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半生唯嗜书 (书话文存)
Author: 王学泰
Date: 2010-10-10
Publisher: 商务印书馆

目　录

总序

自序

读书的苦与乐

——读书随想录（一）

接触最早的书

知识的摇篮——图书馆

逛书店和买旧书

“文革”中的琉璃厂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书与读书者的浩劫

话说“内部书”与“内部书店”

——读书随想录（二）

“内部书”在理论上的尴尬

没有一定之规的“内部书”

宽严不同的“内部书店”和与时流转的“内部书”

“文革”中期出版的几本怪书

怪书《柳文指要》

众说纷纭的《李白与杜甫》

这也叫做文学作品

重读《诗经》

——评《诗经名物新证》

《诗经》与礼乐

二重证据法

探源溯流说《论语》

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论语》地位的涨落

近百年的儒学与《论语》

《宋文鉴》的编刻与时政

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

破梦者如是说

——评《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

《百年一遇》序

“家”给了我们什么？

“家”和《出身论》

“生民之乐”

《偷闲杂说》序

《笑林广记》序

《炼狱者雕像》序

《发现另一个中国》序

《中国饮食文化简史》自序

从徐致靖谈到《古城返照记》

县衙门的“官”与“吏”

“吏治”与“治吏”

——评《中国古代吏治札记》

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吏治与治吏

古代官吏制度的启示

真游戏与潜规则

——评吴思的《血酬定律》

笔力千钧，神流方寸

——读宁伯龙先生《垂露悬珠集》

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匠学七说》

杂文家应该是社会批评家

——读牧惠先生的《小报告以外》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

回首文坛往事的思考

——评《往事何堪哀》

“原生态”的思想家

——评《李宗吾新传》

“厚黑教主”旧相识：

“原生态”的思想家？

“厚黑”是个思想与话语的平台：

思想前沿的思考者

为什么“厚黑学”再度张扬？

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

（附）新文化运动与溥仪

话说《无知者无畏》

说王朔

关于知识分子

关于金庸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读《邵燕祥自述》

谦谦君子，人淡如菊

读方成

文中有画，画中有文

对幽默的探索

中国第一个出版家——陈起

出版人郭强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

后记

书　话　文　存

坎坷半生唯嗜书

王学泰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坎坷半生唯嗜书/王学泰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书话文存）

ISBN 978-7-100-07436-0

Ⅰ.①坎…　Ⅱ.①王…　Ⅲ.①书评—选集　Ⅳ.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089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KĂNKĚBÀNSHĒNGWÉISHÌSHŪ

坎坷半生唯嗜书

王学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436-0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　　1/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总　　序

王春瑜

我国历史悠久，并且首先发明了印刷术，历代所印之书，总数虽不可确考，但以一人之力，终其一生，所读之书也不过是存世之书的九牛一毛而已。然而让人纳闷的是，历代读书人写读书心得的书却很多，甚至从东汉起，专门有了“书后”的文体，韩愈、柳宗元文集中屡见之，后人仿效者不少，明代名士王世贞更著有《读书后》八卷（按：前贤郭沫若、钱穆引《读书后》，均在“读书”下加逗号，将“后”字与下文联属，不知《读书后》乃书名，此一时疏于查考所致也）。不过，这类书与诗话类体裁有别，更与近代的书话有很大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说，书话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其中最为读者熟悉的是郑振铎的《西谛书跋》、阿英的《阿英书话》、唐弢的《晦庵书话》。前年是郑振铎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中华书局重新编选郑先生的书话文字，印成《漫步书林》，堪称郑振铎书话精华。199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姜德明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除《阿英书话》外，另有《鲁迅书话》、《周作人书话》、《郑振铎书话》、《巴金书话》、《唐弢书话》、《孙犁书话》、《黄裳书话》。就我而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研究生时，鲁迅、阿英、郑振铎、唐弢的书话，深深启迪了我。鲁迅的名文《买〈小学大全〉记》，使我感受到了清代文字狱的血腥，此文我反复读过好几遍。郑振铎的《西谛书跋》，丰富了我的目录学知识。阿英的《小说闲谈》对研究明代文化，特别是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61年，唐弢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连载《书话》，虽属千字文，但文笔清新，我每篇都必看，增加了现代文学史的知识。后来结集出版，我买了一本，爱不释手。所谓书话，无非是有关书及著者的种种话题。这类作品，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读者的欢迎，我想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书都是学者作家化或作家学者化的结晶。单就郑振铎、阿英、唐弢而论，郑先生是中国文学史的权威、藏书家，也是文学家；阿英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藏书家，也是文学家；唐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也是有“鲁迅风”之誉的杂文家。因此，他们写的书话，信手拈来，道人所未道，文字简洁，甚至文采斐然，读后不仅增加学养，还因文字娱目，而感到愉悦。这几本书无疑是传世之作，书话这种文体，也必将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正是本着传承书话文体的愿望，我主编了这套《书话文存》。诚然，先贤们的学问成就、文学业绩，我辈难以企及。但是，加盟本文存的作者，都既是学者，也是作家。王学泰不仅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也以研究游民及江湖文化驰名学界，并写了不少杂文、随笔；李乔是研究中国行业神的专家，有专著行世，并以大量的杂文、随笔活跃于文坛；伍立杨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初年的政治史，有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有影响的专著，更以散文家为读者熟知；赵芳芳虽没有以上诸位的名气，但从她已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一花可可半梦依依》、《朱颜别趣》以及收入本文存的新作来看，她不仅饱读诗书，且文字温润似采采流水，她写的书话，别具风格，使人耳目一新。知识性、可读性是书话的命脉。就此而论，我敢说，本文存是与前辈们的书话一脉相承的。

编一套书话文存，余有志于此亦久矣。前年京中及陕西有出版社编辑来舍下约稿，我提出编此文存，他们都表示欢迎。但后来报选题，都被单位一把手否决。老实说，时下某些出版社的一把手，根本就是学术外行。去年我跟商务印书馆的王乃庄、常绍民、丁波先生说起出版这套文存，他们都很支持，此书才得以面世。这里，我对商务印书馆深表谢忱与敬意！

2010年2月20日

农历年初七，于老牛堂

自　序

“书”这个东西自产生后，对它就有两种态度，有好之者，也有恶之者，其原因都是源于它的重要。据说仓颉造字引起“天雨粟，鬼夜哭”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说的“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对于单个的“字”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由无数的“字”组成的书了。当然，这些都是从文字书籍的功用角度来说的。对于像我这类读了多半辈子书，很少感到书的“功用”，只是对于我们这些受准老年痴呆症困扰的患者来说，还是对它心存感激的，因为在艰难的时刻书给我带来些慰藉，为我除烦驱闷，似乎是不离不弃的老友，不必与我划清界限。书不是人，读时也不必看它眉高眼低。我感到最能与我打成一片者也许就是书。这一点也许只有沉沦于社会底层的人才能理解。

有客曾问，什么是你最艰难时期？

我说，在没有书读的时候。

客很奇怪，你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难道没吃没喝不艰难吗？大学毕业时，你被整肃、被赶到农场监督劳动四五年，你不艰难吗？七十年代因发了点对“文革”、批林批孔的牢骚被抓至监狱囚禁三四年，你不艰难吗？为什么单以“没书读”为说，这是不是有些矫情、作秀？

我回答，不是。你可能条件优越，许多事情都会给你带来快乐，我则不然，一生当中许多快乐是书带来的。对我来说，读书是学习，后来是工作，更多的还是娱乐。所以读书对我就有特殊的意义，没有书读，只一天，就会没着没落；长了就会使大脑空白，难以忍受。半生当中，有时不让读书与你说的那些倒霉的事儿重合，那更是痛苦不堪了。

第一，困难时期，身居北京，又在上大学，大学生的定量是34斤（比起四川人一二十斤定量高了很多），所在的学校又是大跃进的产物——北京工农师范学院（此校1962年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后，从未见有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起）。这个学校前身是个干部学院，在大连附近有个农场，当时面临解散，困难时期，土地要退还给当地农民，但粮库中存着十几万斤粮食，校方借着我们下乡贯彻“十二条”（说具体点就是到农村去解散食堂，鼓动农民开荒，种“十边地”，以度荒年）的机会，把这十多万斤的粮食给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分了。那时的领导还比较公正，下乡的同学都得到较多的粮食补助，记得我好像分了100多斤粮票（分数次补给），另外在学校食堂吃饭也受到补贴。在北京粮食最困难的近两年时间，只有从那个时期经过的才会懂得100多斤粮食意味着什么。有了这个补助，困难时期我没浮肿过，还有精力在北京乱跑，不放过每一场精彩的演出和外国电影，跑旧书店，淘旧书、线装书……这时候虽然经济困难，但精神文化生活是改革开放以前最繁荣的时期。而且那时许多老辈的著名艺术家大都还在，他们在首都舞台上留下了最精彩的时刻。我另有文记其盛。书籍出版也很繁荣，就是纸张黑些（没有漂白粉）、糙些（原料大多是稻草），但书出的种类很多，价格很低，一般大学生买得起。特别是学校不搞运动了，也没人批判“白专”了，躺在宿舍（当时校方提倡学生躺着，说是“保存热量”）安心看闲书也没有人管了。同宿舍的同学如果合得来，又没有专门爱打小报告的，那么一屋子八个人，躺在床上，海阔天空，七聊八扯，谈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聊楼乾贵、李光羲（李光羲演的苏联中亚地区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唱段“卖布歌”红遍京城），传告哪里的地方剧种又到北京调演了，等等，名曰精神会餐。这是我在改革开放之前觉得最快活的时期。这个时期，我看书最杂，听戏、听音乐会、看电影、看话剧最多。

第二，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到南口农场二分场（这是一个正常的农场，并非劳改场，但有少数“五类分子”在这里被监督劳动）“劳动考察”（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监督劳动。的确很痛苦，但痛苦不在劳动，甚至不在监督，因为年轻时干活不惜力，监督不监督一个样，痛苦在于不让读书，更不让读专业书。借口是你们上完了大学，但你们在政治上不及格（不是实在的“政治课”，我的四门政治课都是“优”，而是虚无缥缈的“政治思想”），所以要在政治上补课，不许看业务书，也不许想业务。后来连马列的书、鲁迅的书也不许看了。理由是你们老用“马列”反毛泽东思想，所以马列的书不能读。1965年林彪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要贯彻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针，连看毛主席的书也受到批判。最可笑的是曹天予（就是前两年与周国平打官司那位）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也受到批判。曹说，我通读毛主席的书，通过潜移默化培养对毛主席的感情，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转过来。管理组批他说，你要什么潜移默化，应该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不要读那么多。于是说，不要读“四卷”，读“甲种本”（《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就可以了，“甲种本”只有二十多万字，相当“四卷”的八分之一。后来又说，其实“甲种本”都不用读，只要带着问题到《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就可以了。《毛主席语录》只有三四万字，后来又简化到只有三四千字的“老三篇”，简化到只有一百多字的“老三段”（《毛主席语录》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三段语录）。从这个趋势可见就是不让这些“反动学生”接触书。这对我这类“痴书者”“迷书者”真是最大的痛苦。其实反动学生有几十人，管理组只有两三人，当然不可能实施有效监督。但他们叫学生之间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提倡告密、打小报告，诱以各种虚幻利益。学生大多二十一二岁，没有任何经验，把这些视为正当。互相监督起了管理组不能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弥补了管理组人少的原因，还因为管理组成员虽然都是来自高校，但大多是行政人员，文化程度不高。例如一个学生看穆欣写的《韬奋》，被人发现，组内批判他，一位管理组的来了，只听参加会的这个讲“韬奋”，那个也讲“韬奋”，莫名其妙。但沉默是金，他缄默不语，大家莫测高深。最后他总结会议，用狠狠的口吻说：“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他离开之后，有人差点儿笑背过气去。然而，学生之间的监督，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彼此心理都差不太多，大体了解，一揭发，立即中的；上纲上线，做诛心之论，这都是管理组人员做不到的。所谓“内行管内行”的可怕即在此。比如我箱底有一本李泽厚的《门外集》（这是李氏最早的一个集子，出版于五十年代末）。有天睡觉前翻了翻，被人发现拿走，后来批判时就拿其中李泽厚论诗引苏东坡《临江仙》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说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单调的劳动外，只能读报，读《人民日报》，其他的基本上都不能读，也没有书可读（当时也正在“文革”热潮中），几年下来，还不退化？那时如有机会我不放弃任何一些有字的纸张。记得北大经济系一同学，把他经济学讲义拆了做手纸，拿来上厕所。我分了半本。每天上厕所撕下一页（相当八开的一张纸），在厕所细读。我这半本是讲“边际效益”（在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不讲这些）的，连续两个月使我有了些这方面的知识。

第三，如果从对读书的限制程度来说，坐监狱都比在南口劳动好，因为监狱主要职责是看着犯人别出事，对于看书则管得不多。在看守所因为对送东西管制较严，所以对送书看得也很紧，但不至于连“毛选”“马列”一类的书都不让送，一般在号子里就有四本《毛选》，随便看，没人敢反对。1975—1976年，我在北京市局看守所K字楼待了一年多，读完了《马恩全集》1—20卷。其中觉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难读。字词都懂，连在一起就搞不清了。为了明白语意，我把重点段落句子加以分解，分清主谓宾，要在书上做标记，画各种符号。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看守所不许犯人有钢笔、铅笔一类锐利的杆状物。犯人也想出了一种替代物，就是把牙膏皮（那时都是铝皮或铅皮）展开作平面状，然后把牙膏皮用力卷成卷，一端磨尖，即可在纸上画出道道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两卷书至今我仍然保留着，用它纪念我的这一次认真读书，虽然书上的“铅皮”痕迹大多已经模模糊糊了，平时我真是很少如此认真地读过书，大多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到了真正的监狱——北京一监，看书更方便了。因为所在的中队是“反革命中队”，过去的犯人也喜欢读书，有些犯人离监，就把书留了下来；狱中的“小报组”（编辑一种行之于“一监”的《劳改通讯》）也在这个中队，他们那里也有点书。这样“一监”的书源远较看守所丰富。另外，家里送书也远较看守所方便，很少被拒。据我所知，仿佛只有鲁迅的书不让送，其他的连线装书都能送进来。民国初年石印本《随园诗文集》我就是在“一监”读的，不知是谁送的。1976年社会上正在搞“评法批儒”，孔老二被骂成臭狗屎，“复辟狂”；秦始皇被捧上天，“千古一帝”。在送书时，只要说一句这是“法家著作”，比说是马列著作还管用。家里给我送的范文澜注的《文心雕龙》，杜预注的《春秋左氏传》，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都用这个借口拿进来了。其实，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不爱管犯人看什么书，只要不闹事就好。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里，因为“洋跃进”之故，监狱工厂是塑料厂，面临严重材料不足，犯人没活干，整天在监室读报。那时报纸就一张，翻来覆去地读，有两个小时足矣。其他干什么？弄不好就要闹事。如果犯人自己读读书，监室就安定、安全了许多。个别管理人员爱在读书上较真，目光老盯着犯人读什么书。常常催促犯人买刚刚出版的《毛选》五卷，指定要读报纸上的某篇文章等（后来《人民日报》老登冤狱平反的事，他才不催促犯人读报了），不让犯人看鲁迅的书等。有一次，这位管理人员还在会上给犯人做思想工作，讲为什么不让送鲁迅的书。他说，“有人家里送鲁迅的书，我让他们拿回去了，说这里不能看鲁迅的书。当时，我只这样做了，没有讲为什么，可能有人心里不服。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了罪，如果你们再读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这不是罪上加罪吗？所以你们不能读鲁迅。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就会口服心服了。”但监狱还是有鲁迅的书，是“文革”时出版的简装本。可能是这位干部主事之前，犯人的家属送来的。后来犯人走了，此书非珍本秘籍，也就留了下来。

在“一监”一年多的时间里，详读了范注《文心雕龙》，每节都做了笔记。此书后来被一个学生拿走了。用白话翻译《左传》（约三分之一），管理人员认为，“反革命中队”犯人犯的都是“右”的罪行，读读《左传》大有裨益。

犯人当中有些喜欢诗的，《汉语诗律学》被他们拿走了，久借不归，后来我平反了，王力先生那本书遂长留狱中。后来给学生讲“诗律”时，时时念及此书。

往事前尘，转瞬都成过去，现在退休了，谈及人生经历感触最深的还是有没有书读，真是一生所累唯有书。

读书的苦与乐

——读书随想录（一）

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读书，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读书有什么目的？我答不出，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应人写自己的读书经历时，又遇到这个问题。我想，这大约与自己开智识的时候家贫有关系吧！许多爱好的养成是需要钱的。例如喜欢音乐，最起码是要有钱买件乐器经常操练；好武也要有钱拜师学艺。唯有读书，找来一本书看就可以了。有钱，固然可以买；没钱，也可以借，而且，借来的书往往读得更认真。近一二十年“气功热”，气功师们的口头禅是“富学武，穷学文”，他们把气功是列在“武”的范围之内的，这样说的目的是找信徒们要钱（虽然，各种气功门派都把“德”作为练好气功的“首要条件”），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钱的人可以去读书。因为穷，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一卷书在手，可以反复读，躺着读，坐着读，甚至上厕所时读，都无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爱好，甚至成为了嗜好、癖好。读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烦恼和痛苦，因为什么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于乐的，因此，苏轼也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我来说，烦恼的来源大约有：

其一，因为读书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和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烦恼的根源。古代哲人有云“巧者劳而智者忧”，虽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许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讽刺那些遇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说“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块病”，也就是说多知多懂没有什么好处。大家嘲笑“忧天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种饥而食、困则眠不是许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吗？

其二，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年不让读书的历史（当然，担负着教化众生之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要“多读书，读好书”，那种对读书的限制和扫荡是通过对“好书”的定义和种种政策表现出来的），现在年轻人对这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这大约与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一样，困难时期，有些瘾君子甚至卷茶叶抽，问起他们，有人说没有烟抽的痛苦更甚于没饭吃（那时也是没有饭吃的时期）。对于我这个爱书人来说，没书与没饭的痛苦是相去无几的。困境中，实在没书看时，棋谱、教科书、文件汇编我都用以“遮目”过，好歹消磨一些时日。那个时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为看书而犯忌，经常会招来不虞之灾。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写这种文章的大约是个浪漫的人，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没有享受过“读禁书”带来的泪和血。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为私藏和阅读明朝野史，父子两人皆被处死；民国期间湖南某女学生因为读郭沫若的《落叶》而被枪毙；“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为传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历史真实总是与“诗”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就绝不会感到它富于诗意了。况且，“文革”之中，当时的“左派”不是向其管辖的平民百姓宣布禁止什么书籍，而是只开放些什么书，如毛著、马列、鲁迅，后来还有一些由三结合班子（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文字的三结合）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小说”（如《虹南战斗史》一类）。个人作品许可看的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等。其他一概在严禁之列，统统被送进了造纸厂。劫后侥幸留存下来的书籍好像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到处被通缉，不敢出来随便见人，除非是至爱亲朋才有可能互相串换一阅。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只是在“文革”初中期存在，林彪垮台以后略有好转。

中国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到敌视文化、敌视书籍——闻读书则掩耳而走绝非一年两年之功。1957年反右以后，在青年学生中展开了“红专”辩论，在学术领域中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而此时我正上高中，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时期，对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兴趣，很爱读书，此时就被列为“白专”，不时地会得到同学的“帮助”和批判。对于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待遇给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可以想见。因此，在那个时期读书给我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是伴有许多痛苦的。

当然，不能说读书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上面说了许多读书带来的烦恼，然而我还是不能放弃读书，就是其中的乐趣远远大于烦恼。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老先生所云，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可以把这些“会意”写成文字发表出去与大家共享，这更是无比快乐的事。又如，《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批评，许多内容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使我这个爱杜者特别气愤，可是我当时没有发表文章的资格（即使有这个资格，也不许批评某权威对杜甫的丑诋，因为有个最权威的理由：“毛主席不喜欢杜甫”）。新时期以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读书》1980年第3期上，就是批评《李白与杜甫》的，郁积了多少年的不平，才得以发摅，其快可以想见。

另外，心仪已久之书，突然在书店或者图书馆发现，并得以买到或借到也是极其快意之事。真如辛稼轩词中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快事是大量的，经常发生的。“文革”时买到《钱注杜诗》、《仇注杜诗》；对八股文有兴趣时买到了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和商衍鎏之《清代科举叙录》；研究秘密会社时买到了李子峰的《海底》、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会社史》；读到杨宪益的名句“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又得到先生赠送的《银翘集》，这些都是其快难与外人言的。

还有一个意外的快事，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拿到两万元的研究经费。这笔经费不许买电脑、照相机等高档用品，唯有对买书没有限制，于是，我几乎把它们全部交给了书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购书的乐趣。过去买书虽然也有乐趣，但是毕竟因为收入少，每当看到自己满意而又价格不菲的书都要不自觉地摸一摸钱包，有时书太贵了，又遇到非常想买的书，此时便不免踌躇再三。陶渊明有诗云“贫富长交战”，对于我来说则是对所爱书的渴望与囊中羞涩的交战，这种“交战”的心态，充斥于整个的购书过程中。而有了这笔基金之后，除买了一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佩文乐府》外，还是买了不少我所喜欢的书的。例如《点石斋漫画集》，对我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价格昂贵，可以不买。可是我又十分喜欢这部书，这次有了基金就买了一部。这便是买书之乐。然而，书多了又生出了一种过去不曾想到的苦恼，那就是居室狭小，有了书，没有地方存放。自己有的书，需要时却难寻芳踪，还要到图书馆去借，这也是过去不能想象的。

接触最早的书

每当我看到上高中一年级的女儿捧着《机器猫》或《糊涂老爹》等连环漫画津津有味地看时，感到这些有趣的书确实适合天真单纯的孩子们阅读，但又觉得这一代孩子阅读能力下降。无论在内容还是文字上，他们都不愿意阅读稍微深奥一点儿的书籍，嫌读那些书太费力，于是，不由得想起我初接触书的日子。

记忆中能够呈现在我的脑际的第一本书是北京解放前的一个冬夜，在观音寺街一家文具店里（当时文具店兼卖小书），父亲给我买的32开本的彩色连环图画《史可法》。当时只有四五岁，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穷书生史可法进京赶考，夜宿北京郊外的破庙，巡坊的御史左光斗巡夜时发现这个穷书生和给他盖皮裘的情景。然而，就这一点留在我的潜意识里，那就是：好学的人们即使贫穷卑微也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护。

我印象中第二三本书便是家中两本发黄残破的旧书，一是《三侠剑》，一是《名贤集》。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每天下了学便跪在凳子上看那本令人似懂非懂的《三侠剑》，每当有事，我便用蘸了印泥朱色的毛笔帽在读到的地方一按，于是便在黄色的纸张上留下一个小红圈圈。一年以后，这半本残书上到处都是红圈，但除了“胜英”、“夏侯商元”等一些频繁出现的名字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记住。可是《名贤集》中“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等却使我至今不忘。我读的第一部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的是巴金的《家》，那是在高小五年级的时候，记得我连夜把它读完，母亲为了催我睡觉连关了三次灯，书中的故事吸引了我，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对雪的描写。尽管读书对我的作文似乎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老师和家长们一谈到指导孩子读书就与作文联系起来），我在读小学时的作文的开篇，几乎篇篇都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毫无进步，但是书还是给我打开一个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教科书仿佛是时时刻刻不忘教诲责任的老师，课外书才是真正亲密的朋友。

清代的袁子才在《黄生借书说》中曾说“书非借不能读”。文中说自己年幼家贫乏书，向人借书，归来必然认真阅读、抄录；后来做了官，有了钱，买了许多书“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书多了，心想它属于自己，什么时候读都成，一来二去，反而不读书了。现在孩子的读书情况也是这样。妻给我们的孩子买了《上下五千年》《中国通史故事》、《达尔文环球科学探索历险记》《美国少年百科知识宝典》《中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全书》。这些大部头的书是我少年时连想也不敢想的。当时给孩子买的时候我就说：“白花钱。只有自己攒钱买书才会看。”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买大部头书只是为出版社做贡献了，孩子仍然在读她自己攒钱买的《机器猫》，从第一到第四十四本，一本不落，全都买了齐整地摆在床头，时时反复阅读，当成一种享受。

我自己走过的读书道路也是如此。记得初中一二年级时最爱读武侠小说，那时还有租赁书铺，二分钱一本。我是一天两本，常常看到深夜。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报刊对武侠小说也大张挞伐，历数这些作品的“罪行”，然而，没有用，只能增加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的逆反心理。不敢公开看，我们就偷偷看，夜里在走廊或厕所看，眼睛却看近视了。我最爱看的是郑证因的小说，其次是徐春羽、白羽的。想当初令我如醉如痴的《鹰爪王》正续集四十四本，以及旁集《子母金梭》、《子母离魂圈》等加起来有六十多本，我是一本不落，全读完了。前两年我研究游民问题，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要引这些作品为例证，再拿起来读时，很奇怪，记忆中的趣味一点儿也没有了，简直是味如嚼蜡，读这种小说真是受罪。我想，家长、老师对孩子的读书要加以引导，不要立足于禁。禁只能起反作用，只能激起孩子们偷尝禁果的欲望。每个成年人都从青少年经过，大多数人也都有过偷越雷池的隐秘，可是一长大了，特别是那些长大后从事教诲青少年工作的人们就把这些全都忘了。热中于教导孩子们做这、做那，不尊重孩子的意愿。鲁迅先生写过《我怎样做父亲》，曾就这一点发表过现在看来还十分正确的意见，近半个世纪尊崇鲁迅，可是他的许多意见没有受到尊重。

知识的摇篮——图书馆

家里没有读书人，也就没有什么书。小时候我只见到过家里有《皇历》、《万年历》、《尺牍大全》和半本《论语》。我在上大学以前，先秦典籍基本上读了一遍，这都是在图书馆读的。袁枚说，只有借来的书才能读；我再加上一句，只有在图书馆借的书才能认真读。向人家借的书往往也就是读一遍而已，在图书馆里借书读大多是先抄后读。我现在还保留着上高中时，在北京图书馆抄的《老子》、《孟子》、《庄子》、《孙子十家注》、《心经》等书。那时很珍视这些作品，又买不到或买不起，只读一遍等于没读，于是只好抄，抄回家再反复读，因此在图书馆读的书才是认真读。

北京图书馆原在文津街，距离我读初中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仅五站地，坐14路公共汽车可直达。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不接待高中以下的学生，我便在一个大同学的指点下对学生证上记载学历的一页（当时师大附中的学生证是个布皮小本本，大约有五六页之多）做了些手脚，冒充高中生，到了高中便光明正大地办了一个北图“阅览证”。上高中时，除了学校中必须参加的各种会以外，几乎每天四点半下学后必到北图看书，看到九点多闭馆时再回家。当时北图似乎是九点半闭馆，九点一刻清书还书，酷暑和严冬，七点半以后往往就剩一两个人了，偌大的阅览室中只亮着一两盏台灯，空阔而寂寥，但是管理员先生们每天都能坚持到点，直到现在想起这些还是满怀感激的。现在的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完全浸泡在课本教材之中，很少有时间学习课外的东西。我上北图就是为了看课外的书，而且，是学校图书馆没有的书。我是一个特别好奇的人，对于奇特、有趣、我不了解的东西都有兴趣。我对古典诗歌感兴趣是因为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改为“文学”，其中收了许多古诗词，又十分偶然地买了一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拿了这本书在学校教师俱乐部读（当时我住校、俱乐部又很少有老师去，很安静），正碰上我的初中班主任王树声老师，他看我读诗很高兴，给我背了李后主的词，激发了我对诗词的兴趣，至今未改。我对先秦哲学发生兴趣是因为有位高年级的同学给我讲过“白马非马”的故事。可见好奇、追求有趣的事物往往是我读书的动力，因此，在北图看过许多当时一般的中学生不会接触到的书。如先秦诸子、弗洛伊德心理学、催眠术、千里眼（催眠术之一种）、佛学、战争学等。大多是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式地看，这些书籍，虽然对我日后的学习工作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它们的确开拓了我的视野，原来除了课本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有趣的书。

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社会上开展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时学校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古今中外都很少见的景观，也就是学校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读书（当然这样说绝对了一些，但是从那时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希望读者不要以辞害意）。学校里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每天有开不完的会：向党交心、红专辩论、批判个人主义、插红旗拔白旗，放卫星（指体育上的五达标，要通过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一二级劳卫制和普通射手等五项）、大炼钢铁、普及超声波、全民除四害（打麻雀）等，还有许许多多回忆不起来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唯有对读书则另眼相看。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古文观止》看，被同学发现了，说是“厚古薄今”（这也是当时批判的一个“封建主义观点”）；借一本大学的化学课本看（因为大跃进中帮老师搞小化工厂），说是“走白专道路”。如果同学老师知道在北京图书馆看上述那些书，那还得了！准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北京图书馆也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放过它。那时，文化单位主要靠大字报自我检讨和互相揭发。北京图书馆也开了一间大字报间，就在文津街主楼的西北侧，现在的敦煌阅览室。大字报间里有北图领导写的号召读者互相揭发、互相“帮助”的大字报，于是，这间不算小的房子里只过了一两天就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这大约也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新鲜事。对于这类活动我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却没有躲开被“帮助”的命运。那时赵树理的《三里湾》刚出版不久，有一次和另一个年轻读者谈到这部小说，说我们学校同学读这部小说的人不多，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决定的。可是这些话被一个华侨读者听到了，他便在大字报室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他用讽刺的口吻说：图书馆最近来了一个“白面书生”，他说他们学校的同学没有人喜欢看毛主席表扬过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当时赵树理被认为是特别先进的无产阶级作家，这个大字报意在暗示我的感情是与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大相悖谬的。不过读者之间毕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好事之徒毕竟是少数。我想那位华侨读者也不是立意整人者，因为他很年轻，是个学生，又刚回国不久，想融入这个新社会，又不知道怎么办。他从观察中感到在国内只有主动出击他人才能有个人的位置，当然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可惜的是，他不懂得把这种手段用在与个人前途和位置毫无关系的图书馆，真是用非其地。

大学期间，北图仍是我常去的地方，查阅一些校图书馆没有的书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图书馆这个文化的摇篮首当其冲，其结果自然是关门大吉。后来，运动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与文化相关的事的，如查查资料、翻翻过去的报纸、杂志，这都要在图书馆干，因此，“文革”中期，北图便重新开门，又接待读者了。当然，此时也不是谁都接待，阅读者都要凭介绍信和工作证双重证明。我在农村工作，拿的是农村教师工作证和农村中学介绍信。每次去看书时，出纳人员都要反复审视我的工作证和介绍信，一脸的不信任的神气，仿佛我到这里是要盗窃什么似的，这可能与我多看史学和佛学书籍有关。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若干年之后，当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一次，我拿了当时副所长许觉民先生写的介绍信去办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有位出纳人员似乎认识我，他反复地看了介绍信和我的工作证后说：“你怎么钻到社会科学院去了？”这句话问得我哭笑不得。大阅览室有个负责借阅工具书出纳柜，那几位管理员都是图书馆中负责编目或研究人员，他们颇能与我聊得来。这几位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常与我谈在农村的感受，颇多牢骚，与我相处得不错。从他们那里我得知，当时图书出纳组有公安局文化保卫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读者。有一次，工具书柜上的一位管理员说，你别看佛学书了（其实看的无非是唯识宗一些经典和赵朴初的《佛学概论》、《指月录》之类），后面“文保处”的已经注意上你了。这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尽管在北图看书过程中遇到一些不痛快的事，但这都是当时社会大环境造成的，与图书馆没有什么关系，总地说来，我还是十分感激北图的。如果我现在还有点知识的话，那么其中十之五六是在图书馆得来的。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解除了书禁，在北图看书宽松了许多。在此之前，连借阅地方志都要局一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我感到不可理解，工作人员对我说：方志上有地图，那是国家机密！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现在除了淫秽描写较多的通俗小说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开放了。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方便。我的八十余万字的《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涉及历代线装书一千余种，这些书大多是在北京图书馆的普通线装部看的。就这一点，北京图书馆就使我感激不尽。特别是北图普通线装部迁至柏林寺期间，那里条件特别简陋，我在那里读书数年，亲眼看到北图同志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当新馆建成、普通线装部搬离柏林寺，我写了一篇《写在北图乔迁之际》，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作为对普通线装部工作人员的感谢。

逛书店和买旧书

逛书店和跑图书馆加强了我的读书意识。我最早逛的书店是琉璃厂的旧书店，我的家住在米市胡同南口，1954年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每天都从琉璃厂过。那时书店尚未公私合营，比现在书店要多多了，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而且各有特色。几乎每天我都要到这里流连一会儿，可惜当时没有钱，看到过许多想买的书，因为囊中羞涩，而失之交臂。其中使我数十年而不忘的是《郁达夫十年集》，那是由《沉沦集》、《寒灰集》等十本郁达夫作品编成，皆为精装，出版于三十年代初，纸已发黄，封面与书脊还很新，索价十元，那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还有余（当时中学生伙食费每月八元五角），捧着书，摩挲再三，终于放下了。其他如旧杂志《新青年》、《现代评论》、《语丝》、《拓荒者》、《词学季刊》等名刊，也不难得，只是数毛钱到两元钱一本，这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像现在视为“文物”的北大学生1957年办的《红楼》（“整风”时学生的“鸣放”文章多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只五分钱一本，我买了一整套（可惜后来送给一个同学了）。那时的琉璃厂不像现在的金碧辉煌，有富贵气，无书卷气；当时的名店《来熏阁》、《富晋书社》等都是青墙灰瓦，非常朴实的。我们穷学生在那里站着看书，而且一看就是俩仨小时，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也很少不耐烦，应该说我是在这些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狭小的书店领略了知识海洋的无限宽广。

北京五六十年代的新旧书店我都跑遍了，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的旧书摊，隆福寺夹道的“修绠堂”都是令我流连忘返的地方。东安商场旧书摊最大，新旧书全有，绵延有百米之长。我在六十五中读高中时，中午吃完午饭就利用休息时间跑到这里读书，有时甚至误了上课。那时最时兴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几乎是中学生必读的书。有位同学在东安商场书摊买了三本一部的《勇敢》，只一元一角钱。打开书的扉页，写满了娟秀的小楷。大意是勉励友人向书中的英雄人物学习，两人联翩前进。从词意和赠书者的名字看是位充满热情的女郎。可是墨迹未干，书就上了旧书摊，真是令人悲哀。那时我们也正在青春期，买到此书的那位同学颇有感慨，在扉页最末写道：“少女一片痴心意，换得书摊一块一。”

那时正逢“反右”之后，谁一划为“右派”，他写的书马上廉价处理，上了旧书摊。刘绍棠是较早划为“右派”的青年作家，他的《运河的桨声》、《山楂村的歌声》、《青枝绿叶》就卖五分钱一本，哪个摊子上都有。秦兆阳是较晚划为“右派”的，他的描写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被处理，一角钱一本，旧书店中的书架上常常被该书排满。巴人的“人性论”被批判，他的《文学论稿》也只是卖两三毛钱。

那时书店与书摊的从业人员们不是人们常说的“小辫子”，而大多是中老年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一位女售书员，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那里工作，她高高地坐在收款台上，却还是显得那样的干枯瘦小，看来她近六十岁了，表情严肃，极富敬业精神。去得勤了，我们熟悉了。她爱读当时流行的马南村的《燕山夜话》。有一次与我闲聊：“作者真博学，三教九流、声光化电，仿佛他什么都懂得。”我说：“他大约借助了类书。”她谈吐不俗，经常介绍给我一些好书。《杜臆》、《三家注李长吉歌诗》、《道咸宦海见闻录》、《世载堂杂忆》都是通过她介绍而买的。我非常喜欢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称赞她有眼光。她说作者还有一本《洪宪记事诗》更有意思，可惜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出版过。我很奇怪，问她，您很早就爱读书吗？她说：我还是大学生呢，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听过鲁迅先生的课。我们一下便感到亲近了，因为古往今来这么多思想家、作家，我最喜欢的就是司马迁、杜甫、鲁迅。一位坐在书店收款台的女店员竟受过我最崇敬作家的亲炙，真是不可思议！她说由于家庭的原因，大学未能念完。结婚成了家，没有工作，虽然也时常看些书，但学问荒疏了，解放后便不能从事文化工作，只能卖卖书，总算和文化还能沾点边，每当说到这些时，脸上便会掠过一丝凄凉的苦笑，不知道其中蕴涵着多少辛酸和艰难。她的心很细也很善良，有一次，我在书店看书，旁边有个高中生模样的青年匆匆地将几本书塞到书包里。店员都在忙着上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十分感激书店让我们这些经济不宽裕的学子们到这里自由浏览，因此便特别厌恶这种所谓的“窃书”的行为。我悄悄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那位女店员。她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向那位青年瞟了一眼，又叹了一口气。她把那位青年带到后屋，大约几十分钟之后，那位青年红着脸走了。后来她跟我说：那个学生是个高三生，爱看书，家里很困难。我没有为难他，快毕业了，要是公开了这件事，说不定会影响他的一生。以后，我在书店还看到过这个青年，说明他没有受到为难。

“文革”中的琉璃厂

“文革”中的琉璃厂是一片萧瑟肃杀，那时还没有现在琉璃厂的一些有富贵气、无文化气的牌楼。东西琉璃厂之间各有一个大喇叭口，特别是东琉璃厂口更大，仿佛是个小广场。那时汽车也很少，人更少有至者，“小广场”更为空旷，一早一晚显得有些凄凉。有关文化的商店经营的都是“四旧”，自然都要关门。一路商店，大门紧闭，其景象可以想见。大约最早开张的是文物商店（《文物》杂志也是复刊较早的社科刊物），到了1970年已经有几家开门了，然而，买卖还很少。一天，有位老先生非要我陪着去卖清代书法家刘墉的一幅中堂。刘墉字崇儒，号石庵，就是前年火爆京城的刘罗锅，刘氏书法名重当时，可是“文革”中书法又算什么呢？商店新开门，屋内粉刷一新。天很冷，几个营业员围着烤火。他们打开这幅中堂一看，有位老营业员认识，说：这是刘石庵的字。又说：“您这幅字，如果能像我这墙这么白（这幅字已经熏黄了），我给您一块钱。现在这样，我们不收。”可见，当时文物不值钱的情景。

琉璃厂旧书店1972年开始营业，不过直至1979年之前都是以“内部书店”形式卖书的。其地点在海王村，也就是前面所说“小广场”的路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奇怪，那时不是正处在“文革”中吗？为什么传播“四旧”的旧书店还营业呢？这得从1971年尼克松访华说起。

尼克松访华是个震惊世界的大事，随着他而来的是许多外国记者。当时市面萧条之极，特别是书店，一书架、一书架都是《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这种情景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这是很尴尬的。因为据说“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可是为什么市面上啥都没有呢？一般商品还好办，可以东拼西凑弄一点，让商店丰富两天；可是精神产品就不一样了，除了毛著、马列、鲁迅之外都是封、资、修，怎么能让“封、资、修”进入书店，眼睁睁地叫革命群众中毒呢？北京最大的书店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平常里面除了“毛著”外可以说一无所有。在美国总统到达的那一天，我跑到这个书店看看会不会放出一些“封、资、修”来。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一天果然放出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书，塞满了书架和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但都是一般读者绝不会问津的。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我买了一本《纯粹理性批判》，当我再要买李亚农所著《欣然斋史论集》（这本书我在1963年看过，觉得有新意，当时就想买，但没买到）时，书店店员说：“这是卖外宾的，不卖国内顾客。”大约我们的反资防修的精神卫士缺少国际主义精神，不肯保护国际友人，使他们别遭到封、资、修的毒害；而对自己的国民他们是绝不会放弃保护义务的。我看那些售书员个个表情严肃，仿佛你稍示不满，就要把你抓起来似的，赶紧走了。后来，我一连三天都去书店，终于感动一个年轻的店员，他偷偷地卖给我一本，至今我还保留着它。回家后我在书后记录下买到此书的过程。美国总统访华后，书禁大门终于开了一条小缝，爱书者和曾受惠海王村旧书店者还是应该感谢尼克松的。这就是海王村中国书店开始凭单位介绍信可以购买旧书的大背景，大约是在1972年春季。

海王村所开放的中国书店（专卖旧书和线装书）分为两个档次。一是西廊（现在已经临和平门大街开门，改卖新书了），这里只要有介绍信即可，像我这个在农村中学工作的，用张信纸，开个便条，盖个公章就可以了；一是北楼，这里要较高层次的单位（局级以上）的介绍信。像常到这里买书的何其芳、陈燊用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就可以到北楼。对于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来说，西廊、北楼没有多大的区别。两处都卖解放前后出版的平装旧书，都卖线装书；其区别是北楼的线装书有不少是善本，如明万历以后和清康熙间的刻本是很常见的。有一次，我与一书友同进北楼，仅花了二十五元就买了二十五本明刊的《欧阳永叔集》（残本），合一块钱一本。另外，北楼还常卖一些解放后出版的“内部书”（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港版书（如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台版书（如《甲骨文辞典》）等。

一提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凡是四十岁以上的北京的旧书爱好者大多都知道孙殿起先生与其甥雷梦水先生（前两年，雷先生也作古了）。孙先生的《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研究古籍的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流传极广。雷先生据其卖书的经历写过许多书话，为学人所喜读。我所熟悉的是海王村中国书店的老师傅马建斋先生也是一位版本专家，他没有写过什么东西，所以很少为人所知，其实老先生对于明刻、清刻也是了如指掌的。我在六十年代初认识了这位比我大三四十岁的老先生，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与他很熟了。马先生的腹笥极宽，说起来则滔滔不绝。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书店为了适应旧书业发展的需要便在新华街南口的“京华大楼”（现在的“京味书店”）为青年营业员办了个业务学习班，当时已经退休的马先生应邀在那里讲课。我曾到“京华大楼”看过马先生。马先生是个很健谈的人，但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侃侃而谈，而是与二三友好悄悄地议论。他谈各种刻本的流变，如数家珍，也很喜欢向各种人请教与书籍有关的知识，而且不管对方年龄大小、学历高低，真是做到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他多次与我讨论版本的年代和某些诗文作家的生平经历等问题。有一次问我：“朴学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不是只有清代才有朴学？”老先生还帮助我找过许多书，现在每当我展玩这些书时，就不由得想起他。

另外还有一位赵师傅也常让我怀念，他是修书的，自幼学习装裱，因为身体不好（刚做完手术），才到门市上帮忙。对书他不太熟，可是谈起装裱、纸张、刻印却是滔滔不绝。他曾为毛主席修过书，很为此自豪。有一次，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我给主席修书，“偷”了他老人家一个藏书章（指从主席的藏书上拓了一个章），阳文“毛氏藏书”四字，不知是谁刻的，很精。又有一次说起，毛主席很爱读《历代笑话集》，是王利器辑的那一本，很厚，毛主席看着不方便，让我给分装成小薄本。这个活还催得很紧，头天拿来，第二天就要，说毛主席正在看着，不能耽误他老人家看。这大约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说话时堆满了一脸的笑容。1974年我花二十五元买了一部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嘉庆间的原刊本三十五册，不缺不残。我嫌贵了一些，当时这个价格可以买一部明版书了。赵师傅说：不贵。这三十五本书都是新换的封面、封底，您看这种紫靛纸都是手工染的，现在染这样一张纸就七毛钱，可作六本书的封面、封底。您这一套书光是染纸的手工费就四块多钱，占书费的五分之一。再加上纸钱就十块了，您的书钱还有多少啊？不到二十块钱了。他的介绍让我知道了许多关于修书的知识。赵师傅是学徒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是为人十分热情，帮助我找过不少书。邓之诚先生的《古董琐记》就是他帮我从书堆里翻出来的。谈到旧书业，他是有一种没落之感的，认为这一行算完了！

琉璃厂的淘书是我与书籍打交道过程中特别愉快的一段时光，因为这一段时光是常常有期待的企盼，又有意外得到的喜悦。当时在各个单位还在大搞“阶级斗争”，一天到晚批判“封、资、修”，从报纸杂志（当时也没有几份杂志）到单位领导说的都是空话、套话、蠢话，还不时地说一些杀气腾腾的凶话。人间真是没有一点儿灵气了，没有想到海王村这里还荡漾着智慧的波光。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见书店会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化外之民”的避风港。书店是九点钟开门，有二三十个书友在八点半左右就聚集在海王村的大门口，等待着书店开门，因为每天都要上些新品种的书，大家把期待的目光都盯在这些“新书”上。每天一开门，堵门等着的诸位马上齐奔西廊（北楼不在开门时上书，它卖的书少，所以上书也少），各取所需。我们这些每日必到、锲而不舍的书友们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专收清代的诗文集，当时清代诗文集刻本很贱，乾隆以后刻本平均三四角钱一本；有人专收笔记小说，连解放前“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的标点本旧小说（这种本子是错字连篇的）都要；有人专收线装的医书；有人专收词学书籍（连词谱包括在内）。非常怪的是我的一位老师（我所在大学物理系的老师）孙念台先生（据说是清末咸丰间榜眼孙毓汶四世孙）是教理论物理的，每天到书店去淘文史书籍。因为他也属于不久前补工资的，收书面极广。

最大的遗憾是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我的工资只有五十六元，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每月吃用十五元，给家里十元，剩下的几乎都交给书店了。我母亲最反对我买书，希望我攒点钱准备成家。每次我淘到好书回家，往往拆了捆，散装在书包里。当母亲问起时，我就说找人借的。她眼看着书架子上的书日渐其多，心里明白，但是她不再说了，让我保留了这点隐秘和乐趣。我很羡慕那些刚落实政策补发工资的人们，在每天候于海王村之门的诸位之中颇有几位是口袋里有几千块钱的。有位供职于中华医学会（“文革”中此会解散，她被调到一个中学工作）的女同志花二百元买了九百本一套的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当时这被看作是豪举，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我以为花那么多的钱买这种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书，不值。当她问到我买这套书值不值时，我婉转地表达了这种意思，而她却爽朗地笑了，并说，买到自己喜欢而又能看的书就是值。我也不搞什么珍本收藏。这真是快人快语。这与另外一位专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定价一元，只卖八分）的笔记小说的书友心态相同。大达出版的笔记小说中错字连篇，标点谬误，令人不堪卒读，他却自得其乐，每得一种，必向人夸耀。我们说这些等同垃圾，最好的去处是造纸厂。而他对我说，又不搞研究，有点错字也不影响我看。我花十几元买了一百多本，其中有许多是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书。这也是属于重实不重名的。我花二十五元买了一部原刊本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著集成》，那是几经踌躇，但是从买到现在已有二十五年了，我没有从头到尾认真地看过一遍。

在海王村淘书的过程中，有些事是永难忘怀的。大约是1974年，任继愈的《汉唐佛教论集》刚出版不久，书中论禅宗的部分颇引人注意，使之很畅销。有一天，我在西廊淘书。在书架上翻了好久，没有遇到可买的书。十点多钟的时候一个小徒弟从库中抱出来一摞书上架，有几函线装书，我一眼就看到有清末刻本《景德传灯录》。十七年中出版的佛学书籍极少，不像现今佛学书籍满坑满谷，到处都是。我从1970年以来就对佛学有兴趣，这本重要的禅宗语录使我眼睛一亮。我一看价钱仅仅五元，于是，马上就拿去开票，买了下来。票还没有开完，从里屋出来一位老营业员。我一看是北楼的老夏，他是一个极有经验和学问的营业员，是孙殿起、雷梦水一流的人物。他问我：“老王你挑的那部书是不是《景德传灯录》？”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你是不是能让一让呢？”我说：“不能。我已经交钱了。”“钱可以退给你。这部书是不能卖的，小×（指那个小徒弟）不知道这部书是不能拿出来的。”“可是你毕竟拿出来了，再说这部书我已经找了好几年了。”他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我包好了书，准备要走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说：“姚文元也正在找这部书呢。”我想，当时毛主席表彰了任继愈《汉唐佛教论集》中论禅宗的文章。姚负责宣传和文教大约也想充实一些佛学知识，才找《景德传灯录》来看，没有想到被我捷足先登了。一天，马建斋老先生对我说：“有一部清末刊刻的巾箱本的《黄山谷诗集》。绵白纸，书刻如汲古阁手笔，极漂亮。很便宜，才六元。”我本来就喜欢黄庭坚的诗，有此佳本，自然心动，只是当时没带钱。相约第二天来买。次日，我早早来到海王村，老先生从后库给我搬出一个小红木匣，拉出插板，里面有两个小格子，每格整整齐齐摞着十一本书，共二十二本，是仿南宋临安书棚刻本，极美观，上海“著易堂书店”的刻本。其他如清末武昌刻的《国语·国策》，点石斋影印的《佩文韵府》（主要是便宜，十厚本才五元）、武英殿聚珍版的“前四史”。在平装书方面也买了一些令我难忘的书。如邓之诚的《古董琐记》、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王云五的《目录学一角》、上海中央书店襟霞阁本的《袁中郎全集》，还有奇书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鲁迅先生曾评此书，并写了《文坛登龙术拾遗》）。这部书印刷装订都模仿线装，形式古雅，然而其内容则是半开玩笑半认真。例如在如何登上文坛一节中说，想成为作家并不难，只要写自己的“恋爱”故事就可以了，这是最引人注意的。现在活到百岁的章克标还在用《文坛登龙术》中介绍过的方法招摇过市——百岁老翁征婚，居然还有许多传媒为其所骗，对此大加炒作。“章老”每晚躺在被窝之中一定会笑那些为他作义务广告的记者，真是如俗语所云“小家雀斗不过老家雀”。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

逛海王村的最大收获是在这里认识一批朋友，称为书友。朋友本为五伦之一，是任何社会中都不可或缺的。可是，自五十年代以来各种整人的运动不停，大搞“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这使得同在一个单位共事的人们不敢坦诚相见，更不能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十年浩劫中，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不敢相互谈谈书，谈谈文化，一谈就是宣扬“四旧”。然而，人是社会动物，天生有交友的需求，特别是在人情淡漠和人际关系紧张的时期。黄山谷有诗云“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我们从中可见诗人对于友谊的渴求。在海王村的书友之间可以纵谈古今中外，可以谈当时人们之间不敢谈、不能谈或不肯谈的东西，没有任何人会责备你。第一，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第二，热心跑旧书店的人中也很少有“阶级斗争脸”（也许是因为到了那里身心完全放松的缘故），很少有伺人之过的人物。第三，最根本之点在于书友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因此书友之间可以完全放松，不必互相防备。书友之中除了谈谈书之外，有时也可以交交心，解除下心灵的防线。

在海王村买书期间还真是认识了几位永难忘却的朋友，他们年纪大多比我大，很多是我的长辈和忘年交，交往中我是颇受教益的。现在他们有些已归道山，有些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有些还活跃在各个领域。回忆昔日的交往现在仍感温馨。由于已经过去二十六七年，记忆有失，另外，书友之间都是邂逅相遇，忌讳刨根问底地打听人家的身世，多是对方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因此，我的记载不敢保证完全符合其实际，也许会与事实有些出入。

我的书友中年龄最长的是卿汝楫先生。当时他老先生就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了。老先生是湖南宝庆人，有一次他对我说：清末我父亲分到宝庆来做知县，任满后就定居于此，遂为宝庆人。他是《美国侵华史》的作者，这部书有三大本，一百余万字。据他说，此书写于美国，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图书馆和国会搜集资料，作了许多笔录。这些资料在“文革”中也没有被毁，有一次到他家去借杜牧的集子，他从一些书柜的底层抱出这些“宝贝”给我看，可惜我不懂英文，只是呆呆地听他滔滔不绝议论这些材料的重要，说它们都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或美国档案馆抄录出来的。老先生最愿意跟我谈的是旧诗，特别是他写的旧诗，他也很以其旧诗自负。有一次，我同他逛完书店后，才十点多钟，我们一起坐14路汽车到陶然亭去遛弯儿。到了那里见到几位老人（就是邓友梅小说《话说陶然亭》里写的那样的老人），老人们欢迎卿先生到来，看来卿老也是那儿的常客。卿老向我介绍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叟，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员，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轨道就是他计算的。这位数学老人向我低声介绍卿老时说：“年轻人，你知道吗？中国湖南有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就是你眼前的卿汝楫。”卿先生的诗有油印本。我翻看了一次，感到卿老旧学功底很好，也娴熟于诗律，气魄很大，是走杜甫的路子，而且是学他的《诸将》、《秋兴》等七律。多是歌颂之作，不免进入“文革”时期旧体诗的套路。我倒是喜欢他的《小鸡行》一类写生活小事的诗（此诗有些学杜甫的《缚鸡行》），描写鸡从小到大的种种情态，十分生动，特别是写毛茸茸的小鸡在院内吱吱乱叫，出入牵人衣的情景，非常有趣。卿老也很以文章自负，他说起新中国成立前他为某报（好像是《大公报》）写社论，一天一篇，每篇大洋十元，往往头天晚上听新闻，然后动笔，午夜前写完，第二天见报。

卿老家住西单的石板房胡同，距离其就职的教育部很近。他住的房子本来是自己的，“文革”时期充了公。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只给他留了五六间北房，东西南房全让外人住了。他在北房面前砌了一堵墙，把院子分成两半，住东西南房的走南门，南门是正门，大门；北门是个小门，在院子的西北角，他走此门。他的生活也很古怪，从院子一进屋便看到一个简易的单人床停在房子中间，上面铺着被子，盖着被单。第一次进他的房间时吓了我一跳，以为上面躺着一个人。每间房子的四壁都是书，因为很久无人清理，蛛网尘封，取阅也极不方便。我看他吃午饭也很奇特，一小锅牛奶，烤两个芝麻烧饼为主食，以果仁巧克力为菜。喝一口奶，咬一口烧饼，吃一粒巧克力，非常独特。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吃，他说一是在国外养成的习惯；一是营养齐备。我想大约这是自我解嘲，借以掩饰因为运动而造成的不正常的生活。他告诉我，他的老伴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似乎是搞教育学的，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尚未还京，他一个人生活。这可能是其生活不太正常的原因吧。我和卿老交往一直到1975年，后来因为受到迫害，才与先生中断了往来。如果先生健在大约将近百岁了吧。至今我手头还有先生的一本书：冯集梧注的《杜牧诗集》。

上面说过孙念台先生是我曾所在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老师，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本来是互不认识的，但是孙先生是师院的名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师院上过学的大多对他老先生会有点印象。孙先生很胖，那时又不流行减肥，每天拖着大胖身子上班很不方便，于是他包了一辆三轮车天天拉着他到北师院教学楼前。当时社会“革命化”程度已经很深，三轮车绝大部分已经改造为“平板车”，用以拉货。除了病人之外，很少见有人坐三轮车，因此，孙先生是师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文革”之中，孙先生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牛棚劳改”时，因为不习惯体力劳动还闹过许多“笑话”，至今还记得一则。说老先生在监督劳动时，管理人员让他用胶皮水管冲洗大字报栏，水冲不到高处，孙先生想把管子举高些，但管子很软，伸长了便弯了下来，水便浇在自己的脸上、身上、脖子里。很多学生站在一边看笑话，旁边一位老师说：老孙，你把管头捏紧，水不是就滋高了吗？先生一试，果然如此。孙先生笑了。说这是“小孔流速”啊，在物理上是有根据的。这个笑话在师院物理系中流传颇广。

我遇到孙先生时，他已经“解放”。这时他已经瘦了许多，脸上也打了褶皱（原先是红光满面的），戴着一副白框子眼镜，两个眼镜片宛如香槟酒瓶子底。身体衰弱了，但是买书的兴致不减，甚至可以说还很高。他每天斜挎着一个黄帆布书包（当时很流行这种军用式的书包），从东城跑到和平门外，显得风尘仆仆，但是每天在等书店开门时显得很兴奋，仿佛即将参加决赛的运动员。他购书面很广，但是没有见过他买数理方面的书。其兴趣在文史，还向我借过清末怀来知县吴永写的《庚子西狩记》（现在据此书改编为电视剧《慈禧西行》），还的时候向我说，写得真好！特别真实。那时红卫兵运动刚过去不久，因为小将们自比义和团，所以人们对有关义和团的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买了一本《中国佛教史》，我还借来看了一个月。孙先生乐于助人，总是笑呵呵帮助他人挑书，向人建议什么书值得一读，与别人讨论读书心得。他是清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孙毓汶的四世孙。我向孙先生问及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孙毓汶与翁同龢争状元一事。毓汶之兄毓溎是道光二十四年状元，毓汶与翁同龢都是咸丰六年进士，会试完毕之后，二人书法皆佳（科举考试名次的确定主要靠殿试时的书法），呼声最高，二人都想名列第一。翁孙两家有通家之好，孙家住的距殿试地点——皇宫比较近，于是，考试的头一天，翁氏便到孙家来住。是夕，孙家安排人在翁同龢所住的房屋之外大放爆竹，搅得翁同龢一宿睡不好觉。殿试之时，翁由于夜里没有睡好精力特差，心想状元一准丢了。忽然想到，自己带了两根人参，放在卷带里，他掏出来含在口中，于是，马上“精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执书，手不停挥，一气到底，无一懈笔”，被取为第一。人称“人参状元”。孙念台先生说：刘氏记载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第一，是翁家住离东华门近，我们祖上参加殿试时住在翁家，不是翁同龢住在我们家；第二，翁氏之所以中了状元是因为他的书法很好，其字乃是欧体，咸丰皇帝也喜欢欧字，所以受到皇帝的赏识。是历史真相如此，还是孙先生有些为先祖所讳呢？写在这里为研究近世历史人物者参考。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坐电车经过崇文门外大街，在车上看到大街西侧有位老人，拄着一根拐杖，斜挎着一个书包，艰难地行着，非常眼熟。车飞驰而过，我忽然想起，这是孙念台先生。后来，我数度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向老店员问起过孙先生，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

吴慧先生是相识于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还有往来的书友。现在的吴慧先生是商业史和经济史学界的名人，著有《中国商业史》、《桑弘羊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这不待我介绍。在七十年代，他还是商业部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那时商业部的干部大多都下到“五七干校”，吴先生因为患血液病而留在北京治病。这时他的商业史、经济史的研究已经中断，把多余的创作精力用来写旧诗，而且一天能写十几首，令我佩服不已。吴先生的旧学很好，但在那无书可读的时期，有“学”是最痛苦的，为了淘书，他也老跑旧书店。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他，我对中国诗歌史有兴趣，吴先生特别喜欢李商隐，并对李有所研究。认为冯诰注的《玉溪生诗集》错误很多，尤其是有关李商隐生平部分，因此他想对李商隐的作品的历代注释加以整理修订，在排比总结前人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最后以己意折中，搞成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我从中学就能背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梦为晓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偏教桂叶香”、“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等诗中所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朦胧美确实非常吸引年轻人的，就李商隐《无题》诗，我和吴先生便有无数话题。我也搜集了一些有关李商隐的资料，在吴先生后来搞李诗集注时，把这些资料供给了他。吴先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搞了一部《李商隐诗编注集成》，据吴先生说有一百多万字。可惜吴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后全力从事商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无暇再顾文学，所以他的这部关于李商隐研究的著作一直没有能够出版。

修泽云先生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的人，为人也比较拘谨，不太爱说话。他的具体工作是英语翻译，英文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专力搜罗的却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诗词。他是杭州人，杭州大学毕业生，是夏承焘先生的高足，书信和讲话都讲究文采，又很瘦弱，很有点江南才子的派头。他曾对我说非常想买到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些写杭州的笔记，以慰对家乡的渴念。我曾帮助修先生找到一本《西湖梦寻》，他很高兴。大约在书友中，我与修先生的书信来往最多，现在还保留若干封。在信中谈诗论文，托买书籍，更重要的还有用文言古体翻译的英国诗人的作品。在一封信中抄了几首四十年代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所翻译的华滋华斯的诗：

畴昔冶游地，三载去复还。

山泉送清响，仿佛含旧欢。

高岗绕周匝，平野相绵阡。

地远无杂尘，杳然天地宽。

兹土已足取，何必恋华簪。

独坐幽林外，林高垂余荫。

举首一瞩目，万象入我襟。

历历园中果，郁郁远人村。

乔木荫后檐，绿野耀前门。

何处炊烟起，依依在中林。

应有岩穴士，林中烹野羹。

我不懂英文不知是否忠实原著，但就译文的风格恬淡、文字的古雅来看与我对华滋华斯的粗浅的理解还是很接近的。修先生所采用的古体是颇有点陶渊明风格的。修先生的夫人与我先后有同窗之雅，大约比我早两三届。1975年的春节招待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不久，我就被捕了。

可记的书友还有许多，因为篇幅所限，这里暂且从略，并非忘了艰难时期曾在精神上相濡以沫的友人。

新时期以前，人们都忙于自保，很少有非分之举。许多整人运动打出反对“小集团”的旗号，其实那时没有什么小集团。于是，一块儿打打桥牌、聊聊天都有可能被归入一个“小集团”，受到打击。现在许多人真是想拉成“圈子”、组成各种各样的“小集团”。于是，各种“同学会”、“同乡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一起集过邮的“邮友”，一起跳舞的“舞友”，一起买过书的“书友”，一起洗过澡的“澡友”……总之人们要通过各种渠道结成关系，以图互相照应，在生存竞争中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而我对书友的回忆则是想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人性也没有完全泯灭，人际关系中也存在温馨的一面。

书与读书者的浩劫

“文革”当中批判那些被打倒的人物，论及他们与“四旧”，特别是与“旧文化”的关系时，往往说这些“封、资、修”的“破烂”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当时我就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没有一点寄托叫什么人？“革命”非得要把所有的人搞得没有一点精神追求、只是傻吃闷睡、浑浑噩噩才肯罢休？那场浩劫中几乎要粉碎一切人稍有点品位的爱好，特别是对书的爱好，更是在劫难逃。然而，我这个人也许有点“花岗岩”头脑吧，不论外界出现了什么样的违反人性的环境，在我的内心都要给我钟爱的符合人性的“封、资、修”留下一块天地。这也是我在任何艰难环境里都能保持乐观的心理依靠。不论身外的世界是如何黑暗，而我内心却一片光明，因为中外的古圣先贤与我一同走过艰难，大约这也就是所说的“安身立命”吧！而书就是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的载体，因此，我对古今中外的焚书暴行最为痛恨。我认为焚书之罪甚于杀人，因为杀人只是消灭人的肉体，而焚书是在毁灭人类的精神和人类的文明。

尽管做学生时期生活贫困，但还是节衣缩食买书，如果能发一篇小文章，得来的稿费是完全交给书店的。因此积十余年之功，还是积攥下一些书的，这些简直就是我的第二生命。从社会风气来说，1957年以来就不断地讨伐书，困难时期有所缓和；1962年年底，强调阶级斗争，对书的限制又多了起来。限制书的借口很多，如“内容反动”、“封建糟粕”、“黄色书刊”、“人性论”、“人道主义”都可能导致书被停止借阅、不允许卖。尤其是“黄色”，人们谈“黄”而色变，因为“反动”、“封建”、“人性”、“人道”等太过于玄虚，一般老百姓弄不懂；而“黄色”则在他们心目中较为具体。许多文化不高的老百姓则把黄色纸张的书都视为“黄书”。

1965年，有一次我到澡堂子洗澡，带了一本三十年代坊间出版的钱穆的《国学概论》，经过了三十年，纸都黄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看《国学概论》，有位在澡堂“学雷锋”的解放军战士看到了走到我身边用极严厉的口吻问：“你是大学生吧？怎么竟敢当众看黄色书籍呢？”这时“黄色书籍”几乎是与阶级敌人等同的，那位战士大概本着雷锋所说的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精神要对我进行专政，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还是在“文革”之前，那时人们“疯”得还不算厉害，多少还有点儿约束，还有点儿理智，还多少讲点儿道理，听你解释解释，可以把问题弄清楚。如果是“文革”当中遇到了这种情况，谁还听你的解释，先揍你一顿再说。

1966年的焚书和长达近十年的禁书——严格地说这十年不算“禁书”，因为禁书只是禁止一些书，少的数种，多的数千种，禁书最多的是清乾隆间也不过禁三千余种。而“文革”当中是只许看若干种书，其他都在禁止之列。这大约是古今中外极独特的孤例。这一年的夏天，在“文革”酝酿之际，郭沫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公开说，他的著作没有存在的价值，都应该烧掉。这大约启发了红卫兵小将，他们把这个意见扩大到一切书上。这时除了毛主席著作、马恩列斯著作和极个别作家（如鲁迅）的著作之外都被看作“四旧”，都在被烧被禁之列。听说山海关市做得更绝，红卫兵小将们把毛主席的著作以外的书统统焚毁。这仿佛是古代的穆斯林打下亚历山大城，除了《可兰经》都被焚毁了。他们的理由是：不同于《可兰经》的书是异端，自然该烧；与《可兰经》相同的书，有《可兰经》也用不着它了。这时大批的珍本书被当众焚毁，更多的珍本书被送进了造纸厂用以造八分一卷的卫生纸。我有个同学，他的父亲是上海的名医，解放前为了行医曾拜在黄金荣的门下，是他的关门弟子。于是，帮会内部的会众送给他许多通行于会内的文件，这些都是手抄本，对研究帮会的历史是十分珍贵的，他家一直珍藏着。可是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听这位同学说，这些手抄文件烧了半天，在水池子里烧，连自来水管子都烧弯了。

我更关切的还是我的那点破书，虽然这些书中没有什么珍本秘籍，但也毕竟是我十多年的心血。幸亏我的母亲知道我这些书来之不易，并且了解我爱书的痴心，所以她才冒着极大的风险保存了这些书。在“红八月”扫“四旧”高潮中，红卫兵像疯了一样乱烧乱毁，我的那些旧书自然也在焚烧之列。红卫兵对我的情况也略有所闻，到家里来过两趟，凶神恶煞似地说要“扫‘四旧’”。母亲预先把我的书存放在箱子里，箱子则藏在小厨房里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躲过了红卫兵的两度搜查。当时，这种行为无异于保存“变天账”，如果被红卫兵发现了，轻则一顿毒打，重则命丧黄泉，甚至殃及全家，祸及邻人，不知道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也许这更多是因为她对儿子的爱吧！文化浩劫之中有成亿册书籍成为制造还魂纸的原料，也有成千上万价值连城的珍本秘籍付之一炬，而那一点只对我个人来说才有意义的书籍却得以侥幸地逃脱毁灭的厄运，被保存了下来，虽然这是我与书的接触历史上最感欣慰的一件事，但是回忆起来却生发不出多少快乐。

话说“内部书”与“内部书店”

——读书随想录（二）

现在谈到“内部书”与“内部书店”，有些像谈陈年古事，实际上它现在也没有消失，但已经是年轻人很少了解的了，因为书太多了，谁还关注“内部书”呢！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当看到人家手里拿着本“黄皮书”或“灰皮书”（内部发行书的封面大多是黄色或灰色的），而自己无缘问津，那种因为不知就里而产生的神秘感和由于不能寓目而产生的无限怅惘也许是现代的青年们更难以理解的。现代青年们面临的是更为丰富的生活，有许多港湾可以供其精神航船停泊，他们不必在读书问题上过分地执著。而我在上大学时，读书几乎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与休闲娱乐。

“内部书”在理论上的尴尬

所谓“内部书”是指只在“内部”定向发行的书籍。这些书被当时负责教化的官员认为不适宜为大众阅读的书籍，这些书或被定为“思想反动”，或被判为“内容荒诞”，不应广为传播，但由于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还要有选择地出版一些这类书籍，于是只好采取定向的“内部发行”这种形式。所谓“定向”是指与该“内部书”有关的单位，如文学艺术的“内部书”对文联、作协、出版社；社会科学类的“内部书”对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至于那些政治理论书和反映世界政治动向的书是面对党政干部的，按照级别购买，大约分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三档。

过去学者把《金瓶梅》评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可是它绝版已久，书店里根本买不到。五十年代掀起讨论《红楼梦》的热潮，而《红楼梦》被认为是“深得《金瓶梅》阃奥”，可是参与评“红”的许多学者很难看到《金瓶梅》原本。黄裳先生在一篇文章说，新中国刚成立时，他逛旧书店，那时《金瓶梅》还不是什么珍本秘籍，一书架子都是各种版本的《金瓶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在五十年代初整顿文化秩序时大多扫地以尽，图书馆里所藏的《金瓶梅》，也锁入了保险柜，它逐渐成为难得之书。由于社会需求很迫切，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影印线装，全部二十一册。然而很奇怪，这部书只卖给部长级以上的干部，部长们又不搞《金瓶梅》研究，买这种从严控制的书籍干什么用？是为了“消愁破闷”还是为了“批判”？显然是前者。既然是为了消闲，为什么采取这样“销售”方式呢？很显然，其指导思想是：只有部长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或说才有能力阅读《金瓶梅》一类有“严重问题”的书籍，而平头百姓甚至包括一些从事文学、文化工作的一般干部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与资格，听说著名学者杨伯峻想买一部《金瓶梅》而不可得。现在看起来，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而在当时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这种水平，看了《金瓶梅》而不受其毒害。他们是天然的免疫者。

然而这种“销售”方法却与我们奉行的理论发生了矛盾。历来我们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党的各级干部。把书分成内部、外部的出发点如上面所述，那么把“人民”“群众”“老百姓”又摆到哪里去了呢？公认的“英雄”和“动力”们，毫无免疫能力，如果读了那些“思想反动”或“内容荒诞”的书籍，轻则“中毒”、“感染”，思想上出了毛病，重则走向犯罪；而“幼稚可笑”的人们，却个个都是金刚不坏之体。也许有人说：“我们讲的是整个的‘人民’群体，而不是哪个单个的个人。”且不说人民、群众这些概念都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的。这种抽象的赞美群体而否定个体的说法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春秋时期有的政治家分析老百姓的力量时，就说过“合而听之则为神，分而听之则为愚”。也就是说，老百姓组成了“群众”才是“英雄”，才是“神明”，至于一个个的老百姓，则是“阿斗”，是“愚氓”。因此，不管主持教化工作的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这种做法与主流理论形成了一种悖论。

“内部书”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装帧简单、印制较为粗糙。虽然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书籍绝大多数的装帧都比较简单，印制的效果大多也不精致，但是，“内部书”尤甚。它们的封面、封底就是或灰或黄比白报纸稍厚一些的桑皮纸，封面上只是印上书名、作者和出版社，真是再朴素也没有了，使人一望即知它是“内部书”。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风格的书简直就不是书，因为封面、封底的精美的设计已经成为书籍必要的组成部分，仿佛眼、耳、口、鼻是人脸的必要组成部分一样，书没有经过美术设计的封面就像人脸没有五官，只是囫囵一片，如同《庄子·应帝王》所描写的混沌一样。这种不具五官的书籍是很容易被认出来的。

“内部书”的封面、封底或版权页上大多要注明此书是“内部读物”或“内部发行”。如果是翻译过来的书还要印上“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没有一定之规的“内部书”

什么书才有可能被划作“内部书”呢？恐怕没有一定之规，上面所说的“思想反动”、“内容荒诞”的帽子戴不到一些书的头上，可是也被当作“内部书”对口发行。如科学出版社1975年到1976年间出版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纯技术性的书籍，它也被作为“内部书”发行，这在今人看来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这也并非毫无缘由，在该书《出版说明》中就泄露了“天机”，它说此书虽然“肯定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证明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较大贡献”；但是书中“又有许多尊儒崇道思想的反映”。当时法家被捧于九天之上，儒家被压在九泉之下，而英国人李约瑟没有体察中国意识形态的变迁，书中有不合时宜的话，自然不能让普通人接触。更令人奇怪的是美国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直到1989年还作为“内部书”发行。

哪个出版社有权出版发行“内部书”？我想大约没有严格的规定，但从我买书的经历中感到，出版“内部书”最多的大约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前者以社会科学（包括历史）为主，后者以出文学书为主（它出了许多我们认为是（前）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学作品，如荒诞派的戏剧《等待戈多》）。另外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了不少阐述西方现、当代“反动理论”的书籍）、世界知识出版社（出了一些当代政治理论、历史、现状的书，包括一些名人的回忆录，早的如《阿登纳回忆录》，晚的如《基辛格回忆录》）、群众出版社（出与公安、劳改有关的书，例如溥仪《我的前半生》最初是“内部发行”，后来见效果不错，才改为公开发行）等。不过我买的“内部书”大多是人民出版社的。

七十年代（指正式恢复出版的1972年及1972年以后），对中国出版界来说，可以说是史书的时代。公开出版的是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所谓“法家著作”。在内部则是由许多中央和地方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北京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合作出版了一大批世界各国的历史书和大量的现代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其中的历史书最引人注目。因为这类书数量很大，大约有数十种甚至可能近百种之多（只凭直感，没有统计）。它们的出版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从大国到小国，从经济发达的欧美到发展中亚非拉各国无不有史。例如《苏联史》《法国史》《法国革命史》《葡萄牙史》《也门史》《越南史》《毛里求斯史》《马尔加什史》等，有的国家的历史出了还不止一种，如果排上书架，足可以排满一大书架子。另外，这些书籍封面设计一个样子，只是靠色彩有所区别；书的印刷版式、字体也都一样，字很大，各书字号一致，非常奇特。如果把这些外国史书竖放在书架上，一眼望去就可以识别出来，绝不会有误。用现代流行的话说，这类书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也许这套书的出版正预示着中国必将要走向世界吧！

宽严不同的“内部书店”和与时流转的“内部书”

第一次看到“内部书”是1960年的秋天，它给我留下印象至今尚极清晰。那是见一位同学手里拿着本当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曼斯菲尔德（抑或是富布赖特）所著的《美国的亚洲政策》，非常想看，但最终没有好意思开口。隔了不久，我在新华书店买书时发现了他们都有一个相应的“机关服务部”。像王府井的新华书店的“机关服务部”就在正式门市部的北邻；大栅栏新华书店的“机关服务部”在书店后面，但是得从柜台穿过；菜市口新华书店的“机关服务部”在其侧面。实际上，这种“机关服务部”就是“文革”前的“内部书店”，在这里就卖一些“内部书”。“机关服务部”顾名思义是接待机关单位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许多“机关服务部”也接待个人，不过有松有紧，各个书店掌握的不一样。王府井书店就很宽松，只要有工作证或大学生的学生证就可以进（我的第一部“内部书”就是在这里买的）；而大栅栏等书店则较为严格，要凭单位介绍信，而且，那个单位还必须是在这个店服务范围之内的。然而，也有网开一面之处，那就是对于熟悉的读者不太较真儿，因此，我取得了在这三个书店买“内部书”的机会。不过我在这些机关服务部没有买到多少真正的“内部书”。1971年以后，对书的管制稍松，“文革”以前出版的书籍如果没有被在报纸批评过的都面向机关发行，此时，我也趁机买了一些。如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都是从机关服务部买出来的。

在“文革”中，我知道北京有两家不依附新华书店门市部完全销售“内部书”的书店，一在朝内大街，一在绒线胡同。听说绒线胡同的更高级一些，但我没有去过；朝内大街的这个书店坐北朝南，房子分里外间，像一个临时建筑。此处外间是接待室，没有书。我与一个老同学拿着卫生部某司长的工作证去买书，那位售书员，验看着我们的证明，用怀疑的眼光反复地打量着我们。虽然最后他并没有拒绝我们买书，给我们拿出了该店的书目，但是他的眼光把我买书的情趣一扫而光。买书不是乞讨甚至也不单纯是个买卖活动，就其本质来说，它乃是一种文化活动。寻书、淘书、买书都是有其尊严的，读书人与书打交道的情趣都来源于文化的尊严，当你感到它受到亵渎的时候，其趣味便荡然无存了。

不同的“内部书”在不同的读者圈中也各有其流行期，这可能是主其事者始料不及的，更是现代的人们所不了解的。当然，谈到“流行”的“内部书”也纯粹是个人的感觉，我也没有去统计，更没有统计的能力和权力。五十年代末，国际共运在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是波兰的哥穆尔卡和南斯拉夫的铁托。铁托总统领导的独立于中国、苏联之外的南共联盟及其所倡导的理论和推行的政策在大学生之中似乎也有市场。中国共产党两度批判过铁托，一是1948年，南共联盟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之时，毛泽东也指责铁托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有意与南斯拉夫改善关系，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贝尔格莱德，此时中国相应地也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友好关系；二是1957年，中国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判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待“匈牙利事件”的“错误态度”及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并指出这种政策是“修正主义”的。直到七十年代中叶，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恢复了与南联盟的关系。1977年铁托实现访华，两国友好关系达到高峰。当时中国的党政领导人说毛主席生前赞扬铁托“像铁一样坚强”（大意如此），可惜两位伟大领袖没有实现历史性的会见。

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还是“修正主义的典型”，正式的报刊上不点名地批判它（后来与苏共关系发生危机但尚未正式破裂之时，一些批修文章中才开始点南共之名，不过此时又是借“南”批“苏”了），为了使干部对“批修”有更深入的认识，在内部出版了一些南联盟有代表性的政治著作，如《南共联盟纲领（草案）》、铁托在普拉的讲话、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还有南共理论家卡德尔的一些著作等。这些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视为“修正主义”代表作的“内部书”大多是枯燥的政治理论读物，如果公开发行，我想不会有多少人读，竞相去买的则更少；可是它在书的封底上印上“内部发行”，再进入“内部书店”，马上便有了身价。而且刺激了好奇和求知欲望很强的青年人的购买与阅读。我就买过一本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和英国力主“和平过渡”的工党理论家拉茨基的《合法的革命》。有了这两本“内部书”就可以在同学之间交换阅读了。

我认为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在国内影响甚大，该书认为社会主义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掌握政权以后还会发生异化，从而在统治阶层内产生出具有特权和生活极其奢侈的“新阶级”。后来我们在1963年到1964年批判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也就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一至九评），指出苏联之所以“变修”就因为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特权阶级”。并围绕着这个问题对苏联开展过许多揭露和批判，为此，也曾经出过一本“内部书”，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后来公开发行）。书中多从生活小事上揭露苏联“特权阶级”多吃多占，他们收入远远超过一般的工人农民，奢侈腐化，成为新的剥削分子。我国从“四清”到“文革”期间，这个观点还被许多人用来分析国内问题，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毛主席就提出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做舆论准备时，又对全国和全党指出中国产生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六十年代的一本热门书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所写的《第三帝国兴亡史》。这本书大约出版于“文革”前夕，好像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书与其他“内部书”不同，它有较好的装帧和纸张。我想最初可能是打算公开出版和公开销售的，可是当它编印完成之后，已经到了“文革”前夕，此时才发现它不合时宜，故而改为“内部发行”。

《第三帝国兴亡史》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流传很广，这可能与“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专政有关。读者从这部书里看到许多对中国人来说是“似曾相识”的东西，使人感到原来现实中的许多做法都是其来有自的。书中写到1933年5月10日发生在首都柏林焚书的“壮举”，这是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狂热的纳粹党徒面对着数以万计的德国人民焚毁各类书籍两万余册，其中包括许多极其优秀的文学和科学作品。它们是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茨威格、雷马克、左拉、杰克·伦敦、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大师们的杰出著作。而纳粹的宣传部长，以绝不说真话闻名于世的戈培尔在焚书“仪式”上说：“在这火光下，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我们从这些豪气万丈的话中可以感到无论多么荒谬和多么卑琐的东西，只要当历史阴差阳错地把它放到权力的位置的时候，它也会自我膨胀起来。此时，他就敢以未来自居（实际上戈培尔的“未来”不过是国际法庭），以真理自居，这使人感到可笑，更使人感到可恶、可憎！人们读到这些历史错位的记录时就不能不想到1966年的“扫四旧，立四新”的疯狂。专制主义的政治操作，古今中外相差无几，但也有一些巧合使人感到历史十分有趣。例如把自然科学意识形态化，于是，便产生了“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以追求精确闻名的德意志民族居然在大学课堂里讲科学的种族性；这与“文革”中宣扬的自然科学的阶级性和真理的阶级性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所写到的德国女青年团员“下乡年”中所受到的痛苦和产生的种种问题，也会在那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青年中引起共鸣。

“文革”中期出版的几本怪书

怪书《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从出版的来头、时机、装帧和价格来看都是不同凡响的，然而，其问世后，如泥牛入海，阒无反响，没有看到一篇评论，甚至很少有文章提到此书。只是前两年，作者章士钊先生的女儿章含之女士在回忆其夫乔冠华的文章里谈及其父向乔赠送《柳文指要》事，才提到此书，这也是空谷足音吧！

1966年的“文革”风暴扫荡了一切正常的出版工作和正常的出版物，此年6月以后，除了一些特许的报刊和印数以亿计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之外，几乎没有正式的出版物了。这种情况到了1971年9月才开始有所转变，大约第一部书就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随之出版的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出版于1971年11月。此后，方有二十四史的校点本如《周书》、《南齐书》、《陈书》、《北齐书》等正史陆陆续续问世。由于毛主席喜欢古体诗词，于是1973年又出版了平装和线装两种版本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和朱彝尊编选的《词综》。1974-1976年的出版是被纳入“评法批儒”轨道的。

《柳文指要》杀青于六十年代初，交给专门出版古籍的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有许多提法在当时是独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是又因为章士钊是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书局不敢擅自决定，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康生说，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于是，中华书局把《柳文指要》退了回去。1964年章先生把这本书稿直接寄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除了自己阅读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读），还把它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看，并让康生认真阅读并提出具体意见，然后，由作者修改出版。这一部阐释古籍的作品，便在中国共产党内最高级人物间传阅。毛主席还向刘等人建议出版此书（当时毛已经退居二线，不管具体事务），虽然他说到此书还有缺点。近几十年来，还没有任何一本与古籍有关书的出版，惊动面如此之大。毛主席写信后，康生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指示中华书局积极出版这部书，中华书局又从中央文史馆将书稿取了回来，原封不动出版。当时的《柳文指要》责任编辑程毅中先生说当时已经排出校样，是用五号字排的。可是当它即将“付型”时，“文革”开始，席卷了一切的正常活动。自然《柳文指要》的事也就搁了下来。到了1971年，章已经九十一岁，再不出版可能就看不见此书的印本了。毛主席为了照顾他的这位老朋友，一有出书的可能时，便优先出了这部《柳文指要》。

上面指示用大号字印，于是，原来排好的版作废了，改用三号字重新排版（相当于现代电脑打印宋体标准四号字），字很大，大约此书读者对象是老干部和老先生吧。字用繁体，竖排，分装为十四本，三函，有硬纸做的书套，很像线装书。因此，它的成本也比较高，卖十五元一套，在当时是很贵的。我买了一部，花了一个星期的工资。

《柳文指要》与《李白与杜甫》特别引起读者注意的首先是它们的作者皆非寻常人物，郭沫若一代名流，自不必言；章士钊也是那个时代的学生出身的人们都很熟悉的，因为高中语文课本选了鲁迅先生的名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在这篇杂文中鲁迅提倡“打落水狗”的精神，而“落水狗”就是指从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位子上刚下台的章士钊先生。章任教育总长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潮，他坚决支持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对学生的严厉镇压，这引起进步教师（包括鲁迅）对杨、章的反感，鲁迅在与章士钊及其支持者论战的过程中，写了许多篇富于战斗性的杂文，这些又在鲁迅作品里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是鲁迅确定了章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负面的位置。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钊留学英国、思想进步，曾因鼓吹革命，享大名于一时。民国建立后日渐保守，新文化运动中，他已经落后于时代，在自己办的刊物《甲寅杂志》（“寅”为虎，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老虎总长”）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在政治上，又与北洋军阀沆瀣一气，一度做段祺瑞的“谋主”，成为北洋政客中的一员，官居司法与教育总长；从总长的位子下来之后，竟到杜月笙家做门客，颇为清流人士所訾议。他的名声更是一蹶不振。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先生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与毛主席私人关系不错。在“文革”之中，红卫兵根据平时对章的了解去抄他的家，周总理劝阻红卫兵不要胡来，他在讲话中就指出：毛主席二十年代困居上海时，章士钊曾资助过主席；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章得知蒋要暗杀毛，便前往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劝毛主席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49年，章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谈判破裂后，章留在北京，没有回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南京。可见章士钊先生一直与共产党合作，为毛主席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毛主席每月都给他寄钱，接济他的生活。这种不同寻常的交谊，使得章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帆风顺，毫无坎坷。

这部书，就其本义来说是部研究柳宗元古文的专著（章士钊先生著书爱用“指要”二字为名，其早年著作就有《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分为上下部，上部称为“体要之部，体要者谓柳集本体所有事，必须交待清楚也”，这部分按照柳集原编次序，逐篇加以说明；下部是“通要之部”，该部“赅括千年来之评论，分别项目，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交谊种种，各归部居，严加分析”。如果读者了解当时舆论氛围（自1966年以来，所有的“非无产阶级的文化作品”都视为“封资修”），就会感到在那个时候出版这部书是多么不合时宜。这部书的出版仿佛是在一批身着黄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遗老一样。

《柳文指要》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抑韩扬柳”，而且是“抑”到底和“扬”到极端。这是它与时代合拍的一面。有的历史学家把二十世纪称为“极端的时代”，而中国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极端中的极端，而《柳文指要》和我们以后要谈的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都是持极端观点的著作，因此当时就有人戏称章、郭二老简直是“老红卫兵”。

过去虽然“韩柳”并称，但是多数学者还是认为韩愈的成就高于柳宗元，这不仅是因为韩愈以担荷儒家道统自居；而柳氏参加过不为正统舆论所认同的“二王八司马”政变。而且也由于韩氏的文章写得极好，历来有“韩潮苏海”之称。韩愈的文章，有排山倒海之势，音调铿锵，文从字顺，读起来颇有感染力，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毛泽东最初也是学韩愈文的，这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就有所介绍，我们从毛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韩愈对他的影响。像《质问国民党》、《别了，司徒雷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以及为胡风材料写的“按语”等文章之中都可以看到韩文的影子，不管今天我们如何评价这些文章，但都不能不承认这些文章写得好。柳文善于剖析，但是文章过于冷峻，热力内潜，藏得太深，人们读了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和受到感动的，因此，长期以来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如韩，这是有些不公正的。章先生要翻这个案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本书中用极大的热情把柳宗元说得无美不备，捧到九天之上；另外，对韩愈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打入深深的地下。这种过犹不及陷入了另外一种不公正。章先生在此书为柳宗元的“定位”超越了一切古人，直逼现代人的营垒。例如他说柳氏坚持“以民为主”的学说，并且主张“民可以反君，君绝不许反民”，因为“民”就是“天”。“天目民目，所视惟一”，所以章先生认为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只有柳宗元“单人匹马”“痛击”孔丘之愚民、董仲舒之“盲民”、韩愈之“仇民”。这种说法已经使人感到太过于拔高了。然而还不止于此，章氏在论及柳之《示民》诗中所涉及的关于消灭“士农工商”矛盾冲突的思想时，甚至说“其道大通，直贯今之社会主义而无违牾”。认为柳宗元具备毛泽东认可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不是令人觉得太离谱了吗？章先生要制作千古之完人，他还从哲学观点、才质学问、政治品质、道德品质等多方面对柳宗元大加赞美，把一千两百年前的柳宗元描绘成神。而对韩愈评价正与此相反，早有人指出韩愈《原道》篇是倡导“与民为仇”的，章氏把这一说法贯彻到对韩愈一言一行、一文一诗的评价之中。说《送李愿归盘谷序》是韩愈的“第一恶札”，说韩愈的“排斥佛老”是“明反暗信”，甚至连他冒死上《谏佛骨表》也是“拾人牙慧”（实际上把章先生放到唐宪宗时代中去，他也未必能像韩愈那样“欲为圣朝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至于对韩愈人格的指责更是随处皆是。如说韩愈为人“毫无道义”“迷信鬼神”“沉迷女色”“贪生怕死”等，这类的指斥对方私人品质的贬义词，章先生毫无吝惜地大量采用。

《柳文指要》上呈毛主席后，适逢贯彻毛主席有关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城市“四清”上马，“文革”在即。他没有想到自己写了几十年的书赶上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期，于是，1966年5月10日在已经能够感到大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刻，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将《柳文指要》“撤回重行检查”。说本书“纯乎按照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又说自己“堕入反党反人民黑线之内，得受膺惩”。连当时处于革命激情中的毛主席，也不禁在章先生战战兢兢的检讨文字之旁安抚地写道：“此语说得过分”、“何至如此”。当然，这只是他虚晃一枪的“假检讨”，实际上，章先生肯定也不会真像他写的那样想，用粉碎“四人帮”后流行的语汇说，这里也有不少“违心的话”。我们从《柳文指要》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位颇有点自负的老先生，章先生丝毫没有感到自己很“旧”，是革命路上的“绊脚石”。虽然此书是用“文言”写的，其中夹杂了不少现代语汇。章老先生很像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是位很识时务的“摩登圣人”。他常常把一些时髦话语或论点生拉硬扯地引入其谈史论学的文字之中，而且，在品评时事的“现代感”上，使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瞠乎其后。这些很难融合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便使人感到十分奇特，也就是“怪”。《柳文指要》在1966年以后做过一次修改，不知道那些时髦的话是原有的文字，还是修改时加上去的。我个人认为大约两者都有，原有的居多。

毛主席1963年批评文化部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1964年意识形态领导们奉命抓京剧改革。章先生在书中对京剧也加以声讨：

如近二百年来之京戏，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之间架，而帝王将相，民间所不习也，才子佳人，农村之所不解也，封建社会亡，京戏之本质亦随之而俱亡。亡矣，新生子姓之无从与知，遂与卵之无毛之生来无有者，于人意识形态上，了无二致。

最后几句还有些欠通，不过意思大体上还是明白的，就是京剧已经过时，不为人民所理解，自然会消亡。其实既然会自动消亡，你还声讨它干什么呢？

“躬耕归隐”本是文人士大夫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不必特别认真对待。这是熟悉中国古代文学、了解中国文人士大夫历史的人们都知道的。柳宗元被贬之后写了一些向往回河东老家归隐和在家乡躬耕垄亩的诗章，章先生对这些作了很高的评价。

至为国计民生着想，打破自来士农阶级隔阂，使知识分子下农村，“即耕即学”，并长养子孙，使保持此一高等文化风格，则须自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人民政权确立之岁为始，世有记录。

柳宗元的《叙志诗》中写到归乡种田生活的愉快，实际上这在晋陶渊明、唐代的王绩、王维、储光羲等人的诗篇中多有表现。章先生把此种早就存在于文人士大夫头脑之中的思想意识，说成是对“沟通四民”打通“士农隔绝”的向往，并联系机关人员、知识分子下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未免令人感到可笑。

其曰：“处贱无溷浊。”尤示与同工者同食同住，不分贵贱，固穷匪淫滔，谓同是穷苦工人，不敢欺侮恣虐他人。今时院校师生、文员部伍，争先上山下乡之大跃进，将见子厚所挟打通四民蔽障、大开民路之崇高标格，永远无从达到。

六十年代中期最令世界瞠目结舌大约就是1966年6月开始的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造反运动了。当时《人民日报》社论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是“伟大得”不得了的群众运动。可是，章先生为它找到了“历史根据”，他上溯到“郑人议于乡校”，所谓“论政必于学”，并认为这些与：

今日吾国各校闹革命，举凡与闻国家大事，及干涉一切用人行政之主张，如出一辙。

不知道当时负责宣传的姚文元者流看到了这些有什么感想？章先生既不能忘怀现实，但又绝不遵循那时评论的逻辑轨道（当时为当局所定下论调不仅观点不许做些许更动，甚至连语序都不能变，如北京前市委在文章中把“灭资兴无”改为“兴无灭资”便成为其罪状之一），还常常独出心裁地解释当时流行的理论：

圣人虽圣，智慧要下于人民一等，如之何不学？古之言曰：王者往也，斯如今之言曰：从群众中来；古之言曰：君者群也，斯如今之言曰：还到群众中去，夫还到群众中去者何？曰：学。

这种随意性的解释也许是章先生的特权，那时我所在的一个学院的某老先生用“慎终追远”来评论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是写在个人日记上的），发现后被揪了出来，并受到严厉的批判。而《柳文指要》中各种“怪议论”是受到特许的，这又是令人有些羡慕的。

对于柳宗元的“维持富民，平衡赋税”的政治主张，章士钊先生评论说这不如宋代王安石的“铲除富室”做法好（实际上，王安石只是主张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富室，而非“铲除”）。但是又说王安石的变法实践也有许多流弊（这是符合实际的），并用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政策与之做了对比：

尝论介甫之败，其病非一：一、彼不从根本下手，而先将土地改革，务存富之名，而使贫民不匮，此必不可得之数。二、己所用多缳薄小人，而留大部分号称正人君子，大肆讥评，日幸其崩溃以为快。是内既不坚，而外有无数之罅隙，前来间执，所事焉得不败？三、天下无有利无病之改革，先既无法豫阻病之不来，而又无相应抵抗之法术。如私产皆籍于官，民乃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此必至之势，而须有善于说服之大队干部，家喻户晓，始得挽回颓势，设若无之，非败不可。四、不论名义云何，所谓“享上”之一过程，必须到来，于斯功败垂成，理有固然。

北宋时期哪里来的“大队干部”呢，而且是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大队干部”？不知道章先生写这段文字时是怎么想的？

章士钊先生还注意到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用词上的“热点”。如自1957年以后，“矫枉过正”一词颇为流行，成为办事做人趋向极端的指导思想；“文革”之中它几乎成为一切胡作非为的挡箭牌。在阐释《送辛生下第序略》时章先生也把“矫枉过正”说成办成事情的不二法门，“盖欲矫枉，必须过正，苟不过正，即枉不可得矫，此物理之必然性，而且为现行党义隐寓之德，无可逃避”。章先生非常看重这个有来头的词汇，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基础。另外“闹”与“怒”也是解放以来颇流行的词汇，而且，获取了正面意义，章先生认为它就是新社会的保持社会稳定的“礼”与“刑”。“盖亦唯此闹与怒，能布达群众谴责声音，被之行事，而使渐有所转变”。以“闹”和“怒”代替道德规范与法律约束，虽然荒唐，但是的确也揭示了中国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

总之，书中奇怪的议论和观点很多，这是那个奇怪的时代决定的，但也是章老先生的个性的显现。章先生自视甚高，把《柳文指要》看作是“两千年来传统文学体裁”的“结穴之作”，把自己说成是文言这一文体的结束者；又把毛主席派为语体文的开拓者。“《毛泽东选集》成为唯一典型，君师合一，言出为经”。他认为自清末民初以来用文言体写作的，三个成就最高的是梁启超、严复和章士钊自己。我没有资格评论章先生古文的成就，因为没读过多少他的文章。不过从《柳文指要》的行文来看，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对章的“古文”不大佩服，胡适也说他写的是“欧化的古文”，实在是有些道理而不是因为论战而带有点意气的话。为学界所熟知的“意表之外”的典故出自章先生的文章，也不是偶然的。

《柳文指要》出版前，毛主席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过“历史学者”可能批评章士钊的“史观”问题，但是不能要求八十五岁的老翁改正。后来实际上也没有这样做。大约此时左右两派的个体历史学家都已被打倒，后起的“集体经营”的“史学家”如梁效、罗思鼎、洪广思等都是奉旨批判，是大老爷开金口之前演奏过门的吹鼓手。他们时刻盯着的是上面的指示，上面没有动静，《柳文指要》当然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个别的勇敢之士自发地起来讨伐他的文章，也不可能问世。因为，当时报刊很少，都在统一管理范围之内，根本不可能独立地发表在伟大部署之外的东西。另外，《柳文指要》的写法、内容、售价都使读者难以接受，因此，尽管当时无书可读，人们仍然很少购买，其印数也很少。就是这样，它也没有卖完，中华书局（《柳文指要》的出版单位）每人发了一部。

《柳文指要》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不仅“上达天听”，而且毛主席读了不止一遍。后来又叫秘书找过《韩昌黎全集》，可能重温了一下韩文。在此之前，主席的文章中多次提到韩愈，很少提到柳宗元及其文（似乎只用过《黔之驴》的故事）。而在后来的“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毛主席写下“熟读唐人《封建论》，莫遣子厚返文王”的诗句，说不定这与章先生的大著有关，《柳文指要》一书中论述最为详尽的一篇文章就是《封建论》。

众说纷纭的《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与《柳文指要》不同，它是用语体文写成的，平装者五角钱一本。当时有阅读能力而又喜欢读书的，几乎是人手一册的。除非是像钱锺书这样博学多才，而又目光如炬的人物，才会在回答别人问他是否读了《柳文指要》和《李白与杜甫》的信中说“老不好学，未曾用以遮目”。《李白与杜甫》是“扬李抑杜”的，而且很极端，由于成书草率，材料上也有些问题。本文不打算再谈学术了，1979年我已写了一篇长文指出《李白与杜甫》在评论历史问题的尺度、引用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解释上所存在的可以商榷的一些问题，此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80年第三期上（收入我个人的随笔集——《燕谭集》中）。这里只是指出《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些怪异之处和当时老百姓对它的一些奇异的议论。

这不是一本正式评论李白与杜甫及其作品的学术著作，它更近于当今流行的学术随笔，想到哪便写到哪。《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李白与杜甫是分别谈的，“关于李白”一部分中的各个小题大多是中性或褒义的。如“李白出生于中亚”“李白的家室索隐”“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二次大失败”“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等；至于“关于杜甫”那一部分就很少这样立题了，如“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等。不用看正文，一看这小题目就可以知道杜甫是口诛笔伐的对象了。

同一件事，发生在杜甫身上和发生在李白身上会有不同的评价。如李白以好酒名世，世称“酒仙”。郭老对李白的好酒深致赞美，他说李白“得到‘千斛酒’的力量，好像得到了百万雄兵，顷刻之间，战胜了一切的神仙妖异、帝王将相”。“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酒对李白说来不啻是万灵妙药。至于杜甫的嗜酒便是“不惜抛开职务——懒朝”，是为了喝酒到处举债、是不惜为酒伤身，甚至最后竟“死于牛酒”，简直是个自作自受的酒鬼，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者的好恶太鲜明了，可惜的是失去了公正。

每个读文学作品的人都会产生一些想法，而郭老读杜甫诗产生的一些奇特的想法就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想到的，所以郭老的想法显得很怪。《石壕吏》大家很熟悉，我们的初中语文课本就选了它，读到这首诗都会同情老翁老妇一家的不幸遭遇。仇兆鳌说：“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而郭老却想到：“但差官（指石壕吏）却没有奈何媳妇儿，不知道是否碍在司功老爷的面前不敢胡为，还是诗人行文有所文饰，只好作为一个问题附带着写在这儿。”这真是发千古之未发，古往今来解诗者谁也没有想到这儿。这样的怪论可以举出很多，如在解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说茅屋“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讲究”。分析《官定后戏赠》时说到杜甫不愿意做“河西尉”（河西县的“公安局长”），是“宁肯在京师当逍遥派”（当时，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而又未被揪出来的人物，称为“逍遥派”），“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这些“评论”使一些维护和热爱杜甫的老先生们很生气，认为这是对“诗圣”的亵渎，我倒很佩服郭先生的浪漫，大约从古以来读杜诗者很少能作此奇思异想。

《柳文指要》由于读者少，没有在民间引起什么议论；《李白与杜甫》就不同了，它发行量大，读者众多，郭老又是易为普通民众所瞩目的人物类似当今的明星，因此就出现了许多有关《李白与杜甫》的奇谈怪论。

自五十年代以来，许多有关文化的出版物负载了其书面以外的政治意义。例如五十年代初发表“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论《红楼梦》，文章预示着对“资产知识分子”改造的全面开展和深入；1957年6月初民革中央的秘书长卢郁文揭发有人给他写匿名信和第二天《人民日报》为此事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预示着从“鸣放”转向“反右”，和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运动的开始；1965年10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预示着“文革”风暴的到来；1966年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预示着打倒所谓“四家店”；1967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预示着“文革”这场运动的矛头已经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特色。中国老百姓特别是有一些文化的人们长期在这种氛围中生活便有了从一些出版物推测政治动向的习惯和能力。人们乐于作这种推测不单纯是为了在未来的政治运动中求得自保，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借此测试自己的推测能力。人性中本身就有一种好奇心，而那时每个政治运动既要保密，又往往示人以一定的朕兆，这更激起人们猜谜的兴趣，因此，才会乐此而不疲地去推测，去猜想……

《李白与杜甫》给人们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信息呢？当时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它是第一本（《柳文指要》没有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开出版的书，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不会出版这类没有多大意义评论古人和古诗的著作的。这是读到这本书的人们的普遍的想法，从当时的政治氛围来看，人们的想法是有道理的。那时还处在“文革”之中，但自六十年代末以来有两件大事最引人关注，一是中苏边境冲突，珍宝岛一带“打得火热”，战争中出动了许多重武器；另外，新疆边境也很紧张，双方有些剑拔弩张；二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自我爆炸，本来每天都要多次祝他“永远健康”的，突然变成了第一号反革命，而且，身死境外，为人所笑，这个反差太大了。人们读到《李白与杜甫》不能不想到这两件对中国人民刺激最大的事情。

把此书与中苏边境联系起来的想法是正面评价作者的。书中的第一节就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此节中指出据李白口授和自述，他确实是出生在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有人就说这书是为中苏边境之争服务的。但是这个内容在全书里占的分量太小了，何况郭先生的“考证”常常运用加字或减字法（因此学术界私下有说郭老考证是“加减小柴胡汤”的），很难取信于人。于是，又有人说此书暗中为林彪张目的，这种评价作者，用今天话来说是近于诬陷的，如果现在有哪位批评家敢用此法来评论作品，少不得要对簿公堂，请律师，打官司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如果某部作品真是遇到这种批评的时候，作者就只剩下请求“坦白从宽”和哀求“给出路”的份儿！

林彪事件发生在1971年9月。根据当时传达的中央文件说，林彪妄图篡夺中央领导大权，篡权不成则要飞往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两个阴谋皆未成功，最后才飞往苏联，叛国投敌，中途摔死于温都尔罕。林彪事件出现不久就开展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教育。可是读者在《李白与杜甫》中“发现”作者在“鼓吹分裂，反对统一”。其主要根据就是书中贬低唐中央王朝，郭老把在安史之乱中的唐朝分为南北两部分，指出唐肃宗继皇帝位，另一位王子李璘负责经营江南（实际上他只被任命负责现在的江西以西的西南一带）。正式继承王位的唐肃宗被说成只是负责经营北方，在郭老看来“北路的恢复事业比较困难，希望颇为渺茫；而南路的经略则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维持到南北朝时代的局面”。这种把中国“一分为二”的说法又与史实有些出入，所以易于被人扣上“鼓吹分裂”的帽子，在那个敏感时期关于“统一”与“分裂”的问题是不好在出版物中公开议论的。

由于李白投奔的是永王李璘，郭老爱屋及乌，对永王也大加赞美，对于永王的对立面——唐肃宗则多谴责之词，甚至说真正继承唐玄宗意旨的不是太子李亨（继位后为唐肃宗），而是永王李璘。一些热中于“猜谜政治”者，在这里容易出现“短路”，把林彪与“永王璘”组接在一起。而且，还会追问郭老是不是以李白自命，以从“永王璘”为荣？唐肃宗又影射现实中的哪位呢？

《李白与杜甫》的最后还写了一个“广州政变”。这个唐代的“广州政变”是广州部将哥舒晃策动的，诗人苏涣为谋主。他们在九月初十杀了广州刺史吕崇贲，几乎占领了岭南一带，后被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所镇压。这是个与当时中央王朝相对抗的分裂活动，历史上似乎没有给予正面评价，而郭老毫无根据地推测“既得到少数民族的响应，也得到商人的支持，想来工人农民也是参加了的”。并且又以当时皇帝腐败就“肯定哥舒晃、苏涣的造反是完全有理的”。这些被那些“猜谜式的批评家”用来比附现实中的“广州政变”。可是在郭老写此书时，林彪的地位虽不能说“如日中天”，但也远未露出“下世的光景”，离所设计的“广州政变”则更为遥远，幸亏这本书出得较早，如果再晚上一年半载则可供罗织的材料则更多。也由于郭老地位高，深为毛主席所知，没有因此而倒霉。如果是一般作者，而此书又出在“批林”之前，上述的那些“猜想”就难免不成为作者的真实的罪状，如吴晗的《海瑞罢官》不就是躬逢此盛了吗？

这种文学“批评”如同酷吏给人捏造罪案，然而那时人们对《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燕山夜话》的“批评”就是这样有声有色、一本正经地演出的，并得到当时领导人的支持和广大民众的哄合，而且，作者没有答辩的余地。人们对《李白与杜甫》的这种“批评”只流行于民间，因为它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所以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伤害。这里我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有些人因为文字而陷入冤狱，并非是他们有应该被指责的地方，如果照那种方法搞是任何以文字为业的人们都会有“合适的罪行”而被惩处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从当时人们对《李白与杜甫》的议论，可见这种罗织“罪行”做法的普及面之广和人们对此法运用的娴熟。

这也叫做文学作品

打开《虹南作战史》，书的扉页上印着四条“毛主席语录”。第一条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作者署名为“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当今的读者看到这些谁也不会想到它是一部“长篇小说”，仿佛是一本政论，或是本革命史，然而，它确实是一部“小说”。而且据说是运用最新创作方法写作的，参加写作组的有领导、革命群众、专业和业余作家（最好称为“写手”）。领导同志（具体说就是上海第三号人物徐景贤）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实际上写这类书也用不着什么技巧，如果作者要是积极一些弄点花点子，说不定反而坏了菜。这部书中没有人、没有活的人，每个人物都是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定性定量制作出来的。代表“无产阶级或贫下农”的形象一开口就像党报社论（而且是七十年代初的党报）；知识分子出身一出场就有两面性；富农分子一张嘴就敌视新社会。“小说”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是“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笔直的”，这是政论的标题，不但题目这样，而且，在写法上也等同政论。在所写的每一个故事之前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故事只是“语录”的说明而已。最近有人表彰《金光大道》（有的批评者说应称为《精光大道》），认为它还是一本较好的文学作品（作者则认为这是他的骄傲），实际上与《虹南作战史》相比也不过是百步、五十步而已。我们把这些也叫做小说真是对有悠久而优美传统的中国文学的侮辱，不知道中国有品位的读者意识到这一点没有？

重读《诗经》

——评《诗经名物新证》

扬之水同志的《诗经名物新证》一书，从《诗经》中选择了十五首诗，深入细致地考证了诗中所涉及的名物，对诗义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并生动地描绘了这些诗的艺术特质，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力和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此书所释诗难度在《诗经》中颇有代表性，因此读了此书，有重读《诗经》之感。

《诗经》与礼乐

书中选的十五首诗大多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诗风雍容典雅。用汉代经师的话说，它们多属于“正风”“正雅”，这些诗篇多用以表现西周初年的和平与安乐。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在谈到这类作品时说：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

《诗谱序》

这些作品，并非每一首诗都是立意在“歌颂”的，但它只要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礼乐规范下的生活和情绪，就自然而然地有了颂美的倾向。“四始”中的《关雎》《鹿鸣》都是这样。的确那是个礼乐皆得其中的时代。中国古代虽然号称“礼仪之邦”，但“礼”完整而自然地实现似乎只有在周初，以后即使在王朝鼎盛时期的“制礼作乐”都不免有几分做作的成分。

《诗经名物新证》一书是持古文学派家法的。此派最重要的观点是“六经皆史说”，扬之水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讲，但她在阐释具体作品时是严守这一点的，不过，不像古文学派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罢了。遵循这一点，扬之水用近于诗的笔调描绘这些诗篇中所涉及的历史、生活，它们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诗的时代，几乎一切庄严的、有限止的仪式之后，都接续着轻松的、无限止的歌与酒。庄严自然是真，庄严之后的放松，却不是对庄严的否定，而是接续，只不过换了一个亲切的方式。因此当日宴饮，不妨说是生活中的政治，政治中的生活。适应于政治需要的各种礼典具体而微，仿佛渗透到生活中每一个角落。而射御、祭祷，聘问、盟会，不论内政与外交，又无不依“嘉宾式燕又思”的宴饮而成。

作者还指出诗中反映了礼仪生活的功能，它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具有娱乐与审美价值：

庄严的礼仪维系着封建宗族秩序的稳定，所谓“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但能够在紧张的娱乐中一展棣棣威仪，这娱乐，毕竟让人满足。“献酬交错，礼仪卒度”（《诗经·楚茨》），温良恭俭中，依旧是奢华：“乐酒今夕，君子维宴”（《诗经·弁》），有节制的宴饮中依然漫溢着节制不住的狂欢。伴随着礼仪而行的旨酒、嘉肴、乐舞，仍不免激发礼仪中人生命的躁动与热情。

近几十年来，很少有人如此说诗，更少有研究者如此细腻地去体会诗义，揭示《诗经》中歌咏的生活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记得1958年时，茅盾先生从所谓“为谁服务”的角度根本否定了《诗经》中的这类作品。说它们“或是奴隶主颂扬自己祖宗的‘盛德’和‘武功’，或是夸耀奴隶主‘政绩’如何好，奴隶如何感恩戴德，或是叙述生产成绩，那也无非夸耀、歌颂奴隶主的圣明。这些诗篇有不小一部分是领主或贵族们在祭祀和宴会的时候用以媚神和娱乐自己的”（《夜读偶记》）。这种评论在五十年代是有代表意义的。北京大学55届中文系学生编纂的红皮装帧的“跃进”牌的《中国文学史》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于是《诗经》中可以肯定的作品就很少了。因为这类作品毕竟是《诗经》的主体，而那些所谓的为“被压迫者”“被损害者”服务的“民歌”不过三四十首而已，至于那些被定位为敢于“痛斥”或“揭露”统治者的作品，在《诗经》中不过寥寥数首。这不是太扫兴了吗？当时为了肯定中国这第一部“诗歌总集”，特别是其中民歌的伟大成就（那时只要一沾上“民”字，就能大行其道），于是，有的研究者就穿凿附会地曲解那些从来就不被认为是有“反抗性”内容的诗篇，反正先秦文章字简义古，给后世的歪曲留下很大的空间。其中最为典型的并在当时就引起剧烈争议的是高亨先生的《诗经选注》。

高先生搞的是离现实、现世很远的先秦典籍，又精通古文字，但他老先生也是“圣之时者”，赶着为现世、现实“服务”。于是，把自古以来都解为颂美之诗的《周南·羔羊》释为讽刺诗，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翻译为：“从衙门退出吃饭着，毒蛇！毒蛇！”说《陈风·月出》是描写一个反抗者被绑赴刑场的情景，把“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译为：“月儿出来白晶晶啊！英俊的人儿身缠大绑绳啊！”这些石破天惊的译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近十几年来，有些研究者又有另一种以偏赅全。他们把一些“国风”里的表现男欢女爱民歌中所体现的深层意识说成是《诗经》思想内容的主体，把《诗经》的全部作品看成是很原始的民间作品，用一个“性”字贯穿了对《诗经》整体阐释。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否认了产生《诗经》丰厚的文明背景。《诗经》一些描写男女之情的民歌，以其原始性是可作为研究人类学的资料使用，但它们自被纳入《诗经》这个整体、被作为传播文明的教科书以后，它的性质就产生了变化，成为周代礼乐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就会引出了一个如何评价礼乐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少有专门著作谈礼说乐。七十年代批判林彪时，把“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克己复礼”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复辟纲领”。那时一谈到“礼”，就认为它是指奴隶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对林彪集团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因此，“礼”这个概念对从七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先天的臭味（实际上古代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史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在《诗经名物新证》一书中，“礼乐”获得了正面的解释。把礼乐与文明联系了起来。作者说，周初礼仪规范的形成是“洗去原始的荒蛮，注入礼乐文明的血液”，也是人类文明规范的形成、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书中用赞美颂扬的口吻说：

诗和诗的时代，都是古典的奇迹，精神的与物质的文明，在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一片几乎是一去不复返的灿烂与辉煌。于是它成为后继者们永远的理想——理想的制度，理想的社会。不在未来，而永远在迢远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周人开创的基业，毕竟奠定了一个深厚的文明的基础，虽然辉煌与灿烂中依然免不掉血与火的残酷。经历了开辟之艰辛的周人，礼制初建，纯朴未失，天真未泯，而新鲜的理想，蓬勃的创造力，充满开拓之信心的精神与力量，却又带了明智与严肃的敬畏之心；弦歌为讽激烈切直，而始终不失温柔敦厚，这种种精神素质，铸为诗之内容与形式的完满谐和，性情与礼义、情意与功用的圆融合一。它是“第一”，也是“惟一”，故虽经一年一年、一代一代从无间断的翻晒，而略无褪色，而依然存了一份“沧海月明”式的古老与新鲜。

这是周初礼乐给扬之水的感受，以阐扬礼乐为主要内容的《诗经》不仅有着愉悦性，而且也包含着丰厚的历史内容。如果用理性一些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初始的礼乐文明包括了物质与精神、制度与心态等诸多方面。它来自氏族社会，带着这个社会的巫史精神和人与人之间较为合理的关系（不同等级的人们——例如君臣之间的距离还差得不太悬绝），因此，从社会角度来说，它能协调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利益。对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有所限制（礼制中的“天命”“祖宗之法”“人言”等都是对当时统治者的极端主义行为的约束）；对于个人来说礼可以使人执著而不琐屑；目光辽远而不流于玄想。总而言之，就是能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他人与自己的人生。儒家心目中的小康时期就是以周初社会为蓝本的。

近来有一些从事“三礼”研究的学者也肯定了“礼乐”在中国文明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甚至指出“礼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邹昌林先生在他的《中国古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中指出中国古礼是个完整的表意系统。它产生于文字诞生以前，它负载着与传承着各种文化信息，许多良风美俗也借之以传。礼还负担着和发挥着许多社会功能，它集政治、习俗、宗教、法律、哲学为一体，并往往成为它们的指导原则。后世的“礼”，虽然几经嬗变，但它一直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完整的“礼”的起始点在周初（虽然，夏殷时代的礼就已经很发达了，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就已经“难言之”了）。它成为中国文化的元点之一了。

《诗经》正是一部负载着礼乐文化的经典，这就决定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国古礼研究》一书中说：

《诗》亦是礼。古人行礼，有辞，有乐，有仪，三者配合不分。《诗》是古人行礼的辞的部分。如《诗》中的《雅》、《颂》，都是宗庙礼仪、贵族礼仪活动中表达感情的文辞。这种文辞是配乐的，如《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风》之部分，作为“诗言志”来说，也是常被引用表达感情的文辞，而且也是配以乐的。所谓“歌《诗》三百”就是证明。翻开《左传》，人们在礼仪场合引《诗》几乎是必备的项目。所以，《诗》一般都用于礼仪场合，故魏源说：“古之学者，‘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未有离礼乐而为诗者。”

由此可见，《诗经》不仅用于礼乐生活，而且还以礼乐生活为直接的描写对象。至今我们读《诗经》所感受到的就不单纯是它所写的内容，更重要的还是由这些内容、辞藻、韵律、比兴手法等多种因素所构成的“气象”，其中既有原始神秘的一面。也有雍容典雅的一面；既有欢快愉悦的一面，也有庄重严肃的一面。总之，它是中庸的，无论昭示等级差别，还是强调血缘亲情，都保持在一定的“度”上，而且其外在表现也能使读者感受得到。这些的综合就构成了《诗经》的“气象”。因此，用现代词语翻译《诗经》不管翻译得多么准确，而《诗经》的那点“气象”是很难翻译出来的。鲁迅先生曾经讲到，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意可以翻作：“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的，如果拿了这样的诗句去投稿，十有八九要被编辑大人投进字纸篓中去的（见《门外文谈》）。然而，《关雎》是一首好诗，之所以被现代编辑所弃，因为《关雎》一诗传达出的艳阳春日，洲鸟和鸣，之子于归，乐声盈耳的氛围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调是很难用现代文字翻译出来的。这才是《诗经》最有魅力的地方。

《诗经名物新证》作者在详考诗义、辨析名物的同时，颇致力于《诗经》气象的描绘。从广义上来说，这也是“史”，而且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史”，因为造成这种“气象”的氛围往往是“史”的精粹。这个工作绝不是汉代或清代古文学派学者做得来的（也许他们不屑做这种工作），但它对远离了那个时代的读者更重要。因“与后世《诗》之为‘经’不同，诗在当时，是活着的‘经典’——生活的旋律，便是诗的旋律，它是凝固的，又是飘荡的，凝固在可以万世不变的青铜器上，飘荡、弥漫在无所不在的生活中。”（《小雅·楚茨》）

还应该看到《诗经》中的许多作品是用诗来表现“诗”的，而且再应用到“诗”一样的现实生活中。这里可以举些实例来说明。作者在考证周代车马具体形制之时，也没有忘了描写一下“车马中的诗思”：

车是悠长的短章中虚虚实实、实有似无的一道布景，这布景助成诗之简——简到只有二十四个字；又助成诗之繁——不断重复的节奏把时空推开拉近，诗于是章短而韵长。飞驰的车，全由田犬写来。其实田犬也没有，只有附丽于田犬的嵌了重的环。由闻声而见形，一点一点金光跳荡，于是轻尘里一路环声，撑开远远近近的烟光草色；于是画里画外的无限风流，清清亮亮，又朦朦胧胧。

这是作者在分析《齐风·卢令》时的感受。我们读者也从这生动的描写中体验到那原始的气息和礼乐规范的审美特征，因为，即使看来原始而粗野的打猎生活也跳荡着音乐的旋律。作者指出那是个“洋洋乎乐声盈耳的时代”。“祭祀、征伐、燕饮，‘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钲人伐鼓，鼓声渊渊’，‘并坐鼓笙’‘并坐鼓簧’，好像是那一个时代的兴奋点，如同车马、服饰、器用，它也是社会中人身份与等级鲜明标志，因此不妨说，是那一个时代的秩序和灵魂”。所以当“礼崩乐坏”之时，这个时代也便结束了。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什么是“王者”？我想除了上面说的“礼乐皆得其中”外，就是指广大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孟子》一书中从各个角度对“王者”之政作过阐述。“王者”政治也就是“仁政”。仁政是使老百姓能够不饥不寒，老人还能够衣帛食肉，老有所养，少有所教，摒弃暴力，崇尚礼乐。儒家不唱高调，他们着眼于老百姓的生活的基本保障。《韩诗外传》记载孔子评价《关雎》时有言曰：“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源，不外此也。”孔子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一首歌咏婚姻的小诗，因为婚姻是繁衍后代的保障。儒家认为一部《诗经》记录和体现了“文武周公”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理想期待也就是“王者之迹”。当然，这种说法不免带些儒家理想的性质，但在周代初年，人口较少，旷土很多，分封制度使得主流社会各个阶层中的人们都带有一些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人际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简单，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礼俗还对人们有着普遍的约束作用。因此，处理社会矛盾就可以遵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原则，使用暴力相对较少，即使是暴力行为，参与者也能遵守传统的社会礼俗和规范，不做不择手段的事情。例如春秋时代宋襄公在战争中的“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杀二毛”（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就是按照传统礼俗和规范办的，也符合周初的贵族精神，可是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就成为唐·吉诃德式的笑话，并给后世遗留下笑柄。从《左传》对这件事情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其作者也是贬抑宋襄公的。这是春秋时期的时代精神。《左传》的作者到底是谁，还有争议，但他肯定是春秋时代一位杰出的学者。如此杰出的人物仍然以嘲笑的口吻叙述宋襄公挫败事，可见这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看法。而《诗经》中所体现的礼乐精神是与此有根本差别的。这在孟子看来就是“《诗》亡然后《春秋》作”。应该说，从“史”的角度理解《诗经》，不仅能深入地揭示其内容，而且，儒家的创始人们也是这样理解《诗经》的。

二重证据法

礼乐不能徒托空言，它需要载体，《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钟鼓玉帛”就是。《左传·桓公二年》鲁公从宋国取郜鼎，“纳于太庙”，其臣子臧哀伯说这是非礼行为，并指出车马羽盖、冠冕服饰等衣食住行的用物都是昭示礼乐，用以规范不同等级人们的生活的。弄懂了这些才能真正了解周初礼乐，否则读《诗经》只能停留在一知半解上。《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对“诗经学”最大的贡献就表现在对于这些昭示礼乐的名物的考证上。

从博物学角度研究《诗经》是自孔子就开始了。后世对先秦名物的研究上，在“诗礼”两学之中各有侧重。研究《诗经》者则偏重考订训释“草木虫鱼”，最早的专著当是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研究“三礼”者则侧重训诂行礼作乐时所用的器物，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其后代有作者。到了北宋有聂崇义著《三礼图集注》，此书综合往代诸家之说，并逐个加以考订，是部集大成的著作。名物是很具体的，往往不是仅靠文字就可以说清楚的。陆玑《疏》没有图示，不能不说是个大缺欠；聂崇义《集注》有图示，是其所长，然而其图都是从诸家“抄撮”而来，极为粗糙。我在上大学期间，在坊间买过一部石印的《绘图礼记节本》，书上所用的图，就来自聂著《三礼图集注》。当年我看了这本书上的图，就感到其中许多图离真实太远。例如礼书众说的“象尊”《集注》的图像就像一个当今茶杯，外面画个大象；“牺尊”就是在杯子上画个牛。我们这一代学生大多参观过历史博物馆，知道这些器物的大概的样子，当时我就觉得这些图并非根据实物绘制，而是出自画者的想象。后来读欧阳修《集古录》才知道，他就批评过才问世不久的《三礼图集注》。欧阳修说此书中所绘的簋图，与刘敞所藏的古簋根本不是一回事。书中所绘的“爵”尤为可笑，仿佛是两个口大底小的酒盅，它们的底部连在一起中间夹了一个木刻的“雀”（古代“爵”有“雀”义）。这些错误百出的“图示”不仅无助于理解器物的形制，反而起了误导作用。聂书影响很大，许多重视“图示”的讲解中国古礼的书，从它那里取图的不在少数，因而，也就是谬种流传，误人甚多。

《诗经名物新证》在考证名物时也附录了大量的插图，而这些插图不是采诸古籍、陈陈相因；更非望文生义、向壁虚构。这些图大多来自考古报告、实物拓片、实物照片，有的是作者手绘，总之都是对实物的摹写，真实可靠。如说到“笄”，就不是《三礼图集注》上所画的一根短棒，而是有五六种商周出土的“笄”，上面雕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有的笄首上还雕刻了鸳鸯。这些不仅使读者知道了“笄”的功用，它是插在头发上、绾住长发的，而且对这一器物有了实感。其他如鼎、簋、樽、爵等不仅有实物图，还有剖面图，而且详注出处，说明其来源，读到这样的图，如面对实物，这远非《三礼图集注》之类所能比拟的了。

《诗经名物新证》考证名物形制时，有意识地运用了“二重证据法”。古代学者考订古物古事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如果书本上找不到根据就会作出结论说：“于史无征。”这样就成了死案。这是只知道相信书本，没有考虑到古代事物的发生还会留下其他痕迹。例如，传世或出土的古物，古人生产、劳作以及战争、交流等活动的遗迹，都可以作为考证某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证据。使用典籍文字资料与遗迹、遗物都可以作为考证相关问题的证据。使用文字记载与遗迹遗物相配合的考证方法叫作“二重证据法”。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先自觉地使用这个方法。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讲授《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也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即二重证据法。”但当时王氏能够大量应用的“地下之新材料”大部分是刚刚被发现不久的甲骨文。王国维死于1927年，而二十年代是近代考古学刚刚起步的年代。作为近代考古学标志的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是在1926年，河南殷墟的挖掘已经是1928年了。时代局限了王先生。他不可能把这种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王氏之后，“二重证据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为考证古史古事的学者所常用。然而，由于很多研究者没有能够学跨文史两界，其眼界受到学力的限制，当时所依据的地下新材料也是有限的。近三四十年来由于开发建设，大批新发掘地下遗迹遗物的出现，为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研究先秦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扬之水同志特别勤奋，《诗经名物新证》一书中引述的考古发掘材料就有三百余种，而且其中的地名和器物，许多是她亲自踏勘和目验的。因此她的“新证”不仅真实可靠，而且非常细致。

我读《诗经》是从朱熹《诗集传》开始的。平心而论，《诗集传》是个比较好的注本，但是，朱注偏重于串讲诗义，在训诂上比较薄弱，读者很难通过这个注本一字一词地去理解文本。我读书又是囫囵吞枣式的，对《诗经》中许多篇章是一知半解的。例如《正月》中的名句——“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既输尔载，将伯助予。”句中的“辅”不是个陌生字，这里很容易被滑过。“朱注”释为“所以益辐也”。这个解释虽不能说错，但太笼统。我当时把这个“辅”理解为“夹辅”之“辅”。这样便觉得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中所说的“辅者，舆之板”更好理解。仿佛是现代平板大车上的“厢板”，用以固定所装载的货物，因此厢板一撤，货物必然从车上滑下来。实际上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因为陈奂不懂先秦车子的形制，他的说法是按照清代大车推想的。《诗经名物新证》中据出土文物非常细致地讲解了什么是“辅”，使我大开眼界，对“所以益辐”有了更深的理解。作者根据河南辉县琉璃阁车马坑出土的车马用图示加以说明：当时的车轮除了有十六根辐条外还有车辅一对。它是略粗于车辐条的两根木条。它固定在车轮内，在车毂两边，相互平行，支撑着车轮，因此它一掉下，车轮必然散架，自然也就拉不成东西了。“辅”是帮助车轮的，说“所以益辐”是不错的。像陈奂这样王念孙的弟子，自然是长于训诂考证的古文经学派。由于他们不懂得运用“二重证据法”（当时用“二重证据法”的条件也不充分），他们的训诂当涉及一些器物的训诂考证时就容易出错。因此，我认为《诗经名物新证》一书虽然也是持古文经学派家法，其实是超越了古文经学派对《诗经》的阐释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在释《楚茨》讲到殷周两朝仪礼文化的差异时指出：周人“重食”；殷人“重酒”，这一点也反映到他们的墓葬和祭祀上。殷人的随葬物以酒具觚爵尊卣等为核心；而周人则以食器鼎簋盘鬲为核心。这个判断虽然简单，但它是从观察了诸多墓葬，考察了许多发掘物，并印证于先秦典籍之后才得出来的结论。像这样的结论书中还有许多，万望读者读书时勿轻易滑过。作者还用陕西扶风庄白家窖藏的一组八件的簋作为例子，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周代“簋”的形制、功用及其在礼仪中的地位。

先秦双音词较少，单音词较多。古人为了区别常见、常用之物各个不同的部位，便造了许多字，为它们分别命名。这些名字往往是现在已经弃而不用的怪字，它们难认难记，给后世读者带来很多麻烦。《诗经名物新证》中，往往根据出土的先秦实物，对于所释名物的细部——加以注明，给读者带来了很多方便。例如，作者讲到车时，以春秋时代墓葬为实例指出：车厢的矮木栏，通称作“磢”，若细分，横木称作“轵”，纵木称作“磭”，车左右的两边之栏车左右称作“磟”。并借此解释了“重较”。《卫风·淇奥》有句“宽兮绰兮，猗重较兮”。这个“重较”就是指车厢后部的可以倚靠的部位。是个立柱，顶部较大，像拐杖的曲柄，可以扶，也可以倚。那时乘车是站立在车中的，“宽兮绰兮”两句写出了诗中的主人公乘车时，倚靠在“重较”上潇洒的风姿。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只是随手拈来一个而已。

当今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依违于新旧之间，心多浮躁，像作者这样以皓首穷经的精神写作《诗经名物新证》是不多了，此书问世，弥觉珍贵，所以写了这篇读后感以互勉，也权充作书评吧！

探源溯流说《论语》

“读经热”多年了，近来，这个“热”具体落实在《论语》上了。《论语》讲座，读《论语》心得都借助电视等传媒的热播召唤民众投入其中。甚至我所在的偏僻的小区里也在数处张贴了“劲松街道文明市民学校”编纂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哲理名言》，其中《论语》就收了大半。《论语》受到如此的关注，的确是值得一说了。又逢李零先生的《我读〈论语〉——丧家狗》的出版，读了一遍，感到颇得我心，于是也就有了说话的由头。

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李零的书虽然用了一个颇有些耸人听闻的书名，但在书封面的眉端又注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明确地表明作者力图还原《论语》和孔子的本来面貌。“孔子不是圣，只是人”，对于孔子不仅要“去妖魔化”，也要“去神圣化”。对待《论语》同样应该如此。如果说既往的二三十年有把孔子和《论语》妖魔化的倾向的话，近些年则有神圣化的趋势。而李零的书有些超然，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经过“文革”，对于“热闹”〔1〕，抱有警惕。李零注《论语》吸收了近年来考古学和简帛学的研究成果。这样本书在阐释《论语》和分析孔子时不仅能够有理有据地批评现今的无知妄说之徒，对于自清末民初以来“疑古”学风也有所矫正。这是“释古”的又一成绩。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1.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大家试想，弟子们追随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孔子离他们而去了，许多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恰恰弟子有若外貌像孔子，“弟子相与公立为师”，让有若扮演孔子。后来因为有若缺少内在的力量，还是把他赶下了老师的座位。从这个故事可见弟子们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想念恩师时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的感情的力量，为什么《论语》中的孔子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亲切，好像在与每一个读者对话？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认为《论语》是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鲁国君等）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在当时孔子是被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连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我们从《论语》的字面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論”从“侖”，而“侖”上面的“亼”，读作“集”，意义相近，下面的“冊”，就是册。因此“侖”字就是将许多竹简集合在一起的意思。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子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当时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都可称《论语》。

我们现在见到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最初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说的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下来、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李零的意见）。那时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像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现代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低了一等，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如《春秋》的注释文字的《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章太炎还说：

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

也就是说，凡是官家所发布的书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正像李零所说的《论语》只是个“袖珍本”的小书（河北定州八角廓村西汉刘脩墓出土的《论语》竹简更短，仅有16.2公分，合汉尺七寸）。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郭店楚简”中就发现了许多接近汉尺八寸的短简，被编成《语丛》四种。第一至第三，皆属于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似，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个人用书桌的宽度差不多了。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只是臀部坐在蜷曲的小腿上）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与读者更接近了。

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李零认为早期的《论语》与《语丛》是一类书籍。如果说《论语》比《语丛》更富于感情色彩，就是上面所说的与它的成书过程有关。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如礼乐、仁孝、忠恕等）也多挟有感情色彩，这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因此，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4.《论语》的定名与定本

《论语》这个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其中有“《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坊记》古人认为是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作品，后人对此表示怀疑，大多认为《礼记》中的文字多数是汉儒的解经之作。可是郭店楚简中所出现的《太常》一篇，其中有的文字明显截取于《坊记》，而楚墓是战国中期偏晚时期的，竹简文字的作者当然应该更早一些，与子思所在时代大体相合。《坊记》创作时期的认定，从而可知《论语》之名在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过直到汉代《论语》也常被学者简称为《传》或《记》（解经文字可称“传”或“记”），目的是将其与“经”区别开来。如《史记·封禅书》中有“《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这段文字见《论语·阳货》。可知“传”即《论语》。

经过秦火之劫，汉初《论语》也不显于世。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后，先秦儒家残存经典陆续面世。《论语》先有由齐人传出的《论语》二十二章（比现存《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二篇）和鲁人传出的《论语》二十章（与今存《论语》相同），简称为《齐论》《鲁论》〔2〕，齐鲁二书是用当时流行文字隶书写成，称“今文本”。

汉景帝末年发生了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即孔壁古文经典的出现。当时被封在鲁的诸侯王刘余（死后谥号鲁恭王），喜建宫殿，其宫与孔子旧宅相邻，当他扩大自己的宫殿、拆到孔子宅壁，发现了许多写着古文字（秦朝以前的篆文）的竹简，经整理，知道这些都是孔家代代相传儒家经典。包括《尚书》《礼记》《孝经》《论语》等数十篇。其中的《论语》二十一章（与现今《论语》相比有两个《子张》篇），称为古文《论语》，简称《古论》。汉代《论语》原本就是“齐”“鲁”“古”这三个本子。

西汉末年汉成帝时安昌侯张禹位高权重，即使退休了，皇帝遇到重大事件都要咨询他。他又是位经师，汉成帝是太子时，张禹给他讲过《论语》。张本学《鲁论》，后调和“齐”“鲁”，以《鲁论》为底本，择善而从，合为一编，名为《张侯论》。张的地位名望都促成《张侯论》的广泛流传。当时就有“欲为论，念张文”谣谚。东汉末年朝廷所刊的《熹平石经》就用的是《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个由官方推出的定本。可惜《熹平石经》历经战乱劫火，所存无多。清代翁方钢集各家所藏拓本，其中有《论语》中的《为政》《微子》《尧曰》等篇残字，不过数百字而已。

《论语》之名大约在东汉逐渐固定了下来。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朝廷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汉章帝亲临裁决，命班固整理会议记录，称《白虎通义》，其中引用《论语》中孔子语47处，都称《论语》。《论语》的名字基本上固定了下来。

东汉末，集大成的经师郑玄依据《张侯论》，参考《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此书五代以后也失传。二十世纪初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过几件唐写本“郑注”残卷。1969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中发现了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抄写的《郑注论语》长卷。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王素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使我们对于郑玄校注的《论语》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1973年河北发掘定州八角廓村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时，出土的竹简中有《论语》，经整理，录成的释文7576字，不及《论语》的二分之一。属于《鲁论》系统的。

《论语》地位的涨落

1.今文学派统治下的《论语》

原始儒学有些迂阔，因此孔子栖栖一生，不为世所用，与其缺少实践性品格有关。战国末，七雄纷争，愈演愈烈，各个学派要想有出路、为世所用都要加强自己的实践性，以供统治者采撷。儒学也分离成对立的两大派，孟子一派，荀子一派，两相比较应该说荀子更注重现实政治因素，后来荀学发展成为法家，成为秦朝的国家的意识形态。

汉代的儒生为了加强其学术的实践性品格走的是与注重鬼神的楚文化（秦朝基本上是被楚人灭掉，汉朝制度承秦，文化承楚）结合的道路，并演化为妖气十足的今文学派。董仲舒是其代表。董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把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打扮为通天教主，把儒学神学化。今文学派争着运用儒学，把“《诗三百》作谏书”“以《春秋》决狱”。董仲舒之后更是编造“谶纬”，装神弄鬼，“五经”皆有相应的“谶纬”，连平实通俗的《论语》也不例外。《论语纬》中就把孔子说成“素王受命”，颜渊是“素王”的“司徒”，子贡是“司空”。把儒学弄得乌烟瘴气，把儒家经典搞得鬼话连篇（大量的“谶纬”话语进入儒家经典的注本）。这种“实践”和“应用”在东汉末彻底破产，从此一蹶不振（鸦片战争后有个回光返照）。今文学派注释的经典大多散佚失传。

儒家在今文学中扮演主角的经典是《春秋》《书经》《诗经》等，而《论语》只是作为儿童学习的初级课本，可以加添“神话”“鬼话”处甚少。统治者所重视的学科都设立了博士。汉初文帝时开始设立研究《诗经》的博士，汉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包括《诗》《书》《易》《礼》《春秋》），因为汉代重“家法”，每一经的经师不仅各有各的对经典的解释，而且所传的经文也有差别（还没有定本），朝廷为了表示对不同传承的尊重，往往各立博士。西汉末，已经立有十四博士。《诗经》分齐（辕固生）鲁（申培公）韩（韩婴）三家；《易经》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经》分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礼》分戴德、戴圣二家；《春秋》分严彭祖、颜安乐二家。两汉始终没有给《论语》立博士。可见《论语》在官方学术体系中是地位不高的。

2.清谈风中的《论语》

东汉末年以后，随着社会动乱，统治力量薄弱，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有些人公开打出“非尧舜而薄周孔”的旗号。学术也开始了由经术到玄学的转变。如汤用彤所说“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魏晋玄学论稿》）。魏晋士人不拘经典的文字以及其中的典章制度，而着重打通经义，而且往往是用玄学的理论去解释儒家的经典，借此“大畅玄风”。自东汉末年产生的名士清谈，魏晋之间蔚然成风。名士们清谈的内容就是玄学，其所用的资料除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外，就是《论语》了。这样《论语》不再仅仅是儿童读物了，也成为名士们的谈资。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论语》呢？因为它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有较多的含义丰富、意象玄远的名言隽语（如“君子有三畏”“天何言哉”之类），这些正是清谈家的话头；另外《论语》中的孔子喜好品评裁量人物，这与魏晋和南朝名士非常相近，《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品藻人物的文字。如把它与《论语》相比，就可以看到两书有许多神似之处。这正是《论语》受到这个时期文士重视的原因。魏晋之际的名士王弼有《论语释疑》（已佚），还出现了何晏的《论语集注》。这个注本虽然以总结汉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名，但其中是贯穿了何晏思想观点的。到了东晋元帝时始为《论语》置博士〔3〕，这才开始有了专门研究《论语》的学官。

何晏的《论语集注》已经把《论语》引上谈玄的道路。南朝梁的皇侃把何晏注的玄虚风格进一步发展，他为何晏注做了疏解，这就是《论语集解义疏》。清人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论语》中说：

何《注》始有玄虚之语，如子曰“志于道”，《注》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屡空”，《注》云“一曰，空犹虚中也”。自是之后，玄谈竞起，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玄谈之说尤多，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

把孔子玄学化是“何注皇疏”的特点。这一方面皇侃做得更过，皮锡瑞说：

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丽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

皇疏多议论，而且是用老庄的观念解释儒家的言论，讲究注释文字的优美，却略于名物制度，无益于初学。成为文人化的《论语》注本。魏晋到南北朝的名士以远离实践为高，《论语集解义疏》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3.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大业间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隋代很短，其制不详。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以考“帖经”为主，“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上下经文，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晚年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孩子们读书最多也就上到小学。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邢昺认为《皇疏》本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四库”馆臣说：邢疏“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四库全书总目》）。其实，《皇疏》非汉学代表。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代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学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说“若读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的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宋儒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儒学的实践性的。朱熹注解经典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于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不免有不少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其目的不过是增加它们的权威性，增强它们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也称道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修养跟不上就被称为“假道学”。

但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他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被统治者承认。直到明代朱元璋立国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的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熟悉到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而且要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例如科举试题就可能是“子曰”，是“公冶长”。考生看到如此简单的题目，很快就要生发出一篇符合《论语》精神和程朱注释的思想的文章。

《论语》而且是经过程朱学派注释的《论语》成为每个读书人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朝末年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问题丛生，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时，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近百年的儒学与《论语》

1.新文化运动中的儒学与《论语》

近来人们批评传统的中断往往归咎于新文化运动。认为自“五四”以来到“文革”，中国思想界主流是被彻底否定传统的激进主义操控的，因此导致传统文化的中断乃至流失殆尽。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确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就整个运动来看，人们不是完全否定孔子、儒家学派及其经典的，而是要打破其一统地位，重新评价它。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李大钊也只是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4〕。这不仅是李大钊一人的看法而是当时人们的共识。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也说：“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5〕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学人主要还是针对的统治者利用已经非常腐朽的儒学（与原始儒学已经有很大不同）实行文化专制。因此，新文化运动以来，是以科学态度整理国故，而且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即使以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命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没有完全否定儒家、孔子，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总结，应该“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论语》的研究也从未中断，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它们都是有所突破的。

至于“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则是一场政治运动，其中根本不存在学术是非、更非“激进”“保守”的问题。像“北大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居然能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解释成孔丘要其门徒“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论语〉批注》中华书局），真可以令古往今来的人们瞠目结舌。更有人根据《列女传》“秋胡子之妻”的故事“考证”孔老二是“好色之徒”、是“流氓”（理由是秋胡子是鲁国大夫，他回家误将妻子认作民女调戏。而这个鲁秋胡就是“鲁丘乎”，丘就是孔丘），这不是活画出批判者的嘴脸吗！这类文章不仅好笑，而且令人齿冷。除了能够听到运动操作者谩骂的回声外，哪里有什么思想？有什么学术？又如党校写作班子写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写孔老二拜见国君时，竟用“端起胳膊”四个字解释“翼如”，用以映射周恩来总理〔6〕。这些与“激进主义”有什么关系？这时所发表的文章，竞相极度丑化孔子，除了表现出写作者极力奉迎的心态外，哪里有什么学术呢？这怎么能与“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呢？

当然，这种极端主义的、肆意歪曲历史的短浅的功利主义态度，除了蒙蔽一些愚民外，必然在正直的人群中激起强烈的逆反心理。梁漱溟先生表现出来了，大多平民百姓似乎没有反应，但并不等于他们内心不会产生反激机制。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就是这个意思。

2.当今的“读经”热与《论语》

①　“厚古薄今”思潮的一个“反动”

这个“反动”是指相反的作用。数十年来，当局强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研究“厚今薄古”倒是一种“左倾”的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映，“批孔”则是这种思潮的畸形、恶性的发展。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传统文化大多被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加以扬弃，并用流行的政治文化取代。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人们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越来越少，甚至是一无所知，那时“政治正确”几乎成为一切。传统学问中注重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凝结为对依照“礼”建立的秩序的尊崇和对道德的强调，国人也常以“礼仪之邦”自诩。可是经过“文革”，传统文化被砸烂，人们连鞠躬都不会了，倡导“五讲四美”要从说“您好”“对不起”学起。这是多么令人可悲的事情。人们又看到当时经济迅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都是重视儒教的，这些都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儒学的认同。

②　对儒家认同的群体基础——白领人员

从人群需求上来说，应该注意到近十来年，白领人员及预备白领人员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据2003年的统计数字，当时在校大学生就有1900万人，现在估计得有2000万人。这些人只是白领队伍的预备军。白领大约应有预备军的三四倍吧。两者加起来将近一亿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受过西式教育（现代教育基本上都是西式的）的人们，认同西方文化的不少，也应该看到由于白领人员虽然在物质生活上相对优越一些，但他们的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缺少精神抚慰，自然会有一部分人向具有农业文明背景的传统文化皈依。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发展的最完善、最详密、最优美的。当今我们向现代社会转型实际上是向现代的工商文明转型，而这个工商文明只有欧美发展得最完善。农业文明所产生的文化虽然从总体上说难以适应工商社会，但农业毕竟是人类的第一产业，以这种文明为背景的文化有其更接近生活、更为人性化的一面。这种文明更强调顺应和融入自然、强调生活享受的精致、强调生活节奏的徐缓、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对于白领人员这些是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不仅能调节生活，而且更可以平衡心态。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白领人员热中传统文化是不奇怪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也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人向传统回归，茶道、坐禅进入许多生活优裕人们的日常生活。使许多传统的文化形式得以保存。日本人做得较为理性。

而我们只要群体发“热”，便缺少理性，甚至走火入魔。当代宣讲《论语》强调诉诸“心灵”，从宣讲内容到方式都有些像前几年宣讲气功。这样做虽然具有群体召唤力，但离执著现实人生的《论语》却远了。

③　热中向传统回归的思潮

当市场经济确立以后，人们自然会考虑相应的文化以匹配。人借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呼吁向传统回归、向儒家回归。于是有人主张“读经”，甚至主张把圣人思想注入到我们俗人头脑里，这些人与一些时髦学者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儒道救国”的小小思潮；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突破了历来以“进步”“革新”为正面价值的藩篱，宣称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也有感于近百年的“心灵漂泊，精神虚无”呼吁“再文明化”，重新建构“中国精神”。而“再文明化”获得和重构的“中国精神”要素自然也离不开古老传统。甚至连一些占主流地位的作家、艺术家与学者在发表“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的文化主张”时，也津津乐道传统文化的“东方品格”；并期待它能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应该看到知识界有了不同的声音，说明了思想界、文化界的活跃和日趋多元，这是一件好事。在法律允许的界限内，人们主张什么、提倡什么只要不辅以强制都是正常现象。然而，这些保卫传统的呼声在学理和实践上都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

这些思想背景正是儒学热、《论语》热的基础。

3.为什么热在《论语》上

在所有的儒家的元典上《论语》是最通俗、最温馨的一部。由于两千多年儒家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儒家的思想及其倡导的概念、儒家特有的话语弥漫在我们生活的空间，无往而不遇，即使在“批孔”运动中，连最常用的一个大批判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是来自《论语》，可见这部书对我们的生活的渗透的程度。至于工作、学习中，《论语》中出现的话语太频繁了。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这类句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平时就流行在我们之间，当一接触到《论语》时，人们突然发现似曾相识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好像拥抱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来欢迎它。

《论语》是通俗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可以读。宋代的开国元勋赵普，史书说他“寡学术”，太祖赵匡胤“常劝以读书”。他常读的书也就是《论语》，人称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有些大言欺人，但《论语》对赵普处理政事还是有点用处的。现在人们关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大大降低了，儒家用以教人的“五经”肯定是看不懂的，就是《大学》《中庸》这些带有点“理论”色彩的儒家读物在大多数人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孟子》也多是长篇大论。唯有《论语》则是由短小精悍的格言式的句子组成的，既通俗，又引人入胜。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明白易懂，读者便于掌握，含义丰富，许多是现实生活中稀缺的。社会现实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越来越少，《论语》的通俗性正适合当前的接受水平，特别是大量白领人员的接受水平，因而，有关《论语》的著作一面世，再加上媒体（从事媒体的人员大多也是白领）的追捧，骤然火爆，是不奇怪的。

儒家是讲中庸的，可是就儒家思想家能够做到中庸的也不多。就是号称“亚圣”的孟子也不免偏激（如对“杨墨”的批判）。而《论语》中的孔子的形象，就比较中庸。特别是他的人生态度、处世方针特别能让经历了几十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并对此感到厌倦的人们着迷。中庸的生活态度实际上是审美的，所谓“审美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脱功利的。孔子真诚又尊重礼数，本色而又不缺少文饰，严肃认真而又富于情趣，执著而又有豁达的一面，总之他是能够做到“允厥执中”的。孔子在政治上的追求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育人与学术上，他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种生活态度具有感染力。汉族是缺少宗教意识的民族，审美的人生态度恰恰能够填补这个空白。1993年我去台湾住在圆山饭店，在饭店的每个房间里都有两本精装书，任客人取阅。一是《圣经》，一是“四书”。听说圆山饭店是宋美龄女士一手操办的，她是信仰基督教的，希望人们能读《圣经》，对于不信基督教的，她用“四书”替代，其中深意，可以理解。

《论语》的文学性也是它能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论语》风格平淡，但文字之中还是流动着对于孔子的怀念和尊敬的情感的，这种感情平实而质朴，很有感染力。弟子们笔下的老师亲切和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在日常教学中尊重弟子，在批评他们时考虑到弟子的个性和接受能力，自己有错误，公开在学生面前认错，做自我批评。因此，孔子批评最厉害的学生往往对他感情最深。这些令每一个做过学生的读者感动，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老师呢？确立孔子万世师表地位的不仅仅因为他传播了知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的态度，有了这样的老师，人们对“天地君亲师”的“师”的崇高地位才能在感情上接受。《论语》的召唤力与孔子形象的感召力紧紧结合在一起。

注　释

〔1〕“热闹”这个词用得好，许多的“热”都借助于“闹”，不“闹”很难把热度提上去。现在科技水准提高、媒体发达，很便于“闹”，许多“热”都是“闹”出来的。

〔2〕有人认为《齐论》《鲁论》出在汉宣帝时期，比《古论》晚了七十年（见郭沂《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认为司马迁所引《论语》出自《古论》。其实汉文帝时期韩婴所作《韩诗外传》引《论语》三条，除半条与今传《论语》有异外，有两条半全同。是知在汉文帝时期已经有了今文本的《论语》，不管它是《齐论》还是《鲁论》，或是其他的传本。

〔3〕见《晋书·荀崧传》。

〔4〕《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李大钊文集》上。

〔5〕《吴虞文录·序》。

〔6〕李零的《我读〈论语〉》把“翼如”的“翼”解释为“趩”即小心翼翼之“翼”的借字，解释为“敬慎之貌”比较合理。

《宋文鉴》的编刻与时政

《宋文鉴》是南宋孝宗赵昚降旨编辑的一部文学总集，但自编迄就受到一些朝臣的批评、攻击，乃至使其不能刊刻。孝宗不得已下旨修订，终未能出版，结果民间抢先刊刻，这是出版史上书商介入朝政纷争的一例。《宋文鉴》从编辑到出版的种种曲折，也是南宋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小小事件。这个事件虽然不大，没有掀起什么狂涛巨澜，但它却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且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南宋统治者因循苟简的为政风貌与宋代士大夫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

一

宋代皇帝大多好文，孝宗尤甚。他喜欢佛老典籍和辞赋。朱熹曾劝他不要阅读佛老书，勿沉溺于“讽诵文辞，吟咏情性”。由此可见一斑。淳熙四年（1177年）孝宗下令校正书坊刊刻的、由江钿编辑的《圣宋文海》。这不仅反映了他的爱好，也是施行“文治”的一部分。当时任翰林学士的周必大认为：

（《圣宋文海》）殊无伦理，书坊刊行可耳。今降旨校正刻版，恐难传后，莫若委馆阁别加诠次，以成一代之书〔1〕。

后经过大臣推荐，选中了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命他编纂一部新的《圣宋文海》。

关于《宋文鉴》编纂缘起还有一种说法，孝宗并未下令重编，只是叫吕氏修正校订江钿的《圣宋文海》，祖谦重新编选是违背圣旨的。《孝宗实录》言：

初祖谦得旨校正，盖上意令校雠差误而已，祖谦乃奏以为去取未当，欲乞一就增损。三省取旨许之。甫数日，上仍命磻老与临安教官二员同校正，则上意犹如初也。时祖谦已诵言皆当大去取，其实欲自成一书，非复如上命。议者不以为可，磻老及教官畏之，不敢与共事，故辞不敢预；而祖谦方自谓得计。

（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孝宗实录》编于庆元党禁之际，李心传认为：

时侂胄方以道学为禁，故诋伯恭（祖谦字）如此。

实际上这种说法不仅与吕乔年之《始末》相抵牾，也与周必大奉旨为此书所写序文不同。《序》中说：

（孝宗）万机余暇，犹玩意于众作，谓篇帙繁夥，人难于编览，思择有补于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诏著作郎发三馆四库之所藏，裒缙绅故家之所录，断自中兴以前，汇次来上。

并说此编所选“规模先后，多本圣心”。可见重新编选北宋诗文另为一书是遵照孝宗旨意的。因此，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孝宗的关注，编成后孝宗十分满意，宣赐银绢三百两匹，赐名《皇朝文鉴》〔2〕，并任命吕祖谦直秘阁。此为朝臣贴职，是清贵之选，非有功不与。当时中书舍人陈磠认为对吕祖谦“赏赐太厚”，并交还词头〔3〕。这引起孝宗的不悦，批旨云：

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可即命词。

陈磠不得已而草制，不久为之罢官而去。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到《宋文鉴》从编纂起始到成书都得到孝宗的完全肯定。全书共收诗文两千五百余篇，其中收录苏轼作品最多，几占全书的八分之一，而孝宗恰恰笃好东坡诗文，这是《宋文鉴》令孝宗满意的原因之一。

二

得到皇帝肯定的《宋文鉴》为什么会受到一些不识相者的批评与攻击呢？其原因在于选入此书的诗文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大量选录了有关“元祐党人”的文献；一是编入了许多缺少文采，却颇能明道说理的道学家的文字。这两个问题在当时〔4〕及稍后〔5〕都具有一定的敏感度，从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这两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为新旧党争也包含着学派之争。新党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理论依据的，它在新党执政时上升为官学。而旧党〔6〕则与理学有较深的渊源。徽宗时当权者称之为“元祐学术”，这主要指二程及其弟子所宣传的道学，和苏氏兄弟及其门人所擅长的诗赋。

“元祐党人”是变质后的新党强加给反对派人士的一顶帽子，“元祐党人案”是他们对反对派一次全面的迫害。“元祐”本是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当时哲宗十岁，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反对由其子神宗所支持的王安石变法，任命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吕公著为相，并起用大批的反对新法的人士。他们秉政后废罢新法，并且如新党排挤迫害旧党人士一样，也开始大量排斥新党人士。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表示要继续推行神宗时新政，于是任用新党，对于元祐旧臣，一概加以贬窜，来个全面翻案。新党代表人物章惇、蹇序辰等把司马光等反对派的中坚人物诬为罪大恶极，并把他们的“罪状”分类编纂为专案。蹇曾上疏言：

（这些人的）章疏案牍，散在有司，不汇辑而藏之，岁久必致沦弃。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入为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后世大戒。

《宋史·蹇序辰传》

遂命蹇序辰、徐铎编纂，要使“奸臣”永世不得翻身。

新党得意了六年，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新党领袖章惇在继承问题上得罪了徽宗，很快被远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新继位的徽宗建元为“建中靖国”，他认为元祐、绍圣之政皆有失，表示要调和新旧，消除朋党，欲以“大公至正”之心处理党争。但这种政治表态正像“建中靖国”年号一样短暂，第二年即改元，称为“崇宁”，表示尊崇新政。于是除章惇外的新党及冒牌新党〔7〕又纷纷登台。这些卷土重来的政客对付反对派的手段，比起绍圣、元符间更是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把元祐旧臣视为一党，称为“奸党”，还要追查元符三年向太后秉政时上书反对绍圣措施的人，把他们称为“奸邪”，分四类〔8〕定罪。“奸党”与“奸邪”统称为“元祐奸党”，对于这些人死者夺谥、追贬，生者贬谪流窜，并择其尤者120人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在碑上，此即第一块“元祐党人碑”，树立在皇宫内文武百官朝会的必经之地——文德殿南门端礼门。此事发生在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史称“元祐党人案”。

蔡京为首的新党认为只在皇宫内设碑，影响太小，于是崇宁二年九月蔡京又上言主张全国各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9〕。这块党人碑与立于端礼门者小有差别，剔除了其中的武臣、内臣，只有98人。崇宁三年六月再一次把“元祐奸党”扩大，下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10〕，并由蔡京书写姓名，再颁于天下。由此可知朝内及各路州军皆有简繁两碑。

这种独出心裁的处理方式的目的是要使全国都知道，可是同时也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不满。像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这些威望素著、早享大名的人被划为“奸党”，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甚至有的外国人也为他们鸣不平〔11〕。于是仅仅过了两年，在崇宁五年（1106年）元月借“慧出西方”的“星变”下诏“毁元祐党人碑”，并要“言者勿复弹纠”，表示不再算历史旧账，但并未给元祐党人平反。直到靖康间，金人兵临汴京城下时，才部分地为元祐党人恢复了名誉。北宋灭亡，高宗南渡，为了支撑风雨飘摇的小朝廷，团结抗金人士，他下诏全面追复元祐臣僚官职，许多人还予以褒赠，并录用其子孙，于是元祐党人的公案才得以了结。

新旧党争、元祐冤案是与北宋灭亡密切相关的。南宋统治者似乎并未从“靖康耻”中总结出真正的教训。建炎、绍兴初他们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变质的新党蔡京等奸佞的误国，后来一直追溯到新党的始祖王安石。当时的主和派代表人物秦桧也主王安石之学，这更败坏了王安石的形象。朝野正直的士大夫一律把矛头对准王安石的新学，这种对新学的批评在绍兴四年、五年间达到了高潮，但这种批评的感情色彩多于理性的分析。

后来随着局势的稳定，士大夫的反王浪潮也逐渐平息了。绍兴十年（1140年）王安石乡人黄季岑就有重刊《临川文集》问世，他在《叙》中表达了对乡先贤的敬仰之情。季岑为黄庭坚族子，庭坚也被列为元祐党籍，季岑也曾被株连，他并未因此而迁怒安石。写于淳熙间《涧泉日记》的作者韩淲言及王安石也说他是“守道论学”，“有所见有所守”的人。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九渊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全面的评价，言：

（安石）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其心。

谈到其学问、抱负、政绩则云：

扫俗学之凡陋，振敝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并指责：

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

陆九渊撰此文后非常自负，在他给《胡季随书》中说：

《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余子未尝学问，妄肆指议。

就连以承继统自居的朱熹〔12〕也多次称赞王安石的学问人品，并说：

介甫初时甚好，他本是个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欲更新之。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

稍晚一些的《玉照新志》甚至认为：

（“元祐党禁”，其）祸根实基于元祐嫉恶太甚焉。吕汲公（大防）、梁况之（焘）、刘器之（安世）定王介甫新党吕吉甫（惠卿）、章子厚（惇）而下三十人，蔡持正（确）新党安厚卿（焘）、曾子宣（布）而下十人，榜之朝堂……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范纯仁）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

这些议论出自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派别的士大夫之口，说明了他们对于新旧党争及元祐党禁的起因作了较认真的思考，并对宋代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作风有所反省。这些在今日看来极为平实的议论，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对于被党争弄得头昏脑涨的人看来，这简直是忘记了元祐冤案的余痛和北宋灭亡的遗恨。

作为名列元祐党人碑第二名吕公著的四世孙吕祖谦又是受到洛学深刻影响的〔13〕，故他在《白鹿洞书院记》中感慨守“三代孔孟之教”的程氏之学在熙宁间受到王学的阻格。他是把“元祐学术”视为“正学”，而把与此相对的王学看成“异端”的。他在写给朱熹的信中明确地说：

尝谓异端之不息，由正学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长，莫若尽力于此。

吕氏这些话即使不是批驳上述某一议论的，也是针对当时士风与学风的。他的排斥“异端”与弘扬元祐学术的热情完全反映到《宋文鉴》的编纂中去了。这一点连他的好友陈傅良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在祭奠吕氏的文章中特别称赞了祖谦搜集与整理历史文献上的贡献：

辑熙宁之坠绪，振元祐之余筭；……合当代之玉石，出中原于涂炭。

这些都是“渡江诸老”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遗业。陈傅良指明吕氏借编纂文献承继了南宋初年对于王安石变法、新党、新学的批判。

三

《宋文鉴》共150卷，分诗文各种体裁为62种，但仅奏疏一种体裁就选了22卷之多，可见编者对此种体裁的重视。为什么吕氏如此看重这种体裁？因为它是新、旧党人用以宣传其政治主张和互相攻讦的主要工具。朝堂是他们论争的主要战场，皇帝〔14〕则是论战胜负的最高和最后的裁判。因此，较为详尽，全面地选录奏疏是有益于“辑熙宁之坠绪”和使后人弄清新旧党争的来龙去脉的。但做到这一点则要求编者能够秉以公心，对于诉讼的两造给予同等的机会，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这样才能看出论战的本来面貌。而吕祖谦则明显地偏向旧党，在《宋文鉴》中把旧党对新法的重要文献几乎搜罗殆尽，而新党的答辩几乎一篇未选。作为旧党反对的靶子，书中只选了王安石的《论三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奏疏是王安石写给神宗皇帝的，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而系统分析当时内外交困现实的，作为后来变法基础的《上仁宗皇帝书》洋洋万余言，理详词赡，写得很有气势，即使从“文”的角度来讲也是一篇佳作，竟然未选入。王安石其他有关变法的重要奏疏如《乞置三司条例》、《上五事书》也都未选。安石长于写表，其《谢除左仆射表》被叶适称为“最工”，为近世第一，但因表中斥责了“伪说诬民”也未予选录。熙宁新政时主持青苗、助役、水利、均输诸法实施的吕惠卿本有《奏议集》170卷，其中与旧党论辩文字一定很多，可是《宋文鉴》中一篇未选。后来的道学家对于吕氏更是大加排挤，乃至使其集失传。至于新党中坚人物如章惇、曾布，后来变质新党蔡京、蔡卞更无只字入选。如果把吕氏这种做法与朱熹所主持编纂的《宋名臣言行录》相比较，则可见朱氏对这段历史公案的处理较为公道。书中给予王安石的篇幅与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大略相同，并明显地多于当时的其他“名臣”。清代“四库”馆臣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他们说《宋名臣言行录》所录如“王安石之坚僻，吕惠卿之奸诈，与韩（琦）、范（仲淹）诸人并列，莫详其旨”〔15〕。实际上，“其旨”十分清楚，编者之意图在于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资料，不丑化甚至抹杀论敌，不搞“胜者王侯败者贼”。这是符合朱熹一贯思想的。

《宋文鉴》中所选旧党奏疏十分全面，照顾到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表的抨击新党的文献。如变法之初，就对新政有所异议，有些甚至怀疑王安石的为人。编者所选吕诲的《论王安石》、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都是这一时期反新法的力作。吕诲一反当时士大夫舆论，上疏论王安石“十大罪状”，并宣布将王安石“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弊”，“误天下苍生者”一定是王安石。此疏当时震动朝野，他也因此被赶出朝廷。苏轼在上书中对农田水利法、雇役法、青苗法、均输法提出全面的质疑，其中许多是十分中肯的。熙宁新政实行之后产生了许多弊端，又遇上自然灾害，反对派则更有理由申述自己的主张了。《宋文鉴》中选了刘挚的《论分析助役》、郑侠的《论新法进流民图》、范祖禹的《论农事》等。刘文长于分析，郑文、范文写的非常富于感情色彩，对于新法的谴责十分有力。

神宗以后对新法的辩论逐渐化为党同伐异。但《宋文鉴》所选旧党之奏议颇多忧国忧民之作。如所选范祖禹的《论听政》中所说：

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从行文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一片热肠。游酢的《论士风》中有段话说得很沉痛，他说：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始则非笑之，少则人惑之，久则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为非也。

这是指依违于新旧两党之间〔16〕唯利是图的士大夫的面貌。这类人物在徽、钦两朝越来越多，并在战乱中得到充分表演。应该说这种“士风”也是促使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也有一些“知耻近乎勇”的士大夫，他们后来都被划为元祐党人。如陈瓘在《论蔡京》中对已掌握大权的蔡京作了淋漓尽致地揭发。其文一开始就说：

臣闻尽言招祸，古人所戒；言路之臣，岂能免此。

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后果因此招祸。《宋史·陈瓘》说：>

瓘平生论京、卞，皆被擿其处心，发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祸最酷，不使一日少安。

他认为神宗一朝历史被新党所篡改，即使在流放和编管中还编著《尊尧集》，意欲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此书在政和间被朝廷索取。《宋文鉴》中选录了他的《进四明〈尊尧集〉表》，后因此书被斥为“语言无绪，尽系诬诋”，他也被逐至台州羁管。陈氏不屈不挠，在台州又重写了《尊尧集》。这些是元祐党后人引以自豪的。

以上所述仅为奏疏，在其他门类中，《宋文鉴》也尽量突出元祐党人及其抨击新党、新法与新学的作品。如所选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人的诗中多言“田里疾苦之事”。在“论”中选了攻击王安石最凶的《辨奸论》，在所选的“书”中收入司马光劝告王安石改变观点的《与王介甫书》〔17〕，在“表”中收了刘跂的《谢昭雪表》。跂为“元祐党人碑”上第五号人物刘挚之子。刘挚于绍圣四年（1097年）被贬至岭南新州，数月而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传说被人所害，死后不许归葬。刘氏全家都被流放，死于瘴者十余人。建中靖国元年（1100年）许归葬，刘跂写了此表，表中十分愤怒地说：

投畀谗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诏令，更申论坐之冤。没而有知，死且不朽！

并且要求：

窃以前世论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

实际上谁也没有“反坐”，仅过了一年多，早已远死遐荒的刘挚再次受到羞辱，他的大名被镌上了元祐党人碑。

吕氏心目中先有了一个新党、新法误国害民的观念，由此而发，《宋文鉴》中所选录的旧党人士的反变法、反新党的文献自然会蒙上忧国忧民的色彩。那么，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的道德勇气、献身精神及作者的不幸遭遇也自然而然地会感动世世代代的读者。因此，我们说吕祖谦是从党同伐异的角度告诫读者记取历史的教训的，《宋文鉴》是一部为元祐党人翻案的书。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宋文鉴》选录了许多道学家的谈理说道之作。上面说过北宋自熙宁变法以来道学中的代表人物是站在旧党一边的。他们在抨击新党变法的同时也在批判王安石倡导的，在北宋末叶已经取得官学地位的新学。因此，选录道学家的说理文字就成为为元祐学术翻案的组成部分。吕氏非常重视道学家的经典之作，其中单篇作品，大多收入《宋文鉴》。如被叶氏称为“今世讲学之要”的周敦颐的《拙赋》及被视为理学的哲学基础的《太极图说》，程颢亲自撰写的唯一传世的讨论哲学的文章《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被后世视为道学家行为规范的程颐的《视、听、言、动四箴》，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张载的《东西铭》，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再如程颢的《论君道》、《论王霸》、《论新法》，程颐的《论经筵事》、《葬说》，邵雍的大量的“击壤体”诗等，也都是道学家的代表作，但它们绝不属于“文”的范畴。吕祖谦在他所编的示人以古文作法的《古文关键》一书中，所选宋文没有一篇是这类作品。可见吕氏心目中也未把它们视作“文”。选录这类作品的目的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论学主张。叶适在《习学记言》中说：

此书二千五百余篇，纲条大者十数，义类百数，其因文示义，不徒以文，余所谓必约而归于正道者千余篇。盖一代之统纪略具焉，后有欲明吕氏之学者，宜于此求之矣。

最令人不解的是吕氏把士子参加考试的敲门砖——“经义”也收入书中，并单立“经义”一目，它不过是明清八股文之滥觞，连士子本人都不甚重视。《宋文鉴》选录了张庭坚的《惟几惟康其弼直》等两篇，还选了苏轼的《问小雅周之衰》等三篇，并为立“说书”之目，叶适说这些是庆历、嘉祐间的“时文”。这些都给反对此书者以口实。

四

《宋文鉴》本是奉旨而编，编迄又甚合孝宗心意，得到嘉奖，理应由宫内出资刊刻，不料却留中不发，并令崔敦诗加以修订，最后不了了之。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所体现的倾向性，与当时弥漫朝野的风气不合。前面说过，自熙宁至绍兴间士大夫党同伐异，蔚成风气，舆论是一边倒的，不是新党占上风，就是旧党占上风，而且双方毫无谅解，只是你攻过来，我还回去。这种状态到了孝宗时代似有转机，人们的偏激情绪有所克服，似乎要全面看待、评价“历史问题”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吕祖谦“一边倒”的选本，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新党误国的说法在绍兴间似乎已成定论〔18〕。元祐党人中确实也多君子，因此反对者不好直接为新党辩护，于是打出了借古讽今与攻击先帝两张王牌，《始末》中言：

有妒者密奏云：《文鉴》所取之诗，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旧作以刺今。又所载章疏，皆指祖宗过举，尤非所宜。

神宗、哲宗、徽宗三位皇帝都是支持新党的，论及新法不可能不涉及这三位先帝。如果说“借旧作以刺今”，孝宗的胸怀还能包容的话，那么“指祖宗过举”这顶帽子，他不能不反复掂量掂量了。这与孝宗的特点、地位与经历密切相关。

宋孝宗是以“孝”彪炳史册的。论人很苛的王船山都说他：

奉养德寿宫（高宗），极敬爱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终寿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亲者所未有。

（《宋论》）

我想孝宗对于退了位的高宗如此恭谨有加，表现出极感人的“纯孝”，大约不单纯是史书所说的出于“天性”，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宋初，太祖赵匡胤死后，其子赵德昭、德芳并未继位，而是传给其弟赵光义，即宋太宗。北宋诸帝皆太宗后人。金人破汴京后按照玉牒搜捕宗室，共得三千余人，太宗子孙很少幸免。宋高宗赵构为徽宗第九子，因奉使磁州，为士民所留，遂践帝位。他有一子早死，后因被金兵追逐惊吓丧失了生育能力，断绝子嗣，于是大统的继承成为绍兴间的重大问题。当时舆论主张立宋太祖之后为嗣，高宗寻访数个太祖后人养在宫中，后来以孝宗最为谨慎恭顺而被选中。孝宗为秦王赵德芳之后，至其父子偁，不过是个宣教郎、湖州通判，从八品的小官，已经与平头百姓相去不远。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退位为太上皇，主动把皇位让给了孝宗，孝宗对他的感激之情可以想见。因此高宗退位后孝宗谨守孝子之道。高宗做了25年的太上皇才去世，孝宗作了28年的皇帝。太上皇虽不过问具体政务，但孝宗的皇帝生涯始终在高宗阴影的笼罩之下，举动不得自专。大到北伐大业，小至饮食之微，无不要考虑是否会招惹高宗生气。因此，臣下提出的“指祖宗过举”从血缘上说并非孝宗的直系先辈，而是高宗的父祖。于是孝宗也顺着“妒者”的语势指出邹浩的《谏立后疏》的“语讦”，冒犯了先皇，涉及宫闱秘事。此篇关系到哲宗朝后宫一大公案。

哲宗原皇后孟氏因掖庭狱被废，出居瑶华宫。刘氏勾结外臣中的新党被立为皇后，邹浩上书表示反对，但未奏效反而被贬斥。孟氏于元符末哲宗死后一度恢复身份，称元祐太后，新党掌权后再度被废。金人破汴京她是唯一未被俘虏北上的后妃。南渡后她坚决主张高宗继皇帝位，并给予支持，乃至高宗十分感动地说她“爱朕不啻己出”。但她的废立又与新旧党争密切相关，《宋文鉴》在所选的任伯雨的《论章惇蔡卞》、陈瓘的《论瑶华不当遽复何大正不当遽赏》以及邹浩的《谏立后疏》等篇中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孟氏，有些语句甚至可以说是对太皇太后的亵渎。这在当时也是个敏感问题，也是使孝宗感到十分为难的，所以孝宗让崔敦诗更定书中群臣奏议部分，删去数十篇，必然包括这些作品。后来朝内多事，孝宗锐气日减、暮气日深。不久高宗去世，孝宗也传位于光宗，他仅在位五年，宁宗继位，随即就是庆元党禁，掌权的韩侂胄与道学家为敌。这部有明显的道学倾向的选本当然更不能刊刻，而且当时史臣还攻击吕祖谦说：

及书成前辈名人之文搜狝殆尽，有通经而不能文词者，亦以表奏厕其间，以自矜党同伐异之功，荐绅公论皆疾之。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虽然用词尖刻，但大体也是事实，所以《宋文鉴》这部官书，官方始终未能刊刻。

五

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官方越是排斥，越是禁止的东西，民间往往就越加热中。《宋文鉴》的命运也是如此。朝臣议论纷纷，皇帝日渐冷淡，吕祖谦缄口不言，而民间却数次刊刻。我们确切知道的，而今尚可见到的就有两个刊刻本，一是宋嘉泰四年（1204年）新安郡斋刻本，一是宋端平重修本〔19〕。这两个本子都是《宋文鉴》编成后几十年内刊成的。还有早于此两种刊本的刻本曾经问世，嘉泰四年新安郡斋刊本的沈有开跋称“《皇朝文鉴》一书，诸处未见有刊行善本，惟建宁书坊有之”。明代天顺八年（1464年）刊本商辂序中还说：“当时临安府及书坊皆有剜版。”另外从嘉定十五年（1222年）赵彦适《跋》与端平元年（1234年）刘炳跋得知还有吕氏家塾本。这些话除了说南宋临安府曾经刊刻不确实外，其他说法皆可以通过历代关于《宋文鉴》的零星记载得到证实。这标志着当时书商与地方官吏通过刻书对于朝政纷争的介入。

宋代出版业尚在萌芽阶段，私刻官刊还不规范，但宋朝的出版业时常介入朝政，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在熙宁元年（1068年）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以“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记载，民间竟敢私自刻印售卖伪造的圣旨，攻击时政，以摇惑民心，何等的大胆！政和四年（1114年）太学生张伯奋状奏：坊间刻卖《太平纯正典丽集》，其间甚有诈伪，可速禁止。大约此集是元祐党人的诗文选本，故为当政的新党所不容。元祐党禁以后，有些地方竟敢冲破禁令刻卖元祐党人的诗文集。宣和五年（1123年）中书省上言福建等路仍在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胡诠上书坚决抨击投降路线，要求斩卖国贼秦桧等以谢天下，此文正气凛然，震动朝野，代表了平民百姓的心声，当时宜兴进士吴师古刊刻了这篇文章，使之广泛流传，吴也因此被流放到袁州。南宋理宗时史弥远独擅大权，而且擅自废立，江湖派诗人写诗讽刺他。这些诗收入《江湖集》，触怒了当权者，因此《江湖集》被劈版，刊刻《江湖集》的书商陈起被刺配流放。这些都是出版介入朝政的明显例子。《宋文鉴》也是一例，虽然它没有遭到禁毁。

书商以出版禁书的方式介入朝政的主要原因无非两个，一是经济的，一是政治的。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政治还是主要原因。《宋文鉴》的出版也是如此。北宋的灭亡对南宋统治者来说是个极沉痛的事件，可是对于这个历史事件，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总结过，只是简单归咎于变法与新党。当然新法的失当之处及变质新党的倒行逆施是北宋衰亡的原因之一，但远非全部原因。新党执政时给民间带来的骚扰和灾难，一般士大夫及平民百姓都曾目击肤受。因此，他们反变法反新党的情绪在北宋南宋之交一直非常强烈。平话《拗相公》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与此相反，旧党中多高风亮节之士，其不幸遭遇易于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元祐党人关系较深的士大夫的党同伐异的作风，极易在民间找到知音，从而更进一步鼓动拥“旧”反“新”的情绪。在政治斗争中，民间反而难于接受理性的认真的思考，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这正是《宋文鉴》得以在民间出版的原因。

注　释

〔1〕吕乔年《太史成分编〈皇朝文鉴〉始末》（以下简称《始末》）。

〔2〕取以文为鉴之意，可见孝宗对它的重视。

〔3〕中书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对于他所认为的“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

〔4〕淳熙期间。

〔5〕庆元期间。

〔6〕内部又分洛、蜀、朔三派。

〔7〕如蔡京。

〔8〕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

〔9〕《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10〕《宋史·徽宗纪》。

〔11〕如《东人诗话》中就载有高丽人为苏轼鸣冤叫屈的诗篇。

〔12〕绍兴初反新学的中坚即为二程门人。

〔13〕其师林之奇是程颐门人尹焞再传弟子。

〔14〕或垂帘听政的太后。

〔15〕见《四库总目提要》。

〔16〕最初蔡京就是其中的典型。

〔17〕可惜未收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18〕变质的新党如蔡京的确是误国害民的。

〔19〕《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影印。

不要盲目崇拜《四库全书》

伴着电视上“皇帝戏”的火爆，《四库全书》就要隆重出场了（两者表现不同，病根则一），不仅文渊阁本的《四库》由鹭江出版社重印，而且，文津阁本也由商务印书馆以精装和线装两种形式影印出版。真是不知道这是出版界的盛事、还是学术界的悲哀。

《新京报》于1月22日以“学者解析影印《四库》三大问题”为题，发了专题报导。第一个问题就是“《四库全书》是否有价值”？三十年代，鲁迅先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这本来是极平实的论断，学术界中如果不是对“我大清”抱有特殊感情的，谁都会同意。现在却有人说，过去的政治评价多“从现代的政治观、民族观来要求，这是以今律古，今天我们应该从文化价值、历史发展和学术价值等方面来研究和看待《四库全书》”，要求“为《四库全书》正名”。这真是奇谈怪论，匪夷所思。清统治者的“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是破坏了原书的真实性、可靠性，给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误导，难道指出这一点就是“以古律今”？是不是从“文化价值历史发展和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经过了这种“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就特别正确了呢？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代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篡改。我们不妨举些例子来说明问题。如大家都熟悉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一个半个挽雕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被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的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难道如此分析就是“以古律今”吗？如果我们要按照《四库》馆臣的改本去了解和认识宋词不正是会得到鲁迅所说的结果吗？我想面对着如此乱改的古书，读者是懂得应该如何对待它和如何评价它的价值的（对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全面评价有兴趣的还可看看陈四益先生的《四库四记》——收在他的《丁酉四记》集中）。

再说一下印《四库全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上海古籍出版社打算重印《四库全书》，到北京来征求意见，在文学所开过一个小会。我参加了，表示赞同，但建议他们不要再印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印过的文渊阁本，印文津阁本较好，因为两个本子有差别，文津阁本平时也难得一见。文津阁本藏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能嫌麻烦，又急于出书，结果是影印了文渊阁本。应该说出版《四库全书》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经过文革浩劫，古旧书损失极大。改革开放后又办了许多高校，很多文科科系缺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古籍。《四库全书》把三千多种古籍按照经史子集编排在一起，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上海此举也有临时救渴之意。至今已二十余年，也已售罄多时，但上海古籍之所以迟迟不再版，我想可能是考虑到出版《四库》作为救急的权宜之计还可以，长久地把它当作一件学术工程去做恐怕会贻笑学术界的。何况二十多年来各种古籍出版了多少新的整理本、校点本、笺注本，可以说是成百上千。上海古籍、中华、岳麓、齐鲁等专出古籍的自不必说，就连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六辑所收的经过校点整理的古籍就有一百六七十种。那些影印的各种类型古籍丛书品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所用多是足本、善本或新的整理本，远远超过《四库》的成就。可是由于没有被媒体注意的卖点，人们很少知道罢了。

现在人们又在影印文津阁本。前面说过此本是与文渊阁本有差别，但差别不大，作为抄本两书可互校。实事求是地说，如果除了库本以外再无其他版本了（这样的不多，不超过10％），哪一位研究者也不会把库本当作一个重要的版本，所以版本学家认为根本没有版本价值。三十年代当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珍本丛书》时就是官商主张要按照原式原样印“钦定”本，而学界的蔡元培（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相当于今之国家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李盛铎、陈垣、刘复（半农）等主张用“善本”替代。这是从版本角度看问题。而且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也只是小异，根本不是像“中国图书信息网”上有人著文宣传的那样“据专家研究各阁本收录内容、所据版本不尽相同，以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为例，两者差别达50％以上”。还据“专家”，不知是据哪位专家？按照现行出版条例，两书相差30％就可以视为一种新著了。文津阁本竟与文渊阁本相差50％以上，那还不是另外一部丛书了？而且还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说这个本子是乾隆皇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什么呢？

前些年杨讷先生带领一些学者就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集部的相异之处做了校对，并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分装十五册，后有学者献疑，有的一些“补遗”，在文渊阁本上有，只是两者不在一卷上。这个“补遗”可以满足学者使用《四库》集部的需要了（实际上现在学者谁还用《四库》呢），只要再扩展到“经史子”部就可以了，不必灾梨祸枣，也可以达到了解两个本子的目的。

现在文津阁本出版了，听说18万元一部，学者自然不会去买了，除非那些声明自己常常读《四库全书》的人，可以自备一套了。我认为还可以从两类人那里回收成本。一是没有负责任的购书人员的公立图书馆，这样的图书馆拿着本来不多的经费买一套这种带着“钦定”光环的巨著，既省事，放在书架上又很整齐；一是附庸风雅的有钱人，客厅摆这样一套，装点门面，正像摆摆真真假假的周鼎商彝一样。然而我想出版者想搭电视中皇帝戏之车的打算可能落空。

破梦者如是说

——评《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

我是个苏俄文学的爱好者，大约从五十年代过来的喜欢文学的青年人都有这么一段经历。那时是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的政策，几乎所有的中学外语都是俄语。许多很好的英语老师都改行学俄语、教俄语，因此学生们读苏俄小说、唱苏俄歌曲、看苏俄电影甚至与苏俄学生交朋友、互相通信都是很自然的事。青少年时期是最易于接受外部事物的，也是最易于轻信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文化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不能说没有真实的东西，但确实是虚假者多，这些虚假者首先打中的就是大中学生。

当时读苏俄小说不仅是消遣和从中得到审美享受，而是一种学习，从中学习政治、学习人生。五十年代初我国流行着一个口号，那就是“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于是，所有的领域都要以苏联为榜样，在社会教育上就更是如此。虽然已经有了我们自己的、给青年人作榜样的英雄，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吴运铎等，但是绝没有苏俄造的英雄如卓娅（也称丹娘）、马特勒索夫、奥斯托洛夫斯基等人叫得响，就是中国英雄也要用苏俄的英雄去阐释才能被认同。如刘胡兰是中国的卓娅，黄继光是马特勒索夫式的英雄，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等。苏俄英雄事迹的传播多有文学艺术作品支持。卓娅就有她妈妈写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马特勒索夫则有《普通一兵》、奥斯托洛夫斯基则靠他大名鼎鼎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听说现在此书的新版进入新华书店，有的售书员把它归入“冶金工业”类，闻此，真是令人不胜浩叹）。不用说这些被宣传和教育当局视为对青年能起到教育和改造作用的“经典”作品，就是一般的描写苏俄战争和建设的小说也被视为教育材料，受到为数不少的年轻人的崇拜。如《勇敢》《海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金星英雄》《磨刀石农庄》《青年近卫军》《毁灭》《日日夜夜》等也几乎成为青年的必读之作。也许是爱屋及乌吧，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喜欢的英国二流小说《牛虻》也在中国青年教育中有了其位置。那时年轻人以争取进步互相勉励，大多也以赠送苏俄小说为最时髦。

那时，不用说不能对苏联说三道四（1957年因为这个问题划右派的也不少），就从内心的感受来说，我们也认为苏联是幸福的所在、光明的所在。苏联的次国歌《祖国进行曲》中写道：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打从莫斯科走到辽远的边地，

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

人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

就是祖国的主人。

这优美的旋律和与之相应的歌词长久地激动过我们，我们想象自己的祖国终会有那么一天也像苏联一样，因此当时的政策给青年人种下了热爱苏联的种子。直到五十年代末，外交政策转向，批判苏修，从五十年代过来而又比较憨直的人们还感到难于理解。

在这种氛围下，可知喜欢苏俄文学作品的确是件非常普通的事。我最早读的苏俄小说是本儿童小说，名叫《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时在1954年。此后，便是读苏联小说，先是四五十年代的，后是二三十年代的，再后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小说。时间过去了四十年，我所读的四五十年代的苏联小说具体内容是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它们在我的头脑中还是留有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印象中，它们那么富于人性、启发人向善，是那么活泼，富于青春气息。这些甚至可以用“真、善、美”三个字来概括。就像伊萨科夫斯基作词的名歌《卡秋莎》《红莓花儿开》那样优美、绵长……这大约就是活跃于现在五六十岁的人们头脑中的“苏联文学艺术梦”了。他们都以为这些无美而不至，其实这只是他们对自己青春的回忆，那些“梦”不过是自己思想感情的投影罢了。而苏俄文学艺术远没有俄国文学艺术能给人更多的东西。这一点我在蓝英年先生的《寻墓者说》《冷月葬诗魂》两书中又得到了证实。

一

我知道蓝英年先生是读了他在《读书》杂志和《随笔》杂志上发表的“寻墓者说”系列。其中关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日丹诺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也使我对苏俄文学重新思考，苏俄文学艺术给我留下的那些美丽的印象一个个破灭了，更加深了对苏俄政权的认识。1997年我为新华出版社编辑“学人文厍”就想收蓝先生一本，通过朋友认识了他，不巧，他才把一本集子交给李辉由上海远东出版（但不知何故该出版社一直未能出版），这就是今年才问世的《寻墓者说》（由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虽然组稿不成，但却相识了。我们聊起来才知道他也是北京师大附中的毕业生，我比他晚六届，我们先后有同窗之雅，彼此的了解又加深了一层。他属于解放后新社会培养出的第一批俄语翻译人才和第一代苏俄文化专家；那一代爱好苏俄文化的经历，他不仅有，而且比我们更为强烈。因为蓝先生不仅接受得多（少年时，他在晋察冀边区读书就受到过热爱苏联文化的教育），并且与他的专业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苏俄文化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我想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趁着到俄国讲学的机会，大量翻阅和研究苏共与俄政府的解密文件，对苏俄文化作深入和细致的考察，参考了俄国文化界的新的研究成果，以期弄清真相。这使他认识到，几十年来的苏俄文学和文化的彩色光环都是靠谎言制造的和用暴力维持的。蓝先生的这两本书都是谈苏联作家命运的，他带有几分悲悯地说：“他们大多数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有的甚至是它的支柱，但命运太亏待他们了。他们也曾抗争，不甘心灭亡，但终于被专政机器碾得粉碎。”（《冷月葬诗魂·序》）这两本书中的文章也把我头脑中残存的关于苏俄文学、苏俄文化的美梦碾得粉碎。

打开这两本书，没有什么枯燥的说理和论辩，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与故事。这些故事戳破了当时宣传部门指令苏俄文学家们所制造的美和崇高的种种神话。应该说他们工作很成功，因为欺瞒了许许多多人，不仅有我们这类几近于无知的青年人，就连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萧伯纳、智利的聂鲁达、中国的鲁迅这些世界级的大文豪都被他们骗得不辨东西。苏俄文学作品是热中教育读者的，把向读者灌输“美”和“崇高”看作自己的责任。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那些制造“美”和“崇高”的作家本身就离它们很遥远，他们的写作目的往往是为了生存、避祸、迎合与向上爬。我们这些从五十年代过来的人把他们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真诚地相信他们、崇拜他们，因此，他们精神上的不那么高尚或径直说是丑陋，就更令人震惊，更使我们产生了被人愚弄的感觉。也许，当时的苏联作家们各自有其苦衷，但是过去留存在我心中的、蔼然为人师的一面是永远消失了。

就拿作家协会来说，它本应是作家自己的组织，是保护作家利益的，它的领导层也是作家，而且多是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可是他们在历次清洗中成为秘密警察的帮凶。自1934年作协成立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有两千多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按内务部不成文的规定逮捕令须经所在部门首脑签字”，法捷耶夫从1946年起担任作协总书记，他签过字而被捕的作家有多少人？过去你能想象法捷耶夫这样的文学巨匠曾干过这种勾当吗？这类事是与文学这个崇高称号不相容的，正像我们不能想象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兼任沙皇密探一样。当然，法捷耶夫的确有自己的苦衷，这也许是身在其位的人们不得不干的，然而那个位置就那么值得留恋吗？这是我们对他的精神境界怀疑的原因。为了这个位置，在作家群中法捷耶夫甚至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不过，法捷耶夫最终认识到，他从事的“文学——最神圣的事业”已经不再“神圣”，因为“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地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优秀的文学人才过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岁”。法捷耶夫毕竟还是文学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和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侮辱：“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意识形态恫吓，却把这一切称之为‘党性’。”这是使知识分子最感难堪的。他把这些感受写在遗书中，然后坦然而去。我们从法捷耶夫的遭遇和他的最后的自白中可以感到这位内心分裂者一生的辛酸。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斯大林不让他周围的人、哪怕是最得力的助手有自尊心，他认为那是“神气”的表现，非打掉不可。他多次故意侮辱法捷耶夫，让他在人前出丑，下不了台。受到侮辱的法捷耶夫把耻辱深埋在自己的心底。有一次，斯大林请他到别墅赴午宴，他让母亲向信使说自己身体不适，不能出席。作家泽林斯基劝他去，希望在那个轻松的场面里他能为作家争取点权益。法捷耶夫辛酸地说：“我不去是因为我已满头白发，不想再让别人呵斥、嘲弄。我不是让人把脑袋往瓦盆里按的小猫。”人老了，分外感到尊严的价值。可是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专制制度就是蔑视人，随意践踏人的尊严。稍微有点个性、不肯俯仰随人的人对于这种“蔑视”和“践踏”是不能接受的，至少是不能毫无阻抗地接受的。法捷耶夫的自尊心终于觉醒了，他感到了耻辱，生活对他只是痛苦，1956年5月13日在作家村法捷耶夫以手枪自杀。法捷耶夫的结局是可悲的，同时也为苏联作家、也为人争得到一点点尊严。

更让人齿冷的是法捷耶夫的前任斯塔夫斯基，他竟然给秘密警察头子叶若夫写信请求他下令“处理”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理由是“一部分作家对曼德尔施塔姆极为敏感”。如果说法捷耶夫还是被动地为秘密警察服务的话，而斯塔夫斯基则是主动配合，这样作协成为出卖作家的机构了。苏俄当局果然应作协的请求将已经患有精神病的曼德尔施塔姆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海参崴，到劳改营后，他又疯又病，受尽折磨，仅两个半月就死在那里了。从苏俄作家的遭遇，再看“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两句歌词是令人感到可悲，还是可笑？

中国读者熟悉的许多苏俄作家都有与法捷耶夫相类似的表演，这与其所标榜的作家的职能和品格相差太遥远了。像专写知识分子改造题材的老作家费定，他的《狂欢》《不平凡的夏天》不仅都有译本，而且拍成了电影，在中国也上演过。他的出名和被擢至高位并非得力于他的著作，而是因为他是个四平八稳的老好人。他不乱整人，不随意打棍子，但是如果奉上级指示，他也照整、照打不误。这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干部了。至于那个被斯大林宠眷不衰的潘菲洛夫更是等而下之了。他只会在高层找靠山，在下层拉圈子，当作协负责人只知看上头的脸色，从来不为作家办事，而其文化水平是被高尔基看作是“半文盲”的。另外，那个被斯大林钦点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以《金星英雄》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的巴巴耶夫斯基简直就是碌碌庸人。这个平庸的人也在他的作品中装模作样地制造着“美”和“崇高”。当他没有政治的强力支持时，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本来面目。他借以成名的《金星英雄》不仅没有人阅读，甚至连图书馆都不肯庋藏了。我想《金星英雄》再差，总比完全概念化的《金光大道》好吧？《金星英雄》在俄国已难寻觅，而《金光大道》在中国还有人重印，这就是两国文化界眼光的不同与差距。而且，巴巴耶夫斯基终于认识到“我本不是作家，是他们把我制造成作家的。不仅我一个人，西蒙诺夫、马尔科夫、费定等人也如此”。而我们一些本不是作家而硬被制造成为作家的人们的感觉正十分良好呢。

那些普通作家除了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稍有风骨者外，后起者多是以打小报告、卖身投靠、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为能事的。无论哪个作家出了事，大家的共同反映是谁也不再理他了，让倒霉者体会一下为众人所弃的滋味。这些作家就是写作上面提到的那些“教育人”的作品的。1957年刘绍棠说，苏联三十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不如三十年代以前的。这曾引起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愤怒”，并成为把刘划为“右派”的罪状之一。茅盾先生批判刘绍棠时，说他少年“狂妄”，“你读过几本苏联小说就敢下这个结论”？我也没有读过多少苏联文学作品，但是经过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以后，稍有些棱角的作家大多被清洗掉，剩下的多是以唱赞歌为主的“作家”了。我想，也许让他们写揭发批判材料比被清洗的作家写得好，至于写需要生活积累与思想底蕴的文学作品肯定是要差一些了。

二

从蓝先生这两本书中，我们得知过去许多熟悉的事情原来是场骗局，或是建立在骗局基础上的谎言。了解到这些，不仅有得到知识的快感；更多的还是多年受骗的悲哀。

《勇敢》一书写的是共青团员们在最艰苦的阿穆尔河上建设共青城的故事，过去这项事业被看作是青年人奋斗的象征和用以表达对未来幸福的追求，为此中国也建立了“共青城”；但是，事实上，这些城市都是劳改犯们在冲锋枪的看押下建成的。那些劳改犯从欧洲运到西伯利亚在火车上要走一个月，耐受不了死了的，就扔下车去（《古拉格群岛》对此有详细的描写），由当地内务部处理，而那些劳改犯中就有曼德尔施塔姆那样天才的诗人。看到这些，联想到“共青城”的象征意义不是会感到有点滑稽吗？

左琴科的《列宁和哨兵》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它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作者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最初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怕捷尔仁斯基认为是影射自己，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自然斯大林会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从此得罪了斯大林。事隔多年之后，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

十年浩劫当中，中国电影只有六部，外国电影能够上演的也不到十部，而苏联就占了两部，那就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这两部被当时观众视为极革命（在我看来是极“左”。影片之中对布哈林、加米涅夫的丑化、对斯大林的美化都是极明显和极低劣的）的电影，谁也不会想到它们的作者卡普列尔，是被劳改过十年而其“过错”仅仅是犹太血统和与斯大林女儿恋爱两条，因而被斯大林恨之入骨，他如何卖力地向斯大林歌功颂德也没有用。

1964年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时，张光年在《文艺报》上所发表的文章里以苏联电影《晴朗的天空》《南来雁》《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个》为修正主义作品的典型。特别是“宣扬活命哲学”“宣扬投降主义”的后两个影片尤为可恶。《一个人的遭遇》的小说，我读过，不像批判者说得那么坏，作者萧洛霍夫还是把作品中的“我”写得很坚强的；至于《第四十一个》只知道鲁迅肯定过这部小说，我想也不会像批判者所说的那样糟糕。蓝先生的《〈第四十一个〉又回来了》指出这篇小说是“歌颂‘憎胜于爱’，突破俄罗斯文学对这类题材的传统处理方法。普希金1821年写的长诗《高加索俘虏》歌颂的是‘爱胜于憎’。”作者拉夫列尼约夫本来已经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塑造人物了，可是在中国批判者的眼中，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认为不同的阶级之间根本就不能产生“爱”，马柳特卡爱上“蓝眼睛”那一刹那就已经是“投降阶级敌人”的“叛徒”了，后来再把他打死也不足以蔽其辜。可见同是“马列”，苏联和中国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绝非是赫鲁晓夫“修正”的结果。《第四十一个》是写于1924年的，那时赫鲁晓夫可能还在当矿工呢！《第四十一个》是作者拉夫列尼约夫献给其爱人丽莎的，丽莎也忠实其丈夫。1992年，在拉夫列尼约夫去世三十三年以后，九十高龄的丽莎要出版丈夫八卷本的全集，可是她没有钱，这时从国外回国定居的阔佬帮助了她。这个阔佬也有《第四十一个》中马柳特卡的“蓝眼睛”一样的遭遇，他是邓尼金将军的中尉，与红军作过战，也曾像“蓝眼睛”一样被红军俘虏，不同的是，他没有成为“第四十一个”。小说中“憎胜于爱”而生活中却是“爱胜于憎”。这真是应了歌词中所说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了。

马雅可夫斯基是五十年代过来的青年们最熟悉的苏联诗人，其普及度超过了俄国诗人普希金。这也许因为普希金是贵族诗人，而马雅可夫斯基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的缘故。他的“楼梯体”的诗歌不仅是年轻人写诗效法的榜样，就是大诗人如贺敬之、郭小川等也在学。六十年代初，我到学校实习，有个初中学生喜欢写诗，他拿来给我读，我觉得缺少诗情。他说，现在看着不太好，一分行（分成“楼梯形”的诗）一朗诵就好了。真像苏东坡所说，“十分诗要靠七分念”了，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给中国新诗创作的灵感。蓝先生两本书中有好几篇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包括《马雅可夫斯基是怎么被偶像化的》《马雅可夫斯基与“凶狠天才”莉莉娅》《马雅可夫斯基被现实撞碎生命之舟》。我们才知道当时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有才华的诗人很多，有些并不亚于他，甚至高于他，如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叶遂宁和稍后一些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他的成名在于其“遗孀”莉莉娅的努力争取和斯大林政治斗争的需要。莉莉娅上书斯大林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在今天仍极有现实意义，是最强有力的革命武器”。而此时斯大林正因为作协被“拉普”派把持、不太听话而烦恼。于是便把此信批给了特务头子叶若夫，命令他把马雅可夫斯基树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在这种情况下马雅可夫斯基被偶像化了，并成为一块打人石头，用他打击过许多作家和诗人（如帕斯捷尔纳克、叶遂宁）。树马雅可夫斯基为“最革命的诗人”中得利最多的就是莉莉娅，她在物质和精神上占尽了便宜。

其实莉莉娅根本不是什么马雅可夫斯基的“遗孀”，只不过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情妇。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就与她有直接关系，莉莉娅数度阻挠和破坏马雅可夫斯基与其他女人发展关系，而自己又不肯嫁给他。莉莉娅另有丈夫奥西普（而且也最爱他），马雅可夫斯基带着他们夫妇到处跑，一人挣钱养活三个人，仿佛中国北方农村“拉帮套”的（当然这样比喻这“永不分离”的三人关系似乎有点庸俗），这种畸形和丑恶的关系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可是那是个“革命时代”，什么行为都有个“革命”的依据，三人婚姻的依据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怎么办？》中对未来男女关系的设想，而嫉妒不过是“资产阶级感情”。这样马雅可夫斯基就成为莉莉娅和奥西普夫妇的摇钱树和挡箭牌了，特别是在他自杀以后，再也不会写出令斯大林不快的作品，成为“定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这样对莉莉娅夫妇来说马雅可夫斯基成为永久不变的“保值品”了，他们夫妇吃了马雅可夫斯基一辈子。

三

蓝英年先生曾对我说《寻墓者说》和《冷月葬诗魂》两书中的文字写得很费力，他在《冷月葬诗魂·序》中把他在俄国时收集材料之艰难写得十分详细、生动。使我们得知他写一篇随笔要参考许多资料，可是作者奉献给读者的文字却是十分轻松的。前面讲过作者善于讲故事，而且善于用有趣而幽默的文字描写故事中的富于表现力的细节。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简直就是一篇幽默小品，令人感到可笑而辛酸。人，而且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他们在恐怖统治下性格被扭曲了。那些像变色龙一样的“红色学院”的教授们的滑稽表演自不必说，他们是吃意识形态饭的，自然要唯斯大林的脸色是看；可悲的是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这个演过许多契诃夫经典作品的剧院，这些在世界上都有一定名望的艺术家在彩排时关心的不是戏剧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塑造，他们唯一关注的是斯大林面部表情的变化，艺术家似乎已没有了多少艺术气质。看到了斯大林自开演就板着脸、没有丝毫笑容，又提前退场，艺术家们感到“大祸临头”；红色学院的教授们马上对这出戏大加讨伐。可是当剧院经理宣布斯大林夸赞《彼得大帝》“剧本写得很好”时，已经谴责过剧本的教授们狼狈逃窜，连自己的皮包丢在会场上，也不敢来取；尚未表态者则马上大唱赞歌。前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又各有极充足的“道理”。他们的前后矛盾引起了哄笑，我想在意识形态的统治下“道理”不过是可以呼来唤去的娼妓。那个“皮包”的细节颇有助于“红色教授”的刻画。

《赫鲁晓夫乱点鸳鸯谱》也是一个幽默小品。这是误会导致了喜剧性的“戏剧冲突”，从中可以看出赫鲁晓夫鲁莽和随意处理政治事务的性格（后来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失败就与此有关，无怪深谋远虑的毛泽东从内心深处看不起他）。1963年赫鲁晓夫整肃文艺家，打算以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克肖诺夫作为“杀鸡给猴看”的“鸡”。在大会上他本意要点阿克肖诺夫，把他拉上台示众，可是却误把画家戈里岑拉上了场；本来要指控阿克肖诺夫的“父亲被害而向我们报复”，可是没有想到阿的父亲还健在（这是准备材料者的马虎），而且是斯大林时期受迫害，到赫鲁晓夫时代才被平反，这又使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一场虚张声势的“批判”变成了闹剧。最后他对阿说：“看样子你是个诚实的人，阿克肖诺夫，继续写作品。请握住这双工人阶级的手。”说完把两只粗壮的手伸给阿克肖诺夫。

这类的细节太多了，如特瓦尔多夫斯基“偷”酒喝；索尔仁尼琴接待记者；左琴科批判作家大会上孤注一掷、大发牢骚之后，赢来一片掌声，他走下讲台，跑出会场，几个人追了出去，“怕他心肌梗死，死在作家之家”。这些都是传神之笔，特别能传达出当时人们的心态和风貌。

《百年一遇》序

罗文拿来他的新作《百年一遇》，要我说点什么，作为书的“引言”。这是一本以记录他的哥哥遇罗克事迹为主，并叙述他们一家在“文革”中不幸遭遇的书。罗文在书的“后记”中又写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读者，希望大家不要遗忘，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时代。

我几乎是流着泪把这本书的打印稿读了一遍，特别是书中写到1966年“红八月”那一节。我自诩是不敢健忘的，“红八月”26号那一天，我也被集体“批斗游场”（当时，我因为对“三面红旗”有些个人看法而被划为“反动学生”劳动改造），并据后来农场职工说，如有反动学生反抗，是准备全部处死的。虽然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与人说起这些，多是作为谈资笑料的。似乎是在讲到某处参观一些文物，或是讲出国后的一次奇特的经历，听完后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如李白诗中所说“有如东风吹马耳”。仿佛这些事情就像一场戏，它的背后没有什么真实的血泪！

而《百年一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红八月”的下旬，在大兴县马村，活埋一位老奶奶和她怀中抱着的孙子，当凶手往他们头上埋土时，孩子对奶奶说：“奶奶，迷眼。”奶奶安慰他说：“一会儿就不迷了。”读到这里，我的心颤抖了，更令我震惊的是那个现场操作的凶手，我不知道他长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我相信一切有良知的读者都能记住这件事，都能记住这对祖孙的最后的对话。我希望人们从这件事上能够认识到被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激起的狂热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当我们现在轻轻松松侈谈“爱”的时候（当然有必要谈），不要忘记那个互相猜忌、互相仇恨的时代。读罗文这本书，我感到不要“遗忘”的沉重！所以，不论是于私（我与罗克是高中同学）于公，我都感到有必要写一点我的想法，支持这本书的问世。

“家”给了我们什么？

本书是写遇家遭遇的，自解放后的“三反”“五反”以来，到“文革”结束这近三十年中，遇家几乎就没有安定过。罗文在“后记”中说，“我家被迫害的次数和程度是比较集中的，我认为是中国亿万家庭的缩影。”家的不幸给它的每一个子女的前程都涂上了阴影。我们可以看到小小的一个家庭，在动荡的社会中的无力与无奈。它仿佛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家中的成员一个个被浑浊的激流裹胁水中。也许外国人很难理解，许多中国人的幸与不幸，最直接的来源是他的“家”。

“家”本应是人类幸福的本源，一个人诞生后，“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父母。当婴儿依偎在母亲怀中发出的咯咯的笑声的时候，难道这不是幸福？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每个人有了一个具有自然和人文双重特征的“家”（以父母为主体的亲人团体和居室）之后，“家”就成为人类社会里最温馨的存在，不管与大自然、与社会、与其他人群斗争有多么残酷，一旦躲回到自己茅草棚里，和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又回到了一起，便会感受到极大的安慰。此时身体与精神得到了双重的放松，好像经历了狂风恶浪之后，终于又停泊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的小船。从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的只有两根立柱支撑着一个覆盖物的简单的家，到现在流行歌曲中所吟唱的《我想有个家》，可以看到古今多少人对“家”寄托了深深的期待。

自周代以来实行了宗法制度，“家”又放大为“国”，家国同构，周天子既是天下的“共主”，又是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这种情况，看来温情脉脉，很有人情味儿，实际上，走上了政治家庭化、家庭政治化的道路。这样的“家”与本来意义上的家，产生了区别。从此，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参加者不仅是个人，而且波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即使个人的活动与家属毫不相干，为了加大对拂逆者打击的力度，其惩处也必然累及家人。于是中国发明了“族”“族诛”“灭族”（一人犯罪，杀其全家的不同说法）等刑法。《尚书·泰誓》中就以“罪人以族”指责殷纣王的残暴，孔安国解释说：“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实际上周代也有这样做的例子，在《左传》中就有记载，不过到了秦朝才把“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残酷的做法正式写入法律，到了汉代便“族诛”成风，《史记》《汉书》多有记载。这个“道理”，在古代的中国也真是深入人心，连小孩都懂得。曹操要杀孔融，从家里把他抓走，可是他的孩子仍在地上玩，孔融问去抓他的使者，他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能不能免于一死，使者还没作声，两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却很镇静地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这是被《世说新语》收入“语言”门，被当作“隽语佳话”来传诵的；可是，我读了只感到悲哀。试想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就看惯了生生死死，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完全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幸福还是不幸呢？唐代的韩愈名作《元和圣德诗》就是歌颂朝廷“族诛”割据藩镇吴元济一家的，如果说吴元济被处死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他的老母弱子则纯属无辜，诗中以极真切的笔调描写记录这个场景，特别对孩子上断头台的描写真是太惨了，这里不忍重录。后来，统治者觉得，只杀一族，还不足以立威和解气，于是，又发明了“诛三族”“诛九族”，明代永乐皇帝又开创“诛十族”，用以屠戮那位特别倔强的方孝孺。所谓“十族”，也就是除了亲族之外，还包括了老师一族。大约这位朱棣是最看重老师作用的了。这里说的都是全家跟着一人倒霉的例子，当然，家族甚至家族后代也有因为一人而“仙福永享”的。《尚书·泰誓》在讲完“罪人以族”，紧跟着就说“官人以世”的。因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是封建社会的通行规则，这一点是人们都能亲眼得见的了。当然这是最高统治者对官僚们的恩惠，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普通人承受的只是“罪人以族”罢了。

近代文明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株连是野蛮的象征（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打交道要求“治外法权”的借口就是“大清律”太野蛮）。光绪末年，在世界大潮面前，清廷尝试搞改革，“大清律”也要与“世界接轨”了。在改革刑法时中国第一位近代法律专家沈家本上言力主废除连坐族诛之法，“今世各国，皆主持刑罚止及一身之义”。其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都没有罪及家属的条款，然而，这种应该“罪及家人”的思想意识没有变，许多人从内心里认为这家子出了一个罪人，其家属会没有责任？从而推断这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想方设法要给他们点儿罪受，因此，株连之风也是有社会心态作为基础的。这一点许多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是有所感受的。喜剧演员冯巩因为演《没事偷着乐》得了“金鸡奖”，娱乐记者采访他，问他幸福不幸福？冯巩回答说，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这话说得很凄凉。他祖上在北洋时期当过临时大总统，解放后少不了麻烦，而且是一人出事，全家倒霉。我想连邻居小孩都会给他们点颜色看，即使没有人出事，那种出身也是先天的“政治贱民”，不说人人得而诛之，也是人人得而弃之，人人得而歧视之的。所以冯巩才会有这样令人心酸的“笑话”脱口而出。一个不幸而又不能选择的“家”，简直就是它的成员生活和前进的“枷”，永远不能摆脱。我从李一氓先生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得知，那位忠诚于潘汉年的妻子（听说是位南洋银行家的千金），因追随其夫，死于劳改场，而她的身份还是“犯属”（写到这里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可见株连制度之厉害，到死也不放过。

当然，如果在二十世纪中叶再鼓吹赤裸裸的株连制度是多么必要，那是要被国际上视为野蛮的。于是，株连往往是以“血统论”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做法不仅巧妙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株连的范围。封建时代的株连只是对于“犯罪”之人，而五十年代以来的株连几乎囊括一切出身有问题的人。而且“有问题的人”在社会上与日俱增，被株连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大。当然，“株连”不是把出身有问题家庭的青年人都抓起来，而是实行了一种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制度，把这些青年人视为低人一等的“政治贱民”，给他们的正常生活与追求带来巨大的压力（一般说来，农村比城市更甚）。这些在《百年一遇》中有很好的描写，遇氏一家的兄弟姐妹不幸的遭遇皆始于其家。

“家”和《出身论》

当然遇家没有冯巩家庭那么显赫，罗克的父母一辈不过只是到日本留过学，父亲在“三反、五反”时出了些莫须有的问题，被抓了起来，尽管后来无罪释放，但在身上落下了黑点，父母两人又是资本家，这样到了反右时期，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文革”以前，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对“大蒋介石”还是有某种优待的，而对“小蒋介石”则是坚决镇压的。因此，家中父母有点不大问题的，往往比那些有较大问题的家庭的处境更糟，遇罗克兄弟们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比冯巩一家还大。

当然，这种做法与想法都是在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旗号下进行的，对于“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在中国无论是倡导者、执行者，还是一般老百姓对它都是经过传统的宗法意识来解读的。因此看来很新的理论，实际上却有十分陈旧的思想背景。因此，有时候说起来好像言之成理，可是一做起来便极其荒唐。例如对待数以亿计所谓历史有“问题”和“出身不好”的人们，解放以来是有所变化的。前十二三年中，虽然其间有曲折，有紧有松（毛主席说这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然而，对于家庭出身好与不好，大体上还是由党委和人事部门“内部控制”的问题。在教育“出身不好”的青年时，总是要提到“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倡导与家庭划清界限，鼓励与反动家庭作斗争，这些好像有些道理，实际上是用利益诱导青年改变人的天性，它严重后果远大于短浅的、暂时的政治利益。这一点也许是当时的当政者没有考虑到的。现在泛滥成灾的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与那时的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后来又提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就又紧了一层，而且什么叫“政治表现”？在当时看来就是要做到比“螺丝钉”还螺丝钉，比“驯服工具”还要驯服。人怎么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谁心里都是有数的。但在城市里多少还给“出身不好”的青年留有一定的面子，并给他们些许希望。尽管这些可能是假象。

1962年秋季，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后，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把有历史问题特别是严重历史问题的家庭推到敌人一边，对于有问题的人们及其家庭成员作了种种限制，这些在《百年一遇》一书中有很好的介绍，例如在“‘血统论’无处不在”那一节里写道：“过去罗克只知道在大学里有的学校干脆不招收出身‘坏’的，有以设立‘工农革干班’（学生全部是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为荣的；在高中，出身‘不好’的要入团非常难，入党几乎没有。通过代课任教，他又理解到初中、小学‘血统论’影响也相当的严重。”

其实罗文当时年纪小，他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现实缺少切身的感受。他的哥哥遇罗克1960年高考中之所以落榜，主要是因为家庭出身。我与罗克是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同在学生会的文学组，对他有所了解。罗克文理兼优，作文比赛在北京拿过名次，物理比赛在东城区名列前茅。他的记忆力极好，可以同时与两三个人下默棋。可是在那年他居然没有考上大学，要知道那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全国仅有20万人，而大学招生人数却高达23万人。许多并没有报考大学的本届毕业生，如已经留校，或因家庭经济困难已经找到工作的，都动员上了大学。遇罗克却没有学上，这本身就是极荒唐的。现在问题明白了，原来就是出身歧视。像遇罗克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早已被内定为“另册”人物，只是他自己不完全知道罢了。而一切与组织系统有关的人都知道了，街道、派出所、工作单位中，甚至学校的老师，总之凡是能够具体管到遇罗克的人都了解他属于“另册”。这些人日常言谈话语乃至一颦一笑都会流露出来对“另册”人物的歧视。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这些必然会大大刺激像遇罗克这样聪明敏感青年的自尊，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极深刻的痕迹。毛主席对此很有感受，在他给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人们对周的歧视时（也包括毛在北大时的遭遇）是“口虽不言，目笑存之”。这是很形象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大学者看不起小知识分子。至于那种自认为是社会中坚，当他们看到可以随意踩到自己脚下的人物会是什么心态？心中又会有多少满足？这还需要艺术家的想象吗？

遇罗克的这种感受是他写作《出身论》的动力。他觉得自己、还有一大批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被视为“政治贱民”。这种歧视到了“文革”中，公开化了，而且，以一种大力张扬的方式四处播散。此时把一切出身“不好”的青年称之为“狗崽子”，它不仅活跃在许多出“好”的人们的口头，也常常震荡在高音喇叭之中；而且见之于报刊文字。马克思是把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事业视为人类文明的顶峰的，我想，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竟有如此野蛮的“继承者”！他们是在继承，还是在糟蹋？！

“文革”初期，在青年中掀起最大波澜、引起最广泛争论的，大概就要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所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对联了。这种最落后、最愚昧、最粗鄙的“血统论”实际上是1963年以来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外省市许多地方的红卫兵以为谭立夫是“中央文革”首长，在北京传播“真理”，纷纷学习和响应谭立夫。这个荒谬的放在世界坐标上像野蛮人讲述的笑话一样的“论断”，却在我们这块野蛮的土壤上传播开来。就如《百年一遇》中所说的“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为什么“血统论”能征服一大批青年学生，甚至为他们所欣赏呢？除了青年人幼稚、缺少理论修养，以及这个口号与现实中的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承接性之外，还由于人性的弱点，特别是中国人的弱点。中国人自古就把天地之间的财富看成一个常数，其追求幸福也缺少向外部扩张的勇气，人们的对现实的满足程度往往是因为他看到有一批处境还不如自己的落伍者，如果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可供自己践踏的人则更好。当时成年人有地、富、反、坏、右（“文革”中又增加了敌、宪、伪、警、特、僧、道、无、巫、尼、娼十类）、叛徒、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成为社会中的人下人，每到单位里开大会时，这些“另类”被武装民兵押解入场，这种景象往往使“革命群众”看呆了，虽然他们也坐在寒风凛冽的批斗场上，然而他们会为自己的处境的暂时的安全和优越感到满足，甚至他们还会认为如果那些“另类”代表着“罪恶”的话，自己就代表着清白与正义。说到这一点，也许为现代读者所不理解，处在“正类”的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正需要一些人的落败做参照。试想阿Q如果没有王胡、小D、小尼姑等更弱者为参照，如果未庄都是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赵秀才等一类威压人物，他的心理能平衡吗？他能够在土谷祠睡得那样香甜吗？他能够一天天飘飘然吗？在“革命”迷狂状态下的阿Q还幻想把一切不顺眼的人物都踩在脚下（“文革”中叫得最响的口号也是：把某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自己要成为未庄的唯一的威压人物。有人觉得这种说法太把文革喜剧化，如果我们没有先入为主地把“革命”看得过于神圣，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那荒谬的十年，不过是给大小阿Q提供了上蹿下跳的舞台罢了。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革命小将和老将们尽管自己“革”得痛快，没想到还有被迫扮演“革命对象”人们的痛苦（前面引的那位老奶奶和小孙子就是一例），只顾一味地胡闹下去。于是，被“革”人们实在是苦不堪言，也要“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老拿马列主义说事，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到底有几分真理？两千多年前没有文化的陈涉都知道“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而两千年后，据说是总结和继承了人类全部先进文化的所谓的“马列主义者”竟说：“帝王将相”就是“有种”！“英雄”和“混蛋”都是要一代代传下去的，永无止息！这就是“血统论”告诉给我们的，并在当时受到了大多数人们拥护的“真理”。据说，在一次大辩论会上，有位出身不好的青年登台现身说法：“用我来证明吧！我出身不好，我就是混蛋！”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血统论”威风了一两月，受到了许多当事者的质疑。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而且在十年浩劫之中说得最好，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就是遇罗克的《出身论》。说老实话，《出身论》并没有越出自五十年代以来舆论所允许的范围，文章的内容就是《百年一遇》中概括的那四条，其核心要说明的是“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在近代社会这一条是被普遍承认、不证自明的公理。在这里我要说，不仅是青年，一切人，只要他没有被依法褫夺了公民权利，他们就是天然平等的。也许正像有人所说的，真理就是简单的，是聪明人们把它弄复杂了。例如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几千年来争论的核心也就是“平等”问题。奴隶社会、封建时代把人分为若干等；经过了启蒙学者几百年的宣传，“平等”成为了欧美人们的常识。现代的“平等”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平等”逐渐成为民主革命中革命者和人民大众所追求的目标。没有一个革命者说：“我们追求的是新的不平等，新的压迫。”

解放初，“平等”也是为社会肯定，具有正面意义的政治概念，例如“男女平等”“民族平等”，是经常挂在口头的。可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不平等？没有明确说。但从一些有权的人以改造者自居，并把看不顺眼者列为改造对象来看，平等是不存在的。自强调“阶级斗争”以来，“平等”这个为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突然变成负面的东西，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理论的遮羞布”，并把它与政治权力斗争的胜负联系起来。当权者是聪明的，他不说“我倡导不平等，人和人之间不该平等。”而是用“哀兵必胜”的战术说自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自己“受到了资产阶级的压迫”。他要反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和“压迫”，于是，提出了“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压迫你”的命题。由此演绎出，主张“平等”不过是敌人的幌子、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目的就是要压迫我，为了不让你压迫我，我先镇压你，不给平等。这就是当时的逻辑。因此，“平等”这样像几何公理一样的道理被列入了禁区。从此“平等”已经脱离了学理，完全成为政治实践问题，它是不能讨论的，只是主政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和处理的，不会有个是非标准。遇罗克出于自身的感受和对真理的热忱，贸然地介入了这个争论，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出身论》成为遇罗克用生命做出的最后一次搏击，其所面对的却是粗鄙的“理论”和荒诞的政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受到类似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和清代文字狱一样的待遇，这是遇罗克没有想到的，更是现代的青年很难理解的。《百年一遇》一书中对《出身论》写作背景、内容及结局的介绍与评论是会使现代人大开眼界的。

“生民之乐”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唐元和间藩镇割据，军阀吴元济割据蔡州，统治极为严酷。他禁止在大街上两人交谈，禁止点灯，禁止人情往来和人们之间的酒食宴请。违者杀头。待唐中央政府收复了蔡州以后，丞相裴度下令：“唯禁盗贼，余皆不问，往来者无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这是一段很辛酸的往事。中国老百姓对于生活没有什么太高的企求，他们向往的也就是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用今天老百姓的话说也就是“过日子”。说俗一些就是无非有饭吃，晚上能点个灯，亲戚朋友见了面能一块聊聊天、喝两盅，化为文词就是“生民之乐”。能让老百姓过安生日子，可以说是对“为政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在战乱之后的西汉初年，执政者大多信奉黄老哲学，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萧规曹随，这样才出现了看似不太辉煌而老百姓确实得到许多实惠的“文景之治”（从老百姓的观点看，汉文帝、汉景帝都是比汉武帝更伟大的皇帝。汉武帝穷兵黩武，开边、开拓疆土，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总结五十年代施政上的得失的话，我以为扰不扰民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条。新中国成立之初，老百姓经历了近百年的形式不同的战乱和社会动乱，好容易熬到了一个和平时期，本来应该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使经济得到恢复。很可惜，决策者忽略了这个问题，也许他们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好事做完，于是不断地“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具体表现为就是“运动”。1976年年底，我与一位曾经作过人事工作的朋友仅凭着个人记忆，扳着指头算了一下解放以来搞以整人为目的运动，大约有二三十次之多。平均下来，不到一年就有一次，把人们折腾得“找不到北”。当然，有运动是打击犯罪活动（如“三反”“五反”），这本来是应该属于政法机关的事，为什么为了抓出少量的犯罪分子而扰动全国人民（主要是城市居民）呢？而且，涉及处理人的问题应该是很严肃的，没有多少法律知识的群众、没有经过执法训练的民众只能把事情搞糟，这是人所共知的简单的真理。也许主持者的目的本来也不在于打击犯罪，而在于整治那些本来没有犯罪，但却让他们看着不痛快的人！“文革”就更厉害，真是把一切人“都发动起来了”，其规模之大和迁延的时日之长是集数十年来整人运动之大成的，几乎各种类型的人士、各个阶层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挨整，弄得人人自危，可以说在整整的十年中，全国人民都不得安生，工人不能安生做工，农民不能安生种田，学生不能安生上学，把十亿人民都套在高速“革命”的转轮中旋转，欲罢不能，真是古今未有之奇观。老说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不做工、不种田、不上学能建设什么？当时还发明了“抓革命，促生产”，试想穿着那双欲罢不能的革命的“红舞鞋”跳革命芭蕾，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促生产”？1958年大跃进有个歌名叫“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时人们怀着天真（有时天真与愚蠢之间没有严格界限）愿望，幻想：“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局是“二十年等于一天”，待到1978年结束了“洋跃进”之后，才发现我们的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几十年折腾的结果。老一代撒手人间了，新一代要清理他们留下的麻烦。也许主持者的动机与古代统治者立意扰民不同，我也愿意这样去想。《庄子·骈拇》中讲了一个故事，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百年一遇》虽以讲述遇家在“文革”间的遭遇为主，但也涉及了五十年代以来的一些运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运动给平民百姓带来的不安。这里不妨就遇家遭遇和心理上的去就作些分析。遇家解放之初，小有薄产，然而就这点产业，在解放前三年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吞噬下，很快就会破产。因此，就遇家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来看，他们是拥护新政权的。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扰民的运动，任其发展，遇家的两位老人会成为好的企业管理者和有发明创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四个儿女也会各有成就，就他们后来的发展情况看，他们可能为思想家、美术家、发明家，为祖国的进步和文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遇氏一家也能兴旺发达。然而，运动夺去了他们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命。一家六口，倒有四人六次进过监狱，其父遇崇基进过两次七年，失去自由的时间最长；其兄遇罗克最短，只有两年零两个月，却以死刑而结束。这是多么悲惨的现实，“一个温暖、和睦、规矩的家”就这样崩溃了，然而，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过、恶。当然，有这样遭遇的不仅仅是他们一家，有的比他们更悲惨。像罗文的二姨一家。

二姨和二姨父是一对温柔得有点怯懦的城市贫民，住着一间屋子半间炕的房子。吃点酱肘子、喝盅烧酒都被视为幸福。然而如果没有干扰，他们真是幸福的，他们是对“恩爱夫妻”，都热爱戏剧，二姨父为了学习京胡，夜里到京胡名手家的墙根底下偷听学艺。他们热爱生活，对京剧的喜爱达到痴迷的程度，连吃碗炸酱面，都要用京剧的韵白，这样仿佛才是生活的滋味。然而就这一对老实到家的夫妻（二姨父没有拿到《毛主席语录》时就不敢出街上班），只因为二姨父在解放前当过半年交通警（如果看过石挥主演、老舍编剧的《我这一辈子》便可知解放前普通警察生活的悲惨），他们就成了“反革命”。二姨整天戴着“反革命家属”的黑牌，不敢摘下来。最后服毒自杀。用一句老北京话说“他们招谁惹谁啦？！”

文革前十七年认为是出身“好”的也不能完全踏实，用《百年一遇》中一句话说，因为家庭不断地在变，变好的可能性极小，而变坏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大家都知道的像国家主席刘少奇家、“第四号人物”陶铸家、元帅贺龙家悲惨遭遇。我想到了秦朝位极人臣的宰相李斯。这位一度大权在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最后也没有躲开押上刑场的命运。最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还想和你牵着黄犬，出上蔡县（李斯的老家）东门一起去打猎，岂可得乎？”没有制度的保障，一度处在顶峰的人物，最后想做平民而不可得！

更多的家庭并没有陷入如此的境地，然而近三十年的非正常的社会生活，使人们少了许多正常的“过日子”的心态（现在的居民热中于装修房屋、购置家具正是安心“过日子”心态的反映），许多人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下，什么都是凑合。有个家境还不错的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至今还记得。他说：“中国城市里大概没有屋子没有床的。”这句话反映了那时住房紧张，又表明了当时人们不重交往和生活凑合的态度。大家都很少有正常的“生民之乐”（运动中，有些人以斗人、打人为乐）。就拿“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来说，都不算大的运动，又发生在解放初期，领导运动的干部刚刚进城还保留着一些朴素作风，可是许多经历过那次运动的人仍然感到屈辱。前年在《万象》创刊号上发表的顾颉刚当年所写的日记对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和心理活动有很生动的记录。一个书生在经济上能有什么大问题？而主持运动的干部一再督促他交代，盛气凌人，使他感到“到此方知狱吏尊”，顾氏反复检查也过不了关。在1952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光信（李光信）已两夜不眠，逼之过甚将成精神病，更可怜。”李光信是个“拘谨之甚，生平唯做教员，亦无危害人民之事实”怎么交代检查也不能通过，被领导运动干部的斥责而吓病。经过这类运动而被吓成精神病的，我所见到的就不在十个以下。有一个在“一打三反”中被吓成精神病的乡村教师，现在还住在精神病院（快三十年了）。至于以后的“忠诚老实运动”“批胡适”“批胡风”“肃反”“整风反右”“社会主义教育”“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五反”（城市中）“四清”等，老百姓们在这“革命”的碱水之中经历了几蒸几煮？真是难以统计了。

到了“文革”真正彻底剥夺了一切人的“生民之乐”，连春节都要过“革命化”（1967年的春节）的。所谓“革命化”的，就是不放假，该劳动的，还劳动；该改造的，还改造，不让休息，总之让你处在筋肉紧张之中。在思想上，更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谈一谈吃喝就是散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议论了一下女人的长发（邓拓写过一篇《长发的秘密》）就是“搞和平演变”，连“八小时以外”的娱乐休息都要管起来。有人甚至提出对睡觉、做梦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有人因为说梦话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且，这时没有法治，不知道什么是犯了法，卖一本书、扔一张报纸、剪一封来信（信封上有邮票）、擦一次塑像都有可能犯法，被抓起来。主席逝世时，我见到一个人因为在看追悼会电视时（由大队组织的），吃了一粒花生而被判八年徒刑（后平反了）。这些使人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手足无措。我有看报的习惯，然而，报纸积攒起来不敢处理，害怕万一不慎就可能出问题。后来积得太多了，上报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统一处理。现在谈起这些真是有“隔世之感”。侯宝林先生在去世前对记者曾说：“真的，我一辈子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羊城晚报》1993年2月12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是与侯先生持同样想法的。

《百年一遇》这个题目不错。我想罗文以此为题不是改造“百年不遇”这个成语来吹捧自己的家庭和兄弟姐妹。而是真诚的希望像遇家这样悲惨事情就权作“百年一遇”吧！今后别再发生了。这也使我想起宋人曾慥《类说》里讲的一个故事。唐末梁王朱温镇压了黄巢以后，兵权在握，权倾朝廷，他在与大小军阀的争权夺利斗争中，搞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可是朝廷上下他的爪牙甚多，赞美歌颂之声，仍是不绝于耳。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拍马者瞅准了机会，高声赞颂说：“为国家建立伟大功业的梁王，那是五百年才生一个啊！”旁边一个伶人马上接上一句说：“幸亏是五百年才生一个，要是一年生一个老百姓和朝廷还受得了？！”与宴者大惊失色。想到这个事关“百年”的故事，我也由衷地祝愿：像遇家这样的悲剧，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还是少遭遇一些吧！最好是“百年不遇”，千万别七八年又来一次！

《偷闲杂说》序

上高小时作文，不论什么题目，一概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开篇，以不变应万变。在某个学期的末尾，老师把我这半年的作文的第一段，在班上念了一遍，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笑声是赞赏？是惊奇？是嘲笑？还是共鸣？至今我也弄不清楚，我只觉得那清脆、稚嫩和热情的笑声还在耳边回响，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此时才应该感受到什么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了，然而，这只是理性认识，自我感觉却不如此。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曾被划为“另类”。现在“另类”已经是个很时髦的词汇了，许多“新人类”和“新新人类”们以“另类”自居或互相标榜。在六七十年代则没有如此潇洒，那时是谈“另”色变的。作为“另类”是痛苦的，不入此境者绝难体验。然而，作“另类”也会有个附加的正面的收获，那就是，一为“另类”，就仿佛进了精神的“保鲜”的冰箱，精神的年龄不再增长了。我遇到过一位被划为中国“另类”的美国人，他二十几岁成为“另类”，直到老掉了牙，还动不动做出拳击的姿态，要与他人一比高低，仿佛自己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我也是如此，虽然马齿日增，但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凡事当前，像青年人一样的争胜之心也还时有躁动，可是退休的日期却悄悄逼近了。

古人说：“悠悠大块，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退休就是“老”之已至，此时，本来应该“佚”了，用现今的话说也就是说该轻松轻松了。然而，各种需要办的事情却没有减少的趋势。所里的“项目”在做，带学生的事也不能忽视，女儿又面临高考（现在高三毕业生的处境，真可以用“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来形容），诸事猬集，想“佚”而不可得（其实真有“佚”的生活我也不一定能适应）。然而，就是在许多具体的事纷至而沓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能忘却忙里偷闲，抓到点儿时间，也会看一点闲书，听一些闲话，干一点儿闲事。手如果发痒，就把看“闲书”、听“闲话”、干“闲事”时所生发的感受，笔之于书，写为“闲文”，与同好者共赏。自1999年下半年以来，七长八短，也写了四五十篇，刊布于国内各种报刊，总而汇之，编成这本“闲书”，名曰《偷闲杂说》。

说了这么多的“闲”，其义有二：一是这些文章大多是在做完必做之事以后生产的，也就是说它是偷闲经营的产品，大多没有细细打磨，粗糙之处，在所难免。这次编为集子出版作了一些修订，但原来文字的框架已定，不能做大的翻改，因此，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疏漏的；二是本集所收之文，有些超出专业以外，外行话、贻笑大方的话，可能不少，好在是闲谈，不是学术专著，读者不必太较真儿，责之过苛。书中贡献的一得之愚，如对操此业有所启发，会使我喜出望外；如果惹得此业专门家生气，则非我之初衷。

行文中提到了“精神保鲜”，这里必须作点儿说明，以免引起误会。这种感觉纯粹是从个人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丝毫没有倡导人们要经历经历这些“历练”的意思，更非要从以往的苦难中开掘出点儿正面意义的东西啧啧赞美，借以削减当年主持者的罪责。为什么会出现“精神保鲜”呢？我想：一入“另类”队伍就失去了尊卑长幼，“另类”之间人人“平等”；而在“管教者”面前都是被专政对象，都矮半截。社会上，天增岁月人增寿，一个人年龄增长，会受到家人亲友的尊敬，人也就有“老”的感觉。杜甫诗云：“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这是说，随着年龄增长，在乡党越来越受到尊敬，于是，才觉得日月不居，老之将至。“另类”失去他人的尊敬与个人的尊严，自然要“永远年轻”了，谁说只有“革命人”才能“永远年轻”呢？

人生多艰，在谋食谋衣和尽社会责任之外，也应该善待自己，于忙忙碌碌之中懂得“偷”一些“闲”，使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得到放松。《千家诗》七绝开篇就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的《春日偶成》：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程老夫子不肯把春日出游视为“偷闲”，硬要把赏心乐事拉扯到孔颜乐处或明心见道上，则不免迂腐。“偷闲学少年”又有什么不好呢？人老了就不该保留一份童心童趣吗？也许老夫子觉得有了这些童心童趣就不免逾闲荡检、超越规范，所以他才有意规避，使这首描写春光的小诗也带有几分道貌岸然。

与程颢的做作不同，苏东坡就看得开一些，他在《答李端叔》的诗中有句云：

西省怜君时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闲。

苏轼不仅不回避“偷闲”，反而觉得老朋友邂逅相逢，像孩子一样去偷闲行乐才更有趣味。人生就是如此，到老也要保留一些“人之初”的趣味与心态。如果一辈子循规蹈矩，处处谨小慎微，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没有对“尝试禁果”的渴望、没有对“简单真理”的追求、没有对成规或大或小的突破，生活就会像一望无际的荒漠，心灵的甘泉也会干涸，哪里还会有什么趣味呢？我想在利益第一，功利泛滥的现实社会中，不讲究实际价值的事情也许只有“偷闲者”才能干出来。

我不知道《偷闲杂说》中一些文章有没有“逾闲荡检”之处，有没有新的追求与突破？但是就我个人感觉来说，好奇与渴望还是有的，但它们是否已经化作新知融入我的文章之中，这是要阅读本书的读者们来判断了。

《笑林广记》序

流传至今的古代笑话中，知名度最高的大约就是《笑林广记》了。人群中如果发生些尴尬的事，或出现了令人忍俊不禁的情态，有人可能会说：这事可以进《笑林广记》了。人们把它看作是一本集笑话之大成的笑话书，真正的笑话都应该收入这部书。而其他数以百计的笑话集就没有能享有这样的“荣誉”。虽然，《笑林广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真正读过这部书的人还是不多的。今天××先生把它整理出来，让大家一睹为快，这是一件大好事。

一

所谓“笑话”是一些带有喜剧冲突或喜剧色彩的小故事。笑话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笑”，笑可以使心理和肌体双重放松，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它也是人类自我保护、不学而会的一种机能。我想它的产生一定很早，当人们有了交流沟通，并掌握了语言之后大约就有了笑话，只是那时没有记录罢了。西周以来，由于文字记录手段的进步，笑话开始出现了。不过这时的笑话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经传或子书而存在的，笑话都是为了说明某个道理的。像《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五十步笑百步”；《庄子》中的“儒以诗礼发冢”、“东施效颦”；《韩非子》中的“买椟还珠”、“郑人买履”、“郢书燕说”等。这些或长或短或取于生活或是虚构的笑话，都是为诸子们说明某个重要的道理服务的，因而，带有寓言性质。笑话作为一个独立体裁而载入文学史是在魏晋之际，此时社会动乱，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威胁着人们的存在，文人士大夫感到生命的长短难以把握，他们转而追求感官的刺激和肉体上的享乐。笑给人们带来了心理与生理上的舒适，自然成为文人士大夫们追逐的对象。笑逐渐与思考脱钩，从诸子与史书中独立了出来，变成了单纯的、没有深刻寓意的笑。这些“笑”是布满其日常生活甚至是公众场合的。人们把这些收集起来编成书籍，这是他们生活的记录，更是进一步传播这些“笑”的底本。于是，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笑话集——魏·邯郸淳的《笑林》，《笑林》已经亡佚，我们看到的《笑林》是鲁迅等人的辑本。从辑本中也可以看出它是一本单纯的笑话书，很少有寓意了；人们编辑此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娱乐。孙楚在《笑赋》评论到这本书时，曾说：“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可见当时的人们是把它当作“调谑”（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搞笑”）的书来读的。本来能够欣赏到“调谑”的只是宫廷中的天子或诸侯，有专职的倡优为他们“搞笑”；普通的士人乃至老百姓只有自娱。东汉末以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娱意识也在加强。独立的笑话作品的出现可以看作是自娱意识增强的标志。

隋唐和隋唐以后，笑话这种短小的文学样式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隋唐之际出现一位幽默大家，这就是后来成为箭垛子式的人物——侯白。他是一位善于讲笑话的，活跃于豪门贵官之间的聪明机智人物。我们从关于侯白传世的笑话中可见他常常与隋朝亲贵杨素谐谑调笑，有时还对杨素有所戏弄。其胆其识，皆有超越常人之处。因此，人们都爱把幽默、机智的言语和行事附会在他的名字上，直到他去世二百多年后的唐末还有关于侯白的笑话产生。署名侯白的《启颜录》也收录有隋代以后的故事。隋唐时期的笑话多发生在宫廷庙堂之间，与帝王贵族和高官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启颜录》中所记载的北齐宫廷里表演滑稽节目的艺人石动筒的幽默机智的故事，许多是很优秀的笑话，至今仍旧具有生命力。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启沃人性中幽默，而且也在开发着人们的智慧，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像歪解《论语》中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说这是讲孔子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中，有三十位结了婚，成了家（“冠者”）；四十二位还没有结婚（“童子”）。这个包袱直到现在的传统相声还在用。

如果隋唐期间的笑话多是流行在宫廷或豪门的，其中故事的情节也多与宫廷豪门有关。到了宋代，笑话集的故事则多取之于文士，连趣味也多是以文士趣味为主的。许多著名的文士参与了笑话的创作和收集。例如苏轼的《艾子杂说》，过去许多版本学家认为这部书不是苏轼的著作，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近来孔繁礼先生提出较充分的依据认为它是苏轼的晚年的作品。其他像吕居仁的《轩渠录》、周文玘的《开颜录》、邢居实的《拊掌录》、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谈谑》、范正敏的《遁斋闲览》、罗烨的《醉翁谈录》等，其内容也多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故事，有些用词还很典雅，非一般读者所能懂。

从文学角度看，明代笑话达到最高水平。这个时期不仅留下的作品多，而且质量高。笑话首先是通俗文学，太过高雅，只有少数文士才能懂，便脱离了群众，失去影响力。而自古以来，通俗文艺为文人士大夫所鄙视，雅俗之间仿佛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自元代以来，由于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降低，文士参与通俗文艺的创作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明代特别是万历和万历以后，通俗文艺在社会上层也得到充分的肯定，参与这些文艺作品创作的不像以前多是不知名或者不愿意留下真名实姓的人士。明代许多笑话作家留下了真名，他们之中不乏著名于时的文人士大夫。例如进士出身、公安派中的中坚江盈科写了《雪涛小说》、编纂了《雪涛谐史》；身为吏部尚书、东林党中重要成员赵南星写作了《笑赞》，另外像曾在福建任知县，生时即享大名的冯梦龙更是编写了多种的笑话，如《古今谭概》（亦名《笑史》、《古今笑史》）、《笑府》、《广笑府》等为当时书坊争相刊刻，并大量流传于后世。这些也成为明代最重要、最有代表性、最有艺术性、思想性的笑话作品。明代笑话集不仅质量高、数量也很多，见于著录的就有一百多种。

明代文士们编纂的笑话集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一、把自己创作的笑话编辑成集。如陆灼的《艾子后语》、刘元卿的《应谐录》、浮白主人的《雅谑》。如果说宋代文人写笑话还是偶一为之的，而晚明有些文人则是有意为之，他们郑重其事，自己写了，还请朋友作序。

二、为了表达某种寓意而编写的。如江盈科的《雪涛小说》、赵南星的《笑赞》等。这些集子中的笑话有作者创作的，也有不少是收集来的。但其重点不在于笑话本身，而在于作者的议论。

三、根据古今正史、笔记丛谈、稗官野史等书中可笑的人和事的摘编而成的笑话集。在每一事之后，多有编者的按语。如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

四、收集并加以整理的民间笑话集。如江盈科的《雪涛谐史》、冯梦龙的《笑府》等。

从这个概述中可以想象明代笑话创作的繁荣。

到了清代，由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通俗文艺作品受到统治者的压抑，特别具有讽刺性的笑话更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因此，笑话的创作比起明代有较大的退步。这个时代重要的笑话集大多是对前代笑话的编辑，如名气很大的《笑林广记》就是这样一部笑话集。

二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笑林广记》最早的本子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三德堂刊本。题为“游戏主人纂辑，粲然居士参订”。还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刻，题为程世爵撰的《笑林广记》。虽然两书所收录的笑话绝大多数都是从前人书收集来的，但两者所收录的范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这部书是根据乾隆五十六年刊本校点排印的。

虽然这部书中所收录的笑话不是编者自己创作的，大多取自历代有关记载，然而，从其编选内容和《笑林广记》的序言来看，其中是有寄托的。《掀髯叟》的序中说编者一生经历颇多，养成其独特的个性，他“袭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清言倾四座，非徒貌晋人之风味，实深有激乎其中，而聊借玩世”。可见编者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意。因此，书中一些类别的设置和一些笑话的入选就不是随意的。

全书共分十二类：古艳、腐流、术业、形体、殊禀、闺风、世讳、僧道、贪吝、贫窭、讥刺、谬误等。从这些类别的设置就可以看出编者所关注的是那些社会问题。对于那些迂腐无能的儒生、半真半假的僧道、腐朽贪鄙的官吏、善于哄骗和欺诈的形形色色的迷信职业者以及种种危害社会百姓的人和事都在编者讽刺与调侃之列。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以说明：

一乡官游寺。问：“和尚吃荤否？”曰：“不甚吃，但逢饮酒时略用些。”曰：“然则汝又饮酒乎？”曰：“不甚吃，但逢家岳妻舅来略陪些。”乡官怒曰：“汝又有妻，全不像出家人的戒行，明日当对县官说，追你度牒。”僧曰：“不劳费心。三年前贼情事发，早已追去了。”

一秀才将试，日夜忧郁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难，好似奴生产一般。”夫曰：“还是你每生子容易。”妻曰：“怎见得？”夫曰：“你是有在肚里的，我是没在肚里的。”

有农夫种茄不活，求计于老圃。老圃曰：“此不难，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

问：“其何故？”答曰：“有钱者生，无钱者死。”

这类的笑话大多是从明代笑话集中搜集来的，有些地方还从文言译为白话。这些笑话从立意到措辞都很尖锐，我们知道清乾隆年间是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狱最为密集的时期，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冤狱。《掀髯子》的序中为编者开脱说：“言者无罪，闻者倾倒，几令大块尽成一欢喜场。”读《笑林广记》，会使您捧腹大笑，您何必还计较其中的讥刺呢？

笑话中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有大量涉及性的笑话，这与晚明个性解放和生活的放浪有关。似乎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有大量的关于性的幽默和笑话。我们把《笑林广记》中关于性的笑话视为严重的缺点，不是因为它涉及这些问题，而是在涉及这些问题时，反映了作者和传播者思想意识的腐朽以及情趣的低下，如对妇女的歧视和所持的玩弄的态度，贪恋单纯的感官快感和一些作品所反映的作者人格上的卑琐。这是读者在阅读时应予注意的。

《炼狱者雕像》序

韩永昭先生《炼狱者雕像——徐放评传》即将出版，邀我为其大著作序，真是愧不敢当。一本书的序言是这本书的门面，自度各方面均非适当人选，也许韩先生更看重我与徐放先生二十多年的交往与对徐老的了解，我也就不辞佛头著粪之诮，勉力为之了。

认识徐老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1980年代我在文学研究所的文学遗产作编辑，同事张展先生（已于六年前作古）与徐先生是原东北大学老同学，又同为地下党员，友情深厚，往来密切，渐渐全编辑部的同仁大都也成了徐老的朋友。1984年我同徐老一起到兰州参加唐代诗歌研讨会，一路同行，在十多天的接触中，听其叙述往事、评论是非，深感其诗人气质的不坠，尚存当年七月诗派的风采。

徐老一生经历曲折，但大体可分四个阶段：东北流亡学生；革命战士；冤狱囚徒；复出。这四个阶段中一以贯之的是诗。如果没有诗，没有一颗被良知鼓动的诗心，他际遇会完全不同，他走的或许是另外一条道路。或许由学生而教师、由战士而干部，过着平静而安稳的生活。然而正像“传”中小标题所说的一样“罪由——只因为你的名字叫诗人”。徐放、更放大一些整个的“胡风小集团”，其得罪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没有脱离了诗人气质。不仅是徐放这样充满激情的诗人，就是一些理论家、小说家也是如此。

真正的诗人是用良知触摸世界，用感情与社会沟通的，他们必然少了些为个人打算，更缺少应付社会的种种心机。因此在统治严酷、社会需要声音一致的时候，首先感到不适应的就是诗人。如果诗人性格独立，有所坚持，其遭遇悲惨几乎是必然的，熟知中国史又特别了解中国人的鲁迅先生对此早就有所感悟。1934年4月30日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就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真是三十多年后许多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写照。鲁迅还对冯雪峰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我”。我们从玩笑背后能够感受到鲁迅内心的悲凉。冯雪峰这位入世未深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还认真地辩解“不会，不会”！当时才二十多岁的冯雪峰又懂得什么，到了五十年代连他这位入党三十年的老党员都不能自保！还能保住鲁迅？还是毛泽东说得对，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见《鲁迅与我七十年》）。胡风先生1949年10月写了《时间开始了》，作为诗人的他不知道他们的灾难也开始了。

历史证明，通过暴力取得政权以后，要进入相对和缓的社会财富积累时期是十分艰难的，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维持一种张力，新建立的政权也往往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更有力度的暴力镇压以求得新建社会的稳定（新建立的王朝屠戮功臣，人们说这是“鸟尽弓藏”之祸，实际上就是新上台的统治者为保持新朝稳定而进行的镇压，实际上统治者所感觉到的对新建朝代稳定的威胁是子虚乌有的）。暴力革命也带有这样的特点，从英国的克伦威尔革命、法国大革命到苏俄革命，无不如此。

古诗有云：“风雨掀却屋，浑家醉不知。”处在革命胜利狂欢中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也是这样，对于高高悬起的达摩克利斯剑也是浑然不知的。胡风还在精心构制“三十万言书”（后被指摘为向党进攻的重磅炮弹）上书中央，并与周扬、林默涵等争一日之短长，从而很快地引发了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大冤狱。

25年过去，徐放在这场冤狱中经历了应该经历的一切，终于把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诗人“改造”成“头发蓬乱，面容衰老，风尘仆仆，活像一位赶大车的”。然而唯一的没有改造掉的是他的诗人气质和风采。诗不只属于青年，也属于历尽人生百味而不失赤子之心的老人。

《发现另一个中国》序

这是近几年来随笔的选本。自从退休以来，写论著少了，写随笔多了，由于这种体裁自由，很少有约束，只要心中有所触动，随笔写来，不必在形式上反复推敲，随笔写作多少还有点乐趣。因此这几年屡有随笔结集，厚厚薄薄也出了四五本了。当然，也有一些还没有结集过的。

退休了，虽然也还是忙，但毕竟有些时间思考一下陈年往事了。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人们是与共和国一道长大的，伴随着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说每件大事都身临其境，但大多也都略知一二。回忆往事，就免不了要想。我是一个喜欢想的人，虽然因为好“想”，吃过好多亏，但始终很难改掉这个毛病，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就是杜甫所说的“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罢。去年秋，《凤凰台》的“世纪大讲堂”约我作过一次学术讲演。一开始主持人曾子墨女士就说“我知道王学泰先生是一个人生经历特别丰富的人，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生故事，我不知道您的故事您想从哪儿说起？”面对着来听讲的莘莘学子，我回答说：“我觉得对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应该有的故事”。的确，现在的年轻人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眼界开阔、前途无限，有许许多多选择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而我们那时则不然，每个人都按着社会的规定走着或艰难或顺利的道路，但不论顺利与艰难，大多都是从开头就有了结尾，不存在着选择问题，这是一种人造的天命。我正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因此总感到丢失了许多东西，例如因为读书受到打压，许多应该读的书没有读到，许多知识没有学到，后来还要一一补课。又如人的前途大体上一切都已经固定，所以也就缺少个人努力与奋斗（那时“个人奋斗”这个词都是带有罪恶标记的），大多都是听天由命而已。

然而，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都是处于政治动荡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大转型是发生在五六十年前。那时是从私有制向绝对的公有制转型；由自然经济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向政治、社会、经济一体化转型。而近三十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又带来了新的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不仅是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且是从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从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从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的转型……。这次转型的深刻大大超过以往，因为它涉及社会的深处，特别是它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精微之处（这一点是传统学问中最为关注的。中国的学问历来不注重“本体”，而注重“关系”）。“转型”给社会带来了震动，人们的思想必然会受到触及。

处在这样时期，人不想问题、不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社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适应了多元意识，因而，“思想”“思考”就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洪水猛兽了。当把这些零零碎碎的思想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眼前的这本随笔。

这几年，写通俗文化和游民问题的文章比较多，实际上我更关注传统社会文化的全貌。从本书也可以看到，第一组文章是思考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们生存状况的产物。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金字塔形的社会，蹲踞在金字塔顶端的就是皇帝。皇帝似乎是自有皇帝以来的永恒话题，现在皇帝没了，但人们热情不减，从大量的“皇帝戏”就可以得知一二。我写“说皇帝”，不是凑热闹，是因为见过许多人的“皇帝梦”，才刺激了我对皇帝的好奇。让我更好奇的是许多现代人，抱着让我难以理解的热情，毫无保留地歌颂赞美皇帝（像写乾隆皇帝的《布衣天子》尾曲唱道“你也累，你想要的世界太完美……”）。当然，我们把每个皇帝都写成妖魔固然不对，但他们也不是天使，更不是人间善事之源（过去许多老百姓，把皇帝看成人间好事的源泉）。乾隆制造了那么多文字狱，连一些神经不太正常的人都不放过，连年过八旬的老人也毫不留情。而在上面说的“尾曲”的歌词中却有如此肉麻的句子：“别人偶然的伤悲，不是你的罪/可是偏要你流泪/怎么会，你是皇帝你也累”（有点像情侣间的安慰）。如果我们读一读他那些充满了阴冷的“上谕”，就可以知道这种歌颂离真实有多么遥远。

现在大家都习惯说：“皇帝也是人！”这成了原谅皇帝凶神恶煞一面的借口。其实“人”有好坏啊，不过普通人好坏影响不大，而皇帝则不得了。历来史书热中于评判皇帝的善恶，皇帝死后的“谥号”就是对他一生功过的总评。不过史书评判皇帝，过多地注重他的事业。我觉得以此决定某皇帝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则简单了点。因为皇帝的“事业”往往不由他自己去做，而是让民众来做。皇帝的“事业”成就之后，老百姓有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应该是衡量这个事业的出发点。

除了关心金字塔顶端外，我对金字塔形结构超稳定也很有兴趣。也就是说古代皇权专制制度设计得严密、完善和具有弹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恐怕世界的农业文明系统中再没有能与中国比肩的了。这个制度只要你掌握住其顶端，只要花很少的力就能运转整个社会，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例子，都以较少的统治者运转了这个庞大的社会，清统治者的操作尤为成功。以科举制度为例，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以很小的成本调动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读书人围着这个制度转，把一生的最好年华献给了它，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帝国好像没有忘掉每一个读书人，三年一次从最基层选拔“人才”，把二三百人纳入官僚体系。

《大儒杜甫》的目的更在于谈“儒”。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文革”当中，彻底否定儒家；“批林批孔”中，对于孔子的践踏与谩骂足以令文明人蒙羞，让尊重事实的人痛心。事情就是这样，抑之深也必扬之烈，于是“文革”之后一直酝酿着一个强大的反拨（“新儒家”在大陆走红的背景在此）。然而不管抑也好，扬也好，都包含着对儒家的歪曲。儒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家国合一的宗法制度，其伦理观念大多来源于宗族之间的简单关系，其观念的传播方式也多依靠情感的传递，因此原始儒家思想令人感到温馨的地方很多。如果要用儒家倡导的治国方案治理周初那些规模不大、行政运作也很简单的国家，无疑是可以成功的。然而自战国以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社会基层还是靠血缘组织起来，但与西周那种家国合一的宗法有了很大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统治机器，此时的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与周初那种距离不太悬绝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周初的天子称呼诸侯和公卿还用“诸父”“诸舅”，而秦与秦以后的皇帝则是天下所有人的“君父”了。这时再用儒家那套“礼治”或“德治”，倡导什么“尊尊”“亲亲”，不仅虚伪，而且可笑。所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时指出儒家是“劳而少功”的。但儒家思想中温馨的部分特别令人向往，统治者也拿来用以欺骗民众，并通过董仲舒的改造，把儒家扶上“独尊”的宝座。董仲舒是对原始儒家第一次作重大修改，把平易的、人间的孔子变成了半神半人的教主。后来的道学家第二次对儒学作重大修改，割断儒家的许多观念与情感的联系。这些修改都是为了迁就皇权专制的需要，儒家离“情感”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感情丰富、淳朴的杜甫作品反而比那些“儒者”更具有原始儒家的风貌了。

近代人们感慨儒家的失落，往往归罪于西学的传入。实际上，皇权专制的加强也在破坏着原始儒家的淳朴的面貌。朱元璋删除《孟子》中带有民本思想的内容，清代民族压迫与皇权的“治统”结合起来，更使儒学疲软化。自宋代以来的游民意识也在瓦解着儒学。我们把宋代以来的儒者扫描一下，宋代、明代尽管统治也很严酷，但宋明两代还是出了一些有主张、有气象的儒者；到了清代特别是前二百年中，儒者仿佛都被阉割了一样。学问虽然比宋明两代大了，但人格却萎缩了；儒学本来是带有浓重的实践品格的，可是到了清儒的手里完全成了吃饭做官的工具。而且搞宋学的也好，搞汉学的也好，没多大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四铭、高尔础那类人物的出现，有人说这是将末世儒者漫画化，我看不如说是现实的写照。

我关注通俗文艺和游民的目的也在于搞清传统社会文化全貌。由于游民争生存、求发展而形成的动力场是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游民及许多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处在隐秘状态的社会，这个社会自宋代以后，称之为江湖。

“江湖”这个概念随着武侠小说热的兴起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词汇，不管人们是否真正理解这个词汇，开口江湖、闭口江湖的现象比比皆是。本书第二部分就江湖及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们生存状态做了些探讨，并就江湖的真正内涵做了论证与描述。“江湖”的最原始的用法，就是江河湖海。后来在政治斗争中或自愿或被迫出局的士大夫，不做官了，在野了，谦称回归江湖。此时的江湖是安谧的，没有了朝廷的谋算和杀机。士大夫可以在这里休养生息，可以流连诗酒，可以看花赏月；当然也还有想回去的，所谓“身在江海，心存魏阙”是也。可是《水浒传》（包括《水浒传》正式写成之前的种种以宋江等人故事为题材的通俗文艺作品）出来告诉读者还有另一个比朝堂更可怕的江湖，这是游民或更准确地说是江湖人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是江湖人求生存、争发展的地方。它与士大夫归隐的江湖迥异，士大夫的江湖是主流社会的延长和补充，甚至可以说是朝廷的“储材之所”，朝廷一旦需要，所谓“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到江湖去“取人才”。这些隐居江湖者大多都会束装上道，回归朝廷。而江湖人的江湖，主流社会虽然知道它的存在，但因为它看不见、摸不到、抓不着，大多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场”。对它，统治者尽管愤恨和不屑，然而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江湖在宋代形成？这与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城市的发展、游民群体的形成有关。工商业发展了，游民进入城市，有了生存的机会，形成了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像欧洲中世纪末期逃亡的农奴那样在城市之中得到保护，逐渐成为城市的市民，并成为后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而宋代的脱离宗法的游民在城市仍是浮浪的一群，不仅他们利益没有保障，工作不确定，甚至连住所都是临时的，而且统治者的既定政策是“驱游民”，把游民赶回土地上去。这些城镇“市民”（仅仅就他们住在城市而言）无论是从生活实际上还是从心态上来看都是极不安定的。

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从工商业的繁荣发达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正像顾准先生所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顾准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有工商本位的政治实体为保障。换句话说，虽然工商业繁荣了，有了资本家，也有了被雇佣的出卖劳动力的人，但是要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先期出现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它是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人们所组成的契约社会。而古代的中国城市是皇权专制统治的政治中心、军事堡垒。因此，不用说处在社会底层由游民转变来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就是有钱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也是没有正当权利的，他们许多利益的保障要靠向官员行贿。虽然没有市民社会，但商人、工场主和出卖劳动力的人（打工仔）充斥于大中小城镇之中，成为浮游的一群。还有许许多多从宗法乡村涌入城镇的游民，他们或是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或是混迹在人群中干些非法的勾当。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形成一个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这个隐性社会就是江湖。江湖是个“储水池”，接纳那些败落的、再无出路的工商业者和失去正常生活的打工仔（《水浒传》写的石秀就是一例）。江湖人可能成为合法的劳动力出卖者，也可能搞非法活动、反社会活动以谋求生存发展。因此，宋代以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并没有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而是出现了一个替代物，这就是江湖。一旦工商业繁荣衰减，大批的城镇人口无法谋生，农村又无法接纳，于是这些人也会流向江湖，江湖间也会出现更多的武装反抗者，如果再有天灾人祸，农民破产无法生存，就很容易汇成造反大军，而造反者的中坚骨干和领袖人物大多数是江湖人。社会大动乱使得经济文化积累丧失、人口大量减少，而后社会逐渐安定，于是在农村重建宗法、重建小农自然经济，这时往往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

关于书名。本来这是一个以文史为题材的随笔选本，因为本书中部分篇章是谈隐性社会的，而隐性社会是传统史学中忽略的一个问题。二十世纪末，我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时，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的序称之为“发现另一个中国”。用此以褒扬我在发掘隐性社会的工作中所作的些微努力，深感不称先生的奖掖。今先生归道山已近三年，江湖秋水，人天永隔。以此作为这本随笔集的名字，借以纪念先生罢。

《中国饮食文化简史》自序

钱锺书先生引博明《西斋偶得》言：“由古溯今，惟饮食、音乐二者，越数百年则全不可知。《周礼》《齐民要术》、唐人食谱，全不知何味；《东京梦华录》所记汴城、杭城（泰按：《东京梦华录》未记杭城，记杭城者为《梦粱录》）食料，大半不识其名。又见明人刻书内，有蒙古、女真、畏吾儿、回回食物单，思之亦不能入口。”这段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传统音乐的记谱方法很落后，乐曲、歌曲大多要靠口耳相传，这样传之既久，必然失真。

饮食就比较复杂，一是有文字记录能力的士人，长期奉行“君子远庖厨”，对于饮食烹饪知之甚少，也不甚重视，很少见诸记载；即有记载也很疏略，像《膳夫经手录》（唐人杨晔著）这种以“经”命名的烹饪典籍，其实叙述非常简略，正文仅有1500字，其中还以讲述各种食物名称和产地为主，论及烹饪也只是“后以五味汁沃之，更以椒酥和之”之类，非常简单。就凭着这些记载，真是令人“全不知何味”了；另外是自古以来，人的口味变化甚大，古人津津乐道的美食，今日看来不仅未必“美”，而且有些可能令人难以下咽，甚至是产生望而生畏的感觉。如先秦人们普遍食用的“醢”（酱）就有以蚂蚁、虫卵、蚕茧做原料的，除了个别的少数族群，对于华夏民族说来大约是不能接受了。这种变化是基于食物原料的改变和饮食观念的变迁的。

古往今来，食物原料变化很大，有的新被培植出来，有的从外地或外国传入，有的由于烹饪方法的变化，因此人的口味不由得不随之而变。即使回到古代，能够吃到古人烹饪的佳肴美味，恐怕大多很难适应。不用说数百年，就是五十年前，北京人喜欢喝的豆汁、喜欢吃的麻豆腐，由于断档一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要求恢复生产的呼声甚高，待真的恢复了，除了一些老年人外，连中年人能够接受的都很少，更不用说年轻人了。又如五十年代以前，北京炒菜大多是用荤油（猪油），认为花生油有腥气，豆油冒烟，其他如现在流行的玉米油、葵花子油等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香油（芝麻油）也只是拌生菜吃。近几十年来由于人们关注肥胖、预防心血管疾病，许多人谈荤油而生畏，这也影响了人们的口味。现在炒菜用荤油的不多见了。人们口味变了，看到既往时代的美味，自己再仿做而尝试的时候就会如李渔所说的“皆阏于鼻而蛰于口”（《闲情偶寄》）。又如《红楼梦》中的许多美食令人垂涎三尺，其实真正按原汁原味做出来，人们也未必接受。例如“茄鲞”，这本来是个“路菜”（长途旅行时吃的——见邓云乡《红楼梦风俗谭·茄鲞试诠》），要做得咸一些，以防止变味。现在所谓“红楼梦菜”都做成“鸡丁烧茄子”，食客惊叹，如果恢复曹雪芹所写的本来面貌，很少人会把它当做美食的。

上面所述的“不可知”只是对既往肴馔“美”味的不知，不属于知识上的不可知；而第一个不可知确属于真的不可知，这就给写作“饮食史”带来很多困难。

我写这本“中国饮食文化简史”初稿时，是在1987年（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的《中国人的饮食世界》是本书的雏形），那时还没有系统的饮食史或饮食文化史著作出现，可借鉴的很少，大多数材料多是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中搜罗来的，筚路蓝缕，开辟维艰。因此，初稿只有十余万字，非常疏略，连茶酒这类饮食中“饮”，都未展开来深谈，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书出版不久，承台湾三商行支持的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1993年到台北参加第二届饮食文化研讨会，受到一些与会同好的谬奖。后在《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基础上加以补充，写成20万字的《华夏饮食文化》在中华书局于1994年出版。其实这本小书基本上已经是一部“饮食文化史”了，但由于是作为《文史知识》编辑部所组织的“文史知识文库”，因此称为《华夏饮食文化》。

本书分两大部分，前面的三分之二是按着时代讲，也就是纵贯三千年，大体分为四个时代，即蒙昧时代、萌芽时代、昌明时代、昌盛时代（饮食史很难以朝代分，因此借鉴了清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的“昌明”“昌盛”的分法）；后面的三分之一是按照各个阶层不同的饮食生活讲，大体上分五个层次。即宫廷、贵府、文人士大夫、市井和宗教（佛、道、伊斯兰）。我个人以为这样就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发展变迁的全貌。

也许有的读者会提出，为什么前两个时代用笔墨那样少，前后不均衡呢？第一个时代还属于野蛮时代，那时虽然也吃东西，但与动物差别不大，还没有文化（有人认为野蛮也是一种文化，属于“野蛮文化”，我以为文化是与野蛮相对立的），可叙述者不多；第二个时代属于文化萌芽时期，材料相对也少，可议论的问题也不多。本书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此前两章占的篇幅就小。昌明时代是从周秦到南北朝时期；昌盛时代是从隋唐到近代，如果这一段细分的话，可分三段，即隋唐（从烹饪到进餐方式还保留着“昌明”时期的遗风）、宋元、明清到近代。

本书之所以把周秦到南北朝列为“饮食文化的昌明时代”有以下几个原因：1.食物内容。现在食用的如稻米、小麦、小米、蔬菜、水果、家畜、家禽，水产品乃至酒、豆腐等，这些食物大多（大约占70％以上）还是现在人们日常所吃的食物。也就是说，两三千年前的食物内容与今日没有多大差别。2.食物构成在两三千年前也基本固定下来。这就是《黄帝内经》上所说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也是日后华夏民族的饮食构成。这种有主副食之分的食物构成方式，有其独特性，直至今日也没有多大变化。3.烹饪方式。蒸煮烤炙炸至今也仍在使用（更为普遍的“炒”是昌盛时期的产物）。4.两汉期间，从外部首度涌入大量食品。这就是自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从西域来的食品，如葡萄、胡瓜、胡饼等，到现在完全成为本土化的食品。5.饮食思想，特别是儒家饮食观念产生了，这些构成了传统文化中对饮食作用的认知，如“民以食为天”，强调粮食为立国之本；承认人们对美食追求的合理性，但谴责统治者为了一己的口腹之欲而不顾人民死活；还有许多关于饮食卫生的思想均成为传统影响至今。这是个华夏饮食文化特征基本形成的时期。

昌盛时代除了承继前代特征外，其变古之处也不少。除了食物内容日渐丰富，由印度传来的蔗糖制作方法的日益普及，蔗糖遂成为人们获取甜味的主要来源。现代中国烹饪技术中重要的“炒”，在南北朝末被发明，经唐宋日益普及；主食制作中由于发酵技术的普及，蒸饼、馒头、包子之类的发酵面食在北方主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更重要的是进食方式上的变化，这个变化是随着椅子（最初叫“胡床”）、桌子的发明引起的。在桌子上吃饭，与以前在席子上吃饭，有很大不同。在席上吃，基本上是一人一份。这“一份”讲究的，可以“食前方丈”；寒俭的，也可能就是一豆（高脚盘）一簋。这是分餐制。可是自从有了桌子，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合餐制。这从卫生角度来看，可能差一些，如果从饮食的聚合作用来看，则是大大加强了。

这个时期饮食的文化意识日益走向自觉，其标志是有关饮食文化专著（如前面说到的《膳夫经手录》）之类的出现（此前都是附着于其他著作的）和一些名食名肴在社会广为揄扬（如越公碎金饭等）。

昌盛时代时间段较长，如细分还可分为初中后三阶段。隋唐为初段，此时还保持着前期的许多特点，如席地而坐，还与桌椅并存，较有规格的宴饮仍然是分餐的；宋元都市繁荣，拉动了烹饪技艺，使其提高很快。“炒”成为市肆菜肴的重要加工手段。唐代疆域广阔和宋元期间有三次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战争，这些促进了南北饮食的大交流以及各国食物传入。从明清到近代已经与现代差不太多了。这个时期食物内容大大丰富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南北美洲的食物大量传入欧亚旧大陆，自然也流入中国。这是外国食物第三次大规模流入中国，这一次品种最多，影响最巨。现在许多被误认为是原产本土的许多食品其实是来自美洲的，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辣椒、花生、番茄、圆白菜等。它们传入中国早的不过三百来年，短的不到百年，其被认同和普及的速度是很惊人的，近二百年中国人口的激增，也与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有很大关系。其二是大量的海产品进入肴馔。自古以来，国人虽然一直食用海中的产品，但一般都是临近海洋居住的人们食用。自明代以来，城市繁荣，食品市场的发展，海产品流入内地，于是，海味便上了追逐美食人们的餐桌。

饮食文化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虽然《圣经》中说日光之下无新鲜事，但这只是从事物发展道理或逻辑上说的。具体到中国历史，虽然几千年来许多事件都是“古已有之”的，但古人张三所做毕竟不能与今人李四所做完全重合，于是就有了历史学家叙述的空间。而食物史则不是这样，三千年前粟与现在的小米没有什么不同，有的食物人们已经吃了几十万年了，也没有多大的变化。烹饪中的蒸煮炸烤，自发明以来，变化也不算大。如果前面说了，后面再喋喋不休，读者必然生厌。所以此书采取了太史公的“互见法”，前面述及，后必省略；但分为注与不注两类。事情稍复杂一些就注明“见”某章，如果简单的如食物、食具、烹饪方法等则不注。

自本书出版后，饮食文化的研究，日渐繁荣，光是涉及饮食文化报刊就有十余种之多。关于饮食文化的著作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我本人并非专门研究饮食文化的，因为对传统文化研究有兴趣，才阑入饮食文化领域，现在我又对其他领域的问题有了兴趣，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虽然还时有关注，但并未作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次重版，虽然有所改动、增添，但总的说来，增删不大。最后我增加了一章，专门谈素食问题。本书初版，虽然在最后一节谈“宗教饮食文化”的佛教部分时，述及素食，但对中国素食的产生、发展，特别是人们在食素时心理感受没有深考，不能不说是个缺略。另外，现代文明对于素食有特别的关注，这也是在最后一章中要格外强调的。

希望能够得到饮食文化界专家和读者的指教。

王学泰于2006除夕。

从徐致靖谈到《古城返照记》

一

戊戌年（1898年）阴历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拘禁光绪皇帝，取消新政、恢复旧制，宣告了革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十一日，慈禧下诏（当然还是冒光绪之名），把参与变法的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等人逮捕交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加审讯。实际上根本没有审讯，只隔了一天，十三日，杨深秀等六人就被拉到菜市口斩首示众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住在上斜街（距菜市口不远）的徐家闻讯买好棺材准备到菜市口收尸，不料那天殉难的却没有徐致靖；这很奇怪，徐在七人中品位最高、逮捕时也名列榜首，却逃过此难，给历史留下一个谜。当然慈禧也没有饶了徐致靖，十四日上谕宣布对他“永远监禁”，其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铸“永不叙用”。徐仁铸上书要为父亲顶罪，未被理睬。

从徐致靖（1844-1918年）所受得处分来看，他应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然而近代史对这位新党人物研究很不够，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徐致靖条”连他的生年（错为1826年）都搞错了。

徐家本是江苏宜兴大族，徐致靖的父亲徐家杰字冠英，号伟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长年做地方官，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占籍宛平，遂为北京人。有三子，臻寿、致靖、致愉，以致靖（字子静）最为有名。他是光绪二年（1867年）进士，戊戌时他官拜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徐家人有点“与时俱进”的意味，徐家杰与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为同年至交，思想比较接近、倾向洋务派。到了徐致靖及其子辈则倾向革新变法，这是跟着时代前进的。

徐致靖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1868-1900年）、次子翰林编修徐仁镜（1870-1915年）及其侄举人徐仁录（康有为的学生）都属于新法派。仁铸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二十二年（1897年）任湖南学政。当时湖南巡抚是倾向变法的陈宝箴，湖南遂成为变法派的大本营，聚集了许多维新人士。仁铸在湖南奖掖维新士子、推动变法，还致书请父亲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致靖于戊戌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上书皇帝《请明定国是疏》（是康有为代拟）要求光绪正式推行新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戊戌变法正式开幕。变法开始后（6月13日），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等力主变法的领袖人物。光绪皇帝四月二十六日下诏说由于徐致靖的推荐，准备于二十八日召见康、张二人。在变法中徐致靖多次上书，主张废八股、开书局（翻译西洋书籍）、裁冗官等。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戊戌变法中徐致靖的重要作用。变法失败，慈禧最恨康、梁（她认为康、梁是挑拨她和光绪“母子关系”的首恶）。但康、梁都是被徐致靖引到光绪身边的，慈禧对徐致靖痛恶可以想见。

徐致靖意外逃生，其外孙，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认为徐致靖侥幸未死是由于李鸿章的援手。当时李鸿章在朝中已经是举足轻重了，他转托慈禧身边的红人荣禄向慈禧说：“徐致靖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又说他升了礼部右侍郎，皇帝并没有召见。用以说明他不是“帝党”。这样才保下徐的一条命。据徐家后来回忆说，徐致靖五十以后即患耳聋，而且聋得特别厉害。光绪召见变法人士，怕太后安排的人在门外窃听，声音很小，徐致靖根本听不见，所以不是有特别紧要的事情光绪不召见他。

在狱中徐致靖坚信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其侄婿言謇博探监，徐不谈家事，对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过了两年，庚子（1900年）事变，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光绪西逃，清统治机构瘫痪，监狱自然也不例外。刑部大牢里的犯人都跑光了，可是作为忠臣的徐致靖觉得自己仍是大清国的犯官，不能被外国人放了，不肯走。当时管刑部狱的司官乔树楠是徐致靖的年侄，平时很照应他，此时来监狱告诉他，明天狱中不开饭了，徐致靖才无可奈何被其子接出了狱。

出狱后，徐致靖没有跑回老家，依然“待罪京师”，两个月后，徐得到“老佛爷”赦旨才离京到杭州度其余生。后来徐的思想又有所变化，辛亥革命之后，徐致靖指示孙子、外孙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有个军机大臣的儿子问他：“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徐致靖回答说：“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满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张勋复辟，反对康有为参与其事，可见徐致靖晚年虽然未参与政治活动，但其坚持进步的思想倾向并未改变。

二

洋务运动是由一些取得较高地位的士大夫推动，而维新变法主要是在下位的进步士大夫领导和推动的。身在高位的官员参加者不多，特别是熟悉朝中情况的京官，平常谈谈新法、议论议论革新，也很时髦，但很少有愿意拂逆慈禧太后心意贸然投入带些轰轰烈烈色彩的戊戌变革运动中。大老翁同龢支持变法与他是光绪帝师傅有关，他希望通过这场变革把太后的权力转移到光绪手中，这是他作为师傅的职责。这一点慈禧也有所警惕，所以光绪的《定国是诏》一下，翁同龢马上被慈禧开缺回籍，在政治上一捋到底。在高官中徐致靖是个异数，他热情地支持变法，并没有个人利益搀杂在里面，新法中有些条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徐氏家族的利益有所冲击。

例如当时社会崇拜科举，平常之家中个秀才都被视为改换门庭，欢欣不已。而徐氏一家举人、进士、翰林联翩而出，其家乘《繁衍集》中把清中叶以后徐家科举盛况概括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同登科”；“一时同堂五进士”；“父子三翰林”；“三代十科十二举人”（转引自竺青《〈负曝闲谈〉考者徐一士考略》）。从这些概括中可见徐家科举之盛，他们一家被人们歆羡自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走上仕途的人们只要不出常格，自然会有好官美职可做。而变法中有“改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条款，自是对他们赖以起家的传统科举制度的挑战，不少靠科举起家的士大夫对此是持保留态度，有的甚至是痛恶的。鲁迅就说过他小的时候，家中大人对新法不满，曾让他抄写著名守旧官僚许应骙（许广平的前辈）反对新法的奏折。从当时社会风气可见徐致靖支持变法显然是摆脱了世俗之见和个人考虑的。徐家一些入仕人士参与变法运动是为爱国心所驱使的，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走这条道路。

三

戊戌事变以后，徐家宦途式微，但皇权专制的社会也走到了终点。徐致靖所代表的当属最末一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了；庚子以后，新型知识分子产生。徐致靖弟弟徐致愉的儿子徐仁锦（1885-1961年）笔名凌霄，徐仁钰（1890-1971年）笔名一士，就与其堂兄徐仁铸等不同，可以归入新式知识分子了（虽然由于时代与家学的影响，士大夫的色彩并未褪尽）。两人均就读于济南山东高等学堂，这是国学、外语、现代科学知识并重半新半旧的学堂。他们后来经过学部考试，取得举人出身，因为是从“洋学堂”培养出来的，世称为“洋举人”。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举做官“兼济天下”了，而是通过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性活动，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后来蒿目时艰、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纸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成为民初与黄远生、邵飘萍齐名的三大名记者。后来徐凌霄与其弟徐一士都以写作谋生，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

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是他的代表作品，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在其叔父徐致靖及堂兄们思想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民初徐凌霄给上海报纸写专栏“北京通讯”，外交家顾维钧出使北美，爱读徐凌霄写的“北京通讯”，称赞他的文章“有组织、有思想”。可见徐凌霄虽然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颇能跟上时代，一点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记》很像旧式文人写的笔记掌故，零零碎碎记载一些有趣的事件以为谈资。实际不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以记述掌故轶闻为主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故事，虽然人物形象不是那么鲜明，故事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但有了人物与故事这两项，就与单纯的笔记掌故划清了界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从思想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录无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场、学界和梨园的趣闻轶事，也都是士大夫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五四运动”时期大声疾呼变革的先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现在我们都怀念古城的原貌，尤其当我们想到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是个“大文物”的评价，更使我们对老北京思念不止。这种情感多是从外观上考虑的，想到这些古代遗存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从而惋惜它被拆被毁；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对它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因为作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封建专制政治的堡垒，是统治全国的神经中枢。匍匐在“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老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从这段对“老北京”的调侃上可见徐凌霄对北京这座古都的态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内外城、皇城、紫禁城不过是“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这种类似监狱的“圈圈”不仅是控制百姓的核心，即对皇帝来说也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徐氏这样新知识分子对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雾沉沉黄泉路上，阴惨惨来到了天日无光”。这不仅仅是说北京“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水土气候，也是讲北京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情景。书中以“五千年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处理的两个事例作为开篇，解剖了专制制度及其代表者的残忍和昏聩。这两个掌故是王锡侯《字贯》文字狱案和是英使马嘎尔尼朝觐案。这两个看来不相关的事情，确实展示了乾隆盛世的真相。

《字贯》是乾隆间文人编的一部字典，在序言里议论了几句《康熙字典》，被讼棍所告。事闹到乾隆皇帝那里，他看了看《凡例》，发现其中有康熙皇帝“庙讳”（名字）和自己的御名，又列在孔子圣讳之下，勃然大怒，下了一道“上谕”：“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于是王锡侯被处“斩立决”、子孙“监斩候”。王锡侯犯的是什么罪呢？只是在初版《字贯·凡例》中提到“玄烨”是圣祖（康熙）庙讳，“弘历”是今上御名，为文时要注意避讳（按原书已被销毁，这里据审讯时问答拟写的），而且这一点在再刻此书时做了改正。读者可以看出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惩治思想不轨的文人，而在于强调皇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性；乾隆也知道王锡侯不会是什么异端，但就是借他的人头叫全体臣民知道皇帝的尊严是一点也碰不得的（一心歌颂乾隆大帝的现代文人如果躬逢乾隆盛世，也不免会落到王锡侯一样的下场），这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此案例一出，不仅给文人写作带来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要不要宣布避“圣讳”“御名”等，如不宣布，士子文章中出了问题，考官也有连带责任，如果宣布，那么宣布本身就犯了“讳”。这真是个大难题。聪明的刘镛（刘罗锅）想出一招，在考试前让考场士卒举着牌子宣布。如避乾隆御名“弘历”二字则写《论语》中的“人能〇道”和《尚书》中的“天之〇数在尔躬”两个圈圈处是“御名”要避讳。这真是既可笑又可悲的。

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觐见乾隆案更是可笑。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应该视为十八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如果中国就这个机会了解了世界，并做出了相应的对策，我国以后的历史会有根本的改写。有人说历史重大进步需要机遇，更需要政治智慧。可惜的是这次接触没有成功，从表面看好像就在于马嘎尔尼特使不肯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是英国人不肯入国随俗。实际上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此时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到极端，君臣之间距离悬绝；再加上封闭保守，君臣昏聩，缺少政治智慧。更不了解天下大势，长期以来以“天朝”自居，以天下共主自居。从这点出发，乾隆认为天下（不管中国还是西洋）都应该是自己的臣民、奴才。所以他认为即使是英国国王来朝觐也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何况“陪臣”（臣子的臣子）呢？他还一相情愿地认为英国“特使”既然恭顺，不肯行“三跪九叩”，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即英国人打裹腿，腿是直的，不会跪。所以他很细致地让接待的大臣在与英使饮宴，“无意闲谈时，婉辞告知”必须“三跪九叩”的理由和在下跪时应该先打开裹腿，行完礼再行扎缚。而英国使臣要坚持平等原则，不肯辱国，这样实现互利的贸易的设想就不能不落空。《古城返照记》中用乾隆的“上谕”把他的糊涂、专断、贪图小利、自高自大而又自以为是面目刻画得十分鲜明。

从作者对于乾隆皇帝的批判态度，与他的前辈比较起来自然是个大进步。在思想领域徐氏对于封建的、腐朽的意识形态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京师大学堂虽是在新学指导下产生的新式学校，但由于是官办的，其中有许多腐朽的东西，对于这些作者也是极尽讽刺之能事的。京师大学堂本来是培养新学骨干的，却让一个头脑冬烘的伪道学家秋定文来担任“七科总教”（当时京师大学堂就分七科，他相当于现今大学的总教务长），他强调“孔孟为根本”，“以‘四书’为通习之课”。把一个本意在弘扬新学的新式学堂，办得与国子监差不太多了。书中把秋定文这个笃守程朱、知识面狭隘而又自以为是的顽固分子写得活灵活现，都二十世纪了，新学在知识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他还主张在未有天地之前即有“三纲五常”这个“理”，仿佛宇宙一诞生就是为了创造大清皇权。他还认为“西学出于墨子，天算格致，仅六艺中‘书’‘数’之末艺”。作者展示这些，就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古城”皇权专制在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从这里也可以见作者的态度。作者对于现代西方一些新的思想学说也比较关注，如美国实验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说，甚至马克思的“万事归本于经济”论都在此书中有所涉及。

四

作为历史掌故小说《古城返照记》的意义主要是在轻松的阅读中给我们许许多多近代文史知识。读此书仿佛听一位对于北京特别熟稔的老人讲述故事，无怪乎像胡适、吴晓铃、熊佛西这样知识渊博的学者、作家对此书发出由衷的赞叹。我读此书也有此感。过去读书发现的疑问有些得到了解答。例如有一次我与杨乃济先生说到老舍的小说中的旧警察多是正面形象，如《四世同堂》的白巡长，《我这一辈子》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巡警等都是如此，老舍似乎对警察没有恶感。老舍先生是写实作家，这样写必有其理由。读《古城返照记》有这样一个情节：东安市场有个算卦的与问卜者发生纠纷，地面的警察解决得有板有眼，干净利落。陆贾议论起北京的警察“道德上的优点”时说，他们往往“‘表同情于弱者’，若是洋车夫同坐车的发生了争执，他们总是偏袒着洋车夫。即便看准了洋车夫没有理，他少不得把洋车夫申斥几句，可是转面就替车夫说情，什么‘他到底是个苦人，是个粗人，您还同他一般见识吗，抬抬手他就过去啦’把坐车的说得心平气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洋车夫也就少吃多少亏。若是阔人车马撞着洋车，坐洋车的撞着行人，他们总是替弱者争个理。遇着十分有权有势的，他虽不敢得罪，甚而至于表面上帮着阔人责罚苦人，可是事情一了，他还背后慰问苦人，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我们在各码头各洋场，常见巡警拿着棍棒打苦力、巴结阔人，在北京却很少看见巡警打人。所以北京虽然是官僚的窝窟，近几年办的新政，亦多属皮毛，唯有警政一端，不失为全国模范。”这一段话可能说的就是老舍先生见到的现实。（《我这一辈子》中的“我”的所作所为就很像陆贾所说的）要了解北京清末民初的情景，特别是北京京剧界的实情，《古城返照记》是值得参考的。

从《古城返照记》想到徐凌霄一类民初重要的掌故与散文作家，他们所用的既非当时新文学作家所用的欧化白话，也非文言，而是用一种接近京剧语言（主要是京白）的文字写作。这种语言受到地域的局限，但读者也不算少，大约与京剧的观众差不太多。这类作者有徐凌霄、徐一士、老宣、齐如山等，后来到台湾后还有唐鲁孙、夏元瑜等。现在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很少涉及他们是有些不公正的。

（感谢《文学遗产》的竺青先生为此文提供的有关徐致靖先生及徐凌霄先生的资料）

县衙门的“官”与“吏”

现在以古代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充斥于银幕荧屏，不少批评家批评这类作品大多缺少生活气息和现场感，只是干干巴巴地讲故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总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实际上，编剧导演不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努力，只是知识不足，往往起了欲益反损的作用。例如前几年拍的电视连续剧《慈禧西行》，编导为了增加真实感，描写慈禧到了山西接待她的地方官员就讲山西话，到了陕西就讲陕西话。可能这还是该剧的“得意之笔”，可是细一推究，该剧错了。因为古代，特别是明清两代地方官员绝不能回本地做官，因为有严格的籍贯回避制度。

新出版的完颜绍元的《天下衙门》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点：“籍贯回避，讲白一些，就是本地人不许做本地官，哪怕只是驿丞、闸官这一类芝麻绿豆儿，也得距离故乡远远的。……明朝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像是黄河长江互相大流动。清朝时稍许松一些，但本省人绝对不许当本省官，如果是邻省，起码也得距离老家500里之外。其中多给一点面子的是学官，可以不回避本省，但也须隔府任职。”清乾隆时，台湾凤山县知县出缺，本来已经任命了广东人杨必诜，但浙闽总督（当时台湾是福建省的一个府）崔应阶得知台湾凤山有许多广东移民，奏报朝廷请换人以回避。清廷除了“议准”之外，又推出一条新规定：“嗣后台湾文职各官，凡籍隶广东人员，俱令回避。”规定如此严格，山西、陕西的地方官员能是山西人、陕西人吗？能说一口的山西话或陕西话吗？

《天下衙门》是讲古代社会最基层的衙门——县衙门的。县是朝廷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说到县衙门及其长官知县，仿佛大家都很熟悉（县太爷、父母官一类的话语至今还挂在我们口头），尤其是和历史打交道比较多的人，其实不然。例如县衙门形制如何？下设哪些办公机构？衙门里都有什么官？具有什么资格才能当县太爷？县官及其下属本职工作是什么？他们需要遵守哪些规则制度，他们的合法收入是多少？非法收入哪里来？等等，都是能够刺激起人们兴味的疑问，但往往又是似知似不知的问题，因此，大家有空可以读读这本书。您不仅能获得许多有关的知识，而且能从作者为您提供的故事里取得一些影视剧中感受不到的现场感。

本书第二章的“话说绿豆芝麻官”是讲衙门里各种官员的。像县太爷、主簿、县丞、县尉（明清时的典史）这些我们大多还能略知一二，但对书中所说的与“酸甜苦辣咸”“生老病死”相应的官，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所谓“酸”者是“学官”，是指教谕、训导一类。他们是管理县教育的，明清两代主要是管秀才的。这种官与财物和诉讼无关，是冷官，平常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学官也常常以“奉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自命，在外人看来就有三分“酸气”；“甜”是掌管一些能够生利“机器”的未入流的小官。如闸官、坝官，专管水闸、水坝，以及专管征收渔税的河泊所官，专管商贾、侩屠等税务的税课局大使，管茶、盐专卖的批验所大使等。他们多有金钱过手，水过地皮湿，自然被视为“甜”；“苦”指管理驿站的小官（驿站之苦，不独中国。读普希金之《驿站长》，可了解俄国驿站之苦）；“辣”就是设在集镇、关隘、要冲、津渡等地方专管捕盗贼的“巡检”。这可以视作县衙门的派出机构。因为他们负责维持治安的，自然是威风八面。还有一些可“淡”可“咸”之官。即专管宗教事务的“僧会司”“道会司”，专管医药的“医训科”，专管天文气象测报的“阴阳训术”。这些官都是“设官不给禄”的，所以谓之“淡”；如果他们善于利用职权去捞钱，也可以搞得有滋有味。

至于“生老病死”则是指归县署管理的慈幼局（“生”，收养弃儿）、养济院（“老”，收养孤老）、安济坊（“病”，收养病残）、漏泽园（“死”，收埋弃尸）。这些设置有的虽然在《周礼》一书中就有构想，但真正成为机构，有专司其职者，大多始自宋代。这些介绍使读者对古代社会基层行政机构有个完整的认识。古代社会的政治虽然远较现代政治简单，但也不是简单得一个县官就都包办了。“政治”既然是“众人之事”，那么与各类人等有关的事情就不能或缺。从这些机构和官员的设置，可以看出自宋代起，朝廷与基层政府已经有了关于百姓福利的意识，这是文明的进步，尽管它还不完善和存在司其职者谋私行为（只要没有有效的监督，任何时代也不能避免）。

从上面叙述来看，小小的县衙门，头头还不少。这样自然会引出一个使现代人有兴趣的问题。古代县衙门有多少官？《中国剑桥晚清史》中说：“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它说的官员数目是“文官2万、武官7千”。这种估计基本上被历史界认同，因而常常被引用。最近几年也读过不少谈官员编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古代官员数目像“剑桥史”的作者一样，对古代官员数目估计数目偏少。从上面的叙述中可见，一个县的官员数目至少不会少于15人吧。清代是1549个县，就光是县一级的官员就超过2万了。

本书的第四章“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也值得重视。关于古代官制的研究为历代学者所关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有关官制的工具书就有好几本。像龚延明先生《宋代官制辞典》180万字，介绍宋代官制至为详尽，但基本上没有涉及吏胥。吏胥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薄弱一环，有的甚至连名目都不甚清晰，也没有一本“吏胥辞典”出现。又如自宋和宋代以后，吏胥到底可分为多少个类目，人数有多少，在行政操作中所起作用如何等问题都缺少深入的研究。过去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而吏则不然，用清人阮葵生的话说“吏则土著世守”（《茶余客话·论吏道》）。官是外来的，吏是本地的，官板凳没坐热即去，而吏扎根在此，老子做完儿子做。可以想一想，吏对行政操作有多大的决定作用。《天下衙门》这一章中就县衙门中吏、胥的类别（吏分“六房”所谓富、贵、威、武、贫、贱，以及管库、管粮等；胥分三班：皂班、快班、壮班等）数目（大体上可以说是“大县千人小县百”）及作用（任你官清似水，怎敌吏猾如油）做了很好的分析和评介。不过其中有些说法还值得商榷，如谈宋代吏员有无俸禄问题，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之后吏人有了工资，似不准确。熙宁改革时，朝廷各部的吏人有了微薄的薪俸，但各州县衙门的吏人仍然没有。苏辙在《进策五道·臣事》中说：“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补以为吏，无禄以养其身，而无田以畜其妻子。”还说“郡县之官”把治理地方大权“寄之郡县小吏”。可见郡县的吏人还是没有薪俸的，但其权力很大。至于书中所说吏人进入吏道以后“除了有本事考个功名来以外，甚至花钱捐官的资格还不及平民”。后一句是对的，前一句似不准确。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有中书省吏人进士及第，太宗下旨夺其“敕牒”，并降诏禁止吏人参加科举。宋代没有见到有吏人参加科考的。顾炎武《日知录》记元代《太宗实录》恢复科举时说“惟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清稗类钞》记载了几个吏胥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受到其他考生哄闹反对的故事。就我所接触史料来看似乎吏胥参加科举的可能性不大。宋代以后，统治者对“官”和“吏”的设计，大体上说是贵者不富（官），富者不贵（吏）的。

《天下衙门》是本以通俗文字介绍县衙门的著作，然而其中也颇有些发明创造，其文字的流畅有趣反而退居其次了。

“吏治”与“治吏”

——评《中国古代吏治札记》

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孟子在回顾历史时，第一次说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45年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到延安参观，在毛泽东家做客时与毛谈起他亲眼看到近代许多事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很难跳出这个“周期率”。从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治乱”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在“一治一乱”的“周期率”面前的无奈与茫然。政治家、学者在谈论国家社会的治乱时，其着眼点在于“乱”、在于“分”、在于“其亡也忽焉”，他们的目的是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期避免这些现象的出现。然而，人们对于“乱”后、“分”后、“亡”后还会有“治”“合”“兴”的出现却研究得不多，因此便忽略了“治”在“一治一乱”这个“周期率”中的作用。应该看到，这种“治”正是“乱”的前兆，它是与“乱”相互依存的。不摆脱对这种“治”的向往与追求就不能真正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

乱后的“治”仿佛是自然而然出现的，用过去老百姓的话说是“真龙天子出世”，所以天下安定了；用一些现代史学家的说法则是，安定下来是“人民群众的向往”，是“历史的发展的规律”。这些带有宿命论的说法都是禁不住反问的。我认为“治”的出现，除了经济和社会的原因外（如重建小农和宗法），还因为先人创造了一整套与经济和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这个制度包括社会组织制度、官吏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等。这些制度与文化的恢复与重建对于国家社会的重新整合与复苏起了极大的作用，并会在社会大动乱之后出现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刘建基先生的《中国古代吏治札记》中说“吏治起到了社会发展催化剂的作用，推动古代封建盛世的兴起”。因此，不妨说是“吏治”催化了“大治”。

吏治与治吏

《中国古代吏治札记》是一本专门评述和研究古代官吏制度与文化的著作。作者认为所谓“吏治”是“包括官吏的设置、配备、选拔、任用、升黜、奖惩、考核、监察、教育、培养、道德、操行、规章、制度等有关官吏管理的诸多方面的内容”。这本书从制度建设与文化背景两个方面考察了选官，官吏的考课、行政监察，任官的“回避制度”“职官体制”以及“官德”“儒家人才思想”“贪官和惩贪”“吏治思想演进”“古代政治革新”“古代盛世兴衰启示”等方面。前面五点偏重评论官吏制度的得失，后面则深入考察了这些制度的文化背景。展示了古代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原则。也就是说制度不是无源之水，它是有儒家意识形态依据的。这是“吏治”成功的保障。另外，制度本身的设置也是十分严密和完整的。它是一个分权制衡并具有自我协调机制的有机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吏拥有权力却不负责任，行使权力却不受监督和抑制滥用权力现象的出现，也就是说这套制度本身具有“治吏”的功能，从而在保障社会稳定上起了很大作用。

“治吏”首先表现在选官上，它不仅改变了先秦的“世禄世卿”制度，还竭力避免“亲贵合一”，避免官吏被特权集团垄断，追求官吏来源的普泛与公正。两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隋唐及以后的科举等制度的出现和改变都是要解决官吏来源问题的。只是到了明清的科举考试，大致做到了“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张榜公布”，基本实现了选官向全社会开放。虽然科举制度的设计总目的是削弱朝中大臣权力和加强皇帝个人权力的，但这个制度破除了世袭制，给身处下层社会的青年以希望，把社会精英人士吸引和凝聚在朝廷一边。其作用远远大于选官本身。

《广阳杂记》中说：“官者，管也。”古代官吏就是管人的，而且无所而不管。明代有个笑话说，某官外出，见一轻薄子摇摇摆摆走在街上，风吹起他的长衣，露出红绫子裤腿。官怒其奢侈，叫衙役拿下，按倒打他十板子，刚打了五板，轻薄子跳了起来说“老爷！上半截是麻布接的。”从这个笑话里可以感受到官的权力和威严。他无所不管，对于治下百姓，拥有无限的权力。官的这种属性本身，就易于使其权力膨胀，并导致滥用，以权谋私。因此在“吏治”系统中设置许多约束机制，抑制其恶性发展。

古代官吏文化与制度中对官吏的约束主要有三条。在选拔官吏过程中关注这些预备官吏受儒家思想约束的程度（也就是“德”）。如明清两代为什么要考八股文？有人说，八股使人不学、使人做不好文章；他们不懂八股不是培养学问家和文章家的，八股是制造官员的。因为八股文体是要代圣贤立言的，十几年、几十年都模仿圣贤说话作文，其题目又多来自“四书”等经典，儒家仁政学说自然渗入其骨髓，其影响不能低估。

另外，体现官德的官箴的长期流传，这形成了舆论，如州县衙门大堂所立的石碑上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样的箴言为上下官民所认同。这些对当官的为非作歹有一定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约束。古代的监察制度自成系统，独立实行行政监察。而且多用年轻、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作为监察官员，“以小制大”，使得监察官员要发展必须勇于履行职责（官小才不惜官）。对官员的考课也不像一些研究者所想象的都是形同具文的东西。清末民初的何刚德的《春明梦录》讲到三年一次的“京察”（子、午、卯、酉年是京官作鉴定的年份，至今北京俗语中仍有“子午卯酉”一词，意为说清楚，可见给人们留的印象之深），察外官也三年一次，在丑、未、辰、戌年行之，谓之“大计”。这些都是很严肃的。不仅违纪官员不安，就是混日子的官员也不好过。

各个朝代监督制度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也有差别。《中国古代吏治札记》对于秦代以来的监察做了这样的概括：“秦汉两代对官吏的考核、监察都采取了‘上计制度’，即按照官吏上报的政绩，逐项进行核实，看是否有虚假行为。隋唐时，把官吏的行为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其中，‘居官饰诈’即虚夸欺诈，是与‘贪浊有状’同列为‘下下’等级，要罢官并受惩处的。宋代定‘四善三最’第一善就是‘德义有闻’，十分重视民间对官员的评价。明代十分重视官吏的实绩，评判官吏分八等，其中‘贪’‘酷’‘浮’‘燥’列在前四位。”

作者认为“研究古代封建吏治，要注重研究治吏的策略、措施”。因此，本书在选官、监督、考课、反贪、惩贪等方面下的工夫尤深。

当然，在没有确立民众监督，而且是资讯不发达的古代，有些对官吏的约束可能流于形式，但也应该看到官吏的考课迁调的制度化，有条例可依，在防止官吏权力滥用和整饬吏治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古代官吏制度的启示

正像作者所说，“研究历史，最终是为了开拓未来”。作为整体的古代官吏制度是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部分，是皇权专制王朝的修复机制。然而其中的具体的制度的设置许多还是对我们有启发的。本书在这方面屡有提示，也许与作者长期从事组织工作有关。

中国古代官制中最有独创性的就是言官制度。所谓言官，狭义来说是指谏官，秦汉的给事中、历代的谏议大夫、魏晋以后的门下省等皆是言官。这个设置是专门诤谏国君的失误的。广义来说包括各级监察官员，即御史台的官员。后世说到言官多是包括“台（御史台）谏”两方面的。言官职责就是说批评话，有的朝代还规定了定期奏事的制度。“每月必须奏事一次，称为‘月课’。如果一百天之内不能提出弹劾，则要受罚。同时规定，御史弹劾不当，可以不给处分”。言官上言不能说些鸡毛蒜皮之事。北宋规定御史台官员如果一百日内，没有奏章则贬为外官。王平被任命御史不到一百天便上奏，大家对他期待很高，没想到，奏文说的竟是，皇帝御膳中有头发，劝皇帝要注意饮食卫生。同僚视作笑话，给他起个外号“弹发御史”。真正的言官都是献可替否的、敢于非议君王所为的；那种名为批评实为献媚的做法，自古以来是被视为“妾妇之道”的。历代还准许御史们“风闻奏事”（没有确凿证据，就可以上奏），扩大了言官们的言论空间，避免施政出现重大错误。

古代荐举不当的“连坐”制度很值得参考。本书在谈到宋代“磨勘”（考核官员）时言“一般京朝官由一人保举。‘选人’由四人保荐，武官则要五人推荐”。“如果今后被举荐人‘贪污畏懦，职务旷废’，‘举主坐之’是要追究举荐人责任的”。这一条规定，不仅使得举荐人慎重行使自己的举荐权力，而且利于防止举荐人与被举荐者利益联系。这在当前尤有实践意义。

本书的一个不足是：对古代在官的指挥下做具体工作的“胥吏”和“差役”没有做评述和分析，因为作者如果全面考察古代“吏治”是不能忽略这批人的。胥吏的人数一般是官的十几倍或数十倍，他们多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这些人物基本上没有孔孟之道的约束，有的朝代还不给胥吏俸禄（即使有，也极低），全靠自己找食吃（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崇公道就说：“我们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找你们打官司的要，找谁要去？”），宋代以后胥吏不能应科举，大多绝了做官希望，这样他们更是无所不敢为。胥吏又掌握着衙门的实际权力（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潘三”就是一例）。有人甚至说“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而已”。古代吏治之坏，与此辈有绝大关系。“治吏”更应该“治”这类人。

真游戏与潜规则

——评吴思的《血酬定律》

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悠久、文化成熟是宝贵的财富，也是沉重的负担，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些关注当代的学者，每每发觉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古已有之”的；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常常看到历史上的积弊在生活中也会有回光返照，借尸还魂。因此打通古今，审视四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考察其得失利弊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也是系心于现实的人们应该思考的。

吴思先生是位难得的既熟悉历史，又关注现实的学者。他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以其深入的挖掘和细密的分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最近他出版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这本书应看作是《潜规则》的续编）也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近来研究历史文化问题，往往发现既有的概念不够用，学者们便自我作古、创造概念，用以分析问题，总结规律。有的创造很快被学界认可，被许多学者使用，如“黄宗羲定律”“潜规则”等；有的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潜规则”就是吴思先生首先用的，懂得这一点就不会把历史文献中许多门面话当作历史的真实。

吴思是位制造新概念的专家，读他的文章，感到他创造的新概念最多，我想许多会经过使用的检验，被学术界接受的。

《血酬定律》一书新概念也不少，“血酬”就是一个，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一个“法酬”。本书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绑票，绑贾宝玉就与绑焦大的价值会有很大不同。如果土匪在其抢掠范围内，不直接去抢掠，只是定期收“保护费”，那么保护费中减去实施“保护”所需费用部分，其所余即是“法酬”。

为什么研究“血酬”“法酬”呢？目的是要弄清“匪变官”“官变匪”“匪变民”“民变匪”的规律。这些“变”的内在驱动力就是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类似的新概念书中还有许多。如《灰牢考略》中的“灰牢”——法外的监狱（如“文革”中的“牛棚”“学习班”“小黑屋”等），《白员的胜局》中的“白员”——编制外的官吏差役的统称，《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中的“白规”（制约潜规则的规则）等。其他如“抽水机规则”“合法性伤害权”“横规则”，乃至诸多规则中的根本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作者利用这些概念把中国传统政治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一层一层地进行剥离，最后露出其以暴力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实际上《血酬定律》一书中所使用的新概念，大多没有超出“潜规则”的范畴。上面说的“灰牢”“白员”“白规”等都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但在现实的政治或经济生活中存在，像“抽水机规则”“横规则”“合法性伤害权”等规则也都是能做不能说的。

由此可见，传统政治说复杂还是真复杂，它有那么多的圈圈道道，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和非规范性，仿佛是难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说简单也简单，归根结底还是通过种种手段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为什么在传统政治文化里把如此简单的问题弄得这么复杂呢？主要原因恐怕是“正规则”立意太高，说着好听，但因为对统治者限制太多，妨碍他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以必须有一套反映他们最大利益的“潜规则”。

为什么制定“正规则”时，不把统治者的最大利益设计进“正规则”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意识形态的限制，二是对长远利益追求的限制。

从意识形态说，自汉以来以儒家主导，而且是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孟子是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国君都应当是圣人即使不是也要学作圣人，都有“仁民爱物”之心，都实行“仁政”；儒家又严“义利之辨”，而且强调获得利益手段的正当性（所谓“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历代朝廷建立礼制、法律，制定政策都要考虑儒家这些基本原则的。另外，一个朝代建立大法的大多是开国之君。这些君王大多身经忧患、亲历兵火，躬冒矢石打天下的。他们知道江山来之不易，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其制定方略时一定从长远利益出发。

这样前代制定的“正规则”必然与后世继承者对现实利益追求形成巨大的张力，“正规则”又必须坚持，于是“潜规则”必然出现。即使皇帝不都是那些“朕去之后，哪管洪水方来”对子孙毫无责任感的，假定他们也重视王朝长远利益，但他们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员也很难控制。

如果现实政治生活中完全按照“潜规则”操作，这也好办。只要人们在心中抛弃“正规则”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正规则”不仅还享有名义上的正当性，而且说不定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上，它还能进入操作层面，排斥“潜规则”。而且正如《血酬定律》中所说的那样，“潜规则”还受到“白规”的制约。另外，也不能认为儒家的思想的教育、影响完全不起作用。这样更增加了掌握传统政治的难度。在传统政治中，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就要充分考虑政治的不确定性和非规范性。要分清政治生活中什么是说了准备干的，什么是说了不准备干的，什么是干了准备说的，什么是干了不准备说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当然，主动权、最后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暴力最强者”的手中。需要费尽心机去揣摩的，只是想从“最强者”手中分得一杯羹的臣工，而芸芸众生在“暴力最强者”面前只是唯有“天灵盖”而已，悲夫！

笔力千钧，神流方寸

——读宁伯龙先生《垂露悬珠集》

与宁宗一先生相识多年，看他的敬业精神，为人的幽默洒脱，处世的干练通达，又知道他是位老北京，多次想问他是不是旗人，但总不好意思开口，因为只要是在北京生活过五六十年的老北京谁都知道，民国以来旗人在北京是受到一定歧视的，说人家是旗人与说人家是秧子（不谙事物、容易受骗的大家子弟）差不多。这次读了展示宗一先生尊翁伯龙先生的微楷书法《垂露悬珠集》的后记才确切地得知宁先生原来是满族正蓝旗人。伯龙先生原名荣庆，又名咏琴，字伯龙，后以字行，是四十年代以来的重要的书法家。

前清期间，旗人是受到特殊待遇的，有铁杆儿庄稼可吃，不要说累代簪缨，就是普通的旗人，只要是男性就有二两银子、五斗老米的粮饷。这种制度虽然致使许多人成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但是它也给一些富于创造力的人们以机会，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有可能把全部精力用到自己所爱好的事情上去，专心致志，能把这件事做得尽善尽美。旗人在京剧界和曲艺界的票友最多，有的艺术水准一点也不比专业演员差；即使在养蛐蛐，揣蝈蝈，提笼架鸟这些小玩意儿上，也有别出心裁之处。他们自己制作的蛐蛐罐、蝈蝈葫芦、鸟笼子、鸽子哨等物件，穷工极巧，令人叹为观止。现今在旧货市场上偶然还能碰见。北京的旗人在俗文化上的贡献，人们了解得比较多了；实际上旗人在雅文化，特别是在书画艺术上也有其独特的成就。例如溥心畬（道光的曾孙）、启功的书画作品都是极享盛名的。

宁伯龙先生虽然出身满族，其主要生活时代已经没有了铁杆儿庄稼，然而他还是继承了那些富于创造性的先辈旗人专精一艺、不达极致绝不甘心的精神，用在微楷书法上，终于自成一家，创造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对于书画艺术我完全是外行，但如果有机会观赏到精美的书画真迹或卷册法帖时也觉得赏心悦目，令人陶醉。对于书法，我喜欢真书和行书，草书我完全不懂，不敢假充内行，恐为所欺。

伯龙先生的《垂露悬珠集》，宣纸线装，照相影印，装帧极为精美，这书本身就是精美的艺术品。全书所收皆是微楷真书，特别适合我这个书法的门外人欣赏。本书不许心粗气浮读之，读此书应该正襟危坐，盥手焚香，平心静气地仔细品味，心粗气浮是对这种艺术劳作的亵渎。宗一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在他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总是伏案勤笔，他不仅以书法为生，而且以书法为命。《后记》里这样描写老父亲书艺创作的情景：“父亲写字前总要沐浴更衣，点上一炷香，然后摘下近视眼镜，像一位老工匠，神情专注，旁若无人，自成一圈静谧的气场。而母亲与孩子，干甚么活也蹑手蹑脚，不敢稍有打扰，生怕影响他的艺思。”伯龙先生如同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也是在“喧闹嘈杂中沉得下心的一个人”。这样经过年年月月的专心致志地刻苦训练，其蝇头小楷才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伯龙先生的微楷小若米粒，方寸之间，大约要有百字左右，细小若针芥，这令人想起乾隆间诗坛领袖翁方纲。清代赵慎畛的《榆巢杂志》记载说翁“精蝇头小楷，为书家绝技，于四粒胡麻（即芝麻）写‘天下太平’字以试目力，今七十余岁，尚能书之”。只见过翁氏的行书，未见微楷，其书艺如何，不敢评骘。

《垂露悬珠集》分三卷，包括《珠玑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绣锦集》。其中许多是芝麻粒大小的微楷。第一卷中附有影印的当时北京著名书法家的题跋，如溥儒（溥心畬）、傅增湘、陈彦森、溥雪斋、傅芸子等。这些题跋，字体风格虽异，但皆自然洒脱，楚楚可观，也是书法精品，并成为此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古代书家很重视小楷，号称“正书第一”的三国曹魏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书圣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都是小楷的范本。后来南宋的姜夔、元代的赵孟、明代的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也都善作小楷，皆有佳作传世。小楷作为书法艺术给人以整饬圆润之美，仿佛李商隐的诗、周邦彦的词。在极小的范围内和严格法度之下，书家闪转腾挪，变化无穷，借以表现自己的情志并把它传达给观赏者。因此作小楷特别是蝇头小楷，不仅要靠眼力、靠腕力、靠技术，更重要的还是神志中的定力，目与神遇，以神运笔，这样“小”也能成为“大”，严格的法度也能成为顺畅的路径。如同《庄子》庖丁解牛中所说的“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矣”。

品味《垂露悬珠集》中作品，尽管字很小，笔画如蚊腿蜂须，但笔锋笔势，也还清晰可见，它们“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抑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唐孙过庭《书谱》）。千汇万状，牢笼万有。这是伯龙先生书法给我的整体的感受。

全书所收因为不是一个时期的作品，仔细品味，书中有的作品铁画银钩，疏瘦劲练；有的丰腴圆润，气韵流畅，还是略有差别的。特别可贵的是这些字在放大以后，仍然是骨肉匀亭，笔力遒美，实为难得。

又：此书线装、锦箧，华宝斋书社2003年版。

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匠学七说》

我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乡土中国》这套丛书，读其中的《武陵土家》尤受启发，所以当《南方周末》“阅读”版的编辑向我约稿时就情不自禁为它写了一篇短评，不料由此得以结识《武陵土家》的作者张良皋先生。

张良皋先生是为极活跃的、性情中的人物，与之接触谁也不会想到他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他精神矍铄、开朗健谈，还喜欢到各地考察讲学。我在电视上就见过他老先生做凤凰卫视“寻找远去的家园”的嘉宾，与年轻的电视人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听说他还与重庆电视台的记者们考察三峡库区远古巴人的遗踪。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去年七月，他老先生从美国讲学归来，一个人顶着盛夏的骄阳到社科院来看我。真是很不凑巧，那一天因有首长莅临不得而入，我们只好找个饭店畅谈，并以新著《匠学七说》相赠。我以为这是一本讲中国建筑学的书，对此我完全外行，张老此举是明珠投暗。张老说，我这本书不称作“建筑学”，而叫“匠学”，这就与纯粹讲建筑理论划清了界限。它是通过“匠学”来讲述中国文化的，是介于工程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本著作。

像许多老先生的学术著作一样，《匠学七说》写得有内容、有趣味、有性情，总之有自己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独特的风格，这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近些年学术著作崇尚规范，似乎有些忽略了个人的行文风格和可读性，有的学者甚至以使人读不懂为著书立说的目的，以艰深文其浅陋。在这方面许多前辈学者比我们这一代（也包括比我年轻的一代）做得好得多。

良皋先生也像许多老一辈的理工学者一样兼通文史，所以他在考察古代建筑文化的演变的同时，也发掘和解答了许多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文史学者研究文化史容易流于徒托空言，而作为建筑学家的张良皋先生往往是从建筑演变的实例出发的，并论证了自己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传播的意见。例如本书第一节是“说筵席”，中国唐代以前上溯到“三代”都是“席居”，有如今日日本尚保存的起居习惯。从“席居”出发，作者不仅考察了它对建筑制度的影响，而且作者认为这种“上堂脱屦，登席脱袜”的习惯不可能产生于黄河流域，更不可能始于寒带，作者认为只能产生于南方。“筵席文明”是中国上古的文明，而作者认为它发生于西南，这对“华夏中心说”和中华文明的“西北源说”“东北源说”是个挑战。其他如第二节“说干栏——从原始到永恒的居住形态”；第三节“说圭臬——建筑原件如何生成意义？”；第四节“说风水——中国的环境科学和环境美学”；第五节“说朝市——搜索形成京都格局的隐形力量”；第六节“说班垂——中国大匠之学的缔造者群”；第七节“说纵横——历史横断面与文化发展的时空序列”。这七节在分析该节所论述的中心问题的同时也都在论证着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国西南，然后流播到东南、西北和中原直到东方海外的过程。这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所指出的上古各朝都是“作事者必于东南，受功实者常于西北”。作者把它延伸了，并概括为“三巴寻五帝，百越探三皇，南中隐大荒”这三句。这种论述给读者提供解读上古历史新的视角，一些关于上古的传说和记载中的矛盾和难以解释的现象得到新的解释。例如正统史家认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一般也把夏王朝的活动地区定位于中原一带，可是为什么上古有一些记载说“禹生于西羌”呢？大禹的陵墓为什么在浙江的绍兴，那一带还有许多有关禹的遗迹呢？禹的遗踪还涉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这些看来好像是神话或荒诞不经的传说所致，但其中一定包含着某些历史的真实，良皋先生关于中华文明的发生与传播的意见值得文化史研究者参考。

《匠学七说》的学术个性还表现在其行文上。前面说到良皋先生的文史根底很好，文字功夫很深，全书文字是很简洁的白话，也常有文言词汇和典故出现，但绝不夹生；虽然此书意在论证作者的学术主张，但笔端常带感情，因此给读者以笔酣墨畅之感。在这里举其中一段话以为证：当作者比较上古中华文明与埃及文化时说道：有人把埃及的灭亡说成“悲壮的衰落”，未免拟之不伦。埃及之衰落，无“悲壮”之可言。埃及之灭亡完全是“枯萎”。光凭尼罗河那一碗水造就的文化，早晚会有枯萎的厄运。在中国，也曾发生“汤有七年之旱”；尼罗河过了苏丹南境，立即进入沙漠。几千里的蒸发渗漏，到埃及还余几何？一遇旱灾，何以支持！当我到撒哈拉沙漠深处游览时，也曾不禁浩叹：上帝既然创造了人类，为何同时创造沙漠！所以平心而论，中国得天独厚，埃及无法相比。汤因比例举的23种独立发生的文化中，天然条件能与中国相抗衡者实在寥寥。这种写法在其他学术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它凸显出作者的个性。

杂文家应该是社会批评家

——读牧惠先生的《小报告以外》

去年，在某份文摘报看到一篇“新世纪中最抢手的十大职业”的文章。其中在律师、外贸人员、金融家、电脑软件设计师、社会工作者等之外，后面居然还有“社会批评家”赫然在目，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社会批评”一词真是久违了，因为“批评”与“社会”联姻，其危险程度可以想见。然而，真正的文学毕竟是不能回避社会批评的，作家不是阉宦弄臣、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不是有无皆可的帮闲，作家应该成为社会良心，应该有勇气面对社会的美恶，写出惩恶扬善的作品。

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杂文是具有直接社会批评功能的，杂文家更应该是个社会批评家。我想，他们将是新世纪中的骄子，理应成为最为人们所欢迎的职业，因为任何社会里总是有“沉默的大多数”的，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表达的机会，而表达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人性中的一种需求，一个人如果有了想法或感情而又不能表达，郁积既久，不是在心理上就是在生理上会出毛病的。杂文家应该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表达者，说出他们想要说出的话，使他们郁积的想法和感情能够得到宣泄。最近，我读了牧惠先生的杂文集《小报告以外》，就有被表达的感觉。

这是一部文字朴实无华的杂文集，20万字也算一部颇有厚度的书籍，可是我只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读完了它，而且读罢心里特别畅快，心里的一些郁闷（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也是一种能量）得到了释放。其原因就是书中的一些文章讲出了我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如江西胡雪梅案曾在《南方周末》上连续报道，稍有良知者无不同情这个苦难女遭遇的种种不幸，也庆幸她在多次上访告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古道热肠的君子的帮助。某服装厂的胡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得知胡雪梅的冤屈，便慷慨地借给她三万元帮她打官司。1996年的一次庭审中，胡老板出庭作证。一个在报上著文诬蔑胡雪梅是个放荡、阴险、贪婪女人的蓝某竟当庭质问胡老板：“你和胡雪梅什么关系？凭什么借这么多钱给她？”当我读到这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与恶心，竟有人如此心理阴暗、如此亵渎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存在的正常关系！想写篇文章议论一下这种现象，但因为他事，拖了过去。现在读到本书中的《又一块答丢夫手帕》，正是批评蓝某这种说法的。作者感慨，“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大于人和兽的差别”。这真是有“先获我心”之感，觉得公道自在人心，心中的不平得到了消解。其他，像对吴晗一生的悲剧、冯雪峰现象（自己制造一种“理论”去批判别人，自己后来也被这种“理论”批判的现象）、巴金的《随想录》、“打麻雀”的群众运动、两个“北大”（指两个“北京大学”，一个在沙滩，一个在燕园）、邓拓的《燕山夜话》等热点现象的议论或评论都使我感到亲切。牧惠先生以极饱满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说了我想说而没有说或不能说的话。我想其他读者也会从这本杂文集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的。有阅读杂文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牧先生是如何谈到这些问题的，与自己的想法相去有多远？

当然，还应该看到“沉默的大多数”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如下岗工人、尚未脱贫的农民、无拳无勇陷身于冤案的妇女，牧惠先生关注这些群体，代这些“沉默者立言”，这是他的杂文特别可贵的地方。这几年知识界常常喜欢谈论“社会良心”，在“舆论一律”的时代，是没有所谓“社会良心”的，因为那时只有领导者的声音。随着“大社会，小政府”这种体制改革方向的确立和社会批评家这一职业的兴起，不仅民众需要“社会良心”，社会也逐渐具备了产生它的条件。我想真正的杂文家应该是这一队伍中的第一批成员。

社会批评家，不仅要有热情还要有相当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要比“沉默的大多数”看问题深入一些，甚至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们的意见要平实而深刻，不是那种貌似“激烈”，而实际上立论也不过只是“兔先生的发言”。这种杂文家，也有人戏称为“披着狼皮的羊”。《小报告以外》一书许多杂文，对于社会弊病的揭露、对于世道人心的批评，虽不能都是一针见血，但确实有高出世人之处。例如，《贾长萍的悲剧》是议论河南省的一位民办教师为了“农转非”毒杀自己儿媳和孙女案件的。老百姓看了这个事件的报道，一般都会谴责贾的残忍和愚昧。而牧惠先生把批评重点放在把人分为两等的户籍制度的荒谬，并指出这是影响作为立国基础——工农联盟的。

随着新闻的逐步开放，社会上的许多新闻（包括悲剧）被报道了，社会新闻多了起来，这些报道是很有读者群的。可是报道者未必对所报道的事件都有正确的认识，认识错误，不仅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而且还会误导读者。《小报告以外》中有许多篇是评论社会新闻的，例如，抱独身主义的女记者因为分不到房子假结婚而被强暴的悲剧，报道者讥笑说这是“游戏人生”的结果，牧惠先生公正地指出，这是分房制度不公（女子未婚不能分房）造成的悲剧。其他如对张金柱事件、朔州假酒事件、选举中的买票事件等，作者皆有见解独到的评论，会给读者很多启发的。这种有见识的社会批评才是负责任的批评。

杂文家都应该做像牧惠先生这样有胆有识的社会批评家。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牧惠先生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音容笑貌还宛然在目，近日又收到牧惠先生生前亲自编辑的最后一部著作——《盛世网闻——牧惠历史随笔集》，不禁顿增人琴之感。

牧惠先生是广东人，1946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因不满现实，追求真理，参加了进步组织，受到当局的迫害。广州不能待了，他回到老家新会打游击，成为名副其实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解放后，牧惠先在广东省内担任地方干部，直到1961年才调到《红旗》杂志社文艺组任编辑，开始了京城生活。牧惠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我们相识的七八年中，经常听说他“回广东”了，一次我对他说，“看来您一年去广东的次数，比我去王府井都多”，他笑着默认了。牧惠惦记着乡亲苦乐，特别注重总结广东近五六十年的历史经验，揭示极“左”思潮给当地人民的伤害，以期广东的发展顺利一些。

牧惠先生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写过小说，在小说理论上也有建树。但自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他还是以杂文名世的。

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杂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它与社会现实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其他文体如小说、戏剧、诗歌、电影、曲艺都可以不管现实生活如何而写成“纯娱乐性”（现在充斥荧屏、银屏的大多属于这类）的，且也能吸引许多人欣赏。唯有杂文不行，没有“纯娱乐性”的杂文，即使有人违反这个定理，写“纯娱乐”的杂文，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杂文是专司社会批评的，杂文家都应该是社会批评家。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文家仿佛是中国古代朝廷里的“言官”，如御史之类。御史的职责是专门说批评话的，对皇帝来说应多是逆耳之言（所以封建社会的言官是个高风险的职业，皇帝大多昏庸，一生气则言者头颅不保）。如果有御史上言说皇帝不爱护身体，太为国操劳，饮食太粗劣等，这类看似批评、实为谀颂的奏章，那是要受到同僚的鄙视和耻笑的，是被视为“妾妇之道”的。说这些让皇帝开心顺气的话是太监、宫妾的职责，大臣和言官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体面。因此御史虽被称为“乌鸦”，但受到人们尊敬。牧惠先生也被人称过“乌鸦”，不知是出于尊敬，还是厌恶？不过这也说明牧惠是位尽职尽责的社会批评家。

社会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就事论事，也可以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做深入的开掘。牧惠先生更多的是从历史角度考察社会问题，这个角度对于有厚重传统的中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在考察社会时都注意到历史视角。鲁迅谈到当代的许多怪现象时，就常常俏皮地说这是“古已有之”的；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面对被极“左”路线冲击的烂摊子，也感慨“积重难返”，而且他认识到这个“重”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重”；这一视角使一些极“左”人物很恼火，他们自命很“新”，实际上却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自命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的“新鲜事物”实际上是泛起的沉渣。

《盛世网闻》是偏重谈历史的，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全书涉及的时代很长，上自春秋，下及近代，其核心谈的就是专制制度和与其相适应的独断文化所造成的积弊。现在有些人提出对历史传统的全面认同问题（当然话没有说得这样直白，他们是从否定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入手的）。这些人把儒学与历史传统说得天花乱坠，但他们往往回避产生传统与儒学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极权统治。什么叫专制极权，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老百姓的地位，没有人的地位。在极权制度下，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而且是以天下之大，以奉天子一人。这一点是稍懂得点历史的人们就抹杀不了的。

《盛世网闻》中大量的文章揭示了专制极权的荒谬和非人性化。历数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朝代政治的良窳完全取决于皇帝一人的素质，而且在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是这样，到了明清则走到极端。像唐太宗这样能够以社稷为重、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肯于虚心纳谏的“圣主”，是两三千年才出一个的；而大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傅之手的皇帝，不辨黍菽，有的连马和鹿都分不清，能知道多少宫外的事情？不用说他们的生活原则就是“作威作福”，就是他们全心全意治天下，天下能在他们手中治理吗？明代除了洪武、永乐、宣德等二三皇帝外，几乎个个不合格，而且不作为。不少皇帝几年甚至几十年不上朝，朝臣都不知道皇帝的长相。例如正德皇帝是个流氓皇帝，整天出宫胡闹，自己封自己为“总兵官威武大将军”；嘉靖皇帝躲入深宫炼丹求仙，把国事交付严嵩，严嵩是个可以与和珅相比的特大贪官。天启皇帝年龄不大，手很巧，擅长木工、漆工，他做出的砚床、梳妆匣、宫殿模型，饰以五彩，虽能工巧匠不能过（如果他做的器物传至今日，肯定是国宝）。不幸他做了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皇帝，把国事都交付给太监魏忠贤等，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清代皇帝与明代相比倒是个个合格，康雍乾甚至可以得“优”。然而他们头脑僵化，把统治重点放在提防汉人上，而在世界大变革面前则应对无策，误国之罪，不能推卸。在这种情况下，大臣遇事是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国家的兴衰、民间的苦乐丝毫不系于怀，消极者自保名位，积极者则竭力搜刮民脂民膏。“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就是这样的政治的必然规律。中国古代动乱基本上是二百年一个周期，牧惠先生揭示了这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恶果。近代，积数千年之传统之糟粕，国弱民穷，专制极权的制度是不能辞其咎的。

专制极权的文化本质是反智的，因为民智的开发，意味着统治难度的加大。另外，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需要的是经验和亲情。不用说老庄韩非力主愚民（《史记》把老庄与申韩列入一传是很恰当的），就是强调“知”的儒家，所说的“知”也仅是指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识，以及理性和逻辑等。

由此不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盛世网闻》的开篇就是《开发君智》。传统认为当了皇帝就是“天纵之圣”，怎么能“开发”呢？“君智开发不了，官智也开发不了”，所以君主的“独断”也必是荒谬的。

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时，反智倾向尤为严重。牧惠用“无才便是德”（再加上“无学”）概括这元、清两代官员。元代多是文盲当官，清代占官员一半的满员大多是不读书的。文字狱是最残酷的反智活动，清代乾隆可以说是以搞文字狱闻名。《盛世网闻》中有许多篇是谈清代文字狱的。统治者搞文字狱的目的无非这两点：一是揭发和惩治异类；二是借此以立威。乾隆间文字狱登峰造极，“立威”的目的是达到了，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文字狱渐少，经过嘉庆，直到活跃在道光时期的诗人龚自珍仍然心有余悸地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见文字狱给文人带来的恐怖。可是第一个目的却没有达到。我们翻一翻故宫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便可得知这些大案要案，绝大多数是冤案，尤以乾隆时期的案子为甚。其案主如鲁迅所说：“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就是立即杀头，或是‘监斩候’，也仍然活不出。”（见《且介亭杂文·隔膜》）真正的“异类”几乎没有，反而还有不少是“歌德派”的人物。“民愚”，皇帝也不聪明。皇帝用放大镜搜寻“异类”，杀鸡儆猴；而臣下也有“吃文字狱饭”的，敷衍塞责，互相欺蒙，给老百姓的祸害是难以估量的。在反智主义带来的一片混沌中，清朝走向末路。

《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

1996年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就知道有位张鸣。他在该刊“春季号”发表了《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我很关注通俗文艺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该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引起我的注意。一看文章后面的作者简介，当时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的博士生，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后起之秀。此后陆陆续续在报刊和网络上看到他写的文史随笔或杂谈，文字口语化，时有新见。从中可以看出，他读书很细，行文也很缜密，我想，这一定是一位江南秀士。前几年有机会认识了张鸣，不想是位东北壮汉，顿时让我对“风格即人”这个老生常谈也有了几分怀疑。

张鸣专治近现代史，对于近百年来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生活变迁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写随笔不仅有搞历史的人求真的一面，也有注重趣味的一面。从他最近出的这本《历史的坏脾气》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个噱头，也体现了作者思考的深度。什么是历史？历史是由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构成的。中国古代是皇权专制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仅政治强大、社会弱小，而且其独特之处在于“家国同构”。上有皇帝专权，下有家长当家。皇帝仿佛是温情脉脉的大家长；宗族的家长关起门来俨然皇帝。由家族往上，州县、府道、省直至朝廷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皇帝。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自然增长虽然不能说对历史发展不起作用，但在许多历史变迁的紧要关头，这些经济运动会被“皇帝”的暴力打乱。因此，中国的“历史”往往是大大小小的皇帝胡作非为的历史。这也是自秦始皇以来，社会发展总是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我们翻开浩繁的史籍看一看，国家的安危、民生的苦乐、世道的否泰还真视“皇帝”们脾气的好坏。汉唐之初“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是老百姓的造化，幸亏碰上了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这样“好脾气”的“英明皇帝”。如果碰上秦始皇、隋炀帝只好自认倒霉。五胡十六国时期，自称“大禹之后”，而又“性辩慧，美风仪”的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残忍异常，他令匠人造弓箭、铠甲。造成后，如果“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必斩铠匠”。设想一下碰上如此“坏脾气”的统治者，老百姓将何以自处？有的思想家会说何不造反？这与白痴晋惠帝听说老百姓挨饿就问人何不喝肉粥一样。造反也需有一定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人们只好干受。

所谓好坏脾气实际上也就是滥用不滥用权力的问题。张鸣在书中感慨地说：“从理论上讲，秦汉以后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独主，是国家所有人唯一的君主。皇帝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限的，如果皇帝一意孤行的话（只要他不在乎丢掉祖宗的江山），其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换句话说，皇帝权力如同配备着重火器的战车，没挡。检点二十四史，皇帝不太滥用权力者太少太少，而滥用权力者多多，难怪鲁迅说中国历史上每页都写着“吃人”。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把强势政府比作《圣经》里的海中怪兽“利维坦”，虽然它也可能为非作歹，但它应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位出生在英国克伦威尔时代的犹太人天生胆小，他写作《利维坦》一书，有企盼强势政府庇护民众之意。然而，他还是把政府权力的来源视为全体公民主权的让渡，因此这个“利维坦”不能随意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力；而中国皇帝号称天子，其权力来源——说抽象些是上天赐予，说具体点是祖宗传下来的，不对任何臣民负责。皇权可以囊括一切，从臣民的财产到生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中国的“坏脾气”要是闹起来，比外国的“坏脾气”可怕得多。

本书封面上写着：“张鸣看历史，总跟别人不一样。”我读了此书也有此感受。为什么？因为过去许多史家谈及正面人物往往圣贤化，谈及负面人物往往妖魔化。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而张鸣从史实出发，对此有所突破。他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然后根据史实评论其功过是非。例如对于北洋军阀近七八十年来几乎无“恕词”，因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把他们视为绝对腐败的一群，一点好事没做过。如：谈到“臭棋篓子”的段祺瑞，介绍了他当官不置私产，比较清廉的一面；说到吴佩孚也没忘了他“五不主义”（不进租界，不借外债等），而且着重谈了他对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声援。阎锡山是独据一方最久的军阀，他在山西行政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确实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其他不管是“买个总统当当”的曹三爷（曹锟）、热中审案的韩复榘和爱写诗的张宗昌，虽然还是写他们负面的东西，但都看着像活人了，并非军阀概念的化身。

对于被一些历史学家笼罩上光环的历史人物，作者也做了些还原工作。过去对秦始皇只能颂扬不能说批评话，近20年对康熙，有人直白要让他“再活五百年”，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他做皇帝一直做到22世纪。人们除了崇拜这位伟大政治家外，还把他吹捧成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称为后两家的主要依据就是他懂高等数学、会弹钢琴、懂乐理。作者引了在康熙身边工作了13年的意大利教士马国贤回忆录，说康熙对音乐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可是他的手一触钢琴，宫妃太监马上颂声顿起，这样久了，连康熙也认为自己的确是个伟大音乐家了。其实，作为高高在上、每日沉溺在一片歌颂中的皇帝，有时是昧于知己的，他常常要宣布真理，但实际是一些蠢话：有一年天旱，康熙看祈雨的奏章，感慨说，汉人没得吃，是因为吃得太多。“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今十四阿哥领兵在外亦然。尔汉人若能如此，则一日之食，可足两日，奈何其不然也”。人们挨饿，白痴晋惠帝建议人们喝肉粥，虽然愚蠢，但却令人感到他还有点人心；而康熙指责没饭吃的人们，我们感受到什么呢？

读《历史的坏脾气》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其关键在于笔调轻松。但可能作者过多注重了随意，有些史实疏于核对。如第29页讲到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说他是“最末一科状元”，不确。最末一科是刘春霖。又如第159页谈到苏轼因诗下狱时言其“咏老松”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实际上这是一首咏桧树的诗。不过这些都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的。

回首文坛往事的思考

——评《往事何堪哀》

从《文坛三户》开始注意王彬彬先生的著作，因为这本书写得很有趣，书名也很俏皮。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把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展示了宏阔的社会背景，使读者认识到许多文学以外的东西。2004年第6期《粤海风》刊登的《邓拓的本来面目》（这也是《往事何堪哀》第二篇）也引起我的兴趣。当时有位美国学者费家珉先生在即将退休之际（比我还大一岁），非要写一本关于邓拓的评传，来到北京访学，单位安排我陪他读1958年邓拓主持编选的《新编唐诗三百首》，知道费先生对邓拓杂文总的评价。他认为邓拓对于1958年以来“冒进风”“三面红旗”等极“左”的方针政策是不满意的，并把这种不满写在其杂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老费认为邓拓实际上是个隐蔽的持不同政见者。而王彬彬的看法与费正相反，这篇的题记就是“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我把《粤海风》上那篇文章复印了下来给老费作参考，老费看了直摇头。这次拿到《往事何堪哀》也有故人重逢之感，书中有些观点也是我所熟悉的。

本书一共有十三篇文章，都是叙述和分析文坛往事的。涉及文坛人物有陈独秀、胡适、鲁迅、朱自清、吴晗、胡风、丁玲、闻一多、郭沫若、瞿秋白、韦君宜等。这些都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文化界中享大名的人物。

本书的涉及面虽广，但全书还是有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讲知识分子、学者、文人在社会的大变革中与政治的关系。这些名流的政治态度是不同的，他们或左或右，或追随共产党，或支持国民党，有的风云际会，成为一方面的领袖；有的看破尘俗，临终自抒胸臆，不要烈士的桂冠。有的坎穇终身，有的突然被害，有的痴心不改，有的贻人笑柄……他们的人生道路尽管千差万别，但以悲剧结局者为多。这些虽然已成过往云烟，读起来仍然令人不胜唏嘘。此书写出的不仅是这些杰出人物的悲剧，也是一代知识人的炼狱。凡是从上个世纪走来的知识人大约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悲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书中写到有的当事人把某些人命运的转折看作事出偶然，或是由于在政治生活中不善自处。例如胡适认为如果1919年3月26日在汤尔和家中的会议上不把陈独秀赶出北大，陈独秀不会由北京到上海，由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转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如果不是汤尔和与沈尹默、马叙伦等坚持认为陈独秀个人私德有瑕疵不宜为人师表，陈独秀也不会由一个自由主义的教授，一变而成激进主义的战士。这样陈独秀也许会以一位自由派的文化领袖终其一生。丁玲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新中国成立后一路下滑，被打击、改造二十余年，仅仅是因为自己“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了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向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一件则是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不点名地讽刺了江青。这些事件对于其个人也许是重要的，但对大多卷入政治斗争的知识人来说炼狱几乎是必须经历的考验。

为什么卷入政治斗争的知识人就如此不幸呢？这需要从19世纪末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说起。自古以来，中国的士人走的就是读书做官的路，说好听点是救世济人。因此，知识人（所谓士人）仿佛天生就与政治有割不断的情缘，而且他们对于现实当权者或未来当权者有一种依附（所谓“毛”与“皮”的关系），很难摆脱。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培养了新的知识人，还有许多留学海外，这就出现了与传统士人迥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这种新型知识分子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创造价值的，不靠他人吃饭，成为独立的实体（江青在骂知识分子时常说：“你们吃着农民种地得来的粮食，穿着工人织布做成的衣裳。”就是否认知识分子创造价值。这与朱元璋是一个论调，他们和她们又是靠谁吃饭呢？）这是工商社会所必需的，也是实现公民社会的基础。此时的知识人如果参与政治，或与发生关系，已经不是对当权者或有实力的政治势力的依附，而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参与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作为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知识人应该走在前列。然而由于当时工商业未能发展，自古工商末业，也不被尊重，许多新型知识分子从政做官的习惯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热中激烈变革的人士或有“革命优则仕”的心态，或有打天下坐天下的冲动。知识人或当朝或在野，虽然对立，成王败寇，但仍有灵犀一点，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看看辛亥革命时知识界的状况，便知此言不虚。这些说明，新型知识分子虽然拥有了新知识，但对政治的认识和参与政治的动机仍然被传统观念所左右。因而，近百年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操作未必就能完全摆脱前现代的色彩，这与投入政治斗争的知识人观念有极大关系。换句话说：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并未销声匿迹，在操作手段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瞿秋白的悲哀也就在于，其奋斗的目标是理想主义的，而现实操作手段往往与目的形成极大的反差，于是在其牺牲之际才会有“多余的话”出现。

阶级斗争学说传入中国后，对于国内知识界这些特有的现象作了新的解读和处理。把分属不同阵营的知识人看作是不同阶级的代表，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更促进了政治的泛化。在一个时期内似乎要把每一个知识人都变成政治人，书中写到的朱自清先生就是一位。虽然，朱自清对国民党统治不满、对美国扶持日本不满、拒绝领取美国的“救济粮”，但这只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但吴晗非要把他塑造成立场坚定、勇于战斗的政治人，这虽是形势的需要，但也不能说没有丝毫的个人图谋。当政治要他像吴晗那样处处事事都能走在前列、每次站队都能不出差错、恰如其分，签署政治宣言、罢课、扭秧歌等一样也不能少。不知朱自清先生这样有所不为的“狷者”的内心会有何种感受，吴晗也许不会想到或说不愿意想到。朱先生幸亏1948年8月去世，功德圆满，成为被称颂的民族英雄。如果他活到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五六十年代，他的“有所不为”能被当局容忍吗？何况他在《儿女》中所写的大儿子，也是他《背影》中父亲写信常问到的阿九解放初在湖南被当作“反革命”枪毙了呢！作为反革命家属在那时所受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是人所共知的。

政治斗争的绝对化，对于知识人的要求尤为苛刻，更强调政治的正确。各种类型斗争中，逃杨归墨成为所有人必须选择的。而且中国政治斗争的神秘化，虽上面你往我来，已经风雷交作，下面仰望还是万里无云。扮演《沙家浜》阿庆嫂的赵燕侠对江青讲起“刚才主席说我还缺乏生活”，江青“骤然瞪大了眼珠子，眉头紧蹙”问道：“主席？哪个主席？”并说刘少奇“那是你们的主席”。这时候作为平民百姓的赵燕侠会怎么想呢？她敢自觉站好队吗？她敢说以后只听江青的吗？就是像吴晗这样已经政治化的人物也有跟不上和跟错了的时候（本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写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却被认为是歌颂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邓拓这一类具有大小不同领导身份的知识人，受到的困扰更大，难怪邓拓、李琪等在运动一开始就选择了自杀，一了百了。那时高校流传民谣有：“做不完的选择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颇能反映当时许多知识人的心声。能够永远紧跟、“永不掉队”的不倒翁，是极其稀缺的。

《往事何堪哀》除了促使我们对往事的思考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看点，例如书中对闻一多留美时期反美、反西方思想，甚至“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思想的评论；对“胡适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而鲁迅不敢”的分析都很引人入胜。

“原生态”的思想家

——评《李宗吾新传》

“厚黑教主”旧相识：

知道有“李宗吾”这位怪才五十年了。那是1957年的正式反“右”之前，此时正在热火朝天地批判“不健康”的诗歌作品，其中最典型的、被各类报刊点来点去的是《吻》和流沙河的《草木篇》。《草木篇》五首如此频繁的“出镜”，不由得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中学生不注意。后来批《草木篇》的温度升高，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宣言”，更使我们好奇，《草木篇》中有那么大的杀伤力的内容吗？在一片讨伐声浪中，突然四川大学中文系有位教授张默生替《草木篇》辩护，他说“诗无达诂”（意为诗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的解释），反对“穿凿附会”。这引起我对张先生的兴趣，到北京图书馆一查张默生其人，得知他还有一本《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借来一看，真是亦庄亦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从此记住了李宗吾这个人与所谓“厚黑学”的精髓——“脸厚心黑”。1980年代有关“厚黑学”已经问世，但没引起我的注意。1989年底在琉璃厂中国书店闲逛，看到“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厚黑学》，仿佛是故人重逢，马上买了一本，再度读了这本“奇书”。

去年，闲在屋中坐，书从天外来。陈远先生顶着炎炎烈日拿来他的新著《李宗吾新传——民国思想史上第一人》征求意见，使我想起从“初识”李宗吾到现在“第三次握手”的种种经历，奇妙有趣，想写点文字。

“原生态”的思想家？

既然“认识”厚黑教主那么久，看到了“新传”自然忍不住要说两句。过去读“厚黑学”“厚黑丛话”乃至“心理与力学”都是从“文学角度”，把这些一律看成“怪体杂文”（川人想象丰富，总爱建立一种正常之外的体式。连调味还要在五味之外，调一“怪味”），与章克标《文坛登龙术》同科。说它正言若反也好，说它有激而言也好，总之，都是认为这些文章本质与鲁迅杂文一样都是批判社会现实的。没有认真分析李宗吾的言论的思想内涵，当然也就不会考察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氛围和学术背景了。陈远这本“新传”与张默生旧“传”的不同之处在于认真考察和分析自清末至民国间中国思想界变迁及李宗吾在这个变迁中的地位。还原了李宗吾一个思想家的面貌，评介李宗吾思想价值及与当时思潮的关系，这些是我没想到的。虽然对此书的结论我不见得都赞同，但确实有不少足以使我顿开茅塞的地方。

李宗吾是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用陈远的话说他是个思想独立的人：“不宗圣人宗自己。”用现在文化界流行的一个词说：他是“原生态”的，受外来影响不大（纯粹的原生态已经不存在了）。十九世纪末叶，欧风美雨，扑面而来。有激于现实而思改造现实的人们，无不负笈海外，以求救国救民之道。先是去日本，然后是美国、欧洲，最后是苏俄。从辛亥前后到“五四”，中国思想界有如万花筒，五彩夺目，但都有外来背景。而李宗吾则不然，虽然他口中也有点新名词，什么“庚弟爱因斯坦”（李与爱同庚）“唯物史观”等纯系游戏之笔，不必认真。他无论思考和写法都显得很“土”，纯系中国气派。他自云，其著作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状态”，也就是原生状态。他只是把“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期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总之，他给读者的似乎是浑金璞玉，做成什么，全凭读者自己。李宗吾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原生态”特点，因此有人劝他从俗改为“欧化”的“新式笔法”时，他坚决反对，说：“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吗？”

李宗吾生长在四川，一生未出夔门，老死于是乡，学历不高（上过半新不旧的四川高等学堂），其见闻受到一定的局限。宗吾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在“西学”背景上与他人争一日之长。他守定思想的本土资源，关注现实生活，独立思考（自称是从自己的头脑中拿出来的），并用川人特有的幽默口吻出之，于是，我们看到一位几十年后，国人仍对他充满兴趣的“厚黑教主李宗吾”。

“厚黑”是个思想与话语的平台：

自民国元年，李宗吾发表了“厚黑学”之后，到1943年去世，这三十多年中可以言必称“厚黑”，写作不离“厚黑”。反对者攻击他，好心者劝他，希望他不再讲“厚黑”。张默生可以说是李宗吾知音兼崇拜者，也这样劝他，做点正经的学问。为什么李宗吾始终持“厚黑”而不辍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只是个“原生态”的思想家，如果失去“厚黑”这个早已取得的话语平台，便没有人听他说话了。须知话语也是一种权力。殷海光曾对胡适说，你讲宽容，应该对有权人去讲，不要对我们这些无权人讲。胡适说，你能讲话、能发表文章，怎么能说无权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个权力的。李宗吾偏处一隅，没有政治地位、学术地位，讲话有谁听！甚至发表都有困难。民国时期报刊虽多，但也多有背景，作者也多有圈子，哪能自由自在任意发表自己那些土里土气的“原生态”思想。对于这一点，李宗吾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有些悲凉地说：

学术界中古之孔孟程朱诸人无伦矣，今之梁启超、章太炎等辈，亦取有相当地位；我辈无名小卒，敢与抗衡哉？虽有发明，谁能注意？民国元年，弟发明厚黑学，颇为人所称说，故常常讲之，欲引起读者注意，因而读我心理与力学之书耳。盖厚黑者，固弟所踞地盘也。

因此，他才三句话不离厚黑，就是为了引起关注，取得话语权。实际上李宗吾早年所说的“厚黑”与抗战中所说“厚黑”，用字一样，内涵区别很大。早年说的“厚黑”纯粹是愤世之言，用以“讽刺社会”，“厚黑”的内涵外延都是负面的，其立意和写作都带有玩世性质；后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抗日战争中所涉及的“厚黑史观”实际上是指“性恶史观”，是从正面意义阐扬“厚黑”的，而且是严肃的。这一点应引起读者的注意，要慎重对待。自古以来“国学”中的许多概念带有模糊性，原生态的思想家李宗吾更不能例外。陈远要用一个“个人主义”或“个性独立”为“厚黑”定位，我觉得有点胶柱鼓瑟。

思想前沿的思考者

“新传”提供许多证据说明李宗吾虽然处在“原生态”，但并非讲李宗吾只是昧于世界和中国大势的“乡曲之士”。他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并不陌生。他的思考大多与当时思想界关注的问题有关。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疑古学派、科玄之争等社会运动和学术讨论，李宗吾的著作中都有反映，而且是站在前沿的。

例如写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我对圣人的怀疑》中所表现的反传统、反专制、反孔、反皇权的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思想家是很相似的：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这一段把儒家思想与专制帝王的关系说透了。虽然这些想法可以在二十世纪初的报刊（如《国民报》《大陆》《越报》等）上听到一些类似的回响，但这些报刊不是办在海外，就是办在外国租界里，大多在东南沿海，闭塞的四川未必能看到。应该说这些想法都是李宗吾从自己的头脑（他称作“囊”）中拿出来的，如探囊取物一般。怪哉！李宗吾。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许多思想者认为四川学界比较保守。产生过廖季平、吴虞、李宗吾的地区怎么能说保守呢？

为什么“厚黑学”再度张扬？

改革开放以来，“厚黑学”与李宗吾简直像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一样火爆，成为地摊儿读物的主打。

为什么国人突然对“厚黑学”和“李宗吾”释放出那么大兴趣？我想，最初可能出于好奇，封锁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对一切不同于主流的奇书怪书都有兴趣；人们读了《厚黑学》之后，想起往昔的鸡争鹅斗，颇有身边之事无不厚黑的感觉。因此有关“厚黑学”的书便进入畅销行列。

“厚黑学”说到底就是揭示人们在斗争中如何泯灭了一切良知、突破道德的设防、不按牌理出牌，从而取得胜利的。国人按照这个道理做了几十年，不明就里，突然有人用明确、简单的两个字概括出来了，其快可知；全民政治争斗时代过去了，争想发财的时代到来了，数以亿计的人们，人人有个发财梦，于是人们又想到了政治角逐中取胜的诀窍。于是人们目光又聚焦到“厚黑学”和李宗吾。这是“厚黑学”的第三次浪潮。

在思想领域，与欧洲注重本体研究不同，中国自古关注关系研究。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个“际”就是边缘，两者的结合部，引申出两者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群的关系，人群和人群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因此对人们相处的谋略，自然有细密的思考，然而从不把它看作终极价值。历来都有些人用阴谋的眼光扫描一切，世间无不是阴谋充斥，于是他就要“厚黑”到底，实际上“阴谋论”的倡导者本身就是阴谋家。

其实现代的政治角逐或博弈与经济竞争中自有大道，绝不是一些小智慧、小智术可以应付的。至于所谓“谋略学”，明初宋濂就说这是“小夫蛇鼠之智”，终昧于“大道”。因此，“全书”“大全”一类指导人们在“官场”“职场”“人生”“办公室”，甚至“爱情”“仙道”等领域如何“厚黑”的著作，大多与李宗吾无关。

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新文化运动与溥仪》（收在我的《多梦楼随笔》里）。其中说道：“我不喜欢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虽然其中有些史料还是很珍贵的。之所以不喜欢它，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为了要证明后来对民族的犯罪，总要从自己的经历中挖掘犯罪的阶级根源与思想根源，于是不得不牵强附会，把过去的一切都写成鬼蜮一样的活动。这与只会为自己唱颂歌，把自己的过去哪怕是一颦一笑都写成‘神’示是同样不可靠的。”这可以说是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溥仪《我的前半生》总的印象，读它缺少兴味，仿佛读一本认罪书。

当然，此文也写道“这与作者的写作时代和环境有关，不能一味地责备作者”。实际上我对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还是不够了解，当我读到刚刚问世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以前的印象逐渐消失，特别是读到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后、回到“北府”（醇王府）、又从北府被郑孝胥、庄士敦等引领到德国医院、最后到日本兵营、日本使馆“避难”的过程，不禁哑然失笑。真像一篇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的小说。特别是最后刻画郑孝胥“得意极了”的心境的那两首骚体诗“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活画出这位毫无时代感的所谓“忠臣孽子”的可笑和可悲。这位自以为是张良的人物，把自己所拥戴的“帝子”推入万丈深渊，作者不动声色地把这些写出来，不加褒贬，也许比批判郑孝胥一顿还深刻。

这才逐渐看出“全本”与原来本子真是有差别的，不仅仅是多了16万字，增添了许多老本子没有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保持了文气，使得全书成为一部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活带有浓郁文学色彩的个人生活回忆录。这与旧本有所不同，六十年代出版此书可能更重视它的政治意义，因此不仅删削了文字，而且在笔法上也有所改动，弱化了其文学性。

溥仪本身就是典型人物，他经历丰富，头脑灵敏，常常爱想事，也有文学追求，可惜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保傅之手，环绕他的就三类人：除了奴才外，就是榆木脑袋、不懂一点变通的人和无事不敢为的骗子。没有得到那个时代正常人所应有的教育，这样他才变成一个畸形人、最后成为背叛祖国的罪犯。溥仪年轻时就喜欢文学，他订了二十多本杂志，大多是文学杂志。他给胡适打电话，也不像此书中所说，完全是恶作剧，他与胡适的谈话也不像《末代皇帝》电视剧丑化的那样。溥仪写给胡适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清朝、慈禧、辛亥革命、优待清室条件乃至新文化运动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放在那个时代来看大体还可以，他还写过新诗，很像《尝试集》中的作品。

《我的前半生》写作缘由是在战犯改造所中挖犯罪根源、写自传，因此作者很注意挖掘自己心态中异于常人的一面，他常以己度人，而他人表现往往与自己期待不同，从而形成反差造成喜剧效果。例如他作为末代帝王、后来又涉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最后当了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时时刻刻有一种危机感，担心别人给他下毒。对于入口的东西是小心又小心。《全本》中写到他被苏联红军俘虏时为了讨好苏军，给一位苏军倒了一杯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我当时还以为人家和我一样，时时防备别人下毒，因此我倒了两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无妨，可是不等我喝完，他已经喝完了那一杯”。这是多么可笑的一幕，像这样带有喜剧色彩的场面书中常常出现。

溥仪也很会写人物，读《全本》许多人物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做小皇帝时那几位“帝师”都很活跃。爱打牌，总有点委靡不振的朱益藩、好自我吹捧的梁鼎芬，特别是那位对他期许甚高的老夫子陈宝琛。“‘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光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这是一个多生动的画面。陈宝琛是对溥仪影响很大的人，经过政治上的起伏和后来的思想改造，溥仪对曾经在他身边生活过并力图影响他的人物大多没有好感了，下笔时往往流露出厌恶或痛恨，唯有写到陈宝琛时虽然也不无微词，但也总有几分温馨。令溥仪最痛恨的大概就是那个时时刻刻不忘自己职责、代表关东军监视他的所谓“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了。这真是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物，这个枯燥刻板的人物，在向上爬上却很有一手，把于己有利的条件能发挥到极致。最初他能够挤入满洲宫廷就利用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做教师时与溥杰的师生关系，常常请溥杰吃饭，这样他在奉命调入关东军时就能到满洲宫廷任职（关东军很排斥外来军官），又利用满洲宫廷的关系与日本皇室搭上关系，每次回日本时让溥仪给天皇的母亲送食品，老太太又回赠，再次抬高了他在关东军的地位，使得关东军司令也不能小看他。于是他在满洲宫廷更加跋扈嚣张了。从满洲皇室的“准亲属”，到与溥仪称兄道弟，最后居然对溥仪说“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这一个僵硬多机心的日本特务，还有一副可耻的小人嘴脸。其实书中叙述事件极繁、涉及人物众多，有人只是寥寥几句，就能涉笔成趣，时时令人忍俊不禁。因此读此书不仅使我们了解从清末到解放初的五十多年中的重大事件，还会得到文学享受，这是读其他一些回忆录不一定能得到的。

（附）新文化运动与溥仪

我不喜欢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虽然其中有些史料还是很珍贵的。之所以不喜欢它，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为了要证明后来对民族的犯罪，总要从自己的经历中挖掘犯罪的阶级根源与思想根源，于是不得不牵强附会，把过去的一切都写成鬼蜮一样的活动。这与只会为自己唱颂歌，把自己的过去哪怕是一颦一笑都写成“神”的启示是同样不可靠的。当然，这与作者的写作时代和环境有关，不能一味地责备作者。十年浩劫中我看过一个未成年刑事犯的判决书，该犯当时只十六岁。十四岁时，他伙同另外三个小孩打死了一个小孩，判他有期徒刑十五年。为了说明他犯如此重罪是有根源的，判决书上写道：“该犯思想一贯反动，竟然叫嚣‘在家不自由，上山当土匪’。”因此才会犯罪云云……我看了觉得非常可笑，所以印象深刻，至今还能记得。这是法院替他挖犯罪根源，而作为已经“改造”好了的溥仪当然要自己去挖根源，那是责无旁贷的。实事求是地说，溥仪年轻时，虽然是个退位皇帝，但也不好说“思想全面反动”。特别是1922年十七岁的溥仪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的接触表明他的思想还是受到“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我最近看到的一些关于溥仪的文件说明了这一点。

溥仪三岁入宫继承大统，六岁退位，“五四”运动时他不过只是十多岁的少年。作为一个孩子，他的师傅七十多岁的陈宝琛说他“浮”，实际上，这只是他不安于老旧、阴暗、腐败而又专制的宫廷生活的表现，他向往新的东西，但又不知是什么，所以表现出“浮”。当英国师傅庄士敦进入他的生活以后才给他带来一些过去不曾有的气息，这对于他的成长关系至大。特别是庄士敦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位领导人同是“文友会”的会员，该会定期开会，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二十年代初，庄士敦又担任过一年的会长，负责召集，自然与会友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胡适接任庄士敦担任会长，所以他们二人更熟悉一些。因此，庄士敦在宫中为溥仪授课时，便把胡适的作品和《新青年》拿给溥仪看，这样才有1922年5月溥仪在宫中召见胡适一事。

胡明先生在他八十万字的巨著《胡适传论》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与分析了这件事的因果及意义，并批评了电视剧《末代皇帝》对这件事漫画式的处理。当然，这首先要怪溥仪自己，因为电视剧的主要依据就是《我的前半生》。实际上溥仪请胡适也并非只是因为新装上的电话，为了好玩，才往胡适家打电话的。而是溥仪对胡适有了一定的了解，才约他去谈谈的。他们谈的内容也非毫无准备的东拉西扯，而是“谈到新诗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1〕。据胡适日记载溥仪对胡适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可见这位年轻人思想的明敏和革新的愿望。胡适之所以欣然前往，也不是如当时某些小报所说的要做“帝王师”；而是，他从庄士敦那里了解到溥仪近来“颇能独立”和“自行其意”，才去与这个深宫里的寂寞少年交朋友的。胡适还送给溥仪一部《胡适文存》。

胡适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溥仪肯定有正面影响。这表现在溥仪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久欲见先生，今日相见，深为欣快。上次先生给吾之大作《胡适文存》，良深钦佩。文学盖今世与古世不同，不当定照旧制，应随时变通。可见真正古代明达之人，并非拘定旧章。古人还说过，达时务者为英雄。不过后代一班穷酸腐儒，造出许多谬论，那无论何事，均当守旧，视维新如仇敌。中国数十年来所用事者，正此班守旧耳。无论何事，不知变通，以致受外人之侵侮。如胶州湾为德所占，威海卫为英所占，朝鲜台湾为日所占，安南为法所占。中日之战，赔偿二百兆。庚子之役，西后信义和团之邪教，与世界各国宣战，以致帝后蒙尘。吾民何罪，遭此毒酷。此则不得不归罪于清朝太后矣。且太后用海军费修颐和园，只图一己之私欲，对于人民置若罔闻。独不思一草一木，从何而出，正吾民之脂膏耳。彼以此等倒行逆施，万恶愚妇，原不足论。独惜我堂堂中华大国，为一二守旧人所坏也。德宗本欲变法，太后不惟不允，反出帝于瀛台，百般虐待，此非外人所能知也。后来中国国民知此守旧之朝廷，绝不能持，故有革命之思想。余甚赞成彼等之国家主义，不惜身命而改革此旧腐政治。余虽满人，绝持公论，绝不能己为满人，不道满人之短处也。日本不过中国之一二省地方，彼睹西欧科学及制造之精进，不惜巨费，立派人留学泰西。不数年归国，改革一切政治，遂一跃而为大国。中国数十大倍于彼，而受欺于彼，此维新与守旧之别也。

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溥仪的许多观点绝不是宫廷教育能够给他的。特别是他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对于慈禧太后的批评都是超过了清宫廷所能允许的范围。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庄士敦给他灌输了一些西方的开明专制主义的观念，根据这些，他可能会对清末西太后的倒行逆施提出异议，但是不会理解推倒有清二百余年基业的辛亥革命。因此，我认为他的想法肯定与庄士敦给他看的“新杂志”与胡适的著作有关，他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正面影响的。

应该理解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受到过新式教育的知识青年〔2〕。这个阶层刚刚诞生不久，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个群体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又有激于现实问题才发动起来的。因此即使没有直接卷入运动，只要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们由于舆论的变化，在思想上也不知不觉地受到震动或浸染。1919年溥仪十四岁，其年龄与初中学生相仿佛，二十年代初也不过十六七岁，正处于青春躁动期。可能正是这种躁动与黑暗老朽的宫廷制度发生了冲突，才激起他对新文化的追求。胡适进宫看到他的桌子上放着康白情的《草儿》，并且溥仪也谈到他在写新诗。现在可以读到的他当时写的〔3〕新诗都是爱情诗：

一　灯闪着，风吹着，

蟋蟀叫着，我座在床上看书。

月亮出了，风息了，

我座在院中唱歌。

二　月亮出来了，

她座在院中微笑的面容，

忽然她跳其来冲着月亮鞠躬。

一面说，好洁净的月儿，弗呢来个哉。

1923，北京，HENRY〔4〕

三　秋风一阵阵吹在窗栊上，

你觉着冷不冷呵，

月亮吹于西河，

老鸦乐于北树，

我叫于中室，

大讲演于高堂，

八音合发出长啸之音，使人忘倦。

这些小诗和上面所引的那封信都是溥仪夫妇出宫以后，落在宫中的文字，被收集起来，把它们刊登在《文献》上，名为《故宫琐载》。为了不失其真，其中的讹字，一仍其旧。我怀疑那些诗是抄胡适《尝试集》的，特别是第一首，风格极似〔5〕。与研究胡适的专家，曾编《胡适诗存》的胡明先生进行了核对，他说不是胡适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作品是抄录别人的，但读者从他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出那颗躁动着的心。我在读这些作品时想，它们怎么能跟那些行将就木，戴了方翅，穿着花盆底鞋的老太妃，腐败透顶的内务府大臣和日夜包围着溥仪的太监、遗老遗少相容纳呢？这是一个活泼〔6〕，感情丰富，要求理解，但又十分苦闷和寂寞的文学青年。只就这一点，他也要在红墙之外寻求思想支持，在新文化运动中觅求知音。因此，他打电话邀请胡适进宫谈谈，绝非是穷极无聊的恶作剧，而是他思想苦闷寻求理解的结果，所以才能在短短二十分钟的会见中谈了那么多问题，而且急于向胡适表白。据庄士敦记载，他们在1924年3月27日还有过一次会见，但时间也很短。很可惜，溥仪周围黑暗势力太大，民国政府也处于混乱之中，没有能够考虑帮一下这位退位的年轻皇帝，他毕竟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啊，而且从国家利益看来他也是应当竭力争取的人。胡适进宫肯定是向溥仪吹了一股新风，可是由于“帝王思想”，人们还不理解胡适的做法，大多数人对此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真是令人悲哀的，也许历史注定了他还要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一次傀儡吧！

注　释

〔1〕见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

〔2〕就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也多属青年。1919年时，罗家伦、傅斯年这些学生领袖自不必说，就是那些位居师长，领袖群伦的思想家们，如陈独秀只有40岁，李大钊只有30岁，胡适只有28岁。

〔3〕也许是抄的？

〔4〕按此为溥仪的英文名。

〔5〕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当时他在报刊上用笔名发表的旧体诗都是抄别人的，这个说法可信度不大。或是用以自污的。

〔6〕起码内心如此。

话说《无知者无畏》

“王朔是个人物。”

这是我读了王朔的《无知者无畏》之后的感受。最近各种事情缠身，本来是没有工夫和机会读这本书的，有位热情的朋友要编一本谈王朔的书，想让我写点儿意见，巴巴地从老远的住地把这本书给我送来作为参考。可是读完了这本书后反而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了，预先的疑问和想到的一些话头都被王朔在这本书里说完了。因此，不能不慨叹王朔的聪明，他了解读者的心态和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难怪他这本随笔一开版就能印到20万册。事情至此，本来文章可以不写了，可是当我在电话中向这位朋友申明不写的理由时，他说你把说的这些写一写也很好嘛。这将了我一军。我是个不太会拒绝的人，何况盛情难却。于是，只得勉为其难，谈一点儿《无知者无畏》所涉及的前几年关于大众文化、人文精神和王朔论争中的敏感问题，也很有意思，其中也可以看到王朔本人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解答。过去媒体所哄传王朔的“狂话”不过是他走马灯似地接待和利用两三百名记者所搞的“商业操作”（《无知者无畏》中所写“真心话”也未必毫无“商业操作”之意），其目的就是诱发人们对他作品的阅读欲望。

说　王　朔

自八十年代王朔出世以来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特别会利用自己的有争议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王朔知道争议的价值，特别是当这些争议无伤大雅，又能挑起广大公众的关注兴趣时，它就具备了商业价值（通俗些说就是它值钱）。它不仅能给王朔，而且也能给大小媒体带来众多的利益，因此，相关不相关的都想伸上一腿，登报纸、上电视、印成书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早已被王朔看透，所以来了一个先声夺人，在他隐居了几年以后突然抛出一本《无知者无畏》，就是要把别人要说的话先说了出来，占领舆论上的制高点，把读者的兴趣都引到自己方面来。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他很“坦诚”地向公众把自己的来历、生活、想法、人生价值、创作以及创作师法对象一五一十地抖搂出来（当然，这坦诚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外人很难置喙，但就我这个比王朔大上一二十岁的老北京来看，他关于自己生活来历的叙述还是符合当时大环境背景的）。王朔说，有人常把他与老舍相提并论，说是属于“京味儿”作家，他说这种比较是“愚蠢的”。老舍所用的语言和所反映的生活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而他是1949年后住在北京复兴门、阜成门外的“北京移民”，用他的话说：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后，新生的中央政权挟众而来，北京变成像纽约那样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这移民的数字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上都是移民组成的……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的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惟独没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认为我和老舍那时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渊源关系，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做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后产生了自己的文化，这在北京尤为明显，有迹可寻。毛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谁也没有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这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

王朔曾说有人怀疑他“来路不明”，这里他把自己的来路和所接受的革命文化传统交代得明明白白，毫无隐讳。他还进一步告诉读者：“我认为自己是从那儿出身的，一身习气莫不源于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个地方的旧风气在我性格中打上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东西就从骨子里往外冒。”王朔说得很实在，我作为老北京可以证实这一点。解放前，复兴门、阜成门外是一片农田、菜园和坟地，四十年代末，新进城来接收旧北平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在这里盖了许多大院以安顿自己和家属。这些干部入城之初也受到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教导，但其身份与本地住民不同，居住在一个院子或相近的院落，或许还有些往来；而那些住在自成体系——大院中“革干”或“军干”中的人们大多是远离老北平的胡同的。他们利害相关，自然要互相照应。这个社会存在远大于说教，必然会注入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孩子在“文革”前也自成圈子，上学时也上只收干部子弟的寄宿学校（如“八一”“育英”等），与外界很少交往。他们自然有其独特的心态，有优越感是必然的，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与一般市民有很大差别，这些在1957年以后到七十年代，尤为明显。对此，王朔也有意识，“我觉得，像我，从小，有一种傻×优越感，实际上后来发现，其实屁都不是。在这个国家，你完全处在一个，没你丫什么事，在里头，你纯是跟着哄。”这段话是口语实录，有些地方似乎语意不清，但是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说小时候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实际上只是个“跟着哄”的芸芸众生，是人家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然而，王朔要出人头地的意识特别强，才去搞文学，写小说挣钱，可见，最初也不像他后来说的那么潇洒，是“玩文学”。我想，王朔那种不被重视的感觉可能产生于八十年代初，实际再过一些时日，到了八十年代中叶以后，在王朔口中那些“屁都不是”的，有不少被选为“第三梯队”，准备接班当官；更多的是下海捞钱，凭着他们的关系，轻而易举地发了财，成为中国的第一批“大款”，当然，其中也有个机遇和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有白折腾一番的。

王朔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来历述说清楚，大半与他对有些“批评文字”中说他是“痞子”有关。恕我孤陋寡闻，五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使用“痞子”与“痞子文学”这类概念，除了对王朔外似乎还没有第二例。他说最初“痞子”这个词是激怒了他的，那时因为他认为“痞子”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因而也就是“穷人”。这对他的优越感是个侮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直到十年以后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称谓”，而且，他还认为其作品“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那中间的痞子精神”。这些年王朔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专称，这给他带来了许多商业利益，因为正统的东西不吃香了，所以不被主流意识所认同的“痞子精神”，反而使得读者大众好奇。王朔也在反省，为什么自己被一些论者称作“痞子”？除了他爱使用流行于街头巷尾的“痞化语言”之外，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倾向上有着明显的“不管不顾”和从不死硬地坚持什么的特征。这都是大悖于老传统和新传统的，是为人们看不惯的。经过了十多年的修炼王朔悟到，中国传统就有非规范的一面，所谓的规范不过是人们假装出来的而已。王朔认为作为“痞子”的对立面是伪君子、卫道士，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学的规范都是靠不住的。这种伪君子和卫道士的假规范与“痞子”的非规范实际上是一回事，而且，后者还多了几分真诚。批评家们老说王朔小说中的“顽主”（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七十年代初，流行于“玩闹型”的孩子中，“顽主”似乎比“玩闹”高了一级。比如“玩闹”是一般打擂的，“顽主”就是“擂主”）类型的人物是“痞子”，似乎很难坐实，因为他们也没像《水浒传》中牛二那样为害一方。而王朔对这些形象颇为钟爱，用他的话说“顽主”们是“社会主义新人”，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人物，就其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来看王朔的话是很难反驳的。

当政治的优越感逐渐消失了，“贵族精神”又没有培养出来，发现家里也只有“五十年代配给的笨重的木家具”，而其他阶层的人们都在奋力挣钱，这对“大院儿”里第二代们是个很大的刺激。王朔也说“赶上现在，后来，你就可以靠自个儿活着，你说你怎么证明呢？那你必须，肯定挣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不能比你没钱，钱其实能给人带来很大自尊”。这大约是许多人心中所想的，但是谁也不肯像王朔说得这样坦率，起码在我们那代人是这样。

当然，这叙述里也许有故意贬损自己的成分在内。自我贬抑，也是王朔小说和言论里很显眼的一个特点，有人说这也是“痞气”的一种表现。王朔说，这是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学来的。

傅绪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己垫脚底下，踩着自己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

这似乎与阿Q的“自轻自贱”有点儿关系，但了解北京传统的人都知道，老北京也出这类人。他们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士，能言善辩，很会损人，然而，在说别人的时候先把自己饶上，至于吃“开口饭”的江湖艺人们更是如此。他们谦和，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对损害他们利益的，他们会用极刻毒的语言报复。解放前，天桥撂地的艺人都擅长这点。民国时期，天桥的“八大怪”之一“大兵黄”就以善骂著称于世，而受到观众欢迎的，“大兵黄”骂别人、骂社会、骂统治者，也不放过自己。王朔的刻毒毕竟还没有流于“大兵黄”一类，还停留在文字表达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之所以如此，正如他多次说自己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是憋了一肚子气来的，不知道外地如何，北京“文革”中长大的一代，这类人不在少数。

关于知识分子

评论界对王朔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我也属于这一代）的搞社科、人文研究教学和从事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多有不恭之词。《无知者无畏》也用调侃的口吻写道：

“精神贵族”这个词，大家都往自己脑袋上套，其实包括你们自己好多人只不过是“精神资产阶级”。贵族是什么？是躲在家里，凡人不理，不追求进步，专做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的那种人。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个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并小心翼翼地解释“这就是社会良心”的，都是资产阶级兴起时的做派。……“精神资产阶级”是赚来的，上学，头悬梁锥刺骨，学别人的书听别人的话照别人的指示办事，一猛子扎好几十年，最后把人家的东西当自己的了。我在这儿先就一刀切了，凡是念过大学的，都算。

对于头几年人文精神讨论中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王朔说得十分刻薄：

这大都是没放过洋的，一辈子窝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也没个正经学问，倒霉的事，一件没落，上头赶不上那些民国老人，下头这批留学归来的小的又踢着屁股撵上来，虽有一群门下弟子环绕吹捧，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还是不靠谱，净剩着急了。这些人对中国文人这些年先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制，后被市场经济所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窘困，感受最切肤，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喷向所谓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拜金主义，具体到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就是“人文精神丧失”和“躲避崇高”，就有“媚俗说”、“投降说”。

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地位等问题我也想过，何况我也是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又在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工作呢？李泽厚在七十年代谈到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特点时用七个字来概括“知识少而忏悔多”，并讲到这是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外力和内心的压力下形成的。当时，我读到这些文字时，不由得引起内心的激荡，但细一想，李泽厚所言不诬。不论从知识结构和做人原则，从总体上来说，我们都是不如“民国老人”的，当然，这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关于“社会良心”这一点，所谓“社会良心”与古代的游侠有一致之处，他们是社会正义的承担者，对主流社会抱疏离态度。具体说来他们敢于为处于弱势群体的人们讲话，不计个人得失；他们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此而献身。

几十年了主流舆论也很强调讲真理、反潮流，可是细细想一想，五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包括“民国老人”，安稳地活到现今的哪一个敢说自己一直充当着“社会良心”呢？我们扳着指头算一算，近几十年来，公开不为当时主流舆论所认同，而又能够顶着干的知识分子最多不过数十位。陈寅恪、钱锺书等可以说是“狷者”，他们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但也没有为老百姓说过些什么。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被批判，在报刊上反复答辩不肯认错的只有周谷城、李平心两位。周在“时代精神汇合论”这个问题上与姚文元等一群人反复争辩，绝不认错，周老先生可能仗着自己与毛泽东同乡同学，关系特殊，有恃而无恐，可见当时即使竟敢大肆张扬做反批评的“情景喜剧”也有“指挥刀”保护作为背景。真正为弱势群体说话的而遭到主流舆论批判的似乎只有梁漱溟、马寅初两位。梁先生有点文人士大夫气质，大约他想做“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接受毛主席要他从政的邀请，坚持“留在政府外”，做一个统治者的诤友。这可能已经引起毛的不快。1955年，他在国务会议上所说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之说虽然用词过激了些，但他说的大致上符合实际（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梁漱溟的用心也与他一贯关心乡村建设有关，并有些“谏君之失”（古人认为“忠”真正含义就是“谏君之失”）用意。毛泽东勃然大怒，因为他认为没有人比他更懂得中国农民了，梁漱溟简直是班门弄斧，他对梁痛加斥责，几近于骂。更令人寒心的是那些参加国务会议的高级干部（也包括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和“民国老人”）把要上讲台一披自己的耿耿之心的梁漱溟硬是轰了下来。大约古代忠直的谏臣也不会受到这等“待遇”，党外的“民主人士”的表演尤为丑恶。

马寅初先生是新派知识分子，是个只认学理、只认真理、不认权势的人物。解放前，他这样，触怒了蒋介石，被蒋迫害，得到进步者们的共鸣，支持这位正直的同盟者；解放后，他仍然这样。1956年他发表《新人口论》不仅仅是为了探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负责。然而《新人口论》中的主张与毛主席的观点不同（六十年代柏杨在台湾省倡导“节制生育”也受到国民党主流派的严厉批判），马又是不肯改变当年的风骨，用毛的话说那种态度“只能用来对待敌人，不能用来对待人民”，于是他便召来“人民”——也包括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的一片批判与谩骂。1958年，当时我只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读了他发表在《新建设》（一种社科杂志）上的反批判文章。马寅初老人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批判，他坚定地说，我虽八十有余，但每天都洗冷水澡，不怕泼冷水，将单枪匹马与诸君周旋到底。当时我只16岁，上高中，读了这八十老人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文章都感到血脉贲张，不能自已。可是当时的学术界对马寅初是什么态度呢？不管现代有谁说当时马先生有多少“同情者”，我所看到的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文字。时过四十年，有些批判文字以其强词夺理之无耻及可笑，仍令我记忆犹新。例如马老提出目前我们不是人口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批判者说，你说中国人质量不高，这是对伟大中国人民的诬蔑，中国人民曾经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我说这些不是说自己当时如何有正义感，因为年龄小不知利害，还有点儿单纯，能够凭着良心和直觉看问题，太丑恶的表演还是能看出来一些的。当大学毕业、历经沧桑之后，这点赤子之心也丧失殆尽。

其实我们这些以“耍笔杆”（王朔称为“码字儿”）为生的人都脱不了“知识分子”这个名号，上面那些话是想让大家清醒些。王朔这次也不再矫情地称自己是“手工业工人”了，他坦率地说：“不管知识分子对我多么排斥，强调我的知识结构、人品德行以至来历去向和他们的云泥之别，但是，对不起，我还是你们中间的一员，至多是比较糟糕的那一种。我们的不同只是表面姿态的不同，时间久了，等咱们都老了，你会发现咱们其实一直是一伙，手心手背的区别，所谓痞子，也是文痞，古已有之，今后也不会绝种，咱们之间打的那些架，都叫窝里斗。”当然这些话是有些拖人下水之嫌的，然而他说的也是事实。从总体上看王朔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反智”倾向，但这不是他发明的，这是我们五十年来社会的总的倾向，而且是用各种办法、用各种方式贬低知识、贬低知识分子（连拍个古装电影《刘三姐》也要丑化一下知识分子）。王朔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倾向更为强烈一些，因此不论“先天”还是“后天”，他对知识都不会有正面评价。不幸的是，他最终也靠“耍笔杆”吃饭了，知识分子的臭味是不可避免了。这一点他在另一处则说得较为诚恳：“我想说的是我在多年的写作中已经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变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无可奈何。”

关于金庸

媒体炒得最热的是王朔谈金庸，其实王朔对金庸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对一般武侠小说的认识。像他所说的金庸小说缺少生活真实：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

这些不是来自生活的人物必然在作者支配下任意行动，常常违背常理常情。而生活是有着自己的逻辑的，从事小说创作的作者都懂得这一点，然而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这种体裁的作品注定就是要写不合“生活逻辑”的作品，因为它的“卖点”在“快”和“奇”，生活中也有“奇人奇事”，写这些是要到生活中仔细考察的，这就不能“快”。要“快”而“奇”，只有坐在书斋里“浮想联翩”，胡编乱造。因此，王朔在谈到金庸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时，不无讽刺地指出：

其“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上掉下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

这些毛病新旧武侠小说都有，而且就总体上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他毕竟读过许多书，可以借此激发“奇想”。王朔说中金庸、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毛病的是：

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指小说中的武侠）的暴行戴上爱国主义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越是庙里的和尚越假正经，每动手前必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比之金老怪那种公然行凶的恶人还要令人反胃。金先生大约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脸上苦苦贴金？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

这种把文艺的教化作用摆在第一位的做法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近几十年来的一元化价值观把这个传统推到极端，任何有关于娱乐的活动，必要攀附于政治才会被承认。已故的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说，连个民间耍猴的，在开耍之前都要讲一通他的“艺术”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那么武侠的打打杀杀被冠以“爱国主义”的高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这种习惯本来风行于大陆作家之中，对香港左派作家也有影响，梁羽生、金庸等都属于左派（金庸后来有所变化），所以在这两位的作品中有“大帽子”的情结较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中严重得多。听说这种情结在大陆上已经十分淡化的今天，而在香港却依旧不散，真是令人感慨“礼失求诸野”了。

初中一年级时（1954年），我也喜欢读武侠小说，而且是喜欢武打击技派（以郑政因为代表）的；第二年武侠小说被禁，租赁武侠小说的书铺全部被封，遂不再读。大学毕业后，有一次在朋友家看到有连载郑政因武侠小说的《三六九画报》，再读上面连载的《鹰爪王》，索然无味，我甚至奇怪自己在初中读时为什么那样入迷，寝食俱废。八十年代开始接触到金庸小说，觉得他的武侠小说与旧式武侠小说不同。有三点给我留的印象最深。一、我认为金庸立意是写“人情”的，想把武侠小说写成“人情小说”，但他把人间的爱和恨都推到了极端，甚至弄到不近人情的地步（言情小说家如琼瑶之类，总认为只有到了“极端”、“不近人情”才感人，实际上这只能感动女中学生、老太太，只有近于生活才能感动常人）。金庸迷恋于所谓的“至性至情”，但这也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搞得太荒诞离奇，反而缺少了感动力。二、金庸小说中有极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凡是读过的无不惊叹作者的渊博，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知识。三、对大陆读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说对“文革”荒谬政治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八十年代初，粉碎“四人帮”不久，许多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有目共睹的事情还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大家都缄口不言。这时金庸的武侠小说半公开地流入大陆，这种光怪陆离的作品，已经久违了，一下子便点燃了人们的阅读热情。可以想见，新传入的金庸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等小说中对武侠宗派斗争、宫廷斗争，以及各种游民团体的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斗争和各种阴谋诡计的描写会给读者带来多么大刺激。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宝典”，都要“自宫”，变成半阴性人，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情节，恶毒而深刻。这是多年来大陆非现实题材的作家都要规避的“巧相弹射”（王船山语）的笔法，免得被罗织罪名。而金庸一些武侠小说写法与大陆作者不同，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与现实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对号入座，并用戏谑的笔法，把“文革”中大陆政治生活，甚至语言演义到荒谬的小说题材中去（邪教中“敬祝”仪式），富于幽默感。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种年龄段的读者和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金庸在小说中也表现出其政治智慧，如《鹿鼎记》就写到个人迷信的困境，最后连老婆都被小流氓韦小宝拐走了）。大陆人是热中于政治的。回忆邓小平同志“文革”时遭遇的文章中提到，小平下放江西省劳动之时曾携有一部金庸的小说为他消愁解闷。我想邓小平更感兴趣的也许就是这些小说里反映的中国式曲折的政治斗争。

初读金庸小说时，对它也是赞不绝口的，曾向许多人推荐，大有“到处逢人说项斯”之势，也曾被好友嘲笑揶揄过，说我是“金庸迷”。十多年后，当我在九十年代研究游民与游民文化这个课题，撰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时，再读金庸小说就没有八十年代初的那种兴味，甚至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我想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能够进入经典的作品，应该是百读不厌的，如最初不被正统文学理论承认的《水浒传》《红楼梦》都是例子。根据我的直觉判断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不会有《水浒传》《红楼梦》那样的命运，由“俗”入“雅”，进入艺术的殿堂。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朔批评不是毫无道理的。

至于王朔所说的不可理喻的“义和团倾向”，这是国人研究问题、探讨真理的最大障碍。人们遇到了不同意见，不是讲理说理，而是意气用事，党同伐异，暴民意识高涨，实施语言暴力，似乎只有压倒对方或吃掉对方才能了事，而不肯宽容，更不肯想一想，对方是不是也有合理的成分可资借鉴。多少年来，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的争论到头来往往还是一笔糊涂账、烂账，可资展览的是对骂的文字，很难促进思想的进步与提高。王朔论金庸文字在久已阒寂的文坛，投入了一块石子，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我希望多看到一些讲理的文字。

文章已经写得很长了，就此打住。其实《无知者无畏》一书中，可供议一议的材料还有许多。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中的诗句。“小丁”先生的画与这首诗颇能再现杨先生的风采，他是那样的随和、温厚、谦虚而又富于幽默感。以前听《空城计》不理解诸葛孔明在西城城楼唱的那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什么叫“散淡”呢！还与朋友笑话它，认为有点儿不通。认识了杨先生，读了他的诗，看了介绍老先生的文章，对“散淡的人”四个字，才有所领悟。当然，这里不是为杨先生做广告，说他就是诸葛亮。就杨先生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说，说他是什么，他也不会拒绝。1993年3月，香港大学赠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与之一同获此殊荣者，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瑞沙修女。杨先生写诗在赞美两位女士“西天圣母心肠善，菲岛夫人意态雄”的同时，写及自己时却是：

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

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各种各样的戏剧场面经历多了，当许多事情都缺少新鲜感的时候，那么呼之我为牛则为牛，呼之我为马则为马吧！

称杨先生的诗是“打油诗”，也自有其道理，我也作如是观。它是一种包容广泛的游戏文体。杨慎的《升庵诗话》中说唐有张打油作《雪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不仅词义俗浅，也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供人一笑而已。而在现代人手中“打油诗”变成了弹性很大的文体，许多新文艺家们写旧体诗往往爱称自己是写“打油诗”。鲁迅先生的名作《自嘲》就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跋语；一方面是自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旧体诗到唐代已经作完。实际上也是这样，如果按照古人的路子走，是不会有所突破的，所以他们把眼光转向不为文人士大夫所关注的“打油诗”。不只鲁迅这样，聂绀弩、启功、荒芜以及台湾的柏杨等人也爱写旧体诗，也多称他们的诗是打油诗。这表明了他们在写作旧体诗时都向往区别于文人士大夫诗歌的新意境，也就是说写古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他们的诗作不仅内容上，而且在写作方法上也有独特之处，其共同点就是以杂文的写法写诗，杨先生的诗也是这样。但是，这几位先生作品风格又有很大的不同，如聂先生偏重镵刻凝重，启先生偏重幽默诙谐，而杨先生则表现出随意与轻快。无论什么样的题材，杨先生都能举重若轻，应付裕如。如写年老体衰、夜归摔伤又因为仗义执言而困于“国贸案”的吴祖光先生：

风雪残年怯夜归，法庭传票满天飞。

酒楼此去无多路，潇洒何妨走一回。

写世事与自己的归宿也是如此轻松和诙谐：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火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儒家认为“死生之事亦大矣”，突破了传统的杨先生却能淡然处之。我想这是看惯了世事风云变幻的智者对人生的感受，而不是由于相信老子庄生的说教，人生一些牢不可破的观念大多是实践的产物。当然杨先生还有执著人生的一面，他在咏及聂绀弩时，便有句云“不求安乐死，自号散宜生”。大约这是看似散淡的老先生们的另一面吧，所以他们在谈小事情时也会激发他们对重大问题的感受。我们看一下他的《体检》诗：

今朝体检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

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馋怕得脂肪肝。

心强何必先停酒，肺健无须早戒烟。

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杨先生等人的所谓“打油诗”已经远离古代的游戏之作了，而是杂文诗了。杂文诗像杂文一样，也是以揭露时弊、评论时风、剖析自己、传播知识为主，用笔随意，也多带有幽默色彩。我读上面提到的几位老先生的诗便常常忍不住笑，而且往往是想起来便要笑，如马三立的相声，听的时候也许没笑，回到家躺在被窝里想起来就会笑出声。杨先生现在香港出版了他的旧体诗集，名为《银翘集》，《华人文化世界》月刊从中选了四首发表，以飨读者。有同嗜者不妨一读，看一看是否有我上面所说的效果。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读《邵燕祥自述》

认识邵燕祥先生是在六七年前，当时邵先生主持一本散文的读物，其中有我的稿子，后来稿子在别的杂志发了，我写了封信通知先生不必再发，后来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这是与邵先生第一次通话。我很高兴，说久仰大名，五十年代就熟知您了。邵先生说那时我写点诗。我说不是写点诗，而是“以诗名世。我现在还会背您写西湖的一首诗呐，57年被批判我就记住了”。说着便在电话里背了起来“不是乱花浅草的三月，不是桂子飘香的中秋。雨雪霏霏，冷风穿袖，湖上寻舟，船娘笑我痴性浓于酒”。好像邵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他的佳作，只是笑了笑，说“您记性真好”。我说“大概是当时批判的功劳罢，一批判就要重复，流沙河的《草木篇》也是因批判而记住的”。

后来邵先生乔迁至华威西里，与我所住的农光里很近，步行十五分钟即可到达，我有书出了，可直接送上门去，也不费事。《邵燕祥自述》（下简称《自述》）这本书也是先生直接送到我手上的。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共分九十二节，每节都以北京地名为题，不留心以为胡同坊巷考之类，实际上这是一本回忆叙述往事的散文集，其中许多地方也是我熟知的。例如老的“北师大”，我从1954年到1957年在这里读了三年初中，因为北京师大附中扩招，本部装不下，我们新生就在对面的老“师大”上课，我还在里面住宿。当时师大美术系、音乐系还没有搬走，但他们只有几十个人，新办的教育行政学院因为是培养校长、教育局长的，也没有多少学生。偌大的大学堂，有数百间房屋，只有几百个初中生在里面横反，其情其景是多么令人难忘？又如书中多次提到的骑河楼育英三院，实际上就是六十五中，我在那里读过三年高中，读邵先生“西湖”诗就在那个时候。书中写的一些人也是我认识的，如六十五中的黄子彦老师，北京师范学院的向锦江先生、闻国新先生。

近几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大变动时期，邵先生少年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十几岁就给报纸投稿歌颂“反迫害”的斗争；解放后参加南下大军，中央广播电台一筹建即调入工作；五十年代两位最有青年读者（只是根据个人感觉，并没有统计学的依据）的青年诗人，邵先生即是其一（另一位是公刘）。五十年代邵先生的诗集《到远方去》《给同志们》被当代文学史家认为是那个时代青春的歌、开拓者的歌、建设者的歌。其中一些名篇还被社会主义国家翻译成该国的文字，广为传播；后来，即使被批判时也是占了不少大报名刊的版面的。因此说邵先生在中国的大变动中，特别是文艺领域大变动风暴中处在旋涡之中大约是去事实不远的。这种旋涡中的生活不管是喜是悲，都应有强烈的色彩，使人震撼。然而，“自述”却出奇的平淡，暴风骤雨过后的一泓秋水，可鉴毛发。其原因在于题材，也与心境有关。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乃是“十分琐屑的，有些更近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小事情，远离了宏大叙事，但其中或也折射些许的沧桑。却只不过是草木一生中的小小沧桑，然而是私心以为珍贵的”（《代后记》）。

战火硝烟，抗暴斗争，群众集会，乃至开国大典盛况，整风反“右”时的风诡云谲，跃进时代的挑灯夜战，“文革”中批斗会的激情与怒吼……这一切在回忆录中还有，但它们只是作为文章的画外音、背景音而在，而且渐行渐远，似有若无，给读者以无限遐想。我读完了这本书甚至想问一问1948年在北大红楼指挥同学们唱革命歌曲的晏阳初的儿子晏福民怎么没有跟着他爸爸到菲律宾去办识字班、搞“扫盲”啊？在东交民巷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图书馆蹲坑的国民党特务解放后抓起来没有？反修时孙维世怎么样看待《叶尔绍夫兄弟》一书和她如何改编此剧？曾与邵先生同住一宿舍的抛家别女的曾经当过台湾共产党宣传部长老台胞苏新与她的女儿生前可否一见？……这些琐事，不论对当事者如何重要，它留给诗人的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受，“人事有代谢，往来自古今”，至于结局如何，由有“考据癖”的历史学家去考证吧。

邵先生一度是作为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接触过许多名人领导，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及其所属的文工团也是聚集着许多才人名流的。现今出版界是以各类“名人”为卖点的，这样，许多写作都以与名流有瓜葛为号召，使得许多名人的一颦一笑都得以传诸后世，真是懿欤盛哉！而“自述”这方面的文字却很寥寥，其中所记，大多属于凡人小事。像“六十年代初城乡大饥荒的日子里，雇了一辆三轮车，独自一人把九城转了一遍”的邵先生的“干妈”；小学时“有嗜好”补课的老师；爱好装配收音机的广播局的工程师；抗日战争期间跑过滇缅线的电台的汽车司机等，这些是不入著作家法眼的“小人物”，而读者却能从这些凡人小事上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的温馨。当然书中也没有故意回避名人，如在“路村”一节就写到了相声艺人刘宝瑞之死。刘宝瑞在现在是名人了，自不必说。他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并被人们誉为“单口相声大王”，他的相声带子也卖得很好，特别是《解学士》的故事深受中小学生欢迎，给人们带来许许多多的欢笑。每当我想到刘宝瑞，在我的脑际出现的是一个幽默滑稽的笑脸。可是“自述”里出现的刘宝瑞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自杀”和作者听到的埋葬他的声音“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后来证明刘宝瑞是胃穿孔而死，死前一天，他犯了病，活干得少了一些，专政队罚他背一大粪箕老玉米，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步，那个负责的在他后面像赶驴一样吆喝着。于是，当晚在高血压、心脏病和胃病的折磨下呻吟半宿，与他同睡一屋的，谁也不敢张声，就这样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人世。也许这是“自述”中述及的一位名人吧！

谦谦君子，人淡如菊

当年，俞平老仙逝时，古代室内几位同仁商量凑个挽联以表达对前辈的敬意，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磨叨平老的为人时，“人淡如菊”这四个字突然涌上我心头，觉得它特别能够概括平老的为人。其实，虽与平老同一个单位工作，我是1980年才到文学所的，根本没有见过他几面，“人淡如菊”的印象是从读他的书和听所里老人讲有关他的传说那里得来的。平老待人处世是谦和的，几乎与世无争。“文革”中，当“红卫兵小将”批斗他的时候，给他戴的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老先生还谦和地争辩说“反动有余，权威不够”。这种声音在那个时代听来是多么滑稽可笑，但又使我们感到这种谦和人生态度是深入其骨髓和血液中的，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流露出来。

几十年了我们很少谈谦和，在传统教育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环。《易经》有一卦即名“谦”，卦辞有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是说君子应该以“谦”来约束自己。俞平伯这一代知识分子深受影响，而我们这一辈接受的教育都是无条件的“斗争”，被表彰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稍有畏缩就被视为立场不坚定。前几十年是在“政治”上，你死我活没完没了的“斗争”，现在是“经济”上，揎拳捋袖寸利必得的“斗争”。也不给那些不爱“斗争”、不善“斗争”的人们留些空间，真应了古人所说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人生世间，从广义上说“争”大约是不可完全避免的，意见不同、利益有别都是“争”的出发点或理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人们在许多情况下还有利益相同和意见一致的时候。另外，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很重要，有个故事说，一位老人两个儿子，一个在田野干活，一个卖伞，每当下雨他就为在田野上干活的儿子担心，怕他淋雨；晴天则为卖伞的孩子担心，怕他没有生意。有人劝他说，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呢？世间许多利益都可以作如是观，有得有失，有失有得。选择后一个角度，便能给生活开拓出无限宽广的天地。至于个人的意见的差异更是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进德修业，解惑答疑是离不开讨论的。这些是读了《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两位老先生从1974年到1985年的通信集生发出的感想。

当时已经七八十岁的两位老人。像“打乒乓球”一样你来我往，或数日一信，有时甚至一天数信。他们的讨论范围极为宽广。如本书《序》中所说的“国运家事，典籍字画，新撰旧作，砌草庭花，以至宇宙观、人生观、无所不臻”。这是两位老人自己开拓出的空间。“文革”末期（1974-1976年）极“左”势力忙着夺权批邓，没有人管他们二位了，粉碎“四人帮”后，思想日益多元，人们较为宽容了，他们才有可能在自己的空间专心致志撰写这些精美信件。

信中涉及的人和事，纷纭复杂，难以一一缕述，但也可以一而概之，这些文字都有叶俞二老的影子，或清晰或朦胧，在字里行间跳动。从中我们感受的社会氛围不是风行于当时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喧嚣一时的“反右倾批邓”，那种粗鄙的但却似乎不可一世的流风。从这里我感受到的是高雅、是文化（原来还有那么多久已被忘却的话题）。这些虽然已经被排挤出主流社会，但还顽强的在一些人中流动。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文革”不管来势多么凶猛，但毕竟不能把在中国人身上存活了几千年的文化扫荡以尽。因此谈到“文革”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时，就不能说人人都是囚首垢面，也还有人保持着传统文士应该有的姿态。

《暮年上娱》中许多封信宛如明人小品，令人读而忘倦，很久没有享受这种阅读的愉快了。如果非要勉强的评价它们一下的话，那么可以抄录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关于“典雅”的那一段：“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读　方　成

五十多年来，只要阅读报刊的，大约没有不知道方成先生的，可以说方老是持续最久的画坛公众人物了。我也是自小就看方成先生漫画的，那时他以画国际题材的漫画为主，政治性很强，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改革开放以来，其题材转向国内，幽默性加强了，许多妙趣横生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甚至是捧腹大笑。近几年方老又一变，以研究和写作为主了，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简直成为了著作界的“新秀”了，书是一本接一本，层出不穷。《英国人的幽默》《方成自述》《这就是幽默》《幽默画中画》等就是这两三年的产品，如果加上前几年的大约有十多本了吧。这些著作如此密集地问世，构成了一种势态，也就是他老先生前几年郑重宣布的：我要研究幽默了。

“幽默”是个大题目，也是个老题目了，从柏拉图时就谈，直到如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老搞了几十年漫画创作，意在表现幽默，又认识很多以搞幽默著称的人物（如侯宝林等），与他们常常切磋。方老跟幽默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因此“研究幽默”对于他来说是驾轻就熟、得天独厚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都是老先生的研究成果，也是他数十年创造幽默的体会。其中有经验教训，也有理论层面的总结。

方老立意要解答“幽默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的。然而这种解答不像经院派的从概念到概念，或作逻辑推演，或作史的叙述，让一般读者如坠五里雾中。而方老解答多求助于古今中外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把读者带入笑的海洋当中。这种著作不像是趴在书桌上写出的，倒像是在散步（宗白华先生就有《美学散步》读来也很轻松）或骑自行车兜风时完成的。唐人郑綮有“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之说，我们也不妨说方成的幽默之思在他那辆又脏又破的自行车上。方成自己有“三句半”诗云：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不过“忙”前再应加上两个字成为“快乐忙”。

文中有画，画中有文

读方成文章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就是，他的文章是他的另一种形式的漫画，更确切地说是他用画笔很难画出的带有流动性、情节性和多义性的漫画。古人评论王维时说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宋代的张舜民也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实际上诗歌是时间艺术，画是空间艺术。两者各有表现的局限。钱锺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很细致地分析了两者的区别。他指出“景物的寥廓、流动、复杂或伴随着香味、声音”就很难用绘画来表达，画与诗还是不能替代的，诗歌的表现力比绘画更广阔。漫画与散文也是如此。漫画固然是表现幽默的，或如侯宝林所说“漫画是无声的相声，是平面的相声”。但它对幽默的表现力有时还是不如语言文字，或者说散文。方成在定义幽默时也是从语言文字出发的，他说：“幽默是什么呢？是一种语言方式。它的特性是以曲折、含蓄的方式表达，而使人略一思索，便知其意——使人领悟，而不是直述的。”（《这就是幽默·幽默的运用》）他许多漫画作品也是通过标题或其中人物形象的语言文字表达或加深其幽默感的。

这里不妨举一些例子以说明之。方成的骑自行车的自画像能够把他的豁达、顽强、幽默，在苦难和成功面前泰然自若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天趣盎然。但他的一篇“自传”更是展示其为人的特立独行的一面。

方成，不知何许人也，原籍广东省中山县（填表历来如此写法）。但生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传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用泥捏出来的。我没见过上帝；但确实看到，也实在感觉到我接近的那些人，个个都把我当成一团泥，用手使劲捏，想把我捏成和他们一样。我用镜子照照，果然，他们并没有白费劲。可因为捏的人多，谁也无法把我捏成和某位一模一样。泥是越捏越吃力的，因为渐渐失去水变硬了。我看，人大概也一样。

小传及议论见于《方成自述》，文字很平淡，但处处显示着作者认真而顽强的个性，这在国人中不多见。例如履历表人们都是这样填，我也是这样写，从来没有因为籍贯与实际一分为二而在心中引起波澜。生活中被人家修理，大多也是无可奈何，认为摩擦总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采取了“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阿Q态度。作为艺术家的方成不仅感觉细微，很敏感，而且心中很对这些习见的东西充满了反感并积极抵制。于是出现了文中所描写的种种荒唐现象，把自己安置在种种矛盾、尴尬之中，制造着喜剧效果，使读者在笑声中认识社会习惯的许多不合理处。但这种笑给人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辛酸。这是更深一层的幽默，也就是日本文艺家所说的“有情滑稽”。这种充满了辛酸的笑会像悲剧一样能陶冶和净化人们的心灵。真正的幽默是兼具喜剧与悲剧的双重功能的。

方成笔下的许多人物都能给人们带来欢笑，例如《方成自述》的《忙人·杂家·乐神》就是为他最好的朋友钟灵写的“外传”。这位钟灵先生是有幸上过《毛选》的。四十年代他在延安城墙上书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标语，把“工人”二字写成美术字（“工”字的一竖，写成一竖一横拐；“人”的右边加了三撇），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开列“党八股”第三大“罪状”时被拉来示众，带有些戏谑地称他为“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这位“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在方成为他写的“外传”中个性完全表现出来了，风采宛然，真是可敬可爱又可笑：

钟灵是方成早年的同学，在一个小组里搞化学实验，必是学化学的。后来他参加革命到了延安就改行了。“在延安，他被称为‘四大忙人’之一，大概因为他是杂家，什么都来得的缘故。他不仅从文，还从武。早年他打过仗，在革命战争中几度临危，却似福神保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他搞宣传，“写文章他是快手，写个报告、总结、颂词、祭文什么的，倚马可待。当然，表现他才思的，是发表在报章杂志上那些文风活泼的文章”。“举办游艺晚会，人们就想到他。从会场布置、节目安排、宾客接待直到当场表演，他无一不能；特别是做灯谜，他有见景生情、临时现编的急才”。

他“作画不论花鸟、人物、漫画、装饰画、广告、商标、舞台美术，样样来得，还写的一笔好字。书法虽不如羲之王老，可向他求墨宝的，我见过不少。唱歌比不上楼乾贵、蒋大为，可唱起陕北信天游还真够味儿。我见过他自唱自编的歌的唱片。虽然是唯一的一片。虽然在艺术上有欣赏价值，经济上却尚未见交换价值”。

有人评他的作品，说他画得不错，但不如他的诗。四言、五言、七言、古风、律诗他都来得，能即席唱和。词也填得，白话新诗写过不少，讽刺诗词更是拿手长技。他写的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歌的歌词还获过奖。另外他还演过电影、表演过杂技，是围棋协会的会员。我们常听说这位是杂家，那位是杂家，我看钟灵才是最合格的杂家，文化界这点事，几乎没有他不能做的，而且做必有成。

他的性格更可爱，“文革”当中他竟敢编讽刺江青的灯谜，而且还敢在聚会时公布，授人以柄，结果是被有心人捅了上去。钟灵锒铛入狱，面临大会公审。不过他真的是福将，此时已经距“四人帮”入狱仅有八天了。

他是急性子，做起事来，不干完不肯罢休，练出了熬夜的本事。走路像赶火车，骑车也和小伙子比，好像他不算六十多岁的老人。一天，应邀来我家吃晚饭，天黑路不熟，没看清马路新挖丈来深的横沟，连人带车翻了下去。被过路蹬三轮车的青年送到我家时，他忍着痛说：“没关系，喝点酒，一会儿就好。”还要上楼。送医院检查，手腕粉碎性骨折，大腿骨撞裂移位。医生为他捏合，痛得他满头大汗，还问医生：“骨头碎成多少块？”

这位像不像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服老）中所写“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听到了铜豌豆在搪瓷碗中的叮当作响之声。

我们说方老的“画中有文”，有两个意思，一是他的一些漫画具有动态趋势，或者换句话说就是静态的画可以给读者以动态的信息。这样的画是很难的，雕塑中“拉奥孔”可以算成功的一例。其成功的诀窍在于，其雕塑那一片刻，不是处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顶点上，给读者留下了想象驰骋的空间。方老的漫画则是运用浓缩生活的方法，或撷取生活长河的一小节，或于万千物相中截取一小片，收入他的漫画中，使读者中看了之后产生丰富的联想。如《老两口》画一双老而失聪的夫妇之间的趣事。他们都用助听器，老头正在洗脚，可能水太烫了，他高翘着两只脚，指着洗脚盆，张着大嘴对老太婆嚷。这幅画可以看作一个正在发展的故事（失聪者之间的对话会发生许多误会），画家抓住的正是故事进行中的一个瞬间。又如其《业余档案家》，寥寥几笔就把一个饱食终日就以给人打小报告为乐人物勾勒了出来，那个卡片柜式的衣兜，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通过一个病态的人物，展示了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其包容之丰富可能超出了作者的主观意图。

“画中有文”的另一个意思是漫画的标题与说明文字在传达幽默中所起的作用。方成在画漫画时特别善于利用文字突出漫画的幽默性质。例如《情人》，如果没有标题读者或者会以为图中的画家在歪曲生活呢！他把一位嘴大眼小、头如沙田柚子、梳着两条耗子尾巴似的小辫的女孩画成丹凤眼、鹅蛋脸美人。可是有了“情人”这个标题就大不一样了。《告状》一画描写开封府的差人枷了一个梳着朝天杵小辫的男孩，跪着向包公报告“他诬蔑老爷，说老爷脸黑”！他的《面币图》用禅宗祖师“达摩面壁”易一字，画腐败分子即将暴露之际对着两箱人民币发愁。这已经很好笑了。他又在画上题字：“工资四五百，当官六七年。出国八九次，旅游几十天。百万藏床底，银行二三千。一听呼声起，防腐又倡廉。面币心中苦，周身软绵绵。”有了这些题词不仅丰富了所表现的内容，更能使读者领会这幅漫画的幽默。

对幽默的探索

对于幽默问题，方老好像有一种使命感似的。他老先生画了五十多年的漫画，突然转向，是不是漫画过景没人看了，恰恰相反，现在是“读图时代”不管出什么书都是有了插图才时髦，而且几乎是越多越好。有一次邵燕祥先生说：“现在是不管什么书，只要有图就好。连我老头子的照片也算是图，非要印到书中。”因此方成先生不仅无失业之虞，而且正是处在图画供不应求之时。一些朋友的书希望他做个插图，他都应付不过来。是不是方郎才尽，画不出好作品了？看来也不是，方成的好作品大都是这二十来年画的。那几幅极精彩的自画像就是在2003年画的，新出炉的，还冒着热气呢！然而自从八十年代起，方成就部分地放弃漫画创作，把重点转到写作和对幽默作理论研究上来。他不仅写书，而且到处讲演，讲解幽默、宣传幽默。他期待着人们多点幽默感。

他研究幽默除了自己创作上的原因外，与朋友侯宝林的嘱托也有关。侯宝林曾对他说：“我们是搞幽默艺术的，应该懂得什么是幽默。”这才促使方成下决心弄清这个问题。1990年他曾与侯宝林相约谈幽默问题，请侯宝林先生讲，讲了八天。后来因事去了深圳。1991年，方成返京，侯先生已患肺癌住院，一年多以后逝世。他在《方成自述·认识侯宝林》中说：“原想与他合作，也得他同意，在一起研究幽默理论问题，现在只好自己单干了。”与侯先生的这种文缘也让他把研究幽默看成一种使命。

方成先生的研究是从具体实例入手的。他认为幽默起源于人与人交往中的沟通工具——语言，后来延及文字。他说“人们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日久天长，互相交往，自然会形成共同的或大体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语言、习惯、风俗，会形成许多公认的人世常情、常理、常态和逻辑性，在人的头脑中造成普遍的意识和观念，习以为常”（《这就是幽默·滑稽的产生》）。当有些语言行为违背了这些“常情”“常理”“常态”，与人的心理定式发生了冲突，这就激发了“笑”，也就是滑稽。幽默是建立在滑稽的基础上的，方成认为幽默比滑稽更高着一个层次。滑稽虽然也令人欢快，但只是浅层次的娱乐，而幽默则令人难忘，因为它有美感，是一种艺术。幽默的语言是曲折的、含蓄的、是具有创造性的比喻使人经过思索而得其意。滑稽重复也能令人发笑，而幽默则不宜重复。与幽默有密切关系的还有讽刺、机智等，它们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方成就这些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他特别关注幽默与语言的关系（如语言的曲折、含蓄、比喻与巧妙地运用语言的谐音和文字多义性等），而文化教养在打造语言的幽默深度时起了重要的作用。

幽默本是个外来词语的音译。原为拉丁语，英语作“Humour”，意为滑稽、可笑、有趣。英美等国的大百科全书在阐释“幽默”含义时都认为它是能够激发人类“笑”的一种机制。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入中国，用了一个形容“幽寂无声”的古词“幽默”来翻译它。因此欧美等国本义浅白与明朗的一个词，传到中国后反而变得深奥了，甚至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概念。当然这与它传入渠道也有关，那时我国文坛是从日本理论界输入了这个词，而日本的文论受到德国哲学的影响，介绍幽默取义深奥。日本《万有百科大事典》在阐释“幽默”一词时说：

曾经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这虽不成熟，但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并不是那种（笑别人的愚蠢、笑自己所看不起的人）无情的嘲笑。它凝聚着对人类，包括对自身的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这是比较高级、复杂的笑。

这种解释可以说是狭义的幽默，可是它得到了熟悉日本理论的鲁迅先生的认可。鲁迅把幽默看成是人类精神世界健康发展的标志。他认为中国自古无幽默，因为专制使人变成“死相”，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有幽默？他抨击林语堂办《论语》，倡导“幽默”，还说一个月挤出两本的“幽默刊物”本身就不幽默。他认为幽默只宜邂逅，不宜制造。制造出的幽默只能是伪幽默。鲁迅先生的意见是与他对幽默的理解有关的。近五六十年来鲁迅先生在文化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人们对幽默的理解与论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鲁迅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钱锺书先生似乎对鲁迅并不买账，可是在论及幽默问题时，也与鲁迅先生惊人地相似。对于特立独行的钱先生这样的大家尚有如此影响。五十年代以后的一般学者更不必说了。

作为漫画家的方成是从艺术实践出发探讨幽默的理论问题的，自然会与鲁迅有不同的视角（鲁迅更多的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幽默的）从而有所突破。这种突破是否能得到创作界与理论界认可，我们拭目以待，但方成先生的这种探索精神是值得倡导的。

中国第一个出版家——陈起

在市场化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书也是一种商品，大约很少有人持异议。所以想起操持出版工作的人们，大家名之曰“书商”，认为他们无非是靠出书赚钱罢了。但是主持教化的部门（现在称为主管意识形态），又不得不谆谆告诫出版工作者，应该把好关、出好书，把注重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并勉励他们要做出版家，不要做书商。

当然，现在称得上是出版家的不是没有，我也有幸认识几位，日夜在为出好书而奔忙。然而一身而二任者似乎更多，他们忽而出版家，忽而书商，审时度势，随时改变身份。付作者稿费时是出版家，让作者为出好书做奉献，不要计较稿酬多少；面对读者时是书商，强调物价、工价飞涨，书价定得令穷书生咋舌。这是我作为读者兼作者常常遇到的，因而也令我想起近代一些有眼光、有魅力、真正的出版家，也是真正的书商。就靠几台平版印刷机起家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家出版社的商务印书馆中的历任老板和老总们，如夏瑞芳、张元济等，你能说他们不是书商？他们靠出书糊口、发展；你能说他们不是杰出的出版家？在他们的操持下出了多少好书，这些书不仅哺育几代人的成长，而且为中国文化的积累作出了多大的贡献！特别是张元济先生主持的《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籍》、《百衲本廿四史》等都可以说是“存亡继绝”之作，是不用自我标榜就可以传世的，它们在出版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我们还可以往前看，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有编印的书籍传至今世的，就是南宋杭州书肆的老板陈起。他是书商，更是位出版家。

陈起字宗之，钱塘人，在杭州睦亲坊开了一家书肆，他在南宋中叶之后的诗坛上极为活跃。作为书坊老板，以鬻书为活，陈氏出版了许多宋以前的重要典籍。他又是个诗人，非常热心地推动诗歌创作。他广为结交，团结了一群落魄江湖的诗人，大量刻印他们的作品，总名曰《江湖集》，形成了宋代最后一个诗歌流派——江湖派。而且他还介入了政治斗争，宝庆初（1225年）因写“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刺及权臣史弥远，导致《江湖集》被劈版，自己被刺配流放，后因丞相郑清之的援救，不久被赦还。陈氏号陈道人，传世的诗集有《芸居乙稿》。当时落魄诗人留滞临安的，多与陈起唱和，到他的书铺盘桓。郑斯立《赠陈宗之》云：“昔人耽隐约，屠酤身亦安。矧伊丛古书，枕籍于其间。读书博诗趣，鬻书奉亲欢。君能有此乐，冷淡世所难。……诵君所为诗，刻苦雕肺肝。陶韦淡不俗，郊岛深以艰。君勇欲兼之，日夜吟辛酸。”诗中刻画了陈氏的为人，他自甘淡泊，以写诗刻书为己任，也就是说既靠出书养亲吃饭，又借以传播文化。他的头脑中不会有“社会效益”这个词，就凭着他的人格精神，在优秀的文化传承中成为重要的一环。他的诗不脱南宋中叶以后的风气，诗风类似陶潜、韦应物、孟郊、贾岛。

陈氏是书商，但书在他那里不单是牟利的商品，在价格方面他特别克己。周文璞在《赠陈宗之》中说：“哦诗苦似悲秋客，收价清于卖卜钱。”对于穷诗人，他把书借给、赊给甚至送给他们。叶绍翁《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杜耒《赠陈宗之》：“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毋先尝。”黄简《秋怀寄陈宗之》：“独愧陈徵士，赊书不问金。”等都表现了陈氏的慷慨好客和他对文化传播的热心。这与当今一些唯利是图的书商比较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关于陈起所经营书肆——芸居楼的情况，在词人吴文英《丹凤吟·赋赠陈宗之芸居楼》中有细腻的描写，词上片云：“丽锦长安人海，避影繁华，结庐深寂。灯窗雪户，光映夜寒东壁。心雕鬓改，镂冰刻水。缥简离离，风签索索，怕遣花虫蠹粉。自采香芸熏架，香泛纤碧。更上新梯窈窕，暮山淡著城外色。旧雨江湖远，问桐荫门巷，燕曾相识。吟壶天小，不觉翠蓬云隔。桂斧月宫三万手，计元和通籍。软红满路，谁聘幽素客。”从词中可见芸居楼于闹中取静，既不远离繁华市区，而又深居坊巷，门有桐阴，室内清洁雅静，缥缃满架，书签在风中作响。主人自采芸香，以防书虫，因为这些书籍是他的衣食之资，而且是他一生心血所注。的确，陈氏一生刊刻了大量书籍，周端臣《挽芸居》中说“诗刊欲遍唐”。今世所传书棚本唐人诗集，后题“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道人书籍铺”或云“陈宅书籍铺印行刊行”者，多为陈氏所刊。其所刊《江湖集》今已失传，但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出的《江湖小集》《江湖后集》统计就有109家之多。因为不单纯为了逐利，所以在刊刻时十分慎重（流传到现在一些宋代书坊牟利为目的的刻本，如“麻沙本”，大多刻得十分粗糙、草率），在纸墨、刻写等方面都非常精致。这些我们从传世的陈氏刊本和毛氏汲古阁的影本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每当我翻阅这些传世精品时，都深深感到是一种审美的享受。当时俞桂在《谢芸居惠歙石广香》中写道“春雨书楼窸深静，手抄羲经误未刊”，“点朱涂黄细商榷，时有烟丝袅风幕”，可见一个严肃出版家的敬业精神。

陈氏与南宋中叶以后卓有成就的诗人，如赵师秀、刘克庄、许棐、敖陶孙、方回皆有往来，有的还很密切。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彼此也会有所影响。对于陈起，不仅应在出版史上大书特书，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一席地位。

出版人郭强

朋友来电说，郭强病了，住院了，这使我大吃一惊。在我心目中，郭强简直像一架永动机，总是在不停地运转，似乎不用“加油”，也不需要歇息，其结果就是一本一本的有价值的新书经他的手推出。

前几年，住在交民巷东口时，因为出门就是地铁入口，郭强常到我那里去。他不是夹着书稿，就是带着校样。夏天一脸油汗，冬天风尘仆仆，一进门就会笑着说：“王先生，您这里真方便，地铁跟给您家开得似的，出门就上车。我要是住在这儿得省多大劲儿。”于是，我给他倒上水，若时间紧，他简单几句，就匆匆而去；如果有点时间他就放下书包，长篇大套地聊起来，也许正说得开心，忽然看一下表，便会说，“不行了，不行了，得走了，改天再聊，我还得赶回社里呢！”那时他所供职的学苑出版社还设在万寿路育英学校，从地铁过去大约也得一个小时。

学苑是个“文革”之后才建立的出版社，规模不大，1990年代，出版社就寄居在育英的半幢楼里，还处在资本积累时期。那个年代许多新办的出版社都在抓畅销书，希望一本书就能给社里打下“经济基础”。有个出版社曾经抓了一本“成才之路”（这是八十年代中叶的热门话题），一下子印了上百万册，引起许多出版人的羡慕。有一次，我与他们的老总谈起此事说：“一本《成才之路》成了你们的发财之路啊。”而在学苑社总编室负点责的郭强却是另一种思路。他曾对我说：“畅销书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哪儿就让我赶上了？关键是小批量，多品种。一本书印5千本，赚一万，一年100本，利润也很可观。”这确实是有见识的出版人的话，不用说在那时很少见，就今天也很少有此见识的。

郭强是学中医的，听说他学了六年中医，只是因为对文史有兴趣才搞出版。读者别以为近两年保守主义有点甚嚣尘上，文史的书籍就很好卖，实际上这都是炒作。古籍、文史方面学术专著照样卖不出去，许多研究著作如果没有出版补贴，根本就不会被出版社接受。许多出版人对这类书籍望而生畏。郭强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学苑不是文史专业的出版社，他们没有必须出这类学术著作的义务，然而郭强凭着兴趣与责任很用心力、也很费力地在推出一些甚至是专业出版社都不敢问津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三部书给我留的印象很深：一是社科院文学所刘跃进的《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这本书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论文的合集。我们从其中所收文章的篇名就可以大致知道其内容。如《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玉台新咏〉版本研究》、《南朝五史点校稽疑》之类，能有多大的读者面？此书先前还以《结网漫录》之名出过一次，后更此名。学苑接受了它，印了4000册（1999年）。有一次，我问郭强，这本书赔没赔钱？“没赔啊，”他回答得很痛快。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库里没几本了”。他说，“卖学术书不能着急，有价值的书都卖得出去的。中国13亿人，几千本书算什么？”可惜如此通达、如此胸怀的出版人太少，使得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尘封箱底，同时又使一批胡言乱语的“著作”灾梨祸枣。二是《诗经要籍集成》42册，此书收录有关《诗经》的文献141种，许多书都是难得一见的古籍。其规模之大、卷帙之富，如果没有基金的支持，出版社一般是不敢接受这类书籍的。记得五六年前他向我打听，《诗经》哪里藏的注本多？他打算像台湾黄永武出版《杜诗丛刊》（杜甫诗注本结集）一样，出一部《诗经》注本的“丛刊”。据我所知，上海复旦图书馆古籍部可能稍胜于其他图书馆，便建议他到上海看看。后来我搬了家，中断了关于这部书的操作过程的信息。后来看到可以码一书架的煌煌42册《诗经要籍集成》，才感受到郭强的魄力。还有一部书是孔凡礼先生的《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从1980年我在文学所编《文学遗产》时就认识了孔先生。孔先生极其勤奋，他整理了苏轼和宋代许多作家的诗文，又编写《三苏年谱》《宋诗纪事续补》《宋诗纪事续补拾遗》等大部头的著作。他的考辨文字，以及各种论著的总数当在1000万字以上。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对老先生的研究的深入和永不疲倦的治学精神表示钦佩。老先生八十多岁了想把自己写的论文编为一集，可是因为他一生只教过中学，找不到补贴，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后来还是郭强帮忙在学苑出版了这部四五十万字的学术著作。这件事在古典文学界受到普遍的赞誉。

学苑出版社坚持为学术服务的宗旨，似乎并没有影响了经济效益。四五年前的年终，有一天郭强到我家里闲聊。那天好像特别兴奋，聊着聊着，突然对我神秘兮兮地说：“今年我们社的年终奖是六位数啊。”我有意杀杀他的兴头：“是不是你们当头的为自己发高额奖金啊？”他笑了，“恰恰相反，我只拿了平均奖。”我感受到了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获得丰厚回报的喜悦。他笑着问我：“王先生，您说我是买车呢？还是买房？”我也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要想当‘良民’就买房，想当‘游民’就买车。”那时刚刚在学苑出版了我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后来好久没有见郭强，因为新家太偏了点。有时他还来电话，问问有没有可以合作的项目。去年深秋的一天，郭强出现在我的新家，几年不见，嘻嘻哈哈，一如往日。一进来，把各屋环视一遍，对我说：“比崇文门（指我的旧家）大多了，书可以放下了吧？”这次我们天上地下谈了很久，快走了，他突然说了一句，“王先生，就把我们这些聊天，记下来，印出来也有人看。不信，咱们试试。”我说“等我写不动的时候吧”。我送他到院子里，郭强笑着向一辆汽车走去，说：“今天我开车来的。”郭强熟练地把那辆车开到我身边，又转了一个大弯向大门缓缓驰去。在强烈秋阳下，华丽而耀眼的新车在我的视野消失，我想“终于当游民了”，这辆车载着他为生计也是为事业奔波。

勤奋的、乐观的、不知疲倦的郭强怎么会病倒呢！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

记者：选择经典名著作为批评对象，而且还是这么尖锐的批判，您有没有压力？您选择对《水浒传》进行批评，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王学泰：这本书收录了我四篇文章，是针对我们传统上对《水浒传》的分析的一些看法，不是什么“解毒”也不是什么批判。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影响很大，是我们通俗文学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国自宋代通俗文学形成以来，通俗文学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比如义和团、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甚至我们近代的革命都有通俗文学的影子。人们往往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小说来读，而是当做政治书等来读，在看待历史在分析现实的时候往往是用通俗小说教给他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观念来分析的，而且这种分析和理解往往是不正确的，比如老百姓想到国君的权力太大了，就想了一个监督方法，用先皇赐的金鞭这类东西来打皇帝，你看阿Q连书都没念过，但是他会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这就是《龙虎斗》里的戏词。哪有这种事情呀，但是老百姓相信，《打龙袍》也是这样的作品，直到现在电视剧描写的“康雍乾”这么伟大，而实际上“康雍乾”是中国从比较先进到落后的一个转折点，而电视剧不演，老百姓看了之后就会对历史产生错觉。通俗文学作品给予民众提供的错误意识，这个影响是特别大的。而作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把真相告诉读者。我们应该看到文学艺术对于民众的影响，而民众又特别习惯按照通俗文学教给他们的东西去理解现实，去理解政治和历史，而我们则有责任说出真实的状况。

记者：您觉得《水浒传》在历史上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大还是正面影响大。

王学泰：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应该说对中国的社会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水浒传》，而《三国演义》则把政治知识和军事知识用通俗的形式告诉普通百姓，因此它在普及传统政治和军事知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东西应该说都是正面的。一部书提供给人们正确和真实的东西，那么在任何时代它都是起正面作用的，关键是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和那种不正确的对真实东西的理解应该说起到的负面作用会大一些。

影响还应该区分不同时期，中国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老百姓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徘徊在生死线上的时候，《水浒传》鼓励人们起来，反对统治者，这不能说是错误的，人们走投无路起来造统治阶级的反，可以恫吓统治者让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作一些收敛，应该看到这些都是起了正面作用的。而且我觉得《水浒传》弘扬了一种“造反有理”的思想，而在《水浒传》出现以前，用文字写成的东西很少有正面歌颂造反的，都认为造反是一种叛逆行为，是犯上作乱，而《水浒传》的出现，起码歌颂和肯定了“梁山”这一群英雄的造反行为。但是，也应该看到“造反”并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从客观上讲，造反恰恰是封建社会从混乱到修复的一种机制。造反通过消灭大量人口，消灭已经过度发展的生产力，消灭已有的经济成就，使每个人又获得一小块土地，使得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就在这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社会震荡中来回徘徊，基本上二百年一个轮回，二百年这个社会承担不了人口增长了，打乱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所以虽然我们鼓励对统治阶级有所约束，但是从社会发展这个角度来说，造反并没有提供任何进步的东西。

记者：您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具有强烈的游民意识，您曾经也写过一篇《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能谈一下您对游民文化的认识吗？

王学泰：我写过一本《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我认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游民意识的载体。怎样理解“游民”这个概念呢？游民这种说法的产生是基于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而言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宗法网络之中，每个人都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宗法组织对你既是保护又是控制。游民是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游民自古就有，但是在宋代才形成群体。应该注意到，宋代也是通俗文艺繁荣的时期，而干这些的人我们称之为“江湖艺人”，一部分江湖艺人通过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说唱赖以生存，同时成为游民文化的载体。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书虽然在明代成书，但是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有意地不断演说这些故事了。鲁迅先生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中国的确也还流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游民的思想特征我总结了四个。第一，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只有社会动乱，皇室被打倒，位于底层的游民才能升到最高层，比如刘邦、朱元璋都是游民出身，这个给了人们很大的示范效应。宋代的戏剧演出分为很多类，而其中“发迹变泰”类就是游民的理想，“发迹变泰”就是“平地一声雷，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而这类题材恰恰在《水浒传》中得到了体现。《水浒传》表现的主题不是过去常说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实际上是“游民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游民的性质是反社会的。第二，由于游民摆脱了宗法的约束，所以具有主动进击精神，用电视剧中的一句歌词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用《三国演义》中的一句话就是“先下手为强”。第三，游民只顾眼前利益。他们在组成像“梁山”这样的帮派的时候，是只讲“帮派”或者说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比如同一件事情“梁山好汉”做的就是对的，不是“梁山好汉”做的就是错的，再比如我们都说“逼上梁山”，林冲是被高俅逼上梁山的，可是秦明和卢俊义是被谁逼上梁山的，那是被“梁山好汉”们逼上山的，而且闹得家破人亡。好像上了梁山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了，其他什么都不用想了，我们现代人是绝对不会这样来考虑问题的。而作为读者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进入了“梁山”的是非爱憎之中了，进入了这个系统，也成了一种帮派眼光。第四，游民由于丧失了宗法位置，没有了角色，相应也就没有了角色意识，因此他们不遵守儒家规范，而我们中国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文明，没有了文明，剩下的只能是野蛮。我们看《水浒传》里面写到的对女性的对帮派的态度都反映出了野蛮，再比如《三国演义》里面“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论调，甚至杀了老婆来孝敬英雄，这些都是儒家观念所不能认同的。

记者：您在批评《水浒传》的时候，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态度和批评角度？

王学泰：我们在批评《水浒传》的时候持的是一种社会学态度，文学除了需要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之外，社会学的分析也很重要，我的社会学分析并不仅仅指向这两本书，而是指向过去的社会学分析的错误。对于文学、社会学的批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水浒传》《三国演义》在社会中的确存在影响，老百姓又自觉不自觉地把它赋予了过多的价值，把它当做认识现实、认识政治、认识历史的手段，那么，作为文化学者就应该说出真话。

记者：《三国》《水浒传》这样的名著是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作为读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阅读这些名著？

王学泰：提出《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问题，并不表示对这两部作品的完全否定，先代留下的一封信、一首短诗都有存在的价值，我们现在阅读起来都会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作品中告诉大家解决矛盾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看待社会、看待事情都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在这本书中我用了2.5万字来分析招安问题，有人说我是“叛徒哲学”，我觉得看问题不应该过于极端，采取一味的否定或者肯定态度，我并非夸赞招安，只是在作纯粹的分析，游民无非是没饭吃，希望通过造反晚死一会儿，这是很可悲的，就像陈胜起义时说的：“报到晚了是死，举大事也是死。”统治者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被招安了，可以回家种地了，这对那些游民来说背叛谁了？难道我们的历史学家非得让游民牺牲了，做烈士吗？虽然新的理论和说法很多，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以人为本”，关注人，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如果违反了人的基本的需求，蔑视人、看不起人的基本需求，不管它打着如何崇高的旗帜，有着如何复杂的逻辑和道理，都不应该被接受。

后　记

这是一本书话，所收的文章都与书有关，可分三大类。一是写我过去读书生活的。半生碌碌，可述者唯有读书。那时的中国，很少有个人生活，读书本来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但当时的读书也打着很深的社会烙印。如果有关注社会风俗研究的，研究一下几十年的不同层次人群的读书生活也是很好的社会学的题目。从中可以有许多发现。二是评史。虽然我读书很杂，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大多是碰上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没有一定的计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偏爱读史，而且不管读什么书都爱从史的角度去考察评论。本书的篇幅较长的文章都是评史的。像《宋文鉴》本是一本北宋诗文总集，或说北宋诗文名篇的选本，可是围绕着这部书的编选和后来的刻印出版却充满了政治斗争，因为各派力量处于胶着状态，编好了却不能出版，后来民间出版力量的介入，此书才得以问世。现在看起来十分有趣。又如蓝英年先生的《寻墓者说》和《冷月葬诗魂》两本书都是讲与俄国、苏联文学艺术有关的人和事的。现在六七十岁的一代的知识人，年轻时有不少俄国和苏联文学艺术迷。虽然斯大林按照主流的说法也很左，但他对俄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奥斯托洛夫斯基（不是苏联那位，是俄国剧作家）、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俄国历史上作家不仅不否定、不批判，还大力歌颂弘扬，在国内外大力宣传，因此，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苏俄文学艺术如滔滔河水大量涌向中国，大批的中国知识人受其影响，从五十年代起学习苏联文学艺术几乎成为年轻人课外政治阅读品。苏联文学艺术虽然也以歌功颂德为主，但由于它有丰厚的文学艺术传统，而且主政者还在提倡这个传统，因而这些作品不像中国极左时期文学艺术那样简单化、样板化（艺术都是个性化的，一成样板，还有什么艺术）。这些是形成青年人喜欢和迷恋苏俄文学艺术的根本原因。然而苏俄文学艺术创作中也有不少血泪，我们看到了殿堂，没有看到基座下的白骨，蓝英年先生把这些不为人知的事翻腾出来，搅乱了一些人的苏联文学艺术梦，但对苏俄文学艺术认识的演变也体现了人们认识的发展。三是书评。杜甫有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许多知识人操觚撰文成书有着许多艰辛，我们从中获取了知识或思想，但却缄默不语，仿佛自己所说所写都与他人的劳动无关，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我读了好书就有为它写篇评论的欲望，这两年写书评不少，用以表达我对这些作者的感激。本书中收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王学泰于2010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