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帝国的分裂:1618-1648三十年战争史

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

目录

帝国的分裂:1618-1648三十年战争史

前 言

第一章 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宗教改革带来的变化

奥地利王室的计划

德意志的分裂

宗教和约的签订

匈牙利王室的苦恼

奥地利大公们的行动

第二章 德意志内战的全面爆发

波希米亚的变故

两个宗教派别的战争

福音新教联盟的成立

于利希地区的博弈

新皇帝的登基

新教帝国与皇帝间的斗争

第三章 波希米亚地区的权力争夺

波希米亚起义

马蒂亚斯的让位

陷入困境的斐迪南

重选波希米亚国王

两个大人物的争夺

弗里德里希仓皇而逃

第四章 战火被引向欧洲

第一个反抗者

西班牙势力的强大

战争初期欧洲各国的情况

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对立

第五章 德意志国土上的争端

弗里德里希的悲剧

不断出现的支持者

暗潮涌动的竞争

皇帝组建的军队

丹麦国王的失利

瓦伦斯泰的野心

丹麦国王幸运脱身

第六章 斐迪南的反宗教改革

斐迪南签署赔偿敕令及影响

诸侯对弗里德兰公爵的报复

瓦伦斯泰被解职后的生活

欧洲的拯救者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术

第七章 瑞典军队登陆德意志

登陆德意志

对手的顽强抵抗

瑞典军队所向披靡

与法国结盟

风波迭起的城市

马格德堡城的沦陷

第八章 皇帝发起与瑞典的战争

悌利将军的进攻

狂妄的悌利将军

一触即发的战争

莱比锡之战

第九章 瑞典的远征

两个国王的对比

瑞典国王的节节胜利

法兰克尼亚的缓兵之计

占领法兰克福城

攻占美因茨城

第十章 阿道夫和萨克森选侯大获全胜

不可捉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

法兰克尼亚的争夺

赖恩小城的胜利

攻占巴伐利亚

萨克森选侯开辟另一战场

布拉格市民向萨克森投降

四面楚歌的奥地利王国

第十一章 皇帝再次重用瓦伦斯泰

被罢黜的瓦伦斯泰雄风重振

制订复仇计划

瓦伦斯泰招兵买马

被要挟的皇帝

反攻瑞典行动

纽伦堡全城备战

两军对垒

第十二章 瑞典的失利

以撤退换取休整

来自同盟者的背叛

战死沙场的国王

愤怒者的反攻

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

瑞典国王猝然离世

第十三章 大权旁落的瑞典

瑞典国王离世后的混乱

首相掌握大权

欧洲各国在海尔布琅会谈

陷入困境的掌权者

一路凯歌的瑞典军队

第十四章 瓦伦斯泰的末日

自成一家的瓦伦斯泰

需要自卫的瓦伦斯泰

濒临危险的瓦伦斯泰

杀掉瓦伦斯泰

第十五章 祈求和平的呼声

诺尔德林根之战

《布拉格和约》

法国势力的介入

与法国的协议

贝恩哈德之死

战争开始出现转机

第十六章 和平条约的签订结束战争

巴纳将军的攻势

临危受命的托斯滕松

战火燃烧到了丹麦

取得对奥地利的胜利

饱受创伤的巴伐利亚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

版权信息

书名：帝国的分裂:1618-1648三十年战争史

作者：席勒

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6月 1日

ISBN：97875112618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帝国的分裂:1618-1648三十年战争史

西班牙的暴戾压迫让尼德兰人忍无可忍，该民族终于鼓起反抗压迫的勇气。德意志的首领腓力二世首先带领整个民族反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残暴，由此产生的宗教改革不但引发了教会的分裂，也改变了以往的政治格局。

——摘自 第一章 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于利希的继承权争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荡，牵涉其中的不但有福音新教联盟，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等强权势力，最先卷入其中的当属法国的亨利四世了。

——摘自 第二章 德意志内战的全面爆发

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了。愤怒的人们在1618年5月23日冲进王宫，把正在大厅里聚会的马尔蒂尼茨、斯拉瓦塔、罗伯柯维茨和施特恩贝格总督抓了个正着。人们将他们几个围在那里，严厉地拷问他们是否参与了撰写皇帝的回信，是否反对新教徒的行为。施特恩贝格和罗伯柯维茨说话的态度较好，得到了人们的宽恕，随后被架出了大厅。态度蛮横的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却没有这样的好命运，人们将他们从八十英尺高的窗户中扔了出去，重重地落在王宫的壕沟里。

——摘自 第三章 波希米亚地区的权力争夺

皇帝的军队把整个德意志当成了给养仓库。军队的暴行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但是瓦伦斯泰将这种权力扩大化了，滥用皇帝的权威，随着实力的增强，他就不愿再听命于皇帝了。

——摘自 第五章 德意志国土上的争端

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愧是那个世纪最好的军事专家，他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术非常熟悉，而且也找到了破解的办法，他信心百倍，认为绝对会取胜。他减少骑兵中队的数量，拉开步兵营的间距，把军队队形变成双线。这样骑兵和步兵活动起来更加敏捷，如遇骑兵不足，就把步兵穿插到骑兵中间。实践证明，这个战术常常会取得成功。这种战术后来也被其他统帅运用到战争中去。

——摘自 第六章 斐迪南的反宗教改革

越过伊萨尔河后，瑞典人突然进到了美因河。这条河流本来不怎么深，现在由于连日来持续不断的大雨导致河水暴涨，瑞典人多次试图架起浮桥都没有取得成功。敌人已经进入到巴伐利亚的中心，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这令天主教徒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恐。

——摘自 第十六章 和平条约的签订结束战争

前  言

在中国，提起德国文学家席勒，可谓是耳熟能详，他的《阴谋与爱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席勒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本书即是席勒对欧洲三十年战争史的系统阐述，借此机会我们对席勒在历史上的活动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弗里德里希·席勒生活在18世纪后期的德国。他不但是一位学者，而且还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他与歌德在文坛上并驾齐驱，两人都是德意志古典文学高峰的代表作家，在合作的十年中，他们把德国文学推向辉煌，推向世界。因此，德国民众把席勒当作民族统一和自由的代表进行纪念。

18世纪后期，德国还被称为德意志兰。在1618年到1648年这段时间，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几乎摧毁了德意志的一切，经济和政治已经走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后一百年的时间里，这种状况非但没有一丝好转，反而更加恶化。革命导师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德意志兰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正走向覆灭，正常的教育、社会舆论、经济贸易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不论是底层的贫苦劳动者，还是上流社会的贵族成员，没有人满足于现状。拜金主义笼罩着德意志整个民族，人民毫无希望，没有一丝力量去清除将要灭亡的腐朽制度。这个时代，只有文学熠熠生辉，只有在文学中才可以看到未来。在毫无希望的政治和社会中，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每一个伟人的作品都反映了他们想要冲出时代枷锁的愿望和决心。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在德国南部符腾堡公国的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城。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没有什么权力的部队小军官，母亲则是一个小面包店老板的女儿。由于母亲信奉新教，所以在席勒幼年，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一位新教牧师那里去学习。这位启蒙者在语言、歌剧、表演、传教等方面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正当席勒打算对这些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卡尔·欧根公爵强制征兵，席勒因此到了卡尔军官学校学法律，在费尽种种周折后，他才改为学医。卡尔·欧根公爵是个残暴的统治者，他的学校被人称为“奴隶制造场”，他把学生像物品一样倒卖给英法殖民国。在学校，这种地狱般的折磨激发了席勒的反抗精神。带着这种逆反心理，24岁的席勒投入到1770年至1785年间轰轰烈烈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并且成了领导者。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是热血青年发动的对鄙陋文学的抗议，比启蒙运动更为激进，他们渴望自由，希望反抗现实社会，这种向往自由的精神激发了席勒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在卡尔军官学校，狂飙突进运动是严禁学生参加的，但即使是铜墙铁壁，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热血青年。卢梭、莎士比亚、歌德等一大批作家的文章悄悄地流入学校，学校一位年轻的心理学教授阿贝尔不但给席勒介绍这方面的作品，还传授了不少文学知识。在军校待了八年取得医师资格成为助理军医后，他开始准备反抗。歌德和席勒仅相差十岁，但两人的脾气秉性截然不同。作为狂飙运动的领航人，歌德感情丰富、富于激情；席勒则冷静内敛、心思缜密，有自己的理想并愿意为之奋斗，他把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贯穿于名作《欢乐颂》之中。1776年，他开始发表抒情诗，1777年至1782年，他完成了剧本《强盗》，并于1783年创作《热内亚菲埃斯科的谋叛》，次年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阴谋与爱情》，并且还发表了一部革命性的诗集：《1782年诗选》。接着，他在1787年发表了韵文剧《唐·卡洛斯》。这几年的辛勤劳作让青年席勒声名大噪，席勒和歌德一样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领导者。1782年，普法尔茨选侯领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了席勒的作品《强盗》。观看完这部剧的人们几乎疯狂，剧中向腐朽社会进行斗争的爱国青年震撼了人心，说出了人们迫切呼唤自由的心声。该剧的上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公爵害怕起来，让人囚禁了席勒，并禁止他写作。在这个地方，席勒没办法再待下去，于是他逃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强盗》让狂飙突进运动达到顶峰，而两年后上演的《阴谋与爱情》引起的反响则更为巨大，《唐·卡洛斯》的上演再度表现了广大市民急切盼望社会改革、推翻小邦专制统治的愿望。他的这些作品充满了叛逆精神，给了人们坚决推翻旧制度的信心，因此在1792年，他被法兰西共和国选为法国荣誉公民。

1780年以后，德意志的经济逐渐复苏，许多邦国的君主开始进行改革，德国青年对狂飙突进运动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除了以歌德和席勒为主的少数人还在坚持激进文学之外，大部分人都向“温和”或浪漫主义转变。1785年春，席勒应友人之邀，来到莱比锡居住，当他和友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知识贫乏，需要充电。在魏玛他见到了歌德、维兰德、赫尔德尔等文豪。在这里，他全神贯注地研究历史哲学和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期望从中能够找到解决德意志社会问题的答案。这一时期，席勒进行了广泛阅读并且翻译剧作，完成了《尼德兰独立史》等作品。1789年，歌德推荐席勒担任耶拿大学的历史教授，大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席勒的研究。从1790年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席勒一直在研究德国三十年的战争史，他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灵感，去完成能够让读者得到力量的著作。从1787年至1795年间，席勒一直在研究历史和历史哲学，撰写了《尼德兰独立史》《通史概要》《三十年战争史》《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等历史和美学著作，很明确地主张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哲学、美学艺术、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修养。从人的灵魂角度去钻研历史让他收获颇丰，这是他“学者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1794年夏天，席勒邀请歌德参加文艺刊物《季节女神》，歌德欣然接受，自此两人结为至交。歌德从席勒那里接受了新力量，容光焕发。两个人有了默契和互补，探索出文艺创作的两种不同方法。席勒在论文中曾经表达过：歌德属于现实主义自然诗人，而他属于理想主义伤感诗人。席勒的双重性格和歌德一样都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一方面反映德国的腐朽现实，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祖国的统一和自由问题。相似的性格特征促使他们产生共鸣，也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协力创作奠定了德意志古典文学的基础。

从1794年到1805年，席勒和歌德深交的十年，也是他们各自创作的高峰期。他们二人在《文艺年鉴》上发表了许多精美的诗歌，他们互通往来的信件多是对文学创作的讨论，席勒也写了很多的哲理诗和叙事谣曲。1797年，席勒创作了大量为群众所喜欢的叙事谣曲，如《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伊毕库斯的鹤》《人质》《斗龙记》等，因此这一年被称为“叙事谣曲年”。二人的鼎力合作，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期。

这个时期，席勒的戏剧创作是他最大的文艺成就。以三十年战争史为题材的历史剧《瓦伦斯泰》创作耗时七年，直到1799年才完成，这部戏剧控诉了邦国专制制度、控诉诸侯的残暴，表达德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声。这一部戏剧的成功演出，促使席勒做出一生的决定——把终生献给舞台。此后，席勒翻译并改写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剧本，比如：1801年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和《奥尔良的姑娘》、名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的《墨西拿的新娘》《威廉·退尔》等。这些剧本唤起了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意识，成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奏曲。其中，《威廉·退尔》在中国、德国的魏玛和莱比锡都有演出过，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因为这些不菲的成就，席勒甚至被封为贵族，但是他的生活依然贫困。他晚年还得了肺病，1804年创作的新剧本因为肺病只完成了两幕。1805年5月9日，这位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战士病逝于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文学创作对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人们后来把他的遗体迁葬在魏玛陵园。

席勒的一生以研究历史为主，他所做的研究是想以史为鉴，把历史、现实、未来联系起来，通过理性思维阐述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从对席勒的研究来看，他的历史观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人不仅具有外在的形态，还有内在的人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能够以人为本，社会将会变成和谐的整体。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超越于那些外在人本主义的，他希望以道德治理国家，实现和谐社会。我们由此称他的理念为新人文主义，这种理念超出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具有深远意义。他的历史作品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有在宏观层面即通过通史或者世界史进行研究的，也有研究古希腊及罗马体制改革的，但成就最为显著的，则是通过德意志宗教改革和民族独立来研究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堪称席勒的代表作。

席勒是个爱国主义者，从本书来看，他所讲的“德意志”，从政治意义上讲并不是“德国意志王国”，也不是“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德意志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怀着浓浓的爱国情，他迫切希望德意志能够实现民族的统一，以强国之姿屹立于欧洲大陆。但现实往往十分残酷，眼前的德意志，由于政治上的分裂，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内部战争连绵不断、外国势力猖狂横行、前进道路举步维艰。他所期待的德意志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踏上了未知的旅途，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苦恼，也使他更加赞成促进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行为。三十年的战争，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势的政治斗争，而平民百姓却毫无疑问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无可选择地忍受着战争的残酷，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在本书中，席勒还试图探讨德意志为什么会“招致外国军队进入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

对于皇权和统治势力的专横，席勒毫不吝惜自己的批判，而对于国外势力对德意志内政的横加干涉，他更是深恶痛绝。他十分同情广大平民的遭遇，支持他们反抗皇权、反抗外国势力，用武装起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席勒是一位比较激进的新人文主义者。对于德意志的前途和出路，席勒相信人民才是影响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他认为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和呼声终将熄灭战争的烈火和硝烟。但受历史的局限，他的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一个初步的浅显的地步，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甚至幻想统治者能够放下争执，远离战争，做人民“正义的朋友”。

在本书中，席勒对斐迪南二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瓦伦斯泰倾注了较重的笔墨。在他看来，这三位大人物虽然在当时叱咤风云，但都不是能拯救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在席勒看来，皇帝斐迪南二世虽然有做一名明君的天赋，但他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囿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决定施政的行为，并没有为德意志整个民族谋得什么福祉，逐渐“从一名正义的朋友变成一名人类的压迫者，和平的敌人和民族的祸根”。因此，当他59岁离世时，这对德意志而言确实是一件幸事。对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席勒前后的态度有一些变化。阿道夫率大军侵入德意志兰土地时，是打着拯救德意志新教事业的旗号的。此举一出，立刻博得了德意志新教等级、城市市民和广大居民的好感，再加上他治军有方、身先士卒，重创了皇帝的阵营，用辉煌的战绩为德意志带来了安宁，席勒对他的好感就更加明显了，称之为“英才”“雄鹰”，甚至一度将他尊称为德意志兰的保护神。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与瓦伦斯泰的“皇家大军”激战时阵亡。当大家惋惜痛惜阿道夫的阵亡时，席勒保持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清醒和冷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阿道夫并不是一名德意志人，作为瑞典的国王，他侵入德意志的真正目的不外乎是防止德意志的崛起，觊觎德意志的宝贵资源，希望用武力实现对德意志的控制。因此，阿道夫的阵亡对瑞典而言是不幸的，但对德意志而言，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席勒对瓦伦斯泰的态度，则更加复杂。瓦伦斯泰自认为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人，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波希米亚贵族而已。瓦伦斯泰善于政治投机与冒险，他利用德意志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队伍。为了达到他自立为王的目的，他不择手段，不惜将外国军队引入德意志。他投靠在皇帝的阵营，通过多次的战争，为皇帝阵营挽回了颓势，战胜了北方入侵的丹麦军队，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努力赶走外国军队、追求国内和平的举动，虽然符合德意志人民的愿望，但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夺权篡位。这样心机重重具有狼子野心的人物，明显不符合席勒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定位。所以，在席勒的名剧《瓦伦斯泰》中，并没有把他塑造为一名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

这部作品原书分为五大部分，各部分没有标题，也没有详细划分内部章节，但从整体来看，文笔简洁，见解深刻，是一部领先于时代的优秀著作，即使在今天看来，该书也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为了方便读者，我们根据各部分的内容对原著进行了章节划分，并拟定了各部分的标题，希望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第一章 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波希米亚王国与匈牙利都不是安分守己的国家，波希米亚制造事端是因为政治原因，匈牙利则是因为宗教原因。历史上，波希米亚就发生过宗教战争，那是在一百年前，路德教引发了战争之火。一百年后，波西米亚引发了欧洲三十年的战争之火。

宗教改革带来的变化

从德意志宗教战争爆发到签订明斯特和约这段时间，欧洲政治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以宗教改革为线索，各个国家无一幸免地都受到了影响。

在欧洲三十年战争史中，首先挑起争端的是西班牙王室，它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新教进行压迫，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战火一路从西班牙燃烧到法国，并在德意志境内越燃越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最为深重的苦难，德意志沦为当时欧洲最受蹂躏的战场。

西班牙的暴戾压迫让尼德兰人忍无可忍，该民族终于鼓起反抗压迫的勇气。德意志的首领腓力二世首先带领整个民族反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残暴，由此产生的宗教改革不但引发了教会的分裂，也改变了以往的政治格局。欧洲北部的丹麦、瑞典被划归到欧洲国家体系中。为了抵制政治压迫，一些国家结成了联盟，并直接引起了三十年的毁灭性战争。当时，战火遍布欧洲各国，生产停滞，秩序溃乱，人口骤减，满目萧条。德意志的野蛮习俗借机卷土重来，刚刚建立的社会道德新风尚瞬间消失，但欧洲人的精神没有被战争毁灭，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保住了战争的胜利果实。

宗教是造成欧洲战争的直接原因，但后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却夹杂着越来越多的个人私利：查理五世知道德意志各等级渴望自由，基兹家族想拥有统治权。在这个时期，罗马教廷增加税收的措施彻底失去了民心。这些原因给一些君主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借宗教改革之名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诸侯开始招募军队，希望能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们被鼓动起来。他们迫切地盼望新教能取代落后的旧教会，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诸侯手中的一枚棋子罢了。

士兵们愿意参战，对诸侯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士兵们的意愿和诸侯们的愿望不谋而合，诸侯正好利用这一点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宗教改革的这个时期，奥地利王室的崛起威胁了欧洲的各个国家，奥地利王室对旧教极力推崇，这和各诸侯国的利益是相抵触的。另外，奥地利准备建立军队来壮大国家的威望，这也是各诸侯国不愿见到的事情。

人们或许都会有疑虑，奥地利的统治者为何没有像其他诸侯国那样，为了争夺教会的财产而进行宗教改革。因为奥地利要依靠西班牙和意大利，而这两个国家对罗马教廷言听计从，因此奥地利认为罗马教会的力量能打败新教诸侯。如果进行宗教改革，奥地利国王也许会失去整个国家。西班牙为了不让从属于意大利的各邦国联合起来反抗，便加大了对旧教的维护力度。因此，奥地利更不想背叛教皇。

以上是一些一般性的原因，实际上，西班牙不愿进行宗教改革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原因。查理五世的劲敌是法国国王，当查理五世在意大利时，意大利国王正想和法国亲近，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怀疑并带来一系列的争端。由于当时欧洲很多支离破碎的邦国被异教侵入，形势非常混乱，而新教还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力，查理五世只有极力维护旧教才能保全国家的完整。自然而然的，查理五世就成了天主教信徒和罗马教皇的合作者。抱着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仍然希望新旧宗教两派能够和解，因此，他们要坚决维护天主教。

即使没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持，奥地利王室也会利用其他办法来束缚德意志。为了不让新教的头目摘取奥地利皇帝和罗马教皇的王冠，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当罗马教廷的势力压过皇帝的势力时，斐迪南一世也就屈从于罗马教廷。此外，德意志—奥地利的亲王们的势力目前还离不开西班牙的支持，但是由于他们对新教的庇护让西班牙很恼火，西班牙因此放弃了对德意志的支持。为了保卫皇权不落入新教徒之手，他们致力于清除信仰新教的异端分子来维护德意志的安定。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新教徒，这和他们自身的原因也分不开，新教徒曾经在帝国面临危险时袖手旁观并表现出敌对态度，种种原因让皇帝和天主教紧密联系起来。天主教和奥地利王室的命运互相依存，全欧洲的新教徒把奥地利亲王们当作教皇统治的坚强后盾，因此他们把愤怒一起发泄到奥地利身上，并且把单纯的宗教敌对态度慢慢转移到其他方面。

奥地利王室的计划

奥地利王室因为有西班牙、意大利和罗马教廷撑腰，所以才能毫无顾忌地实施计划，三者间的联盟对德意志各等级进行宗教改革构成了极大威胁。德意志各等级害怕不能以宗教改革来实现政治自由，决定奋起自卫，但他们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及奥地利联盟，于是他们号召全体臣民团结起来抗争，并且向邻国寻求帮助，希望通过缔结联盟来和奥地利的联盟相抗衡。

出乎君主们的意料，臣民们并不想为了政治斗争陷入战争的漩涡，幸而当时邦国各等级仇恨奥地利所护佑的旧教，并且奥地利打算根除新教，这一决定终于激起了新教徒们的愤怒，利用这个时机，诸邦国诸侯们再次促使臣民采取行动。对宗教的崇拜导致群情激奋，所有市民都愿意为正义的宗教拿起武器。如果是为国家和诸侯，市民们连一个硬币都不愿付出，但只要是为宗教，他们却甘愿为诸侯们献出生命和财富。大家的情绪被眼前的宗教危机调动起来，臣民们没有往日的半点懈怠之情，斗志昂扬地期待与西班牙等旧教势力决一死战。正是奥尔良亲王、海军将领科利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们利用了市民们的恐惧，才让他们能够召集起队伍来抵制奥地利。

在历史上，人们为了对付一种强权，必须联合起来并付出巨大努力，否则不管诸侯自己有多强大，也终究会被击垮。由于宪法、法律、语言、风俗和民族特性的不同，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隔阂，这种隔阂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漠，有时还会发生对峙，只有发生重大事件对双方都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们才肯相互提供帮助。宗教改革这一历史事件，把欧洲各个国家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信仰宗教的市民来说，这比民族利益、祖国完整更让人紧张。宗教改革关乎每一个人的信仰，因此，这种利益把边远地区的国家都维系在一起。法国的喀尔文派教徒、日内瓦人、英国人、德意志人或荷兰人在信仰上都倾向于宗教改革。喀尔文派教徒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市民，把所有精力都放到自己国家身上，他们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开始用外国新教信徒的命运来预言自己的命运。这样，君主才会在邦等级大会上对国外事件咨询他们的意见，君主才会从喀尔文派教徒这里获得帮助。法国现在愿意对信仰的同宗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即使是邻邦他们也会置之不理的。就这样，法国的普法尔茨人为了别人与自己相同的信仰而远赴他乡，此后法国臣民为了祖国、为了荷兰准备战斗。瑞士人、德意志人、丹麦人、瑞典人为了宗教自由，也进入到备战状态。

如果奥地利王室当初支持宗教改革，支持德意志帝国的自由，我们很难想象获得宗教自由的德意志帝国会是什么情景。令人遗憾的是，奥地利王室坚决阻止德意志进行宗教改革，他们希望通过消灭新教实现奥地利的统一，于是这两派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这种情况下，势力微弱的诸侯、处于劣势的国家才想尽办法联合各等级，齐心协力地对抗奥地利这个共同的敌人。

自查理五世在缪尔贝格打败德意志人之后，奥地利再也没有强大过，当建立起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后，德意志的自由便逐渐消失了。然而，萨克森的莫里茨又把这种自由之火重新点燃了起来，经过种种斗争，双方在帕骚会议和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签订了一个对奥地利来说并不满意的合约，这一合约让一切迫害新教的机构丧失了功能。

德意志的分裂

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之后，德意志就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宗教和政治派别。只有经过双方商定之后的分裂才能被认定为合理，签订合约之后，人们只是表面上承认新教是合法的，暂时可以像朋友那样享有一些权力。在邦国中，帝国等级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指定宗教信仰，并可以限制异教的传播，臣民只要受到宗教破坏才可以去留自便。路德教虽然还寄人篱下，但是因为获得了和天主教平等的地位而狂欢不已，他们现在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受到热情款待。在帝国会议上，罗马国王斐迪南承诺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邦国中，新教徒才能获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这个承诺也受到天主教的抗议，带着这个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斐迪南促成了合约的缔结。

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可用子与父的财产之间的继承关系来打比方。两个宗教派别可以看作是两兄弟，假若两兄弟只是单纯的感情破裂，那么人们对此也就无所谓了，大不了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他们之间还涉及财富、尊严和权利，以前父亲所有的财产在不分家的前提下仅留给长子来掌管，现在他的兄弟要把共有财产分出去一部分，如此一来长子所掌控的财产就少了许多。两个派别之争也是这个道理，天主教自古以来就积累了丰厚的财富，现在想搞分裂的新教向天主教要求权利、要求自由，并且要求分一杯羹。教会一直以来并没有出现过两派之争，两大教派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有权利占有教会的捐赠物，可想而知这一裁决是很艰难的。把一份固定承袭下来的东西变成可以改变的，恐怕谁也不能接受，恐怕教会的财产都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别人。

倘若正当合法的手段不能对教会争议进行裁决，那只能靠实力来取胜。宣布合法的新教现在竭尽全力想得到教会财产，但是天主教却在竭力维护不能失去。缔结合约时，双方约定让新教徒使用已世俗化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这一约定让教皇们非常恼火，他们提出抗议，让邦国君主保证教会的财产以后不准世俗化。教皇们还在合约里规定不管是选侯、主教还是修道院院长，只要叛变天主教，那么就要剥夺其世袭领地和尊严，并且要重选继承人。由此看来，光环围绕的诸侯们的生活也会受到宗教的种种限制。这一教规支撑着天主教屹立不倒。假如这一教规没有被邦国君主们接受，那么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恐怕就是新教了。新教各等级竭力反对这一蛮横条件，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天主教取得了胜利，这一教规也被作为保留条件写进了合约中。或许你会疑惑，斐迪南对新教徒的承诺是否能大过天主教对皇帝的约束。这也是新教和旧教的争议，这一争议也成为日后战争的导火线。

对法律和尊严的要求与对宗教自由、教会财产的要求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只有一种宗教伴随着帝国的形成，帝国的信仰也只有天主教，现在信仰分成了两派，那么帝国的信仰能否也分成两派。迄今为止，所有皇帝都依附于罗马教会，因此，在德意志还没有敢与罗马教会竞争的宗教。罗马教会和德意志皇帝的这种关系让新教徒忐忑不安，在德意志，有部分市民是信仰新教的，如果一直让天主教皇帝把持朝政，那么新教徒将永无出头之日，他们的利益也就无法达到了。在帝国法律方面，德意志各等级可以自行设立法院和聘任法官，实施审判权。在当初只有一种宗教信仰的时候，法院审判能够公正公平的进行，可是现在如果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利用法律对新教徒实行宗教迫害，那么公平将无从谈起，法院也就失去了创办的原本目的。为了能在法院有一席之地，新教徒费了很大的工夫，总算在法院获得了少数的票数，但仍旧没有新教的首领被加冕。

宗教和约的签订

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后，德意志就分成了两大教会，但从和约内容上看，天主教会战胜了新教的路德教会。两个应该受到同等待遇的教派之间一直存在罅隙。皇帝对待新教的态度，似乎是面对一个无法征服的叛逆者，只得有条件地进行妥协。因此，天主教会认为，背叛原有的宗教而改信新教就是犯罪，为此天主教利用在法院的优势，开始对新教徒提请诉讼。在以后的日子里，天主教会抱着夺回送出去的东西的心态，开始与新教周旋，哪怕是通过武力也要迫使新教放弃权益。如果不这样做，新教就会和他们平起平坐或者取而代之，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结果。在既定和约中，还有一项声明：合约中有关规定的发生效力至下届泛教会代表大会，如果下届泛教会不能促成两教的统一，那么和约继续生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大宗教再无复合的希望，对两个宗教的统一，天主教也不曾认真对待过。因此，他们通过条件限制和约取得了对新教的绝对胜利。

和约的签订只是暂缓了矛盾的升级，但终究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这个和约并不受正义、法律的保护。天主教不可能给予新教宗教自由的权利，而福音新教也不能容忍和约中不公平的种种条款，假如换作他们掌权，也同样会对天主教实行宗教压迫，喀尔文教徒同样不能对合约持宽容态度。在人们都未考虑清楚的状态下签署宗教和约，想必都没有预料到结果会产生争执。这两大宗教派别在和约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是靠武力得来的，以后他们想要维持既得利益，还必须继续使用武力，否则和约便徒有虚名，没有实际意义。所以，现在德意志的两派都是剑拔弩张，哪一方都不敢先放下武器，不然将会被对方灭掉。

和约签订以后，帝国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两派都暂时放下了武器，表面上看起来两教派之间是和平共处的，在本质上他们却不可能和解。在合约中，双方的权限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天主教认为新教夺去了属于他们的东西，而福音新教则认为和约给予他们的东西太少。虽然两教为此争吵，但彼此都不敢迈出毁掉和约的第一步。

整个德意志因为新教的势力大些，一些诸侯在签订合约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侵占天主教会的资产。德意志地区因为天主教的势力比较大，并且对新教进行迫害，因此这一地区的矛盾非常激烈。新教诸侯无法阻止天主教对新教民众的欺扰，只好去法庭进行控告。在帝国法庭上，堆满了天主教控告新教的诉状。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者，帝国法庭难以判决天主教的行为，对新教徒的这种控诉也就不了了之。

宗教和约赋予帝国各等级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臣民在宗教受迫害国去留随意的权利。但实际上，想要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君会为这些异教者设置种种障碍。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邦国，想要离开的天主教徒宣扬新教违反合约规定，而新教臣民则埋怨对方实行宗教迫害。执掌宗教的神学家们因为属下的教徒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情绪激烈。每当偶然事件发生时，神学家们激昂的声调总会带动人们的情绪，但不幸的是，这种愤怒并没有对准他们共同的敌人天主教，而是对准了自己的宗亲。

如果新教徒的内部能够团结一致，那么两派也能势均力敌，人民也能享受到比较长久的和平。但事情没有朝着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新教内部的矛盾愈来愈激烈，不同的领袖在不同的地区有了各自的信徒。在苏黎世地区茨温格里有了一批追随者，在日内瓦地区的喀尔文也有了响应者。新教分成两派，他们已经与五十年前的新教徒不一样了，他们不愿联合起来对付教皇。按道理讲，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因为新教徒对罗马教皇不满、对罗马教会的压迫不满、对天主教义也不赞同，这几点足以让新教教会达到统一。但是在签订和约时，为了大局，一些教徒是作为教团的追随者才签订和约的，但这些追随者却没有享受到合约带来的好处，因此新教内部出现了分裂。茨温格里新教徒坚持合约的规定，喀尔文教徒却脱离这一合约规定，双方关系破裂。

新教两个部分之间的斗争，已经让他们无暇顾及天主教的威胁。现在他们之间的不和谐、不统一对敌人来说是绝佳的机会。新教的这两个派别除了相互斗争带来不快的消息外，并没有喜悦的事情发生。他们彼此取笑对方，称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才是正统，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对同一问题产生分歧时，他们认为自己信仰的才是最权威的，并且用长辈们的发言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对所信仰的宗教进行辩护。当新教两派间陷入无休止的吵吵闹闹时，谁还有精力去跟天主教斗争？谁还有能力把天主教压下去，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新教徒很被动，因为内部不团结的局面让自己陷入麻烦，宗教和约的声明只是针对“告白”派教友的，天主教很想知道正在互相排挤的新教两派中哪一方才是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为了心安，也为了不把现在的敌人推到以前的敌人那里去，让他们有机会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福音新教就想办法把宗教改革家推到孤立的位置上去，但令人头疼的是，他们又不能把这些宗教改革家排除掉。新教两派间互相猜疑、责备、攻击，让天主教阴险的人乘虚而入。假如新教徒们只是为了宗教自由单纯地从罗马教会中分离出来，不是奥格斯堡“告白”的追随者，不在新教宗典全书中寻找共同点，那么新教徒就不会同时害怕天主教和新教徒中的对手。这样的话，新教徒也不会失去和罗马教会平起平坐的机会。

虽然人们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到一致，但他们在安全上还是有认同感的。他们彼此认为双方只有在势均力敌的状态下才能相安无事，如果有一方的力量超过对方，那么就会存在安全隐患，说不定会出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情景，所以当某一派全力以赴进行宗教改革时，另一派就站出来反对。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对和约内容争执着，只要一方做任何一件事，另一方就说他是在践踏和约，而自己对对方的干涉或者做出任何决定，就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成是在捍卫和约。

以上是新教两派间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对于天主教来说，他们对新教的指责，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卫，并不是真正一味地去打击新教。如果天主教被新教打败，那么新教徒也会厚颜无耻地去做天主教曾经做过的“坏”事。新教徒因为对旧教有种种不满才脱离出去，但从新教徒对利益的追求，特别是对教会财产的追求来看，他们也并不是毫无私欲、宽宏大量的。他们对天主教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忌恨在心，假如有一天他们能骑在天主教的头上，那么他们会毫不吝啬地使出卑鄙的手段来报复。

因为教皇们背信弃义、自食其言，新教徒们对教皇越来越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是可以理解的。西班牙、法国和尼德兰经过教皇们的同意，用违反约定、暴力的方法去对付他们的教友，更令新教徒们不能接受的是，教皇竟然违背在耶稣面前立下的神圣誓言，还借口是天主教诸侯的意愿。从上到下，天主教各个等级有一个统一的信条，那就是异教徒是不可信的，永远不能对他们产生信任，也不要对异教徒讲诚信。这个信条让具有良好品质的所有诚信者大失所望，他们很惊讶天主教会做出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情。也正因为这个信条，让天主教失去了声望，以后的任何一位教皇不管如何保证、如何发誓都不能取得新教徒的信任，也无法抚平新教徒受伤的心灵。罗马教皇曾经义正词严地拒绝签订和约，因此和约被认为只是暂缓战争、临时保障和平，它不可能成为整个德意志永远的保护伞。

和约里有一项是天主教和新教要召开共同教会，这个会议天主教单方面决定在特兰特城召开。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如何使两派宗教向统一方向发展，如何实现两大宗教的和平交流。很遗憾的是，新教徒拒绝参加会议，他们的这种态度让天主教大为恼火，为此，天主教借机猛烈抨击新教徒。为了促成两大宗教的和谈，天主教对这次会议是费尽心机，但是新教徒并不领情，他们认为带有政治目的、武力威逼利诱促成的合约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即便能保证安全，那也只是暂时的，他们终究会遭受天主教的惩罚。再有，这种有附加性质的和平条约肯定会随着大会的结束而结束。如果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强大，那么他们会更加无视合约的存在，甚至会蔑视国家法律，如果将来连法律都不能保障新教徒们的基本权利，那么之前努力争取的一切将付诸东流。所以，现在新教徒除了壮大自己的势力，让对方不敢小觑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来保护自己。

一件又一件事情让天主教的信誉荡然无存。因为德意志信奉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因此这个邦国不得不把西班牙当作靠山。但现在西班牙人正在和尼德兰人打仗，随着战争场地的转移，西班牙的主要军事力量也就朝德意志边境转移。如果想要进行决战，那么德意志的国土上会立刻出现西班牙的大部队。欧洲的强权国家把目光转移到德意志身上，每一个强权国家都准备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大显身手，并从战争中获得一点利益。西班牙和尼德兰的战争也是由宗教而起，有大量因为受和约影响失去立足之地的士兵参战了。有很多想发战争财或被迫受驱使的诸侯，利用战争的机遇，召集军队，把部队以买卖的方式出让给外国强权。德意志的诸侯就是出于这种或那种目的，在邦国中招募起一支军队，招募军队的决定让两大宗教派别都受到了惊吓。对于新教徒来说，邦国召集军队就是天主教以战争为幌子对他们实行宗教压迫。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对外发动战争总不是好事，任何一方都不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无休止的外国公使、罗马教皇的特派员来访、诸侯聚会让德意志全民上下惴惴不安，更不用提发生的意外事件。最终，这支从德意志召集起来的部队发挥了作用，他们被腓力二世用来抵挡尼德兰军队的进攻。德意志的人民不得已拿起武器，在未来的五十年中过起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能从战争中受益的，绝对是处在社会上层的精英贵族；饱受战争苦难的，永远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匈牙利王室的苦恼

在这个时期，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执掌匈牙利王国。斐迪南一世是一位正直的、有极大忍耐力的英雄，他顶着巨大压力，让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达成暂时的和解，签订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他为自己能促成两教握手言和而沾沾自喜，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通过他来实现两大宗教的统一。虽然想法很好，可事实并不会按照他的意愿来发展。他的侄子——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干预，让他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在他竭尽全力维护两教间的和平以防帝国四分五裂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却经常骚扰西本彪根和匈牙利。斐迪南一世内外交困，他不想让辛苦经营起来的帝国葬送在他的手上，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违背合约让两派起冲突。再有，因为和土耳其的战争，国库已经没有了钱，领地的税收也无法支撑军费的开支。为了打败土耳其，他必须用合约把帝国统一起来，只有帝国统一了，他才有精力在帝国寻求经济上的帮助。斐迪南一世认为新教和天主教同样重要，所以他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但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却和皇帝的要求截然相反。他想两碗水端平非常难，他为了消除这场对子孙后代不利的战争，对新教徒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希望新教徒和天主教相安无事，但现实的情况很让人难堪，斐迪南的美好愿望落空了。这种遗憾也留给了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对新教徒的态度，儿子承袭了父亲的做法，这种态度对新教徒而言，得来的非常容易，也非常廉价。新教徒的狂妄把这种宽容继续强加给了马克西米利安。他和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情况很紧迫，马克西米利安在世的时间也很短，因此也没发生大的争端，但是当王位传到斐迪南一世的孙子时，他完全改变了父亲和爷爷的做法，结果他为改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马克西米利安把王位传给了长子鲁道夫大公，其他五个儿子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还留给他的伯父卡尔几个附属领地，除去这几个领地外，奥地利其他地方现在连成一气，可是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这些领地后来在斐迪南二世当政期间合并了。

鲁道夫二世是个有良好品德的人，如果他能按照他的本性，他将会是一个不错的君主。虽然略微有点抑郁和胆怯，但他热爱和平，喜欢科学，对天文、博物、化学、古玩有着极大的兴趣，尤其是痴迷于星象学。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不允许这个一国之君把注意力全部放到爱好上面，他的国库已经很空虚了，可他还是专注于自己的事，并且生活非常奢靡。由于他的个性，还有对耶稣会会士的偏听偏信，最后他完全听命于西班牙宫廷。他过于迷恋他的嗜好，对自己是国君一事完全不在乎，他胆子很小，一个可笑的预言就能把他吓得惊慌失措。他顺从西班牙的习俗，避见臣民，在实验室和宫廷马厩把玩珍品。此时国内的争端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到德意志的体制，在这危难之际，身为皇帝的他不理朝政，也不接见任何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而这愤怒也威胁到了他的皇位。他本来可以通过迎娶伊莎贝拉公主来改善国内的经济问题，但犹豫的性格让他错失这一良机。整个国家群龙无首，鲁道夫二世没有子嗣，可他又不肯从罗马选一个继承人出来。于是，奥地利各邦等级会议、匈牙利、西本彪根、波希米亚相继叛变。让世人敬仰的查理五世的后代面临着灾难：土耳其人和新教徒在争夺他们的财产，并且他们还得小心翼翼地对付诸侯联盟。鲁道夫二世把德意志治理得如此混乱，各等级开始摒弃皇帝，组成联盟来对付目前的状况。从此，德意志就分裂成了两大联盟。而鲁道夫二世这个不招任何一方喜欢的皇帝，显得很多余，他不能保护他的子民，更不能召集力量摧毁一方。德意志帝国已经不对他抱一点希望，为了不让奥地利毁在鲁道夫二世手中，皇亲国戚们开始叛乱，把他驱逐出去。因为恐惧和绝望，他带着他的皇帝身份去世了。

他是德意志最差的皇帝，在那个时代需要足智多谋的人当皇帝，只有能力超强的人才可以拯救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如果鲁道夫二世统治的时期天下太平，人民富饶平和，那么他完全可以像其他国君一样掩饰缺点，但道德上的缺失向世人证实了他的软弱无能。德意志需要一位强大的国君来自救，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奥地利王国处境让这位君主极其窘迫尴尬。

奥地利亲王们都信奉天主教，这些诸侯也都在支撑着罗马教廷的生存，但是在离奥地利比较远的诸侯国，新教的势力正在缓缓蔓延。斐迪南对他的国家放任自流，马克西米利安能接纳一切新鲜事物，所以在这些地方，新教能迅速发展。在奥地利诸邦境内，由于天主教的势力比其他地方大些，因此，新教的传播比在德意志稍差一些。在奥地利，贵族、骑士和市民们大多数信仰福音新教。新教徒带着雄厚的资金去往全国各地，凭着机遇和努力，不知不觉中他们就把天主教徒从各个行业排挤出去了。在邦等级会议面前，信仰新教的贵族、骑士占了优势，他们的人数盖过了高级教士的声音。他们把天主教徒从邦议会中排挤了出去，奥地利邦等级会议成了新教徒的天下。自此以后，宗教改革正大光明了，他们加快了改革的进程。以新教为主的邦等级会议现在能够决定君主的主意，富裕的新教徒利用整个奥地利国内萧条的经济状况来要挟诸侯，如果不答应给予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便不缴税。最终，马克西米利安的诸侯和贵族、骑士等级达成协议：仅局限于在自己的领地和宫殿内行使宗教自由权。可是狂热的福音新教传教士逾越了禁令，他们无所顾忌地传教，致使大批人改变信仰。他们在传播新教的同时，对天主教徒进行大肆言语攻击，新教狂热分子煽风点火的做法更加剧了两派间的仇恨。

在奥地利的邦国中，匈牙利和西本彪根是最让人头疼的两个领地。当土耳其攻打这两个诸侯国时，他们软弱退缩，让斐迪南脸上无光，致使土耳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占领了这两个地方，土耳其每年以纳贡的方式换取对西本彪根的统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做法，斐迪南和土耳其之间的协议刺激了蠢蠢欲动的贵族们，匈牙利人开始不安分起来，因为有土耳其做靠山，他们便跟奥地利皇族要求自由选举国王，要求获得所有等级权利。奥地利王国肯定是不同意的，他们便接近奥斯曼，后来对奥斯曼有成见后，他们又转过身来接受德意志人的统治。这种左右摇摆、想脚踩两只船的做法让他们举棋不定，在思想上不知道该服从德意志人还是奥斯曼人。西本彪根和匈牙利越来越不安，他们急于找个君主来做领袖。土耳其的总督巴夏他们举荐了一位反对奥地利的人选，奥地利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位人选只要乐意担当国王这一重任，能够带领人们反对土耳其人就行，因此，贝托里、博克斯凯、拉科奇和贝特伦大贵族依次当上了国王。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国王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必须肩负纳贡的义务。当他们上任之后，都采用和敌人结盟的手段来震慑君主。

奥地利的三任统治者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和鲁道夫，为了能保住西本彪根和匈牙利、抵制土耳其的侵略，耗尽了帝国的国库。遗憾的是，他们祖孙三任耗尽心血却还是没能换来安宁。在这两个邦国的土地上，战争随时爆发，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十分荒凉，人民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他们开始反抗。当宗教改革之风刮到这里时，新教徒在保护等级自由的旗帜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开始鼓动政治上的派别分歧，首先博克斯凯打响了反抗的第一枪，继而，西本彪根和匈牙利的贵族们纷纷响应起来。他们预备联合奥地利、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新教徒大干一场，鼓动更多的人叛变，如果计划成功的话，将会使奥地利王室迅速败落。到时候，教皇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去。

奥地利大公们的行动

看着奥地利日益没落，皇帝的兄弟们早已不满，更让人焦急的是西本彪根和匈牙利倒戈，贵族叛变，新教猖狂，这一切的变故促使他们必须站出来支撑将要倒塌的帝国大厦。马克西米利安的二儿子——马蒂亚斯大公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受人蛊惑，想要出人头地，到尼德兰去和他的亲戚腓力二世作对。马蒂亚斯偏听偏信，以为尼德兰个别派别的召唤代表了整个邦国人民的心声。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没能达到反叛者的要求，于是他灰溜溜地从叛乱中逃出来。这一次失败的经历，为他第二次登上政治舞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一次又一次地给皇帝提建议，但皇帝对他的话置若罔闻。看到皇帝这样的态度，他决定把兄弟和堂兄弟召集起来，商量如何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这帮无能的兄弟把他们继承的权力和财产全部交给马蒂亚斯大公。带着兄弟们的信任，马蒂亚斯立刻跟土耳其领导者和匈牙利叛乱者交涉。经过和谈，他和土耳其人、匈牙利签订了条约，把失去的领土重新收了回来。马蒂亚斯的智慧让鲁道夫嫉恨，他利用君主权力，在双方中间进行阻挠，他认为绕开他签订合约是对他的蔑视、是违法的行为，他把马蒂亚斯说成是想谋权篡位的小人。

马蒂亚斯积极地做这些事，也是有私心的。在和谈之后，加上皇帝对他的指责，他就很积极地把合约给匈牙利送了过去。这么做，既平息了战争，保住了匈牙利贵族的利益，又得到奥地利人的赞成。有了邦国内外的支持，他开始和皇帝对话。因为马蒂亚斯答应给奥地利和摩拉维亚的新教徒宗教自由权，所以现在当他开始起义的时候，这些新教徒拿起武器准备响应。这种局面其实早已被预示过，但没有引起皇帝足够的警戒心。现在为了保住皇位，皇帝打算改过自新，而反叛者已经不给他任何机会了。在最后时刻，他希望通过奋力一搏来战胜反叛的联盟，可是由于他的过错，现在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不再效忠这个昏庸的皇帝。当马蒂亚斯奔赴波希米亚跟皇帝夺权的时候，匈牙利、奥地利和摩拉维亚都表示要对新皇帝誓死效忠。

波希米亚王国与匈牙利都不是安分守己的国家，波希米亚制造事端是因为政治原因，匈牙利则是因为宗教原因。历史上，波希米亚就发生过宗教战争，那是在一百年前，路德教引发了战争之火。一百年后，波西米亚引发了欧洲三十年的战争之火。波西米亚人现在还记得那次战争，当时路德教的教徒——约翰·胡司带领教徒发起反抗。这个教派在仪式和教义上与罗马教会区别不大，有相通之处。当时有一个《波希米亚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胡司教徒们享有两种身份，可以用这两种身份享用两种不同的圣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只有教皇才能享有。因此，教皇对这个条约非常反感，他竭尽全力地想毁掉这个条约，但让教皇失望的是，法律认可这个条约。胡司教徒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的特权。这个教派只为国王服务，这也是它跟其他教派不同的地方，所以人们称它们为圣杯派。这个称呼的由来是因为该派的教徒享受着一项特殊的权利，把带有轻蔑的称呼送给他们，他们也无话可说，好歹这称呼与特权有某种联系。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个教规严格的派别，这个派别隐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这一教派不认同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教会，反而和德意志新教徒能达成共识。德意志和瑞士的宗教改革因为这两个关系近的教派受益不浅。这两个教派传教时对外宣称是圣杯派，即使改变了传教原则，他们也会说这是我们圣杯派的特点，于是就没有人敢来迫害他们。这一教派与享有特权的那个圣杯派称呼相同，实际上，他们不是圣杯派。这个教派有点狂妄自大，他们靠着拥有众多信徒、靠着皇帝对他们的庇护，便对皇帝肆无忌惮地提起要求来。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眼皮底下，他们学习德意志人的做法，成立教派，承认路德教义和改革派教义同时存在，更可气的是，他们要求享有圣杯派教会的一切特权。天主教各等级严词拒绝了这个过分的要求，为了不激怒天主教，这个新教派只好答应皇帝对他们的口头许诺。

这个新教派所做的一切还是得到了马克西米利安的认可。当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新帝斐迪南二世登基剥夺了他们的宗教自由权利，为此还颁布了一条法令：波希米亚教徒与其他所有教徒的权利平等，任何教派都不享有特权。这条法令一颁布便引起所有人的反对，但皇帝及天主教各等级用法律和条约来解释这项法令，可是法律中根本就没有维护宗教利益的法规，合约中也没有。新教徒很愤怒，皇帝竟然违背已故的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口头承诺，用旧条约来规定新教义。尽管他们努力让皇帝改变主意，可都无济于事。

第二章 德意志内战的全面爆发

看来这场战争真的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西班牙人的驻兵令新教徒们惊恐万分，而荷兰人的军队也令天主教徒们彻夜难安。似乎战争将要在西部地区爆发，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引燃战火的却是东部地区的事变。

波希米亚的变故

马蒂亚斯刚来到科林，波希米亚的邦等级会议就开始反对他，这让他非常尴尬。他本来幻想波西米亚能够帮助他，没想到对方只是想利用他的皇帝身份。很多年之后，皇帝为了向人民证实自己的存在，又去参加了布拉格的邦等级议会。正如预料的一样，要求特权和宗教自由权的声音在会上也是此起彼伏。皇帝虽然很担心，但是由于目前的状况紧迫，他被迫答应了除此之外的其他要求。关于最棘手的宗教问题，皇帝打算延缓到下一届邦议会时再进行解决。

波希米亚人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于是准备自卫，内战随时就会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鲁道夫二世急切地宣布放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王位，并让他的大公爵兄弟当上波西米亚的国王，他希望用这种忍让的方式阻止战争的爆发。

但皇帝还是接二连三的陷入困境。1609年，邦等级议会关于波希米亚宗教事务如期举行。会议要求：宗教习俗自由；建立教会监理会；使用布拉格科学院；准许自筹资金设立保护人或自由卫士。由于天主教左右着皇帝的决定，不管邦等级会议如何威逼利诱，皇帝仍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一丝进展，恼怒的邦等级会议决定自行在布拉格集会。

越来越多的人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都来布拉格集会商议事情。皇帝最开始答应的一些条件让他们觉得皇帝是害怕他们的，但皇帝在关键问题上仍不让步。于是，他们擅自实行宗教自由，设立保护人，派出防御使，毫不理会皇帝的困境，并建立军事力量，任命屠尔恩伯爵为总卫官。他们想以此要挟皇帝答应他们的条件。由于担心这些人与匈牙利的人结合在一起，皇帝迫不得已签订了《波希米亚大诏书》。在大诏书的掩盖下，他们的骚乱变成了合法。波希米亚大诏书签订后，波希米亚教派与天主教派权利平等，并拥有布拉格大学和受自己管理的教会监理会。各地的教会均属波西米亚教徒，新教会向所有人开放。

大诏书的签订鼓舞了波希米亚的新教徒。皇帝没有了任何实权，打着“保卫自由”幌子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准备发动暴动。波西米亚的成功也刺激了周围的世袭邦国，这些国家都打算以自由的形式向皇帝索要特权。波西利亚新教徒们的成功利用了奥地利亲王之间的罅隙，目的达到后，他们就很迫切地希望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能够和解。由于此次事件深深地伤害了鲁道夫，他十分憎恨马蒂亚斯，不愿和解。他诅咒波西米亚王位将来也会落到像马蒂亚斯一样可恶的人手上。在当时，假如马蒂亚斯没有继承王位，斐迪南·格拉茨的大公爵便会坐上王位的宝座。鲁道夫对这两个人都不喜欢，为了不让波西米亚王位真的落入恶人之手，为了党派和报复，他想让斐迪南的兄弟——莱奥波德大公爵获得继承权。这个人是他最喜欢的亲属，有助于他实现计划。

事已至此，显然拥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贯彻他的计划。很快，一支队伍在帕骚主教区成立，不过当时其他人并不知道这支军队成立的目的。管理这支仓促成立的武装力量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没有按时发放军饷，这支队伍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展开了对波希米亚的突袭，这一下子把皇帝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对军队的胡作非为十分不满，纷纷展开谴责，并站出来批判皇帝。这下皇帝百口莫辩，眼见解释没有起到效果，皇帝又急忙命令军队收敛自身的行为，但此时这支军队已经不服从任何命令。大家认为皇帝的目的可能是想毁掉大诏书，为了阻止皇帝达到目的，整个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被自由保卫者武装了起来，人们召回了马蒂亚斯。虽然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自己的部队驱散，但显然为时已晚。所谓失道者寡助，就连皇帝的所有顾问也都拂袖而去，如今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像个囚犯似的孤零零地待在布拉格的宫殿里。此时的布拉格城中，人们欢呼着迎来了马蒂亚斯，尽管百般不愿，可鲁道夫不得不承认马蒂亚斯为波希米亚国王。就这样，鲁道夫将王位拱手让给了他人，对他而言，他是宁死也不愿意让位的。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残酷，如今鲁道夫真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更令他难过的是，悲剧还远远没有结束。紧接着，他又被迫亲笔签字，放弃了自己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劳西茨拥有的所有职责。

不断失去世袭邦国的鲁道夫，连维护好皇帝的尊严也难以做到了。在德意志兰境内，各宗教派别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皇权的软弱对于各宗教派别而言，绝对是个巩固自身教权的绝佳时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猜疑和戒备更是愈演愈烈。特别是对于新教徒而言，耶稣会士、西班牙人左右着皇权，这绝不是一个好现象。更严重的是，耶稣会士对待宗教和约有效性的态度令他们感到更加不安，他们就像是惊弓之鸟，感觉天主教的任何行动，哪怕这种行动无关紧要，可能都会给他们带来某种危险。

如今，新教徒高度紧张，他们对皇帝世袭邦国中任何一种对福音新教采取的限制行为都十分警觉。由于能在德意志兰其他地方的教友那里找到强大的后援，奥地利福音新教臣民的表现相对强硬了不少。在某种程度上，马蒂亚斯的迅速走运也是得益于此。人们觉得，由于皇帝在世袭邦国的内乱中陷入了困境，所以才无暇顾及宗教事务，这样大家才能较长时间享受宗教和约。对于皇帝的困境，人们并不急于伸出援手。

现在整个国家机器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帝国议会中的所有事务几乎都被搁置在那里。新教徒们心里也憋着一股火，对于皇帝践踏宗教和约、治国不利和帝国王家枢密院非法扩权，他们感到极为不满。帝国王家枢密院为了扩大司法权，在皇帝的管辖下，开始损害议会法院的权限。对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一般是由皇帝自行决定，而需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时，诸侯们则被邀请过来，由最高法院解决，或由皇家法官裁决。早在15世纪末，设在施佩耶尔的议会法院即被授权作为最高法院。现如今，建议权和检查权不再是以往各等级的专有权利，路德教徒不但享有这两项权利，而且新教的法官也拥有了新教徒诉讼的发言权。新旧两个宗教在最高法院中起码形成了表面的均势。

遗憾的是，哪怕是这种表面的均势也难以维持很久。对于新教势力的崛起，旧有的势力是非常反感的，他们想尽办法设置一些障碍，帝国王家枢密院是他们实现企图的绝佳工具。本来帝国王家枢密院——也就是皇帝私人法院设置的最初目的，不过是帮助皇帝个人出谋划策。由于人员和待遇都是由皇帝指定并提供的，所以帝国王家枢密院简直可以说是唯皇命是从，拼命维护天主教的利益。后来，帝国王家枢密院逐渐演变成了法庭，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议会法院的职责，行使起对帝国各等级的最高司法权，处理不同宗教的各等级间的诉讼。了解了帝国王家枢密院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法院做出的裁决并不公平，他们肯定是站在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立场上的。对于这种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的行为，德意志的任何一个等级都有抨击的权利。不过，最早站出来的只有受皇帝压迫最深的新教徒，他们抗议这种处于最神圣地方的专制机构对公正的践踏，呼吁捍卫德意志的自由。由于皇家审判权的存在，人们发现在废除了武力自卫权之后，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观。

当这些不满的情绪在私底下蔓延开来的时候，伴随着一些特殊事件的发生，压抑在新教徒心中的忧虑逐渐发酵，并演变成为极度的不信任。为了逃避西班牙在尼德兰进行的宗教迫害，帝国城市亚琛成为不少新教家庭外逃的首选目的地。伴随着他们的定居和对追随者的发展，新教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他们计划建立自己的教会和举行公开的礼拜仪式。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人进入市议会，随后提出了他们的计划。不幸的是，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心有不甘的新教徒们便采取了暴力的方式，夺取了城市的统治权，并实现了他们的主张。这对于皇帝和天主教而言，简直就像是当头一棒，他们绝不会甘心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为了恢复往日的统治秩序，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警告和命令，可惜均未奏效。很快，皇帝使出了他的最后一招，由皇帝国王家枢密院宣布褫夺该城市法律保护的命令，并由下届政府开始执行。

两个宗教派别的战争

科隆选侯格布哈德的家族拥有“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的世袭官职，因此他一生下来就承袭了这一职位，后来他深深地爱上了伯爵夫人阿格娜斯·冯·曼斯费尔德，并且这位年轻的伯爵夫人也钟情于他。由于两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所以这场爱恋十分引人关注。伯爵夫人的兄弟信仰喀尔文教，兄弟俩要求格布哈德赔礼道歉，并不得损害其家族声誉。除非选侯放弃天主教的信仰、放弃主教的身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和阿格娜斯·冯·曼斯费尔德将被处死。但是这位选侯心里装满了美人的影子，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一切都被抛在脑后了。

大家都以为这种要求会使格布哈德知难而退，但出人意料的是，格布哈德明确表示要娶曼斯费尔德为妻，并且放弃以前的信仰。如果这样，根据教规他将失去所有的主教权利，首先是失去领地。这样的抉择，的确能够显示出选侯对爱情的忠贞。但是奥格斯堡和约中第四款条约是有争议的，即放弃信仰是否要剥夺其享有的一切。众多信奉新教的成员支持格布哈德。在亲近的人的支持下，他根据德意志兰的承诺，宣布不放弃主教的领地。

于是，格布哈德必须为他的决定进行斗争。天主教的成员阻挠他在科隆邦领开放新教的礼拜仪式，皇帝也为这事出面了，罗马教廷方面要把这个叛徒逐出教门，并且剥夺承袭的官职，也有人武装反对他。为了自卫，选侯迅速拉起一支自己的队伍。修士会也组织了队伍以示应对，并把一位巴伐利亚的亲王、烈日地方的主教推选为新选侯。

德意志兰两个宗教派别因为这一事件互不退让，内战自此爆发。新教徒们很气愤，因为教皇自古以来就没有权力剥夺选侯世袭的官职，更不用说现在使用暴力镇压了。这件事情让教皇的威信扫地。在皇帝面前，德意志兰的所有新教徒为他们的行为请愿，纳瓦拉的国王亨利四世也极力维护，选侯委员会针对这一事件进行表决时，新教徒以四比三的比例战胜了天主教徒，取得绝对优势。

但格布哈德选侯是不幸的，改革教会派和路德派势不两立，而他依靠的是改革教会派。他们都不允许选侯和福音新教的帝国等级打成一片，所以除了喀尔文教徒普法尔茨家族的封禄亲王——普法尔茨伯爵约翰·卡西米尔之外，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帮助他。这位亲王义无反顾地带着队伍来支援格布哈德时，格布哈德却无法脱身迎接他。那位新选举的巴伐利亚亲王进展却很顺利，他的亲戚和西班牙人也都赶来支援。由于格布哈德没有给士兵们发过军饷，士兵们再也没有力气帮他卖命，战争屡屡失败。虽然他在英国和荷兰做过多次努力想重整旗鼓，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死在了斯特拉斯堡这个主教领地。格布哈德成了宗教改革的牺牲品。

格布哈德死后不久，斯特拉斯堡又起了争端。许多被逐出教门的新教徒逃到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天主教徒犹豫着是否给他们发放俸禄时，这些外来者就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地盘，并且发展了大批新教徒。天主教的大教主逃到阿尔萨斯—察贝恩，他在这个地方宣布唯一合法的修士会在这里。而此时，占领斯特拉斯堡的新教徒担任了修士会的众多高级职位。他们让勃兰登堡亲王约翰·格奥尔格担任新教主教，可天主教的大教堂主希望由洛林亲王梅斯主教出任新主教，双方互不退让，战火再次燃烧起来。

斯特拉斯堡城的人民拿起武器，都想夺回财产，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皇帝想用他的权力裁决这场战争的胜负，让两个宗教派别同时保管教区财产，直到新教亲王能够得到同等的财产后才放弃教区财产。这场战争平息之后，在士瓦本帝国城市多瑙沃尔特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城市以前是由天主教统治，新教占领这里后，天主教的教徒只能在小教堂里进行祈祷。新教徒憎恨天主教，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宗教习惯。有一位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忍受不了这种宗教压迫，他冒着危险举行了一个公开的天主教宗教仪式，但立刻被人们取消了。第二年，这位修道院院长在皇帝的支持下再次举行公开仪式时，狂热的暴民便使用武力来抗议。皇帝要传唤暴民的领导者出庭，但是愤激的人们把皇帝的特使挡了回去，人们也由此把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给断送了。皇帝大怒，让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带兵去惩治这些暴民。人们害怕起来，不做任何抵抗便投降了。皇帝命令在斯特拉斯堡彻底取消新教信仰，并且把这个城市从士瓦本分裂出来归到巴伐利亚。

皇帝的这一决定震慑了新教徒。帝国王家枢密院是由天主教掌控的，新教徒对这个权利的失衡早已不满。以皇帝为首的帝国王家枢密院剥夺了斯特拉斯堡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并让外来的首领对他们进行判决，这就表明天主教要对新教进行惩罚，并且会秘密地把新教完全打压下去。

当下，德意志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如果天主教要整治新教，天主教会先对南部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下手，因为南德意志的新教徒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力量分散，而北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们却很团结，联系很多。天主教也利用新教徒之间的不和进行离间，首先对不受合约保护的弱势群体喀尔文教徒展开了攻击。

是什么原因导致南德意志兰的新教徒们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呢？主要是由于普法尔茨这个从属于德意志的邦国，曾经在六十年里两次向路德教宣誓，而后又两次为了喀尔文教背叛路德教，如此的反复无常让福音新教各等级和喀尔文教都不愿帮助他们，这一邦国的新教徒们没有权利享受宗教和约的保护。他们的不幸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用武力迫使他们三番五次地改变精神信仰。当奥格斯堡向弗里德里希三世选侯宣誓把福音新教作为毕生追求时，他还不相信，于是，他的长子和继承人便使用武力把喀尔文教徒赶走，把传道士和教会学校的老师也赶走，并且占据了他们的教堂。

福音新教联盟的成立

弗里德里希四世统治时期，德意志的新教徒与奥地利王室家族之间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为了将新教徒们团结起来，普法尔茨宫廷甚至希望能够召开一个共同的会议，以号召新教等级一致展开声讨。与奥地利此时彼此敌对的法国向普法尔茨宫廷提出不少建议，普法尔茨宫廷此时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尽管福音新教族并不是特别可信的，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想要和敌对势力展开对抗，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不过，由于宗教改革者在福音新教族的眼中犹如罗马教皇一样讨厌，所以想要把这些宗教联合起来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尽管尝试了很多次，但均未逃过失败的下场，唯一的结果就是加剧了各派之间的猜疑和隔阂。在分分合合中，每一派都更加坚定了自身的立场。

转机的出现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由于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没有修正宗教和约，非但不会减轻新教徒的负担，反而要求他们承受多瑙沃尔特的压制。这令本来抱着很大希望的新教徒们十分沮丧，悲伤之余，他们很快地走到了一起。盼望已久的联合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实现了。

1608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缘故，福音新教联盟在法兰克尼亚的奥豪森成立，发起者主要是路德教徒和喀尓文教徒，包括弗里德里希四世选侯、普法尔茨伯爵，他俩分别来自于普法尔茨和诺伊堡。另外还有来自勃兰登堡和巴登的马克伯爵，以及符腾姆贝格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公爵等人。该联盟主张搁置宗教差异，并对合作方式、组织领导、有效时间、成员招募等方面制定了详细规则，和平时期联盟主要由普法尔茨领导，不过这种领导应该建立在存放一笔基金的基础上，并且需要预支相关的费用。如有某位成员遭遇战争，其他成员应该主动出兵援助，必要时可共享联盟成员的邦领、城市和宫殿等资源，战利品也应该按贡献大小予以对应的分配。在十年的有效期内，各个联盟成员都应该主动吸纳新生力量，壮大联盟的实力和影响。

对于联盟的成立，各方的反应并不一样。有愿意加入联盟的，如勃兰登堡选侯，也有不愿意加入的，比如萨克森，还有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比如黑森、不伦瑞克和吕纳堡公爵。不过联盟更关心的，是乌尔姆、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这三个帝国城市的态度，因为这三个城市资金雄厚，影响力大，如果他们能够加入，不但会极大增强联盟的经济实力，而且将直接带动众多城市的加入。

联盟的成立，相当于给各等级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一改之前的软弱，态度逐渐强硬起来，显然这和他们实力的增强有直接的关系。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现在好了，试想一下，在这个国家，谁能藐视一个强大的实力综合体呢？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对皇家政权和皇家最高顾问进行革新，同时要求废除皇家宫廷诉讼，重建多瑙沃尔特。选侯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作为他们的代表，向皇帝提出以上要求。此时皇帝的处境并不好过，由于不久前世袭领地上的动乱，以及于利希的继承问题引起的战火，他已经是焦头烂额疲于应对了。面对此时联盟的要求，很明显他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合适的反应。然而此时势力大增的新教联盟已经没有了以往的耐心，还未等皇帝表态，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武器，准备诉诸武力了。

这下整体形势非常明朗，天主教徒和皇帝不相信联盟，联盟对他们也持有同样的怀疑。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于利希——克勒弗邦的约翰——威廉公爵突然离世，围绕继承权的争斗让形势更加紧张了。

具有继承权的一共有八个人，比如勃兰登堡选侯、诺伊堡的普法尔茨伯爵、茨韦布吕肯的普法尔茨伯爵、布尔郜的马克伯爵、阿尔贝廷系的萨克森选侯、埃内斯廷系的萨克森公爵等人。他们都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而根据之前的协定，这份遗产是不可以分割的。这下事情就变得麻烦了，更麻烦的是皇帝也打起了这份遗产的主意。勃兰登堡和诺伊堡是两个最有权获得继承权的。在遗产刚刚公布之时，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开始抢占遗产。他们互不相让，之间的争斗也是愈演愈烈，很快就要发展到兵戎相见。为了缓解局势，皇帝只好出面进行干涉，要求他们在御前进行和谈，最终他们达成一致，签订了财产暂行分离保管法，将这块公爵领地共同管理起来。皇帝还不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传话让邦等级会议拒绝效忠新主人，可惜没人听他的话。皇帝并不死心，又派出帕骚和斯特拉斯堡的主教，也就是他的亲戚莱奥波德大公爵前往于利希地区，可同样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更令皇帝生气的是，整个邦都投靠了新教亲王，而他的人被困在邦首府于利希无法脱身。

于利希地区的博弈

于利希继承权的争端，从表面上看是谁应该占有于利希公爵领地的问题，但由于争执的双方是天主教和新教，实际上是德意志新旧宗教势力的博弈。再一个，奥地利也掺和到这件事情之中，这又涉及其与德意志的力量博弈。于利希的继承权争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动荡，牵涉其中的不但有福音新教联盟，还有荷兰、英国、法国等强权势力，最先卷入其中的当属法国的亨利四世了。

亨利四世登上国王宝座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的前半生，奥地利和西班牙王室家族给他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困难，但好在他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凭着顽强的毅力，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德意志的内乱对他而言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等级会议与皇帝的斗争为法国提供了难得的和平环境。他可以从容地利用这种混乱，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利。奥地利受东部的新教徒和西部的土耳其人的牵制，很难再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也是法国最有力的两个砝码。如果奥地利摆脱了这种牵制，那么法国将很难阻止奥地利的崛起。亨利四世见惯了奥地利的扩张，自然不愿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一百年来，欧洲大陆并没有从奥地利的领土扩张中获益，反而是荒废了农田、破坏了经济、摧残了文化、失去了幸福与和平、遭受了深深的苦难。不少欧洲国家，也因为奥地利的持续扩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奥地利的扩张，他们不得不扩张军备，征收重税，将各种宝贵的资源耗费在战争之中。要想实现欧洲的繁荣和平、实现欧洲的安宁幸福，必须对奥地利的扩张行为加以阻止。奥地利在欧洲大陆的兴风作浪，很可能会推翻法国的政权。这是亨利四世不愿意看到的。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奥地利和西班牙是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它们的军力是被击垮并被解除了武装，但一旦有合适的时机，肯定会东山再起。如果想要自己的王位更加稳当，想要自己的政权更加长久，必须对奥地利来一个釜底抽薪、斩草除根，这样才能永绝后患。因此，亨利四世对奥地利王室家族是怀有深仇大恨的，只不过由于他的出发点相对比较正义，这种仇恨也就变得略显高贵罢了。

在整个欧洲，不仅仅亨利四世一人，所有的强国也都怀有这样的愿望，但并非所有强国都能制订出正确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从而忽视长远的利益，这也是普通人和伟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如果制订的计划只是单纯地依赖自身的智慧和力量，那么这种计划注定将是一种空想，必将遭到世人的嘲笑。人们总是认可那些充满热情和才智的计划，希望含有抑压暴行、贪婪和偏见的内容。

著名的亨利计划显然是属于第一种。他想赶走奥地利家族，由欧洲列强瓜分奥地利的财富和资源。人们认为这简直就是空想，并冠以他空想家的称呼。尽管亨利四世十分出类拔萃，但他可能百密一疏，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动机和别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大的强权，占领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会根据需要决定自身的愿望和行为。奥地利的新教徒们正想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自然没有什么异议。尼德兰人正想摆脱西班牙的枷锁，自然也没有什么异议。而对教皇和意大利所有共和国而言，他们最希望的其实是赶走西班牙，实现亚平宁半岛的自治。英国的最大愿望则是希望发生一场革命，借此摆脱它最深恶痛绝的敌人。瓜分奥地利的资源财富会使各个国家都有所收获，有的是收获自由，有的是得到土地，有的是重返自由，列强的均势将得到维持。收获最大的其实当属法国，哪怕不接受列强瓜分的奥地利财富，法国也会从中得到起码两倍的收益，因为奥地利的没落将会使法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这要远胜于那些看得见的财富。不幸的是，1610年5月14日，一名叫作拉法叶拉克宗教狂热者刺死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使亨利的计划半路夭折。欧洲的安宁和平也因此迟到了好几个世纪。

既然制订了这样的计划，亨利四世自然要高度关注福音新教联盟和于利希继承权争执。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一定要充分把握，以此为起点，实施他的计划。他很快派出专门的使节在德意志兰所有新教宫廷积极开展活动，积极地介入这个事件。新教徒们与奥地利是势不两立的，听到亨利四世的计划和准备提供巨大援助的承诺后，他们十分兴奋，很快就被调动起来。凭借其高超的政治手腕，亨利四世将把福音新教联盟更紧密地拉在一起。他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法国大军由国王亲自统率，在莱茵河畔与联盟军会师，帮助联盟军占领于利希—克勒弗邦，随后与德意志人联合向意大利挺进去摧毁西班牙的政权。紧接着，借新教徒普遍起义的东风，从伦巴第出发挺进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摧毁奥地利的统治权，解放所有的德意志邦国以及匈牙利、西本彪根和波希米亚。同时，将布拉班特人和荷兰人在法国支援下从西班牙的暴虐统治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个作战计划能够实现的话，那将会是对西班牙的绝大讽刺。不久前西班牙还扬言要统治整个欧洲大陆，现在将会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回到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一边。

法国人的计划是非常完美的，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刚刚赶到阿尔萨斯时，早已有一支德意志联邦军队恭候在那里。德意志人这次以速度取胜，并且还提前赶走了在这一地区集结起来的奥地利军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个计划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妥的，问题主要出在计划的执行者身上。亨利四世所依仗的还是德意志的诸侯们，要想让这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忠实地执行这个计划，无疑是相当于让强盗们去做慈善活动。他们个个都是有备而来，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捞上一笔，好扩张自己的实力。在这样的动机指导下，他们的行为可以说是肆无忌惮，随意征税、巧取豪夺简直成了家常便饭。看来以暴制暴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有尊重秩序的人才有可能平暴安良。

联盟的恶劣行为激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感到愤怒的群体中，甚至有不少福音新教等级人员。天主教徒不但十分愤怒，而且害怕万分。现在的皇帝不能给他们一点安全感，所以皇帝的威信也一落千丈。天主教徒们只能团结起来，组成新的同盟，与联盟者再次对抗。这一幕，恰恰是联盟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必定要想方设法予以阻止。

为了和福音新教联盟有所区别，武尔茨堡主教倡议建立一个天主教同盟，这样就可以显示出两者的区别。天主教同盟的首领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主教。首领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享有远远大于新教联盟首领的权力，掌管着整个同盟的武装力量，他也是天主教同盟中唯一一名世俗成员。相对于联盟而言，同盟的优点是决断果敢、行动迅速、意志坚定，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富有的高级教士，远远胜于新教联盟所依赖的贫穷的福音新教各等级。天主教同盟成立前，并没有提前向皇帝报告，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一样。同盟的实力也十分强大，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消灭新教联盟为目的，将矛头对准了新教联盟。虽然他们是为奥地利而战，但是时间一长，奥地利对其也有所忌惮了。

一开始，新教联盟的优势十分明显，他们占领了整个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并将于利希围个水泄不通。但是，法军的撤退令他们措手不及。由于法国国内并不愿负担这场战争的费用，法军的军费基本已经耗尽。结盟的帝国城市只是一味地在付出，却没有收到任何回报，因此深感恼火。

当新教联盟由于军费短缺而陷入困境时，天主教同盟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现在轮到新教联盟惊恐万分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马上表态愿意进行和谈。很快他们与莱奥波德大公爵达成一致，约定对往事不再追究责任，彼此从阿尔萨斯撤军，并释放俘虏。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轮到天主教同盟发号施令了。他们用以前新教联盟对待自己的方式，揭发新教联盟的罪行，并要求他们对战争中的损失进行弥补。眼见大势已去，新教联盟不得不忍辱负重，除了祈求和谈，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起码和谈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由于他们承诺补偿战争的损失，天主教倒没有赶尽杀绝。双方均放下了武器，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所以尽管在波希米亚爆发了剥夺皇帝最后一块世袭领地的起义，但这两个宗教派别都没有参与到其中。

新皇帝的登基

皇帝在1612年去世，悼念他的人却没有多少。选取皇位的继承人成了最为紧迫的问题。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登上皇位的却是马蒂亚斯，他竟然得到了天主教和新教徒的一致支持。仔细想想，这倒也没有什么奇怪。天主教徒们对其抱有很大的希望，而新教徒则认为他年老体衰，对自己的威胁最小。

新皇登基，总是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因此，皇帝的日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各个阶层相继提出自己的要求，希望皇帝能够同意。只有具备全新的创造力，才能从容应付这样纷杂的局面。马蒂亚斯曾经和帝国各等级打过交道，其实质不过是投桃报李的利益交换罢了，现在这几乎成了他们的交往模式。

马蒂亚斯求助于奥地利和摩拉维亚新教各等级的庇护，帮助自己的兄弟登上王位。这令他十分高兴，却忽视了这样做的同时，等于帮助等级会议开辟了为其君主立法的道路。新教徒们利用朝拜他的机会，要求恢复不受限制的宗教自由权，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受同样的权力，否则将不再宣誓效忠。实际上，这种自由已经开始泛滥了，有的城市连曾经被明令取缔的福音新教礼拜仪式也自行恢复了。马蒂亚斯虽然十分不愿，但还是不愿激起人们的不满。他指出根据世袭权利，宣誓效忠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等级议会认为无条件宣誓效忠是不妥当的，为防止受到武力强迫，他们有的人离开了首都，不但四处呼吁天主教各等级采取类似的反抗行动，还打算以建立军队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

匈牙利人提出的要求实际上要高得更多，但匈牙利共和宪法中规定，等级议会具有当面提出要求的权利，所以马蒂亚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看来，他对匈牙利等级会议的迁就是合情合理的。德意志的情况则有些特殊。马蒂亚斯的前任们拥有最高的统治权，现在他不能坏了传统，否则不但整个天主教会辱骂他，天主教臣民们也将鄙视他，所以他不能拱手让权。他的幕僚们也十分支持他的选择，表态说宁愿被武力夺走所有的权利，也不能和平地进行一点点让步。

但不幸的是，鲁道夫皇帝目击了马蒂亚斯陷入尴尬处境的整个过程，并准备打击马蒂亚斯。恰好此时摩拉维亚邦等级会议提出了充当调停人的建议，为逃过一劫，马蒂亚斯同意其调解他和奥地利之间的矛盾。在调停人的撮合下，双方在维也纳举行了谈判。奥地利代表的要求可谓是一鸣惊人，他们要求在他们祖国享有天主教徒差不多的权利。现在，马蒂亚斯利用他的势力，通过新教贵族逼迫鲁道夫皇帝做出让步，同意了新教徒的要求。有鉴于此，马蒂亚斯实在不愿意步鲁道夫的后尘，毕竟宗教信仰没有现实统治重要。但是调解也不是一帆风顺，摩拉维亚等级会议并没有尽到调解的责任，而新教联盟的固执要求也不利于调解的顺利进行，被逼上绝境的马蒂亚斯迫于无奈，同意了那份有利于福音新教徒的声明。

新教帝国与皇帝间的斗争

德意志兰的新教帝国等级现在开始学习奥地利邦等级会议对他们大公的方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613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在累根斯堡召开。会议本打算处理最紧要的事务——筹措战争必要的款项，支持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反对西本彪根贝特伦·加博尔侯爵的战争。但谁也没有想到，新教徒们提出的要求改变了会议的进程。新教徒们除了提出享有与天主教徒的同等权利，还要求停止迫害新教徒，对帝国王家枢密院的专横司法权提出了抗议。他们明确表示，如果他们的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全部缺席集体讨论。新教徒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在诸侯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还是天主教徒。投票的最终结果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的，即便新教徒们再团结一致，但由于人数上的劣势，他们无法左右投票结果。如果他们的席位占优，那么显然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马蒂亚斯面临着左右两难的尴尬处境，他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善于应付这种局面，而他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头脑。一旦他对其中一方做出承诺，就一定会失去另一方的支持。现在如果不能拿出妥善的处理意见，不但帝国议会将从此走向分裂，他的处境也将是岌岌可危的。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新教徒们步步紧逼，这令在世袭领地里没有牢固基础的皇帝焦头烂额。而整个天主教世界也将目光汇集在他身上，天主教各等级、罗马与西班牙宫廷也传话过来，要求他不能损害天主教的利益。天主教徒们看到皇帝犹豫不决，便告诉皇帝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是绝对不会任凭皇帝的威望下降的。为了进一步鼓舞皇帝的士气，他们详细讲解了天主教同盟的实力以及可能采取的辅助手段。听说具有这样强大的靠山，皇帝也觉得腰杆硬气了不少，断然拒绝了福音新教徒的要求，匆匆结束了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的帝国议会。但马蒂亚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新教徒拒绝为他提供金钱资助时，天主教徒并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提供支持，反而是按兵不动，这场争执的唯一牺牲品不过是他自己罢了。

于利希继承权的争执还在继续，但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给整个局面带来了转机。本来这块公爵领地的占领者是勃兰登堡选侯家族和诺伊堡的普法尔茨伯爵，两家甚至还要联姻。但勃兰登堡选侯在酒后打了他的准女婿——诺伊堡亲王一记耳光，这下可好，一巴掌打散了两大家族的和睦关系。诺伊堡亲王转而投向教廷一方，教廷将一位巴伐利亚公主嫁给他作为奖赏。现在，巴伐利亚和西班牙保护着诺伊堡普法尔茨伯爵。西班牙军队还从尼德兰调入公爵领地，希望能够让普法尔茨伯爵拥有于利希邦国。勃兰登堡选侯也毫不示弱，他不但和新教徒们打得火热，还取得了荷兰的武力支持。于是，这块公爵领地上便驻扎了西班牙和荷兰这两支心怀不轨的军队。

看来这场战争真的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西班牙人的驻兵令新教徒们惊恐万分，而荷兰人的军队也令天主教徒们彻夜难安。似乎战争将要在西部地区爆发，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引燃战火的却是东部地区的事变。

从鲁道夫二世的大诏书到马蒂亚斯执政，波西米亚地区一直都维持着安宁。后来，斐迪南·冯·格拉茨继承该王国的王位，打破了这种宁静。他是教皇统治的极端热衷者，甚至曾经在一些世袭邦国中用暴力灭绝新教教义，是波希米亚天主教眼中教会未来的领军人物。他的当政，给了天主教徒无穷的信心，天主教徒们对新教徒的态度越来越不宽容。福音新教臣民首先领教了这种滋味，对天主教徒们的肆无忌惮，他们敢怒不敢言。

在波希米亚王国拥有一处庄园地产的亨利希·马蒂亚斯·冯·屠尔恩伯爵并不是波希米亚人，但是他支持新教教义，对祖国又十分忠诚，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一战成名。他既有热情，但也缺乏冷静，具有极强的冒险精神。波希米亚宫廷十分信任他，不但授予他卡尔斯泰因城堡伯爵的称号，让他负责护卫波希米亚王冠和王国的自由信函，还把他视为保护人或信仰的庇护者。但这一切都随着那些控制着皇帝的贵族们对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屠尔恩被剥夺了伯爵职位，这令他十分愤慨，激起了他的报复之心，很快这一时机就到来了。

波希米亚人曾经向鲁道夫二世索要了大诏书，但诏书中遗漏了一条重要的条款。大诏书中，仅仅规定各等级会议和一些王国城市拥有设立教会、学校及公开进行新教礼拜的权力，对其余的城市是否拥有宗教自由权，要由这些城市所属的邦等级会议决定。波希米亚的教会邦等级会议的臣民认为，参照宗教和约中的规定，他们也应该像王国城市的臣民一样拥有宗教自由权。教会财富被他们看成是王室的世袭财富。在一些地区，新教臣民擅自修建起了教堂。

根据皇帝的命令，宫廷派人拆除了新教徒们盖起的克洛斯特格拉布教堂，查封了同样属于新教徒的布劳瑙教堂，并囚禁了市民中的一些不安分子。人们认为宫廷的行为践踏了大诏书的条款，纷纷站出来反抗。屠尔恩伯爵抓住这个机会，不断刺激新救徒的情绪。来自王国所有县区的新教徒特派代表们在布拉格集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皇帝释放所有的被捕者。皇帝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们，不但斥责他们违反了法律，还偏袒他的督抚。

屠尔恩伯爵觉得现在还不足以让大家直接反对皇帝，于是不停地煽风点火，试图将局势引向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先是谎称皇帝的回信是由布拉格的总督衙门起草的，设法让人们不满皇家督抚中宫廷总管斯拉瓦塔及卡尔斯泰因城堡伯爵的马尔蒂尼茨男爵。这两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也是有原因的。以前讨论如何把大诏书写进波希米亚邦国法的时候，他俩就拒绝出席会议。二人曾经为了强迫人们加入天主教，禁止人们举行洗礼、葬礼及婚礼，还放狗逼迫新教徒做天主教弥撒，现在加上皇帝回信的事件，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愤怒。

第三章 波希米亚地区的权力争夺

城外士兵们正在浴血奋战，城内弗里德里希却在设宴款待客人。听到战败的消息后，他急忙向马克西米利安公爵要求停战二十四小时，得到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同意给八小时的回复后，弗里德里希利用这段时间，带领自己的家人和亲信匆匆出逃，甚至连皇冠都忘了带。

波希米亚起义

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了。愤怒的人们在1618年5月23日冲进王宫，把正在大厅里聚会的马尔蒂尼茨、斯拉瓦塔、罗伯柯维茨和施特恩贝格总督抓了个正着。人们将他们几个围在那里，严厉地拷问他们是否参与了撰写皇帝的回信，是否反对新教徒的行为。施特恩贝格和罗伯柯维茨说话的态度较好，得到了人们的宽恕，随后被架出了大厅。态度蛮横的马尔蒂尼茨和斯拉瓦塔却没有这样的好命运，人们将他们从八十英尺高的窗户中扔了出去，重重地落在王宫的壕沟里。愤怒未平的人们觉得还不解恨，紧接着又把他俩的秘书法布里丘斯扔了出去。对于这样的处理方式，大家在稍感意外之余，更觉得比较公平。被扔出的几个人幸运地掉在粪堆上，狼狈不堪地捡回了一条性命。

事情才刚刚开始，屠尔恩伯爵希望能把事情闹得更大，最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人们就没有任何回旋和后悔的余地了。对于这种暴行，等级会议最开始是认同的，现在却被逼到了毫无退路的地步。暴力一旦毫无约束地开始，那么只能通过更大的暴力行为来调解。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维护皇家的政权和法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先是任命了三十个人负责领导这场起义，并要求波希米亚人们团结起来，共同为这次起义负责。政府机构和征收的税款也被他们抢占而去。随后，他们指责耶稣会会士是所有事件的罪魁祸首，并将他们强制驱逐出去。

波希米亚起义的消息传到了皇宫，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轰动。该如何对待这次起义事件，马蒂亚斯皇帝犹豫不决。的确，在他起义夺权时他是很果敢的，可现在随着角色的变换，改变了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原有的勇气也荡然无存了。面对首先武装起来的波希米亚的反叛者，按理说他应该立即出兵平叛。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只会更加激怒新教徒们。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新教徒们必将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他的统治。他自然不愿意输掉战争，可即便是他赢了，结果也无非是自己的领土上硝烟弥漫，一片荒凉，白白耗费大量的资源。因此，无论最后战争的结果如何，他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

不是谁都能站在皇帝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皇帝和他的顾问打算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想法不可能得到普遍的赞同。大公爵斐迪南·冯·格拉茨的想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新教徒无视法律，是暴乱的发动者，希望皇帝能够对新教徒采取武力行动。以前，正是由于历任皇帝对等级会议的纵容，助长了新教徒的目无法治，他们的反抗也将步步升级，直到将皇权彻底颠覆。当下只有武力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否则大家都将陷入危险的境地。天主教信仰的安全需要建立在对新教徒武力打压的基础之上。通过战争，可以给新教徒、邦等级会议以深刻的教训，使他们学会遵纪守法。因此，放弃战争的想法是错误的。

由于皇帝未做任何令新教徒担忧的事，波希米亚新教徒针对的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皇帝的继承人。在皇帝面前，他们起码还愿意保持一种表面上的顺从。他们拿起武器，只是为了阻止皇帝的继承人登上波希米亚的王位。

最终，波希米亚人还是拿起了武器，他们的军备是由西班牙出资援助的，另外，西班牙还从意大利和尼德兰派兵予以协助。军队的总司令是尼德兰人布阔伊伯爵，负责指挥的则是达皮埃尔伯爵。皇帝赶紧写了一封信，希望能缓解当前的局势，在信中他表明，自己尊重大诏书，也尊重他们的宗教和特权，绝不愿看到兵戎相见的场面。在波希米亚民族放下武器的前提下，他愿意进行和谈。可惜这封信并没有被大家看到。叛乱者的首领们将它隐匿下来，并四处散布新教徒将要遭到屠杀的谣言。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很多城市都加入到暴动的行列中。克鲁莫、布德韦斯和比尔森这三个城市，由于天主教徒占多数，成为少有的没有参与暴动的城市，皇帝的兵力可以随时借道于此进入波希米亚。屠尔恩伯爵对此十分担心，不愿让这么重要的三个城市落入敌人之手。他先是突然出现在克鲁莫城前，用惊吓的手段征服了这个城市。当他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布德韦斯城市时，却遭到了顽强的反击。

现在皇帝也开始认真地思考对策了，他派出两支部队，分别由布阔伊和达皮埃尔率领，开进波希米亚地区。军队在前往布拉格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反抗者制造的困难和障碍，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军队中匈牙利人和瓦龙人的放纵行为，也严重影响了军心的稳定。好不容易部队抵达波希米亚，这时皇帝还没有放弃和谈的念头，他再次表态愿意与叛乱者握手言和。此时，摩拉维亚的等级会议也赶来支持，曼斯费尔德伯爵也从德意志率兵前来支援，这给了叛乱者很大的信心，他们自然更不愿意和谈了。

对于发生在波希米亚的一系列事件，福音新教联盟是十分关注的，他们也需要反对旧有宗教，争取自己的宗教自由权。透过波希米亚事件，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们盼望能够给叛乱者提供一些帮助，以支持这一德意志的联盟最神圣的事业。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功勋卓著的奥地利臣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之子，彼得—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也是战功赫赫，他曾经率领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连连告捷，也曾为了反对新教宗在于利希和阿尔萨斯激战。这样一个常胜将军，却在向申请补偿他战争时期的花费时碰了一鼻子灰，这使他心灰意冷，不久后便投靠了福音新教联盟。恰好此时新教联盟的同盟者萨伏依公爵需要武力支援，便把新占领的地区让给了曼斯费尔德伯爵。萨伏依公爵负责提供军费，帮助曼斯费尔德在德意志兰建立了一支四千人的军队。当战火在波希米亚熊熊燃烧时，萨伏依公爵将这支军队交由福音新教联盟使用。这支军队在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波希米亚王国，并按照波希米亚的编号职制，这样人们就看不出这支军队的真正来源。

曼斯费尔德先是占领了比尔森，在波希米亚有了立足之地。同样赶来支援的还有一支西里西亚的等级会议派来的军队。有了新生力量的加盟，叛乱者的士气更加高涨，对于未来的信心更加充足。有人向皇帝建议赶紧再次提出和解，实在不行的话让萨克森出面调解也行，但皇帝还没来得及采纳人们的建议便离开了皇位，谈判的计划再次夭折。

马蒂亚斯的让位

当时马蒂亚斯推翻了他的前任登上了皇位，人们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他夺取了鲁道夫二世的皇位，在任的几年也谈不上称职，几乎没有获得什么荣誉，可以说他是碌碌无为的一个人。更要命的是，皇帝的自由权利在他的手中一点点削弱。等级会议扩大了权力后，皇帝多少还拥有一点主动权，可他又被男系宗亲紧紧束缚着，到最后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他体弱多病，而且膝下无子，留下一堆烂摊子不知道该怎么收拾。对有政治抱负的人而言，此时恰好是一个绝佳的建功立业的机会。

奥地利的德意志王室的执政世系在马蒂亚斯执政时期已近灭绝。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是马克西米利安所有儿子中唯一生活在尼德兰的，可是他体弱多病，下无子嗣，不得不把继承权转让给格拉茨世系。与此同时，在一份秘密的保证书中，西班牙王室家族也放弃了对奥地利领地的所有权利。这对施泰尔马克的大公爵斐迪南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在德意志新增一个旁系的哈布斯堡族系将有可能恢复往日的辉煌。

斐迪南二世的母亲是巴伐利亚公主，他的父亲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弟弟卡尔大公爵。他幼时丧父，12岁时便没了父亲。他的母亲只好将他交给他舅舅——威廉公爵照看。为了让他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威廉公爵将他送到英戈尔斯塔特学院。在那里，他接受了耶稣会会士的教育和授业，成了一个虔诚的稣会会士，自然对新教有着非比寻常的仇视，他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对新教教宗采取容忍态度的。现在，他就好比是一个坚强的斗士，准备随时拿起神圣的武器捍卫旧有宗教的权威。在巴伐利亚待了五年之后，他前往管理世袭领地——克赖因、克恩滕和施泰尔马克。在这里，他坚决地拒绝了等级会议要求获得宗教自由权的请求。他告诉他们，宣誓效忠不应该有什么附加条件，必须是无条件的，特别是与宗教自由毫不相干。等级会议只得无条件地宣誓效忠。

斐迪南二世想把新教从占优势的地区驱逐出去，这符合他的信仰。他还想将邦国内贵族骑士等级的特权合法化，这是他父亲曾经的承诺。这样做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而且一旦这么做了，就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身为一名虔诚的耶稣会弟子，斐迪南二世不怕任何困难。更何况，施泰尔马克等级会议曾经滥用宗教自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帝国等级会议在他们的邦国执行宗教改革权也没有受到抗议，这均从侧面证明了暴力行动的合法性。理性和公正法则已经被人们所抛弃，在采取这种不公正行动时，斐迪南的坚强和勇气实在是令人惊讶、令人称道。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他不遗余力地使用残酷的手段镇压新教，只用了几年时间便完成了这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整个德意志都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斐迪南的行为得到了天主教徒的热烈拥护，他也被视为整个教会的英雄和骑士，受到人们的崇拜。但在新教徒眼中，早已把他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新教徒们抓紧武装自己，以免遭到不测。可即便如此，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一些选举邦国，人们最开始并没有怎么反对马蒂亚斯传位给斐迪南的请求，人们打算接受他成为新的国王。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斐迪南的政治主张并不利于他们的利益。特别是斐迪南与西班牙签订的一个秘密家族条约，使人们恐惧和害怕的情绪彻底成了愤怒。该条约规定，斐迪南同意在男性继承人死后由西班牙管理波希米亚王国，这个约定不但没有尊重波希米亚王位的自由选举权，更没有听取民族的意见。事已至此，人们发现斐迪南将对皇帝的政府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纷纷开始忧虑起来。本来就有很多新教徒对斐迪南在施泰尔马克的宗教改革心怀不满，现在他们在波希米亚掀起了新的反抗浪潮。一些斯泰尔马克人在流亡到波希米亚之后，更是四处制造混乱。在波希米亚民族如此敌对情绪的历史背景下，斐迪南从马蒂亚斯皇帝手中接过皇权，开始了他的统治。

陷入困境的斐迪南

在如此糟糕的政治环境下，王位候选人与这个地区的关系实在难以好转。由于有外部的支援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波希米亚民族手握武器，热情高涨，信心十足。等级会议更是宣称要进行自由的选举，对已经转让给斐迪南的权力有些反悔，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和平解决的范畴。斐迪南通往波希米亚王位的道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收买波希米亚人，满足他们的欲望；二是拿起武器，用暴力夺得政权。现在看来，只能走第二条道路了。

要想征服波希米亚人，只靠自己的力量还有些不够，他需要借助外部的帮助。但放眼四周，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援手。早已卷入波希米亚起义之中的西里西亚无暇提供帮助，摩拉维亚的情况也是这样，民心涣散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连一个愿意效忠的邦等级会议也没有，更是指望不上了。贝特伦·加博尔侯爵在西本彪根正筹划对匈牙利的攻击，土耳其人也忙于壮大军备攻击东部的省份。在斐迪南父亲的世袭邦国中，新教徒不但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且还有独立的收入，可现在斐迪南不得不与他们开战了。国内的种种势力都心怀鬼胎地观望着这场战争。叛乱者们甚至得到了半个德意志的支持，而斐迪南的支持者——西班牙援军还处在遥远的邦国，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场战争，既可能成就斐迪南的一切，也可能毁了他的一切。

形势已然如此，即使这会儿斐迪南向波希米亚叛乱者提出和平的建议，估计也不会得到他们的同意。当摩拉维亚省对投靠哪一方还在犹豫不决时，屠尔恩伯爵已经率领着一支军队赶到这里，逼迫这个省尽快做出决定。摩拉维亚的新教徒在看到外援的出现后，再也难掩内心的躁动，他们开始发动叛乱。在各个地方，暴乱如燎原之势不可阻挡。对从其他地方乘胜赶来的叛乱者，上奥地利的新教徒热烈欢迎，他们认为所有的基督教会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宗教不应该有区别。有人传言外来族民也参与到镇压波希米亚人的行动中，结果这些外来者遭到人们的疯狂搜寻。叛乱者们在维也纳四周安营扎寨，将他们的君主紧紧包围。

格拉茨的安全现在很难保障，斐迪南·冯·格拉茨自己静静地等待着暴乱的到来，并安排他的孩子前往蒂罗尔避难。他的手下并没有多少有战斗力的士兵，更何况现在这些士兵由于缺乏食物和金钱，根本不愿意为他卖命。实际上，对于可能出现的长时间围困，维也纳并没有做好准备。维也纳城中，新教徒们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加盟到波希米亚人的运动中去。大家发现，修道院里封锁着大公爵，他的邦国也是四分五裂，明处暗处的敌人都站了出来，向他发起猛烈的进攻，皇帝的城堡终于遭到了枪炮的袭击。斐迪南在自己的房间遭到了16名奥地利男爵的责难，他们要求他同意与波希米亚人组成邦联，并且立刻签字。

斐迪南的本来愿望是打算成为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没想到还没有实现愿望，却先要在这里遭受考验。在这种可怕的境地下，他除了选择屈服或者逃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天主教士们给出的建议是屈服，而他的伙伴们则劝他逃跑，以图东山再起。他不愿意将维也纳拱手交给自己的敌人，因为一旦失去维也纳，就相当于失去了奥地利，失去了皇位。因此，斐迪南想继续待在他的都城。皇宫里男爵们和斐迪南还在继续纠缠，城堡广场上的军号声突然传来。人们纷纷传言，大家都在逃往屠尔恩营地。达皮埃尔骑兵团的到来，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改变了维也纳城中的局势。他们是来保卫大公爵的，紧随他们之后的是一支步兵部队。局势的变化给了天主教市民强大的鼓舞，就连学生们也受到了感染，他们重新拿起了武器，拾起了勇气。在布德韦斯，在彻底击垮曼斯费尔德伯爵后，尼德兰将军布阔伊乘胜向布拉格挺进。波希米亚人赶紧撤军，赶回去支援首都。就这样，他们对维也纳的包围被意外事件解除了，斐迪南得到拯救。

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在战争刚开始时被叛乱者封锁了，现在又重新开放了，这对斐迪南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他想参加皇帝选举登上德意志王位的话，必须经过这一地区。实际上，如果能够被任命为皇帝，那么就相当于认可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是对他个人和事业的一种肯定，他也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外部援助。斐迪南是西班牙和耶稣会会士的忠实守护者，不应该再让他登上王位。为了阻止他，人们从马蒂亚斯统治时就建议将德意志王冠授予巴伐利亚公爵。巴伐利亚拒绝后，人们又建议授予萨伏依公爵。不过在随后的细谈中，由于未能达成一致，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下来。现在，为了阻止斐迪南的计划，新教联盟成员详细地向萨克森选侯邦讲明利害关系，希望他们明白斐迪南和西班牙非比一般的关系，以及可能给新教教宗、帝国宪法带来的极大威胁。他们发出警告，德意志将在斐迪南出任皇帝后陷入个人利益的纷争之中，波希米亚人将会和德意志人展开殊死较量。尽管新教徒们费尽了心机，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斐迪南还是在如期举行的选举中成为波希米亚的合法国王。波希米亚等级会议一再抗议，但由于三个教会和萨克森选侯的赞成票，加上勃兰登堡选侯未投反对票，斐迪南获得的选票还是合法的，很快在1619年他被加冕为皇帝。斐迪南认为人们将他加冕为皇帝的原因，就是想让他失去在波希米亚的一切，所以可以说他得到了皇位，但同时也失去了王位和很多财产。

重选波希米亚国王

在此期间，斐迪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几乎所有的德意志世袭领地都和波希米亚联合起来了。帝国大会于1619年8月17日举行，会上人们控诉皇帝的暴行，包括滥用武力、纵容外国侵略、出让国土给西班牙，指责他是波希米亚宗教和自由的敌人，完全不应该继续赖在王位上，现在有必要抓紧进行新的选举。可选举谁也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新教徒们的提议自然不能让天主教得到被选举权，而新教内部也是钩心斗角，并不团结，所以一时间想选举出新教国王是不现实的。最终，凭借精密细致和积极的活动，喀尔文派教徒战胜了路德宗教徒，尽管后者在人数上占据优势。

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显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平衡所有的关系和利益，博得各方的一致认可，唯一一个具有相对优势的，就是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选侯了。他为人忠厚慷慨，富有自由精神，是新教联盟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是大不列颠国王的女婿，肯定会得到对方的支持。在与巴伐利亚的关系上，他也有先天的优势，由于与巴伐利亚公爵的近亲关系，他肯定能够确保波希米亚的安全。因此，波希米亚人最有理由信赖他。喀尔文教派充分利用了弗里德里希所具备的这些优势，赢得了这场选举。在一片祈祷和欢呼声中，弗里德里希五世在布拉格的王国议会上被正式选举为波希米亚国王。

面对突如其来的王冠，弗里德里希有些意外，又有些惊喜。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既要面临巨大的幸福，也将要承担起重大的责任。他自己并不是十分自信，需要借助外部对他的评价来审视自己。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分别向他提出建议，告诉他说他的计划已经超过了他的可控范围，应该趁早收手，不然只能越陷越深。他的岳父英格兰国王雅各布宁说得更加直白，告诉他在被剥夺王位和国王的神圣尊严受到损害之间，他宁愿选择前者。尽管周边都是劝谏的声音，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他哪里还能保持清醒。人们将他选为首领，自然是希望他带领这个强大的民族去收获自由和荣誉，去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丰功伟绩。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还能说自己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吗？他又哪里敢背叛宗教和自由？再者，他的信心还来自敌人的软弱。一切的一切，都令他信心倍增。

在他看来，他将会以微小的代价，收获巨大的成功。他的身边也全是希望他勇往直前的声音。事实上，他应该冷静深刻地思考，可惜他身边没有这样的直谏之士。在所有普法尔茨臣民看来，君主就应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臣民们既有面子，也能得到实际利益。在顾问们花言巧语的鼓动下，一个本性软弱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谋略和力量，更不知道敌人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从宫廷宣教士，到他的情人，都在向他灌输这样不切实际的思想。

弗里德里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戴上了波希米亚王冠，并在布拉格举行了豪华盛大的加冕仪式。宗教改革在这个地区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人们兴奋不已。整个波希米亚成为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尽情地庆贺弗里德里希的登基，也庆贺新教的胜利。弗里德里希的国王地位，也得到了荷兰、丹麦、威尼斯、瑞典以及众多的德意志邦国的一致认可。弗里德里希更是兴奋不已，他打算在这个王位上坚守下去，有所作为。

贝特伦·加博尔侯爵来自西本彪根，是奥地利和天主教教会可怕的敌人。对于自己的侯爵封地，他并不满足，总希望能够抓住机会进行扩张，同时在扩张中沉重打击那些拒绝承认他为西本彪根主人的奥地利亲王们。因为这些原因，弗里德里希对贝特伦·加博尔侯爵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加博尔和波希米亚叛乱者在首都面前会合，准备向匈牙利和奥地利发动联合进攻。贝特伦·加博尔善于伪装，别人还并不知道他的真正意图。到了上匈牙利，他突然一反常态，扮演起了敌人的角色。很快，匈牙利王冠被他在普雷斯堡收入囊中。紧接着他又命令布阔伊将军火速增援，将皇帝的军队赶出了维也纳。维也纳第二次被波希米亚军队围困，这支军队现在实力强大，拥有兵力一万两千人，主要来自于西本彪根和贝特伦·加博尔的部队。眼看维也纳已经快要成为一片废墟，没想到天公作美，突然降临的严寒给波希米亚军队的后勤带来了巨大压力，士兵们缺衣少食，根本抵抗不了寒冷的天气，不得不撤出维也纳，而贝特伦·加博尔也需要去匈牙利支援，所以也得撤军。就这样，斐迪南侥幸地又逃过一劫。

两个大人物的争夺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凭借着其治国手腕，斐迪南将一切纳入了正轨。生性懈怠且政策失当的弗里德里希，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由于特权获得了承认，下奥地利的等级会议宣誓了效忠，未出席宣誓效忠的人被指控犯有侮辱陛下和谋叛罪。对内，斐迪南稳扎稳打，将一个个世袭领地有序地管理起来。对外，他努力做好周边关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波希米亚战争的结局，由于福音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的参与而改变，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弗里德里希和皇帝的命运。波希米亚王国得到了德意志新教的支持，皇帝则得到了天主教的帮助，双方的领袖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和斐迪南。两大势力都希望自己能够取胜，在波希米亚展开激烈的博弈。新教如果失掉了战争，那么他们会被皇帝统治起来。如果他们取胜了，那么将得到天主教的领地。巴伐利亚公爵之所以死心塌地地支持皇帝斐迪南，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妹夫，两个人又从小一起长大，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当新教联盟蠢蠢欲动、天主教宗面临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他和天主教同盟的所有诸侯一样，义不容辞地把皇帝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尽最大努力帮助斐迪南。

斐迪南和巴伐利亚公爵签订了一个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巴伐利亚公爵获得了天主教同盟军的指挥权，帮助镇压波希米亚的叛乱者。对于战争中他的开支和损失，皇帝都将予以补偿。天主教和皇帝的结合，对于新教徒而言绝对是弊大于利的，按说他们应该想方设法予以阻止，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全力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刺激更多的新教徒效仿天主教团结起来。现在他们利用波希米亚的动乱，用恐吓性的语气向天主教徒的首领——巴伐利亚公爵提出了保障宗教信仰、解除一切压迫的要求。如果马克西米利安没有答应，那么新教徒就找到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如果他答应了，则正中新教徒的下怀。马克西米利安根据自己的利益，认为与新教徒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他非但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加快了军备。同时，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还就补助费的问题同西班牙宫廷展开谈判，不但获得了一百万古尔登预付金，还得到了西班牙从西属尼德兰派兵攻击下普法尔茨的承诺。

天主教强权在结成同盟的同时，继续保持与新教同盟针锋相对的抵制。新教联盟试图动摇萨克森选侯和多数福音新教各等级的信心，四处散布他们将受到迫害的谣言。天主教同盟及时向萨克森选侯写了一封安抚信，稳定了局面。由于以前在国王选举时，波希米亚人曾超过自己，所以萨克森选侯情感的天平已经偏向奥地利一方。

斐迪南在努力改变自己面临的困境，而弗里德里希的所作所为却把自己推向了更加艰难的境地。人们本来就不太愿意他和西本彪根侯爵结盟，这时又有传言说他以公谋私，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实行的沉重赋税更是失去了民心，期望受挫令大部分波希米亚人的热情不断下降，外部援助的失约也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信心。此时的弗里德里希并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勤政安民以保住自己的皇冠，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四处搜刮财富和个人的纵情娱乐上，全然忽视了国内已经持续发酵的不满情绪。

弗里德里希还在对外国援助抱有很大的期待，却不知道由于形势的变化，原来加入联盟的成员已经变了心思。出于对皇帝势力的害怕，有的联盟成员开始宣誓效忠皇帝了。萨克森选侯邦和黑森—达姆斯塔特现在已经加入了皇帝的阵营，同时这样做的还有下奥地利。本来波希米亚人是打算从这里对皇帝发动一次猛烈进攻的，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在与皇帝签署停战协定后，贝特伦·加博尔退出了。丹麦在维也纳宫廷的游说下保持了中立，瑞典和荷兰正分别忙于对付波兰、西班牙，根本抽不出兵力来帮忙。威尼斯、萨伏依以及英国，都没有伸出援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弗里德里希只看到朋友们陆续离开，他的希望就这样成了泡影。

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兵力在马克西米利安的率领下，集结在多瑙沃尔特。在安斯巴赫马克伯爵的率领下，新教联盟方的军队聚集在乌尔姆。双方虎视眈眈，眼看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即将打响，这场战役将结束长期的纷争局面，给纷乱的宗教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法国在这时意外地提出了调停的建议，终结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双方分别撤军离开。

法国此时的国内局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亨利不再领导内阁，他的治国方式也越来越不符合国内的实际。喀尔文教派势力的扩张是法国特别担心的，所以法国不愿意看到坐上波希米亚王位的是普法尔茨王室家族。在国内，法国正忙于处理同喀尔文教徒的纷争，万一处理不当，胡格诺派秘密团体将成为下一个大麻烦，只有尽快将波希米亚的新教秘密团体镇压下去，才能保证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对于新旧两教即将爆发的大战，法国愿意出面调停，以便使皇帝能够腾出手来对付波希米亚人。实际上，两个教派也乐于接受和平的结局。法国的及时出面化解了一场灾难，给新旧两派一个缓和的机会。和约中有一款规定：“新教联盟可以参与波希米亚的争执，但要适当限制向弗里德里希五世提供的援助，特别是不能扩展到他的普法尔茨诸领地。”这对新教联盟而言是耻辱和不公的，马克西米利安极力劝说新教联盟接受和解。

法国的调停，令波希米亚人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现在整个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的势力都是反对他们的。明天将会在哪里，波希米亚人一点也不清楚。上奥地利等级会议对马克西米利安的突然出兵备感惊愕，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的。惊诧之余，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他们只好迅速无条件地宣誓效忠，并将布阔伊伯爵的尼德兰部队交与马克西米利安。在兵力增加到五万人之后，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采用快速作战的方式，拿下一个又一个城市，驱散了波希米亚骑兵中队，快速向波希米亚地区挺进。有一些沿途的城市为了免受可能遭遇的惩罚，未加任何抵抗便将城市献了出来，联军所向披靡，无可阻挡。波希米亚军队在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侯爵的指挥下，只能一退再退，最终在布拉格的近处安营扎寨。很快，马克西米利安的部队就赶了过来，双方在布拉格的城墙外展开了对峙。

弗里德里希仓皇而逃

弗里德里希的军队装备很差，在与马克西米利安公爵的作战中，根本就抵挡不住对方的快速进攻，所以一败再败。这时，他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根本无法抵挡，即便加上贝特伦·加博尔一万人的匈牙利队伍和冯·安哈尔特侯爵八千人的援兵，总兵力也处于劣势。他本来还打算从劳西茨和西里西亚那里得到增援，但萨克森选侯对劳西茨的进攻使他的希望落了空。奥地利和贝特伦·加博尔都按兵不动，弗里德里希想从这里得到援助的可能已经为零。现在，他已经被新教联盟所出卖，唯一的资本只剩下波希米亚了。可波希米亚人又不是能依靠的，他们缺乏意志和勇气，内部也不团结，由于缺衣少食，士兵们缺乏斗志、纪律涣散，引起了百姓的痛恨，贵族们也没有了热情。在军营里，弗里德里希想方设法地去鼓舞士兵的斗志，但也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白山距离布拉格不远，是这次战争的主战场。战争伊始，安哈尔特亲王率领的波西米亚骑兵部队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他们很快就将主动权还给了对方。在巴伐利亚人和瓦龙人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先逃跑的是匈牙利的骑兵部队，紧随其后的是波希米亚步兵。皇帝和天主教同盟以不过数百人的兵力，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就战胜了四千波希米亚人，并缴获了弗里德里希整个炮兵部队所拥有的十门大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城外士兵们正在浴血奋战，城内弗里德里希却在设宴款待客人。听到战败的消息后，他急忙向马克西米利安公爵要求停战二十四小时，得到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同意给八小时的回复后，弗里德里希利用这段时间，带领自己的家人和亲信匆匆出逃，甚至连皇冠都忘了带。他还不忘自我解嘲，说只有这样的经历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本来波希米亚人还是有胜利的可能的，疾病、饥饿和寒冷的气候都会对敌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贝特伦·加博尔也表示将尽快提供援助。但弗里德里希的仓皇出逃，让一切的可能彻底消失，布拉格不可避免地沦为敌人的领地。

弗里德里希之所以逃跑，也是害怕万一战败，反复无常的波希米亚人会给他严厉的处罚，所以与其待在宫殿内等候审判，还不如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他在布勒斯劳稍作停留后，便逃向了勃兰登堡选侯的宫廷，最终在荷兰找到避难处。

布拉格战败投降后，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整个波希米亚都俯首称臣了。战胜者将叛乱者的首领押上了断头台，许多民众遭到逮捕并被杀害，他们的财富也被没收。更严重的是，斐迪南将所有新教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大诏书被他亲手撕毁了，新教在波希米亚王国再无生存空间了。战争的胜利远远超过了斐迪南的预期，他不但拥有了更广阔的领地，而且摆脱了大诏书对他君权的限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现在，他掌握着整个德意志的命运，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幸福和苦难，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第四章 战火被引向欧洲

经过八年的战争洗礼，瑞典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作战经验也变得成熟，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战争期间，他们不断完善作战方法，凭着这些优势，他们就能在德意志的土地上纵横驰骋。

第一个反抗者

斐迪南现在把握着战争的动向，从最开始镇压波希米亚的叛乱到发动德意志的战争，最后将整个欧洲也带入了战争的漩涡。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就需要了解德意志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

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首领享有不同的特权，各自拥有的领地、田产比例相差也很大。如果想和对方旗鼓相当，教派内部只能和睦一致。当天主教徒在数量上超过新教徒，帝国宪法也给予更多恩惠时，新教就拉拢勇敢好战的诸侯贵族、军队，占据富裕的城市，并且控制了海域，这样，即使诸侯邦国中的天主教势力巨大，他们也能获得一批忠诚的信徒。假如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了支援天主教跟新教动起武来，威尼斯、荷兰、英格兰会给新教徒提供经济援助，欧洲以北的国家、邻近的土耳其也会前来帮助。在选侯委员会中，勃兰登堡、萨克森和普法尔茨三位委员以三比三的比例取得了和天主教相同的票数。假如新教各等级善于利用波希米亚选侯和奥地利大公的政治关系结成联盟，那么对皇帝自己而言，他的头衔就是枷锁。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谁都不敢轻易出手，如果真的开战，结果谁胜谁负是无法预料的。但是，应该结成的政治联盟却因为私人关系给破坏了。在这重要关头，活跃于政坛的无能之辈不能把握这联盟的好时机，具有强权的人做事胆怯、优柔寡断，勇敢者却没有权力。

新教德意志的国君——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继承了祖上莫里茨的全部财产，他治下的邦国规模很大，选侯票数也很多，他的立场对两派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得到皇帝的赞赏、获得新教联盟的好感，他做事小心谨慎，避免把自己的领地拱手送人。为了让皇帝对他表示感谢，他发表了一项声明，主动放弃了一些利益。这样，新教的民众也就放心了。约翰·格奥尔格追求真正的荣誉，和他不同的是，其他邦国君主受到骑士或宗教热情的欺骗，不惜代价地发动战争，目的就是争夺王位。约翰·格奥尔格没有为之所动，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参与新教革命，也不怕同时代人的指责。他积极扩大自己的家族，甘愿看着德意志兰福音新教自生自灭，也不想帮助宗教改革派教会。对于其他邦国国君来说，他的旁观态度相当于帮助了敌人来对付自己。如果其他国君失败，把责任推到约翰·格奥尔格身上，那是非常不应该的，他们失败是因为没有效仿约翰·格奥尔格做出明智的选择。假如萨克森选侯跟其他国君一样，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肯定会后悔。

萨克森选侯非常信任奥地利，他专注于扩大其邦国领土，而勃兰登堡的格奥尔格·威廉怕奥地利夺去他的邦国，这两位选侯都不敢迈出一步。他们两个的态度饱受指责，人们批评他们不该袖手旁观，不顾普法尔茨选侯的荣誉和邦国。但是对他们进行指责的人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轻信那股力量，受到法国的蛊惑和王冠的诱惑，才去参与那种不切实际的冒险活动。普法尔茨王室对邦国管理散漫，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整个王族的势力大大削弱。假如这个王室家族团结一致，或许战争会更持久，结局更不可预料。

由于邦国四分五裂，黑森的诸侯家族势力也被削弱了。达姆斯塔特和卡塞尔因为信仰不同的宗教而分离。达姆斯塔特赞同《奥格斯堡告白》转身投靠皇帝，当然皇帝也表彰了他们。当达姆斯塔特的格奥尔格邦伯拿着军饷享乐时，他的宗亲们却在为信仰和自由卖命。与他们相比，卡塞尔的威廉邦伯为了捍卫信仰自由，打算效仿先辈们的精神，去冒风险、去斗争、去争取荣誉。威廉邦伯第一个向瑞典国王发起挑战，不再畏惧斐迪南至高无上的权力。勇气可嘉的他给德意志的诸侯们做了表率，他顽强勇敢，英勇的威廉邦伯应当和埃内斯廷族人一样流芳百世。

令人缅怀的约翰·弗里德里希诸侯，后人为他洗刷耻辱的时刻来临了，这个日子虽然姗姗来迟，可是却多么辉煌耀眼，他后辈的身体里淌着他英雄的血液。因为约翰·弗里德里希曾经被剥夺诸侯王位，这个勇敢的诸侯家族，现在要用果敢的行动走出图林根森林，为他讨回公道，要用不断的浴血奋战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打败约翰·弗里德里希的人能夺去一切，却不能夺去后辈们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勇气。他和德意志的复仇欲望，就像是一把正义的宝剑，这把剑从先辈传到后辈，就是为了反对哈布斯堡世系。后辈作为真正的勇者，奋力地去完成统治者不能完成的事业，为了自由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去。

等级会议放弃了德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和他们的利益相关。现在，只有很少的亲王在保卫德意志的自由，这对等级会议来说几乎没有多大意义。邦国的丰富地产和崇高荣誉扼杀了他们反抗的勇气，而英雄只有在地产贫乏和荣誉丧失时才会产生，只有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其他邦国英勇作战，安哈尔特们、曼斯弗尔德们及魏玛亲王们在战场上才不会白白地流血牺牲。可是，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吕纳堡和符腾姆贝格的公爵们一听到帝国皇帝的名字，就再无勇气作战，最后这些公爵没有骨气地向皇帝屈服了。

西班牙势力的强大

在奥地利和德意志天主教教徒的眼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是一位强大、勇敢、政治手腕高超的领袖。在整个战争中，他心思缜密，自始至终一直遵循既定的作战计划，在邦国利益和宗教信仰间做出选择时，从来都是英勇果断。奥地利被他的果敢所震慑，再也不敢小觑他。马克西米利安如果想获得荣誉和土地，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对手，这个对手不应该是一个蛮横者。没有作战能力的大部分天主教各等级和诸侯，根本就不能抵挡那些冲着他们邦国财富而来的涣散士兵。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溃败，为了发泄，只好迫害一个躲在小教堂和布道坛上的敌人。到目前为止，包括奥地利的奴隶、巴伐利亚的奴隶在内的所有人，都把马克西米利安当作保护神，相信只有这位诸侯才能聚集起力量。

在腓力三世和四世统治时期，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创立的君主国开始瓦解。这个君主国由尼德兰、米兰和两西西里及广阔的东、西印度组成，是个庞大的国家，但是由于缺乏收入，这个国家开始急剧衰落，战争已经耗尽邦国的牛奶和耕地。虽然占领了西印度，可是换来的却是西班牙人的极端贫困。为复苏欧洲市场，安特卫普、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货币兑换者开始放高利贷，对还未开采的秘鲁黄金放贷。侵占印度也造成西班牙人口剧减。为了支付占领荷兰、推翻法国继承法则、发动对英格兰战争的开销，西班牙从印度掠夺来的宝藏所剩无几。虚荣的君主在国家走向衰败之时仍然维持表面的风光，对于这种表面的风光，他的敌人仍旧害怕。由于新教徒不信任腓力三世，皇族于是继续采用腓力二世的治国手腕，这是相当危险的做法。而德意志境内的天主教教徒一直幻想着西班牙能前来援助。西班牙君主此时还在固执己见，靠对外摆阔来掩饰自身的不足。实际上，西班牙的国王没有实权，他服务于王族，只是王族的传声筒，可怜到这种地步却还在为有亲戚关系的德意志制定法律。人们开始批判：德意志皇帝想通过依赖西班牙而获得支援是错误的。躲在比利牛斯山脉背后的僧侣预言着欧洲的将来，当欧洲最沉沦的时候，会有一种势力让人生畏。这种势力的军队力量强大，将领和士兵都骁勇善战，它能利用强盗般的手段杀人放火。这股力量做了充分的准备，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并且预谋侵占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假如他们计划成功，他们就把欧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当这股势力进入意大利境内时，曾让一些邦国极度恐慌，邻近意大利的一些邦国非常害怕，担心他们随时会对自己的主权产生威胁。这股势力有着很强烈的扩张欲望。教皇更加害怕，因为他的处境最危险。西班牙、威尼斯共和国、萨伏依也都陷入了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出现了，教皇们为了保命，在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左右摇摆，教皇们被扣上了双重人格的帽子。

彼特里的后人尊崇西班牙亲王，他们捍卫着西班牙的主权，但是教会国的诸侯害怕和这些亲王做邻居，担心西班牙亲王会带给他们危险。奥地利部队消灭了西班牙的新教徒，教会国诸侯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这支部队让西班牙亲王失去了对他们的威胁。教皇们能掌握更多的世俗权力还是教会统治，要取决于哪一方的势力更加强大。罗马很想获得以前失去的财产，但最害怕的是失去目前拥有的，所以为了不让异教徒抢夺他们的财产，克里斯蒂总督与奥地利王室家族开始密谋如何消灭异教徒。但是，人心叵测，克里斯蒂总督反过来又勾结这些异教徒，商量怎样消灭奥地利王室家族。历史从来就是变幻莫测的，罗马教皇和诸侯们拼尽全力要守护的利益，在遭遇到德意志诸侯的宗教改革后会成为谁的资产呢？

战争初期欧洲各国的情况

亨利去世导致法国失去在欧洲政坛的绝对权利。法国那些靠玩弄政治手段上台的大臣们，在短短几年内就挥霍掉法国很多财富，这些财富是靠亨利实行叙尔利经济政策和节俭的措施积累起来的。这帮无能的大臣除了挥霍，没有一点能力去处理内部的反对派。法国只好放弃欧洲的主导权。德意志和法国内部都发生了武装斗争，性质相同。路易十三攻打母亲和他的新教臣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成年。当遇到良好机遇时，一些果敢的领袖召唤起曾经响应亨利明智政策的臣民，让他们拿起武器，把罗谢尔城当作新首都，在这个设防稳固的城市里建设一座新的国家中心。在当时，几乎没有政治家能用和平宽容的方式解决内战，更不用说能有优秀的领袖带领整个国家一致对外。时间不长，路易十三为了使叛乱者臣服，便用大量金钱换取和平，他这样做是很不光彩的。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明智的政治家提醒过他，如果要反对奥地利，可以和波希米亚的叛乱者联合，可亨利四世的儿子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一步步看着国家衰败下去。让人庆幸的是，法国境内的喀尔文教徒没有和莱茵河对岸的信仰同宗们联合起来。法国需要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来统治国家，不仅要让国内的新教徒们顺从，也要让德意志的新教徒争得自由，但亨利四世已不再是最佳人选，他应当去黎塞留实现他的治国抱负。

当法国逐渐衰败的时候，荷兰却因获得自由而蓬勃发展。奥兰治世家带领国民把荷兰从一个商业之国转变成为英雄之国，他带领荷兰国民反对西班牙王室家族，并获得独立。这种勇气一直鼓舞人心，在解放战争中，有很多国外力量来支援共和派，这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感激外来力量的帮助，他们希望能帮助现在处于危难中的德意志弟兄们，而且现在荷兰和德意志有共同的敌人，如果能帮助德意志兄弟们获得解放，两国联盟能更好地巩固来之不易的自由。从目前来看，荷兰共和国现在还不能给外国提供帮助，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他得自卫，不能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再分散出去，因为他的敌人从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他。

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联起手来，看起来势力强大了很多，但由于君主雅各布的性格软弱无能，导致英格兰失去了在欧洲的统领地位，而这个重要地位是女王伊丽莎白历经重重困难建立起来的。起先，深谋远虑的伊丽莎白很明白新教徒的安全关系到英格兰的长远利益，因此她对削弱奥地利势力一事非常积极，这也成了她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她的继承人，不但没有理解伊丽莎白的动机，也没有胆识继续履行这一原则。伊丽莎白平时生活很简朴，但她不惜重金去支援尼德兰反对西班牙，并且还帮助亨利四世反对天主教同盟。可雅各布，这个女王的继承人，置女儿、外孙和女婿的生死于不顾，任凭敌人处置他们一家人的性命。雅各布不理朝政，整天苦思冥想如何更好地维护国王的尊严。当大臣们劝谏他要把国家大事放在第一位时，他向臣民极力辩解，并一再强调国王们的权力不应受到限制。此后他用自己的权力肆意挥霍财富，并丧失了国王可以关闭议会和取消选举自由的特权。他生来就畏惧兵器，即使正义的战争也会把他吓退。经常拍马屁的宠臣白金汉看穿了雅各布的心思，于是处处利用他，花言巧语地欺骗他，他却还在那洋洋得意。奥地利和西班牙给雅各布灌迷魂汤的时候，德意志的人们正把他的女婿赶下台，并且把他外孙的世袭产业拱手送人。为了不让他知道他女儿一家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中，奥地利和西班牙以给他介绍儿媳妇为名，让他去西班牙的马德里看看未来儿媳的样子。这个昏头的父亲竟然还做好了替儿子相亲的准备，这个可笑的举动吓坏了儿子的未婚妻。为了避免出现尴尬的场面，她逃走了。雅各布懦弱的性格使他不能摆脱国家的险境，假若他早早提起勇气，可能战争早就结束了。

英格兰的许多市民开始抗议他的统治，这些抗议风暴惊吓到了他的儿子。为了平息国内各党派的怒气，他只好进行改革，可是收效甚微，在经历几次失败之后，不得不做出了不参与德意志战争的决定。这个可怜的儿子由于父亲犯下的错误，最终成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对立

此时丹麦和瑞典两个国家崛起了，北欧人的注意力都转到这两个国家的国王身上，他们的个人声誉差异很大，但他们的国家势力都很强大。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在位的时间很长，他治国有方，因此，在他的领导下，丹麦在欧洲形成了一股重要势力。这位国王的海军势力非常强大，军队的士兵是经过层层精挑细选的，帮他出谋划策的大臣也都团结一致。了解了这些原因，你就会知道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如此国库充裕、昌盛繁荣、名声在外。

另一个崛起的欧洲强权国家是瑞典，从古斯塔夫·瓦萨执政时期开始，瑞典就获得了自由，他对国家现有政策实行改革，颁布新的法律，令瑞典逐渐强大起来。古斯塔夫·瓦萨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瑞典强大的一幕，可惜他没有等到，但是长孙古斯塔夫·阿道夫却实现了他的宏伟计划。

最开始时，瑞典和丹麦是被强行组入一个君主国的，但是在那个君主国中，这两个国家的势力非常单薄。当遇到宗教改革时，他们抓住机会，采用武力脱离了这个组合，之后他们的国家才开始繁荣昌盛起来。瑞典和丹麦繁盛的结果，证明加入强制联合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益。为了巩固胜利成果，这两个国家建立起睦邻友好的关系，他们需要保卫同一片海域，福音新教也要依赖于他们才能壮大。同样的利益和敌人应该能让他们之间和平相处，但是，总有不愿看到他们联合起来的小人从中作梗，离间两国君主之间的关系。离间成功了，丹麦的国王们仍想觊觎瑞典，而瑞典也想起以前丹麦对他们采取的暴政。民族仇恨的焰火总是时不时地在两国边界燃起，两国在北海的商业冲突以及国王间的戒备嫉妒的心理，让这两个国家争端不断。

古斯塔夫·瓦萨——瑞典王国的创始人，为了增强国家实力，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见成效的是宗教改革。他下令国家机关里不能有教皇的信徒，这样他未来的所有继承者就都不能再次改革现在的宗教状况，他把这一规定纳入到国家基本法里。可是瑞典的第二继承人——他的次子约翰却把他的规定当作耳旁风，即位之后就皈依了教皇；而约翰的儿子西吉斯蒙德统治波兰王国时，就着手推翻基本法，并打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古斯塔夫的第三子——松德曼兰公爵卡尔，为了反抗父亲的规定召集等级会议发起暴动。最终，在瑞典境内，叔侄间、国王和民族间为了利益发生了内战。卡尔公爵为了能使自己登上王位，他利用王国行政长官——古斯塔夫·瓦萨的长子不在国内的机会，把波兰和等级会议联合起来，希望通过两者之手达成目的。西吉斯蒙德此时采取的糟糕措施又间接帮助了他。在一次王国大会上，松德曼兰公爵他们一致同意摒弃父亲曾经规定的长子继承权原则，自己登上皇位，并剥夺侄子西吉斯蒙德及后裔的王位继承权。现在瑞典由卡尔九世——古斯塔夫·阿道夫，这个新国王的儿子来统领。但是西吉斯蒙德的忠实臣民并不承认他，说他的王位是其父亲篡夺的。国家并不像物品那样可以代代相传，一个有思想的民族在国家继承问题上也是有自己看法的，如果继位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来，统治者违背誓言是不为民众所接受的，人民有权力换掉没有德行的统治者。

在阿道夫不满17岁时，瑞典王位出现空缺，可他看起来思想很成熟，于是等级会议帮助他提前继位，这对他帮助很大。等他成功继位之后，他自己的政府内阁也组建好了，他们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年轻的阿道夫爱上了一个大臣的女儿，他也希望能娶她作王后，可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国家大事，因此阿道夫的不能把心放在过宁静的生活上。

当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当上国王时，阿道夫还没有出世。丹麦袭击瑞典，从阿道夫的父亲手中夺取好多东西。一直以来，两国边境都不安宁，为了专心对付莫斯科沙皇，古斯塔夫·阿道夫做出牺牲，跟丹麦达成共识，结束战争。阿道夫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他从不让百姓白白流血牺牲，但也不拒绝正义之战，他取得了对俄罗斯战争的胜利，从那里获得了几个重要省份，瑞典王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

在波兰，继承了王位的西吉斯蒙德国王，为了报复古斯塔夫·阿道夫，尝试过千百种阴谋诡计。他鼓动瑞典臣民反对古斯塔夫·阿道夫，朋友也冷淡他，敌人与他势不两立。所有人都拒绝与阿道夫和解，因此，阿道夫无奈地拿起武器来和波兰作战。英勇的阿道夫把立陶宛、波兰、普鲁士依次打败后，热爱和平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又每次都先伸出和谈之手。

这场瑞典和波兰的战争，与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紧密相关。西吉斯蒙德国王信奉天主教，他为了得到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支持，就教唆新教亲王争夺瑞典王位。依靠西班牙和奥地利，波兰皇帝不肯与瑞典和解，而这位皇帝又被马德里和维也纳宫廷的诱人许诺所激励，致使西吉斯蒙德不肯罢手，在立陶宛、库尔兰和普鲁士节节败退的事实面前，让西吉斯蒙德更加急切地想取得胜利。他的盟友其实就想让波兰牵制瑞典，以便能有精力去破坏德意志的自由，然后把备受战争之苦的北部占为己有。出乎意料的是，阿道夫没有让他们的险恶用心得逞。经过八年的战争洗礼，瑞典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作战经验也变得成熟，部队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战争期间，他们不断完善作战方法，凭着这些优势，他们就能在德意志的土地上纵横驰骋。

第五章 德意志国土上的争端

皇帝的军队终于首次在德意志的领地亮相了，这带给新教徒的必定是冬天，但未必会给天主教徒带来春天。因为瓦伦斯泰对于天主教同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对于巴伐利亚将军的战绩他心怀嫉妒，因此不愿意与其合作。

弗里德里希的悲剧

既然是战争，花费肯定少不了。虽然斐迪南收回了他对邦国的统治权，但他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他没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教廷的资产，总计有四千万古尔登，还没来得及使用这笔款项去偿还在战争中的花费，他就发现这笔钱不翼而飞了。耶稣会会士和斐迪南的宠臣们毫无节制地将这笔巨款挥霍殆尽。

在这场战争中，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居功至伟，他所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无可阻挡。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坚持自身的宗教信仰，对皇帝也十分忠心，甚至在战争中牺牲了自己的亲属。马克西米利安与皇帝曾在战争前签署过一个协议，皇帝答应在战争结束后补偿马克西米利安的所有支出和损失，现在到了该皇帝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可问题是，这场战争下来，皇帝自己还入不敷出呢，现在他觉得那个协议简直像是一个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即使要感谢马克西米利安公爵，也不能建立在损害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他想到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主意，那就是铲除掉弗里德里希，以此来补偿马克西米利安。一方面，弗里德里希现在已是过街老鼠，对他采取武力行动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以拆西墙补东墙，对马克西米利安也算是一个交代。就这样，为了偿还战争欠下的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

实际上，斐迪南之所以发动这场新战争，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动机，那就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之前的战争，他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疲于应对各种挑战。如今胜者为王，他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一名虔诚的耶稣会会士，他曾在洛雷托和罗马向圣母玛利亚许下誓言，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现在新教在德意志大地上遍地开花，对天主教构成了不小的威胁，有必要进行清剿。之前他一直都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实现他的诺言，他想让普法尔茨邦改信天主教，这对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而言十分重要，可是他一无实力，二来也缺乏法律依据。现在他发动这场战争，既可以酬谢马克西米利安公爵，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誓言，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实际上，弗里德里希的命运早已注定。战争爆发之前，皇帝内阁就已经决定抛弃他了，只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法律程序而暂时没有行动。现在他仓皇而逃，人们对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敢于向他发出专横的声音。弗里德里希选侯被指责侮辱了皇帝的尊严，犯有危害国家和平的罪名，因而不再受法律的保护。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为他助战的三位亲王，他们几个被剥夺了领地，可笑的是，这样的决定竟然是由自以为公正的天主教同盟、巴伐利亚公爵和西班牙女王来执行的，这真是对法律的莫大讽刺。福音新教联盟现在没有实力捍卫自己的尊严和事业，只得默默忍受强权的恣意妄为和拼命压制。皇帝、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的联合势力是如此强大，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帝国城市在看到弗里德里希的下场后，惊恐万分地退出了新教联盟。诸侯们随后也退出了，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地，纷纷宣誓退出，并且承诺再也不重建联盟了。

就这样，弗里德里希失去了德意志诸侯们的支持，向皇帝势力效忠的有波希米亚、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只有波希米亚比尔森城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还在苦苦支撑，他继续抵抗着皇帝的势力。不过独木难支，很快他就因为军队缺乏后勤保障而难以为继，只得将比尔森城卖给了皇帝，但他还没有完全被困难吓倒，不久后他设置的募兵站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上普法尔茨，他积极招募军队，将那些被新教联盟解散的士兵聚在一起，很快军队的人数就达到了两万，成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由于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支军队只好四处掠夺财产，以便维持巨大的军费开销。这令周边省份均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担心这支军队会突然来访，抢走本属于自己的财富，掠夺领地上的资源。由于掠夺成性，他们经过的地方往往是一片狼藉。为了免遭洗劫，不少城市甚至主动地缴纳高额费用。现在，曼斯费尔德不得不撤出上普法尔茨，因为巴伐利亚公爵正率军向这里挺进。曼斯费尔德虚晃一招，突然出现在下普法尔茨，不但骗过了尾随他的巴伐利亚将军悌利，还大肆掠夺了莱茵河畔的主教辖区。

当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云集在波希米亚时，下普法尔茨地区正遭到西班牙将军安布罗斯·施皮诺拉部队的进攻。根据乌尔姆和约规定，新教联盟负责防守这一地区，但他们错漏百出的防守措施根本无法抵挡西班牙人的凌厉攻势，绝大部分的领地都落入了西班牙人之手。科尔杜巴从施皮诺拉手中接过军队的指挥权，同时也接管了这一地区。为了应对曼斯费尔德的进攻，科尔杜巴迅速放弃了包围法兰克塔尔。曼斯费尔德的本意只是想为他的军队在阿尔萨斯建立一处要塞，而不是赶走西班牙人，所以他只是快速地渡过了莱茵河。

不断出现的支持者

弗里德里希多少还有一线希望，因为曼斯费尔德还在为他而战。看到他的不幸下场，他的一些盟友们这时好像是突然醒悟一样，纷纷向他伸出援手。最先帮助他的，是他的岳父——英格兰国王雅各布。由于担心女儿和外孙的安全，雅各布急忙召集了一支军队，并准备了充足的费用，打算对新教联盟和曼斯费尔德伯爵提供援助。另外，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是他的近亲，也被他要求采取积极的增援措施。现在皇帝能够得到西本彪根和匈牙利的援助，却得不到从尼德兰那里的所有支援，因为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停战期已满。与皇帝的停战期限还没满，加博尔便重新来到匈牙利，在普雷斯堡加冕为国王。在他的逼迫下，布阔伊只得离开波希米亚。在围攻诺伊霍伊塞尔的战斗中，布阔伊这位勇敢的将军阵亡。此前，在普雷斯堡，同样勇敢的达皮埃尔也不幸战死。现在没有谁能够阻挡加博尔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向奥地利边境。面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屠尔恩伯爵和许多不受法律保护的波希米亚人便希望同加博尔联合起来。如果对皇帝形成两面夹击之势，那么弗里德里希将迎来翻身之日。不幸的是，他们与加博尔的配合总是不够默契，永远处在一种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非同步状态中，没有办法形成同时的进攻，这大大影响了合作效果。看到有了新的支持者，弗里德里希犹如看到了新的曙光，他兴奋万分，急急忙忙地赶到下普法尔茨与曼斯费尔德会合。此时，曼斯费尔德正忙于和巴伐利亚将军悌利争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来自巴登的马克伯爵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赶来支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以前也是一名新教联盟成员，他自己建立了一支军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他提前将自己的马克伯爵领地转让给了儿子，希望能够以此免除皇帝可能对他进行的报复。他的加盟不但壮大了曼斯费尔德的力量，也令弗里德里希信心倍增，他准备重新壮大新教联盟。同时开始壮大自己武装力量的还有邻近的符腾姆贝格公爵，这令悌利将军感到自身的安全实在是难以保障了，所以他赶紧将西班牙将军科尔杜巴的军队调了过来。巴登的马克伯爵这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由于和曼斯费尔德没有联合作战，1622年，他在维姆帕芬被巴伐利亚将军击败。

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公爵年轻气盛，是哈尔伯斯塔特的行政长官。看到曼斯费尔德伯爵能够不花钱维持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急于建立功业的他认为自己也具备这样的才能。他建立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打着保卫弗里德里希和德意志自由的幌子，准备四处掠夺财物。他的军队走到哪里，绝对给哪个地方带来噩梦。在下萨克森和威斯特伐伦的教会机构的大肆掠夺，壮大了他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把目光瞄准了上莱茵河的主教辖区。在争夺渡过美因河的优先权时，他与悌利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厮杀。为了抢先到达河的对岸，他付出了损失了一半兵力的代价。渡河之后，他迅速集合了残余的力量，前往投靠曼斯费尔德伯爵。他们打着弗里德里希的名义四处流窜，要求弗里德里希承认他们的地位。这时，弗里德里希的岳父雅各布正在帮助他和皇帝讲和。斐迪南暂时也不想将他们逼入绝境，便假意答应进行谈判。可惜雅各布国王没能识破奥地利的诡计，他像一个玩偶一样被牵着鼻子四处走。他认为，皇帝提出的要求让弗里德里希放下武器和谈的前提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可皇帝只是利用他的愚蠢来实施自己的计划。结果，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克里斯蒂安公爵——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手中仅剩的两张王牌，就这样被他要求解除武装。

暗潮涌动的竞争

实际上，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公爵并不是为了维护弗里德里希而发动战争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战争来获利，至于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来战争，这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自然不会答应弗里德里希的要求，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再找一个什么样的旗号来继续战争。既然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放弃原来的理由罢了。两支部队合在一起，声势浩大地向洛林进发，准备在那里等待新的雇主。整个法国腹地都在关注着这支放纵的军队，担心他们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恰巧此时西班牙将军施皮诺拉进逼荷兰，他们的机遇来了。在弗勒吕斯与西班牙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搏斗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荷兰。西班牙将军看到他们出现在荷兰，便撤除了对奥帕佐姆山的包围。在荷兰肥沃的上弗里斯兰省，曼斯费尔德的军队抓紧补充军备、加强实力，克里斯蒂安公爵则把部队撤回下萨克森。在荷兰时，他结识了普法尔茨公爵，并对这位女亲王产生了好感，甚至将她的手套戴在自己的帽子上，高呼：“一切为了上帝和她！”在战场上，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

在皇帝的邦国中，敌人已被基本肃清。他们将新教联盟解散了，赶走了巴登的马克伯爵、克里斯蒂安公爵和曼斯费尔德伯爵，占据了普法尔茨诸领地。曼海姆和海德贝格也被巴伐利亚人占据了，很快法兰肯塔尔也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现在，到了普法尔茨公爵弗里德里希接受惩罚的时刻了，他静静地待在荷兰，等待着这一决定性时刻的来临。他需要跪伏在地上，用这种屈辱的方式来平息皇帝的雷霆之怒。虽然在名义上累根斯堡选侯大会将对他的命运做出最后的裁定，实际上这一切早就在皇帝宫廷中决定了，只不过是选择了现在这个时机来宣布罢了。弗里德里希曾经靠着武力为非作歹，现在失去了武力，就没有什么威胁了，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是绝不可能得到斐迪南的宽恕的。弗里德里希将被剥夺邦国，以后再也不可能被称为选侯。普法尔茨伯爵和巴伐利亚公爵现在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一个为奥地利王室带来了深深的罪孽，一个为奥地利王室家族立下了光辉伟业。对于前者，奥地利王室家族和天主教会担心其报复；对于后者，奥地利王室家族希望其能知恩图报。因此，需要取消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并将其转交给巴伐利亚，只有这样才可以一箭双雕，天主教宗才能在德意志维持胜利的局面，才能保持在选侯委员会中的决定性优势。

在新教选侯中，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将成为德意志新教教会的首领，这是由他的出身、势力和威望等决定的。他需要尽力维护新教教会的利益，阻止天主教教会的进攻，这也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当前最紧要的还不是如何履行他的神圣职责，而是在喀尔文教宗和教皇派教宗这两个敌人中选择支持哪一方，让其拥有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出于私人仇怨和利益的考虑，格奥尔格选择支持皇帝一方，他赞成皇帝支配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认为皇帝有这样的绝对权力。如果他不这样做，很有可能皇帝就会派大兵压境，强迫他改变主意。

就这样，巴伐利亚公爵在累根斯堡被斐迪南庄严地授予了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德意志的新教对此十分抗议，并嘲笑斐迪南曾在选举中宣誓服从帝国基本法的行为。根据帝国法律，哪怕一个人出身卑微，哪怕一个人罪大恶极，他们都具有在法庭陈述的基本权利。可现在弗里德里希的父系亲属和后裔连在法庭陈述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毫不留情地从其邦国的领地上驱逐出去。斐迪南的行为，就是对帝国法律的肆意践踏。

这下英格兰国王被彻底激怒了，随着他儿子与一西班牙女孩婚姻谈判的破裂，弗里德里希终于得到了岳父旗帜鲜明的支持。黎塞留在法国内阁的一场革命后掌管了大权，给了法国人极大的信心。人们为了帮助弗里德里希重建邦国，制定了专门的草案，准备用武力迫使西班牙交出凡尔特林和奥地利。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雅各布一世的去世，继承者查理一世忙于与议会争权夺势，根本无暇顾及德意志兰的事务。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引发的动乱也需要法国集中精力去处理。威尼斯和萨伏依在支援问题上态度矜持。弗里德里希虽然一开始抱有很大的希望，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现在，遭遇了一次败绩的克里斯蒂安公爵被逐出了德意志，曼斯费尔德伯爵由于没有任何支援，无所事事地在下莱茵河畔徘徊。在摩拉维亚，贝特伦·加博尔曾经发动了一次进攻，但由于孤军作战，没能取得胜利，不得不与皇帝握手言和，签署了一个正式合约。新教联盟的武装力量就这样一点点被蚕食了。巴伐利亚的悌利将军率军追击克里斯蒂安公爵，在下萨克森区域，他们攻克了对方设在这里的武器库。为了更好地进行监视，他们驻守在下德意志边境，防止对方有什么新的行动。事实上，曼斯费尔德和克里斯蒂安就要陷入了经济困境，由于没有新的收入，他们不得不将部队解散，悌利实在是多虑了。

新教的武装已经基本解除，天主教徒们高兴万分。他们的高兴，令其他的人惊恐万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天主教的武装力量抗衡了。如果天主教想要推翻新教各等级及宗教和约的话，简直就是轻而易举。新教徒手无寸铁，使斐迪南皇帝意识到现在是扩大胜利果实的绝佳时机。如今他已经征服了上德意志，只剩下新教徒占优势的下德意志了。现在，是时候向新教徒讨回那些原属天主教的财产了。从前通过强占天主教的资产，下德意志的诸侯势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如今刚好可以借回收资产的名义，削弱这些诸侯。

悌利的军队已经到了家门口，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防守的话，新教区可能也会像下萨克森一样遭到悌利军队的洗劫。在等级会议的领导下，整个下萨克森地区快速行动起来，有负责招募军队的、有负责征收特别战争税的，人们赶紧准备战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与荷兰、英格兰、威尼斯进行紧急洽谈，建立了一个同盟。瑞典、丹麦以及波罗海沿岸的国家也不愿意看到皇帝统治这一区域，他们也采取种种方式阻碍皇帝的扩张。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分别加入了同盟。

丹麦和瑞典的国王都想捍卫下萨克森区域，他们表态愿意亲自统率一支军队，与可怕的奥地利强权作战。由于在与莫斯科和波兰作战中取得的骄人战绩，人们更倾向于给瑞典国王这个机会。这令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内心焦躁不安，他不希望自己的邻居利用这个机会获取声望。最终他如愿以偿，争取到了作战的资格。荷尔斯泰因和日德兰岛也归丹麦所有，这样丹麦可以利用这些地方驻军。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军队在德意志有一个立足之地，为军队在战绩不佳时提供安全避难，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提出在德意志兰需要若干个固定地盘。

获得作战资格后，克里斯蒂安四世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在获得了下萨克森区域的最高指挥权后，他快速地组建了一支军队，联合了不伦瑞克的公爵、梅克伦堡的公爵以及马格德堡的行政长官等势力，总兵力达六万人。这支部队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给了他极强的信心。英格兰也表态愿意提供一部分支援，他的信心更足了，甚至夸下海口会一举拿下对手。奥地利接到报告，说成立这样一支部队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下萨克森地区。可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如果仅仅出于这样的目的的话，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么强大的一支部队，更没有必要与英国、荷兰、法国展开谈判，唯一可能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普法尔茨公爵弗里德里希的选侯资格，并让皇帝承认其合法地位。

皇帝组建的军队

丹麦国王等人在下萨克森地区的行动，令皇帝焦虑万分，很显然，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自己的统治将受到很大威胁，在谈判、警告、威胁、命令等手段仍没有达到效果后，他也只得做好战争的准备了。主战场是下德意志地区。巴伐利亚悌利伯爵占据了直至明登的所有通道后，由于在尼恩堡的进攻受挫，便不再沿着威悉河左岸而上，转而占领了卡伦贝格诸侯领地。在威悉河的右岸，则是丹麦国王的势力范围。在不伦瑞克的领土上，到处都是丹麦的军队，结果由于兵力过于分散，丹麦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难以取得重大的胜利。为了不和敌军展开决战，丹麦国王小心翼翼地调遣部队，避免和敌军主力遭遇。

截至目前，皇帝凭借着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的部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他的命运和声誉基本取决于这支主力部队的战绩，除了主力之外，正在进攻下普法尔茨的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国民辅助军也参与了进来，给了他一臂之力。主力部队的旗开得胜，令皇帝宫廷对今后战争局势的判断继续保持乐观态度。

但是，天主教同盟和皇帝的关系又是很微妙的，他们可以同患难，却未必能共享福。由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天主教对保卫皇帝是积极主动地，但要他们去帮助皇帝扩张领土，除非皇帝愿意和他们共享扩张的战果，否则他们是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吃独食的。既然如此，皇帝的当务之急，那就是赶紧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样才能摆脱对巴伐利亚的紧紧依赖，拥有独立的话语权。建立一支堪当重任的军队，需要的花费是十分巨大的，连年的战争已极大耗费了皇帝的财力，现在他急需筹集一笔巨款来应急。

正当皇帝一筹莫展之时，军官瓦伦斯泰伯爵的建议使他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瓦伦斯泰来自波希米亚，是最富有的贵族，也是一名功勋卓著的将领。从一开始，他就是皇帝贵族的支持者，在反对土耳其人、威尼西亚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和西本彪根人的众多战役中，他屡建奇功，多次受奖，布拉格战役时已是上校军衔，随后晋升为少将，并于摩拉维亚击败了匈牙利军队。为了表彰他的战绩，皇帝赏赐了他不少在波希米亚暴动时没收来的财产。财大气粗的他现在野心勃勃，在对当时的情势进行认真分析后，他表态愿意建立一支军队，绝不用皇帝的一分钱，自己负责军队的花销和支出，并最终将这支部队发展到五万人。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瓦伦斯泰头脑发热的产物，但是对于这样的提议，即使只兑现了一小部分，皇帝等人还是十分认可的。在皇帝的允许下，他将波希米亚的几个区作为试点，首先建立了一支两万人的部队。他显赫的名声，将不少渴望财富的人吸引到他的麾下，这些投奔者中，甚至还包括不少在位的诸侯。又过了没多长时间，当他从奥地利赶到下萨克森的时候，部队又壮大了一半。

皇帝的军队终于首次在德意志的领地亮相了，这带给新教徒的必定是冬天，但未必会给天主教徒带来春天。因为瓦伦斯泰对于天主教同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对于巴伐利亚将军的战绩他心怀嫉妒，因此不愿意与其合作。再说，万一悌利的功劳盖过他的话，自己不知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为了能够独立打开一片天地，他放弃了对悌利军事行动的支援，将部队带到了哈尔伯斯塔特和马格德堡地区，这些地方还没有遭遇过战争的洗礼，各类资源相对比较丰富，能够得到必要且足够的军需品。那些在易北河畔的富裕邦国，都是他计划中的后勤基地。他打算以此为基础，开辟出一条进攻丹麦的道路。

丹麦国王的失利

巴伐利亚和瓦伦斯泰这两股势力，给克里斯蒂安四世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万一受到双方的合力夹击，自己的处境必将十分危险，好在之前从荷兰撤回的哈尔伯斯塔特的行政长官已经和自己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形势所迫，他也不得不和曼斯费尔德伯爵展开合作，相互支援。为了阻止巴伐利亚和瓦伦斯泰的会合，曼斯费尔德伯爵主动迎战瓦伦斯泰，阻碍其作战计划。但由于在德绍桥受到了敌军和叛军的前后夹击，他一下子损失了三千余人，不得不撤出了刚刚修筑好的防御工事，撤退到了勃兰登堡马克。短暂的休整过后，他及时补充了兵力，杀向西里西亚，准备直插奥地利诸邦国的心脏地带。这一突然的变化是皇帝没有预料到的，他急忙命令瓦伦斯泰前去截断曼斯费尔德的前进道路，驰援这一几乎没有设防的领地。

瓦伦斯泰军队的转移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占领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主教辖区，丹麦军队可能会分兵威斯特伐伦地区。克里斯蒂安公爵的真正意图是想借道黑森，侵入天主教同盟诸国。悌利赶紧率军从威斯特伐伦撤回，并将韦拉河畔和富尔达等地控制起来。随后又占领了哥廷根，这是通往不伦瑞克和黑森的要道。瓦伦斯泰也率兵赶来支援，这极大地增强了悌利的兵力，现在起码在人数上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丹麦国王的军队。由于实力悬殊，丹麦国王不敢与其直接对战，只好尽量迂回。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遭到了悌利的多次追击，损失了大约四千名军士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还有不少人缴械投降，成了对方的俘虏。

悌利乘胜追击，将威悉河和不伦瑞克领地收入囊中。初尝败绩的丹麦国王赶紧重新召集兵力，转攻为守，尽力阻挡敌军渡过易北河，但由于兵力过于分散，他的部队先后被敌军消灭。天主教同盟军队的管制范围，逐渐从威悉河扩展到易北河和哈弗尔河。悌利和瓦伦斯泰兵分两路，分别向勃兰登堡要塞和荷尔斯泰因挺进。

在英格兰的援助下，加博尔撕毁了与皇帝的停战协议，通过快速缔结和约的办法，他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曼斯费尔德由于财力不济，只得解散军队，将武器弹药全部出卖，在几名随从的护卫下，准备前往威尼斯避难。1626年，在克里斯蒂安公爵谢世后不久，他也在扎拉附近与世长辞。这真是二人的不幸，他们本来应该驾驭自己的命运，建立辉煌的成就，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只可惜天妒英才，他们英年早逝，令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皇帝现在的势力正盛，悌利的那支军队就已经令丹麦国王难以招架了。在易北河、威悉河和哈弗尔河畔等地，丹麦人撤出营地。瓦伦斯泰率领军队突击猛进，他并没有与友军协同作战，而是占领了勃兰登堡、梅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等地，准备独享胜利的果实。由于没有得到德意志和英国的支援，丹麦军队接连品尝失利的滋味，丢掉了在德意志邦国中的很多要塞，只剩下格吕克斯塔特这一个了。下萨克森、黑森—卡塞尔邦伯爵、勃兰登堡选侯等同盟者迫于压力，纷纷倒戈。

瓦伦斯泰的野心

瓦伦斯泰和曼斯费尔德都是以战养战理论的实践高手，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伦斯泰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的师父曼斯费尔德。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遭到了他们不加区别的抢掠，通过这种强盗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得以维持高额的军费支出。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他们也得四处转战，才能保证收入的稳定性。一些最富裕的邦国由于有重兵把守着，他们也不得不避开。现在没有了这些障碍，他们更是如鱼得水。只要招募到足够的士兵，打着皇帝的名义，那么，在这个国家就可以横行无阻，就可以不为自己的暴行负责。

明白了这层利害关系，瓦伦斯泰更加有恃无恐，他告诉皇帝自己愿意效劳。这支军队可以独立得到给养，人们对此完全不用担心，而等级会议对此是十分恐惧的，当暴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免受惩罚。从保卫国防的目的来看，这支军队是具有合法意义的，即使有一些暴行也是迫不得已。因此，等级会议内部对这支部队持有两种不同意见。各邦国被搞得筋疲力尽，哪有工夫去告发军队的暴行。皇帝的军队把整个德意志当成了给养仓库。军队的暴行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但是瓦伦斯泰将这种权力扩大化了，滥用皇帝的权威，随着实力的增强，他就不愿再听命于皇帝了。

尽管此时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很快就有可能提出和谈的建议。但瓦伦斯泰不管不顾，坚持将皇帝的军队扩大至十万兵力，部队中各级军官不计其数。瓦伦斯泰对部下的赏赐十分丰厚，对其他官员的贿赂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皇帝并没有为此买单。为了维持巨大的开支，他加强了对下德意志几个省份的掠夺，不分敌友地洗劫而过，有传言说他在七年时间里共征收了约六百亿塔勒的军税。肆无忌惮的勒索增加了军队的储备，吸引了更多的人投奔到他麾下。他的军队越来越强大，而那些遭到洗劫的邦国变得越来越萧条，人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军队内部的个人崇拜已经令瓦伦斯泰完全意识不到自身的罪行，他认为即使有罪行，也不会惩罚到自己身上。谁也不知道会像今天这样，整个德意志邦国都成了这支军队的洗劫对象，皇帝斐迪南现在一定追悔莫及。将士们的贫富荣辱全取决于他们的首领，这也使得皇帝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大幅下降。打着皇帝的名号，瓦伦斯泰将德意志其他势力踩在脚下，成就了自己的辉煌。他打击德意志帝国诸侯，尽力地帮助皇帝提高威望，这令皇帝感到十分诧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瓦伦斯泰还是深谙此道的。他希望将皇帝培植成德意志兰唯一的立法势力，那么他将是独一无二的助手，皇帝的意愿全部需要他去执行。到那时，在整个德意志，他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被提拔为弗里德兰公爵后，瓦伦斯泰的虚荣心仍没有得到满足。他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求把刚刚占领的梅克伦堡作为抵押品，暂时归自己管辖，只有皇帝偿还了战争期间的所有费用，他才愿意交出这里。尽管有人反对他的要求，但由于枢密院内部有人被瓦伦斯泰重金收买了，所以这种反对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面对这么一个重量级的部下，皇帝斐迪南也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1628年，为了安抚瓦伦斯泰，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借口，剥夺了德意志最古老诸侯家族后裔的遗产继承份额。

此后，皇帝的海陆大元帅成了瓦伦斯泰的自称。为了能够在波罗的海沿岸有立足之地，他占领了维斯玛城。他想渡过波罗的海，将战火引到丹麦，为此要求波兰和汉萨城市提供船只。只有迫使丹麦签订和约，他才有机会实施更大规模的占领，为自己将来摆脱皇帝的控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施特拉尔松德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这里港口优良，距离瑞典和丹麦海岸也不太远，十分适合横渡。它是汉萨同盟六个城市中的一个，享有一些最重要的特权。虽然从没参与过战争，与丹麦也没有任何联系，但瓦伦斯泰根本不顾这个城市的中立和特权，希望皇家部队能够控制这个城市。

对于瓦伦斯泰提出的皇家部队驻防的要求，施特拉尔松德市政府表示强烈抗议，他们绝不愿意让这样一支部队过境，因为那样是十分危险的。这激怒了瓦伦斯泰，很快这座城市便遭到围攻。

丹麦国王幸运脱身

瑞典和丹麦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施特拉尔松德落入敌人之手，如果丢掉这个重要的城市，他们在波罗的海的航海自由将无法维持。面对共同的危险，这两位北方的国王最终化解了以前的隔阂，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1628年，他们签订了哥本哈根条约，承诺共同抵抗波罗的海的外来势力，合力维护施特拉尔松德的独立。克里斯蒂安四世不但派出大量驻军保护施特拉尔松德，还亲自造访该地，市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波兰派出了几艘战舰，可惜还没有赶到战场便被丹麦舰队送上了西天。卢卑克市也拒绝皇帝的军队进驻，这样，瓦伦斯泰试图用船只包围施特拉尔松德的计划便无法实施。可即便如此，瓦伦斯泰仍没有放弃，他打算虚张声势，同时在陆地上加以包围。这样的计划十分冒险，可鲜尝败绩的瓦伦斯泰就想战胜自然，做不可能做的事。对于他的冒险激进，皇帝本人并不认可，他要求瓦伦斯泰赶紧撤军，免得最后落得一个失败的下场。皇帝的命令也是有道理的，但瓦伦斯泰想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本不搭理皇帝的命令，施特拉尔松德遭到了他不间断的进攻。瓦伦斯泰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始，击溃了前来协防的丹麦驻防部队，无计可施的丹麦国王也不敢继续派兵支援这一城市。瑞典国王见状，急忙征求了克里斯蒂安的意见，准备驰援该市。丹麦军队陆续撤离，为瑞典人让出了位置。瑞典人的骁勇善战，使瓦伦斯泰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卓有成效地保卫了这座城市。瓦伦斯泰久攻不下，几个月的时间就损失了一万余人。内心十分焦躁的瓦伦斯泰仍不想放弃自己的计划，他绝不会想到，要不是他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施特拉尔松德也不会去寻求瑞典国王的帮助，二者也没机会结成亲密的同盟。这就好比在德意志开了一个口子，以后瑞典就能轻而易举地进来。

到目前为止，天主教同盟和皇帝军队的运气一直不错，取得了不少战役的胜利，也将克里斯蒂安四世赶回到他的岛上。但是要想占领丹麦，还得跨过波罗的海这道天然屏障。由于没有足够的战舰，他们不但没有办法继续追击丹麦国王，而且也很难守住他们的胜利果实。最令他们担心的是丹麦和瑞典的联合，这给他们带来了强大的敌人，影响了他们在波罗的海的势力扩张，占领瑞典也成了一个泡影。要想在对瑞典的行动中取得实效，只有先离间丹麦和瑞典的关系，孤立其中一方，这样才能各个击破。现在国内外的形势十分严峻，一面是国内新教徒势力的活动和庞大的战争开支，一面是对外国强权干预的害怕，皇帝只想尽快和谈，而瓦伦斯泰全然不是这么想的。一旦和平成为现实，瓦伦斯泰也将走到权力的尽头，和平的环境根本不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物。他想通过对丹麦的单方面和谈，破坏丹麦和瑞典的同盟，保持丹麦的中立，这样就可以改变对战的双方，继续这种乱局。为了实现自身的伟大抱负，他准备和近邻丹麦保持友好关系，为此，他决定即使牺牲皇帝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依据《哥本哈根条约》规定，只有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其中一方才可以和斐迪南皇帝达成和解。现在虽然没有征得瑞典的同意，克里斯蒂安四世还是准备接受瓦伦斯泰的建议。1629年，双方在卢卑克市举行会议，皇帝归还了丹麦人的土地，要求丹麦国王今后不能再干涉德意志的事务，下德意志的诸教会机构也不再受丹麦的控制，合约还承认了巴伐利亚选侯资格的合法性。从此，战场上暂时没有了丹麦人的身影。

整个德意志现在都在盼望和平。对于士兵的暴行、统帅的贪婪、战争的残酷，人们承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迫切盼望结束这纷乱的局面。被战争搞得心力交瘁的皇帝本人也渴求和平。但不幸的是，新教徒和天主教都想从战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的冲突不可调和，刚要熄灭的战火又将再次燃烧。

第六章 斐迪南的反宗教改革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向德意志进军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保证本土的安宁，他必须让邻居做出保证，不能骚扰瑞典边境。在出发前，他与丹麦国王以及莫斯科、波兰、荷兰、德意志宫廷达成了和平协议，还让卢卑克城和汉堡城答应先借钱给他，同时，瑞典国王还派人动员西本彪根侯爵一起向皇帝宣战。

斐迪南签署赔偿敕令及影响

斐迪南在波西米亚暴动结束后，就开始实行反宗教改革。由于福音新教等级还有一定的势力，所以反宗教改革进行得很慢，是有节制地进行的。斐迪南看到将军们在下德意志节节胜利，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要将改革进行到底。于是，他发出通告，只要是在他的世袭领地，所有新教徒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新教信仰，要么离开祖国。奥地利乡民怨声载道，这是多么痛苦可怕的事情。斐迪南不仅把弗里德里希从普法尔茨邦驱逐出去，而且取缔新教的礼拜，在海德贝格高级学校，教师们因为信仰新教也被赶出了学校。

这仅仅是反宗教改革的开始。选侯们在米尔豪森举行了一次聚会，天主教教徒要求把新教徒霸占的财产全部归还给他们，并且赔偿因战争带来的所有损失。斐迪南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他们以为皇帝绝不会反对。但是，斐迪南还不想过于激怒整个德意志新教。对大多数新教诸侯来说，如果斐迪南听从天主教的建议，就是剥夺他们的部分领地，而诸侯的财产积累就是来源于这些领地。如果收回领地财产，绝对会激怒这些诸侯。宗教和约里也没有规定要剥夺新教教会财产，但是新教占有教会财产已经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了，在这么长时间里，前四任皇帝和法律已经允许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教会财产上份额相同。这些都可以作为新教徒反驳天主教徒收回教会财产的理由。假如归还这些教会财产，新教徒势必会发生暴乱，届时局面会无法收拾。此外，如果把新教从主教的位置赶下去，减少他们在帝国会议中的议席，新教诸侯将会受到巨大损失。皇帝不想在德意志战争还未结束时激怒新教徒。萨克森选侯如果联合整个新教对付自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试探人们的反应，他就先让上德意志的一些帝国城市和符腾姆贝格公爵交出教会财产。

斐迪南的胆子越来越大，他逼迫信奉新教的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斯塔特大教堂牧师们，列出新教主教辖区。瓦伦斯泰的军队占领了除马格德堡城外的两个主教辖区。在哈尔伯斯塔特的克里斯蒂安公爵恰巧去世，克里斯蒂安·威廉被马格德堡大修道院废黜，斐迪南就让一个天主教主教和自己的亲王占据了哈尔伯斯塔特的教区。为了不让更多的新教教会财产落入对方之手，马格德堡的牧师想马上把大主教的位子让给萨克森选侯之子。但教皇却让奥地利亲王做了大主教，因为他有这个权力。人们惊讶斐迪南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能把反宗教改革和家族利益合二为一。

签订《卢卑克和约》，皇帝就放下了对丹麦的担心，天主教看起来完全击垮了德意志的新教徒，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收回教会财产。1629年，斐迪南在向四位天主教选侯征求意见之后，就签署了声名狼藉的赔偿敕令。在敕令中，他宣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两大教派若发生争议，他有绝对的仲裁权，并且对模棱两可的宗教和约有最终解释权。他的这种权力是祖先留下来的，并且得到等级会议的认可。可是现在，如果萨克森选侯对奥地利表示忠诚，就意味着要损害新教的利益。宗教和约的内容模糊不清，作为天主教的皇帝，如果按照他的意愿来解释，那么他肯定会不平等地对待新教一方，这样就是对宗教和约的践踏，两大教派百年来的纷争就不能很好地解决。为保证德意志的自由，皇帝应该在两教争执的问题上置身事外。

而现在，斐迪南依据对《卢卑克和约》的最终解释权做出以下决定：取缔新教徒在和约签订之后的所有非法教会财产，这些财产必须交还给皇家专员，如有违抗者，立即逐出教会。

此外，斐迪南还列了一张单子：两个大主教辖区、12个主教辖区、众多的修道院，所有在列的地产都要被没收。这个命令震惊了所有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人，他们之前非常恐惧，害怕皇帝会毁了一切，现在看来，皇帝和天主教是想把他们一网打尽，不仅毁掉新教，也要毁掉德意志的自由。皇帝派出军队，任命专员，先迫使奥格斯堡恢复天主教的主权，并关闭城内六个新教教堂。之后，又逼迫符腾姆贝格公爵交出修道院。福音新教的帝国等级十分害怕皇帝动武，因此他们打算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作为投降条件，天主教答应缓一年执行这一敕令，但在这个缓期执行期限内，瑞典军队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事态的发展。

1630年，斐迪南亲自出席了累根斯堡选侯大会，会上对德意志的安定发展做了商讨，会议内容涉及两大教派双方各自的利益。斐迪南同意承担所有天主教同盟成员的损失，对选侯资格重新分配，并让普法尔茨领地承担起对天主教的首领义务。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皇帝启用瓦伦斯泰却破坏了他和天主教同盟的关系。之前，傲慢的巴伐利亚选侯想统治德意志，对皇帝的事情也要干涉，自从皇帝任命了新统帅瓦伦斯泰后，他就变得无足轻重。现在新统帅上任了，皇帝也忘了他以往立下的汗马功劳。骄傲自满的弗里德兰公爵——瓦伦斯泰开始嘲讽诸侯们，轻视皇帝。这让巴伐利亚选侯很不痛快，由于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便与法国结成联盟。皇帝实行对外扩张计划，受命的瓦伦斯泰便大肆行动起来。瓦伦斯泰利用军队向各个邦国勒索巨额钱财，天主教教徒和新教徒在反对暴行上达成了共识，愤怒的人们求救无门，他们聚集到一起涌向皇宫，皇帝对他们的控诉很诧异，他没有想到瓦伦斯泰会背着他干出这等残暴的事情，于是他立刻裁掉一万八千名骑兵。瑞典这时候正要攻打德意志，于是这些被裁掉的士兵便转身投奔瑞典部队。

诸侯对弗里德兰公爵的报复

巴伐利亚选侯抓住斐迪南偏听偏信的弱点，提出更过分的要求。诸侯们打算报复弗里德兰公爵，于是巴伐利亚选侯利用这一点，号召全国乃至西班牙人向皇帝请愿罢免瓦伦斯泰，皇帝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团结一致，他陷入了深思。当知道人们聚会是要反对自己后，瓦伦斯泰便来到累根斯堡，可是他的出行阵势过于豪华奢侈，皇帝和其他人都惊呆了。

对于人们请求罢免瓦伦斯泰的请愿，皇帝犹豫不决，他现在所拥有的都是瓦伦斯泰挣来的。如果答应人们的要求罢免瓦伦斯泰，他会失去很多，也会触怒瓦伦斯泰。可现在是他儿子继承匈牙利王国的关键时刻，需要得到选侯们特别是马克西米利安的支持，为了儿子的事业，他不得不听从巴伐利亚选侯的意见，罢免瓦伦斯泰。

法国带着君主的使命，出席了累根斯堡选侯大会，他们需要调解一场即将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争。曼图亚和蒙费拉的文岑茨公爵没有继承人，留下大笔遗产便去世了，作为亲属，讷韦尔的卡尔公爵没有向皇帝请示便擅自继承了这笔遗产。皇帝准备制裁他，可是卡尔公爵认为皇帝应该给他继承的权利。在背后，法国和讷韦尔煽风点火支持卡尔对抗皇帝，此时西班牙也煽动斐迪南用武力制裁卡尔。西班牙人的目的就是想借助皇帝占领意大利的部分领地。为了使意大利远离战争，教皇乌尔班八世做了巨大努力，可是愤怒的斐迪南还是下令德意志军队攻打意大利。人们很害怕，这支军队力量非常强大，他们认为奥地利又要发动战争来统一欧洲了。人们恐惧的情绪越传越广，皇帝的部队迅速攻陷了曼图亚市，部队所经之处都遭受到破坏。现在整个意大利平原都充斥着对皇帝的咒骂声，甚至连天主教教士都在秘密地祷告新教军队能打胜仗。皇帝由于远征意大利而遭到人们的普遍仇恨，他也疲于应付法国的百般请求，于是，他答应把曼图亚市赏给卡尔公爵。

巴伐利亚出力不少，法国也应该给予回报。于是黎塞留他们计划在累根斯堡期间，设计先把皇帝骗入圈套，之后再激起天主教诸侯们的愤怒，让选侯大会的结果对皇帝越来越不利。为了能顺利进行，黎塞留推举约瑟夫神甫担当大任。他要动摇皇帝的决心，把瓦伦斯泰一步步赶下台。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奥地利也就失去了主帅，这对军队来说将是个巨大的损失。简单地打比方：一位有绝对权力的常胜邦国国王，他要反对皇帝，那么他就要先把皇帝身边最有才能的军事最高统领赶下台去。巴伐利亚选侯同意这个办法，于是约瑟夫神甫便花言巧语地迷惑皇帝，让他下定决心罢免瓦伦斯泰。约瑟夫神甫利用皇帝被困的时机献计：先把选侯们稳住，让他们高高兴兴地为他儿子投赞成票，等事成之后再让瓦伦斯泰复职。约瑟夫神甫是个狡猾的人，他非常了解皇帝，所以他才跟皇帝讲这些话。

后来，斐迪南二世在给忏悔神父的信上说：约瑟夫神甫非常聪明，他解决了我正在苦恼的事情，我如果同时遇到一位天使和一位宗教骑士团的僧侣，那么我会先向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僧侣鞠躬致意，然后再向天使鞠躬致意。于是，斐迪南就下定决心解除瓦伦斯泰的职务。

在累根斯堡，修士们很机警地阻挡着皇帝为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法国大臣对皇帝保证，在战争中会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黎塞留却在背后与瑞典国王签订条约，鼓动瑞典参战，并且硬把他拉入法国君主的联盟。黎塞留成功后，他就收起谎言，而约瑟夫神甫则因为他犯的罪，躲在某个修道院中忏悔。当斐迪南发现上了当，不过为时已晚，人们都在嘲笑他的无知。他愤恨地对人说：“邪恶的修士们用信仰欺骗我，让我罢免统帅，他把好几顶选侯王冠都塞到他那顶小帽子中去了。”

皇帝被诡计欺骗了，而此时在德意志战场上，人们还是把他看作威力巨大的人，他的军队力量确实很强大。但是在累根斯堡战争中，他损失了一万五千的兵力，还失去了一位军功卓著的统帅，他没有实现愿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瑞典人还未攻击他时，巴伐利亚选侯和约瑟夫神甫对他的欺骗已经深深伤害了他，他灰心丧气地离开了累根斯堡。在离开之前，他召开累根斯堡大会，决定同瑞典人开战，并要求在曼图亚结束战争。诸侯们在会上替梅克伦堡公爵们求情，英国公使趁机也为普法尔茨伯爵索要年俸，但皇帝都没有答应。

瓦伦斯泰被解职后的生活

瓦伦斯泰治下有十万人的兵力，绝大多数军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部下对他言听计从。拥有的巨大权力使他极端狂妄自大，可是皇帝要把他从权力的顶端抛向深渊，让他变成一无所有的平民。谁都知道瓦伦斯泰的性格，谁都不敢把罢免的消息直接告诉他。于是，人们推荐瓦伦斯泰的两个朋友去完成这一使命，并且还要告诉他，皇帝以后还会继续重用他的。

当皇帝的特使还没来通知瓦伦斯泰之前，他已经知道整个事情了。虽然心里极其痛苦和气愤，但是在两位特使朋友面前，他要装作很自然的样子。他知道这个结果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他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于是，他决定先顺从。他期待皇帝能给他补偿，希望皇帝不要没收他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庄园，这些庄园是他的命脉。在漫长的等待中，一位叫作塞尼的意大利星象占卜家，预言他的戎马生涯还远未结束，他定会光辉重现，这让瓦伦斯泰非常高兴。其实他不用去占星问卜，只要古斯塔夫·阿道夫不倒，皇帝就需要瓦伦斯泰这样的统帅。

瓦伦斯泰很大度地对专使说：“我很遗憾皇帝对我这样做，我能理解他，他是被巴伐利亚人强迫的。我虽然很伤心，可我愿意服从。”在离开之前，他送给这两位特使很丰厚的礼物。他给皇帝上书，恳求皇帝不要剥夺他的恩宠。当知道皇帝把他们的统帅罢免后，追随他的军官愤愤不平，宣誓不再为皇帝效劳。皇帝并没有因为这些声音而改变初衷，于是许多军官士兵也跟他一起回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庄园。而瓦伦斯泰则把另一些人养了起来，只需他一声号令，便立刻可以投入战斗。

瓦伦斯泰打算赋闲在家，过平静的生活。在他的私人庄园里，他独自享受着荣华富贵，想以此嘲讽皇帝对他的裁决。他闲来无事，便在布拉格翻盖宫殿，并在其他的庄园里大动土木。皇帝的一些侍从以及高贵的绅士都来巴结他，认为能侍奉他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瓦伦斯泰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他雇用少年侍从，并安排他们做最好的培训，他有专门的卫兵保卫，每次吃饭都得有上百道菜。管家也是一位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人，每当他周游领地时，总是浩浩荡荡的车队一起出发。在他的宫中，拥有众多豪车骏马，无论做什么事，他总要带着男爵和侍卫。他不允许有任何动静，在宫殿的周围派了12名守卫。他异常冷峻，不苟言笑，对人也非常冷酷。他不信任别人，在与欧洲其他国家通信时，大部分信件都亲自撰写。瓦伦斯泰高挺而干瘦，脸色经常是黄黄的，红色的短发下面长着一双细小而有神的眼睛，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吓人的神情。他支付给仆人高额的俸禄，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仆人弃他而去。

日子看起来很平静，实际上瓦伦斯泰在静静地等待时机。当古斯塔夫·阿道夫迅速打败皇帝的时候，他很欣喜，他认为复仇的日子就快到了。为了报复皇帝的忘恩负义，他在自己的庄园里极其挥霍，似乎把皇帝还没许给他的庄园看成是自己的固定财产了。

皇帝罢免瓦伦斯泰时，正赶上吉斯塔夫·阿道夫登陆，皇帝被迫重新任命一位新统帅，他考虑要把皇帝军队司令部和天主教同盟军司令部合二为一。巴伐利亚选侯想担任这个合并部队的总指挥。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它能控制皇帝。因此，皇帝打算任命他的长子——匈牙利的国王做总指挥。思来想去，为了不得罪其中的任何一方，他最终决定让天主教同盟军的悌利将军来担当此任。斐迪南解散瓦伦斯泰的军队后，他在德意志土地的兵力也就只有四万，他的同盟差不多也是这个数量，而且指挥官都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强强联合，他认为定能战胜瑞典军队，而且他们把守着进入德意志的两个必经之路：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

欧洲的拯救者

丹麦国王没有挡住皇帝的进攻，人们便把希望寄托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身上。他遭受过凌辱，也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捍卫自由。因为他与丹麦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在萨克森战争爆发前，他就打算出兵帮助德意志。可丹麦国王对他态度骄横，并对他提了很多要求，古斯塔夫·阿道夫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皇帝为了增援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派军队来阻挡瑞典攻打普鲁士。瑞典国王很不乐意，指责瓦伦斯泰，瓦伦斯泰反驳道必须出兵来帮助好友。而且，瓦伦斯泰还在会议上公然羞辱瑞典公使，不惜践踏国际公法把他赶出会场。斐迪南还侮辱瑞典国旗，截获瑞典国王发给西本彪根的求救电报，阻挠波兰与瑞典的合作，支持西吉斯蒙德跟古斯塔夫·阿道夫抢夺瑞典王位。皇帝对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抗议置之不理。这件事情，又让瑞典国王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瑞典国王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德意志急切邀请他加入联盟。这让他很矛盾，人们越需要他，就越遭到皇帝和其他诸侯的嫉妒，人们都崇拜地称他“被压迫者的守护神”。但是，在没有与波兰平息战争之前，他没有办法去展开另外一场战争。

主教黎塞留平息了瑞典与波兰的战争。他一边处理欧洲大事，一边压制法国内部的骚乱，他一直想给奥地利制造事端，防止他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可实际上，在他身边一直存在不少障碍，很难顺利地实行计划。他是天主教国王的大臣，也是罗马教会的诸侯，他现在还不能明目张胆地跟敌人结盟去对付奥地利，因为奥地利利用宗教把自己的野心神圣化了，所以黎塞留只好小心翼翼地展开地下活动。当没能成功阻止丹麦与皇帝联盟之后，他便开始支持古斯塔夫·阿道夫。为了能让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联盟，他不惜血本地支援古斯塔夫·阿道夫。黎塞留派沙尔纳塞来到普鲁士当说客，给古斯塔夫·阿道夫与西吉斯蒙德调停。这位调停者为了能平息战争，一直周旋在两个国王间。实际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早就想停战，沙尔纳塞通过详细分析，让西吉斯蒙德看清了皇帝的阴谋和停战带来的利益。两位国王终于签署和约，约定停战六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可以拥有所有占领的领地，而且可以获得自由，并且可以得到补助金，将他引荐给其他国家联盟，这样就可以采取行动对付皇帝。如果答应了沙尔纳塞的许诺，古斯塔夫·阿道夫或许会听命于法国，以后在作战中就会有所顾虑。另外，与天主教结盟会引起新教徒的怀疑。

各种条件和时机都促使古斯塔夫·阿道夫攻打皇帝。这是为正义而战，皇帝的名号让人敬畏，外国集团也源源不断地支援，他的军事力量现在非常强大。到目前为止，只有古斯塔夫·阿道夫可以和他相抗衡。古斯塔夫·阿道夫并不担心跟皇帝作战会遇到种种困难，他的兵力虽不能和皇帝相比，但是军队的素质很高，能经得住严酷的考验。经过八年的战争，瑞典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可瑞典国民都支持他的决定。德意志的人民十分憎恨皇帝，为了换取自由，德意志人民宣布支持瑞典，盼望古斯塔夫·阿道夫能来解救他们，令人意外的是，天主教各等级也欢迎古斯塔夫·阿道夫。如果首战能够取胜，他以后的事业将会一帆风顺，也会有更多的诸侯追随他。在德意志，只有少数富裕的汉萨城市拥有自由，这些城市为了保证自由肯定也会支援古斯塔夫·阿道夫，只有驱逐皇帝军队，他们才能减少损失。在这个时候，皇帝向意大利和尼德兰调派了不少部队。西班牙丧失了大量掠夺来的银子，又和尼德兰打仗，因此就不可能再给皇帝提供任何帮助。皇帝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与此相反的是，英国和法国都答应给瑞典国王提供最好的援助。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术

古斯塔夫·阿道夫想出了一个能大获全胜的办法，这个办法能确保外国力量认可他的军事行动，并都来支持他。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愧是那个世纪最好的军事专家，他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战术非常熟悉，而且也找到了破解的办法，他信心百倍，认为绝对会取胜。他减少骑兵中队的数量，拉开步兵营的间距，把军队队形变成双线。这样骑兵和步兵活动起来更加敏捷，如遇骑兵不足，就把步兵穿插到骑兵中间。实践证明，这个战术常常会取得成功。这种战术后来也被其他统帅运用到战争中去。整个德意志都没有想到，瑞典军队的军纪这样严明，他们严厉地惩罚那些行为放纵者。在他们的军营里，没有黄金白银，国王的帐篷跟士兵一样，统帅不仅关心士兵的习俗，还关心他们的心态。国王带领士兵们每天早晚做祷告，他的虔诚带给他们极大的勇气。他的信仰是崇高的，他不会让欲望冲昏头，不会像斐迪南那样在神面前卑躬屈膝，在世人面前趾高气扬。在战争中发生的不快，他当作是军旅中的小插曲，时刻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在与敌人厮杀时，他总冲在最前面，常常忘记自己是一位统帅，就因为太忘我，他像普通士兵一样倒在了战场上。统帅都这样奋勇杀敌，何况被鼓舞的士兵呢？有这样一位统治者，整个民族都会被激励起来，他们为拥有这样一位国王而感到自豪。不管是芬兰和哥特兰岛的农民，还是浴血奋战的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劳，当这个民族英雄去世很长时间以后，他的精神还在鼓舞着万千的人民。

虽然大多数人支持战争，可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认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作战方式。宰相奥克森斯梯尔纳是个很英勇的人，但他也认为发动进攻性战争还是太冒险了。国王只有一腔热血，十分缺钱，所以远不是暴君的对手。况且，皇帝可以随便处理德意志，他没有这个权力。为了打消这个大臣的顾虑，他告诉大家，如果被动地等待敌人，只要有一场战争失手，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胜利的把握。如果我们主动出击，旗开得胜，那么我们就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守住瑞典的海岸线，这样才能阻止敌军登陆，只要保住了施特拉尔松德港口，我们以后就能与德意志自由往来。要保住施特拉尔松德，就得派军队越过瑞典开往波美拉尼亚。如果我们失败了，回过头来执行计划也不晚。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向德意志进军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保证本土的安宁，他必须让邻居做出保证，不能骚扰瑞典边境。在出发前，他与丹麦国王以及莫斯科、波兰、荷兰、德意志宫廷达成了和平协议，还让卢卑克城和汉堡城答应先借钱给他，同时，瑞典国王还派人动员西本彪根侯爵一起向皇帝宣战。

在此期间，瑞典展开了大规模的征兵活动和准备活动，军队规模达到一万五千人。在德意志的领土上攻打皇帝用不了那么多兵力，于是他就把军队重新做了部署，让奥克森斯梯尔纳率领约一万兵力抗击波兰，几支正规部队和作为主力的地方民军兵团驻守瑞典，以防邻居背信弃义，发动突然袭击。

不管是在国家的防卫还是在政府的内部措施上，斯塔夫·阿道夫都做了精细的安排。他让枢密院管理政务，让姐夫普法尔茨伯爵约翰·卡西米尔管理国家财政事务。因为妻子不善管理，他没有把政务交给妻子。他似乎预见了死神，1630年5月20日，他把一切都交代完之后就向民众郑重告别，并让各等级对他四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宣誓，如果他不在了，国家就保留王国摄政制的规定，辅助女儿统治瑞典。

他对人民宣称：“我并不愿意打仗，可皇帝对瑞典公使的凌辱就是对国家的凌辱。皇帝联合敌人对付我，挑拨我和朋友的关系，践踏我们宗教的自由，更想剥夺我的皇位。德意志因为受不了压迫向我们求救，为了上帝，我们也得帮助他们。我们也许会为保卫祖国付出生命，如果牺牲了，希望我们会在地下相见。枢密院，你们要把国家管理好；贵族们，希望你们能继续发扬哥特先祖的勇敢精神；教会的仆人们，你们要亲善和睦；市民和农民等级的代表，祝福你们能够风调雨顺、生活美满。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或许这也是永别。”

在埃尔弗斯纳本港口，士兵们登上战舰。人们都在送行，他们期待伟大的男儿能够顺利归航，在这次战争中，阿道夫任命了一大批优秀的将领。曾被狂风耽搁的舰队终于在6月出航了，他们预计经过24天的海上颠簸后，登陆波美拉尼亚海滨的鲁登岛。

第七章 瑞典军队登陆德意志

瑞典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后，克里斯蒂安·威廉赶紧乔装潜入马格德堡。在市参事会的会议上，他发表了指责皇帝的开场白，提醒市参事们不要忘记皇帝军队给大家带来的折磨，不要忘记斐迪南的暴行，更不要忘了福音新教教会所面临的危险。随后，他告诉大家，瑞典国王愿意和大家结盟并提供援助，光明和希望就在眼前。

登陆德意志

舰队刚一靠岸，古斯塔夫·阿道夫就率先踏上了德意志的土地。顾不得随从们诧异的目光，他激动地跪在地上，感谢上天保佑舰队能够安全抵达。在沃林岛和乌泽多姆岛，他的部队陆续登陆。听说瑞典军队已经登陆，皇帝的军队望风而逃。古斯塔夫·阿道夫要求军队加快速度，尽可能地占领更多的地盘。

为了占据施泰廷这一重要阵地，他命令部队星夜兼程，最终赶在了皇帝军队的前面。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吉斯拉夫十四世已经年老体衰，由于无力抵抗近年来皇帝军队在他邦国的种种暴行，他忍气吞声地过着屈辱的日子。现在瑞典人要为他撑腰，支持他反对皇帝的行径，这反而令他十分犹豫。他怕万一接受瑞典人的公开庇护后，皇帝会对自己打击报复。所以当古斯塔夫·阿道夫提出在施泰廷驻军的时候，博吉斯拉夫并没有立刻答应，但为了避免误会，他还是亲自来到瑞典国王的营前，打算陈明自己的理由。古斯塔夫·阿道夫告诉他，瑞典军队应该是这个城市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瑞典军队的目标既不是波美拉尼亚人，也不是德意志帝国，而是他们的敌人。古斯塔夫·阿道夫承诺，自己肯定会十分珍视这块公爵领地，并且等到战争一结束，绝对会完璧归赵。为了进一步打动博吉斯拉夫，古斯塔夫·阿道夫还拿皇帝和自己做比较，让他回想一下皇帝军队在施泰廷和瑞典军队在乌泽多姆的所作所为，在他和皇帝二人中间做出选择。他警告博吉斯拉夫，一旦皇帝占领了这里，肯定不会仁慈地对待他，将来也肯定没有好日子过。因此，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实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那么自己也只能采取强硬的手段了，希望他尽快辨明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波美拉尼亚公爵来说，何去何从是当务之急，两方面自己谁也得罪不起，却必须做出唯一的选择。一方面，瑞典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如不答应必将大祸临头，而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来自皇帝的报复。以前，很多德意志诸侯也面临过同样的困境，他们都遭到了皇帝的报复，最终落得一无所有到处流浪的下场，这可是血淋淋的教训啊！可是，这边的瑞典军队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也没有时间考虑那么长远了，只得打开城门，将瑞典军队迎了进来。就这样，瑞典部队抢先一步，占领了这个皇帝也想占领的城市。有了立足点之后，奥得河和附近的武器库被瑞典国王利用了起来。为了避免别人指责自己背叛，博吉斯拉夫公爵急急忙忙向皇帝解释自己的行为，希望得到皇帝的恕罪，可皇帝根本不愿意原谅他的行为，这令他彻底绝望。他终于铁了心要和瑞典国王结盟，用这种同盟关系保护自己。就这样，通过与波美拉尼亚的公开结盟，瑞典国王在德意志拥有了一位重要的盟友，他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保证自己的背后不会遇袭。

在普鲁士，斐迪南曾经进攻古斯塔夫·阿道夫，因此，瑞典国王一反常态，选择了不宣而战。他发布了申辩宣言，解释自己之所以要采取行动的原因，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以图得到欧洲诸侯的认可。丹麦国王、曼斯费尔德、克里斯蒂安公爵等人都想和瑞典国王联合起来作战，就连在瓦伦斯泰军下面战斗的军官和士兵也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兵力与日俱增，向波美拉尼亚继续进军。

在皇帝的宫廷中，根本就不重视瑞典国王的进攻，这种忽视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败绩。由于在以往战争中的好运气，奥地利宫廷变得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他们看不起瑞典国王，认为他不过是从欧洲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来的率领了一小批人的诸侯而已，要不是以往的对手过于软弱，古斯塔夫·阿道夫早就陈尸沙场了，哪能获得这么多的战争荣誉。瓦伦斯泰也故意贬低瑞典军队和国王，认为敌人不堪一击，即使用棍棒也能战胜他们，这更加强化了皇帝的偏见，他们甚至看不见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的节节胜利。在宫廷上，朝臣们竞相嘲笑瑞典人，讥讽瑞典国王就像来自寒冷北方的雪人一样，随着他们的南下，离开了低温的护佑，一定会在温暖的南方一点点融化。选侯们云集在累根斯堡，他们也看不起古斯塔夫·阿道夫，甚至拒绝承认他的国王头衔，只知道拍皇帝的马屁。古斯塔夫·阿道夫毫不理会累根斯堡和维也纳对他的嘲讽，而是步步为营，将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等地的坚固城镇相继收入囊中。

为了解决与瑞典的分歧，皇帝向但泽派出全权代表，打算进行谈判。但是，他并没有什么诚意，这从他对代表发出的指令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他仍然拒绝承认古斯塔夫国王的头衔。为得到帝国等级会议的支持，他试图通过这次谈判，转移人们的愤怒。与他的如意算盘相反，但泽会谈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双方的情绪也因为文书交换变得更加对立。

在一个又一个地方，皇帝的军队被先后赶走。瑞典国王逐渐占领了达姆、斯塔尔戈德、卡明、沃尔加斯特等地。皇帝派出将军托尔夸托·孔蒂指挥波美拉尼亚军队，希望能够夺回施泰廷，不想却没有成功。托尔夸托·孔蒂为报复波美拉尼亚公爵，在撤退途中对波美拉尼亚居民实行闻所未闻的暴行。他打着不给瑞典人留下粮食的幌子，疯狂地洗劫该地，并最终将这里付之一炬，只留给瑞典军一片废墟。他们越是这样野蛮贪婪，就越能衬托出瑞典人的温和有礼。瑞典军队不贪财物，所需物资一概实行等价有偿交换，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瑞典军队甚至还吸收了众多波美拉尼亚人的加盟。尽管已经饱受摧残，这个邦国等级会议还是愿意拿出10万古尔登的战时特种税，交给瑞典国王。

对手的顽强抵抗

托尔夸托·孔蒂性格刚强，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将领。眼见不能赶走瑞典国王，他就想办法实施破坏，使瑞典国王占领这一地区变得没有意义。他先是加筑施泰廷上方的加尔茨工事，控制了奥得河，使施泰廷成为一个孤城，与德意志的其他城市没有了水上往来。由于兵力上的弱势，他积极避免与瑞典军队正面接触，龟缩在坚固的防御工事中。为了能够与悌利伯爵会师，他利用瑞典国王离开的时机，主动发起了一次突然攻击，希望为正在赶来的悌利伯爵争取一点时间。但令他失望的是，瑞典人早有防备，顽强地击退了他们的猛烈进攻，托尔夸托·孔蒂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胜利，除了靠作战经验丰富外，还得益于他良好的运气。自瓦伦斯泰解职后，波美拉尼亚的皇帝军队日渐衰落，真是罪有应得。这个邦国已经被战争摧残得体无完肤，哪有实力向他们提供良好的供给？军队的纪律日益涣散，不少人偷偷开了小差，军官们的命令也没有人听了。天气也十分寒冷，冻死了不少人，多方面的因素导致士兵数量急剧减少。托尔夸托·孔蒂本想利用这个季节，让士兵们好好地休整一下，但他忘了他的对手来自更加寒冷的北方，早就适应了这样的恶劣天气。瑞典士兵们每人都配发了羊皮作为御寒衣物，这种预防措施完全应付得了寒冷的天气，保证了他们的战斗力和生存力。瑞典人告诉皇帝的全权代表，不论是什么季节，都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绝不会再加重乡民的负担，这彻底切断了皇帝希望和谈的道路。代表们想坚持自己的意见，可又无能为力。毫无建树的托尔夸托·孔蒂在不久后就交出了他的指挥权。

瑞典一方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下占据了完全的优势。此时此刻，皇帝的军队还惊恐地在冬季营舍中等待宿命的到来。在奥得河畔，瑞典军先后占领了格赖芬哈根、加尔茨城和皮里茨城等重要阵地，除了格赖弗斯瓦尔德、代明和科尔贝格尚在皇帝军队的控制下，波美拉尼亚的其余地方都已经失守了。在逃亡途中，皇帝军队散落了大量的大炮等辎重和兵力，随后全部被瑞典人缴获。

里布尼茨和达姆加滕的隘口被占领了之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想要通往梅克伦堡公爵领地便不再是什么难事。他要求该领地臣民抛弃所有瓦伦斯泰的东西，重新回到先前合法君主的统治下。尽管古斯塔夫不想分散兵力前进，但由于皇帝的军队通过骗局占领了重要城市罗斯托克，现在他也不得不这样做了。梅克伦堡公爵们不想与瑞典结盟，只想靠皇帝赢得胜利。在累根斯堡会上，尽管诸侯们一再替梅克伦堡公爵们求情，可皇帝就是不答应。由于皇帝的拒绝，这些公爵们已经被逼到无路可退，他们只好与瑞典国王站在一起，不但替瑞典人招募军队，并交出了军队的指挥权，让与萨克森——劳恩堡公爵弗兰茨·卡尔来指挥。但是，弗兰茨·卡尔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先是丢掉了易北河畔的几个坚固营地，又在拉策堡被皇帝派来的将军帕彭海姆围攻，最后不得不率领整支部队投降。梅克伦堡公爵们彻底没有了回头路，他们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屡战屡胜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了。

在勃兰登堡马克，逃跑的皇帝手下的士兵将这里变成了犯罪的天堂。人们不得不忍受各种苛捐杂税和残暴的统治，有的军士还冲入民宅，肆意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即使在教堂里也毫不收敛。要知道，这里的居民可不是皇帝的敌人，而是皇帝的子民，是皇帝曾经依靠和指望的自己人，可即便这样，他们也不能避免被蹂躏的命运。人们的愤怒和不满在日益发酵，军队中有些将领也觉得士兵们的做法太过分了，必须要严惩一下。身为最高首领的绍姆堡伯爵因为过于羞愧，甚至想放弃对这群乌合之众的指挥权。皇帝的一再纵容和毫无作为，终于让勃兰登堡选侯爆发了。为了能不再忍受这种暴虐，他告诉臣民，必要时可以以暴制暴，凡是作乱被抓住的士兵，一概可以就地处死。这样不是对策的对策，实在是万难之下的无奈之举。

勃兰登堡马克辖区内，有皇帝军队和紧随而来的瑞典军队。瑞典军队想通过库斯特林要塞围攻位于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但是遭到了选侯的拒绝。皇帝赶紧撤退，为了完成对波美拉尼亚的占领，他需要先占领代明和科尔贝格。此时，陆军元帅悌利正在火速赶来，以便共同保卫勃兰登堡马克。

悌利伯爵可以说是个常胜将军，他先后与曼斯费尔德、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巴登的马克伯爵和丹麦国王等人交过手，可以说鲜有败绩，今天遇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也算是棋逢对手了。

悌利的父母是列日的贵族，长大后他投身于尼德兰战争，练就了将帅之才。后来，他投奔皇帝鲁道夫二世，在匈牙利大展拳脚、步步高升。和约缔结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将他招至麾下，并任命他为总司令，赋予他不受限制的权力。他也不负厚望，为巴伐利亚武装力量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马克西米利安在战场上的优势。波希米亚战争结束后，他执掌天主教同盟军，并成了皇帝军队的陆军将军，当时瓦伦斯泰刚刚被解职。他性格严肃、治军严谨、待敌严酷，沉稳的性格中伴随着谦逊和野蛮，不是很容易让人接近。对于宗教，他有着嗜血般的狂热，这与他性格中天生的野蛮十分契合，常常令新教徒们不寒而栗。和他的性情一样，他的相貌也令人感觉难以接近，个子不高且干瘦的他面颊凹陷、鼻梁很高、下巴尖削，皱纹布满了宽宽的额头，留着浓密的卷平上须。他戴一顶小而高耸的帽子，帽子上的红色鸵鸟管羽可以垂到肩上，穿一件由浅绿色缎子制成的西班牙式短上衣。人们一看见他，往往会第一时间想起阿尔巴公爵——弗兰德斯人的监狱典狱官。

瑞典军队所向披靡

悌利相当重视他的对手，他认为瑞典国王久经战阵、才智过人、智勇双全。如今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再加上他善于策略，肯定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敌人。在瑞典国内，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对等级会议有着绝对的领导权。他的军队虽然来源复杂，但无论是瑞典人、立陶宛人、德意志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还是芬兰人，都十分听命于他，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敌人，只要能够不输就已经是胜利了。

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战事吃紧，悌利只有抓紧时间才能挽救败局。在德意志兰各处的皇帝军队被他紧急调集起来，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但是，由于后方已经饱经战乱一贫如洗，所以准备后勤物资还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这年冬季，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终于迎来了这支军队，绍姆堡的剩余部队赶紧与其会合。悌利伯爵打算兵分两路，一路负责保卫法兰克福，一路由他亲自带领去解救代明和科尔贝格。不过在他赶到之前，这两个城市就分别因为防守不力和弹尽粮绝不得不开门投降。瑞典人已经掌握了先机，占据了通向前往波美拉尼亚的各个隘口，他的计划自然难以实施，不得已他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向易北河撤退，准备包围马格德堡。

瑞典国王本可以在占领代明后直捣梅克伦堡，但是悌利撤离带来的战局变化改变了他的决定。在放弃施韦德特军营后，瑞典国王率领整个兵力攻打位于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八千名皇帝士兵把守着这座城市，这些士兵大都洗劫过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不到三天，他们就抵挡不住瑞典军队的猛攻，整个炮兵部队也落入瑞典人手中。尽管一再投降，可瑞典人拒不接受，原因很简单，悌利刚刚在新勃兰登堡屠杀了一支瑞典守军，瑞典人显然是要报复。他们不顾士兵们的苦苦哀求，毫不吝惜刀枪的使用，一时间满城血光，很多人淹死在奥得河中。瑞典人的狂躁，在洗劫了这个城市三个小时后才有所收敛。

看到瑞典国王接连取得胜利，新教各等级反抗皇帝的勇气得到了极大增强。对于皇帝一再提出无理要求、坚持执行赔偿敕令的做法，各等级十分气愤，简直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皇帝走上今天这条道路，也是被自己的性格和时局所决定的。他的傲慢和专横，必定听不进他人的建议，而现在也只能一错再错，以此来躲避可能到来的惩罚。他悄悄地修改了整部帝国宪法，当诸侯们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为了自救，诸侯们只能团结起来，这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看到皇帝公然采取措施反对福音新教教会，约翰·格奥尔格终于看清楚了皇帝的真实面目，他再也不愿意被皇帝所欺骗了。他的儿子被斐迪南逐出了马格德堡大修道院，这使他受到了更大、更直接的伤害。他的新宠臣阿恩海姆元帅则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阿恩海姆与瓦伦斯泰关系很好，曾在瓦伦斯泰帐下工作，也是他的朋友，为向皇帝报仇，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并希望萨克森选侯从皇帝阵营中退出来。现在瑞典人出现在德意志，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实施他的计划。只要促使新教各等级同古斯塔夫·阿道夫结盟，皇帝就毫无翻身的可能了。从某种程度上讲，皇帝的命运掌握在约翰·格奥尔格的手中，如果大家都像萨克森选侯那样做的话，皇帝是毫无胜算可言的。阿恩海姆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满足主子的虚荣心，建议约翰·格奥尔格佯装与瑞典结盟，以此来要挟皇帝满足自己提出的条件。从内心讲，他又不愿意主子与瑞典人真的结盟，否则自己会受到约束，在主子面前的重要性也难以保证。他认为自己这个计划是一石三鸟，既可以讨好主子，也能团结新教派，还可以在德意志兰建立起第三种势力自由地选择与瑞典或奥地利结盟。

约翰·格奥尔格的自尊心令他十分认可这一计划，他不愿意依附于瑞典，更不愿长期屈服于皇帝的暴政。在皇帝和瑞典之间，他既没有能力左右局势，又不甘心被局势所要挟。他不想看到瑞典国王掌控德意志，也不想在这次纷争中担任配角。为了尽快成为主角，他决定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利益，尽快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在不依赖瑞典国王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计划。和他有一样想法的还有勃兰登堡选侯，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展开了会谈。

1631年2月6日，帝国所有的福音新教等级在莱比锡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众多诸侯、伯爵、勃兰登堡、黑森—卡塞尔、新教主教等十分重视，要不亲自赴会，要不就派出全权代表。会议由萨克森宫廷传教士主持。虽然这个集会的目的是为了自救，可皇帝仍不愿意他们这样擅自集会，但是皇帝的阻挠并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更何况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节节胜利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讨论了两个月，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皇帝撤销赔偿敕令，撤出部队，并停止对各邦的压榨。如果皇帝不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将组建自己的部队，依靠四万名士兵来捍卫权利。这个声明，一下子使皇帝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与法国结盟

1631年1月13日，瑞典终于放下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疑虑，在诺伊马克的巴尔瓦德正式与法国结盟，这给了新教诸侯们更大的信心。瑞典和法国的结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结盟谈判中，就今后如何对待那些在法国庇护下的天主教帝国诸侯一事，双方发生了较大的分歧。古斯塔夫·阿道夫坚持要对他们实施报复，法国则不顾瑞典的自尊，坚持自己对陛下的头衔问题的看法。最终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不再坚持原来的看法，签订了结盟条约。这两个强国约定相互进行保护，共同的朋友也将受到武力的保护，遭驱逐的帝国诸侯他们有义务帮助其重返邦国，恢复边境和德意志内部的原有秩序。

基于这一共识，瑞典需要首先维持一支三万兵力的军队在德意志，法国虽然不直接参战，但必须提供每年40万塔勒的补助金。作为交换，古斯塔夫·阿道夫必须保证获胜后尊重当地的天主教宗和帝国法律。任何一方不得私自与敌方达成和解，这个联盟有五年的有效期，对德意志的所有等级和诸侯开放，甚至包括天主教徒。

瑞典国王一定是做了巨大的思想斗争，才放弃了在这场战争中的自主权，接受了法国的条件。不过，与法国的结盟对他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起码他可以从法国那里接受军饷，而且与这个欧洲最强大势力的结盟，会使他得到德意志帝国等级会议的信任。天主教徒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前他们害怕瑞典的取胜，现在看到瑞典和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都能结盟，那么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也会得到瑞典人的保护。虽然古斯塔夫·阿道夫可能会因为保护新教徒的势力而侵犯自己的权益，但由于有这层结盟关系的存在，法国一定会及时叫停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越轨行为，为天主教宗和德意志的自由提供更多一层的保证。

莱比锡联盟的诸侯们在第一时间收到了瑞典国王的通报，得知了两个强国结盟的消息，他们也接到瑞典国王关于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的邀请。对于瑞典国王的行为，法国深表支持，并一再劝说萨克森选侯做出回应。不过考虑到各种复杂的因素，这些诸侯还不能公开表态，只能秘密地支持瑞典，对于这一点，瑞典国王深表理解。众多诸侯表示一旦有机会，将会考虑他的建议。唯一未做出这样回应的是约翰·格奥尔格，因为之前对瑞典国王充满嫉妒和鄙视，他的态度并不积极。

皇帝现在面临着两个对他不利的消息，一个是诸侯们在莱比锡联盟会议发出的决议，再一个就是法国与瑞典的结盟。对于第一条消息，由于缺少军队来镇压，他只能一再强调自己命令的权威性，以此作为回应。他警告莱比锡联盟的参加者，不能招募军队。不过，现在谁也不会听皇帝的命令，大家不管不顾，各自分头招贤纳士，积极备战。

皇帝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他现在是缺兵少将，更重要的是缺少经费，实力的欠缺使他不可能双线作战。因此，他必须在瑞典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等级会议之间做出选择，以其中一个作为自己的对手。他现在焦头烂额，一会忙于对付新教徒的活动，一会又得赶紧调兵遣将，应对瑞典国王的进攻。瑞典国王在攻克法兰克福之后，将瓦特河畔的兰茨贝格作为下一个目标，并很快得手。试图营救的悌利晚了一步，只得转而大力围攻马格德堡。

马格德堡城是勃兰登堡家族的福音新教亲王们的领地，这里施行的不是天主教。由于私自与丹麦联络，最后一位行政管理人克里斯蒂安·威廉被大教堂牧师长老会免职。萨克森选侯的次子约翰·奥古斯特亲王和皇帝的儿子莱奥波德都想拥有这一富裕的大主教辖区。克里斯蒂安·威廉不甘心就这样被免，也在积极地四处奔走。他认为自己任职期间得到了马格德堡民众和市参事会的认可，完全有实力与另外两个人竞争。他到了瑞典，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达成协议，由他负责在德意志兰发动一次重要的佯攻，而瑞典国王负责向他提供大力支持。为避免意外，瑞典国王一再嘱咐克里斯蒂安·威廉要见机行事。

风波迭起的城市

瑞典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后，克里斯蒂安·威廉赶紧乔装潜入马格德堡。在市参事会的会议上，他发表了指责皇帝的开场白，提醒市参事们不要忘记皇帝军队给大家带来的折磨，不要忘记斐迪南的暴行，更不要忘了福音新教教会所面临的危险。随后，他告诉大家，瑞典国王愿意和大家结盟并提供援助，光明和希望就在眼前。

马格德堡是德意志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管理模式是市参事会领导下的共和自由，受此熏陶，市民们都比较英勇果敢，不愿意忍受强权的压迫。以前瓦伦斯泰就因为觊觎这里的财富，向他们提出了非分的要求，但是马格德堡市民并没有屈服，而是英勇地拿起武器，用鲜血和刀枪捍卫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件事刚过去不久，对人们的影响还十分大，所以克里斯蒂安·威廉的陈述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他没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马格德堡城与瑞典国王实现结盟。根据盟约，马格德堡城的宗教和特权将受到瑞典国王的全力保护，作为回报，则需要允许瑞典国王从这里通过和招募军队。

克里斯蒂安·威廉立刻着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作战部队，并单独向皇帝军队展开进攻。其实这是十分危险的，他孤军深入，并没有瑞典军队的协助配合。好在他运气正佳，陆续占领了几个小地方，歼灭了附近的几个皇帝军团。后来在一支皇帝军队的追击下，他不得不紧急撤退。面对这样鲁莽冒失的合作伙伴，古斯塔夫·阿道夫尽管十分不满，但还是以大局为重，派出了迪特里希斯·冯·法尔肯贝格军官前去支援。这位军官作战经验丰富，手下的军队也极富战斗力，一到马格德堡城就被任命为该城的战时指挥官。就这样，马格德堡城的势力得到极大增强，附近一些城市也加入进来，在局部形成了对皇帝军团的优势。他们采取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总是能取得一些胜利。

帕彭海姆伯爵终于能够腾出手来进攻马格德堡城，这下守城的部队立刻失去了以前的优势，还没怎么持续交战，他们就被迫退守在城中。马格德堡城与萨克森失去了联系，成了一座孤城。帕彭海姆伯爵命令部队将该城团团围住，摆出了攻城破阵的架势。悌利伯爵随后也赶了过来，并发出一封恐吓信，要求守城者看清时局，赶紧开门投降。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悌利决定付诸武力。

1631年3月30日，攻城之战正式拉开序幕。法尔肯贝格下令拆掉了易北河桥，采取退缩防守的战术，主动放弃了城郊的苏登堡和诺伊斯塔特，以便集中兵力。帕彭海姆与悌利分开行动，从两翼对马格德堡展开围攻。

守城的兵力明显不足，两千名步兵和数百名骑兵肯定是难以防守成功的，无奈之下，市民们也被发动起来投入战争。但是市民们的想法不一，这种分歧可能会招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对战争的不满情绪逐渐蔓延，他们抱怨着，消极懈怠地从事着守卫的差事。城外的隆隆炮声最终将他们拉回到现实中，当前只有尽力防守才能求得一线生机。

当然，眼下的形势对守城一方是比较有利的，莱比锡联盟的军队同样也不愿意丢掉这座城市。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援军就在不太远的地方，几天就能赶到。攻守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悌利伯爵加快了攻城的节奏，先后两次派人传话，希望对方能够主动投降。马格德堡的市民们并没有答应，而是满怀信心地坚守待援。

此时，皇帝军队的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也缩小到了护城壕一带。他们先后使用炮击、火攻等办法，虽然对城墙和塔楼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唯一令人担心的是守城者的弹药几乎要用完了，如果援军还不赶来，他们只得缴械投降了。在焦急的等待中，他们将所有的希望放在了瑞典国王身上，如果瑞典军星夜兼程的话，两三天后即可解决守城者的燃眉之急。5月9日，攻城者突然停止了对城市的炮击，并将炮位转移了阵地，皇帝军营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看到这些，守城者认为一定是援军赶到了，自己马上就能获救。紧绷了好些天的神经终于松懈了下来，大家抓紧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美美地休息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觉，让他们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

马格德堡城的沦陷

马格德堡城久攻不下，对手的援军也将很快赶来，这令悌利非常焦急。在此之前，他希望能够最后再尝试一次，争取拿下这个城市。为此，他计划改变以前的进攻方式。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通过了从四个方向同时进行一次猛攻的战术。9日夜晚，他们为几个小时后即将展开的猛攻准备着。10日凌晨5点，一声炮响揭开了总攻的序幕。诺伊斯塔特城门的防守工事此时并不坚固，多处城墙已经倾斜，护城壕里没有水，并且也不算深，更重要的是负责守护的人多数不在这里，这令前来进攻的帕彭海姆轻而易举地就得手了，马格德堡城的第一个缺口就这样被打开。

听到远方传来的枪炮声，法尔肯贝格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他急忙召集兵力，准备增援诺伊斯塔特城门，但此时城门已经失守。他急忙奔向另一处失守的地方，准备打退正在攀登防御工事的敌人。不幸的是，一颗子弹飞了过来，将他击倒在地。到处都是急促的枪炮声、尖锐的警报声，市民们终于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匆忙之中，他们穿好衣服，拿起武器冲了出去。由于群龙无首，没有骑兵的配合，再加上又是仓促应战，他们的抵抗毫无章法，十分混乱，到了最后，连子弹也用完了。悌利利用这份混乱，趁势将其他两处城门也攻陷了。一位名叫施密特的上校勇敢地担当起防守指挥者的角色，他率领一部分士兵再次与敌人作战，并取得一定的优势，将敌人一直赶到城门边。这时他也身负重伤，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不到中午，敌人已经攻陷了所有工事，蜂拥着进入马格德堡城。

悌利的步兵首先进城，并迅速将主要街道全部占领，架起了大炮。所有市民被要求待在房间中不得外出，等待接下来的处决。马格德堡的命运、安全掌握在悌利伯爵的手中。对于士兵们的恣意妄为，悌利未加管制。由于他的沉默，士兵们的胆子更加大了，他们随意地冲进人们的家中，拿走一切他们看上的东西，拿不走的就全部砸碎。人们纷纷求饶，部分德意志士兵稍有收敛，但来自帕彭海姆军中的瓦龙人丝毫不为所动。城市的门都被打开了，骑兵、克罗地亚人也都涌了进来，一场残酷的屠杀即将开始。

这场暴行，注定要在德国的历史上留下悲惨的一笔。胜利者们怒气冲冲，无论是年幼的孩子，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被他们当作发泄的目标，不论是男人，还是妇女，都逃不过他们暴力的魔掌。他们肆无忌惮地发泄着兽欲，甚至在女孩们、妇女们的亲人眼前将她们粗鲁地强暴。整个城市的居民，在失去保卫后沦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就连教堂也成为暴力的见证者，士兵们在这里将五十三名妇女的脑袋砍掉了。克罗地亚人惨无人性地以把孩子扔进火堆为乐，帕彭海姆军中的瓦龙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用枪去刺杀依偎在母亲胸前的婴儿。这样的毫无人性，连一些天主教同盟的军官都觉得士兵做得太过分了，他们呼吁悌利伯爵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制止，可悌利不以为意，认为士兵们付出了辛苦，现在这样做也是应该的，没必要大惊小怪。士兵们还觉得不够解恨，很快就以四处纵火为乐，突然而起的狂风令大火越烧越旺，整个城市都陷入一片火海，到处都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这下连放火者也有些受不了了，他们急忙躲进了军营，残酷的暴行这才暂时偃旗息鼓。大火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将这座德意志最为漂亮繁华的城市烧成了一片废墟，除了两个教堂和几家冶金厂，其他的建筑都成了断壁残垣。由于身体多处受伤，行政管理人克里斯蒂安·威廉及其他三位市长也被抓了起来。参事会参事和不少军官在战斗中阵亡。为了勒索到高额的赎金，敌人暂时没有处死四百名最富有的市民。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支惨无人道的部队竟然自诩为拯救这个城市的天使，真是令人作呕。

火势刚刚小了一些，又一拨皇帝部队赶到了这个城市，他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抢掠。由于地上的建筑基本已经烧毁，他们将目光锁定在地下，逼迫人们交出藏在地窖中的贵重物品。悌利于5月13日赶到了这座城市，虽然他的手下之前已经清理了主要街道，可放眼望去，四周的场景依然令人战栗。到处都是死去的尸体，受伤的人从尸体中爬了出来，嗷嗷的孩子啼哭声此起彼伏，在一些死去的妇女身边，不知人事的婴儿还在吸吮着冰冷的乳房。在清扫街道的过程中，有六千多具尸体被投入易北河，总计有三万人在这次屠城中死去。

14日，悌利将军终于进城终止了这场大洗劫。他安抚存活下来的人们，为大家分发了面包，举行了隆重的弥撒悼念死去的人。

马格德堡失陷的消息令新教徒们十分惊愕，他们抱怨瑞典国王不及时伸出援手。为了平息大家的愤怒，古斯塔夫·阿道夫急忙解释自己确实有难言之隐，因为自己一旦前去支援，那么背后就会空虚。因此，他需要勃兰登堡选侯让给他库斯特林和施潘道两个要塞。但由于勃兰登堡选侯的犹豫不决，他最终得到了施潘道。为了尽快赶到马格德堡，瑞典国王希望能从萨克森获得粮草，当他还在劝说萨克森选侯时，马格德堡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第八章 皇帝发起与瑞典的战争

对悌利来说，死亡和创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这次打了败仗，皇帝剥夺了他的一切，只因这一次败仗，他便成了千古罪人。悌利失宠了，幸运之神也离他而去，他想戴罪立功，可是皇帝再也不给他机会。

悌利将军的进攻

悌利赶紧向新教诸侯炫耀，马格德堡失陷了。当初由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进攻让皇帝的威风一落千丈，当悌利取得胜利后，皇帝对新教帝国等级专横起来，他的威信又树立起来了。利用取得胜利的时机，皇帝下令取消莱比锡同盟，对所有反抗者进行恫吓。作为皇帝命令的执行者，悌利立刻执行，向莱比锡同盟成员不来梅主教进攻。为了保命，受到惊吓的主教马上投降，交出军队，发表声明称莱比锡决议无效。当菲斯滕贝格伯爵的军队回来时，悌利马上也采用这样的方式去对付他们，公爵无可奈何地答应了皇帝的所有条件，还要给皇帝提供每月十万塔勒的给养。纽伦堡市、乌尔姆市、整个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都得承担这样的费用。皇帝急不可待地想超越一切，他的手已经伸向德意志，对人们采取高压政策，让德意志诸侯最终倒向古斯塔夫·阿道夫。可以说，悌利胜利的消息给新教徒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可到后来，皇帝的残暴很快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德意志从绝望中重生。为了重获自由，人们开始悄悄行动起来。

在莱比锡联盟的诸侯中，只有萨克森选侯和黑森邦伯的势力最大。皇帝只要把这两位拿下，他就能统治整个地区。于是悌利就先拿黑森邦伯开刀，调集军队进军图林根。在前进途中，士兵们对黑森邦伯的领地大肆糟蹋，悌利对这些行为不管不顾，给当地农民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埃尔福特市是联系萨克森和法兰克尼亚的重要纽带，悌利开始围攻这座城市。埃尔福特市为了不遭受悌利军队的蹂躏，答应提供给养和金钱。悌利派使节通知卡塞尔邦伯，要求他退出莱比锡联盟，立即解散部队，做好接待皇帝军团的准备，并交纳军税，选择当朋友还是敌人。悌利作为皇帝的仆人，竟然利用兵权和马格德堡的胜利，对德意志的帝国选侯进行要挟。令人赞叹的是，卡塞尔邦伯并没有被吓住，他对使节说：“我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地上接待外国士兵，悌利想要金钱和粮草，就回慕尼黑去，从哪来回哪去，那里不缺你需要的东西。”结果，这位邦伯的回答激怒了悌利，悌利派了两支军队攻打黑森，聪明的黑森邦伯跟他们周旋，并没有让悌利得逞。悌利决定发动全部的兵力报复黑森，但在这个时候，皇帝及时把悌利召回去了，黑森邦国才幸免于难。

马格德堡的失守深深打击了古斯塔夫·阿道夫。雪上加霜的是，格奥尔格·威廉在这个时候要他归还施潘道要塞。这座要塞对古斯塔夫·阿道夫至关重要，如果瑞典被悌利打败，这就将是唯一的避难所。瑞典国王向勃兰登堡选侯极力求情，可是这位选侯不但没有答应，反而逼迫得越来越紧，最终他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施潘道，古斯塔夫·阿道夫从此对勃兰登堡选侯怀恨在心，宣称他是瑞典人的公敌。

古斯塔夫·阿道夫为了让勃兰登堡选侯付出背叛的代价，他率领全部兵力聚集到柏林。选侯惊慌失措，派使节来军营探寻。古斯塔夫·阿道夫让使节告诉选侯，你们给皇帝提供一切，包括最重要的阵地，但是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对你们宽容些，但我能对你们君主许诺，只要给我的部队提供面包和一笔适度的款额，我就会保证你们邦国的安全，让你们的选侯好好想想吧，是愿意把我当作朋友还是愿意让我洗劫他的选侯府。格奥尔格·威廉还在犹豫，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大炮已经指向了他的首府，没过几天，勃兰登堡选侯被迫跟瑞典国王签署了盟约，规定选侯每月按时支付给瑞典三万塔勒，把施潘道重新让给瑞典国王使用。为了不招惹古斯塔夫·阿道夫，他还主动提出开放库斯特林要塞，让瑞典自由使用。这个结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可是没有了后顾之忧，瑞典部队在与皇帝的战争中取得了节节胜利。

当打败皇帝之后，瑞典国王非常高兴，喜上加喜的是，瑞典又收复了格赖夫斯瓦尔德，这是皇帝部队一直以来在波美拉尼亚占领的重要阵地。整个波美拉尼亚以后便再也不受皇帝欺压了，当地人民热烈欢迎瑞典国王，阿道夫也陶醉在与民同乐的场景中。恰逢到了瑞典解放德意志一周年的日子，整个波美拉尼亚人民举办各种庆祝活动，答谢阿道夫。在这之前，莫斯科沙皇也派出使节向他示好，还提议派部队支援他。他当然乐意接受，这样他在以后的战争中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不久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王后玛丽亚·埃莱奥诺拉带着八千名瑞典士兵来到波美拉尼亚，哈密尔顿侯爵也率领六千名英国士兵来支援。英国人的参战，给欧洲三十年战争史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帕彭海姆坚守马格德堡的时候，悌利正在向图林根进军，瑞典人迅速穿过易北河，打败了皇帝的几支部队，占领了越来越多的阵地，直接向马格德堡进军。帕彭海姆害怕了，立刻要求悌利支援。悌利马上停止前进，调过头朝马格德堡行去。他和古斯塔夫·阿道夫都在易北河的一侧安营扎寨，他们距离不远，战争一触即发，当悌利发现阿道夫的军营也在易北河这边时，他就预感到不祥。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驱散了他三个驻扎在乡村的军团，这些军团离主力部队较远。于是，瑞典很轻松地缴获了这几个军团一半的武器，并把剩余的全部烧毁。悌利为了报复，集中兵力向瑞典国王的军营开炮，此时他的兵力要比古斯塔夫的兵力多一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古斯塔夫·阿道夫巧妙地避开了战斗。古斯塔夫的军营非常坚固，敌人的猛烈炮火无法攻破。在这次摩擦之中，还是瑞典人占了上风。悌利不得不撤退，大量士兵在途中逃跑，兵力大大减少。悌利自从对马格德堡进行大屠杀之后，幸运之神便不再保佑他。

自此以后，瑞典国王的好运来了。除了少量阵地外，他的将军托特和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公爵占领了梅克伦堡。他很高兴，要把邦国交给这两位公爵管理，他要亲自去居斯特罗主持任命仪式。臣民们非常激动、非常高兴，瑞典国王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瑞典国王回到韦尔本后，在军营里接见了黑森—卡塞尔邦伯。黑森邦伯要求与他结盟，公开声明反对皇帝。他是德意志第一位反抗的诸侯，当时的形势也要求他这样做。威廉邦伯和瑞典有共同的敌人，因此他愿意把所有城市和整个领地向瑞典国王开放，并提供一切军需。作为条件，瑞典国王则应对黑森—卡塞尔邦伯的领地提供保护，在皇帝对其赔礼道歉之前不能和皇帝结盟，双方约定必须恪守诺言。达成协议之后，在以后的战争中，黑森—卡塞尔始终没有违反协议。正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合作，才让黑森—卡塞尔在威斯特伐伦和约对瑞典赞不绝口。

狂妄的悌利将军

时间不长，悌利便知道了黑森—卡塞尔和瑞典国王结盟这件事，他便派富格尔伯爵率领几支部队去讨伐这个叛逆者，还写信煽动萨克森的臣民反对他们的君主。这两种做法都没有达到目的，在随后的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反而丧失了这些部队。黑森的等级会议是明智的，他们不喜欢被掠夺，而是喜欢被保护。

跟黑森—卡塞尔相比，让悌利更烦恼的是，萨克森选侯脚踩两只船。萨克森选侯不把皇帝的禁令放在眼里，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眼看就要和瑞典国王交战了，他很担心萨克森会带着部队投向敌人的怀抱。这个时候，菲尔斯滕贝格给悌利带来了两万五千名老兵。悌利非常欢喜，信心大增，认为借此就能吓倒或者战胜萨克森选侯。他派几位使节去通知萨克森选侯，打开国门准备迎接皇帝的军队，解散自己的军队或者与他联合，把瑞典部队逐出德意志的领地。悌利还威胁道，皇帝一直很照顾他，如果拒绝，便会遭到洗劫。

悌利下达这个命令很不合时宜。悌利曾经虐待萨克森的教友和盟友，对马格德堡进行大屠杀，任由皇帝的部队在劳西茨杀人放火，现在又这样蔑视萨克森选侯，这让萨克森选侯很愤怒。古斯塔夫·阿道夫也在远处为萨克森选侯鼓劲，要他不要害怕，于是萨克森选侯禁止皇帝军队在他的领地扎营，并宣布仍会保留军备，这样做也是因为他见到悌利的皇帝部队在其领地犯下了滔天大罪。现在这支部队为了追踪瑞典国王，正在向他的领地赶来。但是，他还是很期待皇帝曾允诺给他的酬谢。于是，他把悌利的使节招待得非常好，在送走使节之前，他简单明了地说：“我的臣民已经想好要把长期节约下来的东西送给你们，可你们习惯先来硬的，硬的东西总是会硌牙，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于是，悌利率领部队一直攻进哈勒，沿途大肆烧杀抢掠。在哈勒，他更迫切地威逼萨克森选侯答应所提的条件。按照人们对萨克森选侯的了解，他肯定会屈服，因为在以前，他只愿意投入到自己的喜好中，收受贿赂的大臣也会教唆他要顺从皇帝。这次人们以为只要略施小计，他也就乖乖地向皇帝投降了。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最危难、最关键的时刻，他没有奉行一贯的柔弱政策。人们都在想，是悌利用暴力把他逼成这样的吗？悌利想把处于矛盾的朋友推到敌人身边吗？皇帝要保护萨克森选侯，他要抗旨吗？难道是皇帝想把这位选侯摆脱掉？最终人们想，应该是悌利太狂妄自大，以致他不考虑任何后果。人们不禁对他担心，一个瑞典国王已经够难对付了，他就不怕萨克森选侯会联合瑞典国王？

悌利率领部队攻进他的邦国，约翰·格奥尔格彻底失去了对皇帝的希望，再三考虑后，他决定与瑞典国王结盟。

萨克森选侯把悌利的第一批使节送走之后，便立即派陆军元帅阿恩海姆向瑞典国王求救，在这之前，萨克森选侯一直对他很冷淡。现在，萨克森获选竟然低下头来向瑞典国王求救，古斯塔夫·阿道夫内心都在窃喜，他很满足这种感觉，但是他故意表现出很冷淡的样子，他对阿恩海姆说：“假如从开始，萨克森选侯就跟我合作，悌利的部队便不会扫荡，你们的邦国，马格德堡也不会沦陷。现在悌利把你们逼上绝路，你们就来找我帮忙。你们回去告诉他，我不能因为你们来求情就毁掉我和我的盟友。他大概不会忠诚，你们邦国的大臣收受奥地利的贿赂，只要皇帝又反过来邀请他，他肯定会背叛我。现在悌利的部队又增加了不少，只要他把你们消灭掉，趁他军队需要休整的时候，我就该猛烈对付他了。”

阿恩海姆无言以对，如果想取得瑞典国王的帮助，只能让他忘掉以前的事。于是，他向古斯塔夫保证，只要能帮助萨克森选侯，无论提什么要求他们都答应。古斯塔夫答道：“我想要维滕贝格要塞，把他的长子送来给我当人质，付给我三个月军饷，把你们邦国中的叛徒押来让我处置。如果能满足这些条件，我就愿意跟他结盟。”

这位选侯一听到阿恩海姆带回的消息，就立即派他再去跟瑞典国王谈判。萨克森选侯不但要把维滕贝格让给古斯塔夫，萨克森的所有地方都可以对瑞典开放。他和他整个家庭都可以去做人质，邦国中的叛徒任由瑞典处置，为了百姓的利益他愿意支付军饷，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财产。

瑞典国王只是想考验约翰·格奥尔格，并非真要这么做，他对使节说：“以前我想帮助马格德堡时，你们以为我居心不良，所以我就不再信任你们，现在选侯用这么重的誓言向我寻求帮助，我很感动。作为回报，我只要你们一个月的军饷，我的军队以后也不会愧对这笔钱。”

瑞典国王和萨克森选侯达成协议后，马上派兵越过易北河，第二天便与萨克森人联手对付悌利。悌利无法阻挡他们的联盟，于是撤向莱比锡，并希望在此驻扎。为抵御瑞典的进攻，普福泰的汉斯指挥官发起自卫，两军在哈勒交战。因为防御工事极差，哈勒城瞬间成为废墟。次日，城门被攻破。在哈勒城郊，悌利把部队安置在一户仅存的掘墓人的家里。在此他被迫向瑞典国王投降了，也是在这个地方，他暗下决心以后要向瑞典国王复仇。在这里，悌利望着用来装饰的人骨时，脸色苍白。然而，所有人并没有想到，瑞典国王没有对莱比锡进行屠杀，而是宽厚地接纳了这座城市。

一触即发的战争

这期间，瑞典国王、萨克森选侯和勃兰登堡选侯聚集在托尔高，三大巨头开始商量如何对皇帝作战，会议还涉及德意志、福音新教、民生和诸侯命运等内容。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每个人都会深思熟虑、紧蹙眉头，此时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样，他说：“跟皇帝打仗，输赢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王位，幸运和天意是不可捉摸的，也许我们会失败，如果敌人打败了我和我的士兵，我的王位依旧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保护，我的国家和民族还会延续，可是敌人肯定会逼你们投降，到时候你们怎么办呢？”

古斯塔夫·阿道夫明白自己的实力，也清楚面临的巨大危险，所以他才要说上面那些话。可约翰·格奥尔格很焦急，有这么一位英雄在身边，他希望盟友军队尽快地来解救他的邦国，他想尽快战斗，希望自己能率领部队同悌利一决高低。经不住约翰·格奥尔格的一再恳求，古斯塔夫·阿道夫终于答应在悌利的援军到来之前发动战争。准备妥当之后，瑞典和萨克森的盟军渡过穆尔德河，勃兰登堡选侯回到他的邦国。

在1631年9月7日清晨，两支军队正式对垒。悌利为了等待增援部队，就没有对萨克森军队开战，等到萨克森选侯与瑞典人结盟后，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现在他把军队驻扎在离莱比锡不远的一个营地里，希望暂时休战。但是当敌军压境时，帕彭海姆急不可待地催促他准备应战。他把左翼部队移向丘陵，让士兵们排成一条线，然后让炮兵部队把大炮推到丘陵上面，这样就能俯视整个地面。瑞典和萨克森盟军打算兵分两路，在一个靠近悌利前线的村庄前渡过洛柏溪。为了阻止他们过河，帕彭海姆亲自率领两千名重骑兵守在那里。尽管悌利不允许开战，帕彭海姆，还是与敌军的先锋部队打了起来。瑞典的先锋部队寡不敌众，被迫撤退了。帕彭海姆还把波德维茨烧得干干净净，但这也阻挡不了联盟军的进攻。

为了方便作战，瑞典人把军队分成左翼、中翼、右翼，把步兵分成小队，安插在骑兵中间，这样不仅能弥补士兵数量少的缺点，步兵和骑兵还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托伊费尔上校指挥中间，古斯塔夫·霍恩指挥左翼，瑞典国王指挥右翼，瑞典军队开始了与帕彭海姆伯爵的对峙。

古斯塔夫·阿道夫做出安排，在萨克森人与瑞典人之间隔出一定的距离，结果证明是正确的。这想法是萨克森选侯本人和阿恩海姆元帅提出的，他们是想显示自己民族的勇敢。瑞典国王也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从后来的战争趋势来看，这样做是正确的。

太阳落山的时候，探子来报，敌军在山丘下排成一线，无法看清有多长。步兵分成大队，骑兵也分成大队，但是安排很不恰当，后面的山上架起火炮，兵力大大超过了瑞典军队。悌利站在自己军队的射程里，如果战争打起来，子弹随时可能穿过他的脑袋。悌利指挥中路兵力，帕彭海姆指挥左翼，菲尔斯滕贝格伯爵指挥右翼。这个消息如果可靠的话，悌利好像是等着敌人向自己开炮，他的这种阵法无法攻入到对方的行列中去，如若不幸，他还会被自己的大炮击中。这一天，悌利率领的军队总人数最多是三万五千人左右，瑞典和萨克森联合起来的兵力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这一天，战争的惨烈、悲壮程度不在于有多少人参战，而在于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古斯塔夫·阿道夫带领部队渡过波罗的海，远离故土，踏上陌生的危险土地，把王冠和生命托付给不确定的幸运之神。就在这一天，欧洲最英勇的两大统帅将决一死战，两位曾经都战无不胜的将军会鹿死谁手呢？德意志民众都忐忑不安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整个欧洲都忧心忡忡地等待结局，后世的人们也会为这场战争唏嘘不已。

悌利伯爵以前是个坚决果断的人，可在这一天，他显得非常优柔寡断，他下不了决心进攻，也不能十分坚定地抵抗，现在他几乎是让帕彭海姆扯着鼻子走了。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恐慌，在他脑海里总显现出马格德堡的幽灵。

莱比锡之战

悌利开始炮击瑞典士兵，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傍晚的风把地上的尘土和火药烟雾刮向瑞典人。瑞典国王命令士兵在烟土的掩护下急速向北前进，悌利根本就阻挡不了。

悌利终于向瑞典人发起首攻，他离开了固守的山丘，瑞典人的火力太猛，他被迫转向右翼，狂躁地对萨克森人的部队发起进攻。萨克森人招架不住，被悌利打乱了，萨克森选侯撤退到艾伦堡时才镇定下来。只有几支萨克森选侯的部队还在坚持浴血奋战，他们拯救了萨克森人的荣誉。悌利一见对方乱了阵脚，就一边开始洗劫，一边让他的信使准备好到皇帝那里报捷。

帕彭海姆元帅率领整个部队冲向瑞典人的右翼，瑞典国王亲自坐镇，巴纳将军在旁边协助他。帕彭海姆连续发起七次进攻，都被击退了，帕彭海姆元帅被打得落荒而逃。

此时悌利正对萨克森人乘胜追击，当瑞典国王发现萨克森军队被打乱时，立即派三个军团去增援，防止悌利打乱他们布好的阵法。指挥官古斯塔夫·霍恩顽强地攻打重骑兵，安插在骑兵中间的步兵发挥了他的力量，敌人已经疲于应战，当瑞典国王的军队出现时，结局已经可以预见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整个部队向左前进，他们开始向山丘发动进攻，时间不长，他们就占据了山丘，此时敌人正被自己的大炮轰击。

悌利几乎被包围了，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被打败了，他不得不撤退，如果撤退，就必须从敌军中间穿过去。这些士兵从没有退却过，现在为了生存不得不拼一把，他们排成一团，从瑞典部队中杀出一条血路，最后只有四个军团成功逃了出来，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撤退，到晚上仅有六百人活了下来。悌利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跑了，他们彻底被打败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跪在地上，向为战争负伤和就义的人默默祈祷，他命令骑兵继续追赶那些隐藏在夜色中的敌人。他们敲响警钟，村民们都被动员了起来，敌人只要被农民逮住，只有死路一条。在夜里，瑞典部队无法继续进攻莱比锡，于是他们决定就地安营扎寨。在这次战争中，悌利有七千人战死，俘虏和伤者超过五千人，瑞典部队占领了他们整个炮兵和军营，收缴了上百面军旗和小方旗。萨克森选侯的军队伤了两千人，而瑞典的死伤人数却没有超过七百人。皇帝惨败，悌利现在的兵力不到六百人，而帕彭海姆的也不足一千四百人。这支让意大利和德意志非常害怕的军队就这样迅速解体了。

这次战争中，悌利大难不死，可也身负重伤，他不想成为俘虏。当一个瑞典骑兵准备杀死他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这个骑兵，救了悌利一条命。对悌利来说，死亡和创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于这次打了败仗，皇帝剥夺了他的一切，只因这一次败仗，他便成了千古罪人。悌利失宠了，幸运之神也离他而去，他想戴罪立功，可是皇帝再也不给他机会。决战这一天，他的错误阵法导致了他一生的不幸：火炮安置地点错误；没有固守山丘；在敌人布阵时没有进行攻击。他失去了往日的冷静，智慧不如对手，没有尽快改变阵法。悌利不等伤口愈合，就渡过威悉河，用皇帝的防卫部队加强自己。

萨克森选侯来到瑞典军营时，险情刚刚过去。瑞典国王的热情款待，令约翰·格奥尔格深感意外，高兴之余他就把罗马国王的桂冠许诺给了瑞典国王。次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将重新占领莱比锡的任务交给萨克森选侯后，就向梅泽堡进发，他在行军途中又击败了一支五千人的皇帝军队，将其收编，之后占领了梅泽堡和哈勒。在拿下了莱比锡之后，萨克森选侯赶紧和瑞典国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如何利用好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才是最关键的。歼灭了皇帝军队后，悌利逃到了不伦瑞克。要是在那里继续围剿悌利，饱受战争之苦的下萨克森将再次遭受创伤。当然，也可以选择把战火引到敌对的邦国，左边就是皇帝的袭承国，右边就是天主教的诸邦国，两边都没有设防，完全可以长驱直入抵达维也纳！究竟该怎样抉择，这成了会上的讨论热点。从莱比锡到布拉格、维也纳和普雷斯堡这一线基本上抵挡不住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常胜军。保卫者们夺取了波希米亚、奥地利、摩拉维亚、匈牙利等地，新教徒早已盼望改变这些邦国的现况。皇帝再也不觉得自己的城堡是一个安全的所在了，为了尽快让敌人撤军，他产生了求和的念头，认为这符合对手的期待，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但古斯塔夫·阿道夫绝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将，他智勇双全，又懂得使用策略，是一个高超的政治家，他绝不满足这样的结果，而是致力于更高的追求。

在威悉河畔，悌利重整旗鼓，带领部下和赶来支援的部队会合，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他久经沙场，经验丰富，阿恩海姆断然不是他的敌手，可瑞典国王并没有时间去追击他了，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瑞典国王之所以亲自进攻天主教同盟邦国，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得荣誉，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斐迪南召集诸侯们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一次帝国会议，他用尽各种办法，要求诸侯们做出妥协。不过，新教徒们看到瑞典国王已经步步逼近，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受到保护，所以坚决拒绝了皇帝的提议。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想利用这次会议，用自己的强大势力逼迫那些诸侯们站到自己的一方来，与皇帝断绝关系。在获得天主教徒支持之前，他得先把他们控制起来，然后通过宽容的保护搏得他们的感恩。

基于这些因素，瑞典国王让萨克森选侯去占领波希米亚，自己前往法兰克尼亚和莱茵河。

第九章 瑞典的远征

西班牙人全线溃败，除了失去美因茨城外，他们在莱茵河地区也受到追击。正向法兰肯塔尔进军的九个西班牙骑兵中队则遭到了瑞典将军莱茵伯爵奥托·路德维希的重创，莱茵河畔从博帕尔德到巴哈拉赫的所有重要城市都落入瑞典人之手。

两个国王的对比

在莱比锡的辉煌一战，令古斯塔夫·阿道夫更加自信，其他的人——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也重新认识了这位瑞典国王。凭借着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战胜了号称“常胜将军”的悌利伯爵，将皇帝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自信心的增强，为他以后的事业助力不少，他的作战方式更加扎实可靠，作战策略更加大胆灵活，无论是身处顺境或面临困难，这位国王都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面对敌人，他神情倨傲；面对朋友，他谦逊宽和。由于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喜欢将眼前的事情和天意联系起来，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是因为上天要惩罚悌利，自己则是受上天指派来实现这一旨意的。

几百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外来的征服者能踏上德意志的土地，可如今，他正指挥着千军万马，向着德意志的纵深挺进。德意志有着大量的急流险滩，多年来也修筑了很多坚固的城堡，加上素来民风剽悍，以及诸侯们的相互联系和时时保持的高度警惕，还没有谁能够成功征服这里。这里虽然内战不断，边境部分也常遭侵犯，但古斯塔夫·阿道夫绝对算是第一个深入这个国家内部的。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德意志诸侯之间的联系不再紧密。正是这个因素，为他打开了进入德意志的大门。另外，他还有着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击败了政敌的种种阴谋，为自己营造了稳固的后方，保证了在前方战场上的心无旁骛。他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条件，从德意志的一侧边界赶到另一侧边界，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不忘记留下一条安全返回的道路，将自己成功的丰碑矗立在德意志的大地上。

对于悌利在莱比锡的失利，皇帝和天主教同盟是绝对没有想到的。因为在他们眼中，悌利伯爵是那样的骁勇善战，更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毫不起眼的瑞典国王究竟是怎样取得这样的胜利。以前由于悌利率领的皇家军队的存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前进总是受到阻碍，他的抱负很难实现，现在好了，悌利伯爵这支可怕的军队一下子就被消灭了。在整个德意志中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他抗衡，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为所欲为。人们的恐惧，从以前害怕至高无上的皇族权力，转变为害怕一个狂热的外来征服者，再转变为担心一个新教国王对德意志天主教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古斯塔夫·阿道夫好不容易才和德意志的一些势力达成同盟，可现在有一些同盟势力已经变了心思，开始考虑如何推翻他了，他的同盟法国和萨克森对他的胜利也是忧心忡忡。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前进之路变得更为艰险复杂，他需要同时应对敌人的诡计和自己盟友的猜疑。凭借着坚定的勇气和深邃的智慧，他应该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他的成功，也为一些弱小的势力提供了机会。这些弱者和他没有利益上的冲突，他们公然站在他这一边，希望能够得到保护和救济。凭借他的强大，这些弱者可以掩饰自己的无能，也可以增加自身的分量和影响力。绝大多数帝国城市，尤其是较弱的新教等级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们主动投靠这位瑞典国王，围在他的周边，引领他进入德意志兰腹地，并让出自己的要塞供其使用。古斯塔夫·阿道夫办事公平正派，言行彬彬有礼，与之前皇帝的野蛮粗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方式，一下子将德意志新教徒牢牢吸引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胜利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天赋，也可以称之为运气。他有两大决定性的有利条件是敌人所不具备的：一是战争的场地并不在瑞典，没有对他的根据地造成任何损害。在天主教同盟诸邦国，他点燃战火，没收逃跑诸侯的财产，拉拢这些邦国中的年轻人，通过以战养战的方式维持着庞大的开销，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额外的负担。二是他的对手并不团结。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天主教同盟的诸侯们往往自成一派，如同一盘散沙，有时他们自己还常常发生冲突，更别提一致对外了。各自为政使他们缺乏统一的步调，军权和政权相分离，而且军队缺乏统一的指挥，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与他们相反，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这两方面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他集政权和军权于一身，所有人都要听从他的号令，他的意图和计划能够被每一名士兵所实施。他就是整个瑞典的灵魂，指挥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争取着自身的最大利益。他的性情和立场也是新教徒所认可的，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拥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加上由他统率的强大军队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不可否认，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成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武力征服的同时，还用笼络人心的政策争取人们的支持。驰骋在德意志的大地上，他既是一名征服者，也是一名立法者，还是一名法官。人们甚至忘记了他是一名外来者，拱手将城市和要塞献给了他，他被当成了一位土生土长的邦君。对他来说，德意志大地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前进的脚步，有时候他的军队还没有攻打到城下，守城者一听到他的到来早就吓得举手投降了。西班牙人和洛林人早早地放弃了下普法尔茨，退守到莱茵河和摩泽尔河去了。他很快就占领了整条美因河，将武尔茨堡邦、班贝克邦和美因茨选侯邦控制起来。天主教同盟首脑马克西米利安驻守在巴伐利亚邦，同盟者的深刻教训并没有令他警醒，刚愎自用的他拒绝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和谈建议，这注定了他要在自己的地盘上遭受自己曾在别人地盘上制造的苦难。瑞典军士们像洪水一般涌来，占据了莱希河、多瑙河两岸，被击败的巴伐利亚选侯只得将失守的邦国让与对手，自己龟缩在坚固的城堡中。巴伐利亚地区物产丰富，且从来没有遭遇过战乱，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这里大肆掠夺，收获不菲。为了镇压巴伐利亚乡民，他也采取了暴力行为。慕尼黑城打开城门，将瑞典军队迎入城中。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得里希五世则逃跑了。

在德意志帝国的南部，古斯塔夫·阿道夫忙着攻城略地，他屡屡取胜。他的盟友们战绩也不错，先后占领了下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威悉河和易北河畔的奥地利驻军也被赶走，威斯特法伦、上莱茵河、图林根、特里尔选侯邦等都被他们控制起来。萨克森人征服了几乎整个波希米亚王国。土耳其人正打算攻打匈牙利。皇帝的处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只好向欧洲其他宫廷寻求帮助，可惜并没有得到满意的支援。

奥地利君主国处在天主教同盟国的中心，如今四周的同盟国领地已经沦陷，危险已经逼近到没有设防的边境了。盟友们大部分都吃了败仗，就连实力最为强大的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也几乎难以自保。由于多次失败，士兵们斗志全无，不少人偷偷溜走了，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一支军队要是没有了战斗力，那么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不会取得胜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了，皇帝要是再不想办法自救，真的就没有任何退路了，他赶紧找到了一位将帅之才来统领他的军队。整个局势终于有了一点转机。现在，对峙的双方都拥有强大的兵力、都拥有顶级的智慧，究竟会鹿死谁手，一时还难以定论。纽伦堡上空的气息也跟着紧张起来了。因为忌惮对手的实力，双方谁也不敢首先出手，都在等待最合适的机会。一旦开战，那必将是血雨腥风。这场即将开始的战争牵动了欧洲各国的心，大家都在紧张地观望着。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这时突然去世，终止了这场大战。这位国王戎马一生，东征西战，所获的荣誉不可计数。如果他活得更为长久，那么德意志一定会被这位国王完全征服。虽然他的功劳很大，但也不是唯一和不可替代的，他的同盟者还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在德意志，阿克塞尔·奥克森斯梯尔纳从他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在法国，黎塞留继承了他未完成的事业。德意志的战火最终还是没有熄灭，并接着熊熊燃烧了整整十六年。

瑞典国王的节节胜利

回顾瑞典国王的历程，也不是没有任何坎坷的。为了进军德意志帝国，他费尽心机，总算劝服了萨克森选侯，并签订了作战计划，由两人分头率军攻打天主教同盟邦国和波希米亚。为了安抚后方，他还得和邻近的魏玛诸侯、安哈尔特诸侯缔结同盟。他的对手也不是一个无能之辈。在帝国中，皇帝的势力十分强大，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普法尔茨等各地都有他的军队，不采用强硬的武力是难以占领这些地方的。在莱茵河畔，西班牙人占领了普法尔茨伯爵的所有领地，并加固了各处的要塞，虎视眈眈地等待瑞典的到来。要想利用莱茵河的渡口，必须首先和西班牙人交战。更可怕的是悌利伯爵，他的实力实在惊人，所带的部队也是兵强马壮。瑞典国王支持的是新教，所以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和他势不两立。为了得到法国的支援，他也不能完全地反对天主教，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所有这些障碍都摆在了眼前，却没能挡住古斯塔夫·阿道夫前进的脚步，他已经想好了如何处置这些问题。他可以充分利用皇帝兵力相对分散的缺点，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予以各个击破。他广泛地团结新教徒们和一些小的帝国等级，利用他们对皇帝的恐惧壮大自己的力量。皇帝的和西班牙军队的胡作非为，令百姓饱受蹂躏，早已失去了民心，大家都在等待新的统治秩序。他派出代表去拉拢一些较为重要的帝国城市，比如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在攻占第一目标埃尔富特时，古斯塔夫·阿道夫没费一枪一弹，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占领了这里。为了保证后院不会起火，他在每占领一座城市后都严格要求军队的行为，禁止其胡作非为。他还利用宣誓效忠的形式，固化民众的思想。魏玛的威廉公爵受他委托，负责管理在图林根招募起来的军队。他的妻子负责管理埃尔富特城。随后，瑞典军队兵分两路穿过了图林根森林，将皇帝军队从赫纳贝格伯爵领赶走，并随后在法兰克尼亚边境的柯尼斯霍芬前会师。

古斯塔夫·阿道夫第一个攻打的是武尔茨堡主教弗兰茨，弗兰茨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成员，与新教徒有着巨大的矛盾。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威慑力实在巨大，他还没有下令进军，只是单单说了几句威慑性的话，弗兰茨就拱手让出了柯尼斯霍芬边境要塞和通向整个省份的门户。所有天主教各等级都被瑞典人的捷报吓坏了，武尔茨堡和班贝克主教对自己将来的处境深表忧虑，害怕失去主教的位置，更害怕天主教从此永无翻身之日。为了制造障碍，天主教徒们恶意诽谤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部队，迷惑了不少普通大众。为平息谣言，古斯塔夫·阿道夫一再做出保证，并以极大的耐心对待新占领的地区。可即便是这样，在未到达的地区，他们在人们心目中依然如恶魔一般可怕。一些最富裕的天主教徒加快转移财产和家眷以躲避战乱，主教就是这样做的。他还鼓动人们起来反抗，但为了安全起见，他自己已经偷偷逃往法国，并在那里继续反对新教和瑞典人。

占领了这个主教辖区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实施了不少进步措施，以笼络人心。施魏因富特和武尔茨堡终于摆脱了皇帝的控制，先后向古斯塔夫·阿道夫投降，而玛丽娅贝格储存了大量的食品和弹药，自认为坚不可摧，因此拒不归顺瑞典。在武力强攻之下，他们储备的物品全部成了瑞典人的战利品。瑞典军还在一个耶稣会会士的藏书室缴获了大量图书，如获至宝的古斯塔夫·阿道夫赶紧让人把这些书带回乌普萨拉。以往高级教士藏满佳酿的酒窖，现在成了瑞典士兵的欢乐场。主教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去，肯定也得全部被收缴。很快，瑞典人就将整个主教辖区控制起来，主教区所有臣民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要求下宣誓效忠。古斯塔夫·阿道夫提议成立一个邦政府，并将其中百分之五十的席位分配给了新教徒。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管辖范围内，建立了很多新教宗教会，唯一不同的是，人们最初认为他一定会以牙还牙，疯狂地报复天主教，可实际情况并没有。他只是对那些顽固不化者才实施了暴力手段。不过，他的仁政也并不是彻彻底底的，有部分士兵在最初做出了一些残暴的事情。古斯塔夫·阿道夫以德报怨的行为，更多的是源于他“节约敌人的血就是节约自己的血”的理念。

武尔茨堡主教最初与瑞典人签订了同盟条约，后来听说瑞典人入侵，便撕毁了之前的协议投靠天主教同盟，希望得到统帅悌利的增援，以此来保护他的主教教堂议事区。悌利伯爵之前吃了败仗，收集残部之后，皇帝在下萨克森驻防部队也赶来加入了他的阵营，令他的信心大增。为了一雪前耻，他希望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为自己赢回荣誉。在到达富尔达之后，他一再向巴伐利亚公爵请命，要求同古斯塔夫·阿道夫作战。生性谨慎的马克西米利安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险，因为这是天主教同盟最后一支像样的武装力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投入战争。立功心切的悌利只得按兵不动，尽管他心中比谁都着急。古斯塔夫·阿道夫利用这个机会，得以占领了整个主教议事区。为了帮助武尔茨堡城解围，悌利与阿沙芬堡的一万两千名洛林人会师，不过已经无济于事，瑞典人早已占领了这座城市。对于马克西米利安的过度谨慎，人们颇有微词，认为如果他早早下定交战决心的话，主教议事区是不可能失守的。接到按兵不动命令的悌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瑞典人的胜利。有着重要战略位置的哈瑙城防守兵力薄弱，悌利试图增派这里，但未成功，古斯塔夫·阿道夫轻松地将这里拿下，悌利只能向贝格施特拉塞挺进，以免普法尔茨邦国遭到瑞典的袭击。

法兰克尼亚的缓兵之计

如果古斯塔夫·阿道夫想要占领法兰克尼亚，那么他需要同时战胜悌利伯爵和洛林的卡尔公爵。卡尔公爵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实力，之所以敢出面与古斯塔夫·阿道夫为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能够从皇帝斐迪南二世那里得到选侯冠。当时，这位公爵在欧洲各国的名声并不好，他爱慕虚荣、不切实际，一点也不懂得治理国家的策略。由于有了皇帝的支持，他甚至敢于触犯邻国法国的利益。一支法国军队毫不留情地赶了过来，占领了他的世袭领地。人们戏谑地称，他对大公家族是十分忠心的，尽心尽力地维护皇帝的利益。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在他的组织下成立了，浩浩荡荡地开向瑞典军队。这位亲王亲自披挂上阵，要同瑞典人决一死战。这样一支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只敢在民众面前耀武扬威，一上战场就像过街老鼠一样胆小。在具有高昂士气和严密纪律性的瑞典人面前，他们就像一张纸一样不堪一击。他们呆若木鸡地看着瑞典骑兵部队的逼近，除了逃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很快就丢掉了武尔茨堡的营地，其他的士兵更加不敢恋战，纷纷落荒而逃，躲到莱茵河对岸的一些城市里不敢露面。德意志人的荣誉就这样毁在他们的身上！卡尔公爵眼看情况不妙，知道大势已去，便写了一封道歉信，卑躬屈膝地就其行为向古斯塔夫·阿道夫做出解释。在莱茵河畔，一个村民看见了败阵逃生的洛林公爵，村民的胆子现在大了不少，他拍了拍公爵的马，告诉公爵要想逃命就得拼命地跑，跑得越快越好。

鉴于前面有卡尔公爵的下场，班贝克主教自然不愿重蹈覆辙，他主动向古斯塔夫·阿道夫请求和谈，以避免自己的邦国遭到洗劫。实际上，这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而是拖延时间的一种手段而已。古斯塔夫·阿道夫性格耿直，也没有想到这是对手的奸计。为了不在占领班贝克时浪费时间，他不但接受了主教的请求，还主动提出会制止敌对行为，保护主教议事区。他的最终目的是莱茵兰的诸邦国，而不是班贝克。因此，他愿意拿出一大笔钱支持和谈，以便顺利实施自己的作战计划。班贝克主教极其狡猾，战争的乌云刚刚飘了过去，他就翻脸不认人，放弃了商谈，投向悌利伯爵的怀抱，将古斯塔夫·阿道夫抛在脑后。在他的邀请下，皇帝的军队进入城市和要塞，占据了这些以前承诺给瑞典人的地方。这种小聪明只不过是推迟了时间而已，根本就没有改变这个主教辖区的命运。一位留在法兰克尼亚的瑞典统帅率军赶来，惩罚他背信弃义的恶劣行为。在战争的笼罩下，班贝克主教区承受了更大的苦难。

在皇帝统治时期，此地的等级会议迫于压力不敢发表意见。如今皇帝的军队已经望风而逃，新来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又是这样的仁爱宽厚，这使人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无论是贵族还是市民，都对瑞典人的行为感到满意，他们要求投身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庇护之中。为了拉拢法兰克尼亚的骑士等级，古斯塔夫·阿道夫发表了一项谄媚性的声明，向骑士们解释了自己的言行，并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在这个混乱的年代看到了新的希望。人人都想在他的部队中服役，以图得到丰厚的战利品，瑞典军队招募士兵更加容易了，并很快壮大起来。每占领一个城市，他们都要补充新的兵力，并分出一定的兵力负责驻防。

为了巩固在法兰克尼亚的战果，古斯塔夫·霍恩受命率领八千名士兵在这里驻守。古斯塔夫·阿道夫则带领其余的部队继续前行，火速向莱茵河挺进，阻挡西班牙势力的渗入，确保帝国的边境安全。同时，他也需要为战争费用寻找新的来源地。一路上，他占领了美因河两岸的施泰因海姆、阿沙芬堡、塞利根斯塔特等邦国，他特别希望拿下的哈瑙城也在不久前被他的手下攻陷。摆脱了皇帝剥削的哈瑙伯爵为能去除原有的沉重负担而高兴，他自愿投身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阵营。

占领法兰克福城

法兰克福城是目前古斯塔夫·阿道夫最主要的目标了，他需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从一开始踏上德意志的土地，他就给自己制定了一条铁律，那就是一定要在保障后方安全的前提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为此，他主要通过缔结同盟、占据重要城市等方式，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从萨克森出发之时，他就盯准了法兰克福，准备首先将其收入囊中。法兰克福迎来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从奥芬巴赫派来的几位使臣，了解了瑞典人希望从这里经过以及驻防部队的要求。这令法兰克福十分为难，因为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皇帝之间，他很难做出恰当的选择。无论是选择哪一方，都会触怒另一方，这个帝国城市的特权和贸易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古斯塔夫·阿道夫虽然势头正猛，可还是不能保证自己免受皇帝的报复，因此不能选。选了皇帝虽然不会遭到报复，可瑞典人也得罪不起，因此也不敢选。更糟糕的是，瑞典人带着千军万马很快就要到城下了，如果真的得罪了这一方，那么这个城市将会在第一时间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城市的贸易和繁荣也就到头了。几位特使代表法兰克福城拜见古斯塔夫·阿道夫，当面表达歉意，并一再解释之所以迟迟没有归顺主要是担心皇帝盛怒之后的报复行为，若果真这样，那么城市所拥有的博览会、特权乃至帝国自由权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古斯塔夫·阿道夫万万没有想到法兰克福人竟然如此重视他们的年集市，以至于不顾整个德意志的自由和新教教会的命运。这次他出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德意志更加繁荣，让新教教会能够自由发展。这是富有正义性的事业，按说不会在行程中遇到什么阻力。惊讶之余，他威胁特使回去后务必交出钥匙，开门投降，不然他的铁骑将会毫不留情地将这里踏为平地。他也知道法兰克福人不愿意交出权力，不过为了完成事业，他也不能有一点点让步。为了形成更大的威慑力，他安排军队尾随回城复命的特使，在法兰克福城外摆好阵势，等待最后的回复。

法兰克福城的统治者因为害怕皇帝的报复，所以还在犹豫究竟该投靠哪一方。市民们却没有这样的顾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皇帝是德意志自由的镇压者，而古斯塔夫·阿道夫则是保护者，自然应该选择后者。更何况现在瑞典人已经使用武力相威胁，选择投靠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即使将来有一天怪罪下来，也是被逼无奈才投靠瑞典的，皇帝考虑到这一点也会减轻处罚。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将瑞典人迎了进来。军队秩序井然地开进了这座皇城，随后，有六百人奉命留守在这里，其余部队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带领下连夜攻下了美因茨城郊的赫希施特。

在美因河一线，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断地扩张势力范围。在北部德意志兰，他的将领和盟友也连战告捷。罗斯托克、维斯马尔和多米茨以前都在皇帝的控制下，现在瑞典统帅阿哈蒂乌斯·托特指挥他的军队占领了这里。瑞典人在莱比锡战役后占领了哈尔伯斯塔特主教辖区，皇帝的将军沃尔夫·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想夺回这一地区，结果不但失败了，还丢掉了原有的马格德堡主教辖区。瑞典方面使用八千人的强大兵力，在将军巴纳的带领下团团围住马格德堡城，他们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不断消灭赶来支援的皇帝军团。缺兵少将的曼斯费尔德伯爵虽然拼死抵抗，但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他不得不考虑投降。正当帕彭海姆将军赶来为他解围时，坚持不住的皇帝军队自愿撤出了马格德堡。这时，这座城市除了剩下一堆破旧的小屋之外，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在麦丹战争中因遭到瓦伦斯泰和悌利的打击，下萨克森区域的等级会议一度一蹶不振。如今在瑞典国王辉煌战绩的鼓舞下，他们也敢于再度行动起来。在汉堡，他们召开集会，准备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单独筹建三个军团，以此来摆脱皇帝军团的控制。不来梅主教和瑞典国王多少有些亲戚关系，他对目前的情况尚不满足，为了恐吓手无寸铁的牧师和僧侣，他单独筹建了一支特别部队。不过由于实力不济，没过多久皇帝的将军格隆罗斯费尔德伯爵就将这支部队全部缴械。原斐迪南的值勤上校——吕讷堡的格奥尔格公爵也改变了立场，成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盟友，他征募了几个军团投入到战争中来。综合以上武装力量，以前在兵力上的弱势便没有那么明显了。

黑森—卡塞尔的威廉邦伯在韦尔本军营同古斯塔夫·阿道夫结盟，他也是瑞典国王的重要力量。在威斯特伐伦和下萨克森地区，他威名远播，是天主教心中恐惧的同义词。皇帝军队的悌利伯爵曾派出富格尔和阿尔特林格两位将军前来讨伐威廉邦伯，结果先后遭到了败绩。在威廉邦伯的带领下，他们不但顶住了军事上的压力，等级会议也抵制了悌利伯爵煽动骚乱的宣言。在莱比锡战役中，他英勇直前，把握住了战机，先后占领了法克沙、明登和赫克斯特等地。很多邦国迫于他的压力，纷纷表示屈服，为免遭洗劫，有的还主动缴纳钱财。战后，他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主力部队会师。

被赶跑的波希米亚国王、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专程来到法兰克福，希望祈求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保护，结果仅仅得到了口头上的安抚。在刚刚踏上德意志土地时，古斯塔夫·阿道夫曾宣称自己将保护受压迫者，不过现在他好像忘了曾有过这样的承诺。由于害怕瑞典国王的力量，黑森—达姆斯塔特的格奥尔格邦伯也来投奔。对于这位和皇帝关系密切的诸侯，瑞典国王多少是有些知道的，也了解他不关心新教事业，便经常性地嘲讽他为“和平使者”。同时出现在法兰克福的，还有威斯特瓦尔德和维尔特劳伯爵。由于瑞典国王的驾临，法兰克福城变得热闹非凡，这里的商业活动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一切秩序都像往常一样。

攻占美因茨城

瑞典军队的实力还在继续增强，卡塞尔的威廉邦伯率领一万黑森人加入进来，在攻打柯尼希施泰因时又招安了科斯特海姆和弗勒斯海姆。整条美因河都在瑞典国王的控制范围中。人们忙着在赫希斯特制造渡河工具。美因茨选侯安塞尔姆·卡西米尔看到瑞典的部署，知道马上将会有一场灾难降临，十分惊恐，他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对皇帝也是死心塌地，所以认为自己一定会遭到瑞典人的疯狂报复。不过，古斯塔夫·阿道夫却不一定这么想，美因茨选侯的邦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资源又如此丰富，如果上来就采取军事行动，从长远来看对瑞典一方是弊大于利的，所以首先应采取安抚的办法。美因茨选侯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和自己抗衡，便口出狂言，吹嘘要阻挡瑞典人前进的脚步。他着手加固城防，储备粮食弹药，想要打一场持久战，以此来消耗瑞典人的热情。两千名西班牙士兵在唐·腓力·冯·席尔瓦将军的指挥下，负责守卫城墙。为了防止瑞典人从水路进攻，他下令将石块、木桩堵塞码头。这种蹩脚的防守措施除了暴露守城者的不自信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瑞典人铁了心要拿下这里，一部分瑞典军已经占领了莱茵河对岸，剿灭了那里的西班牙人，另一部分则占领了维尔特劳和韦斯特瓦尔德一带的天主教地盘。在美因茨对面的卡斯特尔，则是瑞典主力部队的营区。因为法兰克尼亚遭到悌利伯爵的进攻，古斯塔夫·阿道夫暂时放松了对美因茨的包围。

看到瑞典军队主要将兵力部署在美因茨城周围，不愿错过时机的悌利伯爵开始围攻防守薄弱的纽伦堡。这是瑞典的同盟城市，如果再不紧急回防，人们一定会谴责瑞典不关心盟友的安危。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古斯塔夫·阿道夫急忙赶回去支援，帮助这个重要的帝国城市解围。奋力反抗的纽伦堡人在援军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已经赶走了悌利的军队，古斯塔夫·阿道夫得以继续他的计划。

为了渡过莱茵河，借助于大炮的掩护，瑞典人在卡斯特尔展开了一场攻势，但没有成功。他们马上改变了作战方向，绕到另一侧，希望能够从莱茵河畔的盖恩斯海姆和奥彭海姆间的施托克斯塔特打开缺口。西班牙人拼死守护在河的对岸，为了防止瑞典人渡河，他们将所有的船只控制起来，并烧掉了其中的一半。瑞典人赶了过来，却只能望河兴叹，他们没有渡河的船只，河的对岸又有西班牙人重兵把守，作战的难度可想而知。

古斯塔夫·阿道夫急于知道西班牙人的兵力部署情况，他不顾危险，亲自驾乘一条小船，准备到河对面去。一群西班牙骑兵不等他靠岸，就挥舞着刀剑猛冲过来。要不是跑得快，古斯塔夫·阿道夫估计就成了刀下之鬼。在奋力抢到了几艘运输船后，古斯塔夫·阿道夫马上安排大军渡河。但是，相对于几万人的部队，这么几艘船实在是少得可怜。他首先安排布拉厄伯爵率领三百名瑞典人乘船过河，并顽强地在对岸构筑起临时工事，为后续的大部队赢得渡河时间。守河的西班牙士兵在牺牲了六百人之后终于落荒而逃。

随后，已经渡过莱茵河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终于攻克了奥彭海姆。这一天，是1631年12月8日。莱茵河的这一边是西班牙人和洛林人，他们本打算利用这道天然屏障阻挡瑞典人的前进，现在也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了。沃尔姆斯市民遭到了即将撤离的洛林人的洗劫，法兰肯塔尔则成了西班牙人新的避难所。

此时负责守卫美因茨城的主要是西班牙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是十分有利于瑞典国王攻城的。黑森—卡塞尔邦伯也几乎在这时赶到了这里，和他一起对美因茨城形成合围之势。他们一路上攻无不克，缴获了不少战略物资。西班牙人腹背受敌，实在是没有退路可言，只得孤注一掷，誓死守城，他们通过投掷炸药弹等方式，在最开始的确对攻城者形成了不小的威胁。英勇无畏的瑞典人像潮水般向城墙涌来，令西班牙人斗志全无。为了求得一条生路，西班牙人在一番权衡后做出了投降的决定，第四天，瑞典人接管了该城。瑞典国王并没有严厉地处罚这些投降者，而是让他们自己选择，如果想走，会保证一路护送到卢森堡，如果想留，也欢迎他们加盟。不少士兵被他的宽厚仁慈所感动，纷纷加入了瑞典军队。

12月13日，瑞典国王终于打开了美因茨城的大门，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的计划。在收取了八万古尔登之后，他承诺不再洗劫这座城市。除此之外，他还缴获了八十门大炮和一批珍贵的藏书。唯一遗憾的是，这些藏书后来不幸在波罗的海随船沉没。

西班牙人全线溃败，除了失去美因茨城外，他们在莱茵河地区也受到追击。正向法兰肯塔尔进军的九个西班牙骑兵中队则遭到了瑞典将军莱茵伯爵奥托·路德维希的重创，莱茵河畔从博帕尔德到巴哈拉赫的所有重要城市都落入瑞典人之手。在维尔特劳，西班牙人失去了原有的地盘。除法兰肯塔尔外，整个普法尔茨地区基本都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

时间已经到了深冬，瑞典士兵们虽然还能抵挡，但连续的作战也令他们疲惫不堪，部队急需休整。于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让部队驻守在刚刚占领的美因茨城和周边地区，自己则抓紧时间处理内阁事务。他还和敌人展开谈判，暂时中止了战火的蔓延。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又在莱茵河和美因河的交汇处筑起了新的堡垒——古斯塔夫堡。

第十章 阿道夫和萨克森选侯大获全胜

奥地利自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后就陷入困境，这场战役已经显出奥地利失败的端倪。瑞典能在战场上意气风发，根本原因是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让大家都听他指挥，能让士兵们团结一致，能够不为他人所动，并且能抓住一切时机，充分使用各种方法。

不可捉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成为莱茵河的霸主之后，常常率领他的部队去威胁周围的选侯。他的敌人展开种种手段离间他与法国的关系，企图让两国交火。没想到的是，瑞典国王突然攻打莱茵河，这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摸不到头脑。古斯塔夫·阿道夫已经占有了武尔茨堡主教区和法兰克尼亚大部分地区，接下来理所当然地要进攻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因为这两个地区是皇帝和巴伐利亚公爵的势力范围。但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部队对准了罪孽较轻的莱茵诸侯们，先给主要对手一些警示。人们猜测，瑞典国王是想帮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赶走西班牙人，重新夺回领地。但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他并没有把普法尔茨归还给弗里德里希五世。于是，英格兰王家公使提醒他要履行诺言，但古斯塔夫·阿道夫不但讽刺英格兰多管闲事，还对英格兰宫廷在战争中没有行动表示强烈谴责。

瑞典君主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不满，他的敌人借机四处散布谣言。黎塞留很担心瑞典国王攻打法国，路易十三多疑的性格更会促使战争的逼近。当时，法国正发生内战，国王和新教徒正处于僵持阶段，假如这位常胜国王打到法国边境，那么就会带给新教徒无限的希望。虽然此时古斯塔夫·阿道夫没有说要帮助新教徒，也没有背叛法国。武尔茨堡主教、耶稣会会士、巴伐利亚大臣们各怀鬼胎，纷纷刺激路易十三的灵魂，让他产生对胡格诺派教徒和瑞典国王的恐惧。法国国王和一些天主教徒都被吓住了，他们认为瑞典国王要和胡格诺派教徒联手推翻法国和天主教。更加离谱的是，一些狂热者大肆宣扬古斯塔夫·阿道夫已经占领了阿尔卑斯山，意大利总督克里斯蒂也被捕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这些做法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他的部队似乎针对的是天主教，而不是皇帝和巴伐利亚公爵。

卡尔迪纳尔·黎塞留受了耶稣会会士的煽动做出决定，为了保证天主教的安全，会让天主教诸侯解除和皇帝的联盟，撤退军队。他相信，瑞典就是想侮辱奥地利皇族才发兵的，只要他们脱离和奥地利的联盟，古斯塔夫·阿道夫便会罢兵。诸侯们一旦解除联盟，古斯塔夫·阿道夫没有了外力，便可以一心一意对付皇帝。事情如果能按照想象进行的话，奥地利王族的末日就要到了，黎塞留又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举两得。如果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不解除和奥地利的盟约，那么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在全欧洲人面前，法国曾经宣誓要为罗马教会尽职尽责，但是现在的情况却要求他们第一个站出来反悔誓言，这势必会引发战争，诸侯们的决定也会把教会推向毁灭的深渊。

巴伐利亚选侯一直紧逼黎塞留，请求他援助。黎塞留很被动，于是就积极游说天主教的诸侯们。巴伐利亚选侯从在最开始就不信任皇帝，所以他为了继续拥有普法尔茨的选侯资格，防止斐迪南变卦，就偷偷地和法国结盟。当初结盟仅仅是为了对付奥地利，而现在，马克西米利安却想利用这个联盟来对付古斯塔夫·阿道夫。法国现在为了自保，也需要跟瑞典国王联盟。黎塞留很尴尬，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两个对抗中的国家联盟。现在，为了不得罪任意一方，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中立的态度。为了试探，黎塞留派马奎斯·冯·布热策去见瑞典国王，希望瑞典国王能够答应他们保持中立的态度。古斯塔夫·阿道夫经过多次查探，发现天主教同盟诸侯仇恨新教和瑞典，而且无法摆脱对奥地利王室家族的依附。皇帝和诸侯们的心思并不一致，他非常害怕这种中立，而且现在跟德意志的战争必须继续打下去。如果他答应了法国的请求，对信奉天主教的诸侯网开一面，那么以后换来的只能是牺牲自己。

法兰克尼亚的争夺

古斯塔夫·阿道夫为了不打击法国，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答应不对巴伐利亚选侯采取行动，但是要求天主教同盟必须服从他的条件，首先是裁军，把军事力量从皇帝的部队、占领的地方、新教邦国中全部撤出，并且保证不能给奥地利提供任何人力、物力和财力。条件非常苛刻，可法国的调解者保证答应一切要求，古斯塔夫·阿道夫愿意休战两个星期来谈判所有的事项。这期间，谈判非常顺利，可是瑞典国王截获了一封信，主要是巴伐利亚选侯让帕彭海姆将军利用谈判尽量拖延时间的消息。这封信透漏了这位亲王的不良用心，他表面上要同瑞典和解，背地里却加紧军备。当瑞典国王知道这一真相之后非常震怒，所有的中立谈判立即作废，而且更加愤恨巴伐利亚选侯所实施的阴谋诡计。

瑞典国王必须迅速赶往法兰克尼亚，悌利正在对这里用兵，但是他得先把西班牙人赶走。为了获得时间，他考虑接受腓力·冯·索特恩的中立条件，并且要对方把赫尔曼施泰茵要塞让给自己，允许瑞典部队自由通行科布伦茨。腓力·冯·索特恩不愿让西班牙和瑞典任何一方侵占自己的邦国，但他在两大强者面前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乞求法国庇护。黎塞留趁机把这位选侯拉到自己这边，把自己的部队开进特里尔邦领，并且占据了埃伦布赖特施泰茵要塞。腓力·冯·索特恩的做法激怒了瑞典国王，只有答应让瑞典部队自由通行特里尔邦领，才能平息瑞典国王的愤怒。

正当双方为特里尔帮领争论不休的时候，攻打美因茨大主教区的瑞典士兵们打败了西班牙驻防军，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部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为了保护这一胜利果实，瑞典国王和宰相分头行动，奥克森斯梯尔纳带领部分士兵驻守莱茵河中部，国王率领主力部队继续进攻法兰克尼亚的敌人。

法兰克尼亚成为悌利和古斯塔夫·霍恩的争夺地区，悌利的部队多次与瑞典部队发生战争，他们打得难解难分。古斯塔夫·阿道夫命令霍恩严厉惩罚出尔反尔的班贝克主教，班贝克主教议事区遂成为受战争破坏最厉害的地区。没过多长时间，瑞典部队就征服了大部分主教区，班贝克都城也被攻破。逃走的班贝克主教去巴伐利亚搬救兵，巴伐利亚选侯终于松口，重新任命悌利为大将军，让他担负起帮助主教复位的重任。悌利随后召集起来两万多名上普法尔茨的散兵，率领这支队伍向班贝克出发。敌人来势凶猛，古斯塔夫·霍恩一心想守住这里，可是悌利的先锋部队一来就把他打败了，他无法控制混乱场面，悌利的部队趁机攻入城市，霍恩费尽力气才抢救出一些军资物品。班贝克又被敌人夺回手中。霍恩没有办法，只得把队伍休整好，往美因河方向撤退，当他在法兰克尼亚碰到国王时，只好把剩下的兵力交给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制订出一个进攻计划，同时命令古斯塔夫·霍恩立即撤退来保全实力。

瑞典国王在阿沙芬堡检阅了部队。此时，瑞典国王、巴纳、古斯塔夫·霍恩、魏玛的威廉公爵的军队总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人。如果他现在一声号令，向法兰克尼亚进军，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悌利没有胜算的把握，只好向多瑙河方向撤退。瑞典国王现在的位置同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的距离是一样的，马克西米利安不知道瑞典国王有什么打算，所以他不知道该不该让悌利对巴伐利亚设防。如果瑞典国王继续追击悌利，那么巴伐利亚就成了两军对垒的战场。马克西米利安犹豫不决，但是由于担心祖业落入他手，他终于下定决心，命令悌利率领所有部队保卫巴伐利亚的安全。

赖恩小城的胜利

当古斯塔夫·阿道夫来到纽伦堡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对此他深感意外。在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占领这个城市，古斯塔夫·阿道夫礼貌地回敬了欢迎他的人们。这个城市看到他这样和善，都被征服了。他以前的同盟者联合起所有市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在这里，稍作休整之后他便带领军队向多瑙沃尔特要塞进发，守在这里的鲁道夫·马克西米利安非要等到悌利来支援，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攻势非常猛烈，他不得不撤退，在瑞典的强攻下，他竟然成功地逃脱了。

占领了多瑙沃尔特之后，古斯塔夫·阿道夫便掌握了多瑙河的主动权，现在瑞典国王和巴伐利亚之间仅有一条莱希河。马克西米利安很不安，他想竭尽全力保卫邦国，坚决不能让敌人侵入邦国领地。为了防守，他派悌利在赖恩小城修建军事工程，这个工程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他把莱希河上的所有桥都拆掉，派重兵把守莱希河沿线。巴伐利亚选侯派守卫部队进驻奥格斯堡，解除人们的武装力量，他亲自带着所有军队与悌利会合，他打算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到这个军营，拼全力打败瑞典军队。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奥格斯堡地区充分补给好军备物资后，便开始强渡莱希河。欧洲的三月份，大雨不断，蒂罗尔山脉积雪融化，雨水和雪水都汇入莱希河，使河水暴涨。对岸的敌人把汹涌的河水当作第一道防线，如果他们能强渡成功，那么对岸的大炮将是等待他们的第二道防线。瑞典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对岸的敌人却非常勇猛，敌人的防御工事很坚固，每一次进攻都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如果国王强行进攻的话，他们或许会全军覆灭，假如不幸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条河也会成为他们撤退的障碍。

在战争讨论会议上，大家多次强调强渡的危险，以霍恩为首的一些经验丰富的将领、士兵都担心此次行动。可是瑞典国王执意要这样做，他认为他的部队越过了波罗的海，渡过了众多大河，在这么一条小河面前是万万不能放弃的。他不顾前沿阵地的危险，视察了莱希河的地形，发现他们占据的地势要比敌人高，如果发射大炮，威力是远超敌人的。于是，他立即决定，依靠地势，驻扎炮兵，架设大炮，在炮轰敌人的同时，他让人迅速架桥。为了防止敌人发现他们的新桥，他们点起浓烟挡住敌人的视线，瑞典国王亲自发射六十多枚炮弹来鼓励士兵们的斗志。巴伐利亚人也不甘示弱，同他们对峙了两个小时。由于瑞典占据了良好的地理位置，敌人的大炮无法打到他们，这样敌人只好干瞪眼。悌利想在这最后一刻鼓起士兵的勇气，可是他的腿被火炮弹击中了，他的伙伴阿尔特林格尔头部也受了重伤。在他们俩不得不离开战场后，巴伐利亚人军心不稳，马克西米利安草率地听从悌利的规劝，打算撤退以求自保。后来，瑞典国王的一个士兵发现能从浅滩渡过莱希河，就在他们要渡河的那一天夜里，马克西米利安已经悄悄地从营地撤走了，为了不让瑞典国王追上，马克西米利安率领部队快速向诺伊堡和英戈尔斯塔特撤退。第二天，古斯塔夫·阿道夫渡过河后，发现马克西米利安选侯已经逃跑，他非常惊讶，马克西米利安遗弃的军事工地极其坚固，如果他能坚守，这个营地是无论如何也攻不破的。

巴伐利亚被打败了，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瑞典国王占领这个邦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奥格斯堡，他留下队伍守卫这个城市，然后向英戈尔斯塔特出发。英戈尔斯塔特是个战略位置极为特殊的要塞，攻下它对占领巴伐利亚的帮助非常大。

瑞典国王还未进攻英戈尔斯塔特，悌利便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临死之前，他很绝望，似乎看见以前的荣誉都掉落下来，所有枉死的生灵都来向他索命。悌利的死对皇帝和天主教同盟军队打击很大，没有哪一个将军可以代替他履行职责，悌利对皇帝做了最后的交代，劝他带兵占领累根斯堡、掌控多瑙河，并和波希米亚结盟。

攻占巴伐利亚

古斯塔夫·阿道夫信心十足，他下令围攻英戈尔斯塔特城，希望在首次发动进攻时就占领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英戈尔斯塔特城防守坚固，士兵英勇，在以往的战争中，只有在布赖膝费尔德战役中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有点信心不足。当他出去侦察要塞时，他的马被一发炮弹炸到，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巴登马克伯爵，这个年轻的皇帝宠臣也被一发炮弹炸死了。古斯塔夫·阿道夫非常冷静，他从容地站起来，抚慰了一下吓倒的大臣，换了一匹马继续视察。

马克西米利安听从了悌利临死前的交代，使用阴谋诡计偷袭累根斯堡，而且派重兵把守。看到巴伐利亚人这样行动，瑞典国王迅速改变作战计划。他为了在累根斯堡找到盟友，很早就打算把这个城市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可巴伐利亚一直控制着累根斯堡，瑞典国王想控制多瑙河并切断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之间联系的愿望就一直没能实现。现在，他立即离开英戈尔斯塔特，他不能把军队一直耗在这里，率领部队向巴伐利亚中心挺进，借机把马克西米利安选侯从累根斯堡引开，同时把守卫在多瑙河沿岸的士兵也引开。

现在，整个巴伐利亚都对瑞典国王大敞国门，瑞典国王的部队占领了摩斯堡、兰茨胡特以及整个弗赖辛主教领地。他的部队势如破竹，在行进过程中没有碰到一支能够抵抗的正规部队。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必须消灭巴伐利亚人精神上的敌人——宗教仇恨。信奉新教的士兵们出现在巴伐利亚土地上时，罗马僧侣们把他们描绘成作恶多端、要下地狱的孩子，把瑞典国王说成是基督教的背叛者。所以，受了蛊惑的人们对这帮“撒旦魔鬼们”痛下杀手，认为只要消灭了他们，人们就得救了。落单的瑞典士兵被这一群群野蛮的人用尽了一切严刑酷罚。看着一个个残缺的尸首，军队里怒火蔓延。但是作为领袖，古斯塔夫·阿道夫禁止大家复仇，他不想让自己的英雄荣誉受损。即使巴伐利亚人对他及他的军队很不友善，他也不想放弃人道主义的准则，他尽量克制自己和士兵的情绪，用最友好的态度来改变他们的看法。

巴伐利亚首府的人民整天生活在惶恐之中，他们害怕瑞典国王报复，这座城市已经没有士兵把守，富裕的居民已经带着财产逃走。它现在只能无条件地投降，希望瑞典国王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居民。这个城市派代表把城门钥匙送到驻扎在弗赖辛的瑞典国王脚下。瑞典国王有理由对巴伐利亚的所作所为进行制裁，德意志人甚至鼓动他严惩肇事者，可是瑞典国王心怀天下，他不愿意做这种心胸狭窄的事情，敌人已经没有丝毫抵抗能力，他还是很欣慰能够不费兵力就取得胜利。他领着普法尔茨伯爵摆着豪华阵势，开进马克西米利安的都城。瑞典国王在进城时，对自己的军队要求十分严格，对人们则表现得宽容多了。

在慕尼黑，瑞典国王发现了一座被巴伐利亚遗弃的宫殿，里面的珍宝早被运到韦尔芬去了。他对皇宫的布局赞叹不已，皇宫的看管人跟他介绍说：“皇宫是选侯亲自设计的。”他非常惊奇，没有想到选侯有这样的才华，于是他说一定要见见他本人，一定要带他去斯德哥尔摩。看管人答道：“他会提防你这么做的。”当他走到军械库时，发现没有一只大炮，一个工人告诉他，选侯把大炮隐藏在地下，他惊讶地嚷了起来。瑞典国王命令赶快把这些大炮搬到地面上来，尽快发挥它们的功能，这些大炮竟然有一百四十门，有的体积特别大，很多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更让人雀跃的是，在一门体积较大的大炮里发现了三万杜卡特金币。

如果巴伐利亚选侯看见瑞典国王占领了他的皇宫便立马出兵的话，就会中了瑞典国王的圈套。巴伐利亚选侯并没有露面，大臣们一直在努力说服马克西米利安，希望他能拼力一战，可他并没有听从建议，而是死死守住累根斯堡，希望弗里得兰公爵能从波希米亚赶来救他。为了拖延时间，他想利用谈判稳住瑞典国王。瑞典国王早就看穿了他的险恶用心，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最终，巴伐利亚成了瑞典军队的囊中之物。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意志境内连连打胜仗，没有遇到一个对手，巴伐利亚和其他地区的主教们都对他俯首称臣。在攻打奥地利之前，他一直受到幸运之神的庇佑，取得的功绩也得益于正确的作战计划。沿着邦国中被洗劫的城市一路追下去，他发现了通向奥地利的道路，通过政治或宗教跟他联盟的一些城市会给他提供一切帮助。瑞典国王在战场上的表现，让他可以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如果西班牙人打完尼德兰战争，还有力气来打德意志战争，那么瑞典国王第一时间便会占领莱茵河，切断西班牙人和下普法尔茨的联系。洛林公爵在打了败仗之后也会乖乖待在原地，肯定不会再参与到战争中来。瑞典国王远征德意志，一路下来又留下不少军队沿途驻扎，可是他的军队数量还是那么多，他像刚出征前那样精神百倍。在巴伐利亚的中心，他正积极做准备，预备向奥地利的腹脏插去。

萨克森选侯开辟另一战场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意志战场上捷报连连，在欧洲的另一边，萨克森选侯也是势如破竹。人们或许还没有忘，在莱比锡战役后，他们俩就已经协商好，萨克森选侯攻打波希米亚，瑞典国王攻打天主教同盟诸国。萨克森打的第一个胜仗就是占领莱比锡，在很短的时间里，莱比锡就脱离了皇帝的束缚，皇帝的守卫军也投靠了萨克森选侯，使他的兵力大增，随后，萨克森将军阿恩海姆下令军队朝劳西茨进发。在这之前，斐迪南为了惩罚叛变的萨克森选侯，就命令鲁道夫·冯·蒂芬巴赫将军攻打劳西茨省。劳西茨省防卫较差，蒂芬巴赫对它进行了一番洗劫，并趁机占领了许多城市。德累斯顿时常心惊胆战，害怕随时会遭受蒂芬巴赫的攻击，他在行军途中突然接到皇帝的命令，告诫他不要和萨克森的军队发生冲突。

斐迪南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意识到以前对萨克森做得太过分，愤怒的萨克森现在已经和敌人连成一气。现在他急于修补这种过错，想用极大的宽容来挽回萨克森的心。他想出一个办法，想让西班牙人当说客，希望萨克森能与他重归于好。可是，饱受创伤的萨克森怎么会轻易就范？他不可能把萨克森从强大的瑞典国王身边拉走，为了能够顺利谈判，他命令蒂芬巴赫立即撤出萨克森领地。皇帝又做错了，他的这种做法不但没能挽回萨克森选侯的心，反而让萨克森注意到自己的重要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萨克森更加积极地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假如当初皇帝善待于他，不做那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他今天也不会背叛曾经发誓要效忠的皇帝。

萨克森军队突然改变方向，不向劳西茨进军了，而是奔着波希米亚去了，那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只要平息这些事情，他们也就胜利在望了。在波希米亚，战争还没有平息，当政者实施的残暴政策渐渐引起波西米亚人民的不满。放眼望去，满世界都是凄惨景象，所有的土地都换了主人，臣民不得不在天主教主子的压迫下痛苦地活着，占领他人土地的人，用掠夺来的财产取悦皇帝和天主教。另外一些主子投机取巧，低价买来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财产。满腔热血捍卫自由的人被砍了头，幸运逃出去的人颠沛流离、饱受磨难。另外还有一部分见风使舵的小人，无所顾忌地挥霍原来主人留下的财产。跟这些相比，让人们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压迫，他们被逼着做违背良心的事情，波西米亚整个王国的新教徒更是忍无可忍。没有外国侵略，民族对抗也不是特别严重，这样的经历也并非很恐怖，可是耶稣会会士定下目标：只要有任何地方发生财产纷争，就使用武力解决，这样信奉新教的人就会重新皈依耶稣。耶稣会会士首先对约阿希姆山谷的居民开了刀，两名斐迪南二世的特使和两名耶稣会会士带着十五名士兵来到山谷，开始强行对信奉新教的人们布道。如果有新教徒对他们置之不理，耶稣会会士就派士兵对他们进行恐吓、罚款甚至驱逐出去。可是，这个山谷的人强烈反抗他们的做法，斐迪南最后不得不收回皈依令，这次弱者胜利了。波希米亚境内的天主教徒妄想以宫廷为例，对其他新教徒采取种种压迫政策，并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可是，久经迫害的人们希望命运能有所改变，他们时刻盼望着瑞典国王和他的同盟者能尽快带着部队来解救他们。

此刻，萨克森军队快到布拉格了。在路上，只要出现萨克森的部队，敌人就赶快撤退了。不费吹灰之力，施卢克瑙、泰申、奥席希、莱特梅里茨就被攻陷了，他们洗劫了各个天主教区。波希米亚境内的罗马教皇派非常不安，因为他们以前对福音新教徒很残忍，害怕萨克森会来报复。他们不敢在这个地方待上一天，在新教军队到来之前，所有天主教徒和害怕报复的人们便匆匆逃走了，他们带着财产一路逃跑，从乡村逃到首都，又从首都逃到别的地方。作为首府的布拉格因为兵力不足，无法抵挡敌人的围困。皇帝那边过了很长时间才做决定，让蒂芬巴赫元帅带兵守卫都城。当皇帝下达的命令传到蒂芬巴赫的军营时，萨克森军队就要进入布拉格了，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半的新教徒，他们没有想过要抵抗，守备军的力量很弱，支持不了多久。在这交困的时候，天主教徒时刻期盼着瓦伦斯泰能赶来救助。可瓦伦斯泰现在正悠闲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不会分享他的作战经验，也不会保卫这座即将沦陷的城市，他希望看到都城失去他就不能保存下来的场面，如果都城沦陷了，他反而会高兴，他的怨恨也会消失。

虽然瓦伦斯泰并没有把萨克森人带进布拉格，但他的做法却间接帮助了萨克森人。只要皇帝方面死死守住布拉格城，还是能等到救援部队的。一位人称马拉达斯伯爵的上校希望皇帝能赋予他军队指挥权，让他带兵去保卫都城。他很热情、勇敢，可是只要皇帝不点头同意，他不敢擅自冒险，他到弗里德兰公爵那里去，希望公爵能同意他的想法。他为什么要去征求弗里德兰公爵的意见呢？因为在这个邦国里，皇帝让他全权受理波希米亚的军事事务。弗里得兰公爵为了推卸责任，狡猾地对他的下属说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权力，已经退隐江湖了，而且他也害怕别人说他是强权者。他就这样打发了马拉达斯伯爵，他并不害怕敌人占领布拉格，而且为了表现出害怕绝望，他带着全家人弃城而逃。不久，萨克森人带着部队就占领了布拉格。看到公爵都逃跑了，天主教权贵、部队指挥官、僧侣和王室官员都纷纷效仿。这些权贵连夜撤离，在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逃跑的人，他们都往首都赶去，心里想只有首都才是安全的。马拉达斯也对赶来支援布拉格的部队失去了信心，他跟随大家，带着他的小队人马来到泰伯，先在那里驻扎下来，以等待时机。

第二天早上，萨克森的部队来到布拉格城前，很奇怪的是，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没有一个士兵，也没有人打枪，反而有一些百姓围了过来，他们都来看这支队伍。当这支军队出现时，他们却很友好、很亲切，似乎是在欢迎朋友而不是敌人。经过交谈，萨克森了解到布拉格城里现在已经没有士兵了，政府人员都往布德韦斯方向逃走了。阿恩海姆非常疑惑，他不相信敌人不做任何抵抗就弃城逃走，因为他知道，敌人的救援部队正从西里西亚日夜兼程地赶来，自己对打围攻战方面经验不足，并且如果要进攻这么一个大的城市，他的兵力还差得很多。阿恩海姆觉得这是个陷阱，敌人似乎要唱空城计，于是他非常谨慎，一直担心会有敌军突然出现。后来，躲在人群中的弗里得兰公爵的总管家被他们发现之后，阿恩海姆紧张的心才放到肚子里去，到这时他才确信，这个城确实被敌人放弃了，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布拉格。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上校，并通知士兵吹响号角宣告这一城市投降了。

布拉格市民向萨克森投降

布拉格的保卫者早就下定决心向敌人投降，这样他们的财产和自由就可以不受任何损失，于是他们便毫无廉耻地放弃了这座城。在萨克森的授意下，阿恩海姆签署了受降条约，之后布拉格市民们便打开城门迎接萨克森军队。1631年11月11日这一天，萨克森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布拉格。没过多长时间，萨克森选侯亲自来到布拉格，他要接受这座城市臣民的宣誓，只有这样，布拉格之外的其他三个城市才肯归顺他。这三个城市被萨克森选侯纳入统治范围之后，还和奥地利有牵扯不断的联系。起先，布拉格的教皇派还有些担心，他们怕萨克森人报复，可出乎意料的是，萨克森选侯很大度，部队的纪律也很严格，并没有发生他们想象的事情。阿恩海姆对弗里德兰公爵也是恭恭敬敬的。占领布拉格之后，萨克森把弗里德兰公爵的所有地产都送还给他，为了防止有人偷窃，阿恩海姆还派士兵守卫公爵的宫殿。在信仰方面，萨克森并没有为难天主教徒，他们可以自由信奉哪一种宗教，只是命令他们把夺来的四所教堂还给新教徒。对于那些引起公愤的、天理难容的耶稣会会士，他们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些人整天担惊受怕，不得不离开波希米亚王国。

约翰·格奥尔格虽然是个胜利者，但是骨子里还忘不了他是皇帝的奴才。在德累斯顿，皇帝的大将悌利和瓦伦斯泰对他十分无礼，现在即使他打败皇帝，占领布拉格，可他还是不敢对皇帝做出同样无理的事情来。他把皇帝和皇帝的大臣区分得很细致，如果是皇帝的东西，他丝毫不敢碰一下，如果是皇帝大臣的东西，他会毫不犹豫地掠夺过去，比如作战的大炮，他还让人运到德累斯顿去。他没有搬到皇帝的宫殿里去，而是搬到利希滕施泰的家中，这似乎太过谦虚了。如果这是一个伟人或英雄的做法，我们肯定会被他的高尚情操感动，可是，我们很怀疑这位诸侯的品行，他这样做，是谦卑呢还是软弱呢？

自布拉格投降之后，大部分城市也都相继投降了。波希米亚王国变化很大，许多流浪在外的新教贵族又重返家园。曾经发起波希米亚战争的恶人图尔恩伯爵现在满面春风地来到他以前受审判的地方，当他穿过那座桥时，他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追随者的头颅，他急忙定下神来，扫去脑海中的景象。重新回到祖国的流浪者们，都忙着收回被侵占的财产土地，占有他们地产的人现在又都逃跑了。他们现在不考虑这些地产是否已经买卖过，只是要把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重新夺回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羞耻地夸赞之前的主人管理得当，田地和畜牧长势都很好，为了装饰旧房子还置办了些非常昂贵的家具。当初他们逃亡时，地下室是一无所有，现在里面却堆满东西，粮仓充盈，牲畜兴旺。他们一度产生幻觉，似乎这些都是梦境，幸福来得太快了，他们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就又忙着卖掉这些不动产。

萨克森人占领波西米亚，这给新教徒带来了极大的勇气，人们都三五成群地去福音新教堂做礼拜。当初由于害怕受到压迫而改信天主教的新教徒，现在又重新皈依了新教，他们发誓定要放弃天主教。虽然新政府对天主教徒采取宽容政策，可是深受压迫的教民无法控制对天主教的仇恨，在某些地方，人们甚至处死天主教领导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抚他们心中的愤怒。

在萨克森接手布拉格期间，斐迪南的将军冯·格茨和冯·蒂芬巴赫带着部队从西里西亚赶来支援波希米亚，几支上普法尔茨军团将与他们会师。阿恩海姆决定赶在他们会师之前，先把蒂芬巴赫的部队打散。于是，他率领一支军队准备在半路上发起袭击。在易北河畔的宁姆堡，他们猛烈攻击敌人的防御工事。经过一场激战，阿恩海姆终于逼着敌人逃出营地，把他们赶回易北河那一边，并且还把易北河上的桥给炸断，不给敌人留下一点过河的可能。虽是这样，皇帝的军队的实力也不可小觑，在多次小型战斗中，阿恩海姆也吃到了苦头，克罗地亚人距离布拉格越来越近。在波希米亚战役中，萨克森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并不太理想，这跟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预想还差得远。萨克森人取得胜利之后，他并没有继续发挥优势，他们应该穿过波西米亚向瑞典军队靠拢，和瑞典军队一起进攻奥地利，可是他们一直和敌人周旋，发生一些小摩擦，在这些摩擦中渐渐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失去了进行大规模战争的机会。原来，约翰·格奥尔格这样做有他的打算，他不想继续配合古斯塔夫·阿道夫攻打奥地利，他的一些举止说明了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四面楚歌的奥地利王国

目前，波希米亚邦国被萨克森占领的越来越多，萨克森人开始穿过波希米亚朝奥地利进攻。另一战场上，古斯塔夫·阿道夫重新开辟了一条到达皇帝世袭邦国的道路。持续不断的战争拖垮了奥地利，在奥地利境内，到处都是荒凉的景象，兵力也在减少。瑞典军队比奥地利有更多的优势，他们怀有崇高的荣誉感、坚定的信念，部队的纪律非常严格，这些正是奥地利部队缺乏的东西。皇帝的同盟者，有一些被解散了军队，有一些被危险吓倒，这让他们对皇帝产生了不信任。现在，奥地利势力最强的邦国——巴伐利亚为了自保，似乎也要在奥地利和瑞典之间保持中立。斐迪南二世好像知道马克西米利安和法国之间已经秘密结盟，这让他非常担心。萨克森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这一派武尔茨堡主教、班贝克主教、美因茨选侯、洛林公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特里尔打算投奔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人打仗，而古斯塔夫·阿道夫又打退西班牙，波兰被迫和古斯塔夫·阿道夫签订停战协议，西本彪根的新任君主也是个不安分的，他一直窥探着匈牙利边境，土耳其政府也虎视眈眈地准备趁机进攻奥地利。大部分新教徒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影响下勇敢地站起来，开始用武力反抗斐迪南二世。悌利和瓦伦斯泰掠夺来的资源快要用完了，斐迪南二世失去了一切，他不可能再利用外国资源来打仗，皇帝宫廷不合时宜地逼迫人们信仰天主教，这导致恩斯河上游一些邦国发生暴乱。瑞典已经打到奥地利的家门口，斐迪南二世已经没有一点退路了。奥地利君主在经历一系列辉煌成就之后又走回原地，差一点就要垮台。如果巴伐利亚保持中立，萨克森选侯反击斐迪南二世欺骗，法国攻击西班牙，这些国家如果同时行动，奥地利便土崩瓦解，各个邦国绝对会把它瓜分掉，德意志的邦国也会分崩离析。

奥地利自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后就陷入困境，这场战役已经显出奥地利失败的端倪。瑞典能在战场上意气风发，根本原因是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让大家都听他指挥，能让士兵们团结一致，能够不为他人所动，并且能抓住一切时机，充分使用各种方法。奥地利这一方完全不同，瓦伦斯泰赋闲在家，悌利被打败之后，皇帝和天主教任命的将领不能使士兵们信服，他们缺乏军事自主权，军队纪律散漫，部队与部队之间缺乏沟通，等级会议毫无信心，首脑们做事犹犹豫豫，意见不统一。瑞典这一方在战场上拥有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它的力量有多强大，而是用兵得当。天主教同盟和皇帝的兵力也不少，只是指挥不当，而且统帅不能全权处理军事事务。如果悌利伯爵不战败，皇帝的猜忌心理也不会把主宰整个国家命运的军事权交给他。眼前最迫切的是，斐迪南得任命一位新统帅，这位统帅不仅要富有作战经验，还必须对奥地利王室忠心耿耿。

斐迪南二世的枢密委员会整天忙得焦头烂额，他们为找一位这样的人物几乎争执起来。斐迪南二世头脑一热，对大臣们说，自己要做统帅、要君临战场，鼓舞士气。这个决定是很草率的，这只会让人联想到，是不是国家已经没有能人了，皇帝才会亲自出马。这让皇家的颜面无存，而且皇帝还要处理国家大事呢，怎能放下这些去率兵打仗？皇帝不能做的事，他的儿子却可以做，有位王子勇敢有为，奥地利臣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一出生便被戴上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的王冠，现在他的邦国有难，他必须站出来承担责任，他一出现便得到军队和人们的拥护。他肩上的担子很重，由他来担当统帅，可以消除大臣们之间的钩心斗角，也可以利用王子的名声对部队纪律进行改善。虽然王子很年轻，没有作战经验，但是可以任命有经验的大臣做副手，通过王子来发布命令，这样士兵们也会信服。

尽管有一些大臣违心地表示赞同让王子做统帅，可还有一些大臣对王子的能力表示怀疑。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掌握国家命运，这是多么冒险的做法。王子面临的敌人可是当时最厉害的统帅，他没有任何功勋，也没有办法证明他的能力是否能担当此任。如果他指挥的战争又失败了，那么整个国家都要承担灾难。对王子本身来说，如果战争失败成为千古罪人，他以后还怎能统治国家呢？

第十一章 皇帝再次重用瓦伦斯泰

接连的失利令瑞典国王信心尽失，这是他第一次吃败仗，两千余名士兵战死沙场。第二天，他就率领部队撤出了雷德尼茨河。

被罢黜的瓦伦斯泰雄风重振

奥地利需要任命一位合适的统帅，并组建一支自己的军队。罢免瓦伦斯泰后，皇帝主要依靠天主教同盟和巴伐利亚军队，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奥地利如果没有钱财，就招募不起一支部队，而且现在的部队像是由散兵组成的，无法和瑞典对抗。如果能有一人既有统帅才能，又有自己的部队，那这个人就只能是遭到罢黜的瓦伦斯泰了。

运气的天平终于向弗里德兰公爵倾斜了，到了该他一雪前耻的时候了。由于骁勇善战的瓦伦斯泰被罢免了，奥地利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皇帝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无所依凭，部队在战场上总是吃败仗。看到自己的阵地接连失去，皇帝十分烦闷，可又无能为力。更令他感到恐慌的是，自己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将领，而且同时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敌。

被罢权后，远离了战争舞台的瓦伦斯泰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佯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终日无所事事，但在他的心里却刮起了一场复仇的风暴。看到昔日的敌人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大权旁落的他自然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权力的中心。他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在这一如往常的外表下，一点点积攒着爆发的力量，他一步一步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回想起以前，自己是多么的八面威风，也得到了皇帝连番的赏赐。可现在残留在他脑海中的，只剩下自己为皇帝所做的一切。现在皇帝竟然这样忘恩负义，怎能不激起他的报复之心？他正好可以打着复仇的旗号，掀起更大的政治风浪，从而满足自己不甘寂寞的权利之欲。他的认罪信被皇帝撕毁了，那他也就没有义务再保护皇帝了，他的权利范围越是被压缩，那么他反抗的空间就越大。复仇的心理已经吞噬了他的理智，他的想法可能因此而更加疯狂。

由于之前的功勋实在是无可比拟，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阻碍，无论是想要什么，都没有被拒绝过。这一切在他被罢黜的那一刻起，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累根斯堡帝国会议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使他看到了本源的力量和委授的力量之间的区别，以及臣民同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在此之前，他一直醉心于为皇帝东征西战，并渴望从中得到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庞大的军队是他权利的载体，显赫的战功是他炫耀的资本。但就是这次会议，使他意识到即使自己再强大，也丝毫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自己终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个工具罢了。只有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才能牢牢地将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上，才能获得最大的荣耀。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受以往经历的影响，他最想做的就是再次拿起武器，借此冲上权利之巅。实际上，要不是他之前受到侮辱，他的人生之路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无怨无悔地为皇帝的统治营造一个合适的环境，他也将满足于皇帝的赏赐和他人的奉承之中。不幸的是，人们将他从权力中心排挤出来，改变了他的认知和思想，也为自己埋下了苦果的种子。

如今瑞典人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德意志北部，一切都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控制之中了。皇帝军队相继失去了莱比锡等一些地方。正隐居在布拉格的瓦伦斯泰远远地观望着这场战争，自然也听到了皇帝军队惨败的消息。对所有天主教徒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但对瓦伦斯泰而言，这更像是一个好消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进攻，为他的复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他积极主动地与古斯塔夫·阿道夫联系，希望能够和这位瑞典国王结下友谊，共同缔造一番伟大的事业。他委托早已效忠于瑞典国王的图尔恩伯爵做中间人，转达了他的意愿。瓦伦斯泰自己招募了一部分军队，还想让瑞典国王支援一万五千人。如果瑞典国王答应的话，他就可以带领这支军队去攻占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侵袭维也纳，他昔日的主子将被驱逐到意大利。尽管这样的计划听上去有点不切实际，更像是夸下的海口，但是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古斯塔夫·阿道夫没有直接拒绝这样一位重要的朋友。瓦伦斯泰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后又一次提出要求，希望可以得到明确的答复。瑞典君主显得十分谨慎，有些犹豫不决，他不确定这样一个冒险计划的可行性，也不确定这个有叛变历史的将领的忠诚度。由于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他不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也不敢轻易将军队交予对方打理。他委婉地告诉瓦伦斯泰，自己的兵力由于进攻德意志有些分散，战线也拉得过长，所以很难抽出相当的兵力。他的婉拒显然伤害了瓦伦斯泰的自尊心，傲慢的瓦伦斯泰彻底打消了合作的念头。如果这两个强者能够合作起来，那么这场战争也许早早就会结束了。谨小慎微的瑞典国王就这样错失了机会，之后当他反悔时，已经晚了。

这两个强者的性格或许不适合在一起，即便他们将来结为同盟，也不一定能够合作多久。因为在联合作战中一定需要某一方降低姿态做出牺牲，但这两位都是如此强势，谁也不可能先低头。瑞典国王的拒绝，只不过是提前了两人决裂的时间。瓦伦斯泰的独立性很强，他不想受到任何束缚，一定要享有最充分的自由。古斯塔夫·阿道夫同样具有这样的品格，一点也不愿意依赖别人。对于受到法国宫廷的约束，他现在还多少有些遗憾，很想摆脱这样的控制。如果在联合作战中受到瑞典国王的管制和命令，那么瓦伦斯泰一定会变得极不耐烦，之后怎样分享战利品一定会变得极为麻烦。瑞典国王虽然可以接受一名皇帝叛逆臣民的援助，但一定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可能毫无节制地迁就对方，更不可能以牺牲自己的尊严为代价。如果将来瓦伦斯泰想夺取波希米亚的统治权，那么一定会遭到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强烈抗议。如果瓦伦斯泰帮助古斯塔夫·阿道夫取得了德意志兰的统治权，他也一定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一山难容二虎，有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没有瓦伦斯泰的立足之地，反之也一样。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去世后，瓦伦斯泰无意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认为这位国王的去世对两个人而言都是好事，毕竟德意志不需要两个君主。

制订复仇计划

瓦伦斯泰第一次报复奥地利王室家族时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功，但这次失败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他开始改变报复手段，尝试用其他办法达到目的。既然在瑞典国王那里吃了闭门羹，那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向萨克森选侯表达了合作的意愿，相信后者一定会听从他的意见，并且会听从他的驾驭。如果能够和萨克森选侯达成合作，那么他们的联合将会是继皇帝和瑞典国王之后的又一重要势力，足可以改变当前德意志的局势，削弱瑞典国王的影响力。萨克森选侯和瑞典国王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作为本土的重要势力，前者自然不希望后者的势力过于强大。由于瑞典国王的节节胜利，萨克森选侯对双方合作的兴趣渐渐冷却。瓦伦斯泰看准了这一点，知道只要成功地将萨克森和瑞典剥离，使其与自己合作，那么他就掌握了混乱的德意志战争的主动权，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对皇帝和瑞典国王形成双重打击，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他的丰功伟业，也从这时开始起步。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是绝对的前提和基础，否则，所有的想法都只能是空谈。毕竟这是在皇帝的地盘上，他的队伍想要偷偷摸摸地建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得不到皇帝的认可，队伍还没等壮大就会被扼杀。因此，需要借助皇帝的旗号，并且让皇帝拥有这支部队，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展开行动。只是这样一来，皇帝自然不会让瓦伦斯泰指挥这支军队。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让这支部队听从自己的指挥呢？如果向皇帝表示臣服之意，并且一再请求的话，或许皇帝会交出指挥权。傲慢的瓦伦斯泰是绝不会这样低三下四的，而皇帝也不会大发慈悲将指挥权赐予瓦伦斯泰。好友阿恩海姆到底还是老谋深算，他告诫瓦伦斯泰，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如果皇帝面临的处境更加危险，那么就有可能不考虑那么多，也就有可能不顾巴伐利亚和西班牙的反对，从而让瓦伦斯泰执掌大权。因此，瓦伦斯泰相信只要自己想方设法帮助瑞典人取得新的胜利，那么属于他的时机就会随之而来。萨克森人本来是准备攻打劳西茨和西里西亚的，现在突然掉头攻打波西米亚，在这背后，极有可能是得到瓦伦斯泰的邀请和鼓动。瓦伦斯泰的本意也不想坚决抵抗，但为了不被别人抓住把柄，他也得做出抵抗的样子。很快，他就撤出了战线，将这座城市拱手让给了瑞典人。在这之前，瓦伦斯泰同萨克森的将军在考尼茨的密谋可能已经决定了现在的结局。为了早日使自己掌握大权，瓦伦斯泰不惜一再牺牲奥地利的利益，瑞典人也得以在莱茵河展开势如破竹的进攻。为了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他还指使追随者们放出口风，一再强调只有在瓦伦斯泰的率领下才能抵挡瑞典人的进攻，现在奥地利的下场就是剥夺瓦伦斯泰指挥权的严重后果。这样的声音，甚至在皇帝的枢密委员会中也能听到。

无须多言，皇帝也知道现在离不开瓦伦斯泰了。回想起瓦伦斯泰曾经的丰功伟绩和自己的失误鲁莽，他也后悔不已。以前由于他对巴伐利亚和天主教同盟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想要召回瓦伦斯泰一定会招致巴伐利亚的强烈反对。但是现在的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巴伐利亚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皇帝自然无须有太多的顾虑。不少人提议召回这位曾经的伟大统帅，皇帝也动了心，开始认真地筹划这件事情。他想起在以前，瓦伦斯泰是怎么样的战无不胜，尽管他的军队实力强大，但根本不需要皇帝花太多的钱来维持。有这样的统帅和军队，皇帝的宝座也稳固了许多。更为重要的是，瓦伦斯泰忠心耿耿，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宝贵品质。如果现在让瓦伦斯泰东山再起，那么就可以使作战双方达成势均力敌，这对拯救奥地利和维持天主教而言是最好不过的办法。当然，作为一名皇帝，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以前的失误是挺没面子的一件事，而放低姿态向一个臣子躬身道歉更是有失身份。但是形势所迫，皇帝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将此事委托给瓦伦斯泰的朋友，由他们负责在中间传话以及评估和解的可能性。

对于在皇帝内阁中达成的以上意见和措施，瓦伦斯泰并不是毫不知情，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他早已知晓。尽管内心十分高兴，但他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而且是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首先拒绝了皇帝的邀请。他说自己习惯了远离政治的生活，如今自己的内心十分安宁，很享受现在幸福宁静的隐居生活，那些繁华和权力早就不再是自己的追求，他宁愿永远像现在一样，无拘无束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悠闲自得地品尝生活的滋味。他一再矜持，并没有表现出内心的急不可待，甚至还移居到摩拉维亚的茨纳伊姆。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他欲擒故纵的策略而已，只是为了能够在与宫廷的谈判中获取更大的筹码。

报复皇帝的时机终于成熟了，瓦伦斯泰暗暗高兴。为了限制他在军队中的权力，同时也平息巴伐利亚的抗议，皇帝打算再派一名监督人过来，便让奎斯滕贝格和韦尔登贝格作为代表前去转达这层意思。这两位代表也是瓦伦斯泰的好友，但瓦伦斯泰丝毫不买账，他表示无论这个派来的人是谁，哪怕就是上帝，他也决不容忍这样的行为。有求于人的皇帝丝毫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了他。为了平息他的怒火，皇帝又派出宠臣埃根贝格侯爵前去劝说。看到自己的挚友和拥护者，瓦伦斯泰仍然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埃根贝格侯爵表示，皇帝是十分信任和尊重瓦伦斯泰的，当年的行为也是迫不得已，如今皇帝找到了改正的机会，对他更是寄予厚望，希望瓦伦斯泰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更大的辉煌，皇帝一定会论功行赏，决不能亏待了他。出于大局考虑，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瓦伦斯泰应该终止自己的不满情绪，尽管这种不满是人之常情。如果瓦伦斯泰能够克服这一点，用加倍的干劲来驳斥对手的流言，那么一定能够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皇帝已经如此低三下四，瓦伦斯泰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对于皇帝提出的条件，一些无关紧要的他同意了，而那些更为关键的部分他则提出了更高的价码。他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装备齐全一支部队。瓦伦斯泰希望让皇帝明白，他的才能是无可替代的，皇帝是离不开他的。他更加相信，如果没有自己的指挥，那么这支军队也不会有任何建树。斐迪南二世很高兴瓦伦斯泰能够担当重任，却不知道对方只是为了向他索取更多的利益。

瓦伦斯泰招兵买马

没过多久，瓦伦斯泰便开始着手组建军队，他的大胆承诺遭到了整个德意志兰的质疑，就连敌人古斯塔夫·阿道夫也觉得不太可能。瓦伦斯泰早已成竹在胸，在此之前他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不过是进入实施阶段而已。他是一名极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官，人们听到他要招兵买马，自然是纷至沓来，大家都希望能在他的手下碰碰运气，他的许多旧部也从四面八方赶来。由于他向士兵们承诺了高额的军饷，在吸引人参军的同时，也给后勤给养带来不小的压力。奥地利要求各省必须分摊一部分费用，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匈牙利国王、西班牙宫廷也勉强同意出资支持，大臣们也馈赠了一笔巨款。

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瓦伦斯泰自己带头掏腰包拿出二十万塔勒。在他的示范带动下，一些富翁也投入到出资招募军队的行列中。只要出钱组建军团，就可以拥有这个军团的指挥权，这种指挥权不受宗教、信仰等限制，只和财富挂钩。这就吸引了许多新教臣民，他们也参与进来。与此同时，瓦伦斯泰还就兵力和金钱问题与外国展开谈判。洛林公爵、波兰、意大利都表态要提供一定的帮助，有出兵的，也有提供后勤物资的。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在摩拉维亚组建起一支四万余人的队伍。整个欧洲对此都非常震惊，谁也没有想到瓦伦斯泰竟然拥有这么强大的号召力，完成了这件不能完成的事情。一般人想招几百人都十分困难，可在瓦伦斯泰面前即使是招几万人也像是小事一桩。这支军队已经装备完毕，正等待他们的指挥官一声令下，立刻展现他们的勇敢行动。

瓦伦斯泰说到做到，在军队装备完毕后主动要求皇帝挑选一位将领负责指挥。皇帝对这支军队抱有极大的希望，而瓦伦斯泰就是这支军队的灵魂。如果灵魂消失了，那么这支军队也终将化作一盘散沙。这些将士们与瓦伦斯泰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不是瓦伦斯泰的债权人，就是他的信徒。瓦伦斯泰向大家许下美好的未来，这种许诺就像是一种纽带，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一旦许诺的人退居幕后，那么大家的利益就受到了直接的影响。实际上，瓦伦斯泰公爵做出引退的姿态，只是为了要挟皇帝，而不是真的有这种想法。瑞典人的大军压境使皇帝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选择由瓦伦斯泰担任指挥，以便缓解日趋严峻的局势。皇帝再次命令埃根贝格侯爵，要求他劝服他的朋友担任军队的指挥。

瓦伦斯泰还是一如既往的装腔作势，虽然内心十分渴望得到指挥权，但在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拒绝的姿态，好像根本不在乎一样。他告诉这位特使，之所以能够组建起这支军队，和皇帝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皇帝已经四面楚歌了，只有他的军队能够力挽狂澜。只不过他担心皇帝一旦得救，又会像以前一样故伎重施，冷落了曾经的功臣。因此，自己现在最想做的不是指挥这支军队，而是能够离开这里，在私人宫殿悠闲地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现在仅仅和皇帝联系就已经破坏了他的心情，早就有些不耐烦了。

埃根贝格侯爵很是看不惯这个朋友的心机和手腕，他警告瓦伦斯泰，如果还冥顽不灵的话，皇帝绝对会严肃处理。对于他的得寸进尺，皇帝陛下本着宽容友善的态度一再忍耐，处处迁就，但也绝对不是没有底线的。他应该理解和尊重皇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傲慢和固执。一旦皇帝发怒，后果将十分严重。虽然以前皇帝也犯过错误，对他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是现在还来得及弥补。如果他还抓住这一点不放，那么他和皇帝之间将不可能和解。只有他答应皇帝的命令，接管了这支军队，那么他提出的合理要求才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否则，他将遭到皇帝的严厉惩罚。

瓦伦斯泰也很清楚，他的领地四周都是奥地利君主国，如果皇帝想要处罚他，迎接他的一定会是灭顶之灾。但是他最终之所以答应皇帝的要求，是因为从埃根贝格侯爵的口中听到了皇帝将满足自己任何要求的承诺，这正是他孜孜追求的。达到了目的之后，他就听从了埃根贝格的劝告，起身起草一份他的要求。

被要挟的皇帝

埃根贝格侯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瓦伦斯泰竟然如此胆大妄为，他的要求中竟然给这位最高傲的君侯约法。尽管早就知道瓦伦斯泰不具备谦虚的品质，他还是没想到会有如此放肆的要求：皇帝不得指挥军队，也不具有军队的奖惩和人事任免权，不能分配战争中获得的领地和战利品。所有的这些权力都由瓦伦斯泰独享。皇帝必须对瓦伦斯泰奖赏一个世袭邦国和其他一个作为附加酬谢的被占领的帝国邦。瓦伦斯泰还应享有在每一个奥地利省份避难的权利，以及占有梅克伦堡公爵领地的权利。在免除他的统帅权之前，应提早正式书面通知。

这些要求把皇帝排除在军队之外，将最高统治权转移给一个军队的指挥官，皇帝的地位一落千丈。因此，埃根贝格侯爵极力劝说瓦伦斯泰降低要求，可就在刚才，他还一再强调瓦伦斯泰担任指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瓦伦斯泰这么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已经打算在不远的将来发动一场政变，剥夺皇帝的权力，将德意志的统治权拿在自己的手上。由于现在还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试探皇帝的反应。一旦这个文件得到了斐迪南二世的认可，那么他就和平地达到了目的。

经过深谋远虑，瓦伦斯泰好不容易才建成这支军队，他根本不可能允许别人拥有比他更高的权力。他不仅仅要享有最高的权威，还需要让这支部队完完全全归属于他，他必须是这支军队意志的唯一主宰。以前他也享有一支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但那种权力只是皇帝赐予他的，随时都可能被收回。现在他要不依赖任何人，自己创造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需要特别谨慎地将军队和皇帝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他的指挥权才能稳固。享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后，他就具有了经济上的独立权，不用再依赖皇帝。享有避难权后，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皇帝的迫害，必要时还可以让他们自相残杀，自己坐收渔利。因此，这个文件中提出的要求，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障他的各种利益不受侵害。他的计划是完美的，但是斐迪南也不是省油的灯。要想凭借这一纸合约限制皇帝的各种权力，显然是有些异想天开。皇帝是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只不过出于现在帝国的需要，瓦伦斯泰的重要性令皇帝只得暂时同意，以便稳定局势。

就这样，瓦伦斯泰终于成了这支皇帝军队的最高首领，除了他以外，任何人下达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就连皇帝的命令也是一样。这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可能会将他们从目前颓废的局势中挽救出来；对于新教徒而言，他们则需要密切关注。战争将被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皇帝方面做出了这么大的让步才和瓦伦斯泰达成一致，自然对他抱有相当大的期待。按说他应该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兵力，重新攻占势力式微的萨克森，然后一步步帮皇帝收复失地。但是瓦伦斯泰并没有按照皇室的意愿去行动，他有自己的计划。对于敌人在波希米亚王国的行动，他并没有加以阻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想与萨克森人联合。萨克森人已经和瑞典结盟，他们并不愿意这么快地背信弃义，因此要想说服他们与自己合作，现在必须按兵不动。对于这一点，皇帝也表示支持。可是，萨克森人对皇帝和瓦伦斯泰并不信任，对他们的动机和诚意是持怀疑态度的。谁都知道瓦伦斯泰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治家，即便他在讲真话，能够相信的人也没有几个。事态已经不允许瓦伦斯泰继续沉默下去，他决定诉诸武力，求得联合，他迅速集结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萨克森人占领的布拉格。城中的萨克森人在进行了短暂的自卫后不得不缴械投降。瓦伦斯泰希望以占领的布拉格为资本，与萨克森宫廷展开谈判。为使形势有利于自己，在与阿恩海姆将军重开谈判之际，他决定再给对方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派兵迅速占领了奥斯席和皮尔纳之间的狭窄通路，希望截断萨克森军队返回其邦国的退路。阿恩海姆加快了行军步伐，躲过了一劫，但由于他的撤退，失去了埃格尔和莱特梅里茨这两个萨克森人最后的避难所，于是，波希米亚王国再次沦陷。

反攻瑞典行动

为了胁迫萨克森选侯同意与自己和解，瓦伦斯泰准备在萨克森发动战争，表面上他是要维护皇帝的利益，实际上完完全全是在实施自己的计划。当萨克森人被瓦伦斯泰赶出波希米亚时，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已经落入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手中，瑞典人的战火已经烧至巴伐利亚边境。在最好的帮手悌利伯爵死后，马克西米利安独力难支，在莱希河畔吃了败仗，紧急向皇帝和瓦伦斯泰求援，希望能够得到瓦伦斯泰的帮助。如果为了保卫巴伐利亚，那么瓦伦斯泰必须离开波希米亚。对于这个请求，斐迪南是十分赞成的，只是他没有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派出特使，轮番劝说瓦伦斯泰向多瑙河进军。

对于皇帝的命令和马克西米利安的请求，瓦伦斯泰一概置之不理，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显然是要任由马克西米利安自生自灭。以前在累根斯堡帝国会议上，他曾遭到马克西米利安的诬陷，后来皇帝准备重新起用他时，马克西米利安又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马克西米利安选侯强烈地感受到瓦伦斯泰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对自己的报复，希望借助瑞典人之手除掉自己。瑞典人逐渐蚕食巴伐利亚的地盘，在累根斯堡望眼欲穿的马克西米利安始终没有等到瓦伦斯泰的到来。瓦伦斯泰正忙于占领整个波希米亚，他推说这是对奥地利最好的保护。直到完全占领了这里，在马克西米利安选侯和皇帝的一再请求下，瓦伦斯泰才决定和马克西米利安联合起来。这给了天主教徒很大的信心。

如果单单只有瓦伦斯泰一支部队，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有限的兵力还能够勉强应对，可一旦对方联合起来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古斯塔夫·阿道夫虽然不乐意看到对手的联合，但由于对方两人之间有宿怨，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没有采取什么阻止的措施。在他看来，这两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当他听到对方可能会师时，便急急忙忙奔赴上普法尔茨阻挡瓦伦斯泰。由于他的行动慢了一步，瓦伦斯泰和马克西米利安在埃格尔会师了。

在瓦伦斯泰眼中，埃格尔就是一个福地，正好可以利用这里给瑞典人来一个下马威。对于马克西米利安的卑躬屈膝，瓦伦斯泰并不满足，他又发出一道命令，要求马克西米利安远远地迎接自己。他需要对方用这种姿态来衬托他的强大。对于这种带有屈辱性的命令，生性高傲的马克西米利安并没有反对，他确实是陷入危机了，除了瓦伦斯泰之外，没有谁能拯救他，所以只能默默忍受这种屈辱。作为一个男子汉，他能屈能伸，甘愿为了大局忍受凌辱。

马克西米利安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只为了促进双方的联合。联合后的事情更为麻烦，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由谁来指挥军队。两个人都是军队的首领，个个心高气傲，谁也不愿意让出指挥权，在对方面前做一个言听计从的傀儡。马克西米利安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一方选侯，在帝国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加上家族地位显赫，而瓦伦斯泰只是皇帝的一条走狗罢了，断断不能受其指挥，因此想掌管军队。瓦伦斯泰则一再强调自己的赫赫战功以及皇帝授予的无上权力，比马克西米利安更有资格享有这份指挥权。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和讨价还价，瓦伦斯泰最终占据了主动，这支联合军队由他担任总指挥，尤其在会战的日子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马克西米利安选侯的权力仅限于对旧部的奖惩，不得干涉会战部署和行军路线的制定。

达成以上结果后，这两个不可一世的英雄才真正见面。在两军之前，他们二人表面上热情地相互拥抱，并发誓友好对待，内心里却已经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不擅长伪装感情的马克西米利安尽量控制自己，不泄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瓦伦斯泰却有些喜形于色，人们可以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

纽伦堡全城备战

经过联合，皇帝军队的兵力已经达到六万余人。相对瑞典军队而言，他们不但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且在战斗力上也占据主动，绝大多数士兵都有一定的实战经验。古斯塔夫·阿道夫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便将军队撤退到法兰克尼亚，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皇帝联军究竟是打算在萨克森还是巴伐利亚与自己展开决斗，古斯塔夫·阿道夫心中一点也不清楚。阿恩海姆的部队已从萨克森撤出了，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西里西亚获得占领地。对于人们的指责，阿恩海姆毫不在意，他就是想让弗里德兰公爵进入萨克森，以便逼迫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与皇帝和解。

看到盟友有难，古斯塔夫·阿道夫赶紧派兵支援，准备帮助萨克森与瓦伦斯泰作战，如果情况需要，他甚至打算派出所有兵力。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判断错了，瓦伦斯泰的目标显然不是萨克森，皇帝的兵力正源源不断地向自己的营地开来。瑞典国王的安全现在已经受到威胁，他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认真应对。在惊诧之余，他将分散在各处的部队聚集起来，但人数依然有限，向同盟们求救在时间上又来不及，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不坚守纽伦堡，要不退守多瑙沃尔特。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危险系数十分高，他们可能会被困在城中，最终因弹尽粮绝而城破人亡。可即便这样，瑞典国王还是选择了第一个方案，他之所以不顾人们的埋怨和危险，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盟友遭受敌人的洗劫。

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加固防御工事。所有的纽伦堡人干劲十足，都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将这个城市同附近市郊用防御工事连接起来，中间则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军营。防线上设置了很多堡垒，在入口处则设置了半月牙状的尖锐物体，兵营被穿城而过的佩格尼茨河分成两个半圆，之间由许多桥相连接，在城墙和防御工事中共设置了近三百门大炮。由于大家的通力合作，这个浩大的工程仅用了十四天时间就完成了。

在城外忙着修建工事的同时，城内则忙着准备武器弹药和粮食等物资。为保证食品安全和大家的健康，他们还安排了专门的卫生机构负责防疫。许多年轻人被召集起来参加紧急军事训练，以备不时之需。一个新的民兵军团被武装起来，民兵组织的实力也大大增强。由于坚守在纽伦堡城中的瑞典兵力仅有一万五千余人，还不到对方兵力的三分之一，古斯塔夫急令在莱茵河、图株根和下萨克森的兵力朝自己机动，同时分别向盟友魏玛的威廉公爵和黑森—卡塞尔邦伯发出求援信号。

弗里德兰公爵的军队终于抵达了这里，但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瓦伦斯泰自信地说，在他和瑞典国王之间，只有一个人能主宰世界，不出四天，大家就能看到结果。由此可见，瓦伦斯泰对快速结束战争是非常有信心的。当瑞典人一度冲出自己的防线时，瓦伦斯泰却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错失了最好的战机，他只得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试图通过长时间的围困，耗尽对方的物资，迫使对手出城投降。瓦伦斯泰将兵力部署在城外，并占据了纽伦堡对面的坚固营垒，切断了纽伦堡城与其他城市的联系。他自信通过这样，城内逐渐会发生饥荒和瘟疫，到时候不用自己动手，就能轻松战胜不可一世的瑞典国王。

就在瓦伦斯泰洋洋得意地等待看瑞典国王笑话的同时，他的后勤保障出了麻烦。因为不堪忍受战乱，周边地区的居民全部逃走了，没有留下一点点粮食。为了争夺粮食，双方的粮食搜寻队经常爆发冲突，以至于到了后来，哪一方都不敢轻易派小部队外出了。瓦伦斯泰到底还是低估了对手。每当瑞典国王缺少食物的时候，纽伦堡城的储藏库总能解决他的燃眉之急。瓦伦斯泰的给养需要从远处运过来，结果他刚刚从巴伐利亚收购起来的一大批货物还没有运到，便在路上遭到了瑞典人的突袭，他们不但损失了两百头牲畜，还有一千辆装面包的车被付之一炬。双方之后在阿尔特多夫展开激战，结果弗里德兰军团又有四百人战死。已经贻误过一次战机的瓦伦斯泰十分后悔，面对固若金汤的纽伦堡城，也是无计可施。缺少食物是双方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就只能首先撤出战场了。

两军对垒

双方都躲在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谁也不主动出击，在最初对峙的十五天里，只发生过一些小的冲突。人口的过于密集和食物的供应危机，导致了一场可怕的传染病流行，这极大削弱了双方的战斗力。就在这时，瑞典的援军终于赶了过来，增强了兵力。瑞典国王计划有所动作，打破对方的围困。

在瑞典宰相奥克森斯梯尔纳的带领下，黑森—卡塞尔的威廉邦伯、比肯费尔德的普法尔茨伯爵和魏玛的威廉公爵分别率领援军朝纽伦堡城挺进。这是一支实力强大的增援部队，拥有兵力五万人，配备火炮六十门、辎重车四千辆。与古斯塔夫·阿道夫原有的兵力会合后，即使不加上纽伦堡城的民兵，瑞典军队的兵力就已经将近七万。另外，纽伦堡城内还有三万名市民随时愿意投入战场。双方的实力都十分强大，正紧张地对峙着，一旦这场战争爆发，可能通过这一次战役就可以决定胜负。双方紧张地积聚力量，整个欧洲都在目不转睛地观望着。

粮食问题在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就十分紧迫了，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就交战双方的总数来说，士兵有十二万人，战马有五万多匹，随军的妇女、马夫、奴役也有几万人，再加上几万名纽伦堡居民，每天的伙食问题令双方的指挥官头疼。每天由纽伦堡城送来的五万磅面包仅够塞塞牙缝，周围的所有磨坊已经全速开工，可还是供不应求。由于饲料短缺，不少战马都饿死了。士兵们则面临着瘟疫的威胁。

在对峙了五十五天之后，古斯塔夫·阿道夫终于不愿再等下去了。出于对优势兵力的信心，他率兵冲出了防线，驻在雷德尼茨河岸的三个炮兵连奉命扫射弗里德兰的军营。弗里德兰公爵早就打定主意，毫不理会敌人的嘲讽，以不变应万变，希望能够用瘟疫和饥饿战胜对手，所以命令士兵们好好待在工事里，偶尔也回应几声枪炮声。尽管遭到了士兵们的质疑和马克西米利安的抗议，弗里德兰公爵还是坚持这一计划。古斯塔夫·阿道夫发出命令，猛攻瓦伦斯泰军营，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这时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第五十八天，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主力部队渡过了雷德尼茨河，赶走了敌人的前哨。在比伯特河和雷德尼茨河之间陡峭的高地上，是瓦伦斯泰的主力部队和军营。这里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被人们称为古要塞和阿尔滕贝格。在周围的山上，瓦伦斯泰早就布置好了强力的火炮和致命的滑膛枪，山坡上则排满了密密的鹿砦和刺人的木栅栏。瓦伦斯泰泰然自若地在山顶上恭候敌人的进攻。古斯塔夫·阿道夫首先命令五十名滑膛枪手去进攻这个极为险恶的据点。在这狭长的地势上，人多的优势并不能体现出来。他们向山顶发动了进攻，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子弹也如雨点般飞来，还没等他们在防线上扯开口子，就已经被敌人的重骑兵冲乱了阵势，在扔下上百具尸体后，他们只得仓皇后退。瑞典人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失败了，怒不可遏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之后又分别派出芬兰人、新军团进攻，都没有取得进展。连续被打退多次后，瑞典士兵尸横遍野、损失惨重。古斯塔夫仍不死心，瓦伦斯泰怡然自得地在要塞里看着这一切。

在雷德尼茨河畔灌木丛中，皇帝的骑兵部队同瑞典左翼部队的战斗也打响了。双方互有胜负，谁也不肯退缩，直到夜色降临枪炮声才停息了下来。瑞典国王打算向各军团发出撤退的命令，需要一名军官来负责传达。勇敢的苏格兰人哈伯龙上校毛遂自荐，从军营里挺身而出，领命而去。在激战中，魏玛的贝恩哈德公爵占领了一块古堡上方的高地，这里居高临下，十分适合使用大炮。但一夜暴雨令山路泥泞不堪，大炮推不上去也就只能放弃这块阵地。接连的失利令瑞典国王信心尽失，这是他第一次吃败仗，两千余名士兵战死沙场。第二天，他就率领部队撤出了雷德尼茨河。

第十二章 瑞典的失利

瑞典国王的那匹宝贵坐骑浑身是血的疯狂逃窜，每一个见到它的士兵都怒不可遏，他们为了把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尸首从敌人那里抢过来，又发动了一场血战，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尸体就草草地葬在埋尸的山丘下。

以撤退换取休整

打过这一仗之后，双方都不敢先动手，也不敢先撤离，他们对峙了整整两个星期。军中的储粮越来越少，士兵们越来越无法忍受饥饿，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就去掠夺周边的村民。瑞典部队中的良好纪律在此刻的困苦中消失殆尽，德意志军队更是如此，他们对自己人都不放过。这种士兵的不良行为无法控制，也是因为一些下级军官做了坏榜样。瑞典国王看到纪律严明的部队败坏成这样，非常痛心，他愤怒地呵斥德意志军官，是你们德意志人自己毁掉了家园，是你们侮辱帮助你们的朋友，上帝可以作证，我对你们十分厌恶，你们让我愤怒，你们不遵守我的纪律，你们去践踏老百姓，让他们公开辱骂我、痛恨我。为了帮助你们，我摘掉王冠，耗尽四十吨黄金，到头来一无所获，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分给你们，你们却不遵守我的法律，我很想赞扬你们英勇无敌，可是现在你们残暴的做法让我认定你们是不怀好意的。

纽伦堡地区的军队人数众多，为了维持每天的开销，纽伦堡城已竭尽所能，但纽伦堡的全部财力最多能支撑十一周。瑞典国王考虑到军队人数较多，不得不先撤退了。在这次战争中，有一万多纽伦堡居民人死于战场，约有两万名瑞典士兵死于战争和瘟疫。纽伦堡郊区的田地都被踏毁了，村庄被烧毁，无家可归的乡民四处流浪，尸体发出的腐烂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在炎炎烈日下，瘟疫开始在人和牲畜中传播。

瑞典国王看到这种凄惨景象，想到短时间内也不能打败弗里德兰公爵，于是决定在9月8日撤离纽伦堡，并留下一支军队驻守。当他率领部队经过敌军时，敌人并没有进行攻击。当部队撤到诺伊斯塔特和温茨海姆时，他们停了下来，在那里休整了五天，这样不但可以让士兵恢复体力，也方便他们增援纽伦堡。瓦伦斯泰看到瑞典撤退了，他也马上离开了他在齐恩多夫的军营，走之前把军营都烧了。腾空而起的烟雾向这里的人表明，纽伦堡战争结束了。瓦伦斯泰一直向福希海姆奔去，他们一路烧杀抢劫，可是他们撤得太远，瑞典国王都追不上。纽伦堡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无法再维持瑞典国王的军队。于是，古斯塔夫兵分两路，一路坚守法兰克尼亚，一路由他率领继续进攻巴伐利亚。

在这段时间里，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已经到了班贝克主教辖区，在那里弗里得兰公爵发现部队只剩下两万四千人，少了三万六千人。纽伦堡一战并没有结束两国间的战争，只是牵制了瑞典国王，让他无法攻打巴伐利亚，这样奥地利也就脱离了险境。瑞典国王撤出纽伦堡后，巴伐利亚又可能成为战场。但弗里德兰公爵对此毫不关心，与巴伐利亚选侯联盟后他承担了那么多的责任，对此他感到厌烦，他想借机解除同盟关系，专心实施他的雄心壮志。首先要做的就是分离萨克森和瑞典，他决定和萨克森签订一个特殊合约，让他的部队在萨克森领地进行冬季休整。

他想实施计划可是时机又不对，此时西里西亚正被萨克森人入侵。萨克森连同勃兰登堡、瑞典部队，连续多次打败皇帝部队。瓦伦斯泰声东击西，假装进攻萨克森选侯的领地。萨克森立刻掉转军队，瓦伦斯泰这才把西里西亚拯救出来，顺利地去实施计划。瓦伦斯泰借口维护皇家利益，拯救奥地利反对巴伐利亚选侯，欺骗人们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瓦伦斯泰为了不让瑞典国王支援萨克森，就任凭萨克森对巴伐利亚进行劫掠，他现在也不用担心瑞典君主会支援约翰·格奥尔格，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瓦伦斯泰再一次利用手段抛弃了巴伐利亚，在班贝克，他们彻底闹僵了。巴伐利亚不得不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去抗击敌人，弗里德兰公爵则率领部队向图林根森林奔去。

瓦伦斯泰的先锋官冯·霍克带着六千名士兵攻向福格特兰，这个省毫无防备，他们便大肆烧杀抢掠。时间不长，瓦伦斯泰又派出更加残暴的第二统帅——加拉斯增援霍克。最后帕彭海姆将军也被调来支援霍克，萨克森的压力越来越大。瓦伦斯泰的军队所到之处，教堂被损坏，村庄被烧毁，田地一片荒芜，无数家庭分崩离析，大量臣民惨遭杀戮。整个图林根、福格特兰、迈森均都遭受了战争的蹂躏，这还是状况比较轻的地方。主力部队对萨克森的威胁更大，他们经过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根时不仅毁掉一切，还留下纪念碑宣告这一功绩。经过对莱比锡城短时间的围攻后，他们取得了胜利。瓦伦斯泰还想进一步攻打德累斯顿，占领萨克森选侯的整个领地，当他逼近穆尔德河，打算进攻离得不远的萨克森军队时，瑞典军队到了埃尔富特，这让他始料不及。瓦伦斯泰处在了萨克森军队和瑞典军队中间，而且格奥尔格公爵也来增援瑞典军队。瓦伦斯泰立刻改变计划，撤向梅泽堡，以便会合帕彭海姆伯爵，共同抵制瑞典军队。

来自同盟者的背叛

西班牙和奥地利现在正在策划阴谋，计划着如何离间瑞典和他的同盟，古斯塔夫·阿道夫很担心他们的计划会成功，联盟关系越重要，约翰·格奥尔格的性情就越多变，萨克森选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破坏了联盟关系。他和萨克森选侯不存在友谊关系，只是政治需要才结盟的。这位亲王一直以来就很自大，他很讨厌外部势力干预邦国内部事务，现在邦国有难，他才迫不得已接受瑞典的帮助。对德意志人来说，瑞典国王的威望很大，对新教各等级有重大影响，这都让萨克森选侯内心充满焦虑，斐迪南派来的使者又煽风点火，这更是加重了他对瑞典的猜忌。每次采取行动，古斯塔夫·阿道夫总会提出异议，萨克森选侯对此很恼火，他们快要决裂了。在战场上，双方将领谁也不服谁，总是制造麻烦。翰·格奥尔格本性就热爱和平，他内心深处还是愿意做奥地利的臣仆。这对阿恩海姆非常有利，在瓦伦斯泰同意后，他费心费力地做他主子的工作，希望能和皇帝达成共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古斯塔夫·阿道夫知道，如果他想在德意志生存，就不能离开萨克森选侯。因此，他竭力修复和萨克森的关系，认为现在还没有给萨克森选侯留下坏印象，如果皇帝用兵或其他办法征服萨克森选侯，瑞典国王表示出无所谓的态度，那么慢慢也会失去其他盟友的信任。考虑到这些，瑞典国王再次帮助萨克森，下令第二次进攻英戈尔斯塔特，巴伐利亚选侯终于做出保持中立的决定。奥地利乡民发起暴动，给瑞典国王提供了便利，如果瓦伦斯泰赶不上，皇帝就可能被瑞典国王赶下台。萨克森选侯此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古斯塔夫·阿道夫不值得为他做出牺牲。所有人都觉得古斯塔夫·阿道夫拯救萨克森选侯是错误的。

瑞典国王迅速集合部队，紧紧跟在瓦伦斯泰军队的后面。在阿恩斯塔特，魏玛公爵贝恩哈德撞上了瑞典国王，此时的瑞典国王已拥有两万精兵。在埃尔富特时，他跟他的爱妻依依不舍，等他的爱妻再见到他时，已是生死两隔。1632年11月1日，瑞典国王比弗里德兰公爵早一步到了瑙姆堡，郊区的人民都赶来一睹瑞典国王的风采。一年前，他曾解救过这里的人民，无论他去什么地方，都会受到热烈欢迎，每一个人都向他跪拜，如果能近距离接触瑞典国王，那将是人们最大的荣幸。这种崇拜让谦虚的国王很不自在，他认为，人们不该把自己当作上帝，所做的事都是应该的，如果因为这些让他们心存感激，或许上帝会惩罚自己。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告别之前是那么亲切，在他最光辉的时候还崇拜复仇女神，厌恶羡慕长生不老的人。当人们想起他这种良好品格时，更容易留下怀念的泪水。

此时，弗里徳兰公爵已经在魏森费耳斯等候瑞典国王。为了战斗，他需要在萨克森做冬季休整，人们怀疑他在纽伦堡没有军事行动，是因为害怕跟瑞典国王打仗。这次，他再不把握进攻机会，就会被人们耻笑。他的部队优势比先前少了很多，假如他在瑞典国王和萨克森人联合之前发动进攻，他还是有机会获胜的。现在他相信他的兵力，也相信占星学家塞尼说的话，认为到了11月份，瑞典君主的气数就尽了。另外，瑞典军队想要穿过拉姆堡和魏森费耳斯之间的狭隘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被群山和萨勒河包围，只需少量兵力就能把此处完全封死。瑞典国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铤而走险，坚决前进；一种是退回图林根，在荒凉之地损费军资。出人意料的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并没有让瓦伦斯泰的计划得逞，而是迅速占领了瑙姆堡，瓦伦斯泰不得不再寻机会发动进攻。

瑞典国王在瑙姆堡驻扎下来，打算一边修筑防御工事，一边等候吕纳堡公爵前来增援。瓦伦斯泰见他这样安排，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应该穿过狭道攻打敌人还是按兵不动。他把所有经验丰富的将军都召集过来开会，大家一致认为此时不是发动进攻的最佳时机，从瑞典国王修筑工事来看，似乎是要长期驻扎下来，同时，迫切需要休整的军队不适宜在寒冷的冬天作战，因此大家表示结束同瑞典的战役，先去莱茵河畔解救科隆市，因为荷兰军队正在发动进攻，莱茵河畔地区更需要加强军备。弗里德兰公爵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几乎不担心瑞典国王会先对他们进攻，于是决定让部队在此地休整，如果敌人发动进攻，必须第一时间集合军队。帕彭海姆伯爵率领主要兵力赶去解救科隆城，其他部队在适当的城市郊区驻扎下来，以便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魏森费耳斯宫堡被科洛雷多伯爵监视着，瓦伦斯泰把军营驻扎在梅泽堡，这样他既可以进军莱比锡，又能阻止萨克森人联系瑞典军队。

战死沙场的国王

古斯塔夫·阿道夫并不知道帕彭海姆带兵支援科隆城去了，所以他发动全部兵力进攻驻扎在魏森费耳斯的敌人。当弗里德兰公爵知道瑞典国王进攻的消息后，他非常惊愕，马上下令部队准备抵抗，现在他只有一万两千多名士兵，而瑞典国王的兵力不下两万。他希望帕彭海姆能及时赶回支援，因为帕彭海姆还没走远，最多只有五里地。瓦伦斯泰一边迅速派人召回帕彭海姆，一边率领军队来到平原上，他想切断瑞典国王和莱比锡、萨克森的联系，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等待瑞典国王的到来。

科洛雷多伯爵发射了三发炮弹通知弗里德兰，瑞典国王出动了，这是他们约好的信号，弗里德兰的先锋军立刻集合队伍，前去占领位于里帕赫河沿岸的村庄。他们没能阻止敌人，瑞典军强渡了里帕赫河，和皇帝军队在吕茨恩下方遭遇了。弗洛斯格拉朋运河截断了吕茨恩和马克兰斯泰特，这是魏森费耳斯通往莱比锡公路的必经之路。双方各有一支部队在这条运河边上安营扎寨，而各自的骑兵队却都在运河的另一边。北面是瓦伦斯泰的右翼部队，南面则是瑞典军的左翼部队，两支军队被莱比锡公路隔开了。谁先占领公路，谁就获得了绝对优势，瓦伦斯泰在发动攻击的前一夜抢先占领了这条公路。

在公路两旁，瓦伦斯泰命令把堑壕挖深，用重兵把守，并在公路的后面安插了七门大炮，让炮兵连掩护藏在堑壕里的士兵；他还把十四门小型野战炮放在吕茨恩后面的高地上，这样就能对平原形成打压之势，还把步兵分成五个独立团安排在公路后面，并由骑兵掩护。为了方便作战，只把弹药放在战场后边，辎重运到莱比锡，运输物器的士兵都要骑到马上，加入军队，壮大声势，他们只要能坚持到帕彭海姆赶来救援就算是完成任务。这一切都在夜里安排好了，只要等到天亮就可以迎头痛击敌人。

古斯塔夫·阿道夫几乎是与瓦伦斯泰同时采取行动的。那天晚上，他在对面的平原也做了安排。在这次战争中，他采用上次的战法，在步兵中穿插少量骑兵，在骑兵中穿插少量步兵。整个部队排成左翼和右翼两部分，瑞典国王亲自指挥右翼部队，主攻弗洛斯格拉朋；德意志英雄——魏玛的贝恩哈德公爵指挥左翼部队，主攻公路和吕茨恩；布拉厄伯爵指挥中间的步兵，骑兵分布在步兵两侧，火炮部队冲锋陷阵，走在最前沿；苏格兰人亨德尔松率领后备军跟在战场的后面。左翼和右翼由德意志军队和瑞典军队分别组成，他们似乎在进行一场竞赛。

双方都在前夜安排妥当，现在只等黎明。这场战争的重要性，不在于双方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早应该结束的战争一直拖延，地点一变再变。双方统帅的能力不相上下，他们在欧洲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荣誉，在整个欧洲战争中，他们还没有面对面地公开较量过，两位将军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退缩过。将要到来的这一天，欧洲会出现最强大的胜利者，他不是瓦伦斯泰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明天，弗里德兰公爵要付出重大代价来证明斐迪南是正确的，每一个士兵都妒忌，赢得的荣誉会全部归一人所有。不管是胜还是败，战争的双方都要付出艰辛和血泪，现在考虑任何事都是徒劳的，只有克服担心害怕的心理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

清晨终于到了，可是笼罩着整个地区的浓雾到中午才渐渐散去，双方的进攻也就等到了这个时候才拉开序幕。瑞典国王带领整个军队向上帝祈祷，在部队乐队的伴奏下，他们一起唱了一首动人的歌。然后，瑞典国王骑上马，穿过军队，因为旧伤他不能穿铠甲，身上就穿了一件皮胸甲和一袭布料外衣，他想借此鼓舞战士。在瑞典祈祷上帝时，皇帝那一方却在祈祷耶稣玛利亚。11点左右，等浓雾消散，能看清敌方后，瑞典军队发现弗里德兰公爵烧毁了吕茨恩，他是怕偷袭才这样做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一声令下，骑兵部队策马前进，步兵紧随其后，朝堑壕发起进击。

瑞典军队冒着炮火，勇敢地向敌人杀去。敌方的枪手见来势凶猛，抵抗不住就从阵地上撤了下来。瑞典军队顺利越过堑壕，拿下炮兵连，随后就用敌人的炮火瞄向敌人。弗里得兰公爵军队总共分为五个旅，其中两个旅被轻而易举地打垮了，当第三个旅准备撤离时，聪明的瓦伦斯泰立即想到了办法，他闪电般出现在战场前沿，及时遏制住了混乱的局面，他极具权威地发布命令，让逃窜的士兵停下脚步，就地重新组织部队建起一道新战线，集中兵力朝瑞典军各部兵力攻去。战争异常惨烈，双方几乎是在混战，枪炮失去了作用，平时派不上用场的剑和长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人们都在愤怒地拼杀！瑞典军队经过奋战，此时已疲惫不堪，最后因寡不敌众败给了瓦伦斯泰。他们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堑壕和炮兵阵地又被夺了回去，瑞典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阵地上尸体遍野，却没赢得一寸土地。

瑞典国王带领右翼部队对敌方的左翼进行了偷袭，他的这支芬兰重骑兵部队威风凛凛，打得由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组成的轻骑兵四处逃窜。轻骑兵一发生混乱，便影响了其他骑兵部队的秩序。此时有人把左翼部队的情况向瑞典国王禀告，说步兵部队又退回堑壕，左翼部队也顶不住了。瑞典国王立即决定，自己率兵支援左翼部队，冯·霍恩将军继续追击逃跑的敌军左翼部队。他那高贵的坐骑腾空一跃便穿过堑壕，可是后边的骑兵连却做不到这样，只有为数不多的骑兵能紧随其后。

萨克森—劳恩堡的弗朗茨·阿尔贝特公爵紧紧围绕在瑞典国王身边。瑞典国王不顾危险，直接冲到敌人的包围圈里，他想进攻敌人的薄弱之处。可他现在处在敌军之中，一个皇帝的二等兵看出，这个骑马人和普通士兵不同，于是命令枪手射击他，随即，瑞典国王的左臂被打中了，当国王的骑兵连从后面赶上来，看到国王流血了，都慌了手脚。瑞典国王强忍剧痛，安慰人们说没有大碍，可是看起来他快支持不住，要昏厥过去。他悄悄地用法语请求劳恩堡公爵把他抬走，劳恩堡公爵为了鼓舞士气，带着国王特地绕行，朝右翼奔去，没料到敌人向瑞典国王的背上又开了一枪，这一枪要了他的命，他对劳恩堡公爵说不要管他，赶紧想办法解救自己，说完，他掉到地上，又连中数枪，离开了人世。瑞典国王的那匹宝贵坐骑浑身是血的疯狂逃窜，每一个见到它的士兵都怒不可遏，他们为了把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尸首从敌人那里抢过来，又发动了一场血战，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尸体就草草地葬在埋尸的山丘下。

愤怒者的反攻

整个瑞典军队都知道了他们的国王被敌人打死了，这个消息激怒了士兵，最令人尊敬的人都战死沙场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何价值？上帝都不保佑最尊贵的人，何况他们这些低微的士兵？阿普兰、斯莫兰、芬兰、东哥特和西哥特的部队，带着愤怒的焰火，重新扑向敌人的左翼部队。这支左翼部队之前就惧怕霍恩将军，现在被彻底打败了。瑞典国王去世后，魏玛公爵贝恩哈德临时受命，担任了统帅之职，他继续发扬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精神，带领着这支军队猛攻皇帝部队的右翼。瑞典人重新占领了敌人的火炮连营地，他们调转炮口，用敌人的火炮轰向敌人。在贝恩哈德和克尼普豪森的带领下，瑞典步兵部队的中锋重新进攻堑壕，一下子就战胜了拥有七门大炮的炮兵中队。他们带着怒火，继续进攻敌人的步兵大队，敌方越来越抵挡不住瑞典军队的强烈攻势。恰巧此时皇帝军队中一辆满载手榴弹和炮弹的弹药车爆炸了，他们以为敌人从后面偷袭过来。现在他们的士兵心惊胆战，士气非常低落。瑞典军队已经打垮了左翼部队，右翼部队也处在危险之中。要命的是，他们的火炮被瑞典人夺去了，似乎瑞典就要胜利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帕彭海姆率领重骑兵和轻骑兵赶来增援皇帝部队。瑞典失去了先前的优势，新的战争马上又要打响了。

当帕彭海姆接到返回吕茨恩的命令时，他的军队正在疯狂掠夺哈勒城，他没办法迅速召集起所有分散的士兵。于是，他下令召集起来的八个骑兵军团立即赶赴吕茨恩。他赶到的时候，正遇上皇帝左翼部队被古斯塔夫·霍恩打得四处逃窜。他迅速组织逃散的人马，率领他们重新拿起武器。帕彭海姆不知道瑞典国王已经被打死了，还在极力搜寻瑞典国王的身影，想和他一决高低。由于之前作战耗尽体力，加上很多士兵牺牲了，瑞典军队已经无法再抵抗敌人的优势兵力。帕彭海姆的出现给步兵带来了勇气，弗里德兰公爵趁机重新部署作战计划。瑞典被迫再次撤出堑壕，皇帝军队再次夺回大炮。瑞典最精锐、最英勇的黄色军团在这一天全部壮烈牺牲，他们还保持着临死前固守阵地的状态。皇帝骑兵部队组成蓝色军团也全部牺牲了，这支部队是由皮科洛米尼伯爵率领的，他采用了七种方式进攻敌人，换了七匹马，他被六颗子弹击中，可是至死他都不愿离开战场，直到整个部队开始撤退时他才被强行拉走。弗里得兰公爵为了帮助遇难的人、鼓励勇敢的人、谴责畏惧不前的人，泰然自若地骑着马穿过枪林弹雨。他身边的许多士兵被子弹打中，他的大衣被子弹打烂了，可是他毫发无伤，今天复仇之神在暗中保护着他。

帕彭海姆，这位军队中传说的英雄，这位在奥地利最负盛名的英勇战士命运多舛。他带着要和瑞典国王一决高低的信念，杀进混战之中，而古斯塔夫·阿道夫生前也希望能一睹帕彭海姆大将的风采。然而天未遂人愿，死神也把他带走了，帕彭海姆被一颗子弹穿透胸膛，他的士兵费尽力气把他从混战中抬了出来。当他得知瑞典国王已经战死沙场后，开心地笑了，眼睛里放出最后的光芒。他让士兵立即给弗里德兰公爵报信说他要死了，让他高兴的是，他会和仇敌在同一天去世。

帕彭海姆去世以后，斐迪南二世的军队屡战屡败，左翼部队又失去了所有夺回来的阵地，士兵们士气大挫，漫无目的地寻找他们的常胜将军。同样，皇帝的右翼军队也都乱了阵脚了，只有少数几个军团，在团长——格茨、特尔茨基、科洛雷多和皮科洛米尼的领导下仍然顽强拼搏。瑞典步兵趁着敌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急忙填补前沿阵亡战士的空缺，队形由两行变成一行，他们奋起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再一次越过堑壕、占据大炮。傍晚时分，双方越打越激烈，拼尽全力要在太阳落山前打败对方，但结果却是没有一方有取胜的把握，也没有一方会首先撤退。目前，战场上不需要任何战术。夜幕降临了，浓雾笼罩着黑夜，已经伸手不见五指，双方只好暂时收兵，当收兵号吹响时，他们都认为自己还没有被打败。

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

战争中，军马跑散了，双方的炮兵部队还必须看守阵地，如果被敌军占领了阵地，那就意味着失败。可是弗里德兰公爵忘了炮兵部队，他带着其他人马急匆匆地离开了莱比锡和萨克森。战争结束不久，帕彭海姆将军留在哈勒城的六个步兵军团赶到战场，可是他们来晚了，仗已经打完了，如果能早到几小时，斐迪南的部队现在就有机会打败对方。现在他们以绝对的优势占领了战场，缴获了瑞典的炮兵部队，把弗里德兰公爵的炮兵部队解救了出来。由于这支军队失去了指挥官，又不知道谁胜谁负，他们便去莱比锡寻找主力部队。

第二天早晨，弗里德兰公爵带领剩余的部队撤向莱比锡，他们走的时候几乎没有带任何东西，连军旗都扔下了。贝恩哈德公爵把瑞典的军队带到吕茨恩和魏森费耳斯之间进行休整。这儿离战场很近，如果敌人返回来，可以立即给以回击。两方军队阵亡将士约有九万人，受伤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斐迪南的军队中没有一个士兵是健康的，伤员、垂死之人和尸体遍布吕茨恩到弗洛斯格拉朋的整个平原。双方军队中的许多达官贵人都阵亡了。富耳达修道院院长因为好奇，加上他要对士兵们传教，就混入队伍，结果也被打死了。战俘更是数不胜数，这都是军队愤怒惹来的结果。

次日，帕彭海姆因医治无效死在莱比锡。斐迪南的军队失去一员大将，他的死给奥地利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曾经和瓦伦斯泰齐名，在布拉格战役中，他几乎是和瓦伦斯泰同时担任最高统帅之职，他曾经身负重伤，单靠毅力支撑，带领军队以少胜多击败过敌人两个军团。在战场上，他被坐骑压住，长时间混在死人堆里，直到他的部队打扫战场时才把他解救出来。在莱比锡三次不同的战役中，他率领四万兵力英勇抵抗，带领斐迪南的部队占领了易北河和威悉河。他浑身是胆、临危不惧的品质得到了人们的赏识，成为统帅的左臂右膀。如果悌利的话是真的，那么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统帅，莱比锡战争失败就是由帕彭海姆操之过急的性子造成的，他手上也沾满了杀戮的鲜血。帕彭海姆年轻时勤勉好学、交游广泛，这使得他知识渊博、才能过人，从而有点骄傲自大，在军队里也变得放纵起来。他一出生，额头上就带有两条红色印记，随着年纪的增长，只要他热血澎湃、情绪激动，他额头上的印记就会显现出来。按照人们迷信的说法，他额头上的红记预示他以后定是一位武将，两个奥地利世系最应该感谢他，可是当西班牙和奥地利给他送来骑士勋章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接受皇室殊荣，死神已将他从莱比锡战场上带走了。

当奥地利和西班牙忙着庆祝胜利时，瓦伦斯泰却宣布战争失败了，他急忙领兵离开莱比锡，紧接着又离开萨克森，不想在这里做冬季休整。可瓦伦斯泰并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即将得到的胜利荣誉，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派克罗地亚士兵重新包围战场，可他那不争气的士兵一看见严阵以待的对手就吓得屁滚尿流。贝恩哈德公爵战胜敌人之后立刻进军莱比锡，瑞典军队成为最无争议的胜利者。

这次胜利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多么令人悲哀！人们为取得胜利而沸腾欢呼，可是当人们平静下来之后，才感受到损失有多大，他们渐渐沉默抑郁起来，尊贵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跟众多身份低微者混在一起躺在战场上，人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尸体。被发现时，他浑身是血，被马蹄踏得面目全非，凄惨地躺在一块大石头旁边，这块大石头是一百年前就立在弗洛斯格拉朋与吕茨恩之间了，因为国王牺牲在这里，所以这块石头被命名为“瑞典石”。可怜的国王身上已经找不到一片完整的衣服和首饰。人们把他的尸首送到魏森费耳斯，让他的士兵、王后见最后一面。瑞典的臣民们悲痛万分、泪流满面，他们发誓必须为受人尊敬的国王报仇雪恨。每一个首领都怀着悲痛的心，呆呆地站在国王的灵柩面前，不敢想也不愿想他们的损失有多惨重。

奥地利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克文希勒说过：当士兵把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尸身上抢来的带着鲜血的皮胸甲送到皇帝面前时，皇帝似乎动了真情，很同情、很难过地表示，只要让德意志不再发生战争，他宁愿让瑞典国王活着。最近一位天主教作家赞扬了这种同情，说他是被迫的。按这种说法，我们似乎需要高度颂扬这种同情，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他笔下的英雄价值观有所怀疑，甚至对他的道德尊严标准产生疑惑，对斐迪南二世挑起战争而后再产生同情的行为进行赞扬，这种做法有些不妥，因为后人在为皇帝洗刷谋杀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嫌疑。

瑞典国王猝然离世

当人特别想出人头地被欲望支配得团团转时，就会像古斯塔夫·阿道夫那样非正常死亡。对皇帝来说，弄死最危险的敌人，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了不打草惊蛇，皇帝悄悄地在做有利于自己的事。为了实施这一秘密行动，皇帝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外人，于是，萨克森—劳恩堡公爵弗朗茨·阿尔贝特进入到皇帝的视野。他的确很合适，因为他地位尊贵、行动自由，可以接近古斯塔夫·阿道夫而不受任何怀疑，他也有能力和借口去做这等丑事。

弗朗茨·阿尔贝特是劳恩堡公爵弗朗茨二世的幼子，因为母亲的缘故，他们跟瑞典的贵族世系是亲戚。小时候，他很受瑞典宫廷的欢迎。有一次，他在王太后的房里对古斯塔夫·阿道夫不礼貌，就被古斯塔夫·阿道夫打了一巴掌，虽然对方立即道了歉，但他对这一巴掌却十分记恨。弗朗茨·阿尔贝特回去后，便对皇帝斐迪南二世起誓要效忠于他。皇帝斐迪南二世让他统率一个军团，他和弗里德兰公爵的关系十分紧密，还被派去跟萨克森宫廷秘密交涉，得到了皇帝的重用。

后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弗朗茨·阿尔贝特离开了奥地利，出现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身边。他热衷于新教事业，彬彬有礼，古斯塔夫·阿道夫被他的阿谀奉承冲昏了头，完全不听奥克森斯梯尔纳的劝告，毫不怀疑这位突然来临的人物。在吕茨恩战役中，弗朗茨·阿尔贝特一直跟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身边，直至瑞典国王牺牲才不见了他的踪影。在战争中，他身上系着一个绿色标志带，这代表他是皇帝的人，所以他才没有受伤。他在第一时间把古斯塔夫·阿道夫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弗里德兰公爵。从这看来，他是一个混进瑞典军营的间谍，最后他作为皇帝的军队指挥官，受伤死在施韦德尼茨前。从弗朗茨·阿尔贝特的行为来说，他是个罪人。众所周知，古斯塔夫·阿道夫和最普通的士兵一起奋勇杀敌，并和他们一样战死沙场，他是怎么死的，又是怎样被黑暗包围，他的死亡是否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我们尚且不细究古斯塔夫·阿道夫究竟死在谁的手中，他的死亡——这一事件的发生似乎是大自然的行为。虽然历史只限于分门别类地记载人类的活动事件，偶尔也会突然发生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打乱人类正常的活动秩序，这样才使得好思的英才去注意事物的内部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古斯塔夫·阿道夫猝然消失的原因，他的消失打乱了人们的计划和生活的规律。昨日古斯塔夫·阿道夫还在谈笑风生，实施一切宏伟计划，今天就一头栽倒在地，放弃所有计划，把希望的种子凭空掐断，一切引以为荣的计划顿时化为乌有。新教徒寄予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希望突然破灭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德意志的贡献还尚未全部显示出来。此前，他独揽一切大权，等级会议只是他扩张权力的工具，现在等级会议开始积极寻找出路自救，他们打算冒险夺权。

古斯塔夫·阿道夫到后来时虚荣心十分强烈，他是想在德意志寻求一种对抗权力，试图持久占领德意志帝国中心。夺取皇位，由他来支撑和维护皇帝的尊严。古斯塔夫·阿道夫从小在外国长大，受到专制主义的熏陶，和教皇派成为仇敌，不尊重各等级的自由。奥格斯堡等其他城市对瑞典国王像对皇帝那样宣誓效忠，这些地区以拥有瑞典国王的庇佑而自豪，古斯塔夫·阿道夫明目张胆地把美因茨大主教辖地当作自己的领地，他先是把美因茨大主教辖地送给女儿做嫁妆，后又送给他的首相和朋友奥克森斯梯尔纳。

德意志新教诸侯们把某些教会机构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他们结成同盟，共同瓜分掠夺物。他不喜欢做宽宏大量的英雄，也不喜欢去当保护人。当他占领普法尔茨后，按道理他应该归还给合法的所有者，可是他巧妙地避开了这种义务，把普法尔茨占为己有，这跟他的盛誉极不相符。他随心所欲地支配普法尔茨的命运，出于恩赐之心，他把普法尔茨赠给普法尔茨伯爵，并且提出条件：普法尔茨成为瑞典的附属国，同其他诸侯国一样，给瑞典军队提供部分给养费用。如果德意志得到解放的话，它也不会逃脱这样的命运。古斯塔夫·阿道夫突然离世，不仅换来了德意志的自由，还能流芳百世，否则，如果他继续攻打下去，不仅会使盟国反叛，他自己也会受到伤害，也许会因缔结不利和约而失去所有的战果。其实苗头已经显现，萨克森准备脱离他，丹麦对他的强大军力感到不安，法国也被他剧增的军事势力和傲慢的腔调吓到。当瑞典国王准备渡过莱希河时，法国意识到，应当寻找盟友阻止他继续前进，重新建立欧洲势均力敌的局面。

第十三章 大权旁落的瑞典

瑞典人之所以在德意志兰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功劳都应该归于军队。他们的军队组织严密、纪律性强、作战勇猛、不畏艰险，不但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也成就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伟大事业和威望。如果没有这些战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那内阁中制订的各种计划终不过是废纸一张。

瑞典国王离世后的混乱

古斯塔夫·阿道夫生前致力于推进德意志帝国新教各派的和睦一致，但由于他的突然离世，所有的一切都前功尽弃，先前的分裂又出现了。由于不再是一个整体，新教各派的力量有些分散，难以抵挡外来的侵略，之前用鲜血换来的利益极有可能成为敌人的掠夺物。天主教同盟和斐迪南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显然无论是瑞典人还是任何一个帝国等级，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想要与之抗衡，或许签订合约是个不错的办法，合约的条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强者的随心所欲。无论下一步是缔结和约还是继续战争，联合都是十分必要的第一条件。只是在目前的形势下，暂时还不适合寻求缔结和约。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去世，使敌人产生了新的希望。对于联盟者而言，这是他们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但对皇帝斐迪南二世和天主教徒而言，没有了最危险的对手，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因此，尽管在吕茨恩会战后面临恶劣的形势，但他们仍然满怀信心，认为终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瑞典国王的离世，使联盟者不可避免地分裂了，皇帝斐迪南二世和天主教同盟正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考虑到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可能会收获到更大的利益，皇帝自然对缔结和约没有兴趣。联盟者担心由于身处劣势，合约对自己可能也没有多大好处，自然积极性也不高，唯一的结果就是继续战争。但是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势力如此强大，单凭一己之力是不能与其抗衡的，唯有联合才是最合适的选择。之前之所以有这种联合，更多的是得益于瑞典国王的个人威望和统治精神。联合局面的形成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瑞典国王花费了好大的心血才促成了一种松散和不稳定的联合。如今他一死，这一切都随风而去，各等级也就作鸟兽散了。

在联合中，很多人急于摆脱瑞典人的束缚，另一些人则忙着争权夺势，不愿意看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手握大权。只是由于人微言轻，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发出自己的声音。皇帝斐迪南二世开出诱人的许诺，引诱一些人脱离联盟。还有的人被长达十四年的战争拖怕了，巴不得能够早日停战，哪怕付出一些牺牲也心甘情愿。军队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为接下来由谁接管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这些分歧的出现，联盟面临着解散的危险。

由于古斯塔夫膝下无子，只能由其六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继承王位。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瑞典应该表现出强大和果敢，遗憾的是监护政府软弱无能，与其国家地位格格不入。瑞典本是一个弱小、鲜为人知的国家，要不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雄才大略，怎么会在欧洲列强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这个国家正是靠着前国王的鸿运和才智才保持了这个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种软弱无力的最可耻的表白，才使得这个国家失去了好不容易打拼来的地位。虽然在德意志战争中消耗的资源大部分来自于德意志本身，但瑞典即便负担了一小部分也喘不过气来。这个国家的国土狭小，资源也不是十分丰富，对于摊派的各种负担，乡民们无力承担。虽然从德意志战争中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但实际受益的只是个别贵族和士兵等级，平民百姓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些税款，是希望能够从古斯塔夫·阿道夫幸运之手中获得高额回报。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瑞典国王就已经中道驾崩，人们发现自己的希望成了泡影，便纷纷呼吁减轻负担。

古斯塔夫·阿道夫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流传了下来，很多人惊诧于国王去世的噩耗，但并没有向现实低头。贵族院在布伦努斯和汉尼拔的领导下，依然坚信古罗马精神，他们付出了这么昂贵的代价，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下一步是战是和，瑞典的王国枢密院需要做出选择。战的话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而且最终胜负未卜，和的话就要前功尽弃，忍受屈辱。最终他们在国王精神的鼓舞下，毅然选择了前者，决定勇敢地去冒险、去争夺荣誉。元老院就像一位精力充沛的少年一样，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崛起，准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英雄胆略去抵挡敌人的包围，为自己的生存争取空间，为国家的强大向外扩张。

首相掌握大权

瑞典国王的逝世及继承者的未成年，这对波兰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以前他们就觊觎瑞典的王位，这会儿又再次提出了这一要求。为赢得瑞典一派人的支持，波兰国王拉迪斯劳斯——西吉斯蒙德之子不断地前来进行商谈。为防止波兰野心得逞，瑞典急忙宣布六岁的克里斯蒂娜为新的国王，同时明确了摄政者辅助管理国事。新的女王受到了王国所有官员的宣誓效忠。瑞典发布正式公文，重申了前任几位国王反对西吉斯蒙德继承王权的声明，同时和波兰所有的信件往来也被中止了。由于需要有效利用外部力量牵制波兰，他们恢复了和莫斯科沙皇的友谊。为了让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保持中立，瑞典巧妙地利用了他想让亲王乌尔里希娶瑞典年轻的女王为妻一事做文章，达成了这一目的。

与此同时，荷兰、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强国也纷纷表态，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同瑞典的友好关系，坚决支持瑞典王国枢密院把这场光荣的战争持续下去。法国感觉到，在瑞典国王去世之际更有必要和瑞典加强联系，巩固同盟关系。如果瑞典的进攻受到阻碍，那么法国就将受到德意志的威胁，只有德意志受到瑞典的牵制，法国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一旦瑞典因为不利因素与奥地利达成某种协议，那么法国之前所有限制奥地利的措施和努力统统将付诸东流。古斯塔夫·阿道夫的阵亡，非但没有消除法国与瑞典的联系，反而令这种联系更加紧密和必要。法国一直想掠夺德意志边境，只是由于有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德意志的控制，实在不能施展拳脚。如今这个控制者已经离开了，法国人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挺进阿尔萨斯。对需要援助的德意志新教徒，法国也可以开出更高的条件。

瑞典在得到以上国家的支持后，进一步壮大了原有的实力，内部安全得到了保证，精良的边防部队和舰队则负责保障外部，摄政者决定将战争进行到底，反正战场在德意志，对瑞典也没有多大的损害。如果胜利了，除了有大量的战利品外，说不定德意志还得将某个省份割让过来，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如果瑞典自愿撤出德意志，或者不慎战败，那么将无法确保海域的安全，这是不能接受的。

只有大胆地进攻才能得到同盟者的信任，有效地震慑敌人，最终在缔结和约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古斯塔夫性格坚强、不畏险阻，制定了宏伟的目标。尽管目前瑞典的兵力弱小，实现古斯塔夫的宏伟目标尚有差距，但起码已经具备那种大无畏的精神。遗憾的是，想要继续战争的人并不想实现什么目标，只是为了追求利益。他们不用参与战争，也不用忍受炮火的肆虐，毕竟这一切都发生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他们只需要支付少量的成本，就可以收获可观的收益，因此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既然战争要继续，眼下为军队寻找一个德才兼备、各个方面都比较合适的领导人就是当务之急，不然远离战场的摄政者很难及时应对形势的变化。这个领导人应该坚决捍卫瑞典王国在德意志的利益，并且能够恰当地处理战场上的各类事务，他需要具备独裁的权力和崇高的威望，在某些方面甚至要和去世的国王不相上下。人们不禁想起了首席大臣、瑞典王国首相奥克森斯梯尔纳。古斯塔夫·阿道夫生前和他是好朋友，彼此相互熟悉，他也了解德意志事务和欧洲各国间的关系。要想圆满地执行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计划，奥克森斯梯尔纳一定是最佳人选。

瑞典国王去世时，奥克森斯梯尔纳并没有在他身边，这位首相正在赶赴上德意志的途中，走到哈瑙时才听说这个消息。刹那间，他失去了思考力和所有的精神寄托。对于他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不但是好朋友，也是造福者和理想的支柱。这个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但奥克森斯梯尔纳毕竟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清楚地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首要任务是要将瑞典国王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在所有瑞典人中，他是第一个依靠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的。他冷静地观察局势，等级会议信心不足，将领们相互嫉妒，皇帝斐迪南二世方面阴谋不断，同盟者们互不团结，另外还有德意志对外来势力的厌恶。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他统统意识到了，更为重要的是，他找到了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办法，首先要想办法鼓舞帝国等级会议的士气，挫败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较强大联盟者的忌妒予以体谅。其次，积极地争取同盟者的帮助，特别是法国的资助。另外，还要团结德意志联邦的残余力量，使他们紧紧抱团。瑞典国王的去世，受到了德意志新教徒的高度关注，他们既有可能借此机会向皇帝屈服，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与瑞典的同盟。这时如果瑞典表现得疲软无力，一定会打击他们加强同盟的信心。只有瑞典人满怀信心，德意志人的自信心才能更加强大。瑞典需要为德意志新教徒谋取真正的利益，并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

当然，实施这些措施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定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敌人也有可能趁此机会钻空子。瓦伦斯泰向皇帝斐迪南二世建议，只要宣布大赦天下，那么就能够赢得新教各等级的支持，这样瑞典人在德意志就没有了同盟。如果皇帝斐迪南二世采纳这个建议的话，要想将瑞典从德意志的土地上赶走就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皇帝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刚刚阵亡时宣布赦令，新教徒们一定会受到震撼，擅长看风使舵的各等级就会臣服。偏偏此时西班牙又来教唆皇帝，使皇帝斐迪南二世丧失了理智，对军队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战绩充满期待，因此拒绝了瓦伦斯泰的建议。凭什一税一夜暴富的西班牙预支了一笔巨款支持皇帝，在意大利等地为德意志招兵买马。巴伐利亚选侯的兵力也得到了扩充，洛林公爵也蠢蠢欲动。所有的敌人都打算趁着这一关键时刻扰乱瑞典的阵脚，奥克森斯梯尔纳则忙着四处灭火，消除种种不利因素。

奥克森斯梯尔纳倒不怕战争的来临，他所担心的是其他势力的结合。在上德意志，他确保了所获的地盘和联盟。为防止等级会议完全倒戈或私下缔结对瑞典不利的盟约，他匆忙赶往下德意志，瑞典首相在处理事务中表现出来的独断专行，令萨克森选侯颇受束缚，十分不满，打算和瑞典分离。只是他目前还不清楚是应该与皇帝和解，还是应该自成一派另起炉灶。同样怀有这种想法的还有不伦瑞克的乌尔里希公爵。瑞典人要求在其邦国征兵，结果遭到了他的拒绝。对萨克森选侯想在下德意志扩大影响的计划，勃兰登堡选侯充满嫉妒，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瑞典的王位，他相信自己的儿子将来可能坐到那个位子。从约翰·格奥尔格对宫廷的态度上，奥克森斯梯尔纳感觉到对方对继续维持同盟关系的犹豫。在不伦瑞克公爵那里，奥克森斯梯尔纳多少还有些收获。他最大的目的，促进一班新教徒的联合这一计划并没有成功。他的收获，只是与萨克森各区结成单个的、不可靠的联盟，以及从上德意志获得的较小帮助。

欧洲各国在海尔布琅会谈

在海尔布琅，四个县区的聚会正在举行，超过十二个帝国城市和一大批学者、伯爵和侯爵出席，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法国、英国、荷兰等国代表。瑞典首相奥克森斯梯尔纳首先发言，之后的商榷便围绕他的发言展开。瑞典人费尽心机，就是为了离间各等级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与会的各等级都向瑞典表达了衷心和合作的意愿，但当奥克森斯梯尔纳要求他们明确宣称与皇帝和天主教同盟为敌的时候，会场一度有些沉闷。因为与会的各等级一旦公开宣布与皇帝、天主教同盟为敌的话，便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自己的命运就算是彻底交到瑞典人手中了。况且他们认为行动胜于口号，没有必要正式宣战。瑞典首相对他们的坚决抵制毫无办法，只得缄默不语。商榷中的第三点涉及如何持续战争和决定各等级为维持军队给养须交付的费用，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讨论得十分激烈。各等级只想尽可能地少出，而奥克森斯梯尔纳则认为各等级应该尽可能地多出，这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位瑞典首相深切地感受到，最难办的莫过于从德意志人那里索取钱财了，他不但没有从各等级那里抠出一分钱，反而听到了大家诉说困难和要求减轻负担的声音。各等级对瑞典首相要求出钱的命令十分气愤，只好拿军队的暴行作为发泄的途径。

奥克森斯梯尔纳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从不拖拖拉拉。对于各等级既不愿出钱，又想要享受战果的行为，他十分不解。生性暴烈的他一向勇往直前、从不退缩，这次也一样，他要变成真正的主宰者。可是，这里不是瑞典，大家对他的风格并不买账。德意志人早就形成了拖沓的作风，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扭转的。看到德意志人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竟然能够讨论十天，奥克森斯梯尔纳是既新奇又失望，但也不得不照顾当地人的习俗。当讨论到第四点，也就是由谁来选出一名带头人和总管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瑞典才是当之无愧的，纷纷要求奥克森斯梯尔纳担任指挥官，用其卓越才华为共同事业效劳。

只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在法国的提议下，他们要求在指挥官的身边安插一大批监督员。这些监督员负责管理同盟的金库，并有权商议有关征兵、部队的进军和扎营诸事宜，这样奥克森斯梯尔纳就不能滥用权力了。对于监督员一事，奥克森斯梯尔纳坚决反对。出于快速执行计划保密的需要，他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与会者。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补偿，这在最后才提及。奥克森斯梯尔纳要求战后瑞典可以从联盟者那里得到答谢，他的实际目标就是波美拉尼亚。各等级都知道这一省份对瑞典的重要性，纷纷向瑞典许下诺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讨好瑞典，至于将来能不能成为现实，其实谁也没有信心。通过这次会议，奥克森斯梯尔纳虽然没有完全达成心愿，但是得到了最为重要的指挥权，并且团结了上德意志的四个区县，每年还能从那里获得两百五十万塔勒的军队给养金，也算收获不菲了。

各等级方做出了如此的让步，就是为了向瑞典方表示谢意。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后没几周便忧伤地离开了人世，就在他去世后不久，他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世时，一再拖延归还他的邦国，并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如今瑞典的掌管者奥克森斯梯尔纳为了表示正义公道，承诺归还普法尔茨邦，弗里德里希的后人也算是苦尽甜来。除了普法尔茨家族受到奥克森斯梯尔纳的热情对待，其他结盟的帝国诸侯也享受到了瑞典的感谢，尽管这种感谢来得稍微晚了一些。对于奥克森斯梯尔纳来讲，这种感谢并不用付出多大代价，但可以笼络人心，整体还是很划算的。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就应该具有超党派性。不难发现，即便是自称如何正义的德意志新教诸侯，他们在维护自由时的行为也不是很光彩的。他们的动机来源于自私自利的驱使，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既担心自己被抢劫，又渴望参与到掠夺中去，这是他们参战的最初心态。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是发现了这一点，充分利用这些新教诸侯的欲望，使他们参与到自己的行动中来。每一个与瑞典结盟的诸侯，都会听到古斯塔夫·阿道夫信誓旦旦的承诺，渴望着在战胜后获取领地和各种资源。

奥克森斯梯尔纳充分继承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观点，只有让同盟者们从战争中尝到甜头，与他们分享战利品，那么，能够得到实惠的各等级就会赞成继续战争。基于这一点，奥克森斯梯尔纳开始向诸侯们许诺利益的分配。黑森邦伯得到了占有帕德博恩的一些主教领地、明斯特、富耳达和科尔维的许诺；贝恩哈德公爵得到占有法兰克尼亚主教辖区的许诺；符腾姆贝格公爵得到占有符腾姆贝格的教会地产和奥地利伯爵的许诺。用德意志的土地许诺给德意志人，这简直就像是一场不尊重德意志人的闹剧。奥克森斯梯尔纳本人在惊讶之余，对待各等级更多的是鄙视。

陷入困境的掌权者

得到了瑞典的许诺，各等级们精神抖擞，他们重新出现在战场上，继续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为瑞典人而战。萨克森和吕纳堡的部队在吕茨恩战役胜利后不久，与瑞典的主力部队会师。没过多久，皇帝斐迪南二世的部队在整个萨克森便销声匿迹了。瑞典联军兵分两路，分别向劳西茨和西里西亚挺进。部分瑞典军队由贝恩哈德公爵率领着向法兰克尼亚进军，另一部分瑞典军队由不伦瑞克的格奥尔格公爵率领，朝威斯特法伦和下萨克森进军。

以前瑞典人在莱希河畔和多瑙河畔有据点，不过在巴伐利亚人的进攻下，他们几乎招架不住，即使后来霍恩将军从阿尔萨斯赶来增援，还是无法阻挡住敌人。阿尔特林格尔率领皇帝军队在士瓦本边境站稳了脚跟，并从波希米亚抽调七个军团，占领了肯普滕。莱茵伯爵奥托·路德维希撤出了阿尔萨斯，前去增援多瑙河，但仅凭他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远在魏玛的贝恩哈德公爵也收到要求派兵增援的请求。

1633年的战役一打响，班贝克城和班贝克整个主教议事区就被贝恩哈德强攻下来。接到求援的消息后，贝恩哈德立刻向多瑙河挺进，并与瑞典人在多瑙沃尔特会师。整个巴伐利亚都十分害怕这支庞大的瑞典军队，更何况对方的将领也个个身经百战。瑞典人占据了天时地利，只待条件成熟，就要让巴伐利亚改头换面。没有想到的是，虽然瑞典军具备了取胜的所有有利条件，但由于最后军官们的哗变，令即将到来的胜利成了泡影。

瑞典人之所以在德意志兰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功劳都应该归于军队。他们的军队组织严密、纪律性强、作战勇猛、不畏艰险，不但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也成就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伟大事业和威望。如果没有这些战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那内阁中制订的各种计划终不过是废纸一张。在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远征、进军、冲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是最有权力享受战争成果的人，可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军队下发的军饷很多时候都遭到了克扣，不少将领贪婪地大肆占有战利品，士兵们付出了辛苦和鲜血，却通常什么也得不到，只能眼巴巴地在一边观望，心中自然有意见。

这种不满的情绪早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世时就已经产生，此时终于爆发了。现在趁着他刚刚去世，战士们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最早发出这种呼声的是来自多瑙河畔的军营的普菲尔和米茨拉夫，很快这种声音就在军营中传播开来。军士们要求付清他们应得的军饷，并额外给每个人一份不错的报酬，否则他们将不再服从命令。他们认为，自己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每天用生命换回大量的战利品，但这些财富都落到了少数人手里，好像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一样，也从来没有人认可他们的战绩。不满的情绪在部队中日益发酵，有人甚至写信煽动莱茵河畔和萨克森的军队起来反抗，幸好这封信被截获了。对于这种骚乱，魏玛的贝恩哈德和他的助手先后予以劝诫和训斥，结果不但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反而激起了士兵们的愤慨。他们强烈要求，若不能按时足额支付军饷，那就向每个军团分配一些城市，时限是四周，届时如果还不能做到，士兵们将自己想办法，另寻出路，并且再也不为瑞典效劳。

此时瑞典的状况也不是十分乐观，由于正逢军费耗尽、信贷下跌，战士们提出的警告令瑞典首相陷入绝境。他必须迅速找到应对之策，防止这种情绪的蔓延，万一所有的军队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目前最为德高望重的就是贝恩哈德公爵了，他经验丰富、十分自律，深受士兵的爱戴，是唯一适合调解这场纠纷的人。看到首相有求于自己，贝恩哈德公爵打算以平叛为条件，先让首相满足自己的条件。

贝恩哈德公爵的要求就是希望首相首先履行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世时的承诺，将法兰克尼亚公爵的领地赠送给自己。这个领地是由班贝克和武尔茨堡两个大主教领地合并而成的。另外，再将瑞典军队的总指挥权交给自己。看到贝恩哈德趁着国难之际狮子大开口，奥克森斯梯尔纳十分生气，甚至想立刻解除贝恩哈德的职务，但是这样也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失去这位将领，也不付出太大的代价。他将法兰克尼亚公爵的领地分为主教辖区和武尔茨堡、柯尼斯霍芬两个要塞，由贝恩哈德占有主教辖区，瑞典人占领两处要塞。对于贝恩哈德提出的总指挥权的要求，他并没有答应。贝恩哈德公爵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便答应出面平息叛乱。军官们分到了一大笔现金和不少地产的占有权，便不再惹是生非，骚乱得以平息。只是由于这个插曲，瑞典人贻误了占领巴伐利亚的最佳时机，只能去抵抗其他地区的敌人。

一路凯歌的瑞典军队

对上普法尔茨进行了短时间的进攻后，古斯塔夫·霍恩占领了诺伊马克特，随后便向士瓦本边境挺进。与此同时，皇帝军队的兵力也得到了加强，符腾姆贝格受到了他们的威胁，但随瑞典军队的逼近，他们只得退至博登湖畔。康斯特涅茨城与瑞士联邦相邻，是瑞士的入口，如果能够占领这里，瑞典人将占据相当大的主动权。缺少火炮的古斯塔夫·霍恩不能马上攻城，就在他命人从符腾姆贝格运来火炮的同时，皇帝的援兵已经赶了过来。经过几次尝试后，霍恩攻城并没有成功，恰好这时多瑙河畔又发生了紧急情况，霍恩离开了这里赶去处置。

红衣主教王子——西班牙腓力四世的兄弟兼米兰总督在皇帝的请求下，也武装了一支军队，大约有一万四千人，他们驻守在莱茵河畔，负责保卫阿尔萨斯。在西班牙人费里阿公爵的指挥下，他们出现在巴伐利亚，并与阿尔特林格尔的军队会合，兵力达到了三万人。为了与之抗衡，古斯塔夫·霍恩调集了比肯费尔德的普法尔茨伯爵的力量，在会师后便向皇帝军队逼近，两军一度只相隔半英里。皇帝军队避其锋芒，转而奔向布赖斯高和阿尔萨斯，赶走了这里的莱茵伯爵奥托·路德维希，帮助布莱萨赫解围。很快，瑞典人跟了过来，帮助奥托·路德维希重建在这一地区的优势，皇帝军队重新被逐出了阿尔萨斯。由于这时正是秋季，天气恶劣，不少士兵在撤退的途中丧命。兵败带来的耻辱感，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首领费里阿公爵，没过几天，这位公爵便因忧伤而死。

为了掩护法兰克尼亚，同时监视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的动向，魏玛的贝恩哈德公爵率兵在多瑙河畔摆开了阵势。阿尔特林格尔撤离了这里，打算投奔费里阿公爵的意大利军队。利用这个空当，贝恩哈德闪电般地出现在累根斯堡。占据这个城市对瑞典军队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他们利用这里对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还可以以此为后勤基地和避难所。累根斯堡是如此重要，悌利在生命垂危之际告诫巴伐利亚选侯，一定要守住这里。古斯塔夫·阿道夫也认为，被巴伐利亚人抢先占领这一地区是自己的一大损失。如今，马克西米利安看到瑞典军队确实打算攻城时，已经惊恐得不知所措了。

负责保卫累根斯堡的驻军大约有十五个中队，但绝大多数都是新兵，没什么实战经验。如果能够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倒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的不足。不幸的是，这支驻军并不愿意和市民们结下友好关系，在他们眼中，市民是最危险的、必须制服的敌人。这下子就麻烦了。这里的新教居民早就受够了巴伐利亚的统治，希望获得信仰自由和帝国自由，盼望着救星的出现。对于贝恩哈德的围困，他们显得十分高兴。被困的巴伐利亚选侯实在是很无奈，只好向皇帝斐迪南二世写信，请求弗里德兰公爵能够派兵支援。斐迪南连续向瓦伦斯泰派去七名急使，督促他出兵。瓦伦斯泰虽然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累根斯堡的巴伐利亚驻军相信援军很快就能到来，便解除了新教市民的武装，并将他们严密监视起来。攻城的炮火越来越猛，援军却连半点消息也没有，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实力，无奈的巴伐利亚选侯只得选择投降，城中的天主教徒和巴伐利亚官员的命运，他也顾不上了，究竟会怎样，只能由瑞典人随意处置了。

贝恩哈德公爵在占领累根斯堡之后打算一鼓作气，继续向着奥地利边境前进，帮助更多的新教乡民获取宗教自由，同时把他们武装起来反对皇帝斐迪南二世。在巴伐利亚将军维尔特的眼皮底下，他率军渡过了伊萨尔河，对帕骚和林羡造成了威胁。瓦伦斯泰接到皇帝的一再警告，要求其快速增援处于困境的巴伐利亚。贝恩哈德前有莱茵河，后有敌军，再加上土地因冰冻无法修筑工事，便选择了向多瑙河撤退，以免被敌人包围，之后又快速渡过伊萨尔河和多瑙河，准备和瓦伦斯泰决一雌雄。但还没等到他赶来，瓦伦斯泰已经奔向波希米亚了。就这样，贝恩哈德的光荣远征结束了，命令部队在这里进行冬季休整。

瑞典军队捷报频传，古斯塔夫·霍恩、鲍迪辛将军、奥托·路德维希、贝恩哈德公爵、吕纳堡公爵等人纷纷取得了胜利。在奥尔登多尔夫，瑞典和黑森联军大胜格龙斯费尔德指挥的皇帝军队，一共缴获了十六门大炮、七十四面军旗和对方的所有辎重，俘虏和歼敌各三千余人。奥斯纳布吕克城被瑞典上校克尼帕豪森逼迫投降，帕德博恩城被黑森—卡塞尔邦伯逼迫投降。唯一不足的，是布开堡却落到了皇帝的人手里。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去世的第二年，仍可以在德意志各地看到瑞典武装的胜利，好像失去这个伟大的领袖并没有对战争局势带来什么大的影响。

第十四章 瓦伦斯泰的末日

德弗罗大声斥责瓦伦斯泰是个刽子手，是叛变皇帝和外敌勾结的罪人，必须用生命来弥补过错。倔强的瓦伦斯泰没有开口为自己辩解，便被士兵的长戟刺中了胸口，这致命的一刀结果了瓦伦斯泰的性命。

自成一家的瓦伦斯泰

1633年是德意志战争史上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瑞典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可瓦伦斯泰依然按兵不动，令人难以捉摸。古斯塔夫·阿道夫去世后，欧洲战场上最为著名的将领就是瓦伦斯泰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军事阅历、才略和战争荣誉方面和他匹敌。可吕茨恩会战时，瓦伦斯泰便如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他的消息。如果此时他站出来，一定能够取得骄人的战绩，洗刷他之前的屈辱，并且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尽管皇帝斐迪南二世在巴伐利亚、下萨克森和莱茵河失利后一再急切地请求他出兵援助，瓦伦斯泰却稳如泰山、岿然不动。他的平静似乎有些反常，这令皇帝和天主教同盟惊恐万分。对手们也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都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瓦伦斯泰在吕茨恩会战后匆忙奔赴波希米亚王国，这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在那里，瓦伦斯泰对军官们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分别予以奖惩，凡是有罪的一律判处死刑，有功的一律论功行赏，战死的一律立碑怀念。在选择冬季宿营地时，瓦伦斯泰并没有选择敌人的邦国，而是驻扎在皇帝的省份，在整个冬天向这些领地征收高额的战争特种税，逐渐消耗奥地利的实力。1633年的战役刚刚打响时，他没有让自己的军队一马当先，直到战役快要结束之时，他才不慌不忙地出现，并将战场选在皇帝的领地上，用训练有素的军队收拾着残局。西里西亚是所有奥地利遭遇危险最大的省份，这里集结了三支不同的军队，分别是由阿恩海姆和劳恩堡公爵率领的萨克森军队、由布尔格斯多尔夫率领的勃兰登堡军队和由图尔恩伯爵率领的瑞典军队。这三支军队已占领了最重要的地方，并且攻破了布勒斯劳。但是由于这三支部队并不是十分团结，各自的目的也不一样，反而给皇帝拯救这一领地留下了机会。

正是由于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使瑞典人看到了出乎意料的结局。萨克森人与皇帝方面关系甚密，私下里来往不少。就在瑞典人还没有想到应对之策时，瓦伦斯泰率领四万大军已经攻打过来。

联盟方的兵力相对而言要少得可怜，只有大约两万四千名，与敌方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想到退缩，而是来到了瓦伦斯泰修筑了防御工事的明斯特贝格前，准备尽力一战。瓦伦斯泰没有打算真的开战，所以也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在让对手白白等了八天之后，他从容地撤军而去。有人质疑其实力和胆略，可瓦伦斯泰既不打算利用外力的支援，也不愿意向人们证明自己，而是心甘情愿地忍受人们的猜疑。瓦伦斯泰的撤军行为，使联盟军误以为瓦伦斯泰受到了己方强大实力的威慑，不敢过招。实际上，这是瓦伦斯泰在作弄他们，他并不愿意也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战胜他们，不过既然他们这么盲目自大，也有必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当一个指挥官没有马上交出一块阵地时，他便派兵将其打败。

在长达九天的时间里，两支军队就这样对峙着，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滑膛枪的射程那么远。特茨基伯爵代表瓦伦斯泰军队来到联盟军营前，邀请阿恩海姆将军前去会谈。瓦伦斯泰尽管兵力占优，可还是提议停战时间为六周。他的理由是需要体谅战士们的辛苦，并且有助于瑞典人和帝国诸侯缔结永恒的和平。他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的自主权，不愿再考虑皇帝的感受。他悄悄地告诉阿恩海姆，如果皇帝不同意，自己宁愿和瑞典人联合起来推翻皇帝的统治。等到了第二次会谈时，瓦伦斯泰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所有的特权都应该得到重新认可，所有波希米亚的流放者也应该召回，并且归还他们的财物，自己也愿意带头这样做。耶稣会会士是迄今为止所有压迫的祸根，应该被驱逐出境。他希望自己能够坐上波希米亚的王位，并且允许在波希米亚王国里保留宗教的充分自由，恢复普法尔茨家族享有原先的所有权利。为了能够迫使皇帝答应这个协议，他愿意指挥联盟军向维也纳进军。

事已至此，瓦伦斯泰的狼子野心可谓是昭然若揭了，当前的形势也迫使他必须尽快实施他的计划。在巴伐利亚和西班牙的抗议下，皇帝斐迪南二世本不打算直接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瓦伦斯泰，只不过由于瓦伦斯泰的作战勇气和超群才智，令皇帝产生了盲目的信任，所以才不顾自己的威望，令这个独断专行的人执掌了这支军队。由于这种信任的基础本身并不牢固，加上瓦伦斯泰长时间的按兵不动，皇帝对他不可战胜的信赖日益动摇，在吕茨恩会战失利后，这种信任几乎完全破灭。以前就对瓦伦斯泰不满的人抓住这个机会，趁机在斐迪南面前进言，诉说着他的种种不是。皇帝与瓦伦斯泰本来就心有芥蒂，现在由于希望落空，更是极度不满，便不加甄别地全部吸收，他回想起弗里德兰公爵的所有言谈举止，更加憎恨其盛气凌人的倔强和目中无人的狂妄。奥地利臣民怀疑瓦伦斯泰的忠诚，也加入到推波助澜的行列中。

皇帝对之前授予弗里德兰公爵巨大的权力已经非常后悔了，如果想收回成命，肯定要冒巨大的风险，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然后再一点点地收回来。但是，皇帝之前已经和瓦伦斯泰签订了协议，不在瓦伦斯泰身旁安插另一名将军，就没办法将权力分散。军队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瓦伦斯泰的手中，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向他的部队直接施加影响。迫于无奈，皇帝只好思考自救的办法，这个办法既能不违反协议，又需要达到皇帝的目的，那就是建立一支外国的军队。瓦伦斯泰只是德意志皇帝的元帅，对国外的军队并不具备指挥权。皇帝很快在米兰建立了一支西班牙军队，并交由西班牙将军指挥。这支军队的建立，使瓦伦斯泰的军队不再是唯一，皇帝也不必事事依靠他了。

皇帝的措施很快令弗里德兰公爵感觉到危险，他极力地抗议，但也只是徒劳。意大利的军队开进来后，瓦伦斯泰接到皇帝的命令，要求派阿尔特林格尔将军前往增援。要是想让意大利军队在阿尔萨斯和士瓦本无所建树，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用严令束缚阿尔特林格尔的手脚，使其不能自由发挥。不过瓦伦斯泰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必须适当有些改变了，不然他将再一次失去指挥权，之前的所有努力又将付诸东流。他知道，首先需要对军队内部进行整顿，将有可能暗通皇帝的人清除出去，自己平时待部下不薄，估计能够得到将士们的拥护。

当瓦伦斯泰建议西里西亚军队的首领们结束战争的时候，由于对方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暂时还不能表态，所以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回应。西里西亚军队只答应停战不得超过十四天。瓦伦斯泰首先需要取得法国的保证，这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一件难事，便派出金斯基伯爵与法国的全权代表弗基埃在德累斯顿进行了密谈。虽然双方极不信任相互提防地进行了会谈，但最终还是达成了瓦伦斯泰的意愿。瓦伦斯泰得到了法国宫廷给予援助的保证，弗基埃会在瓦伦斯泰需要的时候负责提供一笔可观的金钱资助。

但是，或许是因为瓦伦斯泰过于聪明和谨慎了，他反而没有把事情办好。本不应该将和法国密谈的事情告诉第三方的瓦伦斯泰竟然将此事通报给了瑞典人和萨克森人，这下子法国人惊呆了。谁都知道，萨克森内阁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一些，很难令其满足。法国担心，瑞典人会不会支持瓦伦斯泰，萨克森人会不会保持沉默，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弗基埃向瑞典首相挑明了他的怀疑和担忧。对瓦伦斯泰的意图，瑞典首相也疑虑重重，并不怎么在意瓦伦斯泰的建议。虽然他知道古斯塔夫·阿道夫曾和瓦伦斯泰有过类似的协定，但对整个军队在瓦伦斯泰的带领下背离皇帝一事，他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弗里德兰公爵的禀性是如此好猜疑，怎么会制订这样一个离谱的计划，采用这样一种不审慎的行事方式呢？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不是瓦伦斯泰的真实意图，而是他的虚伪和欺诈。

阿恩海姆也受到了奥克森斯梯尔纳情绪的影响，对瓦伦斯泰产生了猜疑。阿恩海姆当初就是相信了瓦伦斯泰的真诚，所以才劝说奥克森斯梯尔纳，要求让弗里德兰公爵指挥最好的军团。现在他们都对瓦伦斯泰产生了怀疑，认为中了瓦伦斯泰精心布置的圈套。可能瓦伦斯泰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削弱联盟军的武装力量、壮大皇帝的力量。由于瓦伦斯泰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后来的漏洞百出，更加没有人相信他了。

对于瑞典，他试图与其结为同盟，并向他们求取最精良的部队，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向阿恩海姆提议，要求把瑞典人逐出德意志帝国。他的停战保证，得到了萨克森军官们的充分信任。可当这些军官来找他时，他又拿起了武器侵袭前来的人。停战的局面是他首先打破的，但过了没几个月，他又费尽气力重新恢复了停战。瓦伦斯泰已经彻底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信任，人们都认为他只不过是在用拙劣的表演糊弄别人罢了，最终的目的是要壮大自身的力量。达到目的之后，他并没有像人们期盼的那样维护皇帝的利益，而是继续着自己的计划。由于有两方面的打算，他可能会同时得罪皇帝和瑞典人，很多时候他的做法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的，有时候甚至会自相矛盾。

瓦伦斯泰正在和萨克森人谈判，由于进展得不顺利，他有些不耐烦了。德意志帝国急迫的困境和皇帝宫廷内滋长的不满情绪，已不允许他再拖延时间，他终于决定去显示其力量。霍尔克将军在上次停战之前已从波希米亚侵入迈森地区，甚至一度还占领了莱比锡城。后来由于西里西亚的停战，霍尔克中止了他的蹂躏，但也因纵欲过度死在了阿尔夫。瓦伦斯泰在停战废除后又重新活动，佯装出要进攻萨克森的样子，声称要借道劳西茨。在他的授意下，有人四处散布谣言，声称布皮科洛米尼已起程前往萨克森。

阿恩海姆听到这个消息后信以为真，为防止选侯领地落入敌手，他迅速离开了西里西亚的军营，追踪皮科洛米尼。由于这一变动，驻扎在奥得河畔施泰瑙的瑞典人就显得兵力不足了，而这正是弗里德兰公爵所希望的。在他的指挥下，萨克森将军先是率军在朝迈森地区挺进十六英里后突然折回，将奥得河作为前进目标。这里本来驻扎着一支瑞典军队，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突然遭遇战争，所以连一点点防备也没有。先期抵达的沙夫戈奇将军大败瑞典的骑兵部队，在施泰瑙瓦伦斯泰的军队又将瑞典的步兵团团围住。屠尔恩伯爵只率领了两千五百名瑞典士兵，根本无法抵挡瓦伦斯泰两万多名士兵的围困，他只有半小时的考虑时间，要不誓死一战，要不就是缴械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选择束手就擒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瓦伦斯泰不费一枪一弹就轻松战胜了对手，缴获了大量的战旗、辎重和火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逮捕了瑞典军中的军官们，又收编了所有的俘虏。波希米亚叛乱的挑起者屠尔恩伯爵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成了他人的阶下囚。由于他罪大恶极，人们都在焦急地等待他被押解到维也纳受审的那一刻。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瓦伦斯泰在这时并没有对屠尔恩伯爵痛下杀手，而是选择了释放。人们纷纷抗议，瓦伦斯泰早有准备，解释说自己对屠尔恩伯爵这种狂人毫无办法。实际上，他之所以释放对方，是因为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实目的，需要做一种交换。

继施泰瑙胜仗之后，利格尼茨、大格洛高等地在短时间内相继被瓦伦斯泰拿下，甚至就连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也不例外。沙夫戈奇为彻底征服西里西亚这个省，先后封锁了布里克，威逼着布勒斯劳，但由于这个城市捍卫自己的特权，并忠诚于瑞典人，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瓦伦斯泰派上校伊洛和格茨到瓦尔塔河，打算深入波美拉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兰茨贝格是通向波美拉尼亚的钥匙，也被他们占领了。当勃兰登堡选侯和波美拉尼亚公爵为自己的邦国胆战心惊之际，劳西茨也遭到了瓦伦斯泰的猛攻。但瓦伦斯泰只不过是为了吓唬萨克森选侯而已，他同时还向萨克森主动提出和谈。瓦伦斯泰一贯的自相矛盾使别人再也不敢相信，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说不定哪一天局势不太紧的话，他就会集结兵力一举拿下萨克森。皇帝这时也受到了威胁，贝恩哈德公爵在多瑙河取得的胜利，使奥地利的处境更加危险。皇帝再次发出命令，要求瓦伦斯泰火速奔赴巴伐利亚，赶走萨克森人和瑞典人。瓦伦斯泰这时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推脱了，不得不遵照皇帝的命令，前去增援巴伐利亚选侯。在他的命令下，主力部队朝上普法尔茨挺进。上萨克森也因此逃过了一劫，摆脱了瓦伦斯泰这个可怕的敌人。

虽然瓦伦斯泰已经前去救援，可他的积极性显然并不怎么高。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想方设法地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对皇帝的命令更是阳奉阴违。由于实在经不住皇帝的一再请求，他企图坚守莱希河和多瑙河，以防御的状态来表示支持，便从波希米亚派了几个军团。为了对上有所交代，瓦伦斯泰表示阿尔特林格尔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全部授权，皇帝和巴伐利亚选侯可以直接找他。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阿尔特林格尔被瓦伦斯泰的条条框框束缚着，根本没有一点自主权，更谈不上什么全部权力了。形势越来越危急，贝恩哈德公爵甚至已经抵达累根斯堡城下。瓦伦斯泰再次收到了皇帝和巴伐利亚选侯要求火速救援的消息，便装出马上要派兵的样子，由于他的一再佯装和袖手旁观，很多城市——包括斯特劳宾根、累根斯堡、卡姆等均被瑞典人占领了。等到最后他实在不能再推脱了，便放慢行军速度，故意贻误战机。瑞典人打算依靠萨克森人在波希米亚与他决战，听到这一消息的瓦伦斯泰趁机快速撤军，不顾一切地退回波希米亚。他打着保护皇帝世袭领地的旗号，坚决地待在波希米亚，并以之为最重要的事情，对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魏玛公爵已经在奥地利边境扎营，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可瓦伦斯泰却能安之若素，全然不顾皇帝的焦急恐慌，怡然自得地守卫着波希米亚王国，让他的部队在这里做冬营休整。

需要自卫的瓦伦斯泰

皇帝斐迪南二世再也坐不住了，他没有想到瓦伦斯泰会如此一意孤行，竟然敢无视自己的命令，一点也不关心大局利益。联想到瓦伦斯泰和敌人模糊不明的关系，皇帝更加觉得大家对瓦伦斯泰的议论可能是有道理的。长期以来，瓦伦斯泰一再地向皇帝进谏，说之所以和敌人展开谈判，完全是为了德意志的和平与利益，因此这种谈判应该是合法的，不应该受到惩罚。尽管瓦伦斯泰自认为伪装得不错，可还是骗不过他的对手，早就有人盯着他的一言一行，并且及时在皇帝面前打了他的小报告。

皇帝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哪一方，有时候就特意派出暗探到他的兵营中打探消息，以便弄清楚那些指责是否有根据。瓦伦斯泰本人也相当谨慎，从来不写出书面的东西，以免留下把柄，这就使得那些暗探经常无功而返。在宫廷里，原本还有一些大臣们是袒护瓦伦斯泰的，但是由于瓦伦斯泰向他们也同样征税，便失去了这群支持者。巴伐利亚选侯向皇帝提出警告，要求皇帝不再保留这位将军，否则他就会同瑞典妥协。西班牙的做法更是坚决，派出特使要求免除瓦伦斯泰的职务，只有这样才会继续向皇帝提供援助。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确实被逼无奈，只得想办法再次废黜瓦伦斯泰的总司令职位。

瓦伦斯泰发觉皇帝对军队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变得比较专横，甚至会采取直接的干预，这使他意识到皇帝可能对之前的状况并不满意，随时都有撕毁协议的可能，自己的职位也将朝不保夕。一名在奥地利的下属步兵统领曾遭到瓦伦斯泰的惩罚，现在此人开始按照皇帝的命令去和巴伐利亚选侯会合。更令瓦伦斯泰气愤的是，这个步兵统领竟然敢命令自己派一些军团去增援王子。所有这一切都是瓦伦斯泰即将被解除权力的征兆，预示着他的武装将被解除、他的力量将被削弱。等到无力反抗的时候，皇帝就会置他于死地。

需要赶紧设法自卫的瓦伦斯泰别无选择，只得赶紧扩大自己的力量。这个问题本来无须考虑，可他还是犹豫了很长时间，总认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做任何决定都有些仓促。时间一天天地消耗下去，他所盼望的最佳时机依然遥遥无期，可现实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等待下去了，稳定将领们的思想是最为重要的，其次就是稳定军心。瓦伦斯泰手下有三员大将，分别是特茨基、金斯基和伊洛。对于他的秘密，三位大将是心知肚明的。特茨基、金斯基是瓦伦斯泰的亲戚，而且同样地渴望获得名利，与皇帝有着难以化解的仇恨，自然和瓦伦斯泰是一个心思。除了这些天然的同盟者，瓦伦斯泰还不顾羞耻用最低劣的手段去赢得人心。伊洛本来是个上校，在战争中立功也不少，瓦伦斯泰便劝他到维也纳谋求伯爵的头衔，并表态自己一定会尽力说情。可伊洛刚刚出发，瓦伦斯泰便给宫廷写信，要求大臣们不要答应伊洛的申请。当伊洛上校从维也纳失望而归的时候，瓦伦斯泰趁机加油添醋地说了宫廷一大堆坏话，赢得了伊洛的信任，双方很快便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同盟。

这三位大将虽然知道瓦伦斯泰的心思，但并不代表这支军队的所有军士们都是如此。军官们之所以忠诚于瓦伦斯泰，一半是因为这个首领的宽容和慷慨，一半是因为大家对皇帝的不满。至于一旦和皇帝彻底决裂后，这些军官是否仍能支持自己还是个未知数，因此，瓦伦斯泰需要打探清楚他们的真实想法。皮科洛米尼伯爵是他第一个打算考验的人。在吕茨恩会战中，皮科洛米尼伯爵因临危不惧而受到嘉奖。在允诺给奖励一份丰厚的礼物后，瓦伦斯泰告诉皮科洛米尼，由于自己面临的危险和皇帝的忘恩负义，决定和皇帝彻底划清界限，投奔到敌人一方，与奥地利家族做彻底的斗争。

现在之所以发这个奖励，就是希望他在未来的战争中能够不遗余力。现在一切有利条件已经具备了，时机已经成熟，天象也十分有利，最缺乏的就是大胆地干一场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率领部队在战场上驰骋。听到这些言论，皮科洛米尼大吃一惊，但如果一再争辩，肯定会遭到瓦伦斯泰的猜疑，他决定暂时不露声色，佯装信服了以上的各条理由。特茨基伯爵提醒瓦伦斯泰小心为上，可瓦伦斯泰理智尽失，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劝告。皮科洛米尼一分钟也没有耽搁，就把自己掌握的这一重要信息报告了维也纳。

1634年1月，瓦伦斯泰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决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部队的所有军官被瓦伦斯泰召集到比尔森，在这里，军官们听到了瓦伦斯泰传达的皇帝最新要求，即不得在皇帝的世袭领地上做冬营休整，在这个季节去重新攻占累根斯堡，裁减六千名骑兵以增援王子。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借口，瓦伦斯泰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激起公愤，绑架这些军士们去实践自己之前制订的计划。在被召集的军官中，有二十名出席了会议，而加拉斯、科洛雷多和阿尔特林格尔等最为重要的几名均未出席，瓦伦斯泰只好再次让人去请他们。除此之外，应邀参会的竟然还有瑞典人和萨克森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和瓦伦斯泰密谈和平。

瓦伦斯泰现在要做的，是把一支忠于皇帝的军队变为忠于自己，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种转变是一种不忠，未必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现在大家都只是把他当作皇帝的代言人和法律的维护者，谁也没有想到他要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叛乱者，这是一种思想上、行为上的巨大转变，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才能够扭转人们的认识。皇帝的权力是合法的、根深蒂固的，已经借助宗教和法律神圣化了，势必很难动摇。皇帝的王位也处在严密的保护之下，不是用武力就能轻易颠覆的。但是瓦伦斯泰已经鬼迷心窍，意识不到这些潜在的巨大危险。在他的力量最为旺盛之际，他更加容易忽略实际情况和各种阻碍。

瓦伦斯泰自认为很了解这支军队，认为这支军队对宫廷多少有些不满，已经盲从于他的指挥，对自己也十分畏惧。在大家对他的奉承中，瓦伦斯泰以为了解了士兵们的真实想法，看到士兵们敢于谴责皇帝的行为，他以为这支军队能够担当推翻君主的重任。他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军队的责任感，认为自己的威望足以领导大家，却没想到所有的成就并不是他一己之功，他的成就和权力全部是建立在大家尊重皇权的基础之上的。当瓦伦斯泰暴露出真实想法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之旅。

瓦伦斯泰命令陆军元帅伊洛去了解指挥员们的想法，并让他们提前有所准备。大家听到伊洛传达的宫廷对将领和军队一系列最新要求后，个个愤怒不已，这也正是瓦伦斯泰所期待的。伊洛就是要激起大家对宫廷的不满，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军队和统领们的功绩以及皇帝那种忘恩负义的行径。他告诉大家，宫廷已经被西班牙势力控制，而瓦伦斯泰是唯一敢于抵抗的人，因此成了西班牙人的眼中钉，所有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甚至要被剥夺军队的指挥权。这支军队做出了大量的牺牲却无人认可，缴获了大量的财富却无权享受，那些耶稣会会士和大臣们就像不劳而获的吸血鬼一样，靠各省的血汗钱大发横财，将军队的经费大肆挥霍浪费，导致瓦伦斯泰也无法兑现诺言。更过分的是，瓦伦斯泰在辛辛苦苦打拼了二十二年后，非但没有得到一点点应有的报酬，反而要被扫地出门。为了大局着想，瓦伦斯泰并不计较这些，表示将自愿交出军队指挥权，但对于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大家不应该袖手旁观。

伊洛果然是个演讲高手，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下面一片喧哗声打断了。将士们个个义愤填膺，选出了四个代表面见瓦伦斯泰，强烈要求举办集会请愿，恳求瓦伦斯泰不要离开军队。瓦伦斯泰一开始还装出拒绝的样子，后来终于答应了，不过他的前提是大家必须为他效劳，所以代表们要写一封保证书，保证忠贞不渝地跟随他，永远不和他分离。如有违反者，将成为大家的公敌。为了让大家更加容易接受，瓦伦斯泰特意在保证书中写明“只要瓦伦斯泰把这支军队用于为皇帝效劳”的附加条件，这个条件既不苛刻，又表达了忠心。有鉴于此，与会指挥官们十分感动，纷纷热烈鼓掌。

陆军元帅伊洛特别设了个盛宴，方便大家签署保证书。在开席之前，他宣读了保证书，并要求大家在宴会之后签字确认。宴会上准备的都是烈性饮料，就是要麻醉大家的理智，然后趁酩酊大醉时再让人签字。其实这时保证书上“只要瓦伦斯泰把这支军队用于为皇帝效劳”的附加条款早就被删去了，这绝对是瓦伦斯泰的阴谋诡计。有人发现了这个阴谋，便拒绝签字，结果遭到了特茨基伯爵的威胁。特茨基伯爵警告大家，谁要是继续抵抗，只能是自找麻烦。被逼无奈之下，与会者签名确认了这份不合心愿的保证书。皮科洛米尼也来参加了这个宴席，不过他早知道这是个骗局，他之所以赴宴，只是为了向宫廷禀报消息，烂醉如泥时，他居然还不忘祝愿皇帝健康。

濒临危险的瓦伦斯泰

瓦伦斯泰貌似是达到了目的，有关人员全部在保证书上签了字，谁也没有了退路。但是，这些指挥员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不少人已经喝醉了，可所有的签名都极难辨认，由此可见他们对瓦伦斯泰的做法多少还是有所保留的。按说对此瓦伦斯泰应该稍有收敛，可他却大骂了与会者一通，指责大家出尔反尔。军官们默默离去后进行了短暂的商榷，随后又返了回来，表示愿意就昨天的事情道歉，并希望能够重新签名。

瓦伦斯泰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从缺席的将军中得到同样的保证，或者逮捕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缺席的将军们再次收到瓦伦斯泰的急切邀请。由于已经知道了有关比尔森事件的情况，这些将军并没有匆匆忙忙地赶来。阿尔特林格尔固守在坚固的弗劳恩贝格宫堡里，他的借口是身体不适。加拉斯为了向皇帝报告得更为详细一点，便抵达了瓦伦斯泰处。皮科洛米尼和加拉斯将所见所闻及时报告给宫廷，皇帝的担忧最终还是变成了可怕的事实。除了这里得到的反馈，皇帝在别处也获得了类似的发现。事不宜迟，没有犹豫的机会了，必须赶紧将西里西亚和奥地利的军官更换掉。皇帝准备严格按照法律行事，便没有立即采取制裁措施。

军队中依然忠于宫廷的将军们得到密令，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逮捕瓦伦斯泰和他的两个追随者——伊洛和特茨基，并严加看管以上三人。如果这三个人胆敢抵抗，最好活捉他们，如若不能可就地处决。加拉斯将军收到了皇帝的公开委任书，军队不再对叛变者负有义务，加拉斯中将是在新的大元帅确立之前唯一的合法指挥官。为了不至于打击面过大，皇帝承诺对那些在比尔森造反的人不再追究责任，这样就给了那些被诱骗者和背信弃义者一个改正的机会。

加拉斯将军一下子沉重起来，他自己就在瓦伦斯泰的监视下，稍有不慎就得命丧黄泉。领取的任务更是特殊，可以说极难完成。将士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还捉摸不透，更不知道已经迈上造反之路的人是否愿意走回头路。皇帝还命他去谋杀瓦伦斯泰，这是多么冒险的一件事情啊！瓦伦斯泰由于长时间行使最高权力，已被尊为不可侵犯的令人敬畏的大人物，士兵们怎么敢去抓他？另外，瓦伦斯泰处在警卫人员的严密保护下，不可能像抓一名普通罪犯那样容易。

既然在瓦伦斯泰的眼皮底下不大可能完成使命，加拉斯打算另辟蹊径，他提出由自己去劝说阿尔特林格尔，使其同意合作。瓦伦斯泰对他的提议信以为真，并派出自己华丽的马车供加拉斯在旅途中使用。诡计得逞的加拉斯立刻离开了比尔森，一路上他向遇到的军队宣传皇帝的想法，得到了普遍的支持。皮科洛米尼伯爵受加拉斯之托继续监视瓦伦斯泰的行动。抵达弗劳恩贝格之后，加拉斯并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带回阿尔特林格尔，而是将其派往维也纳，负责保护皇帝。随后，加拉斯赶往上奥地利，抵挡魏玛的贝恩哈德公爵。皇帝军队此时占领了波希米亚的布德魏斯和泰伯诸城，为对付叛变者做好了所有准备。

瓦伦斯泰过于傲慢和自信了，当加拉斯不再回来已成定局的时候，皮科洛米尼以类似的理由再次从他的手中逃脱。皮科洛米尼提议要把加拉斯叫回来，得到了瓦伦斯泰的允许。皮科洛米尼抵达林茨后的确返了回来，但是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一支军队在他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准备进攻在比尔森的瓦伦斯泰。同时，在苏耶斯将军的率领下，另一支军队正朝布拉格挺进，准备使布拉格城免遭暴乱者的进攻。加拉斯同时发布公告，解除了瓦伦斯泰的所有权力，宣称所有的军队现在应该听从自己的指挥。

在林茨的带领下，各地也开始诅咒叛乱者，所有军队均宣称独立。直到确定皮科洛米尼再不回来时，瓦伦斯泰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之前判断失误。不过，对于占星的正确性和军队的忠诚，他依旧深信不疑。为防止军队发生其他意外，他要求今后军队只能听从他本人、特茨基或伊洛下达的命令，其他人的指挥一概不得听从。他率领军队向布拉格飞速挺进，准备在那里公开宣布反对皇帝。其他的军队也接到向布拉格集结的命令。贝恩哈德公爵为了配合瓦伦斯泰的军事行动，率领瑞典部队在多瑙河畔发起佯攻。由于缺少马匹，瓦伦斯泰派特茨基先期赶到布拉格，自己率领其他部队随后进发。还没有等到他赶到布拉格，就有消息传来布拉格城已经失守，人们已经知晓了他的阴谋，赶走了他的将军和士兵。更要紧的是，瓦伦斯泰即将遭到来自皮科洛米尼的进攻。

瓦伦斯泰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他背叛了皇帝，而那些曾经得到他好处的人又背叛了他。所有的计划已经破灭，但瓦伦斯泰并没有放弃，坚强的品格支撑着他的意志，只要他本人还在，他的计划就有可能绝境逢生。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瑞典人和萨克森人的及时援助，如果他们伸出援手，必将对他有莫大的帮助。奥克森斯梯尔纳和阿恩海姆在这关键的时刻没有出尔反尔，答应对瓦伦斯泰提供保护，他们一共派出一万余人的部队前去和瓦伦斯泰会师。特茨基军团等其他几个军队依旧对瓦伦斯泰忠心耿耿，他们向波希米亚王国边境的埃格尔挺进，准备和瑞典军队会合。瓦伦斯泰已经被宫廷宣布为叛乱者，各地接到命令，要求不遗余力予以打击。瓦伦斯泰显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当赶到埃格尔时，他甚至还希望沙夫戈奇将军能够为他提供一支军队。既然已经陷入绝境，有人向瓦伦斯泰提议，要求他赶紧向皇帝求和，为了平息皇帝的怒火，可以献上四万枚金币，并解释之所以做出背叛的样子，是为了考验大臣们的忠诚。对于这样蹩脚的建议，瓦伦斯泰是不屑一顾的。

杀掉瓦伦斯泰

瓦伦斯泰并不知道，在皇帝宣布他不再受法律保护后，人们已经准备结束他的生命，此时的他还在忙于与敌人进行谈判。这个曾经以怨报德的人，现在也要因为忘恩负义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一位叫莱斯勒的爱尔兰军官曾经很受瓦伦斯泰的宠爱，可如今正是这个人接到了要求杀掉瓦伦斯泰的命令。埃格尔城的指挥官布特勒上校和戈登上尉都是信奉新教的苏格兰人，莱斯勒将自己无意中知晓的瓦伦斯泰的秘密告诉了他们，希望和他们一起捍卫皇室的权益。瓦伦斯泰成为他们眼中公认的叛乱者，他们紧密联合起来，准备尽快采取措施。由于瓦伦斯泰的独断专行，他把自己逼到了绝境。现在正是处置他的好机会，他们决定逮捕瓦伦斯泰，并将其押解至法庭，由法庭行使审判职权，他们的密谋是高度保密的，没有其他人知晓，因此也很好地瞒过了瓦伦斯泰。

直到皇帝的问罪诏和判决传来的时候，瓦伦斯泰才发觉众叛亲离，整个军营的人都反对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的瓦伦斯泰面临巨大的危险，只有死心塌地地投靠敌人或许才能求得一线生机。内心极度烦躁的瓦伦斯泰在莱斯勒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甚至还说出了一些更为隐秘的阴谋，例如打算将埃格尔和埃尔博根让给比肯费尔德的普法尔茨伯爵，这里是波希米亚王国的关口，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另外贝恩哈德公爵将马上抵达埃格尔。这些高度的机密很快被莱斯勒和同盟者知晓了，形势更加危急，如果他们再不下手，埃格尔将很快落到敌人手中。因此，他们改变了当初的决定，准备在第二天夜里就动手谋杀瓦伦斯泰连同其亲信。

刺杀瓦伦斯泰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恰好第二天布特勒上校要在埃格尔官堡设接风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莱斯勒等人从参与密谋的卫戍部队中挑选出一些最可靠的士兵，让他们进入官堡，严密把守所有通道，控制了整个宴会的局势。由于不愿意在欢乐的场合上露面，瓦伦斯泰本人并没有赴宴，但是其他所有的人都来了。莱斯勒决定对瓦伦斯泰采取新的办法，而对其他人则按原计划执行，将其控制起来。伊洛、特茨基和威廉·金斯基是瓦伦斯泰的三位最高军官，他们毫无防备，大摇大摆地来赴宴了，随同前来的还有特茨基的高级幕僚——骑兵上尉诺伊曼。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也不知道餐厅隔壁的小房间里早就埋伏好了布特勒的轻骑兵。只要隔壁传来行动的信号，这些士兵们将一拥而上，把那些赴宴的人全部抓获。他们四人尽情地喝着葡萄酒，说着不再承认是皇帝的臣民、对瓦伦斯泰的未来充满希望的酒话。这时莱斯勒发出封锁滑轮桥的信号，控制了所有进出的大门。许多士兵高呼着“斐迪南万岁”的口号冲进了餐厅，他们全副武装，站立在赴宴的客人背后。伊洛等四位客人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惊愕地从椅子上跳起，结果士兵们一拥而上，刺死了金斯基和特茨基。诺伊曼利用短暂的混乱溜到了院子里，但也没能逃过一劫，在士兵们的围困下当场毙命。伊洛靠在一扇窗户边，且战且退，但由于寡不敌众，在身负十多处剑伤后倒地身亡。为防止发生意外，莱斯勒迅速赶回军营，向士兵们详细讲解瓦伦斯泰的阴谋以及造反者的命运，军队在他的带动下，重新宣誓效忠皇帝。取得兵权后，莱斯勒迅速调兵遣将，切断了瓦伦斯泰寝宫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接下来该怎样处置瓦伦斯泰，大家讨论了很久。由于瓦伦斯泰长期以来的威望，这些部下不敢轻举妄动，他们都曾在瓦伦斯泰的带领下纵横沙场，目睹了首领的手段和实力，心中胆怯不已。更何况，瓦伦斯泰的同盟者——萨克森人和瑞典人也即将赶来，一支强大的军队正在朝埃格尔逼近。他们似乎没有了其他的选择，只能快刀斩乱麻，迅速消灭这个叛乱者。德弗罗上尉和一个爱尔兰人是他们提前准备好负责杀掉瓦伦斯泰的人，现在这两个人接到命令，依旧按照原计划执行。

瓦伦斯泰此时正忙着与善于占星的塞尼交谈。塞尼告诉瓦伦斯泰，现在危险还没有过去，接下来很可能有牢狱之灾。塞尼辞别后，瓦伦斯泰就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六名执戟士在德弗罗上尉的率领下来到瓦伦斯泰的住处。由于门卫经常看到德弗罗进进出出，便没有仔细盘问。在楼梯上，一名宫廷侍童看到气势汹汹的德弗罗，刚要张口大喊，就被士兵们刺死了。瓦伦斯泰的一名男仆刚刚从卧室里出来，他示意各位不要出声，以免打扰到公爵休息。德弗罗毫不理会，一脚踹开了卧室的门，嚷道：“现在正是该喧闹的时候！”。

瓦伦斯泰听到了一声走火的枪声，便从初睡中惊醒，急忙跑到窗前去唤警卫。相邻楼房里传来特茨基和金斯基家属的号啕痛哭声，这使他感到莫名其妙，还没来得及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转身已经看到德弗罗和士兵们闯了进来。德弗罗大声斥责瓦伦斯泰是个刽子手，是叛变皇帝和外敌勾结的罪人，必须用生命来弥补过错。倔强的瓦伦斯泰没有开口为自己辩解，便被士兵的长戟刺中了胸口，这致命的一刀结果了瓦伦斯泰的性命。

次日，劳恩堡公爵赶了过来，为了诱骗他进城，人们安排一名男仆身着瓦伦斯泰的制服，使劳恩堡公爵误以为这就是瓦伦斯泰。在这个冒牌瓦伦斯泰的带领下，劳恩堡公爵被引到埃格尔自投罗网。人们打算用同样的计谋诱骗魏玛公爵贝恩哈德，好在贝恩哈德之前已经得到了瓦伦斯泰丧命的消息，所以才逃过了一劫。听闻瓦伦斯泰已经去世，斐迪南让人做三千亡灵弥撒。与此同时，那些刺杀瓦伦斯泰的人也得到了金制赦免链、侍从官尊贵身份和骑士庄园的赏赐。

瓦伦斯泰功勋卓著和非凡的一生在他五十岁那年画上了句号，他有着雄伟的志向，所以才能青云直上，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沽名钓誉、走向毁灭。如果他能够适可而止，那么即便有很多缺点，他的一生还是光彩照人、难以超越的。他聪颖坚韧、胆略过人，具备成为君王和英雄的资质，但是他的性格又不够温和，常常令人感到恐惧。在他的刻意追求下，士兵们只知道唯命是从。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他在军队中大兴赏罚之事，笼络将士们的心。在所有任性的外表下，他牢牢守住准则的底线，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凡犯偷窃罪的人都将要受到绞刑的惩罚，不允许士兵们在友好邦国有掠夺行劫的行为。有一次他故意让人惩罚一个无辜的士兵，宣称其违反了军纪，这个士兵极力为自己辩解，坚称自己没有过错，可瓦伦斯泰仍然坚持绞死这个士兵的命令，并宣传要杀一儆百。眼看只能拼死一搏了，这个士兵便疯狂地反抗，瓦伦斯泰这才放过了这个士兵。由于庞大的收入，他表现得极为慷慨大方，即使不包括洗劫得到的巨款，他的年收入也有三百万古尔登。特立独行的瓦伦斯泰摆脱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偏见，这是耶稣会会士们决不允许的。

和以往一样，那些与教会发生争执的人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即使是强大的瓦伦斯泰也不例外。在累根斯堡，他被修士们的奸计所伤，不但让出了总司令部的指挥权，之后在埃格尔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除此之外，他的好名声也败坏在修士的手腕上。严格来讲，或许我们已知的历史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对于瓦伦斯泰的背叛行径和对波希米亚王冠的计划，由于缺乏准确的史料证明，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没有了可靠的文献证明，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些行为是否与传言一样。从他更加倾向于和平的行为来看，似乎更多地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才对皇帝有些藐视。我们还不能从他对巴伐利亚选侯的举止言行中发现叛变的证据，因为那些只能证明他的报复欲和不和解的精神。由于瓦伦斯泰的倒下，他的敌人掌握了对他的评判权，他也只能任人评说了。

第十五章 祈求和平的呼声

除了守住了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主要地盘，瑞典人在德意志内部所拥有的一切已经基本失去。在莱茵河畔，皇帝军队遭到了所向披靡的贝恩哈德发起的强有力佯攻，借此机会，瑞典人才从低谷中走了出来，战争的转机迅速出现了。

诺尔德林根之战

瓦伦斯泰死后，急需一名元帅统领军队，皇帝最终听从西班牙人的建议，将大权交给了他的儿子斐迪南亲王——匈牙利国王。其实，斐迪南亲王只是徒有元帅之名，他手下的加拉斯伯爵才是真正掌握着军队实权的人。没有多长时间，斐迪南亲王的军队便实力大增，洛林公爵亲自带兵增援，王子还为他从意大利带来一万人马。斐迪南亲王为把敌人逐出多瑙河，命令士兵围攻累根斯堡城。为了分散皇帝的兵力，魏玛的贝恩哈德公爵率兵攻打巴伐利亚腹地，但是斐迪南亲王并没有上当，而是竭尽全力坚持围攻累根斯堡，最终打开了帝国城市的大门。不久，多瑙沃尔特也被攻陷了，士瓦本的诺尔德林根也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丢失这么多帝国城市，瑞典的损失将不可估量，因为这些城市都是瑞典军队行军打仗的重要保障，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落入敌人之手。为了荣誉，瑞典不能置盟友的生死于不顾，听凭仇敌进行肆意的报复。于是，霍恩和魏玛的贝恩哈德率领瑞典军队向诺尔德林根进军，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解救这些城市。

这个作战计划不太明智，因为敌人拥有比瑞典多很多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形下，轻举妄动显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有一个战机，那就是意大利部队将开赴尼德兰，敌方兵力暂时必须分开。如果瑞典趁机选择一个既能掩护诺尔德林根，又能夺取敌方物资供应的阵地，那么他们的胜算就会大一点。在会议上，古斯塔夫·霍恩为大家分析了这种情况。狂妄自大的人们没有同意霍恩的意见，反而讥讽他毫无胆识。尽管觉得贸然战斗胜算不大，可是顾及贝恩哈德公爵的地位和威望，古斯塔夫·霍恩只好同意发动进攻。

这场战役能否取胜关键在于能否占领制高点。瑞典悄悄地在夜间行动，试图登上这个制高点，可是因为很难把火炮运过峡谷和丛林，他们耽误了行军速度。敌军抢先一步登上了制高点，还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支瑞典部队的指挥官命令在天亮前攻下制高点，他们凭借这种勇气竟冲破一切障碍，登上了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双方在狭小的防御工事里战成一团，更不幸的是火药桶在这时爆炸，造成瑞典军队大乱。皇帝的骑兵趁混乱的时候进攻瑞典军队。瑞典人仓皇而逃，无论将军怎么劝说，也不肯返回去重新进攻。

霍恩命令所有兵力一同发起进攻，一定要夺取制高点。可西班牙部队也很英勇，瑞典人发动了七次进攻，每次都被打了回来。瑞典人已经筋疲力尽，处于战争的下风。敌方占居高位，猛烈发动进攻，向瑞典人开炮，古斯塔夫·霍恩被迫撤退。贝恩哈德公爵不但没能帮助霍恩狙击追踪的敌人，反而被敌人赶到平原上，他的骑兵在逃跑中引起了极大混乱，整个步兵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敌人打死了一万两千多名瑞典士兵，缴获了八十门大炮、四千辆马车和三百面旗帜，还俘虏了古斯塔夫·霍恩本人和其他三员大将。贝恩哈德公爵好不容易才率领一支残兵败将冲出重围，逃到法兰克福。

瑞典首相看到部队在诺尔德林根打了败仗，又一次失眠了。这次失败的后果十分严重，战争的优势一下子转向敌方，所有同盟者现在也开始怀疑瑞典。在此之前，瑞典一直是靠同盟者的支持才一步步取胜的。现在整个新教联盟成天担惊受怕，似乎要分裂了，而天主教派却因这次胜利重新振作起来。士瓦本和附近专区最先受到诺尔德林根失败带来的影响，符腾姆贝格沦陷了，海尔布琅联盟时刻担心皇帝会报复，这些城市中的新教居民能逃的都逃到斯特拉斯堡去了，而另一些无依无靠的城市只好听天由命。如果皇帝能对占领地区法外开恩，软弱的他们肯定立即归顺的。可是皇帝对这些墙头草的态度很强硬，这让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从而不得不鼓起勇气积极抵抗，以此来求得一线希望。

窘迫之中，大家都寄希望于奥克森斯梯尔纳，可奥克森斯梯尔纳却去恳求德意志等级会议。他们没有军事力量，缺乏资金新建军队，更无法支付旧军队的军饷。奥克森斯梯尔纳恳求萨克森选侯出手相助，但选侯早已和皇帝结成了同盟。他恳求下萨克森等级会议资助，但下萨克森等级会议早就厌烦了瑞典，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吕纳堡的格奥尔格公爵更是欺人太甚，反而出兵明登占有该地。瑞典首相被所有的同盟遗弃了，他极力寻找外援，甚至去英国、荷兰、威尼斯搬救兵。为了摆脱困境，避免瑞典被瓜分，他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投靠法国。

黎塞留终于盼到了机会，法国即将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德意志新教各等级现在处于危机之中，需要法国出手相救，如果这个时候法国积极地参与德意志战争，德意志和瑞典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奥克森斯梯尔纳借机把统治德意志的权力和地产送给法国，还把要求的其他地盘，包括帝国要塞和腓力斯堡都送给黎塞留。上德意志的新教徒也派代表跟黎塞留谈判，向法国开放阿尔萨斯、布赖萨赫要塞以及通向德意志国门之路的所有地方。法国可以派兵保护这些城市。在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主教区，人们可以看到法国士兵。法国在特里尔地区驻扎了军队，在洛林也派了兵，他们已经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制法国。现在是法国把阿尔萨斯纳入势力范围的最佳时刻，法国即将和荷兰瓜分西属尼德兰，莱茵河可以当作防范德意志的自然界线。法国举着高尚团结的旗帜，骗取德意志各等级的信任，霸占德意志的权利，打着保护德意志利益的幌子，盘算着如果扩张自身的势力。

得到这么多赠予，法国自告奋勇，要对敌人发动一场侧面突击，把瑞典部队从西班牙部队的手中解救出来。如果这样做一定会惹恼皇帝，导致关系破裂。法国自愿组织一支一万两千人的军队，联合瑞典和德意志共同对付奥地利。法国愿意攻打西班牙，因为之前西班牙曾经攻击特里尔的法国驻军，还绑架法国保护的选侯，并把他送到佛兰德尔。当时，法国国王强烈要求王子释放选侯并赔礼道歉，可担任西属尼德兰总督的王子根本不买账。于是，黎塞留根据惯例发起宣战，在米兰、费尔特林和佛兰德尔这三个地区分别打响战争。黎塞留很清楚，他与皇帝为敌，困难很大，取胜很难，实际上他并不愿意和皇帝打仗。尽管这样，他还是下命令让主教拉瓦莱特率领第四军向德意志进军，等到与贝恩哈德公爵会师后，就对皇帝发动战争。

《布拉格和约》

萨克森选侯与皇帝达成和解，这对瑞典人而言，是一次更加沉重的打击，它比在诺尔德林根战败更为惨重。虽然瑞典使用各种办法阻挠，但萨克森与皇帝还是达成了最终的和解协议。1634年在皮尔纳双方约定，于第二年5月在布拉格正式签订和约。萨克森选侯一直不满瑞典人在德意志的领地上骄蛮专横，当奥克森斯梯尔纳对德意志提出越来越多的过分要求时，他对瑞典就越来越厌恶，这种情绪促使萨克森人和皇帝进行和解。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萨克森邦国是最受蹂躏的战场，不管是它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残忍地对待这里的臣民。萨克森选侯本人也被战争折腾得筋疲力尽，当奥地利王室提出诱人的条件招降时，他最终没能坚持立场，背弃了他的同盟。与其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德意志着想，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毫不客气地牺牲德意志。

德意志陷入绝境，所有的臣民都在呼唤和平。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只要能换取和平，也会被人们当作是上天的恩赐。昔日人们欢声笑语辛勤劳作的地方，现在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丰收在望的田野，只要有军队经过，一年的收成便化为乌有，人民丧失了继续生存的最后希望，宫殿被毁、土地荒芜、村庄被烧为灰烬，到处都是家破人亡的凄惨景象。一贫如洗的居民还得被迫入伍，补充军队人数，去对另一方烧杀抢掠，把自己遭受的苦难加在他人身上。许多城市的居民在军队的胡作非为下痛苦呻吟。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无所顾忌地抢夺市民的财富，利用胜利者的姿态对占领区享有最高的自由权、特许权和优先权。

一支短途行军就会破坏整个地带，冬季休整的部队会把周边地区洗劫一空。如果百姓临近地区驻有部队，那么他们就无法享有安宁的日子，不管这支部队是敌是友，他们对百姓表现出来的是同一种态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虽然田野荒了无法播种，可邦国里的军队人数却在激增，物价暴涨，饥饿困扰着他们。前几年粮食歉收，人们更加贫困。鼠疫等各种瘟疫开始流行，它比战争更加残酷。许多邦国荒芜不堪，国家的所有正常秩序都被打乱了。人们不再尊重人权、不再敬畏法律，纯朴的风俗荡然无存，没有了忠诚和信仰，剩下的只有铁一般的强权。在没有政府和惩罚的统治下，人们变得狂野起来，恶习滋生。

没有人会尊重任何一个贵族等级，那些为非作歹的士兵都跑去掠夺财富。在军队中，拥有最高权力的是统帅，他是暴君的代表，几乎是邦国里最重要的人物，比国王或者皇帝的权力都大，通常都是优先享受好处。这些所谓的暴君统帅遍布整个德意志。一些邦国不仅担心外敌骚扰，还担心受自己保护者的迫害。只要人们想到外邦侵吞德意志，为此还要延长战争的时日，就痛苦万分。如果瑞典继续留在德意志获取利益，德意志就必须作战，如果黎塞留继续保持法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德意志帝国就得分裂。

但继续战争并不是完全的自私自利，瑞典、德意志帝国各怀鬼胎反对和平，从政治因素来看也需要继续发动战争。自从诺尔德林根战败以后，人们不奢望皇帝会对他们开恩，人们饱受了十七年的战争之苦，耗尽精力，自己的权利与要求得不到一点改善，流的血就白白浪费了。此刻向皇帝投降，签订合约并交出所有的权利，到头来就会一无所获，如果再忍受两到三年的战争之苦，瑞典人和德意志新教徒在战场上相互团结，同心协力争取共同的利益，最终能补偿二十年的苦难，那战争就值得去打。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不团结，让一个普遍能受到恩惠的机会丧失掉了，萨克森选侯跟奥地利单独和解，就是对新教事业最大的打击。

在诺尔德林根战役打响前，萨克森选侯和皇帝已经悄悄地谈判，只是战争的败局加快了他们缔结和约的速度。萨克森看到瑞典将领之间意见不一、军队不服从管理、瑞典因国王战死而迅速败落，失去了对瑞典的希望，他觉得瑞典经此一战会一蹶不振。因此，趁皇帝还对他们宽宏大量，给他们提供优厚条件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顺从了皇帝。

萨克森选侯为了掩人耳目，防止人们骂他自私自利不顾共同事业，就邀请了所有德意志帝国等级还有瑞典人一起签订和解和约。实际上，萨克森选侯和皇帝在这个条约中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擅自以德意志的立法者自居，备受压迫的新教各等级成了和谈的话题，由这个法庭决定他们的地位和权利、宗教的命运及其他相关事情。该和约成为帝国法，具有普遍的效力，并且由帝国军队强制执行，若有人反对，就是与帝国为敌。人们不得不违背各等级的权利，承认他人制定的法律。所以，《布拉格和约》就是一个强权专横的作品。

萨克森选侯同皇帝间曾经因为补偿敕令而决裂，因此在签署布拉格和约时，他们特别注意这点内容，可皇帝并没有表示要取消这一敕令。《布拉格和约》规定，所有跟教会有关的产业，包括签订《帕骚条约》之后，被新教徒没收或占有的教产，新教徒可以继续享有四十年的使用权，这一点并未经德意志表决同意。在四十年期限到来前，两个教派派出了相同人数组成委员会，共同解决财产问题。假如不能达成一致，就收回各方在补偿敕令执行前的所有权利。这种条令只是延缓了矛盾，并没有将其彻底解决。因此，这个和约潜伏着危险，不定何时便会一触即发。

《布拉格和约》还规定，萨克森奥古斯特亲王拥有马格德堡主教教产的所有权；莱奥波德·威廉大公拥有哈尔伯斯塔特的所有权；把属于马格德堡地区的四个行政区划分出来，送给萨克森选侯；执掌马格德堡的行政长官——勃兰登堡的威廉·克里斯蒂安另作补偿。如果梅克伦堡的公爵们同意该和约，他就应退还以前侵占的领地。对信奉新教的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能否拥有选侯席位，合约中却一点都没提到普法尔茨继承权的问题，因为两个不同的宗教派别相互倾轧，一方是不会公平地对待另一方的。新教派、天主教派，皇帝全部退还从战争中掠夺的东西，大家应团结一致夺回被瑞典和法国强占的东西，所有缔结合约的邦国应服从唯一的帝国统治，他们由帝国供养并给付酬劳，还应用武力维护和约。

《布拉格和约》是帝国总法律，它没有规定方方面面，而是把一些与帝国不相干的内容归到一份附属条约中。比如，附属条约中有一条规定，萨克森选侯拥有对波希米亚的采邑劳西茨的占有权，并特别规定了该邦和西里西亚的宗教自由权利。

皇帝给出了大赦的条件，邀请所有福音新教臣民参加《布拉格和约》，只把投降的符腾姆贝格和巴登的诸侯们、武装反对奥地利的臣民以及奥克森斯梯尔纳领导下的上德意志参议会排除在外。皇帝这样做不是跟他们形成对立，而是以更高的条件跟他们交换。他们必须用整个邦国作为抵押，把一切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并交出所有一切完全接受和约。这条约假如能够公平对待大家，或许会出现首领和官兵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宗教改革派和路德派间和平共处、相互信任的局面，瑞典的所有盟友都会站到皇帝这边。但此时，皇帝在合约上表现出对他们极大的歧视和不尊重，这让他们非常恼火，开始向瑞典靠近，并在德意志保存党羽。

不出所料，德意志对《布拉格和约》极为不满。和约希望能促成两派和解，可规定的内容让新教徒觉得他们受到种种限制，天主教徒也认为，把他们的教产让给福音新教徒免费使用四十年是用教会的利益来宽待新教徒。而新教徒觉得签订和约的代表背叛了新教，因为他们没有让其他邦国的新教兄弟们获得宗教自由权。萨克森选侯受到人们更加严厉的斥责，新教徒们发表文章，把他骂成是叛徒、背信弃义的小人和皇帝阴谋的策划者。

大部分福音新教等级已经接受了和约，萨克森选侯心里多少得到些安慰。众多帝国城市和他们的领导者都赞同这个和约，只有黑森的威廉邦伯还拿不定主意，或者他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时机。他曾发动战争侵占了威斯特伐伦的一些美丽邦土，并获得了最好的军事力量。如果他接受和约，他必须把占领的地方全部归还。魏玛的贝恩哈德大公还没有实质上的邦国，他更多的身份是发动战争的将领，鉴于这两点，他讨厌《布拉格和约》。他所有的财富就是自身的勇敢，他的所有邦土还藏在他未出鞘的剑中，他还未赢得半分土地，不愿意和解，只有打仗他才可以出人头地，只有打仗才能实现他野心勃勃的计划。

瑞典人反对《布拉格和约》的声音最响亮、言辞最激烈，其他人的反应则没有那么强烈。德意志自己请来瑞典军队让他们拯救新教教会和各等级，解放宗教自由。为此瑞典人流了大量鲜血，并搭上了国王的尊贵生命，而现在，德意志可耻地遗弃了他们，计划泡汤了，不但没有得到一分报酬，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听到，现在他们要被逐出德意志，还被曾经仰仗他们的诸侯耻笑，为这个国家白白流了血、做了牺牲。《布拉格和约》从头到尾都没提过赔偿，也没有提到如何交换他们应当归还的占领地，此刻他们要被赶走了，而且要空着手离开。如果不愿意，请他们来的人会用武力再赶他们走。萨克森选侯仅仅支付给瑞典人二百五十万古尔登的补偿，实际上，瑞典人付出的远远超过这个数。这对自私的瑞典人来说，就是一种侮辱，严重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奥克森斯梯尔纳非常愤怒，他吼道：“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选侯向皇帝屈膝跪拜就获得一些重要省份，我们为此捐躯的瑞典人，还有我们战死的国王仅仅就值二百五十万古尔登？”由于波美拉尼亚公爵已经年老，而且没有子嗣，瑞典希望得到他的领地作为补偿。可是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布拉格和约》中规定这个领地由勃兰登堡选侯继承，而且其他邦国都极其排斥瑞典人落户在德意志的边境。

法国势力的介入

在整个欧洲战争时期，1635年是瑞典人最困难的一年。许多曾经和瑞典是同盟关系的帝国城市，现在都背叛了它，心安理得地享受和约带来的好处。还有一些瑞典的同盟者被皇帝武力征服，被迫接受和约。奥格斯堡难以忍受饥饿，不得不接受皇帝苛刻的条件，奥地利占领武尔茨堡和科堡，海尔布琅同盟分崩离析。瑞典在整个上德意志的枢纽中心几乎都向皇帝臣服了。依仗着布拉格和约，萨克森让瑞典人立即从图林根、哈尔伯斯塔特和马格德堡撤出。奥地利人对腓力斯堡进行了一次突袭，这是法国的武器储藏地，他们从这里拿走了所有的武器，给法国带来严重的损失。在这个节骨眼上，与波兰签订的停战协议书的期限刚好到了，瑞典目前的国力不能同时对付波兰和德意志，他得考虑先攻打哪个。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需要挽回面子，瑞典决定先发动与德意志的战争，但为了让波兰人尊重自己，并在停战或和谈中取得自由权，他们有必要拥有一支军队。

所有不幸同时降临到瑞典人头上，奥克森斯梯尔纳顽强地极力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应对这些事。他用敏锐的眼光看待正处于劣势的瑞典，他觉得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或许并不是坏事。这么多的德意志帝国等级背叛了自己，也就用不着再对这些邦国履行保护义务。背叛他的邦国越多，可供选择攻打的邦国也就越多，这样可以从这些邦国掠夺的财富就越多。众同盟不管不顾地背弃瑞典，皇帝对奥克森斯梯尔纳视而不见，不跟他商谈和解的事情，这让他很绝望，他打算孤注一掷，继续作战，或许结果会比现在要好。瑞典人要让世人知道，他们如果离开，也要光荣地拿起手中的剑，不是因为害怕皇帝才退出德意志帝国。

遭到同盟者背离的瑞典人陷入窘迫之境，他们第一时间想到法国。如果瑞典丧失在德意志的势力，对法国自身而言也会反受其害，于是，法国便向瑞典提出建议，至此，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同盟。瑞典人充分利用与法国的关系，更积极地投入到德意志的战争中去。1631年，法国同瑞典在贝尔瓦尔德签订结盟条约，自此以后，法国在背地里背叛了奥地利，借古斯塔夫·阿道夫之手反对皇帝。他给瑞典提供军饷，给皇帝树立越来越多的对手。法国突然担心起瑞典军队来，因为没想到瑞典竟然这么快就取得了胜利。瑞典的优势破坏了法国希望欧洲势均力敌的局面，于是法国反过来支持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一起反对瑞典。这一计划失败后，法国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反对瑞典。直到古斯塔夫·阿道夫战死在沙场，瑞典人被所有同盟者抛弃了，法国害怕瑞典称霸欧洲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它就又重新拾起第一方案，借支持瑞典来反对奥地利。

当初，古斯塔夫·阿道夫野心勃勃，他也觉察到法国的用心，就坚决不同意法国的扩张方案，现在，法国抓住瑞典在诺尔德林根战败后群龙无首的契机，想方设法操纵即将发生的战争，并借机向被征服者立下规矩。以前法国只是空有想法，并无实际行动，此时，他可以追逐这个切合实际的目标。带着这个计划，法国开始一心关注德意志战争。与此同时，还和德意志人签订了条约，之后，法国便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当众多列强在混战中耗尽力量时，它却用十年的时间养精蓄锐，仅仅在战争中投入金钱。等到时机来时，它才暴发力量，威震欧洲。在海上，它派两个舰队到处巡航，还派出六支不同的军队，给一个邦国和许多德意志诸侯发饷银。在法国的强力支持下，瑞典人和德意志人从劣势中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底气很足，敢用武力跟皇帝谈判，期望能换到比《布拉格和约》更为有利的和约。瑞典与法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法国因自身的需求加倍资助瑞典，希望瑞典继续占领更多的领地，到现在为止，他还只是战争的幕后推手，到最后一刻，它才摘下假面具，直接对皇帝宣战。

法国想方设法使瑞典摆脱波兰战争的束缚，目的就是让瑞典能全力以赴对付奥地利。在普鲁士的施图姆斯多夫，法国公使阿沃伯爵建议把瑞典和波兰的停战延长至二十六年，只因这一建议，瑞典损失巨大，几乎整个波属普鲁士地区就落入他人之手，这块占领地可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付出昂贵的代价得来的。随着情况的变化，他们依次在贡比涅、维斯马和汉堡对《贝尔瓦尔德条约》做了修改，延长它的有效期。法国在1635年5月跟西班牙断交，随后对其发起猛烈进攻，赶走皇帝最重要的援助力量。法国还对卡塞尔的威廉邦伯和魏玛的贝恩哈德公爵提供支援，目的是让瑞典军队能自由占领易北河畔和多瑙河畔。为了分散皇帝的军队力量，还假装攻打莱茵河畔。

战争越打越激烈。《布拉格和约》让皇帝喜忧参半，喜的是与他作对的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敌人减少了，忧的是这激怒了外来敌人。目前，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等级外，他在德意志又重新获得了皇帝权力，主宰了整个帝国。首先，他不顾特里尔和普法尔茨王位继承者的抗议，以多数票的结果让其儿子斐迪南三世担任罗马国王。这导致了瑞典人的拼死抵御，法国也集中全力对他展开抗议，德意志的内部事务遭到了法国的横加干涉。德意志的一些人和法国、瑞典两国的国王形成了一个同盟势力，与之对峙的另一股势力则是皇帝和追随他的德意志诸邦国。瑞典人从现在起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因此也不再怜惜什么了，既不用考虑同盟的感受，也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在制订和实施作战计划时更加果敢迅捷。战争的程度一下子激烈了很多，士兵们的牺牲更加惨烈。只是由于缺乏了伟大将领的指挥，多数战役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难以对战争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根据《布拉格和约》，萨克森人需要把瑞典人逐出德意志。为达到这一目的，萨克森人加快了与皇帝的联合。瑞典人曾经的盟友已经成了敌人的盟友，今后必将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瑞典人仍然占据着马格德堡大主教区，而根据《布拉格和约》，这里应该归萨克森亲王所有。由于瑞典拒不归还，萨克森人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该地，双方的敌意就此开始。所有萨克森的臣民根据选侯的要求，离开了巴纳军队。萨克森人同时向梅克伦堡运动，以便夺取多米茨，切断波美拉尼亚和波罗的海敌人的联系。为了给多米茨解围，巴纳火速朝那里进军，重创了萨克森将军鲍迪辛，死亡和被俘的萨克森人各有一千人之多。

自《斯图姆斯多夫条约》签订后，原先驻扎在波属普鲁士的部队和炮兵加入到巴纳部队中来。1636年，巴纳率领加强后的兵力，对萨克森选侯领进行了疯狂的进攻。新仇旧恨交织下的巴纳勇敢而暴躁，发泄着他的不满，他对萨克森人的作战，不像对奥地利人和巴伐利亚人那样是出于义务，而是为了发泄私怨和愤懑。萨克森人在他的眼中，既是冥顽不灵的老古董，又是背信弃义的叛变者，曾经的深厚友谊如今成了愤怒的发酵物。由于皇帝在这时受到了魏玛公爵和黑森邦伯的猛攻，在莱茵河和威斯特伐伦一线已经难以自保，所以也就顾不上对萨克森人提供任何支援了。没有了外来援助，再加上实力的不济，整个萨克森地区只好任由巴纳军队肆意蹂躏。在萨克森选侯的努力下，皇帝的哈茨费尔德将军赶了过来，并移师到马格德堡前。急忙赶来解围的巴纳并没有取得成功。在皇帝和萨克森联军的进攻下，瑞典人陆续丢掉了很多城市。

1636年9月24日，巴纳将军在维特斯托克对皇帝联军展开了出其不意的猛攻，双方随即展开激战。瑞典军队的右翼遭到了皇帝联军所有兵力的重点关照，双方展开了拉锯战。皇帝联军接连击退了瑞典骑兵中队的十次冲锋，并且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瑞典的左翼部队坚持作战到傍晚，为了扭转局势，巴纳将军特意避开敌方的优势兵力，准备让后备部队于第二日凌晨投入战斗。不过还没有等他们发动攻势，皇帝联军就已经开始撤退了。由于之前已经激战了一天，皇帝军队的骑兵和马匹都已经筋疲力尽，趁着黑夜，不少人带着马匹偷偷溜走，导致骑兵部队无马可骑。萨克森选侯和哈茨费尔德伯爵只得连夜逃走，不然就只能命丧沙场了。这次战役，联军方面大约阵亡了五千名士兵，被擒的士兵约有两千人，损失旌旗、军旗一百五十面，大炮二十三门，全部辎重也被瑞典人缴获。瑞典人在人数和地形上都不占优势，却取得了这样一个辉煌的胜利，赢得了外界的尊重。巴纳利用这个机会快速渡过易北河，在萨克森土地上做冬营休整。皇帝的势力则被赶到了威斯特伐伦。

与法国的协议

巴纳的胜利，得益于贝恩哈德公爵和法国人在莱茵河畔发动的佯攻。由于减轻了这边的负担，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诺尔德林根战役后，贝恩哈德公爵开始整顿军队，将那些游兵散勇集中起来，他也知道这支军队的实力究竟如何，知道自己不可能带领他们创造什么成绩，就连能否维持下去都没有多大信心。这支军队只能得到瑞典人的少量资助，入不敷出。贝恩哈德公爵在诺尔德林根之战中失去了领地，也看到了瑞典人正在走下坡路，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瑞典王国首相的独断专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愿意并且能够给他提供援助的法国身上。为了缩小瑞典人对德意志战争的影响，黎塞留使出了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想谋得操纵战争的指挥权。如果能将贝恩哈德这个瑞典的猛将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使其背叛瑞典，就可以快速地达到这一目的。

没有了外来势力的支援，贝恩哈德是不能保全自己的，所以法国根本不担心有朝一日贝恩哈德会独立。1635年10月，贝恩哈德亲自来到法国圣日耳曼区，与法国王权达成和解协议，此时他只代表自己，身份也不再是瑞典将军。根据这一协议，他的军队将接受法国的命令，条件是法国每年资助这支军队四百万里弗，另外他本人每年也将得到法国一百五十万里弗的资助。在另一个秘密的条文中，法国还答应把阿尔萨斯地区作为奖赏供他使用，这超乎寻常的慷慨只是为了提高他的积极性，促使他尽快占领阿尔萨斯。贝恩哈德公爵假装不知道法国的真实意图，准备靠着自己的运气和力量，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由于法国提供了很大一笔钱，他便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在名义上法国拥有指挥权，但实际上他才是军队真正的主人，另外他还没有完全解除同瑞典的联系。在莱茵河地区，主教拉瓦莱特早在1635年就已经率领一支法国军队和皇帝军队展开战斗，贝恩哈德随后也加入了进来。

斐迪南二世的军队在加拉斯的带领下成功地把法军赶到梅斯，解放了莱茵河，美因茨和法兰肯塔尔城也改变了原先由瑞典人占据的局面。由于法国的积极抵抗，加拉斯将军没能在法国做冬季休整，只得选择财力耗竭的士瓦本和阿尔萨斯。第二年的战役一打响，加拉斯就率军长驱直入，在布赖萨赫过莱茵河后将战火引到法国的腹地，一直进攻到勃艮第伯爵领地方才止步。

在1636年至1637年期间，贝恩哈德并不能圆满完成守住莱茵河的任务，直到1638年，情况才有所好转。结束了在巴塞尔主教辖区的冬营休整后，时间才刚刚进入2月份，谁也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出现在莱茵河。他的突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相继攻陷了劳芬堡、塞京根和瓦尔茨胡特等城市，并包围了莱茵费尔登。为了帮助这里解围，皇帝的将军萨韦利公爵火速赶来，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638年2月21日，也就是皇帝军队取胜后的第三天，魏玛公爵突然出现，一举歼灭了毫无防备的皇帝军队，俘虏了两千多人，其中包括萨韦利、恩克福尔特、约翰·冯·维尔特和施佩罗伊特这四员将军。

魏玛公爵贝恩哈德一路高奏凯歌，相继又占领了莱茵费尔登、勒特恩和弗赖堡等地，军队规模也日益扩大，他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布赖萨赫要塞位于上莱茵河畔，是莱茵河和阿尔萨斯的门户。费里阿率领着意大利军队守卫着对皇帝至关重要的地方，该要塞地理位置优越，再加上坚固的防御设施，易守难攻。贝恩哈德并没有打算使用武力强攻，因为那样可能只会白费力气，他的方法是围而不攻，等到里面没有粮食的时候，这个要塞也就不攻自破了。驻守在这里的将军虽然接到了皇帝要求严防死守的命令，却十分粗心大意，甚至将原来储存的粮食换成了金币，这给贝恩哈德带来了机遇。为了缓解要塞的粮食危机，皇帝在派格茨将军率军解围的同时，还派出了三千辆满载粮食的运粮车。在维滕魏埃尔，贝恩哈德伏击了格茨将军，对方一万两千人的队伍被打得只剩下三千人，运粮车更是全部被缴。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围困，这个要塞终于抵挡不住，于1638年12月7日投降。

占据布赖萨赫之后，贝恩哈德更加趾高气扬，由于私念作怪，他不想将布赖萨赫要塞拱手让给法国人，而是打算将其据为己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他已经忘记了和法国的协议，误以为自己十分强大，强大到可以和法国抗衡的地步。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只要拥有一支军队，做什么样的梦也是可以的。由于敌人众多，他急需找一位朋友，并将目光对准了黑森的阿马利亚女邦伯。这位女邦伯刚刚死去了丈夫，如果能和她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新的邦国，双方的军队一结合，可能会成为德意志的第三派，甚至会拥有操纵战争的决定权。可惜的是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贝恩哈德便猝然去世了。

贝恩哈德之死

听闻贝恩哈德已经占领了布赖萨赫要塞，法国的黎塞留高兴万分，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着法国军队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一步步向前推进，占领了阿尔萨斯、布赖斯高和所有奥地利的前沿地带。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经信誓旦旦的贝恩哈德会宣布独占布赖萨赫，这令这位主教尴尬万分。现在法国需要常胜的贝恩哈德，因此必须把他拉拢过来，想办法让他维护法国的利益。黎塞留首先邀请贝恩哈德到法国宫廷做客，准备让其感受人们对胜利者的崇敬，看穿了这种圈套的贝恩哈德并没有答应。

人们又打算将主教的侄女嫁与贝恩哈德，但贝恩哈德不愿意因为这样不匹配的婚姻玷污了萨克森的血统，因而再次拒绝了法国的心意。数计不成，法国彻底翻脸了，切断了对贝恩哈德的经济援助，并开始从长远打算，准备在他死后再占领他的领地和军队。对于法国的这些阴谋，贝恩哈德是一清二楚。由于分歧的存在，贝恩哈德随后的军事行动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经费的中断阻碍了他进军的计划，为防范法国他又得预留一部分兵力，导致了战斗力的分散。他计划渡过莱茵河与瑞典人抢占领地，也想在多瑙河畔同皇帝和巴伐利亚作战。就在1639年7月，刚刚三十六岁的贝恩哈德突然病逝于莱茵河畔的诺伊堡，在人生的最顶峰结束了辉煌的英雄生涯。

贝恩哈德的突然离世，可能是因为染上了鼠疫一类的疾病。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军营里就有将近四百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人们对他的死又有不同的怀疑。由于他的尸体上有黑色的污斑，再加上法国接替了他的所有权力，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法国人做了手脚。他是自古斯塔夫·阿道夫之后最伟大的统帅，是联盟方最大的损失。法国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来争夺阿尔萨斯，皇帝再也不用因为这个危险的敌人夜不能寐了。

贝恩哈德一直很受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器重，他本人也想成为瑞典国王那样伟大的人物，可惜时运不济，还没等他和前者齐肩，死神便早早将他召唤至另一个世界。贝恩哈德既具备一名士兵的勇敢精神，也具有一名统帅应具备的冷静和洞察力等品质。他既具备坚忍不拔的毅力，也具备果敢决断的勇气，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即使遭遇了最沉重的打击，他也能快速地振作起来，勇往直前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我们不能按照一般人的标准去衡量他，由于能力出众，很多时候他的计划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冒险的，可对他而言这尚在能力范围之内。在贝恩哈德所处的那个时代，个人的伟大能创造出非凡的业绩，而他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将永载史册！

贝恩哈德的兄弟威廉得到了他最珍贵的遗产——军队，另外也得到了阿尔萨斯。对于这支军队的归属权，瑞典和法国都提出了异议。在瑞典人看来，以瑞典国王的名义招募起来的这支军队曾经宣誓过效忠，自然应该属于瑞典。法国人则认为谁赡养这支军队谁就是真正的主人。同时觊觎这支军队的还有普法尔茨选侯亲王，他不惜亲自出马做工作，只为了能够把这支军队拉到他这边，帮助其重建邦国。皇帝一方甚至也想得到这支军队。法国是这场争夺的最后赢家，通过收买布赖萨赫的指挥官，他们赢得了布赖萨赫和整支军队。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法国终于拥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正式开始了对皇帝的作战。

战争开始出现转机

1637年2月，五十九岁的斐迪南二世离开了人世。自从他登上宝座以来，从未放弃过使用武力，整个德意志一直处在战火之中。就其个人而言，斐迪南二世不失为一个品德优良的人，他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极有可能成为一个贤明的统治者，为人们创造幸福。只是由于他对君主义务概念的误解，不但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将自己从人民的朋友变为一名权力的压迫者和和平的破坏者。他点燃了德意志三十年战争之火，在历史上终究会被评为一个暴君。

在他去世前没几个月，他的儿子斐迪南三世已经升为罗马国王。现在斐迪南二世的皇冠、准则和战争都传给了他的儿子。看到了各民族的不幸和近处邦国的荒芜，斐迪南三世强烈感受到和平的必要性。对于耶稣会会士和西班牙人，他是不太依赖的，对外来的宗教，他也比较宽容，因此更容易接受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

在与瑞典人的战争中，斐迪南三世的军队接连取得了胜利。瑞典军队率先打响了1637年的战事，但由于莱比锡驻军的英勇抵抗以及萨克森和皇帝联军的逼近，瑞典人并没有攻下莱比锡城。巴纳在撤退途中陷入绝境，由于四面受敌，再加上河流的阻挡，他只能选择向波美拉尼亚地区撤退。在菲尔斯滕贝格的一个浅滩，全军蹚水渡过了奥得河，准备与对岸的弗兰格尔会合。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一支斐迪南三世的军队早就守候在这里。巴纳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前后左右都没有退路。斐迪南三世的人都已经开始庆祝胜利了。巴纳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法国人没有按照约定在莱茵河畔发起佯攻，结果皇帝的兵力没有分散，使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寻求一线生机，他佯装要向波兰逃跑，并把绝大多数辎重运往那里。皇帝方面果然上当，迅速派兵封锁他们前进的道路。巴纳等到守卫奥得河的皇帝部队全部撤走后，赶紧乘着夜色蹚过了奥得河，平安抵达了波美拉尼亚地区。

还没有喘口气，加拉斯已经带领着斐迪南三世的军队从特里布塞斯闯入了波美拉尼亚公爵领地，敌人的兵力是他们的好几倍。在皇帝军队的猛攻之下，他们失去了乌泽多姆和沃尔加斯特，并被赶到波美拉尼亚边缘地带。由于博吉斯拉夫十四世公爵恰好在这年寿终正寝，瑞典人可以兑现对波美拉尼亚地区的要求，所以必须坚守住这片土地。他们不遗余力地使用金钱和兵力，只为了阻止勃兰登堡选侯提出对这一公爵领地的拥有权。之前，由于法国的按兵不动以及同盟者的背信弃义，瑞典人在德意志帝国的其他地区经常吃败仗，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好转。自从朝波美拉尼亚地区撤退后，瑞典人接二连三地失去了在上萨克森的地盘。梅克伦堡的诸侯们由于被皇帝军队所逼，和瑞典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紧密，吕纳堡的格奥尔格公爵也宣布与瑞典为敌。巴伐利亚将军维尔特攻下了埃伦布赖斯泰，莱茵河畔垒起的所有堑壕也被奥地利人占领了。除了守住了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主要地盘，瑞典人在德意志内部所拥有的一切已经基本失去。在莱茵河畔，皇帝军队遭到了所向披靡的贝恩哈德发起的强有力佯攻，借此机会，瑞典人才从低谷中走了出来，战争的转机迅速出现了。

第十六章 和平条约的签订结束战争

柯尼希斯马克率领他的独立军团朝波希米亚挺进时，有人建议他最好进攻布拉格的侧翼。听从了这一建议的柯尼希斯马克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取得了胜利，结束了三十年的战争，一举成名。

巴纳将军的攻势

法国和瑞典之间的意见分歧最终得到调解，双方在汉堡重新对之前签订的条约进行了有利于瑞典的修正。得到等级会议同意后，阿马利亚女邦伯在黑森接管了丈夫威廉死后留下的政府，面对皇帝和达姆斯塔特世系的抗议，具备治国才能的她坚决维护自身权利。当时的瑞典和新教徒对她的热情拥戴除了出于宗教准则，还在等待时机表现自己的忠诚。在此期间，女邦伯凭借智慧巧妙地订立条约来稳住皇帝，当她与法国成功缔结为同盟后，才公开恢复与瑞典王权的旧情谊。贝恩哈德的胜仗也鼓舞了普法尔茨亲王，他用英国的资金在荷兰招募人手，然后在梅彭建立库栈，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库栈丢失、军队在弗洛托被哈茨费尔德伯爵打败，但他的行动曾成功地牵制了敌人，为瑞典人其他地方的行动提供了方便。此外，瑞典的其他朋友也开始活跃，下萨克森各等级保持中立，这对瑞典人来说十分幸运。

在诸多有利条件下，巴纳还得到了瑞典和立陶宛一万四千名新部队的增援，于是满怀信心地打响了1638年的战争。前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已被洗劫一空，占据此地的斐迪南三世的军队忍受着饥饿之苦，部队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堪忍受而投奔到瑞典麾下，易北河和奥得河间的地区荒无人烟。为了避免部队在进军波希米亚途中挨饿，巴纳决定绕道前进，绕过后波美拉尼亚经哈尔伯斯塔特地区进入萨克森选侯邦。下萨克森诸邦国急于摆脱这些饥饿的不速之客，迅速给他们提供了口粮，而此时马格德堡饥饿的人甚至开始吃人肉。

虽然萨克森被巴纳洗劫一空的气势吓倒，但巴纳对此不屑一顾，他的目标是皇帝的世袭领地。贝恩哈德的胜利激起了他的勇气，奥地利王室家族富裕的省份则诱发了他的欲望。巴纳首先在埃尔斯特贝格击败了皇帝的将军萨利斯，接着在开姆尼茨歼灭了萨克森军队并占据皮尔纳，最后渡过易北河，向波希米亚挺进，在占据布朗代斯和莱特梅里茨后，巴纳以十个军团的兵力击溃了霍夫基希将军，使得整个波希米亚王国处于一片恐慌之中。他们恣意蹂躏，抢走所有能运走的东西，毁坏所有不能享用和掠走的东西。他们将田野里未成熟的稻穗割下来，剩余部分则付之一炬。一夜之间，上千个宫殿、乡镇和村庄被大火吞噬。

在波西米亚取得胜利后，巴纳朝西里西亚挺进。为了避免摩拉维亚和奥地利成为巴纳的盘中餐，哈茨费尔德伯爵和皮科洛米尼分别从威斯特伐伦和尼德兰赶来了，皇帝的兄弟莱奥波德大公奉命前去弥补元帅在加拉斯造成的损失。

皇帝军队做出调整的正确性被事实证实，在1640年的战场上瑞典人开始转向不利。在波希米亚他们被迫从一个宿营迁移到另一个宿营地，由于舍不得战利品，他们在穿越迈森山脉时在普劳恩被击败，不得不转移到图林根避难。瑞典人从夏天战场上的胜利跌落下来，但他们很快又进入到另一个极端。遭到削弱的巴纳军队在接近崩溃边缘时，情势出现转机，吕纳堡的公爵们背弃了《布拉格和约》率军投奔巴纳，隆古维勒公爵带着贝恩哈德公爵的剩余部队前来投奔，而黑森也适时提供了帮助。这时的巴纳在兵力上又强于皇帝的军队，他想在萨尔费尔德同皇帝军队决一死战，但被皇帝军队的将领皮科洛米尼机智地避开了。

经过艰辛的努力后，巴伐利亚人终于和皇帝军队分离开来，并朝法兰克尼亚进军，巴纳试图进攻这个分离开来的军团，但他的这个企图因为巴伐利亚将领梅西的机智和皇帝军主力部队的迅速逼近而夭折。两支军队先后开进正在闹饥荒的黑森，驻守在相隔不远的坚固营垒里，他们的对峙最终被贫困和恶劣的季节所打破。皮科洛米尼的冬季宿营地原本在肥沃的威悉河畔，但被巴纳击败后，他不得不将地盘让给瑞典人，自己则跑到法兰克尼亚主教辖区进行冬营休整。

与此同时，累根斯堡召开了一次帝国会议，皇帝想听取各等级的意见以制定相关措施保证帝国安宁，并做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天主教方面的人占据了选侯委员会中的多数，其中主教居多，很多福音新教徒主动放弃表决权，这对斐迪南三世而言十分有利。这次帝国会议上能代表帝国的人数有限，新教徒便将此次会议看作奥地利及其附庸们对新教徒发动的一次共谋反叛，因此，他们将成功扰乱和驱散这个帝国会议看作是一番功业。

巴纳是这项冒险计划的策划者，由于上次撤离波希米亚，他的军队名誉扫地，巴纳想借此来重振声誉。在1641年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待道路和河沆一结冰，巴纳在指挥着法军和魏玛军队的盖布里昂元帅陪伴下，悄悄地离开了吕纳堡的宿营地，经图林根和福克特兰朝着多瑙河挺进，他没有向任何人披露自己的计划。当人们惊慌失措地向帝国会议报警时，他早已气定神闲地站在了累根斯堡前。巴纳的出现使聚集在此处各等级代表大惊失色，所有人都准备逃跑，只有斐迪南三世公开声明他将与这个城市共存亡，斐迪南三世的行为有效地稳定了人心。但幸运之神并未垂青瑞典人，冰雪很快就融化了，解冻的多瑙河上布满了巨块浮冰，步行和乘船都无法通过。

但巴纳还是决定采取行动来杀一下皇帝的傲气，他用五百门大炮朝累根斯堡城进行“敬礼”，但炮火并未对累根斯堡城造成大的损失。不甘失败的巴纳又决定挺进到巴伐利亚腹地和不加设防的摩拉维亚，那里有丰富的战利品和舒适的宿营地，但无论他怎样解释和劝说，盖布里昂元帅都拒绝前去。这位法国将军担心瑞典人将魏玛军队带到远离莱茵河的地方然后切断魏玛军队与法国的联系，进而完全控制魏玛军队。

与巴纳分道扬镳后，盖布里昂撤回美因河，巴纳必须独自面对斐迪南三世的势力，而此时皇帝的军力在累根斯堡和英戈尔斯塔特间慢慢聚集壮大并朝他逼近。这种情势下，迅速撤退无疑是上策，但巴纳处在河流和森林间，敌军的骑兵有显著优势，远近都是敌对邦国，除非出现奇迹他才可能安全撤离。巴纳选择挺进森林通过波希米亚朝萨克森方向逃跑，他在诺伊堡留下了三个军团作为掩护，这三个军团用斯巴达克式的自卫法在一堵破墙后面阻截敌方势力坚持了四日之久。巴纳经过埃格尔朝安纳贝格逃逸，皮科洛米尼则经过施拉肯瓦尔德抄近路追赶他。如果不是巴纳到达普雷斯尼茨隘口的时间比皇帝的将军早半个小时，瑞典军力将会全军覆灭。盖布里昂在茨维考再次和巴纳的军队会合，但联军依旧没能保住萨勒河，在阻止奥地利人过河失败后，他们选择进军哈尔伯斯塔特。

1641年5月，巴纳在哈尔伯斯塔特因过度劳累和烦恼而去世。尽管命运多舛，巴纳还是以自己获得的巨大荣誉维护了瑞典军队在德意志的声望，用无数战果奠定了他在军事艺术上的成就。巴纳足智多谋，但只在危急时刻运用智慧；他懂得审时度势，在厌烦不快时更能控制情绪；即使人们认为他已被推到崩溃边缘，但他却从未表现出害怕。但他身上的英雄品德和不良品行以及恶习是共存的，他对德意志诸侯们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士兵，粗暴而专横，傲慢得像是个占领者，对邦国的勒索也豪放无度，巴纳的早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以恣意纵欲来补偿战争的辛劳。但如同亚历山大和穆罕默德二世那样，巴纳耽于淫乐也能轻易摆脱淫乐。

在巴纳打响的无数次战役中，送到斯德哥尔摩六百多面敌方旗帜是他业绩的见证。这位伟大将领的死亡，使瑞典人感觉遭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那种因害怕巴纳将军威望而抑制的反叛和肆无忌惮的精神在其死后很快就复苏了。军官们一致要求获得他们的欠饷，但分担巴纳司令权的四位将军中却没有一人拥有足够的能力或威慑力，来满足这些狂暴的催款者或命令他们保持沉默。随着军纪的日趋涣散，困苦与日俱增，皇帝的召回书也使得军队人数逐渐减少，法国和魏玛军队的热情开始涣散。在格奥尔格公爵死后，不伦瑞克家族的诸侯向皇帝妥协，吕纳堡人便离开了瑞典一方；黑森人为了在威斯特伐伦寻找更好的宿营地而脱离瑞典人。

临危受命的托斯滕松

莱翁哈德·托斯滕松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弟子，现在他被任命为瑞典新的最高统帅。说起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渊源，最早要追溯到波兰战争时期，当时托斯滕松是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助手。虽然他因足痛风而致残，行走不便，只能坐在轿子上指挥作战，但他的战术向来灵活多变，喜欢采用快速的作战方式，尽最大可能地追求战果。所有的对手提起他来都头疼不已，现在到了该让奥地利王室体验痛苦的时候了，托斯滕松打算将战火引到皇宫门口，并让瑞典人占领奥地利。

1642年，在与瑞典主力部队会合后，托斯滕松突然侵入西里西亚，此时勃兰登堡已经中立。在施韦德尼茨，他们击败了劳恩堡的弗朗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后者兵败自杀。整个西里西亚和施韦德尼茨都被瑞典军队占领了。随后，摩拉维亚腹地也迎来了第一批到达这里的奥地利敌人，奥尔米茨城也遭到了瑞典人的侵袭。皇帝方面赶紧集结优势兵力，在皮科洛米尼和莱奥波德大公的带领下，将瑞典人赶出了摩拉维亚，随后又将瑞典人赶出了西里西亚。托斯滕松虽然很快得到了弗兰格尔的增援，但并没有取得对敌的优势，只好将目标对准已经十年没有遭遇过战事的莱比锡，这里物资丰富、给养充足，是一个很好的战略目标。

皇帝自然不能眼看着莱比锡落入敌手，迅速派莱奥波德和皮科洛米尼率军驰援。双方狭路相逢，一场激战不可避免。趁着皇帝军队的左翼还没有布好阵容，瑞典的将军施塔尔汉德斯克和维滕贝格立刻发起猛烈进攻，打散了皇帝的骑兵部队，随后他们又赶去支援己方的左翼，将敌人的防线彻底冲散。皇帝军队在坚持了三个小时之后不得不退出阵地。双方的损失都不小，瑞典军队的两员大将斯朗格和利尔耶赫克壮烈牺牲，另外还有三千多名士兵丢掉了性命，再也无力追击对手。皇帝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共战死五千人，被俘五千人，另外所有的辎重和拥有四十六门大炮的整个炮兵部队也落到了瑞典人手中，之后仓皇逃向波希米亚。由于骑兵军团最早溃败，遭到了怒不可遏的莱奥波德大公的重罚。军旗被撕毁，不少军官和士兵被处死，所有马匹、武器和勋章都被褫夺。

托斯滕松率领得胜的瑞典军重新来到莱比锡前，在这个城市补充后勤、添置军装。这个城市还献出了三吨黄金，希望免遭洗掠。虽然托斯滕松放弃了冬季休整的机会，但是皇帝为了和他作战，同样也没能休整，并且额外损失了不少战马。撤离莱比锡后，托斯滕松先是向奥得河运动，之后又迅速穿越了波希米亚王国，赶走了扰乱奥尔米茨的皇帝军队，整个摩拉维亚都成了托斯滕松的控制地域。

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都惊诧于莱翁哈德·托斯滕松的挺进和胜利。在帝国其他地区，瑞典人的盟军也在奋力作战。在埃贝斯泰伯爵和盖布里昂元帅的指挥下，黑森人和魏玛人侵入了科隆主教领地，打算在那里做冬营休整。科隆选侯急忙召唤皇帝的将军哈茨费尔德，并由拉姆布伊将军指挥自己的军队，准备积极防御。1642年1月，双方在凯姆彭附近展开激战。皇帝方面战死两千人，被俘的士兵也有将近这样的人数。整个选侯领地和毗邻的土地都向盟军开放了，他们得以迅速补充兵力、马匹和其他后勤物资。

战火燃烧到了丹麦

1642年11月，卡迪南·黎塞留去世，在第二年的5月份，路易十三也与世长辞。由于忙着处理国内事务，选取新的接班人，法国无暇顾及德意志战争，在战场上也没有采取行动。马札林是黎塞留的接班人，他比前任更加热衷于德意志战争，不但继承了前任的权力、方案和准则，而且将兵力主要用于对付斐迪南三世。在此之前，法国主要是以西班牙人为目标的。马札林有一句格言，就是要把德意志军队变成法兰西国家的城墙和国王的右臂。陆军元帅盖布里昂负责阿尔萨斯，占据蒂翁维尔城后，马札林派去一支可观的部队增援。在昂吉安公爵——也就是后来的孔代亲王的带领下，这支部队斗志高昂地赶赴阿尔萨斯。为了在士瓦本寻找更好的冬营休整地，盖布里昂率军快速渡过了莱茵河，并占领了巴伐利亚在此处的一个弹药库。可惜没过多久，这个弹药库又被夺了回去，盖布里昂本人也在战斗中负伤，由于医治不慎，意外地死去。

由于这时正是寒冷的冬季，经过长途跋涉后，法军的战斗力已经减弱了许多，士兵们疲惫不堪，指挥官们也有些懈怠。他们先是占据了罗特韦尔，随后向图特林根地界开进，由于缺乏防备意识，他们打算在这里进行休整。为了防止法国人在莱茵河彼岸驻下来，确保巴伐利亚不受到掳掠，哈茨费尔德率领的皇帝军队和由梅西指挥的巴伐利亚兵力联合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他的部队加入了这股联合势力，他们打算趁着法国人防范意识的不足，偷袭法国人在图特林根和相邻村庄的宿营地。这种作战方式虽然看似不够光明磊落，但效果的确明显。法国人并不了解这种偷袭，对在冬季的作战方式也不甚熟悉，在他们看来，如此恶劣的天气是不适合作战的。联合势力显然比法国人更胜一筹，他们十分擅长于采用这种办法，并且拥有约翰·冯·维尔特等这类战争的行家，最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法国宿营地有一面是崎岖山道和茂密的树林，由于这时防守薄弱，联合势力选择从这里发起进攻。1643年11月24日那天，天空飘着大雪，在漫天雪花的掩盖下，先遣部队偷偷地接近了图特林根，将在宿营地外的大炮和附近的洪贝格宫堡控制起来。陆续到来的后续军队很快将整个图特林根围了个水泄不通，要不是骑兵部队跑得快，法军一定会全军覆没。图特林根与周围宿营地的联系全部被切断了，联合势力提前锁定了胜局。在战争中，法军有近两千人战死、七千人被俘，其中包括二十五名司令部参谋官和九十名军官。

战胜了法国人之后，皇帝方面能够腾出手来专心对付瑞典了，兵力比以往增加了整整一倍，这令瑞典人的处境更加危险。1643年9月，托斯滕松率军突然离开摩拉维亚，这符合他一贯行踪不定的作风，部队首先向西里西亚进发，进入易北河流域后，他迟迟没有渡河，而是在托尔高架起了一座桥，多次做出要渡河的样子。直到哈弗尔贝格，整支军队才知道统帅的真实目的，他准备到荷尔斯泰因去同丹麦人作战。

瑞典和丹麦积怨已久。在担任仲裁人职务时，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多次偏袒瑞典人的对手，并且不希望瑞典军队在德意志有什么进展。在松德海峡，他还下令设置了障碍，阻碍瑞典船只航行，影响了瑞典商业的繁荣。以上种种，均引起了瑞典王权的强烈不满，终于按捺不住准备兵戎相见了。虽然瑞典人还没有从德意志战争的泥潭中完全脱身，但仇恨的火焰越燃越烈，报复欲和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鼓起了瑞典人的勇气，他们已经顾不得再卷入一场新的战争有什么危险了。

另一方面，由于在德意志战争中多次受挫，他们也希望换个地方试试运气。庞大的军队需要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由于连年征战，德意志的所有省份几乎都荒无人烟，而瑞典也不是一个资源强国，他们本身比较缺乏人力、粮食和马匹。只有继续战争，瑞典人才能给军队找到充足的给养，部队才能维持下去。荷尔斯泰因具备给瑞典人补充给养的条件，如果能够占领这里，不但可以招募到军队和马匹，士兵们也能吃饱饭。最开始为了防止丹麦对和谈产生不利影响，瑞典人并没有对丹麦采取任何行动，而是想方设法稳住对方，所以丹麦一直没有感受到瑞典的敌意，包括法国和荷兰也没有发觉这一点。

为了提高行动的成功率，瑞典人实施计划时必须做到隐蔽快速，当他们突然出现在荷尔斯泰因时，丹麦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抵抗。除了伦茨堡和格吕克斯塔特这两个地方，整个荷尔斯泰因都落入了瑞典人之手。与此同时，束能遭到了一支瑞典军队的入侵，同样沦陷了。在费马恩岛，丹麦的舰队失事了，克里斯蒂安四世也被一块碎片打瞎了右眼。由于与皇帝之间已经联系不上，克里斯蒂安四世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著名预言家蒂乔·布拉厄曾经预言，1644年，克里斯蒂安四世将只带着手杖逃离他的王国。从现在来看，这句话好像真的应验了。

克里斯蒂安四世不想听天由命，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任由瑞典人在自己的王国上为所欲为。在他的指挥下，部队总司令加拉斯伯爵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荷尔斯泰因。但没有想到的是，加拉斯作战不力，加上被围困导致的饥荒等原因，不少士兵命丧黄泉。在向西里西亚逃跑时，骑兵部队被托斯滕松驱散，其余军队则在马格德堡几乎全部覆灭，只率领几千人返回的加拉斯从此有了一个“毁灭军队大王”的雅号。经过此番较量，丹麦国王只得屈辱地接受瑞典人提出的苛刻条件。1645年，双方在布罗姆萨布罗他签订和约。

取得对奥地利的胜利

取得对丹麦的胜利后，托斯滕松继续前进，攻入波希米亚，准备把战争重新转移到奥地利的世袭邦国中。这次他的部队十分强大，拥有兵力一万六千人，大炮八十门。奥地利的世袭邦国由于没有一个得力的统帅，再加上众指挥官的缺乏协同，斐迪南三世只得亲自赶赴布拉格，希望能以此提高士兵们的斗志。皇帝将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所有兵力召集起来，这是他最后的兵力。在哈茨费尔德的率领下，这支军队于1645年2月24日与敌人展开了较量。由于比对方的骑兵多三千匹马，骑兵部队就成了斐迪南三世最大的希望，由于在梦中梦到圣母玛利亚向他许诺胜利，他认为自己一定能获胜。

托斯滕松并不担心斐迪南三世兵力上的优势，因为他从来不关心这些。由于斐迪南三世左翼部队的位置选择不佳，当战争刚刚开始，位于池塘和树林间的左翼部队便乱作一团，一败涂地。借此机会，瑞典人取得了优势。经过八小时的浴血奋战，瑞典人最终控制了战场，共歼敌两千余名，抓获俘虏三千余名，其中包括对方的将领哈茨费尔德。

在扬考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瑞典人一下子打开了整个局面，他们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摩拉维亚和奥地利。斐迪南三世赶紧逃回维也纳，把他的财宝和他的家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在占领了整个摩拉维亚后，瑞典人一路攻城拔寨，终于来到了维也纳城下。战争在德意志的大地上流转了一番，最终又回到了起点。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对瑞典军队在自己领地上的安营扎寨十分恼火，却又没有任何办法，皇帝都已经自身难保了，肯定不可能帮他。在这紧要关头，格奥尔格抓住了最后也是唯一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与瑞典人缔结停战。皇帝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在几天前还是他的朋友。

在莱茵河畔和士瓦本，法国军队与巴伐利亚的整个兵力展开对峙。昂吉安公爵得到了在意大利打了胜仗而名噪一时的图兰的支援。1644年8月3日，法军进攻被梅西占领的弗赖堡，但由于弗赖堡良好的防御工事，法军在白白牺牲六千人之后不得不撤退。尽管没有直接取得胜利，但这次战役也极大损伤了巴伐利亚的元气，使他们陆续丢掉了莱茵河岸的城市，美因茨、施佩耶尔、沃尔姆斯、曼海姆、腓力斯堡等地先后投降了。

拉科齐也率军参与了对维也纳的包围，不过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索取财物，并没有其他战略性的打算。他的兵力有两万五千人之多，由于军纪不严，士兵们四处捣乱，非但没对托斯滕松的军事行动起到作用，反而凭空增添了不少麻烦。为了减少压力，斐迪南同意了拉科齐的要求。在得到满足后，拉科齐率军撤退了。

由于在长时间的围困中，托斯滕松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胜利，手下一名叫作德苏什的指挥官还倒戈了。食物的匮缺、恶劣的卫生条件、盟友的突然撤退，使托斯滕松不得不放弃围城。在饥饿和疾病的双重压力下，瑞典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不得不放弃了很多原先已经占领的地方。在莱奥波德大公的率领下，皇帝军队尾随着瑞典军队前往波西米亚。皇帝将军布赫海姆下令，必须在一年内将瑞典人全部驱逐出奥地利边境，增强维也纳的安全性。对于能否继续保有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瑞典人也不太确定。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托斯滕松依然收获了不错的战绩，丹麦、萨克森都急于和瑞典停战，皇帝在和平会议中也变得谦虚，法国的态度也变得好转。在他的伟大使命出色完成之后，托斯滕松辞去了官职，准备回归到宁静的私人生活中。

饱受创伤的巴伐利亚

打退以托斯滕松为首的瑞典人之后，皇帝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又一个新的险情从士瓦本和巴伐利亚朝奥地利边境逼近。1645年，梅西打败了在离默根特海姆不远处从士瓦本方向进军的图兰。巴伐利亚人在得胜后朝黑森进发。为了挽救败局，黑森人、昂吉安公爵、柯尼希斯马克分别从莱茵河、阿尔萨斯和摩拉维亚赶来，将巴伐利亚人赶回到士瓦本的最外线。在巴伐利亚边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最终巴伐利亚人没能抵挡得住，就连卓越的梅西也当场阵亡。这次战争也极大消耗了法军的力量。由于皇帝又派莱奥波德率兵前来增援，图兰只得赶紧朝莱茵河撤退。

皇帝军队在法国人撤退后将矛头对准了瑞典人，反身开赴波希米亚。古斯塔夫·弗兰格尔此时是瑞典军司令，他无愧于巴纳和托斯滕松的后继者。莱奥波德大公集结了自己手下和巴伐利亚的兵力之后，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进攻。古斯塔夫·弗兰格尔手下只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和八千匹马，柯尼希斯马克率领的独立军团还没有赶过来，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弗兰格尔并没有坐以待毙，他率军快速渡过威悉河，朝黑森挺进，准备和图兰以及柯尼希斯马克的独立团会合。马札林一开始不愿看到瑞典人的强大，所以严令图兰不得轻举妄动。在弗兰格尔的一再要求下，马札林最终同意图兰去增援瑞典军队。

在吉森两支军队会合，加强了兵力，准备和皇帝的军队进行正面较量。由于皇帝军队的穷追不舍，在后勤保障上出现了问题，加上美因河的截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弗兰格尔利用这个机会，打算把战火烧进奥地利诸邦国。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贝恩哈德公爵都曾有过这样的计划，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他决定在前辈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便随多瑙河流向前进，从巴伐利亚的中央闯进奥地利的边境。由于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还远在拉恩河畔，弗兰格尔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快速挺进到多瑙河后，弗兰格尔遇到了巴伐利亚的一个军团，但并没有停下其前进的脚步，只是由于在围攻奥格斯堡时耗费了一些时间，这给皇帝的军队留下了机会。为防止受到他们的夹击，弗兰格尔控制着未被占领的莱希河，攻入巴伐利亚。在法国人和瑞典人刚刚洗劫完之后，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也赶到了这里，再次对这里进行了一番掠夺。

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磨炼中，马克西米利安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心，但是这一次他开始有些犹豫了。他和斐迪南二世曾经是儿时的伙伴，也是青年时代的朋友，由于斐迪南二世的突然离世，他和奥地利的联系便没有那么紧密了。只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因，他才对斐迪南三世保持忠诚。

这样的机会正是法国人求之不得的，他们打算利用这一点做文章，使马克西米利安和奥地利同盟断绝关系，从而达到削弱敌人强大自己的目的。为了增强马克西米利安的恐惧感，使其感到绝望，马札林故意认同瑞典急剧增长的势力，并允许法国人一直陪伴瑞典人到巴伐利亚。如果马克西米利安不是那么坚强，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皇帝断绝同盟关系。皇帝的同盟者已经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最早是选择了中立的勃兰登堡，接着是同样不得不中立的萨克森，后来是被法国牵扯精力而无法伸出援手的西班牙人，再后来是和瑞典签订和谈协议的丹麦，还有与瑞典签订长时间的停战协议后解除武装的波兰。马克西米利安是目前皇帝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同盟者，如果被成功策反的话，皇帝就真真正正成了孤家寡人，在整个德意志兰就再也没有拥护者了。到时候孤立无援的皇帝除了被迫向法国、瑞典国王低头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了。

马克西米利安已经打算和敌人讲和了，但是斐迪南三世还在苦苦支撑，希望他不要迈出那一步。马克西米利安得到消息，皇帝之所以不愿意停战，是因为受到了西班牙人的蛊惑。以前西班牙人就曾经因为竭力反对马克西米利安获得普法尔茨选侯资格，这令马克西米利安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现在皇帝竟然为了这样不相干的国家而反对停战，势必要给自己的邦国带来无穷的苦难，除了选择停战能够躲避灾难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令他的臣民休养生息了。所有的顾虑都已经打消了，停战是极为必要的。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促使皇帝停战。

三方君王和巴伐利亚的代表云集在乌尔姆，商谈停战的具体条件。几方的代表是真心真意来促进停战的，只有皇帝派出的代表是个例外。从奥地利使节所接受的指示来看，皇帝并不愿意促进停战，反而是来扰乱和约缔结的。皇帝作为处于劣势的一方，非但毫不收敛，反而一再向瑞典人提出各种条件。瑞典是占优势的一方，下一步是战是和他们最有发言权，根本轮不到皇帝在这里指手画脚。可皇帝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为瑞典人设立了苛刻的条件。这让瑞典人十分气愤，要不是法国人的劝阻，瑞典使节早就拂袖而去了。

看到皇帝确实无心停战，巴伐利亚选侯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便开始关注自己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关于停战的苛刻条件，将自己的驻兵地局限在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土地上，对瑞典人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地区的驻兵视而不见。科隆和黑森—卡塞尔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停战。法国人和瑞典人在1647年3月14日缔结停战条约后便离开了巴伐利亚，分别驻扎在符腾姆贝格公爵领地和博登湖附近的上士瓦本。奥地利布雷根茨城位于博登湖最北端和士瓦本南高峰，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资源和财富十分丰富。在战胜了当地六千名乡民的抵抗后，瑞典人如愿以偿地占领了这里。与此同时，在图兰的军事威慑之下，达姆斯塔特邦伯和美因茨选侯也仿照巴伐利亚保持中立。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

在法国的不懈努力下，巴伐利亚选侯终于和皇帝划清了界限，法国人也终于实现了既定的政治目的。无论是天主教同盟还是新教同盟，都不再向皇帝提供任何援助，仅剩下一万两千名士兵的皇帝已经无力抵抗了。由于以往的优秀将领基本上都死在了战场上，他只得让梅兰德担任军队司令官，这是一名从黑森投奔过来的卡尔文教徒。变化的出现总是出人意料的，这在战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他的带领下，奥地利势力又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法国的心态比较复杂，出于嫉妒的原因，不愿意看到皇帝被完全压制下去，也不愿意看到瑞典在德意志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所以当皇帝处于最弱势时，法国并没有落井下石。瑞典人在弗兰格尔的带领下，先是占领了施魏因富特，并收编了那里的皇帝驻军，随即围攻通向波希米亚王国的钥匙——埃格尔。皇帝急忙率兵前来解围，由于路上行军时耽搁了时间，埃格尔还是失陷了。

瑞典和皇帝的军队再次相遇了，如果发生交战，必将是决定性的最后一战。皇帝的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却没有主动发起进攻。皇帝的战术是先稳住对方，同时争取巴伐利亚的支持，然后用饥饿和行军拖垮敌人。

当初巴伐利亚宣布中立之时，的确是宫廷的一大损失，皇帝在百般阻挠无果后，便准备策反巴伐利亚的下层军官。由于马克西米利安与法国达成协议，这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十分失望。约翰·维尔特纠集了这些军官，准备在恰当的时机脱离选侯，投靠皇帝。斐迪南也向他们发出正式的召回信，告诉他们马克西米利安只是以皇帝的名义代管这支军队罢了，军队还是帝国的军队。马克西米利安幸好及早阻止了这个阴谋，他虽然选择了停战，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虽然法国和瑞典人离开了巴伐利亚，但马克西米利安同时也失去了在士瓦本地区的驻军地，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害。仔细比较了利益的得失之后，马克西米利安决定重新拿起武器，宣布废止停战。

皇帝军队很快得到了来自马克西米利安的支援。原有的对峙局面被打破，瑞典人必须迅速撤军，不然局势将会变得十分糟糕。撤退的弗兰格尔遭到了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的穷追猛打，只有尽快和图兰率领的法军会师，才可以免于兵败的命运。

巴伐利亚选侯看到胜利的天平一下子倒向了皇帝一方，便决定不再继续予以支持，以防因局势的变化导致停战的拖延。另外，万一他的军队渡过威悉河，可能会遭到法国的全力报复。他的突然撤军使皇帝方面剿灭瑞典人的计划成为空谈，梅兰德只得改变行军路线，经耶拿和埃尔富特朝黑森进军。

黑森邦国曾经受到过梅兰德的保护，如今为了报复，他又来到了这里，但是很快他就后悔了，这里已经一贫如洗，部队也很难找到足够的给养，只好忍受着极度的贫困。与此同时，弗兰格尔则在吕纳堡重新聚集了力量。1648年冬天，弗兰格尔向黑森进军。梅兰德的势力已经无法抵挡，只得仓皇逃走。

图兰的军队和弗兰格尔的军队最后联合在一起，在魏玛骑兵部队的协助下打响了这场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梅兰德一直被他们追逐到多瑙河畔，并在战役中受伤，他们战胜了皇帝和巴伐利亚联军，皇帝军队储藏在埃格尔的粮食也被他们缴获。在莱希河对岸，驻扎着巴伐利亚将军格龙斯费尔德率领的其余军队，他们把守着巴伐利亚的大门，防止遭到联军的侵袭。

对于巴伐利亚，弗兰格尔和图兰显然是志在必得。格龙斯费尔德的抵抗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瑞典人和法国人重新占领了巴伐利亚，这里的居民遭到了残酷的对待。马克西米利安一退再退，龟缩在萨尔茨堡。越过伊萨尔河后，瑞典人突然进到了美因河。这条河流本来不怎么深，现在由于连日来持续不断的大雨导致河水暴涨，瑞典人多次试图架起浮桥都没有取得成功。敌人已经进入到巴伐利亚的中心，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这令天主教徒感到前所未有的惊恐。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皮科洛米尼从尼德兰赶来，来率领皇帝军队的残兵败将与敌方作战。由于巴伐利亚已经多次遭遇战火的蹂躏，联军在这里不能找到任何给养，便主动向上普法尔茨撤退了。

柯尼希斯马克率领他的独立军团朝波希米亚挺进时，有人建议他最好进攻布拉格的侧翼。听从了这一建议的柯尼希斯马克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取得了胜利，结束了三十年的战争，一举成名。当皇帝终于痛下决心同意和谈的时候，围攻布拉格老城的普法尔茨伯爵卡尔·古斯塔夫正遭遇着这里人民的顽强抵抗。由于冬季来临，攻城者不得不在营地中躲避严寒。10月24日，有消息传来，交战双方将在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自战争爆发以来，德意志的战火整整燃烧了三十年。在此期间，人们不知克服了多少障碍，经历了多少磨难，付出了多少代价，最终才缔结了这样一个和约。这样一个和约的签订，不知道是多少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签订了这个和约之后，欧洲将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目录

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

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

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苏格兰的暴动

第三章 冲锋号的吹响

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

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

爱尔兰暴乱

国王被革命逼离伦敦

国王的秘密备战

第四章 初升的太阳

国王的诺丁汉起兵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议会的败退与反抗

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

战火重燃

休战期双方的努力

第六章 君权的衰落

纳西比战役

保王党在西面战场的全线失利

议会军队攻克牛津

第七章 鹬蚌相争

国王的被捕

议会与军队的矛盾

军队在伦敦的胜利

平等派士兵起义

第八章 最后的宿命

议会对国王的彻底失望

第二次内战爆发

议会中各派地位的变化

残余议会

国王之死

君主查理

版权信息

书名：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作者：基佐

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2月 1日

ISBN：978751125628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

——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1925～1929）

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布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开始集会；6月22日，前朝的反对者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提出了一项议案：从此以后，必须重视维护君民之间的和谐。拉迪亚德爵士解释说：“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也有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没有恶习，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英格兰确实满怀希望，尽情欢乐。一个新国王登基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希望与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是很严肃认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毫不放荡，被公认为奉教虔诚，勤俭好学，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礼，有条不紊；在宫廷上，大臣们敬畏他的仪态与风度；在民间，他以良好品质赢得了人民的敬爱。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英国人看够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径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与英国人民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矛盾的诸多根源还在不断发展，不久就会破坏他们相互谅解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正在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则是不易察觉却又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利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社会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

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君权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在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国等地，君权已经将封建贵族压制下去，也不再去保护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贵族们好像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聚集在国王周围，看着国王华丽的排场，并引以为荣；本性胆怯的人民，更乐于在这样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君主的统治反而带给他们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增长知识，却不抱有去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想法。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服从的言论盛行。即使对此有不满的地区或人民，也只发生过很轻微的反抗。总之，国内和平与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粉饰了这种纯粹专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现出带有钦佩情绪的顺从。

这是欧洲大陆的整体情况，英国也不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就不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自与国王斗争。以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自己的权利，有时还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国王之权；但如今这些贵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玫瑰战争[　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指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间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内战。这场战争得名于两个家族的家徽——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之后，更加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长久以来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无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又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为教会首领，又拥有很多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他所宠幸的家族，贵族于是开始向善于巴结君主的宫廷大臣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还有辉煌的宫廷，这些加起来正好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并增大了她的权利。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人民的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能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博取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政府，是有利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专制制度并不计较，大臣奴颜媚骨，人民真心爱戴。女王的全部危难，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女王的效忠已天经地义。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历代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亦步亦趋。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家族历史而言，在感情上应该倾向于法兰西，在大陆寻找同盟；但一个英格兰国王，又常常将欧洲大陆的人看作仇敌。不久，人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原则，对他的影响要比对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学家的高傲和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实行那些原则。他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监禁人民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到这个时候，他就以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为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该低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对宫廷的人也不知如何应对上述言辞。人们都相信，帝王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两人的婚事从1624年开始商谈，1625年5月正式订立婚约，同年6月在英格兰举行婚礼]，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

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

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

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

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为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内心逐渐变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给了理想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被夺走的权利？不久前，市民们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会低头表示恐惧、敬畏；现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诘问主教和女王：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利？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质疑与反抗情绪散播到了民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们所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所以不太关心宗教信仰。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关联很少，却总因当权者的暴行遭受苦难，于是他们对君主的态度与思想逐渐改变。长此以往，他们的怯懦减少了，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广大农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们大胆探寻天赋权利的秘密，在《圣经》里解读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寻君权的起源。最终，整个英格兰都在谈论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利的性质，这些权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认定这种掠夺他人的权利是合法的，以及这合法性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出于实际需求而非兴趣的探寻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谈论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前所未有的。伊丽莎白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轻视，却要求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专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无意义的虚荣，却促使人们更加大胆。对于这些情况，他虽然恼怒却无力抑压。群众的思想觉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自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宠臣们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行为无耻、政风腐败，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这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广大平民的唾骂。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声称拥有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冷静衡量的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和当权贵族一样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加自信。此时居于反对地位的并不是大贵族，也不是贵族院，而是下议院。他们决心在国家争取过去未曾占有过的地位，在政府施展从未有过的影响。他们漠视国王虚张声势的威吓，尽管态度傲慢，但在言辞方面还不算失礼，却表示一切已完全改变。他们在思想上自视甚高，决心采取权威的行动。这种思想革命的秘密影响已经广为散播，以致在1621年间，詹姆士在等待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他们是来向他提出严厉抗议的），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他的讽刺中会少一点痛苦的意味。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

查理一世召开议会时，就像一个绝对君主召集许多位国王来开会。此时，君主和人民，尤其是人民，都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他们相互靠近，真诚地希望能够团结，却不知双方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因为大家在思想上都以统治者自居。

议会一开，下议院就开始细致地检查政府的各部院，包括谈判、联盟、财政补助、宗教情况，以及压制教皇制等外交和内政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过问的。他们对国王的牧师蒙塔古博士不满意（1625年7月7日），因为他竟为天主教会辩护，又劝人消极地服从命令；他们对皇家海军也表示不满（8月11日），抱怨它没有为英格兰的商业提供充分保护。他们期望国王为他们伸张所有正义，又决心干预各方面事务，对各项事宜都要进行调查并发表意见。

查理才刚开始施政，所以这些人只是含蓄地批评他的政府。但他们检查政事所涉范围太广，态度又咄咄逼人，令国王感觉受到冒犯，而且他们的直率言论也令国王很不高兴。他们的发言，虽然语气谦虚，内容却十分大胆。“……我们不过是尽责地说出我们的卑见。既然国王陛下经过仔细考虑已经选出这些明智、恭敬又高尚的大臣来辅佐他办理政事，我们就请他率领大臣们共同商量出一个能够解决国家各种弊端的方案，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轻信缺少经验的青年人及头脑简单的人的意见。”这是罗伯特·科顿爵士于8月6日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擅长辞令且为人温和。

国王大怒，但并未公开表示不满。他觉得这样的语言虽然不好听，但还算不上危险，况且他需要得到补助款项。上一届议会曾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议会当然也要支持战争。查理承诺消除民间的疾苦，同时议会也应该出钱资助他进行战争，一刻也不容延缓。

但是议会不再相信诺言了，即使这位为他们所敬重的国王至今还未曾背弃过任何诺言。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最初，下议院只议决拨给关税一年，上议院不肯批准。宫廷的人质问道，下议院给予当今国王的信任，为什么还没有他们给予以前国王的多？对于从前的几个国王，都是议决关税可供他们在位之日长期使用。如今，国王陛下表现出罕见的诚意，充分公开财政状况，凡是要求提供检查的，从未拒绝。贵族们认为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惹恼一位年轻的国王，这样不够明智，况且国王已经表示愿意同议会友好相处。

下议院并非不肯提供更多的款项，而是他们决心首先解决人民的各种疾苦。国王则为他们胆敢如此发号施令而气愤，下议院已经侵犯了他的君权，他绝不会容忍他们向君权继续发起挑战。于是，8月12日，他解散了议会。

尽管议员与国王之间不乏善意，但他们一见面就发生意见分歧。双方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双方都相信自己主张的权利是合法的。下议院抗称，他们效忠国王，但决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由权；国王说他尊重臣民的自由，但要由自己来治理国家，议员们不得横加干涉。内阁发出命令，让各郡长官以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国王所要求的款项。郡官们计划向各郡富户借钱，若有不肯借贷或迟交的，就将其姓名报告宫廷。同时，派舰队出征西班牙的加的斯——这个海湾聚集了许多满载昂贵货物的船舶。为了讨好人民，国王还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天主教徒。平民们要求自由，得到的却只是君主加在敌人头上的一点点苛政。

人民并不满意国王这种令人讨厌的权宜之计，况且这种制裁，即使对象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情。最终，国王亲自卖给他们免罪票，或予以赦宥。借款一事并没有什么进展，进攻加的斯的计划也失败了。公众将这次失败归咎于海军将领的无能以及军队的贪腐，他们抨击政府既做不到知人善用，又不能节制军人的行动。不到六个月，国王就开始考虑召开第二次议会了（1625年2月6日）。当时仇怨还没有深深植根于这位青年国王的灵魂之中。他的专制，出于过分的自信，也出于怯懦。他认为这么快就重新召开议会，下议院必定感觉很高兴。他希望自己表现得坚决，以便使议员们更容易乖乖听话。况且他已采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辩的几个议员无法出席议会，其中包括白金汉公爵的对头布里斯托尔伯爵，还有爱德华·科克爵士、罗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弗朗西斯·西摩爵士等人[　共有七人，其他三人名气稍逊，分别是格雷·帕尔默爵士、威廉·弗利特爵士和爱德华·奥尔福德。

]。国王以为，只要这几个人缺席，下议院议员们就会唯命是从。因为据说，人民是爱戴国王的，只是被几个喜欢犯上作乱的人领着走上了邪路。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国王才是被人领着走入歧途，要把他从一些宠臣手中拉出来，领回到人民这边来。第一次议会，他们想通过延付款项的办法，来迫使国王消除人民的苦难。于是，现在议会决心攻击国王跟前最宠信的人，此人也是民间疾苦的制造者。2月21日，议员们提出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

这位公爵天生喜欢在宫廷上出风头，却遭到全国人民的嫌恶。他风度翩翩，自命不凡，但却治国无谋，既不以国家利益为念，也不为个人权力烦心，只是一心想与君主并驾齐驱。查理本来想娶西班牙公主，后来在白金汉公爵的干预下断绝了关系。对他来说，取得公众的爱戴，只是让自己凌驾于国王之上的一种手段，因此即使失去民心，他也不以为憾。过去他曾骄横地挟制过詹姆士一世，现在又继续挟制查理，并为此扬扬得意。他的许多计谋，都是以轻佻的情欲为目的。为了引诱一个女人，他能够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祸国殃民。尽管公爵占据着国内最崇高的地位，但在人民眼中，他只是一个有胆无才的佞幸之臣，一个不光彩的暴发户。

虽然下议院对白金汉公爵猛烈攻击，但要证实他的违法行为却十分困难。4月22日，议会作出决议，只要有公众的报告就足以起诉，于是流言成为指控的主要证据。公爵轻易驳斥了大多数控诉，但他也没有得到多大好处。下议院要求改革政府的施政错误。1626年3月间，布里斯托尔伯爵发牢骚说，白金汉公爵害怕他，因此不许他参加议会。贵族们承认了伯爵出席的权力，查理只好将他的名字加入议会，却仍下令要他留在庄园。伯爵第二次向贵族院陈诉，要求核查自己是否有资格出席议会。5月1日，国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伯爵。为了自卫，布里斯托尔伯爵反过来弹劾白金汉公爵。于是，查理看到他的宠臣被人民和宫廷老臣同时追逼的情景。

议会最终未能给白金汉公爵定下任何罪名，但这件事情深深伤害了国王的自尊心。查理对众议院说道：“我不许你们讯问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说是在我身边重要的人物。我看得出你们专与白金汉公爵为难，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们对他的好感。我清楚地记得，在上届议会里，当我父王在位的时候，那些条约是依靠他才取消的，你们大家都敬重他，认为他获得的荣誉太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们的想法，但我能向你们保证，他不曾干预公众事务及国家政事。他若是办过什么公事，那都是我命令他办的，他从未因此增加过他的财产，反倒是有所损失。我要你们赶快拨款给我，不然将有祸害发生，对你们不利。”同时，查理禁止法官们答复上议院关于布里斯托尔伯爵一案中的某个问话，唯恐答复有利于伯爵。

法官们保持沉默，但下议院不肯罢手。八个下议院议员奉命与上议院一起开会，支持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5月3日）[　根据下议院议事录，这八个下议院议员是达德利·迪格斯爵士、赫伯特先生、塞尔敦先生、格兰维尔先生、皮姆先生、惠特比先生、旺德斯福德先生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

]。会议一结束（5月11日），国王就命人拘捕议员中的达德利·迪格斯爵士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将他们送往伦敦塔监禁起来，理由是他们说话太无礼。被激怒的下议院议员们抗议说，他们要停止办公，直到这两名议员恢复自由。宫廷的朋友们说这将危及议会的命运，他们暗示国王很可能会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君主们一样不要议会，而由自己独自执政。

两个被囚的议员很快被放出伦敦塔。贵族院也要求释放阿伦德尔勋爵——他在贵族院开会时被国王下令拘捕，查理也做出了让步（7月8日）。

尽管查理努力向议会作出各种礼貌的表示，议会也很高兴接受这样的好意，但一切未能阻止事态发展。查理又听说众议员们正在筹备一篇全面的抗议书，于是决定摆脱自己难堪的处境。外间谣传议会将要解散。这时候贵族院开始讨好群众，立刻上书国王，劝他不要解散议会。查理大声说道：“不，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终于，6月15日，查理宣布立即解散议会，还有一道谕旨说明理由，又当众烧毁下议院所拟的谏书。无论何人，凡藏有这份抗议书，都必须立刻将它烧毁。阿伦德尔勋爵被软禁在自己家里，布里斯托尔伯爵被关进伦敦塔。白金汉公爵以为自己安全了，查理也觉得自己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了。

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

查理的快乐时光和他的眼光一样短。他仍在同西班牙、奥地利进行着劳民伤财的战争，但又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既征服外面的敌人，又威慑国内的臣民。他的军队数量不多，又缺乏训练，花费惊人。此时，清教徒已经在海军内部占据优势，但查理仍不敢信任民团，因为民团深受市民和乡绅的影响，不愿意受国王节制。他把不听话的议会解散了，但麻烦和障碍依然存在，白金汉那疯狂的骄傲仍在不断给他制造新的麻烦。白金汉与奥地利的安妮公主[　法兰西路易十四世之母。

]正大胆恋爱，他想回巴黎与她相见，黎歇留大主教却阻止他到巴黎。白金汉为了泄愤，便劝查理和法兰西打仗，借口是基督教的利益。当时，罗歇尔正遭到包围，如果英格兰不派兵救援，法兰西的基督教徒就会失败。查理希望这个理由能让人民积极地武装赴援，至少不会有所抗拒。

于是查理下令进行大借款，数目就是议会曾经答应但没有作为议案正式通过的。他派了几个委员前去质问议员中的强硬分子为什么拒绝借款，存在什么阴谋。大批军队分驻在几个郡的老百姓家里。海岸与近海各区奉命提供有武装的船只，这是初次尝试征收海军捐税。伦敦市也被要求筹备二十条船。伦敦市政会回答说，以前伊丽莎白女王驱逐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也没有用到二十条。国王回答：“从前的先例，是顺从听命，而不是指手画脚。”

为了替这样的话进行辩护，国王命令教士们到处宣讲，要求人民俯首顺从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博特是个受群众爱戴的人，他拒绝在自己的教区内卖一篇西布索普博士拥护绝对权力的布道集，于是国王下令将这位大主教停职，并将他交坎特伯雷处理。

不过，人民并未因为宗教信仰就忘却自由，况且他们还不确定这种新的热情是否真诚。如果让他们重新召开议会，他们必定会给欧洲大陆上进行宗教改革的兄弟们更多支援。许多市民拒绝付出借款；有些无名无权的人被强拉到军中服役，有些人被监禁，有些人奉命出差远方，人们无法抗拒，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满虽然还没积累到公开暴乱的地步，却也不再是敢怒不敢言了。内阁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五位绅士[　这五人分别是托马斯·达内尔爵士、约翰·科贝特爵士、沃尔特·厄尔爵士、约翰·赫文宁翰爵士和爱德华·汉普登爵士。

]，他们知道凡是英格兰人都有权保释，就向高等法院提出行使权利。专横的国王与愤怒的国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决。国王坚持，凡是国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许取保；人民却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卫自由的人，今后都没有保障了。最终，法院没有批准取保的请求，将这五个人送回了监狱（1627年11月28日），但是法院也没有确立国王所要求的原则。法官们面临着双重打击，他们竭力避免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专制，他们不表示同意；对于自由，他们又不给予帮助。

在国内的这种骚乱不安中，人民虽然还没有掌握太大的力量，却日益发展着。不久后忽然传来消息，白金汉亲自率军前去援救罗歇尔的军队（10月28日），却以失败告终。失败源于统帅的指挥无方，他一方面没有取得雷岛，另一方面又在撤退时损失了精锐部队。英格兰已经很久没有为这么丢脸的事情付出过高昂代价了。无论乡下还是城市，许多被人民所敬爱的家族，都在悲悼举哀。农民离开田野，工匠离开店铺，去看望他们的东家（乡绅或资本家）是否有儿子或兄弟阵亡，然后回来就咒骂白金汉，谴责国王，并向邻居们讲述他们听到的灾祸及亲眼看到的忧愁。此外，敌人的海军阻断了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众多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海，失业的水手们大谈皇家海军的失败。乡绅、资本家、群众，因这共同的怨愤而团结得更紧密了。

白金汉回来时，虽然仍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却也察觉出人民已对他恨之入骨。他急需想办法拯救自己，况且宫廷也要想办法扫除障碍、筹得款项。民党中以罗伯特·柯顿爵士最为温和，于是他被国王请去磋商。他的话语明智而坦白，向国王力陈人民的不满有充分理由，因此必须解除他们的疾苦，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劝告国王重新召集议会，以化解白金汉公爵与人民的矛盾。这个议案应由公爵提出，然后由内阁正式通过。国王听从了罗伯特爵士的建议。

于是牢门大开，凡是因抗拒苛政而被监禁的人，全部释放[　此次共有七十八人被释放。

]。群众欢天喜地迎接他们出狱，其中二十七人被选举为议员。1628年3月17日，议会召开。国王说：“现在人人都得凭良心办事，如果你们不肯各尽其责贡献国家所需，我为对得起良心，只好采用另外的方法来弥补国家可能因某些人的愚蠢而遭受的损失。我说这几句话不是恐吓，只是一种劝告，因为我一向以你们的安全与荣耀为己任。”掌玺大臣接着说：“国王陛下已经告诉你们，他选择这样的方法充实国库并非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这只是最合适的方法。这样既符合他的恩情德义，又符合人民的愿望福祉。你们若耽误时间，不予供应，国家的需要和敌人的刀剑将逼迫国王使用其他方法。请牢记陛下的劝告吧。”

查理企图用语言来掩饰他的窘境，明明有求于人，却反而表现得盛气凌人。他已经被所有沉重的错误与失败压得抬不起头，却仍在虚张声势，自以为是地卖弄君主威严。他沉醉在这种想法中，完全没想到他的国家可能会遭受损伤；他的自豪发自真心，以为他的荣耀与地位应该使他保留自己的权利。即使正求助于自由，他也舍不得抛弃专制暴君所专属的语言。

下议院议员们对国王的这番恐吓完全不为所动。他们内心的高傲绝不亚于国王，因此同样不肯退让半步。他们决心庄严地申明自由的权利，迫使当权者承认人民的权利是天生独立的，不再允许任何权利变成一种妥协，也不允许别人的枉法变成权利。现在要实现这个伟大计划，并不缺乏领袖与战士。全国人民都支持议会。在议会内部，有才智和胆识的人们都在为国家的利益而商讨。议员中有学识丰富的司法明星爱德华·科克爵士；有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这个热忱的青年长于辞令，天生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当时却满足于得到国人的称赞；有克莱尔勋爵的小儿子登齐尔·霍利斯，他是查理孩提时代的朋友，但自由才是他的真正朋友，自尊心不允许他在一个宠臣手下做事；有博学的律师皮姆，他熟悉议会的权力与传统，是一个冷静而大胆的人，最适宜做代表群众热情的谨慎领袖。此外还有很多人，他们将来注定要在各个方面做出不同的事业，也会依附于政见截然相反的政党，而此时却为共同的原则和希望联合起来。面对这样可怕的联合，宫廷只会使用习惯的力量——白金汉的鲁莽以及国王的傲慢与固执。

国王与议员们打交道，最初是很友好的。虽然查理的态度仍带威吓，但觉得有让步的必要；下议院议员们一面决心要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一面还是全心愿意忠于国王。查理并不介意他们的畅所欲言，因为他们的言论虽然自由，却不失忠诚。B.拉迪亚德爵士说道：“我很谦卑地请求议会要特别注意避免一切争执。国王胸襟广阔，正如他的财富那样广大。我们对他让步，他自然也会对我们让步。要让国王面上光彩，臣民们屈膝臣服，这才不失体面和传统。我们若要表现自己的明智，就该走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正确道路。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成功，我们信任国王，这样就可以使国王也对我们产生信任。”这种和平的想法，并没有激起所有议员的共鸣。其中有一些较为激进的人，他们猜测再度产生分歧未必是件坏事，而且更能了解专制君主不可救药的本质。但是，大部分议员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议会一方面要考虑解除人民的疾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王的财政需要，两者并重，不分轻重。开会两星期后（4月14日），议员们作出一致决议，供给国王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但并没有将此决议案变成法律。

查理十分高兴，他召集内阁会议，把议会决议案告诉内阁，他说道：“我原本是喜欢议会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议会了；但是现在我又喜欢了，我爱议员们，我将为能经常见到我的人民而高兴。今天我在基督教世界里赢得的名声，要超过我打许多次胜仗所取得的。”枢密院也表示了同样的愉快。白金汉认为他和查理都有必要郑重表示他们的满意，他庆幸国王与议会取得一致，说道：“这不仅仅是供应五笔款项，而是打开了供应的矿藏，那是藏在他们心里的矿藏。现在我要敞开心怀，抒发愁苦。我必须坦白承认我过了很长一段的痛苦时光，恩宠与富贵也不能使我安心。仇人们把我看成离间国王与人民的人，误以为我是一个兴风作浪的小人，但是我希望将来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错误。如果陛下允许，我将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臣，除全心全意为他们出力外并无二心。”

4月7日，大臣库克向议会报告国王的满意，又传达国王将在一切问题上向议院广施恩泽。下议院对此感到很庆幸。但是，库克又以一个大臣目光短浅的恶意，提到白金汉公爵在内阁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于是就得罪了下议院。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说道：“是否有人认为，只要提到几个人，无论他们品质如何，就能够鼓励我们为陛下更加尽忠尽职？就能够给他们更大程度的自由？就能够使国王陛下更愿意施恩于我们？我当然不敢如此相信。我们不需要有人居间调解，用不着别人帮忙来使我们沐受陛下的抚爱和恩泽。我们自己能够讨论如何为陛下效劳。我相信，他终将看到我们的真心。”

这番颇为合理的自豪，在查理看来则是傲慢无礼，在白金汉看来简直是新的危险信号。但是他们俩谁也不提这件事，议会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下议院与上议院会商，共同决议人民应得的正当权利，要求国王予以批准（4月3日）。下议院的委员团在会议中透露了他们的计划，有人告诉了查理，他大为不满。他派人力劝下议院赶快投票议决财政供应问题，他的一个大臣说道：“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已察觉到，下议院好像不仅要限制君权滥用，而且要限制君权本身。这就侵犯了国王以及国王身边的大臣们。国王乐于听取任何关于权力滥用的建议，但我们千万不要反对君权的扩大。如果我们只干预权力的压制和滥用，那么国王将会给我们最满意的答复。”（4月12日）

奴性又胆小的贵族都力劝下议院满足于要求国王发表一项宣告，申明《大宪章》以及确认这篇《大宪章》的各项法令仍在有效实行，申明英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和往日一样，而国王行使君权，也是为了造福人民（4月23日）。

国王召集两院，很郑重地开会。他宣称，《大宪章》是不能违反的，旧时的法令也不能违背。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他要求议会信任自己。他说，他的话比任何新法律都更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保障。

下议院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上当受骗。国王最近滥用君权，是向权利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旧时法律所能预见的程度。因此，现在必须有新的、明确无误的、得到整个议会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新承诺无济于事，况且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旧法律早已被人遗忘。关于这件事，下议院并未浪费多少唇舌，只是毕恭毕敬地写好那篇著名的《权利请愿书》，在本院通过后，便交付上议院要求同意（5月8日）。

这个议案尊重一直以来所承认的权利，也抑制受到普遍谴责的滥用君权，上议院自然无话反对。但国王又重提旧的指示，坚持他说过的话可以信赖，愿意用一个新议案来肯定《大宪章》及旧时法令的效力。国王一再劝说上议院，对下议院也送去了好几次信息。尽管国王很气恼，说话却小心温和，他宣布坚决拒绝限制他的任何权利，同时声称不会滥用他所享受的权利。

贵族们十分惶惑不解。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既保障人民的权利，又不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利。他们尝试采用修正的办法，通过议案时附加一条：“我们向陛下谦卑地呈上这份请愿书，不但关心保持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且注意君权的完好无损。陛下受托拥有这种权利，是为了更好地给予人民保护、安定和幸福。”（5月17日）

当这条带着修正条文的议案到达下议院时，奥尔福德先生说道：“我们来看看案卷，‘君权’是什么？博丁说过，君权是没有条件束缚的。我们就根据这点来认定国王（regal）与法律（legal）的权利吧。法律给国王多少权利，我们就给国王多少权利，不能更多。”皮姆说道：“我对这个问题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请愿，是为了追求法律的自由平等，而这种权利好像是有别于法律的一种独特权利。我知道怎么将‘无上的’这几个字加于国王的身份，却不知道怎么将‘无上的’加于他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手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说道：“如果我们承认附加条款，就会置人民于更坏的处境。我们的法律不知道‘无上的权利’是什么。”（5月17日）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立场毫不让步，公众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贵族们既没有足够胆量公开要求自由，又没有足够胆量公然批准专制。为顾全下议院的面子，他们取消了修正条款，代之一句无意义可言的话。于是上下两院都通过了权利议案，并郑重地呈与国王。查理最终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答应接受它（5月28日）。

他的答复既空洞又模糊，他没有批准议案，只是重述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表示对议院满意（6月2日）。

下议院开始时好像胜利在望，现在似乎又变得希望渺茫了。翌日（6月3日），重新开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满怀愤激地把所有民间疾苦申诉一番，纠察员奉命守门，不让议员离开，如有违抗就送入伦敦塔监禁。最终议决送一份总抗议书给国王，由管理供应款项的委员会起草。

此时，有些议员看到将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发生，便害怕起来。当激进的议员怀着急躁情绪向前猛冲的时候，他们却要求停下脚步。他们责备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被私怨所激怒，责备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行动欠妥，责备爱德华·科克爵士固执而无法控制情绪。国王听说这种情况，认为就算不能趁机恢复他的威信，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下令从此以后严禁下议院干预政事（6月5日）。

这反而引起全体议员的公愤，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认为这是对议会的侮辱。全院长时间寂静无声。后来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终于发言道：“我们罪孽深重，上帝已离我们愈发遥远。过去我们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想取得陛下的信任！陛下对我们如此不满，我怀疑是受人挑唆。这么说，好像是我们败坏了大臣们的名声，但我不相信，一个大臣无论怎样亲近，能够……”

议长听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含泪说道：“我奉命阻止大家说毁坏大臣名誉的话。”埃利奥特听到这话就坐下了。

达德利·迪格斯爵士接着说道：“除非我们能在议会里对这些问题畅所欲言，否则，还不如站起来离开，不然，就坐着什么也不做。”全院于是再次寂静无声。

后来还是纳撒利尔·里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讲话，不然就永远不要开口了。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安全吗？我知道沉默对我们自己来说比较安全，但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却不安全。我们应该为他们设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需要改革，我们担心陛下和国家的安全。难道我们就这样坐着不动，然后各自分手么？让我们到上议院去，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以便带着我们的请求，一同去见国王。”

下议院突然从目瞪口呆变成一片狂怒。议员们全部站了起来，秩序混乱到极点，大家同时发言。柯顿先生说道：“国王原本是个很好的国王，是国家公敌把他变成这样。我们要将这些仇敌找出来，我相信上帝将帮助我们杀尽他与我们其他的仇敌。”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们不许你们干预国政，也不许你们干预大臣。这句话不是国王说的，是公爵说的。”（全场听了这句话，都大声喊道：“是他，是他。”）议长离开位置，现场一片混乱，没人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因为最谨慎小心的人也无话可说。即使那些从来不曾动怒的人，也认为此时真该发火了。

当沸腾的议院正要议决最激烈的议案时，议长偷偷走出去，将国王即将面临危险的消息传达上去。恐惧从议会传到宫廷。翌日，有人来议会传达一些温和的信息，以解释昨天激怒议员们的那番话。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众怒，议员们仍然很激动。他们讨论白金汉招募日耳曼兵的问题，说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发了。有一个议员证实前天晚上有十二个日耳曼军官到达伦敦，又说还有两条英国船奉命运兵。国王需要的款项仍然没有着落。查理和他的宠臣们害怕再次激怒势力渐长的反对派，他们深信批准《权利请愿书》便可以平息一切。国王到达贵族院，下议院议员们也聚集在那里。国王说，他们猜想他的第一次答复有别的意思，他们想错了，他现在愿意提供一个没有任何怀疑的答复。于是国王重新宣读《权利请愿书》，用习惯的形式答道——“如大家所愿，定此为法律”。（6月7日）

下议院议员们得胜归来，他们终于取得国王对英吉利人民权利的庄严承诺。议会决定，将《权利请愿书》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刊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在上下两院备案，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之后供给款项的议案也明确通过了。查理以为他的苦难终于过去，他说：“我已尽了我本分，这个议会若是得不出好的结果，那是你们的问题，与我无关。”

不过，仅仅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只是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如果不同时进行实际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没有用。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对国王的内阁或枢密院进行改革。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接二连三地不经议会认可就抽取关税。众议员们经历过拖延的危险，明白他们不能被激情所蒙蔽，于是决定尽快做出最后的反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了两篇抗议书，一篇反对公爵；一篇声明吨税、磅税与其他捐税一样，只有依照法律，才允许征收（6月13日、21日）。

国王很不耐烦，为了使自己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于是他宣布议会休会。

两个月后（8月23日），白金汉被人暗杀了。刺客名叫费尔顿，在他的帽子里缝着一张纸片，上面提到上议院之前的抗议。费尔顿行凶后既不逃走，也不为自己辩护，只说他认为公爵是王国的敌人，最终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死亡。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因群众对此事表现出的欢乐而大发雷霆。在议会闭幕的时候，他曾努力博取公众的欢心，具体办法就是约束消极服从的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国王与人民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总是被当作替罪羊。刺杀白金汉公爵，人民认为得到了解救，却使国王再次采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宠幸起议会的对头们：遭到议会控诉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贵族院曾经谴责过的梅因沃林博士得到一个肥缺；劳德主教[　劳德主教，1573年生于雷丁，当时任巴思和韦尔斯的主教。

]曾因狂热崇拜君权和教权而闻名，现在已升任为伦敦主教。国王的行为基本与当时宫廷的利益相符合：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继续使法律脱离正轨。查理不动声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而且现在又比从前更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从民党中分离出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最超群的雄辩家——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不顾以前朋友的责备甚至威吓，受封为男爵，参加枢密院。皮姆最后一次和他以朋友身份相见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昂，拼命往上爬，一心追求荣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变成遗臭万年、阻碍民权自由的历史罪人。其他变节的人也纷纷出现[　包括达德利·迪格斯爵士、爱德华·利特尔顿爵士、诺伊、旺德斯福德等。

]。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稳重，更有才干，又不像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因此，查理对议会第二次召开（1629年1月20日）充满信心。

下议院议员们一开会就查证《权利法案》产生了什么效果（1月21日）。他们这才知道，附加在《权利法案》后面的，并不是国王的第二次答复，而是那条因规避问题被议员们拒绝的第一次答复。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议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改换了法案的文字，印有真正答复的印刷件被全数压下。查理对于这个真正的答复曾夸口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别的我就不管了”。

下议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证实了偷换事件。他们没有说什么，或许觉得要把这样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天下，实在太难为情了。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却并不表示一切已经平静下来。

议员们重新开始反对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容忍，反对纵容错误的教义，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反对非正规法庭的枉法行为，反对对人民权利的藐视。

下议院情绪十分激动。不过有一天，他们却很安静地听取了一个新人物的演说。这个人衣冠欠整，仪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对他们讲话。他用愤慨激昂却满不在乎的语调痛斥一个主教过于纵容一个无名教士，他称之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天主教徒”。这个新人物就是克伦威尔。

查理尝试从下议院手中取得对吨税及磅税的让步，他召集下议院原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眼下却毫无进展。他就开始新的劝说，他承认所有的捐税都是人民对他的惠赐，他还承认只有议会才有权合法征收，不过，他再三坚持这几种捐税应该让他终身享用，就像以前的大多数国王一样。但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手里只剩下这一项抵抗专制权利的武器了。他们一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每天申诉民间疾苦，却没有明确目的，不像以前开会一定会提出确切的议案。此时他们都被一种强烈又说不出来的惊惶所困扰，觉得好像将大祸临头，却又无法阻止，于是心神不定。国王不耐烦了，他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却不要求他做什么。若是议会提出要求，他还可以拒绝或批准，此时他觉得议会里的气氛是一片恶意，存心要阻挠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议会休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立刻提议（3月2日）做出一项抗议，反对抽收吨税及磅税。议长借口奉国王命令，对提案不交付议决，而议会则力主交付表决。议长离了席，议员霍利斯、瓦伦丁等人又强迫议长回到主席位子。霍利斯说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同意你离开，你才能走。”议长喊道：“我不想说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议员们怒不可遏，逼他坐回位子上。国王听说议院喧闹，下令弹压官从议院取出权杖。按照习惯，这样就会使全体议员停止讨论。议员们逼弹压官坐在椅子上不准动，就像逼迫议长时一样。他们把会议厅的钥匙也取来，交给议员迈尔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国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议会，这个人发现几处的门都从里面锁上了，他无法进入。查理暴跳如雷，立即命侍卫去攻门。但是当侍卫到达时，下议院议员们已经离开，而且在离开以前作出决定：宣布吨税及磅税是违法的，无论征收者还是交纳者都将以叛国论罪。

无论什么妥协此时都已经不可能了。4月10日，国王到达贵族院，他说道：“我曾多次到这里来，但这次是最不愉快的。我今天来这里目的是解散议会，下议院不听话，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们若以为我是归罪于下议院的所有议员，那也大错特错了。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有很多忠义之人，他们不过受到几个阴险的人的蛊惑，以致引起不和。那些受邪恶影响的人虽难逃罪责，但我也会对上议院的忠诚贵族们予以保护和优待。”之后，宫廷发布一篇宣言书，称：“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表示国王喜欢议会的作用。尽管如此，近期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一些不良目的，迫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若胆敢要求国王召集议会，就将以擅权论处。”

查理果然说话算数，现在他终于要实行独裁了。

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

——查理一世专制时期（1629～1640）

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

将政府机构看作试验品，认为可以随时更换，是世上最危险的事情。查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曾试图和议会同心协力地治理国家，却又深信：如果议会不听话，他也完全能够抛开议会，自己把国家治理好。他鲁莽地当起专制君主，宣布要坚持专制统治，同时又充满信心，如果将来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再回头利用议会。

他身边最有才干的枢密顾问官和大臣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此时，无论是查理，还是他的左右，都并不打算永久性废除英国的旧法律和伟大的枢密院。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傲慢无礼，却并非不怀好意。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所做的事，都没有心中所想的那么大胆。他们说，国王曾对人民表现出公道仁慈，做过许多让步，但下议院太难满足。他们要求国王成为他们的附属品，这一点国王办不到，他若迁就便不再是国王了。当国王与议会无法取得一致的时候，议会理应让步，因为国王才是国家唯一的统治者。既然下议院不肯让步，国王就只能抛开议会，自己治理国家。人民迟早会明白这件事情的必要性；然后议会也能明白过来，并变得更加明智。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国王自然会再召开议会，谁也无法左右他的决定。

宫廷比内阁更缺少远见，只以为解散议会便等于扫除了他们的阻碍。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大臣们坐立不安，谁也不敢大胆敛财，尽情享受他们的特权。权力遇到障碍，阴谋不易施展，白厅的游宴上笼罩着不愉快的阴影。国王思绪万千，王后也惴惴不安。现在议会解散了，所有的不安与拘束随之消失，往日的浮华又重新呈现。宫廷没有想到，当他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在帮助本国政治进行一场变革。

人民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解散议会是一个经过深谋远虑的计划，有人想要毁掉上下议院。下议院刚刚解散，汉普顿宫、白厅，凡是国王巡幸之处，天主教徒、宣教士及其信徒、阴谋家以及寻欢作乐的人们，都在为他们的胜利弹冠相庆。与此同时，在伦敦塔里，在伦敦市及外省的重要监狱里，监禁着许多公共权利的守护者。议会原是神圣不可侵犯且言论行动自由的地方，这些人却因此被弹劾[　被捕的议员是：登齐尔·霍利斯、迈尔斯·霍巴特、约翰·埃利奥特、佩特·海曼、约翰·塞尔登、威廉·科里登、沃尔特·朗、威廉·斯特劳德和本杰明·瓦伦丁。——《国家审判》。

]。他们要求享受议员特权，取保释放，法官们却迟疑地不知该如何答复。1629年9月，国王与法官们互通信息，犯人们的要求被全部拒绝。他们受审时勇气不减，大多数不肯承认自己犯罪或有任何错误，也不肯交付罚款，他们宁愿坐牢。

当国王迫害议员的时候，群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并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现出来。尽管议会失败被迫解散，但它的精神仍然存在，议会领导人仍坚持在全国的审判官面前努力。受到指控的议员们坚决不屈，这使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人民常看见犯人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审完又从威斯敏斯特回到伦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祷一路陪伴着他们。法官们流露出焦急的态度，这使人民得到一线希望；但也有人认为毫无希望。群众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一会儿看到希望，一会儿又感到害怕。

大审判终于结束了。有几个议员因为害怕或者受到诱惑而支付了罚款，奉命远离首都、归隐田园，以遮掩他们的软弱。其余节操高尚的人则坚持到底，始终不肯屈服。他们被囚禁在监牢深处。人民看不见他们的面容，听不到他们声音；他们也看不见、听不见人民。掌权者发现再没有公开的反对，就以为自己大获全胜，人民一败涂地，不可能东山再起了。1629年4月11日，查理急忙同法兰西订立和约；1630年11月5日，又同西班牙订立和约。他终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了。

有时候，统治一个国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一段时期内，公民们只注意自己的个人利益：乡绅们在郡中议事，商人们在市政厅内，水手们在岸边，学徒们在店里，都没有什么议论或者愤激的举动。但这并不表示，全国人民会一直这样麻木不仁地活下去。他们只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向，好像在辛苦劳动中忘记了自由的失败。查理的专制手段虽然充满压迫，却并不那么强烈。他没有筹划什么雄图大业，也不追求那些富有风险的荣耀，只满足于有尊严地享受他的权利与地位。战争既然已经停止，他便觉得没必要再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人民致力于耕种、贸易与读书，此时没有野心勃勃、无休无止的专制来阻止他们的努力，或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国家发展迅速，一片繁荣景象。这样的平静与兴旺发达，给当权者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是明智的，而全国人民对一切都乐于接受。

政府面临的麻烦从国王身边的近臣与仆人那里再度萌发。人民的抗争刚告一段落，国王身边的两派很快争夺起了权利，以王后与政府为一方，宫廷与内阁为另一方，双方都想左右这个重获新生的专制政权。

王后一到英国，就毫不掩饰她对新国家的反感。英吉利的宗教、政治制度、风俗、语言，全都令她感到不快，甚至在他们婚后不久，她就幼稚无礼地对待丈夫。她远离故乡，只有权利的乐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在可怕的议会解散后，她才体验到统治的全部快乐。她凭借自己的和蔼活泼，没多久就操纵了这位拥有高度原则性的青年国王。查理对此还心存感激，为王后能屈尊与他为伴而感到受宠若惊。查理是个拘谨传统的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却难以使活泼好动、性格强悍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满意。她想要的是举世公认、不可一世的王国——让她可以炫耀手中的一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身边聚集着天主教士、追逐财富与权势的纨绔子弟、卑劣的阴谋家以及年轻的大臣，这些人声称，他们的荣华富贵与政治上的胜利只有依仗她才能得到，只有她才能解救他们信奉的宗教。本地的天主教领导人、罗马教皇的使者们，在王宫里大肆卖弄欧洲大陆的见解、习俗和时髦风尚。王后的宫殿里全是外国的礼仪和制度，而且无不触犯英国原有的信仰与风俗。她还要求国王，要让人民看到国王对她的敬重，让人民知道他凡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如果未经她认可，国王就不能行事；若国王拒绝她的要求，她就大发脾气。查理也喜欢王后有求于自己，因此只是一味地想着如何为她分忧，消减她的怒气，此外就别无他念了。

对于国王这样的喜怒无常，纵使是最有奴性的枢密顾问官也不可能无条件服从。查理有两个顾问官，他们不是无头脑无气魄的人，他们虽然对国王的事业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却不愿因一个女人的幻想或宫廷的要求来为国王效劳。

斯特拉福德抛弃同伴依附国王，其实并没有牺牲什么值得深思的原则，也不用勉为其难地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原本就是野心勃勃、性格强烈的人，只是由于痛恨白金汉，才变为一个爱国者。他向往荣华，只想充分地炫耀他的才华与精力，而不是出于怀有正直的信念。现在他替国王办事，正像他以前为自由出力一样，热情丝毫不减。只是他要做一个严肃、高傲、有能力、不肯屈尊的阁臣，而不是一个专门巴结上司的轻浮幸臣而已。他心胸广阔，因此不愿意沉溺于宫廷卑劣的阴谋之中；他性格高傲又急躁，因此不肯迁就宫廷的礼节与见解。他工作热情高涨，不怕任何敌人，排除一切抵制。他热衷于扩大和加强国王的权利（如今国王的权利就是他自己的权利），又忙着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缔非法的私人利益，推进不会危害君权的公众利益。他是一个热烈如火的专制者，但他仍然拥有一颗爱国之心，一直努力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他的目标，他的行事特点，都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可信赖的，勤奋的；它不重视民权，但关心人民的幸福；它讨厌一切卑劣的陋习，一切轻微的渎职行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上下，不分宫廷民间，统统听命于它的意志和观点。

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劳德大主教，对世俗事务不大关心，但拥有更多无私的热心。他为人严苛，生活简单，狂热地崇拜权力，无论是他为之效劳的权力，还是他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在他看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就等于建立秩序，而秩序永远等于正义。他不知疲倦地活动，但视野狭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调和两种对立的利益关系，又不肯尊重人民的权利。他以严格的正义感来反对滥权，又以狂热的憎恨来反对自由。在对待大臣与市民上，他同样行事鲁莽，而且毫不讲究方式方法。他深信只要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那么大权在握就所向披靡。他常被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所控制，这种成见以狂热的激情和权威左右着他。

这样的枢密顾问官正符合查理的新形势。这两个人不在宫廷之内，就不需要讨好宫廷，而会始终效忠于国王，既没有幸臣们的傲慢无礼，也没有他们的贪欲。这两个人凡事持之以恒，不辞辛劳，有胆有为，认真办事。爱尔兰一向是国王的麻烦，耗费国王许多钱财，但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这里就变成国王的财富来源。爱尔兰的公债还清了，以前捐税收支混乱，现在则很有条理，不久就有了盈余。如今贵族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压榨平民，贵族派系与宗教派系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时常争斗了。斯特拉福德到任时，军队疲弱，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没有整齐的军服；在他重新整顿后，军队变得纪律良好，粮饷充足，不再抢劫居民。治安有人维持后，贸易就开始发达，制造业兴旺了，农业也有进步。简单来说，爱尔兰现在应用专制手段，依靠严刑治理，有时甚至会使用不名誉的粗暴手段，不过相比从前人民受税官剥削、贵族欺压的情况，现在已文明多了，也有利于君权。

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像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那样权力巨大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这位朋友，但他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命管理国库，不仅禁止一切非法侵吞与支出，还尽力明确各项税收系统，使征税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使征税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弊端。劳德与商人们会谈后，废除许多对贸易有害也对国库无益的条款。1636年3月间，他推荐伦敦主教贾克森做财政大臣。贾克森是一个勤奋温和的人，扫除了许多对国王和人民都不利的弊政。劳德将国王与教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遇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时，他也会以善良和真理为目标，毫无畏惧，也丝毫不顾及其他的利益。

斯特拉福德与劳德的行为虽然有益于国王，也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却大大影响到宫廷人士的利益。幸臣们结党营私，共同反对他们，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手段也更多。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在白厅的时候，大家就嗤笑他是个暴发户、粗鄙的乡绅，因为他们听惯了斯特拉福德在议会上反对宫廷的说法。他们也不喜欢劳德的严肃态度以及他语言的直率，讥笑他是个只会讲神学的书呆子。这两人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态度又一点不讨人喜欢，两人都看不起阴谋或钻营，主张节约，好谈公务与国家需要，而这都不是宫廷所喜闻乐见的。王后对他们渐生反感，因为他们阻挠了她对国王施加的影响，而高等贵族则嫉恨他们的权利。所以没过多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

查理却没有抛弃他们，他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他们的见解与他个人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重劳德的奉教虔诚。不过，尽管国王本人可以不理睬宫廷的看法继续重用两人，却无法令宫廷接受他们二人的管理。查理的行为举止与感情都很严肃，但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洞悉绝对专制的难以贯彻，没想到实行专制必须牺牲一切。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就是这样，好像无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费力便能办到。他经常在内阁专注公众事务，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他极少关注自己的统治真正贯彻下去需要什么，更多的是考虑统治的乐趣。在他看来，王后的喜怒、宫廷的惯例、宫内职官们的权利，都是必须考虑的要事。政治利益要求他不能忘记那些事，因此就导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国王让斯特拉福德和劳德饱受这些折磨，他以为只要把他们留在位子上就行了。国王命他们实施专制，却不知一旦要宫廷做出牺牲，或与白厅的条规相反，他们的权利就行不通了。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办事的时候，他常奉命进行解释与道歉。有人说他言语中藐视王后，又有贵族说他高傲，他不得不在都柏林作出回答来驳斥这些无根据的控诉。他从未得到国王保证他平安无事的承诺，以及一些此类可以使他安心办事而不必提防各种突如其来危险的承诺。

因此，尽管国王的顾问官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太平无事，国王的行为还算良好，但政府仍然软弱无力，不受人们敬重。政府受到国内纷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敌对的势力所支配，它们有时不顾一切地摆脱法律的束缚，有时却又在极其微弱的困难面前让步。政府已在大陆抛弃了基督教事业，甚至禁止驻巴黎大使斯丘达莫尔勋爵在基督新教教堂做礼拜，因为它的仪式与英吉利教堂的仪式不一样。1631年，政府任命汉密尔顿侯爵为统领，在苏格兰招募六千人前去打仗，没想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条，而那正是英吉利国教所严禁的。查理诚心信仰前辈们所创造的革新宗教，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总是会给天主教徒许多特殊的优待。大主教劳德和他的君主一样真诚地反对罗马教廷，甚至在讲经中竭力反对王后教堂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但是，他却很赞成罗马天主教式的制度，教皇还因此送给他一顶红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政府也经常出现缺乏决断、自相矛盾的情况。英国在大肆炫耀专制主义，却不知道建立专制的基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恒。时间一长，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如今财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款项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国王极其浪费、官吏普遍贪污时的情况一样。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于是想出削减自己花费的办法来平衡收支。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都是君主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们在筹备这些排场和宴会时从中获取了多少好处，当他知道后，却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所以，国王虽然通过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许多额外支出，还是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的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国王的舰船年久失修，水手们又很久没有领到饷银。巴巴里[　北非（除埃及外）的伊斯兰教各国。

]的海盗竟然来到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海湾。海盗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一个海盗的大巢穴，发现三百七十个奴隶，其中包括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由于政府懦弱无能、苟且偷安，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己出资为一艘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的港口免遭海盗蹂躏。

这样的昏聩无能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当然逃不过经验丰富的人们的观察。各国驻伦敦代表已写信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君主，英格兰徒有繁荣之名，被欧洲大陆认为是脆弱无能、鲁莽轻率、岌岌可危的。英格兰驻巴黎、马德里、海牙等处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视，甚至遭到侮辱[　当时的文字材料，包括豪厄尔所收集的信件，提供了上千例这方面的事件，这里我只举其一。1629年，托马斯·埃德蒙爵士到法国签订和约时，奉命前去迎接他进入法国境内的那位先生说：“我来向你致敬并陪你到王宫时，身边的随从很少，阁下不会感到惊讶吧，因为在雷岛被杀死的人太多了。”这话暗讽白金汉公爵在雷岛作战的失败。

]。斯特拉福德、劳德和其他阁员们都知道这样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设法补救，其中最为勇敢最具才能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奋力反对一切阻碍，迫切期望国王能以勤劳和远见治国，确保国家拥有稳定的国币收入、充实的武器军火、堡垒森严的要塞以及一支陆军。1634年，他毫不迟疑地召集爱尔兰议会。爱尔兰议会最听话，又乐于供他驱使，这也许是由于议员们怕他，也许因为他有功于爱尔兰。但是查理不许他再召开议会，因为国王与王后最怕听到议会这个词。尽管他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却不得不受懦弱的人束缚。他具有远见，却无济于事，因为他一直在与盲人对话。内阁有几个大臣的想法与他相同，却更加自私，每当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见解时，他们都退缩不前，只剩下他和劳德两个人去承受宫廷的阴谋与仇恨。

在英格兰历史中，查理的专制哪怕不算最残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称得上前所未有的滥用君权的罪名。查理既不能借口国事需求，又没有任何伟大的政绩能够满足人民朦胧的需要，就随意抛弃并践踏人民的权利。他不顾国家的法律和舆论，以及自己许过的诺言，随时根据环境需要，冒险尝试各种专制手段。他采用这些鲁莽的非法措施，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伟大制度的胜利，只是为了运用权宜之计艰难维持一个进退两难的政权。狡猾的律师们奉命搜索旧档案，试图从中发现以前的违法案件，将它们作为国王的权利。于是就有这些学问欠佳而品行险恶的人，把许多伪装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扰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诉，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会宣布，这是国王一直都有的权利。有些法官不肯迎合君主的意向，国王就干脆成立了一批非正规法庭，例如横行不法的星法院[　星法院（Star Chamber），以专断暴虐而闻名，1641年关闭。

]、北方政务会[　北方政务会（the council of the north），1537年由亨利八世在约克建立，那是在北方各郡因镇压小修道院而引发骚乱以后的事。建立北方政务会是为了在这些郡中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它不受威斯敏斯特各法庭的管辖。起初这种法庭的管辖范围很有限，到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它的管辖范围有所扩大，也更加专横。

]等。它们独立于习惯法之外，代行法院职务。就这样，政府重新订立久已不抽的捐税，又巧立名目开征新的税种。许多专卖项目又出现了。（这些专卖项目由伊丽莎白所创，不久废除；詹姆士一世再立，但议会一直不许征收，便取消了；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过。）专卖项目使大臣们获得巨大利益，却使人民饱受痛苦。查理还常常扩建皇家森林。仅以罗金厄姆森林为例，它从周长六英里，扩大到周长六十英里，人民若不小心闯入，就会被逼缴沉重的罚款[　当时在查理治下总共收缴罚款六百万镑。

]。官员们四处查问人民的越权违规行为，如果找到错漏，却不加以革除，反而要人民出高价来换取弊政的继续。国王与某些办事人秘密勾结，给他们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的特殊权利。他们甚至将法官的严格执法变成一种获利的手段，只要稍有借口，就施以前所未闻的罚金。有人害怕这样的灾祸，就事先重贿以免除惩罚。这个时候的法庭，好像不干别的事，专为国王敛财，同时也让国王的对头们倾家荡产。如果某郡人民对滥征滥罚表示不满，国王就将当地的民团武装解除，直接让国王的军队进驻。人民不仅要供他们食宿，还要供应他们的装备。人民被迫偿付不属于他们的欠款，否则便会受到滥捕穷追。官府根据他们的财产、信用、经营事业的大小，要求交付若干数额的罚款，才释放他们。无论是抽捐，还是监禁、判罪、严罚或颁赏，都充满了随意性。专制范围日渐扩大，平民的怨恨之声此起彼伏，宫廷也害怕起来，然后就轮到导致人民怨怒的地方官员来行贿以免罪。斯特拉福德也疯狂地进行专制，有个名叫蒙特诺里斯的贵族说了几句略欠考虑的话，就差点被处以死刑。虽然最终并未执行，但此事在英格兰已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国王的内阁中也有人大声斥责。斯特拉福德为平息众怒，送了六千镑到伦敦分给重要的阁臣们。花了这笔代价后，他不仅免了罪，还获准可将他搜刮的罚款随意送给他所宠信的人。

这就是查理财政需要的后果，但是，他的恐惧心较之财政需要，使他更远离正轨。他虽然十分自傲，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但有时也觉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几次尝试恢复高等贵族曾经的权势。他害怕乡绅们在伦敦的势力，便借口禁止浪费，命他们回到自己的庄园里。星法院以维护贵族的尊严为己任。若有人得罪贵族，或在言语、行为上对贵族表示不敬，就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刑责，被罚巨款。国王与遭到不敬的贵族则因此得利。国王的目的，是要壮大贵族的势力，抬高他们的身价。但这样的尝试并未继续下去，或许因为效果欠佳，又或许因为贵族们往日的行为，使国王不太信任他们的子孙。事实上，确实有几个贵族站在怨恨国王的队伍前列，而且人民信任这几个人。因此，国王现在需要找出另外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已有一定势力，却还需要国王扶持，如果国王给他们一定的专制权利，他们就会报答国王。英格兰的教士们对这样的使命期盼已久，现在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

英国国教是根据世俗君主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在建立之初就丧失了独立性。这个团体既不赋有神圣的使命，又不能依靠本身的权利而存在。它既远离人民，又与罗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会分离，其主教和高级教士们不过是国王的臣仆而已。它是一个有责任代表人类信仰的团体，但基础却如此薄弱空虚。英国国教早已知道自己的根本弱点，但由于害怕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铁腕，它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地位。这个教会同时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国教的人们两面夹攻，其所拥有的财产和信仰一样岌岌可危。因此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世俗君主，只有这种权威才能使教会免受仇敌的侵害。

伊丽莎白晚年时期，一些德高望重的国教教士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师班克罗夫特博士认为主教制度并不是世俗的制度，自从使徒时代[　指《新约》中彼得、保罗的时代。

]以来，主教们便从上帝手中取得各项权利以管理教务。事实上，这些新教士认为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便开始慢慢走向独立。尽管这种尝试一直小心翼翼，却仍受到轻蔑和反对。伊丽莎白断然宣称她对宗教有充分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人民很积极地站到女王这边，他们要求宗教改革，他们很明白，主教们希望独立，并非出于使信仰摆脱君权的考虑，只是为了自己能控制信仰。

詹姆士一世在位时，不曾做过什么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他维持对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却给主教们许多恩惠，有心加强他们的势力（比如通过削弱他们仇敌的办法），因此他们的自信与力量也日益增大。他们热心地宣称国王有神赋的权利，不久又开始宣称他们自己有神赋的权利，班克罗夫特当初小心翼翼提出的主张，现已变成全体高等教士公开承认的意见。1604年12月，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当国王炫耀他的权利，教士们必鞠躬致敬；不过他们立刻就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要求反对人民，以获得国王的欢心。他们努力支持绝对专制的事业，希望将来有一天，国王必须依靠他们的帮助才能维持统治。

查理与议会发生矛盾后，在国内很孤立，四处寻找维护统治的方法，国教教士们认为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无人敢与他们争斗，天主教势力也不再让他们恐惧。教会大主教劳德得到国王的完全信任，由他独掌全部教务。其他大臣也没有竭力反对教士，同他们坚决斗争。大臣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者自己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许多学问渊博的人也为教会增色添彩。几所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非常崇拜该派的原则。如今教会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人民——他们见改革没有完成，不满之心与日俱增，就热衷于完成宗教改革。人民同时要求两样东西：对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们互为保障，因此同样危险，既威胁着国王的权力，又威胁着主教统治制的权力。国王虔诚奉教，相信他的权力和主教们的权力同样源于上帝，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教士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一方面可以脱离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压制人民。

劳德便以他一贯的强硬开始行动了。第一件根本要务就是统一教会的信条、纪律和礼拜仪式，绝不容许丝毫差错，这样才会有力量。劳德以最大的决心，倾注全力、毫无顾忌地办起这件事。统管宗教事务及判决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来越专断，它的受理范围、形式以及量刑轻重都日益严酷。所有教会都被规定完全采用国教教会的宗教教义，严格遵行其礼拜仪式。许多教堂的牧师原本不是国教教士，现在全部换成他们的人了。人民成群结队地去听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传道，于是教会禁止他们宣讲。他们既无教堂可以演讲，又无职位收入可领，只能周游各地，在客栈、私宅或田间向信徒们传道。官吏到处追捕并迫害他们。但在乡间，贵族、乡绅和退休的市民却崇拜他们的宗教文化，请他们住到自己家中，聘请他们为牧师或家庭教师。但官吏们仍不放松，继续迫害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许多受迫害的人只能离开英格兰，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在那里创立属于自己信仰的教会。然而，专制独裁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的礼仪。至于那些已经取得英国执照的法国、荷兰、日耳曼工匠，当初可以自由信奉本国宗教，现在却因此被取消执照，许多人只好离开英格兰，光是诺里奇教区就流失了三千名勤奋的外国工匠。就这样，不奉国教的人们，既没有藏身之地，又没有稳定收入，虽然不断逃亡、躲藏，却仍坚持著书为他们的教旨辩护和宣传。检查官员禁止这样的新书出版，并搜查相关旧书。国教会既不许人们违背他们的礼仪，也不准议论教会。人们听不到他们所爱戴之人的讲话，听不到在他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题，就痛苦异常。或性情温和或胆小怕事的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为稳定人民情绪，也为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妥协意见，希望官方也能做出让步，例如允许教士不穿宽大的白色法衣等。官方回答，如果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很重要，那么就必须绝对奉行；如果无足轻重，那么就不用特别提出反对意见。不奉国教的教士们无路可走，只好起来反抗。他们来到宗教法庭，等待他们的却是侮辱与严刑。主教、法官和其他官员们，用笨蛋、白痴、流氓等最无礼的口吻称呼他们。只要他们开口为自己辩护或有所解释，官吏们就禁止他们发言。即使他们表明不再传道、写文章，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些实施虐政的人也不肯停止迫害。格罗斯特有位牧师叫沃克曼，曾断言教堂里的图画与装饰品是偶像崇拜的残余，就被拘入狱。不久前，格罗斯特市才给他颁发了每年二十镑的终身补助金，此时却下令停发。市长和市政厅的职员们也因此被控，受到很重的罚款。沃克曼出牢后，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劳德又下令封禁。这个可怜的牧师为了谋生，只好改当医生，劳德又禁止他行医，如同禁止他教书一般。沃克曼被逼得走投无路，不久就发疯死去。

当时，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华丽场面逐步占领了没有牧师的教堂。教堂四壁装饰得富丽堂皇，但迫害已将信仰赶走。许多礼拜堂在大事铺张的排场中行奉献礼，却需要动用武力才能让人到教堂礼拜听经。劳德亲自规定新礼拜仪式的详细细节——有的借鉴罗马天主教，有的是他自己别出心裁的创造，充斥着浮华与冷酷。只要与规定的礼拜仪式或教律稍有不符，人们就要被治罪受刑。劳德从不与人商量，任意标新立异，只要国王同意就办，有时甚至完全独断专行。他改变了教堂内部的布置、礼拜的形式，甚至改变了议会批准奉行的礼拜仪式。这些改变，虽没有刻意学习罗马教会，却使英国国教越来越像罗马天主教。有人刊行书籍，证明英国主教们的教义大可直接采用天主教的教义。这些书籍虽未领过正式发售执照，却因题名“奉献给国王和劳德大主教”而公开销售。许多神学家都是劳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他们都相信同样的教义，却不受惩罚。而人民所爱戴的几个传道士虽竭力恪守规则，委曲求全，企图保留一点传道及著书的自由权，结果仍是枉然。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义就要取得胜利了，大臣们也与人民有完全相同的感觉。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劳德问她理由。她写道：“我看见劳德阁下和其他许多人都匆匆地赶往罗马方向，我不愿意挤在人堆里，我要从容不迫地独自到罗马，走在你们之前。”

主教统治制就这样辉煌地、大权独揽地建立起来了（至少劳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要进一步巩固这个制度的独立自主。有人认为国王也许不会那么言听计从，谁知主教的神权不久便成为国家的官方态度，国王自己也奉行这些准则。埃克塞特的主教霍尔博士在一部著作中提及这个道理，劳德又特意对这本书进行精心修订，凡是空洞、胆怯、有所疑虑或让步的话，都一概予以删除。这种主张，先在书本上加以提倡，不久就付诸实践了。主教们组成宗教法庭，不再用国王的名义，也不再代表国王，而是直截了当地用他们自己的名义，他们的判决书上只需盖主教印章。他们又宣布管理各大学是大主教的固有权利。国王那至高无上的权利虽不曾正式废除，但基本只剩下一层薄纱来掩盖这种篡权行为了。教会一方面逐步摆脱所有来自世俗政权的束缚，一方面干预起了民政，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教士担任阁员或身居高位。教会靠牺牲普通法庭的权利，来扩大自己的司法权。律师们看见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便群起反对这样的侵犯，查理却不理睬他们，劳德也觉得不该理睬这些人。因此，当他把管理国库的权杖交给贾克森主教的时候，曾欣喜若狂地喊道：“现在让教会来维护它自己的权利吧。一切能办的事我都已经替教会办好了，我没什么可做的了。”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愤怒的已不仅仅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贵族也惊慌起来。他们从教会的发展中看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满足于粉碎人民群众的改革，甚至将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它破坏了历代国王所创立、贵族们所采纳的制度。贵族们过去一直宣扬国王至高无上的神赋权利，现在还必须承认主教们的神赋权利；贵族们过去曾污辱教会，分享从教会夺来的赃物，现在却要向教会卑躬屈膝。贵族们感觉，不仅他们的阶级正遭到危险，他们的财产也岌岌可危。他们看不惯教士的神气十足，他们听说不久后一个普通教士也能与国内最高贵的绅士平起平坐，他们将会看到大主教和他的走狗们都享有官职，享受国王的几乎全部恩宠；而贵族在失去旧日的光辉、自由和势力以后，国王的恩宠本是他们唯一的补偿。查理不仅诚心崇拜教士，还在抬举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人民的抗争。总而言之，谴责政府行为的倾向和对政府动机的怀疑，不久便发展为怨声载道。从城市的工厂到白厅的客座，到处都是不满之声。

更高阶级的人士也对宫廷表现出不满，而且出现说长道短、百无禁忌的现象，这是一向不曾有过的。国人最敬重的几个高等贵族皆退隐到自己的庄园，以远离政治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在伦敦及国王左右，到处弥漫着独立和调查研究的气氛，甚至渗透到过去那充满奴才气的无聊的议事会里。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已不再是教授们的专利。那时宫廷喜欢与著名人士、哲学家、学者、诗人、美术家做朋友，喜欢和有学问、有文才的人交谈，以此作为新的卖弄方式和高贵消遣。这些集会，无论在酒店还是贵族公馆里举行，都喜欢讽刺那些不奉国教的虔诚信徒们，说他们性格古板、行为疯狂，人们称这种信徒为清教徒。可是当查理在位时，文学家与世情练达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比从前更加尖锐，而且必须回避当权者。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和道德、宗教方面的问题，谈起来妙语横生，有声有色。从外地旅游回来的青年，在法学院学习的人们，思想认真、活跃的人，都很热心地参与讨论。在这些集会中，塞尔登介绍他的学术珍藏；奇林沃思谈论他对宗教信仰的怀疑；福尔克兰勋爵（当时还很年轻）请众人到他家中聚会，人们把他的花园比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园。这些集会里没有派系，只有自由和坚强有力的意见。这些人不为私利或个人意志所束缚，只是乐于交流见解，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互相鼓舞。他们无拘无束地讨论，所追求的只是真理与正义。这些人不是因激情和危险结合起来的，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旨或目标，他们只是一致憎恶专制，藐视宫廷，并对议会表示遗憾。他们企求一种改革，尽管知道这种希望是微薄的，但在他们自由思想的深处，这个改革将会终结他们的忧虑，实现他们的全部愿望。

那些离宫廷稍远、阶级较低、文化稍差的人却拥有更加严厉的感情，他们虽思想狭隘，却更富决断。乡绅们的愤怒，更多指向政治专制。高等贵族与封建制度已经腐败动摇，人民对高等贵族的尊重就大大减弱。乡绅们自认为是《大宪章》的继承人，他们不断互相提醒，从前先祖是如何与国王抗争的，先祖的一言一行是如何成为法律的。现在他们的权利、自由甚至财产，都受制于国王和阁臣们，自然十分气愤。他们既不搞哲学理论的研究，也不会引经据典地区分各种制度的差别，他们一心只想着下议院。在他们看来，下议院代表贵族与平民的古老联合，只有议会能够重新恢复并保障民众的自由，当然人们心中的议会只是下议院。当时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想法：议会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利，这是合乎法律的。大多数绅士对教会的管理方式没有特别意见，更没有破坏教会的想法。他们并不敌视主教制，但讨厌主教们，认为他们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宗教改革的时候，广大公民曾获得选举权，以防止神权干预世俗的政务。如今国教教士们却要努力恢复罗马教廷失去的权力。乡间的贵族和绅士们并非不愿承认主教制，但条件是教会不得要求政权与神权，英格兰不许存在罗马教皇的继任者，主教们不许干预国家政事，而且只能遵照本国法律办理各教区的宗教事务。

城市里地位较高的市民、乡村里大部分小乡绅和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的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对于宗教事务。他们热心地坚持改革大业，渴望彻底实现自己的重要主张，痛恨一切与天主教教皇制有关的东西。他们说，原始基督教会朴素的礼拜形式和纯洁的信条，都被天主教教皇制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破坏无遗了。他们又说，第一次教会改革，新使徒兹温利斯、卡尔文、诺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这种专横制度和它大肆铺张的偶像崇拜仪式。福音是他们奉行的规章，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他们的模范。只有英格兰顽固地走在教皇制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问道：主教们的苛刻程度难道不比罗马更严酷么？主教们的行为比罗马更遵循福音么？主教们的骄横亚于罗马吗？他们和罗马一样，心中只想着权力与富贵；他们和罗马一样，不喜欢严肃的作风、自由的祈祷；他们和罗马一样，要求将基督徒心灵的感应统统纳入刻板的繁文缛节之中；他们和罗马一样，用俗不可耐的赛会式表演来取代耶稣基督生气勃勃的语言。在神圣的安息日中，真正的基督教徒们难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举行虔敬的礼拜仪式么？可是无论在什么广场，什么街道，都有游戏的喧哗或酗酒滋事给他们的默祷带来侮辱性的打扰。主教们居然不满足于这样渎圣的消遣，甚至鼓舞他们——不，几乎是命令他们做这些事，唯恐人民尝到更神圣的乐趣。主教们声色俱厉地命令大家恪守教会法律的每个细节，但若有人认真守法，他们又会制定新法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压迫恭顺的人，激起心志高傲的人起来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强调真正信仰的敌人的准则、习惯和主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抛弃福音呢？为什么要压制最热心的基督教徒呢？他们所维护的权力不是福音带来的，也绝不是早期基督教信徒们所知道的。人们希望废除主教制，使教会再度独立自主，由权利均等的牧师和淳朴的福音传道士共同管理基督徒的纪律，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等宗教改革成功后，便不会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实行专制，也就不用再害怕天主教教皇制卷土重来。现在这个教派已经到了门口，正要侵犯上帝的庭院，而看门人正在准备迎敌呢。

在宗教改革初期，这些见解已开始暗暗酝酿，人民看见很多有钱有势的人支持他们，便加强了信心。当时虽然不曾发生变乱，国家的整体情况和面貌却在慢慢改变。在1582年和1616年，少数不奉国教的人已正式与英格兰国教会分裂，自称为布朗派与独立派，形成两个小教派。它们拒不承认教会的全面统治，声称信教团体都有权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礼拜方式。从这个时期起，几个私立信教团体陆续建立起来，他们人数不多，又很贫穷，与国家、教会都很疏远。他们毫无自卫的手段，因此一旦被查出便会遭到迫害，大部分人只能逃到荷兰。但是不久以后，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祖国的热爱便在他们内心斗争起来。为了兼顾这两方面，他们与亲友们商量，想前往一处属于英国却还不太为人所知的净土——美洲大陆。于是，有钱人变卖财产，置船储粮，在一个他们所奉教派牧师的带领下前往荷兰，与朋友们同赴北美洲。当时那里已经有人开始做开垦殖民地的努力了。但是由于船只较少，要去的人太多，不能悉数装走，每当这时，大家便在海滩聚集，双方在牧师的带领下互相祈祷，礼拜送别。最后一部分人扬帆而去，剩下的人只能再等机会渡海，将来与亲友们会合。这样的远征已经进行过好几次，并没遇到太大障碍，因为难民们都是无名之辈。不料，1637年，国王忽然得知出海人数增多，而且大量财富被带走，据说本国已经失去一千二百万镑的钱财。现在已不仅是少数孱弱无名的异教徒感觉到虐政压迫了，一些原本并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了。政府的所作所为令自己声名狼藉，以致成千上万阶级不同、贫富不同、目的不同的人们离开本土。1637年5月1日，政府颁令禁止人民出洋。此时，正有八条船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准备起航，船上的人包括皮姆、哈斯勒里格、汉普登和克伦威尔。

他们不该为躲避专制而逃走，因为人民已经开始反抗专制。现在人民追求的已不止恢复法律的秩序，甚至不止废除主教制，有个大党派正在策划这种双重改革。四面八方都有从教会分离出来的小集团，以对某一教义做出解释来作为它们的标志。有以拒绝某某仪式为表征的，也有以打倒整个主教制、主张信徒们绝对独立并且只信赖圣灵为特点的。尽管劳德的异端裁判法庭很活跃，但各种小教派还是在市镇的地窖、乡间的粮仓或森林中集会。那些因聚会而招致的危险与困难，都更激励牧师及听讲人的想象力。他们在聚会的地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甚至通宵达旦，祈祷、唱圣诗、求上帝启示、诅咒敌人。他们受到全国人民的荫庇与保护。不久之后，人们对那些不奉国教的人，不问名字、信条，也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都统统另眼相看，给予最大的信任。因此，他们索性将自己的服饰举止与别人区分开来，即使在迫害他们的人面前，也敢于公开表示意见。他们穿黑衣裳，剪很短的头发，戴高顶宽边帽子，无论走到哪里，群众总是敬重他们，称他们为圣者。尽管到处受到迫害，但他们声誉日高，甚至连伪君子之流也宣称站在他们一边。破产的商人、失业的工匠，甚至因沉湎酒色而为众人所不齿的人，但凡想抬高自己的身价，无不仿效圣者的服饰举止、说话腔调，通过人民对圣者的信任来取得欢迎和保护。在政治事务中，这样的风气也日益扩大，不过没有那么混乱。在较低阶级的人民中，前所未有的平等观念开始流行，这是他们受到生活条件改善或者是宗教见解的影响；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一些自视甚高又坦诚直率的人士开始鄙视宫廷，看不起无用的旧法律。他们思潮高涨，慷慨激昂。他们常在静坐读书或私会密友时，想象更为简单有效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人动机不那么纯洁，平时对各种信仰都淡然处之，行为上也一向放荡。他们很想出现无政府状态，以便大显身手，实现野心，至少也可以不再受束手束脚的麻烦。狂热与放荡，真诚与诈伪，敬重古法与蔑视旧制，合法的愿望与图谋不轨的期望，这一切会合起来，酿成了泛滥于整个国家的愤怒。大家聚集起来反对这个权利，它的专制暴政在不同阶级、不同见解的人们中间激起了同样的深仇大恨。同时，君权的鲁莽行事和软弱无力，也给地位低下的党派和胆量最大的梦想家带来活力和希望。

在一段时期内，国王与内阁竟没有察觉出群众中正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政府与国民疏远，又不曾遇到强烈的反抗，因此虽有一些困阻，但国王仍充满自信。为替自己的行为辩护，政府曾多次声明，流行在各处的思想很不妥当。但是暂时的怀疑并未使它谨慎起来，它一方面畏惧仇敌，另一方面却又轻视仇敌。政府觉得有必要加强压迫，但这并未让它认清形势，相反凭着一股十分愚蠢的骄气，使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镇压这些与日俱增的危险错当作是自己强大力量的表现。

1636年间，各种小册子在英格兰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乱象，特别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虽然星法院严禁这样的小册子出版，但是现在小册子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而且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还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能看到这种小册子，大胆的走私商人甚至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册，大发横财；教堂里也在评论这些小册子，劳德虽然霸道，却还无法完全清除教堂里的清教徒。内阁看到使用平常的严厉手段毫无效果，更加怒气冲天，便决心试用其他方法，于是将律师普林、神学家伯顿、医生巴斯特威克拘捕到星法院受审。

被告被传到庭，法庭要他们当场辩护，不然就判他们已经招认罪行。被告答称，因为法庭没有提供纸笔墨水，他们不能写辩护书。于是供给他们纸笔墨水，但规定须有一个律师在辩护书上签名。他们选了一个律师，但法庭拖了几天都不许律师进牢与他们见面；律师终于进牢了，却不肯签字，因为怕得罪法庭。没有别的律师肯担任这件事，犯人们就请法庭允许他们在辩护书上签自己的名字。法庭不准，恐吓说，没有律师签字的辩护书是无效的。普林说道：“大人呀，你们是叫我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法庭只是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最后开堂审讯，一来便对其中一个犯人大施侮辱。四年前，普林曾因另一本小册子被判割去两耳的刑罚。法官芬奇看着他说：“我过去以为普林先生没有耳朵，不过现在看来他还是有耳朵的。”于是好几个裁判官都仔细观察他，法庭的纠察员为使法官们满意，就拉起犯人的头发，露出两耳来。他们看见普林的耳朵没被割去就很不高兴地责备他。普林说道：“我希望大人们不要见怪，我祈求上帝赐给你们耳朵，以便能听见人民说话。”

最终，法院判决三人夹在颈手枷上示众，并割去耳朵，罚款五千镑，终身监禁。宣判那天，群众如潮水般挤在犯人周围，执刑的人要推开众人，伯顿说：“让他们来吧，不要驱逐他们，让他们学学怎样受苦吧。”执刑的人被这两句话打动，果然不驱逐众人了。一个妇女对伯顿说道：“先生，上帝可以用你这样的训示来使许多人悔改，重新回到上帝一边。”他答道：“是啊，上帝能够做到。”一个人献给巴斯特威克一束鲜花，一只蜜蜂落在花上。这个人说道：“你们看见这只可怜的蜜蜂了吗？”普林说：“她找到这个地方来吸取花蜜，难道我们就不能从这里吸取基督的蜜汁么？”普林继续说：“假如我们重视自己的自由，此时就不会站在这里。今天，我们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把我们的自由交给这场事业。你们若是知道你们的自由被人侵犯得多深，知道你们被抛进了什么时代，你们就会看看四周，就会知道你们的自由可以合法地伸展到什么地方，并努力维护自由。”空中荡漾着严肃的欢呼声。

几个月后，绞刑架的四周又出现同样的场面，利尔伯恩正以同样的罪名受类似的残酷刑罚。受刑人的决心和人民大众的热情似乎更高涨了！利尔伯恩被绑在一辆车后，拖在威斯敏斯特的大街上。狱卒一面拖着他，一面鞭打他，他却不停地激励紧紧追在后面的群众。他被枷在颈手枷上的时候还不断说话，狱卒们不许他开口，便用东西塞住他的嘴。他随即从衣袋里取出几本小册子抛给人民，大家纷纷抢看小册子，于是狱卒又捆上他的手。群众不动了，静寂无声，刚才听过他说话的人都不肯散开，一起凝视着他。有几个法官站在窗口，好像在好奇他的毅力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他的毅力胜过了他们的好奇心。

到目前为止，殉道者都是平民，并没有什么有钱有名的人。他们所持的意见多半都是宗教狂热派的意见，这是人民大众最欢迎的。人民为他们的勇敢表现而自豪，不久就开始责怪社会上层人士的怯懦和麻木。老百姓们说：“荣誉观念从前多半是在头上的，如今它好像得了痛风病，往脚下发展了。”其实并非如此，乡间的贵族与绅士、高等市民的愤怒不亚于人民，不过他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在等待可以一举成功的机会来临。这次的公众呼声鼓舞了他们，赋予他们自信。时机已经到了，全国人民已经被彻底调动起来，现在所差的只是知名的、稳健的、影响巨大的领袖们了。他们很快会起来抗争，不是作为冒险家，也不仅仅为了一派的利益，而是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己任。

白金汉郡有一个绅士名叫汉普登，他发出了全民抗争的信号。在他之前，曾有过几个人尝试起义，但没有成功。他们同他一样，拒绝缴纳以船捐为名的苛税，要求将这个问题交付法庭审议，但法庭一直想方设法躲避此事。汉普登于1626年及1628年当选为反对党议员，却未曾招致宫廷的特别怀疑。自上次议会解散以来，他生活得很宁静，有时住在乡间，有时在英格兰及苏格兰游历，无论到哪里，他都仔细观察当地的人心趋向，但从未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资产丰厚，行为检点，从不炫耀豪富；他的态度滞重而单纯，从不流露严厉；他以性格恬静、平易近人著称，邻居们无不敬重他。他们都说他通情达理，反对现在通行的制度，既不是一个奉教到发狂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作乱的人。所以该郡的法官们并不怕他，也不想伤害他。1636年，他们指派捐款时，只让他捐出微不足道的二十先令，其实是想轻易地放过他，而且希望避免这样一个谨慎的人抗捐。汉普登不肯出捐，但他并不感情用事，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则，要求司法方面郑重裁定国家有无权利抽此税捐。他在监牢的时候也很安静很沉默，只求将案子交付法官们审问。他说，他乐于用法律处置这个问题，希望国王也乐意这样办。国王最近才得到法官们的保证，说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这种税捐可以合法地征收，所以充满自信的国王愿意让汉普登打这个官司。汉普登的律师们办这个案件时和汉普登一样审慎，说到国王和君权时都是毕恭毕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说，避免任何危险的原则，只以本国的法律和历史为依据。律师中有位霍尔本先生，他说话的时候，有几次暂停不往下说，而请求法庭饶恕他辩驳得太激烈，并请求法庭若是看见他超越礼貌及法律的范围，要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师们也赞扬汉普登的温和。这场官司在人民的愤慨声中审了十三天，没有人说民权辩护人感情冲动，更没有人怀疑他们有任何反叛意图。

汉普登的罪案于6月12日宣判，表决时只有四个法官投了有利于汉普登的票。国王听到这个判决就暗自欢喜，认为这是专制的决定性胜利。人民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从此以后不用再指望法律会为他们主持公道了。其实查理并没有任何自鸣得意的理由，人民虽然失去了希望，却赢得了勇气。人民一向是极度不满的，但缺少团结力，以致未能行动一致；可这次判决一下来，包括乡绅、市民、农民、商人、长老会等，总而言之全国人民无不觉得身受这个判决的损害。人人都在谈论汉普登，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表现出爱戴与骄傲，因为他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行为典范，他的行为就是国人的光荣。宫廷的朋友及党羽，都不敢说这场判决是合法的。法官们为自己辩解，几乎到了公开承认自己怯懦的地步，企图取得饶恕。比较温和的市民表现出一片忧郁的沉默；较为胆大的人则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他们的愤怒，以便在私下里得到一点满足。无论伦敦还是外省，不久就有许多满腔怨愤的人找到了领导者，他们聚在一起来讨论前途。各处都在制定措施，决定到必要时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相互支持。简单地说，一个党派已经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却已得到全国的公认。国王与内阁仍在为他们最近的胜利庆贺，谁知他们的对手们已经找到起事的时机和行动方法了。

苏格兰的暴动

宣判汉普登罪名之后约一个月（7月23日），爱丁堡发生激烈的叛乱。这是因为国王突然要求大家采用一种新的礼拜仪式。自从查理登基以来，就效仿他的父亲，以推翻苏格兰教会从加尔文教派借用的共和宪法、重建苏格兰主教制的光辉为己任。他们为达目的，用尽欺骗、暴力、威吓、怀柔、贿赂等手段。有时迎合教士们的个人野心，升任他们为教会的高级人员和宫廷高官；有时利用小地主重视自身利益的心理，恢复他们的什一税。这些做法虽然迂回缓慢，却在不断向着目标前进。人民的惊慌与日俱增，国教的教士们继续抵抗，于是政府禁止他们集会，并驱逐最大胆的传道士。议会对此事稍显迟疑，政府便干预选举，禁止异议，甚至还伪造选票。苏格兰的教会，在斗争期间与英格兰教会相似，逐渐受到一种等级制度与纪律的约束。这种制度尊重主教和国王的绝对权利，认为二者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具有绝对权威。1636年，这样的工作好像已接近尾声，主教们恢复了他们的宗教司法权，圣安得鲁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担任王国的大法官，罗斯主教（马克斯韦尔）即将任财政部长，十四个主教中有九个做了枢密顾问官，而且在会议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查理和劳德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便不和教士、人民商讨，硬将一套宗教法典和礼拜仪式强加于教会之上，以适应新的情况。

但是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与英格兰不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发起，在大臣们的配合下完成的，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为舆论所赞成，人民以自己的力量排除了所有障碍，然后自下而上进行改革。从一开始它就拥有相同的制度、地位和利益，党徒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学会抗拒强权，从而自己行使权力。苏格兰的传教士们团结而坚强。他们在讲道时勇敢地谈论政治和宗教内容；他们在讲坛上，对国王的大臣和本区的教民一视同仁。就在这样一个学校里，人民学会了大胆思考和大胆说话，他们认为宗教改革的胜利应该全部归功于人民自己。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宗教的独立，使宗教免受天主教皇、君权制以及主教制的侵害，而这些恰恰都是国王所反对的。在历代国王登上英格兰宝座，被赋予更重大的权威时，他们的勇气便开始衰减，因此詹姆士才能成功反对长老会的教义与制度。国王们容易被人民驯服的外表所迷惑。在查理看来，苏格兰受到威吓，就等于苏格兰臣服了，他自以为能够破坏苏格兰民众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苏格兰很有势力，也只有在苏格兰，宗教改革才享有法定地位。至于苏格兰国王的权利，只有主教们才承认，而主教们也只有依靠国王才能勉强保住他们的地位。

查理要完成这件大事，需要改变公众礼拜的仪式，然而就在新仪式进入爱丁堡大教堂的那一天，灾难降临了。几个星期之内，地主、农民、市民、工匠等从王国的四面八方涌到爱丁堡，参与反对威胁到他们的新礼拜仪式。房舍与大街上挤满了人，有些人在城墙下安营扎寨，人们包围了枢密院大厅和地方自治局。主教们从街上走过，就遭到群众的侮辱。人们写了一篇控诉书，攻击主教们的苛政和偶像崇拜，签字的人包括教士、乡绅、贵族。国王没有答复他们的控诉，命令送控诉书的人回家。一个月以后（11月5日），他们又来了，人数比以前更多。第二次没有发生扰乱秩序的事，人民的感情是沉重的、沉默的。高级人士也参与其中。两个星期后，正式的抵抗组织成立，从各阶级的人中选出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受托办理这件大事，各郡各镇都有分会奉总会指示行动。暴动已经不见了，但只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政府一声令下，暴动便会再度发生。

12月7日，查理终于与教士亚历山大·亨德森和律师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即后来的沃里斯顿勋爵）共同制定了这个被通称为《盟约》的同盟规章，以此作为答复，仍然坚持要遵行新的礼拜仪式，禁止请愿者集会，违者以叛逆罪论处。苏格兰内阁奉命严守秘密，准备等到合适时机再宣布国王的命令。不料，命令还未到苏格兰，起义的领导们已经知道内容了，他们立刻号召人民支持他们的代表。内阁为了抢先一步，立刻公布了国王的命令内容（1638年2月19日）。有两位贵族休姆和林赛勋爵，跟在国王的传令官身后，命人以他们的名义公布并张挂抗议书。凡是有人宣读国王命令的地方，就有人张挂人民的抗议书。起义的人们斗志昂扬，决定结成严肃的同盟，借以向全体人民宣告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信条及愿望。1638年3月1日《盟约》经巴尔默林诺、劳登和罗思修改并认定。《盟约》除了记载详细的古老信仰，还表示正式拒绝新的宗教法律及其礼拜仪式，此外还有民众联合会的誓词，誓愿保卫君主、宗教以及国家的法律与自由。《盟约》一经提出，就受到人民的欢呼赞成，很快便传到全国各地，甚至最偏僻的乡村。乡绅、教士、市民、工人、妇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教堂里和大街上，宣誓一致服从《盟约》。甚至苏格兰高地的人们也为民族感情所激荡，暂时忘却对国王的忠诚以及平时如何激烈反对低地，加入起义行动。不到六个星期，整个苏格兰都在《盟约》法令之下联合起来了，只有政府雇用的人、几千名天主教徒以及阿伯丁市拒绝参加。

这样大胆的反抗使查理大惊失色，自己的旨意无法推行，他因此大发雷霆，决定动用武力。但宫廷还没有作好准备，于是派汉密尔顿侯爵前往苏格兰安抚乱党，给他们一些希望，但不用解决任何问题。1638年6月，两万誓约派人聚集在爱丁堡，举行严肃的斋戒，前去会见汉密尔顿。七百名教士穿上教袍，站在道路两旁的高处，在他走过的时候高唱圣歌。誓约派以此向侯爵显示他们的力量。汉密尔顿有意表现出和解姿态，但誓约派们觉得他所建议的让步欠缺诚意。他尝试提出一个国王的《盟约》，以代替群众的《盟约》，这个提议被誓约派人带着嘲笑拒绝了。他往返于爱丁堡和伦敦好几次，同誓约派进行了几次会商都没有取得进展。这年9月，他忽然接到国王命令，叫他同意乱党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取消宗教法律、取消高等法院、答应召开教会会议、召开议会、准许议会自由辩论一切问题、准许在议会里弹劾主教们。苏格兰人闻讯，感到既高兴又惊讶，但仍难以信任国王，而且国王方面找出各种借口取消了长期盟约，更令他们的怀疑加深。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召开了一个宗教大会，他们不久就看出，汉密尔顿的唯一目的只是阻挠他们继续前进。尽管如此，大会仍旧进行，并设法传讯主教们来受审。11月28日，汉密尔顿突然宣布解散会议。他们同时听说，查理正在准备战争，有一支军队是斯特拉福德设法在爱尔兰招募的，正要乘船来苏格兰。汉密尔顿返回伦敦，但大会继续召开，谴责国王颁行的所有新法，肯定《盟约》的权利，取消主教制。有几个一直保持中立的贵族（其中包括以足智多谋闻名的阿盖尔伯爵），现在公开拥护国民的主张。苏格兰商人到国外购买军火武器，把《盟约》分送给在大陆当军人的苏格兰人，一位军官亚历山大·莱斯利受邀回国，准备必要时统领起义军。最后，苏格兰人民对英格兰国民发出宣言（2月27日），将基督教同胞们的痛苦告诉他们，且驳斥了他们的公敌为抹黑他们而发出的一切诽谤诬陷。

宫廷收到这通宣言后，嗤笑暴乱分子的行为，说他们无理取闹。大臣们认为唯一的麻烦只是需要屈尊同他们进行战斗。查理自己虽然是苏格兰人，却仍深信英格兰人一向憎恶苏格兰人，这将阻止誓约派人的控诉在南方人心中产生影响。但是，团结各国人心的宗教感情，不久就破除了分隔双方的界线。两个王国之间很快建立起秘密通信，暴乱者的宣言传到英国各地，群众都在谈论他们的疾苦和希望。不久后，苏格兰人获得了朋友和支持者，他们遍布伦敦及外省、陆军甚至宫廷。当国王的军队开往苏格兰的时候，听到过千百次谣言，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恐吓军队而传播的。有人很恳切地劝告部队司令官埃塞克斯伯爵要小心提防，最好等援兵到来再前进。人们传说敌军比他们装备精良，又有人说看见敌军在离边界不远的某处，还有人说敌军已占领全部要塞，在英吉利军队到达前，贝里克就将落入敌手。伯爵是一个忠诚可靠的军人，虽然并不赞同宫廷的计划，但仍继续前进，毫无阻拦地走入贝里克。不久他就发现，叛党并不如传说中那样人数众多、准备周全。但谣言还在传播，让人心神不宁。4月间，国王到了约克，那里的军心尤为不安。他到约克的时候，摆出炫目的盛大排场，还因皇家威仪不可抗拒的优势而扬扬自得，以为这样就能让叛党俯首称臣、撤回原地了。苏格兰人曾以宣言打动英吉利人，查理便也想以大封建主的身份，号召王国中的贵族按照封建习俗，前来为他效力。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消除宣言的力量。

一群贵族与乡绅，成群结队地来到约克，就像参加节庆一样。这样的场面，让查理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但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都是阴谋、混乱与拒不听令。在边界上的苏格兰人与国王的士兵来往频繁。查理要求贵族宣誓表示决不以任何借口与叛党往来，有两个贵族不肯宣誓，查理只是吩咐他们离开宫廷，却不敢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霍兰勋爵进入苏格兰境内，看见莱斯利把军队布置得井井有条，便认为自己一方寡不敌众，匆匆撤回了军队。查理这次出兵，受到许多人的怀疑，所以军官们和战士们都迟迟不肯开战。苏格兰人深知敌情，就用温和恭维的语气，写信给对方将领——埃塞克斯伯爵、阿伦德尔勋爵和霍兰勋爵，表示完全信任英格兰贵族和人民的善意，请他们居间调停，代求国王赐予苏格兰人公道与恩惠。不久，在有把握地知道有人支持以后，他们就很谦恭地对国王上书，却丝毫不放松他们的要求。查理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气魄的人，便觉得左右为难，于是在6月11日召开会议。由于苏格兰人说话谦恭，查理的自尊心勉强得到满足；劳德觉得危险就在眼前，心中不安，于是力劝国王和解。1639年6月18日，双方在贝里克签订和约，规定双方都遣散军队，并于不久以后召开苏格兰议会和宗教大会，但并没有任何清楚确切的条约能够解决引起这次战争的分歧。

双方都已料到，战事不过是暂时中止。苏格兰遣散军队的时候，预发了军官薪俸，吩咐他们作好随时打仗的准备，而查理也开始秘密筹备另一支军队。一个月后，查理召斯特拉福德来伦敦，想当面向他咨询军事情况。斯特拉福德早就想到国王身边当差了，只有这种地位才能满足他掌握大权的野心和享受光荣的愿望。他到达伦敦后，决心全力对付国王的敌人。他对苏格兰人表示轻蔑，认为最近的失败完全是优柔寡断所致。他发现宫中沸沸扬扬地闹着无聊的阴谋。埃塞克斯伯爵受到冷落，尽管他仗打得很好，却也只能心怀不满地离开了。王后的宠臣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巩固势力，打击劲敌。国王自己却灰心丧气，焦躁不安。因此没过多久，斯特拉福德便不安起来，国王一直未能实施他的计划，大臣们的阴谋开始指向他，他的仇人哈里·文爵士借助王后的势力升为国务大臣。最初，群众带着焦虑的眼光看他入朝，不知他将怎样运用权力，不久就听说他怂恿国王使用最严厉的手段，人民于是咒骂他。事态越来越紧迫了。国王与苏格兰人为《贝里克和约》条款内容的解释而互相争执。和约内容几乎没有一条写成书面文字，查理有一张字据，说明和约的确切条件，却被焚毁了。苏格兰的宗教会议和议会被国王的失信所激怒，同时受英吉利的朋友们所鼓舞，不但在他们的要求上寸步不让，而且提出更大胆的要求。他们要求国王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而且要担保他们的选举和言论自由。现在宫廷与内阁听得最多的话就是“力图侵犯权利”与“侵犯君权”。斯特拉福德说：“我很想给这些百姓们一顿鞭子，让他们识趣一点。”于是国王决定打仗。但拿什么来支持战争呢？国库已经空了。有什么新鲜动听的战争理由可以争取国人呢？国王自以为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自从英国出事以来，红衣大主教黎歇留不喜欢英吉利宫廷，常与苏格兰人有书信往来，他曾供给苏格兰人军饷和军火，并承诺如有需要，还将给予更多的协助。英吉利宫廷截留了主要誓约派党人所写的一封信，上书“敬呈国王”，那显然是写给法兰西国王的求助信。查理与内阁深信，这样求助于一个外国国王，在法律上已构成大逆不道之罪，会激起整个英格兰的愤怒。有了这样的自信，查理决定召集一个新议会。与此同时，斯特拉福德于1640年3月返回爱尔兰，准备筹措军饷和集结军队。

英国人听说召集议员开会，都非常诧异，他们现在对一个合法的改革已不存什么希望。但无论英国人心怀多大的不满，暴力的计划对他们而言仍然很陌生。只有少数奉异端的人，以及几个做过新兴党派领袖的人，心存敌意，怀着更长远的计划。他们反抗政府，人民赞成和支持过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另有所图。当初发生的许多动乱曾使高尚的市民怀疑，议会的感情用事不是很得体。他们虽未加责备，但常以惋惜的心情回忆：议员们说话太过尖锐，议论也过于激烈，而全体议员也曾答应将来要变得温和一些。各选区的人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因此选出的平民代表都是反对宫廷的，他们决心要解除民间的疾苦。大多数议员都是爱好和平的公民，他们不曾答应为某个特定党派出力，不喜欢匆忙鲁莽的议决，他们决心不得罪国王，只进行不危及国家和平的改革。

1640年4月13日，议员们终于聚齐，议会开始。查理把苏格兰人呈送给法兰西国王的信送给议会看，将苏格兰人的大逆不道大肆渲染了一番。他宣布发动战争，并要求议会提供军费。下议院不太重视这封信，好像这与他们目前专注的重大利益比起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见解得罪了国王，国王认为议员对这个争执未免太漠不关心了。议会方面则抱怨，议长觐见国王的那一天，国王傲慢失敬，不合礼仪。他们的争论不久就变得严重起来。国王要求先议决军事供应，然后才考虑民间疾苦。这一点引发了长时间的讨论，但并不激烈，大家注意力都十分集中，开会的时间也比以往长得多。有几个没什么名气的议员脱口说出几句尖锐的话，立刻就有人制止他们；国王的几个臣仆因其他方面受人敬重，他们所说的话，议员们也表示赞许。虽然如此，议会仍然很坚决地要求先解除民间疾苦，再议决供应问题。查理找上议院居间调停，贵族们议决先通过供应然后讨论民间疾苦，要求与下议院开联席会议，以便号召他们照此办理。下议院愿开联席会议，同时议决说贵族院的议案侵犯了平民代表的权利，因为贵族们要等平民代表的供应议案依照惯例送到上院时，才能够注意该案。皮姆、汉普登、圣约翰与其他议员，乘此机会煽动其他下议院议员。下议院议员们的情绪更加激动，几乎失去耐心，尽管仍克制着自己，却已决心维护各种权利。又过了些时候，国王竟然说，这次议会和前几次一样难以相处，国王很不愉快。1640年5月4日，他派人送信给下议院，若他们肯供给他十二笔款项，在三年内付清，他就同意以后不经议院允许绝不抽收船捐。这笔款项看起来数额巨大，貌似比王国之内全部钱财还要多。况且国王放弃抽船捐是很不充分的让步，必须在原则上认定，无论何时抽收船税统统是非法的。不过下议院并不想和国王完全闹翻。事实证明，十二笔款项的数额远没有当初所说的那么大。尽管他们反对耽误解除民间疾苦的讨论，但仍答应考虑国王的来信，以示他们的信用和忠诚。正当他们准备表决允许供给款项但数目还不确定时，大臣哈里·文爵士站起来说道，除非议会答应国王信上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则就不值得讨论下去，因为国王决不肯接受更少的数目。司法大臣赫伯特赞同哈里·文的发言。于是全场大惊，怒不可遏，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愤愤不平。由于天色已晚，大家决定明天再讨论这个议案。但是到了第二天，当下议院正要聚集的时候，国王却传他们到贵族院去，当场宣布解散议会。也就是说，开会之后三个星期，议会就解散了。

当天傍晚，查理很懊悔。他说，人们向他做了不真实的报告，他从未授权哈里·文对议会宣布，他一定要十二笔款项，少一点他都不接受。翌日，他还是很不安，就召集几个有经验的人来问是否可以收回解散的成命。他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查理又在焦虑中回到专制。

4月4日，斯特拉福德从爱尔兰回来。由于剧烈的痛风和胸膜炎的恶化，他行动不便，但他已从爱尔兰议会得到了供应、武装人员、贡献和承诺，刚刚离开病榻，他就用惯有的精力与忠诚开始办事。不到三个星期，在他个人的影响下，自愿的捐献源源不断进入国库，约达三千万镑，其中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供给。此外，他们又运用勒借、船捐、专卖等手段搜刮来一笔款项，甚至有人提议铸发成色较低的货币。对国王和他的臣仆们来说，国家需要成为不择手段的全部理由。查理又开始对议员们进行迫害和报复。亨利·贝拉西斯和约翰·霍瑟姆两位爵士，因为发言被监禁；布鲁克勋爵的住宅被搜查；议员卡鲁先生是负责核查民间所递诉词的委员会主席，由于拒绝交出委员会收受的诉词，被监禁在伦敦塔里。有几个约克郡的乡绅拒绝专横的征收，内阁要求严惩他们，斯特拉福德说道：“对待这些乡绅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关起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不可避免的弊政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的感情用事使他忽视了一切顾忌和畏惧。他正将一种危险的情绪传递给国王、内阁和宫廷，这种情绪会导致人们看不清自己的真正处境。他又病倒了，病到几乎要进坟墓了，不过身体的衰弱反而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在几乎还不能站起来的时候，就陪同国王去检阅聚集在苏格兰边界的军队，这是归他统率的军队。

他在途中得知，8月18日，苏格兰军队在纽伯恩打败了和他们初次遭遇的英格兰军队；8月21日，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境内。当初讲和时，苏格兰在伦敦的朋友和人民的领袖们缔结了紧密的联盟，这些英吉利人答应他们，若再开战，将有一支人数很多的队伍帮助他们。英吉利人甚至还派遣了一个使者手持空心手杖到苏格兰，内藏一件答应相助的公文。公文的末尾，有萨维尔勋爵（这件阴谋唯一露面的首领）伪造的六个英国最伟大贵族的签名。萨维尔在英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仅仅因为他对斯特拉福德恨之入骨，才会进行这样胆大包天的阴谋。但是提前知道这个秘密的，可能还有几个最真诚最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他们并没有错估人民的意向。议会刚一解散，各地方就立即公开表现反战情绪。伦敦张贴出许多告示，号召学徒们把此事的罪魁祸首劳德揪出来碎尸万段。一群狂怒的人们攻打劳德的住宅，他只好逃到白厅躲藏；另一群人围攻设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高等委员会法庭，他们高呼：“不要主教，不要高等委员会！”政府只能用暴力手段在各郡征兵，许多人不惜自残肢体来避免入伍，还有人自缢。那些没有抵抗就服从命令入伍的人走在街上会被人羞辱，亲友们都把他当作懦夫。一些军官被认为有天主教徒的嫌疑，竟被士兵杀死。当英吉利军队与苏格兰军队遭遇的时候，不服从号令和私下发牢骚的现象倍增。苏格兰军队将《盟约》写在大旗上，叫士兵们去听讲《圣经》，太阳一出来就可以听见全军朗朗的祈祷声。英吉利军队看见这种情况，又听说苏格兰对待英国人友好而热情，英国兵心肠软了，不久便转为愤怒，咒骂这次渎神的战争。苏格兰人到了泰恩河畔，他们并无敌意，只是请英兵准许他们渡河。一个英国哨兵开枪打他们，他们放几炮答复，一场行动开始了。英吉利军队几乎立刻溃散，斯特拉福德只好率领军队回到约克。苏格兰人轻松占领了在约克与两国边界之间的市镇，如入无人之境。

从这时起，斯特拉福德已被自己打败了。他努力调动士兵们的热情，却都毫无效果；他勉强向军官们讨好，却遮掩不住自己的轻视和愤怒；他的严厉手段激怒了官兵，却没能吓倒他们。不久就有几郡的呈文到来，请求国王议和。沃顿和霍华德两位勋爵，以自己的名义呈请议和，斯特拉福德下令拘捕他们，交付军事法庭，要将二人以协助叛乱的罪名论处。法庭一言不发，最后汉密尔顿对斯特拉福德说：“我的爵士，你宣布这个判决的时候对士兵们有把握么？”斯特拉福德好像忽然惊觉，浑身发抖，掉过头去默不作答。但是此人十分自傲，仍然不甘心放弃希望，他写信给劳德说：“只要国王肯下命令，我就有本事叫苏格兰人用比他们过来时还要快的速度滚回去。”其实查理已经有意回避他，就是害怕他建议时的那股劲头。

现在这位国王深陷绝望之中，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证实他的懦弱。国库空虚，以前的筹款方法已不灵验，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哗变逃亡，各地人民都生活在不安之中。在国王的身边，又有许多人同苏格兰人暗通消息。苏格兰人行动谨慎，说话谦恭，对入侵之地秋毫无犯，对待俘虏更是仁慈。他们坚持说自己忠于国王，确实希望能够换来和平的胜利。9月24日，贵族们集会，查理说他快要召开议会，想听听他们对付苏格兰人的意见。谈判开始了。十六个倾向于民党的贵族，奉命负责和敌方谈判条款。首先一条就是规定两军停在原地不动，国王应该为两方发军饷，因此要求伦敦市借款二十万镑，贵族和国王共同保证不挪作他用。10月23日，双方在里彭草签订初步条款之后，查理急于回去陪王后，于是下令谈判改在伦敦进行。此时议会也快要在伦敦召开，苏格兰的委员们也赶来伦敦，他们知道那里有很多同盟者。英格兰此时正在进行全国选举，民情激昂。宫廷虽然很想操纵这次选举，但徒劳无功，他们所挑的候选人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国王想让托马斯·加德纳爵士充当下议院的议长，但是加德纳连议员也没选上。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

第三章　冲锋号的吹响

——议会的恢复与斗争（1640~1642）

国王读过议会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通红，说道：“若批准这些条件，我或许还保有国王的名号，但早已被权力拒之门外。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从此，国王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召开议会。他没有采用盛大的排场，只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威斯敏斯特，以避人耳目。他的讲话空洞、态度扭捏。他答应缓解民间一切疾苦，却坚称苏格兰人为反叛，还竭力要求把苏格兰人驱逐出境，好像战事仍在进行似的。下议院代表冷冰冰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议会开幕式的出席人数前所未有的多，而他们在国王面前表现这样的傲慢神情，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国王刚走出议会，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就从人们的谈话中明显觉察到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甚至超过了他们所担心的程度。上次解散议会，就连最温和的议员也发了火。如今没有人谈到和解或谨慎，他们说，时机到了，要运用议会的全部力量来铲除所有滥用权利的事，要斩草除根，不留一点剩余。尽管议员们的力量各有大小，却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团结一致，同国王对垒。国王和教会在这十一年间，千方百计地强迫国人服从他们的统治，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他们发现自身软弱无力，就想求助于议会。可议会却相信他们有能力行使自己的主权，不必受国王牵制。

他们先毫不含糊地宣布了所了解到的全部疾苦。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请愿书读给众人听，建议在议会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几天之中，国内各地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把所有的苛政行为——专卖、船捐、滥捕、主教们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有几个议案还是不久之后就成为国王亲信的人[　指约翰·科尔佩珀爵士、迪格比勋爵、福尔克兰勋爵等人。

]提出来的。

议员们认为这样好像还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出四十多个委员调查弊病，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来议会呈递当地的申诉书。无论以什么形式，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接收；无论是泛泛地控告整个政府，还是指名道姓专门针对某人，议员们全都相信确有其事。委员们权力无限，没人可以拒绝他们，即使沉默地拒绝也不行。枢密顾问官们若被传证，也得直言汇报他们当日商议的是什么事。

凡是替国王办事的人，不问级别高低，只要参加执行过议会所斥责的措施，就被称为“失职者”。每郡都列出了本郡中失职者的姓名。议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立刻传失职者来，勒令他缴纳罚款，或监禁他，或将他的财产充公。

议会在审查议员们的选举时，宣称曾被授予专卖权的人都没有担任议员的资格（1640年11月9日）。1641年1月21日，有四个议员因此被除名，也有因为选举不符合规定而被除名的议员。其实这些都没有合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意见。有两个声名狼藉的专卖者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却因为投靠了占统治地位的一派，而毫无阻碍地当上议员。

国王的臣仆们看见下议院拥有如此大权，又有如此坚定的决心，无不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国王企图掩饰自己的忧虑不安，而将自己隐藏在无所作为的帷幕之下；法官们害怕得发抖，不敢保护一个罪人；主教们看到新制度、新仪式处处被人抵制，也不敢阻止。牛津主教约翰·班克罗夫特，因为不堪骚扰再加上恐惧，突然去世了。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可以随便流通。国王和主教们的专制表面上仍然存在，但全都无法行使，毫无实权。

斯特拉福德已预料到这样的形势。他曾苦劝国王，免除他出席下议院的任务。他告诉国王，如果自己在议会里，不但不能替国王效劳，反而会妨碍国王事务的正常进行。但是国王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就下了命令，并保证能够使他免受任何危险。斯特拉福德还是犹疑不决，国王再次请他，他只好冒着危险启程。他决心根据最近搜集到的证据，亲自到上议院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皮姆和他的朋友们得知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就决定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11月9日到伦敦。10日，他因劳累而发烧，养病在床。11日，下议院紧闭院门，皮姆突然提议以叛逆的罪名弹劾他。只有福尔克兰勋爵一人虽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却敢说句公道话，认为本案应调查后再进行。皮姆说道：“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如果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也许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又不是当裁判官。”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立刻将弹劾案送到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此时正和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去上议院，而皮姆已先到了。他看见院门紧闭，门官迟疑地拒绝他入院，他就很生气地怪罪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打算入座，却被人请出。一小时之后，才传他进来，上议院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他的陈诉，并根据下议院的要求，决定将他监禁到伦敦塔。他想说话，但议院不许，命令立即执行。

接下来，下议院又弹劾了劳德和国王的其他几位大臣。其中有个叫芬奇的，在议院低声下气地忏悔，请求议员们原谅（12月21日）。党人们听了很高兴，这是国王的大臣第一次拜倒在议会的威权之下，于是准许他在限期内出国。有几个议员看到这样不公平，就很诧异，但那两个巧妙的领袖皮姆与汉普登却乐于鼓励反对党的卑劣行为。后来又着手弹劾了两个主教、几个神学家、六个法官。他们拼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弹劾斯特拉福德一案，于是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详细调查他的生平，要在他的言语和行动中寻找叛国的证据；在爱尔兰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协助议会调查；苏格兰人发表了一篇刻毒的声明，表示如不对他们最残酷的仇人加以严惩，军队就绝不撤出境外。三个国家居然联合起来反对斯特拉福德这么一个犯人，大众却并不觉得这么做过分。

下议院议员们已从敌人手中得到解放，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供应的只是零星小额款项，仅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选派几个委员拨发这笔款子。关税也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和本院的议院们借款，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想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而且觉得人民能够忍受这种负担。不仅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甚至还优待苏格兰军队。他们还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现在大权全归下议院，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甚至不能决定最细微的事，他们无事不请示下议院。法庭已经宣布过的判决，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当初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不合法，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大街上到处张挂着旗帜，男人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的统治。

他们第一次改革制度的尝试，即使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势，也宣布了他们的独立。1641年1月19日提出一个议案，规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果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十二个贵族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国王同意而召集议员开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进行；如果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选举代表。不经两院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只有在开会五十天后才能解散或暂停议会。同时，选举各自议长的权力，完全属于两院自己。1月23日，国王听见这个议案，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召集议员们到白厅，说：“我喜欢召开议会，它是国王与人民之间沟通的好工具。但你们要把该由我来办的事交给别人，我却绝不能让步。”下议院听了国王这番话，反而催促赶快通过这个决议。2月16日，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国王只好让步，又想保持他的尊严，于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让我受到鼓舞，因为你们所进行的事只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你们几乎把政府机关弄得一团糟，简直乱套了。一个巧手的修表匠，为了清洁一个表，把零件拆卸下来，等重新装好后，这个表应该走得更好。现在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

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下来议决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等所有非常法庭。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只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和影响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人思考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有一群目光远大的人，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利从国王手中夺过来，移交给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许多人跟着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跃但还不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曾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但他们在议会中还无足轻重。大多数议员以为取缔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恢复到所谓古老英国的情形，国王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是要接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这就是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完成。

宗教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人们的见解和愿望就并不相同。1640年12月11日，伦敦市递上一份有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几乎同时，有七百名教士只要求废止主教们干预政治之权和教堂里的专制。不久，又有各郡递来的十九份请愿书，据说有十几万人签名，呈请保留主教制。议会中也有各种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点被下议院拒绝，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才被接受。1641年3月9日，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主教们不许参加贵族院；11日，为了劝导下议院议员们通过此议案，长老会答应不再提进一步的议案。不料这个议案竟遭到贵族院否决。长老会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同样遭到反对。有段时间，两院好像一致同意制止各地公众礼拜中的混乱问题，不料过了几天，他们又出现了争议。下议院议员们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等偶像崇拜的遗留物品。贵族们听说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还责备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全国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意见。一些人因为信仰或个人利益，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也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人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首脑；那些最开明的人则认为，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利，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议会永远有权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才是决定主教制存留与否的唯一根据；长老会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中所谴责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天主教的礼拜形式，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后的一段时期，这些不同意见阻碍了议会的进展。每当讨论宗教问题时，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情况变化不定，没有哪一派能够占主导地位。皮姆、汉普登等政党领袖们，刻意容忍长老会派，支持他们最大胆的议案，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心里只想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却有许多拥护主教制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大胆地将宫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商讨，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

谈判就是这么开始的。汉密尔顿侯爵对此出力最多，他常常很热心地在各派中居间调停。贝德福德伯爵是个温和的人，在上议院颇有影响，为公众所敬重，他也参与了磋商。国王同意先成立一个新的枢密院，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赛伊、金布尔顿等勋爵奉召进入。他们全是民党，其中还有人很热心地在反对派中办事，地位都很高。新的枢密顾问官们不肯同他们的朋友分离，他们反复向国王说明，他所痛恨的那些下议院领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并不拒绝国王的主动表示，但也并不热心。如果他们接受这个表示，就能达成他们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标，可以取得合法权利，强迫国王承认他们成立的内阁，使国王接受议会的意见；但国王的条件是挽救斯特拉福德并保全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议会恢复他们最可怕仇敌的自由，和他们最亲密的朋友绝交。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但最终还是提出了明确建议。贝德福德被委以财政大臣之职，皮姆为管库大臣，霍利斯为国务大臣，圣约翰升为总检察长，汉普登做威尔士亲王的老师。

但是双方在谈判的时候，其实都不抱多大希望，也许甚至并不期望能成功。不满情绪逐渐在军队中传播，有几个军官——也是下议院议员——当众表示不满。威尔莫特委员在议会中说道：“倘若苏格兰人要钱，只需一开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么英吉利的士兵就会学他们。”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情绪告诉王后，她便积极通过宠臣亨利·杰明在白厅接待英国军人，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王后态度客气，情绪活跃，不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双方多次秘密开会，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有人提议立刻将陆军开往伦敦，将国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较为冷静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效忠国王和教会；也曾讨论过寻求外国援助，如在葡萄牙、法兰西招兵。这都是一些轻率的想法，并无什么效果可言。和这些宫廷阴谋有关的，是一些陆军军人。他们也在陆军内部进行一些活动，但都徒劳无功。许多心怀不满的人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传。不久后，国王召见珀西，他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兄弟，也是阴谋者之一。国王看到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其中有许多威吓议会的话。国王同意了这份请愿书，并违心地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以便增加和此事有关的领袖们的威望。

请愿书并未递上去，但这件事没能瞒过不信任宫廷的全国人民。一旦他们的不安情绪被激起，他们就会把言辞当作计划，把计划当作行动。大批自告奋勇的侦探，在公众场所收集军官们的不慎言语，然后汇报给皮姆。计划并未付诸实践，可国王竟听信了许多将会招致最可怕灾祸的建议。下议院的领袖们已得知这项建议，却秘而不宣，要等待合适时机。他们甚至不曾中断用国王名义进行的谈判，其内容是委派他们担任官职。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了，他们和狂热的长老会密切联合。他们只信任这派人，认为他们是无限忠诚的，有坚定不移的原则，他们要求完成一项革命，且拥有完成这项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下议院已下定决心要杀死斯特拉福德了。

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

3月22日，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开始了。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出席法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和他们一起出席的，还有专程为此案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委员们。八十位贵族充当法官。下议院议员们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厢座里，他们急于看清全场的动静，国王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要掩饰她的好奇心。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有男有女，多属上等阶级，他们都是被这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皆知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他从拥挤的人群中走过，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人侮辱他。他因有病在身已经驼背了，但眼睛还是和年轻时一样炯炯有神、傲然自若。群众见他来，脱帽让路，他也对他们还礼。他认为人民如此多礼是一个吉兆。他并没有断绝希望，他曾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毫不怀疑自己能够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惊骇，他不能理解，一直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怎么突然间改变了态度？

第二天，一个偶然事件让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那些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办理这件重案的皮姆很生气地训斥他说：“你的这番侮辱性言辞是针对下议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这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地，道歉求饶。从此以后，他完全镇静地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和不耐烦，也不再说一句招人反对的话。

有十三个人轮番控告他，他单枪匹马地进行辩驳，没有人协助他。很多条控诉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还有很多不符事实，都很容易地被他驳回了。事实上，没有一条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叛国罪。斯特拉福德拼尽全力洗刷叛国的指控，他很雅量地批评自己的短处、弱点，他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于法不合。他的对手们使用种种不名誉的方法为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克服了下议院的百般阻挠，才找到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也不许。期特拉福德只要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他就感谢他们；法官们若拒不承认，他也没有怨言。他的仇敌们看到他能干的自我辩护所造成的拖延，就十分生气，他不过回答道：“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也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我的性命。”

由于他的成功辩护，原告们狼狈不堪，弹劾委员会甚至觉得败局已定，至少叛国的罪名已难以成立。对此下议院议员们十分不安：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快要胜利了；改革的事业还未成功，又要遭受最危险仇敌的攻击了。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最大胆的突然一击。1641年4月10日，残酷卑鄙的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刑。这种程序并非没有先例，但所有先例都发生在暴政时代，而且统统被谴责为罪恶行为。下议院找到几张字条作为补充证据，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罪。这些字条说他曾在公开会议上，劝国王用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尽管那些话本身不用做那么恶毒的解释，而且已被几个枢密顾问官和阁员的证词所否定。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有人认为他们为公道而牺牲法律，也有人说他们为需要而牺牲公道。

这些都是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做的。4月13日，斯特拉福德又开始为自己进行辩护。他的发言很长，他以卓越的雄辩才能表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犯了叛国之罪。在法官们的心中，对被告人发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在场的听众听完他的辩白，也开始可怜他、称赞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露出极端轻蔑的神情。皮姆为之不安，两手发抖。他眼前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他已准备好的答话，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内容。最后终于把这段话匆匆念完，却没有人听，答话和议员的感情也格格不入。

激情过去了，但愤怒还在！皮姆与他的朋友们愤怒到极点，4月14日，他们匆匆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的议案。一些有声望的人反对这个议案，但都归于枉然。现在他们只能采用这个办法了，因为他们清楚，法官们不会定斯特拉福德有罪。他们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审讯，不听取斯特拉福德律师的发言。贵族们坚持听取律师们的陈诉，可众议员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四天之后，尽管迪格比勋爵（他原本一向最反对斯特拉福德）竭力反对，那个剥夺公权的议案仍然通过了第三读。

国王得知此事后，只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写信给斯特拉福德说：“你尽管放心相信我，无论你的生命、财产还是名誉，都不会受到损伤。”他向下议院议员的领导人作出种种让步，还与人商定让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阴谋。但是这些阴谋损害了谈判，谈判又损害了阴谋。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计划出现，又一个个宣告失败。最终，国王不理会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断，召集两院来，承认斯特拉福德的错误，答应永远不再起用他，甚至连一个警官也不给他当；同时却宣言，无论什么辩论和恐吓，都不能使他同意处死斯特拉福德。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的胆大妄为超过国王的想象。自从剥夺公权的议案送达上议院，群众每天携带武器，喊着“我们要公道！”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威吓迟迟不投票的贵族们。阿伦德尔[　蒙哥马利勋爵。

]被逼下车，他答应推动议会满足群众的要求，央求群众先退下。有五十九个众议员投票反对这个议案，群众就把他们的姓名张挂出来，还写道：“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的同党，他们是卖国的叛徒！”5月3日，贵族们奉国王的命令，对这类不合规矩的行为向下议院表示不满，下议院议员们却置之下理。议案还是毫无着落，就有人决心使用当初保留的那决定性的一击。皮姆利用复仇心理和恐怖心理，宣布宫廷与军官们正阴谋攻打议会。议院与人民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5月11日，议决关闭议会大门，拆开每一位议员的书信。到处都流传着荒诞绝伦的谣言。就在人心动摇的时候，下议院巧妙地巩固了它的力量。两院议员们效法苏格兰人盟约的模式，也宣誓订立一个同盟，以保护基督教和公众自由。下议院议员们想把这个同盟推广到民间，他们宣布，凡是不肯宣誓参加盟约的，一概不许在教会和政府中任职。5月7日，又提出一个议案，宣布若不经议会本身的同意，议会永远不能解散。贵族们想修正这个议决案，也徒劳无功，上议院已被下议院征服。法官们宣告，斯特拉福德已在法律上构成叛国之罪。5月7日，剥夺公权的议案交付最后评议，参加审判的贵族有三十四名缺席，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赞成，十九名投票反对。现在只等国王批准啦。

查理还在反抗，他招来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痛苦地问道：“怎样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说，斯特拉福德应呈请国王特赦，国王则亲自到议会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当场替国王写下一篇演说词，同时答应尽力劝他的朋友们给斯特拉福德以放逐处分了事。布置好以后，君臣就分头行动。有人说霍利斯的计划本已有几分成功，可王后向来仇视斯特拉福德，又听说斯特拉福德为保命，正要揭发他所知道的王后的阴谋，王后就害怕起来，用她的怀疑和恐惧来纠缠国王。查理被王后的眼泪所打动，自己做不了主，就召见顾问官和主教们。只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劝国王服从良心的指导，其余的主教们，尤其是一向爱好阴谋的林肯主教长期反对宫廷，力劝国王牺牲一人以保全君位。这个主教才走出议事厅，就有人将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给国王，其中说道：“陛下，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思想斗争，我得出唯一合适的结果，就是一切私人的利益都要让位于陛下以及国家的幸福。我请求陛下批准议案，以清除阻挠国王与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碍。陛下，我既在这里表示同意，那么陛下便不会愧对上帝和良心。我的灵魂快离开我的肉体了，蒙上帝施恩，现在我以无限的满足宽恕所有人对我做的所有事，我只求陛下施恩于我可怜的儿女们。”

次日，国务大臣卡尔顿代表国王告诉斯特拉福德，国王已同意那件决定他命运的议案了。国王本答应霍利斯亲自前往议会请求特赦伯爵，此时便只打发威尔士亲王送去一封信，信尾附言：“倘若一定要处死他，请暂缓至星期六再执行。”议会没有理会国王这个冷冰冰的要求，吩咐次日便行刑（5月11日）。

斯特拉福德在伦敦塔总管的陪伴下赶赴刑场。他徒步走出狱门，走在卫兵前头，四处张望，好像他正大踏步走在一列军队前面似的。当他走过劳德被囚的屋子时，劳德已在窗口相候。此时斯特拉福德鞠躬说道：“大主教，请你祈祷，请你赐福。”大主教两手伸向他，不料他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么坚强，年纪又老，精力不济，便朝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继续往前走，说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别啦，但求上帝保佑你的无辜！”他走到断头台，毫不迟疑地登台，跟随在后的有他的兄弟、教会牧师以及几个朋友。他跪下一会儿，随即站起来对群众说道：“我愿我们的王国享受人间一切繁荣。我在世时，一直为此不断努力；在临死之时，这也是我的唯一愿望。但是对于听我说话的各位，我请求你们扪心自问，认真审视，在开始改革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否就要用血写出这个改革？希望你们回家之后，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切勿让我的血，成为你们之中任何人的罪过。但是，我怕你们正在走错的道路。”他又跪下，祈祷了一刻钟，随后转过头来，向他的朋友们告别。他脱下袍子，说道：“感谢上帝，我并不怕死，也不会被任何失败吓倒，现在我很高兴地脱下我的夹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脱衣时一样高兴。”他喊刽子手过来，宽恕了他，祈祷了片刻，把头放在砧上，自己给刽子手做出动手的信号。他的头最终落下，刽子手高举这个头给众人看，说道：“上帝保佑国王！”人们一阵狂呼乱喊，有几群人散往市中，大声叫喊，庆祝胜利；也有些人不声不响地散去，他们虽然亲眼看见仇敌人头落地，心里却充满怀疑和不安，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公道。

爱尔兰暴乱

上议员们看到许多人的怀疑与不安，自己也感到心绪不宁，只能全力将这种感觉抑压下去。下议院的势力从未像现在这样雄厚，但他们还需要得到保证。他们的权力越大，就越发趋向于专制。下议院重新审查民间疾苦，具体宣布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审院等所有专制独裁法庭。7月5日，国王在犹豫了两天之后，还是允许废除。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设想的政治改革，好像已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问题的斗争却越来越明显。一切反对教会的议案又重新提出来，苏格兰人甚至公开要求两国采用统一的礼拜仪式。两院在宗教改革上一事无成，又被许多感情和五花八门的宗教计划弄得头昏脑涨，使他们在审议程序时显得毫无把握，疲惫不堪。不奉国教的派系胆子越大，正统教会就越动摇。上议院一向是教会的坚定支持者，而现在所有情况都显示出教会的衰落。提案上不再特别列出主教们的姓名；上议院的职员宣读提案时，背对着主教们的席位；在公开的典礼上，非教会的贵族位次也排列在前面。这种情形瞒不了长老会派的目光。他们不停地攻击，充当政治改革派的领袖，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权利。表面上看，长老会派在宗教改革中好像失败了，其实正趋向胜利。

国王忽然想起访问苏格兰的计划，他说两国要签订和约，需要他亲自到场。这时又有人说，王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准备前往欧洲大陆。国人早已疑心王后与大陆诸国暗中勾结，如今国王与王后突然同时出行，更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人们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伦敦无权无势，身边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大臣和顾问官，他的思绪自然就转向他祖先的王国与欧洲的专制帝王们。下议院议员们并没将他们的怀疑表露出来，但他们要求王后不离开伦敦，同时要求国王暂缓启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出不悦的神色，为了假装他自己的答复无足轻重，就要下议院议员们去问苏格兰的委员团和王后。苏格兰人自愿同意国王暂缓启程，王后也答应不走。下议院议员们暂时放心了，于是催促查理遣散军队，在此之前他们有意推迟了这个要求。下议院给军队写信保证立刻发给他们所要求的军饷。为了筹措军饷，许多热心市民熔化了他们的金银器皿，国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税。但是遣散军队进行得很缓慢，一来钱款不够，二来许多军官有意为难。国王暗自庆幸，因为这样能让下议院议员们再度焦急。8月8日，国王答应暂缓出行的期限已到，下议院议员们又要求国王再次延期，可是国王声称他要尽快动身。下议院便要求国王出国的时候，指派一人摄政，以便国事不致停顿。国王却只是委任埃塞克斯伯爵为特伦特以南的大将军，他觉得不需要再做其他事了，便于8月10日离开伦敦。他满怀希望，但谁也不知道希望的根据何在。

下议院决定在国王出行的时候，严密注视他的行动，并重新激发各郡党人们的热心。8月27日，在开会两个星期毫无收获之后，暂时休会。许多议员想料理私事，或略作休息，但领袖们却不肯偷懒。汉普登带领一个委员会前往苏格兰，要在国王身旁密切留心议会的利益；另一个委员会以皮姆为委员长，于议会休息期间坐镇威斯敏斯特。上议院也有许多议员散往国内各处，传播他们的意见和忧惧。两党都以暂时的休战作掩饰，各自在外寻求新的力量，考虑展开新的战斗。

英吉利军队正在遣散，苏格兰军队则在回国途中。国王想联络他们的意图流露得太明显，以致办理遣散的霍兰勋爵写了一封信给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对此事很不放心。查理一到爱丁堡就向议会和苏格兰教会的所有要求让步，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放弃国王的古老权利，惩办反对《盟约》的重要人物，连议会要干预国王选派阁员之权也答应了。国王屈尊参加长老会的礼拜仪式，做得很严肃，毫无迁就之色。他优待誓约派领袖们，无论他们是教徒还是教士，是贵族还是市民，他毫不吝啬地赐给他们头衔、官位以及年金。

10月初，忽然有谣言传遍爱丁堡，说议会里最有势力的贵族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已离开议会，躲进金内尔堡（汉密尔顿兄弟兰拉克伯爵的住宅）以逃避拘捕或暗杀。国王大发牢骚，说这些谣言侮辱了他，要求议会逐出汉密尔顿，直到国王恢复荣誉为止。议会下令调查，最终作出报告说，国王没有必要要求赔偿名誉，逃亡者也没有必要恐惧。两个贵族果然回到议会来，对此事却一言不发。查理也是这样。

双方都不愿让人知道更多的情况，那事实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王想争取苏格兰来反对英格兰，因而作出许多让步，并想设法打倒两个王国内的仇敌。他知道，英格兰中心怀不满的人曾同苏格兰誓约派秘密通信，或许这就是苏格兰兴兵入侵的原因。他亲自来寻找证据，打算回国后指控议会的领袖们，他深信法官们会判这种私通外国的行为为叛逆。蒙特罗斯伯爵是个年轻而大胆的人，原效忠于誓约派，后来重新得到国王的恩遇。他答应替国王找出证据。但是查理到达北方之前，阿盖尔截下一封密码信，这就引起苏格兰人的怀疑，将蒙特罗斯监禁起来。后来，蒙特罗斯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监狱，把他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诉国王，他控告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参与阴谋，说服国王立刻拘捕这两个贵族。查理一向冲动行事，完全没想到这样粗暴的举动会对他想言归于好的人民产生怎样的不良后果。他同意了蒙特罗斯的全部意见，阴谋与让步同时进行。不料计划执行时，两个贵族早已得到警告，公然离开，使全局失败。

苏格兰议会很明智地尽力压下这件事，议会不怕有危险，但也不敢走极端。国王想掩饰此事，便提升了两个贵族，晋封汉密尔顿为公爵，阿盖尔为侯爵，并封莱斯利为莱文伯爵。但是汉普顿和他的委员会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赶快报知伦敦，当时议会即将开会。议会领袖们很恐慌，他们虽然不信任查理，却没料到会有这种危险。领袖们一直以为关于苏格兰叛乱的所有事情已在和约中得到赦宥。国王既然这样执拗不化，他们也决不能妥协，尽管这些人都是不走极端的温和人士。下议院议员们第一天开会，就请求埃塞克斯伯爵派卫兵保卫议会安全。伯爵立刻照派。两院领袖们在开会时互通消息，商量对策。纽波特勋爵说道：“国王若阴谋反对我们，他的妻室和儿女全在这里。”大家听了这话反而更加恐慌，因为他们还不敢利用国王的妻室和儿女来煽动人民。苏格兰既然不曾发生什么事变，伦敦就没有什么可揭露的。

11月1日，忽然传来消息，爱尔兰发生暴动，势态凶猛，基督教和议会都受到威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各处起事，要求礼拜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出示了所谓的国王委任令，并宣布要将国王从英格兰的清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这个阴谋酝酿已久，只有都柏林在爆发的前两天晚上听到风声，但政府已没有更多时间采取保护措施。变乱一起，乱党势如破竹，在各处都没遇到什么障碍。爱尔兰的基督教徒，随处都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攻击，受尽种种折磨。伦敦得到最令人难过的消息，听说有无数人死去了，受尽前所未有的痛苦。事实上，这场灾祸如此之大，即使按照各人的恐惧加以夸大，仍然与事实相符。他们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死抱着野蛮制度不放，压迫者们还阻止他们摆脱这种制度。现在压迫者出现内讧，半野蛮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抓住解放的希望。他们的过火行为，使得旧主人张皇失措。英格兰的当权者们此刻简直无法抵抗。议会心中只有对斯特拉福德与国王的仇恨，一心倾注在英国确立民权自由的计划上，却忘记了还要在爱尔兰保留专制虐政。那里国库空虚，戒严法已废除，陆军缩小成一支微不足道的队伍，君权也被解除武装；政府甚至违反国王的意图，被禁止遣散的爱尔兰兵投效外国，这些士兵就成为暴动的力量。当时，莱斯特伯爵已奉命接任斯特拉福德的职位，不过还没有驻扎到爱尔兰；总督公务暂时归两个法官办理，他们既无才能又缺乏影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热心的长老派，才取得这样的职位。

整个英格兰都响起充斥着恐惧与仇恨的反对天主教士的声音。国王在苏格兰得到消息，就赶快告知议会，宣布他在苏格兰人的帮助之下已经开始进行平乱，但是将来对此事的处理完全交与议会办理。查理与暴乱并无关系，费林·奥尼尔爵士拿出的国王委任令只是一份伪造的公文。但是众人都知道，国王与爱尔兰人总是有些不清不楚的联系。他并不帮助叛党，丝毫不想同叛党联络，但也不急于平乱。他把责任交给议会，如果平乱出了差错，就让议会来承担国人的指责，自己则可以避免预知其事的嫌疑。但是民意激昂，他既缺乏真心诚意，就骗不过人民。下议院领袖们的手段更巧妙，他们的不安已经消失，爱尔兰乱党的宣言使英吉利人以为自己陷入危境，议员们正好利用这种高涨的情绪。尽管下议院接受了国王交付的平乱权力，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此，送往爱尔兰的军队和粮饷都不充足，而且还进展缓慢。他们现在准备针对英格兰，采取一个决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手段。

11月初，一个委员会奉命撰写一篇《大抗议书》。书中将以往的弊政和疾苦说得漆黑一片，详述了国王的全部罪行，把议会的功德与之相比较，还有议会所克服的困难和艰险，尤其是议会现在仍然面临的威胁，需要竭尽全力来对付。简而言之，这篇抗议书就是向人民发出的一个呼吁，特别是针对处于发狂状态的长老会派。爱尔兰的叛乱已经重新点燃了火苗，这篇文章又加以煽动，要激发他们死心塌地地拥护议会，认识到只有下议院才能够把他们从天主教徒和国王手中解救出来。

当初次宣读抗议书的时候，有许多人表示反对。这样的敌视行动既缺乏公共基础，又没有任何直接目标，反而引起原本对宫廷说不上友好的议员们的诧异与怀疑。他们抱怨说，抗议书的语言过于辛辣，对于已经解决的疾苦表示愤怒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文章对国王太粗暴无礼，又给奉异端的人们太多希望。现在，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需要采取这样激烈的办法？党魁们没有作出正式答复，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解释说，他们只想威吓宫廷，使其阴谋诡计难以得逞而已。他们还说，只要议案通过即可，他们并不打算公布它。11月21日，议会在开了几个小时后准备散会，党魁们突然提议将抗议书交付投票表决。他们计算过人数，认为肯定能够通过。但是福尔克兰勋爵、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等人激烈反对这个动议，坚持改到次日投票，本院很愿意地照办了。次日午后3点开会，等到快天黑的时候，辩论好像还没开始。现在已经不是宫廷与人民的对垒，而是来自全国的两个党派相争。两党都说要支持公共利益与感情，都自称拥有高尚和独立的市民作为追随者。共同的希望将他们联合在一起，而方向相反的畏惧却将他们分开。此时，两党互相仇恨，斗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许多人因为疲倦先走了。濒临深夜，他们终于投票了。最终，赞成的一百五十九票，反对的一百四十八票。于是汉普登站起来，提议立刻付印。很多人叫喊道：“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要抬高人民，撵走贵族！”海德说道：“本院不习惯这样刊布其议决案，我认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会产生有害后果。若要通过这个议案，请允许我抗议。”他的朋友们同声附和道：“我抗议！我抗议！”贵族院习惯抗议，可这在下议院是前所未闻的，于是引起了对方的惊骇和愤怒。皮姆站起来，证明抗议是非法而且危险的。有人用咒骂打断他的话，他不加理会，继续说下去，就有人以威吓的话对答，于是全体议员都站起来。有几个议员作势拔剑出鞘，好像议会里要展开内战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两个小时，汉普顿温和但严肃地对这场丢脸的混乱表示惋惜，他建议暂时休会，下午再讨论。他们果然散了。

下午的会议比较安静，保王党放弃了胜利的希望；他们的对头认为自己濒临失败边缘，也无意再奋斗下去。在相互解释一番之后，这次斗争就默默平息了。凭着三十二票的优势，最终决定印刷抗议书。但是命令的执行遇到了耽搁，因为需要先送给国王检阅。

国王果然来了，自信而又高傲，尽管他在苏格兰碰了钉子，也对议会最近的刻薄态度有所耳闻。他沿途所经的地方，特别是约克，人民都欢声雷动、兴高采烈，表示亲切和欣喜。他对苏格兰人的让步，在很多地方让人民感到欢喜。保王党无论在乡间还是议会，都聚在一起，表示他们的好感。国王的朋友们选出了伦敦市新市长理查德·古尔尼，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且忠于国王。伦敦准备了一个漂亮的盛会来欢迎他的主人。一群市民骑马持械，在许多商行的旗帜导引下前进，迎接国王；人们在欢呼声中拥着国王回到白厅；国王设筵款待他们，答谢他们的厚意，以爵士勋位赐封给市长和几个市参议员。他到达的次日（11月26日），为了向众议员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他撤掉了埃塞克斯伯爵当初为议会设置的卫兵。

国王被革命逼离伦敦

现在时局改观了，从前是举国一致的热忱，现在则继之以党争；从前是改革，现在则继之以革命。领袖们看出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行动忽然表现出新的特点。这一年12月1日，议会向国王呈递抗议书。国王很耐心地听完抗议书的内容，表示将思考以后尽快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的领袖们毫不在乎这点。他们随即提出几个计划，内容是抗议书中未曾提过的。他们宣布了一些解除民间疾苦的新原则，不客气地要求革新；他们要求征兵出击爱尔兰，又在议案的前言里加入几句话——“除了外敌入侵的时期，国王在其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强迫自由的人民当兵”；他们提出若遇到组织民团或选派军官等事宜，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进行（12月7日）。在国王回来之前，有一项不许教会教士做官的议案，由长老会派提出，但上议院搁置不理。下议院议员们因此很愤怒，说出一些声讨他们的话，不过几个声望很高的贵族如诺森伯兰、埃塞克斯与沃里克诸伯爵，都对这些反对意见不闻不问。在会外，这个政党的拥护者以同样的热心团结在他们的党魁周围。9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刊出了抗议书；伦敦市宣布，这次空前隆重地接待国王，决不意味伦敦市民对朋友们的好感降低，并表示他们愿与议会共存亡；手工艺人们把贸易及工商业所受的损失，归咎于天主教徒以及行为不良的地方议员们。各郡都成立了许多联合会，专门保卫人民的权利与宗教信仰。下议院议员们每天要求恢复他们的卫队，群众也每天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四周，担任下议院议员们的卫兵，不停地宣称危险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查理也在积极召集他的党徒，除了那些享受专制好处的大臣们、国王的忠诚保卫者，他还吸引到许多市民。这些市民原本都是反对专制的，但由于害怕新事物，又害怕过火行为，便回到国王的宝座下。他们在下议院形成了日益得势的保王党。这派人以福尔克兰勋爵、海德以及约翰·科尔佩珀爵士为首，查理决定拉拢他们。查理在赶赴苏格兰之前，已同海德秘密会谈过几次。由于海德相当聪明，反对一切新事物，又对教会特别忠诚，因此深受查理信任。但国王并不喜欢福尔克兰勋爵，因为他藐视宫廷，不太爱戴国王，又不曾亲近过国王。福尔克兰反对维新人士，是因为维新使执法过于不公，并不是因为君权受到威胁。查理害怕他，觉得在他面前很拘束，却不得不敷衍他，于是派他最亲密的朋友海德担任谈判任务。福尔克兰最初没有同意。他具有不肯苟且的品格，因此不愿支持革命；但他的理想、原则性以及浪漫的想象力，又使他常常靠拢拥护民权自由的朋友们。海德对福尔克兰强调说，如果拒绝帮忙，必会对国王有很大损害。福尔克兰只得勉为其难，为忠君而牺牲自己，担任了国务大臣。科尔佩珀虽然影响很坏，却以富有胆量和足智多谋闻名，他担任了管库大臣。只有海德拒绝担任任何职位，他为人审慎，同时认为如果自己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将可以更好地帮助国王。这三个朋友负起在下议院中为国王办事之责，查理也答应若不先同他们三人商量，就不做任何事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臣仆火速从国内各处赶来保卫国王的名誉和生命。尽管封建制度日趋腐朽，但这种制度所孕育的感情，仍然能够使许多乡绅振奋。他们在乡间的住宅里无所事事，又不喜欢思考或辩论，可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市民。这些市民居然胆敢约束国王，他们的先祖连伺候国王的体面差使都没有呢。乡绅们追忆起自己往昔的荣耀，从而感到骄傲，因此就不在乎民权自由的新需要了。他们也曾发过怨言，反对过宫廷与暴政；但在看到国王作出许多让步之后，他们对缺乏远见和忠诚的维新人士感到愤愤不平。这些维新人士手持军械来到伦敦，在大街上整队游行，炫耀自己；在酒店和公共场所大声发表他们的意见；还常常走到白厅，表示他们愿为国王效力。此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和冒险家加入进来，这些人多半是被遣散的军官，议会使他们失业，因此他们憎恨议会。此外还有青年律师、法律学生、宫廷豢养的人，或急于分享宫廷乐趣的人。这些人咒骂下议院议员，侮辱拥护下议院议员的人，说了许多自夸自赞和挖苦他人的话。他们急于替国王出力，寻找机会证明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从而猎取富贵。

民党的聚会日益增多，而且愈发慷慨激昂。成群的学徒、工匠、妇女每日清晨从伦敦市前往威斯敏斯特，经过白厅时喊道：“不要主教，不要天主教士的贵族！”他们有时站住，有人爬上柱子，对着群众宣读下议院的“心怀不满的代表们”的姓名，或上议院的“奸诈恶劣、腐败透顶的贵族们”的姓名；甚至大胆到公然要求撤去看守宫门的卫士，以便平民随时都可以见到国王。此后不久，两党发生了激烈冲突，于是分别用两个名称——保王党和圆颅党[　参加该党的人都要把头发剪短显得头很圆，因此而得名。

]来称呼对方。保王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周围寻找他们的仇人，侮辱他们，同时保护离开上议院时受人威胁的保王党议员们。人民的愤怒特别指向上议院，因为不许主教们担任贵族院议员的议案还搁置在上议院里不肯交付讨论。约克大主教威廉斯徒步前往上议院途中，试图捉拿一个跟在后面侮辱他的青年，群众就向大主教冲来，他的朋友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救出来。愤怒的群众随时围在威斯敏斯特四周，使出席议会的主教们受到威胁。上院曾经两次请求下院帮忙镇压，但下议院议员们一声不吭，或者反以保王党本身扰乱治安为答复。贵族们只好找地方官，请他们用法律来反对闹事的人们。地方官奉了印有大玺的命令，才吩咐警察派兵环绕威斯敏斯特大厅，以驱散乱民。下议院议员们却把警察拘来听审，认为那道命令是滥用权利，并将一个地方官送入伦敦塔监禁。同时，下议院投票议决，国王既然屡次拒绝派兵保护议院，只好由每个议员各带一个仆从来，由他们把守议院大门，无论用什么武器装备都行。

这样无休止的吵嚷，无法约束的扰乱秩序，使国王又气又怕。即使在他生平最恐慌的时候，也未曾想到过这样骚乱的情景。现在他不是因为权利而害怕，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尊严而害怕。他实在无法容忍了，决定想方设法阻止或惩办人民的过火行为，于是免除伦敦塔总管威廉·巴尔福爵士的职务，因为他忠诚于下议院。查理变卖王后的珠宝，赚得三千镑，赏给被免职的巴尔福爵士，以平他的怒气。继任者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是在白厅聚会的保王党中最大胆的领袖之一。这时，国王开始对下议院声色俱厉，竭力使用威吓手段。海德写好一篇坚决和有才华的文章，作为对下议院抗议书的答复。查理采用了这篇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刊布出来。当时征兵议案尚在议会讨论中，12月14日，他亲自来到议会，宣布前言里有一段话取消了他的征兵权利，必须删去这段话他才能够接受。爱尔兰事务没有进展，他就要求平民代表务必办好这件事，只要下议院肯给军饷，他愿意召集一万人的义勇队。主教们聚会商讨他们的处境和地位，最终决定以生命受到威胁为由不再出席议会。他们在一篇抗议书上发表不出席的原因，声明无论什么议案，若未经议会全体合法议员们的同意，一律无效。这篇抗议书由十二个主教[　这些人分别是约克大主教，达勒姆、利奇菲尔德、阿沙夫、牛津、巴思和威尔士、赫里福德、伊利、格罗斯特、彼得博罗、兰达夫、诺里奇的主教。

]起草并签字，之后立刻送与国王。国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这个文件为借口，将他无法拒绝的议会法案统统宣告为无效。他没有向新顾问们提到这件事，与其说他尊重这些人的影响，不如说他更害怕听他们的忠告。12月30日，他吩咐掌玺大臣将这份公文送给上议院，自己则因为这篇东西而扬扬得意起来。

贵族们见了大为惊愕，他们不能想象十二个主教居然敢规定议会的命运，妄图以他们的缺席来否定议会。上议院赶紧把主教们的抗议交与下院。下议院议员们收到这件东西，表面愤怒，内心却分外高兴。下院于是立刻提议弹劾主教们共谋反对国家根本大法以及议会的存在，此事很快通过了。主教们的朋友被他们的鲁莽行事激怒了，所以都不声不响。只有一个人起来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因此不必送他们去法官面前，只需送他们到疯人院。上议院批准了弹劾案，把主教们送入伦敦塔监禁。下议院的领袖们急于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动大规模攻击。国王曾对征兵议案表示不满，议员们就说，这是破坏议员的权力，因为国王不得关注正在讨论中的任何措施。他们抗议国王派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管理伦敦塔，此人声名狼藉，既无财产又无信仰与道德，只以暴虐反对人民而闻名。他们还说，伦敦市民一得到这个消息，无不万分惊恐，商人与外国人再不敢将他们的现金现银寄藏在伦敦塔里。现在国王身边最亲信的人——迪格比勋爵，因为曾说过议会不自由而受到谴责。最后，甚至有传闻说，王后不久可能也要被弹劾犯有叛国罪。

国王好像打算让步，并没有采取援救主教们的行动；他免去伦斯福德管理伦敦塔之职，改派约翰·拜伦爵士。拜伦是个严肃而稳重的人，很受人们敬重。国王不再提到闹事，对最近的辩论也不发牢骚了；王后缄默不语，好像看到了什么希望。迪格比勋爵一向以胆大妄为出名，常常觐见王后，现在则与王后和国王越发亲密了。12月31日，下议院议员们再次请求派警卫队给他们，国王并未答复这个请求，只说下院若有请求，应使用书面申请。众议员们就命人送军械到下议院，好像真有什么危险似的。三天以后，国王答复拒绝所请，但说道：“君王言必有信，我今郑重对你们宣谕，我担保你们人人安全，不受暴力骚扰，如同我保护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下议院却更加惊恐，命令市长和市议会征调伦敦的民团待命。

1642年1月3日，检察长爱德华·赫伯特爵士以国王的名义进入上议院，控告金布尔顿勋爵以及五位下议院议员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罗德、哈斯勒里格以叛逆罪。罪名之一是他们阴谋推翻本国的根本大法，企图剥夺国王的法定权威；之二是他们散播谣言，使人民与国王离心离德；之三是他们兴兵反抗国王；之四是他们勾结苏格兰人入侵；之五是他们取消两院的权利；之六是他们聚众滋事激起民变，意在用暴力手段使他们的罪恶计划得逞；之七是他们招兵置械，向国王宣战。爱德华·赫伯特爵士同时要求上议院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所告各款，并请看管所告各人。

贵族们听了，如同晴天霹雳，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金布尔顿勋爵站起来说道：“我愿意服从本院任何命令，但由于对我的弹劾是公开的，因此我要求审判也是公开的。”他坐下以后，众人还是不发一言。迪格比勋爵坐在他身旁，附耳说道：“他们给国王出的什么坏主意呀！我去打听这是谁的主张，我要叫他倒霉！”于是他马上走出议院，好像是去打听消息似的。可是，据说怂恿国王的人就是他，而且他还担保只要检察官一控告，他就立刻拘捕金布尔顿勋爵。

贵族院马上派人送信给下议院，他们听说国王的人已经前往那五个议员的住宅，正将房内的东西贴上封条。下议院当即投票议决，认为这种行动侵害了被控议员的权利，于是命令警察尽职抗拒，并将国王的官吏们解来议会听审。约翰·霍瑟姆爵士被派往贵族院进行会商，倘若贵族院不肯和下议院议员们一起向国王要求派卫兵，下议院议员们就要退往更安全的地方。当下议院议员们正在等待贵族院答复的时候，一个纠察官走来说道：“我奉国王之命前来拘捕五个犯叛逆罪的议员。”接着念出五个人的姓名。这五人全在议院里，但并无一人离座。议长命这个纠察官退出，指定一个委员会，在议会开会时前去告诉国王，说这样重要的信息需要考虑成熟后方能答复。福尔克兰勋爵和约翰·科尔佩珀爵士都在委员会里，他们对于这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召开上下两院共同会议，不到一个小时就联合议决，撤去贴在五个议员文件上的封条，同时还要求派来卫队。国王最忠诚的宠臣里奇蒙公爵将请求卫队的呈文送给国王，国王说道：“我明天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们暂停会议，定于明天一点复会，吩咐被告们照常来威斯敏斯特出席。

1月4日下午一点，下院按照预定时间开会。现在他们倍加不安与愤怒，人人心里都有一种危险的预感。保王党们坐在那里面带戚容，一言不发。他们的对手中则传播着各种谣言，传说保王党已经开过会，国王要他们准备好，有两桶火药和武器已从伦敦塔送往白厅。众人挤在五个议员周围，作出种种猜测和建议。忽然，兰格里什上尉走进下院，说他看到国王已从白厅出发，由三四百人护卫，亲自来拘捕被告的五个议员。下院立刻沸腾起来，但他们需要决定对策，因此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最终，五人在人们的劝说和逼迫下离开，其余议员全都各就各位。国王穿过威斯敏斯特大厅，从两排随从中走过，但是只有他的卫队随他登楼，到了议会门口，他就不许他们再进一步。他免冠走进议会，只有一个侄儿陪着他。全体议员免冠起立，国王看到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无人，就走向议长说道：“议长先生，我请你让我借你的位子坐一会儿。”他坐下后，四围看看，说道：“诸位议员先生，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满怀歉意，我亲自来拘捕那些被指控为叛国的人。我今天必须对你们声明，我愿尽我所能维护和关心你们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一旦犯了叛国罪，就无权利可言，所以我想知道被控告的议员中还有谁在这里？他们犯的不是小错，而是大逆不道的重罪，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必定要拘捕他们。议长先生，他们在哪里？”议长双膝跪下答道：“陛下听言，我只是议院的仆人，只能听从议员的指挥。请陛下赦宥，陛下无论怎样问我，我都只能这样答复。”国王说道：“我从来不想使用武力，我将用合乎法律和公平的办法，对他们进行控告。既然他们不在这里，我就先走了。不过他们若到这里，希望你们将他们交给我，不然我就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他们了。”他说完就离座了，帽子还拿在手中。议员们仍然动也不动。但当国王退出的时候，议场的几个地方都有人喊道：“权利！权利！”

国王一走，下议院就宣布休会到第二天。议员们急于了解国王的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以及舆论如何。他们看见外面的台阶上、大堂里、大门口，聚集着他们的仆人和群众，大家有一种情绪，其气氛之强烈一点不亚于他们自己。五个议员退居市内，市民们执械以待，市长尝试平息也没有效果。人民主动组成强大的巡防队，以保卫公共安全。整个上半夜，都有成群的学徒工在大街上巡行，挨户宣传，说国王快要率领保王党来放火烧市区了。

白厅也是一样乱哄哄。国王与王后希望这次政变能成功，他们对此寄予厚望。这天早上，查理答应王后，他将于一小时之内回来。他说自己终于做回王国的主人了。王后看着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直到他回宫。可是现在全盘失败了，虽然国王仍在坚持这个计划，却不指望有什么效果。他最聪明的朋友福尔克兰、海德和科尔佩珀都怒气冲冲，愁肠满腹。他们远远避开国王，也不献什么计策了。于是国王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市民窝藏被告。那五个议员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但没人肯去捉拿他们，只有迪格比勋爵自告奋勇，愿同伦斯福德以及几个保王党一起前去拘捕五个议员。查理却拒绝了这个贵族的建议，或许因为他还剩下几分尊重法律的心，或许因为他本来就摇摆于大胆与怯懦之间。他决定明天亲临伦敦市，郑重地命令市政厅交出那五名议员。他原想着他亲自前去说几句好话，就能够平息他们的怒气，可是他对这股怒气的估计远远不够。

国王在1月5日十点左右离开白厅，不带卫兵，表示他完全深信人民的爱戴。群众聚集在他经过的路上，冷淡无言，偶尔有几个人扬声劝告他与议会同心同德；有几处地方，有人一直高呼“议会的权利！”有个名叫沃克的人，将一本小册子摔进他的马车，书名叫《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这是耶路撒冷十个部落向罗波安王造反的口号[　见《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10章，第16节。

]。查理到了市政厅，要求交出五个议员。他语气和平，态度和善，并坚决表示他崇奉新教，允诺遵照法律办事。没有人说恭维的话答复他，市政会里从表情严肃而面带愁容。国王对一个执行官说，自己要同他一起进餐，这个官员鞠躬致敬。等到市政会全体人员站起来散会时，他恭敬地欢迎国王到他家里吃了饭。查理返回白厅的时候，群众的反应还是和他出宫时一样。他只能揣着一肚子的气，闷闷不乐。

1月5日下议院议员们开会，他们投票议决休会六天，因为他们的权利受到巨大打击，又没有可靠的卫兵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暂停会议，却没有停止行动。一个被赋予大权的委员会在伦敦市成立，调查议员们最近所受的侮辱以及王国最近的情况，尤其是爱尔兰的情形。1月6日，这个委员会很隆重地在市政厅开始办公，由一队有力的卫兵保护着。市政委员会把本市的全部兵力以及所有服务机关交给他们调度使用。五个议员所在的地方离此不远，因此这个委员会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甚至亲自到过委员会好几次。当他们走过的时候，市民们大声向他们欢呼。议员们与伦敦市民之间的联系愈来愈亲密，而且彼此鼓舞着。1642年1月7日，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宣言，详述其调查结果。市政会于是递给国王一份呈文，内容是抱怨国王任用恶劣的枢密顾问官、保王党、天主教士，同时对五个议员加以崇高评价，此外还要求进行所有的改革，那些都是议员们以前只稍稍提过一下的。

国王被孤立了，独自一人深闭在白厅里，那些比较诚实的党徒们也不再承认他了，甚至保王党现在也感到威胁，一些已作鸟兽散，其余的则默不作声。国王试图写一封回信，答复市政会的请愿书，再次下令拘捕那五个议员。可惜这个答复毫无影响，他的命令也毫无结果。两天之后，他知道议会又要开会了，民团、市民、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要亲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威斯敏斯特，气派得如同凯旋一般。查理被人们抛弃，遭受了屈辱，无人理睬。一想到他的仇人们在他的王宫前凯旋般走过，他就更加受不了。王后一会儿怒不可遏，一会儿又害怕得发抖，她力劝他离开伦敦。保王党在伦敦失败，却夸口说他们在各郡都很有势力，只要国王离开议会，就能够自由，而议会离开国王却什么都做不了了。于是作出决定，一致同意国王先退到汉普顿行宫，随后若有必要，再退远些。他们又打发人将秘密命令送给各处地方官，纽卡斯尔伯爵出发去了北方，因为他在那里很有势力。1月10日，在下议院议员们复会前一日，查理离开了伦敦，同行的只有他的妻儿以及几个仆从。他从此与伦敦永别，直到上行刑场时才能再度回来。

国王出走以后，次日下午两点，泰晤士河上许多有武装的船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到威斯敏斯特。伦敦的民团走在河的两岸，长矛的尖子上插着议会的最后宣言，无数市民跟随着他们。等他们走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时，那五个议员当即颂扬伦敦市热心国事，执行官们被介绍入议院，领受议长的感谢。之后又有四千名骑士、乡绅、地主等走上来，他们骑马从白金汉郡（汉普顿的故乡）递来文件，指控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恶劣的顾问们，并表扬他们尊敬的代表。他们还有第二张文件给上议院，第三张递给国王。四面八方都涌现出欢欣鼓舞、自豪自信的氛围，它容许并号召人民的领袖们作最大胆的决定。在几个小时之内，下议院议员们已经投票表决，若无议会允许，不得用任何借口拘捕议员。同时议决，如有必要，上下两院都有权力暂时休会，改往别的地方开会。他们递呈文给国王，请他免去约翰·拜伦管理伦敦塔之职。接着发信给朴茨茅斯的地方长官戈林，告诉他若没有议会授权，不许在本镇接待军队或接受军火；又命令约翰·霍瑟姆爵士（约克郡一个有钱有势的乡绅）立刻领兵前去防守赫尔，这是英格兰北部的重镇，而且有几处大军械库。1月13日，议院投票议决，已受威胁的王国应该立即宣布进入防卫状态。贵族们不肯批准这样的宣言，但这无关紧要，下议院把他们的意愿告诉人民，就达到了目的。

国王的秘密备战

国王现在一心只想为打仗做准备，他在伦敦既无权利又受人侮辱，但他离开伦敦后就只有党徒在他周围，就不会时时刻刻收到自己懦弱的证据。他完全沉醉在用武力征服对手的希望之中。保王党又自高自大起来，他们像是已经宣战似的，急于打第一仗。国王走后第一天，议会得知伦斯福德带领二百名保王党徒正向金斯顿前进，好像要夺取那里作为据点。这个地方离伦敦十二英里，是萨里郡的军械库所在。议会又得知，迪格比勋爵奉国王之命前来欢迎这支队伍，并同他们协商一个攻敌计策。议会立即采取措施，对方的这些企图都失败了。迪格比勋爵受到很大谴责，只好出国躲避。1642年1月12日，查理又前往温泽，伦斯福德及他的保王党徒跟随。他们在这里秘密商定，由王后携带王室珍宝前往荷兰，购买军械和弹药，并请求大陆君主们的援助。借口是送玛丽公主给奥林奇王子，他们在六个月前刚结了婚。国王仍继续同议会谈判条件，同时慢慢退到北方，定居约克，在那里等待机会。1月20日，诸事议妥之后，王后极其秘密地准备出发；国王则请议会起草一篇包罗全部不满的陈诉书呈递给他，并答应一天也不耽搁地解决一切，以便尽快结束君民之间的争议。

贵族院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院中有许多人都是国王的朋友。其他的贵族有感到惊惶的，也有疲于奔命的，都愿尽早结束这次斗争。但下议院议员们对事态看得较为透彻，态度坚决，他们不相信国王会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即使答应了，也不相信他会说话算数。下议院议员们对贵族们如此急于表达对国王的感激之情不敢苟同。若要他们赞成的话，那么国王先要让出伦敦塔、各处堡垒以及民团的指挥权，交给议会信得过的人掌握。贵族们不接受这条修正案，但有三十二个贵族反对拒绝。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下议院议员们用自己的名义将请求上呈国王。1月28日，国王在答复中拒绝交出伦敦塔及各处堡垒的管理权，至于民团，则用含糊其词的说法表示反对交出。国王的用意显然是不再让步，同时拖延时间。下议院却不愿再耽误时机。下议院议员们到处都有侦探和朋友，在温泽也有人帮他们的忙。他们对国王的计划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明白王后出国的用意，以及宫廷在北方和大陆的种种阴谋。危险步步逼近，在民团领导权问题解决之前，国王可能已准备好开战，那么议会该怎样抵抗呢？各种恐慌的猜测传播着，人们谈到从伦敦塔运走了许多弹药，又说有人计划谋害几个领袖们的性命。有人认为，唯有一场新的、有力的舆论热情爆发，才能克服目前出现的种种障碍。于是请愿书雪片似的从王国各郡飞来，艺徒、小店主、贫穷的工人、伦敦的搬运工，还有妇女们，成群结队地环绕着威斯敏斯特大厅，呈递请愿书。所有请愿书说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话，它们无不要求改革教会，惩办天主教士，镇压保王党。有些说得更详细具体一些，其中包括公然威胁贵族院的。他们说道：“我们从来不怀疑众议员们，但无论什么事，一到贵族院就行不通。我们要求知道那些阻止贵族们与平民代表们和谐一致的人们的姓名。”甚至在贵族院内部，两个党派的语言也开始尖刻起来。诺森伯兰伯爵说过：“关于民团问题，凡是拒绝同意下议院意见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有人叫他解释，他的朋友们就喊道：“我们跟他有同样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些朋友当时其实只占少数。广大群众聚集在门口，贵族们就害怕起来，有几个人出去了，有几个人改变了意见。大法官利特尔顿本人和下议院议员们站在同一立场投票，这个议案最后得到议会的批准。2月5日，搁置近三个月的将主教们排斥于议会之外的议案也通过了。

最后这个议案是单独呈送给国王的。关于民团的法令还没有起草，国王对此大惑不解。他刚刚告诉议会，王后即将启程，为了缓和他们，他正式取消了控告五议员一案（2月2日）。他还应允派下议院所推荐的约翰·科尼尔斯爵士管理伦敦塔（2月11日）。他的目的是避免处理任何重大问题，直到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为止。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的议员，他只是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把民团交让出来，岂不是将全国可用的兵力全盘交给仇敌统领？但下院逼得很紧，他的枢密顾问官们也认为无法拒绝。福尔克兰勋爵常常主张妥协，姑且假定他依旧是真诚的。科尔佩珀并不是特别忠心的人，他常常为自己打算，力劝国王批准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议员的决议案，但民团问题先不考虑。国王有些犹豫，科尔佩珀便去见王后，指出国王和她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她在赴外国途中存在的障碍。他的态度诚恳，语气迫切，很快就使她信服，也使她不再那么友好地看待主教们了。她泪如雨下，哀求丈夫考虑他们夫妇以及儿女们的安全。查理不能拒绝她，只好不情愿地让步。他心中的悔恨滋味，有点像从前判决斯特拉福德时。他授权委员们用他的名义，签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对民团则一字未提。2月16日，他前往多佛，王后要在这个港口登船。

他一到多佛，下议院就派人跟踪送信来。下议院议员们与科尔佩珀一样，认为民团问题远比排斥主教问题重要得多。下议院议员们已经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规定了统领各郡民团的将领姓名，要求国王立刻予以批准。国王借口需要时间考虑。王后登船启程后，国王在返回途中，又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封催得更紧。同时他知道，下议院议员们反对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出国，又听说代表们指控检察长赫伯特，告他听从国王的话控告那五个议员。国王很生气，他已经作出这么多让步，还是遭到那样的怀疑，好像他的让步是出于真诚似的。他怒气冲冲地接见送信人，却未作出任何决定性的答复。2月26日，他在格林尼治看到威尔士亲王，原来亲王的老师赫特福德侯爵不顾下议院议员们的禁令，应国王之召，带着亲王到达这里。现在他对王后和孩子们放心了，就送信给下议院。他应允把民团交给下议院所派的统领们，条件是如果他觉得应该免他们的职，就可以免职，而且声明国内几个重要市镇的民团除外。后来，他不等议会的答复，就启程前往约克。3月1日，他到达西奥巴芝，议会派来的十二个委员赶上了他。议会得到国王的回信后，议决认为这个回信是明确无误的拒绝，他若固执不允许，议会只好不同国王商量，自行处理民团之事。议会还说，只有国王回到伦敦才能够阻止眼前威胁王国的祸事。议会的公文语气粗暴，好像要表示，议会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国王说道：“议会的话使我惊奇得不知如何答复是好。我老实对你们说，你们送来的公文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关于民团问题，我曾再三考虑，我深信我的答复适合于你们所能够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也适合于我所能够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赐予。至于要求我住在与你们相近的地方，你们扪心自问，如果能照顾到安全与不失体面，我有必要离开白厅吗？最后，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我对于人民只祈求公道和太平。”他说完这几句话以后，继续上路。3月9日，他到达纽马克特，又有几个委员来见他。他们带来一篇议会宣言，重新综述了所有苦情和恐惧，重申他们行为的正义性，再次敦劝国王返回伦敦，与人民达成谅解。这几句坚决的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当国王和委员们相见的时候，也流露出同样的感情。君民谈话谈得很久，很诚恳，就好像是人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决裂时刻，却仍互相苦劝，力图避免最后的决裂。此时，双方显然都觉得，虽然已无和解的希望，将来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必须下定决心奋斗到底，但双方也察觉到这场斗争将带来的痛苦，所以明知无望，却不能不作最后的努力，以阻止它的发生。不过，会议最终没有进展，委员们返回伦敦；国王继续前进，平安到达约克。

议会与国王进行斗争，这是欧洲从未出现过的情况。革命清晰而光荣的道路从此开始，注定要在我们的时代[　指作者所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完成。双方不断进行谈判，但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已不是针对对方，而是与全国人民对话。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以争取人民的力量，寻求成功。在辩论中，下列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权利，英格兰的历史、法律和习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停时，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和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中，双方争相为自己的事业打上合法印记，以寻求人民的支持。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英国不愿，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国教的人只想到教会的革命；国人的唯一企求，就是回到法定的秩序，重享古代自由，改革非改不可的弊政。领袖们尽管比常人更大胆，更有眼光，但也不曾形成如此长远的计划，他们不过是被自己所处地位的事态发展驱使前进，勉强满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罢了。当人民宣告他们的反抗时，通常使用法律的名义；过去，在取得权利的过程中，英格兰总是认为它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传统。受到大众自发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这种尊重是不允许讨论的。现在却不同了，双方都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来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方违犯了王国的古老权利，不肯否定专制的法律；另一方却以尚乏规定的原则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还不为人所知的自由和权利。全国人民都热烈地参加进来，他们比各自的领袖们更加感情冲动，这些感情好像互相矛盾，其实都很真诚。有许多压迫人民的苛政，曾在他们祖先的法律中被谴责过，但未能有效制止；现在他们刚从这些苛政下摆脱出来，就很热心地追求更有效的保障。许多新见解和新思想正在他们脑子里酝酿着，他们决心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胜利，同时又很尊重旧时的各项制度。他们愿意相信，不但没有什么旧事物会改变，还要恢复古代风俗制度的活力。此时的英格兰刊印了许多小册子，风行于全国各地。其中，关于政治、宗教、历史、新闻、经论无所不谈，此外还有计划、建议，甚至还有骂人的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提出来讨论。许多人自愿在各处叫卖，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来阅读。在当时的作品和纪事中，占中心位置的本质上是国民主权和国王神赋权利之间的斗争，但常引用法令、法律、传统和风俗，作为争论的唯一合法标准。其实到处都在革命，不过没人敢说出口，人们甚至都不愿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人心既然如此，议会便在道义上处于虚伪的地位，因为革命原本是由议会发动，而且是为了议会的利益而进行的。议会被迫进行革命，又拒绝承认革命，导致议会的言行互相背弃，反复无常。如果只当作适用于某个时期的原则和措施，那么议会的根本原则是正确的，它所决定的议案也是合法的。但双方都不肯因暂时的合法性而满足，他们都自认为是以永恒真理的名义来驾驭未来。议会不满足于获得统治大权，不仅不将统率民团之权交给国王，还要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议决。而且规定，国王不得拒绝人民所要求的议案；两院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而无须经过国王同意。最后还规定，凡申请变更习惯法和现行法令都是可行的，但申请保留旧法的，都应加以拒绝。尽管古代的先例不太确定，但若将这许多通则作为永久性的大众权利，显然和专制政体的历史基础相违背。国王就利用了这点，现在轮到他以旧时英格兰的名义，追溯古代的法律，回顾以往的情况。爱德华·海德仍然住在伦敦，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会同福尔克兰勋爵，起草文章答复议会的各种宣言，秘密送到约克呈与国王。国王又彻夜不眠，亲手抄录，以内阁的名义刊布出来。这些文章写得很有才华，有时说几句讽刺话，如同刀刃一般锋利。其目的在于揭露议会的奸猾手法、矫揉造作，以及违法行为。查理现在已不管国事，因此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专制可解除。他把自己的私人意见、独裁希望和最终目的深藏起来，一字不提，转而征引法律来攻击他的敌人，也就是目前执行专制大权的那些人物。国王的出版物产生强烈反响，以致议会竭力禁止。保王党的力量明显增强，不久就变得更加大胆，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击对手。伦敦市有个富商乔治·贝尼昂，上了一个呈文，反对两院关于民团的法令；3月25日，巡回法庭开庭，肯特的乡绅们递上一个呈文，主张维持君权和主教制度。保王党的小册子议论辛辣，自视甚高，却大受读者欢迎。他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咒骂下议院议员的领袖。国王的朋友们在两院里神气十足，有些过去不大开口的人，如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赫伯特勋爵，现在也严词斥责对国王不敬的一切言论。许多人以为国王又得势了，开始坚决拥护国王的立场，采取他的主张，不再迟疑不决。议会恐慌起来，他们在群众的颂扬声中成长，怎么能耐心忍受侮辱和轻蔑？为了对付目前面临的新危险，他们只好使用极端的专制，完全禁止言论自由。3月7日，拉尔夫·霍普顿爵士被监禁在伦敦塔里；3月20日，赫伯特勋爵受到斥责和威吓；3月25日，由肯特地方送来的请愿书被摔在桌子底下。克伦威尔报告下议院议员们，这个文件可能会再度呈送上来。此刻，下议院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克伦威尔，但是他比别人更有才能，更了解革命的意图。

战争迫在眉睫，这是不容置疑的。双方已不能在一个议会厅内共同议事了，每天都有议员离开伦敦。有人因为厌倦或惊慌，回到自己的庄园；有人去别处寻求新的武力，以对抗他们的敌人。多数人来到国王那里，他的全体枢密顾问官和阁臣已经和他在一起了。此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使双方关系走向更加无可挽回的地步。4月23日，国王率领三百名骑兵向赫尔前进，并传信给守将约翰·霍瑟姆爵士把地方交出。霍瑟姆为人懦弱，优柔寡断。他并不十分反对国王，可是由于没有上面的训令，他便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哀求国王暂等，以便他告知议会。查理没有理会，继续前进，上午十一点就兵临城下。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詹姆士（即约克公爵）、他的侄儿以及纽波特勋爵，都已混进城。市长和市民们想为国王开城门，霍瑟姆却命令他们各自回家，随即带领几个军官登上城楼。国王亲口令他开城，霍瑟姆双膝跪下，却始终不肯打开城门，无论怎样威吓或引诱他们，都是枉然。对话许久之后，国王暂时退到离城很近的地方。过了一个小时，国王打发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带二十骑入城，霍瑟姆仍不允许。国王回到城脚下，命人宣布霍瑟姆和他手下的人是反叛，同日写信给议会，要求对这样罪大恶极的行为加以惩办。

议会完全赞同守城将领的行动，回复国王说，国内的城堡与军械库都不是国王的私产。当初把这些地方交给他管理，是为了王国的安全，因此议会也可以负起管理之责。这两句答复很坦白又符合法律，却无异于对国王宣战。于是就有三十二个贵族、六十多个下议院议员（包括海德）离开伦敦，前往约克。埃塞克斯伯爵、霍兰伯爵以及宫廷里的头等人物，都奉了国王命令前往陪侍，他想借此削弱议会的势力。但是他们得到议会允许，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国王就免了他们的职。掌玺大臣利特尔顿犹豫许久，才把大玺送给国王，然后于次日离开了。伦敦人民哗然大惊，他们一向认为大玺所在就是合法政府所在。贵族们很惊慌，准备让步，但下议院议员们的毅力阻止了这一切的犹豫不决。于是召集缺席的议员回到议会，有九个贵族正式宣布拒绝回来，立刻受到弹劾。6月4日，议会命令各郡立即组织民团，有好几处地方自发召集并操练起来。议会下令把赫尔地方的军械等运来伦敦，虽然遇到很多阻挠，但终究完成了。国王曾命令威斯敏斯特的各法院在约克审案，以便把全部合法政府集中在他的左右，但是议会抗命，各法院服从了议会。最后，下议院议员们派了一个委员会前往约克，他们全是本郡有钱有势的乡绅，奉命居住在与国王毗邻的地方，将他们观察到的情形统统报告给议会。

委员们态度坚决，他们到达后，常常受到侮辱和威吓，往往不能自由出门，却仍设法探取这里的一切动静送往伦敦。整个约克与伦敦相同，全是一片骚动。国王开始组织卫队，他召集附近地方的绅士们，想依靠他们的热心。5月15日，许多人到会，讨论时一片喧闹，内部也矛盾重重。因为对征集国王卫兵一案，有五十多个绅士签字反对，为首的是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那时他还年轻，并不知名，但日后却证明他是一个勇敢真诚的爱国之士。查理看到这种情形，有点畏惧，只好另外召开一个会议，请所有小地主们参加，但不许议会委员们到场。共有四万多人赴会，其中包括小地主、农民、市民，有步行的，有骑马的，大都成群结队。保王党不久就察觉，他们正在传阅一篇请愿书，其中要求国王彻底打消战争的意图。查理知道后很不高兴，他手足无措，但又不知该对群众说些什么。他读了一通模棱两可的宣言就匆匆离开，以避免答复。

这一郡原是最忠于国王的，如今居然有人胆大包天，敢在国王面前递请愿书，保王党开始害怕起来。他们从伦敦来到这里，虽向国王表示了忠心，但已不愿再继续冒险，所以一到约克，就流露出冷淡和怯懦。保王党尽管人数众多，却不曾办成一件事。约克既没金钱，又没有军器火药，连军粮也没有，国王连自己的膳食和日常家用也有了供给困难。王后在荷兰变卖了一些王宫珍宝，但是由于受议会阻挠，过了很久才将钱送到国王手中。5月27日，他委派各郡重要的保王党，以他的名义征兵。为了缓和影响，他又立即郑重宣告，他并没有战争的念头。在约克的贵族们也发表一篇正式宣言，申明根本不存在关于战争的筹备或意图。自从议会的逃亡议员来到约克以来，查理被许多互相矛盾的见解所困扰。律师、地方官和较理性的人士，都认为应该严守法律，这样就能说议会在破坏法律，从而使议会信誉扫地；保王党却力争，耽延会误大事，应该先发制人。查理无法取舍两派意见，只能尝试轮流听从两派的话，使双方都满意。

议会的情况却相反，许多保王党议员走了，使革命领袖们得以独揽大权。大多数人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就大胆地接受了眼前的局面。不过，他们仍然委派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包含十九条妥协建议的呈文，正式送与国王（6月2日）。但是他们在等候国王回信的时候，已同时开始大力备战。爱尔兰之乱逐渐蔓延，下议院议员们推荐沃里克勋爵当海军指挥，国王拒绝，但毫无效果。伦敦市长古尔尼胆敢在伦敦用国王的名义征召民团，便受到弹劾，被解往伦敦塔，改由一个热心的清教徒彭宁顿当市长（8月18日）。伦敦借出十万镑以平息爱尔兰之乱，两院又进行募捐。保王党出走后，人民的狂热已到达顶点。议会激起市民的爱国心，人们就捐钱，捐金银器皿，捐珠宝，收获远远超过预期。查理听说这个办法，也想照办，可惜爱国热情却是无法复制的。再加上议会的阻挠，国王最终只从那些贵族的乡下住宅里收取了几笔微不足道的捐款。

妥协条件到达约克，超出所有人的意料。议会要求，国王将权力完全交给议会掌握，例如：册封新贵族，任免职官，教育国王的儿女以及他们的婚姻事项；对于军事事务、文官事务以及宗教事务，无论有什么措施，必须先取得议会的正式许可。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有朝一日，这些都将成为革命的无价之宝。但是以议会统治权取代国王统治权还远远没到时候，因为当时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这其实是一个错误而不切实际的想法，不会收到良好效果，徒然陷国家于无政府状况。但这却是此时最有才华的议员们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国王读过议会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通红，说道：“若批准这些条件，我或许还保有国王的名号，但早已被权力拒之门外。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从此，国王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本来也不指望别的答复，如今连形式上的迟疑也消失了，于是正式提出内战的议案（7月9日）。只有一个人反对，就是刚开会时反对讨论民间疾苦的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他希望能够阻止战争，阻止流血，但徒劳无功。这一天终于来到，善与恶交织在一起，即使最坚决的人，也无法解开这个结。大家都成为造物主手中的工具，他今日使用人民来惩罚国王，明日又使用国王来惩罚人民。下议院只有四十五个议员和拉迪亚德一样站在审慎的立场，上议院只有波兰特伯爵提出抗议。于是，立即开始战争的准备。两院夺取政府全部财政供自己使用，各郡奉命提供军火器材。1642年7月4日，设立由五个贵族和十个下议院议员组成的保安委员会，负责国防，监督各机关执行议会的命令。最后，组织一个军队，包括二十营步兵，每营约一千人；七十五支马队，每队六十匹马。金布尔顿勋爵、布鲁克勋爵、梅里克、汉普顿、霍利斯、克伦威尔等人奉命统率军队，以埃塞克斯伯爵为大元帅。

第四章　初升的太阳

——第一次内战爆发（1642~1643）

埃塞克斯仍然按兵不动，他写信给上院，希望能再与国王尝试议和，若不然，他就正式履行他的职责，以武力解决问题。如果他的信能早到几天，也许会大受欢迎，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6月16日，贵族们听说连打败仗，就坚称他们愿意效忠国王，并准备了新的议和条款；下议院议员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愤怒多于灰心。

国王的诺丁汉起兵

国王得知议会的各种安排后，也从举棋不定的犹豫中挣脱出来，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坚毅。王后从荷兰运来了为数不多的武器军火，但答应会运更多过来。国王派出招兵的人，在西北各郡取得了一些成功。朴茨茅斯守将戈林起义效忠国王。全国各地都有保王党起事，他们强行进入议员和他们朋友的家宅，劫夺钱财马匹军械，送到约克。查理觉得这样违反秩序的行为有损他的事业，便要抑制他们，但又要激发保王党的热心，就亲自巡行约克、莱斯特、德比、诺丁汉与林肯等郡。每到一处，他都感谢贵族的忠诚，亲切地与平民谈话，宣布他恪守本国法律，笃信本国宗教。演说过后，乡绅们防守庄园，市民们重筑城墙，民团每天操练，一切都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在国内很多地方，战争都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双方对垒过几次，也流过血，不过与其说是战争反而更像打架。国王曾进攻赫尔和考文垂，未获成功，却给议会落下口实，说国王先发起冲突。双方都怕对方说自己先开战，尽管已准备牺牲一切来维护权利，可都害怕对未来负责。8月23日，查理终于决定正式号召他的人民武装起事，在诺丁汉举起国君的旗帜，旗上写着口号“该撒的东西应还给该撒”[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第21节；又见《马可福音》，第12章，第17节；又见《路加福音》，第20章，第25节。

]。国王在诺丁汉等了几天，盼望国人热情响应，结果却无人前来。议会在离北安普顿十多英里远的地方建立军队，有几团人。保王军少将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担心国王的安全，和几个枢密顾问官一起力劝国王再同对方谈判。国王却说道：“怎么，还没开战就先讲和！”但他们认为国王兵力单薄，坚持言和。8月25日，派了四个代表前往伦敦，却毫无所获，下院甚至不许他们传口信。9月中旬，国王离开诺丁汉。他虽不愿意离伦敦更远，但由于西方诸郡更支持他，于是将大本营驻扎在什鲁斯伯里。

埃塞克斯伯爵上任一个多星期了，9月9日，他从伦敦出发，很多群众拥着他，在空中摇着代表他家族的橘黄色旗子。他到达北安普顿，那里已经聚集了近两万人。他奉命传递一份请愿书给国王，劝国王回伦敦。国王若不听从的话，他可以跟随国王，无论走到哪里。议会指示：无论使用任何方法，都要尽力拯救国王的两个儿子威尔士亲王与约克公爵，脱离那班背信弃义的枢密顾问官们，送交议会。

请愿书最终未能递交，因为国王宣称，他决不肯从叛逆手中接受请愿书（10月16日）。国王在什鲁斯伯里加强了力量，恢复了自信。许多新兵终于从西、北两方赶来，他夺取几郡民团的军械（这几郡略有抵抗），以装备新兵。议会送到爱尔兰的装备要在切斯特登船，也被国王截下。各地天主教徒和乡绅都给他送来钱财，他的党徒也秘密从伦敦送钱出来。现在，他麾下约有一万两千人。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　弗雷德里克五世和伊丽莎白的次子，波希米亚的国王。伊丽莎白是查理一世的姊妹。

]，9月初从德国带来马队，一来就蹂躏邻近地方，得到了掳掠残杀的恶名。埃塞克斯缓缓前进。9月23日，他到达伍斯特郡，离国王不过十多英里，却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还未采取任何行动。查理见敌军按兵不动，自己打了几次小胜仗，局势略有改善，就大胆起来，决定前往伦敦，争取一击结束战争。国王出发后的第三天，埃塞克斯回师追赶国王，保卫议会。

于是，伦敦一片骚动，没人料到这样突如其来的危险。保王党刚开始有所行动，人民就很恐慌，但这种恐慌很快变为愤怒。议会行动坚决，充分利用人民的愤怒，立刻采取防卫措施来反抗国王，并对保王党进行严厉打击。他们派人查看城里城外的马厩，凡是合格的马匹都被征为军马；又发动热心市民匆匆筑起许多堡垒，大街上有链条拦阻，堆放了许多障碍物；民团终日操演，一接到号令就可以出发。

10月24日早上，从伦敦几英里外的阿克斯布里奇传来一个消息，说两军已经交战，议会军队大败，很多军官或战亡或被俘。据说消息来源是一个苏格兰人——詹姆士·拉姆奇爵士，这位骑兵上校在逃经该镇时传出消息。几乎同时，又传来一个大不相同的消息，说埃塞克斯打了一个大胜仗，国王的残军纷纷败走，军队正派人奋马扬鞭赶来伦敦，报告这个好消息。

议会和人民一样，不知道真实情况，就吩咐关闭全市店门，民团不许离防，市民候命，还要每个议员宣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服从埃塞克斯统帅。10月26日，沃顿勋爵和斯特罗德先生才从军中送来战况和战果的正式报告。

原来，10月23日，两军在凯因顿附近，沃里克郡的埃奇山下打了一仗。当时埃塞克斯赶上国王的军队，他虽有一部分炮队和几团人马留在后面，却决定立刻攻击。国王也做出同样的决定，双方都急于求战。埃塞克斯意在拯救伦敦，查理的目的却是扫除对他满怀敌意的种种障碍。午后两点钟，两军开战，力战到傍晚。诚实的福蒂斯丘爵士所率领的骑兵刚一冲锋就投降了，议会的骑兵被削弱，被鲁珀特亲王打得狼狈而逃。可是亲王太过鲁莽，又想乘胜追击，一口气追赶了两英里多，完全不顾后方发生什么事。最后，汉普登的炮队前来阻击亲王，亲王只好折回战场，这才看见国王的步兵队已经被击溃。统帅林赛伯爵受了致命重伤，还被俘虏；国王的大旗也落入议会军队手中；国王一度成为孤家寡人，面临被俘的极大危险。查理和他的侄子力劝军队再战，但他们已溃不成军，乱成一团，实在无计可施。两军都在战场过夜，两军都自以为取得胜利。议会方面损失了较多的士兵，国王方面则损失了许多有名的人物和军官。破晓时分，国王查看他的军队，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步兵和更多的保王党失踪。这些人并非全部战死，而是因为天寒又缺粮，加上第一次交锋的凶猛，使许多志愿人员开始厌战，就分散了。国王还想再打，以便一鼓作气开往伦敦，但不久他就发现这是办不到的。议会军队也在讨论同一问题，职业军官们（都是在大陆编入队伍的），如达尔比尔上校等，以自己的经验指出，军队里都是新兵，他们已经吓慌了，不可能马上投入战斗。议会只有这一支兵力，应多加训练再作战，不可孤注一掷。于是，埃塞克斯将大本营迁到沃里克，在国王军队后面，这样可以密切关注他们的动静。几天后，国王向伦敦方向前进，却不打算立即到达伦敦，他将大本营扎在牛津。当时全国的大市镇中，牛津对他最忠诚。

伦敦与牛津都公开举行了感恩礼拜仪式。议会的朋友们奔走相告，虽然议会只赢得一场小胜利，却得到大解放。但不久他们就看出，这次解放并不完全。国王的军队散布在各处，离伦敦更近，大部分逃兵已经回营；埃塞克斯的军队却离伦敦更远。好几个地方的守将，还未开战就投降国王或自行逃走。国王将大本营迁到里丁。鲁珀特亲王到处搜刮掳掠，直逼伦敦四郊，令伦敦人心惶惶。上院提议讲和，于是令埃塞克斯率军靠近伦敦，又要求国王给六个代表颁发安全通行许可证。前天夜里（11月2日），国王才宣布约翰·伊夫林爵士为叛徒，因此不准他加入六人行列。下议院议员们就收回提议。11月7日，埃塞克斯回来了。11月8日，市长召集市民们在市政厅开一个大会议，布鲁克勋爵和哈里·文爵士代表议员前去参加，他们鼓舞市民的勇气，号召他们投到将军麾下。国王得到党羽的情报，得知伦敦的一举一动，就加快进兵，很快到了离伦敦仅十五英里的科恩布鲁克。议会不再坚持让伊夫林当代表，愿意只派五人前往。11月11日，查理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到了伦敦城下，我也愿意讲和。”11月12日，国王的答复在上院宣读，彼得·基利格鲁爵士前去谈判停战条件。他在离伦敦七英里的布伦特福，看见双方又发生了冲突。原来国王虽然同意议和，却仍继续前进，出其不意地攻击驻扎在布伦特福的霍利斯队伍，希望能一鼓作气攻进伦敦。没想到霍利斯这一小队士兵打得很勇猛，驻扎在不远处的汉普登和布鲁克勋爵及时率军赶到，大家共同抵御国王的全部军队达几小时之久。伦敦已听见炮声，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埃塞克斯此时正在上议院，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带领他所能召集的人前往支援。可是还没等他到达，仗就打完了，参战的议会军受到很大损失，在一片混乱中撤走。国王占领了布伦特福，却停顿下来，好像无意前进。

伦敦大为愤慨，此时人们什么都不谈，只谈国王的背信弃义和残酷不仁。有人说国王本来企图在夜深时攻城，置城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于不顾，任凭那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保王党糟踏。人们咬牙切齿地怨恨国王，说他居然将战争带到伦敦城下，致使万千人民大难临头。议会立刻利用这样的愤怒情绪，请学徒们投军，答应他们从军的时间将作为学艺的时期计算。伦敦市从市民团中选出四千人，交给斯基庞统领。整整一天一夜，这些民团士兵和志愿兵陆续列队出城，加入军队。布伦特福战役过后的两天，埃塞克斯由两院议员陪同，检阅了两万四千人，队伍部署在特伦罕草地上，行列森严，如临大敌。这里距离国王的前哨还不到一英里。

在特伦罕草地上，将军们的军事会议重新召开了，这个会议是在埃奇山战役时开始的。汉普登和他的朋友们热烈要求立即进攻，他们说目前人民意志坚决，渴望胜利，机不可失；老军官们仍持反对态度。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反对者的论据更为有力。一天，正当军队列阵准备向国王开战时，不知什么原因，有二三百个从伦敦骑马出来看热闹的旁观者，忽然拍马狂奔回城。议会军队一见这种情形，勇气顿时动摇，许多军人流露出想弃军回家的样子。误会解除之后，他们才恢复镇静神色，妇女们送来许多食物慰问自己的丈夫及儿子，军人们重新恢复自信。埃塞克斯坚决不肯仅凭众人的一腔热血去冒险打仗，他命令已经前进的军队撤回来，在四周采取守势。国王也很怕遭遇，因为军火已空，于是也下令退兵，最后回到牛津过冬，退兵的时候毫无阻拦。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当初国王退兵的时候，将军们的迟疑引起人们种种猜测，议会领袖们虽努力压制，却徒劳无功，甚至在伦敦市，也有许多人满腹怀疑。主和派在城内大肆宣扬他们的主张，声势逐渐壮大。12月19日，一些人递上请愿书，一面慷慨激昂地谴责天主教士和专制，一面却要求议会恢复和平。议会把这些请愿书压下没有发表，并威吓起草请愿书的人，由于许多请愿书是从乡间递到贵族院的，人们认为贵族们比较愿意接受这样的请愿书。不过，与此相反的请愿书也不少。一方面，有新选出的地方官员及本市的公会会员；另一方面，有较下层的市民与群众，他们都很崇拜下议院中那些大胆的领袖。因为多少要给主和的人一些满足，于是商定由本市公会正式递请愿书讲和，但不是由议会讲和，而是要国王自己提出讲和。1643年1月2日，市公会的一个代表团奉两院许可前往牛津。当他们敦促国王回伦敦的时候，国王微笑了一下，答应镇压所有的骚乱。他打发代表团带着他的答复回伦敦，并委派一个人去当着市民们宣读他的答复。1月13日，人们聚在市政会听他读信。曼彻斯特勋爵和皮姆在场，如果国王有所指控，他们就准备用议会的名义予以驳斥。国王的信又长又尖刻，满纸都是指责他人的话，可并未表示他愿意讲和。皮姆和曼彻斯特勋爵作出答复。群众大喊：“我们要和他们同生共死！”之后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提和平请愿书了。保王党尝试调停双方，也始终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

各郡的情况却并非都是这样，议会党与保王党之间的斗争很激烈，而且都是居民们自发进行的，几乎完全不问牛津与伦敦在干什么。不到六个月，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好战的同盟会，人民可自由参加。这些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按照自己的观点立场或求国王或求议会，委任并授权他们的领袖，给予募兵、抽税之权及各种必要措施。此后他们就各自为政，几乎全凭自己的判断行事，有时会报告伦敦或牛津，说明他们的情况，有时也要求给予协助或请示办法[　当时有两个主要的同盟会。在北方，达勒姆、诺森伯兰、坎伯兰、威斯特摩兰诸郡支持王室；在东部，诺尔福克、萨福克、牛津、亨廷顿、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林肯和赫特福德郡支持议会。其他还有几个地方，例如中部的北安普顿、沃里克、莱斯特、德尔比和斯塔福德诸郡的同盟会支持议会，东南部的多塞特、萨默塞特、德文和康沃尔诸郡的同盟会也支持议会。

]。如果本地没有这种同盟会，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就会招募人数不多的队伍同对手进行战争。在某地，如果短期内，主和的舆论占了上风，也会表现为独立组织。1643年2月，在约克郡和柴郡，双方都认为与对方势均力敌，如果战斗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就订立了正式的中立条约；几乎同时，在英吉利两端的德文郡与康沃尔郡互派委员，彼此严肃地相约互不侵犯。议会与国王都谴责这种协定。虽然订立了和约，但人们的自我克制能力并不值得信任，因此他们不久也冲突起来了，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厉害。东方、中部以及东南各郡，都是富庶的地方，以议会方面的势力为最雄厚；北方、西方及西南各郡，田产分化较少，工业也欠活跃，高等贵族势力较大，因此国王的力量占优。不过，即使在国王势力强大的地方，也被充足的反对力量限制着。议会方面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凡是支持议会的郡，大都是密集和毗连在一起的，共同形成一个坚固的圆形地带以保卫伦敦。保王的各郡却相反，从西南蔓延到东北，从地角到达勒姆郡形成一条狭长地带，被议会势力拦腰隔断。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够团结，彼此间消息又不灵通，因此很少合作，仅能保卫查理设在牛津的大本营后方。当然这个地方全是保王派，可惜它是一个深入敌境、形势孤立的地区。

时值严冬，双方的主要军队几乎都毫无活动。每天每处都有出其不意的小战斗，一些小城池在双方手中争来夺去，双方有输有赢，彼此得失的规模相当。市民们此时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军人，却能遵守纪律，积累经验。有几个领袖开始崭露头角，但还不足以闻名全国，因为他们的影响还只限于地方一隅。尽管人们的感情沸腾，但两派在对待对方的态度上还是彬彬有礼，都没有完全消灭对方的意图。保王党虽然有时奸淫掳掠，又无远见卓识，却并不凶残；长老会会员虽然为人严峻，奉教若狂，却仍然尊重法律与人道。在历代内战中，这样的先例很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虽各为其党，却不曾永远断绝往来，当有需要时，仍能彼此相助。俘虏们只要答应不再打仗，大多数就被释放了。只有鲁珀特亲王的残忍野蛮引起人们的愤怒，群众一提到他，无不表示反对与憎恶，把他看作一个粗野无教化的外国人。虽然各处都在进行战争，但那种促使战争加速了结的狂怒并不曾出现，双方好像都害怕过重地打击对方。议会和国王都继续在那些无关大体的辩论和毫无结果的会议中浪费时光。

2月中旬，王后的归来推动了事态发展。王后在荷兰待了一年多，显示出非常灵巧的活动能力，她能够使保守谨慎、热爱共和的荷兰人关注她的事业。英国贵族在荷兰很有势力，她的女婿、荷兰的州长，当然会全力支援她。议会也曾派出沃尔特·斯特里克兰前往荷兰首都海牙，请荷兰联邦不要忘记当日英格兰曾出力帮助他们取得自由，因此现在他们至少应该保持中立。但是荷兰人不听，公然对他表示恶感。斯特里克兰等了很久才得到召见，最终只得到政府模棱两可的宣言。王后带着四艘装满军械、火药、军官与战士的船返回英国，议会立即命海军上将巴顿进行拦截。1643年2月22日，王后的船队在伯林顿上岸，巴顿才追上他们。巴顿炮击该地，炮弹落在王后的住房上，甚至她的卧室里。她匆匆起床，在乡下躲避了几个钟头。不久，全国都在传播她面对危险如何勇敢的消息。纽卡斯尔勋爵带领一队士兵护送她到约克，乡绅们欣喜若狂，满腔愤怒地声讨那个叛徒巴顿。许多天主教徒赶来投靠王后，纽卡斯尔勋爵不久就发现，他的麾下已经有为数可观的士兵。王后继续住在约克，她并不急于和丈夫会合，宁愿自己一人发号施令。只要有人献策，王后都肯倾听。尽管她内心最中意的是暴力的计策，却仍很小心地表示对所有效忠的人都一视同仁。同时，她秘密和议会的某些领袖们谈判条件，并颇有成效。斯卡巴勒的守将休·乔蒙德利曾在一个月前打败过一批保王分子，却在3月底答应把该市镇交给王后；约翰·霍瑟姆爵士也有意打开赫尔的城门，请王后进来，而当初他曾很无礼地闭门不许国王进城。总之，整个北方的保王党都充满热忱和希望。议会派却忧心忡忡，保持沉默，三番五次地写信到伦敦求援。

议会自身也觉得很为难。刚开战时，议会预期可以迅速成功，不料加税使人民口出怨言。现在有人建议重新讲和，同时建议为证实双方的诚意，应在开始议和时就遣散各自的军队。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赞成这个提议，他说：“我们不能像在日耳曼那样打仗，如今我们四面环海，只能像在斗鸡场内打仗一样。除了拿我们的头颅与肋骨和敌人拼命之外，再无坚固的堡垒。有人在本院说过，我们的良心迫使我们去惩罚杀害无辜的凶手，但是先生，今日若不尝试议和，那么将来所流的无辜的血，由谁去负责？流血伤亡是莫大的罪孽，它污染了大地。我们为什么还要将这片土地污染下去呢？”2月17日，这个提议被否决，不过多数票只比少数票多三票。拉迪亚德的话被许多好心人传诵，下议院的领袖们一想到要被迫求和，就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接受会对下议院造成致命伤害的条件，才能换来和平。但最终他们还是让步了。3月20日，双方进行初步磋商之后，议会派五个委员前往牛津，奉命在二十天内先讨论停火，然后谈判和约。

国王礼貌地接待他们，他们也卖弄排场以显示尊严。但是谈判一开始，那些华丽的排场就不起作用了。议会和国王都不能接受对方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在战争开始前就被不客气地拒绝过。国王与下议院的领袖们都不愿让步。王后从约克写信给他，劝他不要讲和，她因为国王不经自己同意就开始谈判而感到不快。她对丈夫说，若不能正式派卫队保护她，她就要离开英格兰。国王密令驻扎在牛津的军官们递呈文阻止停火，议会委员们在私下谈话的时候，竭力以未来相恐吓，也是枉然。几个从苏格兰来的委员，请他召集苏格兰议会，表示愿意居间调停，国王也不听，还警告他们不许干预英格兰的事。最后，他答复委员们，他愿意到议会，条件是会议地点必须迁到一个离伦敦至少二十英里的地方。议会一得到这个答复，立刻让委员们连夜赶回伦敦。

议会委员们在牛津的行动，尤其是他们与国王和宫廷的交往，使主战派对他们无法信任。此时的情形很不妙，事事都暴露出分裂的迹象，但人们又想加以掩饰。春天到了，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必须考虑战争的问题。就在委员们回到伦敦的那一天，埃塞克斯又出发了。汉普登仍主张立刻开往牛津，围攻国王，但埃塞克斯或是由于不够自信，或是由于对成功感到不安，拒绝了这个冒险的计划。他仍然驻扎在牛津和伦敦之间，决定为议会安全着想，先攻克里丁。

4月27日，里丁被围十天后终于投降。汉普登再度提议攻取牛津，埃塞克斯坚决不肯。他绝不是一个怀有二心的人，更不是畏缩不前，只是一直怀着不忍作战之心。正因如此，战事还没开始的时候，下议院里就有人愤怒地反对他，甚至提出能否撤换他。据说有人提议由汉普登接替他。不管汉普登有没有统帅军队的能力，他在埃塞克斯麾下只能当一个上校。自开战以来，别的人都已经取得更为独立的地位以及更大的荣誉。在北方，费尔法克斯和他的父亲，一直以最大的勇气和纽卡斯尔勋爵争夺这片地区的控制权；曼彻斯特勋爵成为东方诸郡的盟主，曾给北方和中部各郡的议会党提供过有力支援，手下有好几队组织完善的民团随时准备出征；克伦威尔上校也已在同一地区以各种惊人的战绩闻名，他的神机妙算和指挥有方，证明了他的天才和能力；西方和南方，有位威廉·沃勒爵士击败过几队保王党，在三个月之内攻下好几处地方，因而获得“征服者威廉”的称号。有人说，议会何愁没有将军和军队？因此，如果埃塞克斯拒绝去征讨保王党，那么他必须让位给别人。

汉普登以及政党的魁首们一直力劝这位伯爵好好振作起来，也无意与他分离。此时意见分歧还没有公开爆发，只在掩盖下偷偷起着活跃作用，埃塞克斯不久就感觉到它的效果了。那些表面上对他敬重无比的人，实际上却用尽力气偷偷阻挠他；那些拥护他的人，认为口头上替他说说话就够了，不肯再费力给他实际的支援。不到一个月，他就不得不抱怨说，军队情形很糟，一无军饷军粮，二无军服装备。他把军中所缺物资告知主管供应的各个委员会，可是他的敌人比他的朋友更积极活动，在各委员会里拥有更大的影响。将军的所有申请都没有结果。第二次战役虽已开始，却看不出什么具有决定性的改变。

此时，另有一支军队正在不声不响地逐渐形成。当时，牛津和伦敦的军队每天都会发生小摩擦，议会军常吃败仗。特别是保王党的马队，议会军的骑兵见到它就害怕。汉普登曾和克伦威尔谈到过这个问题，于是克伦威尔决定训练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他到东方各郡招募青年，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旧识，全是小地主或小地主的子弟。他们全是勇猛耐劳、奉教狂热的人，因为信任克伦威尔而投到他的麾下。他们参军后立刻被禁止享受家庭的安乐，禁止染上军人的放纵习气，奉命遵守最严肃的纪律，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他们的领袖坚持要求他们在军中尽心竭力，要求他们将信教的狂热精力和军人恪守纪律的坚决性结合起来。等到开战的时候，志愿军组成一支约有一千人马的队伍，由克伦威尔指挥。

一个月过去了，几乎平静无事。里丁的陷落，一度使牛津恐慌万分，国王甚至在那里思忖是否应该逃走。议会被内部的不和所掣肘，它应付内讧所花费的精力大大多过才付外敌。议会有时想让所有人满意，但通过的议案却总是得不到结果。长老会派要求长期成立一个教士大会以彻底改革教会。大会果然召开了，但议会自己就指定了一百二十一名会员，另有三十名非圣职人员，十名贵族，二十名众议员。这个大会既无权力，又不能独立，只能在议会有所咨询时，提供建议。有人指控王后卖国，没有一个人反对，5月23日，皮姆把议案送住上议院，但之后再没有人过问此案。由于国玺不在，法律的执行每天都受到阻碍，其他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也无法进行。5月中旬，下议院命人另铸一个大玺，不料贵族院拒绝同意这个行动。上院害怕成为滥用君权的象征，而不是他们没有大玺的认可就行使君权。有时，议会各派能够共同表决通过一个议案，形成一种看似一致却没有任何作用的假象。更多的时候，各派势力不相上下，在彼此抵消之后，力量就化为乌有。看来要等待某些外部条件来迫使他们永远联合，不然就只能永远分裂下去。

5月31日，下议院破获了一件牵涉甚广的大阴谋。据说有几个贵族，几个下议院议员，还有一大批市民都牵连在内。他们策划要武装保王党，夺取伦敦塔，抢夺军火库以及重要军事据点，要拘捕两院的领袖们，最后将国王的军队领进伦敦。下议院派出一个调查团，负责将事情弄清楚，并拘捕相关人员。

被捕的人包括下议院议员埃德蒙·沃勒，一个有名的诗人——汤姆金斯和他的妻舅，一个富有的市民——查洛纳，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都承认存在着一个阴谋，不过所说的情形有详有略。至于这个阴谋的动机和范围，各人的理解却不同。有人只不过想拒绝纳税，有人想逼两院和国王议和，也有许多人只是出席过某个会议，还有的人不过是帮助列出某些市民的名单。虽然看法与动机各不相同，但阴谋却是久已形成，而且逐渐发展的。现在回忆以前的蛛丝马迹，三个多月前的那次谈判，沃勒就是前往牛津的几个委员之一，从那以后就常有人与牛津通消息。有几个加入保王党的商人，因躲避议会的制裁，就离开伦敦，成为国王身边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个名叫赫尔的，秘密住在比肯斯菲尔德，受托传递消息。有个贵妇名叫奥比涅，议会特许她前往牛津办理私事，回来的时候她带着一个小盒子，装有国王的命令，授权几个阴谋家用国王的名义征兵收税。

目前的证据已经超过法律需要，议会如果能找到材料的话，还可以翻出更多的证据。沃勒极其卑劣地想要保命，就不断指控别人，毫不犹豫地夸大这次阴谋的范围。波特兰勋爵和康韦勋爵都曾从他那里接受过秘密指示，他的答话又牵涉到诺森伯兰勋爵和其他许多人。被卷入的人们虽然没有做过法律意义上犯罪的事，但许多人知道此事并表示赞成。不过，议会没有利用敌人的卑鄙表现，只传来七个人到军事法庭受审，最终只定了五个人的罪，其中查洛纳和汤姆金斯被判处死刑。7月5日，死刑执行，他们像勇士一样视死如归，带着令人感动的至诚，对自己主张的正义性表示怀疑。查洛纳走上死刑台时说道：“我曾经祷告上帝，如果我们的策划是不光明的，那么就让世人知道吧。看来上帝已经听见我说的话。”汤姆金斯说道：“这件阴谋被人发现，我倒是觉得高兴，因为它很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沃勒原本也该判死罪，但在他亲戚（克伦威尔就是其中之一）的帮助下，被免除一死。

几天之中，下议院的领袖们扬扬得意，以为揭破阴谋以及惩办预谋的人，就可以暂缓他们的党内纠纷。不料希望很快破灭。伦敦几处大教堂刚刚举行过感恩礼拜，颂声还在耳畔；由于时局紧迫而举行的议会团结大宣誓，余音还没停息，议会就觉得自身已被外患与内斗逼迫得更加厉害了。

议会的败退与反抗

国王得知伦敦阴谋败露的消息，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几乎同时得到消息，他的将军们在南方、西方、北方都取得大捷。6月19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他又想到了伦敦和议会。前一天，有传言说两军在离牛津十多英里的查尔格雷夫打过一场骑兵小仗，鲁珀特亲王奇袭议会军，汉普登受了伤。这个新闻在牛津引起一番轰动，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倒下。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想趁此机会同这个强有力的仇敌讲和。这时汉普登的乡下邻居盖尔斯博士恰好在牛津，他又常和汉普登保持密切联系。国王便吩咐博士，以博士自己的名义派人去问候汉普登。博士表示迟疑，说道：“我一直被他认作是一个不祥的人。有一次我的货物被劫，我向他求助，结果信差刚进他家门，就有人来报，他的长子死了。很久之后，我因同样的问题去求他，不料信差刚进家门，又有人来报告他已出嫁的爱女奈特利夫人的死讯。”虽然这样说，博士还是接受了国王的委托。6月24日，信差刚到达，就看见汉普登已奄奄一息。他的肩膀被两枚子弹击伤，度过了极度痛苦的六天。信差告诉他是谁派他来进行问候，汉普登听了全身震动得很厉害，好像要说话，却说不出来，再过几秒钟就死了。国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满意，终于有意讲和了。在牛津的宫廷中不再提起汉普登的名字，即使提起来，也是以胜利者的语气说：汉普登战死的地方，就是他从前反抗国王的地方，当时他是执行议会关于民团命令的第一人，也是募兵反抗国王的第一人。

议会和人民却不一样，全部表现出最沉痛的悲悼。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博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温和的人信赖他的明智，激进的人信赖他的爱国赤诚，老实的人相信他的正直，连好玩阴谋的人都佩服他的谋略。他为人谨慎小心，遇事却敢冒险上前。他的死亡使大家措手不及，人们的希望受到震动。不过，人民的爱戴和信任也使他的美德和英名永存于世。

汉普登之死成为议会接下来两个多月噩梦的开始。埃塞克斯的仇敌们继续掣肘他，致使军需严重匮乏，他属下的将领们又不断打发信差来要钱、军服、军火和军械。与此同时，战事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6月30日，北方的费尔法克斯在艾瑟顿泽地吃了败仗；威洛比勋爵已难以坚守林肯州，原是议会保障的东部诸郡联盟就快要开门迎接敌军了；西南的情况更不妙，威廉·沃勒爵士一周内连输两仗，每次都败给康沃尔的农民。议会的军队毫无纪律，往往整队整队地逃跑。议会派来的监军，原是奉命激发军人们的热情，不料监军们自己先恐慌起来，又把恐惧传给别人。七八月间，多尔切斯特、韦默思、波特兰、巴恩斯特普尔、比德福、汤顿、布里奇沃特巴思等地先后投降敌军，连国内第二重镇布里斯托尔也被攻克。伦敦每天都能听到城池丧失的消息。牛津却正相反，随着自信心的加强，军力也与日俱增。7月13日，王后带了三千人与几尊大炮，在凯因顿沙丘与国王会师，去年两派第一次交锋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天，威尔莫特和霍普顿两人在威尔特郡的朗德韦沙丘大败议会军队。查理夫妇凯旋回到牛津。

埃塞克斯仍然按兵不动，他写信给上院，希望能再与国王尝试议和，若不然，他就正式履行他的职责，以武力解决问题。如果他的信能早到几天，也许会大受欢迎，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6月16日，贵族们听说连打败仗，就坚称他们愿意效忠国王，并准备了新的议和条款；下议院议员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愤怒多于灰心。下议院促请上议院迅速通过关于国玺的议案，却被拒绝。7月初，下议院议员们以自己的权威命人刻了一颗大玺，一面刻上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徽，另一面刻的是下议院在威斯敏斯特开会，却没有任何代表贵族院的象征。在这种分歧下，贵族院本来极有可能会鼓吹埃塞克斯将军的议和主张。不料，就在6月20日前后，国王因为前几次胜仗而高兴到忘乎所以，就正式宣称，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那些人已经不再构成两个真正的议院。由于许多议员已经退出，又缺乏辩论的自由，议会已失去合法存在的根据，因此他不再称他们为议会。最后，他还严禁全体臣民服从那个叛逆的集团。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加罪之词，反而促使两院重新团结起来。7月5日，两院共同议决派代表去请求苏格兰人，派兵增援英格兰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有被天主教士永远奴役的危险。当埃塞克斯的信到达上院的时候，上院已决定不再送议和条件给国王，而要求他先收回关于不再承认上下两院合法地位的声明。

埃塞克斯并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看法。他劝告他们议和，原是出于一片忠诚，既然议会决定开战，他就遵守议会的旨意。几天之内，伦敦各派重新团结起来，人人都对埃塞克斯表示敬重，他很快就得到军火与援兵。沃勒虽然打过败仗，但议会仍然对他的勇敢表示感谢，仍将他看作一个极其有用的人。6月29日，下议院在霍瑟姆把赫尔城献给国王之前，将他逮捕并关进伦敦塔，听候惩办；7月3日，费尔法克斯勋爵接管了他的军队。7月22日，议会下令在东方各郡招募新兵，归曼彻斯特勋爵统率，克伦威尔担任副指挥官，任中将。由两名贵族和四名下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快速赶往苏格兰。教士大会中的大多数教士已离开伦敦，分别前往他们的教区，抚慰人民，号召他们重新努力。在伦敦市的一所教堂里，每天都有教士举行特别的礼拜仪式，求上帝护佑那些为保卫国家和法律而出征的战士。每天早上，鼓声一响，就有成群的市民前往街头堡垒做工事。议会和人民从来没有展现过这样充沛的活力，也从来没有这样团结一致。

但是危险仍在增加，国王到处得胜，人民虽然情绪高涨，却也有一些人不肯再受议会的牵连。住在沃克的格雷勋爵原本奉上院之命到苏格兰去联络，却借故推辞，贵族院就将他送到伦敦塔里关起来。拉特兰伯爵本来应该和他一同前往，现在也借口有病不走。下议院的委员们只好自己前往，因为北方大路不安全，费尔法克斯又无法分兵护送他们，就只能走水路，走了整整二十天（7月20日至8月9日）。当时，国王接受劝告，刊布了一篇较为温和的宣言，这样又有了议和的希望。8月4日，由于诺森伯兰伯爵的提议，上议院议决同国王讲和。这次的条件较为温和，其中要求：双方立即遣散军队；由于亲附国王而被排除的议员，重新请他们回到议会；民团及教会问题，留待将来谈判，一个问题归宗教会议解决，另一个问题则归议会审议。次日，他们把这些条件送到下议院，同时高傲地宣称，现在到结束国家灾难的时候了。主战派被人如此出其不意地袭击，就竭力抵抗，说这样的冒险或许会使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又要求至少等到苏格兰的回音再作决定，但全无效果。最终，九十四票对六十五票，议决对贵族的提议加以考虑。

此时，主战派受到剧烈震动。在这样的逆境中求和，得到的绝不是和约，而是大败，于是他们决心全力反对这个计划。8月6日晚，市长彭宁顿（他不在国王大赦之列）召集市参议员们来市政会开大会，翌日就递了一个威胁性的请愿书，要求下院取消上院的议案而代之以一个新议案。递呈人阿特金斯同时把新议案送上。有人写了一些小册子，在前一天四处分发，动员了不计其数的人们来做这个议案的后盾。贵族们费尽力气才从人堆中挤进去，向下院抱怨群众的粗暴无礼。下院已经开始讨论议和了，辩论许久之后，八十一票赞成讲和，七十九票反对，议院内沸腾起来了。聚集在院外的群众宣称，一定要得到使他们满意的答复才肯解散。反对讲和的人慷慨激昂地要求重新投票，坚持说原来的投票有错误。于是重新投票，仍是八十一票赞成讲和，但对方的数票人称他们共得到八十八票，议长立刻宣布了这个结果。主和的议员们惊惶万分，茫然不知所措，只有狼狈离院。

两天后，8月9日，一大早就有两三千名妇女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头戴象征和平的白色带子，递上一张语调悲哀的请愿书，表示赞成上院主张。约翰·希皮斯利爵士走出来告诉她们，下院也愿意讲和，希望她们先回家。妇女们还是不肯走，到了12点钟，人数增至五千之多。一群人走入下议院的大门喊道：“讲和！讲和！”警卫队是几个民团士兵，劝她们退出，反而使她们更加激动起来。卫兵只好强迫她们退到楼下，有人放了几声空枪吓唬她们，她们却说：“不过是火药！”就开始扔石头打民团，民团随即以实弹还击。这时候有一小队骑兵到来，手执大刀冲向群众。妇女们让开一条路使骑兵冲过，又一面打骂他们。最终，在几分钟可怕的拥挤以后，她们全都散了，只剩下七八个受伤的妇女在那里啼哭。此外还死了两人，其中有一个许多人都认得，她是一个歌手，自幼就在伦敦大街上唱古老的民歌。

用欺骗和暴力赢来的胜利使下议院议员们很不体面，尤其是正在以法律名义进行改革的时候。现在已经有一句流行话：凡是责难国王的事，议会自己没有一桩未曾犯过。上议院十分愤怒，人民已经流血，自身肝肠上的创伤已经超越其他任何感觉。波特兰、洛夫莱斯、康韦、克莱尔、贝德福德和霍兰勋爵，都离开伦敦到国王那里去了；诺森伯兰伯爵回到他在贝特渥斯的堡垒。这些都是知名人物，他们虽不构成议会的全部势力，但至少曾作过议会的后盾。几个市民领袖见自己受到孤立，十分吃惊，好像受到威胁一样。现在苏格兰那边仍没有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委员们是否平安登陆。他们每天都怕听到国王正向伦敦前进的消息，也怕听到国王已经包围格罗斯特的消息，那是议会手中唯一的西部大城，也是阻断西南和东北王室军队联系的重镇。危险使热情发生了变化，两派现在都在认真考虑各自的处境。无论哪一方的势力，都没有强大到能够打倒对方，也没有强大到无论战或和都稳居优势。于是暂时抛弃所有的不信任，暂停所有的个人野心，派出一个包含几位最热心主战的议员在内的委员会，去见埃塞克斯，告诉他议会正在设法招练新兵，同时以充分的军需供给他的军队。总之，他们把国家命运交到他的手中，并保证议会完全信任他。因此，埃塞克斯伯爵专心作战，满腔热情，似乎已别无他求。霍利斯一度打算举家隐居大陆，已经申办护照，现在又取消了，决定留在国内。无论在什么地方，曾被控为怯懦或叛逆的人，现在都带头筹备作战；他们过去激烈的反对者也热心支持他们。这些明智的行为，不久就收到效果。沃勒和曼彻斯特正在分别训练后备军；各种必需物资及时送到埃塞克斯的军中，此时只有他的军队可以作战，四队伦敦民团自告奋勇投到他的麾下。8月24日，埃塞克斯严格检阅军队以后，当着两院几乎全数议员的面，统领一万四千人浩浩荡荡地出发，准备日夜兼程地前进，以支援格罗斯特。国王已在两个星期前紧紧包围了那个地方。

查理在最近几次得胜之后，没有下定决心攻取伦敦，是他深以为憾的。他曾做过攻取伦敦的计划。在攻下布里斯托尔之后，他立刻派遣菲利普·沃里克爵士通知纽卡斯尔勋爵，要他从北向南进军，和国王的军队会师伦敦城下。但勋爵不愿意离开他的势力范围所控制的地区，更不愿在国王军队中屈居于那个其貌不扬、缺乏教养的外国人鲁珀特亲王之下。他以赫尔仍在敌人手中为由，拒绝离开约克郡。沃里克把这个答复带给国王，国王却不敢公然表示不悦。王后仍旧劝他向伦敦进军，但是查理不太欢喜冒险。许多优秀军官劝他围攻格罗斯特，国王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8月10日，他亲率军队占据了能够俯瞰格罗斯特的高地，不算居民的话，该镇只有一千五百人防守。

国王一到，立刻要格罗斯特投降，限两小时内回话。还没到两小时，就有两个代表从市内出来，一个是普特西军士长，一个是市民。他们来到军营，说道：“我们从格罗斯特市来，现回话与陛下。”于是有人带领他们见国王，他们捧着一封信读道：“我们是格罗斯特的居民、地方官及驻守军人，谨复陛下，我们将按照我们的誓词和忠诚，效忠陛下并为陛下的子孙守卫此城。因此我们感到全体都有义务服从议会两院所昭示的陛下命令。天神庇护，我们决心防守此城。”大臣们听到这几句简单的答复如此坚决，如此清楚，正准备表示讥笑和愤怒，查理却示意他们不许动手。国王和他的仇敌们一样严肃，说道：“你们若寄希望于救兵，那就大错特错了。沃勒已经完蛋了，埃塞克斯来不了的。”使者们一回到城里，居民就放火烧了四郊，如此，他们只需要守卫城墙以内的地方了。

战斗持续了二十五天（8月10日到9月5日），保王党全力攻城，城里的人以不知疲惫的勇猛进行防卫。守军只留一百五十人作为后备军，其余兵士日夜不息地站在城防前列。市民与军人同甘共苦，妇女协助丈夫，子女协助母亲战斗。守将马西开城击敌数次，只有三个人乘此机会逃走。保王党军队久攻不下，开始肆无忌惮地蹂躏四郊以示报复。军官们命士兵掳人勒索赎金，交了赎款才重获自由。营内的士兵日益不服从命令，营外的人民对保王党也愈加痛恨。国王原本希望围困这个城市，饿死守城的人，忽然听见埃塞克斯快到了，令他大感意外。鲁珀特亲王从大军中拨出一队骑兵，企图阻拦，却没有成效。埃塞克斯伯爵在大路上长驱直入，势不可当，敌人反而被他击退。查理想施缓兵之计，就打发一名使者前去议和。埃塞克斯答复道：“议会不曾命令我议和，议会只命我解格罗斯特之围，现在我要去解围，我愿将骸骨留于城下。”于是继续前进。第二天即9月5日，他正在普雷斯伯利高地上部署他的军队（离城五英里），看见国王的大营中一片大火，他就知道格罗斯特已经安全了。

他赶快进城，送去各种食物，极力赞扬守将、士兵和居民们的勇敢，赞扬他们救了议会，并给议会争取到了营救时间。随后，轮到人们热烈感谢埃塞克斯了。两天后，他就启程返回伦敦，因为眼前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只有他的军队才能保护议会。

在他回去的途中，一切都很顺利。有好几天他用计使敌人完全弄错他所走的路，西伦斯特以及储存在那里的许多军粮都落入他的手中；他的马队几次打退鲁珀特亲王所统率的骑兵，大获全胜。等到9月19日快到纽伯利的时候，他看见敌军已先到一步，占据了该镇和附近的高地，并拦住通往伦敦的大路。国王亲自站在队伍前列。这一带地方对议会不怀好感，当地人把所有东西都很小心地掩藏起来。无论战争输赢，他们都非打这一仗不可。

埃塞克斯没有迟疑，翌日破晓，他亲领前锋攻击主要的高地，赶走占据高地的军队。他轮流和各队交战，又依次攻打各重要据点，直到天黑，双方一直奋勇地相持不下。伦敦的民团表现得特别出色，鲁珀特亲王打散敌人的骑兵后，曾两次冲向民团，但他们仍站得密密麻麻，长矛如刺猬一般岿然不动。埃塞克斯、斯基庞、斯特普尔顿、梅里克等将领身先士卒，仆人们、工匠们和随营的闲人们也冲出阵来，如同最勇猛的军官一般勇敢。天黑后，两军仍保持着各自的阵地，事实上埃塞克斯是有所进展的，但保王党军队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本来期望明天再打，不料天亮后，他吃惊地发现敌军已经撤退。他就趁机飞速前进，除了鲁珀特的马队几次来攻毫无结果以外，再无拦阻。两天后，他的军队顺利到达里丁。

这场恶战使保王党灰心丧气，比起他们的对手来，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可是他们的坚韧却远不如对方。保王党这次损失巨大，在国王的记忆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二十多个著名军官阵亡，其中有几个不但官居显要，而且德才兼备。例如新婚不久的森德兰勋爵，阵亡的时候不过二十三岁。他才识兼优，无论是明智的领袖还是本党基督教徒都爱戴他。又如凯尔纳丰勋爵，是个优秀的军官，他以待人公平赢得军人的爱戴，他最重诚信，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算数。又如福尔克兰勋爵，他是保王党的光荣。虽被伦敦斥为公敌，却是一个爱国人士；虽是牛津的一个大臣，却被人民所敬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看到人民所受的痛苦，预见到更大的灾祸，他的希望破灭，内心深处长期处于不安。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两手托住头，一言不发，最后惨然地喃喃自语道：“和平！和平！”只有看到议和希望时，他才能稍微振作一下。战争的那天早上，他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高兴，他对朋友说：“我对这种时局感到厌倦了，我预料本国将来要受许多痛苦，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摆脱痛苦。”于是他自告奋勇投入拜伦勋爵的队伍，刚一开战就有一粒子弹打中他的肚子，他坠马而死，但是没人看到。翌日才寻到他的尸首。他成为这个崎岖动荡时代的道德牺牲品。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海德，因为失去这个好朋友而感到无比悲痛；大臣们却因为一向与他不和，对他的死无动于衷；查理表示了相当得体的惋惜，但是之后同大臣们议政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轻松多了。

9月24日，两院派来的代表团到达里丁，向埃塞克斯表示感谢，询问军中所需，还问他要求些什么。议会得救，而且自认为现在的形势已足以避免危险卷土重来。和平谈判也同样顺利。当埃塞克斯正在格罗斯特解围的时候，哈里·文终于抵达爱丁堡，同苏格兰人签订了很亲密的同盟和协约。这是一个庄严的政治性和宗教性条约，它的宗旨是联合两国力量来保护同一事业。当天苏格兰就分别召开了国会和宗教议会（8月17日），投票批准。次日，苏格兰委员们启程前往伦敦。两院在伦敦同教士会议协商之后，也批准了这个盟约（9月18日）。一星期后（9月25日），全体议员在威斯敏斯特的圣马格雷特教堂，免冠肃立，举手向天，宣誓恪守盟约。盟约承诺改革教会并拯救两万一千名苏格兰人。这个盟约受到伦敦市的热烈欢迎。长老会的忧虑消除了，希望也实现了。9月26日，埃塞克斯进入伦敦，议会和伦敦市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伯爵和他的朋友们决心尽量利用这次胜利。他走入贵族院，向他们辞职，求他们允许自己退隐到大陆（10月7日）。他说国家已无危险，因此他逗留在这里的责任已经解除。当他统兵的时候，已经饱受痛苦，而且他预料不久后这些痛苦将会重来。威廉·沃勒爵士仍然拥有一个不受他节制的独立官职，他自己担任着大元帅的名位，就必须独自负起全部责任，现在却有人拥有不服从大元帅命令的权利。他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地位的痛苦。贵族们听见他的宣言，大为诧异，决定即刻同下议院会商。下议院得知埃塞克斯的宣言后，就迅速赶来告诉上议院：沃勒已辞职，以后愿听大元帅的指挥，而不再听从议会指挥。他们要求派一个委员会，在议会散会以前就把这件事办妥。沃勒和他的朋友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了，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胜而不骄。如此，两党好像在开始竞争的时候就言归于好了。

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

——第一次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1643~1645）

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

现在，长老会会员高兴到极点：议会得救了，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已答应帮助他们。因此，今后的一切，无论继续改革，还是停止战争，都由他们说了算。

不久后，一股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议会内外。10月12日，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月20日，四个苏格兰大臣[　分别是是亨德森、瑟福德、吉利斯皮和贝利。

]奉命协助教士大会准备一个宏伟规划，以便统一两国的礼拜仪式。各郡所派的委员会抓紧调查在职教士的行为和宗旨，将近二千名牧师被驱逐[　主教派的文章说被驱逐者达八千人，反对主教派的人则说不足一千六百人。这里采用的估计数字是尼尔提供的情况。

]，他们被控告为再浸礼派、布朗派或独立派等。那些把他们送进监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在伦敦市里，凡是拒绝在盟约上签名的人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甚至连选举市政参议员的投票权都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的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全被禁止，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明显没有什么害处的，都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　用花或彩带装饰的柱子，少男少女会绕柱舞蹈游戏。

]全被拔掉，也不许再立新的，若是小孩们犯了这条禁令，就要重罚父母。大主教劳德已被监禁三年，无人过问，11月13日，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奉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各项罪状。

他们对战争也表现出同样的狂热。因为在最近几次战役中立下大功，就扬扬自得，不再谈和平了。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入伍的。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谈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励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精力充沛、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也不远了。从一开始，该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来办这两件事。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热诚，信条简单、坚决、连贯。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这个体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人们不能随意修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思想空洞无物。他们虽然出兵抵抗国王，内心却热爱独裁；虽然要节制君权，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他们对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够了。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队伍中从未涌现过一个领袖。它跟随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是自然的？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改革家拥有大权，可以运用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来维持这个权利。在这些优势面前，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不愿意和他们一争高低。大多数政治改革家虽接受长老会的支持，但对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政治改革家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长老会，私下却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样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会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真诚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没有开始。而且，政治改革也处于动荡不定的阶段，缺少保障，大有转化为一场革命的趋势。现在，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内部缺点，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计划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尝试各种不恰当的努力，它的立场与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和贵族制的教义与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缩手缩脚；有时叛逆，有时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利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

此时，这一派觉得自己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现在却不肯挺身采取行动。皮姆等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人，却一心想与新党妥协，因为他们认定新党将很快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他们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分配官职、征用物品等差事进行敛财。许多贵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国王，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乡下，不问国事，他们轮流和议会或宫廷谈判条件。9月22日，上议院还剩下十个贵族，到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但不再支持长老会，反而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干保护民权的人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了可能会危害他们的盟友。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无论它在教会或政府中的计划是否完成，这三年里的公共事务都是在他们的协助和同意下进行的。于是，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的压迫不亚于主教们，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想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们愈发感觉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出现。

长老会派和主教派都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力图争夺指挥大权。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信仰。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都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力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们说，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种良心自由原则（这是地位卑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犯罪或疯狂。主教派和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要求严禁这个原则。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却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称是否合法。

此时，有一项伟大的运动正在动摇全局，尽管从表面上难以察觉。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争论，全国人民需要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这些都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与人文、社会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去，能够大胆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和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已成定局，但还没有从法律上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忙着应付敌对势力，无暇顾及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规的问题。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会让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1643年6月11日，一条法令声明“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和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数目更多、种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教派布满全国，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　“基督的王国”一词出自《圣经·旧约》，意即“上帝的国必存到永远”。基督的王国派是狂热的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基督教派。

]等。在长老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

从此以后，所有问题全部面目一新，社会动乱改变了它的性质。那些势力强大、受人尊敬的传统，过去曾经指导政治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受到严峻挑战。对政治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古代英格兰的法律；对宗教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教会的组织方式。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约束，无论他们的事业有多么冒险，双方都没有对空泛的愿望和无限的要求让步。如果说他们在行动上有错误趋向的话，至少还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而他们的劲敌却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指导，又没有历史或法律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思想。他们赋予革命决定和管理一切事物的权利，且以革命作为他们的唯一指导。在革命的指导下，哲学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真理，狂热的教徒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信仰，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成功。于是调动制度、法律、习惯、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意志来控制革命。在这样大胆的事业里，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据对一个原则的信仰，或是出于一种宗教狂热，或是以需要的名义行事。长老会派在教会里严禁君主制与贵族制，那为什么在国家体制里还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呢？政治改革家们曾透露，如果国王或贵族坚决拒绝一个有利于人民的议决案，众议员们就应该运用自身的权威强行通过它。既然有这样的意向，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态紧迫时才请出民权，其实民权早应该作为合法权利，且作为政权本身的基础。教士们依靠什么权利才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财务自由的、独立的集团？若从他们手中收回全部司法权，甚至收回贬逐教徒的权力，只留下劝导、讲经、教训、祈祷的职能，那么所有一切滥用宗教权威，所有令宗教与政治格格不入的困难，当然都会立刻停止。况且，信仰的合法权利本来就不属于教士而属于教徒。选择和委派牧师的权利，应该属于信徒；牧师并无互相选派之权，更无权强迫信徒承认。不仅如此，一个基督信徒本来就是一个牧师，是他自己的牧师，是他家庭的牧师，是所有被他的语言所感动的人的牧师，这些人会因此而承认他受感于天，愿意和他一同祈祷。无论是布道还是斗争，唯有上帝才能选择并赐封他的圣徒，谁都不能与上帝相争。自由思想家听了这番话大声喝彩，对他们来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实行革命。

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牢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而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只记得尊严。无论是政客还是奉异教的信徒，无论是长老会派还是独立派，都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长老会派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建立在传统和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因此他们不善于用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斥对手的论据。只有独立派说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这个原则支持着他们的全部行动，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使诚实的人不致被虚伪欺骗。他们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没有矛盾，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也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他们将信仰自由作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又广泛而尚未确定，这就吸引了目的各异的人投入他们麾下。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教士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者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巨大权利和利润。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无论是共和派或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胸怀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只要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们能抱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

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战场上和威斯敏斯特大厅取得了胜利，却无法平息这些内部斗争，这在伦敦和牛津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国王身边的人劝他利用这些分歧，不断有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消息和建议。有人说应该把仗打下去，因为冲突的各派必定只顾私斗，不管公敌；也有人劝国王找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和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尝试和埃塞克斯等人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试探一下独立派领袖们的态度，因为有利于同他们谈和时取得较好的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密切联系起来，却不知道哈里·文其实是议会派来的卧底。事实上，那些背离议会的贵族，在牛津并不受欢迎。查理虽然同意接见他们，却一副冷冰冰的态度。霍兰伯爵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没有效果；他用尽手段想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战中，他曾自告奋勇，亲临前线，以他的血作为重新效忠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沉默的国王丝毫不为所动。这些来牛津躲避的贵族，看到宫廷执意不要他们效劳，一直在考虑怎样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向国王建议继续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围攻格罗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有公然结党营私的。大家因为这次致命的失败而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性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除了国王之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贵族们也口出怨言，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粗鄙行为。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荣誉，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为了维持王族体面，不惜牺牲掉他最有用的朋友们。只有海德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国王的错误，但他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人，并无职务以外的名望和权利，有时还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大臣们的阴谋。总的说来，牛津与伦敦同样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伦敦的不和正推动事态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使事态陷入瘫痪。如今，查理在内心深处厌倦了自己那班人马，如同当初他厌倦自己的人民一样。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于是派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驻扎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分派三分之一给苏格兰人，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各郡重新交还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纽卡斯尔，威尔士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无论国王的条件是否出于真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成为泡影。安特里姆伯爵不久前在爱尔兰被驻扎的苏格兰军队拘捕，从他身上搜出几项证据指向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他们准备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同时在北方招募高原人，分化敌人的兵力，以帮助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在围攻格罗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身边，而安特里姆刚从牛津来此。国王和他上次前往苏格兰一样，一边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一边进行最黑暗的阴谋反对他的人民。在苏格兰首都的议会和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订好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

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还暴露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国王与爱尔兰叛党经常通信，接受过他们的建议和贡献，甚至他正同叛党订立停战条款。可是，当查理和英格兰对话的时候，总是对爱尔兰痛加咒骂，以掩盖他和爱尔兰的秘密接触。叛乱所点燃的战火已经在这个不幸的地方接连发生，但还没有达到目的。爱尔兰共有一万多名士兵，军饷不高，又很少有机会休息，根本不够平乱，只够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内战还没开始之前，议会曾计划出大力气平乱，于是借了一笔款项，打算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征伐。不料内战爆发，议会自顾不暇，极少想到爱尔兰。即使想到，也不积极，只是在当地基督教徒闹得厉害的时候，说几句安抚的话，最重要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切祸害都是国王的责任。查理很少注意爱尔兰人民的利益，也很少为爱尔兰基督教徒作出牺牲。他责备议会不该动用安抚爱尔兰人民的款项，自己却截留下解往爱尔兰的粮食，又从都柏林的军火库里取走了枪炮子弹。爱尔兰的重要基督教徒是亲附主教制和王室的贵族，陆军的军官中有很多人是保王党，都是议会急于驱逐的。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有钱有勇，慷慨大方，为人民所爱戴，他两次击败叛党，却将胜利完全归功于国王。爱尔兰的议会党衰落得很快，亲附议会党的地方官全被保王党撤换了。议会曾派两个下议院议员前往爱尔兰当委员，想恢复失去的势力，可是奥蒙德不许他们入市政会，最终将他们逼回英国。从这时起，爱尔兰所有军政大权都集中到国王手中。1642年11月14日，爱尔兰叛党在基尔肯尼设立了一个握有统治大权的二十四人的议会，井井有条并审慎地管理乱党。他们不止一次对国王表示服从与亲密，劝他不要再与效力于他的忠诚人民为难。这个时候，查理还不能完全置英格兰舆论于不顾，所以不能公开同爱尔兰叛党联盟，但他认为可以向爱尔兰表示一些好意，于是把正在爱尔兰平叛的军队撤回英国，以攻打更恶劣更可怕的反叛。奥蒙德奉命同基尔肯尼的议会进行磋商，不谈别的，只说基督教的事业及其捍卫者在爱尔兰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也不假）。军队写了一篇悱恻动人的抗议，向都柏林的大堡陈诉，历数军人的疾苦，宣布他们不想再当兵。同时将这篇备忘录送交牛津与伦敦，要国王和议会都知道他们的痛苦。当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时候，谈判正在进行，也快要达成协议。9月底，也就是议会在威斯敏斯特郑重接受它与苏格兰订立的新条约的前几天，英格兰得知国王刚刚同爱尔兰叛党订立了停战一年的条约，调回前往平乱的英吉利军队，共有十个团的部队回来，五个团将在切斯特登岸，五个团将在布利斯托尔登岸。

各方面一片哗然，爱尔兰人成为英国人蔑视、仇恨和恐惧的对象。甚至在牛津城里，保王党也心怀不满，有几个军官离开纽卡斯尔勋爵的军队，向议会投降了。霍兰勋爵回到伦敦，他说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确大有势力，良心不容许他再在那里逗留下去。贝德福德勋爵、克莱尔勋爵、佩吉特勋爵和爱德华·迪林爵士，都以同样的借口来掩饰他们的三心二意和胆小怕事。议会十分欢迎这些回头的人们归来。国王的行为变成大家咒骂和挖苦的对象，他们回想他刚刚才郑重发布的誓言，又回想他提出答复时盛气凌人的腔调，那时已有人抱怨宫廷与叛党私通消息了。人民得知在调回的军队里杂有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居然还有许多女人身穿野蛮的奇装异服、手执长刀，就愤怒不止。国王不仅不为被屠杀的爱尔兰基督教徒报仇雪恨，反而收留那些万恶的凶手在军中。许多较为优秀的人士，本来没有群众那样感情用事的偏见，从此以后也深深恨上国王，有的是因为国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为他重用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徒。

查理很快得知这种情形，并察觉是议会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认为无论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词而以他的行动来判断他的动机，简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发人去请海德来，他说，他曾在宣言中提到过议员们是议会的一部分，这未免给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国王认为，同意他们继续存在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国王无权取消自己实行解散议会的权利。无论如何，他们已经通过反叛放弃了所有权利，因此他想命人写一篇通告，宣告他们实际上已被解散，从而明文禁止他们集会，并严禁任何人承认他们是议会。海德听完国王这番话，十分惊诧，又很着急，只能答道：“我知道陛下已经周详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却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它需要很认真地考虑。我个人无法想象，因为陛下禁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他们就不再前往那里。陛下的严令反而会让许多已经脱离他们的人重新回去。也许议论中的法案会判无效，至少我希望它无效，但是这要等议会去宣布它才行，不然的话，无论什么法官，都绝不会宣布法案无效。有人指责说陛下想解散这个议会，想取消这个议会所通过的全部法令，其中包括许多对人民很宝贵的法令。既然陛下常常否认有这样的意图，就应该知道发布这样一个宣言会使多少忠诚善良的人民忧心。因此，我恳求陛下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再郑重思考。”

内阁大臣们几乎都表示同意海德的意见，查理虽然骄傲，但和这些大臣在一起时，就变得摇摆、胆怯起来。一旦有人表示反对，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在他和自己的枢密顾问官们开会的时候，当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或不知道怎样结束令他不愉快的讨论时，他多半就会让步。他犹豫几天之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此时有必要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仅仅为了使保王党们保持警惕，不让议会在和平间歇期得到便宜，赢得早已不耐烦的人民的注意。有人提议说，既然议会的名义具有号召人民的影响，那么何不召集那些曾经退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来牛津开会，用这个由国王出席的合法而正式的议会来反对他们那个叛逆又破裂的议会？查理不欢喜这个建议，因为一旦有议会出现，他就得听议会的建议，受它的势力左右，他认为这样有损于君王的尊荣。王后反对得更坚决，她认为一个英吉利的议会，无论怎样热心帮助国王，都不可能支持天主教徒和她所宠幸的人。但是，一旦大家知道有这个提议，就难以拒绝它了。保王党对它极其欢迎，甚至内阁也指出它的种种优点：新议会将议决以款项支持国王；当大家看到有这么多议员同威斯敏斯特议会脱离关系时，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将丧失名誉。所以，查理虽然心存不满，也只好同意了。当时大家的看法是，若打算解散一个桀骜不驯的议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第二个议会。

这个措施最初在伦敦引起一番焦虑。他们听说保王党企图同市民们直接进行和平谈判，不要议会干预；又听说和约的基础已经商量好了，其中一条就是承认在伦敦办成的借款。议会常常不能按时付息，而国王则保证到期清偿。又有人揭露温和派与独立派想阻止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而且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摆脱长老会派的束缚。12月8日，皮姆病逝了，下议院议员们哀悼他们丧失了一个最老的，也许是最有用的领袖。他的才华虽不及汉普登，但是在私下的评论及公开的辩论中，对议会党功劳很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汉普登。他为人坚决、耐烦、能干，善于攻击对方，善于布置辩论或对策，善于鼓动人民的情绪，又善于取得摇摆不定的重要贵族们的支持。他几乎是各个委员会中最勤奋的成员，本党的决议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凡是别人想要规避的任务，他都慨然担任。总之，他不辞辛劳，不求名利，他把雄心壮志完全倾注在自己的事业上。他在得病之前不久，刊行过一本为自己辩护的书。它是专门针对主张秩序与和平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就好像他对过往有所遗憾，又怕将来有人会责怪他似的。他死了，与汉普登之死相同，一方面可以免受做出违心行动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免受违反过去一贯生活的痛苦。现在那些正在变改良为革命的人物，如克伦威尔、哈里·文、哈斯利格等人，不仅没有心怀恶意地指出这位维新老将晚年时略带迟疑的表现，还带头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皮姆的遗体停放了几天，以便成群结队的人们前来瞻仰，也为反驳保王党传播的他死于不体面的病症的谣言。有一个委员会奉命调查他的身后遗产情况，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建纪念碑。全体议员为他送殡，几天以后，全体议员代他偿还了一万镑的债务，据说是他因国事积欠下来的。

当下议院议员们通过上文所说的几个提案时，市政公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上议院，感谢议会出力，感谢勋爵将军的勇敢，在议会面前重新宣誓，表示愿为议会的神圣主张赴汤蹈火，并请全体议员赴会，以示团结（1644年1月13日）。

议会又恢复了信心。在牛津议会预定开会的那一天（1月22日），威斯敏斯特的议会点了名，上议院只有二十二个贵族到会，下议院却有二百八十人出席。缺席的人中，有一百人是奉议会之命出去办理公务。两院议决，不容许对他们的权利加以怀疑，他们将以轻藐的态度拒绝和对手们通信。2月1日，埃塞克斯转交给上议院一件不曾拆封的文件，是保王党军队的统帅福思伯爵送给他的。于是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信的内容，委员会报告说这件公文并没有向议会说什么话，贵族院的将军只好将它送回原寄处。

原来这封信是聚集在牛津的四十五个贵族代表和一百一十八个下议院议员专门写给埃塞克斯本人的。信件告诉他，他们已经就任，并且愿意讲和，国王也有意赞成，希望他运用他的影响“促使信任他的议员们也趋向于议和”。这种说法针对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查理已坚决不再承认他们是合法议会了。

2月18日，又有一封信送给埃塞克斯。这是福思伯爵请发通行护照给两个人，国王想派遣这两人来伦敦谈和。埃塞克斯答复道：“伯爵，若你写信来要求一张通行护照给两个前来伦敦议会的人，我将很高兴能够促成国王与他忠诚的、唯一的议会之间的真正谅解。”

查理发现他的对手丝毫不肯通融，反而庆幸起来，认为这样他身边的人就会寄希望于奋力一战。牛津的议会充分了解自己的弱点，对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抱有怀疑态度，所以他们不敢再自称为议会，而且私下懊恼国王不准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为议和的道路设置了障碍。这个议会力劝国王，请他无论如何退让一点，以缓和与伦敦议会的关系。3月30日，查理答应写信给两院，提议谈判。他信上的称谓是“在威斯敏斯特集会的贵族们和下议院议员们”，但在信里，查理说到“在牛津聚集的议会的贵族们及下议院议员们”，是与他们平等的一方。埃塞克斯派往伦敦的号手不久就带着议会的回信来了，其中说道：“当我们考虑陛下信内所用字眼的时候，我们对于获得和平，感到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悲观失望，因为你的词句将现在聚集在牛津的人（他们违反职责，背弃陛下的议会）置于和议会同等的地位。这个现存的议会，原是按照众所周知的基本法律召集的，是按照陛下所批准的一条法令而得以继续存在的，现在陛下反而不许以议会的名义称呼我们。但我们不能不恪尽职守，因此我们决定以我们的生命财产，保卫并坚持这个议会的正当权利和全部权利。”

牛津的议会完全失去了重修旧好的希望，从那以后就认为自己这个团体已没有什么目的。不过他们继续开会，刊布了几篇长而无聊的宣言，投票议决几种捐税与借款，对威斯敏斯特议会说了许多责难的话，通过了几条重重叠叠的议案，声明效忠国王。但是贯穿这些决议的是它的忸怩作态与无所作为，以及它对于自身弱点的惶惑不安。国王本来就害怕这些智囊的监督，不久以后又发现他们不但讨厌而且一无是处。4月16日，在郑重宣布他将继续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约束自己的行动以后，查理宣布议会暂时休会，议员们只好解散。议会的大门还没有关闭，查理就满怀庆幸地对王后说，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杂种议会，说它不过是做出胆怯的、煽动性的决议的巢穴[　他在致王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信上的日期是1645年3月13日。

]。

战火重燃

冬天的时候，双方的主力军队还没有什么行动，国内其他地区已经打过几仗。从爱尔兰撤回来的军队在西北地区打了六个星期胜仗之后，却被费尔法克斯在柴郡的南特威治城打得几乎溃不成军（1月25日）。在北方，1月19日，利文伯爵所统领的苏格兰军开始向英格兰进军，纽卡斯尔勋爵上前迎战；4月11日，费尔法克斯趁机在塞尔比打败了许多保王党。为避免约克要塞被敌军攻破，纽卡斯尔只能在这里闭城坚守。东方则有曼彻斯特勋爵和克伦威尔训练的一支一万四千人的新军，已随时准备开赴战场。南方战场上，威廉·沃勒爵士在汉普郡的阿尔雷斯福尔德出其不意地战胜了拉尔夫·霍普顿爵士（3月29日）。鲁珀特亲王在诺丁汉郡和兰开夏打过几次胜仗，却弥补不了这些失败。保王军越来越没有纪律，诚实的士兵日益感到忧愁和憎恶，其余的人则肆意蹂躏。国王越来越节制不了他的军官，军官也越来越管束不了他们的士兵。伦敦却与此相反，所有措施都很正常，甚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执行得好。有人说议会办事不迅速，计划难以保密，国王很快能得到议会的消息。于是，2月16日，成立两王国委员会，其中有七个贵族、十四个下议院议员、四个苏格兰委员，管理战时两王国间的关系以及外交事宜，几乎握有绝对的权利。3月26日，议会通过一条法令，把自愿捐款改为强迫捐款，凡是伦敦及四郊居民都要缴纳。一向未曾征收过的国内消费税也开始征收了，它们是各种酒税、烟税和一些其他货物的税。刚开战的时候，议会共有五支军队，其中苏格兰军、埃塞克斯所率军队和费尔法克斯所率军队，都由公款供给；此外，曼彻斯特和沃勒所统率的军队，则是本地捐税供给。这些军队共有五万多人，全归两王国的委员会指挥调度。

尽管牛津一片高傲气派，不久却表现出不安的景象。宫廷得不到伦敦的确切消息，看见议会办事那样神秘就很惊慌；牛津只知道伦敦正在积极筹备战事，大权都集中在几个最有胆量的领袖手中。突然有一个消息传播开来，埃塞克斯与沃勒带兵前来围攻牛津。王后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立刻声称她要离开。查理和几个顾问官希望她能改变决定，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没有成功。她坚持要向西方躲避，住在一个离战场很远的地方，这样一遇到危险她就可以坐船回法国。她又是哀求，又是痛哭，大家最后只好依从她，选择埃克塞特做她的躲藏地点。4月底，她离开了丈夫，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了相见的机会。

王后的恐慌不是没有道理的，埃塞克斯与沃勒果真领兵来封锁牛津了。费尔法克斯、曼彻斯特和苏格兰人也在约克城下会师，共同包围该城。于是，保王党的两个重镇和两支保王党大军——国王和纽卡斯尔勋爵，同时受到议会军队的攻打，两王国的委员会最近所采纳的就是这个简单而大胆的计策。

5月底，牛津几乎被整个包围了。国王的军队原驻在附近好几处地方，现在都被驱逐了，有的退入镇内，其余则退入市镇北城墙外一个有堡垒的地方。国王的援兵无法及时赶到。鲁珀特亲王正深入兰开夏内地，莫里斯亲王正在包围多塞特郡的莱姆港口，霍普顿勋爵正设法从敌军手中夺取布里斯托尔。八千名伦敦民团的生力军赶来，援助埃塞克斯完成封锁行动。此时国王的处境危险万分，有一个最忠诚的枢密顾问官劝他向伯爵投降，查理大怒道：“也许我有一天会落到埃塞克斯伯爵手中，但那是我死之后的事。”当时伦敦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国王决定出其不意地回来，说不定会请埃塞克斯保护他。下议院议员们很惊慌，与国王的愤怒程度相同。他们立刻写信给埃塞克斯说道：“伯爵，我们得到报告说国王会来伦敦，我们奉本院命令请你竭力找出这种谣言的根据。无论什么时候，你若得知国王的真实意图，请务必告诉两院，若无议会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埃塞克斯从这番话的字里行间看出对自己不信任的意思，于是答道：“议长，我完全不知道国王回到伦敦的消息是怎么来的。我将尽力追查这个消息来源，但好像伦敦才是最可能知情的地方，我们军中并无这样的消息。若我知道国王有意回到议会或军队中，我必定如实相告。不过，若真有什么根据，我相信我也将是最后一个听见消息的人。”

议会和军队随后得到一个更令人意外的消息，他们听说国王已经逃走了。6月3日晚上9点钟，他撇下次子和随从，带着威尔士亲王离开牛津，穿过敌方两个军营之间的地带，和等候在市镇北边的一支部队会合，迅速逃离。

大家非常惊愕，显然需要立刻作出决策。现在再围攻牛津就没有意义了。国王一但获得自由，马上就会变成很可怕的人物，最要紧的是必须阻止他和鲁珀特亲王联合在一起。

埃塞克斯召开了一个大型作战会议，提议没有大炮辎重拖累的沃勒应该追赶查理，他自己则率军西行，以解莱姆之围，使这片土地处于议会的权利之下。沃勒反对这个计划，但作战会议表示同意元帅，埃塞克斯很高傲地要求他服从。沃勒虽然服从了命令出发，却先向委员会表示了不满，说伯爵太藐视委员会的指令了。

委员会在盛怒之下，立刻报告议会。议员们经过辩论后，给埃塞克斯下达命令，让他掉头去追赶国王，而沃勒率军西行。

伯爵参加作战，心情本来就不愉快。尽管他的仇敌们在短期内曾被自己的危险处境和他的英勇胜利弄得十分胆怯，但是一到冬天，他们又重新开始怀疑他、攻击他，给他制造麻烦。当他快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份群众请愿书要求改组他的军队，下院收受请愿书时，并未表示什么不快。沃勒的军队经常得到更好的供应，军饷也不会延期。曼彻斯特勋爵正在成立一支新军，准备在必要时代替他统率军队。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气愤，责怪那班不懂军事的人，居然敢在威斯敏斯特大厅指挥军事，向将军们发号施令。于是他回答委员会道：“你们的命令，既违犯军纪，又没有道理。我若现在回去，只会鼓励各处的敌军。受到你们怀疑但是无辜的埃塞克斯呈复。”接着他又继续前进了。

大为惊奇的委员会停止争执，而且压下他们的怒气。埃塞克斯的仇敌觉得现在还不能把他搞下台，他们只好敷衍他，不过在给他的答复里说了几句责备的话，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语气。最终，他奉命前进，而之前的命令却是要他放弃前进。

查理得知议会的两个将军已分开，他只需对付其中之一，便暂停前进，写信嘱咐鲁珀特亲王立刻驰援约克，自己却勇敢地顺着逃出来的路往回走，再度回到牛津。那是国王离开牛津十七天后的事。现在国王自己统率军队，采取攻势。当时沃勒正在伍斯特郡寻找国王，他听到国王这样的举动，就兼程回头，因为留下来把守通往伦敦大路的只有他的军队了。6月29日，两军于白金汉的克罗卜雷迪桥交战，沃勒虽然抵抗得很出色，但最终还是打了败仗，其失败规模之大甚至超出胜利一方的估计。

查理交上好运，居然表现出他从未表现过的勇敢和技巧。他决定向西方前进，倾尽全部军力进击埃塞克斯。最近敌方两支军队围困他许久，使他差点成为釜中之鱼，现在他想彻底摧毁这两支敌军。此外，埃塞克斯也兵临王后居住的埃克塞特城下。此时王后分娩不过数日，还不知道丈夫大胜，又陷入恐慌的境地。查理在出发时，从伊弗夏姆给两院发去一封信（日期是1644年6月4日），他虽不以议会之名称呼他们，但要求和平之意溢于言表。

但是，查理刚刚离开牛津，在他的求和信到达伦敦以前，议会的恐惧之心已经消散。他们并不认为沃勒的败仗有什么重要意义。议会刚刚得到消息，将军们在约克附近打了一个极漂亮的胜仗，约克献城在即。简言之，北方的保王党军已濒临完败了。

事实上，7月2日晚上7点到10点，双方在马斯顿荒原地区进行了一场至今为止最重要的战役。三天前，鲁珀特亲王统领两万人向约克进发，挫败了议会将军们阻拦他的计划，顺利进入约克城。纽卡斯尔说敌人军中不和，等三千援军到来，己方会有更大胜算。鲁珀特不肯听他的话，很无礼地回答，他接到国王的命令，于是派军队追赶正在败退的敌军。他们不久就赶上敌军的后队，双方都停下来，准备战斗。两军只相隔几道壕沟，距离都在步枪射程之内，却寂然不动达两小时之久，互相等待对方先动手。鲁珀特让纽卡斯尔勋爵先回去休息，可勋爵刚走上马车，就听到一排枪声。他立刻回到战场，没有统率什么军队，只领着几个绅士（他们和勋爵一样都很生亲王的气）和志愿的战士。几分钟后，这片洼地就变成一团混乱。两军相遇，冲入彼此阵中，纷纷扰扰，乱成一团。议会党人与保王党人，骑兵与步兵，军官与士兵，或独自一人，或几人成群，在战场上乱走，寻找自己的队伍，遇见敌人就厮杀起来，完全没有计划和结果。最先溃败的是议会军队的右翼，随后是苏格兰骑兵被保王党一阵猛攻，也被击散了，费尔法克斯竭力聚拢他们，也是枉然。他们四处传播自己被打败的消息，很快有人从纽瓦克送信到牛津，大家以为打了胜仗，便点燃篝火，庆贺传闻的胜利。但是，保王党军队追敌回来时，很诧异地发现，他们刚才所占据的地方又被敌人占领了。原来，在苏格兰马队逃走的同时，鲁珀特所统率的右翼被克伦威尔和他坚韧不拔的马队击败，曼彻斯特的步兵也完成对敌军的挫败。克伦威尔看到打败亲王的马队，也不敢懈怠，立即重聚他的士卒回到战场，确保已取得胜利之后，才想到庆祝。到10点钟时，战场上没有留下一个保王党，只有三千名战死者和一千六百个俘虏。

鲁珀特和纽卡斯尔半夜再入约克，彼此并未相见。亲王送信给伯爵说道：“我已决定今天一早就带着我的马队和剩下的步兵离开。”纽卡斯尔答道：“我到海边去，从那里登船前往大陆。”两人都说到做到，纽卡斯尔果然在斯卡巴勒登船，鲁珀特前往切斯特带着他的残军走了。7月16日，约克投降了。

独立派十分高兴，充满希望，这是议会军第一次击败保王党的马队。这次光荣的大捷应归功于他们的将军和战士——克伦威尔所统率的圣骑士军，他们在战场上获得了“铁骑军”的外号。他们夺得鲁珀特亲王的大旗，陈列在威斯敏斯特，以显示胜利。虽然埃塞克斯也曾打过两次胜仗，但好像是出于勉强，只是为了拯救议会而不得不战，并没有其他效果；而克伦威尔的圣骑士军则处处求战，敢于胜利。还要再说和平是必要的吗？胜利与自由是唯一的需要，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争取胜利与自由，以便充分实现那种为人民造福的改革。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话，到处都有独立派、自由思想派或狂热信仰者、市民、讲经师、军人大声疾呼，表达他们的激情与愿望；到处都能听到克伦威尔的名字，他的话比所有人都激烈得多，同时以善于创造最深远的谋划著称。有一天，克伦威尔对曼彻斯特勋爵说道：“勋爵，你已完全成为我们自己人了吧，不要再谈议和的事了，不要再同贵族们保持良好关系了，也不要再怕被议会拒绝了。只要你和诚实的老百姓站在一起，不久你就会统领一支军队，将法律带给国王和议会。”

克伦威尔虽然心存胆大无比的希望，却也没想到他们这一派已胜利在望，一场大灾祸很快就要降临到他最怕的对头身上。

埃塞克斯被轻易得来的胜仗所鼓舞，丝毫没有觉察到后面越积越大的危险，只管往西挺进，越进越深。他在三个星期内解了莱姆之围，攻下韦茅斯、巴恩斯塔普尔、蒂弗汤、汤顿，几乎用不着一战就打散了试图拦阻他的保王党军队。当他快到埃克塞特时，王后打发人去要通行护照，以便前往巴思或布里斯托尔，进行产后调养。他答道：“王后若是愿意的话，我可以亲自送您到伦敦，无论什么好医师或调养品那里都有。至于您想去的那一两个地方，我没有得到议会命令，就不能从命。”王后害怕起来，便于7月14日在法尔默思登舟跑回法国。埃塞克斯继续前进，忽然得到消息，说国王打败了沃勒，正迅速向他进军。于是立刻召开作战会议，商讨究竟是继续前进，在康沃尔筑沟据守，还是回师寻找国王，与他开战。埃塞克斯主张同国王一战，但有几个军官如哈里·文爵士的朋友罗伯茨勋爵，在康沃尔有很多田产，原想借这次出兵收租。所以他们反对回师，说康沃尔的人民久受保王党压制，大军一到，必定群起响应，埃塞克斯就能得到从国王手中夺回这一郡的光荣。埃塞克斯果然听信了他们的话，先派人回伦敦请援，自己走入康沃尔的山隘。可是人民并没有起来响应他，军粮即将告竭，国王已经逼近他。他再度写信给伦敦，说他的处境极其危险，必须派人出兵攻打国王后方，分散国王兵力，才可使他的军队脱险。两王国委员会对这件不幸之事煞有介事地讨论了一番，仿佛是满腔热血要救他，号召人民为他祈祷，又命沃勒、米德尔顿和曼彻斯特去救他。可是，沃勒写信要钱要兵，信誓旦旦表示要与敌人进行战斗，却没有前进；米德尔顿也说出同样的话，并挥师前进，但遇到第一个障碍就停步不前了；曼彻斯特根本不曾分兵赴援。独立派的领袖如哈里·文、圣约翰、艾尔顿、克伦威尔等人因为自己在马斯顿泽地获得大胜，就信心十足，正高兴地看着对手失败。

他们都没有想到，此时处于极端困难中的埃塞克斯也许已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手中。8月6日，国王派伯爵的侄子比彻姆勋爵送了一封信到他的大本营，讲了许多敬重的话，敦劝他给国家带来和平。他军中的几个上校好像对此信表示赞成，埃塞克斯却说“我不给答复”，“我只有一个劝告，我劝国王回到他的议会去”。查理不再强求他。他虽然在马斯顿打了败仗，却并不想让这样一个人居间调停，但是他身边有很多人愿意讲和。此时的保王党已颇具独立精神，当他们聚会时，军官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与国王的行为，他们相信埃塞克斯之所以拒绝议和，是因为他觉得国王的诺言缺乏保证。于是他们决定做出他们的保证，请他与他们会面。带头支持这个计划的人是威尔莫特勋爵与珀西勋爵，两人均深受军官们爱戴。查理看到以他们的名义所传阅的那封信，大发脾气，但因为身边的人都支持，他也不敢禁止，便决定赞成此事。于是，这封信变作正式文件，由莫理斯王子、统帅布伦特福伯爵和那两个发起人签字。8月9日，一个号手送书到敌营。埃塞克斯回复：“诸位勋爵，来函开端便表明你们前来致函是奉什么权威之命，可我是议会所派，议会不曾授权我议和，我若同你们议和，就是违令。埃塞克斯复。”这样干脆利落的拒绝议和令保王党颇为难堪，于是放弃所有议和的念头，下令解除威尔莫特和珀西的兵权，双方又继续敌对下去。

埃塞克斯不久就发现他自己已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他每天打仗，士兵已经厌战，队伍中酝酿着许多阴谋。国王的兵马越围越近，在四面八方筑起台垒，伯爵的马队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取得粮草了。总之，8月底时，他被团团围困，保王党已能在附近高地上俯瞰他军中的全部行动。他处于这样困难的地位，只好命威廉·鲍尔弗爵士所统领的骑兵尽一切可能突围而出，自己则统领步兵向福韦海口走去。骑兵利用夜深多雾，居然从两个保王党军队中穿过；步兵在狭窄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进，国王率领的全部军队在后面追赶，为保证速度，只好边走边扔下大炮行李，最后完全失去安全的希望了。此时众人都表示愿意投降。埃塞克斯心灰意冷，又急于避免那样的奇耻大辱，于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带着两个军官突然离营，登舟向普利茅斯行驶，将他的军队交给斯基庞统领。

军中得知他离开的消息，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斯基庞说：“诸位，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将军扔下我们走了，我们的骑兵也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们去抵御敌军。我们的勇敢并不亚于骑兵，同一个上帝会帮助我们，因此我现在向你们提议，试试我们的运气，努力从敌军中突围。我认为与其含羞忍辱而生，不如抱着廉耻与忠信而死。”可惜斯基庞未能把自己的英勇传给军事会议。有许多军官是长老会派，如同埃塞克斯那样温和，那样忧愁。国王劝他们投降，只要他们交出枪炮、弹药和武器，全数军官战士可保留他们的自由，还可以平安到达最近的议会军所在地。9月1日，议会军如约投降，由国王的骑兵保护，没有将军，没有武器，走过不久前他们才以征服者姿态所走过的地方。

这期间，埃塞克斯在普利茅斯登岸，把他的败绩报告给议会，他写道：“本党遭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这一次，我一心想回来接受审判，这样的大败决不可加以隐瞒。”一星期后，他接到伦敦的回文：“伯爵，两王国委员会把你从普利茅斯的来信告诉两院，今奉两院命令让你得知，他们完全了解这次偶然事件的不幸，也认识到天意如此，所以他们还是一样地敬爱你，信任你。议会决定尽力补救这次损失，重聚军队，仍交给你统领。上帝赐福，希望你恢复到比之前更好的状态。曼彻斯特勋爵已奉命率领全部骑兵步兵，迅速向多尔切斯特进发；威廉·沃特爵士也奉命率全军赶往多尔切斯特。两院已派人押解六千步兵军械、五百支手枪、六千套军衣前往普利茅斯交与伯爵阁下，以鼓励你的军队，使他们有军械使用。两院深信你在那些地方，重新召齐军队，加以部署，将对议会有利。”

埃塞克斯接到公文，诧异之极。他原本预料会受弹劾，至少也要受严厉斥责。但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的忠诚，又由于必须给敌人点颜色看看，因此那些一向犹豫不决的人开始团结一致，而他的对手们也决定不再攻击他了。他们深知，他不久就会辞职归田，以免他的尊严受到这样的激烈震撼。所以，他们依然体面地对待他，自己也能得到体面。他们避免追查埃塞克斯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如果那样做，对他们自己也不利。还有，主和的人现在不能不重新努力主战；独立派的领袖们既诚挚又有手段，仍然一言不发。看来议会全体人员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次大败。

最初，议会的活动及坚决态度使国王的步调迟缓下来，他给两院送去一封和平的信件。但是到了9月底，国王听说那个早已声言要在苏格兰境内捣乱的蒙特罗斯终于成功了，并一连打了几个胜仗。蒙特罗斯在马斯顿泽地战役之后，扮成一个仆人，步行通过苏格兰边界，前往斯特拉森，并在高地的入口处等候安特里姆送给他的爱尔兰援军登陆。7月8日，他听说爱尔兰队伍已经登陆，正往内地前进，沿途掳掠蹂躏，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那个给予他们承诺的将军。蒙特罗斯带了一个随从，在阿索尔的边界上找到他们，立刻领他们去打仗，只要他们奋勇打仗，就随便他们。两个星期内，他们打了两次胜仗，占据了珀思、阿伯丁。北方部族纷纷举兵响应，威声远震，转瞬到达爱丁堡城下。

查理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以为挽救了马斯顿泽地之败，议会不久将在北方发现一支劲敌，而他自己只管在南方乘胜进军就好了。他决定领兵前往伦敦。为了师出有名，便在出发的时候，到处传播一篇宣言，号召南部及东部人民响应他，在路上加入他的军队，和他一起前进（1644年9月30日）。

但是议会已经采取措施：曼彻斯特、沃勒、埃塞克斯的联合军队已经从西面控制了伦敦。议会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点集中过这么多军队。詹姆士·哈林顿爵士听说国王快要到来，就率领五个团的伦敦民团加入军队；议会同时抽收新税；下议院又命人把国王存贮于伦敦塔的金银器皿熔化变卖，以供军需。当两军列阵相对时，店铺都关了门，人民跑入教堂，恭敬禁食，求主保佑即将到来的战争。

城里与营中一样，天天都等着战事到来，只有埃塞克斯一人疾病缠身，心灰意懒。他虽奉命统领全军，但仍留在伦敦城内毫无行动。议会听说他尚未出城，就派来一个联合代表团，重新声明两院热情信任他。埃塞克斯多谢代表团，却仍不到军中。10月27日，两军在纽伯里开仗，他不在军中。一年前，当他从格罗斯特回来的时候，曾在同一个地方打过一场很光荣的胜仗。埃塞克斯既不在军中，就由曼彻斯特勋爵指挥军队。这一仗打得很久，双方都很拼命，埃塞克斯部下的士卒尤其奋勇建功。他们看到不久前在康沃尔失去的大炮，就很勇猛地冲向保王军，夺回大炮送到自己阵中，欣喜若狂地搂抱这几尊大炮。可是曼彻斯特的部分军队受到严重挫折，有一段时间，两方都称自己得胜。第二天早上，国王放弃攻打伦敦的计划，开始退走，回牛津过冬去了。

休战期双方的努力

议会很少谈起这次胜仗，也没有举行公开的庆祝典礼。1644年11月30日，在胜利的消息抵达伦敦的第二天，两院还是照常进行每月的禁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人民觉得诧异，于是开始有人散播不好的谣言。人们传说若不是将军们意见不一致，国王就不会逃走，因为那时一片月光，国王却当着全军的面跑了。后来又有消息说，国王在纽伯里附近出现，却无人拦阻他；他从唐宁顿堡搬出枪炮来，还要再战，议会军仍然没有任何举动。到处一片喧闹，下议院下令调查。克伦威尔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发表意见，他说道：“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曼彻斯特伯爵，自从马斯顿之战以来，他就害怕具有决定性的大胜。最近国王在纽伯里出现，我们原本可以轻易全歼他的军队，将军却不许我们出战。他只说：若我们打倒国王的军队，国王仍然是国王，永远有另一支军队来延长战事；而如果我们打了败仗，我们不过是叛逆之辈，法律会杀了我们，把我们的财产充公。”最后这两句话最能触动议会，议员们不能忍受有人质疑他们对抗国王的合法性。曼彻斯特第二天在上议院答复克伦威尔的攻击，反过来指责克伦威尔不听命令、说谎，甚至背信。他说打仗那一天，克伦威尔与他的军队并不在指定地点。克伦威尔没有答复这一点，只是更激烈地攻击曼彻斯特。

长老会派大为震动，克伦威尔早已使他们感到恐惧了。最初，克伦威尔很听话，巴结曼彻斯特，遇到机会就褒扬曼彻斯特，而贬低埃塞克斯。后来他逐渐在伯爵的军队中握有权力，甚至超过伯爵自己的权力。他把这个军队变成独立派的避难所，以及各种不奉国教派、盟约派和国王仇敌的避难所。不久后，克伦威尔看到本党实力有明显的进步，就更加大胆起来，居然公开宣布他是信教自由的保护人。他促使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怎样可以使不奉国教的人满意，至少也要使他们安心做事，不受干扰。现在，他攻击曼彻斯特本人，侮辱苏格兰人，主张驱逐他们出境。长老会派的领导人，温和派的领导人，苏格兰的委员们，还有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格林等人，听到他这番话，又惊又怒，就在埃塞克斯家里开会，想设法打倒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商讨了很久，决定请教怀特洛克和梅纳德律师，两人都很有名望，又受到两院敬重。快到半夜时，以大将军的名义请他们来，两人应召而来。苏格兰首相劳登勋爵略作寒暄之后，说道：“你们两位也知道克伦威尔少将不是我们的朋友，自从我们的军队进入英格兰以来，他用了许多见不得人的狡猾手段，夺去我们王国的体面与功绩。你们两位都十分了解，我们两个王国曾经很庄严地订立过盟约，倘若有人从中煽动两国，应该怎样对付他呢？以苏格兰法律而言，凡是在国内煽动纷争及不和、危害国家的，就被称为公敌。如果这位少将真是一个煽惑人心的人，你们也十分了解应该怎样对付他吧。”

两个律师听完面面相觑，沉默一阵之后，怀特洛克站起来说道：“今天，我在几位大人的允许下，发表一些拙见。‘煽惑者’这个字眼在英格兰法律上与苏格兰法律上的意义相同，但克伦威尔少将是否就是这样一个煽惑者，却要看他所说的话以及所做的事情是否令两国发生矛盾与不和。我们的统帅和苏格兰的委员们都是有荣誉、有权威的人物，我料想诸位必定已觉得证据确凿，才会控告他犯罪，不然是不肯出面的。我认为克伦威尔少将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近来在两院中都有不小的势力，况且他能够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有什么清楚明白的证据能使下议院相信，克伦威尔是一个从事煽惑的人。所以，我无法劝阻诸位在此时对他的指控，我只请诸位命人搜集与他有关的言论。如有这样的证据，我们将更好地为诸位提出意见，诸位也更容易判断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

梅纳德与怀特洛克意见相同，他说“煽惑者”这个字眼在英吉利法律中很少用到，它将产生很大的解释分歧。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等人极力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举出几件事实及言论，认为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克伦威尔的阴谋；但苏格兰的委员们拒绝参与这场斗争。快到早上两点钟的时候，梅纳德与怀特洛克退席。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除了加快克伦威尔的步伐。怀特洛克说有个靠不住的兄弟把会议经过告诉了克伦威尔，但这个靠不住的兄弟，或许就是他自己。

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设法补救，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议和上。议会始终没有完全打消议和的想法，愿意讲和的人太多，因此没人敢公然反对。最近这六个月，由两院所委派的委员会和苏格兰委员会，一直在从事拟订和议草案的工作。

现在长老会派忽然催促草案的制订，几天之内，和议稿子就送到两院。一番辩论之后，11月8日，投票议决采用；11月20日，派了九个委员携带草约去见国王。他们先到沃林福德，结果扑了个空，守将布莱克上校告诉他们国王已经回牛津了。翌日，他们到达牛津，国王派基利格鲁来领他们入城。当他们在牛津大街上走过时，人民聚在一起痛骂他们，甚至有人向他们掷石子。他们被带到一间很简陋的小客栈，还没有坐下，保王党军官就同委员们的随从吵起来，称他们的主人是“可怜虫”“卖国贼”“叛徒”。霍利斯抓住一个军官的衣领，责备他的无礼，推他出去。晚上，有几个枢密顾问官来看他们，海德也在其中，对刚才的骚乱说了一番抱歉的话，表示他们十分愿意与委员们协力议和，国王准备明天接见他们。

委员们觐见的时间很短，邓比勋爵大声读议会提议。国王没想到议会要他卑躬承受这样的条件，议会不信任他，要他放弃君权，交出保王党。当邓比勋爵念出鲁珀特亲王和莫理斯亲王的名字时，这两个人正站在旁边，条件说两个亲王不在大赦之列。大臣们正要开口大笑，国王回过头来很严厉地看他们一眼，众人不敢吱声，继续庄重地听着。读完之后，国王问道：“你们有权谈判和约么？”他们答道：“我们只是奉命送来条件，请你们用文书答复。”国王答道：“好的，我将尽我所能，赶快给你们回信。”于是，委员们回到了小客栈。

当晚，霍利斯和怀特洛克得了同事们的许可，前去拜访林赛勋爵。他们同勋爵谈话不到一刻钟，国王进来，满脸和蔼的神色，与两人交谈。国王请他们献策，自己应该如何答复议会的条件，两人劝国王回到议会。国王说道：“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吧，我要霍利斯先生和怀特洛克先生到隔壁房间稍微商量一下，然后把你们认为我应该答复的话，可以促进和议的话，全写下来。”

于是两人走进另一间屋子，怀特洛克迟疑一会儿之后，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笔迹，把国王要他发表的意见写出来，然后把写好的东西留在桌上。国王独自进入房间，拿走他们所写的东西，出来后再谈了一会儿，便很客气地走了。两个委员立刻回到小客栈，绝口不谈刚才这件事。

三天后（11月27日），国王请委员会来，把一份加封的文件交给邓比勋爵，说道：“这就是我的答复，你带回去，交给打发你们来的人。”伯爵看见这样特别的形式，国王又不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就与国王争辩了一阵。霍利斯和皮尔庞特也竭力设法使国王承认，这是给议会的答复，却毫无效果。最终委员会只好接受这种形式的答复，启程回伦敦，国王派了一个号手同行，奉命领取议会给国王的回信。

国王信中的内容，不过是为里奇曼公爵和南安普顿伯爵索取一张通行护照，以便他们两人几天后送来他的详细答复。护照立刻照发，12月14日，两个贵族一到，便与当权的人见了面。其实，他们也没有带来什么明确答复，只是来与议会商议，由双方派人谈判和约。他们说完这番话，还继续逗留在伦敦。于是就有谣言说，成批可疑的人陆续来到，两院的几个议员多次与两个贵族见面，市政公会（独立派的势力占优势）显得极度不安。议会于是请两个贵族离开，可他们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动。伦敦日益不安，人民的愤恨与日俱增，大有在党派的阴谋未能完成以前就要爆发之势。12月24日，在主和的人力劝之下，他们终于回牛津去了。当时商量好，在他们走后三个星期，两王国的议会派二十二人，国王派十七人，在阿克斯布里奇定期商谈和约。

当长老会派一心谈和的时候，独立派却在备战。12月9日，下议院考虑到国家所受的痛苦，打算商量补救的办法，但没人站起来说话。长久的沉默之后，克伦威尔对议会说道：“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否则就永远不要开口。我们若不加速努力，更有效地打仗，一旦战事拖延，国人必定憎恶我们，憎恶议会。现在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呀？他们说，两院议员获得利益，手握兵权，就可以使自己永居高位执掌大权，怎么还会想赶快结束战争呢？战争一结束，他们的权利也就结束了。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指责什么人，我知道现在手握兵权的议员们的高尚品质。我只是觉得，倘若不能给军队带来新的方法，不更加努力地作战，人民将不能再忍受战事的痛苦，就会逼你们订立不体面的和约。我希望大家都有真正英格兰人的心肠与热情，为我们祖国的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而不要害怕牺牲自己的利益。”

有一个不知名的信教狂徒朱什·塔特提出一个重要议案，说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结束这种混乱，那就是我们人人都要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我现在提议，凡是两院的议员，无论是谁，在战争期间，一概不得担任文官或者武将，请大家照此规定办事。”

这个提议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早在1643年12月12日，就曾有人在上院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不过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1644年11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大概是因为人民不满，要安慰他们，所以派人调查议员们占据各类职务的数目和价值。也许是碍于颜面，长老会派犹豫不决，不敢反对，因此塔特的议案很快就通过了。两天后，又作为一宗单独的议案提出，一个星期内辩论过四次（12月11日、14日、17日、19日）。人们都很清楚，这个议案的用意在于从温和的政客、长老会派及革命第一批领袖们手中，夺走行政大权，只许他们关在威斯敏斯特的大会场里议事。议案还企图在议会外成立一支独立军队，不受议会节制。每次开会都会重新辩论，越闹越激烈，许多独立派的朋友们现在也反对这个办法。

议员们公然指斥他们的对头暗藏野心，说道：“你们说什么自我克制，这其实不过是忌妒与营私的胜利。”但是人民不会相信这样的预期，长老会派已经江河日下，声誉扫地。虽然独立派在议会里头还远算不上大多数，他们的提案却很顺利地通过了。12月21日，议决通过这一案，就送与上议院。

长老会派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议院，而贵族们的迫切利益就在于否决这个议案，因为这条法令一实行，他们最后的权利也失去了。但是就舆论而言，这一点却正是他们丧失信用以及他们弱点的来源。为了减轻这个议案的效力，免得人们疑心，为了阻止保王党的阴谋发作，也为了使长老会派的激情得到满意，贵族院决定审理很久以前束之高阁的四件弹劾案。第一件是麦圭尔勋爵被诉案，爱尔兰的叛乱牵连了他；第二件起诉案就是霍瑟姆父子，因为他们想将赫尔献给国王；第三件起诉案是亚历山大·卡鲁爵士，因为他将圣尼古拉斯岛献给国王；第四件起诉案就是劳德案。麦圭尔、霍瑟姆父子以及卡鲁三案都是最近犯的罪，已经过法律证实；只有劳德一案，他在狱中已经四年，年老体弱，只能追究他协助施行虐政的责任，而那个虐政已在四年前告终。劳德的案情和斯特拉福德案类似，无法证实他大逆不道。若要援用公权丧失法来定他的罪，就像判斯特拉福德一样，需要国王的许可。不过，人们的仇恨难以平息，特别是当初曾被他割去耳朵的普林，正迫不及待地要羞辱与歼灭他的仇人。在经过长期审讯之后，就由仅仅七名贵族投票通过的简单法令（即使按照议会霸道的传统标准来看，这也是不合法的），宣布了他的罪状。他死的时候，表现出奉教虔诚的勇气，十分藐视他的仇人，也为国王的未来表示担忧。审讯其余三案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六个星期里，托尔希尔五次竖起死刑架[　1644年12月23日，亚历山大·卡鲁爵士被处死；1645年1月1日，小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2日，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10日，劳德被处死；2月20日，麦圭尔被处死。

]，比革命以来任何时期的次数都多。在杀劳德的前一个星期中，一直被人们勉强容忍的英国国教礼拜仪式正式取消。经教士会的提议，一本名为《公共礼拜指南》的书经议会批准，取而代之。党魁们明知这样的革新会招致许多人反对，但是为了保持即将会丢掉的权利，他们需要信教狂热的长老会派的支持，因此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敢拒绝。独立派努力想让上议院通过具有决定性的法令，于是开始有人递请愿书，甚至有些近乎威胁，要求贵族与众议员同在一院开会。12月18日，议员们禁食一天，在威斯敏斯特宣讲圣道，祈求上帝光照他们的心胸。经过多次通信往来及会商之后，1月13日，下议院全体走到上议院，要求采用这条法令，但贵族们已经作出决定，就在这一天否决了这个法令。

这样的胜利好像很重大，时机也很合适。在阿克斯布里奇谈判的时间临近了。那些从伦敦逃走的议员偷偷摸摸地在牛津开过第二次会议，由于他们竭力苦劝，查理终于答应称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为议会（1644年12月底）。他写信给王后说道：“如果内阁里有两个人同意我，我是绝不肯让步的。”同时，他选定了他的委员，几乎全部都是主和派；议会也派出委员，其中只有哈里·文、圣约翰和普里多怀有异心。1月29日，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到达阿克斯布里奇，满怀好意与希望。

他们彼此都以热诚相见，以礼相待，很多人原本就是很好的朋友。当天晚上，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怀特洛克、霍利斯、皮尔庞特互相拜访，以能合力为国家求和平而相庆。谈判以二十天为期，磋商的重点是宗教、民团与爱尔兰问题。商定每个题目讨论三天，或连续讨论，或交替讨论。在他们商讨的初级阶段，磋商进行得很顺利，相互之间颇为信任和客气。但当讨论开始进入正题的时候（1月30日），在谈判的会议桌上，所有困难又出现了。议会本身就有好几派，每派都有自己的根本利害所在，谁也不肯后退一步。牛津的委员们对每一派做出的让步，又是其他各方所拒绝的。每方面都盯牢一个大问题，就是和谈之后大权是否在自己手上。这是最要紧的条件，这点若不成立，就无谈判可言。先谈的是宗教问题，不久就变成神学的争论。大家最开始还彼此客客气气，后来逐渐变成舌枪唇剑；有几个委员因为一些问题阻碍公开讨论的进行，就私下商量以便扫除障碍，但这样的私谈也很快变为反唇相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暴露出各种纠缠不清的问题，暴露出主和愿望与和谈毫无用处。有一天是集市日期，一个从伦敦来的狂热讲经师洛夫，在阿克斯布里奇的教堂里当着许多听经人的面，以最恶毒的语言猛烈攻击保王党与议和。他说：“议和没有任何好处，从牛津来的人们满心只想流人民的血，他们不过要敷衍人民，直到他们能够下狠手伤害人民为止。”国王的委员们要求惩办这个人的胆大胡言，但议员们只肯打发他离开阿克斯布里奇，不敢再做什么。有许多不利于国王的谣传，说国王虽然对他的内阁作了让步，其实他并不想要和平，他曾答应王后，不得到她的许可，决不订立什么条件。他倒是一心企图酝酿议会内部的不和，甚至有人怀疑他私下同爱尔兰天主教徒立约，要他们成立军队。无论他的委员们怎样郑重其事地矢口否认，也不能令伦敦消除对国王的怀疑。

这时，指定的谈判期限快到了，议会无意延期。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起初查理不肯，后来贵族们恳求，为了他的君位与人民，千万不要拒绝这样的讲和机会。查理终于让步了，提议将民团交给某几个统领，其中就有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两人。他的顾问们喜不自胜，以为全部困难很快就可以结束。次日，南安普顿伯爵准备返回阿克斯布里奇前，他去见国王，接受国王的书面训令。不料国王竟收回诺言，断然拒绝让步，使伯爵非常诧异。

原来前夜国王得到蒙特罗斯勋爵从苏格兰送来的一封信，导致他忽然改变主意。在两星期前，蒙特罗斯在阿盖尔郡的因弗湖大败阿盖尔亲自统领的苏格兰兵（2月2日）。他在信中把这件事告诉国王之后，就说他极端反对同英格兰的反叛议会立约。他自信能够带一支英勇的军队来效忠国王，为国王征服两个王国中的叛逆。这封信恢复了国王的最大希望。南安普顿伯爵虽然不是那么自信，却不再力劝国王。于是他把国王拒绝的话带回阿克斯布里奇，却不说出原因。长老会派的领袖们回到威斯敏斯特，因为和议不成，心痛欲裂，而且他们又再次处于危险境地了。

当他们不在伦敦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变得更危险了。独立派抛弃克己的法令，开始改组军队。几天之中，诸事便齐备了，计划、形式、经费和筹款的方法全都有了。规定将来有一支常备军，二万一千人，归一个指挥官统领，这个将军有权委派他部下的全部军官，只要议会批准。大家一致推选费尔法克斯担任这个将军，他异常勇敢，为人坦白，善于取胜，早已众望所归。克伦威尔当众赞成派他做将军，私底下也对本党表示物色得当。埃塞克斯虽然保住了他的军阶，沃勒与曼彻斯特也保住了他们的军官委任，却毫无权力了。1月28日，实行这次调整办法的法令送到上议院。贵族们原想提议几个修正案，并拖长辩论，以耽搁法令的通过。但是下议院议员们有人民作后盾，迫使法案通行无阻，贵族们只好让步。2月19日，费尔法克斯经过介绍来到议会，他站在一把专为他准备的椅子旁，质朴而谦恭地领受议长的正式奖励表扬。

长老会派的领袖们一回到威斯敏斯特，就想努力弥补这次失败。上院很愤激地表示不满，说最近有人针对上议院使用攻击性和威胁性的语言，还到处传播，下议院正考虑要废除贵族。3月24日，下议院作出答复，郑重宣布他们非常尊重并将坚决支持贵族们的权利。苏格兰的委员们以盟约的名义，对两院说了一番抗议的话，下议院不予理睬，送出另外一条法令给上院，进一步加强费尔法克斯的权力。在给他的委任令中，下院删去了一句话（以前的所有委任令都有这句话）：“要保障国王的人身安全。”贵族们决议恢复这句话，而下议院议员们表示拒绝，他们说：“这句话会令士兵们灰心，且鼓励国王率领他的军队冒一切冒险。”贵族们却一定要恢复这句话，在连续三次投票时，赞成票与反对票都相同。因为这样，诸事都悬而不决。下议院议员们说，他们已尽其所能，若因此耽延误事，贵族们就该对国家负责。贵族们其实已经料到这样反对下去毫无用处，也已经看到即将到来的结局，所以开始放弃抵抗了。正在这个时候，阿盖尔侯爵从苏格兰赶来。以宗教论，他是长老会中人；但以政治论，他属于更大胆的思想家之列。独立派的人，尤其是哈里·文与克伦威尔，不久就同他成为亲密朋友。况且阿盖尔有新仇要报，这个人有优异而丰富的知识，思想活跃，但他在议事厅内所表现的坚决却远胜过在战场上。蒙特罗斯打胜苏格兰人那一仗，阿盖尔刚到湖中，还不曾靠近战场呢，一看见他的军队溃散，就自己逃了。从这一天起，无论在英格兰还是苏格兰，保王党们一提起阿盖尔的名字就趁机侮辱他。只有让保王党完全失败，才能使他的报复心理得到满足。他施用自己的影响劝告苏格兰委员们和几个长老会派的头领，不要再反对重新组织军队，而且不要反对自我克制的法令。埃塞克斯看到他的朋友们决心在动摇，便决定在他们示弱之前就宣告辞职。4月1日，他出席上议院会议时，突然站立起来，拿着一张稿纸，说道：“诸位勋爵，我从前奉两院的命令，担负这个重任。我敢说，我受命以来，在三年时间中，我一直尽心为你们效力。在此过程中，我希望我既没有失去自己的荣誉，又没有辜负公众。现在，我看见通过了的这许多的法令，就知道下院想要我空出我的位置。在格罗斯特之役后，我就想辞职。无论人家怎样批评我，我都不是为了自己而久不辞职，只因有许多人为公益着想，对我委以重任，也有许多人表示爱戴，我不能不听他们苦劝。我现在辞职，把我的使命交还当日给我的人。有人相信我的辞职会有利于现在不妙的时局，我但愿如此。我请求两院查核现在被免职军官们的欠薪单，照发大部分欠饷，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未给的部分将来由公家偿还。诸位勋爵，我知道我们处于现在这样不幸的时局，私心在所难免，但是明智与博爱应该对此加以限制，不让它伤害国家。但愿我这个建议提得还算及时，我因为热爱议会才有这个举动，无论议会怎么对待我，我还是衷心祝愿议会兴旺发达。”

这番演说，在上议院看来，好像是从天而降的救赎。他们赶快通知下议院，不加修正就通过了重新组织军队的法令。邓比和曼彻斯特两伯爵也同时辞职。上院为他们两人因爱国而作出的牺牲，投票议决感谢他们，给他们许多承诺，下议院全体赞成。翌日，上议院毫无阻碍地通过一条自我否定的法令，与最初的略有不同，却有助于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次斗争曾使人们很不放心，现在终于结束了，人们深感庆幸。

第六章　君权的衰落

——保王党军队全面溃败（1645~1646）

在后来几次商议中，军官们曾对蒙特利尔作出一些许诺。蒙特利尔告诉国王，这是危险的选择，若仍有别处可以安身，最好还是先往别处躲藏；若不能找着别的藏身之地，苏格兰军中暂时也是安全的。

纳西比战役

埃塞克斯与曼彻斯特一辞职，费尔法克斯就离开伦敦（4月3日），在温泽建立大本营，着手建成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军。有人预料这种行动必会招致激烈反对。自我否定的法令不仅送到埃塞克斯与曼彻斯特那里，也送到克伦威尔那里。果然，有几个地方发生兵变，尤其是在里丁的军队，那里有埃塞克斯五个团的步兵；还有哈特福德郡，由达尔比尔上校统率着埃塞克斯的八个骑兵营。斯基庞升为新军少将，他一到任，就靠粗暴但有效的雄辩本领，把里丁的兵变安抚下来。达尔比尔的军队却没能这么容易平息下来，伦敦甚至传闻说这些叛兵就要加入国王的军队。最后还是埃塞克斯出面相劝，达尔比尔才终于服从，前往大本营。克伦威尔虽然极力保证过他的军队不会叛变，竟然也叛变了，他们宣告不肯在其他将军名下服役，只有克伦威尔才有力量使他们回到岗位。克伦威尔一听见他的军队哗变，就立刻说要在自己辞职之前替议会出最后一次力。4月20日，组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组织新军其实并不困难，只是伦敦有一些已经遣散的军官们闹得比较久，他们或要求照发欠饷，或去那里观察事态变化。

阿克斯布里奇议和不成之后，尽管从苏格兰传来很好的消息，查理却觉得有些不安。他虽然不急于讲和，但让主和派在威斯敏斯特占优势对他有利。该党的失败，使他恐慌了一阵子。他决定派他的王储查理（威尔士亲王）以大元帅名义进入西方诸郡，这样既可以激发这几郡的忠君之心，又可以将王室可能面临的危险分散。海德与卡佩尔勋爵、科尔佩珀勋爵奉命陪王储前往，以王储的名义指挥一切。3月4日，王储与他的谋臣们向国王告别，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国王。一个月后，当牛津得知重新组织议会军队遇到许多障碍，又听说几个赫赫有名的将军被免职，还发生过兵变，保王党又觉得有把握了。他们嘲笑说这群傻子把有名望有本领的将军们驱逐了，反而把和士兵们一样的无名之辈抬举起来，做他们的统领。保王党们天天唱歌，说笑话，用一语双关的字眼讥讽议会。国王虽然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却允许自己被这种毫无根据的理论说服。况且他心里还有许多秘密希望，这是由种种阴谋所带来的，这些阴谋连他最亲密的心腹也不知道。

4月底，费尔法克斯宣布在几天之中就要开战。克伦威尔前往温泽，据他自己说是去送上辞呈。费尔法克斯一见他走进屋来，就说道：“我刚接到两王国委员会的命令，让你立刻带领若干骑兵前往牛津与伍斯特之间的大路，拦阻鲁珀特亲王同国王之间的联系。”当天晚上克伦威尔就出发了，在五天之内的三次遭遇战中打败保王党军队，攻克布列钦汤（4月24日），新军中别的队伍还不曾行动。国王大声喊道：“谁把这个克伦威尔送给我，无论是死是活，我都要！”当时伦敦都在为克伦威尔还没送上辞职书而感到高兴。

不到一个礼拜，议会就打定主意，不让克伦威尔辞职。4月30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国王离开牛津，与鲁珀特亲王会师，向北方进军，或解切斯特之围，或同苏格兰军打仗。他若得手，就有可能随意威胁东方或南方。这时费尔法克斯正在向西进军，要救那个被王储所紧紧包围的重要市镇——汤顿。5月5日，费尔法克斯奉调回去，当时只有克伦威尔的军队能够注视国王的动向。5月10日，议会明令克伦威尔继续统领军队四十天。这时，威廉·布里尔顿爵士、托马斯·米德尔顿爵士和约翰·普赖斯爵士（三位爵士都是立过战功的将官），也接到同样的委派，也许是不愿意让克伦威尔独享例外的待遇。

费尔法克斯赶快回师，伦敦的人心多少镇定下来了，不像往常那样恐慌。国王继续向北进军，现在没有太多保王军守护牛津，牛津是王国中部的战略要地，议会相信那里有他们信得过的朋友。5月17日，费尔法克斯奉命围攻牛津[　围城从5月22日开始。

]。他若攻克这个地方，那将是一场重要胜利；就算久围不下，他也能够从这里出发，向国王想攻打的任何地方进军，而不会有敌军拦阻。克伦威尔和他在牛津城外会师。

不料他们刚会面，伦敦又惊恐起来，每天都有不利的消息从北方传来。苏格兰军队不但不肯迎头痛击国王，反而向边界后退。有人说是因为那里需要抵抗蒙特罗斯日益增长的势力，所以不能不退；也有人说苏格兰军队不高兴，因为议会不愿受制于长老会和异邦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国王占了他们退兵的便宜，处于较具优势的地位，只要走近切斯特的城下就能解它的围。这个地方是他与爱尔兰往来通信的中点，一旦这里解围，他就可以领兵向东方几处联盟的郡进军，而这里过去一直是议会的屏障。无论冒什么危险，议会都要保全这几处地方，使自己不受侵犯。只有克伦威尔能够办到这一点，因为他在这一带拥有巨大影响。于是他奉命直接向剑桥进军，负责联盟各郡的防卫。

后来由于更紧迫的危险发生，不能不调克伦威尔回来。他出发一个星期后就有消息说，6月1日查理猛攻夺取了以富裕闻名的莱斯特；费尔法克斯最近才解围的汤顿，又被敌军围困了。议会得到消息后，一下子惊慌失措起来，长老会派却得意扬扬，指责改组军队的后果。对此，唯一的答复不过是市政会于6月6日递一个呈文给上议院，把所有过错推在苏格兰人身上，怪他们按兵不动；归咎于招募新军的迟缓；也归咎于议会离战场那么远，却仍企图遥控军事。呈文要求给将军以便宜行事的大权，要求更坚决地威慑苏格兰人，还要求把兵权交还给克伦威尔。6月5日，费尔法克斯奉命解牛津之围，前去搜寻国王，不惜一切进行战斗。他在出发之前，先呈请议会，要求派克伦威尔来协助，他说统率骑兵非此人不可。贵族院迟迟不肯答复，下议院却批准得很快。6月11日，费尔法克斯立刻通知克伦威尔，全体队伍加速进军；6月12日，有几队议会的骑兵（前哨侦察队）在北安普顿以西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与国王的一支队伍遭遇。

国王完全没有料到议会军队会到这里来，他得到牛津被围的消息，只好放弃对北方及东方诸郡的征讨，回来解大本营的围。但是他的自信并没有动摇，况且蒙特罗斯又打了一场胜仗，这使他更加振奋。6月9日，他曾写信给王后说道：“自从反叛开始以来，我们的局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因此他从容不迫地行军，在路上看见赏心悦目的地方就停留下来，连着打了几天猎，而且任凭他的保王党们同自己一样自由自在。他一听说议会军快到了，就撤回到莱斯特，集中他的队伍，在那里等待从威尔士或西方诸郡开来的队伍。6月13日，晚膳的时候，他仍然自信满满，根本没有想到发动战役的问题。突然有人来报，几队议会骑兵正在袭扰他的殿后部队。克伦威尔来到议会军中，已经有几个钟头了。国王立刻开作战会议。快到半夜时，虽有几个军官反对，苦劝等候援军，鲁珀特亲王却不听，授意大家立刻回师，向敌军进攻。

翌日清晨，两军在北安普顿西北的纳西比相遇。破晓时分，国王的军队列阵于稍高的地方，处于优势地位。侦察议会军情的哨兵去了两个钟头才回来，报告说没有看见敌军。鲁珀特亲王不耐烦，自己带了几营骑兵去前哨观察。他才走了一英里半，敌军的前锋就出现了，大队人马面向保王军涌来。亲王在慌乱之中，误认为敌军正在退却，他就冲向前，打发人去请国王赶快来同他会师，以免敌军逃掉。快到10点钟时，后面的保王军赶到了，因为前进得太迅猛，行列有点乱。鲁珀特统领骑兵右翼，立刻冲击议会军的左翼，左翼由艾尔顿指挥（他在不久以后成为克伦威尔的女婿）；几乎同时，居右翼地位的克伦威尔骑兵，正攻打国王的左翼，这是由北方几郡的骑兵所构成，归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指挥；紧接在后面居中的两队步兵，一队由费尔法克斯与斯基庞率领，一队是国王亲自统帅，两军立刻交锋。战争爆发以来，还从没有过这样迅速变为全面苦战的场面，两军几乎势均力敌。保王党军队陶醉在无根据的自信之中，在阵前高呼“玛丽王后”；议会军则带着坚定的信仰，一面进军，一面高唱“上帝和我们在一起！”鲁珀特同过去一样，开战时总是先取得胜利。艾尔顿的马队在一阵酣战之后被击破，艾尔顿肩上受伤，大腿也被刺伤，并落入保王党手中。鲁珀特又犯起老毛病，追到敌人的辎重后，他想要掳掠财物，就竭力攻击那个据点，不料辎重有炮队保护，反而失去许多时间。克伦威尔就能控制自己和部下，冲入兰代尔的马队以后，留下两个将官以阻止敌军的集中，又赶快返回战场，两方的步兵正在那里交战。这场战斗打得更凶。国王亲自冲向议会军，刚开始议会军大乱，斯基庞受了重伤，费尔法克斯力劝他退出战场，他却坚持不肯，继续命令后备队向前挺进。有人一刀把费尔法克斯的头盔打掉，他的卫队长查尔斯·多伊利看见了，愿意献出自己的头盔，费尔法克斯却说道：“没有头盔也没有什么。”他随即指着一队屡攻不退的保王党步兵说道：“你向他们进攻过么？”“我攻过两次，但没能攻退他们。”“好吧，你攻前面，我攻后面，我们在中间会师。”最终他们果然在溃散的行列中间会师。当克伦威尔带着他的马队胜利归来时，也正是保王军向各方节节败退的时候。查理看到这种情况就要拼命，自己率领唯一一支留作后备军的卫队，攻打这个新敌人。号令已经发出，队伍开始行动，突然苏格兰伯爵卡内沃斯骑马从国王身边跑过，抓住他的马缰，粗声说道：“难道你想死吗？”说完便将他拉向右转，离国王最近的保王党军队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向右转，别的军队也跟着转。不一会儿工夫，全队都背向敌人了。保王党军开始不过是诧异，后来变作恐惧，溃散在平原上，有的逃走，有的拦阻逃走。查理在一群军官中喊道：“站住！站住！”但没有效果，溃散无人能够拦阻。后来还是鲁珀特带着他的马队回到战场上，才止住溃散。查理军刀在手，两眼冒火，满脸全是绝望神色，向前冲过两次，很激烈地喊道：“诸位！我们再冲一阵，就可以反败为胜啦！”但是没有一人跟着他，步兵向各方分散，拼命逃跑，也有已经被俘的。国王只好带着约两千骑兵，向莱斯特跑去，他的枪炮、军火、辎重、一百多面军旗、他自己的大旗、五千士兵，还有内阁全数文件，全落到议会手里。

这次胜利超过了最大胆的希望。费尔法克斯用安静而平淡的语气，把胜利报告议会，既不牵涉到政治，又不作任何建议。克伦威尔也写了信给下议院，他的报捷书最后几句话说道：“这次胜仗，全是上帝之功，无人能与他分功。将军坚贞而忠诚地替你们出力，我所能够给他的最好表彰就是我敢说他完全归功于上帝，这才是诚实和成功之路。先生，忠实的人们（他指那些狂热虔敬的独立派）这次很忠心地为你们出了力，他们是可信赖的，我以上帝名义求你们不要使他们灰心丧志。我愿这次战事可以使所有人产生感谢与谦抑之心。一个人既为国家自由而拼命，也为他的良心自由而信赖上帝，我希望你们也为他所奋斗的自由而信赖上帝。”

他不过是一名下属军官，议会的公仆，却用这样的腔调告诫人和奖励人，有些人就觉得受到了冲撞。但现在正是万众腾欢之时，他们的不悦完全起不到作用。当克伦威尔的信到达伦敦那一天（6月16日），贵族们自己投票议决命令克伦威尔再统领军队三个月。

保王党在西面战场的全线失利

6月20日，上议院议决，应该利用这次大捷向国王提出合理的议和条件；7月28日，苏格兰委员们表示同样的看法。但是下议院议员们却置之不答，反而要求全体市民到市政厅，准备宣读从国王行李中找出的文件，特别是国王给王后的信，市民们听了就可以断定对于和议谈判可以寄托多少信任。7月3日，当众宣读这些文件，得到令人大吃一惊的效果。人们这才清楚，国王从来就无意讲和，无论他答应什么，都不会真的履行，实际上他只想凭武力解决问题，其目的仍是为了独揽大权。尽管他信誓旦旦地宣言过一千次，但实际上仍在和大陆的帝王们谈条件，请求各国派兵进入英格兰对他进行支援。每个市民，在亲眼看过这些文件之后，都相信它们确实是国王的笔迹；在市政厅开过会之后，议会公布了这些文件。

于是人人大怒，主和派不敢出声了，国王的信用已经扫地。一旦揭穿有人试图欺骗人民，那么他的任何解释和借口都不能再为人民所接受。现在人人都在谈论战争，征兵正在加快进行，收税也很顺利，变卖罪犯的田产，全部军队都领到军饷，所有重要市镇都供给充足军火。6月20日，费尔法克斯看见无逃军可追，只好继续前进，要在西方诸郡内取得胜利；7月2日，苏格兰人终于应允前进深入王国内地。

西方诸郡本来是保王党起事所倚靠的后盾，可局势现在全改变了。并不是说公共舆论对议会更有好感，而是人心更背离国王。虽然那里还有国王几队人马，而且几乎全部市镇都是他的，但现在负责作战的将领不再是人民所爱戴的、众望所归的那些人，例如哈特福德侯爵、比维尔·格林韦尔爵士、霍普顿勋爵、特里范宁和斯兰宁等等。他们都是国王的不谋私利的朋友，其中有几个已死，其他的人则满怀憎厌，或被宫廷的阴谋诡计所离间，或成为国王懦弱的牺牲品。现在取代他们的是两个阴谋家——戈林勋爵和理查德·格林韦尔爵士。他们依附保王党，并不是出于什么原则或热爱，不过是因为以保王党的名义打仗有机会满足他们的私欲。戈林有勇气，为部下所爱戴，可惜他太过鲁莽，说话太过骄慢，况且他的忠诚也靠不住。他最初背叛过国王，随后又背叛了议会，好像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在进行新的反叛。格林韦尔爵士不像戈林那样违法乱纪，对国内贵族有较大的影响，但为人严厉而贪得无厌。他终日为军队筹集军饷，却不曾招募什么军队，或者筹划到军队的出征费用，甚至连出征的姿态也没有做出来。此时的军队已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其感情和利益的一个集团。从前的将军们或许轻浮，然而还是真诚的；或许有些放肆，但还是忠实的。现在的军队则不过是乌合之众，对保王党的主张毫也不关心，日夜胡作非为，人民无法忍受，国家已经被他们的横征暴敛所毁。王储，或者说王储的谋臣们，不得已只能任用这种人。他们不是费尽力气去满足这些人，就是拼命约束这些人，但两者都毫无效果。他们有时拼命保护良民以求不受军人之害，有时又拼命劝人民来参军以替代这些不良之辈。

人民已不再响应他们的号召，不久还会走得更远一些。万千农民聚集起来，自称为“棒民”（clubmen），武装自己，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没有党派之见，也不曾宣布拥护议会，只想保护自己的乡村和土地，使它们不受任何人蹂躏。在上一年里，伍斯特郡和多塞特郡也曾聚集过许多人，他们是被鲁珀特亲王的暴行所激怒而出来保护地方的。1645年3月间，“棒民”在西方几郡变成一支永久的、正式的、有组织的军队，甚至由几个乡绅所统领。其中有些人曾在国王的军队中效力，常常担任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任务，以维持秩序和治安。他们同保王党及议会双方的队伍和驻防军订立约定，答应供给他们军粮，条件是要求他们不许乱抢。这些“棒民”有时还在双方之间作和事佬，防止相互开火。他们的旗上有一联诗说道：

“你们若抢走我们的牛羊，

我们就一定跟你们干仗。”

只要保王党在西方占优势，这些“棒民”就团结起来抵抗他们，好像比较倾向于同议会军联合。现在若是有人不肯加入他们来剿灭保王党的话，他们就放火烧屋威吓这些人。6月2日，六千“棒民”在韦尔斯递上一份请愿书给王储威尔士亲王，诉说戈林的种种不是，王储命他们解散，他们仍不肯散。7月初，费尔法克斯以西方征服者的身份到来，保王党受到威吓，不敢再蹂躏地方。“棒民”立刻掉转脸来，反对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士兵。但是费尔法克斯手下有一支好军队，粮饷充足，军人既能踊跃听命，又能恪守纪律。费尔法克斯用温和手段对待“棒民”，同他们订立条件，亲自参加他们的集会，一面努力备战，一面答应他们和平。几天之后，果然结束了战斗。7月10日，戈林在索默塞特郡的兰格波特被敌人突然袭击，一场大败，任凭残余队伍自由向各方分散。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把元帅的任命书送还王储，并倨傲地埋怨说，他是被迫自掏腰包打仗的。费尔法克斯到达三星期后，最近才在英格兰西部自居为主人的保王党们几乎全部待在几处市镇里闭关自守，费尔法克斯不久就要围攻这几处地方了。

当时所有人都在互相询问：国王在哪里，在做什么？自纳西比惨败以后，国王一直在逃，从这个市镇逃到那个市镇，几乎是马不停蹄，有时向北奔，有时向西走，目标是要同蒙特罗斯或戈林会合，逃跑方向则根据他的害怕和计划而改变。他到了赫尔福德就决定要去威尔士，于是派遣鲁珀特亲王前往布里斯托尔，自己前往拉格兰堡，这是伍斯特侯爵府邸所在地。他是天主教派的首领，又是英格兰首富。侯爵三年来一直极力支持国王，他曾借贷过十万镑给国王，又自己花钱招募两团士兵归他的儿子赫伯特勋爵和格兰摩根伯爵统领。侯爵虽然年老多病，但仍自己指挥着堡内的一队强大守兵。他以盛大礼仪迎接国王，召集附近地方的贵族，用宫廷礼节招待他，使逃亡中的国王觉得可以略事喘息，好像他的地位已经恢复似的。有两个多星期之久，国王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与危险，还有自己的王国，一味享受他久别的君主地位。

在西方吃败仗的消息，终于让他从忧患全无的幻梦中惊醒过来。6月28日，苏格兰人已从北方攻取卡莱尔，正在向南推进，打算围攻赫尔福德。他从拉格兰出发去援救戈林，不料还没到达塞文河畔，新军的糟糕情形，军官们的不和，还有千百种始料未及的困难，令他灰心，就回转到威尔士。正当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他接到一封信，是鲁珀特亲王请里奇蒙公爵转交国王的。亲王认为大势已去，请他议和，无论什么条件都要承认。查理一看见他的体面即将丧失，立刻恢复了精神，这是在他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中时也未曾有过的。他严肃而庄重地拒绝了外甥的提议，决定为自己的宗教、王位和朋友们奋战到底。为了鼓舞灰心的臣下，他立刻离开威尔士，走过苏格兰军队驻扎的哈尔福德城下，居然没有被敌军看见。他赶快走过希罗普郡、斯塔福德郡、德比郡、诺丁汉郡，平安到达约克郡，号召北方所有忠诚的保王党一起到蒙特罗斯军中，他同他们一样忠诚，而且仍然打着胜仗。

保王党服从君命，纷纷赶来。三天之内就有将近三千人愿为国王出力，可在二十四小时内立刻应召出发。他们现在只等蒙特罗斯的一封信，以便了解是在苏格兰还是在英格兰同他会师。他们忽然得到消息，大卫·莱斯利带领苏格兰骑兵解了赫尔福德之围，现在已经到了罗瑟勒姆，离唐卡斯特不过十英里，正在到处寻找国王。纳西比之败，给保王党的信心带来巨大打击，现在他们的自信已无法抵御眼前的危险。许多人从唐卡斯特走了，却无人补缺。即使最勇敢的人，也怕同蒙特罗斯会师为时已晚，他们现在唯一注意的，只是国王的个人安全。查理带一千五百骑兵离开了，毫无阻拦地在王国中部穿过，路上还打败过几支议会部队，于8月29日回到牛津。现在国王手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士兵，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两天后，国王得到报告，蒙特罗斯最近在苏格兰大胜，已经南下进入低地。8月15日，在古罗马遗址不远处，一个名叫基尔塞斯的地方，大败贝利所统领的盟约派军队。这是蒙特罗斯生平第七次也是最光荣的一次胜利。敌军完全溃散了，附近城邑，如博斯威尔、格拉斯哥甚至爱丁堡，无不大开城门，迎接胜利者。苏格兰议会所监禁的保王党人全部释放，许多首鼠两端的人争先恐后地表示效忠国王。议会领袖们向四方逃走，有往英格兰的，也有往爱尔兰的，最后就是匆匆调回围攻赫尔福特的苏格兰骑兵以保卫本国。

查理得到这个振奋的消息后，又重新恢复勇气。8月31日，他从牛津出发，向前抗击苏格兰军，至少也要逼它撤出赫尔福德。当他路过拉格兰的时候，听说费尔法克斯刚刚开始包围布列斯托尔。这是国王在西方最重要的城邑，不过这个地方很坚固，而且鲁珀特亲王答应用最好的驻防军坚守至少四个月，国王就不怎么担心了。当他离赫尔福德还有一天路程时，就听说苏格兰人已经匆匆向北方退走。有人力劝他追赶苏格兰人，说他们已经心慌意乱，既疲劳又没有秩序，所经之地的人民对他们也没有好感，因此只要频频出击，就能彻底击垮他们。但查理近日太过劳累，他的体力已难以胜任，他说他必须回救布列斯托尔。于是又回到风景迷人的拉格兰堡，等待从西方调回来的军队，同时在这里和伍斯特侯爵讨论他们两人正在筹谋的重大秘密计划。

他一到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最出乎意料的消息，鲁珀特亲王几乎没有抵抗就弃布列斯托尔而去（9月11日），而亲王并不缺乏坚固堡垒，也不缺少人马军粮。查理被吓呆了，这是他西方战局的完全毁灭。他写信给亲王，表达自己的痛心和失望，责备亲王未能遵守诺言，坚守城池。

同日，他写信给牛津（亲王已退到牛津），命大臣们收回亲王的任命状，观察他的行动，并免去威廉·莱格上校（亲王的密友）的牛津守将之职。倘若发生什么激变，就拘捕上校，连亲王也可拘捕。信后还有附笔说道：“你们告诉我的儿子，我宁愿听说他死了，也不愿听到弃城不守那样的怯懦行为。”

国王现在只剩一个办法，就是与蒙特罗斯会师。布列斯托尔既已失陷，那么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爱尔兰的救兵，但他们只能在切斯特登岸。他在赫尔福德度过了极其绝望的一个星期方才出发，越过威尔士群山，只有这条路，才能避开一支专门观察国王行动的议会军。现在还有大约五千人跟随着他，是威尔士步兵和北方的骑兵。9月24日，他已能望见切斯特了，但议会军在龙汤荒地赶上了国王的后卫。统领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竭力猛攻，逼使国王的队伍纷乱后退；围城的琼斯上校统领一支队伍，忽然出现在保王党军的后面。国王夹在两支敌军中间，眼见他最好的军官在身边阵亡，最后只好逃走，完全绝望地回到威尔士。他好像被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再次阻挡，永远不能与蒙特罗斯会师了。

其实，在最近十天里，蒙特罗斯同国王一样，也在东奔西逃，到处寻觅栖身之地和流散的战士。9月13日，莱斯利在离边境不远的埃特里克森林中的菲利普豪袭击了他，那时他的兵力已单薄不堪，无力自卫。无论他怎样力图挽回颓势，手下的高地人仍然纷纷弃他回乡，以便保住他们掳来的财富。一些贵族或因为妒忌他的战功，或害怕和他一起失败，纷纷带着部下离开。他的军官们很忠诚地为他出力，他的士兵们很热心地替他打仗，但他却未能真心对待他的下属。况且他的力量只是以胜仗作为基础，审慎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把他看作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一次败仗就足够使他的全部胜利烟消云散，一夕之间，苏格兰的征服者变成一个无耻的歹徒。

查理听说蒙特罗斯失败，他放眼四望，心惊胆破，完全不知道希望在何方。现在他连谋臣也寥寥无几了，最聪明的如卡佩尔勋爵、科尔佩珀、海德等人，已被派去辅助王储，他的身边只剩迪格比勋爵一个人。此人还像过去一样富有冒险精神和自信心，不断想出导致失败的计划。尽管他的热心出于至诚，但他最注意的还是保持自己的势力。有一次，国王想退到安格尔西过冬，这是威尔士海边的一个岛，与爱尔兰靠近，易于坚守。不过大家反对国王弃国而去，都倾向于驻在伍斯特，可是迪格比大大不愿意。据说亲王弃守布列斯托尔之后，激起国王愤怒并严责他这个外甥的就是迪格比。迪格比知道鲁珀特积愤未消，肯定会要求面见国王，剖白自己，以报前仇。现在镇守伍斯特的就是鲁珀特的兄弟莫里斯王子，若是国王驻留伍斯特，鲁珀特就更容易得偿所愿了。在国王可以选择退居的众多地方中，唯有纽瓦克最不利于鲁珀特，因为他在这里最难见到国王，哪知国王偏偏决定前往纽瓦克，左右的人都感到十分诧异。

鲁珀特亲王不久就得到这个消息，他不顾国王的禁令，立刻前往纽瓦克求见国王。查理仍说不愿接见他，但是迪格比勋爵仍不放心。这时突然流传一个消息，说蒙特罗斯反败为胜，打败莱斯利，现正在边界上。国王不再打听虚实，就同迪格比率领两千骑兵，第三次尝试同蒙特罗斯会师。不久他就知道他弄错了，他们进军两天后得知，蒙特罗斯手下并没有一兵一卒，目前仍在高地上漂泊。国王无奈，只好计划回纽瓦克，但迪格比打定主意不回该地，以免见到鲁珀特，他就劝说国王由自己送援兵去给蒙特罗斯。后来，迪格比带领一千五百骑兵（几乎是国王手中全部残余军队），连日往北行进；查理回到纽瓦克，身边只剩下三四百骑兵，这就是他的全部人马，他的寝宫管理者约翰·阿什伯纳姆就是他的内阁。

查理一到，就听说鲁珀特在离此九英里的贝尔沃堡，和他兄弟莫里斯在一起，还有一百二十个军官作护卫。查理打发人去告诉鲁珀特，若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再前进一步，但亲王不予理会，许多纽瓦克的驻防军官及守将理查德·威利斯也前去迎接亲王。他到达后没有通报，就和他的部下直接觐见国王，说道：“陛下，我来报告布利斯托尔失陷情形，要洗刷我所受到的诽谤。”查理十分生气，又不知怎样才好，几乎不搭理他。晚膳的时候，亲王的护卫退出，王族们坐下进餐，国王与莫里斯交谈，对鲁珀特却一言不发。翌日，国王允许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一阵之后，发出声明说亲王既非无勇，也非不忠。可无论亲王怎样请求，君主也不肯多说除这两点以外的其他话了。

这无法使亲王和他的部下满意，他们在纽瓦克逗留，尽情地发泄怒气。国王设法禁止驻防军队人数过多，守城军只有两千名，而将、校级军官却有二十四名之多，仅是给他们的供应就吸收了本郡的全部献款。附近地方的乡绅们，即使最忠于国王的，也痛恨守将威利斯。查理决定将他免职，又想顾及他的面子，便给他安排一个护骑上校的差事。威利斯不肯，联合两个亲王、杰勒德勋爵以及守城军的二十个军官逼问国王。国王大发雷霆，大声威吓道：“你走开，不要再走近我。”他们便都匆匆走出去，回到守将家里，吹号上马，二百名保王党骑兵就此离开该镇。

全体驻防兵，全体居民，赶快对国王表示他们的忠诚和尊敬。到了晚上，一些不满分子派人来要护照，并求国王不要把他们这种举动当成反叛。国王说道：“我今天暂且不用这个名称，但这种举动看起来确实很像反叛。至于护照，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正在他心中很不安的时候，又听说迪格比勋爵带兵前往苏格兰的途中，在舍伯思被一支议会军打败（1645年10月中旬）。保王党军全散了，没人知道迪格比往哪里去了，北方的希望已彻底破灭。纽瓦克现在也不安全了。波因茨的军队正开过来，陆续占据附近的地方，逐渐包围纽瓦克，国王能否突围都成为问题。11月3日晚上11点钟，几个团的残余保王党军队，约四五百人，聚集在市场上；国王出来，指挥着一个骑兵营，从纽瓦克出发，走向回牛津的大路。查理已经剃了胡子，在他所走的路上原驻有两小支保王党守军，已经得知他的计划。他日夜行军，艰难躲过敌军，11月6日，终于又回到牛津。他以为自己得到解救，因为这里有他的内阁，他的宫廷，可以用他平常的方式生活，且稍事休息了。

不久，他又开始闷闷不乐了。当他飘游无定，从这一郡往那一郡，从这个市镇到那个市镇的时候，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已经在西方相继获得胜利。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他们攻克了布里奇沃特（7月23日）、巴思（7月29日）、舍伯恩（8月15日）、德维柴斯（9月23日）、温切斯特（9月28日）、贝辛豪斯（10月14日）、梯弗顿（10月19日）、蒙默思（10月22日）等十五处重要地方。对愿意商谈的驻军，他们给予体面的投降条件；遇到不肯迁就的，他们就立刻予以猛击。有一段时间，“棒民”让他们不怎么放心，克伦威尔和他们商量解散，后来却发现不得不攻打他们。他对他们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进攻，随机应变，刚柔并济。8月23日，议会接受克伦威尔的意见，宣布所有这样的结合为叛逆，拘捕了其中几个领袖。军队的严谨纪律，重新使人民安心，“棒民”不久就不见了。当查理再回牛津的时候，西方保王党的地位濒于绝望，11月7日，他写信给王储，命他准备渡海前往大陆。

议会军队攻克牛津

国王自己并没有任何计划，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有时非常痛苦，有时想要寻求休息，以便忘掉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他请内阁替他想个权宜之计，一件有望取得好效果的办法。现在别无他法，内阁提议送一封信给议会，要求发出通行护照以便四个人前去商谈条件，国王照办了。

议会此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想讲和。一批议员离开议会投效国王之后，刚刚有一百三十名议员进入议会补缺。独立派急于利用战场上的胜利，加强在威斯敏斯特的势力。进行新选举的时候，他们使出各种手段，一个接一个地任命，而且暴力与奸诈并用。费尔法克斯、勒德洛、艾尔顿、布莱克、西德尼、赫钦森和弗利特伍德等独立派人士如今都进入议会了。不过，各处的选举结果也不尽相同。有许多郡所选的人，虽然反对宫廷却并非宗派主义者，他们是法律、秩序及和平之友。但他们都没有经验，彼此之间也没有联络，更没有领袖。这些议员不太引人注意，也没有多大影响。补足缺额的第一个效果，就是授予独立派人士更大的权利，使他们行事更为大胆。从此以后，议会所定的法令更加严峻。有人断定，若国王的委员们驻在伦敦，会制造许多煽动人民的阴谋，于是决定不招待更多的委员，不再谈判条件，由议会把他们的诸多建议作成议案，请国王采用或拒绝，就当他仍在白厅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王储表示愿意在国王与人民之间进行调停，费尔法克斯转达王储的信息给议会，他说：“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延续这位年轻调解人的希望。”结果他连一封回信也没得到。克伦威尔统领军队的期限快到了，于是再次要求延期四个月，却不说出什么理由。之前曾有一条法令规定，在保王党的财产充公以后，仍可以拨给五分之一赡养其妻子，现在取消了这条法令。在军营里，打仗的时候风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凡在英格兰俘获武装的爱尔兰人，杀无赦。就是在英吉利人之间，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互容忍、相互礼敬了。最初打仗的时候，尽管彼此兵戎相见，但两党人民的教养风俗大致相同，其爱好和平也相同。现在的议会队伍里，几乎只有费尔法克斯仍然保持这种优美的人道主义。他身边的军官和士兵们更像一群勇敢善战的暴发户，举止粗野，心肠狠毒，性格猛烈，他们只想打仗，一心把保王党当作仇敌，要加以消灭。保王党方面则因为被这样粗俗的仇敌所挫败，实在不甘心，只好用越来越带侮辱色彩的挖苦词、俏皮话和歌曲来报复，聊以自慰。因此仗打得很厉害，而且有时极其残忍。议会与苏格兰人误会甚深，一直都抑制着不曾发作，现在也毫无节制地爆发了。苏格兰人抱怨说，议会没有支付他们军饷；议会诉说，同盟的军队为什么要到处乱抢乱夺，就像敌军的行为一样。总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越闹越凶，仇恨越积越深，措施越发残酷、坚决，不再有达成和平的机会。

国王求和的试探被议会拒绝，谈判和约的人也得不到通行证。国王又两次打发人来求和，仍然没有效果。议会告诉国王，他的大臣们从前在伦敦所制造的阴谋使议会不能让他们回来（12月26日）。查理愿意亲自来威斯敏斯特同议会磋商和约（12月30日），苏格兰人也支持这个想法，但议会仍和过去一样，不让国王前来议和（1月13日）。1月15日，查理再度要求谈和，但他并不指望能够成功，只是想在主和的人们心中贬低议会信用。但是，国王的仇敌们郑重宣布找到了国王玩弄两面手法的证据。他同爱尔兰不仅签署停战条款，还订立了同盟条约，格莱摩根伯爵将指挥一万名爱尔兰叛军在切斯特登陆；这种不光彩帮助的代价，就是完全承认天主教徒在爱尔兰的一切特权。1645年10月17日，斯莱戈城下打过一场小仗，驻图姆的大主教原是一个叛党领袖，在战役中偶然被杀，在他的马车里找着一份和约，还有与和约有关的几封信。两王国委员会收藏这份文件已有三个月，在这紧要关口送给议会，议会立刻命令予以公布。

国王完全手足无措了，这的确是事实，而且议会还不知道其中的全部情形呢。查理自己亲自谈的这些条件，已经快两年了，他的身边竟然无人知晓，连他在爱尔兰的副手奥蒙德侯爵也不知道详细情形。只有伍斯特侯爵的长子、最近才受封的格莱摩根伯爵知道全部机密，他不停奔走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传递国王与爱尔兰教皇的重要信件，又秘密与爱尔兰人谈判条件。国王曾亲手签署一件公文，授权他可以放手给予爱尔兰人任何条件，只要可以取得有效帮助。这就是国王久住拉格兰堡的原因，也是国王在逆境中犹犹豫豫表示出的神秘希望。

他们几乎同时在牛津和都柏林听说伦敦已经知道这个条约。奥蒙德立刻明白，这对国王的奋斗事业将是多么严重的打击。1646年1月4日，他立刻命人拘捕格莱摩根，责备他越权给叛党以超出法律范围的利益，陷国王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格莱摩根始终忠于国王，一言不发，不曾交出有“查理”签字的秘密指示。1月21日，国王赶快向议会和都柏林的政事会声明，否认他曾授权格莱摩根，他说格莱摩根只是奉命募兵，协助爱尔兰总督工作，别无其他任务。但是，这种弄虚作伪已成为一种古老而无用的习惯，没有人再相信他。几天后（2月1日），格莱摩根被释放，又继续与爱尔兰军队谈判到英格兰的事宜。议会投票议决，说国王自我辩护的理由不充足，同时克伦威尔继续统领军队。查理发现，他只能再次在战争中求生存，好像他还有能力继续打下去似的。

现在他手中只剩下两支人马：一支在康沃尔，由霍普顿勋爵统领；一支在威尔士边界，由阿斯特利勋爵统率。

1月中旬，威尔士亲王劝霍普顿勋爵重新统领西方的残余军队，他虽不大愿意，但仍表示忠于王储，于是统领七八千人的部队。不久，他就被部下的士兵所鄙视，正如他憎恨士兵们的横行不法一样。费尔法克斯此时仍在忙于征服西部各地，不久就来攻打他们。2月16日，霍普顿在康沃尔边界的托林顿地方打了一个败仗，虽然不算多么惨烈的血战，却是一场不小的灾难。当他从这个市镇退到那个市镇时，曾尝试招募新兵，却没有效果。费尔法克斯向他这边进军，越逼越紧。霍普顿带着一小队至今仍忠于他的人马，不久就被逼到地角。他在特鲁罗听说本地人因为厌战，正在筹划逮捕王储献给议会，以结束战争。王储已到了不能不走的时候，于是带着他的谋臣们登舟，退到仍在英格兰领土内的锡利岛，从那里还可以看见海岸。霍普顿放下心来，本想再打一场，但他的部下们大嚷大叫，要求投降。费尔法克斯给出体面的条件，他的军官们一再逼迫，他只好说道：“既是这样，你们只管商量投降，却不要代我谈判。”他与卡佩尔勋爵都没有参与投降事宜。签完条款之后，军队就解散了，这些贵族们登舟，到锡利岛和王储会合。国王现在在西方只有少数几处无足轻重的守军了。

阿斯特利勋爵所遭遇的命运同样不佳。他率领三千人在伍斯特，国王命他带兵来牛津，自己领着一千五百骑前去迎他。他想召集足够的人马，等候爱尔兰援兵，现在他仍然期待着那支援兵。不料在他们会师以前（3月22日），阿斯特利已被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和摩根上校统领的一支议会军追上，保王党大败，阵亡及被俘的有一千八百人，其余全数溃散了。阿斯特利在拼命抵抗之后，仍然落入敌人手中。

事实上，查理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仇敌们发生内讧。他赶紧尝试挑动他们。在拼命联络几个长老会领袖的同时，他早已同独立派有密信往来，尤其是对哈里·文，不但表现出异常的热心，而且阴谋不断。国务大臣尼古拉斯曾写信与哈里·文，求他设法使国王到伦敦来，亲自同议会谈判条件。哈里·文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无人知道，但阿斯特利失败之后，国王又亲自写信给他，让他帮助自己回到伦敦；同时又写信给议会，表示愿意遣散他的全部队伍，打开他的驻防军所在地方的城门，而他则仍旧回到白厅居住（3月23日）。

议会得到这个建议，又听说国王或许不等回信就会自己来伦敦，就十分惊慌。大家都知道一旦国王回到白厅，本城闹事作乱的对象就不再是国王了。人们一致打定主意，不能再任由国王摆布。于是下令，国王若来伦敦，不许人们前去迎接，不许人们走近他；管理民团的委员会奉命阻止任何公共集会，拘捕所有与国王同来的人，并防止人民成群结队去见国王；凡是天主教徒、保王党、免职的军官、受雇替人打仗的士兵、反对过议会的人，一律奉命在三天之内离开伦敦（3月31日到4月3日）。最后就是成立一个军事法庭，凡是直接或间接与国王有往来的，凡是没有护照而从国王的军营或市镇前来的，凡是收留或隐藏议会反对者的，凡是有意放走俘虏的，杀无赦。自从有议会法令以来，还从来没有施行过这样严酷的措施。

哈里·文没有回复国王的信，即使答复，也没有效果。

当时费尔法克斯的部队正全力前进，准备围攻牛津，雷恩斯巴勒上校及其他两团人马已驻扎在牛津附近的地方。国王同雷恩斯巴勒谈判条件，只要上校承诺立刻领他到议会，他就把自己交给他。雷恩斯巴勒拒绝了这样的条件。再等几天，封锁就能够完成，无论围困多长时间，结果都是万无一失的。国王一定会落在他的仇敌们手中，成为战俘。

只有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了，就是苏格兰人的军营。最近两个月里，法兰西公使蒙特利尔先生已经在努力替他寻找最后的避难所。公使最初被驻在伦敦的苏格兰委员们拒绝；他也去过爱丁堡，知道苏格兰议会不会答应；最后他同围攻纽瓦克的几个军队长官谈话，他们倾向于同意。他就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用法兰西国王的名义，向查理作出允诺（4月1日），说苏格兰人愿将他作为他们的法定国王招待，愿保护他和他的亲族免受危险，甚至还愿竭力同他合作，奠定和平。但是，苏格兰军官们的犹豫（他们虽愿意救护国王，却不愿同议会冲突），不久就使蒙特利尔明白自己太过相信苏格兰人了，他赶快打发人去牛津，说明他的错误。不过时间紧迫，查理已经顾不了许多了，王后也力劝他信任苏格兰军队。在后来几次商议中，军官们曾对蒙特利尔作出一些许诺。蒙特利尔告诉国王，这是危险的选择，若仍有别处可以安身，最好还是先往别处躲藏；若不能找着别的藏身之地，苏格兰军中暂时也是安全的。

无论如何，查理不能再等在这个地方了，费尔法克斯已经到达纽伯里，三天之内就可以完全包围牛津。4月27日半夜，国王只带阿什伯纳姆和赫德森博士出逃，博士熟悉路径，国王骑马，扮作阿什伯纳姆的仆人，背着三人的行李，离开牛津。因为要给所有的监视人造成假象，三人同时分别从不同的门出城。国王走在通往伦敦的大路上，到哈罗山时，望见了自己的都城。他站在那里思考着，自己是否应该突然出现在伦敦市，重回白厅，那里的人心最近对他颇有好感，比较趋向于他。但是此人最不善于在千钧一发时作出大胆的决定，这是因为他的心神不够镇定，特别是害怕因此损害国王的尊荣。犹豫几个小时后，他从伦敦方向掉过头来，往北前进，走得很慢，好像还没有打定主意似的。国王转向东方几郡，从这个市镇到那个市镇，从这个堡垒到那个堡垒，不断改变装束，到处打听蒙特罗斯伯爵的消息，他仍然很想到他那里去。但这件事未免太过麻烦，又使他很不耐烦。最终，蒙特利尔替他在苏格兰军营中找到一个虽然不太舒服却还算安全的栖身之所。查理最后打定主意，一半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一半也因为实在疲劳不堪。5月5日，在他离开牛津后的第九天，蒙特利尔带领他进入克尔罕姆，这是苏格兰人的大本营。

利文伯爵和他的军官们看见国王，就装出十分惊诧的神色，立刻把国王到达的消息告诉议会的委员们，又发出紧急文书告诉爱丁堡和伦敦。军官们和士兵们对国王深表敬意；但是到了晚上，在向他表示崇敬的借口之下，在他门口安置了牢固的警卫。因此，当查理想摸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试图颁发当晚的口令时，利文伯爵说道：“请陛下原谅，我是这里年资最高的军人，陛下还是让我执行那个责任吧！”

第七章　鹬蚌相争

——独立派与长老会派的斗争（1646~1647）

这些变化、报告、限制，千百种造反的谣言和前所未闻的阴谋策划，甚至有人说要谋杀他的谣言——这一切都使查理陷入日益痛苦的焦虑。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在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的帮助下，逃到南边的怀特岛。

国王的被捕

5月2日，伦敦得知国王离开牛津的消息，却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谣传他躲在伦敦，于是发表声明，无论谁窝藏他都将杀无赦。费尔法克斯送信来说国王向东方走了，议会便打发两个可靠的军官——罗素上校和沃顿上校前去寻找。议员们与保王党们都心神不定，只能耐心等待，议员们怀揣着恐惧，保王党则满怀着希望。

5月6日晚上，终于有消息说国王在苏格兰军营里。翌日，下议院议员们投票决议，只有议会有权处置国王个人，应该立刻将他领到沃里克堡。贵族们拒绝批准这个议案，但赞成让驻扎在纽瓦克附近的波因茨监视苏格兰军队的行动。

苏格兰人却想离开这里。他们在国王到达那天，接到国王的命令，镇守纽瓦克的贝拉西斯勋爵开门让波因茨进城，将市镇送给他。之后，他们把国王放在先锋部队中，向着自己国界上的纽卡斯尔前进。

独立派满怀焦愁与怒气。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事事顺利，军队大获全胜，在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有才干的人都投入他们麾下。不奉国教的信徒们与独立派联合，人数和自信心日益增长。即使长老会终于得到议会认可，成为官方教会，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独立派有律师和自由思想家协助，成功维护了议会对宗教事务的绝对支配权；而长老会派被削弱以后，就只能比较迟缓地行动了。现在，无论是伦敦还是各郡，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社会动向都明显有利于独立派。正当他们春风得意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丧失一切的威险，一旦国王与长老会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一切就会化为乌有。

他们用尽全力来抵挡这样的打击，如果他们能够独揽大权的话，或许会立刻派兵攻打苏格兰人，用武力捉拿国王。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在上议院居少数，在下议院的优势也很微弱。于是他们采取间接措施，用各种方法来激怒苏格兰人，挑起人民反对他们，希望导致敌人分裂。小军官在伦敦城外拦阻苏格兰的信使，截留他们的公文，苏格兰人申请惩办这些人，也不予理会（5月9日）；北方诸郡纷纷递呈文控诉苏格兰人勒索、横行、蹂躏人民；市长福特以本市的名义为苏格兰人进言，要求制裁扰乱宗教和政治的新异端（5月26日），贵族们致谢市政会，但下议院议员们连几句简单的答复也没有。独立派在议会和其他公众场合，尤其是军中，对苏格兰人大加侮辱，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激起人民的愤怒和藐视，以反对苏格兰人。6月11日，下议院议员投票议决：现在用不着苏格兰军队了，先付给他们十万镑，并发表声明问他们还欠多少，请他们回到苏格兰去。

这几个办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苏格兰人既不表示难堪也不表示恼怒，但他们的迟疑举动却更合他们仇人的心意。愿为国王出力的领袖们迷惘到了极点。查理认为对待反叛的人民不必讲什么信用，他计划诱使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互相消灭，自己好重掌大权。长老会派方面，无论是苏格兰人还是英吉利人，都决定要保全盟约和教会的胜利，并表示除非作为代价，否则他们绝不会向国王妥协。但是，他们要同时应付敌人的控诉和本派的需要，言论就自相矛盾起来，行动也互相抵消。他们常和朋友谈起自己如何害怕独立派，愿意同国王讲和；但是他们的宣言又说他们如何热心为盟约，如何坚决靠拢议会，如何决心与英吉利兄弟结成牢不可破的团结。查理离开牛津之前，曾写信给奥蒙德侯爵，说他之所以前往苏格兰军中，是因为他们曾答应过要支持并拥护他的公正权利（4月3日）。5月21日，奥蒙德公布了国王的信，苏格兰人却立刻否认，说那是“最无聊的谎话”。现在对国王的看管更加严密，从前武装护卫他的人，现在一律不许靠近他，他的书信几乎全部被扣留。苏格兰人的领袖为表示他们忠于盟约，终于来见国王，请他受教于基督的真理，他们最有名的传教师亨德森特前往纽卡斯尔，担任劝告国王改变宗教信仰的任务[　辩论于5月20日开始，一直进行到7月16日。国王与亨德森之间往来的所有文件，都已收集在（1662年）《殉教国王查理的著作》中，第155～187 页。

]。

查理与对手辩论教理十分娴熟，又不失尊严。他的对手温和而彬彬有礼，国王则毫不妥协地坚持他的国教会立场，辩论时并不中伤对方。6月10日，国王写信给仍坚守阵地的保王党守将们，叫他们投降，献出市镇；又写信给议会，催促他们尽快送条件来；同时写信给奥蒙德，让他继续秘密同爱尔兰人谈判条件，对外的正式命令却是停止谈判。

7月23日，议会的条件终于来了，彭布洛克伯爵、萨福克伯爵和四个下议院议员，奉命送来条件。国王听完宣读的条件后，答应在适当的日期之内给出答复。过了几天，委员们没有听见什么消息。这期间，国王很难受地读着这些条件，越读越觉得屈辱，越读越觉得严酷，这次比他以前拒绝过的任何条件都要严厉。议会要他加入盟约，完全取消主教制的教会；交出陆军、海军和民团的兵权；要他同意将七十一个人（全是他最忠诚的朋友）排除在特赦范围以外；凡是曾为他出力的人，一律不许担任官职。大家都劝他承认这些条件。法兰西大使贝利弗厄以法兰西宫廷的名义劝他接受这些条款。王后也从巴黎差人过来告诉国王，说他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抵抗。长老会派也苦劝国王，其恳切程度不亚于王后的信使。几个苏格兰的市镇，包括爱丁堡在内，递上几份请愿书，说了些友好的话，也是关于这件事。伦敦市也想力劝国王，但被下议院议员们禁止了。到后来，苦劝之外又加上恐吓，苏格兰教会大会说，国王若拒绝盟约，就不允许他进入苏格兰境内。洛登勋爵甚至当着苏格兰委员们的面宣言，国王若坚决拒绝条件，苏格兰绝对不会让他入境；又说英格兰很可能将他废除，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政府。

国王的尊严，他在宗教上的斤斤计较，加上他身边几个喜欢玩弄诡计的朋友的怂恿，使他拒绝听从人们的忠告。8月1日，国王传委员们前来，写好一篇东西交给他们，没有答复接受还是拒绝，只要求到伦敦亲自与议会磋商。

独立派抑制不住他们的欣喜心情。委员们回来时，照例由议员们向他们致谢，有一个议员喊道：“我们应该谢的是国王。”8月10日，苏格兰委员们送来一封信，说愿意交出他们占领的所有地方，并将军队撤出英格兰境内。贵族们投票议决，承认他们的同胞苏格兰人对英国有功。下议院议员们没和贵族们一起投票，不过通过一个议案，禁止说苏格兰人的坏话，禁止刊行任何东西反对他们。在一个短时期内，两派好像都一心一意致力于协调他们的利益，以取得和谐。但苏格兰人所提的建议产生了两个问题：他们要求已久的欠饷应该怎样偿还？国王个人应该由谁来处置？一提起这两个问题，两派又重新冲突起来。

关于第一个问题，长老会派很容易处在有利地位。苏格兰人的要求太高，在他们所承认的议会已拨款项之外又要求七十万镑，还有苏格兰因同英格兰联盟而受到的极大损失，可由议会公平核计应补偿多少。独立派则咬牙切齿地挖苦苏格兰人，反对这样昂贵的兄弟交情。独立派列出另一个清单，说苏格兰人曾在各处抽取过许多税捐，证明苏格兰不仅不该要求还款，反而欠着英格兰四十万镑。但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认真辩驳这些互相责难的话，苏格兰退兵显然是必要的，因此必须给他们一笔钱。独立派老是顽固拖延，好像不过是出于盲目的热情或耍政治手腕。长老会派却相反，他们只是劝苏格兰人酌情减少所要求的数目。那些因为不喜欢长老会派专制而帮过独立派几次的人，这次却选择支持长老会派，投票议决发给苏格兰人四十万镑，在他们出境时支付一半，其余一半分两年付清。苏格兰人同意了。于是在伦敦市立刻募债，以教会产业作抵押，以便付钱给苏格兰人。

至于怎样处置国王，长老会派的地位就变得左右为难了。即使他们愿意将国王留在苏格兰人手中，也不敢提出来，因为事关民族体面，人人都说处置他们自己的国王是英格兰人独有的权利。苏格兰人虽然很想避免两方闹翻，却难以忍受侮辱。他们说查理不仅是英格兰人的国王，也是苏格兰人的国王，他们同样有权监督国王本人与财富；按照盟约规定，这是他们的责任。两国争得很激烈，开过多次会议，刊布过许多小册子，发过许多宣言，相互控诉过好几次。人们不分党派，大声疾呼谴责苏格兰人的非分要求，民族成见与仇视又重新出现。长老会派的政治领袖如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格林等人对斗争感到疲倦，因此就急不可待地想寻求结束斗争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苏格兰人把国王交给议会，那么遣散那支致命的军队，那支独立派所依靠的唯一力量，将变得容易。本来，国王的真正仇敌，也是这支军队。所以他们劝告苏格兰人，为自己事业的利益着想，还是让步为好。9月24日，贵族院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作出决定，同意五个月来悬而未决的下议院议案：“只有议会有权处理国王本人。”

苏格兰的长老会派也愿意遵守这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已被自己的抗拒弄得进退两难。国王在长老会内的朋友们，最近取得了更多权利，因而变得更加大胆。这些人以汉密尔顿公爵为首领。他一回到爱丁堡，就竭尽全力为国王寻求安全的保障。不久，几乎苏格兰的所有高等贵族、市民及温和的长老会员，都环绕在他周围；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也来了，因为他们讨厌群众的盲目狂热和牧师们的高傲专断。这些人构成一个严肃的代表团，前往纽卡斯尔跪求国王接受议会的条件。他们全是查理的同乡，又都是他年轻时的朋友，他们的哀求动摇了他的决心。他说：“平心而论，无论什么危险都难以打倒我，使我不安的是故乡的人们如此热心地苦劝我，而我却要让他们失望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心愿，我不是拒绝听从你们的劝告，只希望伦敦的人们能听我讲讲道理。”翌日，他答应只在五个教区设立主教制教堂，其余都是长老制，他只想为自己和同教的朋友们谋求信教自由与礼拜自由，其余相持不下的意见，他将和议会共同解决。但是这样的让步并不能使长老会派满意。国王越作出重要让步，他们就越怀疑他的真诚，几乎没有人理睬他的提议。汉密尔顿灰心了，谈起他将前往大陆；同时有消息说，苏格兰军队准备回国了。查理立刻写信给公爵进行挽留（9月26日），他希望自己能够跟随苏格兰军队离开英国。汉密尔顿收到信后果然不走了。11月，苏格兰议会开会，最初几次会议好像宣布要善意地对待国王。12月16日，议会宣称愿意支持国王及其子孙的王朝政体和他们作为英格兰君主的正当权利；并且愿送秘密训令给伦敦的委员们，与他们谈判条件，以便国王能够体面地、安全地、自由地前来伦敦。不料长老会总会的常设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给苏格兰议会，斥责它接受背信弃义的劝告，控诉它将为了一个废弃基督盟约的国王而导致两王国的联盟走向灭亡。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们面对这样的干预无计可施，只能收回已经通过的议决案。温和善良的人们什么都干不成，只好重新请求国王接受条件。查理回信要求亲自来和议会磋商。

12月23日，议会签订条约，规定苏格兰军队撤退以及发放军饷的办法。伦敦市很快筹足金额，苏格兰人在退兵前将领到的二十万镑分装在两百个箱子里，贴上两国印信的封皮，用三十六辆车拉走，由一队步兵护送出伦敦。司令官斯基庞当日发出命令，任何军官或士兵，若得罪苏格兰军队，以致他们出来控告，将严惩不贷。1647年1月1日，运款车队到达约克，三个星期后，苏格兰人在北阿列顿领到第一批款项。12月31日，两院投票议决，应该把国王送往北安普顿郡的霍姆比堡。国王无疑是两国交易的一部分，因此下议院议员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派人去纽卡斯尔郑重其事地把国王接过来；还是不用任何仪式，仅仅要求苏格兰人把国王交给斯基庞，连同该地的钥匙和款项的收据一起？独立派坚决支持第二个方案，这样一方面可以侮辱国王，一方面又可以侮辱他们的劲敌。但是长老会派居然成功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1月12日，九个委员，即三个贵族代表与六个下议院议员，带领为数众多的随从，从伦敦出发，恭恭敬敬地前去领回他们的国王。

当查理得知议会的决议案以及自己将要迁到霍姆比堡的时候，他正在下棋。他安安静静地下完这盘棋，然后说道，等委员们到达时，他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他的朋友和仆人们四处张望，想寻求援助，寻找逃难之处，一会儿盘算再次逃走，一会儿又试图在国内的某个穷乡僻壤策划保王党再次起事，以拥护国王。甚至人民也开始同情起国王的噩运。一个苏格兰牧师在国王面前讲经，讲的是《诗篇》第五十二篇。开头一句是：

“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国王站起来，开始读起《诗篇》第五十六篇：

“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们要将我吞食！”

此刻，全体听众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和国王一起朗诵那篇诗篇！但是群众的怜悯来得很慢，而且难见效果。

1月22日，委员们到达纽卡斯尔，苏格兰议会此前已正式同意交出国王。查理很客气地接待委员们，和他们愉快地交谈，又询问途中的情况。总之，国王似乎急于表现出他很高兴回到议会去。在他们告别以前，苏格兰的委员们尝试作最后的努力，劝国王接受苏格兰盟约。他们说道，只要他肯接受，就不把他交给英吉利人，而把他送到贝里克，为他争取更合理的条件。蒙特利尔也在居间调停，但查理坚持拒绝。不过，对苏格兰人如此对待他，却也并无一句怨言。他很礼貌地对待两国委员们，竭力避免流露出不信任或愤怒的情绪。1月30日，苏格兰人不胜疲累，终于先走了，把纽卡斯尔交给英吉利的军队。2月9日，国王离开纽卡斯尔，由一队骑兵保护，他走得很慢，一路上都有成群的热心人迎接。快到诺丁汉时，这里原是费尔法克斯的大本营所在地，他出来迎接国王。他一看到国王就下马，吻了国王的手，又上马，在他身边很恭敬地陪他说话，陪他穿过市镇。费尔法克斯离开后，国王说道：“将军是个讲信用的人，他没有对我食言。”两天后，他进入霍姆比，附近的许多乡绅和农民都举行了聚会庆祝国王到来，国王为他仍受到人民欢迎而庆幸不已。

议会与军队的矛盾

有段时间，长老会派在威斯敏斯特对所有事情都不太放心，但不久又高兴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王国的主人，终于能够大胆攻击他们的敌人了。查理到达霍姆比之前，众议员们已投票议决遣散军队，只留下部分需要出征爱尔兰和镇守重要城镇的军队。[　动议以一百五十九票对一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费尔法克斯几乎被解除军队统率权。[　动议以一百四十七票对一百五十九票未获通过。

]他虽然还有兵权，议会却规定议员不能在他的军中任职，他手下的军官军阶不能高过上校，他们都必须遵守长老会的教规和盟约。[　动议以一百三十六票对一百零八票获得通过。

]贵族代表们要求军队在遣散之前，先驻扎到离伦敦较远的地方；又在伦敦市募借了二十万镑，付清被遣散的队伍一部分欠饷。最后派一个特别委员会——长老会的全部领袖如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格林、梅纳德、沃勒尔几乎都在委员之列——监督这些措施的执行，特别是催促救援部队出发，不幸的爱尔兰基督教徒对他们的到来盼望已久。

独立派在最近两个月内，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议会里的势力下降，许多新议员尽管开始曾和他们合作，但由于害怕长老会的专制，又开始反对他们了。克伦威尔曾对勒德洛说道：“为议会出力是多么可怜呀！一个人无论有多真诚，只要有一个律师诽谤他，他就永远难以恢复名誉。参军却不是这样，一个人只要立下战功，他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既不怕人责怪，又不怕人妒忌。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世的话，他会结结实实地给他们一顿教训。”勒德洛是个真诚的共和派，此刻还不清楚那些阴谋，因此没有对这个试探作出什么反应。别人却更容易上当，被他所诱。克伦威尔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威望，在军中笼络了一群有才识的帮手，如不久后成为他女婿的艾尔顿，学法律的兰伯特，此外还有哈里森、哈蒙德、普赖德、里奇、雷恩斯巴勒等上校。战争结束后，克伦威尔借助这些人，保留他的议员地位和他在陆军里头的全部影响，而且不断遥控军队。议会一谈到遣散军队，这帮人就大发牢骚，特地从伦敦送来的新闻、暗示和建议被他们偷偷传播到军中。他们号召士兵力争补发全部欠饷，拒绝赴爱尔兰打仗，并避免内部的不团结。克伦威尔为了解除人们对他的怀疑，常常在议会发言，痛陈军人的不满，并表达自己对议会是多么忠心耿耿。

3月25日，军队送来一份请愿书，有十四个军官的签名，语气很谦逊很和善。他们答应命令一下就启程前往爱尔兰，提出清还欠饷以及另外几项士兵们有权期待的保证。议会向他们致谢，但态度高傲地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对议会指手画脚。这个答复一到军中，立刻又送来一份请愿书，比第一次还要坚决，还要具体。呈文要求付清全部欠饷，不得有丝毫拖欠；若有人不愿前往爱尔兰，议会不能强迫；对残疾军人和牺牲军人的遗孀及子女，发放抚恤金。这份请愿书就不只是几个人签字了，而是由全体军官和全体士兵署名，这次不是对议会说话，而是对费尔法克斯说话，他是军队的天然代表，又是他们权利的保护人。有人到每一个团读请愿书，凡是不肯签字的军官，都受到了威吓。

议会一听说军队的这种举动，就命令费尔法克斯禁止他们，并宣称凡是不听命令的人，都以国家敌人以及扰乱治安论罪，还要某些军官来议会解释他们的行为。

费尔法克斯答应遵从。4月1日，一些军官前往威斯敏斯特，辩解说请愿书没有向各团宣读。议会便不再往下追问，直接把请愿书抛在一旁，不予承认。于是重新恢复办理遣散军队的准备工作。伦敦市开始募债，进行得很迟缓，又不够用，于是每月抽统税六万镑，以补足欠饷的数量。最重要的是，加速建立出征爱尔兰的军队，他们给入伍的人很多好处，派斯基庞和梅西率领他们。长老会中的五个委员前往总司令部下达这个决定。

4月15日，委员们到达司令部，二百名军官聚集在费尔法克斯家里，同委员们会商。当委员们说到由斯基庞和梅西两位少将统领军队时，大家表示赞同，但还想要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参与。

又过了几天（4月27日），有一百四十一名军官送请愿书给议会，郑重其事地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说：“我们虽然是军人，但并没有失去国民的资格，也没被剥夺在国家大事中的利益。我们希望议会永远不要拒绝我们上递请愿书的权利，因为议会的敌人还有这种权利。有些人说了假话，说军队想让全国人民沦为奴隶。我们热切地请求你们主持公道，为我们雪冤；此外，我们还求你们按照实际情况，发放我们得来不易的薪金，尤其是士兵们的军饷。”

4月30日，斯基庞又拿出另外一封由三个士兵送来的信。信里说有八个团的骑兵明确表示拒绝前往爱尔兰服役，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忠实的计谋，不过以此为借口，要拆散士兵和他们所爱戴的军官，来掩饰一部分人的野心，这些人做了很久的臣仆，最近尝到君权的滋味，于是也蜕变为专横残暴的人。长老会派领袖们见自己受到攻击，又惊又怒，要求议会立刻传那三个士兵来问话。三个士兵来了，他们态度坚决，声称所有的意见都是大家的想法，他们只是代表军队来向议会请愿。

议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不安。现在需要压制的不只是心怀不满的士兵，整个军队已经联合起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劲敌。现在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军官们的，一个是士兵们的代表团“鼓动队”。他们管理一切行动，还准备以军队名义谈判条件。每营各选出两个鼓动代表，遇到有必要开会的时候，每个士兵出四个便士充当经费，两个会议绝不许有共同行动以外的单独行动。同时，有谣言流传，说军队已经给国王送去条件：若国王愿担任军队首脑，愿受军队照顾，军队也愿重立他为国王，享受公道的权利。议会看见这样的新势力显现出来，不仅害怕军队胜利，更怕军队此时此刻的力量。较为小心的议员变得更加胆怯，有几人离开了伦敦，有几人转而讨好克伦威尔等将军。议会决定依从军队的要求：发给遣散军队的军饷从六个星期的增至两个月的；特赦军人们在战争期间的所有违法行为；指定款项以帮助军人们的遗孀孤儿；最后一条，就是派克伦威尔、艾尔顿、斯基庞、弗利特伍德，重新建立军队与议会之间的和谐，促使双方言归于好。

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劝和好像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日复一日，议会的委员们看着敌人的权力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变得越来越大。克伦威尔仍然不停地写信，说他正在尽力安抚军队，又说他的影响已因此受损，自己很快也要变成士兵们怀疑和憎厌的对象了。有几个委员终于回到伦敦，从军队带回来的一方面是同样的提议，一方面又是同样的拒绝。

长老会派的领袖们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他们就利用议会的意向，投票通过了一个更为坚决的议案：凡是不肯报名前往爱尔兰的军队都应该立即解散。这项措施对如日期、地点、方法等细节都安排好了。议会准备突然地解散这些队伍，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在各队驻地内，分别予以解散。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既不能提前商量，又无法一致行动。这个计划实施所需的款项已送到各个地点，并由几个长老会派组成的委员监督计划的执行。

然而，委员们发现军队已陷入十分混乱的境地。大多数的团听说议会要以解散相威胁，就叛变了。一些士兵疑心军官们靠不住，就把他们驱逐，自己做主出发，在飘扬的大旗下，与同袍会合；也有些军队占据了教堂，并武装坚守起来，宣布不愿解散；还有些部队将送来的军饷抢夺过来。士兵们给费尔法克斯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军官们不肯领导他们，那么他们自己也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费尔法克斯不知所措，心里很难过，于是苦苦劝告军官们倾听士兵们的呼声，并写信给议会。他对各方面都讲真话，可没有任何作用，尽管他仍受人爱戴，但一点力量也发挥不出来。后来他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军官们投票议决，说议会的几个议决案不能使人满意；说既然没有更好的保障，军队是不会解散的；又说军队分驻的地方应该更集中一些，应该开一个大会以解除恐慌，安定军心；最后说，本军事会议应该递送一个措辞诚恳的呈文给议会，报告所发生的情况。

议会的权利正面临军队的挑战，他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应付这样的敌人，它需要依靠在名义之上的实力，也需要依靠除法律以外的一切支持。目前，除了国王以外，只有伦敦市拥有这样的权利，可伦敦市完全是长老会派，而且快要变为保王党了。一些措施已经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了。经过市政会的同意，民团指挥权从独立派手中移交给一个长老会派委员会。议会决定增派卫兵保护自身安全，加拨一万二千镑作为卫兵的军饷。大量的退伍军官都是埃塞克斯的忠诚旧部，自由地住在城里。埃塞克斯已于去年下半年去世（9月14日），他的死对长老会派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有谣言流传，说他是被仇人毒死的。议会完全有理由担心国王对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好转。有两次因为神学上的仇恨，他们不许国王和自己的牧师一起礼拜；他们曾把国王的心腹仆人赶走，又经常阻止国王和他的妻儿朋友们通信；最后，国王针对他在纽卡斯尔收到的提议向议会作了一个详细的答复，但议会竟丝毫没有考虑国王的意愿。如今，和解好像已十分困难，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国王有理由抱怨长老会派，但也知道他们并不想完全毁了自己。国王在霍姆比的时候，虽然受到严密监视，但国君的荣誉礼节从未减少。他的内廷仍保持着华贵的排场，宫廷礼仪还是一丝不苟地遵守，至于常驻该地的委员们（全是长老会派）的仪容，全是毕恭毕敬、彬彬有礼的。国王有时请他们陪他散步，有时和他们下棋或玩滚木球，也常常以礼相待，乐于和他们往来。他们想，他知道议会的仇人也是他自己的仇人，而且他不至于拒绝现在唯一的安全所在。5月2日，贵族院投票议决，请国王陛下住到更靠近伦敦的奥特兰兹堡。下议院议员们没有参加投票，但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议会和驻扎的委员们之间，特别是和驻防军统领格里夫斯上校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而神秘。此时无论在威斯敏斯特还是在伦敦市，大家都怀抱希望，国王不久就会和他的议会联合起来。不料，6月4日那天，有消息传来，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已把国王从霍姆比带走，国王现在在军队手中。

事情确实如此。6月2日，国王用过午餐后，在离霍姆比二英里的奥尔托普草地上玩滚木球游戏，陪伴他的委员们看见一个陌生人穿着费尔法克斯的卫队军服，站在旁观人群中。格里夫斯上校问他是谁，从哪里来，军队里现在都谈论些什么。这个人说昨天看到一大队骑兵正向霍姆比驶来，离此地不到三十英里。这句话引起很大的恐慌，大家马上回到霍姆比，作了一些防备袭击的布置。快到凌晨时，一队骑兵到来，要求进堡。草地上出现的那个人走上前来说道：“我叫乔伊斯，是将军卫队的掌旗官，我要和国王说话。”格里夫斯与布朗少将命令驻防军准备开火，但士兵们已和新来的人谈过话，他们放下铁栅，大开堡门。乔伊斯的人在院子里下马，称他们奉军队命令要将国王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有人要劫持国王送往伦敦，号召其他部队重开内战。他们还说，驻防军司令格里夫斯上校也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之一。士兵们听见后喊道，他们不愿抛弃军队。格里夫斯不见了，匆匆逃走了。委员们会商之后，知道必须放弃抵抗的希望。此时已是中午，乔伊斯占领了堡垒，在四面安置哨兵，就让他的士兵们休息到傍晚。

晚上十点，他要求会见国王，当时国王已经睡下，他仍然持枪逼人领他到国王卧室。国王的侍从力促他放下武器，却被他拒绝了。他们迟疑着不肯开门，他就发起怒来，国王被吵醒，拉铃吩咐侍从们让他进来。乔伊斯走进卧室，脱下帽子，手中仍拿着枪，神色坚决，却并未无礼。国王叫来所有委员，同乔伊斯商谈了很久，随后打发他出去，说道：“乔伊斯先生，祝你晚安。如果你手下的人们履行你所答应我的全部条件，那么我就同意和你一起走。”

次日清晨，国王询问乔伊斯是谁派他来的，乔伊斯说奉军队的命令。国王不愿离开，但最终还是在士兵们的逼迫下上了车，委员们也跟随着国王。

乔伊斯派人给伦敦送信，向克伦威尔报告，诸事顺利，但克伦威尔不在伦敦，由弗利特伍德上校接到此信。原来此时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在司令部，费尔法克斯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很难过，他对艾尔顿说道：“我不喜欢这件事，是谁发的这个命令？”艾尔顿答道：“之前是我发的命令，叫他们把国王严密看守在霍姆比，但并没有命令他们把国王带走。”克伦威尔则说道：“带走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就会有人把国王带回议会。”费尔法克斯立刻派惠利上校带两团骑兵去迎国王，送他回霍姆比。查理不肯回去，以抗议他所受到的粗暴待遇。事实上他很高兴看到他的敌人们发生分歧，也希望改变一下囚禁的地方。两天之后（6月7日），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全部属下，以及克伦威尔、艾尔顿、斯基庞、哈蒙德、兰伯特、里奇等人在剑桥附近的奇尔德斯利觐见查理。多数人都很恭敬地吻他的手，第一个便是费尔法克斯，只有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两人与国王保持距离。费尔法克斯很郑重地声明，他对国王转移的事毫不知情。查理希望人们把他送回纽马克特。于是惠利上校住在这里陪他，费尔法克斯回司令部，克伦威尔回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的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四天之中不见了，都感到很诧异。

他发现两院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害怕；一会儿坚决，一会儿又很软弱。最初得到国王被带到别处的消息时，人们普遍感到沮丧。斯基庞（长老会派坚持把他当作自己人），以哀叹的腔调提出一个议案，要求人们举行禁食，以便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恢复议会与军队间的和谐一致。一方面，投票议决立刻拨出一大笔款项发还欠饷；另一方面，又决议从议会议事录中删除某一次的宣言，因为那篇宣言将士兵们的第一份请愿书看作是反叛的言论。但是后来得到的一些消息，又多少恢复了议会的勇气。他们从委员们的信件中得知了在霍姆比发生的事件详情，也知道了乔伊斯给克伦威尔的信。等到中将在议会露面的时候，他们就说出这些疑团来，克伦威尔强烈地否认，他请上帝、天使和人民作证，说他过去从没听说过乔伊斯这个人，如同还没出生的孩子从未见过太阳一样。不过，霍利斯、格林和格里姆斯顿仍不相信他，他们到处寻找证据，决心一有机会就提议拘捕克伦威尔。6月10日，两院正在开会，辩论已经开始，格里姆斯顿突然带来两个军官，要控告克伦威尔，说他企图利用军人反对议会。他们说道：“不久以前，军官们开了会议，讨论是否应该清洗军队，只留下信得过的人。克伦威尔却说：‘我很相信军队，但是有另外一个团体的人特别需要清洗，那就是下议院——只有军队能够办这件事。’”两个军官一退出，克伦威尔就站起来，泪流满面，双膝跪下，呜咽一番，做出种种姿态，使全院的人深深感动或惊奇不已。他说倘若国内有一个人比他更忠于议会，他就请上帝降祸于他。随后，他站起来，谈国王，谈军队，谈他的仇人们和朋友们，谈他自己，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他的发言谦虚而胆大，冗长却动人，他很反复强调，说他受到很不公平的攻击，受到毫无道理的牵连。总之，他这番话，说得很有效果。当他坐下的时候，他那一派已完完全全占了上风。三十年后，格里姆斯顿曾回顾道：“当时他如果愿意的话，议会的确有可能把我和那两个军官送往伦敦塔幽禁起来，说我们诽谤他的名誉。”

克伦威尔很聪明，因此他并不急于报仇。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也知道这样的戏不可反复上演。当天晚上，他就偷偷离开伦敦，赶往剑桥附近的特里普洛荒地，和集中在那里的军队一起。他一直以虚假的面目面对长老会派和议会，现在他知道即使运用他两面派的本事也难以再伪装下去了，只好把假面具脱下来，公开担任独立派和军队的领袖。

军队在伦敦的胜利

克伦威尔离开威斯敏斯特没几天，军队就开始向伦敦进军，全体部队已庄严地签字宣布，要将他们的奋斗目标坚持到底。他们在一篇题为《谦逊的宣告》的文件里向议会陈词，不只是描述他们的疾苦，更是很骄傲地表达各方面意见，谈到了国事、议会的结构、选举、请愿的权利，以及国家的普遍改革。最后，还要求弹劾十一个下议院议员，即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纳德等人，说他们是军队的敌人，说议会之所以陷入种种致命的错误之中，都是由于这十一个人。

长老会派早已料到这样的打击，因此事先作好了准备，以保护自己免受损害。最近的两个星期，他们运用各种努力，希望引起伦敦市民对他们的好感。民间一向颇有微词的盐税和肉税被取消。学徒们曾反对禁止举行宗教庆祝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于是指定一些公共休息日来代替这些宗教欢庆日。大众反对贪婪的议员们，反对一人独兼许多美差，于是投票议决，任何议员都不得担任肥缺，或接受馈赠，或私占反叛分子的充公财产；已收到的非法赃款，应上交国库。最后指出，过去曾有一个委员会专门受理市民们的疾苦申诉书，战争期间已形同虚设，现在要在更为有力的基础上重新设立这个委员会。

但此时此刻政府的各项让步除了证明时势艰难外，无法证明任何东西。现在各派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伦敦市憎恨独立派，又害怕他们；对于长老会派的首领，伦敦市愿意效忠，但又看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有一段时间，以上的种种办法好像收到一些效果：市政会宣称它坚决支持议会；市民们组成几个营，民团又重新招募起来；退伍军官成群结队地到梅西、沃勒和霍利斯的军营里报名投效；伦敦四面开始筹备防御。议会投票决议，要军队撤退，把国王交给议会的委员会，请国王住在里奇蒙，单独受议会的保护。军队不予理会，继续前进。费尔法克斯以军队的名义给市政会写信，责怪他们招兵买马反对军队。市政会将伦敦的恐慌作为招兵的借口，而且郑重声明，如果军队肯退出，驻扎在离伦敦四十英里远的地方，所有分歧就会很快停息。费尔法克斯答称：这封信来得太晚，他的大本营已经驻扎在圣·奥尔本斯，必须立刻送一个月的军饷过去。议会投票议决军饷照给，但一定要军队后退。军队则要求首先将他们的敌人——那十一个议员从议会开除。下议院议员们无不忍心进行如此沉重的打击，只好说这样空洞的控诉既无事实支持，又无证据证明，不能随意剥夺议员们的权利。军队反驳道：“当初控告斯特拉福德勋爵的时候，何尝不是空洞的？你们事后才提出证据，我们现在也这样办，事后再给你们证据。”于是军队仍继续前进。人民的恐慌有增无减，商店已经关门，人们很痛恨地批评那十一个议员，怪他们执拗，以致议会和本市深陷危险。十一个议员以大局为重，表示自愿退出议会，人民很感激他们克己为国。就在十一个议员退出的那一天，下议院投票议决，采纳军队的各项提议，愿意供给军饷，并派委员们协同军队共商国家大计。国王不必来里奇蒙，请他住在较远的地方，要比军队大本营所在地离伦敦更远。费尔法克斯承认了这几个条件，退兵数英里，派十个委员与议会的委员们会商。

国王在听到这几条议决案的时候，正准备起程前往里奇蒙，至少有那样做的打算。因为自从议会表示那个意向以后，就有许多人严密地监视他，无论他在哪里停留，都有不少卫兵包围他的住处。他对此很生气。当他知道原来是议会反对他起程，知道议会什么都向军队让步时，他就轻蔑地微微一笑。从前的仇敌们如今居然甘受这样的屈辱，这让国王的心里好受多了。除了埋怨军队采取的阻止他逃走的措施以外，他再没有怨恨军队的地方。军官们对待他很有礼貌，而且比议会的委员们要顺从得多。军队让两个牧师谢尔登和哈蒙德与国王同住，他们用圣公会的礼仪自由地执行教职。国王的老仆人们，甚至最近才卸去武装的保王党们，都可以走近国王身旁。军队的领导人好像也乐于向保王党的贵族们表明，他们能够做到刚柔并济。自从牛津失守以来，国王最小的儿女们，他的幼子约克公爵、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以及三子格罗斯特公爵，一直住在伦敦，由诺森伯兰伯爵照管。查理表示他想念儿女们，费尔法克斯立刻正式要求议会照准。7月15日，国王和他的儿女们在梅登黑德见面，周围有一大群人在王族所走的路上散满绿叶与鲜花。军官们与兵士们不但不生气，而且和平民一样，深被父子相见的欢乐景象所感动。他们让国王带着儿女们同往，团聚两日。其中的几个人，特别是克伦威尔与艾尔顿，眼光最清楚不过，他们不敢说和长老会派之间的斗争已告一段落，也不敢相信他们的胜利已经巩固。他们在计算得失机会后，对将来很不放心。于是开始考虑，他们如果亲手立下复辟大功，换来国王的恩待，也许是对他们那一派的最好保障，是猎取富贵和权利最稳当的方法。

不久以后，谣言传遍王国各地，说军队领袖们向国王献殷勤，甚至说军队已交给国王考虑的条件，言之凿凿。领袖们认为有必要正式否认这些谣言，用愤怒的腔调要求惩罚造谣言和撰写小册子的人。但同国王的谈判正在进行，军官们仍然恭敬、恳切地礼待国王。军官们居然同保王党们熟悉起来，这些曾经体面地交锋过的敌对双方现在又愿意和平共处了。对于这件事，国王曾写信给王后，语气中很有自信。7月初，约翰·伯克利爵士和阿什伯纳姆奉王后的命令先后出发，以谈判人的资格去见国王与军队。伯克利一登岸，就有他熟识的艾伦·阿普士利爵士来迎接。他们一同赶到军队当时的大本营里丁。当天晚上十点，克伦威尔、雷恩斯巴勒和哈德雷斯·沃勒爵士三人共同拜访伯克利，三人一致郑重声明，他们完全以善意对待国王。次日，伯克利开始同军队谈判条件，艾尔顿向他介绍了军官会议正在准备的条件，这次条件比过去向国王提出的所有条件都要温和。他们只要国王交出民团指挥权以及大臣选用权十年，要他贬逐七个顾问官出国，要他收回长老会主教们和牧师等人的全部权利。艾尔顿说道：“有必要把战胜者与战败者作一些区别。”因此要求开战以后所封的爵士不许当上院议员，保王党不许当下届的议员。这些条件远没有议会的条件那么苛刻，既不要求废除主教制教令，又不要求所有保王党人交出大笔罚款，也没有像议会那样任意以法律之名停止国王及其下属行使职权的条件。可是，在另一方面，军队却提出了几项前所未有的改革：更加平等地分配选举权和纳税权；改变民事诉讼程序，取消政治的、司法的和商业上的特权。总之，就是将前所未闻的平等原则，引入到社会和法律中去。但这些改革并不针对国王的尊严或权利，没有人认为国王的特权与保留腐朽选举区[　指虽然衰落但仍有选举权的城市，到1832年，才废止这些城市的选举权。

]、律师们的暴利以及一部分债务人的欺诈有什么关系。伯克利认为这些条件简直是出乎意料的宽大。在他看来，一个差点就一败涂地的国君，能以如此便宜的代价将王冠购买回来，这是过去未曾见过的。他求得他们的许可，在军队正式将这些条件提给国王以前，先由他私下给国王通个消息。令他惊讶的是，查理居然认为这些条件太苛刻，他说道：“他们若是当真想和我达成条件，那么就应当提出我所能接受的条件。”伯克利试着劝说了几句，力陈拒不接受条件的危险，国王忽然说道：“不，这些人不能没有我，你将看见他们会乐于接受更公平的条件。”

伯克利努力想找出国王自信的根据，但毫无结果。此时突然传来消息，说伦敦爆发全市骚动，成群的市民和学徒包围着威斯敏斯特大会堂。人们预料议会随时都可能投票议决请国王回来，并让那十一个议员重进议会。最近的两个星期，特别是批准十一个议员请假六个月之后，他们这一派人就失去了眼前的所有希望。形势越来越紧迫。长老会派的委员会，前两个月才担任起指挥伦敦民团的任务，现在又解散了，独立派收回了这个重要位置。伦敦市不能如此退让，市民怎么能让仇敌来代表他们，统率他们！不到几小时，全市普遍激愤起来，皮草店张贴出一张通告，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国王体面地回到伦敦。立刻有许多人在上面签名，当邮差起程前往大本营的时候，就将许多张这样的通告送遍全国。遣散的军官们与人民联合起来。所有发生的事，都说明一个既广泛又生气勃勃的运动已经形成。

军队立刻向伦敦进军，费尔法克斯以军队名义写了几封威吓信。独立派有这样的支持，就在议会宣布，凡是赞成伦敦市承担保王任务的，一律以大逆不道论处。但这些威吓来得太迟，来不及镇压大众的骚动。在宣言发表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就有许多学徒、遣散的军官、水手，成群地挤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前，又叫又骂，显然是带着什么大胆的意图来到这里。市政会随后送来一份请愿书，语气还算温和有礼，要求把民团指挥权交还给长老会派，并告诉议会，人民已不能再忍耐下去。议会正在讨论请愿书的时候，门外的群众又递进另一封请愿书，所表达的意思与市政会相同，语气却更加缓和。但是议会并未予以答复。一天快结束了，群众不但不疲倦，反而更加烦躁。他们占据了通往议会的所有街道，有人大喊道：“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凶猛的捶击撼动了大门。两院的议员们抵抗了一会儿，下议院的门终于被人攻开，有四五十个情绪激动的人冲进来，他们并不脱帽，用充满威胁的姿态喊道：“投票议决！投票议决！”议会让步了，撤销昨天的宣言，民团又归长老会委员会指挥。暴动看来要结束了，议员们正要离开，却被群众阻止，他们说道：“我们要国王回到伦敦来。”这个议案立刻提出，投票议决通过，只有勒德洛一人大声坚决地反对说：“不赞成！”

军队一听到这个消息，也几乎大闹起来，特别是下级军官和鼓动派，没有人不责备国王失信，责备他是那场暴动的同谋者。劳德戴尔勋爵从伦敦过来，代表苏格兰委员们同国王商量事情，引起人们的怀疑。阿什伯纳姆三天前才到达这里，他为人傲慢，自命不凡，更令他们感到怀疑。有一些军官曾经一度倾向国王，现在也开始同国王疏远了。艾尔顿说道：“先生，你自命为议会和我们之间的公断人，其实将来我们才是你和议会之间的公断人。”话虽如此，但由于对伦敦发生的事情不太放心，他们仍决定正式将条件送给他。宣读条件时，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都在场，查理显得冷漠而高傲，三言两语就全部拒绝，他好像对自己的力量很有把握，十分得意地表示他讨厌一切。艾尔顿粗暴地坚持原条件，说军队绝不肯再让一步。查理突然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自信，军官们都很惊讶，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作出决定。一向最反对妥协的雷恩斯巴勒一言不发地走了，他要去告诉军队，不能再信任国王。这次会议就以这样的局面告终，双方之间无法再同意什么，但也确认了不可能再互相欺骗下去。

军官们还没有回到大本营，就有几辆马车从伦敦过来，六十多名议员从马车下来，为首的是两位议长——曼彻斯特勋爵和伦索尔先生。他们解释道，他们刚从愤怒的乌合之众中逃出来，到军中寻求安全和自由。军队的高兴不亚于惊奇，军队本来很怕和议会发生太激烈的冲突，而现在议长们和忠诚的议员们竟前来求他们庇护。军官们和士兵们围住避难的人，倾听他们讲述受尽多少危险和侮辱，无不表示愤怒。他们感谢上帝激发议员们下定如此的爱国决心，并对议员们表示崇敬。但对克伦威尔和他的朋友们而言，那番惊讶其实是假装的，因为在最近的五天里，正是他们在伦敦的朋友——圣约翰、哈里·文、海斯勒里格、勒德洛等大做手脚，才造成议员们的离开。

于是伯克利赶快把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国王，劝他立刻写信给军队的将领，要让他们觉得国王愿意接受他们的建议，至少也要解除他们的怀疑。但是查理也得到伦敦的消息，原来这次闹事是他自己策划的。现在他已得知，当避难的议员离开伦敦的那一天，留在伦敦的议员还有大多数，于是选举了两个新议长：下议院的佩尔罕先生，上议院的威洛比勋爵。被驱逐的十一个议员恢复了席位。改组后的议会立刻下令，要军队停留在原地，又命伦敦尽力准备防卫工作。据说伦敦人民热情很高，市政会开会的时候，有几千学徒前来，发誓愿尽力保卫国王。城里募集捐款，在城上架了炮，最后就是正式请国王回伦敦。国王于是对伯克利说道：“我姑且等一等，写这封信是来得及的。”

之后又有议员从威斯敏斯特逃来，与他们的同事会合。其余的人写信说，他们回乡间去了，不承认伪议会。独立派在伦敦的人数并不多，做事却很果断。凡是他们无法彻底阻止的种种措施，就想办法打断、拖延或加以削弱。募集来的钱慢慢用；新募的队伍没有军械；有几个长老会牧师（其中包括马歇尔先生）被军队说服，努力向人民散布恐惧心理，使他们倾向和解。总之，克伦威尔告诉阿什伯纳姆说，两天之内，伦敦市就可掌握在他们手中。

查理犹豫了很久，才终于写完一封信，在上面签了字。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马上出发将信送到大本营，他们到达后才发现，早在他们到来之前伦敦市已经投降了。逃亡来的议员正在豪恩斯洛希思检阅军队，人们大声欢呼，军队走在议员前面，向伦敦进发。在胜利者看来，国王的信件和同盟已经一钱不值了。

事后第二天，大军整队从肯辛顿出发前往威斯敏斯特。路旁站着两行士兵，帽上插着桂枝，大声喊道：“议会万岁！自由的议会万岁！”他们在海德公园看见市长及市政厅参议员们来见将军，称颂他使军队与伦敦市重归于好。费尔法克斯从市长等人身边走过，几乎没有作任何回答。再往前走，到了查令十字，公会的全体会员也前来颂扬，费尔法克斯也对他们爱理不理。到了威斯敏斯特，才知道大多数长老会派领袖已经逃走，或躲藏起来。费尔法克斯恢复了军队的朋友们的议员席位，带着谦逊的神色，听他们讲冠冕堂皇的感谢话；随即前去接收伦敦塔，他刚刚被派为伦敦塔的总管。

两天后，斯基庞在中军，克伦威尔在后军，全军游行通过伦敦，军容威严，纪律森然，没有任何市民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侮辱。长老会派看见这许多军人，虽然高傲非凡，却严守纪律，虽然威势赫赫，却服从命令，只好回家关住大门。到处都是独立派揽权，胆小的人急于表示信心，成群地环绕着得胜的军队。两院以奴颜婢膝的态度向费尔法克斯表示感激，贵族们更是低声下气。他们投票议决，当议员们逃往军中躲避时，那些未逃的议员们所办的事，不用专案取消，自动视为无效。这个议案令下议院议员们不安，他们准备控告当日滋事的人们，但大多数留在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当日曾参加这些声明绝对无效的议案，他们三次不肯让步。军队派一队骑兵在海德公园扎营，又有队伍驻扎在前往议会的各通道口。在议会内，则有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使用威吓手段支持贵族院的议决案，后来终于通过了。军队的完全胜利已经成熟，从前受到它压制的人，现在也说军队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了。

平等派士兵起义

这次伟大的胜利之后，革命运动终于可以自由行事，每个人的激情、希望和梦想都变得更加大胆。在该派的较高阶层中，在下议院中，在军官们的大会议中，提出了明白和切实可行的共和制计划。哈里·文、勒德洛、哈斯里格、马丁、斯科特、哈钦森等人，过去若有人告他们反对君主专制，他们都不予理睬，现在则公然表示出藐视的态度。他们全部言行的准则是“主权属于人民”，在他们看来，任何迁就国王的想法都是叛国。在平民和军队中间，大众的激情既普遍又强烈。四面八方都有改革派涌现出来，他们的要求无边无际，可以不尊重任何法律，可以推翻任何现状。人们越是浑然无知，越是默默无闻，就越自信。每天都有许多请愿书和小册子出现，向四面八方发出威胁。许多热情并没有什么完整有力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为中心。很多众望所归的英雄们全是共和派，他们的思想和愿望远超政治革命，他们的目的在于改革社会以及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风俗习惯和感情。不过在所有这些举动之中，他们的见解不免狭隘而混乱。有些人只是专注于重要但枝节性的维新，例如废除贵族或律师的特权；有些人满足于虔诚的宗教梦想，例如盼望基督降临，统治世界；又有所谓“唯理派”，要求每个人依照理性行事；还有人讨论实行权利和财产的绝对平等。他们的敌人用“平等派”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们，但是他们坚决不承认这个名称，因为他们既没有形成一个信仰相同的系统，也不是一个急于向着具体目标前进的派系。他们是市民或士兵，是梦想家或善于诡辩的政论家，全都酷爱革新，虽有热情却无计划。他们有着模糊的、本能的平等要求，有着朴素的独立精神，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曾先后做过各派的后盾，也对各派构成过威胁。各派不得不一边利用他们，一边欺骗他们。

克伦威尔最善于利用他们，也最会欺骗他们，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受到这些默默无闻但颇具实力的热心人的信任。他在这些人当中找到了许多有用的人才，如艾尔斯、埃文森、贝里、塞克斯比、谢泼德、怀尔德曼等人，他们是鼓动者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只要克伦威尔中将说句话，他们就鼓动军队反对国王或议会。这些人中属利尔伯恩最难驾驭，他曾因不服从命令而脱离军队，他不轻信人言，却最相信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不止一次利用他的勇敢来反对长老会派。但当长老会派的毁灭已成定局，独立派已把国王、议会和伦敦市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独立派领袖们的地位，特别是克伦威尔的地位就开始受到影响了。现在轮到他们招致不信任了。胜利者不去巩固并发展上帝的事业，反而去和罪犯做朋友，与他们商谈条件。第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就是国王，两年来，一些虔诚的信徒早就号召要在他头上报仇雪恨，但他居然狂傲到拒绝那些本来就不该向他提出的条件。最近发生的事情，国王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损失，反而恢复了他的权利和光荣。在将军们的同意之下，他回到汉普顿宫，他过去的顾问官们如里奇蒙、赫特福德、卡佩尔、南安普顿等人又赶回来伺候他，好像他快要重获君权似的。克伦威尔和艾尔顿有时亲自去见国王，有时打发人去送信给他，来往得很密切，有人看见他们两人在公园陪国王散步，连他们的家眷，如克伦威尔夫人、艾尔顿夫人、惠利夫人，都曾在汉普顿宫觐见过国王，国王用很隆重的礼节招待她们。这样的亲近，未免太不像话；这样的屡次会商，只能意味着谋反。在共和派及狂热人士中，特别是在士兵们的会议上，天天都说这样的话。贵族将利尔伯恩监禁在伦敦塔的牢狱里，禁止他说话，禁止他散布小册子。他在监牢里写信给克伦威尔，说道：“你若仍然轻视我的警告，你要知道我将尽自己所能来反对你，使你的命运发生你很不喜欢的改变。”[　信上日期是1647年8月13日。

]

克伦威尔并不在乎利尔伯恩的威吓，但许多忠诚依附者的愤怒他却不得不重视。他对危险和障碍仍然很敏感，而且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要看看周围的人们在做些什么，然后见机行事。他求伯克利与阿什伯纳姆不要常去探望他，还求国王在与他往来的时候要加倍小心。不久，他到伦敦塔探访了利尔伯恩，谈了很久，言辞恳切，语意沉痛，表示他为他们的共同主张如何努力，并用激烈的言语力陈不团结的危险，询问他在恢复自由以后打算做什么。在告别的时候，克伦威尔答应尽力让管理此事的委员会赶快释放他。

但是利尔伯恩没有恢复自由，以亨利·马丁为主席的委员会竟拖延了他们的报告。克伦威尔和国王的往来，虽不如以前公开，却并没有减少。他不像本派其他人那样盲目自大，被野心和疑虑消耗着精力；反之，克伦威尔正被彼此极不相容的各种思想和希望激荡着心灵。在他看来，共和派能否成功似乎还是个问题。狂徒们的欲望变幻莫测，士兵们的诡辩和不听命令，都会威胁到他的权力。国王的名字仍然是一种力量，与国王联合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他和许多人一样，将国王留作备用工具，总之能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获得最大成功就行了。国王十分清楚议会和军队的意向，同意再举行一轮谈判。他现在并不是和独立派的所有人说话，只和他们的领导们说话，表示这是对个别人的恩待，而不是公开的让步。他愿派艾尔顿为爱尔兰总督，派克伦威尔为总司令兼国王卫队长，并封他为埃塞克斯伯爵。这时有两个保王党——法官詹金斯和刘易斯·杜伊斯爵士，正好和利尔伯恩一起被关在伦敦塔里，他们不断和他谈起将军们与宫廷订立的约定，还提到其中的条件，这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又将消息传播出去。像这样的政治交易，仅仅怀疑它存在的可能性，就足以造成一片混乱。如果这笔交易成立，就会使国王得到该派头目们的支持，否则的话，他们自己反而会失去支持。

两个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这种阴谋，他们已经在国王身边布满暗探，国王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他们不止一次表示不满，说从汉普顿宫来的报告好像是有意传播出来的，是为了让他们对军队失去信任，使军队不能在那里为国王效劳。艾尔顿是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因此很不高兴，但还是坚持继续谈判。不久，两个将军的公开行动，好像也证实了士兵们的怀疑。议会在苏格兰人的力劝之下，决定把在纽卡斯尔所提的条件再次送给国王。最近才到汉普顿宫来的两位伯爵劳德戴尔和兰拉克再次劝说国王接受条件，希望国王与长老会派联合，因为只有该派是真心真意救他。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看出危险，就加倍向国王表示忠诚，力劝国王拒绝那些提议，劝他将军队所提的更加温和的条件作为基础，重新谈判新的和约。查理听从了将军们的劝告。下议院议员们得到国王的回信后，举行了很激烈的辩论。被激怒的长老会派不肯放弃他们的提议；狂热派要求无论什么条件都不接受；为了履行允诺，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力主满足国王的愿望，请求以军队所提条件为基础，商定一个国王与议会都能接受和约。他们的建议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长老会派和狂热派已经联合起来，志在打败这个方案。

士兵们的怀疑和愤怒，逐渐形成威胁的局面。每天都有人结成社团，到处都回荡着“野心、叛逆、诡诈”这些言语，大部分内容都牵涉到克伦威尔。以前克伦威尔在热烈的议论中无心流露出的三言两语，都被人们回忆起来，并被愤怒地加以评论。利尔伯恩当着鼓动派的人正式谴责他，一一数出他和他的党羽所担任的许多公职。利尔伯恩和怀尔德曼等人甚至还曾建议派人暗杀克伦威尔，不过并未实行。最后不知出于什么理由，连鼓动派的会议也受到军人怀疑，他们说，克伦威尔中将安插暗探在军队中，将所有消息都告诉他。有几个团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就选派更纯正的激进派称为“新代表”，奉命留心观察叛徒。有几个高级军官和几个众议员，如雷恩斯巴勒、尤尔斯、哈里森、罗伯特·利尔伯恩[　约翰·利尔伯恩的兄弟，一个步兵团的上校。

]、斯科特等人，就是这个运动的带头人。这个最激烈的派系就这样与军官大会和议会分离，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主张和计划。

克伦威尔越来越不安，他看到军队分裂，看到保王党与长老会派趁机利用军队的不和，自己则受到几个意志最坚强的人的攻击，而他们一直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最有用的利器。查理的意向更招人们怀疑。当艾尔顿逼国王公开同他们联合时，查理对他说道：“我要尽我所能耍些花样。”劳德戴尔和兰纳克仍不辞辛劳地伺候他，只要他同意与苏格兰人联盟，他们立刻送一支苏格兰军队来支持他。据说条约的初步内容已经谈妥，国王甚至对心腹说两国不久将有战争发生。与此同时，驻扎在伦敦附近地方的军队情势十分危急。军队要钱发军饷，伦敦市却不理会，军官们若没钱发给军队，就无法节制他们。到处都传播着那些大胆直言的小册子，有些宣布士兵们反对国王的计划，有些列出国王与将军们谈判的条件。费尔法克斯要求建立严厉的检查制度，但毫无效果。克伦威尔向伦敦市讲明军队的需要，想调和温和派和狂热派的关系，也没有用。他想让人们推举他的心腹成为士兵们的“新代表”，也没有成功。尽管他现在仍然十分谨慎地行事，情况却不利于他。他一直和各派都有书信往来，他曾设想与各派取得合作，不料现在到处都掀起狂暴的无法压制的骚动，这种趋势会破坏他的所有计划，损害他的全部影响。他做了许多努力，结果却只令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而已。

正当克伦威尔万分困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汉普顿宫的一个坐探来向他报告，说国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王后，信里有国王对付军队和将军们的真正计划。于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亲自装扮成士兵模样，赶到信差经过的酒店，借口奉命搜查，将信夺走。

查理果然写了一封信给王后，说两派都在巴结他，说他宁愿和苏格兰长老会派谈判，也不愿意和军队商议，还说时机一到，就会赐予将军们绞刑用的麻绳。两个将军看完信后面面相觑，他们的全部怀疑已得到证实。从那以后，关于如何对待国王，他们已经胸有成竹，就像国王对待他们一样，不再有丝毫犹豫。

狂热派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使军队处于一片混乱。10月9日，新鼓动派以五团骑兵（其中包括克伦威尔那团）的名义，写好一份长篇宣言，名为《军队的声明》，提出他们的疑问、主张和愿望。10月18日，他们正式递交将军。11月1日又出现第二个小册子，标题为《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当前稳固的和平的人民公约》，这是以十六个大队的名义向全国公布。军人们在这两篇文件里控告军官们叛国，控告议会侵吞公款，力劝同胞们同他们联合起来，要求迅速解散现在的议会，声明以后无论什么人或团体，都不能分享议会的统治权，议会应该三年一任。《公约》主张选举权应按人口和税项在全国平分，议员不得连任；不得监禁欠债者，不得强迫他们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也不能单纯由于宗教原因禁止他人担任官职，各省应有权任命自己的地方官员。又规定，人人平等的民法应该予以改订，构成一部单一法典。最后一条就是，信教自由的权利不可侵犯，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人权。

领袖们听到这样一部表达群众思想和希望的宣言，十分不安。他们之中一些明智的人，虽然一直反对宫廷与长老会派，却认为君主制和贵族院制很有权威，而且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现在忽然要改为共和制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奇怪想法。在共和派人士当中，尽管大多数都真诚而勇敢，却也对军人的看法不以为然。律师们急于保留他们的势力和利益。所有诸如此类的人士，都很激烈地反对解散议会，生怕进行新选举会使他们的前途和事业变成未知数。况且他们本来就十分看不惯维新派军人们的社会新贵地位、狂热神秘主义，以及目中无人的反抗。为了满足那些崇奉异端的无名之辈的幻想，就无情否定所有传统，否定英吉利自古以来受人们敬重的权力，这样做怎么可以呢？但这样的幻想正在全国各地下层群众心中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情绪，这些情绪就是那模糊却闪耀着光辉的正义观念，是对平等幸福的热烈向往。对于这些，领导人不肯去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归根结底，他们也同意这些原则和人们的这种向往。

结果，他们最初的行动软弱而迟疑。议会投票议决，谴责这两个小册子的发表构成反对王国政府的罪行，要惩办其作者；但同时为了讨好共和派，又宣称无论议会对国王提出什么要求，国王都必须予以采纳。10月22日，军官们在普特尼召开大会，请鼓动者的主要人物参加，命令一个委员会立刻列举他们的要求。不久，委员会将一份报告送给议会，列出许多要求，但国王的名义和基本特权也列在其中。鼓动者反对这一做法，军官们答应将早日开会，自由讨论君主制度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不料到了这一天，艾尔顿突然离开会场，他抗议道，即使略微触及这个问题，他也永远不再参加此会。辩论中止了，延期到下周一再谈。无论是否回避这个问题，无论是否希望作为整体的军人们能够有所让步，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先召集一个全军大会，以便发表共同的看法。

虽然这个提议由克伦威尔自己提出，但他很容易能看出这个补救方法的危险。每一次新的辩论，都会激发军队新的分裂，越同他们协商，他们就越要摆脱领导人的节制，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挽救军队，一定要立刻恢复纪律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士兵们，至少是其中的活动分子和狂热分子，显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弃国王，无论是谁，只要袒护国王，他们就攻击这个人。只有顺从他们的意愿并尊重他们共同意志的人，才能够节制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服从，获得他们的力量。克伦威尔于是下定决心，开大会那天，他禁止一切辩论。高级军官们宣称，为了恢复军队和谐，所有军官和鼓动者必须回营归队。大会改为三个特别会议，在几个主要的师召开。国王在汉普顿宫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顾问官里奇蒙、南安普顿和奥蒙德奉命离开，他最亲信的臣仆伯克利、阿什伯纳姆等人都被调开，他的警卫人数增加一倍，他不能再享受散步的自由。各方面都传来不祥的暗示，有人说军人们要逮捕他，从军官们手中将他抢走，就像过去从议会手中抢走他一样。克伦威尔很不安地写信给惠利上校，讨论这个问题。他仍想欺骗国王，显示出尊重他的愿望，假装愿意为他效劳。

这些变化、报告、限制，千百种造反的谣言和前所未闻的阴谋策划，甚至有人说要谋杀他的谣言——这一切都使查理陷入日益痛苦的焦虑。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在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的帮助下，逃到南边的怀特岛。该岛与大陆邻近，居民又是保王党，镇守官哈蒙德上校是国王一个最忠诚的御前牧师的侄儿。当他们上岛时，国王到达的消息早已传开，许多居民出来迎接他，驻守卡利斯布鲁克堡的老兵也对国王表示好感。哈蒙德处处表示尊敬，国王可以随便在岛上骑马，保留他的仆人，想见谁就见谁。查理慢慢放下心来。次日清晨，他从堡寨的窗口观看迷人的山水风景，呼吸早上的新鲜空气，感觉久受扰乱的神志终于得到安宁。他对阿什伯纳姆说道：“本岛的镇守官是一个君子，我在这里，不再怕鼓动派军人麻烦我了。我真该为这次决定庆贺庆贺。”

第八章　最后的宿命

——第二次内战与查理之死（1647~1649）

刽子手摸摸他的头发，再往他的小帽里塞进一些头发。国王以为他就要砍下来，说道：“你等我的信号再下手。”刽子手说道：“无论陛下什么时候给我信号，我都愿意等着。”不到一分钟，国王伸出两手，刽子手往下砍，一斧就把国王的头砍了下来。刽子手高举起查理的头给群众看，说道：“这是一个叛国者的头。”

议会对国王的彻底失望

议会委员们和驻守汉普顿宫的军官们，到晚餐时间还不见国王出来，于是走进他的屋里，只看到他亲笔所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委员会主席蒙塔古勋爵，一封给惠利上校，第三封给贵族院的议长。给议长的信里说明他逃走的理由，只是为躲避鼓动者的阴谋，而且他和任何一个国民一样，也有居住在安全地方的权利。其余两封信，不过是感谢蒙塔古与惠利两人照顾他，吩咐他们怎样处置他的狗、马、绘画和室内零碎家具。他没有说出他要走哪条路，以及躲避的地方。

威斯敏斯特大厅十分惊慌；更使人们张皇失措的，是克伦威尔同时从温泽大本营送来的一封信。他好像早在国王启程之前，就已经得到消息。不久，哈蒙德的信也来了，他报告议会说国王已到怀特岛，郑重声明他完全效忠议会，请议会颁发指示。克伦威尔也接到哈蒙德的来信，好像议会的所有公仆都应该向他提供消息似的。人们感觉，惊人的迹象表明已经取得一些成功，一些希望已如愿以偿，可这个迹象究竟是什么，他们又看不出来。

11月15日，约定召开三次军队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在韦尔举行。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一起前往该处，他所信任的军官们都在他们周围。这次只召集了七个骚动较少的团，重建他们的纪律好像最容易。但当他们到达韦尔时，发现到会的有九个团之多，哈里森的骑兵团和罗伯特·利尔伯恩的步兵团都不召自来，而且来势汹汹。这支步兵团驱逐了所有中尉以上的军官，只留下布雷上尉统领他们，每个人军帽上都有一份“人民之约”，写着“给英格兰以自由，给士兵以权利”。他们好像被共同的冲动所引导，在平原上大喊大叫，回声四应。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和他们的部下，在士兵们的喧闹声中，走向比较平静的几个团，以军官大会的名义，向他们宣读一份平静坚定的劝告文，斥责鼓动派煽动叛乱的行动，又要他们回忆军官们对他们的爱护和信赖。他们答应在议会里帮助满足士兵们的合理要求，只要他们肯签字声明回心转意遵守纪律，从此以后尊重长官的命令。七个团的士兵以欢呼接受这番话。费尔法克斯向哈里森的军队走来，士兵们一听见这些承诺，就把“人民之约”从帽子上扯下来，自称上当受骗，愿与将军们同生共死。利尔伯恩的军队仍然坚持叛乱，军心骚动。克伦威尔便走入队伍，命人拘捕十四个有明显背叛行为的士兵，现场召开一个军事法庭，判处三人死罪，其中一人被当场枪决，斯科特少校与布雷上尉被捕。军中寂然无声，全部队伍回营。其他两个代表大会没有丝毫怨言就开完了，全军好像又受将领们的节制了。

克伦威尔深知这样的胜利靠不住，甚至是危险的。11月19日，当他在下议院宣布这件事时，大多数人都为鼓动派的失败而开心，议决向他表示感谢，长老会派却并不掩饰他们的冷淡态度，共和派也不隐瞒他们的愤怒。在长老会派看来，克伦威尔的任何成功都是可疑的；共和派则把他在韦尔大会上的举动看作他耍阴谋诡计的又一证据。第一阵令人麻木的局面过去之后，就有一批小军官和几乎全部的革命派士兵，对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宣布说，无论什么严刑峻法，都不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计划。他们决心不要国王，建设共和，他们宁愿冒着全盘失败的危险，也要分化军队，带走至少三分之二的军队人员。与其这样被人打垮，不如孤军进行他们的创业计划。克伦威尔并不想逼他们走这样的极端，他深知狂热分子的势力不可轻视，因此愿意同他们和解。他并不明确宣布拥护共和制，可是承认他们对国王不存幻想是对的，忏悔他曾被世俗的虚荣所迷惑，祈求得到上天的赦宥。有几个最会讲经的人，替克伦威尔在各地大造舆论，宣传他的主张和信条。克伦威尔甚至向狱中的士兵送去安慰人心的诺言，他坚决表示，他所坚持的一切，只为保持军队的团结和纪律。大多数人都认为鼓动派操之过急，搞得太过火，士兵也该对长官予以更多的服从与尊敬。雷恩斯巴勒、尤尔斯和斯科特都承认了他们的错误，答应将来行事要更加谨慎。12月22日，终于在大本营召开了一个大会，军官、鼓动派、牧师共同谈话和祈祷达十小时之久。各派都以公共利益为重，但是他们之间的仇恨和猜疑也没有完全消灭。他们议决释放囚犯，议决布雷上尉仍回本团，要求议会恢复雷恩斯巴勒海军中将的官职。这次和解以毁灭国王为条件。1648年1月9日，军队举行了一次严肃的宴会庆祝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约翰·伯克利爵士来到大本营。当初查理听说韦尔大会的结果，就派爵士来祝贺将军们的胜利，并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承诺（11月下旬）。伯克利不仅带来国王的信函，还带有哈蒙德给费尔法克斯、艾尔顿和克伦威尔的信件。当他到达温泽时，军官们正在开大会。他把几封信交给将军，就退出等待。可是一天过去了，他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半夜时分，他过去最亲密的朋友守卫官沃森告诉他军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并劝国王尽快逃走为妙。之后，伯克利将国王写给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信转交二人，但仍然没有得到回信。

约翰·伯克利爵士赶快带回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恳求国王立刻逃走。查理原本可以逃走，据说王后曾打发一条船来，就在该岛四面巡航，已有好几天了。但是一个新的阴谋又让国王恢复了希望。12月14日，下议院投票议决，提出四个条件，以议案的形式送给国王，他若接受的话，就可以亲自和议会商议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海陆军统率大权交给议会执掌二十年，以后如王国安全需要，就由议会继续执掌此项大权；第二，国王必须撤销自己过去所发表的反对议会、诬称议会为反叛的一切宣告；第三，国王应宣布在他离开伦敦以后所封的爵位全部作废；第四，议会有权在它认为合适的时机作出休会决定，或移至任何地点开会。查理虽在困境之中，却仍无意批准这四个议案，而且他知道苏格兰委员们也曾竭力反对过这四个议案。国王得到伯克利消息的时候也收到苏格兰委员们的秘密建议，劝他拒绝这样令人难堪的条件；他们还答应亲自来怀特岛，以苏格兰的名义，同他商量更好的条件。伯克利回来时，国王对他说：“我必须等待，我要在离开王国之前，就和苏格兰人定下条件。他们一旦看到我脱离了军队的手掌，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12月23日，劳德戴尔、劳登和兰纳克三个勋爵到达卡利斯布鲁克堡。几乎同时，以登比勋爵为首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们也到达该岛。这次的秘密条约谈判，在两天之内就议妥签字（12月26日），藏在岛上的一所花园里，等待日后能够安全取出。这件密约答应派一支苏格兰军队来干预，以恢复国王的正当权力。条件是国王必须肯定长老会派在英格兰存在三年，不过国王和他的朋友们不用崇奉长老会派教义。三年期满后，国王应该向教士会议咨询意见，由他会同议会订立这个教会的宪纲。此外还有几条，都是有利于苏格兰，但大大伤害英格兰体面的。最后，双方同意为了协助苏格兰军队，全国的保王党都应拿起武器，奥蒙德应前往爱尔兰重新率领该处的保王党。等国王正式拒绝那四个条件以后，就从该岛逃出，前往苏格兰边界，以自由的身份等待行动时刻到来。

诸事商定以后，查理送信给议会委员，说他准备给他们答复。三年前，在牛津谈判条件的时候，国王曾把答复装在密封加印的信封内，但这次登比勋爵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形式的回信。查理只好大声宣读，回信绝对拒绝那几个条件，又表示事前不答应任何条件，而要求亲自与议会商谈。委员们退出，同哈蒙德讨论了一会儿，就回威斯敏斯特去了。他们走后没多久，国王正同阿什伯纳姆、伯克利讨论明晚逃走的方法时，堡寨的大门突然关闭，禁止陌生人进来。各处都加派了守兵，国王的全部臣仆奉命离开本岛，而最先被要求离开的就是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查理满腔怒气，忧心忡忡，把哈蒙德叫来，威吓怒骂了一番，却难以让他改变这些安排。

1648年1月3日，议会委员们回到威斯敏斯特，报告他们的使命和结果，一向默默无闻的托马斯·罗思爵士站起来说道：“议长先生，疯人院是为精神病设立的，地狱（陀斐特）[　Tophet，参看《旧约·以赛亚书》，第30章，第33节。

]是为国王们设立的，可是我们国王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他只配送到疯人院。我提议把国王扔在一边，不管建立什么政府形式，只要没有国王或魔鬼就行。”艾尔顿立刻支持这个提议，他说道：“国王拒绝那四个议决案，就是不给人民和平，不肯保护人民。既然如此，我们就拒绝对他臣服，只管自己办理国事，用不着他了。”长老会派听见他这样粗暴地攻击国王，大吃一惊，又因查理拒绝条件而感到烦躁，不知如何是好。但也有几个议员发言反对这个提议。梅纳德说道：“如果通过这个议案，至少就我们的权利而论，就等于解散议会。我们若决定不再接受国王的信息，也不再对他有所陈述，就等于宣布我们不再是一个议会了。”这件事讨论得很久很激烈，长老会派重新恢复自信，议会好像有些摇摆不定。克伦威尔站起来说道：“议长先生，国王是一个富有见识和天才的人，可惜太过狡猾，我们无法相信他。他一边说自己酷爱和平，一边却暗中和苏格兰委员们谈判条件，不惜陷国家于另一场战祸之中。现在大家寄希望于议会，盼望它运用自己的权利来治理和保护国家。过去有一些人付出鲜血的代价保护你们免受危难，现在他们仍会以同样的忠诚和勇敢，不顾一切来保护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忽视自身和国家的安全（其中也包括人民的安全），就让人民感觉被议会抛弃。人民或许会因为失望而不愿依附你们，另寻生路，自求安全。我一想到人民这样的决定会对你们产生什么破坏性后果，就怕得浑身战栗。请你们自己去判断吧。”他说过之后，无人再发言。这个议案立刻通过，翌日送到上议院。贵族们开始有些犹豫，辩论曾暂停两次。军队送来两份宣言，一份给下议院，满纸全是庆贺的话，还有许多威吓敌人的话；一份给上议院，说得温和婉转，反驳外间流传的不利于贵族的谣言，答应尽力支持贵族的一切权利。议会的怯懦分子有时流露出害怕，有时又表现得放心，随他们的心情而有不同。当讨论终止，投票表决时，只有沃里克与曼彻斯特两位勋爵反对。

第二次内战爆发

王国各地都发出坚决和强烈的抗议，保王党说道：“过去一直被看作凭空毁谤或无稽之谈的推测，现在终于成为事实。”群众的看法向来摇摆不定，现在也和保王党联成一气，反对这种可恶的叛逆。国王还来不及答复议会宣言，就有很多出于热诚代替国王作的答复出现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关于保王党诡计的报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激烈的小册子把威斯敏斯特围得水泄不通[　其中有两份小册子尤其引起很大反响。一份题为《议会的十诫》，一份题为《坐在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里的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们的新约全书》。

]。不久以前还反对国王事业的各郡，现在反而被保王的感情和愿望所激荡。共和派看见他们的胜利被这些人搅乱，就很愤怒；他们虽然得到少数几个郡的祝贺，却毫无用处。下议院议员们虽然宣布他们计划改良法律，使打官司少花许多钱，但也不起什么作用。这几条重要改革，不过是共和派或几个知识较高的人所要求和欣赏的，并不被愚昧无知的人民所理解。这些改革既然不为舆论所拥护，就只好使用专制手段。前些时候已经开始的，对那些挑动事端的议员和伦敦地方官的控诉，现在更抓紧进行。凡是曾经武装反对过议会的，都奉命离开伦敦，严禁居住在离城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又下令检查全国的治安法官，意在淘汰其中在原则方面受到怀疑的人。又颁行一条法令，凡是参与过阴谋反对议会的人，都不能被选为市长、市政会会员，甚至没有此项选举权。1648年1月6日，委派了一个委员会每天办公，专门压制言论自由，拨一笔款项给他们奖赏查获、没收反对分子印刷机的人。最后，军队又在伦敦市举行游行，带着打仗的武装，从中分拨三千人，一半驻守白厅，一半驻守伦敦塔。

于是，那些狂热分子和本派群众纷纷拍手庆贺，认为这些措施就是他们本身强大的有力证明，干起事来也加倍起劲。克伦威尔虽同他们合作，却有所不安。因为他虽已下定决心反对国王，但共和派和狂热分子们的期望和野心，在他看来全是疯狂的。他决心找出一些方法来结束现在的混乱局面，至少也要在这样的黑暗中，找出一条最快、最安全的路，以成就他的伟大功业。他请独立派和长老会派的重要人士吃饭，热烈谈论和解的必要，以便共同对待即将临头的新危险。可惜长老会派的脾气太不能迁就，而且他们的神学雄心又过于排他，容不下这样的联合，会议没有结果。克伦威尔又召开一个会，请来政治领袖们，其中大多数同他一样都是军官，还有许多共和派人士。他说他们必须研究出什么形式的政府最适合英格兰，因为现在他们要负责管理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摸清这些人中谁是将来可以协助他的，谁是他应该警惕的。勒德洛、哈里·文、赫钦森、西德尼、哈斯勒里格等，都大声宣布自己的看法，反对王朝专制，因为《圣经》、理性和经验都是谴责独裁专制的；将军们却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共和制虽好却不一定会成功，应该静观事态发展，逐渐服从上帝的指挥。共和派坚持要人们作出一个明确的宣告，勒德洛等人力逼克伦威尔表明他的态度，他们决心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克伦威尔先是支吾其词，后因被逼得太紧，他忽然站起来，勉强说了一句笑话，就匆匆走出屋子。

与此同时，危险逐渐临近，心怀不满的人日益增多，胆子也越来越大。不仅在西方与北方，即使在伦敦附近，也到处有人站在保王的立场，写请愿书，拟计划，搞复辟，甚至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每天都有意外事件发生，使人们更加愤怒，更加大胆。当长老会会员和市参议员被下议院议员带到上议院去的时候，他们拒绝承认上议院的法律权利，拒不下跪，不肯脱帽听读诉词。他们每次到威斯敏斯特去，都有群众如醉如狂地向他们欢呼。于是严禁市民集会，宣布各郡的管理委员会有权拘捕及监禁全部的不法之徒，甚至连嫌疑犯也不能赦免。但是公愤升级的速度超过专制独裁发展的速度。在诺威奇、伯里、圣·埃德蒙兹、塞特福德、斯托马克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常常借口一点小事就击鼓，居民很快跑去拿起武器。军队很快发现，有些事情远比百姓聚众闹事更可怕。在南威尔士的彭布罗克郡，有几个军官——波伊尔上尉、鲍威尔上尉和兰霍恩少将，因战功辉煌得以参加议会军，现在反而脱离议会军（2月底），竖起国王的大旗，得到本地保王党支持。3月2日，苏格兰议会开会，汉密尔顿和保王党以同温和的长老会派联盟为幌子，在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议会在对待狂热分子时非常小心，说话都非常谦恭，其实这个议会是支持国王的。它投票议决成立一个应变委员会，授以行政大权，让它募集一支四万人的军队，以保卫盟约与国王，对抗共和派和几个异端派。英格兰北方的保王党，只等这个信号便能起事。他们的主要领袖朗格戴尔、格伦汉姆、马斯格雷夫等人已在爱丁堡住了一个多月，一直同汉密尔顿商讨造反的计划。在爱尔兰，芒斯特省的总督英奇昆勋爵一向是拥护议会反对叛乱的，现在也投到国王旗下。当所有这些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议会里和伦敦市的长老会派都打起精神来了，他们为掩饰自己的希望，故意宣扬自己的恐惧。一个人名叫约翰·埃弗拉德的人来市政会发誓说，他亲耳听到几个军官互相承诺，说只要苏格兰军队一进入英格兰境内，军队就开入伦敦市，解除市民的全部武装，勒令他们交出一百万镑钱，否则就大肆劫掠，还要本市把所有能够搜查到的心怀善意的人送往各团服役。据尤尔斯说，艾尔顿知道这个计划，于是向议会递了一个请愿书，要求伦敦市收回在前几次滋事中被夺去的权利，要求军队必须将大本营迁往更远的地方，又要求把伦敦和郊区的军队交给斯基庞统领。这些要求立刻得到批准。次日，下议院经过辩论之后，投票议决：一，他们不愿改变本国的国王、贵族院、下议院三极并立的基本政体；二，当国王住在汉普顿宫时送去的条件，应该作为重建公共安宁所必须采用的基础措施；三，尽管议会曾经议决严禁送请愿书给国王，但是所有议员仍可以自由地提出任何有利于国家的建议。

在这三个星期中，克伦威尔已经预料到这次逆流并企图阻止。他以军队将领和本派领袖的名义，向市政会提出建议，可以将指挥民团和守卫伦敦塔的权利交回伦敦市，将被控的市参议员全体释放，只要本市答应不在苏格兰人入侵时支持他们。但伦敦市却拒绝他的这些建议。克伦威尔被迫放弃一切和解希望，他看到长老会派在伦敦市内重新获得勇气，在议会内又再度获得信任，决定冒险一击。他回到大本营，召集军官们开会，提议军队立刻向伦敦进军，驱逐议会里一切与他们为敌的人。本来市政会差点就要采纳他的建议，但看到如此激烈地侵犯议会的做法，即使最大胆的人也会感到惊恐，他们又犹豫不决了。费尔法克斯开始对克伦威尔所做的事有些不放心，就利用这个时机抵制克伦威尔的要求，让他放弃计划。这是克伦威尔的第二次失败，他心里很不自在，便决定离开伦敦，进军攻打西方的闹事分子。他眼看将要失去自己正在上升的领导地位，便打算以战争来恢复它。他很痛快地从议会那里接受了这个使命。他在出发前曾对勒德洛谈起他的处境，勒德洛劝他不要再搞阴谋、再有野心，并答应在这个条件之下，共和派人士一定会给他诚恳的支持。克伦威尔恭顺地倾听了这些劝告，勒德洛非常高兴。几天后，克伦威尔统领五团人马，向威尔士出发。

克伦威尔才离开伦敦，他所企求的战事就在四面八方爆发了。尽管保王党曾在内部彼此商定，在苏格兰兵入境以前各自按兵不动，但群众的激昂情绪，各种有利的机会，每天都在逼人造反。5月4日，埃塞克斯有许多居民写请愿书要求议会与国王重开谈判，建议在发给欠饷后遣散军队回家。5月13日，萨里有七八百名乡绅、地主和农民也向伦敦递上同样的请愿书，不过这篇请愿书的基调太高傲了，要求恭请国王回白厅之后，应以先前的盛大的典礼请他复位。他们在威斯敏斯特时，和几个士兵发生冲突，一个士兵被打死。援军开到后，不断驱逐他们，经过奋勇抵抗，他们终于逃走，撇下五六个死者躺在议会大门口。肯特地方的保王党正在预备递请愿书，一听见这个消息，就编成步兵队和骑兵队，请诺威奇伯爵戈林当他们的将军。5月29日，他们占据桑德威奇、多佛以及几处堡垒，在罗彻斯特聚集。这时候已集合了七千多人，共同拿起武器，前往伦敦，利用这件事作为借口，举起造反的大旗。接下来，许多地方索性直接举起造反大旗，不再费事去起草请愿书之类的文件了。埃塞克斯的查尔斯·卢卡斯爵士、赫特福德郡的卡佩尔勋爵、诺丁汉附近的拜伦勋爵等公开招募队伍，为国王出力。议会又听说在北方，朗格戴尔和马斯洛雷夫已经分别发动突然袭击并占领了贝里克和卡莱尔两地，为苏格兰人的入侵开路。停泊在唐斯河上的舰队也有骚动迹象，海军中将雷恩斯巴勒立刻前去镇压，可是水兵们拒不承认他，让全体军官登上小船，强送他们上岸，然后就宣布勤王。他们没有任何高于水兵头目一级的领袖，便启程开往荷兰。约克公爵最近才从圣·詹姆士成功逃到那里，威尔士亲王不久也到了，约克公爵就统领起新到的海军。即使在伦敦市，也有许多人秘密入伍，市内遍传效忠国王的誓言，成群的武装人员经过本市，加入起事行列。总之，这次叛乱的声势就如同无法扑灭的大火，轰轰烈烈地迅速蔓延到各处，已经紧逼威斯敏斯特。尽管德比住所的委员会用尽最大努力，企图找出告密人并揭露其阴谋，但都无法掩盖那此起彼落的叫喊声：“上帝与国王查理！”

长老会派惊恐万分，他们最坚决的靠山苏格兰人没有到来，他们感到快要落入这次新运动的唯一主宰者保王党手中了。保王党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整个议会，要求恢复旧英格兰的法律与国王，用侮辱的话反对严峻的新式礼拜。5月31日，哈蒙德送信来说，国王就要逃走了。即使最温和的人，一想到国王率领成千上万的人马突然出现在伦敦大门口的情景也不由得浑身发抖。人们看到眼前的巨大危险，就顾不得党派之间的仇恨，忘记对和平的愿望，也不顾将来的惊恐了。为使造反者的一切举动失去借口，投票议决再同国王谈判条件。市参议员全被释放，斯基庞统领民团，韦斯特上校重新总管伦敦塔。长老会派的权利得到提升。同时，严格拒绝对保王党作任何让步，将所有天主教士和国王的人逐出伦敦，违者予以更严厉的惩罚；没收犯人的财产以偿还政府事业欠下的债；加速变卖教会田产；派兵支援卡利斯布鲁克堡的防卫。市政会严正宣言，坚决与议会同生共死。后来，费尔法克斯奉命立刻攻打包围伦敦附近地方的各队伍。兰伯特奉命开赴北方，镇压朗格戴尔和马斯格雷夫为迎接苏格兰军到来而发动的叛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下议院议员们投票议决不得以国王为借口倡乱，否则杀无赦。这样的严刑峻法以前从未有过，此刻无疑是要证明他们的雷厉风行和说话算数。

费尔法克斯从温泽出发之后三天，就在梅德斯通遇上大队乱党，并打败他们。士兵们充满强烈的狂热情绪，他们惯于征战，恨透保王党，很急切地求战，他们几乎把战争带来的危险看成是一种侮辱。他们以强行军的姿态走过肯特郡，每天打散一些集结的部队，或是收复已失的地方，用粗暴的手段对待乡下人，但纪律却很严明，既不容许保王党逃避，也不容许他们休息。虽然如此，戈林居然又聚集了三四千人，统领他们出现在布莱克希思，几乎到了伦敦城下。他希望城里有人起事响应，至少也应得到一些秘密协助。他还写信给市政会要求允准他们穿过本市，以便悄悄地进入埃塞克斯。市政会不但没有答复，反而将信原封不动送到下议院，准备照下议院的意旨办事。保王党听到这番话就灰心了，秩序也乱了，成群地逃走。戈林很费劲才搜罗到足够的船只，在格林尼治率七八百人渡过泰晤士河，进入埃塞克斯。他到那里后，看见查尔斯·卢卡斯爵士统领的叛军仍然强大有力，就又充满了自信。卡普尔勋爵也从赫特福德郡带领一队骑兵加入，于是全体开往科尔彻斯特，士气稍振。他们原想在那里休息一两天，随后越过诺福克与萨福克二郡，一边走一边召集保王党，统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向伦敦。不料他们还没有入城，费尔法克斯就出现在城下。两个星期的战斗足以将一支叛军的残余人马围困在一个市镇里，这些残余叛军最近刚从四面包围伦敦，现在却到了无法自卫的地步。叛党力图在拉特兰、北安普顿、林肯、苏塞克斯等郡的要塞重新集结。在市内，就在议会眼皮底下，霍兰、彼得巴勒与白金汉等勋爵，率领约一千名保王党开出伦敦。他们宣称，并不打算为国王而牺牲国人的自由，只是想把他的法定权利归还给他。但是他们刚刚出城，就遇到从大本营调来的米歇尔·利夫西爵士。爵士忽然向他们进攻，杀了他们几个军官，其中就有白金汉的兄弟、年轻的朗西斯·维利尔斯爵士。次日，斯克罗普上校带人来增援，将他们驱逐到亨廷顿郡。最终，他们疲于奔命，向四面八方逃窜，只撇下受伤的霍兰勋爵落入仇敌手中。东、南两方也有同样的尝试，结果同样不佳。6月16日，克伦威尔来信说，两个星期之内叛党的西方要塞彭布罗克堡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在北方，虽然兰伯特兵力不足，却很勇敢地维持着议会的体面，奋力抵抗兰代尔的骑兵。最后，科尔切斯特的守城部队虽有不可屈服的抵抗力，却被饥荒所困，不能长期抵抗毫无顾虑的费尔法克斯。

长老会派解除他们的第一个顾虑以后，深信自己不会落入保王党手中，却又开始担心独立派的军队。现在还有许多主张和平的请愿书，虽不如开始那样焦急，但数量可观，也得到了更好的对待。宣布十一个议员为公敌的命令取消了，他们的议会席位得以恢复。现在又准备与国王谈判新条件：一，取消他反对议会的全部宣言；二，海陆军权交与议会十年；三，在全国建立长老会教会三年。于是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商讨谈判时间、地点和形式，有一个委员问是否请国王立刻回来，伦敦市递上一份内容相同的请愿书，贵族院就投票议决，在伦敦开会。6月30日，投票议决，取消严禁呈递文件给国王的命令；三天之后，下议院提出议案，主张应该立即对国王提出新的和约。

但是独立派也因为军队的胜利而恢复自信，他们很激烈地反对这个议案，说不能跟这样一个背信弃义、桀骜不驯的国王商谈条件。长老会派并不为国王辩护，但他们大力声讨假装敬奉上帝的人，认为这些人主战只是因为打仗有助于他们个人发财致富。随后有人问在什么地方谈判，长老会派希望在伦敦或附近地方举行，独立派则主张在怀特岛，因为查理在那里就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八十票对七十二票议决要国王首先接受那三条议案，却不曾议决在什么地方进行谈判。

当议会与市政会正在讨论如果谈判在伦敦举行会不会危及国王或议会时，7月8日，突然传来消息，说苏格兰军队已进入英格兰境内，兰伯特已望风而退。尽管遇到重重阻碍，汉密尔顿最终还是建立起一支军队。不过，这支军队与议会的最初决定并不相同。它没有招到四万人，只招到一万四千人；法兰西宫廷答应供给的军火也没有收到；威尔士亲王本来要渡海到苏格兰统率全军，但他还在荷兰；兰代尔和马斯格雷夫的保王党并没有与他们会合，因为他们不肯接受盟约。总而言之，汉密尔顿的准备工作未能完成，他的队伍人员不足，炮队也没有就绪，但他想不到英格兰的保王党们在时机还未成熟时就起事，这迫使他不得不匆匆出发。他们离开苏格兰的时候装备不足，一群狂徒跟在后面咒骂。这些人预料这支军队必败，因为这支军队未曾恢复基督的权利，就要先恢复国王的权利。

但是，苏格兰入侵的消息震动了整个英格兰，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抵御这次入侵。费尔法克斯还在科尔切斯特城外，克伦威尔还在彭布罗克城外。骚乱尚未平定下来，起事者的战火随时随地都可能复燃。长老会派左右为难，即使是对他们善意相待的人也都恨透了苏格兰人，一提起苏格兰人都骂不绝口。他们彼此提醒，苏格兰人今日假装要拯救的国王，就是他们昨天才刚刚出卖过的国王。因此他们要求，首先把这些贪婪成性的外国人驱逐出境，然后再谈其他。7月14日，下院提出一个议案，宣布苏格兰人为公敌，凡是参与约请他们入侵的人都将以叛国论罪；7月18日，这个议案遭到上议院的否决，贵族们议决加速与国王谈判；7月28日，长老会派在下院提出一个议案，规定不再强迫国王先承认那三个议决案，直接谈判条件。但是，仍然在独立派影响之下的德比住所的委员会，根本不管伦敦的党派斗争，照样送军饷和援军给兰伯特，并命令克伦威尔派他所能调动的军队开赴北方。共和派的领导人虽然不信任克伦威尔，却不能不依仗他的军事才干，他们私下写信告诉他只管放手去做，不要计较双方过去的恩怨。

克伦威尔既不等待命令，也不等待许可。一个月以前，他就已得知苏格兰军队的详情和行动。他曾送信给兰伯特，叫他一看到苏格兰军队就立刻后退，以免同他们开战，他准备立即前来支援。果然，7月11日，彭布罗克堡在敌军入侵后三天就投降了。两天以后，克伦威尔带领五六千人出发，衣履不周，却以屡打胜仗自豪。他们信任他们的领导人，藐视他们的仇敌，热切地投入战斗，满怀胜利的信心。他们几乎走遍了整个英格兰，最初是从西往东，随即从南往北，行军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克伦威尔一边走一边大事宣扬自己的忠诚，表明自己敬奉上帝的虔诚，意在打消人们的怀疑，博得狂热信徒们的衷心拥护。他出发后十三天（7月27日），他所派遣的先行骑兵与兰伯特的骑兵会合了。8月7日，他自己也在约克郡的内尔兹巴勒与先行骑兵相遇，这时两军共有九千或一万人。在此期间，苏格兰军沿西方大道前进，走过坎伯兰、威斯特摩兰与兰开夏。军中因宗教、政治和军事上的意见分歧闹得乱哄哄的，又对敌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带领英格兰叛军的兰代尔此时正走在大队伍的前面，他忽然送信给汉密尔顿，告知克伦威尔快到了。公爵却过于自大，认为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带着大队人马出现，于是将大本营迁到普雷斯顿。8月17日，又有消息传来，说兰代尔的骑兵已经和克伦威尔的骑兵交锋。兰代尔答应坚持下去，他占据的地势很好，士气振奋，他只需要一些援兵，至少一千人，他就能使全军集中起来击溃敌军。汉密尔顿答应派援兵来。兰代尔打了四个小时的仗，克伦威尔承认自己生平还未曾遇到过这样顽强的抵抗，可惜援军未来，这个英勇的保王党只好败退。克伦威尔任由打败仗的英格兰兵不受惊扰地退却，而领兵直扑苏格兰军队。苏格兰军队正在匆匆抢渡里布尔河，以便在两军之间设置障碍。当时大部分队伍已经过河，只剩下两团步兵、汉密尔顿自己和几营马队，仍在右岸掩护。克伦威尔立刻击散他们，与他们同时渡河，又命军队作短暂休息，次日继续追逐敌军。敌军继续南行，一边逃走，一边进行入侵的举动。他在离普雷斯顿十五英里的威根赶上他们，把他们的后军切成几段。两次胜仗的骄傲，一场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和难以忍耐的疲乏，使克伦威尔的士兵们勇气不断增加。次日又开始穷追敌军，比以前走得更快，意志更加坚决。苏格兰人这样被人数较少的敌军追赶，，他们在沃林顿附近遇到一条形势有利的山隘，就突然回过马头，与英格兰军相对，进行第三次战斗。这次比前两次打得更久，流血更多，效果却相同，英格兰军夺下山隘和默西河上的一座桥。苏格兰军中现在一片惊慌，他们召开一个军事会议，说部队由于缺少军火，无法抵抗下去，就全体投降了。汉密尔顿带着骑兵向威尔士进发，以振作该处保王党的士气，不过他忽然改变主意，折向东北，希望能够抵达苏格兰。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农民们举行武装起事，地方官们要求他投降。他自己的骑兵在斯特拉福德郡的尤托克西特听到谣言，说他有意同几个军官一起逃走，就发生哗变。此时兰伯特和格雷勋爵奉命追赶汉密尔顿，已离他不远。他心虚胆怯，不敢和这样的命运抗争，于是留下他的部下，任凭他们投降或解散，自己接受兰伯特所提出的条件，投降做了俘虏，被送到诺丁汉（8月25日）。两个星期之后，克伦威尔觉得英格兰境内已无苏格兰队伍的踪迹，便直接领兵入侵苏格兰。

议会中各派地位的变化

各派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互相让步，反而给对方以更沉重的打击。长老会派一见到克伦威尔进一步攻打苏格兰人，就清楚地觉得克伦威尔的胜利等于他们自己的破灭，感到只有克伦威尔倒台，或是立刻讲和，才能拯救他们。他们立刻使出全部力量来达到双重目的：打倒克伦威尔，争取立刻讲和。十一个议员早已蒙赦召回，只有霍利斯还住在法兰西的诺曼底海滨，最近也重回下院了。克伦威尔军中的一个少校亨廷顿，在给上议院的一封备忘录中公开揭发克伦威尔的阴谋：说他如何对国王承诺，又怎样背信；谴责他狂妄的野心；讲他如何藐视议会法律，以及人的普通义务和权利。贵族们命人宣读这个备忘录，亨廷顿宣誓这都是真话。他有意让下议院看到这个文件，但是议员们慑于克伦威尔的威名，谁也不敢收受。贵族院正式将它转给下议院，沃顿勋爵跟踪送信的人出来，捎话给下院议长，告诉他送来的是什么信，因此下院不许送信的人进来。独立派激烈地谴责这些企图。他们谴责这样攻击一个不在场的人是卑劣怯懦的行为，而且这个不在场的人此刻正在拯救祖国，使它免受外国的侵犯。许多长老会派人士对这种辩论感到害怕，于是不采用直接毁掉克伦威尔的做法了。亨廷顿见他的备忘录被刊印出来，也就心满意足了。议和的事情没有什么进展，独立派的领袖们用尽诡计来延长辩论，其中较为粗鄙的人用最激烈的语言攻击他们的对头。这样猛烈的行动，日益增加的混乱现象，士兵们目空一切，即使是最温和的小册子和请愿书也采用严厉的口吻——所有事情都让议会感到自己已经摇摇欲坠，因此只要是没有陷入派系关系太深的人，无不愿意谈和。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和平才能把他们从目前丢脸难堪的情况下解脱出来。7月29日，终于投票议决，立刻同国王重开和平谈判，并决定在怀特岛上举行谈判，以堵住独立派的口。8月2日，三个委员奉命带着正式提议去见国王，问他议和的时候愿意住在该岛何处，愿意将哪些顾问官留在身边。

独立派中大多数人觉得危机临头了，他们知道，如果和谈成功就是他们的失败。勒德洛前往仍驻扎在科尔切斯特城外的大本营，他对费尔法克斯说道：“他们阴谋出卖人们流血换来的事业。主张和谈的人，其实并不在乎国王是否履行条约。利用国王的名义和权威来破坏军队，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军队必须运用权利阻止自身和国家的灭亡。”费尔法克斯郑重声明，他准备在必要时用他所能控制的军队来捍卫国人的正义主张，但他说道：“必须有人出来明确地请我办这件事。目前我必须继续进行这个令人厌倦的围攻，尽管我们很努力，但还是拖了很长时间。”勒德洛又去见艾尔顿，艾尔顿却说道：“时机还没成熟，我们必须让他们议下去，直到危机明朗化为止。”共和派人士见军队不肯行动，就递上几份威胁性的请愿书给议会，其中一件是亨利·马丁所写，号召下议院议员们宣布自身握有统治权力，一一兑现人民当初希望得到的改革。下议院议员们没有答复。两天以后，共和派又送来第二件请愿书，对议会的轻蔑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议会仍然坚持沉默。但是议会越是坚决，这一派就越发迅速地走向极端。这事发生（9月18日）之后的第五天，亨利·马丁忽然前往苏格兰，当时克伦威尔刚刚进入苏格兰的边境。

9月13日，十五个委员前往怀特岛，其中五人是贵族，十人是下议院议员，除了哈里·文和塞伊勋爵外，其他人全是主张讲和的。大家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心中激起对和平谈判的热切期望。国王很热心地接受谈判，他答应在谈判的四十天内以及其后的二十天中，绝不作逃走的尝试。二十个国王最老的臣仆、贵族、牧师、律师，都被准许为他出主意想办法，他还要求将一部分内廷供奉人员交给他在谈判时使用。议员们答应了他。因此当委员们到达纽波特小市镇的时候（9月15日），由于到来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三天以后才找到住处。委员们天天早上伺候国王，毕恭毕敬，却沉默寡言，没人敢同国王私下谈话。但大多数人还是同国王的谋臣们亲密往来，通过他们向国王转达意见，力劝国王不必犹豫，立刻接受议会的条件。他们说，国王若不赶在军队和克伦威尔到达伦敦之前签订和约，立即赶回伦敦，那就会全盘皆输。查理好像相信他们的建议真诚可靠，倾向于听从他们的话，但他内心深处却怀抱一个与此大不相同的希望。过去六个月中躲在巴黎的奥蒙德准备重回爱尔兰了，法兰西宫廷已经供给他军饷和军火。他一到爱尔兰便将会同英奇昆勋爵和天主教徒订立和约，设法力战议会，以便国王逃走时可以立刻拥有一个王国与军队。威廉·霍普金斯爵士奉命安排国王逃走事宜，所以国王写信告诉他，这次谈判也是虚与委蛇，他的计划没有改变。9月18日，谈判正式开始，国王坐在大厅上端的华盖之下，在他面前不远处，就是威斯敏斯特的委员们围桌而坐。委员们绝对地服从议会命令，不容许任何见证人在场，查理只好独自一人同他们讨论，不过当他需要的时候，可以走入隔壁屋子，和他的谋臣商量计策。在场的人看到国王这样孤立无助，一切全靠自己想法应付，无不为之动容。查理的头发已变得灰白，他骄傲的眼光和他哀愁的神色交织在一起，流露出一种骄傲却受到委屈的神态，既无力反抗命运，又不肯向命运低头。议会的提议基本与从前一致，不过有几条无关大局的修改。查理很和蔼地同他们讨论，态度安详，有问必答。他们反对，他也不恼，很有手段，尽量利用他这方面的几个优势。总而言之，他的主意坚定，态度温和，他对国情和王国法律的熟谙，对他最有成见的对手们都为之惊愕。国王同意了议会关于海陆军统率权、大臣任命、爱尔兰的要求，甚至连这次因对抗国王而酿成的内乱，也承认是合法的。但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力。即使是他不可能再坚持的立场，他也寸土必争，直到绝望为止。他有用不完的诡计和沉默，每天都能给对手新的理由，认为他们对付他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严格紧逼。他还竭力反对废除主教制以及议会想强加于重要保王党人的严酷措施，这一方面是由于良心发现，一方面是也顾及他的法权。他在庄严地承诺允许停止在爱尔兰的一切敌对行动以后，却偷偷写信给奥蒙德说：“此后不必听我的命令，只要听王后的命令，直到我已不受任何束缚恢复自由为止。”他答应把陆军兵权移交议会二十年的那一天，又写信给威廉·霍普金斯爵士说：“我今早所作的巨大让步，只是为了让我能够容易逃走。如果我拒绝让步，那么我只能回到我的牢房，心情却不会太难过；但是我现在作了让步，我承认这件事让我很伤心。因为我做了只有逃走才能使自己得到原谅的事。”

议会虽然没有得到准确消息，却疑心这一切可能并无诚意。即使主和的人，对国王的境况最富同情的人，对于独立派的责难也很难答复。这时，长老会派的热烈拥护者，虽然政治观点比较温和，但他们对主教制的怨恨却牢不可破。他们对于盟约的胜利，不肯再拖延下去。人们抱有这样的固定看法：打仗既然已使本国遭受许多灾难，那么失败的那方就该承担责任；为了实现神圣的正义，真正的罪犯就应该受到惩罚。于是讨论真正的罪犯究竟有多少。颇得人心的狂徒们要求在恢复和平时所颁布的大赦名单上删去许多人的名字；长老会派则只要求七个人不在赦免之列，这是他们的最后底线，绝不会再让步，因为赦免其中任何一个，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有罪。当继续议和的时候，议会曾举行五次投票议决（分别在10月2日、11日、27日，11月2日、24日），都认为国王的建议或让步还不够充分。这时会议期限已满，又延期三次（11月2日、18日、24日），于是议决星期日和节假日不计，但这样一来却不再让步，既不给议约人任何新的指令，也不给他们最轻微的见机行事的权利。国王却很郑重地宣称，他也不能再让步了。谈判既无进展，又无效果，实际上毫无用处，仅仅显示出两边无能为力的焦急和盲目的执拗，以及对讲和必要性的熟视无睹。

但是各种事态在他们周围发展得很快，情况日益紧迫。科尔切斯特拼命坚守两个月之后，由于城中缺粮，军人谋叛，只好投降（8月27日）。翌日，开军事法庭会审，判处三个守城最勇敢的将领——查尔斯·卢卡斯爵士、乔治·莱尔爵士和伯纳德·盖斯科因爵士死刑，以儆戒将来想效仿他们的叛逆。其他俘虏以卡佩尔勋爵为首，哀求费尔法克斯暂缓执行，否则他们也愿一同受死。但是费尔法克斯并不理会他们的哀求，命令就地枪毙这三个人。科尔切斯特已经失守，东方各郡中，不再可能有叛党集中造反了。克伦威尔在北方打赢汉密尔顿后，一路通行无阻地进入苏格兰（9月20日）。西方各郡的农民一听说他打了胜仗，就聚集起事，每一个教区都由牧师领着区内的信徒向爱丁堡进发，驱逐那里的保王党[　这次行动在苏格兰称作辉格摩尔起事，辉格摩尔（whigamores）一词来源于辉格阿姆（whigagm），是当地农民赶马时用的词，因此引申出了辉格党一词。

]。9月22日，阿盖尔和克伦威尔在离贝里克六英里的莫丁登勋爵的住地相会，两人商谈许久，他们虽打仗得胜，但对目前的危险还不能视而不见。苏格兰的保王党虽然打了败仗，可还是很有势力的，还有队伍驻扎在好几处地方，他们下定决心，不进行流血抵抗，也绝不投降。9月26日，克伦威尔同他们订立条约，准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享受充分的安宁，条件是遣散他们的队伍，不再为国王出力，并重新宣誓“遵守神圣的盟约，两个王国永远不能没有这样的盟约”。阿盖尔在爱丁堡用很隆重的排场欢迎克伦威尔，诸邦的委员会、地方自治团体、狂热的牧师与人民天天来见他，对他演说、讲经并请他赴宴。10月11日，克伦威尔得到亨利·马丁的报告催他快走，他就留下兰伯特和两团人马以维持他们的权男生，自己赶快返回英格兰。他刚到约克郡，该郡便立即送上许多请愿书，是专门呈给下议院的，内容要求立即惩办叛党，不问他们的阶级与姓氏。其他郡也递上请愿书表示同样的要求。长老会派以《大宪章》和国法的名义反对这些要求，一个不出名的共和派人丹尼斯·邦德说道：“议长先生，我们这里有几位绅士讲过许多道理来反对下议院的权力，例如说：你们无权审判诺威奇勋爵，因为这是违犯《大宪章》的，只有贵族才能审判贵族。但我相信，不久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权绞死最大的贵族，只要他该死，就用不着贵族来审判他。尽管有《大宪章》在，但我毫不怀疑我们有正直果断的法官来定他的罪。”下议院拒绝接收这样的请愿书，但是立刻有人递上更多请愿书，说得比这更为坦白，更为可怕，因为这些请愿书是艾尔顿、英戈尔德比、弗利特伍德、惠利、奥弗顿等人所带的队伍递来的，明确无误地要求下议院用法律审判国王，要求费尔法克斯重设军队大会。11月20日，议长告诉下院说，有几个军官在议会门前，为首的是尤尔斯上校，他们以将军和军队的名义送来公文。这是一篇很长的抗议书，和七年前（1641年11月21日）的那篇抗议书类似。当时下议院议员们因为要有效地和国王分裂才递出这样的请愿书给国王，军队如今学习议员们的榜样，在抗议书中逐条列举各种弊病与英格兰的诸多恐惧，认为这都是议会萎靡不振所致，又责备议会心中没有公共利益，责备它同国王议和。抗议书请议会郑重地将国王交付审判，宣告人民的统治权，宣告从此以后，国王应由人民代表选举。它要求现在的议会结束，但是在解散之前，筹备平均分配选举权，以便将来的议会按时开会，顺从良民的愿望，从事各项改革。抗议书最后用威吓而有分寸的话语，说同胞们所派的代表和公仆若因渎职或怯懦不前，以致国家陷于危险，那么军队只好自己起来救国了。

下议院听完这篇抗议后，掀起一阵风暴。独立派人士、斯科特、霍兰和温特沃思大声要求下院恭谢军队的坦白与勇敢；长老会里有几个人很愤怒，也有几个人说话恭维军官们，但仍逼下议院把抗议书搁在一边，不予回答，以表示议会的不悦。后来辩论了两天，才以大多数议决通过，但暂时的胜利只是加速了失败的到来。会内会外的兴奋和混乱已达顶点，有人说克伦威尔快要回来了，军队已经宣布要向伦敦进军。保王党失去了全部希望，只想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扫除他们的仇敌，不然就要在他们身上报仇。几个共和派议员在大街上受到侮辱、殴打；有传言说有两个保王党人要在圣奥尔本斯暗杀费尔法克斯；在唐卡斯特，二十个人掳去正在那里带兵的雷恩斯巴勒；还有传说，有人定下诡计，要趁议员们走出威斯敏斯特的时候杀死其中最有势力的八十个人。就在这一片乱哄哄的愤怒中，有消息传来，克伦威尔两天之内就能回到大本营。又说有人疑心怀特岛的守将哈蒙德太过尊重国王与议会，费尔法克斯已命他辞职回到军队，改派尤尔斯上校继任。查理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决定作出更多的让步，结束在纽波特的会议，同日（11月28日），委员们出发将国王的让步条件送给议会。

他们翌日回到伦敦，其中的大多数人非常关心国王所处的危险地位，又为国王与他们最后的话别所感动。国王对他们说道：“贵族们，你们来辞别我，我几乎不敢相信我们还会有再见的一天。但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我们。我感谢上帝，无论人们怎样对待我，我将坦然无惧地接受。贵族们，你们应该知道，当我毁灭的时候，你们自己也逃脱不了毁灭，而且为时不远。但是最令我伤心的，还是亲眼看见我的人民受苦，以及预见到某些人已经替人民准备好的灾难，那些人口里说着公共利益，实际只为满足他们的私心。”12月1日，委员们作了报告，尽管国王的新让步和议会多次拒绝的条件区别不大，长老会派仍然建议众议员们宣布满意，认为可以作谈判和平的基础。赛伊勋爵的儿子纳撒内尔·法因斯，最近才成为独立派中最激进的首领之一，此时他居然支持这个议案。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突然得到消息，费尔法克斯有信给市政会，说军队正在向伦敦进军。由于意外的事件，只好暂时休会，明天再讨论。第二天恢复讨论后，辩论得比从前更激烈，当时军队已从四面八方涌进城里，有的驻扎在圣詹姆士宫，有的驻扎在约克宫，威斯敏斯特以及伦敦市到处都是军队。独立派仍然希望造成恐怖局面以赢得胜利。哈里·文说道：“从这次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院内谁是国王的党羽，谁是人民的朋友。”一个不知姓名的议员赶快接着说道：“议长先生，这个先生既已大胆地把本院分作两部分，我也要效法一下。在这次辩论中，你们会发现有些人是愿意和平的，这些人都曾遭受战争带来的损失；另外一些人却反对议和，因为他们曾因打仗而得利。因此，我提的议案就是要得利的人捐出若干来给遭受损失的，使我们可以平衡一下，不然，国家永远不会安顿下来。”独立派反对这个提案，但多少有点难为情，因为在两派的斗争中确实掺杂着私利，这一点无法否认。天快黑了，有几个议员已经退席，独立派人士提议点灯，长老会派人士说道：“议长先生，我知道有些人的用意就是一方面利用军队快来的消息引起恐慌，另一方面则拖长这场辩论到深夜，以便让本院那些年纪老迈的议员们（都比较倾向和平）熬不下去，不得不在表决以前退席。因此，我希望本院不要赞成这个最后的点灯提案。”独立派虽然喧闹了一番，辩论还是暂停了。

两天后他们复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坏的谣传闹得下议院沸沸扬扬。各方都风传国王已被人从怀特岛带走，尽管他进行了抵抗，还是被带到赫斯特堡。那是一座监狱，位于该岛对面的海边，地处一个荒凉且极不适合居住的海角尽头。许多人要求对此作出解释，气势汹汹，但独立派的领导人一言不发。议长宣读了几封信，是拉尔夫少校从纽波特写给下议院的，当时他正代守怀特岛。原来这个传言是真的，查理现在被监禁在赫斯特堡的一间小黑屋里，中午还需要点火把，尤尔斯上校看守着他。从此以后，如果没有军队许可，议会与国王之间不能通信。

长老会派人士一听见这个消息就暴跳如雷。他们喊道：“当国王住在纽波特的时候，本院曾担保对他以礼相待，保证他的安全和自由。他们若不明确反对这种无礼的叛乱，他们就是丢脸，就是食言！”于是投票议决声明，国王被带走一事，下议院并不知情，也从未同意过。下议院随即对和议问题展开更加激烈的辩论。辩论进行了十二个小时以上，夜已深了。会场上的人虽然还是很多，但对年老体弱的人来说，疲乏已开始战胜热忱。这时一个曾为大众自由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人站了起来，他出席下院才不过三个星期——他就是十二年前奋力与劳德和宫廷专制斗争过的普林。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地讨论国王的全部提议，分析目前议会和国家的情况，发自肺腑地期望和平到来。他讲了几个小时，议会很注意倾听他这番讲话，极为感动。此时已是早上九点钟，下议院已持续开会二十四小时，仍有二百四十四个议员在坚持着。后来他们投票，赞成的一百四十票，反对的一百零四票，议决以国王的答复作为议和的充分基础。

残余议会

权利正从独立派手中溜走，连同他们心中的恐惧一起，心怀恐惧的议员不是已经离开，就是已经退出了。勒德洛、赫钦森以及其他几个人，为使议院产生混乱要求反对这样的议决，却没有效果。休会之后，独立派的领袖们集会，许多从大本营来的军官参加了会议。大难就要临头，但他们是军队的主人，他们手中有应付难关的工具。这帮人或是忠心耿耿的狂热分子或雄心壮志的思想家，心中不再存有法律、习惯与制度。狂热分子认为大义所在，挽救危局是他们的责任；其余的人则认为，无论怎么做都是出于形势需要。于是一致同意，行动的日子已经到了，在座的六个人——三个议员和三个军官，奉命立刻采取步骤以保证成功。他们商议了几个钟头，桌上放着一张下议院议员的名单，逐个讨论他们的行为和原则主张，互相交换情报，发出指令给他们的心腹。次日（12月6日），早上六点钟，军队奉艾尔顿之命开始行动，费尔法克斯此时还一无所知。斯基庞将守卫议会的民团撤走，普赖德上校统领的一团步兵和里奇上校统领的一团骑兵，占据了宫院、威斯敏斯特大厅、楼梯、走廊以及与议会相通的道路。普赖德站在下议院门口，手持一张已被制裁的议员名单，他身边是格雷勋爵和一个前导官，为他指点议员们的姓名。普赖德对每个人说“不许进”，其中最受怀疑的人则加以拘捕并带走。议院周围一片混乱，被排斥的议员尝试从各入口进入，要行使他们的权利。有几个议员竭力抵抗，其中就有普林，于是几个军官很无礼地推他下楼。他们很高兴利用本党的势力实行个人专制。这样拘捕了四十一个议员，暂时关闭在两间相连的房间里，其他许多议员只是被逐出，并未拘捕。下议院打发警卫官去请在门外的议员们进来，普赖德不让他们进去；下议院第二次打发警卫官去请，但警卫官都走不到他们身边。议院于是决定等门外的议员获准进入才开会，又派一个委员会去见将军，要求释放被捕的议员。委员们刚走，就得到军队送来的信，他们要求正式开除已经被捕的议员以及所有主和的议员。下议院不回答，在等他们的委员会的开会结果；委员会回来说将军对此也不予答复，要等待下议院给军队的回信。那几十个被驱逐的议员从威斯敏斯特出来，打发人去求普赖德听他们申诉，普赖德却毫不理会。此时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参谋们正坐在白厅，议员们来到这里，要见费尔法克斯，等了好几个小时，却没有见到将军。大权在握的党派显然不愿同这些人见面，生怕这些人不可战胜的执拗会逼使他们采用严厉手段。胜利的人尽管计划与行动都很放肆，但内心深处还是尊重古老的合法秩序的，当列出制裁议员的名单时，他们只限于那些必须除去的人，希望经过这样有区别的清洗之后，能够保障他们的胜利。他们看见议会坚持要求释放议员，心里就有些不安，况且他们的对头仍是有势力的一派人，也许还是居于大多数的一派人。翌日（7日），军队又堵住所有通往议会的道路，旧戏重演，又排除了四十个议员，还有几个议员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议员们写信给议会要求释放，但这次长老会派完全失败了。议会没有答应照办，反而以五十票对二十八票议决准备考虑军队的几个提议。于是投反对票的这二十八名议员自动退出并郑重宣称，一定要等到以公道对待他们的同事才肯回院。驱逐了一百四十三个议员之后（其中大多数并未被捕，也有被监禁几个钟头以后平安出狱的），共和派与军队发现自己终于在威斯敏斯特和其他地方取得全部权利了。

从此以后，他们就势不可当，所到之处都毫无抵抗。没有人敢出声反对他们、打破他们胜利的沉醉。王国之内只有他们说话，只有他们行事，而且可以预期全国会屈服于他们，会同意他们。狂徒们的热烈情绪已达到顶峰。休·彼得斯当着上下两议院的残余议员们讲经，他对将军们说道：“你们很像摩西，注定要奉上帝之命将人们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件事将怎样完成呢？”他把两手放在眼前，头搁在垫子上，忽然站直，喊道：“我今晚得到指示，是上帝的启示，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军队必须把专制连根拔起，不光要在这里做这件事，而且要在法兰西和四周各国都做这件事。这个军队就是从山上开凿出来的一块奠基石，它能砸碎人间一切权力。”这派群众听到这番神秘的话都兴奋得发疯。12月7日，最后一个长老会派人士退出下议院，克伦威尔走进来，回到本人席位坐下。下议院非常欢迎他，向他表示最盛大的感激，议长正式感谢他在苏格兰所立的战功。他离开议会以后就住在白厅里，住在国王的寝宫内。翌日，军队占据了各委员会的金库，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不再成为人民的负担。12月11日，他们送一件公文给费尔法克斯，称为“新的人民公约”，是艾尔顿制订的共和制计划，请将军开一个军官大会，讨论此事，再由军官们呈给议会。这时下议院没有征得上议院的同意，就径自取消了最近为议和而颁行的全部法令，以及全部主和的决议。最后，又有许多请愿书到来，说所有的流血牺牲都该由国王一人负责，应该提国王来受审。于是从大本营派一队兵，奉命前往赫斯特堡，把国王带到温泽。

几天后，国王平安到达温泽。途经巴格肖特时，他曾试图逃走，但没有成功。傍晚，他很高兴地重新进入自己的宫殿，发现诸事都准备好欢迎他，就像他以前带大臣们来这所华丽行宫游玩时一样，没有任何使他感到不安的征兆。他好像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俘虏了。

国王之死

12月23日，下议院投票议决要提查理前来受审，指派一个委员会撰写一篇起诉文字弹劾他。与会的人数虽然不多，却还有几个议员反对这样的举措。有几个议员要求只是废黜查理了事，如同以前废除国君一样；也有几个议员想偷偷害死国王，这样既不用承担杀他的责任，又可以获得杀他的好处。但是敢作敢为的自由思想家、真心的狂热分子、严肃的共和派人士，却坚持要求公开审判，以证实他们的权威，宣布他们的权力。克伦威尔其实比任何人都急于弄死国王，却还假装温和地说道：“若有人在以前提出这样的事，我必然认为他是世上最大的叛贼，但如今为时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办，我祈祷上帝赐福于我们的计划。”下议院为使国王受审时能够被定罪，就先投票议决一条原则，说国王兴兵攻打议会就是叛逆大罪。随后，斯科特提出议案，特设一个高等审判庭审判国王。这个特别法庭由一百五十个委员组成，其中有六个勋爵、三个高等法官、十一个准男爵、十个骑士、六个伦敦市参议员、全部重要军人、本派重要人物以及在本市的下议院议员们。只有圣约翰和哈里·文宣布不赞成这条法令，不肯参与其中。1月2日，这条法令送到上议院，在场的十二名贵族代表一致反对，不肯通过。曼彻斯特勋爵说道：“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因此国王绝不可能对议会犯叛逆罪。”登比勋爵说道：“下议院议员们把我的名字放在赞成法令之列，但我宁愿被人碎尸万段，也不愿参与这样罪大恶极的事。”彭布洛克伯爵说道：“我不愿参与生死攸关的事，我既不反对这条法令，也不赞成这条法令。”翌日，下议院没有接到上院的信息，就派两名议员前去查看他们的记事录，看他们有什么决定。两个议员回复后，下院立刻投票议决，说上院的反对不构成障碍，人民就是全部立法权力的来源，所以人民所选举的英格兰众议员拥有主权。1月6日，重新订定一条法令，高等法庭只以下议院的名义成立，人员减少到一百三十五名，奉命立刻作初步准备。

于是他们在1月8日、10日、12日、13日、15日、17日、18日及19日为此事举行秘密会议，主席是布雷德肖。他是米德尔顿的表兄弟，一位有名的律师，为人严肃而温和，但心胸狭隘严厉，是一个真诚的狂热分子。当时的舆论很不一致，在这个法庭里就有不可克服的分歧，无论怎样号召，也只有五十八个委员参加了预备会。费尔法克斯在第一次开会时来过，以后就再不出现了。即使是出席的人们，也有几个是专程来进行反对的。其中有个叫阿尔杰农·西德尼的青年，在共和派里头已经很有影响，当他听说派他当高等法庭的委员时，就立刻从他父亲莱斯特勋爵的堡垒赶来伦敦。他很热烈地反对审判，因为害怕人民会对共和产生反感，也许会突然造反，这就会使共和陷入无法挽救的地步。克伦威尔对这些提议感到很恼火，喊道：“没有人敢反对！我告诉你们，我们要把戴着王冠的头颅割下来。”许多人不愿参与，便离开了，最后只有愿意接受的委员们到会，就开始安排审判的形式。约翰·库克是个有名望的法律顾问，奉命当检察长，带头撰写起诉书，并在审讯时支持控诉。他们很小心地讨论审讯时应派多少官兵值勤，应放多少路障以拦阻群众，使他们不能靠近法庭。最终定于1月20日指令国王出席威斯敏斯特大厅的法庭。1月17日，下议院议员们派一个委员会探视各宫殿各堡垒以及国王的所有行宫，把他所有物品列出准确的清单，从此以后这些都成为议会的财产了。

温泽行宫的镇守官怀科特上校告诉查理，再过几天将把他送回伦敦，查理答道：“上帝的智慧、权利和至善，都是无所不在的。”尽管他这样说，但这个消息还是给他带来巨大的不安。最近三个星期，他生活在极为罕见的安全感之中，很少听到关于议会的消息。有传言说，爱尔兰已答应迅速前来救他，他就自我安慰，说道：“英格兰在六个月内就可以恢复太平，不然的话，我将从爱尔兰、丹麦以及别的王国得到恢复我权力的手段。”但最近有一个情况让他很不安。他在温泽，一直享受宫廷的待遇及礼仪，突然有一天，从大本营送来一封信，所有的排场就全改变了。查理对此很难受，他为了避免这样的侮辱，只好独自一人待在屋里，吃饭的时候也只从菜单上挑选两三样菜。

1月19日，哈里森率领的骑兵队来到温泽行宫奉命带走国王。一部由六匹马拉着的大车在本堡的院子里等候，查理登上车，几小时后就回到伦敦，回到圣詹姆士宫。四周有卫兵防守，他的寝宫外有两个守兵，只有赫伯特一个人睡在他床边伺候他。

1月20日，快到中午时分，高等法院的人在绘画客厅开秘密会议，安排任务的最后细节。他们还没祈祷完，就有人来报告，国王已经到来。克伦威尔跑到窗口又马上掉转身来，精神奕奕地喊道：“各位主角，他来啦，他来啦！他见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问我们根据什么来审问他，我们现在要先决定该用什么话回答他。”过了一会儿，亨利·马丁说道：“以下议院议员和议会的联合名义，以英国全体善良人民的名义。”没有人反对，于是法庭全体法官很严肃地排好队依次向威斯敏斯特大厅走去，为首的是主席布雷德肖。有人拿剑和权杖做前导，前行的有十六个执戟的军官。主席坐在大红天鹅绒交椅上，下一层是议会的书记，他坐在一张桌旁，桌面铺上颜色鲜明的红布，上面放着宝剑与权杖。法庭的法官们分坐左右两排大红呢绒铺垫的座位，站在法官们两端的就是士兵。法官们坐下，大开院门，群众涌入。恢复肃静之后，宣读了下议院议员们特设法庭的授权法令，于是点名，有六十九个法官出庭，布雷德肖说道：“警卫官，带囚犯上堂。”

国王上堂，有一个上校和三十二个军官护卫着他。堂下预备好一把大红天鹅绒交椅。他向前走，严肃地、长时间地看着法官席，没有脱帽就坐在椅子上。他忽然又站起来，看看背后左边的卫兵、右边成群的旁观者，又看着法官们，随后坐下，全堂悄然无声。

布雷德肖立刻站起来，说道：“查理·斯图亚特，英格兰的国王，英格兰的下议院议员们在议会集会，鉴于国内血漫大地，你实在是罪魁祸首，因此议决成立这个特别法庭审判你，检察长就要宣读议会控告你的罪状。”检察长库克于是站起来宣读控诉书，把所有祸害归罪于国王，他的苛政，他发起的战争，要求他逐条答复，要求将他当作暴君、叛逆以及杀人凶手定罪。

宣读控诉书时，查理仍然坐着，很安静地四处看看，有时看法官们，有时看群众，带着好奇又满不在乎的神情。当听到检察长说“查理·斯图亚特是个暴君、叛逆、杀人凶手”时，也只是微笑，并未说话。

库克讲完后，布雷德肖对国王说道：“你已经听见控诉词，本法庭等待你的答话。”国王果然问出之前克伦威尔提到的那个问题。布雷德肖说道：“你若专心听取法庭刚才的话，你就明白是什么权威传你来的。法庭现在以国人的名义，要你答复，因为你是国人选出的王。”国王说：“先生，我不承认这一层。英格兰从来不是一个选举制的王国，国王是世袭的，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你得告诉我究竟是什么权威传我来的。我尊重下议院的权利，但必须还要有贵族，才能构成议会，贵族在哪里呢？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送国王到他的议会么？”布雷德肖说道：“先生，我们的权威是什么已经告诉你了，你以为这不够，但我们却认为足够了。我们的权威建立在上帝和王国的基础上。法庭已经听见你说的话，将来就按照他们的命令处理你。把犯人带走吧，法庭休庭，下星期一再开庭。”

法官们退庭，卫队带国王走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看到放在桌上那柄剑，便用手杖指着那把剑说道：“我并不怕这件东西。”他下楼时，有几个人喊道：“要秉公审判！要秉公审判！”更多的人却喊道：“上帝拯救国王陛下！上帝拯救国王陛下！”

星期一开庭，有六十二个法官出席，法庭下令不许喧哗，违者监禁。但当国王到达法庭时，群众仍然大喊欢迎。双方和上次一样，讨论权威问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布雷德肖终于说道：“任何人都不许辩驳本庭的审判权，他们是由国家和议会的下议院议员们授权坐在这里审讯的。你现在必须对议会作出说明。”国王仍不动声色地申诉审判权的问题，布雷德肖气急败坏，说道：“先生，我们给你明白说过，英格兰的下议院议员们行使这种审判权。警卫官，把犯人带下去！”查理忽然转向群众，说道：“请你们记住，英格兰国王正在遭受苦难。他们不许国王为人民的自由说出他的理由！”于是几乎全体群众大喊道：“上帝拯救国王！”

1月23日，第三次开庭，情景还是同之前一样，人民向国王表示同情，还变得日益热烈起来。盛怒的军官和士兵们虽然大喊“执行法律，杀头！”也无济于事，“上帝拯救国王”的呼声在四面八方回荡。甚至在军队里头，也有人喊这句话。当国王走出法庭时，一个卫队士兵高喊：“国王，上帝保佑你！”这期间，外国来了一些代表，采取了一些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不十分可怕，但足以煽动国人的义愤。法兰西公使把英国王后的一封信交给下议院（1月3日），信内请求同意她和丈夫团聚，以便劝他顺从议员们的要求。王储也写信给费尔法克斯和军官会议，希望唤醒他们的忠君之心。苏格兰委员们仍以该王国名义正式反抗，反对近日的所有行动。荷兰很早就派来一个大使，为国王居间调停。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堂兄弟约翰·克伦威尔在荷兰当军官，已经到达伦敦，他一直在劝谏克伦威尔中将，几乎用威胁的语气责备他。一篇名为《君主的叹息》的文章，据说是查理自己撰写的，意在鼓动人民起来造反拯救他，文章被限令停止出版。总而言之，四周虽然没有发现重大障碍，但一直在酝酿新的动乱因素。共和派相信，只要问题一解决，那些因素必定会被消灭，但如果问题久不解决，就会越来越棘手，充满危机。

他们决定立刻解救自己以摆脱这种危险局面，于是中断一切辩论，决定只要国王来到法庭，就当庭宣判。他们在两天中，搜集了三十二个证人的供词，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拿出查理失信的证据。25日，法庭快散会的时候，他们不经任何讨论就投票议决，判定国王暴君、叛逆、杀人凶犯、国家敌人的罪名。斯科特、马丁、哈里森、莱尔、赛伊、艾尔顿、洛夫等人奉命撰写判决书。当日只有四十六个法官到庭。26日，六十二个法官闭门聚会，稍微讨论之后，议定了判决书的形式，法庭暂时休庭，明日开庭宣布判决。27日中午，在绘画客厅讨论了两小时后，开始开庭。按照惯例，要点法官的名，点到费尔法克斯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他这个人很聪明，今天不会在这里的！”点名的人迟疑了一会儿，又继续往下点，在场的法官有六十七人。国王到庭时，一阵激烈的声音喊道：“执法吧！行刑吧！”士兵们很激动，他们的统领阿克斯特尔鼓励他们往下喊，群众则不声不响，惊恐万分。

国王坐下之前，要求讲一句话，布雷德肖说宣判之前可以给他说话的机会，国王就坐下来。布雷德肖说道：“诸位，你们都知道，在庭上的这个犯人曾被带上庭来好几次，因为以英格兰人民的名义控告他谋叛，以及其他重大罪行，要他答复。”

突然传来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这是一句谎话，什么英格兰人民，连一半也没有，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同意在哪里？克伦威尔是一个叛徒！”

庭上全体人员都吓了一跳，眼光全望向二楼，阿克斯特尔喊道：“打倒那个女……向他们开枪！”不久就查出说话的女人就是费尔法克斯夫人。

于是全场都骚动起来，杂在群众中的士兵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混乱压制下来，秩序多少恢复之后，布雷德肖宣布，法庭对于判决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宣布之前答应听犯人的辩护，只要他不否认法官的审判权。

国王说道：“我请贵族代表们和下议院议员们改在绘画客厅里听我陈述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对王国的和平以及我的人民的自由的重要性，远胜过我自己的生命。”

全体法官和聚集于此的人无不深为感动，大家竭力想象，国王要求与上下两院会谈，究竟是什么用意？大多数人认为国王是打算让位于他的儿子。无论他在想些什么，法庭都十分困惑不解。那一派虽然得到胜利，但觉得他们所处的地位既不容错失时机，又不能重新冒险。况且在法官之中，已经多少露出一些犹豫不决的神色。布雷德肖因为要逃避这种风险，就坚持说国王的要求不过是耍花招，想以此免受法庭审判。他们为这个问题辩论了很长时间。法官之间忽然出现意料不到的动态，法官之一的唐斯上校忽然变得十分激动，站起来说道：“主席，我不满意这篇判决词，我有许多理由反对这个判决，我请求法庭暂时休庭，听取我的理由，然后进行讨论。”布雷德肖郑重地答道：“若有一个法官不满意，法庭就必须暂时停止。”他们于是立刻走入另外一间屋子里。

他们刚进屋子，克伦威尔就很粗暴地攻击上校，怪他不应该使法庭为难。唐斯很激动地为自己辩护，说国王的提议可能会令人满意。他们至少也应该听听国王有什么说的，至少要尊重公认的普通法则。克伦威尔听得很不耐烦，在他身边绕来绕去，不停打断他的话。哈维上校和一些其他人虽赞成唐斯的主张，但也没有用。有人催促他们赶快结束讨论，半小时后，法官们回到大堂。布雷德肖对国王说道，他们拒绝了他的提议。

查理好像遭受重大打击似的，他再度提出要求，却不像之前那样坚决。布雷德肖说道：“你若没有别的话说，我们就要宣布判决了。”国王说道：“先生，我没有别的话说了，但我要你们记录我说过的话。”布雷德肖没有回答，只告诉他快要宣读判决词了。在宣读之前，他又对国王讲了一篇很长的话，替议会的行为郑重辩解，把国王的过错全端出来，把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国王身上。布雷德肖所讲的话严厉、辛辣、严肃却又合乎基督教旨，不带侮辱意味，显然是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不过也含有一些报复的情绪。国王也像他一样严肃，从未打断他的话。布雷德肖一讲完，国王就试图说话，布雷德肖加以反对，命书记宣读判决书。读完之后，他说道：“现在所宣读的判决书就是整个法庭的法案、判决、审断和决议。”于是全体出庭的法官一齐起立，表示同意。国王忽然喊道：“先生，你肯听我说句话么？”

布雷德肖拒绝让国王说话，催促卫兵们赶快带他下堂。士兵们立刻把他从犯人席上带出来。当他下楼的时候，不得不忍受种种最粗鄙的侮辱，有人把点着的烟斗抛在他面前，有人将口里的烟喷在他脸上，人们在他身边喊道：“执法，杀头！”但仍混杂着另外的声音：“上帝拯救陛下！上帝救你脱离敌人的手掌。”轿夫们抬轿往白厅走，街道两旁有士兵排列，成群的人站在店铺前，每个门口、窗口都站满了人。大多数人都静默无声，也有哭泣的，还有大声为国王祈祷的。每隔几分钟，士兵们为了庆祝胜利就喊起“执法，执法，杀头！”但查理已恢复平静，他的傲气使他拒绝相信士兵们是真心恨他，所以当他从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说道：“可怜的人们，只要有人给他们钱，他们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长官！”

查理一到达白厅，就要求见他最小的儿女，伊丽莎白公主和他的第三子格罗斯特公爵，这两个孩子一向由议会照顾；还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国王曾得到这位主教的宗教帮助。这两项要求都被批准了。次日，主教前赴圣詹姆士宫（查理此时已被迁到此地），见到国王，就痛哭起来。查理说道：“不要哭，我的勋爵，我们没有时间哭泣，不如想想我们伟大的工作，准备去见伟大的上帝。不久我就要在上帝面前汇报我在人世的账了，我希望能以安宁的心做这件事，请你帮助我吧。”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他只是和主教谈敬奉上帝的事。这期间，他的侄儿、里奇蒙公爵、哈特福德侯爵、南安普顿伯爵和林赛伯爵，以及其他旧仆人，都来看望他，但因时间有限，他没有接见他们。王储威尔士亲王的侍从西摩也从海牙带来王储的信，国王读完信后，将它扔在火里，把答话告诉来人后就立刻打发他走了。翌日破晓，主教回到圣詹姆士宫，早祷过后，国王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已经破损的圣乔治和嘉德十字大勋章。他对贾克森说道：“你看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权利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的两个孩子。”于是这两个孩子被带进屋来，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公主一看见父亲就哭起来，八岁的格罗斯特公爵看到他姐姐哭了，也跟着哭起来。查理把他们抱在膝上，把珍宝分给两人，安慰他的女儿，教她怎样读书，以坚定自己反对天主教士的决心；吩咐她告诉她的兄弟们，说他已经赦免他的仇敌；叫她告诉母亲，他的心是永远和她在一起的，从新婚起直到最后一天。随即他转过脸来对小公爵说道：“孩子，他们就要杀我的头，也许要立你做国王。但你要牢记我的话，只要你的哥哥查尔斯和詹姆士还在，你一定不要做国王。他们若是捉到你的两个哥哥，一定会杀他们两个人的头，最后还要杀你的头！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他们立你为王。”那个小孩子激动地说道：“我宁愿被他们撕作碎片，也不让他们立我做国王！”查理热烈地吻他，把他放下来，又吻他的女儿，为他们两人祝福，求上帝赐福他们。随即忽然站起来，对贾克森说道：“带他们出去吧。”孩子们放声痛哭，查理站在那里，头紧靠窗子，尽力忍住眼泪。房门一开，孩子们正要出去，查理又从窗子那边跑过来，再度把他们抱起来，又为他们祝福。他们紧紧拥抱着他，最终查理狠心挣脱开孩子，跪在地上，与主教和赫伯特一同祷告。只有这两个人亲眼看见查理如此惨痛的景象。

同一天早上，高等法院开会，指定在明日（1月30日）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之间行刑，但是必须在这个关系生死的命令上签字。很多委员不愿签字，甚至有几个投过定罪票的委员也远远躲开了。后来，克伦威尔和他的同伴们抓着很多人的手，逼他们签字。最终，有五十九个人签字，其中许多人的签名，也许是由于内心太震动，也许是有意如此，胡乱涂鸦，几乎辨认不出来。哈克上校、亨克斯上校和费尔中尉负责监督行刑。有两个荷兰大使——阿尔伯特·姚希姆和阿德里安·保，已经到伦敦五天了，他们想尽办法与费尔法克斯见面，希望能救国王一命，但仍然毫无结果。

1月30日早上，在熟睡四小时之后，查理起床了。他对服侍自己的赫伯特说道：“今天我有一件大事要做，必须马上起来。”他在梳妆台前坐下，赫伯特心情很不平静，因此在替国王梳发时，不像平日那样仔细。国王说道：“虽然我的头发不会披在两肩上太久了，但你得和往常一样，好好给我梳头。今天要把我打扮得越整洁越好，因为今天是我第二次婚礼的日子，我希望在天黑之前，同我神圣的耶稣结婚[　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将耶稣比作新郎，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第1～13节，又见《新约·启示录》，第21章，第2节。

]。”天破晓的时候主教到来，开始神圣的典礼。快到十点钟，哈克上校到来，他略带颤抖地说道：“先生，去白厅的时候到了，你到那里之后还有时间休息。”查理答道：“我立刻就走，你先出去。”哈克走出去。查理用了一点时间内心默默地祈祷，随即抓住主教的手，说道：“好吧，让我们走吧。赫伯特，你去开门，哈克又敲门了。”他走进大花园，又穿过大花园前往白厅。

那里已经排列好几营步兵，成双站立在他所走道路的两旁。一小队执戟的士兵从前面走过，旗帜飘扬，敲着军鼓。国王的右边是主教，左边是免冠的汤林森上校，他是卫队统领。查理被他的尊重所感动，请他等到最后那一分钟才离开。查理在路上谈论着自己的丧事，他神态安详，双目炯炯有神，步履坚实，走得甚至比队伍还快。到了白厅，他脚步轻轻地登上台阶，经过大廊，走入他的寝宫，只有他和主教在里面。主教准备行圣餐礼，国王跪下，从主教手上领受圣餐，随即愉快地站起来，说道：“现在，让那些匪徒们来吧，我已经真心赦宥了他们，我准备接受我将要遭到的一切苦难。”他不肯吃替他预备好的午餐，贾克森说道：“陛下久未进食，天气寒冷，也许到了台上会晕倒的。”国王于是吃了一片面包，饮了一杯葡萄酒。到了一点钟，哈克过来敲门，贾克森和赫伯特跪下，查理说道：“我的老朋友，起来吧。”就把手伸向主教；哈克又敲门，查理吩咐开门，他说道：“你先走，我跟着你走。”他穿过宴会厅向前走，两旁仍然立着双排士兵，有一大群男女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来，站在卫队后，一动也不动。当国王走过时，他们为国王祈祷，士兵们也很安静，并不阻拦他们祈祷。在大厅的尽头，墙上开了一个口子，从这里一直出去就是断头台，用黑布遮盖着。两个人身着水手装，戴着面具，站在砍头的斧子旁边。国王从那个口子走出来，他的头挺得直直的，四处张望着，想对人民说一番话，但那片地方全是军人，无人能够走近。他转过脸来对着贾克森和汤林森说道：“现在只有你们能听见我说话，所以我要对你们说几句话。”他就进行了一篇很短的讲话，讲得严肃安详，而且很冷静。讲话的唯一主旨就是表明他的行动是正确的，人民不幸的真正原因就是藐视国王的权力，人民不该享受参政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恢复和平与自由。这个时候到处都寂然无声。他戴上一顶绸子小帽，对刽子手说道：“我的头发碍事么？”刽子手鞠着躬说道：“请陛下把头发塞在小帽里。”主教帮忙把他的头发塞时小帽里。查理对他的老仆说道：“我正从一个可腐朽的王位走向一个不会腐朽的王位，我到了那里就没有什么烦恼了！”他又掉过头来对刽子手说道：“我的头发放好了么？”他脱下王袍，取下乔治[　嘉德勋章上的颈饰。

]，把它们交给贾克森，说道：“你要记住[　国王这句话的意思一直没人明白。

]。”于是他脱去上装，又穿上王袍，看看那架杀头的砧板，对刽子手说道：“我要作简短的祈祷，当我伸出两手的时候，你就……”

他站在那里默想了一会儿，嘴里喃喃对自己说话，抬头向天，跪下，把头放在砧板上。刽子手摸摸他的头发，再往他的小帽里塞进一些头发。国王以为他就要砍下来，说道：“你等我的信号再下手。”刽子手说道：“无论陛下什么时候给我信号，我都愿意等着。”不到一分钟，国王伸出两手，刽子手往下砍，一斧就把国王的头砍了下来。刽子手高举起查理的头给群众看，说道：“这是一个叛国者的头。”群众浩叹了一声，声音深又长，许多人向斩首的砧板跑来，用手巾蘸国王的血。两队骑兵分路向前走，慢慢地驱散群众，断头台挪走了，尸身也挪走了。当克伦威尔要看尸身的时候，尸身已经放入棺材里。他集中注意力认真地看，还举起那颗首级，好像在验证是否已经身首分离。他说道：“这是一副很结实的身躯，原有长命的希望。”

灵柩摆在白厅七天，很多人挤在门外，只有几个人可以进去看看。2月6日，下议院命令将灵柩交给赫伯特和迈尔德梅，允许他们将它安葬在温泽堡，葬在埋有亨利八世的圣乔治教堂里。出殡的仪仗还算像样，但没有什么排场，六匹披着黑衣的马拖着灵车，四部马车跟着，其中有两部也挂着黑衣，装着国王最后几个仆人，都是跟随他到怀特岛的。翌日（2月8日），里奇蒙公爵、哈特福德侯爵、南安普顿伯爵和林赛伯爵，以及贾克森主教，得到下议院的许可，到温泽帮助料理葬礼。他们在棺上只刻上这几个字：

君主查理

1648年[　当时英国尚未采用格里历（3月24日才开始用格里历），因此1648年1月30日查理受刑之日相当于现在我们所用历法的1649年2月9日。

]

当他们将尸身从堡内抬往教堂的时候，本来晴朗的天气忽然下起雪，大雪盖满了黑绒的柩衣。国王的仆人们怀着忧郁而满意的心情，认为他们不幸主人的灵柩忽然变成白色，就是他无辜的象征了。仪仗队到了选定的坟墓，贾克森主教正准备按照英格兰教会的宗教仪式行礼，可是守堡官怀科特不许，说道：“议会所定的仪式，不仅是全国人民该用，国王也该用。”他们只好服从，没有举行宗教仪式，把棺木放到墓穴以后，他们离开了教堂，守堡官关了门。下议院要出殡费用的账目，拨给五百镑。国王死的那天，在快邮离开伦敦之前，他们宣布了一条法令，凡是宣布查理的儿子“查理·斯图亚特，即威尔士亲王，或其他什么人继承王位的，都以大逆不道论”。2月6日，下议院在讨论许久之后，投票议决，郑重宣布废除上议院。翌日，2月7日，通过一道命令，说道：“本院根据经验，认为本国不需要国王，而且觉得有这样的国王会完全成为负担，只会妨碍本国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因此特宣布废除国王制度，另铸一个国玺，正面刊刻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图，附刊两国国徽；反面刻下议院的印文（亨利·马丁的建议）：‘上帝赐福恢复的第一个自由年，1648年’”。

目录

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

第一章 专政君主体制和王权的终结

三级会议重新开幕

三级代表的三种态度

国民议会成立

巴黎起义

攻占巴士底狱

首次革命的胜利

第二章 国民议会的成立

国民议会的派别

西哀耶斯和米拉波

制宪讨论

国王有怎样的权力

宴会和暴动

返回巴黎

第三章 派别的分裂

新的政府

最大的问题是财政

教会财产属于谁

来自宗教的反抗

练兵场上的结盟大会

会后的阴谋活动

“教士法”引发的分裂

米拉波之死

第四章 制宪议会时期

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制度

反法同盟

国王的出走

共和派的斗争

庇尔尼茨宣言

制宪议会闭幕

第五章 国民立法议会时期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

对逃亡者的法令

新内阁的成立

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战争

吉伦特派的垮台

民众的暴动请愿

《不伦瑞克宣言》

8月10日起义

普鲁士的入侵和屠杀

阿尔贡纳战役

第六章 国民公会成立和路易十六之死

吉伦特派和山岳党

关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控诉与辩护

能否审判国王

路易十六的死刑

第七章 党派的斗争与更替

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反法同盟的进攻

旺代暴乱

迪穆里埃的叛变

十二人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吉伦特派的彻底垮台

第八章 救国委员会的胜利

各郡的暴动

全民皆兵全国备战

山岳党人的胜利

王后和吉伦特派人之死

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

共和历诞生

救国委员会和公社的斗争

温和派与丹东派的失败

第九章 两委员会时期

救国委员会的暴力手段

圣茹斯特的民主派学说

改组革命法庭的提案

两委员会的分裂

改组两委员会的提议

热月9日会议

罗伯斯庇尔和暴动者的失败与受刑

第十章 民主派暴动及其失败

两委员会派和热月党

两委员会的衰替

双方在巴黎的拥护者

芽月运动

牧月1日暴动

第十一章 国民公会终结

1793年和1794年的战役和结果

保皇党的反动

共和三年宪法和果月法令

葡月事件

国民公会会议结束

第十二章 督政府时期

回顾革命

督政府的政治和军事

民主派的密谋

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

反革命派与国民公会派的新斗争

果月18日政变

第十三章 新督政府统治的结束

果月政变后的形势

无效的花月选举

第二次反法同盟

新督政府的两院及两派

波拿巴与西哀耶斯的合作

雾月政变后督政府统治结束

第十四章 执政府时期

临时政府的组成

西哀耶斯的宪法

共和八年的宪法

执政府的和平计划

意大利战争后的普遍和平

第一执政波拿巴的野心

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大典

第十五章 拿破仑帝国的兴衰

帝国的性质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后控制西欧

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大陆政策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导致的帝国衰落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胜利

拿破仑放弃帝位

版权信息

书名：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

作者：米涅

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 11月 1日

ISBN：97875112545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

第一章　专政君主体制和王权的终结

——1789年5月5日到8月4日夜

6月17日，取消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6月23日，王权的精神力量终结，被议会继承；7月14日，人民继承了王权的物质力量；8月4日，首次革命完成。

三级会议重新开幕

三级会议的开幕时间定在1789年5月5日，在开幕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宗教仪式，国王和皇室家族、各部大臣以及三级会议的代表们全部参加，他们从圣母院教堂出发，列队前往圣路易大教堂聆听开幕式弥撒。整个仪式有如盛大节日，极尽奢华，这样的国家盛典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了，人们重温盛况无不感慨万千。许多人从各地涌向凡尔赛观看，随着乐队的行进，人们看到了踌躇满志的国王、雍容华贵的王后。在队伍中勉强能看到1614年那次三级会议上所穿的礼服式样以及等级序列。僧侣们头戴方形帽走在最前列，有的穿着长袍大氅，有的穿紫袍套着白色教衣；紧接着是贵族们，戴着亨利四世式有白羽毛的卷边帽，穿着有金边袖口、花边领结的黑色礼服；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较为寒酸的第三等级，他们穿着带纱领结的黑衣和没有饰带的短外套，帽子上没有羽毛。在教堂里，三个等级代表的座位也按照顺序分开。

由国王主持的三级会议在梅尼大会堂举行。僧侣代表坐在右方，贵族代表坐在左方，平民代表坐在大厅后面正对着国王的位置。凡是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出过贡献的人都会受到公众的赞扬，因此，当多菲内的代表、克雷比昂伐洛瓦的代表（奥尔良公爵也在其中）和普罗旺斯的代表们步入会场时，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内克尔进入大厅时也是如此。等代表们和大臣们坐定后，国王和王后、王子在大批随从的拥簇下上场。在热烈的掌声中路易十六登上王座，当他戴上帽子时，三个等级的代表们也都戴上了帽子。在国王讲话时第三等级必须免冠下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平民代表们毫不迟疑地按照着僧侣、贵族的样子去做。全场一片寂静，大家等待着国王致开幕词。人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朝廷对待各个等级的真正态度：是把这个新的国民会议纳入到旧框子里？还是赋予它国家和目前局势要求它应该完成的任务？

“诸位先生，”国王激动地开始讲话，“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荣幸大家都能到来，上次三级会议召开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也许再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有点儿过时，但我仍然希望能沿袭旧传统，我们的王国可以从传统中吸取前进的力量，寻找新的幸福源泉。”讲话的开头部分鼓舞人心，但接下来的内容就没有实质性内容了，大多在讲国库空虚、宣布减少支出之类的。国王没有明确指出各等级支出应当遵循的道路，反而要求各等级协调一致，表达了缺钱、害怕革新、心神不安等意思，却闭口不提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国王结束致辞的几句话很能说明他的意图：“我一直在关注你们所能期望的一切，从微小利益到公众幸福，诸位先生，我希望会议能够和衷共济，希望我所领导的繁荣幸福的时代能够成为难忘的盛世，这是我的由衷期盼，也是我对人民的关爱所期待得到的报偿。”

接下来是掌玺大臣巴朗登致辞，他的讲话纯粹是对三级会议和国王的歌功颂德。冗长的开场白之后才无法避免地提到当前的问题，他说：“国王陛下同意将人数最多的、主要负担捐税的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议事方式，国王的意旨是这种新方式需要经过三级会议的同意和国王的批准才能采用。无论大家对这个问题持有什么态度，我们都不应怀疑三个等级能够在税收问题上最终取得协调一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愿意采取按人数表决的办法，以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在政治问题上，政府则赞成按等级表决，这样做有利于阻止革新，因为王朝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增收新税而非实行改革。为了进一步表现朝廷的意图，掌玺大臣宣布了三级会议的任务范围：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限制舆论；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排除其他的改革提议。在结尾时他说：“国王已经答应了大家的正当要求，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怨言，国王宽大为怀并不介意。有些人甚至想改变君主政体不可动摇的原则，这简直是虚妄至极，然而对于这类流言蜚语国王也加以宽宥。诸位，你们要主动摒弃这些危险的改革，那些与公众利益为敌的人是想把这些危险的改革与必要的改变混为一谈。我们希望用这种改变来促成这次更新，这是国王的第一个愿望。”

这种论调若不是出于对国民愿望的无知，就是与国民愿望的公开对抗。平民代表们感到十分不满，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内克尔身上，希望他能说出民众的真正意愿。内克尔是平民出身，在他的努力下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了一倍。于是人们希望他能赞成按人数表决，这样的话，第三等级就能发挥人数上的优势。然而内克尔却以财政总监的身份小心谨慎地讲话，三个小时的演说几乎一直在谈财政预算。涉及众人关心的问题仅简单又模棱两可地说了几句，既不得罪宫廷，也不得罪平民。

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三级会议的重要性。这次三级会议的召开本身就预示着一场大革命，当时的王朝处境每况愈下，除了恢复会议，没有别的办法能改革国政，解决国家需要。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代表们不是以纳税人身份而是以立法者身份来参加会议的，是公众、是委托书赋予他们权力，他们应当利用权力和公众的鼓励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使法国获得新生，全国人民对它寄予希望。

三级代表的三种态度

对于国王而言，参加会议非常重要，他可以借此恢复权威，亲自行使职权从而避免革命的发生。假如在作出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他能果断而坚定地巩固新秩序；假如在实现了法国人民愿望的基础上，他能规定公民权力、三级会议权限和王权限度；假如他能够放弃自己的专断，放弃贵族的特殊待遇，放弃赐予不同集团的特权；假如他能完成公众要求的、被后来制宪会议实施的各种改革，那么，他亲自主持会议的这个决定原本是可以阻止接下来那些不幸纠纷的爆发的。如果路易十六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为周围人所左右，他是能够做到这些的。然而这一切只是假设。

此时，国王的顾问们早已陷入混乱。三级会议召开时，并未采取措施以防止纷争发生，以内克尔为首的内阁势力和王后及几个亲王率领的宫廷势力互不相让，路易十六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无所适从。

内克尔满足于第三等级取得的双倍代表名额，他只是担心国王的优柔寡断和宫廷势力的不满，并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内克尔认为面临的问题是财政危机而非社会危机，因此并未采取行动而是静待事变发生，他甚至夸口说不用事先准备也能应付自如。

因为三个等级都拥有抗拒权，内克尔意识到原有的三级机构已无法维持，三个等级本身就已是各项改革的实施以及行政工作正常进行的障碍。因此，他主张仿效英国的政体，减少等级，将僧侣和贵族合并为上议院，第三等级独自组成下议院。但是他没有预料到，斗争一旦开始，干预就已无济于事。折中的办法没有人接受，弱者拒不听从，强者要争斗一番，只有一方取得胜利，另一方才肯作出让步。

宫廷方面根本不想沿用三级会议制度，它宁愿让一些贵族集团与一个常设的国民会议来分享权力。三级会议由于本身组织上的缺陷，从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对于宫廷而言，三个等级分开是有利的，宫廷可以在它们之间制造纷争，阻止它们采取一致行动，因此希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而第一、第二等级也根本不赞同第三等级的改革要求，僧侣要保持他们的特权和豪奢，如果改革的话，他们的牺牲要远远大于得到的好处。刚刚重新取得政治独立地位的贵族，也明白他们对平民作出的让步将超过他们从王权中获得的东西。因此，在这场新的革命中，只有第三等级收获最大。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第二等级不得不与宫廷联合，就像他们以前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宫廷一样。促使立场改变的只是利害关系，他们与宫廷保持一致并非出于忠诚，正如他们曾代表人民说话但并非为了公众利益一样。

贵族和僧侣的代表成为关切和拉拢的对象，宫廷方面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都是著名人物，包括贵族代表和僧侣代表的主要成员，在这个会上，德佩雷姆斯尼尔和当特莱格两个贵族被收买，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他们是最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此后则成了公开的反对派；这个会还规定了三个等级代表们要穿着不同服饰，以便于区分。为了将三个等级分开，宫廷用尽心思，先是繁文缛节，之后用阴谋诡计，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宫廷始终怀念往昔的三级会议，以为现在的三级会议能够和从前一样：用军队控制巴黎，用贵族代表控制第三等级代表，通过分裂三个等级来掌握三级会议，甚至以恢复抬高贵族压低平民的旧传统来分裂三个等级。宫廷方面以为，经过第一次会议后，即使不作任何许诺，也能够把一切挡回去了。

在三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贵族和僧侣的代表分别在各自议院自行召开会议，第三等级因为有双倍的代表人数，被允许使用三级会议的会场，这是最大的会议厅。接下来，开始了一场决定革命是发生还是被制止的斗争，法国的前途决定于这三个等级是分裂还是联合。

这个重要问题开始于审查代表的资格。第三等级代表们主张共同审查，即使三个等级不在一起开会，但每个等级对于审查其他等级的代表资格都是感兴趣的；而特权等级则以各等级分开存在为理由主张分别审查，因为他们察觉到，只要开始了这次共同行动，以后就不可能再分开。

第三等级的行动十分谨慎老练，并且很有毅力。他们冒着风险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缓慢且不起决定作用的成果、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之后，才获得现在的地位。开始时，他们采用聪明而稳妥的做法，按兵不动，在某些场合，只要善于等待就能取得胜利。三个等级中，第三等级的内部意见一致，并且他们的人数占三级会议代表的一半；贵族内部存在倾向于平民的反对派，僧侣中大多数倾向于平民，这些人中有几个热爱和平的主教，是人数众多的教区司铎的朋友，僧侣中的教士阶层相当于教会中的第三等级。

在这种局面下，拖延时间会使各等级重新联合，这种结果是第三等级所希望而主教们所畏惧的，因此，在5月13日，主教们自愿充当调停人。但这种调停注定没有效果，贵族不会同意按人数表决，第三等级不会同意按等级表决，调停会议开到5月27日仍旧毫无结果。

这种情况被贵族打破，他们坚持分开审查代表资格。在贵族作出这个决定的次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的议会，并且以上帝和公众利益的名义邀请僧侣与他们联合。这一举动震惊宫廷，他们立即出面干涉，并使会议复会。宫廷方面派出一批调停人来调解三个等级之间的纠纷，让内阁负责调解各等级之间的分歧。这样一来，三级会议便从属于一个委员会，而国王则拥有委员会的最高裁决权。

后来又召开了几次会议，结果并未有多大改观，三个等级谁也不肯让步，这样僵持了很久，直到贵族重申主张再次打破僵局。五个星期之后，谈判依旧没有结果。由于特权等级拒绝联合，第三等级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了国民的信任，自行召开国民议会的时机已经到来，再拖延下去反而会招致国民的反对，于是决定采取行动。第三等级代表米拉波指出，需要有一位巴黎的代表提出建议，于是西哀耶斯站了出来，西哀耶斯性情怯懦，却足智多谋。西哀耶斯说，妥协绝不可能，审查势在必行，共同审查是正当合理的要求。他促使议会宣布邀请贵族和僧侣代表到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参加审查，并且宣布这次审查无论这两部分人是否参加都要举行。

国民议会成立

6月17日，第三等级审查结束后，西哀耶斯建议单独组成国民议会。这是一个果敢的行动，人数众多拥有合法权力的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法兰西的代表，他们解决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三个等级的会议变为人民的会议。政治权力方面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迈出了废除君主政体中的第一步，6月17日这个值得铭记的决定，直接引发了8月4日夜的法令。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必须加以保卫，但这样的决定是否能够维持得住却令人担忧。

很快，国民议会宣布第一个决议：立法权不可分，这个行使主权的行动将特权等级置于自己的统领之下。接下来要做的是限制宫廷税收，议会宣布这种税收不合法，但在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允许暂时征收。国民议会维持原有的公债，保护资本家的债权，宣布成立一个日用必需品委员会，以解决人民的日常需要。这些坚决而富有远见的措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宫廷方面在三个等级中制造分裂的目的失败后，就开始改用其他手段，希望运用国王的权威来维持等级制度。为避免国王接受内克尔谨慎温和的建议，他们安排路易十六出巡马尔利，并利用这个机会迫使国王采纳含有敌意的计策。这位君主不分建议好坏一概接受，在这批党同伐异的宫廷贵族的包围下，他听任摆布，同意了他们以王权来平息平民等级叛逆的要求。

宫廷方面让路易十六威严十足地到国民议会去，以国王的名义宣布撤销一切决议，并下令把三个等级分开，亲自确定三级会议应当施行的各项改革。在这个时期，那些搞密谋的顾问开始掌握王朝政府，从之前的暗中策划变为公开行动。掌玺大臣巴朗登、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等人开始实施早已商定的计划，内克尔则失去了一切势力。内克尔曾建议国王采用一个调解方案，由国王主持召开新的会议以达成协议，在增税问题上按人数表决，在特殊利益和特权问题上按等级表决。这个办法赋予贵族和僧侣阻止废除旧弊病的权力，倾向于维持旧制度，因而对第三等级不利，这个办法如果能够实行，那么下一届三级会议后就会建立上下两院。内克尔喜欢折中的方案，他试图以逐渐的让步而非用一次行动来实现政治变革。内克尔的这个方案在斗争尚未激化时原本可以实现，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已不适合。现在，全部权力归于全体国民的时候已经到来。内克尔的建议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是那班新的顾问索性将他的计划改变成为一次政变，这些人认为国王的严令能够震慑议会，人民也会因为得到国王对某些改革的应允而感到满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假如发生了不服从国王命令的事件，就会使王朝陷入险境。

这次政变的方式并不出人意料，它的准备工作反而帮助对方来阻止政变。宫廷害怕大多数僧侣承认并加入国民议会，于是决定关闭三级会议会场中断会议。当时三级会议的主席巴伊是位品德高尚的人物，他作为巴黎的第一个代表，担任国民议会的第一个主席，后来又成为巴黎的第一个市长。敢于担当风险的巴伊不但受自己人爱戴，还得到了政敌的尊敬，6月20日夜里，他接到了掌玺大臣关于中断会议的通知，但第二天他还是在规定时间来到会场。会场布满了军队，大家纷纷提出抗议，经过商议后，巴伊带领大家前往网球场开会，代表们情绪激昂地跟着他，一些士兵也前来充当守卫。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站在一起，庄严地宣誓：不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

不久，亲王们派人守住网球场，国民议会开始转移到圣路易教堂，就在这场充满爱国精神的转移中，大多数僧侣加入了国民议会。一些意在恫吓国民议会的措施反而增强了它的勇气，宫廷的阻止行动反过来促进了它的发展。

6月23日由国王主持召开的会议，尚未举行就遭到了双重的挫折。当国王在大批人马的簇拥下在会场出现时，大家用黯然的沉寂来迎接他。国王用盛气凌人的腔调发表演讲，宣布了将要采取的一些被公众舆论和国民议会排斥的措施，他认为国民议会只是第三等级的行动，下令撤销议会的全部决定，决定仍然保留三个等级，严令三级会议接受他的决定，否则就解散议会；最后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再反抗的话就会遭到处置。然后路易十六命令代表们散会，在他离开会场后，僧侣和贵族们也遵命离去，平民代表则屹然不动，用沉默来表达不满。

过了一会儿，米拉波打破沉寂，他说：“先生们，诸位刚才听到了，是谁下的这个令人屈辱的命令？是受我们委托的人。他本应当代表我们的利益，却给我们强迫性的法律。诸位，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代表着两千五百万国民的希望与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请求大家，保持我们的尊严、捍卫我们的立法权、信守我们的庄严誓约：除非宪法制定完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看到国民议会不散会，大司仪官重申了国王的命令。米拉波冲他叫道：“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西哀耶斯镇定地指挥大家继续昨天的讨论，大家充满了豪情和信心，议会最后决定，坚决维持所有的决议，议员有不受侵犯之权。在这一天，王室丧失了权威，法律的创议权和道义的力量从王室转移到国民议会。

国王上午刚决定免去内克尔职务，到晚上又要求他留下来，因为这位财政总监拒绝参加国王主持的会议，而重新取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他曾经因态度暧昧而失去了这种信任，如今，他成为了国民议会的同盟者。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一个人当首领，并以这个人的名字作为党派的旗帜，内克尔被选为国民议会与宫廷做斗争的领导人。

几天后，宫廷被迫要求大多数贵族和僧侣停止分裂活动，包括奥尔良公爵在内的四十七名贵族代表开始参加会议。6月27日，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讨论，三个等级的区分在法律和事实上都不复存在，会议厅里的座位也混在一起。面对全国人民的权威，宫廷贵族失去了专横跋扈的作风。

有些时候，人们可以主动作出贡献，有些时候，却只能被迫接受他人的决定。三级会议开幕时，国王本可以自己制定宪法，现在却要接受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但路易十六的顾问们并未放弃，刚从惊慌中恢复就决定使用刺刀来维护王权。他们劝导国王必须使议会服从于他，以保住王位、维持王国法律，建议将国民议会迁移到其他地方，并用武力控制拥护国民议会的凡尔赛和巴黎。

当这些阴谋暗中进行时，代表们正在讨论宪法的确立问题，议会收到了巴黎和国内主要城市送来的请愿书，赞扬他们的举动。正在这时，大批军队赶到凡尔赛，士兵们包围了会议大厅，禁止市民入内；巴黎也被各种军队包围。此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炮兵铁甲车从边境调来，绝对服从的外籍军团也被调动。一时间人心浮动。国民议会在7月9日上书国王，希望他将军队调走，措辞恭敬而语意坚决，但路易十六却诡称派兵是为了防止骚乱、保护议会，并表示无论派兵还是撤兵，他都是唯一能作决定的人。

巴黎起义

此时的巴黎处在大动乱的酝酿阶段，全国代表面临的危险、巴黎本身的危难、生活必需品的匮乏，预示着全城马上要发动一场起义。恐惧破产的资本家、爱国的开明人士和整个中间阶级、为生活所迫的平民，都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宫廷贵族，热烈地拥护革命、要求变革。首都好像被新的局面所惊醒，一改之前因屈从而保持的宁静和沉默，变得沸腾与狂热。出版界首先进行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采访报道国民议会的情况。公共场所和广场上经常聚集着人群，人们对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在这里，一张桌子就是讲台，每一位公民都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7月11日，宫廷方面开始行动，首先流放了内克尔，接着撤换各部大臣，同时指派布罗伊元帅、拉加利索尼埃尔、拉沃居永公爵、布勒德义男爵和富隆分别接替皮塞居尔、蒙莫兰、拉吕泽尔内、圣普里厄斯特和内克尔的职务。内克尔在吃午饭时接到了国王要他立即离开本国的命令，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镇定自若地用完餐后，和夫人一起坐上马车说要到圣多昂去，实际上去了布鲁塞尔。

第二天下午四点，巴黎人民才得到内克尔被罢官并流放境外的消息，全城震动，有一万多人涌到罗亚尔宫区，准备以行动来表达愤怒情绪，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一名经常演说的名叫卡米尔·德穆兰的青年，拿出手枪，勇敢地跳上桌子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内克尔被免职就是大屠杀开始的警钟，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会从练兵场里开出来杀死我们！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反抗才能有生路。”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他提议加戴绿色帽徽便于互相识别，并首先在帽子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纷纷仿效，几乎摘光了宫苑里的栗子树叶。

这队人闹哄哄地从雕刻师居尔蒂斯的住所里拿出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雕像，抬着它们走过圣马丹街、圣德尼街，队伍在行进中不断壮大，原本的巡逻队也变为队伍的护卫队。在旺多姆广场，人们抬着雕像绕着路易十四的铜像转圈，一队赶来的德意志皇家部队被群众扔出的石子打得四处奔逃。在路易十五广场，队伍受到了朗贝斯克亲王的龙骑兵的袭击，一个抬半身像的人和一名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被打死，人群四处逃散。朗贝斯克亲王率领着龙骑兵，追赶着逃散的人们来到杜伊勒里宫苑，对在那里散步的赤手空拳的群众进攻，一时间群情激愤，全城内外到处回荡着“拿起武器”的喊声。

同情人民的禁卫军团被禁闭在营房里，为了防止他们有越轨行为，朗贝斯克亲王派了六十名龙骑兵驻守在营房对面。对禁闭极为不满的禁卫军团看到这些外籍军队，士兵气愤得要开枪射击，军官们威胁加劝告才得以阻止。然而当他们听说了杜伊勒里宫苑发生了残杀事件、一名同伴被打死时，便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们拆毁棚栏，朝着龙骑兵摆开阵势，问对方：“你们是什么人？”对面回答：“德意志皇家军队。”“你们是第三等级一边的吗？”“谁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听谁的。”于是禁卫军开了一排枪，打死两人，打伤三人，剩下的人仓皇而逃。然后，禁卫军以进攻队形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在杜伊勒里宫和田园大街之间的地方驻扎了一夜，这里正是民众与官军的中间地带。练兵场的外籍士兵到达田园大街时遭到了禁卫军的射击，他们并没有按照上级要求进行战斗，“小个子瑞士兵”率先抗命，军官们只好下令撤退返回练兵场。由于禁卫军团的反叛和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宫廷的计划遭到了挫败。

这天晚上，人民聚集在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武装公民，当时人声鼎沸，场面混乱到极点。在善良的公民之中还混杂着一些可疑分子，他们将起义作为制造混乱和趁火打劫的借口，这些人烧毁了城门，抢劫店铺，在街上横冲直撞。7月12日到13日的夜晚，就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过去了。

内克尔的出走也影响到了凡尔赛和国民议会，同样引发了不满情绪。代表们一大早就来到会场，由于沮丧和愤怒，大多脸色阴郁。穆尼埃发言揭露了受拥戴大臣被免职、继任者暗箱选定的阴谋，他建议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让国王看到采取暴力措施的危险性和可能引发的不幸，要求他收回成命，并正告国王议会坚决反对背信弃义的卑劣行为。接着，内克尔的朋友拉利·托朗达尔面带忧伤地发表长篇演说赞扬内克尔。也许是因为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危险，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指责宫廷就会和宫廷一样遭到责难，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大流，但无论如何，贵族最终还是选择和第三等级一起行动。贵族议员维里欧伯爵作出了榜样，率先宣誓不分等级，一致忠于议会的决议，以此来拯救王国。

当议会得到巴黎起义、起义后人民的激烈行为、首都陷入混乱、民众可能遭到军队袭击或自相残杀的消息后，大厅里的代表们摒弃偏见，一致要求团结起来拯救祖国。他们立即向国王派出了一个包括全体巴黎议员在内的八十人代表团，在议会议长维埃纳大主教的带领下面见国王，陈述了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希望国王能撤走军队，将城防交给城市民兵，以此来稳定局势。但这些要求遭到了国王的拒绝。

议会并未因宫廷不肯改变决定方针而气馁，反而坚定了依靠自己力量的决心。议会立即通过关于国王的全体顾问和现任大臣责任的规定，公开表示对内克尔和被罢黜的大臣的同情，声明议会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宣布维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持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此外，为避免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在夜间被武力关闭，议会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议员分为两批轮流出席，并指定拉法耶特为副主席主持夜间会议，协助维埃纳大主教。这些动议和决定、这种普遍一致的热情、这种坚定的意志和毫不动摇的行为，越来越彰显出议会克服危机和完成使命的能力。

7月13日，起义开始走上正轨。公民们早上赶到市政厅，敲响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鼓手们走街串巷召集公民在公共广场集合开会，组建了以罗亚尔宫区志愿兵、杜伊勒里宫区志愿兵、巴索什区志愿兵、阿格布斯区志愿兵命名的国民自卫军。各区选出二百人担任警卫工作，分别开会。此时缺少的就是武器，因此人们到凡是有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进行搜罗，民众写下一张收据就拿走了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没有找到武器的人们到市政厅去索取，聚集在这里的选举人说没有，但人们并不相信，只是不顾一切地要得到武器。

无奈的选举人只好请来了巴黎市长弗勒塞尔先生，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且他的声望应该有助于改变现在的困难情况。弗勒塞尔在掌声中发言：“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我会令你们满意的。”并下令在市政厅成立常设委员会，处理城市的公安问题。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一所藏有谷物的修道院遭到破坏，群众抢劫了军械修造厂，冲进王家储藏库夺取旧武器。选举人害怕群众的过火行为，担心难以约束他们的狂热举动。事实上，人民正处在热情和无私的阶段，他们把从修道院取来的小麦存入仓库，在城门口截住满载食品、家具、餐具的马车带到格雷弗广场，并没有抢劫任何一家商店。广场上聚集的人们在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们要武器！”在下午一点时，市长宣布夏尔维尔兵工厂的一万二千支步枪即将运来，随后还有三万支枪到达。

这个保证稳定了人民的情绪，常设委员会开始从容地组织民兵。民兵计划只用了四个小时就完成，计划决定在未发生新的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人数定为四万八千人，每区设一个营，由自己的首领指挥，将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各区都十分拥护常设委员会采取的新措施，新组建的巡逻队开始在街上维持秩序。人民一直在等待市长兑现许诺，天黑之后，运来了贴有“炮兵”标签的木箱，大家以为里面装着从夏尔维尔兵工厂运来的步枪，打开之后却发现只是一些旧衣和木块。而在此之前，民众刚刚在城门附近截获五千公斤准备秘密运出巴黎的火药。害怕官军夜里发动袭击的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怒，认为自己被出卖了，大家开始抱怨委员会和市长，并加以威胁。市长声明自己和大家一样是受人欺骗，为了争取时间或者为了摆脱群众，市长让大家到沙特勒伊去找武器，可那里根本没有武器，这更加重了民众的怀疑和愤怒。委员会看到，只有铸造长矛才能武装巴黎，解除人民的疑虑，于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为避免再次发生过火行为，巡逻队在全城加强巡逻，巴黎灯火一夜未灭。

攻占巴士底狱

7月14日一早，没有找到武器的民众就到委员会索要武器，并责备委员会在前天晚上的失败行为。委员会并未找到武器，夏尔维尔、沙特勒伊都没有运来武器，连军械库也空空如也。民众早已听不进任何辩解，他们确认自己是被出卖了，于是成群结队涌向荣誉军人院的大武器库。民众丝毫不惧怕驻扎在练兵场的军队，在荣誉军人院的地窖里，他们找到了隐藏的二万八千支步枪，此外还运走了大量的刀、剑和大炮。大家欣喜若狂地将大炮装在城厢入口处、杜伊勒里宫、塞纳河岸和几座桥上，用来保卫首都、防御官军。

上午，人们发出警报说驻扎在圣德尼区的军团已经行动，巴士底狱的大炮已对准圣安东街。委员会立即安排市民保卫城区的这一侧，派人连续侦察，同时选派代表到巴士底狱和要塞司令谈判，要求他们撤除大炮且不采取敌对行动。

这次警报和这个堡垒所引发的恐惧，加上人们对这个堡垒所代表的势力的憎恨，以及在起义时占领巴士底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多种原因的引导下，人民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巴士底狱上。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巴黎全城呼喊着一个口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从各区前来的民兵们扛着步枪、长矛、大刀等各式各样的武器向巴士底狱进发。巴士底狱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要塞像处在战备状态一样，岗哨密布、吊桥悬起。

圣路易文化区一位名叫杜里奥·德·拉罗西埃尔的代表站出来与要塞司令德洛内谈话，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向。司令回答说自己无权卸下一门安在炮楼上的大炮，但为了安抚民众情绪，他可以命人将大炮后撤并拉出炮眼。杜里奥想尽办法才进到要塞里面了解情况以验证司令的话，在里面，他看到四十名瑞士士兵和八十名荣誉军人守护着大炮，正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者。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劝导士兵和要塞参谋部的人要保持冷静，不与人民为敌，官兵们异口同声地发誓除非遭到攻击，否则决不使用武器。接下来，杜里奥登上了炮楼，站在高处的他看到民众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圣安东区的人成群结队向前挺进。等候在外面的人因得不到杜里奥的消息变得十分焦躁，大声呼喊要求要塞放人，为了使人民放心，杜里奥来到堡垒的边沿，向大家示意自己马上就回去，他首先向大家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结果，然后准备到委员会去汇报。

民众们却早已急不可耐，要求堡垒立即投降，人群中不间断地爆发出“拿下巴士底狱，拿下巴士底狱！”的呼声。人群中有两个人似乎比别人更坚决，是埃利和于兰，他们一下子从队伍中冲出来，奔向一队守护的卫兵，开始用斧子砍大吊桥上的铁链。士兵们拿着枪高声呵斥要求他们后退，否则就要开枪了，但他们不为所惧继续挥动斧头，很快，铁链被砍断，吊桥放了下来，他们带领着大家一起冲过桥来到第二座吊桥前，准备再次把铁链砍断。于是守备部队朝人群前面的空地上开了一排火枪以示警戒，但是，被子弹驱散的人群很快又卷土重来，他们丝毫没有放弃第二座吊桥的意思，要塞方面便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被激怒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并准备火烧守备队。在这种情况下，守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杀伤了许多群众，对围攻者造成了致命冲击。但是民众们的士气反而更加高涨，在埃利和于兰英勇顽强的带动下，人民继续坚持包围要塞。

市政厅的委员会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委员会认为民众包围巴士底狱是一件胆大妄为的事。当它接到一个又一个来自堡垒墙下发生的不幸消息时，更加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如果是军队取得胜利，它将面临来自军队的威胁，而另一方面，来自民众的危险也一直持续。由于委员会无法为民众继续包围要塞提供军火，人们认为委员会背叛了他们。委员会已经派出两批代表前往巴士底狱谈判，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要塞司令将守卫任务交给民众承担，但是现场一片混乱，到处是喧嚷和火枪声，代表团根本无法讲话。因此，委员会派出的第三个代表团携带着一面旗帜和一面鼓，便于人们区别，但结果依旧不如意，双方都拒绝听他们的劝告。市政厅的议会为此作出的一些尝试和活动，反而加重了民众对它的疑虑。尤其是市长，更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天一天他就欺骗了我们好几次。”另一个说：“他主张开一条战壕，实际上是为了拖延我们给自己争取时间罢了。”更有一个老头儿充满激情地大声呼喊：“弟兄们，跟着这些叛徒不会有什么结果，大家跟我来，用不了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拿下巴士底狱。”

要塞被围攻四个多小时后，状况发生了改观，当法兰西禁卫军团带着大炮出现以后，守备部队开始掉转矛头，敦促要塞司令投降。倒霉的德洛内看到情势不利，便想把堡垒和市区一同炸毁，使自己葬身瓦砾之中，当他手里拿着点燃的火绳绝望地向炸药走去时，守备部队的士兵逮捕了他，并且在炮座上竖起白旗，将枪口朝天、炮口朝下，表示放弃抵抗。但进攻的人并未停止，人们高喊着：“放下吊桥！”一个瑞士军官从城墙的枪眼内向外喊话，表示自己愿意投降，希望能按照两军作战的传统体面地离开要塞。人群高喊着：“不行！不行！”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军官提出，如果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就放下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人回应说放下吊桥就保证他们的安全。得到这个保证后，守备部队便放下了吊桥并把门打开，围攻者拥挤着冲进了巴士底狱。

冲在最前面的那些人想把要塞司令、瑞士人以及残疾军人救出来，免得他们遭到报复；但是狂热的民众们拒绝了，他们高叫：“交给我们，把他们交给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公民开火，应该绞死！”就这样，怒火不平的群众将要塞司令、瑞士人、残疾军人拖出来，非人道地处死了。

常设委员会这时还不知道战斗的结果，会议厅里挤满了愤怒难耐的人们，威胁着市长和选举人。成为谴责对象的弗勒塞尔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人们强迫他离开委员会会议厅前往市国民议会，那里聚集着更多的公民。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叫他过来，跟我们走！”弗勒塞尔万般无奈，却只能按照民众们的要求来到议会大厅，当他到达时，民众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格雷弗广场传来的消息，人们听到了“胜利！自由！”的呐喊声。不一会儿，有人报告说那些巴士底狱的征服者来了，他们威风凛凛地步入大厅，神气十足。其中一个头戴桂冠的人最为出众，被大家高高举着，后面簇拥着一千五百多人，大都头发蓬乱、眼睛发红，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把地板踩得咯吱作响。有一个人拿着巴士底狱的一串钥匙和一面旗帜，有一个人将巴士底狱的规章挂在刺刀上炫耀，还有一个人用沾满鲜血的手举着要塞司令的领扣，样子令人害怕。民众把广场和河岸挤得水泄不通，征服巴士底狱的勇士们就是以这种气概和姿态进入市政厅的大厅，向委员会报告胜利的消息。在决定其余俘虏的命运时，有几个人赞成将这些人交给委员会判决，大部分人却喊道：“不能对这些俘虏宽大！朝公民开火的人没有资格获得饶恕！”但总指挥拉萨尔、圣梅里的选举人莫罗、勇敢的埃利最终还是说服了群众，大家同意一概赦免这些俘虏。

接下来该审判弗勒塞尔了，有人说在德洛内身上搜到了一封信，弗勒塞尔在信中对德洛内说：“我用帽徽和诺言来哄住巴黎人，你一定要坚持到今天晚上援军到来。”这封信证实了人们之前的怀疑，弗勒塞尔确实有背叛行为。最温和的一派认为应该把他抓起来，关到夏特莱监狱里，另外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把他带到罗亚尔宫区去审判。经过协商，大家一致赞同后一种主张，大厅里响起了“到罗亚尔宫区去！到罗亚尔宫区去！”的喊声。弗勒塞尔十分镇静地回答说：“好吧，先生们，我同意到罗亚尔宫区去。”说完后就走下台来，群众自动让开一条路，待他通过后就跟在后面走，并未采取任何暴烈举动。可是当弗勒塞尔走到佩勒蒂埃街的拐角处时，一个陌生人迎面走来，掏出手枪朝他射击，弗勒塞尔就这样被打死了。

首次革命的胜利

在巴黎起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凡尔赛的宫廷却正准备实现它与首都人民、与国民议会为敌的阴谋。计划预定在7月14日到15日夜执行，首席大臣布勒德义男爵答应三天后恢复王权，巴黎城下的军队指挥官布罗伊元帅被授予生杀大权。7月13日，国王迫使国民议会通过了6月23日的宣言之后，解散了议会。并印了四万份宣言准备散发到全国，此外还印制了一亿多张国库券以应急需。宫廷并没有因为巴黎的运动而有所收敛，直到最后一刻，宫廷依旧将这场运动看作一次暂时的、容易扑灭的骚乱，认为一个由市民掌权的城市抵抗不了一支军队，不相信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并取得成功。

议会清楚宫廷的阴谋，两天来它一直在不安和惊慌中继续开会。议会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一会儿听说巴黎举行了总起义，民众要向凡尔赛进发；一会儿又听说军队将对巴黎采取行动。7月14日晚，甚至听到了国王将乘夜出走、将议会留给外籍军团的传言。在如此严重的局面下，议会仍然坚定地贯彻他们最初的决议。正当米拉波提议再派一个代表团前去探寻情况时，诺阿耶子爵从巴黎赶来向议会报告起义的进展，叙述了荣誉军人院被抢、巴士底狱被围的情况。议会提议建立通讯联络，半小时互通一次消息。

这时，巴黎市政厅委员会派来的代表尼尔和邦卡尔证实了国民议会刚才收到的消息，国民议会在愤怒中派出第二个代表团，向国王报告这沉痛的消息。晚上十点，第一个代表团带来了无法令人满意的答复，国王答应将练兵场的军队撤离巴黎，但要求军官们担任国民自卫军中的指挥。对于第二个代表团报告的消息，国王有些犹豫，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人们所处的危急处境，国民议会对此既不满意，也不放心。

当奥尔梅松和迪波尔的代表带来巴士底狱被攻陷、弗勒塞尔和德洛内被处死的消息时，国民议会却不再派出第三个代表团，克莱蒙·多奈尔说：“让他们自己去想吧，国王也应当和普通人一样，为取得教训而付出代价。”第二天早上，在代表团准备动身的时候，国王到国民议会来了。负责国王服装的利昂古尔公爵偷偷将法兰西禁卫军团叛变和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国王，并说服他到议会去表明自己的态度，使议会放心。国王不带卫兵，只在他兄弟的陪同下前来。国民议会最初用寂静来迎接他。可是，当国王说他和国民是一体，已命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尔赛时，议员们全场鼓掌、起立致敬，并将他送回凡尔赛宫。

凡尔赛和巴黎欣喜若狂，人民的态度由怨恨转为感激。清醒过来的路易十六宣布召回内克尔，自己将回到首都。议会派了一个一百人的代表团先于国王到达首都。代表团中的巴伊，由于他长期担任议会议长的艰难职务，被任命为巴黎市长，拉法耶特则由于他光荣的爱国行动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

7月27日，巴伊和拉法耶特率领市政府人员和巴黎的国民自卫军迎接国王，路易十六受到了空前的爱戴。他批准了新官吏的任命，同意了人民的选择，然后返回凡尔赛。反对革命的大臣和那些阴谋未遂的人都离开了宫廷，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波利尼亚克一家，都带着随从离开法国前往都灵，成为第一批流亡者，但这些亲王很快就在国内挑起内战，并组织策划了欧洲反法同盟。

内克尔胜利归来，他回来的那一天，巴黎像过节日一样。但是，他声望最高的这天却几乎成为他的末日。民众始终对参与7月14日阴谋的人恨之入骨，坚决处决了新任大臣富隆和他的侄儿贝蒂埃。内克尔对此很生气，担心别人也成为牺牲品，同时他想营救被俘的贝桑伐尔男爵，因此要求实行大赦。但在群情激愤的环境里，内克尔的宽大并不慎重，他不知道人们会轻易怀疑自己的领袖砸碎他们的偶像。目前最好的办法不是赦免被告者，而是成立法庭从而使被告者免受民众的死刑判决。内克尔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人民起来反对他，从此，他开始和革命作对。当群众被革命充分发动起来后，英雄人物就无足轻重了，要想不被运动抛弃，就必须走在前头，而不是左右运动的方向。

7月14日运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各省人民都开始效法首都人民，组织市政府实行自治，成立国民自卫军自卫，权力和武力从王朝手中交换到国民手中。在城市，人们反对旧官吏、反对特权等级，认为这些人是革命的敌人；在乡村，人们焚毁城堡、烧掉领主的租契。在胜利的时刻，人们常常会滥用权威，想要制止权力滥用，就要让人民明白，特权和所有权不能混为一谈。

国民议会发布了关于恢复秩序的公告，并将夏特莱监狱改为审判7月14日阴谋分子的法庭，群众对此感到满意。接下来，该采取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了：废除各种特权。8月4日晚，诺阿耶子爵提议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废除人身劳役，这个提议为特权等级作出牺牲树立了榜样。接下来，夏特莱公爵建议将什一税改为货币税，夏尔特主教建议取消狩猎特权，维里欧伯爵提出取消贵族领主养信鸽的特权。此外，贵族领主裁判权、卖官鬻爵、免税特权、租税不平等等也被取消。

一切滥用权威的弊端都被废止，神职人员名目繁多的俸金也逐一被取消。在个人作出牺牲后，团体、城市和各省也都作出了牺牲。取消了行会监督和监工制度，多菲内省代表布拉孔侯爵以该省的名义宣告放弃特权，其他各省议员也纷纷效仿。

为纪念这一天，议会授予路易十六以“法兰西自由再造者”的称号，并铸造了一枚纪念章。这一夜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人们从封建制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贵族领主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贵族裁判权被公权制度取代，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被撤销。之前一切属于个人，现在一切属于国民，它使法国人人平等。8月4日之夜是一次革命，和7月14日一样重要，它使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得益于它遭受的攻击，宫廷的每一次拒绝都拉近了它与成功的距离，专制君主政体的整个庙堂由于领导者的过错而倒塌。让我们记住这些时间，6月17日，取消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6月23日，王权的精神力量终结，被议会继承；7月14日，人民继承了王权的物质力量；8月4日，首次革命完成。

第二章　国民议会的成立

——1789年8月4日夜到10月5～6日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由于宫廷的轻率而引起，既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野心。禁卫军举办宴会，关于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人民对内战和饥荒的恐惧，引发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但运动仅此而已。

国民议会的派别

国民议会由优秀的国民组成，虽然代表着全民利益，目的纯正，但也存在派别和分歧。国民议会既不受某一种思想的支配，也不能由一个人领导，议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决议，并且是按照一种自由或者自发的信念来作出这种决定。下面就介绍一下议会中的意见分歧和利益矛盾。

首先是宫廷派，也就是特权派，这一派在等级斗争时期极力反对各个等级共同开会，因此现在常常保持沉默，最后才参加一些局部的讨论。即使贵族阶级此时与平民派合作，但他们的利益始终和国民利益相对立。因此，过了需要笼络人心的几天之后，贵族的右派和高级僧侣仍旧反对平民派。这些人既舍不得放弃特权来制止革命，又不肯参加革命来推迟革命，只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所有的改革。宫廷派的主要发言人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前者代表僧侣，后者代表贵族，这两个人的出身和地位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他们都有过人的天才。

这两个发言人，秉承了特权阶级不相信改革能够持久的观点，在任何讨论中都尽力采取攻势，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指导议会，而是破坏它。莫里发言冗长，卡扎莱斯强词逼人，两人都善于玩弄诡计。莫里在讲坛上保持着布道者和学院院士的作风，有时却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发言。他虽然大胆机智、变化多端，但是很少能抓住问题的要点，甚至抓不住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他只是喜欢长时间进行反驳，以引经据典的诡辩来代替可信的理由。因此他的发言从没有深刻的说服力，也谈不上真正的雄辩。卡扎莱斯与莫里则正好相反，他心地正直，思维锐敏，态度坦率，演讲的语言流利而生动。面对同一个问题，他常常能够站在对自己这派有利的一面，而将浮夸的一面留给莫里。卡扎莱斯富于热情，善于运用自己的才能，但立场错误是他最大的缺憾。

内克尔和各部大臣组成了温和派，他们的人数比宫廷派少。当时的法国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旧特权阶级，一派是支持革命维护人民利益的民众，这二者之间是不允许一个自命为调停人的派别存在的。内克尔公开表示赞成英国式政府，那些信仰或抱负相同的人都站到他这一边。思想坚定、禀性刚强的穆尼埃，和内克尔一样坚定的拉利·托朗达耳，以及他们的朋友克莱蒙·多奈尔都属于这一派，此外还有少数贵族和部分主教也支持内克尔，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如果内克尔的主张能被采纳，他们就是上院议员。

温和派后来被称作温和派，他们试图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原封不动地搬到法国来，以调和手段进行革命。一直以来，他们都致力于使最强者和最弱者和解。7月14日以前，温和派要求宫廷和特权阶级能够满足平民的要求；7月14日以后，则希望平民能与宫廷和特权阶级和解。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政府中起一份作用，如果一个派别没有地位，就是反对派，只有给它们提供合法的地位，才能避免永无休止的斗争。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见解在当时排他性思想盛行的时代是行不通的，斗争既然开始，结果必然是某种制度取得胜利，而不是和解。单一的议会已经取代三个等级并获得胜利，要破坏议会建立两院制是非常困难的。在宫廷看来，这种政府过于平民化；而在国民眼中，它仍是贵族化的，因此，温和派既不能使宫廷妥协，也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

议会中其余的人组成了国民派。在这个时期，国民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三巨头同盟，即迪波尔、巴纳夫、亚历山大·拉梅特。三人中，迪波尔负责拟定主张，巴纳夫负责出面支持，拉梅特则负责指导执行。一个中等阶级出身的律师、一个高等法院人员出身的省议员和一个宫廷贵族出身的上校能够紧密联合组成同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充分表现了当时的平等精神，各阶级的人民能够撇开本等级的利益，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团结合作。中等阶级在7月14日是取得了自己的胜利：它的议会是制宪议会，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政权是市政府。米拉波、拉法耶特和巴伊则在这次斗争中转变了身份，一个成为护民官，一个成为将军，另一个担任市长。国民派的原则性非常强，他们支持革命的利益，成员大多是年轻人，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品质，除了追求自由，他们更有志于担任高级职位，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些冒进，甚至超越了7月14日革命。国民派在议会中有极左派代表的支持，在议会外得到了政治俱乐部的拥护，并且受到了没有参加革命但不允许资产阶级独享革命成果的国民的援助。一些有意参加而未能进入政府的人，也接受了国民派的领导。

此外，在中等阶级中还形成了一个民主反对派，除了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与首脑的意见存在分歧外，大部分的观点还是一致的。迪波尔的意志十分坚强，在高等法院反对政府的斗争以及他领导的那些反抗中，他获得了成熟的经验。迪波尔明白，人民在获得权力之后就会安于现状，认为天下太平，然后失去反抗和斗争的热情。为了防止群众的行动变得松懈，使他们为了将来的需要而不至于涣散，也为了使那些担任国民议会、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军领导的人能够继续前进，迪波尔创立了著名的俱乐部联合会。与所有能够大规模发动国民的组织相同，这个组织也是有利有弊。当合法的掌权者一意孤行时限制其权力，当革命受到打击时则给予它强大的力量，是这个组织的益处，但俱乐部的创始人并没估计到这个组织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迪波尔看来，俱乐部联合会不过是在群众活动减缓或停止时使它恢复活动的一个齿轮，只是用来使群众的活动继续，而不是为群众工作。在发生了国王出走瓦雷内的事件后，极端平民派变得十分残酷和可怕，他们依靠议会中的大多数和中等阶级来反对国民派。在米拉波死后，中等阶级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下。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掀起立宪革命，否则就会因拖延而导致共和革命失败。

西哀耶斯和米拉波

从整体上来说，议会成员大多是正义且意志高尚的人，他们的两个领导人虽不是第三等级成员，却得到了第三个等级的拥护。如果没有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制宪议会的行动可能会偏离方向，如果没有米拉波，制宪会议的行动则不会这样坚决。

有些人，在宗教狂热的年代能开创教派，在哲学昌明的时代则以见解独到而出类拔萃，西哀耶斯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思想新颖而坚定，但有些失于武断。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他认为政府的性质是时代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他在头脑中早已对社会的关系、权能和活动都进行了井井有条的划分。西哀耶斯表面上很冷淡，却不乏追求真理的热情，他绝对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别人的主张不全面并因此漠视他人的意见。他不常发表意见，却希望别人能够完全了解他，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他树立了政治科学的权威，西哀耶斯的方案在稍经修改之后，一般都被采用了。他的信徒将他的学说再次传授给别人，使他成为受人崇拜的偶像，在各委员会中，西哀耶斯的弟子比同事还多。

米拉波在讲坛上的威望与西哀耶斯在各委员会的威望一样。他是一个只要遇到机会就可以成为伟人的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罗马共和国鼎盛时代有格拉古兄弟，罗马衰亡时有喀提林，在投石党时代有红衣主教雷斯，而在君主政体没落时则出现了米拉波。作为乱世奇才，米拉波由于自身的才华和奋不顾身的热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革命给了他发挥活力和才能的机会。米拉波一贯反对专制政权，贵族因为他的越贵而谴责和轻视他，被激怒的米拉波索性脱离了贵族，机智大胆的米拉波开始将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和生命。米拉波具有一个维护民权的政论家所应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面对危险，米拉波有着左右议会的影响力；如果遇到不顺利的讨论，他能够用一句话就结束争辩，压倒人们的野心，使反对者哑口无言，破坏掉竞争者的计划。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米拉波在混乱中从容不迫，无论是激烈还是和蔼，他都拥有议会中的最高权威，他迅速树立的声望一直保持到最后。米拉波刚进入三级会议时，没有人理睬，他死后却由议会和法国举行国葬，并且进入先贤祠。只具有伟人的天才远远不够，生逢其时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革命成就了米拉波。

制宪讨论

奥尔良公爵虽然也自成一派，但他在议会里并没有势力，他只是附和大多数人而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追随。他的身份，宫廷对他的疑惧，以及某些人对他的忠诚使他获得了一些声望，别人虽对他有所期望却并没有为他搞过阴谋活动。奥尔良公爵的钱和名望也许对群众运动有些帮助，但没有他群众运动也一样爆发。将伟大的革命归功于卑劣的阴谋手段，只是当时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议会已经获得了所有权力：管辖各自治市区，指挥国民自卫军。王权虽然在法律上依旧存在，但已经没有实权，而且也无人服从王权，议会代替国王行事。为了方便工作，议会分设了几个委员会，并且任命了一些在议会外执行有利于监察的其他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负责食物供应，这对于目前的饥荒年月十分重要；调查委员会负责接受对7月14日的阴谋者的调查与审判，还成立了一个负责与各自治市和各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

议会虽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却还是要通过审核陈情书来征求委托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议会根据规定系统地研究自由讨论的方式，为法国提供一部符合正义和法国实际的宪法。事情总是相似的，虽然还没有建立政府，已经摆脱了奴役的人民就要宣布自己的权力，如同美国在独立之初就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参加这次革命和在革命中通力合作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宣言，成为法国制定宪法的前奏。这使法学家和哲学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议会可以按照作为十八世纪人类社会基础的概念行事，并且不受任何限制。虽然这个宣言只罗列了一些通过宪法变成法律的原则，但却使公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提升了人们的精神。根据拉法耶特的建议，议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巴黎起义和8月4日的法令而被迫中断，如今议会再次讨论，并且作出决定，确立了新法律的基础，以人类名义掌握权力的原则。

这些原则被通过后，议会便开始组织立法机构，这件事十分重要，它必须确定议会的职能及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要在这次讨论中确定立法机构未来的地位。作为已经拥有制宪权的议会，本身不受自己决议的限制，而且没有任何中间权力能中止或阻挠它完成使命。但未来的议会要采取什么样的讨论形式？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如果采取两院制，那第二院将怎样组成？是成立一个贵族议会还是居间协商的参议院？此外，无论是什么样的议会，是长期开会的还是定期开会？国王是否拥有和议会一样的立法权？在9月，这些问题使议会和巴黎感到不安。

民众如果明白到议会的主张及其对于王权的看法，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在议会看来，国王只是一个国民的世袭代理人，既没有权力召集和支配国民代表，也无权免除这些代表的职务，从这个方面讲，国王没有立法和解散议会的权力。此外，议会还认为国王也无权支配立法机关。议会担心如果允许政府影响议会，或者议会处于不经常开会状态，国王可能借着独掌政权的时机扩大自己的权力，甚至破坏新制度。因此需要一个长期存在的议会来抑制一个长期执政的当权者，于是议会公布立法议会为长期议会。

最为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问题上。内克尔、穆尼埃、拉利·托朗达耳主张，除了成立一个由平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之外，另外成立一个由国王任命其他议员所组成的参议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限制单一议会的权力，并且可阻止单一议会实行暴政，他们的意见得到了那些希望加入参议院的人的拥护。大部分贵族则希望成立一个由他们选举议员的贵族议会，而不是成立贵族院。大家的争论十分激烈，穆尼埃派不同意恢复等级的提案，而贵族则反对成立贵族注定失败的参议院。大部分僧侣和平民代表则赞成成立单一的议会，在平民派看来，上院很可能成为宫廷和贵族的工具，因此具有危险性，而建立终身立法者也是不合法的。因此，贵族派不满，国民派因为要求绝对的正义精神，也否决了成立上院的提案。

议会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攻击。贵族院的拥护者将革命的所有危害归咎于没有上院，好像任何一个机构都会阻止革命的前进似的。这只是党派之争引起的结果，而不是宪法赋予议会这样的性质。上院在宫廷和国民之间其实没有实质性作用，说它拥护宫廷，可它既没有指导宫廷也不能挽救宫廷；说它拥护国民，它也没有使国民的力量增强，在这两种情况下，取消上院成为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处于前进状态，自然摒弃一切停留的东西。即使在英国，顺从的贵族院，在革命危机时期职权也曾被中止。不同的制度都有其各自的时代性：革命时期是一院制，革命结束后就要成立两院。

国王有怎样的权力

关于国王的批准权，议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议会外则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这个问题关系到君主在制定法律时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同意国王有批准或批驳法律的权力，分歧在于，有些人主张国王的这种权力是无限的，而有些人则认为这种权力是暂时的。其实这本非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国王不可能无限期地拒绝，“否决”权是绝对的，现在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但这种独裁的特权当时看来确实有些过分，更何况超越了议会的权力，这就使得议会无法容忍。巴黎还停留在7月14日的动荡中，处在平民政权初期的它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处在混乱之中。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各区任命的一百八十名人员自任为市立法者和市代表，代替了临时市议会的选举人大会。在制定新的组织方案时，大家都想发号施令，在当时的法国，热爱自由就等同于追求权利。在市长以外，各个委员各自为政，各委员会遭到市代表大会的反对，市代表大会又遭到了各区的反对。六十个区都希望能自行立法，并由本区的委员会掌握执行权。区委员则认为市议会的代表应当是它们的属下，并且拥有撤销市议会决议的权力。任命者对代表拥有最高权力的想法发展得很快，那些没有参加政权机构的人也开始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士兵集中在奥拉图瓦尔区，成衣匠汇集在科洛纳德区，假发师在香榭丽舍大道区集合，甚至连仆人也在卢浮宫区聚会，分别讨论问题。民众们在这些地方讨论着国民议会上争论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评论。

在讨论国王的“否决”权时，巴黎的社会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十分担心国王的这一权力，如同自己的自由命运完全取决于这个决定，认为只要国王有了“否决”权，旧制度就会复辟。人民群众不了解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他们信任议会而不相信国王，主张议会有权决定一切而国王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留给宫廷的任何权力都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罗亚尔宫区发生了骚动，因为穆尼埃等议会代表表示赞成绝对“否决”权，便有人写了恐吓信，谴责他们的不忠实行为，表示要罢免他们的代表资格，并且说要到凡尔赛去。罗亚尔宫区还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市议会宣布代表可以罢免，并永远属于选举人团。市议会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采取了防止民众闹事的措施。国民自卫军表现良好，表示支持议会，并且开始有了组织，他们仿照禁卫军，穿上军装，制定纪律，并且学会了尊重秩序和遵守法纪。

但是，组成国民自卫军的中等阶级还没有单独掌握政权，7月14日应征的群众也还没有完全解散。议会关于“否决”权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外面发生的骚乱而变得复杂，绝对的“否决”权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而无限的否决权和搁置的否决权在事实上完全一样，因此议会决定赋予国王后一种权力而放弃前一种。议会宣布：在两届立法议会期间，国王有延期批准的“否决”权，这一决定使人们都感到满意。

宴会和暴动

借巴黎骚动的机会，宫廷施展了另一些阴谋。在别人的教唆下，国王否决了8月4日的法令，尽管为了早日制定出宪法应让国王立即签署公布这些法令。国王在根据议会的意见批准这些法令之后，在权力宣言上又制造了同样的难题，宫廷希望人们认识到，路易十六是迫于议会的压力才同意一些他不愿同意的措施。宫廷想要恢复昔日的权力，让国王出走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个出走必须合法，但在议会面前和巴黎附近是无法做到的。6月23日王权失败，7月14日军事机构垮台，现在的斗争方式只有内战了，因此，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让国王出走，但由于国王的优柔寡断，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他们原本打算到梅斯去，在那里号召贵族、效忠王室的军队和高等法院的成员，把他们集结到国王周围，宣布议会和巴黎属于叛乱，这样做即使不能恢复专制制度，起码也要维持6月23日宣言的限度。宫廷希望国王离开凡尔赛后能有所作为，而拥护革命的人却希望国王前往巴黎；奥尔良派愿意协助国王出走，借此让议会任命它的首脑为王国的“临时摄政”；那些缺少粮食的民众则希望国王住在巴黎，以便消除或者减轻饥荒。所有的因素都已准备好，只等待暴动的时机，宫廷恰好为此提供了机会。

宫廷以预防巴黎暴动为借口，在凡尔赛调动军队，除了增加禁卫军，还调来了龙骑兵和佛兰德旅团。军事调动引发了民众的恐惧，人们谣传反革命政变将会发生，国王就要出走，议会也将被解散，人们在大街上看到了穿着陌生军装的军队，宫廷用行动证实了人民的猜疑，也显露出自己的阴谋。

凡尔赛宫以恐慌不安的心情接待了佛兰德旅团，大摆宴席招待他们，还允许他们参加王后举办的娱乐活动。出席宴会的人员包括驻守在凡尔赛的龙骑兵、猎兵军官、瑞士禁卫军、瑞士百人卫队、宪兵队的军官以及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人员。宴会地点选在歌剧大厅，这是宫廷举行隆重宴会的御用大厅，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当国王身穿猎装，王后怀抱王子走进宴会厅时，大厅里响起了效忠的喊声，人们为国王家人的健康热情干杯；当路易十六走出大厅时，乐队奏响了“啊，理查！啊，我的国王，举世都离弃了你……”的乐曲。当时的场面耐人寻味：在进行曲和狂饮中，客人们忘记了应有的礼数，宫廷为他们分发了白色帽徽，据说三色帽徽抛在地上被践踏，其中一群人分散在宫中走廊里，宫女为他们佩戴了彩带和帽徽。

这就是有名的10月1日宴会。3日，宫廷又轻率地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宴会。对宫廷这种招致灾难的无知行为，人们不胜惋惜，宫廷不能承担，也无力改变它早已注定的命运。集结军队不仅没能防止骚乱，反而招来了巴黎的进攻，宴会未能坚定士兵的忠诚，反而强化了人民的不满。自卫无须如此狂热，出走更不必这样排场。

宴会的消息引起了巴黎的骚动，从4日起，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反革命的煽动、对阴谋的担心、对宫廷的怨愤、对饥荒的日益恐惧，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到了5日，面粉的极端缺乏成为暴动的导火索，一个年轻姑娘闯进军营抢了一面鼓，在大街上边敲边喊“要面包！要面包！”不久就围上来成群的妇女。她们向市政厅方向进发，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挤散了市政厅门前的卫兵，冲进去要求面包和武器，并且砸开门抢走武器，敲响警钟准备向凡尔赛进发。巴黎全城响着“到凡尔赛去”的口号，妇女们走在前面，民众、国民自卫军、法兰西禁卫军也要求跟她们同去。拉法耶特司令进行了长时间劝阻，但他的毅力和声望都未能战胜群众的坚强意志。在讲了七小时都未能说服群众后，为了能够领导群众以便控制他们，拉法耶特得到市政厅批准的命令，于傍晚七时下令出发。

相对而言，凡尔赛的骚动就温和许多。禁卫军的两次宴会，国王拒绝批准《人权宣言》，加上粮食的缺乏，都引起了人民代表的戒惧和怀疑。揭发禁卫军宴会的佩蒂翁，受到保王派议员的鼓动，进一步指出了问题的根源，米拉波激动地说：“我们明确地宣布，除了国王，其余的人都是臣民，都要负责任。”这些指向王后的话令右派方面哑口无言。当得到妇女群众到来的消息后，议会向国王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他无条件批准人权宣言，并且全力解决巴黎的饥荒问题。

妇女们的突然出现使宫廷十分震惊，凡尔赛的军队拿着武器守卫在王宫周围，但领头的马伊亚让妇女们以请愿者的身份出现，她们也以这种态度向议会和国王陈诉了自己的困苦。因此这个夜晚的前几个小时是平静的。但这支混杂着巴士底狱志愿军的队伍和已成为众怒对象的禁卫军之间，则难保不发生敌对行动，首先是发生了争吵，接下来就是混乱和战斗。一个禁卫军军官砍伤了一个巴黎士兵，他的胳膊也中了一枪。国民自卫军则站在群众这一边，局势十分严重，幸亏是黑夜而且下雨，禁卫军又先后接到了停火和撤退的命令，才避免了重大流血事件的发生。但被诬为进攻者的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冲进了禁卫军的营房，以致两人受伤。

返回巴黎

面对混乱，惊慌失措的宫廷开始商量国王出走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马车。国王不知是识破宫廷的计谋还是认为宫廷的计谋不能实现，国王拒绝出走。国王既不愿反击进攻又不肯出走，他希望和平的心情中掺杂着恐惧。他害怕自己战败的话会落得与英王查理一世相同的下场，而出走又担心奥尔良公爵当上临时摄政。这时，拉法耶特率领着巴黎的军队赶到了。

拉法耶特的到来使宫廷转危为安，国王给巴黎代表团的答复也使得群众和军队较为满意。随着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建立起良好纪律，各处又归于平静，秩序也完全恢复。由妇女和志愿军组成的队伍散去了，国民自卫军则去保卫宫堡，经历了惊恐和疲劳的国王一家，到深夜两点钟才安定下来。拉法耶特在早晨五点巡视了宫外的岗哨，看到一切平静，也去休息了。

六点钟时，有几个起得较早的人在宫堡周围溜达，看到一个开着的栅门，就和伙伴们一起进去。但里面守卫的禁卫军拒绝巴黎军队进入，这个拒绝引发了整夜积累的灾祸。当时宫堡里的守卫人员没有增加，岗哨也不严密，这几个人还带着刚到凡尔赛来时的激动情绪，因此开口骂禁卫军士兵。这个士兵就开枪打伤了他们其中一个。于是他们向禁卫军冲去，禁卫军则一步不让，收到消息的王后没穿好衣服就逃到了国王身边，整个宫堡陷入混乱和危急中。

听到王宫被袭击，拉法耶特立即骑马赶到。他看到在广场上愤怒的人群已经包围了禁卫军，便冲到人群中间招呼离他不远的自卫军，驱散人群为禁卫军解围，然后急忙赶到宫堡。自卫军的士兵已来增援，保护禁卫军不受到巴黎自卫军的报复，但其中已有人被残酷地打死。这时，聚集在宫殿阳台下的人群，高声要求国王到巴黎，国王说要和全家一起去。但由于人们对王后的成见太深，她必须和群众和解后才能去。为了向群众表示和解，平息民愤，拉法耶特亲自陪王后来到阳台上，并且恭敬地亲吻了王后的手，群众再次拥有了热情。此外还需要和禁卫军讲和，拉法耶特当众将自己的三色帽徽戴到一名禁卫军的帽子上，并且拥抱他，群众高呼“禁卫军万岁！”在军队和禁卫军的护送下，国王一家动身前往巴黎。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由于宫廷的轻率而引起，既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野心。禁卫军举办宴会，关于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人民对内战和饥荒的恐惧，引发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但运动仅此而已。即使有几个煽动者促使了这次运动的发生，但他们没有改变运动的方向和目的，这次运动摧毁了宫廷的旧体系，并且将宫廷从凡尔赛迁移到巴黎，把它置于革命和人民中间。

第三章　派别的分裂

——从1789年10月6日到1791年4月

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

新的政府

这一时期，各派别日益分裂。随着政权机构和法制的逐步改革，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开始受到损害或主张难以实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对改革。从三级会议一开始，宫廷就反对革命；等到了各等级共同开会和取消特权时，贵族也开始对革命持反对意见；在确定一院制议会和否决了两院制以后，内阁和赞成英国式政体的人也起来反对革命。另外，从行政区分成郡以后，自治地方又反对革命；颁布教会财产的法令和僧侣世俗化的法令以后，教会团体也开始反对革命；颁布新的军事法律后，所有军队军官都反对革命。由于反对者众多，看来议会的多项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分步进行；但是，由于议会的计划和使命，以及敌人的阴谋，种种改革又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10月5日和6日以后，逃亡的事情也开始在议会里出现。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原想使人民在7月14日拯救议会以后，立即停止活动。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因为人民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再想解散他们就十分困难。但他们仍绝对坚持自己的主张，由于未被采纳，颇感失望的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离开了议会。放弃法国官职的拉利·托朗达耳回到他的祖国英国。穆尼埃则返回自己颇有威望的多菲内省，计划在那里发动人们反对议会。不过，由于力量过于薄弱，无论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都好似螳臂当车。议会从这件事中发现，对于可能成为内战策源地的旧省区的组织，必须坚决予以取消。

10月5日—6日以后，国民议会的代表和国王一起迁到了首都，这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首都的人心。由于有国王在自己面前，人民都觉得满意，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愤。被认为是暴乱煽动者的奥尔良公爵，被打发去了英国。拉法耶特认为，到了该维持秩序的时候了；国民自卫军素质优良，逐渐习惯于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市政机构已经不像刚成立时那么混乱，并开始树立威望。除了饥荒，没有其他可能导致混乱的因素。不过由于供给有限，尽管粮食委员会已经尽力，但每天仍然有群众聚集。社会上误传面包商弗朗索瓦囤积粮食，结果弗朗索瓦被误杀。为了维持秩序，10月21日颁布了一项戒严令：市政机构可在劝告群众解散无效之后，动用武力驱散他们。平民和国民自卫军服从议会，遵纪守法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国民代表只希望完成制定宪法和实现政府的改组。只有掌握权力的阶层才关心秩序，对于敌人希望用残存的旧制度来给议会制造障碍的企图，议会加紧行动，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即以法令改变旧制度，剥夺敌人的攻击手段。

这段时期，王国的行政区被议会平均划分。在划分之前，各省原是一些面积广阔、自主独立的小国。只有减其地，易其名，才能使它们服从同一政权。12月22日，议会通过了一个由西哀耶斯起草、图雷主要负责的方案。全国按照郡、县、区三级划分，一共分为八十三个面积和人口大致相等的郡，郡下是县，县下是区。所有行政机构按级统一规定。郡设三十六名议员的郡参议会和五人组成的政务厅，分别负责作决定和执行。县一级也设有参议会和执政机关，不过人数较少，并且分别隶属于上一级。区由五六个本堂教区组成，是选举区，但不是行政区，由有选举权的公民共同选出议员和官员。不过，当时采取的是双重选举制：即先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定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国民议会议员、郡行政官员、县行政官和法院的法官。每郡设一个刑事法院，每县设一个民事法院，每区建立一个治安法院。

王国政府是最高机构，公社是基层机构，郡是介乎公社与王国政府之间、全国利益和纯地方利益之间的中间组织。公社的行政由市议会和市政府负责，其成员多少按照城市的人口调整。唯一有权使用武力镇压暴乱的市行政官由人民直接选出。

最大的问题是财政

在这个方案下，人民可以行使主权，所有的公民自行选举官员，自行管理行政，实现各个区域的合理分布。但是这个方案在具体执行时，又遭到了一些省的抵制。例如梅斯、鲁昂、波尔多和图卢兹的高等法院，普遍反对国民议会的行动，朗格多克省和布列塔尼省的等级议会则对新的行政划分十分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护旧制度的人开始想方设法制造障碍。贵族、高等法院、僧侣，甚至是著名作家们都开始攻击革命。革命的两个主要敌人是贵族和主教。这两个等级起初在议会中给革命制造困难，随后便公开向革命进攻，贵族主要靠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反对革命的方式则是利用内讧。他们十分希望社会局面变得混乱。不过回过头来看，这种混乱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且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即使是革命，也难以克服财政困难。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革命。革命之初，议会需要维持政府经费开支。随着革命的深入，即使到了议会需要组织国家机构的时候，仍然不得不时常停止立法的讨论，转而将增加国库收入视为第一要务。对此，内克尔曾提出一些权宜之计，并很快获得通过。8月9日，首次发行了三千万里弗公债，收效甚微。8月27日，紧接着发行了第二次八千万里弗公债，仍然难以满足国库需求。如果寄希望于税收，由于税收已经缩减或废除，而且征收困难，显然作用不大。如果求助于拒绝援助的公众，更是痴人说梦。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刻，内克尔在9月拿出了最后方案，直接向每名公民征收特别税，征缴额为收入的四分之一。每个公民都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高度据实申报，足额缴纳税款。

就在这时，内克尔被米拉波授予真正的财政独裁权。米拉波认为，国家的形势十分紧迫，议会的工作重心不应该是长时间地研究讨论财政大臣的方案，经验丰富的内克尔，可以确保方案取得成功。他敦促议会信任内克尔并通过他的方案。当然，反对声依然存在，有些人不赞成内克尔的主张，另一些人对米拉波的动机提出质疑。为了达成一致意见，米拉波发表了一篇最雄辩的演说，希望大家都能认识到破产已迫在眉睫，只有通过这项特别的临时税才能满足需要。他大声疾呼，当前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半点拖延，财政崩溃已经近在咫尺。灾难是永远不会给人们时间的，“喀提林已来到罗马城下，你们还在辩论！”如果还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辩论上的话，那么，大家的财产和荣誉将被毁灭。可能大家对这个方案还心存疑虑，但毋庸置疑的是，实施这个方案势在必行，而且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客观的分析，激情的演讲，将整个议会的气氛带入了高潮，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这项爱国税顺利地在议会获得了通过。

革命时期的财政，不但要保障当前时期革命的各项支出，而且要保障未来革命可能面临的各种费用问题。因此，爱国税这个办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性地缓解财政问题。革命需要长效化的可行措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来减轻国家负担这一个办法。这样做不但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而且也完全合理，因为财产属于教会，而不属于神父们，僧侣只是财产的管理人，而不是财产的所有人。国家承担了教会和教士们的开支，自然也享有使用支配这些财产的权力。国家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掌握巨大财源，进而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果。

重要的是，为防止旧有势力阻碍革命，在国家内部不能再容许旧有的独立集团的存在。僧侣这个旧有的集团拥有庞大的等级组织和财富，革命来临后，他们很想保持原来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设想与新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因为只有在国家不存在的情况下，各个集团、各等级才能独立存在。如今一切职能都要变为公共的了，需要把教士职务变为宗教官职，类似于把王权变为最高行政官职一样。国家想把教会变为国有，首先要收回教会的财产，并付给僧侣薪俸，给予适当的补助金。通过这种方式，旧宗教制度被摧毁了。

当时，迫切需要取消什一税。免除交给僧侣的什一税后，将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8月4日夜，免除什一税的决议宣布后，仅仅7天，什一税被完全取消。最开始，僧侣还比较反对，不过后来也同意了。这是他们能够作出的最大让步。巴黎大主教代表全体主教宣布，教会放弃什一税。

教会财产属于谁

紧接着，马上开始讨论关于教会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奥顿的主教塔列朗认为，僧侣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放弃这些财产。对于国家来说，这是正确且合适的选择。拥有了总额达数十亿里弗的教会财产后，国家不但可以维持宗教开支，还可以偿还国债，支付永久年金、终身年金和司法机关经费。塔列朗的主张遭到僧侣的强烈反对。不过，由于僧侣只是教会财产的保管人而非拥有者，1789年12月2日，还是制定了国家拥有教会财产的法令。

这也埋下了僧侣仇恨革命的种子。失去财产的僧侣开始反对新制度，而且比贵族反对得更为激烈。不过，由于财产还由他们负责管理，僧侣们希望归国家所有后的财产只是用于债务抵押，而不出售。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能用的办法已经用尽。国库已是寅吃卯粮，勉强维持，由于大量发行票据，贴现银行的信用度日益降低，更是入不敷出。只有出售四亿里弗的教会财产，才能应付当年及下年的支出。出售的过程也是相当困难的，巴黎市政府和其他市政府虽然出面认购了很大一部分，却因为没有钱缴纳，只得先发行市钞券筹募资金，等到财产出售给私人有了必要资金后再将市钞券收回。这时有人提出，如果不发行市钞，采用由国家发行票券，代替金属货币强制流通的办法，将会更加便捷。指券（信用券）便是这样产生的。

通过这种方式，教会财产终于能够出售了，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借助指券这个媒介，国家和债权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国家通过指券偿付债务，债权人通过指券享有担保收益。指券流通到最后，还是要走到兑换现金的地步。一旦兑现，指券的使命马上终结，将不再具有担保证据的功能。因为这些原因，发行指券必须强制流通，并根据出售财产总值对发行额进行限制，维护指券的信用，还要规定指券有利息，防止指券因骤然兑现而贬值。最开始发行指券的时候，还是相当谨慎的，所以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指券的利息最初增加了指券的好处，后来却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到第二次发行指券时就取消了。由于使用不当等外部原因，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指券的信任。

12月29日，国家拥有教会财产的法令公布以后，僧侣发现转移财产管理权和出售四亿里弗财产的事情将成定局，而且要发行纸币，他们便想方设法地来阻挠，防止自己的财富被剥夺。他们希望能够认购四亿里弗的公债，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计。如果议会接受，就相当于先否认僧侣是财产的主人，又承认他们是财产的主人。要求被拒绝后，僧侣发动多项攻势，阻挠市政府的工作。他们打着维护宗教利益的幌子，维护自己的私利。他们制造宗教纠纷，煽动天主教徒反对基督教徒，并嫁祸于议会。在当时，就连僧侣们也承认修道院修道誓愿的恶弊。1790年2月13日，这种恶弊被取缔，南锡的主教提出，天主教是唯一能举行公开的仪式的宗教。对于这种提议，议会起先是置之不理。后来，又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为表示对最高主宰和天主教的尊崇，议会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宣布，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来自宗教的反抗

1790年6月至7月，僧侣们想借议会忙于内部组织工作的时机挑起分裂。他们希望能够恢复信仰的纯正，按照最古老的方式重建教会。为使宗教能够造福国家，提出一个不侵犯教会教义的计划，按照八十三个郡的数目削减主教管区，使两者所辖区域相互一致，主教由行政官和议员的选举人任命，教会参事会同时被取消，其成员由副司铎代替。另外，僧侣们的生活有了充分保证，除了高级僧侣的收入有所减少外，教区司铎们的收入普遍增加，他们占僧侣的大多数。但是，僧侣要利用世俗化这个借口大做文章。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埃克斯的大主教提出，按照教规，行政当局不能任命或撤销主教职位。克莱蒙的主教在投票表决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异议，随后离开了会场。在他的率领下，反对派议员全部离场。不过，法令最终还是通过了。不过自此之后，僧侣开始和反对派贵族勾结在一起，动用他们的所有力量阻挠革命。为了分裂议会和郡，他们在郡的机构刚成立的时候，私下串联选举人，企图用提出新候选人的方式制造混乱。他们的阴谋很快被人在议会讲坛上揭发。事情败露后，他们又打着人民最高主权的幌子，企图推动议会改选，如果达到目的，对他们而言自然利大于弊。夏普利埃发现了他们的意图，说：“全部最高主权的确属于人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如今宪法还未完成，仓促改选议会只是破坏宪法和自由；如今有些人，他们妄想消灭宪法和自由，妄想复辟等级和专制，妄想挥霍国家收入。如果真的改选议会，只会给这些妄想带来希望。”议员们纷纷注视着宗教派代表——修道院长莫里。莫里大声喊道：“这些人应该被送到夏特莱裁判所去！不过，假如你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没必要提他们。”夏普利埃接着说：“宪法不可能由两个议会来制定。更何况，现如今已经没有等级区分了，现在的选举人已不是以前的选举人，原来的选区司法区已经和郡混同了。因此，限制权力的条款已经无效，如果将权限受到条款限制的议员排除在议会外，是不符合宪法原则的。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他们也必须留在议会。”莫里接着又说：“有人巧舌如簧，实际上是和我们诡辩，我们这些代表是从哪天起组成国民议会的？先生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宪法，只差宣布全部执行权属于国王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外乎是保证人民享有立法权，证明人民同意税收，使我们的自由更有保障。因此，任何限制人民代表权的决议，我都坚决反对。全体国民在我们之上，我们限制他们的权力，就相当于限制我们自己的权力。我们缔造了自由，就更应当尊重全体国民的自由。”右边的人们对莫里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米拉波见状立即走上讲坛，他说：“我回答刚才的问题。当士兵们团团围住会场门口，我们只得将会场换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人民代表成为国民议会。这一天，改变了我们的权力。我们千辛万苦使我们的权力合法化了，并得到了国民的拥护。有位为了拯救祖国而违反法律的古代伟人，当敌人质问他没有遵守法律时，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敢说我拯救了祖国！’”这时，米拉波转身面向平民代表们说：“诸位先生，我敢说，你们拯救了法国！”这时，与会人员自发地站了起来，并宣布，不完成会议的工作决不解散。

与此同时，议会外面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从未停止。议会采取措施果断应对，规定军队属于革命力量，宫廷和贵族头衔不限制军阶和晋升，一举击败了敌人瓦解军队的阴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7月14日逃到都灵以后，秘密联系里昂和南方，但由于缺乏国内外支持者，所有的阴谋计划全部失败。在朗格多克，僧侣尝试发动暴动，除引起短时间骚乱外毫无结果。法夫拉斯侯爵计划挟持国王到佩龙讷，由于过于高调，还未来得及执行便东窗事发，被夏特莱裁判所判处死刑。

宫廷进退两难，它感到对议会的依赖更加明显，而且很多时候自己无能为力。它迫切想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难度过大，又根本不敢去尝试。因此，它只是躲在暗处煽动反革命，却从来不公开露面。在成为改革的主要发起人之后，米拉波想联合所有派别——包括宫廷来稳定改革。他支持立宪，也不想将革命交给宫廷，只是为使宫廷转向革命。但是，他的失误之处在于不应叫别人收买他的这种支持。宫廷先后与拉法耶特、拉梅特之辈和吉伦特派人有过瓜葛，想利用他们终止革命、摧毁革命。由于力量强大、影响广泛，平民领袖米拉波在宫廷中很有威望。尽管面临种种阴谋和奸计，制宪的工作坚持着国民的最高主权的原则，在议会中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司法组织被确立下来，所有新的司法官职都是暂时的。按照君主立宪制度，人民拥有所有权力，可以任命官员。所有权力不归某个人或某个家族所有，所以不像王位一样可以世袭。司法领域也有了新变化，刑事案件中出现了过去一般性的民主组织陪审团，民事案件中有了专门的审判官。所有案件都要在固定法庭中分两级审判，以防止出现错判误判。用于维持法律的保护作用的最高法院开始出现。放在国王时代，这些权力是固定属于国王的。革命以后，这些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归任何个人所有。在与他国是战是和的问题上，议会把主动权赋予国王，立法机关拥有决定权。

通过革命，旧有的藩篱被推翻，新的政治、社会秩序被建立起来。革命政府迅速成立，国君、国民议会、行政区域被设立，军队、市政权、行政权、平民法庭、教会和货币建立起来，国债也找到了抵押，一些财产的所有权被合理转移。

练兵场上的结盟大会

7月14日是国民解放周年纪念日，人们打算在练兵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由国王、各郡代表、国民议会代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为宪法宣誓。节日来临之前，有一些同情平民的贵族议员建议取消贵族爵位，议会随即召开专门会议，于6月20日废除了所有爵位、纹章、徽章和勋爵骑士团。这次会议的召开，消灭了旧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职务的爵位、标志家族势力的纹章、封建贵族私人军队佩戴的徽章、立下战功的勋爵骑士团全都不存在了，特权不复存在，一切的权力和荣誉都属于平民。这项针对贵族的决议，像僧侣世俗化引起僧侣的反对一样，引起了贵族的逃亡和反击。贵族们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反对革命的行动。

7月14日很快来到，除了天气不太好之外，还算是一个好日子。各郡代表陆续赶来觐见国王，国王以立宪君主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布列塔尼代表团团长单膝跪地，把象征忠诚的宝剑献给国王。路易十六高兴地说：“我相信布列塔尼人对我的爱戴和忠诚，宝剑还是交给你们吧！请转告大家，我是所有法国人的父兄，也是他们的朋友。”代表又说，“陛下，您是公民国王，全体法国人永远都爱戴您。”

紧张筹备了几个星期后，7月14日早上七点，结盟大会拉开序幕。各路代表从巴士底狱旧址开始，沿着既定路线，浩浩荡荡地朝练兵场进发。前进的队伍中，有选举人和各公社代表，也有各县县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军队代表、巴黎国民自卫军和各郡的结盟军也在其中。大家身着节日盛装，高举着旗帜和爱国标语，在悦耳的音乐声中穿过城区，跨过塞纳河，从牌楼下进入练兵场。练兵场周围是宽敞的草坡看台，上面聚集了约四十万观众。练兵场上，各郡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代表列队站在各自的旗帜下，一个古式祭坛被设置在场中央，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在祭坛周围的观礼台上就座。伴随着军乐声，首先由身着祭礼服装的奥顿的主教主持了弥撒。随后，他又为王旗和八十三面郡旗行了祝圣礼。接下来进入宣誓环节，广场上十分肃静，在当天上任的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首先走出来。他代表他自己、军队和结盟军宣誓，将永远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全力维护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和全体法国人民永远保持团结。然后，国民议会议长和全体议员也进行了宣誓。路易十六以全体法兰西人国王的名义宣誓，将尽自己的全力来维护宪法。王后举起怀中的王子，激动地说：“我和我的儿子，怀有同样的愿望。”刹那间，各团体的旗帜挥舞起来，和群众的欢呼声一起，将练兵场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14日之后，巴黎市举行了竞技会、灯会和舞会，延续结盟节。在遍布铁栅、刑具和瓦砾的巴士底狱旧址，人民载歌载舞。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监狱旧址，会成为歌舞欢乐的场地。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专门制作了纪念章，代表们也随后返回。结盟大会的召开，暂时停息了各党派之间的敌对行为。

会后的阴谋活动

结盟大会以后，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又在议会内外开始了。奥尔良公爵结束流放，刚回到巴黎，就有人控告他和米拉波是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谋。于是，夏特莱裁判所继续调查审理这一已经搁置的案件。不过由于无法证实，宫廷这次急于求成的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议会本来就没有打算护短，但由于查无实据，便宣布不应追诉。对这起不成功的诉讼程序，米拉波严厉谴责，对他的控告也不攻自破。

宫廷又想了别的办法破坏议会。他们收买一些写手，撰写了诋毁议会的文章在议会门口出售。大臣们则出面谴责并反对议会的做法。昔日的权贵内克尔不甘寂寞，希望逐步改革的他与议会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不愿意服从议会的命令，便通过向议会递交备忘录的方式表示反对。不过，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便在1790年9月4日辞职，离开巴黎。

被取消爵位的贵族也对革命怀有敌意，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认识到在国内煽动人民难度很大，便想采用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到国外去，通过联合外部势力干涉法国内政，最终卷土重来。但是逃亡之前，他们也不放弃在国内可以煽动反革命的一切机会。

军队也已经发生了分裂。新的军事条例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的军阶改为授予从军时间长的人，这对士兵而言是有利的。大部分军官却不欢迎新的制度，当被迫宣誓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时，有的人选择了逃亡，有的人选择拉拢士兵希望能自成一派。手下兵多将广的布耶侯爵显然属于后者。在不得已同意宣誓之后，他想方设法让军队忠于自己。一方面，他努力减少军队和公民的接触，防止军队染上反抗思想；另一方面，他谨言慎行，努力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使他们拥护和爱戴自己。而在别的地方，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士兵的反对和舆论界的反映，克扣军饷，隐瞒军需账目，最终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年8月，南锡有三个团的士兵反抗军官，遭到了布耶的率兵镇压。巴黎人民对士兵十分同情，他们认为士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主张镇压的大臣。好在拉法耶特及时出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这时的议会，努力化解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攻势。

看到国民议会面临困境，反革命团体得意万分。他们认为，无论群众是否支持议会，旧制度都将很快恢复。僧侣也在推波助澜，为了阻挠出售教会财产，他们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格。平民摆脱了什一税，也获得了债权保证，自然和主教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于是主教们便改用“教士法”来煽动教会的分裂。实际上，这项法律既不涉及教规，也不涉及信仰，并且已于12月26日获批通过。主教们却不这么认为，声称这项法律侵犯了教权。教皇也极力怂恿主教们反对僧侣世俗化。主教们决定反抗这项法律，不认可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也不认可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教士法”引发的分裂

议会不但没挫败反革命联盟，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事实上，如果最开始议会不强制撤换那些反对派神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议会认为，僧侣们出于自身考虑，一定会赞成宣誓，凡拒绝宣誓的，必须撤换其职位。主教们却以为，所有教士都会和他们一样拒绝宣誓。结果议会和主教们都失算了。主教和教区司铎在宣誓问题上的选择并不一致，而是有的宣誓了，有的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自然被换掉，新的继任者走马上任，并接受了奥顿和利达主教的任命。但是，被撤职的僧侣并不甘心，留在原来的教区继续发号施令，煽动人们违反法律。利益和制度之争最终演变成党派之争。僧侣分成反对派和宪政派两个派别，互相攻击对方为叛徒或异教徒。宗教也成为满足私心和私利的工具。

人民群众没有卷入这些纠纷中，但成为各派团结争取的对象。各派开始利用俱乐部的方式影响群众。俱乐部原本是私人会社，主要用来议论政府措施、国家大事和议会法律。这些讨论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外，没有任何权力。第一个俱乐部产生于凡尔赛宫，是布列塔尼地区的代表成立的，成立初衷只是商讨他们的步调，后来他们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便得名为雅各宾俱乐部。它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会员范围从市政人员扩展到普通公民，并在各省陆续建立了分部。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除对议会外，对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开始产生影响。雅各宾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势力，并开始领导合法势力，左右社会的发展。

这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变为一个群众集会的场所。看到俱乐部性质的改变，一部分元老离开了，创立了一个类似原来俱乐部的协会，称为89年俱乐部。它在议会中占有优势，领导者是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等人。拥有人民基础的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则是拉梅特和巴纳夫。看到这两个拥护新制度的俱乐部，反对革命的贵族一派也成立了俱乐部与之抗衡，先是叫作“无党派俱乐部”，后来又更名为“王政俱乐部”。他们想采用分发面包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但是群众视之为反革命机构，根本就不接受，还多次扰乱俱乐部的会议。1791年1月，这个俱乐部迫于群众的压力被市政当局查封，终于寿终正寝。

米拉波之死

由于国王几位姑母的出走，群众变得十分不安，他们担心宫廷正准备另一次出走。为防止国王从与杜伊勒里宫相通的万森城堡的望楼出走，群众纷纷到万森去拆除望楼。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来由，反革命分子正想趁乱把国王劫走。就在这时，国王被冲进杜伊勒里宫的六百多名武装人员劫持，他们企图挟持国王出走。拉法耶特及时率领国民自卫军赶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群众被驱散，宫中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缴械。经历了这次事件，人们对路易十六可能的出走更加警惕。当路易十六要到圣克卢去时，群众和禁卫军便出面阻拦。为防止国王出逃，议会在宣布国君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宣布了国王不得出亡国外，否则立即失去王位。

当时有很多的逃亡者，议会想用颁布法令的方法来制止逃亡，却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任其逃亡，将会威胁国家安全；如果严加管制，又成了对人权自由的侵犯。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议员们分为三派，一派人袒护逃亡，一派人只关注人权，一派人又只关心国家安全。三派势力对制定什么样的法令各持己见。有人提出一个办法，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认为，这项提议过于苛刻，好像与以严酷著称的《德拉古法典》一样。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言，还没有严峻到必须采取这种手段的地步，议会最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几天之后，也就是1791年3月2日，米拉波因操劳过度不幸离世，全国上下一片哀悼。巴黎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安葬在以“国士墓”命名的伟人公墓。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他的勇敢精神，帮助革命取得了成功；他的冷静判断，帮助革命少走弯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议会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讨论时，人们还不自觉地望向他曾经的座位。米拉波的死，对革命来讲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他既想巩固王位，又想加强革命。实际上，万一他真的行动起来，不是王权压倒革命，就是革命消灭王权，想要两全其美，根本是不可能的。

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贵族方面，更是抓住一切机会反对革命，包括怂恿临时法院抗议高等法院复会、挑拨各等级反对废除省制、策划新的选举扰乱各郡的组织、要求议会解散、煽动军官叛变等。然而他们的反抗全部失败，于是不得不逃亡国外，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方面，极端不满对教会财产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教会的新制度。为了反对新制度，他们制造暴动，甚至利用宗教分裂来掀起暴动。这段时期，各派的分裂日趋明显，反革命势力积极筹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

第四章　制宪议会时期

——1791年4月到9月30日

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将社会利益作为遗产赐给某一个阶级，而是在各阶级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这就是1791年宪法的主要特点。

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制度

统治欧洲的封建制度已经接近末日，法国革命必然引起整个欧洲政局的变化，斗争从国王与国王之间转变为国王与人民之间。若不是国王首先挑起矛盾，革命的爆发肯定会晚许多。国王想镇压革命却反而使它扩大，想镇压革命却促使革命获得胜利。

封建统治时期，各国主要在国内活动，而在君主专制时期，各国的对外活动开始增多。欧洲各大国几乎同时结束了封建统治，当时，国王与诸侯之间长期征战，各国的国王也经常在国境上遭遇进而发生冲突。无论是查理五世还是路易十四，都没能实现统一。为了抵御较强的国家，弱小的国家必然要联合在一起，经过各种优势和联盟的曲折变化，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均势。

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奥地利、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的三大强国。但奥地利在荷兰方面受到法国威胁，英国则在海上对法国存有戒心，出于利害关系，奥地利和英国联合起来反对法国。势力和贸易竞争使它们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力图互相削弱或掠夺。在波旁王朝时期，法国的一位亲王做了西班牙国王，之后西班牙就成为法国的同盟国。西班牙原本是被摒弃在欧洲大陆一角的衰落国家，虽然有了盟约的保护，它不再对过去的敌人恐惧不安，但仍实力衰微，仅在海上有一些优势。此外，在奥地利的周围，法国还有其他同盟国：北方的瑞典、东方的波兰和土耳其、西部的普鲁士、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这些国家由于惧怕奥地利的入侵，于是与奥地利的敌国结盟。处在两联盟集团之间的皮埃蒙特经常摇摆不定，根据情况变化和利害关系而变换立场。荷兰则根据国内是省督派还是人民派占优势来决定与英国还是与法国联盟。瑞士则保持中立。

十八世纪后半叶，普鲁士和俄国在北方兴起。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使国家拥有了财力和军队，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此基础上扩张领土，普鲁士从一个普通的选侯领地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俄国之前长时期不与各国往来，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领导下开始参与欧洲政治。这两个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原有的联盟，它们同维也纳政府达成协议后，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和皇帝约瑟夫在1786年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凡尔赛政府对于波兰被瓜分无能为力，也未能挽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787年，普鲁士和英国用武力恢复了荷兰联省的世袭省督制，作为同盟国的凡尔赛政府未能给予援助。唯一为法国增光的行动，只有对北美独立的有效支持。

1789年的革命，扩大了法国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却减弱了它在外交上的势力。为了遏制俄国野心勃勃的计划，英国和普鲁士、荷兰结成联盟，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皇帝约瑟夫去世，继任的利奥波德二世接受了赖亨巴赫会谈。这次协商为奥、土和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平息了荷兰的骚乱，1791年8月4日，在西斯托瓦签订了和约。1791年12月29日，叶卡捷琳娜二世迫于英国和普鲁士的压力，在雅西与土耳其签订和约。这些会谈的举行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十八世纪欧洲政治纷争的结束，各强国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法国的革命上来。

反法同盟

在此之前曾经互相敌对的欧洲各国如今开始将法国看成共同的敌人。瑞典与俄国联合，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当时的关系十分简单：一方是各国帝王，一方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很快组成，但各怀心思：奥地利希望借此扩张领土，英国企图报复法国对北美战争的支持和防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普鲁士则为了巩固已受到威胁的专制政权，德意志各邦的目的是恢复某些成员的封建权力，瑞典国王则希望法国也能和自己一样恢复专制制度，俄国的心思却是想借此时机瓜分波兰，而波旁王朝的所有君主，则是因为权力和家族关系才加入同盟。法国逃亡的贵族们为各国的阴谋推波助澜，鼓动它们进攻法国。

在逃亡贵族看来，法国缺少军队没有将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厌恶议会的人们渴望恢复旧制度。他们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军队，孔代亲王率领沃尔姆斯，阿图瓦伯爵领导科布伦次。阿图瓦伯爵还不断敦促各国政府作出决定，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在意大利，阿图瓦伯爵就派卡隆和阿尔方斯·德·杜尔丽伯爵前往意大利与之会晤。在曼图亚举行会谈后，杜尔丽伯爵以皇帝名义交给路易十六一份秘密声明，告诉他反法同盟将前去援助他。

军事调动也在进行，奥地利派出三万五千人的军队开往佛兰德边境，德意志各邦军队派遣一万五千人开往阿尔萨斯，瑞士则有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里昂内边境，多菲内边境则进驻了撒丁国王的一万五千名军队，西班牙增加了在卡塔卢尼亚的军队，普鲁士也表示随时可以出兵；英国国王则以汉诺威的选侯的身份参加行动。这些军队预定在7月底同时出动，波旁王朝则提出抗议，要求各国发表一道檄文，并且在事前保守秘密，以避免局部出现暴动。这就是1791年5月20日曼图亚会议的结果。

国王的出走

路易十六或者是害怕阿图瓦伯爵率领逃亡贵族胜利归来后会取代他的地位和威信，或者是不甘心完全受他人摆布，他认为最好由自己恢复君主政体。路易十六手下的布耶侯爵，是一位忠诚而机智的拥护者，他不支持逃亡贵族也不赞成议会，答应国王在必要时会用自己的军队保护他。布耶以边境有敌军活动为借口，在蒙梅迪设立了军营，并且在国王经过的路上布置军队作为警卫。国王的家族也为出行进行了秘密准备。为了不走漏消息，避免引起怀疑，路易十六和王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6月20日夜里，他们化装后离开王宫，避开禁卫军的警戒后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马车，朝着夏龙和蒙梅迪的方向出发。

第二天，巴黎得知国王出走的消息后，愤怒的群众纷纷集会，认为那些没有制止国王逃走的人都是同谋者，甚至开始怀疑拉法耶特和巴伊，骚动开始严重。但议会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人心很快安定下来：议会首先召集了大臣和主要官员，掌握政权；任命蒙莫兰为外交大臣，向欧洲各国传达自己的和平愿望；派专员到军队去，宣布以议会的名义而不是以国王的名义接受军队的誓言；接着发出安民布告，采取维持治安的措施；最后下令各郡逮捕那些离开王国的人。不到四个小时，议会就代替国王掌握了一切权力，政府照常工作，社会秩序稳定，而国王和以他的名义存在的政府却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系了。

逃亡的头一天很顺利，路易十六和他家族的旅行已临近结束，随着远离巴黎，国王甚至满不在乎地暴露了身份。21日，人们在瓦雷内认出国王并加以扣留。一时之间，国民自卫军全部动员起来，布耶布置的那些军官们想拯救国王却没有结果，而龙骑兵和轻骑兵或者不敢或者拒绝，都没有协助他们。布耶只好亲自率领一团骑兵赶来，但当他到达瓦雷内时国王已离开数小时，疲惫不堪的骑兵拒绝继续前进。这次的行动失败后，布耶离开了军队和法国。

得到国王被扣留的消息以后，议会派出佩蒂翁、拉图尔·莫堡和巴纳夫前去调查，他们在埃佩尔内遇到国王一家然后一起回来。一行人到达巴黎后，人们既没有表示欢迎，也没有责难，只是用长时间的沉默来表示不满情绪。国王被暂时停止行使权力，国王和王后也被监视。各党各派中，有人要维持他的王位，即使他曾经出走；有些人则认为，既然国王在他出走前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又否定了他曾颁布的法令，就应被视为已经退位。

共和派的斗争

这时候，之前隐蔽和附属的共和派开始崭露头角。斗争从议会和宫廷之间转到立宪派和旧的特权阶级之间，又从立宪派本身转移到立宪派与共和派之间，这其实是革命时期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时期，拥护新建制度的人放弃了纷争，一方面是逃亡贵族，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威胁，议会此时是危险的。米拉波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所依靠的最无野心且拥护原则的中间派，如果能与拉梅特一派联合，则有希望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和君主立宪政体。拉梅特一派因安德烈和中间派的主要成员取得谅解而实现了这个联盟，他们开始与宫廷交往，并且成立福扬俱乐部来对抗雅各宾俱乐部。

但雅各宾派从不缺乏领导者，在米拉波的领导下他们反对过穆尼埃，在拉梅特的领导下反对米拉波，又在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反对拉梅特。想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党派支持那些最激进的活动家，目的是自己能够接近斗争和胜利。如今，这一派终于从附属地位变成独立，开始为自己而战斗。在宫廷的过失和贸然从事的阴谋活动以及国王出走的一系列事件中，这一派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因为群众只看到他们和宫廷的联系而并未了解这种联系的实际情况，拉梅特派也受到了群众的指责。由于得到立宪派的支持，他们成为议会中最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希望尽早恢复王位，以便停止威胁新制度的争论。

奉命审问的检察官们让路易十六按照他们的意见写了一个声明，以路易十六的名义交给议会以减弱国王出走的恶劣影响。负责研究这个重大问题的七个委员会宣布，没有理由审判路易十六和宣布废黜他。报告之后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共和派的大部分发言者认为，应该废黜国王，成立一个摄政机构即人民的政府，或者是向人民的政府过渡的政府。巴纳夫则进行了反驳，他用一段引人注意的话结束了发言：“复兴帝国的人们，你们已经展现出消灭滥用权力行为的勇气，和建立明智制度能力，现在应该证明你们用智慧来保护和维持这种制度。国民们以自发的行动对威胁自己的攻击作出了庄严回应，你们也要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让我们的边境有最强固的防卫。但我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要克制我们的态度，要让那些担心我们这里事件的人能够安心，要让在外国关心我们革命的人拥有胜利的机会。这样，你们才能显示出在不同情况下运用各种策略的才能和美德。”

巴纳夫的意见得到了议会的赞许，为了安定民心保证将来的安全，议会宣布：国王如果背弃他对宪法的誓言，率领军队与国民作战，或者允许他人以国王的名义作战，就算实际退位，变成普通公民后不再不可侵犯，人们可以控告他退位后的行为。

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当天，共和派便鼓动群众阻挠发布这项命令，由于国民自卫军守卫着会场，议会没有受到威胁。于是他们便发动民众反对这项命令，由《法兰西爱国者》的作者巴黎市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布里索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否认议会的权限，认为国民拥有最高主权，路易十六的出走就是退位，以此要求撤换国王。这份请愿书在7月17日被送到练兵场的祖国祭坛上，无数群众前来签名。

议会将市政官召来，责成他们维持治安。拉法耶特带领军队驱散了人群，但群众再次涌来，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站在祭坛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拉法耶特和巴伊率领一千二百名国民自卫军再次来到练兵场，向群众宣读了依法警告群众解散的命令。不肯解散的群众不顾强制命令，用石块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下令向空中开枪警示，但群众毫不畏惧，继续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只得下令开始杀伤性的射击来压制暴动者的反抗，群众惊慌逃散，会场上留下很多尸体。骚动因流血而停止，虽然是迫于不得已才采取镇压行动，可是群众却没有原谅拉法耶特和巴伊。在这场真正的战斗中，尚未强大和巩固的共和派被君主立宪派打败，而练兵场的尝试，则成为8月10日发生的人民运动的前奏。

庇尔尼茨宣言

此时，对路易十六出走满怀希望的逃亡贵族们，因为国王被扣留而惊恐不安。和国王同时出走的王弟则比较幸运，他带着摄政王的名义和权力到了布鲁塞尔，从此逃亡者就只能依靠欧洲其他国家的援助了。军官们离弃了军队，有二百九十名议员抗拒议会发布的命令，布耶给议会写了一封威胁信，并且将路易十六出走的责任承担下来。最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普鲁士王和阿图瓦伯爵在庇尔尼茨会商，发表了著名的8月27日宣言，为进攻法国作准备。

在《庇尔尼茨宣言》中，各国国王都认为法国国王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他们要求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并解散议会。如果要求被拒绝，他们将以战争来威胁法国，所有负有保障法国君主政体责任的强国都会参加这次战争。议会和人民没有被这个宣言吓倒，反而更加愤怒，民众认为欧洲各国君王无权干涉法国政府，也无权向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号施令。既然要诉诸武力，法国人民就只有准备抵抗，议会征集了十万国民自卫军，在国境线作好防卫准备。人们确信，处在革命时期而且在国土之内作战的法国人民不可战胜。

这时，议会的制宪工作将近结束，规定了民事关系，税收制度，各种罪行的性质及其起诉、审讯、判刑，以及宪法的总则，在继承、赋税和刑罚等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平等原则。剩下的工作只是将有关宪法的决定汇总为文件并呈交国王批准。人民对拖延过久的事情开始反感，希望选举一批新的国民代表，于是各选举团体决定在8月5日召开会议。但国王在出走瓦雷内之前就决定了，本届议会的代表不能参加下届议会，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有人漠不关心，有人争权夺利，贵族想制造无政府状态、共和派希望实现统治，这些都拖延了议会的时间。迪波尔曾经徒劳地希望稳定性能够成为政府的一个原则，而不愿每两年便在法律和政见方面进行一次变革。但这恰好是特权阶级和雅各宾派所希望的。

制宪议会在类似的问题上，不是做错就是受到控制。关于大臣的职位，制宪议会决定任何议员都不得兼任大臣职务；在改选问题上，议会则不顾议员反对，决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并规定议员在四年内不能担任国王授予的任何职务。于是不久之后，拉法耶特辞去了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巴伊辞去了市长的职务。随着制宪议会结束，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也结束了。

制宪议会闭幕

当制宪议会的各项决定汇总成一个文件时，引发了修改这些决定的意图，但这只是尝试并没有结果。宪法制定之后，使它倾向于贵族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也会要求它平民化。为了既承认又限制国民拥有最高权力，议会宣布法国国民有修改宪法的权力，但以三十年内不行使为好。六十名议员将宪法文本呈交给国王，撤销了停止国王行使权力的命令，法律规定给他的禁卫军仍归他指挥。路易十六恢复自由后重新掌政，开始审查宪法。几天后他写信给议会说：“我批准这个宪法，并且对内负责维护它，对外保护它不受侵犯，并将执行它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此外，我郑重宣布放弃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曾提出的异议。”这封信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拉法耶特的提议下，议会决定赦免那些因国王出走或因与革命事件有关而被控诉的人。

次日，国王亲临议会接受宪法，在群众的热情欢迎中，路易十六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9月29日是议会闭幕的日子，这天国王再次来到会场发表演讲，他说：“诸位先生，在这场持久艰巨的任务中你们表现出孜孜不倦的热情，回到各地后，希望你们能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向同胞们讲述这次制定法律的真实意义，并且作出遵守秩序和尊重法律的榜样，使大家能够团结。”全体议员都异口同声地附和：“是的，是的！”结束时，国王进行了亨利四世式的演说：“请你们相信，国王永远是你们最忠实的朋友，我需要大家的爱戴，增进民众的幸福是我的希望，它将鼓舞我的勇气，而在这方面的成功将是对我最好的报偿。”在人们的欢呼中路易十六走出了会场，图雷用强有力的声音说：“制宪议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宣布闭幕。”

第一次光荣的国民议会结束了。议会表现出果敢、明智、公正的特征，它通过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代人的伟大革命。在开会期间，议会粉碎了贵族的阴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压制了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议会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把领导权交给从事革命的人，而是像那些功成身退、去国出行的古代立法者一样，放弃政权。新的议会没有巩固制宪议会开创的事业，因此应该结束的革命又重新开始了。

1791年的宪法是根据适应法国思潮和局势的原则而制定的，是中等阶级的产物，因为凡是处在统治地位的力量总会占据政府机构。当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属于个人时，就是专制；当这样的力量属于少数人时，就是特权；只有属于全体人民时，才是权力，而权力才是社会的最后阶段。在经历了贵族执政的封建制度和君主执政的专制制度以后，法国终于达到最后阶段。在公民中间建立了平等，承认了政权机构的委任，实现了新制度下人的地位和政权形式。

这个宪法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却不执行任何权力，他们只拥有初级选举权，人民的官员在贤明的国民中遴选，然后由贤明的国民组成议会、法庭、行政机关、市政府和国民军队，进而掌握国家的力量和权柄。人民尚未进步到直接参与政权的程度，政权只是偶然和暂时落入他们手中，但他们能够按照社会的真正目的在初级议会中行使权力。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将社会利益作为遗产赐给某一个阶级，而是在各阶级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这就是1791年宪法的主要特点。

第五章　国民立法议会时期

——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1791年10月1日，新的国民立法议会开幕，它表示将坚决维护新制度，尊重自由法国的缔造者。开幕会上，立法议会庄严地接受了宪法全文，所有议员起立、脱帽，并向宪法宣誓：不自由毋宁死。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后，立法议会随即开始运转起来。

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在当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还缺乏稳固性，并且容易受人控制，与国王的关系也并不融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宫廷在制宪会议期间丧失了很多特权，现在希望通过立法议会进行恢复。为了向国王报告立法议会的成立，议会派出了六十人的代表团，但只见到了司法大臣，并被告知第二天中午才能得到国王的接见。宫廷在这件事上的缺乏考虑，使代表团的成员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当受到接见时，身为代表团团长的迪夏斯特尔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我们是来向您报告国民立法议会成立的。”路易十六也相当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后才能到你们那里去。”国王对待议会的这种不明智的态度，严重伤害了人民对国王的感情。议会认为，代表团团长对国王的言行是正确的，并立即决定在迎接国王的仪式问题上实施报复性的行动。以往议会迎接国王时，按照仪式规定，必须称呼国王“陛下”或“主上”，并且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供国王落座。国王坐下或起立的时候，代表们必须起立脱帽。现在大多数议员觉得，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没必要向国王这么低三下四。有议员建议将对国王的称呼改为“法国君王”，也有议员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普通扶手椅。尽管还有少数代表不太赞成，但少数服从多数，议会很快表决通过了这两项决议。消息传到立宪派那里，他们认为立法会议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强烈反对这样大不敬的决议。这时也有消息传来，如果议会真这么决定的话，国王将不再出席。最终，议会取消了这项决议。这次的风波算是平息了。

双方终于尽弃前嫌，当路易十六来到时，立法议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尊重。国王发表了主旨为全面和解的讲话。他指出，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双方都是热爱祖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只有精诚团结，才能粉碎敌人的离间和进攻，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和信仰，才能保障行政的公正实施，才能留住那些意图离开的人们。他还就所关心的财政、贸易、民法、工业以及如何巩固新政权等问题向议会提出建议，并承诺将整顿军纪，壮大法国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土。这些话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共鸣。

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美好愿望还难以变为现实。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级，由于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处处与革命为敌，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掀起了党派之争。很快，立法议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由于僧侣在国内掀起了骚乱，逃亡贵族开始集结武装，反法同盟也准备进攻，立法议会只得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甚至超出了自身的权限。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立法议会成立过程中，由于宫廷、僧侣以及贵族不能左右选举，所以立法议会的成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平民派。同前一个议会相比，本届议会的代表都是反对专制和特权的。由于制宪会议的议员不能连任，选举时要求候选人品德高尚，再加上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原本在制宪议会占少数的平民派，如今却成了议会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议会中很快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各个党派。

立法议会和制宪会议一样，也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但这三派的性质完全不同。

右派完全是由立宪派组成的，主张用法律保护革命。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是这一派别的核心人物。右派不但得到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受到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各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的拥护。右派是个温和派，由于在议会中不占优势，很快被政敌左派占据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

左派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并组成一个实为从中产阶级向人民大众过渡的政党。由于这个政党的主要人物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家，所以得名吉伦特派。该党的主要首领是制宪会议期间曾任巴黎市政机关官员的布里索。布里索对法国内外的形势把握准确，思想敏锐，主张全面改革，拥有很高的威望。秉承民主思想的孔多塞则以深谋远虑著称。左派的活动家是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他谈吐通俗，平易近人，很快便得到巴黎市长这个职位。

左派中还有一个由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等人组成的一个小派别。这些人在吉伦特派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庇尔。作为吉伦特派的辅助组织，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但真正的派别领袖却不是他们，而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桑泰尔。这个小派别只能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虽然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但要想建立自己的政权，在现阶段还是不大可能的。

完全拥护新制度的中间派作风温和，但力量过于弱小，很难在政治的漩涡中劈风斩浪。国家需要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所以中间派失去了作用，并很快被强势的左派所兼并。

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

由于制宪会议时期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层失去了特权，他们便对革命持敌视态度。立法议会面临的处境日益艰难，只能设法压制这些阶层的反抗。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时，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提出反对，不建议进行和解。他们认为，国王必须保留旧君主制度时的一切权力。他们的抗议得到王权拥护者的积极响应。军官带领士兵从建制地逃到国外，贵族也放弃城堡出逃。逃亡贵族使出多种手段反抗革命。他们主动接走拖延不走的人，威胁不肯逃亡的贵族，逼迫他们就范，在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法国”。

外国势力对法国内政也横加干涉，庇护甚至支持反革命行径。在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反革命活动竟然已经公开化。各国政府冷落、遣返甚至逮捕法国政府的使节，转而和逃亡贵族的使节打得火热。法国旅客和商人也受到殃及，一旦被怀疑有爱国行动或拥护革命，便会遭到驱逐。瑞典、俄国、西班牙等几个国家，公开表示完全支持逃亡贵族。普鲁士、西班牙、瑞典的军队开始集结，并作好了进攻法国的准备。国外武装势力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将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

留守国内的僧侣也蠢蠢欲动，千方百计为逃亡贵族做内应。费里埃侯爵说：“神父们和主教们煽动城乡人民去反对教士法，他们采用狂热信仰的手段。”神父得到主教的命令，要和立宪派的神父划清界限，不能在同一教堂举行仪式。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主教们还四处散布谣言。说立宪派的神父没有资格，不能办理圣事，谁要是参加了，就犯下大罪；立宪派的神父也没有资格证婚，凡是他们证婚的，不但婚姻无效，婚姻当事人和子女也会遭到厄运；人民不能与他们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也不能任用他们，否则就是叛教者；教堂若是任用他们，教堂的管理者和司钟人都应辞职。……通过采用狂热信仰的宣传手段，主教们达到了制造宗教骚乱的目的。”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由于缺少开明的中产阶级，再加上僧侣和贵族对民众的控制，成为爆发骚乱的重灾区。面对逃亡贵族和僧侣对新制度的攻击，吉伦特派计划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反击。布里索认为，对逃亡贵族不能再姑息了，要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对主谋和擅自逃亡的官员，要依法从严惩办，对离国但未叛国的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僧侣的处理意见，吉伦特派人产生了一些分歧，有的认为严格监视即可，有的则认为只有把他们驱出国境才算稳妥。伊斯纳尔性格较急，他着急地说：“采用调解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一再宽容，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只有将他们逼向绝境，他们才无计可施。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明白，革命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对逃亡者的法令

立宪派承认现在面临的危险，却又反对以上的所有办法。他们强调，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只要严加防范逃亡者，再对证据确凿的阴谋反抗的教士进行惩办就足够了，否则，就和专制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认为，必须将遵守法律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对待敌人也要这样，否则不公正的先例一开，以后就不可能控制住，革命也必将归于失败。但是，议会已经意识到犹豫不决的危险，即使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仍然在遵守法律和拯救国家之间选择了后者。

10月30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亲王路易十八——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取消他的摄政权。可是，在讨论如何处置逃亡贵族和教士时，议会发生了分歧。11月9日，议会向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发出通牒，如果他们到1792年1月1日仍不解散，将以阴谋叛国罪判处死刑，其财产将在不侵害合法继承人和债权人权力的前提下充公。20天后，又宣告了对反对派僧侣的类似决定：取消拒绝宣誓的反对派僧侣的年金，并将其看作违法嫌疑人。严格监视仍执迷不悟的僧侣，扣押参加骚动进行反抗宣传的僧侣。

关于路易十八的法令，国王很快批准。但对其余两项法令，国王选择了拒签。国王亲自给两位逃亡在外的亲王写信，规劝他们回国。但是他的信如泥牛入海，对方毫无回应。对于逃亡国外者，路易十六是持谴责态度的，但也仅仅是援引宪法谴责而已，他拒绝采取任何更进一步的措施。路易十六被认为是与逃亡贵族沆瀣一气，同议会的分裂更是逐渐增大，也引起了吉伦特派的不满。但是，他的做法得到立宪派和郡执政厅的支持。国王如果同立宪派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资产阶级事业，将极大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宫廷势力并没有坚持这样做，他们只是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希望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罢了。宫廷和欧洲各国的联系依然存在，和大臣们密谋反对革命，而且利用并不信任的福扬派反对吉伦特派。这时，领导国务会议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建立了一个“法兰西俱乐部”。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却披着革命的外衣，表面上遵守宪法，实际上只是玩弄各个党派。宫廷主要依靠这样的人出谋划策，和立宪派渐行渐远，并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损害了立宪派的利益。

10月8日，拉法耶特和巴伊分别辞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巴黎市长职务。由于巴黎市长职位的重要性，立宪派打算让拉法耶特接替巴伊任职。但由于宫廷将所有选票投给吉伦特派候选人佩蒂翁，立宪派不但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和对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也失去了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11月14日，佩蒂翁以6708票当选，得票率为63.1%。吉伦特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还远远没有满足。他们不想让法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先是指责外交大臣德莱萨尔缺乏能力，不能胜任职位，紧接着又将矛头指向陆军大臣迪波塔伊和海军大臣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谴责他们不能有效巩固边防和海防。鉴于全国人民对斯皮尔的主教帮助逃亡者进行军事集结的愤慨，外交委员会建议国王出面，向国境上的亲王们施加压力，使他们在三周内遣散逃亡分子。人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向外界表达法国坚持革命的决心。伊斯纳尔十分赞成这个建议，他说：“是时候向各部大臣、国王和整个欧洲，展示我们的实力和态度的时候了。我们的使命，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以前不令人民满意的大臣们要注意了，今后是为人民鞠躬尽瘁还是抵抗革命，怎么选择全在你们自己。国王也应该知道，国民才是最高主权人。他是受人民委托进行统治的，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我们也要告诉整个欧洲，法国人民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如果各国政府依旧执迷不悟，干涉法国的革命，我们愿同他决一死战。”他的讲话被众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接着说道：“请先不要鼓掌，不要鼓掌！我们要告诉欧洲各国，我们是朋友，只不过有无耻的阴谋家在中间挑拨罢了，一旦大家发现真相，就会惩罚阴谋家，握手言和。”议会通过这项提案后，于11月29日派出以沃布朗为发言人的代表团晋见路易十六。沃布朗对国王说：“陛下，由于逃亡分子在国外积极备战，我国的形势不稳。德意志王侯们无视他们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背信弃义地支持这些逃亡分子。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不得不将偿还自己债权人的巨款用作军费。陛下，应该以您的身份，呼吁他们停止敌对行动。否则，法国将视其为敌人。虽然我们与他们是友好邻邦，尊重他们的法律和习惯，但是，这种尊重应该是双向的，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将唤醒他们的国民，将革命的热潮引到他们的国家去。”路易十六认可这个意见，几天后告诉议会，他决定发出通知，截止到1月15日，哪个国家境内还有法国逃亡分子的备战活动，哪个国家就是法国的敌人。国王还说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写信，希望他规劝帝国中那些固执己见的人，以免引起大家不愿看到的后果。国王强调，如果这些国家不理会他的声明，那么，法国将不得不诉诸战争。

有关的军事准备也在紧张进行中。12月6日，年富力壮的纳博纳接替迪波塔伊担任陆军大臣，上任伊始，他便赶到国境线，用议会批准的二千万里弗的特别费征集了五万人的军队，还整编了三支军队。最后，控诉了王弟殿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冻结了他们的财产，王弟的摄政权也被剥夺。特里尔的选侯谎称答应解散集结的逃亡分子。本德尔元帅接到奥地利命令，保护受到攻击的选侯。奥地利还批准恢复有采邑的王侯们在阿尔萨斯的权力，要求法国必须在该地区恢复封建制度，且绝不能用金钱赔偿他们失去的权力，否则，奥地利将诉诸武力。维也纳政府已开始采取武力的方式，八万六千人的军队随时准备向法国边境推进。

新内阁的成立

形势万分危急，议会觉得皇帝有必要赶快作出决定。负责奥地利外交事务的考尼茨亲王认为保护各王国安全和荣誉的君主联盟是合法的，吉伦特派则希望在2月10日前知道这个联盟对法国的态度。考虑到战争时期有些大臣会靠不住，吉伦特派提前对他们进行了控告。国务会议中反对革命的德莱萨尔和贝特朗·德·摩勒维尔都名列其中，前者被送到奥尔良高级法院，后者则狡辩逃脱。看到议会这样控告国务会议成员，国王惊恐万分，却又不得不从胜利的党派中选用新的大臣。

新的内阁组成了，海军大臣是拉科斯特；陆军先是大臣格拉夫，后被塞尔旺代替；财政大臣是克拉维埃尔；司法大臣是迪朗敦；外交大臣是迪穆里埃；内政大臣是罗兰。迪穆里埃和罗兰是国务会议中的杰出人物。迪穆里埃的政治生活可以划分为两段，前面是追求显达，后面则是保全禄位。他善于把握时势，从革命之前到共和时代，先后扮演过宫廷近臣、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多种角色。他性格果断，敢作敢为，精明能干，符合上流社会的人物特征，当然他有各种短处，比如冒失轻率，思想和方法都反复无常，最显著的缺点是没有政治信念。他实际上是利用各种势力达成自己的愿望，相当于各党派的雇佣。由于缺乏强烈的爱憎，他不可能成为支配者。罗兰则恰恰相反，他思想坚定，热爱自由，行为朴实，在共和时代如鱼得水，但是在革命时期，由于天赋不高，性格拘谨，不善于应付乱局和党争，单凭他是难以胜任的。好在他的夫人机智坚毅，既有雄心壮志，又有远见，弥补了他的不足。罗兰夫人知人善用，是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宫廷关心的事情显然和内阁并不一致。当法国面临危险处境的时候，宫廷似乎对礼制更为关心，司仪官有一次拦住着装不当的罗兰，向迪穆里埃控告。迪穆里埃冷淡地说：“是啊，什么都完了！”

法国面临的形势现在更为严峻了。利奥波德死后，继位者弗朗茨二世好战冒进，维也纳宫廷加快作出了武装干涉法国的决定。奥地利先是集结军队，划分营地，任命将领，紧接着便侵入巴塞尔，并准备打开进入杜郡的通道。奥地利的企图昭然若揭。更多的逃亡分子在科布伦次集结起来。虽然维也纳宫廷暂时解散了这些逃亡者，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法国要求考尼茨亲王解释，结果亲王连面都不露，授权科本泽耳男爵作答，说奥地利还将坚持以前提出的条件：归还教会的财产，恢复以前的君主制度，恢复德意志王侯的一切封建权力，并归还他们阿尔萨斯的土地，向教皇归还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的领地。这也是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在这种情况下，一点协商的余地都没有了，想维持和平绝对是痴心妄想。法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整个问题归结在一点：是应该被动应战还是应该先发制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逼迫人民反抗的人，而不是首先宣战的人。

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战争

4月20日，在全体大臣的陪同下，路易十六来到议会。他说：“希望大家关注我国的政治形势，下面请外交大臣宣读这份特别的报告。”迪穆里埃随后向各位议员详细讲述了奥地利的所作所为。他指出，奥地利积极扩充军备，组织了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公开庇护逃亡分子，并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些敌对行动，严重侵犯了法国国民的各种权力，是大家所不容许的。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安全，应该对奥地利宣战。这时，路易十六说：“先生们，尽管之前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维持和平，但谁也不能侵犯我们人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我的意见和国务大臣们一致，也和国民议会一致，也和王国各地多数公民一致。今天，根据宪法规定，我提议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宣战。”气氛一时严峻到了极点，听到这样重大的决定，不少议员又激动又紧张，以至于都说不出话来，连鼓掌也都忘了。当天晚上，特别会议在议会紧张召开，并通过了宣战的决定。战争的大幕随即拉开，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竟然延续了二十多年，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对外宣战的消息传出，整个法国都沸腾起来了。大家纷纷请愿参战。到处都是自愿为战争服务的人，招募军队、组织捐献、制造兵器……全国人民都自觉动员起来。这种热情，为战争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但民间力量终究不能代替正规军成为战争的主力。当时法国主要分成三大军区，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指挥四万八千人的北路军，负责敦刻尔克到菲利普维尔这一区域；部署在菲利普维尔和魏森堡防线之间的中路军有五万两千人，由拉法耶特指挥；吕克内元帅指挥四万三千人的莱茵军，负责魏森堡防线和巴塞尔之间。另外，孟德斯鸠将军率领少量军队负责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方面的边防。

主张主动进攻的外交大臣迪穆里埃负责指挥军事，进攻自然按照他的意图进行。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的意见未被采纳。由于比利时曾于1790年遭到过奥地利的镇压，他希望通过比利时这个薄弱环节打开局面。三路进攻随即展开，一路是泰奥巴德·迪龙率领的四千人从里尔向土尔内挺进，一路是比隆率领一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挺进，第三路是拉法耶特率领他的部分军队从梅斯向那慕尔强行军推进。但是，迪穆里埃的这个计划并不是最适合的。由于军队适应能力差，指挥官们配合缺乏默契，再加上主力部队不够强大，他们很快尝到失败的滋味。刚和敌军接触，泰奥巴德·迪龙和比隆的军队便溃不成军，迪龙兵败身亡，比隆狼狈回营。看到这两路军队的败绩，拉法耶特认为胜利无望，便下令撤退。这激起了罗尚博的强烈不满，他一怒之下辞去职务。攻守之势随即发生了改变。原来的三个军区压缩成了两个，拉法耶特负责防守海滨至隆维，吕克内负责防守摩泽尔河到汝拉山。在这种部署下，法国作好了迎击反法联军的准备。

吉伦特派的垮台

由于战争初期的失利，福扬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将军们指责迪穆里埃的作战计划，内阁却谴责纳博纳麾下的将军们执行不力，将矛头指向了立宪派。雅各宾派则谴责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看到不利于法国的战争形势后，反革命分子个个欣喜若狂，认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甚至开始幻想旧制度的复辟。人们怀疑，国王禁卫军扩编到六千人，吸收了不少反革命分子，肯定是与反法联军相互勾结。议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宣布进入了战争时期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国家的存亡被放在第一位，法律反而退居次席了。议会不但解散了国王的禁卫军，还颁布法令放逐反对派教士，并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后备军。议会动员一切力量，组织群众武装。

立宪派强烈反对议会的这些措施，特别指出两万人的后备军实际上是一支党派军队，会被用于反对国民自卫军和国王。国民自卫军却予以否认。后备军队很快成立，代表下层阶级的长矛连队也被编入。这更加激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不能容忍用下层的平民代替资产阶级。对流放教士的法令，他们也是强烈反对。

在此之前，国王和大臣的关系已经疏远，彼此开始相互苛求指责。国王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合作，几乎已经走到尽头，他不愿在宗教方面作任何让步，对流放教士的法令，始终未置可否。罗兰上书国王，希望他做革命时期的国王，遵守对宪法的义务。路易十六勃然大怒，决定与吉伦特派彻底决裂。野心勃勃的迪穆里埃在内阁中建立了一个分裂派，在背后支持国王的决定。为笼络人心，迪穆里埃建议国王先批准那些法令，再逐步地清除异己。不过，由于6月13日路易十六免除了大部分大臣，并否定了那些法令，迪穆里埃的阴谋没有达成。

国王开始组建新的内阁。除了拉科斯特和迪朗敦仍暂时留任司法大臣和海军大臣外，新任职的外交大臣西皮翁·商波纳、内政大臣泰里埃·蒙泰尔、财政大臣博利厄、陆军大臣拉雅尔都是默默无闻的福扬派。温和的福扬派夹于革命派和守旧派之间，连立足都成了问题，更别提能有什么建树了。看到他们毫无指望，国王偷偷派马莱·迪庞到同盟国去，希望能从欧洲寻求帮助。国内方面，福扬派分子，以拉利·托朗达耳和马卢埃为首的温和派，在立宪派中威望很高的拉法耶特，他们联合起来，力图压制各俱乐部，强化王权。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旧政党来反对在平民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雅各宾派，拉法耶特写信要求取缔各俱乐部，巩固立宪君主的地位，并指出所有的救国措施都不能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结果，这封信不但引起了议会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也殃及了拉法耶特的威望。

吉伦特派为了保全自己的党和革命，希望利用立宪派的力量再度取得权势。为了把国王拉拢过来，他们采用了组织群众紧急请愿的方式。严格说来，这种方式是违反禁止集会的法令的。但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群众请愿甚至得到了默许和纵容。当时人民异常亢奋，很容易发动起来。6月20日是网球场宣誓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八千余名群众手执武器，打着庆祝公民活动和种植五月桂纪念自由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向议会涌去。

民众的暴动请愿

当检察官罗德雷来向议会报告此事的时候，请愿队伍已经来到议会门前，要求在议会前列队游行。在是否接见他们这个问题上，议会中右派和左派又发生了争论。韦尼奥认为，虽然让武装群众进入会场有违原则，但由于以前已有先例，这时再想拒绝是不大可能的。请愿队伍的代表团受到议会接见。代表团发言人态度非常强硬，他声明，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力，谁要是反对人民，将被清理出去。这次请愿的目的，是因为对国王免去爱国大臣、任意支配人民幸福而不满，是对前方军队按兵不动不满，希望议会能够彻查原因并进行处理。议会答应考虑他们的意见，并允许他们在议会内列队游行。

妇女、儿童、国民自卫军和手执长矛的人，都加入到请愿队伍，人数已经超过三万。在桑泰尔和圣于吕格侯爵带领下，他们举着革命的旗帜和标语，走出议会后向王宫进发。群众浩浩荡荡，涌入王宫。他们用斧头劈砍国王寝宫的大门，只带了几个随从的路易十六吩咐把门打开，沉着坚定地和群众面对面谈话。当群众高呼要求批准法令时，路易十六指出群众采取的这种方式和请求的时间都不合适。在拒绝了群众的主要诉求后，他可能觉得有所不妥，便放下尊严，戴上了群众用长矛尖挑过来的小红帽。后来，国王口渴了，将群众递过来的水一饮而尽。看到国王有些屈尊的表现，群众十分满意。听到群众冲入王宫后，议会十分紧张，匆匆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并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保护国王安全。最后，在佩蒂翁市长的劝说下，请愿的群众终于撤退了。

立宪派对6月20日发生的事情十分愤怒，并趁机暂时恢复了政治上的优势。面对强烈的责难，平民派遭遇了一次真正的失败，只得化攻为守，低调行事。为保护国王安全，国民自卫军、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拉法耶特分别建议路易十六和他们在一起。但路易十六考虑的是，这次事件会促成联军对他的解救。他也不想利用立宪派，不愿和他们有过多接触。为保卫合法的君主政体，拉法耶特前往巴黎，于6月28日在议会意外现身。他指出，6月20日的阴谋暴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求解散雅各宾派。对于他的提议，议会分为了支持他的右派和反对他的左派。加代提议，拉法耶特可能是擅离职守，而且向议会发号施令，应当治罪。议会顾忌到拉法耶特的颜面，虽然没有深究此事，但只准许他参加会议。拉法耶特见状，便去集结国民自卫军。革命派虽十分担心拉法耶特得逞，但宫廷显然更加担心。宫廷主动出击，借助保王派军官，先是阻挠了拉法耶特检阅军队，又瓦解了衷心拥护拉法耶特的禁卫军和猎兵。拉法耶特眼见大势已去，就回到自己的军队中去了。这是立宪派的最后一次挣扎。

法国各个党派分裂严重，局势紧迫。十二人特别委员会对分裂的现状忧心忡忡，让·德布里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建议，在危机严重的时候，议会有权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并采取救国措施。韦尼奥在议会讨论这个建议时指出，法国现在是内忧外患，国内骚乱不止、社会不安，国外反法军队大兵压境、虎视眈眈。国王拒绝批准法令，那就是灭自己士气，将法国拱手让出。他假定路易十六在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上是故意采取无为态度的。事实上，平民派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那不是假定，而确实是事实。布里索就明确指出，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由于国家元首心存异念，哪怕我们的军队再勇敢、国防再巩固、资源再充足，那也无济于事。宫廷就是那些反动力量的核心代言人，他们代表了国外宫廷，代表了教士僧侣，代表了阴谋分子，代表了暴乱分子，也代表了叛国分子。打倒了杜伊勒里宫廷，就消灭了一切反动势力。人们不能做宫廷的玩具，应该从这里入手，将一切的罪恶消灭。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吉伦特派作好了废黜王位的准备。

国家的存亡依然是当前最关键的问题，议会又召开会议紧急商定，决定必须采取救国措施。7月5日，议会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革命的热情高涨到了极点。所有机关进入戒备状态，所有退役军人被发动作战。有武器弹药的人，没有领到枪支的人，都被列为军队后备梯队。到处都是志愿参军登记处，“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的旗帜迎风飘扬。7月14日是周年纪念日，巴黎群众和各郡结盟代表激情高涨，他们纷纷要求恢复市长佩蒂翁因6月20日事件被撤销的职位。国民自卫军中斐尔·圣托马营等营队仍然对宫廷忠心耿耿，遭到了群众的蔑视和憎恨。有人故意挑起斐尔·圣托马营和马赛结盟军之间的冲突，导致数名国民自卫军人受伤。

看到战争危机不可避免，主战派再也不能容忍立宪派的所作所为。他们利用报纸、议会等各种方式攻击谴责拉法耶特。他们做出了敌对行动，先是封闭了福扬派的俱乐部，紧接着又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中的警卫连和猎兵连这类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把作战部队和一部分瑞士禁卫军调离巴黎。人们正在公开准备8月10日的事变。

《不伦瑞克宣言》

外国势力准备组成反法同盟。西班牙原计划参加这个联盟，后来温和谨慎的阿朗达伯爵上任后便没有参加。瑞典在古斯塔夫三世去世后退出了同盟。普鲁士、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王侯宫廷结成反法同盟，势力十分强大。这个同盟背后，还有俄国和英国的秘密支持。

双方先是互相观望，谁也没有主动进攻。法国方面则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训练军队。在拉法耶特的训练下，军队纪律严明，忠于职守。迪穆里埃锻炼部队的方式则是加强日常训练，并辅以小规模的战斗。法国军队的素质不断提升，士气也不断高涨，为今后击退联军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不伦瑞克公爵的指挥下，反法联军集结了七万人普军和六万八千人的奥军、黑森军及逃亡分子，向法国进攻。他们计划分为三路攻入巴黎。第一路是普军，由不伦瑞克公爵率领，打算从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再经隆维、凡尔登和夏龙，向巴黎方向进攻。从不伦瑞克的左翼向提翁维尔和梅斯进攻的是第二路，主要由黑森军和部分逃亡分子组成，指挥官是霍恩洛厄亲王；克莱尔费将军则率领奥军和另一部分逃亡分子组成第三路，计划在击溃拉法耶特之后，越过马斯河，经兰斯和苏瓦松进攻巴黎。敌人三路齐发，以浩大的声势向首都巴黎发起进攻。部署在莱茵河和诺尔省一带边境的敌军则打算同时发起进攻，以便和主力部队的进攻遥相呼应。

7月26日，反法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不伦瑞克公爵以皇帝和普王的名义，发表了一个针对法国的宣言。宣言指出，篡夺法国政权的人扰乱了法国的秩序，侮辱侵犯法国国王及其家族，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篡权者不但剥夺了德意志王侯的权力和领地，甚至还向皇帝宣战，真是胆大妄为。为恢复法国国王的合法权力，同盟各国的君主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他警告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当局，要像过去一样忠诚于国王，并负责联军到达以前的治安。对敢于抵抗的城市居民，要以叛乱罪严厉惩处；国民议会、郡、区、市和国民自卫军的所有成员，要恢复以往对国王的尊重和爱戴，否则将会被军法处置；要确保王宫不再遭受侵犯或侮辱。否则，巴黎将会面临诸王的疯狂报复，一定会用血流成河的代价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同时，他也安抚巴黎居民，只要服从联军的命令，路易十六将按照诸王的建议对他们既往不咎。

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的野心，在这个宣言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法国及其国民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不但没有帮助联军达成愿望，反而加速了王位的倾覆。法国人民上下一心，势将抗战进行到底。只有支持抗战，才是忠于祖国、忠于祖国独立的神圣事业。平民派认为，只有宣布废黜国王，才能取消王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不同的阶层提出了不同的办法：代表中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希望通过议会法令的方式让国王下台；而人民群众则更倾向于暴力起义。在丹东、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的率领下，一个代表社会下层阶级的在野党正在崛起。革命意识旺盛的他们不赞成吉伦特派犹豫不决的拖沓作风，正在准备用武力达到目的。

8月10日起义

事实上，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想这么做了。以前他们曾计划在7月26日起事，但由于筹划不周，佩蒂翁及时制止了他们。后来马赛的结盟军进驻苏瓦松军营时，他们的起义也没有成功。不过，马赛军的到来，鼓舞了起义者的士气，他们多次开会商讨废黜国王的事宜。摩康塞伊区打响了第一枪，并把废黜国王的建议告知了议会。废黜国王的问题在各俱乐部被提上日程。8月3日，议会收到了代表市镇和各区的市长佩蒂翁要求废黜国王的请愿书，并转送到十二人特别委员会。8日，讨论控告拉法耶特的问题时，由于大多数议员的表态支持，拉法耶特被免予起诉。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当晚，很多支持拉法耶特的议员遭到了侮辱，甚至是生命威胁。一群人闯进沃布朗的住宅，企图把他抓走。吉拉尔丹强烈要求议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沃布朗要求议会立即行动起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还要求把结盟军调回苏瓦松。司法大臣若利向议会发来通牒，强调前一天晚上除了议员，还有很多其他人遭到了群众的非法行动。群众可能什么过激行为都做得出来，因为他们已经被煽动起来。这个关键时候，单靠法律和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议会需要迅速设法补救。这时又有报告传来：如果当天不废黜国王，盲人院区将在半夜紧急集合，攻打王宫，四十八个区中有四十七个已经同意这么做了。议会召来了郡检察官和市长，却也无计可施，不得不散会。

起义者计划在8月10日早晨攻打王宫。8日，马赛结盟军移师到了科德利埃。各警察行政官下令发给了他们五千发子弹。当晚，雅各宾派列队来到起义指挥部所在的圣安东区。起义的计划已安排完毕。人们决定将郡政府推翻，再免除佩蒂翁的职务，最后推翻市议会，建立巴黎公社。起义者们陆续下到基层军营一线，发动士兵起身革命。

宫廷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并积极布置防御。他们不但对防御成功信心十足，甚至认为能够恢复旧有的权势。主要的防御力量有约八九百人瑞士禁卫军，部分解散了的禁卫军，一部分贵族和保王党的武装，另外还有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和他的参谋部。大臣们和郡检察官陪同着国王。市长佩蒂翁也被召入王宫。

半夜警钟果然响起，起义者紧急集合，整队出发。市议会被解散，各区成员成立了临时的公社指挥起义。王宫方面的防守布置得也不错，国民自卫军和宪兵共同把守各宫院及重要位置，架好了大炮，守卫国王寝宫的则是瑞士禁卫军和志愿军。这时，韦尼奥主持议会会议，议员们和一个刚刚赶来请愿的代表团都以为佩蒂翁被王宫拘留了。佩蒂翁听到议会召唤他报告巴黎情况，就离开王宫回到市政厅，随即被保护起来。

新的市政机关成为唯一的权力机构。早上，他们要求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来报告宫内的情形。芒达虽然有些犹豫，但考虑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所系，再加上误以为市政官员还没有更换，便赶到市政厅。刚走进去，他赫然发现里面都是新人，大吃一惊。他被控诉曾经命令军队向群众开枪，并将被投入阿贝义监狱。谁知他刚走出市政厅，便在台阶上被起义者打死。芒达一死，宫廷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保卫力量，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也被巴黎公社交到桑泰尔手中。

将近凌晨四点钟，王后向检察官罗德雷咨询应对之策。罗德雷建议国王和国王的家族到国民议会去。迪布沙日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把国王往火坑里推。罗德雷认为，三分之二的议员是赞同拉法耶特的，他的建议，可以说是危险系数最低的。这时，王后说：“我们这里也有军队，是时候该和宪法、乱党一决雌雄了。”罗德雷建议王后检查一下防卫布置情况。临时接替芒达指挥王宫内国民自卫军的拉舍内向王后报告，已经把守了卡鲁塞尔广场，并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起义群众进攻王宫。拉舍内认为宫院中人员纷杂，妨碍了防御工作。王后却不这么认为，她说这些人都是可靠的，并随时准备接受调遣。若利和尚皮翁两个大臣被派到议会去告急，要求议会派委员来援助宫廷。

一个小时后，路易十六巡视王宫守军，却惊讶地发现守军已经发生了分裂。首先巡视布置在宫闱内部的各个哨岗，他很满意。当巡视了各宫院时，情况却有了改变。按照常规，如果遇到国王巡视，军队应该敲军鼓表示敬礼。国民自卫军高呼的是“国王万岁”的口号，炮兵营和红十字营喊的却是“国民万岁”，手执步枪和长矛的新的营队不但高呼“国民万岁”，还喊出了“佩蒂翁万岁”。国王忧心忡忡，但也只能继续巡视。在受到了斐尔·圣托马营和佩迪培尔营的忠诚欢迎后，他又听到了手执长矛的营队“取消否决权”“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国王回去以后，部分营队迅速倒戈，有的将炮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宫，有的在卡鲁塞尔广场上建立进攻王宫的阵地。回到宫中时，国王十分沮丧，王后也认为大势已去。

宫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宫外起义者正抓紧集合，分发武器，分数路纵队挺进。早晨六点，一万五千人的圣安东区纵队和五千人的圣马索区纵队同时出动，并沿途吸收了不少群众，壮大了队伍的规模。先头队伍由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组成，已经把大炮对准了王宫，在卡鲁塞尔广场上摆好了进攻的阵势。

前去议会求援的若利和尚皮翁也没有带回好消息。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进行讨论，更严重的是议会不听他们的建议。迫不得已，检察官罗德雷和郡行政官员只得出面和起义者接洽。看到群众队伍十分庞大，罗德雷建议起义者选出二十名代表请愿，不要一起去见国王或者国民议会。看到起义者没有答应的意思，他便告诉国民自卫军说：如果受到起义者攻击，可以使用武力反击。令他失望的是，多数国民自卫军并没有这样做，有的甚至把炮弹从大炮中退了出来。看到劝说无望，加上国民自卫军有倒戈的苗头，罗德雷只得灰溜溜地返回王宫。

这时，起义者的队伍就快要打到杜伊勒里宫，听闻他们起义的目的是废黜国王，国王赶紧和王后、大臣们商议对策。罗德雷带来了令人更加沮丧的消息，起义群众不听劝告，国民自卫军有倒戈的苗头。他要求国王迅速赶到国民议会。国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卡鲁塞尔广场上的起义群众并没有多少人。王后也认为，有武装力量保卫王宫，大可不必担心。但在罗德雷的一再坚持下，国王最终听从了劝告，率领他的宫眷、大臣、郡政官员离开王宫，前往国民议会。

议会已经得到消息，派出代表团前来迎接国王。代表团团长告诉国王，议会将提供地方，保障他们的安全。一路上颇费周折，一行人在福扬修道院门前还遇到了愤怒的群众，好不容易才赶到议会。议长韦尼奥向国王表态，将誓死保卫现有的权力机关和人民的权力。夏博提出：在国王面前，议会不能进行讨论。路易十六一行人就移步来到记录室，虽然在那里也可以看到和听到会场的一切。

国王的离宫，不但带走了一部分国民自卫军，也令王宫守卫力量的军心大散，宪兵们陆续撤离。国民自卫军有的已经开始倒戈。但是，仍然有对国王异常忠心的营队和起义群众发生了交火。王宫被起义者的纵队包围，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率先冲进了各个宫院。瑞士禁卫军已经把守着王宫的各个关口。双方起先是相互对峙，谁也没有攻击。不久以后，也不知道是哪一方打响了第一枪，王宫的前廊下突然发生交火，瑞士禁卫军随后猛烈射击。起义者多人伤亡，损失惨重，第一轮攻势也被打散。但他们很快组织第二轮攻击，集结了优势兵力，对瑞士禁卫军进行围剿、炮轰。战斗逐渐演变为屠杀，胜利的起义者在王宫中肆意妄为。

听到王宫传来的炮声，议会十分惊恐，有的议员甚至想离席逃脱，但被大多数议员阻止。议会外终于传来胜利了的呼声。君主制度的命运到今天已终结了。新的市政府打出“祖国、自由、平等”的旗号，要求议会废黜国王，召开国民公会，并承认它的权力。议会只得同意，却不愿意由他们宣布废黜国王。最终，韦尼奥代表十二人委员会发表声明，将召开国民公会，撤换各部大臣，停止国王的职权。议会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通过这项提议。吉伦特派各大臣官复原职，那几项著名的法令开始实施，将四千名拒绝宣誓的神父流放，并派出了一些委员甄别军队。路易十六开始被议会安排住在卢森堡宫，现在却被当权的公社视为囚犯，被押送到丹普尔堡。9月23日，特别会议召开，讨论王权的命运问题。但实际上，王权在8月10日已经被推翻了。

从8月10日起，法国进入革命的独裁和专权时期。由于这次起义是自下而上的，缺乏制衡和约束，下层阶级的统治开始变得残酷、暴虐。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获取自由后拯救这个国家。巴黎的起义得到各郡的纷纷响应。虽然军队暂时还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很快也将发生重大变革，这是可以预见的。像迪穆里埃、居斯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内等第二等将领，对最近的事变持肯定态度。两个军区总司令对革命的态度却不太一样。吕克内只是觉得8月10日的起义是个意外事件。手下有三万名忠心耿耿士兵的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仍然支持王权。他将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并把立法议会派来的三个委员囚禁于此。只想以军人暴动对抗群众暴动的拉法耶特，并没有正确认识法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没有意识到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的必然性。

8月10日的事件之后，法国国内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对革命有着近乎痴狂的态度。而拉法耶特是不能与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虽然他曾镇压过这个阶级，但如今大兵压境，形势并不允许他继续这么做。

7月30日国外的侵略军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到了8月19日已经开始沿摩泽尔河逆流而上，向法国边境推进。法国的各支军队决心仍然服从议会指挥。吕克内、拉法耶特也都改变了态度。拉法耶特宣称自己对军事暴动负全部责任，并放下军权，离开军队前往荷兰，准备到美国去，那是他的第二故乡。很快，他在路上被捕，被视作战俘，先后囚禁于马格德堡狱和奥尔莫乌茨。在狱中，他坚强不屈，绝不低头，在被监禁了四年之后，才在英国的斡旋下被释放。

这时，起义者们却因为对起义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产生了分歧。激进派主张先控制巴黎，之后控制议会，最后控制整个法国。他们推倒了历代国王的塑像，取消了郡政务厅对市政府的监督权。为方便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也废除了法律对公民选举权的条件限制。为惩罚8月10日起义那天的阴谋分子，他们要求议会建立一个特别法庭。议会最初没有答应，但后来也顶不住来自市政厅的压力。特别法庭还是成立了，并宣判了几个人。公社觉得法庭效率低下，办案迟缓，对法庭意见很大。马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朗方等10个人是公社的主要人物，主要领袖是丹东。丹东是8月10日事变的核心，那天晚上，他在军队中四处奔走，后来领导了革命公社的工作，并担任了司法部长。丹东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被人称为平民中的米拉波。两人的缺点也极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米拉波拥有的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缺点，而丹东却是平民阶级的。丹东是个有双面性格的人，他的长处十分明显，缺点也同样突出。他有热情，热爱生活，却又缺乏自我节制，不拘小节，挥霍无度，因而经常负债累累。有时他十分任性，有时又能非常专注。达成某项目标前，他可以不惜采取任何策略，达到目的后又散漫慵懒。他疾恶如仇，对待群众却十分谦和宽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起义时前后的表现迥然不同的原因。

普鲁士的入侵和屠杀

这时，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法国的边境，按照提前拟订的入侵计划朝法国纵深挺进。由于色当的军队群龙无首，缺乏指挥，在强大的普鲁士军队面前毫无抵抗之力。8月24日，在仅仅被包围四天后，隆维就被普军攻陷。这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30日，敌军已经攻打到凡尔登城下，并对凡尔登进行包围和轰击。凡尔登是巴黎的门户，一旦失守，巴黎将岌岌可危。

国防委员会紧急召见执政会议的几位大臣，共同商讨最稳妥的应对之策。有人建议撤退到索谬尔，也有人建议固守巴黎。丹东对这两个建议都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应该千方百计保住巴黎，因为巴黎是法国独立的象征，一旦失守，将相当于法国的溃亡，所以撤退是绝对不可以的。而固守巴黎，在首都城下作战也并不妥当。因为经过8月10日的事件，法国已经分为保王派和共和派。毫无疑问，保王派与革命势不两立，自然不可以依靠，当前只能团结在政府中占极少数的共和派。到时候，保王派肯定会趁机在在巴黎作乱，从内部策应敌人。这样，巴黎的保卫力量将腹背受敌，很有可能失败。一旦失败，起义者们自然难以存活，法国也随之灭亡。即使保卫者们侥幸胜利了，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付出无数宝贵的牺牲。最重要的是，这是保王派最乐意看到的结果，而且他们的实力没有因为战争而损失分毫。所以说，即使保卫巴黎成功了，也是一种失败。他的意见是，只有恐吓一下保王分子，才有可能粉碎他们的阴谋和敌人的进攻。深知其意的国防委员会顿时不知所措，选择了沉默来表示反对。

主张用恐怖手段压制敌人的丹东决心将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与群众合作，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和公社商定，建立了一个检察机构，在全城上下进行搜查，并对身份和言论可疑的人进行监禁。很快，那些在立法议会时期进行阴谋活动的僧侣和贵族被投入监狱。所有公民，只要达到入伍年龄，全部被征集在练兵场进行军事训练。9月1日，人们紧急集合，开往前线。丹东鼓励大家，只有大胆、大胆、再大胆，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战胜敌人，击溃对方。

9月1日深夜，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到巴黎，人们都以为敌军已经攻了过来，一时人心惶惶。利用这个机会，公社紧锣密鼓地实施恐吓计划，派出了一个三百余人的行刑队。行刑队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将囚禁在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中的囚犯基本屠杀殆尽，仅有极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神圣的法律制裁，已经变质为一场大屠杀。这些刽子手冷酷无情，像是一群杀人机器。虽然他们偶尔会恢复人性的一面，但转眼之间，又举起了屠刀。

公社掌控者所有的权力，无论是议会、内阁，还是士兵、狱卒，谁都不能制止这场屠杀，更别说反抗了，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面对屠杀，群众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则积极参与，而多数公民，则是战战兢兢，甚至不敢表示惊愕。如果不了解党派的狂热，人们很难想象，谁会策划这样严重、持久的罪行，并付诸行动。那些曾经的肇乱者，终于等到了恶报，多数在这场他们掀起的风暴中丧命。事实上，只要是搞党派斗争的人，多数都会像他们对待别人一样，遭到别的党派的同样对待。

军事方面，新成立的军队赶到了国境上去了。可是在将领的配置上，由于缺乏合适的人选，执政会议十分纠结，只能勉强挑选那些同情革命的将领。克勒曼替换掉了不甚可靠的吕克内，迪穆里埃则被授予摩泽尔河部队的指挥权。事实上，能力突出的迪穆里埃并不让人放心，但由于除了他之外别无人选，执政会议也只能这么做。

阿尔贡纳战役

迪穆里埃星夜兼程，迅速赶到色当。在军事会议上，大多数人认为法军应该退守夏龙或兰斯，沿马恩河设防。但这样一来，不但军队的士气将受到影响，还相当于直接拱手让出洛林、三主教区和香槟的一部分，为敌军打开进攻巴黎的通道。迪穆里埃精心拟订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他准备在阿尔贡纳森林阻遏敌人。这片森林有四个出口，进可攻，退可守，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当时普军只差六法里就要到达那里，而迪穆里埃到那里的距离是普军的两倍。为占领这片森林，他分别派军队驻守第一个出口谢纳—波浦勒和第二个出口克罗瓦—奥—布瓦，自己率领一万三千人占领了第三个出口格兰普雷，又派迪龙将军秘密率领七千人赶往第四个出口伊斯莱特。迪穆里埃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国内的志愿军已在各军营集结训练，很快就能补充上来。担任左翼的是贝农维尔率领九千人的队伍，他们将于9月13日到达雷特耳。迪伐尔将率领七千人布防第一个出口谢纳—波浦勒。克勒曼将率二万二千人从右方的梅斯来增援。迪穆里埃只要固守待援就可以了。

普军方面，占领凡尔登之后，在不伦瑞克公爵的率领下，他们分三路越过马斯河。左右两路分别是霍恩洛厄亲王和克莱尔费将军。发现从正面进攻不大容易之后，不伦瑞克计划从侧面迂回进攻，并很快占领了法军防守薄弱的前两个出口。迪穆里埃由于错误地将兵力完全集结在第三和第四个出口，很快要被普军从后面包抄过来。好在迪穆里埃及时调整，在9月14日夜渡过埃纳河后，他把兵力集结在圣墨奥尔，等待克勒曼和贝农维尔两支援军的到来。三天后，加上援军，他的总兵力已近七万人。普军步步紧逼。20日，普军和法军在瓦尔米展开激烈的炮战。随后，双方军队各自列成纵队，展开攻击与反攻击。克勒曼率领步兵展开白刃战，他们高呼着“国民万岁”的口号，击退了普军的进攻。这次战役，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普军士气锐减，开始节节败退。由于缺乏弹药和粮食，加上阴雨连绵、水土不服，普军军心大乱，斗志全无。不伦瑞克公爵、普鲁士国王和逃亡贵族，开始陆续撤退。

普鲁士和法国开始谈判。执政会议提出，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普军全部撤出法国领土。普方提出恢复君主立宪的要求，并于9月30日晚撤退，10月底即可从科布伦次回到莱茵河东岸。迪穆里埃命令克勒曼乘胜追击，收复了凡尔登和隆维。在佛兰德方面，萨克森·特辛公爵久攻无果，不得不放弃了对里尔的包围。在莱茵河上，特里尔、斯皮尔和美因兹被居斯蒂纳占领。另外，孟德斯鸠和安瑟将军分别进入萨瓦和尼斯伯爵领地。法国获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回过头来，如果将法国的情况概述一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两个特权阶级也已经丧失了特权，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要求政治权力无望的结果下，只能起身革命，奋力争夺。政府后来不得不与革命达成某种妥协，但两个特权阶级并没有死心，还是将反革命进行到底。因为自身力量太过薄弱，贵族阶级在国内是无力反抗革命的，他们便和境外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煽动外国进攻革命。僧侣阶级由于无法到国外去，便潜伏在国内，和一切的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利用各种时机为革命制造麻烦。面对逃亡贵族在国外发动的威胁和僧侣在国内进行的破坏，人民群众愤怒万分，拿出了各种手段对付逃亡贵族、僧侣、外国反对势力这些敌人。反对派教士先是被监视，随后被驱逐，逃亡分子的财产也被没收，人们要求向意欲干涉法国的同盟国家宣战。这些措施，遭到了最早的革命者的谴责，也得到革命继承人的肯定。由于意见不同，他们产生了分裂。在情感、利益和意识的支配下，国王自然不赞成这些措施，也被认为是反革命。革命者在恐吓国王无效后，便拿起刀枪，推翻了君主政体。

立法议会的历史是这样：为了平息国内的变乱，制定了反对僧侣的法令；为了消除国外的威胁，它反对逃亡贵族，当国外组成反法同盟时，议会发动战争，并建立了两万人的后备军队。国王并不认同议会的做法，遭到吉伦特派的怀疑。革命派中，立宪派主张温和，吉伦特派则恰恰相反，两者最终还是分裂了。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

第六章　国民公会成立和路易十六之死

——1792年9月21日到1793年1月21日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

吉伦特派和山岳党

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0日成立，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实行共和，22日又宣告，国民公会从法兰西共和国元年起始。在颁布这些初步措施时，立法议会末期分裂的两党都表现出了民主作风和拥护民主的热情，但之后却继续开始内部的纷争而放弃了本身的工作。

在组织新的革命以前，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为了获取领导权，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来自欧洲各国的压力令他们担心，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和几个德意志王侯将在8月10日以前进攻法国，那么在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囚禁路易十六和9月屠杀事件之后，其他的君王也会共同反对法国。国内的革命敌人除了拥护旧制度、支持贵族和僧侣的人外，又增加了拥护君主立宪、关心路易十六命运的人。在如此困难的境况下，吉伦特派和山岳党却未能团结战斗，而是开始了最激烈的互相攻击。

吉伦特派人由于受到事变的逼迫而成为共和派，他们纯正的意图是永远做立宪派，他们厌恶群众并且反对采取暴力手段，只做能够做到的事早已是他们的处事原则。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而顺应共和，而逐渐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好的，由于缺少适当的人实行，群众缺乏管理公务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很难确立和巩固。制宪会议进行的革命有自己的宪法和公民，是合法的。新的革命主张下层阶级来领导国家政权，因此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在危机时期上层阶级可以依靠下层阶级却不能永久依靠。但是，第二次革命的实现又必须依靠下层阶级。

在议会中吉伦特派力量最强，在各郡的选举中占有优势，但他们却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失去立宪派的援助后也没得到民主派的支持，由于没有争取到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在8月10日以后，吉伦特派成为中等阶级和群众之间的中间党派。要求共和的山岳党领导人不满吉伦特派的声望，企图打击吉伦特派并取而代之。山岳党人在知识经验和口才上不如吉伦特派人，但他们机警而果敢，采取手段时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政府，他们将人民即下层阶级作为赞美和关心的对象。它比任何一个党派都险恶可怕，也比任何一个党派能贯彻始终。

还有一些代表则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固定的主张，不偏不倚地对待吉伦特派和山岳党的斗争，山岳党的成员中，有因领导8月10日事件而当选的巴黎代表，有各郡杰出的共和派代表，之后又吸收了一些受到事变的鼓舞和由于恐惧而参加该派的人。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在那个时期却很有势力，在巴黎占统治地位，当时全国第一个权力机关巴黎公社也完全效忠于它。山岳党曾试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之间建立一种通信联系，以便控制各郡，但由于各郡大多反对他们而没有成功。并且，各郡还利用罗兰部长发送的宣传小册子和报纸来培养群众的反对倾向。为此，山岳党称罗兰的官邸为群众思想控制所，罗兰的朋友为搞阴谋的人。

除了各市政机关的联合外，山岳党还掌握着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法国成立最早、发展最快、势力最大的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雅各宾主义的中心，拥有无上的权威和支配权，它的名称从未改变，而实质却随着每次事变而改变。山岳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利用揭发和制造矛盾的手段来排挤吉伦特派，并用无套裤党人来代替其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在巴黎，吉伦特派只占据了一个内阁，而内阁却与公社对立，因此它已经没有势力。而此时的山岳党，已经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实力：以雅各宾俱乐部来掌握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来掌握各市区和郊区，依靠市政府来掌握起义组织。

关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控诉与辩护

在宣布共和以后，两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互相争斗。吉伦特派对9月大屠杀十分愤慨，尤其反感和厌恶为大屠杀出谋划策的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他们出于憎恨而谴责罗伯斯庇尔，认为他鼓吹施行暴政，厌恶马拉则因为他从革命一开始就在文章里宣传杀人。实际上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可怕到实行独裁的地步，他遭受到的指责实际上并无其事，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从这时起，在法国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罗伯斯庇尔成为头等重要人物。他在这之前作出很多努力，但总有人超越他，制宪议会时期的首要人物米拉波，立法议会时期的布里索和佩蒂翁，在8月10日革命时期的丹东，这些名望比他高的人都遭到过他的反对。处在这些著名人物中间，他只能以特异的见解来引人注意，因此表现为激进的改革者。

立法议会时期，罗伯斯庇尔的政敌都是革新者，因此他成为立宪派。从8月10日之后，他开始专心在雅各宾俱乐部击败吉伦特派，希望取丹东而代之。作为一个资质平庸、禀性浮夸的人，加上出身低微，他最后才得以出头，这对革命而言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出于自尊心，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头等地位并不择手段维持它。罗伯斯庇尔有实行暴政的一些特性：才智高于常人，锲而不舍，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和不为利诱的声望，不反对流血。他证明了乱世中的政治幸运儿除了依靠才智更有赖于行动，坚持不懈的平庸胜于缺乏毅力的天才。

吉伦特派可能出于对罗伯斯庇尔势力的预见，也许只是出于猜忌，他们控诉他犯下了共和派认为最严重的罪行。巴黎当时正因派系纷争而陷于动乱中，吉伦特派主张以法律制裁那些制造混乱、煽动暴乱的人，同时从各郡调集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保卫国民公会，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山岳党则抨击这个措施是对巴黎的一种侮辱。吉伦特派为维护这种措施，提出了由巴黎代表组成三头统治的方案。奥塞兰站出来说：“我出生在巴黎，能够代表这个城市。我认为，想在巴黎建立实行独裁政治、三头统治和护民政治政党的人，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邪恶。如果巴黎代表中有支持这种主张的人，我们就把他赶出去！”马赛代表雷柏基附和道：“没错，议会中确实有一个想实行独裁的党，罗伯斯庇尔就是它的头目，我要向大家揭发他！”巴巴卢则出面作证支持这种揭发。

作为8月10日事件的主要发动者之一，巴巴卢是马赛结盟军的领袖，在法国南部拥有很大势力。他说在8月10日事件时，两党都想拉拢马赛结盟军，当时有人希望他联系罗伯斯庇尔，因为他是最有资格成为法国独裁者的人。巴巴卢是一个实际行动者，认为如果不打垮政敌就会被政敌击败，因此，他们一方面利用国民公会来反对公社，一方面又利用各郡来反对巴黎，希望能在敌人羽翼未丰时给予一击致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因为害怕分裂而不赞成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控诉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将目标转向马拉。马拉曾写文章在《人民之友报》上提倡独裁政治，鼓吹实行大屠杀。当他在讲坛上为自己辩护时，人群发生了一阵可怕的骚乱。会场四处响起“叫他下来！叫他下来！”的喊声。马拉却泰然自若，待人们安静下来，他才开始讲话：“这个议会中很多人和我个人有仇。”“人人都是，人人都是！”有人打断他的话。“我提醒这些人要知道羞耻，并且奉劝大家不要对于一个曾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付出巨大贡献的人狂喊，更不要进行这种无礼的威胁，希望你们能认真听一听我的话！”人群安静后，马拉在国民公会上讲述了自己关于镇压和独裁的观点。

马拉的勇敢和沉着令出席国民公会的人大为震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曾以各种隐蔽手段避开公众的责难，并且逃脱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那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写的杀气腾腾的文章，文章里面要求人头落地，并且煽动群众进行9月大屠杀。人的头脑可能产生任何狂乱的思想，这种可怕的狂想更是在一刹那间就能产生。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是有敌人的，为了使革命能继续进行，就应该消灭这些敌人，而最好的手段就是任命一个独裁者，让他来镇压这些敌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他以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来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既不考虑法律，也不关心人的生命。他还认为那些不认同这两种措施的人是残暴并且软弱无能的，对其加以蔑视。

在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些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都没有像他一样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早已不纯正的道德变得更为败坏，他的大规模屠杀和独裁想法，之后都被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对马拉的控诉也没有收到结果，虽然他比罗伯斯庇尔惹人讨厌，但却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引人痛恨。很多人将他当作一个狂人，有些人则把这些争论看作是党派之间的纠纷，而不是影响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并且，清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并不是件安全的事情，即使是各党派也很难跨出这一步。

丹东没有为马拉辩护，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脾气，他暴躁而难以相处。但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调呢？发生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难道没有别的理由吗？”罗伯斯庇尔则说他并不了解马拉，在8月10日前他曾和马拉有过一次谈话，并且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这次谈话后，马拉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政见狭隘，于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说：“罗伯斯庇尔既缺乏政治家的眼光，也没有政治家的魄力。”相比之下，人们觉得罗伯斯庇尔更可怕，但是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

不久，罗兰部长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现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9月大屠杀、公社夺权、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等事件进行了谴责。他说：“当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被人看作是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候，当大会有力宣扬并欢迎叛乱和屠杀的主张的时候，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开始反对国民公会的时候，我就不再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那些用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冒充人民的朋友，却怀着颠覆阴谋，企图踏着废墟和尸体攀登高位！”罗兰还引用了刑事法庭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在信中这位副庭长告诉罗兰：他和吉伦特派中的最著名人物都受到了威胁，敌人将再一次制造流血事件，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罗伯斯庇尔的解释。

听了这些话，罗伯斯庇尔急忙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他说：“谁也不敢面对面控告我。”吉伦特派中最坚决的人卢韦立刻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庇尔，坚定地说：“罗伯斯庇尔，我敢控告你。”一贯保持沉着的罗伯斯庇尔这时也激动起来，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曾经与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领教了他的尖刻、激烈和毫不留情。卢韦接下来进行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在选举会议上的一言一行。卢韦控诉罗伯斯庇尔曾诽谤最优秀的爱国者；多次卑鄙地吹捧数百名公民，先说他们是巴黎人民，之后称他们是人民，最后又吹捧他们是最高主权者；此外还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炫耀自己的优点和品德，在奉承了人民的力量之后不忘宣称他自己也是人民。

卢韦还指出，在8月10日事件中罗伯斯庇尔是隐蔽的，之后就成为操纵公社的阴谋分子。在谈到9月大屠杀时，卢伟激动地冲着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8月10日的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可9月2日的事件却是你们干的，是你们自己干的，难道还引以为荣吗？他们以蔑视的口吻说我们是8月10日的爱国者，而自己则扬扬得意地宣称是9月2日的爱国者。就让他们在这种只配他们自己享有的声誉里遗臭万年吧，而我们则被证明无罪。那些冒充人民之友的人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并且试图将9月第一周的罪恶归咎他们，巴黎人民虽善于战斗却不善于杀人！是的，在8月10日这个光辉的日子，巴黎人民曾来到杜伊勒里宫前，但却没有在9月2日那个可怕的日子到各个监狱前。也许有人会问，人民既然没有参加屠杀，为什么不去阻止它？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因为佩蒂翁的保护权无法行使，因为罗兰的话没有效力，因为司法部长丹东不说话，因为四十八个区的区长等待搜查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更因为巴黎市政官员们佩着绶带在主持这些暴行。立法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要为无辜者报仇，一定要严惩我揭发的这种有罪的狂人！”随后，卢韦又回过头来指责罗伯斯庇尔的野心、阴谋和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演说前，卢韦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并且在每个事实前面都要加上“罗伯斯庇尔，我控诉你！”这句话。

卢韦在掌声中走下讲坛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前为自己辩护，也许是由于思绪混乱，也许是担心人们的偏见，罗伯斯庇尔面色苍白，小声要求一星期之后再发言。在预定的日子，他一改被告身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讲台上，讲了一大篇为自己辩解的话。他用讽刺的词句反驳了卢韦的指责，应当承认，卢韦的演讲虽然慷慨但所举事实含糊空泛，罗伯斯庇尔轻易就将其推翻了。旁听席上站满了为他鼓掌助威的人。

国民公会认为这种指控不过是为了个人自尊心而发生的争执，并不将这些昙花一现的人物放在眼里，因此准备就此结束这个争论，当罗伯斯庇尔讲完以后，大会就宣布辩论结束，开始下一个议程。在讲话的最后，罗伯斯庇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作任何结论，我并没有用更严厉的谴责来回应对我的诽谤，我甚至删除了辩护词中的攻击部分。我放弃了对诬告我的人进行正当报复的权力，我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和平，让自由获得胜利！”他的讲话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卢韦要求反驳却被拒绝了，巴巴卢想上台再次控诉也没被允许，朗热内对变更议程提出反对也是徒然。这个问题就此停止，吉伦特派人也支持这样做，他们发起控诉是犯了一个错误，但不坚持进行控诉则是错上加错。山岳党没有被击败，在辩论中占了上风，罗伯斯庇尔则以此接近了原来他离得很远的地位。在革命中，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怎样的人，那么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人，吉伦特派指控罗伯斯庇尔是山岳党的首脑，因此，山岳党就将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

能否审判国王

关于行政机关和党派的建立及领导问题的公开争论远比对个人的攻击重要。但是吉伦特派在两方面都失败了，他们的每项措施要么因为不合适，要么因为没坚持都未获得成功。他们既没有加强行政机构改组公社，也没有继续维持并以此来争取和利用群众，于是比佐建议国民公会应组建一支三千人的卫队，以保护大会的独立，但因没有坚决要求而未被采纳。吉伦特派对山岳党的攻击没有使其削弱，对公社的攻击未使其屈服，对各市区的攻击也没有影响它们失去作用，没有得到各郡的援助，却因求援而激怒了巴黎。

吉伦特派的政敌则抓住时机，在暗中散布言论，说他们将要把共和国移到南部并放弃帝国的其余部分，吉伦特派在群众面前便被说成是联邦主义者，吉伦特派却没有预见到其中的危险。当吉伦特派在谴责公社，对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进行控诉时，山岳党却宣布共和国是统一并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显然是攻击吉伦特派并使他们受到怀疑的手段。国民公会已经厌倦了这种长时间的争论，那些不参与争论的代表和地位不重要的代表，都认为他们应该和解并讨论有关共和国的事情。

于是两党暂时息争，大会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新宪法上，但山岳党却提出应先解决被废黜君主的命运问题。极左派的领袖们在这件事上有自己的动机，他们不同意领导宪法委员会的吉伦特派成员佩蒂翁、孔多塞、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和平原派中的温和派成员巴雷尔、西哀耶斯、托马斯·潘恩来组织共和国。极左派认为这些人可能会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他们的目的是建立群众的政权，这个目的只有获得统治权后才能实现，取得统治权则需要法国长期保持革命状态。山岳党试图以可怕的政变手段来建立法律秩序，如果对路易十六判罪，可能震动所有的人。此外，他们还诱导吉伦特派表达出拯救路易十六的意图，并因此失去在群众中的威信。

相当数量的山岳党人忠实地按共和派的做法行事，他们认为路易十六对革命有罪，认为一个被废黜国王的存在是对新生民主政体的威胁。此时，外界已经开始了判决路易十六的精神准备，人们散布流言来诋毁他的人格，要求将他判罪以巩固自由。民众团体也纷纷向国民公会写请愿书并派出代表到议会请愿，有人甚至抬着在8月10日受伤的人游行，人们用路易十六祖先的名称路易·卡佩来称呼他，以此替代他国王的名号。

8月10日之后，人们在王室经费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些罪证，这使得群众更加怒不可遏，那些维护国王的人也放弃了抗争。这些文件证实了路易十六和那些反对派亲王、逃亡贵族以及反法同盟都存在秘密勾结。立法议会整理的一份报告指控了路易十六出卖国家、颠覆革命的企图。报告披露了路易十六在1791年4月16日给克莱蒙主教的信件，信中说只要能重新掌权，他就恢复旧政权并恢复僧侣的地位；报告指出，路易十六提出宣战的目的是让他的救兵加速前来，那些人曾写信告诉他：“战争迫使所有国家联合起来，打击在法国施行暴政的乱党和叛乱分子，他们受到的惩罚将警示那些企图扰乱各帝国治安的人……你依靠的是十五万大军，由普军、奥军和德意志帝国军队组成，此外还有一支两万逃亡者的队伍。”报告还指明路易十六与两个王弟是一贯反对革命的，公开场合指责王弟不过是掩人耳目。

不久人们又发现了新的罪证，在杜伊勒里宫护墙板后面装有铁门的洞里，找到了一个罗兰大臣用的秘密保险柜。里面有宫廷对革命实施阴谋诡计的证据，包括利用群众领袖加强国王的立宪政权、勾结贵族恢复旧制度的计划，塔隆的献策以及与米拉波的谈判记录等。这些发现加重了人们对路易十六的愤恨，人们立刻打碎了雅各宾俱乐部中米拉波的半身塑像，国民公会也遮盖起了树立在会议厅中的米拉波半身塑像。

审讯国王的问题在大会中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期，但是没有能宣判他的法庭，也没有适用于他的刑罚，因此人们想用合法方式来定他的罪。立法委员会经过研究后得出报告，路易十六能够受审并由国民公会来审理。马耶以立法委员会的名义表示，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不可侵犯，但作为一般个人，没有其他人替他负责，他也不再是不可侵犯的。缩小了宪法赐予路易十六的保护国王行为的范围，由此得出结论：废黜王位只是政权的变更而不是惩罚，路易十六应该受审判，并按照刑事法中关于叛国和谋反罪的法律接受审判，并决定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无须遵从其他法庭的审理程序。国民公会代表人民，人民代表一切利益，一切利益等同于正义，而国民法庭不能违反正义、也无须拘泥于形式，这就是立法委员会将国民公会变为法庭的可怕的诡辩理论依据。

11月13日，在立法委员会作出报告后第六天，开始了这项讨论。那些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虽然认同路易十六有罪，但反对国王接受审判，他们的代表人物莫里松说：“国王的不可侵犯带有普遍性，宣布废黜王位后，国民已保证了他的权利。国民公会的任务是改变政府而不是审判国王，国民公会受司法条文约束，即使按照战争惯例，也只能在战斗过程中处决一个失败后落入法网的敌人，何况判处路易十六对共和国并没好处，共和国应当对他采取拘留或者驱逐出国的保障安全的措施。”这是国民公会中右派的主张。

山岳党既不维护国王的不可侵犯，也不赞成审判路易十六。圣茹斯特说：“莫里松主张维护国王的不可侵犯，委员会则主张应该像审判公民那样审判路易十六，我认为这两种主张都不正确。国王应当作为敌人来对待，我们不是审判他而是打倒他。审讯的程序在契约中没有规定，民法中也找不到，但万民法有。目前，拖延时间、搜集材料等做法，反而会使我们对国王采取姑息态度。”圣茹斯特喜欢把所有问题都当作对待敌人或政治问题来解决，他继续演讲：“主张审判路易十六的人可能会建立共和国，而那些主张公正惩处国王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公民们，如果罗马人在进行了六百年反对国王的艰苦斗争之后，英国人在克伦威尔死后，仍然出现了国王，那爱好自由的公民们，你们看着那些刚刚获得自由就要尊重曾经束缚自己铁链的人，不会担心发生危险吗？”

这个在自己获胜以后还继续保持敌对行动的过激派，主张以政变代替判决，建议不根据任何法律、不履行任何程序，像对待战败的俘虏一样来对待国王。他们虽然在国民公会中只占极少数；但却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的有力支持。尽管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但这种屠杀性的要求却被国民公会拒绝了。这时，那些拥护国王权力不可侵犯的人，则理直气壮地利用起国家利益的理由和正义人道的原则，他们认为同样一批人不能兼任审判官和立法者，不能既是原告又是陪审员，希望新生的共和国有仁厚和宽恕的美德。此外，还有一派从政治方面指出，如果给国王判罪将会使无政府主义党派更加嚣张，会使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开始加入反法同盟来反对共和国。

在长时间辩论中表现勇敢顽强、并以此证明自己势力的罗伯斯庇尔登上讲坛，表示支持圣茹斯特的意见。他对国民公会使革命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又发生疑义进行谴责，并反对它以怜悯和公开辩护来复活已被打倒的保王党。罗伯斯庇尔说：“国民公会已经偏离了真正的问题，路易十六不是被告，你们也不是审判官，这里根本没有审判问题，你们的身份只是政治家，采取的也只能是拯救国家的措施和保护国民的行动。作为被废黜的国王，用处只有两个，或者扰乱动摇国家的安宁与自由，或者加强国家的安宁与自由。路易十六曾经是国王，而现在共和国已建立，你们争论的问题也就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路易已经被审判过了，他被判处死刑，不然的话共和国就是有罪的。”

罗伯斯庇尔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是法国的卖国贼，作为人类的罪人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山岳党人希望通过这些极端的建议、群众的愤激和支持使路易十六被判死刑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走在其他党派的前面，并胁迫其他党派跟随他们的方向。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由吉伦特派和平原派的大部分组成，吉伦特派不支持路易十六的不可侵犯，于是国民公会根据佩蒂翁的建议，以大多数票否决了山岳党的主张，同时也否决了国王不可侵犯的意见，宣布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接下来，罗贝尔·兰代表二十一人委员会作了关于路易十六的报告，拟定了控诉路易十六罪恶事实的起诉书，并且将犯人传到议会。

路易十六的死刑

路易十六在四个月前就被拘禁在丹普尔监狱，立法议会最初打算将他关在卢森堡宫，但哪里都没有自由，公社也对他严密监视。路易十六既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后悔怨恨，准备听天由命。在前几个月，路易十六和家属被拘禁在一起，大家互相安慰支持。他也因此得到些许慰藉，他给年幼的王子讲述历史，自己也看了很多关于被废黜国王的书。

但在他将要被审判时，就和家人分开了，公社不允许罪犯们在一起串通寻找辩护的理由。桑泰尔在市长的陪伴下来到丹普尔监狱，由市长向路易十六说明来意，将他解送到国民公会。路易十六略作犹豫后决定前往国民公会，就像当年英国的查理一世到审判官面前去一样。

路易十六走进会议厅时态度沉着，他站在会议厅的栏杆前，用自信的目光扫视会议。议长激动地对他说：“路易十六，法国国民控诉你，下面是关于你罪状的起诉书。你坐下认真听。”他坐在了会场给他准备的座位上。审讯中路易十六表现非常镇定，神志清醒、措辞谨慎，并且以很有把握的态度回答每一个问题。对人们提出的关于他在7月14日以前的行动的控诉，他辩护说当时自己权力还没有受到限制；去瓦雷内行动是按制宪议会的决议行事，那时制宪议会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在谈到8月10日以前的行动时，他则把一切公开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内阁，坚决不承认他自己有秘密活动。国民公会的议员们认为，即使路易十六否认，也不能推翻那些有他亲笔书写或签署的信件等证据。他否认铁柜的存在，也不承认摆放的那些物证，并且援引了一条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但国民公会的目的是证明路易十六所否认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路易十六被重新监禁在丹普尔监狱，国民公会讨论了路易十六的辩护人问题，尽管遭到山岳党人的极力反对，国民公会仍然宣布路易十六有寻找辩护人的权力。路易十六指定了塔尔热和特隆歇，但塔尔热拒绝了，这时马尔泽布主动提出要为路易十六辩护，国民公会批准了他的要求。处于被唾弃地位的路易十六，对这种忠诚行为十分感动。当马尔泽布进入审判庭的时候，路易十六紧紧拥抱了他，含泪说：“你的牺牲精神难能可贵，即使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却未必能救我的性命。”

马尔泽布、特隆歇和德塞兹不间断地为路易十六辩护，希望能使国王恢复信心，但很难奏效，路易十六自己也明白，他说：“我知道他们是要让我死，但这又何妨，我们应当像胜诉那样来进行这场诉讼，我要留下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声。”在辩护那天，德塞兹首先发言，他利用一切理由来说明作为被告的国王，是正当和无辜的，他指出，作为国王他不能受审，而人民的代表们既然是原告则不能同时担任审判官。但他并没有提出一些新的理由，只是特别强调，路易十六的行动和意图是正当和纯洁的。德塞兹的结束语十分庄严：“请大家看看历史：路易十六在二十岁时即王位，在位期间品行皆优，公正廉洁，并且一贯爱护百姓。百姓希望取消一项重税，他便把它免除；百姓要求废除苦役，他立即将其停止；百姓渴望改革，他便顺应民心实行改革；百姓提出修改法律，他毫不犹豫；百姓要恢复法国人的权力，他给他们权力；百姓追求自由，他给他们自由。在这些事实面前，他舍己为民的美名不容争辩。但现在，却有人向大家提议审判他，对此我无话可说，在历史面前我保持沉默，公民们，我请你们记住，历史将会对你们的判决作出公正的判断。”

吉伦特派想要拯救路易十六，却担心被别人说成是保王派，事实上山岳党早已这样称呼他们。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吉伦特派态度暧昧：既不敢袒护路易十六也不敢反对控告国王，这种模棱的态度并没有给路易十六带来好处，却使他们自己更加失败。此时，路易十六面临的不再是王位问题，而是生命问题，这同时也是吉伦特派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严格的司法行为解决，但需要恢复合法制度；也可以通过流血的政变来解决，但那样会延长革命政权。胜利属于吉伦特派还是山岳党，取决于采取何种解决方式。山岳党反应激烈，他们认为人们目前采用的方式已忽视了共和政府的力量，允许为路易十六辩护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的逆流。雅各宾派表示支持他们，并先后派遣了代表团到大会要求处死国王。

此时，一直不敢表示支持国王的吉伦特派提出了办法，希望能使路易十六免于一死，他们建议将判决权交给人民群众。国民公会中的极右派反对将国民公会变成法庭，萨尔则主张由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然后交由初级议会量刑。但是比佐担心这样做会误导人们认为国民公会软弱，建议国民公会宣判后再让人民来评断对国王的宣判。比佐的意见遭到山岳党的猛烈攻击，连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代表也不支持，他们认为召开初级议会的话可能会引发内战。在表决是否由人民作最后决定时，有二百八十四人赞成，四百二十四人反对，十人规避投票，但国民公会已经一致决定路易十六是有罪的。

现在的问题是决定如何判刑，巴黎的骚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代表们遭到了威胁，更担心群众会有新的越轨行动，而雅各宾俱乐部则对路易十六和右派代表加以责骂。经过四小时的点名表决后，议长韦尼奥宣布了投票结果：七百二十一个投票人数，绝对多数是三百六十一，结果是三百八十七票赞成判处死刑。投票的各方面意见也不一致：吉伦特派投了赞成票，但附加了缓期执行的条件，右派代表大多数赞成监禁或驱逐。结果公布后，议长用沉痛的口气宣布：“现在，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判处路易·卡佩死刑。”马尔泽布泣不成声，只是断续地说出了几个恳求的字眼，他的哀痛令人感动。

当马尔泽布前来通知路易十六时，他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遮面沉思，他诚恳地对马尔泽布说：“本着良心，作为一个将要见上帝的人，我向你发誓，我所作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从未有过与人民为敌的念头。”并请求马尔泽布在最后时刻不要抛弃他。马尔泽布之后来过几次，却没有见到路易十六。之后，路易十六神色自若地听取了司法部长宣布的判决。他要求三天之后去见上帝，由他指定的神父为他祈祷，并且能和妻子儿女自由接触，议会准许了后两项要求。在离开家人时，路易答应第二天再去，可当他回来后又觉得这种见面太痛苦了，于是又不想去了，这是他内心的最后一次斗争。

受刑前一晚，路易十六安然睡了一觉，早晨五点，克莱里唤醒了他。他吃过了临终圣餐，将准许留下的一切和自己的最后几句话委托给克莱里：一枚指环、一块图章、几根头发。鼓声已经响起，远处传来了连续的炮声和人群的嘈杂声。路易十六将遗嘱交给一个市政官吏，戴上帽子，以镇定的口气对等待他的桑泰尔说：“我们走吧！”从丹普尔监狱到革命广场，马车用了一个小时，四千多名士兵武装警戒站立在道路两旁，整个巴黎都显得暗淡阴郁。

观看这次行刑的公民都默默无语，没人赞同也没人表示遗憾。到达刑场后，路易十六以坚定的步伐迈上了断头台，他跪着接受了神父的最后祝福，人们清楚地听到了神父向他说话：“圣徒路易的儿子，升天吧！”虽然不情愿，路易十六还是允许被绑起双手，他转向断头台的左边，向群众说：“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们；而你们，我不幸的百姓们……”此时，击鼓的号令响了起来，鼓声淹没了他的话声。十点十分，路易十六的生命结束。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自己没有野心，是死于左右的人的野心，而这与他不相干；他是死于群众有野心，而这不是由他引起。像他这样值得推崇的殁后名声，在国王中并不多见，假如他有更坚强的性格，必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国王。

第七章　党派的斗争与更替

——1793年1月21日到6月2日

吉伦特派是有过辉煌的，它反对罪行，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加快了共和国的进程。它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始终没有找准位置。对于中产阶级的革命，它是反对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政府，它也并不赞成。由于没有合适的用武之地，它的灭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国王的死，使更多的反对势力更加仇视革命，各党派的矛盾在这时也变得更加无法调和。对内，共和派要应付反对势力和阶级的挑战，对外，则要应付反法同盟的入侵。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并计划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和丹东是这样打算的：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通过演讲等方式，让群众认识到当前国家面临的危机，激发群众的热情，向他们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发民智，使他们自发地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则继续对敌人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各种反动行为。他们的打算，虽然打着群众的旗号，但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深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群众专制，偏离了合法的自由。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并不愿意意识到这一层面。

相对于野心勃勃的丹东和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则是真正的狂热派，他们的目光自然更为长远。在他们看来，丹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还很不成熟，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葺和改进，以便建成一个长久而稳定的政府。虽然吉伦特派的政策相对而言似乎更为合理，但是在革命的狂热中，他们这种希望不流血而挽救革命的愿望是得不到群众理解的。由于吉伦特派曾经反对人民的过激行为，企图解救路易十六，并提倡温和的革命方式，结果被视为人们的敌人、暴君的共谋者和共和国的叛徒。吉伦特派的温和主张，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还把自己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山岳党抓住1月21日事变这个机会，利用人民对吉伦特派的不满，在国民公会上连续指责吉伦特派，取得了绝对优势。

在国民公会中，中间派一直支持吉伦特派。中间派和左右两派都有共同的诉求。在反对屠杀和捣乱方面，中间派和右派是持相同意见的。在反抗国外势力拥护救国方面，又和左派是一致的。他们也曾平衡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防止山岳党和公社一支独大。但是，国民公会中各党派也不是始终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协调。由于一个叫作帕立斯的旧禁卫军杀死了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议员勒佩尔蒂埃·圣法尔若，感到面临相同危险的国民公会议员便在圣法尔若墓前宣誓不计前嫌，同仇敌忾。但这种合作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又像以前一样分裂了。在莫城，共和派想要惩办9月大屠杀事件的几个凶手，山岳党怕共和派会抓住自己的把柄，利用这次事件追查自己过去的行为，便想方设法摆平了此事，使几个凶手逍遥法外。这种纵容犯罪的行为，使群众领袖更加无所忌惮。马拉先是指控他人囤积粮食，接着就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教唆群众抢劫那些人。他利用各种机会场合，比如报章、雅各宾俱乐部，反对吉伦特派的统治。由于吉伦特派获得了政权，并在各郡打击了雅各宾派的活动，所以从国民公会一开始成立，吉伦特派就被雅各宾派称为阴谋家。雅各宾派俱乐部里，每天都有谴责吉伦特派的声音。雅各宾派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和道德，代表了正义，应该消灭吉伦特派的阴谋家，打击富有者的罪恶和煊赫一时的权势。罗伯斯庇尔采取隐蔽的计谋来反对吉伦特派，而马拉却公开支持一切告发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比罗伯斯庇尔大胆多了。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受到了许多山岳党人的指责，但却得到了雅各宾派群众的完全支持。如果他和罗伯斯庇尔的意见不一致时，群众很少会支持罗伯斯庇尔。

2月，《人民之友报》连续宣传抢劫商人的行为，却没有加以任何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群众，随后一些抢劫事件接连不断。立刻有人在国民公会揭发了马拉，马拉随后受到控诉。但由于普通法庭的权限不足，马拉并没有受到什么审判。不久以后，由于发生了一些影响重大的事件，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垮台。截止到目前，法国的军事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在阿尔贡纳战役中，迪穆里埃顺利占领比利时，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随后，迪穆里埃来到巴黎，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兵荷兰的事情。当时的荷兰还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1792年10月28日，在迪穆里埃返回军中8天之后，对荷兰的攻击随即开始。迪穆里埃将进攻分为三路，左翼由拉布尔多内将军指挥一万八千人的北路军，从里尔向土尔内推进；右翼约一万六千人，由瓦朗斯将军指挥，从吉维向那慕尔推进；他自己率领比利时方面的四万军队，从瓦朗西安向蒙斯进发。虽然奥军早早地挖好战壕，以逸待劳，但仍吃了败仗。11月7日，法军中路攻克了蒙斯，7天后占领了布鲁塞尔，两周后又占领了列日。右路攻下了那慕尔，左路占领了安特卫普，到12月中旬，在荷兰的进攻已经全面完成。法军将奥军赶到鲁尔河对岸，并建立了冬季营地。实际上，由于马斯河和埃斯考河已在法军的控制之下，法军本来把奥军迫向莱茵河下游。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迪穆里埃开始了对雅各宾派的反对。

9月15日，国民公会决定，在奥地利的占领国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的组织，并废除各被占领国的法律。在比利时，雅各宾派派出的人员四处宣讲革命，并建立了一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都是仿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形式建立的。但是，由于雅各宾派在比利时的横征暴敛，引起了比利时人的反感。占比利时人口55%的佛拉芒人，原本对法国的到来是十分热情的，现在也冷淡了下去。那些原本对法国抱有期望的人，都感到法国的统治过于残酷，后悔将法国军队招来。看到法国在比利时的种种行为，迪穆里埃打算扶持佛拉芒人独立，于是专门回到了巴黎。以前，迪穆里埃从不公开表示自己支持哪个党派，在两党竞争中，都是尽可能地明哲保身。他的手腕十分高明，一般想利用左右两派时，都是分别通过自己的朋友丹东、拉克鲁瓦和让索内，自己很少出面。只有需要向两党施加压力时，他才会以自己的胜利为筹码。不过，当路易十六落难后，他也曾试图制止雅各宾派的活动。由于目的没有达到，内心不满的他就又回到军队，开始第二次战役，希望能以新的胜利为条件，改变革命政府。

反法同盟的进攻

由于法国革命的军事胜利和1月21日事变，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国家也迅速加入到了反法同盟。这时，法国面对的将是整个欧洲列强。随着8月10日事变的发酵，英国政府先是不承认法国驻英国外交使节肖夫兰的身份，而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更是直接强迫肖夫兰离任。英法关系迅速破裂，有鉴于此，国民公会便在1793年2月1日对英王宣战，同时也对荷兰省督宣战。荷兰省是从1780年就完全依附于英国政府的。至此，英国也彻底撕下了和平的面具，成为法国新的敌人。

英国其实早就有了与法国决裂的念头，他们的行动迅速而高效，仅用了六个月时间，便先后分别与汉诺威、俄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签订了七项同盟条约和六项援助条约，对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大量的援助。英国一跃成为反法同盟的中心，并希望利用法国革命这个时机巩固自己的优势。英国不但出动了海军，还专门拨付了八千万镑的特别拨款，用以巩固本国贵族政权以及东西印度和海上的霸权。

在当时的欧洲，除了威尼斯、瑞士、瑞典、丹麦、土耳其等少数几个中立国外，西班牙、德意志、巴伐利亚、帕拉蒂纳、那不勒斯，到处都是反对法国革命的声音。法国是四面受敌，而且敌人个个都久经沙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在阿尔卑斯山区，四万五千人的奥地利—撒丁军队虎视眈眈；在比利牛斯山区，五万西班牙军大兵压境；在莱茵河下游和比利时，七万奥地利和德意志军队蓄势待发，这里面还有三万八千名英国—巴达维亚军队前来增援；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三万三千四百人的奥军气势汹汹；在莱茵河中游和上游，十一万二千六百人的普、奥、德意志军队更是磨刀霍霍。

强敌压境，国民公会不得不慎重对待，内外兼修。先是在国内发布征集令，建立了一支三十万人的队伍保家卫国。为了支持革命，山岳党建议成立一个九人特别法庭，这个法庭不设陪审委员会，而且所有判决一审终结，不允许上诉。这是一种专横、可怕的制度，与自由民主的思想相去甚远，所以受到了吉伦特派的竭力反对。但是，如果反对由法庭来惩办共和国的敌人，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对共和国的敌人的袒护。吉伦特派眼见这个法庭必将成立，便放弃了绝对的抵抗，采取了一些其他的补救措施尽量削弱法庭的势力，比如设置陪审员、调离思想激进的人等。

反法联军的主力终于开始进攻了。从安特卫普和鲁尔蒙特直到于南格的辽阔的边境，反法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奥军在科布尔亲王的指挥下，进攻鲁尔河及马斯河一带的法军，进入比利时；普军则占领了美因兹以后，继续向前入侵。这两支军队都不是孤军作战，他们的背后，是大量反法联军的策应和支援。

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自私的迪穆里埃无视国民的利益和舆论的呼声，竟然准备恢复王权，以便达成自己的野心和企图。布耶在旧君主制度时，拉法耶特在君主立宪制时，也曾有过这种行为，尽管当时他们的有利条件更多，但谁也没有成功。如今，在没有更多的外力支持的条件下，迪穆里埃却希望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使没有任何党派支持的王权复辟，使被推翻的宪法能够重立。这对迪穆里埃来讲，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他应该继续保持中立，这样才能有立足之地。但被热情和胜利冲昏头脑的迪穆里埃，希望先在法国境外建立一个党，之后利用巴达维亚共和派的力量进入荷兰，再夺取雅各宾派控制下的比利时，将荷兰和比利时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掌握政治保护权。他不再保持中立，同两个党派都决裂了，准备向巴黎进军，封闭群众团体，解散国民公会，恢复1791年的宪法，为法国拥立一位新的国王。

就当时的历史形势来讲，由于反法联军的猛烈进攻和法国革命思潮的影响，这样的计划是毫无可行性的。但迪穆里埃已经利令智昏，他错误地认为这很容易。他率领两万人攻入荷兰，放弃了他本应防守的从美因兹到鲁尔河之间的战线。他计划闪电般地进入荷兰联省的中央，在奈梅根与已占领马斯特里赫特的米兰达将军会师。就在迪穆里埃集中优势兵力远征荷兰，攻下了布雷达和格特里敦堡，准备渡过比斯博希湖占领多尔德雷赫特的时候，负责监视奥军的米兰达右翼军队在马斯河下游遭到了奥军的偷袭。米兰达不得不放弃即将攻下的马斯特里赫特。奥军在越过鲁尔河，并于亚琛击败米亚辛斯基后，紧接着又渡过马斯河，在列日与退至提耳蒙和卢万之间的法军展开激战，并取得了胜利。执政会议命令迪穆里埃迅速放弃荷兰，赶去指挥比利时方面的军队。迪穆里埃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了他的计划。

得知前方战事失利，雅各宾派的表现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认为，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有人背叛，上次那么被动的战役还能取得辉煌的胜利，这次反而失败了，这一定是有着党派阴谋的。吉伦特派、部长和将军们遭到了雅各宾派的强烈谴责，他们被指责为串通一气，要将法国拱手交给敌人。除了猜忌的因素外，再加上争权夺势，希望独占统治权的雅各宾派已经动了将他们除掉的念头了。吉伦特派被当作下手的第一个目标。雅各宾派由于还不善于利用人民的选举权达到目的，便想利用召开国民公会的时机，趁机将他们干掉。罪恶的日子定在了3月10日。由于国事危机，国民公会本来是处于长期举行会议的状态。雅各宾派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利埃俱乐部议定：分成两队，分别向国民公会和部长们那里进发，然后一举拿下。但是他们还是失算了。由于消息不慎走漏了出去，吉伦特派当晚并没有去国民公会，各区也对这种阴谋表示反对。他们甚至还遭到了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带领的一营布勒斯特结盟军的拦截。由于天公也不作美，阴雨不断，他们只得四散回家。

第二天，这件事就被韦尼奥揭发了。他要求执政会议彻查这起事件，并将暴动委员会的成员投入监狱。他呼吁，如今起义和暴动的界限已经被人为地混淆了，在当权者的误导下，公民甚至分不清是与非，匪徒的挑衅被误认为是示威，抢劫被误认为是维护公安的措施。这种歪理邪说影响越来越大。人民本应拥有自由，却被限制要与当权者一样，要向当权者屈服，要和当权者合作，去杀戮当权者的政敌。谁要是不这样做，当权者将会利用人民来惩罚他。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下去，那么就像希腊神话中农神萨图恩吃掉自己的儿子一样，人民也会被革命一个个吞食掉，等待大家的，最终将是专制暴政和种种灾难。韦尼奥的呼吁引起了国民公会的共鸣，但国民公会并没有落实他提出的措施。

旺代暴乱

由于上次的阴谋没有得逞，雅各宾派一度偃旗息鼓，停止活动。不过，随后发生的旺代暴乱，又燃起了他们的希望。旺代这个地方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很少。这里很少有城镇，大多是一些零星的村落，是贵族和神父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在这里保持了旧制度的教义和社会，神父们积极向农民灌输的那一套就是农民的信条。农民们淳朴强悍，愚昧落后，甘于遵守旧的社会秩序，也根本分不清自身利益和贵族利益的界限。由于还没有新思想的传入，加上缺乏中产阶级的领导，这里的人民对于革命不但一无所知，而且毫不理解。在贵族和僧侣的煽动下，这种意识形态和法国大多数地方是截然相反的，迟早会发生一场冲突。

执行征集三十万军队的命令成为了这场暴动的导火索。其实在此之前， 这里1792年已经发生过大规模暴动，不过由于策划者鲁阿里侯爵的被捕而半道夭折了。但一切暴动的条件都已具备了，征兵的命令成了这次暴动的信号。马车夫卡特利诺、海军军官夏雷特、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等几个身份迥异的人，带领被征者袭击了宪兵，随后，暴动就蔓延到整个旺代。英国在背后偷偷支持这场暴动，向暴动者提供金钱和武器。部队和国民自卫军被派去平乱，马尔塞将军、果维利埃将军、基迪诺将军、利果尼埃将军等先后吃了败仗。夏蒂荣、布列絮尔、维埃等地被旺代军占领了。

为方便行动，旺代军对建立了编制的地区分配进行了部署。他们成立了各有一万人至一万两千人的三个兵团，部署在三个军区，拥护卡特利诺为统帅。第一军区号称“安茹军”，负责据守卢瓦尔河两岸，指挥官是邦尚；第二军区号称“大军”，负责据守中部，指挥官是德尔贝；第三军区称为“沼泽军”，负责据守下旺代，指挥官是夏雷特。

迪穆里埃的叛变

迪穆里埃回到比利时的军队以后，打算集中兵力抵抗奥地利将军科布尔亲王，但由于将士们士气低落，粮饷和弹药也相对匮乏，加上他的作战计划不够稳妥，他很快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只得带领军队撤出比利时。这下迪穆里埃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前有奥军的持续攻击，后有雅各宾派的谴责讨伐，情急之下，他迈出了罪恶的一步，打算继续他以前的计划，恢复君主政体。他偷偷和奥军达成协议，以让出部分重要阵地为条件，使奥军留在边境，自己则率军向巴黎进发。由于年轻的夏尔特公爵在这场战争中名声显赫，迪穆里埃打算拥护他为国王。而奥军的科布尔亲王则提出，如果能够行动成功的话，拥护路易十六的儿子为法国的国王显然更为妥当。这样的行为貌似应该低调一些的，但有可能是为了试探自己的部下，也有可能是为了恐吓对手，还有可能是性格轻率的原因，迪穆里埃并没有选择偷偷摸摸的方式，他的企图很快被雅各宾派得知。为了进一步探清底细，雅各宾俱乐部派出了由普罗利、佩雷拉和迪比松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迪穆里埃那里进行调查。代表团得到了迪穆里埃亲自接见，并出乎意料地亲耳听到了迪穆里埃复述了他的企图。迪穆里埃认为，国民公会是由暴虐者组成，自己绝对不能让它为所欲为。要用自己手中的铁尺，阻止国民公会利用革命法庭杀人。共和制可以说是海市蜃楼，只有恢复1791年宪法，重新立一个国王，才能拯救法国。迪比松告诉他，法国人已经不能听到路易或者国王这样的字眼，这些词只会令法国人感到厌恶。迪穆里埃回答道，国王的名字无论是叫作路易、雅克或者菲利普，都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的军队和部下，他们要求有一个国王。迪比松警告他，他的行为可能会对丹普尔监狱的犯人们不利，但迪穆里埃似乎已经打定主意，根本听不进去。

迪穆里埃很快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尽管那个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的行为，使那些既爱国又拥护他的部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把一些重要阵地让给奥军，迪穆里埃一个人说了可不算，他既得考虑属下们的感受，也得考虑他们忠诚的程度。迪穆里埃的第一次尝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由于没能成功占领里尔、孔代和瓦朗西安，迪穆里埃开始采用守势，行动也犹豫起来。

国民公会却与迪穆里埃恰恰相反。他们目标明确，行动迅速、果敢、坚决而又特别准确，很快就掌控了局势。这正是迪穆里埃的弱点，也是他本身胆怯和部众动摇的原因。发觉迪穆里埃的阴谋后，国民公会立即召见迪穆里埃，但却碰了个软钉子，迪穆里埃既没有服从命令，也没有举旗反叛。卡睦、基内特、拉马克、邦卡尔等四名议员和陆军部长贝农维尔作为专员，一起到迪穆里埃的军中来召唤他。国民公会向他们授权，如遇抵抗，可即刻逮捕迪穆里埃。

迪穆里埃接见了他们一行，了解了他们的目的，但他没有随之离开，而是婉转地告诉专员们，部队的情况不容许他离开。他承诺会在局势稳定后回巴黎请罪。专员们劝他服从命令，并举了古罗马时代的将军们的例子。迪穆里埃不以为然，他认为专员们的引用是曲解历史的，因为古罗马法制健全，秩序良好，没有雅各宾派，也没有革命法庭，如今的法国相当于无政府状态，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如果自己回去，就等于羊入虎口。卡睦要求迪穆里埃服从命令到巴黎去，得到了婉拒，于是他宣布撤销迪穆里埃的将军职务，并准备将他强行带走。迪穆里埃认为专员的言行太过分了，便命令德意志籍轻骑兵逮捕专员们，并作为人质交给奥军。事已至此，迪穆里埃想犹豫也不能了，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去。他想率领军队一起叛变，却没想到他的命令无人听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士兵们渴望共和胜于爱戴他们的将军，军队中的革命思想日益高涨。革命的滚滚洪流不可阻挡，无论是谁，哪怕像迪穆里埃一样战功赫赫，声名显著，只要公然反抗国民公会，就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迪穆里埃在法国已经无法立足，只得率领夏尔特公爵、图弗诺上校和贝尔希尼的两个骑兵队，连夜投奔了奥地利军营。而他的部队，则被交由皮埃尔指挥。

得知专员被捕的消息以后，国民公会一片哗然，在立即宣布长期复会的同时，也宣布迪穆里埃为卖国贼。迪穆里埃被全国通缉，谁要是能擒获他，将得到重赏。国民公会还紧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奥尔良公爵和所有波旁王族的人也被驱逐出境。吉伦特派人也十分苦恼，因为他们也被认为是迪穆里埃的同伙，尽管他们也不认同他的叛变。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吉伦特派的政敌变得日益壮大，处处占着上风。雅各宾派的人先是制止了对9月大屠杀的谴责，保留了公社的霸权，处死了路易十六，而且没有为2月的抢劫活动和3月10日的谋杀活动承担一点点责任，接着他们又成立了革命法庭，战胜了迪穆里埃，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吉伦特派被攻击得只剩下国民公会这最后一块阵地了。

4月10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发动了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在国民公会和民间团体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分别指名控诉布里索、加代、韦尼奥、佩蒂翁、让索内。各郡也都接到马拉以雅各宾派主席身份发出的宣言，准备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和那些不忠诚的议员。国民公会中的右派和平原派逐渐联合，仅将马拉送到了革命法庭。各俱乐部、群众和公社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市长帕什随后以三十五个区和市议会的名义要求驱逐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这也是他们报复行为的第一步。布瓦耶－丰弗雷德提出不但要惩治首恶，还要诛清同伙，那些吉伦特派伙伴也被驱逐，得到了右派和平原派的大力支持。这是对国民公会的第一次外来攻击，为消灭吉伦特派打下了群众基础。

十二人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在雅各宾派成员的陪同下，马拉去到了革命法庭，结果被宣判无罪。经过这次事件，雅各宾派逐渐在国民公会占据了主动，经常有无套裤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常客在会议厅的甬道或者大会的旁听席出现。右派的发言，经常会被俱乐部的成员和罗伯斯庇尔派的平民妇女打断，会议的讨论也不得不中止，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公会外，人们也利用一切机会搞垮吉伦特派。由于3月10日的叛乱分子没有得到惩罚，由于无政府的混乱，由于巴黎的当权者贪图金钱权势，国家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中。当前，只要及时行动起来，拯救一切还来得及。加代提议废除巴黎的权力机关，由各区区长在二十四小时内接替巴黎市府，迅速召集国民公会的候补代表在布尔日开会，各郡也要按照这项命令迅速实施。

山岳党面对加代的提议，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加代的提议可能会同时带来多方面的后果，一是粉碎革命政府的统治和谋叛者的计划，二是引起各党派更加严重的骚乱，内战可能扩大，三是导致国民公会被解散。如果这些都成为现实的话，将会使法国陷入内忧外患中不可自拔。国民公会的温和派对这样的后果非常忧虑，由于既不愿意看到压制公社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愿意看到压制人民带来的反革命势力猖獗，所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温和派巴雷尔的领导下，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成立了。巴雷尔是个心地正直、性情温和的人，对加代提出的措施，他是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保证国民代表的安全，市政机关的行动都由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凡谋害国民代表的阴谋策划者，都由这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方案被通过了，但并没有改变国民公会将被公社打败的结局。由于十二人委员会的调查，部分公社成员感到了恐慌。公社的副检察官、政治小册子《杜歇老爹》的作者埃贝尔等几人预定在5月22日起事，被委员会发觉，几个阴谋分子随后也被逮捕。最初感到愕然的公社随即准备反击，而这种反击，已经由以前的搞阴谋变成公开暴动了。在山岳党的鼓动下，市议会召集了首都的活动分子，并且造谣说国民公会将遭到十二人委员会的清洗，而革命法庭也将被反革命法庭代替。

骚动于5月26日爆发，仅仅一天后，就变得迅猛无比。公社抓住机会，展开了进攻。公社人员和各区代表团纷纷来到国民公会，提出了释放埃贝尔和撤销十二人特别委员会的要求。有人甚至提议让革命法庭严惩十二人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议厅。大会主席伊斯纳尔见状，严肃地告诉大家，暴动事件自从3月10日以来一直没有断过，如果今天这样的暴动危害到国民代表机关，那么，暴动者将会得到全国的惩罚，巴黎也可能毁灭。他的一席话，不但没有劝退大家，更是激起了大家的愤慨。丹东回敬道，谁无耻地压迫我们，我们就反抗。现在，山岳党和企图拯救暴君的懦夫，再也不存在妥协的可能了。

这时，会议厅一片骚乱，反对右派的吼声从旁听席上传来，门外是不断向议会涌入的代表团，国民公会已经处在庞大人群的包围中了。好在由拉费指挥的马伊区和布特·德·木兰区的义勇军还在维持最后的秩序，构起了保护国民公会的最后一道屏障。各代表团和山岳党的攻击，遭到了吉伦特派的极力抵抗。他们本打算利用在国民公会内外受到的威胁、包围等各种侵权行为，引起国民公会的注意和愤怒。但是，内政部长加拉打乱了他们的既定计划。

加拉是持中立姿态的一个人。他乐于调和各界的矛盾，处事公正，他的行为很少明显偏袒某一派，这次他受邀来报告巴黎情况。看到请来的是加拉，山岳党更加有恃无恐，先是由埃罗·德·塞舍尔接替伊斯纳尔担任了议长一职，紧接着埃罗·德·塞舍尔便接受了请愿者的请求，这与他的上一任截然不同。埃罗·德·塞舍尔认为，群众的要求是正当而且合理的，如今他们要求释放一位市政官，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就应该秉持正义，给人民一个公平合理的交代。由于天色已晚，有些右派人士已经不抱希望，便离开了会场。在一片嘈杂声中，请愿者冲破护栏，在代表席上和山岳党人混在一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和释放囚犯的命令被通过了。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时半，但旁观席和人民还是对这项命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吉伦特派的做法其实是有些不自量力的，以它的实力，还远远算不上是真正最有力量的党派，根本不应该挑起这次争论，而且当晚的结果，绝对不会仅仅是通过撤销十二人委员会那么简单。势不两立的两个党派，不可能做到和平相处，而是一定要决出胜负来。第二天，右派议员们便以昨天受到骚乱和压力为名，宣布撤回头天晚上的命令，恢复了十二人委员会。丹东告诫他们，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暴虐执政，干涉公民的自由和民主的话，人们将以对待敌人的态度一样对待这个委员会。丹东希望能保持两派互相制约的局面，所以既不愿意看到山岳党胜利，也不愿意看到吉伦特派胜利。对于5月31日事变的到来，他曾发出警告。不过他毕竟处于党派之中，在关键时刻，党派的利益他还是不得不顾虑的。

听到恢复十二人委员会的消息后，本已略转平静的骚乱又如熊熊烈火一样发展起来， 怒骂声、告急声、号召起义声又在各区和群众团体的讲坛上响起。出狱后的埃贝尔回到公社后，迅速赶往雅各宾俱乐部，准备向十二人委员会复仇。于是，一场按照8月10日起义的方式的行动迅速展开，领导者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肖梅特、帕什等人。5月30日，起义爆发，主力是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各区代表。他们撤销了市议会，任命昂里奥为武装部队总司令。5月31日清晨，他们紧急集合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国民公会进发。国民公会紧急召见内政部长、郡行政官和巴黎市长商议对策。这时，远处响起了炮声，令国民公会慌作一团。康邦请求代表们保持镇静，并团结一致。杜里奥则提出将十二人委员会马上撤销的建议。塔利安则主张利用法律的武器惩办那些阴谋分子。韦尼奥号召全体代表誓死坚守岗位，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丹东冲到讲坛，强烈建议取消十二人委员会。他认为，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最明智不过的选择了。但是如果一旦掺杂了个人的私利，可能就看不透里面的道理。只有将委员会撤销，才能使巴黎的暴动有利于共和国。十二人委员会的发起人巴雷尔和救国委员会也建议撤销，加上外面猛烈的进攻，十二人委员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山岳党人以为撤销这个委员会后革命就会止步。这时各代表团赶来了，他们提出了撤销惩办十二人委员会以及吉伦特派的首领的主张。起义者包围了国民公会的办公地点杜伊勒里宫，有这一点撑腰，山岳党人便号召人民拿出实际行动。罗伯斯庇尔控诉国民公会的代表企图拯救暴君、残害爱国人士，希望国民公会按照起义者的意愿行动，而不是救国委员会建议的方法。但由于救国委员会提议撤销十二人委员会的主张和起义者不谋而合，得到了起义者的支持，救国委员会占了上风。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决定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制定了18至25周岁男子应随时应征服役的规定，并责令救国委员会负责调查起义者反映的阴谋。群众在意愿得到满足后逐渐散去。

吉伦特派的彻底垮台

暴动一旦开始，便很难停下来，并逐渐由精神上的暴动演变为以人为对象的暴动，代表们成了暴动的针对者。暴动的领导权，已经由丹东和山岳党转移到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公社手里了。雅各宾派有人提议起义不能半道而废，昂里奥主动要求掌握武装力量。暴动委员会随之成立，这在国民公会几乎是公开的事情。公社发出号召争取公民的支持。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夜的忙碌后，群众听到警钟便紧急集合起来。早上八时，昂里奥率领八万名群众向国民公会进发，他们的目的，是逮捕代表中的阴谋分子。不到两个小时，便将国民公会包围起来。

会议刚开始，朗热内勇敢地登上讲台，他毫不在意山岳党和旁听席上的反对，指责公社和乱党们利用群众，四处发动暴动，那些要实施暴政的人已经控制了巴黎。他要求撤销巴黎的所有革命权力机关和它们最近三天作出的规定，并建议可以逮捕那些准备成立新机关的人。起义者们表示，这不过是人民的自救罢了。右派要求把讨论起义者的请愿作为下一个议程，遭到了起义者的反对，会场的形势立刻严峻起来，一场冲突即将爆发。救国委员会担心局势失控，便想继续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满足起义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牺牲被撤职的代表。有的议员表示赞成，但也有朗热内、巴巴卢等代表表示反对，他们将誓死坚守岗位。对于这个办法，山岳党中的谋叛者们也并不赞成。这时，由于山岳党代表拉克鲁瓦进入会场受阻，代表们感觉受到侮辱，他们在巴雷尔的提议下，集体去见群众。起义的领导者昂里奥要求交出二十四名罪犯，否则就会开炮。代表们发现已被团团包围，无路可退，便不再讨论是否逮捕被指定撤职代表的问题了。这时，马拉成为了大会的真正统治者，他对代表的名单进行了大幅调整，添上瓦拉泽，去掉了迪索、兰特纳斯、迪科等人，在出席代表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决定了这个名单。被指名撤职的著名人物如下：外交部长勒布伦、财政部长克拉维埃和十二人委员会的成员均被撤职。吉伦特派人让索内、加代、布里索、戈尔萨、佩蒂翁、韦尼奥、萨尔、巴巴卢、尚邦、比佐、比罗朵、李敦、拉博·拉苏斯、朗热内、格朗热纳夫、勒阿底、勒萨日、卢韦、瓦拉泽等被宣布逮捕。国民公会将上述人员拘禁在他们各自的私宅里，吉伦特派垮台了。

吉伦特派是有过辉煌的，它反对罪行，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加快了共和国的进程。它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始终没有找准位置。对于中产阶级的革命，它是反对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政府，它也并不赞成。由于没有合适的用武之地，它的灭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在一阵阵的革命浪潮中，这个党派不得不四处辗转，先是从雅各宾派俱乐部到公社，再后来是从内阁到军队，最后转移到国民公会这个最后的据点，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进行着最后的抗争。它时而面临敌人的阴谋，时而遭到敌人的镇压，人们见证了它的起起伏伏，甚至预见了它的灭亡。当发生阴谋活动的时候，吉伦特派成立了十二人委员会。这个貌似对吉伦特派有利的事件，却成了敌人攻击它的借口。谁也没有料到，敌人会通过撤销十二人委员会，顺势地剥夺了吉伦特派的权力，将其逼到了绝境。认为国民公会会恢复权势的救国委员会，温和派也没料到结果会完全相反。本以为即将通过5月31日起义拿到统治权的公社更没有料到大权会落到罗伯斯庇尔等人手中。

第八章　救国委员会的胜利

——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4月

在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人们死去后，再没有人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再听不到反对恐怖独裁的声音。恐怖独裁笼罩着全国，吉伦特派和丹东派都曾试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但他们都死了。

各郡的暴动

虽遭到严重打击，但是吉伦特派并不甘心失败，5月31日成为各郡进行反对山岳党和公社暴动的导火线，这也是吉伦特派最后的一次尝试，但不幸的是，他们这次依旧因意见分歧而归于失败。即使吉伦特派团结一致也未必能获胜，即使获胜也未必能拯救革命。用公正的法律手段无法做到山岳党用暴力手段所做的事，缺少狂热他们如何战胜外敌，除了恐怖手段还有什么能压服各党派，不制定最高限价法怎样来满足群众的供应，不进行征用怎能保障军粮充裕？

在当时的情况下，吉伦特派本应团结起来共同奋战，但事实却恰好相反，6月2日后，吉伦特派里属于温和派的韦尼奥、让索内、迪科、丰弗雷德等人都被囚禁，其余的如佩蒂翁、巴巴卢、加代、卢韦、比佐和朗热内等人则四散逃亡。这些人首先逃到厄尔郡的埃夫勒，又转到卡尔瓦多郡的冈城，并且将这个地方变成暴乱中心。暴动者以在冈城召开的郡议会的名义，组建了一支军队，由温普芬将军担任统帅，并且对国民公会的专员、山岳党人罗默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实施逮捕，做好了进军巴黎的一切准备。

勇敢美丽的少女夏洛特·科黛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国，于是准备刺杀5月31日和6月2日事变的元凶马拉。但她不明白，暴政并非系于一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以及共和国的暴乱形势。夏洛特·科黛实现了她壮怀激烈却于事无补的计划，然后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面对死亡。但遇刺而亡的马拉却因此比生前更受群众爱戴，人们在公共场所呼唤他的名字，民众团体的场所都安放了马拉的半身像，迫于形势，国民公会给予他进入先贤祠的荣誉。

与此同时，马赛和波尔多出现了武装叛乱，里昂也发生暴动，并得到了六十多个郡的响应。不久，各党派爆发了普遍的暴乱，吉伦特派当初开始行动的一些据点被保王党占据。保王党希望能领导里昂的暴动，将里昂变为在南方的暴动中心。这个城市非常留恋旧秩序，这里的丝绸厂、金银刺绣厂、奢侈品贸易等都依附于上层阶级。因此在一开始它就反对这种打乱旧关系、贬低贵族和僧侣地位、破坏工厂的社会变革。在1790年制宪议会时期，逃亡的亲王聚集在里昂附近的都灵，当时里昂在神父和贵族的领导下曾试图发动暴乱，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暴乱的思想却保存下来。和其他地方一样，里昂在8月10日后就准备发动群众革命，并建立群众政府。当时里昂的领导者夏利埃，是马拉的狂热追随者。经历了9月大屠杀和1月21日事变后，他的胆量更大了。

当时，共和派的低级阶层在市政府拥有权力，保王党的中等阶级在各区占优势，二者之间尚未发生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到5月末，他们之间的争论开始趋于激烈，在战斗中各区取得了胜利，市政府则被包围和攻破，夏利埃逃跑后被抓住并处死。还受国民公会节制的各区义勇队，在国民公会面前辩解，说自己是受到雅各宾派和市政官的胁迫才作战的，国民公会对此没有理会。

6月事件不久爆发，在卡尔瓦多斯郡暴动的鼓舞下，里昂人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全城设防，构筑工事，收留逃亡分子，组建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由保王党的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指挥，并和撒丁国王一同策划军事行动。当时整个西部在动荡，对国民公会来说，以南方的武装叛乱为后盾的里昂暴动就更为可虑。保王党开始行动，各区联合起来宣布革命法庭的成员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募集了一万人的军队准备进攻巴黎。马赛的保王党也在伺机恢复活动，他们以共和派的面貌行动，最后才冠以自己的名义行动。在各区被保王党控制后，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发展。

对于这次暴动的新的变化，感到绝望的雷柏基在马赛港跳海自杀。自从皮塞侯爵率领着少数军队混入吉伦特派后，卡尔瓦多斯郡的暴动也发生了变化，有了保王的性质。当时，波尔多、南特、布勒斯特、里昂等几个城市公开表示同情6月2日被处死的人，但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些城市都被雅各宾派控制，或者忙于和西部的保王党作战。

保王党借各郡的普遍暴动扩展了军事行动，初步获胜的旺代军占领了布雷絮尔、阿让通、土阿尔，在控制本境后又试图占据边境关隘，打开与法国以及英国联系的道路。6月6日，卡特利诺、莱斯居尔、斯托夫莱、拉罗什雅克兰指挥着由四万人组成的旺代军向索谬尔进发，攻下该城后又进军南特，以便稳固地保有旺代郡，并控制卢瓦尔河。卡特利诺率领旺代军继续进占翁热，渡过卢瓦尔河后佯攻图尔和勒芒，实际上却带领军队从右岸配合左岸的夏雷特同时向南特进攻。

似乎一切都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公会，在诺尔郡和比利牛斯山地区，国民公会的军队节节失利，中部有里昂军的威胁，南部受到马赛军压迫，西部则遭到了吉伦特派和旺代军的进逼，此外，两万皮埃蒙特军也侵入了法国。在阿尔贡纳和比利时战役胜利后，因为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的摩擦，军队与政府不和，尤其是这位总司令叛变后，武力反抗的情况更为严重。军事行动不再统一，军队也失去了高昂的士气，内讧不休的国民公会与失意的将军们之间也不再互相信任。

法马尔军营接管了迪穆里埃的残部，由当皮埃尔指挥，但战败后他们被迫退到布陕城下，当皮埃尔阵亡。从敦刻尔克到吉维这一段的边境也遭到了优势军队的威胁，虽然将居斯蒂纳从摩泽尔河调到了北路军，但也未能挽回颓势。法国的门户瓦郎西安失陷，军队连续失利，退到了斯卡尔普河南岸的阿腊斯，这里是巴黎的最后一个退守阵地。因为敌人的进攻和粮食短缺，加上摩泽尔河方面军被压缩而无法增援，美因兹方面投降了。英国政府认识到凭借饥馑就可以使巴黎和各郡陷于绝境，于是封锁了法国的所有港口，并没收了向法国运送粮食的中立国船只。这种旨在饿死全法国人民的新手段，迫使法国在三个月后不得不制定最高限价法，共和国的情况已经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全民皆兵全国备战

濒临解体的国民公会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情况，斗争刚刚结束，胜利的一方还没来得及建立新政府。在各郡和边境的处境没有这么危急之前，山岳党曾召集各地的特派代表，开始制定人们期望已久的宪法。吉伦特派希望宪法能够在1月21日以前颁布，用法治来代替革命政体，不但以此来拯救路易十六，同时也为了预防自己遭到放逐。在5月31日以前，吉伦特派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山岳党人先是审判路易十六，后是排斥吉伦特派，通过这两次政变使国民公会避开这个问题的讨论。如今，成为统治者的山岳党则急于颁布宪法，以便拉拢共和派，罗埃·德·塞舍尔则是山岳党的立法者。几天之内，国民公会便通过新宪法，并提交初级议会同意。

无论是在讨论宪法期间，还是在宪法提交初级议会之后，山岳党一直明白自己面对的威胁和危险。在国内，他们要镇压三四个党派，并消除性质不同的内战，以此挽回军事的失败，对外则要抗击反法联军，但勇敢的山岳党人在危急处境下并未惊慌失措。前来迎接宪法的四万四千个公社代表在国民公会前被接见，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宪法，并且提出要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实行全民皆兵。

丹东同意了人们的要求，发表演讲说：“我们同意初级议会的代表们提出的实施战时紧急政策建议。国民公会现拥有了全国的力量，更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要求国民公会立即颁布法令，赐予初级议会权力，让代表在全国征集武器、粮食和军需品，发动群众的力量，组建四十万人的军队。用我们的大炮来向敌人宣布我们的宪法！并且我们要进行庄严的宣誓：每一个人都要誓死消灭一切暴君！”然后，所有在场的代表和公民都宣了誓。

此时，由革命派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为各项活动的中心和国民公会的政权机构，几天后，巴雷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要采取更全面的措施：“目前自由是所有公民的追求，因此，有人为此应贡献聪明才智，有人应为它归还财产，或者提出建议，或者出力流血。总之，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法国人都要响应祖国的号召，保卫我们的自由。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无论是政治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都应该为自由服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由事业的需要，在即将来临的全国性行动和军事行动中，我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年轻人能驰骋疆场，男子负责制造武器、运送弹药、筹备军粮；妇女则负责缝制军服和帐篷、看护伤员；儿童可以帮助改制绷带，老人负责宣传对国王们的痛恨和对共和国的一致拥护，鼓舞战士们的勇气。公共房屋改为军营，公共场地临时变作工厂，征用民间的马匹，群众手里的猎枪、刀剑及长矛都要变为武器。我们的共和国如今就是一个被包围的大城市，而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军营。”

这些措施立即被宣布实施，凡年满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法国人都作为新兵去补充军队，所有征来的粮食都要供应军用。一时间，共和国拥有了十四个军，一百二十万士兵。对共和派而言，法国成为了一座军营和一个工厂，对反对派却是一座监狱。共和国在进攻公开的敌人的同时，还要消灭隐藏的敌人，于是颁布可怕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来针对国内的反对派。首先采取的是预防措施，图谋不轨的外侨遭到逮捕，君主立宪派和温和共和派被羁押，这些人在和平实现以前将被管制。5月31日后形势更加严峻，资产阶级、商人、中产者如同8月10日之后的贵族和僧侣阶级，成为罪犯的主要构成者。

此外，为了满足对内的需要，建立了一支由六千士兵和一千炮手组成的革命军队，为了确保革命者能保持纯正思想，发放了爱国公民证。俱乐部负责监督各级官员，每个区都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全方位对付国外敌人和国内叛乱分子。

山岳党人的胜利

在经历了韦尔农的初次交锋后，叛军立即溃散。温普芬纠集残部，企图卷土重来却未能得逞。从前极力维护吉伦特派的温和派阶层，变得软弱无力毫无斗志，在其他郡赞同宪法之后，这个阶层也借此机会承认错误，并在叛乱中心的冈城举行了忏悔仪式。

与此同时，卡尔托将军率领部队两次击败了南部的叛军，追赶他们到马赛，并乘势进占了马赛。失败后的保王党逃到土伦向英人乞援，并且将法国的这个重镇交给英国人，普罗旺斯才没有被制服。英国的胡德海军上将进入土伦后宣布路易十七为法国国王，从海道运来八千名西班牙军队，解除法国舰队的武装，并占领了附近要塞，向土伦进军的卡尔托被迫退回马赛。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国民公会的军队仍然保持优势。根据山岳党专员的命令，他们进攻了叛乱的各重要城市，冈城被罗贝尔·兰代占领，波尔多被塔利安攻下，巴拉斯和弗雷隆则进入马赛。剩下的只有土伦和里昂未被攻克，南部、西部和中部的联合与进犯已构不成威胁，国内的敌人只处在守势。

克勒曼率领阿尔卑斯方面军包围了里昂，三个军团从四面围住这个城市，阿尔卑斯的老兵、革命的营队、新入伍的军队每天都在增援。起初，里昂叛军拼命抵抗，但南部的叛军已被卡尔托击退，无法提供援助。试图为里昂叛军举行牵制攻击的皮埃蒙特军，也被克勒曼所击败，里昂叛军失去前沿阵地后，又面临绝粮、士兵缺少斗志的困境。保王党的首领们意识到负隅顽抗无济于事，于是弃城而走。共和军顺利攻克里昂，在那里等待国民公会的命令。几个月后，击败里昂叛军的部队前去增援意大利方面军，在经过反复攻击和英勇机智的军事行动后，有精兵固守和坚强防御工事的土伦终于被攻下，落入共和军的掌握，结束了以攻占里昂开始的战役。

在进攻南特的战斗中，旺代叛军损失重大，统领卡特利诺战死，这次失败宣告旺代叛乱和外侵行动的终结。保王党放弃索谬尔，再次渡过卢瓦尔河退回原地，但他们的力量仍然强大，共和军追击到旺代境内后又被打败。比隆接替贝律耶将军，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率领少量兵力继续作战，但比隆的进攻方法不当，因此改任坎克洛和罗西尼奥尔为指挥，但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坎克洛与罗西尼奥尔的意见存在分歧，山岳党温和派的专员菲利波与救国委员会的专员布尔勃特也无法通力合作，由于步调不一致，行动不统一，这次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得到教训的救国委员便任命勒舍尔一人为统帅，准备在旺代展开大规模作战，想挽回损失。美因兹防军的支持改变了局势，这支防军拥有一万七千名久经战斗的精兵。保王党的军队在夏蒂荣、肖列连遭四次挫败，在沙场中莱斯居尔、邦尚、埃尔贝受了重伤，叛军在上旺代地区遭遇到彻底失败后，想要退到下旺代又担心被全部消灭，于是决定带领四万人的兵力离开本地。但这次撤退造成了他们的致命失败，他们首先在格朗维尔被击退，又在勒芒被重挫，最后在萨维内被彻底击垮，只有一千残兵败退到旺代郡。在努瓦木提埃岛失陷、当地将领夏雷特的部队溃散、拉罗什雅克兰死亡后，共和军控制了旺代全境。

为了防止旺代叛军死灰复燃，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极端手段进行扫荡歼灭。旺代郡叛军只剩下的十六个设防阵地，都被杜罗将军全部包围，并派出了十二支“凶狠纵队”在境内各地搜索，放火焚烧森林，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此外还实行了劫掠破坏，使这个地区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此外，在边境入侵的外国军队也被击退，并且在其他各边境地段采取攻势，揭开了1793和1794年战役的序幕。

5月31日之后，各军队将领与国民公会的领袖重新恢复，革命的推动力重新加强，战斗节节胜利。军队也曾和各党派一样发生危机，这些危机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胜利，在1792年战争开始时，罗尚博、拉法耶特、吕克内等将领是立宪派，而迪穆里埃、塞尔旺、克拉维埃尔、罗兰等大臣则是吉伦特派，双方意见相悖，军队中的士气低迷，因此导致了战败。而在8月10日后，立宪派的将军被吉伦特派的将领迪穆里埃、居斯蒂纳、克勒曼、迪龙替换，军队和政府之间统一了信念和行动。8月10日事变提高了人们的勇气，促使阿尔贡纳之战计划的产生，接下来山岳党与吉伦特派、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之间的争斗又导致了军队和政府之间的不和，斗志遭到挫败的军队导致了战斗的多次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迪穆里埃叛变。吉伦特派在5月31日被推翻后，迪穆里埃、居斯蒂纳、乌夏尔、迪龙被儒尔当、奥什、皮什格鲁、莫罗等人被替换，掌握政权的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有力措施，革命的热情重燃，1794年的战役重演了阿尔贡纳战役和比利时战役的胜利，而卡尔托的军事谋略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

王后和吉伦特派人之死

在战争期间，救国委员会实行了残酷的杀戮行动，军队在战场上杀人，革命党派则在国内采取残酷手段镇压所有的反抗企图。他们认为保存自己是合法的权力，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在战斗时是敌人，在战败后则是谋叛分子，为此，他们用战争消灭敌人，用法律排除异己，以防战斗胜利后发生骚乱。为了报复、恐吓和自保，救国委员会决定实施残酷的政策。

巴雷尔宣布了对叛乱城市的准则：“里昂这个名称不应该存在了，应更名为自由城，并且要在城市的废墟上建一个碑，记载他们的罪行和受到的惩罚。碑文就写：‘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救国委员派遣科洛·德布瓦、富歇和库东前往到这个不幸的城市，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惩罚：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土伦叛乱者的命运与此相似，而没有勾结外国、叛乱不严重的冈城、马赛、波尔多等地，情况稍微好一些，没有遭到如此残酷的屠杀。

政府进行了有计划的残忍屠杀：为了对付欧洲反对派，判处路易十六的寡妻马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死刑，并在10月16日被首先处死；为了打击吉伦特派，判处该派的二十一人死刑，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丰弗雷德、迪科、瓦拉泽、拉苏斯、西耶里、加迪安、卡腊、迪佩雷、迪普拉、福什、博韦、迪夏特尔、孟维埃勒、拉卡兹、布瓦洛、勒阿底、安迪布尔、维热被集中处死；为了打击立宪派判处巴伊死刑；为了打击山岳党中那些企图抬高奥尔良公爵地位的人，判处了奥尔良公爵死刑。之后又处理了6月2日的大批罪犯。

抗议二十一人被捕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人也被捕入狱；但没有判处死刑。在法庭辩论阶段，这些著名的被告勇敢而沉着，但韦尼奥雄辩的口才并没能拯救自己，听到判决的瓦拉泽用短剑自刎。拉苏斯则大声向审判官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而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这些被判罪的人在就刑时，他们高声歌唱马赛曲：“一起走吧，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暴政血腥的屠刀已经向我们举起……”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时代精神。吉伦特派其他领袖的命运几乎都这样悲惨：隐藏在波尔多附近的圣太米利翁山洞中的萨尔、加代、巴巴卢被发现后，也被处死在平民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在流浪一段时间后自杀；拉博·圣艾蒂安则被朋友出卖；罗兰夫人从容赴死，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女人般的英勇气概，而她的丈夫听到消息后，离开避难处所在大路上自杀；孔多塞在逃脱后又被人发现，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杀。在这次血腥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只有卢韦、克尔维勒冈、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勒萨日、拉雷韦耶尔·勒波。

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

10月10日，国民公会宣布革命政府成立之前，无论是内阁、公社还是国民公会，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政权集中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为权力最集中和最广泛的机构，在国民公会内成立独裁政权，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执行成为必然。在山岳党和吉伦特派互相对立期间，国民公会成立了救国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负责以非常和紧急的手段来保卫革命。在5月31日前，救国委员会由大会的中立派代表组成，在第一次改组后的主要成员则是极端派的山岳党人。巴雷尔留任，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免去了丹东派埃罗·德·塞舍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职务，并且将巴雷尔拉拢过去，然后利用圣茹斯特、库东、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等人，掌握了委员会的权力。

通过掌管舆论和警察部门，罗伯斯庇尔掌握了委员会的统治权，追随他的人担任了各个要职：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检举各党派的活动，各郡的事务由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负责，军事由卡尔托、财政由康邦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由科多尔郡的普里厄、马恩郡的普里厄等人负责；库东负责提出过激的但在形式上缓和的提案；巴雷尔则担任了委员会的日常发言人，负责随时上台宣传。

委员会下面设立了治安委员会，协助执行革命的政务工作以及一些次要措施，和大委员会一样，治安委员会有十二个成员，三个月改选一次，成员们可以长期担任。这些人掌握着革命的全部力量。在圣茹斯特的建议下，建立了以独裁为目的的强力政权，实行古罗马式的十头政治，这种可怕的强力政权首先吞噬了山岳党的敌人，继而是山岳党和公社，最后自身也被吞噬。

救国委员会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支配一切，它拥有任免高级军官、部长、政府专员、审判官和陪审官等职位的权力，既对各党派进行压制，也提出各种措施，它派出专员控制军队和将领，并对各郡发号施令，借惩治嫌疑犯的条例随意处分对抗者，利用革命法庭随意处决人命，以制定最高限价法和征用的手段来支配所有的财产，甚至利用国民公会来控诉国民公会的成员，在这种独裁政权下，国民公会完全沦落为救国委员会的工具。

共和历诞生

出于战争和法律的限制，这些革新者与所有国家及各种政体都有些格格不入，但他们还是想将这个距离再次扩大，为了配合这次前所未闻的革命进行，他们制定了一种新纪元，不但改变年份的划分，也更改了日和月的名称，用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用旬来代替星期，休息日也从星期日变为每旬的第十天，一年分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新纪元从共和国的奠定之日开始，即1792年9月22日。从9月起依次排列：秋季为葡月、雾月、霜月，冬季为雪月、雨月、风月，春季为芽月、花月、牧月，夏季为获月、热月、果月。每月分三旬，每旬十日，每日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的顺序命名。此外，剩下的五天属于全年，被称为“无套裤日”，从第一天到第五天分别称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舆论节”。1793年的宪法产生了共和历，并取消了天主教的信仰。在此之后，公社和救国委员会也提出了各自的信仰：公社提倡“信仰理性”，救国委员会则提出“信仰最高主宰”。

救国委员会和公社的斗争

公社和山岳党共同进行了这次反对吉伦特派的革命，但受惠者却是救国委员会。从6月到11月，作为共和国的第一权力机构，救国委员会掌握着一切防御事务，公社试图反过来控制救国委员会，山岳党也企图摆脱救国委员会的控制，而市政自治派的目的与救国委员会恰好相反，它反对国民公会的专政而主张建立地方民主政治，主张以粗率的无神论代替信仰宗教，他们的旗帜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

在开创时代，革命总会受到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并体现出这些思想的思想体系，在危机时期，法国尊崇教皇的天主教派的代表是反对派僧侣，在哲学上的代表则是救国委员会所创立的最高主宰信仰。在政治主张方面亦是如此，在从旧制度的王权到市政自治派的无限制民主的进程和斗争中，市政自治派失去领袖和支柱马拉，而救国委员会却保存了他们支柱和领袖——罗伯斯庇尔。

在下层阶级，公社的领袖们威望极高，他们的军事将领是革命军司令隆森，而宣传家则是无神论者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这些人得到了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革命委员中有一些外籍人员身份不明，这些人被认为是英国派来制造混乱的间谍，企图用过激行动来倾覆共和国。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成员大都拥护市政自治派，在丹东时代和8月10日事变中，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员起到了重大作用，并在那个时期组织了公社，后来这些人都进入了政府和国民公会；他们在俱乐部中的位置也被“第三批入会的爱国者”所代替。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端革命派——埃贝尔派，他们经常在《杜歇老爹报》上发布一些下流卑鄙的言论，对那些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进行嘲弄，并且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在他们的强硬手段下，教堂或者被封闭、或者改为理性教堂，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被迫在国民公会中背弃天主教，此外，国民公会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以信仰理性来代替天主教。很多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信仰上帝的奇怪现象。

这种局势发展令救国委员会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准备制止和消灭它。共和二年霜月15日（即1793年1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讲坛上对这一派进行了攻击，他呼吁说：“代表人民的公民们，由各国国王派遣的联军使用阴谋手段，反对共和国的成立，对此，我们要组建更加英勇善战的军队来回击他们，用提高警惕和实行正义制裁的行动来揭穿他们的阴谋。越是受到爱国主义者的打击，这些敌人和间谍越是加紧联系，并且以自由的借口来破坏自由。现如今，他们又处心积虑，借共和主张来破坏共和国，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内战。”

在罗伯斯庇尔的言论中，公社中的极端革命派与共和国的外部敌人性质变得相同，他对国民公会提议说：“对于那些无法无天、与外敌阴谋互相勾结的狂乱行为，你们应当立即制止。对于公社这个特殊权力机关不加考虑就轻易地为敌人效劳的行动，我要求你们立即惩处，并宣布，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干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曾经按照公社的要求赞成放弃宗教信仰的国民公会，又宣布“禁止一切违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和措施”。

温和派与丹东派的失败

除了要战胜公社外，救国委员会还要抵抗山岳党中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员会独裁政治的温和派，为了进行镇压还需要建立革命政府，而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实行独裁。丹东这一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制，让国民公会能够独立自主，因此他们要求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动、释放嫌疑犯，并以此来打击公社派，削弱各委员会的权力。丹东和他的同党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韦斯特曼将军等人共同拟订了这个实行宽大、人道和法治的方案。他们提出：要先稳定共和国的战场，在取得胜利后再实行安抚。当这一派变成温和派后，就被罗伯斯庇尔派从政府中排挤出来。

5月31日以后，狂热的爱国派认为丹东的行为暧昧，并没有为这次事变出力，而且又反对对二十二人的判决，遭到了人们指责的丹东，退隐到故乡奥布河岸的阿尔西来躲避风暴。这时的埃贝尔派已有很大发展，丹东在同党的要求下于霜月（12月）初回来。

这时，菲利波站出来指责旺代战役的失败是因为指挥不当；不久前被救国委员会撤职的功绩卓著的韦斯特曼将军支持菲利波的意见，此外，卡米尔·德穆兰在他《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言论表示赞同。德穆兰怀着狂热的激情，参加了从7月14日到5月31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赞同革命的一切过激和暴力行为，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共和国。他言辞激烈却心地宽厚，为了避免共和国会分裂，他参加了打击吉伦特派的活动，他将自己的党等同于共和国，甚至以牺牲公正和人道来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拥护。但在目前的情势下，还用从前那种为革命服务的方式来打击玷污和破坏革命的人，已经没有作用了。他在《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文章，慷慨激昂地谈论自由，尖刻辛辣地评论人物，他通过对古代暴君的嘲讽来影射当前的暴政，他引用古罗马学者塔西佗著作中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连谈话都可能被视为政治犯，稍不留意，连简单的注视、忧伤、同情、甚至叹息和沉默，都能被当作罪行。卡西乌的后代在家里挂了一张祖先的肖像，就被定为反革命罪；马麦尔库斯·斯考路斯在悲剧著作中引用了一句意义双关的诗，就被视作反革命分子……”

德穆兰建议政府恢复温和、宽厚和公正的主张，这引起了狂热分子和独裁者的反感。对于革命的独裁制度，德穆兰不仅仅进行攻击，而且主张废除它，建立一个宽大的委员会取而代之，只有这样才能结束革命和平息党争。他的报纸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见面就先询问对方：“你最近看《老科德利埃党报》了吗？”此外，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布尔东·德·洛瓦兹等人，竭力联合山岳党和右派，鼓励国民公会摆脱两委员会的束缚，以恢复自由和权力。当时两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大，他们首先采取的步骤是逐步削弱，通过改变舆论来增加国民公会的勇气，然后通过道义的力量来反对革命的力量，最后用国民公会的权力来对抗两委员会的权力。

丹东派的山岳党人认为，十头政治中只有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圣茹斯特是死心塌地拥护恐怖政策的，巴雷尔由于软弱而拥护这个政策，库东则因为效忠罗伯斯庇尔才拥护这个政策，因此他们试图将罗伯斯庇尔拉拢到温和派方面。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关系较为友好，此外罗伯斯庇尔秩序观念强烈、作风严谨，再加上他公开宣扬道德，这些因素都成为他们利用的条件。当时，罗伯斯庇尔是享有最高声望的人，他曾经维护七十三名被羁押的吉伦特派人免于两委员会和雅各宾派的毒害，曾在公开场合对克洛斯和埃贝尔进行抨击，人们将他看作共和国的调解者、舆论的支配者。只要争取到他，就能够控制两委员会和公社，并且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影响。丹东从阿尔西回来后就和罗伯斯庇尔会面交谈，当丹东遭到雅各宾派的攻击时，罗伯斯庇尔出面维护他。罗伯斯庇尔还亲自为《老科德利埃党报》批阅修改稿件，并且宣传了几项主张温和的原则，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当时掌握革命政权的人，俾约—瓦伦和圣茹斯特公开表示支持两委员会的政策，当科洛·德布瓦出使回来后，进一步恢复了这一派的勇气。

在国民公会上雅各宾派开除了卡米尔·德穆兰，巴雷尔代表政府抨击他，罗伯斯庇尔也被指控为犯了温和主义，但由于他的威信很高，进攻和取胜都需要他，两方面都在争取他，因此没受到责难。凭借自己这种优越地位，罗伯斯庇尔站在两派之间并不加入任何一方，而是专心对付这两派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需要牺牲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者，两委员会需要牺牲山岳党和温和派，因此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罗伯斯庇尔将丹东、德穆兰和他们的同党交给救国委员会，而救国委员会则把埃贝尔、克洛斯、肖梅特、隆森和他们的同党交给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袒护温和派，希望通过打垮无政府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这对于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是有利的。

这个时期，共和国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共和国的不满普遍存在，两委员会认为还不是与欧洲列国和国内反对派讲和的时候，因此必须实行独裁来继续作战。在他们看来，埃贝尔派卑鄙而下流，它使人堕落，通过制造混乱来帮助外敌；丹东派则通过温和政治和道德败坏来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因此，巴雷尔代表政府发言建议作战，并加强实际行动。几天后，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他反对自己曾支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反对法治的政府，要求保持革命政府。他说：“国外，各国的暴君包围着我们，国内，拥护暴政的人在进行阴谋叛乱。如果姑息这种情况，他们必然要谋叛到底。为了共和国不灭亡，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用理智对待人民、用恐怖对待敌人的原则。如果说道德是人民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动力，那么道德与恐怖就是人民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动力。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缺少力量的，我们只有用恐怖手段来制服自由的敌人，才能奠定共和国基础，革命政府的专制实际上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在这次演说中，罗伯斯庇尔谴责了温和派和极端革命派，认为他们都希望消灭共和国，他尖锐地指出：“两派的旗号和道路虽然不同，但他们追求的却是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颠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国民公会，使暴政得逞。”就这样，罗伯斯庇尔做好了剥夺他们权力的舆论准备，他的演说得到了一致赞同，演说稿随即被发放给所有民众团体、政府机关和军队。

在罗伯斯庇尔公开表示敌意后，曾经同罗伯斯庇尔来往密切的丹东要求与他进行一次会谈，地点选在了罗伯斯庇尔的家里，两人的态度冷淡，交谈却很尖刻。丹东满腹牢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罗伯斯庇尔则保持克制和冷静。丹东首先说：“我完全知道委员会的态度，但是我并不害怕他们的仇恨。”罗伯斯庇尔回答：“你想错了，委员会对你并无恶意，只是觉得你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丹东激动地反驳：“解释？要解释就得说实话！”看到罗伯斯庇尔的脸色沉下来，他又补充说：“压制保王派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应该只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能混淆了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罗伯斯庇尔愤愤地反问道：“是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听到这句话，丹东苦笑着对同来的人说：“你认为呢？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然后他们就起身离开了，这次分别后，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友好关系一刀两断。没过几天，圣茹斯特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以从未有过的、更加露骨的口气，对包括温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反对派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且建议赋予政府最广泛的权力来对付公社派中的阴谋者。

对此，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采取任何防卫的措施，他们的成员副检察官埃贝尔、“革命的将军”隆森、“人类的发言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蒙莫罗、樊尚等人，被当作外国间谍和国内的阴谋叛乱分子逮捕，并被解送到革命法庭。在首领被捕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卑怯地死去。通过这些行动，救国委员会取消了革命军队，各区委员会的权限也被削弱，公社被迫到国民公会中表示对逮捕和处罚措施的感谢。

丹东如果不起来自卫，下次遭刑罚的对象将会是他。但是他已经无所依靠，虽然国民公会对他和他的事业有所偏袒，但此时国民公会被两委员会的革命势力所控制。失去了政府和国民公会支持，也得不到公社和俱乐部的援助，丹东除了被动等待没有别的选择。他的同伴们要求他进行自卫，他拒绝道：“我宁愿做受刑人而不愿做行刑人。”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雄辩的口才谴责罗伯斯庇尔和两委员会，发动国民公会推翻他们的暴政，虽然旁人竭力敦促，但丹东明白，推翻一个已经确立的统治并非轻而易举，况且，国民公会也处在被控制威胁的地位，他的任何行动都没有效果。于是他只是勇敢地等待着，他相信敌人不敢处死他这样的人。芽月10日，有人来告诉丹东救国委员会正在讨论逮捕他，催促他立刻出走，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不肯离开。但当天夜里，丹东在住宅中被逮捕，和卡米尔·德穆兰、菲利波、拉克鲁瓦、韦斯特曼等人一起被押解到卢森堡宫，他被关押在一间单独监禁的密室。

人们对丹东的被捕忧虑不安，一时间流言四起，第二天国民公会在开会时，人们面带惧色地悄声询问，不知道为何对人民代表也要采取这种逮捕手段。勒让德尔说：“公民们，昨夜大会的四名代表被捕，除了丹东，其他人我不知道是谁。我在这里公开宣布，我认为丹东是无辜的，没想到却戴上镣铐。我要求在没有听到控诉之前，先将被捕的人叫来，让他为自己受到的指控答辩。”他的提议受到了会场的欢迎，有几位代表提议进行表决。

没过多久，罗伯斯庇尔出现在讲坛上，他说：“这次会上出现了已经很久不见的混乱情形，刚才发言人的话引起了骚动，由此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今天必须知道，是几个人重要还是整个祖国重要？我们要看一看，国民公会是主动打碎一个早已腐朽的偶像，还是等着它垮下来压倒国民公会和法国人民！”寥寥数语，罗伯斯庇尔就压倒了丹东的同党，使会场复归平静，勒让德尔也撤回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圣茹斯特宣读了对被捕代表们的长篇控诉书，言词似是而非而又极其巧妙，对他们在言论、政治活动、私人生活以及各种图谋方面进行指责，代表们在沉静中附和通过了对丹东及其同伙的控告。

被告们在革命法庭上表现了勇敢高傲的态度，迪马担任审讯丹东的审判长，他按照程序询问丹东的姓名、年龄、住址。丹东回答说：“我是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人人知晓，今年三十五岁。我的住址即将消失，但我的名字将永存史册。”虽然人们被丹东轻蔑而有力的回答、拉克鲁瓦得体的反驳、菲利波的严峻表情、德穆兰的激昂气势所感动，但法庭以被告们不尊重法律为由剥夺了他们的辩护权，直接宣判死刑。之后，这些人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执行死刑。

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有大批的军队和监护队，随行的群众一路沉默。囚车上的卡米尔·德穆兰不甘地高呼：“公民们，难道这就是对自由最忠诚的信徒的报偿吗？”丹东则沉着而高傲，昂首挺胸地走到断头台前，他先是大声说：“我亲爱的妻子，我将永远看不到你了……”然后又打断自己的话对自己说：“丹东，勇敢些！”

在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人们死去后，再没有人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再听不到反对恐怖独裁的声音。恐怖独裁笼罩着全国，吉伦特派和丹东派都曾试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但他们都死了。敌人愈多，统治者要杀的人也愈多，身处血腥的人们无法自拔，直到他们被杀死。在吉伦特派垮台后，十头政治提出了恐怖政策；在卑鄙的埃贝尔派垮台后，他们提出了公正与忠诚；而在丹东派垮台后，他们提出恐怖和道德，并将丹东派指为姑息派和不道德派。

第九章　两委员会时期

——1794年4月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罗伯斯庇尔位高权重，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得失而奋争，但只要发生战争，就不可能让一个人独揽政权。叛乱者最终会被杀，征服者注定也要死在斗争中。这也正好解释了罗伯斯庇尔这一派必将灭亡的真理。

救国委员会的暴力手段

两委员会在丹东派垮台后开始执政，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宣判死刑是政府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唯一方法，共和国每天按数量执行死刑。在这个时期，对嫌疑犯实行惩治并关押让监狱人满为患，而被人称为死刑法的牧月22日法案对人民执行死刑又使监狱腾空。

就在这时，各郡山岳党的特派员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完全代替。卡里埃占据了西部，他的靠山是俾约；梅涅占据了南方，他的靠山是库东；北方则是约瑟夫·勒邦，由罗伯斯庇尔作为庇护。各个地区对反对民主专政的人都实行杀戮，方法不尽相同，里昂和土伦施行成批枪杀，南特采用溺死的方法，而在阿腊斯、巴黎及奥郎日则是更加残酷暴戾的绞刑。希望这个实例能使人们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达成一个真理，即：在革命中一切的胜利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斗争！没有人反对时，一项革新才能平和地实现。不然战争即会爆发，进而生成革命，因为革新需要全体人民的力量来支持捍卫。当社会的根本被撼动了的时候，那些勇往直前的人就是胜利者。而且，人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些温文尔雅的改革家，而是专制强势的改革家。这些改革家通过专制强势的斗争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通过武力斗争和建立自己的理论来统治国家。为了自己的统治和理念，这些改革家对人民进行杀戮。他们屠杀的理由是反对者违反了民间的道德、人伦和福利及所有神圣的东西。斗争到达极限时，反对者和拥护者纷纷倒下，一场消灭这场灾难的革命即将爆发。

1789年的人们都被卷入到1794年的战争中。一个党派在战场上出现，其他党派也就亦步亦趋，和前者一样，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党或十头政治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每个上台党派的统治更加残暴，每次党派垮台总比前次牺牲更大。十头政治最残暴的统治注定了它是最后的暴政。救国委员会已被全欧洲民众和失败党派所痛恨。它认为只有增强暴力手段才能使自己强大，只有让敌人灰飞烟灭才能真正永存。因为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卷土重来。”科洛·德布瓦也表示：“社会这个躯体，越流汗就越健康。”

圣茹斯特的民主派学说

但是，十头政治的人认为他们的权势不会消亡，他们希望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中能够放弃死刑，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对某些社会学说的狂热，如同英国革命时期的千禧年信仰者对某些宗教思想的狂热一样。两相比较，十头政治以人民为出发点，渴望绝对的政治平等，建立道德的统治；千禧年信仰者以上帝为出发点，渴望所有人能同等地接受福音，渴望诸圣的君临。人的本性要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在宗教时代，基督主义民主派应运而生，在哲学时代，也就产生了政治民主派。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每次演说中都宣扬这种民主政治的宗旨，希望改变风俗，改变法国人的思想和习惯，把法国变为共和国。他们主张建立的是：统治者是人民大众，官员都忠厚谦虚，公民品行端正，道德高尚，人们之间相互团结友善。共和国是一个整体，它的政治氛围是自由和平等，所要维系的是国家的生存发展，它的宗旨是道德，最高主宰即是共和国的信仰。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天真地以为这是最完美的制度。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要强力建立这种制度。所有这些内容都用来处分某个党派或某些人：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来指控保王党和贵族；用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名义来指控吉伦特派；以救国的名义来指控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和温和派；以道德和最高主宰的名义来指控肖梅特、阿纳卡西斯·克洛斯、戈贝、埃贝尔，以及整个无政府主义派和无神论者派；以诚实的名义来指控夏博、巴齐尔、法布尔·德格兰丁；以道德和安分守己的名义来指控丹东。在狂热派的心目中，这些人犯了死罪是因为他们违背了道义及不安分守己。

在救国委员会中，罗伯斯庇尔是一个狂热的宣传者，是头领，但有一个比他更狂热的宣传人，就是被人们称为空想家的圣茹斯特。他五官端正，面部轮廓清晰，目光像鹰一样锐利，长长的黑发直垂到肩，说话沉稳有力。他作风简朴、严谨，炽热的内心掩藏在冷淡的外表之下。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永不止步。他虽年仅二十五岁，在十巨头中却最有自信心，表现得最为果敢。他热爱共和国，奋力工作，视察军队，与士兵同甘苦，他喜爱群众，不会偏听偏信，从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他谈吐大方服饰庄重。但是，他实施起政治主张来就变得雷厉风行，独断专行，不惜运用死刑来战胜对方，而后一一付诸实践。与罗伯斯庇尔相比，他是一个行动家、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时期接近圣茹斯特，是因为能从他身上得到好处。而圣茹斯特亲近罗伯斯庇尔则是因为两人的见解一致。这两人的联合让救国委员会生畏。因为，罗伯斯庇尔声望极高，野心勃勃，圣茹斯特毅力坚强，能够坚持自己的政见。库东性格温和，半身瘫痪，却是狂热的信徒，他忠于罗伯斯庇尔。这三个人企图在救国委员会里尽快掌握大权，由此结成三头联盟。此时，三头联盟用手中权力牵制着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在需要对国民公会施行恫吓、抨击、消除不满疑虑时，圣茹斯特、库东、罗伯斯庇尔依次出马，使一切复归沉寂，回到恐怖之中。这种联盟的野心使其他委员和他们分崩离析，以致其最后以失败告终。

改组革命法庭的提案

公社和丹东派倒台后的两个月中，十头政治还未分裂，他们在各郡派遣人员来控制人民以巩固地位。两委员会趁各边境军队打胜仗的稳定时机来建立新秩序和新制度。人们在革命中容易分成两种倾向：一是为理想而奋斗，一是希望掌握统治大权。在开始时，救国委员会内部为民主理想而共同作战，到了后期，他们就为权力而斗。俾约—瓦伦提出了平民政治的理论和军队国有制的说法。罗伯斯庇尔则发表一篇演说，把共和历每旬的十天定为十个节日：最高主宰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友谊节、俭朴节、诚实节、荣誉节、灵魂不灭节、履难节等，都是共和国应该庆祝的道德和隆重典章的节日。这是他建立新的信仰最高主宰的基础准备。巴雷尔也作了一篇报告，是关于消除乞讨和救济贫民的。所有这些报告都制成了法规。巴雷尔受人操控，对救国委员会最为顺从。他的思想和生活无可挑剔，他拥护恐怖政权并非因为狂热或受残酷胁迫，而是因为他性情温和，非常胆怯。在8月10日以前，他是君主立宪派；5月31日以前，是共和派的温和派；后来却为十头暴政歌功颂德，成为他们的合作者。他在革命中缺乏刚毅性格，使他厌恶或恐惧的事情他也认为有理，若是正当的更对领导者随声附和。在一个混乱的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时代，他从来不懂得与自己意愿相违背时要适可而止。

这时已得到最高的声望和权位的道德民主奠基人罗伯斯庇尔受到党内拥护，成了共和国的伟人。人们谈论的都是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天赋和辩论才能。更有两件事提高了他的地位。牧月3日，有一个名叫拉德米拉耳的人，身份卑微但行为大胆，他想从罗伯斯庇尔和科洛·德布瓦手中把法国拯救出来。他伺机杀害两人，等候罗伯斯庇尔一整天没有结果，晚上向科洛打了两枪都没有成功。第二天，又有一个名叫塞西尔·雷诺的少女到罗伯斯庇尔的门前。因为罗伯斯庇尔不在家，她又坚持面见，人们就逮捕了她。她带着一个小包袱，身上还带了两把刀子。人们审问她来罗伯斯庇尔家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带刀和包袱。她称想看看一个暴政者是怎样的人，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包袱里的衣服是去监狱的换洗衣服，然后再去断头台。这个不幸的少女果真被送上了断头台，甚至还连累了她的全家。这些事件令罗伯斯庇尔受到最令人陶醉的阿谀。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的心中，人们相信他没有遇害，这是因为有共和国的天神和最高主宰的庇佑。他曾确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并在花月18日颁布法令确认。

牧月20日，法国各地举行庆祝新信仰的仪式。16日，国民公会推选罗伯斯庇尔为国民公会议长，由他担任大司教主持庆祝仪式。罗伯斯庇尔服饰鲜亮，手捧鲜花麦穗，春风满面，气质昂扬地与同僚们拉开15步的距离走在最前面，引起了轰动。在那一天，所有人都希望愿望实现，他的敌人蠢蠢欲动，期望重新夺取政权，而遭受过罗伯斯庇尔迫害的派系希望以后的执政党会行事温和。人们希望从他的演说中看到美好的将来。然而，罗伯斯庇尔的最后一句话让他们从梦中惊醒：过了欢快的今天，明天继续和恶人暴君进行斗争。

牧月22日，库东把一项新法案提交给国民公会。在这之前，革命法庭已经听从命令把保王党、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党、无政府主义者全部杀掉了。但是，事情发展得并不像刽子手希望的那样，所有囚犯能够无阻碍地直接全部解决掉。库东认为：“所有审判程序都是危害国家，审判祖国敌人的时间应是处决犯人的时间，拖延即是犯罪。”库东所提法案把应该遵循的被告可以有辩护人等一些程序全部取消了，规定：爱国的陪审官可以为被诬告的人作辩护，不允许任何人为阴谋分子作辩护，单独受审改为集体受审。以前所规定的普通违法行为、反革命行为或使用暴力阴谋破坏自由的一律视为与人民为敌。以前用法律来审判，现在只需他们的意愿即可，法庭被一分为四，审判官和陪审官的人数增加，而且派四名检事官当作检察长的助理。最后，只有委员会可以下令审讯，之前国民公会决定后才能受审的人民代表。牧月法案替代了惩治嫌犯的条例。

库东的提案让大家惊讶恐惧，小声的议论从底下传来。吕昂大声提议延期讨论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就会开枪自杀。大家纷纷表示赞同。罗伯斯庇尔认为国民公会早已独立，不受派别控制，法案应该马上讨论后进行决议。于是，草案经过半小时的讨论后就通过了。山岳党更加害怕这项法案，他们不想看到库东所提的法案让十巨头任意摆布代表们的命运。因此，第二天他们把头天晚上的决议推翻，布尔东第一个发言要求保障代表的人身不受侵害，梅兰尔借此提了一个巧妙的理由，得到大家支持并在大会上通过。可是，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库东对也参加激烈争论的山岳党方面进行了抨击。代表洛瓦兹的布尔东反驳说：“山岳党和洛瓦兹都是爱国者，委员会的委员对我的诘责我不希望用尖锐的语言来回敬，我尊重库东及其他委员们，但是我也尊重山岳党，因为他们坚贞，拯救了自由。”罗伯斯庇尔对大家的反抗始料未及，于是急忙冲上讲坛说：“所有的热爱自由的党派都是一家人。一切热爱自由甘心为祖国奉献的人民代表都是山岳党，纵容伪善的有巨大阴谋的人骗走一些山岳党人另起炉灶，当领导是对人民的残忍，对祖国不公。”布尔东随即反驳说从不曾想当领导，要求说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人指出证据。罗伯斯庇尔说，他并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承认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人是活该的，山岳党是高尚纯洁的，阴谋分子不在其中。布尔东又要求他把阴谋分子一一指出来。罗伯斯庇尔咄咄逼人地回答，到时候一定指出来。他盛压一切的气势及十巨头的其他人的支持让所有人都沉默下来，使人窒息的恐怖让泛起波澜的湖面霎时平静下来。梅尔兰所提反对意见被认为是在羞辱救国委员会而撤销，代表们全票通过了库东的提案。自此后，近两个月的时期内，每一天要杀害五十个左右的人，成批的人被处死，这种残暴气氛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两委员会的分裂

这种制度终于要结束了，两委员会在牧月会议发生分歧。在之前，他们已经开始明争暗斗。当有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协同一致。当敌人消失后，早已习惯了斗争的他们开始闹矛盾。谁都想掌握大权，加上两委员会各自的主张并不相同，因此，随着公社的瓦解，民主派也分成了两个帮派。由瓦迪埃、阿马尔、服兰等人组成一派，由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治安委员会组成一派，他们信仰理性高于最高主宰。由于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的名望和权威充满妒忌和恐惧，因此在各方面并不服从于他，给其制造各种麻烦企图阻挠罗伯斯庇尔实现愿望，由此也让他对这一派耿耿于怀，伺机打击报复委员会中的塔利安、布尔东、勒让德尔、弗雷隆、罗伯斯庇尔等一些有实力的对手。

低层民众支持罗伯斯庇尔，是因为他能代表低层民众的利益和主张，是革命的先驱。巴黎军队的领导者昂里奥对他唯命是从，因此他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所以胜券在握的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派中可以随心所欲地改组成员，他把所有重要的最有权势的职位交给他的亲信，把总检察长肖梅特和市长帕什赶下台，让行政官帕扬和弗勒里这两个新人来接替，并亲设了革命法庭和新的公社。罗伯斯庇尔离开了两委员会，他的目的是想通过清理委员会中山岳党和其他乱党中的异己分子来达到独裁的目的。他把每个党派的领袖都替换掉，吉伦特派被赶走二十二人，埃贝尔、肖梅特和隆森也不在公社了，丹东、夏博、拉克鲁瓦、卡米尔·德穆兰也离开了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在翦除异己的同时，也曾保护了七十三名被雅各宾派检举和两委员会忌恨而逮捕的吉伦特派代表。他自封为新公社的领袖。此时，山岳派和国民公会中只有少数人掌权，所以他并不担心会有人再与他作对。罗伯斯庇尔认为消灭其他党派就是在保护共和国，他不能让共和国离开他的保护。两委员会企图通过指控他实行暴政，借无形的力量来搞垮他。他们利用各种方式让人民相信，罗伯斯庇尔实行独裁先要建立个人威信，他们称罗伯斯庇尔为“暴君”已经众所周知，并认为他对国民公会的冷淡及在举行新信仰仪式上目中无人的态度让所有人难以接受。

在此时有一个事件被罗伯斯庇尔的对手掌握并加以利用。有一名老妇人冒充上帝之母，预言救世主要出现，意指罗伯斯庇尔即耶稣，并悄悄地收了几个信徒。与这个老妇人一起的一个修道士曾与罗伯斯庇尔共过事。两委员会借此宣扬罗伯斯庇尔利用迷信来迷惑大众。代表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对新信仰提出了一份毫无根据的指控书，他嘲笑新信仰，揭发那些信徒，顺带不提名地指出罗伯斯庇尔与他们是一伙的，而且提议要把这些信徒送进监狱。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表示对瓦迪埃既蔑视又厌恶，他被瓦迪埃深深刺痛。他想把这些人救出来，并要求救国委员会逮捕他指定的人，但遭到拒绝。这以后，罗伯斯庇尔很少去办公，也减少了出席会议的次数。他比以前更加容易猜忌和忧虑，不再信任任何人。但他经常光顾俱乐部，出门有带武器的侍卫守护，也曾派人监视丹东，搜集情报。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揭发国民公会中曾收受贿赂的人，其中就有丹东的人，而且还不放过抨击委员会本身。在人民团体集会的日子里，他对巴雷尔进行攻击，巴雷尔对陪审官维拉特说罗伯斯庇尔永远不知满足，把所有敌对他的人都看作是丹东派的，让我们把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交出去，就是自断后路，他不应该针对我，而应同我们大家改善关系。

以前，反抗国王的8月10日革命是丹东、科德利埃派和城郊群众共同发动的，吉伦特派事变是马拉、山岳党和公社在5月31日发动的，搞垮公社、削弱山岳党也是由俾约、圣茹斯特和两委会共同实施的。每一次斗争罗伯斯庇尔都是利用民众，而这次他利用阴谋，第一次独自发动斗争来宣泄他的愤恨，实施他的计划。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可怕。他已经和两委员会决裂，政府不可能再帮助他，因此他只能依靠下层群众和雅各宾派。这次和罗伯斯庇尔共同参与斗争的有圣茹斯特、库东、弗勒里奥、帕扬、迪马、科芬纳尔、昂里奥及人民团体。获月15日，他们作了决定准备斗争，昂里奥以亲密的态度用这天的日期给市长写了信，要求市长参加这次有利于国家的行动。罗伯斯庇尔煽动雅各宾派的同时，紧急把正在视察北路军的圣茹斯特调回来。在热月3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无论在何地，都要除去玷污国民公会名誉的败类，誓将制止两委员会对爱国派的加害。然后，他与同伴们相约要在公民公会上提出意见。虽然罗伯斯庇尔已经多时不参加政府工作，但是在热月4日，埃纳郡的代表团依然向他控诉政府。碰巧他患了小病，便借机夸大病情并表现他对国民公会不可救药的现状感到恢心焦虑，自己想拯救共和国却有心无力，以此来激发爱国派的斗志。罗伯斯庇尔向回来的圣茹斯特谈了国民公会的情况。正在进行讨论的两委员会对圣茹斯特来到会场表现出了敌对态度，委员们的只言片语让他促使罗伯斯庇尔立即行动起来准备战斗。主张革命就是敢干的圣茹斯特希望罗伯斯庇尔能够大胆地出乎意料地对敌人进行猛烈打击。但是罗伯斯庇尔有的只是舆论的力量，并没有武装力量。他希望按照以前的路子，借助自己在国民公会或公社的势力合法地取得成功，如果他的要求没有被国民公会采纳，他可以利用公社来鼓动群众发动暴动，就如同过去在5月31日民众发生暴动反对吉伦特派和反对十二人委员会那样，在热月9日针对山岳党和救国委员会举行暴动。

改组两委员会的提议

热月8日，精心准备了一篇演讲稿的罗伯斯庇尔早早就来到国民公会。他站在讲坛开始指责两委员会。他先说了一段要维护委员们的权力、维护失去的自由，要为自己无辜受害作辩护的开场白。之后就开始控诉诬告他的人。他攻击两委员会和山岳党中一些人使用各种手段迫害热爱和平的公民和爱国者，想让共和国灭亡。国民公会的敌人同他的敌人是一样的，他的精神、意图和行动跟国民公会是一致的。那些迫害和平的人已经把委员们独裁的形象散布给国民。他属于人民的这一派，要效忠人民的主义，一直以来就是要消灭叛国者，他要发扬爱国精神，让祖国更幸福，所以他要继续在救国委员会中发挥力量，要继续保卫祖国。

罗伯斯庇尔利用国民公会独立自主的观念来挑拨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的关系，他把私事和国事混为一谈。他鼓动国民公会应该用自尊和勇敢摆脱束缚。罗伯斯庇尔提醒温和派他曾经救过温和派的73个人，让他们重新获得希望，他想要改革财政制度，要惩罚贪官，要使革命政府采取温和的态度，并对革命政府的工作作些指导。他说群众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又指出国民公会中有共和国的敌人，而且已经形成了联盟，这个联盟利用治安委员会来反对救国委员会，有些委员已经参加了这个联盟的阴谋活动，这个联盟正在翦除爱国者，正在使祖国一步步走向灭亡。只有惩治阴谋者，改组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建立统一的政权，才能让正义永存，才能使祖国不会灭亡。

这次的讲演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罗伯斯庇尔讲完之后，会场鸦雀无声，很长时间后人们不安地相互对视，不发表任何感言。到最后时刻，凡尔赛的代表勒库安特提议向大家印发这篇演讲稿，他的提议遭到众人反对。洛瓦兹的代表布尔东首先反对印发，并获得了大家的支持。巴雷尔主张公开发表所有的发言，库东借机提议把演讲词散发到每个城镇时，国民公会决定同意，因为他们害怕两个水火不容的派别会暂时合作。一直保持沉默的两委员会看到山岳党被击退，大多数人也在犹豫，于是瓦迪埃决定站出来反对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演讲。除了瓦迪埃，俾约—瓦伦、帕尼斯、夏尔利埃等人也对罗伯斯庇尔进行了轮番攻击。弗雷隆建议国民公会撤销授权两委员会逮捕人民代表的命令以保证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演讲得到了一些到场人员的掌声。但是，此建议被否决了，原因是时机未成熟。想要推翻罗伯斯庇尔和两委员会，就必须借助两委员会的力量。不过，国民公会还是撤销了印发罗伯斯庇尔演讲稿的决定，并且将他的演讲稿交由两委员会审核。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抗，罗伯斯庇尔愤然离场。

对这次会议失望的罗伯斯庇尔只能寄希望于雅各宾派。晚间，他来到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在这里得到大力支持，他向俱乐部的同志讲了他所受到的攻击，并向大家保证做好了自杀的准备。所有激愤的人都愿意和他一起对敌。当晚，他们调整人马准备在公社和俱乐部门前集合开展第二天的行动。同时，两委员会也在召开会议。国民公会的委员们要求圣茹斯特脱离三头联盟，并写一份前天事件的报告。可是他没有答应，并决心脱离他们。两委员会和山岳党人曾恳求右派和沼泽派的首领与他们联合对付罗伯斯庇尔。因为这两派对山岳党人很排斥，所以直到第三次丹东派来求援，他们才答应给予支持。于是，委员会中各派联合一致要攻击罗伯斯庇尔，三头联盟也准备攻击国民公会。

热月9日会议

在两派准备斗争的情况下，在热月9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大会代表们早早来到会场，将近中午时分，他们相互鼓励对方。山岳党的布尔东和罗维尔、塔利安走到迪朗面前，赞扬他们右派是勇敢的。中午，他们看到圣茹斯特登上讲坛便都进入会场，罗伯斯庇尔为了用他那严厉的目光震慑对方，便坐到了正对讲坛的一个位置上。

圣茹斯特开始发言说他不属于任何一派，这个讲台将成为惩罚犯人的悬崖。这时，塔利安打断他的发言，并吵着说要说明真相。俾约—瓦伦也表示要揪出隐藏在山岳党中迫害人民代表的阴谋分子，并且逮捕一个送到治安委员会。国民公会必须承认它正处在危险的时刻，国民公会若是妥协，那么就一定会垮台。所有的代表都响应，誓将拯救祖国，绝不会让国民公会垮掉。罗伯斯庇尔的同伙勒巴想维护三头联盟，但国民公会不准，俾约-瓦伦接着攻击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盟者，指出他们是真正的独裁者。

罗伯斯庇尔刚开始还很镇定，但到最后他抑制不住地冲向讲坛，意想不到的是所有人都在呼喊：打倒暴政者。众人的声音使他无法开口。塔利安在这时说，他很自豪，因为很快就要看到自由的曙光，他为曾看到雅各宾派代表集会而感到恐慌，他随身佩戴着短剑就为国民公会无力掌控他时拔剑刺向他。在激愤的代表面前，他挥舞短剑，要求逮捕昂里奥，要求大会延时。这两项提议通过后，俾约-瓦伦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的同谋者：迪马、布朗热、迪弗雷兹。巴雷尔提议将保卫国民公会的任务交给各区的军队，并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提出一份保卫办法。瓦迪埃提起假冒上帝之母的卡特琳·泰奥特事件想转移代表们的注意力，但被塔利安打断并继续讨论独裁者的问题。

所有人对罗伯斯庇尔的批判更加热烈。罗伯斯庇尔几次想发言，都被“打倒暴政者！”的喊声和议长杜里奥的铃声压下去。罗伯斯庇尔作最后的努力来争取发言，他求助议长和旁听席上的人们，但人们对他的求助无动于衷。他绝望到极点，会议一致通过了逮捕他的提议。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要与他的哥哥共同承担，勒巴也不愿意与罗伯斯庇尔为敌，请求国民公会把他也逮捕起来。

圣茹斯特面无表情地接受了发生的一切，罗伯斯庇尔的兄弟、库东、勒巴和圣茹斯特一起被逮捕了。三头联盟中的三个头领被带走了，罗伯斯庇尔沮丧地认为祖国完了，祖国被强盗占领了。在经历了一个半小时后会议暂停，斗争的期间，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里聚集了三头联盟的同盟代表。

中午时分，市长弗勒里奥、行政官帕扬、军队司令官昂里奥已经在市政厅等候消息，他们希望不须宣布暴动，不须各区支持暴动，坚信罗伯斯庇尔凭借演说就能获取国民议会的胜利。几个小时以后，国民公会的人员来通知市长，让市长向国民公会汇报巴黎的状况，此时市长还不知道罗伯斯庇尔被捕的事情，还叫来人回去禀报他们正在讨论怎样清洗国民公会，还要给罗伯斯庇尔打气，叫他坚决些。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来向市长报告国民公会中发生的一切，三头联盟被捕，现在正要逮捕三头联盟的同谋，市长一伙人立即敲响警钟，把大门紧闭，召集市议员准备集合各地的部队，公社门口已经架起了大炮，各革命委员会在公社进行了宣誓要发动暴动。市长派出的代表团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俱乐部里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俱乐部哪怕消亡也不愿在罪恶的统治下苟延残喘。为了祖国，俱乐部的人一晚上都在紧张地开会。会议商定，要把两个暴动中心联系起来发动群众。昂里奥带领着他的手下拿着手枪在大街上奔波着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他一边奔跑一边向群众呐喊，要人们拿起武器，到公社去拯救祖国。在他积极奔走的时候，国民公会的两个代表发现了他在圣奥诺雷大街上所做的一切。这两个代表让宪兵以违反法律的名义对他进行逮捕。昂里奥被宪兵绑缚着押到治安委员会。到现在为止，国民公会已经联合起来，而公社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国民公会逮捕了三头联盟并把部队的司令官俘虏了，他们占了上风。

但是，胜负还未见分晓，双方还在进行斗争。国民公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法令对抗公社发动的群众暴动。对抗的双方很清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失败将永无回头之日，所以双方都态度积极而坚决。就这样一直抗衡到晚八点时分，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有些支撑不住，渐渐分散了，公社的勇气反而大增，此时，暴动的群众占了上风，国民公会差点要被打败。

罗伯斯庇尔和暴动者的失败与受刑

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弟弟，另外还有圣茹斯特、库东、勒巴等几个人分别被送到卢森堡监狱、圣拉扎尔监狱、苏格兰人监狱、布尔勃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公社下达命令不得关押这些人，并且派市政府的官员率领分遣队去营救。罗伯斯庇尔第一个被人们救出，并像取得胜利一样把他送到市政厅，在那里人们如同迎接领袖一样欢迎他的归来并呼喊着要惩治卖国者。

晚上七点的时候，也是罗伯斯庇尔被营救的时刻，国民公会刚刚开始，守卫的士兵还不多，科芬纳尔率领着两百名炮兵冲进两委员会，救出了昂里奥。昂里奥在卡鲁尔广场向炮兵们演说并把大炮对准国民公会。这个时候，国民公会并不知道危险在即，还在讨论着反动者的危险性。直到有人向大会报告，罗伯斯庇尔一派已经获得胜利，群众暴动已经发起，三头联盟中的三个领导者已经被救出，雅各宾派对国民公会的做法异常愤怒，各革命委员会和各区纷纷举行集会。两委员会的委员们是为了躲避科芬纳尔才慌忙地逃到大会的，却不料在这里被他和他的炮兵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连蚂蚁都不能进出。

两委员会得知真相后，军心大乱，不知所措，一会儿，阿马尔跑来报告说被昂里奥欺骗的炮兵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议长对大会代表们说为祖国即将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所有的代表都表示为祖国战斗到底。大会宣布法律将不再保护昂里奥，大会旁听席上的人们边走边呼喊，拿起武器击退这些叛国者。昂里奥下达命令让士兵们开炮，但是炮兵们没有听从他的指挥，昂里奥仅仅是让他们站到了自己这边。不得已，昂里奥来到了市政厅。炮兵们不听从命令，导致胜利在望的公社一时间难以进退，公社没能用武力打败国民公会，他们只得循序渐进，改变武力解决的方式。

但是，国民公会并没有给他们改变进攻方式的机会和时间，国民公会抓住时机，掉转头来开始进攻市政厅。国民公会宣布法律将不再保护叛乱者和发生暴动的公社。两委员会召开大会派出代表到各个地区争取支持。大会作出决定：以两委员会为活动中心，军事司令官为巴拉斯，巴拉斯的助手为弗雷隆、罗维尔、布尔东、费罗、莱奥纳尔·布尔东、勒让德尔等坚决维护两委员会的人员。

法国的大部分民众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听说国民公会和公社之间发生了矛盾，民众应各地区的命令在快九点的时候集合并被驱使着到公社里去，各区还要带着自己的队伍赶往市政厅。各区因为不明情况所以只派出了代表团来参加，当国民公会的特派员来跟国民下达命令，并告知领导和集合点时，他们就各自带着武装力量来到国民公会，发誓要保护国民公会，并斗志昂扬地在会场里进行了游行。弗雷隆鼓动他们要赶紧行动起来，巴拉斯去跟委员们请示对公社进行进攻，要消灭罗伯斯庇尔派中所有的叛国者，如果不投降，就要把公社的大楼踏平。议长也随声附和说马上出发，要在黎明时分把叛乱者全部缴清。于是，国民大会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在周围布置了军队和大炮，另外，在午夜部队又分两批向公社开去。

将近夜半，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人们一直在开会。罗伯斯庇尔在得到人们热烈响应，听到他们要为祖国而战的宣誓后，就和帕扬、弗勒里奥一起出席了市议会。人们拿着刺刀、长矛、推着大炮都聚集到了格雷弗广场上。各区的代表来到了公社，各区里也有市议会派下来的专员，各区对公社是抱有希望的，昂里奥可以对所有人负责。因此市政厅认为行动不可能失败。市长他们组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撰写了军人宣言并且编了一份花名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将近午夜十二点半，没有任何区的人出现，也没有发布一条命令。三头联盟的三个领导一直在开会。这样拖延时间，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开始有了骚动，没有耐心再等下去。混进人群中的国民公会的人在悄悄散播消息，说各区的人民已经知道，公社被国家认定为违反了法律。趁着广场上人群军心不稳，热情逐渐消失的时刻，有人喊出国民公会永远存在的口号。接着潜于广场的国民公会人员大声宣读了公社搞非法活动的通告，群众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格雷弗广场上顿时寂静下来。没过多久，昂里奥从市政厅出来想为群众打气，可是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广场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他怎么也不相信，五个小时前拼尽全力营救他的炮兵和群众竟然都离他而去。昂里奥又转回到市政厅内，这时，国民公会的两队人马赶到市政厅，并把各个出口围住了，所有人都在高呼：国民公会万岁。叛乱者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无力回天了，他们都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藏身之处，一名叫梅达的宪兵第一个冲进市政厅，用枪打中了罗伯斯庇尔的下颚，但没有打死他。勒巴自杀了，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在慌乱中跳下四楼，却并没有摔死，宪兵把库东从桌子底下揪了出来，圣茹斯特安静地等待着宪兵们，科芬纳尔对昂里奥破口大骂，责怪他拥有部队却不能保护大家，并且气急败坏地把昂里奥从窗户扔了出去，自己趁机逃了出来。

这时国民公会的人占领了市政厅，逮捕了所有的叛乱分子并把他们押到国民公会接受审判。布尔东进入到会议大厅便宣布国民公会胜利了，所有的叛乱分子都被打败了。议长问大家是不是不让受伤的罗伯斯庇尔进入大会会场。大家都让把罗伯斯庇尔这个独裁者抬到革命广场去。于是，他们先把罗伯斯庇尔放到了治安委员会，后来又把他押到巴黎裁判所监狱。在监狱里，他被放在一张桌子上，他那被枪击中的脸十分恐怖，人们都在咒骂、羞辱他。所有的党派都在庆贺打败了三头联盟，罗伯斯庇尔之后又被送到革命法庭接受审判。最后他和他的同盟者被革命法庭判了死刑。

热月10日下午将近五点，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昂里奥、库东被押上囚车， 三头联盟的领导者如今坐在一起将被执行死刑。群众涌在囚车旁，相互庆祝独裁者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一边对罗伯斯庇尔谩骂着，一边瞪大眼睛想看清楚这个曾经至高无上如今沦为阶下囚的人是什么样子。罗伯斯庇尔脸上血迹斑斑，两只眼睛空洞无神，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圣茹斯特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其余的二十二个叛乱者都是毫无生气，没有一丝表情挂在脸上。当罗伯斯庇尔作为最后一个叛乱者被处决掉时，人们激动地纷纷鼓掌，久久不能停下。他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虽然罗伯斯庇尔并不是恐怖政策最执着最热烈的宣扬者，但是恐怖统治却因他的死亡而结束。他崇尚权威，但应在获得权威之后改变恐怖政策，结果他并没有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追随者虽然很多，但却不是军队，他也没有掌握军权，他借助的只是恐吓手段和社会的舆论。因此，他不能用武力打击敌人，就用恐怖手段来压制他们，当恐吓失去效用时，他不得不发动群众。但是，国民公会有委员会支持，各区有国民公会撑腰，罗伯斯庇尔因为激怒国民公会，又激怒了人民，致使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共同反击自己。斗争之前的国民公会委员们经常明争暗斗、不能团结，才给了罗伯斯庇尔用恐吓的手段打击、处死各个党派委员的机会。在经常受到恐怖威胁以后，各党派不得不团结起来对付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位高权重，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得失而奋争，但只要发生战争，就不可能让一个人独揽政权。叛乱者最终会被杀，征服者注定也要死在斗争中。这也正好解释了罗伯斯庇尔这一派必将灭亡的真理。

第十章　民主派暴动及其失败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到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

从热月9日到牧月1日，山岳党中七十六名代表被逮捕或处死，山岳党的结局和吉伦特派从6月2日到热月9日的下场一样。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时期，彼此之间绝没有迁就和容让，山岳党和吉伦特派都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也同样遭受了失败。

两委员会派和热月党

热月9日是一次进攻者一方失败的革命战役，这次战役标志着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而相反的运动即将开始。在罗伯斯庇尔的问题上两委员会十分自制，十头政治的政府不再以恐怖手段来作为本身的力量。国民公会从两委员会手中解放出来，进而整个共和国得到了解放，但是，任何一种行动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大多数支持两委员会的人希望能够结束独裁统治，议会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建立合法的秩序。因此在热月9日后，胜利者就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即两委员会派和被称为热月党的山岳党人。

此时的两委员会派，力量大不如从前，它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也失去了公社。公社中搞暴动的七十二名成员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埃贝尔和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经历两次失败以后，公社失去了势力，再也无法重新组织起来。但这一派还是通过两委员会领导着国家的事务。两委员会派的全体成员都拥护革命制度，但原因各不相同，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人认为只有保持革命制度才能拯救他们，而卡尔托、康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科多尔郡的普里厄等人则因为害怕反革命势力，担心受到打击而拥护革命制度。两委员会派的成员，在国民公会之内有不久前被派出的所有特派员、罗伯斯庇尔的余党、热月9日事件的几个著名山岳党人，在国民公会之外则有重新来归附的雅各宾派，此外，还得到了来自下层阶级和郊区的支持。

热月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公会成员，这时的山岳党人不像过去那样偏激，国民公会中的整个中间派和右派残余开始与他们联合起来。由布瓦锡·丹格拉斯、西哀耶斯、康巴塞雷斯、谢尼埃、蒂博多、丹东派的塔利安、弗雷隆、勒让德尔、巴拉斯、布尔东、罗维尔、班达勃尔、迪蒙以及两个梅兰等人组成的温和派联盟，使议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热月9日后，这个联盟首先在国民公会中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又进入政府挤掉了当政的人。争取到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以及舆论界的支持后，温和派联盟开始追捕十头政治中的主要人物及其代理人。

温和派联盟在巴黎有众多拥护者，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它首先召回了反对5月31日事件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的代表，之后又召回那些被判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吉伦特派人，让他们重新回到国民公会来。他们利用青年来打击雅各宾派，当雅各宾派发生骚动后，就直接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利用市区来对付郊区，在郊区举行过一次暴动后，它就解除了郊区的武装。在推翻了革命政府以后，这个联盟企图建立另一个政府，按照共和三年的宪法，建立一种自由、正常和稳定的政权制度，取代自从国民公会成立以来实行的非正常、临时的制度。但所有的计划都需要逐步地实施。

在取得共和胜利之后，这两派便开始互相较量起来。由于革命法庭引起了深刻的憎恨，热月11日，国民公会宣布停止革命法庭的活动，这一决定受到了俾约－瓦伦的反对，他主张，有罪的人只是罗伯斯庇尔的同谋者，其余的大部分审判官和陪审官都是无辜的，不应该撤销他们的职位。根据他的意见，巴雷尔提出了一项法令，他说：“三头联盟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扩大自己在革命政府中的势力，促使革命政府执行有利于他们阴谋的方针，他们非但没有为革命政府作出贡献，反而经常反对革命政府的措施，为此，一定要加强革命政府，执行惩治嫌疑犯条例，以便维持革命法庭及其成员，甚至要维护富基埃－坦维尔。”大家听到富基埃的名字后立即爆发出一阵表示不满的声音。弗雷隆作为代表发言说：“我们要求从大地上彻底清除这个怪物，让富基埃在地狱里去痛饮他自己所流的血吧！”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对富基埃提出了控告。不甘失败的巴雷尔依旧保持昔日的强硬论调，这也是他的习惯和谋算。但是，出身贵族、8月10日以前是福扬派保王分子的身份背景以及政治变迁，已经不容许他继续使用这种强硬的命令口吻。梅兰·德·提翁维尔只说了一句：“这位想对我们发号施令的福扬派议长是什么人呀？”便将巴雷尔置于尴尬境地，使他窘迫地离开了讲台。这是两委员会的首次失败，也标志着它们在国民公会中开始失势。

虽然革命法庭继续存在，但却更换了成员和组织。废除牧月22日法令后，审判的程序从之前的急迫和残忍变为现在的缓慢与温和，并且提供了多种保护形式。法庭也不像从前那样对待嫌疑犯了，通常是拘留一个时期，接着是减轻他们的罪嫌，最后按照大委员会提出的办法分批释放。热月13日，人们开始处理政府本身的问题，救国委员会很多委员没有出席，由于罗伯斯庇尔、库东和圣茹斯特已经被处死，埃罗·德·塞舍尔的职位一直无人接替，让·邦·圣安德烈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外出视察还没有归来，于是决定任命塔利安、布雷阿尔、埃夏塞里奥、特雷拉、杜里奥和拉洛瓦等人接替他们。救国委员会增加了这些成员后，削弱了旧有委员的势力。而经过改组后，两委员会开始从属于国民公会，它们之间变得相互独立，分工明确：救国委员会负责军事和外交，治安委员会则负责执行“大治安”任务。此外，人们为了限制革命权力、平息革命热情，于是开始逐渐解散群众，将各区每日一次的集会改为每旬一次，并且取消了与会贫苦公民每天四十个苏的津贴。

两委员会的衰替

果月11日，这些初步措施开始实施，在罗伯斯庇尔垮台一个月后，塔利安对恐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受到塔利安发言的鼓舞，勒库安特尔也开始兴师问罪，对救国委员会的俾约-瓦伦、科洛和巴雷尔以及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阿马尔和服兰提出了控告，他列举了这些人的二十三条主要罪状，控告他们是罗伯斯庇尔的继承者，并且是三头联盟残酷暴虐措施全部的实施者。这些指责激怒了那些支持两委员会的人和不愿共和国再度分裂的人，大会陷于混乱中。俾约－瓦伦对勒库安特尔所提的主要罪状进行了驳斥，他责骂勒库安特尔是阴谋家，腐化堕落的敌人们企图通过牺牲他们来纪念丑恶的谋叛者丹东，认为指控他是罗伯斯庇尔的继承者目的是要在暴政者的墓地上扼杀自由。事实上，勒库安特尔的指控确实为时过早，几乎整个国民公会的人都认为他的指控是诬告。被控告的人是第一次遭到攻击，因此显示出了不可抑制的愤怒，由于没有人支持他的检举，勒库安特尔感到非常狼狈，在这次斗争中，俾约－瓦伦和他的同党轻而易举地获胜了。

几天以后，两委员会委员面临重选，有三分之一成员需要更换。在这次换届中，救国委员会的巴雷尔、卡尔托和罗贝尔·兰代任期届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服兰和穆瓦茲·贝勒任期届满，热月党人开始进入两委员会，感到势孤力弱的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不情愿地辞职了。另外，救国委员会的两个地方专员约瑟夫·勒邦和卡里埃的罪行被公布，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感，更加促使了两委员会派的失败。勒邦年轻体弱，本性温和，因为在第一次出巡时没有使用残酷手段而受到救国委员会的斥责，在被派到阿腊斯后，他一改温和态度，采取了骇人听闻的过激行动，不甘在执行两委员会的残暴政策时落于人后。他滥用职权肆意杀戮，所到之处都有断头机，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执行队。卡里埃的残暴比勒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性格暴躁狂热，他的暴行连马拉当日都没有想象到。他前往的地区是一个叛乱边境，因此敌人更多。无论教士、妇女，还是儿童、老人，只要是敌人，他下令一律处死。断头台不够用，他就成立了一个名为马拉队的杀人队，并且用装有活门的船代替断头机，用这种特制的船将敌人淹死在卢瓦尔河。

热月9日后，人们开始要求惩罚这种滔天罪行，作为罗伯斯庇尔的代理人，勒邦首先受到攻击，之后是救国委员会的代理人卡里埃。在巴黎各个监狱里，监禁着九十四名南特居民，他们衷心拥护革命，却被卡里埃冠以联邦主义者的罪名解送到巴黎。热月9日之前，人们不敢在革命法庭上审判他们，如今正好利用这些人来揭发卡里埃的罪行。这次审讯历时近一月之久，而且郑重其事，舆论也从容地作出有力表示，当法庭宣布这些人无罪时，人们将矛头指向了南特的革命委员会和地方专员卡里埃。这个时候，勒让德尔再次把勒库安特尔对俾约-瓦伦、巴雷尔、科洛和瓦迪埃四人的控告提了出来，他们的旧同僚卡尔托、普里厄和康邦站出来表示将和他们四人共命运，并且为他们辩护。虽然法庭只是审判了南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勒让德尔的控告仍旧没有结果，但这次已经体现出了热月党人的进展，会议没有像对勒库安特尔的控告那样称之为诬告，很快就开始讨论勒让德尔的控告问题。

即使这样，革命民主派仍旧在巴黎拥有雄厚的势力，失去了公社、法庭、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但他们还有雅各宾派和各郊区可以依靠。雅各宾俱乐部是革命民主派集中的地点，卡里埃经常在这里要求得到援助。在热月10日以后，雅各宾俱乐部曾经清洗，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和暴政告终之后，以新生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公会致贺。此时，俱乐部的首脑遭到指控，众多雅各宾派的人在各郡遭到监禁，雅各宾俱乐部便代表所有俱乐部支部呼吁：“人们应该听到来自共和国各地的惨痛呼声，听一听那些被压迫的、陷身牢狱的爱国者的声音。”但是国民公会不但不理会雅各宾派的呼吁，并且下令禁止他们集体请愿、建立支部、切断总部同支部的通讯联络，以此来消灭雅各宾派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雅各宾俱乐部解体了。

热月党人就是在这时候来召集群众，并且向各区寻求支持的。弗雷隆在《人民演说家报》上号召青年们拿起武器，成立了一支非正规的新民兵组织“金色青年”，并亲自担任他们的领导。它的成员大多是富裕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子弟，统一的制服是叫作“受害人服装”的奇特衣服——方领口露胸，大口鞋，发式为“卡德奈特”，两边下垂在后面结成几条辫子。这些青年和各区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保王派，这部分人在热月党人的影响下对原来的两委员会进行攻击，就像热月党人之前在原来两委员会的领导下攻击罗伯斯庇尔一样；一部分追随反革命运动，这部分人随波逐流，没有行动目标和企图，只是拥护最有力量的党。这两派各怀戒心、互相仇视，经常在大街上斗殴和谩骂，一边高呼“国民公会万岁！”另一边则大喊“山岳党万岁！”

双方在巴黎的拥护者

巴黎成为双方争斗的阵地，两派都因过于愤激和仇恨而不能和解，要想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和战争状态，必然要通过武力解决，以一派战胜另一派为结果。热月党人正处在发展上升阶段，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审判南特革命委员那一天，委员们为自己申辩，说自己只是执行卡里埃残酷镇压的命令，因此国民公会应该对卡里埃进行审判，卡里埃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许可，他将自己的残酷行为归咎于旺代郡叛军的暴行以及在几次内战中产生的亢奋情绪。他说：“在我采取行动的紧急关头，已经忘记了人道，那些反对我的人若是站在我的位置，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我在南特拯救了共和国，我为祖国而生，我也将为祖国而死。”五百个表决者中，有四百九十八人对卡里埃的控诉投赞成票，其余两人则表示有条件地赞成。

当看到人们控诉的对象从附属性质的代理人转到代表本身，为了保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党派，害怕失败的雅各宾派试图鼓动群众。但他们却遭到了“金色青年”和各区的人的包围，这些企图解散俱乐部的人闯入雅各宾派的会场，在那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包围者用石块砸开窗子，冲进大门，毫不费力就驱散了雅各宾派的抵抗。雅各宾派前往国民公会，控诉所遭受的暴力行动，要求惩罚闹事的人。但负责这件事的卢贝尔却不维护雅各宾派，他说：“是雅各宾建立了暴政，也是雅各宾拥护和追随暴政；是雅各宾让整个法国笼罩在悲哀中，让每个家庭失望，也是雅各宾在共和国到处设置监狱，将共和制度弄得人人恐惧，甚至戴着枷锁的奴隶都不愿活下去。如今，你们还在惋惜我们曾经历的那种可怕制度，如果你们没有勇气表明态度，那么你们将永远失去共和国。”国民公会暂停了雅各宾派的一切活动，因为不敢一下子就将其消灭，于是计划首先对他们进行清洗和改组。

对这项法令，雅各宾派置之不理，他们拿着武器在开会地点集合，得到消息的热月党人再次前来进攻。雅各宾派占据各个门口，准备自卫，战斗刚开始时，他们抓了对方几个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很快便被解除了武装败下阵来。他们在退走的路上备受侮辱，遭到嘲骂和拳打脚踢。第二天，国民公会派人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封存了簿册文件，从此，雅各宾派的社团彻底消失。当初，政府为了击退反法联军，赋予共和国一切防卫力量时，它曾经为革命提供动力，在如今的形势下，它则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阻碍。随着局势的变化，自由代替独裁成为必然。像俱乐部联合会那样过于滥用的特殊权力，必然随着支持这种权力的党派的失败而结束。

卡里埃在革命法庭不断受到审讯，最后和他的大部分共谋者一起被判刑。在审判他的同时，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召回因反对5月31日革命而被逐出议会的七十三名代表。梅兰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国民公会恢复了七十三人的职位，这七十三人要求召回以前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表，他们的要求遭到了强烈反对。新的两委员会委员和热月党人都担心，假如同意他们的请求，将会使革命行动受到非难。此外，他们也害怕在已经分裂的国民公会中又产生一个新的党派，遭到新的敌人的反对。

共和派反革命的目的是回到1793年10月3日逮捕七十三名代表的日子，而不是1793年6月2日逮捕二十二人的日子。在打倒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以后，共和派的反革命又开始进攻马拉和山岳党。人们继续革除十头政治时期的各种制度，撤销了恐怖时期颁布的驱逐教士和贵族的法令，废除最高限价法，结束了对商业的苛政。人们最大限度地用自由来代替救国委员会的专制压迫，在这一时期，报纸开始独立、恢复了天主教仪式、发还了两委员会时期没收的联邦主义者的财产。这种对革命政府彻头彻尾的反对，很快就延伸到马拉和山岳党身上。

热月9日以后，人们为了建立一种较高的革命威望来与罗伯斯庇尔对抗，就选择了马拉，并且授予马拉进入先贤祠的荣誉。而今，这个可怕的蛊惑家也受到了攻击。马拉的半身像曾树立在国民公会、剧院、公共场所和群众会堂，“金色青年”首先打碎了他在斐多剧院的半身像，山岳党对此表示抗议，国民公会却宣布，任何公民只有在死后十年方能获得进入先贤祠的荣誉，半身像才可以安置在国民公会里，并且撤除了在会议厅里的马拉半身像。这一举动引起了郊区的骚动，于是支持议会的各市区就前往郊区游行，并且推倒了巴黎荣誉军人院对面山上的雕像，这座大力士扼杀九头蛇的巨大雕像曾是山岳党胜利和统治的纪念物。

曾经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在这时也被召回，并且撤销了之前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伊斯纳尔和卢韦写信给国民公会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力，但人们却因为5月31日事件的后果和各郡的暴动对这两个人十分不满。西哀耶斯说：“我们不要混淆了暴民肆虐和依法行事，那些得到我们敌对势力支持的人，在5月31日和6月2日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行为绝不是爱国主义事业，而是暴政的一种阴谋。大家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大会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5月31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压力；热月9日前，国民公会在暴政的支配下压迫群众；热月9日以后，国民公会重新掌握了权力，正义得到伸张。”

为了使大会重新团结一致，为拯救共和国提供保证，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在梅兰的建议下，被放逐的二十二名国民公会代表在十八个月之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伊斯纳尔、卢韦、郎热内、克尔维勒冈、亨利·拉·里维埃、拉雷韦耶尔·勒波、勒萨日等人都是吉伦特派的残存人物。他们与温和派联合起来，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昔日的敌人忘却了曾经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团结起来。

这成为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与主张制定可行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和解的开始，撤销了对联邦主义者采取的一切措施，吉伦特派人成为共和派反革命力量的首脑。由于国民公会在反动力量的控制下企图弥补一切和惩罚一切，于是在司法方面实行了过激行动。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因此在采取方针上又陷入了以暴制暴的误区。从前以牺牲资产阶级来保全群众，以牺牲商人来维护消费者，如今则恰恰相反，最高限价法被投机牟利取代，群众的检举人由中产阶级的告密者接替。那些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遭到了激烈的控诉，到处响起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吁声。

被控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逐渐扩大，各郡也开始检举过去的地方专员。这个人数众多的党，由于广泛和持续的复仇威胁，已濒于绝望，失去了权力的它也不足为惧。出于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吉伦特派产生了反叛的意图。在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减少，富人入狱，穷人掌权，在取消最高限价法之后，为了补偿之前强加于自己的损失，商人和农场主开始抬高粮价。另一个困难则是指券失掉信用，实际价值跌到票面价值的十五分之一，因此，人们开始普遍追求硬币。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硬币因被追求而被藏匿，纸币的跌价便更加厉害。因为粮食紧缺，人民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极度穷困的部门将原因归咎于政府，甚至开始怀念不久前有面包、有权力的救国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委派粮食委员会来解决巴黎的粮食问题，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每天也只能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一天运一次来解决城市的最低需要。

芽月运动

在最后一批吉伦特派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在风月12日下令逮捕了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对他们的审讯定在芽月3日。为了阻止审讯，在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即芽月1日（1795年3月20日），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了暴动。他们以半请愿半暴动的方式从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出发，要求国民公会发放面包、实施1793年宪法并且释放爱国者。没过多久，国民公会遭受威胁、雅各宾派将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便四散传开。城区的五千公民和“金色青年”的队伍一起担任大会守卫，驱散了郊区的群众。

受到教训的大会接受了西哀耶斯的建议，下令恢复从前的戒严令，被称为“大治安法”。这次援救行动没有成功，芽月3日，俾约－瓦伦等人在国民公会受审，只有瓦迪埃缺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诉书中列举了他们对人民施行暴政、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的很多证据，但被告们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罗伯斯庇尔身上，并且坚持说他们执行的都是国民公会通过、救国委员会同意采取的措施。他们原来的同僚也证明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才这样做的，并表示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被称为“山顶上的人”的山岳党残余也极力支持他们。

这样的控诉和答辩进行了九天，各郊区都发生了很大骚动，群众集会从芽月1日一直持续到12日，终于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希望这次能实现阻止审讯的目的。这次暴动的群众人数更多，个个情绪高昂，他们冲破守卫闯进大会会堂，旧山岳党的代表表示了支持，其他各党派的代表则惊慌失措，会议被迫中断，救国委员会敲响了警钟。没多久，临近城区的公民便集合起来，携带武器前来给国民公会解围。国民公会作出了流放被告的判处决定，逮捕了支持暴动的康邦、吕昂、莱奥纳尔·布尔东、杜里奥、夏斯勒、阿马尔和勒库安特尔等十七名旧山岳党代表。这些人在第二天全部被押解到哈姆堡。

芽月12日事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各郊区暂时被击退，因为要彻底消灭一个党派，必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完全肃清其残余势力和影响。在民主派的许多问题解决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宪法问题。是群众占优势还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完全取决于宪法如何制定。为了能恢复失去的权力，维护革命政府的人坚持1793年的民主宪法；他们的对手则主张建立一个新宪法，来保证自己的统治，将政权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

两派将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决战，由于1793年的宪法是人民批准的，因此在反对起来很费心思。他们首先答应实施这个宪法，然后成立十一人委员会拟定“宪法实施纲要”，之后在实施过程中，以宪法分散政权进行反对，最后，一个城区代表团将1793年宪法称为“用恐怖政策强行制定的十头政治的宪法”。这样一来，那些拥护1793年宪法的人因为愤慨而准备举行暴动来维护这个宪法。但这次革命没有公社的强力支持，没有总司令负责指挥，对象也不是之前的国民公会和驯顺的城区，因此不能获得和上次5月31日革命一样的结果。

牧月1日暴动

由于芽月1日和12日两次暴动的失败教训，叛乱者想要弥补他们在组织方面和行动目的上的缺陷。于是他们在牧月1日（5月20日）以“要求面包和恢复自身权力的起义人民”的名义发动暴动，宣布了以下决定：取消革命政府，实施1793年民主宪法，释放爱国者，撤除政府现任官员职务并逮捕，于牧月25日召开初级议会，于获月25日召开立法议会代替国民公会。占领关卡、电报局，夺取警炮、警钟、大鼓，并成立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作为活动中心，除非全法国人民的粮食、安宁、幸福和自由得到保证，否则不会罢休。他们以人民的旗帜号召炮兵、宪兵、步兵和骑兵，并向国民公会进军。

这时的国民公会，正忙于讨论如何制止人民因饥饿而引起的暴动，根本没有发觉这次大规模暴动的任何迹象，因此并未采取措施来防止或反击这次暴动。得到消息后，国民公会即刻宣布长期开会，下令紧闭城门，命令巴黎政府负责代表们的安全，宣布聚众滋事的首领将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号召各区的公民拿起武器，任命勒让德尔、亨利·拉·里维埃尔、克尔维勒冈等八个专员领导各区。

他们刚出发，最外面的门就被冲开了，许多喊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妇女冲上旁听席，国民公会以坚定的态度接见了她们，议长韦尼埃试图安抚她们，但被一阵可怕的喧嚷压住了声音。郊区的暴动者很快便冲到里面，用斧头和铁锤砸开大门，暴动群众涌到国民公会中心，一时间，会场成为了战场。代表奥基手执军刀率领着担任大会警卫的老兵和宪兵，刚开始他们俘虏了几个人击退了进攻者，但更多的暴动者不断冲进国民公会，暴动者在会议厅中连发数枪，瞄准了正在主持会议的布瓦锡·丹格拉斯，代表费罗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却被刺刀砍成重伤，暴动者误认为他是弗雷隆，将他拖到走廊里砍下了头颅，并挑在长矛上。

战斗结束后暴动者占据了会议厅，大部分代表逃跑，支持这次暴动的旧山岳党人占据讲坛，夺回办公场所，重新宣布了起义宣言中的所有条款。罗默担任他们的代言人，成立了一个由布尔勃特、迪罗瓦、迪凯努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苏布拉尼（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执行委员会，宣布召回被囚禁的同僚、实施民主宪法、撤销敌对者的职务、恢复雅各宾派的活动，希望以此来恢复统治。

但是，只暂时侵占议会远远不够，还必须征服各市区。大会派到各区的专员迅速地集合兵力，布特·德·木兰、勒佩尔蒂埃、皮克、丰丹·格雷内勒等几个邻近营队占据卡鲁塞尔广场和主要街道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在勒让德尔、克尔维勒冈、奥基的率领下，各区军队包围了暴动者，开始时暴动者还进行了抵抗，但看到不断涌入的各营队，暴动者开始害怕，当听到勒让德尔“我依法命令武装的公民们退出会议厅”的声音时，暴动者便在慌乱中退出大厅。大会的代表重新回到会场，讨论重新开始，宣布了会议中断时通过的措施无效，并且逮捕了二十四名组织暴动或发言支持暴动的代表。

暴动虽然失败，但郊区的人民并不甘心，他们在第二天又携带着大炮再次进攻国民公会，各市区的营队赶来防卫。在战斗开始前，双方先进行了谈判，大会接见了一名郊区代表，他重申了之前提出的各项要求，然后说：“我们早就下定决心，宁愿死在我们所坚守的岗位上，也不会放弃我们的要求！”大会表达了对郊区的友好，但并没有正面答复他们的要求。由于再没有一个公社来支持他们的决心，也不会有昂里奥那样的指挥官来指挥他们，郊区代表没有提出更多要求，在得到国民公会尽心处理粮食、公布1793年宪法实施纲要的保证以后，便撤退了。

这次暴动让人们认识到，想要成功，只有物质力量和明确的目标远远不够，领导者和支持者、指导暴力行动的权力机构更为重要。现在，只剩下国民公会这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得到国民公会拥护的党派取得了胜利。六个民主派山岳党人古戎、布尔勃特、罗默、迪罗瓦、迪凯努瓦、苏布拉尼被解送到军事法庭，他们沉着冷静、态度坚定，指控他们的罪名中，唯一不利的是参加了牧月运动，但在党派斗争时期，这个罪名足够判处死刑。他们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传递同一把刀子自杀，罗默、古戎和迪凯努瓦自杀成功，其余三人则在濒死状态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经历了牧月1日被击退，在2日被赶走，郊区方面仍保持着起事的力量，但在这两次暴动中发生的一件并不重要的事情，却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失败。杀害费罗的凶手被抓捕后判处死刑，在4日行刑的那天却被救走了。这件事激起了人民愤怒，国民公会下令解除各郊区的武装，面对各市区部队的包围，郊区放弃了抵抗，丢下他们的首领和武器，选择了退却。

失去了领导人、俱乐部、权力机构的民主派，现在只剩下了一支武装部队和曾经使他们征服一切的组织制度。在民主派这次失败后，下层阶级被国家政权彻底排除在外，作为他们自己议会的各革命委员会被摧毁，他们被解除武装，他们坚持的1793年宪法被废除，从此，群众政权宣告结束。

从热月9日到牧月1日，山岳党中七十六名代表被逮捕或处死，山岳党的结局和吉伦特派从6月2日到热月9日的下场一样。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时期，彼此之间绝没有迁就和容让，山岳党和吉伦特派都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也同样遭受了失败。革命法庭审判了韦尼奥、布里索、加代等人，军事法庭则审判了布尔勃特、迪罗瓦、苏布拉尼、罗默、古戎、迪凯努瓦，前后如出一辙。从此以后，中等阶级重新获得了革命的领导地位，在吉伦特派的控制下国民公会再次团结一致，就像6月2日以后在山岳党的控制下团结一模一样。

第十一章　国民公会终结

——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到共和四年雾月4日（10月26日）

为了将革命拉回到法制的轨道上，国民公会派在重新掌握政权后，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国民公会随即宣告终结。法国即将开启法治时期。

1793年和1794年的战役和结果

独裁政府和雅各宾派非但没有从革命对外的大好形势上获取好处，反而加速了自身灭亡的步伐。在雅各宾派强力措施的影响下，法国取得的胜利优势日益扩大，雅各宾派也没有必要再拥有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内部，救国委员会采取了独裁性质的举措，包括增加财政收入，组建军队并领导抗战取得对欧洲的胜利等。因为救国委员会是特殊时期成立的特殊机构，采取的也是特殊的措施。这样的特殊并不是一种常态，因而并没有很长的生命力。当使命终结时，也是这个特殊机构走向灭亡的日子。救国委员会推动了军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由于国内层出不穷事件的干扰，人们没有很快认识到这一点。

山岳党的军队是在1793年夏实行“全民皆兵”时建立的，主要的军官有儒尔当、皮什格鲁、奥什、莫罗、韦斯特曼、迪果密埃、马尔梭、儒贝尔、克莱贝尔等人，他们被山岳党的首领选拔出来接替属于吉伦特派的将领。进入救国委员会后卡尔托曾任陆军部长兼共和军参谋总长，他的用兵之道是强调配合，善于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敌人，而不是将兵力分散在各处。他创造性地使用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并在瓦迪尼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重要战役卡尔托亲自参加，将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击退到桑布尔河彼岸，从而解了莫伯日之围。

1793～1794年冬季，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和法军是原地对峙状态，战斗没有打响时，双方谁也没有进攻。开战后，虽然双方都拟订了进攻计划，但奥军只拟定了一个粗略的作战轮廓，即先向索姆河上的佩龙纳、圣康坦、阿腊斯等城进击，然后威胁巴黎。对比之下，法军则部署周详，计划再度征服比利时，他们分为了好几路。一路是五万人的北路军，由皮什格鲁率领，计划沿海岸和埃斯考河进入佛兰德。北路军的右翼，又部署了两万人，他们由莫罗指挥，向梅嫩和库尔特雷推进。里尔城里还部署了三万人，由苏哈姆将军率领，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奥军从右翼威胁出击部队。另外，摩泽尔方面军在儒尔当的率领下，经阿尔隆和迪南向沙勒罗瓦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和北路军会师。奥军由于担心腹背受敌，所以在佛兰德遭到攻击后主动放弃了索姆河的阵地。很快，法国的两支部队就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皮什格鲁的军队在库尔特雷和胡格莱德两地击败了克莱尔费和约克公爵；儒尔当的军队在刚刚攻下沙勒罗瓦后，便在弗勒鲁斯击败了科布尔亲王。这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后，迅速进军荷兰，沿安特卫普、布雷达、赫托亨博斯一带逐步推进，将英荷联军赶过伐尔河，攻入荷兰。在儒尔当军的追击下，奥军溃不成军，先后丢掉了布鲁塞尔和马斯特里赫特。会师后的儒尔当军将番号更名为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并一鼓作气将奥军赶到了莱茵河东岸。占领了科隆和波恩后，儒尔当部队的右翼和摩泽尔方面军的左翼连了起来，随后攻占了科布伦次。在此之前，卢森堡境内已出现摩泽尔方面军。以前，法国各路军队在统一指挥下，相互协调配合，开赴莱茵河前线。当在维桑堡战线一度失利时，救国委员会迅速采取紧急的必要措施，任命奥什为总指挥，按照限期取胜的作战方针，很快就战胜了不伦瑞克和维尔姆泽，将其赶过了莱茵河。斯拜尔、沃尔姆斯两地很快重新纳入法军的控制之中。

法军无往不胜，除了占领莱茵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外，还将比利时、荷兰的马斯河左岸地区据为己有。法军步步紧逼，朝着美因兹和曼海姆进发。阿尔卑斯方面军由于进攻皮埃蒙特未果，所以没有什么建树。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则更是在法国同西班牙的边境上一败再败，分别撤退到了佩皮尼扬和巴荣纳。他们的失败，多半是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并且兵力不足造成的。救国委员会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觉得问题不大，便没有及时整顿，一直拖到现在。后来，这两支军队也按照救国委员会颁布的制度，并更换了将领和编制，很快就扭转了败局。两支军队连续取胜，分别从卡塔卢尼亚和巴斯丹攻入西班牙。

有几个国家看到联军屡战屡败，便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信任反法同盟的选择了。这时，法军中传来热月9日革命的消息。属于共和派的军队虽然担心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会引起人民政权垮台，但由于使命所系，军队中并没有发生哗变。他们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能够做到以国家利益为重。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到1793年5月31日期间。但在当时这个时期，严格的党派纪律约束着广大将领，确保不会发生大的暴乱。军队还是服从国民公会的。

向荷兰和西班牙半岛进攻的军事行动很快发动了。这一年冬天，皮什格鲁四面围攻荷兰的联合省，巴达维亚爱国者也被号召起来争取自由。法军的行动还得到了荷兰反对总督的党派支持，革命先后在阿姆斯特丹、海牙、乌特勒支等地爆发。很快，巴达维亚共和国建立，人民被三级会议宣布拥有最高主权。原来的总督被撤销了职务，仓皇逃往英国。这也是法国的第一个同盟国。随后两国于1795年5月16日签订巴黎条约，法国得到了荷兰的佛兰德、马斯特里赫特、文洛及其所属地方。条约还规定，在莱茵河、埃斯考河及马斯河两国都拥有自由通航权。荷兰的改变，不但大大加强了法军的作战能力，更沉重打击了反法同盟，英国丢掉了左膀右臂，普鲁士则需要面对来自莱茵河和荷兰两个方面的威胁。无奈之下，普鲁士只得和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

西班牙国内的局势也不乐观，比利亚－雷阿尔、毕尔巴鄂、维多利亚等地相继被蒙塞占领，法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菲盖腊斯和罗斯要塞。无奈之下，西班牙于7月16日在巴塞尔与法国签订和约，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将圣多明各岛（多米尼加）的西班牙属地割让给法国。法国则以归还占领区作为交换条件。

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在取得连续的胜利后，士气高涨，作战经验逐渐丰富，随后与阿尔卑斯方面军会合，通过进攻皮埃蒙特进入了意大利。1795年2月9日，虽然整个意大利还没有作出任何改变，但已有一个邦托斯卡纳与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了和约。

保皇党的反动

由于反法联军的一再失败，再加上部分反法国家和法国签订了和约，反革命分子试图借助外国势力干涉法国革命的阴谋没有得逞。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再将目光放到国内，希望能够在法国国内制造阴谋叛乱，对革命进行干扰阻挠。那些战败的党派一次次地尝试，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会积蓄力量，以图卷土重来。那些不断保持希望、善于等待的党派是最有耐心的，由于没有胜利带来的疲倦和懈怠，他们养精蓄锐，卧薪尝胆，希望有朝一日能恢复统治。牧月事件和雅各宾派的失败，使革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这时期，保王派虽然由反动势力组成，但还是归温和的共和派领导。在国内，旧立宪派分布在各市区，由富裕的中等阶级组成。他们和极端保王派追求的君主政体显然并不一样。这两个团体内部，也不是风平浪静。旧立宪派中彼此争权夺利斗争不断，极端保王党也分为互不相容的两派，一派留守国内，一派参加反法联军。旺代军和流亡军之间有矛盾，即便如流亡者，他们之间也按照流亡时间的早晚分成了若干派别。尽管所有这些保王派之间有矛盾，但在君主政体未能恢复的前提下，他们还是能够摒弃集团的小利益，共同站到国民公会的对立面。几个月来，已有大批试图借助中等阶级力量的流亡者和僧侣回到法国，他们打起各市区的旗号，妄图争权夺势。和各个区不一样，他们目标明确。巴黎坚持镇压了一段时间这种新的反革命运动。在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之间，国民公会极力试图维持平衡，努力达到既防止暴力又阻止两大派篡权的目的。就在这时候，大部分“金色青年”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国民公会被受到各区领导人煽动的资产阶级的攻击，雅各宾派俱乐部也被新闻记者联合会取代。新主张的代言人是拉阿尔普、里歇·德·塞里齐、蓬斯兰、特隆松·杜·库德雷、马舍纳等有知识的俱乐部成员。雅各宾派受到属于这一派的现役军人的四处追赶。这些正规军，经常到斐多剧院、意大利人大街、罗亚尔宫等地结合，有时还唱着《人民觉醒了》这首歌。这时，谁要是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谁都可以打着处理“恐怖分子”的旗号，对无关人员横加指责、追捕甚至是迫害。新的反动派为所欲为地扩大“恐怖分子”的范围。他们毫不掩饰地四处行动，在服饰上和以前的保王派一样，身着灰色制服，系着黑色或绿色领巾。由于没有制衡他们的力量，他们在各郡的行为十分猖獗。各郡主要分为曾经的统治阶层和山岳党时期受排斥的人群这两大派别。中间派在各郡已经没有影响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巴黎的失败。如今，党派之间的屠杀出现了，这很类似于救国委员会时期地方专员采取的那种党派屠杀。集体屠杀和个人报复一度在南方各地十分盛行。那里的保王派的主力是“耶稣军”和“太阳军”，他们四处报复，手段残忍，甚至在里昂、埃克斯、马赛等地将曾参加前政权的人全部投入监狱并判处死刑。在里昂和塔拉斯贡，他们到处屠杀革命者，将抓到的革命者弄死扔入罗纳河中。

当革命派全面失势，法国进入反革命恐怖的时期，英国和流亡贵族抓住时机，发动了基贝隆战役。旺代暴动发生后，旺代军由于伤亡过半，再加上主要领导夏雷特和斯托夫莱意见不合，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他们屡战屡败，已成强弩之末。看到如此，夏雷特希望能够与共和国谈判，并在儒斯内与国民公会达成妥协。善于搞阴谋的皮塞侯爵看到旺代暴动已经胜利无望，便希望利用布列塔尼的暴动来反对革命。温普芬战役后，舒安分子开始在卡尔瓦多斯和莫尔比昂出现，他们的身份各异，有各党派的残余分子，也有失意的冒险分子，也有目无法纪的走私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自然没有作战能力，为了弥补不足，皮塞祈求英国援助军火和费用。皮塞向英国表示：只要接济他枪支弹药，并派出主力部队援助，他就能在布列塔尼掀起全面暴动，进而波及法国各地。已对反法联军失望透顶的英国政府大喜过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扶植新的反法势力，重塑对法国的全面优势。很快，他们便征集了很多流亡分子、海军军官和希望改变命运的投机分子。在基贝隆半岛，英国政府将一千五百名流亡者和六千名共和军俘虏组织了起来，并准备了六万支步枪和可供四万人使用的装备。他们计划在法国国内一千五百名舒安军的内应下，偷偷在法国登陆。庆幸的是，他们很快被奥什将军的进攻打乱了阵脚，六千名俘虏还被奥什解散，登陆军一败涂地。在这一场生死搏斗中，战败者被无情地屠杀，沉重地打击了流亡者的气焰和信心。在反法联军进攻不利、暴乱被制止和流亡者未得逞的事实面前，反革命势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各区的不满情绪上。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22日颁布的新宪法被他们视为搞反革命活动的一次机会。

共和三年宪法和果月法令

温和的共和派制定了共和三年宪法，使中等阶级重新占据了优势。趁着这个机会，保王党的首要分子希望能够进入政府。与以往的任何宪法相比，这个宪法充分总结了六年革命历程，借鉴了这些年的立法经验，因而富有远见，崇尚自由，相对比较完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全国自上而下已经耗尽力气，百废待兴，只有重新确定权力，建立秩序，才能安定民心。

新宪法在行使最高主权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大体上和1791年的宪法基本一致，主要的差别体现在有关政府机构设置上。在新宪法中，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这两个院负责行使立法权，督政府负责行使行政权，由五个人组成。为了缓和民众运动，新宪法虽然没有实行直接选举，但还是作出了恢复两级选举的制度，这也是更实际更恰当的选择。对于担任初级议会和选举会议成员的条件，宪法也有严格的规定，对其资产的多寡也设立了一定的标准。中等阶级得益于这些规定，恢复了阔别已久的政治地位。在权力设置和监督上，主要为了预防单一议会独断专行，又预防它任人摆布，所以才动了一番脑筋。

立法机关分为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这两个院的产生和任期虽然完全一样，但职责却并不相同。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其成为贵族院而激起人民的愤怒，同时也进一步完善政体。五百人院负责创制和讨论法律，对代表的要求是年满三十岁；元老院负责批准或否决法律，对代表的要求是年满四十岁，元老院共有二百五十名代表。各项法案须在元老院经三读通过，每次间隔至少五天，这样一来可以防止立法程序伧促产生的疏漏，也可以防止元老院被人强迫。当然，在某种紧急情况下，这个规定可以不严格遵守，具体由元老院自行掌握。元老院不但有立法权，还有护法权。行使第一项权力时，它可以用“元老院不予通过”的方式驳回某些措施。行使第二项权力的时候，它可以用“根据宪法应予否决”某项措施。两院的改选按照新宪法中规定实行局部改选，即只对一半的议员进行改选，两年改选一次。这样，议会的精神就可以得到延续，有效杜绝了过激的革新派立法者进入议会。

执行机构则是一个五人的督政府，与负责立法的两院完全分开。由于人们不愿意实行君主专制，以致对设置共和国总统都心有芥蒂，所以才设立这样一个督政府。拥有全面自主督政权的五名督政官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选举。两院可以审判督政官，但对他们并没有罢免权。督政官权力很大，负责统率武装力量，掌管财政，任免官吏，进行谈判，但也不能滥用职权。他们主要对自己的上级——部长和将领负责，其下面也有部长和将领负责一些具体事务。为防止出现一人长期独掌大权的局面，签署权和国玺是由督政官轮流掌管的，每人在督政府轮流担任主席，每任三个月。督政府每年改选五分之一。

元老院和督政府将以前国王独霸的职权进行了平分，分别各自掌握否决权和行政权。督政府在卢森堡设有常驻的办公地点，并且有自己的护卫队和经费。元老院则拥有监督督政府的权力，它有权更改两院和政府的驻地，其宗旨就是防止立法的偏差。不可否认，这个宪法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不但群众的暴力行动、各种侵犯权力行为在它的防范之中，就连在革命剧变中出现危机的可能也被它防范。这个宪法重建了政权机构，尊重自由和平等，只要各党派从共同利益出发，相互之间没有尔虞我诈，那么，这个宪法最有可能坚持实施下去。但这不过是个美好的假设罢了。宪法公布后，并没有消除党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无论是哪个党派，都希望能够掌握政权。如果在野者不愿结束革命，各党派也不愿结束革命，那么，在当时法国的环境下，即使这个宪法再好、再完美，终究也是不能保持长久的。法国还是走上了以前各党派钩心斗角的老路，新的宪法也没有给法国带来长久的法治。

在牧月事变以前，国民公会派的领袖十一人委员会主要负责草拟1793年宪法的实施纲要，而草拟共和三年宪法则是他们在牧月事变以后的首要任务。国民公会派既不同于旧的吉伦特派，也不同于旧的山岳党，它的历程比较坎坷。在5月31日事变以前和热月9日事变以前，它分别是中立派和受压制派，掌握政权只不过是最近以来的事情，这主要是得益于吉伦特派和山岳党的垮台。国民公会派逐渐吸收了一些极端派，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梅兰、蒂博多、多努等。多努比较有勇气，对于国民公会开幕以来的各次政变，他都曾公开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国民公会制度应该建立在没有暴力和党派影响的基础上。热月9日以后，他是七十三名受害者之一，曾谴责对革命政府领导人的迫害。由于他坚持革命，主张稳健，毅力坚韧，在法治逐渐完善的今天受到群众的极力拥护。他参与了共和三年宪法的制定，并且是主要起草人之一。

反动活动并没有停止，右派代表也暗中加入到支持的阵营里来。右派代表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定，对付保王党也并没有很强的恒心。布瓦锡·丹格拉斯、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萨拉丹、奥布里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但是，国民公会派并不是这样的，它对保王党的进攻保持十二分的警惕和抵制，并积极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国民公会派认为：两院的组成是共和国存亡的焦点所在，只有排除了受保王党首领操纵的中等阶级的干扰和渗透，才能捍卫革命的果实。只有致力于捍卫新制度的人，才有资格维护新的制度。国民公会通过大会代表中必须有三分之二重新选入两院的法令规定，获得大多数席位，保证了对督政府的人选的话语权。这种措施并不是基于法律作出的，而是根据政治形势选择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卫共和国，防止其落入民主派或反革命派手中。果月5日和13日（1795年8月22日和30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两项法令，分别规定三分之二代表应再度当选和改选的方式，连同宪法草案，一同提交初级议会通过。

葡月事件

看到国民公会提交的果月法令，保王党十分惊诧。如果这两项法令获得通过，那么他们就没机会通过两院进入政府了，如果不能通过选举进入两院，更别提控制整个局势了。保王党委员会、新闻记者、各区的首领迅速联合起来，一个反对国民公会的同盟成立了。他们擅长利用舆论工具，利用舆论的力量获取社会的支持。国民公会被指控把持政权，侵犯人民的主权。他们还对代表进行指控，拥护果月法令的主要人物如卢韦、多努、谢尼埃等人无一幸免。保王党在酝酿一场大的混乱。大批流亡者来到圣日耳曼郊区，令昔日荒凉的地方变得热闹异常。他们身穿舒安分子服装，集结在一起。为防止事态失控，国民公会便向军队求救。群众组织解散后，资产阶级又被保王党控制了。

果月20日，初级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和果月法令。讨论的结果，不过是同时获得通过，或者同时被否决罢了。各区根据中心区勒佩尔蒂埃区的建议决定：所有立法机关的权力在人民集会时一概停止生效。勒佩尔蒂埃区在里歇·德·塞里齐、拉阿尔普、小拉克雷泰尔、沃布朗等人的领导下，开始组织名为中央委员会的暴动政府。他们的目的是对抗国民公会，并将于葡月就职。国民公会虽然反对，但大多数区却是拥护的。两者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斗争也随之开始。在巴黎，人们通过了宪法，却并不认可关于改选的法令。葡月1日，国民公会宣布：上述两项法令在法国绝大多数初级议会获得了同意。10日，选举人接到命令到座落在塞纳河对岸的法兰西剧院集合，他们由各区的武装队伍带领和保护。11日，选举团由尼韦努瓦公爵主持成立。

国民公会迅速调集军队进行自卫，并长期开会。科隆贝尔、巴拉斯、多努、勒图尔纳和梅兰五人组成的委员会集中了大会的权力，并负责一切有关公安的措施。国民公会还装备了“1789年爱国者营”，大约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选举人原定于11日举行集会，后来因故推迟到第二天。但国民公会并没有得到推迟的消息，仍旧派人去强迫解散集会。11日夜间，各区得知国民公会的举动后愤怒异常，开始骚动。他们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这边国民公会也毫不相让，准备先下手为强，指定内政部长默努和代表拉波特负责，通过武力解除暴动区的武装。

斐尔·德·圣托马修道院是各区的指挥部所在，由七八百名武装人员负责保卫。国民公会派来的军队和他们开始谈判，初步定下了双方各自撤退的协议。但是各区的队伍在国民公会撤军后便又卷土重来，并且越聚越多。得知这一消息，国民公会撤销了默努的职务，改任曾领导热月9日事件的将领巴拉斯为部队指挥。巴拉斯点名要拿破仑·波拿巴来协助自己。波拿巴坚定果断，有过战功，年轻有为，没有明显的党派之见。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普通，甚至还有些胆怯和不自信，但一遇到战事，他的缺点就不翼而飞了。波拿巴一来，便调来了萨布隆军营中的大炮协助防守。葡月13日，国民公会周围戒备森严，被层层的军队包围得严严实实，静候暴动者的到来。没多久，大约四万名暴动者在达尼康、迪乌和拉丰的指挥下，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多数区都有暴动者，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从下午两点到三点，暴动者将卡尔多将军率领的部队赶到了卢浮宫。这进一步壮大了暴动者的胆量，达尼要求国民公会撤军，并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

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赞成和解，有的强烈反对。加蒙刚刚提出答应暴动者解散1789年爱国者营的提议，就遭到了谢尼埃的批判。谢尼埃认为，对于国民公会来讲，只有胜利和灭亡两条道路可选，绝没有妥协的可能。国民公会继续讨论着和与战的问题，却被外面传来的枪声打乱了。大会代表都拿起步枪来，投入到保卫国民公会的战斗中。战斗从圣奥诺雷大街开始，很快蔓延开来。暴动者攻到防御坚固的罗亚尔桥时，遇到了不小的阻碍。一小时的激战后，暴动者被击退。七时，已经取得多处胜利的国民公会转入攻势，于九时将各区军队从共和剧院和罗亚尔宫附近各据点赶走，并制止了各区军队准备连夜构筑街垒的计划。第二天，勒佩尔蒂埃区的武装被解除，国民公会也令其他各区恢复了秩序。为自卫而作战国民公会态度温和，并没有赶尽杀绝。国民公会取得胜利，也得益于当时法国的处境。当时，人们都迫切希望有一个温和的政权和一个没有革命政府的共和国。对下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国民公会都是反对的，它只是一个中间力量，顺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并占据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国民公会会议结束

葡月事件以后，建立两院和督政府的计划被国民公会提上日程。由于三分之一的代表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了反动势力的意图，所以引起了以塔利安为首的几名代表的不满，他们不但提议宣布这三分之一的选举无效，并主张立宪政府再停止活动一个时期。不过，蒂博多制止了他们的主张，并得到了所有国民公会派的赞同。由于已经保持了三年多的临时状态，国民公会希望能够早日解脱，先是成立了为选出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代表的国民选举议会，随后组成设于杜伊勒里宫的两院。二百五十名年满四十周岁的代表组成元老院；所有其他代表组成五百人院。完成这些之后，最后的步骤就是组织政府。为防止再出现反动势力发动类似葡月事件，督政官的选定范围被限制在国民公会派中那些曾经投票赞成处死国王的议员中。多努等几个较有势力的代表认为这是限制选举，都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政府仍然会保持独裁和革命的性质，但最后他们的反对并没有成功。拉雷韦耶尔－勒波、西哀耶斯、勒贝尔、勒图尔纳、巴拉斯、卡尔托等国民公会代表被选为督政官。雾月4日，国民公会颁布大赦令，并宣布国民公会会议结束，革命广场更名为协和广场。

国民公会一共存在了三个年头，具体时间是从1792年9月21日到1795年10月26日（共和四年雾月4日）。它的执政方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最开始的半年时间里，合法的吉伦特派和革命的山岳党之间的斗争漩涡使国民公会自顾不暇；从1793年5月31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由于受到救国委员会的排挤和它自身的内部斗争，国民公会一度销声匿迹；从热月9日到共和四年雾月，国民公会致力于建立温和的共和政权，先后战胜过革命派和保王党。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每个党派都想占领国民公会这块阵地，掌握主动权。这里一度像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吉伦特派来了，又走了；山岳党来了，又走了；巴黎公社派和罗伯斯庇尔派来过，最终也都离开了。他们只是短暂登台罢了，谁也没能演出到最后。在那样的条件下，除了战争是永恒的以外，统治权、各色人物、各种党派、制度，都是暂时的。为了将革命拉回到法制的轨道上，国民公会派在重新掌握政权后，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国民公会随即宣告终结。法国即将开启法治时期。

第十二章　督政府时期

——共和四年雾月5日（1795年10月27日）到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

政府根本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但在这次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再没有第二级权力机关来监督人民的最高权力。不能按照法律来保卫革命，剩下的只能是独裁。但独裁手段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胜利后，自己也面临着垮台。

回顾革命

法国革命推翻旧政府、摧毁旧秩序的目的非常明确：建立自由的政体和完善的社会制度。在前面，我们对法兰西民族争夺政权的几个阶级进行了叙述，特权阶级希望能以等级制度和三级议会作为反对宫廷、资产阶级的手段，并建立特权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则希望通过执行1791年宪法，以此反对特权阶级和群众，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群众则寄希望于1793年的宪法，战胜其他各阶级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因为具有排他性而没能巩固，但每个阶级都暂时掌握了统治权并都摧毁了本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制度。

在督政府代替国民公会掌政之后，阶级斗争一度变得和缓，人民在经历了1789年至1795年的剧烈变动之后，十分希望建立一种新秩序，能够安居乐业。这一时期，每个阶级的上层人物各自组成党派，虽然仍旧为政权及政权的形式而争斗，但总体来说，大的运动时代还是结束了。革命在第二阶段表现出第二个性质，在从事政府的组织和安定工作时期，需要放弃自由。各党派因为丧失特殊的自由权而变得颓丧，重点从政治主张转到私生活上来。革命的第二阶段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自由放任阶段，这段时间主要是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第二个阶段是行政和军事阶段，即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

革命也引发了具体的后果，先将人民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之后将他们变为劳动群众，最后则又使他们成为士兵群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种信仰都发生了动摇，各种思想也开始融合，中等阶级和群众的当政时代一闪而过。7月14日之前的法国，拥有坚定信念和崇高道德，议会根据理智而行使最高权力，法官属于人民，市民阶层有自己的自卫军；8月10日之前的法国，阴郁而动荡不安，一个阶级独揽政权，实行它主张的制度，共和国时而像议会，时而像军营，在信仰民主制度的同时对人民群众实行黑暗统治。

从拥护自由到君主立宪，再到拥护平等、博爱、共和，在每一个时期，人们曾坚定地拥护某种观念，但到了督政府成立之后，经历了各党派相继倾覆的大风暴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崇高的热情，群众的热切希望也遭到毁灭，人们开始什么都不相信。回想起之前的政治生活，心有余悸的人们还是继续追求享乐，再次沉迷于充斥着舞会、宴会、车马的放荡生活中，甚至超过从前。旧制度旧风尚开始复辟，督政府时期所产生的风尚，在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风尚之前，还是会出现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奢侈促使勤劳产生，投机买卖和正当商业一同经营，沙龙也为各党派互相接近提供方便，最重要的是，文化也开始重新自由发展。

督政府的政治和军事

督政府成立之初，内忧外患，形势令人沮丧。国内没有固定的秩序，也缺乏行政管理，国库空虚，通信因缺少经费而迟误，纸币的滥发破坏了信用和贸易，经济混乱而萧条，由于饥馑没人愿意出售粮食，各个军火库早已空空如也。军队的境况也是如此，军队缺乏给养，士兵缺衣少食，连每个月的硬币津贴都不能按时发放，穷蹙导致了军纪的废弛，进而在战争中不断失败，退居守势。

在失势之前，救国委员会曾采用征用和最高限价法的手段来满足军队和国内的需要。然而当这种强制征用停止后，粮荒便开始出现，军队和人民连接陷入困境，而对最高限价法的反抗，更加剧了这种危机的到来。国民公会曾经是一个富足的政权机关，但是为了保卫革命却濒于破产。包括国王领地，高级僧侣、正规僧侣和逃亡贵族的地产在内的大部分国有土地都一一变卖，收入用来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和满足军队对外作战的需要。

热月9日之前，指券的发行额已超过八十亿，之后又增加了三百亿，这种办法不能再继续使用，只有尽快恢复生产、改用硬币，才能纠正这种严重失误。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虽然满怀热情，但才能却一般。巴佑尔这样描写他们：“几位督政官走进空荡荡的卢森堡宫，里面甚至没有一样完整的家具，他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研究了当前的局势之后，草拟了一份就职文告，宣布政府即刻成立，并且把文告送交给两院。”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分工。法学家勒贝尔活动能力很强，负责司法、财政和外交，精明强干的他很快成为督政府的首席文官。才气平庸的巴拉斯虽然缺乏谋略，但在关键时刻能采取强硬手段，因此负责警察部门，以监视各党派的活动、识破他们的阴谋，此外，他还担任督政府的代表，在卢森堡宫设立了一个共和国代表办公处。廉正温和的拉雷韦耶尔在国民公会和公众舆论的拥戴下，进入督政府，负责教育、科学、艺术、工业等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前炮兵军官勒图尔纳，曾是国民公会末期的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海军和殖民地两个部门。卡尔托自担任督政官以后，便负责指挥军事的责任，并且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干和坚强果断掌握了大权。

五个督政官团结合作，致力于国家重建和造福人民。他们在共和国中央确立了政权机构以后，遵循宪法的规定，开始建立各郡的政权机构，并且尽可能使所有的行政机构目标一致，并且以坚决的行动促使对牧月和葡月事件不满的两派都能接受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制度，并力图恢复革命最初时期的无畏精神。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政府凭借明智而坚决的行动恢复了一点信用，粮食开始流通，经济得到复苏。一个月后，巴黎的粮食问题已不需要督政府供应。这种由革命激发出的积极性迅速转向工业和农业方面，在取消行会、分散土地、废除特权之后，一部分居民开始离开俱乐部和公共场所，置身工厂和田地。此外，文化设施也增加了三倍之多，并且改进了国民公会时期的教育制度，完善了包括国立研究院、小学、中央学校、师范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负责思想文化部门的督政官拉雷韦耶尔，为了再次建立崇拜自然的信仰，创立了敬神博爱教，并为此建造寺院、编制歌曲，但因敬神博爱教与基督教的信仰和革命者的无神论存在冲突，只能作为一种主张被保存下来。

由于财政拮据、缺乏资金，督政府曾不得不将国家仓库中的一些宝贵物品出售或抵押，以解燃眉之急。如今只剩下了不好处置的国有产业。为此，经两院批准后，督政府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但由于此项措施既缺乏信心又没有好的领导，收效甚微。之后，督政府建议更新纸币，发行总额为二十四亿里弗的土地票，并按三十比一的比值收回指券。土地票以国家财产为保证，可立即兑现，因此在发行后售出了很多国家财产，继指券之后，土地票成为革命第二阶段的指券，同时也是纸币向硬币的过渡。

共和国的军事形势也不容乐观。国民公会末期时，中央政府立场暧昧、态度软弱，军事胜利和经济匮乏一样，军纪松弛。此外，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约束那些在军事上有所成就的将军。国民公会曾派皮什格鲁指挥莱茵河方面军、儒尔当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命令他们包围和占领美因兹以全面控制莱茵战线。但享有极高声誉的皮什格鲁却辜负了共和国的极大信任，反而勾结孔代亲王，策划反革命活动。他故意在海得尔堡战败，将儒尔当的军队带入险境，之后又撤出曼海姆，撤除对美因兹的包围，将这一带的边境暴露给敌人。这时，美因兹、莱茵河方面毫无防御能力，旺代再次爆发战争，英军也威胁着大西洋和荷兰海岸。由谢雷和克勒曼指挥的意大利方面军，也因为给养缺乏而难以坚守。

为此，卡尔托拟订了新的作战计划，要把共和国的军队插入敌国的心脏。任命国内部队指挥官的波拿巴率领意大利方面军，儒尔当仍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莫罗指挥莱茵河方面军。被替换下来的皮什格鲁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但他拒绝了。由波拿巴、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三支大军，在提罗尔隘口会师后以梯队形式向维也纳推进，准备从意大利和德意志进攻奥地利。如果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能够一举成功，那么反法同盟在欧洲大陆的首府将被共和国占领。

奥什将军负责指挥大西洋沿岸战事，并被要求结束旺代战争。此时的旺代军已经准备屈服，萨维内战败后，主要将领和精锐部队伤亡过半，失败和厄运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坚持作战的只是夏雷特、斯托夫莱等几个头领，叛乱者只求与共和国讲和。这次，奥什也一改之前的作战方式，他采用了让步的办法使群众脱离叛军，之后再打击他们；奥什将保王问题和宗教问题分开，宽容天主教，并利用神父来反对叛军的将领。数次交锋后，节节败退的夏雷特被奥什擒获，企图继续抵抗的斯托夫莱也被人扣留交给了共和军，作为叛乱发动者的两个人，以死亡终结了叛乱。

此外，奥什还平定了布列塔尼，消灭了舒安党，解放了被控制的莫尔比昂郡，舒安党的大部分头目抛弃武器逃往英国。平叛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督政府，于是督政府在获月（1796年6月）向两院报告：内战已经全面结束。

民主派的密谋

在民主派和保王派争取统治权的斗争中，督政府的存在本身便是障碍，因此受到两派的打击。民主派是一个坚强不屈、敢于冒险的派系，对它而言，热月9日是一个受痛苦、受压迫的耻辱日；从那天起，它被逐出政府，失去了社会影响，也失去了权力和暴动的力量。虽然民主派被瓦解并失去权力，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尤其是在保王党的葡月事件失败后，它便再一次从衰落中兴起，并且在先贤祠建起自己的俱乐部，督政府暂时容许了它的存在。

俱乐部的领袖是自称“人民的护民官”的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胆子很大，坚信民主制度，在共和派中很有势力，他宣传的信仰是“共同幸福”。随着加入先贤祠俱乐部的人数日益增多，感到焦虑的督政府试图加以控制，之后，俱乐部的集会延长到夜里，携带着武器的民主派甚至计划向督政府和两院进军。于是，在共和四年风月8日（1796年2月），督政府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并于次日将此事报告立法机关。失去了集会场所的民主派便开始拉拢宪警团，企图废除共和三年宪法。得知消息的督政府便先发制人，解除了宪警团的武装，并遣散其成员。

再次失败的密谋分子又拟订一项攻击和暴动的计划，成立“救国暴动委员会”以反对督政府。除了密谋首领巴贝夫，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前国民公会议员瓦迪埃、阿马尔、舒迪厄、里科尔、德鲁埃等人，十头委员会时代的旧将军罗西尼奥尔、帕兰、斐昂、拉米等人，此外很多失业军官、旧雅各宾派的群众、从各郡逃到巴黎的“爱国者”也参加了这支乱党的军队。“救国暴动委员会” 为罗伯斯庇尔的死唱挽歌，他们的首要人物经常到他们称为“理性寺院”的地方去开会，此外，他们还接触格勒内尔军营中的军队，并与一个名为格里泽尔的上尉商量进攻计划。他们议定：成立由热月9日反动之后被流放的六十八名山岳党人和每郡一名民主派代表组成国民公会，建立“共同幸福”，并决定从各城区分头出发，同时进攻督政府和两院。并且确定了暴动的日期。

但事情并不能常常按计划发展，和大多数密谋活动遇到的情况一样，格里泽尔出卖了他们。在花月（5月）21日，也就是进攻的前一天，密谋分子在举行秘密集会时被捕了。这次荒唐的暴动尝试明显带有狂热色彩，人们想起不久以前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因此产生了恐慌。巴贝夫家中搜出了谋叛计划和各种文件。成为囚犯的巴贝夫仍然狂妄地要与督政府进行谈判，督政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密谋者送往旺多姆最高法院。

巴贝夫那些不甘失败的拥护者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果月（8月）13日夜里十一点时，六七百人手执马刀和手枪试图进攻督政府，看到有卫队把守后便转向格勒内尔军营，希望通过之前布置的加尔营来占领军营，但没想到加尔营已被调走，马洛率领龙骑兵上马应战，无力抵抗的密谋者大部分被砍死和俘虏。可以说，这次出动是共和派的最后一次斗争，他们每失败一次力量就减弱一份，经历了格勒内尔军营的战斗后，这一派彻底被击垮。除了交战中伤亡的成员，很多人也被各区的军事法庭处死，如同以前革命法庭对待他政敌的手段一样，格勒内尔军营的军事法庭先后五次共判决三十一人死刑，三十人流放，二十五人监禁。

之后，旺多姆最高法院对巴贝夫及其同谋者阿马尔、瓦迪埃和约瑟夫·勒邦的秘书达尔泰进行审判。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公开陈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妻子也陪伴他们的每一次出庭，巴贝夫甚至告诉她们，要跟随丈夫前往刑场，因为他们受刑的理由会为她们带来荣耀。在最高法院判处巴贝夫和达尔泰死刑后，两人先后用短剑自杀了。这一派最后的领袖巴贝夫就这样死去，自此以后，就只有拥护民主派的人，而没有民主派政党了。

在格勒内尔事件和巴贝夫被判刑期间，保王党也没有停止阴谋活动，但急躁而笨拙的保王党既不会利用各区的群众，也不懂得利用两院。他们的秘密首领们试图在格勒内尔军营的军队中找到帮手，但他们选用了三个无名无势的人：修道院长布罗杰、高等法院辩护人拉维勒努瓦、一个名叫迪南的冒险分子。这三个人只是贸然前去与骑兵队队长马洛接洽，马洛把他们交给了督政府，军事法庭不愿审判他们，于是这些人被送往民事法庭，民事法庭的审判官大多是这些人的同党，因此只给予短期拘留的处罚。

在这个时期，各区选举产生的所有权力机关和以军队为后盾的督政府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在本党的势力范围内发展力量、吸收审判官，由于反革命势力控制着选举机关，因此督政府决定让军队参加政府，这一举措给之后的政府带来了严重困难。

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

督政府不但战胜了两个反对党，也在欧洲取得了普遍胜利。波拿巴到尼斯指挥战事以后，立即发起了最大胆的进攻，这支军队之前一直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侧作战，虽然兵力不足三万且军需缺乏，但士气高昂，这支军队被波拿巴天才地运用，并开启了保持胜利二十年之久的惊人业绩。波拿巴率领军队进入萨沃纳山谷，计划从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开始对意大利的进攻，他的正面是阿根陶，左面是科利，右面是博利厄，但没出几天，波拿巴便打垮了这支九万人的庞大联军，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天才和勇敢。

波拿巴首先在芒泰诺泰击溃了中路敌军，攻入皮埃蒙特地区；之后在米莱齐莫将保卫都灵和米兰的撒丁王国军和奥地利军彻底分隔开。在击退奥军以前，波拿巴首先向左面挺进，消灭了撒丁军，极为震惊的都灵宫廷慌忙屈服，在凯拉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1796年5月18日，共和国又在巴黎与撒丁国王签订和约，共和国得到了萨瓦地区和尼斯、丹达两个领地。在这个历时十五天的战役中，波拿巴打了六次胜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伦巴底的门户亚历山大里亚被占领，法国背面苏泽和布律内特两个要塞被摧毁，获得了尼斯领地和萨瓦。

在结束皮埃蒙特战役后，波拿巴乘胜追击，不给奥军喘息机会。他从皮亚琴察渡过波河，从洛迪渡过阿达河，这一胜利打开了他进入米兰的门户，并且为他进占伦巴底地区提供可能。共和军包围了曼图亚，博利厄将军被迫在提罗尔隘口退守，之后，维尔姆泽前来接替博利厄，并率领援军进攻曼图亚，试图将战场转移到意大利。但他和自己的几个前任一样，也被波拿巴击败了。波拿巴先是撤回对曼图亚的包围，在击退维尔姆泽的援军后，以更强大的兵力再度包围该城，并且重新占领了提罗尔的阵地。

这次进攻在协同作战上也十分成功，当意大利方面军从提罗尔方向进攻奥地利时，马斯河方面军和莱茵河方面军也同时进攻德意志；在儒尔当的左翼军支持下，莫罗的右翼军基本上与波拿巴会合。两个方面军分别渡过莱茵河后，在纵深六十法里的战线上前进，莫罗在攻克乌尔姆和奥格斯堡后，渡过勒克河，先头部队已到达提罗尔隘口的背后。但是在关键时刻，儒尔当遭到了奥地利亲王查理大公的袭击，败退下来。左侧失去掩护的莫罗不得不后撤。儒尔当的这次过失直接妨碍了这次战役中计划的实现，并且给奥地利王国提供了喘息时机。

在反法战争中失去比利时的维也纳宫廷，认识到保存意大利的重要性，因此全力保卫意大利。再次被击败的维尔姆泽率领残部困守在曼图亚，阿尔文奇将军率领五万匈牙利军队前来支援，试图改变战况，但他的运气并不比博利厄和维尔姆泽好，波拿巴再次取得胜利，曼图亚投降后，共和军占领了意大利，随后，又通过山岳地带立即进军维也纳。波拿巴的目标是击败奥地利的最后希望——查理亲王，他很快就越过提罗尔隘口进入德境，此时传来消息，莫罗指挥的莱茵河方面军和奥什指挥的马斯河方面军成功执行了前次战役计划。惊慌失措的奥地利宫廷，无奈地签订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奥地利调动了所有的军队，派出了所有的将军，依然没有战胜正处在强盛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波拿巴率领的意大利方面军在欧洲完成了法国革命的事业。这次战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天才的将领外，还要归功于波拿巴那些能独立指挥作战的助手，这些将军能够独当一面，完成一项军事行动或一场战斗，此外，士兵们都是具有高素养的法国公民，有热爱祖国的高尚精神，并且对通过革命扩大祖国版图十分拥护，这支部队维护了在纪律约束下的自由，给每个士兵提供了成为将军的机会。天才的将领加上这样的军队，不获得成功都很难。

1792年的战役按照旧的方式进行，军队各自单独行动，虽然分散但不曾离开自己的战线。救国委员会时期，则把军队集中起来，避开当前正面的敌军，将距离拉开，加速军队的运动力和灵活性，将力量集中在一个共同目标上进行战斗。如果说救国委员会是在每一场战役中这样做，那么，从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指挥的波拿巴，则是在每一次战斗中这样做。他将所有的军队集中在一起使用，目标是具有决定性的某一点，然后用一支军队迅速打败几支军队。他对大部队的运用十分自如，即使军队的活动在他的视野以外，当需要占领一个阵地或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时，他也随时能将军队部署在指定地点。

波拿巴的外交才能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才能。之前，意大利半岛上各个小国政府基本上都参加了反法同盟，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波拿巴利用这个特点，消灭了他不曾征服的皮埃蒙特；并且将从前依赖奥地利的米兰改变为“西沙尔平共和国”。他还利用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削弱和控制托斯卡纳以及巴马和摩德纳等小国，而没有占领它们。在波拿巴战胜博利厄时，教皇曾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维尔姆泽前来支援时又违反协定，如今，他不得不将罗马涅、波伦亚、斐拉拉割让给共和国以换取和平。在波拿巴的安排下，这些地方被合并到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在废除贵族政体后，变为单一的利古里亚共和国。威尼斯贵族政体曾经为反法联军提供便利并在军队后面进行暴动，在这次战役后作为交换米兰的条件，被强制让给奥地利。

根据累欧本停战协定的预备条款，奥地利承认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地位，比利时被法国合并。在这一阶段，所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都放下了武器，英国也要求谈判。此时的法国，国内平静无事，通过对国外的战争，版图得到了扩大，它的侧面有荷兰、伦巴底和利古里亚这样新兴共和国的护卫，它的共和制度也在欧洲得到扩展。反法同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再发动进攻。无论是8月10日后的无政府主义的政府，5月31日后的独裁政府，还是督政府时期的法制政权，历届革命政府在对外的斗争中都获得了胜利。每遇到一次对抗，革命在欧洲的土地上便前进得更远一些。1792年，革命的脚步只到达了比利时；1794年，便扩展到荷兰至莱茵河；1796年，在入侵意大利之后进入了德意志。如果革命按照这个速度继续进展下去，那么它征服的地区必将还会扩大。于是，全面媾和的条件成熟了。

反革命派与国民公会派的新斗争

共和五年（1797年5月）举行的督政府选举使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次选举中，保王党以合法的方式被引进立法议会和政府，这使得葡月战斗所决定的东西又出现了新问题。在此之前，督政府和两院因利益一致而和衷共济，它们都由国民公会派成员组成，双方关系融洽，在决定采取措施时能相互商量。对于督政府的各项要求，两院基本上都能同意；督政府关于财政和行政的方案，两院在略加修改后便批准，而且也同意督政府对待叛乱、军队、欧洲时所采取的行动。那些反对国民公会的少数人在两院中组成了一个反对派，其主要人物大多是立法议会时期的右派代表和几个死心塌地的保王党，如巴尔贝－马尔布瓦、帕斯托雷、沃布朗、迪马、波塔利斯、西梅翁、特隆松·杜·库德雷、杜邦·德·内穆尔等人。但在没有获得三分之一代表人数之前，它只是有分寸地反对督政府的政策。而共和五年新选出的代表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一改之前的暧昧态度，变得气势汹汹。

保王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联合组织，有领导、有代理人、有经费、有宣传报纸，他们极力将共和派排挤出选举范围，打着群众的旗号拉拢人民。他们甚至排挤那些大革命初期的爱国派，只将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和态度暧昧的君主立宪派作为选举对象。这样一来，共和派基本上被排挤在政府机构和军队中，保王党则占领了各选举会议和两院。

共和五年牧月1日（5月20日），两院组成，保王党的皮什格鲁担任五百人院的议长，巴尔贝－马尔布瓦获得元老院议长的职位。花月30日，督政官勒图尔纳经过投票被指定任期届满，立法机关选择了温和派的巴泰勒米接替他的职位，巴泰勒米主张和平，他的驻瑞士大使身份也十分适合两院和欧洲，但是整个革命时期他一直在国外，并未真正领导共和政府。

在进行了这些反对督政府和国民公会派的初步行动之后，反革命派开始了实质性的攻击。虽然督政府已经做了一个法制政府在革命形势下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督政府的行政和政策还是遭到了他们毫不留情的谴责。保王党指责督政府连年用兵导致财政混乱，他们主张和平，要求共和国放弃武力，并紧缩开支；立法机关中的敌对派则主张无限制的出版自由，使新闻记者在抨击督政府时无所顾忌，为建立新的政权制度做好舆论准备。这些要求并不是完全无理，当时，法国已疲惫不堪，的确需要完成社会复兴，因此，保王党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赞同。

可是当人们看到两院对教士和逃亡者采取的措施时，变得十分不安。人们希望和解，但不想那些在革命中被打垮的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法国。两院在匆忙中制定了赦免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以宗教问题或不赞成世俗化为理由而流放或监禁教士的法令被撤销是正确的，但恢复天主教往日的特权，准许它公开活动则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五百人院中的里昂代表卡米尔·约尔当，是颂扬僧侣阶级的主要人物，这位年轻人大胆地宣扬他的宗教思想，他激烈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人们的爱国情绪依然热切，因此不能容忍另一种热情，卡米尔·约尔当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他对僧侣的维护也没有获得成功。迫于群众压力，五百人院没有作出恢复教堂敲钟和神父自由的决定。

经过了思想斗争的温和派，最终站到了督政府这一边，坚持了公民宣誓的法令。但反对督政府的活动没有停歇，尤其是五百人院，比元老院更为狂热和急躁，国内保王党的气焰也更加嚣张，开始出现了报复爱国派和购买国有产业者的反革命行为，逃亡贵族和反对派教士也重新回国，并且毫不忌讳地宣扬他们颠覆革命的阴谋。这时的督政府，在中央受到威胁、在外郡遭到误解，权威丧失，变得完全没有力量，但那些忠于革命、忠于督政府的人还是给它注入了勇气。

两院攻击政府的行为使人民开始怀疑它们对待共和国的态度，原本支持两院的一部分人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1791年立宪派和督政府派联合起来时，曾支持成立了萨尔姆俱乐部，与两院最有影响的议员聚会场所克利希俱乐部相对峙。督政府除了依靠舆论，还有强有力的军队保障。处于保卫国家的要求，它将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的几个团调到了巴黎附近，并且越过了巴黎周围六十公里（十五法里）以内的宪法区，在此之前军队是不准越界进入这一区域的。督政府的这一违法行动遭到了两院的指责，两派开始互相对峙，准备以武装行动对付彼此，一方是督政府、萨尔姆俱乐部，以军队为依靠；一方是两院、克利希俱乐部，以保王党的沙龙为据点；群众是旁观者。

这时，主张立宪与和解的中间派站出来试图阻止纷争，恢复不太容易的合作。他们的领袖是宪法督政官卡尔托，与立法督政官巴泰勒米形成了政府中的少数派。这种和解主张得到了以蒂博多为首的几个五百人院议员和大部分元老院议员的支持。卡尔托作风严谨，见解固执，他和巴拉斯及勒贝尔脾气都不同，主张也不同。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都支持对两院采取政变手段，卡尔托则坚持按法律行事。在对峙阶段，两院迫于督政府的军事压力，提出了和解，但条件是撤换几个他们不信任的部长：财政部长拉梅尔、司法部长梅兰、外交部长德拉克鲁瓦；此外还要求保留国防部长佩蒂埃、内政部长贝内泽赫、警务部长科雄·德·拉帕朗。

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是因为立法议会在督政府没有权力，因此要确保在各部的势力。勒贝尔、拉雷韦耶尔和巴拉斯商议后，认为不能把敌人引进政府，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且撤换了两院所袒护的一些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接替了贝内泽赫，奥什接替了佩蒂埃，塔列朗也成了这任内阁的成员。塔列朗目光敏锐，一向站在有胜利希望的一边，国民公会结束后，他便作为1791年的革命派脱离了逃亡者的身份。此时他为拥护督政府的共和派，接替了德拉克鲁瓦的外交部长职务，他的建议和行为对果月事件起了很大作用。

果月18日政变

到了这种地步，冲突已不可避免，如果和解，督政府与共和国垮台的日子最多推迟到共和六年的选举。于是，督政府发动军队向两院递交了措辞激烈的抗议书。此时的波拿巴一直关注着巴黎的局势，虽然他和卡尔托直接通信联系，但还是派副官拉瓦莱特回到巴黎，以了解政府内部的具体分歧和周围的阴谋活动情况。波拿巴答应督政府，如果真的发生事变，他将率领军队支持他们。波拿巴派奥热罗给两院送去了军队的抗议书，士兵们在抗议书中写道：“保王党们！你们发抖吧，现在到了清算你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刺刀将给你们应有的惩罚！”军队的参谋部则说：“我们对于保王派的阴谋威胁十分愤慨，我们以为国牺牲的烈士们的名义发誓，如果保王党敢露头，那就要他们的命！这就是我们爱国者的感情。”两院虽然十分恼火，但却无可奈何。

负责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的军队的里什庞斯将军，将部队驻扎在凡尔赛、默东、万森一带。牧月时，两院曾经是进攻者，热月（1797年7月）以来，他们却一直取守势，但他们还是作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首先下令封闭了立宪派的团体，除掉了萨尔姆俱乐部这个障碍；此外还扩大了会议厅监察官委员会的权力，此时的监察官委员会已经成为政府的立法机关，保王党成员维约和皮什格鲁也是其中的成员。原本由督政府指挥的两院警卫队，也由会议厅监察官直接指挥。

在果月17日，立法机关根据皮什格鲁的建议，成立了国民自卫军，希望和葡月事件时一样能获得民兵的支援。事情演变到此地步，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只能以战斗来定胜负。狂热的维约将军建议主动采取措施：对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三个督政官进行指控，并召集另外两个督政官。如果督政府不服从命令，就率领各区群众对督政府实施进攻。他命令皮什格鲁担任这次合法暴动的领导，并要求他在白天迅速实现这些措施，由于皮什格鲁犹豫不决，他们便采取了合法准备的缓慢步骤。

但督政府方面却十分果断，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决定立即对卡尔托、巴泰勒米及两院派的大多数进行打击，并且定在18日清晨发动政变。17日夜里，奥热罗指挥巴黎周围的驻军进了城，督政府的三巨头计划在立法机关开会之前就占领杜伊勒里宫，同时逮捕主要阴谋分子，接下来在卢森堡宫附近召开两院会议，用法律手段来结束这次以武力开始的政变。

督政府事前已经和两院中的少数人达成了协议，夜里一点，军队开到市政厅，分布在堤岸、桥梁、香榭丽舍大道等处，奥热罗率领一万二千人和四十门炮包围了杜伊勒里宫。四点时，听到警炮声响的立法机关警卫队开始戒备，会议厅监察官们也赶到杜伊勒里宫守卫大门。对两院忠心耿耿的警卫队指挥官拉梅尔关起了宫苑的大铁门，将自己的八百名警卫兵布置在宫苑中的各个通道上。但皮什格鲁、维约和拉梅尔的少数人并不能对督政府作出什么抵抗，况且他们的士兵并不可靠。奥热罗根本不需要强行通过杜尔南桥，他只对着警卫队高声问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共和派？”这些警卫队的士兵就立刻放下武器，呼喊着“奥热罗万岁！”“督政府万岁！”站到了他这一边。

奥热罗进入议会厅后，下令逮捕了皮什格鲁、维约、拉梅尔以及所有的会议厅监察官，并将他们押送到丹普尔监狱。接到监察官们的紧急开会通知后，两院的成员纷纷赶到开会地点，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军队。奥热罗告诉他们，出于保卫共和国、提防谋反分子的需要，督政府已经指定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为两院开会地点。在场的议员们虽然反对督政府的军事暴力行动和越权行为，却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安排。

军事行动在清晨六点钟结束，醒来的巴黎人们只看到了全副武装的军队，墙上贴着关于这次严重叛乱阴谋的告示，号召人民遵守秩序，信任政府。安静的居民们只是看着这次只有军队没有党派参加的政变，并没有表示支持或者反对。接下来，督政府便需要将这次不平常的行动合法化，并且圆满结束它。两院的议员在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集合并达到法定人数后，便宣布复会。他们接到了督政府的一份咨文，为这次采取的各种措施阐述理由。

五百人院成立了由西哀耶斯、普兰－格朗普雷、维莱尔、夏扎尔和布莱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提出公安法，公安法实际上是一项流放的办法，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独裁的时期，用来代替断头台。督政府极力扩大流放对象的范围，除了两院中的反对者，它甚至将三十五家报纸的主编也列入流放之列。督政府的目的是消灭两院、各报馆、各选举议会、各郡等机构中的所有共和国的敌人。之后，督政府宣布四十八个郡的选举无效，撤销了所有有利于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热月9日以后在各郡掌政的人一律撤职，并恢复过去被打倒的共和派官员的职务。

果月政变不同于葡月胜利，上次只是中央的政变，保王党在上次只是被击退，而这次则被彻底打垮。这次政变又一次用独裁代替了法制，并且引起了之后的另一次革命。在共和五年果月18日，如果督政府不能制服两院并战胜反革命，那么两院就会推翻督政府并颠覆共和国。但是，除了政变，督政府真的没有别的方式来取得胜利吗？并且在胜利之后，督政府的行为是否太过极端。政府根本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但在这次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再没有第二级权力机关来监督人民的最高权力。不能按照法律来保卫革命，剩下的只能是独裁。但独裁手段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胜利后，自己也面临着垮台。

督政府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使用暴力而被玷污，违背法理的流放法令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督政府原本只需要流放为首的谋叛分子，但一个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政党不滥用独裁权力是很少见的。果月18日的失败是保王党的第四次失败，在7月14日和8月10日的两次失败中，它丧失了政权，葡月13日和果月18日的两次失败是想夺回政权而未成，这种反复重演的失败，成为保王党在日后屈服于执政府和帝国政府的重要原因。

第十三章　新督政府统治的结束

——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到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

代表们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被端着刺刀的士兵们驱散了，离开会场时，他们还不忘高呼：“共和国万岁！”就这样，人民代表机关在共和八年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五时半走向终结。这次违反法律、推翻议会制度的政变取得了胜利，将法国带入军事统治时代。

果月政变后的形势

果月18日政变后，两个旧的特权阶级再次遭到打击，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革命政权在得到恢复以后，再次流放反对派神父。旧共和派也东山再起，将以前舒安分子和逃亡的旧保王党分子占据的各郡战场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中。新的政权对国内的各派力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清洗，像参加过波旁王朝禁卫军的人、高等法院中的法官、国王的高级官员等人，在国内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只得离开法国另寻出路。而圣灵骑士团和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马耳他的骑士，以及一切反对取消贵族支持保留贵族爵位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以前的旧贵族或者获得贵族爵位的人，都被剥夺了七年的公民权力。他们只能在这段时间里，努力学习如何适应新的政权和社会，学习新的法治思维，以便更快地融入到新社会里。

督政府再度实行独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在这样的目的驱动下，尽管他们采取了种种不得人心的手段，但最终还是达到了心愿，在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抗衡。督政府终于达到了权力的极盛时期。在除去了国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之后，督政府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计划依据《康波福米奥和约》强迫奥地利接受欧洲大陆的和平，另一方面，在拉什塔特会议上同德意志帝国展开谈判。按照《康波福米奥和约》，威尼斯城、伊斯特里亚省和达尔马提亚省划归奥地利，另外，鉴于奥地利失去比利时和伦巴底，再将威尼斯的一部分划分给奥地利，法国则保留伊利里亚群岛。威尼斯这个老共和国实际上是被瓜分了，督政府难辞其咎。正是因为督政府和奥地利之间的可耻交易，出卖了一个原本独立的国家。他们的行为，甚至被后来者效仿。可以说，督政府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不明智的，不但背上了道德的谴责，还将帮助奥地利将统治扩展到意大利半岛。

1792年至1793年，反法同盟最终解散，除了只剩下英国还在与法国交恶以外，其他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对法国的武力干涉。事实上，英国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国内反对声不断，再加上进攻的力量急需补充，只得暂时后退一步，希望与法国达成和解。原本为了削弱法国的力量，像比利时、卢森堡、莱茵河左岸、波朗特鲁韦、尼斯、萨瓦，以及热那亚、米兰、荷兰等三个保护国，英国并不打算让给法国。现在由于国内局势的压力，英国政府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马姆斯伯里爵士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先后到巴黎和里尔与法国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但由于他带来的条件诚意不大，两次谈判都没有取得成功。英国圆滑的外交手段，并不能骗过督政府。两国之间的战争由于谈判的破裂而继续进行。

在进行里尔谈判的同时，英国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二次同盟，在圣彼得堡和俄国、土耳其三国密谋下一步进攻法国的计划。面临这样的外来入侵，一无经费来源二无政党支持的督政府只得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军队上面。只有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才能巩固督政府的统治，才能保住法国的独立地位，否则，法国就会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但军队的开销又是十分庞大的，督政府只得增加了几种税收，又把公债贬值三分之一，以此来增加政府收入。虽然这种做法侵犯了个人的权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督政府也顾不上这么多了，只能依靠战争来维持自己，随后，作出了进攻瑞士、远征埃及的决定。

这时，曾经征服意大利和缔造欧洲和平的波拿巴返回巴黎，受到督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不过，督政府的欢迎显得多少有些勉强，人民的欢迎却是真心实意的。波拿巴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先是在卢森堡宫建起一个祖国祭坛，接着用从意大利缴获的各种旗帜搭了一座牌楼。在人民的欢呼声中，波拿巴从牌楼下走过，接受督政府主席巴拉斯的赞扬和祝贺。巴拉斯希望波拿马举行一次出征，既可以为他本人增光添彩，也可以帮助法国洗雪耻辱，恢复尊严。这次出征的实际目的地是埃及，不过表面上是准备在英国登陆。

制订这样的出征计划，无论是对于督政府还是波拿巴来讲，都是各得其所的。波拿巴功名显赫，野心勃勃，有时也有些独断专行，如果真的留在国内，督政府十分担心他会作出什么威胁自身利益的举动，现在让其出征，正好可以消除一个潜在的威胁。而对于波拿巴来讲，他也得继续有所作为，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如果碌碌无为，很难想象人们会怎样看待他。如今有了这样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他自然是愿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并取得最大胜利的。共和六年花月30日（1798年5月19日），波拿巴征集了四百艘船只组成舰队，并召集一部分意大利方面军，浩浩荡荡地从土伦出发，在占领马耳他岛后，向埃及进发。

无效的花月选举

督政府对瑞士境内流亡分子的驱逐，引起了瑞士国内各种势力的不同反应。法国的革命思想，已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和沃州广泛传播。但由于瑞士联邦软弱无能，在伯尔尼贵族势力的指使下，将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瑞士人逐出了本州。流亡分子的大本营仍旧设在伯尔尼，他们聚集在这里，策划着可以破坏革命的一切阴谋。对此非常不满的督政府几次交涉，但都没有达到目的。

根据旧的条约，沃州归法国保护。现在，沃州人准备反抗伯尔尼的暴政，并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督政府本身已经非常不满伯尔尼的做法，再加上看到瑞士扩大共和制的欲望，于是就利用沃州人呼吁这个契机，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这是法国出兵的真正目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为了夺取伯尔尼的财富。

战争一触即发。尽管瑞士人认为自己是在复兴祖先的时代，但他们的勇敢抵抗并没有换来胜利的果实。很快，法国吞并了瑞士，并将瑞士的古老宪法改为共和三年的宪法。也就是从这时起，瑞士联邦出现了拥护法国和革命的一派，也出现了拥护奥地利和反革命的另一派。继瑞士的革命之后，罗马的革命也很快爆发。在罗马的一次暴乱中，迪福将军被杀害，由于教皇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激起了人们的愤慨，革命愈演愈烈，随后将罗马变成共和国。

督政府在整个欧洲的优势更加明显，好几个按照同一模式建立的国家，比如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西沙尔平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等，都把督政府视为自己的领袖。这边督政府正忙于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国内各党派也没闲着。他们开始掀起反对督政府的浪潮，威胁着督政府的统治。共和六年花月（1798年5月），进行了一次选举，这次选举和共和五年的选举完全不同，选举结果对督政府十分不利。自从果月18日政变以后，由于共和派是仅存的势力，在没有革命敌人的背景下，共和派发展迅速，而且建立了一个“立宪派俱乐部”。在选举产生的两院中，共和派都占有大多数席位，处于明显的优势。五百人院选出代表二百九十八名，元老院选出代表一百三十九名，两院一共有四百三十七名代表。督政府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宣布这次选举无效。这项权力是果月18日政变后两院授予督政府的，当时通过了一个临时法令，规定督政府可以审核选举会议工作。随后，在督政府的请求下，一个五人委员会受立法机关委派，全面负责这项工作。截至花月22日，他们已经宣布了大部分选举无效。

九个月前，督政府打击了保王党，今天，又用同样的手段打击了极端共和派。在督政府最初执政的两年时间里，保持政治平衡是它最主要的特点，不过时过境迁，如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从上次政变之后，督政府就不再是一个立宪政府，也没办法做到不偏不倚。尽管人民对督政府的一意孤行感到不满，但并没有到完全推翻它的地步。

督政府的执政，一直持续到共和七年的选举。梅兰和特雷拉两人都是政治律师，他们接替了卡尔托和巴泰勒米。勒贝尔虽然有着政治家的果断，但是目光短浅，明显不具备那种政治家应有的高瞻远瞩。拉雷韦耶尔－勒波作为政府首脑，对敬神博爱教的关心有些多。在督政府中摄政的巴拉斯依然过着放浪形骸的颓废生活。他经常在官邸中举办聚会，前来的宾客中有赌徒，也有荡妇，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投机商人。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对外要与整个欧洲作战，各督政官的处境都比较困难，他们的处境和个人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执政方式和政绩。

第二次反法同盟

第二次反法同盟开始行动的时候，法国的全权代表还在拉什塔特与德意志帝国谈判。很显然，奥地利不过是拿《康波福米奥和约》作为幌子，使了一招缓兵之计罢了。在英国的大力怂恿下，除了普鲁士和西班牙，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加入了反法同盟。不过，各国加入同盟的目的并不相同。奥地利则根本用不着英国的怂恿，它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俄国看到英国政府的资助，再加上它对西方的向往，所以加入了这个同盟。为了反对法国对埃及的出兵，土耳其和北非几个国家也加入了同盟。希望能够收复莱茵河左岸，是德意志帝国加入同盟的目的。意大利半岛的小国则抱着消灭那几个新兴小共和国的想法加入进来。

拉什塔特的谈判还在继续，在双方的谈判代表围绕割让莱茵河左岸、在莱茵河的通航和拆除莱茵河右岸堡垒的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俄军和奥军已经分别出动，俄军甚至已经开进了德意志。就在这时，法国急令谈判代表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迅速回国。代表们还不知道谈判场外的变故，得到命令后虽然感觉有些意外，不过他们还是在取得敌国将军所发通行证后起程回国。没走多远，他们就被奥地利轻骑兵拦住。奥军在明知道谈判代表姓名、身份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下杀戮的屠刀。谈判代表博尼埃和罗贝尔若当场身亡，让·德布里身受重伤，不治身亡。奥军的行为显然是有预谋的迫害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

消息传来，法国上下一片愤慨，人们的愤怒如爆发的火山一样不可抑制。立法机关决定立即开战。在意大利和莱茵河，双方的军队已经开始发生冲突。得知俄军出动的消息，督政府通过两院制定了一项征兵法令。二十万名壮丁抛家舍业，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反法联盟中，已经有几个打头阵的国家迫不及待，在前线发起了进攻。罗马遭到那不勒斯王国的进攻，利古里亚共和国遭到了撒丁王国的进攻。显然他们的作战实力还不够，在法军的反击下，他们溃不成军，将自己的国土拱手送给了法国。经过一场激战后，尚皮奥内将军获胜后进入那不勒斯，虽然遭到了该城下层群众连续三天的徒劳抵抗，但最终还是宣布那不勒斯共和国成立。都灵城也被儒贝尔将军占领。就这样，法军在战役刚开始不久，便将整个意大利控制起来。

就实际兵力和后备兵力来讲，反法联军自然更胜一筹。他们很快从意大利、瑞士、荷兰三方面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一支奥军冲进了曼图亚地区，并进攻到阿迪杰河方面。谢雷两次与这支部队交战，但都没能取得胜利。奥军很快与苏沃洛夫会师。这时，谢雷被更有决断力的莫雷接替。为了保住亚平宁山的屏障，同时方便与麦克唐纳指挥的那不勒斯方面军会师，莫雷决定向热那亚方面撤退。这时，瑞士方面成为奥俄联军主要的陈兵之地。曾在莱茵河上游击败儒尔当的查理大公也准备越过瑞士防线，他与几个俄国兵团会合在一起。在荷兰，四万英俄联军在约克公爵的率领下成功登陆。反法联军接连取得多场胜利，占领了法国外围的那些小共和国，现在他们具备了进攻法国的条件了。

新督政府的两院及两派

由于法军在前方连连失利，国内的各派对此非常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了共和七年花月（1799年5月）选举。这次选举同样是按共和派的意志进行的，和上一次选举没什么两样。军队的失利、各派的怨言，令督政府焦头烂额，无力应付，西哀耶斯接替了依法辞职的勒贝尔。在关键时刻，勒贝尔总能顶住压力，力挽狂澜。如今他的离开，绝对是督政府的一大损失。对于督政府来讲，西哀耶斯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好消息，西哀耶斯是一个反对政府最坚决的人。督政官受到温和派和极端共和派的联合质询，主要是关于共和国当前的内外形势。两院宣布处于长期开会状态后，巴拉斯离开了。结果，特雷拉、梅兰和拉雷韦耶尔这几个旧督政府的支持者成了两院发泄愤怒的对象。特雷拉曾先后担任立法职务和督政府职务，但由于间隔时间不满一年，两院以不合宪法规定为理由，罢免了他的职务。前司法部长戈伊埃接替了特雷拉的职务。梅兰和拉雷韦耶尔虽然没有被免职，但两院发言者猛烈抨击他们，企图逼迫他们自己辞职。各督政官人人自危，向两院递送咨文进行辩白，并要求和衷共济。牧月30日，来自卡尔瓦多斯郡的共和派代表贝特朗在审查了督政官们的建议后，认为这些督政官已经不能保持他们的职位了。由于他们已经丧失了为祖国做好事的能力，现在，无论是同僚、代表还是群众，都不再信任他们。既然如此，他们就不能执行法令。现在，督政官们应该自觉结束政治生涯。在勒贝尔任期届满、特雷拉被免职、巴拉斯离开的背景下，梅兰和拉雷韦耶尔只得作出让步，辞去督政官的职务。

通过这次联手行动，共和派和温和派都有不小的收获。穆兰将军和罗歇－迪科分别被选进督政府。共和三年成立的督政府在牧月30日（6月18日）的事变中解体，这样令各派都不满意的政府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在这一时期，督政府杀了许多立法机关中的人，立法机关则把督政府赶下了台，国家的两大权力机关谁也没有遵守宪法的规定。

在牧月30日胜利以后，西哀耶斯试图作出一些改变，尽力消除督政府的痕迹。他对当前局势的判断十分准确，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性格有些急躁，甚至有点固执。他希望尽快结束革命，为此他搬出了最后确定的宪法。1789年6月17日，西哀耶斯曾建议建立国民议会，替换已有的三级会议，同时，对国内的行政区划进行改制，废省建郡。他的提议大大促进了1789年的主要改革。自此之后，西哀耶斯一度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正在等待国家结束革命状态，步入建设时代。后来，在第一任督政府中，西哀耶斯担任驻柏林大使期间，成功地劝说普鲁士保持中立，得到人民的认可。在回国后，由于勒贝尔离开了政府，各派也已经斗争疲惫，看到时机成熟，他便担任了之前曾一直拒绝的督政官，准备着手建立最后的和平与自由。他的依靠对象十分明确，在督政府中是罗歇－迪科，在立法机关中则是元老院，在外面则是温和派的群众和中等阶级。如今，这些温和派和中等阶级希望恢复原有的宁静秩序，也希望政府能够强硬有力，安定人心。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没有政敌、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各自主张的新政府。看到军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十分突出，西哀耶斯认为自己也有必要依靠军队的力量，儒贝尔被他相中，随后被任命为阿尔卑斯方面军的总指挥。但是，共和三年宪法的支持者依然大有人在，比如戈伊埃和穆兰、两督政官、五百人院和政府外的马内日派等。极端共和派组成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其主要成员分别来自萨耳姆俱乐部、先贤祠俱乐部以及老雅各宾俱乐部。这些都是以前各个时期的残余人物，他们极力宣扬共和派的主张，对低层阶级的民主主张并不认可。

在新改组的内阁中，共和派和温和派都占有一定的席位。司法归康巴塞雷斯负责；内政归基内特负责；在塔列朗未就职以前，雷纳尔临时负责外交；财政归罗伯尔·兰代负责；海军归瓦特里的布尔东负责；陆军归贝尔纳多特负责；警务先是由布基尼翁负责，后来又由南特的富歇负责。

这一次，巴拉斯保持中立，在立法议会、督政府和内阁的两派中间寻求平衡。他并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观点，而是擅长顺势而为，主动向能够取得胜利的那一派靠拢。从5月31日事变开始，到热月9日事变，再到果月18日政变，再到牧月30日事变，他的身份多次变换，先后是山岳党的民主派、山岳党的反动派、反对保王党的革命派督政官、极端共和派督政官。如今，巴拉斯看到事情的变化有可能会导致波旁王朝复辟，就派出代理人戴维·莫尼埃谈判恢复君主政体，并设法同有权继承王位的路易十八联系。这时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反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保王党的督政官。

看到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事胜利后，法国国内的保王党蠢蠢欲动。国内强制发行的公债，要求每个流亡者家庭向政府提供人质保证的严酷法令，终于令他们再度掀起武装暴乱。在法国的南部和西部，保王党分子成群结伙，日益猖獗，并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认为，只要俄国军队一来，复辟君主制度指日可待。对于所有的党派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争权夺势的好机会。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收拾了乱局，就掌握了整个法国的主动权。实际上，每当政府濒临崩溃的时候，各个党派都在虎视眈眈，他们静静等候，伺机而动，准备夺取最大化的利益。

波拿巴与西哀耶斯的合作

国外的形势原本也不乐观，幸好这时法军在莱茵河上游和下游这两个主要边境地区的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占取意大利以后，反法联军准备一鼓作气，借道瑞士和荷兰，然后直接攻入法国境内。他们前进的脚步被马塞纳和布律纳两位将军挡住了。这两位将军打破了法军接连失败的僵局，阻挡了联军节节胜利的进攻。马塞纳向科尔萨科夫、苏沃洛夫展开了大规模长时间的密集攻势。十二天之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俄军在康斯坦茨和苏黎世之间接连失败，整个反法联军的士气低落不少。约克公爵在荷兰被布律纳击败，被迫停止了入侵的脚步，退回到军舰上去了。当然，战争也不是一边倒的局面，法军的意大利方面军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在诺维战役中，亲自追击奥俄联军的儒贝尔将军不幸阵亡，好在尚皮奥内及时部署，法国的边境上才没有出现防守的漏洞。没多久，法军就越过边界。现在，法军改变了以前屡战屡败的局面，重新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反法联军在接连失败后也增强了进攻力量，采取的进攻战略也更富侵略性。

国内的形势并没有发生像战场上的改变，党派纷争依旧继续，人民的不满日益增强，整个社会依然处于一片混乱不安之中。共和派内部也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股力量的斗争更加激化。西哀耶斯反对极端共和派的措施还在继续实行。在8月10日事变纪念日，雅各宾派也曾遭到他在练兵场上的极力攻击。波拿巴由于征服过意大利，另外在埃及也是战功赫赫，再加上他个人的才干和性格，得到了人们的拥戴，所以在五百人院中享有极高威信。在这次集会上，他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宣称法国又受到恐怖的威胁了，他还把恐怖时期描绘了一番。与此同时，贝尔纳多特被西哀耶斯免去职务。在西哀耶斯同意的前提下，马内日俱乐部被富歇封闭了。出于对恐怖时期的忧虑，感到有些害怕的群众站到温和派一边。极端共和派本打算宣布“祖国在危难中”， 再一次发动群众，但没能成功。

儒贝尔去世以后，西哀耶斯急需一名新的将军来执行他的计划，保护共和国。但是，眼前的几位将军都不是合适的人选，奥什在一年多前死了，莫罗则不太可靠，马塞纳缺乏政治头脑，贝尔纳多特同时也是拥护马内日派的。由于没有找到得心应手的人选，西哀耶斯的政变计划只能一推再推。

波拿巴的远征进行得十分顺利，先后占领了上埃及和下埃及，战胜了土耳其—埃及的奴隶兵马穆鲁克人，并继续向叙利亚进军，在阿布基尔港他又打败了一支土耳其军队。这时，他从弟弟吕西安和另外几个朋友那里了解到国内的情况和督政府的衰败，便想趁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将军队交与克莱贝尔将军指挥，自己乘着一艘快速三桅帆船准备返回法国。他选择了从地中海回来，尽管这里遍布英国舰只，但他还是有惊无险地成功在弗雷居斯登陆。这一天，是共和八年葡月17日（1799年10月9日）。他沿着地中海，回到巴黎。对他的凯旋，人们报以热烈的欢迎。他曾经征服过意大利，如今又征服了埃及，战功赫赫，人们自然将最高的荣誉授予他，没有任何将军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如今，离开战场的他也就有了不受约束、独断专权的资本。波拿巴是个常胜将军，在历次法国的革命中，他都奉献过力量。他十分擅长平衡之术，能够兼顾各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信仰，并借此来笼络人心，为自己赢得了最大程度的拥护。他也是有着政治野心的，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这种野心就开始在蓬勃生长。果月18日事变中，看到督政府和两院鹬蚌相争，他本来是打算利用军队坐收渔翁之利的。果月18日以后，他发现一时还没有办法推翻督政府，为了不因无所作为而被人们遗忘，他同意远征埃及。现如今，既然在牧月30日督政府已经解体，那对他来讲，绝对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一路上他马不停蹄，急忙回到巴黎。

凯旋回来的波拿巴受到普遍的欢迎。将领们，督政官们，两院代表们，甚至马内日的共和派，各个派别都想把他争取过来，成为自己的力量。对于各派别的拉拢，波拿巴并没有昏了头脑，他虽然参加人们为他举行的庆祝会和宴会，但表现得十分冷静庄重，自觉地保持一种凌驾一切的态势。他信心十足，但并不急切，也从不主动表露自己的目的。在各派别中，既不要搞政变也不要独裁者的马内日共和派显然不是他的合作目标。而西哀耶斯，出于担心两人的政见不同，也没有主动和他接触。不过，在双方友人的撮合下，他们两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并于雾月15日制订了推翻共和三年宪法的计划。两人分头行动，西哀耶斯负责通过会议厅监察官来串通两院，波拿巴则负责将在巴黎的将军和部队尽可能地拉拢过来。他们计划通过两院召开会议，将立法机关迁移到圣克卢，并任命波拿巴将军为部队司令，同时，利用自己的军队武装推翻督政府，将立法机关暂时解散。一切商议已定，现在他们静静等待雾月18日（11月9日）早晨的来临。

雾月政变后督政府统治结束

在15日到18日这三天中，西哀耶斯和波拿巴将自己的政变计划捂得严严实实，力求不泄露半点风声。督政府中的巴拉斯、穆兰和戈伊埃三人觉得政变只是西哀耶斯和波拿巴的一个想法罢了，应该还没有确切的行动计划。戈伊埃是督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在政变之前采取任何措施。如果督政府选择先发制人，那么西哀耶斯和波拿巴的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功。

18日早晨，会议厅监察官召集元老院代表们召开会议。代表们虽然觉得由监察官召集开会有些异于寻常，但还是早早来到杜伊勒里宫。会议由勒梅尔西埃主持。科尔尼代、勒布伦、法尔格故意渲染气氛，告诉大家当前局势十分危急，大批雅各宾派准备恢复政权，现在他们从各郡赶来，如果不抓紧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看到元老院代表们已经有所动摇，雷尼埃抓住时机，建议将立法两院迁至圣克卢，并任命波拿巴为十七师团司令官。元老院的代表不知道是被所谓的紧张局势吓倒了，还是不太反对政变，谋叛者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

波拿巴率领自己的几个部将，在他位于尚特兰街的寓所焦急地等待会议的结果。八点半，消息传来，元老院已于八点钟通过了他们的建议。顿时，他的随从们欢腾一片，军官们举起军刀，纷纷表示效忠。随后，波拿巴赶往杜伊勒里宫，宣誓就职，同时他还任命督政府卫队指挥官勒费弗尔为副司令。政变者顺利地将军事领导权拿到手中，但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还需要拿到督政府的执政权和两院的立法权。督政府的巴拉斯、穆兰和戈伊埃听到了政变的消息，但为时已晚，此时，就连他们最亲近的督政府卫队也已倒戈。眼见大势已去，巴拉斯辞职回到了故乡格罗－布瓦。督政府名存实亡。

现在，只有五百人院还没有拿下，这是波拿巴最后的一个敌人了。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元老院的命令和波拿巴的布告，整个城市都处于一种莫名的骚动之中。共和派对波拿巴的意图表示担心，认为他可能会是下一个恺撒或克伦威尔，但人民并不这么认为。不过，在波拿巴的布告中，人民也发现了他的妄自尊大。他将近些年法国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将所有的罪责都归于督政府，他甚至还认为自己是全体人民的所有财富的缔造者。这多少令人们感到恐慌和骇然。

雾月19日，立法两院和代表们迁到了圣克卢，元老院设在圣克卢别宫中的战神画馆，五百人院则设在橘厅，这样两院就分别有了会议场所。西哀耶斯、罗歇－迪科、波拿巴也来到这里。熟悉革命策略的西哀耶斯认为，应该先逮捕革命派首脑，然后只容许温和派参加两院，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才大一点。但习惯了部队行为方式的波拿巴没有同意，他认为两院和部队没什么两样，只要一声令下，没有谁胆敢不从。

两院的会议场所外，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花园中，共和派分组聚集，等待开会，对身边的武力威胁，他们都表示十分愤慨，正在商议对策。午后两点左右，在马赛曲的乐声中，两院代表分别集合到会议厅。在五百人院，政变者代表埃米尔·戈丹首先上台发言。对于元老院所采取的措施，他表示感激，并希望元老院能够拿出拯救共和国的方略。他的提议，遭到了会场代表的反对。以吕西安·波拿巴为首的主席团遭到了共和派代表的包围。会场一时一片骚乱，连最基本的秩序也没有了。稍微平静后，在德尔布雷的提议下，所有代表宣誓效忠共和三年宪法。看到在五百人院没有占据优势，波拿巴十分担心元老院也会受到五百人院的影响，真要是这样的话，他就必败无疑了。担心万分的他便紧急来到了元老院。他告诉代表们，现在情势十分危急，祖国的存亡全在代表的一念之间。他本人是誓死捍卫祖国自由的，现在却不被人理解。现在已经没有政府了，五个督政官四个已经辞职，另一个也被监禁起来；五百人院也开始分裂；只有元老院才能力挽狂澜，希望元老院代表们商议出对策，拯救自由，拯救平等。共和派代表兰格莱提议波拿巴宣誓遵守共和三年宪法。元老院对这个提议感到突然，波拿巴一时也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反驳道，共和三年宪法已经名存实亡了。在果月18日、花月22日和牧月30日，共和派多次违反宪法。除了共和派，其他党派也多次践踏这部法律。现在应该另立新的宪章。他的话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

在元老院的轻易得手，令波拿巴信心倍增。他认为，平息五百人院的骚动也不是什么难事。在几个卫兵的护送下，他来到五百人院，自己单独走了进去。卫兵们被留在会议厅门口。代表们见看见门外带刀的卫兵，以为是波拿巴要采取武力行为，都赶忙站了起来，喊道：“打倒独裁者！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波拿巴眼见几个代表朝自己冲了过来，胳膊也被共和派的比果内一把抓住，他还听见了比果内赶他出去的声音。一时间，他有些恐惧，吓得脸色发白，便在卫兵的护送下仓皇离开了。

五百人院的大骚乱在波拿巴离开后仍在继续。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提出救国方针和保卫措施。波拿巴的弟弟吕西安受到了大家的指责。吕西安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勇敢地走上讲坛，为他哥哥辩护。他认为哥哥波拿巴绝对不会危害自由，而且哥哥劳苦功高，希望五百人院对他能够从轻审判。但有几个代表对刚才波拿巴的表现十分不满，认为这些已经足以抵消他的功劳了。他们高喊着打倒独裁、打倒暴君的口号，要求宣布波拿巴不受法律保护。这令吕西安感到万分诧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代表提出这样的提议。在一片纷乱中，五百人院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立即进入经常开会状态，并将五百人院迁回巴黎，增设警卫团，由集合在圣克卢的军队担任，指挥官为贝尔纳多特将军。对于这些议案的通过，吕西安十分失望，他惘然若失地回到座席上，脱下了代表职位的敞衣和绶带，辞去了自己在五百人院的职务。

离开五百人院的波拿巴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这次群众纷攘的场面给了他很大触动。忠诚于他的军官们纷纷献计献策，西哀耶斯主张把握时机，立即动用武力。一小队士兵奉勒费弗尔将军的命令，冲进了五百人院的会议厅，他们搀起吕西安，把他解救出来，送回到军队中。

吕西安回到军队后，立即以议长名义向军队发表演说。他告诉士兵们，在五百人院，多数代表已经受到恐怖的威胁，有的代表手持短剑，对准了其他的代表。在他们的武力威胁下，五百人院已经通过了最荒唐的决议！这些代表已经变质，成为了暴力和恐怖的代表。现在士兵们应该举起武器，赶走那些还在橘厅的人，剥夺他们的代表身份。波拿巴问士兵们，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打倒五百人院的煽动分子，得到了士兵们异口同声的肯定回答。士兵们高呼着波拿巴万岁的口号，在高级军官的率领下，准备强行对五百人院的会议厅进行清场。

五百人院在吕西安走后，陷入极端不安和混乱中。对于是否应继续坚守职位，大家意见不一。有的建议集体离职，有的则主张勇敢面对武力的侵凌。正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一群卫兵缓步走进会议厅，带队的军官要求解散五百人院。代表普鲁东将军劝卫兵们三思而后行。军人们虽然有些犹豫了，但在后续队伍的推动下，还是走了进来。勒克莱尔将军命令士兵们继续前进，并宣布代表波拿巴将军解散立法议会。代表们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被端着刺刀的士兵们驱散了，离开会场时，他们还不忘高呼：“共和国万岁！”就这样，人民代表机关在共和八年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五时半走向终结。这次违反法律、推翻议会制度的政变取得了胜利，将法国带入军事统治时代。

这次政变的目标是人民权力机关，发起者是军队。这次政变的结果，改变了军队只是革命助手的角色。自此之后，整个法国进入军事统治时代，对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十四章　执政府时期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到1804年12月2日雾月18日

靠军队起家的拿破仑，只看到了革命物质和利害的一面，而不懂得革命的道义，并且不相信那些最终使他归于失败的各种信仰会重建。拿破仑遇到的，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暴乱，是疲惫不堪、任他摆布的人民，还有一顶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

临时政府的组成

雾月18日的政变甚得人心。从这个事件中，人们并没有看出一个人超越两院猛然兴起，也没有意识到7月14日的伟大革命运动就此终结，相反，这次政变令人们感到了复兴的希望。此时的法国穷困不堪，人民早已失去保卫行使自己权利的力量，即便是这种由低层群众行使的权利成为对国民的一种嘲讽，法国的人民依旧不信任专制制度。全体人民都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带领他们来复兴社会，功名卓著的波拿巴将军是完成这一事业的不二人选。

因此，除了督政府派中的共和派以外，其他人都赞同最近所发生的事变。在革命时期，反对议会的违法政变早已司空见惯，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事变的合法与否，而是关注事变的后果。无论是西哀耶斯派还是1788年的保王党，大家都普遍认为雾月18日政变是好事，并且认为这次政变所产生的政治利益是本党派的利益。温和立宪派认为这是确立真正自由的前兆；心存幻想的保王党则认为法国当下的革命时期和1660年的英国复辟革命一样，波拿巴不久便会复辟波旁王朝；文化知识较差的群众则希望能安居乐业，在强有力的统治下恢复秩序；那些被放逐的和怀有野心的人，则希望借此获得赦免，并恢复官职。雾月18日政变后的三个月里，人们普遍表示颂扬并抱有热切期望。

临时政府成立后，确定了三个执政：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并且组成了两个立法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和建立新的确定的制度。雾月21日，执政和两委员会就职，临时政府在这一天宣布：取消抵押法，停止发行强迫公债；准许果月18日以后被放逐的神父回国；释放监狱和共和国管区内那些被革命风暴刮到加来海边的人和被拘留的逃亡者。这些措施受到了普遍欢迎。但对极端共和派的放逐却引起了舆论的激烈反对，执政者们根据警务部长富歇的报告作出决定，将三十七个极端共和派流放到圭亚那，二十一人在下夏朗特郡受到监视。人们的不满不是维护这些受到政府打击的人，而是针对政府的这种专断行为。为此，执政者们选择了妥协，他们先将流放改为监视，之后又取消了监视。

雾月18日政变的发动者之间也出现了分歧，但只是发生在立法委员会内部，在新宪法的问题上，西哀耶斯和波拿巴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他们两人，一个希望重建法国，另一个则希望如家长一般统治法国。

西哀耶斯的宪法

西哀耶斯曾经拟定了一个宪法草案，在这部宪法中，西哀耶斯将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公社、省或郡、国家三个级别，每级又分别设立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从而构建一个等级系统：第一级是市政府、治安法庭和初审法庭，第二级是省（郡）政府和上诉法院，第三级是中央政府和最高法院，担任这三个等级各种职务的官员全部来自于人民提名的名流候选名单。由最高行政官掌握行政权，最高行政官对外代表国家、对内负责组织政府，自己不管理国事，但却是不可罢免和没有直接责任的最高官职。政府由国家参政院和责任内阁组成，从治安法庭到最高法院的各级法官、从市长至各部部长的各级行政官员，全部由最高行政官根据候选名单选任。国家参政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内阁则是执行机关。立法机关的形式也不同于之前，不再是讨论和决议机关，而成为一个裁决法院，它的裁决就是法律。政府由国家参政院代表，人民由保民院代表，两个机构分别向立法机关报告施政方针。

西哀耶斯宪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各派系用暴力来篡夺政权，并且在给予人民最高主权的同时又对他们进行限制。凭借在政权机构从事复杂活动的经验，西哀耶斯提出了这种设想：初级议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公社候选人名单由初级议会选出；省候选人名单则由初级议会选出的选举人团在公社候选人名单中选；全国候选人的名单则从省候选人名单中选出，三级政府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的各级官员由最高行政官从人民提出的候选人中选任，但不能干涉保民官和立法议员的选任，因为这两类职权完全属于人民。如果人民想罢免某位官员，只需要将他们从候选人名单撤除即可。这部宪法规定，第一级候选人名单每两年选举一次，第二级候选人名单每五年选举一次，第三级候选人名单每十年选举一次。同时，为了平衡政权的内部力量，西哀耶斯特意将属于保民院创制和讨论法律的权力和立法议会通过法律的权力分开。

除了拥有各自的特权以外，立法议会和保民院在选举方式上也不同。立法议会由全国候选人名单中得票前一百名组成，保民院则由选举人团直接选举产生。担任保民官的人应是有热忱、有名望、得人心的公民，由于保民官是终身职位，因此选任方式很缓慢，以避免感情用事，或带有颠覆和报复的性质。立法议会的权力属于一个时期，因此它只需要大公无私地制定法律即可。此外，还有一个护法组织作为其他权力机构的补充，它不能发布命令和采取行动，只负责保证国家的正常生活。这个护法组织就是宪法监察委员会，也可以称作元老院，它的任务是评断政治法。如果立法议会的裁决不符合宪法，保民院或国家参政院便可以到元老院上告。元老院还有一项特殊的职能，那就是利用“吸收权”将野心过大的政府要员或名望过高的保民官吸收过来，因为元老院的议员不能担任任何其他职务。可以说，元老院为共和国提供了双重保护：既维护基本法，又防止那些怀有野心的人破坏自由。

由于西哀耶斯宪法的规定过于缜密，因此很难真正付诸实施，但这部宪法的确表现出西哀耶斯非凡的智慧与强大的组织能力。但他太过于相信理智，把人们当作听话的机器，而没有充分认识人们的野心。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巧妙发明，来避免人们践踏宪法，并堵塞通向专制制度之门的道路。但在那样的时代，统治思想压倒自由思想、党派用野心阻挠法治，他的宪法即使实施也不可能生效。

共和八年的宪法

在这十年里，人们经历的都是排他性的统治，1789年的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党、热月反动派、督政府、两院，最后到军事独裁，无论哪种统治，从来都是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因此，十年后的法国人民，希望在西哀耶斯宪法中找到长治久安。西哀耶斯的宪法不容许排他性的存在，其严密的选举制度杜绝了反革命和破坏分子的突然上台夺权。这部温和派的宪法，将会是一部结束革命并且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宪法，各派在这部宪法面前，不再如过去那般狂热地争夺统治权。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这个比衰落的温和派以及立法议员更具力量的人，这个人就是波拿巴，他先是拒不接受这个宪法，之后又将这个宪法修改得面目全非。

波拿巴参加了立宪委员会的讨论，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他保留了西哀耶斯设想中能够为自己的计划服务的部分，其余的则完全抛弃。西哀耶斯计划给波拿巴最高行政官的职位，让他对外代表整个共和国，居住在凡尔赛宫，并且有六百万里弗的年俸和三千人的卫队。实际的政府由两位执政官主持，一个是战时执政，一个是和平执政。但波拿巴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官职十分不屑，甚至责问道：“你们怎么敢设想，让一个有才干和荣誉的人，去当一个拿几百万里弗的造粪者？”之后，这件事便被搁置起来。

波拿巴得到了罗歇－迪科和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一向厌恶争论的西哀耶斯没有为自己的主张辩解，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法律、人民甚至整个法国，都任由这个曾借助于他而扶摇直上的人的摆布。共和八年雪月（1799年12月24日），在雾月18日政变后的第四十五天，共和八年宪法公布。这部宪法只保留了西哀耶斯宪法的若干皮毛，其实质是奴役的宪法。宪法规定，政权由第一执政掌握，两个副执政只负责提供咨询，政府拥有法律创制权，元老院从全国候选人名单中选任保民院和立法院的成员。如此一来，选举人团被取消，保民院成员也没有了，到最后甚至没有参与政治的国民。除了一个既掌军权又掌政、既是将军又是执政官的执政外，只剩下一个参政院，但它不过是执政日后篡夺政权的阶梯；此外还有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元老院，但它是用来取消人民的权利、选任无权的保民院成员和不能发言的立法议员的。这时的法国，政治生活从国民转移到政府手里。西哀耶斯宪法被当作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借口，如果说共和八年之前的一切宪法都源于《社会契约论》，那么共和八年至1814年的一切宪法则源于西哀耶斯宪法。

执政府的和平计划

新政府随即就任，波拿巴担任第一执政，他任命平原派代表康巴塞雷斯为第二执政，任命大法官莫普的老部下勒布伦为第三执政。波拿巴的目的是利用这两个人来影响革命派和温和的保王党，同样，他任命从前的大封建贵族塔列朗担任外交部长，任命前山岳党人富歇担任警务部长。对于启用富歇，西哀耶斯表示极力反对，但波拿巴坚持说：“我们目前正在建立一个新时代，对于过去的事情，我们应该忘记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他认为只要现在站在他这一边，并不在乎之前属于哪一派，能将保王党或革命派召集在自己的麾下，就是好的。

没有等待产生候选名单，两个新执政和卸任的临时执政就任命了六十名元老，元老随即宣布了一百名保民院成员和三百名立法院成员的名单，雾月18日政变的发动者像对待战利品一样，瓜分了国家的职权。在这个分权的过程中，自由温和派占据上风，因为波拿巴在保有势力期间，为了恢复元气，实行的是温和的、共和的政策。在公民对宪法进行投票时，1793年宪法获得一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一十八张赞成票，共和三年宪法获得一百零五万七千三百九十张赞成票，而共和八年宪法则获得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张赞成票。普通民众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是否能得到安定，而非自己享有什么权力，1793年宪法只得到了下层阶级的拥护，共和三年宪法更差，甚至遭到了民主派和保王党的反对，而1791年宪法也是因为满足了人民的安定愿望，才获得普遍赞成，几乎是得到全国一致拥护。

为了满足共和国的愿望，体现表面上的温和，第一执政向英国提出了和解，但遭到拒绝。为了能在谈判之前为自己的政府增加筹码和胜利的光彩，波拿巴决定继续作战。为了激发全国人民新的热情，三执政联合发表布告，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了法国的荣誉而战。布告中写道：“全体法兰西公民，政府明白你们希望和平，政府甚至比你们更迫切地渴望和平。政府的初衷和所有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平。但英国政府拒绝与我们和谈，它以邪恶的政策来分裂法国，摧毁了我们的海军和港口，甚至试图从欧洲地图上将法国抹掉。如果欧洲大陆各国永远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英国便能垄断各国贸易，掠夺各国坐收渔利。为了达到这些罪恶目的，英国耗费金钱，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为此我们必须掌握和平，但实现和平需要金钱、枪支弹药和士兵。政府希望公民们都能踊跃捐献，为保卫国家出钱出力！希望青年公民能奋勇参军，为了法国的荣誉，为了人类的神圣利益而拿起武器！”

意大利战争后的普遍和平

在上次战争中，波拿巴并未入侵荷兰和瑞士，这次战争他则把共和国的全部兵力集中到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方面。莫罗担任莱茵河方面军指挥，第一执政则亲赴意大利指挥作战。这次辉煌的战役在共和八年花月16日（1800年5月6日）发动，仅用了四十天就宣告结束。波拿巴之所以这么快结束战争，是因为担心自己初掌政权不愿长时间远离巴黎。奥军的梅拉斯元帅率领十三万作战部队占据着整个意大利，而共和军仅仅四万人。梅拉斯命他的副帅奥特率三万人留在热那亚，自己则带领其余部队进攻絮歇将军的兵团，进入尼斯后，梅拉斯准备渡过瓦尔河进占普罗旺斯。这时波拿巴率领部队越过圣伯纳德山口，直接插到了梅拉斯的背后，并于牧月16日（6月5日）进入米兰，将奥军夹在自己部队和絮歇将军之间。被切断战线的梅拉斯急忙折回尼斯，转向都灵，将司令部设在亚历山大里亚，希望通过战斗来恢复己方的联系。6月9日，拉纳将军在芒泰贝洛获得了一次光辉的前卫战的胜利；6月14日，马伦哥平原上进行了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战争，奥军在这一天被彻底击溃。奥军强渡博尔米达河失败，被絮歇军和波拿巴军钳制得失去退路，在退出皮埃蒙特、伦巴底、教皇国属邦的所有驻地之后，奥军终于在6月15日到达了曼图亚以北。经过马伦哥会战后，法军完全占领了意大利。

十八天后，波拿巴返回巴黎。他的神速的军队活动和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令人民惊奇赞佩，法国上下举国欢腾，为即将实现的和平欢欣鼓舞，人们自发地举办了一次灯火会来庆祝，并且成群结队到杜伊勒里宫来拜望他。第一执政在获月25日参加了纪念7月14日的庆祝会。军官们呈献了从敌人手中夺得的军旗，波拿巴说：“你们回去后告诉士兵们，说法国人民希望能在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日时宣布和平，在这之前，如果敌人仍旧阻止我们迈向和平，那么你们就再夺一些军旗，作为新的战利品。”实际上，实现和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执政初期，第一执政特别注意安定民心，为了减少反对派，他让那些失势的党派进入政府，与那些放弃自己主张的派系和解，并善待他们的首领。在各派追求私利、纲纪松弛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很能奏效的。果月18日放逐的人，除了皮什格鲁、维约等几个保王党阴谋分子外都被召回；之后又任用了包括波塔利斯、西梅翁、巴尔贝－马尔布瓦在内的曾经被驱逐的人，这些人反对立宪更甚于反对革命。此外，波拿巴还拉拢了另一类的反对派。依据1800年1月27日的教务专约，旺代叛乱的最后几个头领，如翁热的圣洛本堂司铎、参加过各次暴乱的伯尼埃、夏提荣、多蒂尚、絮扎内等人，也都获得了宽宥。最后，布列塔尼的叛乱头子乔治·卡杜达尔、弗罗泰因拒绝波拿巴的和谈而被处死，至此，西部战事完全结束。

但逃亡到英国的舒安分子明白，除非掌握革命权力的人死掉，否则他们永无指望，因此，密谋刺杀波拿巴。几个舒安分子在法国海岸登陆后隐藏在巴黎。他们打听到雪月3日晚八时，波拿巴将路过圣尼凯斯街前往歌剧院，因此计划在这天实施刺杀。他们将一辆装满炸药的小车挡在路上，让人在接到第一执政走近的信号时就点火。从杜伊勒里宫动身，在经过圣尼凯斯街时，波拿巴的马车夫意识到危险后，十分敏捷地从小车和屋墙之间穿过去，但此时引火线已经点着，马车刚走到街的尽头，就被爆炸声震碎了玻璃。富歇领导的警务机关对这件突如其来的刺杀束手无策，因此就说是民主派的阴谋。第一执政对民主派的厌恶更甚于舒安分子，因此监禁了很多民主派，仅在当夜，就根据元老院一份简单的“元老院决议案”流放了一百三十人。之后，抓捕了实施刺杀的舒安分子，其中几人被判死刑。第一执政便借此机会建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立宪派对此表示反对，并由此开始了他们徒劳无益的激烈反抗。朗热内、格雷古瓦、加拉、朗布雷希、勒努瓦－拉罗什、卡巴尼斯等人，在元老院反对非法流放一百三十名民主派；保民院的伊斯纳尔、多努、谢尼埃、邦雅曼·贡斯坦、巴佑尔、夏扎尔等人，则表达了对建立特别军事法庭的反对。

但光荣的和平让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这种越权行为，奥军在马伦哥被波拿巴打败、在霍恩林登被莫罗再次打败后，决定放下武器。1801年1月8日，法国、维也纳宫廷和德意志帝国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奥地利接受了《康波福米奥和约》的一切条款，承认巴达维亚、黑尔维谢、利古里亚和西沙尔平等共和国的独立，此外还把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让给了巴马公爵之子。随后，共和国在1801年2月18日与那不勒斯国王签订了《佛罗伦萨和约》，得到了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在1801年9月29日与葡萄牙签订了《马德里和约》；在1801年10月8日与俄皇签订了《巴黎和约》；1801年10月9日，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约的预备条款。在大陆各国放下武器之后，英国也不得不签订和约，英国政府的皮特、邓达斯和格伦维尔爵士，始终坚持对法国进行流血战争，在英国政府签订和约后，便退出了政府。1802年3月25日，《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普遍和平实现，英国归还了法国的属地，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在大陆上所取得的一切，接受了各附属共和国的存在。

第一执政波拿巴的野心

在与英国的海战中，法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三百四十艘船舰不是被俘就是被毁，大部分属地也被英国拿走，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属地圣多明戈。这里的黑人在挣脱白人的枷锁之后，进行了一场革命，希望继续保持对宗主国的自由，法国本应该赞同这次革命，但是波拿巴并未采取稳妥的政策，而是企图以发动远征来使之臣服。黑人最初轻易被打败，但他们凭借气候的有利条件，不断兴起新的起义运动，最终获得独立。在这次灾难性的远征中，波拿巴遭受到双重损失，既折损了一支军队，也失去了有利的贸易往来。

这时，波拿巴的注意力从融合各派系转移到国内繁荣和政权组织方面，之前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僧侣再次进入政府，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阶级；反对派的教士在经过宣誓表示服从后，便可领取年俸，行使教会职权；此外还赦免了那些流亡的被告。反对势力只剩下国外那些拥护王位僭望者及其家族的人。波拿巴明白：统治国家最可靠的方法是增进福利、促进工业发展、扶植长期停滞的对外贸易。除了政治上的动机，他还有更高的目标：将自己的光荣与共和国的繁荣结合在一起。他快速地组织了各郡的行政，下令增加交通设施设备，开凿运河、开辟港口、建造桥梁、修整道路，以私人利益的保护者和立法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波拿巴统治时期，政治上虽然实行专制主义，但司法立法却高于所有的欧洲社会，恢复秩序、建立行政制度等措施使得共和国的面貌在很短时期内得到了改善，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在《亚眠和约》之后，波拿巴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1802年初，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波拿巴同时实施三项重大措施，一是建立各种宗教组织和僧侣阶级，二是利用荣誉军团勋章在军队中建立永久的军人等级制度，三是将自己的职权变为终身制，然后变为世袭制。波拿巴将官署设在杜伊勒里宫，逐渐恢复旧君主政体的典章和仪礼。他采取的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建立特别军事法庭等措施，与革命的原则相去甚远。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必须与雾月18日事变的自由派完全断绝关系。在共和十年风月（1802年3月），仅通过元老院的一个简单手续就撤销了一些最具能力的保民院成员，将委员人数减到八十人，立法院的命运也是如此。芽月15日（1802年4月6日），波拿巴便将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提交给两院批准，这个协议规定，国家政权中应有僧侣参加，并且僧侣受国外教皇管辖。波拿巴丝毫不顾及反对者，他事先作好了准备，议院只能服从。

《教务专约》通过后，恢复了礼拜日和四个宗教节日，政府停止实行每十天一个来复日的制度，迈出了废除共和历的第一步。《教务专约》的签字仪式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隆重举行，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的重要官员都参加了这次盛典。第一执政乘坐着宫廷的马车，带着旧日君主的护从和仪仗前来参加典礼，在礼炮轰鸣声中宣布恢复旧传统、开始极权制度。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卡普拉拉主持了大弥撒。当天晚上，杜伊勒里宫苑举行了灯火会和音乐会，军人们公开表示反对波拿巴的做法，在回宫后，波拿巴问戴尔马将军如何看待这次仪式，戴尔马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次无聊的宣教仪式，只不过少了一百万人参加，而这一百万人牺牲性命去推翻的，恰恰是您今天恢复的东西。”

共和十年花月15日（1802年5月15日），波拿巴提出了建立荣誉军团勋章的法案。荣誉军团的成员是有终身爵位的人，共分为十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成不同的等级，每队有七名二等（大校）军官、二十名三等（少校）军官、三十名四等（士官）军官和三百五十名五等（普通）团员，军团长由第一执政担任，所有成员都有年俸。波拿巴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当参政院讨论这项法案时，他再次表示了自己贵族政治的意图。国家参政官贝利埃对这种与共和精神背道而驰的制度提出反对，第一执政回答说：“这并不是满足虚荣的小玩意儿，这是我们用来引导人们的思想的。说实话，我并不相信法国人民真的喜欢自由和平等，我认为，法国人只有一个感情，那就是荣誉，我必须满足这种感情，给他们以荣誉，请看人民是如何崇拜外国人的骑士勋章的……如果你们认为共和国已经确立，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拥有建立共和国的能力，却还未曾将共和国建立起来。”

波拿巴的目的很明确，他要建立一个与法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制度、与新社会人民希望的制度完全相反的政权制度。虽然保民院和立法院都已经过清洗，参政院也很顺从，但这三个机构都表示反对这个旨在恢复不平等的法案。对于荣誉军团勋章法案，参政院十四张赞成票，十张反对票；保民院三十八张赞成票，五十六张反对票；立法院一百六十六张赞成票，一百一十张反对票。这种骑士等级制度在舆论界的反响也不尽如人意。

最先领受勋章的人并不以此为荣，反而表现出一种被嘲弄的态度。但波拿巴不顾人们的不满，继续推行他的政策。波拿巴企图通过建立特权来确保自己的政权，同时用自己的政权来巩固取得的特权。1802年5月6日，在保民院夏博·德·拉利埃的提议下，元老院宣布任命波拿巴再任执政十年。但波拿巴并不满足于延长执政期限。1802年8月2日，元老院又根据保民院和立法院的决议，作出决定：一、由元老院宣布，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终身第一执政。二、建造一个一手握胜利月桂枝、一手握元老院法令的和平塑像，向后世子孙证明全国人民对第一执政的感戴。这场革命以同意终身执政、批准临时执政府宪法而宣告结束。元老院承认了科尔尼代提出的新法案，掌握并保持了最高主权，并在适当的时机将最高主权交给了波拿巴。

共和十年热月15日（1802年8月4日）的宪法，将人民摒除在政府之外。固定了公职和行政职权，规定选举人是终身制、第一执政有增加选举人名额的权力。元老院则拥有改变国家组织、停止陪审团的职权，此外还宣布各郡不受宪法保护，解散立法院和保民院，撤销法院判决。到1802年末时，所有权力都落入了终身执政的手里，他掌握着忠诚的僧侣阶级和荣誉军团，此时的参政院只是单纯的行政组织，立法院不过是颁布法令的机器，而元老院则成为立宪机器。只剩下五十人的保民院，不时发出自由和反抗的声音，因此波拿巴一时没有取消它，但却除掉了最敢说话和说话最有力量的委员，这样，保民院便和其他的国家机关一样，重复着波拿巴的意旨。

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大典

随着领土的扩张，这种扩大权力的措施也推展到了国外。1802年8月26日和9月11日，波拿巴分别将厄尔巴岛和皮埃蒙特并入法兰西共和国；10月9日，他占领了公爵死后无人继位的巴马国；10月21日，他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进入瑞士，支持因改定各州法律而引起混乱的瑞士联邦，给予英国决裂的借口。

从英国的利益和形势来看，即使和谈也一定会破裂，而波拿巴合并小国等行为则加速了这种破裂。从波拿巴这方面说，他希望以征服他国来扩大疆土，建立战功，通过军事胜利来达到个人的极高地位，因此他不会轻易罢休，和谈只是幌子，他要的是战争。在这个时期内，两国政府的外交照会措辞都十分尖刻，共和十一年花月25日（1803年5月15日）英国大使惠特沃思爵士离开巴黎，和谈破裂，双方进入战备阶段。

5月26日，法军占据汉诺威选侯领地，日渐衰落的德意志帝国未加任何阻挠，舒安党分子则重新蠢蠢欲动，认为这是翻身的有利时机，得到英国政府同意后，他们在皮什格鲁和乔治·卡杜达尔的领导下策划了一次阴谋活动。他们秘密潜入巴黎后，与被妻子拉进保王党的莫罗将军联系，然而还没等动手，早就识破他们阴谋的警务机关就逮捕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乔治被处死，皮什格鲁在狱中自缢，莫罗先是被判处两年监禁，后改为流放。这次阴谋使人民群众更加爱戴他们的第一执政，国家机关和各郡都送去了慰问信。

对英战争、乔治和皮什格鲁的谋叛成为波拿巴从第一执政登上帝位的阶梯。共和十二年芽月6日（1804年3月27日），元老院向第一执政派去一个代表团，团长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对波拿巴说：“第一执政阁下，你应该让自己开创的新纪元永远存续下去，我们坚决支持你的这种远大理想，现在请你不要再拖延下去；除了目前发生的各种事件、阴谋分子、野心家在催促你，法国的人民也在催促你。你创造的各种制度将会使你的殿堂坚如磐石，而你作为父亲建立的功业将传承给子孙。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时间、控制各类事件，打击野心家来安定全国的人心。第一执政阁下，我们以全体公民的名义与你郑重谈话。”

共和十二年花月5日（1804年4月25日），波拿巴回复元老院说：“你们的建议恰恰是我的夙愿，也是我常常考虑的事情。你们提出，只有最高官职世袭，才不会产生争夺权力的动乱，人民才不致遭受敌人的阴谋暗算，我对这些重大问题也十分重视，在目前的严重形势下，你们的智慧和经验对我的各种计划十分有益，因此，我希望知道你们的全部想法。”花月14日（5月4日），元老院答复波拿巴：“我们一直认为，将共和国委托给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管理，符合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建立帝国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保民院议员居雷以命令方式在保民院展开讨论，他列举的理由和元老院各议员相同。只有卡尔托一人敢于反对建立帝制，他说：“无论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贡献有多大，荣誉和理智都要求全国的感激必须保证在一定限度内。这位公民恢复了国家的自由，因此我们不能牺牲这种自由来作为对他的奖赏，正如不能将国家作为他个人的世袭财产来毁掉他的功绩。当时他提出对终身执政进行表决时，就表现出这种隐藏的意图，今天，最后的目的终于暴露出来。难道自由只是让人观看而不是享有的吗？以前我投票反对终身执政，如今我依旧投票反对君主政体复辟，作为保民院议员，我这样做责无旁贷。”他的观点只有自己赞同，他的同僚们怀着惊愕的心情纷纷反对他的意见。

此时的革命已经后退到旧制度的政治原则上，虽然也有热情和狂热，但却是谄媚的热情、奴才的狂热。法国人像投身革命那样投身于帝制，他们之前是为了建立共和国而战斗，如今则为了拥立国王而战斗。

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1804年5月18日），在保民院、立法院和元老院相继通过建立帝制后，帝国在圣克卢宣告成立。同一天，元老院发布决议案修改宪法，建立了亲王、帝国大勋爵、元帅、侍从官和扈从等帝国附属物的体制。新闻出版自由早已被检查委员会压制，一切公开宣传都被禁止。保民院和参政院的会议成为局部的、秘密的会议。

约瑟夫·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被封为法国亲王，贝尔蒂埃、缪拉、蒙塞、儒尔当、马塞纳、奥热罗、贝尔纳多特、苏尔特、布律纳、拉纳、莫蒂埃、内伊、达武、贝西埃、克勒曼、勒费弗尔、佩里尼翁、塞律里埃被任命为帝国元帅。各郡纷纷寄来贺信，拿破仑·波拿巴宣传自己的登基出于上帝的指点，因此人们要像服从上帝那样服从他。

教皇庇护七世赶到巴黎为新朝行祝圣礼， 12月2日礼拜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了庄重的加冕礼。加冕大典的所有仪式都是按照旧制安排，事前准备了很久。在扈从的护卫下，皇帝在皇后约瑟芬陪同下前往大教堂，他乘坐着八匹白马牵引的马车，车顶饰有皇冠。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和重要官员站在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内迎候他。身着皇袍、头戴皇冠、手执权杖的皇帝登上了教堂最里面的宝座，皇宫大司祭费什、一位红衣主教和一位主教引导拿破仑前往祭台前领受祝圣礼。

教皇在他头上和双手上敷了三次圣油，口中诵念祝词：“全能的上帝，现在请您通过我的手将恩宠和幸福赐予您的仆人波拿巴，并以您的圣名，尊波拿巴为皇帝。”教皇将波拿巴送回他的宝座，波拿巴手拿圣经依新宪法规定宣誓后，传令官高声宣布：“法兰西人的至荣至尊的皇帝加冕即位！皇帝万岁！”教堂内所有的人立即呼应，之后是鸣放礼炮，教皇领唱《感恩赞美歌》。庆祝会举行了数日，但这些在命令规定下举行的庆祝、为了专制政权进行的庆祝，丝毫没有7月14日第一次结盟节时的真诚和普遍。

人民对专制政体的欢迎，完全不同于当初对自由的欢呼，即使当时的法国那么衰败。在执政府初期，波拿巴通过恢复生产和恢复秩序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通过三次战争迫使欧洲承认他的兴起。在《亚眠和约》之前，他带给共和国的是胜利、和谐和幸福，而且没有牺牲自由。如果当时他愿意顺从时代要求，建立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符合人类尊严的崇高制度，那么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作为一代伟人掌握国家还是作为专制君主掌握国家，完全取决于他是维护人民自由还是奴役人民的自由。但是，拿破仑更乐于实现自己唯我主义的野心，他对自己的爱胜过对全人类的情感。靠军队起家的拿破仑，只看到了革命物质和利害的一面，而不懂得革命的道义，并且不相信那些最终使他归于失败的各种信仰会重建。拿破仑遇到的，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暴乱，是疲惫不堪、任他摆布的人民，还有一顶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

第十五章　拿破仑帝国的兴衰

——1804年帝国建立到1814年

法国的革命，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军事革命。它所反对的，既有宫廷专制和阶级特权，也有欧洲各国的军事干涉。推翻帝制导致了欧洲反法同盟，给法国引来了代议制度。后来，对革命的反动又产生了反对各国人民的神圣联盟和违反宪章的一党政府。这种历史的倒退，虽然有开始，有发展，但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罢了。

帝国的性质

建立帝制后，政府越来越嚣张蛮横，社会风气转向奢靡，越来越多的人崇尚贵族化的生活。从热月9日起，政府就开始扩大重新组合运动。派系之间的斗争被督政府平息了下去，执政府赢得了人心，而帝国则利用勋章和物质奖励诱惑群众。革命发展到第二阶段，已经与第一阶段完全不同。第一阶段，是各委员会在掌握政权，每到三个月便对委员进行改选。委员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他们没有保卫人员，没有贵重的办公用品，每天要在木桌上工作十八个钟头来挣取几个法郎的养家费。但在第二阶段，实行的是庞大的帝国主义制度，执权者到哪儿都有侍从官鞍前马后地跟随，他们有军队保护，讲究奢华的排场，官职也可以世袭，他们所花的一切费用都由皇室承担。全国人民把时间都用在劳动和战争上。在唯一一个掌权者的领导下，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花销需求一级一级地都被分派好。帝国制度下的领导者用独裁取代了自由，奢靡的贵族风气又打乱了平等。

督政府设立邻国为共和国，可拿破仑却要把这些邻国改造成帝国的统治方式。第一个进行改制的是意大利，为了表示对拿破仑的忠诚，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副议长梅尔奇来法国巴黎面见拿破仑，向他表明决心，意大利已经决定恢复以前的世袭君主制度。1805年3月17日，拿破仑前呼后拥地高坐在皇家宝座上，气势威严地在杜伊勒宫隆重召见了梅尔奇。梅尔奇代表意大利把王冠献给拿破仑。他表示：意大利全体国民愿意把国家交给拿破仑掌管，让皇帝护佑意大利繁荣昌盛。之后不久，意大利被拿破仑侵占。1805年5月26日，在米兰，伦巴底人把铁王冠送给了拿破仑，拿破仑把意大利总督的大权给了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斯亲王。之后，热那亚的主权也被迫放弃了，1805年6月4日，热那亚被改制成帝国的一部分，并且被分成热那亚、芒泰诺泰、亚平宁三个郡。国土面积极小的卢卡共和国也没能幸免，拿破仑同意了卢卡长官的要求，把这个小国家赐给皮昂比诺亲王和拿破仑的妹妹作为封地。拿破仑完成出巡后，跨过阿尔卑斯山回到巴黎，之后他就为亲征英国去军中督查军士们。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后控制西欧

督政府曾几次计划攻打英国，但都没有实现，自从吕内维尔合议又一次谈崩之后，督政府又把攻打英国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1805年初，在布伦、埃塔普勒、安布勒特斯、加来等众多港口集结了两千只战船，共有海军一万六千人，战船上还有十六万步兵、九千匹马和许多大炮。拿破仑亲自督战。他了解到，英国为了防止拿破仑军队登上大不列颠岛，已经挑唆奥地利对抗法国，并且奥地利已把全部的兵力集合起来。

当时，任总指挥的费迪南大公和麦克将军率领九万奥地利军队跨过了莱茵河，占领慕尼黑，把法国的盟友巴伐利亚的选侯赶走了。提罗尔被约翰大公所率领的三万士兵占领，率领着十万大军的查理大公也在向阿迪杰河进军。此时，俄国的两支部队将要和奥军会师。1805年4月11日，英国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8月9日奥地利也参与了进去。皮特花了很大力气才让三军联盟。法国独裁者拿破仑建立意大利君主国，兼并热那亚和皮埃蒙特，又将侵略荷兰和瑞士，这些举动让欧洲各国不安起来。他们对拿破仑的恐惧不亚于当初对法国革命势力的恐惧。

拿破仑急匆匆地返回巴黎，9月23日，在元老院召开会议，征集到八万士兵，24日他便急忙出征了。10月1日，他率领大军渡过莱茵河攻入巴伐利亚。拿破仑在德国作战时，查理亲王率领的部队在意大利境内被马塞纳挡住了去路。但没过几天，拿破仑就取得了胜利，打败了麦克将军。在11月13日及以后的日子里，他占领了维也纳和摩拉维亚。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军队与前来支援奥军的俄国军队开战，拥有九万五千人的俄军和拥有八万人的法军在奥斯特里茨平原上从天蒙蒙亮时打到下午一点。因为双方的人数不相上下，而且都拥有强大的炮兵，所以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由于法军进攻猛烈，拿破仑的战术出人意料，俄国左路军队被切断，禁卫军被打退，中路也被打败，俄国遭到惨败。打了胜仗之后的第二天，拿破仑在战场上对全军进行了奖励。他对士兵们非常满意，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打败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十万军队，没有被武器打死的敌军也在逃跑中被淹死，帝国收缴了四十面敌军的大旗及更多的禁卫军的军旗，还有一百二十门大炮，俘虏了二十多名将军和三万多士兵，到处炫耀人数众多的俄军在法国士兵们的攻击下溃不成军。拿破仑迫使奥地利签订停战协议。俄军边退边战，没有被全部消灭。

在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失利后，奥地利于12月26日与法国签订了《普莱斯堡和约》。根据条约规定，意大利王国得到了威尼斯、伊斯的利亚省、达尔马提亚省、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各岛等地，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得到了提罗尔伯爵领地、奥格斯堡城、艾克施塔特公国、帕骚地区的一部分和施瓦本公国的所有属地布赖斯高及奥尔特瑙。本来在签订《康波福米奥和约》和《吕内维尔和约》后，奥地利已经元气大伤，这次更加一蹶不振了。

载誉归来的拿破仑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被授予“大帝”的称号。对于自己的幸运，他本人是既意外又高兴。各级政府机关表示的服从、人民群众的赞扬，还有元老院为他建立的纪念碑，都令拿破仑感到，自己施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如今，革命仅有的一点残余也被丢掉了。1806年1月1日，沿用十四年的共和历被公历代替，先贤祠和保民院不是改名，就是不复存在。

在整个欧洲大陆，拿破仑继续扩张他的统治。他废掉了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另立约瑟夫·波拿巴为王，又将荷兰共和国改为王国，拥护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君。在完成了对几个共和国的改造后，拿破仑开始分封附属国王，军阶制度和中世纪的爵位也恢复起来了。他先后将达尔马提亚、伊斯的利亚、弗留利等十二个地方定为公爵们的封地。贝尔蒂埃元帅、塔列朗大臣分别被封为纳沙泰尔公国公爵和本尼凡托公国公爵，缪拉被封为贝格和克累弗的大公。博尔盖泽亲王夫妇则得到了瓜斯塔拉公国这块封地。至于瑞士共和国，拿破仑宣布他自己是“调停人”。在德意志帝国的南部和西部，有十四个亲王联合组成莱茵同盟，宣布脱离德意志，归顺拿破仑。这样，原属德意志帝国的一大部分国土就被拿破仑控制起来。弗朗茨二世宣布取消自己的称号，德意志帝国从此灭亡。另外，普鲁士也根据12月15日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让出安斯巴赫、克累弗、纳沙泰尔等地，作为汉诺威选侯领地。

拿破仑政权控制了整个西欧。他通过多种方式，主宰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瑞士等国家。《亚眠和约》以后，由于他对荣耀的追求和征服他国的行为，整个欧洲并没有走向和平，反而将要陷入一片战争的汪洋。对拿破仑来讲，结果只有两个，不是他成就霸业，就是他走向灭亡。

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大陆政策

面对拿破仑的强势政策，第四次反法同盟成立了。在法国的强势扩张下，为了避免像别的国家一样被法国控制，拥有一支精锐部队的普鲁士迅速和俄国结成联盟，准备把法国人逐出德意志。普鲁士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将军队撤到莱茵河以西，否则，普鲁士将动用武力。同时，为了对抗南部的联盟，普鲁士还准备在德意志北部结成一个同盟。

势头正猛的拿破仑根本没把普鲁士的最后通牒放在心上。他利用国内正是一片团结的大好形势，于1806年10月发起了对普鲁士的进攻。拿破仑继续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快速进攻的战术，和往常一样收到很好效果。普鲁士军队遭到沉重打击，接连遭遇败绩。仅仅二十天，柏林就遭到了法军的围攻。1806年末，普鲁士的各地要塞已被法军尽数攻破。

法军开始转向进攻在波兰的俄军。在苏黎世、奥斯特里茨、艾劳和弗里德兰等地的关键性战役中，法军接连取得胜利。这是俄国与法国之间的第三次较量，法军这次占尽了优势，战绩辉煌。1807年6月21日和7月7日，俄国与法国先后签订了《提尔西特停战协定》与和约。根据《提尔西特和约》，俄国承认法国在普鲁士的统治，撤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俄国虽然战败，好在没有丧失国土，普鲁士的疆土却被减缩了一半。在普鲁士南部，拿破仑已经建立了巴伐利亚和谷腾堡两个王国，在北部，拿破仑又建立了反对普鲁士的萨克森和威斯特法利亚两个王国。

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革命色彩越来越淡，倒是君主专制的成分越发多了起来。自由没有恢复，中世纪的军事等级制度却恢复了。人们已成为公民，但这时许多人却被封了王侯；革命思想的传播使欧洲好几个国家都成为了共和国，但在拿破仑的武力干涉下，它们又成为了王侯的封地。由于拿破仑的强势，整个欧洲非但没有前进，反而退步了不少。在法国内部，更是如此。议会制政府被拿破仑式的行政制度代替，国立学校的共和教育被军事教育代替。整个法国在这种统治模式下，犹如一支只听命于拿破仑的军队。而整个欧洲，到处都是拿破仑建立的附属王国、联邦、封地。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拿破仑已经树立了他的最高权威。

只有英国还是个例外。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能在欧洲大陆纵横驰骋的法军无法征服这个海峡对岸的国家。虽然皮特已经去世了，而且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都没有什么收效，但英国上下执行的反法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拿破仑关注的重点所在。在英国宣布对法国进行封锁后，拿破仑立即反击，宣布对英国实行贸易封锁，这样，整个欧洲大陆将不能再与英国有任何贸易往来。这也招来了一些贸易商对拿破仑的不满。英国的海军力量比较强大，约有一百余艘军舰，为了与这样的海军力量抗衡，保证在未来几年的海战不处于劣势，拿破仑也积极扩充海军力量，加快船只建造速度，并修理港口。

在与英国展开海战之前，西班牙半岛的事情需要拿破仑先行处理，这样他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1807年，法军开始远征葡萄牙，摄政王约翰六世乘船逃往巴西。1807年11月30日，法军占领了里斯本。这个地道的英国殖民地被法国占领了，但这只是法国准备进攻西班牙的前奏罢了。西班牙国内也是一片混乱。人们对王室宠臣戈多伊正极度不满，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费迪南则打算利用这一点，夺取政权。拿破仑认为，这样一个内部混乱的国家，推翻它应该易如反掌。不过，他还是尽量争取西班牙人民的支持。他打出了为人民恢复文明的旗号，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法军以海战和大陆封锁为借口，进入西班牙半岛，并很快将西班牙的海岸和军事要地控制起来。战火已经烧到了马德里附近，西班牙王室原本打算像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一样逃往第三国，但是遭到了人民的反对。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趁机宣布为王，定称号为费迪南七世。趁这次西班牙宫廷内乱，拿破仑率军进入马德里。

费迪南在夺取王位后，又把王位归还给他父亲。为了讨好拿破仑，他父亲则辞让王位。最高“政务会”、卡斯蒂利亚议会和马德里市议会在拿破仑的干涉下，最终把王位授给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导致的帝国衰落

第五次反法同盟也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发起国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这些国家都对法国有不满情绪，但具体原因却各不相同。意大利主要是因为罗马宫廷对拿破仑的统治心有抵触；西班牙则感到民族荣誉受到侵害，因为拿破仑硬是任命了一个外国人担任国王，而且改变了这个国家不少的风俗习惯；荷兰则主要因为贸易上受到不少损失，不满法国对英国的贸易封锁令。奥地利也不愿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英国则一直在一旁静静等候时机。另外，教皇对法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由于拿破仑没有归还被督政府并入西沙尔平共和国的教会领土，教皇也加入了欧洲反法同盟。

法国和教皇的冲突还远不止这些。为了清除罗马所属各邦的英国间谍，米奥利斯将军奉拿破仑之令占领了罗马。拿破仑还不顾教皇开除他教籍的威胁，将原属教皇的安科纳、乌尔比诺、马切拉塔、卡梅里诺等地划给了意大利王国。1808年4月3日，教皇的圣使离开巴黎，这代表着法国和教皇的斗争正式拉开序幕。

西班牙半岛的形势也很不乐观，战火四处燃烧。1808年5月27日，费迪南七世在塞维利亚省政务会上被承认为西班牙王，但武装起义在未被法军占领的各省纷纷发生。6月16日，波尔图也爆发了葡萄牙人的起义。在科尔多瓦故国的贝兰，杜邦将军战败投降。西班牙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很快，费迪南七世在马德里宣告即位，而拿破仑拥立的约瑟夫·波拿巴则被迫逃离。西班牙人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葡萄牙方面，由于兵力缺乏，朱诺将军在签订辛特拉协定后，率军撤离了葡萄牙，这个王国随后被英国将军威灵顿率兵占领。这时，奥地利积极扩充军备，准备发动新的对法战争。瑞典国王也表态将反对拿破仑帝国。好在俄国还信守俄法联盟和提尔西特和约，这才没有使法国腹背受敌。拿破仑感到万分庆幸，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于1808年9月27日与亚历山大达成协议，约定互不攻击对方，俄国同时负责防备瑞典偷袭法国。

不再担心后院失火的拿破仑放心地亲自率兵赶往西班牙半岛，并很快改变了战争格局。他指挥的八万人军队，都是从德意志调来的，士兵们个个经过实战，经验丰富，因此能够接连取得胜利，并很快将西班牙的大部分省份收复了。以解放者姿态进入马德里的拿破仑，告诉半岛居民，他取消了异端裁判所和封建特权，虽然西班牙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实际上，对西班牙人来讲，这是一种文明和自由的进步，会促进西班牙的繁荣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西班牙国内寺院林立，僧侣专权，一直处于愚昧、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只有改变目前的社会状态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进一步建立民主和自由。虽然对欧洲各国来讲，拿破仑是个压迫者，但对西班牙半岛来讲，拿破仑却给这里带来了复兴。

不是所有的阶层都对拿破仑持欢迎态度的。领导上层和中层阶级的议会派，领导下层阶级的僧侣派，显然对拿破仑的到来十分不满。现在他们自发联合起来，利用独立自由的情感和宗教的狂热，激励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神父们拿起宗教的武器，在教理中，他们把拿破仑丑化为叛教徒、魔鬼，批判他蛮横专制，号召西班牙人团结起来，拿起武器赶走法国人。这次，拿破仑似乎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中了，因为不但要征服西班牙的全部国土，更重要的是要征服人心，仅仅占领首都并不能算是胜利。但显然拿破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打算用凌厉的攻势和严酷的高压来统治西班牙半岛。

当拿破仑忙于征战西班牙半岛的时候，奥地利趁机发动了新的一轮攻势，五十五万人的军队于1809年春开始大规模的反攻。提罗尔的暴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热罗姆国王的被逐，意大利的动摇，普鲁士的虎视眈眈，都令局势变得更加紧张。2月初，从马德里急忙赶回来的拿破仑赶紧召集各盟国备战。从4月12日到5月13日，他先后攻下了埃克米尔和埃斯林，并占领了维也纳。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在瓦格拉姆一役中，拿破仑终于击败了这次新的反法同盟。10月14日，交战双方签订《维也纳和约》，有几个省被从奥地利王朝中剥离出来，奥地利王朝被纳入大陆体系。

从这一阶段开始，欧洲各种势力开始反抗拿破仑帝国，这里面，有各国王朝、各族人民、教会和商界的联盟。不过由于拿破仑还处于强盛时期，这种反抗暂时还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虽然这次失败了，但他们都还在继续观望，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自从撕毁《亚眠和约》后，对拿破仑来讲只有两种结局：占领全欧洲或者遭到欧洲的反抗。他建立了一套独立的行政系统统治各国人民，通过封地制度统治整个欧洲，通过大陆封锁政策切断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对任何阻止他的力量，他都毫不手软，坚决予以打击。通过侵占葡萄牙，他切断了葡萄牙和英国的贸易关系；通过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他稳定了帝国的后方；通过剥夺教皇的财产，他打击教皇与法国境内反对者联系的行为；通过占领罗马，他回应教皇开除他教籍的威胁；通过推翻教皇的方式，他报复教皇用诏书恐吓他的行为；通过占领荷兰，他改变荷兰成为英国货物集散地的现实。对于任何反抗他的势力，他都绝不容忍。

《维也纳和约》之后，帝国的疆土和权势被拿破仑进一步扩大。在发生国内革命以及瑞典王古斯塔夫四世被迫退位以后，瑞典也被纳入到大陆体系，这样整个欧洲都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这时候，拿破仑和约瑟芬离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婚姻。1810年4月1日，他迎娶了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为皇后，打算生育一个孩子继承帝国的统治。这样一来，在如何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拿破仑陷入两难境地。这次婚姻，也改变了人们将拿破仑看作一个革命君主的观念，增强了人们的反感情绪。1811年3月20日，拿破仑将他新出生的儿子封为罗马王。

1810年和1811年对西班牙的战争进展得并不顺利，每一处都有西班牙人的强烈反抗，只有拼命猛攻法军才能艰难地占领一座城市。很多省份被絮歇、苏尔特、莫蒂埃、内伊、塞巴斯蒂亚尼等人占领，法军包围了西班牙固守的加的斯。法军对葡萄牙的远征也不太顺利，由于遭到了英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指挥远征的马塞纳将军只能撤退。

西班牙半岛的战争还没有什么结果，一场新的战争又即将爆发。对于拿破仑帝国逐渐建立起来的霸权，俄国是不愿意看到的。由于贸易封锁等原因，俄国的利益受到了重大威胁。另外，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也在逐渐追求霸权，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忍受拿破仑帝国的日益强大。从1810年末开始，俄国已经开始准备与法国决裂。除了扩充军备外，还与英国恢复了贸易关系。虽然在1811年法俄双方陆续谈判了一年，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之间的战争看来将不可避免。

拿破仑也打算出兵制服这个他从未攻击过的国家。但是，仅仅依靠他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他争取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协助。按照1812年2月24日和3月14日的条约，普鲁士提供了一支两万人的辅助军队，奥地利提供了一支三万人的辅助军队。法国则动员了国内的一切力量，国民自卫军按照元老院通过的决议案，分成三批在国内服役。3月9日，拿破仑率领第一批约1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开始远征俄国。6月22日，法国正式宣布对俄开战。和以往的战争一样，拿破仑还是采用了快速作战的战术，准备迅速占领敌国首都，然后签订占领敌国领地的和约。按照他的一贯做法，拿破仑率领五十万大军深入俄国腹地。在6月24日跨过涅曼河后，法军先后将维尔纽斯、维帖布斯克占领。俄军虽然一直在抵抗，但在奥斯特鲁夫诺、波洛次克、米哈洛夫、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河沿岸等地都没能战胜法军，结果在9月14日，莫斯科失守，被法军占领。

面对法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俄国也并不是一筹莫展。除了利用军队在正面战场抵御法军外，俄国还非常巧妙地发挥自身特点，将辽阔的国土和寒冷气候条件作为自己的撒手锏。俄军充分利用了幅员辽阔的战略纵深，一点点将法军引向深入。只要法军攻下某个地方，俄军在撤退时就最大限度地将这个地方破坏殆尽，这样拿破仑即使占领了某个地方，也缴获不了任何东西，没有多大的战略价值。伴随着法军的进攻，俄军先后烧毁了斯摩棱斯克、多罗戈布日、维亚茲马、格扎茨克、莫扎伊斯克以及莫斯科等城市，还烧毁了许多村庄。俄国是希望打一场持久战的，他们耗得起。拿破仑本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过由于接连取胜，甚至连莫斯科都已经占领，他觉得这场战争应该离结束不远了，于是向俄国提出和议的要求。俄方利用这个机会，尽量地拖延时间，使法军在寒冷的莫斯科足足停滞了六个星期。因为俄国对和议没有诚意，双方的谈判自然没取得任何突破。10月19日，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在一片冰天雪地中，法军又冷又饿，受尽了苦头。拿破仑也遭遇到了他出征以来最严重的失败。在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后，法军已经秩序大乱，溃不成军。一直和军队待在一起的拿破仑也乘坐雪橇，先行赶回了巴黎。

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期间，巴黎也不是平安无事。马莱将军发动了一次叛乱，他四处散布拿破仑已死的谣言，妄想推翻拿破仑的统治。不过，由于当时帝国的统治还算比较稳固，这次叛乱并没有得逞。马莱和他的同伙全部被处死。

虽然国内对法军的战败感到十分震惊，但好在拿破仑的余威仍在，他又迅速组建了一支三十万人的部队，并于1813年4月13日又开始作战。他没有注意到，国内外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国内，对于他的统治，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厌倦，就连过去拥护他做皇帝的人，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由于教皇被拘禁，神父们偷偷地聚在一起，密谋发动叛乱。全国人民希望拿破仑能给大家带来自由的贸易环境、平等的人权，以及对私人利益的保护。但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政府不是征兵，就是征收苛捐杂税，人们对拿破仑穷兵黩武的统治感到十分憎恨。在国外，欧洲各国人民都对法国的武力压迫感到反感，被打倒的各国王侯都打算伺机暴乱，夺回政权。

拿破仑的统治是建立在武装干涉的基础上的，只有他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他在某一个环节失败的话，那么，那些被他打倒的势力就会趁机作乱。结果，1812年，拿破仑还能组织军队打到莫斯科，一年后，部队就后撤到德累斯顿，到了1814年，就只能在巴黎附近了，形势的变化真是迅猛难料。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胜利

1813年3月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成立，主要国家有普鲁士、俄国、英国等，后来瑞典也加入进来。它们原本以为拿破仑会一蹶不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卢岑、德累斯顿、包岑等战役中，他们连连败给拿破仑，这使他们震惊万分。为改善与同盟的关系，刚刚恢复军事力量的奥地利提出进行调停，得到了拿破仑和第六次同盟国的同意。6月4日双方在普列斯维茨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随后举行的布拉格和平谈判会议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如果谈判无果的话，战争就是解决分歧的唯一手段。在谈判破裂后，奥地利也加入到第六次反法同盟，使同盟军的兵力壮大到五十二万人。法军只有二十八万人，拿破仑仍旧打算利用快速有力的攻击，打乱同盟军的阵脚。但是，他的计划被副将们的失败打乱了。虽然他自己在德累斯顿取得了胜利，但麦克唐纳、内伊和旺达姆分别在西里西亚、柏林和库尔姆吃了败仗。敌人从四面冲破了防线，拿破仑已难以招架，他计划进行一场大战来扭转局势。没想到的是，在莱比锡的大规模作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萨克森和符腾堡军发生了叛变，莱茵同盟的各国国王也宣布脱离帝国。在同盟军的猛烈攻击下，勉强支撑了三天的法军不得不向莱茵河方面狼狈退却。1813年10月30日，法军撤退到本国境内。

反法同盟的军队快要打到法国本土了。拿破仑希望能够获得国内的支持，但法国已经没有了当年渴求自由的热情，厌战情绪开始蔓延，情况变得失去控制。最先表示异议的是立法议会，他们没有按照拿破仑的要求进行协助。莱内、雷努阿尔、加卢瓦、弗洛热尔格、曼恩·德·比朗等人甚至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提出反对作战、恢复自由的要求。这彻底激怒了拿破仑，立法院遭到解散。拿破仑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取得战争的胜利上面。只有取胜，才能改变结局。

法国已经是四面受敌。1月25日，拿破仑从巴黎出发，开始了捍卫法国主权的战争。他要面对的，是从意大利方向攻击过来的奥军，以及从西班牙出发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的英军。另外，在法国的东部和北部，还有三支强大的敌军，他们分别是：施瓦岑贝格指挥的十五万同盟大军，他们从瑞士冲来；从法兰克福攻进来的十三万西里西亚军，指挥官是布吕歇尔；贝尔纳多特指挥的十万北路军，现在他们已经侵入荷兰，并出现在比利时。

经过多次实战考验，反法联军已经根本不把法军的强固工事放在眼里，他们集结部队，直指巴黎，施瓦岑贝格和布吕歇尔两军准备在香槟会师。拿破仑率领部队，在这里领导法国全面抵抗。在比利时，梅松将军率部阻击贝尔纳多特。在里昂，奥热罗负责抵御奥军。在南方边界地区，苏尔特负责抗击英军。意大利则由欧仁亲王负责保卫。

不可否认，拿破仑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他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穿插到布吕歇尔与施瓦岑贝格之间，先是在尚波贝尔、蒙米赖、蒂埃里堡、沃尚等地连续战胜布吕歇尔，接着又在蒙特罗大破奥军。如果照这样下去，法军取得胜利将指日可待。不过，法国的将领并不是都像拿破仑这样骁勇善战，除了拿破仑连连取胜外，别的部队都是屡遭败绩。这使得法国腹背受敌。就在这关键时刻，缪拉叛变后参加了反法同盟。除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依旧斗志昂扬外，法军的高级将领们全无斗志，士气低迷。拿破仑继续向布吕歇尔发起攻击，但在马恩河、埃纳河和拉昂等地，每次都是功亏一篑，布吕歇尔屡次都能侥幸逃脱，化险为夷。历经多次意外事件后，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也被打乱，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到圣迪济埃去封锁敌人退出法国的通道。反法联军虽然感到很震惊，但他们仗着兵力充足，还是毫无顾忌地直奔巴黎而去。

巴黎现在是门户大开，法军根本来不及回援。皇后匆匆忙忙地弃城而去，逃向布卢瓦去了。由于在这次战争中，拿破仑主要依靠的是正规军，所以没有发动人民群众。现在人民普遍厌战，缺乏抗敌决战和誓死保卫自由的精神。在以本尼凡托亲王为首的保王党的协助下，反法联军毫不费力地开进了巴黎。元老院在领袖塔列朗的率领下，全部叛变。塔列朗是个没有信念，顺势而为的人，每当一届政府快要垮台的时候，他都会及时地改旗易帜，在新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因此，在历届政府中都有他的身影。现在，他带领元老院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宣布废黜拿破仑的帝位及其后裔的帝位世袭权，宣布法国人民和军队不再效忠拿破仑。

拿破仑放弃帝位

获悉巴黎被包围的消息后，拿破仑放弃了向圣迪济埃进军的计划，率领五万军队星夜兼程，驰援巴黎，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在他们抵达巴黎的前一天，反法联军刚刚接受了巴黎的投降。在临时驻地枫丹白露，拿破仑又听到了元老院叛变和他被废黜帝位的消息。看到人民、元老院、将军、内臣们已经纷纷变心，拿破仑感到大势已去，有了归隐之心。他打算自己退位，然后将帝位让与他的儿子。他以自己能征善战的五万军队和强有力的军事阵地为筹码，派出全权代表维琴察公爵、莫斯科瓦亲王、塔兰托公爵和同盟国谈判，打算让同盟国承认他儿子的帝位。但是，协同全权代表前去谈判的腊古札公爵突然放弃了对枫丹白露的驻防，防不胜防的拿破仑只得接受同盟国的条件。事已至此，同盟国的条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优惠了。现在他们决心逼拿破仑无条件退位，同时，消灭一切在欧洲看来属于革命的东西。1814年4月11日，出于对后代的考虑，拿破仑黯然放弃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帝位，九天后，他到达现在唯一属于他的领土——位于地中海西嘉岛东边的厄尔巴岛。曾经属于他的远达波罗的海的广大疆土，如今只剩下一个弹丸小岛。谁也没有想到，十四年的叱咤风云和不可一世，却换来这样一个令人叹息的结果。

拿破仑是从社会的底层成长起来的。他从一个普通的炮兵尉官，凭借着自己的敢作敢为、顽强不屈，一步步成长。凭借着自己的充沛精力和对荣誉的热爱，他一点点壮大，直到成为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他的奋斗历程中，绝对没有什么幸运可言。他的成功，可以说都是刻苦实干的结果。他抱着建立强大帝国的雄心壮志，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一步步地将欧洲控制在手中，并通过贸易封锁等方式，对隔海相望的英国展开牵制。一时间，从西班牙半岛到遥远的莫斯科，各国的君主和百姓都听从于他的号令和统治。遗憾的是，他的权力和专制，侵犯了各国的独立，破坏了人民的自由，最终落得个腹背受敌、众叛亲离的下场。他的失败证明：专制主义在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拿破仑的统治却带来了很多新的改变。法国的先进文明和思想在欧洲大地四处传播，动摇了欧洲旧社会统治的基础。由于人员来往频繁，不但加快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也增强了欧洲各个国家的联系。贸易封锁政策也无形中刺激了欧洲大陆工业的发展，摆脱了对英国工业的过度依赖。不少国家由于拿破仑的到来，改变了社会形态，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然，这倒也不是拿破仑有意为之，他也不过是服从了自己好战的禀性罢了，一切只是他想统治更广阔区域的客观影响而已。

拿破仑在法国的统治，就好比克伦威尔在英国的统治一样，都是军事独裁。不过两者还多少有些不同。由于英国是个岛国，与别的国家并不接壤，因此国内的战争不会变成对外战争。在打倒反对改革的人后，军队能迅速由战场转到政府。因此，当国内各个党派的势力还依然比较强大的时候，英国克伦威尔将军及早采取了武装干涉，对国内实行了军事管制。法国却是个大陆国家，与很多国家相邻。要求自由的法国人民渴望革命，而周边很多国家的君王却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因此，法国革命需要同时面对国内和国外两种反对势力。即使是法国的军队在外抗击反法联军的时候，国内的各个党派仍在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拿破仑军事干涉的时机相对较晚。这时，各个党派都已经衰落式微，于是拿破仑将欧洲作为军事独裁统治的对象。

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的行为及性格，明显受到了所面临的形势的影响。由于拥有强大的兵力和无可否认的权威，拿破仑底气十足，他一直在锐意进取，放心大胆地实行他的计划。而克伦威尔则更多地是在防守，他需要利用各个党派之间的矛盾，打倒反对他的党派，寻求一种权力的平衡。

不过在最后，这两个同样产生于自由，但没有把自由作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一样走向了毁灭，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的统治也随之终结。看来，一切独裁统治都是不得人心的，最终必然走向毁灭。在英国，克伦威尔垮台的直接原因是国内的变乱。在法国，拿破仑垮台的直接原因则是欧洲的反抗。

1814年，拿破仑的帝制被推翻后，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革命党派，前几届革命政府也难以重新组织起来，只有曾经卖国求荣的元老院还依然存在，如今它又颁布了不得民心的宪法，更是招致骂声一片。阿图瓦伯爵在第一个离开法国后又首先回来，这次他的身份是王国摄政。4月23日，他代表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比利时、萨瓦、尼斯、日内瓦等地不再属于法国，法国的面积恢复到1792年1月1日的界限之内。4月24日，路易十八在加来下船，在5月2日发表了承认代议制政府原则的《圣多昂声明》后，他于次日回到巴黎，一个月后颁布了新的宪章。从这时起，新的历史又开始了。

1814年，延续了二十五年的大动荡终于结束了。法国的革命，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军事革命。它所反对的，既有宫廷专制和阶级特权，也有欧洲各国的军事干涉。推翻帝制导致了欧洲反法同盟，给法国引来了代议制度。后来，对革命的反动又产生了反对各国人民的神圣联盟和违反宪章的一党政府。这种历史的倒退，虽然有开始，有发展，但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罢了。如果真的想将法国治理好，一方面，要实现真正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也要提供足够的物质福利。这既是满足法国革命双重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Table of Contents

帝国的分裂:1618-1648三十年战争史

帝国的分裂:1618-1648三十年战争史

前 言

第一章 宗教改革浪潮下的欧洲大陆

宗教改革带来的变化

奥地利王室的计划

德意志的分裂

宗教和约的签订

匈牙利王室的苦恼

奥地利大公们的行动

第二章 德意志内战的全面爆发

波希米亚的变故

两个宗教派别的战争

福音新教联盟的成立

于利希地区的博弈

新皇帝的登基

新教帝国与皇帝间的斗争

第三章 波希米亚地区的权力争夺

波希米亚起义

马蒂亚斯的让位

陷入困境的斐迪南

重选波希米亚国王

两个大人物的争夺

弗里德里希仓皇而逃

第四章 战火被引向欧洲

第一个反抗者

西班牙势力的强大

战争初期欧洲各国的情况

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对立

第五章 德意志国土上的争端

弗里德里希的悲剧

不断出现的支持者

暗潮涌动的竞争

皇帝组建的军队

丹麦国王的失利

瓦伦斯泰的野心

丹麦国王幸运脱身

第六章 斐迪南的反宗教改革

斐迪南签署赔偿敕令及影响

诸侯对弗里德兰公爵的报复

瓦伦斯泰被解职后的生活

欧洲的拯救者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术

第七章 瑞典军队登陆德意志

登陆德意志

对手的顽强抵抗

瑞典军队所向披靡

与法国结盟

风波迭起的城市

马格德堡城的沦陷

第八章 皇帝发起与瑞典的战争

悌利将军的进攻

狂妄的悌利将军

一触即发的战争

莱比锡之战

第九章 瑞典的远征

两个国王的对比

瑞典国王的节节胜利

法兰克尼亚的缓兵之计

占领法兰克福城

攻占美因茨城

第十章 阿道夫和萨克森选侯大获全胜

不可捉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

法兰克尼亚的争夺

赖恩小城的胜利

攻占巴伐利亚

萨克森选侯开辟另一战场

布拉格市民向萨克森投降

四面楚歌的奥地利王国

第十一章 皇帝再次重用瓦伦斯泰

被罢黜的瓦伦斯泰雄风重振

制订复仇计划

瓦伦斯泰招兵买马

被要挟的皇帝

反攻瑞典行动

纽伦堡全城备战

两军对垒

第十二章 瑞典的失利

以撤退换取休整

来自同盟者的背叛

战死沙场的国王

愤怒者的反攻

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

瑞典国王猝然离世

第十三章 大权旁落的瑞典

瑞典国王离世后的混乱

首相掌握大权

欧洲各国在海尔布琅会谈

陷入困境的掌权者

一路凯歌的瑞典军队

第十四章 瓦伦斯泰的末日

自成一家的瓦伦斯泰

需要自卫的瓦伦斯泰

濒临危险的瓦伦斯泰

杀掉瓦伦斯泰

第十五章 祈求和平的呼声

诺尔德林根之战

《布拉格和约》

法国势力的介入

与法国的协议

贝恩哈德之死

战争开始出现转机

第十六章 和平条约的签订结束战争

巴纳将军的攻势

临危受命的托斯滕松

战火燃烧到了丹麦

取得对奥地利的胜利

饱受创伤的巴伐利亚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

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

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

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苏格兰的暴动

第三章 冲锋号的吹响

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

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

爱尔兰暴乱

国王被革命逼离伦敦

国王的秘密备战

第四章 初升的太阳

国王的诺丁汉起兵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议会的败退与反抗

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

战火重燃

休战期双方的努力

第六章 君权的衰落

纳西比战役

保王党在西面战场的全线失利

议会军队攻克牛津

第七章 鹬蚌相争

国王的被捕

议会与军队的矛盾

军队在伦敦的胜利

平等派士兵起义

第八章 最后的宿命

议会对国王的彻底失望

第二次内战爆发

议会中各派地位的变化

残余议会

国王之死

君主查理

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

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

第一章 专政君主体制和王权的终结

三级会议重新开幕

三级代表的三种态度

国民议会成立

巴黎起义

攻占巴士底狱

首次革命的胜利

第二章 国民议会的成立

国民议会的派别

西哀耶斯和米拉波

制宪讨论

国王有怎样的权力

宴会和暴动

返回巴黎

第三章 派别的分裂

新的政府

最大的问题是财政

教会财产属于谁

来自宗教的反抗

练兵场上的结盟大会

会后的阴谋活动

“教士法”引发的分裂

米拉波之死

第四章 制宪议会时期

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制度

反法同盟

国王的出走

共和派的斗争

庇尔尼茨宣言

制宪议会闭幕

第五章 国民立法议会时期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

对逃亡者的法令

新内阁的成立

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战争

吉伦特派的垮台

民众的暴动请愿

《不伦瑞克宣言》

8月10日起义

普鲁士的入侵和屠杀

阿尔贡纳战役

第六章 国民公会成立和路易十六之死

吉伦特派和山岳党

关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控诉与辩护

能否审判国王

路易十六的死刑

第七章 党派的斗争与更替

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反法同盟的进攻

旺代暴乱

迪穆里埃的叛变

十二人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吉伦特派的彻底垮台

第八章 救国委员会的胜利

各郡的暴动

全民皆兵全国备战

山岳党人的胜利

王后和吉伦特派人之死

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

共和历诞生

救国委员会和公社的斗争

温和派与丹东派的失败

第九章 两委员会时期

救国委员会的暴力手段

圣茹斯特的民主派学说

改组革命法庭的提案

两委员会的分裂

改组两委员会的提议

热月9日会议

罗伯斯庇尔和暴动者的失败与受刑

第十章 民主派暴动及其失败

两委员会派和热月党

两委员会的衰替

双方在巴黎的拥护者

芽月运动

牧月1日暴动

第十一章 国民公会终结

1793年和1794年的战役和结果

保皇党的反动

共和三年宪法和果月法令

葡月事件

国民公会会议结束

第十二章 督政府时期

回顾革命

督政府的政治和军事

民主派的密谋

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

反革命派与国民公会派的新斗争

果月18日政变

第十三章 新督政府统治的结束

果月政变后的形势

无效的花月选举

第二次反法同盟

新督政府的两院及两派

波拿巴与西哀耶斯的合作

雾月政变后督政府统治结束

第十四章 执政府时期

临时政府的组成

西哀耶斯的宪法

共和八年的宪法

执政府的和平计划

意大利战争后的普遍和平

第一执政波拿巴的野心

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大典

第十五章 拿破仑帝国的兴衰

帝国的性质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后控制西欧

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大陆政策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导致的帝国衰落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胜利

拿破仑放弃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