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莫砺锋

七年前，在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六本专著组成的《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第一辑。我以中心主任的身份为专刊撰写了一篇《总序》，其中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活动中，诗学一向是最重要的领域，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我们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泛指文艺理论的Poetics，也不是专指做诗、论诗的学问，就像唐人郑谷所说的‘衰迟自喜添诗学’或朱自清所说的‘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鉴赏而言’。在我们的理解中，‘诗’是广义的诗，即包括辞赋、词曲等文体在内的所有韵文；‘诗学’也是广义的诗学，即一切有关‘诗’的研究，包括对历代诗歌总集或别集的整理、编纂（例如重编《全唐五代诗》以及编纂《全清词》）、诗人研究（例如诗人年谱、评传）、诗歌研究、诗歌史研究、诗歌流派研究、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近年来，我们还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域外汉文诗话的整理、古代诗歌的文化学研究等。我们当然不认为‘诗’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全部内容，也不认为‘中国诗学’这个名称可以涵盖南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全部学术活动，但是我们确信本学科投入力量最多、创获最大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诗学’。所以，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虽然是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是其组成情况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基本重合，其学术渊源、学术路数以及学风倾向也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完全一致。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内部，我们一向尊重每个成员自己的研究兴趣，很少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课题。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必然是高度体现个性的，同样，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个性化的一家之言。除了大型的古籍整理之外，我们从不奢望编写出大部头的集体著作，而情愿向学界奉献单篇的专题论文或篇幅不大的个人专著。”转眼之间寒暑七易，我们的基本理念并无多大改变，故不避重复将上述观点迻录于此，作为对出版研究中心专刊第二辑之原由的简单交代。

当然，日居月诸，阴阳消息，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首先，由于现今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试行设计了一个名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集体课题，并于2006年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稍后通过竞标获准立项。这是南大古代文学学科动员多位成员集体撰写一本学术著作的首次尝试。经过几年的努力，此项目完成了最终成果——一本四十万字的著作，现已通过验收，即将以课题的名称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其次，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尝试着做一些与研究内容有关的普及工作。我本人撰写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等通俗读物，多位中心成员在各地的电视台、公共图书馆等场所开设专题讲座，试图以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以古典诗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常识。第三，我们组织了一些著述之外的学术活动，比如在2006年与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学研讨会”，邀请了三十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学者前来与会，围绕着大家共同关心的诗学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已编为《谁是诗中疏凿手——中国诗学研讨会论文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尽管有上述活动，本中心成员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于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题研究，而且仍然以个人的自选课题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不一定得到课题经费的支持，也不一定具有多高的学界关注度，但都体现着研究者对于某些诗学专题的思考和探索。作为这种研究的直接成果，中心成员又完成了八部专著，它们分别是莫砺锋的《文学史沉思拾零》、徐有富的《诗学问津录》、许结的《赋学：制度与批评》、巩本栋的《唱和诗词研究》、童岭的《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卞东波的《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刘重喜的《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苗怀明的《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戏曲研究十四家》。我们将它们编成《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的第二辑，仍交中华书局出版。就像七年前出版专刊第一辑一样，我们对专刊第二辑的出版也不想作任何宣传，只希望将它们静悄悄地呈送到读者面前，并衷心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指正和教益。

本专刊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和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的资助，谨此志谢。

2012年5月30日于南京大学

目次

总序

引言

总论

第一章　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和特点

一、唱和诗词的起源和发展

二、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与繁荣

三、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性质与特点

四、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方式

第二章　唐宋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一、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

二、宋代唱和诗词总集

第三章　唱和诗词的类型与评价

一、同好之唱和

二、同处之唱和

三、同境遇之唱和

四、同体验、同感慨之唱和

五、同声气之唱和

六、结语

第四章　唱和诗词评价诸问题辨析

一、关于应酬

二、关于次韵

三、关于逞才使气

第五章　唱和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作用

二、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三、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分论

第六章　韩、孟联句与韩诗风格

一、联句的渊源和发展

二、韩、孟联句的成绩

三、韩、孟联句的风格

四、从联句看韩愈诗歌的风格

五、韩、孟联句的嗣响

第七章　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一、元、白交谊与诗歌唱和

二、元、白唱和及其讽喻诗

三、元、白唱和及其诗歌风格的变化

四、元、白唱和与其诗歌观念的发展

五、元、白唱和诗的传播与影响

第八章　苏轼和陶及其诗学和文化意义

一、苏轼和陶与北宋党争

二、苏轼与陶渊明的思想

三、《和陶诗》：透视苏轼心灵的窗口

四、和陶、评陶与苏轼的后期诗歌创作

五、苏轼和陶的文化意义

第九章　环绕“苏门”起始兴盛的诸问题

一、“苏门”之立本于文事

二、“苏门”思想学术的异同

三、“苏门”兴盛的原因

第十章　南宋词坛的复雅之风与三家《和清真词》

一、南宋词坛复雅之风的兴起及其理论内涵

二、复雅的范式：《清真词》

三、“把周郎旧曲谱新翻”：三家《和清真词》的分析

四、三家《和清真词》的文学史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后记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对于这样一种习见的文学现象，却是历来毁多誉少。比如宋人严羽就说：“和韵最害人诗。”(1)明王世贞则说：“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2)清人袁枚也说：“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3)不过，倒是唱和者自己并不以为然。如白居易就自称其诗中“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4)。“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5)我们当然不应忽视诗人自己的意见。

在现当代学者中，较早对唱和诗给予关注的，是日本学者安藤孝行、花房英树和前川幸雄诸先生，然他们对唱和诗既多以游戏视之(6)，便不能充分认识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意义；而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逐渐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往往有些很有见地的论述，但又多是就一些具体的唱和作品来进行讨论，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来看待(7)。

本书的研究，拟将综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就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与特点，唱和诗词的总体评价以及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唱和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等宏观性课题，以及韩愈和孟郊的联句、元稹和白居易的唱和诗、苏轼的《和陶诗》和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和清真词》等唱和诗词的比较重要的个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我们的看法是，唱和与唱和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值得深入研究。诗词唱和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交往的形式之一，对文学创作的提高、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唱和诗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取得过很高的成就，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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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93。

(2)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页962。

(3) ［清］袁枚撰、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3。

(4)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与刘苏州书》，中华书局，1979年，页1445。

(5) ［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十五《偶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713。

(6) ［日］安藤孝行有《唐诗唱和》、《唱和的游戏》等文（参严绍璗：《日本的中国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页10），前川幸雄有《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马歌东译，译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7) 如阴法鲁先生《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唱和形式》（文载《词刊》1980年第1、2两期。此文从音乐唱和的角度分析了一些古代诗歌作品，颇富启发意义）、张志烈先生《苏王唱和管窥》（文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5年。是文对王安石与苏轼唱和的几首雪诗作了细致的讨论，并由此入手对苏、王的交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卞孝萱先生《元白次韵诗新探》（文载《汉唐文史漫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是文认为，唐代次韵诗是元稹所始创，也是元稹所擅长的。在次韵方面，元稹优于白居易）、赵以武先生《唱和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是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为魏晋南北朝唱和诗。书中对魏晋南北朝唱和诗的类型、特点和成就，进行了具体的讨论）、莫砺锋先生《论苏轼苏辙的唱和诗》（文载《唐宋诗论稿》，辽海出版社，2001年。文章对苏氏兄弟诗歌唱和的异同作了分析）等。

总论

第一章　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和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与唱和诗词源远流长、成就显著。本章拟对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及特点，作一初步研究。

在进入论题之前，我们先应明确，何谓唱和与唱和诗词？

《说文解字》释唱和二字，曰：“唱，导也，从口，昌声。尺亮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户戈切。”(1)“和”字初不读去声。《玉篇》卷五《口部》说：“和，又胡过切。《易》曰：‘其子和之。’”(2)则以去声注之。又，《礼记·乐记》有曰：“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孔颖达疏：“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3)是古人多以“倡”代“唱”。唱和当然首先是一个音乐概念，然据此我们却可以判断，所谓唱和，就是以诗词为形式进行的引发、应和，称为诗词唱和；原唱与因原唱诱导、触发而创作的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其构成相互照应关系的诗词，称为唱和诗词。

一、唱和诗词的起源和发展

唱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的劳动。《淮南子·道应篇》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呼’，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4)春秋时期，管子为了快点逃离鲁国，跟拉车人说：“‘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5)鲁迅先生指出，原始人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6)。显然，原始人劳动中的前呼后应，便可作为唱和的起源；假如把他们的这种劳动号子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唱和诗词的最原始形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的进步，朴素的劳动号子也带着亦诗亦乐的色彩，逐渐提高起来。比如，舜将禅禹，于“时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7)；田间劳作，青年男女此唱彼和：“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8)孔子时常“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9)。沈约在《宋书·乐志》中也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10)至于宋玉所讲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故事，霸王别姬时的悲歌唱和，也都是古人生活中唱和的例子。

不过，这些诗乐合流的唱和，“和”往往有声无辞，或不是自作辞，而是随唱以和，同然一辞。属于唱和而各自为辞的，是相传为舜与皋陶的赓歌(11)。宋人朱胜非《绀珠集》引黄鉴《谈苑》说：“唱和联句之起，其来久矣，自舜作歌，皋陶赓载。”(12)这是不错的。

唱和诗词的起源，虽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但真正以诗歌形式唱和的作品，则是到东晋才出现的，至唐而逐渐走向繁荣，宋代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唱和之势依旧不衰。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唱和诗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汉魏西晋，二是东晋南北朝。前一时期是从先秦歌曲唱和到东晋唱和诗正式出现的过渡期，代表作品有可作为唱和诗早期形式的赠答诗和公宴诗。后一时期是唱和诗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时期，代表作是陶渊明为首的“浔阳三隐”以及南北朝君王臣僚的唱和诗。

歌曲赠答，先秦时期民间已有之。较早的文人赠答诗，是古诗中所谓苏武、李陵离别的赠答之作。魏晋时期更有大量内容充实、成就很高的赠答诗涌现出来。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收赠答诗四卷，即多有佳作。突出的例子，是被刘勰称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13)的建安诗歌中的赠答之作。如王粲《赠孙文始》、《赠文叔良》，刘桢《赠从弟三首》，曹植《赠王粲》、《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司马彪《赠山涛》，嵇康《赠兄秀才从军》等。其中既有表现建功立业的理想的赠答之作，也有抒发感时伤逝、有志难骋，以及不满统治者内部黑暗和相互倾轧的怨愤的诗作。其后，刘琨、卢谌的赠答诗抒写英雄末路的悲慨，“雅壮而多风”(14)，亦深可称道。

建安时期又有表现夫妇、兄弟、朋友之情的所谓“怊怅切情”、刚健清新的赠答之作(15)。像秦嘉的《赠妇诗》，抒写出一种不及告别、仓促登程时的歉疚、伤感和眷念，而徐淑的答诗更表现出恨无羽翼相随的幽怨之思。陆机、陆云兄弟的赠答诗，在在都流露出“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的手足亲情(16)。王粲的《赠蔡子笃》、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等，叙昔日欢宴，写离别相思，又反映出深挚的友情。

就赠答诗来看，赠方在创作之先便有明确的赠与对象，酬答者则是因赠而答。赠方的创作，多是有为而作、有感而作，酬答者则要针对赠诗的内容，作相应的抒写。比如西晋张华与何劭的诗歌赠答。二人在晋武帝、惠帝时同朝为官，何劭赠诗张华，劝其及时引退，虽然他未必已察觉到将要发生的社会动乱，但他“优游自足，不贪权势”(17)的生活态度，却可以远害避祸。张华答诗认可何劭的看法，并解释说：“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表示要“从容养馀日，取乐于桑榆”(18)。这与何劭的赠诗都是密切照应和一致的。当然，作诗是作诗，张华后来并未及时引退，终为赵王伦所杀(19)。

至于公宴诗，是宴席上为娱乐宾主而唱的赞美诗，内容多为歌舞升平、称美功业、劝酒祝寿之类，虽曹植、刘桢等有作，也并不见佳。其特点较为明显，它属于应令而作，且数人同题，不分先后。

从赠答诗和公宴诗的特点看，如一赠一答的形式，赠诗有明确对象，答诗针对赠诗内容构思，应对性强，以及宴会上的应令同题共作等，都已经跟唱和诗很接近了。所以，我们把这两类诗看作唱和诗出现以前的前奏和序幕，看作唱和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看作唱和诗发展史上颇富光彩的第一页（主要指赠答诗）。

当然，严格地说，赠答诗还不等于唱和诗（二者的区别，下文将谈到）。真正的唱和诗始见于东晋陶渊明、刘程之、释慧远等人的诗作中，但并不多。较好的是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20)

写村居夏景和琴书娱性的闲情逸趣，真淳自然。

此外，更多的流传到今天的唱和诗，是南北朝君王与臣僚之间的唱和之作。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较窄，内容基本集中在宴饮、出游、咏物、怀古等方面，有些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如梁简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等。不过，这一时期唱和诗的发展迅速，作品很多，可取的作品还是有不少。如竟陵王萧子良、谢朓、沈约、柳恽等人唱和的《过刘墓下诗》，谢朓《和刘中书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矶》，何逊《春夕早泊和刘咨议落日望水》，庾信《奉和赵王隐士诗》、《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以及王褒、梁元帝、庾信等人唱和的《燕歌行》等等，或发思古人之幽情而能深切感人，或写景纪游而以清新流丽见长，或抒去国离乡的眷念悲切之情，或为“妙尽塞北苦寒之状”的“凄切之辞”(21)，都有可取。

从唱和诗的发展上看，这一时期的唱和诗还处在初创与逐渐扩展的阶段。其特点表现为：原唱与和作之间创作动因上的非自觉唱和，题材、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大致相同或相近，构思过程中的既相照应，又可各抒情意，各写所得所见，少受拘束。如梁简文帝萧纲首唱，庾肩吾、庾信和徐陵奉和的四首《山池》诗，即是例子。

日暮芙蓉水，聊登鸣鹤舟。飞舻饰羽毦，长幔覆缇䌷。停舆依柳息，住盖影空留。古树横临沼，新藤上挂楼。鱼游向暗集，戏鸟逗楂流。

——萧纲《山池》(22)

画舸图仙兽，飞艎挂采斿。榜人事金桨，钓女饰银钩。细萍时带檝，低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晩，蝉咽觉山秋。

——徐陵《山池应令》(23)

阆苑秋光暮，金塘收潦清。荷低芝盖出，浪涌燕舟轻。逆湍流棹唱，带谷聚笳声。野竹交临浦，山桐迥出城。水逐云峰暗，寒随殿影生。

——庾肩吾《山池应令》(24)

乐官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

——庾信《奉和山池》(25)

萧纲原作记乘车出游，驻辇登舟，描绘舟行所见之景：古树新藤，鱼戏鸟飞。悠游自得，妍丽工整。徐陵所和随着原作写船写人，写细萍、啼猿，纪游与写景交替，风格华丽，与原作相同的成分也更多，更多地带有早期唱和诗板滞和较少变化的特点。庾肩吾和作以舟行所见之景为主，诗境较开阔，风格宏丽。庾信的和作较为灵活，前四句纪游，照应原作，后四句写景细致工巧之外，又不乏宏阔浑成，手法上多用对偶，声韵谐婉，风格清丽。可见庾信早期诗作的另一面。这四首诗或称“山池应令”，或作“奉和山池”，同纪夏末秋初日暮登舟的一次游幸，同写一时所见，同用讲究词藻、对偶、声韵的新体诗，构思也相同，半纪游半写景，风格上比较接近，尤其是前三首写得工巧艳丽，所不同者，只是诗意表达上的孰轻孰重。

可见，唐代以前的唱和诗，虽然成就并不显著，但其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却已经形成，这就为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至于唐宋以后，唱和之风依然盛行，作品更多，但正如元明清各代诗歌的总成就逊于唐宋诗词一样，唱和诗词的总绩也不能与唐宋唱和诗词相比。

二、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与繁荣

这里，我们要着重考察一下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等问题。

首先，唐宋两代唱和的作家作品甚多。不管是君王臣僚、文人学士，还是僧道隐逸、歌妓才女，都有唱和；不仅有一时唱和，而且更有长期不断的唱和；不仅唱和总集大量出现，而且别集中唱和诗的数量，已有超过自作之诗数量的情况（如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中存诗六百二十首左右，唱和诗就多达三百四十多首，皮日休的唱和诗更数倍于其他诗）。

其次，唱和的时间和空间都打破了。同居共处易于唱和，异居别处也可以唱和；朝堂秘阁之上有唱和，江湖山野之中也有唱和；同时代的人有唱和，不同时代的人也能构成唱和。

再次，唱和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常见的是两三位诗人唱和，但又有数人、数十人的同时唱和；可以一题一次性唱和，也可数题、数次反复唱和；可以和某人一首诗，也可以遍和其集中诗词；可与他人唱和，也可自我唱和。

又次，唱和作品本身的形式，也丰富多彩。有唱和的诗词，也有唱和辞赋（如欧阳修和刘敞的《病暑赋》，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辞》、《和子瞻沉香山子赋》）；有五七言近体、古体唱和诗，也有杂体、联句诗；有不和韵的唱和诗词，更有用韵、依韵、次韵的唱和诗词。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唐宋唱和诗词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愈益高妙，相当多的唱和诗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突出成就。

下面，我们且列一唐宋唱和诗词总集要览表(26)，以窥其当时盛况。

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唱和诗词与诗歌总体发展的关系看，它们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就其一般形式讲，唱和诗词与其他诗歌并无二致。所以，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始终与整个诗歌的发展繁荣同步。这是一条很简单明显但又非常重要的规律。我们不能想象，当人们连五言诗也做不好的时候，能够写出什么好的唱和作品。因而，当整个唐宋诗词空前繁荣的时候，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唱和诗词也发展繁荣起来，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此其一。

但总体又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唱和诗词这个“部分”的性质，也不会与诗歌总体的性质完全等同。因此，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必定还有其更为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历代君王的提倡。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7)。历代君王对文学的爱好，尤其是对唱和诗的爱好、提倡，以致身体力行，不但直接导致大量奉和、应制诗的产生，而且流风所及，遍布士林，有力地推动了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

建安时期，曹丕与诸文士“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28)，真可谓风流之极。而这种邺下风流的产物之一，就是大量赠答诗的涌现。六朝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梁武帝每所临会，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29)。其结果之一也是奉和应制诗的剧增。入唐，“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30)。稍后，唐玄宗与张说、张九龄等唱和，德宗、文宗、宣宗与臣下唱和，也相当多。至宋，君臣唱和有增无减。除了边防吃紧的时候以外，宋太宗及其以下的几位皇帝，总少不了与大臣赏花钓鱼，诗酒唱和。宋太宗还喜欢押险韵，难为得大家只好上表乞求免和(31)。即使南宋朝廷到了不得不偏安一隅的地步，也还是不断地让臣下作了应制词送上去。真是国家不亡，唱和不止。

君臣唱和之作本身的价值如何，这里先不说，但可以肯定，它确是推动了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所谓“一闻天乐唱，恭逐万人和”(32)，虽是夸饰，可也并非无据。明显的例子，是被胡震亨称为“其诗亦应教之绪篇”的一方府主与臣僚的唱和(33)，这正是君臣唱和的扩大化。如开元初张说在岳州与赵冬曦、尹懋等文士的唱和，天宝初北海太守李邕与李白、杜甫、高适等人的唱和。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春，河南尹李珏邀裴度、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修褉于洛水，以为“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顾谓四座，继而和之”(34)。宋仁宗天圣末年，西昆派主将钱惟演留守西京，与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时相游乐，唱酬不绝。宋孝宗淳熙初年，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与府中参议官陆游多有唱和。如此上行下效，唱和之风何得不盛？如此诗坛巨子往返酬唱，唱和诗词岂能不发展繁荣？此其二。

其三，文人才士在社会生活中交往的日益广泛、频繁，是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又一重要原因。

本来，“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35)。唐宋两代又恰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诗歌作用不断提高的时代，那文人之间的交往，也就少不了诗文唱和，少不了诗歌的交流。

在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招揽人才，为文人交往从而也为诗歌唱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建安时代，曹氏父子将大批文人悉集邺下，并反对文人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36)，曾促进过文人的交往，产生了许多赠答诗。唐代，太宗开文学馆，中宗办修文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都集中了大批文士。这不仅使君臣唱和诗增多了，而且这种交往的产物之一就是唱和诗。

另外，士人们都想做一番事业，或应考进士，或干谒求通，很容易走到一起来。于是彼此交往之中，唱和便大为增加。如唐玄宗开元中，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等“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37)，“联唱迭和，名动一时”(38)。又如元稹、白居易应制科考试前，在长安与李绅等多有交往，每有唱和。所谓“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39)，从中可以想见诸人相互切磋、诗酒唱和的情景。再如，从刘禹锡在送别王建的诗中所说的：“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40)，也可知文人交往既多，唱和诗便必不可少。

在日常生活中，唐宋以来师友交往的广泛化，也促进了唱和诗词的繁荣。因为这种交往的内容之一就是诗歌唱和、文字切磋，典型的例子是苏轼与黄庭坚等门下学士的交往唱和。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改官吉州太和县，自开封乘船南下经过高邮，时秦观应试不中家居，两人因得以欢会数日。别后黄有诗书寄秦，秦观回信说：

昨扬州所寄书中，得《次韵莘老斗野亭诗》，殊妙绝。……比又得真州所寄书及手写乐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讽味久之，窃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后公十数日遂过此，南如晋陵，为留两日，《斗野亭诗》、《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诗皆和了。今录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诗》并某所属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韵斗野亭》，《（次韵）黄子理忆梅花诗》，凡四首，亦随以呈，聊发一笑耳。(41)

由此可见文人交往对唱和诗词创作和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文人们宴饮、游乐之时，写下的唱和诗词就更多。刘禹锡所谓“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42)，是一点不假的。如胡震亨曾指出：“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宴群公于宅，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并吟流之佳赏，承平之盛事。”“肃代而后，勋绩富贵称郭令公；元和以来，裴令公尤为烜赫。……钱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诗出入其（指郭子仪子暧）门。每宴集赋诗，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裴居守洛郡，筑园，名绿野堂，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宴联句，缠绵既奢，笺霞犹丽。”(43)其实文人们这种诗酒唱和与交往活动，举不胜举，可见此种场合唱和诗之不可无。

当然，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不止于此，但其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却离不开上述几点。

三、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性质与特点

唱和与唱和诗词具备哪些性质和特点呢？

综观东晋以来的诗词唱和，不管是同时同地的唱和，还是异时异地的唱和；不管是君臣之际的唱和，还是山野之人的唱和，几乎无例外地是在同一题目下作文章。显然，唱和的性质就是同题共作。如最早标明唱和字样的东晋刘程之、王乔之、张野与释慧远的唱和诗，即是如此。慧远先作一首，题作《庐山东林杂诗》，写其山游即目和超世远俗的怡然自乐以及领悟佛理的旨趣。于是几位佛教徒也各作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题材、体裁、主题、构思、手法、语言及全诗的风格，几乎都相同。又如白居易有《燕子楼三首》七绝，次韵和张仲素的《燕子楼三首》，都咏关盼盼事。其诗《序》曰：“予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44)再如很多和诗的题目之上要冠以“同”字，都告诉人们，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至于唱和诗词中的联句，更不折不扣地属于同题共作。

如果我们对唱和性质的上述判断大致不差的话，那么唱和诗词的基本特点也就可以确定为：

题材相同。如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云：“因君讥史氏，我亦能具陈。”(45)

体裁相同。如白居易和张仲素《燕子楼三首》，皆七绝。

思想感情接近。如白居易《酬集贤刘郎中对月见寄兼怀元浙东》云：“眇然三处心，相去各千里。”(46)说彼此相思相念之情相同。

内容相互照应。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一首诗，题作《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47)，与原唱内容正相合。

用韵多相同。如有用韵、依韵、次韵，都表示韵脚使用上的相同，只是相同的程度有别。

风格趋近。如元稹《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云“律吕同声我尔身，文章君是一伶伦”(48)，元白唱和诗的风格尤为接近。

总之，唱和诗词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彼此间的“同”。但是，如果仅仅是同的话，也许唱和诗词的价值就大为减低了。事实是和作与原唱往往同中有异，既同又异，有时异的成分更多，唱和诗词正是在这种同异并存、交叉、融合的关系上构成的统一体。其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人人都可同题共作，但人与人却各不相同，不论是其社会政治地位、生活处境、情感体验，还是文学修养、性格才干、审美爱好以及习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等等，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那么，表现在彼此的唱和作品上，也势必不能完全等同，从而使唱和诗词在“同”的基本特点之上，又往往显示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在“同”的基调上，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异彩。

唱和诗词的这种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题材相同，但题材去取的角度和方式可不同；体裁相同，但又可增韵以加大篇幅；思想情感相近，但又各有特点和深浅轻重；诗意表达一般要彼此照应，但又可补可续可借题发挥，甚至完全不同；用韵多有始终不差者，但也有完全可以不受原韵束缚者；诗歌风格较为接近，但也时时自露本色，各有不同。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唱和诗词与联句、赠答和拟作的关系上，来进一步认识其特点。

联句诗与唱和诗词同源，它属于唱和诗词的一部分。舜与皋陶相与赓歌，既是联句又是唱和。汉柏梁台联句，群臣围绕汉武帝各述其职的粗直诗句，也可分别与武帝的诗构成唱和。晋贾充与其夫人的联句，亦近于唱和。谢朓等人更有《阻雪联句遥赠和》的名堂。宋人章樵说它既“各赋绝句，音韵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来酬答，题以联句，盖宋齐间体也”(49)。因此，我们说联句诗是唱和诗词中的一个部类，大致没有问题。只是由于联句是两人或数人共作一诗，要特别讲究对应、赓续的一面，难度更大，约束更多，所以除了韩孟、皮陆等人的联句还有些成功之作以外（如韩孟《斗鸡联句》、《莎栅联句》，皮陆《开元寺看雨联句》等），其他好的恐怕不多。因为难，实际意义又不大，后来便没了发展前途。不过，受联句影响，和作往往要补续原作诗意，发原唱未发之蕴，倒是很显然的，所谓“赓和”、“继和”云云即指此。

赠答诗词与唱和诗词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赠答诗词的特点是一赠一答，赠与答的对象十分明确，内容密切相关，赠答双方所处的时代相同。唱和诗词不一样。诗人们作诗，往往并非先有一个赠答对象在心里，只有和作才有明确的和作对象，而且，你不赠我也可以和，更不受什么时间空间的限制（如和古人诗）。再说，和作中同的成分也比答诗要多。但是，赠答的性质近于同题共作，而和作往往也是“因君投赠还相和”的(50)，这样，二者有时就不易区分。受赠答诗影响，一些唱和诗中常有赠答成分，如所谓“唱酬”、“和答”、“酬和”云云，就是这个意思。谢灵运有自赠自答诗，后来有自唱自和诗，也是受其影响。

拟作本是古人用功之法，是诗人们自创风格前大都要经历的一个摹拟学习的阶段。朱熹说：“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的‘灼灼园中花’，自家也作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作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51)这就是拟作。受其影响，许多和古人之作明显带有学习的意味，同的成分比一般唱和之作更多，如部分《和陶诗》、方千里等人的《和清真词》等。不过拟作而次韵，又是反过来受唱和诗影响的结果。

四、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方式

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有关问题，前人论之甚多，这里亦有必要作些澄清和说明。宋人先后解释和韵问题的有刘攽、张表臣、阮阅、程大昌、严羽、赵与时等(52)，但只有陆游讲得比较清楚。他说：“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之，而不尽同。有用韵者，谓同用此韵者。后乃有依韵者，谓如首倡之韵，然不以次也。最后始有次韵，则一皆如其韵之次。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53)这里，他解释了唐宋唱和诗和韵的三种情况：用韵、依韵、次韵，并指出了三者起始、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时间，不过，还应补充、修正。

和诗用韵始见于唐代宗大历年间(54)。戴叔伦有《酬别刘九郎评事传经同泉字》，所谓“同泉字”，即唱和双方同用泉字所在的“先”韵。稍后唐德宗李适贞元四年（788）重阳日大宴群臣，诏群臣和其诗曰：“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55)检《全唐书》卷一百九，李泌《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正与德宗同用清字所在的“庚韵”（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君王提倡对唱和诗发展的作用）。

和诗次韵的起始可以推得较早。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古诗分韵”条指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赠诗曰：‘本为簿上蚕，今为机上丝，得茧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先谢，正次用‘丝、时’两韵。则亦以唱和为次矣。”(56)但这个例子实属偶然。真正的次韵唱和始于大历十才子，而不是元白。如李益《赠内兄卢纶》曰：“世故中年别，馀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来对朗陵翁。”卢纶和作《酬李益端公夜宴见赠》：“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歌酒夜，相对两衰翁。”(57)依次用“同、翁”两字。又如稍早一点的李端的《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与卢纶和作《酬李端野寺病居见寄》(58)，两诗韵脚字依次用“深、林、心、寻”，完全符合次韵唱和的规矩。可见，次韵唱和并不始于元白，元白只不过是较早大量次韵唱和的诗人而已。并且，就现存元白诗看，元稹次韵和白居易的诗较早、较多。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元稹在江陵作《酬乐天书怀见寄》，题下自注：“此后五章，并次用本韵。”(59)这是元白次韵唱和之始。以后元稹次韵和作越来越多，到元和十年元稹与卢拱唱和时，“其次用本韵”，已“习然也”(60)。

和诗依韵始见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元白唱和，时间晚于次韵唱和。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是首句入韵的七律，押平声侵韵，韵脚字依次为“沉、林、心、深、阴”(61)。元稹和诗《酬乐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玩月见寄》，也是首句入韵的七律，其韵脚依次为“深、心、沉、林、阴”(62)，韵脚用字相同而次序不同，正合依韵唱和之式。依韵唱和的作品在唱和诗中数量很少，其难度决不下于次韵唱和。第二章　唐宋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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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许慎撰、［宋］徐铉增释：《说文解字》卷二上，中华书局，1963年，页32。

(2) ［南朝梁］顾野王撰、［宋］陈彭年重修：《玉篇》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224册，页49。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简称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页1536。

(4) ［汉］刘安撰、［汉］高诱注、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页380—381。

(5) ［秦］吕不韦编、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十五《慎大览·顺说》，学林出版社，1984年，页906。

(6)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96。

(7) ［汉］伏胜撰、［汉］郑玄注、［清］孙之辑：《尚书大传》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8册，页68。

(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郑风·萚兮》，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342。

(9) ［三国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2484。

(10)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页603。

(11) 按《尚书·益稷》，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则“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五，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44）不管这种赓歌的形式如何朴拙直白，已足以示后世唱和赠答之无数法门，影响甚大。

(12)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十一引黄鉴《谈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72册，页502。

(13) ［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二《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96。

(14) 《文心雕龙义证》卷十《才略》，页1821。

(15) 《文心雕龙义证》卷二《明诗》，页196。

(16)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李培南等校点：《文选》卷二十五陆云《答兄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三《何劭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999。

(18) ［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二十四［晋］张华《答何劭二首》其二、其一，页1133。

(19) 关于这一时期的赠答诗，梅家玲教授有《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可以参阅。

(20) ［晋］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页60。

(21) ［唐］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王褒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2792。

(2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页1933。

(23)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五，页2531。

(24)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三，页1986。

(25)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二，页2354。

(26) 这里不包括已佚失的唱和诗词集。

(27) ［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52。

(28) ［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南朝梁］萧统：《文选》卷四十二，页1896—1897。

(29)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页1762。

(30)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13—114。

(31)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其事，中华书局，1984年，页117。

(32) ［唐］王丘：《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鼠雀谷之作》，《全唐诗》卷一百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页1136。

(33)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285。又“应教”，汉魏六朝诸王之令称“教”，应令而作诗文常称“应教”，如《文选》卷二十二［南朝梁］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34) 《白居易集》卷三十三《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奉十二韵以献。座上作》，页757。

(35) ［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三《超奇》，中华书局，1990年，页606。

(36)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五十二，页2270。

(37) ［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页10。

(38) 《白居易集》卷四十二《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序》，页923。

(39) 《白居易集》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页245。

(40) ［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八《送王司马之陕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882。

(41)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与黄鲁直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000。

(42)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相公》，页1223。

(43)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页285—286。

(44) 《白居易集》卷十五，页312。

(45)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页18。

(46)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页491。

(47) ［唐］皮日休、［唐］陆龟蒙等：《松陵集》卷一，陶湘涉园影宋本，1932年，页5。

(48) 《元稹集》卷二十二，页247。

(49) ［唐］佚名编、［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32册，页649。

(50) 《元稹集》卷二十《和乐天赠杨秘书》，页232。

(51)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页3301。

(52) 参刘攽《中山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阮阅《诗话总龟》卷六、程大昌《考古编》卷七、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赵与时《宾退录》卷九等。

(53) ［宋］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九三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3册，页46。

(54) 武后时，高正臣与陈子昂等人宴集作诗，以某字为韵，其式与唱和诗用韵已相同，尤其是高绍与郎馀令诗的韵脚已构成次韵（请参《高氏三宴诗集》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32册，页4）。但这种数十人不分先后地同题共作一诗，严格说不属唱和。

(55) 《全唐诗》卷四，唐德宗诗注引，页45。

(56) ［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52册，页42。原诗及陈留长公主代答诗，请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正觉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页124），“簿”作“箔”，“茧”作“络”，“腾”作“胜”。

(57) 两诗分别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二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页3222、3134。又，李益是否算十才子有不同说法，但这里并不重要。

(58) 两诗分别见《全唐诗》卷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页3270、3180。

(59) 《元稹集》卷六，页63。

(60) 《元稹集》卷十二《酬卢秘书序》，页133。

(61) 《白居易集》卷十四，页275。

(62) 《元稹集》卷十七，页202。

第二章　唐宋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唐宋唱和诗词，从文献上看，可分为唐宋唱和诗词集和散见于别集中的唱和之作两大类别。这里，我们讨论前者中的唱和总集。对于唐宋两代的唱和诗词总集，学者曾有所关注。比如，吴企明先生《“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1)、陈尚君先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2)、贾晋华先生《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3)、陶敏、李一飞先生《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4)、饶宗颐先生《词集考》(5)、祝尚书先生《宋人总集叙录》(6)等，都涉及到唐代或宋代的唱和诗词总集。然而诸先生之作，既非专论，便往往角度不一，侧重不同，因而对唱和诗词集性质的认识和鉴别、对唐宋唱和诗词集的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这些诗词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问题，或含混不清，或不能一一顾及。故此章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考察。前人详者略之，略者详之。凡可确定为唱和之作，且今存或部分保存的唐宋唱和诗词总集，皆在考察范围之内。已完全佚失或虽为同题共作但并非唱和之作者，概不阑入。

一、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

（一）《存抚集》十卷，编者不详

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人送李嗣真等奉使唱和诗集。编者不详。据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诸使上”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举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7)。原集久佚，《全唐诗》卷六十二存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排律一首，即此集中诗。

（二）《景龙文馆记》十卷，唐武平一编

唐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活动纪事及君臣唱和诗集。武平一编。是书前七卷记唐中宗景龙二年至四年（708—710）间，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活动，收录君臣唱和之诗，后三卷为诸学士传。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文水人（今属山西），颍川郡王载德之子，博学通《春秋》，工文辞。中宗时为中书舍人，兼修文馆直学士，迁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多次上疏劝中宗抑母党，戒逸豫，不能用。玄宗朝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卒。《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有传。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四“传记类”、《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第四十八“杂传记类”、尤袤《遂初堂书目》“故事类”、郑樵《通志》卷六十五《艺文略》三“传记”类等，皆著录为十卷。《通志》注曰：“李峤、宗楚客等二十四学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仅八卷，并谓：“唐修文馆学士武甄平一撰。记中宗初置学士以后馆中杂事，及诸学士应制倡和篇什、杂文之属，亦颇记中宗君臣宴亵无度以及暴崩。其后三卷为诸学士传。今阙二卷。平一以字行。”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载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改弘文馆为修文馆，至景龙二年四月，“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8)。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苏颋为直学士，计24人。后又续补崔日用、褚无量、李迥秀、张说、上官婉儿，总29人(9)。前后两年间，凡天子宴会游豫，或有所感即赋诗，学士及其他朝臣得从者皆属和，一时歆羡。其所作诗，虽不过颂功德，记游宴，叙恩从，描写山水、节序等，然亦可见承平气象，且所作多五七言律诗，富丽精工，对律诗的进一步成熟，对尚文之风的鼓荡等，仍有积极意义。武平一编纂此书，前记游宴之事，后附学士传记，并非专为所录之诗所作，却对后代诗歌总集的编纂，具有启发意义。原书大约至明代散佚，今人贾晋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史书、总集、类书、地志等文献中，多方辑录，得纪事66则、诗歌366首、断句4则、词5首、序4首、学士传8则，收入其《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三）《白云记》一卷，唐徐彦伯编

唐睿宗、太子李隆基、李适、徐彦伯、宋之问、李峤等唱和诗集，徐彦伯编。彦伯，兖州人，名洪，以字显。自幼工文辞。中宗时累官至给事中。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中宗复位，改太常少卿，以修《武后实录》劳，封高平县子，为卫州刺史，官至太子宾客。《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有传。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诏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至京师，问其学术，及放还，睿宗作诗送之。皇太子李隆基与群臣并和。其中，尤以李适和诗为最。和诗称司马氏高尚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馀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10)。司马承祯，号白云子，生平行事略见唐沈汾《续仙传》卷下。李适，字子至，京兆万年人，武后时亦曾预修《三教珠英》，迁户部员外郎，景龙初，为修文馆学士，睿宗时为中书舍人，转工部侍郎。生平略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原有集二十卷，今《全唐诗》卷七十存诗一卷，多应制之作，而无此诗。唐芮挺章《国秀集》卷上选录李峤《送司马先生》，宋李庚、林师蒧《天台前集》卷上录李隆基《送司马炼师归天台山》，《文苑英华》卷二百二十七“道门”收录沈佺期《同工部李侍郎送司马白云归天台》，《全唐诗》卷五十三收入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台》。《白云记》存诗仅此四首矣。

（四）《朝英集》三卷，唐贾曾编

唐玄宗等君臣送张说巡边唱和诗集，贾曾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玉海》卷五十九《艺文》作《开元朝英集》，馀同），并曰：“《朝英集》三卷，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送行歌诗。”(11)据傅璇琮先生所考，张孝嵩于开元初代郭虔瓘为安西都护、兼北庭节度使，在西北边境多年，至开元十年或十二年，又转为太原尹，与此集诗不符。因疑此集“乃是开元十年王翰、张九龄等送张说赴朔方巡边的，宋人误记，乃以张说为张孝嵩”(12)。其说甚是(13)。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闰五月壬申，兵部尚书张说赴朔方巡边（事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唐玄宗作诗相送，张说并朝中群臣奉和者二十一人，贾曾作《饯张尚书赴朔方奉勅撰序》。曰：“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远也。若木还照，前茅启行。听阗阗之去鼓，目悠悠之转旆。歌事者每怀靡及，念离者跂予望之。诚志在心，发言同唱。天子有命，式叙清风。请编出车之什，以继丞人之雅。”(14)其二十一人为：张说、源乾曜、张嘉贞、宋璟、卢从愿、许景先、韩休、徐知仁、崔禹锡、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苏晋、王光庭、袁晖、席豫、张九龄、徐坚、崔日用、贺知章。《张燕公集》卷四附入同时奉和者十七人，缺胡皓、王丘和崔泰之。《文苑英华》卷一百七十七“应制”十，则全载唐玄宗诗并二十一人所和。所作诗皆五言排律，诗意大致为张说壮行，故以宣扬国威，早奏凯旋和夸美张说为主，而风格遒劲壮丽。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亦多引诸人诗，并谓：“明皇送张说巡朔方，赐诗云：‘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说应制诗有‘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之句。张嘉贞云：‘山川看是阵，草木想为兵。’卢从愿云：‘伫闻歌杕杜，凯入系名王。’徐知仁云：‘由来词翰手，今见勒燕然。’皆取制胜之义，独九龄诗云：‘宗臣事有征，庙筭在休兵。天与三台座，人当万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誓扬旌。’又曰：‘威风六郡勇，计日五戎平。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大抵取旋师偃武之义。宋璟诗云：‘以智泉宁竭，其徐海自清。’亦有深意也。”(15)

是书收诗歌仅二十二首，不足《新唐书》著录三卷之数，疑当日编集，不限于唐玄宗与张说等人此次唱和之诗，或亦阑入前后其他唱和之作。观《张燕公集》卷二至卷四，多为唐玄宗御制与张说等群臣奉和之诗，岂即所谓《朝英集》乎？又，《文苑英华》自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八，编“应制”诗达十一卷，多为唐太宗至玄宗数朝君臣唱和之作，初唐唱和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五）《龙池集》一卷，唐蔡孚编

唐玄宗开元初君臣唱和诗集。《册府元龟》卷二十一《帝王部·徵应》载：“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王公卿士以下凡百二十篇，请付太常寺。其辞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初，帝在藩，与宋王等居于兴庆里，时人谓为‘五王子宅’。及景龙末，宅外成池，（水）涌出，泛滟淸莹，流之不竭，中有龟龙游焉。故群臣歌之。”(16)龙池诗当为玄宗首作，群臣和之。《全唐诗》卷六十四收姚崇所和诗，即作《奉和圣制〈龙池篇〉》。原书久佚，而从集中所选出的“辞合音律者”十首，则载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唐文粹》卷十、《乐府诗集》卷七等。题为《享龙池乐章十首》，十人依次为姚崇、蔡孚、沈佺期、卢怀慎、姜皎、崔日用、苏颋、李乂、姜晞、裴璀，皆署官名。

（六）《偃松集》一卷，唐蔡孚编

唐玄宗开元中蔡孚等人唱和诗集。《日本国见在书目》“总集家”著录(17)。陈尚君先生疑即蔡孚所编，甚是(18)。时蔡孚作《偃松篇》进呈，唐玄宗和之。宋吴淑《事类赋》卷二十四“松”字条有云：“蔡孚赋之而成篇”，注引唐韦述《两京记》曰：“蔡孚有《偃松篇》，玄宗和之，刻石。”(19)一时和者甚众。《张燕公集》卷七有《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乃张说在岳州作，故称“遥同”。张诗曰：“清都众木总荣芬，传道孤松最出群。名接天庭长景色，气连宫阙借氛氲。悬池的的停华露，偃盖重重拂瑞云。不借流膏助仙鼎，愿将桢幹捧明君。莫比冥灵楚南树，朽老江边代不闻。”为七言五韵(20)。《唐文拾遗》卷十八韦璞玉《大唐故朝议郎京兆府功曹上柱国韦君墓志铭并序》载，韦希损“尝应制奉和蔡孚《偃松篇》曰：‘大厦已成无所用，唯将献寿答尧心。’作者称之，深以为遗贤雅制矣”(21)。韦希损时仅为京兆府功曹，可知应制而和者甚多。今原书久佚，蔡孚诗亦不可见，仅存张说一首，韦希损断句而已。

（七）《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编者未详

唐鲍防、严维、吕渭等人联句唱和诗集，编者未详。唐代宗宝应元年至大历五年（762—770），薛兼训任浙东观察使，辟鲍防为从事，时江南文士在幕府中甚多，常多文会，会必联句。前后参与者达57人之多，今可考者38人：鲍防、严维、刘全白、吕渭、谢良辅、丘丹、吴筠、宋迪、贾弇、陈允初、张叔政、周颂、郑、裴晃、庾骙、贾肃、萧幼和、徐嶷、张著、范绛、沈仲昌、贾全、王纲、段格、刘题、秦禹、李聿、李清、袁邕、崔泌、杜倚、范憕、樊珣、刘蕃、任逵、杜奕（另有名无姓者两人）(22)。遂有此集。《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其诗感慨盛衰，寄情山水，写景状物，风格清丽，在唐代诗歌史上很值得注意。原书元代尚存，后散佚。贾晋华先生从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桑世昌《兰亭考》、计有功《唐诗纪事》等书中，辑得集中逸诗38首、偈11首、序2首。辑本收入其《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八）《吴兴集》十卷，唐颜真卿编

颜真卿、僧皎然等人唱和诗词总集，颜真卿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著录于“别集类”颜真卿名下，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然据贾晋华先生所考，殷亮在《颜鲁公行状》已明说：“此外饯别之文及词客唱和之作，又为《吴兴集》十卷。”(23)故此书当为唐代宗大历八年（773）至十二年颜真卿任湖州（唐玄宗天宝间曾改称吴兴郡）刺史期间，与文人词客唱和之总集。颜真卿于大历八年正月到任，不久即召文士三十人编集《韵海镜源》（次年九月编成），其间以文会友，与士人往来唱酬颇多，直至大历十二年（777）罢吴兴任。参与诗会的文士前后可考者约95位，如陆羽、萧存、袁高、吕渭、刘全白、吴筠、张志和、耿湋、杨凭、杨凝、李阳冰等，皆曾与会。诗多写宴集之乐，描绘江南山水风景，既有安史乱后的感伤情绪，亦有流连山水的恬淡之思，同时亦表现出以诗消遣娱乐的倾向。湖州诗会之联句，继浙东联唱后，有进一步的发展，对中唐韩愈等人的联句唱和有重要影响。其中，颜真卿与张志和等人唱和的［渔歌子］25首，更是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4)。其集久佚，贾晋华先生据《颜鲁公文集》、《昼上人集》等，辑出诗58首、词20首、文10篇(25)。

（九）《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宋陈振孙编

张志和、颜真卿等唱和词并颜真卿等述张氏行事碑传集。南宋陈振孙编。张志和，字子同，金华人，明经擢第，唐肃宗时待诏翰林，贬南浦尉，自称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是书，并谓：“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26)可知此书为陈氏所编。张志和原作五首，见于《尊前集》。他人所和，今见于《金奁集》者尚有15首，然已失其名(27)。其兄张松龄所和一首，见于《花草粹编》卷一等。唐宪宗元和年间，张志和［渔歌子］传至日本，嵯峨天皇有和作五首，有智子内亲王和作二首、滋野贞主亦有和作五首，见夏承焘《域外词选》所附日人神田喜一郎《填词的滥觞》(28)。南宋高宗亦曾有和作，可见其影响之大。(29)

（十）《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贞元朝英六言诗》）一卷，编者不详

刘太真、顾况、柳浑、包佶等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一卷。《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文苑英华》卷七一六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记此事，谓顾况“宣平里环堵之宅，嘉木垂阴，疏篁孕清”，柳浑等访之，“披襟啸风，境邈神王”，遂相与唱和，“乃赋六言诗以纪会。既明日，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铿其盈耳，环堵烂而溢目。举国传览，以为盛观”(30)。刘太真贞元四年（788）曲江应制诗第一，此集以其首唱并为序，疑是书亦刘氏所编。原集已佚，《全唐诗》卷二百五存包佶《顾著作宅赋诗》：“几年江海烟霞，乘醉一到京华。已觉不嫌羊酪，谁能长守兔罝。脱巾偏招相国，逢竹便认吾家。各在芸台阁里，烦君日日登车。”诗皆六言，上承汉魏六朝，下启晚唐、宋人六言诗创作，最值得注意。

（十一）《秦刘唱和诗》一卷，唐秦系编

秦系、刘长卿唱和诗集。秦系，字公绪，越州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公府屡辟不至，张建封奏加校书郎。自号东海钓客，与刘长卿善。《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有传。此集不见于著录。秦系认为：“今业六义以著称者，必当唱酬往复，亦所以极其思虑，较其胜败。”故他与刘长卿就颇多唱和。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权德舆与秦系相遇于润州（今镇江），秦系有感于友人刘长卿已逝，遂“悉索笈中，得数十编，皆文场之重名强敌”，请权德舆为序。德舆谓刘长卿“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佩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玄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至于室家离合之义，朋友切磋之道，咏言其伤，折之以正”(31)。原书久佚。《全唐诗》卷二百六十编秦系诗一卷，原集中诗仅《耶溪书怀寄刘长卿员外》一首。刘长卿诗，《全唐诗》编为五卷，与秦系唱酬诗，亦仅有卷一百四十七《赠秦系征君》、《秦系顷以家事获谤因出旧山每荷观察崔公见知欲归未遂感其流寓诗以赠之》、《夜中对雪赠秦系时秦初与谢氏离婚谢氏在越》、《见秦系离婚后出山居作》、《酬秦系》，卷一百五十《赠秦系》数首而已。

（十二）《盛山唱和集》一卷，唐权德舆编

唐次等唱和诗集。权德舆编，并撰序。唐次，字文编，德宗贞元八年至十九年（792—803）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刺史。在郡达十二年。唐次能诗擅文，“以英华籍甚，辉动朝右。书法草奏，为明庭羽仪。谈者谓翰飞密侍，润色名命，如取诸怀之易也”。其在开州所为诗，“凡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栖处士、令弟才子，稽合属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32)。开州隋时称盛山，天宝中曾改盛山郡，故以称名。《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著录。原书已佚。唐次诗亦不存。《全唐诗》卷三百二十二今存权德舆《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累惠良药咏叹仰佩不觉斐然走笔代书聊书还答》，卷三百一十六武元衡《送唐次》等，当属集中诗。

（十三）《僧灵彻酬唱集》十卷，唐僧秀峰编

僧灵彻大历至元和时期与时人唱和诗集，僧秀峰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并注：“大历至元和中名人。”灵彻，一作灵澈，俗姓汤，字源澄（746或749—816），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出家后住会稽云门寺，长于律学，擅诗文。初从严维学诗，代宗大历时名播一时，与释皎然、刘长卿、权德舆、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皆有过从。事迹略见《刘禹锡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纪》、《宋高僧传》卷十五、《唐才子传》卷三等。平生作诗近二千首，由其门人秀峰删取三百篇，编为诗集十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别集类”等著录。另，秀峰又取其与时人唱酬诗编为《酬唱集》十卷。二集今已不存。《唐诗纪事》卷七十二“灵澈”条，收刘长卿、吕温、刘禹锡、权德舆等与灵澈往来唱酬诗多首。《全唐诗》卷八百一十收灵澈诗十六首，内《东林寺酬韦丹刺史》等数首，原当在《酬唱集》中。皎然诗《全唐诗》编为七卷，内《山居示灵澈上人》、《宿法华寺简灵澈上人》、《送灵澈》、《灵澈上人何山寺七贤石诗》等，疑原在集中。

（十四）《断金集》一卷，唐令狐楚编

李逢吉、令狐楚唱和诗集，令狐楚编。《崇文总目》卷十一、《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等皆著录此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著录此书，谓：“唐李逢吉、令狐楚自未第至贵显所唱和诗也。后逢吉卒，楚编次之，得六十馀篇。裴夷直名曰《断金集》，为之序。”(33)书名取《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义。其序全文已佚，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七犹存残文，曰：“二相未遇时，每有所作，必惊流辈。不数年，遂压秉笔之士。及入官登朝，益复隆高，我不求异，他人自远。”(34)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四存一卷，其《李相薨后题〈断金集〉》诗曰：“一览《断金集》，载悲埋玉人，牙弦千古绝，珠泪万行新。”此卷中《游义兴寺寄上李逢吉相公》、《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等，或即唱和集中诗。另有一首《奉送李相公重镇襄阳》，当为集中诗，误入李逢吉诗中(35)。李逢吉诗《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三存诗仅八首，内《送令狐秀才赴举》、《望京楼上寄令狐华州》二首，或为集中之诗。

（十五）《元白唱酬（和）集》十四卷，唐元稹、白居易编

元稹、白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白居易编。白居易多次言及此集，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其《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云：“曩者《唱酬》，近来《因继》，已十六卷，凡千馀首矣。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36)此时《因继集》尚只二卷，故此集当为十四卷。同年，《因继集》又增一卷，编为三卷。故至武宗会昌五年（845）五月，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又说：“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略）其文尽在大集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37)可以说，元、白数十年唱和之诗，绝大多数已纳入此集和《因继集》。观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后，白居易所作《祭微之文》可知。其曰：“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38)前谓“千馀首”，此曰“九百章”，大致相合。而是书集外单行者，虽已不存，然元、白集俱存，其唱和往复之诗，披检多在，不必赘举，则又何幸也。

（十六）《因继集》三卷，唐元稹编

元稹、白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编。原有元稹序，已佚。白居易《因继集重序》详道其本末，云：“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自注：“因继”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馀勇，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略）《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39)知此书陆续编成，共计三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曾著录《元白继和集》一卷，注：“元稹、白居易。”《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同，疑即此书。此书单行者佚，然元、白集俱在，《因继集》中的唱和诗，除元稹《春深》二十首等已佚失之外，其馀则仍多保存。

（十七）《三州唱和集》一卷，编者不详

元稹、白居易、崔玄亮唱和诗集。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十一著录：“《元白三州唱和诗》一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补出崔玄亮。《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则仅列书名。唐穆宗长庆二年（823）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自同州调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时崔玄亮任湖州刺史。三人早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同登书判拔萃科，交往既久，又皆富文采，此时三州比邻，元、白唱和，崔玄亮附之，诗简往来，颇得其乐。至长庆四年（825），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三人唱和告一段落，遂有此集。原书已佚，然元、白唱和之诗，多存于二人集中，崔玄亮诗见于《全唐诗》卷四百六十六者，则仅有两首，而无湖州诗，当已佚失。其中元、白之作，多畅叙友情，题写山水，颇多佳作。如，白居易《雪中即事寄微之》及元稹和作《酬乐天雪中见寄》、白居易《重题别东楼》和元稹的《和乐天〈重题别东楼〉》，以及元稹的《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和乐天早春见寄》等，皆是其例。

（十八）《杭越寄和（诗）集》一卷，编者未详

元稹、白居易、李谅唱和诗集。北宋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已提及此书(40)。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唐穆宗长庆二年（823）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自同州调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经苏州、杭州，与苏州刺史李谅、杭州刺史白居易相晤。因三州邻近，时相唱和，常常是一诗而兼寄二州。至长庆四年（825），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遂结为此集。原书已佚，今元、白唱和之作，部分见于二人集中（《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二、《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三等）。李谅诗《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三仅存一首，《苏州元日郡斋感怀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自注：时长庆四年也），即为集中之诗。

（十九）《刘白唱和集》五卷，唐阿龟编

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初为二卷，白行简之子阿龟编，时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收大和元年至三年春以来刘、白在长安、洛阳往来唱和诗138首。三年三月，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大和五年（831），刘禹锡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经过洛阳，唱和多日，刘禹锡至苏州任后，往来唱和仍多。至次年遂增编一卷，名曰：《刘白吴洛寄和卷》。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白居易在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又记此集，有“《刘白唱和集》五卷”云云，则已增编为五卷。据贾晋华先生所考，所增第四卷即刘、白自大和八年至开成二年（834—837）的唱和诗集《汝洛集》，第五卷则为自开成三年至会昌二年（838—842），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亦曾参与）的唱和诗集《洛中集》(41)。此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一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通志》卷七十“总集类”等，则著录为三卷。对于与刘禹锡的唱和，白居易曾自道：“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前后相答，彼此非一，彼虽无虚可击，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绥，未尝失律，然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今复编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题此卷为下，迁前下为中，命曰《刘白吴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梦得之任之作始。”(42)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他又说：“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惟两家子侄秘藏而已。”(4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白居易的这些话，不但对他们二人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对刘禹锡的诗，作了中肯的评价，而且，也道出了他自己诗歌创作的得失，个中三昧，颇值得玩味。此集原书南宋后佚失，然二人的唱和诗，今刘诗多见于《刘禹锡集·外集》，为北宋时宋敏求从集中辑出，计107首，联句8首(44)；白诗则多见于《白居易集》卷二十四等。

（二十）《汝洛集》一卷，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刘禹锡自苏州改汝州刺史，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人时有唱和。至开成元年（836），刘禹锡亦改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日夕相处，唱和更多，因编自汝州以来二人唱和诗为一卷，亦附有刘禹锡与裴度等人的唱和诗，名《汝洛集》(45)。故《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此书，即注“裴度、刘禹锡倡和”。贾晋华先生考订其后来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四卷(46)。是书南宋时犹可见。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蔡宽夫《诗史》曰：“苏子容爱元、白、刘宾客辈诗，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诵，苦不爱太白辈诗。曾诵《汝洛集·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以为假对工夫，无及此联。”(47)原集已佚，宋敏求从中辑出刘禹锡诗27首、联句3首，编入《刘宾客集·外集》，白诗亦部分见于集中。贾晋华先生合刘、白集中诗，辑得诗66首、断句1则。见其《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一）《洛中集》一卷，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已提及此书，《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八总集类著录。是书收开成三年至会昌二年（838—842）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亦曾参与）的唱和诗，后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五卷(48)。原书已佚，宋敏求从中辑刘禹锡诗30首、联句5首，入《刘宾客外集》。贾晋华先生合刘、白集中诗，辑得147首诗、断句6则，见其《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二）《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唐白居易编

白居易、徐凝等人唱和诗集，白居易编。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谓，又有“《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世”(49)。陈尚君先生认为此书“应为居易退居香山后，与诸友游赏宴会之集”(50)。甚是。集中当涵括了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期间与诸多文士唱和的大部分作品。参与唱和之人，据贾晋华先生所考，有徐凝、崔玄亮、李绅、裴度、牛僧孺、皇甫曙、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贞、张浑等人，其诗诸别集、总集中所存，尚有223首，断句9则，贾晋华收入其《唐人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三）《彭阳唱和集》三卷，唐刘禹锡编

令狐楚、刘禹锡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刘禹锡与令狐楚订交在唐宪宗元和末，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令狐楚卒，前后交往近二十年，时相唱酬。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令狐楚因见《刘白唱和集》，遂致书刘禹锡，建议将其二人的唱和之作亦结集成书。于是刘禹锡编成此书，收诗歌百馀篇，勒成二卷，以令狐楚封“彭阳郡公”，故名《彭阳唱和集》。开成二年令狐楚卒后，刘禹锡又取大和七年以来二人唱和诗，编为一卷。合计三卷(51)。《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刘禹锡诗今多见于其外集卷三，而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四仅存一卷，其中与刘禹锡唱和者数首而已。卞孝萱先生曾撰《令狐楚、刘禹锡〈彭阳唱和集〉复原》一文(52)，录刘禹锡诗63首，令狐楚诗56首（今存7首），附白居易和作12首，杨巨源和作2首，裴度、刘禹锡等人联句1首。陈尚君先生据《古今岁时杂咏》又补令狐楚诗一首（《九日黄白二菊花开对怀刘二十八》）(53)。

（二十四）《吴蜀集》一卷，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李徳裕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李德裕出任浙西节度使，镇润州（今镇江），二人始相唱和。至文宗大和四年（830），李德裕改任西川节度使，仍与刘禹锡时有唱和，遂成此集。故刘禹锡作《吴蜀集引》，云：“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54)《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原书已佚，宋敏求辑刘禹锡诗十七首入《刘宾客外集》卷七。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三《述梦诗》四十韵、卷四《重题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房公旧竹亭闻琴缅慕风流神期如在因重题此作》等、《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上巳日忆江南禊事》、《北固怀古》等，皆为原集中诗。

（二十五）《名公唱和集》二十二卷，编者不详

刘禹锡等人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谓自此集辑录刘禹锡诗86首，今见于刘集卷五、卷六。从诗歌的题目看，涉及唱和者有武元衡、元稹、李景俭、灵澈、韩愈、窦常、吕温、杨凭、马聪、杨於陵、李程、郑覃、杨归厚、王涯、温造、杨巨源、崔立之、冯宿、唐扶、韩泰、张籍、崔玄亮、王璠、严休复、裴度、郑澣、李绅、牛僧孺、皇甫曙等三十馀人，皆可谓一时名流。《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诸人多有诗存世，其与他人唱和而见于《全唐诗》者尚不在少数，如元稹、韩愈、张籍等，皆是其例，此不赘举。

（二十六）《荆潭唱和集》一卷，唐裴均、杨凭编

裴均、杨凭唱和诗集。裴均，字思齐，河东闻喜人，裴光庭之孙，以明经为诸暨尉，唐德宗时历仕河南府参军、长水尉、膳部郎中、荆南节度使，唐宪宗元和中仕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封郇国公。《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著录其有《寿阳倡咏集》十卷、《渚宫倡和集》二十卷、《岘山倡咏集》八卷等多种，可见其亦擅诗。《新唐书》卷一百八有传。杨凭，字虚受，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唐代宗大历九年（774）进士第一，历仕德宗、顺宗、宪宗数朝，元和时官至京兆尹。与其弟凝、凌，俱有文名，号称“三杨”。两《唐书》有传。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杨凭以太常少卿出为湖南观察使。次年，裴均以膳部郎中出为荆南节度使行军司马，继则升任节度使。公事之馀，往复唱和，两府部属亦有参与唱和者，因编成此书，韩愈为《荆潭唱和诗序》。《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裴均诗今亦不可见，杨凭诗《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九编为一卷，其中《春情》、《赠马炼师》(55)、《送客往荆州》、《湘江泛舟》等数首，疑为集中诗。此集虽然久佚，但因韩愈为之作序，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十分著名，而韩愈序本身，更是以发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论，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二十七）《盛山十二诗联卷》，唐韦处厚编

韦处厚等人诗歌唱和集，韦处厚编。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元和元年（806）进士，同年登才识兼并茂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历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右拾遗等。元和十一年（816）以党韦贯之贬开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回朝，任户部郎中，迁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822），加史馆修撰，三年，权兵部侍郎、知制诰。敬宗宝历二年（826）拜相。文宗太和二年（828）封灵昌郡公，卒。《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本传谓其“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赡逸”。是集即作于其出任开州刺史时。开州（今重庆开县）有盛山，故隋称盛山县，唐天宝元年曾改为盛山郡。山在州西北，风景秀丽。韦处厚至开州后，与属官漫游山水，作《盛山十二诗》，题咏山水，依次有宿云亭、梅溪、茶岭、流杯渠、盘石磴、桃坞、竹岩、琵琶台、胡芦沼、隐月岫、绣衣石榻、上士泉瓶十二处名胜(56)。诗皆五绝，风格清丽。时温造自监察御史出任开州司马，为作《盛山宿云亭记》(57)，并有和诗。此后，韦处厚以诗分赠友人，多有和者。至唐穆宗长庆二年，时已回京任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的韦处厚，遂将前后十人所和，结集成编，请韩愈作序。序云：“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略）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韦侯为中书舍人，侍讲六经禁中，名处厚。和者通州元司马名稹为宰相，洋州许使君名康佐为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为中书舍人，李使君景俭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谟为秘书监，温司马造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58)和者十人，韩愈仅举出六人，其馀四人今可知者有张籍。韦处厚原作今存，和诗则除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尚存外，馀皆已不可见。

（二十八）《汉上题襟集》十卷，唐段成式编

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唱和诗集，段成式编。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十一、《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皆著录是书。《通志》注曰：“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酬答诗、笺。”《郡斋读书志》卷二十亦云：“《汉上题襟集》十卷，右唐段成式辑其与温庭筠、余知古酬和诗笔笺题。”(5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此书仅三卷，谓：“唐段成式、温庭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60)徐商镇襄阳，在唐宣宗大中十年至十四年（856—860）。时段成式因事免官，退居襄阳。温庭筠、庭皓兄弟等亦游处幕府。先后参与唱和之人，除上述段成式等六人外，尚有掌书记韦蟾、观察判官王传、副使李骘，庭皓、卢鄯、元繇等(61)。其诗文多为唱和赠答之作，内容则“大抵多闺闼中情昵之事”(62)，风格绮丽。此书清初尚存(63)，今人贾晋华辑得诗48首、断句10则、赋1篇、连珠2首、书简19篇，收入其《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九）《松陵集》十卷，唐陆龟蒙编

皮日休、陆龟蒙唱和诗集，陆龟蒙编，皮日休序。松陵即吴江，属苏州。《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等皆著录。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崔璞以谏议大夫出任苏州刺史，辟皮日休为从事，陆龟蒙以诗谒之，遂与皮往复唱和，长达一年，得诗658首，编成十卷，崔璞、进士颜萱、前广文博士张贲、进士郑璧、司马都、浙东观察推官李縠、前进士崔璐及处士魏朴、羊昭业等，亦偶相随唱和，因亦附入。其唱和之作，或壮怀激烈，抒写用世之心；或感慨现实，发为不平之鸣；或记录隐逸生活，描写吴地山水，正如皮日休所说，二人“道义志气，穷达是非，莫不见于是”(64)。诗歌的风格，也是或奇崛瘦劲，或清丽雅淡，不拘一格。韩、孟、元、白之后，苏、黄之前，皮、陆为唱和诗之巨擘，影响颇大。此集今有近人陶湘涉园影宋本，最佳。通行本则有明弘治间刘济民刊、都元敬校本等。

（三十）《（高辇）唱和集》，五代后唐高辇编

高辇、李从荣等唱和诗集，高辇编。李从荣，五代后唐明宗次子，天成四年（929），为河南尹。史称其喜为诗，“与从事髙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馀首，号曰《紫府集》”(65)。时高辇为谘议参军，因编成此集。长兴中，秦王李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后以谋反被杀，高辇亦坐诛。齐己早见此集，其《白莲集》卷四《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曰：“敢谓神仙手，多怀老比丘。编联来鹿野，酬唱在龙楼。洛浦精灵慑，邙山鬼魅愁。二南风雅道，从此化东周。”(66)卷三又有《寄还阙下髙辇先辈卷》诗。李从荣诗今皆不存，高辇诗今《全唐诗》仅存《棋》诗一首，《唐诗纪事》卷七十五谓高辇依附李从荣，并引其《棋》诗句，疑即原集中诗。

二、宋代唱和诗词总集

（三十一）《二李唱和集》一卷，宋李昉编

李昉、李至唱和诗集，李昉编。李昉，字明远，谥文正，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性“温和，无城府，宽厚多恕”(67)。五代后汉时进士。后周世宗时为翰林学士，入宋后得宋太祖、太宗器重，两度拜相，主持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李至，字言几，真定（河北正定）人，性刚严简重，好学能文，辞藻敏赡。太宗太平兴国初年进士，八年，拜参知政事，雍熙中以病目改官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兼秘书监。真宗朝，复拜参知政事。《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有传。太宗端拱元年（988），李昉自参知政事改官尚书右仆射，李至则为吏部侍郎兼秘书监，二人官闲自适，时相唱和赠答，诗筒传递，所积渐多。至太宗淳化二年（991），李昉复相，唱酬告一段落。淳化四年，李昉收拾诗稿，得123首(68)，遂编纂成集，并为序，名之曰《二李唱和集》。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应天知府兼留守周起刊刻(69)，遂行世。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言及此书，并曰：“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晩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70)《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著录是书，作“《二李唱和诗》一卷”，并注：“李昉、李至作。”此后便不见于著录，殆已亡佚。然在日本却保留着宋刻本的江户时期（1603—1807）的复刻本。近人贵阳陈榘先得之东京书肆，惜首尾已缺。后罗振玉复得之京都，则首尾俱在。二本合观，仅缺第13页，由罗氏刊入《宸翰楼丛书》。今人金程宇教授又收入《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并将罗氏当年所据以刊行之底本（今藏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首尾若干页，影印附入，进而指出罗氏有误抄、改动处(71)。二人诗原学白居易，故集中唱和，不但多写闲适之趣和园林之景，平易浅近，从容悠游(72)，且每每冠以冗长的题目，或用连章组诗的形式，以诗代书，叙事抒怀(73)。反映出宋初白体和唱和之风的兴盛。

（三十二）《西昆酬唱集》二卷，宋杨亿编

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唱和诗集，杨亿编。杨亿，字大年，浦城人，七岁能属文，十一岁以神童诏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赐进士及第，直集贤院，迁著作佐郎。真宗时官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亿性刚介寡合，尚名节，又重交游，奖掖后进。文格雄徤，才思敏捷，著述颇丰。《宋史》卷三百五有传。刘筠，字子仪，大名人，举进士，三入禁林，又三典贡部，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同修国史、判尚书都省。其性不茍合，遇事明达，而其治尚简严。善文辞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宋史》卷三百五有传。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俶之子，随俶归朝。真宗时官至枢密副使，仁宗朝曾官枢密使。博学有文辞，喜奖掖后进，与杨、刘齐名。《宋史》卷三百一十七有传。是集乃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于真宗景德、大中祥符间编纂《册府元龟》之暇诗歌唱和的结集，以杨、钱、刘三人为主，前后参与唱和者，除三人之外，尚有丁谓、张詠等十五人(74)，由杨亿编纂成书，收录诸人唱和诗247首(75)，皆五七言律，分为二卷。其诗如杨亿序所云，既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所得，既是师法李商隐、唐彦谦，“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所得，自然是多写馆阁生活，多咏史咏物之作，讲究用典贴切，属对工巧，音节和谐，辞藻富丽，风格雍容典雅。当然，由于杨亿性格刚介，与丁谓等人不合，至为谗言所诬，希望外任，故亦有抒写心志之作，如《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偶怀》、《置夜》等皆是。至于《宣曲》、《汉武》等诗，是否有讽喻之意，实不能断言。西昆酬唱在当时影响甚大，如田锡所说，“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乃编而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76)。而其讲求用典贴切、声韵铿锵、辞藻富丽、风格典赡的“西昆工夫”，则对有宋一代的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昆酬唱集》编成后即有刊本，田况《儒林公议》、欧阳修《六一诗话》等皆曾论及此书。《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郡斋读书志》卷二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亦著录。明代有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玩珠堂刊本，有张綖序（收入《四部丛刊初编》）。清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朱俊升刊本。此本出于毛氏汲古阁钞本，而毛氏本出明万历本。清人修《四库全书》即据此收入。后之各本亦多出此刻，如清咸丰间伍崇曜收入《粤雅堂丛书》之赵执信刊本等。清代又有周桢、王图炜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黄永年藏本影印。有冯班钞本（有残缺），今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第91册。近人注本以王仲荦注本为详赡。郑再时笺注本，则于时事、诗意发明较多(77)。皆足资参考。

（三十三）《翰林酬和集》一卷，编者未详

王溥与李昉、汤悦、徐铉等唱和诗集。《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注“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同，“酬和”作“酬唱”。注：“宋朝王溥与李昉、汤悦、徐铉等。”原书佚。今人编《全宋诗》卷十一收王溥诗三首，《寄邓洵美》一首或为集中诗。李昉诗《全宋诗》卷十二、十三，编为两卷，其中《禁林春直》、《赠邓洵美》等数首，似为集中诗。而《禁林春直》诗中“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最能见出宋初承平气象，故方回称“此诗，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78)。徐铉诗见于《骑省集》者七卷，卷五所收《史馆庭梅见其毫末历载三十今已半枯同僚诸公唯相公与铉在耳睹物兴感率成短篇谨书上伏惟垂览》，及汤悦、徐锴和作，疑为集中诗。

（三十四）《应制赏花集》十卷，编者未详

徐铉等唱和诗集。编者未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著录，《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八总集类同。徐铉《骑省集》卷二十一有《应制赏花》七言律一首，疑为集中诗。

（三十五）《瑞花诗赋》一卷，编者未详

北宋馆阁臣僚唱和诗集，编者未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同，并注“宋朝馆阁应制作”。《玉海》卷一百九十七“祥瑞·植物”类“天圣牡丹图”条曰：“天圣六年十一月癸卯，益州献异花，似桃，四出。上异之，目为太平瑞圣花。《崇文目》有《瑞花诗赋》一卷。”并引晏殊上表断句：“协风灵雨，散为膏壤之滋；共蒂并柯，布在密青之囿。”(79)

（三十六）《明良集》五百卷，宋李虚己编

宋真宗与群臣唱和诗集，李虚己编。《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阙），《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同，并注“真宗御制及群臣进和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八月壬申载（《玉海》作九月）：“龙图阁待制李虚已上奉诏编群臣所和御制诗为《明良集》五百卷，诏赐银帛。”原书佚。今《全宋诗》卷一百四辑宋真宗诗22首，内《赐丁谓》、《又赐丁谓》、《赐知贡举晁迥》、《赐知贡举钱惟演》、《赐王钦若除太子太保判杭州十韵》、《送张无梦归天台山》、《赐陈尧叟谢病归济源》等，皆应为集中诗。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奉和应制诸诗，多为集中诗。丁谓诗今《全宋诗》录存两卷（卷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二），其中《次韵和进真宗七言四韵》、《五言十韵》、《送张无梦归天台山》等，应为集中诗。寇准诗今《全宋诗》编为三卷（卷八十九至九十一），内《和御制降圣节内中道场睹瑞鹤神雀歌》、《奉和御制奉祀述怀歌》、《天安殿致斋》、《天安殿酌献天书》、《和御制祀后土》等奉和御制诗多首，当在集中。《全宋诗》卷七十二查道、马知节《送张无梦归天台》，卷七十四黄震、曾会同题作等，亦当属集中诗。

（三十七）《睢阳五老会诗》，编者未详

杜衍、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唱和诗。杜衍，字世昌，越州（今绍兴）人。大中祥符元年进士，仁宗朝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庆历七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封祁国公。《宋史》卷三百一十有传。杜衍致仕后，退居睢阳（今商丘），与前后致仕居睢的王涣、毕世长等，“优游乡梓，暇日宴集，为五老会。赋诗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绘事，以纪其盛”(80)。钱明逸为序。其图今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耶鲁大学博物馆等处。一时题其图者甚多，如欧阳修、富弼、苏颂等。五老诗今亦存，见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五“乐生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等多记其事。

（三十八）《礼部唱和诗集》（《嘉祐礼闱唱和集》）三卷，宋欧阳修编

欧阳修、王珪、韩绛、范镇、梅挚、梅尧臣唱和诗集，欧阳修编。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有《礼部唱和诗序》，曰：“嘉祐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其闲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故其为言易而近，择而不精。然绸缪反复，若断若续，而时发于奇怪，杂以诙嘲笑谑，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略）于是次而录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传于六家。”(81)《归田录》卷二又详记此事，曰：“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馀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科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也。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澹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圣俞自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而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82)蔡絛《西清诗话》卷中、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等，亦记其事。从欧阳修序看，此书当日虽曾结集，似并未刊行。然《通志》卷七十《艺文略》诗总集类、《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总集类皆有著录。原书久佚。然检欧阳修诸人集，所存诗仍有数十首。如欧阳修《居士集》中《答圣俞〈莫登楼〉》、《答圣俞〈莫饮酒〉》、《思白兔杂言戏答公仪忆鹤之作》、《戏答圣俞》、《和梅龙图公仪谢鹇》、《和圣俞感李花》、《折刑部海棠戏赠圣俞二首》、《刑部看竹效孟郊体》、《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和梅圣俞元夕登东楼》、《再和》、《又和》、《忆和呈公仪》、《答王禹玉见赠》、《答王内翰范舍人》、《戏答圣俞持烛之句》、《小桃（和公仪正月桃）》、《戏书》、《（和圣俞）春雪》、《和梅公仪尝茶》、《和较艺书事》、《和公仪赠白鹇》、《再和》、《和圣俞春雨》、《出省有日书事》、《和较艺将毕》、《喜定号和禹玉内翰》、《和出省》等、《居士外集》中《琴高鱼》、《试院闻奚琴作》、《和公仪试进士终场有作》。《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中《莫登楼》、《莫饮酒》、《依韵和永叔劝饮酒莫吟诗杂言》、《和永叔内翰思白兔答忆鹤杂言》、《和永叔内翰戏答》、《谢鹇和公仪》、《送白鹇与永叔依韵和公仪》、《琴高鱼和公仪》、《感李花》、《刑部厅海棠见赠依韵答永叔二首》、《刑部厅看竹效孟郊体和永叔》、《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自和》、《又和》、《谢永叔答述旧之作和禹玉》、《戏答持烛之句依韵和永叔》、《和公仪龙图小桃花》、《二月五日雪》、《尝茶和公仪》、《较艺赠永叔和禹玉》、《送白鹇与永叔依韵和公仪》、《春雨呈主文》、《出省有日书事和永叔》、《和较艺将毕和禹玉》、《定号依韵和禹玉》。王珪《华阳集》卷一中《和圣俞〈莫登楼〉》、《和永叔思白兔戏答公仪忆鹤杂言》、卷三《呈永叔书事》、《较艺书事》、《较艺将毕呈诸公》、《较艺书事再呈永叔并同院诸公》、卷四《依韵和永叔戏书》、《和公仪送白鹇与永叔》、《和永叔出省有日书事》、卷十七《小桃》、《和公仪小桃绝句》。梅挚诗今《全宋诗》卷一百七十八所收32首，范镇诗《全宋诗》卷三百四十五、三百四十六编为两卷，韩绛诗《全宋诗》收录13首，已无礼部唱和之作。

（三十九）《山游唱和诗集》一卷，宋释契嵩编

杨蟠、释惟晤、契嵩唱和诗集，释契嵩编。不见于著录。据释契嵩《镡津集》卷十二《山游唱和诗集叙》、《山游唱和诗集后叙》，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春，三人相约游杭州灵隐、天竺山，优游纡馀，吟啸发兴，题写山水，得诗36首，别后复又唱和酬赠，得诗27首，编为一集，由契嵩序之。契嵩原集后散佚，至南宋绍兴间，释怀悟辑入《镡津集》，今所见40首。

（四十）《颍川集》，不著卷数，宋苏京编

苏京、邹浩、崔鶠等唱和诗集，苏京编。苏京，苏颂之子，字世美，泉州南安人，徙居润州丹阳。以父荫假承务郎，官至沂州通判。事略见陆心源《宋史翼》卷四本传。邹浩，字志完，常州人。元丰五年进士，任扬州、颍昌府教授，哲宗亲擢之为右正言，以谏立刘后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徽宗立，复为右正言，迁中书舍人，兵、吏二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宁等。元符间以直言敢谏，朝野推仰。邹浩受学于程门，然较驳杂。《宋史》卷三百四十五有传。此集为苏京、邹浩等人元祐初同在颍州时唱和结集。邹浩有序，曰：“非公家事挽人，则深衣藜杖，还相宾主。间或浮清潩，欵招提，谈经议史，揖古人于千百岁之上，有物感之，情与言会，落于毫楮。先后倡酬，以是弥年，裕如也。世美秩满，且行矣，用刘、白故事，裒所谓倡酬者与众自为之者，与非同盟而尝与同盟倡酬者，共得若干篇，名之曰《颍川集》。”(83)与唱和者有崔鶠、裴仲孺、胥述之、陈恬、鲜于绰、鲜于群、王实、乐文仲、胡适道、崔遐绍等。原书已佚，然今《道乡集》卷二至卷八多属《颍川集》中唱和诗。

（四十一）《同文馆唱和诗》，编者未详

张耒、邓忠臣等唱和诗集。同文馆原为接待高丽使臣之所，平时则用于吏部考试文武选人的试院。元祐二年（1087），张耒、邓忠臣、晁补之等入院为考官，判卷之暇，诗歌唱和，因成此集。前后参与唱和者，除张、邓、晁之外，尚有十人，即李麟、蔡肇、曹辅、余幹、商倚、柳子文、耿南仲、温益、孔武仲，和名“向”不知姓氏一人。未知何人所编。当日曾附入张耒集中。崇宁二年（1103）四月，宋徽宗“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张耒文集亦在禁毁之列(84)。至南宋，多有搜辑张耒诗文者，如汪藻、王鈇等，张表臣在此基础上，编为《张右史集》七十卷，刊刻行世，收诗文二千七百馀篇，内即有《同文馆唱和诗》六卷(85)。井度亦曾校编《谯郡先生集》一百卷，然所收作品反不若张表臣本多，此本后为周紫芝所得，今已不存(86)。《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所著录，即此本。现已不能确定此本是否收入其同文馆唱和之诗。《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则著录七十卷本，曰：“《宛丘集》七十卷、年谱一卷，起居舍人樵国张耒文潜撰。宛丘，陈州其所居也。蜀本七十五卷。”明清诸钞本、刻本多据此集。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在民国十八年田毓璠重刻广雅书局本（此本合《四库全书》五十卷本《柯山集》和清陆心源《柯山集补》十二卷）的基础上，重新校编为六十五卷，将《同文馆唱和诗》收入卷六十二至六十五，计四卷(87)。清人编《四库全书》，收入《同文馆唱和诗》十卷本，以邓忠臣诗为首。据余嘉锡先生所考，“必是雍、乾间好事之徒从《张右史集》内抄出，而分一卷为两卷，貌为旧本以绐藏书家耳”(88)。甚是。然此一好事者所编，以邓忠臣为首，亦有其道理。因为此集张耒为首唱者虽多，然以邓忠臣为首唱者亦多。如卷六十四《诗呈同院诸公》、《秋日同文馆》、《未试即事杂书率用“秋日同文馆”为首句》、《诗呈同院后至诸公》、卷六十五《初入试院》、《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等，首唱皆为邓忠臣。可见，同文馆唱和，邓忠臣无疑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不过，在具体的卷次编排中，却有生硬割裂之嫌，且题目亦有简省，至有歧义(89)。张耒等人的同文馆唱和，多写其试院生活，或谈诗论文，或畅叙友情，或题写景物，或咏节候而兴感，以五七言律为多，语言平易，风格俊迈，成为元祐诗坛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十二）《汝阴唱和集》一卷，宋赵令畴编

苏轼、赵令畴、陈师道唱和诗集，赵令畴编。《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等著录。晁说之为之序，李廌作后序。元祐六年（1096）八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次年正月改知扬州，在颍半载，与签判赵令畴，州学陈师道，颇多唱酬，后由赵令畴编集，并先后请晁说之、李廌作序。晁序今已不存，李序见于《济南集》卷六。是书北宋曾有刊本，后佚。今苏轼集中《小饮西湖怀二欧》、《次韵陈履常龙潭》、《次韵陈履常雪中》、《泛颍》、《次韵赵景贶督两欧作诗及破陈履常酒戒》、《劝履常饮》等，陈师道《后山诗》中《次韵苏公西湖徒鱼三首》、《次韵苏公观月听琴》、《次韵苏公涉颍》、《再次韵苏公示两欧阳》、《次韵苏公劝酒与诗》、《次韵苏公督两欧阳诗》、《次韵苏公题欧阳叔弼息斋》、《次韵苏公竹闲亭绝句》等，赵令畴《聊复集》今已不存，其《侯鲭录》中所存《次韵陈履常汝阴久雪赈饥》等，当为原集中诗。

（四十三）《和陶集》四卷，宋苏轼编

苏轼追和陶渊明诗及苏辙和东坡诗的结集。初为四卷，苏轼生前编定，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已记之。曰：“公诗本似李杜，晩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90)苏辙又有作《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是书北宋末年即有刊本(91)。南宋绍兴年间，傅共取陶诗与苏轼、苏辙兄弟和陶诗为之注，即傅注《和陶集》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曾加以著录，谓：“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92)刘尚荣先生据宋黄岩孙编、元黄真仲重订的《仙溪志》，考傅共乃傅权之子，有《东坡和陶诗解》，并曾为傅幹《注坡词》作序(93)。其《东坡和陶诗解》与陈振孙所著录《和陶集》当为一书。惜其书已佚(94)。南宋施元之、顾禧注苏诗，则编为二卷，不包括陶渊明原诗。今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犹存“台湾国家图书馆”。二苏和陶诗的数量，据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苏轼和陶诗计存137首。另，苏辙和诗存34首。

（四十四）《许昌唱和集》，编者未详

叶梦得、苏过、晁说之、程俱等唱和诗词集。叶梦得，字少蕴，苏州人，哲宗绍圣进士，官至知颍昌府。高宗时，官尚书右丞、江东安抚使，兼建康府行宫留守，改福州。晚退居吴兴，自号石林居士。博学擅诗文。《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有传。是集乃其政和七年（1117）知颍昌时(95)，与府中及属县官或居颍、过颍文士唱和之作。原集不见于著录，据韩元吉《书许昌唱和集后》，似南宋时曾刊刻。其曰：“绍兴甲子岁，某见叶公于福唐，首问诗集在亡，抵掌慨叹。且曰：‘昔与许昌诸公唱酬甚多，许人类以成编，他日当授子。’其后见公石林，得之以归，又三十馀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苏岘叔子为市舶使者，会于郡斋，相与道乡闾人物之伟。因出此集披玩，始议刻之。盖叔子父祖诸诗亦多在也。箕颍隔绝，故家沦落殆尽。典型未远，其交好之美，文采风流之盛，犹可概见于此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韩某谨书。”(96)前后参与唱和者，据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所载，有韩缙、韩宗质、韩宗武、王实、曾诚、苏迨、苏过、岑穰、许亢宗、晁将之、晁说之等。另程俱、赵令畴、晁冲之等也曾参与唱和。今原集已不可见，然今存唱和诗词仍有数十首。如叶梦得《石林词》中有［浣溪沙］《许公堂席上次韵王幼安》、《用前韵再答幼安》、［浣溪沙］《次韵王幼安曾存之园亭席上》、［临江仙］《席上次韵韩文若》、［临江仙］《十一月二十四日同王幼安洪思诚过曾存之园亭》、《次韵答幼安思诚存之席上梅花》、［减字木兰花］《雪中赏牡丹》、《王幼安见和前韵复用韵答之》、［临江仙］《次韵洪思诚席上》、《席上次韵韩文若》、《晁以道见和答韩文若之句复答之》、［鹧鸪天］《十二月二十二日与许幹誉赏梅》等。收于苏过《斜川集》卷五的《叶守奉诏祠神霄二首》、《陪郡守游西湖泛舟曲水分韵得会字》、《次韵叶守端阳日湖上宴集》、《次韵叶守端午西湖曲水五首》、《次韵少蕴移竹于贾文元二首》、《次韵少蕴二首》、《送叶少蕴归缙云》、《次韵韩君表读渊明诗馈曾存之酒唱酬之什》、《次韩文若展江五咏》、《和王仲弓雪中怀友之什》、《次韵王仲弓赠史得之》等(97)。《景迂生集》卷七《病卧闻韩公表雨中出谒》、《即事谢公表》、《德麟留诗相别辄次韵贺送》、《德麟夜相过用韵作》、《次韵和德麟过希道作》，程俱《北山集》卷七《晁无斁将之录示近诗有和其兄以道说之诗次韵以致区区兼简以道》、《复次韵酬叶翰林见寄》、《次韵寄谢公表韩公朝请》、《和叶翰林送李从事》、《次韵和颕昌叶翰林七首同许学士元宗泛舟潩水目病废读书生第三儿同许幹誉步月饮杏花下》、《酬颍昌叶内翰见招》、《次韵寄谢存之曾公学士》等，皆当为集中诗词(98)。

（四十五）《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宋邵浩编

苏轼、苏辙与其门下弟子唱和诗选，南宋邵浩编。《宋史》卷一百九《艺文志》八著录。今存绍熙元年（1190）刻本，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又有《四库全书》本等。前有邵浩《坡门酬唱集引》，由引可知，此书乃是为学习诗歌唱和而编。南宋孝宗朝，苏学兴盛，苏门唱和亦为人所称羡追摹。如引中所云，“无事展卷，则两公六君子之怡怡偲偲，宛然气象在目，神交意往，直若与之承欢接辞于元祐盛际，岂特为赓和助耶？”正道出了是书编纂的意义。清四库馆臣又论之曰：“其书专录苏轼、苏辙兄弟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等平日酬唱和答之作。前十六卷皆轼诗而辙及诸人和之者。次辙诗四卷，黄庭坚等诗三卷，亦录轼及诸人和作。李廌阙焉。其不在八人之数而别有继和者，亦皆附入，为注以别之。其诗大抵本集所已有。又如《山谷外集》所载《次韵子瞻书黄庭经经尾》、《付蹇道士诗》、次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补之又有《和子瞻种松》、《赠杜舆秀才》三首，今坡集载坡诗止二首，而此集均未编入，亦不能无所挂漏。然次韵之诗，惟东坡变化不穷，称为独绝，而诸家才力颇亦足以相抗。浩更汇而合之，使读者参比互证，得以稍窥用意之所在，于诗学亦不为无补焉。”(99)更进一步指出了其唱和诗的独特文学价值。

（四十六）《南岳唱酬集》一卷，宋张栻编

朱熹、张栻、林用中唱和诗集。是书不见于著录。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冬，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同游南岳衡山，前后七日，登山临水，唱酬不绝，得诗149首，结为此集。张栻有《南岳唱酬序》，谓：“盖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经行上下数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殚叙。间亦发于吟咏，更迭倡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虽一时之作，不能尽工，然亦可以见耳目所历，与夫兴寄所托，异日或有考焉。乃裒而录之。”(100)朱熹亦有《南岳游山后记》，自谓与张栻“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101)，遂你唱我和，不可抑止。此后东归，朱熹与林用中、范念德一路唱酬，又得诗二百馀首，编成《东归乱稿》。然是集当时并未单刻，至明始有刊本。今存弘治年间刊本，又有《四库全书》本。束景南先生曾撰《朱熹南岳唱酬诗考》，指出今所见《南岳唱酬集》所收作品与朱熹、张栻集中诗相参差，附录中存朱熹与林用中书札32篇，又附林氏遗事，因推断此集必是林氏后裔所重编，并将朱、张文集中所收南岳唱酬诗与此集对勘，剔除窜乱之作15首，亡佚1首，得朱熹唱酬诗53首、张栻50首、林用中46首，计149首，与张栻序中所说正相吻合，对此集所收作品作了复原(102)。集中诗歌大抵纪行、写景、感兴，七绝最多，次五律，亦有排律、联句。虽一时感兴，不暇雕琢，却景象阔大，俊迈奔放，平易洒脱，犹能见出宋儒笑谈嘘吸、心与天通的气象。

（四十七）《三英集》三卷，编者未详

周邦彦《清真词》与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合集，编者未详。不见于著录。然据明毛晋《（方千里）和清真词跋》：“美成当徽庙时，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103)知为后人所编，毛氏似应见过此集。今周邦彦《清真词》及方千里、杨泽民和作并存，后二者有汲古阁本、《宋十五家词》本等。另，陈允平和《清真词》，名《西麓继周集》，今亦存，有清钞汲古阁《典雅词》本等。

以上所论列的唐宋唱和诗词总集，计47种，虽然不能说已将唐宋两代的唱和诗词集包罗尽净，然最主要的当皆已在内，充分反映出唐宋两代诗词唱和的繁荣。其中，唐代唱和诗词总集30种，宋代17种，唐代明显多于宋代。可见唐宋两代虽同样唱和之风甚盛，然为士人所重，结集之多，唐代反在宋之上。就中唐代以君臣唱和、郡邑府主与幕僚宾主之间的唱和为多，而宋代则是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唱和较多，反映出诗词唱和由君王提倡向士人普遍创作发展、由特定条件下的唱和向常态化发展的趋势。显然，唐宋两代，诗词唱和已逐渐成为士人文学艺术交往的重要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第三章　唱和诗词的类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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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其《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51—153。

(2) 收入其《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84—222。

(3)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

(5) 饶宗颐：《词集考》，中华书局，1992年。

(6) 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

(7)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7册，页179。

(8) 《唐会要》卷六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06册，页823。

(9) 此据贾晋华所考，见其所著《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上编《〈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文馆学士群》一文，页44。

(1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文苑传·李适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5027。

(11) ［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五十，中华书局，1975年，页1662。

(12)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页46。

(13) 陈尚君认为，以此书为送张说巡边作，仍有若干疑点。这些疑点主要是，送张说巡边，唐玄宗首唱，《新唐书·艺文志》却未提及，而所及之崔沔，张说集中又不存其诗，且张孝嵩迁太原尹，是否曾归京师，亦不详（参见其《唐代文学丛考》，页216）。我们以为，这些疑点固有待再研究，然尚不足以否定此集为送张说巡边唱和之作。

(14) 《张燕公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34年，傅增湘先生得影宋本《张说之集》三十卷，较四库本多后五卷），1065册，页683—684。

(15)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十五“张九龄”条，巴蜀书社，1989年，页417。

(16) ［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十一，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册，页211。另，《册府元龟》卷三十七《帝王部·颂德》亦记此事。

(17) ［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清光绪十年遵义黎氏影刻本（《古逸丛书》之十九），见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0册，页533。

(18) 参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载其《唐代文学丛考》，页203。

(19) ［宋］吴淑：《事类赋》卷二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92册，页1013。

(20) 明人或去末两句，以为律诗，如高棅《唐诗品汇》卷八十二；或以为古诗，如陆时雍《唐诗镜》卷七即置于七古中。

(21) ［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八，附于《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1册，页10563。

(22) 此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上编《〈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与浙东诗人群》，页74—85。

(23)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五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6册，页5230。

(24) 颜真卿、张志和等唱和事，可参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五等。

(25) 此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上编《〈吴兴集〉与大历浙西诗人群》、下编《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页86—101、页295—327。

(26)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校点：《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449。

(27) 参近人曹元忠《金奁集跋》，《唐宋人选唐宋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圭璋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183。

(28) 夏承焘选校、张珍怀、胡树淼注释：《域外词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页85—91。

(29) ［宋］孙绍远：《声画集》卷八载陈子高《奉题董端明渔父醉乡烧香图十六首·渔父七首》其六注云：“上驻跸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49册，页927）。

(30)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六，中华书局，1966年，页3699。

(31) 《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六［唐］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页3703。

(32) 《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二《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页3679—3680。

(33)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八“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下册，页907。此条又见于卷二十“总集类”，文字较此为简，然注明裴氏作序在“开成初”。

(34) 《唐诗纪事校笺》卷四十七“李逢吉”条，页1290。

(35) 陈尚君先生已指出此点，见其《唐代文学丛考》，页208。案此诗《文苑英华》卷二百四十五已误，《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三袭之。

(36)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页477。

(37) 《白居易集》外集卷下，页1553。

(38) 《白居易集》卷六十九，页1457。

(39) 《白居易集》卷六十九，页1451—1452。

(40) 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宋刊本《刘宾客文集》，1973年。

(41) 参贾晋华《〈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游赏集〉与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载《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页103—107。

(42) 《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与刘苏州书》，页1445。

(43) 《白居易集》卷六十九《刘白唱和集解》，页1452—1453。

(44) ［宋］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又，《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别集类”著录曰：“《刘宾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中山刘禹锡梦得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裒辑其遗文，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篇，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页479—480）

(45) 参《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汝洛集引》，页1500。

(46) 参贾晋华：《〈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游赏集〉与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载《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页103—107。

(47) ［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页63。贾晋华曾指出，所谓《九日送人》，非刘禹锡诗，而是张贲《贲中间有吴门旅泊之什多垂见和更作一章以伸酬谢》中诗句，见《松陵集》卷九（《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页106），当是苏颂误记。然其喜爱元、白、刘唱和之诗，则是没有问题的。

(48) 参贾晋华：《〈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游赏集〉与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一文。

(49) 《白居易集》外集卷下，页1553。

(50) 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载其《唐代文学丛考》，页210—211。

(51) 参见《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彭阳唱和集引》、《彭阳唱和集后引》，下册，页1496—1498。

(52)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一辑，又载《卞孝萱文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页123—139。

(53)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页213。

(54)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九，下册，页1499。

(55)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49册，页291）卷三十五作《戏赠马炼师》，可从。

(56) 此处十二诗，据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十一韩愈《开州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后所附韦诗与张籍和作顺序。《全唐诗》卷四七九所收韦处厚诗，与此顺序不同。从唱和的习惯看，和作一般应与原唱顺序一致。故当依张籍和作及韩集所附韦诗之序（张籍诗据《张籍集系年校注》本，徐礼节、余恕诚撰，中华书局，2011年）。又，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载“开州碑记”中，有“《盛山宿云亭记》石”，云：“在州西北三里，唐元和十三年，刺史韦处厚诗，温造撰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2册，页571）亦可证《宿云亭》一诗应为组诗之首。

(57) 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其十一《绣衣石榻》题下自注：“为温侍御置。”（其十二《上士泉瓶》题下又有“为柳律师置”，亦必为当时盛山之僧）陶敏先生据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考温侍御即温造，此从之（《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708—709）。而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十一引樊汝霖注曰：“温造时为武陵司马，今诸本皆亡州名，亦疑脱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74册，页361）温造贬朗州刺史，在穆宗长庆元年十二月，史有明文，不言其为司马，且时间在韦处厚任开州刺史之后，不但与诗中所云“为温侍御置”不符，也与王象之所载温造所记并刻石事不合，故樊注不可取。

(58) ［唐］韩愈撰、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十一，中华书局，2010年，页1235—1236。

(59) 《郡斋读书志》卷二十，页1063。

(60)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页442。

(61) 参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307；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页146—149。

(62)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27册，页930。

(63) ［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二曰：“《汉上题襟集》，今潜江莫进士与先家有之，予托门人朱载震借钞，则云携游江右，寄鄱阳人家，失之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69册，页323）

(64) 《松陵集序》，陶氏涉园影宋本《松陵集》卷首，1932年，页2。

(65)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五十一《唐书·宗室列传》，中华书局，1976年，页693。

(66) ［唐］齐己：《白莲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4册，页358。

(6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太宗至道二年二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年，第2册，页828。

(68) 罗振玉谓156首，今本实157首，疑为周起刊印时所增。

(69) 据《翰宸楼丛书》本，书后有“乡贡进士毛蔚”、“秘书监知应天府兼留守司周起印行”字样（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60册，页398）。起字万卿，邹平人，真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宋史》卷二百八十八有传。

(70)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页3。

(71) 参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60册，《二李唱和集》卷首题解。

(72) 如李昉《小园独坐偶赋所怀寄秘阁侍郎》：“烟光澹澹思悠悠，朝退还家懒出游。静坐最怜红日永，新晴更助小园幽。砌苔点点青钱小，窗竹森森绿玉稠。宾友不来春又晚，眼看辜负一年休。”李至《奉和小园独坐偶赋所怀》：“歌舞林亭不外求，朝回多着道衣游。蔷薇点缀勾栏好，薜荔攀缘怪石幽。泥浸落花红片湿，鸟啼深树绿荫稠。春风去便还经岁，莫负芳菲醉即休。”

(73) 李至：《至性灵迂僻，学术空虚，幸逢好古之君，获在藏书之府。惟无功而禄重，招髦彦之讥；而多病所萦，实喜优闲之任。居常事简，得以狂吟，因成恶诗十章。以“蓬阁多馀暇”冠其篇，而为之目，亦乐天“何处难忘酒”之类也。尘黩英鉴，幸赐一览下情，不任兢灼之至》。

(74) 明玩珠堂本及清刻各本均作17人，黄永年先生指出应为18人（参其《释〈西昆酬唱集〉作者人数及篇章数》，见《西昆酬唱集·附录》，［清］周桢、［清］王图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祝尚书先生则据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王沂公只有一篇，在卷末”云云，进而指出刘克庄所见本，确为18人，即在今本17人之外，尚有王曾1人（参其《宋人总集叙录》卷一，页24—25）。

(75) 今所见本为250首。王仲荦先生曾指出，集中卷上钱惟演《赤日》一首，当从明玩珠堂本作《夜意》（《西昆酬唱集注》卷上，中华书局，1980年，页100）。祝尚书先生进一步指出，此诗有唱无和，与卷下杨亿《因人话建溪旧居》一首同样，当为后来流传过程中窜入（参其《宋人总集叙录》卷一，页27—28）。

(76) ［宋］田况：《儒林公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36册，页277。

(77) 郑再时：《西昆酬唱集笺注》，齐鲁书社，1986年。

(78) ［宋］方回撰、李庆甲汇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210。

(79)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九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48册，页212。

(80) ［宋］钱明逸：《睢阳五老图诗序》，见［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25册，页744。

(81) ［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十三《礼部唱和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107。

(82) ［宋］欧阳修撰、李伟国校点：《归田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页31—32。

(83) ［宋］邹浩：《道乡集》卷二十七《颍川诗集叙》，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1册，页406。

(84) ［元］脱脱等：《宋史》卷十九《徽宗纪》一，中华书局，1985年，页367。另据《宋史全文》卷十四载，崇宁二年“四月乙亥，毁《东坡文集》、《唐鉴》、《冯子才文集》、秦学士、豫章、三苏文集、《东斋记事》、《豫章书简》、《湘山录》、《眉山集别集》、《坡词》、《刘贡父诗话》、晁、张、黄先生文集、秦学士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30册，页530）

(85) 参见［宋］张表臣：《张右史文集序》，载［清］蒋光熙：《东湖丛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该书编委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162册，页669—670。

(86) 参见［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七《书谯郡先生文集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41册，页483。

(87) ［宋］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校点：《张耒集》，中华书局，1990年。

(88)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页1561。

(89) 比如，邓忠臣《夜听无咎、文潜对榻诵诗，响应达旦，钦服雄俊，辄用九日诗韵奉贻》、张耒《依韵奉酬慎思兄夜听诵诗见咏之作》二诗在卷四，而同是和邓忠臣之作的晁补之的《与文潜诵诗达旦，慎思有作，次韵（《四库全书》本缺此二字）呈二公》，却编在第五卷。由此亦可证余嘉锡先生所论为是。

(90) ［宋］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422。

(91) 参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载其《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页24—39。

(92)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页446。

(93) 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载《苏轼著作版本论丛》，页25。

(94) 金程宇教授据韩国高丽大学所藏南宋蔡正孙《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考知尚存傅注37则。参其《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一文，载《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8年，页185。

(95) 参王兆鹏《叶梦得年谱》，载其《两宋词人年谱》，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页173。

(96) ［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65册，页254。

(97) ［宋］苏过：《斜川集校注》卷五，舒大刚等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页336—401。

(98) ［宋］程俱：《北山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30册，页65—75。末一首见《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二。

(9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坡门酬唱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页1695。

(100) ［宋］朱熹、［宋］张栻等：《南岳酬唱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48册，页610。

(101)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233册，页1420。

(102) 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703—719。

(103) ［宋］方千里《和清真词》卷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87册，页448。

第三章　唱和诗词的类型与评价

唱和诗词数量众，类型多，题材广；千姿百态，高下参差，足以炫人眼目，惑人心魄。但我们若从创作主体、从唱和诗词的性质和特点去考察，就会发现，尽管唱和双方各自的情况多有差别，然而当其构成唱和之时，双方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遭际，各自的生活体验、思想倾向、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等等，或此或彼，总有相同、相近之处。因而，据此把唱和诗词区分开来，归入不同的类别和层次，分别评价，各定是非，比较方便。上文曾谈到，唐宋唱和诗词是唱和诗词发展的高峰，故本章的讨论也将以唐宋唱和诗词为主。

一、同好之唱和

首先是同爱好层次的唱和。

一方对另一方的作品一见倾心，至于拿它作范本，揣摩学习之不足又从而和之。这属于审美爱好方面的求同，其和作带有学习的性质。我们把它看作初级形式的唱和诗词。代表作品主要有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的《和清真词》等。

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为何要和周邦彦的词，他们自己并未明说过，然从周邦彦的词在北宋末和南宋的传播和影响来看，当属于学习之作。清真词深婉曲折，典丽精工，音律华美，成就很高。“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1)，竞相仿效，至更有人认为，“凡作词，当以清真词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2)。明末毛晋论及方千里等人的《和清真词》时，曾说：“美成当徽宗庙时，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3)之后，陈允平亦曾和清真词，成《西麓继周集》一卷。是为三家《和清真词》。

据毛晋“名流辄依律赓唱”云云，我们已经可知，诸人和清真词主要是依照其声律，学习其手段，摹拟其风格。因为任职大晟乐府的周邦彦，既是著名词人，又深谙声律，要学词正可以《清真词》为蓝本。

自然，从整体观之，三家《和清真词》的水平都比不得原作，不过其中某些作品的意境、韵律、语言和风格等，却可以说是逼近周词了。如周邦彦［还京乐］词曰：

禁烟近，触处浮香秀色相料理。正泥花时候，奈何客里，光阴虚费。望箭波无际，迎风漾日黄云委。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清泪。　　到长淮底。过当时楼下，殷勤为说，春来羁旅况味。堪嗟误约乖期，向天涯，自看桃李。想而今，应恨墨盈笺，愁妆照水。怎得青鸾翼，飞归教见憔悴。(4)

周词是写客中送客。写作的时间、地点，据罗忼烈先生所考，当是元祐五年（1090）春离开庐州初到荆州时。此时，这位在思想政治上拥护新法的词人，离开新旧两党激烈斗争的漩涡，离开北宋政权的中心汴京，已经三年，其内心对旧党所作所为的种种不满，影响到词的创作，往往是托之于男女之情、自然之景，深隐曲折地加以表达，而非直接抒发。此词也不例外，它为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位身处荒远之地，为“羁旅况味”、久别相思所苦的词人憔悴瘦损的形象。词情哀怨，风格深婉。上片写寒食将近，“触处浮香秀色”，殊堪消遣，可自己却孤身客居，“光阴虚费”，相思心事茫茫，远望天际当归。于是移情入景，似乎远去的流水中亦有了“万点相思清泪”，这便见出相思之深，寓有身世之感。下片更请所送之人代为寻访当日游踪，代为述说“春来羁旅况味”，深婉曲折。结尾仍回到自身，嗟叹此时独处天涯，“自看桃李”，设想心中之人也在思念自己，发愿如何能瞬时飞归，顷刻相见。情感由深转痴，由痴而怨，又由怨入幻，真把那一份深曲的相思心事描述殆尽了。

妙词之下，难于酬和，诸位所和如何呢？这里我们先看方千里的和作：

岁华惯，每到和风丽日欢再理。为妙歌新调，粲然一曲，千金轻费。记夜阑沉醉，更衣换酒珠玑委。怅画烛摇影，易积银盘红泪。　　向笙歌底，问何人，能道平生，聚合欢娱，离别兴味。谁怜露浥烟笼，尽栽培，艳桃秾李。谩萦牵，空坐隔千山，情遥万水，纵有丹青笔，应难摹画憔悴。(5)

方千里劈头就说，这日子已经过惯了。什么日子呢？“每到和风丽日”，重理旧欢的日子。这看起来很达观，很平静，一切都惯了。其实不然，诗人内心深处那种刻骨铭心的相思相怨的情感激流，无时不在翻腾着奔流着。不然何以会每对此景必想起旧日欢会的温馨，何以面对此景无心观赏，反倒越是乐景越添哀情。这显然是透过一层的笔法，曲折而深刻，与原作不同。那么，当日欢娱情状又如何呢？“为妙歌新调，粲然一曲，千金轻费。记夜阑沉醉，更衣换酒珠玑委”，可谓雅丽而又温婉之极，已近周词之妙处。不过，这一切毕竟不过是重理的旧欢了，而且这旧情再理，也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使本来郁积心底的恩恩怨怨越发不可收拾了。“向笙歌底，问何人能道平生聚合欢娱，离别兴味？”别人自然难道，且诗人自己也只能是“谩萦牵”、空叹嗟而已。一首写离别相思的和作，竟写得这样如泣如怨、如哭如诉，表达得如此起伏回环、一波三折，着实不易。而词的下片，“向、问、谁怜、谩、纵有”等去声、反问语气的领字运用亦好，不但有助于感情抒发，也使得全词音节顿挫、光英朗练，似乎很得清真词之神。

再看杨泽民和陈允平的和作。杨词：

春光至，欲访清歌、妙舞重为理。念鸳轻燕怯媚容，百斛明珠须费。算枕前盟誓，深诚密约堪凭委。意正美，娇眼又涩，梨花春泪。

记罗帷底，向鸳鸯、灯畔相偎，共把前回，词语咏味。无端浪迹萍蓬，奈区区、又催行李。忍重看、小岸柳梳风，江梅鉴水。待学鹣鹣翼，纵他名利荣悴。(6)

陈词：

彩鸾去，适怨清和，锦瑟谁共理。奈春光渐老，万金难买，榆钱空费。岸草烟无际。落花满地芳尘委。翠袖里，红粉溅溅，东风吹泪。

任鸳帏底，宝香寒、金兽慵熏绣被，依依离别意味。琼钗暗画心期。倩啼鹃、为催行李。黯销魂，但梦逐巫山，情牵渭水。待得归来后，灯前深诉憔悴。(7)

杨、陈二人之作虽稍逊方千里和作，然亦有佳处。二词都能就相思离别进行描摹、渲染，声口毕肖，而在抒写的角度上又各有侧重。方千里词是将昔日相会的欢乐、奢华，与久别相思的孤寂、凄苦，进行对比；杨泽民所作，则是把对昔日欢会的追寻和此时欲理旧情而不能的哀怨，穿插起来抒写；而陈允平的和作，又只就别后相思的情境加以渲染。可谓各具匠心。杨词的下片：“记罗帷底，向鸳鸯灯畔相偎，共把前回，词语咏味，无端浪迹萍蓬，奈区区又催行李。忍重看，小岸杨柳风，江梅鉴水。待学鹣鹣翼，从他名利荣悴。”(8)似乎可乱楮叶。陈作下片“琼钗暗画心期”(9)云云，刻画思念之人形象，亦极传神。

其他如方千里［西平乐］“倦踏征尘”、杨泽民［渡江云］“渔乡回落照”、陈允平［诉衷情］“嫩寒侵帐弄微霜”、［满庭芳］“槐影连荫”等等，艺术风格上似都已接近原作。

清真词艺术成就很高。三家和作在内容上囿于原作，有时不免为文造情，颇难出新，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少数和作超越纯粹学习的界限，注入新的内涵。

这里，且举陈允平和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为例。词中写道：

形胜地，西陵往事重记。溶溶王气满东南，英雄间起。凤游何处古台空，长江飘渺无际。　　石头城上试倚，吴襟楚带如系。乌衣巷陌几斜阳，燕闲旧垒。后庭玉树委歌尘，凄凉遗恨流水。　　买花问酒锦绣市。醉新亭，芳草千里。梦醒觉非今世。对三山，半落青天，数点白鹭，飞来西风里。(10)

原作用括的手法，通过对南朝旧迹的描绘，表现作者对六朝兴衰存亡的幽情，是怀古名篇。陈作也怀古，但与原作相比，在怀古的凄凉氛围中，更流露出一种“梦醒觉非今世”的国破家亡的失落感，一种戚戚然无限怅惘的忧生忧世之感。这当然是南宋小朝廷飘零欲堕的严酷现实，在作品中的隐约反映。

又如杨泽民的［齐乐天］《临江道中》、［南乡子］《宁都登楼》、［兰陵王］《渔父》、［虞美人］《红莲》等，或述行役之苦，或写登楼即目，或虚拟一渔父形象，或着实咏叹一物（杨泽民和作中咏物词很多），全与原作内容无涉而多有可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泽民的不少和作，写出了一个下层官吏的喜怒哀乐。其中既有“看舞相时丽曲”(11)的一时侍宴之乐，也有“案牍纷纭，夜深尤看两三卷”(12)的劳累烦倦；既有“年华换，利名虚岁月，交友半云泥”(13)的伤远叹逝的感慨，更有“方从事，未出已思归”(14)，“微官系缚，期会良苦。封侯万里，金堆北斗，不如归去”(15)，这种出处进退的曲折复杂的心理表露；而这一心理矛盾在［六幺令］《壬寅四月扶病外邑催租寄内》中，表现得更突出，感情也更愤激。因而这些和作实已远远超越了一般为学而和的藩篱，它所学的只是声调韵律而已。

就各家《和清真词》本身看，也各不相同。方千里和作把清真词“字字奉为标准”(16)，守律最严。其词字句工丽，音节顿挫，风格较近原作。陈允平学清真词，则于声韵、字句、结构等平均用力，虽都写得匀称，但也都无什么特出之处，整个和作呈现出一种温婉、雅丽、平和的风貌，与《日湖渔唱》的风格差别不大。杨泽民和作的特点，主要是学周词的声调韵律而不断地注入自己的东西，离开清真词较远了。

三家和作也有缺点，那就是有时不免疏浅直露，较少真情实感，缺乏沉郁顿挫之致。然从学习的角度来看，三家《和清真词》着眼于声律、字句等，能达到上述高度已很难得了，因为其学习摹拟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它难以超越原作的成就。正如歌德所说：“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从顽石到人，都有些普遍性。”“但是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17)。这就是古今之人的佳作名篇，可和又不可和，即可学又不可学、可及又不可及的辩证法。

二、同处之唱和

在诗词创作极为繁荣的唐宋时代，不论是君王臣僚，还是释道隐逸，只要大家聚在一起，那可是最容易构成唱和的了。这种主要因地理位置的相同而促成的唱和，构成了唱和诗词的第二种类型或层次：同处唱和诗词。其代表作是君臣、府主与幕僚以及同官的唱和诗词。

先看君臣唱和。

唐王朝收拾了隋末的动乱局面，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各方面都逐步走向正轨，到处焕发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机。这反映在君臣朝会、游宴、巡幸时的唱和诗中，一方面是对统一帝国赫赫声威的炫耀，对盛大功业的歌颂，对圣明天子的赞美和对皇都壮景的夸饰。比如：“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光前。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庭实超王会，广乐盛钧天。”(18)“清跸喧辇道，张乐骇天衢。拂蜺九旗映，仪风八音殊。”(19)“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宸。九重丽天邑，千门临上春。”(20)等等。这些颇有汉大赋味道的唱和诗，多不胜举。另一方面，是表现君臣上下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的。比如：“修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元首伫盐梅，股肱惟辅弼。”(21)“巨川何以济，舟楫伫时英。”(22)“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23)这是君主谦恭谨慎，鼓励贤臣辅佐帝王，提倡建功立业精神。如：“万乘度荒陇，一顾凛生风，古节犹不弃，令人争效忠。”(24)“岂徒任遇重，兼尔宴锡繁，载闻励臣节，持答明主恩。”(25)则是群臣感恩戴德、思欲报国的心迹表露。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26)大家生活在初盛唐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在诗歌唱和中，也无不充满了自豪感、自信心和雍容大度，决无窘迫之相、拘束之态、小家子气。纪行、述怀、写景、咏物等，无论哪一类，都体现着浑朴宏阔而又不乏雍容雅丽的诗歌风格。如唐玄宗与臣下唱和的《早度蒲津关》，朱熹就称它“多少飘逸气概，便有帝王底气焰”(27)。张九龄的和作，也被胡震亨誉为“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28)。至于“春晖发芳甸，佳气满层城，去鸟随看没，来云逐望生”(29)、“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30)之类，前者虽略嫌妍丽，但气象毕竟阔大，后者更是雄壮奔放，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力量。

也许是初盛唐君臣的唱和得天时之助，此后便等而下之，题材范围缩小，吹嘘成分增多，风格但求工丽，语言唯务雕琢，即便是北宋初的君臣唱和，也远不能与唐代相比。如宋太祖的《咏初日》中的句子：“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31)，虽有气魄但终嫌粗豪；而太宗以下的几位皇帝与群臣唱和的赏花钓鱼诗，又太过雕饰，纵然是词藻华丽，用意工巧，可取之处终究不多。宋太宗与臣下唱和的弈棋诗，用事怪僻；宋真宗“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32)。这更把本就比较狭窄的唱和题材范围缩得更小，甚至引入了斜道。不过，诗的有无意义，也不全在于所咏事物之大小，但像宋初君臣那样的唱和，却是离开现实生活愈来愈远了。

当然，初唐君臣唱和的游宴、咏物之作中，也有不少无所可取，且往往还带着六朝诗歌的金粉气。后来唐中宗、武后等四处游幸，足迹所至，必留唱和诗，虽然这些唱和诗对唐五七言律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从诗歌的内涵上看，似乎已成为酒宴上的消遣品、宫廷生活的点缀物、粉饰太平的表面文章，全没了鲁迅先生说的唐人那种“豁达闳大之风”(33)、自豪雄壮之气。

君王周围要有一批文臣学士侍从唱和，地方府主也要照此办理，只不过一居魏阙，一在幕府罢了。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中曾指出：“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裴度开淮西幕，有韩愈、李正封郾城联句诗等；徐商帅襄阳，有周鲧、段成式、韦蟾、温庭皓《汉上题襟诗集》；崔璞领吴郡，皮日休为从事，有吴士陆龟蒙、司马都、郑璧、魏朴、颜萱及陇西卢縠、南阳张贲，共撰《松陵集》，尚有存者。其人故掌签之遗秩，其诗亦应教之绪篇也欤？”(34)实际上属同处幕府唱和的，远不止胡震亨所说，如杜甫与严武在成都，窦巩与元稹在武昌，颜真卿刺湖州与皎然、陆羽等唱和，真可谓“唱和广”了。

然而，唱和虽广，好诗却不太多。如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半是写亭，半是照应李邕原唱；写亭虽景象阔大，应酬成分也嫌太多，在杜诗中算不得上乘。晏殊“末年诗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未有，然晏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35)。这些诗恐怕更难能有好。总之，这些唱和诗共同的毛病，也还是题材过狭，真情实感较少，再去掉较多的歌功颂德成分和自谦之词（僚属少有不歌颂自己主子的），剩下的东西也就不太多了。并且，与奉和应制诗一样，在皇帝或顶头上司面前，在那种冠冕堂皇的场合，你总不能把诗作得太衰飒寒酸了。所以多数诗的风格容易趋于浮华妍丽，尤其花间樽前的唱和更是如此。

自然，幕府唱和诗也有好的，虽然较少。如韦应物晚年在苏州做刺史，雨中宴集文士，作《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顾况时贬往饶州，恰经此地，得襄盛会，作有《酬本部韦左司》一首。诗曰：

好鸟依佳树，飞雨洒髙城。况与二三子，列坐分两楹。文雅一何盛，林塘含馀清。府君未归朝，游子不待晴。白云帝乡远，沧江枫叶鸣。却略欲一言，零泪和酒倾。寸心久摧折，别离重骨惊。安得凌风翰，肃肃四海轻。(36)

前面略一写宴集之盛，随即大发牢骚，极写去国之思、贬谪之怨，而且是那么深切沉痛，实在是心有郁结，不能不发，便顾不得什么宴会的场合了。据说，后来顾况隐居茅山，得道羽化，可从这首诗你却决想不到，他日后会成就那么个“好”结果。所以朱熹称赞此诗比他集中其他的诗要好(37)。

又如，卢纶贞元年间在河中浑瑊幕府，有和张延赏的《塞下曲六首》，其中“林暗草惊风”和“月黑雁飞高”两首，就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再如：“（颜）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夫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前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38)颜真卿等人和作南宋末尚存，今似已不可见(39)，但张志和与之唱和的“西塞山前”一首，却享誉中外，传之久远。还比如，陆游在范成大幕府与同僚的即景唱和之作，有些照样迸发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像《次韵子长题吴太尉云山亭》；照旧发牢骚，如《和范待制秋兴》等。

唱和因人而成，也因人而异，唱和的对象不同，唱和之作便有区别。同处唱和中，君与臣、府主与幕僚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另有一种平级关系的唱和，即同官唱和。散见别集中的且不算，汇成总集的就有《西昆酬唱集》、《礼部唱和诗》、《同文馆唱和诗》等。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西昆酬唱集》。

《西昆酬唱集》两卷，宋杨亿编，是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八人(40)、主要是杨、刘、钱三位唱和诗的结集。唱和的时间，是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元年（1005—1008），地点在朝廷秘阁，即皇家图书馆。因为《山海经·西山经》里称昆仑山为玉山，《穆天子传》又说：“群玉田山，先王之所谓策府。”(41)于是便由策府（册府）而玉山，而昆仑山。又因为昆仑山可文之曰“西昆”，且自梁、陈以来已如此，后为李商隐所习用(42)。杨、刘诸人诗既学李商隐，又在秘阁编书，书名干脆也学了他，遂以“西昆”名集。

宋真宗景德二年，杨刘钱等人先后受命编《历代君臣事迹》（大中祥符六年书成后定名为《册府元龟》）。史料搜寻的枯燥、卷帙披阅的劳累和馆阁生活的单调，使得馆臣们心理和生活上都希望得到某种调剂、补充，“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43)。既然如此，则再没有比诗歌唱和更合适的了，何况当时杨亿就曾说：“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废之久矣，行之实难，非多士之盈庭，将斯文之坠地。”(44)于是西昆唱和势在必然了。

那么唱和的题目哪里来呢？这倒也是现成的，大家每天与“历代君臣事迹”打交道，诸如秦皇汉武之类的史实无不熟谙，顺手拈来，实属方便。再说，杨、刘等人是专师李商隐、唐彦谦的，刘筠曾请人画了李商隐像，且自题诗于像侧(45)；杨亿更将唐彦谦的诗随身携带，有空就学(46)，而李、唐二人的咏史诗又较多较好。于是，咏史便成了《西昆酬唱集》中首要的一个特点。

如杨亿的《汉武》：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漙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刘筠和作：

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久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李宗谔和作：

建安宫阙郁岧嶤，露掌修茎倚泬寥。平乐馆中观角觗，单于台上慑天娇。蓬莱望气沧波阔，太一祈年紫府遥。西母不来东朔去，茂陵松柏冷萧萧。(47)

集中唱和的《汉武》诗共七首，这里我们选出三首。三首诗都运用对比手法讽刺汉武帝求仙之愚妄，但议论的重点、写作的角度及形象的运用等，却不大一样。

杨作是首唱，写汉武帝明明知道蓬莱虚无、弱水难到，可还要夜拜竹宫，朝食清露，能劳民伤财地派李广利去征大宛杀人夺马，却不敢承认杀少翁的原因何在，如此求仙至诚、信道不疑，哪里还管得上才士的用与不用呢？诗人只将汉武帝求虚无缥缈之事唯恐不得的所为，与贤人才士竟遭弃置的事实，两相对比，并没多加议论而其责贬之意已尽在其中，既婉而讽，又直而切。刘攽称赞此诗虽“义山不能过也”(48)，朱熹说：“杨大年辈文字虽要巧，然巧中自有浑然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觉。”(49)正谓此类。

刘筠和作说，汉武帝高筑天台，就是想看他年桑田之变。什么夏鼎几迁、秦桥不就的人世代谢规律和史鉴，他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相如作赋只能是适得其反、白费心思。方回曾指出：“五六言兴亡之运，理所必有，虽汉武帝之力钜心劳，终亦无如之何也。”(50)刘筠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人世代谢的不可逆转性，来讥刺汉武帝求仙访道、希图长生的虚妄，可谓有史识，而方回能看出这一点也不能不说是有识见，纪昀反讽方说“不了了”(51)，则误矣。

李作与杨、刘又不同。他着眼武帝的生前死后，将其生前的奢侈享乐、寻求不朽，与他身后的茂陵松柏冷落萧条的景象构成鲜明对比。前极盛后极衰，前极热后极冷，大起大落，效果特别强烈。可见歌德所说，“根据是书本还是生活，那都是一样，关键在于我是否运用得恰当”(52)，不是没有道理。

其他咏史诗如《南朝》、《明皇》等，也大多写得好。不过，自来就有不少人认为《汉武》、《成都》、《宣曲》等皆有借古讽宋真宗之意，这实在未免求之过深了。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集中的咏史诗多半是馆臣们编撰《历代君臣事迹》时的副产品，也是他们学习李商隐、唐彦谦咏史诗的结果。这里我们还有佐证。杨亿《西昆酬唱集·序》云：“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就明白告诉我们，其唱和的题材来源是书本或相当一部分是书本，其唱和目的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就是学李商隐、唐彦谦二位的诗，既包括其诗的风格、声韵、章法结构、用事用语，也包括其诗歌内容方面的因素。观《西昆酬唱集》中咏史咏物诗的题目，大都在李、唐二位诗集中出现过即是明证，哪里是想讽刺真宗呢。

再考之当日时事。《汉武》等诗最迟也作于景德三年，而真宗东封泰山在此之后一年多到两年，诸位馆臣是否对政事如此敏感，是否有意讽谏真宗，实在很难说。至于《宣曲》一首，一般认为是讽刺真宗尝召幸散乐伶丁香的事。因为有江邻几的记载在那(53)。这里我们不拟细辨其确否，仅从江、李的材料来源之一是王钦若这一点来看，讽真宗说就可怀疑。王钦若这个被真宗称为“真奸邪也”(54)的人物，本与杨亿有隙，不但和杨亿一起编书时将功揽于己，咎归于杨，而且时常眼盯着杨亿，“屡抉其失”(55)。讽喻之说是否王钦若之类硬从其诗中“抉”发出来的，我们以为不能说没有可能。因为想害人的人，是会无中给你生出有来的。此外还有以为此诗讽真宗宠幸杨刘二妃的(56)，则更不足为据。

按说，受命修书，荣恩非常；职责在身，理当努力。可在唱和主角杨亿的诗里，却丝毫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更没有自得之意和阿谀之词，让人感觉到的，只是对奉诏修书的种种不情愿和隐约之中的忧谗畏讥，以及惦念家园、意欲归去的眷眷之心。这是《西昆酬唱集》的又一特点。

《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是集中开卷第一篇。才刚刚“受诏修书”就“述怀感事”，就说“危心惟觳觫，直道思籧除。往圣容巢、许，先儒美宁、蘧。晨趋叹劳止，夕惕念归欤。秦痔疏杯酒，颜瓢赖斗储。（略）一麾终遂志，阮籍去骑驴”(57)。以至刘筠在和作中不解地说：“大道今兴起，先生意卷舒，正为王者瑞，何羡使君？”(58)这种微妙的情感基调、复杂的心弦节奏，在杨亿此后的唱和中不断地重复弹奏着。“岁寒徒自许，蜀柳笑孤贞。”(59)“势好抟羊角，心终忆蟹螯。”(60)“燕重衔泥远，鸿惊避弋高，平生林壑志，误佩吕虔刀。”(61)“欹枕便成鱼鸟梦，岂知名路有机心。”(62)“终年已结南枝恋，更羡高鸿避弋飞。”(63)反反复复，皆是一意。观欧阳修之说：“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64)《宋史》卷三百五《杨亿传》载：“景德初，（亿）以家贫乞典郡江左，……会修《册府元龟》，亿与王钦若同总其事，其序次体制，皆亿所定……亿刚介寡合，……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人，钦若衔之，屡抉其失。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其右，相与毁訾。”(65)可知杨亿诗中所言必不是口头上的话，而是深有其苦衷。

另外如集中写馆阁生活的《直夜》、咏物的《禁中庭树》、写传统题材的刘筠的《七夕》等等，或有认识价值，或能别出新意，都是好作品。还有各种诗话列出的大量所谓备极苦心的佳句，也有可取。此不赘举。

《西昆酬唱集》的弱点，在于馆阁生活的圈子太小，写个人的东西太多，而且有不少矫揉造作的成分，即杨亿也不例外。如他的《再次首倡韵和休沐端居……》云：“瘦尽东阳沈隐侯”，《无题》二首其一云：“沈约愁多徒自瘦”，《小园秋夕》又云：“已是秋来移带眼，可堪玄鬓有霜华。”这种愁和瘦的真实度似乎要打折扣。

再者，诸人学李商隐诗毕竟少能得其神。看集中那些从李、唐诗集中照搬来的题目，如《无题》、《鹤》、《蝉》、《槿花》、《公子》等，倘无新意，就较难写好。加之二者生活的时代、处境大相径庭，便难免刻鹄成鹜。

另，有些诗也太注意藻饰了，典用得太多。人讥其挦扯、獭祭，石介撰《怪说》刺之。这虽然过分，也并非无因。总之，诸位离社会现实生活太远，往往不得不在一些传统的题材上打主意，用一些有限的词汇绕口令。如刘筠《宣曲》有“取酒临邛远”的句子，钱惟演《小园秋夕》也有诗句“欲取临邛美酒尝”；你说“金掌”、“仙掌”，我用“金茎”、“仙茎”，重复单调。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西昆酬唱集》的成就。

同官同处唱和诗中还有些名作，如贾至、杜甫、王维、岑参唱和的《早朝大明宫》。因为是名公唱和，也就最引人注目，打的笔墨官司也最多。不过，大家的眼光多集中在诗的艺术成就上，即都看到其措语妥帖、语言华美、风格闳丽等。其实它们的好处，还在于曲折地反映了唐王朝大难不亡后，人们心理上危机感的暂时平复和进而萌发的家园再兴的期望。当然，在那座刚从血与火中夺回的、已破碎了的皇城内，作这样雍容雅丽的唱和诗，终嫌太早了，太不相称了。

三、同境遇之唱和

既然处在同一地理环境下的诗人易于构成唱和，那么，当彼此的生活境遇（包括同时与异时的境遇）相同或相近，尤其是双方都处于不利的环境中时，更容易触发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更容易借唱和以发抒不平。由此构成唱和诗词的第三种类型和层次：同境遇唱和诗词。其代表作家有杜甫、元、白、刘、柳、皮、陆、苏、黄等。

杜甫有一首《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曰：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66)

裴迪是个很喜欢与人唱和的作家，早年在终南山与王维过往相从，就曾同题共作，留下了著名的《辋川集》，晚年避乱入蜀，又与杜甫多有唱和。此诗便是其中之一。当时裴迪在蜀州（四川崇庆）做幕僚，杜甫则暂时住在成都草堂，同是万里做客，有唱就必和了。裴迪诗今不传，但从杜诗看，裴迪是客里送客，见梅思友，故寄诗与杜。杜诗前两联主要是照应原唱，以何逊当年在扬州作早梅诗切裴迪此时处境及其诗，以“观梅”“相忆”、“送客”思友点出裴诗内容，同时以“相忆”、“可自由”逗出下面两联。“可自由”是裴迪对杜甫处境如何的关心和询问，即浦起龙说的“由自己善悲，意其亦尔”(67)。杜甫的回答仍由裴诗中折梅相寄的意思引发出来，幸未折来，已伤岁暮，若为看去，必搅起乡愁。这话说得很含蓄，虽尾联可为“伤岁暮”作注，读着似终隔一层。何以说“可自由”？何以就“乱乡愁”？再看杜与裴迪前前后后赠和的几首诗，也在吟叹着“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68)，“多病独愁常阒寂，故人相见未从容”(69)，这同样感情基调的句子。便可知诗中的“愁”、“恨”、“自由”、“从容”，并非泛咏。这诗写于肃宗上元元年（760）底，当时史思明的部队还占着洛阳，软弱到仅能自保的唐肃宗随时都准备逃跑，而且不敢往成都跑，又改了江陵为南郡，因为在吐蕃的威胁下，成都也不太安全了。此时此地的杜甫，虽有草堂可居，却已经预感到蜀中局势的不稳，且颇关注着万方多难的社会现实，以至于怕见折梅，怕到岁暮，怕撩惹这块心病。这才是杜诗中“愁”、“恨”的具体涵义。黄生说：“此诗直而实曲，朴而实秀。”(70)谢榛说：“两联用二十二个虚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长，非巨笔不能到。”(71)都是很有见地的。

再看元、白、刘、柳的几首唱和诗。

白居易有《放言五首》，是和元稹的。其序云：“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72)一个贬谪江陵，一个“出佐浔阳”，时间地点不同，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已是同处逆境的天涯沦落人了。所以，白居易读元稹的《放言》，才会“甚觉有味”，连和五篇。这里看其一、其三：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庄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73)

元稹的诗本已“词直气粗”(74)，声情激烈，白居易和作更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穷达、生死等问题，直抒胸臆，表现出对昏暗朝政的不满和对自身遭遇的愤懑不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组诗几乎都是通篇议论说理，但又都寓之于具体的形象和事例中，说理而不枯燥，直率而不粗浅，用典而不堆砌，的属名作。

刘禹锡、柳宗元参与二王的改革不成，永贞元年（805）皆贬远州司马，宪宗元和十年（815）刚召回京师，旋又被挥之远去，二位自举进士至此真可谓“二十年来万事同”(75)了。出处进退略同，共同语言就多，唱和之诗也就多。如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等，述立身行事，表磊落心迹，有自责自怨、互勉互劝，更有怨愤、痛切、悲壮，感染力很强。特别是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以及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更是佳作。不过，后一首稍不同。白居易当时的处境比刘禹锡要好，而刘禹锡仕途虽有转机，然仍觉得不得意，所以诗中会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自馁的诗句。

再如黄庭坚《次韵子瞻武昌西山》，陈衍称其“并子瞻于次山，付诸一慨，此时境地同也”(76)。刘辰翁于宋亡之后，和李清照［永遇乐］词，寄家国兴亡之深慨。自云每读李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77)。也是彼此境遇相近的缘故。

这里，我们想主要谈谈皮日休与陆龟蒙唱和诗的结集：《松陵集》。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在宦官、藩镇的折腾下，一直在走下坡路，待到晚唐，更是弊病百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醉生梦死。如唐懿宗不仅游宴无节，“犹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静业。以谀佞为爱己，谓忠谏为妖言；争趋险诐之途，罕励贞方之节”(78)，下面的人就可想而知了。而受苦的当然还是百姓。所谓“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安知勤播植，卒岁无闲暇！”(79)“岁种良田二百，年输户税三千万。”(80)也并没有多少夸大。

因此，皮陆生活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江河日下的末世中，想要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皮日休到处干谒，几经波折，咸通八年（867）才得了个末榜进士。两年后崔璞刺苏州，皮日休便去做了幕僚。陆龟蒙运气更不好，举进士一不中，想再考，正赶上超期服役的徐州戍卒闹着要回家，“时停贡举”(81)，只好另谋出路。其送诗给皮日休，就有请他在崔璞面前美言几句的意思。观皮日休诗“平原陆夫子，投刺来翩跹”(82)；“我愿荐先生，左右辅司牧，兹雨何足云，唯思举颜歜。”(83)即可看出。不过，皮日休的话似乎没起多大作用，陆龟蒙呢，在人屋檐下，也不大肯低头，结果倒是以此为媒介，促使两位颇不得志的才子走到一起来了。“名微甘世弃，性拙任时抛，白日须投分，青云合交定。”(84)“我未九品位，君无一囊钱，相逢得何事，两笼酬唱笺。”(85)

既然皮、陆主要是迫于遭时不遇的处境构成唱和的，那在这“两笼酬唱笺”里，便可无话不谈了。正如皮日休所说：“余之与生，道义志气，穷达是非，莫不见于是(86)，一点不错。

皮、陆都很有才气。皮自称是“间气布衣”，称陆“其才之变，真天地之气也”(87)。因而抱负都很大，都想做一番事业。皮日休说：“自总角，不甘耕一。”(88)说：“他年如入用，直构太平基。”(89)陆龟蒙更是想着自己“五代祖、六代祖，皇朝继在台辅”，且“犹残赐书在，编简苦断绝，其间忠孝字，万古光不灭。孱孙诚瞢昧，有志常搰搰”(90)。这份积极入世之心，即使在后来两位吟叹着“无限世机吟处息，几多身计钓前休”的时候(91)，也并没有泯灭。“虽然诗胆大如斗，争奈愁肠牵似绳。”(92)大话好说，心里可照样愁。所以，在一些抒怀言事的唱和诗中，皮日休不断地表示希望他人引荐，以便有所升迁。他在《吴中书事寄汉南裴尚书》中说：“唯望旧知怜此意，得为伧鬼也逍遥。”(93)在《登初阳楼寄怀北平郎中》里说：“莫怪重登频有恨，二年曾侍旧吴王。”(94)显然他并不满足于所从事的差事。甚至有时候他连那种“或偃虚斋或在公”(95)的自在生活也不乐意了，说什么“三年谩被鲈鱼累，不得横经侍绛纱”(96)。而陆龟蒙呢？则一直惦记着应试的事，嗟叹着“英材尽作龙蛇蛰”(97)。当听说科考恢复后，他马上写了《秋赋有期因寄袭美》，自注“时将主试贡士”。他兴奋地说：“广寒宫树枝多少，风送高低便可攀。”(98)以为前程有望。这其实有点不识时务，因为在当时，即使考中了进士，又能怎样呢？

总之，两位都有积极用世之心，但又都生于末世运偏消，所谓“共知时世薄，宁恨岁华淹”(99)，“命既时相背，才非世所容”(100)，这就少不了要发泄不得志的愤懑。比如二位邂逅时的几篇五百言、一千言的大作，除了见面应有的客气话，自报家门的铺叙和显示才学的大言之外，便是彼此遭时不遇的愤慨了。皮日休说：“无颜解偷合，底事居冗员？方知万钟禄，不博五湖船。夷险但明月，死生应白莲！”(101)陆龟蒙更为激愤：“伊余抱沉疾，憔悴守圭窦。方推洪范畴，更念太玄首，陈诗采风俗，学古穷篆籀。朝朝贳薪米，往往逢责诟，既被邻里轻，亦为妻子陋。持冠适瓯越，敢怨不得售，窘若晒沙鱼，悲如哭霜狖。”(102)“幽忧和愤懑，忽忽自惊蹶。文兮乏寸毫，武也无尺铁，平生所韬蓄，到死不开豁。念此令人悲，翕然生内热。”(103)

当这种自我意识上的忧愤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更多地向外表现为不满现实黑暗，憎恶社会丑恶现象，同情下层百姓。如陆龟蒙的《和泰伯庙》：“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104)用泰伯让位周文王的史鉴，来照后世君王争位的丑行。虽是咏史怀古，但也不是毫无现实意义。因为就唐代说，父子争位尤其是兄弟争位的不乏其人。又如陆龟蒙《添酒中六咏·酒池》有云：“后土亦沉醉，奸臣空浩歌，迩来荒淫君，尚得剩馀波！”《酒龙》又云：“君臣坐相灭，安用奢侈为？”(105)看看唐懿宗刻意奉佛，暴殄天物，行动扈从动辄数万人的穷奢极欲的行为，称他为“荒淫君”决不过分。

再如陆龟蒙《奉和袭美太湖诗二十首·投龙潭》写道：“吾皇病秦汉，岂独探幽异，所贵风雨时，民皆受其赐。良田为巨浸，污泽成赤地，掌职一不行，精灵又何寄？唯贪血食饱，但据骊珠睡，何必费黄金，年年授星使！”(106)在对龙神职掌不行的责难之中，深蕴着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又像皮日休在咏茶诗中嗟叹的：“如何重辛苦？一一输膏梁？”(107)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茶农的同情感。

当然，上述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愤慨忧患，比起在此之前的《皮子文薮》和在此之后的《笠泽丛书》，要弱一些。因为《文薮》成于皮日休中进士之前，而现在处境好多了，虽是做幕僚，可仍有机会入朝为官。陆龟蒙则相反，此时似乎不肯入幕，他说：“诸侯急兵食，冗剩方翦截，不可抱词章，巡门事干谒。”(108)之后举进士不成，而每况愈下，“歌、诗、赋、颂，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浑而载之，得称为丛书。自当谖忧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诗，其中略无避焉”(109)。所以，鲁迅先生说：“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110)实际上，不只是小品文，也不只是《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松陵集》中的很多作品也“并没有忘记天下”，它们同样放射着“光彩和锋铓”，否则，《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光彩和锋铓”，就来不清去不明了。

不过，皮陆也确有“自以为隐士”的一面，确有仕隐进退的两种思想准备。皮日休明说自己“兼济与独善，俱敢怀其臭”(111)。又自叙“凡自江汉至于京，干者十数侯。道之不行者，有困辱危殆，志者可适者，有山水游玩，则休戚不孤矣”(112)。这真是通达之极。陆龟蒙更甚。他既“读黄帝《阴符经》”(113)，又经常“道室焚修”(114)，广交道侣上人，自称“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之流”(115)于是，当两位“各负出俗才，俱怀超世情”(116)的人物一旦相逢，竟至于“永夜谭玄侵罔象，一生交态忘形骸”(117)。这种近于消极颓废的思想，自然也是他们自我保护、自我麻醉的武器，但决不可取，尤其是施之于诗中就更应置弃。如《读黄帝阴符经寄鹿门子》、《秋日遣怀十六韵寄道侣》等始终谈玄说道的成分不少，诗便少有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倒是皮陆托身烟霞、游心自然时，写下的一些表现其隐逸之乐的唱和诗，艺术上还有可取。如陆龟蒙《奉和春夕酒醒》：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新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118)

醉倒在大有昔日林下之风的酒垆，已够潇洒超脱的了，醒来时更觉月色融融之中，花影婆娑之下，有倩人相扶，诗人飘飘然心满意足，似乎要消融在这一片安怡、静谧的夜色中了。能把春夜酒醒后的瞬间感受，写得如此清新自然、飘逸美妙，真“欲与造物者争柄”(119)，而非人工所能及了。这与皮日休原唱只写酒醉及醉后残宴相比，就高出一筹，虽然原唱也写得好。

又如陆龟蒙《奉和钓侣二章》其二：

雨后沙虚古岸崩，鱼梁移入乱云层，归时月堕汀洲暗，认得妻儿结网灯。(120)

“乱云层”是指形如乱云的波涛，因为皮日休原唱说“严陵滩势似云崩”。这首诗中的主人公要比上一首的清醒得多。由于雨后岸崩，他要把渔具换到另一处水流湍急的地方，所以很晚才回家。其时，月儿西坠，汀洲昏暗，忙碌劳累了半夜也许还饥肠辘辘的主人公，在匆忙寻路而归的当口，忽然认出自家闪烁的灯光，猜到妻儿结网灯下等他归来的情景，心情将如何呢？欣喜、感激，还是自慰自歉，诗人没有说，又似乎都说了。这后两句，若非确有“涪翁”“渔父”的体验，是断然写不出的。所以此诗也非皮日休原唱所能及。

其他如皮日休的《鲁望以轮钓相示缅怀高致因作三篇》与陆龟蒙的和作，以及二人唱和的《虎丘西小溪闲泛三绝》、《胥口即事六言二首》等，也都富有情趣，畅快洒落，清丽自然。用皮日休的话说，是“清便柔媚”(121)，或“清词忽窈窕，雅韵何虚徐，唱既野芳坼，酬还天籁疏。轻波掠翡翠，晓露披芙蕖”(122)。它们代表着《松陵集》中诗歌风格尤其是后期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之姜夔、杨万里等人所欣赏的就主要是这类作品。

自然，更值得注意的，还是集中那些直接写景咏物的诗。如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中描写暴雨的一段：“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狂蜃吐其气，千寻勃然蹙。一刷半天墨，架为攲危屋。怒鲸瞪相向，吹浪山毂毂。倏忽腥杳冥，须臾坼崖谷。帝命有严程，慈物敢潜伏。嘘之为玄云，弥亘千万幅。直拔倚天剑，又建横海纛。化之为暴雨，潨潨射平陆。如将月窟写，似把天河扑。着树胜戟支，中人过箭镞。龙光倏闪照，虬角琤触。此时一千里，平下天台瀑。雷公恣其志，歼磹裂电目。蹋破霹雳车，折却三四辐。雨工避罪者，必在蚊睫宿。狂发铿訇音，不得懈怠僇。顷刻势稍止，尚自倾蔌蔌。不敢履洿处，恐蹋烂地轴。”(123)雄奇险怪，气象浑阔，可上追韩愈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再看皮、陆唱和的那首写怪杉的诗，皮日休《武丘寺殿前有古杉一本，形状丑怪，图之不尽，况百卉竞媚，若妒若媢，唯此杉死抱奇节，髐然闯然，不知雨露之可生也，风霜之可瘁也。乃造化者方外之材乎？遂赋三百言以见志》：

种日应逢晋，枯来必自隋。鳄狂将立处，螭斗未开时。卓荦掷枪幹，叉牙束戟枝。初惊蟉篆活，复讶獝狂痴。劲质如尧瘦，贞容学舜霉。势能擒土伯，丑可骇山祗。虎爪挐岩穏，虬身脱浪敧。槎头秃似刷，枿觜利于锥。突兀方相胫，鳞皴夏氏胝。根应藏鬼血，柯欲漏龙漦。抝似神荼怒，呀如猰饥。朽痈难可吮，枯尰不堪治。一炷玄云拔，三寻黒矟奇。狼头勃窣竖，虿尾掘挛垂。目燥那逢爟，心开岂中铍。任苔为疥癣，从蠧作疮痍。品格齐辽鹤，年龄等宝龟。将怀缩地力，欲负拔山姿。未倒防风骨，初僵负贰尸。漆书明古本，铁室抗全师。碨礧还无极，伶俜又莫持。坚应敌骏骨，文定写甝皮。蟠屈愁凌刹，腾骧恐攫池。抢烟寒嶱，披茑静褷。威仰诚难识，勾芒恐不知。好烧胡律看，堪共达多期。寡色诸芳笑，无声众籁疑。终添八柱位，未要一绳维。尽日来唯我，当春玩更谁。他年如入用，直构太平基。(124)

不但可见其愤世不平之志，诗也写得与古杉同怪。

再如皮日休《初夏游楞伽精舍》和二人唱和的《太湖诗》中的大部分，摹刻奇特山水，勾画绚丽多彩的太湖风光，咏叹吴中古迹，抒写游乐之趣，多能妍蚩毕现，曲尽其妙。其整体风格则表现为奇崛旷放，雄健瘦劲，即陆龟蒙说的“语直诗还瘦”(125)，或“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126)。它们代表着集中诗歌风格尤其是前期诗风的另一个方面，由此可见韩、孟诗歌对皮、陆唱和的影响。

写景咏物诗中还有一部分，如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其一，陆龟蒙《奉和木兰后池三咏·白莲》，或议论中颇见新意，或咏物而将其人格化，都是佳作名篇。又如写得情趣盎然的《蔷薇》等诗，锻炼得细腻工巧的佳句：“鱼惊尾半红，鸟下衣全碧”；“雨静挂残丝，烟消有馀脉”(127)；“秀色治人渴，敲竹斗铮”(128)，等等。大都呈现出一种优美妍丽的风格，所谓“亦或尚华缛，亦曾为便嬛”。(129)特别是像“细挑泉眼寻新脉，轻把花枝嗅宿香”(130)。“佳人芳树杂春蹊，花外烟蒙月渐低，几度艳歌清欲转，流莺惊起不成栖”(131)之类的诗句，读之更“如幽花异酒，别有赏心”(132)。这既是皮、陆学习吴中民歌而加以雅化的结果，也是二人离开现实渐远，潜心于狭小诗境的挖掘和字斟句酌、苦心经营的产物。

由于受一时一地一己的局限，使得《松陵集》不可能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不可能深刻地揭露动乱的现实，有时甚至越走离现实生活越远。比如他们大量写作隐士身边常有的渔具、酒具、茶茗、樵人、鹤松之类的题咏诗，相互赠送物品的说明诗、感谢诗，以及学韩孟、刘禹锡走过了头而多是逞才使气、带有游戏色彩的杂体诗，虽有一定认识价值，然毕竟不是作诗的正道。清人贺贻孙说得好：“皮陆二子，清才绝伦。其所为诗，自有可传；必欲炫才斗巧，以骇俗人，则亦过矣。”(133)

四、同体验、同感慨之唱和

在诗词唱和中，不但有因生活环境相同形成唱和的情况，而且，如果唱和双方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相似，或者一方对另一方的遭际及其诗歌内容有感慨有兴趣，也易于构成唱和，且多有佳制。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将其区别为同体验、同感慨一类的唱和诗词。

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就属于这一类别。其诗《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134)在此之前，高适曾往来东北边陲，对军中黑暗情况颇有不满，写过《边塞》等诗。这次和作《燕歌行》，正是基于往日出游北地、从军塞上的丰富经历，基于对军中黑暗、士卒艰危的愤慨，在原唱的启发下有感而创作的。

再如，杜甫避乱来到夔州的第二年，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其序云：“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数十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135)与元结同感于人民疾苦、国家治乱的忧患心理，使杜甫一见元诗即感发共鸣，挥笔和作了这篇激词。诗曰：

遭乱发尽白，转衰病相婴。沉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久衰息，岂惟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飞长缨。凉飙振南岳，之子宠若惊。色沮金印大，兴含沧溟清。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呼儿具纸笔，隐几临轩楹。作诗呻吟内，淡墨字欹倾。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诗前后皆叙及其体弱多病，然而使诗人更为痛苦的，还是忧生忧世这块心病，所谓“叹时药力薄，为客羸瘵成”。身病好治，心病难医。昔日“窃比稷与契”的壮志，此时已不得不化为做客人前的笑脸，这是杜甫的又一块心病，也是杜甫生活道路上的一大悲剧。正因为如此，杜甫才在诗中盛赞元结，并把当年致君尧舜的理想与此日对国家百姓的关切，统统寄托在元结身上，凝聚在诗中了。从而，也使整首诗显得极其直放，正气磅礴，与他同一时期表现其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深沉反思的那些组诗和排律相比，风格迥异。

天宝末年的那场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一度几乎走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在唐王朝及各方面力量历经八年的协力奋战之下，才终于平息了战乱。于是大家又以为王朝有望国家再兴，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也就产生了。此《颂》后由颜真卿所书，大历六年（771）着人刻于祁阳浯溪的石崖上。其实，唐朝在乱后从未中兴，也不可能中兴。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中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关键。宋人不一定认识到这一点，但对盛极一时的唐王朝一朝衰落，却不能没有感慨，不能不想从中挖掘些教训以供宋王朝借鉴。这就出现了许多题咏摩崖碑的诗赋。如黄庭坚的《书磨崖碑后》、张孝祥的《读中兴碑》、陈与义《同范直愚单履游浯溪》、杨万里《浯溪赋》等，多是饱含家国之感、用意很深的杰作。但不属于唱和诗范畴。此处，我们来看张耒的《读中兴颂碑》和李清照的两首和作《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张诗曰：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髙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磨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136)

李清照和作其一：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无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137)

原唱是张耒见此碑墨本而发感慨。他先述安史之乱的始末，次则盛赞郭子仪功高，推举元文、颜字，末叹碑之废兴、唐王朝之废兴。全诗只字不提唐肃宗（这与元结颂文有异）。原诗并不一味议论，而能寓讥讽其中；不事雕琢，“满心而发，肆口而成”(138)，却能令人读之馀思不尽，感慨良多。

李清照所和与原唱不同。她主要是有感于南渡后的严酷现实而作，所和两首皆以刺责为主，贬中有褒，褒贬分明，感情极为强烈。其一不仅指出唐王朝险些覆亡的原因，对统治者的荒淫奢侈痛加谴责，而且捎带着连作颂刻碑之事也予以讽刺，意谓功过是非，史自有评，统治者应以前朝为戒，弃虚务实，建功立业，否则败家亡国，饰之徒劳。当然诗人的矛头并非针对作颂刻石之人，而是借此另寓深意，用张说“虽生已被姚崇卖”的典故，讥作颂摩崖无补于事，其实是不信中兴之说，而唐肃宗、代宗中兴不了，与之颇为相似的宋高宗能否中兴就更加难说。这里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切、焦虑，交织着她对南宋小朝廷能否恢复失地的希望和忧虑，用意甚深。

和作的第二首曰：

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西川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徳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139)

诗人力斥奸雄，连带着挖苦唐玄宗和肃宗，而对平乱的将士则深为赞扬，这实际上也是针对南北宋之交的昏庸之君、误国奸臣的丑行所发的讽谏之辞。更有意味的是篇末的“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诗人明明在对误国君臣作着辛辣的讽刺，却反说奴辈不能道云云，其潜台词无疑是说：我虽不能如“健儿猛将”为国捐躯，却能道奸臣用事君王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人《上枢密韩肖胄诗》中的“车声辚辚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泣。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和“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140)二者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她那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只是前者的表现形式较为曲折深沉而已。

诗人们不仅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要发抒感慨，论其是非，即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亦同样如此。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刘敞等人唱和的《名妃曲》，便是一例。

咏史诗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识见。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就是有识见的好诗。它既有诗人的艺术感触：“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更有政治家的卓见：“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141)贺裳说：“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自是看出了其中的意思。但又说什么“诗贵入情，不须立异”(142)，则不免偏狭。陈衍说：“二诗荆公自己写照之最显者。”(143)最通达。

欧阳修等人的和作与原唱有异，他们大都承袭了自晋石崇以来诗人所持的明妃怨的主题，而以欧阳修的两首和作为好。这里我们看第一首诗：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出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诗能断肠！(144)

此诗主要表现王昭君苦怨思归的主题，其好处在不直接写怨，不多发议论，而是紧扣题目写“思归曲”的来龙去脉，层层衬托，巧妙挽合，从而把“怨”曲折有致地表现出来。诗人起笔先略一写胡地风俗，然后转而把颜“貌如玉”的昭君，推到“风沙无情”、胡人胡俗的广阔背景上，而背景越是荒凉、恶劣、阔大，这位马上弹奏着思归曲的弱女子越显得孤独、凄凉、可怜，那支萦回在漠野之上的曲子，也就更凄惨、哀伤，以至于“胡人共听亦咨嗟”。同时，诗人用“谁将汉女嫁胡儿”一句，十分轻巧地把前人纠缠不清的昭君出塞的原因问题避开了，可谓妙极。诗的下半，写“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更加深了昭君怨的悲剧色彩。人生而不得归，死后方传其曲于故国乡土；人生而不得遇，身后反倒争按其声于汉宫，这岂非讽刺？岂非悲剧？至于“纤纤女手出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是说即使身后苦恨之曲可传，然传者却不解此恨苦之声，这就更为可悲。末了，诗人仍觉反衬之不足，又痛为感叹：“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诗能断肠！”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因为此诗作得好，故欧阳修自己亦颇得意(145)。至于欧阳修的第二首和作，前叙昭君出塞始末，继则夹叙夹议，半责半怨，此处不再细说。

此外，如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这两首怀旧的名作，显然也是往日的经历、体验由于原唱的引发和类似情境的触动，在诗人脑海里复苏的结果。苏轼的《和子由踏青》、《和子由蚕市》，更是出于对家乡风俗的共同思念而作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好诗。

属于这一层次的还有苏轼、黄庭坚和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苏轼、黄庭坚、刘克庄、谢枋得等人和李白的《浔阳紫极宫感秋》等，既于前人深寄同情，又寓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感，也都是力作。

五、同声气之唱和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46)唱和双方的思想倾向、文学主张、审美爱好、性格情感等，如果相同或相近，那不管是同处还是异居，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易于触发唱和，而且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开拓，作品数量也特为增加，所谓“同其声气则有唱和”(147)，“同声和者多”(148)。这就构成了唱和诗词更具光辉的第五种类型或层次：同声气唱和诗词。其代表作家可举出元白、刘柳、韩孟、欧梅、苏轼及其门下弟子、辛弃疾、陈亮、刘克庄、王实之等等。

元、白两位的思想倾向和文学好尚最为接近。白居易的《策林》同时也代表着元稹的看法，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跟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可说是唱和之文。所以，元稹说他与白“同登科后心相合”(149)，白居易则说他与元“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150)。刘、柳亦复如此。他们不仅“二十年来万事同”(151)，而且更如刘禹锡在《重祭柳员外文》中说的：“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耳！”(152)元、白与刘、柳相同处同样不少。他们在反对藩镇割据的问题上，看法有一致处，又都主张任人唯贤、减少苛捐杂税、罢宫市、放怨女等。四人交往比较多，尤其刘、白后期更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出处进退也有相近之处。如元和十年元稹与刘、柳等同时诏回，又同时再放外任，显然当时执政者已把他们视为一类了。在文学观点上，他们也颇有相通之处，如白居易《禽虫十二章·序》云：“庄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筌蹄。（略）顷如此作，多与故人微之、梦得共之。”(153)韩愈耿介孤直的性格、寻幽探奇的审美爱好，与孟郊的“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154)，“入深得奇趣，升险为良隮”(155)，恰相吻合。所以，“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156)。

再看欧、梅。欧阳修说：“与君结交深，相济同水火。文章发春葩，节行凛筠笴。吾才已愧君，子齿又先我。君恶予所非，我许子云可。厥趣共乖时，畏涂难转輠。道肥家所穷，身老志弥果。”(157)梅尧臣则说：“昔闻退之与东野，相与结交贱微时。孟不改贫韩渐贵，二人情契都不移。韩无骄矜孟无腼，直以道义为己知。我今与子亦似此，子亦不愧前人为。”(158)显然二者的思想倾向、文学主张更相近。苏、黄等人的思想政治见解、出处进退、才学秉性、文学好尚等，也多有相似之处。如，他们都不满于王安石变法、不肯与之合作而长期外任，元祐间又都坐党籍先后遭贬斥。苏轼与晁补之、苏辙与秦观思想上尤近。在文学上，虽然诸人诗风并不相同，但都主张诗文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要尊重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抒发自由、忌模拟因袭等。正因为如此，诸人师友交往，情深意笃，从而也就促进了彼此间的唱和。辛弃疾与陈亮相同处亦多。观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与陈亮的《中兴论》、《上孝宗皇帝疏》，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辛、陈二位胸中激烈跳荡着的力主抗敌收复的爱国之心。故陈亮跟辛弃疾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159)至于刘克庄与王实之，周密说他们“平昔论交最深，且意气不相下”(160)，确是如此。

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曾指出：“要刺激人的才能尽量发挥，再没有比这种共同的观念、情感和嗜好更有效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情感必须非常强烈，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不用怕批判，也不需要受指导；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161)我们并不认为思想情感和文学观点等方面的相同相近，一定会造成一个产生伟大作品的环境，但是，这种相近无疑奠定了诗人们自觉、长期、广泛唱和的基础，打破了唱和双方原来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隔阂限制，越出了时间空间范围的界定，也破除了唱和诗词形式上的一些陈规陋习，从而促使诗人们在极为广阔的题材背景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唱和出更多的好作品。

以诗词唱和的形式，比较集中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首推元稹、白居易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62)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古题乐府》十九首（和刘猛、李馀）（以上元稹）、《和答诗十首》（白居易）等。尽管其中有些作品难免有枯燥说教、过于平直的毛病，但它毕竟相当真实广泛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是继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大创获，是中唐诗歌颇富光彩的作品中的一部分。胡应麟曾指出“元和中，李绅作《新乐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案当为十二首）和之，如《华原磬》、《西凉伎》之类，皆讽刺时事，盖仿杜陵为之者”，“第得其沉着，得其浑朴”，“音节时有逼近”(163)，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散见于诸人集中，以同情人民疾苦、讥刺邪恶现象和抒发爱国热忱、用世之心为主题的唱和诗词很多，下面我们分别举出若干代表作品，略加论述。

苏东坡是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艺术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有实绩的政治家。他一生出仕十数州，每到一处，都能体恤民情，颇留政绩，即使在唱和诗中也时时流露出对百姓疾苦的关切。当连雨成灾的时候，诗人就希望“积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农夫免菜色，龙亦饱豚虾”(164)。久旱不雨的时候，诗人又焦急地“试上城南望城北”，担心“不知待得秋成否”，自责“无功日盗太仓谷，嗟我与龙同此责，劝农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诗先自劾”(165)。当“久旱已而甚雨”之时，诗人则寤寐不安，惊呼“今年旱势复如此，岁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荡荡呼不闻，况欲稽首号泥佛！”异想“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因为，这时诗人已是“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了(166)。至于当诗人看到百姓收成不好，赋税过重时，更写下了著名的《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虽然其中杂有对“半当真半取笑”(167)的王安石变法的成见，但对劳动人民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样，苏辙几首和作中写到的“污邪满车尚可许，供输到骨期无它”(168)，“兴事常苦易，成事常苦难，不督雨中役，安知民力惮”(169)，“榻然四壁倚机杼，收拾遗粒吹糠秕，东邻十日营一炊，西邻谁使救汝饥？海边唯有盐不旱，卖盐连坐收婴儿，传闻四方同此苦，不关东海诛孝妇”(170)，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百姓生计窘迫的实际情况。

梅尧臣曾作过两组咏物诗：《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和孙端叟蚕具十五首》，其中《就耕》、《楼种》、《耕牛》、《牛衣》、《蚕女》、《织妇》等，都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尤其是《蚕女》、《织妇》，完全可与他本人的著名诗篇《田家》、《陶者》对读。

苏门四学士诗歌中颇富关心民生疾苦内容的还有张耒的诗。因为他中年以前多任基层地方官，比较接近劳动人民，所以诗中不仅反映出“母心于子谁不怜，尔胡弃子当道边”的严酷现实(171)，而且更写出了北宋中期阶级矛盾激化，人民群众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现实状况。如《和晁应之悯农》写到：“南山壮儿市兵弩，百金装剑黄金缕，夜为盗贼朝受刑，甘心不悔知何数。为盗持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172)身为县尉的张耒，虽然还要不断地去抓这些所谓的盗贼，但他毕竟看到了农民不得不反的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他如黄庭坚在《戏和答禽语》中所写“田中啼鸟自四时，催人脱裤著新衣，著新替旧也不恶，去年租重无裤著”(173)。对生活艰难的百姓寄以同情，亦可取。

与同情民生疾苦紧密联系着的是刺世嫉邪。如“风云剑一合，呼吸期万里，雷震山岳碎，电斩鲸鲵死”(174)，以剑喻直臣，鲸鲵喻佞臣，这是嫉恶如仇式的情感爆发；“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像”(175)，则是“敌人千百”的“沉痛语”(176)；“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177)，是正面的建议；“已见尧为君，安问谁无辅”(178)，则是旁敲侧击式的不满；“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179)，是对欺世盗名、唯利是图之小人的辛辣嘲讽；“仄闻长者言，婞直非养寿，唾面慎勿拭，出胯当俯就”(180)，更是对世事不平的愤怒斥责。

面对世事愤慨不平，对民生关切同情的，往往是胸有大志，想作出一番事业的积极进取者。如苏轼在《和子由苦寒见寄》中勉人自勉：“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西羌解仇隙，猛士忧塞壖。庙谋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181)在《和王晋卿》中对他人热情鼓励：“朝廷方西顾，羌虏骄未伏。遥知重阳酒，白羽落黄菊。羡君真将家，浮面气可掬。何当请长缨，一战河湟复！”(182)黄庭坚也是这样，他在《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里说：“欲观太平象，复古望公等。”(183)《再次韵呈廖明略》云：“男儿身健事未定，且莫著书藏名山。”(184)又如刘禹锡的名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185)“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86)则在慰勉他人的同时，表现出对前景的希望、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生的通达乐观。

当国家遭难、民族危殆之时，诗人们的那种积极进取之心，就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底、十六年初，以商讨恢复大计为主题的辛、陈鹅湖之会以后，辛弃疾与陈亮往复寄词，“长歌相答，极论世事”(187)，慷慨激昂，充溢着志欲恢复而事与愿违的愤懑不平。如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馀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188)

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髪。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189)

这样交织着血与火、爱与憎的词章，足以使懦者奋、卑者壮、仇者惊、奸邪者惭，又岂止令人击节赞叹！

即使是不肯参加淳熙十五年辛、陈鹅湖之会的朱熹，早年可也是满腔爱国热忱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朱熹任同安主簿任满家居，闻川陕、采石、山东等地的宋军打败毁议南侵的金兵，兴奋异常，连作二十多首诗，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如《次子有闻捷韵四首》其三：“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遣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190)虽家居而不忘国事，所以闻捷才如同“百蛰听雷音”。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再如《伏读二刘公瑞岩留题，感事兴怀，至于陨涕，追次元韵偶成二篇》其一：

谁将健笔写崖阴，想见当年抱膝吟。缓带轻裘成昨梦，遗风馀烈到如今。西山爽气看犹在，北阙精诚直自深。故垒近闻新破竹，起公无路只伤心。（自注）右怀宝学公作。近闻西兵进取关陕，其帅即公旧部曲也。(191)

“二刘公”即刘子羽、刘子翚。第二首怀子翚，此怀子羽。自注所云“宝学公”，就是刘子羽。刘曾官宝文阁直学士，“宝学”正其简称，且与此诗同卷，朱熹又有《挽刘宝学二首》可证。故《瀛奎律髓》卷四十六，方回选此诗引原注“右怀宝忠李公作”云云，误。“近闻”云云，指绍兴三十一年吴璘率领宋军收复秦、陇、陕等七州事。吴璘与其兄玠，建炎初刘子羽与张浚在蜀抗金时，同为刘之部属，吴玠“始为裨将，未知名，子羽独奇之，言于浚，浚与语，大悦”(192)。当年“屡败金兵”，“卒全蜀，羽之力居多”(193)。此时复川、陕七州，吴璘为帅，朱熹浮想联翩，岂能无感。加之，朱松临终“以子熹托子羽，子羽与弟子翚笃教之”(194)，且在崇安为朱熹筑室，朱熹奉母居之。作此诗时，朱熹就住在崇安。瑞岩即崇安一景，岩下有溪，岩上有寺，留题甚多。正基于上述交相融合的强烈的爱国、用世之心，深挚的亲旧师友之情，才使得诗人“感事兴怀，至于陨涕，追次元韵”，遂成此篇。

原唱仅存刘子翚一首，题曰《次韵赵清献公阴字诗》，见《屏山集》卷十八。诗意主要是怀念赵抃的。朱熹另有诗怀赵抃，此诗则通过缅怀师长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心。首两句怀想二刘公当年吟诗题壁的情景，情见于辞。三四句一昨一今，承上启下，言人虽逝而其“遗风馀烈”却与世长存。因为在诗人看来，今日的军威大振，势如破竹，就是刘公“西山爽气”、“北阙精诚”的体现，而这一切刘子翚毕竟已不得见，此刻的诗人只能长歌当哭了。诗写得感情炽烈，悲中有壮，全无道学家气味，有的只是爱国之心，怀亲之情，故纪昀称他“有气格”(195)。

当诗人们的积极进取之心，不为当权者所知，不为世人理解时，则又化为满腔愤慨、满腹牢骚。像杨万里的《和范至能参政寄儿绝句》其一：“梦中相见慰相思，玉立长身漆点髭，不遣紫宸朝补衮，却教雪屋吟哦诗。”(196)淳熙五年（1178），范成大刚从四川回京出任副相，可没几个月就让人以私憾弹劾罢了官，所以这诗是替他人打抱不平。韩愈《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不同，它主要是借酒浇愁。题目是和别人的送行诗，诗中却自己大发牢骚，而送别安慰之意又在这牢骚中巧妙地显示出来，真可看作古人所谓和诗和意的典范了。卢氏原唱已不可见。韩诗曰：

昔寻李愿向盘谷，正见髙崖巨壁争开张。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东蹈燕川食旷野，有馈木蕨芽满筐。马头溪深不可厉，借车载过水入箱。平沙绿浪榜方口，雁鸭飞起穿垂杨。穷探极览颇恣横，物外日月本不忙。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渺芒。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慨慷。旁无壮士遣属和，远忆卢老诗颠狂。开缄忽睹送归作，字向纸上皆轩昂。又知李侯竟不顾，方冬独入崔嵬藏。我今进退几时决，十年蠢蠢随朝行。家请官供不报答，何异雀鼠偷太仓。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弹劾还耕桑。(197)

此诗前半多写“昔寻李愿向盘谷”之所见，像“高崖巨壁”、“倚天瀑布”，以及“平沙绿浪”、穿杨雁鸭，既雄壮又不乏优美，好一处隐居之地。于是，诗人想到悔不该当初离了那好地方，重又陷入眼前这一大堆文卷中，至于现在要“再往”已不可能。更令人恼火的是，诗人越是动了“再往”之心，越有人寄诗说某人去了那好地方，结果使诗人自怨“十年蠢蠢随朝行”，自责“何异雀鼠偷太仓”，自念“不待弹劾还耕桑”。诗把盘谷的好处写足了，把十年坐冷板凳的牢骚发够了，送行劝慰的情意也就出来了：那么美的地方，别人想去还去不成，你回去不是很好吗。诗中称卢诗“字向纸上皆轩昂”，说自己“推书扑笔歌慷慨”，而此诗正是一首“字向纸上皆轩昂”的慷慨之歌。难怪苏轼不但对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备极推崇，而且认为此诗可比李、杜之作(198)。

再像苏辙的《次韵子瞻见寄》，则又纯粹是披露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你看他想“归老故丘”，又说“无舟行”；想“矫时”而“自信力不足”；既“怀安已久”，又自责“弹劾未至理先屈”；既不满新法，又无可奈何。这样在出处进退问题上来回推磨，可以说在当时封建士大夫中是很典型的。刘克庄有《次韵实之春日二首》、《再和二首》，以至五和、六和，虽大可不必这样三番四次的和作，但也实在是壮志蹉跎、牢骚太盛的缘故。

由于唱和双方相知较深，所以彼此倾诉友情的诗也就多有可取。

比如，白居易说他与元稹的关系是：“松筠与金石，未足喻坚密；在车如轮辕，在身如肘腋；又如风云会，天使相召匹。”(199)因而，他们写友情的诗就容易写得好。这里我们看元稹的《酬乐天频梦微之》：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200)

因为山重水复、书信断绝，彼此只能相会于梦中，这已够令人惆怅的了，何况如今“病魂颠倒”，连梦中相见都不可能了呢？用透过一层的手法，愈见出相思之切、情谊之深。前两句写对方频频梦见自己，后两句却说自己“因病”而“不梦君”，两相对照，事异情同。写入梦以见相思是谁都能想得到的，但写不入梦而更见相思，就不是一般人能见及的了。此所谓独具匠心，别开生面。

苏轼与苏辙写兄弟之情的唱和诗词既多且好，被誉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如《逍遥堂会宿二首》中夜雨对床时的相约，《颍州离别二首》中中秋佳节的相互思念，和陶渊明《停云》诗中的相互慰勉，乌台之中“与君今世为弟兄，又结来生未了因”的相托相誓，都是至情之语，感人甚深。此外，刘白、韩孟、欧梅、二苏与四学士也都有大量抒发相知相亲之情的好诗。

下面我们再看看以写景、咏物、歌舞、题画为题材的唱和诗词。这类唱和诗词更多，因为它比其他题材的唱和诗更容易下笔，更易于切磋较量，所以好的也多。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曾被胡应麟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201)。元、白长庆三、四年在杭越唱和的《夸州宅》、《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早春忆微之》、《和乐天早春见寄》等诗，王十朋赞曰：“昔元微之作州宅诗，世称绝唱。”“齐名有白，从事有巩。胸中有万顷之湖，真一代之奇伟也。诗章一出，遂能发秦望之精神，增鉴湖之风采，亘古今而莫拟也。”(202)辞虽夸大，所论却可取。

韩愈有《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清人称其“只是咏野烧耳，写得如此天动地岋，凭空结撰，心花怒生”(203)。《奉和兵部张侍郎酬郓州马尚书祗召途中见寄。开缄之日，马帅已再领郓州之作》中的“暖风抽宿麦，清雨卷归旗”，张耒认为是“集中第一”(204)。《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何汶引《苍梧杂志》云：“退之尽是直道，更无斧凿痕。人多嫌退之律诗不工，使鲁直为之，未必能得如是气象。唐人谓此四句可敌一部《长庆集》，诚然。”(205)

梅尧臣的《依韵和永叔秋日东城郊行》，写名园曲径，野蝶翩翩，秋实压枝，菜蔬满眼，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田园秋色图。《和永叔郡斋闻百舌》，写百舌鸟“春云不定雨来急，湿翅苍茫高树头”(206)，更可入画了。

苏轼《次韵滕大夫三首·雪浪石》起笔就是“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矗牙帐，崩崖凿断开土门”(207)。凭空造语，语语惊人。《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其一：“佳人如桃李，蝴蝶入衫袖。”(208)奇思妙想，真化工之笔。

苏辙《次韵子瞻望湖楼上五绝》其一：“欲看西湖两岸山，卧乘湖上木兰船，湖山已自随船改，更值阴晴欲雨天。”(209)写船上看山势俯仰和阴晴变幻，比陈与义的名篇《襄邑道中》写类似情景早多了。《次韵子瞻再游径山》想象登山共游，亦真亦幻，颇有逸趣。

黄庭坚《和李才甫先辈快阁五首》其二：“赤栏终日倚西风，山色挼兰小雨中，将老鬓毛秋著木，相思亲旧水连空。”(210)确是把清丽雅淡之景、谪居哀怨之情，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咏物之作，要首推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曰：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街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211)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是和朋友章楶的。章楶原词也写得好。他写道：“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栁花飘坠。轻飞点画青林，谁道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212)章氏词上片“轻飞”、“傍珠帘”数句，状柳花之态，极其生动准确。下片透过“玉人”之眼作进一步铺写，同时融入闺怨，亦十分巧妙。苏轼和作受原作“轻飞点画青林，谁道全无才思”两句的启发，通篇用拟人之法，“似花还似非花”，将咏花与惜春、伤春、闺怨熔于一炉，不管前人怎样在它与章词的高下胜负问题上说好道歹，都不能否认这是一首不即不离、出神入化的上乘之作(213)。其他如苏轼的《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其二、黄庭坚《次韵中玉早梅二首》其二以及窦巩《和练师索李秀才杨柳》等，皆咏物佳作。尤其是黄庭坚的《次韵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一首，连批评唱和批评得最厉害的杨万里，也不得不承认它“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214)。

写音乐题材的，如白居易和李德裕的《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重在直赋其声，把那觱栗之声的雄壮、婉约、急促、纡缓、高低、顿挫写得淋漓尽致。刘禹锡的和作则更注重形象的模拟。他用“长江凝练树无风，浏栗一声霄汉中”，来形容其声高亢嘹亮；用“函胡画角怨边草，萧瑟清蝉吟野丛”，拟其哀怨低回；用“雄吼如风转如水”，写其“冲融顿挫”，巧妙变化；用“思妇多情珠泪垂，仙禽欲舞双翅起；郡人寂听衣满霜，江城月斜楼影长”(215)，来极力渲染其音乐效果，烘托其技艺之高。皆可称妙绝。

题画唱和诗尤多杰作。如黄庭坚《次韵子瞻题郭熙画山》。郭熙是宋神宗特别欣赏、推为天下第一的绘画大师。他师承李成，“工画山水寒林，施为巧赡”(216)，风格清新。当时宫廷和政府机构的墙壁上，差不多都有他的大作。苏轼与黄庭坚唱和的这幅画，就是郭熙为翰林学士院作的壁画。苏、黄作诗的时间在元祐二年（1087），苏轼从黄州贬所回京不久已做了翰林学士，黄庭坚回朝后此时任史局著作佐郎。

苏轼很欣赏郭熙的《秋山平远图》，先后为其题写过三首诗，这一首是七古。诗的前半摹写画中之景，并由此想起两年前还谪居其地的黄州山水。后半就画上文彦博的题跋，抒写自己的归隐之志。全诗写得比较平，不若黄庭坚和作的苦心经营。黄庭坚诗曰：

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郭熙宫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馀叠。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画取江南好风日，慰此将老镜中发。但熙肯画宽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217)

“生活高出图画有多么远，诗人在这里也就高出画家多么远。”(218)黄庭坚凭着他与苏轼相似的生活经历和创作体验，凭着他艺术家的敏锐眼光去体察画家和诗人的创作甘苦，感触其创作心理，透视其诗画的奥妙，并把它们揭示给人们看，从而做到题画而能远远超越画幅本身的限制，赞画而决不流于应酬、奉承，和诗而又能浑化无迹，恰如自作，便是此诗的好处。诗开头说，你东坡谪居黄州的时候，早把江南江北的山看熟了，当然现在一见郭作易动游兴了。这四句看似平平，实际把东坡创作的心理动因和诗的内容，全给形象地表现出来了，而且从侧面暗示出郭画之好及东坡的识画。因为郭熙说过，山水“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览者又当以此意求之，谓不失本意”(219)。现在连东坡这样的大艺术家，都以为此画达到了可游可居的境界，则可想见这画之好了。同时，这样写也是照应原唱，符合唱和的规矩。接下去正面写画。先说郭熙本就善画秋山平远图，且有尺幅万里之功力。再由宏观判定转入具体把握：蒙蒙烟雨之中，现出江边村落；行行归雁天边，隐约可见起伏连绵的山峦。这正合乎郭熙所谓“自近山而至远山，谓之平远”，“平远之色，有明有晦”，“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缈”(220)的看法，从而诗人也就展示出此画广阔深远的艺术特点。然后诗人一转说，此画不但使苏轼“发兴青林”，也让我“坐思”神游，至于恨不能如随阳之雁，南游江湘。其实，这里似还有劝东坡适时引退、跳出政治漩涡的意思。观《山谷内集》卷六《双井茶送子瞻》、卷七《子瞻去岁春侍立迩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其三等同时他作，即可看出这一点。再下去诗人转而赞扬画家说，既然你老而益进，画兴不减，那么像唐代大画家王宰那样宽以时日，就可画出更多更好的山水景物来，以便让我们得以美的享受，得到感情上的慰藉。这既是正面对郭熙的美好祝愿，也是又一次从侧面烘托郭画之妙。如此精心构思，腾挪顿挫，无一笔松懈，怪不得方东树要称赞此诗“曲折驰骤，有江海之观、神龙万里之势”；推举“山谷之妙，在乎迥不犹人，时时出奇，故能独步千古，所以可贵”(221)。

再像欧阳修和梅尧臣的《盘车图》诗，也写得极好。

浅山嶙嶙，乱石矗矗，山石硗聱车碌碌。山势盘斜随涧谷，侧辙倾辕如欲覆。出乎两崖之隘口，忽见百里之平陆。坡长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杨褒忍饥官太学，得钱买此才盈幅。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见，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自言昔有数家笔，画古传多名姓失，后来见者知谓谁，乞诗梅老聊称述。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乃知杨生真好奇，此画此诗兼有之。乐能自足乃为富，岂必金玉名高赀。朝看画，暮读诗，杨生得此可不饥。(222)

诗人始则大力渲染山高路险、拉车艰难以及拉车人日暮赶路的焦急，重点在人。次则述杨学士忍饥买画，补出画面中“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见，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描绘山川自然的一面，重在景。末了则照应原唱，叙梅尧臣作诗之由，既赞“梅诗咏物无隐情”，能够“忘形得意”，也就再一次见出此画“画意不画形”的好处。全诗三四七言杂用，纯是散文笔法，文势奔放，风格劲健。

其他如梅尧臣《和江邻几画鬼拔河篇》，陈声聪先生称其“绘影绘声，穷形尽状，又一幅鬼趣图也”，“最奇”(223)。其实，鬼拔河即人拔河也。陈师道《次韵秦少游春江秋野图》，蔡正孙认为是精心构思的有为之作(224)。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宋徽宗“召对称赏，自此知名，仕宦亦浸显”(225)。至于苏黄诸人唱和的《李伯时所藏韩幹马》，更几乎首首可读，而以二苏、黄庭坚的最好。

思想感情上的相似相近，不但促进了同时代人的唱和，而且引发出超越时空界限的唱和，其代表作便是苏轼的《和陶诗》。

陶渊明的诗在六朝并没有多少人特别欣赏它。唐代起慕陶学陶者渐多，明标着学陶诗的就有崔颢的《结定襄狱效陶》、韦应物《效陶二首》、柳宗元《饮酒》、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曹邺《山中效陶》等等。但是，次韵和陶诗且颇寓己意的，则始见于晚唐诗人唐彦谦的《和陶贫士七首》，而不是始自苏轼，苏轼只是尽和陶诗的第一位而已。

苏轼为何要尽和陶诗？我们认为，此中固然有慕其人格、好其诗歌等因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思想上的合拍。

陶渊明思想明显地受玄学自然观的影响。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这种思想“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也”(226)。可谓言之甚确。苏轼思想中虽儒家成分较多，但他又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227)。“庄子盖助孔子者”，“阳挤而阴助也”(228)。则是显然主张儒道兼收并蓄。陶渊明凭着上述玄学思想出处进退，一任自由，即所谓“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差独贤”(229)。苏轼也以它来解释自己的仕隐之道，说什么“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230)。陶渊明在诗中不断地宣扬着顺应自然说，如“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231)；不断地追求着带玄学色彩的自然、“真意”的谐趣，如“此还有真意，欲辩已忘言”(232)。“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233)苏轼则心领神会地“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234)。这样，当着苏轼在仕途上进退维谷、前后失据，极欲摆脱心理压力、弥补情感空虚之时，终于在儒道兼纳、以道为用的路上走到一起来了。此所谓东坡自道的“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235)，黄庭坚说的“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236)，杨维桢说的“东坡和渊明诗，非故假诗于渊明也，其解有合于渊明者。故和其诗，不知诗之为渊明、为东坡也”(237)。

因此我们说，苏轼之和陶，实际上是把它当作疗救自己心灵创伤的良方，“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238)。把和诗作为排遣、减轻自己仕隐、穷达等人生痛苦的途径，即“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239)；把和陶看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必需部分，故凡有所感触，提笔便想到和陶。这就是苏轼“要当尽和其诗乃已”(240)的苦心所在。

所以，这也就决定了苏轼和陶诗的内容，首先是表现他领悟并运用老庄委时任运、顺应自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自我解脱的心理困境部分。如：“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241)。“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坠车终无伤，庄叟不吾欺”(242)。“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243)“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244)“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245)反复嗟叹，不可备举。诚如清人陆蓥所云，东坡和陶诗乃“此老晚年进境，（略）多见道之言”(246)。这些“见道之言”本身，当然较少可取。至于时时流露着“行乐当及时，绿发不可恃”(247)式的思想倾向的诗，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八、十九、二十，《和陶和胡西曹顾贼曹》等，以及用诗歌的形式写着《抱朴子》读后感的《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部分作品，尤不可取。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作为透视苏轼后期心灵窗口的上述作品及其整个《和陶诗》，还使我们看到，苏轼这位正直有实干精神的政治家，怎样始则陷大狱、贬黄州，后则“团团如磨牛”，“二年阅三州”(248)，再则贬筠州、定州，终则迁惠州、儋州，备受磨难、横遭打击的严酷现实；看到这位“早读《范滂传》”，志欲有为于天下的士大夫，怎样不得不“晚和渊明诗”(249)，愈益求助于老庄的自然虚无之论，追求着不醉不醒境界的痛苦、扭曲的变态心理；看到这位有宋一代的文学艺术大师，怎样不得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束而又缚，把自己的生活圈一缩再缩，至于在一百多首陶诗中讨生活的创作悲剧。总之，这些诗既有应弃置的一面，也有揭露控诉现实黑暗的一面，客观上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正如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250)一样，苏轼也并未真的遗世独立了。他依然期望着有朝一日再回朝去做点工作：“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251)可见东坡虽苦苦追求着不醒不醉的佳境，但其积极用世之心始终没有真的泯灭。正因为如此，诗人依旧关注着社会现实，关心着百姓病瘼。如《和陶咏二疏》，借汉疏广、疏受兄弟退隐不仕的事，讥刺朝中胁肩谄笑、多方图进的好利之徒，表现自己“世途方毂击，谁肯行此路”(252)的不与龌龊小人为伍的清高行操。《和陶拟古九首》其六曰：“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自注：“朱初平、刘谊欲冠带黎人，以取水沉耳。”(253)这虽与李焘的记载不合（东坡耳目所接，应该是较为可信的），但从诗人前此所写《荔枝叹》中“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来看，显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至于在《和陶劝农六首》其一、其二中，把黎民“怨愤劫质，寻戈相因”的根源，归于“贪夫污吏，鹰挚狼食”(254)，尤其难能可贵。

想象着“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255)的苏轼，在惠、儋期间与黎民颇多往来。无论其思想感情还是经济生活，都与百姓大为接近了。他苦口婆心地劝黎民“利尔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梃，以抶游手”(256)，鼓励他们“春无遗勤，秋有厚冀”(257)，祝愿他们“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258)。甚至在“醉语忽谈天”之时，也想到“清风洗徂暑，连雨催丰年”(259)。可见苏轼从没有忘记人民。

元好问说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260)。苏轼“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261)，确有不少和作写得真淳自然、平淡清新，代表了苏轼后期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和陶拟古九首》其一：

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262)

客人来访，叩门不应，却原来主人正枕在书上，做与友人诗酒相会的好梦，待到梦中惊醒的主人倒裳迎客的时候，一时间竟感到既对不起来客，又辜负了刚被惊散的梦中友人。这就把主人一片真淳厚朴之心，和盘托给了读者。原唱写诗人久出而归，见兰枯柳衰的愧负之情，此则写闭门谢客、自然超脱的恬淡心境，诚如洪迈所云：“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263)

再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

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264)

用小舟夜中发、天明度千山的比喻，来说人生道路的不可预测、不必预测，表现出委运任化的老庄思想，于义虽不可取，然其比喻手法的巧妙娴熟、语言的朴实纯净、风格的清淡自然，却给人以美感。尤其是描绘诗人醉卧小舟，朦胧之中，万重山峦夜发朝过，真一幅情趣盎然的扁舟夜航图。

不过，苏轼《和陶诗》中还有许多不时从平淡自然中流露出森然锋芒，萧散疏远中显出奇崛、沉郁的作品。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二、其八、其十二，《和陶乞食》、《和陶拟古九首》其四等。实际这也不奇怪，陶渊明本就不是浑身静穆的，而苏轼又自云：“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265)便更少不了愤慨，少不了影响其诗歌风格。

当然，思想、政治观念和态度、文学主张和情趣相同或相近，其唱和也并非一定都会成功。其唱和有时题材褊狭，远离现实生活；有时近于应酬，少真情实感；有时以文为戏，纯粹用于消遣，可取者就少。如苏轼的《和子由次月中梳头韵》、《和黄鲁直烧香二首》、《再和二首》，黄庭坚《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等等，终究没大意思。所以朱熹批评他们说：“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266)又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裴度等人后期的一些唱和诗，《和知非》、《和新楼北园偶集》、《杏园花下》、赠马的和答诗等等，既产生于花前樽下，又用来游乐娱情，叹老嗟逝，往来应酬，其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再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唱和的《春深二十首》，白居易称元稹诗“皆韵剧辞殚，瑰奇怪谲”，而他自己的和作呢，“四十二章，麾扫并毕”(267)，虽说不像元诗那样“瑰奇怪谲”，但大半都不太成功也是事实。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把唐宋唱和诗词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别和层次，并就其成败得失分别作了一些粗浅的分析。构成诗词唱和的原因很多，唱和之作的内容也相当庞杂，所以五个层次的划分免不了有交叉，而且也不太可能将唱和诗词的类别包罗殆尽，当然评价就更少不了差错。但是，从这五个类别或层次的划分上，我们却不难看出，由同爱好、同地域层次的唱和，到同处境、同体验、同感慨、同声气的唱和，唐宋诗词唱和是怎样从单纯、被动、不自觉、有各种限制的层次，发展演变到复杂、自觉、无所限制的较高层次唱和的大致过程；也不难看出，唐宋诗词唱和的内容、手法和成就，是怎样愈益丰富、娴熟和卓尔赫目的。

其次，从上文对各种不同类别和层次的唱和诗词的整体把握上，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唐宋诗词中的成功之作不仅比较多，而且确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当然，从唐宋诗词整体的构成比例看，成功之作并不占多数，但是，我们估价唱和诗词所达到的高度，除了从其最好的作品加以衡量以外，不应有其他的标准。假如我们从这些作品在整个唱和诗词中所占的比例加以考虑，那只能得到一个平均高度，而不是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况且，在全部唱和诗词中，失败的作品也并不占多数。

第三，从对各层次唱和诗词的具体分析中，我们还可以初步得出唱和诗词创作的一些普遍的规则：

就唱和的性质和特点讲，随歌为和，和则少不了同，少不了随，从而和作之中所表现的内容、情感中也就少不了随唱而发的成分。比如，当原唱方怀才不遇或被贬谪而趋于消极的时候，和方为鼓励或因同情而发的壮语、达语、不平和牢骚等，其真实程度常要打一定折扣。

就唱和主体各方面的情况看，因人唱和，则唱和之人不同，唱和之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唱和的内容和手法等也随之而变。具体说，又可分为三个方面。从社会政治地位上说，当唱和双方属上下级关系的时候，如君臣、府主与幕僚等，下对上往往要唱赞歌，上对下则要不失身份并对下时有称誉。当唱和双方属平级关系时，双方亦须互示尊重。因而这两类唱和诗词都常常带有一定的“官味”，其风格（尤其是应制诗）“大抵不出典实富艳尔……若作清癯平淡之语，终不近尔”(268)。再从思想感情上说，当唱和双方较为知心和亲近的时候，唱和之中就比较融洽，无隔阂，无顾忌，应酬少，限制少。对唱方来说，是“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269)。在和方来看，则是“君如无我，问君怀抱向谁开？”(270)因此，这类唱和诗词的内容就较真实，反之则易流于应酬。还有，若从唱和之人所处的环境看，当唱和双方所处之境较为优裕和顺利的时候，唱和往往带有娱乐消遣的色彩，其内容较褊狭，真情实感较少，而艺术形式则更为讲究，有时甚至堕入文字游戏。当双方所处之境不利的时候，唱和则往往能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唱和双方的共鸣更强烈，可取者也较多。第四章　唱和诗词评价诸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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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陈郁：《藏一话腴》外编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65册，页559。

(2) ［宋］沈义父撰、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页44—45。

(3) ［明］毛晋：《和清真词跋》，见［宋］方千里：《和清真词》卷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87册，页448。

(4) ［宋］周邦彦撰、罗忼烈笺注：《清真集笺注》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78。

(5)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4册，中华书局，1965年，页2490。

(6) 《全宋词》第4册，页3001。

(7) 《全宋词》第5册，页3123。

(8) 《全宋词》第4册，页3001。

(9) 《全宋词》第5册，页3122。

(10) 《全宋词》第5册，页3129。

(11) 《全宋词》第4册，页3009，［蕙兰芳］“池亭小”。

(12) 《全宋词》第4册，页3009，［齐天乐］《临江道中》。

(13) 《全宋词》第4册，页3008，［风流子］“行乐平生志”。

(14) 《全宋词》第4册，页3008，［风流子］“行乐平生志”。

(15) 《全宋词》第4册，页3008，［宴清都］“早作听晨鼓”。

(1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方千里）和清真词提要》，页1811。

(17) ［德］歌德撰、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页10。

(18) 《全唐诗》卷三十一［唐］魏徵《奉和正日临朝应诏》，页441。

(19) 《全唐诗》卷三十三［唐］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页451。

(20) 《全唐诗》卷三十四［唐］杨师道《奉和正日临朝应诏》，页461。

(21) 《全唐诗》卷一［唐］唐太宗《执契静三边》，页3。

(22) 《全唐诗》卷一《春日登陕州城楼，俯眺原野，回丹碧，缀烟霞，密翠斑红，芳菲花柳，即目川岫，聊以命篇》，页6。

(23) 《全唐诗》卷三［唐］唐玄宗《过晋阳宫》，页26。

(24) 《全唐诗》卷四十九［唐］张九龄《奉和圣制过王濬墓》，页597。

(25) 《全唐诗》卷四十七［唐］张九龄《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题座右》，页564。

(26) 《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看镜有感》，页209。

(27)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页3325。

(28) 《唐音癸签》卷十，页98。

(29) 《全唐诗》卷三十五［唐］许敬宗《奉和初春登楼即目应诏》，页463。

(30) 《全唐诗》卷四十八［唐］张九龄《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页580。

(31)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页162。

(32) 《庚溪诗话》卷上，页162—163。

(33) 《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看镜有感》，页209。

(34)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页285。

(35)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引宋祁《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178。

(36) ［唐］顾况撰、赵昌平校编：《顾况诗集》卷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5。诗题又作《奉和同郎中韦使君郡斋雨中宴集》。

(37)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引朱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271。

(38)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十七《玄真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页180。

(39) 《金奁集》中有《渔父词》十五首，大概是和张的，但作者已不可考。

(40) 请参黄永年先生《释〈西昆酬唱集〉作者人数及篇章数》（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清］周桢、王图炜注本《西昆酬唱集·附录》）。又参祝尚书先生《宋人总集叙录》卷一（中华书局，2004年，页24—25）。

(41) 《穆天子传》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42册，页253。

(42) 请参庞石帚先生《养晴室笔记》卷一（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页32—33）。又，杨亿以“西昆”指册府，亦见于他处。如《秘阁舒职方知舒州》曰：“西昆册府控千庐，铅笔多年校鲁鱼。”（《武夷新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6册，页392）

(43) ［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十三《礼部唱和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107。

(44)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七《广平公唱和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6册，页431。

(45) 请参［宋］刘攽《中山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页288。

(46) 请参［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145。

(47) ［宋］杨亿等撰、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42—45、页51—52。

(48) ［宋］刘攽：《中山诗话》，《历代诗话》本，页288。

(49) ［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六“有浑然意思”条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126。

(50) ［宋］方回撰、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三，刘筠诗下方回批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27。

(51) 《瀛奎律髓汇评》卷三，刘诗纪昀批语，页127。

(52) 《歌德谈话录》，页56。

(5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己巳”，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页1589。

(54)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八十三《王钦若传》，中华书局，1977年，页9564。

(55) 《宋史》卷三百五《杨亿传》，页10083。

(56) 如陆游《跋〈西昆酬唱集〉》（《全宋文》卷4940，223册，页73）等。

(57) 《西昆酬唱集注》卷上，页7。

(58) 《西昆酬唱集注》卷上，页13。

(59) 《西昆酬唱集注》卷上《禁中庭树》，页20。

(60) 《西昆酬唱集注》卷下《清风十韵》，页278—279。

(61) 《西昆酬唱集注》卷下《偶怀》，页238—239。

(62) 《西昆酬唱集注》卷下《直夜》，页190。

(63) 《西昆酬唱集注》卷下《因人话建溪旧居》，页275。

(64)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页6。

(65) 《宋史》卷三百五，页10082—10083。

(66) 《杜诗镜铨》卷八，页339—340。

(67)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中华书局，1961年，页619。

(68) 《杜诗镜铨》卷七《和裴迪登新津亭寄王侍郎》，页330—331。

(69) 《杜诗镜铨》卷八《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页346—347。

(70) 《杜诗镜铨》卷八引，页340。

(71)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页1147。

(72) 《白居易集》卷十五，页318。

(73) 《白居易集》卷十五，页318—319。

(74) 《元稹集》卷六十《上令狐相公诗启》，页632。

(75)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二《重别梦得》，中华书局，1979年，页1160。

(76) 陈衍评选：《宋诗精华录》卷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07。

(77) 《全宋词》第五册，页3229。

(78)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页685。

(79) ［唐］陆龟蒙：《笠泽丛书》卷四《村夜二篇》其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3册，页260。

(80) ［唐］韦庄：《秦妇吟》，王重民等辑录：《全唐诗外编·补全唐诗》，中华书局，1982年，页35。

(81) 《松陵集》卷六［唐］陆龟蒙《徐方平后闻敕因寄袭美》句中自注，陶湘涉园影宋本，页9。

(82)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増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懽，亦迭和之微旨也》，页5。

(83)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页11。

(84) 《松陵集》卷五［唐］皮日休《新秋言怀寄鲁望三十韵》，页8。

(85)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増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页7。

(86) ［唐］皮日休：《松陵集序》，页2。

(87) 《松陵集序》，页2。

(88)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増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页6。

(89) 《松陵集》卷五［唐］皮日休《武丘寺殿前有古杉一本，形状丑怪，图之不尽，况百卉竞媚，若妒若媢，唯此杉死抱奇节，髐然闯然，不知雨露之可生也，风霜之可瘁也。乃造化者方外之材乎？遂赋三百言以见志》，页1。

(90) 《松陵集》卷一［唐］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见寄》，自注，页11。

(91) 《松陵集》卷七［唐］皮日休《夏景冲淡偶然作二首》其二，页8。

(92) 《松陵集》卷八［唐］陆龟蒙《早秋吴体寄袭美》，页3。

(93) 《松陵集》卷七，页7。

(94) 《松陵集》卷七，页3。

(95) 《松陵集》卷六［唐］陆龟蒙《奉和病中书情寄上崔谏议》，页6。

(96) 《松陵集》卷七［唐］皮日休《吴中言怀寄南海二同年》，页10。

(97) 《松陵集》卷六［唐］陆龟蒙《徐方平后闻赦因寄袭美》，页9。

(98) 《松陵集》卷八，页3。

(99) 《松陵集》卷五［唐］陆龟蒙《秋日遣怀十六韵寄道侣》，页8。

(100) ［唐］陆龟蒙：《笠泽丛书》卷四《自和（江墅言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3册，页266。

(101)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増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页7。

(102) 《松陵集》卷一［唐］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页3—4。

(103) 《松陵集》卷一［唐］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见寄》，页12。

(104) 《松陵集》卷六，页14。

(105) 《松陵集》卷四，页13。

(106) 《松陵集》卷三，页13。

(107) 《松陵集》卷四［唐］皮日休《茶中杂咏·茶灶》，页16。

(108) 《松陵集》卷一［唐］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见寄》，页12。

(109) ［唐］陆龟蒙：《笠泽丛书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3册，页231。

(110) 《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页591。

(111)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鲁望读〈襄阳耆旧传〉，见赠五百言，过褒庸材，靡有称是。然襄阳曩事历历在目，夫〈耆旧传〉所未载者，汉阳王则宗社元勋，孟浩然则文章大匠，予次而赞之，因而寄答。亦诗人无言不酬之义也。次韵》，页5。

(112) 《松陵集》卷三［唐］皮日休《太湖诗·序》，页1。

(113) 《松陵集》卷二［唐］陆龟蒙《读黄帝阴符经寄鹿门子》，页4。

(114) 《松陵集》卷六［唐］陆龟蒙《上元日道室焚修寄袭美》，页7。

(115) 《笠泽丛书》卷一《甫里先生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3册，页234。

(116)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初夏即事寄鲁望》，页13。

(117) 《松陵集》卷七［唐］陆龟蒙《奉和醉中偶作呈鲁望》，页9。

(118) 《松陵集》卷六，页15。

(119) 《笠泽丛书》卷一《甫里先生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3册，页233。

(120) 《松陵集》卷八，页13。

(121) 《松陵集》卷八［唐］皮日休《伤道士严子重诗序》，页2。

(122) 《松陵集》卷二［唐］陆龟蒙《奉和因增至一百四十言》，页9—10。

(123) 《松陵集》卷一，页8—9。

(124) 《松陵集》卷五，页1。

(125) 《松陵集》卷一［唐］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页4。

(126) 《笠泽丛书》卷一《甫里先生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3册，页233。

(127) 《松陵集》卷一［唐］陆龟蒙《奉和二游诗·任诗》，页17。

(128) 《松陵集》卷三［唐］皮日休《太湖诗二十首·桃花坞》，页5。

(129)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増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页7。

(130) 《松陵集》卷六［唐］皮日休《闻鲁望游颜家林园病中有寄》，页7。

(131) 《松陵集》卷六［唐］陆龟蒙《奉和春夕陪崔谏议樱桃园宴》，页13。

(132) ［清］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一，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694。

(133) ［清］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本，页193。

(134)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三，页2217—2218。

(135) 《杜诗镜铨》卷十二，页603。

(136) ［宋］张耒：《张耒集》卷十三，页232—233。

(137) ［宋］李清照撰、王仲闻校注：《李清照集校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页101。

(138) 《张耒集》卷四十八《贺方回乐府序》，页755。

(139) 《李清照集校注》卷二，页104—110。

(140) 《李清照集校注》卷二，页110—111。

(141) ［宋］王安石撰、李壁注、刘辰翁评、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41—143。

(142)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本，页220。

(143) 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页55。

(144)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八，页231。

(145) 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引《石林诗话》，页200。

(146) ［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一《乾·文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6。

(147) ［唐］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文苑英华》卷七百十二，中华书局，1966年，页3679。

(148) ［唐］孟浩然：《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全唐诗》卷一百六十，页1660。

(149) 《元稹集》卷二十二《寄乐天》，页246。

(150) 《白居易集》卷一《赠元稹》，页8。

(151) 《柳宗元集》卷四十二《重别梦得》，页1160。

(152)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十，页1532。

(153) 《白居易集》卷三十七，页857—858。

(154) ［唐］孟郊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卷六《上达奚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页108。

(155) 《孟东野诗集》卷四《石淙十首》其七，页70。

(156)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孟郊传》，页4205。

(157)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三《依韵和圣俞见寄》，页1334。

(158) ［宋］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五《永叔寄诗八首并祭子渐文一首，因采八诗之意警以为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87。

(159) ［宋］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全宋词》第三册，页2099。

(160) ［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7。

(161) ［法］丹纳撰、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页136—137。

(162)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页962。

(163)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53。

(164) ［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校注》（以下径称《苏轼诗集校注》）卷十九《和孙同年卞山龙洞祷晴》，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013。

(165) 《苏轼诗集校注》卷十五《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页1503。

(166)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一《次韵孔毅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其二，页2368、2372。

(167) 《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晨凉漫记》，页248。

(168) ［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卷七《和李邦直学士沂山祈雨有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52。

(169) 《栾城集》卷四《和子瞻开汤村运盐河雨中督役》，页99。

(170) 《栾城集》卷五《次韵子瞻吴中田妇叹》，页101。

(171) 《张耒集》卷十二《和应之檐雀》，页218。

(172) 《张耒集》卷十五，页252。

(173) ［宋］黄庭坚撰、任渊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以下径称《山谷诗集注》）卷一，中华书局，2003年，页68。

(174) 《元稹集》卷二《和乐天折剑头》，页24。

(175) 《山谷诗集注》卷十七《次韵文潜》，页611。

(176) 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页114。

(177) 《山谷诗集注》卷二《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页105。

(178)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五《和人喜雨》，页277。

(179) 《苏轼诗集校注》卷七《和刘道原寄张师民》，页662。

(180) 《苏轼诗集校注》卷九《次韵答章传道见赠》，页834。

(181) 《苏轼诗集校注》卷五，页444。

(182)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七，页2972。

(183) 《山谷诗集注》卷六，页218。

(184) 《黄庭坚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以下径称《山谷外集诗注》）卷六，页948。

(185)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二《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页1148。

(186)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酬乐天咏老见示》，页1261。

(187) ［宋］辛弃疾撰、邓广铭辑校审订、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卷上《祭陈同甫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123。

(188) 《全宋词》第三册，页2099。

(189) ［宋］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238。

(190) 《朱文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226册，页82。

(191) 《朱文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本，226册，页83。

(192) 《宋史》卷三百七十《刘子羽传》，页11508。

(193) 《宋史》卷三百七十《刘子羽传》，页11507。

(194) 《宋史》卷三百七十《刘子羽传》，页11508。

(195) 《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五，此诗纪批，页1608。

(196) ［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十一，中华书局，2007年，页594。

(197) ［唐］韩愈撰、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813—814。

(198)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页116。

(199)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和寄乐天》，页482。

(200) 《元稹集》卷二十，页232。

(201)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页66。

(202) ［宋］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一《蓬莱赋并序》，《四部丛刊》初编本，239册，页264—265。

(203) ［清］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卷三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48册，页577。

(204)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引，《历代诗话》本，页409。

(205) ［宋］何汶：《竹庄诗话》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页142。

(206)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八，页430。

(207)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七，页4242。

(208) 《苏轼诗集校注》卷十六，页1765。

(209) 《栾城集》卷四，页85。

(210) 《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一，页1145。

(211) 《苏轼全集校注·词集》（以下径称《苏轼词集校注》）卷一，页302—303。

(212) 《全宋词》第1册，页213—214。

(213) 参王国维《人间词话》、吴世昌《词林新话》等。

(214) ［宋］杨万里：《诚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页141。

(215)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七《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页1390。

(216)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四，［清］张海鹏辑《学津讨源》本，江苏广陵刻印社，1990年，第16册，页393。

(217) 《山谷诗集注》卷七，页263—264。

(218) ［德］莱辛撰、朱光潜译：《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页75。

(219) ［宋］郭熙、［宋］郭思：《林泉高致集·山水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12册，页574。

(220) 《林泉高致集·山水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12册，页578。

(221)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页315、313。

(222)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六，页170—171。

(223) 陈声聪：《兼于阁诗话》附录《论题画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367。

(224) ［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页323。

(225)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三，页361。

(22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三联书店，2001年，页228—229。

(227)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三《祭龙井辩才文》，页7067。

(228) 《苏轼文集校注》卷十一《庄子祠堂记》，页1085。

(229)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贫士七首》其二，页4601。

(230)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36。

(231) 《陶渊明集》卷二《形影神·神释》，页37。

(232)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五，页89。

(233)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七，页90。

(234)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历代诗话》本，页507。

(235)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和陶桃花源》，页4751。

(236) 《山谷诗集注》卷十七《跋子瞻和陶诗》，页604。

(237) ［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张北山和陶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1册，页438。

(238)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页7494。

(239)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东方有一士》，页4900。

(240)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引》，页4509。

(241)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页3979—3980。

(242)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页3996—3997。

(243)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其一，页4510。

(244)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止酒》，页4839。

(245)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二《和陶神释》，页4974。

(246) ［清］陆蓥：《问花楼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本，页2306。

(247)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九，页4010。

(248)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送芝上人游庐山》，页4040。

(249)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五《近似类》引杜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页405。

(250)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页436。

(251)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赠羊长史》，页4938。

(252)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页4713。

(253)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页4892。

(254)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页4867、4869。

(255)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其二，页4936。

(256)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劝农六首》其四，页4870。

(257)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劝农六首》其五，页4871。

(258)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劝农六首》其六，页4872。

(259)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其二，页4860。

(260) ［金］元好问撰、郭绍虞笺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其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页60。

(261)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三《和陶归去来兮辞》，页5093。

(262)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页4884。

(263) ［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三“东坡和陶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447。

(264)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页3983。

(265)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五《与程全父推官十二首》其十，页6064。

(266)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页3333。

(267)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页477。

(268)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历代诗话》本，页498。

(269) 《白居易集》卷十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引元稹原唱《序》，页292。

(270) 《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水调歌头］《和赵景明知县韵》，页81。

第四章　唱和诗词评价诸问题辨析

在对唱和诗词的研究评价中，我们以为，困难还不在于指出其本身的成败得失如何，而在于指出其成败得失的原因何在。

唱和双方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在这一对矛盾中，和方往往占主导地位，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唱和诗词的成败得失。所以，自宋代以来，对唱和诗词持赞赏态度的也好（这部分人较少），专门抉发其弊病的也好（这一部分人甚多），眼光都放在和方身上，而其焦点则集中在应酬、次韵和逞才使气这三个问题上。

我们认为，从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看，唱和诗词的成败得失与否，与其他的诗词创作一样，无例外地取决于它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深刻性和独特性的程度如何，而不在于应酬、次韵与否。这在上面对唱和诗词粗略的评价中，已经谈过。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前人提出的上述三个问题，确与唱和诗词创作的成败得失颇有关系，有必要细作辨析。

一、关于应酬

我们先看应酬问题。

杨万里在《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中说：

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及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或属意一花，或分题一草，指某物课一咏，立某题征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犹专乎我也。斯之谓赋。至于赓和，则孰触之，孰感之，孰题之哉？人而已矣！(1)

杨万里把唱和诗词失败的原因归于应酬，此虽大致不错，但杨万里是主张作诗用活法，不肯受约束的人，话未免说得过头了。

如果和方没有与唱方相似的生活经历、相近的情感体验，或者虽有而无新鲜的认识和创作兴致，那和作就难免随人作计，异口同声，流于应酬，使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独特性大为降低，导致失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即如元稹、白居易这样有密切交往的人，有时写相思之情也不免失败。像元稹的《酬乐天三月三日见寄》、白居易的《和寄问刘白》等，把对方的话倒过来说一遍，既无新意，手段也不高明，其失就在应酬。其实这一弊病诗人们自己并非不知。如梅尧臣说：“强应小诗无气味。”(2)苏辙说：“我本无此诗，嗟此谁所借。”(3)刘辰翁也说：“赋者迫和，勉强趋韵。”(4)都说得很明白。又如刘禹锡说的：“疲兵再战，勍敌难降。下笔之时，冁然自哂”(5)，则形象地描绘出唱和之时不免应酬的被动情状。在这种情况下作出来的唱和诗词，当然难免失败。

唱和易失于应酬。但是，唱和并不等于应酬。在更多的情况下，和作照样是有所触、有所感、有所为的成功之作。诗歌创作是必须有所感触才做得好的，但这种感触并不只限于创作之一时一地的感触，而且它还包含着诗人过去曾感受过的外界影响之总和、诗人全部的过去的经验、各种心理活动。如果诗人确有足够的体验和认识储存在大脑中，并曾对之作过必要的酝酿加工，那么在唱和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把它们调动起来，创作出好作品。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唱和诗词狭隘地理解为，一定是受制、应和于他人的产物。

比如，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陆游与韩无咎在镇江有过一段诗词唱和的创作经历。陆游说他与韩“念别有日，乃益相与游。游之日未尝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念人事之无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词多婉转深切，读之动人”(6)。这与朱熹、张栻的南岳唱和，情形差不多。乾道三年秋，朱熹访张栻于长沙。此行不但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他与张栻离别前同游南岳的《南岳倡酬集》。朱熹说：“自岳宫至槠州，凡百有八十里。期间山川林野、风烟景物，视向所见，无非诗者。”“今远别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则无以写难喻之怀。（略）既而敬夫以诗赠吾三人，亦各得答赋以见意。”(7)观集中之诗，或题咏山间景物，或即景抒怀，多有佳作，而很少轻率应酬之迹。

又如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序》云：“九岁解赋诗，饮酒至斗馀乃醉。时方依倚舅族，舅怜，不以礼数检，故得与姨兄胡灵之之辈十数人为昼夜游。日月跳掷，于今馀二十年矣。其间悲欢合散，可胜道哉。昨枉是篇，感彻肌骨。适白翰林又以百韵见贻，余因次酬本韵，以答贯珠之赠焉。（略）”(8)刘禹锡《西川李尚书知愚与元武昌有旧，远示两篇，吟之泫然，因以继和二首》，苏轼《子由将赴南都，与余会宿于逍遥堂，作两绝句，读之殆不可为怀，因以和其诗（略）》等等，断不可斥之为应酬之作。至于许多和古人之作，如黄庭坚《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等，并非应酬古人，则更是很明显的。可见，不属于应酬的唱和诗词很多，且往往有成功之作。

诚然，从唱和诗词的特点看，同题和作要照应原唱的内容，有时还要赞美别人，要自谦，甚至有时不免曲意奉迎，但这毕竟是一部分唱和之作，是唱和内容的一部分。在更多的场合下，常常是虽同题同意而侧重点、构思方式和表现手法却有不同；虽必须相互照应，但更可以补充发展，以至离开原唱自创新意。因为唱和的双方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然而就其总体看，则不同仍是主要的、绝对的，即使受到同样的社会刺激，在同一题目之下做文章，诗人们仍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照样会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例如，元稹在《酬乐天雪中见寄》中，说他与白居易“对景东西事有殊”(9)，和作而不同。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序》，言其和作，“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10)。确实，观二人之作，如《思归乐》略同，《阳城驿》意同而抒写角度不一，《四皓庙》则看法显然不同。又如，欧阳修在《戏答圣俞持烛之句》中直说，“辱君赠我言虽厚，听我酬君意不同”(11)。梅尧臣《和永叔桐花十四韵》也说：“答君桐花篇，聊以发我衷。”(12)至如梅尧臣和张仲通的《洛中杂题》，讲明只“和尝历览者六章”(13)，更是不肯轻易应酬的例子。因此我们说，和作虽有应酬成分，但决不能将全诗一概否定。

二、关于次韵

前人认为次韵是把唱和诗词导向斜路的又一祸根。严羽说：

和韵（此指次韵，说见注）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14)

严羽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说得绝对了。一般说来，次韵有碍于诗歌内容的表达，然次韵与否实在只是个形式问题，在唱和诗词成败得失的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容。若是没有生活，没有激情，一百零六韵随你用也不见得能作出好诗。而自宋人起，就认为先唐唱和诗不和韵便好，从元、白起，次韵唱和，诗便不好。这显然不合逻辑。事实是次韵照样和意，且先唐唱和诗虽说不和韵，可失败者正多。这些，是我们先要说清的。

次韵难度比较大，容易束缚人的思想，有碍诗意的表达，作不好会导致唱和诗词的失败，这是很明白的。如陆龟蒙就说：“觅句难于下赵城。”(15)黄庭坚说：“老懒不能追韵，辄自取韵奉和。”(16)可见次韵唱和不易。因此，也就使得人们往往不得不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到韵脚上，甚至有时候只得勉强凑合。“因韵求事，至于搜求小说佛书殆尽，使读之者惘然不知其所以。”(17)如，“东坡七古亦时以和韵、叠韵见绌，其运用故典亦有随笔拉杂”(18)者，则次韵有时是要限制诗意的传达的。苏颂曾讲过一段小故事，很能说明次韵的这种弊病，此不妨照录如下：

仁宗赏花钓鱼宴赐诗，执政诸公洎禁从馆阁，皆属和。而诗中“徘徊”二字，别无他义，诸公进和篇皆押“徘徊”字。及诗罢再就座，而教坊中进杂戏，为数人寻访税第者。诣一宅观之，至前堂之后，观玩不去。问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后堂、东西序，复环顾而不去。问之则皆曰：“徘徊也。”其一人笑曰：“可则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耳。”(19)

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不过，次韵虽然难度较大，但正因为如此，也往往逼着诗人们非全力以赴、刻意求新不可，于是难中见巧，反出好诗。这就如黑格尔在谈到诗歌音律问题时说的，这种强制性的要求，“还能激发诗人‘因文生情’，获得新的意思和新的独创，如果没有这种冲击，新的东西就不会来”(20)。

如欧阳修评韩愈作诗，得宽韵反“泛入旁韵”，“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21)。费衮亦指出：“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诗、雪诗，押‘暾’字、‘叉’字；在徐州与乔太博唱和，押‘粲’字数首，鲁直和‘粲’字数首，亦皆杰出。”(22)这话大致合乎实际。甚至像袁枚这样对次韵唱和貌似深恶痛绝的人，有时也只得承认某唱和诗若不押某字，“恐反无此巧妙也”(23)。

诗人们所以能因难出奇，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原因之外，还有语言学方面的因素。汉语言文字发展到唐宋时代，复音词早已甚多，文字的构词能力已相当强，表现力也日益丰富。这就为辞之达意客观上提供了条件。黄庭坚在《陈荣绪惠示“之”字韵诗，推奖过实，非所敢当，辄次高韵三首》其三中自注曰：“再和‘之’字，非以作难得巧为工，亦欲见意之无穷尔。”(24)刘克庄更说：“诘旦思之，世岂有不押之韵？”(25)且不管刘克庄所和之诗如何，这些话都说明语言本身功能的提高，为诗人们发挥才智的唱和提供了可能性。

次韵有灵活性。当次韵有碍内容表达时，诗人们有时也并不那么死板地以辞害意。如苏辙曾和过其兄苏轼的《谪居三适三首》其三末句，苏轼原作：“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26)苏辙诗则作：“名身孰亲疏，慎勿求封侯。”(27)就是顾及诗意而改韵脚字的例子。又如，“东坡在岭外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云：‘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腼。’自注云：‘渊明本用缅字，今聊取其同音。’《和程正辅同游白水岩》诗云：‘恣倾白蜜收五棱，细斫黄土栽三桠。’自注云：‘来诗本用‘’字，惠州无书，不见此字所出，故且从木奉和。’且东坡欲和此二韵，似亦不难矣，然才觉牵合，则宁舍之，不以是而坏此篇之全意也。”(28)

次韵难易也是相对的。五七言古近体诗发展到唐宋时代，是既已普及，更有提高，如果说次韵对一般人还比较难的话，那么对元白、韩孟、刘柳、欧梅、苏黄、王安石、辛弃疾等大家名家来说，次韵唱和早已习然，不是问题了。因为诗歌的声律、韵脚等等的规矩、限制，在他们手上久已熟巧，运用自如，以至不必次韵者，他们也偏要次韵。如元祐六年（1091）东坡在颍州作《聚星堂雪》诗（次韵追和欧阳修雪诗），时刘景文赴任经过颍州，东坡作诗留之，也还用《聚星堂雪》诗之韵。即为其例。次韵诗，他们能作得了无痕迹。如“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29)。“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30)闻一多先生的这段话，完全可用来说明次韵难易的相对性。

其实，次韵确实还有易的一面。清人黄子云说：“和韵人皆为难，我独为易。就韵构思，先有倚藉，小弄新巧，即可压众。”(31)这是有道理的。如初学填词，要熟记词谱很难，但若记住一些名作，依韵和之，或增入自己要写的内容，就容易得多。再如专学某人之词，则选择依韵和作的办法，也易于见效。《和清真词》、《和姜夔词》(32)等之所以会产生，其道理似乎就在这里。

三、关于逞才使气

与唱和诗词成败密切相关的第三个问题是逞才使气。

清人梅曾亮说：

叠韵之巧，盛于苏黄；和韵之风，流于元白。意在骋捷径之险，示回翔之善迹。……矜此难能，竟于碎义，是犹削足适屦，屈头便冠，此又一蔽也。(33)

这话有正确的一面，但也过激了。

我们认为，唱和的逞才使气有两面性。一方面，当唱和双方过于雕章琢句，甚至纯粹为逞才使气、消遣娱乐而唱和时，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些意义甚微的游戏文字。

如白居易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说元稹诗：“‘车、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瑰奇怪谲。又题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意欲定霸取威，置仆于穷地耳。然敌则气作，急则计生，四十二章，麾扫并毕，不知大敌以为如何。夫劚石破山，先观镵迹；发矢中的，兼听弦声。以足下来章惟求相困，故老仆不觉大夸。”(34)唱和诗作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走上了过分逞才使气的斜路。又如，皮日休在《松陵集序》里，大讲此集是他与陆龟蒙善于使才的产物，但看集中第十卷的杂体诗，即窃慕仿效刘禹锡的回文、离合、双声、叠韵诗，学韩孟的联句诗，其失就在于二位使才使过了头。再如，名标着“戏”字的部分唱和诗，与数和、十和至于二十和的作品（如刘克庄的），那也是过分逞才使气而导致失败的例子。

话说回来，纯粹为逞才使气而唱和的一些游戏文字，也绝非无可取。如赵执信说：“元白、皮陆，并世颉颃，以笔墨相娱乐。后来效以唱酬，不必尽佳，要未可废。”(35)朱光潜先生更进而指出：“‘和韵’也还是一种‘趁韵’。韩愈和苏轼的诗里‘趁韵’例最多”，“都不免含有几分游戏的意味”。“不过我们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也未免操之过‘激’。就史实说，诗歌在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已一直维持到现在，不曾断绝。其次，就学理说，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术的价值。巧妙的文字游戏，以及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可以引起一种美感，也是不容讳言的。”(36)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唱和以逞才使气的另一面是争奇斗胜。它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的竞争：同时代的人唱和是一种横向的比较和竞争，和古人诗词则往往是纵向的较量和竞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37)，唱和双方的相互切磋，争奇斗胜，便是唱和诗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是竞争，就要认真对待。如，白居易说他与元稹的唱和是“酬答朝妨食，披寻夜废眠”(38)。皮日休则说他与陆龟蒙唱和是：“苟其词之来，食则辍之而自饫，寝则闻之而必惊”，即所谓“未尝不以其应而为事”(39)。如此郑重其事，唱和之作便容易好。

既然是竞争，那么，处在竞争条件下的唱和双方，创作动机往往更强烈，兴趣更浓厚，克服困难的意志更坚定，争取优胜、压倒对方的信念也更强。从而诗人们的观察力也就比平时更敏锐，精力更充沛，思维更活跃，视野更开阔。元稹说的“志士潜兴感，高僧暂废禅，兴飘沧海动，气合碧云连”(40)，刘禹锡说的“目极想前事，神交如共游”(41)，形象地描绘出诗人们唱和之时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这样，唱和之作也就易于成功。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元白“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绝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唱所为也”(42)。这是颇中肯綮的。我们就唱方看，诗如果做得不好，恐怕是拿不出手的。君臣唱和时，常有大臣乞免应和的情况。苏轼知汝州，日与陈师道、赵令畴等人唱和，而欧阳叔弼、欧阳季默颇不参与。个中缘故，当然不是不会作诗，而是怕作不好拿出去让人笑话。因此，诗人总想把与人唱和的诗作得更好一些。如欧阳修作过一首《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诗写得好，于是就“自以为得意”(43)。这都说明竞争有助于唱和之作的成功。

再就和方来说，则无不想超过对方，出人头地。如白居易那五十首很有和作意味的新乐府诗，就是以超越李绅、元稹之作为目标之一而创作的。所以白居易后来一提此事就十分得意，说：“李十二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服。”(44)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也是在唱和竞争中取胜的。苏轼曾写信给章质夫，说：“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45)因而东坡之和作虽未必有与章氏一比高低的意思，但也很花了一些功夫。再如，黄庭坚把他的《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写了送给徐师川，说：“八诗颇得意者，故漫录往，或与潘、洪诸友读之。”(46)这八首诗确实也写得好。由此又可见，争奇斗胜，对诗词唱和的成功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当然，影响唱和诗词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唱和双方的文学素养要好，要有才学等等，但是比较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诗歌唱和成败的因素，似也就是上述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对于这些影响因素，应具体分析，笼统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合适的。第五章　唱和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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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万里集笺校》卷六十七，页2841—2842。

(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较艺再和王禹玉内翰》，页931。

(3) 《栾城集》卷二《和子瞻记梦二首》其一，页38。

(4) ［宋］刘辰翁：［金缕曲］《乡校张灯，赋者迫和，勉强趋韵》，《全宋词》第五册，页3247。

(5)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仆射来示，有三春向晩、四者难并之说。诚哉是言。辄引起题，重为联句。疲兵再战，勍敌难降，下笔之时，冁然自哂。走呈仆射兼简尚书》，页1277。

(6) ［宋］陆游：《京口唱和序》，《全宋文》卷四九三三，第222册，页332。

(7) ［宋］朱熹：《南岳酬唱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48册，页608。

(8) 《元稹集》卷十一，页123。

(9) 《元稹集》卷二十二，页249。

(10) 《白居易集》卷二，页40。

(11) 《欧阳修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十二，页383。

(12)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六，页346。

(13)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八，页1030。

(14) 《沧浪诗话校释·诗评》，页193—194。按：“和韵”，此即指次韵。首先，从严羽这段话的整个意思看是这样。其次，和韵、次韵等概念在宋代并不太清楚，常有混用的情况，如《沧浪诗话·诗体》、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等书中的说法，都可为证。此不详说。

(15) 《松陵集》卷八《秋夕文宴得成字》，页6。

(16) 《山谷诗集注》卷十八《鄂州节推陈荣绪惠示沿檄崇阳道中六诗老懒不能追韵辄自取韵奉和》，页641。

(17) 《诗人玉屑》卷六引《陵阳室中语》，页127。

(18) ［清］施补华：《岘傭说诗》，《清诗话》本，丁福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990。

(19) ［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二引《苏槐（当作魏）公语录》，页207。诸人唱和之诗，此卷亦收。

(20) ［德］黑格尔撰、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70。

(21)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16。

(22) ［宋］费衮：《梁溪漫志》，页74。

(23)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702。

(24) 《山谷诗集注》卷十八，卷647。

(25)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十二《诘旦思之世岂有不押之韵辄和北山十首》，《四部丛刊》初编，273册，页190。

(26)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页4953。

(27) 《栾城后集》卷二，页1135—1136。

(28)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七，页74。

(29)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页208。

(30) 《闻一多全集》第二卷《诗的格律》，孙党伯、袁謇正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39。

(31) ［清］黄子云：《野鸿诗的》，《清诗话》本，页858。

(32) 郑文焯有《和姜夔词》，不存。请参看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卷二《与张尔田书》，孙克强、杨传庆辑校，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18。

(33) ［清］梅曾亮：《柏枧山房诗集自序》，见是书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1514册，页111。

(34)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页477。

(35) ［清］赵执信撰、陈迩冬校点：《谈龙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6。

(36) 朱光潜：《诗论》，《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页47。

(3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552。

(38) 《白居易集》卷十七《江楼夜吟元九律诗称三十韵》，页351。

(39) ［唐］皮日休《松陵集·序》，页2。

(40) 《元稹集》卷十三《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页143。

(41) 《刘禹锡集笺证》卷八《和西川李尚书汉州微月游房太尉西湖》，页543。

(4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300。

(43)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页32。

(44) 《白居易集》卷十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题卷末戏元九李十二》句中自注，页349。

(45)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五《与章质夫三首》其一，页609。

(46) 《山谷诗集注》卷四，任渊注引，页152。

第五章　唱和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在对唱和诗词的成败得失及其原因作了初步的评价后，我们可以进而探讨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地位、影响，评价其功过是非了。

先看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作用。

一、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作用

（一）唱和相长

歌德说过：“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成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1)诗词唱和正是“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的捷径之一。和古人之作是向前辈学习，同时人唱和是互相学习，由此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这就是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作用：唱和相长。

和古人诗词以资学习，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它的好处在通过体味古人之作的声调，揣摩其作品的意境，学习其作品的章法结构、语言词汇，以逐渐得其神理。这对自己诗艺的提高显然有积极作用。比如，自苏轼以后许多人作的《和陶诗》，如陈从古和陈与义诗五百多首、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中的《和韩（愈）诗》、赵秉文的《拟和韦应物诗》等，其中既有不少学其诗而得其神理的作品，对自己的创作也就有帮助。当然这种帮助究竟有多大，主要取决于其人善学与否。但不管如何，无疑各自都从前辈的创作中汲取了营养。

同时人的唱和，是古人切磋琢磨的优良传统在诗歌创作中的发扬光大，它比之和古人之诗的模拟更进了一步，学习作用也更明显。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就时常通过唱和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利提高。元和五年（810），元稹得罪宦官，挨了打又遭贬。白居易以诗二十首送行，“率有兴比，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迨于宫律体裁皆得作者风”(2)。这显然是元稹在和作中汲取了白诗的长处而自己得以提高的结果。后来白居易说的“每被老元偷格律”，就是指“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后格变”(3)的事。而白居易呢，“既羡足下诗，又怜足下心，尽欲引狂简和之”(4)，则又是反过来向元诗学习的自道。通过这种唱和，各自创作的弊病也越来越看得清楚。白居易说：“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5)所以其后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目的之一即在于与“其二十年前欲改进其诗之辞繁言激之病者，并世诗人，莫如从梦得求之”(6)。可见，唱和确有益于创作的提高。

又如，周在《清波杂志》中记载：“李公受虚己为天圣从官，喜为诗。与同年曾致尧倡酬，曾谓之曰：‘子之诗虽工，而音韵犹哑尔。’李初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后有切响’，遂精于格律。”(7)于是李虚己再作诗示曾致尧，曾氏则大为赞叹。显然李虚己也是在唱和中发现自己诗歌创作中的毛病才加以改进的。至于苏轼、苏辙与黄庭坚诸学士的唱和，通过互相学习和互相竞争而得以提高，更是很明显的。

总之，正如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所说的：“多闻全受益，择善颇相师，脱俗殊常调，潜工大有为。”(8)韩愈在《祭主簿侯喜文》中所说的：“我或为文，笔俾子持，唱我和我，问我以疑。”(9)唱和而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二）唱和相发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任何行为的最初原因，永远在于外来的感觉兴奋，因为没有它，任何的思想都是不可能有的。诗词唱和往往也是在对方的刺激、启发下“感觉兴奋”而产生的。由于懂诗的人总会把对方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所以唱和之中的这种相互刺激、启发（尤其是唱方对和方的），常常能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和提高。这是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第二个作用：唱和相发。

如翁方纲曾说：“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宫》之作，并出壮丽；《慈恩寺塔》之咏，并见雄宕：率由兴象互相感发。至于裴蜀州之才诣，未遽齐武右丞；而辋川唱和之作，超诣不减于王，此亦可见。”(10)又如，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和刘猛、李馀的《古题乐府》十九首，是受原唱启发而作的；他的《思归乐》等十七首古题诗，则是白居易“所奉者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也(11)。

又如，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也毫无疑问是在李绅、元稹之作的启示下创作出来的。胡应麟指出：“元和中，李绅作《新乐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略）乐天又取演之五十章。”(12)后来汪立名等人袭其说。李作已不可见，但从元、白之作的比较中，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白居易是怎样在李、元原唱的启发下，写出这五十首《新乐府》的。如，李绅诗题下的自注，部分地保留在元稹诗中（即所谓《李传》），而这些注在白居易诗中几乎未加改动地出现了。像元稹《华原磬》诗题下引录的《李传》：“天宝中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白诗袭之。元稹诗《训犀》题下所引《李传》，白诗题下自注也与之相同。再如，在诗意的构思上，元、白的《华原磬》俱以崇古乐、贱今乐为旨；元稹《法曲》云：“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白居易则“取而演之为”《七德舞》一篇。再如造语措辞方面，《五弦弹》一首，元稹之作中有“呜呜暗溜咽冰泉”的句子，白居易诗则作：“陇水冻咽流不得。”（按后来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幽咽泉流水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两句，显然是受元诗的启发）。元稹《立部伎》有诗句云：“宋沇尝传天宝季，法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涴。”白居易《法曲》中则有“法曲法曲合夷歌，夷歌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二者措语相似。可见，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白居易本人也很看重的《新乐府》五十首，却原来也是在李、元唱和之作的启发下，在李、元之作的基础上发展演进而来的。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实际上《新乐府》五十首就是对李、元之作的和作。

此外再如高适的名篇《燕歌行》，是看了出塞而还者的《燕歌行》而和作的。刘禹锡的杰作《金陵五题》，若不是“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13)那也很可能就不会写。此类例子很多，不赘举。

自然，和作的产生尤其是较成功的作品的产生，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原唱的启发，而在于诗人们久已贮之脑海中的情感、体验、形象、认识等因素的积淀。如，元稹若非“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时发愤”(14)，就作不好那十七首诗。刘禹锡没有对金陵帝王州的“跂而望之”(15)，诘旦思之，也不一定留下千古绝唱的《金陵五题》。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没有原唱的刺激、诱导和启发，那么一系列成功的和作或是不可能出现，或是出现而不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则是可以断定的。因此，诗词唱和对文学创作所起的作用便不可低估。

（三）唱和相争

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写道：“胜概争先到，篇章竞出奇，输赢论破的，点窜肯容丝。”(16)陆龟蒙在《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见寄》中也说：“抽毫更唱和，剑戟相磨戛，何大不苞罗，何微不挑刮。”(17)从而我们可以想象，在唱和竞争的刺激下，诗人们相互之间的争奇斗胜是多么激烈，创作思维是多么活跃，创作精力是多么充沛。那么，这种竞争对开拓诗人的思路、提高诗艺水平、促进创作发展的作用，也就是十分有力的。因此，唱和相争就成为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第三个作用。关于此一方面，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已经作了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唱和相举

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第四个作用，是唱和相举。

和人家的作品，一般来说总要说两句好话，有时甚至和方要有意识地对原唱予以推举、赞誉。这就有助于扶植人才、奖掖后进、扩大创作队伍，有助于诗歌体式的发展和提高，也有助于造成创作上的摹仿、从众、流行等群众性社会心理的现象，起到推动整个文学创作发展繁荣的作用。

例如，元稹和刘猛、李馀的《古题乐府》，皮日休初和陆龟蒙的诗，苏轼和门下四学士等人的作品，往往都有奖掖、赞誉之意。黄庭坚在《次韵杨明叔四首序》中说：“杨明叔惠诗，格律词意，皆熏沐去其旧习，予为之喜而不寐。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故次韵作四诗报之。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明叔言行有法，当官又敏于事而恤民，故予期之以远者、大者。”(18)也是用和作来表示对杨皓的推举赞赏。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唱方也希望别人和自己的作品。这不仅是想得到对方的赞誉，想博得名声，想在仕途上更顺利些（时常有这种情况，如君臣唱和、府主与幕僚的唱和等），而且，诗人们也是想通过唱和，倾诉心曲，得到理解，因为不被人所理解往往是最痛苦的事。像杜甫晚年在夔州寄于小军阀柏茂琳的篱下，忧生忧世之心无人理解，便时常感叹：“高枕虚眠昼，哀歌欲谁和。”(19)这里的“和”虽不必是诗歌唱和的和，但联系到杜甫此时的遥和元结的《舂陵行》，不妨且作诗歌唱和理解。又如方回作《寓宅十咏》，就明白表示希望人家和他的诗，说：“将求能言之士和予诗，以发予之心。”(20)同样，君王作诗也想让别人和。胡震亨曾指出：“（唐）太宗作诗，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灵座焚之。开元帝制春雪、春台望等诗，舍人蔡孚称美，请示百僚，编国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群臣尽和之。后德宗作诗，每示韦绶。尝示以《黄菊歌》，绶方疾，遽和进，敕令颐养，勿复尔。人主尚急知音如此。”(21)

由于唱和之中的相互推举，往往使得唱和双方名声大噪，创作队伍也无形中壮大了，以至会有意无意地形成一些作家群，形成诗歌流派。文学史上数人并称，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起于诗人们彼此之间的唱和。明显的例子就有大历时期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等人的唱和，号“十才子”(22)。中唐时期，白居易自谓“元微之唱和颇多，……为文友诗敌。……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今垂老，复遇梦得”(23)，人称“四海齐名白与刘”(24)。又如，南宋末江湖诗人之结诗社、成派别，唱和亦有助威之功。刘克庄在诗文中屡言诗社唱和事，且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也著录了赵汝谈、徐文卿等人唱和的《箫秋诗集》一卷。

唱和不仅促进了诗歌派别的形成，而且对文体的发展也起过推动作用。

如，律诗发展完善于初唐，与有力者一般都认为是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应该说，真正有功于律诗发展完善的是君臣唱和。

君臣唱和诗要求作得华美、典雅、工稳，要有富贵雍容之态，不露浅薄衰飒之象。能符合这一要求的诗体，在初唐非新体、近体诗莫属。因为这一体裁最讲究辞藻、声韵、对偶等。如唐太宗与许敬宗、颜师古等人的唱和，就几乎都是新体，并且有些诗五言八句，又讲究声律，已很接近律诗。像颜师古的《奉和正日临朝》、唐太宗《饯中书侍郎来济》、许敬宗《奉和初春登楼即目应诏》等都是。待到唐高宗、中宗、玄宗之时，这种诗更多，律诗更多。

再看被称为律诗之功臣的上官仪、沈、宋等人的诗，三分之一以上（以今存诗计算）是新体或近于律诗的奉和应制诗。其中上官仪的诗几乎都是应制诗，杜审言今存五七言律诗二十八首，与君王等唱和的作品就占了十七首。而且，那些被推为初唐律诗代表作的，也多是奉和应制诗。如胡应麟指出的：“初唐律体之妙者，杜审言《大酺应制》”(25)，“初唐五言律，……宋之问《扈从登封》、李峤《侍宴甘露殿》、苏颋《骊山应制》，……皆气象冠裳，句格鸿丽”(26)。“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2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审言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律组诗《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对排律和律体组诗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故杜甫宣称：“吾祖诗冠古”(28)，称“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29)，是可信的(30)。

至于中唐以后，君臣唱和更是几乎无例外地要用律体，这也告诉我们，君臣唱和确是对五七言律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五）唱和诗词的几点特殊作用

唱和与唱和诗词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中，还有一些特殊作用，也是应该指出的。

首先，可资评论。

唱和诗词的特点，是原唱与和作在内容上的相互照应。这种照应的一个方面，是要对原唱予以评价。评价一般包括赞扬原唱和自谦两方面内容，赞扬当然难免说的好话多，但其中也有实词；自谦中则往往有自道。尤其是在唱和双方关系密切的情况下，彼此相知较深，无须虚饰，双方的评说就更真实可靠。如元稹和白居易便是这样。茅盾先生曾指出：“元白唱和之作，常有相互钦佩之意。这不是客套，而是真心话。”(31)再者，和方作为诗人，他是己诗的创作者；作为读者，他又是原唱的欣赏者、评论者。而以诗人论诗，则往往更能切中要害，因此也更有价值。

像白居易称元稹在通州的部分作品“丽绝可爱”，是“清脆好文篇”(32)，称与元稹唱和的诗是“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33)。这就把元白诗歌风格尤其是双方唱和的千字律诗和小碎篇章设色妍丽、声词华美的一面说尽了。皮日休自云：“亦或尚华缛，亦曾为便嬛；亦能制灏灏，亦解攻翩翩。”(34)陆龟蒙自道：“道孤情易苦，语直诗还瘦。”(35)“轻波掠翡翠，晓露披芙蕖。”(36)则把各自奇崛瘦劲、清新妍丽的两种主要诗风，形象地概括了出来。

欧阳修曾在《再和圣俞见答》中评梅尧臣诗“古淡有真味”(37)，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中又称梅诗“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患世愈不出，孤吟夜号霜。霜寒入毛骨，清响哀愈长。玉山禾难熟，终岁苦饥肠”，与苏舜钦诗“气力诚当对，成败可交相”(38)。这一直被认为是苏、梅诗风的的评。黄庭坚将自己的诗与苏东坡诗相比，说：“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39)虽有夸大，然而也确把苏诗内容丰富、风格雄放的主要特点抓住了。

其他如许多题画、论书的唱和诗，东坡《次韵子由论书》、黄庭坚《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二首其一、张耒《再和马图》、晁补之《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等等，完全可作画论、书论读。

因此，如果我们能将这类评语逐一拈出，分析考实，那无疑会使我们对古人诗词的认识和评价更为准确。

第二，可资考证。

唱和诗词既要内容彼此照应，那诗中之人或事或时或地，总要互相有所涉及，特别是师友之间的唱和，尤易披露其立身行事之迹以及复杂微妙的心迹，于是便可借以考证诗人行事、诗歌作年等。

如，从元、白唱和的几篇千字律诗，可备考元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和后来升迁进退的始末；从皮日休与陆龟蒙唱和的《太湖诗序》，可大致知道皮日休咸通十一年前，四处干谒求用的行迹；从裴度《窦七中丞见示初至夏口献元戎诗辄戏和之》“元侯看再入，好被暂流连”(40)，云云，可知元、裴二人当年入相前后的误会、隔阂，至此似已冰释。

又如，孟浩然诗中有八首题涉“张丞相”，这丞相指张九龄还是张说，向有歧说。李景白先生从唱和诗的角度，将部分诗中的“张丞相”确定了归属。如，据孟浩然《和张丞相春朝对雪》，查张九龄诗得《立春日晨起对积雪》，两诗题目、内容正相照应，知孟诗中“张丞相”即九龄，这就确凿无误(41)。欧阳修与梅尧臣唱和甚多，而欧阳修诗多注年月，则可为梅尧臣诗编年之一助。其实，根据唱和诗可资考证的作用，来为诗人或诗歌勘定行事、作年的古今注家和研究者大有人在，此不备举。

第三，可资辑佚、校勘、注释。

古人别集中一般都收有他人与之唱和的作品，唐以前已是如此，唐宋两代亦然。如：“裴度拜中书令，以疾未任朝谢。上巳曲江赐宴，群臣赋诗，帝遣中使赐度诗，……仍赐御札曰：‘朕诗集中欲得见卿唱和诗，故令示此。’”(42)即可知。若某人原集已佚，可从与之唱和的诗人别集中，辑其唱和之作。如裴迪的辋川唱和诗可从王维集中辑出。若原集尚在，则可资校勘。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同文馆唱和诗提要》中说：“诸家专集惟（张）耒《柯山集》、（晁）补之《鸡肋集》、（孔）武仲等《清江三孔集》，今尚存于世。其馀如（蔡）肇之《丹阳集》、（邓）忠臣之《玉池集》，已佚不传。其馀并有集无集亦不可考。残篇阙句，实藉此以获一斑，即有集诸人，以集本校之，亦颇互异，……亦未尝不藉为参订之助矣。”(43)《提要》是据《同文馆唱和诗》言之，实际《张右史文集》也附有《同文馆唱和诗》，则馆臣所言正可为本文之说作证。

唱和诗词要互相照应，则要把唱和之诗读懂弄清，非看原唱或和作不可。如南宋人张叔椿给《坡门酬唱集》作序说：“余少喜学诗，尝泛观众作，因之溯流寻源，窃恨坡公诗有唱而无和，或和而不知其唱，每开卷虽凝思遐想，茫无依据。”(44)纪昀更指出邵浩编此集，将苏、黄诸人唱和诗汇而编之，使读者参此互证，“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诸集，易于互勘，谈艺者亦深有裨也”(45)，这是很有道理的。因而我们认为，选诗注诗涉及唱和者，均应附上原唱或和作，否则，很可能让人虽读其注而未必能得其解。总之，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46)

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也不尽是起好作用，它也存在不足。如唱和相争就易于把诗人们引向逞才使气、搞文字游戏的道路，这我们已在上面谈过。同时，唱和相争也易于把诗人们拉离开火热的现实生活，为唱和而唱和。如元稹曾说他每“朋友切磨”，“则欲赋诗”(47)，是唱和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直接动因之一，这有时就不免为应酬而唱和。像刘、白晚年的一些唱和诗，苏、黄等人元祐初年在京师的部分唱和诗，以及刘克庄后期创作中的一些唱和诗，为和而和，离现实渐远，可取者较少。又如，唱和有学习作用，但如果你一味和拟古人之作，而不能取其精华，为己所用，自创风格，那即使你能学其上得其中，然终不能成大器。如方千里有《和清真词》，虽还算有成绩，但除此之外竟没再有词传世，也是很可悲的。

总而言之，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有好有坏，而以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为主。

二、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无论对作家个人还是对作家群体，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我们想主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诗歌风格，二是文学发展。

（一）影响诗歌风格

根据唱和与唱和诗词同题材、同体裁、内容相互照应的特点，原唱与和作风格易于趋向一致，是很自然的；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这样。语言文学现象亦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具有个体性和多变性，带有个体主观地反映、表达客观现实的印记，因而在不同场合、不同需要下，则必然会表现出言语方式和风格的不同。这也就是说，当诗人们考虑到唱和对象和原唱的内容、形式等因素时，自然会在创作构思和语言表达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反应，从而使唱和诗词表现出与自作诗不同的风格面貌。

比如，韩愈的诗歌本来并不奇崛险怪，像集中的《龊龊》、《归彭城》、《汴州乱二首》、《暮行河堤上》等等，都写得朴素自然、真率平易。所以赵翼说：“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48)可谓有识之见。可是，韩愈又确有一些奇崛险怪、骇人耳目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被论者言韩诗风格奇崛者举滥了的），如《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和户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以及韩孟合作的联句诗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些作品全是唱和诗。从唱和诗的角度看，它们之所以奇崛险怪，无非是和方要适应唱方，和作要照应原唱的缘故。欧阳修说：“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49)朱熹说：“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着如此作。”(50)后来何焯、赵翼等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都程度不同地道出了个中奥妙。同样，韩愈与张籍、白居易的唱和诗，则明显地表现出平易清新的风格特点。

又如，姜夔和辛弃疾的几首词［汉宫春］《次韵稼轩》、［永遇乐］《次韵稼轩北固楼词韵》等，叶燮称“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51)，夏承焘先生则进而指出姜夔是“合变词风和鞺鞳”(52)。其实，正因为是“和鞺鞳”才“合变词风”的。同时之刘过也是这样，辛弃疾把他请到杭州，“馆宴弥月，酬唱亹亹，皆似之，愈喜”(53)。其原因亦在此。

唱和不仅影响唱和之作本身的风格，而且也带来了诗人其他作品风格的变化。像元、白诗都写得比较直切平易，但元稹前期诗与白诗相比，用典较多，讲究藻饰，时嫌晦涩。随着与白唱酬的增多，元诗风格便有变化。元稹贬江陵后的作品，白居易已说其“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54)后来元诗就写得更接近白诗，平易流畅，富有色泽。当然也还是都写得尽。

还比如，苏轼晚年的诗风就因和陶诗而有所变化。像《独觉》、《午窗坐睡》、《迁居》、《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达晓寄子由》、《白鹤山新居……》等，力图用老庄的委运任化观念把昔日出处进退的烦恼、是非曲直的竞争以及悲欢离合的牵挂，都一笔抹去，诗也就显得真朴无华、淡泊平易，不像先前那么雄健奔放了。自然这类诗苏轼以前也有，但不如后期多则很明显。

那么，这种唱和对诗风的影响好不好呢？应该说主要还是好的。

因为它能使作家的诗歌风格更趋完善。如，苏辙的诗总的看来写得“势平而意浅”(55)，但他一生与苏轼唱和最多，其诗数量在集中近半，受苏轼诗风影响也就最著。像《和子瞻凤翔八观》、《次韵子瞻凌虚台》、《次韵子瞻濠州七绝》以及《书李伯时所藏韩幹马》等等，平易畅达之中更显出雄健旷放和富有情趣，这就比只是平平写去要好。再如上面谈到的元、白唱和、刘、白唱和，其相互影响也颇有益处。

同时，唱和也能使作家的诗歌风格更多样化。如杜甫《和裴迪登新泽寺寄王侍郎》，纪昀指出其中“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不减王、孟，杜故无所不有”(56)。梅尧臣的诗风，欧阳修评曰：“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馀，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57)观梅尧臣集中诗，与欧阳修等唱和者往往奇崛瘦劲，所谓“宛陵诗亦得庐陵益彰”(58)；与晏殊唱和者则平淡闲雅，其原因正在于“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的缘故。

（二）影响文学发展

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发展，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唱和的作家，不少是政坛的重要人物，如君臣；不少是文坛的巨子名流，如元、白、刘、韩、孟、皮、陆、欧、梅、苏、黄、辛弃疾、刘克庄等，皆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也就更大。对这种影响的功过是非，我们也应分别给予具体评价。

元稹和白居易是较早大量创作唱和诗的人物，在当时他们的影响如何呢？且看元稹自道：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59)

由此可见元白唱和诗在当时影响之大。这对以元白为首的通俗浅切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对诗歌创作的普及和通俗化，都有推动作用；对中晚唐放恣侧艳一派诗风的出现，对中晚唐文艺思潮中尚实、尚俗、务尽风气的流行，也有重要影响。这些，我们在前面谈唱和诗相互推举以成流派的作用时，已经涉及，就不多谈了。当然，元、白唱和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因素。对元、白“各佐江、通，复相酬寄”的小碎篇章，“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竞相仿效，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对元白“次韵相酬”的千字律诗，“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60)。这里，元稹已经把这种不好的影响说得一清二楚了，后之论者，大可不必辞费。

这里还可以举出《西昆酬唱集》，以略见唱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欧阳修曾说：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宫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馀，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61)

这里，欧阳修指出了杨亿、刘筠等人的唱和对变革诗坛上小巧浅俚琐屑之诗风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后来方回进一步指出：

此“昆体”诗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久而雕篆太甚，则又有能言之士变为别体，以平淡胜深刻，时势相因，亦不可一律立论也。(62)

这样评价西昆诗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是比较全面的。

我们还可以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唱和与唱和诗词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这里仍择其要者来谈。

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和韩愈、孟郊的唱和诗对皮日休、陆龟蒙有直接影响，而唐代唱和诗又给了宋人唱和以很大影响。如北宋初唱和之风的盛行，就与唐人唱和的影响分不开。“苏子容爱元、白、刘宾客辈诗，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诵。”(63)李昉推“《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64)，杨亿称“松陵遗集占风骚”(65)。如此看来，北宋唱和之风势在必盛了。

像杨亿、刘筠和钱惟演等人的西昆酬唱对宋诗的发展，就有重要的影响。

北宋诗坛的几位大家都不薄杨亿其人。如欧阳修就不同意石介诋毁杨、刘的看法，认为石介《怪说》“何怪之甚矣！”“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66)，虽然欧阳修亦很看重石介。苏轼甚至指责石介之称杜默诗，“甚矣，介之无识也”(67)，说他是“迂阔矫诞之士”，而杨亿则是“忠清鲠亮之士”(68)。黄庭坚也盛赞杨亿说：“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鹗。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郛郭。”(69)

北宋诗人一般也不认为杨、刘诸人西昆酬唱有什么过错。前面我们已引过欧阳修的说法，再看叶梦得之说。他说：“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唐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亲切。黄鲁直诗体虽不类，然亦不以杨、刘为过。”(70)这一看法也是符合实际的。

欧阳修、梅尧臣还直接间接地与西昆派主将杨亿、钱惟演有过交往。梅尧臣年轻时“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以酬唱，一府尽倾”(71)。这时欧阳修、谢绛等也在洛阳任职，梅尧臣受谢绛影响也大。而恰恰就是这个谢绛，跟杨亿过往颇多。谢绛“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72)。

由此可见，北宋诗人们受《西昆酬唱集》诗的影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如梅尧臣前期的诗尤其是五言排律，受西昆体诗的影响不小。苏轼有些诗如《次韵曾子开从驾二首》等，黄庭坚早期诗如《次韵赏梅》之类，也有西昆派影响的痕迹。

不过，这里更值得注意的，还是西昆酬唱对江西诗派的影响。

从创作主张看，西昆派诗人重流轻源，以流为源，资书以为诗。如杨亿自云：“励精为学，抗心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润，思睹作者之壸奥。”(73)又说其作诗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74)。这就少不了影响江西诗派诗人。如黄庭坚就是一个比较重流轻源的人，一个好以书本为诗的人（其实有宋一代诗人资书为诗的情况很突出），他的《答洪驹父书》中那段人们常引的话，无非是劝人多读书，只不过他还不是死读书，像西昆诗人那样照着李商隐的诗来就是了。他更主张古为今用，主张翻旧为新。所以王夫之说：“人讥西昆体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75)此话当然说得过分了，但他也指出了西昆诗对宋诗的影响。

从创作师承上来看，西昆诗人宗李商隐、唐彦谦，黄庭坚也喜欢唐彦谦，称其“诗最善用事”(76)，并举其佳句。唐彦谦、李商隐都学杜甫，黄庭坚也是学杜的。故陈师道说：“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婿也，其于二父犹子美之于审言也。然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77)可见在创作师承上，西昆诗人对黄庭坚是有影响的。

从创作手法上看，西昆派诗人学李商隐而讲究用事出典、字句藻饰、音节响亮，这对江西诗派诗人显然有很大影响。

如黄庭坚不仅也讲求这些东西，而且进一步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口号(78)，这就高出西昆诗人一筹。宋人朱弁说李商隐学杜能“别立门户成一家，后人挹其馀波，号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其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者。此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79)。王士禛也神秘地说：“此说入微，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80)其实，所谓“昆体工夫”，不过是肯花力气、善于学习古人诗作、善用事用语而已。而此点正是西昆、江西一脉相承的所在。故贺裳指出：“鲁直好奇，兼喜使事，实阴效杨、钱而外变其音节，故多矫揉倔诘，而少自然之趣。然气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权衡，故佳篇尚多。”(81)

总之，杨亿、刘筠和钱惟演的唱和及其《西昆酬唱集》，对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也对整个宋诗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和特点，产生过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

受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影响，元明清数代唱和作家作品有增无减，唱和势头盛而不衰。不用说散见于别集中的唱和诗词也多，结撰成总集的不下数十种，且好作品不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金元、宋元、明清之改朝换代之际，眷念故国、不满新朝的文人学士们，见怀旧感愤之诗词必欲和作，以抒发其洁身自好，宁隐遁终老也不甘同流、不肯合作的愤激感情。如傅山《客孟，孟有问余右元者，……遂如韵自遣》、李治［摸鱼儿］《和遗山赋雁丘》、顾炎武《酬朱监纪四辅》、《又酬傅处士次韵》、吕留良《次韵黄九烟民部思古堂诗》等等，或直接来自其不事新朝之志，或沉痛抒写其亡国之慨，或期待着民族再兴，或咏物而深有寄托，皆可讽读。又如，赵秉文《和拟韦苏州虱十九首》、部分和王士禛《秋柳》之作、王丹林《白桃花次乾斋侍读韵》、潘德舆《独坐和亨甫月夜见访次日雨中口号二首》等，也都是杰构。

唱和与唱和诗词的种种作用，在后代也大大推广了，比如其学习的作用，就尤其被扩大化了。清人沈涛曾以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为题，以七律为体裁，让诸生和作。郑文焯“举词社于吴，即专以连句、和姜（夔）词为程课，继以宋六十一家，择其菁英，成为嗣响”(82)。王士禛则有《和漱玉词》，都可为例。

自然，唐宋以后的唱和诗词中的应酬之作，吟咏风月、流连光景之作，以及学古人而走上邪路的拟和古人之作（如明人周履靖的《青莲觞咏》、《香山酒颂》，专和李白、白居易写酒的诗），也就更多了。

三、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分别探讨了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成败得失以及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探讨了唱和与唱和诗词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影响，现在，我们可以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一个初步的估价了。

我们认为，唱和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虽然它比较易于引导人们离开现实生活，陷入应酬、游戏的泥淖，但是，它更是成为作家之间诗歌联系的重要方式，成为诗人们争奇斗胜、竞相创作出高水平诗歌的重要方式。唱和诗词尤其是唐宋唱和诗词，作为我们这个诗的国度的文学遗产的一部分，虽然它良莠并存，但其总的成就却是很大的，它是流光溢彩的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唱和与唱和诗词，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发展，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其影响也有它消极的一面，但是，它的主要作用和影响却是推动着整个文学向前发展、走向繁荣的，因而，唱和与唱和诗词理所当然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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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歌德谈话录》，页250。

(2) 《白居易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页39。

(3) 《白居易集》卷十六《编集拙诗成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页349。

(4) 《白居易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页39。

(5) 《白居易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页40。

(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页342。

(7) ［宋］周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十二，中华书局，1994年，页523。

(8) 《元稹集》卷十，页116。

(9)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十三，页1418。

(10) ［清］翁方纲撰、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33。

(11) 《白居易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页39。

(12) 《诗薮·内编》卷三，页53。

(13) 《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四《金陵五题序》，页708。

(14) 《白居易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页39。

(15) 《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四《金陵五题序》，页708。

(16) 《元稹集》卷十，页116。

(17) 《松陵集》卷一，页12。

(18) 《山谷诗集注》卷十二，页436。

(19) 《杜诗镜铨》卷十五《夔府书怀四十韵》，页711。

(20) ［宋］方回：《桐江集》卷一《寓宅十咏序》，［清］阮元辑《宛委别藏》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105册，页44。

(21) 《唐音癸签》卷二十七，页281。

(22) ［唐］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小传》，《唐人选唐诗新编》本，傅璇琮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页539。

(23) 《白居易集》卷六十九《刘白唱和集解》，页1452。

(24) 《白居易集》卷三十六《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页841。

(25) 《诗薮·内编》卷五，页85。

(26) 《诗薮·内编》卷四，页66。

(27) 《诗薮·内编》卷四，页67。

(28) 《杜诗镜铨》卷七《赠蜀僧闾邱师兄》，页332。

(29) 《杜诗镜铨》卷十四《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页686。

(30) 关于七言律的成熟与唱和的关系，今已有赵昌平先生《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一文，论之甚详，请参。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又收入《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1) 茅盾：《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为路易·艾黎英译〈白居易诗选〉而作》，《收获》1979年，第1期，页132。

(32) 《白居易集》卷十七《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页376。

(33) 《白居易集》卷二十三《酬微之》，页503。

(34) 《松陵集》卷一［唐］皮日休《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増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页7。

(35) 《松陵集》卷一［唐］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五百言寄皮袭美》，页4。

(36) 《松陵集》卷二［唐］陆龟蒙《奉和因增至一百四十言》，页10。

(37)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五，页139。

(38)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二，页59。

(39) 《山谷诗集注》卷五《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以韵道之》，页191。

(40) 《全唐诗》卷三百三十五，页3755。

(41) 请参李景白先生《孟浩然诗集校注》卷三（巴蜀书社，1988年，页409）。

(42) 《唐诗纪事》卷二，页19。

(4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页1692。

(44) ［宋］张叔椿：《坡门酬唱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46册，页465。

(4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坡门酬唱集提要》，页1695。

(46)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八》，页444。

(47) 《元稹集》卷三十《叙诗寄乐天书》，页352。

(48) ［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页28。

(49)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二十三《论尹师鲁墓志》，页1918。

(50) 《朱子语类》类一百四十《论文》下，页3327。

(51) ［清］叶燮：《艺概》卷四《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110。

(52)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论姜夔其四》，中华书局，1983年，页47。

(53) ［宋］岳柯：《桯史》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页23。

(54) 《白居易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页39。

(55) ［清］张谦宜：《斋诗谈》卷五，《清诗话续编》本，页856。

(56) 《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页1632。

(57)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十三《梅圣俞墓志铭》，页881。

(58) 夏敬观：《梅宛陵集校注序》，《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迻录》十六，页1179。

(59) 《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长庆集序》，页554—555。

(60) 《元稹集》卷六十《上令狐相公诗启》，页633。

(61) 《六一诗话》，页13。

(62) 《瀛奎律髓汇评》卷三［宋］钱惟演《始皇》诗评，页134。

(63) ［宋］蔡居厚：《诗史》，《宋诗话辑佚》卷下，页442。

(64) ［宋］李昉：《二李唱和诗序》，《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影印《宸翰楼丛书》本，第60册，页339。

(65)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四《鄱阳皮录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6册，页389。

(66)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十六《与石推官第一书》，页1764。

(67) ［宋］苏轼：《仇池笔记》卷上“三豪诗”条，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页209。

(68)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页2847。

(69) 《山谷诗集注》卷十四《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七，页499。

(70)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本，页416。

(71)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梅尧臣传》，页13091。

(72)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页3。

(73) ［宋］杨亿：《武夷新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6册，页354。

(74) ［宋］杨亿：《西昆酬唱集序》，《西昆酬唱集注》，页2。

(75) ［清］王夫之撰、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20。

(76)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洪驹父，页144。

(77)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本，页307。

(78) 《山谷诗集注》卷十二《再次韵杨明叔四首引》，页441。

(79) ［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页112。

(80)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三《要旨类》，页73。

(81)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请诗话续编》本，页443。

(82)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卷二《与张尔田书》，页218。

分论

第六章　韩、孟联句与韩诗风格

在中国文学史上，曾产生过联句、药名诗、离合诗、回文诗、诗钟等不少游戏文体。它们往往源远流长，创作形式独特，别具一种审美的意味，有的还对主流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影响，因而在文学史上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本章拟对韩愈、孟郊联句及其与韩愈诗歌风格的关系试作初步探讨。

一、联句的渊源和发展

联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益稷》篇中的舜与皋陶的诗歌赓载：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1)

帝舜作歌，将治理国家的责任，寄托在股肱之臣的肩上，皋陶续歌，则认为君明臣贤，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否则便不免政事荒废。舜与皋陶的歌咏，适构成一种唱和，将二者合而观之，诗意才完整。二者也都用四言的形式，虽然像一问一答，韵部也不一致。这大概算得上是最早的诗歌联句了。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筑柏梁台成，诏群臣赋诗联句曰：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王）。郡国士马羽林才（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撞钟击鼓声中诗（太常）。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平理请谳决嫌疑（廷尉）。循饰舆马待驾来（太仆）。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陈粟万硕扬以箕（大司农）。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三辅盗贼天下尤（左冯翊）。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柱枅薄栌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张罝罘（上林令）。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2)

虽内容上不过是群臣各述其职，加上郭舍人和东方朔的插科打诨，韵脚也不统一，然多人合作，人各一句，缀成一诗，却已是典型的联句体，并为后世的“柏梁体”诗开了先河(3)。

魏晋南北朝时期，联句以五言为主，人各二句或四句，而以四句为主，韵脚相同，大致成为定式(4)。如晋贾充与其妻李婉的三首联句，是人各二句：

室中是阿谁，叹息声正悲（贾充）。叹息亦何为，但恐大义亏（李婉）。

大义同胶漆，匪石心不移（贾充）。人谁不虑终，日月有合离（李婉）。

我心子所达，子心我亦知（贾充）。若能不食言，与君同所宜（李婉）。(5)

从诗意上看，贾充与李婉的联句更近于往来酬和的赠答诗，因为李氏诗句与贾充的相互照应是很明显的，然形式上则相互赓续，连缀成三首绝句。

东晋以后，联句的创作渐趋兴盛，联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也渐趋成熟。如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与其友人愔之、循之的联句，已是人各四句的格式。刘宋时鲍照与王延秀、荀原之等人的联句，谢世基与谢晦的联句，南齐时谢朓、王融、沈约、王僧孺等人的联句，南朝梁何逊、范云等人的联句，也都是人各四句，联成一诗。就独立的四句诗来看，五言四句，注重对偶、声韵，是颇近于新体诗的。然而就整首联句看，诗意连缀并不紧密，像是同题共作的唱和。且看谢朓、王融、沈约、王僧孺等人的《阻雪联句遥赠和》：

积雪皓阴池，北风鸣细枝。九逵密如绣，何异远别离（朓）。风庭舞流霰，冰沼结文澌。饮春虽以燠，钦贤纷若驰（江秀才革）。珠霙条间响，玉溜檐下垂。杯酒不相接，寸心良共知（王丞融）。飞云乱无绪，结冰明曲池。虽乖促席宴，白首信勿亏（王兰陵僧孺）。飘素莹檐溜，严结噎通歧。樽罍如未澣，况乃限音仪（谢洗马昊）。原隰望徙倚，松筠竟不移。隐忧恧萱树，忘怀待山卮（谢中郎缓）。初昕逸翮举，日昃驽马疲。幽山有桂树，岁暮方参差（沈右率约）。(6)

诸人联句之时，必非同在一地，故有“遥赠和”云云。而其诗题咏雪景，抒发离情，诗意并不连属，也更像多首唱和诗的集合。宋人章樵谓其：“同咏七人，各赋绝句，音韵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来酬答，题以联句，盖宋齐间体也。至唐则有人咏一韵两句，周而复始，合成长篇者。”(7)这大致是合乎实际的。不过，齐梁时，诗人联句，各赋一绝，也已有周而复始，合成一首的情形，像现存谢朓、何逊的联句中，就有其例。联句创作的周而复始、合为一诗的做法，并不只是形式上的反复，它实际上是意味着联句体的是否真正确立。齐明帝建武三年（496）春，时在宣城太守任上的谢朓，曾与府中幕僚多有联句，《往敬亭路中》曰：

山中芳杜绿，江南莲叶紫。芳年不共游，淹留空若是（府君）。渌水丰涟漪，青山多绣绮。新条日向抽，落花纷巳委（何从事）。弱葼既青翠，轻莎方靃靡。鹥鸥没而游，麕麚腾复倚（齐举郎）。春岸望沉沉，清流见弥弥。幸藉人外游，盘桓未能徙（陈郎）。骛枻把琼芳，随山访灵诡。荣楯每嶙峋，林堂多碕礒（府君）。(8)

诗中何从事、齐举郎和陈郎各赋四句，首尾各四句则是谢朓所作。起首由谢朓兴起春游之思，接下去青山绣绮、绿水涟漪、新枝葳蕤、鸥鹭翱翔，一路写来，虽然诗中语意仍不免相犯，末四句诗也给人有戛然而止的感觉，然全诗则大致结构完整，诸人的合作应该说是成功的。

五言四句的古诗，汉代已经出现，晋以后愈来愈多。晋宋以降，联句逐渐定格为人各四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言四句歌谣体（如吴歌、西曲中的许多作品等）兴盛的一个反映。但是，联句又是一种集体创作，是士人交往的方式之一，随着士人交往活动的增加而带来的联句的兴盛，反过来又会对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有一定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像上文所举出的陶渊明、鲍照、谢朓、王融、沈约、王僧孺、何逊、范云等，其他如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等，他们与其同时代的士人之间往往都有很多诗歌唱酬的活动，其集中现存的联句较多，绝句创作也较多。这些绝句，首两句多用对仗，可以看出联句的影响。如梁简文帝有《夜望浮图上相轮绝句诗》曰：“光中辩垂凤，雾里见飞鸾。定用方诸水，持添承露盘。”(9)又有《咏笼灯绝句诗》：“动焰翠帷里，散影罗帐前。花心生复落，明销君讵怜。”(10)都是例子。南朝宋吴迈远以擅诗文自居，常自夸不在曹植之下，然宋明帝读之则不以为然，说：“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11)所谓“连、绝”，即连（联）句和相对于连句的绝句或断句。宋文帝时，谢晦等反逆被执，与其侄谢世基作联句诗。世基诗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晦“续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12)谢世基的四句诗有谢晦的续作，所以称连句；如若没有，便称绝句或断句。如宋文帝子晋熙王昶谋反失败，仓促北逃入魏，途中为断句曰：“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13)就是一例。“连”、“绝”并称，多人合作为“连（联）”句，有唱无和则为“绝”句。这不但意味着绝句名称的确立(14)，意味着联句、绝句文体的独立，而且，也同样可见出联句与绝句创作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在南北朝之后，韩、孟之前，堪称联句发展重要阶段的，当推鲍防、颜真卿等人在唐代宗大历年间的两浙联唱。先是唐代宗广德元年至大历五年（763—770）浙东观察使从事鲍防与严维、刘全白、吕渭等38人在越州的联唱，稍后是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777）湖州刺史颜真卿与皎然、陆羽、袁高、吴筠、刘全白、吕渭、张志和等95人在湖州的联唱，《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和《吴兴集》十卷，就是这两次大规模联句唱和的结集。虽然这两部集子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从现存的作品看，却以联句作品为最多。在这些作品中，不但出现了一些像《入五云溪寄诸公联句（从一字至九字）》等较出色的作品，而且人赋两句的联句模式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创作方式，此外还出现了一字到九字和三言、四言、六言、七言等新的联句形式的尝试(15)。这些创作和尝试，无疑都为后来韩、孟联句的创作和发展，准备了条件。然而，大历年间的联句，正如蒋寅先生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游戏色彩不免太重，“他们不是把联句视为多人共同创作一首诗，而是把它视为一首包含多人创作的诗”(16)。出于众手却能够做到浑然一体的联句，要到中唐韩愈和孟郊的时代，才会真正出现。

二、韩、孟联句的成绩

对韩愈的诗，欧阳修有一个评价。他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馀事作诗人。’(17)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18)这个评价如果用来涵括韩诗的全部，似乎还可再商量，然用它来评价韩、孟联句，则是很恰当的。与古文创作比较起来，也许韩愈在诗歌创作上用的心力还不够多，然而他在题材和主题的开拓与在体裁和艺术技巧与手段的运用等方面，仍是做过很多新的尝试的。

韩愈和孟郊最初的联句尝试，是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初所作的《远游联句》(19)。诗曰：

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郊）。离思春冰泮，澜漫不可收（愈）。驰光忽以迫，飞辔谁能留（郊）。前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翱）。楚客宿江上，夜魂栖浪头。晓日生远岸，水芳缀孤舟。村饮泊好木，野蔬拾新柔。独含凄凄别，中结郁郁愁。人忆旧行乐，鸟吟新得俦（郊）。灵瑟时窅窅，霠猿夜啾啾。愤涛气尚盛，恨竹泪空幽。长怀绝无已，多感良自尤。即路涉献岁，归期眇凉秋。两欢日牢落，孤悲坐绸缪（愈）。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沤。我有一寸钩，欲钓千丈流。良知忽然远，壮志郁无抽（郊）。魍魅暂出没，蛟螭互蟠蟉。昌言拜舜禹，举帆凌斗牛。怀糈馈贤屈，乗桴追圣丘。飘然天外歩，岂肯区中囚（愈）。楚些待谁吊，贾辞缄恨投。翳明弗可晓，秘魂安所求。气毒放逐域，蓼杂芳菲畴。当春忽凄凉，不枯亦飕飗。貉謡众猥欵，巴语相咿。默誓去外俗，嘉愿还中州。江生行既乐，躬辇自相勠。饮醇趣明代，味腥谢荒陬（郊）。驰深鼓利檝，趋险惊蜚。系石沉靳尚，开弓射鴅吺。路暗执屏翳，波惊戮阳侯。广泛信缥缈，髙行恣浮游。外患萧萧去，中悒稍稍瘳。振衣造云阙，跪坐陈清猷。德风变谗巧，仁气销戈矛。名声照四海，淑问无时休。归哉孟夫子，归去无夷犹（愈）。(20)

“远游”题意，源自屈原的《远游》。王逸谓：“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略）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21)自贞元八年（792），孟郊连续三年参加进士考试，皆不第，直到贞元十二年（796），方考中进士，然又不能马上得官，遂于次年东至汴州，依宣武军行军司马陆长源，直至十五年初孟郊欲离汴南游(22)。这一时期，韩愈因受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之聘任节度推官，也在汴州，因与在数年前就已相识的孟郊有较多的往来，并对孟郊的遭际和诗才，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欣赏。二人联手共作《远游》，孟郊郁郁不得志、翩然物外之傲态，韩愈对友人的同情、慰藉、劝勉的情意，以及想象浮江泛海、举帆斗牛的壮游场面，无不跃然纸上。整首诗浑然一体，如出一手，而又奇崛瑰丽，炫人眼目。

韩、孟联句创作的高峰，当然还是元和初年二人在京、洛再次相会之时，不但作品的数量很多，而且可以说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斗鸡联句》即为其代表作。

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愈）。峥嵘颠盛气，洗刷凝鲜彩（郊）。髙行若矜豪，侧睨如伺殆（愈）。精光目相射，剑戟心独在（郊）。既取冠为胄，复以距为镦。天时得清寒，地利挟爽垲（愈）。磔毛各噤，怒瘿争碨磊。俄膺忽尔低，植立瞥而改（郊）。腷膊战声喧，缤翻落羽皠。中休事未决，小挫势益倍（愈）。妒肠务生敌，贼性专相醢。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郊）。对起何急惊，随旋诚巧绐。毒手饱李阳，神槌困朱亥（愈）。恻心我以仁，碎首尔何罪。独胜事有然，旁惊汗流浼（郊）。知雄欣动颜，怯负愁看贿。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难解，嗔睛时未怠。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郊）。头垂碎丹砂，翼搨拖锦彩。连轩尚贾馀，清厉比归凯（愈）。选俊感收毛，受恩惭始隗。英心甘斗死，义肉耻庖宰。君看斗鸡篇，短韵有可采（愈）。(23)

斗鸡之戏，春秋战国之时已有之，汉魏以至唐代，流风不断。三国曹魏时，曹植与刘桢、应玚等都作过《斗鸡诗》。然斗鸡既是游戏，曹植等斗鸡诗亦多为率意之笔，而能极力摹写，雄肆博辩者，则非韩、孟莫属。联句完整、形象、细致地描写了一场斗鸡活动的全部过程，就中描摹雄鸡的姿态神情、渲染斗鸡前的紧张气氛、刻画斗鸡时的激烈场面、状写斗鸡后的惨烈景象和围观者的反映，皆酣畅淋漓。联句通篇用拟人之法，置典贴切，设想奇特，可谓极尽物情。

多人联句，各赋两句或四句，应能浑然如出一手。韩、孟为了达到这种要求，有时还会尝试着运用另一种方式，即仍是每人各赋二句，然其中一人作首句领起后，对句和下一韵的出句则由另一人完成，如此循环，联成一首。如《城南联句》即是。此诗在韩、孟联句中篇幅最长，兹略引起首数韵：

竹影金琐碎（郊），泉音玉淙琤。瑠璃翦木叶（愈），翡翠开园英。流滑随仄步（郊），搜寻得深行。遥岑出寸碧（愈），远目增双明。乾穟纷拄地（郊），化虫枯挶茎。木腐或垂耳（愈），草珠竞骈睛。浮虚有新斸（郊），摧扤饶孤撑。囚飞粘网动（愈），盗啅接弹惊。脱实自开坼（郊），牵柔谁绕萦。礼鼠拱而立（愈），骇牛躅且鸣。蔬甲喜临社（郊），田毛乐宽征。露萤不自暖（愈），冻蝶尚思轻。宿羽有先晓（郊），食鳞时半横。菱翻紫角利（愈），荷折碧圆倾。楚腻鳣鲔乱（郊），獠羞螺蠏并。桑蠖见虚指（愈），穴狸闻斗狞。逗翳翅相筑（郊），摆幽尾交搒。蔓涎角出缩（愈），树啄头敲铿。修箭褭金饵（愈），群鲜沸池羮。岸殻坼玄兆（郊），野麰渐丰萌。窑烟羃疏岛（愈），沙篆印回平。瘁肌遭蚝刺（郊），啾耳闻鸡生。奇虑恣回转（愈），遐睎纵逢迎。巅林戢远睫（郊），缥气夷空情。归迹归不得（愈），舍心舍还争。……(24)

诗写城南秋天景物，历历如见。其手法就是更唱迭对，诗意连缀更加紧密，可谓联句中的创新了。清人俞玚称韩、孟“联句诗如国手对弈，着着相当。又如知音合曲，声声相应”(25)。这也是我们所赞同的。确实，联句创作的兴盛和形式发展的成熟，是到了韩、孟才真正实现和完成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有人认为，韩、孟联句的这种“声声相应”的合唱，是经过润色了的。如宋人刘攽在论及孟诗的“寒涩”时，就说孟郊与韩愈的联句诗，与他平时的风格相比，“宏壮博辩，若不出一手”，并引王回的话以为“退之容有润色也”(26)。甚至还有人认为，韩、孟联句，不但经过韩愈的润色，而且恐怕全是出自韩愈之手，也说不定(27)。这种推断未免太草率了。所以就又有人提出反面意见，黄庭坚就是一位。徐俯曾问黄庭坚说：“人言退之、东野联句，大胜东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润色。”黄庭坚回答曰：“退之安能润色东野，若东野润色退之，即有此理也。”(28)这自然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其实，这两种看法，虽然都注意到了联句与自作诗歌的不同，但他们又都忽略了造成上述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联句本身同题共作的性质。在我们看来，韩、孟联句，虽互有影响(29)，却并不存在韩愈润色了孟诗，或孟郊润色了韩诗的问题。从联句的性质上看，既然是同题共作，那就要相互照应，要顾及对方的用意和诗歌风格，而不能唱对台戏。韩、孟联句与其自作诗的风格所以会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其说在联句中孟郊影响了韩愈或韩愈润色了孟郊，倒不如说是联句这种方式为韩、孟的争奇斗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施展其才力的机会。一方面，如上文所论，要顾及全诗意脉的发展、连贯，顾及对方诗歌的风格；另一方面，在同题共作者之间，无形中又存在着一种相互竞争，争奇斗胜，竞出新意。这种彼此联句中的相从相应和争奇斗胜，为韩、孟联句诗带来了与其各自独立的诗歌创作不同的风格。

三、韩、孟联句的风格

孟郊现存诗歌四百馀首，其中写于赴汴州之前的占多数。孟郊性格孤僻寡合，大半生穷愁潦倒，考中进士时已四十六岁，故此前的诗歌创作，除应酬之作外，多写寒士的窘迫生活和君子固穷的心态以及郁郁不得志的情绪，诗风古朴而又矫激奇峭。孟郊自称是有诗癖的人，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尽管未必都为时人所认可，然孟郊本人却是很自负的。他曾说：“顾余昧时调，居止多疏慵。”“天疾难自医，诗癖将何攻。”(30)又说：“自谓古诗量，异将新学偏。”(31)“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零落雪文字，分明镜精神。徒有言言旧，惭无默默新。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32)总之，他推崇风雅，模范古诗，在贞元年间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而韩愈贞元年间的诗歌风格，则以平易为主。像《条山苍》、《出门》、《落叶一首送陈羽》、《北极一首赠李观》、《青青水中蒲三首》、《古风》等，皆措词平实，取譬凡近，用典也少，诗风平易朴实。

然而当韩愈与孟郊同在汴州，共同联句、更唱叠和的时候，出于联句相互照应、相互赓续的要求，其诗风便不能不发生若干变化，即开始趋于古拗、奇崛。当然，与孟郊相似，韩愈也是一位崇儒好古且执拗木强的人物。他“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33)，对高古之行、奇崛之诗，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比如他称其好友孟郊：“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34)又称：“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35)称：“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36)称：“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37)都可见韩愈的审美情趣之所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韩愈拗强的性格，而遇到孟郊这样的崇古好奇之士，相互影响，相互砥砺，他性格中奇崛的一面便不能不受到激发而极大地凸显出来。因此，无论是从联句相互照应、相互赓续的要求来说，还是从联句无形中存在的相互竞争、追求新异的特点来看，在韩、孟贞元年间汴州的联句中，韩愈认同并追随孟郊诗歌古朴而又奇崛拗折的风格，使其联句走上了一条奇崛拗峭的道路，都是很自然的，更不用说元和初年韩、孟在长安的联句了。

联句的方式在唐代通常是人各两句，然韩、孟二人联句，有时候又往往不拘句数，恣意而为，把大历以来的每人各赋二句的模式全都打破了。像上节所举韩、孟在汴州的联句《远游联句》即已如此。一开始是孟郊、韩愈二人各赋二句，然后孟郊再作两句，李翱接作二句，相从相应，皆点明送别之意。接下来便是孟郊连赋十句，想象别后漂泊江上所见之景和孤独之感，似已有争胜之意。于是韩愈也跟着连作十句，亦设想江上景象，而寓以别后相思之情，不甘示弱。孟郊又接赋八句，极道南方荒蛮之地瑰奇壮丽的景象，并掺杂着一种壮志难酬的愤懑。韩愈亦接赋八句，同样极意夸饰南方雄奇瑰丽的景象，而表达出对孟郊的劝慰、同情之意。孟郊接下来竟连赋十六句，诗意转折，由南方荒远之地的奇僻之景，写到荒蛮之地不可久留，流露出早日北归、出仕“明代”的愿望。而韩愈自然明白孟郊的用意，于是一方面夸耀圣朝的德风、仁气可招抚四夷，远游可博得名声，希望其早日返回，另一方面仍极力渲染远涉荒陬之象的奇险，更连作十八句，超过了孟郊，并以此结束全诗。再如元和初韩愈与孟郊的《纳凉联句》，也是如此。孟郊先作两句，韩愈跟进，孟、韩再各赋两句，写时节虽至季夏，然暑气未消，皆平平道来。接着孟郊便按捺不住了，连赋十六句，写纳凉而仍忧心暑热。韩愈当然不愿落后，更连赋二十二句，由暑热写到纳凉消暑的具体处所、饮食等，缴足本题。继而孟郊再作十六句，对友人的相邀表示感激，言语之中不免夹杂些仕途不得意的牢骚。韩愈则争强好胜，又连作二十二句，既叙友情，复加以劝勉，从而完成了全诗。韩、孟联句中的这种以多取胜的做法，充分反映出他们高涨的创作热情和争奇斗胜的心态。

在上述争奇斗胜的心态之下，韩、孟联句首先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开始竞相出奇。仍以《远游联句》为例。孟郊起首就说：“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以车轮旋转比喻去意已决，甚是突兀、奇特。韩愈接以“离思春冰泮，澜漫不可收”，比喻离别，也很奇特。接下来孟郊设想别后旅途之景，平平叙来，并无奇特之处，然韩愈却一发不可收，遂联想到“灵瑟”、“霠猿”、“愤涛”、“恨竹”，多用《楚辞》中典故，充满了奇幻、瑰丽的色彩。于是孟郊也开始“观怪”、“搜奇”，写出了“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沤”等景象阔大的句子。而韩愈则“飘然天外步”，由楚地之景进一步展开想象，描写上下求索、追想先圣先贤和游观南方荒远之地所见光怪陆离的景象。“拜舜禹”，吊屈原，“追圣丘”，“凌斗牛”，想象丰富，色彩绮丽。接下来孟郊又自比贾谊，先写南方荒僻之地的奇异景象、荆楚风俗，继而诗笔一转，写到荒远之地的不可久留。最后，韩愈虽归结到远游与终南捷径相似，德风可变鄙陋之俗，离别不必忧惧，然既多用《楚辞》中的典故，举出靳尚、吺、屏翳、阳侯等人物或神怪，渲染南方偏远之地的险恶，诗歌意象也就同样充满了奇幻。在联句中，孟郊多摹写实景，而韩愈则多就孟郊所写之景揣想，多用典故。孟郊的突兀、矫激、怪僻，与韩愈的奇崛、拗峭，相互刺激，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形成了韩、孟联句的奇崛拗峭的风格。再像韩、孟在《纳凉联句》中写酷暑。孟郊先用夸父逐日渴饮于河渭、周武王路遇中暑者怜而救之、师襄弹琴叩商弦而凉风至等典故，直接描写天气的炎热和人们切盼暑去秋来的心态，形象贴切。其中“暍道者谁子？叩商者何乐？洗矣得滂沱，感然鸣。”(38)以文句入诗，拗折奇崛。韩愈承其后，则接连举出“龙沈”、“牛喘”、“蝉烦”、“乌噪”、“昼蝇”、“宵蚋”等多种酷暑中的物象，从侧面来烘托渲染天气的炎热，近乎不避丑陋，诗风奇崛怪僻，更甚于孟郊。

诗歌的语言及其组合愈是稀见，它携带的信息愈丰富，留给读者的惊奇就愈多。韩、孟联句，争奇斗胜，往往还表现在用典生僻、造语新奇、不避俗陋等方面。如在《秋雨联句》中，孟郊由雨大想到河水暴涨，担心水灾，说：“水怒已倒流，阴繁恐凝害。”(39)韩愈进而由水灾而联想到治水的大禹，谓：“忧鱼思舟檝，感禹勤畎浍。”虽说出于平仄和字数的要求，孟郊不得不将阴盛说成“阴繁”，凝滞、妨碍说成“凝害”，然造语的生硬也很显然。大禹治水是人们熟知的典故，然韩愈把《左传·昭公元年》中“微禹吾其鱼乎”一句，压缩成“忧鱼”，就要费人思忖了。再如孟郊写雨势之大，谓：“檐垂白练直，渠涨清湘大。”韩愈祈雨过天晴，曰：“禽情初啸俦，础色微收霈。庶几谐我愿，遂止无已太。”孟郊诗句中的“直”和“大”字，韩愈诗句中的“太”字，其措词用字则又都属于生硬而不避俗陋的例子，虽然也有韵脚的限制（此诗押去声“泰”韵）。其他如《城南联句》、《征蜀联句》等诗中的遣词用语，大致也都是如此，突出地表现出奇崛怪诞的风格倾向。

有时候，韩、孟联句的语言看起来似乎并不奇僻，然思致却很奇巧，所以主要的风格倾向仍是奇崛。如《有所思联句》，孟郊起头说：“相思绕我心，日夕千万重。”(40)语言平淡，然把抽象的相思之情具体化，又很奇特。再像《遣兴联句》，仍是孟郊起头：“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41)月光如水，泻于中庭，这并不奇特，然让抽象的心绪随着如水般的月光，泻于友人的庭院中，以表达思念之情，就有些特别了。还比如《莎栅联句》，曰：“冰溪时咽绝，风枥方轩举（愈）。此处不断肠，定知无断处（郊）。”(42)化用乐府《陇头歌》，只四句而已达断肠之意，口吻决绝，传达出孟郊失子后的悲凉心态，诗风也是奇崛的。

欧阳修与梅尧臣论韩诗，曾独标举其用韵。曰：“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43)其实，不单单是韩愈自作诗的时候是如此，而且在与孟郊的联句中也常常是“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的。像元和初韩、孟长安再逢，作《会合联句》，用上声“肿”韵，《纳凉联句》用入声“觉”韵，《同宿联句》用去声“沁”韵，《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用去声“卦”韵，《秋雨联句》用去声“泰”韵，《斗鸡联句》用上声“贿”韵，《征蜀联句》用入声“黠”韵等等，皆是如此。这也是造成其联句风格奇崛拗峭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愈与孟郊联句诗的主要风格倾向是奇崛拗峭，与其他人联句就不同了。如他与李正封的《晚秋郾城夜会联句》，写淮蔡未平时事，若与孟郊合作，奇峻争高，定不肯放过这一施展才学的好机会，而与李正封联句，李诗平正，所以如俞玚所指出的，李、韩联句，也就“典赡和平，诚各因人而应之也。亦可见公才大之处矣”(44)。

其实，若细加辨析，韩愈与孟郊的联句诗风格，虽大致可用奇崛来概括，然就中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分别。钱仲联先生曾从韩集、孟集中对二人联句作品的收录，谈到这种分别。他说：“韩、孟联句见韩正集者不入孟集，见孟集者韩集亦未收。其载于韩正集者，体格纯是韩，见孟集者，体格亦纯是孟，所未解也。”(45)察觉到韩、孟联句本身的风格差异。其实，根据风格的差异，将韩、孟联句中似韩诗者收入韩集，似孟诗者编入孟集，自唐代就已开始了。韩愈身后，其门下弟子李汉为之“收拾遗文，无所失坠”(46)，便只有联句十一首，并不包括《有所思》等三首。而北宋时宋敏求编刻《孟东野诗集》，则只收入《有所思》等三首联句，而谓《远游》等“十联句见昌黎集，章章于时，此不著云”(47)。都可为证。

何以同是韩、孟联句而仍有风格差异呢？先师程千帆先生在论及韩、孟联句时，曾引述过胡翔冬先生的一个解释。程先生说：“（韩、孟）二人联句，如是韩愈开头，孟郊接下去，那孟郊往往模拟韩的风格，以求一致。反之，如孟郊首唱，韩也追随他。胡翔冬老师讲韩诗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统观二人全部作品，虽不敢说完全如此，但至少有部分作品是可以从这一角度去考虑的。”(48)因为联句相从相应的性质，所以诗风也或近韩或近孟，在奇崛之中显示出或雄豪或古拙。虽然只是收入孟集的《有所思》等联句符合这一规则，而现存韩集的联句则多不是这样，但这个看法无疑是很精微的。因为它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韩诗的风格。

四、从联句看韩愈诗歌的风格

韩愈诗歌的风格，自唐人司空图称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49)，后人多以奇崛目之。然朱熹则认为：“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着如此做。”(50)清人赵翼则注意到韩诗奇险和平易的两个方面。他说：“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51)细察韩诗，确实有奇险和平易两种面目(52)，然而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在于指出韩诗所具有的这两种面貌，而应该进一步追问，形成这两种不同面目的原因在哪里？韩愈诗歌创作的观念和审美追求，究竟又如何？

韩愈现存诗歌430多首，其诗风表现出明显的奇崛倾向的有数十首。在这数十首诗中，韩愈与孟郊的联句就占了14首，这也就是说，与孟郊联句是韩诗奇崛的重要成因。朱熹说的“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着如此做”，确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53)。加之韩愈并不是被动地被孟郊牵着走的，他自己也是一位喜欢走奇险之路的人。于是如上文所论，韩愈与孟郊联句，既相随相应，又争奇斗胜，诗风便走向奇崛。

与诗风奇崛的人联句，诗风便奇崛；与诗风奇崛之人的其他唱和赠答，同样造成了韩愈诗歌风格的奇崛。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其风格奇崛，无以复加，而这些诗就正是唱和之作。皇甫湜和卢仝都是韩门弟子。皇甫湜是主张文学创作奇不碍正的人(54)，他的诗《全唐诗》卷三六九仅存《题浯溪石》、《石佛谷》和《出世篇》三首，皆大量运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手法，奇僻不可读。其《陆浑山火》诗虽已不存，然其风格的奇险，是不难想象的。卢仝的诗更是以怪著称，至于“怪辞惊众谤不已”(55)。今存《月蚀诗》，诗风怪异。韩愈与他们唱和，诗风奇崛也是很自然的。再如，韩愈与孟郊、皇甫湜、卢仝、张署、崔立之、贾岛、刘师命、侯喜等人的诗歌赠答，像《醉留东野》、《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寄崔二十六立之》、《送无本师归范阳》、《刘生》等，诗风也多半奇崛，当也不难理解。甚至有的时候，韩愈因为是与其门下弟子如张籍、张彻等人唱和赠答，虽然他们似乎并不以诗风奇崛着称，但这些作品也同样表现出奇崛的风格倾向。像《病中赠张十八》、《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咏雪赠张籍》、《调张籍》、《答张彻》等，就都是例子，个中原因，恐怕多半是韩愈在弟子面前有时也要逞才使气的缘故。

凡写雄奇怪异的事物，也很容易激发起韩愈胸中的郁勃之气和争强好胜之心，形成奇崛的诗风。如贞元十九年（803），关中饥旱，韩愈上书论列，被贬连州阳山（今湖南阳山）时题咏奇险山水、南荒景物的诗，便奇崛拗峭。像《苦寒》、《题炭谷湫祠堂》、《贞女峡》、《射训狐》、《谴疟鬼》、《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皆是其例。其他如作于元和年间的《南山诗》、《双鸟诗》、《答柳柳州食虾蟆》、《猛虎行》等，雄奇恣肆，光怪陆离，也属此类。这又大多是得之于江山之助的原因(56)。

这样看来，造成韩诗风格奇崛的主要原因，除了韩愈自身倔强的性格和对雄豪、奇险事物的审美爱好之外，便是联句、唱和赠答以及诗歌题材选择的要求了。讨论韩诗奇险风格的成因，二者实皆不可忽略。

至于韩诗平易风格的成因，我们认为仍可从韩愈的性格和他对文章的看法去认识和理解。韩愈的性格有木强的一面，但同时也颇“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57)。推及文章，他虽然力主务去陈言，但更主张气盛言宜：“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58)主张：“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59)。总之，他决不反对平易，只要能“出入仁义”，地负海含，就无论奇崛或平易，都无不可。这种看法，无疑会直接贯彻到其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中去(60)，形成韩诗风格的另一面：平易。

韩诗中同时并存着奇险和平易两种不同的风格，这是否有矛盾呢？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奇险还是平易，都还并非韩愈最高的审美追求，他的追求是真率自然，是奇亦巧、朴亦巧，是“无难易，惟其是尔”(61)，是“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是“不烦于绳削而自合”。韩愈曾说孟郊是“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62)；“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63)；“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64)。这里的“觑天巧”、“肖天秀”、“天葩吐奇芬”，就都是要观察自然、师法自然的意思。既然是师法自然，那就无论奇险还是平易，都要视所表现的对象而定，都并无一定之规。所以，韩愈在《醉赠张秘书》诗中，会称张署等人的诗“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又谓己“今我及数子，固无莸与熏，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凿，神功谢锄耘”(65)；在《送无本师归范阳》诗中，既指出贾岛诗有“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的一面(66)，又描摹出其诗风“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风蝉碎锦缬，绿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蓁，孤翮起连菼”的另一面。张署、孟郊、张籍、贾岛与韩愈自己的诗风，并不相同，然韩愈对其皆无轩轾，“险语”、“狂词”与不加雕琢的“平淡”自然之词，都可兼容并蓄(67)。同样，在《南山诗》中，韩愈既极状终南山的雄伟奇峭，但篇末又赞叹：“大哉立天地，经纪肖营腠。厥初孰开张？俛谁劝侑？创兹朴而巧，戮力忍劳疚。得非施斤斧，无乃假诅咒？鸿荒竟无传，功大莫酬僦。”(68)以“朴而巧”称道天地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这也是兼雄奇、工巧与浑朴自然而言之的。总之，对韩愈来说，奇险与平易不但应顺其自然，并行不悖，而且也应该是可以统一的，此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纡馀，奋猛卷海潦”。“横空盘硬语”，而又能“妥帖力排奡”，这正是韩愈一向所追求的诗歌创作境界。

由此来看，奇崛拗峭并不是韩愈诗歌风格的全部，平易自然也是韩诗的重要风格特征；造成韩诗奇崛和平易风格并存的原因，也并不仅仅是由于韩愈自身拗强和弘通的性格以及气盛言宜的文学主张，而且还有联句、唱和赠答等创作体裁的要求和雄奇郁勃或平易自然等题材与主题表达上的需要。奇崛与平易并存，工巧与淳朴兼备，而又妥帖自然，无可无不可，这才是韩愈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

五、韩、孟联句的嗣响

在韩、孟之后，受其影响、喜爱联句而较有成就的，是晚唐的皮日休和陆龟蒙。

皮日休与陆龟蒙相识定交，在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时皮日休依苏州刺史崔璞为从事，陆龟蒙的身份则是布衣。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二人有大量的诗歌唱酬，并结集为《松陵集》十卷。其中皮、陆的联句诗在数量上虽不算多，然二人对韩、孟联句颇为推崇，十分向往(69)。他们虽未必要与韩、孟竞个高低，然由韩、孟开创的联句样式，皮、陆也都尝试过。如《报恩寺南池联句》，首唱者先赋一句，另一人接赋对句和下一联的出句，就是学习韩、孟的做法。韩、孟联句常常不拘句数，首唱作若干句，另一人也作若干句。皮、陆的联句也是如此，或两句，或四句，或六句，不一而足。在这些联句中，写得最好的当数《开元寺楼看雨联句》。其诗曰：

海上风雨来，掀轰杂飞电。登楼一凭槛，满眼蛟龙战（龟蒙）。须臾造化惨，倏忽堪舆变。万户响戈铤，千家披组练（日休）。群飞抛轮石，杂下攻城箭。点急似摧胸，行斜如中面（龟蒙）。细洒魂空冷，横飘目能眩。垂檐珂佩喧，瓦珠玑溅（日休）。无言九陔远，瞬息驰应徧。密处正垂，微时又悬线（龟蒙）。写作玉界破，吹为羽林旋。翻伤列缺劳，却怕丰隆倦（日休）。遥瞻山露色，渐觉云成片。远树欲鸣蝉，深檐尚藏燕（龟蒙）。残雷隐辚尽，反照依微见。天光洁似磨，湖彩熟于练（日休）。疏帆逗前渚，晩磬分凉殿。接思强挥毫，窥词几焚砚（龟蒙）。佶栗乌皮几，轻明白羽扇。毕景好疏吟，馀凉可清晏（日休）。君携下髙磴，僧引还深院。驳藓浄铺筵，低松湿垂鬋（龟蒙）。斋明乍虚豁，林霁逾葱蒨。早晩重登临，欲去多离恋（日休）。(70)

此诗写江南暑夏时节一场暴雨突然袭来的情景，极为生动形象。其中写雷电交加、骤雨初起的情形，用蛟龙横空、兵戈交接来形容；写雨势之大，以滚木礌石、天河瀑布拟状；写雨势由大渐小，用“细洒魂空冷，横飘目能眩”来描摹；而写雨过转晴，则又以“天光洁似磨，湖彩熟于练”来设喻：皆状写贴切，读之使人恍然已置身于烟雨之中。诗歌意象的雄奇、起笔的突兀以及去声韵的使用，都可见出受韩、孟联句影响的痕迹，而诗笔的浑成却又细腻以及整体风格的清新俊爽，又仍显示出这一时期皮、陆联句的特点。其他像《寂上人院联句》、《独在开元寺避暑颇怀鲁望因飞笔联句》等，描写江南风物，也都有可取，以至清人翁方纲要称“皮、陆联句诗胜其自作”，又说：“联句体自以韩、孟为极致，然韩、孟太险，皮、陆一种，固是韩、孟后所不可少。”(71)皮、陆联句是否胜过其自作，当然还可讨论，然说其联句较之韩、孟，自有特点，“固是韩、孟后所不可少”，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皮、陆之后，联句诗的创作可谓绵延不绝，其中亦多有受韩、孟联句影响者。如袁桷与其族弟袁裒在《东湖联句》中写隐逸生活：“鸱夷歌逝矣（裒），渔父卜终焉。紫槿遮篱角（桷），丹枫压庙堧。炼形金骨化（裒），团础土砂坚。破屋啼山鬼（桷），荒碑立老鹯。岁时羞野赛（裒），水旱祷灵篿。西帝澄金宇（桷），东湖铸玉璇。凉飔舟泛泛（裒），晴日草芊芊。射鸭萦长弋（桷），叉鱼击短鋋。酒庐横矮瓮（裒），屠几斫肥牷。炫市僧袍丽（桷），招虚贩鼓鼘（裒）。”(72)显然可见受韩、孟《城南联句》影响的痕迹。至如高启、张宪《舞剑联句》状舞剑：“联翩倏鸿（启），奋迅仍雀跃。来如龙出渊（宪），去若蛇赴壑。疾惊雷破山（启），怒讶风卷漠。初驰帆纵张（宪），忽注弩弛。阴阳变开阖（启），潮汐随进却。高步赴节同（宪），奇形分状各。斜回象翼蔽（启），曲踊肖拏攫。欻惊西方帝（宪），凛怖东海若。屋翻影纷纶（启），地殷势挥霍。乱思突骑奔（宪），低见饥隼掠（启）。”(73)锺惺、林古渡《夜归联句》写山村夜归：“落叶下山径，草堂人未归（林古渡）。砌花泣凉露，篱犬吠残辉（惺）。霜静户逾皎，烟生墟更微（古渡）。入秋知几日，邻杵数声移（惺）。”(74)或雄壮，或清幽，也能自成一格。其他如明代鲁铎、张时行的《左江联句》、沈周、史鉴等人的《两湖联句》、童轩、郑广之的《波金联句》、薛涛等人的《落花联句》以及李东阳、王世贞、程敏政、杨一清和清代朱彝尊、查慎行等人的联句，也较有成绩。然总的来看，唐以后诗人的联句，多属偶一为之，加之囿于才力，其成就也就不免有限了。

综上所述，联句一体，源远流长，至唐代韩愈、孟郊而走向兴盛，颇获佳绩，并由此影响到韩、孟尤其是韩愈诗歌奇崛风格的形成。韩诗风格兼有奇崛和平易两种面目，其成因则可从韩愈的性格、文学主张和题材与体裁的要求等方面得到解释。奇崛与平易并存，工巧与淳朴兼备，妥帖自然，“惟其是尔”，这才是韩愈诗歌创作的最高理想和追求。第七章　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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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五，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44。

(2)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点：《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页1003。案柏梁台诗虽顾炎武考证其为伪托（见《日知录》卷二十一“柏梁台诗”条，［清］黄汝成集释本，岳麓书社，1994年，页746—747），然其时代仍属较早，并不影响本文的立论。

(3) 柏梁体最初属联句，像南朝刘宋武帝、梁武帝、梁元帝与群臣合作的柏梁体诗等，都是例子。其后韵脚渐趋统一，多句句押韵，不拘一人或多人所作，皆称柏梁体。

(4) 蒋寅先生认为联句由四句到两句的演化，是由北魏孝文帝与群臣在《悬瓠方丈竹堂飨侍臣联句》中完成的（见其所著《大历诗人研究》上编，中华书局，1995年，页148—149），可以参考。然此诗虽人赋二句，首句中间却嵌一“兮”字，实仍是汉柏梁体诗人各一句的变体，而很难说是从四句到二句的定式。

(5) ［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卷十，明小宛堂覆宋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页134。

(6) ［南朝齐］谢朓撰、曹融南校注：《谢宣城集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08。

(7) ［唐］佚名编、［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32册，页649。

(8) 《谢宣城集校注》卷五，页416—417。

(9)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页1968。

(10)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二，下册，页1974。

(11)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檀超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页1766。

(12)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中华书局，第5册，页1361。

(13) 《南史》卷十四《晋熙王昶传》，第2册，页403。

(14) 绝句的名称来自联句，罗根泽先生已指出，参其《绝句三源》（文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5) 关于这两次联唱的具体情形和评价，请参贾晋华：《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考述》（文载《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上编第一章第九节《鲍防、颜真卿与大历两浙联唱诗会》。贾晋华又对这两部联唱集作过辑佚的工作，见其《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6)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页162。

(17) 按此乃韩愈《和席八十二韵》中诗句，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下册，页962。

(18) ［宋］欧阳修撰、郑文校点：《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16。

(19) 李翱时亦参加联句，然其诗仅有两句，所以，这次联句，实际上是韩孟两人之间的合作和较量。

(20)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上册，页44—45。“独含悽悽别，中结郁郁愁”两句，集释本原缺，此据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74册，页177）等补。

(21) ［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页163。

(22) 参华忱之：《孟郊年谱》，附载其校订《孟东野诗集》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3)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上册，页594。

(24)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上册，页481—482。

(25)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远游联句·集说》（据顾嗣立《昌黎先生诗集注》引），上册，页55。

(26) ［宋］刘攽：《中山诗话》，［清］何文焕辑校：《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页288。

(27) 参［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云：“退之与孟郊联句，前辈皆谓退之粉饰。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饰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50册，页452）

(28)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八引《吕氏童蒙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118。

(29) 韩、孟联句、赠答，大致在贞元末年是韩愈受孟郊的影响，而至元和初年则是韩愈占主导地位。详可参贾晋华先生《论韩孟诗人群》一文，见其所著《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30) 《孟东野诗集》卷二《劝善吟醉会中赠郭行馀》，页24。

(31) 《孟东野诗集》卷七《寄陕府邓给事》，页120。

(32) 《孟东野诗集》卷三《自惜》，页49。

(33)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县斋有怀》，上册，页229。

(34)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与孟东野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37。

(35)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孟生诗》，上册，页12。

(36)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醉赠张秘书》，上册，页391。

(37)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荐士》，上册，页528。

(38)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上册，页419。

(39)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上册，页473。

(40)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上册，页615。

(41)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上册，页616。

(42)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上册，页679。

(43) 《六一诗话》，页16。

(44)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此诗《集说》引，下册，页1063。

(45)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有所思联句补释》，页615。

(46) ［唐］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首。

(47) ［宋］宋敏求：《孟东野诗集后序》，见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卷尾，页199。

(48) 程千帆撰、陶芸编：《闲堂书简·致蒋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278—279。

(49) ［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题柳柳州集后》，《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169册，页10。

(50)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第8册，页3327。

(51) ［清］赵翼撰、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页28。

(52) 关于韩诗的奇险风格，前人论之甚多，可参者近有江辛眉《论韩愈诗的几个问题》（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一辑，朱东润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等；关于韩诗的平易，前人亦有所论述，近则有莫砺锋《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原载《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收入其《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可参。

(53) 不过，如上文所论，朱熹的话只可用来说明贞元末韩、孟二人在汴州的联句，而不能说明元和初年其在长安和洛阳的联句作品。

(54) 其《答李生第二书》有曰：“《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皇甫持正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78册，页87）

(55)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寄卢仝》，页782。

(56) 有时候，因抒发较强烈的忧愁愤懑的感情，也会造成诗风的奇崛，如韩愈的《县斋有怀》诗等。

(5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4203。

(58)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李翊书》，页171。

(59)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页540、542。

(60) 关于韩愈以文为诗的评价，可参先师程千帆先生《韩愈以文为诗说》一文，载其《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又收入《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1)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答刘正夫书》，页207。

(62)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答孟郊》，上册，页56。

(63)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荐士》，上册，页528。

(64)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醉赠张秘书》，上册，页391。

(65)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上册，页391。

(66)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下册，页820。案这类“奸穷怪变”的狂词，也是在韩愈的激发下创作出来的，所以，韩愈在此诗中称赞贾岛说：“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

(67) 韩愈的这种闳通态度，也影响到北宋的梅尧臣，比如梅氏就一再称赞“韩子于文章，所贵不相效。譬彼古今人，同心不同貌”（《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五《依韵和宣城张主簿见赠》，页778）“孟、卢、张、贾流，其言不相昵。或多穷苦语，或特事豪逸。而于韩公门，取之不一律。”（《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八《别后寄永叔》，页468）

(68)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上册，页435。

(69) 如皮日休曾上书请以韩愈配飨太学，其所作《杂体诗序》又有“近代作杂体，唯《刘宾客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如联句则莫若孟东野与韩文公之多，他集罕见，足知为之难也。陆与予窃慕其为人，遂合己作，为杂体一卷”云云（《松陵集》卷十，页2），都可见出。

(70) 《松陵集》卷十，页12。

(71) 《石洲诗话》卷二，《谈龙录》、《石洲诗话》合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74。

(72)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03册，页10。

(73) ［明］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十四，《四部丛刊》初编，322册，页145。

(74) ［清］张豫章等奉敕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一百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44册，页879。

第七章　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并称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诗歌唱和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元、白前后交往三十年，唱和赠答诗近千首，为他们赢得了声誉，也对他们自身的创作发展和当日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元、白交谊与诗歌唱和

元稹和白居易相识的时间，当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1)，而真正相知定交，则应在十九年（803）以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时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并自注：“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2)元稹和作《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中也说：“昔岁俱充赋，同年遇有司。”(3)白居易十五六岁时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颇得顾况赞赏，“为之延誉，声名大振”(4)。而元稹十五岁即明经登科，十六岁作《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得京兆尹郑云逵等称道(5)。两位才子在书判拔萃和平判登科之前就相识(6)，应该是合理的。至贞元十九年春，元、白二人同登科第以后，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只不过更使得他们之间的交往愈益频繁，友谊不断加深，诗歌唱和也迅速增加了而已(7)。

对初涉政坛的元稹、白居易来说，在秘书省校书郎任上的三年，是一个轻松愉快、令人难忘的时期。多年后，白居易回忆起这一时期的生活，仍然很兴奋。他在诗中写道：“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秋风拂琴匣，夜月卷书帷。高上慈恩塔，幽寻皇子陂。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自注：唐昌观玉蕊、崇敬寺牡丹花时，多与微之有期）。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自注：辛大玄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体短能诗，故当时有‘迂辛’、‘短李’之号）。儒风爱敦质，佛理赏玄师（刘三十二敦质有儒风，庾七玄师谈佛理有可赏者）。度日曾无闷，通宵靡不为。双声联律句，八面对宫棋（双声联句，八面宫棋，皆当时事）。往往游三省，腾腾出九逵。寒销直城路，春到曲江池。树暖枝条弱，山晴彩翠奇。峰攒石绿点，柳宛曲尘丝。岸草烟铺地，园花雪压枝。早光红照耀，新溜碧逶迤。幄幕侵堤布，盘筵占地施。征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粉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风流夸坠髻，时势斗啼眉（自注：贞元中，城中复为坠马髻、啼眉妆也）。密坐随欢促，华樽逐胜移。香飘歌袂动，醉落舞钗遗。筹插红螺椀，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自注：抛打曲有调笑令，饮酒曲有卷白波）。残席喧哗散，归鞍酩酊骑。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紫陌传钟鼓，红尘塞路歧。几时曾暂别，何处不相随。荏苒星霜换，回环节候催。两衙多请假，三考欲成资。”(8)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当日呼朋唤友、挟妓将伶、四时游览、诗酒唱和的风流潇洒。

自贞元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冬至次年（宪宗元和元年）夏，元、白二人校书郎任满后，又曾在长安一起准备制举考试，并同登制科(9)。白居易亦有诗描述当时备考的情形曰：“运偶千年圣，天成万物宜。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自注：时与微之集策略之目，其数百十），锋毫锐若锥（自注：时与微之各有铁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繁张获鸟网，坚守钓鱼坻（自注：陈知切。谓自冬至夏，频改试期，竟与微之坚守制试也）。并受夔龙荐，齐陈晁董词，万言经济略，三道太平基。中第争无敌，专场战不疲。辅车排胜阵，犄角搴降旗（自注：并谓同辅席、共笔砚）。双阙纷容卫，千僚俨等衰（自注：谓制举人欲唱第之时也）。恩随紫泥降，名向白麻披。既在高科选，还从好爵縻。东垣君谏诤，西邑我驰驱（自注：元和元年同登制科，微之拜拾遗，予授盩厔尉）。”(10)朝夕相处，“攻文”、“讲学”，此唱彼和，切磋琢磨，更进一步使元、白二人的思想政治倾向愈益接近了。

这一时期，元、白“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11)，曾拟撰试策一百馀篇。元稹所拟策文今已不存，然其当年应制之策文“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对策”却完整地保存着，其中论敦本务实，富黎民，息兵革，“薄农桑之征，兴耕战之术”(12)，与白居易在《策林》中论《御戎狄》、《议封建论郡县》、《议井田阡陌》等，皆同一机杼；而论取士之法，主张以“镮贯大义、与道合符”、“经纬今古、理中是非者”(13)为去取标准，与白居易《策林》中的《救学者之失》、《议礼乐》等，亦如出一吻。其实，《白居易集》中今所存《策林》七十五篇，元稹也都应参与讨论过，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着元稹的看法。观元稹多年后附和唐穆宗和段文昌等大臣的“销兵”政策，与白居易《策林》中关于“销兵数”的观点，并无不同，而元稹在诗歌创作上的力主讽谏，刺美现事，与白居易《议文章》、《采诗》中的看法，更是完全一致的。白居易在《赠元稹》的诗中曾谈到他与元稹的结交时，说：“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14)，并非虚言。

“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15)。“迹由情合，言以心诚，遂定死生之契，期于日月可盟。坚同金石，爱等弟兄。”(16)白居易和元稹的这些话，都道出了自校书郎以来的三年多的生活对二人日后交往的重要意义。正是这一段生活，正是上述共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才情学识，奠定了元、白友情和交往的基础。而也正是元稹和白居易的这种深厚的友谊，成就了他们此后数十年的诗歌唱和。

对于这数十年的唱和，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的《与元九书》中曾有过一个说明。他说：“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17)元稹在《梦游春七十韵序》中也说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18)诗歌唱和成了他们彼此之间议论世事、表达政见、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成了他们彼此交往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间固然时有应酬、应景，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都是坦诚率直的真情流露，生活中的出处进退、是非曲直、喜怒哀乐，无不可于此唱彼和中见之。

虽说自任校书郎时，元、白已“多以诗章相赠答”，然留下来的作品，却并不多。元、白唱和的第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在元和四、五年间（809—810）。这一时期，元、白初登政治舞台，心态积极，都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元稹制举登科授左拾遗后，即屡次上书言事，至为执政所忌。元和四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充剑南东川详覆使，出使东川，按泸州监官任敬仲狱，弹劾节度使严砺，又奏平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动东川。稍后分务东台，复弹奏数十事，终至被贬江陵（今属湖北）。白居易亦屡陈时事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得到朝廷采纳。这一时期的元、白唱和，无形中也成了讽谏朝政、刺美现事、反映社会生活的手段和工具，充满了昂扬奋励的精神。在唱和之中，元、白相互竞争，皆欲超越对方，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与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此外，尚有元、白二人抒发离别相思之友情的唱和。如元稹使东川途中作诗三十二首（集中存律诗二十二首）、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等都是。

元和五年，元稹以得罪权要被贬官江陵士曹参军长达六年，直至元和十年（815）初方回京，旋又外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元和十三年（818）改官虢州（今河南灵宝）长史，一年后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五月，迁祠部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元和三年（808）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六年（811）丁母忧，至九年（814），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次年即以上书言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十三年底改官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元和十五年，自忠州回朝，授主客郎中、知制诰。至此，元、白方又都重新回到京城任职。多年的贬谪生涯，无论对元稹还是白居易来说，都是一场人生的痛苦磨难，这让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为政的不易和世态的炎凉。初入政坛的棱角已被磨平了许多，原来积极奋发的心态也不免变得有些消沉。这一时期元、白唱和诗的数量很多。元和五年，元稹离京赴任之时，白居易赠诗一轴，以安慰之，元稹因于途中作《思归乐》等十七首诗寄给白居易，白居易和作《和答诗十首》。这一时期二人唱和多写友情。像白居易的《忆微之》、元稹的《酬乐天春寄微之》，二诗皆叙写友情，而真挚感人。白又有《梦微之》，元则有《酬乐天频梦微之》，诗曰：“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19)诗意翻新出奇。元稹在江陵作《放言五首》，白居易有和作，王禹偁称其“盖骚人之道味也”(20)，并拟作。元和十年，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元稹和作；白居易贬江州，途中作《寄微之三首》，情感凄恻。元稹则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中写道：“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21)以病中得此消息，情尤不堪。其《酬乐天赴江州路上见寄三首》，诗意虽略同白，然用比兴多，语言亦平易。在这些作品中，有对政治现实的关注，然而更多地表达的则是遭遇不幸与不平时的忧愁愤懑、对社会和生活的反思以及朋友之间的相互安慰与挂念。此唱彼和，也促进了元、白诗歌创作艺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

穆宗长庆元年（821），元稹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赐紫金鱼袋，次年为相，然因与裴度有矛盾，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八月，元稹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直到文宗大和三年（829），前后在浙七年。此年秋元稹入为尚书左丞，然次年则又以检校户部尚书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至大和五年（831）卒于任所。白居易则于长庆元年亦求外任，七月，出为杭州刺史。四年正月，穆宗卒，敬宗李湛即位。五月，白为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次年（敬宗宝历元年，825）又出为苏州刺史，二年，罢官返洛阳。自大和三年后，白居易便长期以太子宾客、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直至武宗会昌元年（841）致仕，会昌六年（846）卒。元、白晚年唱和比较集中的时期，是长庆和宝历数年间。时元稹在越州，白居易在杭州、苏州。二人竹筒递送，唱和频繁，其数十年唱和的结晶：《元白唱酬集》十六卷，即结集于此时。《因继集》卷一，也在此时编成（卷二、卷三也于稍后编成）。元、白与他人唱和的《三州唱和集》一卷（与崔玄亮）、《杭越寄和诗集》一卷（与李谅），元稹与刘禹锡、李德裕唱和的《吴越唱和集》等，也大都成于此时和稍后。传诵一时，蔚为盛事。大和五年，元稹卒后，白居易在《祭元微之文》中写道：“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22)可为二人一生诗歌唱和的总结。

二、元、白唱和及其讽喻诗

元稹和白居易有明确的诗歌创作理念，那就是美刺比兴，讽喻时事。早在贞元、元和之际，元稹和白居易、李绅等人对此就有共同的认识，并已经付诸实践(23)。元稹在其《乐府古题序》中说：“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24)白居易也认为：“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25)所以他在《与元九书》中又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6)这些看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诗学意义。

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元稹和白居易所最为看重的，也是那些美刺比兴、讽喻时事的作品。白居易《与元九书》曰：“仆数月来检讨囊箧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略）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略）。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27)由此亦可见其诗歌创作理念和对讽喻诗的看重。

元、白的讽喻诗及其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精神，在宋代有梅尧臣、苏门弟子张耒、晁补之等承之而又有一定的发展，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专列新乐府辞一类，于解题中引元稹《乐府古题序》，谓：“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28)可看出他对元、白讽喻诗的重视。至明亦有胡应麟称之，曰：“元和中，李绅作《新乐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华原磬》、《西凉伎》之类。皆风刺时事，盖仿杜陵为之者。今并载郭氏《乐府（诗集）》。语句亦多仿工部，如《阴山道》、《缚戎人》等。音节时有逼近。第得其沉着，而不得其纵横；得其浑朴，而不得其悲壮。乐天又取演之为五十章。其诗纯用己调，出元下。世所传《白氏讽谏》是也。”(29)指出元、白乐府讽喻诗的渊源和异同，并明谓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乃是在元稹所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到了清代，元、白的讽喻诗得到更多的关注。如沈德潜就盛称“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喻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30)。将讽喻诗与《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联系起来，论诗主张温柔敦厚的沈德潜，自然对能承传“风人之遗意”的讽喻诗，评价较高。进入近现代以来，对元、白讽喻诗的认识和评价更超越了前人。如陈寅恪先生就指出：“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31)这样的评价，已并非只着眼于讽喻，而是对元、白诗作了全面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陈先生进一步指出：“今《白氏长庆集》三、四两卷所载《新乐府》五十首，即因公垂、微之所咏而作也。”(32)“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傥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33)陈先生的这些颇富启发意义的话，也告诉我们，元稹和白居易的讽喻诗原是其诗歌唱和的产物。正是以唱和推阐其共同的诗歌主张，以唱和切磋诗艺，互相学习，从同立异，竞相超越，才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这独具风采的讽喻诗。陈先生所说的“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其实正是同题共作的诗歌唱和性质所要求的，从诗歌唱和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元、白的讽喻诗。

元、白以唱和的方式推动讽喻诗的创作，始于元和四年元稹作《新题乐府》十二首。其《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77）云：“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34)李绅原作已不存，我们无从比较，然而元稹在李绅的启发下或以李诗为契机而进行创作的这一组新题乐府，此唱彼和，从同立异，有意识地来宣传自己的诗歌理念，针砭当日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确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像《上阳白发人》讽刺天宝以来后宫嫔妃、宫女以及公主、诸王之被幽闭深宫，《华原磬》刺天宝以来郑声淆乱雅音，玄宗沉湎新声，终至胡寇乱华，《五弦弹》批评唐德宗好五弦胜过任贤，《法曲》不满安史之乱以来的胡风盛行，《西凉伎》由开、天年间的凉州的繁盛，写到安史乱后的国土蹙迫，颇寄感慨等等，既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多方面的社会现实，又包含着其在诗歌艺术上的思考。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大致与元稹的和作写在同一年。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谓其所作，“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35)。白居易虽不言是和元稹之作，然以白居易与李、元的关系，他在创作《新乐府》五十首之前，必能见到李绅和元稹所作；而若与元稹之作相比较，其必为同题共作、受李绅、元稹二人诗启发并意欲超过李、元之作的唱和诗无疑。其所以不言和作者，是因为李、元之作已构成一组完整独立的唱和，故不会再赠与白居易，和而再和，似无先例；又，白居易虽受李、元启发，然意欲从同立异，超越李、元，故其新乐府诗的数量已大大超过李、元之作，已非通常的唱和形式所能限，自可不必言和了。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题目，在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全部出现了，这已可见白居易的诗是和作。元稹和李绅之作，其顺序与李绅原作相同(36)，是没有问题的，而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的排列顺序，原来却也与元稹的和作相同。据敦煌写本白居易《新乐府》诗卷，其排列的先后顺序，与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大体一致(37)，这正好说明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五十首，应是和元稹与李绅之作。

白居易《新乐府》诗五十首的题下与文中注，也与李绅和元稹之作相同，说明其属于同题共作的诗歌唱和。如《上阳白发人》，元作首句“天宝年中花鸟使”下自注云：“天宝中，密号采取艳异者为花鸟使。”(38)白居易同题之作诗句“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下自注，亦曰：“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39)几乎完全相同。元稹《华原磬》题下注引“李《传》云：天宝中，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40)。白居易同题之作题下注亦有云：“天宝中，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询诸磬人，则曰故老云，泗滨磬下调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41)又，元稹《驯犀》诗引李《传》云：“贞元丙子岁，南海来贡，至十三年冬，苦寒，死于苑中。”(42)白居易《驯犀》诗题下也有相同小注：“贞元丙子岁，南海进驯犀，诏纳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驯犀死矣。”(43)元稹《立部伎》引李《传》云：“‘太常选坐部伎，无性灵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无性灵者退入雅乐部，则雅乐可知矣。’李君作歌以讽焉。”(44)白居易《立部伎》题下亦注：“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则雅声可知矣。”(45)元稹《缚戎人》诗中“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两句下自注：“延州镇李如暹，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西蕃，及归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没蕃者服衣冠，如暹当此日，由是悲不自胜，遂与蕃妻密定归计。”白居易同题之作“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两句下亦有自注：“有李如暹者，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蕃中，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归计也。”元稹《阴山道》题下存“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46)。诗由买马耗帛写到奢侈之风，对织工表示同情。白同题之作则只写前事。诗中有句：“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与李传一致。诸如此类，白居易《新乐府》几完全与李、元所作相同，足证其为受李、元启发而和作。

诗歌唱和，和作要与原唱相互照应，即所谓“从同”。如果我们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内容与元诗略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从同之处甚多，因而其理应属于唱和之作。比如元稹的《华原磬》，原意是讽刺天宝以来郑声淆乱雅音，玄宗沉湎新声，终至胡寇乱华的，白和作前半虽如其小序所说，是“刺乐工非其人也”，然接下来所写诗意却与元诗相同。再如元稹《骠国乐》题下引“李传云：贞元辛巳岁始来献”。诗写骠国乐不当居雅乐之上，德宗纳此乐或意在柔远，然教化应分源委，先中土后外邦。白居易《骠国乐》小序则曰：“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题下并注：“贞元十七年来献之。”诗意和小注全同元作。又如元稹的《驯犀》，比较唐德宗建中、贞元年间放驯象与圈驯犀两事，主张顺时任性，以喻治国。白居易《驯犀》则“感为政之难终也”。先写驯犀，后点出驯象，以刺唐德宗为政有始无终，也与元稹诗意相近。在白居易的诗中，有些句子显然是受元稹诗的启发而作的。如元稹有《五弦弹》，诗曰：

赵璧五弦弹徵调，徵声巉绝何清峭。辞雄皓鹤警露啼，失子哀猿绕林啸。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促节频催渐繁拨，珠幢斗绝金铃掉。千靫鸣镝发胡弓，万片清球击虞庙。众乐虽同第一部，德宗皇帝常偏召。旬休节假暂归来，一声狂杀长安少。主第侯家最难见，挼歌按曲皆承诏。水精帘外教贵嫔，玳瑁筵心伴中要。臣有五贤非此弦，或在拘囚或屠钓。一贤得进胜累百，两贤得进同周召，三贤事汉灭暴强，四贤镇岳宁边徼，五贤并用调五常，五常既序三光曜。赵璧五弦非此贤，九九何劳设庭燎。(47)

由五弦写到五贤，讽刺唐德宗好五弦胜过任用贤士。白居易在此稍前曾作过《秦中吟》十首，内有《五弦》一篇，诗曰：“清歌且罢唱，红袂亦停舞。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大声粗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又如鹊报喜，转作猿啼苦。十指无定音，颠倒宫徵羽。坐客闻此声，形神若无主。行客闻此声，驻足不能举。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48)诗意谓今乐不如古乐，然主要还是写了赵璧高超的弹五弦的技巧。白居易新乐府《五弦弹》的主旨是“恶郑之夺雅也”，诗意略同此前的《秦中吟》，而对赵璧的弹拨艺术有更进一步的描写，这些描写显然受到了元稹诗的启发。诗曰：

五弦弹，五弦弹，听者倾耳心寥寥。赵璧知君入骨爱，五弦一一为君调。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风拂松疏韵落。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鹤忆子笼中鸣。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铁声杀，冰声寒，杀声入耳肤血寒，惨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自叹今朝初得闻，始知辜负平生耳。唯忧赵璧白发生，老死人间无此声。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璧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49)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来自元诗的“呜呜暗溜咽冰泉”。“铁声杀，冰声寒，杀声入耳肤血寒，惨气中人肌骨酸”，又多半受到元诗“杀杀霜刀涩寒鞘。促节频催渐繁拨，珠幢斗绝金铃掉。千靫鸣镝发胡弓，万片清球击虞庙”的启示。

元稹《立部伎》写胡乐盛而雅乐衰。诗中有句道：“宋沇尝传天宝季，法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涴。”(50)而白居易《法曲》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法曲法曲合夷歌，夷歌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51)显从元诗而来。元稹此诗中有“顷向圆丘见郊祀，亦曾正旦亲朝贺”两句，而白居易《立部伎》诗旨既同元作，诗中亦有“圆丘后土郊祀时，言将此乐感神祇”这样相似的句子，其间的联系不难见出。其他如《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等，白居易的创作主旨也无不与元稹之作相同。

诗歌唱和，既要“从同”，与原唱相互照应，更需要“立异”，别出心裁，力求创新，以相超越。事实上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较之元作，立异之处更多，艺术上也更成熟，在整体上或已超过元稹的《新题乐府》(52)，不过，元稹的《新题乐府》十二首，无论在主题的取向，还是在构思和措辞用语上，都曾给白居易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则是不容置疑的。

有意思的是，对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李绅和元稹的态度很不一样。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写道：“苦教短李伏歌行”，并自注说：“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53)李绅似已甘拜下风，白居易未提元稹，实际上元稹并没有服气。在白居易作此诗后二年，即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就又创作了一组以旧题而出新意的讽喻诗，这便是和刘猛、李馀的《古题乐府》十九首。创作的缘起和宗旨，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有详细的交代。他将古今诗歌分类剖析，比较异同，指出：“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馀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诗同异之旨焉。”(54)在元稹看来，古今歌诗，无论何种体裁，无论古题新题，比兴寄托，讽喻时事，都是第一要义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固然值得提倡，而“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的作品同样可取。此前，白居易既然已在新乐府的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那么元稹在古题乐府方面，借古题而立新义，述古义而自创新词，就无形中把白居易放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位置上，有着要与白居易进行一番较量的意味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正确地指出的，“微之于新题乐府，既不能竞胜乐天，而借和刘猛、李馀之乐府古题之机缘，以补救前此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即不改旧时之体裁，而别出新意新词，以蕲追及乐天而轶出之也。（略）岂微之特择此见其所长，而以持傲其诗敌欤？”(55)诚然。

比如元稹和刘猛的《田家词》一首。诗曰：“牛咤咤，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耧犁作斤斫。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雠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56)对连年战乱、官府无能进行讽刺，对百姓不堪重负深表同情，而通篇以农夫口吻出之，不着一字，却讽刺辛辣。其手段已不亚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其他如《梦上天》、《董逃行》、《夫远征》等，“皆依旧题而发新意。词极精妙，而意至沉痛。取较乐天新乐府之明白晓畅者，别具蕴蓄之趣。盖词句简炼，思致微婉，此为元白诗中不多见者”(57)。

三、元、白唱和及其诗歌风格的变化

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曾写道：“勇赠‘栖鸾’句，惭当‘古井’诗。多闻全受益，择善颇相师。脱俗殊常调，潜工大有为。（略）胜概争先到，篇章竞出奇。输赢论破的，点窜肯容丝。”(58)形象地描绘出他与白居易在诗歌唱和时，相互推重、相互学习、从同立异、竞相超越的情形。

相互学习与竞相超越，原亦不可遽分。元稹早在任校书郎前有《菊花》一诗，白居易就欣赏备至，曾作《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有句云：“相思只傍花边立，尽日吟君咏菊诗。”题下自注：元九云：“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59)元稹也曾称白诗“鸿洞卓荦，令人兴起心情”(60)。二人还互相把对方的诗歌书于屏风或置之座右。元和十二年（817）九月，元稹自兴元归通州，经阆州游开元寺，写白诗于寺壁，白在江州亦写元诗于屏风。元稹在《阆州开元寺题乐天诗》中写道：“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61)不约而同，白居易在此年冬则书元诗于屏风。其《题诗屏风绝句并序》曰：“十二年冬，微之犹滞通州，予亦未离湓上，相去万里，不见三年，郁郁相念，多以吟咏自解。前后辱微之寄示之什，殆数百篇，虽藏于箧中，永以为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见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小丽绝者，凡一百首，手自题录，合为一屏。举目会心，参若其人在于前矣。前辈作事，多出偶然，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因题绝句，聊以奖之。”(62)由此都可见元、白友谊和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共同的理念、追求与相互推重与学习。

元、白在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相互推重与学习，给他们彼此诗歌创作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元和五年春，元稹弹劾河南尹房式不法，令其停职，反被罚俸，应诏回京。在回京途中，又以在敷水驿与宦官仇士良、刘士元争厅，旋为内外权臣所排斥，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元稹离京时，白居易与之话别，并赠诗一轴。元稹至江陵后将途中所作之诗寄给白居易，白居易对这些作品有一个评价。他说：

（既与元稹话别），且奉新诗一轴，致于执事。凡二十章，率有兴比，淫文艳韵，无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讽读，且以遣日时，销忧懑，又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也。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63)，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迨于宫律体裁，皆得作者风。发缄开卷，且喜且怪。仆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与杓直、拒非及樊宗师辈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然窃思之，岂仆所奉者二十章，遽能开足下聪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时发愤而臻于此耶？若两不然者，何立意措辞与足下前时诗如此之相远也。仆既羡足下诗，又怜足下心，尽欲引狂简而和之。属直宿拘牵，居无暇日，故不即时如意。旬月来，多乞病假，假中稍闲，且摘卷中尤者，继成十章，亦不下三千言。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同者谓之和，异者谓之答。并别录《和梦游春诗》一章，各附于本篇之末，馀未和者亦续致之。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64)

白居易赠与元稹的是哪二十首诗，白氏没有说，然观《白居易集》，与《和答诗》十首同卷且编于其前的讽喻诗，有《续古诗》十首、《赠友诗》五首和《寓意诗》五首，可知白氏所说的二十首诗，当即《续古诗》十首等。元、白诗俱在，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唱和赠答而改进诗歌创作的绝好例证。

白居易《赠友诗》五首，并非写友情，而是借题发挥，议论治政，言多切直。《续古诗》十首和《寓意诗》五首，与之不同。前者主要写闺怨、写苦节之士离群索居的寂寥之情和有志难骋的悲怀以及对谗佞当道、君臣难遇的忧愤；后者则写富贵、友情皆不可恃，而贵贱强弱、高下大小等，亦无等差。其手法则多用比兴寄托，风格较为蕴藉。比如《续古诗十首》其四：

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丈涧底死，寸茎山上春。可怜苦节士，感此涕盈巾(65)。

完全仿晋左思《咏史诗八首》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一首而作，由物起兴，以比贤才往往不为世用的社会现实。又如《寓意诗五首》其一：

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后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围。天子建明堂，此材独中规。匠人执斤墨，采度将有期。孟冬草木枯，烈火燎山陂。疾风吹猛焰，从根烧到枝。养材三十年，方成栋梁姿。一朝为灰烬，柯叶无孑遗。地虽生尔材，天不与尔时。不如粪土英，犹有人掇之。已矣勿重陈，重陈令人悲。不悲焚烧苦，但悲采用迟。(66)

通篇咏物，其所寓托的天生其材、终致毁弃的悲慨，溢于言表。这些作品，虽仍不免率直，然与此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五十首等讽喻诗相比，手法既多用比兴，风格亦明显委婉了许多。

元稹赴江陵途中所作的十七首诗，今冠于《元氏长庆集》。这十七首诗多是以沿途所见的景物起兴感发，而寓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考。如《思归乐》由思归鸟的鸣声，反其意以自遣，表现出其不为权势所屈的志节。途经青云岭，作《青云驿》诗，“病其云泥一致”，高下良莠不分。过四皓庙，成《四皓庙》诗，“讥其出处不常”(67)，守节不常。厌深山之中蝉声鼎沸，而作《春蝉》，恨物伤其类，则作《雉媒》。《芳树》、《桐花》，叹美好事物生不得其所，不得其时；《赛神》、《古社》，抨击乡间僻壤陋习，而官不能禁，于是想象狐魅虽得意一时，终归于覆灭。其创作手法，则多用比兴寄托。像《兔丝》一首就写道：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丝蔓，依倚榛与荆。荆榛易蒙密，百鸟撩乱鸣。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翳荟生可耻，束缚死无名。桂树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鹘度海食，应龙升天行。灵物本特达，不复相缠萦。缠萦竟何者，荆棘与飞茎(68)。

先提出“人生莫依倚”的道理，接下去便以兔丝附榛荆相比，形象而真切。再如《分水岭》一首：

崔嵬分水岭，高下与云平。上有分流水，东西随势倾。朝同一源出，暮隔千里情。风雨各自异，波澜相背惊。势高竞奔注，势曲已回萦。偶值当途石，蹙缩又纵横。有时遭孔穴，变作呜咽声。褊浅无所用，奔波奚所营。团团井中水，不复东西征。上应美人意，中涵孤月明。旋风四面起，井深波不生。坚冰一时合，井深冻不成。终年汲引绝，不耗复不盈。五月金石铄，既寒亦既清。易时不易性，改邑不改名。定如拱北极，莹若烧玉英。君门客如水，日夜随势行。君看守心者，井水为君盟。(69)

河水、井水，原不相干，然而元稹在这里却将随势分流的河水与不激不波的井水相对照，表达了他对持志守节的君子的赞美和对奔竞于仕途的小人的贬抑，构想奇特，寓意明确。

将元稹的这些作品与白居易的原作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上，前者确实曾受到后者的影响。其实，元稹对诗风的改进，并不限于上述十七首诗。在贬江陵的途中，元稹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虽在十七首之外，然诗风亦较前为含蓄蕴藉。诗曰：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胜情，低徊拂帘幕。叶新阴影细，露重枝条弱。夜久春恨多，风清暗香薄。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暌违，非言官好恶。奏书金銮殿，步屣青龙阁。我在山馆中，满地桐花落。(70)

月色朦胧，树影婆娑，山馆寂寥，清寒凄恻，贬逐之臣，独处此境，徘徊彷徨，情何以堪。难怪白居易读此诗后会情不自禁地慨叹“桐花诗八韵，思绪一何深。以我今朝意，忆君此夜心。一章一遍读，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为金”了(71)。元稹在途中和到江陵所作的其他诗歌中，如《感梦》、《种竹》、《和乐天别弟后月夜作》等等，也都可以说是没有“词犯文繁”之病的。

元稹在江陵时期曾作过《放言五首》，与他初贬江陵的诗作不同，这一组诗议论纵横，情感愤激，试图将是非曲直、富贵贫贱一概泯灭，以求随遇而安，委运任命，似乎十分旷达了，然仍能出之以委婉之笔。如五首其二：

莫将心事厌长沙，云到何方不是家。酒熟餔糟学渔父，饭来开口似神鸦。竹枝待凤千茎直，柳树迎风一向斜。总被天公沾雨露，等头成长尽生涯。(72)

随遇而安和万物齐一的貌似旷达的议论，皆以比兴寄托的手法出之，显示出元稹诗风的进境。对此，白居易大加赞赏并和作五首，其《放言并序》云：“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至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兹引其一、其三如下：

朝真暮伪何人辩，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庄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自注：真玉烧三日不热），辨材须待七年期（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73)

慰人亦慰己，议论虽与元稹不同，但多用比喻手法却是与元稹相同的。

当然，这一时期无论是白居易的原作还是元稹的十七首诗，乃至白氏的《和答诗十首》，仍未能完全摆脱“意太切而理太周”的弊病。比如元稹的《阳城驿》一首，诗中叙述阳氏功业，称其忠孝节义，悯其遭遇，虽“一一皆实录，事事无孑遗”(74)，然议论、叙事终不免过于琐屑冗长。其馀如白居易的《和〈大嘴乌〉》、《答〈四皓庙〉》等，也往往如此。诗风的改进，原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种改进，不但得益于彼此之间的互相学习或互相影响，有时候更需要互相激发、互相竞争。也许是元稹个性中争强好胜的因素更多的缘故，所以，元稹后期诗风的变化，较之白居易，似更自觉和明显。

穆宗长庆三年（823）七月，白居易出为杭州刺史。仅隔一月，元稹自同州调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二州比邻，元、白唱和颇多。其中固有旗鼓相当者，如白居易《雪中即事寄微之》及元稹和作《酬乐天雪中见寄》，都写雪后景物；白居易《重题别东楼》和元稹的《和乐天〈重题别东楼〉》，皆写东楼朝夕晴雨景象变幻和杭州民风习俗百态。然在多数情况下，则以元稹所作为较胜。像元稹的《以州宅夸于乐天》和《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

州城迥终绕拂云堆，镜水稽山满眼来。四面常时对屏障，一家终日在楼台。星河似向檐前落，鼓角惊从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

仙都难画亦难书，暂合登临不合居。绕郭烟岚新雨后，满山楼阁上灯初。人声晓动千门辟，湖色宵涵万象虚。为问西州罗刹岸，涛头冲突近何如。(75)

前一首以蓬莱仙境比会稽山水，后一首则着眼于人间会稽的繁丽景象，意谓更胜过仙境。而皆从大处落笔，景色闳丽，气象阔大。

再如元稹的《和乐天早春见寄》：

雨香云淡觉微和，谁送春声入棹歌。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东面受风多。湖添水剂消残雪，江送潮头涌漫波。同受新年不同赏，无由缩地欲如何。(76)

白居易原唱《早春忆微之》，首尾两联写叹老伤怀、感物思友，中两联写早春景象，却说“可道眼前光景恶”。实无可称。然元稹此诗则描写江南初春景物极为细致，由感觉、听觉而视觉，渲染出早春时节的勃勃生机，已远胜白诗。其他如元稹在《酬乐天早春闲游西湖（略）》中所写：“雪尽才通屐，汀寒未有苹。向阳偏晒羽，依岸小游鳞”等诗句(77)，也都是写景绝佳的。

元稹在江陵期间与白居易的唱和中，写南方风物，已有奇崛的倾向。如元稹的《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写南方物候饮食、道途所慎、离怆之怀，风格就很奇崛。白居易则有《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因叙岭南方物以谕之并拟微之送崔二十一之作》，乃明谓拟元稹之作，元复有和作《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次用本韵”。越中唱和，这种风格仍有发展。像大和三年（1829），元稹的《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五十韵，诗风甚奇，而白居易的和作《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也是与原作相应相似的。

元、白唱和，不但影响了彼此的诗歌创作风格，也影响到其诗歌创作的体裁。元、白交谊深厚，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频繁，乃至二者都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元稹贬江陵后，将二者合而为一，即以诗代书的形式，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唱和赠答中。在元稹贬江陵后寄给白居易的诗歌中，有《梦游春七十韵》一首，是诗虽并未说要以诗代书，然实则引发了元、白此后以诗代书的长篇排律的唱和，推动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诗的创作，在白居易元和元年写《长恨歌》时，已进行了可喜的尝试，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元稹作《梦游春七十韵》，未必没有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78)，然白氏诗是歌行体，而以排律的形式叙事，则是元稹的开拓。元稹在诗序中说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79)已是准备将昔日所经历的情感上的隐秘之事告与挚友。诗中叙述与莺莺的遇合、与韦丛的婚姻，以及直节遭贬的经历，一一道来，略无隐晦，其中有眷怀，有感慨，也有自解自慰，颇为通达。白居易和作《和梦游春一百韵并序》，叙事大致同于原诗，末则以佛理开谕之。然二诗叙事，还都嫌过于平直。

稍后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中自注“自与微之别经七月，三度得书”），追叙自元、白相识以来的交往、友谊，历历分明；而其间对昔日同游京郊、诗歌唱和情景的回忆，对朋友的离别相思，委曲真挚。而其中写春到曲江池台的景色：“树暖枝条弱，山晴彩翠奇。峰攒石緑点，柳宛曲尘丝。岸草烟铺地，园花雪压枝。”(80)亦清丽可见。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叙事略同白诗，而记二人唱和情状和江陵景物风习尤详。如诗中写后者云：“草没章台址，堤横楚泽湄。野莲侵稻陇，亚柳压城陴。遇物伤凋换，登楼思漫弥。金攒嫩橙子，瑿泛远鸬鹚。仰竹藤缠屋，苫茅荻补篱。”(81)同样多有可取。

因为是以诗代书，一些不易用诗句表达的内容，元稹和白居易往往用自注的方式进行传达。当然，在诗中加注，在元稹使东川时已经出现，至此，诗中自注就更多，并延伸到其他的作品创作中。后元、白在通州、江州唱和之作中，如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和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等，率皆如此。相互学习与相互竞争，叙事诗的创作，在元、白唱和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82)。

四、元、白唱和与其诗歌观念的发展

元、白以诗歌的形式唱和，扩而大之，又以书信往来讨论诗歌。

元稹在诗歌创作上有自觉的追求，似比白居易要早。元和十年，元稹在通州时，有《叙诗寄乐天书》，其曰：

仆时孩騃，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故郑京兆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所赋呈献。京兆翁深相骇异，秘书少监王表在座，顾谓表曰：使此儿五十不死，其志义何如哉？惜吾辈不见其成就。因召诸子训责泣下。仆亦窃不自得。由是勇于为文。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不数年，与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为诗。性复僻懒，人事常有闲暇，间则有作，识足下时有诗数百篇矣。(83)

可知其年少时，与白居易相识之前，已对诗歌应有为而作，应志“存寄兴”，有了清醒的认识。而白居易虽在诗歌史的发展上，与元稹所见略同，且自云“尝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然又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84)则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似尚在元稹之后。又，元稹早年论及陈子昂和杜甫，已能从兴寄衡之，可谓卓见。元和八年，杜嗣业迁其祖杜甫之柩于河南偃师，请元稹为撰墓志铭，元稹又论道：

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略）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硏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85)

元稹既对诗歌史有着切实的认识，故能进一步从集大成的高度对杜甫的诗歌给予极高的评价，而同样是从这一角度来看李白的诗歌创作，其诗自不免较杜稍逊一筹。元稹此论，在中唐以后即被认为是“李杜优劣论”，从之者多，反对者亦所在有之(86)，至元好问则反讥元稹曰：“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87)其实，元稹何尝不识杜诗中的“连城璧”，观其《叙事寄乐天书》与《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所论可知也。

元稹的看法影响了白居易。元和十年末，贬官江州的白居易，写了一封长信给元稹，即著名的《与元九书》。然看他信中论诗歌史的发展、论杜甫诗等，与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一一相应，皆不出元稹所论之范围。如白居易论李杜，曰：“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濠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88)其中与元稹看法的联系，不难见出。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又对自己历年的诗歌作过一个分类。他说：

习惯性灵，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馀、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又不幸年三十二时有罪谴弃，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间，是丈夫心力壮时，常在闲处，无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懒于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语言，杂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尝缮写。适值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僻好仆诗章，谓为能解，欲得尽取观览，仆因撰成卷轴。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按指乐府）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按此当指古讽）为流者，为律讽；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馀首。词有今古，又两体，自十六时至是元和七年，已有诗八百馀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89)

他对诗歌的分类，与其在诗歌观念上的重视兴寄和讽谏是一致的。寄兴讽谏、旨意可取而体格不同者，分为古讽、乐讽和律讽。而只是吟写情性，或模写物色者，则作为一般的古体、乐府（以内容少有兴寄，与古不同，故称为新题乐府）和律诗，以相区别。另，又以内容不同而有悼亡、艳诗等类别(90)。

再看白居易对自己诗歌的划分。其《与元九书》曰：

仆数月来检讨囊箧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徳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略）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91)

白居易在这里所论，除了“新乐府”的划分似与元氏略有不同外（实白居易的新乐府仍是从内容上所作的区分），其他并无不同，即首先从内容上区分出讽喻、闲适和感伤等不同的类别，再将难以分属此三类而体裁又为律绝者，另列为杂律诗。清人钱谦益认为：“元、白二公，往复论诗，司空表圣《与李生书》，皆作者之津涉，后人之针药也。”(92)贺裳亦谓：“微之《少陵墓志》、《叙诗与乐天书》，乐天《寄元九书》，皆深得六艺之解者。”(93)信然。

五、元、白唱和诗的传播与影响

元稹和白居易的唱和诗歌，在当时曾广为流传。这在元、白二人的诗文中多有记述。比如，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就说道：“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于平水市中（镜湖傍草市名），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94)则不仅在当日朝野广为流传，而且还远播于域外。可以想见其盛况。

元、白唱和之诗传播如此之广，受到如此普遍的欢迎，虽未必尽合元稹和白居易的主观意愿，然这仍是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元和十年正月，元稹奉诏还朝，二月抵京。元、白多年分别，一朝相聚，诗歌唱和必不能少。白居易后来在《与元九书》中回忆道：“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宗宪）、李（景信）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言语之间，流露出自得之情。长庆初，元、白同以知制诰在朝，曾夜宿南郊斋宫，诗歌唱和，通宵达旦。元稹有诗描写当时情景道：“两掖诸公洎翰林学士三十馀人，惊起就听。逮至卒吏，莫不众观。群公直至侍从，行礼之时，不复聚寐。予与乐天吟哦竟亦不绝。”(95)同样不免有自夸之意。

元、白唱和以及与其他人的唱和诗曾多次结集。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白在越州和杭州时的唱和诗结集为《杭越寄和诗集》与《三州唱和集》(96)。文宗大和元年（827），《元白唱酬集》结集。稍后，元又追和《白氏长庆集》中未和答者57首，合114首，题为《因继集》卷一。次年，又有《因继集》卷二、卷三编成。前后唱和诗已有千馀首。如白居易所说，是“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97)。同时，元稹还与李德裕、刘禹锡诗歌唱和，编成《吴越唱和集》。而白居易则与刘禹锡唱和，亦编有《刘白唱和集》。此前，元、白还曾拟将其与张籍、李绅、卢拱、杨巨源、窦巩、元宗简等人的唱和赠答诗合编为一集，“悉索（二人）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98)。然可惜此事未成。今存张籍诗中仅有数首与元、白唱和的七言律诗。杨巨源与元、白赠答诗亦仅存数首。李绅当时与元、白的唱和赠答诗应多，而今皆不存。窦巩与元稹越州唱和应多，然今存诗中与元稹往来者极少。卢拱诗今更不存。以至我们今天已很难据之考索元、白与诸人唱和赠答以及相互影响的情形。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绅的《追昔游集》三卷，就中所存之诗多为长篇，多有自注。这与元、白长篇叙事诗的创作颇为相似。上文我们论及元、白的新题乐府，知其原为和李绅之作。而元、白叙事诗的创作，时间相当早，则以理推之，李绅此类作品反受元、白影响，当与事实相去不远。元、白、李三者诗歌创作的互相影响，于此可略见一斑。

元、白唱和当然也有逞才使气的一面(99)，影响也未必都好，但这却造成了一种风气，风气所被，可以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比如，在文学史上屡为后人所称的“元和体”，其实最初主要就是指元、白二人的唱和诗。这一点元稹说得很清楚。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某始自御史府谪官于外，今十馀年矣。闲诞无事，遂用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向千馀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蒙瞽之讽达者有之，词直气粗，罪戾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然以为律体卑下，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自远，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间多有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100)则所谓“元和体”，实际上是指元、白唱和诗中的长篇排律和小碎篇章而已。至于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中说的，“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以常理推之，不过是元、白唱和诗之“元和诗体”或“元和格”的扩大而已(101)。中唐时期，韩孟唱和、联句亦多，然都不若元、白唱和诗影响为大是显然的。

至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松陵唱和，长篇短制，多效元、白，结成《松陵集》行世，成就卓然。宋初诗歌唱和的风气很盛。诗坛“三体”，“白体”受元、白影响，固不用说，即西昆派之唱和，虽是诗学李商隐，然唱和往复，相互竞争，也深受元、白以来唱和风气的影响。元祐时期，苏轼、黄庭坚等“苏门”诸人的唱和，虽较元、白唱和又有新的发展，然元、白唱和的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第八章　苏轼和陶及其诗学和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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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金城先生据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诗：“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认为白居易与元稹相识，当在白氏三十一岁或三十岁即贞元十八年或稍前。又，白居易元和五年（810）《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诗有句云：“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逆推之，二人相识亦当在贞元十七年，即801年（参其《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25。陶敏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贞元十七年纪事同）。另，金卿东据元稹元和五年作《和乐天秋题曲江》中“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二句，定元、白相识在贞元十六年（参其《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考辨》，文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页110—112），当是逆推有误，实则仍在十七年。

(2) 《白居易集》卷十三，页245。

(3) 《元稹集》卷十，页116。

(4) ［唐］张固：《幽闲鼓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35册，页552。据朱金城先生考证，白居易十五六时以诗谒顾况，可能是顾氏在饶州或苏州任职时，而不应在长安（见其《白居易年谱》，页12）。

(5) 参《元稹集》卷三十《叙诗寄乐天书》，页352。

(6) 据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诗“八人同著彩衣裳”句下自注曰：“同年科第，宏词吕二炅、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复礼、吕四熲、哥舒大恒、崔十八玄亮逮不肖，八人皆奉荣养。”可知白居易书判拔萃登科，元稹为平判登科（参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40）。

(7) 《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长庆集序》云：“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页554）

(8) 《白居易集》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页245—246。

(9) 《元稹集》卷二十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题下注：“校书郎时应制，考入三次等，充敕头，授左拾遗。”（页330）《白居易集》卷四十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题下注：“元和元年四月登科，第四等。”（页986）

(10) 《白居易集》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页246。

(11) 《白居易集》卷六十二《策林序》，页1287。

(12) 《元稹集》卷二十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页335。

(13) 《元稹集》卷二十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页337。

(14) 《白居易集》卷一，页8。

(15) 《白居易集》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页245。

(16) 《元稹集》卷六十《祭翰林白学士太夫人文》，页626。

(17)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页965。

(18) 《白居易集》卷十四《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引，页1130。

(19) 《元稹集》卷二十，页232。

(20) ［宋］王禹偁：《放言序》，《全宋诗》卷六十四，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720。

(21) 《元稹集》卷二十，页225。

(22) 《白居易集》卷六十九，页1457。

(23) 如白居易元和三或四年所作《贺雨》、《秦中吟》十首等（《秦中吟》作年参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第三章《元白诗派的新乐府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183），“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页554）。

(24) 《元稹集》卷二十三，页255。

(25) 《白居易集》卷六十五《策林》七十五篇其六十八《议文章》，页1369。

(26)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页962。

(27)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页964—965。

(28)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中华书局，1979年，第4册，页1262—1263。

(29)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页53。

(30)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页212。

(3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117。

(32) 《元白诗笺证稿》，页8。

(33) 《元白诗笺证稿》，页300。

(34)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77—278。

(35) 《白居易集》卷三，页52。

(36) 如陈寅恪先生即指出：“微之诗题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元白诗笺证稿》，页127）

(37) 敦煌本《新乐府》排列顺序：《上阳人》、《百炼镜》、《两珠阁》、《华原磬》、《道州民》、《别母子》、《草茫茫》、《天可度》、《时世妆》、《司天台》、《胡旋女》、《昆明春》、《缭绫歌》、《卖炭翁》、《折臂翁》、《盐商妇》（影印宋绍兴本《白氏文集》后附，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顺序依次为：《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伎》、《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其中，《上阳人》、《华原磬》和《胡旋女》三首诗是两本共有的，其排序一致。所以，谢思炜先生指出：“据此不妨作出这种假设，白居易的《新乐府》组诗在写出、编定中经过若干时日，在未经系统编定前或许曾暂时采用元稹《新题乐府》的顺序并有所流传，而敦煌本所根据的正是这样一个流传本。”（《敦煌本白居易诗再考证》，见其《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60）谢先生的假设是有道理的，而在我们看来，这里表现出的先后一致的顺序，正说明了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是和元稹与李绅之作。

(38)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78。

(39) 《白居易集》卷三，页59。此诗元作题下无注，然白诗则有，曰：“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依理推之，或出自李绅诗。

(40)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79。

(41) 《白居易集》卷三，页58。

(42)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83。

(43) 《白居易集》卷三，页69。

(44)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84。

(45) 《白居易集》卷三，页57。

(46)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90。

(47)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80。

(48) 《白居易集》卷二，页34。

(49) 《白居易集》卷三，页69—70。

(50) 《元稹集》卷二十四，页284。

(51) 《白居易集》卷三，页56。

(52) 此点陈寅恪先生论之甚详，参其《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第六章《古题乐府》。

(53) 《白居易集》卷十六，页349。

(54) 《元稹集》卷二十三，页255。

(55) 《元白诗笺证稿》，页302。

(56) 《元稹集》卷二十三，页260。

(57) 《元白诗笺证稿》，页303。

(58) 《元稹集》卷十，页116—117。

(59) 《白居易集》卷十四，页272。

(60) 《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序》，页116。

(61) 《元稹集》卷二十，页226—227。

(62) 《白居易集》卷十七，页361。

(63) 十七首似也不都是途中所作，如元稹在《春蝉》一诗中说：“我自东归日，厌苦春鸠声。作诗怜化工，不遣春蝉生。”可知《春鸠》一首，是他自剑南东川详覆使回京时所作。又，《苦雨》一首，有“江瘴气候恶，庭空田地芜”云云，已是到江陵后的语气。

(64) 《白居易集》卷二《和答诗十首序》，页39—40。

(65) 《白居易集》卷二，页29。

(66) 《白居易集》卷二，页36—37。

(67) 《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页118。

(68) 《元稹集》卷一，页4。

(69) 《元稹集》卷一，页11。

(70) 《元稹集》卷六，页63。

(71) 《白居易集》卷九，页749。

(72) 《元稹集》卷十八，页205。

(73) 《白居易集》卷十五，页318—319。

(74) 《白居易集》卷二《和〈阳城驿〉》，页220。

(75) 《元稹集》卷二十二，页244—245。

(76) 《元稹集》卷二十二，页249。

(77) 《元稹集》卷十三，页144。

(78) 一般认为，元稹的《连昌宫词》亦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影响。

(79) 《白居易集》卷十四《和梦游春一百韵序》引，原文已佚，页292。

(80) 《白居易集》卷十三，页245—247。

(81) 《元稹集》卷十，页118。

(82) 元稹对白居易的百韵律诗是很推重的。其《上令狐相公诗启》曰：“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元稹集》卷六十，页633）又，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诗一百韵序》又谓白诗：“鸿洞卓荦，令人兴起心情。且置别书，美予前和七章，章次用本韵，韵同意殊，谓为工巧。”（《元稹集》卷十，页116）由此可见，元、白唱和，互有长短。长篇巨制，白或胜元，而因难见巧，尤其在押韵上，元稹则是次韵的首倡者，此后，次韵遂成为常事。

(83) 《元稹集》卷三十，页352。

(84)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页961。

(85) 《元稹集》卷五十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序》，页600—601。

(86) 诸所争论，可参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卞孝萱文集》第一卷，凤凰出版社，2010年，页309—312）。

(87) ［金］元好问撰、郭绍虞笺释：《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页65。

(88)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页961—962。

(89) 《元稹集》卷三十，页352—353。

(90) 元和十二年，元稹又有和刘猛、李馀《乐府古题序》，其对诗歌体裁的分类，足资参考。其曰：“《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馀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馀《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刘补阙之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牧犊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以明矣。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元稹集》卷二十三，页254—255）

(91)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页964—965。

(92)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九《与遵王书》，《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351册，页400。

(93) 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清诗话续编》本，页357。

(94) 《元稹集》卷五十一，页554—555。

(95) 《元稹集》卷二十二《为乐天自勘诗集，因思顷年城南醉归，马上递唱艳曲，十馀里不绝（略）》，页252。

(96) 《杭越寄和诗集》包括李谅的诗，《三州唱和集》中也有崔玄亮的诗，但二集以元、白唱和诗为主。

(97)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页477。

(98) 《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页965—966。

(99) 比如元、白后期的唱和，就有游戏文章的意味了。白居易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曾谈道：“微之又以近作二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其间“瘀絮敕虑”四百字，“车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瑰奇怪谲。又题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若欲定霸取威，置仆于穷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今足下果用所长，过蒙见窘，然敌则气作，急则计生，四十二章，麾扫并毕，不知大敌以为如何？夫劚石破山，先观镵迹；发矢中的，兼听弦声。以足下来章惟求相困，故老仆报语不觉大夸。”（《白居易集》卷二十二，页477）又，白居易《因继集重序》曰：“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因继”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馀勇，摩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白居易集》卷六十九，页1451）便是其例。

(100) 《元稹集》卷六十，页632—633。白居易也说：“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自注，见《白居易集》卷二十三，页503）

(101) 元、白其他文体的创作，在当时也影响很大。如元稹的制诰，文辞高古。《白居易集》卷二十三《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谓：“制从长庆辞高古”，自注：“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髙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页503）；白居易的书诏批答，也成为典式。《元稹集》卷二十二《酬乐天馀思未尽加为六韵之作》诗句有“白朴流传用转新”，自注曰：“乐天于翰林中书取书诏批答词等撰为程式，禁中号曰‘白朴’。每有新入学士求访，宝重过于六典也。”（页248）

第八章　苏轼和陶及其诗学和文化意义

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正月，时任扬州知州的苏轼，作了一组诗：《和陶饮酒二十首》，开始了一个“要当尽和其诗”的特殊的创作历程。三年后，哲宗绍圣二年（1095），被贬谪惠州的苏轼，再作《和陶贫士七首》。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元符三年（1100），谪居琼州昌化军的苏轼，作《和陶始经曲阿》，前后和陶诗达137首(1)。这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苏轼为何要尽和陶诗？我们今天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目前学术界似仍未有一个完满的答案(2)，因撰为此章，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希望能对了解这一现象有所帮助。

一、苏轼和陶与北宋党争

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政，随着神宗元丰八年（1085）的去世（王安石亦于次年辞世），大致已经结束。宋哲宗即位时仅有十岁，宣仁高后垂帘听政，起用吕公著、司马光等旧臣，完全不管新法实施的效果如何，不理章惇等人为新法所作的辩解，甚至不顾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人的劝阻，执意将青苗、免役、保甲、保马、方田、市易等新法措施一概废去，并设置诉理所，重新审理熙、丰年间的各类案件。因反新法而遭贬抑者，多予以昭雪，并重新启用。新党中人如章惇、蔡确、吕惠卿、韩维等，则在刘挚、孙觉、苏轼、朱光庭、王岩叟等人的反复弹劾下，先后被逐出朝廷。整个元祐年间，北宋政局始终控制在旧党人士的手中。

然而，在政治上被列入旧党的苏轼，似乎与旧党中的一些士人并未保持着步调一致。其实，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其党派内部的结构都是比较松散的，并且二者之争原就有相激相争的因素在(3)。因此，一旦某一派败下阵去，另一派也必然会发生分化。元祐年间，分别以苏轼和程颐为首的部分士人之间发生矛盾和斗争，即洛、蜀党争，是很容易理解的。

元祐年间的洛蜀党争的始末并不复杂。元祐元年（1086）三月，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程颐被用为崇政殿说书。但随即就有刘挚上书反对，认为升迁太快，并说他是“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4)。当时，苏轼、吕陶等也都认为程颐言行迂阔，不合人情，甚至连司马光也觉得程颐在经筵上的言行不切实际。刘安世后来回忆说：“哲庙初锐意于学。一日，经筵讲毕。（略）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讲筵臣乃老儒也（案指程颐），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掷之，其色不平。老先生（案指司马光）闻之不悦，谓门人曰：‘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叹息久之。”(5)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时“明堂降敕，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者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敕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6)次年八月，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劾程颐在经筵讲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借无根之语，以摇撼圣听；推难考之迹，以眩惑渊虑”。又“日跨匹马，奔驰权利，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其谒贵臣也，必暗窃重轻之意，出以语人，收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节，是以人皆惮惧之，而又深德之。其造台谏也，胁肩蹙额，屏人促席，或以气使，或使术动，今日当论列某事，异时当排击此人。（略）鼓腾利口，间谍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7)。于是，程颐被罢经筵，改官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素推服程颐学问的台谏官朱光庭、王岩叟、贾易等人，则抓住苏轼的《试馆阁策问》（“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一篇）大做文章，认为苏轼是讥刺仁宗、神宗，“不忠莫大焉”(8)。应追究其罪责。苏轼、吕陶等亦上书论辩。太皇太后高氏虽于双方两相开释，然洛、蜀之争所带来的矛盾和隔阂，已终难弭平。

洛蜀之争的实质，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掺杂着复杂的人事、意气之争。关于这种斗争的是非得失，这里且不必论，然而它对苏轼生活和心态的影响，无疑却是很大的。

谈到这种影响，不能不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说起。此年七月，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而被劾罢官，并逮捕下御史狱。嗣后在慈圣光献曹后及王安礼、吴充、章惇、张方平、范镇、苏辙等人的极力解救下，幸免于难，被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在黄州贬所谪居长达四年。四年当中，忧谗畏讥，隐忍避祸，成为苏轼的主要心态。每念及这场诗祸，苏轼就感到后怕，他在诗中反复写道：“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9)“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10)稍一闲适即自嘱：“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11)与弟苏辙书信往来便相约：“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买田秋已议，筑室春当成。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12)安慰友人则说：“故人如念我，为说瘦栾栾。尚有身为患，已无心可安。”(13)只感到“妄心如膜退重重”(14)，更悲叹：“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15)，至于“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16)。此时的苏轼，真的是惶恐不安，胆战心惊。他在给其侄子安节的一首诗里描述道：

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17)

其忧谗畏讥、隐忍怨艾的心态可以想见。这种心态，直到元祐以后苏轼重新被任用时仍未能彻底消除。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此后虽政局变化，旧党执政，苏轼也迅速地由朝奉郎、知登州，而改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改赐银绯，然自元祐元年七月，因与司马光在是否恢复差役等新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苏轼就已动了外任的念头。次年因试馆职策问事，四次进札子求补外不许。后又因讲筵事多次遭到指责。到了元祐四年（1089），苏轼才终于获允离京出知杭州。之所以屡屡乞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元丰年间乌台诗案的前车之鉴给苏轼留下的心灵创伤太深了。他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到新旧党争的风波并未平息，他不愿意再卷入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早日离开是非之地，或许是他当时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然而这只是苏轼的一个良好的愿望。元祐六年（1091）五月，苏轼屡辞不获，再次被诏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侍御史贾易果然又重翻旧账，攻击苏轼元丰八年在扬州作诗存意不善。苏轼在极力辩解的同时，不得不重又请求外任，八月，出知颍州，在京仅三月。次年正月，改知扬州。八月，仍被诏回京，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直到元祐八年六月出知定州。

从上述不遑安居的仕历来看，苏轼在整个元祐年间似乎始终处在一种忧心忡忡的状态之中。他希望政局能稳定下来，然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斗仍明显存在，洛蜀两党的矛盾更难以消除；他希望能离开京城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他离开了也仍旧不能完全摆脱新旧党争的影响。进退两难，犹豫彷徨，无所适从，矛盾复杂的心情常常萦绕在苏轼的心头。非醉非醒，“终日欢不足而适有馀”(18)，“伤弓之鸟，固已惊飞；漏网之鱼，难于再饵”(19)，道出了苏轼这一时期的心迹。

有没有办法使苏轼真正从当日的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呢？似乎没有。陈师道曾劝说苏轼：“君子之于事，以位为限。居位而不言，则不可；去位而言，则又不可。其言之者，义也；其不言者，亦义也。阁下前为颍州，言之可也，今为扬守而与颍事，其亦可乎？岂以昔尝言之而不置耶，此取胜之道也。近岁士大夫类皆如此，以为成言，而非阁下之所当为也。苟不公言而私请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岂此一事，阁下岂能尽争之耶，争之岂能尽如人意耶。徒使呫呫者以为多事耳。尝谓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己。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忧。前日王荆公、司马温公是也。”(20)举王安石、司马光的例子来说服苏轼。但以苏轼“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的性格(21)，是很难做到遇事而隐忍不发的。

能不能从此引退、归隐田园呢？当时的苏轼也做不到。陈师道也曾劝过苏轼，其《寄侍读苏尚书》诗曰：“六月西湖早得秋，二年归思与迟留。一时宾客馀枚叟，在处儿童说细侯。经国向来须老手，有怀何必到壶头。遥知丹地开黄卷，解记清波没白鸥。”(22)希望他能急流勇退。然而以苏轼当时的思想状态，虽已有退隐的念头，但并未提上具体日程。

既然如此，若与陶渊明相比，苏轼就不能不自愧弗如了。绍圣元年（1094）正月，苏轼书陶渊明《归园田居六首》其三，并与李之仪等相与叹息，谓：“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23)谓：“我比陶令愧。”(24)确是实情。苏轼在政治生活中一时尚不能实现的愿望，只能在其诗歌创作中进行弥补了。陶渊明其人其诗给苏轼提供了这种弥补的机会。和陶成了苏轼摆脱和逃避党争政治现实，在心理上自解自慰的重要途径。

二、苏轼与陶渊明的思想

陶渊明的思想，自以陈寅恪先生的论断为最确。陈先生指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25)

关于苏轼的思想，一般都认为是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然考察现存苏轼的全部著述，却会发现，这种说法实失之于泛。我们以为，苏轼思想中虽杂有儒释道三家的因素，但实际上释氏之说在其思想中所占的地位既不能与儒、道两家相比，更不用说其在政治上的排斥释氏了(26)。

秦观尝有论苏轼之语曰：“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27)实际上已道出苏轼思想的要害。所谓“性命自得”，即是兼融儒道，是其“性命论”和“人情论”的统一。

中唐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士人亦喜谈道德性命之理，如黄庭坚所说，是“今孺子总发而服大人之冠，执经谈性命，犹河汉而无极也”(28)，以至“学者耻不言性命”(29)。然苏轼对前人关于性、命、情的各种论述，似乎都不满意。他认为在“性、命、情”三者之中，“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同时，“性”之与“情、命”又是合而为一的，在三者之间，并无等差、圣贤、善恶分界，亦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的禀赋、力量或无为和自然性而言，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故可以称为“命”；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释“性”，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似乎与道家之说相近了，但其又讲有为，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则仍与儒家之说相联系。总之，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是儒道兼融。

苏轼儒道融合的思想，在其《易传》、《书传》和其他许多文章中皆有表现。如《中庸论》即为显例。此文分三部分，“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30)。所讨论的中心是“情性”问题。他解释“自诚明谓之性”曰：

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略）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乐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略）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31)

以“乐之”释“圣人之诚”，就不仅认为“诚”是如同好色恶臭一样的圣人的本性和惟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更有意味的是他同时又主张应当顺应这种人的本性。进而，他又论道：

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略）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略）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32)

能顺乎人之情性，无过无不及，才能由“明”而至于“诚”。一切都归于“人情”（情性），“人情”也就成了衡量一切的中庸之道。这种杂糅儒道的做法，正是苏轼思想的特征。

当然，礼本之人情的看法，并非苏轼的首创，而是儒家士人的传统观念。如《礼记·丧服四制》中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33)《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郑子产和郑相游吉对礼的解释，谓：“夫礼，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错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34)汉初叔孙通制礼，更明说“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也”(35)。然而，将“人情”或情性说推衍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至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认为“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为，无故而变其俗，则其势必不从”(36)。认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37)等等，却不能不说是苏洵、苏轼父子自己的特色。苏辙尝谓：“（轼）初好贾谊、陆贽之书，论古今之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38)可谓能知其兄。

释氏思想对苏轼并非没有影响。苏轼文章中亦多处谈到：“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39)表现出调和三家的倾向。但是，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和方面来看，以儒道兼融而本之于情性论来概括之，也许更接近苏轼思想学术的实际。

由此看来，苏轼的和陶，与他在思想上对陶渊明的认同，密切相关。陶渊明凭着其儒道结合的新自然说出处进退，一任自由，即所谓“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40)。苏轼也以儒道并用来解释自己的仕隐之道，说什么“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41)。陶渊明在诗中不断地宣扬着顺应自然说，如“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42)；不断地追求着带有玄学色彩的自然和富有“真意”的谐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43)。“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44)苏轼则心领神会地“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45)。这样，当着苏轼在仕途上进退维谷、前后失据，极欲摆脱心理压力、弥补思想情感的空虚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之时，终于在儒道兼融、以道为用的道路上与陶渊明走到一起来了。此所谓东坡自道的“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46)，黄庭坚所说的，“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47)，杨维桢所说的，“东坡和渊明诗，非故假诗于渊明也，具解有合于渊明者。故和其诗，不知诗之为渊明、为东坡也”(48)，诚然。

三、《和陶诗》：透视苏轼心灵的窗口

陶渊明的诗在南朝时并没有多少人特别欣赏它。自唐代起，慕陶学陶者渐多。明标着学陶诗的就有崔颢的《结定襄狱效陶》、韦应物的《效陶二首》、柳宗元的《饮酒》、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和曹邺的《山中效陶》等等。但是，次韵和陶诗且颇寓己意的，则始见于晚唐诗人唐彦谦的《和陶贫士七首》，而不是始自苏轼，苏轼只是要当尽和陶诗的第一位而已。

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知徐州任上时，尚认为陶渊明并非达者，因为传陶渊明作过一首《无弦琴》诗，中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而在苏轼看来，“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乎”？(49)有时候，苏轼虽然认为陶渊明在《自祭文》中“出妙语于纩息之馀，岂死生之流乎”，然又“恨其犹以生为寓，以死为真”(50)，还是觉得他不是真正的达者。

然而，其次年贬居黄州后已经不同。他先后书陶渊明诗《酬刘柴桑》、《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自觉其言“真可为惕然也”(51)。又谓：“陶彭泽晚节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流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此二篇最善，偶亲录之。”(52)盛赞陶渊明的诗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认为是“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53)。读《陶渊明集》成了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常读常新，“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54)。他甚至想以“鏖糟陂里陶靖节”自号(55)。这都可见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态度和认识，已随着他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从而为其和陶准备了条件，虽然他这时还没有想到去和陶诗。

元祐五年（1090），在知杭州任上的苏轼作了一首《问渊明》，诗曰：

子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则为日星悬。我散而卑之，宁非山与川。三皇虽云没，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终，彭祖非永年。皇皇谋一醉，发此露槿妍。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立善求我誉，饥人食馋涎。委运忧伤生，运去生亦迁。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56)

此诗是针对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诗中的《神释》一首写的，可以说是苏轼和陶的前奏。虽然苏轼似乎对陶诗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的看法有异议，然其主旨则未必与陶诗相反，所以，苏轼自谓：“或曰此诗与渊明相反。此非知言也。盖亦相引以造于道者，未始相非也。”(57)

“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58)苏轼之和陶，实际上是把它当作疗救自己心灵创伤的良方，把和陶作为排遣、减轻自己仕隐、穷达等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故凡有所感触，提笔便想到陶诗。这就是东坡“要当尽和其诗乃已”(59)的苦心所在。

由此决定了苏轼《和陶诗》的内容，首先是慕陶学陶。苏轼曾自道：“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60)苏轼此语，亦可谓实录也。

在苏轼最早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中，他起笔就说：

我生不如陶，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61)

苏轼作这一组诗时，尚处在一个“终日欢不足而适有馀”的状态中(62)，所以，“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不过是向陶渊明学习的目标罢了。

再看《饮酒二十首》其三：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63)

陶渊明原诗不过讲及时行乐、人生适意的道理，此诗则对陶氏的不求名利，大加赞赏，其慕陶学陶的心态显而易见。

还比如《饮酒二十首》中的第十五首：

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惟存一束书，寄食无定迹。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颀然六男子，粗可传清白。于吾岂不多，何事复叹息？(64)

此诗通篇将自己的出处进退和生活际遇以及家庭等与陶渊明一一进行比较，在物质上当已过于陶，然为什么还不能满足、不能向陶渊明那样归隐呢？苏轼向自己发出了质问。

待到苏轼由惠州而儋州，一贬再贬，想学陶渊明归隐而不可得之后，那更是时时想到陶渊明，时时与陶相比，时时把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生活楷模，时时吟诵道：

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65)

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学道虽恨晚，赋诗岂不如。(66)

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陶靖节，服此黔娄衣。(67)

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68)

虽然苏轼学陶未必能至，然而随着谪居生活日久，他似乎觉得与渊明已很接近了。他在《和陶怨诗示庞邓》中说：

当欢有馀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困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我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69)

安贫乐道，心如止水，处之泰然，似乎已完全把出处进退、苦乐悲欢看透了。

由慕陶、学陶而似陶，并非容易。苏轼的《和陶诗》，在更多的情形下，还是借酒浇愁，领悟并运用老庄委时任运、顺应自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以暂时走出其心理困境的作品。诸如：

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无伤，庄叟不吾欺。(70)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71)

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72)

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73)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略）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74)

反复嗟叹，不可备举。诚如清人陆蓥所云，苏轼和陶诗乃“此老晚年进境，（略）多见道之言”(75)。

有的时候，苏轼直欲窒目塞听，自我麻醉，他说道：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痴如景升牛，莫保尻与领。黠如东郭，束缚作毛颖。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76)

今日读之，真不免令人悲从中来。

又比如其《和陶神释》一首：

二子本无我，其初因物著。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得长托附。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平生逐儿戏，处处馀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77)

竟欲无思无虑，无是无非，浑然无知，了此残生了。

这些“见道之言”本身，或者无多可取。但是，通过这些作品以至整个《和陶诗》，我们不仅可感知苏轼一生尤其是其晚年所走过的心路历程，而且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北宋后期的政治现实。苏轼是一位自幼即“奋厉有当世志”的人物(78)，是一位正直务实的政治家，而且他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所到之处，确实多有所为。然而在北宋党争的严酷现实背景下，苏轼却横遭打击，始则陷入“乌台诗案”，贬斥黄州，后则“团团如磨牛”，“二年阅三州”(79)，再则贬筠州、定州，末则迁惠州、儋州，备受磨难，终于不得不由“早读《范滂传》”，转而“晚和渊明诗”(80)，从老庄思想中寻求自我安慰，追求一种不醉不醒的境界。以至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束而又缚，把自己的生活圈一缩再缩，在一百多首陶诗中讨生活。这不能不是一个生活悲剧。总之，这些和陶之作的认识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

当然，正如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81)一样，苏轼也并未真的遗世独立了。他依然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再回朝尽职尽责。哲宗绍圣四年（1097），时在海南昌化军（今儋州西北）的苏轼，作了一首《和陶赠羊长史》。诗中写道：“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82)他多么希望能一尽其未尽之才啊。待到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作《和陶始经曲阿》，更是欣喜地写出了“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我生值良时，朱金义当纡。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馀”的诗句(83)。可见，苏轼虽苦苦追求着不醒不醉的境界，但其积极用世之心始终没有真的完全泯灭。

正因为如此，诗人在南迁之后，依旧关注着当日的政治现实，关心着百姓病瘼。比如《和陶咏二疏》，借汉代疏广、疏受兄弟退隐不仕的事，讥刺朝中胁肩谄笑、多方图进的好利之徒，“世途方毂击，谁肯行此路”(84)，表现了自己不肯与龌龊小人为伍的高尚情操。又如，《和陶拟古九首》其六曰：“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自注谓：“朱初平、刘谊欲冠带黎人，以取水沉耳。”(85)这虽与李焘的记载不甚合(86)，但从诗人前此所写《荔枝叹》中“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来看，显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至于在《和陶劝农六首》其一、其二中，把黎民“怨愤劫质，寻戈相因”的根源，归之于“贪夫污吏，鹰挚狼食”(87)，尤其难能可贵。

想象着“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的苏轼(88)，在惠、儋期间与黎民颇多往来。无论其思想感情还是日常生活，都与百姓大为接近了。他苦口婆心地劝黎民“利尔耝耜，好尔邻偶。斩艾蓬翟，南东其亩。父兄搢挺，从抶游手”(89)，鼓励他们“春无遗勤，秋有厚冀”(90)，祝愿他们“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91)，甚至在“醉语忽谈天”之时，也想到“清风洗徂暑，连雨催丰年”(92)。可见苏轼从来没有忘记人民。

元好问评陶渊明的诗，说它“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93)。苏轼“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94)，也写了不少真淳自然，古淡而又清新的好诗，代表了其晚年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和陶拟古九首》其一：

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95)

客人来访，叩门不应，却原来主人正头枕书册，做着与友人诗酒相会的好梦，待到从梦中惊醒的主人倒裳迎客的时候，一时间竟感到既对不起来客，又辜负了刚被惊散的梦中友人。这就把主人一片真淳厚朴之心，和盘托给了读者。陶渊明原唱写诗人久出而归见兰枯柳衰的愧负之情，此则写闭门谢客、自然超脱的恬淡心境，诚如洪迈所云：“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96)

再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

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97)

用小舟夜中发、天明度千山的比喻，来说人生道路的不可预测、不必预测，表现出委时运化、顺物自然的老庄思想。其比喻手法的巧妙娴熟、语言的朴实纯净、风格的淳朴自然，给人以极大的美感。尤其是描绘诗人醉卧小舟，朦胧之中，万重山峦，夕发朝至，真一幅情趣盎然的扁舟夜航图。陶渊明原作（既“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一首），脍炙人口，千古绝唱，超越不易，然苏轼此作，亦可谓匠心独运，足与原作媲美了。

还有《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二：

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真游有黄庭，闭目寓两景。室空无可照，火灭膏自冷。披衣起视夜，海阔河汉永。西窗半明月，散乱梧楸影。良辰不可系，逝水无留骋。我苗期后枯，持此一念静。(98)

这里有思故乡而不可到的忧伤，然而很快就被眼前的明月半窗、河汉西流的景象冲淡了，心也静下来了。情感的发展有波折，诗思有变化，然而也更真淳自然。

不过，苏轼的《和陶诗》中还有许多不时从平淡自然中流露出森然锋芒，萧散疏远中显出奇崛、沉郁的作品。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二、其八、其十二，《和陶乞食》、《和陶拟古九首》其四等。这实际也不奇怪，渊明本就不是浑身静穆的，而如上文所论，苏轼南迁，“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99)，便更少不了愤慨，少不了影响其诗歌风格。清人王文诰曾谓：“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若《饮酒》、《山海经》、《拟古杂诗》，则篇幅太多，无此若干作意，势必杂取咏古纪游诸事以足之。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者，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又有非和陶而意有得于陶者，如《迁居》、《所居》之类皆是。其《观棋》一诗，则驾陶而上之，陶无此脱净之文，亦不能一笔单行到底也。诰谓公和陶诗，实当一件事做，亦不当一件事做，须识此意，方许读诗。每见诗话及前人所论，辄以此句似陶，彼句非陶，为牢不可破之说。使陶自和其诗，亦不能逐句皆似原唱，何所见之鄙也。唐时以欧、虞、褚摹《兰亭》为佳者，正取其各有己意，如必毫发似之而后为工，此即双钩填廓，治木石者皆能为之，而欧、虞、褚之所不屑也。书且如此，而况诗乎？子由作叙，以陶为拙，公删去之，盖其意既以陶自托，又岂肯与之较事功论优劣哉？”(100)指出苏轼和陶乃以陶自托，故有多种面目，而不必斤斤于原作与和作的似或不似。我们大致是赞同这种看法的，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苏轼之和陶，决非为和陶而和陶，而是把和陶作为自己晚年生活的一部分，或因事而发，或触景生情，皆以生活中有所感发而自然联想到陶渊明其人其诗。比如他以酒浇愁，非醉非醒，借以排遣心中之郁闷，便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春日游山，浴乎汤泉，陶然而归，适闻其子诵陶诗，又会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迁惠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七篇”(101)；而闲居无事，读书有感，则又会联想到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用其韵而和之。总之，苏轼的和陶诗与陶氏原作，无论似与不似，都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契合，都取得了特别的成绩。

四、和陶、评陶与苏轼的后期诗歌创作

自元丰初年谪居黄州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波折和生活中的变化，苏轼开始对陶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读陶诗、校陶集(102)，进而评陶、和陶，陶诗与苏轼结成了不解之缘。和陶与评陶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和陶的过程中，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论却明显地多起来，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到和富有启示意义的诗歌评论意见。从这些评论中，我们不难见出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同时也不难看出生活在诗人心灵上留下的印痕。

比如他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高度评价(103)，就是在绍圣四年（1097）渡海之后所作的。再如，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望）南山”中异文的判断，也是在出知扬州开始和陶后作的。十数年后，其门下士晁补之回忆道：

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馀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心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104)

东篱采菊，举首见山，意与境会，一切都在不经意之中。从诗意上看，这似乎比有意识地“望南山”更真淳自然些。所以，作为诗人的苏轼的评论，也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大约也是在知扬州前后，苏轼还曾录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九，并作有跋语。

“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105)

陶渊明原诗主要是表达自己归隐田园的志节，而苏轼则着眼于其出语的真率、无所拘束。这种议论和接受当然又与他自身的遭际大有关系了。

苏轼《和陶诗》，多有小序，序中往往会讲到他和陶的具体原因或背景，自然也会有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议论。例如，绍圣三年（1096），已被贬到惠州的苏轼，曾和陶渊明《桃花源诗》一首。其序曰：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馀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酰，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亦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尝意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106)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为通达的见解，而这种通达的见解，是与苏轼自身胸襟的闳阔，与他对世事人生、对是非得失的彻悟分不开的。

苏轼的和陶以及在和陶过程中不断深化着的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也影响到他南迁后的诗歌创作。观上文所举《和陶拟古九首》其一、《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二等，皆是其例，此不必赘述。另外，他的《雨后行菜圃》、《残腊独出二首》、《午窗坐睡》、《迁居》、《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达晓寄子由》、《观棋》、《独觉》等作品，也力图用老庄委运任化之说，将昔日出处进退的烦恼与是非曲直的争竞，以及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一笔抹去，诗也就显得真淳素朴、省净自然，而往日诗歌中清奇、旷放、雄健的风格因素，在这些作品中似也都不甚明显了。

五、苏轼和陶的文化意义

陶渊明在后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大致在南朝已经确立，那就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07)。颜延之说陶渊明是“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108)。沈约撰《宋书》，将其置于《隐逸传》。萧统为之编集并撰序，称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109)。锺嵘亦谓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110)。或由称道其隐逸之行而兼论其文，或由论其文而想见其为人，“隐逸诗人之宗”，成了影响后世最大的一种看法。

对于陶渊明既仕而复隐的原因，南朝士人也作过解释。如沈约就曾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111)认为陶渊明退隐的原因在于恪守政治气节。萧统则说：“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得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112)他从传统儒家士人的品德修养立论，而又杂以老庄之说，对陶渊明归隐的思想根源，进行了申说。后人对此，也大致是持沈约或萧统之说。如唐人颜真卿就赞叹陶渊明有气节，说：“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113)北宋梅尧臣也慨叹：“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屈。”(114)都是承沈约之说。而如唐人吴筠咏陶，谓：“吾重陶渊明，达生知止足。”(115)宋人曾巩过彭泽县，曰：“渊明昔抱道，为贫仕兹邑。幡然复谢去，肯受一官絷？”(116)陆九渊也说陶渊明“有志于吾道”(117)，则又近于萧统之论。

然而，时至北宋，在对待陶渊明出处进退的问题上，又出现了一种似乎更为通达的看法。如刘攽在《题孙昌龄归来亭》诗中说：“古云陶渊明，避俗非达道。”(118)韩维则说：“寸禄折腰何必去，道存心在即渊明。”(119)这种看法，在刘攽和韩维，或偶一论之，而在苏轼那里，则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解和认识。上文第二节我们已经谈到，苏轼的和陶，本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陶渊明所以能出处进退，一任自由，除了有其思想上儒道结合的根源之外，也有性情上的因素。陶渊明曾自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120)即可见之。苏轼在思想上杂糅儒道，而中心则是其情性论，故不但评陶曰：“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差独贤”(121)，而且，也以之解释自己的出处进退。他说：“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馀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122)苏轼又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23)其思想性情由此可见。从南朝士人以不肯“屈身后代”的气节和“抱道”“知足”的志向论陶，到苏轼的以超越出处进退之迹、以情性之真论陶，人们对陶渊明的理解和接受，无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思想和情性论陶，使得苏轼对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评论，往往能深入腠理，超越前人。如上节所引苏轼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深刻认识，对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望）南山”中异文的判断等，之所以能提出这些精到的观点，除了得力于苏轼自身丰富的创作经验之外，能从情性自然的角度认识陶诗，也是重要原因。此外，苏轼对陶诗中其他作品的一些具体评论，也多与他对陶渊明思想、性情的认识密切相关。像苏轼评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小序中语：“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认为此语不仅能得酒中之趣，而且尤得自然之趣(124)；评《饮酒二十首》第七首“秋菊有佳色”，说他是“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125)。诸如此类，无不是从思想和情性自然上观照之所得。

陈寅恪先生在指出陶渊明的新自然说之后，对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曾有一个评价。他说：“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126)而苏轼之和陶以及在和陶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陶渊明思想上兼融儒道、精神上追求适意自然的理解和认同，实际上既是对陶渊明诗歌史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其思想文化地位的肯定，个中所反映的，正是宋学讲求义理、杂糅儒道与释教的思想方法和时代特征。故苏轼和陶亦岂能仅仅以诗歌唱和现象而视之。

总而言之，我们以为，苏轼的《和陶诗》实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苏轼对陶诗的选择，反映了其思想上兼融儒道的主要倾向。苏轼的《和陶诗》，是我们透视其心灵变化的一扇窗口。苏轼把和陶当作疗救自己心灵创伤的良方，把和陶作为排遣、减轻和摆脱自己所遭受之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自己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其志可悲，其情可悯。作为其后期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和陶诗》，不但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宋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九章　环绕“苏门”起始兴盛的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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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据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统计（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

(2) 此前学界对苏轼和陶诗的研究，多是从隐逸心态和文学角度进行的。如同门友张宏生教授即指出，苏轼和陶在陶诗范式的确立过程中，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参其所著《宋诗：融通与开拓》第二章《陶诗范式与和陶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 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吕大临元丰初见二程语曰：“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宋］程颢、［宋］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28）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元祐元年十月癸丑，第16册，页9494。

(5) ［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元城语录解》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63册，页361。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吕陶言，第16册，页9569。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元祐二年八月辛巳，第16册，页9829—9830。

(8) 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页9564。

(9)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第4册，页2152。

(10)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次韵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第4册，页2155。

(11)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安国寺浴》，第4册，页2158。

(12)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二《初秋寄子由》，第4册，页2451。

(13)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一《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诗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安节将去，为诵此句，因以为韵，作小诗十四首送之》其六，第4册，页2304。

(14)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次韵答子由》，第4册，页2211。

(15)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一《寒食雨二首》其二，第4册，页2343。

(16)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一《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第4册，页2330。

(17) 《苏轼诗集校注》卷二十一《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其二，第4册，页2292—2293。

(18)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叙》，第6册，页3974。

(19) ［宋］莫君陈：《月河所闻录》引苏轼《辞内翰表》，《吴兴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94年，95册，页597。

(20) ［宋］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苏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1984年，页568—570。

(21) 《苏轼文集校注》卷十一《思堂记》，第2册，页1146。

(22) ［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卷四，中华书局，1995年，上册，页142。

(23)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书渊明诗》，第10册，页7557。

(24)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二《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略）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第5册，页3603。

(25)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页228—229。

(26) 如元祐四年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曾连上三状激烈反对高丽僧义天来华祭奠杭州慧因寺净源法师，其原因除了出于维护宋朝国家利益的考虑之外（此点可参王水照先生《论苏轼的高丽观》一文，载其《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319—338），我们以为应还有其政治上排佛的原因。

(27)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答傅彬老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册，页981。

(28) ［宋］黄庭坚撰、郑永晓辑校编年：《黄庭坚全集》第11辑《杨概字序》，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509。

(29)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第4册，页2848。

(30)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中庸论》上，第1册，页227。

(31)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中庸论》上，第1册，页228。

(32)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中庸论》中，第1册，页232—233。

(3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三，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694。

(34)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4册，页1457。

(35) ［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册，页2722。

(36) ［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卷六《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47。

(37)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诗论》，第1册，页215。

(38) 《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册，页1421—1422。

(39)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三《祭龙井辩才文》，第9册，页7067。

(40)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贫士七首》其二，第7册，页4601。

(41) ［宋］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引苏轼语，《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宋］施元之、［宋］顾禧、［宋］施宿注，郑骞、严一萍编校，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36），亦谓此语是苏轼所道。

(42) 《陶渊明集》卷二《形影神·神释》，逯钦立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页37。

(43)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五，页89。

(44) 《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七，页90。

(45)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下册，页507。

(46)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和陶桃花源》，第7册，页4751。

(47) 《山谷诗集注》卷十七《跋子瞻和陶诗》，页604。

(48) ［元］杨维桢：《张北山和陶集序》，《东维子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1册，页438。

(49)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五《渊明非达》，第9册，页7284。后来苏轼便不这样认为。如贬惠州作《和陶贫士七首》其三曰：“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苏轼文集校注》卷三十九，页4602）

(50)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五《渊明无弦琴》，第9册，页7335。

(51)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书渊明酬刘柴桑诗》，第10册，页7568。

(52) 《苏轼全集校注·苏轼佚文汇编拾遗》卷下《跋陶诗》，页8879。

(53)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题渊明诗二首》其一，第10册，页7494。陶诗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54)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第10册，页7494。

(55)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二《与王定国书》（十三），页5696。

(56)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二，第5册，页3606。

(57)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二《问渊明》题下自注，第5册，页3606。

(58)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东方有一士》，第7册，页4900。

(59)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引》，第7册，页4509。

(60) 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引，见《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

(61)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第6册，页3974。

(62)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叙》，第6册，页3974。

(63)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第6册，页3979—3980。

(64)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第6册，页4002。

(65)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六，第7册，页4520。

(66)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第7册，页4624。

(67)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和陶咏三良》，第7册，页4716。

(68)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东方有一士”》，第7册，页4900。

(69)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第7册，页4912—4913。

(70)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第6册，页3997。

(71)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其一，第7册，页4510。

(72)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止酒》，第7册，页4839。

(73)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二《和陶神释》，第7册，页4974。

(74)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第6册，页3979—3980。

(75) ［清］陆蓥：《问花楼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下册，页2306。

(76)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三，第6册，页3998。

(77)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二，第7册，页4974。

(78) ［清］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页1411。

(79)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二《送芝上人游庐山》，第6册，页4040。

(80) ［清］王士禛撰、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十五《近似类》引杜濬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上册，页405。

(81)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436。

(82)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赠羊长史》，第7册，页4938。

(83)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三，第7册，页5088。

(84)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第7册，页4713。苏轼又有《题渊明咏二疏诗》曰：“此渊明《咏二疏》也。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惑者颠倒见耳。”（《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第10册，页7496）可参。

(85)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第7册，页4892。

(86) 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元丰三年十二月庚申记事，第13册，页7520—7522。

(87)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第7册，页4867、4869。

(88)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其二，第7册，页4936。

(89)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劝农六首》其四，页4870。

(90)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劝农六首》其五，页4871。

(91)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劝农六首》其六，页4872。

(92)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其二，第7册，页4860。

(93)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四《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页60。

(94)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七《和陶归去来兮辞》，第8册，页5093。

(95)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第7册，页4884。

(96) ［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三“东坡和陶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下册，页447。

(97)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五，第6册，页3983。

(98)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一，第7册，页4915。

(99)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五《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第8册，页6064。

(100) 《苏轼诗集》卷三十九《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六后案语，第7册，页2107。

(101)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贫士七首引》，第7册，页4598。

(102) 元丰七年，苏轼在黄州时，欲求陶集，适有江州太守李某以陶集一部相赠，苏轼喜甚。自此更多以陶集相随，并谓：“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第10册，页7493—7494）至元祐年间，便以其校阅过的《陶渊明集》，送给了赵令畴（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历代诗话》本，页413）。惜其所校之本今已不可见。

(103) 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引，《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之首。

(104) ［宋］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题陶渊明诗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18册，页644。苏轼《志林》中亦有《题渊明饮酒诗后》一篇（《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已收入，见第10册，页7497—7498），内容可与此相参。

(105)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录陶渊明诗》，第10册，页7555。文中叔弼指欧阳棐，苏轼所引自己以前的话，见《思堂记》。

(106) 《苏轼诗集校注》卷四十《和陶桃花源引》，第7册，页4750—4751。

(107) ［南朝梁］锺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260。

(108) ［南朝宋］颜延之：《陶徵士诔》，［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李培南等标点：《文选》卷五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册，页2470。

(109) ［南朝梁］萧统：《陶渊明集序》，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首，中华书局，1979年，页10。

(110) 《诗品集注》卷中，页260。

(111) ［南朝梁］沈约撰、王仲荦校点：《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页2288—2289。

(112) ［南朝梁］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集》，页9。

(113) ［唐］颜真卿：《颜鲁公集》卷十六《陶公栗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71册，页757。

(114) ［宋］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九《送永叔归乾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上册，页142。

(115) ［唐］吴筠：《宗玄集》卷下《高士咏·陶徵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71册，页757。

(116)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校点：《曾巩集》卷三《过彭泽》，中华书局，1984年，上册，页42。

(117) ［宋］陆九渊：《象山集·象山语录》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56册，页552。

(118) ［宋］刘攽：《彭城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96册，页52。

(119) ［宋］韩维：《南阳集》卷十《送辛十七作尉盐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01册，页601。

(120) ［晋］陶渊明：《陶渊明集》卷二《归园田居》五首其一，页40。

(121) 《苏轼诗集校注》卷三十九《和陶贫士七首》其二，第7册，页4601。

(122) 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引苏轼语，《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

(123)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并谓：“余尝三复斯言，可谓至论。”（廖德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页15）

(124)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书渊明诗》二首其一，苏轼引陶渊明语，有异文（第10册，页7559）。

(125)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七《题渊明诗》二首其二，第10册，页7495。

(126)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页229。

第九章　环绕“苏门”起始兴盛的诸问题

在宋代历史舞台上，“苏门”无疑是一个最具文学魅力的士人群体了。尽管这一群体在北宋后期新旧党争的宦海风波中，屡遭厄运，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早已为人们所公认，对“苏门”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随着学术的发展，愈益走向深入。然而，就其作为一个文学创作集团，它起始兴盛的原因在哪里？集团内部师弟子之间的联系、思想学术倾向及其与“苏门”兴盛的关系又怎样等，则学术界关注尚少(1)，因而仍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一、“苏门”之立本于文事

“苏门”，主要指的是在文学上师承苏轼、苏辙尤其是苏轼的一个士人群体，其主要成员包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即所谓“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可以名列“苏门”的还有所谓苏门“后四学士”廖正一、李格非、李禧和董荣(2)，以及王巩、李之仪、李昭玘、毛滂、晁说之、唐庚、王适、王遹等。

“苏门”的形成，是在元祐以前。元丰五年（1082）春，苏轼在黄州有《答李昭玘书》，其中已云：

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见鄙，欲相从游，岂造物者专欲以此乐见厚也耶？(3)

首次将黄、晁、秦、张并提(4)，可知至迟到元丰年间，“苏门”已经形成。“苏门六君子”中的陈师道，于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时，“以民事太守，间见如客”(5)。李廌元丰初即与苏轼有交往。元丰四年（1081），又“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6)。则陈、李入于苏门，也大致与黄庭坚等人同时。其馀如李之仪之为苏轼所知，在熙宁七年（1074）自杭州通判改官密州时(7)。王巩从苏轼为学更早些，在熙宁二年（1069）(8)。而王适兄弟师事苏轼，在熙宁十年(9)。李昭玘则在元丰四年(10)。亦皆在元祐前。

苏辙与黄庭坚等人的师友交游关系的确立，大致也是在熙、丰年间。张耒师从苏辙早于师苏轼，熙宁三年（1070），苏辙受张方平之辟任陈州教授，张耒游学至陈，以文谒苏辙，为其所称赏，遂入苏氏门下，后张耒以文呈苏轼，轼竟慨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11)。秦观元丰元年（1078）始访苏辙于南京，其后相知愈深，对苏辙备极推崇。陈师道拜见苏辙在熙宁九年（1076），恰值苏辙至徐探望其兄时。黄庭坚与苏辙定交在元丰四年，时二人一知吉州太和县，一在筠州监盐税，相距不甚远。当然，苏辙与“苏门”中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关系或在师友之间，然从其实际的文学活动看，他无疑是一位在“苏门”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成员。

一个文学集团的形成，除了集团中领袖人物与其他主要成员之间应建立起比较明确的师承关系之外，集团内部的主要成员之间，也应构成一种横向的比较稳定的联系。从“苏门”主要成员之间的交往情况看，在熙、丰年间，已具备了这一重要条件。例如，黄庭坚与李之仪在元丰二年（1079）已有诗歌唱酬，则其相识亦不迟于此年(12)。黄庭坚始与晁补之和廖正一定交，也是在元丰二年，此后唱和日繁。元丰三年，黄庭坚自北京教授改官知吉州太和县，路过高邮，与秦观相识，诗文赠答，遂亦定交。元丰七年（1084），黄庭坚自太和移官德州德平镇，途经颍昌，与陈师道相遇，陈自此即以师事之(13)。次年，张耒亦与黄庭坚相识。其他如秦观元丰元年识陈师道、元丰三年识李之仪、李廌元丰四年因苏轼绍介而识王适兄弟等，都可见出当日“苏门”弟子之间日益增加的这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是“苏门”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至于元祐初年，二苏与其门下诸人先后至京师，张耒、晁补之、李昭玘等人通过学士院考试任秘书省正字，诸人时时诗酒唱和，推举奖掖，遂有“苏门四学士”之称，那只不过说明“苏门”已由形成而逐渐走向兴盛罢了。

“苏门”形成和兴盛的原因，非止一端，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文事，在于彼此之间的诗歌唱和和艺术交往。

苏轼、苏辙兄弟于嘉祐二年（1057）一举中第，轼省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篇，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之“太学体”，为梅尧臣、欧阳修所激赏。继则所《上梅直讲书》，尤为欧阳修所称道，至谓之“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14)。自此苏轼文名日振，为天下所慕。黄庭坚等人之所以于熙、丰年间逐渐聚集到苏氏门下，正是慕其文名而来。比如黄庭坚之欲入苏轼门下，而有《上苏子瞻书》曰：“伏惟阁下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恺弟，约博后来，立朝以直言见排，补郡辄上最课，可谓声实于中，内外称职。凡此数者，在人为难兼，而阁下所谓海涵地负，特所见于一州一国耳。惟阁下之渊源如此，而晚学之士不愿亲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则非人之情也。”(15)虽亦推其政事，然首重“学问文章”则毫无疑问。黄庭坚与苏辙之定交亦然，观其《寄苏子由书》曰：“庭坚（略）诵执事之文章而愿见二十馀年矣”，当可知(16)。再如秦观，元丰元年至徐州初见苏轼，临别赠诗曰：“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珠树三株讵可攀，玉海千寻真莫测。一昨秋风动远情，便忆鲈鱼访洞庭。芝兰不独庭中秀，松柏仍当雪后青。故人持节过乡县，教以东来偿所愿。天上麒麟昔漫闻，河东今才见。”(17)“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对苏轼的文学成就备极推崇，尤能见出其入于“苏门”的情趣所在。又如张耒之入苏轼门下，先以和其《后杞菊赋》，继又和《超然台赋》。晁补之熙宁五年欲求见苏轼，两次上书，谓：“不佞生十五年知读阁下书，（略）始补之不能识阁下之心而窃观其为文，豪重敢决，旁肆横发，呼吸阴阳，出入鬼神，谔然莫穷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尝闻而未晤，每睹而不识者而皆会于吾前。”(18)则爱其文者亦很显然。

那么苏轼与其门下士的相识和交往，是否也多有取于其文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他与黄庭坚的交往。熙宁五年（1072），苏轼初于孙觉处见黄庭坚诗，即赞赏有加。元丰元年，黄庭坚致书苏轼并有《古风二首上苏子瞻》，苏轼答书云：

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19)

这里虽是由其文而推重其为人，然其人之所以可重，却是由其“如精金美玉”之文见出的。再像苏轼一见晁补之，即“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20)；初识秦观，亦谓之：“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谁谓他乡各异县，天谴君来破吾愿。一闻君语识君心，短李髯孙眼中见。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鸣惊倒人。纵横所值无不可，知君不怕新书新。”(21)也都可见出苏轼的着眼点之所在。

苏门之立在于文事，我们还可以更清楚地从苏轼与其门人以及其门人相互间的具体交往活动和诗歌唱和中见出。即如苏轼与晁补之初识，彼此所探讨的便都是文学创作问题，晁补之当时所作《七述》一文，即受苏轼启发而作。其《七述》中曾自道：“予尝获侍于苏公，苏公为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丽，夸靡饶阜，名不能殚者，且称枚乘、曹植《七发》、《七启》之文，以谓引物连类，能究情状，退而深思，仿其事为《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22)其后李昭玘在《上眉阳先生书》中，既述及苏轼当日文名之盛和晁补之与苏轼文字交往的一些具体情形，也谈到他自己与晁补之的交往，且略引如下：

某记为童时，先生父子兄弟一旦出岷峨，四方士大夫称诵其文曰：“有宋已来，未尝见此文也。”至采拾先生父子兄弟所著书，人人为长编大轴，手自操札，较其所得多少以相轻重。某是时尝得其本于亲家，虽未能深达义趣，读之反复，不知所以不能废。后数年偶友人晁补之自新城侍亲归，云：“辱在先生门下，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晁君气豪迈，辨博俊敏，下笔辄数千言，纡馀卓荦，驰肆揪敛，各尽其妙。尝曰：“此文，苏公谓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苏公以为然者也。”又数年，先生罢东武还朝，晁君见先生于京师。既归，昏夜扣门，开轩置烛，出先生新文十馀篇，促席吟诵。晁君健辞气，每道先生言语至险绝处，口吃如不快意。须臾，风雨暴落，窗撼烛灭，倏忽之间，疑有神物。二人者独把卷嗫嚅，恍然不知心形之俱忘也。(23)

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苏门师弟子之间文学切磋琢磨的情形，千载之下，读之仍恍然在目。

这里，我们还可看一下黄庭坚、秦观、李之仪等人日常交游唱和的具体情况。如元丰三年，黄庭坚自北京教授改知吉州太和，途经高邮，与秦观诗酒唱和，欢会数日，别后又有书信寄秦观，秦观回信写道：

某顿首，奉违甚遽，殊不尽所欲言者。每览《焦尾》、《弊帚》两编，辄怅然终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驾，良有以也。（略）昨扬州所寄书中得《次韵莘老〈斗野亭〉》诗，殊妙绝，来者虽有作，不能过也。及辱手写《龙井》、《雪斋》两记，字画尤清美，殆非鄙文所当，已寄钱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书及手写乐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讽味久之，窃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后公十数日遂过此南如晋陵，为留两日。《斗夜亭》、《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诗皆和了，今录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诗》并某所属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韵〈斗野亭〉》、《（和）黄子理〈忆梅花诗〉》，凡四首，亦随以呈，聊发一笑耳。皖口见公择李六，不知相从几多时，恨不同此集。（略）(24)

尤能见出“苏门”中人日常交往的具体内容，实多在诗歌唱和赠答。所以，陈师道就自谓：“语有之：欲知前时视今日。余以词义名次四君，而贫于一代，岂昔亦以文施耶？”(25)晁公武也曾指出：“苏子瞻尝见其（指黄庭坚）诗于孙莘老家，叹绝，以为世久无此作矣，因以诗往来。（略）元祐中，（山谷）为校书郎。先是，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皆以文学游苏氏之门，至是同入馆，世号“‘四学士’。”(26)这是符合事实的。

当然，“苏门”的形成，除了文学上的因缘之外，也还有人格魅力等方面的因素。像苏轼“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27)，自不必说。苏辙则人谓之“治气养心之美，大德不逾，小物不废，沉潜而乐易，致曲以遂直。欲亲之不可媟，欲疏之不能忘”(28)。而黄庭坚，如苏轼所谓，是“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其馀如秦观之为人，“以君为将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反于其乡者乎？”(29)晁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30)。张耒“颇师老氏术，抱璞和其光。无营以卒岁，刻意翰墨场”(31)。陈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32)。大致而言，“苏门”师弟子为人处世皆在“不即”、“不藏”之间。

“苏门”之立与政事的关系，并不密切。秦观、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与苏轼相识，张耒与苏辙相识，皆在元丰初年以前，时秦观等人尚属布衣，而苏轼兄弟虽因不赞同新法辗转于外任，然以常理推之，“苏门”形成于此时亦当与政局无大干涉。唯有黄庭坚在熙宁初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已步入仕途，任汝州叶县尉，任满后于熙宁五年通过四京学官考试，调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并继而留任，而他与苏轼定交便是在北京教授任上，因此，二人的交往有可能是出于共同的不满新法的政治态度。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苏、黄二人都曾在不同场合批评和反对过新法的实施，但是，这种似乎相同的政治态度，并不一定是其交往的前提。这从上文所述其交往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来看，是很清楚的。同时，就苏、黄反对新法的态度而言，也还有差异。

北宋真、仁之世是一个呼唤变革的时代。当熙宁二年（1069）变法之初，苏轼方除父丧入京，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兼判祠部，不久又权开封府推官。对宋神宗和王安石即将进行的大变法，他从国家大计出发，虽一时也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而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33)为论，但对朝廷新法并不笼统地加以反对，他所不赞同的只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34)；对新法中的许多具体措施，如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等，他也没有反对，而只是对贡举、青苗、方田均税等法，持不同意见。熙宁四年后，苏轼出为杭州通判，继则改知密州、徐州、湖州等，多年任职州郡的体验，一方面使他对新法（如青苗、榷盐、贡举等）在具体实施中的弊病看得更清楚，并发为诗文加以讽谏，以致日后竟酿成诗祸；另一方面，他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也渐渐认识到新法并非一无可取。其元丰六年（1083）《与滕达道书》云：“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35)此话虽有劝滕元发应言语谨慎的用意，然对新法的态度已较为冷静客观则很显然。元祐初，司马光必欲尽废新法，而苏轼坚持免役法可行，也没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黄庭坚稍有不同。熙宁初他不过是一县尉，他的反对新法，完全是从执行新法的具体过程中发现其有弊病。如在叶县作《按田并序》，批评“欲化西北之麦陇，皆为东南之稻田”的农田水利法有形式主义之嫌(36)，在大名作诗讽刺以铁龙爪浚河“有同儿戏”(37)，都是其例。对于以视新法的态度划分新旧的党派之争，黄庭坚是十分反对的。他一再呼吁为政应“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38)，认为：“王度无畦畛，包荒用冯河。秦收郑渠成，晋得楚才多。用人当其物，不但轴与薖。六通而四辟，玉烛四时和。”(39)也都反映出他为人处世的标准并不是以其政治见解如何而画线的。

至于“苏门”诸人元祐后皆卷入新旧两党斗争的漩涡之中，并随旧党之命运而沉浮，那只是“苏门”的政治结局而非其形成的原因，何况这一命运也已不是“苏门”本身所能够驾驭得了。

“苏门”之立本于文事而非政事既明，下面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便是，“苏门”的起始兴盛，与其主要成员的思想学术有何关系？这种关系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

二、“苏门”思想学术的异同

“苏门”诸人的主要思想倾向，粗略而言似不出以杂糅儒释道三家思想为特征的“蜀学”的范围。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苏门”诸人在思想学术上实际是有许多差异的。

先看苏轼。

作为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的思想学术，一般都认为是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然考察现存苏轼的全部著述，我们会发现，这种说法实失之于泛。平心而论，苏轼思想中虽杂有儒释道三家的因素，但实际上释氏之说在其思想中所占的地位既不能与儒、道两家相比，更不用说其在政治上的排斥释氏了。

秦观曾以“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40)，来评价他老师的思想学术，应该说是抓住了苏轼思想的要害的。所谓“性命自得”，即是兼融儒道，是其“性命论”和“人情论”的统一。

苏轼中岁贬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书传》。晚年再贬惠州、儋州，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最后又撰成《书传》二十卷。对于这三部书，苏轼十分看重，尝自谓“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谕，其它何足道”(41)。虽然《易传》一书，有苏氏父子合撰的成分(42)，但其主要思想观点则属于苏轼无疑；而《论语说》虽现存仅数十条(43)，然它与《易传》、《书传》同样，都是我们今天分析苏氏思想所应首当注意的。

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命、性和情的内涵及彼此间的关系，作过详细的阐述。比如，他解释《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曰：

世之论性命者多矣，因是请试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瞽者未尝有见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夫以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无见，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识，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君子至于是，用是为道，则去圣不远矣。虽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则其为道常二，犹器之用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祸福，莫非命者，虽有圣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44)

自先秦以来，关于性、命和情的关系的讨论确实很多。就儒家来说，孔子谈到“命”的时候较多。如：“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45)关于“性”，孔子仅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46)。至于“情”，孔子则未讨论过(47)。然这并不等于孔子不重视“情”。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48)“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49)都可看出孔子的重情。孔子以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有“性静情动”和“性善情恶”两说。在子思学派的著述中，有多处谈及性、命、情的问题。如，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一篇，已说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又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凡动性者，物也。”这恐怕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关于性、命、情三者的联系以及其与外物的关系的讨论了。由“命”而“性”而“情”，源流清楚而无善恶。外物的触动，是由“性”到“情”的环节，而非化生“情”的主要因素。至于这里的“道”，指的是“人道”而非“天道”，此可不论(50)。《性自命出》中的这些论点，实是《礼记》等秦汉儒家典籍中“性静情动”说的来源。“性善”是孟子的重要学说，他以人的本心论性，认为为善之心人皆有之，而恶在于人不能尽其才。同时，还有认为性有善有恶等不同的看法(51)。其中，荀子为了强调礼义教化的重要性，所提出的与孟子相对立的性恶论，连带着也否定了人的许多正常的感情。如《荀子·正论》篇中批评宋子“人之情欲之寡”的观点，谓：“然则亦以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52)所以不仅人性恶，人之情亦恶。这种看法直接影响了汉代的性善情恶说的产生。如，《说文·心部》解释“性、情”，谓：“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53)对情的解释，便加上了明显的价值和道德判断。

庄子主张一切顺应自然，论性、命、情亦皆是此义。如《庄子·达生》篇吕梁丈夫自道其善游的原因，即云“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54)。《则阳》篇又谓：“圣人达绸缪，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郭象注曰：“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55)甚而论及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56)。都是其例。

中唐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士人亦喜谈道德性命之理，如黄庭坚所说，是“今孺子总发而服大人之冠，执经谈性命，犹河汉而无极也”(57)，以至“学者耻不谈性命”(58)。然苏轼对前人关于性、命、情的各种论述，似乎都不满意。他认为在“性、命与情”三者之中，“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同时，“性”之与“情、命”又是合而为一的，在三者之间，并无等差、圣贤、善恶分界，亦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的禀赋、力量或无为和自然性而言，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故可以称为“命”；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释“性”，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似乎与道家之说相近了，但其又讲有为，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则仍与儒家之说相联系。总之，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是儒道兼融。

以道释儒，而本之以情性论，是《东坡易传》的突出特色。清四库馆臣论《易传》，谓其“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59)，是很正确的。比如苏轼《易传》解《习坎·彖辞》中“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一句：

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而方者可斫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忤物而无伤；惟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60)

从水无常形即水之“性”出发，解释“信”，惟水无常形，所以能顺物自然，与形曲折，处险而不失其信。这真是大畅玄风了。

由论水之性还可以推及治道。如其释《涣卦·彖辞》曰：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滥而不已。逆之者必哀，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涣之为言天下流离涣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经营四方之不暇。(61)

其例甚多，此不备举。

苏轼杂糅儒道、顺物自然的情性论，我们亦可从其《书传》中见出。兹举一例。《尚书·大禹谟》中帝舜有一段著名的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苏轼解释道：

人心，众人之心也，喜怒哀乐之类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乐者也。安危生于喜怒，治乱寄于哀乐，是心之发有动天地、伤阴阳之和者，亦可观危矣。至于本心，果安在哉？为有耶？为无耶？有则生喜怒哀乐者非本心矣，无则孰生喜怒哀乐者。故夫本心，学者不可以力求，而达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谓微乎。舜戒禹曰：吾将使汝从人心乎，则人心危而不可据；使汝从道心乎，则道心微而不可见。夫心岂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则一矣。子思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夫喜怒哀乐之未发，是莫可名言者，子思名之曰“中”，以为本心之表著。古之为道者，必识此心，养之有道，则卓然可见于至微之中矣。夫苟见此心，则喜怒哀乐无非道者，是之谓“和”。喜则为仁，怒则为义，哀则为礼，乐则为乐，无所往而不为盛德之事。其位天地，育万物，岂足怪哉。若夫道心隐微而人心为主，喜怒哀乐，各随其欲，其祸可胜言哉。道心即人心也，人心即道也，放之则二，精之则一。桀纣非无道心也，放之而已；尧舜非无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谓道心者，子思之所谓中也；舜之所谓人心者，子思之所谓和也。(62)

苏轼在这里费力讲了许多，其实也还是一个杂糅儒道的情性论。人心即情，道心即性。如果说其在《易传》中论情、性、命还有些玄虚的话(63)，那么此处所论就实在得多了。他所主张和追求的，是情与性、人心与道心、有为与无为的高度统一，是儒与道的有机融合。

至于《论语说》，现仅有今人所辑数十条，然据此我们仍不难看出其杂糅儒道而本之情性自然的理论和观点。此处容不具论。

苏轼在其他文章中亦时时表现出儒道融合的思想。其中当以《中庸论》最为代表。此文分三部分，“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64)。所讨论的中心还是“情性”问题。他解释“自诚明谓之性”曰：

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略）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乐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略）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65)

以“乐之”释“圣人之诚”，就不仅是认为“诚”是如同好色恶臭一样的圣人的本性和惟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更有意味的是他同时又主张应当顺应这种人的本性。进而，他又论道：

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略）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略）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66)

能顺乎人之情性，无过无不及，才能由“明”而至于“诚”。一切都归于“人情”（情性），“人情”也就成了衡量一切的中庸之道。这种杂糅儒道的做法，正是苏轼思想的特征。

当然，礼本之人情的看法，并非苏轼的首创，而是儒家士人的传统观念。如《礼记·丧服四制》中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6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郑相游吉对礼的解释，谓“礼，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错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68)。汉初叔孙通制礼，更明说“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也”(69)。然而，将“人情”或情性说推衍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至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认为“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为，无故而变其俗，则其势必不从”(70)。认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71)等等，却不能不说是苏洵和苏轼父子的特色。苏辙尝谓：“（轼）初好贾谊、陆贽之书，论古今之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72)可谓能知其兄。

当然，释氏思想对苏轼并非没有影响。苏轼文章中亦多处谈到：“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73)表现出调和三家的倾向。但是，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和方面来看，以儒道兼融而本之于情性论来概括之，也许更接近苏轼思想学术的实际。

苏轼是如此，其弟苏辙则与他有所不同。仍就性命问题来看，苏辙所论之“性”当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其《老子解》说得很清楚：“性之为体，充遍宇宙，无远近古今之异。古之圣人，其所以不出户牖而无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内为身心之所纷乱，外为山河之所障塞，见不出视，闻不出听，户牖之微能蔽而绝之，不知圣人复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弥远而弥少也。”(74)他又于《待月轩记》中借隐者之口释性命曰：“性犹日也，身犹月也。”“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为月。日出于东，方其出也，万物咸赖焉，有目者以视，有手者以执，有足者以履，至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无物不废，然日则未始有变也。惟其所寓，则有盈阙，一盈一阙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尝增也，入而死者未尝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则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身与月皆然，古之治术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谓之命，月之所在谓之身。日入地中，虽未尝变，而不为世用，复出于东，然后物无不睹，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为明，以日之远近为月之盈阙，非身而何？”(75)以经行天地终古无变之“日”喻“性”，以日之东出西落经行天地谓“命”，所论更为形象。

苏辙的思想与其兄还有不同的一点，是他更为明确、更有意识地融合儒释道三教尤其是融合佛老。如苏辙在筠州作《老子解》时，曾与释道全讨论“道”的问题，中云：“《中庸》之言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略）盖中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目也。致中极和而天地万物生于其间，此非佛法，何以当之？”(76)又如其论佛法曰：“六根为物所塞，为物所坐，则不见自性，不闻自性，不能分别自性。若不为物所塞，不为物所坐，则可以闻见自性，分别自性矣。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诘，故复混而为一。’一则性也，凡老子之言与佛同者，类如此。”(77)难怪苏轼为《老子解》作跋要称其：“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78)

秦观的思想倾向似乎与苏辙更近，其特色是融合释道。比如其《心说》论“心”，“恶得而无在也。虽不在我，未始离我；虽不在物，未始离物；虽不在物我之间，而亦未始离乎物我之间者：此心之真也。譬如虚空焉，虚空者，即之不亲，远之不疏，万物方有则与之有，万物方无则与之无，俛仰消息，唯万物之与俱。（略）是故即心无物谓之性，即心有物谓之情。（略）”(79)这就把禅宗的“真心”一元论或“真如缘起论”与老庄的“道论”杂糅在一起了。也许由于这一缘故，秦观对苏辙的思想学术的推崇更甚于苏轼。如曰：“今中书（指苏轼）、补阙（指苏辙）二公，则仆尝身事之矣。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书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80)可以概见。

黄庭坚与二苏、秦观又有不同。他在思想上也融合儒释道三教，而且于佛道两家之说体味甚深，但终其一生，他所视以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则仍在于儒家的忠孝节义和心性修养之说。比如他说：“忠信孝友，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常久而后安之。”(81)而这种节义和心性，又应当不断地“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82)。首先是多读书，“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事亲处兄弟之间，接物在朋友之际，得失忧乐，一考之于书，然后尝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83)。其次要收视反听，“经岁静坐，性复神存，为日已深，自有见处。回观昔日，举动皆非，更视人间，诚为可笑。凡人性各有妙用也，一得其妙则通深远到，无所不明，前世君子所恃以为乐也。且天地万物之美，人之所恃为尊荣富乐者，皆可空也，不足有；而人之妄胜也，妄灭则真存，存而后知其不足有也”(84)。同时还应身体力行，“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闻道也，不以养口耳之间而养心，可谓尊其所闻矣。在父之侧，则愿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间，则愿如伯夷、季子，可谓行其所知矣”(85)。而黄庭坚对佛老思想的融摄，也多是为其心性观点和修养服务的，如他自己所言，像《周易·系辞》中“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样的话，“诸佛祖师亦满口举不尽也。三十年来，心《易》中，自从解此一句，遂不疑老聃、释氏许多文字，但就自己求之”(86)。即可见出其主要思想倾向的所在。

其他像张耒，主要思想倾向仍为儒家。比如他作《尽性论》，认为“一言而尽天下之道者，性而已”。“（略）且天下之道，不过于内外，而内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内者，乃吾之所受于天，而虚静明达无所待于外者，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者。凡在外者，取吾所受于天者而显诸形名事物之际与物两得而布之天下，取诸心而施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动于无为而着于有形，使天下万物蒙其利，所谓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者也。故内外之道虽殊，而同出于吾性。”(87)所论大致是就《礼记·中庸》之说生发。而对于老庄一派，张耒则有所批评，如谓：“自周衰以来，老聃、庄周始以其说暴于天下，彼惟不见圣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于世。自是以来，天下学者弃常而守变，忽事而贵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将尽天下之变者，必通天下之常；将顺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88)其思想倾向即此可知。至于陈师道，亦近于张耒，“与释氏未有厚缘”(89)。晁补之则受苏轼影响较大，思想上兼融儒道，亦主情性自然之说，晚年始对释氏有所取。

综上所论，可知“苏门”诸人虽在思想学术上不同程度地兼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又有着许多差异。因此，讨论“苏门”的起始兴盛问题，恐怕更应当注意其思想学术之异而不只是其同，更应当注意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求异与文学的关系。

三、“苏门”兴盛的原因

一个文学集团的兴盛与否，往往与该集团主要成员的思想学术，尤其是领袖人物的主要思想倾向密切相关。“苏门”也不例外。上文我们已对“苏门”诸人的思想学术作了简略的论述，本节拟对苏轼及其弟子的思想学术与这一文学集团起始兴盛的关系，尤其是苏轼的领袖作用，再略作探讨。

苏轼兼融儒道而本之于情性自然论的思想，不仅贯穿在其全部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之中，并支配着苏轼一生的思想和言行，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苏门”的兴盛。这种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表现为对创作主体思想情感抒发自然的顺应，表现为对创作主体的个性和自由的尊重。

苏轼曾写过《思堂记》一文，中云：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90)

儒家强调有为，亦讲有所不为，其论文，主张兴观群怨，讽喻寄托，然亦讲温柔敦厚。而苏轼则既讲诗文应有为而作，又讲无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顺乎情感抒发自然的有为，是一种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其思想基础当然是他杂糅儒道的情性自然论。

“苏门”弟子亦多持这种看法。像黄庭坚就说：“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91)张耒也认为：“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92)所谓“待境生”云云，也就是顺乎“天理之自然”和“性情之道”地去创作，这与苏轼顺应思想情感抒发自然的观点是一致的。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苏轼既然主张情性自然论，主张情感抒发的自然，也就必定重视事物的差异，重视从人的情感实际出发，主张尊重人的个性，尊重文学家的创作个性或情感抒发的特点。比如《东坡易传》卷一释《履卦·初九爻辞》曰：“君子之道所以多变而不同者，以物至之不齐也。如不与物遇，则君子行愿而已矣。”(93)又卷二释《同人卦·象辞》谓：“比以无所不比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为同。”(94)还比如卷四释《睽卦·彖辞》云：“有同而后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略）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则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则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95)都是强调事物存在的差别性。在苏轼看来，“同”总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异”则是绝对的、普遍的，只有在充分注意到事物的差异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同”。其论异同关系，颇富辩证色彩。

晁补之所论亦与其师同，例如其所拟《策问》曰：“圣人立经术以教天下，使天下学者同出于一师，意甚美也。然圣人能以夫所同者养人之心，而不以夫所同者害其志，则善观士者亦必于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所归，则并事之所措，则并时之所遭，则并而由众心度之，则仁智之见，父子殊面，志岂可一哉？”(96)也是主张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秦观曾撰文讨论当时取士之法，认为：“以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科，以笼天下之士，则性各尽其方技，各尽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杰庶乎其无遗矣。”(97)其观点亦出其师说。

主张顺乎作者情感抒发的自然和个性，又必定会反对压抑人的情感抒发和抹杀文学创作的个性，反对强求一律的程式文章。如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就指出：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指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略）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指张耒）等数人耳。(98)

陈师道的批评更为严厉：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才，窒人之耳目，诵其师传造字之说，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是矣。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导其聪明，广其见闻，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如脱墼耳，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矣。求为桓璧彝鼎其可得乎？(99)

王安石的思想学术及文章，如苏轼所说，确是“未必不善”，然必“欲以其学同天下”，其负面影响就显而易见了。因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事物总是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以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种种现象作为理论反思或反映对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创作，当然也应该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而非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耐人寻味的是，苏轼和陈师道的话后来又遭到了朱熹的批评。他认为苏轼“此皆说得未是。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说话？若使弥望者黍稷，都无稂莠，亦何不可？只为荆公之学自有未是处耳”(100)。虽朱熹所说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其思维方式却与苏轼完全不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王安石与朱熹三家思想学术的异同。

由苏轼的情性自然论，由“苏门”诸人对事物异同关系的认识，对作者创作个性的尊重，又使这一文学集团具备了一种灵活开放的联系机制，这显然也是促使其走向兴盛的原因之一。

“苏门”弟子在文学上自然主要是以苏轼为师的，但同时他们也师法苏辙，而且其彼此之间不仅有一种亦友亦师、相互学习的关系，还很注意向“苏门”之外的士人学习，转益多师，切磋琢磨，从而各自在创作上不断得到自由的发展，而绝没有自我封闭、固守一派的做法。像陈师道就是既师从苏轼，又师法黄庭坚，同时还是曾巩的学生。秦观、张耒兼师“二苏”。晁说之与苏轼、曾巩都有师从关系。这种纵横交错的联系，对“苏门”的兴盛是有益的。

此外，“苏门”内部那种融洽自然、坦诚平等、往往令后人称羡的环境和气氛，也是“苏门”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101)。然我们还须注意，这种自由争论的环境，仍是以尊重彼此的创作个性为前提的。他们虽常常相互品评，并无讳饰，但却从未强人从己。比如，苏轼曾致信黄庭坚，请他对晁补之创作中时有过于务奇求新的倾向进行劝诫，其曰：

晁君骚词，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馀，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丽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谓避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不知以为然否？(102)

所谓“恐伤其迈往之气”，正是不欲挫其个性也。

显然，苏轼及其门下弟子的上述思想观念，对充分发挥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自由、丰富创作的风格、推动文学的发展，对养成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和风气、推动这一文学集团的形成和兴盛，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苏门”诸人的创作实绩即为明证。张耒曾有诗描绘过“苏门”兴盛的状况，诗曰：

长翁波涛万顷陂，少翁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藻舒桃李，晁论峥嵘走金玉。六公文字满人间，君欲高飞附鸿鹄。(103)

毫不夸张地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苏轼情性自然论的积极影响和领袖作用下，才最终促成了“苏门”这种各具面目、各有成就的繁荣兴盛局面的出现。

综上，我们认为，“苏门”的形成是在元祐以前。“苏门”形成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从“二苏”与其门下弟子的交游关系还是交游内容来看，都在于文事而非政事。“苏门”诸人虽然在思想学术上多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但实际又存在许多差异。苏轼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兼融儒道，而倡之以情性自然论；苏辙主要是兼融佛老；而黄庭坚虽深受佛学影响，但仍始终是以儒家名节和心性之说为安身立命之地。晁补之等近苏轼，秦观近苏辙，张耒、陈师道则与黄庭坚相似。“苏门”兴盛的原因，除了文学内部的因素之外，主要还在于苏轼的情性自然论推衍至文学领域，便是主张顺应作家思想情感抒发的自然，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而反对压抑作者的情感和抹杀作者的个性，反对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程序文章，从而造成一种融洽宽松、活泼自然的创作环境和气氛，建立起一种既独立又开放的文学集团的联系机制，唱和赠答，切磋琢磨，促进了“苏门”文学创作的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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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瑞生先生曾撰《苏门、苏学与苏体》一文（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提出苏门诸人谒苏轼于王安石当政之时，而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故苏门之立始于国事。苏门之立的思想基础是蜀学。王水照先生则在《“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载《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文中认为，“苏门”的确立是在元祐年间，然“苏门”中人的交往则始于元祐之前；“苏门”的形成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然他们的结派，又有突出的文学性质。我们比较赞同王先生的看法，但认为有些问题仍须作进一步的考察。

(2) 见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10。

(3) 《苏轼文集校注》四十九，页5367。

(4) 关于此前黄、晁、秦、张与苏轼相识和交往的有关情况，可参上举王水照先生《“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一文，此不赘。

(5)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六《秦少游字序》，页732。

(6)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廌传》，页13116—13117。

(7)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一《与李公择书》其四有“某已到扬州，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云云（页5604）。

(8) 此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卷八（中华书局1988年，页168—169）所考。《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十九《辨举王巩札子》曰：“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页3224）

(9) 《栾城集·后集》卷二十《祭王子敏奉议文》曰：“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来学诗书。”（页1392）

(10) ［宋］李昭玘：《乐静集》卷十《上眉阳先生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2册，页302—304。

(11) 《苏轼文集校注》卷四十九《答张文潜县丞书》，页5367。

(12) 此据郑永晓先生《黄庭坚年谱新编》元丰二年、三年所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13) 此据余嘉锡先生说，参其《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0年，页1388—1389）。

(14) ［宋］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三十一），见《全宋文》卷七百一十，曾枣庄、刘琳主编，巴蜀书社，1991年，第17册，页309。

(15) 《黄庭坚全集》第2辑，页148。

(16) 《黄庭坚全集》第3辑，页262。

(17) 《淮海集笺注》卷四《别子瞻学士》，页132。

(18) 《鸡肋集》卷五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18册，页824。

(19)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二《答黄鲁直书》，页5738。

(20)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晁补之传》，页13111。

(21) 《苏轼诗集校注》卷十六《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页1726—1727。

(22) 《鸡肋集》卷二十八《七述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18册，页623。

(23) 《乐静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2册，页302—303。

(24) 《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与黄鲁直简》，页999—1000。

(25)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四《佛指记》，页681。

(26)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十九别集类下《豫章集（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1013。

(27)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论》，页10819。

(28) 《黄庭坚全集》第3辑《寄苏子由书》，页262。

(29)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十一《秦少游真赞》，页2340。

(30)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晁补之传》，页13112。

(31) ［宋］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点校：《张耒集》卷八《临文》，中华书局，1998年，页106。

(32)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十七《荐布衣陈师道状》，页3123。

(33)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十五《上神宗皇帝书》，页2871。

(34)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页10804。

(35)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一，页5516。

(36) ［宋］黄庭坚撰，陈永正、何泽棠注：《山谷诗注续补》卷一《按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233。

(37)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黄庭坚传》，页13110。其诗即《同尧民游灵源庙廖献臣置酒用马陵二字赋诗》，中云：“有器可深川，吾未之学也。”（见《山谷外集诗注》卷六，页938）。

(38) 《山谷内集诗注》卷二《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页105。

(39) 《山谷内集诗注》卷四《和邢惇夫秋怀十首》其四，页165。

(40) 《淮海集笺注》卷三十《答傅彬老简》，页981。

(41)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七《答苏伯固书》，页6364。

(42) 此可参曾枣庄：《〈苏氏易传〉和三苏父子的道家思想》，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3) 参卿三祥、马德富：《苏轼〈论语说〉钩沉》（分别载《孔子研究》1992年2期、《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2期）、舒大刚《苏轼〈论语说〉辑补》（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3期）。

(44) ［宋］苏轼：《东坡易传》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4—5。

(45) 《论语·雍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1983年，页87。

(46) 《论语·阳货》，页175。

(47) 在《论语》中的《子路》和《子张》两篇中，各提到“情”字一次，然非情性之情。

(48) 《论语·述而》，页96。

(49) 《论语·先进》，页125。

(50) 此点参庞朴先生说，见其所撰《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文载《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30）。

(51) 参［汉］王充《论衡·本性》等。

(52) ［战国］荀况撰、［清］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页344。

(53)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增：《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页217。

(54) ［清］郭庆藩辑释：《庄子集解》卷七上，中华书局，1961年，页658。

(55) 《庄子集释》卷八下，页880—881。

(56) 《庄子集释》卷四中《马蹄》，页330。

(57) 《黄庭坚全集》，第11辑，《杨概字序》，页1509。

(58)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十五《议学校贡举状》，页2848。

(5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东坡易传提要》，页6。

(60) 《东坡易传》卷三，页54。

(61) 《东坡易传》卷六，页109。

(62) ［宋］苏轼：《东坡书传》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54册，页503—504。

(63) 如朱熹一方面表扬苏轼解《乾卦·彖辞》“最近于理”，另一方面又批评苏轼此段“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以先后之，务为闪倏滉漾为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措其辞。”（《杂学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99册，页490）清人亦批评其谈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溟恍惚，沦于异学”（《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东坡易传提要》，页6）。

(64)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中庸论》上，页227。

(65)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中庸论》上，页228。

(66)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中庸论》中，页232—233。

(67) 《礼记正义》卷六十三，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694。

(6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1457。

(69)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页2722。

(70) 《嘉祐集笺注》卷二《礼论》，页147。

(71) 《苏轼文集校注》卷二《诗论》，页215。

(72) 《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页1421—1422。

(73)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三《祭龙井辩才文》，页7067。

(74) ［宋］苏辙：《老子解》卷下《不出户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55册，页218—219。

(75) 《栾城三集》卷十，页1567。

(76) 《老子解》卷下《题老子道德经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55册，页236。

(77) 《栾城三集》卷九《书〈传灯录〉后》，页1559。

(78)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六《跋子由〈老子解〉后》，页7434。

(79) 《淮海集笺注》卷二十五，页833。

(80) 《淮海集笺注》卷三十《答傅彬老简》，页981—982。

(81) 《黄庭坚全集》第6辑《与徐师川书》四首其四，页726。

(82) 《黄庭坚全集》第5辑《与洪驹父书》四首其一，页596。

(83) 《黄庭坚全集》第11辑《书赠韩琼秀才》，页1521。

(84) 《黄庭坚全集》第8辑《与王周彦书》，页881。

(85) 《黄庭坚全集》第5辑《与潘子真书》，页623。

(86) 《黄庭坚全集》第8辑《与王周彦书》，页882。

(87) 《张耒集》卷四十五《尽性论上》，页719。

(88) 《张耒集》卷四十七《说道》，页734。

(89)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与鲁直书》，页578。

(90) 《苏轼文集校注》卷十一，页1146—1147。

(91)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6年，页4。

(92) 《张耒集》卷四十八《贺方回乐府序》，页755。

(93) 《东坡易传》卷一，页22。

(94) 《东坡易传》卷二，页28。

(95) 《东坡易传》卷四，页69。

(96) 《鸡肋集》卷三十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18册，页691。

(97) 《淮海集笺注》卷十四《论议》下，页573。

(98) 《苏轼文集校注》卷四十九，页5322。

(99)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六《送邢居实序》，页729—730。案：此段文字又见于明茅维所编《苏文忠公全集》卷十，题为《送人序》，孔凡礼先生校点《苏轼文集》袭之，今人或不察，亦据此引录，误。

(100)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页3099—3100。

(101) 关于此点可参王水照先生《苏门的性质和特征》一文（载其《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此不赘。

(102)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二《答黄鲁直书》，页5741。

(103) 《张耒集》卷十二《赠李德载二首》其二，页214。

第十章　南宋词坛的复雅之风与三家《和清真词》

自唐代以来，诗词唱和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不仅同时代的人可以互相唱和，而且出现了异代追和的情况。诗歌的追和，以苏轼的和陶为显例；词的追和，则应以南宋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的《和清真词》最为代表。苏轼和陶，自有其思想和心态上的原因(1)；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虽大致都生活于南宋后期，然了不相及，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和《清真词》？其和作应如何认识？它们在文学史上又有何意义？都值得探讨。

一、南宋词坛复雅之风的兴起及其理论内涵

南宋高宗绍兴中期，词坛上悄然兴起一股复雅之风。这一时期，论词者多以雅词相尚，并先后出现了一批以“雅词”相标榜的词作总集和别集。像鲖阳居士选录唐至北宋人的词作四千三百馀首，编为《复雅歌词》(2)；曾慥选收唐宋词三百馀首，成《乐府雅词》五卷(3)；南宋书坊刊行词集丛刊，称作《典雅词》(4)；汤衡、陈应行为张孝祥词集作序，皆称其为“雅词”；赵彦端《介庵词》，又称“宝文雅词”；宋谦父《渔樵笛谱》，亦有“壶山雅词”之称等等。皆以“雅词”名集，一时蔚成风气。其后，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赵闻礼《阳春白雪》、周密《绝妙好词》等，大致亦承其馀绪(5)。

以雅论词，并不始于南宋。溯其渊源，可至晏殊。这位仁宗朝的丞相，虽在政治上未有什么特殊的事功，但在奖掖人才和文学创作上，却是有成绩的。他论诗主张委婉含蓄、风调闲雅。欧阳修《归田录》已记之，曰：“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6)又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论及文章风格，以为有朝廷台阁与山林草野之分，诗词亦然。他说：“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教坊格调，则婉媚风流；外道格调，则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甚焉。兹亦与文章相类。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又谓其“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粉气。’故公于文章，尤负赏识。集梁《文选》以后迄于唐别为《集选》五卷，而诗之选尤精。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7)。所谓“善言富贵”，所谓“唯说其气象”，皆是主张诗要含蓄、闲雅，而反对直露和猥俗。其论词亦承其说诗。张舜民《画墁录》载：“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会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8)便是明确倡闲雅而反俗艳的例子。

苏轼以诗论词，也主张雅。他在《祭张子野文》中，曾称道张先：“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9)由诗论到词，以诗衡词，认为张先的词与其诗一脉相承、宛转典丽(10)。他又赞扬陈慥的词，说它“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11)，谓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首中的“渐霜风凄紧”数句，“于诗句不减唐人”(12)，而对柳词的俗艳则有所不取(13)。这都是以诗论词，认为词应作得像诗那样典丽才好，与他的以诗为词，完全一致。

苏轼门下弟子，有与老师的意见相似的，如黄庭坚。他在《小山集序》中评晏几道：“乃独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士大夫传之，以为有临淄之风尔，罕能味其言也。”又说他的词是“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14)，“雅”与“狭邪”相对。因为晏几道的词能够“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所以便与俗艳分界，成了“狭邪”中的“大雅”(15)。由此可见，他也是以诗论词，主张作词应该一如作诗的。能以诗为词，便是雅了。

同是苏门弟子的晁补之，解读小山词的角度，与黄庭坚有异。比如他称赞晏几道的词：“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16)所谓“风调闲雅”，不只是不俗，而且认为词的风格尤应雍容典雅、含蓄蕴藉，而细味“舞低杨柳”两句，确能见出相府人家的富贵气象。由此可以见出他论词应受到晏殊的影响。

苏门后学李之仪对词的看法，又与晁补之有异同。他在《跋吴师道小词》中说：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下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诗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馀，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馀。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馀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彷佛哉。(17)

这已经能从词体上进行认识。他以为词之所以不同于诗，在于它更讲究音律、风调、韵味，自有特色，仅仅是能铺叙、有情致还不够，还要以《花间集》为宗，做到既“字字有据”，又含蓄蕴藉、风调闲雅，方见其妙。晏殊、欧阳修和宋祁的词，便都是其例。所论较之晁补之已有发展。

稍后，李清照更明确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看法。为论述的方便，亦略引之如下：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略）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18)

在主张词的协律可歌和风格的委婉含蓄方面，李清照与李之仪是相同的，但较之李之仪，她的看法更细致了，对词的要求也更高。她认为词在体式上不只是要讲平仄，而且更要讲四声五音、分清浊轻重。同时，她又扬弃了苏轼等人以诗论词的看法，她认为词除了应该像诗那样讲究铺叙、典重、雅丽之外，还应特别重视音律等词自身的特点，并能与情感抒发融合为一。总之，词“别是一家”，那些“不协音律”或“词语尘下”的作品，是不足道的。

据王灼的记载，北宋后期，大晟词人万俟咏“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分五体：曰‘应制’，曰‘风月脂粉’，曰‘雪月风花’，曰‘脂粉才情’，曰‘杂类’。周美成目之曰《大声》”(19)。不过，从万俟咏再编词集分五体来看，他所谓雅，即指那些抒写“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的应制词(20)，这当然是与“风月脂粉”一类的词是不同的。至于南宋黄昇盛赞万俟咏的词是“词之圣者也。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21)，其所谓“雅”，不只是与艳相对，还反对雕琢，他所提倡的，是精工、雅丽与谐婉、自然的统一。

北宋末，黄裳曾自序其词，认为诗有六义，自己的词虽未必能做到像诗那样，但也是“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的，似乎已开了南宋以雅正论词的头(22)。南宋初，黄大舆搜罗咏梅词，编《梅苑》十卷，其序曰：“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23)就是以比兴之法来说词。当然，真正明确以雅正或骚雅来论词的，应属生活在南宋绍兴时期的鲖阳居士。他在《复雅歌词序》中说：

孟子尝谓：“今之乐犹古之乐。”论者以谓，今之乐郑、卫之音也，乌可与韶夏、濩武比哉，孟子之言不得无过。此说非也。《诗》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词也。其言止乎礼义，圣人删取以为经。周衰，郑卫之音作，诗之声律废矣。汉兴，制氏犹传其铿锵。至元、成间，倡乐大盛，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而制氏所传，遂泯绝无闻焉。《文选》所载乐府诗，《晋志》所载砀石等篇，《古乐府》所载其名三百，秦汉以下之歌辞也。其源出于郑、卫，盖一时文人有所感发，随世俗容态而有作也。其意趄格劣，犹以近古而高健。更五胡之乱，北方分裂，元魏、高齐、宇文氏之周，咸以戎狄强种，雄据中夏，故其讴谣淆糅华夷，焦杀急促，鄙俚俗下，无复节奏，而古乐府之声律不传。周武帝时，龟兹琵琶工苏祇婆者，始言七均，牛弘、郑译，因而演之八十四调，始见萌芽。唐张文收、祖孝孙讨论郊庙之歌，其数于是乎大备。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而明宗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于时才士始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我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焉。人人歆艳咀味于朋游樽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以古推今，更千数百岁，其声律亦必亡无疑。属靖康之变，天下不闻和乐之音者一十有六年。绍兴壬戌，诞敷诏旨，弛天下乐禁，黎民欢忭，始知有生之快，讴歌载道，遂为化国。由是，知孟子以今乐犹古乐之言不妄矣。(24)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25)鲖阳居士这里所谓“复雅”，就是以儒家的传统诗教来要求词，是要恢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诗教，而反对侧艳靡丽之音。联系到他评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谓“‘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与《考槃》诗相似”(26)。正与此处所论相吻合(27)。

稍后于鲖阳居士，曾慥编《乐府雅词》，也是以雅论词的，不过，与鲖阳居士并不完全相同。其序曰：“予所藏名公长短句，裒合成篇，或后或先，非有诠次，多是一家，难分优劣。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缪为公词，今悉删除。凡三十有四家，虽女流亦不废。此外又有百馀阕，平日脍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则类于卷末，以俟询访，标目拾遗云。”(28)可知他所谓雅，既与谐谑、艳冶相对，也是主张词应闲雅深婉的，这主要是承续北宋晁补之、李之仪的看法了。

绍兴年间，对雅词的提倡，还表现在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评价上。像王灼虽以“中正”论乐，然对苏词的评价却很高。他认为：“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矣。”(29)便是以苏轼的以诗为词纠正词坛侧艳的词风。再像汤衡，他在孝宗乾道年间为张孝祥的词作序，由苏轼论到张孝祥，也对以诗为词多所肯定。他说：“寓以诗人句法，无一丝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微张公之词，同一关键。”“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初若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30)其看法都延续了自苏轼以来的以诗论词的观念。

总之，北宋人论词已重视雅，但涵义则各有不同。晏殊是以含蓄、闲雅论词；苏轼、黄庭坚是以诗衡词，主张词一如诗，应典雅清丽，而与俗艳分界；晁补之是从风调和风格上体认词的雍容典雅；李之仪不但认为词应雍容典雅，而且从声律上认识到词与诗的不同；而李清照则扬弃了苏轼等人的看法，既强调词的声律，又认为词应有铺叙、典雅，应有故实和情致，全面论述了她主张词“别是一家”的观点；黄裳以雅正要求词，虽非自觉，但也兆示了南宋崇雅词风的兴起。至南宋绍兴年间，鲖阳居士、曾慥等所论虽各有侧重，然大致都明确提出“复雅”的口号，则是以儒家的传统诗教来论词，雅正或骚雅遂成为词坛所崇尚的主流的词学观念。

至于南宋绍兴以后人们对雅词的认识，多综合北宋以来晁补之、李之仪、李清照和鲖阳居士等两派人的看法，而更强调词自身的特点，且所论更为具体。比如，吴文英就说：“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髙，髙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31)张炎则说：“词欲雅而正之，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32)主张学姜夔词的“骚雅”。又说“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33)他们都认为词应协律，应温婉、雅正，但不赞同以诗为词。至张炎更认为：“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作长短句诗耳。”(34)把豪放词竟放到了雅词的对立面，明确反对以诗为词，与王灼、汤衡等人大不相同。他的弟子陆行直，论词也主张分雅郑，但认为词最好是“近雅而又不远俗”(35)，加以折中，则与其师又有所不同了。

南宋崇雅词风何以会在高宗绍兴时期兴起呢？这与绍兴中期以后宋、金关系渐趋稳定、朝廷礼乐文教的逐渐复兴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制作大晟雅乐，并陆续施之于朝野，本有倡雅斥俗的意向（这也是为何北宋末黄裳等人渐以雅正论词的原因），然所谓大晟雅乐既颇杂俗乐，而施行效果亦属有限。故《宋史·乐志》载：“政和间，诏以大晟乐施于燕飨，御殿按试，补徵、角二调，播之教坊，颁之天下。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宫调多不正，皆俚俗所传。及命刘昺辑《燕乐新书》，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非复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说之乐’以借口者。末俗渐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旨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36)便道出了北宋末至南宋初燕乐施行的实际情况。

靖康之难，徽、钦二宗并后妃宗室以及国家九鼎八宝、礼器法物、天文仪器、馆阁图籍、金银珠宝等，悉被掳掠北去。不但有宋二百年基业，一朝倾覆，亦为华夏文化之一大劫难。宋高宗即位后，赵宋政权得以延续。然建炎、绍兴初，宋、金之间，战争颇仍，朝廷自不暇顾及礼乐文教之事。绍兴五年（1135），宋徽宗崩于五国城，七年，消息传至临安，宋高宗还曾多次下诏，祭奠期间朝野禁乐。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和议，两国以淮河为界，宋割让唐、邓二州等地与金，每年贡纳绢、银各二十五万匹、两，金国则归还高宗生母韦氏并宋徽宗灵柩等。次年（1142），和议生效，是为“壬戌之盟”。和议初成，宋高宗便诏臣下讨论“祖宗故事”(37)，一再申言要恪守祖宗家法，以仁义治国，以礼治国，并要以汉文帝为师法对象(38)。待到高宗生母、皇太后韦贤妃自金国返回临安，徽宗、显肃、懿节皇后梓宫亦南归，朝野上下，一片颂扬之声。当时献赋颂者千馀人，至有称其“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者，有献《绍兴圣德颂》者(39)。于时，高宗下诏兴办太学(40)，多次下令访求遗书，以实三馆(41)，更“诏中外臣民，自今月（即十月）丙寅后，并许用乐。初以梓宫未还，故辍乐以待奉迎。至是，太母还宫，将讲上寿之礼，故举行焉”(42)。绍兴十三年五月，“太常寺言，郊祀仗内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乐工全阙，乞下三司差拨。从之”(43)。到了绍兴十四年（1144），被罢省近二十年的教坊，也重新设置起来(44)。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词坛上复雅风气的兴起，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实际上是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试图重建自北宋以来的礼乐秩序和思想文化统绪进程中的产物，是人们的政治与文化中兴愿望在词坛上的具体反映。

二、复雅的范式：《清真词》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一向具有短小精悍和具体形象等特点，词论也不例外。当词论家们反复阐释着雅的内涵时，他们同时也总是会标举出其心目中具体的雅词典范。晁补之、李之仪等人所标举的雅词典范，主要是指欧阳修、宋祁和晏殊、晏几道的作品（不过，这些词人尚难入李清照之法眼）。南宋初，又有以苏轼词为雅者，但那多半是要以苏词纠正词坛的俗艳之风。随着鲖阳居士等人所提倡的复雅之风的兴起，周邦彦的词逐渐成为词论家们所标举的雅词范式。

周邦彦文名早著，年轻时既以《汴都赋》一命为太学正，名动海内，诗亦为时人所推崇(45)。他在政和六、七年间（1116—1117）短暂提举大晟府，就是因为他精通音律、擅长短句的缘故(46)。然而，他的词真正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在词坛上享有盛名，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至有所谓“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之说(47)。南宋绍兴年间，王灼将周邦彦与贺铸相提并论，称他的词“语意精新，用心甚苦”，“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48)，评价极高。贺铸此可不论，以北宋新旧党争之在《清真词》中所得到的委婉曲折的反映来看，称《清真词》骚雅，大致是符合实际的(49)。

其后，沈义父论词，角度又不同。他受吴文英影响，于作词提出讲究音律和措辞用语诸标准，而在他看来，符合这些标准的词人，非周邦彦莫属。他说：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学者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50)

对此，近人蔡嵩云解释道：“《指迷》论词，首列标准四。清真最为知音，则律协矣；无一点市井气，则字雅矣；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来自唐宋诸贤诗句，而不用经史生硬字面，则直突狂怪之病免，而深长之味柔婉之意备矣。合乎四标准者，宋词中以清真为最。其馀或优于此而绌于彼，所以推清真独为冠绝也。”(51)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观《乐府指迷》中所举之例多从清真词中来可知。

南宋杨缵，擅长鼓琴，精通音律，曾撰《圈法周美成词》，虽今已佚失，然从他的《作词五要》所列的“择腔、择律、填词按谱、随律押韵、要立新意”五条看(52)，其书必是从声律上对周邦彦词进行圈点，以示人作词轨则的。最为知音的周邦彦的词，当然是他心目中的作词典范。

张炎论词，主张清空雅正，故较之对姜夔词的推崇备至，他对清真词不免有微词(53)，但总的看来，他既然师法杨缵，重视声律，对清真词的评价也就仍然很高。例如他称赞周邦彦“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54)，又谓其词“风流蕴藉”，“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等等(55)，也是把清真词当作雅词的典范，是没有疑问的。

沈义父、张炎等人极为推崇清真词的声律之美，至推为典范，亦有现实的原因。宋徽宗宣和末，朝廷下诏革除弊事，大晟府和教乐所教坊人员，曾经被大量裁减，及至靖康之难，教坊乐工等多被掳掠北去，南渡者则散在民间。绍兴中，宋高宗虽曾下诏恢复教坊，然后来又加裁削，以至朝廷每有大型的礼乐宴会活动，不得不从临安府衙前乐中差拨。词乐渐失。这就使得一般填词的人必须更多地依前代著名词家习用的词调仿作。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只当以古雅为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56)又曰：“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然后更将古知音人曲，一腔三两只参订。如都用去声，亦必用去声；其次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57)他主张填词应以清真词中和其他知音者所用词调为准，虽主要是反对和纠正乐工随意改变词调的做法，但也道出了在“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的情况下、在词乐渐失的情况下，《清真词》的音乐典范价值。

南宋词选多以“雅”相尚，从周邦彦入选的词作数量来看，也可见其地位颇高。像黄大舆编《梅苑》，选周邦彦词12首；曾慥编《乐府雅词》，选词人34家，周邦彦词入选33首；至黄昇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选词人134家，周邦彦词入选17首。从入选词作的数量看，虽未必是首选，然皆位处前列是没问题的。

清真词的版本，据吴则虞先生的考证，在南宋有11种，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著录曹杓《注清真词》二卷和《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强焕序、淳熙七年溧水刊本《清真词》二卷和溧水刊本的翻刻本《片玉集》二卷，杨缵《圈法周美成词》本，陈元龙注、刘肃序《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和覆刻《陈注》本，黄昇《花庵词选》所引《清真诗馀》本、《三英集》本、《清真集》本和《美成长短句》本。加上沈义父所推举的《周词集解》，当有12种(58)。刻本和注本之多，为两宋词人之冠。而其实际数量当还不止于此。可见周邦彦词之在南宋为人所推重和影响之大。

南宋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三家《和清真词》的出现，正是上述词坛风气下的产物。

三、“把周郎旧曲谱新翻”：三家《和清真词》的分析

方千里和杨泽民，生平皆不详。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二谓方千里曾官舒州签判。杨泽民，据毛晋《和清真词跋》，则只知道他是崇安人。陈允平，字衡仲，又字君衡，号西麓，四明（今宁波）人(59)。大约三人皆生活于南宋后期，陈允平已入元朝。明末毛晋在《和清真词跋》中说：“美成当徽宗庙时，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60)加上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我们这里统称作三家《和清真词》。

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为何要和周邦彦的词，他们自己并未明说过，然从上文所述可知，三家《和清真词》是南宋词坛崇雅风气影响下的产物，当无问题。杨泽民在词中写道：“往日周郎为唱首，今将高韵重翻旧。”(61)他们对清真词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唱和的性质上看，三家《和清真词》属于学习之作，大致不差。

周邦彦擅音律，常以周瑜自比，像“周郎逸兴，黄帽侵云水”(62)，“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63)，“休将宝瑟写幽怀，坐上有人能顾曲”(64)，皆为其例。故南宋楼钥即称其“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已”(65)。沈义父谓其最为知音。清真词也以多创调和声律优美为后人所推崇。吴文英《梦窗词》中用清真词调，多达六十馀阕。沈义父更认为作词择调，应以清真词为准。方千里等人当然并非不谙音律(66)，然其《和清真词》，首先也是从音律上的学习着眼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八《和清真词提要》中曾指出：“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67)这是符合实际的。兹举［瑞龙吟］词，以见一斑。

周邦彦原作：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曾记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晩，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68)

方千里和作：

楼前路，愁对万点风花，数行烟树。依依斜日红收，暮山翠接，平芜尽处。　　小留伫。还是画栏凭暖，半扄朱户。帘栊尽日无人，消凝怅望，时时自语。　　堪恨行云难系，赋情杨柳，徘徊犹舞。追想向来欢娱，怀抱非故。题红寄绿，魂断江南句。何时见、轻衫雾唾，芳茵莲步。燕子西飞去。为人试道，相思闷绪。空有肠千缕。清泪满，斑斑多于春雨。忍看鬓髪，密堆飞絮。(69)

此调始于周邦彦，双拽头，由正平调转大石调，再转正平(70)。方千里和作，不但平仄皆与原词相同，而且，平上去入四声也都与原作一一相合。杨泽民和陈允平所和二首，除个别字的四声外，也都与原作相吻合。

周邦彦词在艺术手法上最善于在反复铺张渲染之后，径接以率真本色之语，景与情、婉转妍丽与清新自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其词兼有浑厚委婉和清疏淡雅之美。例如他的［少年游］，上片描述其早年汴京生活中的一幕：“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燕婉之情，极为温馨。至下片则径以口语出之：“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71)虽极为直白率真，却绝不卑俗，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最是清真词本色。方千里等三家《和清真词》有时亦能达到此一境地。陈允平的和作［满路花］写道：

离歌泣断云，别舞愁飞雪。凤皇台上望，琼箫绝。钗分玉燕，寸寸回肠折。碧空归雁阔。犹有疏梅，岁寒独伴高节。　　鲛绡罗帊，泪洒胭脂血。悠悠江上水，天连接。朱楼遍倚，万里空情切。此恨凭谁说，天若有情，料天须有区别。(72)

上片起笔便点明离别，而景为情设，愁云惨淡，飞雪漫舞，归雁、疏梅，水天悠悠，反复点染，遂衬出结拍的“此恨凭谁说，天若有情，料天须有区别”数句。其内心的哀怨也发展到极点。

再像杨泽民的和作［法曲献仙音］：

汀蓼收红，井梧凋绿，呖呖征鸿南度。静听寒砧，闷欹孤枕，蟾光夜深窥户。露暗滴，芭蕉重，萧萧本非雨。　　砌蛩语。怎知人、漏长无寐，因念游子，路修道又阻。蚤起懒晨妆，自秋来、眉黛谁妩。净几眀窗，但无憀、空对蛮素。早知伊，别后恁久，悔教轻去。(73)

周邦彦原作的写作时间，从词中“耿无语，叹文园、近来多病情绪懒”看，大约写于元祐外任期间，词的上片写初夏之景，下片为离别之情。陈允平和作拟闺阁之音，着眼听觉，“呖呖征鸿”、“寒砧”、“露滴”、“蛩语”、“漏长”等等，反复渲染，又皆细小之声，从中便见出闺中之人的百无聊赖，遂有末句的“早知伊，别后恁久，悔教轻去”的怨恨。颇得清真词之神。

从诗词唱和的角度看，唱和之作在题材和主题、手法和风格等方面，多趋于相同。三家《和清真词》也不例外。其中很多作品在风格上都已接近原作。比如，周邦彦有［霜叶飞］，词曰：

露迷衰草，疏星挂，凉蟾低下林表。素娥青女斗婵娟，正倍添凄悄。渐飒飒丹枫撼晓，横天云浪鱼鳞小，见皓月相看，又透入清辉半饷，特地留照。　　迢递望极关山，波穿千里，度日如岁难到。凤楼今夜听秋风，奈五更愁抱。想玉匣哀弦闭了，无心重理相思调。念故人牵离恨，屏掩孤颦，泪流多少。(74)

方千里和作：

塞云垂地，堤烟重，燕鸿初度江表。露荷风柳向人疏，台榭还清悄。恨脉脉，离情怨晓。相思魂梦银屏小。奈倦客征衣，自遍拂尘埃，玉镜羞照。　　无限静陌幽坊，追欢寻赏，未落人后先到。少年心事转头空，况老来怀抱。尽绿叶红英过了，离声慵整当时调。问丽质，从憔悴，消减腰围，似郎多少。(75)

周邦彦原作具体写于何时已不能定，然大致当为元祐外任期间所作。上片写景，秋色迷离；下片由景到情，写离别之怨，由自己的“度日如岁”，设想到对方亦当“屏掩孤颦”、“五更愁抱”，哀婉凄怨。方千里和作上片也写秋景，然点出“倦客征衣”，便有羁旅行役之愁；下片忆旧伤怀，“少年心事转头空，况老来怀抱”，更有无限感慨。结拍同样是从对方设想。词风婉丽，一与周词相似。

再如前举周邦彦的名作［瑞龙吟］“章台路”一首。此词大约写于绍圣四年（1097）。在经历了元祐年间长达十年的外任之后，周邦彦返回京城，寻访旧迹，当年在京的生活情景，恍在目前。虽“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然毕竟“事与孤鸿去”。不禁感慨系之，于是，写下了这首词。从对往事的追怀中，从“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的话语中(76)，我们不难感受到其深沉的身世之感，感受到其词婉转含蓄、幽咽低回的艺术美。

下面看陈允平的和作：

长安路。还是燕乳莺娇，度帘迁树。层楼十二阑干，绣帘半卷，相思处处。　　漫凭伫。因念彩云初到，琐窗琼户。梨花犹怯春寒，翠羞粉怨，尊前解语。　　空有章台烟柳，瘦纤仍似，宫腰飞舞。憔悴暗觉文园，双鬓非故。闲拈断叶，重托殷勤句。频回首，河桥素约，津亭归步。恨逐芳尘去。眩醉眼尽，游丝乱绪。肠结愁千缕。深院静，东风落红如雨。画屏梦绕，一篝香絮。(77)

和作同样写章台寻旧，感慨今昔，情境既相似，风格亦幽怨婉丽，而词中以司马相如自比，也是恰如其分的。词中“闲拈断叶，重托殷勤句”，“恨逐芳尘去，眩醉眼尽游丝乱绪”数句，置之周词中，可乱楮叶。

其他如方千里［西平乐］“倦踏征尘”、［塞翁吟］“暮色催更鼓”、［隔蒲莲］“垂杨烟湿嫩葆”，杨泽民［渡江云］“渔乡回落照”，陈允平［诉衷情］“嫩寒侵帐弄微霜”、［满庭芳］“槐影连荫”等等，尤其是很多令词，像方千里的［少年游］“丹青闲展小屏山”、［诉衷情］“一钩新月淡于霜”，杨泽民［诉衷情］“侵晨呵手怯清霜”，陈允平［红罗袄］“别来书渐少”等，风格上都与原作相近。

周邦彦《清真词》艺术成就很高，三家和作在题材和主题以及手法、风格上囿于原作，颇难超越，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们在学习和摹仿原作的同时，又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创新和开拓，同中求异，尤其是当他们摆脱原词的约束，以和作的形式反映自己身边的生活和抒写其特定的思想情感时，其取得的成绩就更显而易见了。

先看方千里的一首［南乡子］：

西北有高楼。淡霭残烟渐渐收。几阵凉风生客袖，飕飕。心逐年华衮衮流。　　花卉满前头。老懒心情万事休。独倚栏干无一语，回眸。鼓角声中唤起愁。(78)

周邦彦原作是拟歌者言，写闺怨。其词曰：“晨色动妆楼。短蜡荧荧悄未收。自在开帘风不定，飕飕。池面冰澌趁水流。　　早起怯梳头。欲绾云鬟又却休。不会沉吟思底事。凝眸，两点春山满镜愁。”(79)上片从歌者妆楼写到楼外初春之景，过片逗引出楼上之人：慵懒、寂寞、忧愁。“不会沉吟思底事”？词中这位女性忧愁的原因，读者已能领会。词写得委婉含蓄。方千里的和作与此不同，他是自抒客居幽情。淡霭残烟和阵阵凉风所引发的，是词人心中油然而生的叹老伤逝之情，词中隐隐流露出一种深沉的身世之感。词风也清疏苍健。

陈允平的词，张炎称其“本制平正，亦有佳者”(80)。其词集《日湖渔唱》中的作品如此，《西麓继周集》大体也是如此。词风温婉雅正。然他和周邦彦的词中，有时也呈现为另一种风貌。像下面的这首［一寸金］，即为一例。

吾爱吾庐，甬水东西半村郭。试倚楼极目，千山拱翠，舟横沙觜，江迷城脚。水满苹风作。阑干外，夕阳半落。荒烟暝，几点昏鸦，野色青芜自空廓。　　浩叹飘蓬，春光几度，依依柳边泊。念水行云宿，栖迟羇旅，鸥盟鹭伴，归来重约。满室凝尘澹，无心处，宦情最薄。何时遂、钓笠耕蓑，静观天地乐。(81)

周邦彦原作写于晚年客居新定（今浙江建德）时。词曰：“州夹苍崖，下枕江山是城郭。望海霞接日，红翻水面，晴风吹草，青摇山脚。波暖凫鹥作，沙痕退、夜潮正落。疏林外，一点炊烟，渡口参差正寥廓。　　自叹劳生，经年何事，京华信漂泊。念渚蒲汀柳，空归闲梦，风轮雨楫，终辜前约。情景牵心眼，流连处、利名易薄。回头谢、冶叶倡条，便入渔钓乐。”(82)建德位于新安江畔，水村山郭，景色优美。周邦彦词上片即写其地山水景物；下片兴归隐之情，亦其晚年真实心态。陈允平和作与原词的主题、构思都相同，然因其是写故乡四明的山水，笔端便充满了一种浓浓的乡情。不仅景象阔大，而且飘蓬之感、羁旅之叹和退归之思的抒发，也都更自然而然。风格清疏劲健。

再看他的另一首词［迎春乐］：

江湖十载疏狂迹。红尘里、倦游客。驻雕鞍、问柳东风陌。花底帽，任欹侧。　　斗酒百篇呼太白。傲人世、醉中一息。何日赋归来，水之南，云之北。(83)

较之原作的忆旧，此词直抒胸臆，狂放不羁，风格也更为豪放、清旷，在陈允平词作中实别具一格。

在三家《和清真词》中，与原作相比，走得更远的，还应属杨泽民的和作。杨泽民生平行事今虽已不能详，然从其词中大致可知，他生活于晚宋时期，曾长期沉沦下僚(84)。因此，他在《和清真词》中所表现的，便多是一位下层仕宦者的喜怒哀乐。且看以下数词：

［南乡子］《宁都登楼》：

乘月上髙楼。一片清光浩莫收。帘卷西风知客意，飕飕。山自纵横水自流。　　却绕古城头。尘事匆匆得少休。遥送征鸿千里外，明眸。消尽人间万种愁。(85)

［齐天乐］《临江道中》：

护霜云淡兰皋暮，行人怕临昏晚。皓月明楼，梧桐雨叶，一片离愁难翦。殊乡异景，奈频易寒暄，屡更裀簟。案牍纷纭，夜深犹看两三卷。　　平川回棹未久，简书还授命，又催程限。贡浦南游，桃江西下，还是水行陆转。天寒雁远。但独拥兰衾，枕檀谁荐。再促征车，月华犹未敛。(86)

［风流子］：

行乐平生志，方从事，未出已思归。叹欢宴会同，类多睽阻，冶游踪迹，还又参差。年华换，利名虚岁月，交友半云泥。休忆旧游，免成春瘦，莫怀新恨，恐惹秋悲。　　惟思行乐处，几思为春困，醉枕罗衣。何事暗辜芳约，偷负佳期。念待月西厢，花阴浅浅，倚楼南陌，云意垂垂。别后顿成消黯，伊又争知。(87)

第一首词的原作前文已引及，内容是写闺怨，陈允平和作则全与原词不相干。他写清秋之夜偶得闲暇披襟登楼的感受，明月清风，霜天寥阔，不觉已将尘世的种种烦扰统统忘却。风格清疏旷放。第二首写宦途奔波的劳苦，与原作的忆旧亦有不同。词中写鞍马劳顿、案牍烦倦、天寒路远、行色匆匆，客观地记录了下层官吏仕宦的艰辛和劳碌。通篇叙事，风格简质，也与原词不近。第三首词写仕宦无趣、虚度岁月，徒使人增思亲念友之情。这和他在另一首词中所写道的，“微官系缚，期会良苦。封侯万里，金堆北斗，不如归去”(88)，那种在出处进退问题上的矛盾复杂的心态和感情是一致的，而与周邦彦原作写元祐外任期间的忧怨，并不相近。词的语言也浅易，风格质朴。

杨泽民的和作，还往往有题或题注。如［风流子］“佳胜古钱塘”一首，题为《咏钱塘》。［兰陵王］“翠竿直”一首，题作《渔父》。［瑞鹤仙］“依山仍负郭”一首，题下注曰：“忆旧居，呈超然，示儿子及女。”［蕙兰芳］“池亭小”题下注写道：“赣州推厅新创池亭、画桥，时宴其中，令小春舞。小春乃吾家小妓也。”［六幺令］“道骨仙风”一首，则题下注说：“壬寅四月，扶病外邑催租，寄内。”更有许多和作咏红莲、茉莉、兰花、水仙、梨花、桃花、梅花、木樨等等，与原作的内容都不相涉。可以见出，他的《和清真词》常常摆脱原作，自由抒写，风格自然各不相同。他所依傍的，只是清真词的词调、声韵而已。

就三家《和清真词》来看，方千里和作将清真词“字字奉为标准”，守律最严。其词字句工丽，音节顿挫，风格较近原作。陈允平学清真词，则于声律、字句、结构等皆效原作，大致比较匀称，和作温婉、雅丽、平正，与《日湖渔唱》的风格差别不大。杨泽民和作的特点，则主要是学周词的声律而时时加入新的内容，离开清真词较远了。

四、三家《和清真词》的文学史意义

诗词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和作与原作在题材、主题、手法和风格等方面往往会构成一种相互照应的关系。原作决定和作，而由和作也可以窥见原作，和作在某种意义上不妨看作是一种文学接受。因此，三家《和清真词》不仅本身取得了各自的文学成就，而且，从文学接受上看，它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理解《清真词》，提供了参证和帮助。

且看下面的两首原作和陈允平的和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去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89)

——周邦彦［满庭芳］

新篁揺动翠葆，曲径通深杳。夏果收新脆，金丸落、惊飞鸟。浓翠迷岸草，蛙声闹，骤雨鸣池沼。　　水亭小，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纶巾羽扇，困卧北窗清晓。屏里吴山梦自到，惊觉，依然身在江表。(90)

——周邦彦［隔浦莲］

槐影连阴，竹光抟露，小荷新绿浮圆。箪纹如浪，绡帐碧笼烟。回合溪桥一曲，初雨过，流水溅溅。阑干外，沙鸥野鸟，飞过钓鱼船。

浮生，同幻境，眼空四海，迹寄三椽。但随天、休问我后谁前。要识渊明琴趣，真真意，都在无弦。熏风里，纶巾羽扇，一枕北窗眠。(91)

——陈允平和作

铅霜初褪凤葆，碧斾侵云窈。万绿伤春远，林幽乐，多禽鸟。斜阳堤畔草，游鱼闹，暗水流萍沼。　　翠钿小，凉亭醉倚，接巾任敧倒。月眀庭树，夜半鹊飞惊晓。隔岸苹乡梦渐到，吹觉，一襟风露尘表。(92)

——陈允平和作

周邦彦的两首词都写于他在元祐末和绍圣初任溧水县令的任上。［满庭芳］一首是名作，现在我们理解起来，大致已无问题。词的上片写江南水乡的夏日之景，却不觉随之兴起一种宦海漂泊的无奈和幽怨之情。第二首［隔浦莲］，写法与［满庭芳］相似，上景下情，只是宦海漂泊的无奈换成了殷殷的乡关之思。陈允平和作［满庭芳］上片也写江南夏日之景，下片则无异于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年年如社燕，飘流翰海，来寄修椽”，便是“浮生同幻境”；“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那也就是“但随天、休问我后谁先”；“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陈允平的解答则是：“要识渊明琴趣，真真意，都在无弦。”［隔浦莲］亦然。下片对原作“屏里吴山梦自到，惊觉，依然身在江表”的解读，便是“隔岸苹乡梦渐到，吹觉，一襟风露尘表”，正相契合。

再看周邦彦的［西园竹］：

浮云护月，未放满朱扉。鼠摇暗壁，萤度破窗，偷入书帏。秋意浓，闲伫立、庭柯影里，好风襟袖先知。　　夜何其，江南路绕重山，心知漫与前期。奈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雁信绝清，宵梦又稀。(93)

这首词的写作时间，罗忼烈先生据“江南路绕重山，心知漫与前期”两句，并参之以集中他作，推测是周邦彦“将返江南之作”，具体为哪一年，则不可考(94)。然细味词意，并参之以陈允平和作，我们以为当是周邦彦元祐末、绍圣初在溧水县令任上所作。

周邦彦词的上片写秋夜之景，然“鼠摇暗壁，萤度破窗”和“闲伫立，庭柯影里”数句，已可知词人此时必在外地任上，而从“江南路绕重山”看，时当在溧水，此时词人已外任近十年。下片说：“江南路绕重山，心知漫与前期。”意谓何时能回京城，尚不可知，词人此时忧怨的心态可以想见。所以，下片紧接着才会写出“奈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这样沉痛的词句。“萧娘”所指何人，今已不可考，然观《清真词》中元祐年间所作，常用此典。比如［浣溪沙］一首：“不为萧娘旧约寒，何因容易别长安。预愁衣上粉痕干。　　幽合深沉灯焰喜，小炉邻近酒杯宽。为君门外脱归鞍。”(95)罗忼烈先生考其为绍圣三年自溧水赴京途中作，大致可取。又有［夜游宫］一词，曰：“叶下斜阳照水，卷轻浪，沉沉千里。桥上酸风射眸子，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　　古屋寒窗底，听几片、井桐飞坠。不恋单衾再三起，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96)也必是元祐年间外任时所作，皆可为判定此词的作年之证。

现在看陈允平的和作：

昏昏冥色，乱叶拥云扉。渚兰风润，庭桂露凉，香动秋帏。独向闲亭步月，阑干瘦倚，此情惟有天知。　　纵如其。黄花时节归来，因循已误心期。欲写相思寄与，愁拂鸾笺，粉泪盈盈先满纸。正寂寞，楼南雁过稀。(97)

上片写秋夜清景，然既云“独”自步月，“瘦”倚阑干，其孤独寂寞、离别相思之情已可知。故下片只就愁怨二字抒写：“黄花时节归来，因循已误心期。”纵然是现在回来，也已误了前约，更何况这只不过是一己的痴想呢？于是未寄相思，泪已满纸。词虽通篇从对方着笔，然所写情境仍反映出陈允平对原词的理解，而这适可补证周邦彦原作也必是元祐外任时期抒发忧怨之情的作品。

周邦彦又有［解蹀躞］一词，曰：

候馆丹枫吹尽，面旋随风舞。夜寒霜月，飞来伴孤旅。还是独拥秋衾，梦馀酒困都醒，满怀离苦。　　甚情绪，深念凌波微步。幽房暗相遇，泪珠都作，秋宵枕前雨。此恨音驿难通，待凭征雁归时，寄将愁去。(98)

此词的具体写作时间已难确定，然既云“候馆”、“孤旅”，云“满怀离苦”，则由羁旅行役之愁，转而写离别相思，还是显而易见的。故下片忆旧，点出所思之人，而忆旧给词人带来的，是更深沉的忧伤。词人所思之人是谁呢？我们现在当然无法判断。然陈允平的和作或可给我们提供一个启发。

岸柳飘残黄叶，尚学纤腰舞。谢他终日，亭前伴羁旅。无奈历历寒蝉，为谁唤老西风，伴人吟苦。　　闷无绪。记得芙蓉江上，萧娘旧相遇。如今憔悴，黄花惯风雨。把酒东望家山，醉来一枕闲窗，梦随秋去。(99)

此词与原作相似，上片抒发羁旅行役之愁，下片也同是忆旧，只是把原作中的“深念凌波微步，幽房暗相遇”，换成了“记得芙蓉江上，萧娘旧相遇”。把原词作者的相思之人落实为“萧娘”，这无疑为原词下了一个有趣的注脚，联系到上文所举清真词中的“萧娘”，我们不能不认为陈允平的解读是有参考价值的。

总之，从文学接受上看，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在追和《清真词》的过程中，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清真词》的理解，因而三家《和清真词》在周邦彦词的接受过程中，在词史的演进过程中，也就具有了某种独特的价值。它有助于我们对周邦彦词的理解，也丰富了文学史的研究(100)。而且，既然崇雅词风是南宋朝廷礼乐文化重建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作为崇雅词风表征之一的三家《和清真词》，也便具有了同样的文化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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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本书第八章《苏轼和陶及其诗学和文化意义》。

(2) 是书编于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参见鲖阳居士此书序言）。编选情况略见南宋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序》等。其书至清已佚失，近人赵万里先生有辑本。

(3) 此书成于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参见宋曾慥《乐府雅词引》。

(4) 据赵万里先生所考，《典雅词》今存十七种，详可参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三《跋〈典雅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词序》等。

(5) 对宋人的以雅论词，学界已有较多关注。如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赵晓兰《宋人雅词原论》（巴蜀书社，1999年）等，皆有所论列，颇有见地。然诸书或属通论，或侧重词派风格，或具论选本，与本书角度不同，读者可以参看。

(6)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页21。

(7) ［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页46—47。此处“五卷”当为“二百卷”，惜已不传。郑樵《通志·艺文略》总集类著录晏殊《名贤集选》一百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晏殊《集选目录》二卷，曰：“丞相元献公晏殊集。《中兴馆阁书目》以为不知名者，误也。大略欲续《文选》故亦及于庾信、何逊、阴铿诸人，而云唐人文者亦非也。莆田李氏有此书，凡一百卷。力不暇传，姑存其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444）又，欧阳修《居士集》卷二十二《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序》，则谓晏殊曾“集类古今文章为《集选》二百卷”（《欧阳修诗文集校笺》，页640），然至南宋似仅存百卷矣。

(8) ［宋］张舜民：《画墁录》，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册，页218。“调”，当作“词”；“绿”，或作“彩”，集作“针”；“慵”，集作“闲”。

(9) 《苏轼文集校注》卷六十三，第9册，页6992。

(10) “典丽”当然还不能直接等同于“雅”，但它作为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南北朝时，“典丽”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论范畴。如，梁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曰：“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使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未逮耳。”详可参同门友张伯伟教授《锺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文载其《锺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71—372）〕，在这里显然是与“俗”相对的（所谓“绝俗”）。所以，我们认为苏轼此论是他以雅论词的渊源。

(11) 《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十三《与陈季常书》，第8册，页5884—5885。

(12) ［宋］赵令畴：《侯鲭录》卷七：“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37册，页407）苏轼在这里虽注意到柳永词雅的一面，然终以柳词为俗。

(13) ［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明月如霜”词题下注：“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宋人选唐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下册，页601）即可见苏轼不满柳词的俗艳。

(14) 郑永晓校辑：《黄庭坚全集》，上册，页619。

(15) 当然，“狭邪”中的“大雅”，还不能完全等于“雅”，观黄庭坚《小山集序》可知。

(16) ［宋］赵令畴：《侯鲭录》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37册，页407。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此语句略有不同。晏几道作词之有富贵气象，除了他的特殊出身之外，自然也受到其父晏殊的文学观念的影响。

(17) ［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0册，页580。

(18)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下册，页254。

(19)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册，页114—115。

(20) 《碧鸡漫志》卷二，页118。

(21) ［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唐宋人选唐宋词》下册，页658。

(22) ［宋］黄裳：《演山集》卷二十，《演山居士新词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0册，页149。对黄裳此序，诸葛忆兵教授论徽宗朝大晟雅词的创作已涉及，他认为黄裳“第一次以赋比兴之义解说向来被视为‘小技’、‘小道’的歌词”（参见其所著《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页81）。然细味其序，似还不能这样说。黄裳本意不过是说他自己的词是合乎古义的，而并非郑卫之音或俗艳之作。

(23) 黄大舆：《梅苑序》，《唐宋人选唐宋词》上册，页195。关于黄氏生平行事，略可参赵晓兰《宋人词选略论》所考（载其《宋人雅词原论》，巴蜀书社，1999年，页284—287）。

(24) ［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十一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41册，页511），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引此谓出《能改斋漫录》，虽较略，今以参校。

(25) 《毛诗大序》，《毛诗正义》卷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272。

(26)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此词题下引鲖阳居士，《唐宋人选唐宋词》下册，603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歌词类”著录《复雅歌詞》五十卷，谓：“题鲖阳居士序，不著姓名。末卷言宫词音律颇详，然多有调而无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632）把此序与此词评语相参证，可知是书应为鲖阳居士所编撰。

(27) 只是此序写于绍兴十二年（1142），也就是宋、金“壬戌之盟”初成之时，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消散，鲖阳居士便说什么“讴歌载道，遂为化国”，又极力申论孟子“今之乐犹古之乐”的正确，虽就中包含了时人在饱经战乱之后渴望安定和平的美好愿望，然自然也不免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嫌。

(28) ［宋］曾慥：《乐府雅词序》，《唐宋人选唐宋词》上册，页295。

(29)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页116。

(30) ［宋］汤衡：《张紫微雅词序》，《张孝祥词笺校》卷首，宛敏灏笺校，黄山书社，1993年，页1。

(31) ［宋］沈义父：《乐府指迷》引，蔡嵩云笺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页43。

(32) ［宋］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页266。

(33) ［宋］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第1册，页256。

(34) ［宋］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第1册，页267。

(35) ［元］陆行直：《词旨》，《词话丛编》本，第1册，页301。

(36)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志》一七，页3345—3346。

(3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绍兴十二年正月庚戌：“令吏、礼部、太常寺讨论祖宗故事，申尚书省取旨。”（中华书局，1988年，第3册，页2307）

(3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绍兴十二年二月辛未：“上谓大臣曰：《诗》、《书》所载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见其施设之详。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爱结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设之详，可见于世者也。朕当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则治道成矣。”（第3册，页2310）卷一百四十六绍兴十二年八月甲戌：“上谕大臣曰：‘和议既定，内治可兴。’秦桧对曰：‘以陛下圣德，汉文帝之治不难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第3册，页2343）

(3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七绍兴十二年十月己亥、辛丑，绍兴十三年十一月癸丑，第3册，页2367、2415。

(4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第3册，页2366。

(4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百四十八绍兴十三年四月庚寅、己亥、十三年七月戊午、十四年七月戊寅、十五年二月丁亥、十一月戊寅、十六年七月乙酉、壬辰等。

(4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七绍兴十二年十月乙丑，第3册，页2359。《宋史》卷二百四十二《韦贤妃传》同。

(4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八绍兴十三年五月壬戌，第3册，页2393。

(4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绍兴十四年二月辛卯：“复置教坊，凡乐工四百十六人，以内侍充钤辖。”（第3册，页2426）

(45) 周邦彦诗名早著，南宋陈郁《藏一话腴》外编卷上即谓其“诗歌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张，皆自叹以为不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65册，页560）。

(4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著录《清真集》二十四卷，并云：“邦彦博文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页516）至于周邦彦提举大晟府的时间问题，详请参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页5—12）。

(47) ［宋］陈郁：《藏一话腴》外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65册，页559。

(48) 《碧鸡漫志》卷二，页115。

(49) 请参拙撰《北宋党争与清真词的创作》，载《古典文献研究》第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50) 《乐府指迷笺释》，页44—45。

(51) 《乐府指迷笺释》，页46。

(52) ［宋］杨缵：《作词五要》，附见于［宋］张炎《词源》卷下。

(53) 如认为他的词有时不免为情所役、意趣不够高远等。

(54) 《词源序》，见《词源注》，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页9。

(55) 《词源注》，页32、30。

(56) 《乐府指迷笺释》，页80。

(57) 《乐府指迷笺释》，页67。

(58) 吴则虞校点：《清真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169—170。沈义父所言《周词集解》，吴先生将其列入周词版本中的“不详者”，实则可补入。

(59) 陈允平生平行事略见［宋］陈思、［元］陈世隆：《两宋名贤小集》卷三百十五《西麓诗稿》小传。

(60) ［明］毛晋：《和清真词跋》，《和清真词》卷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87册，页448。

(61) 杨泽民：［蝶恋花］“寂寞春残花谢后”，《全宋词》，页3015。

(62) ［宋］周邦彦撰、罗忼烈笺注：《清真集笺注》上编［蓦山溪］“湖平春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217。

(63) 《清真集笺注》上编［意难忘］“衣染莺黄”，页49—50。

(64) 《清真集笺注》上编［玉楼春］“大堤花艳惊郎目”，页92。

(65) ［宋］楼钥：《攻媿集》卷五十一《清真先生文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52册，页800。

(66) 如陈允平词集《日湖渔唱》中便屡有改换词调用韵的例子。像［永遇乐］“玉腕笼寒”一首，将上声韵改为平声，［三犯渡江云］“风流三径远”，将平声韵改为入声韵，参之沈义父所谓词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如平声，却用得入声字替”（《乐府指迷笺释》，页67），可见其亦知音。

(6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八《（方千里）〈和清真词〉提要》，页1811。

(68)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146。

(69) 《全宋词》第4册，页2488。

(70) 参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此词按语（《唐宋人选唐宋词》下册，页650）。

(71)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1。

(72) 《全宋词》第5册，页3127。

(73) 《全宋词》第4册，页3006。

(74)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269—270。

(75) 《全宋词》第4册，页2498。

(76)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146。

(77) 《全宋词》第5册，页3113。

(78) 《全宋词》第4册，页2493。

(79)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22。

(80) 《词源注》，页28。

(81) 《全宋词》第5册，页3129。

(82)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165。

(83) 《全宋词》第5册，页3133。

(84) 陈允平在［渔家傲］“秾李素华曾缟昼”词中自谓：“肌肤瘦减宽襟袖。已是无聊仍断酒。徘徊久，者番枉走长亭候。”（《全宋词》第4册，页3004）汉制十里一亭，设亭长、亭候。可知杨泽民所任之职，必是县尉之类的下层官员。

(85) 《全宋词》第4册，页3004。

(86) 《全宋词》第4册，页3009。

(87) 《全宋词》第4册，页3008。

(88) 《全宋词》第4册，［宴清都］“早作听晨鼓”，页3008。

(89)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94—95。

(90)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102。

(91) 《全宋词》第5册，页3118。

(92) 《全宋词》第5册，页3115。

(93)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210。原作《四园竹》，罗忼烈先生校而未断，此从吴则虞先生校《清真集》（页28）。

(94)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211。

(95)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144。

(96)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227。

(97) 《全宋词》第5册，页3116。

(98) 《清真集笺注》上编，页278。

(99) 《全宋词》第5册，页3126。

(100) 三家《和清真词》又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前人校《清真词》无不加以利用，如清四库馆臣校《片玉词》、戈载编选《宋七家词》、郑文焯校《片玉词》、朱孝臧校《片玉集》、吴则虞校《清真集》等，此不赘。

主要参考文献

古籍

《周易正义》十卷，［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

《东坡易传》九卷，［宋］苏轼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东坡书传》十三卷，［宋］苏轼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尚书大传》四卷，旧题［汉］伏胜撰、［汉］郑玄注、［清］孙之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

《吕氏春秋校释》二十六卷，陈奇猷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

《论语正义》二十卷，［三国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苏轼〈论语说〉钩沉》，卿三祥、马德富辑，文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2期、《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苏轼〈论语说〉辑补》，舒大刚辑，文载《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四书章句集注》三十六卷，［宋］朱熹撰，中华书局，1983年。

《说文解字》三十卷，［汉］许慎撰、［宋］徐铉增释，中华书局，1963年。

《玉篇》三十卷，［南朝梁］顾野王撰、［宋］陈彭年重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82年。

《汉书》一百卷，［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南朝宋］范晔等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

《晋书》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

《宋书》一百卷，［南朝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

《南齐书》五十九卷，［南朝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1972年。

《梁书》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3年。

《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2年。

《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85年。

《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4年。

《隋书》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中华书局，1973年

《旧唐书》二百卷，［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欧阳修、［宋］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宋］薛居正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宋］欧阳修撰，中华书局，1974年。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中华书局，1956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宋］李心传撰，中华书局，1988年。

《宋名臣言行录》前、后集二十四卷，［宋］朱熹撰，续集、别集、外集四十一卷，［宋］李幼武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宋］佚名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才子传校笺》八卷，［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1987年。

《唐会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通志》二百卷，［宋］郑樵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洛阳伽蓝记校释》五卷，［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方舆胜览》七十卷，［宋］祝穆撰，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

《崇文总目》十二卷，［宋］王尧臣等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郡斋读书志校证》二十卷，［宋］晁公武撰，《读书附志》二卷，［宋］赵希弁撰，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舆地碑记目》四卷，［宋］王象之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渊阁书目》四卷，［明］杨士奇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

《日本国见在书目》，［日］藤原佐世撰，清光绪十年遵义黎氏影刻本。

《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贾贵荣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荀子集解》二十卷，［清］王先谦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

《历代名画记》十卷，［唐］张彦远撰，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唐朝名画录》一卷，［唐］朱景玄撰，温肇桐注，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

《图画见闻志》六卷，［宋］郭若虚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林泉高致集》一卷，［宋］郭熙撰、［宋］郭思续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淮南鸿烈集解》二十一卷，［汉］刘安撰、［汉］高诱注，刘文典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

《猗觉寮杂记》二卷，［宋］朱翌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宋］吴曾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容斋随笔》七十四卷，［宋］洪迈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论衡校释》三十卷，［汉］王充撰，黄晖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

《春明退朝录》三卷，［宋］宋敏求撰，诚刚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

《仇池笔记》二卷，［宋］苏轼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注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东坡志林》五卷，［宋］苏轼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注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冷斋夜话》十卷，［宋］释惠洪撰，《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本，张伯伟编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元城语录解》三卷，［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石林燕语》十卷，［宋］叶梦得撰，侯忠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墨庄漫录》四卷，［宋］张邦基撰，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

《云麓漫钞》十五卷，［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

《梁溪漫志》十卷，［宋］费衮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涧泉日记》三卷，［宋］韩淲撰，孙菊园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老学庵笔记》十二卷，［宋］陆游撰，李剑雄等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

《鹤林玉露》十六卷，［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贵耳集》三卷，［宋］张端义撰，中华书局，1958年。

《齐东野语》二十卷，［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池北偶谈》二十六卷，［清］王士禛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香祖笔记》十二卷，［清］王士禛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分甘馀话》四卷，［清］王士禛撰，张世林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

《潜邱札记》六卷，［清］阎若璩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类说》六十卷，［宋］曾慥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朝事实类苑》六十三卷，［宋］江少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编，汪绍楹点校，中华书局，1965年。

《事类赋注》三十卷，［宋］吴淑撰并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册府元龟》一千卷，［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

《古今事文类聚》二百三十六卷，［宋］祝穆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后、续集二百六卷，［宋］谢维新撰，外、别集一百六十卷，［宋］虞载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玉海》二百卷，［宋］王应麟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小学绀珠》十卷，［宋］王应麟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世说新语笺疏》六卷，［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教坊记笺订》，［唐］崔令钦撰，任半塘笺订，中华书局，2012年。

《幽闲鼓吹》一卷，［唐］张固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云溪友议》三卷，［唐］范摅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儒林公议》，［宋］田况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归田录》二卷，［宋］欧阳修撰，中华书局，1981年。

《渑水燕谈录》十卷，［宋］王辟之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青箱杂记》十卷，［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

《龙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宋］苏辙撰，俞宗宪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撰，李伟国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画墁录》一卷，［宋］张舜民撰，《全宋笔记》本，朱易安等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宋］释文莹撰，郑世刚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侯鲭录》八卷，［宋］赵令畴撰，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

《东轩笔录》十五卷，［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邵氏闻见录》二十卷，［宋］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唐语林校证》八卷，［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

《清波杂志校注》十二卷，［宋］周撰，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

《邵氏闻见后录》三十卷，［宋］邵博撰，刘德权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绀珠集》十三卷，［宋］朱胜非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中华书局，1981年。

《月河所闻录》，［宋］莫君陈撰，《吴兴丛书》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94年。

《独醒杂志》十卷，［宋］曾敏行撰，朱杰人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癸辛杂识》六卷，［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

《归潜志》十四卷，［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日知录》三十二卷，［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

《居易录》三十四卷，［清］王士禛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东湖丛记》，［清］蒋光熙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穆天子传》六卷，［晋］郭璞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集异记》二卷，［唐］薛用弱撰，中华书局，1980年。

《太平广记》五百卷，［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1年。

《庄子集释》十卷，［晋］郭象、［唐］成玄英等注、［清］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

《楚辞补注》十七卷，［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曹植集校注》三卷，［三国魏］曹植撰，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陶渊明集》七卷，［晋］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

《谢宣城集校注》五卷，［南朝齐］谢朓撰，曹融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张燕公集》二十五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昌龄诗注》四卷，［唐］王昌龄撰，李云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王右丞集笺注》二十八卷，［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孟浩然诗集校注》四卷，［唐］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唐］高适撰，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

《岑参集校注》五卷，［唐］岑参撰，侯忠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宗玄集》三卷，［唐］吴筠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白集校注》三十卷，［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元结诗解》，［唐］元结撰，聂文郁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杜诗详注》二十五卷，［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

《杜诗镜铨》二十卷，［唐］杜甫撰、［清］杨伦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读杜心解》六卷，［唐］杜甫撰、［清］浦起龙释，中华书局，1961年。

《颜鲁公集》十六卷，［唐］颜真卿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顾况诗集》四卷，［唐］顾况撰，赵昌平校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白居易集》七十三卷，［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

《白居易诗集校注》四十卷，谢思炜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

《元稹集》六十八卷，［唐］元稹撰，冀勤校点，中华书局，1982年。

《李绅诗注》四卷，［唐］李绅撰，王旋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刘禹锡集笺证》四十卷，［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刘宾客文集》四十卷，“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宋刊本，1973年。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四十卷，［唐］韩愈撰、［宋］魏仲举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韩昌黎文集校注》十卷，［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十二卷，［唐］韩愈撰，钱仲联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三十六卷，刘真伦等撰，中华书局，2010年。

《张籍集系年校注》，徐礼节、余恕诚撰，中华书局，2011年。

《孟东野诗集》十卷，［唐］孟郊撰，华忱之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贾岛集校注》十卷，［唐］贾岛撰，齐文榜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李商隐诗歌集解》，［唐］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

《皮子文薮》十卷，［唐］皮日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笠泽丛书》五卷，［唐］陆龟蒙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白莲集》十卷，［唐］释齐己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司空表圣文集》十卷，［唐］司空图撰，《四部丛刊》本。

《武夷新集》二十卷，［宋］杨亿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乖崖集》十三卷，［宋］张詠撰，张其凡整理，中华书局，2000年。

《徂徕石先生文集》二十卷，［宋］石介撰，陈植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三十卷，［宋］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苏舜钦集编年校注》九卷，［宋］苏舜钦撰，傅平骧、胡问陶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七十五卷，［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王荆文公诗笺注》五十卷，［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高克勤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嘉祐集笺注》，［宋］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彭城集》四十卷，［宋］刘攽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南阳集》三十卷，［宋］韩维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曾巩集》五十二卷，［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校点，中华书局，1984年。

《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四十二卷，［宋］苏轼撰，［宋］施元之、［宋］顾禧、［宋］施宿注，郑骞、严一萍编校，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

《苏轼诗集》五十卷，［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

《苏轼文集》七十三卷，［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

《苏轼全集校注》一百三十五卷，［宋］苏轼撰，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栾城集》九十七卷，［宋］苏辙撰，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黄庭坚诗集注》四十四卷，［宋］黄庭坚撰，［宋］任渊、［宋］史容、［宋］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

《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宋］黄庭坚撰，郑永晓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山谷诗注续补》五卷，陈永正、何泽棠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淮海集笺注》四十六卷，［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张耒集》六十五卷，［宋］张耒撰，李逸安等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

《鸡肋集》七十卷，［宋］晁补之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宋］陈师道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蜀刻本，1984年。

《后山诗注补笺》十四卷，［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中华书局，1995年。

《姑溪居士集》七十卷，［宋］李之仪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乐静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道乡集》四十卷，［宋］邹浩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清照集校注》三卷，［宋］李清照撰，王仲闻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演山集》卷二十，［宋］黄裳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三十卷，［宋］陈与义撰，郑骞校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

《斜川集校注》六卷，［宋］苏过撰，舒大刚等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

《北山集》四十卷，［宋］程俱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万里集笺校》一百三十三卷，［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

《陆游集》一百三十五卷，［宋］陆游撰，中华书局，1976年。

《剑南诗稿校注》八十五卷，［宋］陆游撰，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范石湖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象山集》三十二卷，［宋］陆九渊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文公文集》一百二十卷，［宋］朱熹撰，《四部丛刊》初编本。

《辛稼轩诗文笺注》二卷，［宋］辛弃疾撰，邓广铭辑校审订、辛更儒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宋］王十朋撰，《四部丛刊》初编本。

《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宋］韩元吉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攻媿集》一百一十二卷，［宋］楼钥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太仓稊米集》七十卷，［宋］周紫芝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宋］刘克庄撰，《四部丛刊》初编本。

《桐江集》八卷，［宋］方回撰，《宛委别藏》本。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袁桷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明］高启撰，《四部丛刊》初编本。

《曝书亭集》八十卷，［清］朱彝尊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文选》六十卷，［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李培南等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玉台新咏》十卷，［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穆克宏校点，中华书局，1985年。

《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高氏三宴诗集》三卷，［唐］高正臣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古文苑》二十一卷，［唐］佚名编、［宋］章樵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松陵集》十卷，［唐］陆龟蒙编，陶湘涉园影宋本，1932年。

《二李唱和诗》，［宋］李昉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影印《宸翰楼丛书》本，凤凰出版社，2012年。

《文苑英华》一千卷，［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6年。

《西昆酬唱集》二卷，［宋］杨亿编，［清］周梅、［清］王图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

《西昆酬唱集注》二卷，［宋］杨亿撰，王仲荦注，中华书局，2001年。

《西昆酬唱集笺注》二卷，郑再时撰，齐鲁书社，1986年。

《同文馆唱和诗》十卷，［宋］佚名编，附载于《张耒集》，中华书局，1998年。

《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宋］邵浩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乐府诗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编，中华书局，1979年。

《南岳酬唱集》，［宋］张栻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万首唐人绝句》九十一卷，［宋］洪迈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宋］吕祖谦编，《吕祖谦全集》本，黄灵庚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声画集》八卷，［宋］孙绍远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永嘉四灵诗集》［宋］徐照、［宋］徐玑、［宋］翁卷、［宋］赵师秀撰，陈增杰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两宋名贤小集》一百五十七卷，旧题［宋］陈思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瀛奎律髓汇评》四十九卷，［宋］方回编，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百三十五卷，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年。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六十四卷，［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1958年。

《唐诗品汇》一百卷，［明］高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刊本，1982年。

《唐诗镜》五十四卷，［明］陆时雍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全唐诗》九百卷，［清］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

《全唐诗外编·补全唐诗》，王重民等辑，中华书局，1982年。

《全唐文》一千卷，［清］董诰等编，中华书局，1983年。

《唐文拾遗》七十二卷、《唐文续拾》十六卷，［清］陆心源撰，中华书局，1983年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二百九十二卷，［清］圣祖定、［清］张豫章等奉敕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唐宋诗醇》四十七卷，［清］高宗等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诗精华录》四卷，陈衍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全宋文》八三四五卷，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金程宇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

《文心雕龙义证》十卷，［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诗品集注》三卷，［南朝梁］锺嵘撰，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本事诗》一卷，［唐］孟启撰，《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

《六一诗话》一卷，［宋］欧阳修撰，郑文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中山诗话》一卷，［宋］刘攽撰，《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校，中华书局，1981年。

《后山诗话》一卷，［宋］陈师道撰，《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

《临汉隐居诗话》一卷，［宋］魏泰撰，《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

《珊瑚钩诗话》三卷，［宋］张表臣撰，《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

《王直方诗话》，［宋］王直方撰，《宋诗话辑佚》本，郭绍虞辑，中华书局，1980年。

《诗史》，［宋］蔡居厚撰，《宋诗话辑佚》本，中华书局，1980年。

《风月堂诗话》二卷，［宋］朱弁撰，陈新校点，中华书局，1988年。

《诗话总龟》一百卷，［宋］阮阅编，周本淳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苕溪渔隐丛话》一百卷，［宋］胡仔撰，廖德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庚溪诗话》二卷，［宋］陈岩肖撰，《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

《韵语阳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

《诚斋诗话》一卷，［宋］杨万里撰，《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

《唐诗纪事校笺》八十一卷，［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

《石林诗话》三卷，［宋］叶梦得撰，《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

《沧浪诗话校释》，［宋］严羽撰，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诗人玉屑》二十一卷，［宋］魏庆之撰，王仲闻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后村诗话》十六卷，［宋］刘克庄撰，王秀梅校点，中华书局，1983年。

《浩然斋雅谈》三卷，［宋］周密撰，邓子勉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竹庄诗话》二十四卷，［宋］何汶撰，常振国、绛云校点，中华书局，1984年。

《诗林广记》十卷，［宋］蔡正孙撰，常振国等校点，中华书局，1982年。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金］元好问撰，郭绍虞集解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艺苑卮言校注》八卷，［明］王世贞撰，罗仲鼎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

《诗薮》二十卷，［明］胡应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唐音癸签》三十三卷，［明］胡震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四溟诗话》四卷，［明］谢榛撰，《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

《姜斋诗话笺注》三卷，［清］王夫之撰，戴鸿森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带经堂诗话》三十卷，［清］王士禛撰，张宗柟纂集，戴鸿森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随园诗话》二十六卷，［清］袁枚撰，顾学颉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艺概》六卷，［清］叶燮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原诗》，［清］叶燮撰，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说诗晬语》三卷，［清］沈德潜撰，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谈龙录》一卷，［清］赵执信撰，陈迩冬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石洲诗话》八卷，［清］翁方纲撰，陈迩冬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瓯北诗话》十二卷，［清］赵翼撰，霍松林、胡主佑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岘佣说诗》一卷，［清］施补华撰，《清诗话》本，丁福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野鸿诗的》一卷，［清］黄子云撰，《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诗筏》一卷，［清］贺贻孙撰，《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载酒园诗话》三卷，［清］贺裳撰，《请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古欢堂杂著》四卷，［清］田雯撰，《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斋诗谈》八卷，［清］张谦宜撰，《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昭昧詹言》二十一卷，［清］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问花楼诗话》三卷，［清］陆蓥撰，《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宋诗纪事》一百卷，［清］厉鹗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校，中华书局，1981年。

《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

《宋诗话辑佚》二卷，郭绍虞辑，中华书局，1980年。

《宋诗话外编》，程毅中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清诗话》，丁福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清诗话续编》，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兼于阁诗话》，陈声聪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二晏词笺注》，［宋］晏殊、［宋］晏几道撰，张草纫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乐章集校注》三卷，［宋］柳永撰，薛瑞生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

《注坡词》十二卷，［宋］苏轼撰、［宋］傅幹注，刘尚荣校证，巴蜀书社，1993年。

《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三卷，［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东山词》四卷，［宋］贺铸撰，钟振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清真集》三卷，［宋］周邦彦撰，吴则虞校点，中华书局，1981年。

《清真集笺注》，［宋］周邦彦撰，罗忼烈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张孝祥词笺校》七卷，［宋］张孝祥撰，宛敏灏笺校，黄山书社，1993年。

《稼轩词编年笺注》六卷，［宋］辛弃疾撰，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陈亮龙川词笺注》二卷，［宋］陈亮撰，姜书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宋］姜夔撰，夏承焘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山中白云词》八卷，［宋］张炎撰，吴则虞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

《唐宋人选唐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圭璋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乐府补题》一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词综》三十六卷，［清］朱彝尊、［清］汪森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年。

《全金元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79年。

《碧鸡漫志》一卷，［宋］王灼撰，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乐府指迷》一卷，［宋］沈义父撰，蔡嵩云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词源》二卷，［宋］张炎撰，《词话丛编》本，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6年。

《词源注》，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作词五要》，［宋］杨缵撰，附见于［宋］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本。

《词旨》，［元］陆行直撰，《词话丛编》本。

《词律》二十卷，［清］万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蕙风词话》七卷，况周颐撰，王幼安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人间词话》，王国维撰，王幼安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词话丛编》，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6年。

近人撰述

《美学》，［德］黑格尔撰，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歌德谈话录》，［德］歌德撰，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艺术哲学》，［法］丹纳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拉奥孔》，［德］莱辛著，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德］马克思、［德］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1972年。

《鲁迅全集》，鲁迅撰，《鲁迅全集》修订编委会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闻一多全集》，闻一多撰，孙党伯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著，中华书局，1980年。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撰，三联书店，2001年。

《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养晴室笔记》三卷，庞石帚撰，屈守元整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

《朱光潜美学文集》，朱光潜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罗根泽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撰，中华书局，1983年。

《程千帆全集》，程千帆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闲堂书简》，程千帆撰，陶芸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词集考》，饶宗颐撰，中华书局，1992年。

《卞孝萱文集》，卞孝萱撰，凤凰出版社，2010年。

《汉唐文史漫论》，卞孝萱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白居易年谱》，朱金城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唐代诗人丛考》，傅璇琮撰，中华书局，2003年。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辽海出版社，1998年。

《苏轼年谱》，孔凡礼撰，中华书局，1998年。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陶敏、李一飞撰，中华书局，2001年。

《全唐诗人名考证》，陶敏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苏轼研究》，王水照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王水照自选集》，王水照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唐宋词通论》，吴熊和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日本的中国学者》，严绍璗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唐音质疑录》，吴企明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刘尚荣撰，巴蜀书社，1988年。

《唐宋词风格论》，杨海明撰，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

《宋人总集叙录》，祝尚书撰，中华书局，2004年。

《赵昌平自选集》，赵昌平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唐宋诗歌论集》，莫砺锋撰，凤凰出版社，2007年。

《唐代文学丛考》，陈尚君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白居易集综论》，谢思炜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唱和诗研究》，赵以武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

《朱熹佚文辑考》，束景南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梅家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贾晋华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大历诗人研究》，蒋寅撰，中华书局，1995年。

《锺嵘诗品研究》，张伯伟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宋诗：融通与开拓》，张宏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两宋词人年谱》，王兆鹏撰，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

《词学史料学》，王兆鹏撰，中华书局，2004年。

《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萧鹏撰，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

《徽宗词坛研究》，诸葛忆兵撰，北京出版社，2001年。

《宋人雅词原论》，赵晓兰撰，巴蜀书社，1999年。

《元稹年谱新编》，周相录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戴伟华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元白诗派研究》，陈才智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黄庭坚年谱新编》，郑永晓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稀见唐宋文献丛考》，金程宇撰，中华书局，2008年。

《填词的滥觞》，［日］神田喜一郎撰，施议对译，焦同仁校，附载《域外词选》，夏承焘选编，张珍怀、胡树淼注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

《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日］前川幸雄撰，马歌东译，译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唱和形式》，阴法鲁撰，载《词刊》1980年第1、2两期。

《论韩愈诗的几个问题》，江辛眉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朱东润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苏王唱和管窥》，张志烈撰，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5年。

《苏门、苏学与苏体》，薛瑞生撰，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

《〈苏氏易传〉和三苏父子的道家思想》，曾枣庄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考辨》，［韩］金卿东撰，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北宋党争与清真词的创作》，巩本栋撰，载《古典文献研究》第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

人名索引

A

阿龟

爱克曼

安藤孝行

B

白居易（乐天）

白行简

柏茂琳

包佶

鲍防

鲍鲂

鲍照

北魏孝文帝

毕世长

卞孝萱

C

蔡孚

蔡宽夫

蔡确

蔡嵩云

蔡絛

蔡肇

蔡正孙

曹彪

曹杓

曹辅

曹丕

曹融南

曹邺

曹元忠

曹植

岑参

岑穰

岑文本

岑羲

晁补之（无咎）

晁冲之

晁次膺

晁公武

晁继周

晁应之

陈才智

陈从古

陈迩冬

陈亮

陈彭年

陈奇猷

陈榘

陈荣绪

陈尚君

陈声聪

陈师道

陈世隆

陈思

陈恬

陈杏珍

陈衍

陈寅恪

陈永正

陈与义

陈羽

陈郁

陈元龙

陈允平

陈振孙

陈慥

陈子昂

程大昌

程俱

程敏政

程千帆

程颐

褚无量

崔国辅

崔颢

崔泌

崔沔

崔璞

崔群

崔日用

崔融

崔湜

崔泰之

崔遐绍

崔玄亮

崔鶠

崔禹锡

崔立之

嵯峨天皇

D

戴叔伦

戴伟华

丹纳

邓广铭

邓洵美

邓忠臣

丁福保

丁谓

丁香

丁仪

东方朔

董诰

董晋

窦常

窦巩

都元敬

杜甫（子美、少陵）

杜濬

杜默

杜审言

杜嗣业

杜衍

杜倚

杜奕

段成式

段格

段文昌

F

樊汝霖

樊珣

樊宗师

范憕

范成大

范纯仁

范绛

范念德

范云

范镇

方东树

方回

方千里

房玄龄

费衮

冯班

冯子才

伏胜

傅幹

傅共

傅雷

傅权

傅山

傅信

傅璇琮

傅增湘

富寿荪

G

皋陶

高克勤

高辇

高启

高绍

高适

高诱

高正臣

戈载

哥舒恒

歌德

葛立方

耿南仲

耿湋

顾况

顾嗣立

顾禧

顾学颉

顾炎武

顾野王

顾易生

关盼盼

管子

郭茂倩

郭若虚

郭绍虞

郭熙

H

韩幹

韩翃

韩绛

韩缙

韩康伯

韩维

韩休

韩愈（退之、昌黎）

韩宗武

韩宗质

汉武帝

何焯

何劭

何文焕

何汶

何逊

何泽棠

贺裳

贺贻孙

贺知章

贺铸（方回）

黑格尔

洪本健

洪迈

洪兴祖

侯喜

胡杲

胡皓

胡适道

胡树淼

胡翔冬

胡应麟

胡震亨

胡主佑

胡仔

花房英树

华忱之

皇甫湜

皇甫曙

黄大舆

黄晖

黄鉴

黄汝成

黄生

黄昇

黄庶

黄庭坚（鲁直）

黄岩孙

黄永年

黄真仲

黄子云

浑瑊

霍松林

J

吉皎

吉中孚

计有功

冀勤

贾充

贾岛

贾贵荣

贾晋华

贾全

贾收

贾肃

贾弇

贾易

贾曾

贾至

江革

江邻几

江辛眉

姜皎

姜夔

姜晞

蒋光熙

蒋寅

金成礼

金程宇

金卿东

晋武帝

K

瞿蜕园

孔安国

孔文仲

孔武仲

孔毅夫

孔颖达

孔子

寇准

L

莱辛

郎馀令

黎靖德

李翱

李白（太白）

李邦直

李壁

李成

李成矩

李程

李焘

李德裕

李东阳

李端

李昉

李逢吉

李复礼

李庚

李公麟（伯时）

李观

李汉

李甲

李峤

李景白

李景俭

李迥秀

李珏

李谅

李陵

李泌

李培南

李颀

李清

李清照

李庆甲

李庆孙

李如暹

李商隐

李绅

李适

李嗣真

李婉

李虚己

李延寿

李阳冰

李一飞

李乂

李益

李邕

李馀

李聿

李愿

李昭玘

李肇

李正封

李之仪

李治

李骘

李廌

李宗谔

梁武帝

梁元帝

廖德明

廖正一

林古渡

林师蒧

林用中

令狐楚

刘安

刘安世

刘攽

刘昺

刘敞

刘辰翁

刘程之

刘蕃

刘过（改之）

刘济民

刘景文

刘筠

刘克庄

刘猛

刘全白

刘尚荣

刘师命

刘士元

刘宋文帝

刘肃

刘太真

刘题

刘文典

刘宪

刘勰

刘昫

刘谊

刘禹锡（梦得）

刘允济

刘真伦

刘桢

刘挚

刘子翚

刘子玄（知幾）

刘子羽

柳浑

柳永

柳恽

柳子文

柳宗元

卢藏用

卢从愿

卢拱

卢怀慎

卢纶

卢鄯

卢仝

鲁铎

鲁迅

陆长源

陆龟蒙

陆鸿渐

陆机

陆心源

陆行直

陆蓥

陆游

陆友仁

陆羽

陆贽

陆云

逯钦立

吕不韦

吕公著

吕炅

吕惠卿

吕留良

吕陶

吕渭

吕温

吕向

罗根泽

罗忼烈

罗振玉

M

马聪

马德富

马歌东

马怀素

马克思

马茂元

马其昶

马永卿

马知节

毛晋

茅盾

冒广生

冒怀辛

梅家玲

梅尧臣（圣俞）

梅曾亮

梅挚

孟浩然

孟郊（东野）

孟子

莫君陈

莫砺锋

O

欧阳季默

欧阳叔弼

欧阳修（永叔）

欧阳询

P

潘德舆

庞邓

庞朴

庞石帚

裴璀

裴迪

裴度

裴晃

裴均

裴仲孺

彭定求

皮日休（袭美）

浦起龙

Q

前川幸雄

钱勰

钱明逸

钱起

钱谦益

钱惟演

钱仲联

清高宗

秦观（少游）

秦桧

秦系

仇士良

秦禹

卿三祥

屈原

权德舆

R

饶宗颐

任逵

任渊

阮元

阮阅

S

桑世昌

山涛

上官婉儿

上官仪

邵浩

神田喜一郎

沈汾

沈德潜

沈佺期

沈唐

沈涛

沈义父

沈约

沈仲昌

沈周

施补华

施宿

施元之

石崇

石介

释慧远

释皎然

释灵彻

释齐己

释契嵩

释惟晤

释怀悟

释秀峰

史鉴

叔孙通

舒大刚

疏广

疏受

舜

司空曙

司空图

司马彪

司马都

司马光

司马相如

宋高宗

宋徽宗

宋璟

宋敏求

宋祁

宋谦父

宋仁宗

宋神宗

宋太宗

宋太祖

宋孝宗

宋沇

宋玉

宋真宗

宋之问

苏迨

苏过

苏晋

苏京

苏轼（子瞻、东坡）

苏舜钦

苏颂

苏颋

苏味道

苏武

苏辙（子由）

孙端叟

孙觉

孙克强

孙绍远

孙通海

孙之

T

汤衡

汤悦

唐次

唐代宗

唐德宗

唐扶

唐圭璋

唐穆宗

唐肃宗

唐太宗

唐文宗

唐宣宗

唐玄宗

唐彦谦

唐懿宗

唐中宗

陶敏

陶湘

陶渊明

陶芸

滕元发

藤原佐世

田雯

田锡

田毓璠

童轩

鲖阳居士

涂山甫

脱脱

W

宛敏灏

万俟咏

汪立名

汪绍楹

汪藻

王安石

王褒

王辟之

王表

王粲

王昌龄

王充

王崇庆

王丹林

王夫之

王鈇

王纲

王珪

王国维

王翰

王绩

王建

王溥

王起

王乔之

王钦若

王丘

王融

王光庭

王十朋

王实之

王士禛

王世贞

王图炜

王维

王文诰

王象之

王星贤

王涯

王延秀

王岩叟

王尧臣

王逸

王禹偁

王运熙

王宰

王曾

王之涣

王直方

王仲荦

王仲闻

王仲镛

王重民

韦蟾

韦处厚

韦丛

韦璞玉

韦希损

韦应物

韦元旦

韦庄

魏朴

魏庆之

魏徵

魏仲举

温庭皓

温庭筠

温益

温造

文彦博

闻一多

翁方纲

吴处厚

吴玠

吴筠

吴璘

吴迈远

吴企明

吴世昌

吴淑

吴文英

吴熊和

伍崇曜

武后

武平一

武元衡

X

席豫

夏承焘

夏敬观

鲜于绰

鲜于群

鲜于子骏

萧存

萧纲

萧统

萧幼和

萧子良

谢枋得

谢昊

谢缓

谢晦

谢绛

谢景初

谢灵运

谢世基

谢思炜

谢朓

谢维新

谢榛

辛更儒

辛弃疾

胥述之

徐达

徐俯

徐坚

徐礼节

徐陵

徐培均

徐商

徐师川

徐士衡

徐文卿

徐铉

徐彦伯

徐嶷

徐知仁

许景先

许敬宗

许康佐

许亢宗

许慎

薛稷

薛居正

薛涛

薛用弱

荀原之

Y

严砺

严谟

严绍璗

严维

严武

严休复

严一萍

严羽

阎朝隐

颜师古

颜萱

颜真卿

晏几道

晏殊

羊昭业

杨伯峻

杨传庆

杨公济

杨归厚

杨海明

杨皓

杨巨源

杨凌

杨伦

杨凝

杨蟠

杨凭

杨师道

杨万里

杨维桢

杨衒之

杨一清

杨亿

杨於陵

杨泽民

杨缵

姚崇

姚合

叶梦得

叶燮

阴铿

尹懋

尹洙

应玚

永瑢

有智子

于志宁

余幹

余嘉锡

俞玚

虞世南

禹

庾肩吾

庾骙

庾信

元好问

元绛

元结

元繇

元稹（微之）

元宗简

袁高

袁桷

袁枚

袁裒

袁邕

源乾曜

岳珍

乐文仲

Z

查慎行

詹锳

张贲

张表臣

张伯伟

张彻

张固

张规臣

张华

张珍怀

张浑

张籍

张嘉贞

张建封

张九龄

张耒（文潜）

张谦宜

张时行

张栻

张叔椿

张叔政

张署

张舜民

张说

张无梦

张先

张宪

张孝嵩

张孝祥

张延赏

张綖

张野

张詠

张豫章

张志和

张志烈

张仲素

张仲通

张著

张宗柟

章惇

章楶

章樵

赵璧

赵抃

赵秉文

赵冬曦

赵令畴

赵汝谈

赵万里

赵晓兰

赵彦昭

赵以武

赵翼

赵与时

赵执信

郑璧

郑槩

郑广之

郑澣

郑据

郑骞

郑樵

郑覃

郑文

郑文焯

郑玄

郑愔

郑永晓

郑再时

锺惺

周邦彦

周鲧

周

周履靖

周密

周起

周颂

周武王

周相录

周勋初

周瑜

周桢

朱弁

朱初平

朱东润

朱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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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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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

朱易安

朱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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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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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慥

曾致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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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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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注诗词唱和问题，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尚在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南京师范学院离南京大学很近，两所学校原本同源，那时候又是青年学子和整个社会都努力向学的时期，两个学校的老师们教学特别认真，为了让学生知识掌握得更全面，互相兼课的情况很普遍。比如段熙仲、钱小云等先生就在南京大学授过课，而鲍明炜等先生，也去南京师院授课。两校的学生读书都很勤奋，互通消息，一些重要的课程和讲座开讲时，台下挤满的听众中，往往都是这两个学校的学生。那时，我也常去南京大学听课。像先师程千帆先生的“杜诗研究”、周师勋初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和鲍明炜先生的“音韵学”等课程，我都完整地听过。

程先生讲杜诗，记得是在1981年9月，因为课是给研究生开的，地点就在教学楼一楼南向的一间小教室里，每周两节，听众并不多，但有学生也有本系的老师。程先生讲杜诗，事先编有讲义，分若干单元，文字繁体竖排，隽秀工整（后来我知道这是出自先师母陶芸先生之手），上课时按专题讲授。程先生上课严谨而又生动，多用比较之法。通过比较，不但可使听者对杜诗的精神深有领悟，而且又纵横捭阖，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特富启发性。比如，他讲杜甫的《望岳》，就将其《青阳峡》、《凤凰台》、《万丈潭》和《剑门》诸诗与之进行比较；讲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联系张衡的《四愁诗》和文天祥的《六歌》；讲前后《出塞》，又附以范成大的《催租行》和《后催租行》，等等。一次，先生讲到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举岑参、高适、薛据和储光羲诸人同时所作，进行比较，并指出这种同题共作的情形，最能见出诗人的用心。我当时马上联想到：韩愈和孟郊的联句与唱和诗不也是同题共作吗？二者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呢？程先生在课上讲授的这些专题，后来大多都与我的师兄莫砺锋、张宏生合作，写成文章，结集为杜诗学的专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了，我在听先生讲杜诗时所想到的诗歌唱和问题，也从此开始在心里酝酿。这或许是我与先生结缘的开始吧。

1984年9月，我负笈入川，随徐永年和林昭德两位先生读书。在讨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时，我提出做唱和诗词的研究，徐先生颇为赞赏，认为“这个题目有点意思”。于是，我开始涉猎有关文献，进行初步思考，思考的重点，在于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以及其取得的成就和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问题。后来，在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试论唱和与唐宋唱和诗词》，并获得学位。

1987年硕士毕业后，我又回到南京，进入南京大学，师从程千帆和周勋初两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因为工作的繁忙和研究方向的转移，自己对唱和诗词的探讨不得不长期搁置，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却并未完全停顿。思考的重点，则多集中在唐、宋唱和诗词与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的关系上。比如韩孟联句与韩愈诗风的再认识、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东坡和陶及其诗学和文化意义、苏门形成的原因、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三家《和清真词》与南宋文化的重构等等，这样一些专题，都在自己的思考中。如此日就月将，竟也续有所获。于是，就有了面前的这本小书。

有些问题，如初唐君臣唱和与五七言律诗的形成问题，做硕士论文时已有涉及，按照原先的计划，应是本书中的一章，后来看到赵昌平先生的文章《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已做了很好的研究，就暂时搁置了；有些问题，像明清以后较重要的诗词唱和活动对文学史发展的影响（如清初王士禛等人的《秋柳》诗唱和等）、明代中朝使臣之间的唱和（有《皇华集》二十四种）与中外文化交流等专题，虽也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然由于另有任务，现在也暂时放下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把它们补上，书名取《唱和诗词研究》，也是出于这一思考的缘故。

三十年前就想做的课题，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天才交出一个并不圆满的答卷，不能不令人百感交集。其间的因缘，又何可尽述！

书稿交稿后，又得责任编辑高天女士认真审读，并提出十分细致的修改意见，颇费心力，谨此致谢！

2013年9月，是先师程千帆先生的百年诞辰，谨以此书献给先生的在天之灵！献给先师徐永年先生和林昭德先生的在天之灵！

壬辰夏巩本栋谨记于锺山东麓槐荫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