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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美）西蒙·赖克（Simon Reich），（美）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著；陈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Good-bye Hegemony!: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System

ISBN 978-7-208-14138-4

Ⅰ．①告…　Ⅱ．①西… ②理… ③陈…　Ⅲ．①霸权主义－研究　Ⅳ．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6521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告别霸权！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美］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　著

陈　锴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198,000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138-4/D·2944

定价 38.00元

Good-bye Hegemony!: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System

by Simon Reich & Richard Ned Lebow

Copyright © 2014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谨以此书献给巴拉德一家与福拉蒂一家

跨越数十年的爱与感激

推荐序

多年以来，围绕着美国霸权的争论不绝于耳。比如，美国的霸权是否已经衰落了？中国是否会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中国要怎么做才能令美国确信，中国崛起不会对美国霸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与之相关的诸多理论（比如霸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和说法（比如利益攸关方），可谓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由单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的任何变化，都是源自美国的衰落及其他国家的崛起”；以及美国霸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假如全球体系缺少美国的霸权，就会导致混乱。

当中美两国的学者正围绕着霸权问题各抒己见时，这本题为《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的书适时地提出了一种具有替代性的诠释。《剑桥国际事务评论》（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对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不忘对美国的政策辩论揶揄一番：“……《告别霸权》的分析非常有趣且引人深思。即便是那些不能苟同作者观点的人，也得承认这本书丰富了有关全球秩序的未来及美国在其中作用的辩论，以往此类辩论令人惊讶地缺乏深度。”

全书分为六章。头两章从理论层面重新解读了霸权的概念，梳理了物质力量与权力、权力与影响力的关系。第三章至第五章，作者分析了美国、欧洲和中国在全球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转变。最后一章探讨了本书的研究发现对于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

该书的两位作者理查德·内德·勒博和西蒙·赖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一，霸权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吗？其二，美国曾在何种程度上成为霸权，目前美国是否算是霸权国，而美国究竟是否应为霸权国？其三，一个缺少霸权国的国际体系，是否必然会陷入动荡？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两位学者将矛头直指霸权问题的思想根源。回溯历史，理论家之所以提出“霸权”概念，是为了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的合理性。支持“霸权”概念的学者普遍认为，物质能力构成了权力，而权力则会转化为影响力。而在勒博和赖克看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谬误。历史上，虽然美国曾经有过把物质能力转化为影响力的案例，但是其代价是“以惊人的比率消耗资源”。

有鉴于此，勒博和赖克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物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物质能力只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权力转化为影响力绝非是必然发生的，必须将社会权力与物质权力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影响力。

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将霸权解构为三个职能，即议程设定、经济监管和赞助（履行全球性的倡议）。究其实质，这三种职能是运用社会力量和物质权力的三种不同的组合。

对于第二个问题，勒博和赖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霸权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要维系霸权，霸权国必须维持在经济、军事上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昙花一现之后至今，事实上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霸权国了。比如，美国未能在多个领域履行霸权国的职能，美国屡次单方面地选择使用武力，无视友好国家的武器扩散问题，还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减少赤字的请求。可以说，美国的所作所为经常会破坏而不是增进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

两位作者前瞻性地“将权力和影响力加以区分，而影响力揭示了物质能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内部关联”。他们的论述合理地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许多情形下徒劳无功，且与其他许多国家格格不入。

对于第三个问题，勒博与赖克认为，现有的国际体系“并不需要霸权国的管理，或者说，即便没有霸权国，国际体系也有可能成功地运转”。霸权的三个职能，实质上是由美国、欧洲和中国分别行使的。其中，欧洲日益专注于议程设定，即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倡导一系列的全球改革，借此扩大其规范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侧重于经济监管职能，旨在维护由美国构建的体系，同时中国也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至于美国，其赞助（履行全球性的倡议）战略，通常都是物质化、军事化的。

诚如《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对本书的评论：“在一个许多国家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霸权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霸权的职能已经扩散于国际体系之中。”

本书中的第四章，是着重分析中国的一章，特别值得关注。通过严谨的分析和论证，两位作者反对那种宣称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命中注定的结构性冲突的论断。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争论“中国、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支持和维护是出于利己还是利他的目的。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二元问题”。事实上，中国已接受了更多的监管性责任，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维护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

勒博和赖克认为，任何对于中国的严肃、负责任的分析，至少要考量以下两个要素，其一是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其二是“把中国精英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纳入考量的范畴”。勒博和赖克认为，中国领导人更感兴趣的是地区影响力，而非全球霸权；中国正在支撑全球化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推翻它。可以说，中国的目标是兼容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安全、经济利益的。此外，勒博和赖克认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乃至国家集团（比如欧盟）能够真正达到霸权的水准。换言之，对于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家潜在冲突的种种猜测，恐怕还言之过早。

在《告别霸权》一书中，勒博和赖克为纷繁复杂的政策辩论和有关霸权的学术思辨提供了另一种可选项。他们并不指望，那些维护、主张霸权理念的国际关系学者（诸如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及外交政策机构会因为这本书的问世而改弦更张。他们所期许的是，“或许我们能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冲突模式，并由此产生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互利政策”。怀着同样的期许，希望更多的读者与有识之士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学养与共鸣。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译著也是一种创作。陈锴博士有才气、有思路、有创见，他勤奋好学，勤劳耕耘，佳作连篇。我记得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Edward Young）说过：“一个天才的头脑是一片沃土和乐园，而且享受着永恒的春天。创造性的作品就是这个春天最美的花朵。”陈锴博士的这部译著正是“沃土和乐园”里最美的花朵，特此推荐给广大读者。

倪世雄

2016年6月15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中文版前言

我们很荣幸，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并出版我们的这本书，也很高兴能为本书的中译本写这篇前言。

中译本适逢其时，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特别令人关注且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复杂而又经延展，其间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再度被置于辩论的前沿。确定无疑的是，在大选的讨论中，美国的决策者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会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即在“接触”与“对抗”之间来回摇摆。

这样的政策辩论反映出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差异。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均关注于物质形态的权力的重要性。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军事资源的重要性。他们利用霸权理念与权力转移理论，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挑战者——不仅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更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区域政策。他们主要倡导对华实施遏制战略，借此明确地传递美国的意图。在近期因南中国海主权问题而引发的紧张态势中，美国的这一意图表露无遗。美国的飞机与舰船已进入了中国宣称的领土，而美国则用航行自由的国际准则使其行为合法化。

相比之下，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注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因而主张鼓励中国接受当前基于规则的机制体系，而这一体系是由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建构的。尽管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方式不同，但是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全球体系的演进路径与历史以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的构想是相符的。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们忽略了权力的社会形态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在修辞上承认，法律、规范和规则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作用。可是，在他们的分析中，诸如文化、合法性或信誉等概念却极少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现实主义者把这些概念归诸全球政治动态中不足称道的范畴。例如，对他们而言，议程设置纯粹是最强大者意志的体现。

我们的观点与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即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是21世纪全球政治的一个核心动力。在本书中，我们探究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如何基于其本土文化及可用资源，并将物质权力、社会权力中的元素以不同形式组合在一起。这些元素有助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定义自身的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最为适宜的方式。我们主张，传统的“权力”观念是指望不上的。根据物质和社会权力的不同配置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力”——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描述大国的目标，尤其是在一个大国间常规战争不再是可行选项的世界里。

基于这样一个简单却强有力的见解，我们关注中国、欧洲和美国在界定和追求其各自利益时存在明显差异的方式。在20世纪，欧洲承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代价，因此欧洲已集体舍弃了成为强大军事力量的意愿。欧洲偏向于运用其丰沛的社会权力和有限的军事能力，集中于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议程设置。在这本书中，我们展示了欧洲在一系列的政策领域（包括经济、安全、环境与人权）所做努力的范畴和动力。

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虽然拥有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其合法性却逐渐被削弱。此后，美国开始寻求一种赞助战略（strategy of sponsorship），该战略时常与较为传统的战略（例如通过领导获取霸权）并行。在这一新颖的构想中，我们认为，美国越来越多地选择用其军事能力去支持由公民社会团体发起，并由全球或区域性组织法典化的多边倡议。美国的这些举措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障碍：它们挑战了有史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军事化的美国文化，这种文化缺乏耐心，且不愿遵循他国的领导。美国的官方政策，及其使用军事力量支持其他倡议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这些承包商有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行事，有时则独自行动。不过，美国的决策者愈发意识到，赞助战略带来的回报是引人瞩目的，例如，降低成本、更容易实施退出战略，而且美国可以避免在地缘政治中抽身而出。

依据我们的描述，中国的立场与欧洲或美国截然不同。中国选择的战略能够有效地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资源，这符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的作用，及其明确界定的“和平发展”的文化取向。令人关注的是，中国通过投资来维持全球贸易的现行体系，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贸易、援助和金融在构建中国有限的社会权力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运用它们实现其经济利益，同时在国际机制与全球市场中增强中国作为“良好公民”的公信力。故此，我们展示了2008年的大衰退时期，中国在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中国提出的诸多倡议支持了我们的观点。首先，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世界银行展开合作，这是一个例证；其次，中国倡导“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的基础设施建设，借此联通亚欧大陆，从而增进全球贸易；再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有鉴于此，我们将中国发挥的作用称为“监管”（custodianship）。

有时候，美国的评论家会离谱地把中国的经济举措当作对全球经济体系的挑战。这种观点还是有影响力的，它不甘于接受的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比过去还要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心这会对美国的主导权构成挑战。因此，无论是美国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其重要人物都把中国近期的倡议视为排挤美国的主导地位，而非增进全球发展的互惠互利的机遇。上述这种忧虑可以解释美国决策者为何热衷于在亚洲推行区域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并排斥中国的参与。

与之相反，我们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探究一种构想，建议新兴的全球体系应当包容这些物质、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亚洲和美国，有关权力分配的转移的广泛争论并未捕捉到当前形势的动态。再者，如果假定美国、中国与欧洲的利益处于零和的态势，无法得到充分的调和，那么就会有引发动荡的危险。我们认识到，在彼此适应时，除了国家目标之外，文化的差异也会产生难以应对的阻碍。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需要理解、尊重并洞悉彼此的文化，以求避免可能引发冲突的“简单化”。

对于当前充斥着世界的种种误解，我们无法将其归咎于某一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这些问题。不过，如果我们开始意识到根本问题在于自己用来描述问题的传统视角，或许我们能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冲突模式，并由此产生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互利政策。我们的这本书正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而尽绵薄之力。

最后，我们在这篇前言的结尾处感谢两位同仁，感谢他们为本书的中译本出版而付出的努力。首先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他确保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合作进程连贯流畅。更重要的是，陈锴作为我们与中方出版社的协调人，以及本书中译本的译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凭借自身努力、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他花费了研究之外的大量时间，帮助我们将思想呈献给中国的读者。我们由衷感谢他为此付出的辛劳。

理查德·内德·勒博

英国伦敦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

西蒙·赖克

美国新泽西州南奥兰治

法国巴黎

英文版前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里，美国领导人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美国领导人既想促进民主与经济发展，又反对左翼的政党和政府。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与等级制度相关联的秩序，并保持美国在1945年享有的超常地位——当时美国无疑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有时候，美国的决策者要在这些目标之间加以权衡，例如，他们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名，一贯支持右翼对其民主派对手实施独裁统治。在更多的情况下，决策者拒绝权衡利弊，而是确信美国可以同时追寻这些目标。

美国学者迎合了决策者的这种错觉，并由此形成了“霸权”这一概念。从形式上看，等级制度表现为美国的霸权，看似有利于民主与发展，并得到苏联集团之外的其他主要行为体的欢迎。美国人认为，苏联反对美国霸权就如同对抗全球秩序，因而被视为一种具有侵略意图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中立国家也表示焦虑不安，其中以印度最直言不讳。可是，美国对此置之不理，认为这些中立国家或是遭人误导，或是受到苏联的蒙蔽。国际关系学者（除了个别例外），并未对当权者说真话，而是以发展迅速的国家安全机构为名，为那些巩固美国外交政策的假说充当代言人、“理疗师”（therapists）与宣传员。

在将近七十年之后，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仍旧在理论和实践上捍卫着“霸权”。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霸权只不过是局部的、短暂的，而美国为了维持秩序所作的努力（诸如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恰恰是导致国际体系中秩序混乱的主要源头之一。尽管已有充足的反证，他们依然自欺欺人，宁愿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领导，而美国的政策也总是能带来稳定。

我们就是要挑战这种传统的观念，并确信透过我们的视角，能更合理、更具建设性地审视美国在后霸权世界中的作用。我们认识到了美国主导权的局限，尝试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增进美国的利益，并体现出美国的价值观。作为学者，我们不仅研究那些与霸权有关的实证主义主张，还致力于探究霸权的概念基础。后者将物质能力等同于权力，并将权力等同于影响力，这是含糊、不一致且错误的。美国无疑是强大的，却只是间或具有影响力。

我们的研究具有多重的灵感源头。譬如，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这样的学者和朋友，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摩根索和斯特兰奇认为国际关系应具有变革性，并主张理论家应挑战那些传统观念，而不是随大流，即理论家应体现出那些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

在合写这本书的多年之前，我们便已结缘。这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西蒙还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而内德则任该校的教授。我们致力于不同的学科，一位专注于政治经济，而另一位研究安全问题。直到我们在匹兹堡大学成为同事，彼此依然继续从事着各自的研究。最终，我们的研究议程衔接在了一处，这缘于我们的诸多美国同行依然关注于霸权，对此，我们虽感惊讶，却不以为然。

在巴黎的克雷尔街（Rue Cler），伴着佳酿的桑塞尔葡萄酒，数十个牡蛎下肚之后，我们决定合写一本书。我们的妻子——阿里亚纳（Ariane）与卡萝尔（Carol），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尽管西蒙的儿女们（杰米、梅利莎和阿曼达）常会让人分心，不过内德的三个儿女及女婿提供了有益的反馈（他们均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了学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执行主编的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对我们合写的书给予了专业的兴趣、支持与指引，查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克拉汉（Eric Crahan）将本书付梓出版。我们祝愿查克在新的工作中顺心如意。

西蒙·赖克感谢卡里·格宾斯（Karie Gubbins）与M.J.克龙费尔德（M.J.Kronfeld）提供的研究资助，感谢安·马丁（Ann Martin）的支持与友情。在追踪中国的数据方面，马国南（Guonan Ma）、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汤姆·罗斯基（Tom Rawski）的助益颇多，我们对他们深表感谢。此外，西蒙要感谢罗格斯大学的研究生院与全球事务部给予的财政资助，并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他曾在该校做过访问学者。西蒙还要特别感谢亚当·格雷卡（Adam Graycar）。

基于这本书，西蒙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过演讲。此外，他还在多个大学机构及会议中展示过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内容，其中包括维也纳外交学院、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美国空军大学、巴黎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以及国际研究学会在爱丁堡和圣迭戈举办的会议等等。西蒙还要感谢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卡拉·诺洛夫（Carla Norrlof），尤其是布鲁斯·延特森（Bruce Jentleson），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西蒙要将这本书献给巴拉德（Ballard）一家：彼得（Peter），凡尘中的一位天使，他的爱心与奉献精神令人致以深深的敬意；鲁思（Ruth），感谢她的爱、幽默以及一直以来的支持。

内德感谢西蒙使自己注意到这个研究课题，并应邀合写这本书。内德要感谢瑞典国家研究委员会与隆德大学在2011—2012学年授予自己“奥洛夫帕姆”教授职位（Olof Palme Professorship）。这使内德可以全力投入本书的写作及其他项目。内德还要感谢默文·弗罗斯特（Mervyn Frost）与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他们为内德提供了一个最激励人心的退休教授的教席。同时，内德还要感谢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同事，感谢他们推选自己成为该学院的院士。

内德谨以此书献给劳拉·福拉蒂-皮基奥（Laura Forlatti-Picchio）、齐诺·福拉蒂（Zeno Forlatti），以及他们的四个女儿、女婿与外孙。历经三十余载的友谊，使内德早已将劳拉、齐诺及其一家视为自己的家人。内德与妻子卡萝尔及其子女，对福拉蒂一家的友谊和诸多帮助深表谢忱。

2013年2月于伦敦、巴黎

目　录

推荐序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柏林墙倒了

第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三章　欧洲与议程设置

第四章　中国与监管式经济管理

第五章　美国与安全赞助

第六章　国际关系的未来

译后记

第一章

柏林墙倒了

在电影《告别列宁》（Good Bye Lenin!）中，一位住在东柏林的母亲因心脏病发作而陷入昏迷。数月后，当她苏醒过来，柏林墙已经倒了，东德也成为历史。她的儿女们想把母亲接回公寓，可是，医生不肯让她出院。因为，如果她再遭受任何打击，就可能引发另一次心肌梗塞。于是，她的儿女们承诺尽可能地令她所处的环境不出现此类威胁。他们设法不让母亲知晓东德剧变的消息，因为她满足于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儿女们力图延长母亲眼中东德存续的时间，并建立、维持这种虚妄的幻想。为此，他们搬走了新家具，把公寓又变回了旧时模样。他们在全城搜寻母亲喜欢吃的老字号酸菜，甚至请一位友人制作新闻节目，且谎称新闻节目源于现已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一次还是出了差错，这位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了真实的电视新闻，屏幕上播放着柏林墙被破坏的往期视频剪辑。她变得焦虑不安，不过还是在儿女们的劝慰下又得以平复。儿女们告诉她，柏林墙的确倒了，这是因为西方人要来东德寻求庇护。经过恰如其分的宽慰，这位母亲坚持说，出于爱国义务，他们一家应当收留一些来自西方的难民。此后，有关这家“信以为真公寓”的消息便不胫而走。那些无法适应变化的老人，会造访这家公寓，享受着公寓里不合时宜的氛围，借此追忆往昔的生活。只是他们的美好回忆，与逝去的现实关系甚微。

有关霸权衰落的文献与日俱增，那些与之有关的国际关系学者，恰似电影《告别列宁》中的那些老年访客。他们都对变革心有不甘，很怀念那逝去已久的世界，以至于对过往辉煌的回忆也变得扭曲起来。更糟糕的是，部分学者与诸多决策者及其顾问，更像是电影中的那位可怜的母亲。他们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依然以美国为霸权国的世界中。对于他们及其他人而言，美国在许多方面仍具有优势。和那位母亲一样，这些国际关系学者间的辩论，关注点在于如何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

霸权是什么？对霸权的定义及其影响是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大辩论的源头之一。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认为，霸权是指“在整体上，控制国际体系的领导权”[1]。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ichael Mastanduno）宣称，当一个政治单位有“权力依据自身的利益，塑造国际政治的规则时”，那么霸权便是存在的。[2]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则将等级制度等同于霸权，即一个单元对于“国际体系的大部分”行使政治—军事的“支配”。[3]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与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强调，这样的影响力最终取决于物质权力，可以说，“如果霸权国能够建立一套规范，且被他国欣然接受，那么此时霸权就能得到最为有效的运用”[4]。

事实上，美国的霸权是短暂的，充其量是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特征之一。当时，全世界刚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成本最高且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而美国经济则相对处于超卓的地位。与此同时，相对较少的国家接受美国的霸权，并将其视为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重建的来源。诚然，西欧和日本的迅速恢复，以及其后环太平洋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援助、贷款和市场。但是，这一成功却使美国的霸权显得多余。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霸权早在1963年便走到了尽头，时至20世纪70年代无疑已成为历史。[5]美国人总是说服自己相信，美国的霸权依然充满了生机和善意。例如，美国的决策者、智库分析员和学者都曾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并将美国的霸权描述为符合西方的共同利益。随着冷战的终结与苏联解体，借用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话来说，美国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国家”[6]。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连任总统的辩论之前，也会说出与之类似的话语。[7]

“权力”与“影响力”

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其他国家恢复了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而美国的霸权在此期间则遭到了侵蚀。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战后的世界所经历的运动和发展，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崛起，美国能行使的控制力并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美国曾试图维持越南南部的傀儡政权，并力图阻止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由此不仅令美国的形象暗淡无光，而且宣扬了美国的无能。美元的下跌又加速了这一颓势。不过，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执着于霸权，未能有效地加以调整以适应现实。美国的愿望不切实际且适得其反。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自我形象和目标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感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可以用来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反常现象：尽管美国拥有超凡的军事、经济力量，可是它却愈发难以令其他国家就范。能够证明这种现象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伊拉克问题为例，小布什（George W.Bush）政府宣称，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意愿的联盟”。但是，实际上美国对伊拉克的干预遭到其部分最亲密盟友的反对，而且支持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国家也变少了。在贸易领域，美国寻求与二十国集团（G20）达成一个关键性的共识，即如何应对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却同样遭到了亚洲与欧洲国家的断然拒绝。我们会在本书中加以说明，美国是如何试图塑造与经营全球化这一当代首要的经济发展，并以失败告终的。

引用童话人物爱丽丝（Alice）(1)的话，我们的故事似乎变得“越来越奇怪”。尽管美国的霸权已逝去了一段时间，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依旧相信美国的霸权还存在。他们时不时地担忧，美国的霸权即将逝去。在冷战后，人所共知的是，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宣称，期待已久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2)与克劳萨默志趣相投的现实主义者预测，在未来的数十年中，美国的霸权依然不会受到直接的挑战。其他现实主义者则担忧美国会面临的直接威胁。由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运营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简称Stratfor），出版了一份同名的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通讯，该通讯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被广泛阅读。据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与日本开战。[8]在现实主义者之中，依然存在着分歧。其中，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认为，美国有必要减少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的承诺，不过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导致其他国家萌生出对昔日美国霸权的眷恋。相比之下，有的现实主义者显得更为乐观。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主张，美国可以巧妙地度过这一过渡时期，并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9]对于多数现实主义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将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意料中的挑战。有人认为，这样的权力转移几乎无疑会导致战争。[10]

与现实主义者相同，自由主义者的内部也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采用理性主义的路径，却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他们都将国家视为主要的行为体，其研究计划关注美国的霸权；在分析路径上，他们都将霸权的不同职能融为一体。自由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分歧在于美国霸权的形式与存续时间，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加以探讨。不过，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美国霸权的预期是乐观的，即美国霸权能通过某种形式存续下去。与现实主义者相似，自由主义者最为关切的是，假如全球体系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将会变得动荡，并会爆发更多的战争。[11]

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将霸权框定为一个权力问题。尤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假定，物质能力（material capabilities）构成了权力，而权力则会转化为影响力。这些范畴之间的关联，更多地表现为间接、难以处理的形式。我们认为，物质能力只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还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实质，譬如国家如何发展与运用其能力。也许，解释这个政治真理的最好的图解，就是美国与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核武器库案例。两国的这些核武器及其投放系统价值不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用。因为，设计这些核武器的最重要的意图在于——将其投入全面战争——这将等同于美苏相互进行自杀性攻击，也可能波及到全球范围。为了遏制对方，这些核武器便成为了美苏冲突的理由。[12]对苏联而言，核武器库与常规部队是其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王牌。在经济停滞的情境下，过度的军事开支通常被诠释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如果核武器以往起到过实施威胁的作用，那么核武器现在则几乎不可能被用来实施可信的威胁。常规部队的使用也愈发受到限制。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人们愈发不愿受制于别国。越南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谁更能忍受痛苦”的竞争，而卷入其中的外国则注定会落败。军事力量依托的机制是有能力向对方施加痛苦。只要较弱的一方能够承受痛苦，那么这种施加痛苦的能力就会被较弱的一方抵消掉。对于这一问题，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开辟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美国历届政府反复利用其更为强大的实力，单方面违背与墨西哥的协议，导致了墨西哥的反抗。因此，美国需要与墨西哥重新进行谈判，因为新的协议能让美国从墨西哥那里少获得一些权力。[13]

要将权力直接转换成影响力，就得依靠“软硬兼施”的战略。这样的战略，即便成功也会消耗美国的资源，而且其能奏效也仅限于必需的贿赂与威胁仍然可行且有效之时。通常情况下，“软硬兼施”是失败的战略。英美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当赤裸裸的权力被单纯地运用于政治时，它是不起作用的，甚至与当前盛行的规范、实践格格不入。这侵蚀而非增强了美国的影响力。参照多数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失败是反常的现象。假如有一种路径，能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解出来，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影响力的社会和物质基础，那么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就不会被视为反常现象了。这种转变，必然会将影响力的研究植根于共享的话语。这是基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其书中的“比希莫斯”（Behemoth）(3)这一巨兽的解读，即“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与信仰，强者的权力便会失去根基。”[14]

有效的影响力取决于劝说。影响力可以劝说别人，令其确信，做你要做的事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劝说取决于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令人满意的实践。当劝说发挥效力时，有助于构建共同的身份认同，使未来的合作与劝说更有希望。这样的影响力也得益于物质能力，但是，它不属于物质能力的职能之一。影响力不仅受制于共同的目标，还需要有相当高的政治才能。影响力还取决于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与外交官、与目标国之间的共同话语、倡导基于先例的政策、有意愿让他人一同塑造和实施倡议等。简而言之，我们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经济、军事能力，这是一种用于获取影响力的原材料。至于“影响力”，我们的界定是：一种劝说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或者劝说他人不要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

后霸权世界

在关注权力时，会忽视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式。即便如此，霸权依然有助于洞悉国际体系的这些变化。本节要解析霸权这一概念。我们要界定人们试想中的霸权通过哪些方式稳定全球秩序，继而分解霸权的这些职能，尝试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实现霸权的这些职能。我们确信，这么做是非常实用的。对于当今世界而言，显得尤为实用。

霸权的首要责任是规范性的（normative）。自由主义者假定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塑造全球性机构或特定联盟的政策议程的能力。[15]它需要知识以及熟练运用适当的话语。[16]此外，还要知晓其他行为体如何界定自身的利益，了解它们把什么界定为问题，以及它们认为怎样的回应才是恰当的。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权力（material power），相比之下，建构主义学者则强调劝说，而非胁迫。建构主义者认为，要想最为有效地践行劝说，就要通过议程设置与呼吁共享规范来塑造政策辩论。权力的确很重要，但是，对权力的理解应当根植于制度与规范的结构。规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治能力。在这个许多重要议程均为多边议程的世界里，更是如此。

霸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经济管理。在后霸权时代，霸权的这一职能主要是监管性质的（custodial）。我们会详细说明这一术语的含义，探究谁可以担当这样的作用，这一职能被发挥得多好。首要的是，监管需要借助市场信号（市场参与者之间有意或无意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不同领域的政府间谈判来进行风险管理。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创立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观点，监管的意图在于，稳定和巩固全球经济体系的职能。[17]这一构想已成为金德尔伯格之后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基石，因为他们试图证明，延续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全球性的需求。不过，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忽视了这样一个证据：美国愿意违背，或是愈发无法行使霸权的这些职能。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些理论家一方面忽视美国作为全球体系监管者的执行力正在降低这一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对霸权国的理解却延展至涵盖其他额外的职能，诸如提供自由、多边的贸易规则，赞助国际机构，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等。[18]

霸权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职能是执行全球性的倡议，我们称之为“赞助”。赞助最终取决于能力，而能力可能是基于军事、经济或知识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可以反映出，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眼中，建立国际制度、维护国际机制、执行全球法规或规范的基本要点是什么。然而，我们认为，对于有效的“赞助”而言，物质资源是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赞助要变得有效，就需要对话、谈判，并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机制作为平台。首先，赞助需要商定目标与进程，才能赋予倡议以合法性，并实现责任的分工。“赞助”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界定的“领导”。赞助既非单边主义，也不等同于传统的多边论坛或联盟中的“同侪之首”。其实，赞助需要一种聆听的能力，而后通过选择性的意愿，运用各种能力来实现一致认同且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

行使霸权的这三种职能，需要因情势而定的影响力，而不是草率地使用权力。这三种职能的应用，已日益扩散到各个国家之间，而不再集中于一个霸权国。霸权的这些职能是由多个国家行使的，有时国家还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才能行使这些职能。全球治理的施行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构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西欧国家为了扩展其规范的影响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例如，推动议程并使其超越传统的范畴。这些议程包括：环境与人权的倡议，安全问题与公司规章制度等。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益承担起监管的作用。尽管中国在扮演发挥监管作用的角色中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新重商主义，或者崛起中的军事大国。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美国，现在奉行的是一种获得两党支持的赞助战略，与之并行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领导战略。

本书主旨

摩根索断言，国际关系理论就其目标而言，应具有变革性，不能局限于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或是便于决策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内行事。国际关系理论应启发决策者，令其意识到积极变化的可能性，并为其描绘运用权力和影响力来实现积极变化的方式。我们合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出发点是重构权力与影响力的概念，并详尽阐述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同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不同且复杂的角色，并论述了这种分化现象中一些最为重要的启示。我们研究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转变，及其在如此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或者可能在近十年中面对的关键问题，继而对美国应当扮演的角色加以考量。我们力求为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实践研究作出相关的理论性且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我们所强调的影响力的来源与实践，与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看来，影响力更有助于洞悉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关键的国家如何作出抉择。

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挑战是应对中国在权力方面的明显崛起。这是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有可能因此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我们认为，不太可能爆发这样的战争。但是，美中两国均有强大的力量，并将对方视为一个危险的对手，而必须加以约束。它们的“卡桑德拉式”（Cassandra-like）(4)的警告因“极难对付的形象”而加强，所谓“极难对付的形象”源于两国分析对方及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常用的概念基础与最坏情况分析。[19]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一项对报纸、期刊、学位论文、商业出版物的文章、书评、书籍和电子书检索的研究，共检索到192 532项相关的参考文献。另一项更为精确的检索中，以“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为检索项，获得69 141项检索结果，仅2011年就有3 201项之多。[20]

我们要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上述这些理念是不恰当的，并提出新的理念加以替代。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诸多论述，我们的论点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已承担了更多的监管性责任，并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维护后冷战时期的全球秩序。倘若中美两国能拥有更好的概念性的参考框架，那么两国关系就可能以一种明智、成功的方式经营下去。

至于美国与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我们认为，自由主义者时常援引的框架是不恰当的。有一种传统观点，强调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位置，或者强调美国通过原始的权力手段来利用其市场准入的杠杆。我们反对这样的传统观点。[21]与之相反，我们主张，假如参照之前界定的霸权的三个职能（议程设置、监管与赞助），便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中，每种职能的成败取决于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在这三个领域中，影响力是微妙且依情境而定的。在最好的情形下，我们的目的是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更多地关注相互可接受的目标，而非能力。由此，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性词汇，借此考量一系列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概念在对外关系中究竟有多么的重要。直至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后来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问世，世人才意识到世界的财富是有限的。这使国家间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博弈。换言之，任何一国财富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其他国家在财富上的减损。[22]当政治精英们了解到，分工能够增加财富的总量，机械能和规模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就变得引人瞩目，并被视为另一种产生财富的手段。尽管分工带来的贸易、投资与经济相互依存，并未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期望的那样能够阻止战争，但是，它或多或少地终止了当时为了强化物质优势而发动的战争。

在安全领域，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依靠的是威慑，它更确信威慑是应对咄咄逼人的对手的一种适当的战略。国际关系学者发展了威慑理论，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凭据。虽然他们在解决问题时，不恰当地套用了理性主义的框架，即假定领导人在行动之前，会认真地计算成本。领导人的偏好会被改变，而且其偏好显见于外部的行为体。此外，他们还假设，影响领导人偏好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威慑所试图阻止的行为的预期成本。上述这些假设，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成立的。冷战前、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的领导人，均会在国外、国内问题的合力影响下挑战其对手。当这种挑战被视为必要之举时，领导人便坚信自己会成功，继而误读、敷衍搪塞或完全拒绝接受相反的论据。当领导人被对手威胁时，他们经常会重构问题，其目的在于，不向对手屈服，同时表现出，它们不向对手屈服的决心比任何受到威胁的利益更为重要。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中，威慑战略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武器集结、前沿部署，以及好战的言辞。在这一战略的意料之外，挑起了一些危机——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此类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23]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概念性框架，决定了我们所界定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适合的回应范围。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本书旨在提出一种更精致的框架来考量这个世界。该框架专注于影响力，而非权力。我们的框架较为简约，但其实质则具有普遍性，其应用必须取决于情境。该框架符合修昔底德与摩根索的理论传统，即试图从某个问题切入，再帮助学者与决策者解决问题，并将一般性的见解与具体的情境知识结合起来。大体而言，我们将自己的框架应用于分析美国与中国、欧洲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全球各区域内及区域间为了经营愈发密切的经济关系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章节概览

在本书第二章，我们阐发了对影响力的构想。考量了物质能力与权力、权力与影响力这两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与重要区别。我们强调权力和影响力的其他来源，它们不依赖，或者说，至少不是直接依赖于物质能力。本书强调价值观与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路径是属于建构主义的。但是，我们并未忽略物质能力、战略思想或战略实施。本书仔细区分了我们的构想的普遍适用性及其与情境相关的应用。本书要说明的是，如何将我们的构想用于理解全球化、金融危机以及保护平民，并使之行之有效。

第三章考量了欧洲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努力。这一章证明了劝说的重要性，而劝说可以被视为影响力的一种。作为一名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欧洲国家之所以承认复杂性并依靠外交，是因为它们软弱无力，且缺乏美国这样的物质权力。[24]我们对卡根的说法不以为然。欧洲国家完全可以在军事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它们选择不这么做。如果欧洲人的目标是为了行使影响力，那么不扩充军力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区域与国际体系的规范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剥离军事权力的诸多政治效用，同时增强其他形式的影响力。为了支撑这一观点，我们研究了欧洲成功经营全球化并实现了一项禁止地雷的公约的案例。欧洲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倡议，都曾遭到过经济和军事上更强大的美国的反对。

第四章说明了监管式经济职能已由美国转向了亚洲，尽管这一转变尚处于初级阶段。无论是从购买政府和私人债务来衡量，或是从提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援助来衡量，美国在维持全球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正趋于减弱。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监管的角色，因为它们的领导人认为承担监管职能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这些亚洲国家为稳定全球体系作出的贡献，无疑比美国所作的贡献还要多。美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且还是造成经济动荡的主要源头之一，这有悖于任何有关霸权的主张。[25]美国已苦于储蓄不足、巨额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投资不足，加之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以享受低税率。自由主义者强调结构性权力，并将其与美元和美国的市场的规模相联系，这种说法显得越来越错位。因为将结构性权力视为影响力的一种来源，这是值得商榷的。[26]结构性权力的说法，还忽视了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其他国家与胸怀抱负的经济体，在稳定全球经济体系时发挥的作用。

第四章还探讨了中国不断扩展的监管性作用。现实主义者将中国的经济政策描述为重商主义。2005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鼓励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5)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行为是自利的，但是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在经济上比其他任何大国更不负责任。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中国正致力于寻求霸权。[27]我们的探讨从安全问题开始。美国学界与政府中的现实主义者经常援引权力转移理论，并通过这一理论分析中国崛起对现有大国的地位的影响。权力转移理论缺乏有历史依据的论据的支持，而事实恰恰与该理论的论点相反。有证据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权力转移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起因。还有证据表明，崛起国家与居于主导的大国之间极少发生互相对抗。[28]我们认为，中国的安全政策寻求的是区域性影响力，而不是全球性霸权。我们会在第二章加以分析，并对两者作出区分。可以说，中国的目标与美国乃至西方的安全并不矛盾，甚至还有可能是支持性的。

第四章第二节转向经济问题。我们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来分析监管问题。我们运用了宏观数据，包括全球经济失衡与亚洲储蓄率、消费率变化的关系，许多经济学家将这个问题诠释为实现全球经济稳定的关键。接下来，我们考量了跨国与国内层面的数据，其中包括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中国在金融危机的谷底购买的美国的银行股票，以及中国通过中国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对发展援助进行的重塑。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领导人明白，执行霸权的监管职能可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第五章借用我们提出的概念与实证分析，反思了美国在后霸权世界中的作用。在切身利益的引导下，美国应采取的战略是帮助落实那些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是拟议中的，或是由其他国家提出的。一般而言，美国应避免设置议程，并避免在领导时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理念。基于西蒙·赖克对全球规范的研究，我们发现，美国也曾成功地执行过霸权的赞助职能，并支持过全球其他地区所发起的倡议。[29]我们研究了美国的成功案例，即向利比亚的北约行动提供军事援助，这与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接下来，我们提出了“反事实”(6)的案例，探讨了美国在墨西哥的反毒品政策，以及美国力图阻止朝鲜放弃核武器，借此将领导战略和赞助战略加以比较。

在第六章，我们重温了霸权的概念。据本书的实证研究结果，我们认为，霸权已经不再适用于国际事务，因为构成霸权的主要职能已经被广泛共享，并通过谈判得以行使，而非基于霸权国的许可。鉴于这一系列现象，需要对影响力进行新的概念化。这显示出一个新的研究议程。对于生活于现今世界的我们而言，这是多国共存的世界，而非单极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行为体以不同的方式，将社会权力与物质权力结合起来，以期获得影响力。

注释

[1]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40.

[2]Michael Mastanduno, “Hegemonic Order, September 11,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ush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5 (2005): 177—196.

[3]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7.

[4]G.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3 (1990): 283—315.

[5]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no.2 (1981): 242—254, especially 248, and Charles P.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202。

[6]Michael Dobbs and John M.Goshko, “Albright's Personal Odyssey Shape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Washington Post, 6 December 1996.

[7]奥巴马在第三场有关外交政策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宣称，“美国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Transcript and Audio: “Third Presidential Debate,” 22 October 2012, http://www.npr.org/2012/10/22/163436694/transcript-3rd-obama-romney-presidential-debate (accessed 3 June 2013).

[8]George Friedman,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Martins, 1991).

[9]参见James Traub, “Wallowing i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24 September 2010, http: //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9/24/wallowing_in_decline?page=0,1 (accessed 27 December 2010); Stephen M.Walt, “The Virtues of Competence,”Foreign Policy, 22 September 2010, http: //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0/09/22/the_virtues_of_competence (accessed 27 December 2010); Aaron L.Frei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no.2 (2005): 7—45; Michael Mandelbaum, The Frugal Superpowe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 (Philadelphia: Public Affairs, 2010), especially 3—5。批评者的观点，参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US Pr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lliam C.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1 (1999): 5—41; William C.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G.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98—120。现实主义者观点的总结，参见Christopher Layne,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 no.1 (2009): 147—172。

[10]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http: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479/charles-glaser/will-chinas-rise-lead-to-war (accessed 3 June 2011); Steven W.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2000);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11]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seph S.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89, no.6 (2010): 2—12; Bruce Russett and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orton, 2001).

[12]详尽的阐述，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14。

[13]David Bohmer Lebow and Richard Ned Lebow, “Mexico and Iraq: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David B.MacDonald, ed., The Bush Leadership, the Power of Ideas and the War on Terror (Farnham, Surrey, England: Ashgate, 2012), 91—112.

[14]相关的路径，参见Thomas Hobbes, Behemo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6; Steven Weber and Bruce W.Jentleson, The End of Arrogance: America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Idea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参见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no.1 (2005): 39—75; and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no.2 (2002): 235—258, especially 239。

[16]Barnett a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6—57.

[17]在更正式的术语中，这些经济职能包括：维护亏本出售商品的开放市场，提供反周期的贷款，监督稳定的汇率系统，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担当最后贷款人。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05。

[18]G.John Ikenberry, “Grand Strategy as Liberal Order Building,”会议论文，“After the Bush Doctrin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7—8 June 2007, 3。

[19]Barack Obam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accessed 21 January 2013).在这份指导性的战略文件中，中国被提及了十余次，其中特别探讨了美国对中国的军力提升作好应对准备，尽管其措辞是外交辞令式的（参见该文件的第43页）。

[20]Bryan Patridge, “Constructivism—Is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China an Enemy?” (Carlisle, P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2012).

[21]Stephen G.Brooks, G.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3 (2012—2013): 7—51.

[22]Jacob Viner, “Power v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World Politics 1, no.1. (1948): 1—29.

[23]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Lebow and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24]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113 (June—July 2002), http: //www.newamericancentury.org/kagan-20020520.htm (accessed 16 February 2011).

[25]Herman Schwartz, Subprime Nation: American Power, Global Capital, and the Housing Bubb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Carla Norrlof, 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6.

[27]Robert B.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21 September 21 2005, http: //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accessed 16 June 2013).

[28]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A Valentino,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qu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no.3 (2009): 389—410.

[29]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主人公。《爱丽丝梦游仙境》是英国作家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以笔名刘易斯·卡洛尔于1865年出版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故事叙述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女孩，从兔子洞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国度，最后发现原来是南柯一梦。——译者注

(2)克劳萨默在美国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上撰文，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时期称为“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译者注

(3)霍布斯用圣经《约伯记》中的巨兽“比希莫特”象征混沌无序的状态。——译者注

(4)卡桑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拥有预言未来灾难的能力。——译者注

(5)2005年9月12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做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提出美国应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译者注

(6)反事实的含义是，即使我们明知某事没有发生，我们依然可以讨论，如果此事发生将会如何。——译者注

第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在20世纪50—60年代，摩根索曾多次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其未对当权者说真话。在摩根索看来，大学与基金会、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国际关系这一学科中最重要的代言人更容易由指派而产生。大体上，那些在言辞和文字上迎合当权者的人，更容易获得奖赏。[1]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更为温和的解释：学者与决策者一样，都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两者多半有共同的世界观。我们相信，根据后一种解释，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分析家对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leadership），的确有一种规范性的信奉。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霸权的理念，借此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的合理性，并推进其领导权。霸权的理念，取决于对权力及其在世界政治中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的特定理解。

我们对霸权进行了概念与实证层面的批判。我们主张，战后的美国霸权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那些试图令美国霸权保持原状的努力，是虚妄且适得其反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霸权被假定会带来利益，以及人们尚未意识到霸权只是一个逝去的瞬间，这些都强化了意识形态与知识层面的动因。前者迎合了美国人几乎普遍遵循的信念，即美国与众不同，它在道德与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也是国际社会的合法领袖。后者与美国的决策者和学者理解权力及其效用的方式有关。我们论证了上述这些概念的不足，还发现它们以不恰当的方式蒙蔽了人们，而这些人又将上述概念引入了后冷战世界的现实之中。

我们对权力的批判为理论和政策的重构奠定了契机。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相比，我们更看重权力，而非物质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权力与影响力区分开来，因为权力未必会转化为影响力。我们认识到，权力有不同的类别，而权力被转化成影响力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我们还剖析、批判了霸权的概念。我们认为，霸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有必要（通过霸权国来）维持一个正常运转的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我们不认为霸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organizing）概念，我们对国际体系进行了更为现实的考量，并重构了我们对安全与繁荣的基础的理解。在界定霸权的三种职能（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之后，我们分别阐述了这三种职能所适用的领域，分析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并描述它们所依赖的不同类型权力的特征。我们的分析充分地说明，国际体系并不需要由霸权国来管理，或者说，即便没有霸权国，国际体系也有可能成功地运转。

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领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时常宣称，政府的民主和多元化，以及经济中的权力下放，都比等级制度和集权的治理方式更有效，并且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目的。一些学者与决策者接受霸权并试图巩固和维持霸权所期望的不民主的等级制度，但是，对于民主与多元化的信奉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这使得这些学者与决策者的主张变得令人困惑且站不住脚。

霸权

依照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当国际体系中的某个国家的权力，与其他行为体相比，已达到极不相称的程度，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提供国际领导权，即霸权。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断言，自1945年以来，美国就已经是一个霸权国。不过，在漫长的冷战时期，由于强大的苏联及其盟友的对抗，美国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国。在这些人看来，两极格局为单极格局铺平了道路。随着美苏冲突的终结与苏联的解体，美国也愈发地接近全球霸权国的地位。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霸权的理解有所不同。许多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权力使其可以强迫他国接受其主导。他们也公开承认，这是主导权（domination）的一种表现形式。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与威廉·沃尔弗斯认为：“没有哪个主权国家的体系，曾经容纳过一个在物质优势上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2]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表示，如果从数字上判断，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肯定是正确的。[3]美国在全球军费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超过40%，而美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则为25%。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超过了欧盟，为中国的3倍，同时全球大约65%的外汇储备是美元。[4]现实主义者对霸权的这种理解，将其描述为一国物质优势的相对直接的结果。[5]

相对于我们的想法，另一种构想显得更为精妙，即将霸权设想为合法性与权力的产物。[6]例如，罗杰·西蒙（Roger Simon）借鉴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将霸权描述为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并非靠武力统治，而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导来达成共识（consent）”[7]。不过，理论家对共识的理解各持己见。有的理论家认为，“共识”是自利的体现（比如，跟从主导大国要比反对它好得多），有的理论家则认为，“共识”是合法性的体现（例如，霸权国会保护并提出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政策）。[8]新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与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强调物质利益，因为他们将权力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9]对于建构主义者和我们这些将影响力与权力区分开的学者来说，概念性的解释更受青睐。凡是强调霸权的规范性层面的学者，都注意到大国地位和霸权国地位均取决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认可，因此可以说属于准司法（quasi-judicial）的范畴。事实上，如果其他行为体认为强大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并未履行其责任，那么这样的国家是不会获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身份和尊重的。[10]

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霸权设想为权力与规范的混合体。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霸权的存续取决于双重前提，即“世界政治的秩序通常由一个霸权国创建”，以及“秩序的维护需要稳定”。[11]基欧汉提出了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构想。他认为，更富有成效的构想是把霸权视为一个国家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不一定要用军事手段。[12]借鉴自由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力量与所谓的“软权力”（soft power），霸权国构建制度以促进合作。[13]基欧汉的霸权概念，更强调规范、规则和决策过程，而不是胁迫和贿赂，但基欧汉并未厘清的是，机构、规范及其进程是如何与经济或军事大国发生关联，或者相互形成依赖关系的。

约翰·伊肯伯里在最新的一本书中提出，50年以来，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的、基于规则的霸权秩序“是极为成功的”。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美国倡导多边主义，建立全球机制，提供服务、安全和开放市场。[14]霸权为“数十年来西方与全球的经济增长和进步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15]。通过霸权和一系列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得以精心维系相对良性的领导权，这不同于“帝国的霸权秩序”。霸权有助于促进西方的繁荣和民主，乃至冷战的和平终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6]。

依照伊肯伯里的说法，当前的危机是一个“在自由秩序下旧的霸权组织内部的权威危机，并非秩序本身的深层原则的危机。”因此，“世界政治的规律特征遭到了质疑”[17]。尽管美国的领导权已经受到了挑战，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依然保持着活力。美国的霸权领导作为“世界政治的一个组织逻辑”，也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美国与新兴的行为体之间，需要达成新的契约。不过，新的契约仍然要依赖于权力的单极分布，在新的契约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支持者希望美国的霸权作用继续维持下去，即便这种霸权作用需要经过重新谈判”。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将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利与特权，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助于美国保持“自由主义的利维坦”的地位。在这样的新的安排下，美国仍然具备霸权国的资格。[18]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在最近的著述中，却刻意且明确地回避诸如“单极”（unipolarity）和“霸权国”的字眼。尽管如此，奈在事实上用这些术语界定了美国的军事权力。奈告诫道：“认为美国的权力在国内和国外趋于衰落的信念是错误的，这会导致政策上的危险错误。”他对美国的紧缩态势与重建能力是比较乐观的。小约瑟夫·奈认为，中国的威胁、美国国内的经济衰退，以及伴随着债务不断增加的美元贬值，都是美国面临的潜在问题。但是，奈强调：“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但如果实施正确的政策，美国经济依然能够继续为美国产出硬权力。”[19]

与伊肯伯里不同，奈强调机构的作用和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并呼吁“一个适于美国权力的未来的新倡议”。奈驳斥了现实主义者基于权力转移理论而萌生的对战争的恐惧。他认为，权力转移理论并不适用于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并未处于绝对的衰落，相对而言，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美国依然有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与罗马相比，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衰落到“被另一个国家超越，包括中国在内”[20]。

与许多现实主义者相比，奈认识到，权力本身并不会决定结果；政策选择与执行也很重要。依照奈对权力模式的区分，权力可以被分为经济权力与军事权力、软权力与硬权力。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即美国价值观和权力对于全球秩序的核心作用。奈预言：“在未来数十年里，都不太可能出现一个‘后美国世界’，但美国需要一个明智的战略，将硬权力与软权力资源结合起来。”为此，奈主张（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国应当采用一种自由主义的路径，强调多边主义与协商，并通过全球化推广美国的价值观。[21]

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确有一些共通之处。比如，他们坚持国家中心论的世界观，并根据国家的相对权力来进行评估。他们的许多文章在分析世界的单极格局时，均假定单极格局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影响。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另一个共通之处在于，他们认为，由单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的任何变化，都是源自美国的衰落及其他国家的崛起。人们对这些担忧早已耳熟能详。早在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担心，随着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日本、德国的崛起，霸权会随之迅速消失。有人甚至担心美国会与日本开战！[22]

现在，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觉得，美国的威胁是中国，而中国可能会在10年或20年之内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23]许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大国。[24]在美国官方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忧虑，比如，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25]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美国的霸权国地位究竟是否安全，或是否正趋于衰落，这体现出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及其相对分配的不同判断。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现实主义者的判断不可避免地流于主观臆断。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倾向于强调所谓的软权力和硬权力，那么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更加情有可原。[26]

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规范性议程：维系美国的霸权。著名的现实主义者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其2010年的研究中警告说，“混乱”会导致美国霸权的丧失。就像约翰·米尔斯海默，曼德尔鲍姆担心的是，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会导致一场霸权之战。[27]自由主义者同样致力于维持其所认定的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超然地位，并设想美国对于全球体系的稳定是“独特和不可或缺的”[28]。不过，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内部均存在意见分歧，譬如，应如何将权力的投射、经济的主导地位、机制和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加以适当搭配，这些因素究竟哪个相对重要些。即便存在分歧，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共同语言，借此共同完成重要的著作和论文。[29]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近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其中两位是自由主义者，另一位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声称，美国的霸权领导是良性的，因为它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超过了相应的成本。美国的霸权领导提供的利益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可信的承诺、集体行动的便利化、建立焦点与监控。”可以说，霸权产出了许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体系的稳定。不过，他们也承认，美国因其超卓地位而获取的收益与付出相比是不成比例的。[30]

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提出，美国有两种选择，即“接触”（engagement）与“抽身而出”（disengagement），他们更倾向于前者。相比近乎完全的“抽身而出”的极致的替代方案，这三位学者发现，在霸权的形式下，能相对容易地实现“接触”，这是另一种极致的情形。他们合写的这篇文章片面地解释了冷战初期的情形，进而支持了他们的主张，即美国的霸权在“大体上是一个应邀而至的帝国”[31]。在其他著述中，伊肯伯里宣告：“美国的全球权威建立在一份‘霍布斯式’的契约之上——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其后是东亚国家，将统治的权力交予美国，正如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个人自愿地建构并将权力交给‘利维坦’。”[32]不过，这种与众不同的主张忽略了一些事实，比如，美国军队在击败轴心国后，未经授权就在轴心国驻军；美国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的威胁、要挟，以及美国在欧洲和其他区域的反共举措；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偏好强加于人，导致批评者将美国维护其权威的行为描绘成“帝国工程”[33]。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美国总是支持右翼独裁者，或者借助反对民选政府的政变和赤裸裸的军事干预来实现美国的霸权。布鲁克斯、伊肯伯里和沃尔弗斯笔下良性的美国霸权的家长作风，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就连亲西方国家的温和派也未必苟同。

虽然我们站在“接触”的一边，但是我们对“接触”的界定与这三位学者不同。他们主张，霸权不仅存在，而且其存在是有益的，我们并不这么看。他们强调，美国应对安全及非安全问题的军事手段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们也不敢苟同。他们忽略了，美国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一个霸权国应履行的职责与发挥的作用。我们将美国的这些偏差加以凸显。我们认为，美国正在对全球的秩序与稳定构成威胁，而全球的秩序与稳定恰恰又是美国存续的支柱之一。[34]

因此，我们对霸权话语的批判是双重的。首先，我们认为，关于霸权的主张在实证上是错误的。从定义来看，霸权需要在经济、军事上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但在战后初期，美国的霸权便被迅速地侵蚀。美国霸权的基础是一段特殊且短暂时期内，美国相对于全球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而言的经济、军事力量优势。194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顶峰，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35%，1960年这一比重便下降至25%，至1980年则降至20%。[35]西欧和日本不仅重建了经济，也恢复了不少的自信心；两者的发展削弱了其对美国的需要以及美国领导权的吸引力。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僵局，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印度支那干预的失败，以及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这些都说明了所谓霸权的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蓄意违背了自己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比如引入各种关税和配额，而不是承担经济调整的成本。[36]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明显是帝国的过度扩张。每个实例都表明，美国的能力不足，而其战略目标也遭遇了挫折。至20世纪90年代初，即美国权力所谓的“单极时刻”，全球各国的国内战争的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美国却无法像霸权国那样加以解决。[37]

霸权是建立在合法性与权力之上的，而美国霸权的基础却已遭到严重的侵蚀。“9·11”事件之后，欧洲公众舆论一度对美国非常同情。然而，欧洲的公众舆论随后发生了逆转，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甚于朝鲜。[38]在英国，对美国持赞同态度的受访者由2000年的83%下降至2006年的56%。在其他国家，美国的形象也急剧下滑。[39]这种情况没有多少改观，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在27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略比对伊朗和以色列的负面评价好一些，分别有54%和56%的受访者对伊朗和以色列持负面印象。相比之下，只有48%的受访者对朝鲜持负面印象。[40]自从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它的形象便经历了一次转变，由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国家。[41]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这些评级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不过，美国的人气依然落后于其他先进的工业国家。西方国家之中，在全球影响力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产生如此之多的负面回应（34%）。[42]就连“奥巴马也没有撑多久，到了2012年春季，全球舆论对他的政策支持度便明显下滑”[43]。2013年的一项全球性调查证实了这一趋势，对美国持“大体正面”评价的受访者减少了2%，而那些对美国持“大体负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则并未改变。[44]其后，2013年初夏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令全球知晓美国一直在监视其朋友和敌人——这不仅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更有损美国重要盟友（尤其是欧洲）眼中奥巴马总统的“人品”。这一事件可能会颠覆美国行使领导权的愿景，令美国在众多政策倡议中发起多边合作的努力功亏一篑。[45]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忽略或极力贬低这些观点的重要性，或者说，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将这些观点视为大趋势下的异类，并加以敷衍搪塞。依其所述，所谓的大趋势是指：美国维持着权力，而美国的权力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我们的批判的第二个要素，关注的是有关霸权的文献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长期以来，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将权力分配与全球体系的职能分配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从未提出一种恰当的标准来衡量权力，这样的衡量标准需要在评估和预测时考量无数的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制定这样的标准，因为权力是诸多因素的混合体，诸如领土、人口、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经济体的健全程度、技术水平、军事实力、政府系统，以及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大多数也是混合体，其各自又有诸多的组成因素！以军事权力为例，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军事权力基于现代化武器、专业技术人员、优秀的战略计划和领导，以及恰当的部署。其中，武器的变化取决于其能力、保养维护，以及相关的战略和战术挑战。在这些标准中，每一项都能放在特定的情境下被相对地评估。我们越发深入地探究权力问题，就越发觉得权力概念的含糊不清。

霸权归来

决策者和学者们正忙于一轮新的辩论，讨论如何拯救美国的霸权，并延缓霸权的衰落。有关如何避免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建言，充斥于书籍、学术期刊、大众杂志和报纸。奥巴马政府第一届任期伊始，克里斯托弗·莱恩便注意到：“苏联解体后，自老布什（George H.W.Bush）政府开始，维护美国在单极体系中的超卓地位，便成为历届美国政府压倒一切的宏伟战略目标。一个早期的预兆是，巴拉克·奥巴马政府中负责外交政策的重要职位在很大程度上由比尔·克林顿政府的元老担任，而这些人均执念于维系美国的霸权。”[46]

在这场辩论中，一方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来自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两大阵营，相信美国可以维持其全球领导。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国际形势大体是稳定的，在他们的诠释中，大多数的经济、安全指标都有利于美国的霸权。[47]悲观主义者或“衰退论者”则担心，美国正处于担任全球领袖的最后阶段，美国必须采取激动人心的举措来维系其霸权地位。[48]在这两方之间，我们发现了很多的层次分别。不过，双方都相信，如果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任何指向多极化的变化，都将会造成不稳定。对于其中少数人来说，这种显而易见的转变，可以归因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而非美国的衰落。[49]无论如何，这些决策者、分析家和学者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恢复、维持或增强美国的霸权。[50]

那些担忧美国衰落的人，很可能会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自私的、重商主义的、强硬的国家。[51]相比之下，欧盟却被这些人贴上了温和的标签。整体而言，美国的决策者、外交政策分析家与学者都乐于接受欧洲的融合，这种融合以欧元、外交政策协调和军事改革为先导。不过，这些担忧美国衰落的人清楚，欧盟被内部挑战所困扰，其中包括高失业率、长期的公共债务，以及膨胀的福利国家政策。

出于各自的既得利益，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要使这样的辩论留在公众的视线之内，因为他们的研究项目中有许多植根于霸权的概念，这些研究包括但不限于：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制度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许多研究。

美国决策者的思想中都带有霸权的色彩，这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国家为中心，而且他们的判断也是基于美国的领导权。同样重要的是，霸权为美国异乎寻常的国防开支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对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大多数成员而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替代品，即便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令人极其厌恶的。对于那些将美国例外论和优越性作为精神食粮的大众而言，美国全球领导权的任何替代品都是不可接受的。几乎每一场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政策演讲，都会援引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救世主的角色，以及全球各国那些明事理的领导人如何表示对美国的欢迎。[52]美国人民被告知，美国领导的唯一替代方案就是“跟从”——这的确令美国人难以接受。因此，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仍然是留住那已经逝去的东西。

权力与影响力

第一代现实主义者，如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爱德华·卡尔（E.H.Carr）、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和弗雷德里克·舒曼（Frederick Schuman）认为，权力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53]摩根索将权力定义为“建立和维持人对人的控制”[54]。他认为，权力是关系性的，因此取决于情境；领导人用于影响一个政府的物质或精神资源，可能并不适用于影响另一个政府。作为修昔底德著作的一位严谨的读者，摩根索知道，行使权力可能会引发反抗，因为权力迫使他人在权力面前屈从于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从属于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一个平等和正义成为主导的政治价值观的时代，从属于人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接受。因此，权力必须加以掩饰才能变得有效。即使在存有胁迫或贿赂的情形下，领导人也要装作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协商一致的基础，并与胁迫或贿赂的对象协力达成目的。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向别国作一些保全面子的让步，运用那些迎合双方共同价值观的话语，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来执行政策，允许他国在这些机构设立代理人，而且他国能有机会对政策产生影响。[55]

摩根索试图对权力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包括权力的物质基础，以及国家特征、民心和领导素质。然而，他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有时在使用术语时，甚至将两者互换。这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摩根索很清楚，权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影响力。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试图对摩根索的论断加以改进。在此，我们简要地对其中三位加以评论：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小约瑟夫·奈。前两位是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能力。作为自由主义者，奈并未贬低物质能力，而是强调全球化世界的重要性，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美国的生活方式确实有很大的国际吸引力。

经济学家谢林关注信号发送与承诺的重要性，由此扩展了我们对权力的理解。他认为，使用权力的意愿与能力一样重要。总是尊重承诺，对于彰显信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不尊重承诺，哪怕是一个次要的承诺，也会有损声誉。[56]冷战期间的证据表明，谢林的这个命题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近乎于偏执，因为它过分夸大了国家安全共同体对信誉的考量。[57]

谢林试图设计出一种普遍适用于权力和战略协商的路径。为此，他关注暗中协商（tacit bargaining），不可否认，这是他的路径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但是，就像他那个时代美国的政策，谢林的努力代表了另一种尝试，即试图找到一种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文化、政治问题。例如，谢林在对“自然”边界的讨论中，将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1)与鸭绿江加以比较。谢林未能认识到，这样的“格式塔理论”（Gestalt）(2)到底有多么的主观。里奥格兰德河与鸭绿江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们在地图上的位置，而是取决于敌对方阅读地图时，作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假定。墨西哥和中国对这两条河流边界的理解，与美国的理解是几乎完全相反的。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看似聪明的信号中，其含义同样取决于情境。理查德·内德·勒博已经证明，信号是如何频繁地被当成噪音，或者噪音经常被误解为信号。一个典型的实例是，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顶点时，于星期五晚上写信给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赫鲁晓夫的这封信，本意是传递一种信号，即表示苏联愿意撤回导弹并结束这场危机。但是，肯尼迪总统及其顾问却把这封信想要传递的信号解读成一种升级冲突的行为，预示着苏联的态度将会趋于强硬。更令人惊讶的是，肯尼迪在周日早上得知赫鲁晓夫在无线电广播中宣称结束这场危机后，去了教堂。他告诉自己的哥哥，他要去教堂，感谢上帝的拯救。苏联的安全机构——克格勃——跟踪了肯尼迪，并向苏联发报，据这份电报的描述，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了。因为克格勃认为，美国总统之所以去教堂，是为了鼓起勇气，对苏联发动核攻击。[58]

像摩根索一样，谢林强调物质能力，不过他忽视了摩根索对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存在局限性的附加说明。谢林对印度支那战争的看法揭示了他的不足。谢林完全相信，美国可以迫使北越遏制越共，并尊重美国在南越扶植的傀儡政权。他认为，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在越南投下更多的炸弹，数量可以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盟军轰炸机对德国投下的炸弹。但是，谢林忽视了部署权力的特定情境——尤其是在缺乏高价值的目标时，将导致轰炸的成本过高且劳而无功。谢林没有考虑到，压制性的谈判是一个两边都有变量的方程式：方程式的一边是实施惩罚的权力，而另一边则是承受惩罚的能力。在这场战争中，越南人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士气更高。许多越南人将这场战争视为与南越政权和美国人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越南人愿意为了民族解放而献身。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众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一场与他们无关的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冲突，被应征入伍的人并非死于防御美国的安全。这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有力地证明了：物质能力难以等同于权力，而权力也很难等同于影响力。

谢林的权力路径及其在越南战争中的应用是无关道德的；对他而言，军事力量及威胁使用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工具。谢林仅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中表现出对道德的关注，其目的是凸显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冲突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差别。阿尔及利亚叛军发动了一场针对法国及其阿尔及利亚对手的恐怖之战。法国陆军用武力回击，试图消灭叛军的军事力量。但是，当法国陆军的这一战略失败时，法国转向了对叛军实施恐怖的打击，但并没起多大的效果。阿尔及利亚的案例表明，依靠强制的恐怖行为，不仅是自降身份，而且与实施强制的恐怖行为的初衷相悖。谢林天真地相信，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在越南，因为美国已经找到方法，在不动用武力打击北越民众的情况下，就能强迫北越政府就范。[59]汉斯·摩根索坚称，出于道德和务实的原因，外交政策的目的与手段必须与当时盛行的道德伦理相一致。谢林的现实主义——以及发生在过去和当下的美国军事干预——排除了所有的道德，因为谢林与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在一个充斥着凶残的敌人与焦虑的盟友的危险世界里，道德已无立锥之地。谢林与美国的决策者这么做，不仅忽视了权力的局限性，更忽略了以这种方式运用权力会削弱一个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

肯尼斯·华尔兹的著述揭示出了权力的另一张面孔。不过，当他用权力作为分析概念时，也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华尔兹的出发点是摩根索，他试图将摩根索对权力的构想变得更为有力且更具科学性。最初，他对权力的组成要素进行了总体性的梳理，这一部分与摩根索几乎是一致的。这种方式从未被真正证实过，其后华尔兹拒绝用这种复杂的方式来评估权力，转而用线性的评估方式——基于开发、使用技术精良的军事力量的能力。华尔兹坚持认为，这样的界定具有简约的优势，而且便于人们判定国际体系的极性（polarity）。[60]出于同样的理由，华尔兹认为，权力的概念是没有关系性的。实际上，华尔兹认为，权力与影响力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前者只是产生了后者——这将人们对权力的理解降低到对物质能力的狭隘理解中。

这些分析层面的改变让华尔兹建立了一个简约的理论，不过，该理论与现实世界的相关度较小，缺乏可操作性。与谢林相同，华尔兹对权力的定义也是不足的：它强调施加痛苦的能力，却忽略了承受痛苦的意愿。依照华尔兹对权力的构想，美国原本应该轻松地在越南取胜，美国和苏联原本应该在阿富汗轻松获胜。华尔兹理论的关键在于极性，因为极性是判定体系中战争倾向的决定性因素。华尔兹对权力的定义太模糊，当世界格局变成两极格局时，那些倚仗该定义的现实主义者内部便出现了意见分歧。当苏联解体时，这些现实主义者又不确定世界格局究竟会走向多极还是走向单极。[61]

现实主义的概念性混乱源于其将权力与影响力混为一谈。现实主义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地简化权力和影响力，并将其简化为物质能力。这种对权力的狭窄、错误的理解，并非出于偶然。它反映和迎合了一种特定的、美国式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强调权力胜于劝说，强调权力的物质属性胜于其道德和心理属性。这种取向试图将政治简化成一个技术性问题，这是一种长久存在且宽泛的美国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发展的权力的概念，反映了美国的文化及其学识，也增强了对美国年轻一代的影响。

在实践中，物质能力与权力的关系是间接而复杂的，而且经常存在潜在的问题。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必须作出关键的抉择，即发展哪些能力，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能力。[62]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继续将过高比例的财富用于发展、保持其超凡的军事能力。冷战后，大多数国家削减了军费开支，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则在增加。2001—2010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加了128%。[63]在2003年，美国在国防方面投入了4 170亿美元，占全球国防投入的47%。[64]美国在2008年将国家预算的41%投入了军事以及两场正在进行的战争之中。2010年，美国的国防预算为6 930亿美元，占全球国防支出的比例超过了43%。[65]这个数字是日本、俄罗斯、英国、德国和中国国防支出总和的2倍。2012年，美国的国防预算超过了7 000亿美元。如果算上对外战争、国土安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那么这个数字将攀升至超过8 680亿美元。[66]毫不奇怪，美国是唯一一个军事势力范围遍及全球的国家。[67]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都确信，这样超常规水平的军事开支，即便没有增加，也会使由美国传统军事优势所产生的地位与影响力延续下去。

所有这些军事开支是否能服务于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显然，军事开支助长了美国的军事干预，因为对于许多美国潜在的对手而言，美国的军事优势是决定性的，而且，美国也需要运用其军事武装来确保其资金支持。最新的例证便是英美入侵伊拉克，军事权力未必能带来影响力，尤其是以不恰当的方式运用军事权力。当一个国家的干预与现行的规范和实践相悖时，这样的干预会严重地侵蚀该国的影响力。

按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这种现象是一种反常现象。但是，如果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便不会将这种现象视为反常。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社会与物质基础。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忽视物质能力，而是将对影响力的研究根植于共享话语，而正是共享话语使影响力变为可能。

我们还必须考虑“反事实”(3)的情境：冷战后，美国本应效仿欧洲，将其大部分的军事开支转向更具成效的用途。假设，美国已经大幅度地对教育、科研、基础设施的建立与维护增加了投资，并加强了对银行业、投资和所得税的执法——事实上，上述这些领域的经费在罗纳德·里根与老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被大幅削减了。美国原本几乎肯定会有一个更强大、更具创新力的经济，能够避免银行业危机、庞大的联邦赤字以及向中国借取的昂贵贷款。原本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美国经济将使美国成为国际经济问题的更有力的仲裁者，令其他国家更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同样，这原本能够让美国在处理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时能有所克制。

对于美国的领导，自由主义者总是更为乐观。他们相信，如果混合运用传统的制度性权力与先前提到的小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那么美国的领导是可以得到确保的。根据奈的说法，“软权力”源自美国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吸引力。[68]“软权力”假定：饮用可口可乐、穿蓝色牛仔裤运动、对美国电视和电影的兴趣将以不确定的方式令外国公众更乐于接受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69]奈很快便坦言，就像物质权力，软权力也是晦涩难懂的，取决于当地人的诠释和自愿的受众。因此，政府很难利用软权力或者预测其成果。然而，美国的资深决策者却经常提及软权力，将其视为提升美国影响力的另一种机制。[70]

软权力的概念在概念化方面没有经过实证检验，因此在实证上是不中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跳跃，会使美国文化或产品的吸引力转化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日本电子产品、中国服饰以及古巴雪茄同样具有吸引力，可是它们并没有令美国人更加亲近日本、中国或古巴。正相反，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和美国市场，却被视为一种“入侵”。[71]美国的一些出口商品，多数情况下是麦当劳和美国的快餐连锁店，也同样遭到了负面的抵制。它们已经在欧洲引发了反美情绪，成为攻击和游行的目标。多数消费者似乎能够将一国的产品与政策加以区分。在欧洲和亚洲，每次反美示威中都有抗议者穿着牛仔裤。美国许多其他的出口产品——例如，苹果公司的产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那些购买这些产品的人，并不认为购买这些产品具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少数几个美国的娱乐节目，明显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例如，广受好评的《南方公园》（South Park）与《每日秀》（The Daily Show），在海外特别流行。(4)这些娱乐节目可能会令人对美国的民主及其对异见的宽容心生敬意，但是绝不会令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肃然起敬。

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上述粗略的探讨揭示了，权力转化为影响力绝非是必然发生的。这取决于发展及明智地使用特定类别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职能会随着情境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权力是一种最重要的权力，美国和苏联明智地投资于军事权力。在战后，军事权力的效用下降，使用军事权力会限制这两个所谓超级大国的权力，而非增强其权力。苏联对军事权力的过度依赖，令其难以有效地为其在东欧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建立合法性。我们应该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发展并有效利用了“两极”（bipolarity）这个术语，美国要证明其在军事装备上的持续支出具有合理性，“两极”这个术语是不可或缺的。在当今世界，要维持军事权力，只能以牺牲其他形式的权力为代价，而那些被牺牲的权力也是同等重要的。

要将权力直接转化成影响力，即使能够成功，往往也是以惊人的比率消耗资源。当威胁依然存在且有效时，这么做才可能成功。这同样适用于贿赂，美国曾每年向埃及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为每年30亿美元。至于美国获得的回报，则并不显而易见。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一直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直至2012年。但是，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流入了穆巴拉克的亲属及支持者的囊中，余下的部分则用于基本没有战斗力的军队。穆巴拉克治下的埃及与以色列维持着和平状态，但他任期短暂的继任者——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在上台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穆尔西承诺，要继续与以色列和睦相处。[72]在西岸定居点的问题上，以色列总是频繁地无视美国政府的期望。2012年，以色列领导人不顾美国的反对，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73]事实再次证明，贿赂并未换来服从。

影响力最有效的形式是劝说。劝说是指，通过各种尝试令别人确信，做你想做的事符合他们的利益。当劝说奏效时，其他行为体往往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出自己的资源。劝说必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其倡导的政策必须涵括各方可以接受的做法。如果一个国家谋求让其他政治单位接受其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劝说这些政治单位的代表，他们的投入是有意义的，正在讨论的倡议不会超出普遍认同的目标。物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建立和维护联盟时，明智的目标选择和政治技能，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以往在合作和领导方面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信任与再次合作的倾向，这能够大大地促成劝说。同样重要的是，合作有助于建立共享的身份（即便不是共同的身份），这使未来更有可能进行合作与劝说。要建立联盟并实施任何共同政策需要权力——最恰当的说法是，政治和道德的权力，而不仅仅是物质能力。根据不同倡议的性质，还可能要倚重制度、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劝说最终取决于合法性的概念。正如伊恩·赫德（Ian Hurd）所说，合法性这个概念挑战了强制与自利，并成功地解释了国家在国际组织的情境下的行为。[74]赫德采用组织社会学家马克·萨奇曼（Mark Suchman）对合法性的定义：“在一个由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的体系中，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的、合适的普遍性感知和假定。”[75]合法性指“行为体眼中，一个规则或制度应如何被遵守的规范性信念。它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体现了行为体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并由行为体对机制的看法来界定。行为体的看法可能来自规则的实质，或者源于构成规则的进程，或者是构成规则的来源”[76]。

赫德认为，合法性助长了权威。“如果一个行为体相信，规则是合法的，那么遵守这一规则便不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或者是出于对私利的算计，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义务。”[77]合法性应被视为一种长期、低成本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价值观被内化，遵守规则就变成了习惯。如果一个行为体接受一项规则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这项规则就是具有权威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规则在层级上优于行为体，并有助于塑造行为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规则会影响行为体对其利益的界定，甚至会影响行为体对自身的界定。如果一个组织被视为合法的规则制定者，那么它就对其成员拥有权威。当权力在一个合法的关系与机制框架内被实施时，权力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在行使其权威时，权力与合法性的概念被合并了。[78]

全球体系中的霸权职能与霸权

当我们审视霸权时，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愈发明显了。许多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把霸权视为国际秩序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们相信，唯有霸权国能够领导，并提供公共的经济和安全的产品。这种主张基于如下的假设：权力可以转换为影响力，只有霸权国可以凭借其物质能力来执行特定的职能。我们对这两个基本主张表示质疑。在这一节里，我们界定了必须履行的三个关键性职能，即议程设置、监管与赞助。履行这三个职能，关系到维持当前的经济与政治秩序。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要说明，对这三个职能而言，霸权并非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对霸权的追求，实际上妨碍了其他行为体帮助美国履行这些职能。

第一个职能是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即发起、合法化和倡导政策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跨越了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它们被表征为典型的“渐进式”议程，诸如环保、人权、社会或经济正义，或保护平民。这些议程的设置需要应用广义的司法概念，因为在当今世界，这是议程被成功采纳的一个先决条件。议程设置旨在将这些问题的讨论置于区域或全球组织之内，或者置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论坛之中。一般而言，在机制化的情境下，议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劝说。可以说，议程设置是构成领导权的最重要的形式，对于国内政治而言也是如此。[79]

相比之下，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并未重视机构在多边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比如，在总结什么才是国际制度的权威定义时，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将其描述为“围绕着系列的隐性或显性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汇聚着行为体的预期”。不过，克拉斯纳并未阐述，如何以及为什么汇聚的预期会超越霸权国预计将提供的领导能力。这种领导能力被归因于霸权国用以承担统治成本的物质能力。[80]物质能力未必会促成成功的领导。以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与其欧洲伙伴的关系为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运作更多地出于共识，而华沙条约组织则更多地受制于命令，这一区别对两者的行为与存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物质能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物质能力上，均远远超出各自的伙伴——两国的差异在于领导风格与能力。

有效的议程设置要求拟议的举措能够在为谈判而设计的多边场合下被采纳。单纯的为一项政策辩护，甚至在谈判桌上也这么做，这样的试金石是无效的。劝说既取决于方案的合法性，也有赖于物质权力的“软硬兼施”战略。议程设置是如何运作的？保护平民的问题算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尽管挪威并非大国，却在推广保护平民的概念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挪威政府向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slo）颁发奖金，用以考量保护平民的概念，以及保护平民需要做什么。[81]在联合国，挪威与中等国家（例如加拿大）合作，共同增进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挪威与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合作时，致力于促进“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的原则。“保护的责任”试图颠覆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对主权和国家权力的关注，转而强调国家保护平民的责任，或者接受多边干预的可能性。[82]至2001年，“保护的责任”的倡议赢得的呼声越来越高，并获得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大力支持。早先，安南曾流露过自己的想法：“联合国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如果有什么妨碍其行使这一职责，即使是国家主权，也可以搁置在一边。”[83]

对此，小布什政府的成员有不同的想法，而英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减缓了联合国采纳“保护的责任”的声势。联合国的很多成员国担心，“保护的责任”会成为大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借口。鉴于美国将入侵伊拉克合法化的举措并未被联合国抵制，挪威等国坚持“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挪威及其盟友努力拓展其支持者的基础，比如将发展中世界的重要国家吸纳为“保护的责任”的支持者。2005年，“保护的责任”原则的措辞被联合国纳入了《联合国宪章》的第六章与第八章。当时，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采纳了“保护的责任”原则。自此，通过多边干预倡议使用武力得以合法化，之前这种使用武力的方式曾经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84]

此后，挪威人依然在联合国坚持不懈地努力，“保护的责任”于2009年被嵌入了联合国通过的一个保护平民的框架。[85]奥巴马政府正式采纳“保护的责任”原则，将其作为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86]“保护的责任”已变得具有操作性：在联合国的决议中可以找到相应的实例，例如2008年肯尼亚选举后的暴力事件，以及其后联合国对达尔富尔和利比亚作出的决议。[87]我们并不是说，挪威仅凭一己之力促使“保护的责任”原则被联合国采纳。对此，其他国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证据表明，挪威在政治、知识和政策层面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岁月里，即使“保护的责任”一度在政治上不受欢迎，且被各国采纳的希望渺茫，挪威依然坚定、毫不动摇地予以支持。

在我们提出的三大职能中，第二个职能是监管（custodianship）。霸权的自由主义“变体”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国际经济管理。为人所知的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界定了一个霸权国在充当全球体系的稳定器时，需要完成的一系列经济任务（尽管他实际上并未使用“霸权国”这样的术语）。[88]尽管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并未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对此加以系统的研究，但金德尔伯格对经济大萧条的著述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奠定了基础。自由主义者与部分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先前存在却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结构中，唯有一个霸权国能够维持稳定的交换模式。[89]自由主义者断言，这是因为美国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里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基于商品和服务的自由交换原则，美国确保了交易和金融的规则保持一致。结果，经济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范围上也呈现出广泛分布的态势。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主张。美国经常以“公平贸易”为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违背了自由主义者强调的重要原则。1973年，美国“关闭黄金窗口”，并单方面终止了美元兑换黄金，这撼动了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5)美国凭借其地位，借入巨额外债，时不时实施高通货膨胀率，这样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抵御其经济制裁。[90]美国放松了金融管制，因此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应该用一个更具概括性和启发性的概念来形容美国霸权，那就是“自私自利”。自由主义者宣称美国霸权对于经济增长和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美国的做法不仅是自私自利的，更是错误的。

依据金德尔伯格的说法，自由主义者把美国设想为一个善意的行为体；在大萧条时期及其后，需要由其作为稳定器来提供一系列的公共产品。金德尔伯格的解释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美国霸权的基础已经形成了。对此，苏珊·斯特兰奇作出了一种明显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蓄意违反金融规定的行为，已经削弱了美国管理全球经济的能力。[91]斯特兰奇认为，驱动美国经济政策的是一种长期、系统的努力，即增加收益与推卸成本。可以说，美国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借助一系列软硬兼施（包括美国脱离金本位）的手段，让其主要贸易伙伴持有美元债务，从而转嫁了较为庞大的赤字。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产生了数量空前的公共与私人债务，这一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愈演愈烈，直至2010年这两种债务向相反方向发展，即公共救助计划和公共项目的增加在实质上减少了私人债务。在越南战争和大衰退时期，美国均凭借其地位，破坏了现有全球金融模式的稳定性。[92]中国与日本的投资者曾经资助过美国消费者，现在还在这么做。美国定期充当公共产品的剥削者，而非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国际体系注入巨资，帮助其他国家重建其经济，并为美国的产品创造了市场。在其后的数十年，美国通过借钱，来平衡其贸易赤字或增加其税收，因此，美国并未发挥“最后借款人”的作用。在2008年的危机之前，美国将凯恩斯主义的超支政策与大型公共债务相结合，这导致美国向日本、中国等国家大规模举债。美国的债权国由于对美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而持有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

美国的借贷是以发行美国国债的方式进行的。2011年3月，据美国财政部估计，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达1.16万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债主。至2010年底，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为8 823亿美元。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为4.44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债务总额则高达14.3万亿美元。[93]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借贷的步伐不断加快，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资金被投入到基础设施之中或用于其他形式的投资。至2013年初，美国的债务水平出现了显著增长；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激增至将近5.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负债总额已接近16.5万亿美元。[94]美国指望中国会继续持有这些美国国债，并维持美元的价值，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避免违约，否则就要支付其公共债务。只有美国才能这样举债，其财政预算并未经过多边机构的严格削减，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他国家的政府或私人银行家。美国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负责任兼具不稳定性，远非可以支撑金融体系的“最后借款人”。这样的美国已然成为金融体系的“最后借款人”，而且还是一个愈发不负责任的借款人。

在小布什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与奥巴马政府的第一届任期内，美国尝试对全球经济进行协调。但是，美国遭到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冷落。这三国是八国集团的成员，而八国集团囊括了全球传统上最大的经济体。目前，美国既不领导，也不贷款。如果我们用自由主义者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思想来评价美国的作用，美国不算是一个霸权国。

眼下，无论是好是坏，在没有霸权国的情形下，全球经济体系仍在运转。领导、经济管理与安全规定，都不再是相互关联的。关键的管理职能——提供市场流动性、增强开放贸易模式、市场和货币的稳定，以及增强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因为霸权国的缺失而消失。将这些职能与霸权的概念分离开来，把它们称为“监管”就再合适不过了。

20世纪80年代，市场自由化得益于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激励。随着市场自由化的进程，这些“监管”职能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动态与货币政策，而非国家管控。自由化使多边的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复杂、难处理和低效率。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导致协调货币政策的失败，以及1987年的股市暴跌。[95]如果市场自由化是由双边或多边谈判，或者由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协议发起，那么市场导向的监管仍然是可能的。不过，必须辅之以精心规划的经济政策，明智地利用市场。[96]在本书第四章，我们会探讨这种尝试的可行性。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两种经济发展趋势特别切中我们的主题。第一种发展趋势是全球市场的增长，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模式的衰落，尤其是在西方。相比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政府越来越难以管理经济体，这要归因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解除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化。[97]第二种发展趋势是，老牌的多边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得不足以应对愈演愈烈的市场波动，尽管这一趋势在欧洲的干预下得以减缓（将在第三章中讨论）。作为这两种发展趋势的催化剂，美国已愈发不能指导或控制市场了。那些旨在协调政策的机制，比如七国集团，有证据证明其绝非更加有效。将这个“俱乐部”拓展为二十国集团，反而使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间协作变得更加困难。这些发展趋势增加了道德危机的风险；银行、企业乃至国家（例如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都被视为“大而不倒”。[98]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苏珊·斯特兰奇对于“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6)的忧虑正在变为现实。

这些发展趋势所提供的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美国的行为并不负责任，或者说，美国并未像一个霸权国那样履行其经济职能。[99]通常会与其他亚洲国家合作的中国，正在开始承担一些这样的职能。[100]中国的作用并不是霸权性质的，而是限于经济领域，有助于持续的资金流动性和带动经济增长。[101]中国并未试图获取经济主导权，或者基于中国的当务之急或价值观建立多边机制。中国的战略目标明确，那就是支撑全球经济，这既符合其利益，又能增强其影响力。不过，对于稳定的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而言，中国的有限作用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会在第四章探讨中国呈现出的监管作用。

霸权的第三种职能是赞助（sponsorship），包括执行规则、规范和协议，决策制定过程，以及安全维护以增进贸易和金融。[102]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唯有霸权国才有这样的执行力，因为霸权国在物质权力上具有优势。在他们看来，美国霸权在其他重要的行为体眼中是具有合法性的，美国的领导和执行力有益于全球稳定及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对于这些说法，的确有不少实证的支持，但是，这些来自美国之外的声音，总是出自那些美国盟国的保守派政客，或是个人受过美国恩惠的独裁政权的领导人。在冷战期间，西德的保守派之所以欢迎美国的领导，是为了抵御苏联的权力，并制约其社会民主党对手。在不同程度上，韩国、越南、菲律宾、伊朗、埃及和各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均依赖于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为了确保美国的援助，这些领导人乐于在公开场合说美国想要听到的话。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则把美国的影响力视为倒退，因为美国支持的政权反对民主和人权。

冷战结束以来，对美国领导的诉求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如前所述，对美国的军事、经济倡议的反对则相应地增加了。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一种转变，其形象由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国家。[103]据2007年初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国际体系持不同愿景的国家在数量上明显增加。当受访者被问及哪个国家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加拿大与日本均得到54%的受访者的认可，高居榜首，其次是法国（50%）、英国（45%）、中国（42%）和印度（37%）。[104]据最近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并不认为美国是在为国际社会谋利益。无论美国曾经拥有怎样的合法性，其合法性都已经遭到了明显的侵蚀，比如，全球各地的公众都特别担心美国使用其军事权力的方式。[105]比如，据2012年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除美国外，多数国家的受访者（在印度这一单个案例中是相对多数的受访者）反对美国在国外（尤其是在调查所涉及的各国）使用无人机。[106]

领导权与合法性是紧密相连的，而执行力显然取决于后者。当美国的执行力被视为合法时（例如，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利比亚），国际支持便会接踵而至。有了国际支持，美国才能获得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执行力的合法性的关键不仅在于对威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而且美国需要承诺，会为了谋求共识而制约其军事行动。此外，还需在执行过程中实现协同决策。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为了解放韩国而赢得了支持，入侵朝鲜时则没有获得支持；老布什政府赢得支持是因为要解放科威特，而不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当小布什坚持要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为目标而入侵伊拉克时，他无法赢得北约或联合国的支持。当美国政府在缺乏国际机制支持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就不得不临时拼凑一个联盟，而这样的联盟多半是建立在贿赂与威胁之上的。接下来，美国的地位便出现了陡然的下滑，这些都发生在伊拉克的叛乱爆发之前。

从这些经验中获得的理论、政策教训是直截了当的。对于执行力而言，物质权力是一个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执行力取决于合法性，而合法性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缺乏合法性，那么即便能成功地执行，如同美国的案例，也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甚至可能被视作是为了扩大权势。比如，美国入侵伊拉克就被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舆论视为扩张。这样的认知会损害美国领导的合法性，并使未来的执行变得更困难。

赞助战略可能需要运用威胁或使用武力，而美国则力图达到理论上的预期。自1946年以来，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专业知识和能力，参与的战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英国和法国是例外，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还打了不少殖民地战争。[107]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淡化或忽略霸权的军事要素，更关注经济倡议与软权力。在他们的著述中，暴力隐没在背景之中，而大量的倡议和规则跃然纸上。伊肯伯里断言，尽管美国提供了安全，其对于公然侵略却表现出了非凡的自我约束和克制。[108]然而，从历史记录看，情况并非如此。

安全的执行力是赞助概念的基础。赞助需要加强全球安全及其规则、规范的意愿，或者至少，能够承担这么做的成本。不过，赞助也要求最强大的国家保持克制，不得采取单边行动和先发制人。赞助战略必须响应集体感知的需求，其执行必须获得其他行为体的广泛联盟的支持——最好是获得积极协作的支持。在广泛决策与共识的情境下，赞助战略可以使用物质权力。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所说的那样，赞助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接受动员行动的责任”的意愿。[109]

为什么国家应该成为赞助者？即使一个大国并不想建立霸权，也可能会成为赞助者。一个处于衰落状态的国家，希望通过执行普遍接受的规范，来重新获得原有的地位。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成为赞助者。它可能希望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或威望，这样其他国家会愿意接受该国在其他议题上的领导。一个大国也可能会这么做，或者与其他国家共同成为赞助者，因为大国的领导人认为，维持当前的安排更有利。或许，国家担心发生混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总之，赞助和执行力的动机既可能是自身利益，也可能归因于区域或全球的规范。[110]

自利（self-interest）是政治词汇中一个比较含混不清的术语，却时常被现实主义者援引，用以对任何政策进行事后的解释。现实主义者将自利等同于安全，自由主义者则将其等同于财富，而建构主义者则致力于重构对行为体的不同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们站在建构主义者一边，我们主张行为体的目标因其重要性、框架和追求而各不相同。相应地，我们必须避免将自己的构想强加于领导人或其国家，而应努力理解领导人及其国家如何框定和应用利益的概念。历史说明，在同样的决策精英圈子里，对于利益的诠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人们都不愿在自己的目标中作出艰难的抉择，而决策者也是如此；对圈外人而言，决策者构建的利益会显得自相矛盾，甚至看上去不合理。

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认知是有区别的。对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人来说，霸权与荣誉（timē）相关——霸权是荣誉的奖品。[111]在古希腊，作为成就的奖励，荣誉是以非正式的方式，由古希腊共同体自愿授予的，是否保持荣誉也要经过古希腊共同体的准许，而非通过武力。鉴于斯巴达与雅典在波斯战争期间的贡献，它们获得了荣誉。此外，雅典的荣誉还源自它的知识和艺术成就，这些成就使其被誉为“希腊的学校”（School of Hellas）。霸权需要物质能力，但这些能力必须用来促进古希腊的共同利益。

古希腊人用“archē”这个术语来描述大体基于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统治。众所周知，有关专制统治的例子包括蒙古帝国、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以及冷战时期苏联控制的东欧。当专制者的权力衰落，或是其失去镇压反对力量的意愿时，专制者的灭亡就在眼前。在古希腊的情境下，被征服者和外民族也会向霸主宣誓忠诚。罗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罗马的权力即使衰落了，罗马的统治依然可以再持续很长时间。[112]

霸权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可以被霸权统治下的大多数人接受。一些帝国唤起宗教神话，例如埃及人和玛雅人，而其他帝国，尤其是中国和英国，则是凭借其物质、文化成果所获得的荣誉。从霸权的职能讲，霸权的盟友和臣属必须看到，它们所接受的霸权必须持续地有利于自身的利益。罗马为其内部和外部提供安全保证，通常也会维持当地的神祇崇拜。为了安抚那些被罗马武力征服的人，罗马还会给予他们公民权和市场准入的权力。罗马人非常成功地将其统治合法化，因此他们只要维持相对规模的军事力量，而将大部分的军力部署在帝国的外围，直面帕提亚人与日耳曼部落。在公元1世纪，罗马统治的疆域由不列颠至波斯，平均设置了29个军团，每个军团约有6 000人。[113]英国完成了与之类似的壮举。在帝国的顶峰时期，即19世纪末，英国在全球六大洲都保有殖民地，驻军25万人，辅之以殖民地的地方部队，其中大多是印度人。[114]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训诫，指出利益短期框定的破坏性的实质。雅典为了追求短期的利益而背离了维系雅典霸权的古希腊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古希腊共同体遭到了破坏，而雅典也丧失了霸权，最终灭亡。柏拉图将智慧视为一种自我控制，即用理性制约欲望，借助精神摒弃短期的利益，谋求更长久的利益，以期实现更大的个人成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熟是指能追求更有意义、更长远的目标，并通过合作，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目标。

继古希腊之后，我们引入了一个相似的类比。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国、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支持和维护是出于利己还是利他。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二元问题。我们不如探究一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如何界定利益的。他们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吗（例如，美国在国外大举外债）？或者，他们在行动时是否意识到，自身持久的物质和安全利益已经得到了其赖以维系的全球秩序和规范的最好的支持？这种对利益的理解才是更长远的、更开明、更成熟的，它会引导我们的分析及政策建言。

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凡是履行这些职能的国家，都会因此获得优势，并使整个共同体受益。履行这些职能需要协商、谈判，并达成共识，也反映出强国之间为了获得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与争夺。我们并未建议在全球体系中进行劳动分工，事实上也不应该如此。履行这些职能的决策取决于文化观念、国内政治和国家自利的考量。在一定范围内，强大的行为体通常会尽可能地展示其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强大行为体的资源、它们构建的优先次序，以及它们在其他行为体眼中的合法性。此外，强大的行为体还会受到国内、国际层面的限制与机遇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转向具体的选择——或者说，有关选择的辩论，涉及欧洲（包括欧盟）、中国和美国。我们会发现，这些职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分布于全球，使国家通过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同组合，为秩序与混乱创造出新的可能。当美国第一次试图负起责任却失败的时候，这种情况是预料中的，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选择归因于权力的损失。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其他政治单位日益增长的权力，它们有志于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国家目标（包括福祉）都取决于一个有序的国际体系。

注释

[1]Hans J.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Hans J.Morgenthau, Truth and Power: Essays of a Decade, 1960—1970 (New York: Praeger, 1970): 14—15; Robert J.Myers, “Hans J.Morgenthau: On Speaking Truth to Powers,” Society 29, no.2 (1992): 65—71.

[2]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3]Robert Jervis, “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no.3 (2006): 7—19.

[4]Carla Norrlof, 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9—21.

[5]Christopher M.Dent,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Towards New Analytical Approaches,” in Christopher M.Dent, ed., China, Japan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08), 275—304; Brooks and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28.有关批评的意见，参见Lavina R.Le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Norms, Power and Followership in the Wars in Iraq (London: Routledge, 2010); Ian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Roger Simon,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2); Mark Haugard, “Power as Hegemony in Social Theory,” in Mark Hau-gard and Howard H. Lentner, eds., Hegemony and Power: Consensus and Coerc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2006), 50;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3—284;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18—23.

[7]Simon,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21.

[8]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283—284; Ian Hurd, “Making and Breaking Norms: American Revisionism and Crises of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4, nos. 2—3 (2007): 194—213; Clark,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23—28.

[9]John G.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40;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12.

[10]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283—284; Gerry Simpson, Great Powers and Outlaw States: Unequal Sovereign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urd, “Making and Breaking Norms”;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lark,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23—28.

[11]Robert O.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31;参见David A.Lake,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aked Emperor or Tattered Monarch with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 no.4 (1993): 459—489,尤其是第480页。

[12]Keohane, After Hegemony, 39—40.

[13]Ibid., 136.

[14]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15]Ibid.

[16]Ibid., 3.

[17]Ibid., 6, 8.

[18]Ibid., 2—10.

[19]Joseph S.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9, no.6 (2010): 3.

[20]Ibid.

[21]Ibid.

[22]George Friedman, 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1991).

[23]参见Christopher Layne,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 no.1 (2009): 147—172,尤其是第148页；Aaron L.Frei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no.2 (2005): 7—45;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400; Michael H.Hunt, 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322; Michael Cox, “Is the United States in Decline—Again? An Essa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no.4 (2007): 261—276; 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8)。

[24]Hunt, American Ascendancy, 322; Cox, “Is the United States in Decline—Again?”;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25]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http: //www.whitehouse.gov/nscnss/2010, 43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3).

[26]Hunt, American Ascendancy, 322; Inderjeet Parmar and Michael Cox, eds., Soft Power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Abingdon, England: Routledge, 2010).

[27]Michael Mandelbaum, The Frugal Superpowe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 (Philadelphia, Public Affairs, 2010): 3—8; Roger C.Altman and Richard N.Haass, “American Profligacy and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89, no.6 (2010): 25—34.

[28]Michael Dobbs and John M.Goshko, “Albright's Personal Odyssey Shape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Washington Post, 6 December 1996;马德琳·K.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于1998年2月19日接受《马特·劳尔每日秀》的采访，Daniel Deudney and G.John Ikenberry,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or a Post-Exceptionalist Er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 1。

[29]G.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Wohlforth, eds., Unipola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G.John Ikenberry and Joseph Grieco,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2003); 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G.John Ikenberry, David A.Lak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The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G.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3 (1990): 283—315; Stephen G.Brooks, G.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no.3 (2012/13): 7—51.

[30]Brooks, Ikenberry, and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12.

[31]Geir Lundstadt, The Americ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rles S.Maier, “Alliance and Autonomy: European Identity and US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in the Truman Years,” in Michael Lacey, ed., The Truman Presid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3—298;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omas F.Madden, Empires of Trust: How Rome Built—and America Is Building—a New World (London: Plume, 2009).

[32]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10.

[33]Walden Bellow, Dilemmas of Domination: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5);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Time Warner, 2002); Chalmers Johnson, Dismantling the Empire: America's Last Best Hop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0).有关美国对欧洲内政的干预，参见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Michael Cox and Caroline Kennedy-Pipe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Rethinking the Marshall Pla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 no.1 (2005): 97—134; Michael J.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Alan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1951 (London: Methuen, 1984);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Norton, 1988)。

[34]关于全球参与的各种路径，比如偏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偏弱的外交政策路径典范，参见Steven Weber and Bruce W.Jentleson, The End of Arrogance: America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Idea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5]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即便是霸权稳定论的著名倡导者罗伯特·吉尔平也承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正在逝去；参见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3—175。

[36]关于这一点，可参见Charles P.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no.2 (1981): 242, 248; Simon Reich, Restraining Trade to Invoke Investment: MITI and the Japanese Auto Producers: Cas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2002)。

[37]Andrew Mack, “The Changing Face of Global Violence (Part 1),” in The Human Security Report 20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ttp: //www.humansecurity report.info/HSR2005_PDF/Part1.pdf (accessed 5 February 2013).

[38]Steve Schifferes, “US Names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BBC News, 18 March 2003, http: //news.bbc.co.uk/2/hi/americas/2862343.stm (accessed 5 February 2013); “Biggest Threat to Peace,”Time Europe, 2 June 2003, http: //www.time.com/time/europe/gdml/peace2003.html.

[39]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America's Image Slips, but Allies Share US Concerns over Iran, Hamas,” 13 June 2006, http: //www.pewglobal.org/2006/06/13/americas-image-slips-but-allies-share-us-concerns-over-iran-hama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3).

[40]BBC World Service, “Israel and Iran Share Most Negative Ratings in Global Poll,” 6 March 2007, http: //news.bbc.co.uk/2/shared/bsp/hi/pdfs/06_03_07_perceptions.pdf (accessed 5 February 2013).

[41]Christian Reus-Smit, “Unipolarity and Legitimacy,”未出版的手稿。

[42]BBC World Service, Global Views of United States Improve While Other Countries Decline, 10 April 2010, http: //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pipa/pdf/apr10/BBCViews_Apr10_rpt.pdf (accessed 1 July 2013).

[43]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Global Opinion of Obama Slips, International Poli-cies Faulted,” 13 June 2012, http: //www.pewglobal.org/2012/06/13/global-opinion-of-obama-slips-international-policies-faulted (accessed 17 August 2012).

[44]“BBC Poll: Germany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the World,” 23 May 2013, http: //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2624104 (accessed 29 May 2013).

[45]“World from Berlin: ‘Obama Owes His Allies an Explanation,’”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1 July 2013, http: //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german-press-snowden-affair-and-nsa-eu-spying-revelations-a-908723.html (accessed 1 July 2013).

[46]Layne,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

[47]乐观主义者的例子包括Mortimer Zuckerman, “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7, no.3 (1998): 18—31; Walter Russell Mead, Power, Terror, Peace and War: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in a World at Risk (New York: Knopf, 2004);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US Pr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lliam C.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1 (1999): 5—41; William C.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G.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98—120;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4。

[48]James Traub, “Wallowing in Decline,” Foreign Policy, 24 September 2010, http: //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9/24/wallowing_in_decline?page=0,1 (accessed 27 December 2010); Stephen M.Walt, “The Virtues of Competence,” Foreign Policy, 22 September 2010, http: //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0/09/22/the_virtues_of_competence (accessed 27 December 2010).

[49]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50]Richard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87, no.3 (2008): 44—56; Layne,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有关数据，参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8), http: //www.dni.gov/nic /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accessed 25 May 2013)。有关非美国学者的视角，参见Dilip Hiro, After Empire: The Birth of a Multipolar Worl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9); Giovanni Grevi, The Interpolar World: A New Scenario, Occasional Paper 79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9); Luis Peral, ed., Global Secur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 Chaillot Paper 118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9); Thomas Renard, A BRIC in the World: Emerging Powers, Europe and the Coming Order (Brussels: Academic Press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9); Álvaro de Vasconcelos, “Multilateralising Multi-Polarity II: Between Self-Interest and a Responsible Approach,” in Luis Peral, ed., Global Secur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 Chaillot Paper 118 (Paris: Europea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9), 5—14;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Press, 2008)。

[51]Shirong Chen, “China Defends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Role,” 23 December 2010, http: //www.bbc.co.uk/news/mobile/world-asia-pacific-12069624?SThisEM (accessed 23 December, 2010); Martin Wolf, Fixing Global Finance: How to Curb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有关人权，参见“China Rejects US Criticism of Human Rights Record,” 11 May 2011, http: //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3358081 (accessed 11 May 2011)。

[52]一个凸显的案例，可参见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Union Address,” 25 January 2011, http: //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accessed 29 January 2011)。

[53]Nicholas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 no.4 (1938): 213—236; Edward Hallett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40); Hans J.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8); Frederick Lewis Sc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ern State (New York: McGraw-Hill, 1958).

[54]Hans J.Morgenthau,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mpass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41.

[55]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冷战政策的缔造者了解这一原则，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其霸权初期获得了成功。参见G.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57]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ed Hopf, Peripheral Visions: Deterrence Theor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 1965—199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58]Richard Ned Lebow, The Art of Bargain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Lebow and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chap.6.

[59]Thomas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174.

[60]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61]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no.2 (1993): 44—79; Charles A.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1998): 40—79;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1999): 5—41;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62]冷战证明了权力的某些原型的不相关性。苏联和美国发展了可观的核武库及其投送系统。这些武器是不能使用的。设计这些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一场同归于尽式的超级大国战争，相当于自杀，即便不是全球范围内的同归于尽。核武器旨在威慑另一方。核武器及其投放系统的前沿部署是超级大国的冲突与冷战大为延伸的主要原因。参见Lebow and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chap.13。

[63]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11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158.

[64]Elisabeth Sköns, Catalina Perdomo, Sam Perlo-Freeman, and Petter Stålenheim,“Military Expenditure,” in SIPRI Yearbook 2004,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 //www.sipri.org/yearbook/2004/files/SIPRIYB0410.pdf, 311—313 (accessed 5 January 2012).

[65]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11, 9.

[66]Robert Johnson, “The 2012 Defense Budget Is the Highest since World War II,” Business Insider, 19 July 2011, http: //www.businessinsider.com/2012-us-defense-budget-largest-since-world-war-ii-2011-7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3); Kimberly Amadeo, “FY 2012 US Federal Budget,” About.com, 11 February 2012, http: //useconomy.about.com/od/usfederalbudget/p/US-Government-Federal-Budget-FY2012-Summary.htm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3).

[67]Global Issues, “World Military Spending,” 25 February 2007, http: //www.global issues.org/Geopolitics/ArmsTrade/Spending.asp#USMilitarySpending (accessed 23 February 2012); Christopher Hellman, “Highlights of the Fiscal Year 2008 Pentagon Spending Request,” 5 February 2007, http: //www.armscontrolcenter.org/archives/002239.php (accessed August 2010).

[68]Joseph S.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s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5—11.

[69]参见Joseph S.Nye Jr.,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89, no.6 (2010): 2—14; G.John Ikenber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6), especially 1—18; G.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M.Owen IV,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Primacy: or, Benigni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i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239—259; Thomas Risse, “US Power in a Liberal Security, i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260—283。

[70]Hillary Rodham Clinton,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Redefining America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Foreign Affairs 89, no.6 (2010): 13—24.

[71]Globescan/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Global Views of United States Improves While Other Countries Decline,” BBC Views, 18 April 2010, 7; “BBC Poll: Germany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the World.”

[72]Joel Greenberg, “Israel: Egypt's President Mohamed Morsi Pledges New Peace Efforts,” Washington Post, 31 July 2012, http: //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12-07-31/world/35489115_1_netanyahu-and-peres-president-morsi-peace-efforts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3).

[73]Cf.Calev Ben-David, “Israel Plans Iran Strike; Citizens Say Government Serious,” 15 August 2012, http: //www.bloomberg.com/news/2012-08-14/israel-plans-for-iran-strike-as-citizens-say-government-serious.html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3).

[74]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no.2 (1999): 379—408.

[75]Mark Suchman, quoted i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87.

[76]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81.

[77]Ibid., 387.

[78]Ibid., 400—403.

[79]John W.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80]Stephen D.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81]Steven Radelet, A Primer on Foreign Aid, Working Paper no.92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06), 5.

[82]Simon Reich, “The Evolution of a Doctrine: The Curious Case of Kofi Annan, George Bush and the Doctrines of Preventative and Preemptive Intervention,” in William Keller and Gordon Mitchell, eds., Hitting First: Preventive Force in US Security Strateg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 45—69.

[83]“Secretary-General Reflects on ‘Intervention’ in Thirty-Fifth Annual Ditchley Foundation Lecture,” UN Press Release, SG/SM/6613, 26 June 1998, http: //www.un.org/News/Press/docs/1998/19980626.sgsm6613.html (accessed 3 July 2012); 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2001), http: //www.dfait-maeci.gc.ca/iciss-ciise/pdf/Commission-Report.pdf (accessed 3 July 2012); Simon Reich, “Power, Institutions and Moral Entre-preneurs,” ZEF Discussion Papers on Development Policy 65 (Bon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ZEF], 2003), http: //www.zef.de/publications.htm (accessed 4 November 2005); Bruce W.Jentleson, Coercive Prevention: Normative, Political and Policy Dilemmas,” Peaceworks 35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0), 20.

[84]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Articles 138 and 139, A/60/L.1, 15 September 2005.

[85]Svein Atle Michelsen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SC: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in Armed Conflict,” 7 July 2010, http: //www.norway-un.org/Statements/Archived-Statements/Statements-2010/Security-Council/SC-Protection-of-Civilians-in-Armed-Conflict (accessed 5 June 2013).

[86]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48.

[87]UN Security Council, “Security Council Approves ‘No-Fly Zone’ over Libya, Authorizing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Civilians, by Vote of 10 in Favor with 5 Abstentions,” 17 March 2011, (accessed 16 May 2011); Evans and Sahnou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Mark Leon Goldberg,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Libya,” http: //www.undispatch.com/a-responsibility-to-protect-in-libya (accessed 16 May 2011); Irwin Cotler and Jared Genser, “Liby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New York Times, 28 February 2011, http: //www.nytimes.com/2011/03/01/opinion/01iht-edcotler01.html (accessed 16 May 2011).有关美国视角的分析，参见Bruce W.Jentleso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R2P: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4, no.4 (2012—13): 399—423。

[88]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05.

[89]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73—175;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18—22.

[90]Joanne Gowa, Closing the Gold Wind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Bretton Wood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Fred Block,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182—198.

[91]Susan Strange,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6); Susan Strange,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92]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182—198.

[93]Michael Shedlock, “China Holdings of US Treasuries Revised Up 30%; An Unsustainable Model,” Mish's Global Economic Trend Analysis, 1 March 2011, http: //www.safehaven.com/article/20135/china-holdings-of-us-treasuries-revised-up-30-an-unsustainable-model (accessed 13 June 2011).

[94]“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US Treasury Securities,” http: //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accessed 27 January 2013); “US National Debt Clock,” http: //www.brillig.com/debt_clock (accessed 27 January 2013).

[95]Jude Wanninski, “Crash of 1987: A Case Study,” Polyconomics, 3 May 2002, http: //www.polyconomics.com/ssu/ssu-020503.htm (accessed 14 June 2011); Mark Thoma, “Fasten Your Seatbelts,”Economists View, 13 August 2006, http: //economistsview.type pad.com/economistsview/2006/08/please_return_t.html (accessed 14 June 2011).

[96]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 no.4 (1985): 579—614; Keohane, After Hegemony, 38.

[97]Robert H.Wade, “US Hegemony and the World Ban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9, no.2 (2002): 215—243.

[98]Richard Swedberg, “Capitalism and Ethics: How Conflicts of Interest-Legislation Can Be Used to Handle Moral Dilemmas in the Econom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7, no.185 (2005): 481—492; Paul Blustein, The Chastening: Inside the Crisis that Rocke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Humbled the IMF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J.Bradford DeLong and Barry Eichengreen, “Between Meltdown and Moral Hazar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Working Paper 8443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1).

[99]Carla Norrlof, America's Global Advantage: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6.

[100]Ibid., 2—8.

[101]Kevin Yao, “China Economy to Underpin Global Demand in 2013—CIC,” 26 January 2013, http: //uk.reuters.com/article/2013/01/26/uk-china-economy-growth-idUKBRE90P04T20130126 (accessed 28 January 2013).

[102]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62—63.

[103]Reus-Smit, “Unipolarity and Legitimacy.”

[104]BBC World Service, “Israel and Iran Share Most Negative Ratings in Global Poll,” BBC News, 6 March 2007, http: //news.bbc.co.uk/2/shared/bsp/hi/pdfs/06_03_07_perceptions.pdf (accessed 5 February 2013).

[105]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Obama More Popular Abroad Than at Home, Global Image of US Continues to Benefit,” 17 June 2011, http: //www.pewglobal.org/2010/06/17/obama-more-popular-abroad-than-at-home (accessed 26 September 2011); 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Global Opinion of Obama Slips, Interna-tional Policies Faulted,” 13 June 2012, http: //www.pewglobal.org/2012/06/13/global-opinion-of-obama-slips-international-policies-faulted (accessed 28 January 2013); “BBC Poll: Germany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the World.”

[106]参见Statista, “Public Opinion on US Use of Drone Strikes, by Country 2012,” http: //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33004/global-opinion-on-us-drone-strikes (accessed 30 May 2013)。

[107]参见Mack, “The Changing Face of Global Violence (Part 1),”特别是第28页。

[108]Ikenberry, After Victory, 248, 257—273.

[109]Clinton,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110]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96—105;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4 (1986): 1151—1169.

[111]Russell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halom Perlman, “Hegemony and Arkhe in Greece: Fourth-Century Views,”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trauss eds., 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269—288.

[112]Michael Doyle, Empir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37—45; Barry S. Strauss, “The Art of Alliance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Charles D.Hamilton and Peter Krentz, eds., Polis and Polemos: Essays on Politics, War and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in Honor of Donald Kagan (Claremont, CA: Regina, 1997), 127—140.

[113]参见Graham Webster, The Roman Imperial Army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A.D. (London: Black, 1969); Adrian Keith 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dward N.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特别是第13—16页。

[114]该数据取自1899年的布尔战争前夕。1880年，英国部署了18.6万人，另外在印度驻军6.5万人，在其他国家的驻军要少得多。参见Corelli Barnett, 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 (New York: Morrow, 1970),特别是第272—349页；Byron Farwell, Mr.Kipling's Army (New York: Norton, 1981)。

(1)里奥格兰德河，发源于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流经新墨西哥州中部，流入墨西哥湾，也是得克萨斯州和墨西哥的边界，全长2 897千米。——译者注

(2)该理论强调创新性思考的关键是对问题的重新构造。——译者注

(3)反事实是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却违反现实的情境。——译者注

(4)《南方公园》是美国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动画剧集之一。《每日秀》是美国一档每日播出的讽刺节目。——译者注

(5)美国关闭黄金窗口，即停止向持有美元的外国政府按承诺的每盎司35美元或其他价格兑换黄金。——译者注

(6)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是苏珊·斯特兰奇在一本同名专著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比喻，指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和风险性。斯特兰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恰如一个巨大的赌场，充满了投机和风险，少数赌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则是满盘皆输。——译者注

第三章

欧洲与议程设置

那些文化垂垂老矣。人们缺乏生气。他们任由外来人泛滥……却没有作出回应。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去争取。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2006年，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宾夕法尼亚州保守派领袖集会上的致辞

以上这段话，引自美国前参议员及有望当选的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1)。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美国人对欧洲的看法。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与现实主义者将欧洲看成“小人国”里的一个主题公园。这个主题公园的管理者是一群高傲自负的决策者，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却又虚弱无力，以至于争着寻求美国的核保护，为时数十年之久。许多美国人认为，这些欧洲国家居住着懒散的工人，贫困的移民泛滥成灾，勉力维持放纵过度的福利、假期和退休计划，同时还易受宗教极端分子的威胁。曾几何时，部分欧洲国家凭借物质资源和意志力成为了主导大国和不屈不挠的帝国，可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则两者皆无。

相应地，许多欧洲人认为，有关美国的一切都“有点怪”，而桑托勒姆、茶党(2)和基督教福音派算是美国的缩影。借用一位英国记者的话，桑托勒姆是“一个会行走和说话的化身，象征着美国与欧洲在政治上的鸿沟”，他强调军事权力，煽动文化战争，却对欧洲缺乏了解，甚至连兴趣都谈不上。[1]相比之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算是心直口快：

不要再假称欧洲人与美国人拥有共同的世界观，或者假称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在解答有关权力的问题时，例如权力的功效、道德和诉求，美国和欧洲的观点是泾渭分明的。欧洲正在远离权力。或者说，欧洲对待权力有些许不同，它正在超越权力，进入一个遵循法律、法规、跨国谈判与合作的独立自主的世界。欧洲正在步入一个“后历史”的和平与相对繁荣的乐园，就像康德所说，“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3)变为了现实。与此同时，美国还深陷历史之中，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式”的世界里行使着权力，在这样的世界里，国际法和规则都是靠不住的，而真正的安全、国防和自由秩序的推广还取决于拥有并使用军事力量……它们少有一致的看法，对彼此的理解也越来越少……在论及设置国家的优先议程时，究竟如何确定威胁，界定挑战，塑造和执行外交、国防政策，美国和欧洲已然分道扬镳。[2]

对美国共和党而言，有关欧洲人的最烦人的问题在于，欧洲人广泛地认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共和党人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并以此为据认为，奥巴马更像是一个欧洲人，而非美国人。[3]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的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新罕布什尔州的前任州长与白宫办公厅主任）曾对记者说：“我希望这位总统（奥巴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美国人。”此言引起了轰动。[4]

部分国际关系学者与法学家也对欧洲人发出了类似的诋毁之语。[5]在学院与政府内的现实主义者之中，广泛流传着一种确定无疑的论断——假如欧洲人拥有像美国人这样的强制能力，那么欧洲人便会像美国人一样行事。在这些现实主义者看来，欧洲人既然缺乏能力建立一个发挥制衡作用的联盟，就必须接受按等级划分的关系。[6]众所周知，约翰·米尔斯海默曾宣称，冷战后的欧洲国家太脆弱了，因此部分没有核武器的欧洲国家应努力获得这种武器。[7]

相比而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少了一些说教，显得更加温和，他们将欧洲视为“西方”的一个支柱。尽管如此，据G.约翰·伊肯伯里推断，欧洲人必然会让渡权力，并将其在议程设置上的权威让渡给美国人。美国设置议程、制定规则，甚至会逾越这些议程和规则，而欧洲则必须承受相应的后果。[8]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均认为，没有了权力，欧洲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友好亲善，以及美国在保护欧洲人时的自利考量。[9]欧洲人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自身的地位，并传播那些能够证明这些次优选择的合理性的话语。

美国的决策者倾向于把欧洲的弱点和依赖性诠释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欧盟国家以放弃扩充武装力量为代价，获取了资源以提高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美国的共和党政府与民主党政府曾责备欧洲国家，要求它们增加国防开支，分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削减国防开支。[10]可是，2010年，欧洲的军费开支还是下降了2.8%。欧洲是全球唯一一个军费开支下降的区域，这一势头在2011年也基本未变。[11]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当属英国，而英国与法国在整合军事能力方面的进展甚慢。即便英法两国的军力得以整合，两国的军费开支仍尚不足美国国防开支的20%。英法两国军队在技术上不及美国先进，更缺乏向全球投射军力的能力。假如我们把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军力合并，欧洲的国防开支依然不足美国的25%。自2001年以来，除了英国之外的欧洲各国，国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便趋于下降。美国国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增加了超过50%，绝对值则增长了120%。[12]

对欧洲的批评以这个数据为例，谴责欧洲人“搭便车”。[13]欧洲领导人与记者表示，欧洲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开支与其对威胁的认知是相称的。不同层次的国防开支水平明确展现出，欧洲和美国对于世界和自利概念的不同解读。美国超常规的国防开支也体现出美国的国防承包商的政治影响力。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以及现实主义者都假设，外交和安全政策存在一种正确、客观的路径——国家利益，它是物质能力与物理位置的一种函数。

事实上，国家利益的理念必然会反映文化、历史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经验教训。对过去及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的特征化描述，产生了不同的愿景，而这些愿景对于国家利益以及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的解读是不同的。在美国，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对于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描绘了不同的愿景，至今仍不乏支持者，而这两种愿景的支持者时常会对美国重要外交政策提出质疑。[14]对于美国究竟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有许多种合理的理解，而现实主义者提供的分析则立足于其中的一种理解。现实主义者选择的这种解释，是基于对美国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解读，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解读是有疑问的。[15]更有甚者，有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解读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涉及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与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把美国巨大的权力归因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些制度又反映出美国的价值观，以及传统上对移民、新理念和新做法的开放性。尽管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声称自己是普遍适用的范式，其实它们只是源于对美国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tic）的认识。

批评欧洲的人的错误在于，将所有欧洲国家视为一体。之前我们探讨过，如果将中国与美国这样的国家视为单一的行为体，是不恰当的。它们的政策既不一致，也不连贯，这是因为，政策是支持者投入的产物，而这些支持者的利益与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往往反映了这些行为体之间均势的变化，以及行为体地位的变化。中央政府与外交政策机构还会推行相互冲突的政策，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尽管我们是根据美国的情况作出判断的，但在本书第四章，我们会探讨中国的情况，并以此说明各国的外交政策精英遵循一系列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特定愿景，以及应如何实现或维持这样的愿景。这些愿景映射在学术、新闻的话语中，通常部分这样的话语会在学术、新闻和政策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并因此经常会有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旨在于，这些话语如何才能适用于特定的问题或案例。

中国与美国有各自的中央政府，各自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相比之下，欧洲则是一个区域，区域内有将近50个独立国家和几个准国家。其中，28个政治单位属于欧盟，而欧盟也试图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不过这要取决于其成员国能否达成共识。至于其他的欧洲国家集团，最知名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的外交政策愿景中有许多独具一格且老派的特征。欧盟的大国——诸如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有点边缘化的英国，都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传统。因此，我们不能将“欧洲”或“单一的欧洲”等同于欧洲的自利。

国家的多样性催生了政策偏好的多样化。民意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调查显示，一直以来，相对于其他社会学或人口学的因素而言，欧盟内部的公众舆论通常受居住国因素的影响更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公共优先权，以及与之相应的政策偏好。2010年，在经历全球经济危机两年之后，欧盟中较贫穷国家的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失业。这些民众对未来极度悲观。在其他几个国民普遍富裕的欧盟国家，最要紧的问题是医疗保健。在部分欧盟国家，大多数民众更担忧的是公共债务，而不是恐怖主义。[16]

随着欧盟研究文献的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欧盟正被描绘成一个比其他区域更合乎道德的区域。例如，2012年，欧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本章的结尾会评述相关的文献，但我们对上述说法持怀疑态度。有证据表明，并非欧洲人或欧盟本身比他者更合乎道德。比如，欧洲各国对移民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个问题稍后我们会讨论。[17]在欧洲，民族主义依然昭彰。全球金融危机摧毁了许多欧洲经济体，危机过后，右翼政党已然壮大起来。右翼政党在法国和希腊已处于历史性的高位，甚至使荷兰的政府倒台。在匈牙利，极右翼团体的强大，已经能够攫取权力并着手进行反民主的改革。总体而言，不满情绪在欧洲仍然高涨。至2011年5月，欧洲选民已经把11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赶下了台。因此，那些关于“温和亲切的欧洲”或统一的欧洲之类的见解，很可能被夸大了，有时完全错位的。对于欧洲是什么，乃至欧洲应当怎么做，还有一些与上述看法针锋相对的愿景，这些愿景应当影响欧洲对待邻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路径。

欧洲的外交政策共识

虽然欧洲存在明显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但是每当欧洲在世界发挥其作用，欧盟或其成员国要获得和行使影响力时，欧洲的确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视角。可以说，欧洲在这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要比美国还要多。假如说，美国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关于“什么造就了美国”的相互矛盾的理解之上，那么欧洲的共识则建立在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回应之上，这两次战争几乎摧毁了欧洲大陆的文化和财富，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在欧洲，从葡萄牙一直到俄罗斯的边境，对于美国式现实主义的抗拒几乎无处不在。最重要的例外就是英国保守党的右翼。[18]欧洲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外交政策的替代路径，即强调协商、妥协、共识和外交，而后再使用威胁或使用武力。这种取向不应被视为一种因相对缺乏物质财富而作出的次优的替代性选择。诚然，这种替代路径也不是利他的。这是针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种应对。正是欧洲国家发动了这两次世界大战，而战争的主战场在欧洲，而非北美。在这两次战争中，大约4 000万欧洲战斗人员和平民罹难。

欧洲人的外交政策路径的出发点是：假设使用武力总是适得其反的，因此，使用武力应当作为最后的手段。如果使用武力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加之得到适当的区域、国际组织的支持，那么使用武力将是有效的。欧洲的决策者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但是，为了确保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必须进行自我约束。与美国的决策者相比，欧洲人认为，即便不是与全球相关，本国的国家利益与欧洲共同体的利益也是紧密相连的。在这一点上，欧洲人不像美国人，美国人认定自己有领导权。

对物质权力与政治影响力的关联，欧洲人也与美国人有不同的解读。许多欧洲人认为，权力政治与影响力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对他们而言，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欧洲影响力的上升，西欧也在排斥权力政治。[19]这些排斥权力政治的国家在欧洲和全球赢得了尊重与合法性。我们先前区分的古希腊的“控制”与“霸权”路径，有助于理解欧洲的外交政策路径。在美国，许多人异常眷恋“控制”路径，即单方面设定目标，更依赖于强制力来实现目标，而不是侧重于劝说。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路径，成本日益高昂且无效。相较之下，欧洲的决策者寻求的目标即便不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也会被广泛地理解为欧洲的总体利益。欧盟很少使用贿赂或威胁，而是借助妥协和劝说来寻求共识，这令许多美国人感到困惑。[20]欧盟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功，使得他国产生了跟随欧洲领导的倾向，即使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更好地说明这种外交政策路径的益处。从历史角度看，德国的邻国对它心生畏惧，因为德国曾怀有霸权的野心，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强制力和暴力。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政权在欧洲内外造成了恐惧和敌意。不过，一项全球民意调查显示，联邦德国几乎被公认是没有威胁性且合法的。[21]联邦德国象征着与德国过去的一种决裂；在国内，它已显示出对民主、民权和规范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持续承诺，在外交政策上，它对于欧洲的计划也是如此。它矢志不渝地坚持其有限军事接触和促进人权的原则，其外交政策的执行是通过政治、文化外交以及经济投资、援助。它拒绝参与军事行动，比如其欧洲邻国和盟友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它对区域、多边机制的承诺，使其当前的影响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联邦德国被其他国家普遍认为是一个可行的典型，据201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国家。[22]

德国的战略使其他国家更乐于接受其政策偏好。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都遵循德国倡导的财政紧缩政策，即便这几个国家的多数民众对财政紧缩政策表示不满，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策是通过区域机制实施的。不过，这些财政紧缩政策是劝说、谈判和讨价还价的产物，而不是单边强加的结果。尽管当地居民并不喜欢财政紧缩政策和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但却并未批评决策本身的评议过程。

德国并非唯一的例子。其他欧洲国家和欧盟，愈发坚持其价值观与规范，因为它们已因此而变得更加成功和有影响力。在这些规范之中，最重要的是拒绝使用武力，除非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通常，唯有得到相关区域或国际组织的授权，才可以使用武力。这一规范体现出对“正义战争”（just war）学说的一种理解。欧洲的共识也表现为对议程设置的偏好，这绝不意味着议程设置具有排他性。议程设置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根据涉及的价值观，以有效的能力来设定有关政策问题的辩论，确定由谁参加评议、评议过程的性质，以及被视为合法的选项的影响范围。

依照建构主义者与其他诸多政治研究者的理解，“最大的”或“最强大的”未必意味着“居于主导地位”。[23]并非只有建构主义者意识到了议程设置是一个竞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合法性有助于行为体框定问题，并将其提上日程。成功的行为体会将关注的问题留给别人与自己商议，并倡导与共同价值观相符的政策，以期建立共识。议程设置得益于制度化。获益的表现形式是通过协议、规范、法律，或者正式的组织——这是最为强大的表现。[24]

在欧洲，已有大量关于议程设置的文献。这些文献分析了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国家和欧盟通过多边和区域论坛，谋求一致同意的政策协议。[25]文献研究的实质性焦点在于现实主义者眼中的“软”问题，譬如人权、监管标准和环境问题。[26]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人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努力已经涵盖了更广泛的和重要的经济、安全问题。这些经济、安全问题包括：保护平民、人道主义干预，以及战后的国家建设。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说，在联合国正式通过“保护的责任”原则时，对该原则最为热心的支持者就是欧洲各国政府。作为这一原则最知名的支持者，澳大利亚前任外长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在担任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的负责人时，带头推动联合国采纳该原则作为一项联合国的政策。[27]自从“保护的责任”原则为人所知以来，当政府已无法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与人权时，该原则为多边的军事干预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该原则尚未被正式列为联合国的政策，但它已被广泛辩论和接受，尽管是非正式的，却已被视为多边干预利比亚的正当理由。我们会在第五章讨论对利比亚的干预。虽然欧洲人并非“保护的责任”原则唯一的倡导者，但却对该原则的推广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欧洲在议程设置方面的其他实例还包括：为企业设定劳动力与环保标准，政府合同中的反腐败问题，以及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运动。[28]这几项倡议和“保护的责任”原则，用社会、环境或人权的承诺，来平衡军事和基于市场的考量。在本节中，我们要研究两个案例。其一是全球化的制度化。它挑战的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核心观点，即美国已经设计了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欧洲人已将权力移交给美国人。我们要说明的是，欧洲人能颠覆美国设计的全球化（双边和市场驱动），并代之以一个更正式的、多边的和以规则驱动的结构。

第二个案例是《全球禁止地雷公约》。在这个案例里，我们发现，欧洲人如何限制使用地雷这种20世纪使用最广泛的武器之一。绝大多数国家签署并履行了这一公约。这些国家自愿放弃使用一种廉价、有效的军事装置，即便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不会作出类似的承诺，从而导致放弃使用地雷的国家处于军事上的劣势。从另一个意义来说，该公约也是有效的。它影响了部分未签署该公约的国家的行为，特别是美国。该公约的支持者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一次伟大的成功和未来限制武器的预兆。许多国家最终决定单方面放弃使用地雷这种廉价、充裕的武器装备，这对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

全球化

美国学者将全球化看作一个由美国塑造并为其谋利的进程。许多记者和作家都将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现实并非如此，要复杂得多。全球化已经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种路径是由美国的市场自由化愿景所构建的。其驱动力是一些关键的双边协议、有限的规划和一个基本前提——经济上的“强权即公理”（might makes right）。第二条路径是欧洲式的，表现为多边协议和更加制度化的全球化。这种路径赋予国际组织以重要作用，更容易受到全球化的社会、经济的影响。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利润最终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因为繁荣会向下渗漏惠及众人。相比之下，欧洲式的路径根植于一种更平等的正义理论。[29]

用后一种路径来管理全球化，在欧洲行为体的宣扬与推动下，最终会占据上风。它的成功明显有悖于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美国的理念与权力——硬权力与软权力，以及由此塑造的全球化。自由主义者描述的那个世界，由市场驱动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结构占主导地位，美国人这样安排，宣称是为了获取共同的利益。[30]但是，他们否认存在或需要某种权威的“手”来管理全球经济。[31]这就是伊肯伯里所指的“一个开放、松散的，基于规则的体系”[32]。

照这样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就是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总结概括。后来，这些原则得到了强化，这得益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东欧市场通过“休克疗法”(4)的对外开放，以及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自由主义者强调，美国通过机制进行规则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有益的影响。可是，最初的效果却总是相反的：从服务美国利益的角度看，机制只是加剧了市场的流动性和规则的缺失。就好像当美国总统任命各部门的负责人时，本意只是让他们无所事事或者分解权威的监管结构，比如，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内政部，小布什政府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正如艾儒蔚（Rawi Abdelal）与索菲·默尼耶（Sophie Meunier）所言：

依照普遍的看法，全球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与英国接受了特定的（ad hoc）全球化。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再度国际化。此前，国际化的首个时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终结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采用单边行动、双边压力，甚至多边谈判来推动此次国际化。大型企业通过出口和外包，利用这一刚获得的自由化，因此也强化了全球化进程。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变革，全球化就像不可避免的潮流冲破了国界，没有它，国家的政策倡议就会变得虚弱乏力。[33]

参照自由主义的说法，美国因而能够有效地支撑其良性的霸权，由此推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并将其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34]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引来了一系列的批评。比如，曾经将美国比喻为“超级强权”（hyperpower）的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关注的是，美国为了达成特定的大买卖，就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35]第二类批评者侧重于美国创建全球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只是服务于美国的利益。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大多在为此类机制效力。[36]余下的少数接受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则对美国的偏好表示同情。[37]不过，这些批评者的共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不论好坏，美国已经主导了的市场驱动的进程。

另一种非同寻常的叙事挑战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体系的广泛的特性描述——传统的、不受管制的，且只有松散的管理。在这种替代性的叙事中，在一个受监管的全球经济中，作为议程设置者，欧洲人已经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个受监管的体系有两大助力：其一，自上而下的组成部分，主要通过权威的国际组织，由全球范围内的权威的政治、官僚精英担当；其二，自下而上的倡议，由非政府组织和有社会意识的公司推动，框定出企业可接受的行为。

艾儒蔚和默尼耶注重自上而下的一面，尤其是欧洲决策者成功地阻止美国式的特定的全球化进程。这两位学者认为，欧洲决策者把美国式的全球化转化为一个由欧洲驱动的进程（尤其是由法国驱动），或者称之为“受监管的全球化”（managed globalization）。[38]美国式的特定的全球化的特点在于，忽视了“（各国有）将跨国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加以合法化的需求”[39]。美国版的全球化“带来的自由化缺乏对市场的组织，甚至连监督也没有”[40]。这产生了一种“色拉叙马霍斯式”（Thrasymachean）(5)的正义，即强者的意志不必诉诸合法性的要素。

受监管的全球化与特定的全球化都以自由化为目标，但是存在明显的区别，例如，哲学基础、权威的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影响均不同。在受监管的全球化中，全球化是由管理者、政治家和官僚驾驭，创建法典化的规则，并得到授权机构的支持，而不是像美国式全球化那样依赖于解除管制和制度性的制约。[41]在美国的利益居于主导时，双边协议的回旋空间很小。以欧盟式全球化的运行方式为例，法治是至高无上的，它制约了行为体的行为，即使是最强大的行为体也不例外；决策要经过谈判，协商的成果更有可能产生被社会接受的结果。[42]

不过，欧洲人如何改善全球化，并令其与美国版的全球化不同呢？不足为奇，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据艾儒蔚和默尼耶证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的（多数是）法国官员得到任命——其中多数曾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任职，或者与密特朗政府有关——在国际组织担任要职，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就任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领导人，迈克尔·康德苏（Michael Camdessus）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亨利·沙夫兰斯基（Henri Chavranski）则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颇有影响力的“资本流动与无形交易委员会”（Committee on Capital Movements and Invisible Transactions）的主席。

所有这些均有利于全球经济的自由化。不过，这些精英也直言不讳地倡议，为了全球经济而发展全球规则。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的重要性。在第一个阶段，这些人主张，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并加强该系统的执行能力。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整合，这些精英加以利用和管理，令新自由主义兼容于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民主的社会模式。[43]受监管的全球化的原则已远远超越其法国式的渊源——建立欧洲的共识。为了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欧洲人接受了超国家的规则与司法管辖，并赋予政府监管的责任。[44]

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要建立强大的机制，应基于以下假定，即全球市场需要由推行多边协议的国际机构来进行富有权威性的管理。成立于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关于这一进程是如何在实践中演变的范例。欧盟“强烈支持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解决与贸易相关的纠纷”。这意味着“将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规则法典化，用以举报违规、裁决纠纷，并执行决议”[45]。这些规则能公平地适用于强国与弱国。从战略上看，欧洲人意识到，建立一个有利于这一议程的成功的联盟，能够增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数量，由此稀释美国的影响力。因此，尽管美国担心其潜在的主权损失，以及担忧世界贸易组织对各种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准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数量仍已经增至2013年的158个，其权威也随着成员国的增加而持续地扩大。

欧洲的战略已经奏效：贸易体系已经出现了转变，转向更集中、更制度化，以及规则驱动的方向。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国际机构，负责监督国际贸易的规则，维护自由贸易协定，解决政府间的贸易纠纷，并组织政府间的贸易谈判。该组织的决定是不受限制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违规的国家要受到贸易制裁。[46]一直以来，这种新形式的全球化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一个艰难的谈判进程会导致贸易停滞。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惊愕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便是这样一个缩影。不过，有大量证据表明，贸易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贸易市场也日益趋于规范。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得到公平、有效的应用，说明全球化机制有能力管理最强大的国家，这集中体现在该组织对美国贸易纠纷的处理上。美国曾经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下，赢得了头两件纠纷案，随后在后续的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贸易纠纷案中败诉。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2002—2003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的钢铁关税纠纷案。

小布什与其几位前任不同，他曾公开地批评多边机制。在小布什政府期望联合国批准其入侵伊拉克的计划遭到断然拒绝之后，这种带有敌意的行为变得愈演愈烈。因此，在意料之中的是，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2月拒绝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并单方面地将进口钢铁的关税由1%提升至8%—30%之间。这些新的关税在3年内有效。美国为了解释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将其归因于所谓的美国对外国钢铁进口的补贴激增，实际上是为了赢得国内数个对选举至关重要的州对小布什政府的政治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成员国与美国的其他数个战略合作伙伴免于这些关税，那么征税对巴西、中国、日本、韩国和来自欧洲的大型生产商的影响就更为凸显了。欧盟作出回应，冒着引发贸易战的风险，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并在上述所有这些国家的钢铁生产商的支持下，向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美国。

2003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的关税作出裁定，质疑美国宣称的进口激增。事实上，相反的数据证实，美国的钢材进口事实上已经下降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委员会授权对美国征收有史以来对成员国处以的最大金额的罚款，超过20亿美元。在世界贸易组织裁决的支持下，欧盟还威胁针对美国产品扩大征收关税的范围。面对日益增加的压力，小布什政府撤回了关税，这预示着世界贸易组织在关键的利益问题上，针对一个迄今为止仍聒噪、强大的对手所取得的胜利。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的胜利，是欧洲确保全球规则能够推动贸易实践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贸易并非国际组织尝试此类改革的唯一领域。美国原本可以发起建立国际金融机制，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创立这两个机构时，美国便确保了自己在机构中的地位。在这两个机构成立后的头五十年，它们能令美国有权主宰市场驱动的解决方案。[47]人们通常会给“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起一个绰号——新自由主义税收、汇率、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的一剂“长生不死药”。如批评者所言，这些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财政部的利益。[48]

1995年，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被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此后，该组织开始了重构，在解决强国和弱国对援助政策的需求时，变得更加以规则为驱动和更公平。[49]无独有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脱去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披风，改变完全受其影响的现状。最后，一系列新的企业倡议试图在市场的混乱中建立权威和秩序——都以推动“资本主义的人性化”为名。

这种趋势也体现在“自下而上”的活动中，此类活动聚集于“企业社会责任”(6)（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范畴。在这一领域，欧洲企业一直非常活跃，并经常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假如这些欧洲公司避开那些限制其行为的法律和法规，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它们更偏好基于原则和规范的自愿协议。一家企业的行为准则最能体现出此类协议——一家公司对原则和实践的正式声明。有意思的是，这些行为准则在一些领域行之有效的，在这些领域中，公司、国家、股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交错于各类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影响的非经济问题，其中包括环境、劳动力和就业的平等标准。然而，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成长和发展模式时，可以明确的是，与美国式的全球化相比，绝非只有欧洲的政治家和官僚更偏好受监管的全球化。显然，欧洲的企业也有同样的偏好。

行为准则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目前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符合受监管的全球化的一般概念：由行为准则创建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如何应对市场竞争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尽管此类规则是非正式的。此外，虽有限制与惩戒，但它们终会被取消。行为准则一旦颁布，就为各类利益攸关方（例如，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社交媒体）提供一个评价公司行为的基准。违背行为准则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一家公司自称“绿色企业”，结果被描绘为一个主要的污染者，这会对其知名度和销售额（可以转化为一家公司股票的价格）造成极为有害的影响。

如果行为准则是出于自愿的，那么新的通信技术能够将企业的行为告知消费者，这提升了“点名羞辱”策略的效力。因此，与全球组织由上而下施加的正式规则和程序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行为准则，则是一种由社会构建的非正式规则和程序，是管理全球化的另一种方式。当这些自愿承担的规范强有力时，有助于管理企业的行为。正式的组织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行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欧洲的企业在欧盟、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助、支持并诱导之下，已经走在了前列，致力于制定企业应遵守的广泛规范。除了单纯的贸易问题，欧洲的企业已经广泛拓展了行为准则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例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保护、劳资就业和贸易条件。[50]社会和环境意识层面促进企业行为，欧洲的企业与欧盟都是主要的议程设置者。这并非纯粹的利他主义：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做“良好公民”，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要归因于政府间组织经常讨论的各种战略，其中大部分被欧洲的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所采用。这些实践已经被输出到外国，并体现在企业行为准则不断变化的内容里。

网络的整体效应是，许多世界最大的企业已明显地趋向于欧洲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立场。例如，2002年，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企业对于企业行为准则的重要性、结构、实质和应用的看法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后，企业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区域来划分，而不是依据经济部门来划分的。欧洲企业的行为准则是最广泛和最先进的。它们参考了全球规范，强调全球性协议和公约的重要性，比如，《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条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准则》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等。欧洲的企业行为准则对“利益攸关方”的界定是最广泛的，承认股东、客户、员工、供应商和民众的需求。实质上，欧洲人最关注的是机制，因为机制能够维护法治。在一系列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欧洲企业的排名也一直稳居美国或亚洲企业之上。

与之相比，当时美国企业的行为准则主要是冗长的法律文件。这些文件中的绝大多数关注两个问题，股东权利与免受歧视，因为这两项权利被写入了美国的国内法律。比如，大多数的美国企业认可一个道德规范，是因为该规范得到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授权。[51]平等机会的立法也是增进企业行为准则的内容，大多数的行为准则都提及种族、性别、宗教、民族、年龄或残疾。在美国，只有少数的行为准则引用了非美国的指导原则，而没有行为准则援引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准则》。意料之中的是，美国企业似乎比欧洲企业更喜欢讨论反腐的措施——就好像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符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与欧洲企业相反，美国企业不太可能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或者遵守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国的当地法律——因为这些要素并未被美国的国内法律所强调。

总体而言，2002年的亚洲企业（当时绝大多数是日本、韩国企业）在实质上与欧洲和美国企业存在着诸多差异。与欧美两个区域的企业相比，亚洲企业不太可能有行为准则。如果亚洲企业有行为准则，其行为准则也是简洁而缺乏细节的。它们很少提及全球协议或利益攸关方。它们回避讨论法治、腐败、劳动权利、非歧视等问题，以及在外国遵循其国内法的重要性。与欧美企业相比，亚洲企业强调更多的一点是环境资源与能源，考虑到当时日本和韩国在这两方面正面临短缺，这样的关注点是可以想见的。[52]大体上，仅有少量证据表明，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原则已在亚洲取得了任何的进展。

除了大量关于全球企业的适应能力与所谓的世界性文化的主张，并没有证据表明，企业在管理其社会、环境行为时，已经呈现出一种最佳的实践模式。不过，十年后的情形大有改观，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企业的一种惯例。假如企业没有延伸性、渐进性的行为准则，并且没有采用全球协议的用语，便会成为异类。

简而言之，当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企业行为准则，看起来更像是十年前的欧洲企业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议程的设置者，欧盟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例如，在2001年发布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绿皮书中，欧盟便奠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议程与战略。这值得加以详尽的援引：

企业声明其社会责任，自愿承担超出普通监管、常规要求的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企业都会尊重这些责任和承诺。企业应努力提高社会发展的水平，保护环境，尊重基本的权利，接受开放的治理，并协调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利益以及质量与可持续性的总体方法……企业的这种行为，有助于在企业内部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并基于现有关系开拓出新的领域，例如社会对话、获得技能、机会平等，参与并应对变革。在地方或国家层面，应顾及加强经济和社会的凝聚力，以及健康保护的需要；在更为普遍的全球层面，应关注环境保护与尊重基本权利。[53]

欧盟的目标是制定一项战略，以便在欧洲和全球层面推广这些理念；同时，制定一个政策框架，使企业在其中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欧盟寻求与国际倡议保持一致，形成创新的惯例，提升透明度，并增加评估和验证的可靠性，相关的国际倡议包括：《联合国全球契约》（2000年）、国际劳工组织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1977年／2000年）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2000年）。[54]

为此，欧盟开始了全球活动，公开寻求企业支持上述这些协议。至2006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新的政策立场文件，坚定地支持一项由企业领导的倡议——欧洲企业社会责任联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CSR）。该文件为欧盟确立了八个优先领域，包括在区域、全球层面发展对这些原则的支持。

欧盟对成员国企业的劝说、恳请和诱导战略，辅之以布鲁塞尔的非政府组织的协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签署《联合国全球契约》并认可其中十项企业社会责任的欧盟国家数量在2011年增至1 900多家。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基准也有所斩获：比如，在“欧盟的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中注册的机构数量，从2006年的3 300家增至2011年的4 600家。与全球或欧洲的工人组织签署跨国公司协议（包括劳动标准）的欧盟成员国的企业数量，同一时期由79家增加到140家。最后，在这五年中，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指导原则，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欧洲企业的数量由270家升至850家。在国家层面上，欧盟战略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截至2011年，15个欧洲国家已经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而制定国内政策的框架。

2001年欧盟发布的绿皮书也切实地影响了全球组织的议程。截至2011年，更新版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国际劳工组织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以及《联合国关于企业与人权的指导原则》都涵盖了这份原始文件中所主张的价值观与要点。

这一融合的进程还体现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签署方的国籍上。该协议是关于企业如何最佳地管理全球化效应的最全面、最重要的宣言。它关注社会正义、环境的可持续性、公平的劳动实践以及企业的透明度。2012年，该协议列出了8 000多个参与者，它们来自该协议的135个成员。[55]有469个美国组织正式加入该协议，其中部分是美国最重要的企业，遍布制造业的每个部门——并非单纯的“清洁”产业。[56]亚洲也有显著的代表性：中国有270个参与者，日本有378个，韩国有219个。在“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其他几个国家里，巴西有465个，印度有280个，俄罗斯有57个。实际上，《联合国全球契约》反映出的价值观，最初就是由欧洲人全面地表达出来的——已成为一种被全球各国广泛接受的普遍表述。

美国并无与之类似的全国性的政府框架。美国的各州，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曾试图提出环保倡议，奥巴马政府已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一些零碎议题，例如，新的环保技术的发展。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企业、商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在遵循欧洲的议程方面比政府更加积极。除了签署《联合国全球契约》，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将欧洲议程中的许多层面作为其转变企业实践的奠基石。例如，星巴克对于咖啡公平贸易的关注，以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为代表的美国服装零售商要求其供应商践行公平的劳动实践，美国的石油公司则支持开发可再生能源。在过去的十年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松散的、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中不受制约的市场的叙事，受到全球机制的支持，并在美国的引导下惠及每个人的利益。显然，这样的叙事，是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产物。这种看似善意的观点，与另一种视角相矛盾，后者认为，对全球化的管理可以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实现，并由此减缓了——即便不总是引导——全球市场的影响。

地雷

禁止和清除地雷是议程设置的另一个重要案例，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安全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已将地雷视为国防中的一种重要的军事工具。对地雷的禁令有悖于传统的防御战略与实践，最初遭到了多数武装力量的反对。禁雷的倡导者动员了其他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的广泛参与，其中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和知名人士（比如，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戴安娜王妃在世时发挥了“明星倡导者”的作用。反对者仍然不接受禁雷协议和条约，其中包括一些大国，比如美国。尽管如此，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关键的案例中，这些反对者依然会受到反地雷机制的重大影响。

我们对全球化的案例研究质疑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地雷的案例则向现实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同样有力的难解之题。通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集体的和协调的努力，欧洲人实际上将地雷问题纳入了国际安全的议程。反过来看，美国事实上被一个由不及美国强大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挫败。实际上，欧洲人及其同盟，战胜了直接来自美国的反对。美国反对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和获取地雷。美国还试图建立另一个全球论坛来探讨它更喜欢的议题，却无果而终。从美国的冷漠或被动反应来看，禁雷在美国眼中并不是一个安全问题。美国领导人曾对禁雷的结果怀有浓厚的兴趣，试图设置一个不同的议程，却在与欧洲争夺领导权时落败，并开始拒绝支持禁雷的结果。不过，美国最终反转了自己的许多做法，转而成为禁雷协议最大的倡导者。

现代的根除地雷倡议始于20世纪70年代，得益于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的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对1980年的《常规武器公约二号议定书》（Protocol II of the Convention on Conventional Weapons）产生了影响。该议定书包含了一项针对地雷、诡雷（booby trap）和类似装置的范围广泛的协议，该协议包含了禁止性和限制性的条款。[57]以20世纪90年代为背景，有关禁雷的诸多事件，见证了欧美双方所作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是相互抵消的，比如当欧洲人努力推出一项禁雷条约时，美国人则力图加以阻止。

欧洲禁雷运动的先锋是那些支持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根除地雷倡议的非政府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欧洲非政府组织是国际助残组织（Handicap International，法国）、国际医疗组织（Medico International，德国）与地雷顾问团（Mines Advisory Group，英国）。[58]1992年，这些非政府组织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共同创建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同年，欧盟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在五年内暂停出口反步兵地雷。

欧洲与加拿大设置了禁雷的议程。1993年，国际助残组织说服了法国的密特朗政府，法国宣布自愿放弃出口地雷。[59]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其他非政府组织吸引了欧洲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关注。1994年，加拿大政府于七国集团在那不勒斯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提交了反对地雷的倡议。[60]同年，瑞典政府响应一个名为“瑞典儿童救助会”（Swedish Save the Children，又称Rädda Barnen）的非政府组织的倡议，宣称“一项国际性的对反步兵地雷的全面禁令，是解决使用地雷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唯一方法”[61]。

1995年，比利时成为首个禁止生产、使用、交易或贮存地雷的国家，其后是挪威与瑞士。欧洲之外的国家也加入了禁雷的行列。比如，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拉莫斯（Ferdinand Ramos）坚决地支持禁雷，当时菲律宾的暴乱分子正在用地雷打击政府军。[62]此时，禁雷是一项以禁雷条约为目标的高调宣传的运动，全球的公众舆论也给予了善意的回应。[63]时任加拿大红十字会人道主义法律顾问的伊莎贝尔·达乌（Isabelle Daoust）后来评述道：由于得到了全球的普遍支持，禁雷协议有时被称为“人民的条约”。[64]

1996年，瑞典成立了“瑞典排爆排雷中心”（Swedish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and Demining Center），随后该中心帮助阿富汗、巴尔干半岛国家、柬埔寨、厄立特里亚和斯里兰卡移除地雷。一个名为“人民反雷”（Menschen gegen Minen）的德国非政府组织，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进行了类似的排雷行动。该组织建立了“人民反雷”网络，这是一个互联网论坛，供扫雷专家、救援人员和研究人员交换信息。1997年，英国军方建立了地雷信息与培训中心（Mine Inform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旨在促进有关扫雷的信息流动，并对军事和民间组织进行扫雷培训。

这些举措使禁雷运动变得自信且更加一致。1996年，联合国对《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审查会议回应了法国的要求，通过了地雷协议的修正案。它修正了1980年《常规武器公约二号议定书》，使其适用于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更严格地控制反步兵地雷的使用和转让。[65]国际反地雷运动认为，这一协议还不够充分，只是令其成员更确信，全面的禁雷是必要的。[66]1997年初，戴安娜王妃访问了安哥拉和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莫桑比克，其后表示对全面禁雷的声援，这对国际反地雷运动的努力给予了有力的宣传。[67]禁雷的倡导者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是因为他们能把禁雷从一个军事效用问题，重构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问题。

随着欧盟的发展，更多的国家加入了禁雷运动。1997年，支持禁雷的政党分别在英国和法国执政，而西班牙与意大利也表示支持禁雷。[68]同年5月，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发表联合声明，推动其他欧盟成员国支持禁雷。[69]相继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荷兰、爱尔兰和卢森堡都公开声援禁雷，这使欧洲人在推动禁雷方面的共识在广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70]

这些努力对全球组织产生了吸引力。1997年10月联合国地雷行动处（United Nations Mine Action Service）的创立是一个分水岭，该机构成为联合国反地雷行动的重点。[71]它负责协调联合国内部的排雷行动，并在人道主义危机与维和行动的现场为排雷行动提供协助。1997年，全球的禁雷运动结出了果实。

应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的邀请，许多知名人士、非政府组织和50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齐聚渥太华，“渥太华进程”（Ottawa Process）也因此而得名。阿克斯沃西的目标是，借助“速轨”（fast-track）外交行动来禁止地雷。奥地利提交了原始草案与修改草案，为禁雷的讨论奠定了基础。[72]就在签署禁止转移和生产反步兵地雷的《渥太华公约》前夕，欧盟采取了具有约束力的联合行动。[73]

在禁雷运动的这一阶段，加拿大的干预无疑是很重要的。“渥太华进程”中的一位分析家提出了“反事实”的推断：“如果加拿大没有发起新的外交倡议，恐怕禁雷运动要花数月时间，也可能是数年时间，禁雷活动家才能把这个问题放入全球议程。”[74]不过，欧洲的作用依然凸显，即便不是决定性的。除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之外，禁雷运动的所有会议都是在德国、比利时和挪威举行的。从1997年12月至1999年，共计122个国家签署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在此期间该公约是供开放性签署的。在满足40个国家批准或正式加入的必要数目后，该公约于2009年3月1日生效。[75]

该公约的规定是全面的、不妥协的。地雷被广泛界定为包含所谓的“灵巧”（自失效）地雷以及“迟钝”（不会自失效）地雷。在不超过四年的时间里，各国需要销毁其管辖区或控制区内贮存的所有反步兵地雷。此外，在十年之内，每个缔约国必须清除其控制区内的所有地雷。[76]引人注目的是，该公约的关键条款均使用通用、连贯的用语。

欧洲国家及其盟友在美国的不断反对下达成了禁雷协议。从比尔·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就试图控制禁雷谈判，却以失败告终。美国的要求与欧洲国家及其盟友支持的机制内达成的协议条款无法调和，美国转而另择一个谈判场合，希望谈判能让美国获得预期的结果。美国的努力却被自身的固执己见所妨碍，它希望能获得全面豁免，以便在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部署自毁型地雷。对于批评者来说，美国对普遍性条约寻求特权豁免的实例又增加了一个，而美国的这一要求是不可谈判的。与之类似的是，美国曾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赋予美国军事人员免于起诉的完全豁免权。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美国既是《渥太华公约》最大的反对者，又是其最大的倡导者。虽然美国继续在朝鲜半岛使用地雷，但同时美国又从事着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耗资最多的扫雷计划——美国在物质上有效地支持《渥太华公约》，同时又拒绝批准该公约。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已经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协议，在限制地雷的形式和规模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它支持了多个扫雷计划和受害者援助计划。[77]在美国的越战老兵的施压下，克林顿政府明确地承担起了主导作用。美国宣布，暂停出口地雷，并创建了一个人道主义扫雷计划。[78]许多国家的扫雷援助均来自美国，其中包括阿富汗、柬埔寨、科威特、伊拉克北部、索马里、莫桑比克和萨尔瓦多。克林顿总统曾试图在1994年联合国大会之前争取到禁雷问题的主动权，并呼吁以一切形式消除地雷。时至1996年，克林顿宣布，他将寻求对地雷的全球性禁令，但同时仍要求联合国给予美国豁免权。[79]随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然而，欧洲国家及其盟友，以及越来越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要求，无条件的全球禁雷应被机制化。没有国家可以例外，也不得与少数地雷的大宗生产商进行谈判。

美国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其意在提出一个不同的谈论机制，即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80]美国试图将地雷的主要生产商、出口商和地雷使用者吸引到另一个论坛，从而令“渥太华进程”脱轨。如克林顿所说，裁军谈判会议要在美国的领导下，以渐进的方式谋求对地雷的禁令。[81]虽然美国赞赏“渥太华进程”的努力，但却不愿为了禁雷而令美国的武装部队因此承受不可接受的风险。[82]不过，克林顿的提议及其对美国领导禁雷的主张，都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反而令非地雷生产国和那些吵着抗议的非政府组织愈发地感到不耐烦，就连地雷的主要生产国对裁军谈判会议也不感兴趣。[83]因此，尽管遭到了美国的阻挠，《渥太华公约》还是占得了先机并得以签订。[84]在禁雷问题上，欧洲人与加拿大人的地位，因得到了其他中等国家的支持而提高，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夺取了美国的领导权。

可以预见，裁军谈判会议是失败的。尽管美国公开反对普遍禁止地雷，但它仍然有效地继续赞助自己反对的《渥太华公约》。[85]这一进程包括：美国与《渥太华公约》的主要倡导者协作设立了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扫雷中心（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itarian Demining）；此外，美国还向“排雷和援助受害者国际信托基金”（International Trust Fund for Demining and Victims Assistance）提供关键的配套资金支持，这使其他国家的禁雷资金产生的影响翻了一番。

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在排雷方面的投入具有明显的延续性。美国对全球禁雷计划的援助，由不足2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将近5亿美元。[86]此外，1999—2010年，美国国内的排雷行动援助预算增长幅度超过了150%，达到了1.296亿美元（参见表3.1），占全球排雷支出的四分之一。[87]总体而言，1993—2010年，美国在排雷方面承诺投入的资金超过了10亿美元。

表3.1　美国人道主义排雷行动预算，1999—2010年（百万美元）

年　份

捐　款

1999

81.3

2000

100.6

2001

81.8

2002

76.9

2003

93.0

2004

109.3

2005

95.9

2006

94.5

2007

69.8

2008

85.0

2009

118.7

2010

129.6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Humanitarian Mine Action Budget,” 30 November 2009, http://www.state.gov/t/pm/wra/c12023.htm (accessed 24 June 2012)。

美国利用其排雷行动，转移其因拒绝在“渥太华进程”中签署禁雷公约而招致的广泛批评。[88]美国的排雷工作延伸至全球的每个地区，向超过80个国家提供了排雷援助。[89]它发起了60多个重要的公共和私营的伙伴关系。[90]事实上，自从禁雷法令颁布后，美国的作用就已经凸显了。除了向全球每个区域的国家增加双边援助外，美国还发布权威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在大学、智库、政府与军事部门设立培训计划和信息中心，制作纪录片和宣传活动；并举办教育课程、研讨会和会议。美国在排雷问题上的进展，显示出其推行双轨制政策的本质。2004年2月，小布什政府宣布了新的地雷政策，其中包括：销毁美国军火库中所有的长效地雷；推行一项禁止生产或出口“迟钝”地雷的禁令，同时在2010年之前禁止美军使用“迟钝”地雷。确保每年用于排雷的资金基准线为7 000万美元。[91]

就像之前讨论的全球化案例，地雷的案例不仅对主流的霸权构想的支持者提出了挑战，也对美国在议程设置上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解释欧洲国家及其盟友取得的成功，也无法解释美国未能在关键的国际安全领域实现其明确的目标。[92]现实主义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国家单方面决定放弃战争中的一种低成本的防御武器。[93]在《渥太华公约》签署后的十年，86个国家销毁了库存的地雷，63个国家表示已经没有地雷可销毁了。[94]除了这一外交上的失败，美国还曾动员各方，试图达成一项与其立场一致的最终协议。但是，正如批评者声称的那样，一旦规则和规范约束了美国的行为，它就会想办法用自己的利益来替换这些规则和规范，我们会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95]

比较视野中的欧洲

欧洲的成功说明了我们的论断的正确性，即权力和影响力绝对不是一回事，后者往往需要具有合法性。尤其是议程设置，取决于决策的共识与机制化的进程。议程设置过程可能是令人沮丧地缓慢，甚至是充满苦恼的，特别是对美国人而言，因为他们从小就相信外交政策应该是有力的、动态的和非此即彼的。在我们看来，带动全球体系的既非市场，也不是效仿美国的经济或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欧洲的视点和议程设置，比美国人所知的要更具影响力。

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领导人特别合乎道德，或者受国家利益考量的影响比别人小。接下来的两章要讨论美国和中国。总有一些学者提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叙述，将自己的国家描绘成具有德行、不断前进且稳健审慎。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也不例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已经树立起了一个温和的、国际化的欧盟形象，这种形象与美国现实主义思想的持续集中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6]最近，这一运动得到了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极大支持。2011年，哈贝马斯宣称，欧盟及其宪法的演进堪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样板。[97]

人们不必费力便可找到某个领域，而欧洲在这个领域的政策并不合乎伦理。例如，对于恐怖主义和移民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国家的纪录与美国相比同样是糟糕的。如同在美国一样，恐怖主义和移民问题时常交织在一起。在欧洲的决策者与公众的眼中，对其中一个问题的认同总是与另一个问题胶着在一起。欧盟对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的处置，帮助和支持将潜在的恐怖分子俘虏运送到被称为“黑洞”的监狱，这些问题一直遭受着严厉的批评。对于那些不受管制的移民和避难者，欧盟的回应是：在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倒台之前，将那些被捕的移民与避难者遣送回利比亚的拘留营。之所以特别选择利比亚，是因为它并非多个联合国保护被扣留者人权的协议（特别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缔约国。

在法外引渡问题上，欧盟的成员国也与美国进行广泛的合作，致使许多人因此被囚禁和折磨，此类事件通常发生在波兰和罗马尼亚。[98]据2006年欧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被拘留者遭受无人道、有辱人格的对待，包括酷刑。[99]英国与24个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是欧洲国家，现在可能要面临法律制裁。[100]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规定源于“9·11”事件之后的美国，欧洲各国政府与欧盟并不愿意，或者它们是不知情的帮凶。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政策的许多方面恰恰源于欧洲和欧盟自身。当美国的政策更靠近欧洲时，会出现政策趋同。比如，移民政策是用来威慑恐怖分子的，而针对恐怖主义的政策则是用来驱逐移民的。[101]这些重要的案例说明，欧盟的行为在推动一种不合乎道德的议程。

比较而言，我们认为，议程设置并不总是奏效的。通常，如果愿意为获取合法性而作出牺牲，那么对合法性的需求便是显而易见的。在错误的环境里，即使有能力建立一个共识，也无法确保欧洲的努力不会失败。阿以谈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与殖民主义和大屠杀相关的历史原因，加之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不同派系的阿拉伯人，对于欧洲的任何倡议都没有信心。他们往往把欧洲人视为自私自利者、党派分子和不可靠的闯入者。

尽管如此，我们的主要结论是：欧洲在议程设置上的努力比美国学者所想象的要更加有效。在部分案例中，欧洲的成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微不足道而不予考虑。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在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对此我们会在第四章中展开论述。

注释

[1]Heather Horn, “Rick Santorum Represents Everything Europeans Find Weird about America,” Atlantic, 24 February 2012,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02/rick-santorum-represents-everything-europeans-find-weird-about-america/253553 (accessed 30 March 2012).

[2]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113 (2002),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kagan-20020520.htm (accessed 16 February 2011).

[3]Mitt Romney,引自E.J Dionne, “Obama Moving to Europe,” Real Clear Politics,16 January 2012,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2/01/16/moving_obama_to_europe_112765.html (accessed 25 May 2012)。

[4]Trip Gabiel and Peter Baker, “Romney and Obama Resume Economic Attacks, Despite a Few Diversions,” New York Times, 17 July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7/18/us/politics/romney-and-obama-resume-economic-attacks.html?_r=1 (accessed 17 July 2012).

[5]Philippe Sands, Lawless World: America and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Global Rules from FDR's Atlantic Charter to George W.Bush's Illegal War (New York: Viking, 2005).

[6]参见William C.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no.1 (1999):5—41, especially 7—8。

[7]John J.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1 (1990):5—56.

[8]Kagan, “Power and Weakness.”有关自由主义的不同观点，参见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G.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81, no.5 (2002):44—60,特别是第46, 49, 53页。

[9]Doug Bandow, “The Continent without a Military,” Cato Institute, 25 February 2013,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continent-without-military (accessed 3 March 2013).

[10]2010年，美国的开支达到了6 982.81亿美元。至2011年，美国的开支增加至7 114.21亿美元。“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accessed 2 February 2013)。

[11]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ppendix 4A: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 2001—2010,” SIPRI Yearbook, http://www.sipriyearbook.org/view/9780199695522/sipri-9780199695522-div1-44.xml; http://www.sipri.org/yearbook/2012/04 (accessed 2 February 2013).

[12]Ibid.

[13]Ted Galen Carpenter and Marian L.Tupy, “US Defense Spending Subsidizes European Free-Riding Welfare States,” Daily Caller, 12 July 2010, http://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us-defense-spending-subsidizes-european-freeriding-welfare-states (accessed 2 February 2013); “Gates Assails NATO over Willingness to Share Cos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1—12 June 2011; Stephen M.Walt, “Why Bob Gates Needs a Course in IR Theory,” Economist, 25 February 2010, 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0/02/25/can_you_say_free_rider_problem (accessed 2 February 2010).

[14]Hans J.Morgenthau, 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0).

[15]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16]“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barometer 74 (2011):15.

[17]Ariane Chebel d'Appollonia, Frontiers of Fe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28, table 1.

[18]部分现实主义者表示同意。参见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3 (1990—1991):7—57,特别是第18—29页。

[19]Andrei S.Markovits and Simon Reich, The German Predicament: Memory and Power in the New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Ian Manners,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 no.1 (2008):45—60; Richard G.Whitman, “Norms, Power and Europe: A New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the EU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ichard Whitman, ed., Normative Power Europ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2011), 1—24.有关现实主义者的批判，参见Adrian Hyde-Price,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Realist Critiqu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3, no.2 (2006):217—234; Adrian Hyde-Price, “A ‘Tragic Actor’? A Realist Perspective on Ethical Power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 no.1 (2008):29—44。

[21]“Europe Less, China More Popular in global BBC poll,” 11 May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18038304 (accessed 25 May 2012);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c Opinion,”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index_en.htm (accessed 23 July 2012).

[22]Andrei S.Markovits and Simon Reich, The German Predicament; “BBC Poll: Germany the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the World,” 23 May 2013,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2624104 (accessed 29 May 2013).

[23]See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 9.

[24]See 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0), 50—62.

[25]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no.2 (2002):235—258; Manners,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itman, “Norms, Power and Europe.”

[26]Arlo Poletti and Daniela Sicurelli, “The EU as Promoter of Environmental Norms in the Doha Round,”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5, no.4 (2012):911—932; Richard Youngs, “Normative Dynamic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EU's External Identity,”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2, no.2 (2004):415—435; Charles Parker, and Christer Karlss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Leadership Moment: An Inconvenient Truth?”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8, no.4 (2010):923—943; Richard Black, “US Criticized on 2C Climate ‘Flexibility’ Call,” 7 August 2012, http://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19161799 (accessed 17 August 2012). Karen E.Smith, “The Limits of Proactive Cosmopolitanism: The EU and Burma, Cuba and Zimbabwe,” in Ole Elgström and Michael Smith, eds.,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ncepts and Analysis (Abingdon, England: Routledge, 2006), 155—171; Karen E.Smith, “Speaking with One Voice? European Union Coordination on Human Rights Issu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4, no.1 (2006):113—137.

[27]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 Report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2001). http://www.dfait-maeci.gc.ca/iciss-ciise/pdf/Commission-Report.pdf (accessed 3 July 2012).

[28]Simon Reich, “When Firms Behave ‘Responsibly,’ Are the Roots National or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7, no.3 (2005):289—308.

[29]Rawi Abdelal and Sophie Meunier, “Managed Globalization: Doctrine, Practice and Promis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7, no.3 (2010):350—367.

[30]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Douglas C.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Douglas C.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31]Stephen D.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32]G.John Ikenberry, “A World of Our Making,” Democracy: A Journal of Ideas 21 (2011), http://www.democracyjournal.org/21/a-world-of-our-making-1.php?page=all (accessed 9 July 2012).

[33]Ibid.

[34]“To Paris, US Looks Like a ‘Hyperpower,’” New York Times, 5 February 1999, http://www.nytimes.com/1999/02/05/news/05iht-france.t_0.html (accessed 9 July 2012).

[35]Hubert Védrine, Franc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Fred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Fred Block, “Controlling Global Finance,” World Policy Journal 13, no.3 (1996):24—34; Susan Strange, Mad Money: When Markets Outgrow Govern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36]参见Catherine Weaver, “The World's Bank and the Bank's World: Towards a Gross Anatomy of the World Bank,”提交给国际研究协会年会的论文，24 March 2006, San Diego, 11—12。

[37]Robert H.Wade, “US Hegemony and the World Bank: The Fight over People and Idea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9, no.2 (2002):215—243; Robert H.Wade, “The US Role in the Long Asian Crisis of 1990—2000,” in Arvid Lukauskis and Francisco L. Batista-Rivera,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ast Asian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Tigers in Distress (Cheltenham, England: Edward Elgar, 2001), 195—226; Ngaire Woo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in Rosemary Foot, Neil MacFarlan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92—114; Ngaire Woods, The Globalizers: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ir Borrow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1).

[38]Abdelal and Meunier, “Managed Globalization.”

[39]Ibid., 350.

[40]Ibid., 351.

[41]Ibid., 352.

[42]Ibid., 352—353.

[43]Ibid., 355.

[44]Ibid., 355—356.

[45]Ibid., 357.

[46]“Profil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5 February 2012,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country_profiles/2429503.stm (accessed 8 August 2012).

[47]Robert H.Wade,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American Empir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7, no.2 (2003):77—88.

[48]The term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commonly first attributed to John Williamson in his 1989 report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Re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486 (accessed 5 June 2013).

[49]James D.Wolfensohn, “Foreword,” in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v—vii.

[50]Abdelal and Meunier, “Managed Globalization.”

[51]“Final Rule: Disclosure Required by Sections 406 and 407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http://www.sec.gov/rules/final/33-8177.htm (accessed 10 July 2012).

[52]Reich, “When Firms Behave ‘Responsibly,’ Are the Roots National or Global?”

[53]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romoting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8 July 2001, COM (2001) 366 final,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com/2001/com2001_0366en01.pdf (accessed 11 July 2012).

[54]Ibid.

[55]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UN Global Compact Participants,”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ParticipantsAndStakeholders/index.html (accessed 10 July 2012).

[56]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Participants Search,”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participants/search?business_type=all&commit=Search&cop_status=all&country[]=209&joined_after=&joined_before=&keyword=&listing_status_id=all&organization_type_id=&page=1&per_page=250&sector_id=all (accessed 11 July 2012).

[57]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Protocol (II) on Prohibitions or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Mines, Booby-Traps and Other Devices. Geneva, 10 October 1980,” http://www.icrc.org/ihl.nsf/FULL/510?OpenDocument (accessed 12 June 2012).

[58]三个美国的组织——人权观察、人权医生、美国越战老兵基金会——是其他几个创始成员。

[59]Maxwell A.Cameron, Robert J.Lawson, and Brian W.Tomlin, “To Walk without Fear,” in Maxwell A.Cameron, Robert J.Lawson and Brian W.Tomlin, eds., To Walk without Fear: The Global Movement to Ban Landmin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8.

[60]John English, “The Ottawa Process: Paths Followed, Paths Ahea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2, no.2 (1998):121—132.

[61]Cameron, Lawson, and Tomlin, “To Walk without Fear.”

[62]English, “Ottawa Process.”

[63]Cameron, Lawson, and Tomlin, “To Walk without Fear.”

[64]Isabelle Daoust, Canada's Role in the Ottawa Process (Ottawa: Canadian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Law, 2007); Swiss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Engaging in Non-State Actors in a Landmine Ban: A Pioneering Conference (Ful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Geneva: Swiss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2000), 41.

[65]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Disarmament,” 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28httpPages%29/4F0DEF093B4860B4C1257180004B1B30?OpenDocument (accessed 9 August 2012). See also Stuart Casey-Maslen, “The Context of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Their Destruction (Anti-Personnel Mine Ban Convention),”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18 September 1997, http://untreaty.un.org/cod/avl/ha/cpusptam/cpusptam.html (accessed 9 August 2012).

[66]English, “Ottawa Proces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Ban History,” http://www.icbl.org/index.php/icbl/Treaty/MBT/Ban-History (accessed 17 June 2012);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Protocol on Prohibitions or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Mines, Booby-Traps and Other Devices as amended on 3 May 1996 (Protocol II to the 1980 CCW Convention as amended on 3 May, 1996),” http://www.icrc.org/ihl.nsf/FULL/575?OpenDocument (accessed 17 June 2012).

[67]English, “Ottawa Process.”

[68]David Long,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Ottawa Process to Ban Landmin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9, no.3 (2002):429—446.

[69]Ibid;也可参见Ann Peters,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on the Road to Ban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Washington, DC: Open Society Institute), 15。

[70]欧洲国家的例外是芬兰和希腊，两国认为禁雷与其国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驰。参见Long, “European Union and the Ottawa Process to Ban Landmines”; Peters,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on the Road to Ban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Cameron, Lawson, and Tomlin, “To Walk without Fear”; and Lesley Wexler, “The International Deployment of Shame, Second-Best Response, and Norm Entrepreneurship: The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and the Landmine Ban Treaty,”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 (2003):586—589.

[71]Websi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Mines Information and Training Centre, http://www.army.mod.uk/15462.aspx, and the Electronic Mine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www.mineaction.org (both accessed 27 May 2013).

[72]Long,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Ottawa Process to Ban Landmines,” 434; Casey-Maslen, “The Context of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73]Long,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Ottawa Process to Ban Landmines.”

[74]Julian Davis, The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Public Diplomacy,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and an Unconventional Negotiating Process (Toronto: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2.

[75]Casey-Maslen, “The Context of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76]Ibid.

[7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History of Anti-Landmine Efforts,” 29 July 2003, http://www.policyalmanac.org/world/archive/landmines.shtml (accessed 25 June 2012).

[78]2002年12月，该计划更名为“美国人道主义排雷行动计划”（US Humanitarian Mine Action Program）。

[79]“Landmine Policy,” Transcript, PBS Newshour, 16 May 1996, http://www.pbs.org/newshour/bb/military/land_mines_5-16.html (accessed 10 August 2012).

[80]Cameron, Lawson, and Tomlin, “To Walk without Fear,” 27.

[81]“Transcript: Clinton Remarks on Landmines,” 17 September 1997, http://www.usembassy-israel.org.il/publish/press/whouse/archive/1997/september/wh4918.htm (accessed 10 August 1997).

[82]Ibid.

[83]Cameron, Lawson, and Tomlin, “To Walk without Fear,” 27.

[84]条约的文字内容，参见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http://www.icbl.org/treaty/text/english (accessed 27 May 2013)。

[85]Julian Davis, “The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Public Diplomacy,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and an Unconventional Negotiating Process,” Journal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15 May 2004, http://sites.tufts.edu/jha/archives/836 (accessed 4 February 2013).

[86]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Landmine Monitor 2011 (Geneva: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2011), 52.

[87]有关国际禁雷运动2002年、2003年、2006年和2011年的地雷监控报告，参见http://www.the-monitor.org/。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Is a World Leader in Humanitarian Mine Action,” 30 November 2009,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9/nov/132591.htm (accessed 14 June 2012)。

[88]Wexler, “The International Deployment of Shame”; Stacy Bernard Davis and Donald F.Pat Patierno, “Tackling the Global Landmine Problem: The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 in Cameron, Lawson, and Tomlin, eds., To Walk without Fear, 125—134.

[89]US Department of State, “To Walk the Earth in Safety: Humanitarian Mine Action Funding,” 1 July 2011, http://www.state.gov/t/pm/rls/rpt/walkearth/2011/176627.htm (accessed 18 June 2012).

[90]US Department of State, “Landmines: Maj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22 June 2012, http://www.state.gov/t/pm/rls/othr/misc/52830.htm (accessed 27 June 2012).

[91]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Landmine Policy,” 27 February 2004. http://www.state.gov/t/pm/wra/c11735.htm (accessed 20 June 2012).

[92]Nicola Short, “The Role of NGOs in the Ottawa Process to Ban Landmine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no.4 (1999):481—500; Wexler, “The International Deployment of Shame,” 571. On middle powers,参见Don Hubert, The Landmine Ban: A Case Study in Humanitarian Advocacy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2000)。

[93]参见Richard Price,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Mines Taboo,” in Cameron, Lawson, and Tomlin, eds., To Walk Without Fear, 340—363,特别是第344页；and Kenneth R.Rutherford, “The Evolving Arms Control Agenda: Implication of the Role of NGOs in Banning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World Politics 53 (2000):74—114,尤其是第106页。

[94]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Landmine Monitor 2009 (Geneva: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16—17.

[95]Wexler, “The International Deployment of Shame,” 605.

[96]Manners,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66.

[97]Jürgen Habermas, Zur Verfassung Europas [On Europe's Constitution] (Frankfurt: Suhrkamp, 2011).

[98]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05: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Human Rights (2005),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POL10/001/2005, 35 (accessed 27 May 2013).

[99]Referenced in Council of Europe, Secret Detentions and Illegal Transfers of Detainees Involving Council of Europe Member States: Second Report, 11 June 2007, http://assembly.coe.int/Documents/WorkingDocs/2007/edoc11302.htm (accessed 1 July 2013).

[100]Ian Cobain, “CIA Rendition Report Author Believes UK Could Face Human Rights Court,” Guardian, 7 February 2013,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feb/05/cia-rendition-report-uk-court?INTCMP=SRCH (accessed 27 May 2013).

[101]Chebel d'Appollonia, Frontiers of Fear.

(1)里克·桑托勒姆，1958年5月10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政治家，共和党人。桑托勒姆于1986年获得迪金森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律师工作。1990年，32岁的桑托勒姆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他于1995年到2007年担任参议员，其间，曾被选为参议院共和党议会主席。——译者注

(2)“茶党”是指从2009年4月开始在美国国内兴起的一场运动，参与者抗议失去控制的政府支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以及争议不休的全民医保方案。“茶党”之名，源于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居民为了抗议英政府的“无代表权而征税”，将船上的茶叶倒进波士顿港湾。——译者注

(3)“永久和平”出自18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于1795年发表的一部论述政治法律问题的专门著作《永久和平论》。该书的中心内容是阐明永久和平和国际法问题。康德在书中提出九个命题，表达他的社会进化概念。接着他采取国际条约文件的形式，分作预备条款、正式条款、秘密条款三个层次进行论述。他认为预备条款规定了为建立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常关系开辟道路的条件，包括和平条约签订时不应包含有引起新战争的隐蔽的可能性，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为他国用继承、交换、买卖或让与等手段所侵吞，常备军应完全废止，国债不能用于对外政治斗争的目的，任何国家无权以暴力干涉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任何国家在与别国交战时都不能采用会使在未来的和平条件下建立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敌对行动，如派遣暗杀者、放毒等。正式条款是关于如何保障已获得的和平，包括每个国家的政体应该是共和制，各个国家自愿结成联盟，保障各国的权利，“世界公民”权利等。秘密条款论述只有在法的基础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永久和平。康德的这些以永久和平为指导的国际法思想对后世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律史学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544页。——译者注

(4)休克疗法，指俄罗斯、东欧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特征是急速地和短期性地进行改革。这种方式突然打破了原有经济运行的各种秩序，易导致经济的严重混乱和社会动荡，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0页。——译者注

(5)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是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一位演说家。他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中对他有生动的讽刺性描述。色拉叙马霍斯认为，“强权即公理”，或者说，“正义无他，唯在于强者利益”（justice is nothing other than the advantage of the stronger）。——译者注

(6)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在制定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同时，应尽量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所考虑的是由于企业对社会的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确立适当的伦理来约束公司和社会的关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参见陆雄文主编：《管理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译者注

第四章

中国与监管式经济管理

当前，世界经济的问题部分在于，美国已经放弃（或是被免除）了对世界经济的领导，还没有自愿且令人满意的候选国可以接手取代美国。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1)

中国的再次崛起已成为美国的决策者与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政策备忘录、报纸文章和学术期刊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新兴的“庞然大物”。对于中国再次崛起的后果，分析家存在着明确的分歧。通常，现实主义者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大国，为了自身获益而牺牲他国的利益。它意图主导亚洲，并改变全球经济的规则。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对海外市场和投资依赖性的逐渐增长，而愈发受其抑制与约束。这两种解释都是结构性的，它们忽视了中国文化与历史，以及文化、历史因素会如何影响中国对安全与经济政策的考量。此外，他们还选择性地使用论据。在被引用最多的报纸专栏作家中有一些人——偶尔也是学者，他们只提出那些可以支持其立场的引述和数字，却忽略那些无法佐证其立场的引述和数字。

所幸，知识渊博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时，能够更加公正地运用论据，并对自己的论断持更加审慎的态度，他们的著述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是国际关系学者，而非中国问题专家。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鉴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我们娴熟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在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应用。我们的分析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理论知识以及有关中国的更为详尽的文献。我们的目标是：探究中国外交政策的路径，并通过中国的案例来论述霸权及其替代方案。

从某种程度上说，弄懂中国要比理解冷战时期的苏联要容易一些。在冷战时期，苏联的特点是极端隐秘，官方出版物极少会偏离苏共的路线，而苏联的绝大多数分析家与学者不愿表达自己的观点。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是相对开放的。尽管中国的报纸、各部委、组织和企业与中国的领导层共鸣，但是它们也会发表各种惊人的观点。中国学者在与自己同行打交道时，可以在学术聚会上直言不讳，在私人场合则更是如此。有关中国经济的数据，要比苏联多得多。这为西方的分析家提供了诸多方面的有用信息，例如，中国的军事预算、关于权力结构的辩论、中国的能源短缺，以及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的分析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看法。不可将这些看法视为幼稚的言辞，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洞见，而这些却总是被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忽视了。

不过，我们不能凭信息来解开“中国想要什么”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对于中国国内的这些问题的意见呈现出多样性。可以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的分析家试图推测出美国的目标。中国人得到的答案取决于，他们听到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中的哪个部分。即使是这样，睿智的观察家都明白，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反映出总统的目标、国会的压力与制约，也会体现出不可预知的因素，比如与相关官僚机构的妥协。在多元化方面，中国的情形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会反映出国内不同来源的输入，以及对国际约束和机遇的不同解读。因此，中美两国的分析家，在确认趋势并构建他们所确信的、更有可能的叙事性的预测时，最好能充分地认识到国内或国外事件会令政策产生显著的、未预料到的转变。“9·11”事件对美国产生了这样的启示，对中美两国也产生了其他的政治、经济冲击。必然性是不可能的事，同理，预言也不值得讨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不断更新和修订的信息，作出审慎的判断与预测。

我们心里时刻记着这些注意事项，并对那些分析中国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那些近乎确定的论证，就像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一样，都是在夸大其辞。更为糟糕的情形是，当区域专家分别用那些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范式来解读中国的目标和政策时，他们便陷入了困境。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者假定，他们各自的范式均基于普遍的原则，对世界所有地区具有同等的解释力。我们唯一应当重视的是基于细致实证的分析，即使用中国的资料来源，并依据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来解读数据。

我们提出的论断只是假设，并非教条。我们确信，自己的论断与中国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也认识到，其他的著述也是合理的，而且新论据的出现可能会对我们的论断及任何著述提出质疑。此外，我们也意识到，中国人的视角是多样化的，该国的政策会随着精英层内部的权力转移而发生变化，而这种权力转移则有利于那些不同政策偏好者。

我们有三个出发点，它们对于任何严肃的分析都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个出发点是，要参照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才能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手段。[1]相关的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年和帝国时代的中国历史。当代中国对于新中国时期和帝国时代中国的成败与传统的理解，便是铸成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熔炉。就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分析家与领导人在思考时经常会作历史的类比，用这些类比来制定政策并动员对政策的支持。中国对过去的不同叙事，促进了对安全和经济问题的不同框定，而这些框架与那些内嵌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范式的框架是格格不入的。

另一个出发点是，需要把中国精英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纳入考量的范畴。在此，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对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中国的分析家和领导人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将美国视为一个“焦虑不安的霸权国”（nervous negemon），美国支持中国台湾，将其作为制约日益强大的中国大陆的一种手段。一种不占多数但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台关系”是“相互勾连的同盟”。这一观点强调，美国如果放弃中国台湾这个长期的“盟友”可能会遇到麻烦。美国担心，一旦这么做了，美国会失去可信度。少数分析家坚持从“民主传道士”（democratic missionary）的角度来加以诠释，即美国承诺要维护台湾地区的民主，并借此来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2]这些观点促使其支持者出台不同的对台政策和对美政策。与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分析家和决策者也受到这些观点的影响，通过自己偏好的视角来解读美国所做的大多数事情。

最后一个出发点是中国与外国的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靠的是经济数据及中国对这些数据的评论，毕竟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是本章的首要焦点。此外，我们还借鉴了值得重视的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因为中国的分析家与官员也用其历史解读来自国内外的信息。我们的这本书，主旨是霸权及其替代方案，其中特别关注了全球经济，为此我们会论证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反映出其呼之欲出的监管角色。我们还顺便强调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诚然，关注某个政策领域而近乎排斥其他的政策领域，有刻意之嫌。但是，对于书中的一个章节而言，这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了。本章的主旨是证明我们对中国的监管职能提出的主要论点，如果更详细地探讨中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则会偏离这一主旨。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制定了详尽的“战略”，要凭借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来重构全球政治或经济体系。对此，我们不能苟同。[3]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建立在一种长期的国家自利的概念上的，这一概念嵌入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有证据显示，这些目标与中国对全球体系的支撑是一致的，尽管中国经常为此承担短期的成本。从行为来推断动机，总是会引起麻烦的。我们主张，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外交政策的目标及最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都有一个整体的认识。2002年11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4](2)

我们认为，江泽民的这一讲话，以及其后许多类似的讲话，精确地表明了中国的中期目标：发展经济，保护国家主权，维护与邻国和世界的和平关系，并以和平方式促进两岸统一。中国人通常将其“核心利益”界定为“国体和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许多审慎的现实主义者接受这些主张。[5]他们关心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中国会不会利用和平发展的言辞，让其邻国和西方放松戒备，直到它发展出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再挑战它们呢？[6]并不排除中国使用这种战略的可能，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战略既不符合中国现有的多数行为，也不符合帝国时代的中国积极对其邻国行使影响力时的做法。

在第二章中，我们阐述了古希腊式的“霸权”（hēgemonia）概念，将其区别于“霸权”（hegemony）的现代理念。“霸权”（hēgemonia）一词原本形容的是一种因主导国向共同体提供服务，而被赋予的备受尊敬的地位。霸权赋予主导国以领导权，这是期望它会继续使整个共同体受益。霸权代表了一种“扈从主义”（clientalism）的政治路径：强国获得荣誉，作为回报，强国向弱国提供实际利益。弱国欣然接受自己的劣势地位，以此换取经济、安全利益，以及这种安排对强国所施加的限制。

遵循霸权（hēgemonia）的路线，帝国时代的中国与其多数邻国构建了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下，霸权得到了理论化。我们认为，对于许多当代中国的领导人、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扈从主义”式的霸权已显现为一种样板。它与现代语境下的霸权（hegemony）和权力均势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我们看来，基于“扈从主义”的中国力求巩固有效的区域安全态势。比如，随着中国资源的扩展，它承担了许多监管式的全球经济管理职能（据我们证明，在这一阶段，中国行使的职能是有限的）。如果说霸权被定义为对其他政治单位实现有效的政治经济控制，那么中国的精英层对于全球霸权，或者地区霸权都不感兴趣。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承担着国际经济管理的部分关键性职能，尽管与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美国相比，中国还处于相对不成熟的水平。

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当代的经济、政治现实，将其定位为一个成长的、保守的大国。中国的领导人有意维持全球经济体系，而中国则是目前这一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江忆恩（Alistair Iain Johnson）将中国的特征表述为“维持现状的国家”，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的。[7]中国可能对当前的全球体系不满，不过它主张的所有改变都是边缘性的，而不是革命性的。在国内外，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同时，巩固其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的出口，增加资金、自然资源、技术及其他形式的知识的进口。综上所述，中国的领导人力图避免更尖锐的民族冲突，防止倒退至贫困和政治混乱，并抵御他们所认定的对国家主权的挑战。[8]

中国愿意提供一些经济公共产品，比如海外发展援助、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用以购买外国债券的资金，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么做有益于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不愿向多边组织大量投资，担心这么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或者被卷入那些战略上无关紧要或对中国的利益产生适得其反影响的任务。中国领导人之中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通过多边领导和冒失地使用权力，都无法获得和维持影响力，这一共识与美国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领导人更喜欢将双边与区域的外交谈判和市场机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本章分为五个部分。始于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勾勒出了关键的历史、文化因素，我们确信这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优先考虑事项，以及推进这些目标的适宜手段。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的安全政策。第四部分依据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对自利的理解，分析了中国在全球经济管理中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作用。我们根据分析得出结论：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中国正在全球经济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监管作用。在结尾部分，我们根据已有的分析，回过头来解答有关中国的政策目标的问题。

美国分析家与中国的权力

许多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确定无疑地书写有关中国的“野心”。他们笔下的中国，是日本衣钵的继承人：美国霸权的一个具有威胁性且正在崛起的挑战者。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的经济将很快超过美国。[9]现实主义者与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当前中国的政策诠释为狭隘的利己主义，且与全球范围内谋求稳定的利益并不一致。他们断言，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不但不能提供公共产品，更是许多经济问题的源头，因为它坚定不移地关注出口和经济增长。此外，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自由兑换，它与美元挂钩是不公平的。[10]

最令人苦恼的现实主义者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以约翰·米尔斯海默、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克里斯托弗·莱恩为代表。他们引用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将维护自己的地位——如果必要的话，诉诸战争——并要求改变体系的规则。[11]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忽略了任何能成功证否其论断的证据。他们强调，历史无法指导未来的行为，因为一旦争取霸权的机会显露，计划与目标便会随之改变。[12]意在影响更多受众的记者与政治家以最危言耸听的方式宣扬进攻性现实主义。[13]权力转移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在政策社群中的传统观点。在评估中国迅速崛起为大国的潜在后果时，权力转移理论是主导的参考框架。[14]权力转移理论是新保守主义者的一种信念，例如，就连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这样的温和派也声称：“历史告诉我们，崛起的大国可能会挑起战争。”[15]在她看来，好像这就是事实。

权力转移理论中两个最为突出的构想将战争视为最有可能的结果，但是对于谁发动战争却意见不一。肯尼思·奥根斯基（Kenneth Organski）与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主张，主导国及其支持者通常只会将它们从维持现状中获得的一小部分优势给予崛起国。相应地，崛起国也变得越来越不满，为了打造对自己更有利的秩序而与主导国开战。当不满的挑战者的实力与主导国将近持平时，这样的战争就最有可能在持续时间与规模上趋于极致。当所有大国都对体系的结构感到满意时，秩序就是最安全的。[16]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关注主导国的衰落。[17]为了调整和捍卫体系，主导国必然会作出越来越多的承诺，并超出其能力。帝国的过度扩张“对主导国构成挑战，也为体系中的崛起国创造了机遇”。后者渴望重塑“管理国际体系的规则、势力范围，以及最重要的——领土的国际分配。”[18]主导国把预防性战争当做消除这一威胁的最具吸引力的手段。其实，预防性战争并非唯一的对策。主导国可以减少其承诺，或者通过进一步的扩张来降低其成本。主导国还可以与那些对维护现状有兴趣的国家结成联盟，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达成和解，或者为了安抚挑战者而对其作出妥协。[19]

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与理查德·内德·勒博证实了，没有历史证据可以佐证权力转移理论。[20]他们建构了一个大国战争的数据集，时间跨度由1648年到现在。该数据集显示，崛起国几乎从未攻击过大国，反之亦然。历史上，崛起国得到了大国的容纳和奖励，权力转换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原因。权力转移理论还错误地认为，有一个霸权国家能够在区域或全球层面强加其霸权。自1648年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一个区域体系——更别说强加于国际体系——并控制战争与和平的规则。涉及主导国的权力转换是很罕见的。即使有，也并不像权力转移理论预期的那样，归因于经济增长率渐变的差异。有关此类权力转移，仅有的例子是，在19世纪末，俄国压倒法国，以及美国压倒俄国，但是这两个案例都不涉及战争。

领导国总是渴望获得主导国的地位。它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优势，试图借助进一步的扩张来获取更多权力。通过扩张的权力，它们将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这样的例子包括：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威廉明妮（Wilhelmine）家族和纳粹治下的德国，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可算在内。这些领导国都没有遭到崛起国或大国集团的严重威胁。它们之所以大动干戈，是因为它们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成为更强大的主导国。对力量的洞察，而非弱点与威胁，才是许多（即便不是大多数）超级大国战争的前提条件与动机。

在《国家为何而战》（Why Nations Fight）一书中，勒博使用一个扩展的数据集，借此对国家间战争进行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分析。[21]勒博的论据揭示出了一种冲突模式，与权力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相反。没有霸权时，才会出现大国战争。换言之，霸权并非大国战争的原因。这些战争导致了权力转移，而和平解决则往往会产生新的秩序，这就要凭借领导国之间的共识。支配这些秩序的从来不是单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联盟，而秩序的存续取决于那些负责维护联盟的大国之间的共识。

除了两个显著的例外，领导国通常都成功地避免了其他大国或崛起国的蓄意挑战。一般而言，当小规模的战争升级时，领导国经常会被拖入与其他大国的战争。尽管如此，领导国喜欢与小一些的第三方国家开战，或者与曾经强大当前却严重衰落的大国开战。崛起国将其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其武装部队，并频繁发动扩张战争。在该书讨论的历史阶段，普鲁士、俄国、德国和日本通常会避免攻击领导国，不过，它们的偏好再次指向与较小的第三方国家和曾经强大却趋于衰落的国家交战。当美国还是一个崛起国时，它也符合这一模式，例如美国与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战争。[22]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领导人和媒体总体上未能将权力均势与军事平衡加以区分，这也与权力转移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决策者之间，乃至美国的媒体中，都在讨论中国崛起的权力，担心中国会在并不遥远的某个时刻挑战美国。在2011年的年度报告中，美国国防部发出警告并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重要的武力投射能力，包括潜艇、先进的航空与国防系统（涵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广泛的海军能力，包括航空母舰。[23]在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曾为了增加预算而在很大程度上夸大潜在对手的军事能力与意图。

独立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军力不能反映其潜在的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过去数年中，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但尚不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且远低于美国国防开支的绝对值。中国的物质能力，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让中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重组国际体系，更不用说挑战美国这样的大国。这方面的证据充足。能说明问题的证言出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张太铭（Tai Ming Cheung），他是该大学中国军事技术研究项目的主任，而该项目的资助方就是美国国防部。2013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张太铭认为，中国在发展关键的“破坏性”（disruptive）和“零组件”（component）的军事技术方面作出的努力通常都是失败的。中国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可能会从俄罗斯购买军事技术，借此支撑其在短期至中期内的地位。据张太铭所说，如果俄罗斯在军事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下降，那么向俄罗斯购买军事技术就证明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失败。中国领导人立足长远，把希望寄托在发展其能力，不过依然存在明显和显著的障碍。[24]

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争，那么这样的战争并不是权力转移的结果。更大的风险在于，冲突来自误解，即这样的权力转移已如箭在弦上。权力转移理论可能会自我实现，并产生进一步的自我确证，而历史迄今也未能加以佐证。权力转移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唯一来源。更为普遍的是，现实主义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实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安全话语倾向于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视若真理。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远甚于欧洲。假如美中关系的恶化，只是因为双方都把自己的预期建立在对方如何依据理论行事之上，而它们遵循的理论却缺乏任何的实证支持，这真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位中国学者警告说，中国“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学习崛起国家，例如俄罗斯、日本和德国，以求避免过去崛起国家的错误。美国应该花时间学习以往的主导国如何与崛起国家以和平的方式打交道”[25]。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例如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则显得更加温和，他们认为，霸权战争的可能性会因双方的防守态势而降低，即旨在预先防止夸大的威胁感知，或者预防由其中一国或两国作出的过度反应。不过，格拉泽使用了一种存疑的历史比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像冷战中的美苏关系。基于这一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是和平的，但是这种结果是没有保障的。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相反，格拉泽不相信国际体系产生的基本压力会迫使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冲突。核武器也被太平洋隔开了。合理良好的政治关系会使两国维持高水平的安全，避免出现严重扭曲两国关系的军事政策。美国在东北亚保护其同盟的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使问题变得复杂了。不过，格拉泽强调，依然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继续维持对日本和韩国的核保护，同时也不过分地激怒中国。[26]

毋庸置疑，自由主义者对格拉泽含蓄的乐观给予了善意的回应，尽管他们总是对格拉泽的观点不以为然。其中，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反对格拉泽的历史类比。加勒特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密切且相互依存，不应把美中关系与存在深层问题的美苏关系加以类比。[27]自由主义者对于美中良好关系的期望，建立在数个强化的假设之上。经济发展会进一步扩大中国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迟早会强调通过民主改革实现政体的包容性。依照民主和平论，一个民主的中国将是一个和平的中国。[28]自由主义者认为，即使没有民主改革，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会削弱中国的“侵略”倾向。[29]

自由主义者将现存的国际秩序描绘为一种可以和平地接纳中国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开放性的体系。美国与其他领导国被指望能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秩序之中。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的中国领导人则更偏好适应那些试图颠覆体系的行为所固有的风险，并建立一个更符合中国利益的秩序。[30]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预测均未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分析。

中国的观点

中国分析家、学者和记者不断地挑战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解释。其中，郑必坚宣称，通过他所说的“发展路径”，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到大国地位”。他认为，中国不会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的路，也不会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日本的路，不会像它们那样暴力地掠夺资源，寻求世界或地区霸权。中国更不会跟随超级大国，像它们在冷战时期那样争夺主导权。相反，中国会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全球力求和平、发展与合作。[31]因此，当中国不满现状时，可以在不打破体系平衡的情形下，倡导变革传统。

2007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时殷弘，在《人民日报》的在线论坛上发表了与郑必坚类似的观点：中国无需对西方唯命是从。不过，假如中国拒绝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可能要冒着与其他国家疏远的风险，其中还包括发展中国家。[32]从官方声明来看，这一观点已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会以自愿的方式，并符合自身的利益。[33]虽然，我们必须谨慎地看待这些声明的表面意义，但是，它们的确表明了，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虽对现状不满但却愿意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大体而言，中国对于霸权与均势这样的西方概念是陌生的。当今的中国官员与学者能够理解这些西方概念，只是因为他们熟悉相关的西方文献。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的动机、优先项、目标和实际行为，我们需要把西方的概念本土化成中国政治词汇中的概念。

在中国思想的核心中，权力与影响力的概念存在着区别。帝国时代的中国与其发达的邻国建立了一种“扈从关系”，或称为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在中国与其信奉儒家的邻国的关系中，譬如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中国曾在更遥远的国度进行过短时期的贸易和探险——中国寻求的是一种荣誉，即邻国承认中国在文化上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作为回报，中国给予邻国现实的安全、经济奖励。基于儒家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周边的小国经常将中国的帝国时代视为“文化的全盛时期”或将中国视为“礼仪之邦”。朝贡体系通过授职（investiture）建立了机制化的表象，授职是一种外交礼节——一国向中国派遣使节，接受中国的授职，从而明确表明该国对中国的从属地位。其后，该国的使节需要重申关系、交换信息，并安排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朝贡国需要采用中国的农历，并在与中国皇帝的所有书信往来中使用中国的农历。[34]这些形式的礼敬是对中国文化优势地位的确认，而不是对其政治霸主地位的认可。[35]

中国没有把自己的愿景强加给世界的意图，而是有志于与邻国的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体系——惊人地与古希腊对霸权的理解相似——转变成双方的优势：强国获得荣誉，而弱国则获得保护与贸易优势。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安排鼓励中国秉承其自身形象与受人尊敬的地位。[36]古希腊与中国的体系相似，比如荣誉带来了一系列进行自我约束的规则。

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这种“扈从式”的安排可以解释欧洲与东亚的区域体系在战争频率上的明显差异。由1368年至1841年——从朝贡体系伊始一直到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仅有两场战争涉及中国、朝鲜和日本。除了这些战事之外，这三个东亚国家维持了和平，甚至是友好的关系，而且当它们变得强大时，关系也变得更稳固。和平的关键无疑是中国在文化以及经济、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加之中国不愿以牺牲其“开化的”邻国的代价来开疆扩土。其他国家接受了中国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获益。朝鲜、越南和日本的精英效法了中国的制度、语言和文化习俗，从而促使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且富有成效。[37]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以及国内的许多批评人士似乎为当代中国设想了与帝国时期的中国相类似的角色。比如，从中国寻求与韩国、朝鲜和泰国构建关系的方式中，便可找到证据。如果中国寻求这样的区域主导权，那么其外交政策目标与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完全相容的。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类似的情形也曾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与英国之间。

在帝国时代，中国的两个邻居并未被整合到“扈从式”关系之中：它们分别是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与日本。游牧民族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关系，而中国试图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来对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需要依赖这些游牧民族，因为他们为中国的军队提供马匹，而游牧民族则依靠中国的各种制成品。双方都曾用暴力来强迫对方在贸易上作出让步，而游牧民族更是定期地对中国发起突袭，以攫取货物和女人。从历史上看，双方的权力均势摇摆反复，其间中国曾两度由游牧民族统治。[38]

日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日本拒绝“扈从式”关系，因为它想取代中国，成为天下的中心。在其他著述中，勒博已论证，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日本对中国的钦佩和怨恨是等量的——这揭示出了后发文化的局促不安。[39]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热衷于复制和超越领导国的文化和技术，并宣扬自身的优越性。这是日本与德国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历经数个世纪，日本领导人努力将对中国的适应维持在最小限度，尽管中国能令日本在贸易中有利可图。在19世纪末，当日本的军力强大时，它便力求通过武力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区域的领导国。[40]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为我们的假定提供了证据。中国力图与所有邻国友好相处。相应地，它们也谋求与中国友好相处。尽管中国的权力显著地增长，但其周边地区并没有针对中国的均势行动。[41]

当一国与另一国共享边境时，几乎每个案例中的两国都是存在争议的。这一存在已久的问题是殖民主义的遗产，譬如，地图上的边界线由殖民时代的行政官划定，他们并未真正勘定过边界。20世纪60年代，自中印边界开始，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让步政策来应对边界冲突。在解决领土争端时，中国的让步令其邻国无不受益。作为回报，中国获得了邻国的承认，并要求这些邻国停止支持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武装分子，不再给予这些武装分子任何事实上的庇护。假如武装分子跨过中国边境发起攻击，邻国应赋予中国紧追权。根据这种方法，在中国与邻国的23项领土争端中，有17项得以解决，而中国实际收回的领土不足有争议领土的50%。不过，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错误的情报与民族主义者在印度国会的过度要价，印度回绝了中国作出的所有妥协，并于1962年对中国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国军队在两条战线上决定性地挫败了印军，而后绝大部分回撤到战前的位置。

中国一丝不苟地坚持其与所有邻国的边界条约，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即使是与印度的关系也得以改善。中日两国的争端可能是一个例外，其发端于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Diaoyu Islands）的行动。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就任）的充分支持下，日本罔顾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以及其后的国际法，试图巩固其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42]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言辞争锋多过实际的对抗。不过，日本的民族主义政府使得形势仍令人不安，尽管中国政府相对温和得多，但是也不得不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作出回应。

中美和解与冷战的终结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台海冲突。中国始终致力于国家统一，将其视为一个原则问题，并誓言假如中国台湾宣布“独立”则不惜一战。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台湾“独立”将有损中国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大国抱负。不过，也有谨慎乐观的依据。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台独”运动似乎趋于式微，而非增长。2005年，中国台湾的外来直接投资有70%来自中国大陆，其40%的出口销往中国大陆。旅游交流不断增加，已有超过100万的台商及其家属在大陆安家。时机有利于中国，而中国政府只需顺其自然即可。如果中国遭遇了经济衰退，或者中国台湾宣布“独立”，那么台湾海峡有可能爆发冲突，这会把美国卷入其中，从而可能令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碰撞在一处。[43]

自1949年以来，中国审慎设计的外交政策旨在加强政权的稳定、维持自主并避免霸权的干预，在过去的20年中更是如此。为数不多的诉诸武力的案例，比如1950年在朝鲜半岛、1962年在中印边境，可以说实质上都是防御性的，或者与国家统一有关。唯有1979年与越南的冲突是另一回事。[44]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成为执政党之后，美国曾被视为和日本是一丘之貉——即一个掠夺成性的国家，趁着中国的分裂和相对衰弱，在中国境内进行军事蚕食。在朝鲜战争前夕，中国国内对美国的这种认知是明晰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45]现在，中国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人已不再这样看待美国和日本了。但是，美国或日本的行为都不符合中国人对于“扈从”的传统理解。中国人并不指望美国的行为能遵循他们对“扈从”的传统理解，事实上，中国并未给强大、世故的“蛮夷之国”设定相应的类别。19世纪时，当欧洲列强来到中国时，便产生了一个与之类似的问题。因此，要实现有意义的相互适应，就要求精英对彼此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并为了双方的关系而制定一些彼此都能接受的框架。

在评估中国意图时，另一个有用的考量标准是中国对全球规范的坚持。对于这个问题，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和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对中国和美国进行了详尽的比较评估。他们考量了多个类别的规范，比如使用武力、宏观经济政策、防止核扩散、气候变化和金融监管。[46]他们发现，近数十年来，在所有这些类别的规范中，中国的行为一致性已从普遍偏低，逐步升至更高水平。[47]但是，在所有类别的规范中，中国的行为一致性均无法企及该类别中行为一致性水平最高的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上的立场，尽管有证据显示，中国对朝鲜无核化的观点可能会伴随中国新领导层的出现而改变。[48]在中国的行为一致性较高的领域，比如遵循《京都议定书》，其涉及的成本通常较低。在一些情况下，中国的行为一致性也伴随着高成本。[49]富特和沃尔特认为，一个最重要的例外是宏观政策的监管——相对于之前的中等水平，中国对该领域规范的遵循减少，究其原因是中国国内制约的增加。在其他的经济领域，对规范的遵循已经上升，这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改革者将遵循规范，并将其作为一种使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战略手段。[50]

如果与美国加以比较，中国的案例看上去就更引人注目了。美国一直是规范创新的重要中心，但是，美国遵循规范的记录却是好坏参半。美国屡次单方面地选择使用武力，无视友好国家的武器扩散问题，还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减少赤字的请求。近年来，美国已撤回对其曾经参与塑造的实施金融、气候协议的承诺。总体上说，美国在遵循规范方面的立场的特点是：选择性与不一致。美国对《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的支持，以及对《京都议定书》的阻碍就是一个例证。在美中两国，如果遭遇国内强大的反对（出于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规范的遵循就会发生改变。不过，总体而言，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对规范的遵循已经有所提升。[51]

这样的概观阐明了依据权力和相对权力来分析外交政策时存在的不足之处——没有考虑到外交政策是如何被构想和考量的。它强调了政治精英寻求的目标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精英用以实现目标的适宜手段。正是这些植根于历史和文化教训中的思想，决定了国家如何获得并使用权力。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完全决定政策。针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倡议、回应与调整，以及国家对自身行为的预计后果，外交政策由倡议、回应和调整三部分构成。必须把中国不断演变的政策放在这种更广泛的互动情境下加以分析。

对权力的考量从未超出过“促成因素”与“实现手段”。这并非是要贬低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要是没有非同寻常的经济发展，中国就无法指望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关键的作用。假如中国没有一支由中央控制的军队来维护国家统一并保护国家及其政权，也就不会有如此势头的经济发展。经验丰富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汉斯·摩根索与约翰·赫茨（John Herz）]知道，权力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但是，现代的现实主义者却把权力视为目的，由此推断外交政策目标，这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循环。

虽然外交政策目标不能决定权力，但是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替代的，也就是说，外交政策目标有助于确定应该在哪里投入资源。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军事力量的分析，偏离了靶心。在没有详细分析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和军事开支的轨迹的情形下，有些事实表面上是无可争辩的。中国已经将其部分财富用来提升其军事力量，不过主要是为了应对台湾问题。[52]得以提升的军事力量包括：常规武器与能够跨越台湾海峡的海军舰队。中国既未发展重要的军力投射能力，也没有发展类似美国的高科技、信息化的地面与空中部队。中国海军的长期目标有可能是发展对南中国海的封锁能力，而这与其区域目标也是一致的。

此外，中国的战略项目也屈指可数。在最近数年，中国在升级核力量方面做得很少。估计中国有18枚导弹能打到美国，所有这些导弹都是单弹头导弹。中国的这些导弹都是450万吨当量的“城市毁灭者”，而美国的45万吨当量的导弹则是高精度的多弹头导弹（全称为“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导弹”）。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进行了重大的战略升级。例如，用配有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和更大弹头的三叉戟III型（Trident III）导弹替代了三叉戟I型（Trident I）导弹。(3)如果这些导弹被用来打击中国的导弹发射井，那么更高的精度与更大的弹头使它们更为致命。三枚三叉戟III型导弹各自锁定中国的一个导弹发射井，摧毁所有导弹的几率为99%，杀死的中国人预计少于6 000，且几乎不会产生核爆后的沉降物。[53]

从1989年开始，中国国防支出的年增长率达两位数，其现代化的步伐已加快了。2006年，据外国预测，中国的国防开支介于310亿至900亿美元之间，最为精确的数字应该是44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4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5 180亿美元。2003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是630亿美元，英国为380亿美元。至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6 980亿美元，中国为1 190亿美元，俄罗斯为587亿美元，英国为596亿美元。[54]中国的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高于许多发达国家。2008年至2012年之间，这一比例平均为2%。同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4.7%，与之相比，中国的军费开支只能算是很少的一部分。[55]中国的新航母其实是基于苏联的旧式航母改造而来的，缺少必要的高科技战斗机在航母上起飞所需的“弹射技术”。中国的地面部队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主要是用于国内和保护边境。一些关于中国军事开支的报告表明，军费开支的增长已放缓。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而对于中国军事能力的争议则更为普遍。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从能力来推断意图显然是一种谬误。关于这一判断的真实性，如果还需要更多的事实来证明，只需回顾一下美国曾对苏联作过的推断。

中国的监管作用

2011年夏，鉴于史无前例的美国国债违约危机已若隐若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呼吁美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和政策”。就在洪磊发出呼吁的前一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就表示，该公司可能会降低其对美国国债的评级。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警告说，美国国债的违约将造成“巨大的金融灾难”[56]。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与中国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已经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美国政府债务的增加。[57]中国严厉指责美国在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是明白无误的。全球那些自封的经济领袖的行为方式，使其宣称的经济核心地位与精明审慎变得不攻自破。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专制国家，现在作为美国的主要外国债权人，担心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再度威胁到全球的稳定。稍前的例子是4年前的次贷危机。

不过，在美国，为数过多的学术、政府和大众化文章与报告纷纷指责中国通过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发展援助，以及对宏观经济失衡的完全忽视，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扩大中国的经济权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是被描绘为一种掠夺性的手段，即加强对外贸易，同时为国内采购亟须的原材料。[58]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被描述为，在各种领域中发挥投资的政治杠杆作用，包括正式承认中国渴求的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59]

不可否认，中国的行为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中国是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泰勒·弗拉维尔（Taylor Fravel）认为，与现实主义者的预期相反，“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与维持现状相符，并非修正主义的意图”[60]。如果中国保持着这样的取向，那么我们认为，中国正在兼顾市场和外交，在更广阔的空间承担着监管的角色（尽管还是低度发展的），并在扩大其影响力的同时，避免发生冲突。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中国购买欧洲政府债券，以防止希腊拖欠债务。[61]这仅仅是中国努力支撑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实例，而目前其他任何国家在这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要探讨中国作出的这些努力，例如解决全球失衡、稳定货币、加强贸易和金融的自由规则，并通过发展援助和公共债务融资充当“最后借款人”。这些职能属于全球经济管理的范畴，也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界定的重要职能。

解决全球失衡问题

就像每本经济教科书说的那样，稳定和繁荣取决于能否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维持一种相对的宏观经济平衡。为了让全球经济体系顺利运转，资本的流动必须促进全球贸易与金融。健康发展的全球经济，需要高水平的金融一体化（至少要在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实现金融一体化）、相对公平的经常账户余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平衡），以及与全球兼容的公共和私人储蓄和投资比率。[62]如果不可能实现合理的平衡，势必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补偿或纠正失衡以保持资金的流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投资大量资金以重建欧洲的工业能力。

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元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而美国的经常账户平衡为零或略有盈余。20世纪80年代，美元的这种地位被显著地侵蚀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达到了顶点，高达6%。[63]美国的关键性转变预示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总体而言，1970年至1990年间，平均全球失衡增长了1%。在1990年与2007年之间，平均全球失衡加快了增长幅度，达到平均每年11%。[64]更令人不安的是，账户失衡问题集中出现在特定区域。1994年之后，失衡开始在美国和东亚变得更为明显，其后是欧元区。在美国和东亚地区，平均区域失衡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增长了2.6%，在欧元区增长了1.7%，在世界其他地区只增长了大约1.1%。正因为中美欧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差异的存在，政策讨论总是关注这几个有最大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的国家——即中国和美国。[65]

在许多方面，这些失衡是美国刻意而为的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试图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体之间促成更大规模的金融一体化。其后，美国又试图将新兴市场（例如中国）纳入金融一体化。每当美国的公共和私人净储蓄下滑时，美国就会倡导金融一体化。[66]于是，美国的政策促使其政府和消费者愈发依赖外国资本为其开支提供资金。美国民众及其政府的超支——体现为低个人储蓄率与政府赤字的增加——成为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67]

美国的个人债务的增长是明确的：美国的净储蓄率于1975年达到峰值14.6%，20世纪80年代平均约为9%，世纪之交下降至零。2005年，它更是低至-0.5%。[68]在2005年之前，美国自1933年大萧条的鼎盛时期开始，都没有负储蓄率的记录。随着储蓄的骤然减少，债务却增加了。2005年，全美国的家庭负债（包括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总额达11.4万亿美元。[69]

随着个人债务的增长，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也随之增长。在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结束之后，美国政府的年度赤字规模逐年增大。从2002年的1 862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增至2011年的超过15 000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70]由此，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激增至2011年6月的144 300亿美元。[71]喜剧演员兼社会评论家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并指出，每个美国人都背负了44 500美元的公共债务，大致相同于每个希腊人所背负的公共债务，而希腊正处于预算违约的阵痛之中。[72]据美国国债钟（National Debt Clock）(4)的计算，平均每位美国居民背负的公共债务是46 166.89美元。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每人负债近52 500美元。[73]

第三个指标是美国的贸易逆差，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指标。根据美国统计署的数据，从1969年开始，美国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就开始出现逆差，只有1973年与1975年例外。美国贸易逆差的恶化程度堪比预算赤字。在世纪之交，贸易逆差激增，至金融危机前夕的2006年达到顶峰（参见表4.1）。

表4.1　国际收支平衡（2000—2012年）（百万美元）

年　份

国际收支平衡

2000

-376 749.0

2001

-361 771.0

2002

-417 432.0

2003

-490 984.0

2004

-605 357.0

2005

-708 624.0

2006

-753 288.0

2007

-696 728.0

2008

-698 338.0

2009

-379 154.0

2010

-492 737.0

2011

-559 880.0

2012

-540 362.0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U.S.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9 June 2011,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storical/gands.txt (accessed 28 May 2013)。

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所占比重最大，自1985年以来，每年都在增长，其中只有两年例外。2001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长再度加速（参见表4.2），直至成为一个在美国决策者与政治家之间颇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

表4.2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2000—2012年）（百万美元）

年　份

贸易平衡

2000

-83 833.0

2001

-83 096.1

2002

-103 064.9

2003

-124 068.2

2004

-162 254.3

2005

-202 278.1

2006

-234 101.3

2007

-258 506.0

2008

-268 039.8

2009

-226 877.2

2010

-273 063.2

2011

-495 422.5

2012

-315 053.5

资料来源：US Census, “Trade Goods with China,” http://www.cen 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美国的政策与监管机制的缺失，加剧了美国与中国之间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比如，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旨在吸引外国资金和降低储蓄率的自由主义政策。最糟糕的是，大幅减税政策没有对信贷市场加以监管，而个人信贷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根据乔舒亚·艾森曼（Joshua Aizenman）的估算：

流入美国的资本延长了美国的低储蓄时期，夸大了美国房地产升值的持续时间，并深化了全球危机，尤其是在2007年扩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弱点。美国的金融扭曲表现为，借贷标准日益松弛，例如，零首付（甚至负数的首付）的抵押贷款泛滥。抵押贷款的捆绑和证券化的兴起降低了抵押贷款供应商的“共担风险”（skin in the game），抵押贷款发起银行的业务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即由提供持久的金融中介的风险评估者，变成一种收取佣金的业务。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利润取决于发起的抵押贷款量，而不是抵押贷款的质量（即这些抵押贷款的成功服务）。这些情况加剧了美国低质量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与受制于脆弱性的程度。[74]

美国的决策者一再将中国描绘成迅速增长的赤字的根源，却没有检讨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他们将中国视为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搭便车者”，得益于被抬高的固定汇率，甚至认为，中国的一部分竞争力是靠“窃取”知识产权而获得的。相比美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绝非昙花一现。1990年，中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总和）的2%。2000年，这一比重为4%，增加了1倍。时至2010年，已达到10%。[75]2008年经济大衰退预示着全球失衡背景下的经济衰退，这是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即西方经济的收缩与中国经济的增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最终缩减了消费热潮。2009年，全球实际贸易额下降了12.2%，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点。由于需求的紧缩，全球贸易失衡降低了26%。[76]美中之间的再平衡应运而生，首先是减少美国的需求。其次，增加中国的进口，这是为了回应中国国内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工资和价格的上涨。[77]面对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积极地推动经济再平衡，尽管用世界银行官员的话来说，这一进程明显地对中国蓬勃的出口市场构成威胁。[78]

这种再平衡的进程得到了来自中国的辅助，即中国将焦点转向了提高私人与企业的消费率。美国数十年以来的个人债务模式，与亚洲处于历史新高的个人储蓄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洲的高储蓄率要归因于数个强化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推动了所谓的“预防性储蓄”：购房的高成本、缺少协助病患和老人的社会保障、低生育率，以及高成本的教育。为了适应中国出口的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一储蓄模式开始发生改变，即额外的现金被用于个人消费。以往，受到“延迟满足”（deferred gratification）(5)的美德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消费率很低。[79]中国的私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50.6%下降至2007年的36.4%。

依据马国南与王毅的说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只是许多西方评论人士所说的家庭高储蓄率，而是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与政府储蓄率的合力。[80]中国的个人储蓄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81]在2008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超过了53%，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居民储蓄率，其中像德国这样被称为节俭储蓄的国家，居民储蓄率仅为26%，尚不到中国的一半。[82]据估计，中国企业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低于40%。与之相比，亚洲其他国家的平均比例是55%。如果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平均比例相比，中国企业的消费水平则显得更低了。[83]中国的私人和企业资金是很充裕的。[84]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将这样的“全球储蓄过剩”确定为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85]

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在2011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宣布，提高中国过低的消费率是党的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86]在人口与结构性障碍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消费模式绝非易事。通过贷款、资助和投资来回笼企业和政府的钱，这样更容易办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让中国的消费者花更多的钱，似乎要比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最后借款人”还要困难。宋立刚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正在引起各方关注：将中国国内数百万的农民工合法地城市化。历史上，这些来自农村的移民未经授权就无法获取社会福利资源，因为受制于非法的身份。给予他们合法的居留权，将使预防性储蓄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此举将会导致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大为增长。反过来，这还会提升这些移民的消费水平。[87]

据2013年3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中国的一项经济调查显示，近期中国政府已经因解决这些问题而获益。该调查指出，中国的社会支出大幅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6%升至超过8%。“2008年至2012年，中国政府在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及其他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支出年均增长超过24%。”此外，“至2011年的4年里，家庭承担的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从40%下降至35%，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则上升到97%以上。至于农村的养老金，至2011年，中国60%的县已有实施方案……至2013年，农村养老方面的支出将增加19%”。[88]

2013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指导原则，旨在提高家庭消费和社会支出，并明显降低医疗保健的成本（医疗保健是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此外，国务院还宣布，政府会根据国民的实际居住地颁发居住证，以便城市移民能获得社会服务。这一点与宋立刚的建议是一致的。[89]鉴于中国城市移民的消费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城市移民的庞大数量“代表其在扩大消费方面的巨大潜力”[90]。

将社会改革与对进口的更大关注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再平衡已取得了进展：对外而言，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已大幅度下降，由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降至3%；在国内，近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已大于投资的拉动效应”[91]。因此，这些总数和政策改革凸显了一种与2007年后政府的措辞相符的趋势。

被我们视为问题的另一个来源的中国企业，已开始通过购买外国资产，来减少其庞大的现金储备。我们会在下文详细论述这一发展。

参照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可以了解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2004—2008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平均每年增长了16.5%。尽管欧盟对中国的进口在2009年由于经济危机而陡然减少，但中国依然获得了1 280亿欧元的贸易顺差，并成为欧洲最大的制造品供应商。[92]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充斥着美元和欧元，预计超过了3万亿美元。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回笼其迅速增长的资金，这样才能为全球体系提供更大的流动性。在资金流动方面，中国的努力都集中于购买美国与欧洲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主权债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持有26.1%的美国联邦债务——为11 450亿美元。[93]与5年前相比，中国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的增幅超过了300%。同期，日本增持了以美元计价的美国联邦债务，从6 700亿美元增加至8 823亿美元，不过其在日本持有的债务总额中的比例由32.9%下降至19.9%，这归因于中国大规模地购买美国的联邦债务。[94]至2011年，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占外国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的46%。如果算上通过第三方进行的非官方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据说这种做法常见于中国——中国持有的美国联邦债务，在外国持有的联邦债务中的比重超过了50%。[95]

美国国债的其他主要持有者，比如英国，在2011年上半年开始出售其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国却增持美国国债，其中多数购买是通过第三方进行的。[96]在美国的“量化宽松”计划之下，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仅次于美国政府自身持有的份额。[97]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外国债主。

中国还试图帮助欧洲各国政府应对猝然加剧的金融危机，比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势将发生的债务违约。至2010年，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者共同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贸易额合计5 220亿美元。相比之下，同年中美贸易额为4 568亿美元。与美国人一样，中国认为欧洲经济的崩溃会威胁到其利益。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高级官员经常访问欧洲，公开承诺通过外交手段和购买各种债务工具来支持欧元区。

据中国驻欧盟大使宋哲说，中国担心欧元贬值和欧盟方面进一步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显而易见的目标是，“使我们的投资组合多元化，防范风险，并确保外汇储备的价值”。宋哲承诺，中国政府将购买希腊和西班牙发行的债券，意在稳定欧洲的金融市场。时任西班牙首相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Rodríguez Zapatero）访问中国并会晤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之后，宋哲发表了这一声明。[98]2010年10月，温家宝在访问布鲁塞尔期间宣布，中国近期购买了“大量”债券，其行为堪称欧元区“真正的朋友”。他承诺，中国会“维护欧元区的债务稳定”[99]。此后，温家宝于2011年6月重申，中国会长期支持欧元区的经济体及欧元本身。他说：“一些欧洲国家受到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中国事实上已增持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券，并未减持欧元。我认为，这表明了我们对欧洲国家经济和欧元区的信心”。[100]

这场危机在2009年4月始于希腊，而后蔓延至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这要归因于上述欧洲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银行、私人债主和法国、德国政府持有的这些欧洲国家的债务。面对迅速增长的债务危机，欧盟力图寻找欧洲之外的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来购买那些将要由新设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sation Mechanism）发布的债券，希望以此防止多个欧洲国家政府出现预算违约。[101]中国人言出必行，成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发布的3A级债券的主要购买者。2011年5月，中国购买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发布的大约10%—15%的债券，并在该基金的初次售卖中购买了同等的数额。这些组合的投资总额为15亿欧元。在2011年前几个月，中国购买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债券超过了10亿美元，占发布债券总额的4%—6%。不久之后，在危机的顶点，中国又购买了约36亿美元的债券。[102]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其他亚洲国家的政府在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购买爱尔兰、西班牙和希腊政府担保的债券。[103]虽然难以准确地统计中国购买的欧洲债券，但根据对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统计，2010年末至2011年春，中国在欧元区的投资总额介于1 500亿与2 000亿美元之间。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以英镑计价的资产。[104]毋庸置疑，中国的声明、其对欧元区所传递出的长期承诺的信号，以及其后中国投资者对欧洲债券的购买给金融投资者带来的心理效应，很可能与实际注入的资本是同等重要的。[105]

中国人购买这些债券之后，究竟将如何从中获益？中国人的意图在于，维持中国在欧洲投资组合的价值，这有助于维持欧元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价值。实际上，欧元对美元的平均值在2011年上半年上升了，从1.33美元兑换1欧元，升至1.44美元兑换1欧元。直到2013年初，这个数值仍在上述范围内摇摆。借助许多中国高官访问欧洲的契机，中国与欧洲国家谈判协商了数个重要的贸易协定，并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巩固了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2011年6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德国时，与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建立专门的政府协商，这意味着两国代表将定期会晤，讨论一系列的广泛议题，例如贸易、投资、教育、环境、人权、安全和法治”。与此同时，中国与德国签署了贸易协定，借此巩固其对德国的出口，以及在德国的投资。当德国投诉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时，中国试图加以回避，并用其新杠杆来抱怨德国会见达赖喇嘛的决定。温家宝呼吁“对中国的制度与领土完整的尊重”[106]。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国之所以支持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两国有助于中国获取在拉丁美洲的市场准入和投资机会。[107]随后，2011年夏末，当意大利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威胁时，中国投资了意大利的债券。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朱（Nicholas Zhu）所说：“中国对稳定欧元区所给予的帮助，是一个明确的典范……对中国而言，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它将有助于改善欧洲东道国对中国的看法，将其视为一个在全球共同体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08]

现在，中国时常会把自己对欧洲的金融支持，与更广泛的经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6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中国—欧盟经贸高层对话期间，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欧盟官员。王岐山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中国会购买欧洲的主权债券。同时，他要求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解除对中国的长期武器禁运。前者是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有助于规避欧洲的生产商和政府提出的反倾销主张。[109]尽管美国与欧盟长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默克尔却在一个极为引人关注的时刻宣布，德国将积极推动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110]

一个充斥着中国援助的世界

中国在全球金融中日益增强的监管作用，与其在援助、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领域新兴的作用是互补的。中国一方面购买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以支持成熟的美国、欧洲的经济体，另一方面，自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海外发展援助上的战略拓展为欠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关键的注资。通过对比，表4.3显示，美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在2006年减少了20%，在其后4年只是稍有增幅。[111]

表4.3　美国官方发展援助（2005—2010年）（百万美元）

年　份

援助预算

2005

27 934.74

2006

23 532.14

2007

21 786.9

2008

26 436.78

2009

28 831.34

2010

30 154.29

资料来源：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Query Wizard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atistics,” http://stats.oecd.org/qwids/#?x=1&y=6&f=4:1,2:1,3:51,5:3,7:1&q=4:1+2:1+3:51+5:3+7:1+1:2,24+6: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对外援助是非常难以计算和比较的。美国公布的海外发展援助目标不太明确，有时甚至是模糊的：诸如，和平与安全、投资于民、公正与民主地治理、经济增长和人道主义援助。所幸，美国的海外发展援助在数字上是透明的，只是其中有许多都被归类在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海外发展援助名目下。在2010财政年度，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受援方是阿富汗、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埃及，总共占美国双边援助的50%以上。自2000年以来，这一比重始终在增加。2006年至2010年，用于和平与安全的援助总额增加了约27%，达到1 038万美元。2010年，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21%的援助用于民事安全和军事领域。相比之下，25%的美国援助用于政治和战略援助，34%用于双边发展，13%用于人道主义援助。[112]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不过其援助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用于发展。因此，美中两国在对外援助方面难以比较，唯有在透明度上或可比较。

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我们缺乏可靠的数据。[113]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由一个援助的接受者转变为捐助者。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在数量上激增。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旨在促进各种非军事的目标。中国负责对外援助的部门是隶属于商务部的对外援助司，在很大程度上由对外援助司制定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中国的对外援助形式多样，并非全都有精确的指导方针：例如，补助金计划、零利率贷款、青年志愿者项目和技术援助。在中国商务部的指导下，中国进出口银行使用对外援助预算的补贴，管理政府特许的对外援助贷款计划。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1994年，与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道，辅助政府将发展目标排出优先次序并加以组织。援助不同于商业贸易或直接投资，虽然贸易和投资也使用各种补贴。实际上，目前中国人通常是用他们的公司、材料甚至劳动力，帮助对象国建设基础设施项目，而非简单地发放资金、食品或其他援助资源。[114]

通常，中国的海外发展援助具有高度的战略性，意在促进与发展中市场的贸易，扶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确保获取自然资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出口”中国的劳动力。从中国进口的低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有多种自然资源。[115]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的海外发展援助优先提供本土的劳动力。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像美国那样，以武器或政治项目（例如民主促进）的形式提供援助资金。不过，并无证据表明中国卖给利比亚的武器是其海外发展援助预算的一部分。除了实现直接的经济目标，中国海外发展援助“没有附加条件”，且利率低于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加其在那些亟缺资金国家的影响力。

中国援助与贷款的巨大热潮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受到欢迎，为中国赢得了善意。德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äutigam）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与无息贷款通常会促进广泛的外交目标，而中国进出口银行优惠的对外援助贷款则配合外交、发展和商业目标……与此同时，中国还借助优惠的信贷，向能偿还贷款的信誉好的国家出口商品和服务，或者向那些信誉不够好的国家提供可由银行担保的项目。”[116]中国政府并未使用标准版的世界银行报告准则来诠释其援助，而且其提供的宽泛的援助和贷款也不完全符合对援助的严格定义。这样一来，既难以将中国的对外援助与他国作比较，也往往导致对其的夸大估计。[117]尽管如此，如表4.4所示，1995年至2005年中国的海外发展援助呈现出缓慢但不容置疑的绝对增加。

表4.4　中国海外发展援助支出（1995—2005年）（百万美元）

年　份

援助总额

1995

682.4

1996

793.3

1997

923.4

1998

1 079.8

1999

1 318.8

2000

1 588.7

2001

1 890.3

2002

2 205.3

2003

2 465.0

2004

2 848.7

2005

3 393.0

资料来源：由郑纪（Ji Jeong）从多个数据来源汇编而成，并由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提供给本书作者。

在2005年，中国似乎已从一个受援国变为了援助国。同年，中国的海外粮食援助增加了260%，成为全球第三大粮食援助国。[118]由于中国难以维持这样高水平的粮食援助，援助占预算的比重很快下降了。对外援助象征着中国意在将其涉及广泛的外交政策与不同的援助项目联系起来，继而增强其影响力。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海外援助方面出现了第二次回升。2009—20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至少向外国政府和企业贷款1 100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世界银行的贷款额为1 003亿美元的援助贷款。[119]中国的发展援助十分重要，以至于世界银行想方设法与中国合作，以“避免在贷款问题上出现竞争升级的态势”[120]。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通常提供比世界银行更优惠的条件，比如，不太关注劳动标准或人权，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是可以想见的。至2013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贷款多于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总和。[121]

中国许多援助是以投资贷款的形式，而非人道主义援助。也就是说，这些贷款要绑定购买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并经常雇用中国的劳动力。这些贷款至少部分是以人民币计价的。例如，2011年国家开发银行对委内瑞拉的一项贷款旨在改善基础设施。该项贷款一半以人民币计价，另一半以美元计价，在偿还贷款时则用石油。[122]该项贷款巩固了中国从委内瑞拉获得的日益增长的石油供应，并加强了中国与该国的关系。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正处于最紧张的时期，因为查韦斯及其祖国不仅苦于信贷紧缩，还挑战其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的主导权。[123]无独有偶，2009年，中国向巴西的国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放贷100亿美元，合同中就包括长期的石油供应。

中国在各大洲都很活跃。2010年，为了将对外援助与投资、能源政策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二大能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斥资71亿美元购买了位于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40%的股权。[124]在阿尔及利亚，中国资助了该国的建筑与基础设施发展。2010年，50家中国企业获益于贷款合同，合同金额高达200亿美元。在十年内，中国与阿尔及利亚两国间的贸易额由2亿美元攀升至45亿美元。中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利益在于，便于获取其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此外，中国向阿尔及利亚出口劳务，经常在援助合同中规定聘用中国劳工。比如，在阿尔及利亚有3.5万名中国工人，而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人是该国所占比重第二大的外来人口，仅次于法国。[125]这种对外普遍出口低技能劳工的政策，是中国海外发展援助战略的一个重要而低调的部分。曾有一位时常与中国官员接触的商人告诉本书的一位作者：“政府高官总是担心，独生子女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人口庞大的问题。假如中国只能承载9亿人口，而实际人口超过了13亿。对于无法承载的人口，究竟该怎么办？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向全球其他国家出口劳务，类似于以低成本出口产品。”[126]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中国对外援助计划的优点与不足最为凸显。通常，中国的援助是“绑定”开支的，这是为了增强中国的投资与贸易。据报道，2010年，非洲获得了中国14%的投资，投资金额再度超过了世界银行。中国政府的援助有助于提升当地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取代了传统的受保护的生产商。中国越来越把非洲作为其工业基础，这无疑令当地获益。比如，增加就业和促进非洲的出口。在十年前非洲的出口额尚被忽略不计，目前已超过了1 200亿美元。[127]对外援助始终伴随着对当地银行的关键的资金注入，比如，中国国有的工商银行收购了非洲资产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South Standard Bank）20%的资产。[128]中国的援助与投资已经为其在非洲的领导层中赢得了可观的善意。

用一位南非评论员的话来说，中国对非洲的大规模资金流动，可谓“非洲大陆过去10年以来最重要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额占非洲贸易总额的10.4%，比2000年的中非贸易规模大10倍，从110亿美元增至1 290亿美元。至2012年，每年中非贸易额估计会上升约4 000亿美元”[129]。中国与非洲已经绕过了全球多边机构，并有效地替代了世界银行、美国和前欧洲殖民列强的传统影响。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拉丁美洲。[130]

中国新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

中国监管职能增长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的投资组合与海外直接投资（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的明显扩大。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是，通过国有或控股的主权财富基金和企业来进行投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内向与外向的海外直接投资保持相对的平衡，自2005年起，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稳定的净增长，如表4.5所示。

表4.5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1990—2010年）（百万美元）(6)

年份

海外直接投资平衡

1990

-830.0

1991

-913.0

1992

-4 000.0

1993

-4 400.0

1994

-2 000.0

1995

-2 000.0

1996

-2 114.0

1997

-2 562.49

1998

-2 633.81

1999

-1 774.31

2000

-915.777

2001

-6 885.4

2002

-2 518.41

2003

152.273

2004

-1 805.05

2005

-11 300.0

2006

-21 200.0

2007

-17 000.0

2008

-53 500.0

2009

-43 900.0

2010

-60 200.0

资料来源：基于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并由马国南提供。

2008年之后，中国在海外投资组合及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投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金融危机之初，创立资产为2 000亿美元。中国投资公司公开宣称战略目标是长期和普遍的，并非关注于利用市场波动而获取暴利。[13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该公司没有私人股东，也就没有人会强制公司去实现季度或年度利润。从理论上讲，国家外汇管理局是一家位于香港的私有企业，由中国政府官员担任董事会成员。就像许多其他的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外汇管理局也被批评者视为重商主义者——关注政治目标甚于经济目标。[132]

这些投资基金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行为体。至2010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估计资产为3 470亿美元）与中国投资公司（资产2 890亿美元）分别位列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第四位与第五位。据说，它们的总资产超过了所有对冲基金和私人股份公司的资产总和。[133]它们的广泛资产包括各种金融工具，比如，国库券、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债券。正如之前提到的，它们活跃于购买美国国债和欧洲政府债券。它们也对个股和房地产进行投资。这些活动也揭示出了中国不断增加的监管职能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2007年，随着金融危机露出真容，美国最大的银行、投资公司和金融服务企业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因为它们明显缺乏资产且深深卷入了美国的次级贷款市场。由此导致的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破产，已威胁到整个美国银行体系的存续。随着银行业的失败变得凸显，股票价值暴跌，而信贷评级机构也降低了评级。主要投资者从大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撤出了资金。虽然美国政府力图支撑其银行业，但事实证明是无效的。受损较少的银行收购了一些大企业，比如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这场危机的震中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它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企业之一（美国第二大金融服务企业）。它的机构遍布全球36个国家，拥有超过600家办事处，雇用了6万多名员工。2007年冬，这家银行损失了巨额的现金。据说，在一天之内就损失了3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银行被美国贝哲房屋公司（Beazer Homes USA）所累，而贝哲房屋公司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当摩根士丹利的投资者纷纷逃离，其资产价值急剧下降时，中国投资公司占有摩根士丹利的相当一部分市场地位。作为一个被动的投资者，它购买了摩根士丹利56亿美元面值的到期强制转股债券，2010年可转换为摩根士丹利股份的9.9%。类似这样的安排，还出现在2010年早些时候，即中国以30亿美元投资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134]

就在中国对黑石集团的这笔投资的同一天，摩根士丹利宣布，为了缓冲金融危机的打击，其第四季度的亏损高于预期，达到了36.1亿美元。中国官员对记者说，中国投资公司“确信摩根士丹利有长期的增长潜力，尤其是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以及在新兴市场拥有新的商业发展机会”[135]。后来，当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的股价继续下挫时，中国投资公司的领导层在中国国内遭到了严厉的抨击。黑石集团的股价在2010年减半，这使中国投资集团的投资损失惨重。尽管如此，它仍然保持着被动投资者的立场。

如果中国投资公司投资的动机是“抄底”——在危机时期，股票便宜的时候买进——那么这种购买战略显然是失败的。由于这两起不良投资所产生的巨大损失，中国投资公司在2010年年报上的交易损失为2.1%。[136]更糟糕的是，对黑石集团的投资，除了经济上的损失，还引起了美国众多评论人士的不满。[137]鉴于摩根士丹利的财政状况不佳，中国投资公司于2009年3月作出回应，宣布追加投资12亿美元，购买摩根士丹利4 470万股普通股，从而将其股权持有率提升至9.86%。中国投资公司对摩根士丹利的投资总额达到了68亿美元，仅次于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后者以超过90亿美元购买了可转换的股份。[138]

摩根士丹利落后于其主要对手高盛（Goldman Sachs），在连续经历了6个令人失望的季度后，直至2010年第2季度它终于盈利19.6亿美元。[139]一年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依然低于2007年12月的50%，2007年12月19日每股49.89美元，2011年7月1日的每股22.73美元。[140]如果中国投资公司的目标是直接从摩根士丹利的不幸中获利，那么这个算盘打错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中国投资公司认识到，支持一家美国重要金融机构的重要意义。假如在雷曼兄弟公司崩溃之后，摩根士丹利的破产接踵而至，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而中国的经济利益蒙受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最后的借款人”，在支撑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堡垒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稳定货币

汇率稳定的关键在于监管式管理。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对黄金的价值为每盎司35美元。自1945年以来，美元已经在实际上被视为全球性储备货币。一般而言，黄金、石油和能源市场都以美元计价，而大宗交易（例如兼并和收购）通常也用美元支付。即便是在2010年，美元仍占官方外汇储备的61.5%，而10年前这个比例是70%。

2010年，全球持有欧元或欧元等价物的比例已由17.9%升至26%。[141]因此，虽然美元依然无处不在，但是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价值却在下降。1980年，1美元兑换226日元，2000年，1美元只能兑换107日元。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夕，1美元仅能兑换103日元。2011年，美元对日元的价值已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低点，即1美元兑换76日元。直到2013年初，有关“货币战争”的议论纷纷。[142]2001年夏至2011年，欧元对美元升值了超过65%。但是，欧元也经历了与美元类似的长期贬值。[143]

多个因素导致了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贬值。这些因素包括：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在减小，美国对其他主要货币的价值下降，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的发展轨迹则与中国形成对比，美国经常账户、贸易和预算赤字，“量化宽松”计划下发行美元，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疲软等。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胡锦涛）曾经建议，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中国的长期目标是使人民币作为一种取代美元的替代方案，成为一种全球性储备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144]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即重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被长期搁置的建议：以一种国际货币储备的全球性体系来替代以美元计价的体系，该体系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的扩大了的特别提款权。[145]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提议源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脆弱性的认知，换言之，人民币过于依赖以美元为基础的投资，而人民币又无力行使美元的职能。[146]

为了便于过渡并减持美元储备，中国已采取渐进式的举措力图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提升人民币的价值。2011年初，中国银行准予其美国客户以人民币交易的期权，这一信号说明人民币已在金融中心被推广使用。一年之前，中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为其客户提供了有限的外汇期权。[147]实际结果是，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由2009年的60万人民币增至2010年下半年的600亿人民币。[148]

中国的汇率政策曾遭到全面、持续的批评。那些对人民币估值过低的批评之言值得考虑。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很多风险源于亚洲和美国之间不对称的储蓄、消费模式，而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自由浮动汇率则可以缓解这样的风险。[149]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曾与美国脱钩。其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低水平的钉住汇率。尽管这样限制了人民币的向上升值，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汇率，但是这一政策使中国的生产商可以基于稳定的汇率来规划生产和出口，不必考虑不可预测的波动，这些波动原本会伤害它们的竞争力。低水平的钉住汇率有助于中国获得近三十年来最想实现的两个目标：出口创汇和引进外资，以及通常伴随着创汇和引资的技术转移。

相对较少的分析家认识到，中国已经对外国批评人士作出了回应，例如，实现了人民币的渐进性增值，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史蒂夫·莱文（Steve LeVine）。莱文描绘了中国如何在2009年展开与其他国家的一系列货币互换——向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人民币，用于对华贸易——换言之，这些贸易不必再以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同时，中国的双边贸易已经开始用人民币计价，而且中国的债券已授权外国银行以人民币计价。据莱文的报告，有的中国官员暗示，他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可以来得更早。莱文指出，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正在呈现渐进式的转变——由持有长期的美国国债，转为持有短期的债券——这符合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战略，它预示着中国会为了持有自由兑换的人民币，而出售美元资产。[150]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会导致美元价值的急剧下降，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除了这些发展态势，美国的决策者一直在关注增量货币问题，认为增量货币的转变是美国问题的根源之一，却不关注造成美国赤字的一系列国内根源。历届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共鸣的。以毒品问题为例，历届政府均将其归咎于贩毒集团与外国的毒品供应商，却不强调美国国内对毒品的需求。决策者和批评家一再敦促中国重估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至少在原则上，美国的这一政策是想让中国的商品变得更贵，从而减少美国国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同时，让美国的商品变得更便宜，以便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2005年至2010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超过了21%，其间人民币曾与美元脱钩，以增加人民币的灵活性。但是，这样的升值并未平息美国的批评之声。[151]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0年的年度报告中，间接回应了美国的批评：中国会继续促使人民币更加灵活，以便更好地反映市场力量，并实现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其后，中国中央银行在2011年上半年，引导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创下了一系列的新高。在此后的1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5.59%。[152]至2013年1月14日，当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创纪录，达到6.212 4。事实上，中国中央银行推行的是人民币的有序升值，这样既能引起外国的关注，不会破坏市场的平衡，也能让中国的制造商有足够的时间加以调整。在过去80年里最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通过投资美国国债与欧洲政府债券，表现出对美元和欧元的支持。实际结果是，在这场危机中和危机后，全球汇率都非常稳定。

总而言之，中国对美元和欧元的有力支持，对发展中世界的前所未有的援助和投资，以及通过注资及时地支持了美国的银行，中国对海外的投资创了纪录，加之稳定汇率和人民币的渐进式可兑换，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稳定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其领导人不仅了解中国的经济利益，也意识到中国的干预有助于扩大市场准入，获取原材料和食品，还能增加其政治影响。但是，中国的这些政策却被指责拥有霸权野心，这是因为有人担忧中国的投资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其实，中国既不想像1945年之后的美国人那样去重新设计全球体系，也并未表现出中国有较大的兴趣去这么做，尽管它的政策杠杆正在增强。中国人的行为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希望维持这个体系，并未过分地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要求任何回报。中国人正在推行的战略，与德国、日本非常相似，即认识到保留现有体系对各方有利。

就此而论，有一些反现实的情境值得考虑。试想一下，假如中国没有动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投资公司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或数十亿欧元的欧洲政府债券，全球经济将会如何？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盟没有足够的资源或市场信心帮助各国摆脱困境，各国政府是否会无力偿还债务？如果中国投资公司没有介入并支持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是否会破产呢？可以说，美国的银行系统会遭受更加严重的冲击，信贷市场会对消费者和银行冻结，美国政府需要发行更多的美元。接踵而至的是失业率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蔓延。或者，想象一下，汇率自由浮动的人民币会大幅度升值，而美元和欧元则会暴跌，全球经济增长变得更缓慢，并加剧全球性失衡。中国政府的监管行为虽未挽救全球资本主义，却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保持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轮廓，并避免重蹈经济大萧条的覆辙。

结论

在中国的安全政策上，几乎看不到能印证现实主义者设想的具有威胁的迹象。中国的经济政策似乎更偏向于自由主义者的期望，不过中国的政策动因却并非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中国的这两套政策，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目标，以及理性地适应其所面临的特殊环境。中国的这些政策归因于其对自身所处世界的理解。用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的话来说：“中国的政策规划者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中国的‘新安全观’（New Security Concept），1997年在一次东盟会议上提出，2002年被加以提炼。这一理念可以弥合中美之间的差异。楚树龙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即2004年4月胡锦涛公开承诺的‘四不’，读起来像一个多极化的宣言——不当霸权、不搞权力政治、不搞同盟和不进行军备竞赛。这像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153]

这些目标不难实现，因为它们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选择。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其在全球的影响力，是另外一回事。影响力取决于发展，而中国领导人至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好发展问题。在发展问题上，最难办的问题是，在国内保持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率的同时，在外交方面避免在国外的多边论坛上出现冲突。中国的影响力还取决于，他国如何看待中国的目标并加以适应。我们的观点是，中国的现行政策和长期目标并未构成德意志帝国和苏联那样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领导人更感兴趣的是地区影响力，而非霸权；支撑全球化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推翻它。中国的目标是兼容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安全、经济利益的。然而，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在于对环境的关注，中国对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尊重，避免因稀缺资源而导致的竞争升级。只要中国继续扩大其影响力，并借助影响力获取资源，就可以通过谈判对所有这些领域加以改进，而不是靠言辞上的肆意抨击。

注释

[1]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eter Hays Gries,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9—339.

[2]Andrew Bingham Kennedy, “China's Perceptions of US Intentions toward Taiwan,” Asian Survey 47, no.2 (2007):268—287.

[3]David M.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5—27.

[4]“Full Text of Jiang Zemin's ‘Report’ at 16th Party Congress,” Section 9,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ur External Work,”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8 November 2002,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211/18/eng20021118_106985.shtml (accessed 4 June 2013).

[5]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27—32; Tang Shiping,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1—162.

[6]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25—35, 252—274.

[7]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4 (2003):5—56.

[8]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12—14.

[9]Robert Kaplan, “Don't Panic about China,” Atlantic, 28 January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5/10/dont-panic-about-china/307926 (accessed 5 June 2013); “China Military ‘Closing Key Gaps, ’” 25 August 2011, http://www.bbc.co.uk/news/mobile/world-asia-pacific-14661027 (accessed 25 August 2011).

[10]Kaplan, “Don't Panic about China”; John Lee, “China Won't b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Wall Street Journal, 1 February 2010,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722304575037931817880328.html (accessed 5 March 2013); Elizabeth C.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Coping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 89, no.9 (2010):142—154.

[11]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400; John J.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105 (2006):160—162; John J.Mearsheimer, “Trouble Brewing in the Hood,” Sydney Morning Herald, 3 August 2011; Aaron L.Frei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no.2 (2005):7—45; Aaron L.Frei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Norton, 2011);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 no.1 (2009):147—172.

[12]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the Great Powers, 402.

[13]Steven W.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2000); 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14]一种审慎的观点，参见Robert S.Ross and Zhe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16]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7]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Ibid., 186—187.

[19]Ibid., 191—193.

[20]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Valentino,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que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3, no.3 (September 2009):389—410; Jack S.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ss and Feng, eds., China's Ascent, 11—33,这是另一个具有批判性的评价。

[21]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参见Lebow, Why Nations Fight, chap.4。

[23]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1th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1).

[24]Tai Ming Cheung, “How China Innovates in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cture at Centre d'Etud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Sciences Po, Paris, 31 January 2013.进一步的讨论，参见Tai Ming Cheung, “The Chinese Defense Economy's Long March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4, no.3 (June 2011):325—354; Tai Ming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dern Defense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25]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3—4 November 2005,引自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34。

[26]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90 (2011),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479/charles-glaser/will-chinas-rise-lead-to-war (accessed 24 May 2011).

[27]Geoffrey Garrett, “Chinese—US Economic Relation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Jane Golley and Ligang Song, eds., Rising China: 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anberra: ANU Press, 2011), 149—172.

[28]Michael Santoro,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Road to Chinese Democracy,” Current History 99, no.638 (2000):263—267.

[29]参见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er, 2004), 36; Thomas Lum and Dick K.Nanto, China's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7), especially 3; Garrett, “Chinese—US Economic Relation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30]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31]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84, no.5 (2005), 18—24.

[32]Shi Yinhong, quoted in Minxen Pei, “Playing B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December 2008.

[33]“Out into the World: China is Ready to Become a Good Citizen—But on Its Own Terms,” Newsweek, 31 December 2008,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08/12/31/out-into-the-world.html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34]Frederick M.Nelson, Korea and the Old Orders in Asia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5), 11—20; James L.Hevia,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124—133; David C.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56.

[35]Gregory Smits, Visions of Rykyu: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 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36; Kang, China Rising, 57.

[36]Donald N.Clark, “Sino-Korean Relations under the M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8,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Mote, eds., The Ming Dynasty, 1368—1694, Part 2, 272—29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272—299; Kang, China Rising; David C.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37]Kang, China Rising, 82—106.有关一种强调内部冲突的相反观点，参见Warren I.Cohen,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uoli Liu and Quansheng Zhao, eds., Managing the Chinese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23—40; Andrew J.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38]Morris Rossabi, “The Ming and Inner Asia,” in Twitchett and Mot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8, 221—271; John Mears,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Borderlands from the Comparative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未出版手稿，2001）, http://webdoc.sub.gwdg.de/ebook/p/2005/history_cooperative/www.historycooperative.org/proceedings/interactions/mears.html;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9]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8.

[40]Kawazoe Shoji, “Japan and East Asi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3, Kozo Yamamura, ed., Medieval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9; Ronald P.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0—172.

[41]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175; Kang, China Rising, 193.

[42]Stephanie Kleine Ahlbrandt, “Dangerous Waters,” Foreign Policy, 17 September 2012,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9/17/dangerous_waters (accessed 5 March 2013); Martine Bulard, “China: As You Were,” Le Monde Diplomatique, 6 December 2012, http://mondediplo.com/2012/12/06china (accessed 5 March 2013).

[43]Steve Chan, China, the U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92; Peter Han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11;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257—258.

[44]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John W.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6—130; Ramo, Beijing Consensus, 12; Thomas J.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 in Johnston and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50—85.

[45]Ala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Christensen, “Windows and War.”

[46]Rosemary Foot and Andrew 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与之类似的观点，参见Allen Carlson, “More Than Just Saying No: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Since Tiananmen,” in Johnston and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217—241; Samuel S.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in Johnston and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276—308。

[48]Kim Young-jin, “Chinese Leader backs NK Denuclearization,” Korean Times, 28 January 2013,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3/02/120_129608.html (accessed 8 February 2013).

[49]Martin Dimitrov, Piracy and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0]Foot and 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Order, 275; Margaret M.Pearson, “China in Geneva: Lessons from China's Early Year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Johnston and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242—275.

[51]Foot and 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Order.

[52]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37—76.

[53]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US Nuclear Modernization Programs,” August 2012, http://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USNuclearModernization (accessed 16 February 2013).

[54]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Top 10 Military Spenders,” SIPRI Yearbook 2011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1), 9.

[55]World Bank, “Military Expenditure (% of GDP),”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 (accessed 8 February 2013).

[56]Carl Hulse, “Tensions Escalate as Stakes Grow in Fiscal Clash,” New York Times, 13 July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7/14/us/politics/14fiscal.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30 August 2011).

[57]Bettina Wassener and Matthew Saltmarsh, “China Urges US to Protect Creditors by Raising Debt,” New York Times, 15 July 2011, http://mobile.nytimes.com/article;jsessionid=AA7D9B8FA19A8361669507ED7AAC4F30.w5?a=816295&f=111 (accessed 15 July 2011).

[58]Nargiza Salidjanova, Going Out: An Overview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shington, D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1), 6—9; Ben White, “Chinese Drops Bid to Buy US Oil Firm,”Washington Post, 3 August 2005, (accessed 30 June 2011); Andrew Ross Sorkin and Jad Mouawad, “Bid by Chevron in Big Oil Deal Thwarts China,” New York Times, 20 July 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07/20/international/asia/20unocal.html (accessed 28 June 2011).

[59]Smita Purushottam, “China Woos Europe: Next Moves on the Eurasian Chess-board,” Global Policy Journal, 14 February 2011, http://www.globalpo-licyjournal.com/blog/14/02/2011/china-woos-europe-next-moves-eurasian-chessboard (accessed 30 June 2011).

[60]M.Taylor Fra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hina's Rise: Assessing China's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2, no.4 (2010):506.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4 (2003):5—56; and Kang, China Rising。

[61]参见comments by Wen Jiabao on a visit to Berlin, in “China and Germany Ink $15bn Trade Deals as Leaders Meet,” 29 June 2011,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3954148 (accessed 29 June 2011)。

[62]更广泛的讨论，参见Foot and Walt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Order, 1—30。

[63]Joshua Aizenman, “On the Causes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ir Persistence: Myths, Facts and Conjectures,” in Stijn Claessens, Simon Evenett, and Bernard Hoekman, eds.,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 Primer for Policymaking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0), 23—30.

[64]Caroline Freund, “Adjustment in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Growth,” in Claessens, Evenett, and Hoekman, eds.,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11—22.

[65]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81st Annual Report, 1 April 2010—31 March 2011 (Basel, Switzerland: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1) 35.

[66]Aizenman, “On the Causes of Global Imbalances,” 24.

[67]个人储蓄率的计算方式：取税后个人所得与个人消费支出的差额，然后除以税后个人所得。

[68]Massimo Guidolin and Elizabeth A.La Jeunesse, “The Decline in the US Personal Saving Rate: Is It Real and Is It a Puzzl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89, no.6 (2007), 491—514.

[69]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9 March 2006, 8, 102,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20060309/data.htm (accessed 29 January 2011).

[70]Lori Montgomery, “CBO Projects US Budget Deficit to Reach $1.5 trillion in 2011, Highest Ever,” Washington Post, 26 January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cbo-projects-us-budget-deficit-to-reach-15-trillion-in-2011-highest-ever/2011/01/26/ABKue3Q_story.html (accessed 28 June 2011).

[71]Treasurydirect, http://www.treasurydirect.gov/NP/BPDLogin?application=np (accessed 28 June 2011).

[72]Jon Stewart, Daily Show, Comedy Central, 23 June 2011.

[73]“The US National Debt Clock,” http://www.brillig.com/debt_clock (accessed 1 July 2011 and 12 February 2013).

[74]Joshua Aizenman, “On the Causes of Global Imbalances,” 28.

[75]Martin Wolf, “Manufacturing at Risk from Global Shift to Asia,” 20 May 2011, http://www.ft.com/cms/s/0/cba8a136-829a-11e0-8c49-00144feabdc0.html (accessed 20 May 2011).

[76]Freund, “Adjustment in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Growth,” 12.

[77]Ibid., 11.

[78]Ibid., 12, table 1, and 17.

[79]Linda Y.C.Lim, “Rebalancing in East Asia,” in Claessens, Evenett and Hoekman, eds.,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31—38.

[80]Guonan Ma and Wang Yi, “China's High Saving Rate: Myth and Reality,” BIS Working Papers 312, June 2010, http://www.bis.org/publ/work312.htm (accessed 5 June 2013).

[81]Michael Pettis, “Rising Chinese Consumption Won't Lead to US Rates Jump,” Financial Times, 18 April 2011, http://www.ft.com/cms/s/0/cf36cf7c-69b2-11e0-826b-00144feab49a.html#axzz1QlfW5UzD (accessed 28 June 2011).

[82]Ma and Yi, “China's High Saving Rate.”

[83]Lim, “Rebalancing in East Asia.”

[84]Ryan Clarke, “Expert Analysis on Sino-US Trade and Currenc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Impac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March 2011,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Expert+analysis+on+Sino-US+trade+and+currency+issues+in+the+United...-a0252192365 (accessed 17 July 2011).

[85]伯南克的话引自Lim, “Rebalancing in East Asia,” 32。

[86]Michael Pettis, “Rising Chinese Consumption Won't Lead to US Rates Jump,” Financial Times, 18 April 2011, http://www.ft.com/cms/s/0/cf36cf7c-69b2-11e0-826b-00144feab49a.html#axzz1QlfW5UzD (accessed 28 June 2011).

[87]Ligang Song, “China's Rapi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PAFTAD conference a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6—9 December 2010; 2011年7月15日，宋立刚与西蒙·赖克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私人会谈。

[88]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Economic Surveys of China 2013, 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ecd/economics/oecd-economic-surveys-china-2013_eco_surveys-chn-2013-en, 18 (accessed 14 June 2013).

[89]Ibid., 21.

[90]Ibid., 99.

[91]Ibid., 10.

[92]European Trade Commission, “Countries and Regions: China,” http://ec.europa.eu/trade/creating-opportunities/bilateral-relations/countries/china (accessed 1 July 2011).

[93]Justin Murray and Marc Labonte, Foreign Holdings of Federal Debt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1), 2, table 2.

[94]Ibid.

[95]US Treasury, “Major Foreign Holding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in Billions of Dollars),” 16 January 2013,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mfh.txt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96]Josh Noble, “Is China Picking Euro Debt over US Treasuries?” 20 June 2011, http://blogs.ft.com/beyond-brics/2011/06/20/is-china-picking-euro-debt-over-us-treasuries/#axzz2KtZlrMxS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97]Daniel Kruger, “Chinese Holdings of Treasuries Climbed in April as Fed Purchases Near End,” 15 June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6-15/chinese-holdings-of-treasuries-climbed-in-april-as-fed-purchases-near-end.html (accessed 1 July 2011).

[98]John W.Miller, “China Hopes Its Bond Buys Will Help Shore Up Europe,” Wall Street Journal, 22 April 2011,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889404576276911077729544.html (accessed 27 May 2013).

[99]“Asia Buys 20% of EU bond,” Irish Times, 6 January 2011, http://www.irishtimes.com/newspaper/breaking/2011/0106/breaking50.html (accessed 2 July 2011).

[100]Robert Peston, “Chinese Premier Backing the Euro and the UK,” http://www.bbc.co.uk/news/mobile/business-13921701 (accessed 3 July 2011).

[101]“Eurozone Agrees Bail-Out Fund of 500bn Euros,” 14 February 2011,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2460527 (accessed 3 July 2011).

[102]Noble, “Is China Picking Euro Debt over US Treasuries?”

[103]“Asia buys 20% of EU Bond”; Liz Alderman, “Beijing, Tendering Support to Europe, Helps Itself,” New York Times, 6 January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1/07/business/global/07euchina.html?_r=1&ref=china (accessed 6 July 2011).

[104]“Chi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 Streaks of Red,” Economist, 30 June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895430?story_id=18895430 (accessed 5 July 2011).

[105]Alderman, “Beijing, Tendering Support to Europe, Helps Itself.”

[106]Judy Dempsey, “Chinese Leader's Visit to Germany Ends with Large Trade Deals,” New York Times, 28 June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6/29/business/global/29wen.html?_r=1&emc=eta1 (accessed 4 July 2011).

[107]Alderman, “Beijing, Tendering Support to Europe, Helps Itself.”

[108]Shamim Adam and Lorenzo Totaro, “China Called On as Lender of Last Resort as Italy Faces Deepening Crisis,” 13 September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9-13/china-called-on-as-lender-of-last-resort-with-italy-joining-morgan-stanley.html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109]Jamil Anderlini and Peter Spiegel, “China Extends Help to Tackle Euro Crisis,” 21 December 2011, http://www.ft.com/intl/cms/s/0/4a1a7768-0cfa-11e0-ace7-00144feabdc0.html#axzz1R8HF6AwtChina extends help to tackle euro crisis (accessed 4 July 2011).

[110]“Germany to Push EU to Recognize China's Market Economy Status: Communique,” China Daily, 16 July 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7/16/content_10118453.htm (accessed 4 July 2011).

[111]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irectorate (DCD-DAC),” http://www.oecd.org/document/17/0, 2340, en_2649_33721_38341265_1_1_1_1, 00.html (accessed 5 July 2011).

[112]Curt Tarnoff and Marian Leonardo Lawson, Foreign Aid: An Introduction of US Programs and Polic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1), 5, 11—12.

[113]Deborah Bräutigam, China,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Architecture, Working Paper 107 (Tunis-Belvedère, Tunisi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2010).

[114]Ibid., 6—7.

[115]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ew Growth Drivers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Role of BRICs,” Figure A1.5, “Composition of LIC Exports to BRICs by Region, 2008,” 12 January 2011,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1/011211.pdf (accessed 4 June 2013).

[116]Bräutigam, China,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Architecture, 17.

[117]Ibid., 27.

[118]World Food Program, “China Emerges as World's Third Largest Food Aid Donor,” 20 July 2006, http://www.wfp.org/node/534 (accessed 4 July 2011).

[119]Geoff Dyer, Jamil Anderlini, and Henny Sender, “China's Lending Hits New Heights,” 17 January 2011, http://www.ft.com/intl/cms/s/0/488c60f4-2281-11e0-b6a2-00144feab49a.html#axzz1RFIPRpT0 (accessed 5 July 2011).

[120]Ibid.

[121]Ralph Atkins, “Global Capital Flows Plunge 60%,” Financial Times, 28 February 2013, http://www.ft.com/intl/cms/s/0/aee926b8-80f6-11e2-9908-00144feabdc0.html#axzz2eV8SyHkX (accessed 10 September 2013).

[122]Dan Molinski, “China's $20B Loan to Venezuela to Be Repaid in Oil,” 23 April 2010, http://www.rigzone.com/news/article.asp?a_id=91521 (accessed 6 July 2011).

[123]Simon Romero, “Chávez Says China to Lend Venezuela $20 Billion,” New York Times, 18 April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4/19/world/americas/19venez.html (accessed 6 July 2011).

[124]Iuri Dantas, “Brazil Will Work with Obama to Counter Rising China Imports, Official Says,” 2 February 201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2-02/brazil-wants-to-work-with-u-s-to-stem-chinese-import-flood-official-says.html (accessed 6 July 2011).

[125]“China Leads Algeria Construction Boom,” Washington Times, 27 January 2010,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0/jan/27/china-leads-algeria-construction-boom (accessed 6 July 2011).根据一年后的一项预计，这一数据为4万人。James Kynge, Richard McGregor, Daniel Dombey, Martin Arnold, Helen Warrell, and Cynthia O'Murchu, “The China Syndrome,” 3 March 2011, http://www.ft.com/intl/cms/s/0/2ab8c5a8-45e1-11e0-acd8-00144feab49a.html (accessed 6 July 2011)。

[126]2011年1月4日，作者的私人访谈。

[127]“Chinese in Africa: The Chinese Are Coming...to Africa,” Economist, 22 April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ailychart/2011/04/chinese_africa (accessed 13 June 2011); “Trying to Pull Together.”

[128]“Trying to Pull Together.”

[129]Lloyd Gedye, “China's Boom Swells the Coffers of African Economies,” Mail and Guardian, 6 May 2011, http://mg.co.za/article/2011-05-06-chinas-boom-swells-the-coffers-of-african-economies (accessed 23 May 2011).

[130]Ralph Atkins, “Europe's Debt Woes Put Squeeze on Cross Border Flows of Capital.”

[131]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8, http://www.swfinstitute.org/research/CIC_2008_annualreport_en.pdf, 26 (accessed 5 June 2013).

[132]“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Economist, 18 September 2008,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2080735?story_id=12080735 (accessed 7 July 2011).

[133]Tina Aridas, “Larges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the World—2010 Ranking,” Global Finance, http://www.gfmag.com/tools/global-database/economic-data/10300-largest-sovereign-wealth-funds-swf-2010-ranking.html#axzz1RPoOHB6A (accessed 7 July 2011).

[134]Megan Davies and Jessica Hall, “Beijing Fund to Hike Stake in Blackstone,” Reuters, 16 October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10/16/blackstone-bwil-idUSN1640464920081016?sp=true (accessed 18 October 2011).

[135]“China Fund to Invest $5b in Morgan Stanley,” China Daily, 20 December 2007, 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07-12/20/content_6335134.htm (accessed 7 July 2011).

[136]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2008, 33.

[137]“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138]Wang Xu, “CIC Increases Stake in Morgan Stanley,” China Daily, 3 March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6/03/content_7978689.htm (accessed 7 July 2009).

[139]“Morgan Stanley's Earnings Take Off,” Wall Street Journal, 22 July 2010,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684604575380823427652984.html (accessed 7 July 2011).

[140]See “Morgan Stanley: Historical Prices,” http://finance.yahoo.com/q/hp?s=MS&a=11&b=19&c=2007&d=06&e=7&f=2011&g=m (accessed 27 May 2013).

[141]“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und_Sterling (accessed 15 July 2011).

[142]Tom Burgis, “Currency Wars: The Battle Lines Explained,” 13 February 2013, http://www.ft.com/intl/cms/s/0/b543d370-75f5-11e2-9891-00144feabdc0.html#axzz2Mgj1k04R (accessed 5 March 2013).

[143]European Central Bank, “Euro Exchange Rates,” http://www.ecb.int/stats/exchange/eurofxref/html/eurofxref-graph-usd.en.html (accessed 15 July 2011).

[144]“China's Hu Jintao: Currency System is ‘Product of Past’,” 17 January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2203391 (accessed 16 July 2011); Richard MacGregor, “Hu Questions Future Role of US Dollar,” 16 January 2011, http://www.ft.com/intl/cms/s/0/ae01a8f6-21b7-11e0-9e3b-00144feab49a.html-axzz1STBTrPeW (accessed 16 July 2011); Andrew Batson, “China Takes Aim at Dollar,” Wall Street Journal, 24 March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780272456212885.html (accessed 17 July 2011).

[145]Jamil Anderlini, “China Wants to Oust Dollar as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24 March 2009, http://www.ft.com/cms/s/0/be359094-1812-11de-8c9d-0000779fd2ac.html (accessed 17 July 2011).

[146]Steve LeVine, “China's Yuan: The Next Reserve Currency?”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6 May 2009, http://www.businessweek.com/globalbiz/content/may2009/gb20090522_665312.htm (accessed 18 July 2011).

[147]“Yuan Trading New York Signals Mor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hanghai Daily, 13 January 2011,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8/7259215.html (accessed 18 July 2011); “Yuan-Based Trade to Increase,” Shanghai Daily, 13 January 2011,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1-01/13/content_11843902.htm (accessed 18 July 2011).

[148]“Yuan-Based Trade to Increase.”

[149]Freund, “Adjustment in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Growth.”

[150]LeVine, “China's Yuan: The Next Reserve Currency?”; Nicholas R.Lardy and Pat-rick Douglas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Renminbi, Working Paper 11—16, 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wp/wp11-6.pdf (accessed 4 June 2013).

[151]Mingyu Chen and Yi Wen, “RMB Appreciation and US Inflation Risk,” Monetary Trends, June 2011; “Yuan Gained 24%, 14% against Dollar, Euro since 2005 Reform,” China Business News, 28 December 2010, http://cnbusinessnews.com/yuan-gained-24-14-against-dollar-euro-since-2005-reform (accessed 18 July 2011).

[152]“Yuan Flat as Record-High Fixing Offset by Weak Dollar,” Economic Times, 22 June 2011,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1-06-22/news/29689960_1_spot-yuan-yuan-non-deliverable-yuan-appreciation (accessed 2 July 2011).

[153]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41.

(1)这篇文章的完整标题是《国际经济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剥削、公共产品与搭便车》（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该文于1981年刊载于《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第25卷，第2期，第242—254页。——译者注

(2)此处译文参照中国政府网刊载的《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test/2008-08/01/content_1061490.htm。——译者注

(3)三叉戟导弹是美国研制的由潜艇发射的多弹头导弹。——译者注

(4)为了提醒美国政府时刻记住它背负的巨大债务，1989年纽约的房地产商人西摩尔·德斯特（Seymour Durst）在离纽约时代广场不远的街区安装了一个即时显示美国国债的国债钟。2004年，德斯特公司对国债钟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并从原来的位置移到了时代广场的德斯特总部大楼的外墙上。此后，国债钟再也没有关闭过。——译者注

(5)延迟满足这一术语，始见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3年4月号，参见Schneider, Louis, and Lysgaard Sverre, “The Deferred Gratification Pattern: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no.2 (1953): 142—149。——译者注

(6)负号表示海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

第五章

美国与安全赞助

市场有起有落。但是，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无论某些机构说些什么，美国一直都是，也将永远是一个信誉为3A级(1)的国家。

——2011年8月8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白宫的演讲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投射”（projection）的概念，用以描述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人们会下意识地拒绝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并将其归因于他人。“投射”可以减少人的焦虑与内疚，因为它可以在意识没有被察觉的情况下，表现出那些不为人所接受的冲动、欲望或行为。为此，那些被“投射”的对象，往往被妖魔化或因此而遭到惩罚。弗洛伊德将“投射”描述为一种原始的妄想症。[1]“投射”在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历史悠久，譬如，宗教、民族和国家都曾被妖魔化，究其原因，与其特征和行为的关系不大，主要与施虐者的心理需求有关。

我们猜测，美国国家安全共同体的许多成员，以及部分政治家和学者，都在忙于“投射”。比如，他们寻求证据试图说明中国的领导人寻求霸权，并断言他们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诉诸武力。要保持这种被妖魔化的形象——如同所有的刻板印象那样，需要彻底的谎言、选择性地使用论据，并将论据同化到现存的模式中。同样说明问题的是，这些人投射到中国身上的那些关键属性，可以说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有关投射的更多论据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霸权最坚定的倡导者，主张用武力来“维持”这一霸权，并对所谓的中国对国际主导权的追求进行声讨。

有一种对中国更坦诚的评估认为，在军事干预和全球经济政策上，美国的表现比其亚洲的竞争对手显得更加傲慢。近年来，美国已入侵了远离其本土的多个国家，例如伊拉克。美国入侵伊拉克只是假托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其后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冷战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在整个国家财富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且成比例地增加。

我们已在第四章中证明，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最后借款人”。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重要发展项目的投资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它启动的双边贸易均未采取掠夺性的“资产剥离”手段——例如，解散企业，出售企业的主要资产，解雇剩余的员工；过去，美国企业家则因这些掠夺性手段而知名。与中国相比，美国愈发无视其管理作用，即放弃我们所说的“监管式的经济职能”。尽管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依然具有其重要性，美国却已不再担当“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如今，美国的借款额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而不是借出如此巨额的资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滑之后，美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贡献已大不如前，其中多数援助是以提供武器的形式。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的预算被削减，这削弱了美国国务院的“巧实力”（smart power）战略。[2]

美国的官员与媒体反复地谴责中国涉嫌侵犯人权。然而，正是这些官员，曾经引介和支持，乃至在一些案例中继续支持在没有合法追索权的情形下，在关塔那摩湾拘禁所谓的恐怖分子，使用“水刑”及其他形式的酷刑，将嫌疑人引渡到那些仍在使用刑讯逼供手段的国家，并向一些全球最专制的政权提供军事及其他形式的援助。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国防开支的法案，其中包括明显违背美国宪法的规定，即可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无限期地拘禁恐怖主义嫌疑人。奥巴马政府已经扩大了无人机的使用范围，并继续证明使用无人机杀死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合理性，即便这些无人机攻击所连带的损失很高。[3]

可以说，自“9·11”事件之后，美国陷入了妄想狂的控制之中，这类似于冷战初期的情形。那些试图推动自身事业发展的美国政治家，试图传播其对内部和外部威胁的荒谬的、言过其实的估计。有时候，有些企图激发恐惧并从中牟取经济回报的人，会支持上述政治家的言论。至于其他的美国政治家，有的随大流，有的畏于在选举时会遭到惩罚，而不加以反对。不过，在美国政府、媒体、学术界和广大公众中，头脑冷静的人还是占多数。本章是写给这些人看的。我们会提供概念化的工具，用以反思美国在这个世界中扮演的角色。这不仅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涵盖了美国与欧洲、太平洋地区同盟以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美国应意识到环境的改变，重塑美国在赞助方面的外交政策，以替代霸权。在这方面，我们选择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两个涉及多边行为体的案例，分别作为霸权与赞助战略的案例而加以比较分析，并回顾、比较这两次干预的经验教训。此外，围绕美国对墨西哥的单边外交政策，我们进行了反事实的分析，认为假如美国对墨西哥实施赞助政策，原本是可以成功地限制墨西哥毒品战争的负面影响的。在结论部分，我们简要地透过反事实的视角分析了另一个案例——朝鲜与防止核武器扩散并从这些案例中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教训。

美国的国家安全文化

在本书第四章，我们指出，必须在历史的情境下，才能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这同样适用于美国。通常，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精英在审视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时，都遵循着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些传统不仅反映了1945年后美国卓然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也因这些优势而得到了强化。美国人已经习惯于将美国视为适于他国效仿的典型，而这种理念转而为美国的领导层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现实越来越不相符。尽管有人提出了“霸权重生”（hegemonic renewal）的乐观主张，但美国政府正在为了应对一个改变了很多的世界而处于一段艰难的时期。小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注定领导世界”，但是其他国家并不接受这样的主张。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并非唯一原因），可以解释为何美国的许多决策者与学者要把中国装扮成一个“哑剧中的反派角色”（pantomime villain）。[4]

美国的安全文化是基于三个人所共知的迷思，即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和“不可替代性”（indispensability）。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狭隘主义在支撑着这三个迷思，这令美国人既无视他国的成就和目标，也无视他国对美国、美国的领导人及其政策的看法。

将近60年前，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首先创造出“例外论”这一术语。[5]哈茨专注于美国独特的走向现代性的道路。他认为，美国人有洛克式自由主义共识，却缺乏任何社会主义传统，这是因为美国是“新生的”，由此避免了封建的冲突，而正是封建冲突激发了欧洲的革命运动。哈茨的这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被后世美国学者与决策者所采纳和利用，用以证明其主张的合法性，即美国是一座灯塔，为其他国家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畅销书中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绘成“上天特别眷顾”的产物。[6]米德在最近的著述中对“美国衰退”的观念不屑一顾，将其视为“国际舆论界”的产物，并确信“美国将主持一个更大的理事会”。[7]米德这种洋洋自得的观点，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对其他国家的脆弱和失败很敏感，对本国的脆弱和失败却不敏感。当法国与德国反对美国干预伊拉克时，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则轻蔑地将疲惫的“老欧洲”与朝气蓬勃的“新美国”加以比较。[8]

支撑美国“例外论”的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就，所有这些成就都被夸大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美国的失败则被忽略，或者被胜利抹去了。例如，美国在整个美洲大陆的扩张，在战胜了西班牙并获得其殖民地之后，又在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果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胜了德国与意大利，发明并使用核武器结束了与日本的战争。其后，布雷顿森林协定和马歇尔计划巩固了美国人在技术和组织方面具有远见的自我意识。美国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超过了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所带来的冲击。在几乎一代人之前，美国成功地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从而证明了美国回应珍珠港事件的决心。(2)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宣布“赢得”冷战时，许多自由主义者其后都加入了保守派阵营。尽管里根的“赢得冷战”的宣言可谓愚蠢透顶，现在却根植于美国的灵魂之中。

说到美国的失败，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在朝鲜战争中的向北推进、入侵猪湾和越南战争，时间上更近一些的，例如，美国对黎巴嫩、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的失败，这些失败或被重新构想为“胜利”（朝鲜战争），或被视为无足轻重（入侵猪湾），或被视为将在长期取胜的战略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小布什政府的“鹰派”便称入侵伊拉克是“阿拉伯之春”的必要序曲。[9]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弥赛亚主义，认为美国涵盖了一套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应当被他国效法。主导国和帝国都有一种优越感。例如，英国人会谈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出于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于1899年写的一首诗，而他的本意是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提出告诫性的警告。读者却未能体会到这首诗的讽刺性，反而将其广泛解读为敦促爱国者为那些“欠发达”的民族带去文明、文化和基督教。

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例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敦促美国成为一个帝国，其观点因而受到广泛宣扬，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霸权却从未以帝国的面目示人。[10]在弗格森为英国、美国的弥赛亚主义辩护的清单上，把弥撒亚主义与他所认为的自由的重要组成要素联系在一起，例如竞争、科学、民主、现代医学、消费主义，以及新教徒的工作伦理。[11]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现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也在著述中呼吁一个帝国化的美国。哈斯所倡导的外交政策“力图遵循一系列的原则来规划世界，而这些原则不仅会影响国家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国内的关系。美国的角色类似于19世纪的大不列颠”。在哈斯看来，美国乐于接受那些遵循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于那些抗拒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应动用武力。[12]不过，哈斯对帝国的推崇，并未赢得小布什政府的支持，而他则在小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便卸任了。然而，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干预原则却反映出一个类似的、持续的、狂热的、弥赛亚主义的军事路径。自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以来，这一路径便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具有连续性的要素。[13]

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第三个要素是指一种持久的信念，即美国在提供和平、秩序乃至民主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此，基于一系列的区域同盟与双边协议，美国领导人构建了一个安全架构。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开始，美国还试图构建一种效法美国价值观、机制和实践的经济秩序。据G.约翰·伊肯伯里所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里，美国不只是在打一场冷战，还建立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含有多层级协定和伙伴关系的国际秩序，旨在开放市场，将民主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创建一个跨区域的安全共同体。美国提供安全，倡导双方商定的规则和制度，并领导对一个开放世界的经济管理。作为回报，其他国家则隶属于美国并支持美国，而美国所领导的秩序也得以扩大。这就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特征且由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14]

冷战的终结与共产主义对手的消逝令许多人质疑延续这些传统同盟的实用性。当新的和不同的安全威胁出现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威胁——美国的决策者重申了这些传统同盟的重要性，即作为适宜的平台来扩大合作。现在，要将美国的同盟扩展至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并将其纳入北约。扩展同盟背后的依据依然未变，即美国是与全球混乱和失序作斗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15]

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促进了美国的军事化。当小布什政府对“9·11”恐怖袭击作出回应时，美国的军事化更为凸显。正是这些恐怖分子的攻击给小布什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依据，据此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其后在巴基斯坦和也门的受限更多的军事行动。大多数欧洲国家青睐的替代方案则是将恐怖主义视为一种刑事犯罪，并对犯罪者采取有限的、经过严格标准化的应对措施。[16]

也许，美国已习惯性地回避“正式的帝国”（formal empire）的说法，但是它依然具有帝国的狭隘性。冷战期间，本书的作者之一——理查德·内德·勒博，曾作为常驻学者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中央情报局花费巨额资金与数百名分析家致力于收集、分析关于苏联战略和常规军事能力的情报。相比之下，至多只有几位分析家用部分时间来分析苏联的民族问题，以及相对较少的分析家从事理解其政治文化的工作。美国情报机构的绝大多数注意力集中于对手（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军事能力与意图。中央情报局明显缺乏了解阿拉伯世界的人才——更不用说那些能讲阿拉伯语的人了——尽管美国增强了反恐能力，并在“9·11”事件后显著地增加了预算。[17]针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政府已经增加了对区域研究项目的资助，就像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增加对苏联和东欧的研究资助一样。但是，美国国会却削减了美国《高等教育法》第六款（Title VI）与“富布赖特—海斯项目”（Fulbright-Hays Programs）的预算(3)，它们可是美国语言培训及教师、学生交流项目的基础。[18]现在，如果美国人要学习一门外语，很可能就是西班牙语。

多数从事情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无需为了国家安全或全球商务而学习一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外语，例如阿拉伯语、汉语或乌尔都语。对他们来说，学习外国语言是一件麻烦事。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以阿拉伯语或乌尔都语为母语的人，但是他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获得在美国从事敏感工作的安全许可，这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出台了严格的筛选规则，而奥巴马政府则予以保留。因此，很多有能力从事情报工作的候选人无法获得安全许可，或者在申请过程中却步。

狭隘主义远远超出了语言学习的领域。美国在对外战争中缺乏口译译员或者了解当地情况的人，甚至缺乏合适的地图这样的基本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贬低了文化作为行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性。许多理论家认为，外国的文化、历史、地理知识或语言都是不必学习的，因为“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就像“我们”一样，或者说，只要“他们”有机会或者能获得相应的好处，“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行事。于是，这些理论家强调，所谓的结构性因素才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并将决策者描绘为“理性人”——理性人会以可预计的方式，对机遇与制约因素作出回应。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曾对他的学生们说，他们不需要离开俄亥俄州就能理解国际关系。

冷战时期提出的威慑（deterrence）和威逼（compellence）战略，与这位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不需要了解苏联的领导人，或者了解他们制定政策的国内外情境。他们假定，苏联领导人会像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设想的那样看待这个世界，美国的“理性人”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苏联领导人。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的决策基本上不符合“理性人”原则。威慑与威逼战略，以及提出它们的美国理论家，也认为情感与外交政策无关，而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承诺与意图相互发送的信号，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技术性问题。[19]

或许，狭隘主义最令人不安的明证在于，它强调军事力量是一种外交政策机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精英广泛地持有这一观点。与欧洲有限的军事能力相比，假定一个强大、自信的美国，可以依靠硬权力的手段来证明美国的领导地位的合理性，并确保其目标的实现。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很明显，有很多证据能加以反证。[20]这一观点在美国国内大行其道。但是，它在各种多边论坛或者中东、亚洲或非洲的“角力场”上都派不上用场。

赞助

根据邝云峰最近提出的“美国朝贡体系”（American Fributary System），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领导凭借其广泛的对外援助和强大的军力，购买或强制他国支持其联盟和外交政策。[21]正如本书的前言所说，这种方法越来越不符合后冷战的现实。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引起了美国同盟的对抗，导致美国打了两场代价高昂且失败的战争。至于美国其他的主要安全与经济倡议，其中许多是单方面的，譬如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的隐蔽的毒品战争，尽管结果并非灾难性的，却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在伊肯伯里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承认了这些发展，但是，他认为，这些发展证明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功运转，而这个国际秩序是由美国创立的。[22]对此，我们不能苟同。

现在是时候创建一个新的框架，并反思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了。我们的替代性框架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少即是多”（less is often more）。赞助战略需要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提出的多边倡议的认可、支持和执行，这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需要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并被编入超国家和全球机构的协议之中。赞助战略不会对美国主权构成任何破坏，因为美国会根据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来决定使用哪些政策。赞助回避了霸权主义，它的优点在于，忠实于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其他要素。赞助战略是积极的、投入的且有活力的，有时候是有力的。不过，赞助战略也是审慎的。

赞助是古希腊式霸权（hēgemonia）的一种形式，有关古希腊式霸权的概念我们已在之前的章节中叙述过。它明显不同于霸权（hegemony）的传统定义，即假定美国的领导基于强制行使领导权并要求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古希腊式霸权通过增进集体利益和价值观来加强合法性，并以这种方式来利用资源，进而获取社会权力和物质权力。它有可能提升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将那些对美国的指责减至最低，比如美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为了追求狭隘的自利而牺牲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赞助的决定性特征是以共同体的名义行事，并得到共同体的正式支持。有时，赞助会涉及胁迫，或使用武力，但必须具有合法性，并在广泛的支持下获得公信力，通常是获得超国家组织（比如北约和联合国）的正式授权。赞助战略会在一个多边框架内使用武力，成本均摊且不会由美国领导。

“软”权力或“巧”实力试图通过出口美国的文化、物质产品，谋求他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赞助与之完全不同。赞助提出或者加强的是更为普遍的价值观，并非特定的美国的价值观。不过，要吸引美国的参与，就要使普遍的价值观与美国的价值观相符。在美国的国内外，对于人道主义政策存在着广泛的支持，即在战区或种族冲突地区保护平民。如果美国的干预是出于赞助战略，那么对于外国受众来说，美国的干预似乎变得完全不同。这种干预与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干预，以及21世纪初美国对伊拉克的干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3]

赞助战略与社会、物质权力发生关联的方式，与古希腊式的霸权相吻合，而与现代模式的霸权不同，这提升了美国在海外的合法性，并扩大其影响力。赞助战略与霸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容的。前者需要谦逊，摒弃沙文主义，如果应用这一战略，美国则随之变成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榜样。赞助战略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和平与繁荣相关的价值观，该战略不会用委婉的言辞去动员国内支持那些削弱这些价值观的政策。赞助战略倡导的是公民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并认为这些目标与国际秩序是兼容的，即便不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会证明，在全球范围内，赞助战略为美国提供了真正的优势。首先，与领导战略（leadership strategy）相比，赞助战略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相对节约。伊拉克战争就是领导战略的一个经典例子，估计耗费的资金高达8 000亿美元。至2011年底，阿富汗战争已耗费了4 670亿美元。[24]据其他的预计显示，阿富汗战争的长期成本将接近4万亿美元。[25]美国在利比亚的赞助战略耗费的资金只是上述战争开支的一小部分，特别成功之处在于策划了平民保护和政权更迭的行动。这一比较并不是说，赞助战争能成功地颠覆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因为颠覆萨达姆政权对于美国的安全或经济利益，或者名誉根本无关紧要。而是说，致力于赞助战略，使得美国一旦无法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或重要盟国的支持，就可以预先阻止有勇无谋的冒险。

一般而言，赞助战略会避免美国军队参战。相比之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伤亡持续了十年，令美国公众不堪重负。我们会讨论，为什么赞助战略通常能为更容易的退出战略作准备。此外，赞助战略还保持着机动性，因为美国既然不必领导倡议行动，就可以投入较少的资源。

赞助战略的另一个明显优势在于，在未来能恢复美国的合法性。自冷战结束后，缺乏合法性使得美国的举措变得问题重重且碌碌无为，其负面影响大于其他任何因素。美国的决策者、记者和学者照常声称，外国人盼望美国发挥核心的作用。在许多冲突中，即便不是大多数冲突，也少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断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便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对美国的不信任是如此的明显和广泛。任何计划，只要是与美国有关，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霸权战略会继续造成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这些谴责不仅来自美国的大多数公开的反对者，而且来自过去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和政权。赞助战略——就像在利比亚打击贩卖人口或保护平民——为重建美国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

至少从概念上讲，赞助战略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政策路径，因此很难找到与美国安全相关的历史证据。不过，我们提出了三个案例。头两个案例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对利比亚的干预，分别将领导战略与赞助战略加以对比。第三个案例利用反事实的推理，研究美国、墨西哥和毒品问题。这是20世纪70年代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则变得更加重要了。成对的反事实分析，辅之以所谓的真实的方法，是一种比较霸权战略和赞助战略的使用和结果的有效手段。这三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框定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不同方法，并阐明了相应的后果对美国的合法性及其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影响。

伊拉克与利比亚

基于入侵伊拉克和干预利比亚的案例，来比较以现代霸权为目标的领导战略与以古希腊式霸权为目标的赞助战略。要比较这两种战略在进程、执行、成本和收益等方面的差异，再也没有比这组案例更合适的了。

无论如何评估，入侵伊拉克都耗时长且代价高昂，对美国的利益毫无助益。萨达姆虽死，却未被任何算得上亲美、稳定的政权所取代。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被削弱了。伊拉克战争还进一步破坏了巴基斯坦的稳定，并促使伊朗继续推进其核计划。可以说，自从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针对美国的盟国及海外美国人的恐怖主义也增加了。美国军事干预的公开目标是阻止伊拉克获取核武器——其实美国无需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萨达姆政权已经放弃其核计划。令人记忆犹新的是，美国在军事干预前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萨达姆正在发展核设施。为时八年的战争，代价是相当可观的。超过4 500名美国人丧生，30 000多人受伤，耗费了8 000多亿美元。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但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即至少有12万伊拉克人在这场战争中罹难。[26]

大多数外交政策分析家都会赞同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负面评价。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对此，外交政策分析家还有一个共识：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就是小布什政府糟糕的计划与执行。许多论文、书籍和回忆录都记录了小布什政府决定干预伊拉克就是基于虚假或伪造的情报。小布什政府拒绝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未能在伊拉克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迹象。此外，小布什政府也没有提出战后的占领计划，更未设想到美军占领巴格达后遭到抵抗的可能性。

虽然所有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但却太过集中于小布什政府的表现。至少在理论上讲，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美国领导人采用一种更巧妙的方式，会做得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确凿无疑的。一项更周全的、经过详细制定的占领政策——无需解除伊拉克军队的武装，不将占领计划局限于占领伊拉克石油部——应该可以减少一些对叛乱的支持。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假如美国入侵并占领了某个中东国家，是否真的能够成功？即使是一个极为能干的政府，也会因错误的目标而招致失败。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实质几近于单边主义，这一事实令美国已经失去了威信。至于要将伊拉克的政权更替为一个傀儡政权，并将伊拉克重建为美国的一个忠实盟国，这些都是美国不折不扣的妄想。

假如萨达姆·侯赛因对于区域和世界安全已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那么美国的军事干预原本是可以被合理化的。但是，并无证据支持这一主张。不可否认，萨达姆是一位嗜血的专制统治者，这在中东地区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萨达姆曾侵略过伊朗与科威特，但是都被击退了。在入侵科威特时，伊拉克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的打击。萨达姆曾用毒气对付库尔德族的平民，并试图研制核武器。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的挫败，已经大大削弱了萨达姆的军事资本，靠仅剩的力量来重整对伊拉克的统治。萨达姆的空军与防空网络可以说是混乱不堪。伊拉克的什叶派与库尔德地区成为了禁飞区，而北约在禁飞区则频繁地飞行出击。联合国继续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禁运所有可以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略物资。尽管萨达姆多次限制核查并驱逐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但是的确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萨达姆在美国干预前获得了核武器。尽管如此，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故此，应当迫使萨达姆重新接纳联合国核查组，并令其不受限制地进行核查。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甚至是谨慎的。美国的军事干预实现了这一目标，但是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并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美国的说法，即伊拉克正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7]

萨达姆既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没有一支可用的空军，仅靠一支装备和训练都匮乏的军队。对伊拉克的邻国而言，萨达姆充其量是一个麻烦，而不是威胁。尽管如此，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起的讨论会上，以及《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出版的社论和文章里，新保守主义者仍然指责萨达姆支持全球的恐怖主义。“9·11”事件之后，他们指控萨达姆是“基地”组织背后的黑手，例如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一再重申这一点，并将其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但是从未有证据显示萨达姆与恐怖主义的关联，对此切尼自己本该是知道的。因此，恐怖主义这个借口要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容易被识破，美国的高层决策者及其支持者只得另外寻求其他的干预理由。

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的经济利益处于危急之中。虽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及其他人经常表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但这样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28]美国历来允许石油公司与中东的各类独裁政权做交易，美国在乎的只是石油的价格是否合理。[29]假如美国政府要获得伊拉克的石油，只需结束对其制裁，这也是许多人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一直在呼吁的。萨达姆急切地需要资金，因此他会乐于出售石油，而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也会随着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上升而下跌。美国共和党的右翼可不会考虑结束对伊拉克的制裁并向其购买石油。侵略并占领伊拉克才是他们偏爱的战略。伊拉克战争及随后的占领，令美国在战争的头一年便耗费了大约1 000亿美元，而入侵与占领的总成本已超过了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可以想见的经济收益。[30]

首先，美国政府认为，入侵伊拉克耗费的资金可以由伊拉克的石油收入来买单，这种“保本”的估算，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额外的证据，说明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首要目标并非获取石油。[31]但是，这种不切实际的说法却广为人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说法出于政治动机，类似于断言萨达姆已经或即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两种断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阻断反对之声势。与这些断言相比，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早在小布什政府履任的头几周，其高层级官员便暗示外国官员和媒体，他们对萨达姆政权的存续甚为不满，正在寻找一个入侵伊拉克的借口。[32]面对友好的听众，这些高层官员透露，除去萨达姆有助于美国改变中东的局势，大大增加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他们设想，伊拉克人会张开双臂欢迎美国来的“解放者”，并让流亡在外的傀儡艾哈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就任伊拉克的新统治者。在中东的心脏地区，一个亲美的政权将为美国提供对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杠杆。

小布什政府的官员还解释说，要对伊拉克发动一场高科技的军事战役（后来被称为“震动与威慑”），一开始就使用精确轰炸和导弹攻击，在美军伤亡较少的情况下，令伊拉克军队瘫痪，继而推翻萨达姆。这将对朝鲜和伊朗构成威胁。据一位高层官员透露，“伊拉克不仅仅是伊拉克”，入侵伊拉克还会影响到伊朗、利比亚和朝鲜。[33]美国预计在伊拉克的胜利会鼓励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趋从，全球各国会更乐于向美国示好，同时也向那些反对美国的世界秩序愿景的国家（例如法国）施加更大的压力。[34]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并未成功地“稳固”美国的霸权，或是令美国的朋友和敌人都更加顺从。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这些目标，可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文化的一种自然流露。

现在，我们必须从“反事实”的视角来考虑，如果小布什政府能够延续比尔·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将会发生什么。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他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愉快地对记者坦言，他的前任对伊拉克的政策是成功的：“我们已经遏制了萨达姆，把他关在了一个盒子里。”[35]没有理由可以令人确信，在接下来的八年里，萨达姆会摆脱美国的遏制。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有证据表明，萨达姆已经放弃了核计划。事实上，对伊拉克的制裁是有效的，增加了伊拉克独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成本和难度。伊拉克人还会继续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受苦，但所受的苦并不比中东地区的其他统治者治下的民众更多。无论如何，美国似乎都乐于和中东地区的独裁者做交易，比如，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国就与其做过交易。因此，可以合理地假设，萨达姆还能够执政一段时间，而伊拉克的经济因受到制裁，会继续衰退下去。尽管萨达姆政权令人不快，却也不会对中东地区的和平造成严重的威胁。如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萨达姆也面对着内部的暴动，他甚至有可能会成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另一个受害者。无论是哪种方式，美国的威信都不会受损，美国政府原本可以规避对伊拉克的不明智的入侵，并避免承受由此带来的人力、财政和政治成本。

与之相比，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仅持续了五个月，从2011年春季至秋季。这次干预的成本约为10亿美元，美国方面没有人员伤亡，而且还实现了政策目标，即保护平民并实现政权的更迭。美国在海外的声誉得以加强，被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和响应积极的全球公民。在美国国内，奥巴马的批评者指责其罪责在于，为了遵从联合国和北约，而令美国失去其主权。批评者抓住了奥巴马政府一位口风不紧的官员的欠考虑的言辞，嘲笑奥巴马的方法为“坐在后排的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36]其他批评者坚信，如果不涉及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那么进行干预就是在浪费钱。[37]但是，这些批评者并未削弱美国公众对干预的支持，即使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也是如此。在学术界，有些人欣喜地——或许还言之过早地——宣称对利比亚的干预标志着联合国的“保护的责任”倡议的复兴，而现实主义者对此一反常态地保持沉默。[38]

有些新闻评论员认为，美国对利比亚的政策，究其动机是为了避免重蹈在伊拉克的覆辙：向军队部署野心过大的目标，却没有明确的撤退战略。如果说美国对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政策差别仅仅在于“吸取了教训”，这么说也是错误的。[39]美国对于这两次冲突的政策差别远不只战术上的反差。这象征着一个更深刻的差异，即领导战略与赞助战略之间的差异。[40]

赞助战略的特征在于，由当地参与者提出要求干预的最初请求，后经该区域内国家的考量，继而提交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终，以联合国决议的形式授权进行干预，旨在保护平民。[41]尽管美国完全支持进行干预，但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干涉了干预政策的构想或执行。

在利比亚与埃及的政治变革的激发之下，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于2011年2月15日爆发了抗议。利比亚的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用暴力镇压抗议，包括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民众开火。暴力迅速蔓延至利比亚东部的其他城市，尤其是米苏拉塔。由此产生了一支大体上组织混乱的抵抗力量，其后被命名为“全国过渡委员会”（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事实证明，虽然该组织缺乏资源或一个连贯的战略，但却具有惊人的持久力。它能够避开利比亚政府部署于城市街道的重型火炮与坦克。[42]

欧盟与联合国的反应出奇地快。在数周之内，通过决议对卡扎菲及其小圈子的顾问实施制裁，比如冻结资产、限制旅行并将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43]非洲联盟拒绝如法炮制，而阿拉伯联盟则采取了不同姿态——同意暂停利比亚的会员资格。至3月的第2周，阿拉伯联盟的12个成员国为了保护利比亚的抵抗力量，支持在利比亚上空设置禁飞区。此举为联合国一项类似的决议扫清了道路，如《纽约时报》所形容的那样，也增加了“一直不愿介入的奥巴马政府”采取行动的压力。[44]

对卡扎菲的制裁生效了，而利比亚叛军开始从东前进。2011年3月10日后，在法国的辩论围绕着承认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法国著名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的公开规劝。[45]莱维通过私人活动试图推动美国承诺对利比亚进行干预。2011年3月14日，莱维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双方分别是利比亚叛军领袖马哈茂德·贾布里勒（Mahmoud Jibril）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据迈克尔·黑斯廷斯（Michael Hastings）说：“在莱维的指导下，贾布里勒曾敦促克林顿支持禁飞区计划，武装利比亚的叛乱分子，并对卡扎菲的部队发动攻击。贾布里勒警告说，如果美国不介入，利比亚将会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比尔·克林顿未能在卢旺达和巴尔干半岛国家采取行动，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46]。利比亚叛军请求北约介入予以保护，并调动空军实施轰炸，以此增强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最初有所保留的奥巴马开始认同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这是为了配合干预呼声渐强的态势以及要求进行干预的压力。其中包括，阿拉伯联盟决定通过联合国支持干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则暗示将参与干预。莱维与贾布里勒通过秘密途径来影响美国政府，或许他们最重要的收获便是赢得了国务卿克林顿对干预的支持。当奥巴马询问军方的抉择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Mike Mullen）上将于次日便向白宫作出了答复。奥巴马面临两个限定条件：美国的参与应当是有限度的——据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报告，干预时间应为“数日，而非数周”；美国承诺不派遣地面部队。[47]

2011年3月17日，俄罗斯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决议，建议在利比亚停火。[48]法国意识到美国提出的干预主义的解决方案将产生与俄罗斯对立的效应，因此法国在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下，提交了一份决议，建议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上空设立一个禁飞区。[49]法国的决议建议联合国授权成员国通过单边行动或通过区域组织，利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保护受到利比亚政府的攻击威胁的平民及其居住区。法国还建议联合国授权设立一个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与联合国秘书长协同行动。[50]对于法国提出的这一决议，中国和俄罗斯弃权。至于美国，仍隐身在幕后。在投票表决前，美国还在与尚未作出决定的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进行广泛的私人双边会晤。一位观察家指出：“在政治方面，与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不再用诸如‘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相反，欧洲国家已经一马当先，毕竟他们具备军事能力，而且利比亚问题发生在欧洲的后院。”[51]

联合国投票结束后，奥巴马明确表示，任何干预都必须是国际化的，干预的费用由多国共同分担。[52]在联合国通过进行干预的决议后两天，法国便对卡扎菲的部队发起了一系列的空袭。接下来是英国空军兑现了承诺，而后是美国、加拿大，以及极具象征意义的卡塔尔。北约掌握了此次干预的正式控制权。18个国家的部队相继加入了这次被称为“联合保护行动”（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的干预。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终与卡塔尔联手，成为此次干预的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参与者。据北约最终的报告，所有参与干预的国家的空军出动了超过26 500架次，这三国贡献了一部分力量，不过它们并未参与北约对利比亚的9 700多次空袭。[53]

联盟的军事行动很快便超出了联合国授权的范畴，即班加西的民防，联盟对卡扎菲的坦克与防空系统实施了打击。最初媒体报道认为美国在此次干预中的作用是支持性的，不久之后，美国在针对利比亚政府军的“战斧”导弹打击中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与此同时，美国在后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54]截至干预行动的第一周，美国空军已出动近900架次，而获得最多公众关注的法国空军仅出动110架次。[55]

随着冲突的展开，美国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比如协调轰炸并让法国与英国维持大部分的空军出击架次，这是为了让媒体由此推断此次干预的成本得到了合理分摊。[56]汇总的数据似乎支持了这一评估。美国提供了大部分的人员（在约13 000名士兵中有8 507名美国士兵），提供了超过一半的飞机，发射了228枚巡航导弹（干预行动发射的巡航导弹总数为246枚）。据报道，美国投下了455枚炸弹（干预行动的投弹总数为1 256枚），只比丹麦多25%，而法国与英国飞机承担了多数的空袭任务。[57]

干预利比亚的经济成本被合理地分担了。美国耗费了约10亿美元，法国4亿美元，英国3.33亿美元，加拿大5 000万美元。虽然参与军事行动的其他14个国家的贡献偏少，但是该联盟在整体上分摊成本，已与之前对伊拉克的干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赞助战略一致的是，美国肩负了大部分的执行责任，却没有行使领导权，而是将其留给其盟国法国与英国。[58]

此外，美国还延续了赞助战略所预期的模式：美国跟随而不领导。与法国相比，直到2011年7月的第二周，美国才承认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当时，北约已对卡扎菲展开了为时三个月的打击，而军事形势已转而有利于利比亚叛军。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宣布，美国承认利比亚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而“全国过渡委员会”必须承诺将通过一个透明的进程来实现民主改革。其后，“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其在一年内的选举计划。[59]

在利比亚，美国在数月之内便实现了政权更迭的目标，并将其作为美国建立一个广泛联盟的一部分。美国在利比亚的成功，以及在伊拉克的失败，应归因于两国的不同环境。不过，美国在利比亚的成功要归因于奥巴马坚持运用了赞助战略。在奥巴马承诺美国将实施军事行动之前，他强调了四个前提条件。其一，当地必须有一支反对派力量，愿意且能够对政府军发动战争。任何国际行动都必须应当地人的要求。其二，考虑到阿拉伯世界舆论的敏感性，重在获得区域内的合法性，以便削弱可能的指控，比如，对利比亚的外部干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实例。为此，数个阿拉伯国家加入了联盟。其三，成功地通过联合国获得广泛的法律上的合法性。其四，力主进行干预的欧洲盟国需要注意，此次行动是多边性质的，它们需要承担巨额的成本。在每一个方面，奥巴马政府都与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干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反观小布什政府的傲慢或无能，其对伊拉克的干预，没有一项符合上述的要求。[60]

在利比亚，初期的攻击就取得了压倒性的积极效果。美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了保护平民与政权更迭的目标，同时未有美军伤亡。美国的退出战略变得很简单——不需要像美军在伊拉克时那样撤退，比如，释放爱国言论的烟幕，并宣布无事实依据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干预有助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改善自己在盟友和联合国的形象。当美军进驻伊拉克巴格达时，迎接他们的是经过策划的欢迎仪式。相比之下，当美国承认了利比亚的反叛武装后，利比亚人自发地在班加西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61]两个月后，一支被称为“伊斯兰教法虔信者”（Ansar al-Sharia）的民兵组织袭击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导致四名美国人丧生，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为此利比亚人表示了极度的愤慨。数千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悲痛和团结。其后，示威者将“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的民兵驱逐出城。之后，在示威者对武装民兵组织的袭击中，有3人罹难，20人受伤。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示威游行，由此显示出利比亚人与美国在中东的相互支持。[62]

意料之中的是，在干预利比亚之后，公众舆论对美国的积极评价在欧洲最为凸显。在将合作安全政策合法化的问题上，干预利比亚似乎把美国人与欧洲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011年，据德国马歇尔基金的“跨大西洋趋势”（Transatlantic Trends）民意调查显示，欧盟和美国的公共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趋同，尽管双方在一些安全问题上依然存在意见分歧。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一致认为，对利比亚的干预是最好的方式，即由一支国际化部队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值得注意的是，该项调查是利比亚叛军获胜之前进行的。[63]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也意识到欧洲与美国关系的改善。该委员会指出：“阿拉伯的觉醒强化了欧洲作为美国合作伙伴的作用，尤其体现在对利比亚的共同干预上。”该委员会的年度“外交政策计分表”给予了美国更高的评分。比如，“欧洲安全问题的合作”一项的评分由C升至B-，由于干预利比亚的合作，美国在这一项上获得了最高分；在“区域与全球问题合作”一项中，美国的评分由C上升到B，这是美国获得的第二高的分数，得益于其对“阿拉伯之春”作出的回应。[64]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的执行主编詹姆斯·乔伊纳（James Joyner）表示：“利比亚问题清楚地显示，未来如果美国军队参与任何以‘世界警察’为名目的行动，都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贡献，尤其是欧洲。”[65]

从双边的角度来看，对利比亚的干预对美国与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盟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1年11月，法国前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发表了言辞有力的演讲。萨科齐重申其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承诺，盛赞美国和法国部队在干预利比亚时作出的贡献。[66]2012年3月，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正式访问美国时，也发表了同样令人鼓舞的评论。[67]此外，据时任意大利总理的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所说，对利比亚的干预也改善了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68]

不出所料，阿拉伯世界与广大伊斯兰世界对此的反应是复杂的。2011年10月，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调查显示，59%的阿拉伯国家受访者依然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但是，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在之前的12个月里增加了16%。[69]该项调查将这种增加归因于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应对——24%的调查样本取自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国家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土耳其和法国都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最具建设性的作用。[70]根据佐格比民意调查公司（Zogby）的一项调查，多数的沙特阿拉伯受访者和众多黎巴嫩的受访者，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美国对维护利比亚上空禁飞区所作的贡献。[71]尽管数十年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动机的怀疑不会因为美国对利比亚的干预而改变，但是这一事件表明，观念上的改变是可能的。

思想实验

现在用赞助战略来作整体评价，为时尚早。因此，我们对美墨关系的案例研究是一个基于事实的“如果—怎样”（what-if），或者说从“反事实”的视角，探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赞助战略与领导战略的潜力。反事实指与事实相反，相应地，反事实描绘的是没有发生的事件。[72]通过反事实的思想实验，将过去的一些层面加以改变，以期改变当下的特征。[73]反事实的思想实验能够探查出实际发生的历史结果的原因及其偶然性。

在国际关系中，反事实的实验通常基于丰富的论据，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推断。正如斯蒂芬·J.古尔德（Stephen J.Gould）所说，这是因为，我们无法重演历史，了解究竟会发生什么。这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的真实的或标准的历史。假如我们断言阿道夫·希特勒应对大屠杀负责，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推断是否有效，除非我们能知道如果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会发生什么。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几乎所有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都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反事实之上。

最合理的反事实对历史的改写程度是最低的。[74]此外，反事实先把设想好的改变引入历史结构之中，再设想出最接近于改变的结果。接下来，反事实将一个“前件”（antecedent，即对现实的一个小改动）与“后件”（consequent，我们预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联系在一起，连接它们的关键在于一条与现有论据相符合的逻辑链。对历史做一个微小且可接受的改写，有可能让世界变得大为不同。以年幼的埃连·冈萨雷斯（Elián Gonzalez）的幸存为例。1999年11月，埃连与母亲和其他12人一同搭乘一艘发动机有故障的小船逃离了古巴。埃连的母亲与其他十名乘客在越境时罹难。埃连靠一个内胎得以漂浮在海上，后来被两位渔民救起，把他交给了美国海岸警卫队。随后，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裁决将埃连送还给他在古巴的父亲，而不是让埃连留在他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伯祖父身边，这一裁决激怒了许多古巴裔的美国人。因此，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古巴裔的美国人要比过去少得多。假如埃连淹死了——并非我们个人希望他遭遇任何的不幸——艾伯特·戈尔（Al Gore）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县（在迈阿密附近）赢得足够的多数票，从而就能赢得佛罗里达州的选举，当选为美国总统。假如戈尔当选美国总统，虽然无法阻止“9·11”事件的发生，却几乎肯定会阻止美国入侵伊拉克。

从总体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使用的方法，即使对历史进行多处极小的改写，也是有迹可循的。在整个冷战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美国领导人及其顾问的世界观，——实际上包括国家外交政策和安全机构的世界观——与赞助战略及其对国家自利的理解都是不相符的。如果要转变这种世界观并令其支持赞助战略，就需要修正美国人从历史和根深蒂固的信念中汲取的教训，即我们已经阐述过的“例外论”、“弥赛亚主义”与“不可替代性”。

下面的案例研究相应地基于一个“令人惊奇的反事实”，将一些固有的、似乎不太可能的变化引入现实之中。尽管它有悖于我们对于“现实的”或可以想象的理解，但是它有助于我们推断真实事件的原因和偶然性，或支配它们的动态性。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认为，美国的发展之所以不同于欧洲，是因为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由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地位在一出生就决定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托克维尔要想象，如果美国是由贵族统治的，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如果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没有贵族统治，又会发生什么？要创造假设的条件，就必须对历史进行最小限度的改写，而此类改写必须服务于主旨。这里所说的目标并不是讨论上述假设的世界究竟哪个会变成现实，而是将这些不现实的世界作为工具，去发展和评估基于史实的诠释和社会科学理论。在接下来的案例中，我们会用这种方法来比较霸权战略与预期的赞助战略。

美国、墨西哥与毒品问题

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对毒品种植和加工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至1975年，进入美国的87%的海洛因与95%的大麻都来自墨西哥。[75]通过暴力和贿赂，墨西哥的毒枭有效地控制了奇瓦瓦州（Chihuahua）、杜兰戈州（Durango）与锡那罗亚州（Sinaloa），即所谓的三角洲地区。墨西哥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寻求与美国实施一项联合战略，压制毒品的生产与运输。[76]美国曾提出联合边境行动以支持一个大范围根除毒品的计划，但是遭到了墨西哥方面的拒绝。在一个代号为“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的计划中，美国的特工和技术顾问，曾与墨西哥的同行和士兵合作摧毁了大麻及其他毒品的种植地，并查抄了可卡因。1980年，墨西哥对美国的海洛因出口已由87%下降至25%—30%，而“秃鹰行动”也由此被视为一次巨大的成功。[77]

“秃鹰行动”的相对成功有赖于墨西哥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当这一合作计划有损墨西哥主权时，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便对其加以限制。“北方反应部队”（Northern Response Force）是一个相对成功的计划，根据美军提供的情报，该部队派出配有直升机和飞机的快速反应小组，截获非法运送毒品过境的航班。不过，由于美国的战术小组与P—3型飞机不断地侵入墨西哥领空，墨西哥中止了这一计划。[78]

“秃鹰行动”与“北方反应部队”的成功令美国官员确信，源自墨西哥的毒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截断的。这鼓励了尼克松政府和里根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后的克林顿政府在墨西哥政府开始限制“秃鹰行动”与“北方反应部队”时，考虑提出更多的干预主义的单边倡议。不过，克林顿政府提出的这些举措都令人泄气，大体上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1969年9月，尼克松政府发起了“拦截行动”（Operation Intercept），其公开的目标是阻止任何毒品从墨西哥越境到美国。该计划认为，墨西哥人靠不住，且在封锁边境上的工作拖拉。美国政府官员迫使墨西哥允许美国对墨西哥境内的古柯与大麻种植区进行空中检测，并对发现的毒品种植区使用新开发及多数未经检测的除草剂，以破坏毒品种植区的作物。[79]毫不奇怪，墨西哥人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双方多次会晤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过，至少有一位毒品专家认清了形势：“美国提出的主要要求触及了墨西哥主权的敏感神经，因为这些倡议涉及美国参与墨西哥的内部事务，而这些内部事务是具有排他性质的。”[80]

不过，尼克松不为所动，下令美国的特遣部队继续执行其边境控制任务。美国国防部禁止美国的军事人员进入墨西哥西北边境城市蒂华纳（Tijuana），并要求所有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民用飞机提交飞行计划，并定期报告其位置。美国在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埃尔帕索（El Paso）和圣迭戈（San Diego）设立了临时路障。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美国耗费约3 000万美元，调动了数千名军事人员和边境管理人员，他们检查了450万人及其车辆或航班。尽管只截获了少量的毒品，边境两侧的生意却受到了影响，在受损最大的社区，生意减少了70%。[81]然而，作为“水门事件”的共谋者之一，G.戈登·利迪（G.Gordon Liddy）却认为，这是一次极大的成功：“这是一次纯粹、简单且有效的国际勒索，意在迫使墨西哥就范。我们原以为墨西哥可以支撑一个月。事实上，他们在两周后就告饶了，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82]

墨西哥的边境城镇与联邦政府都被美国激怒了。一位墨西哥官员表示，此事对墨西哥人的心理影响“就如同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那样。整件事依然十分的敏感，以至于多数墨西哥人在字面上都回避提及此事”[83]。墨西哥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o Diaz Ordaz）就公开谴责美国的“拦截行动”是歧视性和侮辱性的，并指出该项计划已令墨西哥人心怀怨恨。为此，尼克松急忙为“拦截行动”引起的“不和”与“愤怒”致歉，并承诺未来将采取更具合作性的方式。[84]美国的交涉者不得不同意，任何要加快步伐的反毒品行动都要由“墨西哥方面专门安排并指导”[85]。虽然双方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但却没有再提出新的举措。

在未与墨西哥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缉毒署（U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开始向墨西哥派遣卧底特工，且未向墨西哥政府通报。1985年2月，美国的一名卧底人员恩里克·卡马雷纳·萨拉查（Enrique Camarena Salazar）被谋杀，此事加剧了美国政府的担忧。卡马雷纳失踪10天之后，里根政府启动了“拦截二号行动”（Operation Intercept II），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进行更严格的检查，并封闭了部分边境。如同1969年时一样，美国在1985年再次将边境作为一个高调的舞台，传递出美国对墨西哥反毒表现感到不满的信号。[86]墨西哥政府在缉捕谋杀卡马雷纳的凶手时进展甚微，似乎嫌疑犯与墨西哥的联邦警察部队有密切的联系。1986年3月，美国政府为了加大对墨西哥的压力，启动了“莱延达行动”（Operation Leyenda），关闭边境达8天之久。美国贿赂了墨西哥警方，绑架了一名涉嫌谋杀卡马雷纳的墨西哥毒枭，并将其偷渡出国境，送至美国，在美国将其逮捕和审判。[87]上述这些行动加速了谈判，并促成两国于1989年2月签署了《合作打击贩毒和毒品依赖协议》（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in Fighting Drug Trafficking and Drug Dependency）。墨西哥要求美国承诺不在墨西哥境内采取任何行动，此类行动是“由（墨西哥的）国家法律或规则预留的，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政府”。[88]

从一开始，美国就忽视了这一协议。1990年4月，美国缉毒署特工绑架了墨西哥一位知名的妇产科医生温贝托·阿尔瓦雷斯-马查因（Humberto Alvarez-Machain），因为他涉嫌参与卡马雷纳的谋杀案。但是，他被带回美国受审后，却被宣判无罪。在其他外国政府的支持下，墨西哥人挑战了美国实施此次绑架的合法性，认为此举侵犯了墨西哥主权，以及1978年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的引渡条约。[89]墨西哥政府暂停了国内所有美国的反毒行动，并允许（有可能是鼓励）本国的一家名为《演变》（Processo）的新闻周刊曝光在墨西哥活动的49名美国缉毒署卧底特工。[90]墨西哥采取的这些行动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上，并于1991年签署了《互助条约》（Mutual Assistance Treaty），作该条约对美国缉毒署在墨西哥的特工设置了更为严格的指导方针。此外，美国还在另一项引渡条约中作出让步，并签署了一项禁止跨境绑架的双边协议。[91]

克林顿政府出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共同利益，遵守与墨西哥的上述协议达数年之久。但是，克林顿政府愈发担心墨西哥的银行用毒资洗钱。1998年5月16日，作为“卡萨布兰卡行动”（Operation Casablanca）的一部分，12位墨西哥银行家被引诱至拉斯维加斯并遭到美国缉毒署特工的逮捕。墨西哥三家最大的银行及其主要官员遭到美国的刑事指控。[92]美国特工为了抓捕嫌疑犯而设置圈套，不知情的墨西哥人对此感到愤怒。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Ernesto Zedillo）拒绝引渡五名墨西哥银行家，同时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封抗议信，并在电话中向克林顿大发牢骚。[93]

历经40年，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单边政策总是事与愿违。他们激起了墨西哥官员严厉、公开的回应，他们愤恨美国对墨西哥主权的侵犯，以及美国在墨西哥的卧底行动。此外，墨西哥官员认为，美国利用那些广为宣传却普遍不起作用的边境行动来攫取廉价的政治资本，还连续地违反与墨西哥签订的条约与协议。墨西哥政府时常会安抚美国，并逮捕重要的毒贩。通常，当美国国会对墨西哥的反毒行动进行评估时，这就是墨西哥政府采取安抚措施的关键时刻。墨西哥政府务必令美国国会知晓，墨西哥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例如逮捕和审判毒贩与腐败的政府官员。不过，此举属于互惠的政治活动，而非有效的合作。

直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才切实地改善了与墨西哥的关系。不过，两国的合作很快又破裂了。导致这种恶化的两个主要原因都可以归因于美国对其领导地位和国家利益的构想，而这种构想在“9·11”事件后达到了顶峰。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有相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毒品、国内安全和移民——都要根据美国领导层的辞令而加以框定。因此，政策需要经过美国和墨西哥双方的感知与评估。在美国，鉴于新近感知到的恐怖主义威胁，边境安全的理念被重新界定了。在许多美国人眼中，易渗透的南部边境对美国国土安全的可感知的威胁，与美国需要出台一项“强硬的”移民政策，两者被混为一谈。[94]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拒绝支持或参与伊拉克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墨西哥对美国那招牌式的傲慢的回应，正是美国的这种傲慢已滋长了数代墨西哥人对美国的怨恨。

“9·11”事件之后，美国普遍出现了对墨西哥移民大量流入的激烈反应。为了回应美国公众对于非法移民的关注，小布什与国会对于加强美国—墨西哥边境控制也愈发感兴趣。特别明显的是，移民与国土安全联系在了一起。根据“9·11委员会”（the 9/11 Commission）的建议，2004年通过的《情报机构改革与预防恐怖主义法案》（the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以国家安全为名对美国—墨西哥边境施加压力。

这一法案通过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立法激怒了墨西哥人，他们不满该法案的实质与施行。在2002年的边境政策谈判中，墨西哥官员表示愿意签署一份全面反恐的边境安全协议，同时要求该协议必须强调移民政策。美国则断然拒绝在该协议中强调移民问题。[95]墨西哥经常拒绝美国引渡毒枭的请求，因为墨西哥禁止终身监禁与死刑。为了反击，美国国会于2005年11月通过了《外事行动拨款法》（Foreign Operations Appropriations Act）。根据该法案，任何国家如果拒绝引渡被指控杀害美国执法人员的嫌疑人，那么美国将禁止对该国提供经济援助，除非美国国务卿颁布豁免令。2005年12月，墨西哥外交部发表新闻公报时表示，如果缺乏全面的移民改革，专注于安全的法案是注定要失败的。2006年1月，墨西哥政府抗议加利福尼亚州边境的一名巡逻人员和得克萨斯州的一名警察枪杀墨西哥非法移民。概括而言，一旦移民问题被重新框定为一个属于国防范畴、由美国单方面承担义务的问题，墨西哥要想实现双边妥协是没有空间的。边境政策受制于美国国土安全的迫切需要，而墨西哥关切的问题及其优先项则被搁置一旁。[96]

小布什政府所接受、支持和利用的单边主义辞藻，被用来支撑美国的单边政策冒险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对美国与墨西哥的合作失败承担责任。美国政府有意识且刻意地强调其追求狭隘的单方面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由此产生对伊拉克战争和其他政策的支持，即使它们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移民政策上，小布什政府对舆论失去了控制。当小布什政府寻求与墨西哥的多边政策时，热衷于单边行动的共和党右翼，不仅深陷于伊拉克战争，更令其自身的政治领导在亢奋之后以失效告终。保守派把非法移民框定为一个安全问题，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些出于其他原因反对移民改革的人也随大流。2006年，小布什政府的支持率处于或接近历史新低，它对移民改革的大力推动并未赢得稳固的政治基础。

小布什与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之间的默契——用移民改革换取墨西哥在禁毒和边境安全上的合作——已失去生气。墨西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位反对党成员表示：“这让人感到遗憾。因为墨西哥长期不变地在安全和打击贩毒方面支持美国。”[97]在小布什任期即将届满时，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全面的移民改革的失败是他的政府最引以为憾的一件事。[98]

美国的毒品政策对伊拉克战争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影响。自从墨西哥在1846—1848年与美国的战争中失去了一半的领土后，它就一直对美国的傲慢及其在美洲大陆的主导感到特别的敏感，相应地更倾向于抵抗美国的权威。长久以来，美国对墨西哥的单边主义政策，对墨西哥主权缺乏尊重，且忽视之前签订的协议，这些因素都显现于美国的禁毒政策中，更加剧了墨西哥对美国的敏感。墨西哥人认为，美国的政策一贯自私、虚伪和专横。“9·11”事件后，仅有半数的墨西哥人对美国表示同情。伊拉克战争更加深了墨西哥对美国政府的疑虑。[99]

墨西哥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Jorge Castañeda）在联合国支持美国，这是为了符合福克斯政府力图表明的墨西哥与美国可靠的盟友关系，却遭到墨西哥国内民众的严厉指责。福克斯被迫与自己政府的外交部长保持距离。2002年底，事态越发地明朗起来，即小布什政府正在准备入侵伊拉克，墨西哥驻联合国大使阿道夫·阿吉拉尔·辛塞尔（Adolfo Aguilar Zinser）则在幕后支持法国，即阻止联合国安理会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真正令小布什勃然大怒的是，福克斯决定发表全国电视演讲，解释为什么墨西哥要在联合国投票反对美国。小布什宣布美国将在没有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开战，并解释了此举的合理性。[100]此后数小时，美国的西班牙语网络便播出了福克斯的讲话。他的讲话在墨西哥“创造了一个民族团结的罕见时刻，这在近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01]。

根据传统的解释，移民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由美国单方面解决的问题，而毒品走私则是一个双边问题。[102]传统的解释忽视了移民问题与毒品走私之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关联。如果说禁毒与边境安全主导了美国对墨西哥的议程，那么墨西哥则将移民问题置于首位，并根据移民问题来框定与美国的关系。2006年，在竞争激烈的墨西哥选举中，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反对美国在边境设置围栏，为墨西哥人的人身自由做辩护，并强烈呼吁美国实行对墨西哥人有利的移民改革。这两位候选人是在含蓄地表明，基于可以被接受的移民改革，墨西哥愿意与美国进一步合作。

凭借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强硬立场，费利佩·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ón）赢得了墨西哥总统选举。就任后不久，卡尔德隆于2006年12月派遣联邦军队进入米却肯州（Michoacán）向毒贩开战。此次干预开始升级，转变为墨西哥政府与贩毒集团之间的冲突。4.7万或更多的人在这场延续了6年的“墨西哥毒品战争”中丧生。[103]它成为了墨西哥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已严重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现在，毒品战争已使非法移民变得黯然失色，成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主要政治问题。

毒品战争可谓墨西哥历史上自革命以来最为暴力的时期。极具攻击性和高度组织化的恐怖组织对墨西哥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核心机制的威胁与日俱增。腐败盛行，而墨西哥许多地区负责维持秩序的机构已同流合污，或停止运转。据墨西哥记者里卡多·拉韦洛（Ricardo Ravelo）估计，墨西哥半数的警察都收受贩毒集团的贿赂。[104]当地许多官员或记者，或是出于无畏，或是出于鲁莽，试图挑战贩毒集团而惨遭杀害，其中许多人连带家人也一同被杀。暗杀与绑架变成常态，其中许多受害者被无情地斩首。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已变得难以治理。军队本该是政府打击贩毒集团的主战武器，但是军队本身也存在问题。墨西哥的军方曾被指控侵犯人权，其行为就像另一个犯罪集团。2009年7月，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指出：“墨西哥的军事法庭……从未宣判任何一名被指控严重侵犯人权的军人有罪。”[105]据批评人士称，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当年以极微弱的优势赢得选举——曾将毒品战争作为削弱其政治反对派的借口。

对美国而言，墨西哥的毒品战争意味着不断涌入美国的毒品，边境地区的暴力、腐败会影响到美国。如果说得夸张一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南部将出现一个“失败国家”。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促成了墨西哥与美国关系的迅速转变，而美国也开始对墨西哥采取赞助战略。2008年，小布什政府与墨西哥达成了《梅里达倡议》（Mérida Initiative），向墨西哥提供14亿美元的援助，以助其继续打击贩毒集团。依据该倡议，美国对墨西哥的援助由2007年的6 500万美元增至2008年的4.06亿美元。[106]在《梅里达倡议》生效后的头三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援助总额达到了15亿美元。[107]自十多年前的“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以来，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最大规模的援助计划。《梅里达倡议》得到了美国和墨西哥的广泛支持，并标志着双方的高水平合作。毒品战争使得边境双方意识到问题的实质与合作的必要性。奥巴马政府继续援助墨西哥与贩毒作斗争。人们普遍认为，卡尔德隆政府破天荒地表示愿意在美国的帮助下加强对毒品的控制。[108]不过，卡尔德隆的继任者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e Nieta）是否会处理好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现在，让我们从反事实的视角来考量赞助战略。如我们所知，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合作受到两国政治力量的严重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贩毒集团依然强大到足以削弱墨西哥联邦政府对其采取的压制举措。要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历史进程，我们就必须回到尼克松时期，当时美国与墨西哥正在合作禁毒，并已获得初步的成功。假设尼克松政府一直甘心与墨西哥政府合作，而不是因单方面行动而侵犯墨西哥主权，最终导致与墨西哥关系的疏远，如果真是这样，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真是一个公认的、奇迹般的反事实。因为尼克松政府竟然会为了追讨其内部和外部的敌手而置国内法、国际法于不顾。尽管如此，这有助于我们对比一下领导战略与赞助战略可能产生的后果。

正如本节开始时提到的，在根除毒品作物和截断毒品运输方面，“北方反应部队”行动是相对成功的。但是，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的战术小组与P-3型飞机不断地侵犯墨西哥的领空。假如尼克松政府能够自我约束，那么“北方反应部队”是可以继续为两国的共同利益服务的。虽然墨西哥的部分地区还会种植和收获大麻，部分毒贩还会从墨西哥将毒品走私至美国，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情报、监视以及墨西哥的警察、军事行动，可以限制毒品的流量。正因为当年墨西哥与美国的禁毒合作崩溃了，边境地区主要的毒品走私才得以发展，毒贩用赚到的钱建立了贩毒集团，获取其所需的武器，用这些武器恐吓或杀戮地方的当权者，并对政府和军队部门各个层级行贿。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那么墨西哥政府赢得毒品战争的能力就会被严重地削弱。

墨西哥与美国的合作原本不可能解决毒品问题，因为解决毒品问题必须解决毒品的“需求”与“供给”。这将需要更多的奇迹般的反事实——减少毒品对数量可观的美国人口的吸引力，包括美国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前景。因此，我们假设，美国对毒品的需求不会减少。墨西哥的毒品走私渠道依然可用，但是走私毒品的成本太高，以至于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及其美国合作者开辟了其他更安全的毒品走私路线。至少，墨西哥政府可以规避这个威胁其政治秩序和公民社会的国内危机。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推断，如果连续数届美国政府能够像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与墨西哥合作，那么与之类似的合作安排，也可以适用于哥伦比亚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换言之，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政策，远比美国强加于人的政策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类似伊拉克战争，墨西哥的案例表明，如果“自利”被框定于狭隘、自我中心的领导特征中，那么这样的“自利”是短视的，而且常常是自我挫败式的。在墨西哥，就像在伊拉克，美国的对外政策原本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却忽视了限制因素的制约。这些限制因素源自国际法、机制与同盟的义务、协商规范、基于协议或共识的政策。对于自己的南方邻国，美国随意地强加其意愿，用单方面的条款框定国际问题，却忽略了墨西哥民众与政府的看法。尽管单边的举措屡屡未能实现其目标，美国依然我行我素。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美国的领导心态变得愈发明显。美国自视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支持着美国的影响深远、最终落空的抱负，美国对墨西哥和伊拉克的干预便是明证。

主体对权力的适应，必须在主体的意识中得到合理化。[109]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方式。例如，将其行为合法化以便行为体遵守；将行为体的遵循解读为接受公认的规范和原则。有效地运用权力，必须尽可能地接近相应的规范和原则，唯有遵循这些规范和原则的行为体才能将自己的行为“正常化”。赤裸裸的权力以及有悖于被广泛接受的规范的权力——就像美国在墨西哥与伊拉克行使的权力——很可能引起反抗，产生意想不到、不受欢迎的政治后果，并产生“反冲力”（blowback）。

结论

对利比亚的干预是不是赞助战略的一个特殊案例呢？毫无疑问，这个案例的很多特点特别适合使用赞助战略。2013年，美国支持法国对马里的干预，表明赞助战略在干预案例中的有效应用。在干预马里的案例中，美国向法国和非洲国家领导的部队提供了情报、运输和金融援助，却未承诺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美国广泛地支持打击贩卖人口和海盗，用事实证明了赞助战略正浮出水面。赞助战略的演变不同于霸权，且日益成为美国的一项全球职能。此外，在其他情况下，赞助战略可能也会奏效，作为一项更为普遍的战略而得以应用，就像用反事实的方法所推断的墨西哥的毒品案例。[110]在我们看来，另一个重要案例是朝鲜的核扩散问题。

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处于领导地位，结果变成了美国与朝鲜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其缩影便是2013年的朝核危机。借用一篇新闻报道的引人关注的评论：“据五角大楼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在质疑其一些行为是否可能导致了与朝鲜的紧张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美国会尽量在措辞上调低声调。’”[111]美国把朝鲜政权视为一个离经叛道者，频繁、公开地要求朝鲜停止其核计划与导弹计划，并拼凑了一个反对朝鲜的国际联盟。什么是要害所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转变了他国对该问题的本质的认知。如果朝鲜放弃核计划，它不但颜面尽失，还显得在面对威胁时怯懦，甚至胆小。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美国入侵伊拉克对朝鲜也有影响。比如，令朝鲜和伊朗国内支持拥有核武器的人确信，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显得更为必要了。事实上，美国的行事方式令其结果总是与期望背道而驰。

赞助战略基于双重假设：其一，应避免公开的对抗；其二，应当让别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很明显，这个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应该是中国——在区域内对朝鲜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历届美国总统都尝试说服中国向朝鲜施压以阻止其获取核武器，除了表面上看似的成功外，均无果而终。中国当然希望亚洲北部保持稳定，并将朝鲜半岛上爆发另一场战争和朝鲜的政权崩溃视为灾难。2013年春的紧张局势便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112]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给国人或其他国家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听命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中国领导人面临交叉压力，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在我们设定的反事实的赞助战略的情境中，克林顿或小布什建议中国，可以在朝核问题上展示其在区域内的领导能力以及对和平的承诺。美国许诺将向中国提供一切静默的、必要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美国将避免使用其常用的对抗性言论。此外，还需要日本、韩国，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俄罗斯，给予支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会有强烈的动机发起倡议，去劝说金正日政权接受一些协议，并给予其一些奖励，作为回报，朝鲜应放弃其核选择。这样可以避免签署协议的各方牺牲其利益，因而对外或对内蒙受耻辱。中国在亚洲的外交地位将因此而巩固，对于美国的反华游说者而言恐怕有些难以接受，但是美国解决了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在此之后，中美关系也会有所改善。在现实中，随着美国措辞的升级，朝鲜宣布将重启封存的核反应堆。情况很清楚，美国没有达到其政策目标。

伊拉克与利比亚之间的对比，墨西哥与朝鲜的反事实案例的对比，都说明赞助战略的优势。通常，相对于通过威胁、贿赂、单边行动和强制来行使权力，劝说和共同行动是一种能在国内外更有效地实现、保持真正影响力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境之下，劝说不会奏效。萨达姆·侯赛因、伊朗官员和朝鲜领导人似乎对“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也同样置若罔闻。要应对这样的领导人或国家，选择是很有限的，而且经常是无效的。因此，有一种诉诸武力的诱惑，可是，这样做要冒着将事态变得更糟的风险。如果非要诉诸武力，则必须通过多边的方式，即通过机制，而这样的机制能进行充分调整以适应其使命。不过，我们对朝鲜的反事实案例的研究显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韩国和日本实施的赞助战略可能会有效地限制朝鲜的核计划。如果赞助战略失败了，形势不会变得更糟，而美国在威信上的损失，也不会超过其实施对抗政策失败的后果。

从这些案例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要追溯至修昔底德及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大国经常会夸大其安全或地位受到的威胁，感觉需要采取攻击性行为。大国更具有侵略性，不满足于自己的优势，经常要寻求霸权。大国发动战争，却难以取胜。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大国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是描述这一现象的最新例证。美国寻求安全与霸权，却令两者都受损。[113]

与大国的傲慢自恃密切相关的是，将国内的威胁输出到国外。假如国内的这些威胁在政治上难以应对，大国便会把问题投射到他国。一直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很清楚国内的毒品问题，但是它们认为问题源于毒品供应，而非毒品需求。美国在禁毒方面的大部分努力是减少阿富汗、中美洲、南美洲和墨西哥的毒品供应，却收效甚微。尽管墨西哥政府在处理贩毒集团方面较为成功，但是跨越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毒品流量并不会呈现出长期的减少，因为美国国内的毒品需求依然较高。这就是墨西哥和美国边境毒品贩运问题，以及墨西哥的暴力问题的根本来源。

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渴望成为霸权的美国来说，利比亚是不是一个例外？或者说，利比亚案例是否象征着美国的政策愿望和实践出现了转变？在以往的著述中，西蒙·赖克已证明，赞助战略的原则已被应用于其他的政策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对贩卖人口与海盗的打击。[114]因此，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一种趋势，即美国会在后霸权世界履行这些职能。政策学习是困难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欧洲的案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欧洲经历了两场灾难性的战争，才令其领导人改变对这个世界及其在世界中作用的认知。欧洲国家的改造既得益于失败和衰落，也要归功于美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例如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并将其置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不可否认的是，西欧国家经历了一场变革，旨在反思各国之间，以及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关联的方式。现在，我们要转而讨论这一转变，并探讨美国从中汲取的教训。

注释

[1]Anna Freud,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37).

[2]Steven Lee Myers, “Foreign Aid Set to Take a Hit in US Budget Crisis,” New York Times, 4 October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04/us/politics/foreign-aid-set-to-take-hit-in-united-states-budget-crisis.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4 October 2011).

[3]Charlie Savage and Peter Baker, “Obama in a Shift, to Limit Targets of Drone Strikes,” New York Times, 22 May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5/23/us/us-acknowledges-killing-4-americans-in-drone-strikes.html?pagewanted=all&_r=0 (accessed 3 June 2013); Mark Mazzetti and Declan Walsh, “Pakistan Says US Drone Killed Taliban Leader,” New York Times, 29 May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5/30/world/asia/drone-strike-hits-near-pakistani-afghan-border.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3 June 2013).

[4]一个案例是，美国曾对是否通过一项货币法进行辩论，该法律旨在针对所谓的中国操纵货币的问题。参见“US Senate Delays Vote on Currency Bill amid Differences,” 7 October 2011, http://www.bbc.co.uk/news/mobile/business-15209902 (accessed 7 October 2011)。

[5]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6]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7]Walter Russell Mead,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Wall Street Journal, 9 April 2012,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816504577305531821651026.html (accessed 17 August 2012).

[8]“Outrage at ‘Old Europe’ Remarks,” 23 January 2003,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2687403.stm (accessed 8 August 2011).

[9]Ben Armbruster, “Condi Rice Credits Bush for Arab Spring: We Had a Role in That,” 1 November 2011, http://thinkprogress.org/security/2011/11/01/358037/condi-rice-bush-arab-spring/?mobile=nc (accessed 6 March 2013).

[10]Niall Ferguson. “Welcome to the New Imperialism,” Guardian, 31 October 2001,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1/oct/31/afghanistan.terrorism7 (accessed 8 August 2011).

[11]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Allen Lane, 2011);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 (London: Allen Lane, 2004).

[12]Richard Haass, “What to Do with American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78, no.5 (September/October 1999):37—50.

[13]Simon Reich, “The Evolution of a Doctrine: The Curious Case of Kofi Annan, George Bush and the Doctrines of Preventative and Preemptive Intervention,” in William Keller and Gordon Mitchell, eds., Hitting First: Preventive Force in US Security Strateg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

[14]G.John Ikenberry, “Grand Strategy as Liberal Order Building,”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After the Bush Doctrin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7—8 June 2007.

[15]Michael Mandelbaum, The Frugal Superpowe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 (Philadelphia, Public Affairs, 2010), 3—10.

[16]相关的案例参见Didier Bigo, “The Emergence of a Consensus: Global Terrorism, Global Insecurity and Global Security,” in Ariane Chebel d'Appollonia and Simon Reich, eds.,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and Security: America and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8), 67—94。

[17]参见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DC: GPO, 2004):92; Matt Bennett and Jonathan Morgenstein, Modernizing Our Intelligence Force (DC: The Third Way 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April 2008); “US Spy Agencies ‘Struggle with Post-9/11 Languages,’” The Telegraph, 20 September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september-11-attacks/8775550/US-spy-agencies-struggle-with-post-911-languages.html,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3)。

[18]Sheila A.Smith, America's Global Future on the Chopping Block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1), http://blogs.cfr.org/asia/2011/06/09/americas-global-future-on-the-chopping-block (accessed 15 September 2011).

[19]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ed Hopf, Peripheral Visions: Deterrence Theor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 1965—199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20]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113,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kagan-20020520.htm (accessed 16 February 2011); Robert Kagan,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Knopf, 2003).

[21]关于这一议题一个有趣的视角，参见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6 (2013):1—47。

[22]G.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Stephen Zunes, “The US Invasion of Grenada,” Global Policy Forum, October 2003, http://www.globalpolicy.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155-history/25966.html (accessed 29 December 2011).

[24]David R.Francis, “Iraq War Will Cost More Than World War II,”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5 October 2011, http://www.csmonitor.com/Business/new-economy/2011/1025/Iraq-war-will-cost-more-than-World-War-II (accessed 29 December 2011).

[25]Watson Institute, Brown University, “Costs of War,” http://costsofwar.org/article/economic-cost-summary (accessed 5 April 2013).

[26]Michael E.O'Hanlon and Ian Livingston, “Iraq Index: Tracking Variables of Re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addam Iraq,” 28 October 2011, http://www.brookings.edu/iraqindex (accessed 24 December 2011).

[27]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orton, 2004):61, 161, 334—335; Iran Study Group,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http://www.usip.org/programs/initiatives/iraq-study-group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3).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与之后均未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参见Joseph Cirincione, Jessica T.Matthews, and George Perkovich, WMD in Iraq: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4)。

[28]Noam Chomsky and David Barsamian, Imperial Ambitions: Conversations in the Post-9/11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5); Noam Chomsky, “Imperial Ambitions,” interview by David Barsamian, Monthly Review, May 2003, http://www.monthlyreview.org/0503chomsky.htm; (accessed 27 May 2013); Alex Callinicos,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Plans for the World (London: Polity, 2003).

[29]Edward Ingram, “Pairing off Empires: The United States as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in Tore T.Petersen, ed., Controlling the Uncontrollable?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Middle East (Trondheim, Norway: Tapir, 2006):1—32.

[30]Christian Reus-Smit, “Unipolarity and Legitimacy: On the Relative Cost of the Iraq and Persian Gulf War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tin Wolk, “Cost of War Could Surpass One Trillion,” 17 March 2006, http://www.msnbc.msn.com/id/11880954; Watson Institute, “Costs of War.”

[31]Bob Davis, “Bush Economic Aide Says Cost Of Iraq War May Top $100 Billion,” Wall Street Journal, 16 September 2002; Elisabeth Bumiller, “White House Cuts Estimated Cost of War with Iraq, New York Times, 31 December 2002, http://www.nytimes.com/2002/12/31/us/threats-responses-cost-white-house-cuts-estimate-cost-war-with-iraq.html?pagewanted=all&src=pm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2).

[32]Seymour M.Hersh, Chain of Command: The Road from 9/11 to Abu Ghraib (New York: Harper, 2004), 163—171; James Mann,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New York: Penguin, 2004), 294—310;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8—35; Michael Isikoff and David Corn, Hubris: The Inside Story of Spin, Scandal, and 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 (New York: Crown, 2006), 16.

[33]David E.Sanger, “Viewing the War as a Lesson to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6 April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04/06/world/a-nation-at-war-policy-viewing-the-war-as-a-lesson-to-the-world.html?pagewanted=all&src=pm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2).

[34]David Frum and Richard Perle, 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33, 212—213, 247—266.

[35]Colin Powell, “Press Briefing Aboard Aircraft en Route to Cairo Egypt,” 23 February 2001, http://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2001/931.htm (accessed 4 June 2013).

[36]David Remnick, “Behind the Curtain,” New Yorker, 5 September 2011, http://www.newyorker.com/talk/comment/2011/09/05/110905taco_talk_remnick (accessed 24 December 2011); Zach Carter, “Lindsey Graham Criticizes Obama on Libya Days after Gad-dafi's Death,” Huffington Post, 23 October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10/23/lindsay-graham-criticizes_n_1027098.html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1).

[37]Zach Carter, “Richard Lugar Questions US Costs Of Libya Conflict,” Huffington Post, 27 March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3/27/libya-lugar-questions-us-costs_n_841136.html (accessed 23 December 2011).

[38]Tim Dunne and Jess Gifkins, “Libya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19 April 2011, http://uq.academia.edu/TimDunne/Blog/14229/Libya-and-the-UN-Security-Council (accessed 22 December 2011); Tim Dunne and Jess Gifkins, “Libya and the State of Interven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 no.5 (2011):515—529.现实主义者的反应，参见Peter Feaver, “Giving Obama Credit—When He's Followed Bush's Footsteps,” Foreign Policy, 31 October 2011, http://shado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0/31/giving_obama_credit_when_hes_followed_bushs_footprints (accessed 24 December 2011)。

[39]Fareed Zakaria, “How the Lessons of Iraq Paid Off in Libya,” Time, 5 September 2011,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90374,00.html (accessed 6 March 2013).

[40]Mark Lander, “Iraq, a War Obama Didn't Want, Shaped Hi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17 December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2/18/us/politics/iraq-war-shaped-obamas-foreign-policy-white-house-memo.html?pagewanted=all&_r=0 (accessed 10 February 2013).

[41]Ian Williams, “Resolution 1973: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ot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Libya,”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30, no.4. (2011), 42.

[42]C.J.Chivers, “Pinned Down in Battered City, Libyan Rebels Endure With Grit and Dirt,”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4/17/world/africa/17misurata.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8 January 2012).

[43]Edward Wyatt, “Security Council Calls for War Crimes Inquiry in Libya,” New York Times, 26 February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1/02/27/world/africa/27nations.html?hp (accessed 10 January 2012).

[44]Ethan Bronner and David E.Sanger, “Arab League Endorses No-Flight Zone over Libya,” New York Times, 12 March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3/13/world/middleeast/13libya.html?scp=1&sq=Arab%20League%20Endorses%20No-Flight%20Zone%20Over%20Libya&st=cse (accessed 8 January 2012).

[45]Steven Erlanger, “By His Own Reckoning, One Man Made Libya a French Cause,” New York Times, 1 April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1/04/02/world/africa/02levy.html?pagewanted=all (accessed 10 January 2012); Jacob Heilbrunn, “Beware the French Poseur Bernard-Henri Levy,” National Interest, 5 April 201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jacob-heilbrunn/beware-the-french-poseur-bernard-henri-levy-5116 (accessed 10 January 2012).

[46]Michael Hastings, “Inside Obama's War Room: How He Decided to Intervene in Libya—And What It Says about His Evolution as Commander in Chief,” Rolling Stone, 13 October 2011,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inside-obamas-war-room-20111013 (accessed 10 January 2011).

[47]Helene Cooper and Steven Lee Myers, “Obama Takes Hard Line With Libya After Shift by Clinton,” New York Times, 18 March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1/03/19/world/africa/19policy.html?scp=2&sq=Inside%20Obama%27s%20War%20Room%20How%20he%20decided%20to%20inter-vene%20in%20Libya&st=cse (accessed 8 January 2012).

[48]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6498th Meeting, S/PV.6498, 17 March 2011,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498 (accessed 4 June 2013).

[49]Cooper and Myers, “Obama Takes Hard Line with Libya after Shift by Clinton”; Bronner and Sanger, “Arab League Endorses No-Flight Zone over Libya.”

[50]Williams, “Resolution 1973.”

[51]“West Had to Act, but Needs a Plan,” Aviation Week and Space Technology 173, no.11 (2011):58.

[52]Cooper and Myers, “Obama Takes Hard Line With Libya after Shift by Clinton.”

[53]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 “Operation UNIFIED PROTECTOR Final Mission Stats” (Brussels: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1).

[54]“Libya: The Coalition Campaign Begins,” Stratfor, 19 March 2011, http://www.stratfor.com/sample/analysis/libya-coalition-campaign-begins (accessed 4 June 2013).

[55]“NATO Operations in Libya: Data Journalism Breaks Down Which Country Does What,”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ccc?key=0AonYZs4MzlZbdFY5dFNsZDdfamdPQUdfbW5HcVR6eUE&hl=en_US#gid=0 (accessed 16 January 2012).

[56]Jay Solomon, “US, France Seek Balance on Mideast,” Wall Street Journal, 24 December 2011,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336104577094500038099554.html (accessed 12 January 2012).

[57]“NATO Operations in Libya;” Elisabeth Bumiller, “Libyan War Goes a Long Way to Improve the Pentagon's View of France as an Ally,” New York Times, 26 August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8/27/world/africa/27military.html?_r=2 (accessed 17 January 2012).

[58]Kevin Baron, “For the US, War against Qaddafi Cost Relatively Little: $1.1 Billion,” Atlantic, 21 October 2011,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10/for-the-us-war-against-qaddafi-cost-relatively-little-11-billion/247133 (accessed 17 January 2012); Thomas Penny, “Libya Operation Cost U.K. $333 Million, Defense Ministry Says,”Bloomberg Businessweek, 8 December 2011, http://www.businessweek.com/news/2011-12-08/libya-operation-cost-u-k-333-million-defense-ministry-says.html (accessed 17 January 2012); “La guerre en Libye a coûté 300 millions d'euros à la France,” Le Parisien, 23 October 2012, http://www.leparisien.fr/intervention-libye/la-guerre-en-libye-a-coute-300-millions-d-euros-a-la-france-23-10-2011-1681579.php (accessed 17 January 2012); Mark Dunn, “Libya Mission Cost Canadians $50 million,” Toronto Sun, 29 October 2011, http://www.torontosun.com/2011/10/29/libya-mission-cost-canadians-50-million (accessed 17 January 2012).

[59]Scott Peterson, “US Recognition of Libya Rebels Could Bring More Fund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5 July 2011,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1/0715/US-recognition-of-Libya-rebels-could-bring-more-funds (accessed 12 Janu-ary 2012).

[60]Zakaria, “How the Lessons of Iraq Paid Off in Libya”; Shadi Hamid, “After Libya,” 14 September 2011, http://www.brookings.edu/interviews/2011/0914_libya_hamid.aspx (accessed 28 December 2011).

[61]David Zucchino, “Libyan Rebels Embrace US and Its Flag,” Los Angeles Times, 5 August 2011, http://feb17.info/news/libyan-rebels-embrace-u-s-and-its-flag (accessed 28 December 2011).

[62]Wyre Davies, “Libya: Islamist Militia Bases Stormed in Benghazi,” 22 September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frica-19680785 (accessed 5 April 2013).

[63]German Marshall Fund,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1, http://www.gmfus.org/publications_/TT/TT2011_final_web.pdf. (accessed 27 May 2013).

[64]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Scorecard 2012,” http://www.ecfr.eu/scorecard/2012/usa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65]James Joyner, “The Future of EU-US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What Lies Ahead?” http://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detail/article/q-the-future-of-eu-us-security-and-defence-cooperation-what-lies-ahead-4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66]Nicholas Sarkozy,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occasion de la céré-monie franco-américaine, à Cannes,” 4 November 2011, http://www.elysee.fr/president/les-actualites/discours/2011/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12382.html (accessed 4 November 2011).

[67]David Cameron, “Press Conference by David Cameron and Barack Obama,” 15 March 2012, http://www.number10.gov.uk/news/press-conference-by-david-cameron-and-barack-obama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68]Barack Obama, “Remarks by Obama, Italian Prime Minister Monti after Meeting,”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2/02/20120209190044su0.5858119.html#axzz1qdAZSRxl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Ruth Santini, “The Libyan Crisis Seen from European Capitals,”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11/0601_libya_santini.aspx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69]Shelby Telhami, “The 2011 Arab Public Opinion Poll,” http://www.brookings.edu/reports/2011/1121_arab_public_opinion_telhami.aspx, 3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70]Ibid.

[71]James Zogby, “Arab Attitudes, 2011,” http://www.aaiusa.org/reports/arab-attitudes-2011, 2, 8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72]Neal J.Roese and James M.Olso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 Critical Overview,” in Roese and Olson, eds., What Might Have Bee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Mahwah, NJ: Erlbaum, 1995), 1—56.

[73]有关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进行反事实实验的报告，参见Richard Ned Lebow, Forbidden Fruit: Counterfactu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2。

[74]Max Weber, “Objective Possibility and Adequate Causation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49), 164—188.

[75]Mathea Falco, Winning the Drug War: A National Strategy (New York: Priority Press, 1989), 36.

[76]Gregory F.Treverton, “Narcotics in US-Mexican Relations,” in Riordan Roett, ed.,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Boulder, C.O.: Westview, 1988), 215.

[77]Richard Craig, “Operation Condor: Mexico's Anti-Drug Campaign Enters a New Era,”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22, no.3 (August 1980):345—363; Maria Celia Tor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olice: The DEA in Mexico,”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6, no.2 (1999):623—640; Kate Doyle,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Drug War in Mexico,” Current History 92, no.571 (1993):83—88.

[78]Peter Reuter and David Ronfeldt, Quest for Integrity: The Mexican-US Drug Issue in the 1980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2).

[79]“Narcotics, Marihuana and Dangerous Drugs Task Forc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Relating to Narcotics, Marihuana and Dangerous Drugs, 6 June 1969 (mimeographed), cited in Richard B.Craig, “Operation Intercep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Pressur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42, 4 (1980); 556.

[80]引自Craig, “Operation Intercept,” 560。

[81]“FAA Proposes Restraints on Drug Traffic,” Aviation Week and Space Technology, 18 August 1969, 112; Craig, “Operation Intercept”; Peter Andreas, Border Ga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41.

[82]G.Gordon Liddy, Agency of Flair (New York: St. Martin's, 1980).

[83]引自Craig, “Operation Intercept,” 568。

[84]Craig, “Operation Intercept”; José Manuel Jurado, “ ‘Un Error Burocratico’ Dana las relaciones con EU: Diaz Ordaz,” Excelsior, 30 September 1969.

[85]Craig, “Operation Intercept.”

[86]Andreas, Border Games, 47.

[87]William O.Walker III, “After Camerena,” in Bruce M.Bagley and William O.Walker III, eds., Drug Trafficking in the Americas (Miami, FL: North-South Center Press, 1995):395—421; Elaine Shannon, Desperados (New York: Penguin, 1989).

[88]Walker, “After Camerena.”

[89]Mark S.Zaid, “Military Might versus Sovereign Right: The Kidnapping of Dr.Humberto Alvarez-Machain and the Resulting Fallout,” in El Papel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America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7), 429—450.

[90]Raymundo Riva Palacio, “Los 57, distribuidos en seis centros de operaciones,” Proceso, 21 April 1990; Philip Shenon, “US Agents in Mexico, Listed, Are on Alert,” New York Times, 24 April 1990.

[91]Tor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olic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Cooperation Treaty with Mexico, S.Treaty Doc. 100—113, 10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6 February 1988.

[92]Tim Padgett, “Banking On Cocaine,” Time, 1 June 1999, 12—17; J.Carreno and C.Ferreyra, “Detuvo EU a 22 Ejecutivos: Decomisados 157,” El Universal, 9 May 1998.

[93]Padgett, “Banking on Cocaine”; Tim Golden, “Mexican General Off-Limits to US Agents in Drug Sting,”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1999; Marco A.Garcia and Sofia Miselem, “Violo Nuestra Soberania la Operacion Casablanca,” Excelsior, 26 May 1998; Jose Luis Ruiz, “Presentara Mexico a EU ‘Codigo de Etica’ para Reglamentar la Cooperacion Bilateral,” El Universal, 29 May 1998.

[94]Tony Payan, The Three US-Mexico Border Wars: Drugs, Immigration and Homeland Security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95]Edward Alde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Border: Terrorism, Immigration, and Security since 9/11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8):259—260.

[96]Andreas, Border Games, 156.

[97]Alistair Bell, “Bush Immigration Failure Hurts Mexico's Calderon,” 10 June 2007,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N1035847620070610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98]Lauren Sher, “Bush: ‘I Did Not Compromise My Principles.’ President Says He Will Leave Office with ‘Head Held High,’ ” 1 December 2008, http://abcnews.go.com/WN/Politics/story?id=6354012&page=1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99]Leticia G.Juárez, “Mexi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in Iraq,”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6, no.3 (2004):331—343.

[100]Pamela K.Starr, “US-Mexico Relations,” Hemisphere Focus 12, no.2 (2004), 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hf_v12_02.pdf (accessed 4 June 2013).

[101] Juárez, “Mexi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in Iraq.”

[102]Andreas, Border Games, 14.

[103]Damien Cave, “Mexico Updates Death Toll in Drug War to 47 515, but Critics Dis-pute the Data,” New York Times, 11 January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1/12/world/americas/mexico-updates-drug-war-death-toll-but-critics-dispute-data.html?_r=0 (accessed 6 March 2013).

[104]Patrick Corcoran, “Focus on US-Mexico Cooperation Ignores Differing Interests in Drug War,” World Politics Review, 26 March 2008,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838/focus-on-u-s-mexico-cooperation-ignores-differing-interests-in-drug-war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105]Human Rights Watch, “Mexico: US Should Withhold Military Aid: Rights Conditions in Merida Initiative Remain Unmet,” 13 July 2009, http://www.hrw.org/en/news/2009/07/13/mexico-us-should-withhold-military-aid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3).

[106]Clare Ribando Seelke, Mexico-U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3 June 2010,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45101.pdf.

[107]Mark P.Sullivan and June S.Beittel, Mexico-U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3 May 2009,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25501.pdf (accessed 3 June 2013). See also Clare Ribando Seelke and Kristin M. Finklea, US-Mexican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Mérida Initiative and Beyond,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1349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1), 8.

[108]Ribando Seelke, Mexico-US Relations, 11.

[109]Hans J.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London: Latimer House, 1947), 145.

[110]Julian Pecquet, “Obama OKs $50 Million to Support French Operation in Mali,” The Hill, 11 February 2013, http://thehill.com/blogs/global-affairs/terrorism/282297-obama-oks-50-million-to-support-french-operation-in-mali (accessed 11 February 2013); Clau-dette Roulo, “Mali Lessons Inform Future Partnership Efforts, Official Says,” 14 February 2013,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19300 (accessed 14 February 2013).

[111]Lucy Williamson, “North Korea Warns Foreign Embassies to Prepare Escape,” 5 April 2013,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22045245 (accessed 5 April 2013).

[112]Zhang Yuwei, Joseph Boris, Cheng Guangjin, and Pu Zhendong, “Beijing Calls for DPRK Talks,” China Daily USA, 3 April 2013,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04/03/content_16373505.htm (accessed 5 April 2013).

[113]参见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9。

[114]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3A级是最高的信用等级，即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译者注

(2)瓜达尔卡纳尔岛是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要地。1942年8月，盟军发动了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役，直到1943年2月10日才宣告结束。在此期间，盟军逐步赢得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译者注

(3)美国《高等教育法》第六款与“富布赖特—海斯项目”涉及的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牵涉的机构相当多，包括政府部门、基金会和私立非营利机构等。——译者注

第六章

国际关系的未来

当我们处在全盛时期时，世界由美国来领导……我们以身作则，就像一座在山上闪着光辉的城市……要求我们担当世界领导的，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多过。人们想从美国得到更多，而不是更少。

——2012年8月，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具有概念性和实证性的观点。其一，我们对霸权概念提出了质疑；其二，我们认为，美国早就不是一个霸权国了；其三，我们发现，美国的所作所为经常会破坏，而不是增进国际社会的稳定；其四，我们主张，世界正朝着职能分工的方向发展。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对权力与影响力的关系中具有明显差异的概念的比较，我们认为，霸权国并非国际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多国共存的世界，霸权国也是不合时宜的。在本章中，我们会回顾这些观点，详尽阐述其中最重要的关联，并评估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霸权的衰落：一个有益的概念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作出了缺乏依据的论断，例如美国的领导权、美国作为一种典范的吸引力，以及霸权职能的组织本质。他们假设美国的合法性是存在的，事实上它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为了评估关于霸权的传统观点，我们打破了霸权的概念，界定了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期望霸权国履行的职能，并探究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这些职能。我们界定了三个不同但相关的职能。第一个职能是议程设置，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通常，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机制化情境下的劝说。可以说，议程设置构成了领导权最为重要的形式，它在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中也同样的重要。[1]

第二个职能是监管。监管需要成为“最后借款人”，旨在在经济危机时增加全球体系中的流动性，解决经济失衡并稳定货币。[2]

霸权的第三个职能是赞助。它涉及的范畴包括：规则、规范、协议、决策过程，以及提供安全以维持和平并增进金融与贸易。[3]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只有霸权国能有这样的执行力，因为它们在物质权力上具有优势地位。他们断言，在其他重要行为体眼中，霸权是合法的。美国的领导权和执行力有利于全球的稳定与其他重要行为体的国家利益，因此会得到它们的拥戴。

我们从实证性、概念性和规范性三个层面，对美国霸权的话语提出了质疑。对霸权的主张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仅具有部分的霸权，而后便迅速地遭到侵蚀。美国的霸权基于其相对于全球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非凡的、短暂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稳步下降。在大约四十年间，稳定在大约25%的水平，在过去数年中，再度下降至只比21%多一点。目前，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于欧盟。[4]假如未来十年的情形类似于过去的十年，那么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下降，降至低于15%。[5]西欧与日本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便重建其经济体，还恢复了不少的自信，这些发展减少了对美国领导权的需求及其吸引力。近期亚洲经济的发展，伴随着2008年的大衰退而持续加速，支撑着经济发展的趋势，且远离了美国的领导。

美国的一系列政策证明了“准霸权”的局限性，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的僵局、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的战略失败与经济成本，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金本位脱钩。最近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代价不菲的干预，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每次干预中，美国的能力均存在不足，其战略目标受到了挫折，其在朋友和敌人眼中的地位也有所下降。美国的无人机政策在海外招致了巨大的敌意，然而美国的决策者忽略或未能参透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初，与所谓美国权力的“单极时刻”相伴的是国家间战争（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其分析中关注的战争的唯一类别）数量的减少。(1)但是，部分国家的内战迅速扩大，令数百万人丧生——如导致400万人丧生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6]这些内战通常和国家间战争一样具有破坏稳定的后果，而美国却不能像一个霸权国那样提供稳定。相反，美国的干预往往是动荡的前兆。

至20世纪80年代，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霸权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美国蓄意地违背了自己设定的自由贸易规则，例如，针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生产商生产的更廉价的产品，引入了一系列关税和配额，却不愿承担调整的成本。在20世纪60年代，美元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性储备货币，美国经常账户平衡为零或小有盈余。至20世纪80年代，美元的地位遭到了明显的侵蚀，例如，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于2006年达到了6%的顶点。[7]这些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美国刻意地在20世纪80年代促进先进的工业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其后，美国致力于整合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美国的净公共储蓄与私人储蓄持续地下降。[8]美国公众不再谨慎。历届美国政府放弃了财政纪律，青睐于消费与国防支出。相应地，美国的政策使得其政府和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为其支出提供资金。美国人及其政府的开支失控，体现为低个人储蓄率与增加的政府赤字，这成为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9]

美国个人债务的增长已经是明确无误的了。2005年，美国的净储蓄率低至-0.5%。美国自1933年大萧条时期开始，都没有负储蓄率的记录。[10]随着储蓄的骤然减少，债务却增加了。2005年，全美国的家庭负债（包括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总额达11.4万亿美元。[11]随着个人债务的增长，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也随之增长。比尔·克林顿的第二总统任期结束之后，美国政府的年度赤字的规模逐年增大。从2002年的1 862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增至2011年的超过15 000亿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额）。[12]在2013年2月，当本书将要付梓出版时，年度赤字已飙升至16 500亿美元以上，平均每个美国公民负债52 500美元。[13]

作为第三个指标，美国的贸易逆差数据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增补性的证据。即自1969年以来美国就持续出现贸易赤字。与预算赤字相比，美国的贸易赤字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从世纪之交开始趋于增长，并于金融危机前夕的2006年达到顶点。美国的政策与监管机制的缺失，加剧了美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逆差。比如，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旨在吸引外国资金的自由主义政策，没有对信贷市场加以监管（使个人信贷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低储蓄率，这些因素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十年来，美国已经由国际经济的支柱转变为国际经济动荡的主要来源。

根据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主张，其他重要的行为体认为，霸权具有合法性，而美国的领导和执行力有助于全球稳定及其国家利益。这些主张在国外的唯一支持者是保守派政治家和独裁领导人，后者是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直接受益者。在冷战结束后，对美国领导权的需求明显地减少了，如前所述，美国的军事、经济举措遭到的反对却相应地增加了。至于巴拉克·奥巴马的个人魅力，即便是在其就任后不久的顶峰时期，也没有转化为美国的多边领导，而他的努力后来也因遭到拒绝而陷入窘境。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形象已经历了一种转变，即由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变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如今，德国、加拿大和日本位居最受尊敬的国家的前列，其次为法国、英国、中国和印度。在部分民意调查中，就连朝鲜这样被排斥的国家的得分也超过了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反映出一个持久的主题：美国很少被理解成在为国际社会谋利益，无论如何这都会对美国领导权的合法性造成明显的侵蚀。[14]

有序与无序

美国早就不是霸权国了，而其他国家并不渴求成为霸权国。与许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期望相反，世界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混乱，只是变得更加复杂。当前在全球肆虐的大多数动乱与是否存在一个霸权国无关，究其原因在于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民族冲突、经济发展失衡、“盗贼政权”与神权政体、正义的不同愿景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国民众对于更好生活的渴望。即使美国拥有更强大的军事、经济能力，也未必能阻止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诸多事件，比如伊朗核扩散、欧元危机、“阿拉伯之春”，或叙利亚内战。正如我们所知，“权力”不可简单地等同于控制。

在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之后，现实主义的预言家预计，即便不是表现为剧烈的方式，大国之间的冲突也会增加。为人所知的是，其中一位现实主义者敦促德国与日本发展核武器，以备威慑其大国对手。[15]现实证明，这些现实主义者的担忧是毫无依据的。冷战已经结束了20年，大国之间并未出现有可能导致战争爆发的危机。大国之间的关系依然相对稳定。现实主义者担心中美之间会爆发一场导致权力转移的战争，即便两国时常在言辞上过激，但中美关系依然是相对平稳的。在国家间战争方面，冷战后的头二十年已证明，至少其后的二十年还是和平的。这样的连续性只会令某些人感到惊讶，他们强调权力及其相对分布，认为两极格局之后，在冲突与威胁水平上会出现重大变化，其实他们误导了自己。正如我们曾经论证过的，权力很少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间进行互动的社会的实质。随着嵌入欧洲区域秩序的程度越来越高，欧洲曾经敌对的大国已发展了一种和平关系的模式，而其影响力也随之提升。这一成功导致了对维护和平作出的更大承诺，并强调一种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所说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区域，而战争已绝不可能。[16]相比之下，环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朝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却十分缓慢。朝鲜则是一个局外者。我们有理由确信，现在中国愈发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致力于和平的外交政策，甚至准备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只要台湾地区领导人不宣布台湾“独立”。

霸权的概念既不准确，也不适用于后冷战的世界。鉴于我们已经阐明的原因，美国不能像怀旧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领导或管理安全、经济事务。美国合法性的减损及其放弃传统的经济管理责任，以及新的跨国力量的兴起，这些加速了与霸权相关的职能的分化。亚洲、欧洲的行为体网络与美国试图履行霸权的三种职能，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权力和影响力，同时，它们也意识到，自身的利益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在这方面，不同区域的国家已经针对自己适合扮演的角色，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欧洲的行为体日益专注于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倡导一系列的全球改革，借此扩大其规范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则侧重于监管职能，旨在维护由美国构建的体系，中国及其亚洲合作伙伴却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至于美国，仍保有其在安全体系中的作用。美国究竟是追求一种自我挫败的霸权战略，还是一种赞助战略，这取决于美国决策者的抉择。如果美国选择了赞助战略，那么这有助于重建其失去的合法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国的领导权。

许多美国人和相当多的亚洲人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正转向一个基于传统现实主义理念的多极世界。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术语去描述这场辩论，那么在分析和实证层面将都会出现用词不当。按照现实主义者的说法，我们所经历的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转变，这不仅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称，而且与其他历史时期有相同之处——例如，马匹对马匹，坦克对坦克，核武器对核武器。依据我们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正在见证一种转变，相比物质和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行为体具有不同形式的影响力，并在不同领域发挥效力。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依靠现实主义在知识或分析上的简单性、普遍化或简约性。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核心属性，而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而已。这个世界是混乱的，并且正在变得更加混乱，其中有许多会令现实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感到苦恼的事物。霸权虽不太适合冷战时期，但更不适合这样的世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美国已无用武之地。大多数的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意识到，美国可以提供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军事资源和技术专长，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例如，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后勤支持，解决核原料的走私等。事实上，美国对于打击海盗的贡献，对其自身利益而言，可谓令人震惊的成功。任何有关美国不再发挥作用的主张，恐怕还言之过早。不过，只有当美国追求和支持的政策体现了主要行为体之间更广泛的共识时，它才能有效地行使其影响力。对于那些他国提出的重要倡议，美国必须谨慎地提供选择性的支持，应当支持那些符合美国利益且有助于推动其政策的倡议。这是美国重建信誉并维护其所渴望的领导权的唯一方法。

我们通过反事实的视角分析了“墨西哥与毒品”以及“朝鲜与核武器”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自我约束比威逼更富有成效。在墨西哥的案例中，美国在遵循其协商的任何有关毒品的条约时，应确保墨西哥的参与，以便减少跨境的毒品走私，原本还可以减少墨西哥联邦政府在控制力方面的损失，甚至避免近年来墨西哥面临的内战。在应对朝鲜问题时，美国原本可以更加成功，假如其愿意扮演一个克制的、居于次要位置且支持性的角色的话。美国原本应该鼓励中国率先制约朝鲜，以彰显中国在区域的领导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至2013年春，美国本可以避免将核扩散与火箭运载系统方面的冲突升级为美国与朝鲜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这使得今后让朝鲜退让的代价变得更高且可能性更低。

在议程设置、监管和赞助这三个领域，充斥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为了获取影响力而展开的竞争与权谋。我们既不建议也未暗示，全球体系中存在着有意识的劳动分工。相反，国家之所选择履行不同的职能，主要是受到其国内文化对于“自利”的不同构想的驱动。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行为体会行使其控制力或影响力。至于行为体如何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则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它们的举措在有效性上各有不同，这不仅取决于其物质资源及其设立的优先选项，也取决于其在别的行为体眼中的合法性。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影响力是一个复杂的结果，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基于物质能力的对权力的简单构想。行为体在主观上构建利益的概念，也就是说，利益并不是被客观界定的。利益深植于国家的文化与历史因素之中，同时利益也深植于国内政治与国际约束所限定的界限之中。

对权力与影响力的思考

我们所观察的权力，很难加以精确地定义或估量。有鉴于此，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考量权力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同义反复。或者，像肯尼思·华尔兹那样，将权力还原成一个单一的要素。汉斯·摩根索尝试对权力进行细致入微的界定，其中不仅涵盖了权力的物质基础，还包括国家特质、民心和领导素质。摩根索认为，权力具有相关性，且取决于情境；领导人用以影响一个政府的物质或精神资源，或许并不适用于影响另一个政府。摩根索把权力定义为“建立并维持人对人的控制的任何事物”，这一定义几乎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17]不过，摩根索正确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影响力，并让我们了解到，应用权力的本质完全取决于情境。

在实践中，物质能力与权力的关联是间接的、复杂的且难以处理的。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需要作出关键的抉择，来确定发展哪方面的能力，以及如何有效地使用这样的能力。权力和影响力的关系是可塑的、易变的。如果要把权力直接转化成影响力，即便成功，也会以惊人的比例耗费资源。只有当威胁存在、可信和有效时，权力才有可能直接转化为影响力。同理适用于贿赂。埃及与以色列的案例说明了这个政治真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它们是美国援助的主要接受者，然而美国对它们的援助并未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并扩大了定居点，这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以色列还一直威胁要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拒绝了美国敦促其改革政权的要求，而美国对于穆巴拉克继任者的抉择也缺乏影响力。

我们曾在第二章中批判了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这个概念出于对权力及其使用（非强制性方式）的更广泛的理解。但是，软权力在概念上模糊，且在实证方面也存在问题。奈将“软权力”描述为一种影响力，因而将这两种非常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奈假定，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文化的吸引力，却并未提供任何机制或者有说服力的案例。以美国为例，它的产品和文化既有可能在国外激起敌意，也有可能在国外大受欢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妇女依然坚持穿着传统服装，正是对奈的假定的一种反证。遗憾的是，软权力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概念。

影响力最有效的表现形式是劝说。劝说是指，通过各种尝试令别人确信，做你想做的事符合他们的利益。当劝说奏效时，其他行为体往往愿意为了共同的目标，贡献出自己的资源。劝说必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其倡导的政策必须涵括大家可以接受的做法。如果一个国家谋求让其他政治单位接受其领导，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劝说这些政治单位的代表，他们的投入是有意义的，正在讨论的倡议不会超出普遍认同的目标。物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建立和维护联盟时，明智的选择目标和政治技能，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劝说和建立同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以往在合作和领导方面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信任与再次合作的倾向，这能够大大地促成劝说。同样重要的是，合作有助于建立共享的身份（即便不是共同的身份），这使未来更有可能进行合作与劝说。通常，物质能力对执行共同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而建立同盟则取决于政治和道德的权力。根据不同倡议的性质，还可能要倚重制度、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劝说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合法性是一种长期的、低成本的社会控制手段。当价值观被内化时，遵循就变成了习惯。如果一个行为体接受一项规则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这项规则就是具有权威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规则在层级上优于行为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行为体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规则会影响行为体对其利益的界定。如果一个组织被视为合法的规则制定者，那么它就对其成员拥有权威。当权力在一个合法的关系与机制框架内被实施时，权力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在行使其“权威”时，权力与合法性的概念被合并了。[18]

从修昔底德到摩根索，存在着一种学术传统，即学者们已意识到，行使权力可能会引发反抗，因为权力迫使他人在权力面前屈从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从属于人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一个平等和正义成为主导的政治价值观的时代，从属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了。为此，权力必须加以掩饰才能变得有效。即使在存有胁迫或贿赂的情形下，领导人也要装作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的，并与被胁迫或贿赂的对象协力达成目的。为了达成目的，需要向他国作一些保全面子的让步，使用那些符合双方共享的价值观的话语，并通过特定的机构来执行政策，让他国在这些机构设立代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机会对政策产生影响。

因此，政治要尽可能多地塑造语言与信仰，因为政治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正如卡尔·马克思与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权力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便是创造并维持特定的话语。[19]马克思和葛兰西认为，这取决于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同时也会体现为对生产方式的控制。尽管现实主义者绝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也坚持物质能力的核心作用。本书中的诸多案例表明，这种关系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拥有权力者的确在推广并维持与其利益相称的话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现实主义得以发展和传播，这是因为美国需要将其对霸权的追求合理化。新自由主义的例子也与美国有关。新自由主义使贪婪合理化，比如，它主张对富人减税，同时削减对穷人的服务。在国内行之有效的话语，也会对其海外影响力起到反作用。例如，本章开头引用的约翰·麦凯恩的言辞便是一个例子。麦凯恩的言辞是妄想。“反恐战争”，乃至以国家安全和当地民主为名，对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合理化解释在美国大行其道，却最终被全球大部分国家视为两面派的行径。尽管“9·11”事件使美国获得的尊重和同情达到了一个顶点，但是小布什政府的行为与言辞却加速了对美国的尊重和同情的急剧减少。奥巴马政府曾大受外国民众的青睐，却因使用无人机和拒绝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国内政治成本买单，而这是以消耗奥巴马政府的声望为代价的。这些现象显示出围绕着合法使用军事力量的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明显的演变。话语，就像影响力，源自思想与能力的复杂互动，任何国际关系理论或外交政策都必须将话语和影响力考虑在内。

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即如果一国权力的运用有悖于主导的规范和实践，权力未必会产生影响力，而且该国的影响力也会受到严重的侵蚀。对美国而言，它已陷入了显而易见的悖论之中。作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难以将其权力转化为影响力。反之亦然。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欧洲国家已经引领了在经济、环境、军事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而这些改革过去经常遭到美国的反对。作为一个比美国小得多的经济体，中国已经熟练地使用其有限的资源来服务其利益，并培植其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依照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这些结果都属于异常现象。不过，如果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便不会将这种现象视为反常。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两者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我们的案例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影响力而非权力的关注。这样的一种转变，并未忽略物质能力，而是将权力的社会和物质层面联系起来，并将影响力的研究根植于共享话语之上，因为正是共享话语使影响力成为可能。它将回归并依赖于托马斯·霍布斯对其书中的巨兽“比希莫斯”的理解，正如本书开篇所引述的，“如果没有民众的意见和信仰，强者的权力便失去了根基”[20]。欧洲和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含蓄地承认了现代霸权与古希腊式霸权之间的区别，并渴求成为后者。在当今多国共存的世界，欧洲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与此同时，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推行了双轨制政策——霸权战略与赞助战略。前者由鲜血和财富铸就，而后者则相对廉价：霸权战略会耗尽美国的合法性，而赞助张略则会加强其合法性；前者是领导权的障碍，而后者则有助于重获领导权。

我们对美国的最乐观的预计是，它处在一个从霸权战略转向赞助战略的渐进转轨的进程中。我们相信，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天生就是全球的领导者，而美国即便不增加，也必须依靠其军事能力。他们仍然遵循着霸权的传统观念以及单极世界霸权的信念。假如美国继续转向赞助战略，那么美国的学者与决策者都会意识到，在这个弥散着权力与影响力的世界上，那种霸权是一个不可能的、适得其反的目标。欧洲人获取影响力的方式是，依靠其在规范或社会权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中国人尽力将物质的经济权力与双边外交结合在一起。赞助战略日益为规范的权力与物质的军事、技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第三种构想，并且更倾向于后者。

从根本上说，霸权与民主是难以调和的。领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人时常宣称，政府的民主和多元化，经济中的权力下放，优于等级制度和集权的治理方式，并且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目的。有的学者与决策者接受霸权并试图巩固和维护霸权所期望的不民主的等级制度。但是，对民主与多元化的承诺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这就使得这些学者和决策者的主张变得令人困惑且站不住脚。

许多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的分析家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确有一种规范性的信奉。他们已经提出了霸权的理念，借此证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合理性，而霸权已成为他们研究的核心。我们已经证明，霸权在实证上是缺乏论据支持的，霸权的概念是基于对权力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超然重要性的错误理解。正是霸权促使美国的行为方式与其利益，乃至世界共同体的利益背道而驰。身为国际关系学者，与霸权概念脱离关系是义不容辞的。霸权概念曾经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和政策指导，而我们必须和它告别，这是迈向实用主义和恢复美国全球地位的第一步。

注释

[1]John W.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2]Charles P.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30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3—175.

[3]Simon Reich, Global Norms, American Sponsorship and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2010) 62—63.

[4]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 Mark Perry, “Charting World Shares of GDP,” 18 November 2011, http: //seekingalpha.com/article/308958-charting-world-shares-of-gdp (accessed 5 April 2013);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73—175,认为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正在逝去。

[5]“US Share of World GDP Has Fallen 32% Since 2001,” Ecominoes, 29 November 2012, http: //www.ecominoes.com/2012/11/us-share-of-world-gdp-falls-32-since.html (accessed 5 April 2013).

[6]Andrew Mack, “The Changing Face of Global Violence (Part 1),” in The Human Security Report 20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16, 18, 31—32.

[7]Joshua Aizenman, “On the Causes of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ir Persistence: Myths, Facts and Conjectures,” in Stijn Claessens, Simon Evenett, and Bernard Hoekman, eds.,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 Primer for Policymaking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10): 23—30.

[8]Ibid., 24.

[9]个人储蓄率的计算方式：取税后个人所得与个人消费支出的差额，然后除以税后个人所得。

[10]Massimo Guidolin and Elizabeth A.La Jeunesse, “The Decline in the US Personal Saving Rate: Is It Real and Is It a Puzzl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89, no.6 (2007): 491—514;参见第492页图1。

[11]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9 March 2006, http: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20060309/data.htm, 8, 102 (accessed 29 January 2011).

[12]Lori Montgomery, “CBO Projects US Budget Deficit to Reach $1.5 Trillion in 2011, Highest Ever,” Washington Post, 26 January 2011, 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cbo-projects-us-budget-deficit-to-reach-15-trillion-in-2011-highest-ever/2011/01/26/ABKue3Q_story.html (accessed 28 June 2011).

[13]“The US National Debt Clock,” http: //www.brillig.com/debt_clock (accessed 1 July 2011); Treasurydirect, http: //www.treasurydirect.gov/NP/BPDLogin?application=np (accessed 5 April 2013).

[14]Pew Survey, “Obama More Popular Abroad Than at Home, Global Image of US Continues to Benefit,” 17 June 2011, http: //www.pewglobal.org/2010/06/17/obama-more-popular-abroad-than-at-home (accessed 26 September 2011).

[15]John G.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1 (1990): 5—56.

[16]Karl W.Deutsch,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1960s,”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1, no.3 (1963): 212—218.

[17]Hans J.Morgenthau,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Impass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41.

[18]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no.2 (1999): 400—401.

[19]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ElecBook, 1999), 131—134; Robert W.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2, June 1983, 162—175; Stephen R.Gill and David Law, “Global Hegemony and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no.4 (1989): 475—499.国际关系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应用，参见Friedrich V.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raig Murphy, “Understanding IR, Understanding Gramsci,”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4, no.3 (1998): 417—425; Neta C.Crawford, 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thics, Decolon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rtha Finnemore and Stephen J.Toope, “Alternatives to Legalization: Richer Views of Law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 no.3 (2001): 743—758。

[20]Thomas Hobbes, 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ed. Paul Seawa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9.

(1)“单极时刻”这一概念，出自美国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参见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1990/1991, pp.22—23。——译者注

译后记

罗格斯大学的西蒙·赖克（Simon Reich）教授与伦敦国王学院的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教授所著的《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是一部论证严谨、立场客观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学理上对学界习以为常的“霸权”概念提出了质疑，并将霸权分解为“议程设置”、“监管”与“赞助”三种职能。与此同时，该书借助大量的事实材料证明，美国的霸权早已不复存在，而霸权的三种职能实际上是由美国、欧洲、中国与其他较小的国家共同履行的。两位作者在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及揭示的历史细节，都值得细细品读。

更令译者敬佩的是，两位作者求真务实、不偏不倚的治学态度。比如，他们系统地批判了“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臆断。赖克与勒博主张，既然美国的霸权早已不复存在，何来中国挑战美国霸权之说？与此同时，他们也批驳了那些持“美国衰落论”者将中国视若洪水猛兽的论断。赖克与勒博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同时代的美国相比，中国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日益发挥的积极作用则更为凸显。诸如此类，不便赘述。相信每位读者看过之后，都会有自己的一番感想。

该书在国外一经出版，便获得了西方诸多学者与刊物的关注，并引发共鸣和热论。众多读者将其视为一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且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能将这样一部著作译介给国内学人与广大读者，译者倍感荣幸。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诸多机构、前辈及学友的帮助与支持。

首先，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本译著纳入“东方编译所译丛”之中，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予版权。衷心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潘丹榕女士。无论是引进版权、书稿翻译，还是审阅、修改译稿，直至付梓出版，潘女士都为之付出了无数的心力。她的尽责、细致与谦逊，令我印象深刻。特别感谢责编王琪先生，他提出的修改意见，令这本译著增色不少。同时，十分感谢格致出版社的社长范蔚文先生，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范先生深邃的洞察力、广阔的学术视野与强烈的学术责任感，令人钦佩。

感谢英文原著的作者西蒙·赖克教授与理查德·内德·勒博教授。这本译著，是继《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之后，我与勒博教授的再次合作。英文原著的另一位作者赖克教授，则是勒博教授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与默契的好友。本书的翻译对于译者而言，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参阅了许多相关书籍，更与两位作者频繁地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意见。他们不仅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还在百忙之中专门为译著撰写了中文版序。在此，向这两位学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感谢我在复旦大学的博士后导师倪世雄教授，为这本译著写了推荐序。感谢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工作环境。本书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感谢庄国土、李一平、王勤、施雪琴、范宏伟、聂德宁、张苾芜、赵海立、方浩老师等学术前辈在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感谢黄俊清、洪小荣、曾祥轩、陈君、朱鸿婕、龙羽西和曾秀莲老师等同事在行政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感谢陈娟、张长虹、张大勇、吴文智、姚晓静、许丽丽老师在学术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能在厦大成为他们的同事，是我的荣幸。

对于本书中的一些词汇，以译者注的方式加以补充说明。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的疏漏或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方家不吝指正。

谨以这本译著献给我敬爱的父母，感恩他们无私的关爱与支持。

陈锴

2016年2月于厦门大学南安楼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致谢页

推荐序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目 录

第一章　柏林墙倒了

第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

第三章　欧洲与议程设置

第四章　中国与监管式经济管理

第五章　美国与安全赞助

第六章　国际关系的未来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