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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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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恶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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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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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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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我不是来演讲的

责任学堂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为了你们

另一个故乡

拉丁美洲的孤独

敬诗歌

致新千禧年

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法摧毁的信念

新千年的序言

我不在这里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七十大寿

我的朋友穆蒂斯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二十一世纪遐想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编者的话

枯枝败叶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枯枝败叶/[哥伦]马尔克斯著；刘习良，笋季英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442—6400—6

Ⅰ.①枯…  Ⅱ.①马…②刘…③笋…  Ⅲ.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Ⅳ.①1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409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60

枯枝败叶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出         版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张瑞雪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5

字         数90千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2—6400—6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至于惨死的波吕涅克斯的尸体，据说已经出了告示，不准任何公民收殓，不准为他掉泪，就让他暴尸野外，不得安享哀荣，任凭俯冲而下的兀鹫吞噬他，饱餐一顿。听说，针对你我，或者说针对我，仁君克瑞翁已命人四处张贴这份告示。他也将来到此地，向那些尚不知情的人宣示此令。此事可是非同小可，谁敢抗命不遵，就将死于民众的乱石之下。

——引自《安提戈涅》[1]

[1]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代表作。

蓦地，香蕉公司好似一阵旋风刮到这里，在小镇中心扎下根来。尾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喧嚣的“枯枝败叶”。这是那场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内战的遗物。“枯枝败叶”冷酷无情。“枯枝败叶”臭气熏天，既有皮肤分泌出的汗臭，又有隐蔽的死亡的气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就把此前多次浩劫余下的瓦砾通通拋到镇上，并使乱七八糟的垃圾堆满街头。狂风突然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搅动着垃圾，垃圾急遽地分化，形态各异。最后，那条一边是小河、另一边是坟茔的穷街陋巷变成了一座由来自各地的垃圾组成的五光十色、面目全非的小镇。

人类的“枯枝败叶”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商店、医院、游艺厅、发电厂的垃圾席卷到这里。垃圾里有独身女郎，也有男子汉。男人们把骡子拴在旅店的木桩上，随身携带的行李不过是一只木箱或一卷衣服。没过几个月，他们就成家立业，拥有了两个情妇，还混上个军衔。正因为他们比战争来晚了一步，才得以把这些东西捞到手。

就连那些都市悲伤爱情的垃圾也和“枯枝败叶”混在一起，来到我们这里。她们搭起一座座矮小的木屋，先收拾出一个角落，支起半张行军床，权作露水夫妻幽会的暗室。接着，搞起一条秘密的喧闹街道，最后，在小镇之中又出现了一个谁也管不了的小镇。

人们在大道上支起帐篷。男人们当街更换衣服，妇女们张着雨伞，端坐在箱笼上。一头头的骡子被丢弃，饿死在旅店的马厩里。在这一群像暴风雪或暴风雨般袭来的陌生面孔间，我们这些最早的居民反而成了新来的客人，成了外乡人、外来户。

战后，当我们来到马孔多，赞赏它的肥田沃土的时候，就估计到早晚有一天“枯枝败叶”会涌到这里，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来势竟如此凶猛。尽管已感到雪崩降临，可我们也只能把盘子刀叉放在门后，坐下来耐心等待这些不速之客来结识我们。这时候，火车的汽笛第一次鸣响了。“枯枝败叶”倾巢而出，前去迎接火车。回来时，他们垂头丧气，然而他们团结起来了，有力量了。“枯枝败叶”经过天然的发酵，终于融入到大地中默默发育的种子里去了。

一九〇九年于马孔多

1

这是我第一次瞧见死尸。今天是礼拜三，可我总觉得是礼拜天，因为我没去上学，妈妈还给我换上了那件有点儿瘦的绿灯芯绒衣服。妈妈拉着我的手，跟在外祖父后面。外祖父每走一步，都要用手杖探探路，免得撞着什么东西（屋里黑幽幽的，看不清楚，他又是一瘸一拐的）。走过立镜前，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全身，绿色的衣服，脖颈上紧紧地扎着一条浆过的白带子。我在圆得像满月一样、脏乎乎的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心里想：这就是我，今天像过礼拜天似的。

我们来到停尸间。

屋子里门窗紧闭，又热又闷。大街上传来太阳的嗡嗡声，除此以外什么也听不见。空气停滞不动，凝成一团，似乎能像钢板一样拧几道弯儿。停尸间里，飘浮着一股衣箱的气味。我朝四下里瞧了瞧，一只衣箱也没看到。角落里有张吊床，一头挂在铁环上。一股垃圾味儿直钻鼻孔。我反正觉得，周围的那些破烂玩意儿，那些快要霉烂的物件，看上去就像有股垃圾味儿，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另一种气味。

从前，我以为凡是死人都戴着帽子。现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死人光着头，脑袋青青的，下巴上系着一条手帕，嘴巴略微张开，紫色的嘴唇后面露出带黑斑的、参差不齐的牙齿。舌头朝一边耷拉着，又肥大又软和，比脸的颜色还要暗淡，跟用麻绳勒紧的手指头颜色一样。死人瞪着眼睛，比普通人的大得多，目光又焦躁又茫然，皮肤好像被压紧实的湿土。我本以为死人看上去大概像普通人在静悄悄地睡觉。现在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死人像是个刚吵过架的、怒气冲冲、完全清醒的活人。

妈妈的穿着也像是过礼拜天：头上戴着压住耳朵的旧草帽，身穿领口封住、袖子长抵手腕的黑衣服。今天是礼拜三，看见她这身装束，我觉得她和我疏远了，像个陌生人。她似乎要跟我说些什么。这时候，抬棺材的人来了，外祖父站起身，迎上前去。妈妈坐在我旁边，背朝着紧闭的窗户，大口大口地直喘粗气，时不时地整理着露在帽子外面的几绺头发。她出来的时候帽子戴得太急，头发没有来得及绾好。外祖父吩咐把棺材撂在靠床的地方。这会儿，我看清楚了，棺材满可以容得下那个死人。刚抬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棺材太小了，似乎装不下这具躺下后跟床一样长的尸体。

我真不明白，干吗把我带到这儿来。这栋房子我压根儿没有进来过，还以为没人住哪。它就在大街的拐角上，很宽敞。在我印象中，房门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一直以为是座空房子。今天，妈妈跟我说：“下午别上学去了。”她说话的声音很沉重，半吞半吐的，我听了，心里一点儿也不快活。她拿着灯芯绒衣服走过来，一声不响地给我穿上。随后，我们走到大门口，找到外袓父。我们走过三户人家，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街角这里还有人住，而且已经去世了。妈妈说：“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她指的大概就是这个人。

刚进来的时候，我没有瞅见死人。外祖父在门口和几个人说话。随后，他叫我们先进去。我还以为屋里已经有人了呢。进来一看，房间里黑魆魆、空荡荡的。刚一进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垃圾臭味一个劲儿地往鼻子里钻。一开始，这股气味浓浓的，老是不散。现在，它跟热气一样散开了，闻不见了。妈妈拉着我走到房间的角落，然后和我一起坐下。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能看清屋里的东西了。外祖父打算打开一扇窗子。窗户和木棂像是焊在一起似的，四周全粘住了。他用手杖敲打插销，外套上落了很多灰尘，一动尘土就飞扬起来。他换了个地方，我也跟着转过脸去。最后，他宣布没有办法打开窗户。就在这时候，我瞧见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在黑地里平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扭过头看看妈妈。只见她沉着脸，像个陌生人，两眼盯住另一个角落。我的脚够不着地，悬在空中，离地还有一截子。我把手放在腿底下，用手掌撑住座位，两腿晃来晃去，脑子里什么也没想。晃着晃着，我想起了妈妈对我说的话：“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想到这儿，我觉得背后冒出一股凉气，扭过头瞅了瞅，只有一面干裂的木板墙。我似乎听见墙里有人说：“别晃荡腿啦，床上躺着的就是那位大夫，他已经死了。”我朝床上瞟了一眼，还是老样子。我这才看出来，原来那个人不是躺着，他已经死了。

打那时起，无论我怎么想方设法不去看他，总觉得有人把我的脸扭向那边去。我尽力朝别的地方看，可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总是瞧见他，在黑暗中瞪着两只木呆呆的眼睛，青虚虚的脸上没有一点儿生气。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参加葬礼。到这儿来的只有外祖父、妈妈和给外祖父干活的四个瓜希拉人。他们带来一口袋石灰，把石灰全都撒到棺材里去了。要不是妈妈坐在那儿直出神，样子怪怪的，我早就问她干吗要往棺材里倒石灰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倒空了以后，有个人把口袋提溜到棺材上面抖落了一阵儿，剩下的粉末从口袋里撒出来，看上去不大像石灰，倒很像锯末。那几个瓜希拉人抓住死者的肩头和两脚，把他抬起来。死者穿着一条普通的裤子，腰里系着一根宽宽的黑带子，上身是一件灰不溜丢的衬衫，只有左脚穿着鞋。阿达[1]说过，这叫一只脚是国王，一只脚是奴隶。右脚的鞋扔在床头上。看起来，死者躺在床上不大好受，放进棺材里就舒坦多了，平静多了。他那张脸本来像刚吵完架的清醒的活人的脸，这会儿，变得心平气和了，轮廓也柔和多了，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躺在棺材里才符合死人的身份吧。

外祖父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拣起几件东西，放进棺材里。我又转过脸来瞅着妈妈，等着她告诉我为什么外祖父要把东西扔进棺材。可是，妈妈蜷缩在黑衣服里，态度十分冷漠，竭力不去看死人所在的地方。我也想学她的样子，可是办不到。我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块地方，没完没了地看。外祖父朝棺材里丢进一本书，然后冲着那几个瓜希拉人打了个手势。他们当中的三个把棺材盖盖上了。这下子，我觉得扳着我脑袋的那双手总算松开了，我这才能够仔细瞧瞧这个房间。

我又朝妈妈看了一眼。自从来到这栋房子以后，她第一次看我，勉强挤出个笑脸。忽然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这是火车在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我听见停尸的那个角落有什么响动。看了看，一个瓜希拉人正抬起棺材盖的一头，外祖父把死者落在床头的鞋子扔了进去。汽笛又响了，声音越来越远。猛然间我想到：“两点半了。”我记得每天这个时候（就是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鸣汽笛的时候），同学们正好在校园里列队，准备上下午的第一节课。

“亚伯拉罕！”我在想。

我真不该带孩子来。这种场面对他很不适宜，就连像我这样快三十的人，对这种停尸待殓的压抑气氛，都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可以现在就走。我可以对爸爸说：十七年来，这个人和外界断绝了一切往来，什么爱人之心啊，什么知遇之恩啊，他一概不懂。待在这种人住过的屋子里，实在太不舒服了。兴许只有爸爸才对他有点好感。正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他才不至于烂在屋子里。

这件滑稽可笑的事情真教我挠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走到大街上，跟在这口只会教镇上人人感到兴高采烈的棺材后面。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惴惴不安的。不难想见，女人们从窗口望见爸爸、我和孩子跟在灵柩后面走过街头时，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棺材里的人行将腐烂了。全镇居民都巴不得他落到这样的下场：在冷冷清清的气氛中被送往墓地，只有三个人跟在棺材后面。我们的善举，到头来难免惹得一身臊。可爸爸拿定主意硬是要这么干。为了这个，等到将来给我们出殡的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吊唁。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把孩子带到这儿来。刚才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孩子带来，也好有个依靠。现在，在这个闷热的九月的下午，我们待在这儿，觉得周围尽是恶狠狠的仇敌。爸爸没什么可担心的。事实上，在一生当中他净揽这种差事，惹得镇上人人恨得咬牙切齿。为了履行微不足道的诺言，他一点儿也不肯随俗。二十五年前，这个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爸爸看到来客举止荒诞，大概早已料到今天镇上甚至没有人愿意拿他的尸体去喂兀鹫。也许爸爸早就预料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早就掂量过、盘算过可能出现的麻烦。现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一定以为眼下不过是在了却多年的心事。即使需要亲自动手，拖着尸体走过马孔多的大街小巷，他也要硬着头皮干到底。

然而，事到临头，他又不敢单枪匹马地干了，非得拖着我一道去履行这个令人作难的诺言，这个早在我懂事以前就许下的诺言。当他说“你得陪我走一趟”的时候，根本不容我掂量掂量这句话有多大分量。给这么个人料理后事该有多么可笑，会招来多少闲话，我真是无法想象。镇上的人巴不得他在这个狗窝里变成一抔黄土。他们不仅如此希望，而且做好了一切准备，以迎接事情一步步地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由衷地盼望着这个结局，一点儿也不感到愧疚，甚至可以说，待有朝一日，死者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弥漫全镇，他们才开心呢。当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时，谁也不会感到震动、惊愕或羞惭，相反，他们只会觉得心花怒放。他们希望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死鬼的恶臭到处飘散，才算稍解心头之恨。

现在我们一插手，马孔多的居民就享受不到梦寐以求的快乐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决心不会使他们为一时失去快乐而感到悲哀，只会为这一时刻的姗姗来迟而感到遗憾。

既然如此，我更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免得他也卷进这场纠葛。十年来，人们把矛头对准大夫，如今要对准我们了。孩子应该置身这场纠纷之外。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待在这儿，为什么我们把他带到这间杂堆着废物的房子里来。他一语不发，困惑不解，似乎希望有人给他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坐在那里，手撑住椅子，摇晃着双腿，等着有人给他解开这个不解之谜。但愿不会有人告诉他什么，但愿不会有人给他打开那扇无形的大门，还是让他尽自己的所能去理解这些事吧。

他看了我好几次，我心里明白，他是觉得我穿上这件封领的衣服，戴上这顶旧帽子，显得那么反常、那么陌生，就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

假使梅梅还健在，还住在这栋房子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人们会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她，为了分担她的痛苦。或许她一点儿也不伤心，但是她可以装出悲痛的样子，镇上的人也就释然了。约莫十一年前，梅梅失踪了。大夫这一死，我们再也无法知道梅梅流落何方，或者她已经死了，那也无法弄清她的遗骨埋在何处。现在梅梅不在这里了。纵然在这里——倘若那些谁也搞不清楚的事情没有发生——她也很可能和全镇的人站在一边，反对六年中和她同衾共枕的人。此人对她的爱恋、对她的体贴，和一头骡子相去无几。

我听见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上鸣汽笛的声音。我想：“两点半了。”这会儿，整个马孔多都注视着我们在干些什么。我总是排遣不掉这个念头。

我想到瘦骨嶙峋、又干又瘪的雷薇卡太太。从衣着到眼神，她活像一个幽灵。她坐在电风扇前，纱窗在她脸上投下晦暗的阴影。火车在最后的弯道那里消失时，雷薇卡太太探着身子把脑袋伸向风扇。燠热的天气和胸中的积怨折磨着她。她心中的风车翼正如风扇的叶片一样飞快地旋转着（然而转的方向恰好相反）。她这一生都被生活琐事紧紧缠住，只听她嘟嘟囔囔地说到处都有魔鬼捣乱。”说完，她不禁打了个冷战。

下肢瘫痪的阿格达眼瞅着索莉塔送别未婚夫从车站回来。只见她拐过空寂无人的街角，打开阳伞，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这种欢悦心情，阿格达也曾有过，如今却只剩下一身的病。她常对自己说：“在床上折腾吧，就跟猪在垃圾堆里打滚一样。”

我排遣不掉这些想法。两点半钟，送信的骡子来了，蹚起一股呛人的灰尘。人们放弃了礼拜三的午睡，跟在骡子后面，等着取报纸。安赫尔神父坐在圣器室里打瞌睡，臃肿的肚皮上摊开一本每日祈祷书。听见送信骡子嘚嘚的蹄声，他挥挥手赶跑搅扰美梦的苍蝇，一边打嗝一边说：“净用肉丸子毒害我。

爸爸对所有这些事可说是镇定自若。即使在他吩咐打开棺材盖，把落在床头的鞋子丢进去的时候也是如此。也就是他吧，有这份心思替死鬼操办这些琐事。等到我们把死尸送出去，门口准会聚着一群人，端着夜间积攒下来的屎尿，等着把秽物泼到我们身上，聊表全镇居民的意愿。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讶。冲着爸爸，他们或许不会这么干。不过，有些事的确会惹火他们，比如看不到那件盼了多年的开心事。在许多个闷热的下午，镇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每逢走过这栋房子，都要说：“早晚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就会闻到那股臭味。”整个镇上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再过一会儿就到三点钟了。塞尼奥莉塔知道快三点了。雷薇卡太太看见她走过来，暂时离开了电风扇，躲在纱窗后面叫住她，对她说：“塞尼奥莉塔，都是魔鬼。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的孩子明天上学去的时候，还和从前一样吗？不，他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他将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最后撒手一走，谁也不觉得欠他什么人情，谁也不会为他举行基督徒的葬礼。

二十五年前，大夫来到我们家，交给爸爸一封推荐信，谁也不知道信是从哪儿来的。随后，他留在我们家，成天吃青草，一看见女人就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眼珠子都差一点要瞪出来。要是没有这些事，我现在待在这间屋子里会十分坦然。可是，这场报应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命中注定了，只不过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我快满三十周岁的这个该死的闰年。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还没来得及问一问，他就用手杖敲着地板说：“孩子，这件事总得办啊。今天一大早，大夫上吊了。”

那几个瓜希拉人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柄锤子和一盒钉子。他们把东西撂在桌上，没去钉棺材，而是一屁股坐在刚才停尸的床上。外祖父表面上很平静，不过，他不像是心里没有一点事，而是无可奈何。他的平静是内心焦躁的人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而强装出的平静，和棺材里那具死尸的平静完全不同。他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转圈子，把堆放在一起的东西挪来挪去。看得出来，在表面的平静下，他的内心十分激动和焦急。

我发现屋里有几只苍蝇，忽然想到棺材里可能也尽是苍蝇。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棺材盖还没钉上。这种嗡嗡声——起先我以为是邻居家电风扇的声音——说不定就是成群的瞎眼苍蝇乱撞棺材板和死人脸发出来的。我摇了摇脑袋，合上眼睛。外祖父打开一只箱子，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我没看清是什么。床上仿佛没有人，只有四支雪茄的红火头。屋里又闷又热，时间停滞不动，苍蝇嗡嗡乱叫，弄得我头昏脑涨。我仿佛听到有人对我说：“你也会这样的。你也会躺在一口满是苍蝇的棺材里。现在你还不到十一岁，可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被人抛进一口满是苍蝇的木匣子里。”我伸直两条并拢的腿，瞧着漆黑发亮的靴子。“鞋带松了。”我心里想，抬头看了看妈妈。她也看看我，弯下身子来给我系鞋带。

从妈妈的头上飘散出一股热烘烘的柜橱里的霉味儿。闻到这股糟木味儿，我又想起了闷在棺材里的难受劲儿。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到街上去透透气，哪怕呼吸几口灼热的空气也好。想到这儿，我使出了我的撒手锏。妈妈正要直起腰来，我小声地说：“妈妈！”她笑了笑，说：“啊。”我俯下身子，贴近她棱角分明、闪闪发光的脸，哆哆嗦嗦地说：“我要到后面去一趟。”

妈妈叫了声外祖父，跟他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外祖父细长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动不动。他走过来对我说：“懂点事，现在不能去。”我伸了个懒腰，老实下来了，不能去就不去呗。唉，真是慢死人。刚才还快一些，一件事跟着一件干。妈妈又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肩头，问我：“过去了吗？”她说话的声音很严厉，口气挺硬，似乎不是在问我，而是在责备我。我的肚子本来硬邦邦的，妈妈这一问，反而把我的肚子问软了，又满又松弛。周围这些事，还有妈妈的那股厉害劲儿，真教人恼火，我不由得要顶撞几句。“没有，”我说，“还没过去。”我使劲地揉了揉肚子，打算再用脚跺跺地板（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但脚往下一踹，底下空空的，离地还有一大截呢。

有人走进房间。是外祖父手下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一名警察。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草绿色的卡其布裤子，腰里别着把手枪，拿着顶宽沿帽，帽檐卷成弯儿。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绿裤子的那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咳嗽了一阵儿，跟外祖父讲了几句话，然后又咳嗽了一阵儿，一边咳一边命令警察把窗子砸开。

木板墙一点儿也不结实，仿佛是用冻结的草木灰盖的。警察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弹簧锁。我琢磨着：窗户是打不开的，但恐怕墙壁就要塌了，整座房子也会倒塌，只是一点儿声音也不会有，就像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宫殿散落在空中一样。我心里想，再砸一下，我们就坐在大街上了，头顶着毒日头，脑袋上全是破砖碎瓦。可是砸过第二下，窗居然应声开了。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四处闻嗅，狂暴地挠着墙壁，最后，在这牢笼里找了个最阴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

窗户一打开，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发显得飘忽不定，跟假的一样。妈妈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手伸给我，对我说：“过来，到窗户那儿去看看咱们家。”于是，在她的怀抱中我又看到了小镇，好像出了一趟远门又回来似的。我瞧见了我们家。房子虽说暗淡陈旧，可是在杏树下显得很阴凉。从这里望过去，我似乎觉得从来没有在那栋绿荫森森、令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住过，似乎我们家是神话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噩梦时，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佩佩，我们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他吹着口哨，我觉得他像是刚剃过头，模样变了，认不出来了。

镇长直起腰来，敞着衬衣，满身大汗，表情怪模怪样的。他走过来对我说：“那人还没发臭，我们不能断定他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辞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大概在想：“这样总不能说我目无法纪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教他明白我看到了他思想的最深处。我说道：“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而他好像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答道：“上校，您是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是在行使我的职权。”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他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公务员。只有死亡证明书才算数。”我说：“既然法律都站在您那边，您大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滥用职权。”听他这么说，我意识到，他虽然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一点儿也不糊涂。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已久。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受伤的人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回答说（还是没有开门）：“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外面混乱的人群要是闯进来可不得了，而他还是坚持不开门（打那以后，这扇门就再没开过。门外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的情绪竟然成了一种群体性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栋房子里腐烂发臭吧！

一连十年，他连镇上的水都不敢喝一口，害怕有人在水里下毒。他和他那个印第安姘妇在院子里种瓜种菜，十年当中就靠着瓜菜充饥。十年前他不肯对镇上人发善心，现在全镇的人也不肯对他发善心。得知他死讯的马孔多（今天早上大家醒来的时候，一定都比往常感到轻松愉快），人人都准备欢庆这件期待已久、值得庆祝一番的大喜事。大家一心只盼着从那扇十年前没打开的大门后飘散出死人腐烂的臭气。

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真犯不上跟全镇居民对着干，多管这档子闲事。现在是惹得天怒人怨。仇恨未消的人们恶狠狠地盯着我。就连教会也千方百计地阻挠我的主意。刚才安赫尔神父对我说：“我不能答应把一个六十年来不信上帝、最后悬梁自尽的人安葬在教堂公墓。您要是撒手不管这件事，主一定会保佑您的。这可不是行善积德，而是违抗天意的罪过。”我说：“圣经上说，安葬死人是积德的事。”安赫尔神父说：“对是对，可这不是我们的事，是卫生局的事。”

来的时候，我把那四个在我家里长大的瓜希拉长工叫了来，还把女儿伊莎贝尔强拉来陪我。这么一来，丧事多少有点儿家庭气氛，有点儿人情味。要是我一个人拖着尸体走过镇上的大街小巷，直送到墓地，那岂不是有点硬逞强，甘犯众怒吗？自从本世纪初以来，镇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我都亲眼见过，我知道马孔多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虽说我上了年纪，是共和国的一名上校，腿脚不灵便，又为人耿直，可是人们照样可以不尊重我。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他们至少要尊重我的女儿，毕竟她是妇道人家嘛。我这么干是为了我自己，或许也不是为了让死者在地下安息，更不是为了履行一个神圣的诺言。我把伊莎贝尔带来，不是因为我怯懦，我只是拉她一起来行善。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估摸着她也是这个想法）。现在我们三个人待在这里，共同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

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尸体可能还悬在梁上。其实那几个瓜希拉长工已经抢先一步，把他放倒在床上，装裹好了。他们也许认为这事耽搁不了一个钟头。我到这儿的时候，就等着把棺材抬来了。女儿和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心想大夫可能会留下点儿东西，说明他为什么要寻短见。文件柜开着，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纸片，可没有一张是他写的。柜子上放着那张表格，裱糊得很好，就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张表格。当时他打开那只大箱子（箱子大得足以放下我们全家的衣服），里面只有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显然不是他的，他满口牙齿长得又结实又齐全）、一张照片和一份表格。我拉开抽屉，里面只有一些印着字的纸张，都是积满灰尘的旧纸。下面，在最底下的抽屉里，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副假牙。由于长期搁置不用，假牙上全是尘土，已经发黄了。在小桌子上，熄灭的灯旁，有几捆未启封的报纸。我看了看，都是法文报纸，最新的是三个月前，一九二八年七月的，还有几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最早的则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的。我心里想：自从镇上的人给他下了判决书，他已经九年没有打开报纸了。从那时起，他便放弃了他和自己的土地及同胞的最后一点联系。

那几个瓜希拉长工把棺材抬了进来，把尸首入了殓。我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他到我家来的那天，曾经当面交给我一封推荐信。信从巴拿马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给我的。当时正是大战后期，上校担任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我又在那只黑黢黢的无底箱里把七零八碎的东西翻腾了一遍。箱子丢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上锁，里面装的还是二十五年前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是两件普通衬衫、一副假牙、一张照片和一张裱糊好的旧表格。在盖上棺盖以前，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掏出来，扔进棺材里。照片还是在箱底，上次在哪儿，这次几乎还在哪儿。这是一张佩戴勋章的军人的银版照片。我把照片扔进棺材，把假牙也扔了进去，最后把表格也扔进去了。扔完了以后，我对那四个瓜希拉人做了个手势，要他们盖上棺材盖。我想：现在他又要去旅行了。这最后一次旅行理所当然地要带上他前一次携带的东西。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终于得到了安息。

我检查了一下房间，看到床上落下了一只鞋。我手里拿着鞋子，向长工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又把棺材盖抬了起来。这时候，刚好火车拉响汽笛，随即在镇子的最后一个弯道那儿消失了。“两点半了。”我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的两点半。死者第一次坐在我们家的桌旁要青草吃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九〇三年同一天的几乎同一个时辰。当时阿黛莱达问他：“什么草，大夫？”他带着浓重的鼻音，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说道：“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

[1]即后文“阿黛莱达”的昵称。

2

梅梅的确不在这儿住了，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十一年前。当时，她在这儿开了一家小药店，对街坊四邻总是有求必应，不知不觉中，药店变成了杂货铺。梅梅手脚勤快，持店有方，把小铺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货色十分齐全。白天，她用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当时小镇上一共有四台）给人家做针线活，要不就站在柜台后面招呼顾客。她总是保持着印第安妇女那种特有的和蔼可亲的神情，又大方又含蓄，既显得天真烂漫，又对外界有所防范。

自从梅梅离开我们家，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她。说实在的，谁也说不准她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大街拐角和大夫一起过日子的，为什么她会这么贱，居然嫁给一个拒绝给她看病的男人。当时他们俩都住在爸爸家里，一个相当于养女，另一个则是食客。听继母说，大夫为人真不怎么样。梅梅闹病那天，他一个劲儿地劝说爸爸，要他相信梅梅的病不要紧。其实呢，他根本没去看梅梅，连他自己房间的门都没出。不管怎么说，即使梅梅的病只是头疼脑热，他也应该给她瞧瞧。不说别的，单凭他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八年，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也总该知恩图报吧。

我不知道后来又出了什么事。我只记得，一天清晨，梅梅不见了，大夫也不见了。继母把大夫住的那间房子一锁，此后绝口不再提起他了，直到十二年前给我缝嫁衣的时候，才又说起了他。

在梅梅离开我们家三四个礼拜后的一个礼拜天，她到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她身穿簌簌作响的印花绸衣服，头戴一顶滑稽可笑的帽子，帽顶插了一束纸花。以往在家里的时候，我见她总是衣着朴素，经常光着脚。那个礼拜天，她一走进教堂，我还以为来了另外一个梅梅呢。她在前排，挺直了腰板夹在太太小姐们当中，装模作样地望弥撒，脑袋上顶着一大堆七零八碎的东西，花里胡哨的像是戏子的行头。她跪在前排。就连她望弥撒的那股子虔诚劲儿，也令人感到陌生，画十字的架势也透着俗气。知道她是我们家女佣的人，见她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地走进教堂，都十分惊诧。从没有见过她的人也吓了一跳。

我（那时候大概不到十三岁吧）问自己：梅梅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为什么她要离开我们家，又为什么这个礼拜天出现在教堂里，打扮得与其说像贵妇，不如说像圣诞节时装扮起来的圣像。她那套衣服足够三位夫人在复活节穿起来望弥撒，剩下的玻璃珠和花带子还够另一位夫人打扮。弥撒一结束，男的女的都聚集在教堂门口等她出来。他们在门口站成两排，脸冲着教堂的大门。现在想起来，他们默不作声地守候在那里，脸上挂着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神情，八成是暗地里商量好了。梅梅走到门口，闭上了眼睛，紧接着又把眼睁开，顺手打开那把五颜六色的小阳伞。梅梅穿着高跟鞋，在两排善男信女中间橐橐地走着，活像一只孔雀，样子十分可笑。一个男人拦住她的去路，随即，她被人群围起来了，只见她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强挤出个笑脸来。那副矫揉造作、假里假气的神态，跟她那身打扮倒是挺匹配的。在梅梅走出教堂，打开阳伞，朝前迈步的时候，爸爸正好站在我旁边。他拖着我朝人们走过去。在人群合拢时，爸爸已经走到了正要夺路而逃的梅梅身边。他伸手拉住梅梅的胳臂，把她带到广场中央，对周围的人根本不屑一顾。那时候，他显得那么傲慢，那么目中无人，就和他平常违反众意硬是要干某些事时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梅梅不过是和大夫姘居。当时，小药店已经开张，梅梅依然像华贵的夫人一样去望弥撒，根本不管人们会怎么说或怎么想，似乎忘却了第一个礼拜天发生的事。又过了两个月，教堂里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我还记得大夫在我们家里住的那阵子是什么样。他留着一撮小黑胡子，朝上翘着，一看见女人，那双狗眼里就闪露出淫荡、贪馋的目光。我从来不和他亲近，大概是因为我把他看成一头奇怪的畜生。每天大伙儿吃完饭站起来以后，他还坐在桌子边，大吃喂驴的青草。自从他拒绝救治伤员的那天夜里起——再往前六年，他还拒绝过给梅梅看病，可是过了两天，梅梅反而成了他的姘妇——直到三年前爸爸生了一场病，其间，他一次也没从大街拐角的这栋房子里走出来过。早在镇上居民对大夫进行宣判以前，杂货铺就关门了。不过，我知道梅梅还住在这里。铺子歇业以后，她又住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她的失踪要晚得多，至少人们知道她失踪的消息要晚得多。贴在他家大门上的那张匿名帖就是这么说的。据帖子上说，是大夫把梅梅杀害了，把她埋在了菜园子里，怕的是镇上人通过梅梅加害于他。不过，我在结婚之前见过梅梅。那是十一年前。有一天，我做完念珠祈祷回来，梅梅走出店门，髙兴地带点揶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1]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是啊，”我对他说，“应该就是这么回事。”说着我拉直那根绳子，绳子的一头还留着刀子拉的新碴儿。我把长工们往下解尸体时割断的绳子又绾了个扣，把绳子一头扔过房梁，挂在了梁上。真结实，能经得住好几个像大夫那样想上吊的人。镇长用帽子不停地呼扇，屋里闷热，他又刚喝过酒，脸上红扑扑的。他抬头望着绳套，一边估量着能有多结实，一边说：“这么根细绳根本挂不住他呀。”我说：“这是吊床上的绳子，他在上面睡了好多年了。”他挪过一把椅子，把帽子交给我，试着把头往绳套里伸了伸，脸挣得通红。然后，他站在椅子上，眼睛睨着悬在空中的绳子，对我说：“不可能。这绳套还够不着我脖子哪，套不进去啊。”我明白了，他是成心胡搅蛮缠，设置障碍，阻挠给大夫举办葬礼。

我脸对脸地瞧着他，打量着他。我说：“您没有注意到他至少比您高一头吗？”他扭过头去瞧了瞧棺材，说道：“不管怎么样吧，说他是用这根绳子上吊的，我没有把握。”

我心里有数，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就是故意耽搁时间，怕给自己找麻烦。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我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虚。他担心的是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拦着不让下葬，固然不好；吩咐举办安葬仪式，怕也不行。他走到棺材跟前，一转身，冲着我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吊在那儿，否则我很难相信。”

我一气之下真想下个命令，叫长工们打开棺材，把悬梁自尽的人再吊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是，我女儿恐怕承受不了，我外孙也是，她本就不该把他带来的。尽管这样对待死者，凌辱一具不能自卫的肉体，搅扰一个刚刚在棺材里安息的人，于我倒是无所谓的。挪动一具宁静地躺在棺材里尽情歇息的尸体，并不违反我的处世原则。我满可以把死者重新吊起来，只为了看看那家伙究竟能有多得寸进尺。但是，不能这样做。我对他说：“您放心，我是不会下这种命令的。如果愿意，您可以自己动手把他吊起来。出了什么事，由您负责。请记住，我们可不知道他死了多久了。”

他没有动，还是站在棺材旁边，两眼望着我，接着扫视了一下伊莎贝尔和孩子，然后又瞅着棺材。忽然，他脸向下一沉，咄咄逼人地说：“您心里该明白，会出什么事。”我很清楚，他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人。我说：“那是自然。我这个人就是敢作敢当。”他两手交叉，满头大汗地朝我走过来，想用某套精心设计的滑稽动作把我给镇住。他说：“请问，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昨天晚上上吊的呢？”

我等他走到跟前，一动也不动地瞄着他，直到他呼哧呼哧喷出的热气扑打到我脸上。他站住脚步，还是交叉着两手，一只手在腋后晃动着帽子。这时候，我对他说：“如果您是代表官方向我问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他还是站在我面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听见我的话，他既不吃惊，也不慌张。他说：“当然了，上校。我是代表官方向您提问。”

我准备详详细细地把这件事讲一讲。我相信不管他要兜多少圈子，只要我态度坚定又耐心冷静，他最后总得让步。我说：“是他们几个把尸体解下来的，我总不能老让他挂在那儿，等您决定好什么时候来。两个钟头以前，我就去请您。总共才隔着两条街，您可是整整走了两个钟头。”

他还是纹丝不动。我拄着手杖，站在他面前，身体略向前倾。我讲道：“再说，他还是我的朋友。”没等我说完，他就撇着嘴笑了笑，还是原来那个姿势，把一股酸臭气喷在我的脸上。他说：“这算得上世上最省事的解释了，是不是？”他突然把脸一绷，说：“照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要上吊喽？”

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找麻烦。于是我耐心、口气缓和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刚一知道他上吊的消息，就立刻赶到您的住所，这是两个钟头以前的事了。”他连忙说：“我正在吃午饭。”似乎我这句话不是在说明事实，而是在向他提问。我说：“我知道。我想恐怕您连午觉都睡过了吧。”

这么一来，他没话说了，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旁边的伊莎贝尔睃了一眼，又看了看那几个长工，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表情不大一样了，好像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打定了主意。他转身朝警察走去，嘀咕了几句。警察做了个手势，出去了。

随后，他朝我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说：“我想跟您到隔壁房间谈一谈，上校。”他的口气完全变了，声音里透着紧张慌乱。我朝隔壁房间走去，他用手轻轻架着我的胳臂。哦，我竟然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什么。

这间屋子和那间不同，又宽绰又凉快。庭院里的阳光照得屋里亮堂堂的。他的眼神惊惶不安，笑得颇不自然。只听他说：“这件事只能这么办了……”没容他说完，我就抢着问：“要多少？”一听这句话，他又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梅梅端来一盘甜点心和两个小咸面包，这还是她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时钟敲过九点。在店铺后面，梅梅坐在我对面，味同嚼蜡地吃着，毫无食欲，仿佛甜点心和小面包只是用来留客。我是这么理解的，于是就任凭她尽情回忆。缅怀过去，梅梅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惆怅之情。在柜台上那盏昏暗的油灯下，她比戴着帽子、穿着高跟鞋走进教堂的那天显得憔悴多了，苍老多了。很明显，那天晚上梅梅特别怀念当年的生活，似乎这些年来她的年龄一直静止不动，时间也根本没有流逝，直到那天晚上回首往事，时间才又流动起来，她也才开始经历姗姗来迟的衰老。

梅梅直着腰坐在那里，神色凄然。她谈起上世纪末大战以前我们家绚丽多彩的田园生活。她回忆起我妈妈。就是我从教堂回来，她和我开玩笑（她用带点揶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的那天晚上，她回忆起我妈妈的。而我在那段日子里也特别想念妈妈，正尽力回忆她的模样。“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梅梅说。而我真的相信她。我坐在梅梅对面，听她说话的口气，有时挺有把握，有时又含含糊糊，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传闻。不过，她是出于一片好心，她甚至相信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传闻变成了遥远的、难以忘怀的真人真事。她说，战争期间我父母背井离乡，逃亡在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为逃避兵祸，他们到处寻找一个又兴旺又静谧的安身之处，听人家说这一带有钱可赚，就找到这里。那时候，这儿还是个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竭力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习俗，努力饲养牲口。对我父母来说，马孔多是应许之地，是和平之乡，是金羊毛[2]。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动手重建家园，没过几年，就盖起了一所乡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梅梅不厌其详地追忆这些细节，谈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恨不得让它们都重演一遍。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为此她很伤心。她说：“一路上，倒也没遭什么罪，从没缺吃少喝。”就连那几头牲口也在蚊帐里睡觉。这倒不是因为爸爸是个疯子，或是有钱没处花，而是因为妈妈是个大慈大悲的人，特别讲究人道。她认为，在上帝看来，保护人不受蚊虫袭击和保护牲口不受蚊虫袭击，同样都是天大的好事。不管走到哪儿，我父母总是带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碍手碍脚的东西。箱子里装着祖辈的衣服，这些老人早在我父母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尸骨即使掘地几十米也未见得能找到。盒子里的炊具则早就没人用了，是我父母（他们是表兄妹）的远房亲戚传下来的。甚至还有一个装满圣像的箱子。每到一处，他们就用这些圣像搭起一座家用的神坛。全家简直就是一个古怪的戏班子，有几匹马，几只母鸡，还有四个在我们家长大的瓜希拉长工（他们都是梅梅的伙伴)。他们跟着爸爸到处流浪，仿佛马戏团里的驯兽。

梅梅回忆往事，不胜凄怆。看起来，她似乎把时光的流逝看成是个人的损失。她那被回忆揉碎的心灵在想：倘若时光静止不动，她岂不是还在路上游逛吗？长途跋涉对我父母来说固然是一次惩罚，但对孩子们来说，却像过节一样。有些场面还颇为罕见呢，比如睡在蚊帐里的牲口。

她说：打那以后，事事就都不遂心了。上世纪末，疲惫不堪的一家人来到刚刚出现的荒村——马孔多，对刚刚遭到战争破坏的往昔美好生活还恋恋不舍。梅梅想起了刚到这儿时我妈妈的情况。她偏着身子骑在一头骡子上，挺着个大肚子，面色焦黄，像得了疟疾似的，两只脚肿得沾不了地。我爸爸心里恐怕也不太满意，可他还是不顾风险浪恶，预备要在这儿扎下根来，等着妈妈临盆。在跋涉途中，孩子在妈妈腹内逐渐长大。然而越是临近分娩，死神离妈妈也越近。

灯光照出梅梅的侧影。她那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神情，像马鬃或马尾一样浓密平直的头发，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尊正襟危坐的神像。坐在店铺后面这间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她的面色发青，好似幽灵，说起话来，恰如神在讲述自己如何饱经人间沧桑。我过去从没有和她接近过。可是这天晚上，她突然如此诚挚地向我表露出亲切的感情，我感到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牢固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梅梅的话刚一停，我忽然听见屋里——就是我和孩子、爸爸现在待的这间屋里——有人咳嗽，是一种干咳声，十分短促。我又听见他清清嗓子，在床上翻了个身。没错，就是他的声音。梅梅暂时不说话了，一片愁云悄悄地遮住了她脸上的光彩。我早已把他忘掉了。在这儿待了这么大的工夫（大概已经十点了吧），我一直觉得只有梅梅和我两个人在屋里。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我手里端着盛甜点心和面包的盘子，一口没吃，胳臂都端酸了。我朝前倾了倾，说：“他醒着哪。”而她不动声色、冷冰冰、完全无动于衷地说：“他每天都睁着眼，一直到大天亮。”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留恋。如今，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六晚上，人们都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大肆挥霍金钱，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晚上和这么个脓包男人一起过夜。不到天亮他不睡觉，成天在家里转来转去，一双淫荡的狗眼睛——这双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总是贪婪地盯在她身上。一想到梅梅和这么个男人一块过日子，我真感到难过。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他拒绝给梅梅看病。他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整天在家里遛过来遛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我的声音平静下来了。既然他在家里，没有睡着，听见我们在店后叙家常，也许又要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了，我想还是换个话题吧。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而像是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教人捉摸不透。我想我该走了，把盘子递给梅梅，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动，也没向她解释什么。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照过来，脸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现在她站起来，把盘子放到柜台上，隔着灯刚好看见我的正脸，所以她才说：“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她走过来，又坐下了。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把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有时候接过午饭，手托着盘子直到后半晌。她的身体僵直，坐在摇椅上从不摇动，两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就这样，她一直等到有人来，从她手里拿走盘子。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然后由别人搀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九个月来，她默默忍受着死亡的逼近，如今更加痛苦不堪。从摇椅到床边的这段路途，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中没有经过的痛苦、折磨和刑罚。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去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后来据爸爸自己说，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想：“男人身边没有妻室，谁都不会认为你是正派的。”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上一株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想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株茉莉。一年以后，他续了弦，和我的继母阿黛莱达结婚了。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了，可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原本是幸福的，可她自愿放弃了幸福的生活。今天能稍偿所失，也算心满意足。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她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已经在心中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吧。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调皮的亲切劲儿。她说，还有一件事是五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

[1]伊莎贝尔的昵称。

[2]希腊神话中一只会飞的公羊克律索马罗斯身上的毛。金羊毛不仅象征着财富，更象征着对幸福的追求。

3

大街对面的教堂后边，原来有个连一棵树都没有的院子。这还是上世纪末我们来到马孔多那会儿的事呢。当时，还没有动手盖教堂。那里是一片光秃秃、干巴巴的土地，孩子们放学后常在那儿玩耍。后来，动工修教堂，在院子的一头栽了四根木头立柱，圈起来的地方正好盖一间房子，用来存放修建教堂用的砖木。

教堂竣工的时候，有人在小房子的墙上抹上了一层泥，又在后墙上开了个门，通往寸草不生、乱石堆积的光秃秃的小院落。又过了一年，小房子修了修，能供两人住。屋里弥漫着一股生石灰味，但多年来，这间屋里还就数这股味儿好闻些，能教人舒服点。再往后，墙上刷了白灰，盖房子的人给后门安上门闩，在临街的大门上加了把锁。

这间屋一直没有主儿。谁也没查问过地皮是谁家的，砖木材料又归谁所有。第一位教区神父来到马孔多后，住在一户殷实人家里。后来他调到另外一个教区。就在那段日子里(有可能是在第一位教区神父离开之前），一位妇女怀抱着个婴儿住进了那间屋子。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搬进去的，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把门打开的。屋角放着一口黑油油的水缸，上面长满青苔，墙壁的钉子上挂着个罐子。墙壁上的白灰已经剥落了。院里的石灰地被雨水浇得结了一片硬疙瘩。那女人用树枝搭了个遮太阳用的凉棚，而由于没有棕榈叶、瓦或锌板苫顶，她就在凉棚旁边栽了棵葡萄，又在临街的大门上挂了一丛芦荟和一块面包，说是为了避邪。

一九〇三年，宣布新的教区神父要来的时候，那娘儿俩还住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全镇有一半人拥到大道上去，迎候新来的神父。乡村乐队正弹奏着一首充满感情的曲子，这时候，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说神父骑着骡子已经来到前面拐弯的地方了。乐师们立刻站好队，弹奏起一首进行曲。致欢迎辞的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高台，专等神父露面，马上就向他表示敬意。过了一会儿，雄壮的乐曲戛然而止，演说者也从桌子上爬了下来，欢迎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外乡人骑着一头骡子走过来。骡子的屁股上驮着一只马孔多人从未见过的大箱子。这个人目不斜视地一直朝镇上走去。在旅途中，神父固然也可以穿便衣，可是谁也不相信这个脚蹬军靴、青铜脸色的旅客会是一位身着便服的神父。

的确，他不是神父。就在同一时刻，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痩如柴，脸颊干瘪，傲气十足，骑着一头骡子，法袍提到膝盖上，举着一把褪色的破伞遮挡太阳。走到教堂附近，他向人打听教区神父的住处在哪里。他问的那位老兄大概完全不了解情况，回答说：“教堂后面的那间小屋就是，神父。”正好那个女人不在家，只有孩子在半掩的门后玩耍。神父下了坐骑，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搬到屋里，箱子没有锁，开裂着，只用一根皮带——不是箱子本身的那根皮带——扎住。他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把骡子牵进来，拴在院子的杏树荫下，随后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吊床。吊床的岁数和那把伞大概不相上下，磨损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他把吊床沿对角线挂在屋里的柱子上，然后脱掉靴子，打算睡一觉。那个孩子张大一双惊恐的圆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根本没有理会。

女人回来时，看到神父突然光临，一定是大吃一惊。他的脸毫无表情，简直和牛脸不差分毫。那个女人大约是踮着脚尖溜进房间的。她把折叠床挪到门口，把她的衣服和孩子的破衣烂衫卷成一包，慌里慌张地走出房间，根本顾不上水缸和罐子了。一小时以后，欢迎人群从相反方向开进小镇。乐队打头，在一群逃学的小鬼簇拥下，演奏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们来到小屋时，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儿，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法袍没有系扣，赤着一双脚。一定是有人把神父来到小屋的消息报告给大道上的欢迎人群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神父干吗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也许他们以为神父和那个女人沾亲带故。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也准是误会了，她以为神父手里一定有使用这间房子的指令，或是房子归教会所有，又或者只是怕人家问起她为什么一不缴房租，二没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在这间不属于她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当时人们没有问这件事，过后也没有谁问起。教区神父不打算听什么欢迎辞，他把礼品撂在地上，态度冷淡地和在场的男男女女寒暄了几句。据他说，他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了。

欢迎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怪人，既然他这么冷淡，大家也就散了。人们注意到他那张脸像个牛脸，苍白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而且他没有嘴唇，只有一个横开的口子，也不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像是后来被人猛砍一刀才割开的。那天下午，大家都觉得他像什么人，天亮以前，终于搞清楚他是谁了。大家记得，当马孔多还是一个人们避难的荒村的时候，见着过他。那时候，他赤裸着身子，却穿着鞋，戴着帽子，手里常拿着弹弓和石子。上岁数的人想起来了，他在“八五”内战中作过战，十七岁就当了上校，为人坚忍不拔，脾气执拗，是个反政府派。只是后来在马孔多再没听说过他的事，直到今天，他才回来担任教区神父的职务。谁也记不得他的教名了。相反，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记得，由于他任性、不服管教，他妈妈给他起了个诨名，也就是后来在战争中战友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大家都管他叫“小狗”，直到他去世，马孔多的人们一直这样叫他：

“小狗，小狗崽子。”

因此，在“小狗”来到马孔多的同一天，几乎同一时辰，大夫也来到我们家。他是从大道上来的。当时没有人料到他会来。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神父呢，是从小道来的，可镇上的人都跑到大道上去迎候他了。

欢迎仪式一完，我就回到家里。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微晚一点儿——梅梅走了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我说：“那请他过来吧。”梅梅说：“他在办公室里，说急着要见您。”阿黛莱达正在给伊莎贝尔（那时她还不到五岁）喂汤，她丢下孩子，过去招呼客人。不大一会儿，她回来了，显得忧心忡忡。

“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哪。”她说。

我瞧着她从灯后面走过来。接着，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去了。“你应该把他请进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说。她说：“我是打算请他进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踱圈子。我说，‘下午好。’可他却闷声不响地看着架子上那个跳舞娃娃。我刚要再说一声‘下午好’，他就给跳舞娃娃上了弦，放在了写字台上，开始看她跳舞。我又对他说了一遍‘下午好’，不知道是不是音乐声太大了，他还是没听见。我站在那张写字台的对面，而他也靠着写字台，正瞅着那只跳得起劲的娃娃呢。”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说：“他大概是对那个玩意儿有兴趣吧。”她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一看见那个娃娃，就把她拿下来，似乎他早就知道那是干什么使的，而且知道怎么摆弄。我第一次对他说‘下午好’的时候，他正在上发条，音乐还没响。他把娃娃搁在写字台上，瞪着眼睛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起来，他对舞蹈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那套机械装置满起劲儿的。”

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谁也不预先打个招呼，熟人把牲口往马厩里一拴，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都挺随便，他们知道我们家的餐桌上历来都给客人留着空位子。我对阿黛莱达说：“大概是给我捎口信的吧，要不就是带东西来的。”她说：“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举动怪里怪气的。他瞅着娃娃，一直看到弦松了。那时候，我站在写字台跟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明白，只要音乐还在响，他是不会搭理我的。后来，娃娃和平时弦走完了一样蹦了一下，他还是站在那儿，身体前倾向写字台，好奇地看着。之后，他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知道我在办公室里。不过，他一心想知道娃娃究竟能跳多久，没工夫搭理我。这一回，我不想再对他说‘下午好’了。他朝我看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眼睛很大，一对黄眼珠子上下打量着人。我冲他一笑，而他还是绷着脸，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上校呢？我找的是上校。’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好像是闭着嘴讲话，简直像个口技演员。”

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也还吃我的，心想不过是个捎口信的，可真没料到今天结束的这出戏，那天下午就开场了。

阿黛莱达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起先，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哦，我明白了，这个外乡人给她留下的印象非比寻常，她巴不得我马上去接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不过，我还是吃我的。而她还是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话。

她说：“后来，他说他想见见上校，我就对他说，‘劳您驾，请到饭厅来吧！’他手里拿着娃娃，伸了个懒腰，抬起头来，黑着脸，我觉得他像个当兵的。他穿着高筒皮靴和一件普通的布衣服，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他不回答，只在那儿发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攥着玩具，似乎是等我走出办公室后好再上发条。意识到他是个军人，我猛然间想起他像一个人来。”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我从灯上面望过去。她没有看我，还在给伊莎贝尔喂汤。她说：

“我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那儿踱圈子，我看不见他的脸。后来他站在屋子的尽头，脑袋抬得高高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这才看出他像个军人。我说，‘您想私下里见见上校，对不对？’他点了点头。我差点儿就要对他说他像一个人了，或者说，他就是那个人，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吃我的，不过眼睛一直从灯上面瞧着她。她停下来不喂伊莎贝尔了，又说：

“我敢说一定不是捎信的。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我敢说他是个军人。他留着一撇稀稀拉拉的小黑胡子，脸色焦黄，穿着一双高筒靴子。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她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就是这几句话。屋里燥热，也许是因为热，我发起脾气来。“唉，他到底像谁？”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后来……”这套车轱辘话把我惹火了，我说：“好啦，吃完饭我就去看他。”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嘴里说：“起先，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我跟他说，‘劳您驾，到饭厅里来吧。’他背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攥着娃娃。这时候，我猛然想起他像一个人来，就连忙跑过来告诉你。他的眼睛大大的，看人的样子挺放肆。我转身出来的时候，觉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腿哪。”

她突然不说话了。饭厅里只听见调羹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吃完饭，把餐巾压在了盘子底下。

这时候，我听见办公室里传来跳舞娃娃欢快的音乐声。

4

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把破旧的雕花木椅子，座上的木板已经没有了。外祖父常把鞋子架在椅子上，放在灶火边烤。

昨天这个时候，托维亚斯、亚伯拉罕、希尔贝托和我出了学校，到树林子里去玩。我们带着一把弹弓和一顶大帽子准备逮鸟，还有一把崭新的剃头刀。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把丢在厨房角落里的破椅子，以前它接待过不少客人，而现在，每天深夜，都有个鬼魂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着灶膛里熄灭的灰烬。

托维亚斯和希尔贝托朝着黑压压的树林深处走去。上午一直在下雨，鞋子在泥泞的草地上一个劲儿地打滑。他们两人中不知谁吹着口哨，重浊的口哨声在林荫道上回荡，仿佛有人在木桶里唱歌。亚伯拉罕和我跟在后面。他拿着弹弓和石块，随时准备打鸟，我拿着那把打开的剃头刀子。

忽然间，一缕阳光冲破密密层层的树叶，透进树林，像只欢蹦乱跳的小鸟，在草地上抖动着翅膀。“看见了吗？”亚伯拉罕说。我朝前面张望了一下，只见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已经走到树林的尽头。“不是鸟，”我说，“是太阳冲进来了。”

他们走到河边，脱下衣服，在晚霞映红的水面上啪啪地一阵猛踩。河水似乎弄不湿他们的皮肤。亚伯拉罕说：“今天下午一只鸟也没有。”我说：“一下雨，鸟就瞧不见了。”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亚伯拉罕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傻乎乎的，发出的声音就像从洗礼池里往外冒水。他脱光衣服说：“我带着刀子钻到水里去，回头给你带回一帽子鱼来。”

亚伯拉罕光着身子站在我面前，张开手跟我要刀子。我没有马上回答他。我紧紧攥住那把明晃晃的锋利钢刀，心里想:不能把刀给他。我对他说：“不给你。昨天我才拿到，我得玩一个下午。”亚伯拉罕还是张着手，我对他说：

“连窗户也没有！”

亚伯拉罕听懂了，只有他明白我的话。他说：“好吧。”空气稠糊糊的，泛着一股酸味。他朝水里走去，说：“你脱衣服吧，我们在青石上等你。”说完就潜入水底，接着又钻出水面，浑身亮闪闪的像一条大银鱼，水一沾到他的身体马上就淌了下去。

我留在岸边，躺在温暖的泥地上，又把剃刀打开。我不再朝亚伯拉罕那边瞅了，而是抬起头望着另一边，望着树顶上方。黄昏发怒了，天空活像着了火的马厩，万马奔腾，气势雄伟。

“快点！”亚伯拉罕在对岸说。托维亚斯坐在青石边吹着口哨。我想：“今天不洗了，明天再说。”

回家的路上，亚伯拉罕躲到一片带刺的灌木丛后面。我正要跟上他，他说：“别过来，我忙着哪。”我只好待在外面，坐在路边的枯叶上。一只燕子凌空飞过，在蓝天上划出一条弧线。我说：

“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

亚伯拉罕没有立即回答我。他躲在灌木丛后面一声不吭，好像没听见我说话，又像在读什么东西。他屏息凝神，憋足了力气，过了好一会儿才舒了口气。他说：

“嚯！好几只燕子。”

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亚伯拉罕还是躲在树丛后面，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他屏息凝神，可是并非静止不动，像鸭子凫水似的，上头平静，底下可拼命扑腾。又过了一会儿，他说：

“一只？啊啊，是啊。当然了，当然了。”

我没有搭腔。他开始在树丛后面活动起来。我坐在树叶上，只听见从他那边传来脚踩枯叶的沙沙声。之后，又没有响动了，似乎他离开了那里。最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问我：

“你刚才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我说今天下午只有一只燕子。”正说着，只见湛蓝湛蓝的天空中，一只燕子斜着翅膀在兜圈子。我说：“飞高了。”

亚伯拉罕立刻说：

“哦，是啊，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

他从灌木丛后面走出来，一边走一边系上裤扣。他抬起头朝上看了看，燕子还在兜圈子。他眼望着天空对我说：

“刚才你说燕子什么来着？”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回到镇上的时候，家家都亮起了灯。我跑进家门，在走廊上碰见了那两个瞎眼的胖女人，她们是圣赫罗尼莫家的孪生姐妹。据妈妈说，早在我出生之前，每逢礼拜二她们就到我们家来给外祖父唱小曲儿听。

整整一夜我都在想，今天放了学我们还到河边去玩。不过不跟希尔贝托和托维亚斯一块儿去。我想和亚伯拉罕单独去，我就爱看他像条银鱼似的在水里钻上钻下，肚皮闪着亮光。整整一夜我都在想，我们一起顺着暗幽幽的青绿色隧道往回走的时候，我可以蹭蹭他的大腿。每蹭一下，就觉得似乎有人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弄得我直发毛。

要是那个和外祖父在隔壁房间谈话的人能快点回来，那么四点钟以前我们大概也可以回到家了。那时，我一定和亚伯拉罕一块儿到河边去玩。

他留下来，住在我们家，就住在走廊上临街的那间屋里。我看这样比较合适。像他这种性子的人，在镇上的小旅店是没法住下去的。他在门上贴了一张广告（直到几年前刷房子的时候，广告还在门上贴着，那是他亲手用铅笔写的草体字)。过了一个礼拜，登门求医的人纷至沓来，我们只好给那间屋置办了几把新椅子。

他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来的信交给我以后，我们在办公室里谈了好长时间。阿黛莱达以为他是位高级军官，这次来一定是有重要的公事。于是她像过节一样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我们谈起布恩迪亚上校、他那位弱不禁风的小姐和呆头呆脑的大儿子。谈了几句，我就发现来人对总军需官十分熟悉，而且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十分感激对方的知遇之恩。梅梅走过来，告诉我们桌子已经摆好了。我想阿黛莱达准是临时凑上了几个菜，好招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到那儿一看，这桌菜可不是拿来凑数的。桌子上光彩夺目，铺着新桌布，盛菜的碗碟是专供圣诞节和新年夜家宴使用的中国瓷器。

阿黛莱达一本正经地坐在桌子的一端，身穿领子系扣的天鹅绒长衫。结婚之前，每逢她在城里娘家应酬客人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衣服。阿黛莱达那套待人接物的礼仪要比我们周到得多。结婚以后，她的社交经验也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习惯。那个只在特殊场合才拿出来的圆雕饰也摆在桌上。餐桌上的布置、家具和饭厅里的气氛都给人一种庄严、美观和整洁的感觉。走进饭厅时，像大夫那种一向不修边幅的人准是感到了自惭形秽，和周围的气氛不大协调。他摸了摸领扣，好像自己戴了领带似的。他脚步很重，磕磕绊绊，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相当慌乱。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走进饭厅这一刹那的情景。坐在阿黛莱达精心安排的餐桌旁，连我自己都感到衣着未免太随便了。

盘子里有牛肉和野味，虽说都是当时的家常菜，不过放在崭新的瓷盘里，又被刚擦过的枝形灯一照，那可真是五光十色，和平时大不相同了。阿黛莱达明知今天只有一位客人，还是摆出了八副刀叉，桌子正中央放着一瓶葡萄酒，这种礼遇未免有些过分了。这也难怪，从一开始，她就把來客和某位战功卓著的军人弄混了。在我家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虚幻的气氛。

幸亏阿黛莱达的两只手（说真格的，她那双手漂亮极了，洁白细嫩）确实引人注目，足以遮盖住她那种装模作样的打扮，不然的话，她的装束可真要令人忍俊不禁了。客人正在踌躇着检查衬衣领扣的时候，我抢先一步说：“这是我的妻子，我的第二任妻子，大夫。”一听“大夫”两字，我妻子的脸色登时就变了，一片乌云罩住了她的面庞。她坐着不动，伸了伸手。虽然还是面带笑容，可是我们走进饭厅时看到的那种雍容华贵的气度已经一扫而光。

来客像军人似的把靴子一磕，手指张开举到太阳穴，然后朝她坐的地方走了过去。

“是的，夫人。”他说。无论对谁，他都不叫名字。

他握住阿黛莱达的手，笨拙地摇了摇。我这才发现他的举止相当粗鲁莽撞。

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周围是崭新的玻璃器皿和枝形灯。他那邋里邋遢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桌布上的一摊汤迹。

阿黛莱达给大家斟上酒。开头的兴致已经烟消云散，现在光剩下闷气了。她似乎在说：“好吧，一切都照常进行吧。不过，完了事你得给我说说清楚。”斟完酒，她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梅梅准备给大家布菜。这时候，客人把身体往后一仰，两手扶住桌布，笑着说：

“嗯，小姐，请您给我煮点青草，端上来当碗汤吧。”

梅梅站着没动，差点儿笑出来，最后还是忍住了。她扭过脸来看看阿黛莱达。阿黛莱达也笑了笑，分明感到十分茫然。她问：“什么草，大夫？”而他用反刍动物特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声音回答说：

“普通的草，夫人。就是驴吃的青草。”

5

在某一时刻，午睡时间耗尽了。大自然止住脚步，造物在混沌世界的边缘踟蹰不前。就连小虫子也停止了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活动。镇上的妇女们欠起身来，嘴边淌着口水，面颊上印着枕头上的绣花花纹。天气炎热，她们心情烦躁，憋得透不过气来，心里想：“唉，马孔多还是礼拜三！”然后，她们又蜷缩到角落里，去捻接梦境与现实，并将流言交织，就像在合力编织一张硕大无朋的床单。

假如屋内的时间和屋外的时间走得同样快，我们现在已经在烈日的烤炙下尾随着棺材走在大街上了。可是，外面的时间要走得更快一些，恐怕已经是夜晚了吧——九月闷热的月夜。在各家的庭院里，妇女们坐在青幽幽的月光下，嘀嘀咕咕地交谈着。而我们这三个离经叛道的人却要头顶干燥的九月骄阳在大街上蹒跚着。谁也不会站出来阻拦殡葬仪式。我本来希望镇长能够横下一条心，不许给大夫下葬。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孩子去上学，爸爸换上木屐，把盛冰镇柠檬水的罐子放在右手边，倒盆凉水冲洗冲洗脑袋。然而，情况变了。起初，我以为镇长决定的事是不可撤销的。可是，爸爸又一次以雄辩的口才说服镇长收回了成命。屋子外面，人声鼎沸，议论纷纷。人们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地说个不停。街道上很干净。风把牛蹄印吹光以后，只余下干净的尘土。镇上空荡荡的，各家大门紧闭。只听得屋内邪恶的心灵发出低沉的声响，好像开了锅一样。屋子里面，孩子僵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盯着鞋子。他一会儿看看灯，一会儿看看报纸，一会儿又看看鞋，最后目光落在上吊自杀的人身上。只见死者咬着舌头，在那双玻璃球似的狗眼里——一双没有胃口的死狗的眼睛里，贪婪的目光消失了。孩子看着、想着这个平躺在木匣里的悬梁自尽的人，脸上露出哀戚的神情。倏地一切都变了，只见一只手把凳子搬到理发店门前，放在带镜子的梳妆台前面，台子上有香粉和香水。手变大了，长满雀斑。这不是我儿子的手，是一只大手，一只很大的右手。这只手开始慢慢腾腾、一下一下地磨剃头刀，耳边只听见刀锋的哧哧声，脑袋在想：“今天马孔多是礼拜三，他们一定比往常来得早。”他们来了。各自在阴凉处和有过堂风的门洞里找个座儿坐下，斜睨着眼睛，一脸凶相，一个个架起二郎腿，双手抱住膝盖，咬着烟管，也在谈论这件事。他们东张张，西望望，最后目光落在对面紧闭的窗户上，那是雷薇卡太太寂静的住宅。雷薇卡太太忘记关电风扇了。她紧张、激动地在那几间装有纱窗的屋子里踱来踱去，随便翻腾着那些破烂玩意儿，那都是她在烦闷、乏味的寡居生活中积攒下来的东西。她摸摸这个，碰碰那个，似乎这样她才能感觉到在死者下葬前她还活在人间。她把几间屋子的门打开又关上，焦急地等待着祖传的钟表从午睡中醒来，敲击三下，好让她定下心来。与此同时，孩子脸上的哀戚消失了，变得愣愣怔怔的。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刚才有个女人踩了一下缝纫机，做完活儿后抬起满是鬈发的脑袋，用的时间就比这个多一倍。还没等孩子从愣怔转回哀戚，她就把缝纫机推到走廊的一角去了。就在这工夫，那几个人已经咬了两次烟管，眼瞅着剃刀在挡刀布上走了一个来回；下肢瘫痪的阿格达挣扎着想活动活动僵死的膝关节，雷薇卡太太又拧了一下门锁，心里琢磨着：“马孔多的礼拜三，正是埋葬魔鬼的好日子。”孩子的手动了一动，时间又朝前跨了一步。只有当某种东西活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时间在前进。在这以前，时间是不动的，好比汗水浸透的衬衣粘在皮肤上动弹不得，好比浑身冰冷、无法买通的死者咬着舌头一动也不动。对上吊自杀的人来说，时间是静止不动的，即便孩子的手在动，他也全然不知。虽然他不知道孩子的手还在动，可是对阿格达来说，时间却在前进，她大概又数了一遍念珠。雷薇卡太太躺在折叠椅上，眼睛盯住纹丝不动的钟表的指针，心里十分焦急。虽然她的时钟一秒钟也没走动，阿格达的时间却在流动，她又把念珠数了一遍，心里想：“要是我能走到安赫尔神父那里去，事情就好办了。”孩子的手垂下了，剃刀顺势滑过挡刀布，一个坐在门洞里纳凉的人说：“恐怕有三点半了吧，有没有？”手停住了，时钟又僵死了，不再朝下一分钟移动，剃刀也停在原处。阿格达单等着手再动一下，就要把腿一伸，膝盖就可以挪动了。她要一口气冲进圣器室，张开双臂，高声喊叫：“神父！神父！”可是，孩子没有动。安赫尔神父蜷缩在那里，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咂摸着梦境里的肉丸子那股黏糊糊的滋味。要是他能瞅见阿格达跑进来，一定会说：“这可真是奇迹。”然后，在蒙眬中翻个身，脸上淌着汗，嘴边流着口水，昏昏沉沉地咕哝着：“不管怎么说，阿格达，现在不是给炼狱里的游魂做弥撒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动，爸爸却走进了房间。于是，两处的时间统一起来了，破镜重圆似的，两半东西又牢牢地合在一处。雷薇卡太太的时钟苏醒过来。刚才面对着孩子慢吞吞的举动和雷薇卡太太焦急万分的神情，时钟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现在，时钟打个哈欠，睡眼惺忪地潜入异常沉静的时光的湖底，又带着时间——准确的、校正过的时间——的水滴湿漉漉地钻出来。时钟朝前奔走着，郑重其事地宣布：“现在的准确时间是两点四十七分。”在不知不觉中爸爸打破了时间的停滞，对我说：“孩子，你有点精神恍惚。”我说：“您看会出事吗？”他身上淌着汗，笑吟吟地说：“照我看，起码有不少人家会把米饭烧焦，牛奶也会泼落一地。”

棺材盖上了，可是我还记得死者的面孔，记得非常清楚。只要往墙上一看，就能瞧见那双睁大的眼睛，湿土一样灰不溜丢的松弛面颊，以及耷拉在嘴角的舌头。这幅幻象弄得我焦灼不安。也许是裤子太紧了吧，我总觉得有一边勒得慌。

外祖父在妈妈身旁坐下来。刚才从隔壁房间回来的时候，他挪过来一把椅子，现在，他坐在妈妈旁边，一声不吭，下巴支在手杖上，那只跛腿朝前伸着。他在等着什么。妈妈和他一样也在等着什么。那几个瓜希拉人抽完烟，静悄悄地坐在床上，一个挨着一个，眼睛避开棺材。他们也在等着什么。

要是有人给我蒙上眼睛，拉着我的手，领我到镇上去转上二十圈，再把我送回这间屋子，我光凭鼻子就能把它辨认出来。这间屋子里的那股垃圾味儿，那股堆积如山的衣箱味儿，我永远也忘不了。不过，我只看见了一只箱子。那箱子真够大的，我和亚伯拉罕两个人钻进去都还绰绰有余，还容得下托维亚斯。每间屋子有每间屋子的气味，我都闻得出来。

去年有一天，阿达叫我坐在她腿上。我眯上眼，从眼缝里瞄她。她看上去影影绰绰的，仿佛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只是一张脸。她看着我，晃来晃去，像绵羊一样哼哼着。我正要睡着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气味。

家里没有一种气味是我不熟悉的。有时候，家里人把我丢在走廊上，我合上眼睛，张开两臂朝前走。我心里想：“一闻见加樟脑精的朗姆酒香味，那就是到了外祖父的房间。”我闭着眼睛，伸直两臂继续朝前走。我想：“现在走过妈妈的房间了，有一股新纸牌味儿。接下来就该是沥青和卫生球味儿啦。”我继续朝前走，听见妈妈在屋里唱歌。这时候，果然闻到了新纸牌的气味，接下去，又闻到沥青和卫生球味儿。我又想：“接着还是卫生球味儿。顺着这股味儿朝左一拐，就该闻见衣服上的漂白粉味儿和没开窗户的屋子里的憋闷味儿了。到那儿我就停下来。”朝前走了三步，我就嗅到这股味儿了。我站住脚步，闭着眼睛，张着两臂，听见阿达说话的声音。她说：“孩子，你闭着眼走路哪！”

可是那天晚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闻到一种这几间房子里从来没有过的气味，像是有人摇晃一株茉莉发出的浓郁芬芳。我睁开眼，嗅了嗅周围浑浊浓重的空气。我说：“你闻到了吗？”阿达本来睁着眼瞧我，一听我说话，她把眼睛合上了，把脸扭向别处去。我又说：“闻到了吗？好像是在哪儿种的茉莉花。”她说：

“这是九年前贴墙根的那株茉莉花的香味儿。”

我坐在她腿上说：“可是现在没有茉莉花啊。”她说：“现在没有了。九年前，你出生的时候，靠院子墙根那里有一株茉莉。到晚上，天一热就闻得出这股香味儿。”我趴在她的肩头上。她说话的时候，我瞧着她的嘴。我说：“但那是我出生以前的事啊。”她说：“是啊。那年冬天特别长。我们不得不把花园清除了一遍。”

那股芳香还在空气中飘荡，温馨、浓郁，压过了夜间其他气味。我对阿达说：“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她沉吟了一下，然后朝月光下的白墙瞥了一眼说：

“大了你就懂得了，茉莉是一种会走路的花。”

我还是不懂。我感到身体猛地一颤，好像有人碰了我一下。我说：“哦！”她说：“茉莉花和人一样，死了以后夜间就出来游荡。”

我一语不发地紧紧偎依在她肩下。我在想另外一件事，想厨房里的椅子。下雨天，外祖父用这把破椅子烤鞋。我知道厨房里有个鬼魂，每天夜里戴着帽子坐在椅子上观赏灶膛里熄灭的灰烬。过了一会儿，我说：“大概和那个坐在厨房里的死人一样吧。”阿达看了看我，瞪大眼睛说：“哪个死人？”我说：“就是每天夜里坐在外祖父烤鞋用的椅子上的那个死人。”她说：“厨房里压根儿就没有死人。那把椅子除了烤鞋之外派不上别的用场，所以一直放在灶火旁边。”

这是去年的事了。眼下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一具尸体，一合上眼，就看见他在我眼前黑洞洞的空间里晃动。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可是，她和外祖父交谈起来。她说：“您看会出事吗？”外祖父从手杖上抬起下巴，摇了摇头说：“照我看，起码有不少人家会把米饭烧焦，牛奶也会泼落一地。”

6

起先，大夫每天睡到七点。一到七点钟，他就来到厨房，上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黑乎乎、皱巴巴的袖子卷到臂弯，沾满油污的裤子高抵前胸，外面系着腰带，比实际的裤腰低一大截子。你会感觉他的裤子随时要掉下去似的，因为没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来支撑它。他倒是没见瘦，但脸上看不到刚来那年的军人的桀骜之气了，现在的神情是失意、疲惫，不知道自己一分钟以后会怎样，也没有心思盘算这些。七点钟一过，他喝完咖啡，无精打采地跟大家应酬几句，就回到房间里去了。

他在我们家住了四年了。作为医生，他的认真劲儿在马孔多算是出了名的，然而他性情粗鲁、放荡不羁，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可畏而不可敬。

原来镇上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夫。后来，香蕉公司来到马孔多，并且开始铺设铁路。打那以后，小屋里的椅子就显得多余了，因为香蕉公司开办了职工医院，四年来找他瞧病的人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子上，眼瞅着人们熙来攘往，可就是没有人登门求医。于是，他上好门闩，买了张吊床，往房间里一躲，不再出来了。

那时候，梅梅每天早上给他端去香蕉和橘子。吃完，他把果皮往墙角一丢。礼拜六梅梅打扫卧室的时候，再把果皮收拾走。谁要是看见大夫的那副神情，一准会想：要是哪个礼拜六梅梅不来打扫，这间屋子变成了垃圾堆，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现在他什么也不干，几小时几小时地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从半掩的门望进去，可以在昏暗的房间里影影绰绰地看见他，干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头发乱蓬蓬的，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珠里显出一种病态，他分明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吃了败仗。

他住在我们家的头几年里，阿黛莱达表面上若无其事，或者说是无可奈何，或者说实际上是迁就我的意思，让他留在这里。后来，诊所关门了，大夫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走出自己的房间，坐在桌边，总是那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这时候，她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说：“养着这么个人简直是造孽，供养他就好比是供养魔鬼。”而我呢，总是袒护他。这是出于一种混杂着怜悯、敬佩和同情的心情（不管现在怎么说，当时的心情里确实含有不少同情的成分)。我固执地说：“还是得养活他。他在世上无亲无故，需要大家体谅他。”

过了不久，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来了不少陌生人，盖了一家电影院和许多娱乐场所。那一阵子，人人都有活儿干，唯独他闲着没事。他还是把自己幽闭在房间里，躲着旁人，吃早饭的时候，踽踽独行到饭厅，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坦然自若，甚至对小镇的光辉前景也觉得蛮不错的。一天早上，我头一次听他讲了这样一句话：“等咱们习惯了这些‘枯枝败叶’，一切就会过去的。”

过了几个月，人们时常看到他在黄昏之前到大街上去，在理发馆一直坐到天黑。他和别人在理发馆门口聚成一堆儿一堆儿地聊闲天，旁边撂着活动梳妆台，或是高脚凳子，这些是理发匠搬到大街上来，让顾客享受享受傍晚的凉爽天气的。

公司的医生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的谋生手段，可他们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到了一九〇七年，马孔多已经没有一个病人记得他了，他本人也不再盼望病人上门了。这时候，香蕉公司的一位医生向镇长建议，要求全镇的专业人士来一次登记注册。礼拜一，在广场四角贴出了告示。大夫看了，认为与己无关。还是我找他谈，告诉他最好去办个手续。他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地回答我说：“我不去，上校。这种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旁人猜测的那样是个法国人，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家，他肯定是有家的，可是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过了几个礼拜，镇长和镇长秘书来到我家，要大夫出示证件，登记他的行医执照。他索性连房门也不出。直到这一天——他在我们家住了五年，和我们同桌共餐了五年之后——我才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呢。

自从我在教堂里看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梅梅，又在小药店和她谈心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我们家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临街小屋。十七岁的人了（当时我刚满十七岁），这点事还是能够注意到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继母上的锁，而且不许人碰房间里的东西。里面有大夫买吊床以前睡过的床铺，还有装药品的小桌子。他没把桌子搬到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去，只把他在万事亨通的那几年积攒下来的钱拿走了（这笔钱估计少不了，他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开销，后来梅梅用这笔钱开了个药铺子)。除此之外，在垃圾堆和用他那种语言出版的旧报纸堆里，还有脸盆和几件没用的衣服。这些东西似乎都沾上了继母说的什么邪祟或魔法。

我注意到屋子被封死这件事，大概是在十月或十一月（梅梅和大夫离开我们家三年以后)。因为我记得第二年年初，我就盘算着把马丁安置在那间屋里。结婚以后，我也打算住进去。总之，我一直在打它的主意。和继母闲聊的时候，我甚至提出来，现在应该把锁拿掉，解除那道不许进入这间温暖和煦的屋子的毫无道理的禁令。然而，在给我缝制嫁衣之前，谁也没有直接和我谈过大夫的事，更没有讲过那间屋子的事。屋子似乎还是大夫的，是他身体的一个碎片，只要家里还有人记得他，他和我们家就永远是藕断丝连。

本来一年前我就要结婚的。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时我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很淡薄。给我准备婚事的那几个月里，我对许多事的确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记得，在跟马丁结婚的前一年，他似乎只是一个模模糊糊、若有若无的影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希望他住在那间小屋里，和我靠得近一些，这样我才能感到他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在梦幻中相识的未婚夫。可是，我没有勇气和继母谈这些想法。当然，最自然的莫过于直接对她说：“我要去把锁拿掉，把桌子放到窗户跟前，把床抵着靠里的墙。我要在架子上放一盆石竹花，在门的过梁上插一枝芦荟。”但是，我胆小，没有决断力，再说我的未婚夫又是那样一个飘飘忽忽的人。我只记得他是个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仅有的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的四个纽扣的外套。

七月底，他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过了一天。他先是在办公室里和爸爸谈话，话题总不离一桩我一直搞不清楚的神秘生意。下午，我和马丁陪继母到树林去散步。傍晚回来的时候，他走在我身边，离我很近。在绯红的晚霞中，我觉得他更是虚无缥渺、似有若无。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也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具体的人，在他身上我永远也不会找到某种坚实的东西。否则，一想起他我就会勇气百倍、毫不踌躇地说：“我去给马丁收拾一下那个房间。”

直到我们举行婚礼的前一年，“我要和他结婚了”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还是难以置信的。我是在二月间为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认识他的。当时，我们几个姑娘唱着歌，拍着巴掌，尽情地嬉戏，这是唯一允许我们享受的娱乐活动。马孔多有一家电影院，一架公共唱机和其他娱乐场所。可是，爸爸和继母都反对我这种岁数的姑娘到那里去玩。他们说：“那是给‘枯枝败叶’玩的地方。”

二月，中午天气炎热。继母和我坐在走廊上，缉一件白衣服，爸爸在睡午觉。我们做着半截活儿，他拖着一双木屐走过去，用脸盆倒凉水冲脑袋。晚上，气候凉爽，天空邈远，整个镇上都能听见为孩子守灵的妇女们的歌声。

我们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那天晚上，梅梅·奥罗斯科的声音仿佛比哪一天都更悦耳。她身材瘦削、干枯、僵硬，像把扫帚，可是她唱得比谁都好听。歌声刚一停顿，赫诺维娃·加西亚就说：“外面坐着一个外乡人。”大概除了蕾梅黛丝[1]·奥罗斯科以外，大家都停止不唱了。赫诺维娃·加西亚又说：“想想看，他穿着一件外套，一整夜都在不停地说话，而其他人都一声不吭，听得津津有味。他穿了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挽着裤腿，露出系松紧带的袜子和带眼儿的靴子。”梅梅·奥罗斯科还在唱。我们拍起巴掌，齐声喊道：“咱们和他成亲去吧。”

后来，我在家里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觉得这不是真的。说话的人似乎是几个虚幻的妇女，她们在一户死了个虚幻的孩子的人家里唱歌、拍巴掌。

另外有几个妇女在旁边抽烟。她们板着脸，老在提防着什么，兀鹫一样的脖子朝我们伸着。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女人，坐在通风的门洞里，用一条黑色的大围巾连脑袋一齐包了起来，等着咖啡煮沸。蓦地，一个男人的声音加入了我们的合唱。一开头，这声音有些慌乱，跟我们合不上拍，后来，声音变得铿锵有力，在空中来回激荡，好像在教堂里唱诗一般。赫诺维娃·加西亚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肋骨。我抬起头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年轻、整洁，领子浆得硬挺挺的，外套上四个纽扣扣得整整齐齐。他正在注视着我。

听人说他十二月回来，我想那间关得严严实实的小屋子最适合他住了。可是我不敢去想，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马丁，马丁，马丁。”这个名字，我反复琢磨，多次咀嚼，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字母。对我来说，这个名字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本来含义。

从灵堂出来的时候，他在我眼前晃动着一只空碗，说：“从咖啡里我看出了您的运气。”在姑娘们的前簇后拥下，我朝门口走去。这时候又听见他低沉、轻柔却极具说服力的声音：“请数七颗星星，准能梦见我。”走过大门时，我看到帕洛盖马多的孩子躺在一口小棺材里，脸上涂了一层米磨的粉，嘴上有一朵玫瑰花，眼睛用细小的木棒撑开。他死在二月，气味还不算太大，房间里的热空气中弥漫着茉莉花和紫罗兰的芳香。在笼罩着死者的肃穆的气氛中，又响起那个萦回在我耳际的声音：“记住！请数七颗星星。”

七月，他来到我们家。他喜欢斜倚在栏杆的花盆上。他说：“想想看，我从来没有看过您的眼睛。这是对恋爱胆怯的男人的秘密。”是啊，我的确不记得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到十二月我就要和马丁结成终身伴侣了。可现在都七月了，我还说不出他的眸子是什么颜色。记得六个月以前，一个二月的中午，万籁倶寂，只有两条蜈蚣，一公一母，在盥洗室的地板上缠绕在一起。每逢礼拜二就到这儿来的讨饭女人要走了一枝蜜蜂花。马丁穿着扣好纽扣的外套，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地说：“我能叫您每时每刻都想念我。我把您的相片贴在了门后头，在眼睛上别上了别针。”听了这话，赫诺维娃·加西亚笑得要死，她说：“这套玩意儿都是跟那些瓜希拉人学来的。”

似乎是三月底，他经常在我们家出出进进的，和爸爸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跟爸爸讲那件事有多么多么重要，究竟是什么事我一直也没弄清楚。现在，我结婚已经十一年了。从他出门那天——他从火车的车窗里对我说“再见”，要我在他回来之前好好照看孩子——算起，也过去九年了。这九年里，他杳无音信。爸爸帮助过马丁安排这次一去不返的旅行，可是他也绝口不提他回来的事。在婚后的三年当中，我一直觉得他不如我头两次看到他的时候那样具体，那样实在。先是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的时候，之后是三月里的一个礼拜天，我和赫诺维娃·加西亚从教堂回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旅店门口，两手插在四个纽扣的外套的侧兜里。他说：“现在您得想我一辈子了，相片上的别针掉下来了。”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紧张，听起来似乎确有其事。可即使真有这种事，也教人感到难以置信。赫诺维娃固执地说：“这都是瓜希拉人的破烂玩意儿。”三个月后，她就要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了，可当时的她板着面孔，显得一本正经的。马丁说：“一想到马孔多有人怀念我，我就放心了。”赫诺维娃·加西亚瞟着他，气得脸色都变了。她说：

“混账东西！这件四个纽扣的外套非得烂在他身上不可。”

[1]蕾梅黛丝昵称梅梅。

7

在小镇居民的眼里，他是个怪人。也许他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看得出来，他一个劲儿地想要表现出通达人情、和蔼可亲的样子，可大家还是挺讨厌他的。他虽然生活在马孔多人当中，可对过去的回忆使得他和他们之间横着一道鸿沟。他试图做出改变，却无济于事。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把他当成长期潜藏在黑暗角落里的阴森可怖的野兽，重露面时难免令人觉得举动失常，形迹可疑。

每天傍晚，从理发馆回来，他就往小屋里一躲，这一阵子，连晚饭也不吃了。一开头家里人以为他是累了，回来以后直接上床，一觉睡到大天亮。没过多久，我觉察出夜里有些不寻常的事。每到夜静更深，就能听到他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瞎折腾，仿佛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僻、坚毅不屈、说一不二；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摆脱过去的他。我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直到黎明，一直闹到自己疲惫不堪，他无形的敌人也精疲力竭才罢休。

后来，他把裹腿丢在一边不用了，开始天天洗澡，还往衣服上洒香水。他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只有我才看得出来。过了几个月，他的变化更大了。我对他已经不单单是谅解和容忍，而且还觉得他很可怜。我可怜他倒不是因为他故意摆出一副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而是因为别的。每天晚上他躲在屋里，从靴子上往下抠泥巴，在脸盆里把抹布弄湿，往那双穿过多年、破烂不堪的鞋子上擦鞋油。他把鞋刷子和盛鞋油的盒子藏在席子底下，不让别人瞧见，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大多数男人到了他这个岁数，都变得沉着稳重、规规矩矩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他怪可怜的。实际上，他正经历着迟到的单调的青春期。他像小伙子一样，讲究起穿戴来了，每天夜里用手当熨斗，硬是把衣服压出线条来。然而，他到底不年轻了，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憧憬或幻灭。

镇上人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不久，便有人说他爱上了理发匠的女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不过这种流言使我明白了，这些年他之所以那样不讲卫生、吊儿郞当的，原来是因为独身生活和生理性烦躁在深深地折磨着他。

每天下午，人们都看见他到理发馆去，穿得越来越讲究，假领衬衫，袖口上是金晃晃的袖扣，干干净净的裤子，熨得平展展的，只是腰带还系在裤襻外面。他好像一个精心打扮的新郎，走起路来带着一股廉价肥皂的香气，或像一个在恋爱场中屡遭失败的恋人，虽然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还得像初恋那样手捧鲜花登门求亲。

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九〇九年年初。镇上的风言风语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人们确实看见他每天下午坐在理发馆，和各处来的人闲聊，可是谁也不敢说他曾经见着过理发匠的女儿。我觉得这些流言蜚语真是恶毒透了。大家都知道，一年前理发匠的女儿中了邪祟，一直没好，这一生恐怕很难嫁出去了。听说是有个妖精——一个无形的男人——缠着她。那个妖精大把大把地往她的饭碗里撒黄土，搅浑水缸里的水，把理发馆的镜子弄得照不见人，还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的。“小狗”白费了不少力气，用圣带抽她给她驱邪，用圣水圣物给她治病，还给她念咒。实在没法儿了，理发匠的老婆把中了邪的姑娘关在屋里，往地上撒上一把一把的米，让她和那个冥冥中的求婚者共度了一个冷寂、阴森的蜜月。过后，马孔多人居然说理发匠的姑娘怀孕了。

没过一年，再也没人盼着她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了。人们的好奇心就开始转移，说什么大夫爱上了她。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中邪的姑娘一直关在屋子里，等不到求亲的人上门，早已化为灰烬了。

因此，我心里明白，这个说法不是什么有根据的推测，而是一种狠毒的、恶意编造的流言。直到一九〇九年年底，大夫还是每天都到理发馆去，人们也还是风言风语地说什么他们要结婚。可是谁也不敢肯定大夫在场的时候姑娘曾经出来过，也不敢说他们之间什么时候谈过一言半语的。

十三年前的九月和今年的九月一样，也是这么炎热，这么死气沉沉。继母动手给我缝制嫁衣。每天下午，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走廊上缝衣服，旁边摆着几盆鲜花，燃着一小炉迷迭香。在我一生当中，九月总是这个样子，十三年前如此，再往前还是如此。我的婚礼只打算邀请近亲参加（这是我父亲安排的）。我们慢条斯理地缝衣服，那股细致劲儿就跟没有急事、做针线活消磨时间的人一样。我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叙家常。我还在琢磨临街的小屋，想壮壮胆子求继母，最好把马丁安顿在那里。那天下午，我和她谈了这件事。

继母正在缝一条泡泡纱的长飘带。在阳光灿烂、蝉声嘹亮的九月，在耀眼的光芒照射下，她仿佛从肩头起都沉浸在那个九月的云雾之中。继母说：“不行。”说完，她又接着做活儿。八年的痛苦回忆掠过了她的额头。“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那间屋子。”

马丁是七月份回来的，但是他没住在家里。他喜欢靠在栏杆上的花盆旁边，眼睛避开我的目光。他老爱说：“我要留在马孔多，度过一生。”每天下午，我们都陪继母去树林散步。吃饭的时候回来，镇上还没有亮灯。这时候，他常对我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从他讲话的神情来看，倒也像是句肺腑之言。

那时候，大夫离开我们家已经四年了。在动手给我缝制嫁衣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对继母说把小屋让给马丁的那个闷人的下午，继母第一次和我谈起了大夫的古怪脾气。

“五年前，”她说，“他还在这儿住着，像个牲口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光是牲口，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倒嚼，跟牛一样。当时人们传说他要和理发匠的女儿结婚。哎哟，那个姑娘可真够刁的，她说她和妖精过了个乌七八糟的蜜月，然后就怀孕了，居然哄得全镇人都相信了这套鬼话。不过，要是大夫真和她结了婚，兴许就没有后来那些事了。可是，大夫忽然不再到理发馆去了，而且十分决绝。其实呢，这又是个新花招，目的还是要一步步地实现他的鬼主意。只有你爸爸无论如何要把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人留在家里。他住在这儿，像牲口一样，闹得全镇鸡犬不宁，惹得大家都骂咱们，说咱们专和良好的风尚作对。后来，他把梅梅给弄走了，算是达到了目的。都到了那份儿上了，你爸爸还硬是不认错。”

“这些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唧唧的蝉鸣声使院子里吵得像个锯木厂。继母一边说话，一边做活儿，眼睛盯在绷子上，按照花样绣出复杂的图案。她又说：“那天晚上，我们在桌子周围坐下来（大家都在，就缺他一个人。有一天下午，他最后一次从理发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不吃晚饭了），梅梅过来给我们端菜，脸色很不好。我就问她，‘你怎么了，梅梅？’‘没事，太太。您为什么这么问？’看得出来，她不大舒服，在灯底下显得迟迟疑疑的，有点病恹恹的样子。我说，‘上帝啊，梅梅你不大舒服吧。’她尽力强撑着转过身，端着盘子朝厨房走去。你爸爸也一直在打量她，对她说，‘要是不舒服，就躺下歇会儿吧。’她没吱声，还是手托着盘子，背对着我们走开了。只听砰的一声，瓷盘摔了个粉碎。梅梅在走廊上，用指甲抠住墙壁撑住身体。你爸爸连忙跑到大夫住的屋里，叫他来给梅梅瞧瞧病。”

“他在咱们家整整住了八年，”继母说，“我们从来没求他办过多大的事。我们几个女人聚在梅梅的屋里，用酒精给她搓，等你爸爸回来。可是，伊莎贝尔，他们没来！你爸爸整整管了他八年饭，给他房子住，给他干净衣服穿。这一次亲自去请他，他居然不来看看梅梅。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到这儿来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八年啊，我们给他吃青草，对他殷勤照料，无微不至，换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事事都要小心，千万不可轻信别人。八年来，我们供他吃，供他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像全都扔给一条狗了。梅梅病得要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而他呢，往屋里一躲，死活不肯伸把手。这又不是要他行善积德，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要他知恩图报，说明他心里装着自己的恩人。”

“到半夜了，你爸爸才回来，”她接着讲下去，“有气无力地说，‘用酒精给她擦擦吧，千万别给她吃泻药。’一听这话，就像有人打了我一个嘴巴一样。用酒精搓了搓，梅梅已经好点了。我气哼哼地叫嚷，‘是啊，用酒精，用酒精。我们给她搓过了，她也已经好多了。为这点事，我们可用不着花八年的工夫养个白吃饭的。’你爸爸还是那么宽厚，像个傻乎乎的和事佬。‘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你就明白了。’哼！真像个算卦先生。”

那天下午，继母的声音很激动，言辞也很激烈，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个遥远的夜晚大夫拒绝给梅梅看病的事。九月，阳光灿烂，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邻居家有人拆门，累得喘吁吁的。迷迭香快要熄灭了。

“可是，就在那些天，某个礼拜日，梅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像个贵妇人一样去望弥撒。”她说。是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

“梅梅啊梅梅。这也是上帝的惩罚吧。当初，她父母快把她饿死了，我们把她救了出来，照看她，给她吃的，给她住的，还给她起了个名字。这也是天意吧。第二天，我就看见她站在门口，等瓜希拉长工给她搬箱子。我不知道她要到哪儿去。她变了，满面愁容，站在箱子旁边（我现在还觉得她仿佛就在眼前哪）和你爸爸说话。这些事都没跟我商量过，恰薇拉。我就像墙上的一张画。还没等问一声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些怪事我连知都不知道，你爸爸就抢先一步对我说，‘什么也别问梅梅了。她就要走了，也许过一阵子就回来。’我问他梅梅到哪里去，他没有回答，拖着木屐走开了。我好像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墙上的一张画。”

“过了两天，”她说，“我才知道那一位一大早就走了，都没告别一声。他到这儿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一住就是八年，现在走了，又像离开自己家一样，别说告辞，连句话也没说。这和小偷的作为有什么两样！我估摸着他不肯给梅梅瞧病，准是你爸爸把他撵走的。那天我问你爸爸，他只是说，‘这件事咱们得好好谈一次。’打那以后，过去五年了，他也没和我谈这件事。

“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咱们家，你爸爸就是那副德行，家里又没个规矩，每个人都各行其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梅梅打扮得像个贵妇似的到教堂去，你爸爸这个老不死的还拉着她的胳臂在广场上走。在马孔多，人们谈来谈去的就是这件事。我这才知道，她没像我想的那样远走高飞，她就在大街拐角的那栋房子里和大夫一起住哪。他们像两头猪一样住在一块儿，连教堂的门都不进。她可是受过洗礼的呀。有一天我对你爸爸说，‘那种异教徒的行为一定会受到上帝惩罚的。’可他什么也没说。是他一手包办了这件丑事，这件公开姘居的丑事。事后，他还和平时一样，像个没事儿人似的。

“但现在我很高兴。事情虽然落到这步田地，大夫到底是离开咱们家了，不然的话，他到现在还得住在小屋里。他离开那间屋子，把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那只连门都进不来的大箱子都带到大街拐角去了。知道这件事，我感到格外心静。我总算胜利了，只不过迟了八年。

“又过了两个礼拜，梅梅开了家小铺子，还买了台缝纫机。她用大夫在咱们家攒下的钱买了台新的多梅斯蒂克牌缝纫机。看，这不是故意气我吗？我和你爸爸说了。虽然他没有反驳我，可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干的那些事一点儿也不后悔，反而心满意足。似乎在他眼里，只有跟这个家的利益和荣誉作对，并像他那样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体贴人，再加上点儿愚蠢昏庸，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而他还和平时一样，说：

‘这事你将来也会明白的。’”

8

真没料到，那年才十二月，就像有本书里描写的那样，已经春回大地了。马丁也回来了。午饭后，他来到我们家，拎着一只折叠箱，身上还是那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展展，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就径直走进爸爸的办公室，同他谈话去了。早在七月，我们的婚期就定了。马丁回来后过了两天，爸爸把继母叫到办公室，告诉她礼拜一举行婚礼。那天是礼拜六。

我的衣服已经做好了。马丁每天都待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吃饭的时候，爸爸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并不了解我的未婚夫，我压根儿没和他单独在一起待过。马丁和爸爸倒像是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爸爸一谈起马丁来，好像要同马丁结婚的是他，而不是我。

婚期临近了，然而我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的周围还是笼罩着一团淡灰色的雾气。在朦胧的气氛中，马丁显得虚飘飘的，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晃胳臂，一会儿系上四个纽扣的外套，一会儿又解开。那个礼拜天，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餐桌上的座位是继母安排的。她让马丁挨着爸爸，和我隔开三个座位。在整顿饭期间，继母和我话都很少。爸爸和马丁不住地谈生意。我隔着三个座位用眼睛瞟着他。一年以后他就是我儿子的爸爸了，可是我们之间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礼拜天晚上，我在继母的卧室里穿上新嫁衣。从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面色十分苍白洁净，周围是一片茫茫的迷雾，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幽灵。对着镜子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伊莎贝尔，穿着新嫁衣，明天一早就要结婚了。”我认不出自己来了，回想起死去的母亲，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两个人。几天前，梅梅在街角的那栋房子里和我谈起过妈妈。她说我刚一落地，妈妈就穿着结婚的礼服被放进棺材。现在，我眼瞧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仿佛看到躺在绿草如茵的坟茔中的母亲的骸骨，周围云烟氤氳、黄尘弥漫。我站在镜子外边，镜子里是我妈妈，她复活了，看着我，从冰凉的镜子里伸出两臂，好像要抚摸隐藏在我新娘头冠上的死神。背后，爸爸站在卧室中央，神情严肃又颇为惶惑地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可真像她。”

这天夜里，我收到唯一的一封情书，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这是马丁在一张电影场次单的背面用铅笔写的。他说：“今晚不能及时赶回，详情明早面谈。烦请转告上校，所谈事已有眉目，故不能归。害怕吗？马。”我拿着这封带糨糊味的信走进卧室。几小时后继母把我摇醒，我觉得舌头还隐隐发苦。

说实在的，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一个凉爽潮湿的清晨，我再一次穿上新做的嫁衣，身上散发着麝香味儿。我感到口干舌燥，就像走远路的时候想吃口面包，可口水就是不出来那样。从四点钟起，我的教父教母就等候在客厅里。我认识他们，可是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变了样，成了陌生人。男人们穿着毛料衣服，女人们戴着帽子闲聊天，满屋子都是嘁嘁喳喳的说话声。

教堂里空荡荡的。我像活牛走向祭坛那样穿过中间的通道。有几个妇女扭过头来看着我。在这混混沌沌、悄然无声的梦魇中，只有骨瘦如柴、神态威严的“小狗”才教人觉得是实有其人。他走下台阶，用干瘦的手点了四下，把我交给了马丁。马丁站在我身边，神情洒脱，满面春风，跟那天给帕洛盖马多的孩子守灵时一样，只是头发剪短了，似乎是故意让我觉得他在举行婚礼的这天比平时更加令人不可捉摸。

清晨回到家里，教父教母吃完早饭，寒暄了一阵之后，我丈夫上街去了，直到睡过午觉才回来。爸爸和继母假装没瞅见我的尴尬处境，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过了一天，礼拜一没出什么大的风波。我脱下新嫁衣，包起来，放在衣橱的底层。我想起了妈妈，心里思忖着：这些破布起码还可以给我当寿衣穿。

下午两点，徒有其名的新郎回来了。他说已经吃过午饭了。看见他回来，头发剪得短短的，我觉得十二月的天空不再是蔚蓝蔚蓝的了。马丁坐在我的身边，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我生平第一次对黑夜的降临感到恐惧。想必是看到我流露出这种心情，马丁突然活跃起来，他靠在我的肩头，说：“你想什么呢？”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用“你”来称呼我了。我抬头看了看，十二月的天空像个光彩夺目的大球，亮晶晶的和琉璃一样。我说：“我在想现在只差下点雨了。”

我们最后一次在走廊上谈话的那个晚上，天气比往常热。又过了几天，他从理发馆回来后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我记得那天晚上特别炎热、特别闷。然而他却显得少有的通情达理。在这个大烤炉里，蟋蟀干得难受，唧唧吱地叫个不停。迷迭香和晚香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香气弥漫开来。这一切教人感到还有些生机。我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身上淌着黏糊糊的汗水，那简直不是汗水，而是什么生物腐烂时流出的黏液。他有时抬起头来望望天上的星斗：夏日晴空，月朗星疏。随后他保持着沉默，似乎在谛听如猛兽般活跃的深夜发出的脚步声。他坐在皮椅上，我坐在摇椅上，两人面面相觑，沉吟不语。突然，一道白光闪过，我看到他忧郁孤寂的脸斜靠在左肩上。我想起了他的生活、他的寂寞和他那可怕的精神创伤，想起了他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态度。以往，在矛盾重重、变化多端（就和他这个人一样）的情况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但如今，我毫不怀疑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我在内心深处发现了这样一股神秘的力量，就是这股力量促使我从一开始就极力地保护他。我感受到他生活在那间黑魆魆的、令人窒息的小屋中的苦恼。环境把他击败了，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惶惶不可终日。突然我看到了他那双冷酷、尖利的黄眼睛。借助深夜紧张跳动的脉搏，我终于看透了他那迷宫般的孤独的秘密。我还没来得及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就问他：

“请您告诉我，大夫，您信仰上帝吗？”

他看了我一眼，头发垂到前额，心里好像有点憋闷，不过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激动或不安的神色。他还是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声音说：

“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向我提这个问题。”

“您自己没有问过自己吗，大夫？”

他的神情既不像无动于衷，又不像忐忑不安，似乎对我这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兴趣，觉得我提出的问题没有意思，对提这个问题的用意更加漠不关心。

“很难说。”他说。

“像这样的深夜，您不害怕吗？一个巨人正在森林里走动，凡他走过的地方，万物都止息不动，惊慌失措，您没有感觉到吗？”

他沉默不语。四下里只有蟋蟀的叫声，远处为纪念我前妻种下的茉莉花散发出温馨浓郁、甚至带些柔情的芬芳。深夜里，一个巨人正在孤孤单单地走动着。

“我相信我不会为这类事感到惊恐，上校。”看上去，他也像周围的东西，像生长在那个炎热角落里的迷迭香和晚香玉一样，有点惶惶不安的样子。“使我感到不安的，”他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使我感到不安的不如说是像您这样的人，居然一口咬定说深夜有巨人在走动。”

“我们希望能使灵魂得救，大夫。区别就在这里。”

接着，我把问题又引申了一步。我说：“您没觉察到，那是因为您是个无神论者。”

他冷静地、镇定自若地说：

“请您相信，我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上校。我不过是不愿意去想究竟有没有上帝。想到上帝存在，我感到不安；想到上帝不存在，我也感到不安。”

不知为什么，我预感到他一定会这样回答。“这是个被上帝搅得不安的人。”我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他这几句话讲得很自然、很清楚，也很准确，似乎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夜阑人静，我有点醉醺醺的，仿佛置身于一个悬挂着许多预言画的巨大的画廊中央。

栏杆后面是阿黛莱达和我女儿开辟的小花圃。每天早晨，她们都要悉心照管那株迷迭香，所以花儿长得很壮实。一到夜间，满屋子花香沁人心脾，我们都能睡得更踏实些。茉莉花的气味有些不正了，但我们还是留着它。这株茉莉和伊莎贝尔的年纪一般大。它的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母亲留给我们的纪念。下过雨后，杂草忘了除，蟋蟀就藏在院子的草丛里。大夫坐在那儿，用一条普通的大手帕擦去前额上晶莹的汗珠。

沉吟片刻，他又说：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向我提这个问题，上校。”

“我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说，“也许从七年前起我就想知道，像您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

我也擦了擦汗，接着说：

“要么就是因为您生活得这么孤独，我有些担心。”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没有搭腔。从正面看上去，他还是那么忧伤、孤寂，我想起了马孔多节日的时候，人们发狂地焚烧纸币；我想起了像没头苍蝇般乱撞、目空一切的“枯枝败叶”，在浑浑噩噩的泥塘里滚来滚去的“枯枝败叶”，憧憬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的“枯枝败叶”。我想起他们到来之前他的生活状况以及后来的变迁。他使用廉价香水，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旧鞋，身后像影子似的跟着那些流言蜚语，而他却一无所知。我说：“大夫，您没想过要成家立业吗？”

没等我提完问题，他就和平时一样兜着大圈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您非常喜欢您女儿，是不是，上校？”

我回答说那当然喽。他又接着说：

“那好。您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谁也不像您那样喜欢自己动手揳钉子。我看见过您自己往门上钉合页，但其实您手底下有的是人，都能干这个活儿。不过，您愿意自己干。背着工具箱在家里走来走去，看看哪儿需要修理，您把这个叫作享福。要是有人把您家门上的合页弄坏了，您准得感谢他一番。因为这么一来，反而给您带来了幸福。”

“这是一种习惯，”我说，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听说我母亲也是这样。”

他愣了一下，态度很平和，又很果断。

“好极了，”他说，“这可是个好习惯。此外，这还是我所知道的代价最小的幸福。因此，您才有现在这么一个家，并且用这种办法把您的女儿教育成人。我想，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儿，该是很幸福的。”

兜了这么个大圈子，他究竟想说什么，我实在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

“您呢，大夫，您就没想过有个女儿吗？”

“没有，上校。”他说。他笑了笑，旋即又板起脸来，“我的孩子不可能赶上您的孩子。”

毫无疑问，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认真的。他的这股认真劲儿、这种状态让我觉得害怕。我想：就因为这个，他比任何人都更值得怜悯。应该好好保护他。

“您听人说过‘小狗’吗？”我问他。

他说没听过。我说：“‘小狗’是教区神父。不光是教区神父，他还是所有人的朋友。您应该结识一下这个人。”

“啊，是的，是的，”他说，“他也有孩子，对不对？”

“对这个我不感兴趣，”我说，“就是因为人们太喜欢‘小狗’了，所以才有人给他编了些流言蜚语。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大夫。‘小狗’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成天光会念经的神父，或是假圣人。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守职尽责的人。”

他在用心听我说话，一声不吭，两只冷冰冰的黄眼珠子紧盯着我的眼睛。他说：“这很好，是不是？”

“我相信‘小狗’一定会成为圣徒，”我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马孔多，还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的好人。一开头，大家都不相信他，因为他是这儿的人，上年岁的人都记得他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在野地里逮过鸟。大战期间，他还打过仗，当过上校，这可是个问题。您知道，人们尊敬神父，可并不尊敬兵油子。再说，他从不宣讲《福音书》，专门念《布里斯托年鉴》，开头我们也不习惯。”

他笑了。起初，我们也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说：“他是个怪人，是不是？”

“‘小狗’就是这样。他惯用天时变化来引导这里的居民，他关心暴风雨就像关心上帝一样。每个礼拜天他都要谈谈暴风雨。布道的时候，他不是根据《福音书》，而是依据《布里斯托年鉴》上的天气预报。”

他面带微笑，愉快地、饶有兴趣地用心听我谈话，我也谈得津津有味。我说：“还有件事，您一定会感兴趣，大夫。您知道‘小狗’是什么时候来到马孔多的吗？”

他说不知道。

“恰好和您同一天，”我说，“还有更奇怪的事哪。假如您有哥哥的话，我敢说他一定和‘小狗’一模一样。当然，我指的是形体方面。”

他好像在专心致志地思索这件事。看到他那种严肃认真、精神集中的样子，我觉得是时候把心里话掏出来了。

“那么，大夫，”我说，“您去拜访一下‘小狗’吧，您会看到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样。”

他说好吧，一定去拜访一下“小狗”。

9

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便用锁把小屋锁上了。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自从我让大夫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十七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依然把住房门。

如果说，我那八年中始终如一的态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么，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注定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这不，早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家，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教人喜爱。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贝尔结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就马上回来。九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个骗子。我没有权利认为那求亲只是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不肯让新婚夫妇住进那间小屋。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见。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那么，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来分担，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至于后来的事情，就远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

记得那之前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坚持要大家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办（过去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但其实，我也知道，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被驯服的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都无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环扣一环地实现某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规模来看（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自他行医以来，一边看病一边顺手把钱丢进抽屉里，票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认为他就待在后面，但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后来，他们两人一直躲在家里，直到地方当局下令砸开屋门，捜查他们家，在菜园里掘地三尺寻找梅梅的尸体。

大家估计他会一直躲在家里，躺在破旧的吊床上晃来晃去。不过，即使当时人们都觉得他不会再回到活人中间来了，我也还是认为他不会这样顽固地躲下去，也不会一直这样默默地对抗上帝。他迟早要出来。一个人不可能远离上帝、躲在屋里过上半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走到大街上，在拐角处无论碰上个什么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心里话（那些任凭宗教裁判所施尽酷刑也不会从他嘴里掏出来的话。什么手铐脚镣、水烫火烤、钉十字架、压杠子、打板子、烫眼睛、腌舌头、上拷问台、鞭抽棍打，以及美人计等等，全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对这件事，我早有把握。自从我们在走廊上交谈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到小屋里找他，叫他给梅梅瞧病，我心里就更有数了。难道我能够反对他和梅梅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吗？过去也许可以，那时却不行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倒霉的一生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里，他没有躺在吊床上，而是仰面朝天地躺在行军床上，脑袋向后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蜡烛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电灯，可是他从来不用。他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间。我进屋的时候，他一动也没动。不过，我发现我刚一踏进门槛，他就发觉有人进来了。我说：“给您多添麻烦了，大夫。那个印第安姑娘有点不舒服。”他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刚才，他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现在看到进来的是我，十分明显，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从他瞬间变化的神态中看得出来。他理了理头发，坐在床沿上，等我开口。

“大夫，阿黛莱达希望您去看看梅梅。”我说。

他坐在那儿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然后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回答我说：“不必了。她怀孕了。”

说完，他朝前探了探身子，好像在查看我的脸色。他说：“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

坦白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暴跳如雷，我没有任何感觉。或许他说的这件事太严重了，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保持着那种麻木不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态度十分冷漠，和他以及他那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一样冷漠。我们沉默良久，他坐在行军床上纹丝不动，似乎在等我先做出决断。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有多么难办，我是完全清楚的，现在再来谈什么惶惑不安，已经为时过晚了。

“局面很尴尬啊，大夫，这您当然很清楚。”我当时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他说：

“人总是有准备的，上校。自己冒的险，心里都有底。真出了什么岔子，那也是事出意外，力不从心。”

我很熟悉这种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他从床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扣环，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

“我的确早有提防。她这是第二次怀孕了。第一次是在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有发现。”

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又朝床铺走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着。他说：

“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却不行了。两个月前，她对我说又怀孕了。我的回答和第一次一样：你今天晚上来，还像上次那样。她说，今天不来，明天再说吧。到厨房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她说，我等着她。可是她说，她不会来了。”

他走到床前，没有坐下，又转身，开始围着屋子踱步。他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好像躺在吊床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话似的，口气很冷静，又很坚定。我知道，我想打断他也打断不了，索性听他说下去。他说：

“但过了两天，她又来了。我全都准备好了。我叫她坐在那儿，我到桌子那边去拿杯子。我说，喝了吧。看得出来，这一次她不想喝。她看着我，脸绷得紧紧的，口气挺硬地说，‘这个孩子我不打了，大夫。我要把他生下来，把他拉扯大。’”

他这种轻描淡写的口气把我惹火了。我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大夫。您这两件事干得都很不漂亮。首先，您在我家里干了这种事；其次，您又给她打胎。”

“但您看，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上校。我能够做的也不过如此。后来，我看见事情无法收拾，就想和您谈谈。我本来打算就在这几天找您。”

我说：“依我说啊，您心里明白，只要真想把这件丑事遮过去，还是有办法的。您很清楚我们这家人的处世原则。”

他说：“我无意给您招惹麻烦，上校。请您相信我。我要和您谈的是这么回事——我想和那个印第安姑娘搬到大街拐角的空房子里去住。”

“这叫公开姘居，大夫，”我说，“您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这时候，他又走到床前，坐了下去，向前探着身子，胳膊肘撑在大腿上，继续说话。他的口气变了，开始他的口气是冷冰冰的，现在则变得恶狠狠的，充满挑衅的意味。他说：“只有我提出来的这个办法才不会给您招惹麻烦，上校。否则的话，我就要说，孩子不是我的。”

“梅梅会把实情说出来的。”我说。我生气了，他说话的态度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我简直没法平心静气地听下去。

然而，他却用冷酷无情的口吻说：

“请您相信，梅梅是不会说出去的，这一点我有绝对把握。所以我才对您说，我要和她搬到街角去住，无非是想给您免去麻烦，上校。”

他居然敢断定梅梅不会把怀孕的事推到他身上，而且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倒着实教我惶惑不安了。我不由得暗中思忖：他的话不软不硬，可真是话中带刺啊。我说：

“我们相信梅梅就像相信我的女儿一样，大夫。在这件事上，她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有些事您还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您就不会这么说了，上校。请恕我直言，拿她和您的小姐相比，可真是有辱令爱了。”

“您说的这话毫无道理。”我说。

而他还是用那种冷冰冰的语调回答说：“我是有理由的。刚才我说她不可能说出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也是有理由的。”

他把头朝后仰了仰，深深地舒了口气，又说：

“假如夜里梅梅出来的时候，您有空从旁监视监视，恐怕您就不会要我把她带走了。如今只好由我来担这个风险，上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死了人由我负责。”

我明白了，他根本不会带梅梅到教堂去，大概连教堂门口都不会经过。然而，更严重的是，听了他最后这几句话，我竟然没有阻拦他。后来，这件事一直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本来我有好几张好牌，而他只有一张，可是，他还是凭这张牌逼得我干了一件违心的事。

“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有言在先，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主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

我本来以为这几句话准会激得他火冒三丈，正等着他发作一通。然而，他却把他自尊的全部分量压到了我的身上。

“您是个体面人，上校，”他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件事就用不着您来提醒我了。”

他站起身来，脸上没有露出胜利的神情。用这种方式报答我们八年来的关照，他甚至也没感到满意。我觉得沮丧不安，心里乱成一团。那天夜里，从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我看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是啊，我多么自私，由于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在后半生我将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他呢，却坦然自若地说：

“至于梅梅，你们用酒精给她搓一搓。千万别给她吃泻药。”

10

外祖父回到妈妈身旁。妈妈呆呆地坐在那儿，衣服、帽子都在椅子上，可是人好像不在了。外祖父走过来，看见妈妈愣愣怔怔的，在她眼前晃了晃手杖说：“醒醒，孩子。”妈妈眨眨眼，摇摇头。“想什么呢？”外祖父问。她勉强地笑了笑说：“我在想‘小狗’啊。”

外祖父在她身边坐下去，把下巴支在手杖上，说：“真巧啊，我也在想他。”

他们谈得很投机。说话的时候，谁也不看谁。妈妈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拍打着胳臂。外祖父坐在妈妈旁边，下巴还是支在手杖上。就是这样，他们还是谈得很投机。我和亚伯拉罕一起去找鲁克莱西娅的时候，也是谈得这么投机。

我对亚伯拉罕说：“我可等不了啦。”亚伯拉罕老是走在我前面，大约差三步的样子。他头也不回地说：“还不行，再过一会儿。”我说：“过一会儿该吹了。”亚伯拉罕还是没回头，我觉出他在偷偷地傻笑，流着哈喇子，像牛饮完水嘴唇上滴滴答答地流水一样。他说：“得等到五点左右才行。”他朝前跑了几步，又说：“现在去，非砸锅不可。”我执拗地说：“不管怎么着，我就是等不了啦。”他扭过头来看看我，又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说：“好吧，那就去吧。”

到鲁克莱西垭家得穿过五个院子，院子里长满了树，有好多水沟，还要翻过一道绿色的矮墙，那里有许多蜥蜴。从前，那个矮小子就在这儿用女人的声音唱歌。亚伯拉罕飞速地跑过去，像一块金属片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发光，背后有只狗在一个劲地汪汪叫。跑了一会儿，他站住了。我们来到窗前，小声叫道：“鲁克莱西娅。”声音座得很低，好像她睡着了似的。但其实，她没睡。她光着脚，坐在床上，穿着一件浆过的宽大的白袍子，衣襟一直垂到脚脖子。

听见有人喊，鲁克莱西娅抬起头，目光在屋子里一扫，最后落到我们身上。她的眼又大又圆，像石鸻鸟的眼睛。看见我们，她笑了，朝屋子中央走过来，张着嘴，露出了整齐的小牙齿。她的头圆圆的，头发剪得和男孩子一样。走到屋子中央，她收起笑容，猫下腰，看着屋门，两手伸到脚踝骨，慢慢地把长袍撩起来，故意慢吞吞的，撩拨人。我和亚伯拉罕趴在窗子上。鲁克莱西娅撩起长袍，把嘴一咧作了个怪相，呼呼地喘着粗气。她那像石鸻鸟一样的大眼睛闪烁着灼亮的光芒，凝视着我们。她用长袍遮住脸，满不在乎地站在卧室中央。我们看见了她白嫩的肚皮，再往下变成深蓝色。她的两条腿紧紧地并拢在一起，使劲使得直打颤。忽然，她猛地把脸露了出来，用食指指着我们，发亮的眼睛几乎要跳出眼眶。她大声喊叫着，全家都听到了。房门一开，一个女人吵吵嚷嚷地走了出来：“你们干吗不跟你们自己妈闹去！”

我们有几天没去看鲁克莱西娅了。这些日子，光顾着穿过树林到河边去玩了。要是能早点儿离开这里，亚伯拉罕一定会等着我的。可是，外祖父一动也不动。他坐在妈妈身边，下巴支在手杖上。我看着他，透过镜片仔细看着他的眼睛。他大概觉出了我在盯着他，忽然深深地叹了口气，晃动一下身子，用喑哑悲凉的声音对妈妈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

随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停放死尸的地方走过去。

我是第二次到这间屋子里来。第一次是十年前。当时，屋里的布置和现在一模一样。好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动过屋里的东西，或者说，从很久以前那个清晨他和梅梅搬到这里住的时候起，他就再没关心过自己的生活。纸都放在原处，桌子、几件普通衣服和所有其他东西也都在原来的地方。回想起我和“小狗”到这儿来为他和地方当局居中调停，真仿佛是昨天的事情。

那时，香蕉公司把我们压榨够了，带着当初带来的垃圾中的垃圾离开了马孔多。“枯枝败叶”——一九一五年繁荣的马孔多留下的最后一点遗物——也随之而去，留下的是一座衰落的村庄和四家萧条破败的商店。村里人无所事事，整日里怨天尤人。想想过去那种繁华的景象，再看看现在这种困顿的、毫无生气的痛苦生活，他们感到十分烦恼，只有大选的日子（那是个阴沉可怖的礼拜天）还算有点盼头。

就在半年前，一天清早，这栋房子的大门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帖。谁也没去注意这张帖，好长时间它一直贴在那儿。后来，下了几场毛毛雨，帖子上模糊不清的字被冲掉了，最后，二月底的几场风把它给吹跑了。可是，快到一九一八年年底的那个时候，临近大选，政府认为必须使选民保持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当时有人向新的当局提起了这位孤僻的大夫。其实，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了解他。但他们告发说：有个印第安女人，在和他姘居的头几年里，开过一家小药铺，生意十分兴隆。那阵子，无论多么不起眼的小买卖，在马孔多都能发大财。他们说：从某一天起（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天，连哪一年也记不清了），药铺就再也没开门。大家以为梅梅和医生一定还躲在里面，吃他们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蔬菜。但街角的那张匿名帖上说，大夫害怕镇上人假手梅梅给他的饭里下毒，就杀死了他的姘头，把她埋在了菜园子里。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害死大夫。照我看，地方上其实早把他丢到脑后了，但赶巧了这一年政府把心腹派去加强警察局和警卫队，这才又想起了他，把匿名帖上杜撰的事翻了出来。地方当局派人砸开大门，搜查了他家，在院子里挖地三尺，还把粪池翻腾了一气，试图找到梅梅的尸体，结果连她的影子也没找到。

那一次，他们很可能把大夫拖走，毒打一顿，然后借口政府办事讲究干脆利落，在广场上把他杀死了事。就在这当口，“小狗”出面干涉了。他来到我家，邀我一道去看大夫。他相信，关于事情的原委，我可以从大夫嘴里得到一个满意的说明。

我们从后门进去，没想到躺在吊床上的竟是一具骷髅。人世间最可怕的莫过于骷髅，而这位来路不明的公民的骨头架子更是惊人的可怕。看见我们进来，他从吊床上欠起身。只见他浑身上下尽是灰尘，屋里其他东西也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他面如死灰，只有那双冷酷无情的黄眼睛里还保留着我所熟悉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我觉得只要用手指甲在他身上一划，他立刻就会裂成几块，瞬时散架。他的小胡子没了，但不是贴着皮肤刮的，而是用剪刀胡乱剪的，下巴上看不见又密又硬的胡楂儿，只有些又软又白的绒毛。看见他坐在吊床上，我心里想：这简直不像人样了，活像一具僵尸，只有两只眼睛还活着。

他说起话来还是像反刍动物那样慢吞吞的，跟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没什么可说的。他大概以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便告诉我们说，警察砸开大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在院子里用镐刨地。他讲话的口吻不像是在抗议，而且恐怕连抱怨、诉苦也说不上。

关于梅梅的事，他解释了几句，听上去挺幼稚可笑的。不过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倒真像有那么回事。他说梅梅走了，就这么简单。铺子一歇业，梅梅在家里闲得无聊，平时不和人说话，跟外界也不来往。他说有一天，他看见梅梅在收拾箱子，什么也没对他说。后来，她换上出门的衣服，穿上高跟鞋，手里提着箱子往门口一站，还是什么也不说，似乎就是摆出个样子来，好教他知道她要走了。他说：“于是我站起来，把抽屉里的钱都给了她。”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夫？”

他说：“您照我的头发估摸一下吧。这还是她给理的哪。”在这次会面中，“小狗”很少讲话。自打一进屋，看到大夫——这是他在马孔多十五年中唯一一个闻名而未见面的人——那副模样起，他就有点懵里懵懂的。我发现这两个人真是长得太像了（也许因为大夫剪掉了胡子，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狗”）。两个人倒不是长相一模一样，但是很像亲兄弟，其中一个要年长几岁，更加瘦小干枯。他们的面部特征就像亲兄弟一样类似，只是一个长得像爸爸，一个更像妈妈。忽然，我想起那天夜晚我们在走廊上进行的最后一次交谈。我说：

“这位就是‘小狗’，大夫。上次您答应过要去拜访他的。”

他笑了，看了看神父说：“是有这么回事，上校。不知为什么我没去。”他还在看“小狗”，上下打量着他。这时候，“小狗”开口说话了。

“有个好开头，就不怕什么晚不晚的，”他说，“我很高兴跟您交个朋友。”

我发现，“小狗”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失去了平时那股锐气，讲起话来畏畏缩缩的，不像他在布道坛上那样声若洪钟、斩钉截铁。平时他宣读《布里斯托年鉴》的天气预报时，总是那么声色倶厉，咄咄逼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再往后就是那天夜里的事了。当时，人们苦苦哀求，要大夫去照看伤员，可他却连门也不肯开。人们这才高喊出那个可怕的判决（现在我正在阻止人们执行这个判决），又是“小狗”出面干涉，救了他一命，他才得以活到今天清晨。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想起了几年来一直想打听清楚的一件事。我对“小狗”说，我还要在这儿跟大夫说会儿话，请他先去找当局说说情。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

“告诉我，大夫，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他木呆呆地说：“什么孩子，上校？”我说：“你们俩的孩子。离开我家的时候，梅梅怀着身孕哪。”他平静地、不动声色地说:

“您说得对，上校。您瞧，我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爸爸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从爸爸的眼睛里，看得出他正强压着激动的情绪。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了(现在大概是三点钟）。等的时间愈长，我就愈是担心。孩子那种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的表情（他好像什么都不想问），那种和他爸爸一样的无动于衷、冷若冰霜的神色，真教我担忧。我的儿子似乎就要在这个礼拜三的炽热的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就像九年前马丁从火车的窗户里挥动着手，一去不复返一样。如果孩子愈长愈像他的爸爸，我的全部心血就算白费了。我祈求上帝保佑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普通人一样有体积、有重量、有肤色的人，但这毫无用处。只要他的血液里有他爸爸的细胞，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五年前，孩子和马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自从赫诺维娃·加西亚带着六个孩子（其中有两对双胞胎）回到马孔多以后，这孩子就越来越像他爸爸了。赫诺维娃发胖了，也老多了，眼睛周围出现了几条青筋，原先光润洁白的脸显得有些腌臜。那群小雏鸡穿着白鞋，衬衫上镶着蝉翼纱的花边儿，围着她叽叽喳喳，欢蹦乱跳，她感到很幸福。我知道，赫诺维娃是和一个木偶剧团的导演私奔的。看到她的孩子，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厌恶。孩子们活动起来直胳臂直腿的，好像被一个总开关操纵着。六个孩子个头都很小，一个个吵吵闹闹的，鞋子、衣服上的花边也是一个式样。赫诺维娃的身上挂着不少城里人的饰品，在这样一个淹没在尘埃中的败落小镇上，她那杂乱无章的幸福让我感到悲哀。她装出很幸福的样子，一再抱怨这里的生活条件太差，据她说，在木偶剧团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然而，她的一举一动中却蕴含着某种苦涩，教人看了觉得滑稽。

一见到她，我就想起昔日的生活。我说：“瞧你，可真发福了。”她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翳，嘴里说：“或许是回忆使人发胖吧。”说着，两眼直盯在我孩子的身上。她问：“那个老爱穿四个纽扣外套的家伙怎么样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干脆地回答她说：“走了。”赫诺维娃说：“就给你留下这个娃娃？”我说是的，就留下这个孩子。她粗鲁地、放肆地大笑起来：“五年才生一个，他可真够熊的。”她一边说话，一边咯咯咯地叫着，在那群乱哄哄的小雏鸡当中走来走去。“唉，我为他发过狂。我发誓，要不是咱们认识他的时候正赶上给孩子守灵，我一定会把他从你手里夺过来。那时候，我很迷信。”

分手前，赫诺维娃盯住我的孩子看了几眼说：“这孩子真像他，就差穿上那件四个扣子的外套了。”打那时起，我愈看这孩子就愈觉得像他爸爸，仿佛赫诺维娃在他身上施了魔法。有几次，他用胳膊肘撑着桌子，脑袋歪到左肩上，两只迷茫的眼睛不知看着什么地方。这副模样让我大吃一惊。马丁斜倚在栏杆上石竹花的花盆旁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马丁这句话会从孩子的嘴里说出来。譬如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他坐在我身边，沉默不语，不住地用手擦着热得发红的鼻子。我问他：“疼吗？”他说不疼，还说他在想他会戴不住眼镜。“别想那些事。”我一边说一边给他解开系在脖子上的白带子。我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朝爸爸待的地方望过去。他在叫卡陶雷。卡陶雷是那个年纪最大的瓜希拉长工，个儿不髙，长得挺敦实。他正坐在床上抽烟，听到有人叫，抬起头来，用阴郁的小眼睛寻找爸爸的脸。爸爸正要说话，只听后屋里响起了镇长的脚步声。他趔趔趄趄地走了进来。

11

今天中午，我们家闹得一团糟。大夫的死讯传来，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早就料到他不久于人世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的死竟会使我们家闹得不可开交。我想，总得有个人陪我去办丧事吧，而这个人应该是我老伴儿，尤其是三年前我生了那场病之后，她就更没有理由不陪我去了。还有，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她翻腾写字台的抽屉，找到了那根银柄的小棒和会跳舞的娃娃。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玩具忘得一干二净了。那天下午，我们拧紧发条，娃娃和从前一样伴着音乐声跳起舞来。音乐原本是挺欢快的，但在抽屉里放久了，现在声音显得喑哑、悲凉。阿黛莱达一边盯着娃娃跳舞，一边回忆往事。过了一会儿，她扭过头来看着我，眼里噙着悲哀的泪水。

“你想起谁来了？”她问。

我心里明白阿黛莱达在想谁。喑哑的音乐声使周围的气氛显得越发凄凉。

“他怎么样了？”我妻子边回忆边说。也许往事又在敲打她的心扉吧。那八年里，每天下午六点他都出现在房门口，顺手把灯挂在大门的过梁上。

“还住在大街拐角，”我说，“活不了几天了，到时候我们得去给他料理后事。”

阿黛莱达默不作声，出神地凝视着娃娃跳舞。她对往事的追忆感染了我。我对她说：“我一直想知道，他来的那天，你究竟把他和谁搅混了？你弄了那么一桌子菜，分明是觉得他像什么人。”

阿黛莱达苦笑了一下，说：

“那天，他站在那个角落里，手里拿着娃娃。要是告诉你他像谁，你会笑话我的。”说着，她用手指了指二十四年前他待的那个地方。那天，他穿着一双齐整的靴子和一套类似军装的衣服。

我本来以为通过那天下午对往事的回忆，他们之间就算言归于好了。所以今天，我对老伴儿说：穿上丧服，陪我走一趟吧。谁知娃娃仿佛依旧躺在抽屉里，音乐也失去了效力。阿黛莱达又伤心又沮丧，垂头丧气的，一连几小时待在屋里祷告。“发送他？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她说，“咱们的倒霉事已经够瞧的了，现在又赶上这个该死的闰年，就差来场洪水了。”我尽力说服她，告诉她我曾经严肃地答应过要办这件事的。

“不能否认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说。

“咱们才是他的恩人哪，”她说，“他救你的命，不过是在还一笔债罢了。八年啊，我们供他吃，供他住，供他干净衣服穿。”

说完，她把椅子挪到了走廊的栏杆边上，现在兴许她还坐在那里。悲痛和迷信在她眼上蒙了一层水雾。看起来，她是拿定主意了，我只好安慰她两句，说：“算啦。既然这样，我和伊莎贝尔去好啦。”她没有搭腔，还是坐在那里，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我和伊莎贝尔走出家门的时候，为了讨好她，我说：“在我们回来之前，去教堂为我们祈祷吧。”听到这句话，她扭过头来冲着门，说：“我不去。只要那个娘儿们每礼拜二都来要走一枝蜜蜂花，我的祷词就一钱不值。”从声音里听得出来，她的心绪很乱，还在闹别扭。

“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只要白蚁没把椅子吃掉，我就在这儿坐着。”

爸爸停下脚步，伸长脖子，聆听着后屋里愈走愈近的熟悉的脚步声。他忘记了刚才要跟卡陶雷谈什么事。他拄着手杖打算转过身来，但那只跛脚使不上劲儿，差一点儿像三年前那样扑倒在地上。记得三年前，他踩在一汪柠檬汁上，滑倒了。只听得水罐子在地上的滚动声、木屐和摇椅的噼里啪啦声，还有孩子的哭声。他跌倒的时候，只有孩子在场。

打那时起，他就跛了一只脚，整整疼了一个礼拜，我们还以为好不了啦。后来，他那条腿变得僵直，走起路来老得拖着。这一回，眼看他要摔倒，镇长连忙伸手把他扶住，他才算站稳了。我想：他之所以要这样违拗全镇居民的意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关键就在这条废腿上。

从那时起，他大概就一直想着如何报答大夫的恩情。他说过，在走廊上跌倒时，他觉得仿佛有人从高塔上把他推了下来。当时马孔多只剩下两个医生，他们劝我们好好给他准备后事。我还记得，摔倒后的第五天，他裹在被单里，身体好像缩小了，瘦得和前一年去世的“小狗”一样。那一年，马孔多全镇居民捧着一簇簇鲜花，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排成悲痛的送葬队伍，把“小狗”护送到墓地。“小狗”躺在棺材里，还是威风凛凛的，可却掩不住被人遗弃的无可奈何的可怜相。后来，爸爸在卧室里辗转呻吟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的也是这副神情。爸爸嘴里念叨着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说是“八五”战争的时候，一天夜里，一位军人来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营盘，帽子和靴子上镶着用虎皮、虎牙和虎爪做的装饰。人们问他：“你是谁？”这位陌生的军人没有回答。人们再问：“你从哪儿来？”他还是不言语。人们再问：“这次打仗，你站在哪一边？”这个谁也不认识的军人仍然一声不吭。传令兵抄起一根燃烧的木柴，凑到他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才大惊失色地高声喊起来：“我的妈！是马尔伯勒公爵！”

爸爸满嘴胡言乱语，医生们吩咐给他洗个澡。我们给他洗了。到第二天，在他的腹部能够看出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医生们说，最好还是准备后事吧，说完就走了。

卧室里一片寂静。寂静中，只听到死神扑棱翅膀时发出的缓慢、隐秘的声音。人到弥留之际，卧室里这种隐隐可闻的声音使人感到有一股死人的腐臭气。安赫尔神父给他涂了圣油以后，又过了好几个小时。大家一动不动地盯着药石无效的病人的清癯面庞。过了一会儿，时钟敲响了。继母要给他喝一勺水。我们抬起他的脑袋，打算把牙掰开，好让继母把调羹放进去。就在这时，走廊上响起了慢悠悠的坚定的脚步声。继母把勺子停在空中，嘴里停止了祷告，转过身去看着门口。蓦地，她的脸色发青，整个人像瘫了一样，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是到了地狱里，我也能听出来这是谁的脚步声。”这时候，我们朝门口望去，只见大夫站在那儿，站在门槛处，两眼盯着我们。

我对女儿说：“‘小狗’要是活着，一准会用皮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拴到这儿来。”我扭过脸去看了看停放棺材的地方。我在想：还在大夫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受一个至高无上的意志支配的。无论是竭尽全力地抗争，还是像阿黛莱达那样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干，我们都没法抗拒这个至高无上的旨意。

我朝棺材走过去。长工们无动于衷地坐在床上。我似乎从飘浮在死者上方的空气中呼吸到一种苦涩的东西，那就是把马孔多引向毁灭的听天由命的气氛。我想，镇长既然已经答应可以下葬，大概不会耽搁太久。我知道，屋子外面，在暑气蒸人的大街上，人们正在伫候着。妇女们趴在窗口，急不可耐地等着看热闹。她们从窗户探出身来，久久地待着不动，忘记了炉上的牛奶已经煮沸，米饭也烧干了。不过，我认为即使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叛逆表现，也胜过那些受人压榨、自甘堕落的人们的行为。还在举行大选的那个礼拜日以前，他们的战斗力就很分散。大选一来，他们到处奔走，筹划对策，结果还是一败涂地。他们自以为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其实，一切早已安排妥当，命中注定那些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最后把我们引到了今天这个礼拜三。

十年前，在马孔多陷于破产的时候，那些希望重振家业的人，如果能够通力合作，本来满可以恢复元气。他们只需要在被香蕉公司毁掉的田野上，清除丛生的杂草，重整旗鼓再干一番。可是，“枯枝败叶”已经被训练得没有这份耐性。他们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只看得到眼皮底下，只图今朝有酒今朝醉。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些“枯枝败叶”已经走了，而他们一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重建家园。“枯枝败叶”带来了一切，又带走了一切。他们走后，小镇变成了瓦砾场。接下来就是那个礼拜天——在马孔多举行的那场争吵不休的大选的最后一天。那天夜里，广场上放了四个装满烧酒的大瓮，供警察和警卫尽情享用。

那天晚上，虽然镇上居民的火气很大，“小狗”还是能控制住他们。要是今天“小狗”还活着，他准会提溜着一条鞭子，挨家挨户地把他们赶出来，参加大夫的葬礼。“小狗”用铁的纪律约束着他们。直到四年前（我生病的前一年）神父去世以后，人们还是狂热地遵守着这种纪律。每个人都从“小狗”的庭院里掐一些花朵，折一些枝条，带到他的坟茔前，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

只有大夫一个人没有参加神父的葬礼。然而，恰恰是因为全镇人都硬着头皮、死心塌地地服从神父的约束，大夫才能逃脱一死。那天夜里——就是在广场上放置四大瓮烧酒的那天夜里——马孔多遭到一伙武装暴徒的洗劫。镇上居民战战兢兢地把死者埋进大土坑。大概是有人想起了在大街拐角还有个大夫，于是，他们把担架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回答说：“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我不会治病。”他们又说：“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他还是不开门，闹哄哄的人群估摸着他一定是站在屋子中央，手里举着灯，灯光照得他那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治病的事儿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门还是关得死死的（后来也再没有打开过）。马孔多的男女伤员在门口奄奄待毙。那天夜里，人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扬言要放把火烧掉这栋房子，把住在里面的人烧成灰烬。就在这时，“小狗”出现了。据说，当时“小狗”好像一直躲在暗处，似乎专门守在那里，防止大家毁坏那栋房子或伤害大夫本人。“小狗”说：“谁也别碰这家的大门。”据说，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两臂左右伸开，那张牛脸上闪着亮光，冷冰冰的毫无表情。人们的激愤情绪被压住了，火气只能发泄到别处去。不过，大家还是余怒未消，高声喊出要大夫万劫不复的诅咒。今天——礼拜三——这个诅咒终于要应验了。

我朝床前走过去，想叫长工们把大门打开，一边走一边想：过一会儿镇长该来了。我想，要是再过五分钟他还不来，我们就把棺材擅自抬出去，把死者放在当街，这样一来，他就得允许我们把死者埋在房子前面。“卡陶雷。”我叫了一声年纪最大的长工。还没容他抬起头来，隔壁房间就响起了镇长的脚步声，愈走愈近了。

我听见镇长径直朝我走来，打算拄着手杖快点儿转过身去。可是，那条废腿不听使唤，我朝前一栽，心想这下子非摔倒不可。要是碰到棺材沿，脸准得磕破了。就在这时候，我碰着了他的胳臂，使劲抓住了他。他结结巴巴地说：“请放心，上校。我担保不会出事。”但愿如此，不过我明白他这么说是在给自己壮胆。我说：“我也不认为会出什么事。”但其实，我心里想的恰好相反。接着，他说了说坟地里的木棉树如何如何，然后把安葬证交给我。我看也没看，叠好就揣到外套口袋里。我对他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

镇长朝长工们走过去，吩咐他们钉上棺材盖，打开大门。我看着他们走来走去地找锤子和钉子。棺材盖一钉上，人们就再也看不见大夫了，看不见这位不知从何而来的无依无靠的先生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三年前。他站在我的病榻前，脸上布满皱纹，显出未老先衰的样子。他刚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回来。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力量告诉了他我患病的消息，把他带来，又让他站在我的病榻前，对我说：

“您还得练练这条腿。从今往后，八成您得拄根手杖了。”

大约是两天以后，我问他该如何报答他，他大概是这么回答的：“您不欠我什么，上校。不过，要是您想帮我个忙，我只希望在我咽气的那天，您能往我身上盖一层薄土，免得兀鹫把我给吃了。”

从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他提出要求的那种神态，以及他在房间的砖地上徐缓踱步的状态中，都可以看出他恐怕不久于人世了。然而又过了三年，扭扭捏捏、姗姗来迟的死神才最后降临。这一天就是今天。我原本甚至认为根本无需上吊的绳索，只要一股微风就足以扑灭残存在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的一星生命的火花。早在他和梅梅搬到这里同居以前，我在那间小屋里和他谈心的那天夜里，就已经预感到这一切了。所以当我慨然允下今天要履行的诺言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惶惑不安。我只是对他说：

“这您就不必说了，大夫。我的为人您是知道的。您一定明白，即使您不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会顶住一切为您料理后事的。”

他笑了，那双冷酷的黄眼睛第一次露出了柔和的光芒。

“这话不假，上校。可是您不要忘记，一个死人是没法给我料理后事的。”

这件丑事是无法挽回了。镇长把安葬证交给爸爸，爸爸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听起来，他对这件事满不在乎。刚到马孔多的时候，他对自己的遭遇就是这样满不在乎，一心只想保管好那些箱笼，里面装着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离开人世的先辈们的衣服。从那时起，一切都每况愈下。继母的精神愈来愈不济，她本来个性很强，说一不二，现在却变得经常唉声叹气。她愈来愈沉默寡言，和我们愈来愈疏远。她的幻想全部破灭了，以至于今天下午坐在靠栏杆的地方说：“我就在这儿傻坐着，等着最后审判。”

在这以前，爸爸没再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人。只有今天，他才挺身而出，履行这惹人笑话的诺言。他相信不会出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两眼瞅着长工们忙活着开大门、钉棺材。看见他们走过来，我站起身，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把椅子挪到窗户跟前，免得大门一开全镇人都看见我们。

孩子有些迷惑不解。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盯着我的脸，露出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表情，大概是有点儿惶惑吧。现在他站在我身旁，看着长工们汗流浃背地使劲拽门环，他有些迷惘。锈住的铁器发出吱吱扭扭的剌耳响声，房门随即大敞四开。我又看见了大街，街边的房屋上覆盖着一层闪闪发光的白色尘埃，整座小镇显出一副像破烂家具一样的可怜相。似乎上帝已经宣判马孔多是个废物，把它撂到了一个角落，那里堆放着所有不再能为造物服务的镇子。

亮光猛一进来，孩子被晃得睁不开眼睛（门打开时，他的手颤抖了一下）。倏地，他抬起头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他问我：“听见了吗？”我这才发觉左近的院子里一只石鸻鸟正在报时。“听见了，”我说，“大概有三点了吧。”这时，响起了锤子敲打钉子的声音。

我把脸扭向窗户，不想听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也不想让孩子看见我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看到我们家门前那几棵落满灰尘的凄凉的杏树。在那股无形的毁灭之风的冲击下，房子也快要默默地坍塌了。自从香蕉公司榨干了马孔多的油水以来，全镇的处境都是如此。常春藤爬进屋里，灌木丛长在街头，到处是颓垣断壁，大白天就能在卧室里看见蜥蜴。我们不再种植迷迭香和晚香玉了，好像从那以后，一切都毁了。一只无形的手把放在橱里的圣诞节用的瓷器弄得粉碎，衣服也没人再穿，丢在一边喂虫子。门活动了，再也没有勤快人去修理。爸爸在跌跛腿以后，不再像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到处活动了。雷薇卡太太过着枯燥乏味、令人烦恼的守寡生活，整天守在永不停转的电风扇后面，盘算着那些缺德事。阿格达下肢瘫痪，病魔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安赫尔神父好像没有其他乐趣，只是天天吃肉丸子，到午睡的时候，又感到胸闷胀饱。没有变化的似乎只有圣赫罗尼莫家孪生姐妹的歌声和那个总也不见老的神秘讨饭女人，二十年来，每逢礼拜二她都要来我家一趟，要走一枝蜜蜂花。白天，只有那辆布满灰尘的黄火车的汽笛声一天四次打破小镇的宁静，然而火车从来没有从这里带走过一个人。入夜，香蕉公司撤离马孔多时留下的那座小电厂发出隆隆的响声。

从窗子望出去，我看到了我们家。我暗地里想，继母大概还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也许她在琢磨着，等不到我们回家，那股将全镇席卷而去的恶风就已经刮过去了。所有人都会逃之夭夭，只有我们留下来，守着那栋装满箱笼的房子，箱子里装着祖父母的日用品和衣服，还有我父母逃避兵祸来到马孔多时马匹使用过的帐子。出于对早年死去的人们的怀念——他们的尸骨即使挖地三四十米恐怕也难以找到了，我们不肯离开这块土地。从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起，那些箱笼就放在屋里。今天下午，如果那场恶风不刮起来（它将会把整个马孔多，连同尽是蜥蜴的卧室以及因思念往事而变得沉默沮丧的人们一扫而光），等我们送葬回来，箱笼依然会放在原处。

外祖父霍地站了起来，拄着手杖，小鸟一样的脑袋往前伸着。他的眼镜戴得很牢，就像是脸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戴不了眼镜，只要一动，眼镜就会从耳朵上飞出去。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拍着鼻子。妈妈看了看我，问道：“疼吗？”我说不疼，我只是在想我戴不了眼镜。她微微一笑，长长地舒了口气，对我说：“衣服都湿了吧？”可不是，衣服贴在皮肤上，热烘烘的，那厚厚的绿灯芯绒衣服的领口封得紧紧的，一出汗，衣服都粘在身上，挺憋气的。“是的。”我说。妈妈俯下身来，给我解开了脖子上的带子，还用扇子给我扇脖子。她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听见有人在叫：“卡陶雷！”

这时候，那个挎手枪的人从后门进来了。走到门口，他摘掉帽子，蹑手蹑脚地往里进，似乎怕惊醒死者。其实，他是要吓唬一下外祖父。他一推，外祖父朝前一栽，晃了一下，连忙抓住那人的胳臂。那几个瓜希拉人不抽烟了，排成一溜儿坐在床上，活像落在屋脊上的四只乌鸦。挎枪的人进来的时候，乌鸦们正弯着身子悄悄地交谈，其中一个人站起来，朝桌子走去，顺手抄起钉子盒和锤子。

外祖父站在棺材旁边和挎枪的人说话。那个人说：“请放心，上校。我担保不会出事。”外祖父说：“我也不认为会出什么事。”那个人又说：“可以把他埋在外面，靠公墓左边墙外的那块地方，那里的木棉树特别高大。”随后，他递给外祖父一张纸，说：“您瞧吧，错不了。”外祖父一只手拄着拐杖，伸出另一只手接过那张纸，揣进外套的口袋里。那只带链的方形小金表就在这个口袋里。然后，他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得出。年鉴上早已经写明白了。”

那个人又说：“有些人趴在窗口，只是出于好奇。但凡出点儿事，那些女人们就爱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外祖父好像没在听他说话。他从窗子那儿朝大街张望。那个人走到床前，一面用帽子扇着，一面对长工们说：“现在可以钉了。把门打开，透透空气。”

长工们站起来。其中一个手里拿着锤子和钉子，俯在棺材上，另外几个人朝大门口走去。妈妈站起身来，满脸是汗，面色苍白。她挪过一把椅子，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一边，好让开门的人过去。

起先他们打算把门闩抽出来，但门闩好像焊在生锈的铁环上了，一点儿也拽不动，似乎大街上有人下了死劲儿，顶住大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靠在门上，开始用力敲，房间里响起一阵的敲木头声、生锈门轴的吱扭声和锈住的锁发出的嘎嘎声。门打开了。门又高又大，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肩上都能走进来。木头和铁器的声音继续响了好一阵儿。我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道强烈、明亮的阳光就从背后一下子冲了进来。由于两百年来抵挡阳光的支柱被抽走了，光线以两百头公牛的力气一下子冲进室内，把屋里各种物件的阴影一扫而光。仿佛半空中打了一个大闪，人的形象骤然变得十分清晰，他们各自晃了晃，仿佛想尽力站住脚跟，不让亮光推倒。

门打开后，从小镇的什么地方传来石鸻鸟的啼叫声。现在，我看到大街了，看到灼热的、亮闪闪的灰尘，看到对过的便道上有几个人叉着手，斜倚在墙上，眼睛瞄着这间屋子。我又听到石鸻鸟叫，便对妈妈说听见了吗？”她说听见了，大概有三点了吧。阿达告诉过我，石鸻鸟闻到死人味才叫哪。我正想把这件事讲给妈妈听，只听得锤子砸在第一颗钉子帽上发出的震耳的声音。锤子敲啊敲，满屋子都是当当当的声音，停了一会儿，又敲起来，一连给棺材打下六处伤口。沉睡的木板惊醒过来，发出悠长、悲哀的叫喊。这时候，妈妈把脸扭到一边去，透过窗子朝大街张望。

钉完钉子，又听见几只石鸻鸟的叫声。外祖父冲那几个人做了个手势。他们弯下腰去，斜着抬起棺材。那个拿着帽子、站在角落里的人对外祖父说：“请放心，上校。”外祖父朝那个角落转过身去，显得很激动，脸红脖子粗的，像煞一只好斗的公鸡。他一声也没吭。站在角落里的那人又开口说话了。他说：“我想镇上不会有人记得那件事了。”

这时候，我觉得肚子里一颤一颤的。“现在我可真得到后面去一趟了。”我想。不过，太晚了。长工们最后猛一使劲，用脚后跟蹬住地，一直身子，棺材便晃晃悠悠地悬浮在灿烂的阳光里了，看上去好像一只沉船。

我心里想：“该闻到臭味了。所有的石鸻鸟都要叫起来了。”

恶时辰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恶时辰/〔哥伦〕马尔克斯著；刘习良，笋季英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442-6393-1

ⅰ.①恶… ⅱ.①马…②刘…③笋… ⅲ.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ⅳ.①1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381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61

恶时辰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0898）665685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发行：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editor@reading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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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张瑞雪

装帧设计：韩笑

内文制作：杨兴艳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00千

版次：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5442-6393-1

定价：29.5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第一章

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床上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推开蚊帐，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了片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神父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和圣徒祭日表上哪一位圣徒对应呢。“噢，十月四日，礼拜二。”想罢，他又低声说道：“圣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

安赫尔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身材高大，脸上红扑扑的，那副安详的样子活像一头温顺的牤牛，而且他举止稳重，动作迟缓，一举一动都像头牛。神父用手指轻轻地扣好长袍上的纽扣，那股不紧不慢的劲头仿佛给竖琴调弦一样。他系好衣服，拔掉门闩，打开朝庭院的那扇门，一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他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

“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他吁了一口气。

从神父的卧室到教堂，有一条回廊相通，两侧放着几盆鲜花。回廊上墁着碎砖头。十月里，青草开始在砖缝间滋长起来。去教堂之前，安赫尔神父走进厕所，撒了好大一泡尿。他屏住呼吸，那股催人泪下的浓烈的氨水气味真是呛人。随后，他走到廊子上，又想起一句歌词：“小艇将把我带进你的梦乡。”走到教堂狭窄的小门前，他再一次嗅到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教堂里臭烘烘的。长方形的中殿上也墁着碎砖头，只有一扇大门通向广场。安赫尔神父径直走到钟楼下面，抬头一看，吊铊离头顶还有一米多高，他想：还可以走上一个礼拜。成群的蚊虫向神父猛扑过来。啪的一声，他一巴掌拍死后颈上的一只蚊子，在拉钟的绳子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迹。上面结构复杂的机械装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紧接着他听到钟楼里的时钟敲响了五下，声音喑哑而深沉。

待到余音散尽，神父两手抓住钟绳，把绳头绕在手腕上，劲头十足地敲响了破旧的铜钟。安赫尔神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敲钟可算是个累活。但他却总是亲自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妮达推开临街的门，走到昨天晚上放老鼠夹子的那个角落，一看逮住了几只小老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恶心。

她打开第一个鼠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老鼠尾巴，把它丢进一个草纸板做的盒子里。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打开了冲着广场的大门。

“您早，神父。”特莉妮达说。

神父没注意听姑娘那悦耳的男中音。广场上空寂无人，杏树在雨帘中沉睡着。十月的清冷早晨，小镇显得死气沉沉。看到周围的景象，神父感到一阵惆怅和孤寂。耳朵习惯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之后，又听见广场深处响起了巴斯托尔的单簧管那清晰又有点邈远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才回答姑娘的问候。

“巴斯托尔没跟那伙弹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说。

“没有。”特莉妮达肯定地说。她端着装死老鼠的盒子朝神父走过来。“那伙人弹的是六弦琴。”

“他们傻里傻气地唱了两个钟头了。”神父说，“‘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是不是？”

“这是巴斯托尔新编的歌。”她说。

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一时间好像着了魔似的。多少年来，他时常听到巴斯托尔那单簧管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钟，在离教堂两条街的地方，巴斯托尔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背倚着鸽房的立柱，开始练习吹奏。小镇上一直就是这么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先是五点钟的五声钟响，接着是召唤人们望弥撒的晨钟，最后是巴斯托尔在自己的庭院里吹奏单簧管，清越的、节奏明朗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

“曲子挺好听，”神父说，“可是歌词太笨了。几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能唱，没有什么区别。梦将把我带上你的小艇。”

神父对自己的新发现十分得意，微笑着转过身去，点燃了祭坛上的蜡烛。特莉妮达跟在神父后面。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晨衣，袖子长抵手腕，腰间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这是某个世俗团体的固定装饰）。她的两条眉毛连在一起，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

“整个晚上他们都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神父说。

“在玛戈特·拉米蕾丝家里。”特莉妮达心不在焉地答道。她把盛死老鼠的纸盒晃得哐啷哐啷直响。“不过，昨晚上还有比唱小夜曲更妙的事哪。”

神父停住脚步，两只宁静的淡蓝色的眼睛盯在特莉妮达身上。

“什么事？”

“匿名帖。”特莉妮达神经质地笑了笑说。

和教堂隔着三扇门的那幢房子里，塞萨尔·蒙特罗还在做梦，他梦见几只大象。大象还是他礼拜天在电影里看到的呢。那天，离电影结束只差半个小时，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如今在梦境里，电影正接着往下演。

惊恐万状的土人东逃西窜地躲避象群，塞萨尔·蒙特罗也把沉重的身躯一个劲儿地往墙上挤。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醒来。“快走吧！”他咕哝了一声，又把身子躺平了。猛然间，他醒了过来，只听得教堂里正在敲第二遍钟，叫大家去望弥撒。

这间屋子很宽敞，周围装着铁栅栏。面朝着广场的那扇窗户也装着栅栏，提花布做的窗帘上印着黄色的花朵。床头柜上放着一台收音机、一盏灯和一口锃亮的方形座钟。对面靠墙放着一个带穿衣镜的宽大衣柜。塞萨尔·蒙特罗穿马靴的时候，听到巴斯托尔吹单簧管的声音。生皮子做的靴带沾上泥，变得硬邦邦的。塞萨尔·蒙特罗使劲拽了拽靴带，用拳头攥住它来回捋了捋，那副手掌比靴带皮子还粗糙。接着，他到床底下找马剌，没有找着。昏暗中，他继续穿衣服，尽量不弄出声响，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扣好衣服，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钟，又猫下腰，到床底下找马刺。他先用手摸了摸，然后慢慢地趴在地上，钻到床底下去。这时候，他的妻子醒过来了。

“找什么？”

“马刺。”

“在衣柜后面挂着哪，”她说，“礼拜六你自己挂在那儿的。”

她把蚊帐推到一边，打开灯。塞萨尔·蒙特罗红着脸直起腰来。他的个头很大，长得虎背熊腰，可是动作十分轻捷，即使穿上那双底子像两根粗木条一样的马靴，也还是那么灵便。他体魄健壮，总不显老。不过，从脖子上的皮肤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塞萨尔·蒙特罗坐在床上装马刺。

“雨还在下呢。”他的妻子说。她觉得浑身酸懒，似乎夜间的潮气全被她吸进骨头里去了。“我真像块海绵似的。”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个头矮小，瘦骨嶙峋，鼻子又长又尖，整天好像睡不醒似的。她隔着窗帘朝外张望了一下，看看雨下得怎么样了。塞萨尔·蒙特罗系好马刺，站起身来，用鞋后跟在地上磕了几下。黄铜马刺震得屋子一个劲儿地颤动。

“十月里，老虎正好长膘。”他说。

可他妻子陶醉在巴斯托尔那悠扬的音乐声中，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她转过脸来的时候，看见塞萨尔·蒙特罗正对着衣柜梳头。他两腿叉开，低着脑袋，穿衣镜简直容不下他。

她低声哼着巴斯托尔吹的曲子。

“整整一夜他们一直在唱这个歌。”他说。

“挺好听的。”她说。

她从床头上解下一根缎带，把头发拢到脑后扎了起来。这时候，她完全醒过来了，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直到死神降临。”塞萨尔·蒙特罗没有答理她。他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钱夹——抽屉里面放着几件首饰、一块小女士表和一支自来水笔——抽出四张票子，又把钱夹放回原处。随后，他把六发猎枪子弹装进衬衫兜里。

“要是雨不停，礼拜六我就不回来了。”他说。

塞萨尔·蒙特罗打开通往院子的屋门，在门槛上停了一会儿，一边呼吸着十月里阴冷的空气，一边让眼睛适应外面的黑暗。他刚要带上门，卧室里的闹钟蓦地丁零零响了起来。

妻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他手把着门环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妻子将闹钟按停。这时候，他才第一次看了她一眼，想了一下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大象。”

说完，他把门带上，去给骡子备鞍。

第三次晨钟敲响之前，雨突然下大了。贴着地皮刮起一阵狂风，吹落了广场上杏树的几片残余的枯叶。路灯熄灭了，挨家挨户的大门还关得严严的。塞萨尔·蒙特罗把骡子赶进厨房，骑在骡背上大声叫他妻子把雨衣拿来。他取下斜挎在背上的双管猎枪，用鞍子上的绳子把猎枪平着绑好。这时候，妻子拿着雨衣走了进来。

“等雨停了再走吧。”她犹犹豫豫地说。

他默默地穿上雨衣，朝院子里望了望。

“这场雨说不定会下到十二月。”

塞萨尔·蒙特罗的妻子目送着丈夫到了走廊的另一端。瓢泼大雨倾泻在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顶上，他还是出门去了。他用马刺往骡子身上一磕，连忙把身体伏在鞍子上，免得碰着门楣。朝院里一走，顺着房檐流下的雨水落在他的背上，像铅弹一样爆裂开来。走到大门口，他也没有掉过头来，只是喊了一声：

“礼拜六见。”

“礼拜六见。”她说。

广场上，只有教堂的大门大敞着。塞萨尔·蒙特罗抬头一看，只见天空浓云密布，离头顶只有几拃远。他伸手画了个十字，用马刺猛踢一下坐骑。那头骡子扬起前蹄，打了几个盘旋，才在像肥皂一样滑溜的泥地上站稳。就在这时候，他忽然瞥见自家的门上贴着一张纸片。

塞萨尔·蒙特罗骑在骡子上看了看纸上写些什么。雨水已经把字的颜色冲淡了，好在油漆刷子写的印刷体字母遒劲粗犷，还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塞萨尔·蒙特罗赶着骡子朝墙边靠了靠，猛地把纸揭下来，撕得粉碎。

他一抖缰绳，骡子嘚嘚嘚一阵小跑，脚步很匀称，足能跑上几个小时。他沿着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离开了广场。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是泥土墙的。人们睡梦方醒，正纷纷打开大门。一股咖啡的芳香扑鼻而来。塞萨尔·蒙特罗来到镇子边，掉转骡子，又是一阵小跑回到广场，在巴斯托尔家门前勒住了坐骑。他翻身下骡，取下猎枪，把骡子拴在木桩子上，一切都做得从容不迫。

大门没有上闩，地上汪着一大摊水。塞萨尔·蒙特罗走进昏暗的堂屋。他听到一声尖厉的乐器声，随后便悄然无息了。屋子里有一张小桌，四周整整齐齐地放着四把椅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羊毛织的桌布，摆着一个插假花的瓶子。他穿过房间，走到通向庭院的屋门前停住脚步，把雨衣的兜帽往后一甩，摸着黑拉开猎枪的枪栓。然后，他平静甚至有些亲切地叫了一声：

“巴斯托尔。”

巴斯托尔出现在门口，手里正在拆卸单簧管的吹嘴。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小伙子，腰杆挺得笔直，刚刚长出的胡髭用剪刀修理得十分整齐。他看见塞萨尔·蒙特罗脚后跟使劲蹬在地上，猎枪提在腰间，装好子弹瞄准了他。他吓得目瞪口呆，一声没吭，面色顿时煞白，强挤出一丝苦笑。塞萨尔·蒙特罗站稳脚跟，用胳膊肘紧紧夹住枪托，咬紧牙关，扣了一下扳机。只听砰的一声，屋子抖了一下。也不知道是枪响之前还是枪响之后，塞萨尔·蒙特罗看见门外的巴斯托尔像条虫子似的扭着身体向前爬了几步，身子底下是一片沾满鲜血的细碎的羽毛。

枪响的时候，镇长正要进入梦乡。一连三个晚上，他牙疼得睡不着觉。今天清晨，望弥撒的晨钟第一次敲响时，他吞下了第八片止痛片。牙疼稍微好了一点，听着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的嗒嗒声，他渐渐有了些睡意。入睡时，牙虽不疼了，可还是一跳一跳的。枪声一响，镇长猝然惊醒，伸手抄起手枪和子弹带。平素他总是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吊床旁的一把椅子上，左手一伸就能够着。醒来以后，他只听到细雨的沙沙声，还以为自己做了个噩梦，牙又开始疼了。

镇长有点发烧，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面颊肿了起来。他打开一个装薄荷油膏的盒子，把油膏涂在痛处。嘴巴肿了，一直没法刮脸。骞地，透过雨声，他听到远处人声嘈杂，于是走到阳台上。街上的居民正朝广场跑去，有些人只穿着睡衣。一个小伙子扭过头来，举起双臂，边跑边朝他喊道：

“塞萨尔·蒙特罗杀死了巴斯托尔。”

广场上，塞萨尔·蒙特罗端着枪对着人群转来转去。镇长简直认不出这个人了。他用左手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广场中央走去。人们给他闪出一条路。从台球厅里走出一名警察，端着一支上了膛的步枪，瞄准着塞萨尔·蒙特罗。镇长压低声音对他说：“别开枪，畜生！”他边说边把手枪装进枪套里，从警察手中夺过步枪，举着它继续走向广场中央。人群纷纷往墙边退去。

“塞萨尔·蒙特罗，”镇长高声叫道，“把猎枪交给我。”

这时候，塞萨尔·蒙特罗才看见镇长。他猛地一跳，扭过身子来对着镇长。镇长立刻扣住扳机，但是没有开枪。

“过来拿吧！”塞萨尔·蒙特罗喊道。

镇长左手端好枪，右手抹了抹眼皮上的雨水，一步步地朝前走，手指紧张地扣住扳机，两眼死死地盯着塞萨尔·蒙特罗。突然，他止住脚步，用和蔼的口吻说：

“把枪扔在地上，塞萨尔。别再干蠢事了。”

塞萨尔·蒙特罗倒退了一步。镇长依然紧张地扣着扳机，浑身上下的肌肉一动也不动，直到塞萨尔·蒙特罗手往下一垂，把猎枪扔在地上。这时候，镇长才发觉自己只穿着一条睡裤，可站在雨里还是热汗涔涔，牙也不疼了。

家家户户纷纷打开大门。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冲到广场中央。人群随着他们聚拢过来。警察半转过身，举起枪大声喊道：

“往后退！”

镇长谁也不看，平心静气地说：

“请大家退出广场。”

人群散开了。镇长搜了搜塞萨尔·蒙特罗身上，不过没叫他脱掉雨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找到了四发子弹，裤子后兜里找到一柄牛角把的匕首，另一个兜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拴着三把钥匙的金属环和四张一百比索的票子。塞萨尔·蒙特罗张开两手，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偶尔转动一下身体，听任镇长搜身。搜查完毕，镇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将东西和塞萨尔·蒙特罗一起交给他们。

“立刻把他带到镇长办公室去，”他命令说，“可要好好看管他。”

塞萨尔·蒙特罗脱下雨衣，交给一名警察。他昂首阔步地在两名警察中间走着，毫不理睬蒙蒙细雨和广场上聚集的困惑不解的人群。镇长目送着他走远，心里像是在琢磨着什么。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做了个哄赶小鸡的手势，嘴里嚷道：

“散开，散开。”

他用赤裸的胳臂擦擦脸上的雨水，然后穿过广场，走进巴斯托尔家。

死者的母亲瘫软在一把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圈妇女，正在使劲给她扇扇子。镇长把一名妇女往边上一推，说道：“放点儿空气进来吧。”那女人扭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让她喘口气。”

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边上，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直冲鼻孔。几个男人正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散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回鸽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它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尸体的腰部有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尸体身上的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他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神点，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女人们的哭声。号叫声和令人窒息的气味让屋里的空气显得越发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

“像头猪似的！”镇长回答道。

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停了，但阴暗的天空仍然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了，”镇长不耐烦地说，“您不用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

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并命令警察撤掉守卫。被挡在外面的人群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台球厅。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

往常这个时候，台球厅是不开门的。今天，还不到七点钟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吧台喝咖啡，他们多半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一边穿上干净衣服，一边默不作声地侧耳聆听着周围人的交谈。离开台球厅时，他已经把事件的细节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扰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沿着石墁的街道走去，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止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受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沿街走着，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色的货物摆出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谁也看不出来，他满头油光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结实而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牙齿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大夫问。

“一颗倒霉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他走到码头尽头，敲了敲一户人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有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什么也没穿。

“快收拾收拾，跟我处理尸体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处理尸体的手续吗？”

“当然。”法官答道。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上，看看要填写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他摊开双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中。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条干净毛巾，又裹上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卧室走。

“我给您拿香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边应和边看了看手掌，然后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尽是鸽子毛。”他说。

他坐到床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浓咖啡，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穿好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

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隆起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像平时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待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他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开了灯，蚊虫像一层云雾似的把神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药，呛得他自己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累得他热汗淋淋。他脱下黑袍子，换上平时穿的那件打补丁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趁这个工夫把葱头切成细长条。然后，他把食物通通倒在一个盘子里，里面盛着午饭吃剩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冷米饭。他端着盘子来到桌边，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神父用餐刀把食物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起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仔细地咀嚼着，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粒米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堂区档案。屋角放着一把高背藤摇椅，椅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挂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卧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憋闷。他打开一包番石榴做的甜饼，又倒了满满一碗水，一边吃甜饼一边直勾勾地瞧着日历。吃一口，喝一点水，目光始终盯在日历上。最后，他打了个嗝，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书房进餐，每天丝毫不变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他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妥。

做完晚祷，特莉妮达来向神父要钱买砒霜。神父第三次拒绝了她，说放上老鼠夹子就行了。特莉妮达坚持说：

“老鼠太小，把奶酪偷走了，夹子却夹不着。最好还是在奶酪里掺上毒药。”

神父觉得特莉妮达说得有理。他刚要说这句话，突然从教堂对面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打破了教堂的宁静。起先是喑哑的嗡嗡声，后来又是针头划唱片的刺啦声，最后是以尖厉的小号开头的曼波曲。

“今晚有电影吗？”神父问。

特莉妮达说有。

“知道演什么吗？”

“《塔桑和绿衣女神》，”特莉妮达答道，“就是上个礼拜天因为下雨没演完的那部片子。大家都说不错。”

安赫尔神父走到钟楼下面，慢悠悠地敲了十二下钟。特莉妮达不由得大吃一惊。

“您弄错了，神父，”她边说边摆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是部好片子。您好好想一想，上个礼拜天您可根本没敲钟。”

“这是对全镇居民缺乏尊重。”神父说。他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气喘吁吁地重复了一句：“缺乏尊重。”

特莉妮达明白了他的意思。

“人人都知道刚举行过葬礼，”神父说，“全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抬棺材。”

过了一会儿，安赫尔神父送走了特莉妮达，关上面向空荡荡的广场的大门，又关了教堂里的灯。当他穿过走廊朝卧室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忘记给特莉妮达买砒霜的钱了，于是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前额。但是走到房门口时，他又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片刻之后，神父坐在书桌前，准备写完头天晚上开了头的那封信。他把长袍齐胸以上的扣子都解开，把信纸、墨水瓶和吸墨纸摆在桌上，伸手到衣兜里找眼镜。摸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眼镜还在送葬时穿的那件长袍里，又站起来去取。他把昨天写的重读了一遍，动手写另外一段。这时候，有人连叩三下门。

“进来！”

来人是电影院的老板，矮个儿，面色苍白，脸刮得干干净净，总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身穿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衣服，整齐得无可挑剔，脚上穿着一双两色的鞋。安赫尔神父请他在藤摇椅上坐下。老板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打开，掸了掸座位上的灰尘，叉开两腿坐下来。安赫尔神父这才看清楚他腰里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手电筒。

“请问有何贵干？”神父说。

“神父，”老板几乎喘不过气来，“请您原谅我冒昧介入您的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您可能有些误会。”

神父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塔桑和绿衣女神》是一部有益于大众的影片，”老板继续说，“上礼拜天您本人就这么说过。”

神父想打断他的话，可是老板扬起一只手，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完全同意您敲钟以示警告，”他说，“因为的确有一些片子有伤风化。只是这部片子没有一点不雅的地方。我们打算礼拜六演一次儿童专场。”

安赫尔神父告诉他，从每个月通过邮局收到的影片目录中看，这部确实不属于有伤风化的片子。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放电影，”神父接着说，“那是对死了人的小镇上的居民缺乏尊重。这也是道德问题啊。”

老板看了看神父。

“去年，警察在电影院里打死一个人，尸体刚一抬走，电影便接着往下演了。”老板大声说。

“今年情况不同了，”神父说，“连镇长都换了人啦。”

“再举行选举的时候，还会来场大屠杀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自从有这个小镇以来，事情就一直是这样。”

“那就走着瞧吧。”神父说。

老板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他抖了抖衬衣透透气，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里分明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是今年以来第三部受到大家欢迎的影片，”他说，“上个礼拜天下雨，剩下三盘没放完，很多人都想知道片子的结局。”

“钟已经敲过了。”神父说。

老板绝望地长叹一声，直愣愣地瞅着神父，似乎还在等着什么，其实他只是在想，这间书房真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这么说，无法挽回了？”

安赫尔神父摇了摇头。

老板用手掌拍拍膝盖，站起身来。

“好吧，”他说，“真拿您没有办法。”

他把手帕叠好，揩干脖子上的汗水，哭丧着脸瞧了瞧书房。

“简直是座地狱。”他说。

神父把他送到门口，然后插上门闩，坐下来接着写信。他又从头看了一遍，把刚才被打断的那段写完以后，停下笔来陷入沉思。这时候，喇叭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亲爱的观众，”一个声音说，“本院为向死者致哀，今晚电影到此结束。”安赫尔神父听出是老板的声音，脸上漾起了笑容。

天气越发热了。神父还在写信，偶尔停下笔来擦擦汗，把写完的段落重读一遍。就这样一共写了两页纸。刚签好名，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地面的潮气钻到房间里来。安赫尔神父在信封上写好地址，盖上墨水瓶盖，准备把信纸叠好。但在这之前，他又重新读了读最后一段，然后打开墨水瓶盖，写了以下的附言：又下雨了。今冬气候如此，加之上述情况，估计今年的日子不太好过。

第二章

星期五清晨，气候温和干燥。这天早上，阿尔卡迪奥法官和他女人欢爱的时候，把蚊帐的挂绳扯断了，两个人一起跌到地上，裹在蚊帐里。

“搁在这儿吧，”法官的女人喃喃地说，“待会儿我来收拾。”

他们赤条条地从乱作一团的蚊帐里爬出来。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到箱子前去找一条干净的内裤。等他回来，他的女人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收拾蚊帐。法官走过去，也没有看他的女人一眼，就坐在床铺的另一边穿鞋子，还哼哼地喘着粗气。那女人跟了过来，把圆鼓鼓的肚子抵在他的胳臂上，用牙齿咬他的耳朵。法官轻轻把她推开。

“让我安静一会儿。”他说。

他的女人咯咯咯地笑了一阵，显得底气很足。她跟在男人后面走到房间另一端，用手指捅了捅他的腰眼。“驾！小毛驴！”她说。法官往旁边一跳，推开了她的手。她不再逗弄她的男人了，呵呵大笑起来。蓦地，她把脸一绷，高声叫道：

“耶稣！”

“怎么啦？”法官问。

“门敞着哪！”她大声地说，“哎呀！真丢人！”

她咯咯笑着跑进盟洗室。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等着喝咖啡。牙膏里的薄荷味凉丝丝的十分爽口。他高高兴兴地走到大街上。太阳黄澄澄的。叙利亚人坐在自家店铺门前，凝望着静静的小河。走过希拉尔多大夫诊所的时候，法官用手挠了挠纱门，脚步不停地嚷道：

“大夫，治头疼哪种药最好？”

大夫从屋里回答说：

“头天晚上别喝酒最好。”

码头上，有几个女人正在高声谈论昨天晚上贴出来的一张新匿名帖。今天黎明时，天气晴朗，没有下雨。女人们去望五点钟的弥撒，看到了这张帖子，眼下弄得满城风雨。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停下来。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头牤牛，被人穿上鼻环直往台球厅里拉。进去后，法官要了一瓶冰镇啤酒和一片止痛片。刚刚九点钟，台球厅里已经高朋满座了。

“全镇的人都在闹头疼。”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拿着酒瓶走到一张桌子前。桌边有三位顾客守着啤酒杯在发呆。他在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来。

“又出事了？”他问。

“今天早晨贴出了四张匿名帖。”

“大伙儿看到的那张，”其中一个人说，“是给拉盖尔·孔特蕾拉丝贴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边嚼着止痛片，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第一口喝下去，觉得有点恶心。随后肚子里有了底，再喝就觉着清新爽口了。

“上面说些什么？”

“都是些混账话，”那个人说，“说她今年出了几趟门，她自己说是去装牙套，其实是去打胎。”

“这件事还用得着贴匿名帖？”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人们早就传开了。”

炎热的太阳刺得人眼睛生疼。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却还没有觉出早晨带给人的不适。他径直朝法院走去。法院秘书——一个干瘦的老头——正在那儿煺鸡毛。他用疑惑的目光从眼镜上面看着法官。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这档子事总得办啊。”法官说。

秘书趿拉着一双拖鞋走到院子里，隔着栅墙把煺了一半毛的母鸡交给饭店的厨娘。虽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接任已经十一个月了，今天却是他第一次坐在办公桌前。

这间破旧的办公室被一道木栅栏隔成两间。外屋，在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公正之神的画像下面，放着一张木制的长靠背椅。里屋，面对面放着两张旧办公桌，还有一个书架，书上积满尘土，另外有一台打字机。法官的办公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铜十字架。对面墙上挂着一幅镶框的石板画，画上有一个笑眯眯的秃顶胖男人，胸前佩戴着总统绶带，下面有一行金灿灿的大字:和平与正义。这幅画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件新东西。

秘书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开始用掸子掸掉办公桌上的灰尘。“要是不把鼻子遮上点儿，准得咳嗽。”他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坐在转椅里把头朝后一仰，伸直两条腿，试了试椅子的弹簧。

“摔不下去吧？”他问。

秘书摇了摇头。“上届法官维特拉遇害的时候，弹簧全都绷开了，”他说，“现在已经修好了。”他没有放下手帕，又接着说：

“换了政府以后，镇长马上派人来修理转椅。把专案人员派出去，四处进行调查。”

“镇长巴不得法院能正常工作。”法官说。

他打开中间的抽屉，拿出一串钥匙，接着把抽屉一个个全都打开。抽屉里塞满了纸。法官用食指翻了翻那些纸片，浏览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然后，他又把抽屉关好，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了一下。桌上有一个红墨水瓶、一个蓝墨水瓶和一红一蓝两支钢笔。墨水已经完全干了。

“镇长对您很有好感。”秘书说。

法官坐在转椅里摇来摇去，一边擦抹椅子扶手，一边用阴郁的目光望着秘书。秘书凝视着他，似乎要把此时此刻的光线下法官端坐在转椅上的姿态永远印在脑海里。他用手指着法官说：

“维特拉法官遭到枪击的时候，和您现在的姿势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法官用手敲了敲太阳穴上暴出的青筋。他的头又疼了起来。

“当时我在这儿。”秘书朝木栅另一边走去，指着打字机继续说。他一面不住地唠叨着，一面趴在木栅上，举起掸子当枪一样对准阿尔卡迪奥法官，那副架势活像牛仔片里的江洋大盗。“三名警察就这样站着，”他说，“维特拉法官一看见他们，立刻举起双手，慢吞吞地说：‘别杀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椅子砰地倒在一边，维特拉法官摔倒在另一边，中弹身亡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用手使劲按住脑袋，直觉得里面咚咚直跳。秘书解下手帕，把掸子挂在门后，又说：“这件事，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只要他在这儿，就要保证选举的纯洁性。”说到这儿他住了口，只见法官用手捂着胸口，蜷缩在办公桌上。

“您不太舒服吗？”

法官回答说，是的。他讲了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要秘书到台球厅去要一片止痛片和两瓶冰镇啤酒。一瓶啤酒下肚后，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心里清爽多了，脑袋也清醒了。

秘书在打字机前坐下来。

“现在有什么可干的？”他问。

“没什么事。”法官说。

“您看，我能不能离开一下，帮玛丽娅把鸡毛煺了。”

法官不同意。他说：“这里是执法机关，不是煺鸡毛的地方。”他摆出一副关切的样子，自上而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又接着说：

“您把那双拖鞋扔了，穿双好鞋再来上班。”

临近中午的时候，天气越发热了。到十二点钟，阿尔卡迪奥法官已经灌下一打啤酒。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醉眼迷离地跟秘书谈起过去逍遥自在的生活。一个个漫长的礼拜天都是在海滨度过，不知餍足的混血女郎躲在大门洞里，和男人寻欢作乐。“那时候，生活就是如此。”法官一边说，一边把大拇指和食指捻得啪啪响。秘书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阿尔卡迪奥法官说着说着，舌头有点不太灵便了，却愈发起劲地回忆着往事。

一点的钟声敲响了，秘书显得不太耐烦。

“汤都凉了。”他说。

法官不让他站起来，说道：“在这种镇子上，难得碰上一位像您这样有才干的人。”秘书连声道谢。他热得筋疲力竭，只得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这个礼拜五真是长得没有尽头。两个人坐在炽热的锌板屋顶下又闲扯了半个钟头。天气热得像蒸笼，镇上的人开始睡午觉了。秘书勉力支撑着，又提到匿名帖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耸耸肩。

“你也在挂念着这件缺德事哪。”法官说，他第一次用“你”来称呼秘书。

秘书不打算再闲聊下去，饥饿和憋闷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他并不认为张贴匿名帖仅仅是件蠢事。“已经死了一个人，”秘书说，“照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接着，他讲述了某镇发生的事。他说，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那个小镇七天之内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里刨出来，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法官听着秘书的讲述，脸上露出嘲讽的神情。他慢悠悠地解开衬衣扣子，心里想，这位秘书倒挺喜欢情节恐怖的故事。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本非常简单的侦探小说。”法官说。

秘书摇了摇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破解奇案的组织。每个成员都要看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就停下来。周末，大家聚在一起来破解这些案件。“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法官说，“我很熟悉经典作家的作品，这自然帮了我大忙。经典作家们发现了生活的一条逻辑，借助它可以洞察一切秘密。”接着，他举出一个例子：一天晚上十点钟，有一个人在一家旅馆登记住宿，登完记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服务员给他送咖啡，发现他死在了床上，而且尸体已经腐烂。把尸体一解剖才发现，原来头天晚上的来客早在八天前就死了。

秘书站起身来，浑身的骨节咔吧咔吧直响。

“这就是说，来客到旅馆之前已经死了七天。”秘书说。

“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接着说，“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个秘密就被点破了。”

他正要把秘密说出来，秘书却忍耐不住了。“自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没有人弄清过匿名帖是谁贴的。”他毫不客气地说。阿尔卡迪奥法官斜睨着他。

“我敢打赌，我会发现的。”法官说。

“好吧，一言为定。”

对面房子里，蕾薇卡·德阿希斯躺在闷热的卧室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她脑袋深深地埋在枕头里，打算睡午觉，可又睡不着。她在太阳穴上贴了两片湿润的树叶。

“罗贝托，”她冲着丈夫说，“你再不开窗子，我们都要热死了。”

罗贝托·阿希斯打开窗户。这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正好离开办公室。

“你睡吧。”罗贝托·阿希斯恳求体态丰盈的妻子说。她身穿一件薄薄的尼龙衫，张开两只胳臂，躺在玫瑰色的幔帐里。“我发誓把这一切通通忘掉。”

妻子叹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罗贝托·阿希斯睡不着觉，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天亮的时候，他差一点抓住那个张贴匿名帖的人。他听见房子前面有沙沙的纸声，还听见有人用手来回摩挲，把纸平贴在墙上。不过，他明白得太晚了。等他打开窗子一看，匿名帖已经贴好，广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从那时候起，蕾薇卡·德阿希斯一直费尽心思地开导她丈夫，劝他不要激动。最后，她提出一个绝办法：为了彻底证明她的清白无辜，她愿意当着丈夫的面向安赫尔神父大声忏悔。这个委曲求全的法子还真灵验。罗贝托·阿希斯尽管气昏了头，听到妻子提出这个办法，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闹下去了。到下午两点钟，他答应妻子说，不再惦记匿名帖的事了。

“心里有事最好说出来，”妻子闭着眼睛说，“闷在肚子里，会闹大病的。”

罗贝托·阿希斯走出房间，顺手把门关好。在这栋宽敞昏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子中，他听见隔壁屋里隐隐地传出电风扇的呼呼声，母亲正在睡午觉。他从冰箱里取出一杯柠檬水，喝了下去。黑人厨娘睁开一双困倦的眼睛看了看他。

厨娘待在一个风凉的地方，问罗贝托·阿希斯要不要吃午饭。他掀开锅盖，一只甲鱼四脚朝天地漂在滚开的水里。他脑海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只甲鱼被扔进锅里的时候，还是活生生的，等到把它端上桌子，用刀切开，它的心脏恐怕还得跳一阵吧。想到这儿，他并没有感到震悚。心底如此坦然，今天这还是头一次呢。

“我不饿。”说着他把锅盖盖好。走到门口，又说：“太太也不吃了。她一整天都闹着头疼。”

他的房间和母亲的房间有一条墁着绿砖的走廊相连。从走廊上望去，可以看见院子深处有一个铁丝搭的鸡窝。在靠母亲那边，走廊的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还有好多盆艳丽夺目的鲜花。

他七岁的女儿刚刚在躺椅上睡完午觉，面颊上还留着藤条的印迹。她嘟嘟嚷嚷地向父亲问了声好。

“快三点了。”罗贝托·阿希斯压低声音说，然后又慈祥地补了一句：“快醒醒吧。”

“我梦见一只玻璃猫。”女儿说。

他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怎么回事？”

“全身都是玻璃的，”女儿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她梦见的那只猫什么模样，“就跟一只玻璃小鸟一样。不是鸟，是猫。”

罗贝托·阿希斯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愣怔怔的仿佛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把梦忘掉吧，”他咕咕哝哝地说，“这种事不值得记住。”这时，只见母亲走到卧室门口，他顿时打起精神来。

“你好点儿了。”他说。

阿希斯寡妇苦笑了一下。“我一天比一天好，好去投张票。”她抱怨地说，边说边把浓密的铁青色头发挽了个髻，然后走到走廊上给鸟笼换水。

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刚才女儿睡觉的躺椅上，用手垫着后脑勺，一双无神的眼睛瞧着身穿黑衣、骨瘦如柴的母亲和小鸟悄悄地低语。小鸟浸到冷水里，欢快地扑棱着翅膀，把水溅了老太太一脸。阿希斯寡妇换完水，扭过脸来，心神不安地打量着自己的儿子。

“你上山去了？”她说。

“没去，”儿子说，“有些事要办。”

“礼拜一再走吧。”

罗贝托·阿希斯用目光表示同意。这时候，一个赤脚的黑人女仆领着小女孩穿过堂屋，送她去上学。阿希斯寡妇站在走廊上，一直等到她们走出去。随后，她向儿子打了个手势，罗贝托·阿希斯跟着她来到宽敞的卧室里。电风扇还在呼呼吹着。老太太疲惫不堪地一屁股跌坐在电风扇前破旧的藤摇椅上。刷过浆的洁白的墙上悬挂着九个镶黄铜边的镜框，里面放着几个人童年时的照片。罗贝托·阿希斯躺在华丽的床上。照片上有些人就是郁郁不乐地老死在这张床上的，其中就有罗贝托·阿希斯的父亲。他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

“出了什么事？”寡妇问。

“你相信人们说的话吗？”罗贝托·阿希斯反问了一句。

“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话都得信啊。”寡妇回答说，接着又淡淡地问道：“人们说些什么？”

“说蕾薇卡·伊莎贝尔不是我亲生女儿。”

寡妇在摇椅上慢慢地摇晃起来。“按说她的鼻子长得可像阿希斯家的人。”她沉吟了一会儿，又漫不经心地问：“是谁说的？”罗贝托·阿希斯用牙咬着手指甲。

“有人贴了一张匿名帖。”

寡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的黑眼圈并非是长年失眠的结果。

“匿名帖又不是人。”她果断地说。

“不过，匿名帖上说的正是人们纷纷议论的，”罗贝托·阿希斯说，“虽然你也许不知道。”

其实，多年来镇上的人对她家有些什么议论，老太太是一清二楚的。像她这样的家里，到处都是女仆、干女儿、受保护的女人，上年岁的、年纪轻的都有，即使把她们通通关在卧室里，也难免要引起街谈巷议、流言蜚语。当年创建这个镇子的时候，阿希斯家的人不过是些猪倌而已。他们个个都好惹是生非，仿佛生下来就是为了教人议论的。

“人们说的话，虽然你听见了，”她说，“可也不一定都是真的。”

“蒙特罗家的罗莎莉奥和巴斯托尔一块儿睡觉，这件事谁不知道？”他说，“巴斯托尔最后那首歌就是献给罗莎莉奥的。”

“大伙儿说是那么说，可是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寡妇反驳道，“现在倒好，人们都知道了，那首歌是献给玛戈特·拉米蕾丝的。他们准备要结婚，这件事只有他们俩和巴斯托尔的母亲知道。要是他们不那么使劲地保守秘密就好了。唉，咱们镇上也只有这么一件事没透出风来。”

罗贝托·阿希斯飞快地瞥了母亲一眼。“今天上午，有一阵子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他说。寡妇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

“阿希斯家的人都爱争风吃醋，”她说，“真是家门不幸啊。”母子俩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工夫。快四点了，天气凉快下来。罗贝托·阿希斯关上电风扇，整栋房子顿时充满了女人的说话声和小鸟的啁啾声。

“把床头柜上那个药瓶递给我。”寡妇说。

她吃了两粒像人造珍珠一样圆滚滚的灰白色药丸，然后把药瓶交还给罗贝托·阿希斯，说道：“你也吃两粒吧，能让你好好睡上一觉。”罗贝托·阿希斯用母亲杯里剩下的水服下两粒药，把脑袋斜倚在枕头上。

寡妇舒了口气，沉思了片刻。她想着镇上那五六户和她家处境相似的人家，说道：

“这个镇倒霉就倒在男人都得去上山，女人单独留在家里。”这句话听上去，仿佛全镇居民都如此似的。

罗贝托·阿希斯渐渐地进入梦乡。寡妇瞅着他胡子拉碴的下巴和高耸的长鼻子，不由得想起了谢世的丈夫。阿达尔贝托·阿希斯也经历过这样绝望的时刻。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山民，一生当中只戴过一次赛璐珞的假领，而且总共才戴了十五分钟，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如今还摆在床头柜上。据说，就在这间卧室里，他杀死了一个同他老婆睡觉的男人，随后又把他偷偷地埋在院子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用猎枪打死的是一只长尾猴。当时，阿希斯太太正在换衣服，这只猴子蹲在卧室的房梁上，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她，一边手淫。猴子死了四十年了，可是流言一直未得更正。

安赫尔神父顺着陡峭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上走。二楼走廊的墙上挂着几支步枪和子弹带。走廊尽头，一个警察仰面朝天躺在行军床上。他看书看得入了神，直到听见有人向他打招呼才发现神父来了。他把杂志一卷，翻身坐了起来。

“看什么呢？”安赫尔神父问。

警察给他看了看那本杂志。

“《特利与海盗》。”

神父扫视了一下那三间钢筋水泥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朝走廊的一面有个栅栏门，铁门闩又粗又大。在中间的牢房里，另外一名警察穿着短裤，叉开两腿，躺在吊床上睡得挺香。另外两间牢房空荡荡的。安赫尔神父向警察打听塞萨尔·蒙特罗关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警察用下巴指了指一扇紧闭着的房门说，“那是头儿的房间。”

“能和他谈谈吗？”

“不行，不准他和外界接触。”警察说。

神父没再坚持。他只是问了问犯人目前情况如何。警察回答说，他被安置在警察局最好的房间里，阳光充足，还有自来水。可是，他已经二十四小时没吃东西了。镇长派人从饭店里给他送饭，他就是不肯吃。

“他是怕人家给他下毒。”警察最后说。

“你们应该从他家里给他打饭。”神父说。

“他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

神父嘟嘟哝哝，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这件事我去和镇长谈谈。”他打算朝走廊的尽头走去，镇长派人在那里修了一间装有铁甲的办公室。

“他不在，”警察说，“这两天他牙疼，一直待在家里。”

安赫尔神父去拜访镇长。镇长精神委顿地躺在吊床上，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罐盐水、一包止痛片，还有子弹带和手枪。他的腮帮子还在发肿。安赫尔神父把一把椅子挪到床前。

“找人把牙拔了吧！”神父说。

镇长漱完口，把盐水吐到便盆里。“说得容易。”他把头俯在便盆上说。安赫尔神父明白他的意思，低声说道：

“要是您同意的话，我可以去跟那个牙医说一说。”神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又壮着胆子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就像头骡子，”镇长说，“早晚得给他几枪，把他脑袋打成漏勺。到那时候，我们俩就疼得差不离了。”

神父眼瞅着镇长走到水池边上。镇长拧开水龙头，把红肿的脸颊放在凉水底下冲了一阵，觉得舒服多了，然后他嚼了一片止痛片，用手捧起自来水喝了一口。

“说真的，”神父坚持道，“我可以去找牙医说说。”

镇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随您的便吧，神父。”

镇长仰面躺在吊床上，闭目养神，两手放在后脑勺下，气哼哼地直喘粗气。牙不那么疼了。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只见神父坐在吊床旁边默默地注视着他。

“您又要为镇上哪一位说话呀？”镇长问。

“塞萨尔·蒙特罗，”神父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做忏悔。”

“眼下他不能和外界接触，”镇长说，“等明天预审之后，他可以向您忏悔。礼拜一得把他押送走。”

“要关押四十八小时。”神父说。

“哼，这颗牙折磨我两个礼拜了。”镇长说。

在幽暗的房间里，蚊子开始嗡嗡叫起来。神父朝窗外望了一眼，只见一片绯红的云彩飘浮在小河的上空。

“那吃饭的问题呢？”神父问道。

镇长下了床，把阳台的门关好。“我已经尽到责任了，”镇长说，“他既不愿意别人去打扰他老婆，又不肯吃饭店里做的饭。”说着，他开始在房间里喷洒杀虫药。神父在口袋里摸着手帕，害怕被药水呛得打喷嚏。他没找到手帕，却摸到了一封揉皱的信。“哎呀！”神父喊了一声，连忙用手指把信捋平。镇长停了下来，神父用手捂住鼻子，巳经来不及了。他一连打了两个喷嚏。“有喷嚏尽管打吧，神父。”镇长说，接着微微一笑，又加重语气道：

“咱们是讲民主的嘛！”

安赫尔神父也笑了。他拿出封好的那封信，说：“我忘了把信交给邮局了。”然后他从衣袖里找到手帕，擦了擦被杀虫药刺激得发痒的鼻子。他还在想着塞萨尔·蒙特罗。

“这样做等于教他挨饿。”神父说。

“那是他自讨苦吃，”镇长说，“我们也不能把饭强塞到他嘴里去。”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心灵。”神父说。

安赫尔神父用手帕捂住鼻子，两眼瞅着镇长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喷药。等镇长喷完，他又说：“他害怕人家给他下毒，这说明他的心灵十分不安。”镇长把喷雾器撂在地上。

“巴斯托尔很讨人喜欢，这一点他很清楚。”镇长说。

“塞萨尔·蒙特罗也讨人喜欢。”神父反驳道。

“可是，被打死的是巴斯托尔啊。”

神父看了看手中的信。这时，天色越发暗淡了。“巴斯托尔都没来得及忏悔。”神父咕咕哝浓地说。镇长把灯打开，躺到吊床上。

“明天我会好一点，”镇长说，“提审后，他可以做忏悔。您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表示同意。“我不过是为了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说完，他神态庄重地站起来，劝说镇长别服太多止痛片。镇长一面答应着一面叮嘱神父别忘了寄信。

“还有一件事，”镇长说，“无论如何您得跟那个拔牙的说一说。”他望着正在下楼的神父，又微笑着说：“事情办成了，大家更能相安无事嘛。”

邮电局局长坐在办公室门口，看着暮色愈来愈浓。安赫尔神父把信交给他，他走进邮电局，拿出一张一角五分钱的邮票，这是寄航空信的邮资，还要缴支援建设的附加邮费。局长用舌头把邮票洇湿了，又去翻办公桌的抽屉。路灯亮了，神父把几枚硬币往柜台上一丢，没有告辞就走了。

局长还在翻抽屉。翻了一会儿，他自己也不耐烦了，抄起钢笔在信封角上注明：没有五分的邮票。然后，他在下面签上字，盖上邮戳。

当天夜里，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发现圣水池里漂着一只死老鼠。特莉妮达正在洗礼堂里安放老鼠夹子。神父捏着尾巴把老鼠提溜出来。

“你这么干，别人可要倒霉了。”神父拿着死老鼠在特莉妮达眼前晃了晃，对她说，“有的教徒用瓶子装圣水，带回去给病人喝，难道你不知道？”

“这又怎么了？”特莉妮达问。

“什么怎么了？”神父说，“这还不明白，病人喝下的圣水里有砒霜。”

特莉妮达告诉神父他还没把买砒霜的钱给她呢。“那是石膏！”接着，她一五一十地对神父说，她把石膏撒在教堂的角落里，老鼠吃了石膏，过一会儿渴得要命，于是跑到圣水池里喝水。石膏遇见水，在胃里就变硬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拿钱去买砒霜吧，”神父说，“我可不想在圣水池里再看见死老鼠。”

书房里有几位女信徒正在等他，为首的是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神父把买砒霜的钱交给特莉妮达，说了声“屋里真热”。随后，他站在书桌旁，对面坐着三位太太，一语不发地等着他。

“有话请讲，尊敬的夫人们。”

她们互相望了望。蕾薇卡·德阿希斯太太打开那把日本山水画折扇，直截了当地说：

“就是为了匿名帖的事，神父。”

她像给小孩讲神话故事的，用委婉的语气讲述了镇上居民的惊恐情绪。她说，巴斯托尔之死固然“完全是个人的事”，但是所有体面人家无不感到必须过问匿名帖的事。

年纪最大的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拄着阳伞，把话说得最明白：

“我们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妇女们决定干预这件事。”

安赫尔神父琢磨了一小会儿。蕾薇卡·德阿希斯长长地吐了口气。神父暗自心想：这个娘儿们怎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热烘烘的香味。你看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白腻腻的皮肤照得人眼花缭乱，她长得多么丰满啊！神父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

“依我看，”他说，“对那些乌七八糟的话，我们不必介意。应该站得高一些，像以往一样，还是遵照上帝的意旨办事。”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另外两位太太不同意，她们觉得，“长此以往，这种灾难定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时候，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一颤一颤地响起来了。安赫尔神父用手拍了拍前额。“对不起。”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找出教会审查过的电影目录。

“今天放什么电影？”

“《空中大盗》，”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是一部战争片。”

安赫尔神父按照字母的顺序，用食指点着长长一串经过批准的电影目录往下找，嘴里嘟囔着一个个片名。翻过一页，他停下来说：

“《空中大盗》。”

找到片名后，神父又用食指顺着横向查找对该片的道德评价。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影院老板的声音（本来应该放唱片的）。老板宣布，由于天气不好，影片暂停放映。屋里的一个女人补充说，观众们提出如果影片放映不到一半因雨停映，他们就要求退票。因此，老板才决定干脆不放了。

“太可惜了，”安赫尔神父说，“这部影片对大家都有教益。”

他合上电影目录，又接着说：

“我过去说过，咱们镇上的人都是遵守教规的。记得十九年前我来接管这个堂区的时候，曾经有十一户有地位的人家公开姘居。如今只剩下一户了。但愿这一户也维持不了多久。”

“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自己，”蕾薇卡·德阿希斯说，“那些可怜的人们……”

“不必担心，”神父没容她把话说完，又继续说下去，“应该看到咱们镇上的变化。那个时候，来过一个俄国舞女，在斗鸡场专门为男人演出。演到最后，她居然把身上穿的衣服来了个大拍卖。”

阿达尔希莎·蒙托娅打断神父的话：

“是有那么回事。”

是的，她确实记得人们传说的那件丑闻。当时，那个舞女脱得赤条条的。一个老头子在走道上大嚷大叫起来，随后跑到最高一层台阶，冲着观众撤尿。据说，其他观众也纷纷仿效。在一片狂呼乱叫中，你冲着我撒尿，我冲着你撒尿。

“现在，”神父接着说，“事实证明，咱们镇上的人是最听教区的话的。”

神父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他谈到在同人类的弱点和缺陷作斗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时刻，直讲得几位虔诚的太太热得再也听不进去了。蕾薇卡·德阿希斯又打开了折扇。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才发现，原来那股香味是从扇子里冒出来的。在憋闷的房间里，檀香味几乎凝固起来，经久不散。神父连忙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捂上鼻子，免得再打喷嚏。

“此外，”神父接着说，“这座教堂在整个教区里是最破旧不堪的，几口钟全都裂了，教堂里到处是老鼠。这还不是因为我把全副精力都用于提倡道德和良好风尚了吗？”

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体力劳动，那是任何一个青年人都能干的。”说着，他站了起来，“而培养道德观念，则需要坚持多年，需要多年的经验。”蕾薇卡·德阿希斯抬起一只仿佛透明的纤手，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镶有一块碧绿的翡翠。

“正因为如此，”她说，“我们才认为这些匿名帖会使您前功尽弃。”

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人趁这个空说了一句：

“此外，我们还认为，现在咱们这里正休养生息，眼下这场灾难恐怕不太有利。”

安赫尔神父从柜子里找出一把扇子，不慌不忙地扇了起来。

“这两件事毫不相干。”神父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政治上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家庭的道德并没有改变。”

他站在三位妇女面前接着说：“再过几年，我要向主教区报告，这里已经是个模范镇了。现在只差派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到这里来，兴建本教区最好的教堂。”

他十分疲乏地向大家躬身施了一礼，又高声说道：

“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老还乡，心地坦然地告别众生。”

这句话立即引起三位太太的反对。阿达尔希莎·蒙托娅代表大家说：

“这里就是您的家乡，神父，我们希望您一直待到最后一分钟。”

“要是想兴建一座新教堂，”蕾薇卡·德阿希斯说，“我们马上可以开始募捐活动。”

“办事总得按部就班啊。”神父回答说。

过了一会儿，他换了一种口气说：“另外，我不想上了年纪还在堂区任职。我可不愿意像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那样。这位人称‘卡斯塔涅达-蒙特罗祭坛圣餐’的神父曾经向主教报告说，在他的堂区里，死鸟像暴雨一样往地上掉。主教派人去调查，看见他正在广场上和孩子们玩‘侦探捉贼’哪。”

几位太太听了这番话，有些莫名其妙。

“他是谁呀？”

“就是在马孔多接替我的那位堂区神父，”安赫尔神父说，“他整整一百岁了。”

第三章

早在九月底，人们就预料到今年冬天天气一定十分恶劣。到了周末，老天果然大逞淫威。礼拜日，滚滚的河水泛滥开来，在低洼地区横行肆虐。这一天，镇长一直躺在吊床上，嘴里嚼着止痛片。

直到礼拜一清晨，冬雨才小下来。镇上的人花了好几个钟头把一切重整就绪。台球厅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整个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停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停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收起来，“我脚上的鸡眼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踏着没到脚踝的泥水，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四十八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人家的便道上跳过去，却又迟疑了一下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跳。

“土耳其佬，大浑蛋。”

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收起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

“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

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薰衣草味，这股味道跟牙医那儿的来苏水味一样，他一闻就觉得呛鼻子。理发师从他的后脖梗开始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别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堂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那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她八成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然后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占上风。所以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1]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房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液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显示他的技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们抬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啊！”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

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像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拿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擦了擦。直到理完发，他没再说一句话。

卡米查埃尔先生系领扣的时候，发现里面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他把肩膀上的碎头发抖落掉，把雨伞挎在胳臂上，指着纸条问道：

“怎么不把它撕下来？”

“那不是为您贴的，”理发师说，“您是位公道人，我们都这么认为。”

这一回，卡米查埃尔先生毫不犹疑地跳上了便道。理发师目送他拐过墙角，又把目光转向那条混浊而汹涌的河流。雨停了。一片浓云一动不动地堆在小镇的上空。快一点钟的时候，叙利亚人摩西走进店来。他抱怨说，脑袋顶上的头发不住地脱落，脖梗上的头发又长得出奇地快。

每到礼拜一，摩西都来理发。平时，他总是耷拉着脑袋，用阿拉伯语打呼噜，理发师则在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可是今天理发师向他提了个问题，把他惊醒了。

“您知道，谁来过？”

“卡米查埃尔。”叙利亚人说。

“就是那个缺了八辈子德的黑人卡米查埃尔，”理发师一字一顿地说，“我恨透这种人了。”

“卡米查埃尔根本不算人。”叙利亚人摩西说，“大概是三年前吧，他连双鞋都买不起。要是谈论起政治，他可精到家了，闭着眼都能算账。”

摩西把下巴抵在胸前，又打起呼噜。理发师交叉着双臂站在摩西面前说：“我说你这个土耳其臭狗屎，说说看，你到底和谁站在一边？”叙利亚人不动声色地说：

“和我自己呗。”

“这就不好了，”理发师说，“最起码您不该忘记您那位老乡埃利亚斯的儿子被堂切佩·蒙铁尔打断过四根肋骨。”

“那得怨埃利亚斯倒霉，谁让他儿子参与政治的！”叙利亚人说，“现在，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在巴西跳舞，切佩·蒙铁尔呢，早完蛋了。”

镇长牙疼得一连折腾了好几个晚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离开家之前，他把右半边脸上的胡子刮了刮，左半边脸已经八天没刮了，也只好如此。然后，他穿上干净的军服和锃亮的漆皮靴子，趁着天不下雨，下楼到饭店去吃午饭。

餐厅里空无一人。镇长穿过几张四方餐桌，来到餐厅尽头，找个最僻静的地方坐下。

“来人哪！”他喊道。

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装，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放新闻，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名单。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餐厅，屋里显得越发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不停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商人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木头搭的破旧不堪的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前往马孔多谈判停战协议的途中，曾在这个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下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过来。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过两个小孩，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和其他家什。

镇长走到门口，喝道：

“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堂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

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堂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来。他点着一支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支，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餐厅，走到大门口，又转身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正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

“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啰啰唆唆地解释了一大通。

“你们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

他们是礼拜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早又发现匿名帖了。”

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颧骨高高的中年妇女便嚷嚷着出了牢房。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了！”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们听见，还要让全镇人都听见。

毛毛雨一个劲儿地下。下午，安赫尔神父还是照常到街上散步。离同镇长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早，神父信步走到遭受水灾的地方。在那里，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死猫漂浮在野花丛中。

回来的时候，天放晴了。耀眼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一条覆盖着油布的驳船顺着凝滞的、纹丝不动的河水朝下游开来。一个小孩从一间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跑出来，嚷嚷着说他从蚌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安赫尔神父把蚌壳放在耳边，果然听到大海的喧嚣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前，两手捂着肚子，眼睛盯着驳船，像是出神地欣赏着什么。再往前走过三家，就是商店和摆满杂七杂八的商品的橱窗。门口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叙利亚人。黄昏时，绯红的晚霞出现在天边。隔岸的鹦鹉啼声不断，猿猴阵阵哀啸。

各家各户打开了大门。人们聚集到广场上东拉西扯，有的在沾满灰尘的杏树下面，有的围在冷饮车周围，有的坐在路旁斑斑驳驳的花岗岩长凳上。安赫尔神父心想，每天一到这个时候，镇上就奇迹般地变了个模样。

“神父，您还记得集中营里的俘虏吗？”

安赫尔神父虽然没有看见希拉尔多大夫，可是听这话音他能想象得出大夫一定是躲在纱窗后面，脸上露出微笑。至于集中营里俘虏的照片，说实在的，他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看见过。

“请您到诊室来。”大夫说。

安赫尔神父推开纱门，只见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娃娃，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孩子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浑身皮肤焦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神父没闻到什么邪味，但是他想，这个病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

“这是谁？”神父问。

“我的孩子。”女人回答说。她仿佛自我辩解一样又加上一句:“两年前，这孩子便过一次血。”

病人的脑袋没有动弹，只把眼睛转向门口。神父不由得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

“怎么给他治的？”他问。

“这阵子一直给他吃绿芭蕉，”女人说，“这东西挺能止血的，就是他不爱吃。”

“你们应该带他来忏悔。”神父说。

话是这么说，可神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用手指搔搔纱窗，把脸贴近窗子往里看了看。希拉尔多大夫正在一个研钵里捣什么东西。

“这孩子是什么病？”神父问。

“我还没给他检查呢。”大夫回答说。然后，他边想边说：“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神父。”

神父没有答理他。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这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大夫说。

神父告辞出来。码头上没有一条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安赫尔神父心中明白，看见那个病孩子以后，他的心境大变。他骞然想起约会的时间已过，便连忙加快脚步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坐在一把折叠椅里，两手撑住头。

“您好。”神父慢吞吞地说。

镇长抬起头来。神父看见他那双红色的眼睛里充满绝望的神情，不禁颤抖了一下。镇长半边脸刚刚刮过，光溜溜的，另外那半边抹着泥灰色的药膏，简直像是泥泞的乱草堆。他嗓音嘶哑地哎哟了一声。

“神父，我得自己给自己一枪了。”

安赫尔神父听了大吃一惊。

“吃那么多止痛片，您一定是中毒了。”他说。

镇长用脚一下一下地猛踢着墙壁，两手揪住头发，狠狠地把脑袋往木板上撞。神父从未见过一个人竟会疼成这样。

“那就再吃两片药吧，”他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头晕时常服的药告诉了镇长，“再吃两片，死不了人。”

这话倒是不假。神父心里明白，面对人类的痛苦，他总是束手无策。他用眼睛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搜寻着止痛片。屋里靠墙放着六张小皮凳，还有一个玻璃橱，里面塞满尘封灰盖的纸张。共和国总统的画像挂在一枚钉子上。地上到处都是空玻璃纸包，这是止痛片留下的唯一痕迹。

“药在哪儿？”神父十分焦急地问。

“对我一点也不管用。”镇长说。

神父走到镇长身边，又问：“告诉我，药在什么地方？”镇长猛一挺身，安赫尔神父只见在自己眼前几厘米的地方有一张庞大而狰狞的面孔。

“他妈的，”镇长喊道，“我说过了，别再缠着我。”

他把一张小凳举过头顶，使尽浑身力气朝玻璃橱砸过去。安赫尔神父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他看到玻璃被砸得四处飞溅，这才明白过来。这时，镇长在一团尘雾中慢慢安静了。屋里一片死寂。

“中尉。”神父喃喃地说。

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走廊门口。镇长熟视无睹地扫了他们一眼，像只猫似的呼呼喘着气。警察们把枪放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安赫尔神父扶着镇长的胳臂，把他搀到折叠椅上。

“止痛片在哪儿？”神父固执地问。

镇长合上眼睛，脑袋往后一仰。“我再也不吃那些鬼玩意儿了，”他说，“吃得我耳朵嗡嗡直响，脑门子都木了。”这时，疼劲儿过去了，他扭过头来问神父：

“您跟牙医说了吗？”

神父默默地点了点头。镇长从神父的表情上已经猜出谈话的结果。

“您干吗不跟希拉尔多大夫说说？”神父建议道，“有的大夫也会拔牙。”

镇长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他会说没有钳子。”说罢，又添上一句：

“都在跟我作对。”

趁着这阵子牙不疼，镇长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整个一下午可把他折腾得够呛。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屋里已经黑了。镇长低垂着眼睑没有看神父，嘴里说：

“您是为塞萨尔·蒙特罗来的吧。”

神父没有答话。“我疼成这样，什么也干不了。”说着，镇长站起身来，打开灯。一群蚊虫从阳台一拥而入。时间过得这么快，安赫尔神父不禁吃了一惊。

“时间都过去了。”他说。

“不管怎么样，礼拜三得把他押走，”镇长说，“明天把该办的事办完，下午让他忏悔。”

“几点钟？”

“四点。”

“下雨也照常进行？”

镇长横了神父一眼，这一眼把两个礼拜以来牙疼积下的烦躁全都发泄出来了。

“天塌下来也照办不误，神父。”

镇长牙疼得很厉害，吃止痛片也不行。他把吊床挂在房间的阳台上，本想趁晚上凉快好好睡一觉。可还不到八点，他又疼得撑不住了。他下了楼，来到广场。广场上，一股股热浪憋得人昏昏欲睡。

他在广场周围转了转，没有遇见什么意外的事。牙依然疼得要命。他走进电影院。这下子可糟了。战斗机的嗡嗡声震得他格外疼痛，看了不到一半，他就离开电影院，来到药铺。这会儿工夫，堂拉洛·莫斯科特正要关门。

“有什么治牙疼的药给我来点儿，劲儿越大越好。”

药铺掌柜用惊讶的目光瞧了瞧他的面颊，然后穿过两排摆满药瓶（每个瓷瓶上都用蓝色字母标着药名）的玻璃柜，走到药房里面。镇长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个后脖梗粗壮又红润的家伙准在幸灾乐祸。镇长很了解他。药铺后面是两间住房。他老婆——一个肥胖的女人——已经瘫痪多年了。

堂拉洛·莫斯科特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瓷瓶回到柜台前，他打开药瓶，里面冒出一股甘甜的草味。

“这是什么？”

药铺掌柜把手指头伸进药瓶里去，摸着瓶里的干菜籽。“这叫独行菜，”他说，“您好好嚼一嚼，一点一点把汁嘬出来。治淤血红肿那是再好不过了。”他把几粒菜籽倒在手掌心，从眼镜上边望着镇长，说：

“把嘴张开。”

镇长往旁边躲了躲。他把药瓶转了一下，发现上面什么字也没写，又用眼睛盯住药铺掌柜。

“随便给点西药吧。”他说。

“什么西药也赶不上这个，”堂拉洛·莫斯科特说，“这药可管用了，这个土方子在老百姓当中流传三千年了。”

他找了张报纸，裁下一小片，把独行菜籽包好，动作很认真，态度很亲切、很和蔼，好像舅父给外甥叠纸鸟一样。包好纸包，他笑吟吟地抬起头来。

“您怎么不拿走啊？”

镇长没有搭腔。他拿出一张钞票，没等找钱就离开了药铺。

半夜过后，镇长还在吊床上辗转反侧，不敢嚼菜籽。约莫十一点钟光景，天气正热得出奇，突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继而转成毛毛细雨。镇长浑身发烧，四肢无力。身上出的汗冷冰冰、黏糊糊的，还一个劲儿地发抖。他趴在吊床上，张着嘴，默默地做祈祷。越祈祷，肌肉越紧张，最后竟然抽起筋来。镇长心里明白，虽然他很想靠近上帝，可是牙疼拉得他离上帝越来越远。他索性蹬上靴子，在睡衣外面罩上雨衣，径直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大喊大叫地闯进警察局。警察们似睡非睡地正在做噩梦，听见喊声，你挤我撞地跑到走廊上，摸着黑找武器。灯亮了，他们衣冠不整地等着镇长下命令。

“冈萨莱斯、罗维拉、佩拉尔塔。”镇长喊道。

被点到名字的三名警察走出队伍，来到中尉身旁。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混血种人，看不出镇长究竟为什么要点他们三个。三人当中，第一个满脸稚气，剃着光头，身穿一件法兰绒上衣。另外两个穿着军服，没有系扣，也露出里面穿的法兰绒上衣。

他们三个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只是跟在镇长后面，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楼梯，排成一队离开警察局。他们冒着蒙蒙细雨穿过大街，在镶牙铺门前停下来。警察用枪托猛砸两下，把大门砸破了。等到前厅灯亮，他们已经进到铺子里。一个身材矮小的秃头男人从后面门里走出来。他只穿了一条短裤，露出浑身的腱子肉，张着嘴，举起一只胳臂，正要穿浴衣。出来的一刹那，他愣住了，仿佛看到摄影师的闪光灯唰地一亮似的。紧接着，他朝后一闪，正好撞在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的妻子身上。

“站住！”中尉一声断喝。

那个女人哎呀了一声，用手捂住嘴，转身跑回卧室。牙医用手系着浴衣的带子，走到前厅。这时，他才认出那三个把枪对准他的警察和镇长。镇长的身上直往下滴水，两手插在雨衣兜里，静静地站在那儿。

“你老婆要是胆敢离开屋子，我就下令开枪。”中尉说。

牙医抓住屋门的把手，冲里面说：“喂，听见了吗？我说。”他轻手轻脚地关上卧室门，然后朝镶牙室走去，乌黑的枪口透过褪色的藤制家具一直瞄准着他。两名警察先牙医一步来到镶牙室门口。一个警察拧亮电灯，另一个径直走到手术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

“应该还有一支。”镇长说。

他跟在牙医后面，最后一个走进镶牙室。两名警察迅速认真地在搜查，另一名守在门口。他们倒翻了手术台上的工具箱，把石膏模、没做完的假牙、零散的牙齿、金牙套撒得满地都是，又把玻璃柜里的瓷瓶全部倒空，用刺刀嘁里喀喳挑破了牙科专用椅上的橡胶枕头和转椅上的弹簧座位。

“是支三八式的大枪，长筒的。”镇长进一步说。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牙医。“你最好还是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枪放在哪儿了，”他说，“我们可不是来抄家的。”从牙医那双躲在金丝架眼镜后面的细长而无神的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反正不着急，”牙医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只要你们各位高兴，尽管继续翻腾。”

镇长思索了一下。他再次查看了这间用粗糙的木板搭起的房子，然后朝牙科专用椅走过去，同时三言两语地向手下人吩咐了一番。一名警察守着通到街上的大门，另一名守在镶牙室门口，第三名把守窗户。镇长在椅子上坐好，把湿淋淋的雨衣扣上扣子，只觉得周围都是冷冰冰的利刃在卫护着他。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屋里空气稀薄，充满木馏油味。镇长把头靠在枕垫上，尽量把呼吸放匀。牙医从地上拣起几件工具，放到锅里煮沸。

牙医背对着镇长，两眼欣赏着酒精灯的蓝色火焰。那股稳当劲儿，就像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水开了以后，他用一张纸垫着锅把，把锅端到椅子边上。一个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牙医把锅放下，从水蒸气上面看了看镇长，说：

“你叫这个刽子手站到不碍事的地方去。”

镇长一摆手，那个警察离开了窗口，让牙医朝椅子走过去。那警察把一把椅子挪到墙根，叉开两腿坐了下来，枪放在大腿上，还在紧张地监视着。牙医拧亮灯。被强烈的灯光乍一照，镇长觉得眼花缭乱，连忙闭上眼睛，把嘴张开。牙已经不疼了。

牙医找到病牙，用食指扒开发肿的腮帮子，另一只手转动着活动灯。眼瞅着病人急剧地喘气，他连理都不理。牙医看了一会儿，把袖子卷到胳膊肘，准备动手拔牙。

镇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

“麻药呢？”镇长说。

他们俩的目光第一次相遇了。

“你们杀人，历来不用麻药。”牙医轻轻地说。

镇长在那只握着拔牙钳的手上没有感觉到丝毫挣脱的意思。“把安瓿拿过来。”他说。站在屋角的那个警察用枪口对准了他们。镇长和牙医都听见拉枪栓的声音。

“告诉您，没有麻药。”牙医说。

镇长松开了牙医的手腕。“应该有啊。”他一面反驳着，一面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散落在地上的东西。牙医用同情的眼光看着镇长，然后把镇长的脑袋推到枕垫上，第一次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他说：

“别怕，中尉。肿成这个样子，上麻药也不管用。”

镇长度过了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之后，他全身肌肉松弛下来，筋疲力尽地瘫软在椅子上。潮气在天花板上留下的乌黑的水印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一辈子也忘不掉。他听到牙医在洗手池洗手，把手术台上的抽屉放回原处，默不作声地捡起丢在地上的一些物件。

“罗维拉，”镇长叫道，“你叫冈萨莱斯进来，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好，放回原来的地方。”

警察开始收拾东西。牙医用镊子夹起一块棉花，在一种铁青色的药水里蘸了蘸，放在拔掉牙的牙床上。镇长感到表皮上一阵灼热。牙医把他的嘴合上。镇长两眼望着天花板，竖起耳朵听着警察收拾东西的窸窣声。警察就记忆所及整理着手术室里一件件小物什。钟楼里的钟敲了两下。一分钟后，一只石鸻鸟在细雨的淅沥声中发出报时的鸣叫。又过了一会儿，镇长知道快完事了，用手指了指，吩咐警察回局里去。

这工夫，牙医一直站在椅子旁边。等到警察出去之后，他把病人牙床上的棉花取下来，用灯往嘴里照了照，又把镇长的下巴合上，把灯推到一边去。整个手术到此结束。这时候，闷热的屋里笼罩着一片少有的空旷的气氛。只有剧院的清洁工在最后一名演员离开时，才会有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倒霉鬼！”镇长说。

牙医两手插进浴衣口袋里，向后退了一步，让镇长走过去。“我接到上边的命令，要查抄你的住所，”镇长接着说，眼睛避开灯光，盯住牙医，“上面指示说，要在你这儿找到军火武器，还有搞全国性阴谋活动的详细文件。”他用两只还有点潮湿的眼睛看着牙医，又说：“我本来想积点德，把命令抛在一边，可是我错了。眼下情况变了，反对派有了保障，大家全都相安无事。唯独你的思想还像个阴谋家一样。”牙医用袖子擦干净椅垫，把没破的那一面换到上边来放好。

“你这种态度于本镇大为不利。”镇长继续说，用手指着椅垫，根本没有注意到牙医正用沉思的眼光望着他的面颊。“好吧，一切费用由镇政府来付，包括修理临街的大门。要不是因为你这么顽固不化，本来用不着花这笔钱的。”

“您用葫芦巴水漱漱口吧。”牙医说。

[1]即切佩·蒙铁尔，切佩（Chepe)是何塞（José)的昵称。

第四章

阿尔卡迪奥法官拿起邮电局的字典查找了一会儿，他自己那本字典缺了几个字母。在Pasquino条下，字典上注着：罗马一个鞋匠的名字，以讽刺挖苦世人而著称于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法官心里想，按照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注释，往人家大门上张贴辱骂人的匿名帖，恐怕可以称作Marforio罪[1]。虽然事情搞得不清不楚，他却并不感到怅然。相反，在翻查字典的两分钟内，他多年来第一次体验到尽职的心情是多么坦然。

报务员看见阿尔卡迪奥法官把字典放回书架上，插在早已被人丢在脑后的邮政电报条例和规定的汇编当中，便停下手中正在传送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走到法官身边，一边洗牌，一边邀他再玩一次时髦的游戏：猜三张。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答理他，只是抱歉地说：“我正忙着哪。”说完，法官走到热气蒸人的大街上。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还不到十一点钟，心想这个礼拜二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利用。

镇长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法官，要同他商量一个道义方面的问题:在最近那次大选当中，警察没收并撕毁了反对党成员的选民证。如今没有办法识别镇上多数居民的身份。

“那些正在搬家的人，”镇长最后摊开两臂说，“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阿尔卡迪奥法官看得出来，镇长这双臂一张是想表示他心里不好受。其实，镇长的问题非常简单，只要申请任命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就行了。秘书提出了一个更省事的办法。

“用不着任命，请他来就是了，”秘书说，“一年前不是任命过了吗？”

镇长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几个月前，有人通知他委派了一位公民身份登记处处长。当时，他打过一个长途电话，询问应该怎样接待这位官员。上面回答说：“给他几枪算了。”如今命令又变了。镇长两手插在衣兜里，回过头来对秘书说：

“你来起草一封信吧。”

噼里啪啦的打字机声给办公室增添了一派忙碌的气氛。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阿尔卡迪奥法官觉得应该找点事干，可一时又想不出干什么。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在手掌里搓了搓，点燃起来。随后，他把椅背朝后一仰，仰到最大限度。坐定以后，他猛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

开口之前，他把词句斟酌了一下，说：

“我要是您的话，就再委任一位检察官。”

没料到，镇长没有立即回答。镇长看了看表，没看清是几点钟，反正离午饭时间还早。“不知道委任检察官需要什么手续。”他冷淡地说。

“过去检察官要由镇议会任命。”阿尔卡迪奥法官解释道，“眼下是戒严时期，没有议会，您本人有权任命检察官。”

镇长一边听着，一边在信上签了字，连看也没看，接着发表了一些看法，表示很有兴趣。但是，秘书对他的上司建议的任命手续，从伦理学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阿尔卡迪奥法官仍然坚持说，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办法。

“说得有理。”镇长说。

镇长摘下军帽，当扇子扇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前额上留下一道帽子印。从镇长扇风的架势来看，他还在琢磨这件事。法官用小指上细长弯曲的指甲掸掉烟灰，又等了一会儿。

“有合适的人选吗？”镇长问。

显然，他这话是对秘书说的。

“人选嘛……”法官闭着眼睛重复道。

“我要是您，就委派一个正直的人。”秘书说。

法官听出了秘书话里有话。“那当然，那当然。”说着，他一会儿看看镇长，一会儿又看看秘书。

“你有没有人选？”镇长问。

“我还没想出来。”法官沉思着说。

镇长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你再想想，”他说，“等水灾过去，咱们再来解决检察官的问题。”秘书俯身在打字机上，听到镇长的脚步声走远才直起腰来。

“简直是个疯子，”秘书说，“一年半以前，他们用枪托把检察官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现在又到处找人，送人官做。”

法官一挺身站了起来。

“我得走啦，”他说，“你这些话，听了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可别倒了我的胃口。”

法官离开了办公室。秘书是个迷信的人，他觉得今天中午有点不吉利。就连上锁他也觉得像是干一件什么犯忌的事。锁好门，他连忙逃出来。在邮电局门口，秘书赶上了阿尔卡迪奥法官。法官很想弄清楚，“猜三张”的窍门是不是可以用在打扑克牌上。报务员不肯把秘密说出来。磨到最后，他只同意反复不断地玩几次，看阿尔卡迪奥法官自己能不能瞧出点名堂。秘书也在一旁观看，终于看明白了。最后那三张牌，阿尔卡迪奥法官连看也不看。他知道，随便怎么挑老是那三张，报务员用不着看就还给他，一猜就中。

“跟变戏法一样。”报务员说。

这时，阿尔卡迪奥法官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穿过灼热的大街。最后，他打定主意走过去，一伸手抓住了秘书的胳臂，拉着他一起走。大街上热得像是浸在熔化的玻璃里一样。他们快步躲进人行道的阴凉地里。这时候，秘书把“猜三张”的把戏说给他听。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得让阿尔卡迪奥法官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干脆说吧，”法官突然愤愤道，“你没去调查那些材料。”

秘书迟疑了一阵，心里在琢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啊，太难了，”秘书最后说，“大部分匿名帖在天亮以前就被揭掉了。”

“这又是一出猜不透的鬼把戏，”阿尔卡迪奥法官说，“我可犯不上为一张没人看过的匿名帖连觉都睡不着。”

“就是，”秘书说着停下脚步，他已经到家了，“让人睡不着觉的倒不是匿名帖，而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贴一张。”

秘书搜集的材料很不齐全，可是阿尔卡迪奥法官还是想看一看。法官记下了案发日期和相关人员的姓名。七天之内案发十一起。十一个人之间毫无关系。看到匿名帖的人都说，帖子是用油漆刷子写的，蓝墨水，印刷体，大小写用得很乱，似乎是小孩子的笔迹，字母乱七八糟，好像故意写错的。匿名帖里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讲的都是早已众所周知的事情。法官正在做种种揣测，这时叙利亚人摩西从店里喊道：

“您有一个比索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翻了翻口袋，只有两毛五分钱，还有一枚美国硬币，那是他从大学起带在身边当护身符用的。叙利亚人拿走了那两毛五分钱。

“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等有了钱再付给我。”说着，他把几枚硬币当当扔进空的收银抽屉里，“快十二点了，我得赶快做祈祷去。”

时钟敲打十二下的时候，阿尔卡迪奥法官抱着送给他女人的许多礼物回到家里。他坐在床上换鞋，他的女人拿起一块印花绸裹在身上，幻想着生完孩子以后穿上新衣服该是什么样子。她吻了一下她男人的鼻子。法官本想躲开，不料她突然向床上扑来，伏在他身上。两个人谁也没动。阿尔卡迪奥法官搂住他女人的后背，感到她鼓鼓的大肚子热乎乎的，自己的后腰也一个劲儿地跳动。

她抬起头，咬着牙，喃喃地说：

“等一下，我把门关上。”

镇长一直等到最后一家安置完毕。人们花了二十个小时修好一条宽敞光洁的新马路，马路尽头是公墓的墙壁。镇长肩并肩地和居民一起干活，帮他们安放好家具。最后，他气喘吁吁地来到附近一家的厨房里。在地上临时砌起的炉子上，一锅汤哗哗地开着。镇长揭开砂锅盖，闻了闻锅里冒出的热气。炉灶旁边站着一个干瘦的女人，瞪着两只安详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看着镇长。

“做午饭哪。”镇长说。

那个女人没有回答。镇长未经邀请，自己盛了一碗汤。女主人回到屋里，端出一个座位，放在桌子跟前，让镇长坐下。镇长边喝汤边用钦佩又惊讶的目光观察着这家的院子。昨天这里还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今天已经晾上衣服了，还有两头猪在泥水里滚来滚去。

“你们还可以种上点东西。”镇长说。

女主人头也不抬地说：“种什么，猪都会糟蹋光的。”接着，她用盘子盛了一块煮得半熟的肉、两块木薯、半根青香蕉，端到桌子上来。尽管拿出这么多东西，她还是尽量装出不心疼的样子。镇长笑容可掬地看着女主人的眼睛。

“嚯，够大伙儿饱餐一顿的了。”他说。

“愿上帝保佑，你吃的东西都堵在心里。”女主人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对女主人这番诅咒，镇长根本没往心里去。他只顾全神贯注地吃他的饭，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也顾不上擦一擦。吃完以后，女主人收起空盘子，还是没有看他。

“你们这种态度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啊？”镇长问。

女主人态度和蔼地说：

“等到被你们杀害的亲人复活过来的时候。”

“现在情况不同了，”镇长解释说，“新政府很关心公民的福利，而你们还……”

女主人打断他的话头说：

“换汤不换药……”

“像这么个居民区，二十四小时就建好了，这种事过去可从来没见过。”镇长固执地说，“我们是在设法把这个镇搞得体面些。”

女主人把洗干净的衣服从铁丝上取下来，拿到屋里去。镇长一直用眼睛瞄着她，只听她回答说：

“你们来以前，我们这个镇本来够体面的了。”

镇长没再等着上咖啡就站起身来。“你们可真不知好歹，”他说，“我们把地白白送给你们，你们还一肚子牢骚。”女主人没有回答。镇长穿过厨房，朝大街走去的时候，她俯身在炉灶上，嘟嘟囔囔地说：

“搬到这儿来更糟糕。死人就埋在后边公墓里，我们更忘不了你们造的孽。”

小船来到镇上的时候，镇长正打算睡午觉。天气太热，睡也睡不着。面颊已经开始消肿，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一连两个小时，他侧耳细听着河水悄悄的流动声。屋里有只知了一直叫个不停。镇长头脑里空空的，什么也想不出来。

一听到小船的马达声，他连忙脱下衣服，用毛巾擦了擦汗，换上军装，然后走过去抓知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知了，走到大街上。从等船的人群中走出一个穿着干净整齐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支塑料机关枪，挡住了镇长的去路。镇长顺手把知了送给这个孩子。

镇长在叙利亚人摩西开的店里坐了一会儿，看着小船靠了岸。港口里闹腾了足有十分钟。镇长觉得胃里沉甸甸的，头还有点疼。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女主人诅咒他的话。过了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瞧着旅客们纷纷走下木头跳板。一连八个小时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小船上，这会儿都伸胳臂动腿地活动起来。

“还是老一套。”镇长说。

叙利亚人摩西告诉镇长一个消息：镇上来了个马戏团。镇长觉得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虽然说不出为什么。兴许是因为他看见小船顶上放着一堆木棍子和五彩斑斓的布条吧。另外还有两个女人，穿着一模一样的花衣服，像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

“总算来了个马戏团。”镇长嘟嘟哝哝地说。

叙利亚人摩西说马戏团里有驯兽，还有玩杂耍的。镇长对马戏团另有一番想法。他伸直两腿，眼睛瞧着皮靴尖。

“咱们镇真是日新月异啊。”他说。

叙利亚人摩西停下手中的扇子，问道：“您知道，我今天卖了多少钱？”镇长没敢瞎猜，等着摩西自己来回答。

“两毛五。”叙利亚人说。

这时，镇长看到邮递员打开邮包，把信件交给希拉尔多大夫。他叫了一声邮递员。官方邮件装在另一个邮包里。镇长撕开封印一看，全是关于日常工作的通知和政府印的传单。等他看完了，码头已经变了样子，堆满了成包成包的货物、成筐成筐的母鸡以及马戏团的道具。已经是下午了。镇长舒了口气，站起身来。

“两毛五。”

“两毛五。”叙利亚人有气无力地、一字一顿地重复说。

希拉尔多大夫瞪着两眼看着船上卸货，直到货物全部卸完。他指着一位体态矫健的女人，叫镇长注意看看。她长得真像一位圣女，两只胳臂上戴着几副手镯，躲在一把彩色的阳伞下面，似乎在等着救世主降临。镇长没有多想这位新来的女客是什么人。

“准是个驯兽女郎。”他说。

“您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希拉尔多大夫咬住他那两排像尖利的石头一样的牙齿，一字一顿地说，“她是塞萨尔·蒙特罗的丈母娘。”

镇长扭头走开了。他看看表，差二十五分四点。走到警察局门口，卫兵告诉他安赫尔神父等了他半个小时，还说四点钟再来。

镇长又走到街上，一时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看见牙医伫立在镶牙铺的窗口，于是走过来，问他借个火。牙医把火儿递给镇长，看了看他那还发肿的面颊。

“已经好了。”镇长说。

他把嘴张开，牙医瞅了瞅说：

“有几颗牙还得镶套。”

镇长扶正了别在腰间的手枪，斩钉截铁地说：“我会到这儿来的。”牙医面不改色地说：

“什么时候想来，就尽管来。我就盼着您把命丢在我家里，能不能如愿以偿，咱们走着瞧吧。”

镇长拍拍牙医的肩膀，快活地说：“你的愿望实现不了。”然后张开两臂说：

“我的牙可不介入党派之争啊。”

“你不打算结婚？”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叉开两条腿。“我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她说，“眼下更不用想了，我快要给他生儿子了。”安赫尔神父转过脸往河上看了看。一条淹死的大母牛从上游漂下来，牛身上落着几只兀鹰。

“这么一来，孩子不成了私生子了吗？”神父说。

“那倒无所谓，”女人说，“阿尔卡迪奥待我很好。要是我逼着他跟我结婚，以后他就会感到受拘束，会跟我闹别扭。”

她脱掉了木屐，说话的时候，两膝左右分开，脚趾踩在小凳的横档上。怀里抱着把扇子，两只胳臂捂住隆起的肚子。她看到安赫尔神父没有吱声，又重复说：“压根儿没想过，神父。堂萨瓦斯花了二百比索把我买下来，在我身上榨了三个月的油，然后把我扔到大街上，连根别针也不给。要不是阿尔卡迪奥收留我，我早就饿死了。”说着，她第一次看了看神父。

“也许早就沦为娼妓了。”

六个月来，安赫尔神父一直坚持要她结婚。

“你应该逼着他同你结婚，组织起家庭，”他说，“照目前这样混下去，不光你自己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还会给镇上开个不好的先例。”

“正大光明的，怕什么，”她说，“别人还不是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关了灯干的。您没看过匿名帖吗？”

“那都是胡说八道，”神父说，“你可要规规矩矩地过日子，不要惹得人背后议论。”

“我？”她说，“我可不怕什么背后议论。我的所作所为全是公开的。您看，没有人浪费时间给我贴匿名帖，这就是证明。相反，所有住在广场周围的体面人，没有一个不上匿名帖的。”

“你真蠢，”神父说，“不过，上帝让你交好运，找到个疼你的人。为了这个，你也应该结婚，建立一个正式的家庭。”

“这些事我不懂，”她说，“不管怎么说，照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挺好，总算有个地方住，也不愁饭吃。”

“假如他把你遗弃了呢？”

她咬咬嘴唇，神秘地笑了笑，回答说：

“他不会遗弃我的，神父，我心里有数。”

安赫尔神父还是不以为然。他劝这个女人至少要去望弥撒。她回答说，最近几天一定去。神父继续朝前溜达着，等着和镇长约会的时间到来。一个叙利亚人对他说：“今天天气真好。”神父没有听见，他正兴致勃勃地观看马戏团的活动。下午阳光明媚，马戏团的人往岸上搬运那几只焦躁不安的驯兽。神父在那儿一直待到四点钟。

镇长看见安赫尔神父朝他走来，就和牙医告别了。“真准时！”说着，他和神父握了握手，“都挺准时的，天倒也没下雨。”神父鼓了把劲儿，爬上了警察局直上直下的楼梯，顺口回了镇长一句：

“天也没塌下来。”

过了两分钟，神父被带进关押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

里面在做忏悔的时候，镇长就坐在走廊上，回忆着马戏团的表演。一个女演员用牙齿咬住一根带子，把身体悬在五米高的空中，一个男演员穿着绣金线的天蓝色衣服，不停地敲着小鼓。半个小时后，安赫尔神父从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里走出来。

“忏悔完了？”镇长问。

安赫尔神父愤愤地看了他一眼。

“你们在犯罪，”他说，“这个人五天没吃饭了。亏了他身子骨结实，才没死。”

“那是他自己乐意。”镇长若无其事地说。

“不对，”神父镇定而有力地说，“是您下令不给他饭吃的。”

镇长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当心点，神父。忏悔可要保密，您别违反了这一条。”

“这不是他在忏悔里说的。”神父说。

镇长一挺身站起来。“您别为这事发火，”他换了副笑脸说，“既然您这么关心他，现在就来补救一下。”镇长叫来一名警察，命令他到饭店去给塞萨尔·蒙特罗打饭。“给他弄一整只肥鸡，一盘土豆，一大盘凉菜。”他回过来又对神父说：

“这顿饭由镇政府出钱，神父。您看见了吧。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

安赫尔神父低下了头。

“什么时候打发他走？”

“小船明天走，”镇长说，“只要他今天晚上能够明白过来，明天就可以走。我只想教他明白一件事，我是为他好。”

“您这份好心未免要价太高了吧。”神父说。

“对有钱的人，还能白帮忙？”镇长说，两眼紧紧盯着安赫尔神父那双清澈的蓝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希望您能帮助他弄清这些事理。”

安赫尔神父没有搭腔。他走下楼梯，从楼梯平台上哑着嗓子向镇长告别。这时，镇长穿过走廊，没敲门就进了关押塞萨尔·蒙特罗的牢房。

牢房很简陋，只有一个脸盆和一张铁床。塞萨尔·蒙特罗躺在床上，蓬头垢面，身上穿的还是上礼拜二离开家时穿的那身衣服。听到镇长进来，他没有动弹，连眼皮也没抬。“你跟上帝已经结完账了，”镇长说，“现在该跟我结结账了。”他把藤椅挪到床边，两腿骑着椅子坐下去，前胸靠在椅背上。塞萨尔·蒙特罗聚精会神地望着屋顶的大梁。他嘴唇翕动着，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了好半天了。看起来，他一点也不焦急。“你我之间就不必兜圈子了，”塞萨尔·蒙特罗听见镇长这么说，“明天你要走了。碰巧你走运，过两三个月会来一位专案调查员。我们的责任是向他汇报情况。再过一个礼拜，他乘船回去，一定也会认为你干了一件蠢事。”

镇长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塞萨尔·蒙特罗依然是那样无动于衷。

“事过之后，你至少要付给法院和律师两万比索。假如专案调查员告诉他们你是百万富翁的话，兴许你付的还要多。”

塞萨尔·蒙特罗把头转过来冲着镇长。尽管他的动作很小，床上的弹簧还是嘎嘎直响。

“不管怎么样，”镇长用关切的语气说，“顺利的话，公文转来转去，起码得两年。”

镇长觉察出塞萨尔·蒙特罗在自下而上地打量着他。当塞萨尔·蒙特罗把目光落在镇长的眼睛上时，他还没有把话说完，不过口气变了。

“你的一切全都捏在我的手里，”他说，“上边有命令，叫我们结果了你，叫我们设个埋伏杀死你，把你的牲口全部没收。政府要拿这笔钱支付全州大选的庞大开支。你也知道，别处的镇长可都照办了，只有我们这儿没照命令办事。”

这时候，他开始注意到塞萨尔·蒙特罗在思索什么。他叉开两腿，把胳臂支在椅背上，心想，虽然塞萨尔·蒙特罗没有说出来，但心里一定在骂他。于是，他说：

“你花的那些救命钱，连一个镚子也落不到我手里，所有的钱都将花在选举上。眼下新政府决心让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拼死拼活地干，挣的还是那几个钱。可你呢，躺在钱堆上都不知道怎么花好。你的生意干得挺不错。”

塞萨尔·蒙特罗吃力地慢慢站起来。他一站起来，镇长立即觉得他简直是一头庞大的猛兽，而自己在他面前却成了个可怜虫。镇长的眼睛里闪烁着热切的光芒，他看着塞萨尔·蒙特罗走到窗口。

“你这辈子最好的一笔生意……”镇长喃喃地说。

窗户正对着小河。塞萨尔·蒙特罗认不出这条河了。小河变了，镇子也变了。“我愿意帮你的忙，”他听见镇长在背后说，“我们大家都清楚，这是个名誉问题。不过，你把匿名帖撕了，干了件蠢事。再要证明你是维护自己的声誉，可就不大容易了。”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钻进了牢房。

“是死牛味儿。”镇长说，“准是堵在什么地方了。”

塞萨尔·蒙特罗还是站在窗户跟前，似乎没有闻见这股恶臭。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码头上停泊着三条船。船员们在挂吊床，准备睡觉。等到明天早上七点钟，码头上会是另一番景象：人群要闹腾上半个小时，等着看押解犯人上船。塞萨尔·蒙特罗叹了口气。他把两手插进衣兜里，口气坚决又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想法概括为三个字：

“多少钱？”

镇长当即回答说：

“五千比索，用一岁的牛犊来付。”

“我再加五只，”塞萨尔·蒙特罗说，“今天晚上电影散场，你立刻用快艇把我送走。”

[1]“匿名帖”在西班牙语里是Pasquin，该词来自Pasquino。罗马人把一尊雕像称为Pasquino，常在雕像底座上张贴哑谜，而在另一尊称为Marforio的雕像底座上贴出谜底。

第五章

小船拉响汽笛，在河中心转了个圈子。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和从窗口向外张望的妇女们，最后一次目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和她母亲离开小镇。罗莎莉奥坐在一只铁箱上。七年前，她就是带着这只铁箱在小镇下船的。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站在诊所窗前刮脸。突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罗莎莉奥到小镇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她步入社会现实生活的开始。

罗莎莉奥来到小镇的那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看见她身穿破旧的师范学校校服，脚上套着一双男式鞋，在码头上逢人便问：谁肯少要几个钱帮她把箱子运到学校去。看样子，她好像要在镇上默默无闻地过上一辈子。据她自己讲，当时有十一个人找工作，可是只有六个职位。他们就在一顶帽子里抓阄。她在纸团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小镇的名字。来了以后，她住进学校的一间小屋，屋里有一张铁床和一个洗脸盆。空闲时，她一边在煤油炉上煮面糊粥，一边绣台布。那一年的圣诞节，在学校举行的一次晚会上，她结识了塞萨尔·蒙特罗。塞萨尔·蒙特罗是一个来历不明、野性未退的单身汉。他靠伐木发了财，住在野狗出没的原始森林里，只是偶尔才到镇上来一趟。他不修边幅，平时穿着一双后跟挂铁掌的靴子，背着一支双管猎枪。满脸肥皂沫的希拉尔多大夫在想:罗莎莉奥认识塞萨尔·蒙特罗仿佛是又一次从帽子里抓阄，中了彩。这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扑鼻而来，打断了他的回忆。

小船激起的浪花吓得对岸一群兀鹰凌空飞起。那股腐臭味弥漫在码头上，旋即随着晨风飘散开来，钻进各家各户的屋里。

“他妈的，还在那儿！”镇长从卧室的阳台看到兀鹰朝四下飞开，大声喊道，“倒霉的母牛！”

他用手帕捂住鼻子，走进卧室，把阳台的门关上。屋里也是臭烘烘的。他把镜子挂在钉子上，帽子也没摘就小心翼翼地开始刮脸。脸颊还有些发肿。过了不大一会儿，马戏团老板叩响了屋门。

镇长刮着脸，从镜子里看到马戏团老板，让他坐下。老板上身穿着一件黑格衬衣，下身是马裤，裹着绑腿，手里拿着马鞭，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膝盖。

“有人告你们的状了，”镇长一边用剃刀刮完闹牙疼那两个礼拜留下来的乱蓬蓬的胡楂儿，一边说，“就在昨天晚上。”

“怎么说的？”

“说你们鼓动孩子们偷猫。”

“没那回事，”老板说，“那些猫是我们花钱买的。至于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们可管不着。狮子老虎，总得喂食呀。”

“喂活的？”

“啊，不，不，”老板连忙说，“喂活的，就会兽性发作的。”

镇长洗完脸，用毛巾擦了擦，转过来瞧着马戏团老板。他发现老板几乎每个手指上都带着戒指，上面镶着五光十色的宝石。

“你得另想办法，”他说，“比如，打几条鳄鱼，或者捞点这会儿没有人要的鱼。总之，喂活猫可不行。”

老板耸耸肩，跟在镇长后面来到大街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码头上闲扯。那只死牛陷在河对岸的乱草堆里，大街上臭气熏天。

“这帮人，没有一点男人气！”镇长高声喊道，“就会像老娘儿们一样，凑到一块儿瞎吵吵。昨天下午就该找几个人把死牛拽出来。”

这时候，有几个人围拢过来。

“谁要是在一小时之内把两只牛角拿到我的办公室，我就给谁五十比索。”镇长出了个价钱。

码头边上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人声。有几个人听完镇长的话，立刻纷纷跳上木船，一边解缆绳，一边大呼小叫地互相挑战。“一百个比索，”镇长也来劲了，把赏钱增加了一倍，“每只牛角五十比索。”他把老板一直带到码头边上。他们俩眼瞅着走在前面的几只船开到了对岸的沙丘。这时，镇长回过头来冲着老板笑了笑。

“我们这个镇是个幸福的乐园。”他说。

老板点头表示赞同。“现在所缺的就是这类事，”镇长接着说，“人们没活干，就爱胡思乱想。”一群孩子慢慢地围上来。

“马戏团就在那儿。”老板说。

镇长拉着老板的胳臂来到广场。

“演些什么节目？”他问。

“什么都有，”老板说，“有给孩子看的，有给大人看的，样样俱全。”

“这还不够，”镇长说，“还得让大家能看得起。”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老板说。

他们一起来到电影院后边的空地上。那儿正在搭帐篷。几个神色忧悒的男人和女人正从铜皮镶花的大箱子里往外拿道具和彩带。镇长跟着老板穿过挤作一团的人群和杂乱的物件。他和大家握了握手，心里觉得仿佛来到难民营似的。一个体魄健壮、举止泼辣、镶着满口金牙的女人和他握完手，又给他看手相。

“你啊，前途未卜啊。”她说。

镇长连忙把手抽回来，感到有些晦气。老板用鞭子轻轻拍打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胳臂，说：“别打扰中尉了。”他边说边走，护着镇长来到停放驯兽的空地深处。

“您相信这一套吗？”老板问道。

“很难说。”镇长说。

“她们那一套，我可不相信，”老板说，“干我们这行的，干长了就光信人力，不信天命。”

镇长观赏着那几只热得犯困的驯兽。笼子里散发出一股酸不溜丢的热气。驯兽一下一下地喘息着，显得挺憋闷。老板用鞭子抚了抚那只哼哼唧唧撒娇的小豹的鼻子。

“叫什么名字？”镇长问。

“亚里士多德。”

“我问那个女的。”镇长说。

“噢，”老板说，“我们管她叫卡桑德拉，善卜吉凶祸福。”

镇长苦笑了一下。

“我倒想和她睡一觉。”他说。

“那有什么不行的。”老板说。

蒙铁尔寡妇拉开卧室的窗帘，咕咕哝哝地说：“可怜的人啊！”她把床头柜收拾好，把念珠和祈祷书放到抽屉里，又在床对面地上铺的老虎皮上蹭了蹭拖鞋，随后在屋里转了一圈，给梳妆台、大衣柜的三个门和放着圣拉法埃尔石膏像的小方柜上好锁。最后，她锁上了屋门。

她从铺着雕花细砖的宽楼梯上走下来，心里想，罗莎莉奥·德蒙特罗真是命苦。刚才她从阳台的缝隙处望出去，看见罗莎莉奥走过码头的拐弯处，走起路来头也不回，还是一副学生模样。当时，她有一种预感，仿佛有件什么事，很早以前已经进入尾声，如今终于结束了。

刚走到楼梯的平台上，院子里那一派农村集市的景象便映入眼帘。楼梯栏杆旁边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用碧绿的叶子包好的奶酪。再过去一点，外面的走廊上堆放着装盐的麻包和盛蜂蜜的蜜囊。最里面是牲口圈，有骡子有马，横木上放着马鞍子。满院子都是刺鼻的牲口味，还夹杂着鞣皮厂和榨糖厂的味道。

寡妇来到办公室，向卡米查埃尔先生问声好。卡米查埃尔先生坐在办公桌旁核对账本，把一沓沓的钞票分开。她打开临河的窗户，九点钟的阳光照射进来。屋里到处是廉价的摆设，还有罩着灰布椅套的安乐椅和一张围着黑纱的放大的何塞·蒙铁尔的遗像。寡妇还没看见河对岸沙滩上的小船，先闻到一股腐肉的臭味。

“对岸出什么事了？”她问。

“正在往外拽一头死牛。”卡米查埃尔先生答道。

“敢情是这么回事！”寡妇说，“昨天一夜我连做梦都闻到这股味。”她看了看正在聚精会神埋头工作的卡米查埃尔先生，又接着说：“现在就差来一场洪水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着头说：

“半个月前就开始了。”

“可不是吗，”寡妇表示同意，“现在末日已经到了。咱们得赶快找块安静的向阳的墓地，躺在里面等死吧。”

卡米查埃尔先生洗耳恭听，没有打断她的话。“几年前我们还抱怨说镇上没出过什么大事，”寡妇继续说，“现在悲剧倏地来了，仿佛上帝安排好了，让多少年没发生的事一股脑儿地都冒了出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从保险柜那边扭过头来看了看蒙铁尔寡妇，只见她两肘撑在窗台上，眼睛凝视着对岸。她身穿一件长袖黑衫，用嘴咬着手指甲。

“等雨过天晴，事情就会好起来的。”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好不了，”寡妇预言道，“祸不单行。您没看见罗莎莉奥·德蒙特罗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见着她了。“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他说，“一个人要是听信匿名帖，早晚得发疯。”

“唉！匿名帖呀！”寡妇叹了口气。

“人家也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惊愕地朝办公桌走过来。

“给您贴了？”

“给我贴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肯定地说，“上礼拜六，给我贴了一大张匿名帖，内容还挺全，像电影海报一样。”

寡妇把椅子挪到办公桌前。“真卑鄙，”她大声说，“像您那个模范家庭，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点也不吃惊。

“我老婆是白人。我的孩子各种肤色都有，”他解释说，“您想想看，我有十一个孩子哪。”

“这是很自然的啊。”寡妇说。

“那张匿名帖说，只有那些黑孩子是我的。还把另外几个孩子的父亲列了一张名单。连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堂切佩·蒙铁尔也被卷进去了。”

“我丈夫！”

“您的丈夫，还有另外四位太太的丈夫。”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寡妇呜咽起来。“幸亏我的女儿离这儿很远，”她说，“她们都说不愿意再回到这个光天化日屠杀学生的野蛮国家来。我告诉她们说，做得对。让她们永远留在巴黎。”卡米查埃尔先生把椅子转了一下，他知道，每天令人感到棘手的事又开始了。

“您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

“刚好相反，”寡妇抽抽搭搭道，“第一个卷铺盖离开镇子的，准得是我。这些土地，这些整天忙不过来的营生都得丢下。要不是因为这些玩意儿，还不会有眼前这场悲剧。不，卡米查埃尔先生，我可不愿意抱着金盆气得大口吐血呀。”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算宽慰她两句。

“您要把担子担起来，”他说，“这笔财产可不能随便扔掉呀。”

“金钱是魔鬼的臭屎。”寡妇说。

“可是您家的钱也是堂切佩·蒙铁尔艰苦创业的结果啊。”

寡妇咬了咬手指头。

“您很清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寡妇回答说，“这笔钱不是好来的。为了这点臭钱，何塞·蒙铁尔第一个遭了报应，临死的时候，连忏悔都没来得及做。”

这句话，她说了不止一次了。

“要说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该死的家伙。”她指着镇长高声喊道。这时候镇长正拉着马戏团老板的胳臂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去。“可是赎罪呢，全落到我身上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离开了寡妇。他把用橡皮筋捆好的一沓沓钞票放到一个纸盒里，站在门口，按字母顺序叫着长工们的名字。

每逢礼拜三，长工们领一次工资。蒙铁尔寡妇听见他们从自己身边走过，但是没有理睬他们的寒暄。她独自一人住在这所有九间房屋的阴森森的宅院里。格兰德大妈就死在这里。何塞·蒙铁尔买下这所宅院时，万万没想到他的遗孀会在这儿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夜深人静的时候，蒙铁尔寡妇到空房里喷洒杀虫药，时常看见格兰德大妈在走廊里捉虱子，于是她就问格兰德大妈：“我什么时候死呢？”同阴间的这种交谈徒然增加了她的不安，因为所有死者的回答都是笨拙而自相矛盾的。

十一点钟刚过，寡妇眼含泪花地望见安赫尔神父穿过广场。“神父，神父。”她喊道，仿佛觉得这样一喊就可以解脱似的。但是，安赫尔神父没有听见。神父敲了敲对面人行道上阿希斯家的大门。门虚掩着，里面静悄悄的，神父迈步走了进去。

走廊上一片小鸟的啁啾声。阿希斯寡妇躺在一把帆布椅上，脸上蒙着一块浸过花露水的手帕。从敲门的动静中，她知道来的是安赫尔神父。又待了一会儿，直到听见神父的问候，她才把手帕拿下来。由于失眠，她的神情显得十分疲倦。

“请您原谅，神父，”她说，“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

神父忽略了人家是请他来吃午饭的。他十分不安地表示歉意，连说今天早上有些头疼，趁天还不太热赶忙穿过广场来到这里。

“没关系，”寡妇说，“我只想告诉您，您进来的时候，我正难受得要死要活的。”

神父从衣兜里掏出一本散了页的每日祈祷书。“要不然您再休息一会儿，我来做做祈祷。”他说。寡妇表示不用了，说道：

“我已经好了。”

她闭着眼睛走到走廊的尽头，回来的时候，很利落地把手帕放在折叠椅的扶手上，等坐到安赫尔神父对面时，她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神父，”她态度诚恳地说，“我需要您的帮助。”

安赫尔神父把每日祈祷书装进衣兜里。

“我愿意为您效劳。”

“还是罗贝托·阿希斯的事。”

罗贝托·阿希斯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把匿名帖的事置之脑后。昨天临走的时候，他说礼拜六以前不回来了。可是当天晚上，他突然回到家里，一直待在漆黑的屋子中，坐到天色微明，等着他老婆的“情夫”。后来，他实在困得支持不住了。

安赫尔神父惶惑不解地听她诉说着。

“这件事毫无根据。”他说。

“您不太了解阿希斯家的人，神父，”寡妇回答说，“他们都爱想入非非。”

“我对匿名帖的看法，蕾薇卡是知道的，”他说，“您看，我是不是再同罗贝托·阿希斯谈一谈。”

“千万可别谈，”寡妇说，“那等于是火上浇油。不过您要是在礼拜天布道的时候谈一谈匿名帖的事，我想罗贝托·阿希斯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安赫尔神父摊开双臂。

“那怎么行啊，”他大声叫嚷起来，“那不是小题大做吗？”

“防止犯罪比什么都重要。”

“您认为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岂止是这样认为！”寡妇说，“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阻止不了他犯罪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坐到桌前。一个赤脚的女仆端上来米饭菜豆、半熟的蔬菜和一盘肉丸子，上面浇了一种暗红色的浓汁。安赫尔神父闷头吃起来。辛辣的胡椒、房间里死寂的气氛、内心纷乱的思绪使他回想起在马孔多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刚刚开始担任神职，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一天中午，也像今天一样，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他拒绝给一个上吊自杀的人举行基督教的葬礼，原因是狠心的马孔多居民反对安葬这个自寻短见的人。

安赫尔神父解开长袍的领扣，散散热气。

“好吧，”他对寡妇说，“请您关照一下罗贝托·阿希斯，叫他别忘了礼拜天去望弥撒。”

阿希斯寡妇答应一定照办。

希拉尔多大夫和他的妻子从来不睡午觉。下午，他们一起阅读狄更斯的一篇小说。两个人待在内院里，男的躺在吊床上，两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聆听着，女的把书放在怀里，背对着被阳光晒得发蔫的天竺葵的斜影，朗读小说。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拿腔拿调地读着，一点味道都没有，直到读完也没有抬头，书始终摊开在膝盖上。这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走到洗脸池边冲洗了一下。天气闷热，似乎要来一场暴雨。

“这算是一个长的短篇小说吗？”她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问。

大夫以他在外科病房学会的轻巧动作把头从洗脸池里缩回来。“人们说这是个小长篇，”他在镜子前一边擦头油一边说，“可是据我看，还不如说是一部长的短篇。”他用手指抹了点凡士林，擦在头顶上，最后说：

“评论家可能会说这是个短篇，但写得很长。”

在妻子的帮助下，大夫穿上一件白色亚麻布的衣服。人们往往把她错认为是大夫的姐姐，一则她对他照顾得体贴入微，再则她那冷漠的目光令她显得比大夫年长些。希拉尔多大夫临走前把今天请他出诊的人的名单和顺序告诉了她，免得有急事找不着他，然后，又把候诊室指示钟的指针拨了一下：他五点钟回来。

街上热得像蒸笼。希拉尔多大夫在人行道上的阴影里走着，预感到尽管天气闷热，但今天下午绝不会下雨。知了的叫声使码头显得更加寂静。那头死牛已经被人拖出，顺水流走了。腐臭味消失散尽，留下一片真空。

报务员从饭店那边喊了他一声。

“收到电报了吗？”

希拉尔多大夫没有看见电报。

“请告如何发货。阿科凡签署。”报务员把电文背给他听。

他们一同来到邮电局。报务员趁大夫起草回电时打了个盹儿。

“是盐镪水。”大夫用了个不太科学的名词解释说。尽管他预感到下午没有雨，但在起草完电报后还是安慰对方说：“今天晚上也许会下场雨。”

报务员开始计算字数。大夫没去管他，把目光转向发报机旁那本摊开的厚书。他问，那是不是一本小说。

“是《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的。”报务员发完报，在抄件上盖了章，拿着书回到栏杆旁。“我想，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消磨到十二月了。”

几年前，希拉尔多大夫就听说这位报务员利用空闲时间通过电报向贝纳尔多·德尔维恩托的女报务员传诗歌。可是不知道他还传小说。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大夫说着，用手翻了翻那本翻阅多遍的厚书，不由得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些荒唐念头。“还不如传点小仲马的东西呢。”

“她喜欢这本书。”报务员申辩说。

“您认识她？”

报务员摇了摇头。

“认识不认识，还不是一样，”他说，“她发R的时候，总是一跳一跳的，走到哪儿我也能认出来。”

这天下午，希拉尔多大夫留出一个小时给堂萨瓦斯看病。堂萨瓦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腰部以上裹着毛巾被。

“糖块好吃吗？”大夫问。

“是天气太热闹的，”堂萨瓦斯抱怨说，把他那像老太婆一样臃肿的身躯转向屋门，“午饭后，我打过一针。”

希拉尔多大夫在窗前的桌子上打开药箱。院子里知了叫个不停，屋里热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堂萨瓦斯坐在院子里费劲地挤出一点尿。大夫用试管取了琥珀色的尿样。病人觉得松快些了，一边看着大夫化验，一边说：

“大夫，您多费心吧，在知道这本小说的结局以前，我还不打算离开人世。”

希拉尔多大夫把一片蓝色的药片放进尿样里。

“什么小说？”

“匿名帖。”

堂萨瓦斯用温顺的目光瞅着大夫把试管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加热。大夫嗅了嗅，病人用混浊无光的眼睛等待着他的答复。

“正常。”大夫说着把尿样倒在院子里。过了一会儿，他问堂萨瓦斯：“您也惦记着这件事？”

“我不惦记着，”病人说，“不过，我跟日本人一样，看见别人害怕就特别开心。”

希拉尔多大夫准备给他做皮下注射。

“还有，”堂萨瓦斯接着说，“前天有人给我贴了一张。还是那些混账话，什么我的孩子啊，什么毛驴的故事啊。”

大夫用一根橡皮管勒住堂萨瓦斯的血管。病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毛驴的故事。看来大夫还不知道这件事，他得从头至尾讲一讲。

“二十年前，我做了一笔贩卖毛驴的生意，”他说，“赶巧到第三天清晨卖出的驴通通死了，身上没留下任何伤痕。”

他伸出肥肥胖胖的胳臂，让大夫抽血。希拉尔多大夫拔出针，用棉花按住针眼，堂萨瓦斯把胳臂缩了回去。

“您猜，人们编了个什么故事？”

大夫摇摇头。

“说我夜里亲自钻进各家的菜园子，用手枪捅进驴屁股里，把驴通通打死了。”

希拉尔多大夫把装血样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里。

“乍听起来，这个故事挺像真事的。”他说。

“不，其实是蛇咬的。”堂萨瓦斯说。他坐在床上活像一尊东方的神像。“不管怎么说，把众所周知的事写成一张匿名帖，干这种事的人准是个胆小鬼。”

“匿名帖的特点一向就是如此，”大夫说，“讲的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不过差不多也都是事实。”

堂萨瓦斯蓦地感到一阵不舒服。“是啊！”他喃喃地说，用床单擦了擦肿眼泡上的汗水，旋即说：

“话又说回来了，在咱们这个地方，谁想发财不得杀上三五头毛驴啊。”

大夫听到这句话时正在弯腰洗手。从脸盆的水里，他看到自己的面影，牙齿长得这样整齐，简直不像天生的。他用鄙夷的目光斜睨了病人一眼，说：

“亲爱的堂萨瓦斯，我一向认为，您唯一的美德就是厚颜无耻。”

病人一听这话大为兴奋。大夫的詈骂反而使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除此之外，还有旺盛的性欲。”他边说边把胳臂一伸一屈。他大约是要借此加速一下血液循环，但是在大夫看来，这恰好表现出他的恬不知耻。堂萨瓦斯颠了颠屁股。

“所以一看到那些匿名帖，我简直要笑死了，”堂萨瓦斯接着说，“他们说我的儿子在这一带糟蹋了多少多少黄花闺女，我可以告诉他们：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希拉尔多大夫临走之前，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那些乌七八糟的风流事。

“啊，幸福的青春时代哪，”病人最后喊道，“在那种好年月里，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还顶不上一头小牛犊的价。”

“老想这些，您的血糖还得升高。”大夫说。

堂萨瓦斯吓得目瞪口呆了。

“恰恰相反，”他反驳道，“比起倒霉的胰岛素针来，这要好得多。”

大夫走到大街上，心想堂萨瓦斯动脉血管里的血液一定像粥一样黏稠。不过，现在引起他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匿名帖。几天前，他在诊所里听到一些传言。今天下午从堂萨瓦斯家出来，他发觉这一个礼拜，耳朵里没听见别的，只有匿名帖这一件事。

接下去，他又去好几户人家出诊。每一家都和他谈起匿名帖的事。他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笑眯眯地听人们发牢骚，一概不置可否。其实，他一直在开动脑筋，探求结论。大夫朝诊所走去。安赫尔神父刚从蒙铁尔寡妇家出来，一声喊叫打断了大夫的思路。

“您的病人怎么样，大夫？”安赫尔神父问。

“都还不错，神父，”大夫答道，“您的病人呢？”

安赫尔神父咬了咬嘴唇，拉着大夫的胳臂走进广场。

“您干吗要问这个？”

“不知道，”大夫说，“听说您的病人当中正流行着一种很厉害的时疫。”

安赫尔神父有意把话题岔开，大夫也看出来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刚和蒙铁尔寡妇谈完话出来，”他说，“这个可怜的女人，神经紧张得承受不住了。”

“八成是良心发现吧。”大夫像是给病人诊断似的说。

“她整天提心吊胆，要死要活的。”

两个人的家本来在相反的方向，但是安赫尔神父还是陪着大夫向诊所走去。

“说正经的，神父，”大夫接着刚才的话题道，“您对匿名帖怎么看？”

“我没有想这些，”神父说，“要是非说不可，我可以告诉您，这是在一个堪称典范的城镇里出现的妒忌现象。”

“我们当医生的，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希拉尔多大夫反驳说。

他们在诊所门前停下脚步。安赫尔神父慢慢地扇着扇子说：“不要小题大做了。”这是他今天第二次说这句话。希拉尔多大夫心里咯噔了一下，感到有点失望。

“神父，您怎么知道匿名帖上说的没有一点真话呢？”

“我会从别人的忏悔中知道的。”

大夫冷冷地瞅了瞅他的眼睛。

“要是您从忏悔中还了解不到真情，那事情可就更严重了。”他说。

当天下午，安赫尔神父在穷人家里也听到他们议论匿名帖的事，但他们的态度不同，甚至感到挺痛快。做祷告的时候，神父有点头疼，他估计是中午吃肉丸子撑的。晚饭吃得没有一点味道。饭后，他找出电影审查目录，一连敲了十二下钟，表示绝对禁止看电影。这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隐隐约约地体验到什么是虚荣心。最后，神父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他索性把小凳靠在临街的大门上，拿定主意要当众查明哪些人敢违抗他的告诫进入电影院。

镇长走进电影院。他在池座的一个角落里坐好，电影开演前，他先抽了两支烟。牙床已经完全消肿了。但是他一想起前几天夜里的那番折腾，以及服用大量止痛片的那股难受劲，浑身还是怪不舒服的，抽完烟后觉得有点恶心。

电影院本来是一个空场子，现在四周垒起水泥墙，锌皮屋顶遮住了池座的一半。地上的青草仿佛每天早晨都重新发芽滋长似的，肥料就是观众丢下的香烟头和口香糖。一时间，镇长觉得未经刨光的木凳以及前排座位和走道之间的铁栏杆似乎在眼前不住地浮动。最里边的墙上涂了一片白色权当银幕。那银幕好像也在飘动着，令人头晕目眩。

熄灯后他觉得好了一些。这时候，高音喇叭里刺耳的音乐声停止了。放映机旁那间小木房里发电机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

在正片之前，先放了几张宣传性的幻灯片。人们交头接耳的低语声、杂乱的脚步声和断断续续的笑声，在昏暗中乱哄哄地闹了几分钟。镇长猛然想到，这样偷偷摸摸地到电影院来，不啻是在对抗安赫尔神父的严格规定。

电影院老板从镇长身边走过，单凭那股香水味，镇长也能把他认出来。

“你这个强盗，”他一把拉住老板的胳臂悄悄地说，“你得交一笔特别税。”

老板嘿嘿笑了一声，坐在邻近的座位上。

“这是部好电影。”他说。

“对我来说，”镇长说，“我宁愿所有电影都是坏的。那些道德说教片最让人讨厌。”

前几年，谁也不会认真对待教堂的警告钟声。但每到礼拜天大弥撒时，安赫尔神父就在布道坛上指名道姓地指出本周有哪些妇女公然违抗他的告诫，并把她们赶出教堂。

“后边的小门是我的救星。”老板说。

镇长正在看那部老掉牙的新闻片。银幕上出现有意思的地方，他就把话停一停。

“反正是那么回事，”镇长说，“穿短袖衫的妇女，神父一律不给发圣餐。可女人们还是穿短袖衫，只是在进教堂望弥撒之前，套上一副假袖子。”

新闻片之后，放映下周电影的简介。两个人一声不吭地看着。放完了，老板往镇长身边凑了凑。

“中尉，”他低声说，“您出面买下来吧！”

镇长的视线没有离开银幕。

“这生意可不好做呀。”

“我是不行，”老板说，“对您来说，这可是一笔大财。事情明摆着，神父不会用敲钟来找您的麻烦。”

镇长思索了一下才回答说：

“我看行吧。”

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详谈。镇长把脚伸到前排的凳子上，被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看完之后他心想，冲这种片子，连敲四下钟也不值得。

从电影院出来，镇长在台球厅待了一会儿，那儿正在玩抓彩。天气很热，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蹩脚的乐曲。镇长喝了一瓶矿泉水，回去睡觉了。

他悠闲自在地沿着河岸朝前走，黑暗中察觉出河水在上涨。河水哗哗地流着，散发出一股大牲畜的味道。走到家门口，他忽然朝后一跳，拔出了手枪。

“出来，”他用紧张的声音说，“不然我要开枪了。”

黑暗中一个甜滋滋的声音说：

“别紧张，中尉。”

他举起顶着子弹的手枪，直到藏在暗处的人走到明处来。原来是卡桑德拉。

“差点让你跑了。”镇长说。

他把她带到楼上的卧室里。好长一段时间，卡桑德拉一直在拐弯抹角地说话。她坐在吊床上，一边说着一边脱鞋，天真地欣赏着染得通红的脚指甲。

镇长坐在卡桑德拉对面，拿着帽子当扇子扇，规规矩矩地和她闲扯。他抽了几支烟。时钟打过十二点，卡桑德拉趴在吊床上，伸出一只戴着叮当作响的手镯的胳臂，捏了一下镇长的鼻子。

“太晚了，宝贝儿，”她说，“关灯吧。”

镇长微微一笑。

“我可不干这种事。”

她感到莫名其妙。

“你会算命吗？”镇长问。

卡桑德拉在吊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当然会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她明白过来了，连忙把鞋穿上。

“我没带牌来。”她说。

“唱戏的还不带着行头。”镇长微笑道。

镇长从箱子底里翻出几张旧纸牌。卡桑德拉非常认真地一张一张翻看着，看了正面，又看背面。“缺的那些张是好牌，”她说，“不过不管怎么样，好在各张还能连得上。”镇长搬过来一张小桌子，在她对面坐下来。卡桑德拉把牌摊开。

“问爱情还是问生意？”她问。

镇长擦干了手上的汗。

“问生意。”他说。

第六章

一头没主的毛驴躲在农舍的屋檐下避雨。夜里，它老是用蹄子踢屋子的外墙，闹得人整夜不得安宁。天亮时，安赫尔神父才算打了个盹，醒来后似乎觉得满身都是尘土。晚香玉被霏霏细雨淋得无精打采，厕所里臭气熏天，早晨五点的钟声敲过后，教堂里显得阴森森的。好像所有这些都串通一气，和今天早晨过不去。

神父在圣器室里换上做弥撒的衣服，听见特莉妮达在数死了多少只老鼠。这时，和往常一样，妇女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堂。做弥撒的时候，辅祭东一个错西一个错，讲出的拉丁语粗俗不堪，神父越听越有气。最后，他的情绪沮丧极了。他这一生，每逢碰到这种倒霉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沮丧。

神父去吃早饭时，迎面碰上了容光焕发的特莉妮达。“今天逮住六只。”她说着，哗啦哗啦地晃了晃盒子里的死老鼠。安赫尔神父尽力克制住自己的焦灼情绪。

“太好了，”他说，“下一步该找老鼠洞了，来个一网打尽。”

老鼠洞呢，特莉妮达已经找到了。她告诉神父，她在教堂的好几处地方找到了老鼠洞，特别是在钟楼和洗礼堂里，并且用沥青把洞全都堵死了。那天早晨，她看见一只老鼠像疯了一样往墙上撞，大概是夜里找不到窝了。

他们一起走到小院里。院子的地上墁着石子，晚香玉的枝叶开始伸展开来。特莉妮达停下脚步，把死老鼠扔进厕所里。待她来到书房时，安赫尔神父正准备吃早饭。每天早晨，一掀开桌上的罩布，阿希斯寡妇送来的早饭准在下面，就像变戏法似的。

“我忘记告诉您一件事，没买到砒霜，”特莉妮达进来时说，“堂拉洛·莫斯科特说，没有医生开的条子，不卖给砒霜。”

“用不着了，”安赫尔神父说，“所有老鼠都会憋死在洞里的。”

他把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摆好杯子、盛雪白小面包片的盘子，以及刻有日本龙纹的咖啡壶。特莉妮达打开窗户。“最好还是准备着点，万一老鼠再来呢。”她说。安赫尔神父拿起咖啡壶刚要往杯里倒，突然停了下来，两眼望着特莉妮达朝桌边走过来。只见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色工作服，裹着残疾人用的护腿。

“你对这件事过于操心了。”他说。

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前，安赫尔神父从来没在特莉妮达浓密杂乱的眉宇间发现过什么局促不安的神色。他的手指在轻轻地颤动。他倒完咖啡，放上两小匙白糖，开始在杯子里搅动，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墙上挂的十字架。

“你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来忏悔了？”

“礼拜五。”特莉妮达答道。

“告诉我，”安赫尔神父说，“你有没有向我隐瞒过自己的罪孽？”

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安赫尔神父闭上眼睛。突然他停止搅动，把小匙放在盘子上，抓住特莉妮达的胳臂。

“跪下。”他说。

特莉妮达慌张地把纸盒放在地上，跪在神父面前。“念‘我是罪人’。”安赫尔神父拿出忏悔神父的腔调说。特莉妮达攥紧拳头，放在胸前，嘴里含糊不清地默诵着，直到神父用手按住她的肩头才停下来。神父说：

“好了。”

“我说过谎。”特莉妮达说。

“还有什么？”

“我有过邪念。”

每次做忏悔，都是这个顺序。她总是按这个次序泛泛地忏悔同样的罪孽。这一次，安赫尔神父一定要她进一步谈下去。

“什么样的邪念？”他问。

“不知道，”特莉妮达犹豫了一下，“有时候有不好的念头。”

安赫尔神父站起身来。

“你脑子里从没闪过自杀的念头吗？”

“圣洁的圣母马利亚！”特莉妮达惊叫起来，低着头，用指关节敲打着桌子腿。接着，她回答说：“没有，神父。”

神父叫她抬起头来，他痛苦地发现姑娘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就是说，砒霜真是给老鼠买的。”

“是的，神父。”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特莉妮达又要把头低下去，神父用力托住她的下巴。她的眼泪涌出了眼窝。安赫尔神父觉得泪水像温热的醋一样从他的指缝流过。

“平静些，”他对特莉妮达说，“忏悔还没完呢。”

神父听任她抽抽噎噎地饮泣了一阵子。看到她哭得差不多了，神父轻轻地对她说：

“好了，现在对我讲吧！”

特莉妮达用裙子擤了擤鼻涕，咽下一大口掺着眼泪的发咸的口水。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那是少有的男中音。“我的叔叔安布罗西奥在追求我。”她说。

“怎么回事？”

“有一天晚上，他硬要在我的床上过夜。”特莉妮达说。

“说下去。”

“没有了，”特莉妮达说，“我向上帝发誓，再没有什么了。”

“不用起誓。”神父告诫道。随后他用忏悔神父的平静语调说:“告诉我，你和谁一起睡觉？”

“我妈妈，还有别的女人，”特莉妮达说，“一共七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

“他呢？”

“他和男人住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特莉妮达说。

“他从来没到过你的房间吗？”

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要说实话，”安赫尔神父坚持道，“别害怕。他从来没打算进你的房间里去吗？”

“有过一回。”

“事实经过呢？”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他已经钻进了我的帐子里。他悄悄地对我说，他不想把我怎么样，只想和我一起睡觉，因为他害怕公鸡。”

“怕什么公鸡？”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他就对我说了这些。”

“那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不走，我就喊了，把大家都叫起来。”

“他呢？”

“卡斯杜拉醒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大概是做梦吧。他闷着头不吭气，像个死人似的。等他从帐子里出去的时候，我都没觉出来。”

“他穿着衣服。”神父用肯定的语气说。

“穿着睡觉的衣服，”特莉妮达答道，“只穿着裤子。”

“他没想碰你一下。”

“没有，神父。”

“跟我说实话。”

“是没有，神父，”特莉妮达坚持说，“我向上帝发誓。”

安赫尔神父又把她的脸抬起来，盯着她那双闪烁着悲伤的泪花的眼睛。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害怕。”

“怕什么？”

“不知道，神父。”

安赫尔神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了很长时间劝解她。特莉妮达一再点头表示同意。最后，神父和特莉妮达一起低声祷告:“耶稣基督、上帝、圣父……”神父深沉地祈祷着，内心感到一阵恐惧。他一边祷告，一边竭尽所能地回溯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待到向特莉妮达赦罪的时候，一种灾难临头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灵。

镇长推开门，高声叫道：“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走进卧室，用裙子擦干了双手。

“他有两天晚上没回来了。”她说。

“这个该死的，”镇长说，“昨天他没到办公室去。我有件急事，到处找他，谁也说不上他在什么地方。你想想他会在哪儿呢？”

“八成到哪个婊子家里去了。”

镇长扭头走了，连门也没关上。他走进台球厅。留声机开到最大的音量，在播放一支伤感的歌曲。镇长径直走到最里边的小房间，喊道：“法官。”老板堂罗克正在把大瓮里的甘蔗酒灌进酒瓶里。一听镇长喊，他停下手里的活计，大声说道：“不在，中尉。”镇长走到隔壁另一间屋里，一伙人正在玩牌。谁也没见过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妈的，”镇长说，“按说在这个镇上谁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可现在我要找法官，却没人知道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您去问问贴匿名帖的人吧！”堂罗克说。

“少拿那些破烂纸跟我瞎捣乱。”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也没在办公室里。已经九点了，法院的秘书还在院子的走廊上打瞌睡。镇长回到警察局，命令三名警察穿好衣服，到舞厅和三个尽人皆知的暗娼家去找阿尔卡迪奥法官。然后，他走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最后在理发馆里，他看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两腿劈开，脸上蒙着一条热毛巾。

“我的法官，你可真够行的，”镇长喊道，“我找你找了两天了。”

理发师把毛巾拿下来。镇长看见法官两眼肿胀，下巴黑乎乎的，三天没刮胡子了。

“你女人都要生了。你呢，连影子也找不着。”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下从椅子上跳下来。

“哎哟，坏事了。”

镇长放声大笑，把法官推到椅子背上。“别害怕，”他说，“我找你有别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又闭上眼躺下去。

“理完发到办公室去一趟，”镇长说，“我等着你。”

说着，他在长条靠背椅上坐下来。

“你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在这儿。”法官说。

镇长不常来理发馆。有一次，他看见墙上钉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当时，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一次，纸条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瓜迪奥拉。”他叫道。

理发师正在裤子上擦剃刀。听见镇长叫他，他停下手里的活。

“什么事，中尉。”

“谁让你贴这个的？”镇长指着纸条问。

“凭经验办事呗。”理发师说。

镇长把一张小凳子拉到理发室的内墙前，踩着凳子把纸条摘下来。

“咱们这儿，只有政府才有权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的，”他说，“咱们现在讲民主。”

理发师接着干他的活。“谁也不能禁止人们发表意见。”镇长继续说着，把纸条撕得粉碎，扔进纸篓，然后走到梳妆台前洗了洗手。

“看到了吧，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严肃地说，“怀疑上你了。”

镇长对着镜子观察了一下理发师的神色，只见他全神贯注地在干活。镇长一边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一边擦干了手。

“如今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说，“过去是政治家说了算，现在是政府说了算。”

“听见了吗，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他脸上涂满了肥皂沫。

“当然听见了。”理发师回道。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阴雨绵绵，大街上好像涂了一层湿漉漉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镇长说。

“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道，“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像宣读判决书似的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啊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哪。”

“这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道。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门上贴一张，免得教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扔到院子里，说了句：

“当然了。”

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拋到脑后了。他将手掌撑在办公桌上说：

“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

“那当然。但是您事先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道。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主啊。”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蹬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像在跳古式的舞蹈。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佩服那些在四旬节前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边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再换一下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都不紧不慢的。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的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人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边说边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留声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店铺。”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后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待着。”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绿纸包着铁丝做成的细长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音乐声和纸花多么协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

“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

这工夫，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他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着干活。

“照我看，”牙医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医说。

本哈民先生把撑开的雨伞放在角落里，将外套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医在研钵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黏稠的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他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医拿着和好的糊糊走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帕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牙医把那团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医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医紧紧地按住他的嘴。“不，”他在内心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医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医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他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样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医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变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

“哦，”牙医说，“这么说你也关心这件事。”

“唉，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啊！”本哈民先生说。

他把假牙戴好，慢腾腾地穿上外套。

“究竟能说明什么，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牙医不痛不痒地说。他朝窗外扫了一眼，天空阴沉沉的。他又接着说：“你看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走。”

本哈民先生把雨伞挎在胳臂上。“店铺里没人。”说着，他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拿起草帽，告辞出来了。

“别这么想，阿乌雷列奥，”走到门口时本哈民先生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

“既然如此，”牙医说，“请你等一等！”

他走到门口，递给本哈民先生一张叠着的纸。

“你先看看，再传给别人。”

本哈民先生用不着打开纸片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张着嘴瞧着那张纸。

“还在干？”

牙医点了点头，站在门口，一直等到本哈民先生离开镶牙铺。

十二点整，牙医的老婆招呼他吃午饭。二十岁的女儿安赫拉正在餐厅里补袜子。餐厅里家具不多，似乎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显得有点寒碜。在通向院子的走道的木头栏杆上放着一排红色的花盆，里边种着各种药草。

“可怜的小本哈民，”牙医在圆桌旁坐下的时候说，“他也在惦记着匿名帖哪。”

“大家都悬着个心。”他老婆说。

“托瓦尔家姐妹几个要搬走了。”安赫拉插嘴说。

牙医的老婆拿过盘子给大家盛汤。“她们匆匆忙忙地在变卖东西。”她说。热汤的香味扑鼻而来，牙医觉得他老婆真是多余操心。

“会回来的，”他说，“丢脸的事说忘就忘。”

他舀起一匙汤，吹了吹，想听听女儿有什么见解。女儿和他一样干瘦干痩的，但她的眼睛很有光彩。她没有再谈这件事，转了个话题谈起马戏团。她说，有一个男人用锯把他妻子锯成两半，一个侏儒把脑袋放在狮子的血盆大口里唱歌，还有一个演员在插满尖刀的平台上一连翻了三个跟头。牙医一声不响地边吃饭边听她讲。最后他说，要是晚上不下雨，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

牙医在卧室里挂上吊床，准备睡午觉。他发现虽然他提出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他老婆还是照样闷闷不乐。她说，如果有人给她贴匿名帖，她也打算离开这儿。

牙医听了这番话，并不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从前他们用枪子儿也没把咱们赶走，现在在门上贴张纸就把咱们撵跑了，这不成了笑话吗？”他脱掉鞋，穿着袜子躺在吊床上，安慰她说：

“别担心，不会有人给你贴匿名帖的。”

“他们才不管是谁呢。”女人说。

“那得看怎么说了，”牙医说，“他们知道，对付我得用别的招。”

女人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疲倦的神情。

“知道是谁贴的就好了。”

“谁贴的谁知道。”牙医说。

镇长经常是几天几天的不吃饭。原因很简单，他把吃饭这件事给忘了。要说他的活动，有时候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又不是老这么忙，很多时候却又闲得无聊，在镇上东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关在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打发过去的。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是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从来没有按一般人的习惯生活过，只有饿得实在顶不住了，才到饭店里随便吃点什么。

那天，他和阿尔卡迪奥法官共进午餐。整个下午他们都在一起，直到办完卖土地的手续。请来的行家估好了地价。临时任命的检察官只干了两个小时就没事了。四点钟刚过，他们走进台球厅，两个人好像是为了前程奔波，刚刚长途跋涉归来似的。

“总算完事了。”镇长挥了挥手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搭腔。镇长看到他在柜台那里找凳子，便递给他一片止痛片。

“来杯水。”镇长对堂罗克说。

“来杯冰镇啤酒吧。”阿尔卡迪奥法官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完把头耷拉在柜台上。

“那就来一杯冰镇啤酒。”镇长改口道。他把钱撂在柜台上，又说：“这个钱是他挣来的，干起活可真像个男子汉。”

阿尔卡迪奥法官喝完啤酒，用手指揉了揉头皮。台球厅里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人们正等着看马戏团打这儿路过。

镇长从台球厅望出去，正好看见马戏团走过来。乐队敲锣打鼓，先是一个身穿银白色衣服的姑娘骑着一头矮象走过去，象的耳朵和芋头叶一样。后面是几个小丑和杂技演员。雨过天晴，黄昏像水洗过似的。在落日余晖的照射下，天又热起来了。音乐声戛然停止，一个男人踩着高跷出来报幕。全镇居民不声不响地仿佛从地底下一拥而出，走上街头。

安赫尔神父从书房里看见马戏团打门口走过。他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着脑袋。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复苏了。从吃晚饭直到入夜时分，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查看了哪些人进入电影院，然后独自回到卧室的时候，这种情绪才消失。晚祷之后，他痴痴地坐在藤摇椅上，甚至没有听到九点的钟声，也不知道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只有一只癞蛤蟆在呱呱鸣叫。他从摇椅上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给镇长写了一个呈文。

应马戏团老板的邀请，镇长在荣誉席上落座观看节目。开始表演的是吊杆，后来出来几个小丑。接着，卡桑德拉出场了。她穿着一件黑丝绒衣服，蒙着眼睛，表演的节目是猜观众在想什么。镇长赶紧溜走了。他在镇上做了例行的巡逻后，十点钟来到警察局。一封字迹工整的信函正在等着他拆阅。这是安赫尔神父的呈文。神父如此正经八百地提出要求，倒叫镇长大吃一惊。

镇长叩门的时候，安赫尔神父正在脱衣服。“好家伙，”这位堂区神父说，“他来得这么快，真没想到。”镇长还没进门，神父就听出是他来了。

“我很高兴能当面答复您的信件。”镇长笑容满面地说。

他把帽子一甩，扔到藤摇椅上，帽子像唱片似的打了几个滚。柜子下面有几瓶汽水，放在一个小盆里，用冷水冰着。安赫尔神父拿出一瓶。

“喝瓶柠檬汁吗？”

镇长同意了。

“打扰您了，”堂区神父开门见山地说，“您对匿名帖这样漠不关心，我很担忧。”

看见神父讲话的样子，人们或许以为他在开玩笑，但镇长完全当正经话听。他心里想，为什么安赫尔神父对匿名帖竟会担心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您也惦记着这件事，神父，这可有点怪了。”

安赫尔神父在桌子的抽屉里翻腾着，找开瓶的起子。

“我担心的并不是匿名帖本身，”找不到起子，瓶子打不开，神父不知如何是好，“我担心的是……怎么说呢……这里面有某种不公道的东西。”

镇长从神父手里夺过瓶子，用靴子上的马蹄铁起下瓶盖，他左手的动作十分熟练，安赫尔神父不得不佩服。镇长用舌头舔了舔流到瓶颈上的泡沫。

“这种私生活的事，”他开了头，一时又想不出个主意，“说真的，神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哪。”

神父走到写字台旁。“您应该知道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说，这对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又换了一种口气说：

“礼拜天之前得采取点行动。”

“今天是礼拜四。”镇长说。

“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几。”神父回答道。他暗自鼓了鼓劲，又接着说：“也许您还来得及尽到自己的职责。”

镇长使劲地攥住汽水瓶，好像要把它拧弯似的。安赫尔神父看见他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步履矫健，神情潇洒，一点也不像个中年人的样子。神父确实有些自惭形秽了。

“您看，”神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事。”

钟声响了十一下。最后一声回音消逝了。镇长两手撑在桌面上，朝神父俯下身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强忍住的忧虑神情，说话的声音也透露出这种情绪。

“您看，神父，”他开口了，“眼下镇上平安无事，人们开始相信政府了。现在要是为这种区区小事动用武力，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神父点头表示同意，但又进一步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采取点一般的行政措施。”

“不管怎么说吧，”镇长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一定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您知道，我那里有六名警察，整天待在警察局，光拿钱不干事，想换也换不掉。”

“我知道，”安赫尔神父说，“这也不能怪您。”

“现在，”镇长没有答理神父的插话，仍然急切地说，“三名警察是普通刑事犯，从监狱里提出来冒充警察的，这件事对谁都不是秘密。情况就是这样。我可不敢冒险让他们上街抓人。”

安赫尔神父摊开两手。

“当然，当然，”他连声表示同意，“他们当然不能算数。不过，比如说，您为什么不动用良民百姓呢？”

镇长直起身子，一口一口毫无滋味地呷着瓶子里的汽水。他的前胸后背全都浸满了汗水。他说：

“您不是说过吗，那些良民百姓看到匿名帖，都要快活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

“再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事，不值得兴师动众。我这是跟您说实话，神父，”镇长和和气气地说，“直到今天晚上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和您、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

安赫尔神父慈祥地答道：“关系呢，总还是有一点。”前一天在阿希斯寡妇家吃午饭的时候，神父就开始在脑子里酝酿一套布道辞。现在为了说服镇长，他掏出了几句考虑成熟的话。

“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最后说，“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镇长坦然一笑。“好了，好了，”他打断神父的话，“这些破烂纸用不着提到哲学的高度，神父。”他把没喝完的汽水瓶放在桌子上，态度和蔼地让步道：

“既然您把事情看得这么重，那我一定好好想想，看怎么办好。”

安赫尔神父对镇长表示感谢。他说，礼拜天为了匿名帖揪着个心走上布道坛，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镇长本想请神父再多解释几句，但他发觉时间太晚了，又让堂区神父熬夜了。

第七章

军鼓像昔日的鬼怪一样又被抬了出来。上午十点钟，在台球厅对面擂起军鼓。鼓声惊动了全镇居民，大家连忙侧耳细听。直到最后咚咚咚连敲三下，鼓声戛然而止。愁云又笼罩在小镇上。

“死神！”蒙铁尔寡妇看到人们打开门窗，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大声喊道，“死神来了！”

她定了定神，拉开阳台上的帘子，只见人群围在一个准备宣读告示的警察周围。广场上鸦雀无声，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门。蒙铁尔寡妇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半天只听明白了两个字。

家里也没人给她讲一讲。按照官方的惯例，告示宣读完毕，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她问谁，谁都说没听清楚。厨娘看见她面色苍白，吓了一跳。

“告示都说些什么？”

“我正在打听呢，谁都说不知道。事情是明摆着的，”寡妇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好事从来不上告示。”

于是，厨娘到大街上去打听，回来以后把详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从当天晚上起恢复宵禁，什么时候宵禁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禁。从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么人，连喊三声“站住”，不站住可以开枪。镇长亲自挑选老百姓参加巡逻队，以配合警方夜间值勤。

蒙铁尔寡妇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告示上没有写，”厨娘答道，“可大家都说是为了匿名帖的事。”

“我早就料到了，”寡妇惊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尔先生，一面派人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钉着铜钉的皮箱，拿到她的卧室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皮箱是何塞·蒙铁尔去世前一年出远门（他一生当中就外出旅行过这么一次)时买的。蒙铁尔寡妇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内衣和几双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想，那种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该有多么安适。她要远离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找一间有壁炉和花坛的房子住。在那里种点牛至草，她可以尽情地怀念何塞·蒙铁尔，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礼拜一下午收到女儿们的来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针线装在皮匣子里，把念珠和经书装进鞋盒。就这样，她已经担心所带的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上帝的允许。最后，她把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塞进一只袜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间，把箱子锁上。

卡米查埃尔先生走进屋门，看见她穿戴得十分简朴。这一天，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带雨伞。这仿佛是一种预兆，但寡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从衣兜里掏出家中所有的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拴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小纸签，标明是开哪个门的。她把钥匙交给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我把何塞·蒙铁尔这份罪孽深重的家当全都交给您。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长期以来，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直担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说，”他试探着，“您想到别处去，过了这阵子再回来。”

寡妇用平静而果断的声音说：

“我永远不回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向寡妇分析了一下情况。何塞·蒙铁尔的遗产还没有清点完，许多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财产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其合法地位尚不确定。不把这部分混乱的财产——何塞·蒙铁尔去世前几年连个大概的数也没有——清理完，就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寡妇在德国当领事的大儿子和那两位留恋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的女儿必须回来一趟，商定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权利，不然就得请代理人来代办。在这以前，什么也不能变卖。

两年前，卡米查埃尔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迷魂阵似的手续，两年来蒙铁尔寡妇一直陷在阵里走不出来。但这一次却未能打动她。

“没关系，”她固执地说，“我的孩子在欧洲过得很幸福。正像他们说的，在这个野蛮的国度里什么也干不成。卡米查埃尔先生，要不您把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卷，扔到猪圈喂猪算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顶撞她。他说，要出远门还得准备准备，说完就出门找大夫去了。

“好吧，瓜迪奥拉，你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镇长还没有走进理发馆的大门，理发师和在里面聊天的几个人就听出是他来了。“还有你们俩，”镇长指着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不是整天想着要枪吗，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忘恩负义，掉过枪口来打我们。”听上去，镇长说话的口吻还是挺和气的。

“还是给把扫帚吧，”理发师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扫帚比什么枪都顶用。”

理发师正在给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门的顾客刮后脖梗，连看也没看镇长一眼。镇长说的话，他压根儿没当真。直到镇长查问这些人里谁是预备役军人，谁会打枪，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选中了。

“真的让我们去摆弄这玩意儿吗，中尉？”他问。

“啊，他妈的，”镇长回答说，“你们整天嘀嘀咕咕地说要枪，现在给枪了，你们又不信。”

镇长站在理发师身后，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全屋的人。“说正经的，”他改变了口气，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钟，一级预备役军人到警察局报到。”在镜子里，理发师的目光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理发师问。

“那就到监狱里去治。”镇长答道。

台球厅的留声机又在放一支伤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调。屋里空无一人，几张桌子上还摆着没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现在可倒好，”堂罗克看见镇长走进来说，“什么都完了。七点钟一定得关门。”

镇长一直走到台球厅的里边，赌牌的几张桌子也空着。他打开厕所门，又看了看库房，然后回到柜台。走过球台时，他突然把台布掀起来，说：

“好了，别装蒜了。”

两个青年人从台子底下钻出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尘土。一个人面色苍白，另外那个年轻一点的，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镇长轻轻把他们推到门口的桌子旁边。

“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镇长对他们说，“下午六点钟，到警察局报到。”

堂罗克站在柜台后面没出来。

“这么干，”他说，“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两三天吧。”镇长说。

电影院老板在大街拐角的地方追上了镇长。“怎么又来了这么一招啊。”他大声嚷道，“敲十二下钟就够呛了，现在怎么又吹起号来了。”镇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算扬长而去。

“我要把电影院没收。”他说。

“不行，”老板顶撞道，“电影院不是公共事业。”

“在宵禁状态下，”镇长说，“电影院也可以被宣布为公共事业。”

他收起了笑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警察局的楼梯。上了二楼，他伸开两臂，又笑了起来。

“臭狗屎，”他喊道，“您也来了？”

马戏团老板躺在一把折叠椅上悠悠自得，活像东方的君主。他出神地叼着一只水手烟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示意镇长坐下。

“咱们来谈谈生意吧，中尉。”

镇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老板那只戴着五光十色的宝石的手托着烟斗，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可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

镇长挥了一下手，表示可以。

“自从看见您刮脸的那天起，我就了解您的为人了，”老板说，“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很有眼力的。我知道，这次宵禁对您来说……”

镇长打量着他，脸上露出了寻开心的神态。

“……可是对我来说，我花了钱安好场子，还要养活十七个人、九头驯兽，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那又怎么样呢？”

“我提议，”老板说，“十一点开始宵禁，夜场的进项咱俩平分。”

镇长满面含笑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一下。

“想必您已经在镇上打听过了，”他说，“有人告诉您，说我是强盗。这种事，用不着费多大劲儿就能打听到。”

“我说的是正经的生意。”老板抗议说。

老板没有留神，不知什么时候镇长拉下了脸。

“礼拜一再说吧。”中尉不置可否地说。

“到礼拜一，我肚子都得饿瘪了，”老板顶撞道，“我们是穷人哪。”

镇长轻轻地拍拍马戏团老板的后背，把他推到楼梯口。“别跟我叫苦了，”他说，“这种事我清楚。”两人站在楼梯前，镇长用安慰的口吻说：

“今天晚上叫卡桑德拉到我这儿来一趟。”

老板想转过身去，但背上那只手使劲扳住他。

“当然可以，”老板说，“咱先不谈这个事。”

“叫她来，”镇长坚持道，“有事明天再谈。”

本哈民先生用手指尖推开纱门，但是没有走进去。他憋着一肚子的气，大声道：

“窗户，诺拉。”

诺拉·德哈科夫是个中年妇女，身材高大，头发剪得像个男人。她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电风扇，正等着本哈民先生来吃午饭。听到喊声，她吃力地站起身来，打开临街的四扇窗户。一股热气冲了进来。屋里的地面上墁着花砖，每块砖上都画着一只模样相同的孔雀，家具上蒙着花布。房间的装饰给人一种愈穷愈讲究的印象。

“大家议论的事是真的吗？”她问。

“议论的事多着呢。”

“比如蒙铁尔寡妇，”诺拉·德哈科夫进一步说，“人们都说她又疯了。”

“依我看，她早就疯了。”本哈民先生说，随后又没好气地加上一句：“是这么回事，今天上午，她要从阳台上跳楼自杀。”

饭桌的两头各摆一份餐具，从大街上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上帝降罪啊。”诺拉·德哈科夫说着拍了拍手，叫用人上菜。她把电风扇挪到餐厅里。

“从今天上午起，她家里满屋子都是人。”本哈民先生说。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以从内里看看这个老太婆。”诺拉·德哈科夫答道。

一个头上扎着红锻带发结的黑人小姑娘把热汤端到桌上。餐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鸡肉的香味，屋里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本哈民先生把餐巾掖进衣领说：“祝你健康。”他拿起勺子想喝口热汤。

“吹一吹，傻瓜，”诺拉·德哈科夫不耐烦地说，“还不把上衣脱掉。你这种不开窗户不进屋的毛病都要把人热死了。”

“现在更得让窗子大敞四开了，”他说，“免得人家说，从大街上看不见我在你家里干些什么。”

本哈民先生得意地笑了笑。诺拉·德哈科夫看见他露出了像火漆一样鲜红的牙床。“别出洋相了，”她喊起来，“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热汤可以喝了。他们一边喝汤一边断断续续地拉家常。

“我倒是担心人家议论莫尼卡。”她指的是她十五岁的女儿。自从上中学以后，莫尼卡还没回来度过假。“至于我，议论来议论去无非是那些人们早就知道的事。”

这一回，本哈民先生没有像往常那样向她投去不赞同的目光。他们默默地喝着汤，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这是他规定的最短距离，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二十年前，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本哈民先生给她写过几封长长的情书，她也总是热情地回信。有一次假期到农村野营，奈斯托尔·哈科夫喝得醉醺醺的。他抓住诺拉的头发，把她拽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说：“你要不和我结婚，我就毙了你。”毫无商量的余地。假期一完，他们结了婚，十年后又分居了。

“说来说去，”本哈民先生说，“还是别关上门，免得让人家胡乱猜想。”

喝完咖啡，他站起身来说:“我走了，米娜该等急了。”走到门口，他戴上帽子，高声说道：

“这屋里像着了火一样。”

“我不是一直这么说嘛！”她说。

本哈民先生走到最后一个窗子口，转过身来向她表示祝福。诺拉·德哈科夫看到本哈民先生告辞走了，把电风扇拿进卧室，关上门，脱光衣服，然后，和每天午饭后一样，走进浴室，坐在抽水马桶上独自一人想心事。

每天她都看到奈斯托尔·哈科夫从她门口走过四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有了四个孩子，人们把他看作一位模范父亲。近年来，有好几次他带着孩子从她门口走过，但是从来没和他的女人一起来过。她看到他消瘦了，苍老了，面无血色，成了一个陌生人，过去那种恩爱关系已不堪回首。有时候，她独自一人睡午觉，也曾热切地怀念过他，只不过不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而是在莫尼卡出世之前的样子。当时他们相爱时间不算长，但是感情却如胶似漆，没有闹过别扭。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睡到正午才起床。他到了办公室才听说告示的事。他的秘书呢，从早晨八点镇长让他起草告示起，就一直惶惶不安。

“不管怎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知道了详情以后，思忖了一下说，“措辞太激烈了。没有这个必要。”

“法令总是这样。”

“那倒是，”法官表示同意，“不过情况变了嘛，措辞也应该改变。说不定会把人们吓坏的。”

后来到台球厅打牌的时候，他发现人们主要的情绪不是害怕。倒不如说，大家有一种集体的胜利感，因为看到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阿尔卡迪奥法官离开台球厅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镇长。

“看起来，对付匿名帖不值得这样搞，”他对镇长说，“人们都在看笑话呢。”

镇长抓住他的胳臂说：“我们不是跟老百姓作对。这叫作例行公事。”这样边走边谈，阿尔卡迪奥法官实在有些吃不消。镇长像要办什么急事似的，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走了半天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呢。

“这种状况不会延续一辈子的，”镇长接着说，“从现在起到礼拜天，我们一定把那个贴匿名帖的小丑关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猜准是个女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以为然。秘书汇报的时候，他吊儿郎当的没用心听，不过大体上也有一个看法：匿名帖不是一个人贴的，也不像有什么统一的计划。最近几天又出现了新花样：在匿名帖上画漫画。

“可能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干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最后说，“八成是几个男人和女人干的，而且是各搞各的。”

“别把事情弄得太复杂了，法官，”镇长说，“您应该知道，不论什么事，虽然参与的人可能很多，可罪魁祸首只有一个。”

“这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中尉。”阿尔卡迪奥法官回答道。他蛮有把握地加上这么一句：“总而言之，我看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荒唐的。贴匿名帖的人干脆往旁边一躲，等到宵禁一结束，就万事大吉了。”

“不要紧，”镇长说，“说到底，总要维护权威的原则嘛。”

招募来的人开始在警察局集合。小院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岁月。当时，监狱里容不下那么多人，犯人只好待在露天的地方。当天下午，那几名被解除武装的警察穿着短裤在走廊里来回闲溜达。

“罗维拉，”镇长在门口叫道，“给小伙子们弄点喝的。”

警察罗维拉穿上衣服。

“甘蔗酒？”他问。

“少跟我装疯卖傻。”镇长大声说道。他一边朝他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说：“弄点冷饮。”

招募来的人坐在院子里吸烟。阿尔卡迪奥法官从二楼的栏杆处看着他们。

“是自愿来的吗？”

“想得倒好，”镇长说，“我从床底下把他们拉出来的，像抓壮丁似的。”

法官看了看，全是熟面孔。

“好像是给反对派招兵买马嘛。”

办公室沉重的铁门一打开，从里面冒出一股凉气。“您是说，他们全是打架斗殴的好手。”镇长打开这座私人碉堡里的电灯之后微笑着说。屋子的一头摆着一张行军床，床底下放着一个便盆。凳子上有一个玻璃罐，上面扣着一只杯子。几支步枪和冲锋枪斜靠在光秃秃的水泥墙上。屋里唯一的通风口是开在高处的几扇窄小的天窗。从天窗可以俯瞰整个港口和两条主要的街道。屋子的另一头是办公桌和保险柜。

这是镇长亲自布置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我要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枪。”

罗维拉尾随着他们走进来。镇长给他几张钞票说：“再发给他们每人两包烟。”等罗维拉出去以后，他又对阿尔卡迪奥法官说：“您看这事办得怎么样？”

法官心事重重地回答道：

“一次无谓的冒险。”

“老百姓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镇长说，“另外照我看，这些穷小子拿着枪也不会摆弄。”

“也许一开始他们会不知所措，”法官表示同意，“不过这种情况长不了。”

法官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他尽力忍耐。“您要多加小心，中尉，”他边想边说，“别落得个鸡飞蛋打。”镇长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把法官拉出了办公室。

“不必担心，法官，”他伏在法官的耳朵上说，“他们拿到的都是放烟火用的子弹。”

镇长和法官下楼出来，院子里已是灯火通明。招募来的人正在肮脏的电灯下喝汽水，大麻蝇一个劲儿往灯泡上撞。雨后，院子里有几处水洼。镇长从院子的这头走到那头，用长者的口吻向大家交代今晚的任务：两人一组在各个主要街角站岗。只要有人走过，不管是男是女，叫三声就得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他要求大家既要勇敢又要慎重。过了半夜，会有人给他们送夜宵。镇长最后表示，愿上帝保佑一切顺利，并希望全镇居民体谅政府为保持社会安定所做的这番努力。

钟楼上响起八点的钟声，安赫尔神父从桌旁站起来。他关掉院子里的电灯，上好门闩，在经书上画了个十字，嘴里念叨着“以主的名义”。远处的院子里，石鸻鸟在歌唱。阿希斯寡妇坐在走廊上一边乘凉一边打盹，旁边的鸟笼子全用黑布罩住。听到第二下钟声敲响，她没睁开眼就连忙问道：“罗贝托回来了吗？”一个女仆蜷缩在门洞里回答说，罗贝托七点钟就躺下了。在这之前几分钟，诺拉·德哈科夫把收音机的声音放低，陶醉在一首从某个舒适洁净的地方传来的轻音乐中，乐声如此遥远，仿佛若有若无地呼唤着某个人的名字。镇上的狗汪汪叫起来。

牙医还没听完新闻，忽然想起安赫拉仍在院子里的小灯下猜字谜，他连看也没看，就喊道：“关上大门，到屋里来猜。”他的妻子被惊醒了。

罗贝托·阿希斯是在七点钟躺下的。这时候，他站起身来，从半掩着的窗户朝广场张望了一下。广场上只有一片黑黢黢的杏树，蒙铁尔寡妇家阳台上的灯最后也灭了。罗贝托·阿希斯的妻子打开床头灯，压低声音要他赶快躺下。一只孤零零的狗还在叫，直到钟楼响过第五下钟声，它才停下来。

堂拉洛·莫斯科特肚子上摊着一张报纸，前额上架着眼镜，在闷热的房间里呼呼地打鼾。房间里堆满了空铁罐和落满灰尘的小药瓶。他那位瘫痪的妻子用一块破布驱赶着蚊子，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想起过去也曾有像今天一样气氛紧张的夜晚，不禁浑身发抖。远处的人声、狗吠声和悄悄的跑步声消逝了，镇上笼罩着一片沉寂。

“别忘了把可拉明放进去。”希拉尔多大夫嘱咐妻子说。睡觉之前，他的妻子把急救药品放进小药箱里。他们俩还在惦记着蒙铁尔寡妇。服用了最后一剂鲁米那之后，寡妇硬挺挺的像个死人。堂萨瓦斯刚和卡米查埃尔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谈得把时间都忘了。钟声响到第七下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里用天平称第二天的早餐。他的妻子披头散发地从卧室里跑出来。河水停滞不流了。“唉，今天晚上啊……”黑暗中有人低声说。这时候，第八下钟声敲响了，低沉的声音在小镇上空弥漫开来。十五秒钟前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冒火花，现在完全熄灭了。

宵禁的号声响过以后，希拉尔多大夫合上书。他的妻子把小药箱放在床头柜上，脸冲着墙躺下，关了灯。大夫又把书打开，但是没有看下去。夫妻俩有节奏地喘着气。万籁俱寂的小镇似乎缩小了，缩到只有卧室那么大，全镇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大夫回答说。

直到十一点钟，大夫的精神仍旧集中不起来。手上的书还是八点钟看的那一页。他把这页折起一个角，将书放在床头柜上。妻子已经睡着了。想想过去每逢宵禁，他们俩总是睁着眼守到天亮，侧耳细听什么地方枪响，有什么情况。有几次听见皮靴的槖槖声和武器的铿锵声一直响到自家门前。他们坐在床上，等着一阵冰雹般的子弹把门打烂。再往后，他们学会了分辨各种恐怖活动的动静。很多个晚上，他们把准备分发的秘密传单塞进枕头里，头靠着枕头彻夜不眠。一天清晨，诊所的大门对面响起了拉动枪栓的咔咔声。过了一会儿，只听镇长用疲乏的声音说：“这儿用不着。这个家伙不会参与什么活动的。”希拉尔多大夫赶忙关上灯，躺下睡觉。

后半夜又下起小雨。守在码头一角的理发师和另外一个人离开岗位，到本哈民先生店铺的房檐下避雨。理发师点燃一支香烟，借着火柴的光亮打量了一下枪支。枪是新的。

“美国制造。”他说。

另外那个人划亮了几根火柴，想看看他那支卡宾枪的牌号，可是没有找到。一滴水从房檐上落下来，啪嗒一声掉在枪托上。“今天这事可真是怪，”他低声说着，用袖子擦干枪托，“发给咱们一人一支枪，叫咱们在雨底下挨浇。”在黑咕隆咚的小镇上，只听见房檐上雨水的滴答声。

“咱们是九个人，”理发师说，“他们呢，包括镇长在内是七个人，有三个人还待在警察局。”

“刚才我也这么想来着。”另外那个人说。

蓦地，镇长用手电筒照在他们身上，只见他们蹲在墙根，用身子护住枪，房檐的水滴像小铅弹一样在他们的鞋上迸溅开来。镇长认出了他们，把手电筒关掉，钻到屋檐下面。他身穿一件军用雨衣，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冲锋枪，身边带了一名警察。他看了看右手上的手表，命令警察说：

“你到警察局去一趟，看看夜宵怎么样了。”

他说话很用力，像下作战命令一样。警察消失在迷蒙的雨中。镇长挨着招募来的人坐在地上。

“有事吗？”他问。

“没事。”理发师说。

另外那个人递给镇长一支香烟，镇长没要。那人给自己点上了一支。

“您要我们干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中尉？”

“谁知道啊，”镇长说，“眼下只能说等到宵禁结束。明天再说明天的。”

“得等到五点！”理发师喊道。

“好家伙！”另外那个人说，“我从今天早上四点钟起就一直站着。”

透过淅淅沥沥的雨声传来了一群狗的乱吠。后来，只剩下一只狗还在一声一声地叫。这时候，镇长才无精打采地冲着那名招募来的人说：

“有话尽管跟我说，这种事我干了半辈子了。我真有点困啦。”

“有什么用，”理发师说，“这种干法根本不对头。老娘儿们才这么干呢。”

“我也开始琢磨这件事。”镇长叹了口气。

警察回来报告说，等雨一停，马上就送夜宵来，又说，抓住了一个没有通行证的女人，她在警察局等候镇长。

这个女人是卡桑德拉。在阳台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屋里显得暗幽幽的。卡桑德拉盖着一块油布躺在折叠椅上睡觉。镇长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鼻子。她哼了一声，使劲地摇了摇头，睁开眼睛。“我正做梦呢。”她说。

镇长打开屋里的灯。卡桑德拉用手捂住眼睛，嘟嘟囔囔地扭过身去。镇长看见她那银白色的指甲和光溜溜的胳肢窝，心中不觉一动。

“您可真沉得住气，”她说，“我十一点就来了。”

“我以为你在我的住处等我呢。”镇长抱歉地说。

“我不是没有通行证吗？”

两天前她的头发是古铜色的，现在变成了银灰色。“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镇长笑了笑，挂好雨衣，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但愿他们没把你当作贴匿名帖的。”这时候，卡桑德拉又变得嘻嘻哈哈了。

“但愿他们这么以为，”她回答说，“我就爱看人一惊一乍的。”

镇长突然显得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他把指关节弄得咔咔响，低声下气地说：“我需要你帮个忙。”她察言观色地看了他一眼。

“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镇长接着说，“你拿牌算一算，能不能找出谁贴的匿名帖。”

她把脸转向一边。“明白了。”她稍微沉吟了一下说。镇长催促道：

“说来说去，这也是为你们好。”

她点了点头。

“我已经算过了。”她说。

镇长几乎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这个卦很怪，”卡桑德拉装腔作势地继续说，“卦上说得十分明白。往桌子上一摆，吓了我一大跳。”她连喘气都显得很紧张。

“是谁？”

“不是哪一个人，全镇的人都有份。”

第八章

礼拜天，阿希斯寡妇的几个儿子回到镇上来望弥撒。除了罗贝托·阿希斯之外，还有弟兄七个。这七个人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个个五大三粗，干起重活来像骡子一样。妈妈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罗贝托·阿希斯年岁最小，却只有他成家了。他和几个哥哥唯有一点长得像——鼻梁高高耸起。他身子骨单薄，举止文雅，像个女孩子。阿希斯寡妇老盼着生个女儿，有这么个儿子，好歹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阿希斯家的七兄弟把牲口驮来的东西卸在厨房里，有绑着腿的小鸡、青菜、奶酪、红糖、咸肉，堆了一地。阿希斯寡妇在这堆东西中间走来走去，给女仆们分派活计。厨房里腾出地方以后，她让女仆从每样东西里挑出最好的给安赫尔神父送去。

这位堂区神父正在刮胡子，不时地把手伸到院子里，接点雨水弄湿下巴。快刮完脸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两个赤脚的女孩，连门也没敲。她们把几个熟菠萝、半熟的芭蕉、红糖、奶酪、一篮青菜和新鲜的鸡蛋倒在他面前。

安赫尔神父冲她们挤了挤右眼。“嚯，这可真像是兔子布莱尔[1]在做梦啊！”他说。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女孩瞪大眼睛，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你看，神父也刮胡子！”

另外那个女孩把她拉到大门口。“你原以为怎样？”堂区神父微微一笑，旋即收住笑容道：“我们也是人哪！”说完，他看了看摊在地上的食物，心想只有阿希斯家才拿得出这么多东西。

“去跟小伙子们说，”他几乎喊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安赫尔神父虽然干了四十年的神职工作，每逢盛典还是控制不住紧张情绪。胡子还没刮完，他就把工具收起来了，然后把食物捡起来，推到放缸的地方，最后走进圣器室，在长袍上擦了擦手。

教堂里坐满了人。阿希斯兄弟几个，还有母亲和弟妹坐在靠近讲坛的两张长靠背椅上。椅子是他们布施给教堂的，每张椅子的小铜牌上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几个月来，他们兄弟几个一直在外面，今天第一次凑到一起上教堂来。看那一身身衣着，人们一定会想他们是骑马来的。大儿子克里斯蒂瓦尔·阿希斯半小时前才从牧场赶回来，连脸都没来得及刮一刮，脚上还穿着马靴马刺。看见这个像半截黑塔似的山民，人们都会相信塞萨尔·蒙特罗的确是老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的私生子。这件事大家都在公开议论，但却从未得到证实。

安赫尔神父在圣器室里碰上一件不顺心的事：做礼拜用的法袍没放在原处。辅祭看见神父慌里慌张地翻箱倒柜，心中暗自责怪自己。

“去叫特莉妮达来，”神父命令说，“问问她把法袍的黑带子放在哪儿了。”

神父忘记了特莉妮达从礼拜六就病倒了。辅祭以为特莉妮达一准是带了些什么活计回家了。安赫尔神父只好穿上主持葬礼时用的法袍。他费了半天劲，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走上讲坛时，心情烦躁，呼吸急促，突然发现前几天想好的那些道理似乎没什么分量，不像他独自一人坐在屋里时想得那么有说服力。

安赫尔神父前后讲了十分钟。一些从未有过的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海里上下翻腾，弄得他上句不接下句。这时候，他猛然瞥见阿希斯寡妇和环绕在她身边的儿子们。不过，他觉得眼前仿佛摆着一张几百年后的模糊不清的全家福相片。只有蕾薇卡·德阿希斯显得活生生的：手拿着檀香扇，挺着胸脯，真可谓光彩照人。直到布道结束，安赫尔神父也没有直接谈及匿名帖的事。

阿希斯寡妇木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在开始望弥撒时，她心里很烦躁，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戴上，戴上又摘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画了个十字，站起来，从中央通道走出教堂。几个儿子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经过一夜的思索，今天早晨希拉尔多大夫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杀。蒙蒙细雨还在悄然无声地飘落。邻家的美洲鸟像吹口哨似的叫个不停。大夫在刷牙，他妻子在一边唠叨着。

“礼拜天就是怪，”她摆好桌子准备吃早餐，“闻着总有一股牲口味，好像有谁把礼拜天像牲口一样大卸八块挂起来似的。”

大夫安好自动刮脸刀开始刮脸。他的眼泡发肿，眼睛湿乎乎的。“你又没睡好，”妻子说，然后略带点哭腔道，“过不了几个礼拜天，你一觉醒来就会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她头上堆满发卷，身穿一件破旧的晨衣。

“劳您大驾，”大夫说，“少说两句吧！”

她走到厨房里去，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一边等着烧开，一边听美洲鸟的啼叫。过了一会儿，听到淋浴声，她便回到屋里，给丈夫拿好衣服，等他从浴室出来穿。把早餐端到桌上时，她看到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穿上那条卡其裤和运动衫，他显得年轻了一些。

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声也没吭。临到快吃完，大夫用亲切的目光端详着妻子。她低着头喝咖啡，身体微微地颤抖，像是在生闷气。

“怨我肝火太旺。”他抱歉地说。

“得了，说什么也盖不住你那臭架子。”她头也没抬地顶了一句。

“我大概是中毒了，”他说，“碰上下雨天，我的肝就出毛病。”

“你老是这么说，”她说，“从来也不治。再不注意，早晚得耽误了。”

他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十二月份，”他说，“咱们到海边去过半个月。”餐厅和院子之间有道木栅栏。大夫隔着栅栏的菱形格子看了看外面的牛毛细雨。在这漫长的十月里，院子显得格外凄凉。他说：“至少有四个月了吧，还没见过像今天这样的礼拜天呢。”她把盘子摞起来，端到厨房去。等她回到餐厅的时候，大夫已经戴好草帽，正在收拾药箱。

“你是不是说过又看见阿希斯寡妇从教堂里出来？”他说。

这件事是他刷牙之前妻子告诉他的。不过，当时他没注意听。

“今年她去过教堂三次，”她说，“看起来，她找不到别的法子消遣解闷了。”

大夫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有钱人全都发疯了。”

几个女人从教堂出来，走进蒙铁尔家，去看望蒙铁尔寡妇。大夫冲待在客厅里的几位妇女点了点头，走到楼梯拐角处，听到身后一阵轻轻的嬉笑声。他走到卧室门口，听见里面还有其他女人，于是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蒙铁尔寡妇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两手把被单拉到胸前，怀里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牛角梳。

“看样子，您这儿在过节吧！”大夫对她说。

“是十五周年。”一个女人说。

“十八周年。”蒙铁尔寡妇纠正道，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她又躺下去，把被单一直拉到脖子上。“当然，”她心情愉快地说，“一个男人也没请。只有您是例外，大夫，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啊。”

大夫把被雨淋湿的草帽放在小柜上。“做得对，”他暗自高兴地观察着病人，嘴里说着，“看样子，这儿没我的事啦。”随后他转向大家，抱歉地说：

“让我看看好吗？”

屋里只剩下蒙铁尔寡妇和大夫两个人。病人的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大夫似乎没有留意。他一边把药箱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愉决地同她拉家常。

“大夫，我求求您，”寡妇恳求说，“别再给我打针了，我的屁股快成筛子底了。”

“这个针剂可是个好东西，”大夫微微一笑说，“是医生的饭碗。”

她也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她隔着被单摸了摸屁股说，“这儿整个都淤血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碰。”

“那就别碰好了。”大夫说。

听了这话，寡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今天是礼拜天，您还是说点正经的吧，大夫。”

医生把她的袖子卷上去，准备量血压。

“大夫不让我大笑，”她说，“说这对肝不好。”

量血压的时候，寡妇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血压计的水银柱。“我这一辈子见到过不少的表，数这种表最新奇。”她说。大夫全神贯注地看着水银柱，松开了捏住充气球的手。

“这种表每天叫人起床，可准时了。”他说。

量完血压，大夫一面卷血压计的橡皮管，一面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气色。他把一瓶白药片放在小桌上，瓶上写着每隔十二小时服一片。“您不是不想打针吗？”他说，“那就不打了。您的身子骨比我还强呢。”寡妇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什么病也没有！”

“我也这么说，”大夫回答道，“既然要收您的钱，总得造出点病来，”

寡妇不愿理睬大夫这番话，她又问：

“我还要不要躺着呀？”

“照我看，”大夫说，“根本用不着。您下楼到客厅去，照常接待来访的客人。此外，”他狡黠地一笑说，“要谈的事多着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大夫，”她高声喊道，“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看，匿名帖准是您贴的！”

这句话把希拉尔多大夫逗笑了。出来的时候，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放在卧室一角的钉着黄铜钉的皮箱。那是寡妇准备出门带走的。“等您周游世界回来，”他在门口嚷道，“别忘给我带点东西。”寡妇不慌不忙地开始梳理头发。

“放心吧，大夫。”

寡妇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待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名客人离去，才穿好衣服。卡米查埃尔先生进来时，看见她正对着半开的阳台门吃饭。

寡妇两眼盯着阳台，随口和卡米查埃尔先生寒暄了一声。“不管怎么说，”她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她真勇敢。”卡米查埃尔先生也朝阿希斯寡妇家瞥了一眼。快十一点了，她家的门窗还关得严严实实的。

“本性难移嘛，”卡米查埃尔先生说，“您看她，一辈子只会生男孩，性子也只能是这样。”说着转过脸来对蒙铁尔寡妇补充了一句：“您今天可真像一朵玫瑰花。”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她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有件事您知道吗？”她问。卡米查埃尔先生迟疑了一下，她抢先回答说：

“希拉尔多大夫认为我发疯了。”

“哪里的话。”

寡妇点点头，又说：“也许他和您谈过了，要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卡米查埃尔先生真不知怎样摆脱她的纠缠。

“今天一上午我根本没出门。”他说。

说着话，他坐到靠床边那把软皮椅上。寡妇忽然想起何塞·蒙铁尔脑溢血后，临死前十五分钟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既然如此，”她不愿意多想这些晦气事，于是说，“今天下午他一定会找你。”她面带笑容地换了个话题继续道：

“您跟萨瓦斯老爹谈过了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谈过了。

的确，礼拜五和礼拜六他多方试探，打算了解一下堂萨瓦斯对变卖何塞·蒙铁尔的遗产有什么反应。堂萨瓦斯这个人城府很深。据卡米查埃尔先生推测，他好像愿意买下来。寡妇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说：“那就下礼拜三办吧。不行，就再下一个礼拜三。”无论如何，十月底之前她一定要离开这个镇。

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这时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进来的是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奶奶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吓得呆若木鸡。

“以后您少来这一套。”镇长说着话收起了手枪，又一屁股跌坐在帆布椅上，“我睡觉时耳朵特别灵。”

“门没关上。”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黎明回来的时候，镇长忘记关门。他实在太累了，往椅子上一坐便呼呼睡着了。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的声音还有点发抖。

“困死了。”镇长说。

他伸个懒腰，打了个大呵欠，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不动似的。尽管他工作勤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匿名帖还是照样出现。就在今天凌晨，他的房间门上也贴了一张：“中尉：用枪打兀鹰，白费弹药。”镇长走到大街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准是参加巡夜的人站岗站腻了，到处贴匿名帖解闷。他心里明白，镇上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一定开心死了。

“别想那些事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咱们吃点东西去！”

镇长一点也不饿。他想再睡上一个小时，洗个澡再出门。阿尔卡迪奥法官和镇长正好相反，他精神焕发，身上干干净净的。他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经过镇长的住处，看见门开着，就走进来，打算跟镇长要一张宵禁后用的通行证。

中尉一口回绝说：“不行。”然后又用慈父般的口吻解释道：

“您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阿尔卡迪奥法官点上了一支香烟，两眼瞅着火柴的火苗，让胸中的怒火平息一下，想顶撞镇长两句，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好。

“您别往坏处想，”镇长补充道，“我真巴不得和您换一换，晚上八点躺下睡觉，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那还用说。”法官回答，然后又用十分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白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慈父随时关照。”

法官背过身去，像是从阳台上观赏外面阴沉沉的天色。镇长冷冰冰的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斩钉截铁地说：“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转过身来，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我就是不发给你通行证，明白吗？”

法官咬了咬香烟，似乎要说什么，又克制住了。镇长听到他脚步迟缓地走下楼去，突然俯下身来喊道：

“法官！”

法官没有回答。

“咱们的交情还在嘛。”镇长喊道。

还是没有回答。

他猫着腰打算听一听阿尔卡迪奥法官有什么反应，只听得法官关上大门。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往事，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来。按说，他掌握小镇的命运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小镇还是那么陌生，让人捉摸不透。记得那天清晨，他带着一个用绳子捆好的旧纸箱，偷偷在小镇上了岸。上边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个小镇。当时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恐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护身符是给一个暗藏的亲政府分子的一封信。第二天，他在一家碾米房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穿着衬裤坐在大门口。按照那个人的指点，他和三名花钱雇来的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一起完成了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周围渐渐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蛛网，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天下午，哪怕他稍微明智一点，也会问一声：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面对着淫雨霏霏的阳台，镇长瞪着两只大眼一直躺到四点多钟。起来后，他洗了个澡，穿上军装，下楼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又照例在警察局里巡视了一番。走到一个拐角，他忽然站住了，两手插在衣兜里不知干什么好。

黄昏时分，台球厅老板看见镇长走进来，两手还是插在衣兜里。老板从空荡荡的大厅尽头打了个招呼，镇长没有理他。

“来瓶矿泉水。”镇长说。

老板从冰箱往外拿瓶子的时候，响起了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

“这一两天您得去做个手术，”老板说，“肝上准保尽是小气泡。”

镇长端详一下杯子，喝了一口，打了个嗝。他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眼睛盯着杯子，又打了个嗝。广场上连个人影也瞧不见。

“我说，”镇长问，“出什么事了？”

“今天是礼拜天。”老板说。

“哦！”

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有告辞一声就走了。走到广场的拐角，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仿佛拖着条大尾巴。来人对镇长说了几句话，他一时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警察局走去，三蹦两跳地上了楼，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围着一群一群的人。一个警察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传单。用不着看，镇长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他在斗鸡场上散发的。”警察说。

镇长急匆匆地穿过走廊。他打开第一间牢房的门，手扶着门把手，定睛一看，只见在暗影里坐着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尖下巴，面色蜡黄，脸上尽是麻子，头戴一顶小棒球帽，眼镜片全都碎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佩佩。”

“还有呢？”

“佩佩·阿马多。”

镇长打量了他一阵儿，极力回想着。小伙子坐在给犯人当床用的水泥台上，样子很平静。他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眯缝着眼睛看了镇长一眼。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镇长问。

“就在这儿。”佩佩·阿马多说。

镇长没有走进牢房。他边想边打量着犯人，然后关上门。

“好吧，佩佩，”他说，“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他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到大厅里，反复阅读那张秘密传单。

他朝着敞开的阳台坐下来，随手拍打着蚊子。空寂的大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他很熟悉黄昏时的这种宁静。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黄昏，他充分体验到什么叫权势。

“看样子又来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是的，又来了。和过去一样，传单两面都是油印的字。在秘密状态下，人们心情慌乱，印出的字模糊不清。单凭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一下子认出来。

镇长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想了很久，把那张传单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把传单往衣兜里一揣，手指触到牢房的钥匙。

“罗维拉。”他叫道。

那名警察亲信在黑影中出现了。镇长把钥匙交给他。

“这个小伙子交给你管。”他说，“你要设法让他说出来，是谁把秘密传单带到镇上的。好言相劝他要是不听，”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可以用一切办法叫他开口。”

警察提醒镇长道，今晚他要值班。

“别去了，”镇长说，“没有新的命令，你什么也不用管。还有一件事，”他心血来潮似的接着说，“把院子里的人全都打发走，今天晚上不用巡夜了。”

随后，他把那三名警察——按照镇长的命令，他们一直待在警察局里无所事事——叫到那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里，让他们把锁在衣柜里的制服拿出来穿上。他们换衣服的时候，镇长把前几天晚上发给巡夜人的放烟火用的子弹从桌上收起来，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把子弹。

“今天晚上你们去巡夜。”他一面说，一面检查枪支，把最好的几支枪发给他们，“你们什么也别干，可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是你们在街上巡查。”三名警察背上枪，镇长把子弹发给他们，站在他们面前说：“有一件事你们要听好，”他警告道，“谁要是胡来，我就要他站在院子的墙跟前，把他给毙了。”他等了一下，三个人没有答话。“懂了吗？”

三名警察当中，有一个长得像印第安人，相貌平常；另一个满头金发，身材魁梧，有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三个人把子弹装到子弹带里，听到镇长最后一句问话，马上立正说：

“明白了，中尉。”

“还有一件事，”镇长改用随随便便的口吻说，“阿希斯弟兄们都在镇上。今天晚上如果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喝醉了，出来闹事，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不管出什么事，千万别理他们。”三个人还是没有答话。“懂了吗？”

“明白了，中尉。”

“明白了就好，”镇长最后说，“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吧！”

因为宵禁，晚祷提前一个小时。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关上教堂的大门，一股腐臭气味直钻鼻孔。但这股奇臭一下子就过去了，神父没太在意。过了一会儿，神父在煎青香蕉片、热牛奶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股臭味是从哪儿来的。礼拜六特莉妮达生病以后，一直没人清理老鼠夹子。于是他又回到教堂，把老鼠夹子打开，将死老鼠拿掉，然后到和教堂相隔两条街的米娜家里去。

出来开门的是托托·比斯瓦尔。小小的堂屋里光线暗淡，零乱地放着几张小皮凳子，墙上挂着几幅版画。杯子里往外冒着热气。米娜的母亲和瞎奶奶在喝一种香喷喷的饮料。米娜在扎纸花。

“十五年了，”瞎老太太说，“您一直没到我们家来过，神父。”

确实如此。神父每天下午都从窗前经过，米娜就坐在窗前扎纸花，但是他从来没有进来过。

“不知不觉的，时间过得真快。”神父说。接着，他声称自己有急事，对托托·比斯瓦尔说：“这次来是想求您让米娜从明天起到我那儿去清理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对米娜说：“特莉妮达上礼拜六病倒了。”

托托·比斯瓦尔当即答应了。

“嗐，白耽误工夫，”瞎老太太插话道，“别管怎么折腾，出不了今年，大伙儿全得完蛋。”

米娜的母亲连忙用手摁住她的膝盖，叫她住嘴。瞎老太太把她的手扒拉开。

“这种迷信邪说要受上帝惩罚的。”堂区神父说。

“纸上就这么写着，”瞎老太太说，“大街上血流成河，任凭谁也阻挡不住。”

神父向她投去怜悯的目光：她年纪太大了，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死鱼眼似乎看透了一切事物的奥秘。

“这么说，我们都要受血的洗礼了。”米娜揶揄地说。

安赫尔神父偏过脸来，只见米娜满头漆黑的头发，脸庞和瞎奶奶一样苍白，周围环绕着一片彩纸彩带的迷雾，真像是学校晚会上的一幅寓意画。

“礼拜天，”神父对她说，“你还干活？”

“我早就说过了，”瞎老太太插嘴道，“像火烧眉毛似的。”

“穷人家不讲究这些。”米娜微笑着说。

托托·比斯瓦尔看见堂区神父一直站着，就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比斯瓦尔身体瘦弱，胆小怕事，一举一动老是那么畏畏缩缩的。

“谢谢，”神父婉言谢绝道，“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快回去。”他侧耳听了听，镇上静得出奇，于是说：“好像过了八点似的。”

当时他已经得知，牢房空了两年之后，佩佩·阿马多又进去了。镇上的居民又要受三名罪犯的摆布。从六点钟起，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莫名其妙，”安赫尔神父像是自言自语，“这种事，真是乱弹琴。”

“这种事早晚得出，”托托·比斯瓦尔说，“全国都罩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他随着神父来到门口。

“您没有看见秘密传单吗？”

安赫尔神父吃惊地停下脚步。

“又来了？”

“八月里，”瞎老太太说，“要有三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米娜伸过一只胳臂，递给她一枝没做完的纸花。“少说两句吧，”她对瞎奶奶说，“把这个弄完。”瞎老太太摸了摸，原来是一枝纸花。

“这么说，又来了。”神父说。

“大概有一个礼拜了，”托托·比斯瓦尔说，“这儿有一张传单，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神父点了点头。

“传单上说，一切都原封未动，”托托·比斯瓦尔继续道，“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的呢，还是原班人马。”

“这话不假，”米娜的母亲插嘴道，“这不是，咱们这儿又宵禁了，那三个强盗又上街了。”

“还有一件新闻，”托托·比斯瓦尔说，“听说内地正在组织反政府的游击队。”

“这些都在纸上写着呢。”瞎老太太说。

“荒唐，”堂区神父边想边说，“应该承认，他们的态度和以前有所不同。或者，”他又改口道，“至少到今天晚上为止，态度是不一样嘛。”

过了几个小时，神父躺在蚊帐里，热得难以入眠。他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堂区待的十九个年头中时光真的在流动吗？猛然间，房子对面响起了皮靴声和枪支声。皮靴声渐渐远去，一个钟头后返回原处，又走远了，但是没有枪声。整整一夜他没能合眼，天气又热，折磨得他疲惫不堪。过了一会儿，他才察觉到晨鸡已经啼叫好大一会儿工夫了。

[1]兔子布莱尔是美国作家乔尔·哈里斯创作的儿童文学经典《雷姆斯大叔》中的主要角色。

第九章

马特奥·阿希斯按照鸡啼声估摸着时间。最后，他想还是问一问保险。

“几点了？”

诺拉·德哈科夫在昏暗中伸出胳臂，从床头柜上拿起夜光钟。答话之前，她完全醒过来了。

“四点半。”她说。

“他妈的！”

马特奥·阿希斯从床上跳下来。头一阵发痛，嘴里冒出一股苦涩味，他只得缓了缓劲。屋里黑灯瞎火的，他用两只脚寻摸着鞋子。

“再不走，天该亮了。”他说。

“那该多好，”她说着打开灯，一眼瞥见他那一节一节的脊梁骨和白晳的皮肤，“你得在这儿待到明天了。”

她全身裸露着，灯一亮，她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放荡了。

马特奥·阿希斯穿上鞋。他身材高大，身板结实。近两年来，诺拉·德哈科夫只是偶尔跟他幽会一次。和这样的男人只能保持着暧昧关系，她感到很不惬意。照她看，像马特奥·阿希斯这样的男子汉才值得一个女人终身相托。

“你再不注意，可要变成大胖子了。”她说。

“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回答道，极力掩饰着不快的心情。过了一会儿，他又笑嘻嘻地说：“我大概是怀孕了。”

“但愿如此，”她说，“要是男人也生孩子，就不会那么牛气了。”

马特奥·阿希斯用内裤拾起地上的避孕套，走到卫生间，扔进马桶。洗手时，他使劲憋住气。一到天亮，仿佛到处都是她身上的气味。他回到房间，看见她坐在床上。

“不定哪天，”诺拉·德哈科夫说，“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把我搞腻了，我就把这些事都嚷嚷出去。”

马特奥·阿希斯穿好衣服，又看了她一眼。诺拉意识到自己雪白的胸脯裸露在外面，于是一边说话，一边把被单拉到脖颈上来。

“我看，”她接着说，“咱们还是在床上吃早饭，一直在这儿待到下午吧。我满可以给自己贴一张匿名帖。”

马特奥·阿希斯开怀大笑起来。

“老本哈民要急死了，”他说，“他最近怎么样？”

“你想想看，”她说，“他盼着奈斯托尔·哈科夫早点见上帝呢。”

诺拉看到马特奥走到屋门口，摆摆手向她告别，就说：“最好圣诞节你再来一趟。”马特奥同意了。他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庭院，走出大门，来到大街上。冰凉的露水使空气变得湿漉漉的，来到广场时，只听迎面一声断喝。

“站住！”

一只手电筒的光束照到马特奥的眼睛上，他连忙把脸偏过去。

“啊，他妈的！”镇长说。他躲在灯光后面，马特奥·阿希斯看不清楚他。“瞧啊，咱们碰上谁了。你是从家出来，还是回去？”

镇长关上手电筒。马特奥·阿希斯这才看清是镇长，后面跟着三名警察。镇长的脸洗得干干净净的，武装带上挂着冲锋枪。

“我回家去。”马特奥·阿希斯说。

镇长走过来，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十分五点。他朝警察一挥手，命令他们解除宵禁。军号吹响了。清晨，号音显得格外凄凉，等到号声响过，镇长把警察打发走了，然后陪着马特奥·阿希斯穿过广场。

“行了，”他说，“匿名帖的事总算完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是兴高采烈，而是疲惫不堪。

“抓到贴匿名帖的人了？”

“还没有，”镇长说，“不过我刚刚转了一圈，我可以担保，今天清晨第一次没出现匿名帖。无非是辛苦点。”

走到阿希斯家大门口时，马特奥·阿希斯抢先紧走几步，把狗拴住。女仆们在厨房里伸懒腰。镇长一进来，那几只用链子拴住的狗冲着他一阵狂吠。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了，只剩下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和喘气声。阿希斯寡妇走过来，看见镇长和马特奥·阿希斯坐在厨房门口喝咖啡。天色已然放亮了。

“起早贪黑的男人，”寡妇说，“是妻子的好帮手，可不是好丈夫。”

寡妇的心绪很好，然而脸上仍然露着倦容，看得出来，她一直睡不好觉。镇长和她寒暄着，从地上捡起冲锋枪，背在肩上。

“咖啡有的是，喝多少有多少，中尉，”寡妇说，“就是别在我家里拿刀动枪的。”

“刚好相反，”马特奥·阿希斯笑眯眯地说，“你应该借支枪，望弥撒时带上。你看是不是？”

“我用不着拿这些破烂玩意儿自卫，”寡妇反驳道，“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她板起脸来接着说：“早在这方圆几百里以内没有神父以前，我们阿希斯家的人就属于上帝了。”

镇长告辞说：“我得去睡觉了。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成群的鸡、鸭、火鸡纷纷涌到院子里，镇长东躲西闪地朝外面走。寡妇哄赶着鸡鸭。马特奥·阿希斯回到卧室，洗了个澡，换上衣服，又出来给骡子备鞍。他的几个兄弟天一亮就走了。

马特奥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阿希斯寡妇正在拾掇鸟笼子。

“记住，”她说，“第一要注意身体，第二要懂得和人保持距离。”

“他这次来就是要喝点咖啡，”马特奥·阿希斯说，“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到家了。”

他站在走廊的尽头，两眼望着妈妈。她没有扭过身来，仿佛在对小鸟说话：“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你可别把杀人凶手领到家里来。”收拾完鸟笼，她又单刀直入地问马特奥：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那天上午，阿尔卡迪奥法官从日常生活的某些琐碎细节上看出了不祥之兆。为了掩盖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对他女人说：“我有点头痛。”上午出太阳了。几个礼拜以来，河水第一次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孔，生皮子味也消逝得无影无踪。阿尔卡迪奥法官来到理发馆。

“法律的化身一瘸一拐的，”理发师迎上来说，“可总算来到了。”

地板刚上过油，镜子上抹着铅粉。理发师拿起一块抹布擦镜子。阿尔卡迪奥法官在理发椅上坐下来。

“要是没有礼拜一该多好啊！”法官说。

理发师开始给他剪头发。

“这得怨礼拜天，”理发师说，“没有礼拜天，也就不会有礼拜一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闭上眼睛。昨天，他足足睡了十个钟头的觉，痛痛快快地和他女人闹腾了一气，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礼拜天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可是一到礼拜一，气氛就显得很紧张。钟楼上传来九点的钟声，随后邻居家响起了缝纫机的嗡嗡声。而大街上却悄然无息。阿尔卡迪奥法官感到很吃惊。

“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他说。

“你们巴不得这样啊，”理发师说，“从前，礼拜一上午到这个钟点，我起码给五个人理完发了。今天呢，托上帝的福，您是第一位顾客。”

阿尔卡迪奥法官睁开眼，朝镜子里看了看外面的小河。“你们？”他重复了一句，然后问道：

“你们指的是谁？”

“你们……”理发师迟疑了一下说，“你们没来以前，这个镇和别处一样，像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

“你跟我说这些话，”法官反驳道，“是因为你心里明白，我和这些事没有任何牵扯。”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问：“这些话你敢对中尉讲吗？”

理发师承认他没有这个胆量。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他说，“心里就想今天一准躲不过去，非让他们给枪毙了不可。一连过了十年，还没见他们动手。这种滋味您是没领教过的。”

“没领教过，”阿尔卡迪奥法官承认这一点，“也不想领教。”

“您多多留神吧，”理发师说，“千万别受这份罪。”

法官低下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有件事你知道吗，瓜迪奥拉？”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说：“镇长陷在这个镇子上，拔不出脚去，而且越陷越深。他不声不响地一点一点在攒钱。这件事可教他开心了，他不会撒手不干的。”理发师一声不响地听他说话，法官最后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不会再杀一个人。”

“您这样想吗？”

“我可以和你打赌，死一个人我出一百比索，”阿尔卡迪奥法官坚持说，“眼下，对他来说，能争得个平安无事，就再好不过了。”

理发师剪完头发，把椅子朝后一倾，默默地换了条围布。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困惑不解。

“这番话出自您的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而且是对我讲。”

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动弹不了，否则他一定会耸耸肩。

“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他明确地说。

“中尉可是您最好的朋友。”理发师说。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口气显得紧张又机密。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就像一个不常写字的人在签名一样。

“告诉我一件事，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神情庄重地问，“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理发师正给他刮胡子，想了一下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您这个人很懂得万事都有个头，而且不愿意拖后腿。”

“啊，你可以保持这种看法。”法官笑了。

法官阴沉着面孔一动不动地让理发师给他刮脸。有朝一日把他拉到绞刑架下，他大概也是这副表情。他紧紧地闭上双眼。理发师用一块明矾给他擦擦胡子，上了点扑粉，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猪鬃刷子把粉掸掉。解下围布时，顺手把一张纸悄悄地塞进他的衬衣口袋里。

“只有一件事您的想法不太对头，法官，”理发师说，“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炙烤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审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兜里。

“你真勇敢。”他说。

“要是我总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台球厅，要了四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像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喝到第四杯，堂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像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咧着嘴笑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无精打采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进了茅坑。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这是给您的。”堂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堂罗克好像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堂萨瓦斯。这会儿工夫，堂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饭。这顿午饭量很少，和鸟食一样。“告诉他，我在睡觉。”他伏在妻子耳边悄悄地说。过了十分钟，他真的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的空气变得十分干燥，天气炎热，令人窒息。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梦见什么了？”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梦见。”

她一直在等着丈夫自己醒过来，没去叫他。过了一会儿，皮下注射器煮开了。堂萨瓦斯在自己的大腿上打了一针胰岛素。

“你好像三年没做梦了。”女人不太高兴地说，仿佛刚刚想起这句话。

“浑蛋！”他吼道，“你打算怎么样？还能强迫人做梦？”

几年前，有一天中午，堂萨瓦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橡树不开花，光结刮脸刀。妻子给他圆梦，结果中了头彩。

“今天没做梦，明天准做。”她说。

“今天不做，明天也不做，”堂萨瓦斯不耐烦地顶撞她，“我才不为你那些蠢事做梦呢。”

妻子收拾房间的时候，堂萨瓦斯又躺在床上。屋里凡是带尖带刃的家伙，她都拿了出去。过了半小时，堂萨瓦斯一点一点欠起身来，怕的是情绪太激动，然后开始穿衣服。

“喂，”他问，“卡米查埃尔说什么了？”

“他说过一会儿再来。”

两个人坐到桌旁，谁也没再开口说话。堂萨瓦斯像小鸟啄食似的吃着简而又简的病号饭。他妻子那份午餐可真叫齐全，乍一看，像她那样纤弱的体格和有气无力的样子，这顿饭实在显得过于丰盛了。她思忖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拿定主意问堂萨瓦斯：

“卡米查埃尔打算要什么？”

堂萨瓦斯连头也没抬。

“钱呗。还能要什么？”

“我早就料到了，”妻子叹了口气，用怜悯的口吻说，“可怜的卡米查埃尔，这么多年，钱像流水一样从他手里过，可他还是靠大家施舍过日子。”一说起这些，这顿饭便吃得兴味索然。

“给他吧，亲爱的萨瓦斯，”她恳求说，“上帝会报答你的。”她把刀叉交叉放在盘子上，好奇地问：“他需要多少？”

“二百比索。”堂萨瓦斯不动声色地说。

“二百比索！”

“你想想看！”

对堂萨瓦斯来说，礼拜一和礼拜天刚好颠倒了。礼拜天最忙，礼拜一下午却闲得没事。他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坐在电风扇前尽情地打盹。与此同时，他家牧场里的牲口在长个、长膘、下崽。然而今天下午，他的心一刻也静不下来。

“天太热了。”妻子说。

堂萨瓦斯暗淡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被激怒的光芒。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的旧办公桌，四把皮椅子，屋角堆放着马具。百叶窗关着，屋内的空气温吞吞的，有点憋闷。

“也许是吧，”他说，“十月份从来没这么热过。”

“十五年前，天也是这么热，闹过一次地震，”妻子说，“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堂萨瓦斯心不在焉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也记不住。此外，”他没好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也不想谈这些倒霉事。”

他合上眼，胳臂交叉起来，放在肚皮上，假装睡觉。“要是卡米查埃尔来了，”他喃喃地说，“告诉他，我不在。”妻子本想再求求情，一看他不答理，脸色都变了。

“你真不是个好东西。”她说。

堂萨瓦斯没再言语。妻子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关纱门的时候也没有弄出一点响动。堂萨瓦斯又睡着了，一直睡到黄昏。等他睁开眼一看，只见镇长坐在一旁，等他醒来，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中尉喜眉笑眼地说，“可不该敞着门睡觉啊。”

堂萨瓦斯惊愕了一下，不过脸上没有显露出来。“对您来说，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他伸手要按电铃，镇长摆了摆手，没让他按。

“不要点儿咖啡吗？”堂萨瓦斯问。

“先不要，”镇长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好像在想念着什么，“您睡觉的时候，这里一切都很好，就像其他镇上一样。”

堂萨瓦斯用手指揉揉眼皮。

“几点了？”

镇长看了看表。“快五点了。”他说。然后，他在安乐椅上换了个姿势，悄悄地把话拉入正题。

“咱们谈谈，好吗？”

“我想，”堂萨瓦斯说，“我也干不了别的事了。”

“也没什么可干的，”镇长说，“说来说去，这件事对谁都不是个秘密。”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言谈举止十分自然。

“请您告诉我，堂萨瓦斯，自从蒙铁尔寡妇答应把牲口卖给您起，您究竟弄过来多少头了？又给多少头重新打上烙印了？”

堂萨瓦斯耸了耸肩。

“我一点数也没有。”

“您一定记得，”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这种事有一个名称。”

“盗窃牲畜。”堂萨瓦斯说。

“是的，”镇长肯定道，“比如说，”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三天内您拉走了二百头牲口。”

“但愿如此。”堂萨瓦斯说。

“好吧，就算二百头，”镇长说，“您知道有什么规定吗？每头牲口政府要抽五十比索的税。”

“四十。”

“五十。”

堂萨瓦斯只好不吭气了。他靠在弹簧椅的靠背上，转动着手指上那只镶着光滑的黑宝石的戒指，眼睛仿佛盯住一盘象棋。

镇长用冷酷无情的目光打量着他。“可是这一次，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他接着说，“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等了一会儿，看见对方没有反应，又解释说：

“您已经知道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完全疯了。”

“卡米查埃尔呢？”

“卡米查埃尔，”镇长说，“两小时以前被看管起来了。”

听到这儿，堂萨瓦斯看了他一眼，流露出一副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他感到内心涌起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猛地把肥胖笨重的身躯扑到办公桌上。

“妙极了，中尉，”他说，“照您看，这算得上一场美梦吧！”

黄昏的时候，希拉尔多大夫觉得许多往事又重现了。广场上的杏树又落满了灰尘。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但冬天悄悄的脚步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安赫尔神父散步回来，正好看见大夫往诊所的门锁上捅钥匙。

“您瞧，大夫，”神父笑呵呵地说，“连开门也需要上帝帮忙。”

“有盏灯帮忙也行啊。”大夫笑着回说。

他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才回过身来和安赫尔神父说话。他忽然发现，在暮霭中，神父沉着脸，面色通红。“请等一等，神父，”他说，“我看您的肝恐怕不太好。”说着，他拉住神父的胳臂。

“是吗？”

大夫打开门灯，端详着神父的脸。他对神父的关怀不仅是出于医生的职业感，更多的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大夫推开纱门，打开诊所的灯。

“我给您检查一下，神父，这五分钟时间不会白花的，”他说，“看看血压怎么样。”

安赫尔神父本来有急事。大夫一坚持，他只好走进诊所，挽起袖子准备量血压。

“要说我那会儿，”神父说，“可没见过这些玩意儿。”

希拉尔多大夫把椅子放在他跟前，坐下来给他量血压。

“眼下才是您的好时候呢，神父，”他笑着说，“千万别错过。”

大夫两眼盯住血压计的水银柱，神父用好奇的目光环视着这间屋子，病人一进诊室，往往就变成这样痴痴呆呆的。墙上挂着一张已经发了黄的证书；一张小女孩的画像，脸庞本来是红扑扑的，现在一边面颊被虫蛀了，变成蓝色；还有一幅医生从死神手里抢救一个裸体女人的画像；屋子最里面有一张白色的铁床，后面有一个药柜，里头放满了贴着商标的药瓶。窗子旁边是一个放医疗器械的玻璃柜，还有两个装满书籍的书柜。屋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气味，属非饮用酒精的味道最呛鼻子。

量完血压，希拉尔多大夫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这屋里缺一张圣像。”安赫尔神父嘟嘟哝哝地说。

大夫朝四面墙上溜了一眼。“不只是我这儿，”他说，“镇上也缺圣像。”说罢，他把血压计放进一个皮盒里，使劲拉上拉链，又说:

“告诉您吧，神父，血压正常。”

“我早就料到了。”堂区神父说。然后，他又有气无力地加上一句：“比起往年来，今年十月我觉得最舒服了。”

神父慢腾腾地把衣袖放下来。他身上那件法袍四边缝了又缝，脚上穿着一双破旧的鞋，两只手很粗糙，指甲黢黑，像是被火烧焦了似的。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处境：他这个人穷得没法再穷了。

“话虽如此，”大夫反过来说，“我还是很担心。像今年十月这样的天气，应该说您的饮食起居都不太合适。”

“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神父说。

大夫背过身去，眺望窗外阴暗的河流。“我想问一问，究竟严格到什么地步？”他说，“这么多年，您明明知道一切都是老样子，却非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上帝的意愿吧。”

他沉默半晌，又问：

“这些天，您没有感觉到，您的一番苦心正在化为乌有吗？”

“在这一生当中，每天晚上我都有这种感觉，”安赫尔神父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第二天要更加努力从头干起。”

神父站起身来。“快六点了。”他说着，打算离开诊所。大夫站在窗前没动窝，只是伸出一只胳臂拦住神父，说：

“神父，这几天晚上，您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您是不是打算给道德也贴上一块橡皮膏啊？”

安赫尔神父觉得心里一股怒火直往上冲，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您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大夫。”他道声“晚安”，走了出去，轻轻地关好屋门。

诵经的时候，神父的精神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关上教堂的大门，米娜走过来告诉他，两天内只逮住一只老鼠。神父似乎觉得，特莉妮达不在的这些日子，老鼠大量繁殖，简直要把教堂挖塌了。米娜放了老鼠夹子，在奶酪里下了毒药。神父还亲自帮她追踪老鼠，发现新鼠洞，用沥青把洞堵死。结果都无济于事。

“干活嘛，要有信心，”神父对米娜说，“老鼠一定会像羊羔一样乖乖地上夹子的。”

入睡之前，神父躺在光秃秃的凉席上，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他心里十分明白，大夫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一种失败的情绪暗暗攫住了他。他感到忐忑不安，教堂里老鼠成群结伙地窜来窜去，自从宵禁以来，全镇陷于可怕的瘫痪状态。这一切像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使他的头脑不停地旋转，他记起了一件最怕忆及的往事。

那是他刚刚来到镇上的时候。一天半夜，有人把他叫起来，请他在诺拉·德哈科夫临终前再去拉她一把。他走进一间卧室，只见床头摆着一个十字架，靠墙根放着好几把空椅子，仿佛在迎接死神的到来。在那里，他听了一次戏剧性的忏悔。诺拉·德哈科夫奄奄一息，她讲得非常冷静、简短而又详尽。她坦白说，她的丈夫奈斯托尔·哈科夫不是那个刚刚出世的女儿的父亲。安赫尔神父说，她要想得到宽恕，必须当着她丈夫的面把刚才忏悔的话重说一遍。

第十章

马戏团老板有节奏地叫着号子，几个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把帐篷支架从地里拔出来。帐篷颓然坍塌下来，发出一阵风吹树梢般的沙沙声。天亮时，帐篷已经叠放好，女人和孩子们坐在大箱子上吃早饭，男人们把驯兽运到船上。小船拉响第一声汽笛，光秃秃的空地上只留下一堆堆篝火的残迹，仿佛告诉人们有一只史前动物从本镇经过。

此时，镇长还没有睡觉。从阳台上看见马戏团上了小船，他也来到码头，加入喧闹的人群。他身上的军装没有脱，由于睡眠不足，两眼布满血丝，胡子两天没刮了，脸上露着一副凶相。老板从船舱顶上望见镇长。

“您好，中尉，”老板喊道，“我可要离开贵国了。”

老板的背后有一圈宽大明亮的光环，照得他圆圆的脸上显出一副主教的神气。他手中握着那条卷起来的鞭子。

镇长走到河边，张开双臂兴冲冲地喊道：“哎哟，真遗憾，将军。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走？”他随即转向众人，大声地说：

“他不肯给孩子们白演一场，所以我才不准他演出。”

小船拉响最后一声汽笛，紧接着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盖过了老板的答话声。河水冒出一股从河底泛上来的泥浆味。等小船在河心转了个弯以后，老板靠在船舷上，把两手握成喇叭状，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喊道：

“再见，警察，你这个臭婊子养的。”

镇长的脸色丝毫未变。他两手插在衣兜里，一直等到发动机声消失后，才满面春风地从人群中走过，迈进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

快八点了。叙利亚人把摆在门口的商品收拾起来。

“看样子，您也要挪窝啊。”镇长对他说。

“快了，”叙利亚人眼瞅着天说，“快下雨了。”

“礼拜三不会下雨。”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

镇长把两肘撑在柜台上，仰望着港口上空滚滚的乌云。叙利亚人收拾完东西，叫他老婆端点咖啡来。

“照这样下去，”叙利亚人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得从别的镇上借人了。”

镇长一口一口地品着咖啡。又有三户人家离开了本镇。据叙利亚人摩西的统计，加上这三家，一个礼拜内走了五家。

“他们早晚会回来的，”镇长边说边端详着咖啡渣在杯底留下的奇形怪状的花纹，接着又满不在乎地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胞衣是埋在咱们这个镇上的。”

镇长刚说完没雨，天上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几分钟的工夫，镇子被水淹了。镇长不得不在商店里一直等到大雨过去，然后去了警察局。他一进门就看见卡米查埃尔先生。他还坐在院子当中的一张小凳上，浑身上下被大雨浇得湿透了。

镇长没和卡米查埃尔先生打招呼。他先是听了警察的报告，然后让人打开关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阿马多脸朝下，趴在砖地上，好像睡得很香。镇长用脚把他扒拉过来，一看他的脸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心里不由得暗暗感到一阵怜悯。

“从什么时候起他就没吃饭了？”镇长问。

“前天晚上。”

镇长吩咐把他扶起来。三名警察架着阿马多的胳肢窝，把他拖到牢房尽头，让他坐在那个靠墙的半米高的水泥台上。刚才他趴过的地方留下一片潮湿的痕迹。

两名警察扶着他坐好，另外一名警察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要不是看见他还在不均匀地喘气、嘴唇上露出被折磨的筋疲力竭的表情，人们还以为他死了呢。

警察走了以后，佩佩·阿马多睁开眼睛，摸着黑抓住水泥台的边缘，然后趴在水泥台上，嘴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呻吟。

镇长离开牢房，吩咐手下人给犯人弄点吃的，让他睡会儿觉。“再过一会儿，”他说，“继续敲打他，叫他把知道的事通通倒出来。照我看，他挺不了多少工夫了。”从阳台上望下去，镇长看到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待在院子里，两手蒙住脸，蜷缩在凳子上。

“罗维拉，”他叫道，“你到卡米查埃尔家去一趟，叫他老婆把衣服送来。”接着他又急急巴巴地说：“完事了，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镇长靠在办公桌上睡得蒙蒙眬眬的，只听外边有人叩门。原来是卡米查埃尔先生。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浑身上下全干了，只有一双鞋泡得囊囊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镇长没有答理卡米查埃尔，他让警察拿双鞋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朝警察扬了扬手，说：“就这样吧。”他转过脸来，态度凛然地对镇长说：

“我就剩下这双鞋了。”

镇长让他坐下。二十四小时前，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这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镇长就蒙铁尔的财产状况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他详细地做了介绍。最后，镇长透露他打算买下蒙铁尔的遗产，价钱由镇上的行家议定。卡米查埃尔回答得很干脆：在没有解决继承权之前，不能变卖任何东西。

两天来他忍饥挨饿，受尽风吹雨打，到了今天下午，仍然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

“你啊，卡米查埃尔，真是头蠢驴，”镇长对他说，“等到解决完继承权问题，堂萨瓦斯那个老贼可要把蒙铁尔家所有的牲口都打上他家的烙印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耸了耸肩。

“好吧，”镇长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你要记住，五年前，堂萨瓦斯曾经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何塞·蒙铁尔，上面写着所有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因此，他是留在镇上的唯一的反对派头子。”

“还有一个，”卡米查埃尔先生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说，“那位牙医。”

镇长没有答理他的插话。

“为了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出卖自己手下人的家伙，你在露天里风吹日晒，一坐就是二十四个小时，犯得上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两眼盯着自己的手指甲。镇长坐在办公桌上，用温和的口气说：

“再说，你也得为你的孩子着想啊。”

卡米查埃尔先生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和两个大儿子找过镇长，镇长答应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他放出去。

“那您就不用操心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他们自己会照管好自己。”

他听到镇长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于是抬起头来，舒了口气说：“您还有一招没拿出来呢，中尉。”他低眉顺眼地瞥了一下镇长，又继续说下去：

“把我枪毙。”

镇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呼睡着了。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被带回院子里的板凳上。

这时候，在离警察局只有两条大街的法院办公室里，秘书显得很开心。整个上午，他待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忽然一睁眼，瞥见了蕾薇卡·德阿希斯白光耀眼的胸脯，想回避都来不及。那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事情来得像闪电一样急促。洗澡间的门突然打开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出来，只在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她轻轻地喊了一声，赶忙将窗户关上。

秘书躲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待了足有半个小时，那女人的身影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害得他心猿意马。快十二点了，他锁上门，走出办公室，想找个什么人聊一聊，回味回味这件美滋滋的事。

路过邮电局时，局长向他招了招手。“咱们这儿要来一位新神父了，”局长说，“阿希斯寡妇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秘书表示不想听下去。

“做人的第一美德，”他说，“就是要守口如瓶。”

在广场的拐角，秘书碰见了本哈民先生。他的店门前有两个水坑，他正站在水坑前，琢磨着怎么跳过去。“这件事您要是知道了呀，本哈民先生。”秘书开了个头。

“什么事？”本哈民先生问。

“没什么，”秘书说，“这个秘密我至死也不向人披露。”

本哈民先生耸耸肩。只见秘书像个青年人似的一纵身跳过水坑，他也冒险跳了过去。

本哈民先生不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三屉饭盒放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盘子、叉子和叠好的桌布。本哈民先生十分利落地打开桌布，把东西摆好，准备用午饭。他先喝了点汤，黄澄澄的汤上漂着一圈圈的油花，还有一块排骨。另外一个盘子里是白米饭、炖肉，还有一块煎木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但本哈民先生根本没有在意。吃完饭，他把盘子叠在一起，把一屉一屉的饭盒摞好，喝了一杯水。

他正要把吊床挂起来，听见有人走进店铺。

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问道：

“本哈民先生在吗？”

他探了探头，一看是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妇女，头上包着一条毛巾，皮肤是暗灰色的。原来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

“不在。”本哈民先生说。

“哦，是您啊。”女人说。

“我听见您叫了，”他说，“我是装糊涂，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

本哈民先生挂好吊床，那个女人站在店铺后面的小门那里犹犹疑疑的。她每喘一口气，喉咙里就发出一种轻微的咝咝声。

“别待在那儿，”本哈民先生粗声粗气地说，“要么出去，要么进来。”

她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默默无声地啜泣着。

“对不起，”他说，“您应该懂得，要是大家看见您在我这儿，我也就跟着沾上边了。”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从头上摘下毛巾，擦了擦眼睛。本哈民先生拴好吊床以后，习惯性地拽了拽绳子，看拴结实了没有。然后他走过来和那个女人说话。

“您这趟来，”他说，“是想叫我写份状子？”

女人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本哈民先生接着说，“您还相信那个玩意儿。眼下呀，”他低声道，“打官司不靠状纸，专靠枪子儿。”

“人们都这么说，”她答道，“可是弄来弄去，只有我的孩子关在监狱里。”

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攥在手里的手帕打开，从里面拿出几张被汗水浸湿的票子，一共是八个比索。她把钱交给本哈民先生。

“我就剩这点钱了。”

本哈民先生瞟了一眼，耸了耸肩，拿起钞票，放在桌子上。“我明知道这是白耽误工夫，”他说，“好吧，我给您写，无非是向上帝表示一下我的为人有多么固执。”那个女人默默地表示感谢，又啜泣起来。

“无论如何，”本哈民先生劝她说，“您得求镇长开开恩，准许您去探望一下孩子，劝劝他把知道的事说出来。除此之外，这张状子简直起不了任何作用。”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用毛巾擦了擦鼻子，然后把毛巾包在脑袋上，走出店铺，连头也没回一下。

本哈民先生一觉睡到四点钟，到院子里洗脸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许多小虫子在空中飞来飞去。他换上衣服，梳了梳那几根稀稀落落的头发，然后到邮电局去，买了一张正式的公文纸。

本哈民先生正要回到店里写状子，忽然觉得镇上好像出了什么事。远处传来叫喊声。几个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去。他忙向他们打听，小伙子们一边跑一边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回到邮电局，退还了公文纸。

“用不着了，”他说，“他们刚把佩佩·阿马多处决了。”

镇长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他一手拿着皮带，另一只手系着军衣扣子，腾腾两下跳下了住所的楼梯，看看天色，弄不清是什么时候。不管有事没事，他总要到警察局去一趟。

一路走来，各家的窗子都关得挺严实。走到街中心时，只见迎面跑过来一个女人，两臂朝左右伸开。几只蚊子在清新的空气中飞来飞去。镇长还没有弄清出了什么事，掏出手枪撒腿就跑。

一群妇女正要强行闯进警察局的大门。几个男人拦着，不让她们进去。镇长三拳两脚推开人群，背靠住大门，枪口对准大家。

“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毙了他。”

从里边顶住门的那名警察打开大门，端起上了膛的步枪，吹起警哨。另外两名警察跑到阳台上，朝天放了几枪。人群立即朝大街的两头散开了。这时候，那个女人像只狗似的嗷嗷叫着出现在大街拐角处。镇长一下子认出了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于是，他连忙跳了一下，躲进警察局里，从楼梯上命令门口那名警察说：

“看住这个女人！”

警察局里像死一般沉寂。其实，究竟出了什么事，镇长并不清楚。他把堵在牢房门口的警察拽开，才看见佩佩·阿马多。阿马多趴在地上，身体蜷缩成一团，两手夹在大腿中间，脸色煞白，但身上没有血迹。

镇长看了看，确实没有伤痕，他把尸体仰面朝天放好，把死者的衬衣下摆塞进裤子里，系好裤扣，最后又给他系上皮带。

镇长站起来时，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他站在警察对面，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情。

“谁干的？”

“大伙儿，”那个黄头发大个子说，“他想逃跑。”

镇长心事重重地看看他，一时间好像找不到什么话说。“你这套瞎话，谁也不会相信。”说着，镇长朝大个子走过去，伸出一只手。

“把枪给我。”

警察解下枪带，交给镇长。镇长取出两颗打过的弹壳，换上两发新子弹，把废弹壳放进衣兜里，然后把枪交给另一名警察。黄头发大个子（从近处看，他的脸上还有一股孩子气）被带到旁边的那间牢房里。走进牢房，他把衣服全部脱掉，交给镇长。这些事做得不慌不忙，仿佛举行什么庆典似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最后，镇长亲自关上死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门，走到院子的平台上。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在板凳上坐着。

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办公室，镇长请他坐下，他没有搭腔。他站在办公桌前面，衣服又是湿漉漉的。镇长问他看没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几乎连头也没有动一动。

“好吧，”镇长说，“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一下怎么处理。不管怎么说吧，”他继续道，“你要记住，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你已经卷进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还是愣怔怔地站在办公桌前面，衣服贴在身上，皮肤开始发肿，好像在水里泡了三天三夜似的。镇长又等了一会儿，看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说，卡米查埃尔，你要识时务，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

他说话的时候，神态庄重，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但是，这些话似乎没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脑海里掀起任何波澜。他站在办公桌前，身体肿胀，神情忧悒，一动也不动，等到大铁门关上之后，他还是这副神态。

这时候，在警察局门前，两名警察抓住佩佩·阿马多母亲的手腕。三个人争斗了一气，好像正要歇一会儿。那个女人静静地喘着气，眼泪已经哭干了。镇长一出现在门口，她便嘶哑地号叫了一声，猛地一甩，从一名警察手里挣脱出来，另一名警察挥拳把她打翻在地上。

镇长连看也没看她一眼。他叫一名警察陪着他走到大街拐角，来到围观的人群面前。他对着众人说：

“要是大家不愿意看着事情闹大，哪位出个头，把这个女人带到家里去。”

警察陪着镇长穿过人群来到法院。法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镇长又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家里去，连门也没敲，就推开大门，高声喊道：

“法官！”

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拖着孕妇特有的腔调在暗影里回答说：

“出去了。”

镇长站在门槛上问：

“上哪儿去了？”

“上他去的地方呗，”女人说，“准是找哪个臭婊子去了。”

镇长示意要警察进去。他们大摇大摆地从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身旁走过，谁也没有看她一眼，在卧室里搜查了一气，连个人影也没发现，于是他们又回到堂屋。

“他什么时候出去的？”镇长问。

“前天晚上。”女人说。

镇长沉吟了好大一阵儿。

“婊子养的，”他冷不丁地喊道，“他还能入地五十米！还能又钻进他婊子娘的肚子里去！不管是死是活，一定得把他揪出来。政府的手哪儿都够得着。”

女人叹了口气。

“您这些话，上帝会听见的，中尉。”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街上的人群还被警察拦在警察局的拐角处。有人把佩佩·阿马多的母亲带走了。小镇表面上平静下来。

镇长径直走到死者的牢房。他吩咐人拿来一块帆布，和警察一起给死者带上帽子、眼镜，再用帆布把尸体包裹起来，随后，在警察局里搜罗来一些麻绳和铁丝，把尸体从脖子一直缠到脚腕。收拾停当后，镇长浑身热汗淋淋，但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仿佛从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

这时候，他把牢房的灯打开。“找把铁锹、镐头，再带盏灯来，”镇长命令警察说，“叫上冈萨莱斯，你们一块儿到后院，挖个深坑。靠里边挖，那儿比较干松。”他说说停停，仿佛想一句说一句似的。

“你们一辈子都给我记住，”他最后说道，“这个小子没死。”

过了两个小时，坟坑还没有挖好。镇长从平台上望出去，街上冷冷清清的，只有一名值勤的警察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他打开楼梯的灯，躲到大厅最幽暗的一个角落，耳边只听见远处一只石鸻鸟一声一声地啼叫。

安赫尔神父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先是听到神父和值勤警察说话，接着又听见陪他一起来的人说了几句，最后听出了说话的人是谁。他躺在折叠椅上没有动弹，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他们边说边走进警察局，旋即听到上楼的脚步声。黑暗中他伸出左手，抓住卡宾枪。

安赫尔神父看见镇长出现在楼梯顶上，当即停下脚步。再下面两级站着希拉尔多大夫。大夫身穿一件浆洗过的白大褂，手里拎着药箱。一见镇长，他露出了两行尖利的牙齿。

“我白等了，中尉，”大夫客客气气地说，“整整一下午我一直等着您叫我来验尸。”

安赫尔神父用明亮而温顺的眼睛盯着大夫，然后又转向镇长。镇长笑了笑。

“验什么尸啊，”他说，“又没死人。”

“我们想看看佩佩·阿马多。”堂区神父说。

镇长把卡宾枪的枪口对着下面，仍旧对大夫说：“我也很想看看他，有什么法子呢？”说罢，板起了面孔。

“他逃跑了。”

安赫尔神父迈上一级楼梯。镇长举起卡宾枪，对准神父。“站住，别动，神父！”他警告说。此时，大夫也登上了一级楼梯。

“听我说，中尉，”大夫还是笑吟吟的，“在咱们镇上没有不透风的事。从下午四点钟起，大家都知道你们把那个小伙子干掉了，和堂萨瓦斯害死卖出去的驴用的办法一样。”

“他逃跑了。”镇长重复了一遍。

镇长只顾盯住大夫，不料安赫尔神父高举着双臂一下子登上两级楼梯。

镇长咔的一声拉开枪栓，两腿叉开，兀立在那里。

“站住！”他一声断喝。

大夫抓住堂区神父的衣袖。安赫尔神父咳嗽起来。

“打开窗子说亮话，中尉，这个尸非验不可。”大夫说。他说话的口气很硬，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监狱的犯人都爱得晕厥病，这个秘密现在也该揭开了！”

“大夫，”镇长说，“你敢动一动，我就开枪。”他斜着眼瞥了一下神父，又说道：“您也一样，神父。”

三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除此之外，”镇长继续对神父说，“您该高兴高兴了，神父。匿名帖就是那个小伙子贴的。”

“为了上帝的爱……”安赫尔神父说。

一阵痉挛性的咳嗽弄得他无法继续说下去。镇长等着他咳完，又说：

“你们听着，我开始数数。一数到三，我就闭上眼，冲着大门开枪。从现在起，你们要永远记住我的厉害。”他毫不含糊地警告大夫道：“少说废话。现在在打仗，大夫。”

大夫拉住堂区神父的衣袖下了楼梯，没再转过身来。蓦地，他放声大笑起来。

“我喜欢这样，将军，”他说，“现在我们算是知道谁是谁了。”

“一！”镇长开始数数。

他们走了出来，没有听见数“二”。走到警察局拐弯的地方，两个人分了手。神父已经支持不住。他眼里噙着泪水，把脸扭到一边去。希拉尔多大夫面带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大惊小怪的，神父，”他说，“生活就是这样。”大夫走到家门口拐角的地方，借着路灯看了看表，差一刻八点。

神父吃不下饭去。宵禁以后，他坐下来写信，趴在写字台上一直写到半夜。蒙蒙细雨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的。他写起字来用的劲儿很大，字母都写成了双道，字迹十分清晰。他心潮澎湃，直到钢笔写干了，在纸上划几下写不出字来，才想起蘸蘸墨水。

第二天，做完弥撒，他把信送到邮局，其实要到礼拜五才能送走。上午，空气潮湿，烟雾迷蒙。近中午的时候，天放晴了。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院里，在晚香玉的花丛中一瘸一拐地跳跃了半个时辰。小鸟的啼声越来越高，每叫一次就提高八度，到后来声音尖厉得用耳朵都听不见了。

黄昏，安赫尔神父出去散步。忽然他发觉整整一下午总有一股秋天的芬芳伴随着他。在特莉妮达家里，他和在家中养病的姑娘谈论起十月里各式各样的疾病，心情十分忧闷。谈着话，神父想起了有一天晚上蕾薇卡·德阿希斯到他书房里来，身上也是散发着那样一种馥郁的香气。

回来的路上，神父到卡米查埃尔先生家看了看。卡米查埃尔先生的妻子和大女儿伤心极了，一提起亲人被捕，她们就痛哭失声。相反，小孩子们看不到爸爸那副严厉的面孔倒都挺高兴的。他们端着一碗水正在喂蒙铁尔寡妇送来的那对小兔。说着说着安赫尔神父突然停了下来，用手比画着，没头没脑地说：

“啊，我知道了，是乌头。”

哪里是什么乌头。

再没有人提起匿名帖的事了。在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匿名帖不过是一段美丽动人的小插曲。黄昏散步时，安赫尔神父越发相信这一点。晚祷后，他在书房里和几位天主教的女信徒谈了会儿话。

大家走后，神父觉得肚子饿了。他煎了几片青香蕉，煮了点牛奶咖啡，就着一小块奶酪吃下去。吃饱饭，那股香味也就忘掉了。他脱了衣服，钻进蚊帐里，逮住几只没被杀虫药杀死的蚊子，然后准备躺下睡觉。他一口气又打了几个嗝，胃里一个劲地泛酸，但心情却很平静。

神父睡得十分香甜。宵禁后四下里静悄悄的。耳边仿佛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清晨的寒霜绷紧琴弦发出的嚓嚓声，最后还听到一阵昔日的歌声。差十分五点，他发现原来自己还活着，费了好大力气欠起身来，用手指揉了揉眼皮。他想：“十月二十一日，礼拜五。”想完了又高声说道：“圣伊拉里翁。”

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扣好长袍上的一串扣子，蹬上平时穿的那双破靴子，鞋底已经开绽了。在晚香玉的芬芳气息中，他打开屋门，忽然想起了一句歌词。

“我将永远留在你的梦中。”他叹了口气。

神父刚要敲钟，米娜推开了教堂的门。她走进洗礼堂一看，奶酪原封未动，老鼠夹子也还是老样子。安赫尔神父打开冲着广场的大门。

“真倒霉！”米娜晃了晃空盒子说，“今天一只老鼠也没抓住。”

安赫尔神父没有理她。朝霞灿烂，空气清新，似乎预示着无论出什么事，今年的十二月也会准时到来。只有巴斯托尔的声音永远消逝了，这一点神父感受得最为深切。

“昨天夜里又有人弹奏小夜曲了吧。”神父说。

“是用枪子儿弹的，”米娜说，“刚才还响枪呢！”

神父第一次看了她一眼。她面色十分苍白，和瞎奶奶一样;腰间也系着一条某个世俗团体使用的淡蓝色的绸带。但是，她和特莉妮达不太一样，特莉妮达有点男孩子气，而她正在变成一个大姑娘。

“在什么地方？”

“到处都是，”米娜说，“他们像疯子一样到处搜查秘密传单。听说他们掀开了理发馆的地板，碰巧发现了武器。监狱里关满了人。不过，听说男人们都上山找游击队去了。”

安赫尔神父叹了口气。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说。

说罢，神父朝教堂深处走去，米娜默默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大祭坛。

“这算不了什么，”米娜说，“尽管昨天晚上宵禁、开枪……”

安赫尔神父停住脚步，扭回头来，用那双庄重的天蓝色眼睛看着她。米娜也停下脚步，腋下夹着空盒子，话没说完，却神经质地笑了笑。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陶玉平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哥伦〕马尔克斯著；陶玉平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5

ISBN 978-7-5442-6401-3

ⅰ.①没… ⅱ.①马…②陶… ⅲ.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ⅳ.①1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373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57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陶玉平 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0898）665685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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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制作：田晓波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3.5

字数：50千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5442-6401-3

定价：19.5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第一章

上校打开咖啡罐，发现罐里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从炉子上端下锅来，把里面的水往地上泼去一半，然后用小刀把罐里最后一点儿混着铁锈的咖啡末刮进锅里。

上校一副自信而又充满天真期待的神态，坐在陶炉跟前等待咖啡开锅，他觉得肚子里好像长出了许多有毒的蘑菇和百合。已是十月。他已经度过了太多这样的清晨，可对他来说，这天的清晨还是一样难挨。自上次内战结束以来过了五十六年了，上校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等待，而等到的东西屈指可数，十月算是其中之一。

妻子见上校端着咖啡走进卧室，便撩起了蚊帐。昨天夜里，她的哮喘病又发作了，人到现在还昏昏沉沉的。她勉强坐起身，接过了咖啡。

“你的呢？”她问道。

“我喝过了，”上校撒了个谎，“刚还剩一大勺呢！”

这时，镇子上响起了一阵阵丧钟声，上校早已把今天要出殡这事忘到脑后去了。妻子喝咖啡的时候，他摘下吊床的一头，卷到门后的另一头上去。女人想起了那个过世的人。

“他是一九二二年生的，”她说，“四月七号，正好比咱们的孩子小一个月。”

她艰难地喘着气，在喘息稍定的间歇里喝一口咖啡。这老太太简直就是由几块白色软骨构成的，靠一根僵硬、弯曲的脊柱勉力支撑；呼吸困难使得她问话的口气就像在陈述事实。直到喝完咖啡，她还在想那个死去的人。

“十月份下葬一定很可怕。”她说。可是上校没留神听她说话。他打开窗子。十月已经来到了这所小院。草木葱茏，地面上到处是蚯蚓拱起的小土堆，看着这些，上校的肠道又一次感到，十月这个不祥的月份真的来临了。

“我的骨头都返潮了！”他说。

“冬天了嘛，”妻子应道，“打一开始下雨我就跟你讲，睡觉的时候要把袜子穿上。”

“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一直穿着袜子睡觉。”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上校本打算裹上毯子躺到吊床上去睡个回笼觉，可那破钟一个劲儿地响，终于让他记起了出殡的事。“十月到了。”他咕哝着走到房子中央，这才蓦地想起公鸡还在床腿上拴着。这是一只斗鸡。

把杯子收拾到厨房去之后，上校到堂屋里给那架嵌在雕花木框里的钟上了发条。同那间窄小得让哮喘病人透不过气来的卧房相比，这间堂屋还算宽敞。小桌周围放着四把藤摇椅，桌上铺了台布，上面还摆着一只石膏小猫。钟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条满载玫瑰的小船，船上几个小伙子围着一个身披薄纱的女人。

上校给钟上完发条，已经是七点二十分。他把鸡抱进厨房，拴在炉座腿上，给罐子换了水，又在旁边撒了一小把玉米。一群孩子从破栅栏钻了进来，围着鸡坐成一圈，静悄悄地看着它的一举一动。

“别盯着它看，”上校发话了，“总这么看会把鸡看伤的。”

小家伙们就像没听见似的，有一个还掏出口琴吹起了流行曲。“今天不能吹，镇子上办丧事呢！”上校这么一说，那小家伙马上把口琴塞回裤兜，上校这才走进卧室去穿送葬的衣服。

妻子犯了哮喘病，白上衣没熨好，上校只好决定穿那件结婚以后只在特别隆重的场合穿过几次的黑呢外衣。他费了好大事才从箱底翻出了那件用报纸包着、里边还放了防蛀卫生球的衣服。妻子躺在床上，还在想那个死者。

“这会儿他该已经碰见咱们的阿古斯丁了，”妻子说，“他该不会把咱们在阿古斯丁死后的处境告诉他吧！”

“他们这会儿恐怕正在谈论斗鸡的事。”上校说。

他从箱子里翻出一把很大的旧雨伞。这伞是他妻子在他那个党某次筹集经费的政治摸彩中赢得的奖品。那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场露天演出，虽说下了雨，演出并没有中断。上校、妻子和他们当时只有八岁的儿子阿古斯丁，都挤坐在这把伞下坚持看完了最后一幕。可现在，阿古斯丁已不在人世，当年发亮的绸伞面也已被虫蛀得百孔千疮。

“你瞧咱们这把马戏团小丑的伞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上校过去就老这么形容这把伞。他在头顶撑开了那个奇异的金属骨架。“现在只能用它来数天上有多少星星了。”

上校微微一笑，可妻子看也没看一眼那把伞。“凡事都这样，”她低声说道，“咱们还活着，可这把老骨头已经朽了。”她闭上双眼，好更加专注地想那个死者。

上校用手摸索着刮完脸（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镜子用了），随后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他的裤子像长衬裤一样紧紧地包在腿上，脚踝处绑了个活结，腰间用一条同样质地的布带穿过缝在那里的两个金光闪闪的裤钩系住。他不用腰带。旧马尼拉纸色的衬衣几乎和马尼拉纸一样粗硬，顶端用一颗黄铜扣子扣住。本来假领子也要靠这个扣子固定，可那领子早就破烂不堪，因此上校打消了系领带的念头。

上校郑重其事地做着每个动作，他双手的皮肤光润，紧绷在骨头上，表面像脖子一样长有痣斑。他先把漆皮靴靴缝里的土都弄干净，然后才穿上脚。直到此刻，妻子看见他穿得和结婚当天一样，这才发现丈夫老多了。

“你就像要去办什么大事似的。”妻子说。

“这次的葬礼就是大事，”上校答道，“这么多年了，他是我们这里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九点以后，雨住了。上校正要出门，妻子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袖。

“把头发梳梳。”她说。

他拿起一把牛角梳，竭力想梳平那一头铁灰色的硬发，结果全是枉然。

“我这模样一定跟只鹦鹉差不多。”他说。

妻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觉得还不至于。上校不像鹦鹉，他是个枯瘦的老头，浑身的硬骨头就像是用螺钉螺帽接起来的一样，唯有双眼倒是炯炯有神，看上去才不像是在福尔马林药水里泡着的。

“你这样很好。”妻子赞许地说，待丈夫刚要走出卧室，她又加了一句：

“你问问医生，咱们家可曾得罪过他。”

老夫妻俩住在镇子尽头的一所房子里，棕榈树叶屋顶，石灰墙已开始剥落。空气依然很潮湿，但雨已经停了。上校沿着一条小巷向广场走去，小巷两旁的屋舍一间挤着一间。一上大街，上校不禁浑身一颤：放眼望去，镇子上布满了鲜花，女人们都身着丧服坐在各家门口，等候着送葬的队伍。

上校走到广场时，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台球厅老板从他的门口看见了上校，举起手打了个招呼：

“等一等，上校，我借把伞给您。”

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

“谢谢，我这样挺好。”

送葬的队伍还没有出发。男人们一律身着白衬衣，系黑领带，打着伞在门口交谈。其中一位看见上校正跳过广场上的一个个水坑。

“上这儿来吧，老兄。”他喊道。

一面在伞下让出了一块地方。

“谢谢，老兄。”上校说。

但他没有接受这番好意，而是径直进屋去向死者的母亲致哀。一进门他先闻到扑鼻的花香，紧接着感觉到一阵热气。上校竭力想在挤作一团的人群中间开出一条道来，可不知是谁用手推着他穿过一副副神情呆滞的面孔，一直来到屋子的尽头，来到死者那大张着的深鼻孔跟前。

死者的母亲正在用一把芭蕉扇驱赶着棺材上的苍蝇，其他几个黑衣女人则呆呆地望着尸体，神情就像人们在看着河里的流水一般。突然，屋子尽头响起了某个声音。上校挤开一个女人，走到死者母亲身旁，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咬紧了牙关。

“我向您致哀。”他说。

她没有回过头，而是张开嘴发出一声号叫。上校心头一惊，觉得自己被哭成一片的无形人潮推向尸体，他想扶住墙，可是又够不着，那边也挤满了人。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语：“小心，上校。”他转过头，正好和尸体面对面。但上校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虽已僵硬，看上去却依然生气勃勃，而且似乎和上校一样茫然，他浑身上下都裹着白布，手里还握着一支短号。等上校在一片痛哭声中抬起头想喘口气时，棺材已经上了盖，正被七高八低地沿着一条摆满鲜花的斜坡向门口抬去，鲜花不时在墙上挤碎。他出了一身汗，关节又疼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直到雨打湿了他的眼睑，他才发觉自己已经到了街上。有人拉了拉他的胳膊，说：

“快点儿，老兄，我正等您呢。”

这人是堂萨瓦斯，他过世儿子的教父，也是他们那个党唯一一个躲过了政治迫害并能继续住在镇子上的领导人。“谢谢您了，老兄。”上校应了一声，便一言不发地走在伞下。乐队奏起了葬礼进行曲，上校听得出来，这里面少了一支铜号，于是他第一次确信，死者是真的死了。

“可怜的人！”他喃喃地说道。

堂萨瓦斯干咳了一声。他左手打着伞，因为个子比上校矮，他把伞柄举得几乎齐头高。队伍出了广场以后，人们开始说起话来。堂萨瓦斯转向上校，神情忧郁，问道：

“老兄，您那只鸡怎么样了？”

“老样子。”上校答道。

这时传来了一声喊叫：

“你们想把这个死人弄到哪里去？”

上校抬头望去，只见镇长站在警察局的阳台上，摆出一副演讲的架势，身上穿着衬裤和法兰绒上衣，双颊浮肿，胡子也没刮。乐手们停止演奏葬礼进行曲。过了一会儿，上校听见安赫尔神父正高声同镇长交涉。透过伞面上的雨声，上校隐约听出了他们的对话。

“怎么回事？”堂萨瓦斯问道。

“没什么，”上校答道，“说是不许送葬队伍从警察局门口经过。”

“我倒忘了，”堂萨瓦斯大声说，“我总是忘了现在还是戒严时期。”

“可这又不是暴动，”上校说，“不过是死了一个可怜的鼓号手。”

队伍掉了头。走到贫民区时，女人们先是默不作声地咬着指甲目送队伍经过，而后也纷纷走上街头，大声说出颂扬、感激和依依惜别的话，仿佛死者在棺材里都能听见似的。到了墓地，上校觉得不舒服。堂萨瓦斯把他推到墙根给抬灵柩的人们让路，同时微笑着向他转过头去，看见的却是一张痛苦的脸。

“您怎么啦，老兄？”堂萨瓦斯问道。

上校长吁了一口气。

“十月到了，老兄。”

他们顺着原路往回走。雨已经停了。瓦蓝的天空高远深邃。“应该不会再下了。”这么一想，上校觉得舒服了许多，但还是沉浸在冥想之中。堂萨瓦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老兄，找医生看看吧。”

“我没病，”上校说，“只是每到十月我的肠子里就好像有什么小动物在折腾似的。”

堂萨瓦斯“哦”了一声。两人在他家门口分了手。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新房子，窗户上都装着铁栅栏。上校也向自己的家走去，他急着脱下身上的这件礼服。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家门，在街角小店买了一罐咖啡，还给鸡买了半磅玉米。

第二章

星期四，上校本打算在吊床上躺一整天，可还是起来去侍弄那只公鸡。这几天雨下个不停，整整一周，上校的肚子都胀鼓鼓的。一连好几夜，妻子那哨音一般的呼吸声也把他折腾得够呛。到了星期五下午，难得十月里雨竟停了。阿古斯丁过去的伙伴们——他们同阿古斯丁一样，都是裁缝铺的伙计，也都是斗鸡迷——抽空过来把那只鸡检查了一番：情况正常。

家里只剩下上校和妻子的时候，上校回到卧室。妻子的病已经好点儿了。

“他们说什么了？”她问道。

“他们兴高采烈的，”上校告诉她，“都在攒钱，要往这只鸡上下注呢！”

“我真不明白，他们看上这只丑公鸡哪一点了，”妻子说，“我总看它像个怪物：和爪子比，它的头也太小了。”

“都说这是全省最棒的一只公鸡，”上校说，“大概值五十个比索。”

他确信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留下这只公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的儿子九个月前在斗鸡场上因散发秘密传单而被乱枪打死后留下的遗产。“哪有那么值钱，你简直是在说梦话，”妻子说，“我看等这点玉米喂完了，咱们就得用自己的肝来喂它了。”上校这时一面在衣柜里找他那条粗布裤子，一面也在暗自忖度。

“也没几个月了，”他说，“听说斗鸡会在一月份举行，过后咱们准能把它卖个好价钱。”

裤子还没熨。妻子把它摊在炉台上，用两只经炉火加热的铁熨斗熨。

“你这会儿忙着出去有什么事？”妻子问道。

“上邮局去。”

“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了。”她边说边回到卧室。上校已穿好其他衣服，但还没穿裤子。她打量着上校的鞋。

“这双鞋早该扔了，”她说，“还是穿那双漆皮靴吧！”

上校顿感凄凉。

“那双就像是没爹没妈的孩子穿的一样，”他抗议道，“我每次穿上它们就像刚从收容所里逃出来似的。”

“我们本来就是没儿没女的孤老嘛！”妻子说。

这次还是他给说服了。上校赶在船拉响汽笛前向码头走去。他脚上穿着漆皮靴，白色的裤子上没系腰带，衬衣上也没套假领子，脖颈处用那枚铜扣子扣住。他站在叙利亚人摩西的店前看着船靠岸。乘客们已在船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八个钟头，到下船时都疲惫不堪。还是那几个老乘客：几个跑小买卖的，外加几个上星期出去现在又如期返回的镇上居民。

邮船在最后面。上校心事重重地看着它靠岸。他认出了舱顶的邮袋，系在蒸汽管上，盖着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上校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敏锐，正如那只公鸡使他日益忐忑不安一样。从邮电局长上船解下邮袋背在背上的那一刻起，上校便目不转睛地盯住了他。

与码头平行的有一条街，那里简直是一座迷宫，到处是陈列着五光十色的货物的店铺和货摊。上校跟在邮电局长身后，沿着这条街走着，和往常一样，他满怀着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情。医生正在邮局门口等着取报纸。

“大夫，我妻子让我问问您，我们家可曾得罪过您。”上校对医生说道。

医生很年轻，一头乌亮的鬈发，一副整齐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牙齿。他倒是挺关心害哮喘病的老太婆。上校一面向他详述病情，一面注视着局长往不同格子里分信的每个动作，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真教上校恼火。

医生拿到了信和一卷报纸。他把科普宣传的小报往旁边一放，先粗粗浏览了一遍来信。这时，邮电局长正把信分给来取信的人，上校则瞪大了双眼看着写有他姓氏字母的那一格。一封蓝边的航空信使他更加紧张起来。

医生拆开那卷报纸，先看了看大新闻。上校则目不转睛地盯住他那个格子，盼望局长在它跟前停下来。可他没有。医生放下报纸，看了看上校，又看了看在电报机前坐下来的邮电局长，然后又把目光落到上校身上。

“咱们走吧。”他说。

局长连头都没抬。

“没有给上校的任何东西。”局长说。

上校觉得不好意思。

“我没在等什么，”他撒了个谎，带着天真无邪的神情转向医生，“没人给我写信。”

他们默默地往回走。医生全神贯注地看着报；上校还是那副老样子，走起路来就像一个原路返回寻找丢失钱币的人。这是个明亮的黄昏，广场上的巴旦杏树正抖落最后几片败叶。走到医生的诊所门口时，天已经擦黑了。

“有什么新闻吗？”上校问道。

医生递给他几份报纸。

“天知道！”医生说，“要从通过审查的新闻中看出点名堂谈何容易！”

上校看了看大标题，都是些国际时事。最上面，一篇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评论占去了四栏，而一则讣告几乎占了整个第一版。

“大选是没指望了。”上校说。

“您别太天真了，上校，”医生说，“咱们不是小孩子了，用不着等待救世主了。”

上校正要把报纸还给医生，这位却把手一摆。

“您带回家去看吧，”他说，“您今天晚上看，明天再还我。”

七点刚过，钟楼上鉴定影片的钟声就响了。安赫尔神父根据每月从邮局收到的电影分类表，用这种方法来告知大家他对每部电影的道德鉴定。上校的妻子数了，一共十二响。

“对男女老幼都不合适，”老太婆说，“快一年了，没一部好电影能让大家看的。”

她放下蚊帐，嘴里嘟囔着说：“唉！人世间什么都烂透了。”上校未作任何评论。临睡前，他把鸡拴在床腿上，关上门，又在房间里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挂好吊床，这才躺下看起报来。

他按日期一份一份、从头到尾地看，连广告也不放过。十一点整，宵禁号响了，上校又看了半个钟头，这才放下报纸，起来打开了院门。屋外夜色深沉，饿蚊成阵。他对着柱子解了手，又回到房里，妻子还没睡着。

“没提到你们这些老兵吗？”她问道。

“没有，”上校说，他熄了灯，爬上吊床，“起先他们至少还把新领退伍金的人员名单登一登，这五年倒好，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过了午夜雨又下起来了。上校刚迷糊了一会儿，作怪的肚子又把他从梦中弄醒。他听见屋里有哪儿在漏雨，便用羊毛毯从身子裹到头，试图在黑暗中找到漏雨的地方。一股冷汗顺着他的脊背流了下来。他发烧了，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明胶池里旋转。有人在对他说话，而他躺在革命军的行军床上答着话。

“你在和谁说话？”妻子问他。

“和那个扮成老虎跑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营地里的英国人呗！”上校答道，他烧得厉害，在吊床上翻了个身，“他是马尔伯勒公爵。”

天亮时他感到浑身都散了架。等到敲第二遍弥撒钟时，他才爬下吊床，回到被那只公鸡的啼叫搅得乱哄哄的现实中来。上校头晕目眩，一阵恶心。他走到院子里，在冬日草木的窸窣和阴湿的气味中向厕所走去。在这个锌皮顶的小木屋里，便坑冒出的尿臊味使人憋闷。上校刚揭开盖板，坑底便嗡地腾起一群三角形的大苍蝇。

是一次假警报。上校蹲在未经拋光的踏板上，体验着无法解除内急的懊恼。压迫感变成了消化道里的阵阵隐痛。“毫无疑问，”他嘟囔着，“每年十月都这样。”于是他再次摆出自信而又充满天真期待的神态，直到肚子不那么疼了，这才又回到房里去照看那只公鸡。

“你昨天夜里烧得说胡话了。”妻子说。

她虽说是生了一个星期的病才刚见好，但已经开始收拾房间了。上校使劲回想着。

“不是发烧，”他撒谎道，“是我又梦见那些蜘蛛网什么的了。”

每次发完病，妻子就显得格外精力旺盛，一上午她把整个屋子都翻了个底朝天。除去那架挂钟和那张仙女画，每一件东西都挪了窝。她是那样单薄而又灵活，当她穿着条绒拖鞋和扣得紧紧的黑外套走来走去的时候，轻盈得仿佛能在墙壁间穿行。不过，正午十二点以前，她就恢复平日的体积和重量了。卧床不起时，她简直就是一片虚空。而这会儿，她正在一盆盆西洋蕨和秋海棠间忙碌着，到处都可以看见她的身影。“要是阿古斯丁还活着，我真想唱支歌呢。”她一面说，一面搅动煮在锅里的热带土地出产的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想唱你就唱吧，”上校说，“唱歌能消除烦躁。”

午饭后，老两口正在厨房里喝咖啡，医生来了。他一把推开临街的大门，大声说：

“病人都死光了。”

上校站起身迎了上去。

“一点儿不错，大夫，”说着他走进堂屋，“我早说过，您就像专吃死人肉的兀鹫一样准时。”

妻子走进卧室去为看病作准备，医生和上校留在堂屋。天很热，可医生那件纤尘不染的亚麻外衣却处处透着凉气。女人说她准备好了，这时医生把一个装有三张纸的信封递给上校，临进卧室时他说：“这是昨天报纸上没登的消息。”

上校猜得出这是一份油印的秘密传单，是最近国家大事的概况，关于国内武装抵抗运动的现状。他感到沮丧。看了十年的秘密传单，他始终纳闷为什么这些消息月复一月地愈加耸人听闻。医生回到堂屋时，他已经全看完了。

“这个病人的身体比我还结实，”医生说道，“我要是也得上这么个哮喘病，准能指望活他个一百岁。”

上校阴沉地扫了医生一眼，一言不发地把信封还给他，不料这位却不肯接下。

“传给别人吧。”他压低了声音说。

上校把信封塞进裤兜。妻子从卧室走出来说：“大夫，我要是这两天死了，准把您一块儿拖进地狱里去。”医生没有搭腔，只是龇了龇他那口洁白无瑕的牙齿。他把椅子拖到小桌旁，从小提箱里取出几个贴着免费标签的小瓶。女人从医生身旁经过，朝厨房走去。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煮咖啡去。”

“不必了，非常感谢。”医生一面说，一面在处方纸上写下了服药的剂量。“我可不想被您毒死。”

她在厨房里大笑起来。医生写罢处方，深信任谁也看不懂他那龙飞凤舞的笔迹，便朗声念了一遍。上校尽力注意听。妻子从厨房里出来时，又在他脸上看到了他昨夜的那种疲惫。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说了两个来钟头有关内战的胡话。”

上校吃了一惊。

“我没发烧，”他坚持说，又恢复了常态，“而且，要是哪天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可不会让自己落到任何人手里。我会自己滚到垃圾箱里去。”

他走进卧室去取报纸。

“多承夸奖了。”医生说。

他们一同向广场走去。空气干燥，炎热的天气使得街上的柏油开始熔化。和医生分手时，上校咬着牙低声问道：

“该付您多少钱，大夫？”

“现在还不用，”医生在他背上拍了拍说，“等您那只鸡斗赢了，一总算账吧！”

上校去了趟裁缝铺，把那封秘密信件传给了阿古斯丁的伙伴们。自从上校党内的老伙伴们一个个被打死的被打死、被赶走的被赶走，而他自己也变成了除去每星期五等等信外再也无事可做的人之后，这儿就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

午后暖洋洋的天气使女人精神焕发。她坐在过道里的秋海棠间，守着那只旧衣箱，又开始表演她那不用新布料就能缝制新衣的绝技。她把袖子改成领子，又用后背的布做成袖口，再用五颜六色的布头拼成完美的方形补丁。院子里，一只蝉唧唧地叫个不停。太阳西坠，但她没有注意到秋海棠上的落日余晖渐渐暗淡。直到天黑时上校回到家里，她才抬起头来，用手揉了揉脖子，活动活动浑身的筋骨，说：“我脑袋都木了。”

“你那脑袋从来都是木的，”上校说，接着发现妻子浑身披挂着花布片，“你活像只啄木鸟。”

“要给你做件衣服，还真得有半个啄木鸟的本事。”她说着展开了一件用三种颜色的布料拼接起来的衬衣，领子和袖口的颜色倒是相同。“等过狂欢节的时候，你把外套一脱就成了。”

六点的钟声打断了妻子的话。“主派天使告知马利亚。”她一面大声祈祷，一面收拾衣服走进卧室去。上校则同那些放了学跑来看鸡的孩子们聊天，他猛然想起明天就没有玉米喂鸡了，便走进卧室向妻子要钱。

“咱们恐怕只剩五十生太伏了。”她说。

钱被她包在手帕里，打了个结，藏在床垫底下。这是阿古斯丁那台缝纫机换来的钱。九个月来，他们一生太伏一生太伏地花着这笔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着那只公鸡。可现在只剩下两枚二十生太伏的和一枚十生太伏的硬币了。

“去买一磅玉米，”妻子吩咐道，“用找的钱买点咖啡明天喝，再买四盎司干酪。”

“再买只纯金的大象，挂在咱家门口。”上校接过话头说，“光是玉米，一磅就得四十二生太伏呢！”

他们沉思了半晌。“鸡只是畜生，可以凑合几天。”妻子先开口说道，可丈夫的脸色使她不得不再考虑。上校坐在床沿，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把钱在手心里掂得叮当乱响。“这事由不得我啊！”他终于开了口，“要是依我的性子，今天晚上就把它炖了。一顿吃五十比索，吃伤了也是好的。”他顿了一下，拍死了一只叮在脖子上的蚊子，然后看着在屋里转来转去的妻子。

“我担心的是那些可怜的小伙子都在攒钱呢！”

妻子沉思着，在屋里喷了一圈杀虫剂。上校发觉她神思恍惚，仿佛正把家里的鬼祟召集在一起商量。末了，她把喷雾筒搁在有石印版画的小祭台上，栗色的眼睛直视着上校那同样是栗色的眼睛。

“那就买玉米吧，”她说，“上帝知道我们该怎么混下去。”

第三章

“这简直是变戏法变出来的面包。”此后的一个星期里，每当老两口坐下来吃饭，上校都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老太婆施展出缝缝补补、拼拼凑凑的浑身解数，仿佛找到了一种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维持生计的诀窍。十月里雨居然多停了几天。潮湿转成闷热。沐浴在古铜色的阳光下，妻子完全缓过劲儿来了。她用了三个下午精心梳洗头发。“大弥撒开始了啊。”第一天下午上校对她说，当时她正用一把宽齿梳把满头长长的青丝梳通。第二天下午，她坐在院子里，膝上搭了条白单子，用篦子把犯病以来头上生的虱子篦了下来。最后，她用薰衣草泡水把头发洗了一遍，晾干后盘成两圈挽在脑后，然后用压发梳别好。上校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一连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为公鸡的命运担忧。星期三，小伙子们把它称了称，发现它状况良好。

当天下午，阿古斯丁的伙伴们兴高采烈，料定这只公鸡必胜，当他们一边打着如意算盘一边离去时，上校也觉得心情舒畅。妻子给他理了个发。“你让我年轻了二十岁。”他摸了摸头说。妻子也觉得丈夫说得有理。

“等我病好了，我连死人都能整治活呢！”她说。

可是，她这股乐观劲儿只持续了几个钟头。家里除去挂钟和那幅画以外，再没什么可卖的了。到了星期四晚上，里里外外已经一贫如洗。妻子对眼下的处境显得忧心忡忡。

“别着急，”上校安慰她道，“明天信就来了。”

第二天，上校在医生的诊所门口等汽船。

“飞机这东西真了不起，”上校盯住邮包说，“人家说它一晚上就能飞到欧洲。”

“确实如此。”医生说，用一份画报当扇子扇着。上校在等船靠岸后准备上船的人群中发现了邮电局长。局长第一个跳上船，从船长手里接过一个火漆封口的信封，然后又上到舱顶，邮袋就拴在两只汽油桶中间。

“可它也不是没有危险。”上校说，他突然看不见局长了，幸好随即又在卖冷饮的小车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瓶子中间找到了他，“人类的进步可不是一点代价不付的。”

“现在坐飞机比坐船还保险，”医生说，“两万英尺的高空上，再大的风暴也吹不着它。”

“两万英尺！”上校茫然地重复了一句，他搞不清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多高。

医生更来劲儿了，他用双手把那份画报展平，并使它一动也不动。

“平稳极了。”他说。

可上校正一心挂在邮电局长身上，看着他左手端起杯子，喝干了泛着粉红色泡沫的冷饮，右手提着那个邮袋。

“而且，在海上，还有船一直和夜航的飞机保持联系，”医生接着说，“有这么周到的防备，真比轮船还稳当。”

上校看了他一眼。

“当然，”他附和道，“肯定就像地毯一样平稳。”

局长径直朝他们走来。上校怀着难以克制的焦切心情，不由得退后一步，试图看清那个火漆封口的信封上的收件人姓名。局长打开邮袋，取出一卷报纸交给医生，然后才撕开装有私人信件的大封套，查了查件数，又一封封地念着收件人姓名。医生打开了报纸。

“还在登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他看了看大标题说，“西方丢了地盘。”

上校没去看那些标题。他正在全力对付自己那发胀的胃。“自从实行新闻审查以来，报纸上就只谈欧洲了，”他说，“最好欧洲人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到欧洲去。这样大家就都能知道各自的国家在发生些什么事了。”

“在欧洲人眼里，南美洲就是一个随身带着吉他和左轮手枪的小胡子男人，”医生边看报边笑着说，“这里的问题他们完全不懂。”

局长把医生的信递给他，其余的都塞进邮袋，又把袋子扎紧了。医生正打算看那两封信，但在拆信前先看了上校一眼，然后望向局长。

“没有上校的信吗？”

上校心惊胆战。局长把邮袋往肩头一搭，走下人行道，头也不回地答道：

“没有人写信给上校。”

上校一反直接回家的老习惯，去了裁缝铺喝咖啡，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在看报。他感到希望落空了。他真想在这里一直待到下星期五，免得两手空空地回去见自己的老伴。可是，裁缝铺打烊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妻子在等着他。

“没有信？”妻子问道。

“没有。”上校答道。

下星期五他又去等船，回家时又和往常一样没拿到盼望已久的信。“我们等够了，”这天晚上妻子对他说，“像你这样等信，一等就是十五年，真得有一股牛的耐性。”上校却上吊床去看报了。

“得等着挨个来嘛，”他说，“我们是一千八百二十三号。”

“可是从开始等到现在，这个号在彩票上都出现两回了。”妻子反驳道。

上校照例把报纸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连广告也不放过。但是这一回，他的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他眼睛看着报纸，心里想的却是退伍金的事。十九年前国会通过了那条法令，自那以后他为申请得到批准就花了八年，之后又用了六年才把名字登记上去。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就是那时寄来的。

宵禁号响过以后他才看完报。正准备熄灯的时候，他发现妻子还没睡着。

“那份剪报还在吗？”

妻子想了想。

“还在。应该是和别的文件放在一起了。”

她钻出蚊帐，从衣柜里取出一只木盒，里面放着一沓按日期理好的信，束着根橡皮筋。她找见了那则启事，一家律师事务所承诺会很快办妥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跟你说换个律师了，要那样咱们早花上钱了，”妻子说着把剪报递给丈夫，“我可不愿意像印第安人那样，死了之后再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上校看了看那张两年前的剪报，把它放进了挂在门后的衬衣口袋里。

“糟糕的是，换律师得花钱哪!”

“用不着，”妻子斩钉截铁地说，“你写个字据给他们，就说等退伍金发下来，一切开销都从那笔钱里扣。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上心。”

就这样，星期六下午，上校去拜访他的律师。这位正懶散地躺在吊床上。他是个身材魁梧的黑人，整个上牙床就只剩下两颗犬齿了。他把脚伸进一双木底拖鞋，打开了办公室里一架自动钢琴上方的窗户。钢琴上落满灰尘，放打孔纸带的地方插着一本本贴有《官报》剪报的旧账簿，以及一套杂乱无章的财会简报。钢琴没了琴键，便充当了写字桌。上校在透露他来访的本意前，先表达了一番自己的担心。

“我早就对您讲过，事情不是一两天就办得成的。”上校停顿时，律师插进来说道。他热得大汗淋漓，使劲往后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广告小册子扇着凉。

“我的代办人常写信来，说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总是这一套，”上校反驳说，“这都有点像那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绘声绘色地向上校描述了办事之艰难。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显得有点儿太挤了。“十五年前事情还好办些，”他说，“那会儿有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镇退伍老兵协会。”他深深吸进一口热烘烘的空气，然后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气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刚刚发明出来的一样：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一点儿力量也没有，”上校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我的老战友们都在等待信件的过程中死去了。”

律师无动于衷。

“法令通过得太晚了，”他说，“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么走运，二十岁就当了上校。此外，当时又有一笔专款没有算进去，这么一来，政府就不得不调整预算了。”

还是那一套老生常谈，每次听他这样说，上校就打心眼儿里反感。“这不是施舍，”他说，“不是他们对我们的恩赐。我们这些人当年为拯救共和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律师把双手一摊。

“没错，上校，”律师说，“可人们总是忘恩负义。”

这样的话上校也听得耳熟了。在签订尼兰迪亚协定的第二天，政府答应给两百名革命军军官发放遣散费和补偿金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这句话了。当时，有一营革命军在尼兰迪亚高大的木棉树下扎营，营中大都是些从学校跑出来的小青年。他们在那里空等了三个月，后来各自想办法回了家，可在家里还是等。快六十年过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

想起往事，上校的神情因激动而大变。他把筋骨暴露的右手撑在大腿骨上，低声说：

“那我就要作决定了。”

律师等着下文。

“您的意思是？”

“换律师。”

几只黄毛小鸭跟在一只母鸭身后钻进了办公室，律师站起身往外撵它们。“遵命，上校。”他一面轰鸭子一面说，“一切从命。我要是能创造出奇迹来，就不至于住在这个窝里了。”他用一个木栅栏挡住院门，又坐回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的活，”上校说道，“我的房子也已经抵押出去了。可退伍法倒成了律师们的终身补助。”

“对我可不是，”律师反驳道，“在我这儿，每一分钱都花在办手续上了。”

上校自觉失言，心中不安起来。

“我刚才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忙改了口，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天太热了，连脑子里的螺丝都生锈了。”

过了一会儿，律师就开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找上校的那份委托书。阳光朝这间陈设简陋、用糙木板搭建的屋子中央移动。各处都找遍了之后，律师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从自动钢琴底下掏出一卷纸来。

“在这儿呢！”

他把一张盖有印章的纸交给上校。“我还得给我的代办人写封信，让他们注销那边的副本。”他不说话了。上校掸了掸纸上的灰尘，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

“您自己把它撕掉吧！”律师说。

“不，”上校答道，“这是我二十年的纪念品。”他还在等律师继续找下去，可律师却停下来了。他回到吊床前擦了把汗，从那里透过闪闪发光的空气望向上校。

“那些文件我也要。”上校说道。

“什么文件？”

“申请证明啊！”

律师双手一摊。

“这我可办不到，上校。”

上校警觉起来。他担任革命军马孔多军区司库时，曾牵着一头骡子，驮了满满两箱军款，艰苦跋涉了六天，最后硬是在协定签署前半小时，拖着那头饿得半死不活的骡子赶到了尼兰迪亚兵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革命军大西洋沿岸的总军需官——给他开了张收据，把那两箱钱列入了投降上缴的物资清单。

“那些文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上校说，“那里头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的一张收据。”

“这我同意，”律师说，“可那些文件经由成千上万间办公室的成千上万双手，早已转到国防部鬼知道哪个部门去了！”

“对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可能不加注意就放过去。”上校说道。

“可最近这十五年来，官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了，”律师又说道，“总统换过七任，每位任内至少改组过十次内阁，而每位部长又至少撤换过一百次属员，您想想这个情况。”

“可谁也不能把那些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任新官总会在老地方看见它们的。”

律师恼了。

“再说，如果现在把这些文件从部里取出来，就得等下一轮重新登记了。”

“那没关系。”上校说。

“也许得等上几百年。”

“不要紧，这么长时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点时间。”

第四章

上校往堂屋的小桌上放了一沓横格纸、钢笔、墨水和一张吸墨纸，将房门敞开着，以便有什么事情可以问问妻子。她正在念玫瑰经。

“今天是几号？”

“十月二十七。”

他很用心地写着，执笔的手放在吸墨纸上，脊背挺直，以利呼吸，完全按照上小学时老师教他的那样。堂屋门窗紧闭，实在热得难受。一滴汗水落到信纸上，他用吸墨纸吸干了。后来他想擦掉那些洇开的字，结果搞成了一团墨迹。他没有灰心，而是做了个记号，在边沿补上“本人有权”几个字。最后，他把这一段从头到尾念了一遍。

“我是哪一天登记上的？”

妻子一面继续祈祷，一面略加思索。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号。”

过了一会儿，下起了雨。上校用他在玛瑙雷公立小学学来的那种孩子气的大字，歪歪扭扭地填满了一页。然后他又写了半页，这才签上了名字。

他把信给妻子念了一遍。每念一句，妻子都点头以示赞同。念完后，上校封好信，熄了灯。

“最好找个人用打字机帮你誊一遍。”

“不用！”上校答道，“我已经厌倦到处求人了。”

整整半个钟头，上校一直在侧耳细听雨打在棕榈叶屋顶上的声音。镇上大雨滂沱。宵禁号响过后，屋里什么地方又开始漏雨了。

“早就该这么办了，”妻子说，“直接打交道总是要好一些。”

“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上校说，心里记挂着漏雨的事，“等咱们这房子典押到期的时候，或许就会解决了。”

“还有两年。”妻子说。

上校点起灯，去看堂屋什么地方在漏雨。他把喂鸡的罐子放在下面接漏，转身回到卧室，身后响起雨水滴在空罐子里的清脆声响。

“也许为了挣钱，他们一月份之前就能办妥，”上校说，自己竟然也相信了，“到那时阿古斯丁也满周年了，咱们也能去看场电影了。”

妻子低声笑了。“我现在连动画片是什么样子都记不起来了。”她说。上校忍不住想隔着蚊帐看看老伴此时的模样。

“你最后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一九三一年，”她说，“那次放的是《死者之志》。”

“有打斗吗？”

“谁知道！刚看到那个幽灵要抢姑娘的项链，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他们在雨声中睡着了。上校肚子又不舒服起来，可他没有害怕。又一个十月就快要熬过去了。他给身上盖了条毯子，有那么一会儿，他还听到了妻子艰难的呼吸声——她已经沉浸在另一个遥远的梦乡里了。突然，他十分清醒地说起话来。

妻子醒了。

“你在和谁说话？”

“没和谁，”上校答道，“我是在想，在马孔多那次会议上，我们劝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别投降，那是对的。事情坏就坏在投降上面。”

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十一月二号那天，妻子不顾上校的反对，带了鲜花去给阿古斯丁上坟。从墓地回来，她的病又犯了。这个星期真难熬啊！比十月里上校担心挨不过去的那四个星期还要难熬。医生来给老太婆看了病，从卧室里出来时嚷着说：“我要是也得上这么个哮喘病，准能活到参加全镇所有人的葬礼。”可他私下里又对上校说了些什么，并且对饮食作了些特殊规定。

上校也病倒了。他一连几个小时蹲在厕所里受罪，直冒冷汗，觉得自己的肠子都烂了，还一截一截地掉下来。“都怨这该死的冬天，”他一再不灰心地说，“等雨停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真心实意地相信这一点，确信自己能活到来信的那一天。

这回轮到他来维持家计了。他经常不得不咬着牙，到附近一家小店里去赊账。“下星期就还，”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实在没多大把握，“有一小笔钱上星期五就该给我汇过来了。”等妻子的病稍有起色时，丈夫的模样让她吃了一惊。

“你瘦得皮包骨头了。”她说。

“我正打算把这把老骨头卖了呢！”上校说，“有家黑管厂已经向我订好货了。”

但其实，他现在仅仅靠着对来信的期望勉力支撑。他筋疲力尽，失眠使他的骨头都散了架，他已经没法同时照料自己和那只公鸡了。十一月的下半月，他正犯愁这畜生再有两天吃不上玉米恐怕就得完蛋，这时猛然记起七月间他曾把一小包菜豆挂在了炉子上面。他于是剥去豆荚，放了一小罐干豆子给鸡吃。

“你过来一下。”妻子说。

“等一等。”上校观察着鸡的反应，嘴里应了一声，“饿急了吃什么都香。”

他看见妻子想在床上支起身来，羸弱的病体散发出一股草药的气味。她把早已想好的话一字一顿地说了出来：

“你马上把这只鸡脱手。”

上校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自从那天下午，他们的儿子被打死，而他决定留下这只公鸡，他就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他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现在卖划不来，”他说，“再过三个月就要斗鸡了，那之后咱们准能卖个好价钱。”

“不是钱的事，”妻子说，“等那帮小伙子来了，你让他们把鸡带走，爱拿它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是为了阿古斯丁，”上校说出了他事先想好的理由，“你想想，要是能回家来告诉我们他的鸡斗赢了，他该有多高兴！”

事实上妻子的确在想儿子。

“就是这些该死的鸡把他给毁了，”她喊了起来，“一月三号那天，他要是待在家里就不会把命都搭上了。”她伸出干瘦的食指，指着大门口喊道：

“我到现在好像还看见他夹着这只鸡出门的情景。我叫他不要去斗鸡场触霉头，可他却把牙一龇，对我说:‘别说了，今天下午咱们会大捞一笔的。’”

她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床上。上校轻手轻脚地把老伴的头挪到枕头上。两双一模一样的眼睛对视着。“你尽量少动。”上校说，觉得老伴那哨音般的呼吸声就像是从自己的胸膛里发出来的一样。妻子陷入了短暂的昏迷，双眼紧闭。当她再次睁开眼，呼吸已经平稳多了。

“我这是为咱们的处境着想，”她说，“拿咱们的口粮去喂鸡，那是作孽！”

上校用床单给她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谁也不会因为再多等三个月就饿死的。”

“可这三个月咱们吃什么？”妻子问道。

“我不知道，”上校答道，“我们要是会饿死，早就饿死了。”那只公鸡此时正精神地站在空罐子面前，看见上校就扬起脖子，咯地叫了一声，真像是人在说话。上校心领神会地对它笑笑：

“伙计，日子不好过啊！”

他上街了。正值中午，人们都在休息。他在镇上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脑袋里空空如也，甚至都没认真去想他们的日子没着没落该怎么办。他顺着那些僻静的小巷走着，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回到家中。妻子听见他回来了，便叫他进卧室来。

“什么事？”

她没抬眼看他，答道：

“咱们可以把钟卖了。”

上校也考虑过这着棋。“我敢肯定阿尔瓦罗会马上给你四十比索，”妻子说，“你想想，他买缝纫机的时候多痛快！”

她说的是个裁缝，从前阿古斯丁就在他的店铺里干活。

“明天上午我找他问问。”上校同意了。

“干吗要到明天上午，”妻子的口气斩钉截铁，“现在就把钟给他拿去，往他桌上一放，对他说：‘阿尔瓦罗，我把钟给您拿来了，您买下吧！’他马上就会明白的。”

上校有点不高兴了。

“这就像抱着圣灵盒子到处现眼一样，”他不乐意地说，“大家要是看见我抱着这么个匣子在大街上走，准会把我编进拉斐尔·埃斯卡罗纳[1]的歌里去。”

然而这次妻子还是说服了他。她亲自把钟取下来，用报纸包好交给上校。“拿不到四十比索就别回来。”她说。于是上校夹着这个大纸包，上裁缝铺去了。到了那里，只见阿古斯丁的伙伴们都在门口坐着。

有人给他让座。上校的脑子里一团乱麻。“多谢，”他说，“我只是从这儿路过。”这时，阿尔瓦罗走出裁缝铺，往过道上两根柱子之间拉起的铁丝上晾了块湿漉漉的斜纹布料。他是个长得有棱有角的硬小伙儿，生就一双梦幻般的眼睛。他也请上校坐。上校心里舒服点儿了，他把凳子靠着门柱放下，坐了下来，等着和阿尔瓦罗单独谈谈那桩买卖。忽然，他发现周围是一张张高深莫测的面孔。

“你们聊你们的。”他说。

大家客气了几句，其中一位凑过身来，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他说：

“阿古斯丁写东西了。”

上校扫了一眼空无一人的街道。

“说了些什么？”

“还是以往那些。”

他们塞给他一张秘密传单。上校把它藏进裤袋，然后默不作声地拍打着那个纸包，直到发觉有人注意上了它，才停下来。

“您拿的是什么东西呀，上校？”

上校避开了赫尔曼那双犀利的绿眼睛。

“没什么，”他撒了个谎，“我把钟送到德国人那儿去修修。”

“别傻了，上校，”赫尔曼说着就要伸手去接那个纸包，“您等着，我来看看。”

上校推辞着，一句话没出口，眼圈却先红了。旁人都劝他：

“您就让他看看吧，上校。他懂点儿机械。”

“我是不想麻烦他。”

“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赫尔曼说着接过钟，“那个德国人会敲您十比索，然后把钟原模原样地还给您。”

他拿着钟走进了店门。阿尔瓦罗正在机子上缝东西。靠里边坐着个钉扣子的小姑娘，她身后的墙上挂着把吉他，上面插着一张“莫谈国事”的告示。坐在外面的上校浑身不自在起来，把脚蹬在凳子的横档上。

“见鬼，上校。”

上校吓了一跳，说：“别说粗话。”

阿方索调整了一下鼻子上的眼镜，仔细打量着上校脚下的那双漆皮靴。

“我说的是鞋，”他说，“您这双见鬼的鞋是头一次上脚吧。”

“那也别说粗话嘛！”上校说着亮了亮他那双漆皮靴的鞋底，“这双宝贝鞋跟我四十年了，今天才头一次听见这样难听的话。”

“行了。”赫尔曼在屋里喊道，同时传来了钟打点的声音。隔壁有个女人敲了敲隔墙，喝道：

“别弹吉他了，阿古斯丁还没过周年呢！”

众人哄然大笑。

“是钟在响！”

赫尔曼拿着纸包走出来。

“没什么毛病，”他说，“要不要我陪您回去挂好？”

上校谢绝了他的好意。

“多少钱？”

“别放在心上，上校，”赫尔曼回到他那一伙人当中答道，“到一月份，那只公鸡会替您还账的。”

上校等待已久的机会到来了。

“我想跟你商量点儿事。”他开了口。

“什么事？”

“我把公鸡送给你吧！”上校又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送给你们大家。”

赫尔曼莫名其地看着上校。

“我玩这些玩意儿已经嫌老了，”上校接着说道，竭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郑重而诚恳，“这副担子对我来说太重了。这些天以来，我一直觉得它恐怕快不行了。”

“别担心，上校，”阿方索说道，“那是因为这个季节鸡都在换毛，毛根在发热。”

“下个月就没事了。”赫尔曼证实道。

“反正我不想要它了。”上校说。

赫尔曼用犀利的眼睛盯着上校。

“您必须明白，上校，”他坚持说，“您要亲自把阿古斯丁的鸡放进斗鸡场去，这是最要紧的。”

上校想了想说道：“这我明白，所以我才把它喂到现在。”他咬咬牙，鼓起勇气说了下去：

“糟糕的是还得等三个月呢！”

赫尔曼恍然大悟：

“要光是因为这个，那就不成问题。”

于是他出了个主意，大家也都赞同。傍晚时分，当上校夹着纸包走进家门时，妻子大失所望。

“卖不掉吗？”她问。

“卖不掉，”上校答道，“不过这下子不要紧了，往后小伙子们负责喂那只鸡。”

[1]拉斐尔·埃斯卡罗纳（1927-2009)，哥伦比亚作曲家。

第五章

“您等一会儿，老兄，我借把伞给您。”

堂萨瓦斯打开办公室里的壁橱，只见里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马靴、马镫和马缰绳，还有一只装满马刺的铝桶。上方则挂着半打雨伞和一把女士阳伞。上校不禁联想起一场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

“谢谢您，老兄，”他把胳膊支在窗台上说道，“我想等雨停了再走。”堂萨瓦斯没关壁橱，便坐到了电风扇吹得到的写字台跟前，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用棉花包着的皮下注射针管。上校透过雨幕凝视着窗外铅灰色的巴旦杏树。这是一个冷清的下午。

“从这扇窗户望出去，雨都是两样的，”上校说，“就像是下在另外一个镇子上。”

“雨从哪儿看还不都是雨。”堂萨瓦斯答道。他在写字台的玻璃面上煮针管。“这个镇子连狗屎都不如。”

上校耸了耸肩，往办公室里边走去：房间以青砖铺地，家具上都蒙着花里胡哨的罩布，最里头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盐包、蜂巢格子和马鞍之类的物件。堂萨瓦斯睁着无神的双眼看着上校。

“我要是您，就不这样想。”上校说。

他坐了下来，两腿交叉着，不动声色地盯着俯身在写字台上的堂萨瓦斯，这是个身形矮胖的男人，皮松肉弛，一双蛤蟆眼没精打采。

“您得去看看病了，老兄，”堂萨瓦斯劝道，“自从那天送葬以后，您看上去气色可不太好。”

上校昂起头来。

“我现在身体好得不得了。”他说。

堂萨瓦斯等着煮针管的水烧开。他叹息道：“我要是能说这样的话就好了。您真有福气，连铜马镫都吃得下去。”他端详着自己那布满褐色斑点的毛茸茸的手背，除婚戒外他还戴了枚黑宝石戒指。

“这倒不假。”上校同意道。

堂萨瓦斯冲着办公室里那扇通往别的房间的门叫了声自己的妻子，又愁眉苦脸地埋怨起自己的饮食规定来。他从衬衣口袋掏出一只小瓶，把一粒黄豆大小的白色药片倒在写字台上。

“这些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真是活受罪！”他说，“就像口袋里装着死神一样。”

上校走到写字台前，把药放在手心里打量，堂萨瓦斯让他尝尝。

“这是用来让咖啡变甜的，”他解释道，“它是糖，可又不含糖。”

“当然，”上校嘴里一股甜中发苦的味道，“这就像有钟声可又没有钟一样。”

妻子给他打完针后，堂萨瓦斯便双手托腮伏在写字台上。上校不知如何是好。女人关上电风扇，把它挪到保险柜上，然后向壁橱走去。

“雨伞这东西总好像跟死神有点儿瓜葛。”她说道。

上校心不在焉地听着。四点钟他就从家里出来等信，但这场雨使他不得不到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避一避。这会儿已经传来了船靠码头的汽笛声，雨还在下。

“人们都说死神是个女人。”那婆娘又说道。她是个大块头，比丈夫高出一截，上嘴唇还长了个毛乎乎的肉瘤，说起话来教人不由得想起嗡嗡作响的电风扇。“可我总觉得不会是个女人！”她说着关上壁橱，回过身来询问似的看着上校的眼睛：

“我看它一定是个长着蹄子的动物。”

“有可能，”上校赞同地说，“有时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想着邮电局长这会儿该披件雨衣跳上汽船了。从决定换律师到现在，又过了一个月，回信也该来了。堂萨瓦斯的妻子正絮絮叨叨地讲着什么死神，突然发现上校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老兄，”她说，“您是有什么心事吧？”

上校这才魂魄归舍。

“没错，”他撒了个谎，“我在想，都五点钟了，还没给鸡打针呢！”

那女人困惑不解。

“像给人打针一样也给鸡打针！”她大呼小叫地说，“真是作孽啊！”

堂萨瓦斯忍无可忍，抬起了涨得通红的脸。

“你把嘴闭一会儿吧！”他大声呵斥妻子，而她也果真用手掩住了嘴巴，“你用这些蠢话把我这位老兄折磨了有半个钟头了！”

“哪里哪里。”上校连忙打着圆场。

女人把门一摔走了。堂萨瓦斯用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擦干脖子。上校走到窗前。雨还在下。一只母鸡迈着黄黄的长脚穿过了空荡荡的广场。

“给鸡打针？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上校答道，“下星期就开始训练了。”

“真是胡闹，”堂萨瓦斯说，“您已经不适合搞这些事了。”

“这话不假，”上校说，“可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把鸡脖子拧断吧！”

“您真是死不开窍。”堂萨瓦斯也走到窗前。上校听见他的喘气声就像风箱一样。这位老兄的眼里对他流露出怜悯之意。

“听我的话，老兄，”堂萨瓦斯说道，“趁现在还来得及，把鸡卖掉吧。”

“没有什么事是来不及的。”上校说。

“别糊涂了，”堂萨瓦斯不肯罢休，“这可是笔一举两得的买卖！您卸掉了一个包袱，兜里又能装上九百比索的票子。”

“九百比索？”上校失声叫了出来。

“九百比索。”

上校掂量了一下这个数字。

“您认为有人肯出这么大的价钱买那只鸡？”

“不是认为，”堂萨瓦斯答道，“而是有绝对的把握。”

这是上校自上缴革命军那笔资金以来所听到的最大数字了。从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出来时，他腹内又是一阵剧烈的绞痛，可他明白这次绝不是天气的缘故。到了邮局，他直截了当地对局长说：

“我在等一封急信，航空的。”

局长在分信格子里翻看了一通，又把信一一放回原处，一言不发地拍了拍手，意味深长地看了上校一眼。

“信今天肯定要到的。”上校说。

局长耸了耸肩。

“只有一件东西是肯定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妻子盛好了一盘玉米粥正等他吃饭。他默默地吃着，每咽下一勺都要停下来想半天。妻子坐在他对面，觉得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啦？”妻子问道。

“我在想那个办理退伍金手续的职员，”上校又撒了个谎，“再过五十年，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地下了，而那个可怜虫每星期五还要苦苦地等他的退休金。”

“尽说不吉利的话，”妻子说，“看样子你已经甘愿忍受了。”她接着喝粥。但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丈夫还是那副心神不定的模样。

“现在你还是赶紧喝粥吧！”

“这粥不错，”上校说，“哪儿来的？”

“鸡身上来的呗，”妻子答道，“小伙子们给鸡拿来那么多玉米，鸡决定分点儿给我们吃。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上校叹了口气，“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拴在炉座腿上的公鸡，觉得它已经全然不是先前的模样。妻子也看了鸡一眼，说：

“今天下午那帮孩子弄来一只老母鸡，要让公鸡跟它配种，我拿棍子才把他们撵走。”

“这不新鲜，”上校说，“过去有些村子里的人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是这样，送些大姑娘来和他配种。”

妻子听了这事乐坏了。这时，鸡咯地叫了起来，传进过道里，仿佛是人在低声说话一样。“我有时想，总有一天这鸡会讲起话来的。”妻子说罢，上校又看了鸡一眼。

“这鸡就是一大把现钱啊！”上校嘴里含了口玉米粥，盘算着，“足够我们吃上三年的！”

“幻想可不能当饭吃。”妻子说。

“是不能当饭吃，可也能养活人啊！”上校答道，“就像我那位老兄堂萨瓦斯服的灵丹妙药一样。”

这一夜他难以成眠，一心想把脑子里的数字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上来两盘玉米粥，然后一言不发地埋头喝完了她那一份，搞得上校心里也不大舒畅。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说。

上校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她几句，可她就是不松口。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说，“我只是在想，那个人死了快两个月了，我还没去吊过丧呢。”

这天晚上她去了。上校把她送到死者家里，随后被扬声器里传来的乐曲声吸引着向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端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监视着看谁竟不顾他的十二声警告进去看电影。而影院入口处耀眼的光束、刺耳的音乐和孩子们的喧闹声同他唱开了对台戏。猛地，一个孩子举起木枪吓唬上校。

“鸡怎么样了？上校！”那孩子用蛮横的口气说。

上校举起了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四色广告占去了电影院的整个门面：“夜半处女”。那少女身着舞装，还光着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兜了两圈，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赶紧去接老伴。

妻子已经不在死者家里，可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快到宵禁时分了，偏偏钟又停了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正向小镇袭来。他正想再出去看看，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室。妻子换了件衣服，在堂屋里喝水。这时，上校已给钟上好了发条，正等着宵禁号来对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转了会儿，”妻子说罢把杯子放回水缸旁边，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进卧室去，“谁能料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有搭腔。宵禁号一响，他把钟拨到十一点，然后合上小玻璃门，把椅子放回原处。

他看见妻子正在做晚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上校说道。

“什么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关上屋门，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我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妻子长叹一声。

“我上安赫尔神父那儿去了一趟，”她说，“我拿咱们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几个钱。”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信物换钱是罪过。”

妻子在蚊帐里继续说：“这两天我一直盘算着把那架钟卖掉，可谁也不感兴趣，现在外头到处都在卖分期付款的时新夜光钟，黑地里都能看见时间。”上校认识到，四十年来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挨饿，共同受苦，可他到底也没能了解透妻子。他感到他们的爱情中也有什么东西衰老了。

“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么一张，我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了。”

上校听了很难过。

“这么说，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揭不开锅了。”

上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这事儿真丢人！”

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躺着一动不动。

“二十年了，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我们许下的那一大堆诺言，可到头来我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的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的房子都装不下了。他到这个镇子上来的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的卖药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了，”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一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的念珠。

上校乐了。

“这都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早说过，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的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上校一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的诺言。后来，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一分钟的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那就别再去想它了。”

“想什么？”

“鸡的事，”上校说，“明天我就把它卖给堂萨瓦斯，换他九百比索。”

第六章

受阉割的牲畜的嘶叫声和堂萨瓦斯的吆喝声混成一片，从窗子传进办公室里来。“要是他再过十分钟还不来，我就走。”上校等了两个钟头后这样自语道。但他又等了二十分钟。刚准备起身离去，堂萨瓦斯领着一群雇工走进了办公室。他在上校面前来来回回过了几趟都没正眼瞧他，直到雇工们都走了，他好像才发现上校在屋内。

“您是在等我吗，老兄？”

“是的，老兄，”上校说，“不过，您要是忙的话，我晚一点儿再来。”

可堂萨瓦斯已经走到门外，根本没听见上校说些什么。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

这是个炎热的中午，从街上反射来的光把办公室里映得亮堂堂的。上校热得昏昏沉沉，眼皮不由自主地合上了，而且立刻就梦见了自己的老伴。堂萨瓦斯的妻子踮着脚尖走了进来。

“您睡吧，”她说，“我把百叶窗关上，这间办公室热得就像地狱。”

上校蒙蒙眬眬地看着她。窗户关上了，阴影里又传来她的声音：

“您常做梦吗？”

“有时候做，”上校答道，为自己刚才睡着了而感到不好意思，“我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缠在蜘蛛网里。”

“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女人说，“现在我真想弄清楚梦里遇见的那些陌生人都是谁。”

她打开了电风扇。“上星期我梦见床头站着一个女人，”她说，“我壮起胆子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十二年前死在这间房里的女人。”

“可这座楼盖了还不到两年啊！”上校说。

“可不是嘛！”女人又说道，“可见有时连死人也会弄错。”

电风扇嗡嗡作响，阴影更显得昏暗了。上校又困又乏，可这个唠叨女人从做梦说到投胎。上校越听越不耐烦，正打算趁她告一段落时起身告辞，这时堂萨瓦斯和他的领工走进了办公室。

“我已经给你热过四次汤了。”女人说。

“你要是愿意，热十次也行，”堂萨瓦斯说道，“但这会儿别来打搅我。”

他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卷钞票交给领工，又叮咛了几句。领工拉开百叶窗数钱。堂萨瓦斯看见上校坐在办公室里，却毫无表示，继续同领工说话。当他们又要走出办公室时，上校站起身来，堂萨瓦斯这才在开门前停下脚步。

“您有什么事，老兄？”

上校觉得领工正看着自己。

“没什么大事，老兄，”他说，“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那就快点儿讲，”堂萨瓦斯说道，“我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堂萨瓦斯手拉住门把等着，上校觉得自己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五秒钟。他咬了咬牙，低声说道：

“就是那只公鸡的事。”

堂萨瓦斯随即打开了门。“那只公鸡的事，”他微笑着重复了一遍，同时把领工推到走廊里，“都快翻天了，我这位老兄还惦记着他那只公鸡。”

然后他对上校说：

“好啊，老兄。我马上就回来。”

上校一动不动地立在办公室中央，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随后他走了出去，在镇上转了转。星期天的午休时分，镇上一切活动都停止了。裁缝铺里一个人也没有，医生的诊所大门紧闭，连叙利亚人的店铺里也无人看守。河水好似一块钢板。码头上，有个人睡在四只油桶上面，脸上还盖了顶草帽遮挡阳光。上校朝自己家走去，确信此时整个镇子上只有他一人在活动。

妻子在家里准备了一桌菜等他吃午饭。

“我赊了一点账，说好明天一早就还。”她解释道。

吃饭时，上校把过去三个钟头的情况给她讲了讲。她越听越不耐烦。

“你这个人太窝囊，”她听完说，“就像是去要饭一样。你应当理直气壮地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讲：‘喂，老兄！我决定把鸡卖给您了。’”

“照你这么说，生活也太容易了。”上校说。

她突然发了火。这一上午她都在收拾屋子，到这会儿还穿得怪模怪样的：脚上套着丈夫的旧鞋，腰里系了条油布围裙，头上还蒙了块破布，在两耳边各打了个结。“你连一点生意经都不懂，”她说，“你要是想卖掉一件东西，就得把脸板得像是去买东西一样。”

上校发现妻子这副模样很好笑。

“你就这样别动，”他笑着打断了她的话，“你这样子活像桂格燕麦上的小矮人。”

妻子一把扯下了头上的破布。

“我这是在认真跟你说话，”她说，“我现在就把鸡给那位老兄抱去。咱们打个赌，半个钟头内我要是拿不回九百比索，输给你什么都行！”

“你头脑发晕了吧，”上校说，“已经拿卖鸡的钱打上赌了。”

上校好不容易才把她劝住了。整整一上午，她都在盘算往后三年的日子该怎么过，认为再也不用每星期五去受那份罪了。她收拾好房子，只等这九百比索。她开了一份最急需的物品清单，没忘要给上校买双新鞋。卧室里也腾出了放镜子的地方；而现在，这一番计划突然幻灭了，她又羞又恼。

她小睡片刻起来时，上校正在院子里坐着。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她问道。

“我正想着呢。”上校答道。

“那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不出五十年我们准能拿到那笔钱！”

其实上校已经拿定主意，当天下午就去把鸡卖掉。他想象着堂萨瓦斯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对着电风扇准备打针。他已经料到会得来什么样的回答了。

“把鸡带上，”出门时妻子劝他，“神仙到了场，奇迹才会出现。”

上校说什么也不肯。她把丈夫一直追到大门口，绝望之中又怀着一丝希望。

“不要怕他办公室里人多事杂，”她说，“你就拉住他的胳膊，不拿出九百比索来你就别松手。”

“人家还以为咱们要抢他呢！”

她没去理会丈夫。

“记住你是鸡的主人，”她再三叮咛道，“记住是你在帮他的忙！”

“好吧!”

堂萨瓦斯和医生在卧室里。“趁他在家快点去，老兄，”他的妻子对上校说，“他马上就要去农庄，星期四才能回来，大夫正为他作准备呢。”上校心里两股力量斗争着：尽管已经决定把鸡卖掉，可他又希望自己晚到一个钟头，那样就碰不上堂萨瓦斯了。

“我等一会儿吧！”他说。

可女人一定要他进去，她把他领进了卧室。她丈夫坐在床上，只穿了条裤衩，一双无神的眼睛盯着医生。上校在一旁等着。医生把病人的尿液在试管里加了热，又闻了闻气味，对堂萨瓦斯做了个手势，表示一切正常。

“就该把他给毙了，”医生转向上校说道，“靠糖尿病来结果这帮阔佬，真是太慢了。”

“您已经让您那该死的胰岛素极尽所能了，”堂萨瓦斯说，皮肉松弛的屁股扭动了一下，“可我这根硬钉子不好啃呀！”然后，他对上校说：

“来呀，老兄，下午我出去找您，连您的帽子都没见到。”

“我不戴帽子，免得要在别人面前摘下来。”

堂萨瓦斯开始穿衣服。医生把一支装血样的试管放进上衣口袋，便开始收拾他的提箱。上校心想，他该告辞了。

“换作我，大夫，就给他开上十万比索的药费单子，”上校说，“这样您就不会忙成这个样子了。”

“我已经向他提过这笔交易了，不过不是十万，而是一百万比索，”医生说，“贫穷是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

“多谢您这个方子，”堂萨瓦斯一面说，一面尽力把大肚皮塞进马裤里去，“可惜我不能接受，免得您也受这份富翁罪。”医生对着提箱上镀镍的锁欣赏起自己的牙齿来，又看了看表，一点儿不耐烦的意思也没有。堂萨瓦斯正在穿靴子，冷不防问了上校一声：

“好了，老兄，您那鸡怎么啦？”

上校明白医生也正等着听他如何回答，便咬一咬牙。

“没什么，老兄，”他低声说，“我是来把它卖给您的。”

堂萨瓦斯已经穿好了靴子。

“没问题，老兄，”他不动声色地说，“这也是您能想到的最明智的办法了。”

“我玩这个已经嫌老了，”上校看着医生那难以捉摸的表情，连忙解释道，“要是退回去二十年，还差不多。”

“您总是像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医生答道。

上校缓过气来，等着堂萨瓦斯再说点什么。可这位什么也没说，而是穿上一件带拉链的皮夹克，准备走出卧室。

“要不咱们下星期再谈吧，老兄。”上校说。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堂萨瓦斯说，“我有个主顾，大概能出四百比索，但要等到星期四再说。”

“多少钱？”医生问道。

“四百比索。”

“我先前可听说不止这个价啊！”医生说道。

“您上次说能卖九百比索呢！”上校见医生感到惊讶，也趁势说道，“这可是全省最棒的公鸡！”

堂萨瓦斯对医生说：

“要放在过去，随便谁都会出一千比索，可现在，谁也不敢把好鸡拿出来斗，你得冒着被人乱枪打死，从场子里抬出来的风险哪！”接着又悲天悯人地转向上校：

“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老兄。”

上校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

他跟在他们身后穿过走廊。堂萨瓦斯的妻子把医生留在了客厅，想讨教一下怎么对付“那些突如其来而又莫名其妙的事情”。上校在办公室里等他。堂萨瓦斯打开保险柜，往各个衣兜里都塞了些钱，然后递给上校四张钞票。

“这是六十比索，老兄，”他说，“等鸡卖了咱们再清账。”

上校陪着医生走过码头一带的集市，在傍晚的凉意中，那儿又热闹起来。一艘满载甘蔗的驳船正顺流而下。上校发现医生的神情还是那样古怪莫测。

“您身体怎么样，大夫。”

医生耸了耸肩。

“平平常常，”他说，“看来我自己也得找个医生看病了。”

“冬天了嘛，”上校说道，“就拿我来说吧，肠子就像烂了似的。”

医生用绝非职业兴趣的目光打量着上校，一边和坐在各自店铺门口的叙利亚老板们一一打招呼。到了诊所门口，上校给他讲了讲自己对卖鸡这件事的看法。

“我是没别的办法了，”他向医生解释道，“那畜生简直是在吃人肉呢！”

“吃人肉的畜生只有一个，那就是堂萨瓦斯，”医生说道，“我肯定他会把那只鸡以九百比索的价钱转手卖出去。”

“您这么认为吗？”

“当然！”医生说，“他会把这笔买卖做得跟他那回向镇长签订著名的爱国条约一样出色。”

上校不愿相信。“他在那个条约上签字是为了保住他的小命，”他说，“这样他才能在镇上留下来。”

“这样他才能用半价把那些被镇长赶走的同党们的家产买下来。”医生反驳道。因为在口袋里没找见钥匙，他敲了敲门，然后又转向满腹狐疑的上校。

“别太天真了，”他说道，“堂萨瓦斯是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人。”

这天晚上，上校的妻子出去买东西。上校陪她到叙利亚人的商店，心里回味着医生的话。

“你马上去找一下小伙子们，告诉他们鸡已经卖了，”妻子对他说道，“别让人家等到最后一场空。”

“堂萨瓦斯回来之前，鸡还不能算卖了。”上校答道。

他看见阿尔瓦罗在台球厅里玩轮盘赌。星期天的晚上，台球厅里热气腾腾，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就连空气也仿佛格外闷热。一条长长的黑油布上画着花花绿绿的数字，桌子正中放了只箱子，上面点了盏汽灯，把数字照得通明。上校觉得很有意思。阿尔瓦罗押“二十三”，已经一输再输。上校从他肩上看过去，发现九次里“十一”中了四次。

“押‘十一’，”他在阿尔瓦罗耳边悄声说，“这个中得最多。”

阿尔瓦罗仔细看了看油布，空了一轮没押。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钱来，里面夹了张纸条，他把纸条从桌子底下递给了上校。

“阿古斯丁写的。”他说。

上校把秘密传单藏进衣袋。这时，阿尔瓦罗在“十一”上下了大注。

“开始少下些。”上校说。

“没准预感成真呢。”阿尔瓦罗答道。当那只花里胡哨的大轮盘转起来以后，又有几个人把他们的钱从其他格子移到了“十一”上。上校的心悬到了半空，头一回感到碰运气这种事的魅力，真是教人既兴奋又害怕。

结果中的数字是“五”。

“真对不起，”上校不好意思地说，怀着难以克制的负疚心情看着那只木板刮子把阿尔瓦罗的钱一下子给刮走了，“都怪我多管闲事。”

阿尔瓦罗没看上校，而是微微一笑：

“别担心，上校。到情场上再试试嘛！”

忽然，吹奏曼波舞曲的号声停了下来，赌钱的人都举着双手散开了。上校听见身后响起了步枪上膛时那种节奏清晰、令人胆寒的短促声音。他想起兜里装着那份传单，明白自己已经不幸地陷入了警察的搜查圈。他没有举起手便转过身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如此近距离，几乎是面对面地看见了杀害他儿子的凶手。他个头矮小，皮肤黝黑，有点像印第安人，一脸的孩子气。他就站在上校对面，枪口直指着上校的肚子。上校咬紧牙关，用手指轻轻拨开了枪筒。

“借光。”他说。

他直视着那双猫头鹰似的小而圆的眼睛。霎时间，他觉得自己仿佛正被这双眼睛吞噬，嚼碎，消化，然后又立即被排泄了出来。

“您请便，上校。”

第七章

不用打开窗子，上校就知道已经到了十二月。他在厨房里剁喂鸡的水果时，浑身的筋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然后，他打开门，屋外的景致也证实了他的感觉。院子里美极了，小草、树木，以及那间当厕所用的小屋，仿佛都在离地面一毫米处，漂浮在阳光里。

妻子在床上一直躺到九点钟。等她进了厨房，上校已经收拾完屋子，正和孩子们围着公鸡闲聊天。

她得绕过他们才能走到炉子跟前。

“别在这儿挡路！”她嚷道，阴沉地瞪了鸡一眼，“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整天泡在这只倒霉的公鸡身上！”

上校想从鸡身上看出妻子为什么要发火，可一点儿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可恶的地方。它已准备停当，只等接受训练了。它脖子和大腿上的毛已经拔去，露出紫红的皮肉，冠子也修剪过了，显得精精干干，没遮没挡的。

“你上窗口去看看，把鸡忘掉吧，”孩子们走后，上校对她说，“这么美妙的早晨，教人真想拍张相片。”

妻子走到窗前看了看，神情丝毫不为所动。“我倒想栽几株玫瑰花呢。”她说着回到了炉子旁边。上校把镜子挂到柱子上，准备刮脸。

“想栽你就栽嘛。”他支持道。

他尽力使自己的动作和镜子里的影子合拍。

“猪会吃掉的。”她说。

“猪吃了更好，”上校说，“吃玫瑰花长大的猪，肉味一定香极了。”

他从镜子里看见妻子还是那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在火光映照下，她的脸庞仿佛是用做炉子的那种泥塑成的。他两眼注视着妻子，手则不知不觉地在照他多年来的老习惯那样摸索着刮脸。妻子长时间地沉默着，思索着什么。

“我不想栽。”她说。

“也好，”上校说，“那就别栽了。”

他觉得很舒坦。十二月一到，他的肠胃就不发胀了。这天早上，他想穿那双新鞋，却不怎么顺心。他试了好几次，终于明白那都是白费气力，于是还是穿上了那双漆皮靴。妻子见他又换上了旧鞋，便说：

“新鞋你要是不穿，永远也不会合脚。”

“那是给瘫子做的鞋，”上校满心的不情愿，“那些人卖鞋之前，应该先找人穿上一个月。”

他怀着下午准能来信的预感兴冲冲地上了街。因为还不到船靠岸的时间，他便去堂萨瓦斯的办公室等他。可那里的人对他说，堂萨瓦斯要到星期一才会回来。尽管这件事出乎上校的意料，他却并没有灰心。“迟早他得回来。”他自言自语道，接着朝码头走去，天色尚早，时光宜人。

“要是一整年都是十二月该多好，”他坐在叙利亚人摩西的店铺里嘀咕道，“人就会觉得浑身像玻璃一样亮堂、爽气。”

叙利亚人摩西恐怕费了好大气力，才把这句话翻译成已被他忘得差不多了的阿拉伯语。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东方人，一件长皮衣一直蒙到头顶，活动起来就像个快要淹死的人一样笨手笨脚，真像是被人刚从水里救上来的。

“过去就是那样，”他说，“要是一直那样的话，我今年该有八百九十七岁了，你呢？”

“七十五。”上校说，眼睛紧盯着邮电局长。这时他才发现来了个马戏班子。邮船顶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中有一顶打了不少补丁的帐幕。他的目光甚至一度丢开了邮电局长，去别的几条船上堆放着的大箱子中间寻找猛兽，但没有找见。

“是个马戏班，”他说，“十年了，这是来这里的第一个马戏班。”

叙利亚人摩西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后，用一长串阿拉伯、西班牙混合语告诉了他的妻子。她从店后应了句什么，摩西嘀咕了一阵，又把她的担心翻译给上校听：

“快把猫藏起来，上校。小伙子们会把猫偷走卖给马戏班的。”

上校正准备去追上邮电局长。

“这个马戏班不耍野兽。”他说。

“一回事，”叙利亚人答道，“走钢丝的人专吃猫肉，这样骨头就摔不断了。”

上校跟在局长身后，穿过码头一带的集市，来到了广场上。突然，他听见斗鸡场里人声鼎沸。一个过路人向他夸了几句他的鸡，他这才想起来今天是预定开始训练的日子。

他从邮局门前走了过去。片刻之后，他已经置身在斗鸡场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了。他那只鸡正孤零零、没有遮护地站在场子中央，脚趾上缠着布，两腿微微发抖，看上去有点怯阵。对手是一只没精打采的灰鸡。

上校不动声色地看着两只鸡一次又一次地厮拼。在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只见鸡毛、鸡腿和鸡脖子扭作一团。转瞬间，对手被甩到了隔板上，打了个旋稳住阵脚，又冲将过来。他的鸡并不进攻，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对手，然后稳如泰山地落回原地。此刻，它的腿已经不抖了。

赫尔曼跳过隔板，双手举起它，让看台上的人们一睹它的风姿，四周响起了狂热的掌声和喝彩声。上校觉得这股欢呼的热烈劲头同紧张的斗鸡场面不相称，在他眼里，这简直就像是一出闹剧，连公鸡们都心甘情愿地跟在里头起哄。

他带着半鄙夷半好奇的心情环视着斗鸡场。人们兴高采烈地从看台上涌进场子里。上校观察着这一张张热情、焦切而又生气勃勃的面孔。都是年轻人，仿佛全镇的年轻人都聚在了这里。他恍恍惚惚，似又回到了那业已消逝的记忆中的某个时刻。接着他跳过隔板，挤进围成一堆的人群，迎向赫尔曼那双冷静的眼睛。两人目不转睛地对视着。

“下午好啊，上校。”

上校劈手夺过了鸡。“下午好。”他咕哝了一声，就再也没说一句话。鸡身上的热气和强烈的搏动使上校颤抖起来。他觉得此生从未抱过这么活蹦乱跳的东西。

“刚才您不在家。”赫尔曼不知说什么好。

又一阵欢呼声打断了他。上校不安了，他头也不抬地挤出人群，掌声和欢呼声弄得他有点发懵。他就这样抱着鸡走上了大街。

他身后跟着一大群小学生，全镇的穷苦百姓都跑出来看他。一个大块头黑人站在广场拐角的一张桌子上，脖子上盘条蛇，正在私自卖药。一大群从码头回来的人原本正围在那里听他吹牛，看到上校抱着鸡经过，马上把注意力转到了他身上。上校觉得，回家的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长。

上校心里并不后悔。小镇经历了十年的动乱，很久以来一直处于沉闷的气氛当中。今天下午——又一个没有来信的星期五下午——人们苏醒了。上校记起了过往的岁月，仿佛又看见自己带着妻儿，打着伞观看没有因雨而中断的演出。他记起了当年他那个党的首领们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他家院子里一面摇着扇子，一面听音乐的情景。他仿佛觉得，此刻自己的腹中正回荡着大鼓那令人痛苦的响声。

他走在与河流平行的大街上，那里人群熙熙攘攘，让人联想到当年那次星期日的大选。人们在观看马戏班卸船。一家店铺里，有个女人朝他喊了句有关那只鸡的什么话。在恍惚中，他回到家，耳边还响着嘈杂的人声，仿佛斗鸡场里那欢呼声的余音一直跟随着他。

走到家门口，他对孩子们说：

“全都回家去，谁敢进来我拿皮带抽他。”

他闩好门，径直朝厨房走去。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卧室走了出来。

“是他们硬给夺走的，”她大声说道，“我对他们说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休想把鸡抱出屋去。”上校把鸡拴在炉座腿上，给罐里换了水，耳边萦绕着妻子激动的声音。

“他们说，哪怕踩着咱们的尸首也要把鸡带走，”她说，“他们说，这只鸡不是咱们的，而是全镇老百姓的。”

上校侍弄完鸡，才转过脸来看着妻子那张扭曲了的脸。他毫不惊讶地发现，这副神情此刻既没使他不安，也不令他同情。

“他们做得对。”他平静地说。然后一边在衣兜里翻着什么，一边用高深莫测的温柔语气又加了一句：

“鸡不卖了。”

妻子随他走进卧室，觉得丈夫今天人情味儿十足，可又教人捉摸不透，就像电影银幕上的人一样。上校从衣柜里取出一卷钞票，和衣兜里的合在一起数了数，又藏进柜子里。

“这儿一共有二十九比索，是还给我那老兄萨瓦斯的，”他说，“剩下的等退伍金来了再还。”

“如果来不了呢？”妻子问道。

“会来的。”

“可要是来不了呢？”

“那就不还。”

他从床底下找出那双新鞋，用一块破布擦了擦鞋底，又从柜子里找出那只硬纸盒，把鞋装了进去，放得和星期天晚上妻子给他买回来时一模一样。妻子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把鞋也退掉，”上校说，“这样可以再还他十三比索。”

“人家不会给退的。”妻子说。

“非退不可，”上校答道，“我总共才穿了两次嘛！”

“那些土耳其人才不理你这一套呢。”妻子说。

“他们必须理。”

“要是不理呢？”

“那就别理好了。”

老两口没吃晚饭便躺下了。上校等妻子念完玫瑰经，便熄了灯。但他睡不着。他听见鉴定影片的钟声响了，然后几乎紧接着——其实过了三个钟头——响起了宵禁号声。夜深了，寒气袭人，妻子喘得越发艰难。上校睁着眼。忽然，妻子说话了，声音平静如常，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

“你醒着吗？”

“嗯。”

“再冷静想想吧，”妻子说，“明天你再去找萨瓦斯老兄谈谈。”

“他星期一才回来。”

“那更好了，”妻子说，“你还有三天时间可以考虑。”

“没什么好考虑的。”上校答道。

十月黏糊糊的空气已被十二月令人安适的凉爽所替代。上校从石鸻鸟的定期迁徙中又一次感到十二月的气息。钟敲了两下，他还是无法入睡。他知道妻子也醒着，便在吊床上翻了个身。

“你还没睡着？”妻子说。

“嗯。”

她顿了一下。

“我们现在折腾不起了。”她说，“想想看，四百比索，摞在一起该有多少啊！”

“没几天退伍金就要来了。”

“这话你说了十五年了。”

“所以，”上校说，“不会再耽搁太长时间了。”

她有好一阵儿没说话。上校觉得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流动，直到她重新开腔。

“我觉得这笔钱永远也不会来了。”妻子说。

“会来的。”

“如果不来了呢？”

上校无言以对。鸡叫头遍时他清醒了一会儿，但随即又无忧无虑地沉睡过去。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妻子还在睡觉。虽说晚起了两个钟头，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做完了每天早上的例行家务，等着妻子起来吃早饭。

妻子起来时心事重重。他们互道了早安，便坐下来默默无语地吃早饭。上校喝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吃了块奶酪和一片甜面包。他一上午都耗在裁缝铺里。一点钟回到家，只见妻子正坐在秋海棠间缝补衣服。

“该吃午饭了。”他说。

“没有午饭。”她说。

上校耸了耸肩。他设法堵上了院子围墙的破口，免得孩子们又跑进厨房里来。等他再回到过道，饭菜已经在桌上摆好了。

吃午饭时，上校看出妻子一直在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教他颇为吃惊。他知道妻子生性倔强，而四十年的苦日子把她磨炼得更倔强了。就连儿子死的时候，她也没掉一滴眼泪。

他责怪地看着她的眼睛。只见她咬住嘴唇，用衣袖擦了擦眼睑，接着又吃起饭来。

“你太伤人心了。”她说。

上校没有说话。

“你任性，死脑筋，还伤人的心。”她又说了一遍，把刀叉交叉着往盘里一放，但随即又疑神疑鬼地把它们放正，“我啃了一辈子黄土，到头来还不如一只鸡。”

“这是两码事！”上校分辩道。

“一码事！”妻子反驳道，“我活不了多久了，这你早就知道。我得的不是小病，我是快入土的人了！”

上校吃完饭前没再说一句话。

“如果大夫能打保票，说卖了这只鸡你的哮喘病就能好，我马上就去卖了它，”最后他这样说，“但要是不能打保票，我就不卖。”

这天下午，他自己把鸡带到斗鸡场去了。回到家里时，他发现妻子好像又要犯病了。她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头发披在背后，双臂张开，使劲喘着气，肺里发出阵阵哨音。她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天黑，然后不理会丈夫，径自上了床。

宵禁号响过之后，她还在叽里咕噜地做着晚祷。上校准备熄灯，她不让。

“我可不愿黑咕隆咚地死掉。”她说。

上校把灯放在了地上。他累极了，恨不得忘掉这一切，一口气睡上他四十四天，然后一觉醒来发现正好是一月二十号下午三点——斗鸡场里放鸡的时刻。但他知道妻子并没有睡，正盯着自己呢。

“还是老样子，”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说话了，“咱们挨饿，却让别人吃得饱饱的。四十年了，一直是这样。”

上校默不作声，直到妻子停住话头问他醒着没，他才回答说醒着。妻子又说了下去，语气平静、流畅，但又无比强硬：

“除了咱们，谁都能从这只鸡身上赚到钱。只有咱们连一分一厘下注的钱也没有了。”

“鸡主有权抽百分之二十的赢头。”

“过去在大选中，人家让你拼死拼活卖力气的时候，你也有权给自己弄个差事，”妻子反驳道，“内战时你连命都豁出去了，所以也有权拿退伍金。现在大家都有安生日子过，可你却快要孤苦伶仃地饿死了。”

“谁说我孤苦伶仃了。”上校说。

他还想再解释几句，但睡魔征服了他。妻子一直哑着嗓子唠叨，过了很久才发现丈夫早就睡着了。于是她钻出蚊帐，在黑黢黢的堂屋里走来走去，嘴里还是唠叨个不停。天快亮的时候，上校叫了她一声。

她出现在卧室门口，奄奄一息的灯光自下而上地照在她身上，让她看上去活像个幽灵。进蚊帐前她先熄了灯，但还在嘀咕着什么。

“要不咱们这么办吧！”上校插了一句。

“咱们能办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鸡卖掉。”妻子说。

“也可以卖钟嘛！”

“没人买。”

“明天我出去想想办法，看阿尔瓦罗肯不肯出四十比索。”

“他不会给你那么多钱。”

“那就卖那张画。”

再听见妻子的声音时，她已经又站在帐子外面了。上校从她的鼻息里闻到一股草药的气味。

“没人买。”

“等着瞧吧。”上校轻声轻气、语调平和地说，“现在快去睡觉，要是明天什么都卖不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他竭力想睁开眼皮，可睡意终于压倒了他。他深深陷入了一种没有时空概念的状态中，妻子的话语此刻听上去完全变了样。但不一会儿，他又被摇醒了。

“你回答我的话呀！”

上校弄不清是在梦中还是醒后听见的这句话。天色已经发白了。窗口映入星期天的绿色晨曦。他觉得自己又发烧了，眼睛胀得发疼，费了好大劲儿才清醒过来。

“要是到头来什么也卖不出去，你还有什么办法？”妻子又问。

“那就该到一月二十号了，”上校说，已经睡意全消，“到那天下午，他们就会付给我们百分之二十的赢头。”

“那也得鸡斗赢吧，”妻子说，“可是它也许会输。难道你没想过它可能会输吗？”

“这只鸡不会输。”

“可如果输了呢？”

“还有四十五天才轮到考虑这件事情呢。”上校说。

妻子绝望了。

“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她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使劲摇晃着。

“你说，吃什么？”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七十五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

“吃屎。”

一九五七年一月，于巴黎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魏然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哥伦〕马尔克斯（Marquez.G.G.）著；魏然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6

ISBN 978-7-5442-6612-3

ⅰ.①一… ⅱ.①马…②魏… ⅲ.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ⅳ.①1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703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062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魏然 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0898）665685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发行：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马秀琴 刘灿灿

装帧设计：韩笑

内文制作：杨兴艳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4.5

字数：90千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42-6612-3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寻情逐爱

犹如一场高傲的围猎

——希尔·维森特[1]

[1]希尔·维森特（Gil Vicente，1465-1536)，葡萄牙剧作家、诗人。

第一章

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夜里他梦见自己穿过一片飘着细雨的榕树林，梦中他感到片刻的快慰，将醒来时却觉得浑身都淋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二十七年后，回忆起那个不祥的礼拜一的种种细节时，他的母亲普拉西达·利内罗这样告诉我。“之前那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一个人坐着锡纸飞机，自由自在地在巴旦杏树林里飞行。”她对我说。她以替人解梦赢得了名声，只要在早餐前把梦讲给她听，她便能准确无误地详释一番。可她没有从自己儿子的这两个梦中瞧出什么端倪；他在被杀之前的好几个早晨都向她说起与树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到丝毫噩兆。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眠，睡得不长，也不踏实，醒来时觉得头痛得厉害，嘴里像是含着铜马镫的碎屑。他以为这是婚礼上饮酒欢闹的结果，那场婚宴直到后半夜方才结束。此外，从他清晨六点零五分离开家，到一个钟头之后像挨宰的猪一样被人刺死，这期间许多人见过他，都记得他略有些疲倦，但心情似乎不错，他对遇到的每个人都不经意地说过一句：多美的一天啊。可谁也拿不准他指的到底是不是天气。一些人不约而同地回忆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风拂过香蕉园徐徐而来，算是那个时节里惬意的二月天了。但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那天早晨阴郁凄凉，天空浑蒙而低沉，四下弥漫着死水的浓重气味，在那个不幸的时刻还下了一阵小雨，正如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中树林里见到的景象一样。那时的我正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婚礼狂欢后的倦怠中渐渐缓过劲儿来。教堂的警钟敲响时，我还没有彻底睡醒，以为那是迎接主教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萨尔穿的是未浆过的白色亚麻裤子和衬衫，跟前一天参加婚礼时穿的一样。那是一身出席特殊场合的礼服。倘若不是迎接主教，他就会换上卡其布外套和马靴，每逢礼拜一去圣颜牧场的时候，他都是这身打扮。牧场是从他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他小心谨慎地经营着，可惜财运不佳。在牧场上，他腰里总别着点三五七马格南手枪，据他说，手枪的钢弹头能把一匹马拦腰击断。到了打山鹑的时节，他还会架上猎鹰。他的枪械柜里收藏着一支曼利彻尔—施奈尔三零点零六来复枪、一支荷兰造马格南三〇〇来复枪、一支装有双倍望远镜瞄准器的大黄蜂点二二步枪和一支温切斯特连射步枪。跟他父亲一样，他睡觉时总要把手枪藏在枕套里，可那天出门前他却卸下子弹，把手枪收进了床头柜的抽屉。“上了子弹的枪，他不会随便乱放的。”他母亲告诉我。这一点我清楚，我还知道他会把枪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子弹藏到相隔较远的另一个地方，这样一来，即便偶然有人禁不住诱惑，也无法在他家里把子弹上膛。这条明智的规矩是他父亲传下来的，因为有一天早晨，一个女仆抖弄枕套想取出枕头的时候，手枪摔到地上走了火，子弹击穿房间里的橱柜，透过厅堂的墙，像在战场上似的尖啸着飞过邻居家的餐厅，把广场另一端教堂主祭坛上真人大小的圣徒像打成了一堆石膏粉末。当时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是个孩子，但那次倒霉的教训让他难忘。

母亲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快步走过卧室。他想摸着黑钻进浴室，从药箱里找出一片阿司匹林来，母亲被他吵醒了。她打开灯，看见他正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从此以后一想起他，她眼前就浮现出这个场景。圣地亚哥给她讲了刚做的梦，可她没留意梦中的树。

“凡是梦见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预兆。”她说。

当我重返这个被遗忘的小镇，想将散落的残片重新拼成记忆之镜时，我看见她卧在吊床上、苦熬暮年的最后光阴，她曾经就在这同一张吊床上用同样的姿势端详着自己的儿子。即使在白天，她也辨别不出旁人的轮廓。她的太阳穴上贴着几片草药叶子，用来缓解儿子最后一次走过卧室时给她留下的永难治愈的头痛。她侧着身子，抓住吊床一头的绳结想坐起来。房间的昏暗处弥散着那个罪恶的清晨曾令我惊悸的洗礼池的气味。

我刚跨进卧室的门槛，她就把我与记忆中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混淆起来。“他就站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着一身清水洗过的白色亚麻衣裤，他皮肤太嫩，受不了上浆衣服的粗硬。”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坐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归来的幻象从眼前消散，她才叹了口气说：“他就是我的命。”

我在她的回忆里看见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刚满二十一岁。他身材颀长，面色苍白，继承了父亲阿拉伯人的眼睑和鬈发。他是一对纯为利益结合、从未享受过幸福的夫妇的独子，可他似乎跟父亲相处得很融洽。三年前父亲突然去世，他跟孀居的母亲继续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那个礼拜一被人刺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从父亲那儿则自幼学会了操持枪械、爱护马匹、驾驭鹰隼，还习得了父亲的勇气和审慎。父子俩讲阿拉伯语，但是从不当着普拉西达·利内罗的面说，生怕她觉得受到排斥。他们在镇上从来不带武器，仅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们把训好的鹰隼带出来，那是为了去赈济义卖会上做高空围猎表演。父亲的死迫使他在中学毕业后辍学，接手经营自家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不少优点，他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心胸宽广。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见他穿着一身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告诉我。可他解释说，穿礼服是为了万一有机会，他想吻主教手上的戒指。她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说，“出于义务，他会同往常一样念一段祝祷词，然后就原路返回。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萨尔知道她是对的，但教堂的华丽壮观对他而言有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就像进了电影院。”有一回他对我说。而他母亲在主教莅临的那一天操心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别让儿子淋了雨，因为她已经听到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里打喷嚏了。她劝他带上把雨伞，可他却挥挥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间。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见到他。

厨娘维多利亚·古斯曼很确定地说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雨水。“正好相反，”在她临死前不久我去探访时，她这样说，“日头很足，天热得比八月间还早。”圣地亚哥·纳萨尔走进厨房的时候，她正把三只兔子剁成块儿准备做午饭，几只垂涎的狗围着她打转。“他起床时总是一副没睡好的颓丧相。”维多利亚·古斯曼毫无感情地回忆道。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那时正是含苞待放的年龄，她按每个礼拜一的惯例，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端上一杯兑了甘蔗烧酒的苦咖啡，帮他摆脱头天夜间留下的疲惫。宽敞的厨房里，火苗呼呼地燃着，母鸡趴在笼架上，有种悄然诡秘的氛围。圣地亚哥·纳萨尔又嚼了一片阿司匹林，坐下来呷了几小口咖啡，慢慢地思考着，眼睛没有离开过那两个在炉台边掏洗兔子内脏的女人。维多利亚·古斯曼虽然上了年纪，身材却没有走形，她的女儿则有点野性，似乎被正在发育的腺体鼓噪得憋闷不安。当女孩来收空杯子的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是该驯一驯你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多利亚·古斯曼朝他亮了亮沾满血的刀。

“把手撒开，白佬，”她厉声喝道，“这杯水你喝不成，只要我还活着。”

她在最光艳的少女时代曾被易卜拉欣·纳萨尔引诱过。他在牧场的牲口棚里偷偷同她幽会了几年，激情退却后就把她带回家做了女佣。迪维娜·弗洛尔是她和最后一个情人的女儿，这姑娘认为自己注定会被圣地亚哥·纳萨尔悄悄弄上床，这个念头让她过早地开始焦虑。“像他那样的男人再也没有了。”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此时的她身形臃肿，容颜衰老，身边围着其他几场情事留下的儿女。“跟他父亲一样，”维多利亚·古斯曼回了一句，“都是下流坯。”但是当她回忆起自己剖开兔子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萨尔那一脸惊骇的样子，她也不禁打了个寒战。

“別那么野蛮，”圣地亚哥对她说，“你就想想，假如它是个人。”

维多利亚·古斯曼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一个习惯了屠宰毫无防范之力的牲口的人，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恐惧。“我的上帝！”她吃惊地叫道，“原来那一切都是预兆！”然而，发生凶案的那个早晨她太过愤恨，于是继续把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存心要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早餐添些恶心。就在这时，主教乘坐的汽轮抵达码头，轰鸣的汽笛声唤醒了整个小镇。

那栋房子原来是一座两层的货仓，粗糙的厚木板墙壁，锌皮尖屋顶，兀鹫站在屋顶上注视着河港里的垃圾。建造货仓的时候正值河运便利，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高桅帆船都能冒险通过河湾的沼泽地开到这里。内战结束后，当易卜拉欣·纳萨尔和最后一批阿拉伯人来到这个小镇时，由于河水改道，海船已经开不进来，货仓也就闲置了。易卜拉欣·纳萨尔以极便宜的价钱把它买下，预备开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物品商店。直到他要成家时，才把房子改造成了住所。他在底层辟出一间大的厅堂，处理一应杂务；又在房子后面盖了一间马厩，养了四匹马；还加了几间用人房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厨房的窗户朝向码头，河水的臭气随时都会飘进来。厅堂里唯一原封未动的是一架从遇难沉船上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二楼是从前的海关办公室，现在隔出两间宽敞的卧房和五间小寝室，那是为他预想中的众多儿女准备的。他还建了一个木制阳台，可以俯瞰广场上的一排排巴旦杏树。三月的每个下午，普拉西达·利内罗都会闲坐在那儿排遣寂寞。房子正面的大门被保留下来，安了两扇用车床旋过的木头做框的落地窗户。屋后的大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稍微改高了些，方便马匹出入，同时仍可利用旧码头的一部分。后门用处最多，从这里可以直接去往马厩和厨房，而且它还临着通向新码头的大街，无需从广场绕行。正门除了节日以外，通常都上着门闩。然而，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人恰恰就守在正门，而不是后门；圣地亚哥也正是从这扇门走向码头去迎接主教的，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绕上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致命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也一定有所觉察，他虽然不敢承认，但却竭力想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在预审报告中表现得很明显。朝向广场的正门被提到多次，而且像在惊险小说里一样被称为“死亡之门”。事实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利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儿子穿礼服的时候，从不打后门进出。”但这个真相太过简单，法官只把它列在一条旁注里，根本没有写入预审报告。

至于维多利亚·古斯曼，她一口咬定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直到多年以后，她终于承认在他走进厨房喝咖啡之前，她们已经听说了那个消息。清晨五点钟，一个过路的女人上门讨牛奶喝的时候告诉了她们，还透露了行凶的原因和准备下手的地点。“我没有提醒他，我以为那只是醉鬼的疯话。”她对我说。然而，迪维娜·弗洛尔在她母亲过世后向我坦白，她母亲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因为打心底里希望有人杀了他；而她自己也没有说，则是因为当时的她不过是个吓坏了的小丫头，拿不了主意。当圣地亚哥·纳萨尔攥住她手腕的时候，她更是吓得魂飞魄散，那只手如石头一般冰凉，活像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萨尔被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催赶着，迈着大步穿过昏暗的院子。迪维娜·弗洛尔跑在前面替他开门。她在餐厅里沉睡着鸟雀的笼子间、在厅堂中的柳条家具和悬吊着欧洲蕨的花盆间匆匆穿过，尽量不让他赶上，可当她卸下门闩时，还是没能逃脱那只鹰爪。“他一把抓住了我的私处，”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碰见我一个人待在房子的角落里时，他常常这么干，可那天我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她挣脱开让他出门。透过半开的大门，她瞥见广场上的巴旦杏树在破晓的晨光中像是落了一层雪，可她没有胆量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汽笛声已经停了，公鸡开始报晓，”她告诉我，“鸡鸣声太大了，真难以相信镇上有那么多公鸡，我还以为它们是坐着主教的船来的。”她为这个从未属于她的男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违背了普拉西达·利内罗的命令，没有插上门闩，让他在危急时刻可以退进门来。有一个始终没能查明身份的人从门下塞进一封信，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人正等着要杀他，信上写明了地点、动机和其他有关这场密谋的准确细节。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有人注意到它。

六点的钟声已经响过，路灯仍旧亮着。巴旦杏树枝头和一些房屋的阳台上还挂着庆祝婚礼的彩色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刚刚挂上去的。铺着细砖的广场上和设有演奏台的教堂门廊里，堆满了饮酒作乐后留下的空瓶和各种废品，俨然成了垃圾站。圣地亚哥·纳萨尔走出家门时，许多人正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向码头跑去。

广场上只有教堂旁边的牛奶店正开门营业，准备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两个男人就坐在那儿等着他。老板娘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在晨曦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萨尔，恍惚觉得他穿着铝制的衣服。“他那时已经像个幽灵。”她对我说。准备行凶的那两个人怀揣着裹在报纸里的刀，坐在长凳上睡着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屏住呼吸，生怕把他们吵醒。

那两个人是孪生兄弟佩德罗·维卡里奥和巴勃罗·维卡里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非常像，很难分辨出来。“他们相貌粗陋，但心地善良。”预审报告上这样措辞。我从小学起就认识这两个人，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清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深色礼服，对于加勒比地区而言，显得太厚也太正式。数小时的煎熬令他们面容憔悴，不过他们还是尽义务地刮了胡子。他们从婚礼前夜就一直在不停地喝酒，三天之后却已经不醉了，像两个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等了近三个小时之后，兄弟两人在清晨的第一缕微风中睡着了，这是他们自礼拜五以来头一次入眠。轮船的第一声汽笛差一点将他们吵醒，不过在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的那一刻，两个人本能地清醒过来。他们紧紧抓着裹在报纸里的刀，佩德罗·维卡里奥正准备起身。

“看在上帝的分上，”克洛蒂尔德·阿门塔低声道，“这会儿让他去吧，可别冒犯了主教大人。”

“是圣灵的旨意。”她经常这么说。那的确是神灵相助，不过只起了片刻的作用。听了她的话，孪生兄弟迟疑起来，已经起身的那位又坐了下去。两个人盯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穿过广场。“不如说他们是在同情地看着他。”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说道。那个时候，修女学校的小姑娘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跑过广场。

普拉西达·利内罗说得对，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官员和学生，还有很多人挤在码头上，装着大肥公鸡的背篓随处可见，那是人们献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主教最喜欢的一道菜。装卸码头上堆满了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钟头才能装完。但是船没有停下来。它像火龙一样嗡鸣着出现在河道的转弯处。乐队奏起了主教颂歌。背篓里的公鸡也开始打鸣，惹得全镇的鸡都跟着叫起来。

那时候，烧木柴的传奇的明轮船已经很少见，尚在使用的少数几艘也没有了自动钢琴和蜜月客舱，而且几乎无法逆流航行。但这一艘是新造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上面还绘有袖章般的旗帜。船尾的木桨轮产生的动力不亚于海船。身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站在靠近船长室的栏杆旁。“有一种圣诞节的气氛。”我妹妹玛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讲，轮船经过码头时，汽笛一响喷出一股高压蒸汽，把最靠近河岸的人喷得浑身透湿。那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幻象：主教面朝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然后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不带丝毫情感，直到轮船驶离人们的视线，留下鸡鸣声一片。

圣地亚哥·纳萨尔有理由感到失望。他为了响应卡门·阿马尔多神父的公开倡议，捐了若干担柴火，还亲手挑了几只鸡冠特别让人垂涎的公鸡。不过，那不悦只是一时的。我妹妹玛戈特当时和他一起站在码头上，觉得他兴致很高，神采奕奕得像是要继续欢庆，尽管那几片阿司匹林丝毫没能缓解他的不适。“他不像是感冒了，只是一心想着那场婚礼的开销。”她告诉我。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跟他们在一起，他透露的数字更令人惊讶。前一晚他和我、圣地亚哥·纳萨尔一起热闹到将近凌晨四点，之后他没有回父母家睡觉，而是待在祖父母那儿闲聊。在那里他听说了许多项要加进婚礼开销的条目。他细数着总共宰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宴请宾朋，新郎还让人在广场上烤了四只牛犊供全镇人享用。他还说，人们在狂欢中喝光了两百零五箱走私酒和近两千瓶甘蔗烧酒。无论贫富，全镇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这场前所未见、声势浩大的婚礼。圣地亚哥·纳萨尔做白日梦般地大声喊道：

“我的婚礼也要像这样，”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

我妹妹觉得好像有天使从身边飞过。她又一次想到了弗洛拉·米格尔的好运，她的生活是那样富有，到了那年圣诞节，圣地亚哥·纳萨尔也将归属于她。“我突然意识到，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出色的对象了。”她对我说，“你想想看，他英俊、体面，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家业。”我们家里做木薯饼的时候，她经常请他来吃早餐，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纳萨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换身衣服就过来，”他说着突然发现手表忘在了床头柜上，“几点钟了？”

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萨尔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准备往广场走。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要他跟她一起去，因为早饭已经做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真的，后来我常想玛戈特当时是不是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所以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说服了她，让她先走，自己要回去换身骑马装，因为他得早点儿赶到圣颜牧场去阉几头小公牛。他像跟母亲道别时那样向她挥了挥手，然后挽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往广场走去。那是我妹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一年来一直担任镇长的堂拉萨罗·阿庞特，原是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享受着丰厚的退伍金。他瞧见了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晃了晃两根手指同他打招呼。“我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相信，他已经没有危险了。”他告诉我。卡门·阿马尔多神父也没有太在意。“看见他平安无事，我以为一切都是谣言。”他对我说。甚至没有人想过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否得到警示，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没有人提醒他。

实际上，我妹妹玛戈特是少数几个不知道这场凶杀预谋的人之一。“我要是事先知道，就算是绑着也要把他拖到家里。”她跟预审法官说。她不知情很奇怪，而我母亲也不知情就更奇怪了，因为她无论什么事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虽然她已经多年不上街甚至也不去做弥撒了。自从我开始起早去上学，就发现母亲有这项本事。那时候，我总会看见她面色苍白、悄无声息地用自编的笤帚在灰蒙蒙的晨光里打扫院子，然后在啜咖啡的当儿，把大家沉睡时世界上发生的事说给我听。她像是跟小镇上的其他人有着秘密的交流渠道，特别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候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让我们惊讶不已，倘若不是通晓预言术，她又怎么知道的呢。可那个早晨，她却没有预感到从凌晨三点起就在酝酿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我妹妹玛戈特出门去迎接主教时，发现她正在磨木薯粉准备做饼。“到处都是鸡叫的声音。”我母亲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没有把远处的嘈杂声与主教驾临联系在一起，还以为那是婚礼的尾声。

我们家距离广场很远，在河岸边的芒果林里。我妹妹玛戈特沿着河岸走到码头。人们都兴奋地迎接主教到来，根本顾不上其他的新鲜事儿。有人把家里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领受圣药，女人们拎着火鸡、乳猪和各色食物跑出院子，河对岸还划来了几条装点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踏上小镇的土地就扬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成了轰动的丑闻。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玛戈特才彻底清楚地得知，安赫拉·维卡里奥，那个头一天结婚的漂亮姑娘被退回了娘家，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当时觉得要死的人是我，”我妹妹说，“可任他们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也没有人能向我解释明白，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是怎么牵连进这场是非里去的。”人们只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两个哥哥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

我妹妹在回家的路上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回到家，她在餐厅里看见了我母亲。母亲穿着带蓝色花饰的礼拜日礼服，以备主教前来问候。她一边拾掇着餐桌，一边哼着一首讲述隐秘之爱的葡萄牙民谣。我妹妹注意到餐桌前多了一把椅子。

“给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的，”我母亲告诉她，“他们说你邀请他来吃早餐。”

“撤了它吧。”我妹妹说。

然后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母亲听。“可她好像都知道了似的，”妹妹对我说，“和以前一样，刚跟她提起一件事，还没讲到一半，她就已经都清楚了。”那个悲惨的消息对我母亲而言十分棘手。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名字就是照着我母亲的名字起的，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但她与被退回来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又是血亲。尽管如此，她还是没等女儿讲完，就穿上了高跟鞋，披好了去教堂悼唁时才披的头巾。我父亲躺在床上听到了一切，他穿着睡衣来到餐厅，惊慌失色地问我母亲要去哪里。

“去告诉干亲家普拉西达，”她答道，“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她的儿子，只有她自己不知道，这不公平。”

“咱们和维卡里奥一家的关系与跟她的关系一样近啊。”我父亲说。

“永远要站在死者那一边。”她说。

我的弟弟们纷纷从其他房间走出来。年龄最小的几个感受到悲剧的氛围，哭了起来。母亲平生第一次没去哄他们，也没理会她的丈夫。

“你等等，我去换衣服。”父亲对她说。

而她已经在街上了。我弟弟海梅那时还不到七岁，只有他穿戴整齐了准备去上学。

“你陪她去。”父亲命令道。

海梅跟在她身后跑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好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她一边往前走，一边跟自个儿说着话。”海梅告诉我。“粗野的东西，”她低声自语，“下贱的畜生，永远干不出什么好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牵着孩子的手。“他们当时肯定以为我疯了。”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一群人吵嚷着，就好像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人都在往广场跑。”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步子，因为有人正命悬一线，直到一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疯狂表示同情：

“别麻烦了，路易萨·圣地亚加，”他跑过她身边时朝她喊，“他们已经把他杀了。”

第二章

那个退回新娘的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前一年八月，也就是婚礼前六个月，他第一次来到镇上。他来时乘坐着每礼拜一班的轮船，肩上挎着镶银饰的背囊，腰上的皮带扣、靴子上的金属环和背囊的银饰搭配得十分妥帖。他有三十岁左右，看上去却要年轻许多，身材瘦削得像个见习斗牛士，长着一双金色的眼睛，肤色仿佛是用硝石慢慢烘烤出来的。他身穿小牛皮短夹克和痩腿裤，戴着同样颜色的山羊皮手套。玛格达莱纳·奥利维跟他搭乘同一班船，一路上都忍不住盯着他看。“他像个女人，”她对我说，“可惜了，不然我真恨不得把他抹上黄油生吞下去。”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发现巴亚尔多·圣罗曼难以被看透的人。

八月底，我母亲在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随笔提到：“来了一个怪人。”下一封信里又写道：“那个怪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我还没有见过他。”没人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婚礼前不久，有人曾憋不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或许是实情，但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给出其他答案，因为他的口吻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在掩饰。

到达小镇的那一晚，他在电影院跟人介绍自己，说他是机车工程师，要赶在变化无常的汛期到来之前修建一段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他亲自敲进发报机的，他又向报务员传授了一招，教他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还同样在行地跟那几个月正在这里征兵的一位军医聊起边境的时疫。他喜欢参加热闹而漫长的聚会，善于饮酒，乐于劝架，痛恨打牌作弊。有一个礼拜天，弥撒结束之后，他向许多一流的游泳健将发出挑战，结果只从河对岸游个来回的工夫，他就把最优秀的对手落下划水二十次的距离。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的，末尾她还加上一句评语，很符合她的口气：“他又像是在金币里游泳。”这正好与那个尚未证实的传闻相符：巴亚尔多·圣罗曼无事不通，无事不精，而且拥有无限财富。

在十月份的一封信里，我母亲最后一次称赞了这个人。“所有人都喜欢他，”她告诉我，“因为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还用拉丁文帮着做了弥撒。”那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可我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说清楚时，总习惯列出这类多余的细节。在做了这条神圣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来过两封信，然而对巴亚尔多·圣罗曼只字未提，即使他要娶安赫拉·维卡里奥的消息已经尽人皆知。直到那场不幸的婚礼过去很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她认识巴亚尔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更正十月份那封信的说法了，他那双金色的眼睛让她不寒而栗。

“他让我想起魔鬼，”她对我说，“但你自己告诉过我，这类话不该写到信里。”

我认识他要比母亲稍迟一些，是在圣诞节放假回乡的时候，我觉得他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古怪。他是个有魅力的人，但绝没有玛格达莱纳·奥利维形容的那么理想。他的把戏能把别人唬住，可我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得多，过分迷人的举止也掩饰不了他内心的紧张不安。最重要的是，我感到他是个很忧郁的人。那时候他已经跟安赫拉·维卡里奥正式订婚了。

他们两人是如何相识的，始终没有人能说清楚。据巴亚尔多·圣罗曼曾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九月末的一天，巴亚尔多·圣罗曼正躺在门厅里的摇椅上睡午觉，安赫拉·维卡里奥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穿过广场，巴亚尔多·圣罗曼在半睡半醒间瞥见了这两个穿着不祥黑衣的女人，在下午两点钟的沉寂中，她们仿佛是唯一的活物。他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回话说，就是她身边那个妇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里奥。巴亚尔多·圣罗曼一直注视着她们走到广场的另一端。

“她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背上，又闭上了双眼。

“等我醒了，”他嘱咐道，“请提醒我，我要娶她。”

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在巴亚尔多·圣罗曼追求她之前，公寓老板娘已经把这段逸事讲给她听了。“把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另有四个人则不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在所有的说法中有一点很一致：安赫拉·维卡里奥和巴亚尔多·圣罗曼是在十月全国假日里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回见面的。安赫拉负责宣布彩票的中奖号码。巴亚尔多·圣罗曼来到后，径直走向这个身着重孝、神色倦怠的姑娘照管的柜台。他问安赫拉，那台镶着珍珠母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它可是整个晚会上最吸引人的物件。姑娘回答说那不是卖的，而是中彩的奖品。

“太好了，”他说，“那就简单了，而且更便宜。”

安赫拉·维卡里奥向我坦言，巴亚尔多确实给她留下了印象，但和一见倾心毫不相干。“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趾高气扬的家伙。”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她对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呢。”宣布了手摇唱机的中奖号码后，她的反感愈发强烈，因为在焦急等待的众人中，果真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中了彩。她实在难以料到，仅仅为了取悦她，他竟然买下了所有的彩票。

当天晚上，安赫拉·维卡里奥回到家时，发现那台手摇唱机已经摆在她家里，裹着包装纸，还系了玻璃纱的蝴蝶结。“我一直没弄明白，他怎么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父母相信，她没有给巴亚尔多·圣罗曼任何理由赠送这样一份厚礼，而且是以这种张扬惹眼的方式。于是，她的两个哥哥佩德罗和巴勃罗，抱上手摇唱机去了单身公寓，想将它送归原主。这对孪生兄弟办事麻利，因此没有人看见他们进出公寓。但有一点这家人未曾考虑到，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不可抗拒的魅力。兄弟两人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来，喝得酩酊大醉，不仅抱回了手摇唱机，而且把巴亚尔多·圣罗曼领到家里继续开怀畅饮。

安赫拉·维卡里奥是这个清贫的家庭里最小的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里奥是穷人家的金匠。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他兢兢业业地打制金银首饰，终致双目失明。她的母亲普里西玛·德尔卡门当过小学教员，结婚后永远地做了家庭主妇。她那温和而略显忧伤的面容将她严厉的性格完全隐藏了起来。“她看上去像个修女。”梅塞德斯回忆说。这位母亲凭着强烈的牺牲精神，倾注全部精力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有时甚至让人忘记了她的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成婚。除了那对孪生兄弟，中间还有过一个女儿，因为夜里发烧而早夭了。两年过去了，全家人仍在给她服丧，在家时穿着简孝，出门则一身重孝。家中的男孩被教育要长成男子汉，女孩则要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织花边、洗熨衣物、编绢花、做精致的甜食，还会撰写订婚请柬。那时候别人家的女孩已不太在意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可这四个姑娘却还熟悉老一辈人的做法，知道如何照料病人、慰藉临终者和为死者穿寿衣。她们只有一件事让我母亲看不惯，就是在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几个女孩说，“不要在夜里梳头，会耽误水手归航的。”除此以外，我母亲认为谁家的姑娘也比不上她们有教养。“这几个女孩真是完美，”常常听到我母亲这么说，“哪个男人娶了她们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吃苦耐劳。”不过，娶了两个大女儿的男人很难打破这对姐妹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而且总能觉察出男人们隐藏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四个姑娘里长得最漂亮，我母亲说，她出生的时候脐带绕在脖子上，跟历史上伟大的王后们一样。不过她有一种孤独无依、消沉萎靡的气质，预示了她捉摸不定的未来。每年圣诞假期我都能看见她，她在自家的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沉郁。她一个下午坐在那里用零碎绸布做绢花，和邻家的姑娘们一起哼着单身女子的华尔兹曲。“她已经死吊到一根绳上喽，”圣地亚哥·纳萨尔对我说，“瞧瞧你这个傻表妹。”在她给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第一次在街上碰见她，她穿戴得很成熟，还烫了鬈发，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她。不过，那仅是瞬间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愈发颓靡委顿了。因此当巴亚尔多·圣罗曼要娶她的消息传开，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外乡人的一派胡言。

可是维卡里奥一家不仅把求亲的事当真，而且异常兴奋。只有普拉·维卡里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要求巴亚尔多·圣罗曼讲清楚自己的身世。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人们所知的只是那天下午他穿着演员的服装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闭口不谈，因此就连那些最古怪荒谬的揣测也可能是真的。有传言说，他曾率领军队在卡萨纳雷省扫荡了不少村庄，造成一片恐慌；也有人说他是来自卡宴的逃犯；还有人说，曾见过他混迹于巴西的伯南布哥，靠耍弄一对驯服的狗熊混饭吃；甚至有人说，他在向风海峡打捞到一艘满载黄金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尔多·圣罗曼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平息了所有流言：他把全家人带到了镇上。

一共来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和两个惹事添乱的妹妹。他们开着挂官方牌照的福特T型车来到镇上，鸭叫一样的喇叭声惊扰了上午十一点的大街小巷。他的母亲阿尔伯塔·西蒙德斯是个大块头的黑白混血女人，她来自库拉索岛，说话时西班牙语里夹杂着帕皮阿门托语，据说年轻时曾是安的列斯群岛两百名绝色少女中最美艳的一位。他的两个妹妹刚刚成年，像两匹焦躁不安的小母马。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他的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因为在图库林卡事件中击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而成为保守党政权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全镇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没有向他致敬。“我觉得这桩婚事不错，”她对我说，“不过结亲是一回事，跟下令向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开冷枪的人握手，则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挥舞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所有人都认出了他，因为他的肖像已经广为流传。他身穿小麦色的亚麻西装，脚蹬交叉系带的科尔多瓦皮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镜腿拴了一根银链系在马甲的扣眼上。他上衣的翻领上别着勇士勋章，手杖的握柄上雕刻着国徽。这位将军第一个走下车，身上沾满了我们小镇破街陋巷里灼热的尘土。他驱车前来，不过是让所有人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想娶谁就可以娶谁。

可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想嫁给他。“我觉得他太像个大人物。”她告诉我。而且，巴亚尔多·圣罗曼根本没有向她献过殷勤，只是施展魅力令她的家人着迷。安赫拉·维卡里奥无法忘记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的父母、两个姐姐和姐夫全都聚在客厅里，强迫她嫁给那个没怎么见过面的男人。孪生兄弟没有参与。“我们觉得那是女人们的事。”巴勃罗·维卡里奥告诉我。他们的父母仅凭一条理由就拿定了主意：一个以勤俭谦恭为美德的家庭，没有权利轻视命运的馈赠。安赫拉·维卡里奥鼓起勇气，想要暗示两人之间缺乏爱情基础，可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驳了回来：

“爱也是可以学来的。”

依照当时的风俗，订婚之后还需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双方相会都要受到监视，但是由于巴亚尔多·圣罗曼催促得紧，他们只过了四个月就结婚了。没有提得更早，是因为普拉·维卡里奥坚持要等到过完丧期。不过，巴亚尔多·圣罗曼行事果断利落，所以时间还算充裕。“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栋房子，”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个，就回答说，鳏夫希乌斯的别墅是镇上最漂亮的房子。”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回答。那栋房子建在一座四面迎风的山丘上，站在屋顶平台就能望见铺满紫色银莲花的沼泽，仿佛面朝无垠的天堂；在晴朗的夏日里，可以远眺加勒比海清晰的海平线和从卡塔赫纳驶来的跨洋游轮。当天晚上，巴亚尔多·圣罗曼便去了社交倶乐部，坐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玩了一把多米诺骨牌。

“孤老头儿，”巴亚尔多·圣罗曼对他说，“我想买你的房子。”

“房子不卖。”鳏夫答道。

“里面的东西我也都买下来。”

鳏夫希乌斯凭着旧式的良好教养跟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含辛茹苦一辈子置办下的，对他而言它们仍是她的一部分。“他真是在捧着心说话，”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告诉我，当时他也在牌桌上，“我非常肯定，他宁可去死，也不愿卖掉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的房子。”巴亚尔多·圣罗曼也懂这个道理。

“这样吧，”他说，“那就把空房子卖给我。”

可是鳏夫一直到那场牌局结束都没有松口。又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尔多·圣罗曼经过充分的准备回到多米诺牌桌旁。

“孤老头儿，”他重提话头，“房子卖多少钱？”

“没有价钱。”

“随便报个数。”

“抱歉，巴亚尔多，”鳏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人心啊。”

巴亚尔多·圣罗曼不假思索。

“五千比索吧。”他说。

“你倒直截了当，”鳏夫答道，他的自尊心被激了起来，“这房子不值那么多。”

“我给你一万，”巴亚尔多·圣罗曼说，“马上支付，一沓一沓的现钱。”

鳏夫盯着他，眼里满含泪水。“他气恼地哭了。”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他既是名医生也是个作家，“你想啊，一笔巨款唾手可得，却因为精神脆弱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没有说话，只是毫不犹豫地摇头回绝。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个忙，”巴亚尔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刚好过了五分钟，他就挎着塞满了钱的背囊回到俱乐部。他把十捆一千比索的钞票撂在桌上，上面还束着国家银行的印刷封条。鳏夫希乌斯死于两年之后。“他就死在这件事上，”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说，“他的身体比我们都健康，但给他听诊时，可以听见眼泪在他心里翻腾。”他不仅将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都卖给了巴亚尔多·圣罗曼，而且请求他一点一点地付钱，因为他甚至没有一个能存放这么多钞票的箱子。

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她此前从未有过未婚夫，而且是在母亲严厉的管制下和姐姐们一起长大的。即便在婚礼前两个月，普拉·维卡里奥仍旧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尔多·圣罗曼去看新房，而是由母亲和失明的父亲陪着，以保全她的名节。“我只祈求上帝给我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可是上帝没有。”她心烦意乱，本想将实情告诉母亲，好让自己从这场灾难里解脱出来，然而她仅有的两个可信的女伴在帮她做绢花的时候劝她打消原先的念头。“我轻率地听了她们的话，”她告诉我，“因为她们让我相信，男人的把戏她们全都懂。”她们向她担保，几乎每个女人幼年时都因为某种意外失去了童贞。她们还坚持说，只要旁人不知道，即便是最强硬的丈夫遇到了事，也会忍气吞声。最后她们安慰她说，到了新婚之夜，大多数男人都非常紧张害怕，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办不成；等到真相暴露，他们又会茫然无措。“在床单上瞧见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两个女人告诉她。之后她们教给了她产婆掩盖失贞的那套花招，这样便能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亚麻床单晾在院子里的阳光下，以展示那象征贞节的血渍。

安赫拉怀揣着这些幻想结了婚。而巴亚尔多·圣罗曼也带着用非凡的权势与财富换取幸福的幻想走向婚礼。婚庆的计划越隆重，他那想扩大排场的念头便越强烈。主教巡访的消息公布之后，他甚至考虑把婚礼推迟一天，好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没有同意。“说句实话，”她对我说，“我不想让一个割下鸡冠子做汤，而把整只鸡扔进垃圾场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算没有主教的祝福，婚礼的声势也已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超出了巴亚尔多·圣罗曼的掌控，变成一桩公众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和他的家人这一次是乘坐国会的礼宾船来的，船停泊在码头上直到婚礼结束。随船同来的还有不少知名人士，淹没在熙攘暄闹的陌生面孔中间，并没有被人注意到。宾客们送来的贺礼实在太多了，不得不拾掇出小镇上已被遗弃的第一座电厂，以展示一些最令人称羡的礼品，余下的则全部搬进了鳏夫希乌斯的旧宅。如今那栋房子已经整饬一新，准备迎接新人。新郎收到一辆敞篷汽车，车徽下方用哥特字体刻着他的姓名。新娘则收到一整套可供二十四位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个舞蹈队和两个华尔兹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不免被当地乐队和由欢快的喧闹声吸引来的鼓号乐队、手风琴乐手带跑了调。

维卡里奥家的房子十分简朴，砖块砌墙，棕榈叶铺顶，上面有两个小阁楼，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繁衍。房子前面有一个几乎被花盆覆满的平台，宽敞的院子里散养着母鸡，还种了几株果树。院子深处，孪生兄弟垒砌了一个猪圈，旁边摆着宰猪的石台和肉案。自从庞西奥·维卡里奥失明后，屠宰就成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首先操持这项营生的是佩德罗·维卡里奥，等他服兵役之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屠夫的手艺。

全家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十分拥挤。两位姐姐意识到庆典的规模如此庞大时，曾打算借一栋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她们还盘算着要借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幸好我父母坚持那句老话：自家的女儿要么在猪窝里出嫁，要么不出嫁。”就这样他们将黄色的墙壁粉刷一新，修理了门板，平整好地面，将房子拾掇得体面干净，让它尽可能与豪华铺张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别处，又用生石灰清理了猪圈。即便如此，地方仍旧显得不够大。最后，巴亚尔多·圣罗曼想了个主意，他们推倒了后院的篱笆，借用邻居家的院子跳舞，还搬来木匠的工作台，准备让人们在罗望子树的浓荫下就餐。

唯有一件事令人意想不到、大吃一惊，婚礼那天早晨，新郎迟到了两个钟头才来迎娶安赫拉·维卡里奥。而安赫拉在新郎到来之前拒绝穿上婚纱。“你想啊，”她对我说，“他如果不来我倒是高兴，但不能在我穿戴整齐之后不迎娶我。”她的审慎合情合理，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最难堪的不幸莫过于穿着婚纱被人拋弃。但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是处女还敢蒙上面纱、插上香橙花，事后也被看作是对纯洁象征的亵渎。唯独我母亲认为她拿着一副标了记号的牌还敢赌到最后是很有勇气的行为。“那个时候，”她向我解释说，“上帝是理解这种事的。”然而，至今也没有人弄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耍的是什么牌。从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在婚礼上露面，到牵着给他带来所有烦恼的人逃离舞会，他始终是一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也没有人知道圣地亚哥·纳萨尔手里攥着什么牌。从教堂仪式到婚庆典礼，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克也跟在身边，我们谁都没有看出他的举止有任何细小的变化。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块儿长大，假期里也总是厮混在一起，谁都不相信我们之间还能隐藏什么不可泄露的秘密，更何况是如此重大的秘密。

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被杀的前一晚，他最大的乐事便是计算婚礼的花销。在教堂里，他估算说仅花饰这一项开支就顶得上十四场一流葬礼的费用。这个精准的说法搅扰了我很多年。圣地亚哥·纳萨尔曾跟我说过许多遍，室内鲜花的香气总让他立刻联想到死亡，那天走进教堂时他又向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上不要鲜花。”他告诉我，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要操心为他撤去鲜花。从教堂到维卡里奥家的路上，他估算着装点街面的五彩花环的费用、邀请乐队和燃放烟火的开销，甚至还计算了婚礼前为欢迎大家而撒下的生大米要花多少钱。在令人困倦的正午，新婚夫妇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巴亚尔多·圣罗曼当时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按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酒桌上的交情，他坐在我们桌边，看上去十分轻松惬意。安赫拉·维卡里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身上的绸缎礼服被汗水微微浸湿，她竟然这么快就显出了已婚妇人的面容。圣地亚哥·纳萨尔估算着告诉巴亚尔多·圣罗曼，截止到那时婚礼已经花费了近九千比索。很显然，对安赫拉·维卡里奥来说，这话有些莽撞失礼。“我母亲教育我，不该当着别人的面谈钱的事。”她对我说。而巴亚尔多·圣罗曼恰好相反，他听到圣地亚哥的话不但和颜悦色，甚至还有些自得。

“差不多吧，”他说，“但这才刚刚开始。等全都办完了，大概还要翻一倍。”

圣地亚哥·纳萨尔打算核对到最后一分钱，他的生命时限恰好允许他完成这件事。事实上，加上第二天他临死前四十五分钟克里斯托·贝多亚在码头上透露的最后几笔款项，他已经证实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估计十分准确。

我只能借用别人的记忆碎片将那场婚礼庆典的情形追记下来，因为我对那时的回忆纷乱混杂。多年以来，我的家人总会说起，为了祝贺新人，我父亲拉起了少年时代的小提琴，我的修女妹妹披上修道院看门人的衣服跳起了默朗格舞，而我母亲的表兄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请人将他带上礼宾船，免得第二天主教来访时他还待在这里。为撰写这篇报道搜集材料时，我又记起了许多零星的往事，其中一个无关轻重的回忆是关于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两个妹妹的。她们穿着天鹅绒外套，一对巨大的蝴蝶翅膀用金线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帽盔上的羽饰和胸前挂满的战功勋章更引人注目。很多人都记得，我趁着醉酒欢闹向梅塞德斯·巴尔恰求婚，那时候她刚刚读完小学，正像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在那个令人不悦的礼拜天留给我的长久记忆中，有一个场景最为鲜明：老庞西奥·维卡里奥独自坐在庭院中央的凳子上。人们将他安置在那儿，大约以为那是个荣耀的位置，可是宾客们绊到了凳脚，误以为他是旁人，就把他挪到一边不挡路的地方。他带着刚刚失明的人的古怪表情，晃动着白发苍苍的脑袋，朝各个方向颔首致意、胡乱答话，没有人向他问好他却挥手还礼，待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却显得怡然快慰。他那上了浆的硬领衬衫和愈疮木的手杖，都是为了婚礼特意添置的。

正式典礼傍晚六点结束，贵宾们告辞离去。灯火通明的礼宾船起航后，留下自动钢琴演奏华尔兹舞曲的袅袅余音。霎时间我们感到漂浮在不确定的深渊上，直到再次认出彼此，投身到寻欢作乐的人群当中。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车里，汽车在纷纷攘攘的人群中艰难穿行。巴亚尔多·圣罗曼点燃烟火，接过众人递给他的瓶子痛饮甘蔗烧酒，而后和安赫拉·维卡里奥一起下车，拉着她钻入了昆比安巴舞旋转的圈子。最后他吩咐我们能跳多久就跳多久，一切花费都算在他的账上，然后拽着惶恐不安的妻子前往他梦寐以求的新居——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岁月的那栋房子去了。

午夜过后，狂欢的人群渐渐散去，变成三三两两的嬉闹，只有广场一侧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铺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有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和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起去了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维卡里奥家的孪生兄弟也在那儿的一堆客人当中。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五个小时之前，他们还跟我们一道喝酒，跟圣地亚哥一起高歌。当时，那场独特的庆典余热未尽，乐曲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远处还有一阵阵的打斗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将要鸣响汽笛前，那些声音仍然依稀可闻，只是一声比一声苍凉。

普拉·维卡里奥告诉我母亲，那天夜里她上床躺下时已经十一点钟了，她先在大女儿们的帮助下简单收拾了婚礼过后乱作一团的院子。十点钟前后，还有几个醉汉在院子里唱歌，安赫拉·维卡里奥差人来取她卧室衣柜里一个盛放私人物品的小提箱，她母亲想再送去一个装日常衣物的箱子，但跑腿的人急着要走。听到有人敲门时，普拉·维卡里奥已经睡得很沉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里奥对我母亲说，“但有那种坏消息的奇怪感觉。”她说自己开门时没有打开灯，免得惊醒别人。她看见巴亚尔多·圣罗曼站在街灯的光晕里，丝绸衬衫敞着纽扣，考究的裤子只系了松紧背带。“他身上泛着梦里才有的绿光。”普拉·维卡里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里奥站在阴影中，巴亚尔多·圣罗曼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到灯光下时，她母亲才瞧见她。她的绸缎礼服已被撕碎，腰间裹着一条浴巾。普拉·维卡里奥以为他们乘坐的汽车坠进了悬崖，两人已成了葬身山坳的鬼魂。

“圣母啊，”她惊骇地叫道，“如果你们还活着就说句话。”

巴亚尔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将妻子轻轻推进门里，一言未发。他在普拉·维卡里奥脸颊上吻了一下，开口时声音低沉沮丧，但又十分温柔。

“妈妈，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他说，“您是一位圣人。”

只有普拉·维卡里奥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做了些什么，可是至死她也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往我身上抽，她愤怒极了，我当时以为她真的要杀了我。”安赫拉·维卡里奥对我说。但她母亲竭力压低声响，直到天明灾祸酿成，睡在其他几间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毫无觉察。

将近三点，孪生兄弟被母亲紧急召回家。两个人瞧见安赫拉·维卡里奥趴在餐厅的沙发上，一脸伤痕，但已经不哭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说，“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已经摆脱死亡的威胁，只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好倒下头大睡一场。”佩德罗·维卡里奥，两兄弟里更坚定果决的那一个，拦腰提起他的妹妹，将她摔坐在餐桌上。

“说吧，丫头，”他气得浑身颤抖，质问道，“告诉我们是谁干的。”

她没有丝毫迟疑，几乎立刻就念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搜寻，只一眼便从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众多极易混淆的姓名中找到了它。她用精准的飞镖将它钉在墙上，仿佛它是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对它的审判早已写就。

“圣地亚哥·纳萨尔。”她说。

第三章

律师认为这起凶杀案属于捍卫名誉的正当行为，而且觉得持这种观点问心无愧。审判结束时，孪生兄弟扬言，为了维护名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作案几分钟后，他们到教堂自首，从那时候起就料想可以用这个说辞做辩护。兄弟俩被一群愤怒的阿拉伯人追赶着，气喘吁吁地闯进阿马尔多神父的住处，将两把光洁的屠刀撂在神父的桌上。杀人的暴行耗得他们筋疲力尽，衣服和胳膊已被汗水浸湿，沾满鲜血的脸上淌着热汗。不过，堂区神父却认为他们的自首是极有尊严的举动。

“我们是存心要杀他的，”佩德罗·维卡里奥说，“但是我们无罪。”

“或许在上帝面前无罪。”阿马尔多神父说。

“不管在上帝还是在世人面前，我们都无罪。”巴勃罗·维卡里奥说，“是为了名誉！”

更夸张的是，在重述案情时，他们将凶杀过程渲染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凶残，甚至描绘说，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大门上布满了刀痕，不得不动用公款去修补。在里奥阿查的监狱里，兄弟两人等候审判长达三年，因为他们无钱交纳保释金。狱中的老囚犯记得他们性情温和，为人友善，但从未见他们流露过一丁点儿悔意。不过根据种种事实推断，兄弟两人似乎并不想避开众人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而是千方百计让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成功。

多年以后，维卡里奥兄弟告诉我，他们起初先是到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找圣地亚哥·纳萨尔，两点钟之前他们还跟他一起待在那儿。这个情况，连同其他许多信息都没有写进预审报告里。实际上，兄弟两人说他们去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正一起哼唱着小夜曲在街上闲逛；总之，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去过。“他们要是来了，绝不会离开这儿的。”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告诉我。我太了解这个女人了，对她这句话深信不疑。事实上，维卡里奥兄弟是跑到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店里去等人的，他们明知道所有人都可能出现在那里，唯独圣地亚哥·纳萨尔不会。“只有那儿开着门。”他们向法官解释道。“他迟早会露面的。”他们被释放后曾对我说。可是谁都知道，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前门即便在大白天也永远是从里面闩上的，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腰里总挂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里奥兄弟在房子这头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却从后门进了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出门迎候主教时，圣地亚哥·纳萨尔却走了朝向广场的前门，这其中的缘故，让预审法官百思不得其解。

从未见过这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从妹妹口中得知那个人的姓名后，维卡里奥兄弟便进了猪圈里存放屠宰器具的储藏室，挑出两把最好的刀：一把是剁肉砍刀，长十英寸，宽两英寸半；另一把是刮皮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用破布把刀裹起来，拿到肉市上去磨，那时肉市里只有几个摊位开了张。天色尚早顾客还不多，但有二十二个人声称听到了兄弟两人说的话，他们全都认为，这两个人是存心说话给别人听。肉贩福斯蒂诺·桑托斯是兄弟俩的朋友，看见他们三点二十分就进了肉市，当时他刚刚铺开卖猪下水的摊位。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礼拜一清晨早早跑来，还穿着婚礼上的深色礼服。他通常会在礼拜五见到兄弟俩，时间要晚一些，而且他们总系着屠户的皮围裙。“我当时想他们俩喝得太多了，”福斯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不仅弄错了时辰，还弄错了日期。”他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啊，傻瓜，”巴勃罗·维卡里奥答话时似乎心情不错，“我们只是来磨刀的。”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就像往常那样，佩德罗握住两把刀在砂轮上翻转刀面，巴勃罗摇动砂轮转柄。一边磨着刀，他们还一边跟其他肉贩议论着婚礼的盛况。有人抱怨说，尽管是同行却没有吃到婚庆蛋糕，兄弟俩答应稍晚就送来。最后，他们让刀在砂轮上发出铿锵的乐声，巴勃罗将他的那把凑到灯前，锋利的刀尖闪着寒光。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谁都知道兄弟俩是忠厚老实人，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我们想那准是醉话。”几个卖肉的人这么说。在这之后碰见兄弟俩的维多利亚·古斯曼和其他许多人也都这么讲。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几位屠户，是不是屠宰卖肉的营生会掩盖某些人嗜杀的本质。他们反驳道：“我们宰牛的时候，都不敢看它的眼睛。”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不敢吃自己宰的牲畜的肉。另一个人说，他不忍心下手杀掉他熟悉的母牛，特别是在喝过它的奶之后。我提醒他们，维卡里奥兄弟就屠宰自家养的猪，他们非常熟悉那些猪，还给它们起了名字。“那倒不假，”其中一个屠户回答说，“不过您该知道，他们给猪起的不是人的名字，而是花的名字。”只有福斯蒂诺·桑托斯隐约觉出巴勃罗·维卡里奥那句恐吓的话里夹带着真实的成分，他便开玩笑似的追问，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应该比他先死的有钱人多的是。

“圣地亚哥·纳萨尔自己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了他一句。

福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心存疑虑，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一位警察。这位警察是过后不久来到肉市上的，他要买一磅猪肝为镇长预备早餐。根据预审报告记录，警察名叫莱安德罗·伯诺伊。凶杀案之后的第二年，他在节庆赛会上被一头公牛用犄角挑开颈动脉而致身亡。因此，我从没访谈过他。不过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证实，维卡里奥兄弟坐在她店里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这位警察是第一个踏进店门的人。

那时，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这家店一直是这样的：清早卖牛奶，白天供应吃食，过了傍晚六点就变成一家酒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而她丈夫，老实厚道的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晚上照看酒馆直到打烊。不过那天婚礼散场之后，来了不少客人，过了三点钟也没能关门，他便先去睡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比平日起得早些，她想赶在主教到来之前做完手上的活儿。

维卡里奥兄弟是在四点十分进的店门。那个时间只卖些吃的东西，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甘蔗烧酒，不仅因为她对兄弟俩高看一眼，也是为了感谢收到他们的婚庆蛋糕。这对兄弟两大口就将整瓶酒喝干了，依旧面不改色。“他们已经喝得麻木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就算喝下去的是灯油，也不能让他们血压升高。”之后，兄弟俩脱下呢子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酒。他们的衬衫上满是汗渍，胡子一整天没刮，看上去像是乡下人。第二瓶酒他们喝得慢些，一边坐在那儿喝，一边固执地盯着街对面普拉西达·利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暗淡无光，阳台上最大的一扇窗连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卧室。佩德罗·维卡里奥问克洛蒂尔德·阿门塔，那扇窗里亮过灯没有。她回答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古怪。

“他出什么事啦？”

“没什么，”佩德罗·维卡里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想要杀了他。”

这句回答太过自然，教她简直无法相信。但是，她留意到兄弟俩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布里。

“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大清早要去杀他吗？”她问。

“他自己心里明白。”佩德罗·维卡里奥回答。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认真地打量着他们。她太熟悉这对孪生兄弟了，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他们俩，尤其是在佩德罗·维卡里奥服役回来以后。“他们还像两个孩子。”她对我说。这个念头让她打了个冷战，因为她向来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她把奶具准备好，跑去叫醒丈夫，告诉了他店里发生的事。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半睡半醒地听她讲。

“别胡扯了，”他说，“他们谁也杀不了，更别说是那样的阔佬。”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回到店里，看见孪生兄弟正和警察莱安德罗·伯诺伊交谈。他是来给镇长取牛奶的。她没听到他们聊些什么，不过从警察出门前端详那两把屠刀的眼神中，她怀疑维卡里奥兄弟已经把计划透露给他了。

拉萨罗·阿庞特上校差几分钟四点起了床。警察莱安德罗·伯诺伊赶来报告维卡里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刮完胡子。前一天夜里他已经处理了好几场朋友间的纠纷，再多一桩这类的案子也不必着急了。他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遍蝴蝶领结，直到完全满意为止。为了恭候主教，他又把圣母会的肩衣套在脖子上。在他吃着早餐洋葱炒猪肝的时候，他的妻子激动地告诉他，巴亚尔多·圣罗曼把安赫拉·维卡里奥休回娘家去了。可在他听来，这件事并没有多少戏剧性。

“上帝啊，”他讥讽地说，“主教知道了会怎么想？”

然而快吃完早餐时，他记起了警察刚才报告的情况，两条消息合在一起，他立刻发现它们就像两块能够完美拼接的拼图。于是他沿着通往码头的大街往广场走去，主教就快到了，街边的居民已经开始活跃起来。“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快五点了，天下起雨来。”拉萨罗·阿庞特上校对我说。一路上，有三个人拦住他，向他透露了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消息，但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找到了两兄弟。“一见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虚张声势，”上校依照他自己的逻辑对我说，“因为他们不像我想象中醉得那么厉害。”他没有盘问两个人的意图，就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喝令他们回去睡觉。他泰然自若地对待他们，就像在惊慌失措的妻子面前一样若无其事。

“你们想一想，”他对兄弟俩说，“要是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

维卡里奥兄弟离开了牛奶店。镇长轻率的做法让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再一次失望，她原本以为上校会拘捕这对孪生兄弟，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阿庞特上校给她看了看缴来的屠刀，就算了结了这件事。

“现在他们俩没了凶器，谁也杀不了了。”他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说道，“应该让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凭着直觉已经有所领悟。她敢肯定，维卡里奥兄弟并不急于复仇，而是迫切地想找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可是阿庞特上校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家，”他说，“眼下的问题是该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然后接着过年。”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大约会永远记得阿庞特上校那矮胖的身材让她感到一丝怜悯，可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个快活的家伙，虽然他独自练习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后，弄得自己有点神魂颠倒。那个礼拜一，他的举止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轻率愚钝。事实上，直到在码头上碰见圣地亚哥·纳萨尔，上校才重新想起这档子事，并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得意。

维卡里奥兄弟将他们的计划至少告诉了十二个来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六点钟之前就将消息传到了各处。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认为，街对面那一家人不可能一无所知。她以为圣地亚哥·纳萨尔不在家，因为她一直没有看见卧室的灯亮起来。她尽可能地恳请每一个人碰到他的时候捎句话提醒他。她甚至嘱咐来给嬷嬷们买牛奶的见习修女，让她给阿马尔多神父传个话。四点钟过后，她看到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厨房亮起了灯，便让那个每天来讨一点儿牛奶的乞妇给维多利亚·古斯曼最后一次捎去紧急口信。主教乘坐的汽轮鸣响汽笛时，几乎所有人都从睡梦中醒来准备前去迎候，那时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还不知道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其他的人不仅知情，而且对细节了如指掌。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还没有卖完，维卡里奥兄弟就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另外两把刀，用报纸包裹着。一把是剁肉刀，刀面粗糙，锈迹斑斑，长十二英寸，宽三英寸，那是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战争期间因为买不到德国刀而用一把钢锯改制的。另一把要短些，但刀面很宽，是弯曲的。法官在预审报告上画了一幅简图，或许是不知道该怎样用文字描述，便大着胆子说它像一把小型阿拉伯弯刀。他们就是用这两把刀杀的人，两把刀都很粗笨，而且磨得很厉害。

福斯蒂诺·桑托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俩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告诉我，“又用别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吵嚷着，说他们要去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肠子掏出来。于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胡扯，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他们手里的刀，以为还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这一次，兄弟俩一进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就注意到他们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

实际上，兄弟两人第一次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两个人的内心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般相像，到了危急时刻，脾性更是截然不同。我们这几个朋友，上小学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勃罗比他弟弟早出生六分钟，直到少年时期还富有想象力，做事果敢。而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我看来更加感情用事，因此也更为专断。二十岁那年，他们一起报名服兵役，巴勃罗·维卡里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顾家庭。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治安巡逻队服役十一个月。由于死亡的胁迫而愈加严酷的军纪，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能和替哥哥拿主意的习惯。退役前，他染上了严重的淋病，病情十分顽固，军医最暴烈的治疗措施、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清洗剂都无济于事。后来在他入狱期间，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朋友一致认为，巴勃罗·维卡里奥突然对弟弟言听计从，是因为退伍归来的佩德罗一身兵营做派，而且还添了个新花样，只要有人想看，他便撩起衬衣展示左肋上子弹留下的伤疤。对于佩德罗像得了勋章一样到处炫耀大人物才患的淋病，巴勃罗·维卡里奥甚至觉得很是光彩。

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回头再喝吧，”巴勃罗·维卡里奥说，“这会儿有急事要办。”

“我知道，孩子们，”她回答道，“维护名誉的事不能耽搁。”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耽搁了一阵，这次是佩德罗·维卡里奥以为他哥哥在有意浪费时间。他们喝咖啡时，正值妙龄的普鲁登西亚·科特斯走进厨房，她手里攥着一卷旧报纸，准备将炉子烧旺些。“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告诉我，“我不仅同意，而且如果他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履行责任，我就不会嫁给他。”走出厨房之前，巴勃罗·维卡里奥从她手里抽出两沓报纸，递给弟弟一沓，两人把刀裹起来。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站在厨房里一直看着他们走出院门，此后她又等了三年，一刻也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勃罗·维卡里奥出狱，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多保重。”她对他们说。

所以，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兄弟两人迈进店门时不如之前坚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给他们来了一瓶烈性朗姆酒，盼着能让他们醉死过去。“那一天我才发现，”她对我说，“我们女人在这世上是多么孤独！”佩德罗·维卡里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换了新刀片的安全剃刀，可他却用屠刀刮了胡子。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那简直是粗野透顶。“就像电影里的杀手。”她对我说。后来，佩德罗·维卡里奥告诉我，这事是真的，他在军营里学会了用剃头刀刮脸，之后就再也没能改变。他哥哥刮脸的方式远比他斯文，用了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安全剃刀。之后两个人慢慢安静地喝着那瓶烈酒，睡眼惺忪地望着街对面那栋房子昏暗的窗口。与此同时，许多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根本不需要的牛奶，询问店里没有的吃食，实际上是想看看，兄弟俩是否真的在等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要杀了他。

维卡里奥兄弟不会看到那扇窗子透出光来。圣地亚哥·纳萨尔四点二十分回到家里，不必打开任何一盏灯就可以走进卧室，因为楼梯的壁灯整宿亮着。他一头躺倒在黑暗中的床上，没有脱衣服，他只能睡一个小时。维多利亚·古斯曼上楼叫他起床去迎接主教时，发现他就这么睡着。我们一起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儿待到三点多，她亲自把乐手们打发走，熄灭院子里舞场上的灯，吩咐那些寻欢作乐的黑白混血姑娘们独自回房休息。她们已经不停歇地工作了三天三夜，先是偷偷地招待婚礼嘉宾，之后又敞开门款待我们这些狂欢之余尚未尽兴的人。至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我们常说她这辈子只睡一次觉，那就是永世长眠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最绰约最温存的女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她的床上技艺，不过她也是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一栋四门大开的房子，有几间供人租住的屋子，一个当作舞场的宽敞庭院，庭院里悬挂着从帕拉马里博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大灯笼。是她夺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懂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张空荡荡的床更让人悲伤。圣地亚哥·纳萨尔第一眼见到她就丢了魂儿。我告诫他：“雄鹰追逐苍鹭，危机四伏。”可他听不进去，仍被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迷人的召唤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人燃起他狂乱的激情，成了他十五岁那年为之哭泣的主角，直到易卜拉欣·纳萨尔一顿鞭子把他从床上抽起来，关进圣颜牧场一年多。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仍有一种严肃的情感，却已不再是混乱痴狂的激情。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十分尊重他，只要他在，就绝不与其他人上床。最近那次假期，她编了个借口说自己有些疲惫，早早将我们打发走了，但是大门却不上闩，走廊里还留着一盏灯，是让我偷偷地回去跟她私会。

圣地亚哥·纳萨尔在乔装打扮方面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天赋，他最喜欢把混血姑娘打扮成别的模样。他常常抢走几个姑娘的衣服给其他姑娘穿上，最后每个姑娘都变得不像自己，反倒显出别人的样貌。有一次，一个女孩看到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竟忍不住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从镜子里走出来了。”她说。但是那一晚，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一次享受易装大师的乐趣。她编了个拙劣的借口将圣地亚哥·纳萨尔打发走，那次记忆的苦涩味道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我们带着乐手跑到大街上游逛吟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里奥兄弟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我们正在狂欢。将近四点时，圣地亚哥·纳萨尔突发奇想，邀我们登上鳏夫希乌斯的小山丘，为新婚夫妇去演唱。

我们在窗下唱小夜曲，在院子里燃放烟火和爆竹，但却感觉不到别墅里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当时没有想到房子里没人，尤其是那辆新汽车还停在门口，车篷折叠着，婚礼中挂上的缎带和蜡制香橙花环还原封未动。我的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那时候像个专业的吉他手，他即兴为新人弹唱了一首打趣婚姻的歌谣。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明月高悬，空气澄澈，山崖下的墓园里闪动着一簇簇磷火。另一边，隐约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苍茫的沼泽地和加勒比海磷光闪闪的海平线。圣地亚哥·纳萨尔指着海面上闪烁的光芒对我们说，那是一艘贩奴船受苦的鬼魂，它满载着从塞内加尔劫掠的黑奴沉没在卡塔赫纳的港湾里。他应当不是良心上有什么歉疚烦恼，因为那时他还不知道安赫拉·维卡里奥短暂的婚姻生活已经在两个小时前结束了。巴亚尔多·圣罗曼拉着他的妻子徒步返回她父母家，以免汽车的马达声过早地泄露他的不幸。他又变成了孤身一人，在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独自守着暗淡无光的空房。

我们走下山丘时，我弟弟邀请大家去市场上的小饭馆吃炸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跟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岸走去，旧码头边散布的穷人下榻的客栈开始亮起灯来。拐过街角时，圣地亚哥·纳萨尔朝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圣地亚哥家的后门跟他分手的，他们约好一会儿在码头上碰面。家里的狗听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像往常一样吠了两声，他在暗影中摇晃着钥匙让它们安静下来。他穿过厨房走向屋子时，维多利亚·古斯曼正照看着灶台上的咖啡壶。

“白佬，”她叫住他，“咖啡快好了。”

圣地亚哥·纳萨尔说他迟些再喝，并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五点半叫醒他，再给他送一套和身上这身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上床躺下，维多利亚·古斯曼就从讨牛奶的乞妇那儿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捎来的口信。五点半她叫醒了他，不过没有让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自己提着一身亚麻套装上了楼，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女儿落入主人家的魔爪。

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返回去，穿过走廊，混血姑娘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花丛旁。我轻轻推开了卧室的门，房间里没有灯光，但我一进门就闻到了女人温热的气息，看见了黑暗中那只失眠的母豹的双眼。于是我便心旌摇荡地忘掉了一切，直到教堂的钟声敲响。

我弟弟在回家的路上走进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去买香烟。他喝得太多，对当时的场景记忆模糊，但是他忘不了佩德罗·维卡里奥让他喝了口酒，那酒实在要命。“简直像咽下一团火。”他对我说。睡着的巴勃罗·维卡里奥听到我弟弟进门，猛地惊醒了，朝他亮了亮手里的刀。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我弟弟却不记得他说过这句话。“就算他真的说过，我也不会相信。”他这样跟我说过很多次，“谁他妈的相信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尤其是还拿着杀猪刀！”随后兄弟俩问他圣地亚哥·纳萨尔在哪儿，因为他们曾经看到我弟弟跟他在一起。我弟弟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的了，但是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和维卡里奥兄弟在听到他的话后大惊失色，这句答话作为他们各自的呈堂供词写进了预审报告。据他们说，我弟弟当时回答：“圣地亚哥·纳萨尔已经死了。”随后他模仿主教的姿势做了祝福，转身绊到了门槛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在广场中央，他和阿马尔多神父擦肩而过。神父穿着法袍正去往码头，身后跟着一个摇铃的侍童，还有几个助手抬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在户外做弥撒而准备的。维卡里奥兄弟看见这些人走过去，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看见堂区神父从门前走远，孪生兄弟显得十分失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然而许多年之后，在昏暗的卡拉菲尔疗养院隐居的阿马尔多神父向我坦白，他其实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口信和别人传来的紧急消息，那时他正准备前往码头。“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对我说，“我首先想到这不是我的事，而是市政厅的职责，后来我决定顺路给普拉西达·利内罗捎个话。”然而，穿过广场时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您得理解，”他对我说，“在那个不幸的日子，主教要来。”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绝望，他嫌恶自己除了敲响救火的钟声，竟然什么主意也想不出。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穿过厨房的门回到家中，我母亲特意没有闩门，以免我们回来时吵醒父亲。路易斯·恩里克睡觉前去了趟卫生间，就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我另一个弟弟海梅起床准备上学时，发现他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里哼着歌。我的修女妹妹因为宿醉未消没有去码头迎接主教，她也叫不醒路易斯·恩里克。“我去卫生间时，五点的钟声正好敲响。”她对我说。稍晚些时候，妹妹玛戈特进卫生间洗澡准备去码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路易斯拖回他自己的卧室。沉沉睡梦中，他朦朦胧胧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鸣响了头几声汽笛。这之后由于被婚礼狂欢耗尽了体力，他又酣然睡去，直到我的修女妹妹匆忙套上法袍，冲进卧室，发疯般地将他唤醒；

“他们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

第四章

查验伤口不过是残忍的尸检程序的开始。由于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卡门·阿马尔多神父只好代替他动手。“就好像在他死后，我们还要再杀他一次。”在卡拉菲尔隐居的老神父告诉我，“可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人下的命令，无论多么愚蠢也不得不执行。”这样的安排很不妥当。那个荒诞的礼拜一，阿庞特上校在一片混乱之中给省长发了紧急电报，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到达之前安排初步的司法程序。镇长以前是部队指挥官，对司法毫无经验，但是向内行的人请教该从何下手，他又觉得有失颜面。头一件让他伤神的事就是验尸。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医学院的学生，但他因为和圣地亚哥·纳萨尔交情深厚推辞了这桩差事。镇长想将尸体冷藏保存，等到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但是找不到盛得下人的冰柜，肉市上唯一一台尺寸合适的又出了故障。尸体停放在厅堂中间一张狭窄的铁床上，暴露于众人的目光下，与此同时一口供有钱人用的棺材正在赶制中。卧室的电扇全搬了出来，还从邻居家借来几台。但是太多人急着跑来观看尸体，于是不得不移开家具，摘掉鸟笼，卸下栽种欧洲蕨的花盆，即便这样，厅堂里仍旧热得不堪忍受。另外，狗嗅到了死人的气味也纷纷躁动起来，搅得气氛更加惶惶不安。自从我走进屋里，狗便狂吠不止，那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还伏在厨房地板上，没有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大声哭喊，挥着木棍想把狗赶跑。

“帮帮我，”她朝我嚷道，“这些狗要吃他的肠子。”

我们把狗锁进牲口棚里。普拉西达·利内罗后来吩咐人把它们弄到更远的地方，等遗体下葬再放回来。但到了晌午，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狗竟从那地方钻出来，疯狂地窜进屋里。只有这一次，普拉西达·利内罗发起火来。

“该死的狗！”她嚷道，“把它们全宰了！”

人们照她的吩咐立刻动手，房子里安静下来。直到那时，尸体还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状况，面容完好无损，仍旧保持着唱歌时的表情。克里斯托·贝多亚将内脏塞回原处，用亚麻布条将尸体包扎好。然而到了午后，伤口开始渗出糖浆色的液体，招来不少苍蝇。嘴边出现一块紫斑，像水中的云影一样缓缓扩散，一直蔓延到发根。那张向来温和的面孔透出一副险恶的表情，死者的母亲将一块手绢罩在他脸上。阿庞特上校明白不能再等了，他吩咐阿马尔多神父动手解剖。“总比过一个礼拜再把他刨出来要强。”他说。神父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学过医学，念过外科，但是没有结业就转入了神学院，连镇长都知道，神父的尸检报告缺乏法律效力。即便如此，他依然要求神父照他说的做。

尸检简直是一场屠戮，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进行，一位药剂师帮忙做笔录，还有一个放假在这儿的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从旁协助。他们手头仅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家伙。不过，尽管尸体被破坏得非常严重，阿马尔多神父的验尸报告似乎仍是准确的，法官把它作为有效材料纳入了预审报告。

圣地亚哥·纳萨尔身上的众多刀痕里，有七处致命伤。从正面深深砍入的两刀几乎将肝脏削碎。胃部发现四处伤口，其中一处非常深，将胃完全刺穿，还扎破了胰脏。结肠被刺了六个小孔，小肠上也有多处创伤。背部只挨了一刀，落在第三节腰椎骨上，穿透了右肾。腹腔内有大量淤血。在烂泥般的胃内容物里，发现了一枚卡门教派的金质圣母纪念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萨尔四岁时吞进肚里的。胸腔有两处被刺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下，伤及肺部；另一处贴着左侧腋窝。此外，胳膊和手上还有六道轻伤，右侧大腿和腹部肌肉被横砍了两刀，右手掌上有一道很深的刺痕。报告上写着：“像是受难耶稣的伤痕。”他的大脑比正常的英国人重六十克，因此阿马尔多神父在报告中写道，圣地亚哥·纳萨尔聪慧过人，本该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文末的注释中补充说，死者肝脏肿大，是肝炎治疗不善所致。“换句话说，”神父告诉我，“无论如何他也活不了几年了。”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二岁那年为他治疗过肝炎，回想起那份验尸报告，医生很是愤慨。“只有神父才这么愚蠢，”他对我说，“永远也无法让阿马尔多明白，我们热带地区的人比西班牙加利西亚人的肝脏要大。”验尸报告总结说，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七处致命伤中的任何一处都足以造成这种结果。

尸体交还回来时完全变了模样。脑颅被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令人心动的面容，眼下已经难以辨认。更糟糕的是，神父将破碎的肠子全部掏了出来，后来竟然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对着它们气恼地祷告了一番，然后全部扔进了垃圾桶。最后几个在学校玻璃窗边围观的人也没了兴致，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庞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并制造过多场镇压性的大屠杀，但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不仅研究起招魂术，还成了素食主义者。那具空皮囊里填满了碎布和生石灰，被细麻绳和缝包针粗粗地缝合，当我们将它装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时，尸身险些没散开。“我以为这样能保存得更久一些。”阿马尔多神父告诉我。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黎明时将他草草埋葬，因为尸体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屋里已经存不住了。

阴沉的礼拜二就这样开始了。令人窒息的一天一夜过后，我不敢独自睡去。于是我试着推了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所幸她没有插门闩。挂在树枝上的中国灯笼还没熄灭，设作舞场的庭院里燃起几丛篝火，上面架着烟气蒸腾的大锅，混血姑娘们正将寻欢作乐的衣裙染成丧服。我看见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像往常一样，天亮时还没睡下，也像往常一样，只要家里没有陌生人她就一丝不挂。她用土耳其女人的姿势盘腿坐在女王床榻上，面前摆着巴比伦风格的大浅盘，里面盛着各种吃食：嫩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香蕉蔬菜拼盘，足够五个人享用。无节制的饕餮是她表达哀伤的唯一方式，我从没有见过她如此悲痛。我和衣躺倒在她身旁，几乎没有说话，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哀悼着。我想起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了，而且身躯已经支离破碎直到最后毁灭，命运就这样收缴了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我梦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女孩一刻不停地咀嚼着，嚼得半碎的玉米粒纷纷掉在女人的胸罩上。那女人对我说：“她这样嘎吱嘎吱地嚼，像只疯狂的五子雀，有点像窃笑，有点像切割。”我突然感觉到一只手正焦急地解着我的衬衫纽扣，闻到躺在身后的那只充满爱欲的母兽散发出危险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正陷入她那流沙般的温存所带来的快乐中。但她突然停住了，退到旁边咳嗽了一声，远远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气味。”

不仅是我，那天的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气味。维卡里奥兄弟也闻到了，他们被关在牢房里，镇长正琢磨该怎样发落他们。“无论怎么用肥皂和丝瓜瓤搓洗身体，都没法去掉那股气味。”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可还是无法入睡，因为刚一睡着，那场凶杀案就会在梦中重演。巴勃罗·维卡里奥快要老去时，曾想向我解释那一天对他而言如何漫长。他脱口而出道：“就像比平时清醒两倍。”这句话让我明白，头脑清醒是他们关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那是间三米见方的牢房，高处的天窗上装着铁栏杆。房间里有一个简易马桶，一个放着脸盆和水罐的洗漱架，两张铺着草席的简易床。这座牢房是阿庞特上校下令修建的，他曾说哪家旅馆也比不上这里有人情味。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有天晚上他和乐手们打架被关进牢里，镇长仁慈地允许他挑一位混血姑娘一同过夜。那天早晨八点，维卡里奥兄弟逃脱了阿拉伯人的追杀之后，或许也是这么想的。当时他们因完成了光荣的使命而感到欣慰，唯一令人焦虑的是那股挥之不去的气味。他们要了几大桶水、几块肥皂和丝瓜瓤，洗掉手臂和脸上的血污，又把衬衫洗干净，但还是睡不着。佩德罗·维卡里奥要来清洗剂、利尿剂，还有一卷消毒纱布，好为自己包扎，那天早晨他小便了两次。然而，接下来的时间越来越难熬，气味已经成了次要的事。午后两点钟，令人昏沉的热浪快把他们融化了，疲惫至极的佩德罗·维卡里奥却无法躺在床上，也累得站不起身。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升到脖颈，他尿不出尿来，心怀恐惧地断定自己这辈子再也睡不着觉了。“我十一个月没有合眼。”他对我说。我非常了解他，知道那是实话。那天他咽不下午饭，而巴勃罗·维卡里奥从送来的食物里每样吃了几口，一刻钟过后就像得了瘟疫似的腹泻起来。傍晚六点，正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萨尔尸体的时候，镇长被紧急叫走，因为佩德罗·维卡里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我快成一摊水了，”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我们总觉得是土耳其人耍了什么花招。”到那个时候，简易厕所已经溢了两回，看守带着巴勃罗往镇政府的厕所跑了六趟。阿庞特上校在镇政府瞧见巴勃罗·维卡里奥时，他正被守卫团团围住，蹲在没装门板的厕所里。见他腹泻得如此厉害，镇长觉得下毒一说也并不荒唐。不过，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因为已经确知，水和午餐都是普拉·维卡里奥送来的。然而，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下令让特殊警卫将囚犯押解到他家里。预审法官赶到后，才将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的监狱去。

不仅孪生兄弟感到恐慌，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阿拉伯人要报仇的传言并没有消除，但是除了维卡里奥兄弟，没有人想到他们会下毒。大家更愿意相信阿拉伯人会等到夜晚，从天窗里泼进汽油，把两个囚犯烧死在牢里。但这个说法没有一点根据。阿拉伯移民从世纪之初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各个村镇——包括那些偏远闭塞的村庄落脚，一向安守本分。他们靠卖碎花布和集市上的便宜玩意儿来谋生，勤劳而虔诚，相互之间和睦融洽。他们只在族内通婚，进口小麦当口粮，在院子里养羊，种植牛至和茄子。唯一能激发他们激情的便是玩纸牌。老一辈阿拉伯人仍旧操着故乡的土语；第二代在家中也还乡音未改；传到第三代，就变成听父母用阿拉伯语问话，而自己用西班牙语回答，只有圣地亚哥·纳萨尔例外。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突然改变温良的秉性去杀人抵命，况且发生这桩凶杀案每个人都难卸责任。同样地，没有人认为普拉西达·利内罗一家会复仇杀人。虽然这个中道衰落的家族曾经强势而好斗，依仗家族姓氏的庇佑，还出过两个在酒馆里肆意胡为的凶悍角色。

阿庞特上校听了流言惴惴不安，挨门挨户地拜访阿拉伯人，至少那一次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发现他们迷惘、悲伤，家中的圣坛上摆放着表示哀悼的物品，甚至有人坐在地上恸哭，但没有一个人怀有报仇的念头。圣地亚哥被杀的那天清晨，阿拉伯人的反应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连带头追赶凶手的人都承认，即便抓住了他们也不外是痛打一顿。不仅如此，百岁的阿拉伯族母苏萨娜·阿卜杜拉，还让人用西番莲花和苦艾煎了一种神奇制剂，治好了巴勃罗·维卡里奥的腹泻，也让他的孪生兄弟尿路通畅。从那时起，佩德罗·维卡里奥开始陷入失眠者的困倦，而他刚刚康复的哥哥也无怨无悔地沉入第一场梦中。礼拜二凌晨三点，普拉·维卡里奥被镇长带去与两个儿子告别时，他们就是这副模样。

维卡里奥一家搬走了，包括两个结了婚的大女儿和她们的丈夫，这是阿庞特上校的提议。他们离开时没有人注意，因为镇上的居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我们几个尚未睡去的人正在那个无可挽回的日子里给圣地亚哥·纳萨尔送葬。根据镇长的意见，事态平息之前，他们要先在外面暂住些日子，但是维卡里奥一家再也没有回来。普拉·维卡里奥给被退婚的女儿头上裹了一条围巾，以免被人瞧见她的伤痕；还让她穿了一身火红色的衣裳，省得人们怀疑她在哀悼自己的秘密情人。这位母亲临行前恳请阿马尔多神父给关在牢里的两个儿子做忏悔，可是佩德罗·维卡里奥拒绝了，并且说服他哥哥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他们两个被孤零零地留下来。转移到里奥阿查的那一天，兄弟俩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们坚信自己做得有理，不愿意像家人那样在夜里被带走，而是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离开。他们的父亲庞西奥·维卡里奥不久便去世了。“良心上的痛苦压垮了他。”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两个兄弟被释放后就留在了里奥阿查，距离家人居住的马纳乌雷只有一天的路程。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去那里嫁给了巴勃罗·维卡里奥，巴勃罗在父亲留下的作坊里学会了打制金银首饰的手艺，成了一名出色的首饰匠。佩德罗·维卡里奥没有恋爱，也谋不到差事，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得了准尉的头衔。一个明媚的早晨，他带着巡逻队哼着低俗的小曲，走进了游击队控制的区域，从此再无消息。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凶杀案只有一个受害者，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人们认定，悲剧的其他几个主人公都已经带着尊严，甚至是悲壮地承担了命运指派的角色。圣地亚哥·纳萨尔为他造成的凌辱赎了罪，维卡里奥兄弟证明了身为男子汉的尊严，而遭人诱骗的妹妹也恢复了名誉。唯有一个人失去了一切，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尔多。”之后许多年，他就这样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然而，凶杀案过后，直到下一个礼拜六出现月食之前，没有一个人想起他来。那天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鸟扑扇着翅膀盘旋在他那栋旧宅的房顶上。他认为那是亡妻的灵魂来索回属于她的东西。镇长猛拍一下自己的脑门，不过这一反应跟鳏夫的幻觉没有任何关系。

“该死！”他叫道，“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给忘啦！”

他率领巡逻队爬上山丘，看见汽车敞着顶篷停在别墅门前，卧室里透出孤寂的灯光，但是没有人来应门。于是他们撞破侧门，在月食的残光中挨个察看了房间。“房间里的东西都像是浸在水里。”镇长向我讲道。巴亚尔多·圣罗曼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与那个礼拜一凌晨普拉·维卡里奥看见他时一样，依然穿着考究的裤子和丝质衬衫，只是没有穿鞋。地上丢着不少空酒瓶，床边还有几瓶没启瓶盖，但看不到任何食物的残迹。“他当时酒精中毒很严重。”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他对巴亚尔多·圣罗曼进行了紧急抢救。几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然而刚一清醒，他便尽可能客气地将所有人轰出门外。

“谁都别烦我，”他说，“就连我爸爸也他妈的得给我滚蛋！”

镇长向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发了紧急电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连最后一句也一字不落地做了引述。圣罗曼将军应该是完全遵从了儿子的意愿，因为他本人没有来探望，而是派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前来，随行的还有两位年长的女士，似乎是她妻子的姐妹。她们来时乘坐的是货船。为了哀悼巴亚尔多·圣罗曼的不幸，他们穿着裹至脖颈的丧服，披散着长发。上岸之前她们脱掉了鞋，赤脚踩着正午滚烫的沙土穿过街道，向山丘走去。她们揪着头发，放声哭号，尖锐的声音像是在欢快地叫喊。我看着她们走过玛格达莱纳·奥利维家的阳台，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样的悲痛只能是伪装，为了掩饰更大的羞耻。

拉萨罗·阿庞特上校陪她们走进山丘上的别墅，随后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出诊时骑的母骡也上了山坡。等阳光不那么刺眼的时候，镇政府的两个男人用一张拴在木棍上的吊床把巴亚尔多·圣罗曼抬了出来。他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连脑袋也蒙住了，后面跟着那群哭号的妇人。玛格达莱纳·奥利维以为他已经死了。

“上帝啊！”她叹道，“真是他妈的浪费！”

他又一次醉得不省人事，不过确实难以相信被抬走的是个活人，因为他的右臂一直拖在地上。他母亲将手臂放回吊床上，可它马上又垂下来，就这样他在地上留下一道痕迹，从悬崖边一直延伸到轮船的甲板。这就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被遗弃在山丘上。我和我的弟弟们放假回家时，常常在喧闹的夜晚爬上山丘去看看这栋房子，每次都会发现里面值钱的物件越来越少了。有一回，我们找到了安赫拉·维卡里奥在新婚之夜派人从母亲那里取来的手提箱，不过谁也没有在意它。里面装的不过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品。直到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为了瞒过丈夫，别人教给她一套产婆用的老办法，我才知道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她的婚姻只维持了五个小时，那只手提箱是她留在新房里唯一的痕迹。

过了些年，当我为撰写这篇报道回到故乡搜寻最后的证据时，我发现连约兰达·德希乌斯在这里度过幸福生活的痕迹也都消失了。虽然拉萨罗·阿庞特上校下令严密看管这栋别墅，但里面的东西还是慢慢地不翼而飞，包括那个装有六面穿衣镜的衣柜。当初衣柜因为大得抬不进门去，还是由来自蒙帕斯的精工巧匠在屋子里组装的。鳏夫希乌斯喜出望外，认为那是他亡妻的阴魂来取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东西。拉萨罗·阿庞特上校还为此奚落过他。然而有一天晚上，为了解释家具为何神秘失踪，上校突发奇想举行了一场招魂弥撒。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用她的笔迹证实，是她取走了以往幸福生活中的物件，去装饰死后的阴宅。别墅开始破败。门前新婚夫妇的轿车渐渐散了架，最后只剩被风吹雨淋的残破车身。许多年没有听到过轿车主人的消息了。预审报告上有他的一段声明，但是简短而程式化，像是为履行手续而在最后一刻被人说服写下的。我只尝试着跟他接触过一次，那是在二十三年之后。他带着敌意接待了我，拒绝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来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说实话，就连他的家人了解得也不比我们多，他们不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跑到这个边远的小镇做什么，除了跟一位素未谋面的姑娘结婚，看不出有其他的理由。

关于安赫拉·维卡里奥，我却能不时地听到些消息，因此她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被理想化了。我的修女妹妹有一段时间在上瓜希拉传教，想劝说最后几个偶像崇拜者皈依天主教。她常有机会住在那儿和安赫拉·维卡里奥闲谈，安赫拉的母亲总想让女儿在这座饱受加勒比海的盐分烘烤的荒村里了却余生。“你的表妹问候你呢。”我妹妹常常告诉我。最初那几年，玛戈特也去拜访过几次，她告诉我，维卡里奥一家购置了一栋结实的房子，有一座宽敞的后院，时有海风吹过。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在涨潮的夜晚，海水会从厕所倒溢进来，天亮时鱼儿常在卧室里活蹦乱跳。那段时间见过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人都说，她总是专注地伏在绣花机前劳作，技艺越发精湛，而且在忙碌中已经淡忘了过去的事情。

多年以后，我为了认识自己，过了一段漂泊不定的生活，在瓜希拉一带的乡间售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我偶然来到那个沉闷的印第安村落。村子里有一栋房子朝向大海，窗边一个女人正在机器上绣花。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她穿着半身丧服，戴着铜丝眼镜，淡黄色的头发已有些花白，头顶上挂着一只鸟笼，金丝雀在笼子里唧啾个不停。见到她坐在窗前这幅田园诗般的景象，我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后会沦落得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像。但那分明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后的安赫拉·维卡里奥。

她像往常那样，把我当作远房表兄迎进门来，很有见地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不乏幽默。她是那样成熟聪慧，真难以相信她就是当年的安赫拉。最让我吃惊的是她最终对自己生活的理解。几分钟过后，我觉得她并不像初见时那样苍老，反倒和记忆中一样年轻，但与那个二十岁时被迫毫无感情地嫁人的少女全无相似之处。她母亲已经年迈，接待我时仿佛我是个惹人嫌恶的幽灵。她拒绝谈论过去，因此我只能用她与我母亲交谈中的只言片语以及我残存的记忆补全这篇报道。她竭力想把安赫拉·维卡里奥变成活死人，但是女儿没有让她如愿以偿，因为她从不把自己的不幸当作秘密。恰恰相反，如果有人愿意了解，她可以毫不避讳地将全部细节娓娓道来，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究竟是谁、以什么方式、在何时伤害了她。没有人相信真的是圣地亚哥·纳萨尔干的。他们属于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从没有人见过他们俩在一起，更不要说单独相处。圣地亚哥·纳萨尔很高傲，不可能注意到她。“你那个傻表妹。”不得不跟我谈到她时，他总会这么说。况且，正如我们当年说的，圣地亚哥·纳萨尔像一只捕猎雏鸡的老鹰。他跟他父亲一样，总是独来独往，牧场里任何一位任性的少女都是他猎取的对象，但是在小镇上却没见过他和谁关系暧昧，除了跟弗洛拉·米格尔中规中矩的交往，以及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长达十四个月的疯狂恋情。最广为流传或许也最险恶的说法认为，安赫拉·维卡里奥是在保护某个她真心爱慕的人，而选中圣地亚哥·纳萨尔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认定自己的两个哥哥绝不敢冒犯他。我也想套出实情，因此在第二次拜访她时早早准备了一番说辞，然而她几乎没有从绣花机前抬起双眼，就驳回了我的话。“别兜圈子了，表兄，”她对我说，“就是他。”

其他一切她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包括新婚之夜的那场灾难。她告诉我，她的几位女伴教她如何在床上把新郎灌得烂醉如泥，如何装得十分害羞好让他把灯关上，又怎样用明矾水濯洗下身以伪装贞洁，怎样把红汞药水染到床单上，以便第二天晾到新居的庭院里。然而，有两件事这些拉皮条的女人未曾考虑到：一是那晚巴亚尔多·圣罗曼坚持不肯多喝，二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由于母亲的严加管教，内心依然保持着纯良正直。“她们教我的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太下作，不该那样对待任何一个人，更何况是那个不幸娶了我的苦命人。”于是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脱得一丝不挂，拋开了已经摧毁她的生活的种种恐惧。“非常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去死。”

她毫无羞愧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实则是为了掩饰另一种不幸，那真正的不幸灼烧着她的五脏六腑。在她向我吐露之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巴亚尔多·圣罗曼在把她送回娘家的那一刻，就永远地留在了她心上。那对她是致命的一击。“妈妈动手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想念他。”她告诉我。抽打仿佛不那么疼了，因为她明白那是为他而受的苦。躺在餐厅的沙发上抽泣时，她还在想着他，连她自己也有些惊讶。“我不是因为挨了打才哭的，跟所有那些都没关系，”她告诉我，“我是为他而哭。”母亲把蘸着山金车酊的纱布敷到她脸上时，她仍在想念他；甚至当听到街上喧嚷嘈杂，钟楼上钟声大作，母亲进门来告诉她可以去睡觉了，因为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时，她还一直想着他。

她不抱任何幻想地思念了那个人很久，直到有一次陪母亲到里奥阿查的医院检查眼睛。她们路过港口宾馆，因为与老板相熟，普拉·维卡里奥便走进去在吧台要了一杯水。她背对着女儿喝水时，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大厅的组合镜里瞧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她深吸一口气转过头去，看见他擦身而过却没有发现自己，然后目送着他走出了宾馆。她心碎地回过头来看了看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已经喝完那杯水，用袖子抹抹嘴唇，戴着新眼镜站在吧台前朝她笑了笑。从那笑容里，安赫拉·维卡里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可怜的女人，全心崇信着她自身的缺陷。“都是狗屎。”她自言自语道。她心烦意乱，回家时放声唱了一路，进门就扑倒在床上，一连哭了三天。

她就此重生。“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彻底地发了疯。”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在大海潮涌间能听见他的呼吸，半夜躺在床上因为感觉到他滚烫的身体而惊醒。那个周末，她片刻也不得安宁，提笔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中规中矩的便笺，她在信上告诉他，看见他走出了宾馆，如果他也看见了她，她会很高兴的。她坐等回信，却不见音讯。过了两个月，她等得累了，便又写了一封与上次一样含蓄的信，似乎只是为了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寄出了六封信，都没得到回音，但她安慰自己说他肯定全收到了。

安赫拉·维卡里奥第一次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她发现原来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寄出的信越多，她情感的炽焰就烧得越旺，对母亲那令人快慰的怨恨也就越发强烈。“看见她，我胃里就直翻腾，”她告诉我，“可每次又总让我想起他。”被退婚后的生活就像单身时一样乏味，她常跟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就像从前叠纸鸟、用碎布做郁金香一样，不过等母亲就寝后，她就躲到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到天亮。她变得头脑清醒，自信笃定，不仅成了自己意志的主人，还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除了自己，她不再承认任何权威，除了自己的痴念，她不再受任何他物驱遣。

她在半生的时间里，每个星期都要写信。“有时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边说边露出一丝微笑，“但一想到这些信他都收到了，也就知足了。”一开始是订婚男女的信笺，后来变成秘密情人的字条、一见倾心的爱侣喷洒香水的卡片、讨价还价的备忘录、爱情记录，最终成了被拋弃的妻子谎称身患重病强迫丈夫归来的责难书。一天晚上，她心情不错，墨水洒在了写完的信上，她不仅没有撕毁，还添上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的爱，随信寄上我的眼泪。”有些时候她哭累了，也嘲笑自己的疯狂。邮差换了六拨，她每次都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谋。她唯一没有想过的就是放弃。然而，他似乎对她的狂热毫无知觉，她的信像是写给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第十个年头一个多风的清晨，她突然感到他赤裸着躺在她的床上，这种真实而清晰的感受将她惊醒。于是她给他写了二十页炽烈奔放的信，毫不羞怯地讲述了自那个不祥的夜晚以来在她心中慢慢溃烂的苦楚。她讲起他留在她身上的永难消除的伤痕，他舌尖的咸味，他那非洲人般的阳具侵入她身体时的炽热。礼拜五她将这封信交给女邮差，这位邮差每礼拜五下午来陪她绣花，然后将信件收走。她相信最后这一次放纵肯定能终结她的痛苦。但是仍旧没有回信。从那时起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是写给谁的，却依然持续不断地写了十七年。

八月的一个午后，她正和女友们一起刺绣，忽然听见有人走到门外。看也不用看，她便知道是他来了。“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处的东西也要戴上老花镜了，”她对我说，“可那是他，妈的，是他啊！”她感到心慌意乱，因为她知道他眼中的自己一定像自己眼中的他那样衰老，而她觉得，他心中的爱意未必像她的爱那般坚韧。他身上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就像第一次在晚会上与她相遇时那样；他还是系着那条皮带，挎着那只镶有银饰、如今接口已脱线的牛皮背囊。巴亚尔多·圣罗曼向前迈了一步，没有理会旁边那几位诧异的女友，将背囊放在绣花机上。

“好吧，”他说，“我来了。”

他带来的一只行李箱中塞满了准备留下来穿的换洗衣物，另一只一样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信件按照日期码放得齐齐整整，每一捆都用彩色绸带系好，一封也没有拆开过。

第五章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受线性习惯支配的日常行为，如今却突然围绕着同一件令人忧心的事运转起来。拂晓前的鸡鸣敦促我们去梳理构成这桩荒诞事件的一连串巧合。诚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渴望解开谜团，而是因为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这一点许多人永远都不得而知。后来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主教到达之前他竟不由自主地在祖父母家待了两个小时，而没有回父母家休息。他的父母一直坐等到天亮，急着想把关于凶杀的传闻告诉他。不过，大多数本来能够阻止这场凶杀案却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找到了借口聊以自慰，说什么捍卫名誉是悲剧的当事人神圣的权利，别人不该介入。“名誉就像爱情。”我曾经听母亲这么说。奥滕西亚·包特与这桩案件唯一的关系是，凶杀案还没有发生，她就看到屠刀上淌着鲜血。这个幻象让她受了强烈的刺激，陷入悔罪的渊薮，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承受不住，赤身裸体跑到了街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格尔，由于极度绝望跟一个边防中尉私奔了，后来被中尉逼迫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曾给三代人接生的产婆奥拉·比耶罗，听到凶杀的消息突然感到膀胱痉挛，直到死去的那一天她都需要导尿管才能小便。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敦厚的丈夫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八十六岁那年依然健康矍铄，他最后一次从床上起来，看到圣地亚哥·纳萨尔被堵在紧闭的家门口，惨遭乱刀杀害，结果受了惊吓而丧生。普拉西达·利内罗在最紧要的关头闩上了大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原谅了自己。“我关上门，是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发誓说看见我儿子进去了，”她告诉我，“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混淆了预示吉祥的树林和预示凶险的飞鸟，为此，她放纵自己养成嚼独行菜籽的恶习。

案件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赶到了这个刚刚遭受创伤的小镇。他坐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房办公室里，喝着兑了甘蔗烧酒的咖啡，以驱散燠热空气中的蜃景。他不得不请求调派援军以控制不断涌入的人群，因为人们未经传唤就跑来作证，急于显示自己在这出闹剧里的重要位置。这位预审法官刚刚毕业，还穿着法学院的黑呢制服，戴着刻有毕业纪念徽章的金戒指，透着初出茅庐的激昂与自得。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他脾性的所有了解都是从预审报告上读出来的。凶杀案过去二十年后，经过许多人的帮助，我在里奥阿查的法院里找到了这份预审报告。法院的档案没有做任何分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诉讼材料全都积存在地板上。这座陈旧衰朽的殖民风格的建筑曾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指挥部，底层常被海水侵袭，一卷卷散乱的案宗漂浮在空寂的办公室里。我多次蹚着没过脚踝的积水，在那片漂着破损的诉讼卷宗的水塘里搜寻。就这样五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报告中掉落的三百二十二页记录，而整个预审报告应该有五百页以上。

没有一张纸上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个满怀文学激情的人。他无疑熟读过西班牙古典文学，略通拉丁文作品，非常了解尼采，那个时期法官读尼釆是一种风尚。页边的所有旁注看上去都像是蘸着血写成的，不止是因为墨水颜色的缘故。命运偶然呈现在他眼前的迷局令他困扰不已，因此预审报告里多次出现了抒情笔调的文字，偏离了他本该坚守的严谨的职业态度。尤其是生活竟然动用了这么多连文学都避讳使用的巧合，毫无阻碍地最终铸成这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让他感到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

然而最令他惊讶的是，经过费尽心思的审理，竟然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圣地亚哥·纳萨尔就是玷污他人声誉的肇事者，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没有。给安赫拉·维卡里奥出谋划策、教她欺骗新郎的女伴们一直声称，婚礼前她们就知道新娘有个秘密情人，只是她没有透露过那个人的姓名。预审报告中记录了她们的供词：“她只描述奇迹，却不肯说谁是圣徒。”而安赫拉·维卡里奥本人一直都不松口。预审法官旁敲侧击地问她，是否知道死者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什么人，她不动声色地答道：

“他是侵犯我的人。”

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但没有写明是在什么地方、如何侵犯的。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开庭审理中，民众代表一再坚称这种指控软弱无力。因为缺乏控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证据，法官大惑不解，他勤勉的工作也在某些时刻因为失望而打了折扣。在第四百一十六页上，他蘸着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下一条旁注：“给我一个偏见，我将撬动地球。”在这个心灰意懒的句子下面，他用红墨水画了一颗被箭刺穿的心，线条娴熟老练。和圣地亚哥·纳萨尔最亲近的朋友们一样，他也认为，被害人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举动足以证明他的清白。

临死前的那个清晨，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显出片刻迟疑，尽管他十分清楚安在他头上的罪名会让他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遭世界的守旧古板，也知道那对孪生兄弟性格粗犷，无法忍受他人的羞辱。人们都不太了解巴亚尔多·圣罗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对他足够熟悉，应该明白除了那套上流社会的做派，他跟任何人一样也免不了世俗的偏见。因此，如果圣地亚哥存心肆无忌惮，那无异于自杀。况且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在最后一刻终于知道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他的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无辜者的慌张。

我个人的感觉是，他一直到死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遇害。他答应我妹妹玛戈特来我们家吃早餐之后，克里斯托·贝多亚就拽着他的胳膊沿着码头往回走，两个人都显得气定神闲，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当时他们看上去那么高兴，”梅诺·洛艾萨对我说，“我不住地感谢上帝，以为那场危机已经化解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喜欢圣地亚哥·纳萨尔。发电厂的老板波洛·卡里略就认为他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而是玩世不恭。“他觉得自己有钱，别人不敢碰他。”他对我说。他的妻子福斯塔·洛佩斯补充了一句：“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一个样。”因达莱西奥·帕尔多从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店门前经过时，那对孪生兄弟告诉他，主教一离开他们就要动手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跟许多人一样，他觉得那不过是酒鬼的胡言乱语，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提醒他这不是胡话，并恳请他跑去通知圣地亚哥·纳萨尔。

“您别麻烦了，”佩德罗·维卡里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注定得死。”

这个挑衅过于明显。孪生兄弟知道因达莱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关系不一般，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出面阻止犯罪又不让兄弟俩过于难堪的恰当人选。可是，当因达莱西奥·帕尔多瞧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拽着胳膊，随码头上返回的人流走来时，却不敢提醒他了。“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我说。他在两个人的肩膀上各拍了一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了过去。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还在专注地计算着婚礼的花销。

从码头回来的人跟他们两人同路，都朝着广场的方向走。在拥挤的人流中，埃斯科拉蒂卡·西斯内罗看到这两位好朋友走得畅通无阻，仿佛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圆圈里徜徉，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萨尔就要死了，都不敢接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有些蹊跷。“他们看着我们，就好像我们脸上画了画。”他告诉我。还有更奇怪的，萨拉·诺列加打开鞋铺的大门时，看见这两个人正走过去，圣地亚哥·纳萨尔煞白的脸色把她吓了一跳。但是圣地亚哥反倒劝她别担心。

“你想啊，萨拉姑娘，”他边走边说，“我喝了那么多酒！”

塞莱斯特·丹贡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家门前，嘲弄那些衣装整齐去迎候主教的人，他邀请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喝杯咖啡。“那是为了想办法争取时间。”他对我说。但圣地亚哥·纳萨尔回答说，他急着回去换衣服，然后跟我妹妹玛戈特一起吃早餐。“我糊涂了，”塞莱斯特·丹贡德告诉我，“我突然觉得，既然他清楚自己要干什么，那就没有人能杀得了他。”贾米尔·沙尤姆是唯一按自己的想法采取了行动的人。一听到传闻，他就站在他的布店门口等候圣地亚哥·纳萨尔，想提醒他多加小心。他是和易卜拉欣·纳萨尔一起来这里定居的最后一批阿拉伯人中的一个；直到易卜拉欣过世，两人始终是牌友，现在他仍担任着他们家的顾问。要跟圣地亚哥·纳萨尔讲这件事，没有人比他更权威了。不过他又寻思，倘若传闻是空穴来风，那就没有必要提醒圣地亚哥。最好先和克里斯托·贝多亚聊聊，看他是否知道得更多。于是，克里斯托走过来时贾米尔叫住了他。克里斯托·贝多亚拍拍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背，然后朝贾米尔·沙尤姆走去。那个时候，圣地亚哥已经走到了广场的拐角。

“咱们礼拜六见！”克里斯托跟他告别。

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应声，而是用阿拉伯语跟贾米尔·沙尤姆说了些什么，贾米尔也用阿拉伯语回了一句，笑得直不起身子。“那是个词语游戏，我们常用它取乐。”贾米尔·沙尤姆告诉我。圣地亚哥·纳萨尔边走边跟他们两人挥手道别，之后就拐过了广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几乎没有听完贾米尔·沙尤姆的话就跑出布店去追圣地亚哥·纳萨尔。他看见他拐过了广场，却没有在渐渐散开的人群里找到他。他向好几个人打听，可是得到的回答都一样：

“刚看到他跟你在一起啊！”

他觉得圣地亚哥不可能这么快就进了家门，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进去瞧瞧，因为前门虚掩着没插门闩。进门时他没有看见地上的信。他穿过昏暗的厅堂，尽量不弄出动静，这个时辰登门拜访还太早，可是几条狗已经从房子深处吠叫着朝他奔来。他晃晃钥匙让它们安静下来，这一招是跟狗的主人学的。狗尾随着他进了厨房。他在走廊里碰见了迪维娜·弗洛尔，她正提着一桶水，拿着一块破布准备擦厅堂的地板。她肯定地告诉克里斯托，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回来。他走进厨房时，维多利亚·古斯曼刚把兔子肉放进锅里炖煮。她看了一眼就明白了。“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她告诉我。克里斯托·贝多亚问她圣地亚哥·纳萨尔在不在家时，她装作浑不知情的样子说，他还没有回来补觉呢。

“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对她说，“他们正在找他，想杀了他。”

维多利亚·古斯曼忘记了刚才的伪装。

“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会杀人。”她说。

“可他们从礼拜六开始就一直在喝酒。”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所以啊，”她答道，“你见过哪个糊涂酒鬼吃自己的大便？”

克里斯托·贝多亚又回到厅堂，迪维娜·弗洛尔刚刚推开窗户。“那时肯定没有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还不到七点，金灿灿的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他回过头去问迪维娜·弗洛尔，能否确定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从厅堂的门进家来。这一次，她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他又向她问起普拉西达·利内罗，她回答说，已经把咖啡放到她的床头柜上，但还没有叫醒她。普拉西达平时都是七点起床，然后喝咖啡，下楼吩咐午餐做什么。克里斯托·贝多亚看了一眼手表，六点五十六分。于是他上了二楼，想确认圣地亚哥·纳萨尔真的没有回来。

圣地亚哥卧室的门从里面锁着，因为他是穿过母亲的卧室走出去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不仅像对自己家一样了解这栋房子，而且与这家人交情深厚，因此他推开普拉西达·利内罗卧室的房门，准备穿过它去隔壁房间。一束阳光从天窗射进来，尘埃在光线里飞舞。那个美丽的女人侧卧在吊床上，少女一般的手放在脸颊边，轮廓看上去有些不真实。“就像个幽灵。”克里斯托·贝多亚告诉我。他被她的美所吸引，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而后悄悄穿过卧室，经过浴室门前，进了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房间。床铺整整齐齐，椅子上搁着骑士帽，马刺和长靴躺在地板上。床头柜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手表指向六点五十八分。“我突然想到，他可能回来拿了枪又出门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不过他很快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马格南手枪。“我从来没有用过枪，”他告诉我，“但我决定带上这把左轮手枪，捎给圣地亚哥·纳萨尔。”他把枪插在腰带上，用衬衣遮住，只是凶杀案发生之后他才意识到枪里没上子弹。他关上抽屉的瞬间，普拉西达·利内罗端着小杯咖啡出现在卧室门口。

“上帝啊，”她惊叫一声，“看你把我吓的！”

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被吓了一跳。他看见她站在阳光下，穿着绣有金色云雀的睡袍，头发披散着，迷人的魅力已经烟消云散。他含混地解释了两句，说他是进来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

“他去迎接主教了。”普拉西达·利内罗说。

“主教直接随船走了。”他说。

“我就知道，”她应了一句，“这家伙准是没教养的女人生养的。”

她没有再往下说，因为这时她注意到克里斯托·贝多亚有点手足无措。“愿上帝饶恕我，”普拉西达·利内罗对我说，“看他那么慌乱，我突然想到他是不是来偷东西的。”她问他哪里不舒服。克里斯托·贝多亚意识到自己受了怀疑，但还是没有勇气告诉她实情。

“昨晚我一分钟也没合眼。”他对她说。

他没有再解释什么，就告辞离开了。“反正，”他告诉我，“她总是觉得别人要偷她的东西。”在广场上他遇到阿马尔多神父，弥撒没有做成，神父正拿着法衣走回教堂去。但是克里斯托觉得神父除了拯救圣地亚哥·纳萨尔的灵魂，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又往码头跑，这时听到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铺门口有人叫他。佩德罗·维卡里奥站在门外，面色苍白，头发蓬乱，衬衣敞开着，袖子一直挽到胳膊肘，手里握着他自己用钢锯改造的粗陋的屠刀。他的态度极为张狂，显得很不自然；不过在最后时刻，为了让人阻止他杀人，他曾不止一次摆出这副姿态，有时甚至更加嚣张。

“克里斯托，”他喊道，“去告诉圣地亚哥·纳萨尔，我们在这儿等着要宰了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本来可以帮忙阻止他们。“假如我知道怎么开枪，圣地亚哥·纳萨尔肯定能活到今天。”他对我说。然而，他曾经太多次听人们说起钢弹头的破坏力，现在脑海中只蹦出了这个念头。

“我警告你，他可带着马格南手枪，一枪就能打穿火车头。”他吼道。

佩德罗·维卡里奥知道他在瞎扯。“他只有穿猎装的时候才佩枪。”他告诉我。虽然这么说，但他决心雪洗妹妹的耻辱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死人不会开枪。”他喊道。

这时候巴勃罗·维卡里奥出现在门口。他跟他弟弟一样面无血色，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外套，手里攥着用报纸裹着的刀。“如果不是这件事，”克里斯托·贝多亚告诉我，“我永远不会认出他们俩谁是谁。”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出现在巴勃罗·维卡里奥身后，她朝克里斯托·贝多亚喊，让他赶快做些什么，因为在这个怯懦的小镇上只有像他这样的男子汉才能阻止这场悲剧。

后来的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码头返回的人们听到呼喊警觉起来，纷纷占据广场上的有利位置，准备观看凶杀案上演。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好几位熟人问起圣地亚哥·纳萨尔，但是没有人见过他。在俱乐部门口，克里斯托撞见了拉萨罗·阿庞特上校，跟他汇报了刚刚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店门口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阿庞特上校说，“我已经命令他们俩回去睡觉了。”

“我刚才亲眼看见他们拿着屠刀。”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那不可能，我让他们回家睡觉之前，把刀没收了，”镇长说，“你肯定是在那以前见的他们。”

“两分钟前我刚看到的，他们每人攥着一把屠刀！”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啊，该死，”镇长说，“那他们肯定是另外取了两把刀又回来啦。”

镇长答应即刻处理这件事，可是他转身进了俱乐部，约定了当晚一场多米诺骨牌的牌局，等他再出来时凶杀案已经发生。克里斯托·贝多亚当时犯下了唯一致命的错误：他想到圣地亚哥·纳萨尔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换衣服，先到我们家来吃早餐，于是便来我们家找他。他沿着河边匆忙地走着，询问碰见的每一个人有没有看见圣地亚哥，但是人人都说没有。他并没有惊慌，因为去我们家还有别的路。这时候，内地女人普罗斯佩拉·阿朗戈请求他帮忙，她父亲正躺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奄奄一息，主教短暂的祝祷似乎无济于事。“我路过时看见那个老人了，”我妹妹玛戈特告诉我，“他的脸色看上去像个死人。”克里斯托·贝多亚耽搁了四分钟给病人做检查，他答应说处理完一桩急事马上回来，不过还是帮着普罗斯佩拉·阿朗戈把病人抬到卧室里，又耗费了三分钟。他出门时听到远处传来几声叫喊，像是广场那边燃响了爆竹。他想跑快些，可是腰带上的手枪没有放好，跑不起来。转过最后一个街角时，他认出了我母亲的背影，她几乎是在拖着小儿子往前走。

“路易萨·圣地亚加，”他喊住她，“您的教子在哪儿呢？”

我母亲勉强转过头来，已是泪流满面。

“孩子是你啊，”她答道，“都说他已经被杀了。”

果真如此。克里斯托·贝多亚四处找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他进了未婚妻弗洛拉·米格尔的家。那栋房子就在克里斯托最后一眼瞧见他的街角。“我没想到他在那儿，”克里斯托·贝多亚告诉我，“因为那家人不到中午从不起床。”人们都说他们全家遵照阿拉伯人中的智者纳伊尔·米格尔的吩咐，睡到十二点才起来。“所以弗洛拉·米格尔岁数不小了，还保养得像朵玫瑰花。”梅塞德斯曾经这样评论。事实上，就像许多人家一样，他们只是很晚才开大门，起床却挺早，干活也勤快。圣地亚哥·纳萨尔和弗洛拉·米格尔的父母早就商量好结为亲家。圣地亚哥还在少年时就同意了这桩婚事，并准备履行婚约，或许是因为他跟父亲一样，对婚姻怀有一种功利的态度。弗洛拉·米格尔颇具风情，但是既没有才华又缺少见识，几乎给所有同龄人都做过伴娘，因此这桩婚事对她而言不啻为意外的美满归宿。订婚之后两人相处得平平淡淡，没有过正式的登门拜访，也没有过令人心旌荡漾的瞬间。婚期几度推延，最终定在下个圣诞节。

那个礼拜一，主教乘坐的轮船鸣响了头几声汽笛，吵醒了弗洛拉·米格尔，没过多久她就得知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那场不幸过后，她只和我的修女妹妹说过话，她说已经不记得是谁报的信了。“只知道早晨六点，这件事就已人尽皆知。”然而，她不相信维卡里奥兄弟真的会下手杀人，反倒以为他们会强迫圣地亚哥娶了安赫拉·维卡里奥，以挽回那姑娘的名誉。她顿时觉得受到了羞辱。半个镇子的人都去等候主教驾临时，她却生气地躲在自己房间里抽泣，整理着圣地亚哥从在学校时起寄给她的一匣子信。

圣地亚哥·纳萨尔无论何时经过弗洛拉·米格尔家，都会用钥匙划一下纱窗，即便家里没有人。那个礼拜一，弗洛拉把装满信件的小匣子抱在膝头，等着他经过。圣地亚哥·纳萨尔从街面上看不见她，她却没等他用钥匙划蹭纱窗，就透过窗户瞧见了他。

“你进来。”她轻喊一声。

清晨六点四十五分，从来没有人，即便是出急诊的医生也没有踏进过这栋房子。圣地亚哥·纳萨尔刚刚在贾米尔·沙尤姆的店门口跟克里斯托·贝多亚道别，广场上又有那么多人惦记他的行踪，却没有人瞧见他进了未婚妻的家，这一点实在令人费解。预审法官想找出哪怕一个见过他的人，他像我一样固执地找了许久，但最终也没能找到。在预审报告第三百八十二页上，他又用红墨水写了一句旁注：“宿命让我们隐遁无踪。”其实，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在众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弗洛拉家的大门，并没有刻意避人耳目。弗洛拉·米格尔在客厅等他，脸色像是得了霍乱似的发青，身上穿着重大场合才穿的礼服，褶饰带着不祥的意味。她将木匣一把撂在他的手里。

“拿去，”她说，“但愿他们杀了你。”

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时愣住了，没接住木匣，于是一封封没有爱意的情书散落在地上。他想拦住跑回卧室的弗洛拉·米格尔，可她关上了房门，并从里面闩上了插销。他敲了几下门，喊起她的名字，这喊声在清晨时分显得太过急切，全家人惊慌地围了过来。有血亲，有姻亲，有大人，有孩子，加起来不下十四位。最后出来的是父亲纳伊尔·米格尔，他留着红色的胡须，穿着贝都因人带帽子的外套，这衣服是他从故乡带来的，通常只在家里穿。我见过他很多次，他身材高大，举止沉稳，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威严的气势。

“弗洛拉，”他用他本族的语言说道，“把门打开。”

他进了女儿的卧室，其他人则目不转睛地看着圣地亚哥·纳萨尔。他正跪在客厅的地板上，捡起一封封情书放回木匣里。“好像在忏悔似的。”弗洛拉的家人告诉我。几分钟后纳伊尔·米格尔从房间里走出来，做了个手势，全家人便散去了。

他继续用阿拉伯语跟圣地亚哥·纳萨尔谈起话来。“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对我所说的事毫不知情。”纳伊尔告诉我。于是他直截了当地问圣地亚哥，知不知道维卡里奥兄弟正在找他，要杀了他。“他脸色煞白，一下子慌了神，那副模样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他对我说。而且他也认为，圣地亚哥当时的表现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茫然。

“只有你自己知道，他们说的事是真还是假，”纳伊尔·米格尔对他说，“但不管怎样，你眼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躲在这儿，这儿就是你的家；要么出门，拿上我的来复枪。”

“这是他妈的怎么回事，我没听明白。”圣地亚哥·纳萨尔说。

他半天只冒出这么一句话，用的是西班牙语。“他像只淋了雨的小鸟。”纳伊尔·米格尔对我说。他只得接过圣地亚哥手里的木匣，因为这个年轻人不知道怎么腾出手去打开大门。

“出门可就是两个对付一个。”纳伊尔提醒道。

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是走出了门。人们像在游行的日子里那样，来到广场上占好位置。所有人都瞧见他出来了，所有人都明白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惶惑不安，不清楚哪条才是回家的路。据说有人从阳台上喊了一句：“不是那边，土耳其人，往旧码头走！”圣地亚哥·纳萨尔想辨认出那喊声是谁发出的。贾米尔·沙尤姆招呼他躲进自己的店铺里，接着跑进去找猎枪，但他不记得把子弹放在什么地方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朝他呼喊，圣地亚哥·纳萨尔在原地转过来又转过去，一时间被那么多声音搞得晕头转向。他显然想从通向厨房的后门回家去，但他肯定是突然发现自己家的前门虚掩着。

“他来了。”佩德罗·维卡里奥叫道。

兄弟俩同时看见了他。巴勃罗·维卡里奥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亮出他的阿拉伯式弯刀。他们走出店门前，不约而同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克洛蒂尔德·阿门塔一把拽住佩德罗·维卡里奥的衬衫，朝圣地亚哥·纳萨尔高喊让他快跑，他们要来杀他了。她的喊声是那样急迫，将其他声音都压了下去。“一开始他吓坏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不知道是谁在朝他喊，也不知道声音从哪儿传来。”不过，当圣地亚哥看见她时，也就看见了佩德罗·维卡里奥，佩德罗一把将克洛蒂尔德推倒在地，赶上了他的哥哥。圣地亚哥·纳萨尔此刻距离自己家还不到五十米，他往大门奔去。

五分钟之前，维多利亚·古斯曼在厨房里将全世界都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普拉西达·利内罗。普拉西达是个坚毅的女人，绝不会让自己流露出一丝恐慌。她问维多利亚·古斯曼，是否提醒过她的儿子。维多利亚有意撒了个谎，回答说他下楼喝咖啡时自己还什么都不知道。就在那时，正在厅堂里擦地板的迪维娜·弗洛尔看见圣地亚哥·纳萨尔从临着广场的大门进了家，登上从沉船上卸下的楼梯往卧室去了。“真的是他，我看得清清楚楚，”迪维娜·弗洛尔告诉我，“他穿着白衣裳，手里拿着什么看不清，好像是一束玫瑰。”于是当普拉西达·利内罗向她追问起自己的儿子时，迪维娜·弗洛尔还劝她放心。

“他一分钟前上楼去了。”她说。

然后普拉西达·利内罗发现了地上的信，但是她没想拿起来看。那场混乱的悲剧过去很久之后，有人读给她时，她才知道那上面写了什么。她透过门缝，看见维卡里奥兄弟正朝前门跑来，手中举着明晃晃的刀。从她的位置能看见维卡里奥兄弟，却看不见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正从另一个角度往大门跑。“我以为他们要冲进来杀人。”她对我说。于是她奔向大门，猛地将门关死。挂上门闩的时候，她听到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呼喊，接着是骇人的砸门声，但她以为儿子在楼上，正从自己卧室的阳台上喝骂维卡里奥兄弟。她跑上楼去准备帮他。

她关上大门时，圣地亚哥·纳萨尔还差几秒钟就能冲进来。他用拳头砸了几次门，然后赶紧转过身，准备赤手空拳迎接敌人。“跟他正面相对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巴勃罗·维卡里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他的脸有平时的两倍大。”佩德罗·维卡里奥从右侧挥着长刀刺过来，圣地亚哥·纳萨尔抬手去挡这第一刀。

“婊子养的！”他骂道。

刀扎穿他的右手掌，一直刺入右肋，只留了刀把在外面。所有人都听到了圣地亚哥痛苦的叫喊。

“我的妈啊！”

佩德罗·维卡里奥抡着屠夫的铁臂抽出刀来，几乎在同一位置砍了第二刀。“奇怪的是，拔出刀来不见血，”佩德罗·维卡里奥向法官供认，“我至少砍了他三刀，但是一滴血也没溅出来。”挨了三刀之后，圣地亚哥·纳萨尔双臂交叉抱住腹部弯下了腰，发出一声牛犊似的呻吟，想要背过身去。巴勃罗·维卡里奥拿着弯刀站在他左侧，给他留下了背上的唯一一道伤口。一股血柱喷出来，浸湿了他的衬衣。“闻起来像他的气味。”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受了三处致命伤，圣地亚哥·纳萨尔又转过身面朝他们，倚在被他母亲闩死的大门上，不再做任何抵抗，仿佛只想尽一分力帮他们杀了自己。“他不再喊叫了，”佩德罗·维卡里奥告诉法官，“相反，我觉得他好像在笑。”于是兄弟两人继续把他抵在门上，轻而易举地轮流将刀捅进他的身体。他们发现恐惧的另一端是一片耀眼的静水，他们像是在水中浮游。他们听不见整个小镇的嘶喊，看不见所有人正因他们的罪行而瑟瑟颤抖。“我感觉像在骑马飞奔。”巴勃罗·维卡里奥说。但两个人很快就回到现实中，因为他们已经耗光了体力，却觉得圣地亚哥·纳萨尔似乎永远都不会倒下。“妈的，我的表弟啊，”巴勃罗·维卡里奥告诉我，“你都想象不到，杀一个人有多难。”为了一次做个了断，佩德罗·维卡里奥想对准圣地亚哥的心脏，但他几乎砍到腋窝上了，因为猪的心在那个位置。其实，圣地亚哥·纳萨尔没有倒下，只是因为他们的用力砍杀将他钉在了门上。绝望之际，巴勃罗·维卡里奥在他腹部横砍一刀，整副肠子一下涌了出来。佩德罗·维卡里奥也想来这么一刀，但因为恐惧手抖得厉害，一刀砍在大腿上。圣地亚哥·纳萨尔仍然倚着门站了一会儿，直到他看见阳光下自己那泛着蓝色的干净的肠子，才终于跪倒在地。

普拉西达·利内罗呼喊着到楼上的卧室找她的儿子。她蓦然听到不知哪里传来其他人的喊声，于是从朝向广场的窗户探出头，看见维卡里奥兄弟正往教堂跑去。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的，是举着猎枪的贾米尔·沙尤姆和一些没有带武器的阿拉伯人。普拉西达·利内罗觉得危险已经过去了。她走到卧室的阳台上，这才看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脸贴着地倒在大门外，挣扎着想从身下的血泊里站起来。他歪歪斜斜地直起身子，梦游般地迈步往前走，双手捧着垂下的肠子。

他走了将近一百米，围着自家的房子绕了一周，从厨房门进了屋。他头脑依旧清楚，没有绕远沿着大街走，而是从邻居家直穿过来。庞乔·拉纳奥、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还不知道门外二十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听见喊声，”他妻子对我说，“还以为那是迎接主教的欢庆活动呢。”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时他们正在吃早餐，只见他浑身浸满鲜血，手里托着一摊内脏。庞乔·拉纳奥告诉我，“我永远忘不了那股粪臭味。”不过，据他的大女儿佩罗·阿赫尼达·拉纳奥说，圣地亚哥·纳萨尔还保持着往常的仪态，踱着步子，他那张撒拉逊人的脸庞配上粗硬的鬈发，看上去比平时更加英俊。走过餐桌时他朝他们笑了笑，接着往前穿过卧室，一直出了后门。“我们都吓瘫了。”阿赫尼达·拉纳奥对我说。我的姨妈韦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正在河对岸自己家的院子里给鲱鱼刮鳞，看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迈下旧码头的台阶，步伐坚定地往自己家走。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她对他喊，“你出什么事了？”

圣地亚哥·纳萨尔认出她来了。

“他们把我杀了，韦内姑娘。”他说。

他绊倒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不过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还把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抖落干净。”韦内姨妈告诉我。他从那扇自六点钟起就敞开的后门进了家，随后脸朝下倒在了厨房的地上。

目 录

责任学堂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为了你们

另一个故乡

拉丁美洲的孤独

敬诗歌

致新千禧年

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法摧毁的信念

新千年的序言

我不在这里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七十大寿

我的朋友穆蒂斯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二十一世纪遐想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编者的话

责任学堂

1944年11月17日  哥伦比亚  锡帕基拉

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1944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毕业生是比他高一级的学长。由于一笔奖学金，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在该校住校完成高中学业。

所有这种社会活动，都会指定某人做个演讲。而他总会找个最合适的话题，当着众人说上一通。但我不是来演讲的。今天，我选择了一个高贵的话题——友情。关于友情，该说些什么呢？趣闻轶事、名人名言？这能写上好几页纸，却失之空乏。各位不妨问问自己，为何对某人最有好感，最愿说知心话，便会明白今天活动的目的。

这批同学即将踏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结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这就是友情，也就是今天我要谈论的话题。再次重申，我不是来演讲的。我只想请各位先公正地做个裁决，再与他们共伤离别之情。

在座即将各奔东西的有：运动场上可爱的达达尼昂[[1]]——亨利·桑切斯和他的三个火枪手豪尔赫·法哈多、奥古斯托·隆多尼奥和埃尔南多·罗德里格斯；形影不离的拉斐尔·昆卡和尼古拉斯·雷耶斯；伟大的“试管骑士”里卡多·冈萨雷斯和辩论场上的危险分子阿尔弗雷多·加西亚·罗梅罗，这二位情同手足，堪称典范；政界及报界的未来精英胡里奥·比利亚法尼亚和罗德里戈·雷斯特雷波；一丝不苟的米格尔·安赫尔·洛萨诺和吉列尔莫·鲁维奥；心地醇厚的温贝托·海梅斯、曼努埃尔·阿雷纳斯、萨穆埃尔·韦尔塔和埃内斯托·马丁内斯；机智幽默的阿尔瓦罗·尼维亚；和而不同，但都向往成功的海梅·丰塞卡、埃克托尔·奎利亚尔和阿尔弗雷多·阿吉雷；同名且同想为祖国争光的卡洛斯·阿吉雷和卡洛斯·阿尔瓦拉多；手不释卷的阿尔瓦罗·巴克罗、拉米罗·卡的纳斯和海梅·蒙托亚；最后还有，绝不会让我的预言落空的胡里奥·塞萨尔·莫拉莱斯和吉列尔莫·桑切斯。这批同学注定将成为哥伦比亚的栋梁。为了这个共同的理想，他们将动身去寻找光明。

听完每位同学的优点，就请各位与我一道，做出公正裁决：我谨代表国立男子中学和社会宣布，借用西塞罗[[2]]的话这批同学正步入责任学堂，成为智慧公民。

尊敬的听众，我的话完了。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1970年5月3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在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胡安·卡洛斯·萨帕塔在《加博[[3]]出生在加拉加斯，而非阿拉卡塔卡》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形：记者尼古拉斯·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论坛，前去采访，见他“身材消瘦，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点着根烟”。他给听众讲的那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会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了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里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带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刊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对自己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出了五本书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坦白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的行当。当年那个短篇，我做一下午，轻轻巧巧就写完了；可如今，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事先跟不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脑子里多过几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时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独》就足足想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么把故事编圆，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么多遍想下来，真要动笔，反而没劲了，至少我觉得没劲。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现在讲了，等哪天写出来，你们会发现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观察其中的演变。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净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4]]，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为了你们

1972年8月2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领取《百年孤独》赢得的第二届罗慕洛·加列戈斯[[5]]国际小说奖

颁奖地点在巴黎剧院。评委会成员有：马里奥·纳尔克斯·略萨、安东尼娅·帕拉斯奥斯、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何塞·路易斯·卡诺和多明戈·米利亚尼。据报载，除获奖小说《百年孤独》外，入围的还有：胡安·贝内特的《沉思》、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的《三只老虎》、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的《我想哭的时候，不哭》。

我曾发誓绝不做两件事：领奖和演讲。今天，我硬着头皮，头一回连破两例。在座的都是朋友，请大家在精神上支持我，帮我度过这个难挨的下午。

我一向认为：当作家，不是为了拿奖。对其他看法，我表示尊重。但为名所累的道理大家都懂。我也一向认为：作家之所以是作家，并无过人之处，不过是除了这行，别的什么都干不了。闭门码字并不比鞋匠制鞋高明多少，得名得利都不合适。然而，我来不是为了道歉，不是为了鄙薄以美洲经典文学大师命名的奖项，我来，是和大家联欢的。我想通了。是什么让我违背原则，放下顾虑的呢？朋友们，我来，是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年轻过、落魄过、幸福过，我对它一往情深；我来，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朋友为人仗义、一辈子爱说笑、确实了不起，我爱他们，支持他们。我来，是为了他们，也就是说，为了你们。

另一个故乡

1982年10月22日  墨西哥城

领取阿兹台克雄鹰勋章后的讲话

授奖礼在总统官邸松林别墅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6]]厅举行。在场的有墨西哥共和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和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罗德里戈·略雷达。按照外交礼仪，勋章由墨西哥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阿尔瓦雷斯·德拉罗萨授予。这是墨西哥政府给予外国人的最高奖赏。

接过这枚阿兹台克雄鹰勋章，两种原本素不相识的情感——感激与自豪——同时涌上心头。勋章见证了我和妻子对这个国家的一往情深。二十多年前，我们选择在这里生活，我的孩子在这里成长，我的作品在这里完场，我在的树苗在这里洒下绿荫。

六十年代，当我郁郁寡欢、落魄无依时，墨西哥的朋友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创作。当年的处境被我写在了《百年孤独》里，具体那章我忘了。过去十年，当成功接踵而至，宣传铺天盖地，扰乱我个人生活时，墨西哥朋友的谨言慎行和体贴入微，让我找回了内心的安宁，得以不受干扰地继续我的木匠活计[[7]]。墨西哥不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我的另一个故乡。它无条件地付出，从不计较我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我对祖国时时刻刻的思念。

然而，我感动于墨西哥政府授予我的这份荣耀，还不仅仅因为墨西哥是我生活过、并正在其中生活的国家。总统先生，我还认为，贵国政府的这枚勋章也同样授予了所有栖身于墨西哥的流亡者。我明白，我不能代表任何人，我的情况没有代表性。我也明白，我目前在墨西哥的生存状况，与近十年来绝大多数侥幸逃来的难民不可相提并论。不幸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大陆，独裁仍未远去，屠杀尚在眼前。今时今日，有太多被逼无奈的流亡，不同于我当年的自愿选择。虽然，这是我个人的言论，但我知道，许多人会有同感。

总统先生，感谢您打开的这扇门。拜托，无论如何，千万别关上。

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12月8日  瑞典  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六名科学家——肯尼斯·威尔逊物理学奖，阿龙·克卢格化学奖，苏恩·伯格斯特龙、本格特·萨米尔松和约翰·R·范恩医学奖，乔治·J·斯蒂格勒经济学奖——从瑞典国王卡洛斯十六·古斯塔沃和王后西尔维娅手中接过著名的诺贝尔奖章。颁奖典礼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焦点人物，没有穿庄重的燕尾服，而是身着地道的加勒比西装[[8]]，打破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习俗。

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水手安东尼奥·皮加菲塔，途经南美时如实记下的所见所闻，竟好似一部奇思妙想的历险记。他说见过肚脐长在背上的猪，雌鸟伏在雄鸟背上孵蛋的无爪鸟，以及形似鹈鹕、勺形喙的无舌鸟。他说见过骡头、骡耳、骆驼身、鹿脚、马嘶的怪物，还说曾给在巴塔哥尼亚遇上的第一个土著照镜子，那大个子土著一激灵，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得魂飞魄散。

在这本篇幅不长、引人入胜的小书里，甚至已能窥见现代小说的萌芽，但它还远非当年最令人瞠目的史料。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留下了更惊人的书山文海。令人垂涎的黄金国，本是虚构的产物，却常年出现在不少地图上，位置形状随绘图员的臆想千差万别。为了寻找永葆青春泉，传奇人物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耗时八年勘察墨西哥北部，远征队员痴念成疯，同类相食，六百人去，五人生还。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解之谜，如一万一千头各驼一百磅黄金的骡子，从库斯科出发去赎还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一头也没到达目的地。后来，殖民时期，卡塔赫纳出售过一批在冲击土上饲养的母鸡，鸡胗里发现了金粒。我们那些开国者的黄金热，直到不久前还阴魂不散。上世纪，有个德国代表团研究在巴拿马地峡建造跨洋铁路的可能性，下结论说这地方铁少，要建，就得用金。

我们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却没摆脱疯狂。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三任墨西哥独裁者，曾为自己在“糕点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办隆重的葬礼；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如专制君主般统治了厄瓜多尔十六年，死后身着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端坐在总统宝座上供人吊唁；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萨瓦尔多的暴君，神智学者，曾惨无人道地一次性屠杀了三万农民，还发明了检测食物是否有毒的钟摆，下令用红纸罩住路灯，以防猩红热；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9]]像，其实根本是奈伊将军[[10]]像，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货。

十一年前，当代著名诗人、智力的巴勃罗·聂鲁达[[11]]曾用诗歌辉耀此地。那之后，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欧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宁静。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12]]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总统府，孤身抵挡一支军队，直至战死；另一位高尚的总统[[13]]与一名重塑民众尊严、推行民主制度的军人[[14]]死于两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难。

五次战争、十七次军事政变，还冒出一个恶魔似的独裁者，打着上帝的旗号率先开展了拉丁美洲当代的种族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夭折，超过一九七○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镇压与迫害造成的失踪人口近十二万，好比乌普萨拉[[15]]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难以计数的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分娩，婴儿被军政府秘密送养或送进孤儿院，至今下落不明。为了让此类事情不再发生，约二十万拉美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十多万丧身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这三个中美洲恣意妄为的小国。若以相同比例换算至美国，相当于四年内横死一百六十万人。

智利本是好客之国，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万人亡命天涯。乌拉圭是个两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在拉美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却也流放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自一九七九年起，萨尔瓦多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制造一名难民。拉美各国的流亡者与难民，加起来比挪威总人口还多。

我斗胆认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如果连我们自己也被难倒，那么，生活在地球这边、理性至上、沉醉于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无法明白我们了。不难理解他们会坚持用衡量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因人而异。自我追寻的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他们走过，我们在走。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可敬的欧洲如果想想他们的过去，再来对比我们的现在——记起伦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墙，又花了三百年才有了一位主教；罗马迷失了两千年，才由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确立其历史地位；如今爱好和平，出产有孔奶酪、精密钟表的瑞士，十六世纪还在以雇佣兵的身份血洗欧洲；即便在文艺复兴顶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万两千名德国雇佣兵也曾对罗马烧杀抢掠，刺死八千罗马人——也许会更理解我们一些。

托尼奥·克勒格尔[[16]]的梦想是将纯洁的北方与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此地对此大加赞赏。今天，我无意再次扮演这书中人的角色，但我相信，头脑清楚的欧洲人，同样为建设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帮助。对于梦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民来说，如果支持仅限于声援，没有落实成合法的行动，我们的孤独感是丝毫不会因之减少的。

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此外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儿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全盘授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决呢？为什么认为欧洲发达国家在本国推行的社会公正无法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成为拉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历史上众多的战乱与伤痛，源于世世代代的不公和无休止的苦难，而非千里之外的诡计阴谋。可许多的欧洲领导人、思想家偏不信。他们忘了自己也曾年少轻狂、锐意进取，幼稚地认为不听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只会走投无路。朋友们，瞧，我们有多孤独！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无论是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

如今，这优势还在扩大，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世界年净增人口已达七千四百万，相当于纽约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贫穷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美。与此同时，最繁荣的几个国家却积聚了足够大的破坏力，不仅能将现存总人口毁灭一百次，还能将在这个倒霉星球上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尽数毁灭。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17]]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已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站过的位置。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敬诗歌

1982年12月10  瑞典  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国王与王后招待诺贝尔奖得主宴会上的讲话

晚宴设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府蓝色宴会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有幸不用排队》发表于1983年5月4日，收录于《报刊作品5：新闻稿1961—1983》中回忆道：“他们让我在一张打印表上签名，将领奖辞与《敬诗歌》的版权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基金会。《敬诗歌》是我在最后一刻，和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一起赶写出来的。之后，我又为基金会成员在瑞典语版作品上签名……”

感谢瑞典文学院颁给我这个奖，让我有幸与大师为伍。在我埋首读书、痴迷写作、自娱自乐的日子里，他们曾指引过我，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到今天，大师及其作品既成为了我的守护神，也意味着获奖后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责任。他们获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而我获奖，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测，人如棋子，大多惨淡收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遗忘。

因此，我不禁反躬自问，深入内心，寻找自我，寻找答案：是什么支撑了我的作品，是什么引起了评委的注意，能让挑剔的他们感同身受？不谦虚地讲，想通不易，希望我说出的答案能一语中的。朋友们，在我看来，这是对诗歌又一次表示敬意。因为诗歌，老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数不胜数的各色船只乘风破浪，穿越历史，勇往直前；因为诗歌，但丁用区区三层脚手架就撑起了中世纪这座沉重宏伟的工厂[[18]]；因为诗歌，伟大的、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中用生花妙笔，描绘了破碎的美梦，抒发了千年的忧伤，重现了南美的辉煌。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可以烹熟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写下每一行字，我都会祈求诗神的庇佑，运气是好是坏。诗神不易亲近、未卜先知，其力量从来都超越一切充耳不闻的死亡之神。我希望写下的每个字，都能体现我对它的虔诚。获奖让我聊以自慰，还好，努力没有白费。在此，我提议，为伟大的美洲诗人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19]]干杯，是他将诗歌定义为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谢谢大家。

致新千禧年

1985年11月29日  古巴  哈瓦那

第二届“维护拉美各国主权”知识分子大会

美洲之家。在第二届知识分子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场的有：弗雷·贝托、埃内斯托·卡德纳尔、胡安·博什、丹尼尔·比列蒂、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和其他三百多名拉美知识分子。

我常问自己：我们为何要召开知识分子大会？除了极个别的会议在我们的时代确有其历史意义，如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召开的那次，其余大部分都只是聚众消遣，华而不实。然而，奇怪的是，世界危机越严重，会议就越多，规模就越大，成本也越高。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年便能招来近两千封邀请函，要他出席各种形式的作家大会、艺术节、座谈会、讲习班，地点遍布全球，每天至少三场。有个机构，会议频仍，费用全包，一年之内就换了三十一个地点轮流召开，有罗马、阿德莱德这样令人垂涎的城市，还有斯塔万格、伊韦尔东这样令人惊讶的城市，还有些城市的名字——波利法尼克斯、科诺克，简直能做填字游戏。会议多如牛毛，议题也多如牛毛，以致去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莫伊登城堡召开了世界诗歌大会组织者会议。知识分子只要愿意，可以在会议上出生，在会议上成长、成熟——除了赶场之外，绝无中断——直至在此生的最后一场会议上死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绝对可行。

然而，想改变自平达罗[[20]]为古代奥运会唱赞歌以来，文化艺术家们早已养成的习惯，恐怕为时已晚。当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处得比现在融洽，在运动场上，诗人的声音与田径运动员的成绩同样受人尊敬。而自公元前五零八年起，罗马人就预见到，运动会若召开得太多，危害就会太大。那几年，设立了百年运动会，后来又设立了特伦蒂诺斯运动会，每一百或一百零三年举办一次，今天看来，实为典范。

至于文化聚会，早在中世纪就已出现。辩论赛、诵诗会、赛诗会，后来是诵赛诗会，开创了至今仍令人深受其害的传统：以比赛开场，一吵架结束。这些聚会曾盛极一时，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开幕式上的宴会气派非凡：十九头牛、三千块蛋糕、两百多桶葡萄酒。我发誓，今日重提此事绝非鼓励效仿。

最著名的诵赛诗会是图卢兹诗会，始于六百六十年前，经世不辍，是迄今开设最早、历史最久的诗会。创始人克莱门西亚·伊绍拉美丽动人，聪慧进取。唯一的问题是似乎并没有这个人，她只是创立比赛的七位行吟诗人为防普罗旺斯诗歌湮灭无闻的凭空杜撰。克莱门西亚·伊绍拉的不存在更加印证了诗歌的创造力，图卢兹有安葬她的金色教堂、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专门缅怀她的纪念碑。

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该问问自己：来这里干什么？尤其是我，一个一向视演讲为畏途的人，高坐在这讲台上干什么？回答不敢，但可以向大家提个倡议：我们要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会所不为——求务实、求延续。

这次会议的确与众不同。与会的除了作家、画家、音乐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有知名科学家。换言之，我们敢将科学与艺术混为一谈，将预言与实证，古往今来都势不两立的灵感与实验、直觉与理智相提并论。圣-琼·佩斯[[21]]在他令人难忘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辞中说：“科学家也好，诗人也罢，应该表彰的都是他们思想的无私。”至少在这儿，他们不再为敌，面对同样的奥秘，他们发出同样的追问。

科学只与科学家有关的想法本身是反科学的，正如诗歌只与世人有关的想法反诗歌。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不清，祸害不浅，让人误以为科学、教育、文化是三码事——但其实是一码事。文化是创造力的总成，是人类智慧的社会成果，雅克·朗[[22]]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便是一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我只想为这三天的精神归隐冒昧提几点思考。首先，我想提醒各位，又或许用不着提醒，各位早已明白：二十世纪末的任何中期规划都是二十一世纪规划。新世纪近在咫尺，拉美和加勒比人却将有如之前错过二十世纪一样，只受其苦，未得其乐。二零零一年来临时，全球将有一半人欢庆旧千年的结束，而我们才初享工业革命的成果。下个世纪，我们的命运将掌握在今天的小学生手中。有每秒运算十万次的电脑，他们却还像远古时代那样，只能板着指头数数。更糟的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还丧失了十九世纪最可贵的美德：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对感情的重视，对爱的恐惧。

下一个千年的某一刻，基因学将使人长生不老，电子智能将创作出全新的《伊利亚特》，俄亥俄州或乌克兰的一对情侣将人在月球，心系地球，在地球光的照耀下，在花园暖房中坠入爱河。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将为现实所困：地质灾害、政治动荡、社会动乱、日常生计，以及种种依附、穷困和分配不公，让我们无暇吸取昨日教训，思索明天的计划。阿根廷作家罗道尔夫·特拉格诺总结道：“我们也使用X光和晶体管收音机、冷阴极管和电子录像带，却从未将当代文化的基础吸收进我们的本土文化。”

幸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最早的多功能原材料，时刻陪伴在我们左右。它是一种抵抗文化，藏在语言的角落里，体现在手工业者的保护神、民众抵抗殖民教会所创造的真正奇迹——黑白混血的圣母像上。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语言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这种美丽新颖的力量，注定只属于我么，而我们有它便已足够。无论帝国主义如何贪得无厌，政府压迫如何粗暴残忍，心底梦想如何难以启齿，我们都不会屈服。革命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

如果我们至少能找到新的方式，组织引导民众排山倒海的创造力，加强创造者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对创造出的作品赋予历史延续性以及更广的社会实用性，推动“精神创造”这一最神秘、最孤独的行业发展，贡献卓著。新千禧年即将到来，政治决策刻不容缓，让我们告别作为“局外人”的五个世纪，坚定不移地迈入新世纪。

达摩克利斯之剑

1986年8月6日  墨西哥  伊斯塔帕—锡瓦塔内霍

六国集团第二届峰会

在六国集团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希腊、印度和瑞典为应对核威胁而召开的和平与裁军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各国元首均出席了会议：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希腊首相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瑞典首相英瓦尔·卡尔松、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坦桑尼亚总理朱利叶斯·尼雷尔。

最后一声爆炸。一分钟后，人类死亡大半，陆地浓烟滚滚，灰尘蔽日，世界重新陷入混沌。冬日，下着橙色的暴雨，刮着寒冷的飓风。海洋上气候颠倒，陆地上江河倒流。鱼儿在沸水中渴死，鸟儿找不到天空。积雪覆盖撒哈拉沙漠，冰雹砸毁广阔的亚马逊雨林，一把将它从地图上抹去。地球从摇滚乐与心脏移植的时代重归早期冰河时代。灭顶之灾于黑色星期一下午三点降临，有特权躲进防空洞的人和极少数幸存者只是暂时保住性命，之后还是会因恐怖的记忆而死去。万物毁灭，潮气漫天，黑夜无尽，唯一活下来的只有蟑螂。

总统们，首相们，朋友们：

我无意效仿使徒约翰流放拔摩岛时的胡言乱语[[23]]，只想提前描绘一下也许此时此刻就会降临的宇宙灾难。世界强国弹药库里时刻高度警备的核弹药只要有意无意地爆炸那么一点，宇宙灾难便会即刻降临。

这是真的。在今天，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全球共部署了五万多枚核弹头。通俗一点讲，这意味着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坐在一只四吨重的火药桶上，这些弹药可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灭十二次。如此极大的杀伤力，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理论上还能将围绕太阳公转的其他四个星球也一并毁灭，危机太阳系平衡。任何科学、艺术或其他工业都不可能像核工业那样，诞生区区四十一年，便以几何级数飞速发展。人类智慧的任何其他创造也都不可能像核工业那样，可以主宰地球的命运。

寥寥数语勾勒出的恐怖场景，如果说还能给我们留下一丝一点安慰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保护生命依然比制造核瘟疫的成本要低。然而，最富裕国家的地下核弹药库已足以制造出《启示录》中的可怕场景，人民的生活却因此而改善无期。

儿童方面。这笔账用小学算术就能算清。一九八一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解决全球五亿最贫穷儿童的最基本问题，包括基础医疗，基础教育，改善卫生条件，提供食品及饮用水，供需美金一千亿。听起来像做梦，不可能办到。然而，制造一百架B-1B战略轰炸机和不到七千枚的巡航导弹就要花掉美国政府二百一十二亿美金。

健康方面。美国政府计划在二零零零年前建造十五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其中十艘的成本便足以在这十四年间实施疟疾预防计划，使十多亿人免罹病痛，挽救一千四百多万非洲儿童的生命。

粮食方面。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去年，全球共有五亿七千五百万人忍饥挨饿，以平均热量计，他们总共需要摄入的能量，成本还不到一百四十九枚MX导弹，而西欧正打算安置二百二十三枚。二十七枚MX导弹即可帮助贫困国家购买今后四年所需的农业器械，确保足够的粮食收成。该计划的花费还不到一九八二年苏联军费预算的九分之一。

教育方面。只需美国政府计划建造的二十五艘三叉戟核潜艇中的两艘，或苏联正在建造的台风级核潜艇中的两艘，全球扫盲便可最终实现。此外，今后十年内第三世界所需建造校舍、培训师资的费用，用二百四十五枚三叉戟II型核导弹就足以支付，余下的四百一十九枚可再支付十五年的教育投入。

最后，取消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外债，确保十年内经济复苏，只需全球军费十年支出的六分之一多一点就能达成。除了大量的财力消耗，人力的消耗更让人痛心：军事工业网罗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人才队伍，其他行业望尘莫及。我们的人才不应该在那儿，而应该在这儿，在这张桌旁。把他们从那些位置上解脱出来，才能帮我们在教育界、司法界寻找摆脱野蛮的唯一方式：创造一种和平的文化。

尽管形势严峻，危害确凿，军备竞赛却一刻也未停止。就在吃午饭的这会儿，又造好了一枚新的核弹头；明早一觉醒来，富国的核弹药库里又会多出九枚核弹头。只需一枚，便能把尼亚加拉瀑布喷成檀香味儿，哪怕只香秋天一个周日。

当代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地球是否会成为其他星球的噩梦？也许，地球只是一座从造物主手中滑落、遗留在广袤宇宙的远郊、失去记忆的村落，它没那么伟大。然而，我们越来越相信，它是太阳系唯一存在其妙的生命活动的星球。这无情的现实令我们得出沮丧的结论：军备竞赛与智慧背道而驰。

军备竞赛不仅有悖人类智慧，也有悖连诗歌都无法捕捉其意图的自然本身的智慧。自地球出现生命以来，经过三亿八千万年，才开出一朵仅供欣赏的玫瑰花；又经过四个地质代，人类才使自己有别于祖先直立猿人，唱歌比鸟动听，懂得为爱而死。在科学的黄金时代，想按个按钮，就让苦苦走过几亿年的星球回到起点，对人类智慧而言，极不光彩。

今日我们相聚一堂，声援无数呼吁无核世界、公正和平的人，以防噩梦成真。不过，即使噩梦成真，我们今日的相聚也绝非徒劳无功。大爆炸后的几万万亿年，一只高歌凯旋的蝾螈将重新走上生物进化的道路。或许，它会被加冕成新世界里的绝代佳人。届时，出席加冕仪式的嘉宾是否会和我们此刻一样胆战心惊，这取决于我们：科学界、文学界、艺术届的人士，充满智慧、爱好和平的人士。在这儿，我下定决心，斗胆提议，此时此刻，让我们设计建造一艘能躲过核灾难的记忆方舟，往时间的海洋里扔一只漂流瓶，让新人类了解蟑螂无法传递的信息：这里有过生命。我们曾饱经磨难，忍受不公，但我们也曾体验过爱，甚至幻想过幸福。我们要让生活在所有世代的人知道：灾难由谁造成；是谁对我们的呼吁充耳不闻，无视我们对美好和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又是什么混账发明，出于什么龌龊的利益，让我们在宇宙间消失。

无法摧毁的信念

1986年12月4日  古巴  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总部，EICTV学校揭幕式

基金会总部位于马里亚瑙的一座老宅——圣芭芭拉别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会长身份，在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影视学校EICTV，俗称“三个世界学校”的揭幕式上发表讲话。

一切都要从门口那两座高压线塔说起。两座可怕的塔，两只蛮不讲理的水泥长颈鹿。一位无情寡义的官员事先没跟屋主打招呼，便下令将它们建在屋前花园。此时此刻，一亿一千万伏的高压正从我们头顶经过，足以为一百万台电视机或两万三千台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机供电。消息惊动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六个月前，他亲临现场视察，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之法，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魂牵梦绕的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可以设在这里。

高压线塔还在那儿，房子越修越美，它们自然就被越衬越丑。我们试过用棕榈树和花枝遮掩，可它们实在太丑，怎么也遮不住。要想反败为胜，办法只有一个：别当他们是高压塔线，就当是两座无可救药的雕塑。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的总部在此地定居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座房子的历史既非自这双塔而始，也不会因它们而终；而且，与这房子有关的许多故事既非真实，亦非虚假——它们是电影。各位想必都看得出，托马斯·古铁雷斯·埃雷阿在这里拍摄过《幸存者》。如今，电影完成八年，古巴革命胜利二十七年。影片中的画面既非幻想世界中的真实，也非古巴革命历史中的谎言，而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第三种现实——电影现实的一部分。

很少能有这么合适的房子让我们起程，迈向拉美电影融合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狂妄。单纯固然不会招来批评，但头一年便口出狂言定会招来指责。今天是圣芭芭拉日，基金会恰好成立一周年，巧得很，这房子原本也叫圣芭芭拉。

下周，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将从古巴政府得到一项捐赠，对此，我们感激不尽。感激古巴政府前所未有的慷慨，让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名不经传的电影人。我所说的这项捐赠，就是用当今最好的技术、为亚非拉培养专业人才的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影视学校。学校仅八个月就已落成，各国教师也已招募完毕，还录取了一批学生，今日大多在座。校长费尔南多·比利向来实事求是，前不久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说，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所影视学校”。

办校自然是基金会工作的重头戏，但并非唯一要做的事。培养出专业人才，却无事可干，岂非花大代价增加失业人口？因此，在这头一年里，我们已开始为拉美影视业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首批工作如下：

与独立制片人合作，制作了两部故事片、三部纪录片，均由拉美导演执导；五集电视剧，每集一小时，独立成篇，由拉美五个不同国家的影视剧导演执导。

近日正组织选拔，帮助拉美年轻电影人制作或完成影视剧。

争取在拉美各国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开设专门的电影放映厅，常年放映拉美各时期电影，并做相关研究。此项目已正式进入运行。

每年在基金会拉美各国分会组织电影爱好者竞赛，挖掘人才，为国际影视学校选拔学生。

研究拉美影视现状，建立拉美电影视听信息库和首个第三世界独立影片资料馆。

撰写拉美电影史，编纂西班牙语影视词典。

由基金会墨西哥分会负责，以国别为单位，收集有关拉美新电影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哈瓦那电影节期间，号召拉美各国政府及电影机构修正其国内的国产影片保护法，因其中不少条文与拉美电影融合的宗旨背道而驰。

一九五二年至五五年间，在座的四位——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胡里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拉丁美洲新电影教皇费尔南多·比利、杰出的艺术家托马斯·古铁雷斯·埃雷阿和一心想做电影导演却没做成的我，同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从那时起，我们就像今天这样，讨论拉美该做什么样的电影，又该怎样去做。我们都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汲取灵感，一致认为那种我们一直没有尝试过的低成本、人性化的电影值得效仿。尤其是，从那时起，我们都意识到，真要做拉美电影，就要走融合之路。三十年后的今天下午，来自拉美各国、各年龄段的人们还在如痴如醉地讨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又一次证明，无法摧毁的信念能够压倒一切。

在罗马的那段日子，我去摄制组帮过忙，平生唯一一次。学校选我在影片《可惜是个坏女孩》中担任亚利桑德罗·布拉塞蒂导演的第三助理，让我欣喜若狂。有机会使个人得到锻炼固然可喜，但更可喜的是，有机会见到女主角索菲亚·罗兰——虽然其实根本见不着：一个月里，我的工作就是在街角拉警戒线，不让好奇者闯入。不凭写小说换来的那些名声，就凭我好歹当过第三助理，从未当过一家之主的我斗胆在这个大家庭里当个会长，代表电影界的众多有识之士说两句话。

这里是你们的家，所有人的家。现在只缺一块醒目的招牌，写上紧急通告“接受捐赠”。赶紧去挂。

新千年的序言

1990年3月4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想象与虚构：1914—1989，拉丁美洲绘画75年”画展开幕式

画展由委内瑞拉批评家罗伯托·格瓦拉编排设计，米拉格罗斯·马尔多纳多组织协调，加拉加斯美术馆展出。演讲作为序言，被收入展览画册。

参展的有：哥伦比亚的安东尼奥·巴雷拉和阿尔瓦罗·巴里奥斯，古巴的何塞·贝迪亚，巴西的西伦·佛朗哥，墨西哥的胡里奥·加兰，阿根廷的吉列尔莫·奎特卡，古巴的安娜·门迭塔，委内瑞拉的“小鸟”胡安·文森特·埃尔南德斯和桑丘·基利西，波多黎各的阿纳尔多·罗切，巴西的“老马”安东尼奥·何塞·德梅略·莫乌拉奥和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塞尔帕。

这个胆大妄为的画展开幕之时，正值人类求变的历史性时刻。三年前，米拉格罗斯·马尔多纳多起意组织画展时，世界还在这行将就木的千年里最糟糕的百年之一——二十世纪的阴影中徘徊。互不相容的教义，实用主义的想法，写在纸上，却进不了我们的内心。总以为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不了何处刮来一阵大风，将泥足的巨人吹出了裂缝，提醒我们，不知何时，路走错了。但是，别以为这条路会越走越黑，相反，它会越走越亮，迎来一个思想彻底解放、无人约束、自我做主的新世界。

一四九二年，当一队欧洲航海者在前往印度的途中与这片土地不期而遇时，我们生活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祖先也许有过与我们今天类似的经历。远祖们不识火药与指南针，却识鸟语，能用脸盆预知未来。也许当年，他们仰望浩瀚星空，早已猜到了地球就像橙子那样圆。他们对今天的学问一无所知，可他们善于想象。

于是，他们用黄金国的传说抗击侵略者。声称在那个神奇的国度，国王浑身涂满金粉，在圣湖中洗浴。侵略者问怎么走，他们五指张开，随手一指：“从这儿，转那儿，再往那儿。”路越指越多，混乱一团，错误不堪，永远都要再往前一点点，再往那儿一点点，再过去一点点，没有办法记认。贪婪的探险者们迷失了回程的路。黄金国没人找到过，没人见到过，因为它就没存在过。然而，它的诞生，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和一个伟大时代——文艺复兴的开始。社会变化之大，从名称一望便知。

五个世纪后，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足迹，人类又一次为之震动。另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当时，我们正在西西里南部的潘泰莱里亚荒岛上度假，盯着电视上那只神秘的脚在月球表面一通乱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们是两对拉美夫妇，带着孩子，外加两对欧洲夫妇，也带着孩子。紧张的等待过后，那只对月球来说属于外星人的脚终于落在了冰冷的浮土上，节目主持人说出了那句几世纪前就想好的话：“终于，人类首次踏上了月球。”见证历史，大家都有些飘飘然，只有拉美孩子异口同声地问：“才首次？胡说八道！”之后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房间。对他们来说，凡想象过的如黄金国，都发生过。征服太空这种事，他们在摇篮里就想象过，当然早就发生过。只有拉美的儿童会这样。

在不远的将来，将再没有白纸黑字的预言，也在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多事昨天是真的，明天未必就是。也许，形式逻辑学会退化成课本上的陈旧观念、错误典型。也许，当今社会复杂尖端的通讯科技会简化为传心术。那将是文化尚古主义的世界，基本的工具是想象。

我们将迈入拉丁美洲时代。创造性的想象是新世界最丰富、最必需的基础材料，而拉丁美洲是它的第一生产者。今天，这里有一百名想入非非的画家，他们的一百幅作品不仅生动展示了拉丁美洲的现状，还对这片有待发现的大陆做出了伟大的预测：这里的死神会败在幸福手下，这里的生活会永远更加太平，时间更充裕，身体更健康，食物更热乎，伦巴更柔美，一切会更好。一句话：会有更多的爱。

我不在这里

1992年12月8日  古巴  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放映厅揭幕式

格劳贝尔·罗沙[[24]]放映厅是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总部的文化设施。放映厅也兼文化中心，除放映电影外，还举办讲习班、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上演舞台剧、舞蹈表演及室内音乐会。

今天上午，我在欧洲的一份报纸上读到我不在这里。我不奇怪，因为我以前还听说过我卷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的家具、书籍、唱片和官邸藏画，并通过使馆设法将一部拙劣的反古巴革命的小说原稿带离了古巴国境。

在座的各位刚才不知道，现在总该知道了。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不能在这里为放映厅揭幕的原因。这间放映厅，就像电影本身以及所有的电影人一样，也许不过是个视觉幻象。它让我们如此担惊受怕、忐忑不安，时至今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五百年一个月零二十六天，我们依然不敢相信：梦想成真，它建成了。

历史上诞生过的奇迹数不胜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当属令人瞩目的科学发展。那是另一个照进现实的伟大梦想，电影从未有过这么优秀能干、乐于助人的邻居。当放映厅遇到困难、落成无望时，他们来敲我们的门，雪中送炭，不求回报。今天，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投桃报李，与古巴科学界的朋友共同分享这一刻，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这说法一点也不新鲜。圣—琼·佩斯在他精彩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辞中就论证过，科学与艺术是如何溯本同源，异曲同工。你们瞧，我不在这里，能说的话也不少。说不定，经此盛事鼓舞，我还会高兴地把卷走的家具、书籍和手稿运回来。希望托里拆利定律能帮我们从别处搬来几块基石，多做几件这样的好事。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25]]七十大寿

1993年2月18日  哥伦比亚  波哥大

祝寿会在何塞·阿森松·席尔瓦[[26]]诗社举行。哥伦比亚前总统贝坦库尔出生于2月4日，提议为他祝寿的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穆蒂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赫尔曼·阿西涅加斯、赫尔曼·埃斯皮诺萨、阿维拉多·贝雷罗·贝纳维德斯、埃尔南多·巴伦西亚·戈埃尔克、拉斐尔·古铁雷斯·希拉多特、安东尼奥·卡瓦列罗、达里奥·哈拉米略·阿古德洛以及诗社主席玛丽亚·梅赛德斯·卡兰萨。

有一次，我算错了时差，凌晨单点往总统府打电话，结果还是总统亲自接的，让原本就失礼的我更觉慌张。“别担心，”他声若洪钟地对我说，“摊上这么个苦差事，我还真没别的点儿能读诗。”原来，位高权重的共和国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当时正在趁报纸还没到，没被俗事困扰、忙得焦头烂额之前，重读堂佩德罗·萨利纳斯[[27]]的数学诗。

九百年前，伟大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在与敌方交战之际，也曾夜不能寐，挑灯创作放荡不羁的讽喻诗和美好浪漫的爱情诗。亨利八世毁过珍稀书库，砍过托马斯·莫尔的脑袋，却也有作品被收入伊丽莎白时代的文集。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亲自帮普希金改诗，免得他通不过自己严格施行的书刊审查制度。历史没有对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如此绝情，因为与其说他是一名热爱诗歌的统治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受到命运捉弄、饱尝了权位之苦的诗人。诗歌是他一生的志向，曾害他十二岁就在亚鲁马尔中学栽过大跟头。事情是这样的：贝利萨里奥当时被rosa、rosae、rosarum[[28]]烦得够戗，即兴赋诗一首。没念过克维多，诗句中却又明显的克维多痕迹；没念过冈萨雷斯，八音节诗倒也做得四平八稳。

主啊，主啊，求求你，

让拉丁文老师

遭天打雷劈吧！

我们会一直求下去。

第一个遭天打雷劈的是他自己——当场开除。上帝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否则，我们怎么能在这里祝贺哥伦比亚领袖的七十大寿？

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出当年我们将诗歌置于何等崇高的地位。我们不说高中一年级，而说文学一年级；虽然也学了化学、三角，但学位还是文学。在我们这些外省人眼里，波哥大不是首都，不是政府所在地，而是冷冷细雨中，诗人的住所。我们相信诗歌，更坚信——如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所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因为诗歌，哥伦比亚落后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才迈入二十世纪。那种激情四溢的狂热无处不在。掀开地毯，想用扫帚把垃圾扫进去，不行，那儿有诗歌；翻开报纸，哪怕是经济版、法制版，那儿有诗歌；咖啡渣里的残渣，写着我们的命运，那儿有诗歌；就连汤里都有[[29]]诗歌，爱德华多·卡兰萨[[30]]就找到过：“双眼透过汤中冒出的居家天使凝望。”豪尔赫·罗哈斯[[31]]精妙绝伦的杂感文字中也有：“美人鱼不张腿，因她只有带鳞的鱼尾。”[[32]]丹尼尔·阿朗戈[[33]]也曾将“生命价值之完美体现”这样一句完美的十一音节诗潦草地写在食品店的玻璃橱窗上。连公厕便池中都藏着它，那是罗马人说的：“不惧上帝，要怕梅毒。”常常，我们怀着儿时去动物园的敬畏，前往黄昏时分常有诗人聚会的咖啡馆。大师莱昂·德格雷夫[[34]]教大伙儿输了棋不气恼、对帅小伙儿不手软，尤其在言语上不气短。当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和一群安蒂奥基亚地区的毛头小伙子一起，戴着蝙蝠式的宽檐毡帽，穿着中世纪学者长袍，神气十足地离乡闯荡时，波哥大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他来这儿，就是要去诗人聚集的咖啡馆。在那里，他如鱼得水，如鸟投林。

后来，他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他当上了共和国总统，日理万机——那也许是他对诗歌的唯一一次背叛。哥伦比亚没有哪个总统像他那样，需要同时处理使人家破人亡的地震、伤亡惨重的火山爆发和两场血雨腥风的战争。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在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在为了生存自相残杀。我以为，他之所以能一一化解这些危机，不仅凭借其卓越的政治胆识——这当然不在话下——更仰赖他身为诗人战胜困境的超凡能力。

贝利萨里奥活了七十岁，终于丢掉形形色色不肯以诗人自居的借口，对一份青年杂志袒露心声，实可谓古稀之年，不失体面地重焕青春的美好方式。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友聚会选在诗社再合适不过，尤其是在这个依然能听见何塞·阿森松清晨蹑手蹑脚、倾听玫瑰花语的诗社。今天，许多热爱贝利萨里奥的朋友又相聚在这里。贝利萨里奥没当总统前，我们爱他；他当总统时，我们同情他；如今他无职无权、无欲无求、自在洒脱，我们更爱他。

我的朋友穆蒂斯

1993年8月25日  哥伦比亚  波哥大

阿尔瓦罗·穆蒂斯七十大寿

哥伦比亚总统府纳里尼奥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好友阿尔瓦罗·穆蒂斯七十大寿寿宴上的演讲，当时，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授予穆蒂斯博亚卡十字勋章。2007年11月26日，在第二十一届瓜达拉哈拉书展上，哥伦比亚作为主宾国，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经坐在一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意”，再次宣读该文章，向阿尔瓦罗·穆蒂斯致敬。

阿尔瓦罗·穆蒂斯跟我说好，决不在公共场合谈论对方，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免得互相吹捧。然而，整整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因为不喜欢我给他推荐的理发师，这好好的有益社会健康的约定生生被他摧毁。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伺机报复，今天这机会再好不过。

当时，阿尔瓦罗说起一九四九年，贡萨洛·玛利亚里诺是怎样在恬静宜人的卡塔赫纳介绍我们俩相识的。我也一直以为那确实是我们的第一次见年，知道三四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听他随口聊了几句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让我猛然回想起大学时光。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没钱去咖啡馆学习，只好逃到波哥大国家图书馆鲜有人光顾的音乐厅。在下午那些屈指可数的听众里，我特别讨厌一个身大脚小的人。他总是四点来，也总爱点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年后，直到那天下午，在他墨西哥城的家中，我才突然认出他那洪亮的嗓门、孩子般的小脚、抖抖索索连斗大的针眼都穿不过去的双手。“真见鬼”，我垂头丧气地说，“那人居然是你！”

我唯一遗憾的是，旧恨难平，却不能秋后算账。时光无法倒流，毕竟，我们一起欣赏过那么多乐曲。因此，尽管学识渊博的他居然对波莱罗[[35]]没有丝毫感觉，我们也没有分道扬镳，还是朋友。

阿尔瓦罗干过各种各样奇怪的行当，遇险无数。十八岁那年，他在国家电台当主播，节目中随口胡诌了几句，被一个爱吃醋的丈夫听成给他妻子打暗号，提着枪在街角埋伏。后来，总统府一次正式活动，两位耶拉斯总统的名字被他弄混了，颠来倒去地叫了半天。再后来，身为公共关系专家，他却在慈善会上放错了电影。原本应向社会上广发善心的太太们播放一部反映孤儿生活的纪录片，却被他放成一部修女与士兵乱搞一气，还有个漂亮名字叫《种植橙树》的色情片。此外，他还在航空公司做过公关部主管，后来那间公司在最后一架飞机坠毁后关门大吉。他工作的时间都花在认尸、通报死者家属、接待媒体上。家属毫无思想准备，本以为喜事临头，开门一见是他，惨叫一声倒地。

后来的工作稍好了一些，为了从巴兰基亚的一家酒店搬出世界首富的华美遗体，他在街角的殡仪馆紧急采购了一具棺材，装好后立在员工电梯里运下楼。侍应生问棺材里装的是谁，他说是“主教大人”。他在墨西哥的一家餐馆大声说话，邻桌的以为他是电视剧《铁面无私》里的沃尔特·温切尔[[36]]阿尔瓦罗给他配过音，就扑上去要揍他。他在拉美推销了二十三年电影，行程加起来绕地球转了十七圈，依然本性不改。

而我最欣赏他的，是他教师般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一心想做教师，却因为热衷台球这个不良嗜好，从未如愿。我所认识的作家中，没有谁像他那样关心他人、尤其乐于提携后辈的。他煽动年轻人违背父命，投身诗歌，用禁书毒害他们，用巧舌迷惑他们，鼓励他们闯荡世界，坚信在这个世上做一个诗人还不至于饿死。

这么难能可贵的品质，最大的受益人是我。我说过，是阿尔瓦罗带给我第一本《佩德罗·巴拉莫》[[37]]，还对我说：“拿着，好好学学。”他没想到，这么做等于自掘坟墓。读完胡安·鲁尔福，我不仅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写作，还总备个故事，专用来搪塞别人。写《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的这种自救方式，绝对的受害人恰恰又是阿尔瓦罗·穆蒂斯。那十八个月里，他几乎夜夜登门，让我跟他说写了什么。尽管我说的是另一个故事，但依然能从他的反应中获得启发。他兴致勃勃地听，添油加醋地四处宣扬。之后，他的朋友们又把他讲的故事讲回给我听，我从中又汲取了不少养分。初稿完成后，我送到他家。第二天，他怒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

“您让我在朋友面前没法儿做人，”他冲我嚷嚷，“这玩意儿跟您讲的不是一回事。”

从那以后，他总是我作品原稿的第一个读者，见解犀利，忠言逆耳。因为他，我最起码将三个短篇束之高阁。我也说不清我的作品里究竟有多少他的成分，但一定不少。

别人常问我，这年头，人心叵测，我们俩的友谊为何能天长地久。原因很简单：阿尔瓦罗和我为了做朋友，很少见面。尽管我们在墨西哥城一起住了三十多年，几乎算得上是邻居，但在那儿我们很少见面。我想见他，或他想见我的时候，得先电话联系，确定彼此都有见面的意愿。只有一次，我违背了这条基本原则，而阿尔瓦罗当时的表现，足以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朋友。

事情是这样：那天晚上龙舌兰喝多了，我和另一位好友凌晨四点去敲阿尔瓦罗独居的公寓大门。他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我们俩二话不说，从墙上取下一副珍贵的一点二米长、一米宽的博特罗[[38]]油画，抬了就走，然后胡乱糟蹋一通。对这次入室抢劫，阿尔瓦罗事后只字不提，也从未打听过那幅画的下落。而我也直到他今天迈入古稀之年，才说出内心的愧疚。

维系友谊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一起时，多半在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应酬别人、处理其他事，不到万不得已，顾不上对方。对我而言，在欧洲公路上与他共度的无数时光相当于在大学补念了人文艺术专业。在巴塞罗那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三百多公里的路上，我学到了有关阿维尼翁教皇与清洁派教徒的知识。去亚历山大、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贝鲁特、埃及、巴黎，也有同样的收获。

然而，疯狂旅行中，我也上过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堂课。当时，我们正穿越比利时的田野。十月里，雾蒙蒙的，刚被弃置的露营地里散发着人的粪便味。阿尔瓦罗开了三个多小时车，破天荒地一句话没说。突然，冒出一句：“孕育伟大的自行车手与猎手的国度。”他从未解释过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但承认他体内有个毛茸茸、流口水的大傻子，正式会见也好，总统官邸也罢，一不留神就溜出来说几句。写作时也得管着，这傻子疯得厉害，又踢又跳，总想篡改书稿。

但这所流动学校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还不是课堂，而是课间。在巴黎等候夫人们购物时，阿尔瓦罗就往远近驰名的咖啡馆门前台阶上一坐，仰面朝天，翻出白眼，大手一伸，做乞讨状。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用地道的法国方式尖刻地对他说：“穿羊绒衫讨饭，脸皮真厚。”可他还是给了一法郎。不到一刻钟，阿尔瓦罗就净挣四十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西斯科·罗西[[39]]家，他用自创的意大利语，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意大利语单词，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在金迪奥的恐怖遭遇，迷住了意大利影视文化精英费里尼、莫妮卡·维蒂[[40]]、阿莉达·瓦莉[[41]]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42]]，让他们津津有味地听了好几个小时。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酒吧，他用巴勃罗·聂鲁达灰心丧气的语调朗诵了一首诗，有个听过聂鲁达声音的人以为他就是聂鲁达本人，居然向他索要签名。

他写过一句诗：“我知道，我永远去不了伊斯坦布尔。”读得我心惊肉跳。这首诗对于一个无药可救的君主制国家来说相当怪异，人家不叫伊斯坦布尔，只叫拜占庭，好比早在被历史证明其正确性之前，我们就一直只叫圣彼得堡，不叫列宁格勒一样。我也不懂为什么老觉得应该把诗里提到的去伊斯坦布尔变为现实。终于，我说动了他，一起坐船去，坐的是慢船，挑战命运时，得不慌不忙。在那儿待了三天，我老担心那句诗句成谶，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直至今日，阿尔瓦罗已是年届七十的老人，而我还是六十五岁的孩子这一天，我才敢说：当年去伊斯坦布尔，我不是为了打败诗歌，而是为了挑战死神。

我以为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那次旅途，阿尔瓦罗也在身旁。当时，我们正驾车在明丽的普罗旺斯疾驰，突然一位司机逆向行驶，发疯似的冲了过来。我只好往右猛打方向盘，根本来不及去看我们会摔在什么地方。刹那间，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方向盘飞在空中，完全不听我使唤。一向坐在后排的卡门和梅赛德斯屏住呼吸，直到车子像孩子一般摔进春季葡萄园旁的排水沟。那一刻，我唯一记得的是副驾驶座上阿尔瓦罗的神情。摔落前，他看了我一会儿，满脸同情，似乎在说：“瞧这傻瓜，干吗呢？”

在我们这些认识他母亲、并深受其害的人眼里，阿尔瓦罗的所作所为还算不上惊世骇俗。卡洛琳娜·哈拉米略人长得漂亮，脑子却不好使。她从二十岁起就不再照镜子，因为觉得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老太太年纪一大把，天天骑着自行车，穿件夹克，去草原给庄园里的工人义务打针。在纽约的一个晚上，我们出门看电影，拜托她照看我和妻子十四个月大的儿子。他一本正经地劝我们三思，说她在马尼萨莱斯也帮忙照看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哭个没完，她只好喂他一块有毒的桑葚糖，让他闭嘴。但即便如此，去梅西百货公司那天，我们还是把孩子托付给她，回来时只见她独自一人。保安四处找孩子的时候，她就跟他儿子一样沉得住气，还安慰我们：“别着急，阿尔瓦罗七岁那年，也在布鲁塞尔走丢了，瞧他现在不是挺好！”阿尔瓦罗就是她的升级版，还比她有学问，当然更了不得！他名震寰宇，不仅诗写得好，人也特别好。所到之处，胡吃海喝，夸张怪异，胡说八道，令人难忘。只有我们这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才知道，他只是咋咋呼呼，虚张声势罢了。

阿尔瓦罗·穆蒂斯不幸是个太过和善的老好人，谁也想象不到他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见过他在黑暗中，忧伤地躺在书房的沙发上。那模样，不会让前一晚任何一位幸福的听众羡慕。幸好，那无法治愈的孤独也孕育出他广博的学识、非凡的阅读能力、无尽的好奇心和忧伤凄美的诗歌。

我见过他沉浸在布鲁克纳[[43]]气势恢弘的交响乐里，像在欣赏斯卡拉蒂[[44]]的嬉游曲。我见过他躲在奎尔纳瓦卡花园僻静的角落，趁着悠长假期远离尘嚣，徜徉在巴尔扎克全集奇妙的文字森林里。有些人隔些日子会看部牛仔片，而他隔些日子会把《追忆似水年华》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他的择书标准是不少于一千两百页。他蹲过墨西哥监狱，所犯的罪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犯过，可只有他蹲过监狱。他说，那十六个月，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我一直以为，他写书慢，是因为工作忙，再加上他字写的不好，像鹅亲自抓着鹅毛笔写出的鬼画符，足以让猎狗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迷雾中惊恐地乱吠。多年前，我问他，他说等退了休，没有俗务缠身时，会潜心写作。果然，飞了那么多年，他一跃而下，没用降落伞，稳稳着地，文思泉涌，实至名归。六年写八本，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伟大奇迹。

他的书，随便挑一本，读上一页，你就会明白：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全部作品，连同他的一生，都在确信无疑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失落的天堂再也无法找回。麦克洛尔[[45]]不止是他——这话谁都会说——麦克洛尔是我们大家。

作为结束语，我斗胆提议：今晚来祝阿尔瓦罗七十大寿的人，第一次，别假客套，别怕流眼泪，别骂骂咧咧，真心实意地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妈的，我们有多爱他。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1994年2月12日  墨西哥城

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演讲。讲稿第一次发表于1984年2月22日，胡利奥·科塔萨尔[[46]]去世后不久；科塔萨尔去世十周年时，曾作为纪念辞宣读；科塔萨尔去世二十周年的2004年2月14日，又在哈利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又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座谈会开幕式上宣读。瓜达拉哈拉大学设有胡利奥·科塔萨尔教研室，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47]]主持。

约十五年前，我最后一次去布拉格，同行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我们三个都怕坐飞机，便从巴黎乘火车前往，夜晚穿越东西德的时候，聊起两国无边的甜菜地、什么都造的巨型工厂、大战所带来的浩劫和肆意的爱情，总之，无所不聊。

临睡前，卡洛斯·富恩特斯突然问科塔萨尔，是什么时候、由谁倡议将钢琴加入爵士乐的。他不过随口一问，想知道一个日期、一个人名，谁知竟引出一篇精彩的演讲，一听听到大天亮。我们大杯大杯地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吃香肠拌凉土豆，科塔萨尔字斟句酌，深入浅出，从历史到美学，一一向我们道来，直到东方发白，才最终在对特洛尼斯·蒙克[[48]]的褒奖中结束。那长长的大舌音，管风琴般浑厚的嗓子和瘦骨嶙峋的大手，表现力可说是无与伦比。那个独一无二的夜晚所带来的惊愕，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终生难忘。

十二年后，我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在马那瓜的一个公园，面对着一大群人，用美妙的嗓音朗读一个短篇，是最艰涩难懂的那种——故事中不幸的拳击手用不宜诺斯艾利斯的底层方言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没在那种乌糟的环境待过，根本听不懂那种语言。可科塔萨尔偏偏挑中这篇，在宽敞明亮的公园里，站在台上，读给一大群人听。听众鱼龙混杂，有著名诗人、失业泥瓦匠、革命领袖和反对派。那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尽管严格来说，即便是那些精通底层黑话的人，也不容易听懂这故事，但听众却能对故事中的情感产生极大地共鸣。可怜的拳击手孤零零地站在拳台上挨打，听众能感受到他的痛，为他的梦想和苦难潸然泪下。科塔萨尔与听众建立的是心与心的交流，谁也不在乎语言的含义，坐在草坪上的人都陶醉在这天籁之音里。

对科塔萨尔的这两次令我感触至深的回忆体现了他个性的两个极端，是对他最好的定义。私底下，好比在去布拉格的火车上，他博闻强记，侃侃而谈，风趣幽默，笑中带刺，能跻身于任何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列。而在大众面前，尽管他不愿做公众人物，可在无法回避的场合，他是那么非凡，那么细腻，那么奇特，那么令人着迷。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我有幸结识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悲秋之末，巴黎一家英文名字的咖啡馆。他时常去那儿，待在角落里，握着自来水钢笔在作业本上写作，手指上沾着墨迹。让—保罗·萨特也在三百米外做着同样的事。当时，我已在巴兰基亚的朗塞旅社每晚花一个半比索，与低薪的球员、快乐的妓女为邻读过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翻开第一页，我就意识到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有人告诉我，他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的“老海军”咖啡馆进行创作，我在那儿等了好几个星期，终于见他像幽灵一般飘了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要高，穿着一件长的要命的黑大衣，就像鳏夫穿的那种，一张娃娃脸被衬得有些邪恶，牛犊般的眼睛分得很开，斜的，清澈透明，若非心在驾驭，活像魔鬼之眼。

多年后，我们已是朋友，我又见到了他那天的样子。他在一部短篇佳作中重塑了自己：《另一片天空》里那个旅居巴黎，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断头台观刑的拉美人。科塔萨尔似乎是对着镜子写到：“他的表情很奇怪，既出神，又出奇地专注，仿佛一个在梦中停住脚步、不愿醒来的人。”故事中的人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就像我第一次见科塔萨尔时他本人穿的那件。故事中的叙述者不敢上前问他从哪里来，怕遭冷遇，因为如果碰到别人这么来问，自己恐怕也会生气。无独有偶，那天下午，在“老海军”，我也怀着同样的畏惧，不敢上前去问科塔萨尔。我见他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只喝了半杯矿泉水。天黑了，他把钢笔放进口袋，作业本夹在腋下，像世界上最高最瘦的一名学生那样出了门。多年后，我们时常碰面，他与当年唯一的变化就是浓黑的胡须。他一直在长，却一直如出生时那般摸样，直到去世前两星期，还像一个年华永驻的不老传奇。我从未装起胆子问他，也从没跟他提起，一九五六年的悲秋，那个坐在“老海军”的角落、让我不敢上前搭讪的人是不是他。我知道，无论他现在身在何方，都会骂我胆小。偶像让人尊敬、让人崇拜、让人依恋，当然，也让人深深地妒忌。而科塔萨尔正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唤醒所有这些情感的作家之一。此外，他还能唤醒另一种不太常见的情感：虔诚。也许，不经意间，他成了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不过，大胆设想一下，假若死者还能死，那么，眼下这种举世皆为他的辞世而悲的场景，恐怕会让他无地自容，再死一次。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书里，谁也不像他那样惧怕身后的哀荣、奢华的葬礼。更有甚者，我总觉得，在科塔萨尔心里，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八十世界环游一天》[[49]]中，一个人居然出大洋相——死了，朋友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正因为了解他，深爱他，我才拒绝出席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一切治丧活动。

我希望能如他所愿的方式怀念他，为他存在过而高兴，为我结识过他而欣喜。他留给世人的回忆犹如一部未尽的作品，是那么的美好而不可磨灭，为此，我心怀感激。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1995年3月28日  巴拿马  孔塔多拉

孔塔多拉集团“拉丁美洲是否存在”专题“实验室”

在场的有：陈述人乌拉圭前总统路易斯·阿尔维托·拉卡列，参加者费德里科·马约尔·萨卡戈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个登台演讲、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墨西哥前总统、赛尔希奥·拉米雷斯尼加拉瓜前副总统、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巴西文化部长与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哥伦比亚前外交部长。

孔塔多拉集团成立于1983年1月9日，正值中美洲遭遇危机之时，集团主旨即在推动中美洲和平与民主进程，最初有四个成员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该集团由四国首脑在巴拿马孔塔多拉岛成立，因而得名。

等到最后一个发言，是因为昨天吃早饭时，我还不清楚在会上会听到什么。我喜欢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可这种活动总爱唱独角戏，妙趣横生的即席质问一概不许。得做笔记，请求发言，然后等待，好容易等到，想说的都已经被人说完了。同胞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在飞机上对我说：想知道谁老了很容易，就看他是不是说什么都会扯上趣闻轶事。我跟他说：要真这样，那我刚出生就老了，写的作品也全是老朽之作。下面的话可以作证。

拉卡列总统开场就让我们大吃一惊，说“拉丁美洲”这个名字并不是从法语来的。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从法语来的，但也确实不记得是从哪儿看到的，也就无法提出任何反证。当年玻利瓦尔[[50]]用的并不是这个词，他用的是“美洲”，没加形容词，但后来这名字被美国人拿去自己用了。好在在《牙买加信札》中，他用简短的一句话为我们混乱的身份下了定义：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将其他定义中没包含的因素——如多重起源、土著语言、欧洲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全部包含在内了。

四十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听到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素来与棒球无缘的荷兰竟然正在参加世界棒球比赛——库拉索[[51]]即将夺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说到加勒比地区，我觉得区域定位严重不合理，不该只看地理位置，得看文化，所以应该从美国南部一直囊括至巴西北部。中美看似属于太平洋地区，实际和它关系不大，文化上应属于加勒比。这个呼吁合情合理，至少具备了将福克纳和美国南方所有知名作家通通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大家庭的优点。再有，还是在四十年代，乔万尼·帕皮尼[[52]]对大众宣称拉美从来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连个圣徒都没出过，似乎出个圣徒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他说得不对，圣罗萨·德利马就是我们出的，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圣徒，就没算。他的说法充分反映了欧洲人对我们的一贯看法：不像他们就是错，无论如何都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加以纠正。美国也是如此。西蒙·玻利瓦尔听够了这些劝告和命令，发出感慨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

选择哪种政治制度，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种来自老朽欧洲的压力，没有人承受的比他更多。许多文献都提到，君主制是他的梦想。但事实是，在当年，即便已发生过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君主制也不像如今在共和党人眼里那么过时。玻利瓦尔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按他的话讲，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根本无关紧要。过去，我们就是各种教条之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依然饱受这种困扰。昨天，塞尔希奥·拉米雷斯提醒我们：不过就是一批人倒下去，另一批人站起来，民主国家的选举只是个堂皇的借口。

哥伦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好像只要按时选举，就算落实了民主制度。走个过场就好，不用去拉票、贪污、欺诈、贿选等种种弊病。M-19游击队司令海梅·百特门[[53]]说过：“参议院不是用六万张选票选出来的，是用六万比索堆出来的。前不久在卡塔赫纳，一个卖水果的当街冲我嚷嚷：‘你欠我六千比索！’原来，她想选的那个人名字跟我的很想，还她投错了票，事后才发现。我能怎么办？只好付给她六千比索。”

玻利瓦尔的政治融合之路越走越困惑，文学艺术界却甘冒风险，自顾自地走上了文化融合之路。我们亲爱的费德里科·马约尔说他担心知识分子的沉默，不担心艺术家的沉默，言之有理。艺术家终究算不上知识分子，因为太情绪化，从布拉沃河到巴塔哥尼亚，一路运用音乐、绘画、戏剧、舞蹈、小说、影视剧等各种方式尽情表达。广播剧之父菲利克斯·B.卡格内特说：“人爱流眼泪，而我给他们流眼泪的借口，仅此而已。”大众的表达方式是拉美大陆多语种环境下最简单、最丰富的表达方式。等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开始融合，文化融合将早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美国耗费巨资进行文化渗透，而我们一分钱不花，就已经在改变他们的语言、饮食、音乐、教育、生活方式和爱情，即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

马不停蹄地开了两天会，最开心的是第一次与好邻居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见面。他说一口纯正的西班牙语，令人惊叹，而我不禁要问，在座各位中有没有两位以上会说葡萄牙语。德拉马德里总统说的没错，西语懒得越过马托格罗索州[[54]]，而巴西却全民动员，创造出葡式西语来和我们交流，没准在拉美融合之后能当做通用语使用。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哥伦比亚人叫他帕邱，墨西哥人叫他潘丘，而西班牙的任何一家酒馆都会叫他帕克——他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支持建立文化部。而我徒劳无功地——没准也是件好事——反对在哥伦比亚建文化部，主要理由是：建文化部会助长文化的官方化、官僚化。

别武断，我反对的只是容易沦为政治拉票或政治操纵的牺牲品的部委制。我提议：代之以国家文化委员会，不隶属于政府，只隶属于国家，不对国会负责，只对共和国负责，免得三天两头受部委危机、宫廷密谋、预算黑洞之累。多亏帕丘西语流利，因此尽管我的葡语拿不出手，我们还是达成共识：无论形式如何，保护及发扬文化的重任应该由国家来负责。

德拉马德里总统提到毒品买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美国天天像送牛奶、送报纸、送面包那样毫无差错地给两三千万瘾君子上门送毒品，只有比哥伦比亚黑手党更有实力的黑手党、比哥伦比亚更腐败的政府才能做到。当然，毒品买卖问题，我们哥伦比亚人牵涉颇深，我们几乎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因为我们，美国才有如此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又正因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哥伦比亚才有如此繁荣的毒品工业。在我印象中，人类已对毒品买卖完全失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悲观失望，乖乖认输。喷雾消毒没有用，面对现实、继续斗争才是正道。

不久前，我和一群美国记者来到一小块最多三四公顷、开满了罂粟的田野。他们向我们展示如何用直升机喷雾消毒。三次飞下来，估计成本大于收效。这么与毒品买卖作斗争，着实让人泄气。我对一些同行的美国记者说，应该先对曼哈顿岛和华盛顿市政府喷雾消毒。我还批评他们：他们和全球人民对哥伦比亚的毒品问题了如指掌，知道我们如何播种、如何加工、如何出口，是因为我们哥伦比亚记者深入调查，并向全球发布调查结果，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与之相反，却没有一位美国记者愿意着手调查，告诉我们毒品是如何进入美国、如何经销、如何实现境内商品化的。

我想，所有人都会赞同前总统拉卡列的结论：拯救美洲要靠教育。去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思论坛上，我们得出过同样的结论，并萌生出建设“远程大学”的美妙构想。我还在那里再一次呼吁：对儿童能力早挖掘、志向早发现乃当务之急。理由是：如果在孩子面前放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玩具，他一定会拿其中一个，而国家的职责在于创造条件，让这个玩具在孩子手上一直玩下去。我相信，如果每个人从出生到去世，都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幸福长寿的秘诀。同时，我们似乎也一致认为：对国家漠视教育、将教育交予私人打理的趋势应保持警惕。理由很充分：私人教育，无论好坏，都是助长社会歧视的最有效手段。

拉丁美洲是否存在？前总统拉卡列和奥古斯托·拉米雷斯一开始就将问题像手榴弹一般抛了出来。四小时的接力赛跑完了，但愿能有一个拨云见日的答案。根据这两天各位的畅所欲言，毫无疑问，拉丁美洲确实存在。也许，对自身身份的不懈追寻是它俄狄浦斯般的宿命，这种创造性的命运正是它与众不同之处。它伤痕累累，四散溃败，厄运迟迟未逝，道义还在追寻。拉丁美洲确实存在。证据在哪儿？这两天，我们找到了：我们思，故我们在。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1996年4月12日  哥伦比亚  波哥大

哥伦比亚讲坛

哥伦比亚武装部队召开“法治国家与革命部队”大会，正式启动“哥伦比亚讲坛”，由国防部长胡安·卡洛斯·埃斯盖拉·波托卡雷罗主持。

该学术讲坛的听众全部为军人，登上讲坛的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罗德里戈·帕尔多·加西亚、检察官阿方索·巴尔迪维索·萨米恩托、历史学家赫尔曼·阿西涅加斯、前部长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鲁道夫·奥梅斯、前制宪成员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与作家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加德亚萨瓦尔。

第一次听说军人时，我年纪还小。外祖父给我讲故事，讲香蕉种植园大屠杀，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哥伦比亚种植园工人举行革命游行，在谢纳加火车站聚集时被开枪镇压，听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银匠出身，骨子里是自由党，参加过“千日战争”[[55]]，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56]]将军麾下任上校，战功卓著，参加过《尼伦蒂亚停火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连绵不绝的内战，当时，桌对面就坐着他身为保守党议员的长子。

外祖父给我讲的香蕉种植园大屠杀成为我早年间印象最深、记忆最久的故事。童年时，它是亲朋好友一再谈论的话题，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此外，它也有其历史重要性：它提前结束了美国在哥伦比亚长达四十多年的霸权统治，对后来的军人政权无疑也有影响。

回到今天的正题，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我对军人的第一印象，这印象在多年以后才有所改观，不再听风是雨，而是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但尽管我有意识地修正脑海里的军人印象，这五十年来，我还从未有机会和六个以上的军人交谈，交谈时也很少能做到轻松自如，不背任何的思想包袱。彼此猜疑自然就导致交流不畅，我老觉得，同样的话，他们的理解就是和我的理解不同。说到底，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别以为我对此全无所谓，相反，我们失落。我总问自己：毛病出在哪儿？军人身上，还是我身上？怎样才能推到阻碍交流的堡垒？没那么容易！十九岁时，我在国立大学念过两年法学，有两个同学是中尉希望他们此刻在座。他们穿着干净挺括的军服，总是准时准点地一同来到课堂，单独坐在一边，不苟言笑，有条不紊。我老觉得，他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跟他们说话，他们很和气，你问多少，他们答多少，客套的很。考试前，我们四人一组去咖啡馆学习；星期六，我们要么在舞厅碰面，要么在街头闹事，去安静的酒馆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们从没遇到过军人同学，一次也没有。

他们的本性原与我们不同，诸如此类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通常，军人的孩子也会是军人，他们住在军人社区，在军人俱乐部会面，他们的世界谢绝观赏。很难在咖啡馆见到他们，电影院更难。他们顶着神秘的光环，就算穿着便装，也能一眼认出。身为军人，他们四处漂泊，有机会踏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由内至外都与众不同，虽然没有投票权，但那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我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背过无数次军衔，免得碰到时叫错，可每次都是背的慢，忘得快。

我对军人存在偏见，知情人会觉得，来这个讲坛简直是我做过的最奇怪的事。但其实，自从外祖父跟我讲过谢纳加惨案，我对各种权利形式的痴迷程度就超过了对文学的兴趣，甚至为此踏足人类学的范畴。多少次，我问自己，那个故事是否正是贯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之源？《枯枝败叶》中，香蕉种植园迁走后的小镇复苏；《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中，对利用军人达到政治目的的反思；此外，还有在三十三场战争[[57]]的炮火中进行诗歌创作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蒂亚上校[[58]]，以及一辈子不会写字的两百多岁的族长《族长的没落》中的人物。。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希望将来出更多本书里，我对权力的本质进行了毕生的追问。

然而，是到了创作《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的意识才真正觉醒。正史宣扬大屠杀是法治的胜利，那时我想，我可以反驳，可以为死者讨回公道，内心不禁大受鼓舞。但那其实是不可能的，我根本找不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证明死者不止七个、屠杀规模远非民众所想。但即使如此，那场灾难的严重程度也丝毫不会因此降低。

在座诸位有理由问我，为什么不实事求是，非得竭尽夸张之能事，说死了三千人，用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装着投进大海。理由很简单，可以用文学语言陈述如下：书中的香蕉种植园事件不是发生在某个国家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悲剧，而是规模未知、死难人数不一、侩子手无名无姓、没准谁也逃不了干系的事件。这么一夸张，我脑子里就浮现出那个住在母牛成群的宫殿里、拖着一匹孤零零的小母马的老族长。

不这么写，能怎么写？拉丁美洲唯一的历史传奇便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军事独裁者。许多曾是自由派的军事领袖，后来都蜕变成为专制野蛮的暴君。我坚信，如果奥雷里亚诺·布恩蒂亚上校能打赢那三十六场战争[[59]]中的哪怕一场，他也会是其中一员。

然而，当我圆梦，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风烛残年写成《迷宫中的将军》时，我得拧断天鹅的脖子，不再去编造故事[[60]]。玻利瓦尔是一代伟人，他有血有肉，对自己的身体过分地不加爱惜。见证他生平事迹的只有那支陪伴他浴血奋战，最终送他入土的年轻卫队。我必须了解这支卫队，了解卫队里的每个人。通过这位解放者引人入胜、史料丰富的信札，我想我已经近距离地了解到了。说真的，《迷宫中的将军》是一部充满诗意、美不胜收的历史纪实小说。

这几天，其他朋友也跟大家做了交流。轮到我，我想说说文学之谜。促成讲坛的军方人士知道，我很愿为这一讲坛尽一份力——办讲坛很有必要，我只愿它越办越好。大家谈的都是专业，而除了文学，我没有别的专业。即便文学，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有的只是一些经验。但我依然有能力引领大家加入不总是太平的文学队伍。先送大家一句话：“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背包里放一本书，我相信，所有人的生活会更美好。”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1996年10月7日  美国  洛杉矶

美洲报业协会SIP，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第52届大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伊比利亚美洲新新闻基金会会长的身份致开幕词。

有人问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该怎样考察新闻学报考者的能力和志向。回答很干脆：“记者不是艺术家。”这么回答，恰恰说明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文学体裁。糟糕的是许多老师和学生对这一点要么不清楚，要么不以为然。也许，大部分学生在解释自己为何报考新文学时，理由都不确切。有人说：“我选择新闻传播，是因为现在媒体报道的少，掩盖的多。”还有人说：“它是通往政界的康庄大道。”只有一个人说，因为他喜欢报道，不喜欢被报道。

五十多年前，哥伦比亚报业在拉美遥遥领先。当时没有新闻学校，得在编辑室、印刷车间。对门酒吧和周末派对中学。记者总爱扎堆，过集体生活，无比热爱本职工作，其他话题一概不谈。做新闻讲究团队协作，没什么私人空间。不懂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时精彩的流动课堂里学习的人，觉得老谈新闻实在无聊的人，也许他想当记者，也许他自以为是记者，但其实它既不是记者，也不想当记者。

曾几何时，媒体只是报纸和电台。电台花了好长时间才追上纸质媒体，之后个性张扬，势不可挡，略显冒失，眨眼间便征服听众。电视刚出现时，都传说它是魔盒。如今，其风靡程度难以想象。长途电话刚开通那会儿，要找接线员转接。电传发明前，只能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国内外联系，好歹也能送到目的地。

电台接线员甘冒风险，在电波声中凌空捕捉世界各地的新闻。博学的编辑将前因后果、细枝末节搜集完整，如同从一根椎骨渐渐拼出整副恐龙骨架，只是不能妄加评论，那是主编的神圣领地。社论号称出自主编之手，其实不然。而且主编的字几乎总是出了名的龙飞凤舞，过去的主编，如《观察家报》的堂卡洛斯·卡诺，或深受读者欢迎的专栏作家，如《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卡利班”，都有专门的铸排工辨认他们的手稿。在政治报道比重最大、影响最广的时代，编辑部最敏感谨慎，也最有名望。

新闻要边干边学

新闻分三大块：新闻信息、时事与报道、编者按。访谈并不常见，也不单独使用，多半作为时事与报道的原材料。因此，在哥伦比亚，“访谈”依然被称为“报道”。记者是弱势群体，相当于学徒加苦力，苦干多年、表现良好，才能晋升做领导。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表明：新闻从业人员的神经系统实际上是在逆向运转。

入行没别的条件，只要有做记者的意愿。即便出生在报业世家——我们知道，大部分报纸都是家族所有——也要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能力。俗话说的好：新闻要边干边学。进报社的人，有其他学科成绩不好的，毕业找不着工作的，后知后觉、兜了一圈才发现新闻是心之所爱的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心理素质一定要好，新人入行，会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兵一样备受捉弄，以激发伟大的创造力为由，被人嘲笑、被人下套，或在最后期限前一小时被勒令重写。这是个培养人才、据实报道、士气高涨、积极参与、观点云集的地方。经验证明，对于有职业敏感、责任感和承受力的人来说，边干边学，易如反掌。实践本身所需的文化基础，在工作环境中就能得到加强。博览群书是职业病，记者们如饥似渴地进行着自我教育，一目十行，就凭着他们的自学，边让新闻业——他们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蓬勃发展。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61]]做了一辈子记者，其间两次任共和国总统，他连高中都没毕业。

后来，世道变了。哥伦比亚发放了两万七千张记者证，大多没法给从业记者，只沦为从政府那儿捞好处、不排队、进体育场不买票，或参加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的通行证。绝大多数记者，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记者，都没有、不想要、也不需要记者证。大家都说，新闻业没有输送后备人才的学校，于是，首批新闻传播系应运而生，记者证也随之出炉。然而，现在从业的专业人员多半没有学历，即使有，也是其他专业的，就偏偏不是新闻学。

接受采访的老师、学生、记者、经理、管理人员都对学校在新闻业人才培养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显然，大家对理论思考与概念阐述都毫无兴趣。”一批正在做学位论文的学生说，“造成这一局面，部分责任在老师。他们规定我们必须读什么，读哪些书里的哪些章，让我们复印一大堆的资料，可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观点。”幸好，学生还能苦中作乐，自诩为“复印文稿专业人士”。大学也承认，目前，在人才培养上，尤其是人文学科的人才培养上，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高中毕业、刚入大学时，学生不会写文章，会犯严重的语法和拼写错误，文章读不懂，深意悟不出，这都很正常，可许多人毕业时就和入学时水平一个样。“他们只顾着贪方便，就是不爱动脑。”一位老师说，“让他们修改文章或重写，他们才不干。”看来，学生唯一的兴趣只是混完大学去当记者。他们脱离实际，无视重大问题，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做社会调查，也不为社会服务。“获得高尚的社会地位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主要目的。”一位大学老师说，“他么不想发挥自身价值，利用专业的技能丰富精神生活，只想赶紧读完大学，提升社会地位。”

接受调查的学生大多对学校表示失望，他们理直气壮地职责老师，声称自己身上缺少的优良品质，尤其是对生活的好奇心，都源于老师没有好好培养。一位成绩优秀，多次获奖的女学生更是直言不讳：“读完高中，学生应该有机会接触不同的领域，找到兴趣点。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得将学校教的知识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样才能通过考试。”

有人认为，学生人数过多，造成教育质量下降，学校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今天的人才都是对抗学校、单打独斗、自我努力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和志向的老师寥寥无几。“这很难。教学往往是重复再重复，”一位老师解释道，“二十年教同一门课的老师还不如一个没经验的新手。”由此造成的结果令人悲哀：那些踌躇满志地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必须在实践中从头学起，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记者。

有些人四处吹嘘自己能反着看懂部长桌上的机密文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还会不经允许，擅自录音，或将事先说好绝不公开的谈话公之于众。最严重的是，这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却正契合了新闻业勇往直前，不惜一切代价，冲破一切障碍，揭黑幕，抢独家的基本理念。因此，行内人士无不自觉并自豪地遵守实行，而对独家新闻比的不是谁发得早、而是谁发得好这一点置若罔闻。这一弊端之外，另一个极端则是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工作完全依赖于冰冷、没人情味的机器。

满世界游荡的幽灵：录音机

录音机发明前，做新闻只需三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密不可分，“三位一体”：笔记本、千锤百炼的职业道德和善于倾听的好耳朵。最早的录音机比打字机还重，声音录在磁带上，而磁带乱麻般地绕在线轴上。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开始用它帮助记忆，有的甚至连思考这么重要的事也请它代劳。

其实，录音机该怎么用，怎么用才道德，依然有待商榷。得有人提醒记者：它不是人脑记忆的代替品，而是早期派上过大用场的笔记本的升级版。录音机听得见，但并没有真的在听；能录音，但不能思考；忠实，但没有人情味。总之，仅靠它逐字逐句、一字不漏地记，还不如现场仔细听、脑子里多琢磨，好歹心里有数。对电台来说，录音机特别有用，因为能直接录播，可弊端是不少采访者只顾想下一个问题，根本不听对方回答。对报社编辑来说，誉文字稿是最见功力也最伤脑筋的工作：辨音不清，词义不明，拼写错误，句法不通，种种问题就像一道道整得人头昏眼花、死去活来的关卡。也许，笔记本虽然寒碜，还是得用，好让记者边听、边记、边整理。

录音机是访谈类节目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电台和电视台的性质决定了这类节目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纸媒也盲目跟风，竟误以为记者的话不如被采访者的话真实可信，访谈是记者与某个对事件有所思考、有所感悟的人之间的对话，而报道则负责细致入微地将事件如实还原，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两种体裁互为补充，完全没必要相互排斥。“报道”的资讯性与完整性，只有最原始。最精湛、唯一能在电光火石间和盘托出、一语道尽的“简讯”体裁方能超越。因此目前，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并不是混合或取消原有体裁，而是帮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媒体形式中找到新的定位、新的价值。要时刻谨记——大家似乎都忘了——调查研究并非新闻学里的某个专业，从最根本的定义上来说，新闻学就是调查研究性的。

如今，信息和报道中加入了评论与观点，而社论中也加入了资讯，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一个重大的进步。不用记者证前，新闻简洁明了，一如早年的电报。如今一味滥用国际通讯社的固定格式，反使人不敢苟同。真真假假的话语，无处不在的引号，有意无意地犯错，恶意操纵，恶意歪曲，让新闻报道成为致命武器。出处来源都“绝对可靠”——来自消息灵通人士，来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官，来自无所不知、但无人见过的观察家……借此肆意中伤，自己却毫发无损。不公布消息来源的做法成为作者手中最有力的挡箭牌。在美国，诸如此类的恶行四处横行，说什么“遇害者遗体上的珠宝首饰，确信是由部长拿走。但警方对此予以否认”。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诽谤已经造成。总之，许多有悖伦理、让当今新闻界羞愧难当的事，倒并非都出于道德败坏，只是缺少职业约束。这一点，对我们多少是个安慰。

新闻界对人的剥削

问题是新闻业的发展速度比不上技术工具的发展速度。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记者们得在科技的迷宫中摸索前行。大学以为毛病出在教学上，因此在开办纸质媒体专业这当然也很有必要之外，还开办所有形式媒体的人才培养学院，连十五世纪行业创立之初朴实无华的行业名称也弃如敝屣。如今不叫新闻学了，叫传播学，或社会传播学。在以往那些靠经验吃饭的记者眼里，这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员打扮的教皇。

在哥伦比亚的大学里，传播学共开设了十四个学士点，两个硕士点，可见社会对其日益重视，可惜人才培养却陷入误区。教学满足了众多当前的需要，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两点：创造力与实践。

学校要将学生培养为书本上理想化的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热切地传授新闻理论，而学生一旦与现实正面交锋，情绪便会一落千丈，紧攥着专业文凭也无济于事。新技术本为助翼，结果却适得其反，被它拖得筋疲力尽。巨大的工作压力，使他们与梦想背道而驰。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受到各种利益的驱使，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更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学习。

教育界的逻辑是，一些大学的工程学或兽医学专业的入学试题，也适用于另一些大学的社会传播学专业。一位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曾开诚布公地说：“工作了，我才真正学到新闻，在大学里也有机会写稿，可方法得边干边学。”一天不承认做新闻最重要的是创造力，这种状况就一天不会改变。至少，新闻与艺术应居同等地位。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技术的进步其实与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环境格格不入，更与众人参与、集思广益的传统方法背道而驰。编辑室变成一个冷漠、被隔成小间的实验室，走的进太空，却走不进读者的心。可以说，这一行业的非人性化速度惊人。过去定义明确、划分清晰的新闻专业，如今已不知始于何地、终于何方、欲往何处。

世界人民迫切希望新闻业恢复昔日的声望，对此最翘首以盼的自然是最大的受益人：媒体老板。媒体名誉扫地，最痛心疾首的也是他们。社会新闻系会成为众矢之的，并非全无道理。也许是因为新闻知识教了不少，真正对职业有帮助的却没多少。也许，他们应该索性去教人文，虽然看上去没那么神气，却能帮学生把薄弱的高中文化基础夯实打牢。他们应该更加关注能力与志向，将各媒体细分为不同专业，因为要想在短暂的一生中将它们全数掌握，那是奢求。从其他专业改行的新闻学硕士似乎也很适合在科技进步下应运而生的各专业部门工作。自从两百零四年前，堂曼努埃尔·德尔索克罗·罗德里格斯[[62]]印出第一张报纸以来，这个国家的变化已经太多。

最终目的不应该是毕业证和记者证。还是该用老办法，用历史批评的眼光，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几人一组实践学习。媒体为自身计，应学习欧洲，多加演练，无论在编辑室还是工作室，都可以搭设场景，比如模拟空难，让学生在真正报道灾难之前，学会如何应对。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遭遇现实才能尽情挥洒。没有苦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那种世事难料、随时候命的状态；没有生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那种玄妙的新闻预感、抢到独家的快感和万念俱灰的挫败感；没有为此而生、打算为此而生的人无法坚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议、强度极高的工作。新闻一旦发稿，一切便又回到起点，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下一分钟去，还真是永无宁日。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1997年4月7日  墨西哥  萨卡特卡斯

第一届西班牙语国际会议

会议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请他致开幕辞。文中废除拼写规则的观点引发了极大争议。

十二岁那年，我差一点被一辆自行车撞着。一位神父经过那儿，大叫了一声：“小心！”骑自行车的人应声倒地。神父没停脚，只对我说：“瞧见没？语言的威力有多大！”没错，就在那天，我明白了语言的力量。而今天，我们知道，玛雅人更是早就明白了，还明白得相当透彻，专门设立了语言之神。

语言从未像今天这样威力巨大。在语言的统治下，人类即将迈入第三个千年。所谓图像正在取代语言、语言要遭灭顶之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相反，图像使语言威力倍增。现实生活中的巴别塔从未像今天这样气势恢弘，包括这么多有影响、有权威、有意志的语言文字：报纸杂志、休闲图书、广告海报上自创的、遭蹂躏的，抑或被神圣化了的文字；电台、电视台、电影、电话、扬声器里说出来、唱出来的文字；大街上醒目的粗体标语、阴暗处耳边的甜言蜜语。因此，不，要遭灭顶之灾的是沉默！同一个意思，在这么多语言里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要想全搞明白，可不容易。于是，各种语言便离家漂泊，相互混杂，殊途同归地奔向早晚诞生的地球语。

西班牙语应严阵以待，迎接语言无国界的伟大时代的到来。它没有其他语言所具备的经济优势，但它有活力，有创造力，有丰富的文化经验和迅猛的扩张力。到本世纪末，它将拥有一千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亿民众。难怪美国一位西班牙语教师说，课上一直在帮拉美不同国家的学生做翻译。令人惊讶的是，动词pasar[[63]]有五十四种含义；厄瓜多尔有一百零五个描述男性生殖器的名词，却没有一个condoliente[[64]]这种能够顾名思义，且亟待补充的词。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诗意的表达随处可见，令一名年轻的法国记者赞叹不已。羊羔一个劲地悲鸣，吵得孩子睡不着觉，孩子说：“简直就是路灯。”哥伦比亚瓜希拉的一名供应军粮的妇人不爱喝蜜花茶，说有股耶稣受难日的味道。堂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鲁维亚斯[[65]]在他那本令人难忘的词典中亲笔写下：黄色是恋人的味道。难道我们没尝过窗户味的咖啡、墙角味的面包和亲吻味的樱桃吗？它们都是长久以来语言不甘寂寞、锋芒毕露的结果。我们不该限制它，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让它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轻松迈入二十一世纪。

因此，我斗胆向在座睿智博学的各位提议：在语法简化我们之前，先让我们简化语法。将语法规则人性化；向表达丰富、值得借鉴的土著语言学校；在科技新词贸然闯入之前，彻底掌握，迅速吸收；真心实意地与野蛮的副动词、猖獗的que、寄生虫似的deque谈判[[66]]；将虚拟式现在时变位的重音落回至倒数第三个音节，不说vayamos，说váyamos，不说cantemos，说cántemos，不说刺耳的muramos，说悦耳的muéramos；废除我们自出娘胎起便无比痛恨的拼写规则，埋葬远古时代的h，明晰g和j的使用范围，多多使用方便合理的重音符号，让谁也不会将lágrima读成lagrima，谁也不会混淆revolver和revólver。b和v有什么区别？西班牙祖先给我们带来两个字母，但似乎总有一个多余[[67]]！

当然，这些问题不过是随口一提，好比扔进海里的漂流瓶，希望能漂到语言之神的手里。如果这番话斗胆包天，属于大放厥词，那无论语言之神还是在座的各位都会自然而然地发出感叹：还不如让我在十二岁那年被自行车撞死算了！

二十一世纪遐想

1999年3月8日  法国  巴黎

“迎接新千年：拉美与加勒比地区”讲习班

讲习班由美洲发展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3月8日和9日在巴黎联合举办。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特邀嘉宾，致简短的开幕辞。

四十年代，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帕皮尼说了句刻毒的话：“美洲是用欧洲的垃圾做成的。”气得我们的父辈暴跳如雷。可在今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说得没错。而且，更令人痛心的是：之所以造成今天这种局面，错在我们自己。

西蒙·玻利瓦尔颇有先见之明，他在《牙买加信札》中精辟地写道，“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他还说，希望在拉美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他受英国人的罪——欠英国人的债我们到现在都没还清；他受法国人的罪——他们想卖给他法国大革命的残羹剩饭。风烛残年的他终于忍无可忍地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但到头来，我们还是沦为梦想破灭的试验基地。创造力原本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然而，当倒霉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寻找印度的途中偶然发现了我们之后，我们便一直在过时的教条和他人的战争中挣扎求生。

几年前，我们在巴黎的拉丁区比在拉美的任何国家都更容易碰面相识。在圣日耳曼德佩区[[68]]的咖啡馆，我们无需互问姓名，便谈起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69]]的大风吹来查普尔特佩克区[[70]]的小夜曲、巴勃罗·聂鲁达在加勒比的黄昏中喝着康吉鳗鱼汤怀想千里之外的美丽故乡。

因此今天，我们谁也不会奇怪，为什么我们要越过广阔的大西洋，在巴黎相见。

在座的四十岁以下的梦想家们，纠正过去那些大错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你们肩上。记住，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从心脏移植到贝多芬四重奏，在成为现实之前，在装在创造者的脑子里。不要对二十一世纪有所期待，是二十一世纪对你们有所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纪，不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而是要靠你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和想象塑造出来。只要你们敢想，它就会是和平的世纪，我们的世纪。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2003年5月18日  哥伦比亚  麦德林

“寻公平发展，在科技领域建立社会新契约”国际研讨会

为庆祝安蒂奥基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录制此演讲，寄往麦德林，并与国际研讨会开幕当天下午六点在卡米洛·托雷斯剧院播放。

“别看咱们老赶上电闪雷鸣，这说明很快就要雨过天晴。咱们总会有赶上好事的时候，因为好事坏事都是有头的，既然坏事拖了这么长时间，好事也就不远了[[71]]。”

堂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这段精妙的论述当然不是指今天的哥伦比亚，而是指他自己生活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但没想到这么贴切，搬过来就能用。不过，如果堂米格尔在世，生活在今天的哥伦比亚，这么漂亮的话他也说不出来。单是去年发生的两件事就足以让他幻想破灭：近四十万哥伦比亚人迫于暴力逃离家园；半个世纪以来，逃离总人数以约三百万。这么多人口，足以再建一个与波哥大密度相似、或许比麦德林面积还大的国家。在哪里，人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再无其他财产，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只想找个栖身之所。不仅如此，在这个蛮不讲理的世界，有两桩一本万利的买卖：毒品交易和非法出售武器，由这两者衍生出来的暴力，更是令流亡的人民深受其害。

这只是让哥伦比亚民不聊生的冰山一角。巨大的黑市支撑着欧美乃至全球的毒品买卖，而哥伦比亚对此有着截然不同、互相对立的两副面孔：卖得凶，禁得也凶。任何买卖都是越禁越火，毒品不合法化，毒品交易就不能铲除，毒品交易不铲除，哥伦比亚的暴力就不会走到尽头。

公共秩序乱象丛生，四十年葬送了不止一代社会边缘人群。除了滋事犯罪，他们没有别的活路。作家R.H.莫雷诺·杜兰[[72]]一语中的：“没有死亡，哥伦比亚便没有生的迹象。”我们自出生起就是犯罪嫌疑人，死亡时更是罪孽深重。从多少年前起，和谈就总会酿成血案，只有极少数例外，让人铭刻在心。跨出国门干任何事，从正常的出门旅行，到单纯的进出口贸易，哥伦比亚人都得首先证明自身的清白。

总之，我们的政治坏境和社会环境从不利于建设祖祖辈辈心中梦想的和平国家。哥伦比亚早早地饱尝了不平等的政体、宗教为本的教育、原始的封建制和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危害。首府波哥大高高在上，脱离现实，自我陶醉；两大党派亦敌亦友，天长地久；大选血流成河，落入人为操控；古往今来，就没有哪任政府真正为人民着想。两大政党，二十九场内战，三场军事政变，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哥伦比亚社会似乎魔鬼附体，厄运缠身。遭受压迫、深陷苦海的祖国渐渐学会了强作欢颜，甚至苦中作乐。

就这样，我们几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可一些幼稚的人依然当美国是北方乐土——他们坚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连平安入土都属不易——可到了那儿，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帝国，哥伦比亚在他们眼里，既不是好邻居，也不是廉价可靠的盟友，而仅仅是帝国扩张的又一个对象。

好在有两个与生俱来的天赋帮我们弥补了文化条件的不足，让我们在摸索中寻找身份，在迷宫中寻求真理。一是创造力，二是提升自我的坚定决心，这两项天赋都是优点。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从西班牙人登陆那天起，拉美土著便有如神助，计上心来。见西班牙征服者读骑士小说读昏了头，他们便巧言劝诱，说什么有一座纯金打造的精美城池，浑身涂满金粉的国王在翡翠湖中洗浴。这都是为了活命想出的主意，是魔幻加创造性想象的杰作。

五百多万哥伦比亚人，就凭着胆子大、脑子灵，逃离苦难的祖国，去海外求生存。为了活命，他们身上依然能见到老祖宗当年的狡诈。在印度当托钵僧、在纽约教英文、在撒哈拉赶骆驼：是创造性的想象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不致饿死。正如我在一些书中所言如果不是在所有书中的话，理论中的梦想多半只能聊以自慰，我更信赖现实中的荒唐。因此，我认为，在灾难中，还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哥伦比亚：它藏身暗处，不会再陷入我们在历史上一错再错的覆辙。

眼见着哥伦比亚人的艺术创造力走向鼎盛，对于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这些问题有了彻底清醒的认识，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想，哥伦比亚正学着靠坚不可摧的信念活下去，它愈挫愈勇，俞压俞强。残暴的历史打得它一盘散沙，但饱经苦难的经历却能使它重获新生，再度彰显这个民族的伟大。见证这一个个的奇迹，让我们永远都明白自己出生在什么国家，明白如何在两种互为矛盾的现实间求得生存。因此，看到仍然蒙受着历史灾难的祖国有了新的自我认识，开始健康蓬勃地发展，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民众的智慧一路前行，我们千万别在家门口坐等，要去大街上盛迎，也许连祖国自己都没想到，我们最终会战胜一切，在四处寻觅中找到救国存亡的路。

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让我暂离我所困守并深深眷恋的书斋，为安蒂奥基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说几句话。这是个从头开始，对祖国倾注最大热爱的大好机会，我们无愧于祖国，祖国也会无愧于我们。就凭这点，我敢说，堂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愿望在今天已看到了曙光：折磨我们的坏事总会比好事短。如今，这么多条路，该走哪条才能让大家活得永远太平，享受应有的权利，就要靠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力来确定了。

我的话完了。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2007年3月26日  哥伦比亚  卡塔赫纳

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与西班牙国王

卡塔赫纳会议中心，第四届西班牙与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会议向3月6日满八十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意，并为纪念《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五周年，发行《百年孤独》纪念版。

写《百年孤独》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梦。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一版发行一百万册。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手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今天，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又决定将一本已经在百万读者面前晃过无数次的小说再版发行一百万册，把我这个睡不着觉的写书匠着实吓了一跳，到现在都没恍过神来。

这不是，也不能算是对作者的承认。这一出版奇迹无可辩驳地表明：想读西语小说的人无以计数。今天，作为作者，我面红耳赤地接过这第一本超大发行量版的《百年孤独》。一百万册书，不是对作者的一百万次致敬，而是说明有几百万西语读者对这份精神食粮翘首以待。

从那时到现在，我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变过。七十多年来，我埋头苦干，不停地用两根手指有节奏地敲出永恒不变的二十八个字母。今天，我抬起头，心怀感激地来参加这次纪念盛会，不禁要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看到的是：当年，面对着空白稿纸，我还不知道读者会在何方；如今，无数人对西语文学如饥似渴。

如果把《百年孤独》的读者聚拢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口排名能进全球前二十。这不是为了自吹，我只想说，这些人的阅读习惯表明，他们乐意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这是对所有西语作家、诗人、叙述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战。激发兴趣，壮大读者群，是我们这个行当，当然也是我们自身的真正使命。

我从二十岁开始出书，三十八岁已经出了四本。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压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我只知道，十八个月里，我天天写，没有一天不写，直到写完。

很难相信，当时最窘迫的问题之一居然是缺打字机纸。我老觉得，文章有打字错误、语言或语法错误，都是创作上的失误。因此，我有错就撕，撕了就扔，重新再来。照这个用法，一年算下来，估计写本书，光买纸就得花掉六个月的稿费。

埃斯佩兰莎·阿拉伊萨，令人难忘的佩拉，她给众多诗人和电影人当过打字员，也誉过不少墨西哥名家名作，比如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以及堂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好几个原创剧本。我请她誉最终稿时，稿子严重涂改，为了避免混淆，我先用黑笔改，之后又用红笔改。可对于在此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佩拉来说，那实在算不了什么。多年后，她告诉我，那天瓢泼大雨，她带着我修改完毕的终稿回家，下公交车时滑了一跤，稿子飞了一地，又是泥又是水。在其他乘客的帮助下，她把被雨淋湿、几乎无法辨认的书稿一张张从地上捡起来，带回家用熨斗一张张熨平。

那段日子，我一分钱都不挣，梅塞德斯和我，外加两个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这绝对能写本更好看的书。连我也不知道梅塞德斯是如何做到的，总之那几个月，家里天天都还能揭得开国。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走借贷这条路，后来心一横，终于头一回去了当铺。

先当了些零头碎脑的玩意儿，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又去当梅塞德斯多年来从娘家得来的首饰。当铺的专家就像外科医生那样严谨，对耳环上的钻石、项链上的祖母绿和戒指上的红宝石一一用秤秤、用“魔眼”看，最后，他像见习斗牛士那样立住脚不动，斗篷一甩，将首饰一股脑地抛还给我们，说：“全是玻璃的。”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梅塞德斯算了算账，不动声色地对房东说：

“我们想，房租六个月后一块儿付。”

“对不起，夫人，”房东对她说，“您知道那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吗？”

“我知道。”梅塞德斯依旧不动声色地回答，“您放心，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

好心的房东是政府高官，是我们所认识的最有风度、最有耐心的人之一，他一样不动声色。

“那好，夫人，有您这句话就行。”他算出那笔大数目，“九月七日，我等您。”

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梅赛德斯和我去墨西哥城邮局，将《百年孤独》的定稿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稿打印在普通稿纸上，双倍行距，共五百九十页，扎了个包裹。收信人是南美出版社的文学总编弗朗西斯科·波鲁阿。

邮局的人称了称包裹，算了算，说：

“八十二比索。”

梅赛德斯数了数钱包里剩的纸币加硬币，实话实说：

“我们只有五十三比索。”

我们拆开包裹，分成两半，先把一半寄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剩下那一半，要怎么凑钱寄过去，我们心里完全没谱。后来发现，寄走的是后半部，不是前半部。钱还没凑够，南美出版社的帕克[[73]]波鲁阿就迫不及待地想看前半部，给我们预支了稿费。

就这样，我们获得了新生。

编者的话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公开演讲时朗读用的，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他的一生，从一九四四年十七岁在锡帕基拉送别学长，到二零零七年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和西班牙国王。

从开头几篇能看出，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对演讲很排斥。“我不是来演讲的。”这是他首次登台演讲时对国立男子中学同学的提醒，被作者选来当书名。下一篇《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九七零年演讲时，《百年孤独》已大获成功，他又提醒听众自己对演讲有多反感：“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第三次，一九七二年领罗慕洛·加列戈斯奖，他说：“我曾发誓绝不做两件事：领奖和演讲。今天……连破两例。”

十年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必须要写一篇身为作家、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讲，结果诞生了一篇杰作：《拉丁美洲的孤独》。此后，演讲成为他作家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屡获大奖、备受仰慕的他，受邀去全球各地演讲。

为了出版这本集子，我有幸与作者肩并肩作战真的是肩并肩、肘碰肘，修订书稿。除了正常校对，他还决定给有些原本只按场合来分的讲稿加个题目，如获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的那篇，叫《为了你们》。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向视演讲为畏途”，重读这些散落或被遗忘的文字，让他与演讲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他说：“读这些讲稿，让我再一次发现，身为作家，我是如何一点点改变，一点点成长的。”演讲稿中，有关于文学的讨论，也有作者的人生轨迹，能使读者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感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夫人梅赛德斯·巴尔恰，感谢他们在工作中永远热情好客。宽宏大度，使此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他们的孩子罗德里戈和贡萨洛，感谢他们身在远方，依然对此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感谢他们发现了一篇被遗忘的演讲稿，感谢他们对标题和封面提出的宝贵意见。最后，感谢耶鲁大学的阿尼尔瓦·冈萨雷斯—佩雷斯教授，感谢他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一直陪伴着我，开篇演讲也是他找到的。

克里斯多瓦·佩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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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是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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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文学家，著有“西塞罗三论”，其中之一为《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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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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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球术语，指主球在一次击球期间与两个目标球接触。

[←5]

[].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1884—1969），委内瑞拉小说家、政治家，代表作为《唐娜芭芭拉》，1948年2月15日至11月24日任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创立于1964年8月6日，表彰西班牙语世界最杰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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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1859—1920），墨西哥革命领导人，1917年至1920年间任墨西哥第一届立宪总统，1920年5月21日被暗杀。

[←7]

[].马尔克斯于1998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文学创作就是催眠。作家给读者施催眠术，让他什么也不想，只想作家正跟他讲的这个故事。想让读者长眠不醒，得要大量的钉子、螺钉和铰链。我把这个叫木匠活，也就是讲故事的技巧、写作技巧和电影制作技巧。灵感是一回事，情节是另一回事，如何将情节呈现出来，变成真正能吸引读者的文学作品，没木匠活，做不了。”

[←8]

[].liqui-liqui，哥伦比亚传统服饰。

[←9]

[].弗朗西斯科·莫拉桑（Francisco Morazán，1792—1842），洪都拉斯政治家、军人，出生于特古西加尔巴。

[←10]

[].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国军人，拿破仑一世麾下的18名“帝国元帅”之一。

[←11]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将。

[←12]

[].指萨尔瓦多·阿连德（Salcador Allende，1908—1973），1970年11月4日至1973年9月11日间任智利总统。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困守总统府拉莫内达宫，直至战死。

[←13]

[].指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Jaime Roldós Aguilera,1940—1981），1979年8月10日至1981年5月24日间任厄瓜多尔总统，1981年因空难丧生。

[←14]

[].指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Torrijos Herrera，1929—1981），曾任巴拿马国革命卫队司令，1981年在一起空难中丧生。

[←15]

[].瑞典城市。

[←16]

[].Tonio Kröger，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于190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17]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作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8]

[].这里指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创作的史诗《神曲》，全诗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

[←19]

[].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Luis Cardozay Aragón，1901—1992），危地马拉作家，诗人。

[←20]

[].平达罗（Pindaro，前518—前438），古希腊诗人，其诗作曾被选作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胜利者赞歌。

[←21]

[].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2]

[].雅克·朗（Jack Lang，1939—），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

[←23]

[].典出《新约》，约翰被罗马王放逐到希腊拔摩岛，在那里完成《启示录》，描绘了世界末日的景象。

[←24]

[].格劳贝尔·罗沙（Glauber Rocha，1939—1981），巴西导演、编剧、演员。

[←25]

[].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Belisario Betancur，1923—），哥伦比亚政治家，1982年至1986年间任哥伦比亚总统。

[←26]

[].何塞·阿森松·席尔瓦（José Asunción Silva，1865—1896），哥伦比亚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

[←27]

[].佩德罗·萨利纳斯（Pedro Salinas，1891—1951），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曾将数学符号融入诗中，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数学诗。

[←28]

[].拉丁语中“玫瑰”一词的名词变格。

[←29]

[].此处原文为hasta en la sopa，愿意为“连汤里都有”，引申义为“无处不在”。

[←30]

[].爱德华多·卡兰萨（Eduardo Carranza，1913—1985），哥伦比亚诗人。

[←31]

[].豪尔赫·罗哈斯（Jorge Rojas，1911—1995），哥伦比亚诗人。

[←32]

[].杂感（gregueria）是一种短小精悍、诙谐幽默的文体，往往也是一种文字游戏。此句也可以理解为“美人鱼不张腿，因她心存疑虑”。

[←33]

[].丹尼尔·阿朗戈（Daniel Arango，1921—2008），哥伦比亚作家。

[←34]

[].莱昂·德格雷夫（Leónde Greiff，1895—1976），哥伦比亚诗人。

[←35]

[].拉美地区广受欢迎的一种舞曲。

[←36]

[].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1897—1972），美国新闻记者，曾在警匪剧《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中任叙述者。

[←37]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7—1986）的代表作。

[←38]

[].博特罗（Fernando Botero，1932—），哥伦比亚画家。

[←39]

[].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1922—），意大利导演。

[←40]

[].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1931—），意大利女演员。

[←41]

[].阿莉达·瓦莉（Alida Valli，1921—2006），意大利女演员。

[←42]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小说家。

[←43]

[].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家，代表作为九部正式编号的交响曲。

[←44]

[].斯卡拉蒂（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为555首键盘乐奏鸣曲，

[←45]

[].Maqroll，阿尔瓦罗·穆蒂斯多部作品的主人公。

[←46]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之一，代表作为《跳房子》。

[←47]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ntes，1928—），墨西哥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之一，代表作为《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

[←48]

[].特洛尼斯·蒙克（Telonious Monk，1917—1982），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

[←49]

[].科塔萨尔一部文集的名字，是对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八十天环游世界》的戏仿。

[←50]

[].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拉丁美洲解放者，曾率领拉美各族人民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51]

[].库拉索是一座位于加勒比海南部、靠近委内瑞拉海岸的岛，该岛原为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一部分，2008年12月15日后改制为荷兰王国辖下的自制国。

[←52]

[].乔万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1881—1956），意大利作家，天主教徒。

[←53]

[].海梅·百特门（Jaime Bateman，1940—1983），哥伦比亚M-19游击队的创始人、领导人。M-19游击队的力量曾仅次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现已解散，改名为M-19民主联盟。

[←54]

[].巴西西部地区，与拉美西班牙语世界毗邻。

[←55]

[].1899年至1902年哥伦比亚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进行的历时千余日的内战。

[←56]

[].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Rafael Uribe Uribe，1859—1914），哥伦比亚军人，“千日战争”中自由党的领袖。

[←57]

[].原文如此，但据《百年孤独》，应为三十二场战争。

[←58]

[].《百年孤独》中的人物。

[←59]

[].原文如此。

[←60]

[].拧断天鹅的脖子，典出墨西哥诗人冈萨雷斯·马丁内斯（González Martínez，1871—1952）的同名十四行诗。诗中对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人物、被称为“天鹅诗人”的卢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追求唯美雅致的美学观提出异议。文中这里是指摒弃了浪漫、唯美的创作手法。

[←61]

[].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AlbertoLlerasCamargo，1906—1990），哥伦比亚记者、外交家，曾于1945—1946和1958—1962年间两次任哥伦比亚总统。

[←62]

[].曼努埃尔·德尔索克罗·罗德里格斯（Manueldel Socorro Rodríguez，1758—1819），哥伦比亚新闻业创始人。

[←63]

[].西班牙语，有“经过”、“移动”、“发生”、“遭受”等多重含义。

[←64]

[].马尔克斯根据西班牙语构词法生造的一个词，意指“哀悼的，哀悼者”。

[←65]

[].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鲁维亚斯（Sebastiánde Covarrubias，1539—1613），西班牙语词汇学家，1611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语词典》是解读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作品的主要工具书。

[←66]

[].这些都是西班牙语中常见的冗赘用法。

[←67]

[].b与v在西班牙语中发音相同。

[←68]

[].法国巴黎的一个城区。

[←69]

[].阿根廷南部港口城市。

[←70]

[].墨西哥城的一个城区。

[←71]

[].摘自《堂吉诃德》第十八章，此处参照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董燕生译本。

[←72]

[]. R.H.莫雷诺·杜兰（Rafael Humberto Moreno Durán，1945—2005），哥伦比亚作家。

[←73]

[].弗朗西斯科的昵称。

Table of Contents

- 责任学堂

-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 为了你们

- 另一个故乡

- 拉丁美洲的孤独

- 敬诗歌

- 致新千禧年

- 达摩克利斯之剑

- 无法摧毁的信念

- 新千年的序言

- 我不在这里

-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七十大寿

- 我的朋友穆蒂斯

-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 二十一世纪遐想

-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 编者的话

Table of Contents

责任学堂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为了你们

另一个故乡

拉丁美洲的孤独

敬诗歌

致新千禧年

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法摧毁的信念

新千年的序言

我不在这里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七十大寿

我的朋友穆蒂斯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二十一世纪遐想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编者的话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枯枝败叶

书名页

版权页

引言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恶时辰

书名页

版权页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书名页

版权页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书名页

版权页

题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我不是来演讲的

责任学堂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为了你们

另一个故乡

拉丁美洲的孤独

敬诗歌

致新千禧年

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法摧毁的信念

新千年的序言

我不在这里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七十大寿

我的朋友穆蒂斯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二十一世纪遐想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编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