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笔谈

- 唐宋史研究中的数字化语文学

- 唐代人物资料的数据化：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近年工作管窥

- 家族、婚姻与道学：《仙溪志·人物传》中的社会关系

- 专论

- 论唐代皇帝与高级官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

- 唐前期外官月料分配比例考释

- 穆格山粟特文婚约译注

- 唐宋蒙学书系年考证与研究

- 《宋史》的史源及其相关问题

- 试论宋代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中的巡检

- 明代方志复原宋元地方祠庙体系可能性探讨

- 札记

- 唐琐事杂考

- 历史学如何算起来？

- 宋本《洪氏集验方》印纸属地的确认及其意义

- 述论

- 文书、信息与权力：唐代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反思

- 北宋三司研究述评

- 书评

-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 柏文莉《妓、妾与贞节观：1000～1400年中国的性别与社会转变》

-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笔谈

数字人文与唐宋史研究

编者按语：

作为在唐宋史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数据库，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已有十多年了。项目组在开发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唐宋史学者利用该资料库也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并且借助其数据开发了一些数字化研究工具。为了分析介绍这几方面的最新进展，反思唐宋史的数字人文研究，本辑组织刊发了三篇稿子。魏希德回顾了她涉足数字人文研究的历程，着重探讨新型数字化研究工具为唐宋史研究带来的新视角。徐力恒的文章分析了CBDB项目近年把唐代人物资料转化为历史数据的工作，其中反映了学界当前建设史学数据库的新方法与所面临的挑战。李宗翰和郑莉的论文则提供了利用CBDB数据研究地方人物关系的案例，并藉此对这种研究方法做出反思。

唐宋史研究中的数字化语文学

魏希德 撰 徐力恒 译

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和研究其他地区的历史学者一样，意识到数字史学并非只是把文本变成量化资料，或只是把这类资料整合起来。[1]不少人发现，历史学者利用数字化语文学（digital philology）的方法可以辅助并丰富他们在研究文本和物质文化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诠释策略。在这篇短文里，我将概括讨论我接触到的一些用于唐宋文献的数字化研究方法，并讨论我如何将之整合到唐宋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一 从独立的数据库到数据的关联

大部分历史学者已经接触数字化技术十到二十年了。除了最容易联想到的用计算机打字以外，还有为了搜集资料进行简单的检索。此外，很多学者已经在使用一些常见的办公软件，用来创建表格、统计表、数据库等。这些做法逐渐在辅助或已然取代了过去的读书笔记和卡片。我自己探索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这个新领域的历程是这样开始的——2007年，我尝试探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的资料和数据结构可以为研究南宋（尤其是12世纪）的书信网络带来什么样的资源。我在那一年的“中古中国的群体传记学：对中国历代传记资料库的利用”（Prosopography of Middle Period China：Using The 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工作坊[2]提交了一份报告，认定CBDB不适合用来研究书信网络，因为它的相关资料还远远不够。我同时指出它应该进一步扩充，收录更多现成的工具书，并容纳更个性化的小规模资料。在这种探索和研读数据库开发工作的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越发意识到把我本人搜集的文献和阅读笔记跟CBDB结合，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在这方面的尝试，源于我对宋人笔记的编纂和刊刻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这是我对宋朝时政和历史类文献（例如邸报、会要、地图、奏议等）的接受史进行考察的一部分。我首先编了一个表格，录入目前所见宋代刊刻笔记的所有版本信息。[3]我把这个表格变成一份统计表，其中栏目包括作者、笔记原题、编纂时间、刊刻时间、刊刻者、赞助者（如果有的话）、刊刻地点、目前收藏地点（如果该笔记流传至今）和这条信息的出处。有了这些信息，再把它们连到CBDB不断增加的人物传记资料，我得以对很多宋人笔记的作者及其生平进行社会背景和地理的分析。我也可以借助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的贝明远（Lex Berman）及其同事管理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运用其提供的地理坐标来画地图，呈现多部宋人笔记的序文和各书目材料中提到的地名。根据宋代刊刻笔记的社会情况，我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层官员对笔记的编写和刊刻仍有重要作用，但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据主导地位。[4]而这些笔记的主要内容却没变，仍是关于朝廷政治。因此，我所看到的情况和张晖等学者的观察不同——他们认为笔记的作者逐渐变得不再是高官，其中包括了更多地方士人，其中有的人甚至没有官位。[5]

在把自己搜集的数据跟其他数据库连接起来之后，我继续扩展这种研究方法，开始处理笔记的电子全文。把数据连接到这些全文，可以让我在研读笔记的过程中看到更丰富的信息。我也因而发现，要分析王明清《挥麈录》的信息网络，最好是利用笔记的文本建一个数据库。王明清经常在这部书里提到他跟谁有过对话、他的消息来自何人、他读到的书作者是谁，还有他拜访了哪些藏书家，等等。我对全书的电子版做了标注，对书中的每条消息来自何人，关于什么话题，或关于什么文献，都一一做记录。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还在标注里为笔记提到的每个人加上CBDB的人名编号，然后把电子文本连到CBDB。这样就可以从CBDB导出上百条在《挥麈录》提到的人物的年代、籍贯、仕途等信息。尽管我有时候要为其增补一些额外信息，或纠正其中的一些资料（类似做法往往是必要的），但CBDB的好处在于，它收录了昌彼得、王德毅等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6]和李之亮编的《宋代京朝官通考》[7]等参考资料，而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重现王明清的信息网络，并分析其社会、地理面向。[8]

这项研究是我的新书《信息、疆域、网络：宋帝国的危机和维系》（Information，Territory，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第二部分包含的内容。我在书中提出，中国政治体生成并散布信息的方式在宋代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本来，各种体裁的文献，如疆域图、会要、邸报、军事地理书等都由中央官员编纂，并由同一批人使用、参考。不过，到了12世纪，阅读和评论这些文献的人是来自宋帝国在各处居住的各种文化精英。我在制度变化、法律史、文化生产等方面分析朝堂和士人之间在政治沟通上的变化。我系统地分析了笔记和其他文献中记载士人阅读各种材料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士人生成文本数量的大规模上升显示两种特点，对其后的中国历史在大规模帝国的形成和维系有重要作用。首先，士人在他们对中国整体的讨论中普遍表达出一种帝国观，一种对理想中中华共同体的愿望。其次，这些文本在规模颇大的圈子中流传和被人讨论，涉及的人数众多，背景多元，分布广。正是利用了数字化手段，使我得以看到官方文书的接受和士人网络呈现何种具体情况。

然后我进一步拓展这种尝试，和徐力恒、陈韵如、李允中、尤紫锡等研究生选读了更多笔记。我们的原始数据可以在我为这部书架设的网站上下载。[9]在何浩洋博士的协助下，我也把这些文本和数据建成一个在线平台，为笔记中的信息网络提供互动的可视化功能（见图1）。读者可以据此验证我书中的论点，也可以对数据和文本进行其他分析，比如可以：

·画出热点图（heat maps）和群集图（cluster maps）呈现信息来源人的籍贯和为官地点等

·比较不同笔记提到的人的时代分布

·查阅信息来源人是否有为官经历，以分析他们的背景

·查阅不同信息来源人和其他人物在笔记中出现的次数

·查阅这些人在哪些笔记段落中出现，并查阅原文

图1 为特定宋人笔记建立的互动分析平台

当前界面为“地图视图”，显示信息来源人的籍贯。最下面的工具栏除“地图视图”外，包括“全文视图”、“表格视图”、“柱形图”和“饼图”等选项。

在探讨笔记中提到的社会关系时，我对笔记这一类文献和它在宋代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语境化的阅读方式，连带其他种类的数字化阅读方式（例如我书中第8章对不同版本进行比对的语料库语言学分析［corpus linguistic analysis］），改变了我原来细读这些文献时得到的认识。这些方法使我能够重新检讨王明清等人在笔记中如何表达他对当时宋金关系的独特见解，并将之放到当时士人普遍看法的脉络中。学者进行这种脉络化的工作，总是很有挑战性的。

二 大规模的文本挖掘

我最初探索数字化研究方法时，以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史料挖掘的做法为主。我当时集中研究了特定文本（例如一位作者编纂的一系列笔记）或少数几个作者的特定著作。不过，数字化研究方法其实可以让我们做更多元化的工作。对我来说，数字化阅读能为我们实现一些独特功能——它允许学者的眼光在不同规模之间切换，可以时大时小。其实，学者已经习惯对艺术品和文物采取这种方法，他们有时放眼在其中的细部，有时同时研究一大批物件。[10]而我们对文字材料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数据审编（digital curation，又译数据管理）的做法让我们得以扩大或缩小研究的规模，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找到最妥善地处理数据审编的方式。

对历史学者来讲，只要想到涉及一个人群、一个广阔的地域，或各个世纪的长时段，规模的重要性很明显。我会从目前进行中的研究计划中举出两个例子，解释数字化研究方法如何让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研究。第一个例子和政治史有关，[11]第二个则和城市史和科技史相关。

宋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长期以来热烈讨论11～13世纪的大规模党争。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大部分研究著作要么集中分析编年史料对这些事件的刻画，要么集中在一些人物之上（有时候是重要人物，也有时候是比较边缘的人物，例如黄宽重先生近来重点研究的孙应时）。利用这些角度研究党争问题，不容易理解集体人群是怎么聚合起来变成政治联盟的。每个士人在生涯中的不同阶段都参与到人脉的建立和维系。不论是准备科举考试和应考的时候需要这样做，寻求官职和迁转，甚至是投身其他事业，都需要这样做。既然这种活动对于士人的仕途来讲是必需的，而且是种普遍现象，那么历史学者自然不只需要了解中央朝廷中的党争，也需要知道地方上的情况如何。我认为，要研究党争如何渗透到地方上去，必须将现存的相关史料一网打尽。因此，在一些博士后和博士生的协助下，我开始分析不同党籍人士的相关著作中同时提到过哪些人名，看看这能如何帮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通过分析12世纪的三个关键时刻，我们希望探讨党争在宋代的社会和文化演变中发生了什么变迁这个问题。

在一次实验中，我们整理了《元祐党籍碑》（12世纪前十年）、秦桧（1090～1155）迫害的人员名单（12世纪40年代）和庆元党禁（12世纪90年代）等三个名单中的所有人物，然后搜罗每个时代在世士人的所有传世文章。[12]然后，我们分析三个名单中的人在这些文章中有哪些是同时出现的。由于坊间已经有大量材料被电子化，所以这种大规模的分析是可以做到的。我们以CBDB的“指数年”（index years）为标准，[13]囊括了1104年、1142年和 1196年这三年前后各三十年的所有宋人文集中的篇章。1104年前后三十年的相关史料包含59969篇作品，包括2231 位作者的23701759字；1142年前后三十年的相关史料包含47040篇作品，包括1139位作者的18780575字；1196年前后三十年的相关史料包含52593篇作品，包括2598位作者的23446605 字。由于电脑对文本进行自动检测的技术仍有很大局限，这些数据需要经过人工仔细处理，拿掉不相关的资料。

我们据此可以得出三组文集史料都出现的人物究竟有哪些。我们得出这些数据之后，可以用来做什么？其中列出什么作品论及不同党派的成员，并注明次数是多少。我们能够以此发现哪些作品是我们过去研究中没有足够重视的，应该得到更多注意。通过这些党争成员同时出现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考察党争成员的网络重合度为何，有哪些小群体，并且其中有哪些人物占据重要地位，能起到把不同人群连起来的作用。我们可以由此回到一手史料和二手材料，进一步研究这些人物和我们过去忽略的一些小群体。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察有哪些因素影响这种同时出现的人，及其中小群体的成员构成，例如籍贯、家庭关系、仕途等。另外，我们希望以后能记录史料如何呈现不同时期的党争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有什么样的变化。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之中，但初步结果显示几个群体在党派结构上相当不同——元祐党人名单是小群体的松散结合，庆元党禁则是紧密地和一个核心人群连在一起的，而秦桧迫害的人员之间的关系则不明显。这显示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用来展示社会关系有什么影响，也可以用来反映社会关系的缺席有哪些影响。我们也打算借助中国历史的大型群体传记数据库和文本数据库，推进目前分析历史上社会网络的做法，尤其是发展取样（sampling）的方法，用以比较社会网络中共同出现的人（co-occurrence）和同时代人群的随机抽样人群。这项工作显示，道学群体是一个联系很紧密的群体，因为当我们利用同样方法抽样分析庆元党人中的一百个人在52593篇作品中共同出现的程度的时候，发现其要远远低于道学群体。

这些提取数据的方式对研究很多历史问题都有帮助。我和我的一位博士生熊慧岚目前正在研究修筑城墙的长时段历史。我们利用一系列“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s）[14]，描述地方志和文集中城记、门记等史料一般提到修筑城墙的文字表述，藉此提取数据。据此我们建了一套数据集，涵盖从宋代到清代修筑城墙的活动记载。这可以让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呈现城墙的修筑活动、维护、坚固程度、工程材料、使用人力、涉及、规模、地点、作用等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对其他历史学者也有用处，例如城市史、军事史专家在研究城市规划和军事科技时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数据集，考察修筑城墙和火药技术发展的关系。[15]

这样的大型数字化研究计划可以用于大规模的考察，也可以让用户集中考察具体文本中的史料、人物、地点和修筑事件。当然，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历史学者需要面对一些新的挑战。他们要投入大量时间在数据审编之上。所有数字化计划都是如此，因为自动化方法不是完美的。另外，历史学者进行这种大规模分析的时候，可能要调整自己的期待值。我们进行数字化的研究时，需要调整研究的习惯。例如，当进行大规模分析时，可能要忍受试验和失败，也可能得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准确数据和凌乱。而且，这种工作也不可能是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的。要得到新的认识，就必须得到不同专长的学者合作，一起发展适合人文研究的数字化研究方法和平台。[16]

三 关于成为开发者

也是因为体会到这一点，引发我主持开发“码库思”（MARKUS），一个用于古代汉语文本分析和阅读的平台。[17]我过去在申请一个研究政治沟通的项目时，决定聘用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后，以我们对宋代私人著述的标记为基础，主力开发可视化和分析信息网络的工具。[18]当这个项目行将结束之时，我可以断定花这么多时间和资源在数字化研究之上是让我非常满意的决定。历史学者通常会把建立网站、数据库和电子平台的工作假手于他人，承包给学校内部或学校以外的开发商。这些开发商通常只能投入有限的时间，而且会利用现成模板来解决他们客户需要处理的问题。当我和一位全职的博士后、对人文研究感兴趣的计算机专家合作时，我终于可以开始处理我研究《挥麈录》时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中国数字化研究中的一些关键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那样，[19]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就有一些大型商业公司建立数据库，为历史学者提供中文古籍的全文数据库。不过，它们没有在数据发现、可视化和文本分析等方面花太多精力，但这些全部是让我们能更好地利用电子媒介做研究的工具。这些数据库提供的检索功能仍然非常有限，检索结果的处理也很原始，提供的参考工具也不多，对于检索结果的文本输出也有诸多限制，让人难以接受。当下的研究者往往需要从多个文本库中搜集和处理材料，但这些数据库的设计仍然用著作种类、作者、书名、地点（例如对地方志而言）等限定学者的检索条件。[20]不同数据库提供各有出入的文献种类，使得不同数据库仍在不断出现，但内容往往存在重复。它们之间没有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使得研究者难以从多个数据库取得它们需要的资料。

第二，那些为了给研究者在处理文本和整理笔记上提供方便的软件也存在一些限制。当我为了研究政治沟通而试用各种用来标注笔记和书信的方法时，我一开始用过一个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设计、商业的量化分析软件，然后也改用人手标记过一些文件。前者包含一些方便的标记和可视化功能，但由于它是商业软件，所以它和其他数据库（对我们来说就是CBDB和CHGIS）缺乏相互操作性。另外，由于它没有完善的输出功能，所以其他软件不能读取和使用它的文件。特定的文件格式也使得分享和可持续性变成问题。这些软件在处理东亚语言上也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近来逐渐得到解决。利用一些标准格式（例如简称为TEI的文本标码标准）手动地标记文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又会带来其他不足。例如，很多标记步骤是重复进行的，其实可以自动化处理；而且，由于编辑的界面很原始，这种手动标记方法对于研究者来说在视觉上不直观。

我很庆幸能聘用数字人文专家何浩洋做博士后。我和他首先做的是总结我在标记宋人笔记中采用的方法。在CBDB的基础上，我们发展出人名、地名、官名和时间信息的自动标记功能。得到这些帮助时，学者可以比使用一般数据库更完善地发现和分析文本，效率又比手动标记高得多。

我们在开发这个工具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功能，并把它设计成更贴近历史学者和人文学者的工作流程。我们加入手动标记的功能，使用户不只可以修订、加入标记，还可以更自由地定义标记的类别。我们在这平台上加入词典的参考工具，因为它不只是用来标记文本，也是给研究者用来阅读史料的（见图2）。我们加入了用于特定语言和领域的词典时，用户可以同时看到很多参考文献中的词条解释。系统里也有做笔记的功能，用户能够在其中记录对文本的翻译、笔记和写上待办事项（例如注明以后需要查证的地方）。此外，我们也加入关键词标记的功能，让研究者可以上传自己的关键词名单，甚至利用正则表达式、关键词索引（KWIC）或关键词生成器（一个利用词频分析关键词出现模式的工具）来分析文本。我们也提供了筛选功能，让用户可以利用标记来选取特定段落。

图2 码库思平台界面

图中右栏显示标记选项和参考资料。

此外，我们简化了提取文本的操作，整合码库思和其他数据库，并利用现成的软件来简化为数据进行可视化的过程。在两年时间之内，我们把码库思变成一个关联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大量文本的标记和可视化可通过自动化操作。当我们把码库思储存的文件连到Palladio和PLATIN等可视化工具，[21]用户可以通过我们命名为VISUS的界面导入标记时提取的CBDB人物资料，并以地图、社会网络图、表格、时间轴、饼图和词云（word cloud）等形式检阅那些资料。用户也可以输出所有数据，利用专门的空间分析、网络分析、统计分析等软件，进行更复杂的分析。为了让导入文本变得更容易，码库思已经连到一些人们常用的开源文本库，例如德龙（Donald Sturgeon）建立的“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22]。我们未来还会将码库思跟维习安（Christian Wittern）的“漢籍リポジトリ”（Kanripo）[23]连接。

我们在未来会继续让码库思灵活地在标记、阅读、探索、分析和做笔记等功能之间切换，更好地贴近研究者的工作流程。我在参与开发时学到很多——在设计这种研究的基础设施然后付诸实行的过程中，我更好地注意到数字媒介和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当人们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地参与其开发，为它的改善而努力时，可以使之更好地为人文学科服务。这种经验也让我体会到学界和其他界别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大部分新加入和未来会加入的功能都来自人文研究者和学生的建议。这些例子包括对社会关系的标记，允许认定不同信息之间存在各种关系；也包括使用数字化手段对文本进行比较，还有利用机器学习提升自动标记的准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通过跟国际上的计算机专家（如台湾大学的项洁和杜协昌）合作，我们也开发出同时标记多个文件的功能。

对历史研究来说，这种合作其实不是新事物。20世纪初唐宋史研究的前辈们为了他们本身和学界的研究需要，编过不少索引、引得、词典和其他工具书，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开发数字化工具，其实是这种合作的延伸和提升。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学术单位的资源能完善地利用资源，就应该更积极地参与这种开发。当然，这种参与同时会带来一些新挑战。在学术单位里找到办法让数字化服务能够运营下去，只是数字史学学者面对的众多挑战之一。学者也面对迫切的需要，为学生设计课程，确保他们得到充足的训练，了解人文相关的数字化研究方法、数字媒介的理论和批判，还有反思传统和数字化语文学的工具。

四 小规模的文本标记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投入时间总结一个研究项目采取的数字化研究方法是值得的，尤其当其他学者采用这些方法在研究取得新进展时。[24]对于研究者本身，这也是值得做的事情。在我做完宋人笔记的研究之后，我开始了两个小型的研究计划——一个是研究杨万里的书信，另一个是对《贞观政要》的研究。前者是一个比较历史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分别细读文人、教士的书信，比较他们政治参与的模式和影响。后者是一个集体项目，目标是把《贞观政要》译成英文，作为“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的新书出版。[25]我们开发码库思对这些项目的工作是有帮助的——码库思在经过改良之后，更适用于我们处理的问题。这启发我们继续进行开发，让历史学者能够做小规模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杨万里的将近500通书信，我决定结合传统做阅读笔记的方法和对文本进行多角度的数字化分析。我把所有书信题目和本文里提到的人名都做了标记，还另外加上了书信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收信人的官位（从杨万里的文集的现代整理本和年谱而来）。除了这些元数据（metadata）以外，我还加入了书信的主要话题。我在码库思可以把这些我在阅读书信时做的笺注转成对所有文本的概览，并利用地图、时间轴、社会网络图、表格、标记和词云等，浏览时间、地点、收信人、主题、书信里提到的任何地点、收信人的官位等。我可以把这些跟CBDB导出的数据结合起来，既可以宏观地检阅所有数据的情况，也可以集中地看某时段、主题或具体的书信内容（我们基于250通书信的样本分析出来的结果见图3～图6）。这样的工作有部分可以在Excel软件中完成，但是能把元数据、全文和各种可视化的选项结合，是灵活度高得多的做法。我不断因为这种新方法而重新检讨我过去在没有这些工具时细读史料获得的印象。从我这里附上的截图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得出的一些整体观察（例如宰执作为收信人的现象非常突出，从吉州发到京城的书信也非常多，等等）。不过，由于这是一项仍在进行的研究，我这里希望说明的只是这种数字化研究方式在方法上和语文学上的优势，而非结论本身。

图3 在码库思标记杨万里书信（其中250通作为样本）之后，利用VISUS导出资料，在Palladio分析其地域和时代分布

图4 从VISUS导出标记过的杨万里书信（其中250通作为样本）之后，Palladio地图视图中的分面浏览（faceted browsing）界面

图5 从VISUS导出标记过的杨万里书信（其中250通作为样本）之后，Palladio社会网络视图中的分面浏览界面

图6 从VISUS导出标记过的杨万里书信（其中250通作为样本）之后，生成出官名和地名的词云

在我们翻译《贞观政要》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标记的目的不同，主要是为了编辑文本。由于翻译是集体进行的，我们对整部书进行标记，以进行标准化处理。标记的内容包括官名、地名、人名、书名的各个列表。我们也编制了一个灵活度很高的电子版，让读者可以用更多不同方式读这部书——这么一来，书中段落既可以用时间顺序来排列，又可以按它们在不同版本中的次序来排列。

在数字化研究中，很多进展都是研究开始之前无法预料的，往往令人惊喜不断。这些可能会吸引学者更投入使用数字化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标记王明清《挥麈录》的信息来源人之后，为了看看该书提到什么人，而且都是哪些人提到的，我把其中出现的所有人名都标记了一遍。通过利用不同方法来衡量这些人物的中间性（centrality），我既可以据此印证我本来的估计（例如蔡京的中间性应该很高），又可以确认文本中不太明显的一些现象（例如曾布和宋高宗），甚至可以探索重要人物是跟何种主张联系在一起。关于他们的主张，我们不只可以通过对术语做考察，还可以通过分析群集（clustering），看某些人对其他人物的依附。这些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新的算法，预测文本包含什么偏见，并帮助历史学者判断他们的研究里需要包括哪些史料，并将之放到更广的思想和政治语境中。

结语

我希望以上内容能够清晰地说明一点：数字化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于多种历史课题的研究，从特定文本的细读到大批文本的探索和分析，到利用成千上万篇文字来绘图，其中包含各种丰富的可能性。数字化的分析未必需要成为量化史学，我们现在借助数字化分析可以写出多种多样的历史著作。我们可以利用数字化分析寻找历史文本和物件的内在结构和信息，比如我过去第一个历史地理信息（GIS）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曾把《历代地理指掌图》凡例中的读法在电子地图上呈现。[26]我们也可以试试实现社会科学化的史学，例如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取样、概率方法等研究工具，以测试过去的结论，提出新的问题，突出过去研究中的空白，并提出新的解释，等等。而且，我们在这过程中可以继续使用并丰富研究文史的传统方法，这些方法从近代早期就已经是史学研究的基石。

参考资料

笔者的博客文章：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the Chinese（Digital）Humanities.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China Policy Institute Blog，June 9，2016，https：//blogs.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2016/06/09/collaborative-innovation-and-the-chinese-digital-humanities/.

Isn’t the Sikuquanshu enough？Reflections on the impact of new digital tools for classical Chinese.Communication and Empire：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Feb.20，2014，http：//chinese-empires.eu/blog/isnt-the-siku-quanshu-enough-reflections-on-the-impact-of-new-digital-tools-for-classical-chinese/.

Digital Interpretations.Communication and Empire：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Feb.5，2014，http：//chinese-empires.eu/blog/digital-interpretations/.

访谈：

魏希德：《我学术生涯的关键人物和关键词》，澎湃新闻，2017年2月9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1403。

魏希德：《如何将数位人文工具Markus用于历史研究》，澎湃新闻，2017年2月10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1410？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

在线工具：

笔者Information，Territory，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一书的网站和相关的可视化工具，2015，http：//chinese-empires.eu/reference/information-territory-and-networks/。

播客节目：

“Hilde De Weerdt on MARKUS.” 2016年7月31日，DH East Asia Podcast，http：//www.dheastasia.org/2016/07/31/podcast-3-hilde-de-weerdt-on-markus/。

软件：

码库思（MARKUS）：A markup，reading，and visualization platform for classical Chinese texts（与何浩洋共同开发），2014，http：//dh.chinese-empires.eu/beta/。

码库思中文教学视频：http：//dh.chinese-empires.eu/beta/video_zhcn.html。

笔者的演讲视频：

Digital Perspectives on Middle-Period Political History，2016年4月5日，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https：//youtu.be/2oxHTEFEa38。

（其他版本，哥德堡：http：//media.hum.gu.se/filedb/index.php？cdir=TmpVNU1qZz0%3D&c_hash=62c1644730fcf46086164dc08fdcf5e8和http：//media.hum.gu.se/filedb/？cdir=TmpVNU1qYz0%3D&c_hash=41c9fba5f4490c7c0501ac047752a02b。斯坦福：https：//vimeo.com/168242706。）

Humanities Tools for Library Resources，2016年4月4日，密歇根大学图书馆：http：//leccap.engin.umich.edu/leccap/viewer/r/azO7QY。

《文本标记与历史研究》，2015年4月29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tG3EjC9_A。

《宋代新资讯结构的形成》，2015年4月27日，台湾大学中文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d_mJ9eJHk。

[1] 参见：http：//chinese-empires.eu/blog/digital-interpretations/。

[2] 工作坊的内容可参见：http：//www.songyuan.org/Warwick.htm。

[3] 网址为：http：//chinese-empires.eu/static/media/uploads/database/index.html。

[4] 参看我的“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ritten Notes’（biji），” in MichelaBussotti and Jean-Pierre Drège eds.，Imprimerautrement：Le livrenon commercialdans la Chine imperial，Geneva：LibrairieDroz，2015，pp.19-47.全文见：https：//www.academia.edu/1640813/2015_book_chapter_The_Production_and_Circulation_of_Written_Notes_biji_._In_Imprimer_autrement_Le_livre_non_commercial_dans_la_Chine_imp%C3%A9riale._Ed._Michela_Bussotti_and_Jean-Pierre_Dr%C3%A8ge_pp._19-47._Ecole_pratique_des_hautes_%C3%A9tudes._Geneva_Librairie_Droz_2015。同时可以参看我的Information，Territory，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6，第六章。

[5] 此处提到的是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译者注

[6] 昌彼得、王德毅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鼎文书局，1974～1976。

[7] 李之亮编《宋代京朝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

[8] CBDB的资料来源可以参看：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bdb/cbdb-sources。这些参考资料当然不会全无缺漏，但它们都是相对重要的。

[9] 网址为：http：//chinese-empires.eu/reference/information-territory-and-networks/。

[10] 例如Florian Kräutli开发的工具，网址为：http：//www.kraeutli.com/index.php/2016/04/08/timeline-tools/。

[11] 参看我在莱顿大学的就职演讲，全文见：http：//media.leidenuniv.nl/legacy/oratie-de-weerdt-eng.pdf。中文翻译见魏希德《重塑中国政治史》，《汉学研究通讯》2015年第2期，第1～9页。

[12] Hilde De Weerdt，Chu Ming-Kin and Ho Hou-Ieong，“Chinese Empir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 Digital Approach，” Verge：Studies in Global Asias，Vol.2，No.2（Fall 2016），pp.58-69。全文见：http：//www.jstor.org/stable/10.5749/vergstudglobasia.2.2.0058。

[13] “指数年”是CBDB推算历史人物年代的指标，标准参见http：//projects.iq.harvard.edu/files/cbdb/files/131009_rules_for_index_years.xls？m=1438184906。——译者注

[14] 正则表达式可以帮助我们从全文数据中提取具有特殊写法的信息。比如中文史料中常见的日期多以年号开始，后接年、月、日，学者编写正则表达式时就可以按此格式，把一批文本中的日期信息全部抽取出来。——译者注

[15] 例如Tonio Andrade，The Gunpowder Age：China，Military Innovation，and the Rise of the West，900-19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16] 关于合作方面的问题，参看我在这篇博客文章的讨论：https：//cpianalysis.org/2016/06/09/collaborative-innovation-and-the-chinese-digital-humanities/。

[17] 网址为：http：//dh.chinese-empires.eu/beta/。

[18] 项目网站的网址为：http：//chinese-empires.eu/。

[19] 我曾在以下演讲更详尽地讨论这一点。参见：http：//leccap.engin.umich.edu/leccap/viewer/r/azO7QY。

[20] 相关讨论参见：http：//chinese-empires.eu/blog/isnt-the-siku-quanshu-enough-reflections-on-the-impact-of-new-digital-tools-for-classical-chinese/。

[21] Palladio的网址为http：//hdlab.stanford.edu/palladio/。PLATIN的网址为https：//github.com/skruse/PLATIN。

[22] 网址为http：//ctext.org/。

[23] 网址为https：//www.kanripo.org/。

[24] 一些文章提供了例子，参见http：//dh.chinese-empires.eu/forum/category/8/research-blogs。

[25] 参看http：//admin.cambridge.org/academic/subjects/philosophy/philosophy-texts/series/cambridge-texts-history-political-thought。

[26] 参见：https：//ora.ox.ac.uk/objects/uuid：c0c281cd-4c2d-46ea-94b0-f7758cf0c3e6。

唐代人物资料的数据化：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近年工作管窥[1]

徐力恒

一 引言

由于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普及，文献类历史数据库的便捷性、整合性和全面性，历史学者在研究中使用数据库的情况日渐普遍。作为搜集史料的一种方法，历史学者一般能熟练地在各种全文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尤其是把古籍材料变成电子文本的数据库。然而，对于其他可用于研究的数据库，大多数学者是陌生的。作为中国史领域中发展历程较长，也比较重要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下称CBDB）的项目成员之一，笔者希望通过讨论这个大型的基础数据库的发展，引发学界对这项开放的学术资源的兴趣和讨论。CBDB的操作原理跟全文数据库不一样，而且不少学者未必了解CBDB近年处理历史资料的进展和特点，故有本文的写作。由于CBDB项目网站已经提供了说明文件，所以本文重点不在介绍项目基本情况和历史，而侧重探讨项目组在近年致力充实的唐代资料部分，尤其是我们近三年工作的进展。[2]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是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持的学术数据库。该项目的目标在于系统地收录中国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传记资料，整理成数据，并免费公开，供学术研究之用。截至目前，该数据库共收录超过37万人的传记资料。这些人物资料既可在线查询，又可全部下载，以便用户离线时在计算机使用。这些数据除了可以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参考资料以外，亦可用于统计分析、地理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等用途，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历史研究的基本工具。

当前，这个数据库为每个人物的条目都设了多种数据栏目类别，尽可能详细地记录其中信息，并且以相互关联的表格保存，即按照人名、时间、地址、职官、入仕途径、著作、社会区分、亲属关系、社会关系、财产、事件等进行保存。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库的最大优势不仅是作为人物资料的参考，而且是作为一套可供批量分析的数据来使用。换言之，学者固然可以把CBDB当作一部电子版的历史人物辞典来使用——当我们想了解某个历史人物，可以利用人名检索，找出关于他的信息。但是，和一般对人物数据库的理解不一样的是，CBDB既不提供一篇篇的人物小传，也不包含古籍的全文。它提供的是多个相互关联的表格，把人物信息整理出来，放入其中，以便学者进行批量分析。用户通过对数据库进行查询，可以获得大批人物信息。其中关键的是，这些查询除了利用人名，也可以利用人名以外的各种信息，例如地名、官名，甚至是亲属关系、社会关系等，查出一批人物的资料，供学者参考和分析。而且检索条件可以设定多种，在一次查询中就能加入相对复杂的检索条件。

建立这种数据库结构的目标不单是史料的电子化，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史料的“数据化”。史料的电子化是把古籍材料转化成电子文本。至于史料的数据化，意指在进行电子化之后，还更进一步，把史料整理成能被电脑程序使用和分析的格式，相互连接，建成数据库。换言之，数据化是对数字化的拓展与推进。[3]数据化工作产出的数据不仅可以用于全文检索，还可以用来进行更多样的查询和分析，并可灵活地导出到其他软件，以便进行批量处理，或用不同方式来呈现，如统计表格、电子地图等。每当提及对数据库的利用，都容易让人联想到量化分析，不过数据化的目标其实不限于产生用于量化分析的数据，还可以产生用于其他分析方法的数据。通过对研究资料进行数据化，人文学者可以更有效率、更系统地解决既有的学术课题，也可以通过数据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关于这些话题，我将在本文介绍CBDB项目工作时举例说明。

2015年起，由罗杰伟（Roger E.Covey）先生创立的唐研究基金会（Tang Research Foundation）为CBDB项目提供了资助，资助专门用于增加数据库中唐代人物资料的学术工作。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处理唐代的主要人物资料，促进唐史研究。以下介绍的工作都是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前，CBDB已经累积了一批关于唐人的资料，累计大约有45000人的信息。这些信息大多是通过和其他研究者合作获得的。比如，CBDB曾和京都大学的“唐代人物知识资料库”（Pers-DB：A Knowledge Base of Tang Persons）建立协议，获得3700多个人物的传记数据。[4]另外，CBDB编辑小组又和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姚平教授合作，得到其在《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搜集而来的16300多人亲属资料。[5]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谭凯（Nicholas Tackett）教授长期从墓志等材料中搜集人物信息，也贡献了22000个唐五代人物的数据。[6]虽然CBDB中的唐代人物数目看似不少，但数据量仍不算充分，尤其在跟CBDB中宋人资料相比的时候。例如，在2015年以前，唐代人物的“社会关系”数据只有不到400条，连CBDB宋代“社会关系”数据量的1/240都不到。所以，自2015年开始，CBDB项目除了参与数据的分享合作，也开始了独立的数据化工作，重点处理、收录唐代资料。

二 唐代官员资料及其社会交往的数据化

为了充实数据库内容，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用，CBDB的项目工作有一大部分是关于电子化的。CBDB北京大学项目组在过去修订郝若贝教授为数据库留下的数据时，是利用人工作业的方式录入并处理历史人物资料的。[7]不过，到了最近几年，项目组已经大量运用半自动半人工的方式处理新数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其中自动化作业包括使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算法，挖掘史料文本中的人物信息，尤其是格式规整的传记文本和人名列表。以下将分别介绍项目组对几部历史文献的处理。

我们在项目开始初期发现，先收录《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的资料有很大好处。它是一部唐代人物资料的基本工具书，收书的范围涵盖正史、诗传、职官资料、书目、书画书、五代十国记载、方志及有关释氏之书等共83种，搜罗唐五代的现存人物资料出处，为学者检索史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书一共收近3万人，其中列出姓名（和其他常用称谓）和传记资料的出处，方便学者翻检。而且，它为CBDB提供了大批人物的“社会区分”资料，共有2778条人物的身份信息。CBDB中“社会区分”栏目是记载人物的各种身份的，包括诗人、画家、僧人、书法家等，尤其便于学者对特定人群进行专题研究。

这部索引除了搜罗资料的范围很广以外，另一好处在于厘清了大量同名人物的情况。同名人物的消歧（disambiguation）是CBDB项目经常要处理的数据问题之一。由于项目收录来自多种不同来源的人物资料，所以同姓名人物不少，放入CBDB时需要小心区分。一般做法是：如果能根据历史材料确定同名者是同一人，则合并同名人物的数据；如果不能确定，则都保留。所以每当可能，我们都尽量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的考订。傅璇琮先生曾讨论他和其他编者在这方面的做法：“正因为资料搜集不易，因此区分同姓名人物就特别困难。编一代历史人物的索引，一定会碰到不少同姓名的人物，较具一定水平的索引，遇见这种情况，决不能不加区分，照书即录。”“有时有四、五个人为同一姓名，就须查核其籍贯、郡望、字号、世系、事迹，加以细心的甄别，稍一忽略，就会张冠李戴……还有不少是姓名相同，时代相近，但别无确切材料证明其为同一人的，我们就本着阙疑的精神，姑且作二人处理。”[8]在编纂此书的时候，傅先生等编者已经综合了许多零散的文献资料，对同姓名人物进行甄别。举一例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出现过两位裴薦，《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就分别列出，并写明其中一位是裴裔的儿子，另一是裴迪的儿子，明确区分。[9]对于这类人物，编者注明了他们的字号、籍贯、职官、时代等，以资区别。这种记载帮我们确定两位裴薦不是同一人，为CBDB的数据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编者之一许逸民先生曾举书中例子指出，做这种编撰工作需要很好的学术判断力：“譬如人名索引，有时同一人前后姓名有变更，有时并非一人而同名同姓，皆需要合并为一人或区分为二人……辨析同名同姓而非一人的办法，除上述世系不同外，还可以借助字号、籍里、职官、生卒时代有异等加以区别。”[10]除了根据这种现有成果，我们还在哈佛内亚与阿尔泰学系博士生文欣的建议下制定了计算机算法，根据不同史料中亲属人名的重合度，厘清哪些同名人物可由计算机批量判断是否为同一人，哪些不能由机器稳妥地判断，需要人工考证。这样既大大减低了人工操作的工作量，又保证数据比较准确。

除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以外，我们还对大批唐代官员和士人的资料进行数据化。我们利用的材料包括古今学者对九卿、刺史、方镇和科举士人的考证，主要来源分别是郁贤皓和胡可先的《唐九卿考》、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还有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的《登科记考补正》。[11]这些都是系统性强、目标在于一网打尽的年表式参考书，以年代、人物或地点排序，一一辑录，并一般都标出文献出处。[12]目前，前三部书已经处理完毕，共得1765条出任九卿的资料，共1421人；13373条出任刺史的资料，共8818人；15871条方镇资料，共8178人。至于《登科记考补正》，笔者执笔之时仍在处理中，但已为5603条唐代登科资料进行电子化，共4520人。以上几组人群有所重叠，所以项目组处理时必须对同名人物进行甄别，做法与上述类似。由于这些九卿、刺史、方镇和科举士人的资料是系统的，它们成为CBDB数据之后，学者可以用来全面地研究唐代官员和士人群体、官职迁转、制度运作等。例如，我们在过去无法准确并迅速为这样的问题找到答案：曾任刺史者有多少人曾担任九卿官职？不过，当CBDB录入这批资料之后，学者可以运用CBDB的数据迅速得出建立在海量资料上的计算结果——如果按照上述参考书的辑录，8818位刺史中有258位曾任职九卿。[13]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答案如不使用数据库辅助，绝对无法立刻得出，必须经年累月、耗费大量精力。

除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我们处理的另一部索引是《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14]此工具书涵盖唐五代诗人的交往诗作，将每个人所作的交往诗进行交叉比对，再以姓氏排序。由于这些交往诗都是在特定场合中写成的，又有具体的交流对象，所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材料。我们的取材是根据《全唐诗》和多种拾遗作品，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列明唐五代人的交往关系。索引分为两类，A类为作者与其他人交往或提及别人的诗；B类为其他人与该作者交往或提及这位作者的诗。用社会网络研究的眼光看，这种编排方式记载的其实是一个诗人的个体社会网络（ego network），而且是有方向性的（directed）。A类资料的每一条都是该诗人对其他人的关系，B类则记载了其他人对该诗人的关系。在CBDB系统中，这一类“社会关系”会归入“著述关系”（Writings）一类下面的“应酬文字”中。在整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索引的编者还考证了大量人名的历史情况，例如各种只提到诗人的姓氏、官名和号的诗题究竟指的是什么人物，为我们了解唐代诗人做了很大贡献。《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将为CBDB提供25978条社会关系数据，对研究唐五代士人交往、诗歌创作、文人群体等课题都有重要价值。

通过这部索引的数据处理工作，我们还发现了在计算机没有广泛通行时编纂和校订同类历史工具书的难度。理论上，一个诗人在A类的诗歌条目应该在他交往的诗人中B类栏目中再次出现，不过由于人工比对成千上万条目的记载难免有错漏，所以这两组条目有时是无法对应的。虽然前辈学者们编纂《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的工作是很严谨的，[15]但由于复核和校对的工作量极大，加上需要集体沟通和研讨，局部的错漏总是难免的。计算机的比对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查找这些漏记的条目。经过五次检查，我们发现了2000多条无法匹配的交往诗数据。[16]我们专门针对这些错漏进行了修订，让CBDB的数据错漏降到最低。

三 唐代墓志史料和官名、地名的数据化

在这个唐代项目中，我们还会处理大批唐代墓志史料，把其中的人物信息加入CBDB。我们目前的主要精力放在《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之上，两部汇编共收5240余篇墓志铭。CBDB已收录其中墓主及其亲属的信息，不过在这些信息之外还值得做更深的挖掘。比如墓志提到的职官信息，除了墓主的职官信息以外，往往还提到其他相关人物曾任什么官职。在我们对墓志的处理工作中，“码库思”（MARKUS）平台对数据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码库思”是由莱顿大学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与何浩洋（Brent Ho）博士主持研发的线上文献阅读、研究工具，学者可借助它对古籍进行半自动文本标记，快速定位文献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年号等，并在线阅读和导出资料。[17]由于这个平台可以为标记加上用户定义的标签，CBDB项目组人员在处理墓志的时候就可以分别标出墓志中的人名和官名，然后把人名和官名标签连接起来。这样的步骤使得批量导出墓志中的人名和官名信息成为可能，且能比较容易地对这些信息做数据化处理。[18]除了人名和官名以外，由于墓志铭文有相对程式化的体例和句式，我们还会挖掘包括墓主的葬地、墓志中提到的著作等信息。为了提取这些信息，项目组正和台湾政治大学的计算机和数字人文专家刘昭麟教授合作，探索如何通过分析这些格式来批量提取人物信息。刘教授目前已经摸索出适合提取以下几类信息的表述模式：姓名、字、籍贯、生卒年、年岁、性别、所属朝代、亲属资料（姓名和曾任官职）等。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抓取志文中所有“葬于”“窆于”“殡于”“祔于”等字眼后面的特定字数，然后自动按地名层级整理。我们预期这项合作从设计程式到提取数据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需要经过不断调整计算机程序，来适应不同墓志句式的变体，方能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逐步提升程序的效用。由于这项工作对大量墓志同时进行分析，可以减少文史研究者重复进行的一些步骤，甚至有望帮助学者更精确地发现过去精读史料时不容易观察到的现象。

作为一个大型的历史人物数据库，CBDB还是一个数据集，也就是各种数据组成的集合。跟中国古代相关的各种数据，只要有利于人物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项目组都尽量投放精力进行录入和校正，并且以标准化方式纳入数据库中。这些数据是以编码表（code tables）的形式保存的，其中包括各朝地名表、官名表等。[19]比如，打开CBDB单机版的时候，能够看到官名是由“OFFICE_CODES”表格登记，并放在“OFFICE_TYPE_TREE”表格的分层架构下。至于地名，则在“ADDR_CODES”表格记录。这些编码为人物数据里出现的地名和官名等赋予了其各自在数据库系统中职官架构和行政地理架构中的相应位置，方便查询时选取。所以，当我们系统地处理唐代人物资料时，也需要对唐代官名和地名做相应的整理，输入CBDB。

首先介绍处理唐代地名的工作。CBDB对唐代地名的整理工作是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主要数据来源为郭声波教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20]作者在编定这本书的过程中，对唐代的行政区划层级提供了定义，因此CBDB对唐代地名的数据化是基于书中的认识。为了处理这方面的工作，郭声波教授的学生、专攻历史地理的暨南大学博士生魏超曾在2015～2016年访问CBDB一年，负责整理这本书的地名数据，按照适合的格式将有关内容整合到CBDB之中。[21]要进行这种工作，我们首先在这部书的电子版中提取地名数据，以实现唐代地名的数据化。我们利用了原书的表述格式判断地名的层级，又在计算机上编写了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s）对书中有一定规律的内容进行批量提取和清理。正则表达式的作用是检索或抽取符合某些特定表达格式的文本，用事先定义好的一串字符和字符的组合来实行对字符串的过滤和提取。在完成地名的提取之后，接下来就要为提取出来的地名进行分级。地名的分级处理是建立在对唐代历史行政区划的理解之上的，务求达到规范，方便历史学者使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在梳理唐代行政区划时，对每个府州县存在的时间年限都做了详细的考订，并附在相应的地名之后。之后的任务是以经纬度格式为地名登记地理坐标，为这些地名在计算机上的地图呈现做准备。

在我们处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之前，CBDB数据只包含2411个唐代地名，而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数据库补充了6209条关于道州县地名的记录，其中包括地名、起讫时间、所属层级等方面信息。另外还有1693条关于羁縻州的记录。和前述《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的相关工作原理类似的是，我们利用了计算机对书籍记载进行全面比对和检查，修订原书的一些瑕疵。例如，书中由于政区置废时间无法准确地考订，造成有些地名在时间上无法在隶属关系上匹配到某政区，我们都一一反馈给原作者，做出修订。通过以上工作，我们体会到不论是《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还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数据库结构对于这种含有大量系统性资料的工具书，适应性要比印刷媒介好，查找和复核资料的工作也比较容易在计算机上进行。

其次是处理关于官名表的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在项目开始之前，CBDB共登记了2411个唐代官名。在收录前述各种人物资料时，我们收集到大批职官名称，在官名表中统一登记。这些官名在数据库中被一一归类，系于职官架构之下。这样做是为了让用户以任何一个分层来查询，都可以找到人物的任官资料。目前这一架构有390个分类，基本涵盖了唐代官制的所有方面。

结语

综合以上，通过近年对多种唐人资料进行的数据化工作可见，CBDB项目的建设不只是技术工作。由于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研究基础，所以它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实际上，这些数据化工作是信息时代史学研究工作的一种体现，我们在其中大量借助了计算机科技，以提高处理历史资料的效率和准确度。其中也利用了学界对唐代研究的既有成果，是建立在前辈学者的耕耘之上的。不管是哈佛大学还是北京大学的年轻文史学者都参与进来，为资料的处理和考订贡献力量。所以，CBDB对唐人资料的数据化可说是几代历史专家成果的结晶。傅璇琮先生曾在《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的前言中提出，只要把记载唐代人物的史料一一汇聚，加以合理的编排，“我们就将有一个网罗全局的唐代人物的材料库”[22]。虽然CBDB并不是史料全文的数据库，但从方便学者查阅人物传记事迹的目标来讲，CBDB近年进行的唐代项目可以说是继承了傅先生的这个宏大构想。而且，CBDB和《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一样，既是便利学者的研究工具，又是推动研究的综合性成果。在发展CBDB的过程中，我们坚信历史人物资料的数据化会带来学术创新。过去学界讨论的许多唐代现象，都可以利用数据来重新检讨，作为讨论的其中一个角度。和学术价值同等重要的是数据的开放性。我们处理的数据是在CBDB网站上免费公开的，任何学者都可以下载使用或在线上查询，用于学术研究。

不过，在更普遍地使用数据库之余，学者们也纷纷认识到数字化研究工具的局限。从学术史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在史学研究中使用数据库终究是一件新事物。当人们能在短时间内查找出大量历史材料，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惯常用的其他研究技艺的重要性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是加强了。CBDB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北京大学的邓小南老师做过以下呼吁：“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库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史料收集的难度，但同时也对历史学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既然不能仅靠对史料的熟悉夺得先机，那么，对史料辨析与追问能力的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我们应清醒认识到，数据库只是助力研究深化的途径，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表层文本的提取和简易的攒凑式结论，深入的研究还要靠阅读体悟、史料辨析，要十分警惕急功近利氛围下历史研究的‘表浅化’倾向。”[23]这样的提醒，正好点出在计算机技术发挥重大影响的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提升辨析史料的能力，才能避免肤浅地利用数据库，充分发挥使用资料库的优势。CBDB著录的只是信息，史料隐含的意义往往需要学者深思才能充分诠释，不是单凭查询数据库就能解决的。

当项目在2018年完成之后，CBDB将会增加大量唐代人物的传记信息。不过单就唐代而言，仍有不少资料值得继续补充。从本文的介绍不难观察到，我们在这三年里的工作模式是集中格式化处理经过前辈学者考证、整理的人物资料，而不是从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里逐条检阅处理。这种工作模式的好处在于可以比较有系统、有效率地处理大批资料，可以在几年之内涵盖大部分重要的唐代人物信息。但其存在的问题是，数据库中人物传记信息的深度还有待加强。我们已经把处理一系列关于唐史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列入工作计划，例如严耕望先生的《唐仆尚丞郎表》和戴伟华先生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24]，都已完成前期准备，完成了两部书的大部分录入工作。以后完全录入的时候，可以系统地补充CBDB中唐代尚书省职官和方镇幕府人员的信息。

在新资料以外，我们项目组还会继续探索用相对前沿的计算机方法处理历史文献，丰富CBDB的数据。其中一项工作是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逐步训练计算机判断古籍文本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旧唐书》中列传的记载，以便加入CBDB的“社会关系”信息。这种机器学习的技术未完全成熟，但由于相关科技在近年发展相当迅速，而且可以不断加入更多训练样本来改良机器的学习能力，因此我们相信机器分析古文献并从中提取有用信息的做法将越来越有价值。进行数据化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新的学术问题，例如是对同名人物的大批消歧。

除了本文介绍的数据化工作，CBDB项目组同时进行许多其他朝代史料的收录和处理工作，例如宋代登科录、宋至清代的地方志、清代的朱卷资料中的人物信息等。只要CBDB项目仍有足够的资源，就会不断增加新的资料，务求更全面、系统地收录中国历史人物的信息。长期以来，CBDB的宋人资料被认为是相当丰富的，但对其他断代资料的收录情形则不尽理想。在本文介绍的唐代项目和其他朝代的工作逐步完成以后，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CBDB尽管从创立至今已有不短的历史，但仍处于开发完善之中。它收录的资料、数据结构和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处于变动之中，需要通过与用户的不断交流来取得进步。事实上，目前从用户反馈来看，无论是线上版还是单机版，CBDB的一些操作还不够方便易用，造成使用上的障碍。不少用户认为，在数据库中查找人物资料时进行基本检索不难，但要处理更复杂的检索或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则技术门槛过高，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容易令人却步。为了减少这方面的障碍，CBDB项目组正致力改进数据库的操作方式。具体做法包括把作业环境转移到MySQL数据库管理系统，让数据的查询变得更加人性化。

适逢“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等概念在中国学界引起关注和讨论，有更多学者对数字化研究工具和资源感兴趣，这为CBDB的推广带来了重要契机。[25]项目组也积极跟用户建立联系，持续沟通，孵化研究成果。项目组在台湾的合作者（包括新竹清华大学的祝平次教授、金门大学的李宗翰教授等）为CBDB制作了视频教程，包括14部短片，利用直观和循序渐进的方式普及数据库单机版的用法。[26]至于宣传推广的成果，根据项目网站主页的访问量来看，2016年年初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访客不断增加。[27]这虽然不能直接说明用户数量和他们使用数据库的情况，但反映中国学界对CBDB的关注度正在提升。学界虽然对坊间更流行的古籍全文类数据库更加熟悉，但经过项目组的推广和用户在使用数据库过程中的摸索，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学者熟悉CBDB这种数据库的特点和用法，并在自身的研究中利用该数据库。随着各种电子学术资源变得盛行，有意识地善用数据库越来越重要，对研究生的培育也理应加入关于这些工具的课程内容，让年轻学子对它们的特点和优劣有系统的了解和反思。

很多大型研究项目（尤其是数据库项目）都建立在不同研究团队合作的基础上。CBDB项目的三方合作自开展以来已经超过十一年，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转型和扩张，并实现了多学科、多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对话。数据库除了得到中外历史学者的参与，亦借助了文学、计算机、互联网、统计学等领域专家的成果。未来要推动更有效、更具规模的合作的话，必须考虑为文史数据库建立一些共通的数据标准，营造数字资源的共享环境。像CBDB这样的数据库和数字化分析手段的结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码库思”文本标记平台、历史地理信息工具和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等。应该寻求共享和古代历史研究相关的数据和资源，寻找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进而建立所谓的“网络基础设施”（cyberinfrastructure），使得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关的电子资源在不同平台之间得以互通，便于学者利用。[28]作为一个长期进行、服务学界的研究项目，CBDB未来的发展和提升也必然需要仰赖学界同行们的支持、指导和批评。

[1] 本文的写作是唐研究基金会资助“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项目成果之一。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陈静、耿元骊、刘昭麟、王宏甦、魏超等前辈和同事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2] 项目网站网址为：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过去项目组的北京大学成员也曾撰文介绍CBDB，见方诚峰《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二期，中华书局，2010，第285～298页。

[3] 关于人文数据的更多讨论，参见Christof Schöch，“Big？Smart？Clean？Messy？Data in the Humanities，” Journal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Vol.2，No.3.（2013），pp.2-13。

[4] 该数据库的网址为：http：//tkb.zinbun.kyoto-u.ac.jp/pers-db/。

[5]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 谭凯教授为这些数据另外建立了一个开放的数据集，下载网址为：http：//history.berkeley.edu/people/nicolas-tackett。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他写出了Nich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4。中译本见《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孙英刚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

[7] 例如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鼎文书局，1974～1976。

[8] 傅璇琮等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第3、13页。

[9] 傅璇琮等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第178页。

[10] 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中华书局，2011，第97～98页。

[11] 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12]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参考书已经把所有相关职官和科举人物穷尽。学界一直有拾遗订补这些参考资料的文章。

[13] 文欣：《唐朝中央与地方官员交流的数字化分析与呈现：以九卿与刺史的关系为例》，发表于“数字人文新动向——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暨Digging into Data工作坊”，2016年1月，北京。

[14] 吴汝煜等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5] 关于该索引的编纂流程，参见吴汝煜等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第6～7页。

[16] 这也包括一部分因印刷错误和少量因电脑识别字体不准确而产生的错误数据。

[17] 该平台的网址为：http：//dh.chinese-empires.eu/beta/。更多介绍请参见本辑魏希德老师的文章。

[18] 关于这项工作，我曾和同事王宏甦撰文介绍，参见Hongsu Wang and Lik Hang Tsui，“Creative Uses of MARKUS in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Oct.2016，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creative-uses-markus-china-biographical-database-project。

[19] 这些编码表可以在单机版上自由调用。CBDB单机版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E4%B8%8B%E8%BC%89cbdb%E5%96%AE%E6%A9%9F%E7%89%88。

[20] 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1] 以下介绍参考了魏超《CBDB唐代地名数字化工作总结及思考》，未刊稿。

[22] 傅璇琮等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第14页。

[23] 邓小南：《历史研究要强化史料辨析》，《人民日报》2016年5月16日，第16 版。

[24] 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5] 关于“数字人文”这个概念，参见项洁、涂丰恩《导论：什么是数字人文》，项洁编《从保存到创造：开启数字人文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第9～28页。

[26] 视频教程已上传至http：//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26353417。

[27] 网站访问量数据参见http：//www.clustrmaps.com/map/Projects.iq.harvard.edu/cbdb。

[28] 相关问题我曾做过简要的分析：Lik Hang Tsui，“The Digital Humanities as an Emerging Field in China”，China Policy Institute Blog，University of Nottingham，June 13，2016，https：//blogs.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2016/06/13/the-digital-humanities-as-an-emerging-field-in-china/。关于这个构想的详细计划，参看王宏甦、徐力恒、包弼德《服务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网络基础设施》，发表于“第七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国际研讨会”，2016年12月，台北。

家族、婚姻与道学：《仙溪志·人物传》中的社会关系[1]

李宗翰 郑莉

一 前言

《仙溪志》成书于1257年，是极少数保存至今的宋代县级地方志之一。仙溪指南宋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该地方志有一个特点，即特别注重地方家族及其人物。据陈尧道（1235年进士）为《仙溪志》所作序，此书乃时任知县赵与泌（生卒年不详）因“邑士有请”[2]，命县尉黄岩孙（1256年进士）编纂而成。序文又言“于人物为尤重”，[3]可见编纂此志之初，《人物传》部分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该与“邑士”所请有关；而其中一项很重要的选择标准是他们在仕宦上的成就。

卷三特别为此列出一节“衣冠盛事”，根据“父子侍从”“四代侍从”“一门监司郡守”等类别，列举了同一家族子弟的仕宦成绩：“今自宰执、侍从、台谏，至于家世科第，大书特书，以侈兹邑之盛事。”[4]《仙溪志》不但重视个别的仙游地方人物，同时也重视这些人物的家族关系。其《人物传》的排列方式，也同样别出心裁，以家族为中心。例如《人物传》所列第一位人物是蔡襄，接下来就列举蔡襄家族中其他值得入传者五人，然后才叙述另一家族。[5]这种编排人物传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志中并不常见。由此可知，以地方家族为单位的仕宦表现，是《仙溪志》致力呈现的重要面向。

因此，了解宋代仙游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本志的构成就成为研究此志的功能与意义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仙溪志》的编者，除了黄岩孙外，至少还有仙游地方士人苏国台（生卒年不详）、苏攀龙（生卒年不详）、黄尧俞（生卒年不详）等人。这些编纂者都是考察宋代仙游地方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仙溪志》内容的重要切入点。其中首先需提出的是黄岩孙曾编纂刊印朱熹与真德秀之著作，苏国台则拜潘柄为师，故两人都属道学人士。而从下文将会看到，这一点影响了他们编纂《仙溪志》时收录的内容。

在方法上，本文采用了“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与社会网络分析软件Pajek作为分析工具。[6]而在具体使用分析过程中，笔者使用的是CBDB单机版内建的“查询社会关系网络”（Query Social Networks）功能，[7]并将年代设置为“960～1279”，将Max Node Dist.设为1，将Max Loop #设为3，并且勾选“Include Kin”。如此设置，是为了只检索社会关系距离为一度的人，然后按该社会网络做三次循环检索以扩大范围，而且设定这种查询项要包括亲属成员。输出查询结果之后，再用Pajek将查询结果绘成社会关系网络图进行分析。[8]

需要注意的是，CBDB并未完整收录宋代社会网络关系的信息，因此透过CBDB勾画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必然会受到它所收录资料的限制。[9]本论文在方法上的取径，并非要完全相信与依赖CBDB所画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是在考虑到资料限制的情况下，以此工具为出发点，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推论。

二 《仙溪志·人物传》的家族

仙游在宋代为县级单位，属兴化军管辖，开发时间较晚，故《仙溪志·人物传》中所收人物始自九世纪末，其中唐代只有1位，五代则有8 位。但此地在宋代的社会发展速度显然很快，故《仙溪志·人物传》共收63位宋代人物，他们全为士大夫，且多数为进士出身，或以荫补入仕，可以说都是成功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的仙游地方士人。其中有59位在CBDB中收有资料，占93.65%，比例相当高。从图1可知，若使用CBDB进行查询，我们会观察到这些人其实可以区分为几个家族。

从图1可知，《仙溪志·人物传》中所收人物超过3位的家族有下列8个：傅氏家族（7人）、蔡襄家族（6人）、林正家族（5人）、林豫家族（4人）、朱氏家族（4人）、许氏家族（3人）、叶氏家族（3人）、苏氏家族（3人）。其他只有不足两位人物入传的家族，此处不列入讨论。图1很清楚地显示，仙游从宋代开始就发展出相当有力的宗族组织，其中傅氏家族与蔡襄家族的势力最可观。

然而《仙溪志·人物传》所收的人物无疑都是经过编者挑选后的，若要进一步分析其选择标准，就需要找出完整的宋代仙游的国家统治精英群体，并将两者进行比较；而《仙溪志·进士题名》列有相对完整的宋代仙游进士名单，正可作为比较的基础。

在进行具体分析前，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本研究须从《仙溪志·进士题名》的371人中删去12人。其中3人为唐代人物，故应删去；1260年以后的进士有9人，显为后人增补，也应删去。故在1257年编纂成的《仙溪志》中，进士题名应收有宋代人物359人，这群人才是在分析编者如何挑选《仙溪志·人物传》的宋代人物时，所应参照的对象。

第二，并非所有列在《仙溪志·进士题名》中的人物都收录在CBDB中。《仙溪志·进士题名》中所收的宋代359人中，只有155人能在CBDB中找到，仅及43%；不过，这155人的数据也已相当可观，对观察宋代仙游的进士群体属性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本研究依据CBDB所收录的155人来与《仙溪志·人物传》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图1 《仙溪志·人物传》所收人物之亲属关系图

*图中姓后加英文字母者（如“林F”），为CBDB最初建立者郝若贝所输入的资料。当时他无法确定其名，故暂以英文字母标示。部分无名者情形与之类似。图2同此。

第三，《仙溪志·进士题名》中未收荫补入仕者，但这群人也属当地的国家精英群体，甚至在仕宦上也有杰出的成就。由于缺乏宋代仙游荫补入仕的完整名单，因此这些人在本研究中没有进入对宋代仙游国家精英群体的分析讨论。然而《仙溪志·人物传》所收63位宋代人物中，荫补入仕者共有10位，占15.87%，数量其实不算少，且《仙溪志》又收有这些人的亲属关系信息，正可对我们的比较分析进行补充，使我们对宋代仙游的地方家族势力分布有更清晰的认识。但这部分不属于使用CBDB分析的范围，本文不拟讨论。

若我们同样对《仙溪志·进士题名》中的人物，利用CBDB分析其亲属关系，则可获得图2的关系图。从图2可以看出，宋代仙游产生的进士，主要也是集中在几个家族。根据CBDB的资料，宋代仙游产生过3位以上进士的家族，包括蔡襄家族（17人）与蔡京家族（7人）、傅氏家族（17人）、许氏家族（12人）、叶氏家族（11人）、余氏家族（7人）、林纬家族（6人）、林豫家族（5人）、林正家族（5人）、陈骥家族（5人）、陈次升家族（4人）、朱绂家族（3人）、苏钦家族（3人），共13个家族；其中蔡襄家族与蔡京家族实属同一支蔡氏家族，故亦可算为12个家族。这些家族共同构成了宋代仙游的国家统治精英阶层，并且由于能不断产生进士，而得以长期维持其地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仙溪志·人物传》中原本看似各自独立的几大家族，在《仙溪志·进士题名》所提供的名单中，利用CBDB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以下家族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傅氏家族、林豫家族、余氏家族、陈次升家族、陈骥家族、许氏家族、叶氏家族、林正家族、蔡京家族。易言之，在宋代仙游的12个重要家族中，至少有9个家族透过婚姻关系联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仙游地方上的精英阶层。

将图1与图2进行比较，可整理出表1：

图2 《仙溪志·进士题名》所收人物之亲属关系图

表1 《仙溪志·人物传》与《仙溪志·进士题名》所收家族人数比较表

从表1可以看到，宋代仙溪的地方家族出现在《仙溪志·人物传》中的人数，与其家族之中举人数并不一定有正比关系。若按入传比例来分，这些家族大体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为蔡襄家族与傅氏家族。这两个家族应该是宋代仙游势力较强的地方宗族，他们产生过足够多的仕宦人才（入传的客观条件），在地方上也有足够大的权势（入传的主观条件），故这两大家族在《仙溪志·人物传》的入传情况，当可作为一个参考指标。蔡襄家族与傅氏家族在CBDB所收的进士题名中各有17人，而收入人物传的则各有6人与7人，比例分别是35%、41%左右。

然而有些家族的入传比例明显低于此。如第二组的许氏家族、叶氏家族、余氏家族、陈次升家族在CBDB入传人数所占进士题名单中家族人数的比例均为25%～29%。而第三组的林纬家族、陈骥家族甚至全无入传者。

也有一些家族入传比例明显高于此，这些家族可归为第四组。如林豫家族为80%，林正家族、苏氏家族均达100%，朱氏家族达133%。

以下将以上述观察为基础，利用CBDB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对影响《仙溪志·人物传》所收人物得以入传的因素，进行一些分析，试图了解造成《仙溪志·人物传》中诸精英家族非等比例入传的原因，并将重点集中在分析入传比例悬殊的（包括过高与过低）家族。

三 家族成员出现比例过高者

苏氏家族的进士人数与入传人数之比达到100%，应该是与参与《仙溪志》编纂的苏国台有关。从图1与图2的右上方都可看到，苏国台属于当地苏氏家族的一分子，此一家族产生了苏钦、苏权、苏国兰3位进士，而有苏钦、苏洸、苏权3人入传。若再进一步追查CBDB中的亲属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入传的3人苏钦、苏洸、苏权实为祖孙三代，其中苏洸是以苏钦而荫补入官；而苏国台则是苏权之子。这些关系，也都记录在《仙溪志·人物传》中。[10]若读《仙溪志·人物传》中关于这3人的部分，除苏钦曾受张浚赏识，并曾官至转运使外，苏洸、苏权实无甚事迹可言。这不禁让人怀疑，只产生过3位进士的苏氏家族，竟能有3位人物入传，恐与苏国台参与《仙溪志》之编纂不无关系。

可惜在现有的CBDB中，并无苏攀龙、黄尧俞等其他参与编纂者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按照数据库内容推论他们与《仙溪志·人物志》中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关系。

此外，林豫家族与林正家族的入传比例也都偏高，原因可能与其家族成员属于道学群体有关。以林豫家族为例，图3为林豫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图。

图3 林豫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从图3可知，CBDB所收关于林豫家族社会关系的资料并不算多，除林豫以进士入仕外，其他4人（师舜、师益、师说、师皋）均为林豫之子，且应该都是依赖林豫荫补才得以入仕。[11]然而从图3仍可看出林师说与林光朝、赵鼎有某种社会关系。林光朝（1114～1178）为兴化军莆田县人，同时也是道学家。《宋史》称“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12]，可知林光朝在南宋提倡道学的地位。而赵鼎（1085～1147）则是和道学家关系友善的政治人物。林师说与两人同时，且与林光朝关系颇为密切，甚至还请林光朝修订自己的墓志。[13]由此可以推知林师说至少同样是道学的同情者。此外，虽然从图3看不出来（因CBDB所收信息之深度仍然有其局限），但从《仙溪志》可知，林师益曾获杨时推荐，其子林日选亦拜另一位理学家陈宓为师，[14]故此一家族可能与道学关系较为密切。

宋代仙游之家族成员入传比例与此家族的道学关系相关，还可以以入传比例最高的朱绂家族做旁证，但这部分则需要补充CBDB以外的资料。由此可清楚看到目前CBDB所收录资料的局限在于，传记数据内容的深度仍有待强化。图4为CBDB所见朱绂家族之社会关系。

图4 朱绂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我们无法从图4看出朱绂家族太多的社会关系，更无法判断此一家族是否与道学群体有关。另外，CBDB中关于朱绂家族成员之社会关系的欠缺，也多少反映了此一家族的后代发展并不特别突出。但《仙溪志·人物传》中的朱元飞传记透露了很有意思的信息。朱元飞为朱宗之子，应该是靠父荫补官；而朱宗则为朱绂之子，亦是靠父荫补官。朱元飞本无甚事迹可言，根据《仙溪志·人物传》的记载，他最大的事迹，应该就是：“公（朱元飞）丞同安时，文公（朱熹）为簿，因通族系；子滚，广东帐管，涓、泚俱游其门。其家藏文公往复墨迹尚存。族孙泳，分居紫阳。”[15]俨然就是将朱绂家族描写成朱熹家族的同宗，并特别强调其家与朱熹的关系。故可说《仙溪志》对朱绂家族的表彰，同时也是在强调仙游与朱熹的关系，藉此增添仙游的光彩。[16]

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特别留意的另一条线索，是《人物传》中朱泳的传记。正如前文所述，《仙溪志·人物传》的编排方式，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朱泳为朱绂之孙朱元飞的族孙，本应列在朱绂家族中叙述，但却出现在《人物传》的最后，与其他朱氏家族成员相隔甚远。按照《仙溪志·人物传》的编排体例来看，此条很可能为后人添入。不论朱泳传是因何进入《人物传》，它的出现就已足以表明当时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的兴趣。且朱泳传中还附带记录其侄子朱首谅、朱颖之两人事迹，直到两人致仕为止，时间可能已到十三世纪中期。当时仙游地方人士对朱氏家族的兴趣，在此又得到另一个证明。

故根据CBDB的社会关系图以及《仙溪志·人物传》的数据可以推测，造成宋代仙游某些地方家族在《仙溪志》中入传比例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是该家族与道学关系密切，这也反映了南宋后期理学成为主流后的整体社会文化氛围。

四 家族成员出现比例过低者

在地方上有权势地位的家族较一般人更易入传，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此在《仙溪志》中蔡氏家族、傅氏家族都有多人入传。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图1与图2显示的蔡氏家族。虽然蔡襄家族与蔡京家族同属一个宗族，[17]且两支都产生过不少进士，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人物传》中，入传的全为蔡襄一支的成员，蔡京这支宗派的人物则完全不载。这应该与蔡京及其家人支持新法，并在南宋士人舆论中沦为奸臣角色的历史背景有关。[18]《仙溪志》中提及蔡京的次数极少，且均是以奸臣的形象出现，例如《仙溪志·人物传》中的陈次升，其正直形象的来源之一就是批评蔡京“奸谋凶险，阴害良善”。[19]可见在南宋后期，即使是仙游人也需要跟蔡京划清界限。根据CBDB所收的《仙溪志》编者黄岩孙之社会关系，他与道学人士有较密切的关系，曾经编辑过朱熹与真德秀的著作，属于道学人士，这一点应该多少也强化了蔡京及其家人在《仙溪志》遭到刻意忽略的因素。

此外，林纬家族与陈骥家族虽然均产生过一定数量的进士，但却无人入传。林纬家族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的人脉不够强。在CBDB搜寻林纬家族社会关系的结果为零，这一方面当然反映了CBDB本身数据收录深度不足，但一方面也说明林纬家族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强度亦应有其限度，所以不容易找到相关史料。

CBDB虽收有一些陈骥家族的社会关系，但数量并不多。从图5陈骥家族之社会关系图可以看到，具有进士身份的五位陈骥家族成员中，有三位在CBDB中并无任何社会关系的资料；而列有社会关系的两位分别为陈骥与陈谠。其中陈骥与三人有社会关系：李邴、张读、蔡京。其中李邴与张读应该都是官场上的朋友，但具体关系如何并不清楚。而陈骥与蔡京的关系，在CBDB资料中显示是“不和”“拒绝会面”，属于负面的关系。易言之，这三位可能都没有与陈骥建立特别密切的实质关系。

图5 陈骥家族之社会关系图

CBDB列有社会关系的另一位是陈谠，其来往的两位对象分别为陈淳与陈宓，均为道学家。但若细究他们的关系，陈淳只是曾经回信给陈谠，而陈宓亦只是曾为陈谠写祭文，关系似乎比较一般，很难据此推断彼此之间是否有更具体的实质关系，也无法判断陈谠是否属于道学群体。易言之，陈骥家族的社会关系可能与林纬家族差不多，一方面并无特别深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属道学群体，因此在《仙溪志·人物传》就没有入传。

结论

从CBDB所收录的信息可以看到，影响《仙溪志·人物传》收录人物的因素，除了本人是否具备一定的功名与事迹之外，至少还跟三项因素有关系：与编纂者是否有关系、在仙游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密切、是否为道学群体的成员。

当然，这个结论并不是研究的结束，而应该是研究的起点。利用CBDB使研究者能够相对容易地观察到一些群体现象，然后再进一步追问这些现象的历史意义。本文对《仙溪志·人物传》的分析也是如此。例如道学群体成员较易入传，除了符合当时社会整体文化脉络外，对于南宋末期的仙游士人阶层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他们刻意拉近仙游与朱熹的关系，是否反映了当时仙游士人对地方认同意识之建构？《仙溪志》作于1257年，其时道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福建尤为重镇，但仙游县却始终没有出过一位重要的道学家。很可能就是因为意识到此一缺憾，《仙溪志》的编纂者不断透过间接的方式为仙游县与道学建立联系。其一是透过知名道学家之口称许地方士人，如林澧之传记称：“朱文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书问往复，相期甚厚。”[20]其二是指出地方士人师承程朱理学，如苏权传记称：“时南轩先生为帅，尝执经从学。”[21]而《仙溪志》编者之一苏国台，出现在苏权传记之末，同样也是强调其程朱理学的师承：“子国台，从潘瓜山柄受学。”[22]而潘柄为朱熹门人。[23]这些迹象显示，《仙溪志》的编者似乎有意识地想在这部地方志以道学来塑造仙游县的地方传统，从而在地方上建构一种认同意识。这些推论是否能够成立，都是需要继续追问的问题，绝非单凭CBDB就能解决。一旦涉入历史意义和历史解释，传统史学训练还是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从这次研究也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志能提供比CBDB目前所收更丰富的人物传记信息，不但是人数的增加，同时也包括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信息的深入。《仙溪志·进士题名》中所收的371人中，只有155人能在CBDB中找到；而且《仙溪志》对于这些人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收录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研究者在利用CBDB的过程中应该同时参考。可喜的是，CBDB目前正系统地收录大批地方志中的人物职官信息，可以预见此项工作完成之后，CBDB在研究上的实用性将会提升至另一层次。

[1] 本文承郑振满教授阅读草稿，并提供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唯文责自当由笔者自负。

[2] 陈尧道：《序》，黄岩孙《仙溪志》，收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第8270页。

[3] 陈尧道：《序》，黄岩孙《仙溪志》，第8270页。

[4] 黄岩孙：《仙溪志》，第8301页。

[5] 黄岩孙：《仙溪志》，第8314～8316页。

[6] Pajek可以在以下网址下载，http：//mrvar.fdv.uni-lj.si/pajek/。

[7] 此处根据CBDB的2015年2月2日版本，下载自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E4%B8%8B%E8%BC%89cbdb%E5%96%AE%E6%A9%9F%E7%89%88。

[8] 查询步骤的示范可在优酷搜索视频“CBDB在线课程：2-6 查询社会关系网络”，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wOTEzOTc0MA==.html？spm=a2h0j.8191423.item_XMTQwOTEzOTc0MA==.A.6Mk29h&f=26353417&from=y1.2-3.4.7。

[9] CBDB目前已收录人物信息的资料来源，请参见：http：//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E8%B3%87%E6%96%99%E4%BE%86%E6%BA%90。

[10]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29页。

[11]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23～8324页。

[12]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第12862页。

[13]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24页。

[14]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23页。

[15] 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20页。

[16] 利用朱熹的名声为地方增添光彩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另一个浙江的例子可参见Sukhee Lee，“Zhu Xi Was Here：Family，Academy，and Local Memory in Later Imperial Dongyang，”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41（2011），pp.267-293。清代福建的例子亦可参见郭尧龄《朱熹与金门》，金门县文献委员会，1974。

[17] 参见黄岩孙《仙溪志》卷三，第8303页。

[18] 参见Charles Hartman，“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in Patric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eds.，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pp.517-564。

[19]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18页。

[20]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28页。

[21]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29页。

[22] 黄岩孙：《仙溪志》卷四，第8329页。

[23] 参见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760～761页。

专论

论唐代皇帝与高级官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1]

叶炜

摘要：信息问题是君主制的重要问题，古代皇帝面临着如何迅速、准确、尽量全面地掌握信息，同时又不被无效信息所包围的难题。本文从唐代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疏奏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的角度进行讨论。安史之乱以前，调整的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的问题，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过程的顶端。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直达御前。皇帝废除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方式，能够掌握面奏的时间、人员，并采取与中央主要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皇帝不再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配。皇帝希望通过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议题的选设、议政方式的安排等，努力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性。

关键词：唐代 皇帝 政务信息

一 问题的提出：匦制变化所见唐代皇帝的信息难题

最绝对的君主也要依靠报告和信息，因此向国王报告的问题是一切君主制的核心问题[2]。为了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有效性，也为了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在中国古代，较为勤政而力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大都希望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政务信息。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旨在广开言路、申明冤情的谤木、肺石功能类似，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置“匦”于朝堂[3]，目的是“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4]。匦在唐代长期存在，各级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通过匦来上疏天子、报告皇帝[5]。皇帝期望通过匦的方式，尽可能多地了解下情。但也正因为可以利用匦这种方式上疏的人数众多，容易导致信息冗杂。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我们看到，对于是否对投匦上疏加以限制，是否由匦使对上疏勘验选择，唐代匦制曾反复调整，其中也显示出皇帝面临的信息难题。

武则天置匦，但匦使与匦并非同时所设。匦设置后不久，便出现了信息过于庞杂的问题，为了保证给皇帝上疏的质量，需安排官员对上疏先行勘验。匦使院以正谏大夫（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为知匦使，专知受状，监其所投之状，然后许进封[6]。此后直至玄宗时期，皇帝所见通过匦之上疏，其实都是知匦使选择的结果，玄宗开元七年敕所谓“如有可采，具状奏闻”便能反映这一点[7]。

由知匦使选择性上报，可以解决信息冗杂的问题，但毕竟违背了置匦“下情上通，无令壅隔”的诉求。肃宗、代宗之时，匦制发生了变化。肃宗先贬了希望坚持“视其事状，然后为投”的匦令阎式[8]，又下诏规定“其有独负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匦，并所在陈状自论，长官登时与奏”[9]。代宗即位伊始，便要求“投匦者不须勘以停处姓名”[10]，接着又命“不许匦使阅投匦人文状”[11]。至大历十二年（777）再次强调“理匦使但任投匦人投表状于匦中，依进来，不须勘责副本，并妄有盘问及方便止遏”[12]。完全放开、不加审查限制的做法，能解决信息壅隔的问题，但又势必造成无效信息过多，皇帝难以应付的局面。代宗时，左拾遗独孤及《谏表》称：“进匦上封者，大抵皆事寝不报、书留不下。但有容谏之名，竟无听谏之实。”[13]这或许就是皇帝难以处理过多信息的结果。

德宗即位后，恢复了对诣匦上疏的审查制度。建中二年（781）规定，投匦文状需由知匦使或理匦使“先验副本”[14]。要求理匦使对诣匦上疏加以限制，对不合规定“妄来进状者”，不予转呈皇帝[15]。这显然是回到了肃宗以前的制度。

半个世纪后，调整再次发生。文宗开成三年（838），谏议大夫、理匦使李中敏提出，若以副本呈匦使，由匦使决定是否呈奏皇帝，违背了置匦信息保密、意见直达天听之本意，故建议匦使不做取舍，只负责转呈，统统由皇帝自行决断，这样才能实现“置匦之本”[16]，建议获得了文宗的许可。同月又“罢验副封”[17]。

一旦匦使不加拣择，问题也随之而来，所谓“近者所投文书，颇甚烦碎。或论列祖曾功业，或进献自己文章，无补国经，有紊时政”。因此，武宗即位以后，就对投匦上疏的内容、范围加以限制，“今后如知朝廷得失、军国利害，实负冤屈有司不为申明者，任投匦进状，所由量时引进，不得雍滞。余不在投匦之限，宜委匦使准此，仍留副本”[18]。宣宗大中四年（850）敕又强调了匦使对投匦文状事先勘验的责任，不能事事上奏皇帝，徒增烦扰[19]。

唐代匦制反复调整，在保证所有信息直达天听与设置匦使预加拣择之间徘徊，这其实反映了唐代皇帝等古今中外决策者都面临的同样一个难题：如何能迅速、准确、尽量全面地掌握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同时又不被无效甚至虚假信息所包围。在诸多信息问题当中，与决策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参与日常决策的中央官员与皇帝之间政务信息的沟通及其有效性问题。

在唐代，有机会与皇帝沟通、向皇帝奏报，并有机会参与日常决策的群体，主要是“每日朝参”的常参官。唐代常参官包括在京“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其中八品以上供奉官有“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阙、拾遗，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20]。他们是协助皇帝进行政务决策的主体。唐高宗曾谓五品以上职事官曰：“往日不离膝下，旦夕侍奉，当时见五品已上论事，或有仗下而奏，或有进状而论者，终日不绝，岂今时无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后，宜数论事，若不能面奏，任各进状。”[21]可见，“面奏”和“进状”，是唐代五品以上官员与皇帝在政务方面进行沟通的最主要的两种方式。面奏是口头的[22]，进状则是书面的。

唐代中央官员与皇帝见面的制度性机会主要是在朝会场合，所谓“天子视朝，宰相群臣以次对”[23]。唐代朝会有三类，分别是每年元旦、冬至的大朝会，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参，以及由中央五品以上职事官等构成的常参官之每日朝参。前两者是礼仪性的，相对而言，每日朝参才是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政务的主要场合。可惜的是，我们对唐代每日朝参的具体情况了解并不多[24]。历史记载多是关注特殊的、变动的，当时人们耳熟能详、见怪不怪的日常情况却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记录。因此，我们需要从恰好被时人关注并记载下来的对制度的强调或变动中来把握。

本文将要具体探讨的，就是唐代对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安史之乱”前后，作为唐朝最高决策者，历任皇帝都在摸索解决有效获得重要政务信息问题的办法，但他们的解决策略有所不同，这是本文希望揭示的现象。

从唐代中央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着眼，大致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强调奏事的层次、程序，注重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后期则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沟通形式，强调皇帝与大臣以个别或小范围的方式直接沟通，皇帝藉此加强对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我们希望以此揭示出唐代前、后期皇权运作及皇帝角色的某些差异性。以下罗列史料，分别讨论。

二 规范层次与程序：安史之乱以前相关制度的调整

唐开始几十年有关制度相对稳定，比较明显的制度调整开始于8世纪初期的中宗景龙年间。景龙二年（708）二月敕：“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若有秘密，未应扬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25]所谓“仗下奏”，是与“对仗奏”相对而言的。对仗奏是指在朝会公开场合的面奏，而仗下奏则是朝会以后个别大臣向皇帝的面奏。仗下奏具有私密性强的特点，高宗永徽以后，甚至连专司记录的史官也不能参加[26]。中宗景龙二年二月敕要求，太史官以外，即使是仗下奏，如果不是十分隐秘之事，也不要仅对皇帝一个人报告，而是让中书、门下二省的高级官员同时参加，共同听取奏报。这是对面奏制度的规范。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庭筠奏称：

律令格式，悬之象魏，奉而行之，事无不理。比见诸司寮寀，不能遵守章程，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故云“汝为君目将思明”，则知万几务综，不可遍览也。所以设官分职，委任责成，百工惟时，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窗，或伐一枯木，并皆上闻旒扆，取断宸衷，岂代天理物至化之道也？自今以后，若缘军国大事及牒式无文者，任奏取进止。自余据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处分。其有故生疑滞，致有稽失者，请令御史随事纠弹。

景龙二年十二月姚庭筠奏旨在强调，各机构官员，不能大事小事都报请皇帝。需报皇帝而“奏取进止”的只有两类：一是“军国大事”；二是按现行法令规章没有明文规定、难以处理的事务，即“牒式无文者”。一般事务，不必奏闻，必须按照法规处理。其建议获得了皇帝的批准。景龙二年分别对面奏、疏奏的两次制度调整，指向一致，即努力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规范奏报程序、层次，皇帝个人并不希望大包大揽、直接处理过多具体事务。

景龙三年（709）二月，又连续有两项措施以规范奏报程序。一是景龙三年二月敕：“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27]此敕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对面奏的规定，要求各级机构奏报重要事务时，应提前以书面形式进奏状，而且需要该机构长官亲自署名并钤印，这是要求长官对本机构事务负责，控制随意上奏行为。面奏由该机构的判官承担，采取“对仗”的公开面奏方式。第二是对御史弹劾需“先进状”的规定。“御史弹奏，上坐日，曰仗弹”[28]，即御史在朝会过程中公开对大臣进行弹劾。“先进状”制度出台的背景是一次御史弹劾事件。“崔司知琬，中宗朝为侍御史，弹宗楚客反，盛气作色。帝忧之，不令问。因诏：每弹人，必先进内状，许乃可。自后以为故事。”[29]侍御史当廷弹劾宰相宗楚客，可能造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令皇帝不满。“帝忧之，不令问。”中宗随即规范御史“仗弹”之权，要求弹劾某人之前需事先报请皇帝批准，“皆先进状，听进止。许则奏之，不许则止”[30]，皇帝欲对御史仗弹之权加以控制。

还是在中宗景龙三年二月，有司奏：“皇帝践阼及加元服，皇太后加号，皇后、皇太子立，及元日则例，诸州刺史、都督，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并奉表疏贺。其长官无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贺表。当州遣使，余并附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又应上表启及奏状，并大书，一行不得过一十八字，其署名不得大书。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辄牒中书省。若事少者，即于表内具陈，使尽事情。若多不可尽书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条，表内不许重述。”[31]除了规范地方官、京官的礼仪性贺表外，还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政务性表状做了要求，特别强调“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也就是强调报请皇帝的重要政务信息需要内容平实、准确，文字简洁、规范。与之相应，“若多不可尽书者，任于事前作一事条，表内不许重述”，对内容复杂的表状，必须同时上一内容提要，且提要不应在正文中重复。“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辄牒中书省”，就是若含有请示的内容，则需要以表状形式报请皇帝，而不能直接作为牒报中书省。这些其实是在景龙二年敕基础上对疏奏的进一步规范措施，目的是控制上奏皇帝政务信息的数量，只有军国大事才能疏奏皇帝，不使皇帝被非重要信息打扰。疏奏文字要求简洁、明确，保证信息质量，这有助于提高政务信息传递的效率。

710年睿宗即位，改元景云。景云年间至玄宗开元前期，围绕官员向皇帝面奏、疏奏的制度调整，仍然延续着中宗时的基本方向。规范文书格式及处理层次，强调发挥宰相及其他官僚机构的作用，避免皇帝陷入无效信息的包围。

睿宗景云二年（711）六月敕：“南衙、北门及诸门进状，及封状意见，及降墨敕，并于状上昼题时刻、夜题更筹。”[32]这个职责被落实于刑部司门司，“凡奏事，遣官送之，昼题时刻，夜题更筹”[33]。玄宗先天二年（713）三月诰：“制、敕、表、状、书、奏、笺、牒，年月等数，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34]这是对上奏程序和疏奏文字上的规范措施。不久以后，玄宗开元二年（714）闰二月敕：“诸司进状奏事，并长官封题，仍令本司牒所进衙门，并差一官送进。诸司使奏事，亦准此。”[35]所谓“封题”，就是文书需注明所送具体机构名称，上皇帝者则需注明送往宫殿的哪一个门。唐律规定“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诣州府”[36]。如“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其封题皆曰‘上于右春坊’”[37]。前引中宗景龙三年敕“长官亲押”，是要求长官对该机构准备面奏的事务负责；开元二年“长官封题”则是要求长官对该机构的疏奏事务加强管理。二者在规范文书程序、发挥机构长官作用的精神上是吻合的。在同一敕书中，还规定“其有告谋大逆者，任自封进。除此之外，不得为进。如有违者，并先决杖三十”[38]。这是要求不能随意上奏皇帝，与景龙二年岁末的规定一致。

睿宗景云二年十二月的《不许群臣干请诏》，批评了大臣多请仗下奏的现象，“又每谒见之时，多请仗下奏事，不闻公议，惟乞荣班”[39]。玄宗开元五年（717）九月诏：“比来百司及诏使奏陈，皆待仗下，颇乖公道，须有革正。自今以后，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并令对仗。如文书浩大，理文杂著，仍先进状。其太史官，自依旧例。”[40]开元五年诏再次强调要大臣“对仗”奏，其实与前引中宗景龙二年二月“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之强调面奏相对公开的诉求是一致的。若奏事庞杂需“先进状”，则与景龙三年二月“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的规定一脉相承。一年以后，开元六年七月诏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对仗公言，比日以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制，告语令知，如缘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奏者，听仗下奏。”[41]这依然是在强调官员奏事应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要“对仗公言”，而不是向皇帝一人“仗下独奏”。其目的是发挥宰相和官僚机构的作用，不由皇帝个人处理非重要政务信息、处置过多具体事务。可见，睿宗景云二年诏，特别是玄宗开元五年、六年的两道诏书，其实是重申了中宗景龙二年与三年诏的规定。

以上所述诸制度规定，虽历经中宗、睿宗、玄宗三代，但也就是在十年之间，政策密集且指向明确。开元中至安史之乱以前，相关制度调整还有两次。

玄宗开元十八年四月敕：“五品以上要官，若缘兵马要事，须面陈奏听。其余常务，并令进状。”[42]与前引高宗永徽诏书“不能面奏，任各进状”相比，开元十八年敕将“面奏”与“进状”这两种高级官员与皇帝沟通的基本方式做了层次与功能的区分。军国要务，须面奏皇帝；常规政务，要采取疏奏的方式。

玄宗天宝八载（749）七月，“中书门下奏：‘比来诸司使及诸郡并诸军，应缘奏事，或有请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者。凡所陈奏，皆断自天心，在于臣下，但宣行制敕。既奏之内，则不合别请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后，应奏事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如有奏达，听进止。’敕旨从之”[43]。所谓“应缘奏事，或有请中书门下商量处分者”，当指某些大臣的表状中，有希望并请求皇帝将某些事务付宰相机构处置的情况。如开元元年，左拾遗刘彤《论盐铁表》末“伏请付中书、门下，令妙择才干、委以使车”云云[44]。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奏文末云：“臣前状单略，议者未识臣之恳诚。谨具状重进，请付中书、门下商量处分。”[45]在某种程度上，这干预了皇帝处置文书的权力，故玄宗采纳了中书门下的意见，下诏“自今已后，应奏事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

从总体上看，安史之乱以前，对中央官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还包括对奏报格式、文字的规范。同时，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不能事无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疏奏需机构长官签押负责，面奏尽量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与决策过程的顶端，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

三 强调直接与个别：安史之乱后的相关制度调整

高、武至玄宗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的制度架构、律令体系已经开始动摇，中央制度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度逐渐衍生出来[46]。安史之乱以后，原有律令格式体系受到更大的冲击，更多的事务是原有制度框架下难以解决的，中书门下、使职差遣继续发展。同时，历经大动荡后，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也较以前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皇帝与常参官的沟通方式也出现了制度性调整和变化。

主要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疏奏方面，调整集中于肃宗、代宗时期，政策是广开言路，并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直达特权。面奏方面的调整，也是从肃宗、代宗时期开始的，但主要调整是德宗以后，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朝参沟通形式，皇帝力图通过延英召对（延英奏对）、次对等小范围沟通的方式，掌握面奏的主导权。以下分别论述。

肃宗登基两个月后，便于至德元载（756）九月十日下诏“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47]，即门下省谏议大夫向皇帝的疏奏，可以不知会宰相而达御前。这开启了安史之乱以后重视言官，并给予他们疏奏特权的先声。这一命令，在同年十月三日癸未诏书中得到重申，并将论事“不须宰相先知”的范围从谏议大夫一职扩展为全体谏官[48]。皇帝开始赋予谏官群体以特权，使谏官得以越过宰相与皇帝直接疏奏沟通。

三年之后，肃宗乾元二年（759）四月敕：“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论得失，无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劝。”[49]所谓“封事”，始于西汉宣帝时期，是大臣直接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或皇帝所指定的人开阅处理的一种秘密章奏[50]。唐初至玄宗时期，大臣得以“上封事”的机会，绝大部分是在天象异常或发生灾害之时。主要表明皇帝下诏自责、接受批评的姿态。肃宗以后，皇帝命令大臣“上封事”的时机发生了显著变化，皇帝命群臣“上封事”的时机多在即位、改元等颁布赦文、德音之时。在赦文、德音中要求“上封事”，并强调“朕将亲览”，且均以不次升迁作为鼓励[51]。“上封事”对政治的实际意义强于玄宗以前。肃宗乾元二年四月，命两省谏官上封事，给予了谏官与皇帝沟通更便捷、秘密的方式。“直论得失，无假文言”，与前文所引景龙诏“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类似，讲求疏奏文字的平实、准确，提高信息传输的效率。“十日一上封事”“冀成殿最，用存沮劝”，则是对谏官“封事”的要求与激励。类似的要求，又出现于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的《去上元年号赦》中，“其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52]。

代宗即位伊始，广德元年（763）七月诏令“谏官每月一上封事，无所回避”[53]。一年后，“广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54]。为了保证谏官疏奏的顺畅、及时，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四月进一步规定：“自今已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进状来，所由门司不得辄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滥在人，并宜极论得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55]

德宗贞元年间，谏议大夫薛之舆奏：“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须免漏泄。”[56]与疏奏“不须令宰相先知”相比，薛之舆的建议取向大体一致，但更为具体，目的是使谏官封章的私密性得到制度的保障。这一建议在当时似乎并未被采纳，至文宗始设“谏院之印”。《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二》：大和九年（835）十二月，“敕创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谏院旧无印，苟有章疏，各于本司请印。谏官有疏，人多知之。至是特敕置印。兼诏谏官，凡所论事有关机密，任别以状引之，不须以官衔结署”。

除了给予谏官疏奏特权外，在某些时候，“封事”的特权也会扩大至中央百官。代宗广德二年（764）制：“百官有论时政得失，并任指陈事实，具状进封，必宜切直无讳。……朕将亲览，必加择用。”[57]德宗贞元九年（793），命“诸司官有陈便宜者，各尽所见，条疏封进”[58]。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命“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等，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才有可观，别当甄奖”[59]。但这些扩展是临时的、非制度性的。

前文述及，安史之乱以前对官员疏奏的制度性规定及调整，是强调不能事无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官员疏奏需所在机构长官签押负责，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仅处理军国大事等重要政务信息。与之相比，安史之乱后，在广开言路，特别是给予部分官员以疏奏特权方式情形下，皇帝不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代宗时谏官独孤及上疏曾言，说代宗对“所上封皆寝不报”，即对上封事采取了搁置的处理方式。由此看来，对百官“封事”，是肯定并下发讨论、直接否决，还是搁置不议，皇帝有全权[60]。在给予部分中央官员疏奏特权的同时，为了不使皇帝无法应付过多信息，对地方信息的上报，依然强调分层。代宗永泰二年（766）四月制：“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敕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后施行。”[61]唐德宗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六月大赦天下，“天下诸使及州府，有须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已下众官商量闻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辄自奏请”[62]。“不得辄自奏请”，就是限制地方向皇帝直接奏报。与之相关，唐后期的地方官员中，只有节度使、观察使有权直接上奏皇帝，数量众多的州刺史，除了刚刚上任后礼仪性的谢上表、谢官表外，其他涉及日常政务的公文，全部呈交尚书省各部[63]。

对皇帝而言，给予部分中央官制度性“封事”特权，或给予全体中央官临时性“封事”机会，意义何在呢？一方面当然如唐前期一样，具有表现皇帝虚心纳谏的形式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封事”，皇帝希望藉此可以更迅速地了解情况，并掌握信息的筛选、分配。由于对封事处理，皇帝有全权，故掌控封事信息分配的这个目的无疑可以基本达到。但同时，希望通过谏官封事的方式及时了解下情的目的却不一定能够达到。这缘于两种情况，一是“朝官谏言，都不陈奏，时之利病，何以知之”[64]；二是“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65]。也就是有时信息过少，皇帝无从了解；有时信息过多，皇帝又难以应付。因此，疏奏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面奏制度也开始了调整。

与安史之乱前要求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相比，安史之乱以后对面奏的调整，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从外廷到内朝、从公开到私密，二是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沟通形式，皇帝努力将面奏的灵活性、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两方面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为每日朝参正衙奏事的衰退、延英召对重要性的兴起，以及巡对、次对的制度安排。

延英殿及延英召对学界研究已多[66]。这里并不对其本身加以探讨，而是从本文特定角度，在总结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论述。延英殿位于大明宫内朝正殿紫宸殿以西，修建于高宗龙朔年间[67]，但皇帝与大臣的延英奏对成为经常性制度，是在肃宗、代宗以后[68]。相对于安史之乱前提倡的对仗奏，延英奏对的特点是什么呢？以大明宫为例，从空间上看，朔望朝参和每日朝参，是在被视为“正衙”的宣政殿，朝参对仗奏在此举行。仗下奏，须通过上门，向北“入”进入紫宸殿。而延英奏对，则是进入皇帝私人性更强的延英殿，在这里，没有繁文缛节，皇帝和大臣甚至可以促膝交谈[69]。从沟通范围、内容和效果来看，如果说对仗奏是“正衙奏事，则泛咨访于群臣”，那么延英奏对就是“便殿询谋，则独对扬于四辅”，它是皇帝与高级官员之间的小范围沟通。而且，“对御之时，只奉冕旒，旁无侍卫”，由于延英奏对的私密性相当突出，故能“献可替否，得曲尽于讨论；舍短从长，故无虞于漏泄”[70]。德宗贞元年间，有人回忆说“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71]。可见肃宗时期，延英奏对已被认为是官员与皇帝沟通的有效方式，这主要得益于君臣讨论比较从容、深入，内容详尽、保密。

肃宗时期的延英召对已经体现了有效性的特点，但在这个阶段，延英召对还只是正衙奏事的补充。代宗广德二年（764）在“敕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后不久，“十二月乙酉，令谏官每日奏事”[72]。命令旨在进一步发挥谏官与皇帝的沟通作用，这里并未说明面奏地点，一般当指正衙朝参之时。更显著的变化开始于德宗时期。

德宗兴元元年（784）九月十九日丁亥，德宗对宰相说：“今大盗虽除，时犹多艰，宜广延纳，以达众情。近日朝官谏臣，都不条奏外事，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皇帝为了及时了解情况，“令精择谏官，俾极言无隐”，在做人事调整的同时，又在制度上规定“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两人面奏时政得失，庶有弘益也”[73]。规定场合、规定人数向皇帝面奏政情，正是针对“朝官谏臣，都不条奏外事”的情况设置的。德宗贞元元年（785）十二月，“诏延英视事日，令常参官七人引对，陈时政得失。自是群官互进，有不达理道者，因多诋讦，不适事宜，上亦优容遣之”[74]。德宗命令，当在延英殿召见官员时，安排七位常参官面奏“陈时政得失”。这也是要求大臣面奏政情，但与前一年的命令相比，存在两点变化。一是增加面奏人员，同时把人员范围控制在与政务处理最为密切的“常参官”范围内。二是面奏场合从“正衙及延英”，压缩到仅在延英殿。延英殿在处理政务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考虑到延英召对私密性的特点，官员很有可能是单独面奏皇帝，故即使出现官员之间相互诋毁攻击的情况，德宗也不在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皇帝掌握官员之间的矛盾，更便于皇帝对他们进行控制。兴元元年、贞元元年规定场合、人员面奏皇帝，实为贞元七年（791）巡对制度之张本。

德宗贞元七年“冬十月癸丑，每御延英，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寻又敕常参官每一日二人引对，访以政事，谓之巡对”[75]。“巡对”有时又被称为“次对”[76]。关于“巡对”，另外还有不同记载，“帝疑下情不达，因诏延英坐日，许百司长官二员言阙失，谓之巡对”[77]；《册府元龟》作“每遇延英殿，令诸司长官二人引见访问，谓之巡对”[78]。记载差异在于“巡对”是指“诸司长官”还是“常参官”。无论“巡对”到底指什么，联系前引资料，其制度安排的指向是清晰的。也就是自兴元元年以来，德宗将与参与决策中央官员面对面沟通、有效获取政务信息的努力，寄希望于私密性更强、更小范围沟通的延英召对、巡对，这与唐前期所提倡的对仗奏形成鲜明对比。

德宗贞元十八年“秋，七月，辛未，嘉王府咨议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债”[79]，德宗很不满意，认为高弘本谈论私事浪费时间。四天以后，下《罢百官正衙奏事敕》：“朕励精庶政，博求嘉言，比者百官正衙奏事，至有移时者，公卿庶寮，属当寒暑，为弊亦深，在于朕意，岂谓优礼。自今勿正衙奏事，如陈奏者，宜诣延英门请对。”[80]对此，当时“议者以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来未之或改，所以达群情，讲政事；弘本无知，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废事”[81]。虽有不同意见，但诏书仍然执行，罢正衙奏事。贞元十八年废除程式性、固定性的正衙奏事，面奏改为延英请对，看似事起偶然，其实是德宗兴元以来面奏制度调整的继续和结果。

贞元十八年正衙奏事被废以后，固定场合、人员的“巡对”在贞元二十一年也被废止[82]。宪宗元和元年（806）以后，中央官的面奏基本上变为了延英请对、候对模式。元和元年四月规定，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官员，“如要论奏，但于延英候对”[83]，“尚书省六品以上职事官、东宫师傅宾詹、王傅等，每坐日令两人待制，退朝，诏于延英候对”[84]。元和二年二月十一日，宰相延英奏对之后，“起居舍人郑随次对。诏入面受进止，令宣付两省供奉官，自今已后，有事即进状来，其次对宜停”[85]。此后至唐末，固定性的次对时设时废[86]，面奏的主流无疑是延英请对、候对。袁刚先生甚至认为，开延英几乎成了皇帝沟通外朝的唯一渠道[87]。

在延英“请对”“候对”模式下，皇帝的主动性体现得十分明显。第一，肃宗至唐末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定期举行的朝参制度不同，开延英并无制度规定，是否开、何时开，全由皇帝决定。南宋程大昌《雍录》对此有论：

元和四年，御史台奏：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得前知，遇陛下坐时，方进状请对。则是凡开延英，初无定日，直俟御宣政、紫宸，临时奏请也。钱希白之言曰：“凡内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门开延英，门翻宣申中书并牓正衙门。”则临时不可预拟其日矣。至天祐元年，诏今后每月许一、五、九开延英，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牓子奏请开延英，不计日数。则是天祐后方定一旬三开延英之制，前此未也。[88]

程氏论据，很有可能分别来自《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钱易《南部新书》卷二、《唐会要》卷二四《朔望朝参》，虽引述材料在时间上略有疏误[89]，但其开延英“临时不可预拟其日”“天祐后方定一旬三开延英之制”的论断还是有道理的。

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裴度对敬宗“两月已来，入开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须禀睿谋者，有所拥滞”的批评[90]。文宗大和四年（830）十月，延英请对的方式又做了一些调整。“御史中丞宇文鼎奏：‘今月十三日，宰臣奉宣进止，自今已后欲对，并令前一日进状来者。伏以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前知，遇陛下坐时，如进状请对，或本司各有要事，便得奏闻。今遣应候对官前一日进状，以寻常公事，不假面论，只具于表章，足以陈露。傥临时有切务，文字不足尽言，则咫尺天听，无路闻达。更俟后坐，动踰数辰，处置之间，便有不及。以兹限约，恐失事机。窃以请对官状入之时，合在平旦，苟或居后，则乖敬恭，致令临事排比，时有失次。伏乞重赐宣示，俾其晓知。限以状入者，并在卯前，如在卯后，听不收览。自然人各遵奉，理将得中。’可之。”[91]调整的重点，是延英请对时，需提前进状，供皇帝判断是否召见，若是寻常公事，则不必面奏。同时，由于某些重要事务为突发事件，故宇文鼎建议将提前一天进状，改为当日早晨五点之前进状，便于皇帝利用延英召对处理紧迫事务。制度调整，正是为了适应开延英无一定之规的现实。

第二，在延英殿见不见大臣由皇帝决定，与谁见的主动权往往也是由皇帝掌握的。宪宗元和元年，左拾遗元稹有感于谏官“大不得备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的情况，加之“近年已来，正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的问题，上《论谏职表》，文末称“伏愿陛下许臣于延英候对，召臣一见。……谨诣东上门奉表以闻”[92]。元稹诣东上门奉表，希望皇帝允许他于延英候对。这就是“请对”，即唐代所谓“诣阁请对”[93]。“请对”后是否得以召见，则取决于皇帝。对宰相来说，虽然皇帝曾强调“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勿拘常制”[94]，但见与不见，还是只能由皇帝决定。李德裕《献替记》：宰相李德裕会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早入中书，崔相珙续至，崔郸次至，陈相最后至，已巳时矣。余令三相会食，自归厅写状，请开延英赐对。进状后更无报答，至午又自写第二状封进，兼请得枢密使至中书问有此事无。……至申时，报开延英”[95]。宰相李德裕写状请开延英赐对，皇帝一时没有理会，他能做的也只是“第二状封进”，再次申请。

对一般大臣来说，更是如此。元和年间，太府卿王遂“为西北供军使，言营田非便，与〔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潘〕孟阳会议相非，各求请对。上怒，俱不见”[96]。文宗大和五年（831）三月，宦官构陷宰相宋申锡，狱成。“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係、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英，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97]这一回，文宗最终没有见延英请对的崔玄亮等人，而是“召宰相入”。唐末僖宗时，“左拾遗孟昭图请对，不召”，他上疏批评僖宗：“陛下惟与〔田〕令孜闭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谋群臣，欲入不得，求对不许。”[98]以上可见，大臣延英请对后，是否召见，由皇帝决定。

第三，延英召对的具体形式也由皇帝安排。一般而言，延英召对时，当朝几位宰相共同参加。但也常见皇帝召宰相独对的情况。德宗贞元三年八月，“上开延英殿独召〔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泌”[99]。元和十二年，宪宗与宰相商量讨伐淮西吴元济之事，宰相李逢吉、崔群、王涯等三人皆主张罢兵，门下侍郎平章事裴度主战，并愿亲自督战。第二天“延英重议，逢吉等出，独留度，谓之曰：‘卿必能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此贼偕全。’上亦为之改容”[100]。宰臣俱退，宪宗单独留下与自己意志相符的裴度，共同决断。再如文宗时，韦处厚为相，“大和元年四月，宰相等于延英既出，再召处厚独对一刻余”[101]。

由于皇帝在延英召对中所处的主动地位，安史之乱后的皇帝很喜欢延英召对的方式。德宗贞元年间，御史中丞韩皋多于紫宸殿陈奏，德宗对他说：“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议及大政，多匡益之。”[102]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是年冬，群臣入，既退，谏议大夫郑覃、崔郾，补阙辛邱度，拾遗韦瓘、温会等廷论得失”，穆宗很不高兴，命令宰相转告郑覃等人，“中奏事，殊不从容，今日已后，有事须面论者，可于延英请对，当与卿等从容讲论”[103]。“中奏事”当指紫宸殿奏事。“殊不从容”，《新唐书·郑覃传》作“殊不款款”，虽说是在群臣退后郑覃等“廷论得失”，穆宗也不满意，认为讨论不能够自如、充分，穆宗强调面奏还是要采取“延英请对”的方式。延英殿俨然成为唐后期皇帝的主场。

宪宗以后，虽然固定性的次对时设时废，但也是与延英召对同时存在的皇帝与中央官面对面沟通的另一种方式。这里也有必要略加说明。研究表明，次对的地点或在延英殿，或在紫宸殿[104]。二殿位于大明宫东、西上门以北地区，属于内，故唐后期之次对相当于唐前期入之后的“仗下奏”。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延英殿的宰相奏对与其他次对官奏对是分开进行的[105]。“宰臣奏事退”，次对官“各奏本司公事”[106]。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墓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次对实例。何弘敬去世后，左谏议大夫卢告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之一，参与了何弘敬的丧礼事宜。“返命七日，上（懿宗）御紫宸殿，谏臣次对。上问曰：全曍何处见卿？礼度如何？〔卢〕告遂以郊迓闻。上曰：全曍年几？对以所闻之年二十有七。”接下来志文详细记录了君臣答问的内容。次对结束后，卢告“再拜贺谢讫，退至中书，尽以所奏言于四相国”[107]。何弘敬墓志志文为卢告所撰，故这段记载的可靠性颇高。“退至中书，尽以所奏言于四相国”，说明次对过程中，宰相是不在场的。宰相、次对官分别向皇帝奏事的制度安排，较之前引景龙二年敕“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制度设计的取向迥然不同。

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在疏奏制度方面，调整集中于肃宗、代宗时期，政策是广开言路，并给予谏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以封事的形式越过宰相及所在机构，直达御前。面奏方面的制度调整，也从肃宗、代宗时期开始，主要调整是德宗以后，旨在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朝参沟通形式，先后废除了正衙奏事和巡对，皇帝采用与中央主要官员小范围分别沟通的延英召对和次对方式。在此制度框架下，皇帝能够掌握面奏的主导权。通过谏官上封事、延英召对等，皇帝希望利用与主要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使重要政务信息直达，并集中于皇帝。皇帝处于重要政务信息的汇聚点与信息流转的核心环节，皇帝力图掌握对重要政务信息的知晓、判断、筛选与分配的权力。

结语

刘后滨先生指出，唐后期政务文书的主体由奏抄转变为奏状[108]。其中某些奏状可以直达御前，唐后期皇帝对这部分直接奏状具有优先处置权，如果没有皇帝允许，翰林学士、宰相等均无法看到其他大臣的直接奏状[109]。然而奏状只是文书的一种，唐代皇帝所掌握的政务信息也不单来自奏状。信息问题是君主制中的重要问题，为了更清晰地认识皇帝在唐代政务信息流转过程中的角色，我们希望采取更为宽泛的视角，即从唐代皇帝与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政务信息沟通方式及其制度性调整的角度来讨论。

本文研究显示，安史之乱以前，对中央官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还包括对奏报格式、文字的规范。同时，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不能事无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疏奏需机构长官签押负责，面奏尽量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过程的顶端。与之相比，安史之乱以后，皇帝广开言路，特别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越过宰相及所在机构，直达御前。贞元年间废除固定性的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的特点，皇帝能够掌握面奏的时间、人员，且采取皇帝与参与决策的中央主要官员小规模或个别私密沟通的方式。皇帝不再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配。皇帝希望通过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议题的选设、议政方式的安排等，努力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性。

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给予谏官等部分官员疏奏特权，以及利用延英召对、次对的形式，皇帝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透过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宋代相关制度安排的雏形[110]。

为什么在安史之乱前后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吴丽娱先生认为唐后期藩镇体制下政事纷繁，中央、地方财政三分后情况复杂，随时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不断报请最高统治者，这是唐后期奏状数量上升的一个背景[111]。这对我们理解上述转变是有帮助的，在此略加申述、补充。

第一，所谓“新问题”，是指那些超出唐前期律令格式体系，且缺乏成案可循的问题。安史之乱以前，律令格式规定之内的决策为标准决策，这些由宰相与行政部门负责，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皇帝负责的是风险决策部分。安史之乱以后，律令格式体系瓦解，新的制度还在摸索过程中，中央政府不断以“长行敕”“格后敕”的方式对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其实就表明溢出前期律令体系的问题颇多，需要皇帝以诏书的方式处理解决。也就是需要由皇帝负责的风险决策，在安史之乱以后明显增多了。政治环境越复杂，风险决策过程中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高。故无论是疏奏还是面奏，唐后期皇帝都致力于直接与大臣沟通，以获取重要政务信息。

第二，新问题以及皇帝风险决策的增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史之乱后唐代皇帝更直接地了解重要政务信息的努力，但却难以解释为什么皇帝要采取与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并废除常规正衙奏事，运用延英召对等方式与大臣交流，皇帝希望控制重要政务信息的流转和分配。我们认为，这与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总体上唐后期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有关。代宗被认为是“畜疑之主”，德宗和宣宗被认为“皆怀疑以御下者”[112]。安史之乱后皇帝对宦官的信任和利用便与此不无关系。在同样背景下，我们看到的现象，如马基雅维里所论，君主“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113]。结合本文所论，前者如皇帝赋予谏官之疏奏特权，后者如皇帝掌控的延英召对。这是特定背景下，皇帝出于维护自身权力、利益的考虑，采取的皇帝制度对政治环境的适应性调整。当然，这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实证说明的问题。

On the Changing Method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Official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Ye Wei

Abstract：How to precisely and promptly make use of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subjects was one of the core concerns of Chinese empero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on the oral and written petitions submitted by the official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especially those consultants-in-ordinary.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marks a watershed here. Before the rebellion，the modification concentrates on regulating of the levels，procedures，and functions of the petitions. After the rebellion，by privileging some officials with their rights of submitting the petition directly to the emperor，the emperor played a more active role in processing information.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he was able to decide discussion topics in the court，to select discussants，and the methods of the officials’involvement in the discussions.

Key Words：Tang Dynasty；the Emperor；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1]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唐后期以皇权为主导的制度变迁研究”（批准号14YJA770017）以及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7至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的成果。

[2] 施米特：《关于权力的对话——对卡尔·施米特的一个访谈》，吴增定译，见舒炜编《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13、316页。

[3] 关于武则天置匦的时间、地点，史料记载略有差异，学者有所探讨。参见马俊民《唐代匦使院制考论》，《天津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毛蕾《唐“铜匦”设置地点小考》，《唐史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9。

[4]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匦使院”条，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第282页。

[5]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中宗神龙元年《申冤制》，“其官人、百姓等，有冤未申、或狱讼失职、或贤才不举、或进献谋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匦”，见（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第473页。《唐会要》卷三六《蕃夷请经史》记玄宗开元十九年，正九品下阶秘书正字“于休烈上表，投招谏匦言曰”，见（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78页。《陈子昂集校注》卷五《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千余人复连表诣阙投匦，乞君以墨缞从事”，见彭庆生校注《陈子昂集校注》，黄山书社，2015，第802页。

[6] 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谏议大夫”条注，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555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第2143页。

[7] 《册府元龟》卷六八《帝王部·求贤二》，玄宗开元七年敕“诸投匦献书上策人，其中或有怀才抱器者，不能自达，宜令理匦使料简，随事探赜，仍加考试，如有可采，具状奏闻”，见（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第762页。

[8] 《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3页。

[9]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六二《诏天下搜贤俊制》，中华书局，1966，第2354页。

[10] 《唐大诏令集》卷二《代宗即位赦》，第9页。

[11]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0页。

[12] 分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五《令百官言事诏》，第536页；《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3页。

[13] 独孤及撰，刘鹏、李桃校注《毘陵集校注》卷四《谏表》，辽海出版社，2007，第84页。

[14] （宋）宋祁等：《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第1207页。

[15] 《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3页。

[16] 《旧唐书》卷一七一《李中敏传》，第4451页。

[17]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第1207页。《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5页。

[18] 《唐大诏令集》卷九九《厘革匦函进状诏》，第503页。

[19] 《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匦》，第1126页。

[20]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吏部郎中员外郎”条，第33页。又见《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礼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14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作“两省自侍中、中书令已下，尽名供奉官”，第1819页。

[21] 《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第1224页。

[22] 唐代官员向皇帝的口头汇报不一定是面奏，也可以请人代为口奏。如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六月，中书舍人崔祐甫打算将自己的意见请中使吴承倩转奏，“祐甫将附中使口奏，承倩不受，乃抗疏曰：……”。见《册府元龟》卷五五一《词臣部·器识》，第6617页。

[23] 《新唐书》卷一六一《庾敬休传》，第4986页。

[24] 较为系统的研究，请参松本保宣《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会議——唐代聴證制度の展開》第三章“唐代常朝制度試論”，晃洋書房，2006；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唐史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

[25] 《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

[26]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起居舍人”条注，“自永徽已后，起居唯得对仗承旨，仗下之后，谋议皆不得预闻”，第278页。《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门下省起居郎”条，“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复闻机务矣”，第1208页。

[27] 《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

[28] 《唐会要》卷六一《御史台·知班》，第1256页。

[29] 刘餗：《隋唐嘉话》卷下，程毅中点校，中华书局，1979，第44页。《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及两唐书宗楚客传均记弹劾者为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名目略有差别。

[30] 《唐六典》卷一三《御史台》，第379页。

[31] 《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

[32] 《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

[33]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条，第1200页。

[34] 《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旧唐书》卷七《睿宗纪》，第161页略同。

[35] 《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司门员外郎》，第1220页。“衙门”，《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作“门”。

[36]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一○《职制律》“驿使稽程”条疏，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210页。

[37] 《太平御览》卷二四六《职官部四十四》“太子舍人”条引《六典》，中华书局，1960，第1164页。

[38] 《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第588页。此处记为“开元二年闰三月敕”，误，因为开元二年置闰于二月，并无闰三月。参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新1版，第93页。金石资料也可证明开元二年置闰二月，参见王化昆《金石与唐代历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第183页。故时间当据《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司门员外郎》第1220页改。

[39]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不许群臣干请诏》，第571页。

[40] 《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诏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作“诸使”，第358页。“并令对仗”，《册府元龟》卷六○《帝王部·立制度》作“并令封状奏”，这与诏书的整体意思不符，《册府元龟》似误。

[41] 《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6页。《册府元龟》卷六○《帝王部·立制度》略同，第671页。

[42] 《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7页。

[43] 《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第1088页。“既奏之内，则不合别请商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作“奏文内则不合列请商量”，第682页。

[44] 《文苑英华》卷六二五《论盐铁表》，第3238页。时间据《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第2106页。

[45] 《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第1030页。时间据《新唐书》卷二○○《儒学下·卢履冰传》，第5698页。因事在开元十一年“中书门下”成立之前，故将点校本《旧唐书》第1030页标点改为“中书、门下”。

[46]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齐鲁书社，2004；孟宪实：《唐代前期使职问题研究》，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47]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谏议大夫”条注，第555页。时间据《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第1113页。

[48] 《册府元龟》卷六四《帝王部·发号令三》，第713页。《新唐书》卷六《肃宗纪》，第157页。十月诏与九月诏内容相近，但至徳元载九月壬子朔，十日为辛酉，十月辛巳朔，三日为癸未。二诏月日干支均难吻合，故当非记载有误，而是重申。池田温编《唐代诏敕目录》亦将其视为两道诏书，三秦出版社，1991，第264、265页。

[49] 《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第1113页。《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谏议大夫”条注同，第555页。四月敕之“两省谏官”，《旧唐书》卷一○《肃宗纪》作“两省官”。《太平御览》卷二二三《职官部二一·谏议大夫》引《唐书》、《通志》卷五二《职官略二·门下省》“谏议大夫”条均亦作“两省谏官”。故不取《旧唐书》。

[50] 廖伯源：《汉“封事”杂考》，《中国上古秦汉学会通讯》创刊号，1995年6月。收入廖伯源《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第195～204页。

[51] 《唐大诏令集》卷六九《乾元元年南郊赦》，第384页；卷二《顺宗即位赦》，第10页；卷八五《长庆四年正月一日德音》，第486页；卷五《改元开成赦》，第30页。

[52] 《唐大诏令集》卷四《去上元年号赦》，第23页。

[53] 《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58页。

[54] 《唐会要》卷五六《省号下·左右补阙拾遗》，第1139页。

[55] 《唐大诏令集》卷一○五《令百官言事诏》，第536页。时间据《新唐书》卷六《代宗纪》，第179页。《唐会要》卷五六《省号下·左右补阙拾遗》第1139页、《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第1225页所记时间同。《翰苑新书前集》卷一二《谏官》引《大历实录》亦作“大历十二年诏”。《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第1116页亦收此诏，内容与《唐大诏令集》略同，但其时间系于“开元十二年四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第698页作“大历十二年四月”，是。点校本误。

[56] 《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第1117页。庞元英《文昌杂录·补遗》（中华书局，1958，第77页）作“贞元中薛元舆为谏议大夫”云云。《山堂肆考》卷六一《请赐创印》将此事系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据《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谏议大夫》，薛之舆代宗永泰（765～766）以后“逃匿于山险间十余年，〔德宗〕建中（780～783）后，方复仕宦”。故“大历二年”不确。

[57] 《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第1225页。

[58] 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三《贞元九年冬至大礼大赦制》，中华书局，2006，第80页。

[59] 《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第12页。

[60] 《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代宗广德二年（764）三月诏：“文武百官及诸色人等，有论时政得失上封事者，状出后，宜令左右仆射、尚书及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于尚书省详议可否，具状闻奏。”第1225页。对封事所涉议题的讨论，必须是在“状出后”，即由皇帝许可下发后。

[61] 《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第115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作“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事务，准令式各申省者”，第725页。后者似更佳。

[62] 《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赦宥第八》，第1057页。

[63] 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90～91页。

[64] 《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第557页。

[65] 《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阳城传》，第5132页。

[66] 以松本保宣的系列研究最有代表性，后结集成《唐王朝の宮城と御前会議——唐代聴證制度の展開》。

[67] 杨希义：《唐延英殿补考》，《文博》1987年第3期。

[68] 袁刚：《延英奏对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第61页。杜文玉：《论唐大明宫延英殿的功能与地位——以中枢决策及国家政治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9] 《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文宗“大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对，造膝之际，忽奏‘臣病作’，遽退”，第4187页。

[70] 《册府元龟》卷三一四《宰辅部·谋猷四》卢文纪后唐清泰二年（935）上疏记述唐肃宗情况，第3709页。

[71] 《大唐传载》，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第1852页。

[72] 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二七《艺文·疏奏策》“唐诏百官言事”条，凤凰出版社，2013，第1344页。

[73] 《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第二》，第1227页。《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第346页。

[74]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第352页。《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勤政》，第650页略同。

[75]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第372页。《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第593页略同。

[76] 《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朝会》“贞元七年诏：每御延英，引见常参官二人，访以政道，谓之次对官”，第1280页。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八《待制次对》（中华书局，2002，第170页）：“其曰次对者，即巡对官。”

[77] 《新唐书》卷一四三《薛珏传》，第4689页。

[78] 《册府元龟》卷五八《帝王部·勤政》，第650页。“访”原作“方”，据《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第87页改。

[7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中华书局，1956，第7599页。《唐会要》卷二五《百官奏事》作“高宏本”，第557页。

[80]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罢百官正衙奏事敕》，第514页。

[81] 《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第7599页。

[82]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元年四月条，胡注引宋白曰，第7631页。船越泰次编《宋白续通典辑本》，汲古书院，1985，第200页。又元和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武元衡奏称次对官“去岁已停”亦可为证，见《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第593页。

[83] 《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第593页。原文无“门下省”，据《雍录》卷八《待制次对》、《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十三》宪宗元和元年四月条胡注补。

[84]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第417页。

[85] 《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朝会》，第1280页。《新唐书》卷七《宪宗纪》作元和二年“二月己巳，罢两省官次对”。

[86] 陈晔：《唐代次对制析论》，《天府新论》2010年第6期。

[87] 袁刚：《延英奏对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

[88] 《雍录》卷四《延英召对》，第67页。

[89] 程大昌认为“延英开日，群臣皆不得前知”是元和四年御史台奏，或据《唐会要》卷二六《待制官》。但据《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册府元龟》卷五一六《宪官部·振举一》，此内容当为文宗大和四年御史中丞宇文鼎所奏。程氏所谓“天祐元年诏”，据《旧唐书》卷二○下《哀帝纪》，当是天祐二年十二月辛丑敕。

[90] 《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第4429页。

[91]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一六《宪官部·振举一》，第1325页。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文字略有差异，不如宋本。

[92]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三二《论谏职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903页。

[93]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96页。《唐大诏令集》卷九九《复尚书省故事制》，第503页。德宗以后延英请对的地点主要是在延英门，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武宗会昌元年闰月条胡注，第7954页。

[94] 《唐会要》卷二五《杂录》，第553页。

[95]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纪六十二》武宗会昌元年三月条《考异》，第7951页。

[96] 《旧唐书》卷一六二《王遂传》，第4241页。

[97]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大和五年三月条，第7876页。

[98] 《新唐书》卷二○八《宦者·田令孜传》，第5886页。

[99] 《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德宗贞元三年八月条，第7500页。

[100] 《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第4416页；《册府元龟》卷三八九《将帅部·请行》，第4624页。

[101] 《册府元龟》卷三一五《宰辅部·公忠》，第3725页。

[102] 《大唐传载》，见《全唐五代笔记》，第1852页。《太平广记会校》卷一八七《韩皋》（张国风会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2775页）引《大唐传载》作：“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当与卿从容，或无遗事。”

[103] 《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第十三》，第6560页。《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略同，第4489页。

[104] 陈晔：《唐代次对制析论》，《天府新论》2010年第6期。

[105]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五十九》穆宗长庆三年九月条胡注：“余考唐中世以后，宰相对延英，既退，则待制官、巡对官皆得引对，总可谓之次对官。所谓次对官者，谓次宰相之后而得对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对也。” 第7829页。

[106] 《唐会要》卷二五《杂录》文宗开成元年正月敕，第554页。

[107] 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文物出版社，2004，拓片图版和录文分见上册第129页、下册第94页。

[108]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262页。

[109] 请参拙稿《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10] 宋代情况，请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林松涛、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2、15页。

[111] 吴丽娱：《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唐史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9。

[112] 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三《代宗九》，中华书局，1975，第817页；卷二六《宣宗五》，第945页。

[113]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13、114页。

唐前期外官月料分配比例考释

朱博宇

摘要：唐前期外官按照何种方式与比例分配月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天圣令·田令》及所附唐令的细致解读，结合《夏侯阳算经》及吐鲁番文书等材料，明确了唐前期外官月料分配方式与比例，进而推演出唐前期外官的经济待遇结构。一般认为，唐前期官员的经济待遇，无论内外官，都是视其官品而定，属于品级制的俸禄制度。实际上唐前期外官经济待遇中的主要部分视其职务而定，属于职务收入。这种以职务为核心的经济待遇结构与唐宋间的官员等级结构演变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外官 月料 职田 经济待遇

官员的经济待遇，是官僚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唐代官员俸禄制度中，内、外官的划分是基础性的安排，内官与外官经济待遇的构成不同，即俸禄薪酬组成方式是不同的。具体到某一项目，则涉及支给形态与支给依据两个方面。大体而言，唐前期外官的俸禄薪酬项目，包括禄、力役、职田、月料四大类。[1]其中，禄的支给形态是谷粮，职田是土地，力役是劳动力。月料的支给形态则要多样一些。所谓“品级制”，大抵是从俸禄支给依据的角度来讲的。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唐前期官员的经济待遇，是视其官品而定，其中一部分依据其本品，一部分依据其职事品。黄惠贤认为，唐前期官员的经济待遇属于以官品发给俸禄的品级制。[2]叶炜在研究唐前期职事官经济待遇结构时，也是把本品和职事品作为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参照尺度。但是，以官品作为考察唐前期官员经济待遇结构的主要视角，在研究方法上有再检讨之必要。实际上，除本品与职事品外，官员的具体职务也是唐前期外官经济待遇的重要依据。本文拟从考证唐前期外官月料分配比例入手，进而推演唐前期外官经济待遇的构成，考察其中职务收入所处的地位。

一 外官月料分配与职田的关系

《通典》载：“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外官则以公廨田收及息钱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3]可见，外官月料的来源是官司的公产经营收入，包括公廨本钱生息与公廨田收租。换言之，月料的支给形态包括货币与谷粮。外官月料的研究，向为学者所重，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是此一领域的开创之作。[4]自陈寅恪至今，学界关于唐代外官月料的研究已有了深厚的积淀，外官料钱制度的分期与演进、外官料钱的财政来源、各式公产的经营运作，都有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成果。[5]然而，因传世文献记载有限，月料作为唐前期外官的经济待遇，如何具体分配，虽然多有讨论，[6]仍存未解之处，实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唐前期外官月料的分配，传世文献多语焉不详，如《新唐书·食货志》云：

外官以州、府、县上下中为差，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减长官之半，参军、博士减判司三之二，主簿、县尉减丞三之二，录事、市令以参军职田为轻重，京县录事以县尉职田为轻重。[7]

《通典》与《册府元龟》亦有类似记述，《通典》云：

先以长官定数，其州县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各减长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长史、副都督、别驾及判司准二佐，以职田数为加减。其参军及博士减判司、主簿县尉减县丞各三分之一。[8]

这条材料，《通典》系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和仪凤二年（677）之间。《册府元龟》将此诏系于高宗乾封元年（666）八月。[9]李锦绣认为，与《新唐书》的记述相比，《通典》此条文字更为准确，应以为是。[10]从《通典》这条材料来看，外官月料的分配与官员的官品无关，而与其所任职务有关。刘海峰、陈明光认为，外官料钱是与职务有关的固定比例分成制。[11]至于如何分成，他们找到了《夏侯阳算经》中的一道习题以为实例。《夏侯阳算经》[12]卷中《分禄料》云：

今有官本钱八百八十贯文，每贯月别收息六十，计息五十二贯八百文。内六百文充公廨食料。五十二贯二百文逐官高卑共分，太守十分，别驾七分，司马五分，录事参军二人各三分，司仓参军三分，司法参军三分，司户参军三分，参军二人各二分。问各钱几何？答曰：太守十分，计十二贯七百三十一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九。别驾七分，计八贯九百一十二文、四十一分文之八。司马五分，计六贯三百六十五文、四十一分文之三十五。录事参军二人各三分，各得三贯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二人共七贯六百三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一。”司仓参军三分，计三贯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司法参军三分，计三贯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司户参军三分，计三贯八百一十九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一。参军二人各二分，各二贯五百四十六文、四十一分文之十四。二人共五贯九十二文、四十一分文之二十八。[13]

刘海峰指出，上引材料中所列举的官员名称及人数与《旧唐书·职官志》所载的下州官员相合，公廨本钱八百八十贯文也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下州应置官本钱数相合，故而具有可信性，应是下州公廨本钱的分配方法和数额。在此基础上，刘海峰和罗彤华将《夏侯阳算经》所述州司各官的料钱分配比例推及唐前期全部的府、州，并根据这一比例，结合敦煌石室地志写本中的《郡县公廨本钱簿》，推算出唐代各级府、州官员的料钱数额。[14]

与刘海峰、罗彤华不同，李锦绣则认为《夏侯阳算经》的这条材料只为计算而设，不足为凭。她提出了两个理由：其一，《夏侯阳算经》题目为六分生利，是开元十八年（730）时公廨本之利率，而题中又云长官为“太守”，是天宝年间事，天宝时公廨本利率已改为五分。其二，《夏侯阳算经》题目中，别驾为七分，司马为五分，《通典》则称“别驾及判司准二佐”，两者不合。[15]

通过《通典》与《夏侯阳算经》这两条材料的对读，笔者发现现有关于外官如何分配月料的分析值得商榷。《通典》所载“以职田数为加减”一句，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李锦绣对此句已有困惑，提示学者加以注意。陈明光则认为，外官分配月料应有两种方式，一以职田数差别分配，二以官职之别分配，至于如何以职田数差别分配则未做解释。[16]笔者认为，解开外官如何分配月料这一谜题的钥匙，正在于准确理解“以职田数为加减”的含义。有鉴于此，笔者在讨论之前先厘清自己的基本思路：考察唐前期外官月料的分配方式，其前提在于深入了解唐代外官职田制度的基本安排，从而理清外官月料分配与职田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充分解读“以职田数为加减”一语之后，再分析《通典》“外官月料条”的确切含义，并辅之《夏侯阳算经》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以求印证。

二 外官职田的分配依据

白居易《议百官职田》云：

臣伏以职田者，职既不同，田亦异数，内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国家自多事已来，厥制不举，故稽其地籍，而田则具存。考以户租，而数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廪禄厚薄之相悬，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内外之职，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创新规，其在乎举旧典也。臣谨按国朝旧典，量品而授地，计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视乎品之高下。[17]

唐后期繁重的赋税徭役，使得职田“佃户致有流亡，官曹多领虚数”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带来了职田经营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这种情况，白居易给出的解决方法是，“按国朝旧典”——唐前期的田制，“量品而授地……故地之多少，必视乎品之高下”。看来，白居易把官品看作职田分配的一项基本依据。宋人看待唐代职田，也有与此近似的看法。北宋咸平年间杨亿在讨论官僚待遇时云：“唐制，内外官俸钱之外，有禄米、职田，……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于家。”[18]他把官品看作官员占有职田多少的依据。

唐宋时人的这种观点，长期影响着唐代职田制度的研究。谷川道雄认为，唐代职田的给付额依官品而定，自高品至低品依次递减。[19]唐代的官员有两套品级，其所任职事官对应的官品，称为职事品。此外还有一套散官之制，“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20]，是其个人级别。唐代官员究竟按照什么品获得职田呢？叶炜考察隋唐官员经济待遇结构后指出，唐代的中央官与地方官获得职田所依据的官品，都是职事品。[21]李锦绣认为，唐代职田以职事品颁给，是其不同于前代禄田的主要特征。[22]

上述研究的依据，主要在《唐会要》，其文云：

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内外官各给职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雍州及外州官，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23]

把职事品作为外官职田分配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我们还可以通过解读《天圣令·田令》所附唐令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天圣令·田令》附唐32条、唐33条、唐34条，复原唐《田令》38条是唐代关于内外官司、官员分配公廨田、职田的一组规定。从这一组令文中，我们可以知悉唐代公廨田、职田制度中的内、外之别所在。一般的看法，唐前期的中央官制包括中枢决策机构（门下省、中书省）、行政机构（尚书省）、事务机构（殿中、秘书、内侍三省，九寺五监，诸卫诸军）、监察机构（御史台）及东宫等几类。地方官制包括京府、都督府、都护府、州、县等。[24]这种以政务系统划分中央官制与地方官制的方法，合于《唐六典》《职员令》[25]对唐代国家各类官司的分类，同时也符合现代行政学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分类方法。但是，如果我们要具体讨论某一项官员的经济待遇时，就要从具体制度出发，重新认识官司与官员的内、外之别。

《天圣令·田令》附唐32条，是对“在京诸司公廨田”的规定，其令文云：

诸在京诸司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河南府各一十七顷，太府寺一十六顷，吏部、户部各一十五顷，兵部、内侍省各一十四顷，中书省、将作监各一十三顷，刑部、大理寺各一十二顷，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一十一顷，工部十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省各九顷，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太子詹事府各八顷，御史台、国子监、京县各七顷，左右卫、太子家令寺各六顷，卫尉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太子右春坊各五顷，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史局各四顷，宗正寺、左右千牛卫、太子仆寺、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各三顷，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寺各二顷。（其有管署、局、子府之类，各准官品、人数均配。）[26]

《天圣令·田令》宋7条，是宋人以唐代“在外诸司公廨田”制度为模本，参以宋制改定的宋令。宋家钰据《通典》卷三五《职田公廨田》中有关记载，复原为《田令》38条，其令文云：

诸在外诸司公廨田，大都督府，四十顷。中都督府，三十五顷。下都督、都护府、上州，各三十顷。中州，二十顷。宫总监、下州，各十五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上牧监、上镇，各五顷。下县及中下牧、司竹监、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诸冶监、诸仓监、下镇、上关，各三顷。互市监、诸屯监、上戍、中关及津，各二顷。其津隶都水使者，不给。下关，一顷五十亩。中戍、下戍、岳渎，各一顷。[27]

笔者将上述两条令文中所规定的“在京诸司”“在外诸司”与唐代国家机构的一般性分类、《唐六典》分卷、《职员令》分目相结合，制表1“唐代国家机构分类表”（后附）。

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公廨田制度中“在京诸司”与“在外诸司”区分的依据，在于官司是否在京，而不是官司所隶属的政务系统。比如，中央的省、寺、监，“其有管署、局、子府之类，各准官品、人数均配”，待以“在京诸司”公廨田的待遇；而诸寺所管之各监，行政序列上虽隶属诸寺，官司却散置全国各地，因而归于“在外诸司”。各地所置之军府，无论是中郎将府，还是折冲府，虽然隶属于中央的诸卫诸率，但都属于“在外诸司”。京兆府、河南府、京县，虽然在序列上属于“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但在公廨田制度中则属于“在京诸司”。讨论某一官职属于京官还是外官，不能脱离官司与官职的统属性质。由此可知，唐代官司与官员内外有别，其中的外官不完全等于一般意义上的州县官员，也不能对应于《唐六典》卷三○所述各官。外官的概念是一个很大的集合，涵盖了属于多个职务序列的官员。有了这个视角，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天圣令·田令》附唐34条了，其云：

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职分田，二品一十二顷，三品一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京畿县亦准此）。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五品五顷，六品三顷五十亩，七品三顷，八品二顷，九品一顷五十亩。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各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下府及郎将各五顷，上府果毅都尉四顷，中府三顷五十亩，下府三顷，上府长史、别将各三顷，中府、下府各二顷五十亩。亲王府典军五顷五十亩，副典军四顷，千牛备身左右[28]、太子千牛备身各三顷。（亲王府文武官随府出藩者，于所在处给。）诸军［、］[29]折冲府兵曹二顷，中府、下府各一顷五十亩。其外军校尉一顷二十亩，旅帅一顷，队正、队副各八十亩。皆于镇侧州县界内给。其校尉以下，在本县及去家百里内者不给。[30]

分析上引令文可知，唐代外官职田数额的规定涵盖了多种职务类别，如“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等等，整条令文所涉及官员基本覆盖了《通典》卷三五《职田公廨田》所记述的在外诸司所属官员。同一职务类别中，因官职属性不同，职田待遇还有差异。比如同属军府系统，卫官的职田待遇就要低于同级的职事官，可见卫官与职事官在职田制度中属于两个序列。笔者依上引令文结合《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所述之官职、官品，制表2“唐前期不同类别外官职田数额表”（后附）。

“唐前期不同类别外官职田数额表”中，“诸州及都护府”与“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依《旧唐书·职官志》所述，为外职事官。[31]除外职事官以外，《天圣令·田令》附唐34条所载其他各官，为唐前期外军府所置官员，依《旧唐书·职官志》所述，可分为武职事官与卫官。《天圣令·田令》附唐34条所载外职事官、武职事官、卫官于《旧唐书·职官志》中均有官品。

官品阶等通常被认为是配置官员经济待遇的通用尺度，它是抽象的，但不是空泛的，唐代的职事官与卫官都是官品的载体。[32]当人们借助官品这把尺子认识官员待遇高低之时，一般而言，高品地位应该高于卑品。但是从表2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外官职田制度中，官品这把尺子发生了扭曲。在这套全面覆盖各类外官的制度中，虽然不同职务职事品相同，但职田数额却有着差异。诸州、都护府官员[33]最受照顾，其职田数皆高于其他职务序列的同品官员。武职事官中，品级相同，甚至阶位相同，但职务不同，则职田待遇也会有不同。如亲王府典军与三卫中郎将府郎将同为正五品上阶，三卫中郎将府兵曹与折冲中府兵曹同为正九品上阶，但职田数额不同。卫官中的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等，因其“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的高贵出身，职田数远高于同品的三卫校尉、旅帅、队正、队副，甚至高于同品的中下折冲府长史、别将。校尉以下卫官待遇最低，职田数都在一顷上下，若所在军府“在本县及去家百里内”还不给职田。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两点看法。首先，外官职田制度中，职事官的职事品与所属职务序列交相为用。在这一结构中，官员所属的职务序列优先，职事品次之，同一职务序列内再按职事品阶顺序排列，由多至少分配职田。[34]“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与“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两类职务都属于文职事官，序列内部构成了高品优于卑品的职田分配结构；属于武职事官的亲王府、中郎将府、折冲府官员则更为复杂，处于同一品内的官员，阶等异位，职务不同，职田待遇亦有差别。其次，“校尉以下，在本县及去家百里内者不给”这一规定说明，校尉以下卫官的职田收入具有职务补助[35]的倾向。由此可见，外官职田作为正禄收入的补充，其与官员的具体职务有较大的关联性，其分配所依据的首要因素是职务序列，有相当的职务收入属性。特别是，在武职事官与卫官这两类职务中，官员的职田数与官品没有对应关系，其职田不能被认为是依据官品获得的，而应当被认为是依据具体职务获得的。

三 外官月料分配与职田数额的关系

外官职田制度所具有的职务收入的性质，是我们考察职田制度的重要背景，同时也是进一步讨论外官月料分配方式的基础。《通典》外官月料条已经明示，某些职务的月料数“以职田数为加减”。笔者下文将考析外官月料分配与职田数额的密切关系。

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夏侯阳算经》求问州司各官得官本息钱几何这一谜题。刘海峰指出，《夏侯阳算经》此题所载官员为下州官员，这一看法是准确的。《唐六典》卷三○载下州官员如下：

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司仓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司户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司法参军事一人，从八品下；……参军事二人，从九品下。[36]

《夏侯阳算经》此题中无长史，且曹司只设录事、仓、户、法四曹，这正是唐代下州官员设置的特点。《夏侯阳算经》此题除无录事与博士外，恰好与唐代下州官员设置相合。此题设定太守为十分，别驾七分，司马五分，诸司参军三分，参军两分。《通典》记载州司马应“减长官之半”，那么太守十分、司马五分，可与之相合；从“其参军及博士减判司……三分之一”来看，诸曹参军三分，参军二分，当亦无误。那么别驾七分、诸曹参军三分，这两个比例又是如何得出的呢？李锦绣认为，此处别驾与司马分数不等，有违《通典》所述“别驾及判司准二佐”一语。[37]然而，下州别驾为从五品上，司马为从六品上，判司则为从八品上下，高卑相差三品，月料数也应有所差别，李锦绣的这一理解显然不尽合理。

笔者认为，解答这上述疑问的关键，在于把“尹、大都督府长史、副都督、别驾及判司准二佐”与“以职田数为加减”两句，作一个为整体进行理解。就下州而言，不设长史，所谓的“二佐”，实际上是指上佐中的卑品佐官[38]，也就是“减长官之半”的“少尹、长史、司马”中的司马。那么别驾和判司的职田数又是多少呢？这里所谓的职田数，应指官员按照《田令》，依据职务所应得的职田数额。笔者试将下州别驾、司马、判司的职事品与应得职田数及《夏侯阳算经》所述料钱分数制作表3“唐前期下州官员职田数额及料钱示意表”（后附）。

观察表3我们可以发现下州别驾、司马、判司（诸司参军）料钱分数之比与应得职田数之比完全相同，而这正是“以职田数为加减”的真意。州司各官员职田数与司马职田数之比，是其分得月料的计算系数，而月料收入基准则是州司马的月料数，即长官刺史所得之半。这个计算的方法，可写成如下形式：

《夏侯阳算经》之所以选择下州为例，是因为下州的别驾、司马、诸曹参军事所得职田数恰好为七顷、五顷、三顷，而司马又是长官之半，这样自刺史至参军事的分数恰为十以内之整数，比例整齐，利于设题，方便计算。

通过以上观察，可以得出两点看法：首先，《夏侯阳算经》此题反映了唐前期的实际情况，他证明了《通典》外官月料条所述的“以职田为加减”的分配方式确有实行。其次，《夏侯阳算经》中下州各官的“十、七、五、三、二”的分配比例不能推及唐代全部的府、州、县。每个官员必须从其具体职务出发，按照其职务所对应的职田数额，对照基准官员的职田数额，求得一分配系数，再乘以分配基准，最后得出其应分得的月料数。那么《通典》外官月料条所述的这一分配方式都涵盖了哪些外官呢？我们将该条材料所提及的官职编号列表，以方便讨论：

1号“长官”，是州县长吏的统称，暂且不论。2号“少尹”与6号“尹”是京兆、河南、太原府的上佐，原称司马、长史。开元初年，雍州、洛州、并州改称“府”，州长史、司马则改称为尹、少尹。这说明了两点：一是，三京府官员采用了外官分配月料的方式，不是依官品分配，这与京官分配料钱的方式不同[39]；二是，《通典》与《册府元龟》虽然都将这一材料系于唐高宗时期，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以“尹”和“少尹”称呼京府上佐，明显包含了唐玄宗时期的制度。3号“长史”是都督府、都护府与中上州的佐官。长史，在这一组官职中被提及两次，即3号“长史”与7号“大都督府长史”，这是因为大都督府不置别驾，佐官为三品长史与四品司马，而中下都督府佐官为四品别驾与五品长史、司马，大都督府长史在官司构架中的位置属于高品佐官，应与京府尹、诸州别驾同列，故而需要单独说明。4号“司马”，在都督府、都护府、州中均有设置，为卑品佐官。5号“丞”指县丞。8号“副都督”，应是文字错讹。唐代都督府不置副都督，此“副都督”是“副都护”之误，为都护府都护之贰。这说明都护府也是采用这一月料分配方式的。9号“别驾”，是永淳元年（682）之后中下都督府与州设置的高品佐官，这也说明《通典》外官月料条的形成，一定晚于乾封元年。10号“判司”，指各府、州所置诸曹司判官，在府称诸曹参军事，在州称诸司参军事。11号“参军”，指各府、州所置参军事。12号“博士”，指各府、州所置经学博士。13号“主簿”、14“县尉”即各县所置之主簿、县尉。

经过以上的梳理，《通典》外官月料条所覆盖的外官群体就变得清晰了，它包括三京府、都督府、都护府、州、县之官员，即通常所讲的唐代州、县两级官员。其文本中的各种称法，接近于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州司官员设置，但制度的形成时间仍应在唐高宗时期。笔者以《通典》外官月料条为基本结构，参考《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对唐代州县官司官员配置、品级的记述，结合《田令》对官员职田数额的规定，补阙拾遗制作“唐前期州司官员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4）、“唐前期县司官员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5），以计算各外官月料分数。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新唐书·食货志》中“外官以州、府、县上下中为差”的含义。“州、府、县上下中”的差异是这样传导为官员月料数的差异的：官员所属府、州的类别、等第不同，则职务与职事品不同，所对应的职田数额也不同。外官月料分配方式的核心是以“职田数为加减”，求得月料分配系数。各官月料分配系数不同，最终分得的月料也就不同了。

以此方法，我们还可以继续解读《新唐书·食货志》“录事、市令以参军职田为轻重，京县录事以县尉职田为轻重”一句。这句话的含义是，州录事、市令以参军事职田数为基准计算月料分数，京县录事以县尉职田数为基准计算月料分数。《新唐书·食货志》此句之所以只提到了京县录事，是因为除京县外，唐代县录事均非品官，没有职田，故而亦无月料。现制“唐前期州司市令、录事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6）、“唐前期京县录事月料分配计算表”（后附表7）以示说明。

前文由《通典》月料条及《新唐书·食货志》月料条出发，得出的唐代州、县官员月料的分配方法，可以得到吐鲁番文书的印证。孟宪实考证了大谷文书3502号、3499号、4934号的密切关系，将三件文书缀合在一起，定名为“武周西州公廨钱帐历”，其云：

1 合公廨白直卅二人，秋季冬季两季总当课

2 钱一十九贯九百（后缺）

3 九贯九百八十六文秋季

4 八贯二八卅六文，为去年社等社利不足，准例取社等用讫

5 一贯七百五十文应分

6 九贯九百八十六文冬季

7 王都督分得二千九百八十二文

8 判司五人各分得八百五十二文[40]

新获吐鲁番文书“唐咸亨元年（670）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廨本钱及奴婢自赎事”[41]中有由仓曹府史负责的“公廨正本社本”，可见唐高宗、武后时期，官司公廨钱的经营形式被称为“社”。孟宪实指出大谷3502号、3499号文书所提到的社，不是民间结社，而是官司组织，因此定名为“公廨钱帐历”。此帐历中提到的“王都督”应当是武周天授年间任西州都督的王孝杰。[42]另有判司五人，这少于中都督府应置诸曹参军事七人，可能是当时有阙官所致。本件文书中提及“社利不足”，考虑到高宗、武后时期钱贵物轻的状况，都督府各官所得月料钱数少于唐玄宗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中，都督得钱二千九百八十二文、判司五人各分得八百五十二文，其比例恰为七比二。考察表4“唐前期州司官员月料分配计算表”，中下都督府判司所得月料数正为长官的七分之二。这件“武周西州公廨钱帐历”与《夏侯阳算经》证明了《通典》与《新唐书》所述州县外官月料，依照所在官司所任官职“以职田数为加减”的分配方式，作为一项官僚经济待遇的基本制度，得到了长期、广泛、有效的施行。

前已述及，唐代的外官不只包括州县官员，还包括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与在外武职事官。镇、戍、关、津、岳、渎官员的月料分配方式，因材料所限暂不得而知，但是在外武职事官月料收入的分配方式，吐鲁番文书亦有材料可以证明。“唐神龙元年（705）公廨应收浆帐”[43]云：

1 合今年应收浆总伍拾肆硕伍

2 卅三石九斗 给折冲

3 廿石三斗五升 给左果毅

4 右依检案内神龙元年公廨应收[44]

此件文书中涉及了西州某一折冲府的月料收入分配。我们知道，公廨田园的租佃收入是月料收入中的一项。本件文书中的“公廨浆”，是指用于酿酒的葡萄浆，即折冲府以其公廨田园收入的葡萄浆充给官员月料。李锦绣提到，此件文书中的公廨收入分配值得注意，但并未给出解释。[45]长官折冲都尉得三十三石九斗，副长官果毅都尉得二十石三斗五升，合五十四石二斗五升，与公廨园总应收相差无几。且折冲与果毅各自所分得浆数有整有零，精确至升。这与吐鲁番文书中常见的计整取数相较，显得非常特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外武职事官公廨田充给月料是“以职田数为加减”，按比例分配的。折冲中府折冲都尉职田五顷半、果毅都尉职田三顷半，下府折冲都尉职田五顷、果毅都尉职田三顷，比例是或近似于五比三。此件文书中，折冲都尉得三十三石九斗，折冲果毅得二十石三斗五升，比例亦近于五比三。

这件文书证实，“先以长官定数，其州县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各减长官之半”的月料分配方式仅是针对州县的长官与副贰而言的。军府所置职事官，是以各官员的职田数作为其月料分数，按比例分配月料的。

四 职务收入在唐前期外官经济待遇构成中的地位

上述分析，是笔者对于《通典》外官月料条与《新唐书·食货志》外官月料条的一些解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外官的职田数额，以所在官司为优先考量，具有职务收入的倾向。其中在外武职事官的职田数额对应于具体职务，其职田收入属于职务收入。外官月料分配与职田制度密切相关，对应官员具体职务按比例分配。外官的月料收入属于职务收入。官员的职事品在确定月料分配分数的过程中，充当了职务与职田数的换算工具。

在了解了外官职田与月料收入的性质之后，我们还可以考察，这两种经济待遇在唐前期外官的收入结构中处于怎样的地位。笔者将以《夏侯阳算经》中提及的唐玄宗时期[46]的下州官员为例，对其所享有的禄、力役、职田、月料四类经济待遇进行具体分析。

唐前期官员的禄米收入是依据官员本品支给的。[47]《通典》卷一九《总略》[48]载：“大唐定给禄之制，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从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从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从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从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从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从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从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从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从九品，米五十二石。从并同外官，各降一等。”[49]《新唐书》卷五五《食货志》载外官禄制降京官一等之法：“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为一等。”[50]根据全汉升的研究，从开元到天宝初年，米价较唐太宗高宗时每斗4文为高，稳定在每斗13文左右。[51]据此，官员的禄米收入可以换算为钱数。[52]

唐前期州县官经济待遇中的力役有白直、执衣，相当于京官的防、庶仆。白直、执衣是依照官员的职事品配给的[53]，《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凡州县官僚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七品佐官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州县官及在外监官皆有执衣以为驱使，二品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二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执衣并以中男充。）”由于充任白直、执衣的百姓可以纳课代役，州县官员的这类待遇也可以转换为货币收入，《新唐书·食货志》载，“白直钱二千五百，执衣钱一千”[54]，这是白直、执衣一年的纳资之数。

外官如何分配职田，前文已述。据此，我们可以估算一下职田制度给外官带来的具体收入。唐代麦粟平均亩产量一石余，一般租额为收获量的五成。《唐会要》卷九二《内外官职田》载：“（开元）十九年四月敕：‘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顷亩籍帐，仍依允租价对定，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亩给二斗。’”[55]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包括职田与公廨田在内的官田租额，最低为每亩收粟五斗，最高每亩收粟一石以上，且有不少职田为粟麦双收的双作制土地。唐前期，粟、米价值之比为五比三[56]。据此，在不计土地双作的情况下，假定为每亩职田可收粟五斗，则折米三斗，换算为货币收入为39文。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

外官的公廨田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公廨田收中一部分是官司的办公费用，即公廨食料，其余部分作为外官月料收入，按比例分配给官员。公廨田收中有多大比例充作公廨食料，比较难以确定。考虑到公廨田与公廨本钱都是具有相同作用的公产经营，笔者推测公廨田收与公廨息钱中，公廨食料与外官月料的比例应大体相同。《夏侯阳算经》“州官分料钱题”中，公廨食料六百文，占每月公廨息钱的1.14%。下州有公廨田十五顷，笔者假定除1.14%用于公廨食料外，其余十四顷八十三亩公廨田用于外官月料，租额为每亩收粟五斗，其田收依《夏侯阳算经》“州官分料钱题”中之比例分给各官，然后再换算为货币收入。据以上假定，制“唐前期下州官员经济待遇结构表”（后附表8）。

由“唐前期下州官员经济待遇结构表”可知，若将官员的职田与月料都视作依据职务获得的经济待遇，则这部分收入占下州官员总收入三分之二左右；若只将月料视作官员的职务收入，则职务收入亦超过官员的总收入的一半。笔者认为，下州官员这种以职务收入为重的经济待遇结构，在唐前期外官中具有典型性。考虑到下州的公廨本钱数与公廨田数远远低于京府、都督府、上中州，其公廨本钱数甚至不及京县[57]，笔者估算其他府、州、县官员经济待遇结构与下州官员相同，其总收入中的大部分是职务收入。对于唐前期的军府职事官而言，其职务收入更是占其总收入的绝大部分。在外的军府职事官除依本品所给禄米以外，其仗身、职田，以及依据职田分配的月料都是与其职务直接挂钩的。

我们知道，唐代官员的主体是外官。《通典》卷四〇《秩品》载，唐开元时期“内外文武官员凡万八千八百五。文官万四千七百七十四，武官四千三十一，内官二千六百二十，外官州县、折冲府、镇、戍、关、庙、岳、渎等万六千一百八十五”[58]。外官人数是内官人数的六倍以上。这里需要特别关注唐前期在外武职事官的数量。《通典》此条中，外官与武官这两类官员是存在交集的，这就是属于在外武职事官的亲王府、中郎将府、折冲府的职事官。《唐六典》卷二四载，诸卫中郎将府有流内官中郎将一人、郎将二人、兵曹参军事一人；《唐六典》卷二五载，折冲府有折冲都尉一人、果毅都尉二人、别将一人、长史一人、兵曹参军事一人。《新唐书·兵志》云，“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59]，《通典》卷二九《折冲府》则称，“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于诸州，而名隶诸卫及东宫率府”[60]。这两条材料被认为是唐代府兵制鼎盛时期与衰败时期的军府数量，取其中数有六百余府。这六百余府中，有二十六府属三卫内府即中郎将府，其余是外府即折冲府。据此，笔者粗略估计，在外武职事官应在三千五百人左右。《通典》所载武官四千三十一人，去除在京的十六卫、十率府员数后，与此估计大体相当。唐前期在外武职事官常数三千五百人，这已超过了《通典》所载的内官之数。除职事官之外，军府还设置了大量的卫官。《唐律疏议·名例律》称“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61]，《旧唐书·职官志》载有各种卫官官品，标明“已上卫官”，可见卫官属于九品流内。但《通典》卷四〇《秩品》将卫官又归于“外职掌”，与各种杂职、杂任同列，似乎又与其所载之“内外文武官员”性质不同。[62]孙正军认为，卫官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的“候选官”[63]。卫官虽然没有俸禄，但是有职田，即一定的职务收入。赖亮郡推测，唐前期卫官至少在四万人以上。[64]这个数字是《通典》所载内官数的十五倍多。

上述分析显示，唐前期官员群体的主体——外官，其收入的大部分不是依据官品（包括本品和职事品）获得的，而是依据职务获得的。依据官品确定经济待遇的内官，只是官员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将卫官也视为一类官员的话，京官则成为唐前期官员群体中极少的一部分。换言之，唐前期的大部分官员的主体收入不是以官品为衡量尺度的。

结语

以往的研究，特别看重唐代安史之乱后官员俸禄制度尤其是支给依据的变化。例如，王振芳认为大历俸制开创了唐后期官员收入不按品计数的原则，贞元、会昌俸制均因袭大历俸制，大历俸制为“唐俸禄制度史上的新里程碑”。[65]高桥徹则更看重贞元俸制，他认为贞元俸制所体现的等级结构与官品存在很大差异，但与宋初寄禄官的结构基本相同，宋初寄禄官等级源于贞元俸制。[66]李锦绣综合前人研究，给出了唐代官员俸禄支给标准“由散官（本品），到职事品，再到职事官的演变”[67]的一条红线。这条红线之所以引人注意，原因在于这一红线对接了北宋官制。《宋史·职官志序》云：“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68]这里“寓禄秩”的“官”正是唐代一部分职事官的官号，北宋人称之为“本官”，这被看作宋代官制紊乱的一种表现。

但是，官员经济待遇中的职务因素，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的新生事物。就俸禄薪酬的实质而言，薪俸是国家针对职务价值所支付的对价；就职事官品的实质而言，品阶是国家对于职务价值做出的分等。俸禄薪酬与职务品阶的核心都是职务价值。唐代安史之乱后，随着职事官的阶官化，九品官品作为职务价值分等的功能逐渐被废弃，官员的俸禄支给必然要越过品阶，而直接与具体职务对接，这是官僚制度的必然要求。以往的研究者将京官与外官置于同一视角下、同一结构中进行考察，容易忽略官员经济待遇中的职务因素。以职务为标准安排官员的经济待遇，可以说是唐前期外官俸禄制度的核心精神，只不过这一真义隐藏在了唐前期复杂的官僚等级制度之中。唐代宗大历之后，内外官的经济待遇不再考虑官品，而与职务直接挂钩，料钱逐渐确立了在官员收入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唐前期俸禄制度内在逻辑的生发，也是外官经济待遇分配方式向内官群体的传导。

附：

表1 唐代国家机构分类表

表1 唐代国家机构分类表-续表

表2 唐前期不同类别外官职田数额表

表2 唐前期不同类别外官职田数额表-续表

表3 唐前期下州官员职田数额及料钱示意表

表4 唐前期州司官员月料分配计算表

表5 唐前期县司官员月料分配计算表

表6 唐前期州司市令、录事月料分配计算表

表7 唐前期京县录事月料分配计算表

表8 唐前期下州官员经济待遇结构表[69]

A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of the Monthly Salary Payments of Local Officials in Early Tang period

Zhu Boyu

Abstract：Comtemporary scholars have debat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Yueliao（Monthly Salary Payments月料）of local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I propose to resolve it by a close reading of theTianshengling（《天圣令》），combining with the XiahouyangSuanjing（《夏侯阳算经》）and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Conventional scholarship has suggested that，in the Tang Dynasty both central officials and local officials were paid based on their ranks. But I suggest that the salary payments of local officials are mainly based on their concrete executive posts. In early Tang，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salary structure of local officials，the core compensation structure of the concrete executive post is correlat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official rank structure from Tang to Song，which is worth noting.

Key Words：local officials，Yueliao（monthly salary payment），Zhitian（salary payment by farmland），economic compensation

[1] 张国刚《唐代官制》将唐前期内外官的俸禄分为三大项：职分田、禄米、俸料。其中俸料又包括食料、防阁或庶仆、杂用等项内容。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唐前期部分，将官吏待遇视为财政支出，划分较细，包括官禄、职田、俸料钱、厨食、会赐等项目，官僚所享受的力役待遇被视为资课，列为财政收入项目。冻国栋撰写《中国俸禄制度史》隋唐五代部分，将唐前期的外官经济待遇分为年禄、俸料、职田、力役与资课等四项。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在讨论隋与唐前期职事官经济待遇结构时，将唐前期地方官经济待遇分为禄、职田、月料、力役四类。笔者认为叶炜对唐前期外官经济待遇的分类方法清晰简洁，其所列各项目均为外官的常态收入，特别是将资课纳课视为力役货币化形式而不单独列项，是合理科学的分类方法，故取其说。参见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第171～173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03～138页，《唐代财政史稿》第3册，第3～64页；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第173～209页；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48～152页。自陈寅恪以来，研究者往往将唐前期外官的货币收入称为“俸料钱”，以与京官俸料相对。笔者认为这样的称法是不确切的。所谓京官的俸料，最初是俸、料两种收入项目，俸按本品给钱，料以公廨息钱“计官员多少分给”。自乾封二年（667）后，俸、料“始依职事品”。与京官不同，外官自唐初就无“俸”这一收入项目，其货币收入应依《唐会要》说法，称为“外官料钱”。外官的料钱与公廨田收合为一项，按月分给，就是《通典》所称的“月料”。故本文将使用唐代文献中的“月料”与“料钱”这一组概念，而不用“俸料钱”的提法。参见（宋）王溥《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959页。

[2]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序言第4页。

[3] （唐）杜佑：《通典》卷三五《禄秩》，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964页。

[4] 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清华学报》1935年第4期。

[5] 学界对外官料钱的研究，积累深厚，成果众多，故而笔者不在此处一一罗列。相关的研究综述，参见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经济：俸禄”一节，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第214～217页；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经济卷》，“官吏俸禄”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410～412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刘迎秋主编《社科大讲堂·史学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第153～171页。

[6] 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筑山治三郎错误地将唐前期州县官俸等同于京官俸，认为其依品给俸。横山裕男则将州司官员月料视为三等，长官一等，别驾、长史、司马、判司一等，博士一等。其后，刘海峰、陈明光、李锦绣、罗彤华等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参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の研究』，創元社，1967，頁558；横山裕男「唐代月俸制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官僚俸祿攷の一」，『東洋史研究』，第27巻3号，1968，頁247～271；刘海峰《唐代俸料钱与内外官轻重的变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刘海峰《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陈明光《唐代前期预算外收支计划述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2册，第34～42页；罗彤华《唐代州县公廨本钱数之分析——兼论前期外官俸钱之分配》，《新史学》第十卷1号，1999；罗彤华《唐代官方放贷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59～67页。

[7] （宋）宋祁等：《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中华书局，1975，第1396页。为方便行文，笔者将这条材料简称为“《新唐书·食货志》外官月料条”。

[8] 《通典》卷三五《禄秩》，第964页。为方便行文，笔者将这条材料简称为“《通典》外官月料条”。

[9] 《册府元龟》卷五〇五《邦计部·俸禄一》所载文字与《通典》略有差异。参见《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第1263页。

[10]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3册，第35页。

[11] 刘海峰：《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陈明光《唐代前期预算外收支计划述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12] 钱宝琮指出，此书非《隋书·经籍志》所录《夏侯阳算经》，实为唐中期成书的《韩延算经》。参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9卷，科学出版社，1983，第145～147页。

[13] 钱宝琮点校《算经十书》，中华书局，1963，第577～578页。

[14] 刘海峰：《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罗彤华《唐代官方放贷之研究》，第61～67页。

[15]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3册，第35页。

[16] 陈明光：《唐代前期预算外收支计划述略》，第45页。

[17]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七《议百官职田》，《四部丛刊初编》第739册，商务印书馆，1919。

[18]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八》，中华书局，1985，第4005页。

[19] 谷川道雄「唐代の職田制とその克服」，『東洋史研究』第12巻5号，1953，頁378。

[2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中华书局，1975，第1785页。

[21] 参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第136～150页。

[22]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3册，第15页。

[23] 《唐会要》卷九二《内外官职田》，第1979～1980页，又见于《宋本册府元龟》卷五〇五，第1262页。黄丽婧指出，今通行本《唐会要》卷九二“内外官职田”标目下的多数文字皆撮录明本《册府元龟》而成，其中偶有参校《新唐书》及《文献通考》，为后人伪撰，笔者以为是。但考虑到学者的相关研究多引述《唐会要》此卷文字，为方便讨论本文亦引用《唐会要》卷九二“内外官职田”之文字，并给出相应史源文献出处。参见黄丽婧《〈唐会要〉阙卷后人伪撰考》，《江淮论坛》2012年第4期。

[24] 参见张国刚《唐代官制》，序言第4页。

[25] 《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载《唐令》篇目，其第二至第六分别为：《三师三公台省职员》《寺监职员》《卫府职员》《东宫王府职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由此可见，唐《职员令》是以政务机构系统划分官员的，这与《唐六典》将官员分入所属官司，再以各官司间统属关系分卷的逻辑相同。参见（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第183页。

[26]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06，第388页。

[27]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第451～452页。

[28] 王永兴在点校《通典》卷三五《职田公廨田》时认为，“千牛备身左右”应是涉上脱文，据《唐六典》卷三可校为“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从明抄本《天圣令》的情况来看，《通典》此处应是抄录《田令》原文，不是脱文。《旧唐书·职官志》“正第六品下阶”有“千牛备身左右、卫官已上（注：疑是“已上卫官”之倒文）、王公已下高品子孙起家为之”。笔者以《天圣令》为是。参见《通典》卷三五校勘记，第978页；《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第1796页。

[29]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此处点校应添一顿号，则“诸军、折冲府兵曹二顷”可解释为三卫兵曹与折冲府上府兵曹皆占职田二顷，诸军指代三卫诸军，与折冲府相对。否则，此条令文将不能覆盖三卫中郎将府诸官，并且与下文“中府、下府各一顷五十亩”冲突，殊不可解。

[30]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第388页。

[31] 据《旧唐书》卷四二《职官》所述：“王公以下置府佐国官……，并为京职事官。”但据《田令》京王府官人的职田待遇显然是按外官进行安排的。参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第1783页。

[32] 参见赵冬梅《北宋前期“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北大史学》，2005，第225页。

[33] 亲王府官员虽然与诸州、都护府官员处于同一序列，但据《天圣令·田令》唐37条，“王府官，若王不任外官在京者，其职田给粟，减京官之半”。唐代亲王出藩并非常态，在亲王在京的情况下，王府官的职田待遇低于在外武职事官。参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第387页。

[34] 这种官员职务序列与官品交相为用的特点，与北宋“官与品轻重不相准”的现象相近，具有相同的内在逻辑。参见赵冬梅《北宋前期“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第219～231页。

[35] 这里所说的职务补助，是指为了补偿官员因其在异地任职产生的粮食需求所施行的替代性经济待遇。

[36] 《唐六典》卷三〇《三府都护州县官吏》，第746～747页。

[37] 李锦绣的这一看法，与横山裕男的理解相同。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3册，第35页；横山裕男『唐代月俸制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官僚俸祿攷の一』，頁264。

[38] 《通典》卷三三《州郡》：“凡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别驾、长史、司马是州司长官之副贰，在都督府、都护府、州中均有设置，但不一定三官并置。唐初承隋制，州司设二佐，称长史、司马，永淳元年诸州始置别驾。一般来讲，州的别驾品级高于长史、司马，是高品佐官；长史阶位高于司马，但与司马官品相同，是卑品佐官。参见《通典》卷三三《州郡》，第910页；《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第1788页。

[39] 京府、京县官员，是唐代州县官员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就《天圣令·田令》唐33条来看，京府、京县属于“在京诸司”，但从《通典》外官月料条来看，京府官员又归于外官。《天圣令·田令》唐32条是关于京官职田的规定，令文以“诸京官文武职事”起句，后又称“其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亦准此”，《旧唐书·职官志》录此令为“凡京文武职事官，有职分田。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亦准此”，可见在这里，京府、京县官员不属于“京文武职事官”的范畴，但其职田之制参照“京文武职事官”施行。《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载：“（贞元）四年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似乎京兆府、县官不在京文武官的范畴之内。笔者认为，京府、京县官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京官，但享有京官的部分待遇。就某一制度而言，京府、京县官员是否归于外官，必须要具体制度具体分析。参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第388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第1840～1841页。

[40] 小田義久責任編集《大谷文書集成》第二卷，法藏館，1990，頁133；第三卷，法藏館，2003，頁69。缀合定名研究参见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374页。本件文书经孟宪实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41]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第269页。

[42] 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9～11页。

[43] 本件文书出土于阿斯塔那五一八号墓，同墓出土文书“武周牒为安西大都护府牒问文怛送酸枣戍事”中提及“天山府”。唐长孺认为西州四个折冲府中，前庭府属上府，其他三府应属中、下府。本件文书或可为之佐证。参见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山居存稿三编》，中华书局，2011，第231～232页。

[44]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三）》，文物出版社，1996，453页。

[45]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2册，第259页。

[46] 笔者之所以设定为唐玄宗时期，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夏侯阳算经》此题中长官称太守，应是玄宗天宝时期的情况；第二，前文已述，“《通典》外官月料条”中含有开元时期的京府官制；第三，《天圣令》所附《唐令》，学界普遍认为是开元时期的令文。因此笔者设定为唐玄宗时期，以利于尽可能地贴近材料，合理复原那一时期的官员收入结构。

[47] 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3册，第3～7页。

[48] 敦煌文书P.2504“唐令格式残卷”录有“禄令”，其主要内容同于《通典》所载，但自八品以下禄制与《通典》有异。李锦绣认为这件文书反映了唐天宝时期的禄制。笔者认为P.2504“禄令”在文字上存在明显错讹之处，作为禄制史料，需谨慎使用。故而，本文仍以《通典》所载九品禄制为准。P.2504“唐令格式残卷·禄令”，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第357页。

[49] 《通典》卷一九《总略》，第493页。

[50]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第1395页。

[51] 全汉升：《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4，第104～112页。

[52] 笔者假定州司官员的本品同于职事品。黄正建认为，唐代散官计阶叙进不是逐年进行而是累计，其升迁速度较职事官为慢，同一官员的本品经常处于低于职事品的状态。与黄正建相反，叶炜认为，由于唐前期泛阶制的实行，官员的职事品与本品有一定的差距，本品高于职事品是普遍现象，但这种差距不足以影响官员的收入结构。黄正建与叶炜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官员的职事品与本品的关系，看到了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笔者认为，考虑到唐代铨选是以本品为依据注拟职事官，故而外官的职事品与本品差距即使存在，也不会过大，官员的本品同于职事品是一个合理的假定。参见黄正建《唐代散官初论》，《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4～96页；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第149页。

[53] 参见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第151页。

[54]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第1398页。

[55] 《唐会要》卷九二《内外官职田》，第1980页。相关记述又见于《宋本册府元龟》卷五〇六，第1264页；《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第1395页。

[56] 《通典》卷六《赋税》云：“应贮米处，折粟一斛，输米六斗。”这是唐代米粟等价折纳的官方规定。李锦绣据此复原《天圣令·赋役令》宋2条为唐令：“诸贮米处，折粟一斛，输米六斗，其杂折皆随土毛，准当乡时价。”参见《通典》卷六《赋税下》，第109页；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第461页。

[57] 《新唐书》卷五五《食货五》，第1397页。

[58] 《通典》卷四〇《秩品》，第1106页。

[59]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25页。

[60] 《通典》卷二九《武官》，第810页。

[61]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二《官当》，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45页。

[62] 《通典》卷四〇《秩品》，第1106页。

[63] 按照阎步克的定义，候选官即拥有官号，同时又具有储才待调功能的官职类型。孙正军认为，卫官既有官号、官品，又有任官资格的性质，属于候选官。参见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 110～117 页；孙正军《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42页。

[64] 参见赖亮郡《唐代卫官试论》，收入高明士主编《唐代身份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281页。

[65] 王振芳：《唐安史兵兴后到大历制俸时官俸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43～46页。

[66] 高橋徹：「宋初寄禄官渊源考」，『呴沫集』7号，1992，頁39～81。

[67]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5册，第246页。

[68]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第3768页。

[69] 注：据《唐六典》下册，别驾为从五品上，论官品为五品，论正从为从五品；司马为从六品上，官品为六品，正从为从六品；录事参军事从八品上，诸曹参军事从八品下，官品为八品，正从为从八品；参军事为从九品上，官品为九品，正从为从九品。职田按官品给，禄米按正从给，上下阶与考课官资有关。本表涉及禄米及职田，故标其品级至正从。

穆格山粟特文婚约译注[1]

张小贵 庞晓林

摘要：1934年苏联考古学家在今撒马尔罕以东约120公里的穆格山，发现了一份粟特文婚约及所附保证书，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篇幅最长的粟特文法律文书。自1960年以来，学界对这份文书进行释读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各家释读转写相异之处以脚注标出，并试对文书进行汉文翻译注释，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婚约 粟特文 穆格山

一 文书研究概述

自1932年始，在今撒马尔罕以东约120公里的穆格山，相继出土了一批文书，其中包含92件粟特文文书，另有3件汉文、1件阿拉伯文与1件鲁尼文文书。其中编号Nov.3者为婚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篇幅最长的粟特文法律文书，另有编号Nov.4者为婚约所附保证书。这两件文书是1934年由当地党委书记普娄提（Puloti）上交列宁格勒的，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部。根据文书所示，婚约订立于康国国王突昏十年（公元711年），乃写于撒马尔罕。文书共90行，一式两份，现存为女方持有的副本。新郎为突厥化贵族乌特特勤（’wttkyn），新娘是笯赤建国王监护的女子查托（ctth），婚约缔结于“律堂”，有五名证婚人，文中规定了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非常详细，“是古伊朗文明最重要的文献之一”[2]。早在1934年，弗莱曼等人就撰文介绍了穆格山文书的发现经过及概况。[3]日本学界也很早注意到穆格山城堡遗址发掘及文书的发现。[4]而就这份婚约及保证书，苏联粟特语专家里夫什茨（Livshits）1960年首先发表了释读成果。[5]1962年，里夫什茨又对文书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和研究。[6]同年，剑桥大学的伊朗学家格斯维彻（Il.Gershevitch，1914～2001）发表长文，对文书的若干语言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7]1963年，苏联学者将文书影印刊行。[8]1965年，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1908～1967）撰文，盛赞了里夫什茨的解读工作，并利用婚约对粟特地区的密特拉信仰进行了考察。[9]1988年，吉田丰和森安孝夫公布了新发现的粟特文女奴买卖文书的解读成果，文书的书写格式与穆格山的Nov.4文书颇多相类之处。[10]2000年英国著名伊朗学家辛姆斯-威廉姆斯（Sims-Williams）释读出版了1991年发现的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文书，其中最古老的一份即是婚约，内中不乏可与粟特文婚约比较研究之处。[11]2006年，时在芝加哥大学的雅库波维奇（Yakubovich）重新对婚约进行了英译与注释，并对有争议的语言学问题多有讨论。其文重点在于对文书结构进行考察，借以发现粟特司法传统中所受到的外来影响。[12]而在这之前，雅库波维奇已对穆格山文书中的1.Ⅰ号文书重新整理与研究。[13]2008年里夫什茨出版《中亚和谢米列契的粟特文碑铭》，开篇即收入这份婚约，重新对文书进行了译释与研究，并附文书照片。[14]2015年其著英文版出版，纳入辛姆斯-威廉姆斯主编的《伊朗碑铭丛刊》（Corpus Inscritionum Iranicarum），修订了俄文版的一些错误，提供了更为权威可靠的译本。[15]

以上学者的研究着重于粟特文的转写、转读及相关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也有一些学者利用文书进行历史学考察。重要者如葛乐耐（Frantz Grenet）与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对片治肯特在阿拉伯征服之前最后几年政治史的考察。[16]德国学者德金（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在考察中古时期移居的粟特女性时，也讨论了婚约的部分内容。[17]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粟特文文献的研究成果。[18]20世纪80年代初，马小鹤先生就利用穆格山文书讨论了片治肯特城主迪瓦什梯奇的生平及8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扩张。不过，并未涉及婚约及保证书的内容。[19]以笔者所见，对婚约进行专门讨论者乃20世纪90年代初，蔡鸿生先生利用婚约的资料，考察了唐代九姓胡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和婚姻习俗。[20]

本文以里夫什茨2015年转写本为基础，参考雅库波维奇2006年的整理本，将雅本所见与里本相异之处以脚注标出，捭便学者进一步研究参考。进而在两位学者翻译研究基础上，试对文书进行汉译，并参考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注释。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 文书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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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txš’wnh wδwh ’nγwncyδ ’YKZY ZK ”z-t’k mrty

12.ZKwh ”ztch y-nch wδwh δ’rt rtnms δ’r’t ZNH

13.ctth ’mw ’wttkyn wy-rw pryw ” pryw rtšn šyr

14.”styh ptsynty γw’t ZKwh prm’nh pr wδyh pδkh

15.ptγwš’t ’nγwncyδw[26] ’YKZY[27] ZKh ”ztch ynch ZKw

16.”zt’kw mrtyw wy-rw δ’rt rtnpy-štkδ ’wttkyn pr

17.ctth L’ wγty ’ny wδwh kwn’ty ZY ’sp’sy-kh ZY

18.w’γwnch y-nch kw ’γrywh δ’r’ty ky ZY ZNH cttyh

19.xwty L’ ry-z’t rty ZK wy-r’’wttkyn ZNH wδyh

20.cttyh xwty 20+10 δrxmyh dy-n’rk’h[28] šyrh kr’nh

21.’pšw ’prtk β’ty ZY twy-’z’ty rty tyδ wyδ y-nch L’

22.wδwh L’’sp’sy-kh δ’r’ty p’r ZY[29] šn w’c’ty rtnpy[30]

23.štkδ ’wttkyn w’n’kw m’n β’ty ZY ’mh ctth wδwh

24.L’ δ’r’tk’m p’rZY šn w’c’tk’m rtšn ‘M xwrt’k[31]‘M

25.”ytk ‘M βyrtcyh βrmh pw ’nsp’nh[32] γwy-ckh[33] w’c[34]

26.’t rty ’nyh ’nsp’nh[35]’prtk L’ β’ty L’ twy-’z’ty

Verso

1.rty cywyδ pyštrw w’n’kh y-nch wδwh kwn’ty ZY

2.šy xwty ry-z’ty ’krty rtnms kδ ZNH cttyh ZNH

3.m’ny w’n’kw β’ty ZY ‘M ’wttkyn pr’yw wδwh

4.L’ myn’tk’m[36] p’rZY šc xy-’tk’m rtšn pr’yc[37]

5.’t ZKw L’’βš’yntw nγwδnw ZY ZKw zywr[38] wyδ ”δcw

6.’cw ZY šy MN ’wttkyn βyrt’kw y-’t rty ZKw xypδ

7.’stw ‘M z’mn’k’’s’t rty ’nyh ’nsp’nh[39] ’prtch

8.L’ β’ty L’ twy-’z’ty rty cy-wyδ py-štrw ’wn’kw

9.mrty wy-rw kwn’ty ky ZY šy xwty ryz’ty[40] rtkδ ’wtt[41]

10.kyn γw’nh ZY γnt’kw kwn’ty rtšw xwty βr’ty<ZY>twy[42]

11.’z’ty rtnkδ’’δ’k βntk ZY np’k ZY wn”k’ ZY xypδ

12.n’y’ty[43] rty ZNH ctth[44]‘M ’krtcyh’’z-wny pw ’nsp’nh[45]

13.xwy-ckh β’ty rtnkδ ZNH γw’nh ZY γnt’kw kwn’ty rtšw

14.xwty βr’ty ZY twy-’z’ty rtkδ’’δ’k δ’yh ZY np’kh

15.ZY wn’’kn ZY xypδh n’y’ty[46] rty ’wttkyn ‘M ’krtcy

16.’’z-wny pw ’nsp’nh[47] xwy-ck’ β’ty KZNH ZY ZK ’ny MN ’ny’

17.γw’nyh L’ βr’ty L’ twy-’z’ty rty ’krty ZNH wδkrn’k

18.βwnty-n’k ’st’ny pt’yc ZKn xwy-št wxwšwk’n

19.ZKn βrxm’n BRY rty ’wδ m’t sk’tc ZK šy-šc[48] BRY

20.ZY cxr’yn ZK r’mc BRY ZY š’w ZK m’x’kk BRY rty

21.np’xšty r’mtyš ZKn ’xwšprn BRY

（Postscript in the same han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1.’wttkyn[49]

2.ctyh[50]

3.wδ（k）rn’k[51]

Nov.4 Text.

Recto

1.trxwn MLK’ 10 srδ ”z m’xy msβwγyc

2.myδ ’sm’n rwc MN ’wttkyn ky ZY ZK

3.pyšn’m’k ny-δnh MN γyšyγ[52] BRY kw

4.nwyktcw xwβw cyr kw wnx’n’kk BRY ZY

5.šy kw BRYw ZY kw pδw s’r rtβγ ’zw c’β’k

6.δγwtγwnch ky ZY ZK pyšn’m’k ctth ZKwh[53]

7.wy-’ws δγwth wδwh pr’y-pw rty pts’r

8.tw’ cyr w’n’kw mnz’nw ZY pcy-γ’zw ’PZY MN nwr

9.myδ ’wts’r kw ”y-kwnw prm kw prm ZNH ctth

10.δ’m’k pr’yw wδwh myn’tk’m[54] rtβγ ZKn βγy

11.ZY ZKn myδr’ nβ’nty L’ pr’yδ’nk’m L’ np’kh

12.L’ wn”kh L’’’pty kwn’mk’m rtšw ms ky

13.c’m’k ZY MN s’n’n kyr’n[55] s’r ”s’t ZY pcx[56]

14.wny’t[57] rtšw ’zw y-wn pw γyδrph ZY pw ry-βyh

15.xwy-ckh w’c’nk’m rtms ’cw ’m’y cttyh δ’m[58]

16.’k（pr’yw）[59]L’ nm’t m’t kt’r ZY šw ’zw w’c’nk’m

17.（rtš）w[60] kw（t）’β’k[61] cyr ZY kw BRYw ZY kw pδw s’ry”t

18.ZY pw γyδrph ZY pw ryph ptwyδ’nk’m ZY δβr’mk’[62]

19.m rtšw kδ L’ δβr’n L’ y-”t ptwyδ’n rtty

20.100 δrxmyh δyn’rk’h[63] n’krtync（h）[64]（n）’krtynch[65]

21.（p）tsynch[66] šyrh kr’nh ’prtk β’mk’m ZY δβr’m[67]

22.k’m ZY twy-’z’m k’m rtšw kw prm L’ twy-’z’n rtšw

Verso

1.10+10 2 sw pr wrtw δ’r’m k’m rty w’s[68]

2.ty ’wttkyn ‘M BRY ‘M pδ ZKn cyr

3.xwty ZY šy ZKn BRY ZY ZKn pδy pr’[69]

4.ymyδ yw’r ZY pr’ymyδ 100 δrxmy

5.’prtk zyp’k[70] ky ZY ZK py-šn’m’k[71]

6.nβwδ’k ZKw βwrz BRY rty cyr ‘M pδ

7.k’m’k β’ty ckn’c ZY ’myδ ynch[72] pw

8.ryph[73] rty ’myδ δrxmh ‘M wrt xwy-’z[74]

9.’tk’m rty ZNH n’m’k wyspy n’βy prm-[75]

10.’n ZY šw’m’k rty ’krty ZNH βwnty-n’k

11.’st’ny pt’y-c ZKn xwyšt wxwšwk’n ZKn

12.βrxm’n BRY rty ’wδ m’t sk’tc ZK šy-šc

13.BRY ZY ck’wš’k ZK n’nc BRY ZY cxr’yn

14.ZK r’mc BRY ZY[76] np’xšty r’mtyš ZKn

15.’xwšprn BRY pr ’wttkyn prm’nh ZY p（r）ywyδ[77]

16.ZK ” p’rs

（Postscript in the same han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1.cttyh

2.pwstk

三 汉译与注释

Nov.3

正面

（1～6）在国王突昏（Tarxūn）[78]［在位］第十年，马斯博基赤（）月阿斯曼（Asmān）日，[79]乌特特勤（Ot-tegin），他的常用名是尼丹（Niδan），[80]从赤耳（）那里娶了一位妻子，赤耳是笯赤建（Nawēkat）[81]的国王，是万哈拿克（Wanxānāk）[82]的儿子，［也就是说］ 他的妻子受［赤耳］ 监护，她被称为多谷特谷娜赤（），[83]她的常用名是查托（），[84]她是维乌斯（Wiyūs）的女儿。[85]

（6～12）遵从传统法律，[86]赤耳将［他的］监护权转予新郎，要求乌特特勤要对他的妻子查托相敬如宾，［为她提供］食物、衣物和饰品，尊敬爱护她，如一位夫人在他自己家里掌握权力，[87]这是一位绅士对待自己的妻子，当其为贵妇的方式。[88]

（12～16）查托必须待乌特特勤为自己至敬至爱的丈夫，她必须总是遵从于他的福祉利益（well-being），循规蹈矩，此乃一位贵妇待她丈夫如绅士之道。

（16～22）然而，如果乌特特勤没有与查托离婚，而娶了另外一位女子为妻或妾，该女子并不能令查托满意，则乌特特勤作为丈夫，应负责任，支付给妻子查托30上好的标准伊朗银币［类型］[89]的迪拉姆（dirhams），而且不能纳前面提及的女子为妻或妾，则应该将她休了。[90]

（22-背面2）但是如果乌特特勤不再将查托当作妻子，而是与其离婚，他将补偿给她［她］应得的和继承的财产，［以及］收到的礼物，没有赔偿。［他］ ［也］ 不必负责，不必给她任何补偿，之后他可以另娶令他欢怡的女子。

背面

（2～9）若是查托不愿和乌特特勤待在一起，而是离开他，她将归还给他完好的衣物细软，所有这些都是查托从乌特特勤那里接受的，但是她将获得自己应得的部分作为保障，而不必承担任何其他的补偿，此后他将续娶他所中意的女子为妻。

（9～11）如果乌特特勤行为错误，［他］将接受惩罚，为自己的行为补偿。

（11～13）如果他变为某人的奴隶、人质、战俘或罪犯，则抚养子嗣的查托将变为自由身，而不必承担任何赔偿。[91]

（13～14）如果女方行为错误，［她］将接受惩罚，为自己的行为偿还。

（14～17）如果女方变为某人的奴隶、人质、战俘或罪犯，则抚养子嗣的乌特特勤将变为自由身，而不必承担任何赔偿。以至于一个人不必为另一个人接受惩罚、承担赔偿。

（17～19）这一婚约在律堂缔结，[92]在巴胡曼（Bharxumān）[93]之子长者[94]胡书坎（Uxušukān）面前。

（19～20）在场见证者有矢失赤（）之子斯卡赤（）、拉姆赤（）之子查赫伦（）和马哈克（Māxak）之子沙乌（Šāw）。

（20～21）［它由］胡失芬（Axušfarn）[95]之子拉姆替失（Rāmtiš）[96]书写。

署名

（1～3）乌特特勤与查托的婚约[97]

Nov.4

正面

（1～5）在国王突昏［在位］第十年，马斯博基赤月阿斯曼日，乌特特勤，他的常用名是尼丹，维失奇（Qïšïq）之子，到赤耳，万哈拿克的儿子，笯赤建的国王，到他的儿子和家庭。[98]

（5～7）我的上帝，我从您那里娶了多谷特谷娜赤作为妻子，她的常用名是查托，她是维乌斯的女儿。

（7～12）然后对于您赤耳，我以上神密特拉（Mithra）的名义起誓，[99]我承诺并承担责任，自此以后永生永世，只要查托和我在一起，作为我的妻子，我不会出卖她，把她作为人质，把她作为礼物，或者将她置于［他人］保护之下。

（12～15）如果有人，从我这里或从敌人那里掳走她、拘禁她，我将迅速解救她，以免她受损伤或伤害。

（15～18）如果查托不同意和我在一起了，或者如果我要与她离婚了，我将她送还给您赤耳，送给您的儿子们和家庭，完好无缺，没有任何损伤。

（18～22）如果我没有将她完好无损地送回，我将承担责任，赔偿您100个标准的、上好的、纯的伊朗标准银币类型的迪拉姆。

（22-背面1）直到我赔偿时，我将持12比10的利率。

背面

（1～9）乌特特勤和他的儿子们与家庭，指定赤耳及其儿子们和家庭，指定尼帕克（Nipāk），他的常用名是尼波达克（Niβōδak），布尔兹（Bhurz）之子，［他们将］为这些条件和这100迪拉姆负责。如果他愿意，赤耳及其家庭可以从他那里要求这位妇女毫发无伤，或者要求这些迪拉姆带着利息。

（9～10）这一文件对于所有人均有效，具有权威性。

（10～12）［它被］在律堂签订，在巴胡曼之子，长者胡书坎面前。

（12～14）在场见证者有矢失赤之子斯卡赤、娜娜赤（）[100]之子查库沙克（）[101]和拉姆赤之子查赫伦。

（14～16）［它由］胡失芬之子拉姆替失起草，受乌特特勤之命和［他的］授权。[102]

署名

（1～2）查托的文件[103]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gdian Marriage Contracts in the Documents of Mount Mugh

Zhang Xiaogui Pang Xiaolin

Abstract：The Sogdian marriage contract No.3，together with the accompanying guarantee letter No.4 was found on Mount Mugh some hundred kilometers east of Samarkand during the excavation of the Soviet archaeologists in 1934，and remains the longest legal text available in the Sogdian language.Since 1960，scholars have extensively interpreted the contract and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This paper，based on Livshits’s second annotated edition of the Sogdian marriage contract，deals with collated edition of Ilya Yakubovich and differentiates two versions by marking commentaries，thus paving the way for further study.Furthermore，the paper translates the documents into Chinese and comments on certain issu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related.

Keywords：Marriage Contract；Sogdian；Mount Mugh

Nov.3 正面，采自B.A.Лившиц，Согдийскаяэпиграфи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семиречья，Ca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8，стр.19。

Nov.3 背面，采自B.A.Лившиц，Согдийскаяэпиграфи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семиречья，стр.20。

Nov.4 正面，采自B.A.Лившиц，Согдийскаяэпиграфи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семиречья，стр.21。

Nov.4 背面，采自B.A.Лившиц，Согдийскаяэпиграфи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семиречья，стр.22。

[1] 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S072）阶段性成果。

[2] W.B.Henning，“A Sogdian god”，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BSOAS），Vol.28.2，1965，p.248；W.B.Henning Selected Papers，Vol.Ⅱ，Leiden：E.J.Brill，1977，p.623。

[3] A.A.Фреǔман，“Опись рукопис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извлеченных из развалин здания на горе Муг в Захматабадском районе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около селения Хайрабд и собранных Таджикистанской баз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Согди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Л.，1934，ctp.33-51.另参阅Grégoire Frumkin，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Leiden/Köln：E.J.Brill，1970，p.71。

[4] 岩佐精一郎《唐代ソグド城塞の发掘と出土文书》，《東洋學報》第22卷第3号，1935，451～461頁；中译本《唐代粟特城塞之发掘及其出土文书》，见万斯年编译《唐代文献丛考》，开明书店，1947，此据香港宏智书店，第106～120页。

[5] B.A.Лившиц，“Согдийские брачный контракт начала VIII века н.э.”，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Mосква，1960，No.5，ctp.76-91.

[6] B.A.Лившиц，Юрид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и письмаз，Mосква，1962，стр.17-45.

[7] Ilya Gershevitch，“The Sogdian word for ‘advice’，and some Mu Y documents”，Central Asian Journal，Ⅶ，1962，pp.77-95.

[8] Mikhail Bogoliubov et al.，Sogdijskije documenty s gory Mug.Fotoal’bom，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Vol.2，part 2，Moscow，1963.

[9] W.B.Henning，“A Sogdian god”，BSOAS，pp.242-254；W.B.Henning Selected Papers，Vol.Ⅱ，pp.617-629.

[10] 吉田豊、森安孝夫「麹氏高昌国時代 ソグド 文女奴隷売買文書」，『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1988，頁1～50。

[11] Sims-Williams，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Legal and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2000［2001］。文书图版、转写及中译本参考〔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文献》上册，李鸣飞、李艳玲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1，30～31，74～76，217～219页。

[12] 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in Iranistik in Europa—Gestern，Heute，Morgen，Herausgegeben von Heiner Eichner，Bert G.Fragner，Velizar Sadovski und Rüdiger Schmitt，Wien：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6，pp.307-359.

[13] IlyaYakubovich，“Mugh 1.I.Revisited”，Studia Iranica 31，2002，pp.231-253.

[14] B.A.Лившиц，Согдийскаяэпиграфика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семиречья，Ca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8，стр.18-48.

[15] 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Tom Stableford，ed.by Nicholas Sims-William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2015，pp.17-37.

[16] Frantz Grenet&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8，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lk Road Studies，Kamakura，2002，pp.155-196.

[17]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Sogdian Women in the Diaspora”，中译本见德金著，胡晓丹译，荣新江校《侨居地的粟特女性》，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上册），科学出版社，2016，第81～95页。

[18] 万斯年早在1947年就编辑出版了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的相关成果，上文已引述。另参阅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19] 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7，第65～75页。此据氏著《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39～352页；《公元八世纪初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第367～408页。

[20]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原刊《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第109～125页；收入氏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18～46页；《蔡鸿生史学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19～25页。此据氏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第27～50页。

[21] nyδ’nH。卢湃沙（P.Lurje）认为婚约中字母n和z的写法一致，应写作zyδnh，意思来自粟特语zyδn，意为“致敬”，见P.Lurje，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Wien，2010，pp.474-475。不过里夫什茨否定了这一解释。

[22] zy-nβr’ncH.

[23] pty-.

[24] zy-nβr’ncH.

[25] 里本无，据雅本补。

[26] ’nγwncy-δw.

[27] ’Y-KZY.

[28] δyn’kknH.

[29] p’rZY.

[30] rtnpy-.

[31] 里本（2008）作xwrt。

[32] ”sp’nH.

[33] xwy-ckH.

[34] w’c-.

[35] ”sp’nH.

[36] my-n’tk’m.

[37] pr’y-c-.

[38] Zy-wr.

[39] ”sp’nH.

[40] ry-z’ty.

[41] ’wtt-.

[42] twy-.

[43] nzy’ty.

[44] ctt.

[45] ”sp’nH.

[46] nzy’ty.

[47] ”sp’nH.

[48] šyšc.

[49] wttkyn.

[50] ctty.

[51] wδkrn”k.

[52] xyšyx.

[53] ZKw.

[54] my-n’tk’m.

[55] ky-r’n.

[56] pcx-.

[57] w’y’t.

[58] δ’m-.

[59] pr’yw.

[60] rtšw.

[61] t’β’k.

[62] δβr’mk’-.

[63] δy-n’kknH.

[64] n’krtyncH.

[65] n’krtyncH.

[66] ptsyncH.

[67] δβr’m-.

[68] w’s-.

[69] pr’-.

[70] nyp’k.

[71] pyšn’m’k.

[72] ync.

[73] ryp.

[74] xwy-’z-.

[75] prm.

[76] rty.

[77] prywyδ.

[78] 撒马尔罕国王突昏（Tarxūn），其在位时间可能始于公元700年，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记为Tarkhūn，汉文史料记为突昏。

[79] 马斯博基赤（）月为粟特历第10月，阿斯曼（Asmān）日为粟特历每月第27日，见W.B.Henning，“Zum soghdischen Kalender”，Orientalia，1939，pp.94-95；W.B.Henning Selected Papers，Vol.Ⅰ，pp.636-637。这一日期，里夫什茨早年比定为710年3月25日，星期二。但鉴于中古粟特地区709～711年的年首是6月5日，所以里夫什茨后来将婚约签订日期比定为711年4月27日，星期二。根据阿拉伯文献记载，康国国王突昏因为屈服于阿拉伯征服者屈底波（Qutaiba b.Muslim）并向其纳贡，于710年底或711年初被粟特贵族废黜，不久即死去。传其自杀，或被另一位粟特国王乌勒伽（Ghūrak）处死。见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p.17，22。

[80] 乌特特勤（Ot-tegin）是典型的突厥化名称，意为“火王子”，为尊称，可能与古突厥人的拜火仪式有关，见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pp.315-316。不过他的常用名是尼丹（Niδan），这是一个伊朗名。

[81] 笯赤建（Nawēkat）位于楚河右岸，谢米列契的一个粟特小城，意为“新城”。该城是著名的贸易中心，位于突骑师汗国（Türgesh Khanate，699～766）首都碎叶（Suyab）以东约12英里处。

[82] 万哈拿克（Wanxānāk），其转写形式wnx’n’kk，来源于粟特语wšγnyy、wxšγn，摩尼教术语wnx’n，意为Vrθraγna之日，即星期二，见Ilya Gershevitch，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Oxford：Blackwell，1954，§345；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p.317。通常会给当日出生的小孩起这样的名字，见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29。

[83] 多谷特谷娜赤（）意为“像女儿一样”，应是她的监护人赤耳对她的称呼。

[84] 新娘的常用名查托（），更可能是一个突厥名。她的身份是zynβr’nch ynch，意为“一位被监护的女性”，表明她被当地国王监护，而原本的地位则不得而知。

[85] 维乌斯（Wiyūs），新娘父亲的名字，字面意思为“破晓”。见W.B.Henning，Ein manichäisches Bet-und Beichtbuch，Berlin，1937，p.72；W.B.Henning Selected Papers，Vol.I，p.486.Ilya Gershevitch，A Grammar of Manichean Sogdian，§217。其作为粟特男名，与Cappadocia国王Ariarathes的兄弟名字相似，参考亚美尼亚语Aruseak，意为“启明星，Aurora”。参阅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30。或以为这一名字可能反映了出生的时间，见P.Lurje，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p.422。

[86] 传统法律。德国著名突厥学家茨默（P.Zieme）称这份文书可能与一种特定的法律，即突厥口头律法有关。德金也认为由于文书中的双方都是突厥人名，尽管用粟特语书写，这份契约反映的可能确实不是粟特律法，而是突厥律法。见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Sogdian Women in the Diaspora”，中译本见德金著，胡晓丹译，荣新江校《侨居地的粟特女性》，第86、94页。不过考虑到新郎的常用名是伊朗名，新娘的常用名虽是突厥名，但其本名应该也是伊朗名，而且契约和古代阿拉美、古波斯法律颇多相似之处，所以不易将文书定为突厥法。

[87] ZNH xypδ x’n’kh p’txš’wnh wδwh，意思是“女子在丈夫家拥有权力”，相似的表述亦见于巴克特里亚文书和帕拉维文文书，但不见于希腊文献，似乎表明了粟特地区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女子处于丈夫的监护之下，成为家庭名义上的“女主人”，这种婚姻形式是伊朗和中亚常见的婚姻形态。参阅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pp.336-337。

[88] 尽管新郎的名字是一个突厥名，新娘的常用名也带有典型的突厥化因素，里夫什茨认为新郎和新娘之间是典型的粟特贵族间的婚姻，“要求乌特特勤要对他的妻子查托相敬如宾，［为她提供］食物、衣物和饰品，尊敬爱护她，如一位夫人在他自己家里掌握权力，这是一位绅士对待自己的妻子，当其为贵妇的方式”。见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22。

[89] 里夫什茨读作dy-n’rk’h，意为“一第纳尔（dinar）的”。雅库波维奇读作δyn’kknh，意为“Dēn类型的迪拉姆（dirhams）”。其词根δyn（Dēn）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古波斯语称谓，词缀’kkn（-akān）可释为“某类型的，像……一样”，如qysrq’n（kēsarakān），意为“凯撒类型的钱币”，应为刻有罗马国王头像的拜占庭币，参阅B.Gharib，Sogdian Dictionary，Tehran：Farhangan，1995，p.5122。所谓“Dēn类型的迪拉姆（dirhams）”应指萨珊伊朗和中亚常见的绘有琐罗亚斯德教圣火坛图像的钱币。见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p.319。

[90] 此句表明在被阿拉伯征服前，粟特地区存在过多妻制，而且起码有三种结合形式，即正室（嫡配）、偏房和姘居。参阅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氏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31页。

[91] 文书中至少包括奴隶（βntk）、债务奴隶或人质（np’k）、战俘（wn”k’）和罪犯（xypδ）四类人，是研究中古粟特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参阅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22。

[92] βwnty-n’k’st’ny意即“律堂”。疑即《隋书》卷八三《康国传》所记置胡律、进行决罚的祆祠：“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对此蔡鸿生先生有专门研究，参阅氏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第8～10页。

[93] 巴胡曼（βrxm’n）是专有名词，字面意思是“快乐思想的拥有者”。葛乐耐将其比定为7世纪中叶的撒马尔罕国王βrxwm’n，若这一比定成立，有助于说明婚约乃书写于撒马尔罕。见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p.323。

[94] xwy-št意为“主要的”，或者市政机关的某位长官，或宗教经师、祭司。在佛教粟特文文献中，xwyšt（’）k意为“主要的、年长者，导师，教师”；在佛经中，xwyštk指某种宗教职衔。在基督教粟特文文献中xwšty意为“教师”，摩尼教粟特文文献中xwštyy亦是此意。该词词源为阿维斯陀语huuōišta-，意为“高级的，首要的”，见Chr.Bartholomae，Altiranisches Wörterbuch，Strassburg，1904，p.1856。穆格山商业文献中，xwyštk明显指某地的管理者。参阅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34。

[95] 胡失芬（Axušfarn）为常见的粟特人名，意为“拥有阿姆河的荣光”。见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p.323.词尾带farn的名字是穆格山文书中通行的粟特男名，其意为“荣幸、运气”，见W.B.Henning，Sogdica，London，1940，p.6；W.B.Henning Selected Papers，Vol.Ⅱ，p.6。经过与唐代译例进行比勘，这一词尾就是汉文的“芬”。唐代文献和出土文书中多含有这类胡名，如石演芬（《新唐书》卷一九三）、石宁芬（《唐石崇俊墓志》）、米继芬（《唐米继芬墓志》）、石失芬、安胡数芬、康羯师忿、何伏帝忿、石勃帝芬（敦煌《差科簿》）、曹莫盆（《吐鲁番出土文书》七，第475页）。有关讨论详参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氏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47～48页。

[96] 从婚约的书法来看，抄写者是经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抄写员，里夫什茨认为拉姆替失（Rāmtiš）是8世纪初撒马尔罕地区最出色的抄写员之一。见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24。

[97] 文件最后署名“Ot-tegin与的婚约”，笔迹与正文一致，然而方向与正文相反。显然乃是文件被卷好放入管中并封上粘土封印后加上去的。类似署名的方式亦见于阿拉美法律文书，参阅R.Yaron，“The Schema of the Aramaic Legal Documents”，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2/1，1957，p.54；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35。

[98] 儿子们及其家庭的法律责任，亦见于萨珊法典：“财产按世袭分配，父亲的债务由儿子的家庭承担，在属于父亲的财产范围内。”见Maria Macuch，Rechtskasuistik und Gerichtspraxis zu Beginn des siebenten Jahrhunderts in Iran：Die Rechtssamlung des Wahrāmān，Wiesbaden，1993，p.140，143，149；A.Perikhanian，The Book of a Thousand Judgements（A Sasanian Law-Book），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Nina Garsoïan，Costa Mesa，California and New York：Mazda Publishers in association with Bibliotheca Persica（Persian Heritage Series 39），1997，pp.58-59。

[99] 此处新郎向密特拉神宣誓，以保证该项“契约”的合法性，显明粟特地区的密特拉神具有维护契约的职能。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古伊朗社会的密特拉即为契约之神，维持天则，其所掌管的契约领域甚广，分为不同的级别，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到国家间和人与神灵间的契约关系。他必须保证契约执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一旦遭到破坏，他将严惩那些违约者，当然也会奖赏遵纪守法之人。作为契约之神的密特拉赏罚分明，确保契约、誓言的执行，维持社会的稳定。而如粟特婚约所示，密特拉是婚姻契约的守护神，保证双方遵循自己的誓言，说明这一职能与古伊朗密特拉的传统职能存在继承关系。而在当今伊朗社会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各自尚会选择密特拉作为其保护者。Wolfgang Lentz，“The ‘Social Functions’of the Old Iranian Mithra，” in Mary Boyce and Ilya Gershevitch eds.，W.B.Henning Memorial Volume，London：Lund Humphries Publishers Limited，1970，pp.45-55.Mary Boyce，“On Mithra’s Part in Zoroastrianism，” BSOAS，1969，Vol.32.1，p.29。

[100] 娜娜赤（），意为“属于娜娜女神的”。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即有含娜娜女神因素的人名，如第二号信札的发信人Nanai-Vandak，意为“娜娜女神之仆”（见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pp.602-605）；镌刻于今天中巴高速公路巴基斯坦一侧的粟特人名中，也以带“Nanai”神名者居多。（N.Sims-Williams，“Mithra the Baga”，P.Bernard and F.Grenet eds.，Histoire et cultes de l’Asie central préislamique，Paris，1991，p.177；“The Sog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a preliminary report”，K.Jettmar ed.，Antiqu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1：Rock 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Mainz，1989，p.135.）汉文史料中也多见含有娜娜女神的粟特人名，如《周书》卷五○《突厥传》记的“大统十一年（545），太祖谴酒泉胡安诺槃陀使焉”中的“安诺槃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曹）那宁（潘）”、“（安）那宁（畔）”、“（康）那宁（材）”、“（康）那你（延）”等，均为“Nanai”女神名字的不同对译。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氏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48～49页；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原刊《国学研究》第3卷，1995，此据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三联书店，2014，第257～261页。

[101] 查库沙克（），字面意思为锤子，是以婴儿鼻子的形状，或以父亲在孩子出生后首先看到的孩子身体部位命名。

[102] 两件文书的人名具名格式均是按“某某是某某之子”的格式，新郎、新娘、证人和婚约书写人等均在本名之前冠上父名，表明粟特法律文书非常重视当事人的父系血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序论中，论及“胡俗”：“黑岭已来，莫非胡俗。虽戎人同贯，而族类群分，画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务殖田畜，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45页。）这段记述表明，胡人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是“妇言是用，男位居下”。根据传世汉籍记载，这种“先母而后父”的胡人礼仪源远流长。如早在汉代，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的西胡族类，都是“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4页）。蔡鸿生先生据以指出“妇言是用”和“先母后父”的现象，说明九姓胡家庭在唐代还保留着母权制的遗迹。但从本质上看，它却是以男系为主宰的父权制家庭。见《中外交流史事考述》，第27～32页。婚约有多人在场见证，是为表明契约的严肃性，乃受阿契美尼时期巴比伦和阿拉美传统影响，也与后来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及中古波斯文的婚约相似。分别参阅Ilya Yakubovich，“Marriage Sogdian Style”，pp.332-335；Sims-Williams，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Legal and Economic Documents，pp.32-35；A.Perikhanian，The Book of a Thousand Judgements（A Sasanian Law-Book），pp.56-67，74-85，100-102；D.N.MacKenzie，“The model marriage contract in Pahlavi”，K.R.Cama Oriental Institute Golden Jubilee Volume，Bombay，1969，pp.103-111。

[103] Nov.4号文书最后署名cttyhpwstk，意为“查托的文件”，表明这份文件为妻子保存。一般认为妻子为片治肯特的一位居民，和迪瓦什梯奇一起被困在穆格山的城堡里，后被迫投降了苏莱曼（Sulaiman b.Abī’l-Sarī）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婚约一定保证她的权利很多年了，因此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她还保有这份文书。见V.A.Livshits，Sogdian epigraphy of Central Asia and Semirech’e，p.24。

唐宋蒙学书系年考证与研究

李裕民

摘要：本文搜集唐宋时期编写的蒙学书，对其书名、卷数、作者、写作年代做了考证，以时代分，中唐1种，晚唐7种，五代1种，北宋15种，南宋63种。从数量看，宋约为唐的十倍，南宋是北宋的四倍多，质量也是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唐宋时期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在不断增加。更具体说，初、盛唐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甚少，中、晚唐有所增加，北宋比唐多，南宋增幅最大。由此出发，重新审视唐宋历史，有两点新的认识。其一，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历来传为美谈，其实，在它的辉煌背后，存在着苍白的一面。从初唐、盛唐没有编写一部启蒙书看，它是不关心广大庶民的教育的，再结合这一时期较高层次教育存在的严重缺陷，必然影响到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制约之后的发展。其二，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全面衰退，昔日辉煌，不再重现。为什么？以往，人们多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安史之乱。合理吗？金宋战争延续的时间更长、涉及地域更广，但南宋中兴了，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它与北宋同登华夏文化的最高峰。个中原因与宋比唐更关注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唐代的国民素质不如宋代有密切关系。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也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唐宋 蒙学书 重新审视历史

研究历史必须占有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并一一考证其写作时间，确定其属于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只有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去论证，问题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反之，凡是不做这些基础工作的，必然会影响其学术质量。我在考证文献写作年代的过程中还发现，如果将同类型的文献，按时间先后放在一起考察，会有意外的收获。如蒙学书，即启蒙读物，它没有提供什么新的史料，因此常常受冷落，但当我在做系统编年后加以考察，发现唐宋时期在启蒙教育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民素质的高低。它有助于把握唐宋时期变化的脉络、厘清一些历史问题。

本文分三个部分：其一，系年，即将唐宋蒙学书按年代先后排列；其二，考证，确定每一部书的写作年代，年代不详者，推测其大概时间；其三，研究。

一 系年

唐

约上元二年（761），李翰《蒙求》三卷，存

元和四年（809）前，冯伉《谕蒙》一卷

元和十五年（820）前，王殷范《续蒙求》三卷

元和十五年（820）后，白廷翰《唐蒙求》三卷

约咸通六年（865），李伉《系蒙》二卷

唐晚期，刘潜《群书系蒙》三卷，邹顺《广蒙书》十卷，雷寿之《汉臣蒙求》二十卷

五代

后梁开平三年（909）后，王松年《仙苑编珠》二卷

北宋

建隆元年（960）至开宝七年（974）间，佚名《百家姓》

天禧中（1017～1021），释道诚《尼蒙求》一卷

明道元年（1032），陆参《蒙书》十卷

景祐元年（1034）前，正因大师《释氏蒙求》

约景祐二年（1035），《左氏蒙求》三卷

庆历元年（1041）前，程谠《释氏蒙求》五卷

嘉祐元年（1056）前，宋堂《蒙书》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州名急就章》，存

熙宁六年（1073）后，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存

元丰中（1078～1085），杨彦龄《左氏蒙求》二卷

元祐元年（1086），程鹏《唐史属辞》四卷

元祐三年（1088）前，范镇《本朝蒙求》三卷

元祐八年（1093），侍其玮《续千文》一卷，存

大观二年（1108）前，仰忻《训蒙规鉴》

约宣和元年（1119），曹崇之《东西晋蒙求》

南宋

绍兴元年（1131），刘珏《两汉蒙求》十卷

绍兴八年（1138）前，庄绰《本草蒙求》三卷

绍兴八年（1138）至十三年（1143），吕本中《童蒙训》三卷，存残本

绍兴十四年（1144）前，程俱《班左诲蒙》三卷，存

绍兴十八年（1148）前，吴幵《童训统类》一卷

绍兴十八年（1148），陈梦协《十七史蒙求》

绍兴二十四年（1154），陈葆光《群仙蒙求》二十卷，存

绍兴二十六年（1156）前，胡寅《叙古千文》一卷，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前，胡宏《叙古蒙求》一卷

绍兴末，吕氏《叙古千文》一卷

绍兴时，僧灵操《释氏蒙求》一卷

隆兴元年（1163），朱熹《论语训蒙口义》，存

乾道四年（1168），侯宿《西汉蒙求》

乾道七年（1171）前，《南北史蒙求》十卷；文济道《左氏纲领》四卷，《左氏蒙求》三卷；佚名《西汉蒙求》3卷，《唐史属辞》五卷

乾道九年（1173），王伯庠《告蒙》

淳熙三年（1176），郑德舆《历代蒙求》一卷

淳熙四年（1177）前，《三国蒙求》《小说蒙求》

淳熙八年（1181）前，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存

淳熙八年（1181），史浩《童丱须知》二卷，存

淳熙九年（1182）前，崔敦诗《广蒙》三卷

淳熙十三年（1186），叶才老《和李翰蒙求》三卷，朱熹《易学启蒙》四卷

淳熙十四年（1187），黄日新《通鉴韵语》九卷，徐伯益《训女蒙求》一卷

绍熙元年（1190）前，刘清之《训蒙新书》《训蒙外书》

绍熙二年（1191）前，程端蒙《性理字训》一卷，存

约绍熙二年（1191），胡融《历代蒙求》

庆元五年（1199），陈淳《训蒙雅言》《启蒙初诵》，存

嘉泰二年（1202）前，洪迈《次李翰蒙求》三卷

开禧二年（1206）前，孙应符《幼学须知》五卷，彭龟年《止堂训蒙》二卷

开禧二年（1206），胡谦《庐陵蒙求》

嘉定六年（1213）前，陈氏《续蒙求》

金至宁元年、宋嘉定六年（1213），吴庭秀《十七史蒙求》

嘉定十三年（1220），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二卷、释音一卷，存

绍定元年（1228），邵笥《孝弟蒙求》二卷

嘉熙元年（1237）前，牟少真《发蒙中庸大学俗解》，计子真《训蒙正谬》，张洽《左氏蒙求》

嘉熙四年（1240），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

约淳祐三年（1243），黎自昭《性理蒙求》

淳祐四年（1244）前，徐子复《圣宋蒙求》

淳祐七年（1247），黎献《事类蒙求》

淳祐九年（1249），徐子光《补注蒙求》八卷，存

淳祐十年（1250）前，赵彦絟《赵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宗室蒙求》三卷

约宝祐三年（1255），虞复《远斋告蒙》一卷

约开庆元年（1259），黄惟寅《注朱文公训蒙诗》

咸淳间（1265～1274），罗黄裳《发蒙宏纲》三卷

南宋末，舒津《续蒙求》。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小学绀珠》十卷，存；《小学讽咏》四卷；《姓氏急就篇》二卷，存；《补注急就篇》六卷。区适子《三字经》

二 考证

唐代蒙学书

1.李翰《蒙求》三卷，约上元二年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蒙求》三卷，右唐李瀚撰。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1]本书作者乃唐李翰，而非晋李瀚，余嘉锡有详考，可为定论。此书前有天宝五年（746）李良《荐蒙求表》及李华序，据此，似应作于天宝五年。然表中称“司封员外郎李华”，此事在上元中（760～761）[2]，则是表实为上元时所作。《蒙求》亦应成于是年或稍早。此书为四言诗，凡596句，2384字。所记为先秦至晋、刘宋之历史典故，诗句下有注，注明具体历史事实。今存为宋徐子光注本，诗句基本保持原貌，注仅保留一小部分。

2.冯伉《谕蒙》一卷，元和四年前

郑樵《通志》卷六八杂家类：“《谕蒙》一卷，冯伉撰。”[3]《旧唐书》卷一八九下本传：“冯伉，本魏州元城人……改醴泉令，县中百姓多猾，为著《谕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一卷，俾其传习。在县七年，韦渠牟荐为给事中，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召见于别殿，赐金紫。著《三传异同》三卷。顺宗即位，拜尚书兵部侍郎，改国子祭酒，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骑常侍。复领太学。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4]

3.王殷范《续蒙求》三卷

按：《新唐书》、《通志》、《宋史》卷二〇七著录，或作王范，当避赵弘殷讳删殷字。此为续李翰之《蒙求》而作，必作于其后。其内容当续补刘宋以后之历史事实，其书当略早于白廷翰《唐蒙求》。

4.白廷翰《唐蒙求》三卷，元和十五年后

《新唐书》卷五九、《通志》卷六八“杂家”著录。《宋史》卷二〇七“类事”类作“丘延翰《唐蒙求》三卷”[5]。“丘”与“白”，“延”与“廷”，字形相近而误。此书，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罗隐《牡丹诗》云：‘可怜韩令功成后，虚负秾华过此身。’据白廷翰《唐蒙求》‘韩令牡丹’注云：‘元和中（806～820）京师贵游尚牡丹，一本直数万。韩滉私第有之，遽命斸去曰：岂效儿女邪！’”[6]按：韩滉，德宗朝宰相。此书应作于元和十五年后。白廷翰，广明人。

5.李伉《系蒙》二卷。约咸通六年

《新唐书》卷五九“杂家”类著录，《宋史》卷二〇七“类事”类作“李伉《系蒙求》十卷”[7]。

宝庆《四明志》卷一：“李伉，咸通六年刺史，建五龙堂。”[8]《宝刻丛编》卷一〇：“《唐修秦文公庙记》：唐前夏州等节度掌书记李伉撰并书篆额。坊州之南有秦故鄜畤祠，秦文公梦龙自天下属于地，立畤以祠之，世久相传，谓之衙龙神，刺史崔骈改其庙像以为文公祠。开成五年立此碑。《集古录目》。”[9]今暂系于咸通六年。

6.刘潜《群书系蒙》三卷，邹顺《广蒙书》十卷，雷寿之《汉臣蒙求》二十卷，晚唐时

刘潜《群书系蒙》三卷，《通志》卷六八杂家著录。《宋史》“潜”作“渐”。《崇文总目》卷六作“《群书系蒙求》”[10]。邹顺《广蒙书》十卷、雷寿之《汉臣蒙求》二十卷，《宋史》卷二〇七类事类著录。以上三书均列于《唐蒙求》之后、李伉《系蒙》之前，应为晚唐时所作。

五代蒙学书

王松年《仙苑编珠》二卷，后梁开平三年后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仙苑编珠》二卷，右唐王松年撰。取阮仓、刘向、葛洪所传神仙，又取经记中梁以后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属辞，效《蒙求》本体为是书。”[11]书今存，有《道藏》本。前有王松年自序，云其所记“近自唐、梁有降得于闻见者”。本书卷三“谢冲寂”条记后梁开平三年事，则应作于是年后不久。

北宋蒙学书

1.佚名《百家姓》，建隆元年至开宝七年间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氏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12]据此，书应作于宋建隆元年至开宝七年九月宋命吴越夹攻南唐期间。此书宋代甚流行，陆游《秋日郊居》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13]其书今存，但已非原貌，南宋宝祐六年（1258），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之《类姓门》，即依《百家姓》编录，尚可窥见其旧貌。

2.释道诚《尼蒙求》一卷，天禧中

郑樵《通志》卷六七：“《尼蒙求》一卷，释道诚撰。”[14]咸淳《临安志》卷七〇：“道诚，慧悟大师，钱塘人，居月轮山。天禧中撰《释氏要览》三卷，又注王勃所撰《释迦成道记》。丞相王随知杭州日，有赠慧悟诗余弼题慧悟禅师上方诗云：‘孤峰牢落几何年，台殿于今插半天。已是精蓝夸绝缴，更将宝塔在危巅。烟霞色任阴晴变，钟磬声随上下传。珍重老僧无别境，一生幽趣只山川。’”[15]按：王随知杭在天禧四年（1020）九月至乾兴元年（1022）二月间。据此，其撰《尼蒙求》大约与《释氏要览》同时，亦在天禧年间。

3.陆参《蒙书》十卷，明道元年

《涑水记闻》卷三：“陆参少好学，淳谨独……及长，举进士及第，尝为县令……蔡文忠公以为有淳古之风，荐之朝廷，官员外郎，迁史馆检讨，著《蒙书》十卷。”[16]张方平《蔡公（齐）神道碑铭》：“时近臣多荐文藻之士充馆阁员，公独荐陆参有古学，将召试，公为请曰：‘诗赋非参所工，欲观其学，所著《蒙书》在焉。’参特召充馆阁检讨。”[17]按：《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四：“明道元年十二月八日，职方员外郎陆参充崇文院检讨。”[18]

4.正因大师《释氏蒙求》，景祐元年前

薛奎（967～1034）《寄金绳院正因大师》：“僧中忆艺本超群，《释氏蒙求》见讨论。”自注：“师著《释氏蒙求》已传印于蜀中也。”[19]

5.《左氏蒙求》三卷，约景祐二年（1035）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一下：“《左氏蒙求》三卷，右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过于纲领者。”[20]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一五“圭峰草堂杂题”：“进士陈尧隽诗一首，景祐二年六月望日甥王舜俞后序，眉山释惟悟书。”[21]据此，此蒙求书当作于是年前后。

6.程谠《释氏蒙求》五卷，庆历元年前

郑樵《通志》卷六七：“《释氏蒙求》五卷，宋朝程谠撰。”[22]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一〇：“《释氏蒙求》五卷。”[23]按《总目》编于庆历元年，则本书必在是年之前。

7.宋堂《蒙书》，嘉祐元年前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之三七：“嘉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草泽宋堂为国子四门助教。堂，成都双流人。性跌荡，不事生业，尝拟陈子昂作《感遇》诗以讽上建储事。著《蒙书》数十篇、《春秋新意》、《七蠹》、《西北民言》。颇究时务，数为近臣所荐。至是，翰林学士赵槩又上其所著书，特录之。”[24]

8.欧阳修《州名急就章》，嘉祐二年

存，见欧阳修（1007～1072）《文忠集外集》卷八。叙曰：“古者史掌文书，以识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训，而教学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汉世有之，其源盖出于小学之流，昔颜籀为史游序之详矣。余为学士，兼职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娱于文字笔墨之间，因戏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儿女曹，庶几贤于博塞尔。”[25]考欧阳修至和二年为翰林侍读学士，嘉祐二年权判史馆，三年正月知开封府。序称“余为学士，兼职史官”，则应作于嘉祐二年。

9.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熙宁六年（1073）后

《宋史》卷二○七：“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26]《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十七史蒙求》一卷，题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27]《文献通考》作二卷。金元好问、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均以为王令所作。按：宋人所称之十七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欧阳修之《唐书》及《五代史》（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四）。其中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成于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新五代史》成于熙宁五年（1072），均在王令（1032～1059）卒后，则是书必非王令所作。据此，是书必作于熙宁六年以后，当为北宋时所作，因为南宋高宗时有另一部《十七史蒙求》出现。本书乾道五年（1169）刻印流传于世，今存康熙刻本。

10.杨彦龄《左氏蒙求》二卷，元丰中

《宋史》卷二○二著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小邾。按《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元丰中杨彦龄撰。”[28]《玉海》卷四○：“元丰《左氏春秋年表》，元丰中杨彦龄撰。”[29]《左氏蒙求》之作当与此书同时。

11.程鹏《唐史属辞》四卷，元祐元年

《宋史》卷二○三及卷二○九著录。《玉海》卷四九：“程鹏《唐史属辞》四卷，四言成文，两两相比。元祐元年杨杰序。”[30]程鹏，字彦升，无为人。曾为钱塘掾。杨杰《唐史属辞序》：“仁宗皇帝……诏修旧史以成新书。是时内出四库所藏，外访求遗事于天下，若文集、志刻、野语、逸史，搜索殆遍，而其删定讨论皆一时儒学之士，凡十有七年而后成……嘉祐中其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时无为程鹏彦升笃爱是书，乃采一代事迹，四言成文，两两相比，题曰《唐史属辞》，总成四卷。其于善恶邪正，虽皆因其传文而于轻重谐偶若权衡然，可谓勤且至也。观者用力少而收功多，将求镂版以广其传，丐予以为序。彦升有学行，予科场友也，初命钱塘掾，上官称其材，将见其所施设，此未足以为彦升道。元祐元年闰二月一日泗州青阳述。”[31]

12.范镇《本朝蒙求》三卷，元祐三年前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本朝蒙求》三卷，端明殿学士成都范镇景仁撰。”[32]（按：《文献通考》卷一九○作二卷。）《遂初堂书目》作“范氏《正蒙》”[33]。书已佚，予辑得一卷，2000余字。此书为四言诗，注中列出本朝名臣事迹，涉及赵普、范质、窦仪、宋琪、李昉、李沆、张咏、田锡、高琼、寇准、陈彭年、张齐贤等人，为《宋名臣言行录》等书所采，颇有史料价值。

13.侍其玮《续千文》一卷，元祐八年

存。葛胜仲《舅氏续千字文序》：“舅氏侍其公亦好草圣，书《千文》尤工，好事者时得之，辄以镵石。又尝以巧意迁避兴嗣所用字，别制千言，贯穿经传，词义粲然。豫章黄鲁直见而抵之以书曰：‘引辞连类，使不相觝触，甚有功，当与《凡将》《急就》并行也。’《千文》为天下官府若市井簿领会数之用久矣，今增以续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为母，配以次字为一号，展转相乘，可计二百万之数，于世用岂小补哉！公博学善属文，此特一时弄笔为戏耳，乃为简牍无穷之用。……公皇祐元年进士，屡刺名郡，所莅有政绩，官至朝散大夫，赠金紫、光禄，讳玮，字良器。”[34]

14.仰忻《训蒙规鉴》，大观二年前

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二：“仰忻，字天贶，其先吴兴人。祖仁谦令永嘉卒于官，因家焉。忻力学笃行，母丧躬负土为坟以葬，庐于墓侧，有慈乌白竹之异。元祐间郡守郝（按：应作“郟”）亶以其纯孝疏于朝，乞嘉旌奖。绍圣间郡守杨蟠表其里曰孝廉。大观二年诏八行取士，郡以忻荐，未几卒。特赠将仕郎。子师常、师尹皆业儒有声，尝有富室欲与通婚，忻著《同姓图》，拒之曰：姬周郑江与仰同姓，后世论氏不及姓非也。所著有《训蒙规鉴》《永嘉百题诗集》。”[35]

15.曹崇之《东西晋蒙求》，宣和元年

王庭珪《故校书郎曹公行状》：“君讳崇之，字唐老，姓曹氏……宣和三年知西京永安军使，转承议郎、通判湖州，改差知火山军，又除校书郎。宣和七年七月十九日感疾而终，享年四十有四。……其平生所为文亦多散失，惟《东西晋蒙求》，宣和间尝刊行于世。”[36]此书宣和间已刊行于世，其写作时间应在宣和元年前后。

南宋蒙学书

1.刘珏《两汉蒙求》十卷，绍兴元年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两汉蒙求》五卷。”[37]《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两汉蒙求》十卷，枢密吴兴刘珏希范撰，绍圣中所序。”[38]《宋史》卷三七八《刘珏传》：“刘珏字希范，湖州长兴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两汉蒙求》十卷。”[39]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十一卷，可惜仅入存目，今已无存。按：刘珏，1078年生，绍圣时（1094～1097）才17至20岁，尚未中进士，直斋称“枢密吴兴刘珏”，考建炎三年（1129）八月壬子，“以吏部尚书刘珏为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4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壬子，“吏部尚书刘珏为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仍许珏缀执政班奏事”[41]。《要录》卷三：建炎四年正月戊辰，“端明殿学士、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刘珏落职，珏提举江州太平观”[42]。《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1132）春正月辛丑，“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刘珏卒于梧州”[43]。则直斋所云“绍圣”乃“绍兴”之误，序当作于绍兴元年。

2.庄绰《本草蒙求》三卷，绍兴八年前

程俱《送庄大夫绰赴鄂州守》：“白首同经本命年，君临方面我归田。应无卫尉一钱直，空羡漆园三十篇。”原注：“季裕著《本草蒙求》三卷，颇工。”[44]按：庄绰知鄂州在绍兴八年。庄绰《鸡肋编》卷下：“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日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45]

书已佚，仅存一注。《鸡肋编》卷下：“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云：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以此也。其虻虫水蛭之类，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后有用鸡子者，则云：用先破者有力。于妇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摘食时，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杀，令子短寿。鲤鱼汤与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鱼。论诸毒螫则云：凡见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恶心。向之，亦不得杀。若辄杀者后必遭螫，治亦难差。小儿狗啮方云：勿令狗主打狗。于毒螫伤人之物，尚不忍生心而加棰，况其他乎？其仁慈可谓至矣。而新校治妇人妊娠诸方，皆用乌鸡之类，割颈取血以煎药，乃高保衡、孙奇、林亿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虑后世更疑不用生命以为虚语。故余于《本草蒙求》注中已辨其事。”[46]据此，知其书有详注，辨明爱惜动物生命之意。

3.吕本中《童蒙训》三卷，绍兴八年至十三年

《宋史》卷二○二：“吕本中《童蒙训》三卷。”[47]《直斋书录解题》卷九：“《童蒙训》一卷，中书舍人东莱吕本中居仁撰。”[48]今存为三卷本。收入《四库全书》。

4.程俱《班左诲蒙》三卷，绍兴十四年前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班左诲蒙》三卷，程俱致道撰。”[49]《遂初堂书目》史学类：《班左诲蒙》[50]。《玉海》卷四九：“程俱《班左诲蒙》三卷。”[51]书今存，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

5.吴幵《童训统类》一卷，绍兴十八年前

《宋史》卷二○二：“吴幵《童训统类》一卷。”[52]

6.陈梦协《十七史蒙求》，绍兴十八年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三五：“绍兴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权给事中韦寿成言：‘看详福州进士陈梦协进《十七史蒙求》，文理可采。’上宣谕曰：‘所进《蒙求》，昨日降出，可令有司加赐束帛，以为奖劝。’”[53]《玉海》卷四九“绍兴《十七史蒙求》”：“十八年陈梦协进《十七史蒙求》。”[54]

7.陈葆光《群仙蒙求》（《三洞群仙录》）二十卷，绍兴二十四年

存，有《道藏》本。前有绍兴甲戌（二十四年）竹轩序。孙觌（仲益，1081～1169）《跋陈道士群仙蒙求》：“今世道士能读《醮仪》一卷，《中字歌步虚词》二三章，便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犹有不能者。常州天庆观道士陈君葆光好古嗜学，盖超然出于其徒数千百辈中者，读《道藏》，通儒书，与夫儒记传小说，靡不记览，著书二十卷，号《三洞群仙录》，贯穿古今，属辞比事，以类相从，虽老师宿学者不如。偶俪精切，协比声律，悉成韵语，虽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读其书而异之。夫道家者流，清净无为者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弹琴围棋以自娱，或炼丹药以玩物之变，或治符箓以诃百鬼疗疾病，固贤于其徒矣。如葆光者博及群书，上自千载之前，远至六合之外，条分汇聚，配合奇偶，相比成文，自为一家，此余所谓超然出于其徒数百千辈者也。”[55]

8.胡寅《叙古千文》一卷，绍兴二十六年前

《宋史》卷二○二：“胡寅注《叙古千文》一卷。”[56]《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叙古千文》一卷，右致堂先生胡寅明仲所作也，南康黄西坡灏商伯为之传，晦庵朱文公题其后曰：‘叙事立言，昭陈法式，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开示德门，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诵之而讽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57]《玉海》卷四五：“胡寅作《叙古千文》，黄灏为传。”[58]

按：书今存，收入胡寅（1098～1156）《斐然集》卷三○。朱熹《跋叙古千文》：“右《叙古千文》，故礼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大统，开示正涂，则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讽之，而问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清江刘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书八分小卷，庄谨齐一，所以传家之意甚备，岂亦有取于斯乎！因摹刻置南康郡斋，传诸小学，庶几其有补云。淳熙己亥八月戊戌新安朱熹书。”[59]此外，还可参考李昴英《书胡致堂叙古千文后》（《文溪集》卷四）。

9.胡宏《叙古蒙求》一卷，绍兴三十一年前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叙古蒙求》一卷，右五峰先生胡宏所著也。自羲农至于五代周，凡三十一章，毛以谟为之序。先生之子大壮书而刻之。”[60]《玉海》卷四五：“胡宏作《叙古蒙求》凡三十一章。”[61]朱熹《答刘子澄》：“《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恐非启蒙之具。”[62]

10.吕氏《叙古千文》一卷，约绍兴末

《宋史》卷二○二：“吕氏《叙古千文》一卷。”[63]按：此书，《宋史》列于胡寅《叙古千文》之后，约作于绍兴末。作者名字不详。

11.僧灵操《释氏蒙求》一卷，绍兴时

按：此书《宋史》卷二○五著录，列于《僧宗杲语录》之后，应为南宋早期所撰。又僧灵操有《乐府诗》一卷。《宋史》卷二○二列在陈旸《乐书》后、杨杰《元丰新修大乐记》之前，当为北宋晚期之作。《释氏蒙求》应作于两宋之际，此姑置于绍兴时。

12.朱熹《论语训蒙口义》，隆兴元年

朱熹（1130～1200）《论语训蒙口义序》：“予既序次《论语要义》，以备览观，暇日又为儿辈读之，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本非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间附见一二条焉。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无或敢偏废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盖将藏之家塾，俾儿辈学焉，非敢为他人发也。……予幼获承父师之训，从事于此二十余年，材资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采掇先儒，有所取舍，度德量力，夫岂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晓，本非述作，以是庶几其可幸无罪焉尔。夫其训释之详且明也，日讲焉则无不通矣。义理之精而约也，日诵焉则无不识（去声，下同）矣。……毋牵于俗学而绝之以为迂且淡也，毋惑于异端而躐之以为近且卑也。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万世之标准也，古之学者，其始即此以为学，其卒非离此而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身而已矣。”[64]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纲领》：“朱子作《论语训蒙》（后更名《集注》）序曰……。此宜揭之书斋。”[65]

13.侯宿《西汉蒙求》，乾道四年

张栻（1133～1180）《西汉蒙求跋》：“柳宗直辑《西汉文类》，其兄司马序其首，有曰搜讨磔裂，捃摭融结，离而同之，与类推移。世谓宗直是书，固足以传远，抑有赖于司马之文，有以发之也。东平侯彦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训语，协而比之，他日过予，求为之序。予谓侯君为是书亦勤矣，予乌能发之，君家彦周任其责可也，虽然有求于予，固将以求益也，试言读史之法可乎？读史之法，要当考其兴坏治乱之故，与夫一时人才立朝行已之得失，必有权度，则不差也。欲权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经乎？盍进于斯，而以余事诵其言语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书于后。”[66]按：由“君家彦周任其责可也”，知其时彦周尚在世，彦周之卒在乾道四年至九年（1173）间，则张栻序应作于其前。此姑置于乾道四年。侯彦周名寘，彦明为其兄弟行，其名为宿。赵蕃《寄赠侯宿彦明》，诗末注：“君尝从刘子驹游，张敬夫亦所厚善者。”[67]张敬夫即张栻，此注与张栻作序可以对应。

14.文济道《左氏纲领》四卷，《左氏蒙求》三卷；佚名《两汉蒙求》五卷，《唐史属辞》五卷，《南北史蒙求》十卷，乾道七年前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一下：“《左氏纲领》四卷，右皇朝文济道撰。排比事实为俪句，《蒙求》之类也。”[68]《左氏纲领》四卷，《左氏蒙求》三卷。以上袁本经类、衢本子类。《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两汉蒙求》五卷，《唐史属辞》五卷，《南北史蒙求》十卷，右未详撰人，皆效李瀚也。”[69]《玉海》卷四○：“文济道《纲领》四卷，又有《蒙求》三卷，王舜俞序。”[70]以上各书，具体年代不详，必作于乾道七年《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成书以前。

15.王伯庠《告蒙》，乾道九年

楼钥《侍御史左朝请大夫直秘阁致仕王公行状》：“王公伯庠年六十有八状。公字伯礼，其先大名府人。隆兴元年改两浙西路安抚司参议官，二年省罢知兴国军。乾道元年七月召赴行在……七年移知温州，九年赴上，才三月终于州治……有《历山集》《云安集》《奏议》《告蒙》《资治编年》《宏词集要》《夔路图经》等藏于家。”[71]书已佚。

16.郑德舆《历代蒙求》一卷，淳熙三年

《宋史》卷二○七：“郑氏《历代蒙求》一卷。”[72]楼钥（1137～1213）《跋郑德舆历代蒙求》：“《蒙求》始于李氏，后有作者终不及之。……亦有《广编十七史》，或专用小说及本朝故事，《左传》、西汉，或道家之书，意亦勤矣，终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郑君德舆老不废书，用李氏之体，备述历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对句，以四言童子易于诵习，千古大概，如指诸掌。德舆别有著述，此特其一尔。然比之众作，其殆最优乎？其子洽、濙锓板以传，为书其后，且将使诸孙诵之。”[73]按：既称同年，应同为隆兴元年进士。淳熙三年德舆曾撰《升禅师行状》，周必大《寒岩升禅师塔铭》：“淳熙丙申（三年），升既没，其得法弟子本高、本妙联务观（陆游）平日往来诗书为大轴。且以同郡人郑德舆行状及师语录来属予铭其塔。”[74]知其与陆游（务观，1125～1209）为同时代人，此暂系于淳熙三年。

17.《三国蒙求》《小说蒙求》，淳熙四年前

《遂初堂书目》：“《三国蒙求》《小说蒙求》。”[75]二书均佚。今残本《永乐大典》引《小说蒙求》八条，所记为晋以来史事，其中二条记北宋初事，其一出处为杨文公（亿，974～1020）《谈苑》。二书应作于淳熙四年《遂初堂书目》成书以前。

18.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淳熙八年前

存，有《四库全书》本。《文献通考》卷一九○：“《少仪外传》二卷，陈氏曰：吕祖谦撰。杂取经传嘉言善行切于立身应世者，皆小学切问之事也，而大要以谨厚为本。大愚吕氏跋曰：《少仪外传》一编，先兄太史所自次辑者也。首命其名曰《帅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终则定以是名焉。某尝侍坐，盖与闻所以为此编之意，盖以始学之士，徒玩乎见闻，汩乎思虑，轻自大而卒无据，故指其前言往行所当知而易见者，登之于册，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于日用之间，其于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见者，则皆略而不载。苟读是编，而无所厌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则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76]

19.史浩《童丱须知》二卷，淳熙八年，存

《宋史》卷二○二：“史浩《童丱须知》三卷。”[77]全书收入《峰真隐漫录》卷四九、卷五十。据此，宋志“三卷”当为“二卷”之误。上卷凡十篇，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祭祀、舅姑、叔妹、娣姒、臧获。下卷敬天、传道、修德、恤民、措刑、乐声、忠恕、疏财、见德、习尚、宫室八篇、舆马八篇、张设八篇、衾褥八篇、玩好八篇、衣服八篇、酒醴八篇、膳羞八篇、梳妆八篇、稻粱八篇。书前有自序：“予起身寒微，颇安俭素，非官至未尝陈觞豆，退处率多暇日，间口占数语，以训儿孙，使知事君事亲修身行已之要，录之几百篇，目曰《童丱须知》，不敢以示作者，姑藏其家，欲其易晓，故鄙俚不文，然比之嘲风弄月则有间矣，留心义方者有取于斯焉。淳熙辛丑（八年）下元，真隐居居士书于清凉境界。”

20.崔敦诗《广蒙》三卷，淳熙九年前

《玉海》卷四九：“崔端诗为《广蒙》三卷。”[78]按此系避光宗讳改“敦”为“端”。正德《姑苏志》卷五一：“崔敦诗，字大雅，世家静海，晚寓常熟。绍兴末，由进士主高邮簿、两浙运干，除秘书省正字，继兼翰林权直，早有文名，制词温润详雅。兼崇政殿说书，权给事中，遭内外艰，时学士周必大乞补外，寿皇中批，问吏部尚书韩元吉曰：崔某今安在？元吉具言之，召见，除枢密院编修官，复为权直。既拜命，即言翰林权直为名未正，乃更为学士院权直，迁著作郎兼权吏部郎官，又兼崇正殿说书，进国子司业，改权直学士院，拜中书舍人，加侍讲直学士院。敦诗赋性端厚，议论疏通，知大体，自直宿递讲遇，引对所陈必剀切，至造膝密启，有家人不得觇其稿者，上深所器许。九年以疾卒，年四十四，赠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内外制稿》二十三卷、《奏议总要》五卷、《通鉴要览》六十卷、《制海》十编、《监韵》五编。”[79]

21.叶才老《和李翰蒙求》三卷，淳熙十三年

《宋史》卷二○七：“叶才老《和李翰蒙求》三卷。”[80]《遂初堂书目》：“叶才老《和蒙求》。”[81]

按：叶才老，乾道二年萧国梁榜进士[82]，庆元元年任漳浦县县令，修弦歌堂[83]。淳熙十三年，周必大《赣县叶丞才老》：“某顿首：家兄史君，眼高一世，素谨许可，每书来道足下学问贤德累数十言，虽未识面而求益之心已切，忽辱书况贰以长笺，欣感不可名也。秋暑履况复何如！《次韵蒙求》，精切博洽，非独远过李瀚，如王令亦当敬避下风，转示朝士，无不咨美，今既版行，自应与学者共之。”[84]据此，是书1186年前已刻印问世。书已佚，《永乐大典》卷一〇三一〇、卷二〇八五〇引其文二条，称“叶邦邵《和李翰蒙求》”。邦邵乃才老之字。

22.朱熹《易学启蒙》四卷，淳熙十三年

朱熹《易学启蒙序》：“圣人观象以画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犹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涂，其功可谓盛矣。然其为卦也，自本而干，自干而支，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己，其为蓍也，分合进退，纵横顺逆，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岂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得为也哉？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淳熙丙午（十三年）暮春既望，云台真逸手记。”[85]按：此书一说朱熹指画、蔡元定编。

23.黄日新《通鉴韵语》九卷，淳熙十四年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通鉴韵语》九卷，右黄日新齐贤所著也。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周平园、朱晦翁、洪容斋、谢艮斋、杨诚斋、楼攻愧诸老先生皆为之序。齐贤，临川人。”[86]

按：绍熙元年，周必大《黄日新》：“某启远蒙相过，宠惠长书，极论师友之谊，自非志勤学富，孰能及此。愧某无以称也。附图《通鉴韵语》，积二十余年之力，使千三百余年治乱兴衰聚于一编，自博而约，以便观览……详观足下所次韵语，自云：以《通鉴节要》为主，然后即史以著其始末，大概为温公纂是书以广帝学，故其事备，其帙繁，退而思与天下后世韦布同之，故举其纲，撮其要。”[87]朱熹《答程可久》：“黄齐贤《韵语》，用心甚苦，诸图尤有工夫，甚不易得，已遵尊命，以数语附卷末。”[88]杨万里（1127～1206）《跋黄齐贤通鉴韵语》：“迂叟《通鉴》之书，大万万言不啻也。黄君齐贤终一事为四言，举四言得一事，卷而怀之，《通鉴》在袖间，诵而记之，《通鉴》在舌端矣。此学者之利也。或曰：此书之不忘，《通鉴》可忘乎？曰：不忘此书，然后可以语《通鉴》之不忘，不忘《通鉴》，然后可以语《通鉴》之忘，学者谨之。淳熙丁未（十四年）三月十二日，诚斋野客庐陵杨廷秀书。”[89]

又《会稽续志》卷六记黄日新，绍兴人，元符三年（1100）李釡榜进士。与此时代不合，当非一人。

24.徐伯益《训女蒙求》一卷，淳熙十四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训女蒙求》一卷，宋徐伯益撰。伯益爵里未详，是书仿李瀚《蒙求》之体，类集妇女事迹为四言韵语以括之，皆习见之词，无足采录。”[90]按：徐伯益，龙游人。淳熙十四年王容榜进士。[91]杨万里《诚斋集》卷三一有《跋徐伯益所藏张钦夫书西铭短纸》。此暂系于中进士之年。书已佚，今残本《永乐大典》中尚保存四条。

25.刘清之《训蒙》（《训蒙新书》）、《训蒙外书》，绍熙元年（1190）前

《遂初堂书目》：“刘清之《训蒙》。”[92]《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字子澄，临江人……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戒子通录》《墨庄总录》《祭仪》《时令书》《续说苑》《文集》《农书》。”[93]《困学记闻》卷一八：“子澄著《训蒙新书》《外书》。”[94]

26.程端蒙《性理字训》，绍熙二年前

书今存，收入《新安文献志》卷三三。朱熹《答程正思》：“所示诸书甚善甚善……《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95]朱熹《程君正思墓表》：“番阳程君端蒙正思……以病不起，绍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96]是书曾单独刊行于世。宝庆《四明志》卷二：“《性理字训》三十板。”[97]元胡炳文《跋文公先生墨迹》：“吾友操希元得文公帖，凡一千一百八十七字……此三帖皆与程正思，正思有《性理字训》，文公尝以为小尔雅，于此亦可想见其为人也。希元宝之宝之。”[98]

27.胡融《历代蒙求》，约绍熙二年

崇祯《宁海县志》卷九：“《历代蒙求》，胡融著。”[99]按：胡融，字小瀹，号四朝老农。史铸《百菊集谱》卷五：“淳祐丙午（六年，1246）中夏，愚始饬工为此锓梓，越旬余，又得同志陆景昭特携赤城胡融尝于绍熙辛亥（二年）岁撰图形《菊谱》二卷以示。”[100]此姑系于其撰《菊谱》之时。

28.陈淳《训蒙雅言》《启蒙初诵》，庆元五年

《训蒙雅言》，初名《训童雅言》，与《启蒙初诵》并见于陈淳《北溪大全集》。书今存。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六《启蒙初诵》序：“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又以其未能常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早《启蒙初诵》。”

29.洪迈《次李翰蒙求》三卷，嘉泰二年前

《宋史》卷二○二：“洪迈《次李翰蒙求》三卷。”[101]书已佚。

30.孙应符《幼学须知》五卷，开禧二年前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幼学须知》五卷，余姚孙应符仲潜撰次。此书本书坊所为，以教小学，应符从而增广之。”[102]按：孙应符为孙应时（1154～1206）之仲兄，则其书当作于开禧二年之前。《文渊阁书目》卷三：“《幼学须知》一部一册。”[103]据此，则是书明初尚存于世。今佚。

31.彭龟年《止堂训蒙》二卷，开禧二年前

《宋史》卷二○五：“彭龟年《止堂训蒙》二卷。”[104]楼钥《宝谟阁待制致仕特赠龙图阁学士忠肃彭公神道碑》：“著《止堂训蒙》一书，盖终始不变者也。……著《内治圣鉴》二十卷、《训蒙》、经解、奏议、外制并表笺杂著合为若干卷，藏于家塾。”[105]魏了翁《彭忠肃公止堂文集序》：“又得《止堂训蒙》之书，自一本二气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辩也。”[106]魏了翁《止堂训蒙序》：“天所以命于人，人所以受于天，帝王所以立极，圣贤所以相传，画于《易》，书于《书》，咏于三百篇，笔削于《春秋》，节文于三礼，难疑答问于孔、孟之遗编，如风雨霜露，日星山川，精义至教，无隐乎人，而秦、汉以来，世民散，指失言湮。至我国朝，巨人元夫，迭相后先，究极仁义之奥，发挥阴阳之赜，而日用饮食之近，宫庭屋漏之实，反观约取，则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饮食之质，若远而至近，若殊而实一，非若异端小道空言而无实也。朱张氏作师传友习，讲贯加密，然而散在方册，浩乎溟渎。至彭公为《训蒙》之书，诹经考传，韵联辞属，以便于学士之习读，予始得于公之子钦，盖六学之会，百行之畜，其季铉也以校本来，嗜之益笃，玩之益熟。起家守泸，念扶世而善俗，取诸此书，殆不翅是，乃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呜呼！是乃作圣之功，毋徒以训蒙目之也。龙集执徐之岁辰会大火之宿，临卭魏某书于州庠之塾。”[107]据此，知魏了翁在嘉定十一年（1218）知泸州时刻此书。

32.胡谦《庐陵蒙求》，开禧二年

曾丰《胡谦庐陵蒙求序》：“近世有赓李瀚《蒙求》，求工于瀚者多矣，余于交游中得二人焉，临川蔡庄叔、建安叶邦邵也。盖泛然取天下事为之，其工易。胡谦，庐陵人，所为《庐陵蒙求》，特取一郡事尔，其工如之，难哉！虽然，余于谦甫不取其工，取其大，何则？蒙求，小学之书也，于谦甫盖其绪余，而阖郡事迹巨细亡遗，书之九丘之意不外是，骈音俪节圭黍亡差，《春秋》之属辞比事之意不外是，八邑声教之深浅，四民气习之醇疵，读者涵泳为之叹嗟，《诗》之十五国风之意不外是，则有大学之道存焉。天地间惟圣人为能大，惟圣人之书为能大学之道。……谦甫此书有志于大，其心以大其道者也，余恐读者小之，不知其心之证有孔子在，其道之证有《诗》《书》《春秋》在，故取以发挥为之序，以冠其卷首焉。开禧二年六月十日曾幼度序。”[108]

33.陈氏《续蒙求》，嘉定六年前

楼钥《跋陈氏续蒙求》：“徐坚作《初学记》，中山刘子仪爱其言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此书出入史传，援据精确，何止应童蒙之求耶？”[109]

34.吴庭秀《十七史蒙求》，金至宁元年，宋嘉定六年

元好问《十七史蒙求序》：“始予年二十余，住太原学舍，交城吴君庭秀洎其弟庭俊与予结夏课于由义西斋，尝以所撰《蒙求》见示，且言：逄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间用《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谓之史可乎？今所撰止于史书中取之，诸所偶俪必事类相附，其次强韵，亦力为搜讨，自意可以广异闻，子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诺之而未睱也。后三十七年，予过镇阳，见张参议耀卿，耀卿受学于吴君之门者也，问以此书之存亡，乃云：版荡之后，得于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吴君博览强记，九经传注，率首自抄写，且讽诵不去口，史书又其专门之学，文赋华赡，有声场屋，间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时议以此归之。贞祐兵乱，负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淳祐十年，1250）五月晦日，新兴元某叙。”[110]是书作于淳祐十年之三十七年前，则为金至宁元年、宋嘉定六年。

35.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二卷、释音一卷，嘉定十三年，存

按：此书有嘉定十三年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民国20年故宫博物院收入《天禄琳琅丛书》第一辑，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缩印。

36.邵笥《孝弟蒙求》二卷，绍定元年

《宋史》卷二○七：“邵笥《赓韵孝悌蒙求》二卷。”[111]亦作《孝弟蒙求》。魏了翁《邵万州孝弟蒙求序》：“蒙求之书，便于记诵，自迁固书，以讫于本朝史，先儒为之者凡数家矣。金华邵伯方笥又用李氏《蒙求》韵，录古今孝弟事，尝以示予。予作而叹曰：是不惟纂言用韵之工，盖见诸行事之实者也。夫学莫大于求仁，仁则五性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则孝弟又所以为仁之本也。古之教者，居于家则事父兄，坐于塾则亲师友，会于序则读教法，饮于乡则序齿位朝，益莫习日诱月化，无适而非事亲敬长之节，凡以申其义而降之德焉耳，曰申、曰降，又皆因其固有振而新之，非如后之教者，利禄之诱，词华之竞，而本焉之不务也。是书于始学尤为有益，非徒记诵之云。伯方请遂识之，予不敢辞。绍定元年二月初吉。”[112]魏了翁《从义郎胡君墓志铭》：“绍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还，金华胡潜介其妇翁通判靖州邵伯方笥以书来。”[113]由上述记载，知邵笥为金华人，绍定元年时任靖州通判。书应作于是年年初。已佚。

37.牟少真《发蒙中庸大学俗解》，嘉熙元年前

魏了翁《跋牟少真发蒙中庸大学俗解》：“吾儒之书自诸老先生语录外，未有方言俚字为文者，盖弟子之于师唯恐稍失其指，故聪听之，谨书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剿入科举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诿曰：姑以绐取利禄耳，是固可陋。今牟君之为《中庸大学发蒙》，将以信今诒后，而为是俚俗之语，五方之言语不相通，而可强同乎！又若谓世人不可与庄语，姑俯而就之者，然则不浅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牟君归为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当商略者，兹未暇及也。”[114]书已佚。

38.计子真《训蒙正谬》，嘉熙元年前

魏了翁《计子真训蒙正谬序》：“自师友道缺，士忕于卑陋，剿先民之遗言，袭近世之俚说，苟以缀缉词章，哗世攫荣，则曰：学如是可矣。同郡计子真应孙乃能勤学好问，随事订正，不肯浮沈俗耆。岁久纂辑，命其书曰《训蒙正谬》，将以传之子孙。厥子衮臣衣言惟恪，暇日常以示予，且属叙所以作。”[115]据此，知是书为订正流俗认识之误与蒙求书之误而作。书已佚。

39.张洽《左氏蒙求》，嘉熙元年前

《宋史》卷四三○《张洽传》：“张洽……所著书有《春秋集注》《春秋集传》《左氏蒙求》《续通鉴长编事略》《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文集。”[116]书已佚。

40.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嘉熙四年

明《文渊阁书目》卷三：“《名物蒙求》一部一册。”[117]高儒《百川书志》卷三：“《名物蒙求》一卷，宋理宗时状元淳安蛟峰老人方逢辰撰。”[118]《千顷堂书目》卷三：“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119]方逢辰（1221～1291）《名物蒙求序》：“童蒙未识宇宙内事，虽此身不识其所从来，况同胞同与者乎？法当从事物上起。予弱冠时业书馆，苦于初学聪明不开，为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伦之大本，次及其饮食衣服，切己日用处，使之先识其名，次通其义，积习既久，虽木石之愚者，亦豁然为之开明，然后知天地间无不可教之人。伊川程先生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当脱然有贯通处。初学之学，虽与大学之格物不同，然太极之冲漠，无朕者岂在万象森然之外哉！此之所教，特先其近者小者，而所谓远者大者，亦不离乎此而已矣。丙子后，有朋友拾得此本于兵革煨烬之余者持示予，问所为作之意，遂为道其所以然。”[120]据此，知是书为其弱冠时所作，以二十岁计，约作于嘉熙四年。书已佚。

41.黎自昭《性理蒙求》，约淳祐三年

高斯得《性理蒙求跋》：“《大学》《中庸》《语》《孟》诸书先儒之说甚备，朱子后出，从而折中，平实精深，毫发无遗恨矣，独患学者不能谨守而务为新巧以凿之。黎晋甫作《性理蒙求》，出入朱子之书，无一字不据依，可谓笃信好学者，后生得之，习其文义，涂辙不差，由是以读圣人之书，可无穿凿驳杂之病矣。《易》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有可亨之理，教者以亨道行之，在当其可而已，予谓是书施于十五志学之时为宜，不然则躐等而渎蒙矣。”[121]又《跋黎晋甫黄岩县楼记士人送行诗》：“黎晋甫之宰黄岩也，以廉著称。予时丞郡，深敬爱之。去县久矣，御史陈垓恶其论事，触忤时相，托为邑人黎靡有孑遗之诗以追诬之……晋甫以清献杜公之记，戴、王诸人之诗示余，求一言以刷前耻，因取余所遭者比而言之，庶发观者之笑云。”[122]杜范《黄岩县谯楼记》：“黎君领斯邑，入其治，见其闬闳而心陋之……属乡之士葛元善、阮应龙董其役，鬻材鸠工，无抑取，无靳予，故其具也备，而民不知，其成也速，而民滋悦。经始于淳祐二年（1242）冬十二月，竣事于三年春三月，楼成……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是岁六月既望，具位杜某记。”[123]是书，约撰于黎自昭知黄岩县之时，即淳祐三年。

42.徐子复《圣宋蒙求》六卷，淳祐四年前

徐元杰（1194～1245）《题圣宋蒙求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其书愈多而读之者愈不能遍，于是读史有捷径，曰史类，曰史抄，其便于成童之习则曰《诸史蒙求》，然作此书者多矣，往往皆历代事，未有及于先朝之典故，皆以事杂举未能循其世纪之年月。夫祖宗之玉编瑶帙藏在秘府，世固鲜得而见之，若夫国史之会要、名臣之言行与夫《长编》《系年》之类，皆班班乎可考，盖无往而非可观之训，然窃慨夫藏书之家，未必观无书可藏者不及观，幼而学之者又未容以骤观，至于士习之专意举业者，又不过掇拾事类以便搜阅而已，往往人自编之，不复以传他人，一时纂之不足以告来者。吁！此《圣宋蒙求》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谁？建之南浦徐子复也。观其事类则自建隆而熙宁，年而次之，类而偶之，联而韵之，章必两联，每联必备颠末，其为帙也凡六，盖祖宗全盛时事也。继是而后，未及类而子复逝矣。厥子某善继先志仆仆远来，衔诸袖而出之，请题其左。余不获辞，一再观之，嘉其志而屡叹之。我先朝之人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详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载诸其下，其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如何？学者苟未暇读《长编》，能求此读之犹愈于已，是岂可以蒙求为童习之书而忽之哉！不然泛泛悠悠望洋传记困蒙而吝童习而荒，有书不如无书，虽多亦奚以为！”[124]据此，知是书为其绝笔之作，记北宋建隆至熙宁之事。

43.黎献《事类蒙求》，约淳祐七年

《万姓统谱》卷一四：“黎献字子文，东莞人。性警敏，笃学问，弱冠授徒，一依紫阳白鹿规以为教，取经史子集与埤雅小说之言，摘其的对奇语为《事类蒙求》，对偶切要，人称拙翁先生。”[125]《广东通志》卷四四：“田知白，番禺人。制行高洁，广帅方大琮建濂泉书院，既落成，请李昴英首席，昴英曰：郡中无如田知白者。大琮躬诣之，以病辞，再往叩之，则遁矣。知白年逾八十，犹能灯下细书，贫而好酒，自号醉乡遗老。时东莞黎献隐居教授，亦以学行闻。”[126]按：方大琮知广州在淳祐二年至七年。此暂系于淳祐七年。

44.徐子光《补注蒙求》八卷，淳祐九年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补注蒙求》八卷，徐子光撰。以李翰《蒙求》句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人他事。”[127]《宋史》卷二〇七：“徐子光《补注蒙求》四卷，又《补注蒙求》八卷。”[128]《遂初堂书目》：“徐子光《注蒙求》。”[129]日本藏本题为《徐状元补注蒙求》，有子光自序，称：“时己酉仲冬之月辛卯吉日徐子光序。”[130]己酉即淳祐九年，十一月辛卯为是月二十四日。余嘉锡疑为淳祐元年状元徐俨夫字公望，但其名字并不相同，此疑非是。今按：宋代状元尚有释褐状元，这是通过三舍法考试得上舍第一名者，如陆唐老集注的《资治通鉴》就称为《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因为他是淳熙十六年（1189）释褐状元。[131]徐子光可能是理宗时期的释褐状元。

45.赵彦絟《赵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宗室蒙求》三卷，淳祐十年前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赵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宗室蒙求》三卷，赵彦絟撰。”[132]按：赵彦絟为公颙之子[133]。此必作于淳祐十年《直斋书录解题》成书以前。

46.虞复《远斋告蒙》，约宝祐三年

明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远斋告蒙》。”[134]《宋元学案》卷五三《知州虞远斋先生复传》：“虞复，字从道，义乌人也。学于倪起万，以进士为杨村酒官，上四十八规，理宗大喜，累官大宗正丞，知信州。史嵩之开督府，以御札尽收列郡利权，先生以上表进爱养根本之说，忤旨，除都官郎……退居东岩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荐于朝，改尚书郎官，轮对举大学正心诚意为纲领，分好乐念懥为节目，援汉文帝止造露台以为戒，上嘉纳之。知瑞州，以疾辞。著有《成已集》《告蒙集》《告忠集》《远斋集》，共八十卷。”[135]按：董槐为相在宝祐三年八月至四年七月。书当为其“退居东岩十五年”期间所作，事在宝祐三年前。此暂系于宝祐三年。[136]

47.黄惟寅《注朱文公训蒙诗》，约开庆元年

徐经孙《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右，《训蒙绝句》五卷，晦庵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注则沇江黄君季清之所述也。谨按先生自序，谓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然自今观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扫步趋之末、帝王传心之妙、圣贤讲学之方，体用兼该，显微无间，其目虽不出于《四书》之间，而先生之性与天道可得而闻者，具于此矣。其曰《训蒙》，乃先生谦抑，不敢自谓尽道之辞云耳。季清研精是编有年矣，一日心会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学，或取诸章句、集注，或取诸文集、语录，又参以周、程、横渠、五峰、南轩、勉斋、西山诸书。如纲以黄钟而四声迭和，原于岷山而百川会同。其例则先训诂，后文义，一如先生注书之体，自非潜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其释《命诗》云：‘新者如源，来无穷也；旧者如流，往不返也。’其释《戒谨恐惧诗》云：‘寇未至则高其垣墉，欲未动则敬以直内。’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与季清交四十年，中间辱授馆者非一载，见其读书专静，反复沉潜，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进，有非不肖所能及。其后数岁一见，每见必进于昔。今于所注书益信。虽然，先生之诗，章句云乎哉！皆其得于心，见于躬行日用之际，俛焉孳孳，有不容以自已。绝句凡九十八首，始于天而以事天终焉。其辞有曰：‘存养上还天所付，终身履薄以临深。’余与季清今老矣，尚皆懋敬哉！季清名惟寅，氏伯新，实从加斋学，师友渊源有自云。”[137]按：黄惟寅，开庆元年己未周震炎榜进士[138]。今暂系于中进士之年。

48.罗黄裳《发蒙宏纲》三卷，咸淳间

《发蒙宏纲》三卷，罗黄裳编。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列入存目，书已佚。《四库提要》卷一九一：“《发蒙宏纲》三卷，宋罗黄裳编。黄裳，池州人，咸淳中曾为番禺守。明内阁书目曰《发蒙宏纲》，宋咸淳间罗黄裳撰五言诗十二篇，又择古文凡有关于蒙养者三十篇以训蒙。今考所录皆乡塾习诵之文，无所鉴别，亦无所发明，殊无一长之可取，不知何以流传于后也。”[139]明《内阁藏书目录》卷八：“《发蒙宏纲》二册。全。”[140]

49.舒津《续蒙求》，南宋末

《文渊阁书目》卷三：“宋舒律（当作津）《蒙求》一部一册。”[141]《万姓统谱》卷八：“舒津字通叟，奉化人。读书积学，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进士，迁太学博士、知平江，莅事勤敏，雅志澹如，尝博采传记，著《续蒙求》《尚书解》《春秋集注》《十七史纲目》。”[142]

50.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小学绀珠》十卷、《小学讽咏》四卷、《补注急就篇》六卷、《姓氏急就篇》三卷，南宋末

《宋史》卷二○二：“王应麟《蒙训》四十四卷。又《小学绀珠》十卷、《小学讽咏》四卷、《补注急就篇》六卷。”[143]《姓氏急就篇》二卷，存，《四库全书》本。

51.区适子《三字经》，南宋末

明郭棐《粤大记》卷二三：“区适子，字正叔，登洲人。父（璵）仕宋为德庆参军，廉介有声。适子幼俊爽能文辞，经史皆通大旨。及长，重厚寡言笑，以博学洽闻称，学者多从之游。所居乡名鮀洲，而适子自号登洲，乡人因以其号名其乡曰登洲云。适子抱道不仕，或问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与达鲁花赤俯仰耶？’元法，南人不得长治郡县，皆蒙古、色目人制之，谓之达鲁花赤，故云。刘与子序适子文曰：‘君，德人也，予以文士目之，浅矣！扶胥之南、越台之下，宁复有斯人哉！’故老传，今《三字经》，适子所撰也，童蒙多诵之。”[144]

三 研究

对唐宋蒙学书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唐宋蒙学书变化的轨迹；（2）由其变化观察唐、宋接受启蒙教育人群的状况；（3）由此引发对唐宋重大历史问题的新看法。

1.唐宋蒙学书变化轨迹

以上考证，得蒙学书87种。其中，唐8种，五代1种，宋78种。宋为唐之九倍多。

更细分，初唐、盛唐0种，中唐1种，晚唐7种，五代1种，北宋15种，南宋63种。

由此可以看到蒙学书编写的发展趋势，唐前期是零，中唐才开始出现新的蒙学书，晚唐有所发展，北宋比唐增多近一倍，南宋又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是北宋的四倍多。

从质量而言，蒙书编写在不断提高。中唐李翰的《蒙求》，以四言诗的形式传授汉字，同时传播古代历史知识（从先秦到刘宋）。晚唐，所述历史知识延伸到本朝（唐）。并开始出现专用于道德教化的蒙学书，如冯伉《谕蒙》，就是以改变“百姓多猾”的状况而作，“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到北宋，历史知识进一步延伸到宋朝，出现专讲宋朝名臣故事的书如范镇的《本朝蒙求》。传授的知识面有所扩大，出现专用于传播佛教知识的《释氏蒙求》，传授地名知识的《州名急就篇》。至南宋，变化尤大，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蒙学书，如传授易学的《易学启蒙》，讲授《论语》《大学》《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的《论语训蒙口义》《发蒙中庸大学俗解》《左氏纲领》《左氏蒙求》《少仪外传》，专讲理学的《性理字训》《性理蒙求》，讲究孝道的《孝弟蒙求》，讲授医学知识的《本草蒙求》《历代名医蒙求》，有切合实用的《名物蒙求》，有传播道教知识的《群仙蒙求》，有趣味性的《小说蒙求》，有专讲本地历史文化知识的《庐陵蒙求》，有专门纠正日常生活中错误认识的《训蒙正谬》，有包罗万象的《事类蒙求》（取经史子集与埤雅小说之言而成），有专对妇女的《训女蒙求》。

参与编写蒙学书的作者，在唐代多是不知名的人士。到北宋，就有名家加入，如欧阳修、范镇。南宋名家尤多，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程俱、胡寅、胡宏、史浩、刘清之、洪迈、彭龟年、方逢辰、王应麟等。有大批知识精英参加，所编写的蒙学书水平自然越来越高。

为什么初唐与盛唐没有编写蒙学书呢？因为当时朝廷和统治集团根本不重视广大群众的启蒙教育。他们眼睛里只有门阀贵族，在中央办的三大教育机构中，国子监只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都被排斥在外，更不必说庶民了。

2.唐宋接受启蒙教育人群的状况

由唐至宋，蒙学书数量在不断增加，质量在不断提高，意味着唐宋时期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在不断增加。更具体说，初、盛唐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甚少，中、晚唐有所增加，北宋比唐多，南宋增幅最大。

宋代出现专对妇女的《训女蒙求》，意义重大。妇女们相夫教子，一旦掌握了知识，对下一代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接受启蒙教育，意味着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在成倍地扩大，新生代会加速成长。宋代大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成长就与其母侯氏的启蒙教育大有关系。[145]淳熙八年礼部考试第一名俞烈（？～1213），年幼时，其母张夫人亲自“教诵《蒙求》《孝经》”[146]。

蒙学书的增加，意味着蒙学教育在逐渐普及，北宋出现以教启蒙书为生的教书先生，就是一个标志。马永卿《嬾真子》卷五：“洛中士人张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为生，居于会节园侧。”[147]

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意味着文盲在减少，国民整体素质在提高。换言之，文盲数自唐至宋在不断减少，唐的国民素质显然不如宋代高。

3.对唐宋重大历史问题的新看法

以上梳理了蒙学书及启蒙教育状况，它影响到唐宋国民素质的变化。这一认识对理解唐宋重大历史问题有何作用？我想至少有两点新的认识。

其一，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自古至今，人们一直传为美谈，其实，在它的辉煌背后，存在着苍白的一面。从初唐、盛唐对编写启蒙书的冷漠而言，它是不关心广大庶民的教育的，不仅如此，它在较高层次的教育上也存在严重缺陷，除上举中央办学的问题外，州学也因没有固定经费而时办时停。私办的书院，到晚唐才出现。这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而这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它必然制约着以后的发展。今人对贞观、开元之治的评价应一分为二，而不该一味歌颂。

其二，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全面衰退，昔日辉煌，不再重现。为什么？以往，人们多把这一切全都归咎于安史之乱。合理吗？这里，不妨将安史之乱与金宋战争比较一下。从延续的时间上看，安史之乱七年多，宋朝受到金兵的侵扰从宣和末到绍兴和议，经历了十七八年磨难，时间比唐长一倍多。从地域上看，前者主要在今河北、河南、陕西三省。后者，席卷黄河流域、江淮地区，波及两浙、江西等地。从王朝疆域看，唐的版图缩小了，但还比北宋稍大，而南宋疆域只相当于北宋的五分之三。南宋与金的边疆线比宋辽长得多，防守的压力极大，军费的开支倍增，但南宋都顶住了，工商业仍然繁荣，海外贸易更加发达，文化继续高度发展。《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数量远比唐多，而南宋又比北宋多，它与北宋同登华夏文化的最高峰。南宋中兴了，唐后期却无力回天，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个国家要复兴，靠的是人，复兴能力的大小又取决于人的素质，素质越高，复兴越快，现代史不乏其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自然资源、正确的政策、政治体制等等，但国民素质是个最基本的条件。

我想，解释唐代后期未能复兴而南宋得以中兴的原因，与宋比唐更关注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唐代的国民素质不如宋代有密切关系。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也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On the Chronological Dating and Study of the Primer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 Yumin

Abstract：This paper collects many primers compiled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and studies their titles，volumes，authorship，and dates. In terms of dates，one title is from the mid-Tang era，seven from late Tang era，one from Five Dynasties，fifteen from the Northern Song，and sixty three from the Southern Song. Apparently，the titles in the Song dynasty are much more than those in the Tang. It mean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were educated with these primers from the Tang to Southern Song.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Song，it seem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literacy increased dramatically. Based on this position，it should be interesting for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politic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Zhenguan and Kaiyuan reign periods are often praised through the ages. However，there was no single primer compiled in early and high Tang eras，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ducation for grassroots was not concerned by the ruling class. This weakness certainly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nationals in the Tang and limi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the politics，military，economy，and culture became decaying. In the past，scholars suggest the reason for decay was the rebellion. Actually it is not. Given that in the Song dynasty，there were constant war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Jurchen，but in the Southern Song，the economy was prosperous，and the culture was flourishing. in terms of culture，the Song was the peak. The reason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emphasis on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Tang and Song Dynasties，the Primers，revisiting the history

[1]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四部丛刊三编》本，第20b页。

[2] （宋）宋祁等：《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传》，中华书局，1975，第5776页。

[3] （宋）郑樵：《通志》卷六八《艺文略第六·杂家》，中华书局，1987，第797页。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冯伉传》，中华书局，1975，第4978页。

[5]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中华书局，1977，第5293页。

[6] （宋）姚宽：《西溪丛语》，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93，第58页。

[7] 《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第5297页。

[8] （宝庆）《四明志》卷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第5000页上栏。

[9] （宋）陈思：《宝刻丛编》卷一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84页下栏。

[10]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74页下栏。

[11]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第21a页。

[12]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第659页。

[13] 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五《秋日郊居》，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4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第9页。

[14] （宋）郑樵：《通志》卷六七《艺文略第五·释家》，第795页。

[15] （咸淳）《临安志》卷七〇，《宋元方志丛刊》，第3987页下栏。

[16]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第58页。

[17]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428页下栏。

[18]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四，中华书局，1957，第4757页。

[19] （宋）薛奎：《寄金绳院正因大师》，收入（宋）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430页上栏。

[20]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一下，第8b页。

[21] （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一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4册，第424页下栏。

[22] （宋）郑樵：《通志》卷六七《艺文略第五·释家》，第795页。

[23]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一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122页下栏。

[24]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之三七，第4793页。

[25]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八，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843页。

[26]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297页。

[27]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427页。

[28]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58页。

[29]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〇，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第759页下栏。

[30]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第936页上栏。

[31] （宋）杨杰：《无为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9册，第724页。

[3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6页。

[33]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第17页。

[34] （宋）葛胜仲：《丹阳集》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489页下栏～490页上栏。

[35] （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11册，齐鲁书社，1996，据温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第54页下栏。

[36] （宋）王庭珪：《庐溪文集》卷四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322页下栏～323页下栏。

[37]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第21b页。

[38]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8页。

[39] 《宋史》卷三七八《刘珏传》，第11665～11668页。

[40] 《宋史》卷二五《高宗本纪二》，第467页。

[4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壬子”条，中华书局，1988，第519页。

[4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四年正月戊辰”条，第604页。

[4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正月辛丑”条，第894页。

[44] （宋）程俱：《北山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第95页下栏。

[45]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93页。

[46] （宋）庄绰：《鸡肋编》卷下，第115页。

[47]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7页。

[48]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第281页。

[49]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9页。

[50]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14页。

[51]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第935页下栏。

[52]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7页。

[5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三五，第2264页。

[54]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第936页下栏。

[55] （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第322页下栏～323页上栏。咸淳《毗陵志》卷二五“仙释”晋陵（《宋元方志丛刊》，第3176页下栏）：“陈葆光受业天庆观，梦真武举白璧授之，遂善符篆，治病辄愈，撰《神仙蒙求》三卷。晚住茅峰，主章醮，天灯尝示现云。”《明一统志》卷一○（三秦出版社，1990，第184页上栏）：“陈葆光住天庆观，尝梦玄武神举白璧授之，遂善符篆，治病辄愈，撰《丹神蒙求》三卷。”按：《神仙蒙求》《丹神蒙求》疑与《群仙蒙求》实为一书之异名，卷数不同，或与注释详略有关。

[56]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8页。

[57]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第12a～12b页。

[58]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五，第848页下栏。

[59]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44页。

[60]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第13a页。

[61]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五，第848页下栏。

[62]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40页。

[63]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8页。

[64]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14～3615页。

[65] （元）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纲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第468页下栏～469页下栏。

[66] （宋）张栻：《南轩集》卷三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第701页下栏。

[67] （宋）赵蕃：《淳熙稿》卷一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5册，第242页下栏。

[68]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一下，第8b页。

[69]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第21b页。

[70]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〇，第761页下栏。

[71] （宋）楼钥：《攻媿集》卷九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383页下栏～387页上栏。

[72]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299页。

[73] （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236页下栏。

[74]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四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436页下栏。

[75]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24页。

[76]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〇《经籍考十七》，中华书局，1986，第1618页。

[77]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8页。

[78]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九，第935页下栏。

[79] （正德）《姑苏志》卷五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952页下栏～953页上栏。

[80]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301页。

[81]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24页。

[82] （弘治）《八闽通志》卷四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下册第130页。

[83] （弘治）《八闽通志》卷七四，下册第758页。

[84]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106页上栏。

[8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六，《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68页。

[86]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上，第13a～13b页。

[87]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107页下栏。

[88]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七，《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45页。

[89] （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302页。

[9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65，第1163页。

[91]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第336页下栏。

[92]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17页。

[93] 《宋史》卷四三七《刘清之传》，第12953～12957页。

[94] （宋）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八，《四部丛刊三编》本，第7a页。

[9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〇，《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30页。

[96]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185～4186页。

[97] （宝庆）《四明志》卷二，《宋元方志丛刊》，第5015页下栏。

[98] （元）胡炳文：《云峰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第769页下栏。

[99] （崇祯）《宁海县志》卷九，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据明崇祯五年刊本影印，第643页。

[100] （宋）史铸：《百菊集谱》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5册，第90页下栏。

[101]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9页。

[10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第428页。

[103] （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77页下栏。

[104] 《宋史》卷二○五《艺文志四》，第5176页。

[105] （宋）楼钥：《攻媿集》卷九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484页下栏。

[106]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07册下栏。

[107]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22页下栏～623页上栏。

[108] （宋）曾丰：《缘督集》卷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6册，第205页。

[109] （宋）楼钥：《攻媿集》卷七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3册，第154页下栏。

[110] （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418页下栏～419页上栏。

[111] 《宋史》卷二○七《艺文志六》，第5299页。

[112]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11页下栏～612页上栏。

[113]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八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240页下栏。

[114]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3册，第58页上栏。

[115] （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五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620页下栏。

[116] 《宋史》卷四三○《张洽传》，第12785～12788页。

[117] （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77页下栏。

[118]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42页。

[119]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06页。

[120] （宋）方逢辰：《蛟峰文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7册，第537页上栏。

[121]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79页。

[122]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2册，第82页上栏。

[123] （宋）杜范：《清献集》卷一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741页。

[124] （宋）徐元杰：《楳埜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752页。

[125]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6册，第282页上栏。

[126] （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4册，第77页下栏。

[127]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第428页。

[128] 《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六》，第5301页。

[129]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第24页。

[130] （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9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61页下栏。

[131] （咸淳）《临安志》卷六一，《宋元方志丛刊》，第3905页下栏。

[13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第432页。

[133] 《宋史》卷二三七《宗室世系表二十三》，第8189页。

[134] （明）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23页。

[135] （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三《止斋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1734页。

[136] 又《千顷堂书目》卷三作“虞俊《达斋告蒙》一卷”（第106页）。“俊”乃“复”之误，“达”乃“远”之误。袁甫《蒙斋集》卷八《虞复除耤田令制》可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429页下栏）。

[137] （宋）徐经孙：《矩山存稿》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31页上栏～32页上栏。

[138]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一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5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十六年（1588）刻本影印，第329页。

[13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第1736页。

[140] （明）孙能传、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第117页上栏。

[141] （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77页下栏。

[142]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6册，第189页下栏。

[143] 《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第5079页。《蒙训》四十四卷，《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作“七十卷”，第12991页。

[144] （明）郭棐：《粤大记》卷二三，黄国声、邓贵忠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第678页。此书，明黄佐《广州人物传》卷一〇，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二七〇、吴翌凤《镫窗丛录》卷一等书均以为区适子所作。清乔松年《萝藦亭札记》云：“童子所诵《三字经》，有王相者注之，谓是王伯厚所作。”（《丛书集成续编》第2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第375页上栏。）按：有关王应麟（字伯厚）的记载不少，其著作传世亦多，从无人提及著有此书，大概因为其是文献名家，又作过多种启蒙书，故后人附会到他的头上，今不取。

[145] （宋）程颐、程颢：《二程文集》卷一三《上谷郡君家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5册，第734页下栏～736页上栏）：“夫人幼而聪悟过人……好读书，博知古今……颐兄弟幼时，夫人勉之读书，因书线贴，上曰‘我惜勤读书儿’。”

[146] （宋）叶适：《水心集》卷一四《安人张氏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4册，第268页下栏～269页上栏。

[147] （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一（刘卓英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第22页）：“洛中士人张起宗，以训蒙为生，居于会节园侧。”

《宋史》的史源及其相关问题

顾宏义

摘要：《宋史》史源颇为复杂，或源出宋“国史”“实录”“日历”“会要”等官修史籍，或取材自私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以及一些笔记杂史之类，甚至还包括个别元人编纂的史书。为此，本文就《宋史》与宋“国史”之史料渊源关系、《宋史》与其他宋人著述之关系，以及由此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指出颇为后人诟病的《宋史》中存在某些记载讹误，实与其史料来源情况密切相关。

关键词：《宋史》 宋朝官史 笔记杂史 史料来源

《宋史》的史源颇为复杂，有的源出宋朝官修史籍“国史”“实录”“日历”“会要”等，亦有的取材私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以及一些笔记杂史之类，甚至还包括个别元人编纂的史书，因此欲整体厘清《宋史》史源实有相当难度。故本文拟主要就《宋史》与宋“国史”之史料沿承情况，以及由此出现的相关问题如《宋史》与宋元时期其他重要史籍之关系等做一探究。

一 《宋史》多本宋“国史”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三《宋史多国史原本》有云：

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祗就宋旧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1]

赵翼云云，大体为后世评说《宋史》者所遵用。此处所云“宋旧本”，即宋朝史臣所修之“国史”。然宋人所称“国史”有宽窄二义：一指官修史书；二指“国史”“实录”之“国史”，亦称“正史”，就体裁而言，乃属纪传体史书。赵翼所称“国史”，据其文义，当指后者。宋朝所修之“国史”，即“正史”，据《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正史类》载，有：

王旦《国史》一百二十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百五十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2]

其中王旦《国史》指撰修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三朝国史》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史，由仁宗时吕夷简所进；《两朝国史》为仁宗、英宗两朝之史；《四朝国史》为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之史，撰修于南宋前期。《神宗正史》《哲宗正史》分别为神宗朝、哲宗朝“国史”，其主要内容包含于李焘、洪迈所主持修纂的《四朝国史》中。而据南宋初洪迈所云：“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3]是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南宋初已不传。在南宋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太宗朝的记事中，尝屡次称引《两朝史志》，而据裴汝诚先生考证，此乃指神宗时期编纂的仁宗、英宗《两朝国史》。[4]

此外，记载南宋史事的“国史”，乃属理宗时为李心传所修之高、孝、光、宁《四朝国史》，也称《中兴四朝国史》。

至南宋理宗朝以后，因国是日非，救亡不迨，故宋廷未及纂修“国史”，然“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则颇有成稿者。如《宋史·艺文志·编年类》载：

《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又《日历》一百八十册。《度宗时政记》七十八册。《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5]

元人撰修《宋史》之时，是否利用过上述宋末之“实录”“日历”？据现见史料记载，当可做肯定之回答。

宋朝重视修撰本朝史，修史制度完备。其官修之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之“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情况之“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修之“日历”，并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之编年体“实录”，并据“实录”为主要史料来源所编撰之纪传体“国史”，还有详细记录典章制度之“会要”等。当南宋亡国时，藏于史馆之史料大都为元人所接收，并北迁而归于元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载：“时翰林学士李盘奉诏招宋士，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6]虽然元末史臣尝称两宋史料颇有亡失，但基本史料俱在。如元史官苏天爵曾言：“愚尝备员史属，阅近代载籍，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实录、编年、纪志表传盖数万言，其未成书者第宝庆、咸淳之事而已。”[7]又言：“宋自太祖至宁宗，实录凡三千卷，国史凡六百卷，编年又千余卷，其他宗藩图谱、别集、小说不知其几。……理、度两朝事最不完，《理宗日历》尚二三百册，《实录》纂修未成，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度宗日历》残缺。”[8]而尝参与《宋史》编撰的危素于《昭先小录序》中亦云：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陈公照死城守。后六十九年，为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诏修辽、金、宋史。其曾孙显曾以书告史官翰林直学士王公沂师鲁、翰林修撰陈君祖仁子山、经筵检讨危素太朴，请录公死节事。陈君及素复书曰：“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实当纪公事，而慎重不轻信。”于是显曾又亟以书告余君，反复哀痛。余君虽爱其词，然犹难之。后从国史院史库得《德祐日记》，载公授官岁月，与夫复城、城守两转官，城破死节褒赠等事甚悉，始为立传。而显曾未知也，遂走京师，使谒余君以请。今其传既上进矣，显曾退而辑次诸公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后所与书问，题曰《昭先录》，使素序其端。[9]

可知《宋史》史文，于宁宗以前，主要据宋人所撰修之《国史》（以《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为主），而理宗以后，则主要凭依上述之“实录”“日历”“时政记”等。故赵翼以为“大概……宋度宗以前之史”，皆“宋旧史也”[10]的说法似有不确，即度宗以后史事，亦尝依据宋朝官修的《度宗时政记》《德祐事迹日记》等史籍。但因岁月久远，包括此四部《国史》的两宋“国史”等皆已亡佚。

二 《宋史》文字源出宋“国史”举例

《廿二史札记·宋史多国史原本》例举《宋史》之传文据宋“国史”编纂者，如：“《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方技传序》云‘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及《方技传》，今去二志，独存《方技》’。《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指出“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11]然《宋史》此类据宋“国史”编纂之“迹”，在“志”文内亦屡见之。如：

卷四八《天文志序》称“今东都旧史所书”云云，“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而取欧阳修《新唐书》《五代史记》为法，凡征验之说有涉于傅会，咸削而不书，归于传信而已矣”。[12]

卷六一《五行志序》称“旧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麦、醴泉、芝草之属，不绝于书”云云，故“今因先后史氏所纪休咎之征，汇而辑之，作《五行志》”。[13]

卷九八《礼志序》历数宋朝礼制变化大端，后云“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14]又卷一一〇《礼志十三》有云：“旧史以饮食、婚冠、宾射、飨宴、脤膰、庆贺之礼为嘉礼，又以岁时朝会、养老、宣赦、拜表、临轩命官附之，今依《政和礼》分朝会为宾礼，余如其旧云。”[15]

卷一四三《仪卫志序》云：“宋初，因唐、五代之旧，讲究修葺，尤为详备。其殿庭之仪，则有黄麾大仗、黄麾半仗、黄麾角仗、黄麾细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会，大庆、册、受贺、受朝，则设大仗；月朔视朝，则设半仗；外国使来，则设角仗；发册授宝，则设细仗。其卤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南渡之后，务为简省。此其大较也。若夫临时增损，用置不同，则有国史、会要、礼书具在。今取所载，撮其凡为《仪卫志》。”[16]

卷一四九《舆服志序》称：“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17]

因宋“国史”皆已亡佚，仅个别之传及残篇零句传于今世，故今日已无从对《宋史》与宋《国史》之内容进行全面比较。以下即以《四朝国史·欧阳修传》[18]与《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为例，通过比较两者文字之沿承关系，以窥一斑。（因篇幅关系，所比对者仅为《欧阳修传》的前半部分。）

续表1

续表2

据上表所载，可知：（1）其第1、3、7、8、9、10、11、12、17、18、20诸条，《宋史》基本沿用《四朝国史》文字。第4、5、15、16诸条，《宋史》乃据《四朝国史》文字加以修订删改。第6、13、14、19诸条，乃《宋史》别据史料撰写；而第2条则据《四朝国史》删改，又别据文字撰写而成。

（2）第12条，《四朝国史》“劝帝延问执政”句，《宋史》无“劝”字，然据上下文义，此“劝”应属元史臣撰修《宋史》时误删，当据《四朝国史》补之。

（3）第18条，《四朝国史》“将为虏有”句，《宋史》作“将为敌有”。检韩琦《欧阳公墓志铭》有云“他日必尽为虏人所有”，[19]可知当作“虏”字，《宋史》作“敌”字，乃出自元史臣所改。

元代史臣在编撰《宋史》时，对宋代史料中有关宋人蔑视、辱骂契丹、女真等北方“夷狄”之所谓违碍文字，如“北虏”“戎丑”“胡虏”“犬羊”之类，颇有加以改纂者。在此例举《宋史·高丽传》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以说明之。北宋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北伐契丹，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欲使高丽出兵马夹击契丹之侧后。此诏书载于《宋史·高丽传》，云：

朕诞膺丕构，奄宅万方，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蠢兹北裔，侵败王略，幽蓟之地，中朝土疆，晋、汉多虞，夤缘盗据。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妖氛。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而接彼边疆，罹于虿毒，舒泄积愤，其在兹乎！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寇。良时不再，王其图之。应俘获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给赐本国将士，用申赏劝。[20]

此诏书亦收录于《宋太宗实录》卷三五、[21]《宋朝事实》卷二〇，[22]以及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三，[23]然文字有详简异同之差别。现将此四书中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诏书之文字有异者列成下表，对勘其间文字，可明白看出元史臣改纂宋史料中违碍文字之手段及用心。

续表

比较上述文字，可见：

（1）《高丽史》所载之诏书似当为原始文字，但亦略有删略。

（2）宋真宗时修《宋太宗实录》，已对原诏书文句有所修饰，以从文雅，如改“侵败王略”为“敢拒皇威”，改“幽蓟之地，中朝土疆”为“幽蓟之地，本被皇风”，改“多故”为“多虞”等。《左传·成公二年》曰：“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杜预注：“略，经略，法度。”故“侵败王略”虽有出典，然不及“敢拒皇威”含天子征伐四夷之义。而改“中朝土疆”为“本被皇风”，除使文辞雅训外，亦为突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之义。至于“多虞”义指多忧患、多灾难，显然其义较“多故”为长。

（3）因修撰《宋太宗实录》之时，宋、辽仍为敌国，故而诏书中辱骂契丹之文字未变，如“戎丑”“胡虏”“犬羊”等词。但由于蒙古人亦以“北戎”入主中原，故于撰修《宋史》时，元代史臣便将此诏书中辱骂同为“北戎”之契丹的有关文字大做删改。如改“戎丑因而盗据”为“夤缘盗据”，改“胡虏”为“犷俗”，改“犬羊”为“边疆”，改“垂亡之虏”为“垂亡之寇”，改“虏获”为“俘获”等。虽《宋史》元至正本中《高丽传》部分已佚，然明成化本之文字同，可知此改字当为元史臣所为。此后清廷大肆改纂、删削前朝人诗文中蔑视、辱骂契丹、女真之文字，实承元人之法。

（4）李攸《宋朝事实》撰于南宋初年，据清馆臣《宋朝事实提要》，本书“第原本久佚，惟散见于《永乐大典》各韵下者尚存梗概，而割裂琐碎，莫由考见其体例”，清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为二十卷。[24]对比《宋朝事实》与《宋太宗实录》《宋史·高丽传》所载太宗此诏书文字，显见其与《宋太宗实录》关系密切，但亦有少许文字出入，故推测《宋朝事实》之有关文字当源出《三朝国史·高丽传》，而非自《太宗实录》抄录。只是清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录《宋朝事实》佚文时，依当时惯例对原文有关文字大加删修，如改“蠢兹北裔”为“蠢兹北方”，改“戎丑”为“契丹”，改“胡虏”为“朔漠”，改“犬羊”为“境壤”，改“垂亡之虏”为“垂亡之敌”，改“虏获”为“掳获”。其中“虏获”即“掳获”，然仍加一提手旁，可见改字力度远过于元人。

三 宋“国史”以外的其他史源

从上述《欧阳修传》的比对中可见《宋史》之文字有多于宋《国史》而别有所据者。此在《宋史》中也颇有记载，如：

卷七〇《律历志三》有云：“大中祥符三年，春官正韩显符上《铜浑仪法要》，其中有二十四气昼夜进退、日出没刻数立成之法，合于宋朝历象，今取其气节之初，载之于左。”[25]

卷七一《律历志四》云：“历晋及隋、唐，律法微隐。宋史止载律吕大数，不获其详。今掇仁宗论律及诸儒言钟律者记于篇，以补续旧学之阙。仁宗著《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述七宗二变及管分阴阳、剖析清浊，归之于本律。次及间声，合古今之乐，参之以六壬遁甲。”[26]

卷一四二《乐志十七》云：“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27]

卷一四五《仪卫志三》注云：“左山商氏家藏宋人《青城》《圜坛》《太庙》三图，其布置行列，极为详备，因附卤簿之后，庶览之者可以考一代之制云。”[28]

卷四八五《外国传序》称“前宋旧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虽偭乡不常，而视金有间，故仍旧史所录存焉”。[29]而卷四八六《夏国传》“论曰”又云：“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抵捂，则阙疑以俟知者焉。”[30]

除官史外，私家史书亦复不少，著名者如北宋九朝史实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专记两宋之际与金和战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元人修史时，又从江淮民间进行有关宋代史书之采访、搜集，获得不少野史、笔记、文集等。如元刘诜《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中称元“修辽、金、宋三史，诏求天下故史遗文。大朴（危素字）实衔朝命来江西，至庐陵，求礼部（邓光荐）所为书”。[31]据明杨士奇《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称：

右《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宋礼部侍郎兼学士院权直吾郡邓光荐撰。光荐……与丞相同朝，此传多本于丞相所自述，故特详实。而后来作《宋史》，又多本于此云。[32]

此亦成为修撰《宋史》的重要史源。

综上而言，宋“国史”以宋历朝《实录》为主要史料来源。而宋“国史”之传、《实录》附传，大抵皆依据私家所撰之行状、墓志等而成。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有云：

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东都故事·赵普传》，与正史迥然如两人，正史几可废。

但此类“国史”所载与私家记述相互抵牾的出现，大体出于编撰“国史”之传时未取材或不全取材于行状、墓志、家传之类私家文字。下面即以《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33]与朱熹《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34]的部分内容做一对比，以分析此两篇文字间之承袭关系。

续表

由上表比对可见《宋史·范如圭传》与朱熹《范公神道碑》文字之渊源关系。虽然《范公神道碑》文字可能首先为《中兴四朝国史》所取材，然后为《宋史》所沿袭。

此外，《玉海》卷六一《绍兴进至和嘉祐章疏》载：“二十八年（1158）冬，利路提刑范如圭奏汉《胎养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选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进。明年九月甲午，右相陈康伯奏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3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绍兴二十九年“九月甲午，陈康伯除右仆射面谢，因及范如圭所进嘉祐、至和章疏，高宗问：‘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言之不尽，故类聚以进呈。’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宸断坚决乃可。’高宗首肯之。（原注：《康伯附传》。）”至三十年二月，始立皇子，封建王。[36]又吴泳《鹤林集》卷二二《缴进嘉绍本议状》亦云：“绍兴二十八年，范如圭言广嗣、建储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三十六通，囊封以进。或以越职为如圭危之，独陈康伯对上曰：‘如圭可谓爱君之至，言之不尽，故类聚以进呈。’圣心感悟，立子之意遂决。”[37]可证所谓范如圭上“至和、嘉祐间名臣章奏”，高宗感悟，“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进封建王”，实属朱熹撰《范公神道碑》时有意移易岁月，而以之为范氏之功，不可据为信史。且“如圭可谓爱君之至”乃宰相陈康伯所言，朱熹为增加分量，改为天子所言，而《宋史》依据朱熹所云，并为突出范如圭为国忘身之忠心，添加“以此获罪，奚憾”一语，且将“爱君”改为“忠”字。

元人修《宋史》时，除利用宋人史籍外，因《辽史》《金史》先成，[38]故其内容亦有参考《辽史》《金史》者。如《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日食》载：

（绍兴）七年二月癸巳朔，日食于室。（原注：是年当金之天会十五年，《金史》不书日食。）……十七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于氐。（原注：是年乃金之皇统七年，《金史》不书日食。）……（庆元）六年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阴云不见。（原注：是年乃金承安五年，《金史》不书日食。）……（嘉泰）三年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原注：《金史》不书。）……（嘉定）四年十一月己酉朔，日当食，太史言不见亏分。（原注：《金史》不书。）[39]

但总体而言，《宋史》主要依据宋“国史”而成，故后世由《宋史》大体可窥见宋“国史”之大概。

四 《宋史》与部分宋元史籍之关系

自明代以后，批评《宋史》者甚多，其中不少涉及《宋史》取材问题，以及《宋史》与其他宋元史籍之史料承袭关系。以下即据笔者所见，对《宋史》与现存宋元时期重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宗实录》《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通考》等史料的承袭关系以及其史料价值等问题做一探究。

1.《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为南宋史学家李焘所撰。因元朝撰修《宋史》时，“直翰林仍兼史职”之袁桷尝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称史馆中史书颇缺，故“具书目以备采择者”，其中“宋世九朝，莫详《长编》，而……今院中《长编》不备”，[40]由此今有学者认为当时元史臣撰修《宋史》时，未曾取材于《长编》。诚然，现存史籍中未见有《宋史》尝取材《长编》之记载。但袁桷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之时，与撰修《宋史》完成尚有时日，故不能由袁桷《事状》所言即认定元末史臣始终未能“搜访”到《长编》。而且袁桷《事状》所列“院中”所缺之书籍，除《长编》外，尚有《东都事略》等多种，而检阅《宋史》，实已引录王称《东都事略》内容。[41]同时，比勘《宋史》与《长编》的相关文字，基本可以认定《宋史》尝取材于《长编》，如：

关于宋初“金匮之盟”，《宋史·宗室传·魏悼王廷美》[42]与《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43]记事显然存在沿承关系。

《长编》于此条记事下注云：“‘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此太宗盛德要语也。今《正史》削去，可不惜哉！今依《实录》具载圣语。”此《正史》即指《三朝国史》，《实录》指《太宗实录》。又《长编》卷二载杜太后崩事，亦记有皇太后与宋太祖约定“金匮之盟”，命赵普起草“誓书”，并于注文中云：

司马光《记闻》称太后欲传位二弟，其意谓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从《正史》及《新录》，而《旧录》盖无是事。……然则太后顾命，独指太宗，《记闻》误也。《正史》《新录》称太宗亦入受顾命，而《记闻》不载，今从《记闻》。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及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得普所书，乃释然。若同于床下受顾命，则亲见普书矣，又何竢普上章自诉，且发金匮乎？盖《正史》《新录》容有润色。按《太宗实录》载普自诉章，其辞略与《记闻》同，当顾命时，太宗实不在旁也。《正史》《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故必以《太宗实录》及《记闻》为正。[44]

《太祖实录》初修于太宗时，再修于真宗初，故前者称《太祖旧录》，后者称《太祖新录》。综合上引文字，可知《长编》所记载的昭宪杜太后临终前顾命之事，是依据《三朝国史》、《太祖新录》及司马光《涑水记闻》之相关文字糅合而成。而《宋史·宗室一》“或谓”以下有关传位之序的内容，却与太宗、真宗父子欲否定廷美有继位之资格的目的不符，定非《太祖新录》《太宗实录》《三朝国史》中内容。由此可证《宋史》此段文字，当取材于《长编》“或曰”以下文字，而其源头乃出自司马光《涑水记闻》。

2.《宋太宗实录》

两宋历朝《实录》，是元史臣据以撰修《宋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两宋《实录》，今仅存《宋太宗实录》残本二十卷。《宋太宗实录》初修于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增修于大中祥符末。南宋李焘纂修《长编》宋太宗朝史事时，多次引录《实录》与“别本《实录》”。据燕永成先生考证，《长编》所引录之《太宗实录》乃咸平初修本，“别本《实录》”乃祥符增修本，今所传的《宋太宗实录》残本即是李若水咸平初修本。而据《长编》引文分析，“别本《实录》”的纪事内容“明显多于今存本”即咸平初修本。[45]

对于《宋史》与《宋太宗实录》之关系，有学者以为若两者对某事之记载抵牾，即重《实录》而轻《宋史》，“因为相对而言，《实录》是第一手史料”。[46]此论大体无误，但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宋太宗实录》的再修之原因，主要因其初修本仅用“九月而毕，人难其速”，[47]故所载之事“尚有漏落”。[48]而《长编》在称引《宋太宗实录》时，还多有考证、纠正其纪事内容之误失。如《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十二月“赵普来朝”纪事注文称：“《普附传》云：上亲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因求入朝。按：十事乃普引以谏伐幽州，与籍田不相关。《附传》误矣。盖未尝见普手疏，故妄载于籍田，《正传》亦已改之。”[49]此处《普附传》乃指《宋太宗实录·赵普附传》，《正传》乃指宋仁宗初年所纂修的《三朝国史·赵普传》。今按《宋史·赵普传》，“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正置于雍熙三年春谏“大军出讨幽蓟”之时。[50]即宋“国史”虽主要依据“实录”编修，但仍会根据其他史料纠正、增补《实录》中的错漏，上述引文中即《三朝国史·赵普传》依据赵普“手疏”纠正了《宋太宗实录·赵普附传》的错讹，而《宋史·赵普传》之纪事同于《三朝国史·赵普传》。

又如《宋史·周渭传》云周渭“太平兴国二年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就加监察御史。在岭南凡六年。徙知扬州，进殿中侍御史，改两浙东、西路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迁侍御史”。[51]而《宋太宗实录》卷三一载太平兴国九年八月“甲辰，以监察御史周渭为两浙西南路转运使”。[52]两书所载周渭任职两浙时，一为殿中侍御史，一为监察御史，而殿中侍御史官阶高于监察御史，且无史料记载此时周渭曾经贬官，两者必有一误。是否因是“第一手史料”而取《宋太宗实录》、舍《宋史》？就本例而言，实有不然。

因有关周渭任两浙东、西路或两浙西南路转运使的记载，于现见史料中仅发现《宋史·周渭传》《宋太宗实录》各一条，又因《宋太宗实录》中有关周渭的史料也仅一见，故无以从其上下文来判定所记官爵是否有误。而《宋史·周渭传》所载周渭的仕宦经历却颇为完整。北宋前期官制中“官”“差遣”相分离，因上文所言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皆属“官”系统，故以下即将《宋史·周渭传》中与此问题相关的前后“官”“差遣”摘录列出：

宋太祖朝，周渭“上书言时务，召试，赐同进士出身，解褐白马主簿。县大吏犯法，渭即斩之，上奇其才，擢右赞善大夫”。此后历知永济县、通判兴州、知棣州，太平兴国二年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迁殿中丞。属有事交阯，主将逗挠无功。有二败卒擐甲先至邕州市，夺民钱，渭捕斩之，后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讫无敢犯。移书交阯，谕朝廷威信，将刻日再举，黎桓惧，即遣使入贡。就加监察御史。在岭南凡六年，徙知扬州。进殿中侍御史，改两浙东、西路转运使。入为盐铁判官，迁侍御史，历判户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赐金紫。俄授宋州，加职方员外郎”。

上述引文中，右赞善大夫、殿中丞、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职方员外郎皆属“官”。据《宋史·职官志九》“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载：右赞善大夫已是京官，“转殿中丞”；殿中丞，“有出身转太常博士，无出身转国子监博士”。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转“侍御史”。而侍御史，“转司封员外郎”，注云：“常调转员外郎者，转右曹……：水部、司门、库部、虞部、比部、驾部、屯田、都官、职方。任发运、转运使副，三司、开封府判官，侍读，侍讲，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开封府推官、府界提点，三司子司主判官，大理少卿，提点刑狱，提点铸钱监，诸王府翊善、侍讲、记室，中书提点五房公事堂后官，转左曹……：膳部、仓部、考功、主客、金部、司勋、祠部、度支、司封。”[53]按：殿中丞、监察御史之间有“太常博士、国子博士”和“左、右正言”两级，周渭自殿中丞擢加官至监察御史，特为“赏功”。而侍御史周渭因“差遣”为知宋州，不符合转官左曹司封员外郎的条件，故只能转职方员外郎。显然《宋史·周渭传》所载的周渭迁转“官”之过程完全与宋朝转官制度相符合，实可信从。

因此，虽然相对《宋史》而言，《实录》确属第一手史料，但在实际引用时，对其取舍信从与否当取审慎的态度，而不宜不加具体辨析，一概取《实录》而弃《宋史》。

3.《八朝名臣言行录》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合称《八朝名臣言行录》。《八朝名臣言行录》共收录北宋名臣九十七人（其中《五朝名臣言行录》五十五人，《三朝名臣言行录》四十二人），各人之“录”由两部分构成，一为小传，二为言行事迹及时人之评议。一般认为，言行事迹是由编撰者自“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中“掇取其要，聚为此录”的，而小传文字系由编辑者所撰写。[54]

对于《八朝名臣言行录》与《宋史》之关系，明人朱明镐尝就《宋史·向敏中传》所载指称：

传曰：“天禧初，进右仆射。是日，翰林学士李宗谔当对，帝曰：‘朕自即位，未尝除仆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勿言朕意。’宗谔既至，敏中谢客，门阑寂然。”云云。愚谓此非实录也。按：《宗谔本传》，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宗谔已物故矣，何得天禧之初复有李翰林入直耶？此非实录一也。真宗即位之后，向敏中未尝仆射，张齐贤先有端揆之命，何得云“朕自即位，未尝除仆射”耶？此非实录二也。顾此不当责托克托，而应责考亭，《名臣言行录》中曾载此事，修《宋史》者不过摭拾其词尔。[55]

又今有学者尝云：“《宋史》于元祐党、新党之争，大抵偏元祐而诋新党，主保守而排进步。如《王安石传》多取朱子《名臣言行录》，殊难置信。”[56]上述二说皆不确。

向敏中（谥文简）任仆射事，载于《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然朱熹于其下注明乃引录沈括《梦溪笔谈》。[57]而《梦溪笔谈》亦于所载此事下注曰：“向文简拜仆射年月未曾著于《国史》，熙宁中，因见《中书题名记》：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仆射。然《枢密院题名记》：天禧元年二月，王钦若加仆射。”[58]沈括之说实有误，而为朱明镐所指摘者，早在南宋时李焘《长编》、[59]张淏《云谷杂纪》[60]皆已明确指出此乃沈括记事之讹。

如此则是否存在《宋史》撰修官未见《梦溪笔谈》而转引自《五朝名臣言行录》之事？按《宋史·隐逸传中》载有杜生事迹，传末载有“黎阳尉孙轸……后至延安幕府，为沈括言之。括时理军书，迨夜半，疲极未卧，闻轸谈及此，乃顿忘其劳”。[61]检《梦溪笔谈》，其事果载于卷九，[62]文字承袭之迹历然。可证元末撰修《宋史》时，实曾取材于《梦溪笔谈》。

而“《王安石传》多取朱子《名臣言行录》”一说，乃指《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而言。[63]《丞相荆国王文公》合计征引史料四十九条，内正文四十四条（有六条未注明引文出处），注文五条，共征引文献十六种。

续表

与《八朝名臣言行录》其他名臣言行事迹多取材于其《行状》《墓志》《神道碑》，或取材自与其关系密切者如亲友、门人、故吏等所撰文字，甚至自撰文字者不同，《丞相荆国王文公》所征引文献大多为笔记、杂史之类，且撰者多属其政敌。而六条未注明引文出处者，其中四条内容来源实与宋代官修史书相关，即其引文之首句分别为“荆公召为翰林学士”“荆公既为参知政事”“初吕惠卿为荆公所知”的三段文字皆属朱熹删录《实录·王荆公安石传》中相关内容而成，而“平甫教授西京国子监”一条乃“据《（国史）安国本传》及司马光《记闻》删修”。且《丞相荆国王文公》卷首之王安石小传的史料来源，亦源出《实录·王荆公安石传》，即是朱熹删录《实录》相关内容而成。[64]上述相关内容皆见于《宋史·王安石传》。由此亦可证，《宋史·王安石传》实依据《四朝国史·王安石传》撰成。

4.《文献通考》

元初马端临所撰之《文献通考》，实为研究宋代历史、制度的重要史籍，被称为“文献渊薮”。其所载内容多有与《宋史》重复者，故颇有学者以为《宋史》之部分卷帙乃抄录自《文献通考》。如《宋史·高丽传》，[65]宋晞先生于《读〈宋史筌·高丽传〉》一文中论述《宋史·高丽传》一些记载讹误时，称其“乃沿袭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二》……之误而误”，[66]以为《宋史·高丽传》之内容源出《文献通考·四裔考二》所载“高丽”部分[67]。杨渭生先生《〈宋史·高丽传〉与〈宋史筌·高丽传〉之比较》一文中也有类似结论。[68]然对勘两者相关文字，却是互有详略，部分内容此有彼无，而且《宋史·高丽传》之内容要多于《文献通考·四裔考二》所载者甚多。

由此，可推知《宋史》虽编撰晚于《文献通考》，但其《高丽传》不当源出《文献通考·四裔考》，而是两者史出一源，即“宋代国史”，故两者皆有称宋朝皇帝为“帝”“上”，称宋朝使高丽者为“我使”“朝廷使”等文字。然因两书撰修者删削有别，而详略有间。亦因为此，故见于一书中之讹误，在另一书中同样存在。如《宋史·高丽传》云“（绍兴）三十二年（1162）三月，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文献通考》中内容相同，然据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八所载，徐德荣实为宋朝“都纲”，贸易往来于宋、高丽之间，并兼为两国传递信息。宋“国史”因其当时来传高丽欲遣使臣西来宋国之消息，遂误认其为“高丽纲首”，而《宋史·高丽传》《文献通考·四裔考二》皆承其误。[69]

续表

此类情况，并不限于上述《宋史·高丽传》与《文献通考·四裔考二》，尤其《宋史》诸志与《文献通考》诸考之间因史源原因而内容相同或相类者更为普遍。

5.《金史》

上文已述及元末史臣编撰《宋史》时，尝引录稍前完成的《金史》内容。历来学者对于《金史》的评价要高于《宋史》，然则两者同记一事而内容矛盾时该如何取舍？下举南宋吴曦降金一事为例。

吴曦乃抗金名将吴璘之孙，开禧二年（1206）三月被任为四川宣抚副使，又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许便宜从事”。不久，秘密遣使向金朝纳降。对于吴曦降金之具体年月，《宋史·宁宗纪二》载：开禧二年四月下旬，“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于金，求封蜀王”。六月，“金人封吴曦为蜀王”。十二月下旬，“吴曦始自称蜀王”。三年正月间，“吴曦僭位于兴州”。[70]其他宋方文献如《宋史·吴曦传》《两朝纲目备要》卷九等记载同。

然而金方史籍如《金史·章宗纪四》所载却颇有异：泰和六年（即宋开禧二年）十二月中，“宋太尉、昭信军节度使、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纳款于完颜纲”。故“完颜纲遣京兆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之置口。曦具言所以归朝之意，仔请以告身为报，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于是“完颜纲以朝命，假太仓使马良显赍诏书、金印立吴曦为蜀王”。随即吴曦“遣其果州团练使郭澄、提举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71]

宋、金双方所载时间之异，实与两史所据史源不同有关。对此，今日研究者多以为《金史》所载者较为可信。[72]然《宋史·方信孺传》又载宋廷于开禧三年间“遣信孺再往，时吴曦已诛，金人气颇索，然犹执初议。信孺曰：‘……且以曲直校之，本朝兴兵在去年四月，若贻书吴曦，则去年三月也。’”[73]又宋廷于开禧三年十月“诏谕军民”时声称：“第惟敌人，阴诱曦贼，计其纳叛之日，乃在交锋之前，是则造端岂专在我？”[74]其言虽有为宋廷开脱首启兵端之责，然其所言如此气壮，也反证《宋史·宁宗本纪》所云乃属有据。而《金史·完颜纲传》所载却正与《宋史》相印证。

《金史》称金帝“闻韩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间诱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国王，铸印赐诏，诏纲经略之”，故完颜纲“被诏进至水洛，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曦得诏意动，程松尚在兴元，未敢发，诈称杖杀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败，曦乃遣掌管机宜文字姚圆与端奉表送款。纲遣前京兆府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之置口。曦言归心朝廷无他，张仔请以告身为报，曦尽出以付之，仍献阶州。……十二月曦遣果州团练使郭澄、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吴氏谱牒来上”。[75]可证《宋史》所载为直，而《金史·章宗纪》云云颇有隐讳。

结语

《宋史》因存在诸多问题及错讹，明清以来屡遭严厉批评，但不少批评颇值得商榷。如有人以为《宋史》之列传编排不以时间为序，造成前后顺序混乱。此类问题，《宋史》当然存在。但亦应看到《宋史》往往将某一类传主归于一卷，如战将、文士与宰相、能吏等，如此各卷之间便无法完全按时间先后为序；而且此还与作为《宋史》主要取材依据的宋“国史”有关。又如颇为后人指责的《宋史·奸臣传》将王安石变法之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以及南宋权臣韩侂胄收入，而未收祸国殃民之权奸史弥远，有人认为此反映了元朝史官之史识低下。此语乃属似是而非，因为此亦与《宋史》神宗朝以后的史料依据主要取自南宋时编纂的《四朝国史》《中兴四朝国史》密切相关，并且亦完全符合元代史臣编修《宋史》之宗旨：“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76]故《四库提要》有云《宋史》“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而“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虽自明代“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77]

但今日有研究者却又有过分表彰《宋史》之趋向。如有人表扬《宋史》将《五代史》中未列传之后周大将韩通，与拥周反宋之李筠、李重进一同列入《周三臣传》之做法，认为此既弥补了《五代史》之不足，又反映了韩通等三人之历史作用。其实，将韩通收入《周三臣传》，正是《宋史》体例不纯之表现，亦与宋《三朝国史》已为韩通立传相关。因韩通死于陈桥兵变、宋太祖称帝之前，严格而言，当属之后周朝。欧阳修撰修《五代史》时未为韩通立传，即遭到宋及后人之批评，而《宋史》为韩通立传，亦属元人昧于史例之举。再如有人表彰《宋史》分别为“外国”和“变夷”列传，乃为分清国内民族与国外邻邦之界限。如此说法，实属顾前不顾后之举，因《吐蕃传》，《宋史》即属之《外国传》。

综上所述，《宋史》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和讹误，乃与其史料来源尤其是其主要取材于宋“国史”有关。充分认识于此，甚有助于合适评判《宋史》之史料价值，厘清《宋史》与其他宋元重要史籍的关系。

The Original Sources for Song Shi and the Related Issues

Gu Hongyi

Abstract：The original sources of Song Shi are fairly sophisticated. Some of them are from the official records such as national history，veritable records（Shilu），diaries，history of institutions（Huiyao），etc. Some of them are from the private writings，for example，A Continuation of Zi Zhi Tong Jian，Dongdu Shilüe，s ome of historical notes and miscellaneous history and even include several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he continuing heritages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between Song Shi and national history of Song Dynasty，and the their implications.

Keywords：Song Shi；official history of Song Dynasty；historical notes and miscellaneous history；historical origin

[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三《宋史多国史原本》，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第498页。

[2]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85，第5087页。

[3] （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四《九朝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459页。

[4] 参见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第57～58页。

[5]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第5091页。

[6] 《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中华书局，1976，第3672页。

[7]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曹先生文稿序》，中华书局，1997，第84页。

[8]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第424～425页。

[9] （明）危素：《说学斋稿》卷三《昭先小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706页下栏。

[10]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三《宋辽金三史》，王树民校证，第495页。

[1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三《宋史多国史原本》，王树民校证，第498～499页。

[12] 《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第951页。

[13] 《宋史》卷六一《五行志一上》，第1318页。

[14] 《宋史》卷九八《礼志一》，第2424页。

[15] 《宋史》卷一一〇《礼志十三》，第2639页。

[16] 《宋史》卷一四三《仪卫志一》，第3365页。

[17] 《宋史》卷一四九《舆服志一》，第3479页。按：有关《宋史》取材宋“国史”之例，可参见裴汝诚《〈宋史〉说略》三《资料来源》，收入李学勤等《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第385～392页。

[18] 《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载于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题《四朝国史本传》，中华书局，2001，第2677～2682页。

[19] （宋）韩琦：《欧阳公墓志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第2701页。

[20] 《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第14038页。

[21] （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三五，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第98页。

[22]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二〇《经略幽燕》，中华书局，1955，第321～322页。

[23]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刊本，第8页上、下。

[2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宋朝事实》，中华书局，1965，第695页。

[25] 《宋史》卷七〇《律历志三》，第1589页。

[26] 《宋史》卷七一《律历志四》，第1603～1604页。

[27] 《宋史》卷一四二《乐志十七》，第3346页。

[28] 《宋史》卷一四五《仪卫志三》，第3420页。

[29] 《宋史》卷四八五《外国传一》，第13982页。

[30]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第24030页。

[31] （元）刘诜：《桂隐文集》卷四《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99页上栏。

[32] （明）杨士奇：《东里集·文集》卷十《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122页下栏。

[33] 《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第11729～11731页。

[34]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九《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4141～4146页。

[35] （宋）王应麟：《玉海》卷六一《绍兴进至和嘉祐章疏》，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第1169页。

[3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中华书局，2000，第505～506页。

[37] （宋）吴泳：《鹤林集》卷二二《缴进嘉绍本议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212页上栏。

[38]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正统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37页）云至正四年三月进《辽史》，十一月进《金史》，第二年十一月进《宋史》。

[39] 《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第1084～1085页。

[40]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551页下栏。

[41] 参见舒仁辉《〈东都事略〉与〈宋史〉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4页。

[42] 《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一》，第8666～8669页。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中华书局，1995，第500～502页。

[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注，第46～47页。

[45] 燕永成《前言》，（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第2～6页。

[46] 见李昌宪《再论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废置时间与辖区》，《文史》2010年第4期，第249～253页。

[47]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太宗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28页。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壬寅”条，第1479页。

[4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雍熙四年十二月”条，第642页。

[50] 《宋史》卷二五七《赵普传》，第8934页。

[51] 《宋史》卷三○四《周渭传》，第10056页。

[52] （宋）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三一，第54页。

[53] 《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24～4025页。

[54] 按：《八朝名臣言行录》之版本有详、略两个系统，本文所据为详本，即《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

[55] （明）朱明镐：《史纠》卷五《宋史·向敏中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8册，第518页下栏～519页上栏。

[56]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第131页。

[57]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一，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79页。

[58] 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中华书局，1957，第111页。

[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〇“天禧元年八月壬申”条注，第2075～2076页。

[60] （宋）张淏：《云谷杂纪》卷四《大耐官职》，中华书局，1958，第60～61页。

[61] 《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传中》，第13452～13453页。

[62] 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第103～104页。

[63] （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79页。按：以下简称《丞相荆国王文公》。

[64] 参见顾宏义《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荆国王文公〉征引文献探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第70～74页。

[65] 《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第14035～14055页。

[66] 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二辑），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第201页。

[67]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二》，中华书局，2011，第8951～8962页。

[68] 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第411、416页。

[69] 参见顾宏义《〈宋史·高丽传〉史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2～129页。

[70] 《宋史》卷三八《宁宗纪二》，第740、741、743页。

[71]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中华书局，1975，第279页。

[72] 参见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5，第220页；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第247～251页；陈振《宋史》，人民出版社，2003，第494页注文等。

[73] 《宋史》卷三九五《方信孺传》，第12060页。

[7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第833页。

[75] 《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第2178、2179、2180页。

[76] 《宋史》卷末《进宋史表》，第14255页。

[7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宋史》，第413页。

试论宋代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中的巡检

赵冬梅

摘要：五代中央派“使臣”到地方巡检，逐捕盗贼、加强控制，巡检使臣成为州县、藩镇之外的维安力量。宋初，解除藩镇力量，复设县尉，重振州县维安制度，同时保留巡检以加强乡村治安。宋朝的巡检网络相对于州县呈“不均匀分布”状态，从而有效地补充了州县对行政区划边缘区域控制力的不足。路是州县与巡检的协调领导机构。巡检自立于州县之外的历史特征，在新的环境下逐渐消失，至南宋，巡检须听州县节制。“当地现任”官僚等级秩序在巡检-州县关系的演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巡检 “不均匀分布” 地方行政区划 “当地现任” 官僚等级秩序

巡检是晚唐五代新出，至宋发展成熟的职位类型之一。宋朝内地巡检的功能是逐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关于这一点，学界并无异议。[1]既有研究意见分歧最大的，是巡检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关系问题。有趣的是，这一分歧与学术背景的差异隐然契合：治安史、警政史等专门史著者大多主张巡检与地方行政为双轨并行，比如陈鸿彝在《中国古代治安简史》中说：“宋代治安实行双轨制，一是传统的行政管理系统……一是宋代创建的专职治安系统，即与各级地方政府相平行的‘巡检系统’。”[2]而断代史研究者则大多主张巡检按照行政层级分设，或者说是地方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比如，曾我部静雄认为宋代的捕盗机关按路、州、县、乡设置，路设提刑司，州设巡检，县设县尉，乡有耆长，主张巡检是州级设置。[3]苗书梅则将仁宗朝以后的巡检基本上视为县级机构。[4]本文认为，相对于州县行政区划的“不均匀分布”，正是巡检网络的最核心特征。就设置背景、统属关系与巡区分布状况而言，巡检之于州县，的确可以称得上“双轨并行”，二者在路的协调领导下相互配合，共同捕盗。然而，这只是制度的“设计意图”。就实际运作而言，治安“双轨制”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交织起效，逐渐改造着巡检与州县的关系，到南宋，州县对巡检可以“行符移”，巡检对州县要“听节制”，“双轨”界限模糊化。巡检的领导机制也从路的单线领导变成路与州县的复合领导。

文章分为五部分：其一，考察五代巡检系衔中的州县的实际意义；其二，从宋初重建地方维安体系的过程分析巡检在整个维安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这两部分合起来构成有关巡检制度设置背景的历史追溯；其三，解释巡检相对于州县的“不均匀分布”特征；其四，以庆历四年欧阳修河北捕盗的个案为例，展示路对巡检的领导权，以及路对各级各类地方维安力量的协调调度；其五，揭示从北宋到南宋州县与巡检关系变化的原因和过程，重点分析“当地现任”官僚等级秩序对于巡检地位变化的影响。

一 五代巡检非州县设置

刘琴丽认为：“与唐代相比，五代巡检已呈现出按行政级别分层设置的特点……五代时期开始在州一级行政机构中配置巡检。与唐代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5]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检诸史料，五代的确出现了不少以州、县系称的巡检，比如“宋、亳、宿三州巡检使”“许州巡检”“澶州巡检使”。但是，这些巡检似皆非所系州县行政机构中的“配置”。兹举四例，试加辨析。

例一，定州东西面巡检。后晋开运二年（945）三月乙丑，“以狼山寨主孙方简为泰州刺史，仍简较（检校）尚书右仆射、本州守御都指挥使，充定州东西面都巡简（检）”。[6]泰州本来在契丹治下，三月庚戌日，后晋大军兵临城下，泰州刺史以城降。[7]乙丑日，后晋大军回撤，泰州入晋才16天，大军撤后，泰州形势殊难逆料。孙方简其人，实为边境豪强。“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边人赖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孙方简同宗的一位尼姑，生前在狼山上以“香火之教聚其徒”。尼死之后，方简“嗣行其教”，成为狼山寨主。[8]孙方简和他的狼山寨其实是一支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依违于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后晋用他做泰州刺史兼定州东西面巡检使，目的就是在中央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借助这样一支力量作为缓冲，后晋中央和定州节度使对泰州的控制都是相当薄弱的。当年九月甲寅，“移泰州理所于满城县”，[9]也应当是为了更靠近孙方简的老巢狼山寨。

孙方简的职位，又作“边界游奕使”。[10]“游奕”与巡检意思相类，唐有游奕使，“领游兵以巡奕者也”。[11]“定州东西面巡检使”应当就是宋人后来所谓的“天策先锋”——“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号天策先锋”。[12]契丹也在接邻后周的关南地区设有“关南巡检使”。[13]后晋的泰州、契丹的关南都属于前线地区，直接与敌国接壤，经常受到敌方的军事骚扰，设置（游奕）巡检使的目的，就是以积极主动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干扰敌人、以巡逻带动防御。

例二，许州巡检。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十二月庚申，已经篡位的郭威回到都城，暂驻北郊，“许州巡检、前申州刺史马铎奏，节度使刘信自杀”。许州节度使刘信，是后汉“高祖之从弟”。十二月壬子，郭威在澶州篡位，他在京师的同党、枢密使王峻立刻派马铎“领军赴州巡检，铎引军入城，信惶惑自杀”。[14]马铎赴许州巡检的目的，是防止刘信起兵。他任许州巡检的时间，从十二月壬子日算起，到庚申日功成复命，一共9天，是很典型的临时差遣，谈不上与许州行政机构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以许州系衔而已。

例三，宋、亳、宿三州（游奕）巡检使，后汉、后周皆有。刘知远在太原时，司超为帐下小校，刘知远入汴，“以超为郓州必敌指挥使。时京东诸州寇盗充斥，以超为宋、宿、亳三州游奕巡检使”。[15]后周广顺初（951），用右千牛卫大将军赵凤为宋、亳、宿三州巡检使。“凤出于伏莽，尤知盗之隐伏，乃诱致盗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发，无不擒捕，众以为能，然平民因捕盗而破家者多矣。”[16]赵凤所领“宋、亳、宿三州巡检使”可能中间省略了“游奕”二字。宋、亳、宿三州分属两节度，宋州是节度州，亳州是宋州节度使巡属，宿州是徐州节度使巡属。这三州有汴河流经，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亳、宿两州又都沿边，与南唐隔淮相望，设置游奕巡检使，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可捕盗、安靖地方，二可维护边境安全，三可为进一步南扩做准备。

例四，光、舒、黄招安巡检使。后周显德三年（956），征淮南，有“光、舒、黄招安巡检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随、申、蔡四州兵数万攻光州”。[17]同时出现的还有“庐、寿、光、黄等州巡检使”，由司超担任。司超先任宋、宿、亳三州游奕巡检使，“改宿州西固镇守御都指挥使，移屯颍州下蔡镇”，一直守卫在最前线，“屡与淮人战，有功”。显德三年征淮南，“以超为步军先锋副都指挥使，又为庐、寿、光、黄等州巡检使”，[18]职责当与何超相仿。这一类巡检，诚如刘琴丽所总结的，“是在战争的前沿阵地，以它国所属之州命名设置的巡检”，“无疑是为了战争之需要而设”。[19]需要补充的是，这类巡检，多为行营下属单位，在战争结束、行营解散之后，一般也会随之结束。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断言，五代巡检系衔中的行政区域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标明巡辖范围，而非巡检与行政机构之间的隶属关系。相反，五代巡检的特点，正是独立于包括节度使在内的地方军政体系之外。五代巡检之中，像孙方简那样的地方豪强是少数，多数巡检来自中央，“多为帝王腹心的亲信人物”，身份包括皇子、贵戚、高级将领等等。[20]其中，有两类人值得特别注意。一类是赋闲在京的前任刺史等，比如前引“许州巡检、前申州刺史马铎”。一类是“内职”，其下层为“使臣”，包括供奉官、殿直等；上层为“诸使”，比如六宅使、门使、宣徽使。“内职”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特殊集团，既为亲近之宿卫，充宫廷之杂役，又得因皇帝亲信的缘由参与国家军政事务的管理”，[21]时人称之为“陛下家臣”。[22]“使臣”充巡检，比如后晋天福八年十二月乙巳，“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阴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检，以青州节度使杨光远谋叛故也”。[23]“诸使”充巡检，比如后周广顺三年，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卒，其子绍基匿丧，延州内乱，“后朝廷令六宅使张仁谦往巡检，绍基乃发丧以闻”。[24]

这两类人皆非现任军官，一旦受命巡检，则为统兵之官。他们与所统之兵的统属关系依靠皇帝的命令生成，任务结束，这种统属关系也随之终结。质言之，巡检是中央派出的统兵官。其行使职务的方式是经常性地四出巡查，以期用较少的兵力实现对较大地理范围内局势的掌控。这种统兵形式具有机动灵活、安全可靠的特点，因此被五代统治者广泛应用。在边境设置游奕巡检使，巡边备战，是五代各国及契丹的通常做法。在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单位——行营之中，常有巡检使或者招安巡检使，是行营主帅——都部署之下相对独立的统兵官，带“招安”名目者，兼有攻城略地与稳定占领区的双重功能。藩镇出现叛乱迹象，中央会在临近地区派驻巡检监控局势，以备事变。而首都的安全维护与地方“盗贼”的逐捕，也常有巡检参与。[25]

二 从三家共管到双轨并立：变化中的地方维安体系与“巡检使臣”

低级内职供奉官、殿直等，[26]“奉朝请，侍廷中，谓之使臣”，[27]地位亲而不尊，常受命出使，是五代帝王伸张皇权的工具之一。“使臣”受皇帝的差遣统兵出外担任巡检，称为“巡检使臣”。后周时，巡检使臣已遍布全境，成为地方军政体系之外的重要存在。显德元年（954）三月辛巳，世宗颁布《即位大赦文》，关于内地治安，则称“诸处有草寇团集，仰所在州府及巡简（检）使臣晓谕恩赦，招唤各令归农”；关于边境安全，则称“应沿边州府接近西川、河南、契丹、河东界处，仰所在州府及巡简（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及虏掠人畜，务要静守疆埸，勿令骚动”。[28]可见，“巡检使臣”与“所在州府”是后周政府赖以维护地方治安、加强边境安全的两种重要力量。

在五代的地方治安管理领域，除“巡检使臣”与“所在州府”之外，还有一种力量是实际存在而被周世宗《即位大赦文》模糊处理了的，这就是藩镇。按唐制，维护地方治安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唐的州、县两级都设有专司捕盗的官职，州有司法参军，掌“督捕盗贼”，[29]县有县尉，“主盗贼，案察奸宄”。[30]至五代，藩镇抛开地方行政系统，另起炉灶，用自己的亲信家臣把持地方。司法参军职司久旷，“诸州皆有马步狱，以牙校充马步都虞候，掌刑法，谓之马步院”。[31]县尉之职“久废，而盗贼斗兢则属镇将”，[32]镇将“皆 〔节度使〕自补亲随，与县令抗礼，公事专达于州”。[33]后周广顺三年（953）七月丁酉，有敕书云：“赋税婚田，比来州县之职；盗贼烟火，元系巡镇之司。各有区分，不相逾越。或侵职分，是紊规绳……京兆、凤翔府，同、华、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县军镇，顷因唐末藩镇殊风，久历岁时，未能厘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争讼、赋税丁徭，合是令佐之职。其擒奸捕盗、庇护部民，合是军镇警察之职。今后各守职分，专切提撕。如所职疏遣，各行按责。其州府不得差监征军将下县。”[34]毋庸置疑，这则敕书的核心意图是强调藩镇不得干预县政，但同时也无奈地承认了藩镇所委镇将管理“盗贼烟火”“擒奸捕盗、庇护部民”的权力，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上述地区县级政府按传统所拥有的地方治安管理权。

局部的让步并不意味着后周中央甘心将地方治安的管理权拱手交给藩镇，派驻巡检使臣就是一个明证。只是，巡检使臣的功效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显德元年，有两位巡检使臣遭遇极刑。九月“辛丑，斩宋州巡检、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宁陵县”，“以其先奉命在彼巡检，有群盗掠其客船而不能登时擒杀故也”。[35]十月己未，“杖死供奉官郝光庭于府门，以其在叶县巡检日，挟私断杀平人故也”。[36]可能正是因为这两起事件，世宗有感而发，于十月戊辰，谓“侍臣”曰“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并感叹“宜悉召还，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37]话虽如此，后周中央却并未采取召还、取消巡检的举措。原因其实很简单：在负有讨捕“盗贼”责任的巡检、藩侯、守令三个系统当中，只有巡检是中央派出机构。中央对于巡检，既赖其捕盗维安，又靠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对于巡检，周世宗批评归批评、感叹归感叹，“召还”却是断断不肯付诸实施的。

地方治安由州县、节镇、巡检“三家共管”的实质，是具有割据倾向的藩镇与从中央派出的巡检介入了原属地方行政系统的治安管理领域。这种状况，到宋初始有改观。宋朝建立后，将藩镇所侵夺的权力归还地方政府，取消了镇将逐捕乡村“盗贼”的权力；复置县尉，为捕盗之官，强调县令、县尉对乡村治安的责任；同时，保留巡检，作为州县之外的捕盗专官。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癸巳，颁布《置县尉诏》，规定“每县置尉一员”，“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38]诏云：

盗贼斗讼，其狱实繁，逮捕多在于乡闾，听决合行于令佐。顷因兵革，遂委镇员。渐属理平，合还旧制。宜令诸道州府，今后应乡闾盗贼斗讼公事，仍旧却属县司，委令、尉勾当……如有盗贼，仰县尉躬亲部领收捉送本县；若是群贼，仰画时申本属州府及捉贼使臣，委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画时选差清干人员，将领厅头、小底、兵士管押及使臣根寻捕逐……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39]

庚子日，又颁布《捕贼条》，进一步明确县令、尉的捕盗责任与奖惩办法，同时规定：

如令、尉力可捕贼而公然逗留，致有透漏者，勘罪闻奏。力所不任，画时报邻近巡检使臣及州府同共捕捉。合报亦不报，亦仰勘罪。若巡检使臣及州府闻报，不与借力，许令、尉直申奏，长吏、使臣并当重责。[40]

建隆三年的《置县尉诏》与《捕贼条》划定了北宋地方安保体系的基本架构——州县与巡检共管。乡村治安，以县级政府为主要直接责任单位，“应乡闾盗贼”，包括小股的“劫贼、杀人贼”，均由县负责逐捕。县尉是专职的捕盗官，为直接责任人，县令负有次要和领导责任。具有一定规模、危害严重的“群贼”伙盗，县“力所不任”者，则由州府与巡检使臣共同负责。城镇治安，州城由州都监负责，[41]县城仍责县尉，镇郭则由镇将主其事。兼有维安捕盗与加强对地方控制双重功能的巡检，从此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制度，宋人故谓“今世之法，庇恤民户者，悉赖州县长吏，擒逐寇盗者，悉委巡检、县尉”。[42]

三 巡检网络的“不均匀”分布

宋朝的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两级制。以州、县为单位观察，州有州都监，县有县尉，州都监与县尉的分布可以说是“均匀”的。相比之下，巡检的分布则是“不均匀”的，巡检的巡辖区域与州、县界至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有“整合”者，即在不打破州、县界至的前提下将盗贼多发、治安形势相关联的邻近州、县整合为一个巡检区。比如，景德三年（1006），因“京东诸郡常有群盗，依阻山河，州县苦之，乃令门祗候胡守节与京东转运使张知白等相度所部州军，分为五路”，“各置巡检司”，“令便于警捕也”。[43]北宋的京东路历史上是秦末刘邦起义、唐末黄巢起义的发源地，“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44]而州县长吏限于管辖范围，避事者不愿出境讨捕，敢任者又唯恐越职之嫌，故使盗贼横行。景德三年所置京东五路巡检司，“以应天府、曹、濮州，广济军为一路；济、郓、兖州为一路；淄、齐、青州为一路；登、莱、潍、密州为一路；沂、徐州、淮扬军为一路”，[45]是在一路范围内，按照盗贼发生的地域规律以州为单位进行分组、整合，并未打破州界。嘉祐八年（1063）在福州长溪县设置的沿海六县巡检也属于整合型。长溪在福州最北边，北邻两浙路的温州和处州，“四向最远，去州城或七八百里，山川险隘，盗贼多窜入温、处等州，而两浙州军盗贼却入长溪县界”。嘉祐八年，经福建提刑司建议，在长溪县设置沿海六县巡检，自北向南，将福州的长溪、罗源、宁德、连江、长乐、福清沿海六县合为一个巡检区，领“兵级三百人”，“仍造刀鱼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海盗。[46]

有“打破重组”者，通常为打破州界，将临近的县组合为一个巡检区。典型的例子，比如，京西北路的滑州韦城，开封府的长垣、东明，京东西路的冤句、南华五县彼此接邻，“自来多有贼盗”。皇祐元年（1049），添置韦城、长垣、东明、冤句、南华五县管界巡检，不单打破州界，还跨越了路的分野。[47]又如，元丰二年（1079），闾邱孝直在福州永福县境内的辜岭设置巡检，“管认福州永泰县、兴化军兴化县地分巡警”，[48]则是打破州界，将相邻的两个县合为一个巡区。

“不均匀”的巡检网络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巡检网络的形成过程，就是宋朝政府利用巡检制度应对治安问题的过程。当地方治安形势恶化到一定程度，政府即可派员统兵前往巡检；当治安形势相对稳定之后，部分新设巡检便会转变成为常设机构；而其后治安形势的变化，也会促使政府改变巡检的廨宇位置或者重新划分巡检区。比如，“广州多蕃汉大商，无城郭，虽有海上巡检，又往复不常，或有剽劫，则全乏御备”。为加强广州治安，天禧三年（1019），特徙广、祥、恩州海上都巡检一员廨于广州市舶亭南。[49]再如，“河中府，同、解、鄜、延、丹、坊州，并西京、陕、虢、河阳旧为两路巡检”，天圣元年（1023），因“解州盗贼啸聚”“地远难以分捕”，特于陕、虢、解、同州置巡检使一员。[50]

那么，巡检网络的“不均匀”是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苗书梅指出，仁宗朝“开始在县中增设巡检”，“县设巡检后，巡检开始与县尉相提并论，其地位也逐渐接近县尉”。[51]这种论述予人的印象，似乎巡检从此开始在县一级均匀分布。黄宽重将巡检、县尉均视为“县一级军政体系”，当即脱胎于此。[52]对此，笔者有不同认识。苗先生的主要依据，是庆历三年（1043）九月一日，“置开封府诸县巡检各一员，又分东西二路置提举捉贼各一员”。[53]然而，这则材料所展示的，只是开封府县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性。庆历三年，宋朝的治安形势严峻。六月间，右正言余靖上书，指出“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十月，又有“知河南府范雍兼都大提举京西四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的任命。[54]因此，庆历三年之置府县巡检，只是一次以增设巡检强化地方治安的“应激反应”行为，而非在县一级普设巡检。

仁宗庆历四年与嘉祐三年，曾经有两次按照路、州的层级关系清理巡检职位员额的行动。那么，这两次调整有没有改变巡检的分布状态呢？庆历四年的调整原则有两点：第一，“逐路留都巡检两员，（余）改为提举捉贼”；[55]第二，“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于要害处安置廨宇”。[56]调整之前，福建路共有“同巡检五员，都巡检二员”，调整之后，驻扎在泉州惠安的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军）都巡检被保留下来，成为两名路分都巡检之一，“后分置（福州）永福县辜岭”，依地名，通称辜岭都巡检，巡辖范围覆盖福州和兴化军，又称福州兴化都巡检。[57]驻扎在福州侯官县甘蔗洲的原漳、泉、福、兴同巡检，改为福州管界同巡检，管福州全境的十二个县，“水陆巡捕”。[58]嘉祐三年，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调整，“诏诸路每一州军巡检有至三五员者，又三两州至八九州有都同巡检或驻泊捉贼，员数过多，非唯军马势分，兼遇惊劫，罕能获贼……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员，数州留都同巡检一员。其沿边、沿海及河、汴、江、潮险僻之地，旧有巡检处，并留之”。[59]这两次调整确实有将巡检设置“均匀”化的倾向，特别是庆历四年的“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与嘉祐三年“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人”。但是，调整所针对的是有多员巡检设置的州军，并不等于在全国范围内每州均设巡检一员，更不等于将巡检设置“均匀”化。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三年之后，巡检的增置仍然主要遵循“应激反应”原则，并不刻意追求“均匀”。比如，元丰二年，应湖北路都钤辖司的请求，于辰州溆浦县置龙潭堡，“差戍兵及土丁各五十人，巡检使臣一员”。[60]此外，庆历四年的调整很可能是庆历三年职田改革的次生结果。庆历三年十一月规定了地方官员的职田标准，诸路都同巡检、提举捉贼为一等；州的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为一等；巡辖马递铺为一等。在明确了职位的待遇等级之后，极有可能对原本随意性较大的巡检员额进行调整。[61]

北宋后期至南宋，巡检网络的密度增大，单个巡检的巡区范围缩小，但其分布仍然是“不均匀”的。北宋后期，一县境内有两员巡检的情况已经出现，比如元丰二年以后，福州的闽、长溪两县境内分别驻有两员巡检。[62]至南宋，更出现了“今剧县巡检至四五人，小县亦一二人”[63]的状况。在县以下的新兴商业中心——“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的镇[64]增置巡检，成为应对治安问题的常用策略。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庆元府“奉化县管下地名战埼、袁村，皆濒大海，商舶往来，聚而成市。十余年来，日益繁盛。邑人比之临安，谓‘小江下’”。其地“去县五六十里，南隔山岭”，远离行政中心。而“海滨习俗素捍。富者开团出船，藏纳亡赖，强招客贩；贫者夺攘斗殴，雄霸一方，动致杀伤”，存在较大的治安隐患。嘉定七年（1214），当地设置鲒埼寨巡检。[65]然而，密度增大、巡区缩小的巡检网络仍然是“不均匀”的——并非所有县份都有巡检设置。元丰二年，在福州的十二个县当中，就有罗源、宁德、怀安、长乐、闽清五县没有巡检驻扎。南宋孝宗时，徽州六县，共设有五个巡检寨，其中四个在歙县境内。[66]一直到南宋后期，严州的寿昌县境内始终没有设置巡检，寿昌县境乡村的维安工作则由驻扎在淳安县港口寨的“淳安、遂安、寿昌三县巡检”负责。[67]

“不均匀”才是巡检分布的应有状态。巡检专司维安捕盗，而“盗贼”等治安破坏性因素的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可能是均匀的，因此，巡检的分布不可能也不应当“均匀”。正是这种“不均匀”的特质，使得巡检能够有效覆盖边缘区域，对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主体的传统维安体系形成有效补充。中国古代行政区划通常遵循“山川形便”原则，“以自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68]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与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重合，国家权力难以进入，容易滋生“盗贼”，形成治安问题。巡检出现之前，解决地方治安难题的手段是在地方行政制度内部做文章，或增设州、县，或增设县级捕盗官——县尉。有置县者，比如，唐初，“益部新开”，梓、剑、阆三州交界之地，“四境遥遥，人多草寇”，皇甫无逸“遂于当州盐亭县、剑州普安县、阆州西水县三县界村置”永泰县。[69]有“置州镇压者”，比如，“仙州（今河南叶县）四面，去余州（汝、许、唐、蔡）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唐中央数次“置州镇压”，“武德以来，迭为置废”。[70]州县自有其成规，当人口规模不够大时，专为维安而置州、县，张官置吏，可能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五代从中央派巡检使臣参与地方的捕盗维安，既加强了治安，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可谓一箭双雕。宋朝在州县之外，建设“不均匀”分布的庞大巡检网络，举凡“要害之处”与“夫去城邑为远者，莫不置寨巡检”，使得巡检与地方行政机构形成“牙钩股附”、相为“犄角”的态势，[71]因而有效地增强了国家权力对边缘区域的控制。

四 捕盗行动中的路、州县和巡检

路级机构负责协调州县与巡检的维安力量、组织捕盗行动。其中，提点刑狱司是巡检的直接上级，负责巡检的常规管理。庆历三年，有诏“诸路提点刑狱司专管勾巡检盗贼公事”。[72]元丰二年福建路巡检网络的大规模调整，主其事者是福建提刑闾邱孝直。元丰六年八月庚子，“诏自今强盗应捕者，诸路下提点刑狱司，开封府界下提举贼盗巡检公事司，更不下他司”，[73]进一步明确了提点刑狱在捕盗方面的特殊责任。[74]

提刑司之外，北宋还有一种与捕盗有关的路级职位——“提举兵甲巡检公事”。其制，是以一州之长官带若干相邻州之“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或“提辖本路兵甲贼盗公事”，使其得以跨越州境，按照地理形势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捕盗维安工作。其是巡检的上级组织，[75]对辖区巡检、县尉等捕盗官负有监督催促、协调领导的责任，地位远高于巡检。提举官的责任，第一，是对“辖下都监、监押、巡检、县尉”等捕盗官，以及“管兵使臣、将校”，进行“体量”筛查；第二，监督捕盗官的工作，“每遇部内有贼盗处，催促捉杀”；第三，“如大段惊劫，便仰勾抽兵马，疾速擘画救应，不管走透”。[76]知州带“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显示了“路”的权力的扩展，但并未形成稳定制度。元丰元年，知徐州苏轼上书给神宗，欲“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谓“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州，得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77]苏轼的自告奋勇，正表明“提举兵甲巡检”制度的弹性。

大规模的捕盗行动，一般由路级官员或者中央临时委派的专官负责。根据盗贼为患的程度，捕盗行动中兵员的动员顺序如下：首先调动的是各级捕盗官下属的地方维安部队，依次为县尉之兵、一县或数县巡检之兵、一州或数州巡检之兵，倘若还不足以荡平，则须调度驻扎在当地的禁军。这就是陈傅良在《历代兵制》卷八中所概括的：“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钤辖者。”

庆历四年八月，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到任之后，“累据北京、邢、洺、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骑乘”。[78]欧阳修积极调度本路巡检、县尉，并借助河北边防军的力量，组织捕盗，有效地维护了地方治安。[79]他的《保明张景伯》《乞许转运司差兵士捉贼》《奏洺州盗贼事》三篇奏草[80]生动揭示了枢密院、路、州县和巡检各方在捕盗动员中的互动过程，原文较长，兹不备录，谨据以复原事件过程如下。

某月六日，“有军贼约二十余人”进入武安县城打劫。知县张景伯率领“守把兵士”三十余人，在县城门楼上“相射”，“贼人中箭出”城，“往城西草市内打劫刘简家财物”；张景伯率人“粘逐前去，值夜捉贼，不获”。

单凭一县之力难以捕获“军贼”，张景伯只好将情况申报到州。武安县属磁州。磁州立即将贼情做了双重处理，一方面，申报枢密院；另一方面，申报转运司，“乞差巡检、县尉会合捉杀，及乞于诸县添差守把兵士，及权差义勇防把”。

九日，武安遭劫三天之后，欧阳修接到磁州的贼情申报。当时，他正“巡历到洺州南”，同时，还有洺州“本州巡检走报，称有军贼十四人打夺临洺界马递铺”。接报之后，欧阳修“寻遍牒都大捉贼徐夔及地分巡检、县尉等分头捉杀；牒磁州差兵士义勇，量支器甲，防守县城”。

之后，欧阳修继续“巡历”，北行到邢州，接到情报，得知另有一伙军贼“见在赵州赞皇县窝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但这时候他能够调动的“本州及侧近地方巡检、县尉并在磁、洺州会合，见捉打劫武安县贼人”，身边“应急别无巡检使臣可差”。而按照当时的规定，转运司不得“差拨”戍边兵士。幸好，河北宣抚使富弼也到了邢州，欧阳修于是“具状，乞差使臣兵士”。富弼乃“权差供奉官武永孚、内殿承制魏辛等充邢、洺五州军捉贼”，临时设置捉贼使臣，补充地方治安力量的不足。

十日，欧阳修接到枢密院札子。札子称，奉枢密院之命“监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检等捉杀贼盗”的邢州驻泊都监胡承泽向枢密院报告，认为贼情已经解除，不再需要“监逐收捉”，请求“却归邢州管勾本职公事”。枢密院“奉圣旨，令河北都转运司相度指挥讫奏”。“邢州驻泊都监”是邢州驻泊禁军的统兵官，胡承泽应当是因为贼情紧迫而被“抽调”出来“监督巡检逐捕捉杀盗贼”的。按照制度，转运司不能调度兵官。但是，胡承泽当时的临时差遣是捕盗，因此，朝廷命令欧阳修来处理他的“请调报告”。欧阳修认为，贼情还远未解除；只是胡承泽对自己职责的理解是“奉宣监捉”，不必“躬亲捉杀”，与自己想法不同；而且富弼也增派了捉贼使臣；因此，欧阳修虽然对胡不满，却还是“牒令却归本任”。

欧阳修组织领导的捕盗行动取得了成功，“磁、洺之间别无贼盗”。就在此时，他接到枢密院为武安遭劫事件所降的“宣头”。“宣头”对河北都转运司做了三项具体批示：（一）“如是上件贼人曾打劫县城里面人户财物，所有本县官员仰依近降指挥取勘施行”，要予以处分；（二）命转运司责成提刑司集合辖区巡检、县尉等共同捕盗，“下提刑司火急指挥应干系地分都同巡检使臣及捕盗官等，仰立便部领兵甲弓手等会合捉杀，须管败获”；（三）命令都转运司“疾速相度差拨”兵士防护县城。

以当时的技术水准而言，信息的传递速度远远滞后于事态的发展。“宣头”到时，贼寇已经剿灭，武安县城的安全威胁解除，枢密院“宣头”的三项批示有两项已落实。剩余的一项，即对武安县官员的处分问题，欧阳修有不同意见，认为武安知县张景伯率兵士“射中贼人，致其溃散”，为最终剿灭贼盗奠定了基础，“其武安县吏难议更行取勘”，因此上状保明张景伯。

关于庆历四年的捕盗行动，我们的信息主要来自欧阳修，但即使排除这一点，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仍然是这场行动毫无疑问的总指挥。都转运按察使是庆历新政期间新设的路级机构，“初加按察之名，以假司官之重”，[81]权力高于普通转运使，存在时间极短。正常情况下，提刑司仍然是本路治安的主要负责人，是巡检使臣与州县捕盗官的直接上级，这就是枢密院“宣头”要求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下提刑司火急指挥应干系地分都同巡检使臣及捕盗官等”的原因。

五 巡检与州县：相配合与听节制

从官制史料的正面记载来看，至少在北宋，巡检还不是州县的属官，[82]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五代巡检使臣独立于地方军政体系之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同专门史论著关于宋代治安实行州县与巡检“双轨制”的概括。但是，必须指出，“双轨制”只是一种抽象的比喻，巡检与州县的实际关系从来都不是“势均力敌”的，州县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而这种地位差距最终改变了“双轨制”。在北宋，州的长官对巡检即有参与考课、体量不职的权力。至南宋，巡检“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本寨事并申州县指挥”，[83]州县正式取得了对巡检的领导权。

州县对于巡检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州县是中央统治地方的主要代理人，其功能是全方位的；而巡检功能单一，只管维安。其次，巡检的巡区范围可以跨州连县，“或从道路便宜，不限境土”，[84]但其廨宇、营寨最终都得落实到一州一县，兵士的补给等需要依靠所在州县与巡区州县。通俗地说，州县是巡检的“地主”。最后，从宋初到真宗朝，巡检的任职者——“使臣”逐渐完成了阶官化的历程，成为武选官的最低层级。头衔仍然是供奉官、殿直、承旨，但却不复有“奉朝请，侍廷中”的实质；“皇帝家臣”的亲近不再，地位低下的本来面目显露无疑。在宋代的官僚等级结构中，同文官相比，武选官属于次等官僚，而“使臣”又是最低级的武选官。相比之下，州县长官多由文官担任，州的长官则属于中高级文官。因此，在一个由所有“廨宇”或职责范围在本州、本县的官僚所构成的“本地现任”官僚等级秩序中，巡检使臣处于较低位次，是州县长官的“下官”。

巡检在“本地现任”官僚等级秩序中的地位，可以从官场“迎来送往”的潜规则中得见一斑。北宋后期的巡检是不允许迎来送往的。《政和令》有“巡检不得迎送”条，“巡检以巡捕为名，迎送违令，罪笞”。[85]明令禁止的背面，正是巡检疲于迎送的现实。这种风气，到南宋愈演愈烈，洪迈观察到：“而间者以来，（巡检、县尉）惟事趋走，漫不复以职事为意。而最甚者，如都巡检使所部或连三州，或跨两路，凡监司、守贰之去来，必候之于境上……若所除监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动涉一两月。”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洪迈认为，并不是巡检、县尉“乐为奔走之役”，而是“一或不至，则上官以为失礼，因缘捃摭，使不安位，故相承为例，欲罢不能”。[86]据此，驻地州与巡区州的知州、通判都是巡检的“上官”，是可能对巡检的官僚生涯造成影响的人物。

知州、通判影响巡检官僚生涯的方式是“批书印纸”和“体量”。巡检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是州的属官，但是，它行使职责的实际地点在地方，因此，中央的选任部门必须借助地方长官对巡检进行监督、考核。巡检行使职责的方式是以有限的兵力往来巡逻，从而达到在广大范围内警戒非法、震慑犯罪的作用，它首先得“动起来”，然后才可能是有效的。对于那些习惯于“端坐廨宇”的巡检，必须有切实的办法来检查其“出巡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介入巡检的考绩。天圣七年（1029），敕文规定，开封“诸县每遇巡检、驻泊到彼，却具到、发日时文状报本府。如有诸县申报贼盗，令本府画时勾收巡检、驻泊印纸历子批上，候获销破”。[87]而“熙宁敕”则规定“诸巡检常于地分内巡警，廨宇所在州，给与印历，逐季点检”。[88]“印纸历子”或“印历”，是考课的凭证。[89]“批书印纸”使得州的长官获得了在正常情况下对巡检的考课权。

在特殊情况下，中央还会赋予地方长官体量、甄别不职巡检的权力，但最后的任免一般仍须由中央的选任部门施行。仁宗嘉祐六年，“夏，四方州郡山水发溢，至入城郭，漂庐舍，坏栈道”。胡宿建议，“宜敕四方州郡长吏及逐路转运使、提刑等，常切谨视盗贼……部内巡检、县尉、捉贼使臣，如有疾病昏昧及弛慢不堪居职者，宜令具姓名体量闻奏，下三［品］班、流内铨选差有材武勤干之人充替”。[90]

到了南宋，巡检对州县，则须“听节制”“申指挥”，州县成了巡检的上级机构。所谓“听节制”，所听者不仅包括驻地州县，而且包括巡区内的其他州县。《景定严州续志》揭示了一条有趣的材料：寿昌县地处交通要道，“应酬日不给而土地狭隘”，设官只有知县、县尉各一员，尉兼主簿之事，境内没有设置巡检。寿昌县境乡村的维安工作由“淳安、遂安、寿昌三县巡检”负责。三县巡检驻在淳安县的港口寨，而寿昌县的“符移得加焉”。[91]以此类推，巡区所在州应当对一州及数州巡检有行“符移”的权力。也就是说，当本州治安形势紧急时，徽、严二州的知州应当可以行“符移”给徽、严二州都巡检使，要求支持。“符”属于“上之所以迨下”的文书形式，“移，谓移事于他司”，“他司”不必为下属，[92]而宋朝文献“符移”连用，可指下行文书。[93]

从北宋到南宋，州县对巡检的领导权由弱转强、由暗趋明，提刑司对巡检的领导调度权力遭到弱化。提刑司仍被视为巡检、县尉的部门领导。洪迈在那封有关“迎送”问题的札子的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欲望圣慈行下诸路提刑司，约束所部巡、尉……”[94]而做过广东提刑的杨万里，则深知州郡长吏在巡检管理方面的实际权力。淳熙九年（1182），广东提刑杨万里注意到，本应“镇荒林”“扼险要”的惠、潮二州“外寨巡检”已移入州城。他实地踏勘了惠州的外寨，“问其巡检公廨，则化为瓦砾之场矣；问其兵之屋庐，则鞠为棘之墟矣；问其将士所在，则皆居城中矣”！潮州的外寨，杨万里没有亲身察访，“而见其将士亦皆居于城中”。作为路的提刑官，他“符下两州，委守臣兴修各寨廨舍营屋，起发将士移屯复归旧处，不得依前安居城中”。提刑司的一纸命令能否变为现实，要看潮、惠两州长吏的态度。而事实上，杨万里很快离任，“其复旧与否”，“不得而知”。还朝之后的杨万里仍然挂记着广东的治安，他在上殿面君之时请求，“欲望从朝廷行下广东宪司，催督潮、惠守臣，照臣淳熙九年内措置两寨移屯事理施行，仍差官核实保明以闻。及行下诸路宪司，稽考郡邑外寨，有侨居城中事体相类潮、惠二寨者，并令盖造廨舍营房，移屯复旧，使荒林之处有所镇而盗不敢发，险要之地有所扼而盗不敢过，庶几山林之远枹鼓不鸣，田里之间民甿安业”。“从朝廷行下”可以增加“移屯外寨”命令的分量，但能否真正实现，关键还是要看“州郡长吏”。理宗朝，蔡抗担任江东提刑，掌管“九州刑狱”，自认“巡寨正系本司钤束”。然而，他下属的雁镇巡检却“夺拘”从采石解发“赴本司”的头子钱，公然凌侮上司。为“立纲纪”，蔡抗“牒州追请（巡检）赵忠翊赴司具析，限一日。仍请本州别差清强官权巡检及监务，并限一日申”。[95]雁镇在池州，[96]江东提刑蔡抗对雁镇巡检的约束，是要通过池州的配合才能实现的。

巡检听州县节制，是一个漫长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五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限，巡检使臣除捕盗外，还负有监督地方、加强中央集权的责任，因而必须独立于地方军政系统。宋初的巡检基本保留了这一特点，州县对巡检并无直接统属关系。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建设之后，地方割据隐患消除殆尽，宋朝建设巡检网络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监督地方，而是构筑更为有效的地方治安维护体系。州县能够取得对巡检的领导权，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而巡检网络的存在之所以能够增强地方维安体系，是因为它的“不均匀分布”有效地补充了地方行政对边缘区域控制力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万里提到的“外寨入城”现象，对巡检网络的功效构成了最大破坏。而“听州县节制”之后，州县为自身利益考虑，牒差巡检下乡催科，炫耀武力恫吓乡民，对乡村生活造成干扰，也败坏了巡检的正当职能。理宗朝，江东提刑吴势卿[97]曾愤然质问：“巡检带寨兵下乡催科，出何条法？！”[98]“条法”自然是没有的，只是巡检一“听州县节制”，奉命催科又如何得免？！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Xunjian in the Public Order Maintaining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960-1279

Zhao Dongmei

Abstract：The Xunjian refers to an officer who commanded a small army responsible for some public safety and military assignment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ent “commissioners” as Xunjian to patrol some local areas，pursuing robbers，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 control. Xunjian thus became a new public order maintaining power other tha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Jiedushi.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with the reforms of public order maintaining system，Xunjian was remained，becoming independent and acting as a supplementary power to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s while the Jiedushi was expelled. A Xunjian ’s jurisdiction was always distant rural areas which were the border areas of two or more local administrations and far from all local administrative centers. The Xunjian officers and their small armies always stationed outside administrative capital cities. The Xunjian network was uneven in comparison to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Both the Xunjian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we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u administr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however，the Xunjian gradually turned to be a subordinate officer under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e bureaucratic hierarchy in local areas took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ange of the Xunjian-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Key words：Xunjian，uneven net of Xunjian，local administrations，bureaucratic hierarchy in local areas

[1] 曾我部静雄：「宋代の巡检·县尉と招安政策」，收入氏著『宋代政経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4，頁145～248。吴建璠：《宋代的巡尉两司制》，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编著《中国警察制度简论》，群众出版社，1985，第174～187页。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宋代巡检再探》，邓小南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70～91页。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34～41页。胡旭宁：《宋代巡检制度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黄宽重：《创置与转型——以五代巡检为中心的考察》，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第877～889页。
此外，相关论文还有：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39～45页。郑迎光：《宋代地方治安巡逻制度探析》，《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70～72页。李华瑞：《西夏巡检简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7～136页。王伟凯：《试论明代的巡检司》，《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第49～53页。黄清连：《圆仁与唐代巡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1997，第899～942页。黄文所谓“巡检”指的是唐代交通制度中对行旅的检查行为，与作为差遣职位的巡检不同；唐代道路“巡检”行为的实施单位与五代以后的巡检是否存在承递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 陈鸿彝：《中国古代治安简史》，群众出版社，1998，第198页。其说又见陈鸿彝主编《中国治安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第171页。此外，万川主编的《中国警政史》（中华书局，2006，第209页）也将路、州、县的警政机构与各级巡检机构分列。

[3] 〔日〕我部静雄：『宋代政経史の研究』，頁145、245。

[4] 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第46页。

[5] 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第35页。

[6]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一八，中华书局，1960，第1411页下栏。

[7]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三》，中华书局，1976，第1102页。

[8] 《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孙方谏传》，第1649页。方谏“本名方简，广顺初，以犯庙（郭威父）讳，故改焉”。

[9] 《旧五代史》卷八四《晋书·少帝纪四》，第1111页；卷一五〇《郡县志》，第2017页。

[10] 《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孙方谏传》，第1649页。

[11]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中宗景龙二年三月丙辰”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第6621页。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甲午”条，中华书局，2004，第3676页。

[13]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六七，第2022页上栏。显德六年五月，世宗收复瓦桥关，“伪关南巡检使姚中斌”归顺。

[14] 《旧五代史》卷一〇三《汉书·隐帝纪下》，第1376～1377页；卷一三〇《周书·王峻传》，第1712页；卷一〇五《汉书·宗室·蔡王信传》，第1386页。

[15] 《宋史》卷二七二《司超传》，中华书局，1977，第9319页。

[16] 《旧五代史》卷一二九《周书·赵凤传》，第1704页。

[17]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第9546页。

[18] 《宋史》卷二七二《司超传》，第9319页。

[19] 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第36页。

[20] 黄宽重：《创置与转型——以五代巡检为中心的考察》，第884～885页。

[21] 赵冬梅：《试论勋赏与文武分途背景下的宋代武官制度》，《国学研究》第十卷，2002，第88～89页。

[22] 《旧五代史》卷六七《唐书·赵凤传》，第890页。

[23] 《旧五代史》卷八二《晋书·少帝纪二》，第1083页。

[24] 《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周书·高允权传》，第1640页。

[25] 吴建璠：《宋代的巡尉两司制》，第174页；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第35～36页；黄宽重：《创置与转型——以五代巡检为中心的考察》，第882页。

[26] 赵冬梅：《唐五代供奉官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65～67页。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甲辰”条，第5490页。

[28]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56～557页。

[29] （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日〕广池千九郎校注、〔日〕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卷三〇之二五，三秦出版社，1991，第526页上栏。

[30] （唐）杜佑：《通典》卷三三《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88，第921页。

[3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考十七》，中华书局，1986，第572页。

[32]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考十七》，第573页。

[3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九二，中华书局，1957，第3501页。

[34]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书·太祖纪四》，第1497～1498页。（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二四，第546页上。

[35]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20页；（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89，第299页下栏。

[36]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书·世宗纪一》，第1522页；（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卷一五四，第299页下栏。

[37] 《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19页。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条，第76页。

[39] 《宋大诏令集》卷一六〇，中华书局，1962，第604页。

[40]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二，第6938页。

[41] 州都监兼在城巡检，掌“训治兵械、巡察贼盗”，“专督州中奸争火盗”，管辖范围限于州城以内。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七之一一至一二，第3423～3424页。（宋）穆修：《静胜亭记》，《全宋文》第8册，巴蜀书社，1990，第43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六月癸丑”条，第3388页；卷一一四“景祐元年二月辛丑”条，第2668页。

[42] （宋）蔡襄：《端明集》卷二一《论失贼官僚乞行罚》，影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373册，世界书局，1986，第620页。

[4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三，第351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辛亥”条，第1401页。

[44] （宋）苏轼：《徐州上皇帝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758页。

[45]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五，中华书局，1988，第664页。

[46]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据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影印，第7941页。

[4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八，第3519页。

[48]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0页。

[4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六，第3518页。

[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〇“天圣元年七月戊辰”条，第2325页。

[51] 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第46页。

[52] 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5页。黄宽重：《创置与转型——以五代巡检为中心的考察》，第889页。

[53]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第6947页。

[54]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八，第6946页。

[55] 《淳熙三山志》卷一八，第7932页。

[56]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57] 《淳熙三山志》卷一八，第7932页；卷一九，第7940页。

[58]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2页。

[5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八，第3519页。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十二月丁巳”条，第4538页。“都同巡检”《长编》作“都监、同巡检”，“监”字当属衍文。

[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六“元丰二年正月甲午”条，第7201页。

[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条，第3510页。

[62]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0～7941页。

[63] （宋）赵与旹：《宾退录》卷三，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5，第35页。

[64]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84页。

[65] 《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据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影印，第5180页。

[66] 《新安志》卷一，《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据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影印，第7613页。

[67] 《景定严州续志》卷六、一〇，《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据清光绪《渐西村舍汇刊》本影印，第4392、4410页。

[68] 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收入氏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8，第113页。

[69] 《旧唐书》卷六二《皇甫无逸传》，第2385页；（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二，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1654页。

[70]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〇，中华书局，1955，第1252页。

[71] 《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72]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第6947页。

[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庚子”条，第8156页。

[74] 请参王晓龙《宋代提点刑狱司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321～334页。

[75] 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将“提举诸州兵甲巡检贼盗公事”混同为巡检，盖误，见第46页。（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五在“都巡检使、巡检使、巡检”之后，单独开立“提举兵甲巡检公事”条目，可以为证，第665页。

[76] 《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至二〇，第6947页。

[77] （宋）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苏轼文集》第2册，第760页。

[78]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七《奏洺州盗贼事》，《四部备要》第74册，中华书局，1989，第616页。

[79] 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时间为庆历四年八月至五年八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一“庆历四年八月癸卯”条，第3684页；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八月甲戌”条，第3798页。

[80]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七《乞许转运司差兵士捉贼》，第615～616页；《奏洺州盗贼事》，第616页；《保明张景伯》，第617～618页。以下不具注。

[81] （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七《王素神道碑铭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35页上栏。

[82] 据（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巡检”在卷三五，“州官”在卷四一、“县官”在卷四二，见目录第22、26～27页。

[83]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第3982页。

[84]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五，第664页。

[8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六八，第3489页。

[86] （宋）洪迈：《乞禁戢巡、尉迎送札子》，收入（元）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一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27页。

[8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七，第3519页。

[88] （宋）曾巩：《元丰类稿》卷三二《申明保甲巡警盗贼（不曾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册，第635页。

[89] 《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志六》，第3758页。

[90] （宋）胡宿：《文恭集》卷七《论换巡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672页上栏。

[91] 《景定严州续志》卷六、一〇，第4392、4410页。

[92]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第1817页。

[93] 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端拱二年七月己卯”条（第680页）言寇准为县令，“每期会赋役，未尝出符移”。

[94] （宋）洪迈：《乞禁戢巡、尉迎送札子》，第327页。

[9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戒巡检》《追请具析巡检》《示幕属》，中华书局，1987，第22～23页。蔡抗，字仲节，号久轩，《名公书判清明集》称其“蔡久轩”。见《宋史》卷四二〇《蔡抗传》，第12577页。

[96] 《宋史》卷一八八《兵志二·禁军下》“池州清溪雁控海水军”，原注“建炎四年置，百五十人。”见第4634页。

[9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以号称之，曰吴雨岩。查（明）张景撰《疑狱集》卷六有“建宁府建阳县麻沙镇吴提刑雨岩势卿知处州时”，知雨岩名势卿。又《宋史》卷四二五《赵景纬传》载：“登淳祐元年进士第……江东提点刑狱吴势卿辟为干办公事，不就。”见第12673页。

[9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细故不应牒官差人，承牒官不应便自亲出》，第27页；《责罚巡尉下乡》，第28页；《责巡检下乡纵容随行人生事》，第29页；《禁戢巡检带寨兵下乡催科等事》，第34页。

明代方志复原宋元地方祠庙体系可能性探讨

——以《弘治温州府志》祠庙记录为例

吴铮强

摘要：田野调查难以直接呈现明清以前民间信仰的状况，依赖文献记载一般仅能粗略了解明清神明演化的源头以及朝廷封赐或打击的祠庙情况，试图还原宋元时期以祠庙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变得尤为困难。能否通过明弘治时期《温州府志》中永嘉、瑞安两县祠庙部分的记载，来讨论明代方志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还原宋元时期地方祠庙社会的整体面貌，这既是社会史的问题同时也是史料分析的问题。通过复原可以观察到由小农、土豪、福建移民、海商与道教共同构建起来的宋元温州民间社会，以及朝廷、地方官、本土新士大夫对祠庙场域的有限参与。这样的图景经由特定的明代方志复原获得，现存宋元方志可能尚不能达成类似效果。

关键词：宋元 温州 方志 祠庙

一 复原的可能性及分析的局限性

近数十年来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是由海外学者推动的，并形成了几方面讨论的核心，包括以商业化为关注焦点的神明演变问题，以赐额、淫祠为核心的民间信仰与国家统治（神明标准化）问题，以祠庙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组织问题，以及民间信仰观念的类型化问题。[1]西方学者这些领域的研究主要依赖田野调查而完成，但当这些讨论试图追溯唐宋时期的源头时，又不得不主要依赖包括碑刻在内的文献材料。无疑唐宋时期的相关研究同样获得了重要的成绩，并且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比如宋代并没有如明朝那样严厉的“淫祠”观念，民间奉祀的神明如不涉及刑律一般不会遭遇朝廷有针对性的打击，凡民间广泛认为灵验的神明都可能获得朝廷的封赐，朝廷与民间在相当程度上共享一套神明观念而并未形成明显的对立紧张的情势。[2]然而今天的田野调查难以直接呈现明清以前民间信仰的状况，依赖文献记载一般仅能粗略了解明清神明演化的源头以及朝廷封赐或打击的祠庙情况。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由于朝廷对民间信仰相当宽容甚至认同的态度，宋元时期地方神明的样貌可能远比明清时期更加丰富多彩和自由活泼；另一方面，由于材料与田野的局限性，今天试图还原宋元时期以祠庙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变得尤为困难。而本文试图通过明弘治时期《温州府志》中永嘉、瑞安两县祠庙部分的记载，来讨论明代方志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还原宋元时期地方祠庙社会的整体面貌——这既是社会史的问题，同时也是史料分析的问题。

在宋元方志至今仍有四十余种留存的情况下，试图用明代方志来讨论宋元时期祠庙问题无疑显得十分冒险。况且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在其论著《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中，曾试图以南宋时期《嘉泰吴兴志》为基础，结合以《夷坚志》为代表的宋代文献及明清方志、金石志，复原宋代湖州的祠庙体系。但韩森复原湖州祠庙体系的目的似乎局限于区分传统神祇与平民神祇以说明某些区域商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分析的具体案例数量过少，归类也并不明确，相关讨论不但值得质疑而且已经被自我否定；另一方面，除了传统与平民两种神祇类型以外，其他儒教、佛教、道教、一般、自然、区域性等各种神祇类型未被纳入分析系统，致使其分析显得毫无意义。即使不考虑韩森神祇分类体系的得失，湖州连城区共7县，经韩森补充其他材料仅得祠庙94种，平均每县13种，数量本身也不足以支撑类型分析。[3]今人编辑的《宋元方志丛刊》所收方志对祠庙的记录详略不一，有的付之阙如，有的一州一县所记祠庙寥寥无几。在有祠庙记录的约30种方志中，以台州《嘉定赤城志》收录5县祠庙104种为数量最多，平均每县也仅得约20种。相比之下，《弘治温州府志》（以下简称“弘治府志”）所记祠庙凡170种，其中宋代4县有162种，包括永嘉县65种，瑞安县42种，乐清县20种，平阳县35种。永嘉、瑞安两县所载祠庙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相当部分有说明文字，为类型分析提供了数量优势与文献基础。

弘治府志祠庙部分的序言进一步显示此了复原宋元祠庙体系的可能性。序言开宗明义区分正祀、淫祠的对立，鲜明地表达了明代特色的祠庙观念：

神祠几遍于境中，有合祀典者，有戾祀典者。合祀而祀之，所以崇德报功以昭世劝也。细民蹑讹袭诞，沿流徇俗，祀其所不当祀。而原其积虑，惟以侥福蠲患而已。夫通明正直，神之所以为神也。使计祀否而异其祸福之施，已失其所以为神者矣。

然而由于温州地方“淫祠”风俗异常顽固，明代官府与民间围绕祠庙置毁产生激烈冲突：

而滔滔弗悟，岂乐鬼信巫，瓯之为俗固然哉，是亦学之不讲也。近世良有司，怀狄仁杰、胡颖之志，间斥其淫祠而毁之，毁之诚是也。而民锢惑于祸福之说，且将为赡（瞻）拜游憩之所，伺其隙而复新焉，则又劳民而伤财矣，为政者奈之何哉！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宋元时期某些重要祠庙在明代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弘治府志的编者根据明代的祠庙观念，依据先祠后庙以及神明的政治地位对祠庙进行重新排序，宋元时期重要祠庙在府志中被严重边缘化。但与此同时，或许是出于某种“存史”的观念，编者仍然试图尽量保留旧祠庙的信息：

今因旧额而悉存之，使人观焉问焉，知其孰为当祀、孰为不当祀也。[4]

这就使得弘治府志的祠庙记录在严重扭曲宋元原貌的同时大量保留了宋元时期的信息，从而为通过逐一考证局部复原宋元祠庙提供了可能性。与《嘉定赤城志》等宋代方志相比，依据明代方志无论多大程度上复原宋元祠庙都意味着间接、残缺与含糊，但《弘治温州府志》祠庙记载比任何宋代方志更为丰富因而具有特殊价值，这也意味着复原工作的意义相当程度上由温州地方祠庙社会异常发达的特殊性所赋予，类似的考察不可能适用于其他任何一部明代方志，但也不能排除类似特例存在的可能性。

弘治府志宋元祠庙记录的复原工作又基于这样一种设定而展开：由于明代形成了非常严厉的“淫祠”观念，据此假设明代不再可能封赐“侥福蠲患”的“淫祠”，因此如果没有反证，凡非“崇德报功”型“正祀”一般都默认为形成于明代以前。其中有较多“行祠”即所谓的区域性神祇，有些传播范围局限于浙南或闽北，有些则在全国性范围内历经明清两代持续扩展，虽然各地具体传播时间难以确定，但区域性神祇一般在宋元时期就有相当范围的传播，弘治府志所记录的这类祠庙也被假定为宋元祠庙。依据这个判断，永嘉县65种祠庙中，明确记载明代新建的有文丞相祠（祀文天祥）、乡贤祠（祀王开祖以下29人）、名宦祠（祀王羲之以下21人）、章恭毅公祠（祀明人章纶）、节妇祠5种；瑞安县42种祠庙中，明代新建的有忠贞祠（祀明人卓敬）与止斋祠（祀宋人陈傅良）2种，应该是入明以后出现的有祭祀祖先的忠烈武义庙（祀叶一源）[5]与吴谏议庙（祀吴畦）2种，[6]其余永嘉县60种、瑞安县38种可能均在明代以前已经出现，这也可能是目前所知可以复原的规模最大的宋元县级祠庙体系。

从社会史的角度讲，有明显局限性的复原宋元地方祠庙体系意义何在？宋明之际官府与民间的祠庙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观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商业发展趋势未必是讨论祠庙问题的合适话题。作为民间社会组织形式的祠庙研究是明清民间信仰研究的主要类型之一，有限的资料决定了围绕宋元祠庙不适合开展类似的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经验确认了祠庙与民间社会组织的某种对应关系。在这种观念下，如果发现宋元时期地方民间祠庙的样貌远比明清时代更为丰富多彩，即使依赖少量资料也应该想象这背后更为自由活动的民间组织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讲，类似郑振满构建的地方社会组织重心由佛寺经宗族到神庙的趋势或许值得稍做修正。[7]无疑，三种社会组织形态应该是在长期共存的前提下此消彼长而非相互取代，而自宋元到明清祠庙社会演变的主要特色或许并不是逐渐兴起、不断发展，而是在经历了兴盛之后在官府的压力下不断调整却仍然延绵不绝的过程。如果这样的推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那么通过呈现宋元时期地方祠庙而想象当时民间组织多姿形态的努力，即使面临着间接、残缺与含糊等明显的局限性，也仍然值得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明显含糊的想象仅能通过“心理”上相似性的方式进行归纳而获得，任何时代祠庙体系都不见得会形成某种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如果相信“我们可以推测所有这些逻辑观念都具有逻辑之外的起源”的话。[8]

二 瑞安县的宋元祠庙体系

弘志府志所载永嘉、瑞安两县祠庙一般都注明地点，就祠庙的城乡分布而言，宋元温州永嘉与瑞安两县的祠庙就呈现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永嘉县60种祠庙，40种在城区，仅20种在乡村；而瑞安县38种祠庙，29种在乡村，9种在城区（其中5种为行祠）。永嘉县乡村祠庙如此之少可能是因为失载而非实情，但州城城内祠庙远比瑞安县发达无疑是历史事实。两县祠庙体系的类型也有明显区别，以下先讨论代表乡村社会的瑞安县祠庙体系。除了城隍庙与7种情况不明的祠庙之外，依据神祇的来源与功能的某种相似性，可将瑞安县的30种祠庙归纳为传统神祇、自然（潭）神、移民神祇、英雄神祇、航海神、农业神等6种类型。

韩森的湖州个案中归为传统神祇的数量相当多，其中相当部分应该是后人伪托的古神，实际的立祠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瑞安县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神祇是东门庙和罗阳王庙两种，在宋元时期均不受重视。传说东门庙奉祀的蔡敬则是东汉末年瑞安的民间武装首领，孙吴政权平定东南之后蔡敬则解甲归田，此后又有屠虎除害一类事迹。[9]弘治府志记载了蔡敬则死后成神的过程，但《万历温州府志》（以下简称“万历府志”）及《乾隆瑞安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县志”）删减了这部分内容，将蔡敬则还原为历史人物，东门庙也因此演变为功德祠庙。[10]乾隆县志详细记载东门庙本身的演变历史，南朝梁时庙已毁，唐宋时期东门庙殿宇被奉祀五显神的灵顺行祠占据一半，明代东门庙时复时毁，直到嘉靖以后才重新为地方势力所重视，[11]显然东门庙在唐宋时期经历了一个相当黯淡的阶段。罗阳王庙也是相当古老的祠庙，弘治府志引用《三国志》将其与东吴的罗阳巫神王表联系起来，[12]并记载了朱熹对王表这类巫神的理解。[13]这些记载可能只是编纂者依据文献考订的结果，弘治府志没有记载相关的民间传说或者灵应事迹，该祠庙在宋元时期可能久已荒废，出现在明代方志中应该只是文献传抄的结果。

在韩森的湖州个案中，自然神已经非常罕见。但瑞安县祠庙中有一系列潭庙非常突出，包括三姑潭祠、漱玉潭庙、玉函潭庙、龙迸潭庙、龙畊潭显济庙、华岩潭惠济庙、七星潭庙7种。[14]这些潭庙一般只记载庙名与地址，只有三姑潭祠因与唐代温州刺史路应产生关联而在宋代闻奏于朝廷，形成了路应三女溺亡和参契佛教两种传说，但这些传说可能是后人附会的结果。[15]这一类潭庙可能遍布瑞安偏僻山村各地，是山区小农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自然神信仰。

瑞安县的黄太尉行祠、白马行祠、郭太守行祠、孚泽庙4种祠庙的相关传说或背景均与中唐、五代以来由福建向浙南的移民潮有关。[16]其中黄太尉行祠神主黄乾，传说是王审知主政福建时的福建刺史，去世后为当地民众奉祀，后来其子率家族迁徙瑞安，又在瑞安创立行祠。[17]又传说五代时闽国国主王审知好骑白马，后来子孙为纪念王审知而立白马祠，白马行祠应该也是族人迁徙到瑞安后的产物。[18]郭太守行祠传说是躲避黄巢战乱的福建移民所建的祠庙。[19]孚泽庙传说是中唐时福建曹氏家族迁徙至瑞安后所建的宗祠，又混杂着道教、巫神的因素。[20]以上这些祠庙的相关传说可能都有伪托的成分，但容易确定属于宋元或更早时期的福建移民“亦神亦祖”的家族性祠庙。[21]

宋元时期瑞安县的英雄神祇主要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宣和年间（1119～1125）方腊之乱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包括王朝的瑞安知县王公济，他当时积极组织御寇，去世后瑞安民众为之立祠，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知县刘龟从重修祠庙。[22]李将军庙[23]与贾太尉庙[24]则奉祀方腊之乱中因御寇遇难或有功的当地平民，也很有可能是宋元时期普通的民间祠庙在明代为避免毁淫祠的命运而伪托抵御方腊的事迹。二是乡村豪杰，包括兴善庙奉祀的樊氏兄弟与显应庙奉祀的陈敏。兴善庙奉祀宋代的樊氏兄弟，他们的主要事迹是斗杀蛟蛇、为民除害并因此而殉难。[25]显应庙奉祀南宋人陈敏，他是乡间富豪，主要事迹是施舍穷困、抚恤赈灾以及捣毁淫祠。[26]除了王公济是地方官之外，这一组英雄神祇均为平民神，他们因为有恩于民众而获当地奉祀。这些祠庙并未获得官府的封赐，与明清时期常见的旌忠功德祠有明显的区别。

宋元时期瑞安县影响最大的本地民间神祇应该是三港大圣、何敏与林三益。三港大圣即发源于嘉屿乡三港的陈氏，传说是唐时人物，主要神迹是帮助远航“南闽”的乡人返乡，以及救助在海上遭遇风暴的海商，[27]是典型的航海神。乾隆县志记载三港大圣在宋端拱（988～989）、宣和（1119～1125）、德祐（1275）及元至正（1341～1368）年间屡获封号，但民间似乎更流行其俗称“三港大圣”的名号。奉祀三港大圣的行祠惠民庙遍及瑞安的西门外岗山下、月井、九里、安禄岩、凤村、中埭，永嘉县也有惠民王庙、龟山庙。[28]就流行程度而言，列于瑞安县祠庙名单末端的惠民庙可能是宋元时期温州影响最大的本土祠庙。

此外，行祠中的天妃行祠奉祀航海神莆田神女林氏（妈祖）；[29]晏公祠奉祀江西清江县江神晏戊仔，后来也成为妈祖的从神；[30]文孝行祠奉祀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祖庙在池州府贵池县，但在瑞安当地流传宋时渔船在海上发现“昭明太子”的故事；[31]惠应行祠的祖庙在福建邵武县，神主是隋代泉州太守欧阳祐，虽然方志中称其能够调节水旱，但传说欧阳祐溺亡而成神，在瑞安县的奉祀可能也与航海贸易有关。[32]这些行祠说明瑞安县属于整个东南沿海航海贸易与海神信仰圈的一部分。从瑞安县本土的角度讲，也可以说航海神行祠补充与丰富了瑞安当地的航海神信仰文化。

瑞安县的灵惠庙与陶尖庙均奉祀何敏。灵惠庙在清泉乡陶公尖，陶公庙在城内，[33]显然是灵惠庙的行祠。何敏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农耕、调节水旱。但在城内的陶公庙又具有火灾消防的功能，体现了适应城市生活的社会功能。[34]据乾隆县志的记载，传说神主何敏出生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政和年间突然宣告受命于上帝治理当地。成神后的何敏展现了“乘黑虎”的形象，从宋宣和年间到明洪武年间（1368～1399）屡获封赐，其中宋宣和年间与德祐年间分别被封为英武将军、显佑真君灵惠侯，道教化的封号应该与宋廷崇道风气有关。除何敏之外，瑞安县其他具有道教色彩的祠庙还有东岳行祠（祀泰山神）、玄坛行祠（祀赵元帅）、圣井祠（祀许逊）一系列道教行祠。其中东岳行祠与玄坛行祠分布于城内，应该与城隍庙一样在各地普遍存在，而许逊信仰可能是宋代以来新兴道派在东南的兴起的结果。[35]奉祀张王的广惠行祠则是韩森定义的典型的“区域性神祇”，很可能由流动的官员建立。

在所有瑞安县祠庙中，坐落于城内东南隅奉祀林三益的广济庙别具时代意义。关于林三益流传着相当生动的拯救海商的故事，原本可能是像三港大圣那样的本土航海神，然而有关林三益的传说出现了地方士大夫因素：

广济庙。在城内东南隅。神姓［林］名三益。（吾）方在海救舶遇风潮者。后有平阳白沙海商来寻，向东郭林三上太尉致谢。由是白沙达闽境皆在之。临殁，谓邻里曰：“可于许府阁上某字号笼内取团金袍皂花帽为服饰。”许右丞景衡曰：“可谓神矣。”乃倡乡士项公泽等建祠，水旱有祷辄应灵。海寇侵境，张同知禧梦神告以助灵，贼果退。李州判恺押运在海遇风，神显护得济。海商郑宁航米遇贼，呼神号，现兵，贼遁。岁旱，监州哈刺一夕祷雨应感。元末虎入市，至庙侧就擒。赵知州荣祖以其事闻。宋咸淳七年封广济侯。[36]

这里不但林三益的功能由救护航海变成了调节水旱，而且明确记载宋代瑞安县两位有名望的士大夫许景衡（1072～1128）与项公泽（1201～1270）造神与建祠的活动。这在瑞安县祠庙体系中绝无仅有，如果真有其事或者传说出现在宋代，则反映了宋代瑞安县新兴的士人（士大夫）阶层利用、改造与控制像林三益这样的民间神祇的企图，无论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赵荣祖是元代瑞安知州，林三益被封“广济侯”当在此后，“宋咸淳七年封广济侯”显然是错误的追溯。而这个误载的“宋咸淳七年封广济侯”是弘治府志对瑞安县本土祠庙封赐情况的唯一记录，本文所引其他瑞安县本地神祇的封赐均为后出方志补充。[37]

除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城隍神、道教神灵行祠、农业神之外，宋元时期温州瑞安县的祠庙主要分布在乡村地区，包括反映小农经济的自然神祇（潭庙）、反映福建家族性移民活动的移民祠庙、反映以武力与财富称雄的地方势力的英雄神祇，以及海商集团的航海神。瑞安县的“区域性神祇”，除了可能由地方官带来的张王信仰，瑞安本土英雄神祇显应庙的陈敏传说曾有捣毁五通庙的壮举，或许意味着区域性神祇与本土势力的冲突。广济庙林三益的案例或许意味本土新兴科举士人阶层参与祠庙活动的某些信息。总体而言，瑞安县的祠庙体系主要属于本土的乡村世界，小农、乡豪、福建移民、海商这些身份上可能交叉的群体，构成了瑞安祠庙体系的主要社会力量。朝廷通过封赐干预或控制民间祠庙的现象在相对边缘的瑞安县并不明显，新兴科举士人阶层的参与则开始显露苗头。

三 永嘉县的宋元祠庙体系

弘治府志记载宋元时期永嘉县祠庙60种，其中40种在城厢，20种在乡村。方志编纂者可能因为永嘉城内祠庙异常发达从而忽略了对乡村祠庙的记载，永嘉县的乡村地区应该也存在类似瑞安县的祠庙体系。比如永嘉乡村的航海神信仰相当发达，除了发源于瑞安的三港大圣（龟山庙）与林三益（广济庙），还有惠应庙的叶氏“尝化形在海救护商船”，[38]忠烈将军庙的林梦桂航海途中遇盗斗死后数度显灵，[39]灵护庙奉祀的唐新罗太子溺海而亡。[40]其他祠庙仅能从名称推测其大概的类型，比如山隍庙、山谷神庙、名山王庙、陆塘庙等似乎构成了一组自然神祇，而徐忠训庙以及护境王庙、库官庙、器灶庙奉祀的可能是一组平民英雄神祇。此外，灵佑行祠[41]与英显行祠[42]虽然在城内，但其祖庙在福建，所奉祀的薛芳杜和萧孔仲的形象已经士大夫化，可能是在明代经过家族改造的宋代福建移民祠庙。

除了并不属于民间祠庙体系的先贤祠，以及各地通行的城隍庙、区域性神祇、道教神祇以外，永嘉县城内其他祠庙可以分为不同时期遭遇官府干预的三个系列：其一是北宋时期开始与民间航海神并行发展的官方海神庙；其二是主要在方腊之乱中形成的平民英雄神祇，到南宋逐渐被赋予了旌忠色彩；其三是在宋代未被赋予官方色彩的民间祠庙，在明代因遭遇毁淫祠运动而变得面目全非。

海神信仰在温州祠庙体系中最富特色，但民间海神的功能集中于保护航海（航海神），是当地海商集团的奉祀对象。永嘉县航海神的构成与瑞安县类似，除了前述分布在乡村的本地航海神庙之外，还有分布在城内的顺济行祠与晏公行祠等。在航海神之外，永嘉城内又有地方官构建、以防御风灾与潮灾为主要功能的海神庙系统，主要是海神显相庙与夏大禹王行祠两种。

海神显相庙位于城内海坛山，始建于唐咸通二年（861），主要功能是防御风灾。元丰年间温州通判赵撰《谒海神庙记》，曾描写温州风灾及地方官向海神祈祷的情形。[43]元祐年间（1086～1093），知州范峋声称海神向其托梦，宣告海神乃唐代被贬死岭南的名宦李德裕，于是做新庙，上奏朝廷，此后温州海神庙多次获得朝廷封爵赐额。[44]海神显相庙在元代因废圮迁址，[45]弘治府志中记载的海坛平水庙，[46]可能是指迁址前的海神显相庙。

元祐年间范峋改造温州海神庙之前，知州姚克明已于雍熙年间（984～987）在海坛山创建夏大禹王行祠，功能主要是平定潮灾。大禹是古代圣王，其祖庙在会稽（浙江绍兴），是朝廷重要的祭祀对象。北宋雍熙年间由知州姚克明从会稽迎建大禹王行祠。明代叶承遇在《祀大禹王碑记》中就对温州祭祀大禹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然而又强调迎建大禹祠是为了帮助温州民众捍御海灾，表达对姚克明的同情之意。《光绪永嘉县志》收录的“大禹王庙石塔”为当时迎建大禹祠所建，其残文表明姚克明的建祠仪式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完成。[47]

北宋年间温州地方官为了祈祷平定风灾、潮灾，先不顾“祭不越望”的儒家观念从绍兴迎来大禹，后又以托梦的形式将原来遗存的海神庙神主确定为唐代名相李德裕。北宋这种官府改造或者引进祠庙的做法，并不具备类似明代毁淫祠运动的性质，而是根据地方官府祈福禳灾的实际需求开辟奉祀场所。

按照明代的祠庙观念，永嘉县有7种祠庙可以归为忠烈祠。其中，由于裘甫之乱并未波及温州，龚将军庙的神主因“遭仇（裘）甫之乱，力战溺死”的忠烈事迹应该是后人伪托。忠烈庙奉祀的州学教授刘士英、学生石砺等人，[48]张忠惠侯庙奉祀的张理、周承己、娄渊、潘守真、丁仲修等人，[49]徐忠训庙奉祀的徐震，[50]显应庙奉祀的张氏，[51]都是宣和年间方腊之乱中殉难或立功的地方豪杰。其中徐忠训庙与显应庙是民间祠庙，与官府或朝廷无关。张忠惠侯庙由地方官闾丘鹗于宣和二年（1120）创立，神主张理直到南宋末年的德祐元年（1275）获封“忠惠侯”，距立庙时已相隔150余年。忠烈庙的立祠时间也在方腊之乱百余年后、宋元开始交战的端平年间（1234～1236）。[52]方腊之乱中形成的这些祠庙原本奉祀的是作为平民神祇的地方豪杰，只是在对外战争的特殊背景下才被朝廷列为旌忠庙。与此类似，颜鲁公祠奉祀唐代忠烈颜真卿兄弟，[53]冯鲁公祠奉祀北宋真宗朝忠烈冯守信，[54]两者都是宋高宗驻跸温州的特殊背景下由后人创立的。

宋元时期永嘉城内活跃着其他诸多民间祠庙，到明代均作为淫祠遭遇毁废。比如永宁桥东的永嘉王庙，乾隆府志认为可能奉祀东瓯王。其实永嘉王庙原来应该是永宁庙，明成化年间知县刘逊因视永宁庙为淫祠，遂改为奉祀颜真卿兄弟的二颜庙，永宁坊也因此改名大忠坊。[55]忠靖圣王庙奉祀的温琼原来也属于瘟神一类，后经宋濂的改造而成为出自士族的道士。[56]广惠庙原来奉祀“噀酒灭火”的巫神，在永嘉城内影响尤大。[57]孚德庙原来奉祀传说武进士起家、调节水旱的巫神张铉，[58]到了明初，宋濂以临海的平水王周清为原型，将广惠庙灭火的周爽改造成温州的平水王周凯，并将张铉拉入平水王庙作为周凯的从神。[59]

弘治府志记载，宋咸淳年间（1265～1274）由知州王亚夫所建、奉祀五通神的灵顺行祠原在开元寺。[60]万历府志的记载中灵顺行祠已消失，王亚夫所建灵顺行祠为“宣灵广平王庙”所取代。宣灵广平王庙所祀周雄原是五通神的从神，到明代为了避免被毁禁，浙江衢州的地方官李遂又将其改造成为孝子形象。[61]

显通庙，弘治府志记载的另一个名称是“五圣祖庙”，又称是当地佛寺的“护伽蓝神”。[62]“五圣”也是五显神的一种称号，[63]“护伽蓝神”可能是显通庙神主遭毁禁之后藏于佛寺的掩护性身份。至于兴福九圣庙，据《夷坚志》故事《九圣奇鬼》记载，该庙的巫鬼五通、九圣等在士大夫薛季宣家中作害，后被道教法师所制服，隆兴二年（1164）薛季宣又亲自捣毁兴福九圣庙，该祠庙此后可能就不复存在。[64]此外，圣应七圣庙的名称与兴福九圣庙非常类似。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州治的永嘉城内出现了诸多瑞安县乡村祠庙体系所没有的现象。首先，诸如先贤祠、赵清献公祠这类儒学化的祠庙在宋代的永嘉城内已经出现。其次，地方官为了寻求祈福禳灾的合适场所，往往会引进或改造某些古代历史人物作为祠庙的神主。再次，只是在宋金战争、宋元战争的特殊背景下，朝廷或地方官府才将某些战争中遇难的平民英雄的祠庙封赐为忠烈祠庙。最后，到了明代，宋元并未获封赐的民间祠庙整体遭遇毁淫祠的命运，相当多的宋元祠庙被毁禁，或者主动、被动地接受改造。

结语

宋代任何被认为灵验的神祇都有机会获得朝廷的封赐，这种封赐制度确实可以理解为“通过承认地方的神明把地方传统纳入了国家正统的范畴”，[65]与明代以来“主张淫祠不予赐封”非常不同。不过温州永嘉、瑞安两县可以确证在宋代获得封赐的祠庙只有海神显相庙一种，万历府志记载知州范峋于元祐五年梦神并奏报朝廷，崇宁元年（1102）赐额“善济”，[66]此事弘治府志失载，但见载于《宋会要》。[67]弘治府志中有封赐记载的灵惠庙、广济庙、孚泽庙、显应庙等，或者显得并不重要，或者记载相当错乱，比如奉祀林三益的广济庙，知州奏报事在元代，而封侯事在宋咸淳七年。而三港大圣行祠等弘治府志中没有封赐记录但比较重要的祠庙，在后出的方志中却常有封赐的详尽记录。由于后人伪造封赐记录的情况比较常见，仅凭方志文献不能确定这些祠庙在宋元时期的封赐情况，这对分析宋元温州祠庙的封赐情况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封赐祠庙仅占地方祠庙的极小部分，意味着通过封赐研究仅能了解地方祠庙体系中金字塔尖的情况，由此也显示努力复原宋元地方祠庙整体格局的意义所在。

宋元温州的祠庙体系基本上是社会各群体共享的开放场域。温州地方官引进夏大禹王行祠和改造海神庙，以及许景衡、项公泽等地方士大夫参与林三益的造神过程，都只是不同势力共同参与祠庙构建的表现，可能对城内祠庙体系造成局部的影响而并不构成主导性力量，对乡村地区的影响更是微弱。战争背景下封赐某些平民神祇更像是一种“征召”行为，与一般象征官方道德规范的功德类祠庙似乎也有区别。由于宋代祠庙本身并不作为国家的异端出现，因此也谈不上封赐的“正统化”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代封赐民间神祇的意义在于丰富国家的“神殿”，就像通过科举制度充实朝廷的官僚系统一样。在这个开放的场域中，紧张与冲突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神祇之间，比如瑞安县显应庙的神明攻击五显神，薛季宣又请道士与兴福九圣庙的巫鬼斗法，最终亲自捣毁兴福九圣庙。

以上讨论可以视为对宋代祠庙相关研究的回应。不过本文关注的焦点仍然在于通过复原地方祠庙体系观察到由小农、土豪、福建移民、海商与道教共同构建起来的宋元温州民间社会，以及朝廷、地方官、本土新士大夫对祠庙场域的有限参与。虽然这不是宋代温州社会结构精确而完整的图景，至少可以勾勒一个可能局部残缺的大概轮廓。这样的图景经由特定的明代方志复原获得，现存宋元方志可能尚不能达成类似效果。由此观察宋明之际的历史记述，可以视之为延续、断裂以及不合理追溯三种现象并存的状态。通过明代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复原宋元历史虽然机会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相比之下由于不合理追溯而呈现的某种宋元明转型趋势更值得研究者警惕。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Local Temple and Shrine Systems in the Song-Yuan Periods from the Ming Gazetteers：A Case Study on the Temple Records in the Record of the Wenzhou Prefecture in the Reign Period of Hongzhi

Wu Zhengqiang

Abstract：The field work is difficult to directly illustrate the comprehensive image of popular beliefs in pre-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extual sources only provide very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deities and how the court honored or persecuted local temples and shrines. Any attempt of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centered on temples and shrines in the Song and Yuan eras is difficult. This paper wonders whether or not we can discu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Temple and Shrine Systems in the Song-Yuan periods from the Ming Gazetteers especially by reading the sections on the temples and shrines in the Yongjia and Rui’an counties in the Record of the Wenzhou Prefecture in the Reign Period of Hongzhi（《弘治温州府志》）. This can be a social history study，but in the meantime，it is also an issue of textual analysis. By reconstructing，we can observe a local society in Wenzhou which was constituted by farmers，landlords，immigrants from Fujian，maritime merchants，and Daoists. The court，local officials，and new elite literati also partially participated in this society. This image can be obtained by specific gazetteers from the Ming dynasty. Current extant gazetteer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eras cannot help us.

Key words：Song-Yuan periods，Wenzhou，Gazetteers，local Temple

[1] 代表性的作品如万志英《财富的法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华琛《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960～1960年》，德格洛珀《鹿港的宗教和仪式》，武雅士《神、鬼和祖先》等，分别参考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武雅士等《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 参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1997年第2期，第187～219页；程民生《论宋代的神祠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沈宗宪《宋代民间祠祀与政府政策》，《大陆杂志》1995年第6期；蓝克利《礼仪、空间与财政——11世纪中国的主权重组》，《法国汉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颜章炮《晚唐至宋福建地区的造神高潮》，《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刘黎明《论宋代民间淫祠》，《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高致华编《探寻民间诸神与信仰文化》，黄山书社，2006；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杨俊峰《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兼论祠祀的“中心化”》，台湾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三联书店，2011；小岛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の地方志における记述と论理」，『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91年2期，頁87～213；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释文·と刘克庄の视点-」，『宋代の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汲古書院，1993；松元浩一「中国村落における祠庙とその变迁——中国の祠庙に关する研究动向と问题点」，『社会文化史学』31号，1993；须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庙の庙额·封号の下赐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9号，1994；水越知「宋代社会と祠廟信仰の展開：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廟の出現」，『東洋史研究』，2002年4号。

[3] 〔美〕韩森（Valerie 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 王瓒：《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胡珠生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415页。

[5]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17页；汤日昭《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二，明万历刻本，第1页。

[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一，第26页；王谠《唐语林》卷三，中华书局，1987，第283页。

[7] 参见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福建兴化府历代碑铭解析》，《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1期。

[8] 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8页。

[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0页。

[10] 参见《万历温州府志》卷一一，第26页。

[11] 参见《乾隆瑞安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1993，第107、109页。

[12] 参见《三国志》卷四七，中华书局，1964，第1148页。

[1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

[1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422页。

[15] 参见《宋会要辑稿》礼二○之六四，北平图书馆，1936；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二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第2106页；《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66页。

[16] 参见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历史地理》1990年第7期。

[17]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9页。

[18]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10页。

[1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2页。

[2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8页。

[21] 参见贺喜《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三联书店，2011。

[22]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陈傅良《西庙招辞并序》，《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一，周梦江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第2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万历温州府志》卷九，第24页；卷一二，第5页。《弘治八闽通志》卷六七，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4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33册，第943页。

[2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8页。

[2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1页。

[25]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页。

[2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3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8页。

[27]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3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11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等，1993，第436页。

[28] 《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

[29]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

[3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崇祯清江县志》卷二，明崇祯刻本，第27页；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第86页；胡行简《清江镇晏公祠庙碑》，《樗隐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页；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五三，正统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1988，第9册第695页；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第318页。

[31]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二一。

[32]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弘治八闽通志》卷六○，第845页；《宋会要辑稿》礼二○，第35页；《宋史全文》卷一四，李之亮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783～784页。

[3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2、423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108页；卷九，第119～120页。

[34] 季兰坡：《陶尖庙记》，《弘治温州府志》，第579页。

[35]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9页；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六，正统道藏本，文物出版社等，1988，第5册第248页。

[36]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1页。

[37] 参见《乾隆瑞安县志》卷五，第107页；《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56页。

[38]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

[3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7页。《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43页；卷八，第168页；卷一三，第357页。

[4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第425页。

[41]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弘治八闽通志》卷六○，第853页。

[42]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弘治八闽通志》卷五八，第826页。

[43]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第509～510页。

[4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八，第168页；卷一九，第509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一一一、礼二一之二九。《宋史》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77，第10325页。

[45] 《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

[4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20页；孙衣言《瓯海轶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1478页。

[47]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第402页；卷二二，第2078～2080页。

[48]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卷一七，第468～470页；卷一九，第532页；卷八，第143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5页。《宋史》卷四五二，第13300页；卷四五三，第13317页。周行己《包端睦忠孝传》，《周行己集》卷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24～225页。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忠义一》，中华书局，1991，第323页。《溪南卢氏宗谱》卷二，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华人族谱数据库https：//familysearch.org/pal：/MM9.3.1/TH-1951-20617-37496-84？cc=1787988&wc=M9H9-T2S：127202959，影像第255页。

[49]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八，第141页；卷一一，第267页；卷一六，第417页。《宋史》卷四五三，第13317页。《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六○。

[50]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一二，第10页。

[51]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宋史》卷四二三，第12627页；《光绪永嘉县志》卷二三，第2160～2165页。

[52] 参见林景熙《重建忠烈庙记》，《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第532页。

[53]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6、417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五，中华书局，1956，第1569～1570页；郑刚中《忠义堂记》，《北山文集》卷一三，商务印书馆，1935，第172页；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一五《宗庙考》，文海出版社，1979，第7040页。

[54]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143页、269页；《宋史》卷四五○，第13254页；王称《东都事略》卷四二，刘晓东等点校，齐鲁书社，2000，第336页；王安石《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勤威冯公神道碑》，《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899页。

[55]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五，第87页；卷六，第106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第440页。《乾隆温州府志》卷九，第112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8页。《嘉靖延平府志·学校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9册，上海古籍书店，1961，第14页。

[56]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一九，第554页；卷六，第102页；卷一六，第425页。康豹（Paul R.Katz）《道教与地方信仰——以温元帅信仰为个例》，赵昕毅译，高致华编《探寻民间诸神与信仰文化》，黄山书社，2006，第136～137页。《乾隆温州府志》卷九，第112页。

[57]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卷六，第107页；卷一九，第587页；卷一九，第559～560页。《乾隆温州府志》卷九，第112页。《万历温州府志》卷三，第28页；《光绪永嘉县志》卷三，第252、253页。孙衣言《瓯海轶闻》，第1478页。《嘉定赤城志》卷三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89，第7521页。

[58]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

[59] 宋濂：《横山仁济庙记》，《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第559～560页。

[60] 参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7页、427页；卷八，第143页。《宋会要辑稿》礼二○，第159页。《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光绪永嘉县志》卷四，第437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七，第49页。

[61] 参见朱海滨《江南周宣灵王信仰的发生及其演变》，《史林》2008年第2期，第71～79页。

[62]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8页。

[63] 参见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225页。

[64]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六，第419页；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一《九圣奇鬼》，中华书局，1981，第369页。

[65] 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第6卷第1、2期合刊，第18页。

[66] 《万历温州府志》卷四，第6页。

[67] 《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一一一。

札记

唐琐事杂考

梁太济

“河东三凤”漫说

点校本《旧唐书·薛收附兄子元敬传》：“〔元敬〕少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为长离，德音为，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1]点校本《新唐书·薛收附元敬传》同[2]。文中长离、、鹓雏，当皆是总名为凤的不同类别的专名。而据张《朝野佥载》卷三：“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也。”又谓：“为凤凰之佐”[3]。未及长离，鹓雏、虽属“凤之类”，实乃“凤凰之佐”。或者长离才是真正的凤。《后汉书·张衡传》载《思玄赋》：“前长离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李贤注：“长离，即凤也。”[4]

点校本谓薛收“为长离”，在新旧《唐书》各种版本中，仅百衲本与之同，而在此前流传更广的诸多版本中，如汲古阁十七史本（仅有新《唐》），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仅新《唐》获检），新近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众多类书所引，皆不作“为长离”，而作“为长雏”。究竟以何为正呢？点校本于版本异文，以“择善而从，不出校记”为校勘则例，因之也就难以窥见其取舍的根由底细。只是传文既有“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语，表明鹓雏又可作幼雏解，则对于薛元敬的族父薛收，亦未尝不可以普通名词长雏称之。作长雏未必定误也。《汉语大词典》征引二十四史，当据点校本，其词条“长离”释文，所引即点校本。而在词条“鹓雏”下，为了阐明鹓雏第二义，即“凤雏。比喻有才望的年青人”，却又撇开点校本，改而从此前的通行本征引了。可见书作薛收“为长雏”的文本对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既是“三凤”，当然也就为人们所乐道。早在唐代，胡璩即曾将之录入其笔记小涚《谭宾录》中[5]，到了宋初，钱易又在《南部新书》丁卷节录了《谭宾录》的这条记载[6]。只是在三凤彼此之间的族属亲疏关系上，却又多有误解。《谭宾录》和《南部新书》都说：“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徳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似乎薛元敬和薛德音都是薛收的子侄一辈。其实，薛德音与薛收原系同辈，而薛元敬则是他们两人的子侄辈。《隋书·薛道衡传》：“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继族父孺。孺……与道衡偏相友爱，收初生，即与孺为后，养于孺宅。至于成长，殆不识本生。”[7]又载：道衡“从子德音，有隽才，起家为游骑尉”[8]。又载：“道衡兄子迈，官至选部郎。”[9]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薛氏西祖房表，薛元敬恰是迈之子，温周之孙，而温周与道衡乃兄弟行[10]。

三凤的结局，也可略得而言。《旧》传谓薛元敬“少”时与收、德音被人称作河东三凤，其声名斐然当在隋炀帝时。隋唐易代之际群雄逐鹿，三凤遂被不同乃至敌对的政治势力所牢笼。薛德音，据《隋书》薛道衡附传所载，“及越王侗称制东都，王世充之僭号也，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诛”。[11]最早成了牺牲品。薛收、薛元敬则投附于正在创业的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薛收是全心全意的，也深为李世民所倚重，可惜的是，李世民尚未登上帝位，他却在武德七年便已死去，年仅三十三。及至李世民“登极，顾谓房玄龄曰：‘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12]足见两人结托之深。薛元敬却有些半心半意。《新唐书》薛收附传载：“是时，收与房、杜处心腹之寄，更相结附，元敬谨畏，未尝申款曲。如晦叹曰：‘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仅仅“掌文翰号称职”。且以之“卒于官”。[13]

李华《三贤论》论的是哪三贤？

《三贤论》曰：

余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

此三贤，分别姓元，姓刘，姓萧，当不成问题。文章两次以其终官鲁山令之“鲁山”，又两次以其字“紫芝”称元，四次以其字“茂挺”称萧。此二人分别为元德秀、萧颖士，当也不成问题。萧颖士终官扬州府功曹参军。成为问题的是刘姓功曹究系何人？文中只有一处提到他的字，诸书却有异文，《唐文粹》作“挺卿”，《文苑英华》作“柄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遐叔文集》作“挺卿”。《全唐文》亦作“挺卿”，其下校注曰：“《集》本作‘柄卿’，《英华》亦作‘柄卿’，注云《唐书》作‘捷’，一作‘挺’。”“一作”指《唐文粹》。其所据之《集》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复不同。而《唐摭言》提及刘之字的所在，不知为何竟莫名其妙地被“即”字所取代。

《三贤论》的主要部分，《新唐书》的《卓行·元德秀传》《文艺·萧颖士传》《刘子玄附子迅传》，曾分别有所节录。上引《三贤论》之语，《新唐书·元德秀传》作：

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华于是作《三贤论》。[14]

除元、萧二人外，《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是确认《三贤论》中的刘即为刘迅的，且于《新唐书·刘迅传》记载：

迅，字捷卿。历京兆功曹参军。

因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遐叔文集》卷二《三贤论》题下遂加有如下的题注：

元鲁山萧颖士刘迅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彻底解决。因为今本《唐摭言》卷七《知己》门在“李华撰《三贤论》”下亦加有注文，注明三贤为“刘眘虚、萧颖士、元德秀”。此注为《唐摭言》作者王定保所原有，还是后人所妄加，虽不得而知，但却引起了不少人注意，制造了不少混乱。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下：

刘眘虚，字挺卿。其诗超远幽敻，在王、孟、王昌龄、常建、祖咏伯仲之间。考其人，盖深于经术，不但词华也。李华《三贤论》曰：“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述《易》《诗》《书》《春秋》《礼乐》为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尚书刘公每有胜理，必诣与谈，终日忘返。殷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对，未与刘面，常想见其人。高适达夫落落有奇节，皆重刘者也。”按《唐书·儒学》、《文苑》皆不为眘虚立传，而《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亦略之，故详于此。[15]

是认《三贤论》之刘，即诗人刘眘虚。其所据或即《唐摭言》之注。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刘眘虚”条：

殷璠《河岳英灵集》录刘眘虚诗，谓“顷东南高唱者十数人，然声婉然，无出其右，惜其不永天年，陨碎国宝。”眘虚未详何许人，意其为南士也。

李华《三贤论》谓刘眘虚“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在京尝疾，太尉房公临扶风闻之，曰‘挺卿即日若不起，无复有神道。’殷直卿有识尚，恨言理少对，常想见其面。后避地逝于安庆。”（当作康，安康郡即金州也。）此眘虚即刘知幾之子迅，《唐书》附《刘知幾传》，不言其能诗。

或仞为一人，似不然。孟浩然有《九日于龙沙寄刘大眘虚》诗，而新旧《书》叙知幾六子，迅次在五，是行第不同也。王昌龄有《送刘眘虚归取宏词解》诗，而《唐史》不言登宏词科，是出身不同也。一工于诗，一善著书，是趣向不同也。两刘生遂同时，并有才不遇，而一名一号，似同实异，恐难混而一之。[16]

疑即针对上引王士祯之说而发。然亦未怀疑《唐摭言》注文有误，而只是致力于论证学者刘迅与诗人刘眘虚乃是号与名偶同的两人。虽然正确指出了《唐摭言》注作“眘虚”的《三贤论》中的刘姓贤人即两《唐书》中刘子玄之子刘迅，但是除了《唐摭言》此注以外，实再无何种文献曾言及刘迅别名或号眘虚也。《三贤论》中的“挺卿”原是刘迅的字，由于误信了《唐摭言》的注文，后人才将它误加到刘眘虚名下，才出现刘眘虚字挺卿的说法。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又刘大眘虚”条，既引孟浩然、王昌龄两人诗题断定刘大即眘虚，又引高适《别刘大校书》，“疑亦眘虚也”，都无可厚非，是正确的。但接着说的“字挺卿，李华《三贤论》之一人”就值得怀疑了。更使人诧异的，是“又刘三贶”条说的“《三贤论》称贶曰功曹，卒于安康”。[17]今按，《三贤论》中“予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刘避地逝于安康”之刘，皆是指三贤之一的刘迅说的。而岑仲勉既把他断定为刘眘虚，寻又把他断为刘贶，则不仅与两《唐书》不符，而且也自相矛盾。

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在《宋中过陈二》一诗的注中，谓陈二即陈兼，并云：“据独孤及《送陈赞府兼应辟赴京序》（《毘陵集》卷十六）、《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记》（《毘陵集》卷七）、梁肃《独孤公行状》（见四部丛刊本《毘陵集》附录）、李华《三贤论》及《新唐书·陈京传》，陈兼，字不器，颍川人。初授封丘丞，后隐耕于楚县，游于梁宋。与独孤及、贾至、高适、刘眘虚交往甚密。”[18]谓陈兼与刘眘虚交往甚密，细核其所列诸书证，其所据当仅是《三贤论》。盖《论》中在言及“是皆重刘者也”的8人中，“行古人之道”的“颍川陈兼不器”即是其中之一。可见直至1984年，仍然有人误信《唐摭言》之注，认为《三贤论》中的刘姓贤人即刘眘虚。

刘迅之父刘知幾是史学名著《史通》的作者。今人傅振伦为之撰有《刘知幾年谱》。（注，此人名知幾，字子玄，为避玄宗嫌讳，以字行。）《年谱》第三篇《刘知幾之家世》在言及知幾之后时，即已断定《三贤论》中的刘功曹，与《新唐书·刘子玄传》所附之其子刘迅、《国史补》卷上“刘迅著《六说》”条之刘迅为同一人，并将三者合并一处做了综合叙述[19]。据重版《序》，《年谱》193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36年“修订再版”，1956年“曾就旧本稍加修改”印行，今引文所据之中华书局1963年版又曾“再次修订”。《年谱》中有关刘迅部分，不知原即如此，还是某次“修订”时所做的修订。如果原即如此，则早在1934年，傅振伦即已未受《三贤论》中三贤之一刘某为刘眘虚说的干扰。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有《刘眘虚传》。傅璇琮为此传作笺，指出：“又李华《三贤论》（《文苑英华》卷七四四）中之刘君，近人研究者亦有谓指眘虚者（如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刘大眘虚条。）按《三贤论》之刘君，乃字挺卿，又谓‘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乃述《诗》《书》《礼》《乐》《春秋》为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考《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刘知幾（字子玄）有子六人，即贶、餗、彙、秩、迅、迥，皆有学术，‘迅，右补阙，撰《六说》五卷’。《新唐书》卷一三二《刘知幾传》记迅字捷卿，‘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可见《三贤论》中之刘君与眘虚了不相涉（此并可参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刘眘虚’条）。”[20]

依据以上的综合考察，李华《三贤论》之三贤，实为元德秀、刘迅、萧颖士，当可无疑矣。

胡旋舞，是在“毯”上舞，还是在“毬”上舞？

新乐府《胡旋女》，原创者李绅之作已佚，元稹、白居易续作今皆存。周相录注元稹此诗，谓“胡旋：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舞蹈，出自中亚之康国，唐时传入中原，以各种旋转动作为主。《新唐书·礼乐志十一》：‘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21]所引《新唐书·礼乐志》，“舞者立毯上”，点校本作“舞者立毬上”。检百衲本、明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浙江书局本，皆不异（唯汲古阁本作异体“球”）。今引文作“立毯上”，是注者另有版本依据，还是仅凭理解而作的所谓“理校”？擅改引文而不加说明，殊不足取。

有关胡旋舞的比较早且比较权威的记载，见唐末段安节《乐府杂录》。其“俳优”门载：“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检《类说》、《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学海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诸本，字皆作“毬”，《说郛》（宛委山堂本）用异体“球”，绝无作“毯”者。《太平御览》卷五六七录此条，作：“舞有骨鹿舞、胡旋，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毯上。其妙皆若，夷舞也。”字虽作“毯子”，但不能据此即认为《乐府杂录》原文也是这样。因为在宋人类书或总集一类著作中，不只《太平御览》，其他如陈旸《乐书》、潘自牧《记纂渊海》、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也都曾引录《乐府杂录》此条，字都作“毬子”，不作“毯子”。

《乐书》卷一七三：“《乐府杂录》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上，纵横腾踯，两足不离毬上。其妙若此，皆夷舞也。”

《记纂渊海》卷七八：“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于毬上。其妙若此，皆夷舞也。（《乐府杂录》）”

《乐府诗集》卷九七元稹《胡旋女》解题：“……《乐府杂录》曰：胡旋舞，居一小圜毬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毬上。其妙如此。”

可见，以为胡旋舞不在“毬”上，而是在“毯”上舞，从文献校勘上说，是没有依据的。

美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在论及胡旋舞时说道：“在敦煌壁画中，和唐代玉饰雕刻中，以及1971年在河南安阳北齐墓葬中发现的黄釉瓷扁壶上，都有胡旋舞的形象，而且都是在一个小圆毯子上舞蹈，可以用实物证明所谓在毬子上的错误。”[22]文物考古资料可以说明胡旋舞在小毯子上舞蹈，但仍不足以证明文献中的“毬”字即“毯”字形近而误。

其实，在唐朝前后，“毬”字有二音。一音qiu，义为形状似球的物事，字或作鞠，俗作球。二音qu，系“氍”的俗字，而“氍”之义，则“氍毹、毾，皆毡緂之属，盖方言也”。[23]辽僧行均撰《龙龛手鉴》四卷，《四库全书》著录于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提要》谓：是书“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余字。于《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辑。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舍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不专以释典为主”。书中“毛”部，毬：“音求。毛丸，击以为戏也。”又，（毬之异体字），与另六字，谓皆氍之“俗”字，而氍：“其俱反。毛席毯褥之属也。”可见，音qiu之“毬”字，其义实与“毯”区别不大。氍、毬有时连用。《新唐书·西域传下·安国·东安》：“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后八年，献波斯二，拂菻绣氍毬一，郁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献柘辟大氍毬二，绣氍毬一，丐赐袍带、铠仗及可敦袿襡装泽。”[24]引文中提到的各类“氍毬”，当亦即“毛席毯褥之属”的织物。

在大型字典辞书中，徐中舒主编之《汉语大字典》于“毬”字下注有此二音二义。《康熙字典》则于“毬”下列有“花毬”一词，亦毳毛类织物，其释文作：“花毬，毳布也。《外国志》：‘哈烈古大宛地有琐状花毬，织鸟毳成文。’”

月灯阁何所在？

月灯阁这一既可为新及第进士举办打球会宴，又可供散客闲游就餐的公众场所，究竟在长安的什么地方呢？

有一部张永禄主编的《唐代长安词典》，全书共收词目4377条。然而从其中却未能找见“月灯阁”词条[25]。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唐时月灯阁的地点不详，清人所修《咸宁县志》卷一〇《地理志》，东乡，记有‘韩森社，在城东五里，统四十二村’，村名有长乐坡、月灯阁。由此推测，则月灯阁在唐时或当也在长安的东城。”[26]据清代文献做了可信的推断。

潘孝伟《唐代体育》：“月灯阁位于长安游览胜地曲江池东岸。”[27]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那些荣登金榜的进士等辈，照例要去浐水西岸的著名球场月灯阁，挥球杖上场，一展风采。”[28]

按：早在1983年，林思桐《唐代的月灯阁球会》一文业已指出：“陕西西安大雁塔东、浐河以西的月灯阁村（今属雁塔区等驾坡公社月灯阁大队）是唐代月灯阁遗址。一千多年前的月灯阁，地处长安游览中心曲江池的东岸。”[29]潘、李所说月灯阁方位，未注出处，不过是林文的转述。只是林文亦未给出其所说的文献依据。基层建制容有变动，而月灯阁作为村镇地名，今当仍在。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新进士打球多在城南西禅寺附近的月灯阁。‘莫说城南月灯阁，自诸楼看总难胜。’（王建《早登西禅寺阁》）此地为文士平日游宴常到之处。元稹和白居易等友人曾多次来这里闲游，《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有句曰：‘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30]说月灯阁在西禅寺附近，那西禅寺又在城南何处呢？作者并未做出交代。

按：今本《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载上都“西禅寺：裴孝源云，有孙尚子画”。据日人冈村繁考订，此处自禅定寺至延兴寺诸条（包括本条）皆后人以《贞观公私画史》羼入，非张彦远原文；“西禅寺”，《画史》原本作“隋西禅寺”。冈村繁认为：隋西禅寺“不知与唐的哪个寺院相对应”。[31]即在唐代，长安已无以西禅为名的寺院。正因为如此，尹占华校注王建此诗，即认为：“‘西禅寺’当为‘栖禅寺’之讹，脱‘木’边。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五：‘逍遥栖禅寺在（鄠）县东南三十里，后秦弘始三年置。’”[32]按：鄠县虽是京兆府属县，然“东北至府六十五里”[33]，已是长安远郊。王建既然在鄠县登阁，为何却引六十多里外月灯阁来类比呢？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八《数目故事》“三小川”条：“近京城胜游之处，一曰御宿川，在长安南四十里上林苑……二曰樊川，在长安南二十五里……三曰川，在长安东南三十里，《地理志》：‘川，即浐川也。’有南亭、北亭、龙首渠堰、月登阁、鸣犊镇。”[34]可知月灯阁确在浐川，是近京城三大胜游处之一。只是由于《类编长安志》《四库全书》未收，其点校本又只将目录所列大小条目编为索引，月灯阁的“灯”字又书作“登”，以致无论利用电子检索，还是使用纸本索引，都未能方便地检到罢了。

大中末襄州元宵的“山灯”

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三首并序》：

尚书东苑公镇襄之三年，四维具举，而仍岁谷熟。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时从事及上客从公登城南楼观之。初烁空焮谷，漫若朝炬，忽惊狂烧巻风，扑缘一峰。如尘烘斾色，如波残鲸鬛，如霞驳，如珊瑚露，如丹蛇蚑离，如朱草藂藂，如芝之曲，如莲之擎。布字而疾抵电书，写塔而争同蜃构。亦天下一绝也。成式辞多嗤累，学未该悉，策山灯事，唯记陈后主《宴光璧殿遥咏山灯》诗云：‘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辄成三首，以纪壮观：

风杪影凌乱，露轻光陆离。如霞散仙掌，似烧上峨嵋。道树千花发，扶桑九日移。因山成众像，不复藉蟠螭。

涌出多宝塔，徃来飞锡僧。分明三五月，传照百千灯。驯狖移髙柱，庆云遮半层。夜深寒焰白，犹自缀金绳。

磊落风初定，轻明云乍妨。疏中揺月彩，繁处杂星芒。火树枝柯密，烛龙鳞甲张。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

见宋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七，其下接载温庭皓、韦蟾奉和之作各三首。

“山灯”，元宵节夜扎制成山形的彩灯，至宋，亦称鳌山。襄阳一带有事山灯的传统习俗。《大唐传载》载，早在贞元、元和之际，“于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

诗序极力渲染山灯自开始闪烁以致漫山遍谷直抵峰顶的神速，又连用八个“如”字，比喻灯光色彩和形象的新奇古怪，变化万千。而顷刻之间组写或组画而成的文字和宝塔形状，更是这场灯会的绝妙亮点。诗和两人的奉和，又以各种手法，从各个角度，对山灯做了更具艺术性的描绘。

诗序提到的陈后主《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亦载同书同卷，如下：“照耀浮辉明，飘摇落烬轻。枝多含树影，烟上带玲生。杂桂还如月，依柳更疑星。园中鹤采丽，池上凫飞惊。”两相比较，则襄州这次山灯，显然规模更为宏大，而段成式等对山灯的抒写，显然也远较陈后主来得瑰丽且气魄雄伟。

“尚书东苑公”，徐商也。徐商是带着户部尚书这一检校官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的，故被称为“尚书”。新旧《唐书》本传都载他曾被封为“东莞子”，“东苑”乃“东莞”之误。“子”是封爵，而此处之“公”不过是一般尊敬。李隲《徐襄州碑》：“大中十年春，今丞相东海公自蒲移镇于襄，十四年诏征赴阙。”“十四年”，《文苑英华》卷八七○、《全唐文》卷七二四原皆误作“四十年”，《唐方镇年表》卷四引用时已以理校正。其拜相在咸通六年六月庚戌。“东海公”，称郡望也。

既然徐商大中十年春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之三年……百姓请事山灯”，其“事山灯”当是大中十二年（858）的上元节。方南生《段成式年谱》认为，此时成式仍在处州，至大中十三年方闲居汉上，观山灯当在大中十三年。

段成式是以什么身份观山灯的呢？《唐诗纪事》卷五八《温庭皓》：“尚书东苑公镇襄阳，成式、庭皓、蟾皆其从事，上元唱和诗各三篇。”谓其系徐商使府的幕僚。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则辨其“误”。诗序提到：“时从事及上客从公登城南楼观之。”既非“从事”，那就是“上客”了。而居然以“上客”自称，似又不合情理。若确是“从事”，则以卸任刺史而充使府幕职，似也不怎样见有前例。或者段成式并未正式入幕，但却经常在府混事。第三首诗最后两句：“穷愁读书者，应得假余光。”表明他并未以卸任的前刺史，而只是以“穷愁读书者”自居，同时又表达了请徐商略施援手的愿望。而和诗的两位作者，倒都是使府的正式幕僚，韦蟾为掌书记，温庭皓则只被泛称为从事。

徐商在襄州五年，其幕府物色了不少当日颇有声望的文人，还有一些并未正式入幕的士人围绕在他的周围，彼此经常唱和，其作品且曾结集行世。《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汉上题襟集》三卷：唐段成式、温庭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就山灯所作的唱和，不过是其中颇有声色的一次而已。

[1] 《旧唐书》卷七三，中华书局，1975，第2589页。

[2] 《新唐书》卷九八，中华书局，1975，第3893页。

[3] 张：《朝野佥载》卷三，中华书局，1979，第61页。

[4] 《后汉书》卷五九，中华书局，第1935页。

[5]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61，第1233页。

[6] （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第47页。

[7] 《隋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73，1413页。

[8] 《隋书》卷五七，1414页。

[9] 《隋书》卷五七，1414页。

[10] 《新唐书》卷七三下，第3005页。

[11] 《隋书》卷五七，第1414页。

[12] 《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第2589页。

[13] 《新唐书》卷九八，第3893页。

[14] 《新唐书》卷一九四，第5565页。

[15] 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05页。

[16]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第280页。

[17]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第153页。

[18] 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62页。

[19] 傅振伦：《刘知幾年谱》，中华书局，1963，第14～15页。

[20]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中华书局，1987，第187页。

[21] 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738页。

[22]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第167页。

[23] 《说文解文》卷八《新附》。

[24] 《新唐书》卷二二一，第6245页。

[25] 张永禄：《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6]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20页。

[27] 潘孝伟：《唐代体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第19页。

[28]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68页。

[29] 林思桐：《唐代的月灯阁球会》，《体育文化导刊》1983年第2期，第42页。

[30]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2007，第112页。

[31] 〔日〕冈村繁译注《历代名画记译注》，俞慰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93页。

[32] 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第261页。

[3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1983年，第29页。

[34]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三秦出版社，2006，第254页。

历史学如何算起来？

——从北宋耕地面积、粮食亩产量等数字说起

张邦炜

“让历史学算起来！”这一近乎口号式的呼声，近年来颇具感召力。实话实说，呼声尽管响亮，但本人无太多新鲜感。虽然从前并不知道，1922年，梁启超便倡导“历史统计学”[1]，但早在55年前，我就算了起来。我的研究生指导老师金宝祥先生当即告诫：“古代某些数字是算不清楚的，如粮食平均亩产量之类。”本人自来是个不大听话的学生，依然故我不回头，硬着头皮往下算。而今回顾这桩往事，有些体验和感悟，率尔写在下面，对青年学子或不无可参考之处。

我步入研习宋史之门，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当时众口一词：宋代“积贫积弱”。但我一接触基本史籍，宋代“弱而不贫”之感油然而生。宋人往往炫耀：本朝“生齿增息”“户口繁多”“田野日辟”。诸如此类，举不胜举。然而要证实宋代果真“弱而不贫”，仅仅列举这类略带夸张的片言只语，难以令人信服。即使采用当时通行的举例论证法，说服力也不强。与试举例以说明之相比，数据论证法无疑更科学、更简明、更有力。于是，我患上“数字饥渴”症。

正当痛感举例论证法局限性不小，试图让数据说话，又不知如何入手之时，前辈学者汪篯先生仿佛深知我等之心，当即现身说法，率先垂范。汪先生治学有一大特色：“非常注意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数量关系，经常进行各种统计和计算。”[2]1962年，数月之内，汪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接连发表《隋代户数的增长》《唐代实际耕地面积》等四篇“隋唐史札记”[3]。当年，这四篇札记影响力大、波及面广，被称为在历史学界产生轰动效应，并不为过。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子和学者，跟着汪先生算了起来。只因“文革”赓即爆发，这些统计、计算结果到70年代、80年代之交才陆续公布于世。

我从60年代初开始算，一直算到70年代末。在吸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统计、计算出四组数据。（一）北宋耕地面积扩大：唐代800万顷～850万顷[4]，北宋1460万余顷[5]，北宋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即6亿亩。（二）北宋粮食平均亩产量提高：北宋“大约中岁亩收一石”。[6]汉、唐两代也大体如此，但因宋量大于唐量，更大于汉量，北宋粮食亩产比唐代增长25%，比汉代增长近一倍。（三）北宋年粮食总产量增加：汉代约320亿斤[7]，唐代约595亿斤，北宋约1284亿斤。北宋比唐代翻了一番还多，比汉代增长三倍有余。（四）北宋人口增多：汉代、唐代均不过6000万人，北宋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亿人大关。“人多好种田”，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人手的增加。依据这些数字，进而得出结论：北宋超越汉、唐两代，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一次经济腾飞，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相互争妍丽。对于这些数字，本人并不十分自信，因而在文稿中特意加上一句话：“从绝对意义上讲，这些数字并不一定可靠，只是些近似值，但就相对意义而言，它们所展示的趋势是确实可信的。”[8]谁知这些数字公布不久，某些学者竟一再引用。如金观涛、刘青峰试图证明“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惊人的”，便以此为主要例证之一，并据此进一步推算出人均占有粮食量，唐代近1000斤，宋代近1300斤[9]。实不相瞒，本人当时不免沾沾自喜，因而信心倍增。从此连年在课堂上反复予以讲述，心里美滋滋，有些得意感：别人讲北宋农业生产的发展，总是举例，什么占城稻的推广以及踏犁、秧马、龙骨车等等，而我用几个简要的数字就说服学生，驳倒宋代“积贫积弱”论。若干年后，反躬自省，才发现上述四组数据，除第四组系学界通常说法而外，其他三组均不可信。2008年，在将《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收入《两宋史散论》[10]时，我索性把这些数据统统删掉。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发现上述数据很成问题是从阅读有关论著开始的。较早读到的是余也非先生的《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11]和吴慧先生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2]。他们掌握资料比我全面许多，其计算结果与我差距极大。而余、吴两先生的结论差异也相当明显。如吴先生用大量篇幅反驳汉代“亩收一石”论，坚持“亩产三石”说。而余先生则认为汉代南方“亩产谷四石”，折合米二石，北方亩收麦由一石逐步提高到三石。他虽然肯定宋代“北方每亩平均产量为麦一石”，但认为南方每亩产米“一般应为二石”。分歧如此之大，足见考证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之难，不可草率从事。于是我开始自我质疑。本人将汉、唐、宋三代粮食平均亩产均假设为一石，显然是错误的。以北宋而论，所谓“大约中岁亩收一石”，系熙宁年间吴充所说，仅就熙州（治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地区而言，并非全国各地的实情。其反证不少，如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言及苏州的情形：“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13]吴充是就粟麦而言，范仲淹是以稻米来说，各地栽种谷物品种不同，产量迥异，很难一概而论。这时，我才想到老师当年的告诫：“古代的粮食平均亩产量是算不清楚的。”

岂止粮食平均亩产量的假设是错的，耕地总面积的估计也不对。我所认同的北宋耕地总面积为1460万余顷一说，其史料依据无非《宋史·食货志上一·农田》里的两句话。一句是：“治平中（天下垦田）四百四十万余顷。”另一句是：“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由这两句话推算而成。所谓“十居其七”，分明是个或然数字。“四百四十万余顷”确切么？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细读这段史料，破绽显而易见：“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14]不到20年，耕地翻一番，绝无此种可能，断断不可信以为真。后来读到何炳棣先生《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一书，他列举了北宋不同年份有关耕地总面积的八个数字，认为：“仅就这八个数字之间极不稳定的大起大落，就可推知这些数字决不会反映当时的耕地面积。”[15]何先生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言之有理。而我竟将不真实的亩产乘以不真实的亩积，从而得出北宋年粮食总产量高达1284亿斤，无疑是闹了一个大笑话。上述三组数据漏洞相当多，如耕地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分明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我将耕地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混为一谈。又如唐亩与宋亩并不相等，前者为4752.6平方市尺，后者为5189.4平方市尺，分别相当于0.792亩、0.865亩（亦称市亩）[16]。宋亩分明大于唐亩，而我居然忽略不计。为避免枝蔓，这些本文恕不一一列举。

关于北宋耕地总面积，在《文献通考》等有关史籍的记载中，除何炳棣先生所举八个数字之外，更离谱的是：治平年间，“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17]去掉余数，以三千万顷计，再按一宋亩等于0.865市亩换算，当时天下垦田多达25.95亿亩，大大超过现今全国耕地总面积18亿亩。人们难免会问：这可能么？有前辈学者早年竟信以为真，据此记述道：“到英宗时，全国耕地共三千多万顷。”[18]好在杨志玖先生已于50年代初，著有《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文，专门予以订正[19]。稍后，华山先生在《关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这个统计，一望而知是靠不住的。”[20]华先生所说“这个统计”，包括“三千余万顷”以及“四百四十万余顷”等等在内。在他看来，都“靠不住”。

所谓天下垦田“三千余万顷”，只是典型个案之一。宋人提供的数据往往精确度不高，且相互抵牾，不可尽信。北宋军费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很高，是个不争的事实[21]。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蔡襄、张载、陈襄都是北宋中期人，年纪相若。这三位同时代人，便其说不一。蔡襄言：“养兵之费常居六七。”[22]张载曰：“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3]陈襄云：“六分之财，兵占其五。”[24]到底相信谁的？依我看来，都是“估计参谋”。人们固然有理由认为，蔡襄曾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所言可信度应当很高。但他在治平元年（1064），除“养兵之费常居六七”一说之外，还另有一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25]六分之五，即十分之八强。一年之中，两个不同的数字居然出自蔡襄一人之口。关于北宋开封的人口，种师道称“京师数百万众”[26]，已经相当夸张。刘攽说得更悬乎：“京师至三百万家。”[27]以一家五口计，北宋开封一城人口竟达1500万人之多，即令包括开封府所辖16县在内，也让人无法想象[28]。但我当年见风就是雨，拣起封皮就当信，竟在《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中加以引用。过后方知：上当！至于“京师亿万之口”[29]、东京“居者无虑万万计”[30]一类的言辞，从历史统计学的角度看，纯属天方夜谭。

有关数据采用与数字计算方面的教训理当记取。然而近期在某些著述中，不靠谱的数据和数字仍时有所见。如高估宋代城市化的程度，认为“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速度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又如高估宋代的农业生产率，宣称当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发达地区“为6930斤”；认为现代农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这些有悖常理的数字，据说是计算出来的，但终究很难令人置信。“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包拯年薪超千万，富可敌州。”[31]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主要是在网络与媒体上流传。正式出版的专书《两宋风云》居然也列举出一些离奇数字：“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32]作者不屑于注明出处，让人高深莫测，不知其依据何在[33]。

凡事均不可一刀切。受论题与史料的双重制约，某些问题很难算乃至无法算，如刚刚说到的宋代的GDP之类。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应当补充并强调的是，另外若干乃至更多问题能够算甚至必须算。如要揭示唐宋物价的变动轨迹，只能用数字说话。全汉升先生40年代所著《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34]等文，在数据的运用与计算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具有示范意义。数字论证法如果运用得当，有助于不少历史问题的解决。有关事例较多，仅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各略举一二例证。

其一，算出独到见解。如40年代，据全汉升先生在《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一文[35]中计算，钱币所占比例唐天宝八年（749）仅为3.9%，到宋治平二年（1065）高达51.6%[36]。依据这些数字，全先生指出：政府的收入在唐代中叶以后，钱币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实物所占比重逐渐减少，到北宋治平年间，前者所占比重超过后者。这无疑是有关唐宋时期财政收入结构性演变的一大重要见解。80年代初，贾大泉教授在全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这项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他在《宋代赋税结构初探》一文中认为宋代“国家财政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并以数据为证：熙宁元丰年间，二税收入仅占30%，工商杂税等其他收入占70%。[37]我个人认为，其数据与结论是可信的。

其二，验证既有结论。如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宋朝重用文臣、压抑武将，但论证不够坚实。80年代初，梁天锡教授在《宋枢密院制度》一书中对两宋十八朝枢密院长官的文武构成进行统计，得出文臣占91%，而武将仅占9%的数据，从一个侧面印证宋朝奉行重文轻武政策[38]。值得注意的是，梁教授的统计是动态的，表明重文轻武政策在宋朝前后又有所变化和调整。又如宋代布衣入仕者增多，究竟多到什么程度？70年代，陈义彦先生对《宋史》1953人的家世做统计，其结论是宋代布衣入仕者占55.12%[39]。他将无谱系记载者一概视为布衣，李弘祺教授认为不准确、应剔除，布衣入仕者应占32.53%[40]。此前，孙国栋先生的统计则是：晚唐名族公卿子弟贡举而进者占76.4%，至北宋跌至13%；寒族晚唐仅占9.3%，北宋增至58.4%[41]。这些统计难免欠精准，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用数字说话的努力值得肯定。

其三，订正不确陈说。60年代，有前辈学者指出：唐代“科举制是最主要的做官途径”，“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而致位宰相的”。本人在《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一文中采用数字论证法，试图予以修正。依据数据，我认为：“从数量上说，唐代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不是科举中第，而是流外入流”，“唐代宰相之中，科举出身者与非科举出身者大约各占一半”。[42]从前学界通常认为，唐代妇女再嫁者甚多，而宋代极少。本人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中采用抽样数据统计法，以期证明宋代妇女再嫁者并不少于唐代[43]。至于其方法是否合理、数据是否可信、结论是否正确，则有待读者评判。

总之，本人从总体上对数据论证法持肯定态度，且尽力予以运用。“让历史学算起来”，问题不在算不算，关键在于如何算。算得好，事半功倍，论证有力。胡乱算，破绽百出，适得其反。不宜草率为之，而应审慎行事。本文无甚高论，浅见不过如此而已。

（文稿草成后，学友陈鹤曾提出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1] 参看罗志田《数字与历史》，《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第115～118页。罗教授在此文中还指出：“我们历史上留下来不多不全的数字中，很多又并不那么可靠。”（第115页）

[2] 吴宗国：《汪篯传略》，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70页。

[3] 汪篯：《隋代户数的增长》《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非实际耕地面积》《史籍上的隋唐田亩数是应受田数》《唐代实际耕地面积》，《光明日报》（史学版）1962年6月6日、8月15日、8月29日、10月24日。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8～69页。

[4] 汪篯先生在《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中说：“唐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依唐亩积计）之间”（《隋唐史论稿》，第67页）。

[5] 据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第2期，第18～19页。

[6]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二《营田杂录》，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册，第5985页。

[7] 据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史学版）1979年4月10日。收入《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521页。

[8] 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引言》，《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14～15页。

[9]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56～57页。此后，金观涛、刘青峰又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社会结构的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43页）、《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集——反思·探索·创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第108～110页）等论著中予以引用。

[10] 张邦炜：《两宋史散论》，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08。此书系该社为申请建社而仓促出版，故无版权页，且错字甚多。

[11] 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第8～20页。

[12]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此书正式出版前，1983年作者已在成都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分发其油印本。

[13]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第534页。

[14] 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农田》，中华书局，1977，第4165～4166页。

[15]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9页。

[16] 据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古今对照统计表》，载其所著《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文末。

[1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历代田赋之制》，中华书局，1986，第58页。

[18]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光华书店，1949，第447页。吕老《通史》撰写于1947年，当时身处战争前线，查找史料之难，异乎寻常，出此差错，在所难免。

[19] 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第2期，第18～19页。

[20] 华山：《关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60年第3、4期合刊，第51～66页。收入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第1～29页。

[21] 参看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第395～402页；王育济《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20～25页。

[22] 蔡襄：《论兵十事奏（治平元年）》，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〇〇三《蔡襄十》，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46册，第384页。

[23] 张载：《张载集·文集佚存·边议》，中华书局，1979，第358页。

[24] 陈襄：《上神宗论冗兵》，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一《兵门·兵议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330页。此文文末原注：“熙宁二年（1069）上，时知谏院。”（第1330页）

[25] 蔡襄：《上英宗国论要目十二事·强兵》，《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八《总议门·总议四》，第1694页。此文文末原注：“治平元年上，时为三司使。”（第1696页）

[2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〇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丙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上册，第225页。

[27] 刘攽：《开封府南司判官题名记》，《全宋文》卷一五〇三《刘攽二十》，第69册，第184页。

[28] 据《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京畿路》记载，开封府所辖16县为开封、祥符、尉氏、陈留、雍丘、封丘、中牟、阳武、延津（旧称酸枣县）、长垣（曾称鹤丘县）、东明、扶沟、鄢陵、考城、太康、咸平。崇宁年间，开封府“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万二千九百四十”（第2106～2107页）。以一户五口计，总人口超过110万人。此时，北宋开封已是上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应无疑义。周宝珠教授的估计是“北宋东京最盛时有户13.7万左右，人150万左右”（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325页）。

[29] 范祖禹：《上哲宗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状》，《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六《财赋门·荒政》，第1144页。

[30] 宗泽：《宗泽集》卷一《乞回銮疏（靖康元年九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第16页。

[31] 参看新华《“包青天”年薪过千万？》，《江南时报》2011年2月21日第14版。

[32] 袁腾飞：《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33] 参看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2期，第145～149页。

[34] 全汉升：《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分别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4，第101～148页；第11本，1944，第337～394页；第11本，1944，第395～423页；第10本，1942，第201～230页。

[35] 全汉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收入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上册，第209～264页。

[36] 据全汉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第7表《唐宋岁中总额中钱币所占之百分比》，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30页。

[37] 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第51～58页。

[38] 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上册，第11～14页。

[39] 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台北《思与言》卷9第4号，1972，第244～253页。

[40] 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第54～55页。

[41]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香港《新亚学报》卷4第1期，1959。收入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第245页。《论丛》初版由香港龙门书店于1980年印行。

[42] 张邦炜：《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225～234页。

[43]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5～76页。

宋本《洪氏集验方》印纸属地的确认及其意义

孙继民

近年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研究已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相继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获国家社科基金连续三年立项，包括了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等各个层次。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研究正在形成一股热潮，有望在众家如林的历史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独占一席。宋代公文纸印本《洪氏集验方》就是宋元明公文纸本古籍中难得的精品和值得专门研究的重点对象。

公文纸印本《洪氏集验方》是该书目前唯一存世的宋代版本，堪称海内孤本。该书为南宋洪遵编撰，五卷，有目无序，书末有洪遵题识，称：“右《集验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著验，或虽未及用而传闻之审者，刻之姑孰，与众共之。乾道庚寅十二月十日番阳洪遵书。”乾道庚寅即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该书是洪遵根据自身验证和传闻有据而于乾道六年编成的医书。该书历为版本目录家和收藏家珍视，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都有著录和题跋。今人钱超尘先生曾对该书的医学价值进行专门研究，著有《洪氏集验方考注》一书[1]，称其为“人间难得之奇珍，书林之重宝”[2]。汪桂海先生《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涉及国家图书馆藏五种宋代公文纸印本古籍，其中之一即《洪氏集验方》，对该书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概述[3]。

但是，《洪氏集验方》被称为“人间难得之奇珍，书林之重宝”主要是就该书的版本价值和医学价值而言的。其实，该书作为公文纸印本，其背面保存的宋代官府档案的原始文献更值得珍视。该书今藏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笔者因课题研究需要，2015年在国图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有幸小心翼翼撑开书叶夹缝，从中窥视庐山真面，查阅了纸背保存的宋代官府公文档案。该书书宽16.8cm，长23.2cm，版心长17.5cm，宽14cm。共五卷，分上下两册，第一册含目录一卷、正文三卷；第二册含正文两卷。在查阅中发现，书叶均已经加装衬纸，但衬纸未与原书叶粘连。据我们统计，该书两册五卷原纸共计88叶，其中上册目录共5叶，卷一共11叶，卷二共14叶，卷三共20叶；下册卷四共20叶，卷五共18叶。总计88叶中有字公文纸叶面为83叶。此外，最后一叶为白麻纸加叶，为黄丕烈和顾广圻跋语，两面书写。

《洪氏集验方》纸背文书多位于页码地脚位置，一般残存文字3～4行不等，最多的达10行，公文的性质绝大部分为公文的申状残尾，内容多是申报禁历和账历。关于这批纸背文书的年代，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钱超尘先生均已指出这批文书有南宋淳熙七年（1180）、淳熙八年（1181）等字样，认为“《洪氏集验方》撰成之时为乾道六年，而雕版印刷时间当在淳熙七八年”[4]。根据我们的目验复核，这批文书形成的时间确实在淳熙七年、淳熙八年两个年度。至于这批公文属于宋代的哪个地方、哪个机构，清末成书的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其书以淳熙七八两年官册纸背所印，中钤官印，惜不可识。”[5]汪氏《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指出：“纸背文书所署官衔也都属于太平州，如‘修武郎东南弟伍将押队太平州驻劄兼监倪琮’等。由此推断，该书刷印的地点大致应在太平州。”我们在抄录纸背文献时，也见到相当数量的印章，但由于我们篆文辨识水平太差，加之印章文字多数模糊或过淡过浅，且位置不佳，的确不易辨识。不过有一印章勉强可以辨识出若干文字。例如上册有一方章，印文纵列三行，每行三字，第一行文字为“太平州”，第二行未能辨识，第三行上一字亦未能辨识，而下二字为“库记”。从抄录的文字看，也有两处文字能够反映撰拟机关，一是上册目录第五叶2行和卷一第六叶的“修武郎东南弟五将押队太平州驻札兼监倪琮”一语，二是下册卷五第一叶的当涂县文书，该件抬头即作“当涂县”，是当涂县呈报给太平州的申状。据《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江南东路太平州条，太平州于开宝八年（975）改南平军。太平兴国二年（977）升为州。辖县有三，分别为当涂、芜湖和繁昌[6]。这件抬头为“当涂县”的文书当然归属于太平州。而从上册目录第五叶2行和卷一第六叶“修武郎东南弟五将押队太平州驻札兼监倪琮”一行文书在该叶文书的位置看，钤印均处于文书的尾部，亦即公文的行文机构官员签署的位置。换言之，倪琮为东南第五将在太平州驻军的军将。又，文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某州申状残尾，残尾中保留了不少某州诸曹参军的官号和姓名残字，例如上册卷二第五叶有“修职郎司户参军赵师□”“录事参军李彦□”，上册卷三第十七叶有“迪功郎司法参军权司户张”“修职郎司户参军赵师□□”和“从政郎录事参军权司户赵吉□”。其中的“赵师□”三字实际上都保存完整，但第三字的书写为草体字，因此我们抄录时未能释读。而据民国本《当涂县志·民政志》中《职官表》宋代太平州官的“幕属参军”部分，淳熙年间任职的有司理陈津、司户赵焯、知录吴符、司户赵师伋等人[7]，现在看来，文书中的“修职郎司户参军赵师□”姓名中第三字当时未能释读的字应为“伋”，文书中的“赵师□”应即《当涂县志》中的“赵师伋”。由此可见，文书中大量出现的某州参军签署的申状应即南宋淳熙年间太平州有关部门的公文，属于太平州的文书无疑。依据以上三点，可以推断《洪氏集验方》纸背文献属于南宋淳熙年间太平州所辖各部门和属县以及与太平州有关部门形成的公文，其主体部分为南宋太平州文书无疑。

确认《洪氏集验方》纸背文献为南宋太平州文书，对于我们精准确定该书的印刷年代和进一步认识该书的印次问题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我们已经知道，《洪氏集验方》的书板刻于“乾道庚寅”亦即乾道六年，因此历代版本目录学家直称《洪氏集验方》的初刻时间为乾道六年。但是对于古籍来说，初刻时间不一定就是初印时间。宋刻《洪氏集验方》的印刷时间，研究该书的专家钱超尘先生在《洪氏集验方考注》一书的《后记》中说：“《洪氏集验方》首刻所用公文纸有淳熙七年和淳熙八年者，则《洪氏集验方》撰成之时为乾道六年，而雕版印刷时间当在淳熙七八年。”钱先生依据该书纸背的宋代公文落款时间推定印刷时间在淳熙七年和淳熙八年，无疑深化了对现存宋本《洪氏集验方》有关刻、印时间先后关系的认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洪氏集验方》用以印刷的纸张的确为南宋淳熙七年和淳熙八年太平州的公文，这些公文有规整的内容、官员的签署和钤印的公章，无疑是正式的、有效的公文，可是这些正在使用的公文能在使用的当年被用来印书吗？这显然有悖于常理。公文用于印书，只能是在公文废弃和失效之后。至迟到唐宋，公文档案等在官府的保管期限是有明确规定的。《唐律疏议》卷一九《贼盗》有疏议称：“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8]这至少说明唐代的公文档案有“常留”与“不常留”之分，不常留的文书是“每三年一拣除”。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墓葬文书中有不少就是唐代的公文档案，显然就是官府三年一拣除而废弃的旧档案。宋代有关公文档案的保管期限和废弃的规定更为具体，汪氏《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一文对此曾有研究。其所用材料主要是《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七《文书门·架阁》引自“文书令”的三条资料：一是“诸制书及重害文书（自注：州实行丁产等第税租簿副本、县造簿案检同），若祥瑞，解官，婚田，市估，狱案之类长留。仍置籍立号，别库架阁，以时晒暴。即因检简移到者，别为一籍（号止因旧）”；二是“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留十年，每三年一检简，申监司差官覆讫除之（充官用，有余者出卖）。其有本应长留者，移于别库，籍内仍随事朱书所除所移年月，同覆官签书”；三是“诸架阁库，州职官一员，县令、丞簿掌之。应文书印缝计张数，封题年月、事目并簿历之类，各以年月次序注籍，立号编排，（造帐文书，别库架阁）仍置籍。遇借，监官立限，批注交受，纳日勾销，按察及季点官点检”[9]。其观点由此得出：“宋代对文书档案的管理相当严格，所有文书都要经过整理存档，存档的文书按照年月次序编号。文书档案的保存期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需要长期保存，这类文书档案有单独的档案库；一种是不必长期保存，这样的文书至少保存十年，过期的文书档案的剔除工作是每三年一次，这样，此类文书档案一般要保存十至十二年。”可见宋代的皇家“制书”和“重害文书”是要“长留”即长期保存的，其余文书的保管期限则是“十年”，同唐代一样，也是三年一拣除。据此来看，太平州淳熙七年和淳熙八年的申状既非皇家“制书”，亦非“丁产等第税租簿”以及“祥瑞，解官，婚田，市估，狱案之类”等“重害文书”，只能属于“非应长留”的一般文书，其作为废弃公文档案用来印刷《洪氏集验方》也至少要在淳熙八年的十年以后。淳熙八年的十年之后是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这说明现存的宋本《洪氏集验方》印刷的时间最早也在绍熙二年以后，亦即汪氏所谓“该批公文纸的废弃时间不会早于光宗绍熙二年”。

在推定宋本《洪氏集验方》印本时间不早于绍熙二年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该书的印次问题。汪氏《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已经指出：“该书的刷印已经是在版刻二十年之后，当非初印，而是利用旧板的重印本。”笔者同意这一观点。洪遵在书尾跋语中说“刻之姑孰，与众共之”。他说此话的时间是乾道六年十二月十日，这应是《洪氏集验方》书版开雕的时间。所谓“姑孰”，是当涂县的别称，今当涂县政府驻地即称姑孰镇。当涂县南宋时期是太平州的倚郭县，亦即太平州的首府所在地。“刻之姑孰”说明《洪氏集验方》是在当涂县刻板的。据《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附子遵传》，洪遵“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10]。可见洪遵在乾道六年先知信州，后来迁知太平州，他到太平州任知州时应该比较晚，估计此年十二月十日写跋语时刚到当涂县不久，也说明这一时间是《洪氏集验方》书版开雕的时间，而非雕毕的时间。考虑到《洪氏集验方》篇幅并不大，总共才五卷，因此耗时估计不会太长，书版雕毕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次年的乾道七年（1171）。本文研究的对象宋本《洪氏集验方》印本的时间不早于绍熙二年已如上述，而书版雕毕的时间很可能是在洪遵知太平州任上的乾道七年，其间相隔20年之久，无论如何，公文纸印本的《洪氏集验方》不应该是该书版的初印本，在公文纸印本的之前亦即至少在书版雕毕的乾道七年应该有一个初印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文纸印本充其量是一个二印本，甚至三印本。

以上对宋本《洪氏集验方》纸背文献主体、该书印刷时间印次等问题的认识，还有助于认识宋代公文纸本古籍的刻板与印纸的关系问题。我国现存的宋刻本古籍据说不超过1200部，而宋本中的公文纸印本古籍，据笔者掌握的信息，目前海内外仅有十一种，不到宋刻本总数的1%，其中中国大陆八种，中国台湾一种，日本一种，因此，公文纸印本的宋刻本相对于其他宋刻本古籍，无异于珍中之珍、宝中之宝。我们知道，公文纸印本古籍的刊刻地和印纸所属地既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例如王安石撰《王文公文集》一书，过去我们只知为宋绍兴龙舒郡斋（即舒州，州治为今安徽潜山）刻本，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该书纸背文献以《宋人佚简》出版之后，根据纸背文献面盖有“向氏珍藏”的私章和向汮在南宋绍兴末和隆兴初担任知舒州的官职，以及文书均为向汮与其他文人官僚的往来书札和舒州的公文，因此可知此公文纸印本古籍的刊刻地和印纸所属地一致，均在舒州。但是我们也见到刊刻地和印纸所属地不一致的事例。例如黑水城文献发现的西夏文《文海宝韵》一书，该书刊刻地在西夏毫无疑问，但该书背面的公文却是宋代的延州延安府以及保安军的公文，该书的刊刻地与印纸所属地明显不一致。在现存十一种公文纸印本宋刻本中，至少有几种只知刊刻地而不知印纸所属地，例如宋人聂崇义集注的《新定三礼图》一书只知道为宋淳熙二年（1175）镇江府学刻本，夏竦撰《集古文韵》一书只知为宋绍兴十五年（1145）齐安郡学刻本，但不知它们所用印纸属于何地。洪遵《洪氏集验方》所用印纸为太平州废弃的公文，这说明该书的刊刻地与印纸所属地一致，都是在太平州的州治所在地当涂县，该书是在宋代太平州使用乾道六年的刻板和淳熙七年、淳熙八年的废弃公文印刷的古籍。这不仅深化细化了我们对宋本《洪氏集验方》的认识，也对我们探讨公文纸本刊刻地与印纸地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它至少可与宋代公文纸印本的《王文公文集》一起，揭示出刊刻地与印纸地一致应是宋代公文纸印本两者关系的常见形态。这对我们认识只知刊刻地或只知印纸地的其他公文纸本古籍刊刻地与印纸地相互关系无疑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有助于推进古籍公文纸本整理研究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提高。

国家图书馆藏《洪氏集验方》书影之一

第一叶

A、B面背存横书6行：

（前缺）

1.伏乞

2.谨状

3.淳熙七年十二月（全印） 日专库陈 楫等

4.迪功郎司法参军权司户张

5.修职郎司户参军赵

6.从政郎录事参军赵

（后缺）

第一叶A面正面书影

第一叶A面背面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洪氏集验方》书影之二

国家图书馆藏《洪氏集验方》书影之三

[1] 钱超尘考注《洪氏集验方考注》，学苑出版社，2009。

[2] 钱超尘：《宋版〈洪氏集验方〉〈伤寒要旨药方〉版本流传简考》，《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4期，第208～212页。

[3] 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文献》2009年第3期，第52～59页。下文引用不再出注。

[4] 钱超尘考注《洪氏集验方考注》，第88页。

[5] （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四，中华书局，1988，第212页下栏。

[6]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7，第2188页。

[7] （民国）《当涂县志·民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3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8，第184页。

[8]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一九《贼盗》，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351页。

[9] 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七《文书门·架阁》，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357页。

[10]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附子遵传》，第11568页。

述论

文书、信息与权力：唐代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反思[1]

刘后滨

帝制中国各级官员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皇帝的授予，程序上要落实到文书的传递与信息的流通环节之中。政治运作中传递信息的文书不一定都是政务文书，但是围绕皇帝而传递的文书都承载着权力的配置功能。对于皇帝来说，他所获得的信息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对于参与中枢决策的官员来说，是否能够将信息送到皇帝手中，决定着是否能够在最高决策中发挥作用，是否在中枢政治运作中获得权力。通过宰相机关和制度规定的通进渠道而呈递的信息，进入的是公开决策的流程，相比于绕过宰相的“进封事”等渠道而直接呈递皇帝的信息，其实际作用往往大打折扣。如何将信息送达皇帝本人，“上达天听”，是参与中枢决策各级官员在政治运作中极为重视之事。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的政治斗争和制度调整，皆围绕这一点展开，唐代亦不例外。

本文将在综述学界有关唐代政务文书研究的基础上，对围绕文书传递与信息流通而形成的权力运作情形，做出概要分析和反思。限于篇幅，基层及地方政务的研究当另撰文评述，本文的考察和反思仅以唐代中枢政务运行为中心。

一 认识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与相关资料的发掘

唐代政务文书新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刊布，有关中枢政务的极少，主要集中在地方和基层政务方面。这是由于唐代的文书都书写在纸张上，而只在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等新疆干旱地区的墓葬中有所保存。尤其是吐鲁番文书，不断有新的发现，并在已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获得许多新知。例如，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是一个阶段集大成之作。此外，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征集到13件吐鲁番文书，已经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据张铭心介绍，这些文书是盗墓者发现的，是唐代开元年间吐鲁番交河县盐城官民使用的文书。这组文书的关联性很强，且与以往出土吐鲁番文书没有直接关联，推测是盐城所属也木什古墓群出土的第一批文书[2]。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为“从高昌到奈良——丝绸之路上的写本专号”，发表了多篇与唐代政务文书和政务运行相关的论文。雷闻《隋唐的乡官与老人》、游自勇《唐西州“张无价”文书新考》等，对于早已刊布和经众多学者研究的一些出土政务文书提出了新的看法，其在文书解读方面的推进，值得借鉴。此外，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的相关阶段性研究成果，具有公布新资料的价值[3]；刘子凡《杏雨书屋藏唐蒲昌府文书研究》，在荣新江确认两件散见的唐西州蒲昌府文书基础上[4]，对唐代折冲府政务运行问题进行了研究，亦属针对新资料的最新研究。出土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这些成果，对于唐代地方与基层官司政务运行研究的推进有重要贡献，此不赘述[5]。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出土文书整理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对这些文献的利用也不断加深，针对出土文书中具有档案性质的政务文书所做的整体综合性研究也业已展开。例如，冻国栋针对日本大谷探险队20世纪初从新疆库车掠走的一件残文书，着重研究了作为发文官司的“孔目司”，并提示此“帖”文发自何处的研究旨趣[6]。从政务文书的发文官司和送付对象探讨各级官司设置，尤其是文献记载简略甚至缺失的一些机构和县以下行政建制，已经成为政务文书和文书行政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7]。如果能够更加注意这些文书的环节性形态[8]，则相关认识或许更能推进一步。如《全唐文》中收录的众多碑铭，对于研究唐代政务文书和政务运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重视。其中大历十四年（779）四月《太原乡牒》，据牒文内容及原碑，可知当为《复立太原乡牒》[9]。这份牒文包含的文书环节和政务流程，包括王氏族人（前同州郃阳县令王颜）和里正的状、县司的符牒以及“中丞”（按：疑为太原府官员带“御史中丞”衔）对县司牒文的判，值得深入研究。

对于中枢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来说，既然很少有新资料出土和发现，在资料利用上的推进主要靠对传世文献中相关文书资料的新认识与发掘，包括对一些碑刻资料的利用。保留在碑刻史料中的政务文书，在宋代制度史的研究中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在唐代政务文书的研究中，也值得引起进一步重视。如日本学者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10]下编“佛教文物”中收录了三篇论文，分别是《嵩岳少林寺碑考》《玄秘塔碑考》《唐代的过所与公验》，对少林寺碑刻中的《少林寺柏谷坞庄碑》、“少林寺赐田敕”碑等涉及唐前期政务文书的石刻史料，刻于柳公权书《玄秘塔碑》碑阴的《敕内庄宅使牒》，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中的唐代过所与公验，以及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此书的研究及其所征引的众多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研究论著，对于推进唐代政务文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告身资料主要发现于出土文书之中，也在碑刻中有所保存。高宗武则天时期苑大智、苑嘉宾的告身，就是刻石祔葬于墓室之中的[11]，是研究唐前期告身和制敕文书的重要史料。告身本身是一类特殊的文书，因其为授予个人的付身文书，被抄写或刻录而保留下来的概率较大，历来受到的关注也较多[12]。但是，研究水准参差不齐。告身所依托的制敕或奏抄等政务文书，对于研究唐代政务运行机制及其变化轨迹，都具有极高的档案价值。

除了出土文书和碑刻资料外，传世文献中留存有大量的唐代政务文书。尤其是《文苑英华》《全唐文》和各种文集（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不空表制集》）等收录唐人文章的唐代集部文献中，都有着大量政务文书的留存。只是由于收录到集部文献中的这些文书，大都没有保留签署程式和流通环节，如果要用于研究政务流程，需要参照已有研究加以甄别和考辨。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的研究，可以对此有所贡献。对于集部文献中保留的政务文书，如果能够区分出存留部分所处政务流程的环节，换言之，能够梳理出其作为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则对于研究唐代国家政务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尤其是能够保留在集部文献中的文章，大都是知名文人所作，他们所撰写的制敕批答、表状章疏，涉及需要君主、宰相处理的各项政务，但由于缺失了签署程式，长期以来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近年来，叶炜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关于唐代皇帝的“批答”、翰林学士和宰相的“奏议”（奏状）以及集议时的“议状”等文书的研究，都将以皇权运作为中心的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研究推进了一大步[13]。应该说，政务文书环节性形态的区分与厘定，对于无论是释读集部文献中的政务文书还是释读残缺的出土政务文书，以及理解这些文书所处政务环节，进而从流程的角度来理解唐代国家的政务运行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坐标作用。

以《元稹集》收录的众多保留有批复环节之敕牒的奏状为例，便可说明集部文献对于政务文书与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的价值。《元稹集》卷三七收录了元稹担任监察御史时奉命出使调查东川节度使严砺等人擅自籍没、税外科配事所上的弹奏状《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和调查山南西道税外科配的弹奏状《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卷三九收录了《浙东论罢进海味状》和中书门下牒浙东观察使的敕牒[14]。其中前两件是关于唐代监察御史行使弹奏职能及相关政务流程的重要文献。对照《册府元龟》卷六五八《奉使部·举劾》[15]所载同一事件的不同政务文书，可知元稹上奏弹奏的状文后，朝廷同时通过颁下敕旨和敕牒进行了处置裁决。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发掘和研读史料，将有可能重新认识许多有价值的政务文书。

无论在纪传体还是编年体的历史叙事中，大都是从结果出发来编排史料的，许多过程中的环节被忽略或淹没了。而通过对政务文书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一些重大事件和决策的详细过程。在有关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历史研究中，由于史料留存得相对完整，并不需要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历史事件的环节，但是对于隋唐及更早时期的历史研究来说，却无疑是扩大史料范围的一个有效办法。叶炜的研究表明，在明确了议状与召集集议的诏敕两类或者说两个环节政务文书的关系之后，对唐人文集中许多“状”类文书可以有更为准确的认识，尤其是其所处的政务环节。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从政务文书环节性形态入手，也有助于克服集部文献整理中常见的一些误系、疏漏和对文书用语的误读。如叶炜《元和七年议与唐德宗至武宗时期的货币政策》一文中指出，各种版本韩愈文集中所收《钱重物轻议》，历来整理者校注者和唐代文学研究者都将其创作时间系于穆宗长庆元年（821）九月，而经过比对，韩愈此议状所引述召集集议的诏书乃是收录于《册府元龟·邦计部·钱币三》中的元和七年二月诏，所以可以断定其写作时间为元和七年（812）。同理，论者普遍系于元和十五年的元稹《钱重物轻议》，比对引述诏书，也应是元和七年，与韩愈所议当为同一次集议。这样的考证路径和可靠结论，是纯粹文献学研究不可企及的。又如，上述《元稹集》中两篇弹奏的奏状之后，都附有“中书门下牒御史台”的敕牒一道。点校者对于敕牒等政务文书中文字的断读，出现了大量的误读，如“牒至准敕，故牒”作为通用的文书用语，都断读为“牒至，准敕故牒”（第425页，第429页，第441页）。如果能够留意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和文书用语，此类错误庶几可以避免。

二 重新认识“状”与中书门下体制下的进奏文书

笔者提出开元十一年（723）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唐代的中枢体制从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16]。拙稿的论证建立在公文形态变化的基础上，通过关注唐代政务文书的类别与应用场合及其变化，来探讨中枢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以这种视角进行唐宋制度史的研究，十数年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进展，笔者已经撰文进行了简要的评介[17]。以下专就在中书门下体制框架内对相关政务文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做一简要评述。

讨论与中书门下体制成立相关的政务文书形态变化问题，涉及唐前期奏状的行用情况。据《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之职”条的概述，“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是“近臣”呈奏皇帝的文书则称为状。中书门下体制建立所依托的（或者说所带来的）政务文书的变化，就是中央诸司和地方官府向朝廷申报政务的文书，其主体从经尚书六部汇总的奏抄转变为奏状（可以直接向皇帝或通过宰相申奏）。对于这样一个假说，有学者提出了讨论和补充。吴丽娱对政务文书中的“状”做了专门研究，对于“状”在政务运行中作用的认识有所推进，并征引了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书资料。其根据司马光《书仪》，辨明专门用于上达公事的状有奏状和申状两种，奏状是机构官员上于皇帝的，申状是上于政务部门或宰相的。又据唐代诏敕中多次强调的诸司诸使和天下州府各项政务“一切先申尚书省”的记载，认为尚书省制为奏抄的依据文书当是申状[18]。不过，其将出土文书中常见的“具状如前”和“状上”某机构或某官之中的“状”理解为一种文书形态，恐怕有解读过实之嫌[19]，此种用法的“状”或可作动词，是描述之意。

王孙盈政也认为三省制下尚书省就运用奏状（包括商量状）裁决政务，尚书六部制为奏抄的依据也是由寺监和州府呈递的奏状[20]。按其论证逻辑，应该不存在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前后中枢政务申奏文书的主体从奏抄到奏状的转变，只是行用奏状的机构主体从尚书省转变为中书门下。此外，其揭示出唐前期尚书郎官的“弥纶之务”和“弥纶之功”，视角独到。据此可以做出推论：奏抄申奏的主体是尚书六部的诸司，诸司郎中员外郎在奏抄拟制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弥纶”一词，即对寺监和州府申报政务的文书（在唐代是否为奏状或申状，有待进一步探究[21]）加以弥缝和综括，是一种统摄性的政务文书汇总工作，需要很高的文学水平。所以尚书郎官历来都是文学晋身之进士及第者最为企望之官职。此外，郭桂坤举《淳化阁帖》中所收唐高宗时令臣下进状奏事的敕文为证，说明诸司是可以进状奏事的。其结论则落脚在政务申报主体文书在唐代的转移，指出“至晚在玄宗开元时期，奏状已经彻底取代了奏抄的政务申报主体文书的地位，《唐六典》所载奏抄应用范围的萎缩就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22]。

“状”作为一种广义的文书类别，在唐代国家政务运行之中被广泛运用，但是关于各种“状”的理解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明确称为“奏状”（包括商量状）的奏事文书，“状”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行用于近臣与皇帝之间的、用以呈递“封事”“奏议”“奏状”等主体奏事文书的说明性附带文书。如代宗广德二年（764）制，“百官有论时政得失，并任指陈事实，具状进封，必宜切直无讳。……朕将亲览，必加择用”[23]。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四月诏，“自今已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早晚，任进状来，所由门司不得辄有停滞。如须侧门论事，亦任随状面奏，即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滥在人，并宜极论得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24]。其中关于“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滥在人”等情况，诏令谏官通过上“封事”说明。在上封事的同时（或之前），需要“具状”或“进状”，在“状”中说明有“封事”上呈，得到皇帝批准后可以“面奏”或“进封事”，这就是“具状进封”。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敕创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兼诏谏官，凡所论事有关机密，任别以状引之，不须以官衔结署”[25]。“别以状引之”更是明确提出在进封事之时要进状加以说明。此种直接送递到皇帝手上的“状”，虽然不承载大臣所奏政务的主体内容，而是为了呈奏主体政务文书而进呈的请示报告，然其在最高决策的信息来源中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直接呈递到皇帝手中，由皇帝列入议题或直接裁决。

奏状尽管也要经过一套申奏或通进程序才能达于皇帝手中，但相对于奏抄的进奏渠道来说，还是更为直接和便捷的。不同身份的“近臣”向皇帝所进状，由于其信息来源和撰制所参考的材料不同，决定了其在中枢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角色的不同。叶炜以陆贽在德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和宰相期间所上奏状为基础，具体统计了《陆宣公奏议》中所收陆贽作为翰林学士所撰“奏草”32篇，担任宰相所撰“中书奏议”24篇，通过对这56篇奏议的分析，定位了唐后期皇帝、宰相和翰林学士的不同政治角色[26]。文中将奏议文书按照写作缘起分为三类：承问而对类、皇帝知会类、主动提议类，翰林学士奏状中承问而对的占四分之三，中书奏议中主动提议和得到皇帝知会后的主动建议占近四分之三。承问而对是一种被动的咨询顾问，翰林学士的议政方式是被动的，宰相在中枢决策中则是主动的。造成这种差别的制度原因，在于二者信息来源和信息量的多寡。宰相与翰林学士信息来源的最大不同，在于能够获得来自诸司、诸使和地方官员的直接政务报告（申状），以及调阅各个行政部门的档案资料，而翰林学士的信息来源只有皇帝，别无他途。对于皇帝来说，他具有优先处理各类奏状的制度保障，是否出付中书，找何人商量，都由其自行决定。因此，皇帝在政务信息的流通中占据着支配地位。随着皇帝要处理的政务申奏类文书不断增加，皇帝如何掌握最有效的信息同时又不被海量信息所包围，如何分配信息和处理信息，将是此后皇权运作及相关制度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叶炜的研究为此提示出一个长时段的宏大视野。

奏状之中有一类特殊的申奏文书“商量状”。王孙盈政全面检索了唐代文献中“商量”一词，认为商量状不限于“敕后商量状”，也不限于中书门下行用，凡须“商量奏闻”者，皆判定须用商量状上奏，而且唐前期三省制下尚书六部和各曹司都可以行用商量状[27]。其关于三省制下尚书省行用商量状裁决政务的依据，是《唐会要·储君》所载咸亨二年（671）五月十三日敕：“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其应补拟官，及废置州县，并兵马刑法等事，不在判限。”[28]将“须商量拜奏事”句的主语理解为尚书省，似误。“取沛王（李）贤通判”的应该包括尚书省的奏抄和其他机构及文武大臣“商量拜奏事”的奏状。从该敕文后一句的补充说明可知，“其应补拟官，及废置州县，并兵马刑法等事”中，有许多并非尚书省能够行用奏抄裁决的，而是在各种奏状申奏的基础上，通过发日敕等王言加以裁决。

随着中书门下体制下奏状取代奏抄成为国家政务运行的主体文书，商量状随之成为以中书门下为行用主体的奏事文书。不过，文书形态变化与中枢体制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实不宜处理得过于生硬和武断[29]。例如，关于商量状与中书门下在中枢决策中所处环节和发挥作用的论述，不宜以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截然分为两个完全无关的阶段。商量状的应用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开元十一年以前就有萌芽，是随着中书省走向政务裁决前台而出现的。如开元五年右补阙卢履冰奏文，其末云“臣前状单略，议者未识臣之恳诚。谨具状重进，请付中书、门下商量处分”[30]。表明在开元十一年以前，有些机构和官员在政务申奏时已经提出要中书省和门下省（其实核心是两省长官，即当然的宰相）商量处分，而其商量处分的意见，当以商量状或性质相同的文书上奏皇帝。不过，玄宗一直到天宝年间还在不断强调诸司奏事要“断自天心”，“一切更不合请付中书门下”，中书门下以商量状的形式参与中枢政务裁决的机制当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巩固和完善而得到确立。

在进奏文书中，敕后起请是与敕后商量状不同的文书类别，但是目前的研究并未能将二者的异同加以澄清。魏斌指出“敕后起请”之“敕”，包括所有的王言，故亦有针对作为制书的赦文发布后所上之“赦后起请”。不过，其所列举“伏准赦文”而奏者是否皆为“起请”，则仍然可商，其将“商量起请”混称，未将商量状和起请区别开来[31]。

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政务裁决过程中是否还行用奏抄？这是唐宋政治制度史研究中遇到的一个疑难问题。唐前期三省制和律令体制下，国家日常政务（庶政）大都依循律令格式而运行，奏抄是政务申奏的主体文书，门下省是政务申奏的枢纽，其职掌重心是驳正奏抄之违失。随着三省体制过渡到中书门下体制，中枢政务申奏主要通过奏状，皆由皇帝或宰相批复后再进入三省出令程式，门下省在出令程序中的主要作用是被动地审核把关，或“覆奏”之后署而颁之，或直接签署之后颁行。如果不同意颁下的制敕文书，则可“封还”（墨涂、涂归），这也成为其职掌的重心。尽管终唐一代门下省领有对奏抄的驳正和对制敕文书的封还之职，但在唐代前后期不同中枢体制的背景下，其职掌重心还是有所转移的。至于作为唐宋制度史高频语汇的“封驳”一词到底作何理解，以及“驳正”一词在开元十一年以前是否针对制敕，目前的研究都未能提供证据[32]。唐中后期的政务裁决中是否还行用奏抄，目前也缺乏直接的证据。如果要说奏抄完全退出了政务裁决，有些问题还是不好解释。例如，唐代中后期尽管敕授官范围在扩大，但许多中低级官员的授任应该还是尚书吏部的职掌，其授官文书是否依然行用奏抄？上引吴丽娱文中推测唐后期尚书六部仍有部分政务使用奏抄（未提供确切例证），但也指出代表中书门下政务裁决权的奏状地位更加凸显[33]。

中书门下体制成立后是否还行用奏抄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不过至少可以说，奏抄的使用“日趋减少，以致一度隐而不彰”，即使到了北宋初期，目前也未有证据证明有奏抄行用。周曲洋检索到的北宋奏钞（宋代将“奏抄”改为“奏钞”）材料，最早的是元丰八年（1085），证明元丰改制后恢复了奏抄的行用，并广泛用于各类政务的裁决之中[34]。元丰改制对于政务运行机制来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在国家政务中区分出的“有法式事”和“无法式事”与申奏文书分类相对应，奏钞用于其中有“条、例”可依循的“有法式事”[35]。周曲洋指出元丰以后复用的奏钞，在文书体式上与唐制有重大区别，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其抬头所写发文机构从唐代的“尚书某司”变为“尚书某部”，是六部政务主体地位在文书中的反映。尚书六部可以通过文书直接指挥州县、寺监，在政务运行中更加贯通和一体化，证明元丰重建尚书省时，吸收了使职行政体制的运作机制。奏钞复用标志着君主从日常细务中解放出来，而且宰相对奏钞运行的参与也越来越薄弱，六部获得一定层面的行政主导权，成为奏钞行用的主体。一方面奏钞分担了君相的行政压力，另一方面有司通过奏钞裁决政务所依据的条法和则例多来源于编敕和君主此前的裁决，体现了君主不断走向处理政务的前台以及政务文书运作和政务裁决新机制的探索。周曲洋文最后点明，“清中叶以降奏折的产生与题本的衰落，俨然是唐宋奏状与奏钞地位起伏的翻版”，显示出其关注唐宋至明清政务运行机制变迁的宏观视野。而长时段视野下的考察，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政务文书与政务裁决机制的理解。

以上就中书门下体制下中枢政务运行中的上行文书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包括奏状（申状）、奏抄（奏钞）、商量状、敕后起请等。总体看来，这个角度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为理解国家政务运行中皇帝获得和处理政务信息机制的变化，以及皇帝在走向处理政务前台的过程中皇权行使方式的演变等重大问题，都提供了新的角度和启发。

三 中枢决策中的下行文书与君相之间权力关系的梳理

中枢政务运行中的下行文书，主要是以君主和宰相机构名义颁下的制敕文书和堂帖（省札）等，其文书体式、应用范围和成立、颁行流程，涉及君相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帝制中国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则。在以往有关唐前期三省制下的“王言之制”和中书门下体制下制敕文书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唐史学界对于中枢政务运行中下行文书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墨诏（墨敕）、赦书、敕牒和堂帖的研究上。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之职条所载“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36]，是对所谓“王言”即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文书的概括。王言之制在唐代中枢体制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理解皇帝角色和皇权行使方式的一个重要视角。围绕皇帝成为宫府合一背景下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等研究假说，学界关于墨诏（墨敕）和赦书的研究对此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补充论证。

墨诏（墨敕）是不经过正式出令程式而由皇帝亲笔书写（亦有由臣下代笔）的命令文书，似不宜归入《公式令》规定的正式的“王言之制”。游自勇研究了唐五代政务运行中墨诏（墨敕）的背景和作用，分析了墨诏（墨敕）在门阙制度和政务运行中的运用情形，提出在中枢体制从三省制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后，墨诏（墨敕）的应用范围从批答臣下表状为主扩展到国家常行政务[37]。这个判断尽管还具有一定的假设性，但提示了与表状应用范围扩大的同时，皇帝通过墨诏（墨敕）走向处理国家政务前台的思考方向，具有重要启发。墨诏的出现，最初针对的是“口传诏敕”而可能出现的“矫擅”行为。游自勇文中引用《魏书·刑罚志》所载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474）诏罢疑狱“自狱付中书覆案”之后的一段议论，“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38]，正可说明。不过，其时墨诏批复的“诸曹奏事”，范围多大，是否包括尚书省所有曹司，以及北魏至唐代前期墨诏行用范围的变化，这个变化与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墨诏（墨敕）应用范围变化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从长时段看，自帝制建立以后，皇帝命令的形式经历着如下发展阶段，即从口传诏敕到将诏敕形诸文书，再到文书必须经过制度规定的起草和颁布程式，且这套制度日渐完善和严密。上引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冯太后执政时期所要纠正的“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情形，说明北魏时期（至少其早期阶段）的皇权行使方式保留着北方部族的原始习俗，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但并不能以此推断汉魏时期的制度也是如此。北朝的统治对于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来说，是一次倒车并调整方向之后加速前行的再出发。到隋和唐前期，一方面承北朝历史发展之惯性，墨诏（墨敕）的使用范围依然较大，皇帝通过墨敕罢免宰相或斜封官吏，但是刘祎之对“不经凤阁鸾台”的墨敕表示“何名为敕”的反抗，也代表了一种制度理念，皇帝指挥政务的命令必须要形诸文书且文书必须经过正规的程式（详见下文）。唐朝中后期，随着通过墨敕批答的表状日渐用来处理政务，墨敕行用的范围表面看来在扩展，进入到政务运行之中，但是墨敕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国家政务的范围在扩大，原来墨敕批答的一些涉及皇帝与大臣之间相对私人性的问题，逐渐纳入国家政务运行的体系之中。在皇帝不断走向国家政务处理前台的过程中，皇权不断扩张而不是萎缩，这就要求皇权行使方式不断改进，否则皇帝本人将难以应对烦冗庞杂的政务。以“皇帝御书赐某人”等形式颁赐的墨诏（墨敕）至少在两宋时期还在行用，但显然有着将其局限在一些高度机密和涉及皇帝个人人身安全事务中的趋势。

赦书是皇帝用于颁布大赦的制书，是制敕文书中特殊的一类。尽管所有的制敕文书名义上都是皇帝的命令，体现的是皇帝的权力，但除了墨诏（墨敕）之外，其成立和发布又都需要经过一整套由律令规定的程序，皇权在文书运行的层面上同样受到程序的制约。这是研究皇权与律令关系、皇权行使方式时备受关注的问题[39]。由于赦书是“王言之制”中最能体现皇帝恩典和权威的文书，大赦中呈现的皇权与律令关系，在观察这个深层历史问题时就更加具有典型意义。高明士、陈俊强等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陈俊强指出，唐代国家的律令对皇帝的恩赦有所规范，并非皇帝可以随心所欲举行大赦，恩赦的法制化使皇权受到一定的制约。例如，法律中“常赦所不免”的条文，便可视为刑与赦之间、国法与皇恩之间的折中。律令规定若干罪大恶极的犯罪遇赦不原，就是划出了浩荡皇恩的边界。但是，皇帝不仅可以举行常赦，还可以举行非常规的大赦，那些法律规定“常赦所不免”的犯罪，因此有了得到宽宥的特别机会。据统计，唐代皇帝所举行的大赦中，有五十六次提及“常赦所不免”，其中十次不赦，四十六次格外开恩，“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40]。正因为皇帝具有赦除常赦所不免者的权力，而且常赦也被纳入律令体系，“常赦所不免”就成为互相矛盾的条文，一方面具有限制皇权的意味，同时又含有皇权至上的一面。律令制度规定的常赦，给至高无上的皇权留出了行使空间[41]。即如一方面唐代政务文书的运行都必须遵循《公式令》的规定，皇帝的制敕文书必须经过三省的签署程序和相关出令机制，故陆贽上疏曰，“伏详旧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42]。但是，当宰相刘祎之责问前来宣布武则天敕令的使臣“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时，“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43]，武则天找到了另外的给刘祎之治死罪的法令依据，这就是《唐律》规定的“十恶”之一“大不敬”之罪——“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无上的皇权是绝对的，包括文书流程在内的各种制度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这是专制皇权的特征。

作为政务文书的赦书，其在唐代中枢政务运行中内容与职能的变化，体现了行政运作新方式和君相权力分配新格局的形成。禹成旼和魏斌的研究对此有重要的揭示。禹成旼较早注意到赦文溢出赦免的范围而对政令做出全面部署的意义，尤其是武则天掌权时的《改元光宅诏》所具有的转折意义[44]。魏斌借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描述唐代赦书性质的概念，指出其成为“总的政策说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具有“全面行政”的意义，并分析了其背景和过程，将此论题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45]。魏斌指出，唐代的赦书在保留其汉晋以来“推恩”传统职能且日趋细化的同时，出现了对国家政务的处分。赦书“立法制、行禁令”的内容，最早可追溯到唐高宗《改元弘道诏》，其中有对“天后事条”的申明，而真正标志性的起点，还是《改元光宅诏》。以《改元光宅诏》为起点，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的赦书中，申禁条目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内容。而到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政治局势的影响，赦书内容更在“推恩”和“申禁”两个方面出现了更为显著的扩展，并最终在贞元、元和以后达到顶峰。

大赦的举行和赦书的颁布，是唐帝国政治生活中极为重大之事。尤其是最主要的大赦都在南郊祭天之后举行，皇帝回御位于都城北端的大明宫丹凤门城楼亲自宣布赦书，浩荡的队伍从南到北穿行长安城，京师官民可以身临现场观礼。随后，赦书要通过最快捷的驿递传送至州县乡里，朝廷重臣和地方长官皆上《贺赦表》，整个帝国从乡里到朝堂因此完全联结在一起。在如此隆重的礼仪背景和政治氛围中，赦书不断加入大量的申禁命令，有助于为解决现实弊端提供政治助力。虽然如魏斌所说，这显然是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具有针对时弊全面厘革的特殊意义，但是从长时段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大赦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行政举措，大赦在“推恩天下”的同时不断附加“厘革旧政”的申禁功能，对政治积弊加以整饬，在笔者看来，正是将国家政治生活中皇权象征意义的强化与实际政务运行中皇帝走向前台二者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

在举行大赦时颁布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一定阶段内国家政策加以总结和说明，表明朝廷克服了一事一诏的权宜性决策，对国家政务的统领更加全面和深入。对于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政务和政治原则，朝廷要经过全面充分的讨论和总结，获得相当成熟的认识和解决办法后，通过赦书加以发布，严格申明或禁断。这就表明单件皇帝命令文书涉及的政务内容扩充了，涵盖面扩大了，统摄性提高了，皇帝直接裁决的政务范围因此扩大。这种情形与三省制下以奏抄为主体文书的政务裁决机制有所不同。在三省制下，日常政务按照律令规定通过奏抄进行申奏和裁决，处理溢出律令规定的政务，主要通过各种表状和敕旨，基本还是一事一议，一事一诏。随着统治形势的变化，奏状逐渐成为政务运行的主体文书，政务裁决机制发生变化，需要皇帝本人或通过御前会议处理的政务信息不断增加，信息的汇集、加工和处理流程随之延展和扩张，政令发布的方式进而改变。这应是唐代赦书性质和作用变化的制度背景。皇帝既要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又不能陷入日常细务的包围之中。在这个方向的体制转型过程中，赦书充当了重要的载体。到宋代以后，随着新的君相政务关系和权力分配格局的形成，皇帝走向处理政务前台将有新的体制和机制。

中书门下体制下中枢决策中的下行文书，还需要注意“批答”一类。叶炜指出，唐代皇帝对大臣所上表状书疏直接答复的文书称为“批答”，在唐前期基本属于“唱和文章”一类礼节性回复，较少涉及政务。所引李肇《翰林志》记玄宗末年翰林学士张垍“止于唱和文章，批答表疏，其于枢密，则不预知”，颇能说明问题。安史之乱以后，处理政务的批答越来越多，在所有批答中的比例上升，尤其是对节度使、观察使的批答大量出现。这种情形当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通过表状申奏政务机制的形成有关。至元和以后，皇帝对藩镇长官所进表疏通过批答予以批复的同时，还就其中涉及当处政务的内容颁发敕书，出现敕书与批答并行的情况。批答由翰林学士草撰，不用中书、门下两省印，也不加盖翰林院书诏印，具有皇帝自行发出的性质。皇帝批答的撰写和颁行都不经过正规制敕文书的出令程序，由中使或藩镇的奏事官送达，在皇帝与大臣尤其是节度使和观察使之间直接传递，构成了皇帝直接处理地方政务的重要手段和途径[46]。

三省制下宰相的职权更多体现在三省各自的分工之上以及政事堂的参谋决策方面，指挥政务的下行文书皆以皇帝名义发布。七种“王言”并非在同一时期实行的制度，其中敕牒是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成立而出现的。无论是制书还是敕书，都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文书，并没有单独以宰相名义发布的政务文书。敕牒虽已不须经过三省的签署程式而由宰相集体署名颁下，但也是敕书的一种，具有宰相奉敕而牒的性质。至于通过奏抄处理的日常政务，其裁决权的主体在尚书六部，门下省对奏抄的驳正和皇帝的御画闻，都是一种程序性的把关和名义上的批准。皇帝御画之后的奏抄称为“御画奏抄”，它不属于王言，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具有与王言同等的效力。三省制下三省在政务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具特色，尚书省是政务运行的主体，门下省是政务运行的枢纽，中书省是政务运行的核心，与皇帝之间的距离呈递进状态。中书、门下两省又一起构成了所谓“机要之司”。正是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演进，君主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的职掌从以谋议为主向以政务裁决为主转变，君主和宰相的权力分配机制发生了变化。帝制的本质决定了皇权是绝对的，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是相对的。在这相对的制约中，其制约机制不断发生变化。三省制下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机制体现为围绕进奏和出令程序而形成的分权制衡，指挥政务的文书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日常政务裁决行用的奏抄也要由皇帝御画闻，同时，不经过三省程序则皇帝的命令文书也被视为不合法。中书门下体制下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君相走向政务裁决一体化之后的环节分工。中书门下作为宰相裁决政务的机关，通过敕牒和堂帖的行用，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政务文书颁行职权。三省制和中书门下体制下相权对皇权制约机制的异同，值得放在古代皇权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宏观框架中深入探讨。

敕牒作为体制过渡阶段具有双重性的政务文书，一方面它是中书门下指挥政务的文书，另一方面它又是王言的一种，尽管是最末位的一种。对敕牒的研究对于理解唐代中枢体制的转型就具有重要意义。王孙盈政在学界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以往论著中较少涉及或未曾涉及的敕牒史料，论证中书门下奉敕而牒之敕，包括敕旨、发日敕、制书、论事敕书和手诏等皇帝的各种命令文书，此外还有单独发布皇帝命令的敕牒。此文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指出中书门下体制下越来越多的皇帝命令是敕、牒并行，即针对同一件政务，中书门下发布敕牒的同时，还有一道制敕文书下发。二是不仅敕牒的颁行不经过尚书省（按：其实也不经过中书、门下两省，不走三省出令程序），与敕牒同时颁行的制敕文书（主要是敕旨），在行下时也不经过尚书都省的受付程序[47]。这两个现象对于理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政务裁决机制非常重要，说明中书门下体制成立后，尚书省丧失了政务运行主体地位和绝大部分的政务裁决权，尚书都省在制敕文书行下过程中的作用自然逐渐失去，以之为核心的勾检体系趋于瓦解。

从制度的变化趋势看，对于同一事务的处理敕、牒并用，是唐宋之际日渐常行的机制[48]。这种情形在唐代虽不多见，但亦并非无迹可寻。如王孙盈政引用《不空表制集》卷一所载乾元元年（758）《制许搜访梵夹祠部告牒一首》和《请搜检天下梵夹修葺翻译制书一首》，说明此为针对同一事务同时发布的敕旨和敕牒。所谓祠部告牒，实际上是尚书礼部的祠部司转发的一份敕旨，敕旨需要经过三省出令程序。而所谓制书，实则为中书门下的敕牒。文集中标题的不准确，当是编集者误解导致。为了便于理解唐代敕、牒并行的情形，兹转引如下。

《制许搜访梵夹祠部告牒一首》：

中京慈恩等寺及东京圣善、长寿寺，并诸州县舍寺村坊，有旧大遍觉、义净、善无畏、流支、宝胜等三藏所将梵夹。

右。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奏：前件梵夹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索多断。湮沈零落，实可哀伤。若不修补，恐违圣教。近奉恩命，许令翻译。事资探讨，证会微言。望许所在捡阅收访，其中有破坏缺漏，随事补葺。有堪弘阐助国扬化者，续译奏闻。福资圣躬，最为殊胜。天恩允许，请宣付所司。

敕旨：依奏。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进行中书令集贤院大学士知院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崔圆宣

中书侍郎阙

中大夫中书舍人兼尚书右丞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徐浩奉行

奉 敕员（旨）如右，牒到奉行。

乾元元年三月十五日

特进行侍中弘文馆大学士知太清宫事监修国史上柱国韩国公晋卿

黄门侍郎阙

银青光禄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缙云县开国男峄

尚书祠部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

牒奉 敕如右。牒至准 敕。故牒。

乾元元年三月十七日 令史门贵牒

主事唐国兴

员外郎韦少游

《请搜捡天下梵夹修葺翻译 制书一首》：

中京慈恩、荐福等寺及东京圣善、长寿、福光等寺，并诸州县舍寺村坊，有旧大遍觉、义净、善无畏、流支、宝胜等三藏所将梵夹。

右。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奏：前件梵夹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索多断。湮沈零落，实可哀伤。若不修补，恐违圣教。近奉恩命，许令翻译。事资探讨，证会微言。望许所在捡阅收访。其中有破坏缺漏，随事补葺。有堪弘阐助国扬化者，续译奏闻。福资圣躬，最为殊胜。天恩允许，请宣付所司。

中书门下 牒大兴善寺三藏不空

牒奉 敕宜依。请牒至准 敕。故牒

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

特进行中书令崔圆

特进行侍中苗晋卿

司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李（使）

司徒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顺（使）

无论是皇帝“敕旨：依奏”的敕旨还是中书门下“奉敕宜依”的敕牒，其形成的前提都是宰相的裁决，出令机制并不能完全反映裁决机制。两件王言签署日期一致，都是“乾元元年三月十二日”。但是，敕旨还需要经过三省的制令和出令程序，中书三官宣奉行在三月十二日，门下省官员的署衔颁下则到了“三月十五日”，而尚书祠部奉敕而牒（在三省制下应为奉敕而下符）则到了三月十七日。中书门下敕牒则在三月十二日直接行下，颁给不空本人。敕牒比其他王言简便易行的特点一目了然。

按照这样的思路，在集部文献如《文苑英华》《全唐文》和唐人文集中，应该还可以检出许多对于同一事务敕、牒并用的材料。如元和四年（809）监察御史元稹奉使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人擅自籍没及税外科配之奏状，朝廷批复就同时行用了敕旨和敕牒，已见前述。

堂帖则已不同于敕牒，是中书门下不奉敕而以自身名义直接发布政令的文书。唐人李肇在记载唐朝宰相裁决政务的方式时，说“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49]。堂案应非宰相指挥公事的行下公文，而是宰相机构内部保存的政务裁决的文书档案[50]。堂案也不是出现在中书门下体制成立之后，胡宝华举《新唐书·宋璟传》载“张嘉贞后为相，阅堂案”为例以证之[51]。

关于堂帖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宋代省札（省劄），相关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堂帖是否为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之后出现的宰相独立裁决政务的文书，堂帖最早使用的时间是否在开元十一年之后？前引李全德文认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前，宰相“显然已经有独立指挥公事的文书”。但是，“堂帖的运用，与政事堂制度的建立（相距）不远”之说，却值得商榷。宰相要独立地直接对地方官府和中央官司下牒（或帖）指挥公事，前提是宰相的职掌从唐初参与中枢决策的谋议之职到兼有独立裁决政务之职的转变，这个转变应该发生在政事堂从门下省移到中书省，以及中书令兼掌行政的背景下。这个转变本身对于考察中国中古皇权行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张祎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详细梳理了北宋前期的中书劄子和元丰改制以后的尚书省劄子（省劄），指出劄子的行用助成了宋代皇权政治的演进，形成了君相之间一种微妙的权责模式[52]。此文有助于深入理解中书门下体制及其政务运行机制在唐宋之际的发展演变。

综括言之，随着对墨诏（墨敕）、赦书、批答、敕牒和省札（省劄）等下行文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对于唐代中枢体制由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转变在中国帝制时代皇权运作发展史上的意义，当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余论

帝制时代的中国，其政务运行依托于一整套文书系统。“政务文书”是指皇帝和各级官府处理政务的文书，以及围绕政务处理而产生的百姓呈于官府的文书。围绕着专制君主这个权力中心，各种类别的政务文书逐级传递着主要的政务信息。文书体系本身也在不断完善，从文书的体式、应用范围到传递渠道，都日渐制度化。在随着皇权行使方式的改变而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中，文书制度的变革所要应对的核心问题，是皇帝如何有效地掌握关键信息而又不被信息所困扰。围绕皇权行使而形成的文书运作与信息流通之中，官员权力级别的高低决定着获得来自皇帝的信息的质与量，也决定着其能够送达皇帝的信息的质与量。文书、信息与权力，构成了帝制中国的复杂运行图。要了解帝国的运行，必须要进入这个图景之中，具体认识依托于政务文书的信息流通与权力配置。

这并不是说权力都落实到文书上，许多时候权力体现在文书之外，处于无形之中；与此同时，落实到文书上的权力也不全部都是真实的权力，有时候只是一种程序或形式上的权力。但是，文书之外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在制度背景上还是以文书规范的流程为潜在依托的。只有了解文书体系中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才能避免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带入权谋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至于体现在文书流程之外的权力运行，当有多重研究路径。而将文书流程之中的权力格局作为抓手，顺势探寻，亦应是其中一个可行的制度史研究视角。

[1]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名称为“出土汉唐政务文书汇释及研究”（批准号：11XNI 010）。

[2] 张铭心、凌妙丹：《中央民族大学收藏吐鲁番出土文书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张荣强指出其中有一件是交河县要求盐城民众在指定日期接受县令貌阅的帖文，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唐代貌阅官方文书。见张荣强、张慧芬《新疆吐鲁番新出唐代貌阅文书》，《文物》2016年第6期。

[3] 分别是陈烨轩《新发现旅顺博物馆藏法制文书考释》，徐维焱《旅顺博物馆藏〈刘子〉残片的新发现及〈刘子〉在西域的流传》。关于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的整理，还可参看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

[4] 荣新江：《日本散藏吐鲁番文书知见录》，《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5] 参见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述评》，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 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7] 参见刘再聪《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县以下行政建制》，《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张荣强、张慧芬《新疆吐鲁番新出唐代貌阅文书》，《文物》2016年第6期；雷闻《隋唐的乡官与老人——从大谷书4026〈唐西州老人、乡官名簿〉说起》，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8] 参见刘后滨、顾成瑞《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与唐代地方官府政务运行——以开元二年西州蒲昌府文书为中心》，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9] 《全唐文》卷九八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第10197～10198页。晋王卓墓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临猗县庙上乡城西村东，墓已毁，仅存唐贞元十七年（801）所刻《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河东太守太原王公神道碑》，此牒刻于碑侧，有拓片流出。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文献研究所李雪梅教授见告，特此致谢。

[10] 〔日〕砺波护著、韩昇编《隋唐佛教文化》，韩昇、刘建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 参见赵振华《谈武周苑嘉宾墓志与告身——以新见石刻材料为中心》，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文献研究所李雪梅教授见告，苑大智、苑嘉宾父子总共有七通告身刻于碑石，原石由私人收藏，有拓片流出。

[12] 关于告身文书研究的学术史，可参看徐畅《存世唐代告身及其相关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赵晶《论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研究之演进——以唐代告身研究为例》，《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六卷第一期，台北早期中国史研究会，2014。

[13] 参见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元和七年议与唐德宗至武宗时期的货币政策》，《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

[14] （唐）元稹：《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第419～428、428～429、440～441页。

[15] 《册府元龟》卷六五八，中华书局，1960，第7883页。

[16]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

[17] 参见笔者以下评述文章：《汉唐政治制度史中政务运行机制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古文书学与唐宋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分化与重组：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单元》，《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8] 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年第1辑；《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唐史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9；《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文史》2010年第2辑。

[19] 例如日本大谷探险队获自新疆库车的《检校掏拓使牒状》，其定名中的“状”取自第4行“右奉开府状上”，而显得含混不清。这应是一道“牒”文，“牒状”之说似无凭。见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下卷《史料类》（十六），日本国华社，1915，柏林社书店，1972。参见冻国栋《旅顺博物馆藏〈唐建中五年（784）孔目司帖〉管见》。

[20] 参见王孙盈政以下论文：《唐代后期的尚书省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商量状的运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天下政本——从公文运行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地位》，《历史教学》2012年第24期；《论唐后期的尚书省宰相》，《历史教学》2014年第10期。

[21] 不过，北宋元丰改制后恢复三省与奏抄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上报到尚书省的政务文书中，有用奏状者。参见周曲洋《奏钞复用与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政务运作》，《文史》2016年第3辑。

[22] 郭桂坤：《唐代前期的奏事文书与奏事制度》，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3] 《册府元龟》卷一○二《帝王部·招谏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第1225页。

[24] 《唐大诏令集》卷一○五《令百官言事诏》，第536页。时间参照叶炜据《新唐书》卷六《代宗纪》（第179页）所考。又，叶炜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第698页亦作“大历十二年四月”，指出点校本之误。见叶炜《论唐代皇帝与高级官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本刊本期。

[25] 《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二》，第1228页。

[26] 叶炜：《信息与权力：从〈陆宣公奏议〉看唐后期皇帝、宰相与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

[27] 王孙盈政：《商量状的运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28] 《唐会要》卷四《储君》，第42页。

[29] 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0] 《旧唐书》卷二七《礼仪志七》，第1030页；《新唐书》卷二○○《儒学下·卢履冰传》，第5698页。参见叶炜《论唐代皇帝与高级官员政务沟通方式的制度性调整》，见本刊本期。

[31] 魏斌：《“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2] 参见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3] 王孙盈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晚唐奏抄的存在表明尚书省保留了一定的对常行政务的裁决权，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依然断定文献中尤其是任官制敕、墓志碑铭等文学性叙事材料中的“尚书奏议”“文昌奏议”等，指的都是奏抄，“故尚书省奏议，即指奏抄无疑”。参见王孙盈政《天下政本——从公文运行考察尚书省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地位》。

[34] 周曲洋：《奏钞复用与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政务运作》，《文史》2016年第3期。

[35] 参见罗祎南《论元丰三省政务运作分层机制的形成》，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古丽巍《北宋元丰改制“重塑”尚书省的过程》，《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36]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广池千九郎训点本，东京横山印刷株式会社，1973，第199页。

[37] 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文中对于《唐律疏议》引《监门式》所载“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并入出人帐，宣敕送中书，中书宣送门下”的理解，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尤其关于“宣敕”的主体是受敕人的理解，恐怕值得商榷。

[38] 《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中华书局，1974，第2876页。

[39] 参见高明士《论唐律中的皇权》，收录于《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40] 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03页。

[41] 参见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研究》第三章“大赦的内容和效力”，第117～166页。原题《述论唐代大赦的内容和效力》，高明士主编《唐代法制史研究》第二期，2001。

[42] （唐）李肇《翰林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卷一，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第3页。

[43]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中华书局，1975，第2848页。

[44] 参见禹成旼《唐代赦文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从〈改元光宅诏〉的结构与性质来看唐代赦文的变化》，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2004；《唐代赦文颁布的演变》，《唐史论丛》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6。

[45] 参见魏斌《晚唐大赦申禁职能研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朱雷，2004；《“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46] 叶炜：《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7] 王孙盈政：《唐代敕牒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1期。又，胡宝华引《金石萃编》王昶所称云云，以石刻史料证明唐前期的三件“敕牒”，笔者查阅原书后，觉其未必为敕牒，录此存疑待考。见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

[48] 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9]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印本，第49页。

[50] 对于堂案的文书性质，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一文对笔者此前的错误予以纠正。

[51] 胡宝华：《读〈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唐代封驳制度为中心》。

[52] 张祎：《中书、尚书省劄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北宋三司研究述评

张亦冰

北宋在建国后的一百二十三年（960～1082）间，一直以三司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考虑到财政对于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性作用，分析、厘清三司组织人事架构、职能、地位的演变，对理解北宋财政、政治有较大意义。相比中书门下、枢密院等宰执部门，目前尚无以三司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专门论文的数量也不多。但因三司总领国计，牵涉财计事务范围极广，相关讨论往往见于各类财政史、经济史、官僚制度史乃至政治史论著中。黄亚娟、谢婷在有关三司的学位论文中，曾对各自所涉议题之研究状况进行梳理[1]，魏莹莹也曾对21世纪以来有关三司的研究加以述评[2]，但归纳较为疏略。故有必要对学术史重加检讨，以期充分把握当前有关三司的研究进展及余地。

一般来说，以官司为对象的制度史研究目标，在于阐明官司内部权力结构的演进，及其在国家机器中地位、作用的变化。具体的研究对象，包括制度起源、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人事安排、主要职掌以及与其他机构关系等方面。本文对上述方面的主要成果，均将予以涉及。其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以北宋三司人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依时序加以梳理，以期理解相关研究发展阶段及其学术史背景；其次，以议题为纲概述与三司有关的专项研究，以及部分不以三司为直接研究对象，但内容相关之成果；最后，对目前研究中的问题与深化、拓展余地略抒己见。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综述，主要以问题为导向，对各著述中与三司无关之论点，一般不加涉及。另外，由于相关论述颇为分散，本人难免疏漏，因此仅以勾勒学术史大体脉络为主，挑选较具代表性论著加以评述，对于论点、内容相似之著述，不求网罗无遗，面面俱到。

一 关于北宋三司研究的整体情况

（一）1949年以前（日本二战前）

中国学者对于北宋三司的关注，缘于对北宋前期中央集权政策的讨论，以及对君权、相权关系的争论。如钱穆《论宋代相权》认为三司独立于宰相，具有理财权，“宰相不得预闻财政而宰相职权又去其半矣”；同时，钱穆对宋人有关三司分宰相财权的批评，也有所关注，并以此类意见为元丰废三司的原因，但对三司本身论述甚少[3]。

日本方面，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为日本战前少有的宋代财政史专著。此书第一篇[4]，曾设专节讨论北宋财政管理制度，以及财政管理效果，即财政收支状况。其中第一部分“赋税制度概况”，主要讨论了两税法、盐酒茶课利的概况，并梳理了中央理财机构从三司到户部的变化。第二部分“帝室之财”，主要是针对两宋内藏钱物制度形成、来源以及财政功能的考察。第三部分“会计录”，梳理了两宋历次会计录的编修情况，其将三司上报君主的“会计录”性质视为财政信息统计表，并认为毕仲衍的《中书备对》性质与之相似。第四部分“北宋的财政状态”，比较了熙宁变法前后政府对民间财富征敛，中央对地方财赋征调之法的变化，并认为从赵宋立国到真宗大中祥符之际，地方政府与民间还保有较多财政自主权，但大中祥符上供立额后，中央的征敛大为加强。曾我部氏此书，系日本学界有关宋代财政史的第一部专著，所论内容与三司理财多有关涉，但三司机构的设置与职能本身，并非其关注重点。

（二）1949年至1980年（日本二战后）

1949年后，大陆学界对北宋政治史的关注点，较民国时并无太大变化，讨论集中于君主专制下宰相权力的削弱[5]。三司相关制度多被作为君主削弱相权的手段予以论述。如季子涯（漆侠）、邓广铭、张家驹等人的相关论著[6]，均认为三司、枢密院分化宰相事权，反映了宋初设官互为牵制，加强君主专制的特点。至20世纪60～70年代，受政治干扰，宋史研究陷入停顿，相关领域研究也基本空白。但在此期间，日本与中国台湾方面出现了一些专门针对三司制度、人事的研究。

日本方面，二战结束后，东京大学的部分学者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展开了反思，主张宋代并非“近世”的开端，而系“中世”[7]。不论“唐宋变革论”抑或“宋代中世说”，政治统治主体与支配体制的变化，均为其学说重要构成部分，而五代处于唐宋更迭的节点，相关制度颇受学者关注。如日野开三郎、爱宕元、大泽正昭等学者，均论及五代藩镇体制与宋代各类制度的联系。其中有关三司的代表性成果，分别来自砺波护与周藤吉之，兹分述如下。

砺波护《有关三司使的成立》[8]，对由唐至宋使职财政管理的演进，进行了系统梳理。关于北宋三司制度本身，砺波氏的研究相对简略，主要介绍了诸案、子司等组织架构，三司与内藏财利的划分，以及元丰改制废三司之事。其讨论重点，在于三司制度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砺波氏依据宫崎市定等人的研究，认为五代政权的一大特点，系军阀与商业资本的结合，而三司使的兴起即与此密切相关；此外，由唐至宋三司长官身份的变化，也可反映出这一时期政治权力转移：门阀贵族逐渐衰落，其位一度被五代牙军势力占据，至宋太宗朝后，终被进士及第的官僚取代。作为“京都学派”的一员，砺波氏对北宋三司制度，尤其是三司使形成过程的细致梳理，主要为回应“唐宋变革”如何发生，宋代怎样进入“近世”这一议题。虽然其对宋代三司使身份的统计多有不确，关于制度演进具体过程也未展开讨论，但其研究视角给人启发颇大，许多具体结论，如北宋继承后唐三司使制度等，也多为后来研究者所接受或进一步证实。

周藤吉之著有《北宋三司的性格》[9]《关于北宋三司的兴废》[10]二文，分别讨论三司内部官吏构成，以及组织机构设置。在《北宋三司的性格》一文中，周藤氏梳理了北宋三司长官名称变化，并考察了历任三司长官的前、后官情况，以及三司人吏、军将、大将的设置、管理与职掌。《关于北宋三司的兴废》一文，则将三司视为与中书省、枢密院并立的“三大官厅”之一，力图对其庞大繁杂的内部机构设置加以梳理，并以此为线索，论述其主要职掌变化。周藤氏二文，虽考察对象有所不同，但均为论证北宋三司内部人事、组织架构，继承了五代藩镇体制，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注意到三司机构、人事制度与唐末五代藩镇体制的联系。作为东京学派“宋代中世说”的主张者，周藤氏针对三司的研究，即是在其有关五代藩镇内部权力结构与支配体制的思路下展开的（周藤氏还曾由宋代衙前等职役关系入手，对五代“节度使支配体制”问题加以考察[11]）。相比砺波护以唐制为主，论述其在五代北宋的演进，周藤吉之先对北宋制度细节加以梳理，再说明其与藩镇体制的联系。其次，周藤氏对三司本身的机构、人员设置、职掌以及相关调整，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梳理，促进了人们对三司在国家机器中的具体作用以及地位变化的理解。

总的来说，砺波护、周藤吉之，对于唐宋转折期性质的理解虽有所不同，但其从各自角度考察三司的形成过程与制度架构，为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周藤氏一文，提出并尝试解决了诸多重要议题。20世纪70～80年代后，有关“唐宋变革”的争论逐渐消沉，日本学者更多转向“专制国家论”导向下的国家与民众关系考察，以及地域社会史研究。此外，寺地遵有关“政治过程”与“政治权力形成”的假说，也促进了政治史研究的推进[12]。有关三司的研究，似乎难以回应上述议题，显得较为沉寂。直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方有新的专论出现。但其关注点，已非自唐宋时代转折出发，而是由北宋自身政治演进议题引发。譬如宫崎圣明通过三司与户部长官比较，考察北宋财政官僚身份资历变化[13]；见城光威对宋初三司与政权构建关系的讨论，认为宋初以来宰相不兼任三司长官，太宗朝对三司的拆分，均反映了君主对财政集权的加强，而真宗朝重设三司使，则因三司运作自主性逐渐形成，不再特别依赖长官裁断，因此并不意味着皇权弱化[14]。

中国台湾方面，20世纪60～70年代有关三司的专门研究，主要有郑寿彭、葛绍欧二文。郑寿彭《宋代三司之研究》[15]，对三司机构设置、职掌、官员及其在熙宁变法中的改造，以及元丰改制后废三司立户部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论述。此文关注到一些其他学者论述较少的问题，譬如在论述三司职掌时，其设专节考察三司的司法职能，并通过三司置印、休假的特殊规定，论证三司在国家机构中的重要地位；而在研究三司长官与判官地位时，郑氏更关注了三司长官奏事、班次、俸给等细节。对于熙宁变法时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与活动，三司机构改造的方式，熙宁七年三司火灾及其善后，以及元丰改制后户部如何取代三司，臣僚对此有何议论等问题，郑氏也加以关注。总之，本文从多角度考察三司及其官员的重要性，对三司相关的各类史事均有所涉及，可谓包罗万有，不少细节对后人颇具提示性。但作者对于所涉问题浅尝辄止，对所引史料基本不加分析，且对不少材料显然存在误读，譬如在叙三司机构变化时，误以勾院分合为三部分合；讨论三司诸案时，误将都盐、商税等案职掌混为一谈[16]。葛绍欧《北宋之三司使》，则主要以列表形式，分析了北宋三司使的籍贯、出身、任期以及前后官情况[17]，相比周藤吉之所论，其视角有所调整。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

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有关三司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依然由政治史命题带动。如关履权仍坚持前人有关宋初设三司以分宰相之权的论断[18]。与此同时，学界对北宋君权、相权大小进行了重新考量，认为应充分肯定宰相权重[19]。在这一学术脉络下，作为中央理财部门的三司也得到关注。如王瑞来在《论宋代相权》中，曾对北宋不同时期宰相对财政事务的干预事例进行了搜集、分析，并认为，财权起初部分归属三司，最终集中于宰相[20]。此外，张其凡《三司·台谏·中书事权——宋代中书事权再探》[21]及傅礼白《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22]，主要试图论证宰相仍对财权具有充分掌控，并由此对三司使在财政决策、管理以及人事等方面的权限加以关注。如傅礼白从设官立制、人事任免、日常事务等三方面考察宰相如何参与国家财政管理，并对有关三司夺宰相财权史料的背景与内涵加以辨析[23]，充实了人们对北宋财政管理体制的认识，使得相关历史图景层次更为丰富。除了君主专制，有关北宋中央集权的命题也成为学者考察三司职能的重要观照，彭向前的硕士学位论文《唐末五代宋初中央财权集中的历史轨迹》[24]，即将三司视为加强财政中央集权的措施加以集中论述。

大陆较早将三司作为财务管理中心机构，并明确以“三司体制”为考察对象的论文，当属杨倩描《唐宋时期的三司体制述论》[25]。杨氏所定义的“三司体制”，不限于三司机构，而是以三司为核心，由“垂直与横向的财政系统构成的庞大网络”。所谓“垂直系统”，指的是三司与转运司、州（由通判负责）等地方机构间的联系；而“横向系统”，则指三司与发运司、提举解盐司、市舶司等专项财政部门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三司体制的形成过程，“垂直系统”的连接方式，并从人事任免权、官员身份高下与官司职掌等方面考量了三司的地位，分析了三司体制的利弊。据笔者拙见，杨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方面：首先，本文突破了以官司机构、人事为限的研究范式，将“三司体制”作为研究对象，并明确其内涵为以三司为核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其次，本文全面论述“三司体制”地位与作用，观照到许多重要议题，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基础。关于其具体论点，下文将详述。

汪圣铎对“三司理财体制”的形成过程，机构、职官设置，职权范围，其与内藏关系，三司理财体制利弊以及熙丰时期撤三司设户部等问题，也进行了系统考察[26]。汪氏对“三司理财体制”并未进行明确界定，但从讨论范围看，似乎包括三司本身，其与内藏关系，以及与地方财政机构关系等方面。汪氏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的全面性，其对三司职权范围、内藏与三司关系、熙宁分三司事权以及三司体制利弊均有所论述，并设专节考察宋人对三司利弊的评论。其对三司机构、官吏设置的考订也颇为细致，在史料及史事细节方面较前人有所补充，但基本结论不出周藤吉之、杨倩描等所论，即认为三司事务繁多，事权重要，机构庞大。由于汪圣铎此书对于三司建置、职能的研究最为系统全面，此后有关宋代政治制度的专著，基本径从其说[27]。

此后，学界以北宋三司相关制度、人事为研究对象的论著逐渐增多。如张小平《陈恕年谱》[28]，系对北宋初期三司使个体的专门考察，其注意到陈恕及其任职三司时代，在北宋三司制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切入，论及北宋前期三司长官出身、职掌等问题。黄亚娟《北宋三司使研究》[29]，则以三司长官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官员群体的考察，揭示北宋财政制度的演进过程。作者全面考察了三司长官渊源，出身，前、后官情况，职能以及人事管理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与君主、宰相的关系，比较其与元丰改制后户部在职掌范围、中枢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范学辉《三司使与宋初政治》[30]一文视角较为独到，将三司官员任免、活动与太祖朝政局演进结合考察，讨论三司使在宋初政治中的角色，认为太祖朝三司使任用的共同特点，即主要以勋旧之臣为之，以实现对财权的绝对控制。谢婷《北宋前期三司组织机构和长官出身研究》[31]，则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司体制”的形成时间、北宋前期（指太祖至真宗三朝）三司组织的演进，以及三司长官出身的演变进行再研究，在有关如何界定“三司体制”并确定其形成时间，宋初三朝三司机构设置变化的阶段性特点，以及怎样解释三司长官身份变化等方面，均做出了较有启发性的尝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黄纯艳《宋代财政史》[32]中有关三司的研究。由于相关领域的前期积累已较丰厚，加之黄氏本人长期致力于相关议题，此书相关章节可被视为三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除了充分吸收前人成果，黄氏的不少论点也颇为独到。在考察三司组织架构时，黄氏根据职能分类，归纳子司相互业务关系，力图呈现出三司内部机构在日常运行时的整体面貌。在讨论三司职掌时，作者一方面赞同前人结论，认为三司职能远不限于财务，另一方面，将其财政职能，归纳为供应京师百官军队日常开支、统筹管理上供、监督催科地方财赋征收以及参与财政决策谋议等四类，分别加以论述，显得更为系统。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三司与君主、宰相之间财权关系的讨论，其概念梳理清晰，对史事、制度理解准确，所论较前人更具说服力。在此基础上，黄氏对熙宁时期制置三司条例司、司农寺机构性质与设置原因的讨论，也显得更为细致。

综上所述，学界对北宋三司的研究，多是由各类宏大命题引发的。不论是国内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等议题，还是日本方面“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均属此类。学者对三司制度起源、三司机构设置，以及三司官员身份、人事制度等方面展开考察，试图从各角度归纳三司与中枢机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虽然学界对于三司地位问题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但积累了不少有关三司制度、史事的知识。此外，随着政治史、官僚制度史、财政史的研究进展，学者多自其他专题研究论及三司问题，丰富了人们对相关制度的认识。以下将以议题为纲，对有关三司研究的具体进展与待深入的问题加以阐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分类，主要根据研究者视角与侧重点的差异，纯粹为综述便利，其内容实多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二 北宋三司相关专题的研究进展

（一）有关北宋三司制度渊源与形成过程

阐明制度渊源流变，是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目标。中日学者均曾对北宋三司制度形成问题详加论述。日本方面，砺波护较早对由唐至宋使职财政管理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其认为，自唐玄宗起，伴随着财政形势变化，为维持租庸调赋税体系，同时应对诸多新财政事务，各类理财使职兴起；此后，随着榷盐、漕运改革相关财赋收入渐增，盐铁转运、度支二使职掌日趋重要，并形成东西分掌，各具收支体系的理财格局；至唐灭亡前，财政三使一体化的趋势已较为明显。由五代至北宋前期，三司制度进一步发展，后梁的建昌宫使以及其后的租庸使，统合了唐后期的三司，从“租庸使”的名目以及唐代设此使职的先例看，其似乎是为应付军事财政供应而设。后唐明宗在租庸使孔谦被杀后，以宰臣判三司，并于长兴间新设“三司使”作为财政管理的中心，但其财利单一，与唐后期的东西财利分掌截然不同。此后，后晋至北宋，均继承了后唐的三司使设置，其使职机构职能也基本一致[33]。此外，前述周藤吉之的相关研究，虽不以三司形成过程为主要考察对象，但通过对三司机构、官吏设置的考察，同样屡次指明三司与唐末五代藩镇体制之间的联系[34]。

室永芳三曾对五代的租庸使的来源与性质进行深入考察，认为晚唐黄巢战乱后，君主临时特命的租庸使，主要负责供应军队，其可绕开节度使、三司直命州县、监院、巡院。至昭宗朝所命租庸使，性质变化更大，其供给天子及其所领殿后四军，职责也由供军转向供御为主。其直属君主，分割三司财源，负责供御供国，这些特色为五代所设租庸使所继承[35]。室永氏的研究，提醒笔者注意北宋三司使直接听命君主，径直指挥州县等制度源于五代中央财政使职。此外，室永芳三还对五代节度使辖下粮料使、北面转运使的设置、职能加以考察，有助于学者理解五代藩镇体系下的财政管理机制[36]。

中国隋唐史与宋史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溯源北宋三司制度。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一文[37]，主要通过君主、使职以及宰相围绕财权的博弈，考察了开元、天宝间大量出现的财政使职，如何至元和间成为宰相领导下，主要负责财务行政、统一管理财赋的三司体系。吴丽娱意识到，此时初步确立的财政三司使职，距离北宋以三司使为名的中央职官，尚有相当长距离，但其所反映的使职财赋管理的统一，以及宰相领导下与中央官制的一体化趋势，是与五代北宋制度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吴氏将财赋管理权的统一性，以及使职的中央职官化，作为北宋三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吴氏重视财权而不仅是机构的统一性，这一认识颇为合理，但其对“使职”与“中央职官”的区别，并未做出明确交代，二者的区别，似乎仅在于前者直属君主而后者由宰相统领。

李锦绣赞同吴丽娱关于晚唐财政使职变为宰相领导财政机构的论述，认为这意味着其失去决策权，变为纯粹执行机构。在此基础上，李氏进一步分析了晚唐三司使职掌的变化，以及与五代、北宋制度的关联[38]。李氏认为，至唐晚期，由于战争与藩镇截留财赋，朝廷财源枯竭，上供转运受阻，加之财政三使失去决策权，难以灵活统筹财赋调度，故无法维持独立收支局面。为解决此问题，朝廷一方面新遣使职（如催驱使、发运使、租庸使之类），将财政管理系统分为了三司所掌国家财政、租庸使所掌供军财政以及延资库使所掌财政等部分，原三司财政管理范围缩小；另一方面，为统筹有限的收入，保证支出，财政东西分掌局面告终，三使逐渐合一，形成以宰相或权臣兼领三使的局面（其中朱温为首位受命兼领三使者，但辞去所任未实际摄职），其与北宋统一的三司体制存在较直接的联系。

五代财政使职名目繁杂，置废并省，变化颇多。董恩林梳理了晚唐五代中央财政机关的设置情况[39]，认为晚唐中央财权由户部与差遣使职分散掌管，不存在统一的中央财政机关；五代中央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两方面改革。其一，机构方面，后梁在保留三司的同时，先后设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等，与三司一并理财。后唐同光间，三司委租庸使管辖，后几经波折，最终于明宗长兴间确立了以三司使统一管理中央财政的局面，其不但掌握财政实权，还往往参与大政决策。此后虽有宰相兼领三司使，但并不意味着三司机构独立性的消失，只是突显出其地位的重要。其二，在管理方式上，中央削弱了地方部分财权，由块式管理变为条式管理。董恩林认为，五代财政体制改革的原因，在于朝廷财政困难，以及抑制藩镇财权的需求，而改革本身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达到聚敛财赋、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至北宋前期，朝廷收地方行政、兵权，上述以集中财权为目标的改革方彻底完成。董氏误会了个别史事制度，如将晚唐三司视为户部下属机构，但其对五代中央财司演进过程的梳理，以及对财政机构改革特点、原因的分析，均颇为合理。

郑学檬对五代财政官司演进脉络的考察[40]，结论与董氏大体相仿，认为后唐确立的三司与三司使制度，标志着唐宋之际财政机构改革的完成。此外，其专门考察了晚唐五代藩镇内部的财政管理机构，认为藩镇自行设置的从事、支计官等取代了藩镇支使的理财之职，而节帅称帝后的理财机构、使职，多由藩镇财计机构、官吏发展而来。

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除了概述三司使制度的形成过程与成因，还对三司使的任命程序、三司使的下属官吏构成、三司使的身份以及三司使的具体职责加以考察[41]。作者认为，五代三司使地位显赫，下属官吏系统庞大，具体职责也非常广泛，包括征收与免除赋税、管理榷盐事务、参加军事行动、负责管理马政、参与管理营田、管理府库与官员俸料、掌供祭祀所用器物等诸多方面，甚至干预吏部事务。以上种种，体现出五代朝廷设三司使高度集中财权的目的。这一目标，伴随着北宋收回藩镇兵权而最终达成，三司也由此成为地位最高的财政机构。

此后，杜文玉[42]、陈明光[43]均对五代财政使职与中央财政管理体制加以全面考察。二者对后梁、后唐三司与其他各类财政使职机构关系的辨析，较前述研究更为细致，但基本结论类似。而其对三司长官职衔、来源差异，以及三司使地位高下的探讨，亦补充了前人的论述。

相比之下，宋史学界对于三司形成过程的探讨，显得较为单薄。如前所述，学者初涉北宋三司制度，主要为论证宋初君主制约相权的专制措施，因此更偏重“设法立制”的意义，对制度的延续性关注不多。杨倩描在《唐宋时期的三司体制述论》中明确定义了“三司体制”，并认为唐后期形成的，由君主库藏、三司及其外派机构构成的财政管理体系，才可视为北宋“三司体制”的源头[44]。杨氏的研究，虽未确定三司体制形成的具体时间，也未对五代制度的变化详加考察，但其研究思路颇予人启发。

谢婷吸收了前述有关唐五代三司演进的成果，试图对三司体制形成的确切时间提出自己的意见[45]。在她看来，前人关于“三司体制”的形成时间意见之所以不统一，在于缺乏共同标准，而判断三司体制形成的标准有二，即“统一性”与“独立性”。在此基础上，其依陈明光所述，认为后唐形成由三司使总领三司事务的统一中央财政体制；而进入北宋，这一使职不再由宰相兼领，则标志着其独立性的形成。

总的来说，经过中日唐宋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人们对晚唐五代至北宋，各类财政机构、官员的名目，废置分合乃至具体职能，已获得较清晰的认识。对于不同时期制度的相互关系、演进脉络，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目前，有关五代中央财政体制的主要变化，学者已就以下问题基本达成共识：其一，就机构而言，后唐确立三司理财之制，改变了唐代三司从属宰相，各自独立的局面，其直属君主，财赋管理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与藩镇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此前国计使、租庸使等影响有关；其二，就长官而言，以一官领三司逐渐成为定制，并形成了“三司使”使额，而以他官兼判三司也颇常见；其三，就其他官吏而言，五代财司较唐代多出了大量军将与人吏，这也与藩镇体制密切相关；其四，就职能而言，五代三司长官与机构职能，均较唐代大为扩展，参与军国大政决策，其与地方州县的联系也较唐后期更为直接密切；其五，北宋三司机构、官吏设置以及长官身份，与五代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尤其是后唐明宗朝设立的三司使与三司存在密切联系，其演进背后的动因，乃是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

（二）有关北宋三司职能及其与其他机构关系

关于北宋三司职掌的庞杂多样，及其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职权与主导地位，宋人已多有述及。现代学者通过研究三司职能，及其与其他机构关系，也充分证实了宋人说法的合理性。汪圣铎在有关职权范围的讨论中[46]，认为“三司职权超出了单纯财政的范围，变成了封建国家总理经济事务的机构”，虽不具官员任免权，与各地转运司、府州军监也无隶属关系，且自身财政收支受到皇权（以内藏库为代表）的干预，但三司可通过财政决策权、考课权，以及荐举权，实现对央地财政事务的约束与支配，在财政管理方面达到对“百司、转运使、诸州”“如臂使指”的效果。黄纯艳在讨论三司职掌时，同样认为三司职能远不限于财务，并将前人已多有论述的财政职能归纳为供应京师百官军队日常开支、统筹管理上供、监督催科地方财赋征收以及参与财政决策谋议等四方面，分别加以论述，显得更为系统[47]。此外，由于三司事任广泛，与各类财政制度多有关联，故学者在研究宋代财政各类问题时，往往论及三司职掌。笔者挑选其中较有代表性者，根据其议题予以分类概述。

关于三司支度国计职能，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杨倩描《从“系省钱物”的演变看宋代国家正常预算的基本模式》[48]。杨氏将针对系省钱物的预算定义为“正常预算”，系统讨论了五代至北宋前期，“系省钱物”范围扩大与管理规范化的过程；并由此展开，通过深入分析《文献通考》中陈傅良关于上供的论述，考察了太祖至真宗朝，国家“正常预算”体制如何由“统收统支”转向定额管理下的三级预算体制。此文首次将钱物“系省”“岁计”“上供”视为财政预算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且注意到上供“定额”对财政体制造成的影响，突破了前人局限于“集权”的理解，使人们对北宋财政预算制度及其形成过程，获得更具整体、动态性的认识。但杨氏未曾区分“经费”“系省钱物”“三司钱物”等分属支出管理、收入归属的不同类别概念[49]；对于“统收统支”“定额包干”等财政管理体制的含义、成因以及具体运作过程，也缺乏细致说明，为讨论的深入留下余地。

三司与财政决策、立法的关系，一直是学者讨论较多的议题。黄亚娟[50]、黄纯艳[51]等，举出大量史事，证明三司具有参与财政决策、立法的权力，甚至对财政以外人事、军政等方面决策也有干预。此外，三司须参与编修《会计录》，并由其长官进呈君主。汪圣铎[52]、方宝璋等均曾对宋代《会计录》编修的动因、资料来源以及体例、内容加以考察，认为其须依据全国财政收支详细数据编定，目的是反映财政变化情况，为君主财政决策提供依据。而搜集、分析如此繁杂的资料，必须由三司负责方可完成。因此，编修《会计录》是三司参与统筹国计的重要表现。陈扬[53]、高磊[54]更对宋代数次编修《会计录》的背景、具体动因进行了细致分析，从中可看出丁谓等三司长官，如何通过《会计录》信息影响国家政策。

参与财赋收入管理与调拨，也是三司重要职掌。收入方面，黄纯艳认为，两税作为宋代正赋，三司并不直接参与征收工作，但两税折科、折变的命令下达，以及征收的催督工作，往往须三司负责[55]。三司对征榷课利的管理，学者多有讨论。酒法方面，李华瑞曾总结三司管理酒类产销的职责：（1）立定课额复核增亏，并据课额增亏情况进行课绩奖惩；（2）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增减酒税务；（3）直接规划管理三京榷曲事宜[56]。李氏另有专文，讨论坑冶征榷场务课额的调整与作用，其间也涉及三司对课利收入的管理。此外，戴裔煊、郭正忠等在考察北宋盐法[57]，黄纯艳在研究北宋茶法时[58]，认为三司多主导茶盐政策的制定，参与产销方式的调整；此外，盐茶产、销中所涉官司如京师都盐院、提举解盐司、榷货务等，均与三司存在隶属关系。

关于三司参与官物出纳管理，相关研究主要从财务监督角度展开。李伟国曾对提举诸司库务司加以研究，认为三司对内藏以外聚敛于京师之财赋具有支配、管理与监察之权，但因财赋收支管理涉及诸多财库、征榷机构、官营作坊及部分官司自属的财库与物资供应处，事多且杂，千头万绪，故须设立一专门部门，配合三司行使官物管理、收支监督之权，提举诸司库务司即属此类机构[59]。杨芳对北宋京师各类仓廪收入来源、出纳制度加以考察，认为其管理监督，与三司及提点仓草场所密切相关[60]。衣川强、王燕萍、张亦冰对宋代官员俸禄发放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考察，细致梳理了作为支领凭据的财务文书如何审核、使用，并讨论了三司等机构在各环节中所起的审核关防作用[61]。郭艳在对宋代物质赏赐进行考察时，也曾论及包括三司在内各相关主管部门的职掌[62]。

对于三司在宋代财政审计系统中的作用，学者也有专门研究。安国楼曾对北宋三司帐籍管理制度、审计机构设置、帐籍整顿活动等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安氏认为，帐籍管理乃是北宋财会制度的核心问题，关系到国家财政计划的实施，因此自太祖至神宗朝，宋廷一直致力于帐籍的整顿，并通过加强出纳帐籍管理，编修“会计录”，完善财会制度。但由于经济发展导致帐籍增多，以及帐籍管理机构设置从属三司，缺乏审计独立性，所以历次整顿活动，虽以帐籍“清而易理”，减少隐昧欺蔽为目标，但均难以取得长期效果。[63]安氏的研究涉及北宋三司财会制度的诸多方面，对于制度调整过程、目的的梳理，以及对制度弊端难以根除原因的解释，均颇为合理。但其论述较为疏略，缺乏对财会相关各类制度运作详情、历次制度设置、调整目的的充分考察与细致区分，使得史事论述与最终结论均较为笼统且有所脱节，仅说明三司帐籍管理具有“重要性”，却未论证其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的具体作用，即何以“重要”。此外，汪圣铎曾考察北宋前期直属三司，与官吏、军队俸禄发放密切相关的粮料院、审计司，并论及其与三司在官物支出审计中的分工[64]。肖建新认为，北宋前期“二府三司”体制下，不存在类似唐代“三省六部”中比部的独立省级机构，但新体制格外强调制约，故三司内部出现了诸如三部勾院、都磨勘司、勾凿司、马步军专勾司、提举三司帐勾磨勘司、会计司等审计机构。肖氏并对这些机构的名称、设置时间、基本事任进行了梳理，使学者对三司系统的审计职能有了较系统的认识[65]。肖氏在《宋代审计三论》一文中，又重申了上述观点[66]。但肖氏对部分机构性质的理解有误，如勾凿司更类似公文登记机关，与财务审计关系不大。另外，作者对部分机构的关系、设立时间考证欠严密。方宝璋《宋代审计机构若干史实之考证》一文[67]，对肖氏的部分观点进行了修正，譬如明确了专勾司与审计司实为同一部门，后者不过是南宋避高宗讳改名而已。方氏在其专著《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也对三司中有关财务审计诸子司的设置、职掌进行了系统考察[68]。

关于三司如何参与军器修造、河政管理事务，学界也有论述。如吉冈义信、郭志安等曾述及三司官员及其内部机构在治河中的活动[69]。史继刚则对三司及其下属机构与军器制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70]。此外，三司还参与北宋前期官方度量衡的管理制作，郭正忠对相关制度有所考述[71]。三司参与国家财经活动尚多，如物资上供及调拨中的运输管理之类均是，兹不一一具言。

总的来说，学者对三司各方面职能均已多有涉及，其大体可分两类：其一，辅助君主，以各种方式主导或参与财政决策、法令制定；其二，进行财政事务的具体管理，其内容包括收、支、运输等方面，手段则主要为账簿审核监督、行使考课以及人事举荐，必要时也具备采取司法手段的能力。对于三司职掌实际运作的效果，学者也有评述。程民生、冀小斌偏重讨论三司理财体系的弊端，认为北宋中央财政管理主体的多元，三司财力与财权不集中，相关管理机制的混乱，才是造成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72]。杨倩描则对北宋“三司体制”的历史合理性与弊端均加以总结。杨氏认为，这一体制之所以形成，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为中唐以降新财源开辟，对专门的财政管理机构提出新要求；二为北宋建立后，专制集权强化，伴随着统一包干式预算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一呼百应，一贯到底”，又能贯彻君主意志的机构作为保障。故三司体制在北宋前期形成，具有相当合理性，而其能稳定运转一百二十余年，也充分表明其适应高度集权理财体制的需要。杨氏也对三司体制的弊端加以注意，认为该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两方面：首先，三司地位高，而其事务过于驳杂，不但影响国家机器综合职能，且导致财政组织本身低下；其次，中书枢密院与三司联系较少，三司难以及时获取支出信息，预算编制不充分，影响财政收支计度。杨氏对“三司体制”利弊的总结，在宋人相关议论基础上有所发挥，是目前较具代表性的意见。

（三）有关北宋三司内部机构与职官设置

三司内部机构设置及其变化，是三司研究中积累较丰富的领域。周藤吉之将三司内部官司，分为三部、诸案、子司及其他直属机构等类型分别论述。周藤氏主要梳理了三部各自分工及其在宋初三朝分合情况；分析了宋初三朝三部诸案的整合过程，以及判官、推官的设置过程，此外讨论了熙宁变法期间，裁撤诸案，新设寺监的情况。在考察子司时，周藤氏依判官兼领关系对子司加以分类，分别考察其职能类型，归纳为账簿勾稽、财务凭证异同勘核、财赋失陷关防、文书上传下达、吏人军将管理等类别，并讨论了北宋数次设专司改革账簿管理等活动。最后，作者对元丰改制期间三司的罢废过程略做论述[73]。周藤氏此文，重申了三司组织架构继承五代藩镇体制这一观点。

杨倩描认为，宋廷为应对三司弊端进行的机构改造，主要有两次高潮：其一为太宗时期，其二为神宗时期。关于太宗朝的调整，杨氏认为主要针对三部与子司，围绕三方面问题进行：（1）限制三司使权力，表现为设副使与分三使，但影响了三司内部协同活动；（2）增设审计机构，主要为设征欠、凭由等子司；（3）改换吏人。此外，淳化年间，太宗曾尝试设左右计，彻底改造三司组织架构，但以失败告终[74]。汪圣铎等讨论三司内部组织架构与职掌时，基本引用《职官分纪》《宋史·职官志》《宋会要辑稿》中的相关史料[75]，较少对其演进过程、分工类型加以分析。黄纯艳考察三司组织架构时，根据职能分类，归纳子司相互业务关系，力图呈现三司内部机构在日常运行时的整体面貌[76]。相比周藤氏的分类法，这一方法更有利于观察三司内部的分工合作关系。但黄氏对部分子司性质理解欠妥，如以衙司为负责军粮发放之类。

谢婷则试图突破周藤吉之分别考察诸案、子司的研究方式，转而依时间线索，分析五代宋初三司组织架构的发展，并考察各机构间的关联[77]。作者认为，北宋前期三司机构的调整，主要发生在太宗朝，其中对子司的拆分整合最为频繁。另外，三部、子司的分合过程，并不完全一致。谢氏的研究目标相当具有意义，其思路也颇为合理。但在具体操作中，其几乎不考虑宋初政治、经济方面的复杂局面，而仅就制度演进本身立论，故难以对上述变化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总之，学界对北宋三司内部机构调整的具体过程，以及各阶段特点，已获得较清晰认识：三司内部的机构调整，在宋太祖至宋真宗期间基本完成。其中太祖朝主要完成三部诸案的分工整合，太宗朝的调整最为频繁，不但包括大量子司的设置罢废与合并，甚至于淳化间尝试取消三部改行左右计；至真宗朝，除了个别子司与诸案分工的调整，机构整合基本完成。但学者对不同机构的业务关系、三司内部行政机制的特点仍缺乏充分理解，对历次调整的关联性，以及背后的具体原因，尚未给出合理解释。因此，对这一时期行政机构、人员的调整措置，难获得规律性认识。

（四）有关北宋三司的官吏来源与管理

周藤吉之《北宋三司的性格》一文，较早对三司长官、三司副使的出身、迁转情况进行了细致研究[78]。周藤氏首先梳理了北宋三司长官名称变化，并分析了历任三司长官的前、后官情况，认为自太祖至真宗朝，三司长官前官由“武官”转为“文官”，并由“两省五品以上”官任之，其后官有直入宰相者，但也有外任知州者。自仁宗至元丰改制，三司长官多以本官序位较低的权三司使为之，甚至设置了资望更低的权发遣三司使、权发遣三司公事；其前官多以两制、学士乃至待制为之，后官在仁宗朝尚有升任执政者，神宗中期后再无其人。周藤氏结合神宗朝三司事任的削减，认为上述现象反映了仁宗、神宗之际，三司地位明显下降。关于三司副使，自太祖至真宗朝废置不定，太宗朝有以胥吏出身者为之，至真宗朝以后，则基本以本官员外郎以上，曾任转运使、发运使以及侍御史知杂事者为之；其后官，在太宗、真宗朝时尚有直升三司使者，仁宗朝后则无，多出为沿边三路都转运使或发运使。周藤氏认为，三司副使与转运使、发运使迭相出入，反映了三司统领国家财政，将转运司、发运司置于自身管理之下的特点。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著有《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一文[79]，其主要目的，系为回应韦伯（Max Weber）关于“理性国家”（rational state）中的财政政策持续性问题，并反观传统中国有无此类现象，发展状况如何。郝若贝认为政策之制定依赖于相应官僚，而自唐后期至北宋，“财政专家”们在国家官僚系统中的角色逐渐重要，位置日趋提升，对财政政策影响极大。郝氏随即系统梳理了主要包括三司、发运司、转运司官员在内的“财政专家”的出身、入仕途径以及仕宦履历，认为这批官员通过准备科举，担任财政职务，在有关财政问题及其处理方面接受了相似的训练，形成接近且务实的理财观念与较高的行政素质，有助于形成相对持续的财政政策，并促成了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增长。本文的核心议题，虽非讨论三司官员身份，但郝氏系统梳理了景德元年以前“财政专家”们的仕宦生涯，对其所任各类财政职务在历官中的序列，进行了列表统计。从中可看出，官员担任三司系统长官或副使，一般为其所任第五至第七个职事，这说明最高财政官员们，此前已有较丰富实际行政经验[80]。此外，郝氏还梳理了“财政专家”们不同类型的入仕人数与比例。

葛绍欧则将三司使出身分为三类：军功、荫补、科举。发现以军功为三司使者，均出现在太祖朝，而此后以科举出身者比例最高，反映了对这一职务的素质要求[81]。葛氏的分类法，较周藤吉之的“文—武”二分法，视角有所不同，似乎也较符合历史实际。

杨倩描对三司长官的前、后官迁转加以考察，认为其在官僚迁转序列中居于独特位置：一方面，三司官员多为待监司长官“出入之资”，三司长官则为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晋升之阶；另一方面，三司长官多可入宰执，据杨氏统计，北宋三司长官中，六成以上（63%）转为宰执，而元丰五年以前的宰相中，约四分之一由三司长官晋升而来。以上特点，从侧面反映了三司地位的崇重[82]。

黄亚娟全面考察了北宋三司长官渊源，出身，前、后官情况，职能以及人事管理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与君主、宰相的关系，比较其与元丰改制后户部在职掌范围、中枢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此文对三司使出身的论述，与葛绍欧类似，以军功、进士等进行区分，认为主要变化发生在真宗朝。至于其对三司长官制度渊源流变，以及三司长官与宰相、君主关系的认识，与杨倩描、傅礼白等并无二致。所不同者，作者理解的三司使“职能”，远较前人广泛，不但具有对其他官司官员的荐举权，甚至还参与军政，以此纠正前人有关三司“不知兵”的认识[83]。此文对机构职能与其中官员的职掌不加区别，对于官员因身份受诏从事的临时性差使与其本职也未做区分，故对三司使职能的理解多不准确。此外，本文在对于北宋前期寺监职能、三司长官性质判定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譬如开宝五年，以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分别兼任提点三司淮南湖南岭南诸州水陆转运使事、提点三司荆南剑南诸州水陆转运使事，此二者实不应算作三司长官。

范学辉对太祖朝三司使选任的政治动机进行了论述。其首先梳理了三司作为直属皇帝独立权力机构的形成时间，认为五代后汉、后周多以宰相兼领三司使，此时的三司不过为中书门下下属的财务督办机构。直到周世宗上台，罢免景范，不再以宰相兼三司使，三司方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出现在中枢政治舞台。作者认为，太祖任命三司使，大约可分三个阶段：建隆间以张美、李崇矩为三司使，前者主要是为安抚后周臣僚，后者则为恢复经济；乾德间任命资历相对较浅的赵玭为三司使，主要是为制约宰相赵普；至于开宝间楚昭辅、张澹、王仁赡为三司使，则主要因其为太祖亲信勋旧，有利集权，而不在于其才能德行。范氏归纳了太祖朝三司使任用的共同特点，即主要以勋旧之臣为之，以实现对财权的绝对控制[84]。

谢婷试图调整文武、亲疏等视角，重新解释北宋三司长官身份变化。其首先明确长官的定义，即留司三司以及提点三司转运事等临时性差遣，不能算作三司正式长官。接下来梳理了五代至宋真宗前期三司长官出身的变化，认为自后唐至宋初，其经历了由外朝官转向内职的演变，自宋太宗朝起，又逐渐由内职转为科举入仕的文臣。这一分析框架，借鉴了赵冬梅等关于五代宋初官僚身份演变的成果，较周藤吉之等人“文—武”“亲—疏”等区分更符合当时历史情境[85]。但其仅限于对三司长官本身的考察，对有关五代宋初中枢权力结构、统治群体变化的研究吸收不够充分，未能以更广阔视角考察这一历史现象，也没能就此变化给出合理解释。

除了针对三司官员群体的考察，学者也对部分三司长官个人展开研究。张小平即曾考述陈恕在三司使任上的活动[86]。陈恕在太宗朝长期任职三司，且曾担任三司长官，经历了三司组织架构诸多调整及重要人事更替，还主导过东南榷茶改革，对于其出身、仕履以及理财活动、人际关系加以考察，有利于学者了解三司官员财政管理活动的实态。张氏注意到，在陈恕以前，三司长官多非进士出身，而此后，以进士出身者则占大多数。作者虽未对此做进一步分析，但这一现象本身颇具讨论价值。此外，对于真宗朝长期担任三司使的丁谓，池泽滋子也有专论，涉及其编制《景德会计录》等理财活动[87]。

总之，学界目前对三司官员，尤其是三司长官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三司长官身份方面，虽然学者对于“身份”的判定标准不同，或自文武差异，或自入仕途径，或由其与君主关系的“亲疏”，但均赞同身份变化的关节点在太宗后期至真宗前期。此外，学者对三司长官的前后职任也多有关注，并对其不同阶段的变化进行了总结。

相比三司官员，学者对三司吏人、军将群体关注较少。室永芳三曾对五代三司军将的具体名目，及其来自节度藩镇的性质加以考述[88]。周藤吉之对这一群体的设置与作用特别关注，仔细分析了其职掌、管理、来源与迁转制度[89]。周藤氏认为，孔目官等胥吏，承担了三司大部分日常财务会计、书记职能，其可升至武官使臣，甚至更高级官职。其物质待遇，早期多依靠贿赂收入，出京“短使”则由中央提供驿券、历头作为廪给，熙宁仓法之后则有固定俸给。周藤氏更关注了在京百司的祭神赛会，认为三司胥吏内部形成类似商人行会的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甚至抵制朝廷对其整顿。最后，周藤氏考察了主要从事漕运、造作、店宅务管理等具体事务的军将、大将，并讨论了衙司对其管理方式。周藤氏的结论，认为三司的内部人事架构，系来源于唐末五代的节度使体制，其主要事务由人吏及军将、大将完成，即使自熙宁新法后，三司地位削弱乃至解体，吏人们的势力仍然得以保留。

（五）有关北宋三司与中枢权力的关系

笔者所谓权力中枢，主要包括宰执与君主。如前所述，关于三司与宰相关系的问题，一直颇受学者关注。在相当长时间内，学者均认为三司的设置，主要是为侵夺宰相财权，保证君主集权。此后，学界对相权问题加以反思，又强调宰相财权并不弱于三司，三司即使在财政管理方面也须听命于宰相。双方在制度、史事方面均举出不少例证，但这类非此即彼的讨论，很难对三司与宰相的关系得出全面认识。在这类讨论中，杨倩描的意见相对中肯：一方面，就在整个国家政权组织中的地位而言，三司低于二府与枢密院，且三司使人选由中书承君主旨意进拟；但另一方面，三司事权极重，地位显赫，仅次于二府，其“不仅是政务机构而且是事务机构”，组织庞大，事权重且范围广，远非纯粹的财务行政部门。三司位高权重缘由有二：其一为因袭前代，唐后期财政事务日趋重要，财政使职地位提高，北宋继承了这一局面；其二则为起到中央集权，以及加强君主专制，制约相权的作用[90]。

相比之下，黄纯艳对于三司与君主、宰相之间财权关系的讨论[91]，对笔者启发颇大。黄氏首先区分了地位高低与职权分工间的区别，明确指出宋人有关三司与宰相地位高下的言论，不能作为论证宰臣财权大小的论据。作者将职权析分为人事权、财权，又将财权进一步析分为决策、立法权与收支管理权，分别进行细致考察。在此基础上，黄氏指出，宰相政治地位高于三司，同时对三司人事任免也有权干预；但在财政方面，宰相不具备制度化的参与立法决策与收支管理职权，也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获取“收支大数”，即使偶有参与立法事例，也多为奉旨临时性行为，故云宰相“不知财”并不为过。在讨论君主与三司关系时，作者也采用类似思路，认为君主在财政立法、政策调整、赋税倚阁蠲免方面具有最终裁决权，在财政收支方面，与三司间有相对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拥有最高财权。总之，作者对于君主、宰相、三司不同层次、类型权力的梳理非常清晰，对于三者关系的论述较前人更为合理准确。黄氏注意到此前研究单纯罗列史事的问题，认为不同政治主体的活动，需要具体分析，区分究竟是机构或个人被动、临时的参与，抑或“制度化”的“职能”，使相关研究有了较大推进。

关于三司与君主间的关系，学者多由财权归属、事务干预等角度加以讨论。其中以内藏库为中心，考察君主与三司关系的研究最多。除前揭汪圣铎、黄纯艳的财政史专著外，梅原郁、李伟国、朱鸿、董春林等均曾对内藏库的设置沿革、组织构造以及财物出入进行考察[92]。学界一般认为，内藏库的基本组织架构，在太宗初正式形成，收入方面，自太宗朝末至真宗朝，内藏库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独立收入窠名，其中绢帛主要来自河北、淮南部分州县的上供，现钱则来自江、池、饶、建四州的新铸年额上供钱，另外还包括各地坑冶、市舶司的金银香药收入，这些收入本归三司管理，当其利权划归内藏后，三司仅负责征收、经营环节的管理监督。而支出方面，内藏的财赋支出，主要为补助三司经费或临时性开支需要，其形式，既有临时的借贷（实际一般不偿还），也有定期的拨款补助。总之，内藏作为国家储备钱物，系君主干预三司财政管理的重要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君主与三司财计管理间的关系，出现一些新的研究取向。如裴海燕[93]、丁义珏[94]等，对宦官参与财务机构管理，以及宫廷物资供应加以考察，后者尤重视讨论君主如何利用不同身份官僚（文臣、武选官、宦官）实现对诸使类财务机构的管理；周曲洋则以北宋“禁中须索”的演进为研究对象，讨论士大夫如何利用三司等外朝机构关防宦官负责的内廷财务[95]。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学者对皇权参与财政管理的认识。

（六）有关熙丰时期三司机构的调整

北宋神宗朝，三司组织架构、事任内容以及财务管理方式经历了诸多调整，最终于元丰五年官制改革时，废去三司，将相关职能散入尚书省诸部及寺监。关于熙宁、元丰时期进行上述调整的原因，学者一般认为，三司体制自身的前述弊端，在北宋中叶已日趋显著，如文书吏人冗杂，效率低下，且与宰执缺乏合适沟通机制，宰相长期无法知“钱谷大数”，也没有参与财政决策的稳定机制。而熙宁新法推行期间，王安石等宰执须对理财部门实现有效控制，原本的三司体制显然不合需要[96]。学者对此时期制度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与司农寺职能的调整。关于前者，漆侠、汪圣铎、葛金芳、王晓斌等已有专门研究[97]，涉及其设立原因、官员设置、人员选择以及实际活动等方面，一般认为该机构的设立，缘于王安石试图绕开既有财政管理体系以减少新法实施的障碍，而其主要职责，则为编定法令与谋议决策。对于后者，王曾瑜的研究最为详备，其细致分析了司农寺职能由北宋前期至熙宁元丰间的变化，论述其如何由一主要负责常平钱谷敛散管理的机构，变为以管理青苗钱物、推行新法为主要职能的官司[98]。此外，学者一般认为，存在仅一年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与司农寺间存在职任前后衔接的关系，二者均为宰相直接掌控，绕开三司设立的，以管理新法收支为务的理财机构，侵夺了三司的财权[99]。

其次，则是针对三司机构、事任本身的改革，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为三司诸案的废罢与寺监等财政管理机构的设立。周藤吉之对此已有系统梳理，其他学者也多有述及。一般认为，此类改革，主要针对三司日益严重的弊端。真宗、仁宗二朝，对三司无根本改革，但仁宗后期设都水监，已包含分裂三司事权的因素。至神宗熙宁间，为推行新法，以打破三司组织架构为前提，对其进行了重大改革，析分其职能，裁撤胄案、刑案，将职掌转入将作监、军器监、大理寺[100]。其二，则为对三司现存事务的整顿。如审核全国财务账簿，本为三司重要职掌，但自太宗朝以来，繁多的账簿已极大地拖延了三司的行政效率，宋廷也曾尝试改革机构，处理积账，但均不成功。熙宁七年，三司失火，屋宇账籍俱成焦土，反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郑寿彭曾考述熙宁七年三司火灾的始末及其善后、追责措施，但未深入考察其对三司财务管理方式的影响[101]。小林隆道则考察了三司火灾后账簿文书的复原工作[102]，并对元丰年间三司管理账簿文书方式的变化加以详细讨论，认为“元丰帐法”的出现，意味着州司账簿的具体审核层级下移至漕司，三司的事务大为减少[103]。古丽巍也对这一时期三司相关法令的制定、机构的裁撤加以讨论，认为熙宁时期的改革，除了为宰相掌控财权，也有加强三司现有职掌执行力的考量[104]。

三 相关研究的深化拓展余地

综上所述，学者对北宋三司相关的诸多议题，已有相当全面的讨论。那么，既有研究当如何深化，又应怎样调整视角，拓展新的研究议题呢？在此之前，必须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略加反思。

首先，是研究视角与问题意识的局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缺乏新理论与新命题刺激所致。中日学者最初针对三司展开研究，均从属于较长时段的、涵盖面较广的理论命题。如日本学者关注统治阶层身份变化反映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学者则关注中央集权，皇权与君主专制等问题。应当说，以某些宏大命题为导向的研究，极有利于问题的激发、思路的拓展，不应放弃这一取向。但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往往并不以独立专门的成果检验命题的合理性，而是以命题本身包含的假说或历史叙述，作为对各类历史现象的解释。如此一来，对于史事发生、演进过程、原因的探索，便容易被各类预设所包裹。近年有关三司各类细节的研究逐渐丰富，但对其成因、意义的理解，较前人并无明显差异，主要是对既有论点的附议、驳正或补充。

其次，则是研究思路方面的局限。其一，学者多纠结于某些“定性”问题，而这类“定性”问题本身多由非此即彼的二元立场出发，加之研究者视角与选用史料的不同，不但难以形成共识，反而使得学者偏离了对史事本身的探析，不利于观察各类史事之间，以及人事、制度与时代间的关联性。譬如，有学者在考察三司制度形成时，纠结于确定制度成立的具体“时间点”，对制度内涵的变化以及具体演进环节间的关联反而关注较少。而对三司与宰相财权孰重孰轻的争论，更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其二，多专注于某些制度或人事安排的表面差异，而对其背后的权力结构演变探究较少。譬如，论北宋三司之形成，往往局限于三部是否归并为一，是否由宰相兼任而缺乏独立性等问题，而对三司职能范围、内部组织结构及其事务处理机制等变化的深层原因措意不足；又如，在考察三司职能时，多致力于分类举例，以丰富三司的职能类型，但对于三司与其他财务管理乃至行政主体怎样配合，内部人事安排与分工模式有何变化，各类职能的运作机制怎样，体现了何种权力类型，均缺乏细致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论述，往往脱离具体时间、空间与人物，缺乏历史感，影响了认识的深化。

最后，则是具体研究方法的局限。这主要体现在材料的使用、解读与归纳论述方面。在材料使用方面，学者受宋人议论影响极大，前述关于三司职权、地位的考察，基本围绕宋人议论展开。宋人将三司视为国家重要官司，相关议论确实不少，其归纳往往颇为精要，展示了时人对三司在官僚机构系统中角色的多层面认识，非常宝贵。但其议论分别来自不同语境，必须加以辨析区分。如司马光本人，在嘉祐与元祐间，即对是否保留三司阐述过完全相左的意见[105]。另外，政书的史料编撰方式，也对制度史研究思路有所影响，学者往往将古人的议论或归纳，按性质分类组合，而对其背后的历史信息挖掘、辨析不足。对于此点，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论批判》曾有切中肯綮的评论[106]，兹具引如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现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远远超越了古人，不过在写法结构上仍然或多或少受到古人的影响。比如在结构上，大多数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机构及其构成、重要职官的职掌、选任及其在历史上的变化等等，过多注重制度和组织的静态方面。至于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对权力的分配和实际行使等进行动态方面的考察，直到近些年才真正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采取了类似《通考》或正史志书的叙事手法，往往将性质相同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放在一起排比，有时由于史料本身的不完整性，只要性质相同，可以混合运用后期的材料说明前代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李立在证明上述论断时，所举例证恰为学者对三司形成时间的讨论：

例如关于宋代三司使设置于唐成形于宋的观点，汪圣铎引用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孙何的话作为例证，又引用南宋洪迈《容斋续笔·杨国忠诸使记》的内容证明孙何的话不误；引用林《古今源流至论》后集《三司》条说明三司的形成过程；引用吴曾《能改斋漫录·三司使之职》说明唐末曾专为朱全忠设三司都置使等等，皆是用后世的史料或后人的概括来论证前代的事情，所用史料的时间跨度极大。

根据笔者的理解，这类所谓“政书”式的制度史研究法，本身并无错误，而且厘清了关于制度沿革的诸多基础性问题，所举宋人议论，也多具启发性。但局限于此，难免遮蔽制度形成、运作中的实态，切断了制度与时代的关联。

此外，在具体论述中，学者往往缺乏基本的概念界定，进而影响了对史事间逻辑关系的阐述。较典型者，即对机构、职官设置、具体官员三者的区分不明确，对各类权力、职能的内涵缺乏定义，难以区别其间的差异，这对界定机构职能、官员身份，以及分析不同权力主体类型与关系干扰尤大。如前所述，部分学者将三司官员因个人身份被委派的临时差遣，视为三司机构职能，以此论证三司职掌的广泛，进而又以此证明其地位崇重。此外，学者对三司官员参与财政决策，已多有论述，但并未对其参与的方式以及体现的职能或权力加以厘清，这使得人们无法理解三司官员与其他部门官员，在财政决策中的作用及角色的差异。

总之，学者对三司起源，机构、人事的沿革，职能的类型，制度运转的利弊，以及与君主、宰执部门的权限划分，已有较多研究。但对唐末至元丰改制，三司及其官员在国家机器中角色的变化与原因，仍缺乏清晰认识。将这一问题具体化，大约包括以下议题：（1）伴随着唐宋之际政局的演进，三司如何由唐中后期宰相统领的使职机构，变为以财务为主要职能，而又不限于财政管理的有司；（2）面对不同类型事务，该部门及其官员与其他官司如何分工协作、平衡制约，其间存在哪些协调与抵牾之处；（3）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如何整顿三司，为何须在三司外另组财计部门推行新法，其与元丰改制后三司最终解体，以及户部建立，存在怎样联系。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对研究方法加以调整。笔者拙见，突破方式大体如下：

其一，突破单线梳理制度源流之法。作为制度史研究，总结制度演进的节点，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若局限于此，则难以还原制度演变的自然过程，也束缚了研究者探求背后深层次、多层面原因的努力。以三司研究而论，北宋三司与唐后期三司间的差异，体现在官员与机构设置，职能范围、运转方式以及与中枢机构关系等诸多方面。若试图对这些变化加以解释，必须放宽视野，既要注意这一时期地缘政治、军事、财政局面的变化，也要注意不同类型政治主体（如各类藩镇以及由其建立的王朝）自身财务管理体制的差异与演进。仅就藩镇体制对北宋三司的影响而言，宋人虽早论及二者组织、人员机构的相似性[107]，周藤吉之等学者也曾指出三司组织来源于唐节度使体制，当前研究对二者关系仍缺乏充分关注。事实上，周藤氏的结论更多具有提示意义，并未展开论述，三司与藩镇体制的关联，未必限于机构、人员等建置方面，其具体演进过程，也存在进一步研究空间。

其二，突破对三司职掌内容的简单罗列，转而对三司在不同时期所涉政务的具体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类型加以考察。考虑到三司以理财为主要职能，必须就北宋前期的财政政策制定，收入、征调、支出管理机制及其变化加以分析，并讨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上述政务处理中，各国家机构、人员如何协调制衡，三司发挥何种具体作用。惟其如此，方可对三司在理财体制中的角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其三，突破对制度、人事变化的表面梳理，将相关解释与政治结构演进、官僚群体身份变化密切结合。当前的政治史研究，已不局限于对人事权力斗争过程的简单叙述，而是将政治政策、政治制度、政治主体、政治事件乃至政治文化纳入共同的考察框架，分析政治演进的特点与动因[108]，或将政治结构视为一权力场域，对政治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加以考察，注意权力形成、作用的过程及相互关系[109]。三司作为重要的财政管理机构，考察其制度运转、人事安排及其同各政治主体间的有机互动，是理解北宋前期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视角。前述范学辉一文，虽针对太祖朝，且讨论多局限于人事斗争层面，但也关注了其与财政政策、财政制度调整的关系，系较有价值的尝试。至于真宗、仁宗二朝，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制度变化及政局演进关注尚不很多，也颇具讨论余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力图将礼仪空间、政治空间与财政空间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阐述宋代君主权力的构建方式，并以“天书封禅”为切入点，分析其间各类礼乐活动及三司官员的财政措置，如何帮助君主确立了其对于朝廷、地方的中心地位。虽然此文并非以三司为中心展开考察，但开阔的研究思路仍给笔者以启发[110]。

当前，相关领域的丰富前期积累，是推进上述研究的有利条件。关于宋代官僚制度史、财政史，以及宋代中枢决策、出令机制的研究，已颇为深入细致，学者对于政治史的解读，也开始新的尝试。但若要达到上述研究目标，仍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历史研究的进展，受材料制约很大，制度史研究更是如此，即使调整研究视角，也须“看菜吃饭”，其对史事的阐发、解释余地，相比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局限尤大。尤其北宋前期史料层次相对单一，不论政书、编年体史著，其史源多来自体现中枢政局的国史或会要系统，直接体现制度具体落实过程，以及人事关系细节的文集、笔记相对较少。如何化解这些阻碍，从而使得相关制度研究，能够在“制度逻辑”和“历史逻辑”两方面得以深化，将是具体研究中的难题。

[1] 黄亚娟：《北宋三司使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第3～5页；谢婷：《北宋前期三司组织机构和长官出身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第2～7页。

[2] 魏莹莹：《宋代三司制度研究15年（2000～2015）述评》，《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5，第51页。

[3] 钱穆：《论宋代相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2卷，1941。

[4] 〔日〕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大安株式会社，1966，頁22～36。本书初版由生活社于1941年印行。

[5] 杨世利、尚平：《宋代中枢权力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第8～12页。

[6] 季子涯（漆侠）：《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原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12期，第16页，收入漆侠《求实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邓广铭：《论赵匡胤》，原载《新建设》1957年第5期，收入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68页。张家驹：《赵匡胤论》，《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第42页。

[7]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3～44页。

[8] 〔日〕礪波護：「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変革と使職—」，原载「史林」（日本）第44卷第4号，1961，頁125～149，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社，1986，頁3～44。

[9] 〔日〕周藤吉之：「北宋の三司の性格」，原载『法政史学』第18号，1965，收入氏著『宋代史研究』，東洋文庫，1969，頁79～144。

[10] 〔日〕周藤吉之：「北宋における三司の興廃」，原载『駒澤史学』第13号，1966，收入氏著『宋代史研究』，頁28～144。

[11] 〔日〕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体制―特に宋代職役との関聯に於いて」，原载『史学杂志』第61編第4、6号，1953，收入氏著『宋代経済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頁573～654。

[12]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47～48页。

[13] 〔日〕宫崎聖明：「北宋の三司使·戸部尚書の人事と経歴」，『北大史学』第38期，北海道大学，1998，頁1～16。

[14] 〔日〕見城光威：「宋初の三司について—宋初政権の一側面」，『集刊東洋学』第86期，東北大学中国文史哲研究会，2001，頁21～41。

[15] 郑寿彭：《宋代三司之研究》（一、二、三），《现代学苑》1973年第8期，第11～16页；第9期，第33～36页；第10期，第28～34页。

[16] 郑寿彭：《宋代三司之研究》（一），《现代学苑》1973年第8期，第11、12页。

[17] 葛绍欧：《北宋之三司使》，《食货月刊（复刊）》第8卷第3、4期，1978，第113～135页。

[18] 关履权：《论北宋初年的集权统一》，原载《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收入氏著《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第43～44页。

[19] 参见杨世利、尚平《宋代中枢权力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第8～12页。

[20] 王瑞来：《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111页。

[21] 张其凡：《三司·台谏·中书事权——宋代中书事权再探》，《暨南学报》1987年第3期，第48～56页。

[22] 傅礼白：《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79～85页。

[23] 傅礼白：《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第79页。

[24] 彭向前：《唐末五代宋初中央财权集中的历史轨迹》，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25] 杨倩描：《唐宋时期的三司体制述论》，《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102～107页。

[26] 汪圣铎：《宋朝理财体制由三司到户部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编《辽宋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第128～133页。另参汪圣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中“三司理财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第5～8页；第二章第四节中“三司户部之变”，第三编第三章“三司理财体制”，第584～607页。

[27] 如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九章“财政管理制度”，人民出版社，1996，第590～596页。

[28] 张小平：《陈恕年谱》，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9] 黄亚娟：《北宋三司使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30] 范学辉：《三司使与宋初政治》，收入姜锡东等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第19～50页。

[31] 谢婷：《北宋前期三司组织机构和长官出身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2]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第一节《北宋财政管理制度》中，除第一小节“北宋三司财政”外，其余两小节“北宋内藏财政”“北宋朝廷财政”所论与三司财政管理亦多有关联。见第1～81页。

[33] 〔日〕礪波護「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変革と使職—」，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頁3～44。

[34]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三编第三章“三司理财体制”，第584～607页。

[35] 〔日〕室永芳三：「五代における租庸使の成立とその性格」，『東洋學報』第53卷第3、4号合刊，1971，頁46～75。

[36] 〔日〕室永芳三：「五代節度使府の糧料使について」，『東方學』第21辑，1961；「五代の北面転運使について」，『史渊』第89号，1962，頁97～118。

[37] 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第169～204页。

[38]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45～229页。

[39] 董恩林：《五代中央财政体制考述》，《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57～62页。

[40] 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38～142页。

[41] 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第126～132页。

[42] 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第137～145页。

[43] 陈明光：《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第101～136页。

[44] 杨倩描：《唐宋时期的三司体制述论》，第110～111页。

[45] 谢婷：《北宋前期三司组织机构和长官出身研究》，第8～16页。

[46]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591～594页。

[47]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15～24页。

[48] 杨倩描：《从“系省钱物”的演变看宋代国家正常预算的基本模式》，《河北学刊》1988年第4期，第83～88页。

[49] 据杨氏所述：“宋代的国家预算，其体系和结构都是异常复杂的。既有御前钱物，又有朝廷钱物，还有户部（或三司）钱物。前两者是国家的特别预算，后者才是国家的正常预算，即宋人所谓‘经费’者也。对于国家正常预算范围的收支钱物，宋人称之为‘系省钱物’。因此，它的演变过程也就基本上反映出了宋代国家正常预算的基本模式。”见《从“系省钱物”的演变看宋代国家正常预算的基本模式》，第83页。

[50] 黄亚娟：《北宋三司使研究》，第16～17页。

[51]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22页。

[52]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637～676页。

[53] 陈扬：《北宋帐籍与会计录制度浅析》，《甘肃理论学刊》2012第1期，第152～156页。

[54] 高磊：《宋代〈会计录〉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第8～22、41～49页。

[55]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20～21页。

[56] 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第127～128页。

[57] 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第134～136页；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第405～420页。

[58]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12～98页。

[59] 李伟国：《论北宋的提举诸司库务司》，原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3期，收入氏著《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3～61页。

[60] 杨芳：《宋代仓廪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94～98页。

[61] 〔日〕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梁生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王燕萍：《宋代官员俸禄支给手续新探》，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张亦冰：《宋代官员俸赏勘给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2] 郭艳：《宋代物质赏赐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第34～37页。

[63] 安国楼：《论北宋三司的财会管理》，收入张德宗主编《河南大学研究生论丛》第二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131～138页。

[64] 汪圣铎：《宋代财政史》，第649～654页。另参氏著《宋粮料院考》，《文史》2005年第一辑，第185～200页。

[65] 肖建新：《宋代审计机构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2～126页。

[66] 肖建新：《宋代审计三论》，《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第39～47页。

[67] 方宝璋：《宋代审计机构若干史实之考证——兼与肖建新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85～95页。

[6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第26～28页。

[69] 〔日〕吉冈义信：《宋代黄河史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第154～174页。郭志安：《北宋黄河中下游治理若干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83～84页。

[70] 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第148～200页。

[71]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19～431页。

[72] 程民生：《论北宋财政的特点与积贫假象》，《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27～40页。冀小斌：《北宋积贫新解——试论“国用不足”与王安石新法之争》，收入周质平、〔美〕Willard J.Peterson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2002，第283～300页。

[73] 〔日〕周藤吉之：「北宋における三司の興廃」，頁39～65。

[74] 杨倩描：《唐宋时期的三司体制述论》，第114页。

[75]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584～589页。

[76]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7～11页。

[77] 谢婷：《北宋前期三司组织机构和长官出身研究》，第17～27页。

[78] 〔日〕周藤吉之：「北宋の三司の性格」，頁83～111。

[79] Robert Hartwell，Financial Expertise，Examinations，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1（2），pp.281-314.

[80] Robert Hartwell，Financial Expertise，Examinations，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pp.288-289.

[81] 葛绍欧：《北宋之三司使》，第113～135页。

[82] 杨倩描：《唐宋时期的三司体制述论》，第113～114页。

[83] 黄亚娟：《北宋三司使研究》，第21～27页。

[84] 范学辉：《三司使与宋初政治》，第19～50页。

[85] 谢婷：《北宋前期三司组织机构和长官出身研究》，第30～44页。

[86] 张小平：《陈恕年谱》，第3～10页。

[87] 〔日〕池泽滋子：《丁谓研究》，巴蜀书社，1998，第23～43页。

[88] 〔日〕室永芳三：「五代三司将軍の名称と性格について」，『长大史学』第8辑，1964，頁57～65。

[89] 〔日〕周藤吉之：「北宋の三司の性格」，頁111～139。

[90] 杨倩描：《唐宋时期的三司体制述论》，第114～115页。

[91]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54～65页。

[92] 梅原郁：「宋代の内蔵と左蔵—君主独裁制の財庫」，『東方学报』第42卷，1971，頁127～175。李伟国：《论宋代内库的地位和作用》，原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收入氏著《宋代财政与文献考论》，第1～43页。朱鸿：《北宋内库的财政管理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第69～74页。董春林：《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2期，第40～44页。

[93] 裴海燕：《北宋宦官参预经济活动述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52～56页。

[94] 丁义珏：《北宋前期的宦官——立足制度史的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42～55页。

[95] 周曲洋：《北宋禁中须索的制度化及其流变》，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6届年会会议论文，杭州，2014。

[96]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65页。

[97] 漆侠：《王安石变法》，收入《漆侠全集》第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第88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72～74页。葛金芳、金强：《北宋制置三司条例司考述》，《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41～43页。王晓斌：《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熙丰变法时期的司农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第1～27页。

[98] 王曾瑜：《北宋的司农寺》，原载邓广铭、漆侠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七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收入氏著《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第41～71页。

[99] 王曾瑜：《北宋的司农寺》，第43页。王晓斌：《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熙丰变法时期的司农寺研究》，第1页。

[100] 〔日〕周藤吉之：「北宋における三司の興廃」，頁65～71。

[101] 郑寿彭：《宋代三司之研究》（三），第425～426页。

[102] 〔日〕小林隆道：「北宋前半期における財政文書管理—三司火災による文書焼失とその復旧過程の考察から—」，收入氏著『宋代中国の地方統治と情報伝達』，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頁167～190。

[103] 〔日〕小林隆道：「北宋期における路の行政化—元豊帳法成立を中心に—」，收入氏著『宋代中国の地方統治と情報伝達』，頁191～224。

[104] 古丽巍：《宋神宗元丰之政的形成及展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第34～38页。

[105] 关于司马光熙宁二年与元祐间关于三司的不同议论及背景分析，参傅礼白《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第85页。

[106] 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论批判》，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商务印书馆，2004，第23页。

[10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淳化二年九月庚子”条（中华书局，2004，第721页）：“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王化基为御史中丞。化基尝慕范滂揽辔澄清之志，献澄清略，言五事。其一复尚书省，曰：……方今省曹之名，未称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额，乃近代权制，判官、推官、勾院、开折、磨勘、凭由、理欠、孔目、勾押、前行、后行，皆州郡官司吏局之名也。”

[108] 〔日〕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稻禾出版社，1994，第2页。

[109] 〔日〕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吕明剑译，〔日〕平田茂树、〔日〕远藤隆俊、〔日〕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3～24页。

[110] 〔法〕蓝克利：《礼仪、空间与财政活动》，顾良译，《法国汉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第129～163页。

书评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李鸿宾

由上、下两篇构成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其中有9篇论文）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陆扬教授在其论文基础上新推出的学术专著。这里边浸透的中心主题，就是在唐后期尤其晚唐五代军人弄权干政的“雄武”之风气弥漫朝廷上下（乃至全社会）的场域中，以文人、文官作为表征的“文”的气象，始终在那个纷争复杂的政治争衡中占据一个位置。它的意义就体现在传统政治领域中的文武之道，在唐朝后期至北宋建国的王朝演变过程中，当军将通过武力决定朝廷的政治走向之时，文官——特别是他们代表的“文气”，如何保持其气象并最终衍化成为“文治”昌盛的宋代中国。[1]那么，这部作品里边具体都谈了什么问题呢？

一

第一篇《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是作者企图揭示与唐前期政治严整规范但却单一呆板迥然有别的充满变数，然而令人遐想无限的后期政治运作的特征和趋向所做的尝试。他以西川刘辟和浙西李锜两个节度使的叛乱为案例，重点剖析宪宗朝廷的政治特点。前者表现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死后，围绕节度副使刘辟自署节镇而引起的朝廷派兵征讨的事件。作者从文人受韦皋的重视以及刘本人之文采、才干的兼具引致双方长期合作形成的密切关系入手，论证了刘之接替韦系后者生前之意愿的诸多隐而不彰的因缘，借以推测刘自属行为产生的“合理性”。但随后刘意在强化自身威势而对东川的出兵，却加剧了他与朝廷的矛盾。他的这个举动虽属后期节度使擅权的惯性行为，但他却误判了形势：新皇帝宪宗并非德宗那样姑息藩镇，相反，他要重新建立朝廷政治的新规范，即节度使的任命权完全归于朝廷的掌控！当刘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双方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结局如人所知：叛乱被官军剪平。

浙西李锜与朝廷的对抗事件尾随西川之后，展现的同是宪宗为施行其新政规范而采取的雷厉风行的行动。如同韦皋长期经营剑南一样，李盘踞浙西亦历久弥长，该地所处的经济优势为他的盘踞提供了条件，但削弱了朝廷的财政命脉。宪宗新政的出现对这种局面形成的空前压力，迫使李采取措施予以应对。然而致使事态不可收拾的，则是他在入朝参拜的问题上表现出的三心二意，这触动了朝廷的底线，李随之就擒于朝廷军队的征服之中。[2]

对这两桩引起学界重视的节镇抗命的事件，以往的研究多将它们置放在藩镇叛乱中央的套路之中，渗透的是二者对立的思考逻辑。但在作者看来，这种思路将后期社会那种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出现的中央与藩镇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用单一而静止的线性框架限定，丧失了隐含在其中的具体而个性化的要素。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这样的框架，揭示两次事件对元和政治产生的影响与后期唐廷、藩镇之间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的诸多面向。他认为，两次事件昭示的宪宗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除了军力压制这一手段之外，更重要的则是确立藩镇效忠于朝廷标准的新规则，即在藩镇内部的更替之时是否无条件接受朝廷指定的人选成为首要条件，而其他的种种标准和规范则被剔除掉了。

第二篇《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是时隔十余年之后作者对刘辟事件的再次思考。引起思考的动力源自与此关联密切的墓志资料的出现。如果说上文是通过剖析宪宗朝廷解决刘辟事件以破除学界有关唐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刻板认识，重新阐释元和新格局的出现及宪宗确立新权威的话，这一增补论文的价值则体现在采用《薛丹墓志》、《李饶墓志》（薛、李二人系夫妇）和《韦羽墓志》、《张氏墓志》等新公布的资料，就朝廷征服刘辟过程中若干晦暗不明的细节进行的辨正。譬如薛丹夫妇二人的志文与西川事件有关的情节，即薛丹从徐州幕府辞职后代表朝廷转向西川、充任高崇文幕僚长的过程，旨在揭示二人同在对付叛乱中出现的薛的“文”与高的“武”之颉颃实乃8、9世纪交替之时朝廷文武风气隔阂的映现。《韦羽墓志》反映的是基层官员奔波于京畿和地方藩府，又在刘辟叛乱爆发之后因焦虑而自杀的悲凉世相。《张氏墓志》的主人系宦官之养女，其子宋重晏作为宦官俱文珍的副手前往蜀地处置刘辟乱后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等，进一步证实作者前文的诸多推测，这无疑既丰富了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也扩展了历史的想象。

第三篇《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作者以宪宗当政时的两位宦官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从墓志与传世文献结合的角度考察二人在9世纪初叶参与朝廷政治活动的具体细节，试图揭示作为服侍宫闱内务的宦官参与朝政的合法性依据。作者认为，此时的宦官机构虽经历了一个日益庞杂似无规则的阶段，但实际上所走的却是遵循某种规则的官僚化道路，这使他们具备了接近外朝官的特征。这一时期宦官体制化无疑是唐朝整体政治文化转型的反映，如果没有翰林学士到宰相升迁模式的定型化或中枢决策新程序的出现，很难想象梁守谦、刘弘规的职务与政治作为会受到如此的瞩目并呈现出支配朝廷动向的制度化趋势。梁、刘主政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的活动并不因皇帝个人的偏好而受影响，代表的是体制化的皇权运作形式，其利益也与体制化的皇权、制度化的内廷权力联系在一起，并内化于唐廷中枢体制结构性的转型之中了。[3]

作者如此论述的目的，亦在回应他撰写博士论文时的思考。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作为个人的皇帝与作为制度（或职位）的皇帝之间的差别应当辨明。正是在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重重危机之时，以唐德宗和唐宪宗为代表的君主认识到单凭中央传达的权威已不再足以产生有影响力的效果，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权威体制予以弥补，这就是制度化皇权的新政治，它以内廷的权力与外朝官僚之间的平行运作并由皇帝维系为标志。内廷的权力机构无论是内诸司使还是学士院，它们代表的是制度化皇权而非皇帝的私人意志，德宗顺着此路改制，宪宗多有纠正，内外廷的权势趋于均衡，于是，一种新型的君主独裁和伴随其体制出现的制度化的宦官权威便出现了。制度化的宦官系统亦引致两个结果：一是避免了因皇帝个人宠信而骤然掌控朝野大权的权阉干政，二是作为皇帝权威体现的宦官机构具有了政治正当性及其强烈的群体意识。

第四篇《论冯道的生涯——兼论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是从河北尤其幽州中唐以后的环境与士人的形态入手，考察8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叶该地区的文士与唐朝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后期主流文化中核心与边缘的交集所在。该文的价值体现在作为某种结局的五代对了解此前（唐后期）历史的重要意义，即一种历史事物的潜在力量通常是历经一个巨变的时代才得以爆发出来，包括清流文化在内的晚唐社会诸多现象到了五代才能让人看到它深刻的影响。这个时代不仅上承晚唐，下连北宋，更将唐代文化整合重组并建立了新的范式，冯道就是这种矛盾共同体的产物。

他出仕的背后，展现的与长安朝廷颉颃不逊的河北浸透的主流文化之要素，表明它与朝廷的隔阂冲突与其说是文武价值观的对立，不如说是长安的清流文化与幽州传统和风俗习性的冲突。冯道以词章才能出仕，在因应词科进士崛起的文学官僚世家主流文化的同时，代表的是那些家世并非显赫的本地文儒群体占据朝廷权位的发展趋向。如果说晚唐的主流政治文化尚且保有排他性的话，那么五代同样的文化则更多展现出其包容和灵活的一面，冯道个案的价值就在于这位幽州边缘的文辞儒吏通过词章才干被吸纳进入朝廷中枢、步入主流文化阵营的脚步，彰显的是中央的清流与地方的文儒两种文化的交接。

第五篇是《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作者采用文献的细腻解读和复杂脉络宏观把握的手法，对唐后期至五代十国的清流文化及其政治影响做了透彻的解释。所谓“清流文化”是指被“清流”这个特殊群体所认同的一种政治文化价值系统和实践活动。它形成于8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以后发展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流，影响了社会上层的心态和价值观，左右了朝廷政治集团的用人抉择。清流群体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而是以某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群体。这促使作者以此为核心，把社会史、政治史与唐代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的想象进行联系，去考察中晚唐政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面貌。作者认为，以文学官僚家族为特征的清流群体之所以出现在中晚唐，是多种条件交织发酵的结果。“清”的标准在南北朝晚期开始逐渐从门第转为文学才能，“文”因此被提升至崇高的地位，而唐采纳政治地位决定身份的标准亦导致当官成为精英奋斗的目标，“文”遂与皇权政治结合，清流成员之地位遽尔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进士词科为代表的科举亦从单纯的人才选拔蜕变为对既有社会精英身份加以认可，清流家族之出现和延续，遂为常态。

与唐廷对全国控制力缩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期大明宫的政治文化却超越了宫廷范围影响到了全国；清流群体的成员在世变中保持其地位的同时，通过朝廷委派文官的方式亦发挥了支配藩镇的作用。该群体的成员多来自科举仕宦成功的文学宦族，亦构成了朝廷词臣清官职位的主流。如此看来，唐后期至五代的清流世风对当时政治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实在超出人们的预想。以武力支撑的霸权博弈之所以凸显那个时段，应当是出于北宋有关前朝历史文本的书写对那复杂局面多样化特性而做的刻意选择和价值观上远离五代政治的主观性定夺。作者认为，五代的士人受到的待遇虽不如晚唐承平之时，但清流文化的势力并未有实质性减弱，相反，其价值系统及依托的制度、人员、社会想象都沉稳而有序地在五代十国的政权中成长，并确保了社会上层文武两种力量的均衡，这为北宋初年政治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六篇《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一文，作者利用新出的墓志结合文献对武后、中宗时期宫廷政治的女性上官婉儿的事迹书写及其反映的政治特点进行剖析，旨在解释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理念与实践的特点，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该文具体回应以下两个问题：上官婉儿代表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文治传统？她的这种代表性是如何获得的？

作者认为，以昭容之地位和名声而论，上官婉儿墓志的文笔撰述过于平庸，且无撰者名号，显非出于名士之手。但墓志低调而稳妥的叙述，将她描述为一个有先见之明却又被动接受政治命运的无辜者形象，则与那个时代的政治伦理颇为合拍，这种“政治正确”的手法既能博取朝野的同情，又能将她从女性参政的恶名中剥离出来，这应当是墓志描述的初衷。然而随后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则开启了对她高调的褒扬，其目的则是通过她而宣扬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理念并对这种理念未来的发展寄予希望。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更精确地考察唐朝“文”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参考。墓志的刻写、张悦对她的评论，均表明在构建唐朝政治“斯文”传统的过程中曾经历过那么一段“上官婉儿的时刻”。[4]这个时刻是武则天政治开启以后，伴随太平公主、李隆基等人的政治斗争而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以宫廷为核心的文化政治模式，上官婉儿是武后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实践者和兑现者，这种文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得以积淀并转型，从而产生出了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上官婉儿就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构成，张说的序文对她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如作者所称的“醍醐灌顶”的作用。[5]

第七篇《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是作者阅读正史、笔记与唐人诗文等资料并结合墓志进行研究的另一成果。该文选取6方墓志（含括孙行、徐齐聃、韦承庆、窦华、杨收、卢文度）作案例，具体讨论词臣家族及其文化在晚唐五代语境中的呈现和对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作者之所以选择词臣，是将他们看作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代表与核心价值的体现。他分三个时段对后期词臣呈现的政治文化新气象做了分析，指出徐氏家族和韦氏家族反映的只是当时的个性化倾向，他们的成功尚未得到社会舆论和人们心态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结构的充分支持；而后一阶段的杨收、卢文度则是“文”作为精英的普遍追求之时代的受益者，他们的事迹展现出后期清流家庭不断涌现的一般性特征。

第八篇《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是对罗新、叶炜编撰《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书的评论，进而论述墓志作为资料的史学价值和意义。鉴于以往利用墓志的多数研究聚焦于对文献记载进行所谓金石学研究的拾遗补阙——诸如人物的生平行迹、行政制度、历史事件的年代、地点等史实的考订，作者对《疏证》在承续其传统的同时将史料考辨提升至史学层面做全方位分析的观念表示认可，强调这种方法重在对墓志书写背后含义的揭示，即“透过文字去探寻在历史记录中消失的那些片段往往更富有挑战性。也就是说，墓志的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了解哪些方面是墓志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某种线索去追寻”[6]的东西。这意味着，对墓志的考察不能仅满足于历史信息的追寻之上，重要的是将它看作一个整体，从中捕捉墓志书写人究竟要传递什么信息、它要表达什么意图。要做到这些，对文献史籍精确地理解和把握是其基础，在此之上亦需要发挥研究者的想象力。作者在书中不止一处提及“想象力”，意在指出研究者超脱现世环境的窠臼步入当时的状态和场景中与研究对象互动，更有“切身的体会”，这与陈寅恪“了解之同情”有异曲同工之妙。[7]

二

最后一篇《西方唐史研究概观》，是对英语为主的西方“二战”后有关唐史研究状况的介绍，与全文的主旨路径不一，此处省略。通过前述8文，我对陆扬治学的特点之认识有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如上所述，该书是以论文的形式展现的作者研究的内容，说是一部论文集并非虚言。在大陆学界目前的场景下，人们过分地追求整体形式的“著作”而轻视论文集，迫使作者原本论文的“合辑”被镶嵌在著作的“窠臼”之内。如此的选择烘托出了“形式”压过“内容”的强制，但就如何将文本背后藏匿的历史“真相”作为问题予以具体而清晰地揭示并阐释的手段而言，我更欣赏以论文为形式展开的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揆诸国内外同道，由论文始，至著作终，正体现出作者研讨问题思路的递进与深化：由具体到一般、由个案到结局，这是学术研究进路内涵逻辑的呈现。[8]

第二，更重要的则是单篇论文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唐朝后期整体认识的思路，如《序论》所说，他关注的是两个相互依托的问题，一是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产生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前者反映的是皇帝作为朝廷权力的主宰者一职在后期政治纵横中的变化，特别是担任皇帝职位之个人特性、能力与这个职位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唐至五代演替中新兴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及其在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句话，作者着重的两个层面均系主宰王朝国家运作的政治核心或统治精英集团：皇帝与官员。在一个由皇帝统治的王朝国家的框架内，这个集团代表着那个时代王朝运作的核心，作者之关注不但契合了学界有关中国传统王朝研究的重心，也从另一个面向进一步强化了追寻王朝本质的特点所在。这两个问题又依托于作者倾注心力讨论的两条线索：一条是8～10世纪王朝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另一条则是南北朝至五代时期的“文”的要素与政治之间的关联。

前一条线索研究的内容，集中反映在宪宗朝廷在对西川、浙西事件处理上强化中央权威的两篇论文中。对以宪宗为核心的唐后期政治史的解释，是他关注的焦点，这与他博士学位论文的思考关系密切。当初他之所以选择宪宗时代的政治文化做观察，就在于唐前期的历史记述被官方严格控制，呈现出来的面貌单一而刻板，留给人们理解的空间亦荡然无存；而后期的资料虽凌乱不整，但它的多样和丰富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思考场所，“后期的特殊情况使人物与事件的复杂性能在各种书写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也更能使人看到历史的种种潜流如何在回环激荡中冲出峡口，酿成巨浪”[9]。另一个引起他兴趣的因素是后期的朝廷政治生命力之强超出预料，他也难以接受以往的论述方式。在那种论述中，后期的朝廷似乎总是奔命于杂乱无章地处理它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而不能自拔；朝廷的被动、无奈乃至无能，成为人们解释后期政治一种惯常的话语。然而文字书写背后隐藏的宪宗时期的那种政治演变与发展的具体历程所呈现出来的情境，却使他意识到：如果采取政治史、制度史的既有理路去探寻元和时代朝廷到地方的官制、军事和财政等方面变化的脉络，尤其是朝廷的政治、中央与藩镇的关系等等，仅仅停留在对书写的辨析和现象的简单实证，不但不能揭示历史的丰富图景，也难以获得深度的认知，甚至会陷入理解的偏差。为避免这种倾向，作者在对书写文献中相关史实严格考辨的同时，尤其注意潜藏在书写中的修辞和话外之音、书写者与书写之间的关系并做系统而批判性的解读，即透过书写去体悟背后隐藏的全局性面貌。如上所述，他对这期间朝廷与西川、浙西双方关系的史事进行的考索和辨正，的确充实和弥补了诸多细节，但他追求的则是这些问题和事件背后隐藏的宪宗政治在后期发展与演变整体过程中的特性，意在说明宪宗试图改变朝廷受制于藩镇掣肘的萎靡局面所做出的改弦更张为那个时代朝廷的走向开启了新方向。换言之，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唐后期至五代整体阶段把握的基础上，着眼的问题具有贯通性和长时段理解的特点，牵一发而动全局。

第三，与皇帝权威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产生的影响及其王朝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这一思索相并行的，是以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构成为中心所形塑的中古时代“文”的因素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这是作者关注的另一条思考线索。这条线索从书名撷取“清流”的选择，可知它在作者思考唐五代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何其重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说本书涉及的“文”“清流”从篇幅上构成了多数的话，那么更核心的则是其研究背后呈现的这一主旨思想同样贯穿全书内外。作者在这些篇幅里对晚唐五代的政治文化进行梳理和阐释，旨在表明后期的清流文化在那个藩镇武力横行的年代里非但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从长安兴起波及全国。这种文化映现的是唐后期至五代十国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揆诸后期的历史走向，我们不能不看到，安史之乱后武人势力的上升，尤其晚唐黄巢起兵之后节度使力量的崛起，唐廷主宰的范围被迫缩减至长安四周，最终结束唐朝合法统治所衍生的军人干政的局面，通过朱温“篡权”建立后梁而体现出来的王朝更替，表现得更多的是历史的“断裂”。[10]这种场景人所皆知，亦成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的常识性认知。然而陆扬关注的问题更倾向于这“断裂”背后的延续。如果说“唐宋变革论”聚焦于王朝更替中“断裂”的一面，那么“清流文化”“文”的特性则关注断裂背后展现的承继性。话语至此，这使我想起了余英时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路，那就是在王朝彼此嬗替的过程中其精神内涵的文化要素（尤其政治文化）如何透过激荡蜕变的政局得以沿承与阐扬。他所关注的同样是断裂中的延续。[11]正是在这种断裂、延续的交织中，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从前至后得以发展和进化，形成了与西方相颉颃的东方文化的整体和脉络。与此相应的另一个案例是包弼德有关唐宋思想转型的研究，他关注的同样是朝代变迁所呈现的社会与政治的变化中士人之思想、观念和意识通过何种方式继承前贤而又改弦更张的图景。[12]

不论余英时还是包弼德，他们研讨的断裂与延续的思路历程，其承载者均系王朝时代的士人或士大夫群体。正是这个群体特殊的职业——以思想、文化钻研为要务——赋予了他们王朝意识形态承载人的身份，他们并依此与主宰朝政和王朝运作的政治交织在一起，成为配合君主、协助皇权的掌舵人。尽管唐后期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军事势力成为地方事务的主宰，尤其晚唐军人干政气焰浓烈，然而文人政治、与“浊流”对应的“清流文化”却从长安伸向全国，成为朝廷嬗替前后政治文化延续的“中流砥柱”。这一文一武激荡的前后舞台呈现出来的多重剧目，反映的是一个尚未高度统合、杂存异质文化的王朝，其内部诸多势力通过权力的行使以主宰或支配整个社会的企图。在这一过程中，最能展现实力并影响社会的，无疑就是其中的支配性力量，即所谓“精英”阶层。[13]皇帝、文官、武将均在其内，但却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取向：后期节度使的武人势力，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是从朝廷夺权以巩固自身和地方的利益诉求；德宗、宪宗新政模式的确立则重新强化朝廷对社会控制的权威；配合新政的文人政治及其意识，乃至宦官制度化的推展，无疑促进了新政的实施和兑现。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清流文化”“文”的特质扮演的是唐宋朝代变迁断裂中政治文化的维系和再造的角色，或者说，后期武人势力擢升表象背后隐匿的“清流文化”抟成宋代文人政治发展局面之变迁中的支撑性力量，就在于这种思想文化。这是我们据以理解本书作者重视“清流文化”的要义所在。[14]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9页，59元。）

[1] 有关唐宋演变之中表现出的“文”“武”风气的转变，或者说北宋重文轻武风气的兴盛，早已为学界所共识，但多数的研究关注宋朝自身，唐朝（尤其后期）的变化只是作为宋朝研究的衬托和参考。将唐宋作为前后演变的整体性观察，据笔者所知并不多见。

[2] 李锜的失败与其主掌军队关系的疏离有直接关联。相关的论述可参阅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505～522页。

[3] 作者又专门以吐突承璀作例，将他与梁、刘分别视作“家奴”与“国家大臣”的两种类型，证明后者运作的制度性特征，从而与以往视宦官专权出于皇帝个人之私意而导致“干权弄政”的乱局做了明确的区别，对他们代表的宦官从政的合法性与学术界以往普遍接受的宦官专权的讨论进行了澄清。见该书第148～157页。

[4] 该书第282页。

[5] 该书第280页。

[6] 该书第313页。

[7] 参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7页。有关“了解之同情”的新近解释，可参阅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325～342页。

[8]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这一领域，我仅举中英文研究两个学者为例。唐长孺一生撰述的学术作品，基本限于论文，然后结集出版即所谓论文集（按最新出版统计，计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山居存稿续编》《山居存稿三编》等，均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晚年则在助手协助下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专著（中华书局，2011）作结。以唐史研究著称旋后专攻中古（汉语）语言学的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一生的论述除了博士论文（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之外，亦多系论文，其汇编见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Aldershot，UK，and Burlington，VT，USA：Ashgate，2001；Central Asia and Non-Chinese Peoples of Ancient China，Aldershot，UK，and Burlington，VT，USA：Ashgate，2002。

[9] 该书《序论》，第3页。

[10] 参见拙文《内源型变迁的王朝权力结构——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书后》，待刊稿。

[11] 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探索——克鲁格奖获奖致辞》，余英时著、邵东方编《史学研究经验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第76～83页。

[12] 具体反映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及其姊妹篇《历史上的理学》（〔新加坡〕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两部著作里。

[13] 参见〔英〕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672～673页。

[14] 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上面的多篇论文之中。即如他对墓志资料的关怀，除了声称能够匹配于史学分析的功能之外，墓志记载的那些社会不同层面的精英群体，他们的社会意识、文化心态和自我期许与那个时代的中心价值与主旋律抟为一致，即成为理解那个时代的“风向标”，所以这个群体昭示和揭橥的均系所处时代的核心问题。这应当是作者重视墓志资料的另一个因缘。见该书第327页。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陈志坚

一

陆扬教授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一书，在出版之前就很受学界瞩目，笔者在该书出版之前，就曾经向人推荐过该书。因为之前看过相关论文，既深感概念思维之新，又颇多困惑。2016年出版之后，此书也一纸风行，成为学术畅销书。由于事先的很大期待，在拿到书之后，却有一点失望，这是因为该书并非新著，而只是之前的若干论文的合集。作者的系统性的论述显然还没有完全展开，当然作者的基本思路和未来的模样已经有了雏形，也有讨论之可能。笔者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写下了一点笔记，就教于陆扬教授及其他方家，并不敢妄称评论。

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主题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当即书题之“唐帝国”，下篇主题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则为书题之“清流文化”。两者虽然内容有差异，但作者显然是要努力打通，在论述上其实互有交叉。

上篇讨论“唐帝国”，是围绕宪宗朝政治展开的。其中《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下文简称《西川》）、《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下文简称《宦官》），源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九世纪中国的皇帝及其敌人：唐宪宗及其时代研究》。上篇中的第二篇文章《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下文简称《再论》），虽是对前篇《西川》一文的补充，但对结论而言并未提供太多新意见，而主要是对部分经历了西川事件的“清流”文官的政治生涯做了叙述，也许更像是清流文化的文章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吧。

下篇讨论的是“清流文化”，《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下文简称《清流》）一文是理论框架的构建。后面几篇文章则是分不同时段展开的具体论证，《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下文简称《上官婉儿》）讨论的武后、玄宗时期，正是清流文化的开端时期；《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下文简称《词臣》）讨论跨度较长，从唐前期到晚唐五代。上篇末尾的《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下文简称《冯道》）一文讨论的时段在五代乃至宋初，以其内容和顺序而言，似应放在下篇清流文化的末尾，不知何故却放在了上篇。或许是因为冯道出自幽州，涉及藩镇问题之故？

下篇末尾是《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这是一篇书评，也是一篇讨论石刻新史料的方法论文章。阅读此文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对石刻文献使用的观点和方法。不过此文与清流文化主题无关，似可列入附录之中。而附录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观》一文虽不涉及本书主题，但一样对于阅读本书有重要价值。因为此文可以反映出作者对于西方唐史研究的基本认识，从中亦能看出作者的一些研究思路。当然，《序论》是不能不首先阅读的文字，因为不仅有作者自己总结性的内容，还透露了很多写作、思考的过程。就是在阅读的趣味性上，也是很好的。

二

我们首先将这些论文做一大概介绍，了解作者所欲表达的基本含义。间或做一些感想评价。当然，肯定会存在着一些不解和误读之处了。

《西川》所述的历史事件是唐宪宗初年对西川、浙西两镇叛乱的平定。历史背景是当时盛行的“姑息之政”——从肃宗开始，唐中央对地方藩镇节帅自行更替，大多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刘辟能顺利接替韦皋地位，其“关键原因有二：一是他的举措不仅符合贞元以来藩镇权力交接的政治游戏规则……而同时刘辟本人也并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叛逆；二是这一举动得到了西川内部许多文武僚佐的默许甚至支持”（第77页）。但是与此相反的是，此时宪宗新继位，决心改变德宗以来对藩镇“姑息”态度，宪宗元和新政的核心“就是皇帝对藩镇的绝对权威”。因此，朝廷对刘辟迟迟未予认可（即把留后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于是刘辟采取一般藩镇的常规手段——出兵东川，想以此给中央施加压力。刘辟还是继续了旧的姑息之政时期的思维，对中央的上述改变并不真正明白。“两方势力在认知不对等的情况下走上了无法挽回的冲突。”征讨过程又被细分为两个阶段予以叙述，总之，刘辟因为事出意外，导致在整个博弈过程中节节败退。

《西川》一文是本书中非常突出的一篇，论证清晰细密，新见迭出。特别注意到藩镇一方的态度和“认知”问题，对重新理解西川事件十分有帮助。本文的具体贡献，作者先后在两处做了说明。“第一，对这一事件过程的仔细解读可以颠覆以往史学界对唐代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一些刻板认知（按：这里的刻板认知指的是‘普遍的误解是把藩镇对中央的不服从都视为叛乱’这一点，见第20页）；二是可以重新解释元和时代政治新格局产生和唐宪宗个人权威确立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三是从这一事件出发，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中晚唐的背景下，政治舆论可以对皇权的发挥产生何种影响。”（第59页）在《序论》部分，作者又从研究方法上总结了此文的一些收获，特别是作者强调的“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的根源所在”（第4页）。笔者也觉得，这些方法论的揭示和实践，对“新政治史”来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和推广。

《宦官》一文，是作者关于“制度化皇权”的理论构建的关键文章。

在这一研究中，作者的基本观点可以从这句话体现：“宦官在越发具有外朝官僚的特征的同时，又和外朝官僚有本质的不同。”（第87页）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宦官在宪宗朝已经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官僚机构，类似于外朝的“国家大臣”，可称为“内大臣”，这一体系依靠机构而非个别宦官；二是指宦官系统不同于外朝的官僚机构，其关键点在于——制度化宦官是制度化皇帝权威的外在表现，两者是合一的。

先看第一个层面的意思。作者认为，自德宗开始，通过培养良胄（出身较优的宦官，如出身于低级文官、武将家庭等），要重组权力，“建立一种内廷的新秩序”；在宪宗元和时期，这一内廷新秩序得以发展成熟，梁、刘两位宦官就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他们“凭借多年政治贡献和行政服务而登上权力巅峰的宦官官僚”（第9页）。作者认为德宗、宪宗努力要实现的内廷权力框架是：以一二宦官领袖为核心形成一个“内大臣”集团来参与行政。在内，宦官与外廷宰相（后来发展出枢密使）、翰林学士（发展为翰林学院使）互相磨合协作；在外，宦官又代表皇帝完成出使、监军等与控制地方相关行为的任务。

再看第二个层面的含义。作者强调“制度化宦官系统”是皇帝权威的发展，这个观点非常新颖。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以往认识，都将宦官权力膨胀“视作皇权衰退时代政治紊乱的结果。……未能将宦官机构的权力增长及其合法性和中晚唐体制化的皇帝权威对应起来考虑”（第9页）。作者首先区分了皇帝的两个层面：“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所谓“制度化的皇帝权威”，并不是以往学界区分的那种“个人的皇帝和通过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或皇帝）的权威”（第6页），作者定义的制度化皇权乃是指：“这种权威看似直接来自皇帝本人，实则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内廷机构来彰显，而不是任由皇帝的私人意志来左右。”（第8页）

换句话说，这个制度化皇权与制度化内廷宦官权力是一致性的，可以等同起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认为最好的例证是此文的最后部分“代结论：家奴还是国家大臣”。这里，作者拿另外一个宪宗朝的著名宦官吐突承璀，来和梁、刘做对比，认为：梁、刘两人是制度化（国家大臣）的代表，而吐突承璀是非制度化的（家奴）的代表。吐突承璀是更接近李辅国性质的一类人物。作者认为“很难想象内廷的宦官领导阶层会去追随吐突承璀而不是追随梁守谦和刘弘规，也很难想象外廷会更愿意与吐突承璀这样的宦官合作”。可以说，《宦官》一文，虽然是从讨论两个宦官生平入手，但其目标却在于对唐后期皇权的新理解，并以此来阐释作者眼中的唐后期政治演变史。

下篇当然要把《清流》作为重点讨论对象。此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何谓“清流”、清流文化的构成、清流文化的扩散以及对五代的影响。

在作者看来，清流这一概念，核心是草诏的词臣及其家族。作者最开始使用的概念是“文学宦族”，为的是强调这一群体多重而混合的性质。后来改为了“清流”，是因为清流概念“存在于当时的公众话语之中；有清晰的指涉，是一种制度上的身份；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因此，这一概念可以涵盖“一个依托社会想象和政治成功双重力量而构成的精英群体”（第10页）。

使用唐人本有的指称作为学术术语，当然是可取的，比自创概念要更加高明。不过古人对于概念的使用往往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所指内涵经常因人、因时、因场合而相异，所以，如何将原有的内涵和现代学术定义加以区分界定，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在《清流》一文中，作者对于“浮薄”一词就做过仔细区分，指出开始浮薄一词大量指向科举之士，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指对‘品流’的过分注重”（第223页）。这个分析很精彩，补正了陈寅恪的观点。而对于“清流”一词，虽然其跨度从玄宗直到唐末，甚至直到五代宋初，但作者未能更加精细全面地予以辨析。

作者的论述从“白马之祸”事件开始，李振说过“此辈自谓清流”，非常好地证明“清流”一词“存在于当时的公众话语之中”，而且是一种群体的自我认同。清流群体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作者引用《旧唐书·哀帝纪》敕书中“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将“近代”的时间确定在“武后统治后期到玄宗朝”，以此作为“清流”出现的开端（作者在《上官婉儿》一文中认为，“文”的统治模式始于武后时期，其代表为稍早的上官婉儿和稍后的张说），并转入讨论对清流的界定问题。

作者主要分析了张九龄在两次场合中的争论观点，指出张九龄强调文学这一素质的重要，还强调这一素质需要和特定的资历相结合才能得到体现，也就是进士出身任词科、历仕清要两点，即“文”和“清”这两点。并明确指出：“特定素质（文）与特定职位（清）的相互依托形成一种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标准，实质上取代了原来以郡望或官品等为主的评判标准。”（第223页）显然，作者认为，清流群体取代了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地位，就是因为时代的标准改变了。文和清，显然是作者定义清流的核心特征。

作者引入“文”的概念，并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之举。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华帝国的文治传统（引了陆威仪的研究），强调书写和权威之间有对应关系；而且更是“中古以来特殊的政治权威观念及其表达方式”。这个政治权威表达，就是作者定义的“文”——“文才是传达道德政治的理念和朝廷意志的终极手段。”（第224页）说得简单点，文，就是草诏。

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也是从“文”的角度，将“士”的价值系统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为唐后期由古文倡导者及儒家思想者提出的“文以载道”的观念。从时间分段上和着眼于“文”的角度上，两者都相当相似。不过和《斯文》落脚点放在“古文运动”上不同的是，《清流》一文将重点放在了诏敕的骈体文上。作者对此也曾有过一段说明：清流的“文”，“与这一时期内发生的文学思想意义上的古文写作实践或者儒学复兴并非同一潮流的不同面相”（第241页）。显然，作者将他定义的“文”更多地赋予政治意义，而非文学或思想方面的意义，这是两者的重大区别。

他还指出，至唐后期“强调‘文’是治理天下的终极手段的观念和与之配合而成熟的进士词科等制度愈加为社会所重视，逐渐形成一种强大的主流意识”。因为这种主流意识产生了排他性，这一集团出现了世系化、贵族化的特点。也就此引出了第二个核心观念“清”。

不过作者似乎没有正面来界定“清”的内涵和边界，而是分析了两个现象，一是“孤寒”与“子弟”的现象，一是清流内部对甄别流品的争论。前者大约是想讨论清流群体的别异问题，后者则是分析清流群体如何自我认同的问题。从外、内两方面来观察了清流群体。

第二部分是讨论清流文化的构成，作者勾勒出他理解中的清流文化构架四要素：“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以代朝廷立言为最高目标的文学实践和以翰林学士等词臣为重要身份象征的政治文化精英，即清流成员。这三者构成了一种必须通过大明宫这一神圣政治空间来展现的权威。再加上进士词科及其相关礼仪，就构成了中晚唐清流文化的四大要素。”（第238页）其中“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和“进士词科”两点没有展开讨论，重点放在文和清这两个核心问题上。

关于文，作者再次指出：“武后、玄宗时代开始，越来越依赖既程式化又能通过用典来表达细微个人立场的文辞上。随着这种文辞地位的日益上升，它具有了一种近乎抽象意义上的礼的维系作用，被认为具有调燮阴阳、衡定天下的功能。掌握这种能力的人也以成功传递高度个人化的君主意旨为最高文学目的。”（第243页）在这里，作者试图说明，为什么“文”变得如此重要。我们注意到，作者对“文”的巨大功用的讨论中，引用了宋人文集（“北门之职，非但尚辞藻记问而已，人君心术系焉”）和《文心雕龙》（“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的说法来做总结，但是却没有用唐人自己说法来做总结。那么不免要追问，这种观念是否为唐人所独有？

第三部分，主要讨论的则是唐末五代“世乱”时代清流的命运。作者的结论也是颇具颠覆性，他认为唐末五代时期，“清流文化的力量并未有实质性的减弱，相反，这一价值系统及其所依托的制度、人员以及社会想象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影响甚至奠定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

首先，作者要论证清流文化在晚唐时期的扩散现象。作者认为唐后期清流文化不但拥有霸权地位，而且具有独立性。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流文化从中央扩散到地方，表现之一，“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表现之二，藩镇幕僚撰写表状笺启，其实也是与代朝廷立言的草诏性质一致的工作，而且一样是由清流人士担当；表现之三，节度使府的举荐、公宴和酬唱等形式，传达出来的趣味和长安的主流文化没有差别，可说是清流文化在地方上的再现（第249～252页）。甚至，作者认为，清流文化在唐末还渗透到了河北藩镇之中。

正是由于清流文化的独立性和扩散活动，“在世变中能保持其特殊地位”，各个政权“都认为掌握能书写这种文字的人士对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形象的建立都有关键的意义”。于是，“有刀尺之才的文士被地方政权重用，成为代言人，这类人才反过来成为清流代表的庇护人”（第254页）。

在文章最后，作者要回答一个问题：清流文化何时退出历史舞台。作者认为“清流文化与北宋新政治规范的建立之间恐怕存在着相当深刻的联系”，清流集团牢固地维持到了北宋仁宗朝。“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新群体也许曾与晚唐以来的清流文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已经无须在心理上对之再抱有以往的同情。”（第263页）也就是说欧阳修对冯道的大力批判，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对旧政治文化的批判，标志着清流文化的结束。

《上官婉儿》等三篇文章，则是在具体论证上的展开，不再做复述。

三

接下来我们将尝试分析作者的一些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和研究渊源，便于理解作者观点的来龙去脉，同时也顺便把笔者阅读中不解之处提出来。

上篇讨论唐帝国后期政治问题，虽然只有两篇重要文章，却分别涉及了两大重要问题：藩镇和宦官。其结论也是与一般史学界的认识差异颇大。《西川》一文讨论的问题相对较小，除了方法论方面的较多创新外，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框架或概念。而《宦官》一文，则引入了“制度化皇权”（包括“制度化宦官系统”）的概念，试图以此为起点重新理解和评价唐后期的政治格局，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这方面的讨论在本书中除了《序论》有所论述外，并没有太多论证。但在多次讲座中，作者有较为全面的阐述，也可以作为参证。）

作者选择这一主题，其问题意识大概是：唐朝安史之乱后为什么能维持百年之久。或者如作者自己所说“唐后期朝廷的生命力之强是个难以用史学界惯常接受的论述框架来解释的现象”。

不过从史实判断的起点开始，作者就走上了与以往史学界不同的路。在作者眼里，唐后期的中央权威是成功的（并非藩镇割据或者地方坐大），皇帝权威也是极高的（也不存在宦官专权的问题），德宗甚至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主独裁”。总之，作者对唐后期的政治评价十分乐观。顺着这一逻辑推导下去，作者自然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灭亡是一个意外，是一个偶然事件。（参考作者在北大的讲座“唐帝国的瓦解及遗产——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

作者回答的关键词是“制度化的皇权”，作者认为，以往的学者“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第6页）。作者通过引入制度化皇权的概念，重新构建了唐后期政治权力格局的新理解：“在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内（德宗时代），出现了一个以制度化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代表这一政治秩序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总之，作者认为，唐后期是一种内、外廷在皇帝主导下的合作的政治局面。在此，作者认为学者普遍接受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并不对，而且顺势也否认了陈寅恪指出的“内廷阉官主导，外廷士大夫附庸”的观察。

要完成这一构架，关键的节点在于制度化皇权和制度化宦官系统的一致性。这样的话，唐后期宦官的权力膨胀现象，就相当于皇权在强化，而不是对皇权的削弱。简单地说，唐后期的中央权力格局是三角两方关系，皇帝、宦官、朝臣是三角，皇权（宦官）和朝臣是两方。

但是疑问会随之而来，怎么理解唐后期宦官废立皇帝的事实呢？首先，作者认为在文宗之前，帝位均为按照传统来看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在稳定性上可以说超过了前期。

那么，对文宗朝的甘露之变又该怎么解释呢？作者在《序论》中提到了一点解释：“作为皇帝权威的物质性体现的宦官机构，更加具有了政治的正当性，也逐渐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进而与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的皇帝产生冲突。”（第9页），他认为宦官和皇帝产生裂痕是皇帝的原因导致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文宗朝开始的仇士良以后的宦官势力发展如何？文宗朝之后，从梁、刘开始的那套制度化宦官体系，又和皇帝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限于文章内容，这些问题作者没有深入探讨，而是提了一下，认为：仇士良等人并不如梁、刘二人，文宗也不如宪宗，所以“唐代的中央政治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畛域”。以此来看，作者似乎也承认文宗以后的权力格局与德宗、宪宗朝并不相同。那么，德宗、宪宗朝的制度化皇权和制度化宦官系统是否依然存在，是否依然具有一致性呢？

作者透露自己的写作计划，以后将此书发展为两部书，其一是“讨论8～10世纪权力结构的变化”，现在这种种疑问，期待会在未来的著作做出更圆满的阐述。

下篇讲清流文化，其问题意识的产生，作者在《序论》中有生动的叙述。首先是从对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之际社会转变研究之一》的阅读中，产生了怀疑。孙国栋此文，显然是以唐宋变革论为理论背景的。作者欲对唐后期政治精英重新做出解释，就不得不对唐宋变革论提出挑战。事实上，如果清流文化的概念能得到学界普遍认可，那确实是一个新的宏大框架。

作者认为：清流文化是“从9世纪初到10世纪末，这一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代表性群体从根本上支配了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第240页）。他这里的时间跨越了唐宋，这意味着在政治、文化方面，唐宋两代更具有一致性，而非对立性。清流文化虽然并不是讲社会性质的，但是因为其重要性而居于历史核心，所以会给唐宋变革论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唐宋变革论的一个讨论重点是唐代的社会性质，视唐代为贵族社会（大陆学者一般称为士族社会）。但是以胡如雷、吴宗国等先生为代表的大陆学者，认为隋唐帝国是以皇权和官僚政治为基本模式，与宋并无区别，若论变革，则变革应在周隋之际。若是考虑到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观点，大概更加可以明白大陆学者的认同点在哪里。我们认为，作者新思路的前提应该就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

作者指出，其实清流现象，在此前已被学者关注，不过分散在了三个不同的领域中讨论：唐代科举文化、中古士族研究和唐中后期政治史（第12页）。这一现象，大概是指唐后期出现的高官世袭现象，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化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清流群体是“通过科第、援引、仕宦以及婚姻等途径建立起密切的网络”，具有世袭特征。

对此，不同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就有不同的认识，比如在支持唐宋变革理论的学者看来，这其实不值一提，这本来就是士族社会的正常现象。如毛汉光就通过统计论证唐后期的高官多来自士族，科举成了士族垄断入仕的新途径，一如九品中正制的功能。而反对唐宋变革理论的如吴宗国师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揭示出唐后期（贞元、元和以后），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指出高级官僚世袭现象，也就是进士家族贵族化。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变成了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个环节，而与士族无关。可以看到，对于同一历史现象，持士族论的认为是士族垄断科举，而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科举塑造官僚家族，其背后的社会认识观大异其趣。显然作者立论的背景认识是与吴宗国师等学者的观点相近。

但为了形成新的认识框架，避免一些旧的问题，描述同样一个群体，作者就引入“文”这一概念。不过，作者对“文”的作用，显然过分夸大了。在作者的观点中，对文的信仰心态和文词的巨大功用，是导致清流阶层有高超地位、独立价值的根本动力。

唐代社会对文的信仰心态，正如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总说》所指出的：“从南朝到北宋，即五世纪到十一世纪，可说是文学的时代，诗文写作的价值高张，文才被认为是才能的首要表征，知识界中的领导者大多为文学家，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世界文化史上也难有其匹。”毛汉光的《中国中古贤能观念之研究——任官标准之观察》、龚鹏程的《唐代思潮》等有更多阐述。

其次是关于文词的巨大功用，其实要论证的就是“文”如何在皇权中得以体现。作者的证据主要来自两方面：（1）圣旨（或奏折）的表达非常关键；（2）文人之间互相颂扬和自许的话语（词宗、大手笔等）。有关圣旨撰写的论证不多。而关于文人互相颂扬的那些话语，大量引用的是墓志等资料。且不说这些文字本身是比较空洞的，而且就墓志本身来说，往往有夸大之处，不足完全采信。

另外，作者所指的清流家族的制造和延续现象，完全归功于“文”。但如果我们从科举视角看，这主要是一个官僚（科举和铨选）现象，和文学当然也有关，但似乎不是必然性的。

相反的是，作者的“清”的概念，则显得太过缩小了。清浊观念来自门阀士族时代，不过唐代官制也有继承，如《唐六典》中明确记载了清望官、清官。这个清官完全不挑战皇权，而只是升官的快速通道而已。尽管作者从历官去概括“清流”是正确的，但是因为引入了“文”，就极大地影响到了作者对“清”的界定，他所指的清流，重心几乎都在词臣，比之唐代朝廷规定的清官范围大大缩减。唐廷规定的清官，包括三省、御史台的所有官员，太常寺、国子监、秘书省等文化部门的所有官员，以及除以上官署以外的三品以上所有官员，甚至还有部分武官。可以说，中央官中，大部分都被列入清官范畴。事实上，从张九龄到唐末李振，他们所指的清流，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唐廷规范的“清官”概念，但无疑都远远大于词臣这个概念。

若从学术资源上看，郝若贝将中国精英的主题概括为“经过门阀到职业精英再到地方精英的转型”，包弼德在《斯文》中提到士的价值系统有三个转变，等等，恐怕都会是启发作者的学术资源吧。

如果仅把清流群体的时间局限在唐末之前，那么本书与传统的中古士族等研究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一个视角。所以，作者观点的最大要害之处，在我的理解中，并不仅是把清流概念提出来，而在于：清流并没有在唐末消亡，而是继续到五代乃至宋。这是清流文化理论中颠覆性最大的。其论证过程主要在《清流》的第三章和《冯道》一文。

清流文化在唐末动乱中活下来，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清流的独立性，二是清流从中央扩散到地方这个过程。作者的这个思路和谭凯（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贵族的崩溃》的观点相似。谭凯认为，以首都（长安和洛阳）为代表的国家精英充分利用了科举制维持社会身份与地位，唐代的国家精英（贵族）在黄巢起义中覆亡，而地方精英得以幸存，推动着唐代的国家精英逐渐向两宋的地方精英转变。（书评见王晶《重绘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作者认为清流在五代时期，依然很强大。若果真如此，他就要证明这样一个前提：文臣依然占据五代时期政治的核心地位。这里作者的论证有些让人不太容易接受。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作者基于理论的需求而误读史料的现象。这个例子就是《旧唐书·哀帝纪》所载的敕书，那篇敕书其实是为白马之祸消灭清流找借口的。文中说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来看这段史料，它其实清晰指向的是文官与武官的矛盾，而非所谓文官内部非清流对清流的不满。“蓝衫鱼简”，指的乃是文官，而“拖紫腰金”明显是武官了。邓小南《祖宗之法》第二章“走出五代”中，就明确指出“它（诏书）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第109页）。文武的矛盾，其实从唐后期就明显展开了，在地方官职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唐晚期出现了大量的“吏化军职”，押衙等武职成为吏的名号，唐末时期这种冲突尤其突出。白马之祸其实正是朱温篡唐的前奏，朱温要在官僚格局上事先布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藩镇系统的武官去代替中央的文官。面对裴枢的不知趣，朱温的愤怒显然是武官立场的，而非李振式的。当然，冲突中肯定也存在着被清流排斥的李振之流的矛盾，但这不是要害问题。

作者之所以如此理解史料，是因为从他的研究逻辑出发，不能肯定晚唐五代武人的政治力量是政治主线。他基本没有讨论唐后期五代的武人势力问题，为了强调皇权和清流的成功，对晚唐五代的政治判断过于乐观。实际上，从黄巢起义开始后，北方藩镇几乎所有的文官节帅都被驱逐，武人成为实质的掌权者——这才是地方政治的真相。所以，作者拿唐晚期各地节帅都由文官担任，作为唐王朝权威的稳固的证据，是对唐后期武人势力的轻视和忽视。实际上，作者显然是充分了解唐代武人的力量的，他在提到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的军阀》的时候，就特别赞扬，还说该书对他启发最大。但是作者并没有接着从武人这个角度去深入和展开，而是完全换了文的视角，并不多涉及武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是个较大的缺憾。以笔者的观察，唐末五代的政治主流，更应该是武，是武人阶层的自觉。这大概才是日野开三郎开辟的研究视角吧。甚至宦官的权力，与其用制度化皇权的角度理解，不如用武人势力的角度去理解更合适。宦官之所以在晚唐具有很大权力，最重要的原因是掌握了神策军，所以宦官权力的实质是武人势力在中央的代表。唐后期，中央和地方都是由武人势力真正把控，我们自可认为这是一个武人势力的时代。如果来观察五代，枢密使甚至凌驾宰相之上，大量刺史都由武人出任这两点，就足以证明五代的武人势力空前绝后。

另外，在研究五代文人作用的时候，作者描述了五代十国各政权都对“清流文士”趋之若鹜的现象。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文集与晚唐五代政治》中指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使这一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空前密切，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似乎也支持了这一描述。但是正如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中指出的，文翰之才，在战事扰攘之际，是一种实用性的才能（第126页）。“唐末五代特别是后梁、后汉时期，出仕于中央或地方的文士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严酷的。”（第131页）这一判断，显然与作者对冯道以及所有清流文官的地位判断，差别巨大。

四

最后，十分主观地概况一下本书的优缺点。

优点方面，该书体现出作者思路敏锐，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构架宏大，有很大的学术抱负；视野广阔，关注的学术成果也中西并包，引入一些新理论如政治书写（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等，让人十分期待。在史料方面，大量使用新材料，特别是墓志，墓志史料的充分运用正是陆扬本人研究的一大特色。本书中的论文，除了早年写的《西川》，及概论性的《清流》之外，其他诸篇无不和墓志材料密切相关，甚至就是围绕着墓志来写。作者曾经强调新出墓志中大量以宦官为传主，对于唐史研究都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可能是作者十分重视利用墓志来研究唐史的原因吧。就传世文献而言，也运用娴熟。比如大量使用《册府元龟》资料，而不是简单地仅采用两唐书材料，这颇能体现史识。《册府元龟》的史料大量来源于唐代的实录，很多地方比两唐书等更有价值。细节的表达和描述方面做得非常周到细致，经常能体察入微，给人以深刻印象。另外，作者有对文本和立场的警惕、自觉。

作者的很多问题的视角（特别是清流文化概念的构建）是针对唐宋变革论而来的。由于近年来大陆学界中，唐宋变革论依然成为学术热点，甚至还在持续中，作者的反思和冲击显得十分有价值。就笔者自己的思考，唐宋变革论虽然很宏大，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是一个应该总体上被放弃的理论框架。关键问题在于政治，中国历史的理解中，政治永远应该处于核心的地位，而皇权又是居于首位。按唐宋变革论的逻辑，如竺沙雅章就推出了宋太宗是中国第一个独裁皇帝的说法。（见竺沙雅章著《宋朝的太祖与太宗》，方建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宋太宗和唐太宗、武后、玄宗等唐代皇帝比，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反思唐宋变革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捆绑，将所有层面的问题都捆绑在所谓的“社会性质”上，认为一旦社会性质变化了，所有层面都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其实，从政治层面看，唐宋之间，因袭的东西要大于变革。作者在清流文化的叙述中，虽然具体结论还不够圆满，但这个方向是十分可取的。特别有价值的在于，作者希望通过建构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说法。如果没有建立新说予以取代，旧说往往无法退出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枪有其历史地位。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颠覆，该书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方向。比如清流概念，就涵盖了新门、旧门，也就本质上取消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就消解了陈寅恪对牛李党争解说的意义。学界已经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各种补正之说，但都是以陈说为框架，而清流一说则另起炉灶，意义也很大。其实作者哪怕只充分地证实这一点，学术贡献也是让人瞩目了。

还有，本书展现出的新政治史姿态也非常值得期待。虽然作者自己认为清流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但本质上说，清流及清流文化的讨论，应该属于一部新政治史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政治永远是中国古代史的核心问题。比如用政治视角来观察诏敕的写作，观察词臣这一群体，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实践。这不仅是新的史学题目，更是新的史学方法。

缺点方面，首先是作者论证的方式相对单一，比如对清流词臣的叙述，基本从墓志传主生平入手，进行个案分析。但是清流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存在，而非仅仅单个个别的词臣，所以群体性的观察是不可缺的。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作者对大量数据统计的怀疑，所以过于谨慎进行统计性的研究。其次，史料运用上，过分倚重墓志材料，而且对传世文献的警惕没有表现在对墓志史料的使用上。比如墓志中大量夸奖赞美的语句，未见作者提出质疑。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时有理论先行、强解史料的问题，尤其突出表现在《冯道》一文中。作者将冯道作为清流的典型来描述，不但与既有研究有较多冲突，与《旧五代史·冯道传》的阅读体验也有较大反差，所以读起来给人生硬和强凑之感。所以，一方面，作者要对唐宋变革这样的建构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毛病还是会出现——从理论推导出一些史实认识，来颠覆一般性的史实认识。比如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君主独裁最早出现在八世纪末，尤其是德宗等君主在位的时代。”这一观点不由令人想起竺沙雅章对宋太宗的判断，何其相似。还有就是对唐末五代文人地位的过高估计，显然也是由理论的需要而导致的。

当然，理论构架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历史认识总是不断被建构，甚至被颠覆，需要我们去构建理论，来认识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认识对历史史实的构建的界线在哪里？显然，这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吧。

最后想说的是，以上所有的分析论说，只是基于作者还未完全展开的论著而言的，所以这些判断是否符合作者原意，笔者都不敢自信。也因此，我们更加期待阅读作者在该书基础上将要完成的两部新的大著。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9页，59元。）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胡耀飞

唐史研究历来偏重唐前期，对于中后期关注不够，不过这一现象近年来多有改观。就专著而言，先有谭凯（Nicolas Tackett）关于世族衰亡的专著，后有陆扬对于晚唐清流文化的阐发。[1]前者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晚唐的消亡问题，认为黄巢（？～884）之起，特别是对长安的占领和屠杀从肉体上摧毁了这一阶层。后者主要从对唐代中后期世族中潜行的清流文化的揭示，看其政治文化在唐后期五代的赓续问题。总体而言，这两本书的观点是相左的，前者强调黄巢集团的暴力行为对世族消亡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强调世族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无论哪一种对唐代中后期的研究，其实都绕不开两次重大事件，也就是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这两次事件之所以成为唐中后期的时间界限，主要在于对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基于此，学界对两次事件本身的相关研究，历来十分丰富。[2]此外所涉及的问题，则是普遍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及其割据现象。这是讨论唐朝中后期的历史所绕不开的问题，近年来对此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3]而在人们接受了唐代中后期藩镇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来认识整个藩镇时代的兴衰，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对此，五十多年前王赓武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作为对藩镇衰落之势的代表性研究，至今无人超越。[4]而本文所评新近出版的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则可作为研究藩镇启幕目前最全面的成果。

一

《危机与重构》（以下简称“李书”）是一部政治史、军事史著作，是作者李碧妍在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李书除了绪论、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和附录（“李怀让之死”）外，共分四章内容。关于李书大致内容及作者的写作心路，作者已经在一次公开对谈中予以详述。[5]不过出于书评体例，以下还是先就笔者的理解，对李书内容略做介绍。

首先，作者在绪论中就该书整体结构，即作者的研究动机、路径、手段和步骤予以概述，然后梳理和反省中外学界藩镇研究的成果。就成果而言，作者根据两种基本思路整理，即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前者多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后者多为日本学者所关注（第5～14页）。作者本人的计划，则要打通和兼顾这两方面。当然，一般著述绪论多先介绍学术史，再概述全书结构。所以，作者若能换个顺序，在学术史基础上，就该书所要论述的内容进行介绍，应该会更引人入胜。

其次，作者分四章，分别讨论了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大区域之中，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产生的种种动向，特别是各藩镇创设和撤销，藩镇辖区分割与合并，藩镇军力来源多样化，以及藩镇节帅和将领乃至基层军士的各种心态变化。

第一章“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正所谓“渔阳颦鼓动地来”[6]，安史之乱爆发于幽州一地，逐渐波及整个北方。但作者显然并不是专门研究安史之乱，故而将目光首先聚焦于安史之乱战场所在地，特别是闻名遐迩的睢阳保卫战之发生地——河南道。并由睢阳之战的惨烈情况，揭示其背后存在的唐廷与地方军事力量之间的纵横捭阖之势。当然，睢阳之战也只是一个开篇，本章重要内容包含三点：一是通过梳理唐廷先后任命的李光弼（708～764）、王缙（700～781）和裴冕（703～770）三任“河南副元帅”（第43～55页），以及历任河南节度使（第32页），揭示了安禄山叛乱的前车之鉴，导致功高震主的平叛将领在此后的不再受信任，以及逃亡蜀地的唐玄宗（685～762，712～756年在位）和称帝灵武的唐肃宗（711～762，756～762年在位）之间的人事矛盾；二是通过梳理河南节度、永平军这两个最终一步步被切割的藩镇之兴衰，揭示了安史之乱后已经形成割据之势的河朔和淮西藩镇，对河南道藩镇格局的逐渐定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第57～74页）；三是对平卢系藩镇的再次探讨，特别是平卢军被一分为三，是元和（806～820）中兴的一件大事，故而得到历代学者的充分关注，但作者这里更想要强调的是在早期藩镇分合基础上逐渐出现的新型藩镇，经过平卢系将领的不断消亡，而慢慢走上“骄兵”主导政治的道路（第104～111页）。

第二章“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此章着重梳理了安史之乱及其后京西北八镇的形成过程，长安、洛阳两京之间三个据点（河阳、陕、潼关）的兴起，和神策军的兴起及对关中兵力的填充。就朔方军而言，作者认为，前辈学者对朔方军的研究，或“多集中在肃、代、德三朝”（第115页），或即便整体考察京西北八镇，“有关这些藩镇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却消失了”（第116页）。亦即，作者认为早期朔方军和后期的京西北八镇，这两者之间进行转换的“动态过程”（第117页）未能被学者予以揭示。虽然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各位学者文章所要讨论的重心分不开，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决定了所研究的内容之不同。但作者所选取的这一视角，确实能够从她的角度来揭示这样一种因党项、吐蕃的入侵而设置京西北八镇的动态过程。就长安、洛阳之间三个据点而言，这三个据点在安史之乱期间显示出的重要战略位置，日后逐渐发展为河阳、陕虢、同华三个藩镇，成为唐廷与河北割据藩镇之间沟通的一个中间地带。具体而言，河阳为守卫洛阳的前线，陕虢有“藩垣二京”（第205页）的作用，同华则不久即分为两个只领一州的“非完全节镇”（第207页），以保证关中东大门的畅通。就神策军而言，其因为涉及中晚唐禁军的形塑，乃至五代、北宋时期禁军的膨胀，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神策军在关中驻军点的分布，及其反映的唐廷对于防止吐蕃侵犯的考虑。特别是对于神策军驻地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三条并行线的揭示，颇为直观（第211页）。

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河北是燕政权安禄山（703～757，756～757年在位）、史思明（703～761，759～761年在位）的大本营，以及日后典型割据藩镇的所在地，故而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安史之乱时期和乱后初期的河北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由于河北道范围广大，民族成分复杂，每个州境所体现的功能皆有不同，所以作者多次划分河北地区。或以幽州为坐标，分为燕南、燕和燕北三部分，其中燕指幽州和从幽州分出来的蓟州，燕北至妫州、檀州、营州、平州、安东都护府，幽州以南的其他地方总称为燕南（第261页）。或以是否为“边州”为标准，将燕、燕北诸州归为边州地区，将恒州、定州、易州、莫州、瀛州、沧州归入次边州地区，再往南则为河北南部地区（第267页）。这两种不同角度的划分，为作者进一步对安史之乱期间河北地区军政动向进行分析提供了基础。即经过作者的梳理，安禄山军团主要来源于边州地区的蕃人（第271～274页），而普遍设置团结兵的燕南诸州相对而言不受安禄山军团控制（第274～278页），故而造成安史之乱初期河北地区朝叛之间激烈的冲突。之后，作者更进一步梳理了后安禄山时代的河北军政动向，特别是揭示史思明利用礼仪手段努力整合已经散布于河北各地，且具有离心倾向的各路叛军（第286～288页）。不过这种努力并未能够在史朝义（？～763，761～763在位）时期得到持续，最终也因史朝义的失败，以及各地不同将领的向背，河北地区在名义上回到唐廷统治之后，分裂为不同的藩镇。在梳理了河北藩镇成立史的基础上，作者才进一步探讨这些藩镇的后续性格特征之奠定情况。当然，由于对之后河朔藩镇的研究，学界已有许多精湛的分析，故而作者沿袭较多。值得重视的发明则是在渡边孝的基础上，对“安史旧部型藩镇”和“新兴的地域型藩镇”这两类藩镇形态的进一步区分，颇有说服力（第328～335页）。

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安史之乱爆发于北方，主要战场也局限于北方，但不可避免会引起北方人士南下避乱，以及唐廷出于经济的需求想要极力确保南方的安定。因此，无论南北，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李书第四章即讨论了南方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历史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历史面相。首先是永王璘（720？～757）事件，作者从永王璘南下赴镇途中与地方士人的交往入手，讨论了在唐玄宗尚在蜀地，唐肃宗已然即位于灵武之际，各方人士的政治动向。其中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通过对各类诏令颁布时间的质疑，以及所颁布诏令本身之真伪的分析，从而揭示了肃宗通过篡改史料来塑造自己合法性（第393～398页）。永王璘事件，实际上可以视作唐廷不欲将与安史旧部之间的妥协手段（设置藩镇）用在江淮地区。这主要是为了确保财运的畅通，避免藩镇跋扈造成影响财政收入。随后，作者先后讨论了刘展（？～761）之乱、韩滉（723～787）“骋志”（第485页）和李锜（741～807）叛乱三次事件。在笔者看来，作者通过对三次事件始末的揭示，论述了唐廷不欲在南方地区纵容类似北方节度使体制的意愿，即致力于将“节度使体制”转化为“观察使体制”，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至于此章最后一节对松井秀一所谓“平静期”（第523页）的探讨，其核心在于揭示土豪层的兴起及其对唐末五代南方历史的影响。

以上四章内容之后，作者以“藩镇时代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代结语”，揭示从安史之乱到宋初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意义。目前学界对于中晚唐五代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不过虽然最早在民国时期即有于鹤年对“藩镇”意义的提示，[7]但至今对藩镇的研究重中晚唐，轻五代十国。

二

综观李书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到作者以熟练的史料、优美的笔调，给大家呈现了一幅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半个多世纪，甚至延伸到唐末五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李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动态的过程来展现安史之乱的不同面向，因为这场乱事并不是一部预先安排好的剧本。这一点，书评人维舟已有较好的评论：“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 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8]笔者对安史之乱并不熟稔，但读完全书，基本能够勾勒出唐中期的政治、军事动向。是为此书一大功劳。当然，作为书评，也需要指出一些“瑕不掩瑜”之“瑕”，以期继续完善。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开篇提及了《新唐书·忠义传》所载宋真宗（968～1022，997～1022年在位）东巡的事件（第15～16页），又在把张巡（708～757）之事梳理一遍后进一步指出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并未经过当时的应天府（唐代的睢阳），从而展示出《新唐书》编者欧阳修（1007～1072）的一种“杜撰”（第33～34页）。然而，根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本栋博士的意见，作者误将宋真宗“东封”泰山比附为“东巡”亳州。即宋真宗曾于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至十一月东封泰山，[9]也曾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东巡亳州并在回程途中经过应天府。[10]如此，李书根据错误的映证所绘制的图2“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巡路线图”（第34页）也就张冠李戴了，而欧阳修关于宋真宗东巡经过应天府的记载也并非“子虚乌有”（第34页）。[11]明确这一点，作者在欧阳修虚构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推论，也就不成立了。

其次，需要讨论地名（特别是地域名、藩镇名）的断句问题。在没有现代意义上标点符号的古代，断句并不成为大问题。这类问题的出现，始于古籍点校的需要，以及中华书局等古籍类出版社在出版繁体竖排点校本时，划专名线的需要。而学者目前又严重依赖于点校本，故而点校本的点校，以及专名线的标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理解。在李书中，作者所引史料的标点，可以说基本按照点校本进行。不过，点校本的断句和专名线，并非没有瑕疵，使用时尚需谨慎对待。就李书而言，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地域名的断句。比如作者在第一章讨论四镇之乱时的运路危机时，引用了《资治通鉴》建中二年（781）六月的一段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12]作者引文则为：“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第81页）可见，作者除了给“甬”字括注可通用的“埇”字，以及未引最后一句外，其余内容皆从《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标点，只是去掉专名线。亦即，作者并未认识到，或并未在此指出，其实“蜀、汉”、“江、淮”、“闽、越”，都不必用顿号顿开，即应该是“蜀汉”、“江淮”、“闽越”。这里的情况，反映的是对某个大地域范围的简称，即“蜀汉”是以蜀地的蜀州、汉州合称，作为对整个剑南西川镇的指代；“江淮”是指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区，也就是淮南镇；“闽越”则指代福建地区，其称呼当取自秦汉时期的闽越国。其中，笔者之所以将“蜀汉”视为西川的代称，是因为“汉”字也可以指代汉水两岸的山南东道，如作者在论述唐德宗（742～805，779～805年在位）让淮西节度使李希烈（？～786）讨伐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781）时，即引《资治通鉴》，谓李希烈“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第79页）。根据上引文，提及“蜀汉”等地域，是指这些地方“所在出兵”，而当时梁崇义既然站在唐廷对立面，自然不可能出兵。另外，“江淮”之所以指代淮南镇，也涉及作者未引的最后一句“江淮进奉船千余艘”，盖若断开“江”、“淮”，以之为二藩镇名，则并无相应藩镇对应，亦无所谓“江州、淮州进奉”之理。至于“闽、越”断开，亦不辞，盖若以“闽”指代福建地区福、建、泉、漳、汀五州，则时有浙东镇越州，不知“越”将指越州及其所属浙东镇，抑或整个先秦越国地域范围，乃至百越地区？因此，作者此处袭用《资治通鉴》点校本断句而未能加以辨析，是稍感遗憾之处。

此外，对于地域名的断句，除了与理解原文表面意思有关，也涉及唐人的地域观念。再来看上面这条引文，其中将“关中”纳入“内”的范围，将“蜀汉”纳入“西”的范围，将“江淮、闽越”纳入“南”的范围，将“太原”纳入“北”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德宗时期唐人对于王朝自身统治地域广度的认识。即以关中为核心，所谓“内”；以外的地方，则从对三个方向上的相关地域来确定整个王朝统治地域的范围。从这一范围来看，唐德宗时期的唐王朝，其所能控制的地域基本也是如此。第一点，当时已经失去河西走廊地带，[13]故而“西”的方向从西域转移到西川；第二点，其中未能加入“东”这个方向，乃是当时正处于四镇之乱，最能代表“东”这个方向的平卢镇正在对抗朝廷；第三点，“北”的方向以“太原”即河东镇为代表，反映出河朔三镇其时也早已自立；至于“南”的方向，范围更加广泛，原本地理上最南端应该是安南都护府，但安南都护府本身并无多少军力，此时也不可能出兵援助，故而以当时大概确有出兵的“闽越”，即福建观察使所辖作为最南的代表。[14]总的来说，可以从这里的方位与地域的对应，看出唐德宗时期，唐人对于王朝统治地域的认识随着政局和领土的变动而改变，这也影响到唐人对于东南西北方位认识的调整，以及对于内外之别的认定。当然，更可以结合作者在书中关于“关中本位政策”和“中央本位政策”的探讨（第536～543页），进一步发掘其意义。

二是藩镇名（以及节度使）的断句。由于藩镇时代的藩镇名，早期多以地名（道名、州郡名）命名，比如范阳、河东等等，故而当藩镇日渐散布于内地之时，也多以地名，特别是所辖地域最主要的两个州（其中前一个一般为节度使治所州）的名字之连称，作为对这一藩镇的一种通俗性称呼，比如泽潞、魏博、淄青、陕虢等等；或者以节度使治州（府）作为对这一藩镇的称呼，比如镇州、河中等等。同样，节度使名，也是如此。比如早期的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后来的泽潞节度使、魏博节度使、同州防御使、河中节度使等等。这样的书写，大多数是在纪传体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的列传，或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等行文之中出现。在官方文书的行文中，对藩镇名和节度使名的称呼则有差异。以出镇制文为例，《唐大诏令集》有上元二年（761）六月《李鼎陇右节度使制》，其中记李鼎原有职衔为“开府仪同三司行凤翔尹兼御史大夫充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保定郡开国公”[15]。这条职衔中，“行凤翔尹”“充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是李鼎真正就任的实职。可以看到，李鼎当时首先是凤翔府的府尹，其次是凤翔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的节度使、观察使。再来看作者在书中对李鼎职衔的记载，她从凤翔镇辖境扩大的角度写到上元元年（760）首任凤翔节度使“崔光远的职名又称‘秦陇节度使’”，以及当年底第二任“李鼎的职名又称‘兴凤陇等州节度使’”（第138页）。作者所引之“秦陇节度使”“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出自《旧唐书·肃宗纪》，原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分别为“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凤翔尹、秦陇节度使”[16]，“以右羽林军大将军李鼎为凤翔尹、兴凤陇等州节度使”[17]。可见，作者基本遵从了点校本的断句，将“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分别与“凤翔尹”区分开来，并根据点校本所用的顿号，视之为并列关系。然而，从前引《李鼎陇右节度使制》可知，李鼎除所任之“凤翔尹”外，实为“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亦即，凤翔府本身也在节度、观察之列，而非将凤翔尹与所谓“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并列。当然，作者原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并不在此，也并不一定有将“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视为单独的节度使名称的看法。但是，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而来的这种断句，显然影响到了作者对史料的使用，而作者将所谓“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单独列出来，也会影响读者的判断。事实上，《旧唐书·肃宗纪》的这两条记载，应该再加上“本府”二字。这一点，《旧唐书·肃宗纪》上元元年八月己卯条的记载就比较准确，其载“以将作监王昂为河中尹、本府晋绛等州节度使”[18]。河中尹所治仅河中府，故另加“本府晋绛等州节度使”，即河中府、晋州、绛州等州的节度使。

上段详论凤翔节度使名，主要是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是作者对点校本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会误导读者的观感，导致对藩镇名和节度使名的误解。比如作者在讨论建中三年（782）七月李希烈兼任平卢节度使讨伐李纳（？～792）时，引用点校本《资治通鉴》曰：“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第83页）其之所以在“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这五组词之间加顿号，是依从了点校本《资治通鉴》原文对“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这五组词分别划专名线，[19]即点校者大概认为这五组词分别代表五个藩镇或五个节度使。事实上，这里首先不必在《资治通鉴》原文断作五组，而是除了“平卢”之外，其余“淄青兖郓登莱齐”可分别划专名线，即表示“淄、青、兖、郓、登、莱、齐”等州；其次，李希烈所兼其实就一个藩镇节度使，也就是俗称的平卢淄青节度使，而其下辖有淄、青等州。第二点想要说明的是，在作者所讨论的时代范围内，藩镇体制尚未完全定型，无论是藩镇地域范围，还是藩镇名，都处在变化之中。藩镇名基本是随着藩镇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藩镇地域的变化，则取决于唐廷对安史之乱以及此后其他乱事的应对策略。因作者重在对应对策略的考察，即如何在面临危机时重构权力格局，故虽然对随之而来的藩镇地域之演变多有讨论，但对更进一步产生影响的藩镇名的演变，颇有遗漏。其实，藩镇名的演变，在安史之乱期间，一切都是出于平叛策略，故当时所命节度使多以地域名来命名，并取该地域中的治所州和其他重要的州作为这一新设藩镇的简称或俗称。而当各种乱事平定之后，随着各个藩镇辖地的渐渐固定，另外出于对跋扈藩镇的羁縻作用，和对顺命藩镇的激励作用，会赏赐各种赋予美好意涵的军号，作为该藩镇的正式美称，并固定下来。比如“昭义”，即表昭示忠义；“宣武”，即表宣扬武功等。作者谈到河南藩镇格局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前后全部完成之时，也集中描述了新设置的河南藩镇如义成（785）、武宁（805）、忠武（804）、彰义（798）等军号之赐予（第98～99页）。总而言之，通过对藩镇名和节度使名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藩镇从临时到固定的一个发展过程，从而在名号问题上确立了整个藩镇时代的格局。

三是除了断句不同会造成混乱外，对固定地名内涵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也会产生一些误区。就李书来说，因为涉及大量历史地理问题，对地名含义的准确定位，便十分重要。而李书中的使用问题，主要是指古今地名的混用，以及对通用地名内涵的不同解读。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始于笔者对作者关于党项部落分布问题的讨论。在第二章中，作者引用了《册府元龟》的一段话，谓永泰元年（765）二月，“河西党项永定等一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公劳等一十五州，许之”[20]。作者在引用之后，又于脚注中写道：“‘河西’无疑指黄河以西，因此我推测此处的‘河西党项’当指陕北一带的党项部落。”（第121页）在这里，作者提到了两个地名：“河西”“陕北”，亦即涉及古已有之的地名“河西”的含义，和完全是明清以来方有的地名“陕北”。作者认为“河西”是指黄河以西的“陕北”地区，又在其他行文中多次提及“陕北党项”（第120页），以及“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第121页），可见其将数百年后明清时期的地名概念等同于夏、绥、银、延、麟等唐代的州，并进而将“陕北”一词加诸散处于这一地带的党项部落。

然而，就“河西”而言，此词内涵虽有不同的解读，但在唐代所指应该是河西节度使之河西，而非今陕西省和山西省交界之黄河中段以西。河西节度使的设置，本身即为了隔断吐蕃和突厥之间的交通。但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河西节度使兵力的内退，其地逐渐为吐蕃所侵逼，在此地的党项部落内属，自在情理之中。如果按照作者的解释，河西指所谓“陕北”地带，本身不在吐蕃直接侵扰范围内，又何必内属呢？而且，河西党项此前有永定等十二个羁縻州的规模，内属后分为公劳等十五个羁縻州，可知其活动范围应该经历了一次空间转换，并且藉此调整了部落数量。[21]若是在“陕北”地带，恐怕也不必如此费力。另外，作者所指的“河西”地区“陕北党项”，当指根据郭子仪（697～781）的建议从盐州、庆州等处东迁至“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的党项（第121页）。然而盐州、庆州等地的党项，根据作者之前所引胡三省（1230～1302）注的解释，应该是早在贞观以后即存在的“党项拓跋诸部”，他们既然已经在此地生活了一百多年，又何必再次内属呢？所以，作者此处混淆了两个“河西”概念，导致对党项活动范围的误解。

此外，就“陕北”而言，作者多次在行文中使用此词，似不恰当。“陕北”之名，大概起自元代陕西行中书省设置之后。虽然作者在讨论时涉及的鄜、坊、丹、延等州属于鄜坊节度使辖境，自成一个地理单元，且可以在地域上约等于今陕北地区，然而毕竟古今有别，今天的陕北地区有其具体的行政区划范围，贸然使用于讨论唐代历史的论著中，似非严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作者其他相关讨论中，最明显的就是书题中的“帝国”二字，这虽非地名，却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并不适合用于讨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

三

虽然书中有尚待改进之处，但李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此基础上，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只能从李书论述体系之外的层面加以考虑。此外，结合笔者本人的兴趣，李书所涉及之问题中可以进一步阐发的，尚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兴理念的存在。

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王朝兴衰。由于王朝基本是一家一姓状态，在家族内部世袭，故而一旦家族传承中断，该王朝也就灭亡了。因此，历代王朝在遭受一次重创之后，都十分重视对于“中兴”的期待和书写。对于唐代的这种理念，往远了说可以追溯至“少康中兴”，近一些的榜样则是“光武中兴”。不过中兴也有分别，少康中兴、光武中兴可以算作本朝被他人僭取统治权几十年后，再次反正的现象，类似于唐中宗（656～710，683～684、705～710年先后在位）的恢复大唐国号，以及后唐灭后梁后对唐朝国号的重拾；另一种中兴，则是本朝国势，特别是皇权一度衰微，但尚未完全亡国，此后经过数年努力，使国势重现光芒。前一种中兴，由于前后两个时段之间相隔较久，甚至可以目为两个朝代。后一种中兴因并未中断，故尚处于一个王朝之内。就唐朝而言，后一种中兴又可分为两类现象：一类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等长安被攻占之后，唐朝皇帝出逃数年，又返回长安并平定战乱；一类是对于藩镇势力的压制，从而得以再次伸张皇权，比如“元和中兴”。安史之乱是这后一种中兴的第一类现象；而唐德宗时期对藩镇的压制或可算作第二类现象，但不如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更具典型。

李书对于中兴并未具体关注，但由于所讨论的内容本身主要包含三次中兴（肃代中兴、德宗中兴、宪宗中兴），故而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唐人的中兴理念来观察唐后期的这类中兴现象。对此，以对元和中兴的相关关注为最多，或者说最愿意把“中兴”二字与元和相联系。[22]当然，肃宗、代宗、德宗等也有自我而中兴的意思。对此，孙英刚对唐肃宗通过无年号与改正朔的努力来塑造自己中兴之主的形象，已有较好的研究。[23]我们后来人需要更进一步阐发的，则是每位皇帝对谁是真正“中兴”之祖的认定，及由此而涉及的对各位皇帝统治理念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两大类中兴，前一种接续中断之王统的中兴，可目之为“当然中兴”；而后一种在王朝统治遭受重创情况下努力追求重现辉煌的中兴，可目之为“主动中兴”。通过这样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以唐中宗会禁言中兴，即对于大唐王朝来说，中宗反正是理所当然的中兴，但出于亲情，唐中宗并不想把武周与大唐截然分开。[24]而在安史之乱后的各位唐朝皇帝，则不存在类似唐中宗的顾虑，故而他们极力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祖，并积极追求中兴业绩，从而或多或少影响到藩镇时代的历史进程。

其次，行营组织的设置。

随着府兵制的日渐衰落，唐前期盛行的行军体制也不再流行，直至睿、玄之际节度使体制的起步，新的驭边策略，乃至战争动员机制开始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前，主要地处边疆地区的节度使，承担了唐王朝与边境诸政权的作战职能。随着战果的扩大，边疆地区节度使日益成为手握重兵的将领，严重威胁到唐廷的权威。最终，经过安史之乱及其应对，节度使体制扩展到内地。藩镇的普遍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另一方面也有分而治之的目的。不过这时已经无法行用府兵制和行军制，取而代之的便是行营制。行营可追溯至安史之乱以前，但却在安史之乱期间从泛称转为专称。[25]此后，唐廷每当征讨某个具有不臣倾向的藩镇时，即会组织由其他各道或神策军组成的行营。

在笔者看来，行营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神策军在各驻地的神策军行营；一类是战争期间具有临时性质的行营。黄寿成对于河北地区神策军行营的梳理，[26]以及黄楼和李书作者李碧妍对关中地区神策军城镇的整理（第209～248页），[27]都是关注前一类行营。目前关注较少的是后一类行营，李书虽然也涉及，但并未深入。笔者曾就自己关注的时段——唐末，探讨了唐廷镇压黄巢期间所设置的行营，[28]晚唐在代北地区设置的代北行营，[29]以及唐末唐廷征讨蔡州秦宗权的蔡州行营。[30]然而，对于晚唐时期其他时段的各类行营，尚需更多个案研究。就李书而言，作者在讨论关内振武军藩镇时（第129页），曾提及一段史料：“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31]这段话很好地传达出了后一类行营的内涵，即各藩镇出兵，由一人统领由诸道兵组成的行营。而当行营统帅被罢，则行营诸将也就回到原来所在藩镇，行营随之解散。在这类行营内部，行营的统帅和参与行营的诸道兵之间，以及与唐廷之间组合成的各种关系，就成为我们观察当时（特别是战争期间）朝藩关系和藩镇格局的最佳窗口。

再次，藩镇时代的延续。

所谓藩镇时代的延续，不仅是指全国大部分地方在行政体制上以藩镇体制为主导，也指各地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上存在的藩镇思维。可以说，安史之乱，开启了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迥异于唐前期的“藩镇时代”。这样的一个藩镇时代，不仅在于藩镇数量和边界的日渐固定，也在于藩镇地域文化的慢慢形成。这一时代起始于安史之乱结束前后，终结于北宋最终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两百年左右的时间。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时间段，即从安史之乱结束前后到王黄之乱的结束。王黄之乱的爆发，改变了旧有的藩镇格局，使得部分藩镇日渐走上兼并和统一战争的轨道，这不在李书主要讨论范围之内，本文也暂不涉及。

作者在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中，已经阐发了藩镇时代所带来的两大影响：一是地方政策从“关中本位”到“中央本位”，二是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第536～546页）。在这两大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这也是笔者想要强调的。对于典型藩镇时代的地方势力，作者在第三章对河北藩镇地区两种军事构造模式的区分，即为很好的研究。当然，无论是作者对于河北道燕南、燕、燕北的划分，还是边州、次边州和南部地区的划分，乃至对于“安史旧部型藩镇”和“新兴的地域型藩镇”的区分，都不可避免涉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是在安史之乱以前即已存在，但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状态下被加强了。而这方面，陈磊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唐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和社会分群，惜作者未能就此文进行对话。[32]目前来看，虽然由于对藩镇个案的雷同性研究已经过多，大家深感疲惫，[33]但依然需要在更全面地借鉴和利用已有的藩镇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藩镇时代之下各个藩镇内部的具体动向，特别是地方势力的日渐崛起和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对后世的影响。[34]

以上，笔者通过对李书内容的阐发，揭示了该书在研究藩镇时代启幕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启幕之后，是藩镇时代的具体展开，这方面还需要更多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61页，79.80元）

[1] 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 关于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的学术史，分别参见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7～17页；胡耀飞《百年来王黄之乱研究综述（附：王黄之乱学术史编年录）》，林淑贞主编《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21期，中国唐代学会，2015，第69～107页。

[3] 相关研究史及代表性专著，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

[4] Wang Gungwu，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3；中译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

[5] 李碧妍、仇鹿鸣座谈，王子恺整理《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网址：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122，2015年11月21日。

[6] （唐）白居易：《长恨歌》，《白居易集》卷一二《伤感四》，中华书局，1979，第238页。

[7] 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5期，1935年3月8日。

[8] 维舟：《另一种“唐宋变革说”》，《经济观察报》2015年10月27日。笔者参考的是维舟自己在豆瓣贴出的网络增补本：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57544/，2015年11月13日。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辛卯条至十一月丁丑条，中华书局，1995，第1568～1577页。李书引用《长编》此段史料时，脚注误作“卷90”（第34页）。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壬寅条至二月辛酉条，第1862～1865页。

[11] 以上意见和史料参考刘本栋在豆瓣上对李书的网络书评《“东巡”非“东封”：有关〈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的一点意见》，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95793/，2015年12月18日。

[1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条，中华书局，1963，第7302页。

[13] 河西走廊诸州陷落于吐蕃之手的时间，参见刘子凡所绘制的“唐朝西北州县陷蕃图”，氏著《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第321页。

[14] 福建观察使派兵支持朝廷平叛的情况，在此时虽然没有直接史料体现，在几十年后唐宪宗平定淮西吴元济时确有证据。根据唐末福建观察使陈岩（849～892）的墓志，陈岩曾祖父陈宏“为当府司马，时淮西逆命，帅军讨之”。其中所指，即陈宏作为福建观察使府行军司马，率兵参与对淮西的征讨。参见胡耀飞《王闽前史：陈岩家族对福建的统治（884～893）》，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2015年3月21～22日。

[15]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五九，商务印书馆，1959，第318页。

[1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中华书局，1975，第258页。

[17]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60页。

[18]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9页。

[19]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三年七月条，第7333页。

[20]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门》，中华书局，1960，第11482页。

[21] 关于关内道的羁縻州分布，郭声波有详细探讨，参见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1065～1125页。但因为在李书作者2011年博士毕业之后出版，故未能及时参考。乃附于此，不做讨论。

[22] 李树桐：《元和中兴之研究》，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三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郑学檬：《“元和中兴”之后的思索》，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

[23] 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第65～76页。

[24] 对于唐中宗禁言中兴，亦可参考张达志的研究，因属未刊论文，故不便直言其结论。张达志：《唐中宗禁言中兴相关问题考论》，“中古新政治史研究”：第四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国际会议，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7月23～24日。

[25]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64～291页。

[26] 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85～88页。

[27] 黄楼：《唐代京西北神策诸城镇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7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1，第346～380页。此文虽然版权时间为2011年，但直至2014年方才正式印行，故而该书作者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未能及时参考并进行对话，情有可原。

[28] 胡耀飞：《传檄天下：唐廷镇压黄巢之变的七阶段行营都统（招讨使）考》，纪念黄永年先生九十诞辰暨第六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10月17～18日。

[29] 胡耀飞：《从招抚到招讨：晚唐代北行营的分期与作用》，苍铭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2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第192～211页。

[30] 胡耀飞：《从平叛到扩张：唐末蔡州行营的设置及其意义》，董劭伟主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65～80页。

[31] 《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唐德宗兴元元年二月条，第7409页。

[32] 陈磊：《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与社会分群》，李鸿宾主编《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第179～240页。

[33] 陈翔、秦中亮：《书评：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收入《陈翔唐史研究文存》，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第284～286页。

[34] 对于藩镇时代的各类研究视角，笔者也稍有思考，参见胡耀飞《论史念海先生对藩镇研究的学术贡献——兼论“藩镇时代”研究的历史地理视角》，李勇先主编《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第174～190页；胡耀飞《书写童年：藩镇时代的儿童史研究引论》，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260～278页。

柏文莉《妓、妾与贞节观：1000～1400年中国的性别与社会转变》

王申

妓、妾与贞妇是三类颇为引人注目的女性群体，也是女性史研究者经常涉及的讨论对象。她们的沉浮起落总是与社会形势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北宋之繁荣与党争，宋廷南迁和蒙古人的统治将给她们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男性，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又赋予她们怎样的形象和要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柏文莉（Bossler，Beverly J.）教授的新作《妓、妾与贞节观：1000～1400年中国的性别与社会转变》（Courtesans，Concubines，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1000-1400）对此做出了有益的讨论。除导言与结论外，全书按北宋、南宋、元代的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各含三章。

第一部分关注北宋。由于时局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娱乐活动之中。享受官妓服务成为一种政治地位的标志，士大夫常在宴饮中写诗词直接表达对妓的色欲或情感，以此为乐。但随着11世纪后半叶党争的愈演愈烈，沉溺于声色犬马或与官妓发生不正当关系被看作道德低下的表现，极易招致政敌攻击。为了避免陷入如此窘境，不少人选择蓄养家妓或纳妾，越来越多的妇女由此卷入新兴劳动力市场（newlabormarket）。这里，作者没有特意区分家妓和妾，而主要涉及两者的重要功能：满足士大夫之间的交际需求。即，宾客通过诗词唱和的形式赞美主人的妓、妾，形成圈子。另一方面，欧阳修、司马光等政治家则用烈女的忠贞讽刺五代人，意图构建新的政治伦理。[1]总之，不论是党争攻击还是士人的讽刺，都只是针对士大夫的政治道德，基本不涉及对女性的贞节要求。

第三章亦特别提及记录女性的不同文体。作者认为“传”在北宋末期增加了娱乐性，形成了一定的叙事套路；作为主角的女性，也变得模板化，个体特色模糊。其中，不同于大多数市井作品，徐积（1028～1103）的《节孝集》以一个士大夫的口吻，塑造了唐传奇式的烈女形象，兼具道德评价和娱乐性，成为后世此类文本的先驱。他的道德评价也针对士大夫。墓志铭文则主要用于旌表等相对正式的用途，但士大夫很少直接称赞妇女的贞节，多只表达对生母（妾）的亲情或赞美寡妇持家的种种杰出行为。

第二部分聚焦南宋。在南宋，养妓已非限于上流的风雅之事，越来越多的地方低级官员和富人逐渐加入。这既使因妓而遭指控的官员增多，也诱发了不少涉及家庭矛盾的社会问题，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将妓同不幸、危机乃至鬼怪相联系。与此对应，南宋养妾的情况也颇有增长，许多妾被教以音乐、舞蹈等娱乐技能。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被批评与妾关系不当，而民间诸多与妾有关的纠纷，也把断案者置于敏感地位。概言之，妓与妾更加深入到南宋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冲击了旧有的家庭秩序。对此，作者在第五章提出妾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被道德家重新定义：贬低情色功能，抬高母亲角色（第209页）。

作者还指出，南宋描写妇女贞节、忠诚的文章大兴。撰写此类文章的目的主要有二。第一，讽刺在国难之际变节、脱逃的男性。这类文章以女性抵御敌人暴行为主题，在高宗、孝宗时期尤多，朝廷也对此多有宣传。第二，社会对塑造典范人物有兴趣。这类文章一方面配合神祠等纪念性场所的兴建、重修而传播，另一方面则用于表彰家族成员的美德，巩固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很显然，这两类文章的读者依然以男性士人为主。

不过，南宋后期，杨万里（1127～1206）、刘克庄（1187～1269）等人开始在墓志铭文中将普通寡妇打造为节妇，隐去许多生活细节和人物个性，使之成为节妇“模型”。他们认为在丈夫死后再嫁的妇女太多，便在文章中增强了对寡妇贞节的强调。由此，墓志铭文开始传达妇女贞节观，女性也逐渐被拉入此类文章的读者圈子中。

第三部分探讨元代。柏文莉认为，元人重新定义了“节”这一概念，使之特别针对女性，尤指对丈夫的忠诚（第407页）。

首先，朝廷试图限制“良”“贱”人群之间的流动，如禁止买卖良家妇女，但收效欠佳，而现实中良贱之别更加模糊。“贱”者如妓大量参与戏剧表演，一些剧作者也以妓为主要角色，赞美其才德。例如胡祗遹（1227～1295）甚至将士大夫的品格与歌妓比较，认为只要歌妓拥有高尚的品格，她也能够成为道德典型。反过来，这种论调恐怕也表达了文人对歌妓的道德期许。

在妾的话题中，柏文莉强调了妾的进一步家庭化。一方面，纳妾需要签订文书，这将妾同丈夫绑定得更为牢固。人们称颂妒忌心较小、愿意接纳妾的正妻，亦赞扬侍奉父亲所纳妾（非生母）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墓志铭文中，妾也作为祖先、配偶、母亲等重要的家庭角色登场，这与宋代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大部分北宋墓志铭文只区分正妻和继室的子女，庶子归于正妻的名下。自南宋晚期至元代，越来越多的墓志铭文明确地写明庶子及其母亲。显然，妻、妾都更加屈从于夫权。尤其是在墓志铭文中强调妾的母亲角色，意味着正妻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有所下降。无论如何，褒扬妾的母亲角色，有助于增强家庭团结，解决因妾的色相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据作者统计，元代表彰节妇（faithful widow）的诗文数量极多，其中大部分以诗歌形式呈现。在元人笔下，烈女主要用以宣泄蒙古人统治下的郁结，贞节寡妇才是道德模范，而诗歌形式又能极好地起到宣传作用。柏文莉明确提出，贞节观抬头的驱动力更多来自社会原因，而不是道德、思想因素（第416页）。如社会环境不稳定，再嫁行为时有发生；妻成为影响精英家庭兴旺、存活的重要角色；塑造家人的贞节形象，向官府申请免役特权等。总之，元人较宋人更为注意现时女性的道德状态，希望贞妇形象扮演重要的教化职能。不过，既然社会原因是影响贞节观形成的主因，那么人们在做出某些符合贞节观行为时，是否也更多地受到现实原因而不是贞节观的驱动，值得进一步讨论。[2]

归纳前文的介绍可见，本书探讨的核心便是盛行于明清两朝的妇女贞节观，究竟是如何逐步塑造成型的。作者通过梳理从北宋、南宋到元朝各不同时期，妻、妓、妾三种角色在家庭中地位的演变，比较清晰地描绘出了关于妇女贞节观形成的历史过程。作者给出了两条线索。第一，妓、妾的家庭化，这一现象自南宋兴起。当妓、妾变为家庭成员后，士人高度抬高母亲角色，很少称赞她们的色相。也就是说，妓、妾的娱乐功能逐步让位于对男方香火的延续，这亦体现出女性对于男性家庭的忠诚。第二，对节妇的逐渐重视。从北宋以描绘烈女故事为主，到元代称颂节妇；从北宋以女性之品格讽刺士人，到元代更多地约束妇女贞节，针对女性的贞节观在此过程中逐渐成形。应当说，相较于以往单纯讨论女性财产继承、婚姻状况、社会地位的研究，本书贯穿400年的讨论显然更具厚度和说服力。而作者大量比勘墓志、旌表文章、诗歌等文献，以此来分析不同女性群体的形象变迁（尤其是对家庭内外两类妓的划分），可谓另辟蹊径，为我们理解当时士人对性别意识、家庭和社会变化的认识提供了一条更为可信的路径。

此外，作者在对主要议题的论证中，还涉及了几个贯穿全书的重要问题。较为突出者有二。

第一，父系在家庭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加。从本书给出的例证中可以得知，诗文对于女性美貌的描写和情欲表达逐渐减少，女性之于丈夫的贞节、对于夫家的贡献逐渐成为士大夫关注的议题。柏文莉勾画出了一副由宋至元，士大夫在女性问题中写作主题和观念变化的图像，兹概括如下：首先，写作主题由北宋妓、妾之乐到南宋典范人物（包括烈女），至元代则缩小为节妇。其次，对男性“风流”的称赞减少，士人普遍认为只能为延续香火而不是享乐而纳妾。再次，强调女性为夫家所付出的节制与美德。总之，新价值观推崇男女为父系家族的存活和发展做贡献。这样看来，所谓的贞节观不仅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要求，也体现出男性对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定位。纵观全书，我们也能从男性对妓、妾和节妇的界定与评价中，了解到男性对自己行为的认知与要求。

第二，厘正道学在贞节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宋代妇女的贞节观尚未普及，其原因主要是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并不是宋朝政府官方哲学和主要统治思想，理学家的观点对当时人们生活的影响还不是很大”[3]。柏文莉进一步论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都不是程颐（1033～1107）理论的主要观点。程氏许多观点的提出，在于给整个社会订立更高的道德标准，并不单独针对女性。而二程、朱熹（1130～1200）等道学家代表的观点在社会层面究竟发挥多大的作用，塑造贞节观的学者究竟有多大比例是道学信徒，声称是道学信徒者又是否为真，都值得重新检讨。总之，作者认为道学家并没有引领贞节观的塑造，只是重申、发扬既有的观点。道学观点在帝制后期占据优势地位的原因，与其说源于哲学运动，不如认为道学为因多种社会原因形成的新兴社会、文化态度提供了系统化和儒学化的支撑（第417页）。

评者阅读本书，也有一些疑惑之处。首先，本书以“妓、妾与贞节观”为标题，正文中对此三者的论证亦颇为充实。稍显不足的是，作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因此评者在阅读时感觉本书结构略为松散。作者在描述妓与妾的关系时相对成功，指出相较同官妓宴饮，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家中纳妾。其中，书中详述的“妓妾”群体既有妾的身份，又有妓的娱乐技术，以其作为妓、妾的关节点，在论证中很占优势。不过，作者对于这种妓与妾在家庭中的双重身份如何统一起来的问题，未予足够的关注，这表现在第五章中对“妾”（concubine）概念并无太多细分，略显凌乱。[4]在评者看来，从事娱乐活动者，主要是妓妾（entertainer-concubine）。主人主要依靠她们满足情色、娱乐需求，二者为雇佣关系。[5]而成为母亲的妾，虽未被正式聘娶，仍同主人构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成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6]这种妾不仅被子孙纪念，而且其本人和后代都受法律保护。[7]况且一名妾不大可能在处于雇佣阶段、展现情色魅力时被舆论批判，而又在生儿育女后被赞誉。事实上，当时的学者大多认可为了生育而纳妾，但反对追求色欲，因为色欲属于“人欲”的一类。因此，尽管同在家庭之内，但承载情色功能或母亲角色的妾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两类人；士大夫的批评或者表彰也是各有所指，不应混同。那么，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这两类妾是否有着明确的区分呢？作者并未说明。

其次，在全书的讨论中，关于妓、妾同贞节观的联系也不太紧密，没有变为家庭成员的妓和妾似乎同贞节观并未产生多少联系。尤其是当作者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将节妇作为体现贞节观的代表人群时，对妓与妾几无关照。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墓志铭文等材料所记载的节妇大多为正妻，而妓、妾出身之人成为节妇者大概少之又少。

再次，本书试图描绘“性别与社会转变”，但对“转变”深度、广度的论述稍显不足。或许是受到实际条件的限制，作者所征引的史料基本由士大夫所作，所提及的家庭也主要是士人家庭，因此本书所论证的“转变”，实际上主要发生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中。至于平民阶层是否受到“转变”的影响，“转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则有待进一步挖掘。而即便对士大夫阶层，我们也很难通过作者的论述，彻底探明士人对女性的态度对女性造成了切实影响；抑或女性的生活并无太多变化，只是士人对女性的感觉变化了，所谓的“转变”仅仅存在于士人的意识当中。但总之，在宋元女性自我发声不足的情况下，作者精心分辨士人笔下的女性形象，并梳理出对研究现状颇有推进的历史线索，确属别出心裁。此外，如果从明清时期贞节观的影响状况往前反推，本书的论述或也能够自圆其说。

最后，本书在解释名词时提供了丰富的英文、汉字与汉语拼音对照，足见作者的细致。当然也存在个别瑕疵之处：第59页注23，“Tang lüshuyi”应作“Tang lüshiyi”（《唐律拾遗》）；第84页注98，“tong ban ting”当为“tong pan ting”（通判厅）；第197页“guan jian”应为“guan zhen”（官箴）；第253页第3行“钦宗”误写为“秦宗”；第295页第2段“教放司”当作“教坊司”。

（Courtesans，Concubines，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1000-1400，by Bossler，Beverly J.Cambridge，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3.p.464$49.95.）

[1] 刘静贞曾指出“欧阳修对女性的看法、对历史书写的期待，限制了他书写女性的范围、形式”，并由此衍生出如何认识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这一议题（刘静贞：《书写与事实之间——〈五代史记〉中的女性像》，《宋史研究集》第33辑，兰台出版社，2003，第267～297页。原载《中国史学》（日本）第12卷，2002）。而柏文莉则从“限制”出发，反向观察欧阳修等士大夫对女性形象的期望和设定。

[2] 柳立言曾提出，小家庭妇女守节需要“个人独立自主心态和经济能力”以及“外力的插手”，这或许可以作为讨论社会原因和贞节观念影响妇女行为的一途。见柳立言《浅谈宋代妇女守节与再嫁》，《宋史研究集》第25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5，第172页。原载《新史学》第2卷第4期，1991。

[3] 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第909～910页。

[4] 尽管如前所述，作者已经就家庭内外的两类妓，做出一定划分。这是对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一书相关论述的推进。

[5] 作者亦提出许多南宋诗表现妓妾和爱姬嫁做人妇时，主人的挣扎与不舍（第227～231页）。这恰恰说明她们同主人的关系呈现临时化、雇佣化的面貌。

[6] 程郁：《宋代的蓄妾习俗及有关法规考察》，戴建国主编《唐宋法律史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277～306页；戴建国、刘宇：《宋代奴婢问题再探讨》，《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41～155页。

[7] 作者也引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道学家黄榦（1152～1221）的一则判例，指出妾生子同样享有继承权（第246～247页）。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杭州宋史论坛

方诚峰副教授《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近年有关北宋哲宗、徽宗朝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本书以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互动为视角，重新讨论这一时期的政治事件、群体和体制，涉及北宋晚期政治的多个方面，不少问题久为学界所关注。以下就阅读本书谈一些认识。

一

本书分六章及结语，并有附录两则。前三章讨论哲宗朝政治，后三章讨论徽宗朝政治。

前言简要回顾了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史，指出既有研究的问题是“将政治史简化为权力斗争史或利益争夺史”（前言第1页），这正是作者力图要避免的。对于“政治文化”这一本书的主题作者进行层次梳理，提出士大夫政治也有君主、臣僚、政治成效等层面。从跳出君主权力大小的空泛思路出发，作者提出本书是以北宋晚期的政治原则和相应政治实践为视角，理解北宋晚期的王朝体制，“说明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前言第7页）。

第一章“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本章主要讨论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过程。作者指出以蔡确为代表的“熙丰臣僚”，对新法的调整在元丰末期就已开始。而吕公著、苏轼等人，虽然对新法仍持批评态度，但认为新法之弊应当渐次更革。由于新法是由国家推行的，因此“对于基层官员，所谓熙宁、元祐没有本质的区别”（第6页）。作者想要强调的是，新法在推行十余年后，各派官员对于新法的认识有接近的可能，但是由于主导元祐初期政治的高氏、司马光是“接触新法最少、反对新法最力的人物”（第10页），所以彻底废罢新法，成为元祐政治的起点。作者进一步分析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指出在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中，“君主的选择是王朝成败的关键”（第13页），他始终将君主置于政治核心地位，以促其更革作为政治改革的首要手段。因此，培养尚未成年的哲宗，就是元祐司马光政治主张的首要。但是神宗的执意不变，带给司马光更多的思考，他希望以保证多元意见并存，以多元的官僚选择，来防止再出现一味坚持己见的皇帝。“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材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第37页）在这一政治蓝图下，以全面废罢新法为起点，司马光等力图改革中枢体制、形成层级鲜明的权力格局，以保证元祐政治路线得以执行。

第二章“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本章主要讨论司马光与高氏设计的元祐路线在实践中遭遇了哪些危机，以至于最终“颠覆了元祐最初的设计”（第59页）。本章的重点在于对党争的再认识。作者先以苏轼、程颐为例，指出在反思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轼、程颐这两位分别具有文学、思想的巨大号召力又个性鲜明的人物，成为“安静”这一政治诉求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们的任职招致各方政治力量的反对。而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的政治事件，是由高氏对自身权威的焦虑导致的。高氏的焦虑、部分激进的臣僚整肃队伍的企图也成为“车盖亭诗案”演变为一次大规模政治风波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蔡确党或新党之名是幌子，车盖亭诗案波及最多的并非所谓的新党，而是温和派。”（第80页）作者对元祐历次政治风波的分析，力图消解的是新旧党明确的界限，由此要回应的是作者强调避免的政治史研究弊病。“综合元祐前期的几次政治风波，可以看到是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诸‘党名’的出现，而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这些风波当然也就主要不是之前的新旧之争的演进、分化的结果。”（第81页）作者进一步以绍述前的政治格局为例，指出随着哲宗逐渐成年，垂帘体制的危机已经日益显现，一方面高氏为维持元祐既定路线，面对老臣凋零，不得不吸收一批政治立场不甚鲜明的士大夫进入台谏等职位，另一方面这批出入新法的士大夫却无法接受元祐以来对新法的全盘否定，因此在哲宗亲政前，高氏的政治部署却为绍圣初年全盘否定元祐更化做好了准备。

第三章“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本章主要讨论哲宗亲政后的政治文化。作者指出，与仁宗朝不同，哲宗即位时尚年幼，“在性命道德之学兴起的背景下，年少的哲宗给了士大夫一个塑造皇帝从根本上致君尧舜的机会，元祐士大夫对于哲宗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注视规训，必须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方能合理解释”（第110页）。但是这种培养方式带给哲宗的是对元祐大臣的极为不信任，甚至是厌恶。没有潜邸旧人的哲宗，选择自己父亲信任的如曾布等熙丰旧臣为依赖的对象。哲宗亲政前后臣僚的更迭，带来的是政策的变化，而元祐大臣“致赵煦为尧舜之君的努力，一切都随之消失”（第126页）。士大夫政治中“致君尧舜”的理想宣告失败。士大夫规训君主的行动之所以能够短暂成功，源于垂帘体制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但是“帝制政治的正常结构，从未真正赋予士大夫规训君主的权力和权威”。哲宗亲政后对宋代政治的重大影响是对士大夫文字的审查，通过重修《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审定元祐诉理所旧案三次整肃，对元祐以来官僚的文字进行拉网式排查，其波及者远远超过元祐党人的范围。这场政治整肃，“彻底改变了北宋涵养士类的传统，士大夫群体的面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反映在其独立性责任感主题意识的消亡，成为权势之依附”（第139页）。

第四章“徽宗朝的权力结构”。作者提出，由于神宗朝变法和哲宗亲政后的开边，“徽宗即位之初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超越父兄之治”（第146页）。徽宗超越父兄的方式是“呈现”一个圣朝局面，因此“权力格局的特色，就源于赵佶对自身君主角色的刻意经营”（第146页）。作者以蔡京为例，强调不能仅对蔡京的政治生涯做盛衰或长期专权的理解，而应把蔡京放在整个中枢权力结构中去理解。例如政和二年蔡京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但却只是相当于次相，实际职权“既因为实际掌领的部门，也因为视事频率而受到明确限制”（第148页）。徽宗依赖蔡京的是其理财能力，同时以“公相”身份限制其权力，至王黼继蔡京再任“公相”，说明“徽宗已将公相加普通宰执的体制，作为其权力分配的常规手段”（第162页）。对于反映皇权的公文，作者依据文书格式、流程等指出，御笔作为特定的文书，与之前的“内批”一样依据固有流程，御笔、御笔手诏包含不同政治涵义。作者结合徽宗朝政治，指出御笔与蔡京弄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假象（第178页），御笔要突显的是徽宗作为君主个人的存在。

第五章“徽宗朝的‘应奉’”。作者不同意将应奉视为为满足徽宗奢靡生活而设，认为“应奉是理解徽宗朝政治在内容和方式特殊性的绝佳切入点”（第188页）。作者的重点在分析应奉作为一个财赋征调系统如何成立。应奉始于徽宗的各种营建，包括各种宫室、道教建筑及礼乐制作，这些工程、制作的目的不是满足其个人玩好，而是出于呈现“圣治”的政治目的。至宣和成立应奉司，应奉成为一个独立的财政系统，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东南及京畿周边地区的占田租课、东南茶利、赡学钱、部分经制钱等。而应奉司、经制司整合零碎财源的财赋征调方式，“为南宋重建提供了重要的财赋基础”（第236页）。

第六章“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作者总结徽宗朝展现盛世的自我定位有三个标志物即道教、礼乐、祥瑞。道教主要为徽宗自我神化提供各种资源，因此各派道士皆有参与。作为徽宗朝崇道的标志人物，“林灵素的主要作用，是启发、鼓励了徽宗的宗教体验，使其本人达成了天神这一自我认同，降神运动由此变成了造神运动”（第257页）。徽宗本人利用道教人士主要是为了完成自我神圣化，对这一神性的挑战是王仔昔、王寀之死的根本原因。与真宗朝不时降“天书”不同，徽宗朝的祥瑞体系不再强调祥瑞的突发性，而是强调其日常性。徽宗朝的祥瑞不追求合法性，而是为了凸显徽宗时代对于自身的定位（第261页），具体表现在艮岳的修建等。而作为祥瑞体系中核心的礼乐等瑞物，则是当下制作。而自我神化的徽宗，也成为整个祥瑞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徽宗的这套自我神化的做法只能通过道教获取神秘主义资源，道教方士“无论其宗派及政治背景差异，都被用于君主及王朝之神圣性建设”（第277页）。

最后是本书的结论。作者认为哲宗亲政、徽宗朝政治实践是神宗以来政治理想的异化，之所以发生异化，原因在于追求理想政治秩序在北宋晚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实践却不能给这种政治理想以实现途径。各种“党争”正是这种异化的副产品。因此“将新旧党争相关问题作为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主要线索，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第280页）。对于与士大夫政治紧密联系的皇权，作者认为讨论皇权强弱的趋势，无论是在权力的技术层面还是观念层面，都难以成立，应当“超越权力大小测定的思路，深入到皇帝权力组成性质资源运用方式”（第282页）。

二

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多个方面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有重要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制度分析与政治形势分析结合，对北宋晚期政治体制研究颇多新见。作者对中枢机构，特别是宰执的分析，在充分考虑特定时期的政治趋向的前提下，注重不同宰执在整个中枢权力结构的位置，如对垂帘体制下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徽宗朝蔡京以“公相”总治三省事，从其视事频率入手，分析其“名位”与“职分”的错位，深化了对不同时期中枢权力的认识，进而达到对不同时期中枢权力结构更为准确的把握。对元祐三省聚议、宣和枢密使院长贰，也从官员构成、任职时间、签署文书等角度梳理其权力重心所在。对徽宗朝应奉的研究，厘清了不同时期应奉从地方至中央的层级，及其与监司等机构的关系，重在体现其作为一个新的财赋系统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与徽宗各种营建的关联。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强调的“制度变化必须结合政治形势的变化理解”（第159页）的研究方法，人的活动与制度架构的结合，可以看作“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典范。这些新见无疑会推动中枢体制、赋税制度等政治体制研究。

第二，“政治文化”作为研究框架表现出很强的解释力。政治文化在本书中既表现为原则，也表现为实践，将政治理念与相应实践并行观察，在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中优点明显。政治文化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以更包容的视角考察看似矛盾的政治原则和实践。如苏轼、程颐在元祐时所遭遇的质疑，单纯从元祐士大夫政治倾向颇难解释，但是如作者所分析的，在反思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文化下，苏轼、程颐两人与王安石个人特征的部分重合，引发不同立场的臣僚疑虑，进而引发对两人担任要职的反对，这一结论是成立的。作者在消解元祐初党争界限的同时，将这种安排与司马光的政治构想关联起来，指出司马光言论多元与臣僚选择的关系。对于徽宗朝“丰亨豫大”与各种营建，从政治理想、政治取向等政治文化不同层面分析，摆脱了对徽宗朝各种措施的简单否定。对于北宋晚期总体的政治走向，作者从政治文化层面分析，指出其被“意识形态化”后带来的是政治原则与政治实践的异化这一整体认识。

第三，扩展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范围。该书研究不但涉及传统政治体制研究的较多面向，包括中枢制度、公文制度等，还延及其他方面。主要表现在徽宗朝政治体制文化研究方面。如对应奉的研究，不简单归为徽宗为个人享受而敛财；对徽宗的各种营建，从徽宗呈现圣治的政治层面进行分析；对于徽宗苑囿兴建与蓄养白鹤、鹿等，从展现祥瑞的政治目的分析。而对上述现象的既往研究皆将之作为徽宗朝奢靡无度的例证。这些分析讨论，对于拓展政治史研究对象，从政治史层面理解纷繁历史现象，无疑具有意义。

第四，将北宋晚期作为整体分析，体现政治连续性。元祐、绍圣两个时期的政治转变是北宋政治史上的剧烈变动时期，作者在分析两个时期臣僚更替时，特别注重变动前的政治格局考察，如述列元祐前蔡确等对新法的部分调整的主张，绍圣前高氏引入部分出入新法的臣僚等，绍圣编类臣僚文字到崇宁元祐党籍之立，使看似突变的政治事件，皆有痕迹可寻，展现出北宋政治演变的连续性。

第五，跳脱“斗争史”的努力值得赞赏。作者在本书开篇即强调，以权力斗争或利益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史有待反思（前言第1页）。这种反思落实在具体研究中即是对元祐党争的重新讨论。如对苏轼、程颐的争议，指出其非蜀洛党之核心。对车盖亭诗案的分析，作者重点区别高氏与其他臣僚的出发点不同，高氏在维护自身权威，而刘安世等则意在借机打击元祐臣僚中的温和派，故而因诗案被黜的官员中多数系温和派。

第六，体察人物心理入微。作者对司马光的政治主张的分析，说明了其政治主张在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在位时期的微妙变化，令人印象深刻。对司马光本人的政治思想的把握也较为准确。在分析元祐初政治布局时，对垂帘的高氏心理做了细致分析。特别是对哲宗的分析，突出了这位幼年即被大臣规训的皇帝，对元祐臣僚的复杂心理；通过对曾布记载的研究，又展现出在亲近臣僚面前，这位皇帝丰富的情感。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情感体会，结合相关的政治活动，使相关分析入情入理。

第七，观点鲜明。作者在各章叙述前，均明确提出观点，并围绕主题展开分析，结论部分则回应本章主题，重申观点。对于本书结论，读者见仁见智，但作者的观点一目了然。明确提出观点，并围绕观点展开，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

本书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推进，除了带给我们更深入的认识，还带来更多的话题和思考。

第一，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除了中枢体制外还有哪些方面值得再做讨论？本书对中枢的宰执有相当精到的分析，但是对于与北宋政治密切关联的台谏制度似乎着墨略少。台谏由于在历次政治风波中皆是主力，因此相关制度与台谏选择，及其与宰执的关系，历来是宋代政治史关注的议题，如果将其纳入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观察，或许会得出新的见解。对于徽宗朝权力结构的分析，对崇宁、大观时期略而不谈，亦不能凸显蔡京“公相”的特殊之处，而这似是北宋晚期政治体制研究的题中之义。作者目前的讨论内容安排，不免有为服务于结论的需要而随意裁剪史事之嫌。

第二，对北宋后期政治史研究，跳出斗争史、党争史的固有框架，引入分析性、包容性视角，进行全新解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新党”“旧党”之分野是宋人甚至是历史的当事人所设定的，面对北宋晚期大量见诸记载的党争事例，今人是否可以完全避而不见，以此来消解党派分野？如对宣仁太后政治立场的分析，作者认为宣仁太后本身并没有新旧党的政治立场选择，仅有个人感情偏好，但宣仁太后之女蜀国长公主，其夫王诜在“乌台诗案”中受到重处，熙宁元丰变法时期有关宗室恩泽的裁减波及后族，这些都会影响到宣仁太后的政治立场。再如对司马光本人政治立场的分析。尽管司马光在元祐表现出所谓的立场多元，但其所举之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曾经先后反对新法之人，可见其多元仍是有明确偏向的。脱离党争框架，并不是一定要消解“新旧党”这一在当时存在的政治集团的边界，一些人在不同政治集团中出入，本就是不同时期个人的政治立场选择，是否就可以解读为没有政治立场？政治立场与一般性的政治态度似乎也应有所区别，如地方官员在执行朝廷具体政令时要面对不同区域的实际状况，如朝廷政令强力推行却难以执行，官员的反应是一般性的政治态度，还是更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立场？如果我们仍旧考虑宋人不断以“党”来划分政治群体，这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应该的讨论对象？

第三，车盖亭诗案等党争事例之外，崇宁的立党籍碑、禁元祐学术等显然措施更为严厉。如果以北宋晚期为时间单元，将其与车盖亭诗案、编类臣僚文字等做细致比较，应当可以形成更为完整的北宋晚期政治文化的面貌。但目前作者并未将这些本不应回避的话题纳入讨论的范畴，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说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呢？

第四，道教作为徽宗朝自我神化的资源，为徽宗塑造圣王、圣治服务，这样的解释尽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徽宗举全国之力营建各类道教建筑，甚至更改种种政治名号，等等，将所有这些佞道之举单纯归结为工具化的利用，说服力似乎仍显不足。

第五，如何看待士大夫政治。在作者看来，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是北宋晚期各种政治困局的根源，而这种异化的形成原因是君主、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无法以正常途径实践，这或是指垂帘体制，或是指“一道德”的努力变为肃清异己。那么北宋是否出现过正常形态的士大夫政治？“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如果在君权结构中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建基于上的士大夫政治，是否有建立的可能？因此，还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士大夫政治的具体形态究竟为何。

作者在本书中展现出对政治史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力，书中对文献深入的解读能力，结合层层递进的分析，对相关论题的讨论有较大的推进。反思以斗争史为主线的政治史研究，也对既有观点进行了清理和驳正。本书带给读者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会对这些疑问给出新的、更全面的答案。

（执笔魏峰）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0页，45元。）

第三辑作者研究或学习单位索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

叶炜 北京大学历史系

朱博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

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孙继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李宗翰 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裕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吴铮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张小贵 暨南大学历史系

张邦炜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张亦冰 北京大学历史系

陈志坚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庞晓林 暨南大学历史系

郑莉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系

胡耀飞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徐力恒 哈佛大学

梁太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

魏峰 浙江省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 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201-1017-4

Ⅰ.①唐… Ⅱ.①包…②刘…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唐宋时期 Ⅳ.①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8918号

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

主编/包伟民 刘后滨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周志宽 胡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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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1017-4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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