利”，指的则是秦国的地理位置优越，被山带河，四塞之国，易守而难攻。当然，秦在东进的过程中，以“连横”破“合纵”，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也是秦一统天下不可忽略的因素。

机会要用耐心等

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国人在路上丢了东西都没有人捡，山里没有了盗贼，百姓争先恐后地去当兵，没有人再打架斗殴，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城市里，社会都是秩序井然。财力方面，则是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三，财富却有十分之六。这么一来，天下大势已定。

但是，秦国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直到在天下版图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骤然变得强大，就像一个小孩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长大一样。秦国崛起于战国中期，强盛于战国晚期，而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段时间里，秦国在国力方面与其他六国相比并没有任何优势。不但没有优势，而且还处于劣势，简直是战国七雄中最不“雄”的一个。司马迁在《史记》里言之凿凿，说当时的秦国可谓一蹶不振，内忧外患，毫无称雄称霸的迹象和威风。黄河崤山的东面是六大强国，当时秦国面对的是“六对一”的战略格局，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再往前看，春秋时期，秦、楚两国是长期被中原诸侯集团边缘化的国家，楚国被认为是“荆蛮”，秦国是“戎狄”，中原诸侯集团会盟一般不邀请这两个国家参加。而秦国的内部，也是弑君篡位频繁，国家动荡不安，以至于无力对付外患，连秦穆公时代占领的河西之地，也被魏国夺了回去。总之，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段时间内，我们的主人公秦国，既没有国际威望，也没有东进的实力，只是蜷缩在黄河和崤山以西，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勉强能够自保。

在秦始皇之前，已经有六代秦王为秦国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基础，接力棒传到秦始皇手里，要由他最后冲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空前伟业。秦始皇之前的六代秦王依次是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秦武王（在位四年）、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秦孝文王（在位一年）、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其中真正有过大作为的是三位：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在秦国的这六代君王中，秦孝公无疑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重用商鞅推行新法十年，逐步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东方的六国为什么会眼巴巴地看着秦国窝在家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难道他们不知道一个强大的秦国在西方崛起以后，对他们将是致命的威胁？他们为什么没有趁秦国羽毛未丰、一蹶不振之际对他进行联合绞杀，把他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据《史记》记载，在商鞅推行新法的十年里，秦国几乎没有遇到大兵压境的危险，国内国际局势出现了少有的平稳态势。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搞新法试点的头三年，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从而为新法的推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试想，如果在这关键的十年里，六国揪住秦国不放，穷追猛打，势必会让秦国在实力尚且薄弱的情况下被迫直面强敌。这个局面一旦形成，就算秦国能够凭借山河之险得以全身而退，估计也没有精力和时间一门心思搞建设了。

可惜，这种局面在战国的大棋盘上根本没有形成。令人称奇的是：东方六国，特别是秦的邻邦魏国，在战略决策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最终送给了秦国十年宝贵的时间。十年，对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又雄心勃勃的秦国而言，已经足够了。

同时，在羽毛未丰、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秦国选择了低调。据《史记》记载，自秦孝公以来，后继的几位君主很少主动出击，插手中原事务。即使大动干戈，也是拿一些少数民族小国开刀；即使开疆扩土，也是着眼于自己的后方和偏远地区。在一段时期内，秦国好似销声匿迹一般，在战国的版图上蒸发了。这正是秦国的高明之处。六国没有穷追猛打，自己也不去出风头，而是偷偷地壮大自己的实力，等到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再来摊牌。

其实，秦国的实力是逐渐强大的，即使是在推行新法以后，国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足以和东方的一些强国抗衡。就拿秦的邻邦魏国来说，秦就拿他没辙。商鞅就曾经清楚无疑地告诉秦孝公：“以秦国之力以抗大魏，恐不敌也！”看来，当时的秦国，依托山河之险自保疆土还可以，但是要想同魏国较量，还为时过早。

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相互攻打，都向秦国求救。当时在位的秦惠王想趁机攻蜀，但李白说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攻打蜀国，肯定是要费尽千辛万苦的。而这个时候，韩国正在攻打秦国，若这个时候出兵，恐怕国内空虚，被韩国占了便宜。所以，秦惠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就去咨询大臣们。当时，朝中的大臣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大将军司马错为代表，主张攻蜀；而另一派则以丞相张仪为代表，主张攻韩。

张仪的理由是：韩国在中原腹地，拿下韩国，再采取“亲魏，善楚”的策略，下兵三川，攻占新城和宜阳，就可以占领周王室的老巢。到那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谁敢不听？这才是霸道之路。如果在这时候选择攻打远在天边的蜀国，就离霸业越来越远了。

但司马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先扩充地盘；要想强兵，必须先富民；要想称王称霸，必须要先积累好的名声。现在的秦国，地小民贫。而蜀国是弹丸小国，统治者更是一帮乌合之众。这个时候，就应该先做容易的事情，把蜀国拿下来，扩充地盘，富国强兵，而不是在自己还弱小的情况下四面树敌。要是现在去攻打韩国，觊觎周王室，不但有欺王之名，还会触动六国的共同利益。到那时候，六国一旦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势必会陷入被动。

结果，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攻蜀，到了十月就灭了蜀国。蜀国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是天然的粮仓。蜀归了秦所有，秦国的实力大大增加。秦国后来能统一天下，打败六国，和秦惠王的这一英明决策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即使到了秦惠王时期，秦国还是认为自己“地小民贫”，没办法和东方六国抗衡，更别说在更早的秦孝公时期了。正是由于自孝公以来的几代君主选择了正确的对外战略，韬光养晦，厚积薄发，隐忍待时，才得以让秦国在弱不禁风的时候没有和东方的强敌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从而默默无闻地强大了起来。

走错一步的魏国

自孝公以来的几代秦国君主选择了装孙子卖乖，韬光养晦，隐忍待时，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这是强大的秦国在西方崛起的一个内在前提。而在秦国这个最为重要的“黄金战略发展期”，东方六国，特别是秦国的邻邦魏国，在战略决策上的一连串失误，则是导致秦国强大的外部因素。

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大国已不再满足于称王争霸，而是展开了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兼并的结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没有任何悬念。自然是秦国吃掉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但是，在战国初期，天下的格局并不像后来看到的那样明朗。当时，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实力都很强大，鹿死谁手，难见分晓。如果现代人像《寻秦记》所说的那样回到了战国初期，告诉当时的人们七国争雄的最终结局，估计多半人都会惊得瞠目结舌。

不怪人们不相信，实在是当时的秦国太不显眼。当时谁最显眼？是身处中原腹地的魏国和位于东海之滨的齐国。尤其是魏国，在三家分晋以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终继承了母邦晋国的威势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

说天时，是因为魏国在战国初期恰逢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明君。魏文侯和魏武侯是历史上有名的英明君主，既有王霸之气又有儒者之风。他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奋力强国，不仅笼络了大批的人才，而且还与时俱进，率先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完成了社会转型。魏国是战国时代首先进行变法图强的诸侯国。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西门豹制定“法经”，建立“武卒”，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封建官僚制度，并且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公务员，削弱贵族特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魏国社会转型较早，所以在战国初期优势非常明显。正是因为魏文侯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奠定了魏的强盛基础。其他的六国君主，都是借鉴魏变法强国的经验，开始变法自强的。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李悝变法的翻版。《晋书・刑法志》中记载，商鞅是学习了李悝的“法经”以后才到秦国实行变法的。(1)所以说，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强大，可谓占尽天时。

说地利，是因为魏国在三家分晋之后得到了晋国最好的土地，占尽了地理上的优势。魏国地处中原腹地，土地肥沃，人口繁庶，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当时，战国时期最大的商业城市除了宋国定陶外，就数魏国大梁了。战国时，铁器逐渐推广使用，而当时天下的冶金中心就在魏国。魏国尤其以兵器制作业的发达而称雄一时。当时的魏军，都是重装步兵，披着重铠，持戈配剑，背弓弩，挎箭囊，可以说是装备精良，武装到了牙齿。张仪游说六国时说“魏军甲兵犀利”，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们上面提起，秦国，到了战国末年，还是清一色的青铜兵器。仅就武器装备而言，秦国就已经落后不只百年！如果没有强大冶金工业和兵器制作业的支持，拿这般精良的装备武装到单兵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魏国在战国初期崛起，可谓占尽了地利。

说人和，是因为当时的魏国人杰地灵，英才济济。那时候，法家李悝，兵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公孙痤，大将乐羊、庞涓、犀首，都在魏国效力。而当时的魏文侯和魏武侯，又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量才适用，使得这些人才都能为魏国所用。所以说，魏国在战国初期遥遥领先于其他六国，是占尽了人和。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魏国，在外部又和韩国、赵国结成了强大的作战同盟，三晋合力，齐心攻守，共同进退，不仅在人力、物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又占据了天下枢纽，因此所向披靡，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够抵挡他的锋芒。就这样，魏国在战国初期一跃而成为诸侯霸主。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魏国的战绩就明白了。魏从公元前413年到公元前408年五年的时间里，连续攻秦，得到了秦河西之地，逼迫秦国退守洛水，勉强自保。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406年，魏国派大将乐羊越过赵国灭掉中山国。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373年，魏国连续十一年攻打齐国，突破齐长城，使齐国内地震恐。公元前375年，魏又攻打楚国榆关，于公元前371年攻占了楚国的鲁阳。可谓战无不胜，威风不可一世。

但是，仅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实力，还不足以吞并天下。要夺取天下，除了有雄厚的国力作后盾以外，还必须学会拓宽视野，合理布局，审时度势，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方针战略。可惜，魏国非但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文侯、武侯的后继者都昏庸无能，失去了昔日他们的辉煌。魏国仅在霸主的宝座上坐了七十余年，就成了昨日黄花，风光一去而不复返。

人亡政息，是魏国从强盛走向衰弱的直接原因。自魏文侯、魏武侯之后，魏国统治者忌才妒能、刚愎自用、轻视贤才，致使人和的有利因素渐渐消失，而霸业也就废弛了。吴起、犀首是魏国良将，屡建奇勋，却受到了魏主的猜忌，一个南逃到楚国，一个西奔到秦国；公孙痤临死举荐商鞅，而惠王不以为然；孙膑向魏王献兵书反被挖了膝盖骨；范雎出使齐国有功不赏，反遭陷害下狱受刑，差一点惨死在狱中；信陵君是魏安厘王之弟，是战国末期优秀的贵族军事家，曾率魏楚联军解邯郸之围两败秦军，却反而受到魏王疑忌，几次被罢了兵权，最后忧愤而死。像吴起、犀首、商鞅、孙膑、范雎、信陵、尉缭这样的贤才，都受到了魏国的轻视、排斥和迫害，使得他们四处奔逃，投靠别国建功立业去了。所谓“得士则强，失士则亡”，这正是魏国盛衰兴亡的真实写照。

在战略上毫无规划，盲目出击，招致四面树敌，最后在多线作战中精疲力竭，是魏国由强盛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魏国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却是一马平川，没有山河险要，这是魏国致命的软肋。而魏国却无视自身的弱点，在蚕食天下的过程中，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毫无战略谋划可言。魏自持强大，肆意破坏三晋同盟，攻打赵国、讨伐韩国，一边防秦，一边迫齐，一边逼楚，虽然表面风光，称雄一时，但在没有地利之险的情况下，四面受敌，让自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国和四战之地，最终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态势中不能自拔。魏国为维护霸主地位，抡着两个拳头要跟天下人打架，怎么可能长久？

扩充地盘固然很好，但守住地盘却更为关键。而对魏国来说，毫无谋划的盲目扩张战略，使得魏国的国土变得易得而难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魏国国土的地形就明白了。魏国的国土地形可以说是哑铃型或扁担型，一根扁担挑两头，两头重中间轻。魏国西部是与秦国接壤的河西之地，东部是以大梁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北部地区是以邺为首的河内之地；另外还有隔着赵国的飞地中山。东部的中原地区与西部的河西地区，受到了韩国的阻碍，只能凭借上党的崎岖狭窄的战略走廊相连，而且在迁都大梁后，东重西轻的态势已经确定，一旦河西发生危机，魏国从中原地区调兵经上党的山地驰援河西，道路崎岖，路程遥远，肯定难以应急。尤其是秦强大以后，对河西之地志在必得，魏国以河西之军是难以抵挡秦倾国兵力的。况且，中原才是魏国的根本，而那里又是四战之地，魏国精兵多半被他国牵制，难以分身援助，即使魏军千里赴援，秦军占了地利的方便，以逸待劳，魏军远道而来未必能占得便宜。后来，魏惠王把河西七百里地割给了秦国，并不是因为他傻到了家，实在是鞭长莫及。最终，魏国被迫迁都大梁，只能死守中原腹地以自保。

除了中原腹地之外，魏国还有一块飞地——中山。这块飞地，原为中山国。公元前406年，魏大将乐羊跨越赵国消灭中山国，在那里安兵扎营建防御工事。这个地方南面连着赵国，北面接着燕国，孤零零在外面，就像三国时候蜀国的荆湘九郡。正是为了这块战略跳板，诸葛亮才提出了“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宏图大略。只要念好拖字诀，不和东吴闹翻，才有可能保住此地。可惜，后来关二爷不知道诸葛亮的良苦用心，竟然四面树敌，公开叫板，导致了荆湘失守，方寸大乱，满盘皆输。而这个时候的魏国，却是跨过赵国灭了中山国，在赵国如入无人之境，实在是嚣张啊！当年的秦穆公，也正是不远千里灭滑国，才招致全军覆灭的大祸。而魏国，得到了中山，却不知道跟赵国修好，反而是百般挑衅，使得中山从一块战略要地变成了孤立无援的废地。果然，后来，中山趁着魏国在马陵打了败仗，没工夫管它的时候杀了魏的守将复了国。魏国前功尽弃，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难看出，魏国虽然实力雄厚，肆意扩张，却只是打了个热闹。到最后，竹篮子打水，虽说不是镜中月、水中花，一无所有，但却没有把国土连成一片，而是分成了三段，零零碎碎，导致东西南北不能兼顾，四面树敌不能应对，犯了兵家大忌。正如张仪所说的，这走的分明是一条四分五裂的道路啊。

“杯具”的诞生

在兼并不已、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年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单单照着自身的打算在发展，而是始终处在同其他国家的博弈之中。我们所谓的战国七雄，也不过是天下版图的七个棋子，他们互相牵制、彼此忌惮，把神乎其技的谋略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场旷古未有的战局中，功败垂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敌人的失误，恰恰是自己的机会，而自己的机会，又往往是建立在别人的错误决策之上的。

对当时的秦国而言，有了喘息的机会，争取到了推行变法、奋发图强的宝贵时间，恰恰正是因为魏国在战略决策上的一系列失误。魏国到处开花，四面树敌，却把对自己有着严重威胁的敌人给忘了。魏国最危险的敌人，既不是远在东海之滨的齐国，也不是同出于母邦的赵国和韩国，而恰恰是位于黄河崤山以西的秦国。齐国离魏国有十万八千里，怎么能对他构成威胁？而赵、魏、韩同出晋国，三国不仅有着“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是相互依存。尤其是赵、魏之间，一旦一国有难，势必是唇亡齿寒，他们哪里会干损人不利己的事？何况，赵、韩根本没有灭魏之实力。

唯有秦国，才是魏国最大的敌人。他既有实力，也有野心。更何况，秦和三晋的宿怨深得去了。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之间就有着太多的恩恩怨怨，大大小小不知道打了多少仗。秦晋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同炉，成为了天然的敌人，正是由这两个国家所处的战略位置决定的。对于秦国来说，地处西陲，西面紧邻蛮荒之地，没有发展空间，要想谋求霸业和长足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发东部。而东边的晋国则是秦国通向中原的必经之地。过不了晋国这一关，秦国所谓“让后世子孙饮马于河”的理想根本只是空谈。

春秋时期，晋国凭借霸主之尊和崤山天险，把秦东进的道路死死扼住，导致秦国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几乎无所作为。当年，秦穆公为了架起一座通向中原的桥梁，曾经派大军迂回地沿着崤山北面去攻打郑国。结果，大军在返回的时候在崤山遇到了晋国的伏兵。崤山一战，秦国全军覆没，无一人得还。而对晋国来说，只要把秦国压制在崤山以西，就能凭借崤山天险高枕无忧。如果再能瞅准时机猛打落水狗，说不定就可以把秦一举全歼。可惜，晋国自晋文公以后，公室衰微，异姓大夫篡权，国内动荡不安，国土四分五裂，根本没工夫在西面作文章了。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继承晋国的西部国土，和秦国隔着黄河崤山东西相望。以前秦晋之间的战略格局自然也就演变成了秦、魏之间的战略态势。而横亘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崤山天险，更是他们的必争之地。如果秦国占据了崤山，拥有河西之地，魏国的西大门不仅被打开了，而秦国也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占尽地利。正如商鞅所分析的：秦与魏，彼此都是对方的心腹大患，不是魏吞了秦，就是秦并了魏。这是由他俩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要是魏国好好利用他的地理优势，就能够轻松搞定秦国，而要是被秦国夺去了这个优势，那就等着被秦国来灭吧。(2)

商鞅说到点子上了。秦、魏两国的形势正是“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彼此正是“腹心之疾”。所以，秦国要是哪一天强大到了能摊牌了，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魏国，就是要抢夺崤山之险。只不过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实力还不够，只能慢慢积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

可惜的是，秦国认识到的问题，魏国却没有看到。魏国是战国七雄中“先富起来的”国家。魏国强大起来的时候，正是六国还比较弱的当口，魏可谓是占尽了天时。秦孝公之前，秦国内乱不止，国力内耗，魏国趁机夺回了河西之地，对秦已经构成了从侧翼包围和泰山压顶之势。如果能趁着秦国政理不休、国穷民弱、羽毛未丰之际，安抚周边国家，审时度势，一咬牙，一发狠，把秦一举消灭不是没有可能。

哪怕灭不了秦，至少可以夺去秦国的泾渭平原，独霸秦川。之后，魏对韩就造成了四面合围之势，使得韩国四面受敌。从赵、魏、韩三国的地理位置上看，赵国与魏国互为声援，唇齿相依。韩国则是把魏国一分为二，是阻挠他东西相顾的心腹之祸。魏要发达，一定要灭韩，韩不灭，魏就强不了。魏国如能削秦灭韩，把自己的国土东西相连成为一体。拥崤山黄河之险，控制天下枢纽，占尽地利富饶，那再到东方去和诸侯们闹腾闹腾，就不用担心西面的后顾之忧，可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么一来，魏国的霸业可成。但是魏国却没有看到这点，四处瞎折腾，结果丧尽了天时。

魏国忽略了强秦，却跟东部诸候去拼命，不过是羡慕霸主的虚名。公元前357年，齐国威王开始实行新政，致力于国家的转型。这个在春秋期间首先称霸的老牌帝国主义，终于在沉睡了上百年以后开始觉醒。而秦国，也开始在公元前361年推行新法。魏国为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就面临着一个向东攻齐和向西攻秦的战略选择问题。也许在魏国看来，秦国虽然开始变法图强，但国力的增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何况，这个时候的秦国，行事低调，没事做做俯卧撑，打打酱油，看起来没有要跟魏国过不去的打算。而齐国，则是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魏国从霸主的宝座上拉下来，再现齐桓公时代的辉煌。

就这样，短视的魏国放弃了身边的猛虎，而是扑向了东海之滨的齐国。但是，齐国和魏国之间还隔着一个赵国。即使魏国要跟齐国玩命，也应该先把老家稳固了再说。而魏国，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受齐国的挑拨，和三晋的兄弟打成了一锅粥。如此一来，坐收渔翁之利的就只有齐国了。公元前354年，齐国趁魏国攻打赵国之际，围魏救赵，在桂陵大败魏军。公元前341年，齐魏两国为争夺霸主宝座又在马陵会战。在这场战役中，魏大将庞涓中了埋伏战死，魏军十万精兵全军覆没，魏太子申被俘。马陵会战是强大的魏国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从此，骄横的霸主魏国国运中衰，一蹶不振了。真是“杯具”啊！

而这个时候，西边的秦国却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秦国强大起来，首先对付的就是魏国。公元前340年，秦孝公派遣大上造商鞅率兵伐魏，魏派公子昂率兵迎敌。结果，商鞅略施小计，就活捉了公子昂，大破魏军。魏惠王这下怕了，不得不献河西之地七百里与秦求和。但之后，秦国马不停蹄，穷追猛打，连续对魏用兵。公元前333年，秦惠文王任命犀首为大良造，率兵伐魏，在雕阴大败魏军四万余人，俘获魏将龙贾。次年，魏又割了阴晋向秦求和。公元前330年，秦再次出兵围攻魏国的焦、曲沃等地，魏只能再次割河西土地向秦求和。

就这样割来割去，魏国领土日渐变少，国力更加衰弱。无奈之下，魏国只得放弃了都城安邑，整体拆迁到了大梁，躲在了角落里，昔日的风光再也没办法重现了。难怪后来魏惠王要凄凉哀叹：“在东面被齐国打败，我的大儿子也死了；西面又割了七百里地给秦国；在南方又被楚国羞辱，丢了八个邑，真是我的奇耻大辱啊！”(3)

《周易》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在不该动的时候，你动了，就是死路一条；而在你应该动的时候，你没有动，更是错过了天机。对魏国而言，当秦国尚处于弱小的时候，没有给他颜色看，就是在应该行动的时候没有行动，从而错过了斩杀秦国的天时，给了秦国喘息的机会。等到魏国醒悟过来，大势已定，时不再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并且重复上演相同的故事。可是，能真正领悟历史轮回的明白人却是寥寥无几。秦末，西楚霸王项羽也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没有在刘邦还弱小的时候把他给铲除了，最终酿成了大祸。所以毛主席后来说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历史不能假设，还能说什么呢？孔子那句话用在这里也许非常合适：“时也，运也，命也。”

四塞之国

秦最终统一六国，不仅占尽天时，而且还享尽了地利。

后来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是这么说的。贾谊认为，当年六国不能战胜秦国，除了实力相差太多以外，还有很多非人为的客观因素。秦地处关中，是有着崤山黄河的天然屏障的“四塞之国”，固若金汤，易守难攻。正是凭借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大本营牢不可破，秦才得以最终统一天下。贾谊又说，从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国国君前后二十余人，难道个个都是圣贤？当然不可能了。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实在是因为地理条件太好了。六国之军“同心并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将领统率部队，让最好的文臣运筹帷幄，难道这些人都是草包？当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来势汹汹而最后又逃之夭夭，实在是因为在地形上吃了大亏。

描写历史兴衰，在于揭示历史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历史规律。过于强调非“人为”因素，难免会陷入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用现在思想政治课的说法就是，片面强调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机械的宿命论。但是，一个政权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它的兴衰存亡来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且，年代越早，生产力越不发达，国家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就明显。孟子不就说过吗：天时不如地利。天时，是稍纵即逝的天机，偶然性很大，需要高智商的人才能领会；而地利，则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只要稍微有些头脑，就会明白它带来的威力和效应。《孙子兵法》不是专门整了一个“地形篇”出来讲地形对于国家和军事而言怎么怎么重要吗？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秦国地处“关中”，正是占据了一个易守难攻的绝佳战略要地。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可分为三个阶梯。最西边的第一阶梯是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和山地，第二阶梯为千米以下的低山和丘陵，第三阶梯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当然，第二阶梯中也有平原。但由于这些“平原”夹杂在山岭之间，所以不叫平原，而叫盆地了。

秦国所处的“关中”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它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这个地方，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岍山绵延，北有黄土高原以及岐山、嵯峨山、尧山、黄龙山、梁山等层峦起伏，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的山地，再加上黄河环绕，算得上是山川环抱，四塞之地。

具体到“关中”，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就处于四个关隘中间：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秦在山川环绕之中，对外交通往来完全靠这四个关口。所谓的“百二秦关”，形容的正是关中地势的险要。意思是说，率领百万之众攻打关中，只要二万人就足以把他们拒之门外，倚仗的正是地形地势的险要。关中背靠高原，有踏实稳重之感，面对中原，呈高屋建瓴之势，东面有黄河崤山险阻，而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也都立了关口防守，从而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绝佳态势。

秦东边的函谷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由函谷关往西经过潼关，就可以到达秦都城咸阳，而往东通过崤山，可以去往关东，这是控制关中与中原的唯一通道。崤山是横亘在秦、晋之间的天然屏障，这个地方也就成为了战国期间秦、魏两国的必争之地。商鞅智取崤山以后，秦就在那里开凿了一条狭长的山谷，也就是函谷，还在那儿设兵把守，形成了一个关隘，也就是函谷关。之所以叫它“函谷”，是因为这里山路狭窄，路旁也是陡峭的高崖，崖上到处都是松柏树林，遮盖着道路，行路的人在狭谷中看不见天日，因此而得名。(4)

函谷关把守着秦的东大门。秦国因此占尽了地利，进可以出兵关东，退可以守住关东大门，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一点也不过分。司马迁就说秦国正是因为有了崤山函谷关的地理优势，才使得孝公能够牢牢固守，从而为日后“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打下了基础。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燕五国组成了联合部队攻秦，但却受到函谷关阻拦，寸步难行。结果，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公元前241年（秦始皇六年），楚、赵、魏、韩、卫再次合兵攻秦，到了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五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云集，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也奈何不得，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秦朝末年，刘邦率军讨伐关中，不是从正面攻函谷关，而是绕道入武关，不能不说是出于对函谷关天险的顾虑。

武关是秦国的东南门户，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武关是秦通向东南的重要通道，由于位于函谷关以南，因而成为了他的南侧翼关。武关远在春秋时就已经建置，当时被称为“少习关”，战国时改为“武关”。在关中西部，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越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峡谷向西北上行，越过秦岭后，可径直到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就可以到达南阳盆地。武关就设在这条峡谷较为平坦的高地上，在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唯一的通道。

如果说函谷关是秦国控制崤山、打击魏国的天然屏障，那么，武关则是秦国对付楚国的前进基地。苏秦在策划他的合纵计划时就曾经这样对楚怀王说：“秦要是分兵两路，一支出武关，一支下黔中，那鄢、郢两地就危险了。”(5)这正说明了秦占据武关对楚国构成的军事压力。战国时候，秦以武关为前进基地，不断打击、削弱楚国，先后攻取了楚国汉中、南阳以及汉北之地。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骗楚怀王到武关，怀王到了之后，秦却关闭了关门，把怀王绑架到了咸阳，逼怀王割地。第二年，秦军出武关攻楚，占领了南阳。秦灭亡后，楚汉相争的时候，双方在荥阳和成皋之间相持对峙。项羽用重兵攻击刘邦，刘邦压力很大，吃不消了。有人建议刘邦出武关，屯兵在宛、叶二地，分化瓦解楚军的势力。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南出武关，这就让项羽南北不能相顾，渐渐地就被削弱了。

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如函谷关。从东南入武关，就可以直达蓝田，下临咸阳。而且武关距离咸阳路途遥远，有了紧急情况，也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打关中，也经常采取迂回的办法取道武关。后来，刘邦为避函谷之险，就绕道南阳攻占武关，结果比项羽先入了关。刘邦入武关后，长驱直入，进抵蓝田，在蓝田击败秦军，然后进军灞上，秦王子婴不得不出降，由此秦朝就灭亡了。刘邦从武关入秦，开辟了攻打关中的一条新路子，后世效仿的人不少。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就在这条通道的北端，东面是绝涧，北边有高峰，它则位于最高处，当道依险而立，对南北两侧都呈高屋建瓴的态势。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是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地。《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大散关）扼守了南北交通，北面的人得不到散关，就没有办法图谋汉中、巴蜀；而南面的人得不到散关，也打不了关中的主意。”(6)通过大散关的孔道，称为陈仓道，守住这里，秦在对东方的战争中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从而可以保证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秦末的韩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北上的时候都用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可见散关的险峻。

萧关雄踞于关中西北、六盘山下，地处环江东岸开阔的台地上，是关中的北大门。出了萧关可以到达今天的宁夏、内蒙以及兰州、河西等地，入关经过环江、马莲河、泾河可以直达关中。战国时期，秦国为了抗御匈奴南进，在这里设了关隘，屯兵把守。这座雄关一经设立，关塞内外就烽烟弥漫，战火不断。萧关是秦抵制北方匈奴的主要关口，后来秦修建长城防止匈奴南下，萧关就成了秦长城上的一轮明月。所谓“秦时明月汉时关”，描绘的正是北萧关。正因为有萧关在，匈奴才不敢南下牧马，秦才得以放心大胆集中力量对付东面诸侯。

秦有了这四大关隘，还有什么好怕的？正是因为秦占据了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优势，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常常占据主动。因为对秦来说，防守的成本实在太低了，只要能守住各个关口，敌人就是插了翅膀也进不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秦得到了这样的地利，即使不仁不义，暴戾野蛮，但仍然能够称雄于诸侯，看来真是老天爷来帮忙了。老天爷都帮他，人还能怎么样呢？(7)

后来，秦朝灭亡不久，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号令天下，分封诸侯。有人建议项羽说：关中是占尽地利的四塞之地，而且土地丰饶，占据了那里，就可以成霸业。可是项羽不听，执意要把彭城（今江苏徐州）做都城，而把关中封给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名秦朝降将，于是就管那儿叫“三秦”。后来刘邦从汉中出兵，占领了三秦，据有了关中，就以关中为基础，朝东部进发争夺天下。历时五年，终于灭了项羽。刘邦统一天下后，在选择都城时，曾经犹豫不决，打算还都洛阳。娄敬通过对比关中和洛阳的厉害，向刘邦力谏建都长安。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张良分析说，关中占据崤山函谷关的地理便利，又有着千里肥沃土地，可谓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我们可以挡住其他三面，集中精力在东面控制各路诸侯，这样就能安定诸侯，天下太平。(8)刘邦向来有王者之气，最善于听别人劝告。他觉得这两个人说的倒有理，当天就乘车到关中定都去了。

八百里秦川

大凡得了地利之便的人，那除了有山川险固之外，还会有物产富饶的优势。我们前面提到的魏国却只得到了其一：有丰饶的地力来富国强兵，但却地处中原没有山川险要可以据守。而秦国就不一样了，他是二者兼得，即有四大关口守门户，易守难攻，又占据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关中实在是一个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的地方。它处于中华大地的第二阶梯，按说应该是丘陵、低山密集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丰饶的物产？怎么会是一个长庄稼的好地方？老天爷定的，你有什么办法？关中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不仅有丘陵高地，还有星罗棋布的河流。有山有水，自然就会出现鬼斧神工的地理构造，让我们不得不去佩服：老天爷怎么会这么有才呢！

流经关中地区的河流主要是渭水及其两岸的一些支流。渭水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东南流过清水县，进入陕西省境内，然后又向东流至潼关，最后并入黄河。我们上面提到过，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渭水从高往下流，中途又经过了黄土高原，必然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奔流而下。而来到了位于中下游的关中地区，地势忽然变得平坦，落差减小了，水流迟缓了，泥沙也就沉淀了下来，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大块平原——关中平原。所谓“八百里秦川”就是指这个地方。关中地区，看似山峦重叠，丘陵密布，但在群山环绕之中，在松林翠柏之间，竟然会有这么大一块平原土地！

这块土地好像天生就是用来种庄稼的，不但土地肥沃，而且很多配套设施也是浑然天成。关中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壤是黄壤，肥沃、细腻，易于耕作，在当时来说，这块土地在全国是最上等的土地。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用“沃野”和“膏壤”来称呼这片土地的。我们的文明向来被称为“黄色文明”，估计和关中地区土地的颜色不无关系。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利就没有农业。丰富的水资源是发展关中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关中地区，湖泊池泽多如牛毛，河流活水纵横交错。渭河的南北两岸，就有八条河流像裙摆一样环绕四周，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天然水网系统。这八条河流分别是渭水、泾水、灞水、浐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洛）水，它们都属于黄河水系。而处于该水系网络中央的秦都咸阳，更是有“陆海”之称。泾水、渭水在咸阳北面，灞水、浐水贯穿东面，潏水、滈水绕过城南，沣水、涝水流经西面。这些充足的水源，密集的河流，灌溉着农田，丰润着关中沃土，抚育着世世代代的秦地子民。后来因为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他的名作《上林赋》中对这八条河的夸赞，“八水绕长安”的美景名扬天下。(9)

除了这些河流本身具有的天然灌溉条件外，秦人还利用水系之间的关系，开凿了引泾水入洛水的郑国渠工程，从而使渭河北边的大部分地区受益。渠道正好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梯的最高线上，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灌溉面积，它的修建对关中农业生产乃至秦统一全国都起了很大作用。

秦时的关中地区，气候也是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生产。据考察，当时的气候要比今天温暖，降水量也比今天大，渭河上甚至都能开船。这种气候条件和当时关中地区的森林、植被有着很大关系。秦在群山环绕之中，但这些山都不是光秃秃的，而是铺满了绿色植物。除了渭河南边的秦岭和渭河北边的山地有繁茂的森林外，即使在平原和河流两侧的阶地上，也都有大面积的绿色植被。我们前面曾提到过，秦国有专供秦王游猎的上林苑，还有很多国营牧场。如果当时的秦国没有如此广袤的森林和植被，这样的园林和牧场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考古还发现，当时修建秦始皇陵所用的木材，总数大约有数万立方米。出土的秦兵马俑坑，上面全部用棚木覆盖，仅二号坑中现已清理出的棚木就有1300多根，大多是圆木，以松木为主，直径大多在30厘米～40厘米之间，长度一般在四米左右，发现最粗的一根直径达61厘米，最长的一根12米。如果不是关中林木众多，一望无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怎么会用这么多的木材来修建陵墓？

众多的森林和植被，既是丰富的资源，又可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环境，保护物种，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很有好处。今天，如果我们到陕西旅游，估计再也感受不到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了，很多河流的水量都减少了，有的甚至已经干涸。究其原因，除了气候变化之外，后代无限制地砍伐树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中地区的山川浑身都是宝，藏有铜、铁、金、银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经注》中就记载，秦岭支脉的骊山，北面多藏金矿，而南面则多有美玉。丰富的物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古代社会，铜铁、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于重要战略物资。正因为矿产的丰富，秦国才实行了“壹山泽”的政策，由国家垄断自然资源，独占山川河泽带来的利益。如果任凭老百姓无节制地开发，不但会造就很多暴富的商人，还会因为开发没有计划而影响资源的利用。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人烟稠密，自古就有着浓厚的农业传统。周朝祖先就是在这块宝地上辛勤耕耘劳作，才积攒了东进灭商的资本。周王室后来虽然几次迁都，关中的百姓仍然保有周人的遗风，擅长稼穑，繁衍五谷，专一务农。秦本来是游牧民族，靠狩猎为生。东迁之后，就收纳了周人遗民，从而转行摆弄起了庄稼。商鞅变法后，秦人更是以耕战为本，努力务农，打仗勇猛。周人的遗风，影响深远，使得关中地区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苏秦、范雎游说秦王时，都把关中的民风与关中地利同时视为秦国霸业的两个重要条件。苏秦看到秦国军队庞大、兵法森严，认为秦“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则把平时不敢打架、上阵却分外勇猛的秦国百姓称为“王者之民”。

八百里秦川，天时、地利、人和兼得，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财富。而商鞅变法，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特别是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更是迎合了农业生产的特性，把这块风水宝地里埋藏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发掘了出来。正如司马迁所说：关中的耕地只占全国当时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三，而他的财富却要占到全国的十分之六。公元前316年，秦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战略，攻下了巴蜀，把关中八百里秦川和汉中、巴蜀连成一片，可谓如虎添翼。巴中、巴蜀，都是富饶的地区，土地平坦肥沃，资源丰富，号称“天府之国”。秦后来东伐楚国，军粮基本上都是由巴蜀地区提供的。《史记》中说：“秦得到了蜀地，那就更加强大富饶了，完全不用把其他诸侯放在眼里。”(10)司马老公公就是在向后人暗示：秦得到了天府之地，那统一天下的大势就已成定局。

自秦以后，得关中者得天下，失关中者失天下，似乎成了历代王朝的共识。很多王朝在西安建都，正是看中了关中地区的地险和物饶。正如唐朝的杜预就说秦有了关中根据地，就平定了天下。(11)张衡在《西京赋》中更明确指出，秦汉两朝都是因为在关中建都而强大，而周朝和东汉都是因为把都城东迁而变得衰弱。(12)

可以理解，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生产水平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无法创造出驾驭自然的武器，只能乖乖地依靠自然的力量，今天有了飞机大炮，山川的威力估计就大打折扣了。当然，优越的地形和地利，只是盛衰兴亡的前提，而不是决定的因素。否则，秦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地利，为什么只过了两代就灭亡了呢？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就像是一名狙击手，枪固然重要，但眼睛不亮，哪怕有再高级的枪，也是枉然。

作鸟兽散的六国

秦国得了天时、地利、人和，日渐富强，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而东方的六国，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个来自西陲蛮夷的切身威胁。

但是，秦国要想吞并六国也不像吃顿饭那么简单。东方六国在实力上虽然比不上秦国，可是加在一起，那势力也是了不得的。正如苏秦所说的：“各诸侯的地加起来有秦国的五倍那么大，他们的兵卒加起来差不多也有秦国的十倍那么多。”(13)如果六国能像春秋时那样结成铁板一块的统一战线，“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秦国统一天下的野心就不会得逞。不但不会得逞，而且秦国这只猛虎也有可能被东方六国联合剿杀在笼子里。

这种主张六国联合的大战略，在战国时期被称为“合纵”。所谓“合纵”，包含两层意思：一、从方位上讲，南北为纵，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所以把他们的联合称为“合纵”。二、从实力上讲，秦为强国，六国为弱国。六国结合对付强秦，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强调方位，是为了突出文明的高低优劣。东方六国都属于周王宗室，文明程度比较高，是礼仪之邦；而秦国远在西陲，不讲仁义就算了，还专门拿砍人家脑袋当功劳，无疑是个蛮夷之邦。六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就是文明的国家一起来海扁流氓国家，名正言顺。六国为弱国，如果不联合、不结盟，一盘散沙，就会被秦国逐一攻破，最后都不会善终。而联合起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患难，同进退，对大家才是最安全的。所以，无论是从口号上考虑，还是从利益上思量，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都是必需的，就像当年诸夏各国联合起来对付戎狄一样。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也是如此。秦国最害怕的就是六国联合起来。据儒家的荀掌门观察，直到后来六国都被证明已经失去了单独抗秦的力量以后，秦人还是害怕六国狗急跳墙，被迫联合起来对付他。(14)但幸运的是，秦国所担心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六国虽然也进行了联合，也结成了同盟，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互相猜忌、同床异梦，直到大厦将倾，仍然是一盘散沙，对秦国根本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贾谊在《过秦论》中对这一局面曾经有过非常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六国不吝惜珍器、财宝、土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来替他们出谋划策，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往来沟通，还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最后仗着“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函谷关下，卯足了劲儿要跟秦人决一雌雄。来势之汹汹，大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气派。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等你们来打，可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的九国联军，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秦国不费一枪一弹，而各路诸侯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立刻作鸟兽散了，诸侯们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讨好贿赂秦国。秦人正好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一面追击逃亡者，一面驱逐败退者，杀得是天昏地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胜利了的秦人乘胜追击，宰割天下，而失败了的六国则吓得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就是俯首称臣。

为什么会这样呢？六国怎么会这样轻而易举地就成了秦国砧扳上的肉、盘子里的餐？难道他们不明白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春秋时那样结成强大的同盟共同抵制外患？

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需要到文化中去寻找根源。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也曾经面临一个结盟的问题。但和战国时期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结盟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制来犯的敌人，还要保存自己的宗法文化。在当时诸夏各国看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灭种”。而“灭种”指的正是宗法文化的崩溃和瓦解。宗法文化本来就是靠血缘纽带来维系的，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诸侯国之间的兼并纷乱，诸侯国内部的篡弑暗杀，无疑给这种宗法文化来了个釜底抽薪。各诸侯国之间本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本是一奶同胞，情同手足，而现在却拼起了刀枪；在各个诸侯国内部，大家伙儿也变得六亲不认了，儿子为了上位，为了夺权，甚至不惜将自己的父亲送上断头台。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战争不断，血光四溅，这哪里是什么文明国家的行为，简直连畜牲都不如！如果诸夏各国连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即使消除了外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正因为这样，当时的春秋霸主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不仅要消除外患，还要解决内忧；不仅要解决肉体上的存亡问题，还要解决灵魂上的文化问题；不仅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还要干涉各国内政，逼迫他们遵从宗法文化。所以说，春秋时期的诸夏同盟，不是松散的利益集合体，而是铁板一块的文化同盟。当年，齐桓公以霸主的身份召集中原各国在葵丘会盟，订立盟约，组建了中原地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国家同盟。从盟约的内容上看，“攘夷”只处于次要地位，最主要的是各国都要做到“尊王”、“禁抑篡弑”、“裁制兼并”这三条。在齐桓公以后，诸夏同盟虽然不算是铁板一块，但却真正地做到了对外一致，最起码在文化上是这样。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在中原地区有所发展，必须参加到诸夏会盟中来，遵守他们之间的国际约定，认同他们所标榜的文化，否则就是寸步难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不管这种文化是优是劣，是好是坏，它总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强大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之间得以认同的唯一平台。春秋时期的诸夏各国由于宗法文化的桎梏，相对都比较弱小，即使是当时的霸主，估计也无法和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相提并论。但是，正是有了捍卫自身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了“非我足类，其心必异”的危机感，他们之间的结盟才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

而战国时代的东方六国，由于丧失了共同的精神支柱，没有了彼此认同的文化根基，他们之间的结合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是最靠不住的。马克思同志指示过我们，利益的结合体，无异于把一堆土豆装在一个布袋里。丘吉尔也说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搞笑的是，春秋时代的诸夏同盟，强调文化而淡漠利益，到最后反而得到了利益；而战国时代的六国合纵，削尖了脑袋、拼了老命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还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历史总爱没事玩你一把，所谓“无心恰恰用，用心恰恰无”，用在六国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相煎何太急

但对于中原各路诸侯来说，抛弃宗法文化实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生存，就要让自身变得强大。而要让自身变得强大，就需要从一个封建等级国家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从贵族统治过渡到集权统治。而要完成这种过渡和转型，就必须抛弃宗法文化。

你要搞政治改革，不可能不涉及文化的转型，因为政治制度就是从文化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就像近代的中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一开始也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但后来还不是把矛头指向了文化？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浩浩荡荡的新文化运动，哪个不是拿传统的文化开刀？对于春秋末年的中原诸侯国来说也是这样。他们要想富国强兵，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做个不肖子孙，数典忘祖、抛弃宗法文化，把有才能的人纳入到政治体制，任人唯贤，颠覆贵族统治，打破封建制。这样，才能把权力集中到国家层面。

从春秋时期过渡到战国年代，那些生存下来的诸侯国，大多都完成了这种转型，可以算得上是识时务者。而那些看不清形势，死守着自己的文化不放的，或者被吞并，或者沦为附庸，最终变成了历史的炮灰。到了最后，诸侯兼并，彼此侵吞，战国的舞台上只剩下了七个大国。秦国就不必说了，长期住在西陲，也不和中原诸侯各国相一起开会通气，宗法文化根本没有扎根，改革转型当然是顺理成章。而对东方六国来说，宗法文化传统太浓厚了，他们在转型的道路上肯定不会那么轻松，而是要经历痛苦的蝉变。

有一得，必有一失。东方六国虽然通过转型变成了战国版图上的超级大国，但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宗法文化同时也土崩瓦解了。现在，他们要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已经不可能再像春秋时期那样标榜共同的文化精神了。至于“尊王攘夷”的口号，更是早没有了丝毫的威慑力和号召力。

公元前334年，魏国和齐国的国君在徐州开会，竟然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称王。各国诸侯互相吹捧，彼此称王，那不是犯上作乱的大不敬吗？可是，这些诸侯就这么做了。不但如此，“称王”的运动此起彼伏，竟然还出现了高潮。与齐、魏同时，燕国、赵国的诸侯也称了王，随后是秦国、韩国和宋国。就连弹丸之地的中山国，国君也自称为王。看来，周天子的余威已经完全消失了。从此以后，“尊王”的招牌再没人理会了，列强之间已经毫无遮掩地以狰狞的面目相对，以血染的锋刃相指，再不用寻觅题目，来为夺人家的地攻人家的城变着法子找借口了。到了公元前256年，秦竟然明目张胆地把西周给灭了，西周王还特意赶到秦国磕头谢罪，把所属的三十二邑、逃剩下的三万户人口以及剩下的宝器都献给了秦。同年周赧王死，但再没人去扶持他的继承人。周朝的残喘断绝以后，天下再没有天子，更没有王室，军阀之间的混战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既然没有了共同标榜的口号，六国之间的联合就纯粹是利益的博弈了。而利益的算计又让他们之间的合纵政策难以持久。一方面，除了那些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国（比如鲁、卫）以外，所有的大国都不安于维持现状，他们都想趁四邻不备的时候敲一笔竹杠，扩充自己的地盘。正如张荫麟先生所说的，合纵政策和六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存在着根本冲突。另一方面，各国在地理位置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从而对合纵的态度也是冷热不均。齐、燕两国，距离秦最远；秦要是东侵，一时半会儿威胁不到他们。所以，这两个国家对于合纵的热情不是很高，顶多是喊喊口号。而魏、楚、韩、赵这四个国家，和秦国是邻居，秦的虎狼之师一出笼，首当其冲遭殃的就是他们。他们合纵的愿望最为迫切，但热情又不敢过于高涨，因为他们一旦和秦绝交，出了风头，万一援兵还没有到，而秦军已经大兵压境，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这四个国家又很容易倒向秦国，从而破坏条约。

如果说被逼无奈放弃合纵政策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东方六国的目光短浅、意气用事，各怀鬼胎、相互倾轧，就是自取灭亡，自寻死路了。他们合纵攻秦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彼此之间却已经是耗子动刀窝里反，打得不可开交。对他们而言，自己的现实利益永远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吃一点亏就睚眦必报，看见一点利益就蠢蠢欲动，听见一点风吹草动马上改弦更张。难怪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就拿齐国来说，他本是东方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合纵攻秦，他应该当仁不让，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可是，这个处于东海之滨的超级大国，非但不搞团结，还四处撒野，肆无忌惮地侵略他国。公元前314年，齐国乘燕王哙让位给卿相子之，而燕太子逆民意作乱的时机，出兵伐燕。燕人在这样内乱的状态下，连城门也懒得关。齐兵不到两个月就攻破了燕都，并且在那儿占据了三年，最后因为诸侯的胁迫才勉强退兵。当时，齐宣王对自己的这一战果还颇为得意，对自己只用了“五旬”就把燕国打趴下津津乐道。公元前286年，齐国举兵灭掉了宋国，紧接着又迫使楚国割让了淮北，他还向西入侵三晋，并且打算吞灭两周。

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齐国不但自己元气大伤，还把东方兄弟国家的感情全都伤害了。尤其是燕国，对亡国之恨一刻都没有忘记。当时执政的燕昭王忍辱负重，筑馆招贤，摩拳擦掌，伺机报仇。机会终于来了，就在齐国灭宋大伤元气的时候，燕国联合秦、楚和三晋，大举伐齐。燕将乐毅率领大军长驱直入，攻入临淄，把三十年前齐军在燕国的暴行照抄了一遍。可怜的齐国，六七百年所积累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被燕军劫夺一空。齐湣王也被迫出走，最终被莒人所杀。在之后的五年里，燕军所向披靡，一鼓作气占领了齐国的七十多个城池，把它们划为燕的郡县。后来，田单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才抵挡住了燕军的疯狂进攻。再后来，燕昭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这个新上任的国君不信任乐毅，又中了田单的离间计，就让乐毅退休，而用一个蹩脚的将军替代他。乐毅一走，燕军就像枯草败叶一般被田单扫出了齐境。尽管齐国在田单的努力下最终复国，但也被糟蹋得体无完肤。此后直至灭亡之前，齐国都在关门养病，当年的雄风再也没办法重现了。

看似让人心惊胆战，但齐燕两国的恩怨情仇，只不过是东方六国之间相互残杀的冰山一角。至于其他国家之间的火拼，也是频繁上演。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有时候和人一样，总是对眼前的利益斤斤计较，而对长远的利益视若无睹。正因为这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才成了一句警言。尼采说，人都是犯贱的，没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猛醒的。所以，让人到优越的环境中去忆苦思甜，还不如让他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不这样，人的力量就迸发不出来。尼采的观点尽管偏激，但他对人性的洞察也的确算得上是真知灼见。

这里的六国就是这样，他们都知道秦国是自己致命的威胁，也知道只有六国联合才能活命。但是，死亡还没有到眼前，他们都没有切身的体验。而眼前的小恩小惠、小得小失，却是那么的实在和直观。于是，他们纷纷忘记了似乎还远在天边的威胁，争先恐后地去追逐眼前的东西，同床异梦，互相残杀，直到威胁真正迫近的时候，他们才恍然醒悟。可是，这种迟来的醒悟，不知道历史还会不会给他们机会。

温水煮青蛙

六国对付秦国的战略是“合纵”，而秦国对付六国的战略则是“连横”。正是秦国“连横”政策的成功，才有了六国“合纵”的失败。

韩非说：“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意思是说，连横，就是一个弱国以一个强国为靠山，对其他弱国展开进攻。这是站在弱国的角度来谈的。反过来，站在强国的角度，就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强迫弱国依附，不让所有的弱国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这里的强国，就是秦国。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已经成为版图上的超级大国。任何一个国家要单挑，都不是秦国的对手。但是，秦国怕六国合纵联合，拧成一股绳对付自己。所以，他就要搞破坏，从六国合纵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下手，从中截断，这样就会让整个链条断裂。

这个薄弱环节正是和秦国相邻的魏国。秦国距离魏国最近，东出函谷关就可以攻魏。对于魏国来说，他来自西线的压力太大了，如果东边的兄弟国家不出手援助，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既然这样，与其和其他五国联合抗秦，还不如找秦国这样一棵大树当靠山。最起码秦国不会欺负自己。而且，有秦国这么一条大腿抱着，即使留下“背约”的骂名也不怕，其他国家如果来兴师问罪，秦国肯定会为自己出头。所以说，在东方六国当中，魏国最容易钻进秦国“亲善”的圈套，成为六国合纵的叛徒。

而对秦国来说，攻打魏国既是东进中原的战略需要，也是破坏六国合纵的战术需要。不对魏国下手，就没办法扫平东进的障碍。但是，对魏国下手又不能太狠。否则，魏国就很有可能狗急跳墙，被逼上梁山，横下心来和秦国作对。此时的秦国，还远远没有与所有诸侯国为敌的国力。因此，秦国的连横政策，就是绝对不可以让诸侯们对秦国的警戒和恐惧超过某种限度，而是要温水煮青蛙，既打击又拉拢，听话就给个甜枣吃，不听话就给你两耳光，既要一步步蚕食你的土地，又不让你彻底丧失希望。总之，就是要让对手半死不活地过下去，不断地被秦国蚕食削弱。按理说，秦国要让魏国灭亡，可以说在弹指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秦国却没有这么做。从后来秦国消灭六国的时间表上看，魏国也不是六国中最先灭亡的国家。魏国的存在，对秦国来说是一种需要，他存在的目的就是破坏合纵。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秦国占领了魏国的蒲阳。而身为秦国国相的纵横家张仪，却建议秦王把蒲阳还给魏国，并且派遣公子繇去魏国充当人质。当时的秦惠王觉得很不解：“我国强大，魏国弱小，而且打了胜仗的是我国。为什么寡人还要把夺下的城池还给魏国，还要派人质去魏国？”张仪说：“正因为取胜的是我国，所以才要恩威并施安抚魏国。如果我们一直用高姿态压迫魏国，魏国一定会因为恐惧而和其他国家联盟来抵抗我国。大国对小国施恩，这就是以退为进的外交策略。交还蒲阳、派出人质，付出的小小损失，必然会得到十倍的报偿。”

最后秦惠王同意了张仪的策略。张仪于是到魏国去见魏惠王。

秦国不但交回了蒲阳，而且还送来人质，魏惠王对于秦国这种过于友好的行为简直感到不知所措，受宠若惊。张仪对魏惠王说：“秦王对魏国真是恩德深厚，魏国可不要失了礼节啊。”魏惠王和群臣商议之后，决定把河西之地以北的上地郡十五个县和少梁割让给秦国，作为答谢。之前公孙衍夺取河西郡，出动大军，进行了两年的战争，耗费大量财力物力。然而，张仪夺取上郡，就只凭他独自一人的耍耍嘴皮子就办到了。小小的损失，果然得到了十倍的报偿。

秦国对魏国施与小恩小惠，目的就是让魏国与其他诸侯国反目成仇，成为依附于秦国的领头羊。但是，如果魏国不听话，秦国马上就会露出狰狞的面孔，逼他就范。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秦王派张仪到魏国，游说魏惠王连横依附秦国，魏王不听。秦立即发兵攻打魏国的河内，占领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

秦的扩张，对魏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周慎靓王三年（公元318年），魏国相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组成五国联军，合纵攻秦，并推选楚怀王为纵长。这是战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合纵运动，大军浩浩荡荡地朝函谷关进发。但是，这次进攻，声势虽然吓人，但是人心却不齐。楚、燕暂时没有受秦多大的威胁，态度比较消极，存心来观望的。实际出兵的只有魏、赵、韩三国。当联军攻到函谷关时，就被秦军轻松击退了。

五国伐秦之后，秦国真的要发飙了。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多啦A梦啊！周慎靓王四年，也就是五国联军伐秦的第二年，秦国终于拿三晋开刀了。这一次，秦国瞄准的靶子是韩国，他不仅要打，而且还要狠狠地打。修鱼（今河南原阳西）一战，秦大败韩军，斩首八万级，俘虏了燕国大将申差，一时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修鱼一战，敲山震虎，诸侯们个个都吓得双脚发软。这个时候，张仪又来游说魏王了。原先的魏惠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魏襄王继位。张仪对襄王说：“当今的局势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以前，六国还在信誓旦旦地缔结合纵之约，而现在呢？五国攻打秦国，气势汹汹去，狼狈不堪回。看来，六国联手也未必是秦的对手，何况六国根本不同心同德。亲兄弟为了财产还可能反目成仇，何况六国不过是为了一个战略利益而暂时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战线。秦国击败五国之军，重挫韩国，斩首八万级，这些可是就在眼前的事情。魏国想要活下去，就必须依靠真正的强者——秦国。只要魏国服从秦国的命令，就完全不用担心齐、楚等国的威胁。而且，在秦国对付齐、楚的战争中，作为追随者的魏国也可以相应得到土地方面的好处。”

魏国权衡利弊，最终背叛了六国盟约，依附了秦国。魏国的“背约”，标志着东方诸国合纵缔约的彻底破产。当然其中也有反复，周赧王元年，魏国背叛了秦国，于是秦国跑来又是一顿暴打，夺走了曲沃，同年，秦国击败韩国，逼他求了和。就这样，战国后期的国际关系，就好比钟摆一样在合纵与连横之间来回往复。每一次反复之后，秦国的东侵就更进了一步，六国的抵抗力也更弱了一些。

我是流氓我怕谁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秦国是否受到过道家思想的影响，直到目前仍没有史料可考。但是，秦国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遵循的的确是道家的思维。秦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赏罚有信，一视同仁，不搞歪门邪道，可谓做到了“正”。但是，在对外政策上，秦国却一改以往重诺诚信的风格，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氓，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可以说是“奇”到了极致。对内的“正”，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而对外的“奇”，则让秦国毫无悬念地夺得了天下。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商鞅统率秦兵攻打魏国，目标就是处于秦魏交界的河西之地（此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前面已多次论及，不再赘述）。魏国不敢怠慢，派公子昂率兵迎敌。商鞅当年曾经在魏国效力，与公子昂交情很好。于是，商鞅派人送书信给公子昂，说我原来和公子您是至交，现在却是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实在让人心有不忍。我很想和公子您见面谈一谈，最好能握手言和，互相罢兵。这样做不仅不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对魏、秦两国的百姓也是有好处的。(15)

公子昂真是太傻太天真，竟然相信了商鞅骗人的鬼话，大摇大摆地跑到秦营去和商鞅叙旧了。商鞅在军营里设宴款待公子昂，同时却在暗处设下十面埋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商鞅把酒杯一摔，伏兵四起，把公子昂来了个瓮中捉鳖。主帅被擒，魏军军心涣散，商鞅一鼓作气，趁胜追击，把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魏惠王怕得不得了，慌忙献出河西之地跟秦国求和。

就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打败了重情义的君子。但是，战争就是一个没有人情的地方，胜者为王败者寇，凡事要拿结果说话，不管你有多么卑鄙，有多么无耻。魏惠王丢掉河西之地，在国都安邑已经无法立足，于是只能迁都大梁。在迁都的路上，魏惠王这才理解了当年公叔痤的临终遗言：您如果不用卫鞅，就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可是，现在明白又有什么用呢？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

秦国厚颜无耻的行径不仅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和六国进行外交来往的过程中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秦国对付六国的总的战略方针是：破坏合纵，强力连横，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各个击破。我们上面提到过，秦国对自己的邻国，恩威并重、软硬兼施，既拉又打，慢慢蚕食，逐步削弱，一步步把他们拉入到连横的圈套里。但对东方六国中的强国，秦国的策略又变了，不再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了，而是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六国当中，哪些国家的实力最强？一个是齐国，另外一个是楚国。战国时期，齐国称王称霸，威风不可一世。没有相当的实力作后盾，齐国是不敢这么折腾的。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最后一个灭齐，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至于楚国，在春秋时期称霸一时，到了战国，他的疆域更加辽阔，一度占据当时天下的差不多半壁江山。

战国中后期，自魏国衰败以后，中原各国中能与秦抗衡，力量又足以左右时局的唯有齐和楚。这两个国家如果连起手来，那肯定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最大的麻烦和障碍。反过来也是一样，齐、楚两国若也不幸倒下了，那秦人统一天下的局面将不会再出现任何悬念。所以，秦国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法制服邻国以后，下一步的策略就是离间齐、楚之间的关系。

公元前319年，秦惠王听从了大臣司马错的建议，举兵南下，夺取了巴蜀之地，国境比原来增加了一倍，与楚的巫郡、黔中相接，对楚国直接形成军事压力。楚国感觉不妙，立即和齐国结盟，共同对付秦国。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打齐国，但又怕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到楚国去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把商於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楚怀王利欲熏心，竟然相信了，马上和齐国断了交。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张仪出尔反尔，不肯兑现诺言。怀王怒发冲冠，兴兵攻打秦国，结果又兵败丹阳。怀王不甘心，再次以倾国之兵攻打秦国，两军在蓝田大战，楚国又是一败涂地。这个时候，韩、魏两国还跑来趁火打劫，侵入楚国的邓地。第二年，秦又乘胜攻占了楚国的召陵。自汉中失守后，楚国的郢都相当于失去了西北屏障，国威大挫。虽然不久之后，楚国趁越国内乱，攻杀了越王无疆，夺取了吴地直至浙江，但却已经没有办法扭转楚国的衰败之势了。

公元前306年，齐又提议诸侯一起合纵伐秦，并主动邀请楚国参加。齐国主动示好，楚怀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没过多久，秦国又来诱惑楚国，并许诺与楚国互结婚姻。楚怀王这个二百五真是傻到家了，上次的痛还没有忘记，这次就又相信了，突然宣布退出合纵。齐国很生气，就于公元前303年联合魏、韩两国一起攻打楚国。怀王送太子斗到秦国作人质，请求秦出兵援助。秦国一出兵，三国联军被迫撤退了。第二年，楚怀王病重，在秦国作人质的楚太子斗怕失去继承王位的资格，杀掉秦大夫逃回了楚国。这一举动，又让秦国找到了攻打楚国的借口。五月，秦国联合齐、韩、魏三国攻打楚国的方城。楚国众叛亲离，只能任人宰割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秦接连几次重创楚国之后，忽然罢手了，还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与楚“亲善”。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约怀王到秦楚交界的武关会晤。怀王本来不想去的，但怕得罪了秦国，又经不起儿子的催促，只能去了。谁知他一入关，秦国的伏兵就把门给关上了，把这位一国之君生擒活捉，押解到咸阳软禁起来。秦人要挟说：除非楚国割让巫郡、黔中给秦国，否则就永远不放他回去。楚怀王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但秦又要先得到地，后放人！楚怀王害怕人地两空，气愤地拒绝了。就这样，楚怀王在秦国被关押了两年之久。

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出了咸阳，但事情很快败露。秦军发现楚怀王失踪后，马上堵塞了通往楚国的要道。楚怀王无奈，只好从小路逃往赵国。赵国不敢收留他，他又向魏国逃跑。可是，他还没有跑到魏国，秦国的追兵就到了，把他再次押回咸阳。第二年，心力交瘁的楚怀王病死在了咸阳，秦国于是把他的尸首送还给楚国。看来怀王在国内还是个好领导，楚国的老百姓都哀怜他，举国上下，哭成一片，好像死了自己家的亲戚一样。又过了三年，秦国攻打韩国，大败韩军，斩首二十四万级。之后，秦昭襄王给楚顷襄王（怀王之子）下战书威吓。顷襄王一看战书，吓得骨酥肉麻、心惊胆战，立即同秦国讲和，次年又向秦国迎亲。

就这样，楚国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又意气用事，最终没有斗过流氓气十足的秦国。经过几番折腾以后，曾经强大的楚国已经没有实力和秦国相抗衡了，只得委曲求全，以图自保。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齐国，虽然没有和秦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和较量，但暗地里却是在勾心斗角，彼此颠覆。就在楚怀王死后的第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拉着齐湣王，同时把尊号升高了一级；秦王为西帝，齐王为东帝。这无非是向世人宣称，当前的超级大国只有秦、齐两国，整个天下，将来也必然会被这两个国家平分。秦国故意抬高齐国，拍齐国的马屁，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放烟雾弹麻痹齐国，助长齐湣王的骄横之心。二是离间齐国和东方其他五国的关系，让他们把齐国看作是一个威胁，破坏六国间的合纵。用心可真毒啊！

当然，齐湣王底下也不是没有人看出这个诡计。所以他称帝后过了两天，就接受了劝告仍然恢复称王，秦昭襄王也只得照样。但湣王的帝号虽然取消了，他的野心并没有减小。后来发生的故事，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齐国四处征杀，疯狂扩张，终于把兄弟国家都惹毛了，联合起来对付他。秦国巴不得你们自相残杀呢，自然也赶来凑热闹，趁机揩油。结果是，人不亡齐而齐自亡。同楚国一样，齐国也糊里糊涂地走向了衰弱。

齐、楚两国的衰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走向。现在，对于秦国来说，统一天下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一扫寰宇定天下

对于东方六国而言，秦国不仅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更是一个可敬的敌人。

秦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强大地让人不寒而栗。自从齐、楚两国衰败以后，秦国在战国版图上已经占有了绝对的强势，所有的国家都已经失去了和强秦抗衡的实力。这个时候的秦国，已经可以向六国彻底摊牌了。于是，他一改过去既打击又拉拢的连横政策，而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案，安抚远在东海之滨的齐、燕，集中主要火力攻打与自己临界的楚国和三晋，扩充地盘，蔓延势力。

秦国，虎狼之师，所向披靡，剑锋所指，必定土崩瓦解。公元前278年，秦将司马错走蜀道攻占楚的黔中。又过两年，公元前276年，秦将白起攻破鄢郢，把楚先王陵墓的宏伟建筑烧了个精光，楚兵溃散，不敢再战，楚王狼狈地迁都到陈国的故城；后来还不放心，又迁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秦人攻破鄢郢之后，就把它设置为南郡。第二年，蜀郡郡守又占领了楚的巫郡和江南地区。仅仅四年时间，楚国的土地就丧失过半，结果只能是向秦交纳人质求和。

接着，秦把楚暂时搁放了下来，掉头向东，集中精力宰割三晋。公元前268年，秦派五大夫琯进攻魏国，占领怀县。又过了两年，夺取魏国的邢丘，魏被迫献地求和。公元前264年，秦武安君白起伐韩，攻占了九座城市，斩首五万。第二年，白起攻取了韩国的南阳，又过了两年，攻占上野，直逼上党。上党郡守冯亭见上党不保，就把该城拱手献给了赵国。赵国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贪小便宜，接受了上党，这就引发了秦、赵之间的大决战。公元前260年，白起的远征军在长平大败赵军，活埋降卒四十万。赵国的壮丁几乎在这场战役里全部耗尽。又过了四年，秦灭了西周，西周君前往秦国磕头受罪。

至此，楚国和赵、魏、韩三国彻底丧失了挣扎的力量。他们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除了祈祷宰杀自己的屠刀晚一点落下以外，已经别无他计。也正因为这样，秦昭襄王之后，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秦国的国内政局虽然一度出现动荡，东方国家也没有能够借机咸鱼翻身。一个国家衰败下去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复苏，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秦国不仅可怕，还让人觉得可敬。他虽然是六国的敌人，却又是一个值得尊敬、值得佩服的对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国家把人性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几乎全部规避。即使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秦人也没有丝毫的趾高气扬，更没有一丁点的麻痹大意，而是居安思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按照既定的方略有步骤地推进统一天下的步伐。当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从祖先手里接过接力棒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仍然没有急于吹响发动总攻的号角，而是通过外交策略和局部战争两条路线继续对六国进行瓦解和蚕食，直到不会再出现任何的变数和风险。

局部的军事打击就不用再赘述了。在这一时期，秦采取的外交策略主要是贿赂、赎买和暗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搞特务活动，进行地下工作。这个主意是当时尉缭向秦始皇提出的。尉缭说：“大王应该不吝钱财，派人贿赂六国的大臣，破坏他们的计谋。这样做，大王失去的不过是三十六万金，但却可以把诸侯六王统统俘虏过来。”李斯也说：“现在已经到了消灭六国的关键时刻，为了彻底地打击各国内部顽固的抵抗力量，减小统一天下的阻力，我们应该多派一些人，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到六国去，收买六国国内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贪财的，就用钱收买，如果碰到廉洁不肯收礼的，就搞暗杀，然后再派大军随后跟上。”

秦国是一个功利的国家，奉行的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李斯之所以向秦始皇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是因为前面有成功的范例。长平大战的时候，赵国派出抵挡秦军的将领本来是廉颇。廉颇是杀场宿将，战争经验丰富，面对秦国的虎狼之师，廉颇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采取了死守长平、坚壁不出的战略。秦军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也无可奈何。为了扫除廉颇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当时的秦相应侯范雎派人带了千两黄金向赵国权臣行贿，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并散布流言说：“秦国最痛恨和畏惧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廉颇这老家伙好对付，他快要投降了。”赵王既怨怒廉颇连吃败仗，士卒伤亡惨重，又嫌廉颇坚壁固守不肯出战，因而听信了流言，便派赵括替代廉颇为将，命他率兵击秦。结果赵括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最终酿成了大祸。

公元前236年，刚刚亲政不久的秦王嬴政处死了国相吕不韦，政局还不稳定。趁此机会，东方国家终于又组织起来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联合对秦的战争。这次合纵，主要是楚、越、赵、燕的四国联军。当时秦王嬴政执政不久，经验不足，急忙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商议。可是，大臣们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说：大王只要能够给我足够的钱财，我就能把这四国摆平。嬴政听了很高兴，竟然给了他一百辆车，一千两黄金，还有服侍佩剑，等等。这种待遇，在秦国并不多见。这个姚贾确实没有吹牛，没过几年的时间，他就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个国家全部用钱给摆平了。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给他赐封千户，还提拔他做了上卿。

就这样，秦王嬴政采纳了尉缭和李斯的建议，派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潜入六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这一招果然屡试不爽。从此以后，六国果然不再反抗而是静待秦国逐个来解决他们。这里仅举一例。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杨端和率大军进攻赵国，赵国派大将李牧、司马尚迎战。和廉颇一样，李牧也是让秦国头疼的将领。于是，秦国就派人暗中贿赂赵幽缪王身边的佞臣郭开，给了他大量钱财。郭开小人，见钱眼开，马上就去四处散播谣言，说李牧和司马尚图谋不轨，要率大军谋反。结果，狐性多疑的赵幽缪王下令让赵葱和齐国的降将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李牧痛心疾首，不肯受命，结果被赵军逮捕杀害。当赵国失去了李牧这个顶梁柱后，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就这样，在秦王嬴政继位以后的十几年里，秦国坚持军事打击和贿赂诱惑并行的政策，对六国继续进行蚕食和削弱。到了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31年），秦国终于吹响了对六国发动总攻的集结号，以风卷残云，虎吞羔羊之势，向苟延残喘的六国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

不过九个年头，所谓六国，就全部被秦国灭了，几乎隔一两年就灭掉一个，真可谓势如破竹。幸亏还有一个侠士荆轲，曾经替燕国演奏了一曲剑刺秦王的悲壮史歌。否则，我们后人讲起这段惨烈的历史，连一个可圈可点的故事都找不到。秦国的胜利之所以来得如此迅速，靠的不是运气，也不是天数，而是长期的积累和谋划。六国灭亡以后，秦王嬴政以一道冠冕堂皇的诏令，结束了近六个世纪的混战局面，同时宣告了新帝国的成立。

这道诏书中列举了六国的罪状，但除了燕国以外，其他都是捏造的。但捏造又怎么样呢？话语权永远是属于胜利者的。世界上也许并没有真理，有的仅仅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强权哲学和霸道逻辑。

【注释】

(1)（李悝）撰词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

(2)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3)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失八邑，寡人耻之。

(4)路在谷中，深陷如函，故以为名。

(5)秦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6)扼南北交通，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无以图关中。

(7)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以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8)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9)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滈、涝、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10)蜀既属（秦），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11)雍州之地，厥田上上，户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

(12)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

(13)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

(14)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

(15)吾始与公子驩（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

跋　游走在媚俗和玄虚之间

秦是一个被写滥了的年代，不仅被搬上了荧幕，而且里面的很多人物，比如秦始皇、李斯、吕不韦更是热得炙手。重新写秦，重新提及两千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似乎需要更多的勇气。

但我始终倔强地认为，秦的兴亡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政权问题。

可惜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和“史”之间开始出现了泾渭分明的界限。“经”成了所谓的哲学和国学，而“史”成了所谓的史学。“经”和“史”的分家让本来就无法分开的“言”和“事”开始分道扬镳了。“道术将为天下裂”，写历史的不涉及文化，而是在一些历史故事中徘徊，不管情节如何曲折，语言如何幽默，都不能改变其就事论事的底色。而研究国学的更糟糕，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皓首穷经，书斋里的革命，使得文化褪掉了血肉。这种研究再高深，再貌似真理，仍然是更高层面的弄虚作假。于是，有些人不甘寂寞，拼命行其媚俗之能事，甚至不惜歪曲经典，扭曲义理，以迎合大众的快餐需要。

《尚书》中说：“左手记言，右手记事。”观念史和实际发生的历史何曾脱离过关系？历史中有观念的渗透，观念中也有历史的侵染。都说“六经皆史”，但“史皆六经”照样能够成立。其实观念史和实际发生的历史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只谈观念史、思想史，难免空洞而玄虚，但仅谈历史而不谈思想史，又是那么琐碎和单薄。唯有相互牵引，让两者相互对话，才能体现出历史文化本身的饱满和具体。

如果去读一读《史记》、《资治通鉴》，哪怕是近人如张荫麟、钱穆等人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孔子、老子、董仲舒这些人物，在历史书中也是要讲的。可惜，如果我们翻开今天的历史书，找不到这些人物了，他们统统被归入了哲学书，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同样，像商鞅、吴起、孙武这些人物，统统被归入了历史书，哲学书中已不见踪迹。于是乎，学科的分化，门类的分别，让研究历史的只会讲故事，让研究文化的只会“之乎者也”，成了不可通约的两极。

历史从来就不是流水账式的记事，还要微言大义，以微见著，以小见大。即使是冷静的记事，有头脑的人仍然可以从叙述之中隐约看到后面的“史观”，正是靠“史观”，我们才知道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文化。最厉害的高手总是让真理自己站出来说话，而不是横加议论。司马迁就是这样的高手，他看似什么也没有说，其实说了很多。“太史公曰”得实在太少，我们才能想得更多。

也许，历史不仅可以写得精彩，写得好看，更能写得厚重，写得耐人寻味。而历史书，不仅可以读个热闹，还能让人读后有所思考。而这，正是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为跋。

出版后记

2008年8月份，我在完成《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新世界出版社）的写作以后，本想休整一段时间。可是，由这本书所牵引而出的对大秦帝国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甚至夜不能寐。于是，我决定趁热打铁，将这本书一鼓作气完成。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脱离开思想的史实，更没有在语言中抽身而出的真实。历史上的事件，都是在伽达默尔意义上的“偏见”中向我们袒露自身的。解读历史，无非是和历史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对话，是辩证法的应有之义，更是真理的机缘。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经把“对话”看作接生真理的“助产婆”。真理不是发现的，更不是兜售的，它总是在对话中激荡而出，靠机缘一步步走向澄明。

对于历史而言，想通过“过去”打通“未来”的初衷，使得这种对话成为必要；而因时空距离所形成的必要张力，又使得这种对话成为可能。我不是学历史出身的，但这种所谓的“先天不足”，也许更是一种优势。因为，只有不断地变化“偏见”的角度，才能展开另外一种形式的对话。历史在影响人，人何尝不在影响历史？过去在影响未来，未来何尝不影响过去？不能走向未来的过去，不能称其为过去，而不向过去回溯的未来，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光明的未来。

就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正值小儿继开即将临世。他在母亲的肚子里辗转反侧，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历史新意的阐发靠的是对话提供的机缘，生命的奇迹何尝不是阴阳交合的结晶？感谢我的妻子，感谢她多年来对我“润物细无声”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这段日子，虽怀揣入甲，大腹便便，但仍在无时不刻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尤是感激。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石云涛教授。这本书，大到整体构思，小到标点符号、引文注释，石先生都认真给出了意见，表现出了前辈学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不仅如此，石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答应为本书作序，其不遗余力提携后进、勉励后学的拳拳之意，更是令本人感激不尽。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谢焕编辑，正是他不厌其烦的耐心指导，本人肆意挥洒、略显杂乱的思绪才得以纳入到“书籍”这一严肃正统的物质载体中。感谢新浪网站的张蕾女士，正是她的青睐，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才得以在新浪网文化博客读书频道推荐阅读。全文曾以“历史的黑洞——大秦帝国兴亡录”为名，在天涯网站的“煮酒论史”版连载。在此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网友的青睐，并得到了受益匪浅的指点和帮助，一并致谢。

人过而立，对于我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在思想上估计还应该属于所谓的激进、愤青一派。但对我来说，却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怀旧，以至于沉醉在历史的深处不能自拔，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思想演进上，都在做着和自己这个年龄不相称的事情。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要各司天命，宿命地走下去。非常喜欢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写的一首小诗，抄录下来与大家共勉：

黄昏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我选择了其中一条，

留下一条改日再走。

可是我知道每一条路都延绵无尽头，

一旦选定，就不能返回，

从此决定了一生的道路。

2009年9月25日于陋室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　录

序言　在历史的灵魂深处徘徊

引言　一场野蛮和文明的角逐

第一章　倒霉在西周

名不正言不顺的出身

弃夏从商的冒险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被强迫迁徙的异族

第一块根据地

用鲜血赌明天

从西陲大夫到王室诸侯

走不出的历史

第二章　春秋：走进新时代

周天子是左冷禅

还是自家人靠谱

建设封建主义“和谐社会”

亲情渐渐地淡了

孔夫子不能忍了

个个都是假面孔

霸主不好当

亡国灭种最可怕

争霸的味道变了

第三章　在野蛮中成长

边种田边打仗

拿什么来管你，秦国？

太后爱说黄段子

亲人都要靠边站

被逼出来的郡县制

五张羊皮换国相

第四章　夹缝中的饿狼

东部大开发战略

被压制的野性

养大了老虎送回山

铁哥们撕破了脸皮

鹰派抬头，狼性爆发

崤山：无人生还

报了一箭之仇

居然比我狠

搞不定的游牧民族

“和平演变”效果好

一切老大说了算

老大死了怎么办

被破坏的“形象工程”

第五章　战国：赌棍登场的年代

亡国还是灭种

赌棍的机会来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

虎头蛇尾的变法

杀害妻子的人才

各怀鬼胎的“养士”

彻头彻尾的“拿来主义”

第六章　精神不文明建设

奢侈的“精神文明建设”

“下岗”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再就业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一）

文质彬彬的齐鲁之学（二）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一）

纵横捭阖的三晋之学（二）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不能拿政治说事

都是自卑惹的祸

哥玩的是寂寞

荀子的预言

第七章　有泰国特色的改革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墙角不挖自己倒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一）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二）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三）

仅仅有决心是不够的

难以启齿的妥协

到底怎么变法

胡萝卜加大棒

血红的渭河水

取信于民最关键

第八章　虎狼之师是怎样炼成的

战备在升级

当兵的福利好

打仗的压力大

血淋淋的人头

人人都得上战场

后勤一定要搞好

打仗的好处多

第九章　构建“和谐”泰国

人多就是力量大

谁都不能吃闲饭

粮食最重要

都在为国家打工

免费的劳动力

什么都是国家的

数字化管理

集中力量搞农业

商人就是吃干饭的

干部队伍要抓好

廉洁的公务员队伍

第十章　天下制霸的最后一步

机会要用耐心等

走错一步的魏国

“杯具”的诞生

四塞之国

八百里秦川

作鸟兽散的六国

相煎何太急

温水煮青蛙

我是流氓我怕谁

一扫寰宇定天下

跋　游走在媚俗和玄虚之间

出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