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一个国家的诞生（1-3 合辑，知乎 20 万赞同认可的震撼之作，这次一口气读完以色列建国史！） (知乎「一小时」系列)
Author: 十一点半（司洋）; 知乎
Date: 2017-07-03T16:00:00+00:00
Publisher: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总目录

以色列：一个国家的诞生

以色列 2：在危机中生存

以色列 3：赎罪日

目录

关于本书

「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第一章 用铅笔创造出来的国家

第二章 联合国 181 号决议

第三章 梅厄的美国之行

第四章 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的武器

第五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第六章 喘息

第七章 犹太人对犹太人

第八章 不是和平，而是停战

参考书目

作者说

关于本书

《以色列：一个国家的诞生——知乎十一点半（司洋）作品》/十一点半

出品人 周源

策划编辑 梅莹 刘强

营销编辑 胡晓曦

实习编辑 裴启航

校对 高正哲

设计 郝小好

联系我们 publish@zhihu.com

本电子书版权为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或节录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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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N：ECFD-N000000670049

最后修订：2016 年 02月 23 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 347 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 10 号

电子邮箱： cb@bookdna.cn

网址： www.bookdna.cn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Media CO., LTD, 2013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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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知乎创始人 周源

感谢你阅读知乎推出的「一小时」系列电子书。

「一小时」系列是什么？

这是一系列短小精炼的电子书。我们邀请了知乎各专业领域的知友在书中分享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如果你足够认真，便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读完一本书。

这里既有日常经济分析，也有人文历史，既有职场经验，也有生活中的科学。这些作者，都是我们精心为你寻找，在各个领域拥有独到见解的专业人士。而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会解释一个问题，分享一种思路，展开一个视角。

地铁上，入睡前，在这些细碎的时间里，挤出一小时的时间，静下心，读下去。

你很忙，但知识不慌张。

愿你从「一小时」开始，对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分认识。

第一章 用铅笔创造出来的国家

1915 年 12 月 16 日，在伦敦唐宁街 10 号的首相官邸中，几个英国人用一根铅笔和一张地图对几千公里外的中东土地进行了分割。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一年多，对阵的双方分别是以英国、法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以及由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组成的同盟国。这些英国人此次坐在一起，是为了讨论如何把奥斯曼帝国作为未来的战利品在协约国之间进行切分。

其中一个叫做赛克斯（Sykes）的人提议说，不如大家从地图左边的城市 Acre 的字母 e 开始，画一条直线到地图右边 Kirkuk 的最后一个字母 k 上面；直线以上的区域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直线以下的区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在座的人都觉得这条直线既简单又清楚，于是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英国首相的同意。

在与法国进行商议后，法国人也同意了以这条直线来划分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双方于次年的 5 月 16 日签署了赛克斯-皮克特秘密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将这条用铅笔画下的直线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协议中还规定，英法有权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进一步划定国家间的边界。

图 1  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中东地图，A 和 B 分别标记了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人在地图上随手一画，就把半个地球外的土地分割成了两块。至于这条直线是否会把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分隔开来，或者把不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归入同一个国家，欧洲人并不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把即将到手的战利品以公平的方式进行切分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赛克斯在 1915 年画下的这条直线是多么的草率和不合理，它最终都对中东的政治版图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如果翻开一张现代中东地图，你会发现叙利亚南部与约旦、伊拉克之间的国界线中有一段长长的直线，这正是赛克斯那条直线的左半部分。虽然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国界线的右半段中，这条直线向上拐了一个弯，但这同样是英法围绕伊拉克石油资源重新博弈后的结果。

图 2  现代叙利亚地图

就在 1915 年英国和法国秘密协商如何在中东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英国人其实早已偷偷地把法国势力范围内的土地许诺给了阿拉伯人。为了拉拢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英国的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在 1915 年 10 月 24 日给阿拉伯领导人侯赛因（Sharif Hussein）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以含混不清的措辞表示，只要侯赛因发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英国将支持阿拉伯人在中东地区建立起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信中被麦克马洪爵士明确排除在这个阿拉伯国家范围外的只有两个地中海港口地区，以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地区以西的叙利亚地区。

换句话说，英国人在这封信中已经将叙利亚的大部分许诺给了阿拉伯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第二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与法国人签订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把曾许诺给阿拉伯人的这部分土地又重新许诺给了法国人。英国人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反正阿拉伯人并不知道这个秘密协定的存在。

这不是英国人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为了自身利益向别人许下空洞的诺言。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中的犹太人群体，英国人在签署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第二年，也就是 1917 年 11 月 2 日又发表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在宣言中，英国政府承诺将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对于渴望建立独立国家的犹太人来说，这份宣言是他们建国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对于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这却是一个悲剧性的时刻，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征询他们的意见。仅仅因为几千公里外的一群陌生人对另外一群陌生人所做出的承诺，将会有无数的阿拉伯人在若干年后被迫离开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

对于散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先辈在一千九百年前生活过的土地，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能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地方。而对于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而言，这里也是他们的祖先生活了上千年的土地。但在英国人眼里，巴勒斯坦这块位于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域却只不过是国家间博弈的筹码而已。为了国家利益，这块土地可以被随意夺取和分割，然后再作为筹码许诺给不同的政治力量。英国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向各方做出的种种虚假承诺和空洞声明，为日后这片土地上持续数十年的流血和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贝尔福宣言发布仅仅三个星期后，就发生了一件让英法两国政府都感到无比尴尬的事情。在这一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并在沙俄政府的存档文件中找到了赛克斯-皮克特秘密协定的副本。沙俄政府之所以会有这个秘密协定的副本，是因为这一协定除了将中东划分为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外，还将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等地区划给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发现这个秘密协定后，毫不客气地将它公布于世。阿拉伯人在得知秘密协定的内容后，才愤怒地发现自己遭到了英国人的蓄意欺骗。

如果有什么能让愤怒的阿拉伯人心里稍稍平衡一点的话，那就是英国人同样也毫不客气地欺骗了自己的盟友法国。1918 年 5 月 7 日，英国军队占领了 Kirkuk，这里正是赛克斯所画下的那条直线的尽头；从这里再往北去，就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规定的法国势力范围。此时，英国政府得到了一份地勘报告，报告中的分析表明在赛克斯直线以北的摩苏尔（Mosul）地区有一块储量丰富的油田。对于石油严重依赖进口的大英帝国来说，这块油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它偏偏就落在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内。

此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决定不去理睬英法两年前签署的秘密协定，直接先用武力夺取摩苏尔，日后再强迫法国接受这个既成事实。1918 年 11 月 3 日，在与奥斯曼帝国的停火协议已经生效四天后，英国人用武力占领了摩苏尔。无可奈何的法国人后来也只好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条件是英国人让出摩苏尔石油产出的 25%。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中东地图上，叙利亚和伊拉克国界线的左半段还是一条直线，右半段却突然转向北面，把摩苏尔地区圈入了伊拉克的国土之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 1920 年 4 月的圣雷莫会议上，英法两国正式对中东的土地进行了瓜分。其中英国人以托管地（Mandate）的形式得到了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即伊拉克）这两块土地，法国人则得到了叙利亚。

在得到这两块土地之后，英国人根据自己统治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圣雷莫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巴格达就爆发了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暴动，并蔓延到了伊拉克境内的其他地区。尽管这次暴动在几个月后就被镇压，但它也让英国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这次暴动后，英国决定以建立亲英政府的方式对伊拉克进行间接统治。

1921 年 8 月，英国人建立了伊拉克王国（Kingdom of Iraq），由那位曾与麦克马洪通信的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Faisal）担任国王。8 月 27 日，在英国官员的陪同下，费萨尔在巴格达举行了登基典礼。由于这个国家还没有国歌，在典礼上奏响的是英国国歌「天佑吾王」。英国以这种方式间接统治着伊拉克，直到 1932 年允许其独立。

在同一年，英国政府在约旦河东侧也划出了一块土地，建立了一个叫做外约旦的国家（Emirate of Transjordan），由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Abdullah）担任埃米尔（Emir，国家领袖的一种称谓）。25 年后，外约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在两年后又将国名改成了约旦，并一直使用至今。

从地图上看，约旦的国土形状十分古怪。这个面积不到 9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大致成一个 L 形，大部分国界线都是由一段段杂乱无章的直线拼接而成。最为奇特的是，在它的东面，邻国沙特的国土好像一把楔子一样深深地插入了约旦国土的腹地之中。

图 3  现代约旦地图

丘吉尔曾经吹嘘过，自己在开罗「用一支笔和一个下午就创造出了约旦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深深陷入约旦国土中的尖角也被称为「温斯顿之嗝」（Winston’s hiccup），大意是说丘吉尔在地图上勾勒约旦边界时不小心打了一个嗝，导致本该闭合的国界线不小心向里凹了进去。

上面这种说法当然过于夸张，但是约旦的国界线确实是由英国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划定的。在确定外约旦的国界线时，英国人首先考虑的是把它作为一个缓冲区域来保证苏伊士运河以及石油运输管道的安全。因此从地图上看，外约旦 L 形国土中位于西面的一条边切断了沙特与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位于北面的一条边切断了沙特与叙利亚之间的联系，并覆盖了由伊拉克至巴勒斯坦的石油管道所经过的地区。约旦现在与沙特的国界线大致上沿袭了英国人当年所画下的边界，主要的区别只是约旦在 1965 年与沙特阿拉伯进行过一次小范围的国土互换。

把外约旦这块土地划分出去后，「巴勒斯坦」这个名词所对应的就只剩下夹在地中海东岸和约旦河之间的一小块狭长的土地，处在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下。这块面积仅仅相当于 1.6 个北京市的地区将会在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在英国正式开始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之后，由于有《贝尔福宣言》的背书，大量在欧洲受到排挤和迫害的犹太人纷纷踏上这片「应许之地」并定居下来。在 1922 年，巴勒斯坦还只有 84,000 名犹太人，只占总人口数的 11%。而到了 1936 年，这个数字已经快速增长到了 370,000 人，达到了总人口数的 27%。随着犹太人的涌入，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从 1920 年开始，在巴勒斯坦境内爆发了多次阿拉伯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事件。由于感到英国政府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犹太人在 1921 年成立了自己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

哈加纳在刚刚建立时，它的一个重要政策是「克制」（Restraint）。这个政策限制哈加纳成员针对阿拉伯平民进行袭击。随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哈加纳内部的一些成员开始对这个政策感到不满，认为哈加纳的做法过于软弱。这些人在 1931 年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后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伊尔贡」（Irgun）。与自卫性质的哈加纳不同，伊尔贡成员信奉的是「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恐怖理念。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一枚炸弹丢到一群无辜的阿拉伯平民当中去，并深信他们所从事的是一项正义且伟大的事业。这也导致伊尔贡日后被联合国、英美政府甚至犹太复国主义大会（Zionist Congress）认定为恐怖组织。

随着巴勒斯坦地区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英国人意识到这两个相互仇视的民族是无法共同生活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的。于是英国人再一次拿出了铅笔，把巴勒斯坦进一步分割成了两个部分，这就是 1937 年的「皮尔分治方案」（Peel Commission Partition Plan）。在这个方案中，犹太人将得到巴勒斯坦 20% 的土地，用来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阿拉伯人将得到巴勒斯坦 70% 的土地，并最终与东面的外约旦合并为一个国家；剩下的 10% 的土地包括圣城耶路撒冷以及从地中海边通往耶路撒冷的一条通道，将由英国人统治。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分治计划中留给犹太人的土地大大低于他们的期望（大约只有 5000 多平方公里）。但在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后，犹太人的领袖们决定接受这一方案，尽管具体的分治边界还需进一步协商。

而在另外一边，阿拉伯人对于这个分治方案的回答是一个坚决的、毫不妥协的「不！」。在阿拉伯人看来，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绝不能有一寸被这些外来的移民窃走。整个巴勒斯坦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作为对分治方案的回应，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组织起了一轮新的武装起义。英国政府对这次武装起义进行了强力镇压，但一直到 1939 年的夏天才控制住了局势。

这时正值二战爆发前夕，英国人已经没有精力去应付阿拉伯人新的武装起义，他们急需一个承诺来安抚渴望独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于是在这一年的 5 月，英国政府发布了一本白皮书，承诺在 10 年之内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白皮书中还对犹太移民的数量做出了限制，即每年不超过 15,000 人，这样可以保证巴勒斯坦获得独立时将会是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国家。

白皮书的发布是英国人对《贝尔福宣言》的一次彻底背叛。22 年前英国政府曾经承诺过要支持建立的犹太国家在白皮书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了，这也不是英国政府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承诺。对于英国人来说，只要符合国家利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盟友是不能背叛的，也没有什么承诺是不能背弃的。

在 1939 年至 1945 年的二次大战期间，巴勒斯坦保持了相对较为稳定的局面。但这只不过是把这两个民族之间必将到来的冲突推迟了六年而已。随着二战的结束，巴勒斯坦问题反而变得越来越棘手了。这主要是由于二战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

第一，英国在二战中惨胜之后，国力大打折扣，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力大大降低。这时的英国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维持巴勒斯坦的稳定与和平。

第二，在二战期间共有 600 万欧洲犹太人遭到德国纳粹工业流水线式的屠杀，这导致世界舆论开始一边倒地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也渴望前往一个犹太人可以免遭迫害的国家。

对于这种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同情舆论，阿拉伯人的态度也很明确。对于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悲惨遭遇，阿拉伯人民深表同情。但是，屠杀犹太人的是德国人，不是阿拉伯人。为什么不从德国的土地中划出一块给犹太人建国呢？为什么由于德国人的暴行，无辜的阿拉伯人就要让出自己的土地给犹太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一千九百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吗？

面对潮水般涌入的犹太难民，英国人严格执行了 1937 年白皮书中的移民限额。皇家海军游弋在巴勒斯坦海岸，将载有犹太非法移民的船只拦截下来，然后再将他们重新遣返到欧洲的难民营中去。愤怒不已的犹太武装组织随即展开了针对巴勒斯坦境内英国目标的袭击，这其中也包括曾经要求其成员保持克制的哈加纳。

英国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之中，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不会让双方同时满意。犹太人要求立刻提高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限额，阿拉伯人则要求立刻禁止任何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犹太人要求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国家，阿拉伯人则要求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完整的阿拉伯国家，哪怕是一寸土地也不能让给犹太人。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和合理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双方都不惜绑架、暗杀、烧毁房屋、炸断桥梁，甚至向无辜的人群投掷炸弹。

自从 26 年前从地图上分割出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之后，英国用一系列摇摆不定的政策和自相矛盾的承诺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面对这个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烂摊子，无论英国人提出什么方案都会立刻同时遭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反对。

最后，英国人得出结论，处理这个烂摊子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交给别人去处理。

1947 年 2 月 14 日，在赛克斯画下那条直线 32 年后，英国人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

第二章 联合国 181 号决议

面对英国人撒手不管的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给出建议。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实地调查后，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两个民族是无法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的。最后，特别委员会给出了一个分治方案。

在这个分治方案中，除了由国际共管的圣城耶路撒冷之外，整个巴勒斯坦被分成了六个区域，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各占三块。两个国家所拥有的三块领土都是不连续的，每一块都被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所包围。三块领土之间仅仅依靠几个接触点（Kissing Point）来维持联系，这些接触点将由国际组织管理。犹太人共获得了巴勒斯坦 56% 的土地，阿拉伯人获得了巴勒斯坦 43% 的土地。

图 4  1947 年联合国分治方案

不得不说，这是一份过于理想主义的方案。按照这份分治方案的设计，阿拉伯国家与犹太国家之间将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国界线，日后一旦爆发冲突，双方都将无险可守。三块支离破碎的国土之间的联系很容易被切断，如何保证这几个接触点的交通将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尽管这个分治方案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毕竟给了犹太人一个国家。而且与十年前的皮尔分治方案相比，犹太人获得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1.5 倍。如果这个分治方案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表决通过，就意味着犹太人在一千九百年之后将重新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犹太民族千年来的建国希望，现在掌握在了联合国 57 个成员国代表的手中。

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立刻行动了起来，对成员国代表们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攻势。一千多年来，没有祖国的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但这现在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找到在各种文化背景中成长、讲各种语言的人去面对不同的国家代表。在叙利亚出生、讲阿拉伯语的萨松（Eliahu Sasson）负责与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代表交涉；在俄罗斯出生的艾普斯丁（Eliahu Epstein）负责游说苏联代表；在南非出生的科梅（Michael Comay）负责与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人联络；讲西班牙语的托夫（Moshe Toff）负责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为了使各成员国代表们对分治方案投下赞成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就连犹太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被动员起来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爱因斯坦向尼赫鲁讲述了犹太人一千年来由于没有祖国而遭受的各种迫害，尤其是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一战结束后，原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阿拉伯地区中 99% 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阿拉伯人，犹太人难道没有权力在这片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享有余下 1% 的土地吗？爱因斯坦恳求尼赫鲁对分治方案投下赞成的一票。尼赫鲁在回信中委婉地表示他虽然很同情犹太人的遭遇，但是他不得不为国家利益考虑——当时的印度有 1300 万穆斯林。

为了说服埃塞俄比亚投出赞成票，犹太人找到了已故英国将军温盖特（Oder Wingate）的遗孀温盖特夫人。温盖特在 1941 年曾率英军击败了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帮助埃塞俄比亚国王塞拉西（Haile Selassie）恢复统治。温盖特夫人以温盖特将军的名义向塞拉西国王发去电报，请求他投下赞成的一票。不过，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埃塞俄比亚最终在还是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投了弃权票。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则警告那些可能投出赞成票的国家，分治方案一旦通过，将会导致一场「全面战争」。除此之外，阿拉伯国家还用石油禁运来威胁西方国家不要投下赞成票。

11 月 26 日，联合国大会对分治方案进行投票的日子到来了。在大会开始前，犹太人的外交代表、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在一遍遍地计算着他们所争取到的选票数量。他沮丧地发现，经过几个月的外交努力后，他们还是没有拿到足够的票数。

但是，这名叫做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男人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在投票前进行的演讲环节中，对犹太人友好的国家代表们发表了冗长的演说，成功地把会议时间拖到了傍晚时分。大会主席在征询各成员国意见后，决定将投票环节延期进行。由于 11 月 27 日这一天刚好是美国的感恩节，所以这次大会将延期至两天后的 11 月 28 日继续进行。

犹太人又得到了两天的宝贵时间。在这两天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展开了疯狂的外交活动。无数的电话被拨出，无数的电报被发往世界各个角落。包括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内的各路权势人物都接到了犹太人的请求，要他们尽一切手段去影响各成员国代表的投票。

在英格兰的一家旅馆里，一个叫做埃德尔斯坦（Julius Edelrstein）的人被一个半夜打来的电话吵醒。经过一番交谈后，他答应给他的朋友、菲律宾总统罗哈斯（Roxas）打一个电话。10 名美国参议员也联名向罗哈斯发去了电报，表示菲律宾的投票结果会影响到美国对菲律宾的经济援助。最终，菲律宾对分治方案投下了赞成票。

利比里亚总统则接到了美国前国务卿打来的电话。对利比里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一家美国橡胶公司老板联系了利比里亚在纽约的代表，告诉对方自己将会非常关心投票结果。利比里亚最终把自己的弃权票改成了赞成票。

除了菲律宾和利比里亚，海地在美国政府的影响下最终也投出了赞成票。

犹太人的下一个目标是法国。要想说服法国对分治方案投出赞成票可谓格外困难，因为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有众多的穆斯林人口。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在 11 月 26 日这一天接到了前美国总统顾问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拜访。巴鲁克直截了当地告诉法国代表，如果不投下赞成票，法国将会失去所有美国的经济援助。

在延期了三天后，针对分治方案的投票最终在 11 月 29 日进行。各成员国代表按照国名字母顺序先后进行了投票。在最后的计票环节中，大会主席依次读出每个国家的名字和投票结果。当读到法国时，会场内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因为这将是对结果产生关键性影响的一票。随着主席的一声「France: Yes」，会场内的犹太人中爆发了一阵掌声和欢呼声。他们知道分治方案一定会获得通过了。

最终，分治方案以 33 票赞成，13 票反对，1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表决，成为了联合国大会第 181 号决议。根据这个决议，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三天前还在绝望中计算选票的那名小胡子男人此刻和同胞一起欢庆起了这一民族新生的时刻。这个男人此时还不知道，他将在七年后成为这个新生犹太国家的第二任总理。

在犹太人欢庆民族新生的同时，会场内的阿拉伯人宣布此决议无效，并退场表示抗议。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由于德国纳粹犯下的暴行，阿拉伯人就要被迫让出巴勒斯坦一半的土地。阿拉伯国家发誓要用武力来阻止这个犹太国家的建立。

在耶路撒冷，在特拉维夫，在海法，无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通过收音机第一时间得知了投票结果。犹太人走上街头又唱又跳，陌生人们在街头热情地拥抱、亲吻。这将是一个不眠的狂欢之夜。

当巴勒斯坦犹太人在街头欢庆时，他们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却没有心情庆祝。联合国 181 号决议给了犹太人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现在还只存在于地图之上。要让这个国家成为现实，则要依靠犹太人自己的力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本-古里安望着窗外街道上跳舞的年轻人们，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将会走上战场。

距离分治方案在联合国通过才刚刚几个小时，阿拉伯人就兑现了他们几个月来发出的威胁。在 11 月 30 日早上八点二十分，一辆开往耶路撒冷的巴士遭到了阿拉伯人的袭击，车上五名乘客死亡。半个小时后，另一辆巴士也遭到了同一帮人的袭击，车上两人死亡。在同一天，特拉维夫的一名犹太人被狙击手枪杀。四天之后，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犹太人居住区遭到大规模袭击，至少七十名犹太人被杀。

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犹太人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开始了针对性的还击。搞恐怖活动出身的伊尔贡则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对阿拉伯平民的恐怖袭击。12 月 2 日，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影院进行了纵火。12 月 12 日，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马路边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 20 人。12 月 30 日，在海法附近的一家炼油厂，当一百多名阿拉伯工人聚集在门外时，伊尔贡成员向人群中投掷了一枚炸弹，炸死了 6 人。作为报复，炼油厂里的阿拉伯人在几个小时之后杀害了 39 名犹太工人。第二天夜里，哈加纳又袭击了这些阿拉伯工人所居住的村庄，成年男子被一个个地从房屋里拖出来枪杀。根据哈加纳自己的报告，共有约 70 名阿拉伯人死亡。

当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愈演愈烈之时，英国在 12 月 4 日决定在第二年的 5 月 15 日正式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这意味着周边五个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宣战进入了为期 163 天的倒计时状态。163 天后，哈加纳和伊尔贡所面对的将不再仅仅是游兵散勇式的阿拉伯民兵，而是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的正规军。

双方的力量对比简直不能更悬殊了。从人口对比来看，巴勒斯坦境内只有大约 65 万犹太人，数量是阿拉伯人的一半。如果把周边五个阿拉伯国家的人口也算上，犹太人的人数只有阿拉伯人的 3% 不到。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大部分犹太人都居住在巴勒斯坦靠近地中海的一条狭长地带上。一旦战争爆发，这样的地理位置将成为一场军事战略上的噩梦。敌人可以轻易地从三个方向包围他们，而唯一不会被敌人包围的一侧则是茫茫大海。犹太人所占据的地形几乎就是一个放大版的诺曼底滩头阵地。除了这条沿海的狭长地带以外，还有很多犹太人居住区深陷于巴勒斯坦内陆地区，他们将很容易被阿拉伯人所包围。这些孤立的犹太居住区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这里一共生活着十万名犹太人，占巴勒斯坦全部犹太人口的六分之一。

从军事装备上来看，犹太人的准军事组织哈加纳总共只有 2000 名职业军人，就算把预备役包括在内也只有三万多人。武器更是少得可怜，一共只有一万支步枪和两千支冲锋枪，平均每三个人才有一支枪。重型枪械、火炮、装甲车和反装甲武器则完全没有。相比之下，五个阿拉伯国家拥有十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配备着飞机、装甲车和火炮。

要想让这个犹太国家生存下来，本-古里安需要在 163 天之内招募到更多的人，募集更多的武器和更多的资金。

第三章 梅厄的美国之行

1948 年 1 月 19 日，一名女子独自乘坐飞机来到了美国。尽管一月份的美国正值寒冬，她却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服，随身行李只有一个手提袋。她的钱包里只有 10 美元，当入境官员问她将如何在美国维生时，她回答说：「这里有我的家人。」

这位叫做果尔达·梅厄的女人来到美国，是为了给巴勒斯坦犹太人筹集资金，以对抗即将到来的阿拉伯国家联合入侵。为了抵挡五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他们将需要很大的一笔钱——至少 2500 万美元。

梅厄并不是第一个前往美国筹集资金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她之前已经有多位代表被派往美国，向那里的犹太人募集捐款，但却都没有募集到足够的金额。美国犹太人已经对世界各地犹太人无休止的捐款请求感到厌倦了。自从希特勒开始对欧洲犹太人进行迫害，他们就在不停地捐款。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的战时繁荣经济也开始逐步下行，美国犹太人自己也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捐款的意愿也越来越低。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财务主管卡普兰汇报说，来自美国的援助不会超过 500 万美元。

听了汇报的本-古里安焦急不已，他要求卡普兰立刻跟他一起再去一趟美国。梅厄拦住了本-古里安，说服了这位固执的领导人让自己代替他去美国。在本-古里安同意后，梅厄立刻出发前往美国，甚至都没时间返回耶路撒冷的家中收拾行装。

梅厄能够最终说服本-古里安，是因为她在八岁时就移居美国，一直到二十三岁才从美国移民巴勒斯坦，因此她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仅仅靠流利的英语是无法打动美国犹太人的，而且她移民巴勒斯坦已经有 27 年了，距离上一次回到美国也已经有十年了。在她之前的代表已经向美国犹太人反复讲述过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处境，也已经发出过各种筹款的请求。她该如何去完成这个别人都没有完成的任务呢？直到飞机降落在美国之时，梅厄心里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计划。

到达美国之后，梅厄发现两天后在芝加哥将会举行一个美国犹太联合理事会的大会，届时美国犹太人群体中的杰出人物都会出席。但是，她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劝她不要在芝加哥浪费时间，因为这个大会的成员都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她的出现最多只能博得一些善意的同情而已。此外，这次大会已经接到了无数为美国犹太人自己建造医院、会堂和文化中心的筹款请求，他们没空去关心来自海外的筹款请求。而且大会的议程也早就排满了，不大可能特意为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代表改变会议议程。

尽管如此，梅厄还是没有放弃尝试。她给美国联合犹太人慈善会会长蒙托尔（Henry Montor）打了一个电话，后者想办法帮她在第二天下午安排了时间进行一次演讲。

第二天在芝加哥，面对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群体，梅厄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演讲: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世界各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此刻在巴勒斯坦，我们正为了把这个国家变成现实而战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战斗。如果可以选择，我们会选择在和平中建设这个国家。

各位，我们已无路可退。穆夫提和它的手下已经对我们宣战。我们必须为生存而战，为安全而战，为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一切而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犹太人的荣誉和独立而战。毫不夸张地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正在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去过巴勒斯坦，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读过关于巴勒斯坦年轻人的报道，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与这一代年轻人相处已经有整整二十七年了，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们。但现在我才知道，甚至就连我也并不完全了解他们。

……

有三十五个年轻人，由于没有车辆能带他们去解救一个被围困的村庄，他们选择由山路步行前往那里。他们知道这条路会经过阿拉伯人的村庄，他们也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年轻人，但他们全都被杀死了，一个都没活下来。我们从一名阿拉伯人那里得知，他们在牺牲前与上百名阿拉伯人战斗了整整七个小时。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打光了所有的子弹，战死时手中紧握着他最后的武器——一块石头。

各位，我想让你们知道，巴勒斯坦犹太人会战斗到最后。如果有武器，我们就用手中的武器战斗；如果没有武器，我们就用手中的石块战斗。

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来到美国不仅仅是为了拯救巴勒斯坦的 70 万犹太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刚刚失去了 600 万同胞。如果仅仅是为了这区区几十万犹太人的安危就劳烦半个地球外的犹太同胞，那么我们也太过放肆了。不，这并不是我来美国的目的。

如果巴勒斯坦的 70 万犹太人生存了下来，那么犹太民族就生存了下来，犹太民族的独立就有了保障。如果巴勒斯坦的 70 万犹太人被屠杀殆尽，那么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不再会有犹太民族，也不再会有犹太家园。

各位，战争已经打响。在巴勒斯坦，每个犹太人都坚信我们必将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都知道在 1921 年、1929 年和 1936 年发生的阿拉伯人暴动。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年中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现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我们将在几个月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我们清楚，作为建立这个国家的代价，我们将失去我们当中最杰出的一群人。此刻，我们已经失去了 300 多人，我们还将失去更多。毫无疑问我们还将失去更多。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有多少阿拉伯人入侵，我们的信念都绝不会动摇。然而，仅仅凭借勇敢的信念是无法面对敌人的枪炮的。没有信念支撑的枪炮固然并不可怕，但没有枪炮支撑的信念也只能随着肉体一同被粉碎。

我们现在就必须为明天的坚守做好准备。机遇就在眼前，我们能够抓住它吗？把我自己放在你们的位置上，我想说摆在各位面前的问题很简单：那些此刻在前线坚守的战士们，会不会最后没能坚守住，仅仅是因为本该今天送到巴勒斯坦的资金晚到了一两个月？

巴勒斯坦犹太人会不会最后没能坚守住，不是因为懦弱，也不是因为无能，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继续坚守下去的物资？

……

仅仅凭借十根手指、信念、牺牲，我们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你们是我们唯一的后盾。穆夫提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尽管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对他格外热情，但这些都是拥有政府预算的主权国家。埃及政府可以用政府资金支持我们的敌人。叙利亚政府同样可以。

我们没有政府。但我们有全世界的犹太同胞。我信任美国犹太人，正如我信任巴勒斯坦犹太人一般。我相信他们会看到形势的危急，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我清楚我们所要求的并不容易做到。我亲自参加过多次筹款活动，知道筹集这样大的一笔资金并不容易。但我在巴勒斯坦看到，当我们号召大家为伤者献血时，人们纷纷从办公室涌进医院。我看到人们为了献出自己的血而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在巴勒斯坦，人们捐出的除了钱以外，还有血。

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跟我们在前线的人一样焦虑。我很肯定，如果身处巴勒斯坦，美国犹太人中的年轻人也会做与我们的年轻人完全一样的事情。

我们并不比任何人优秀。我们也不是犹太人中的佼佼者。不过是命运的安排使得我们在那里，而你们在这里。我相信如果我们互换位置的话，你们在巴勒斯坦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你们也会来到美国寻求我们的帮助。

最后，让我借用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丝毫不夸张地说，巴勒斯坦犹太人将会在内盖夫战斗，将会在加利利战斗，将会在耶路撒冷周边战斗，将会一直战斗到最后。你无法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战斗。我们已经决定。巴勒斯坦犹太人绝不会对穆夫提投降。我们已经决定，谁也无法改变。你们只能决定一件事情：当战斗结束时，获胜的是穆夫提，还是我们。美国犹太人有能力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必须在几天内、几小时内尽快做出。

我恳求各位——不要等到太晚。不要在三个月之后才为你今天没有做的事而追悔莫及。现在就做出这个决定。」

当梅厄在台上演讲时，坐在台下的人们一边听、一边流泪。当演讲结束的时候，大家纷纷起立，会场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争先恐后地冲上讲台送上捐款。一些人为了捐款甚至跑去银行办理贷款。在这个下午结束的时候，梅厄就已经筹集到了 2500 万美元。

在这之后，梅厄在美国进行了全国巡回演说，有时一天要进行好几次演说。每到一处，犹太人对她的请求都报以热烈、慷慨的回应。

当 1948 年 3 月离开美国时，这名只带了 10 美元进入美国的犹太女子一共筹集到了 5000 万美元，相当于沙特阿拉伯 1947 年所有石油收入的三倍。

这名叫做果尔达·梅厄的女人，将在 21 年后成为以色列的第四任总理。

第四章 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的武器

即使在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之后，巴勒斯坦犹太人仍然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才能把这些资金变成哈加纳手中的武器。

军火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来都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很多军火工厂只与主权国家签订合同，而这恰恰是犹太人所不具备的。除了直接从军火工厂订购之外，另外一个选择是从黑市上购买武器。二战结束后，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大量多余的武器流入黑市。但即使犹太人从黑市上买到了合适的武器，如何把它们安全地运送到巴勒斯坦也同样是一个问题。

1947 年 12 月 5 日，在联合国分治方案通过仅仅 6 天后，美国就宣布对中东实行武器禁运，这其中也包括巴勒斯坦。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政府也不允许任何人非法持有武器。犹太人用来保卫自己的武器只能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偷偷地从世界各地运到巴勒斯坦。

本-古里安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犹太人的国家将只能由犹太人的武器来保卫。犹太人决不能指望阿拉伯人的怜悯，也不能依赖超级大国的保护。早在联合国 181 号决议通过几年前，他就陆续派出过数位特使前往世界各地为未来的犹太国家寻找武器。

1945 年 9 月，一名叫做斯拉文（Haim Slavin）的人来到了纽约市。这个第一次来到美国的人几乎不会讲英语。为了学习英语，他随身携带了一本英文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边查字典一边阅读。斯拉文来到美国是奉本-古里安之命，为一个尚不存在的犹太国家建立军工业。本-古里安推测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应该会有大量的军火生产机器被废置，于是他派斯拉文到美国来想办法搞到一些。

当斯拉文来到纽约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完成本-古里安交给他的任务。他手中除了一些本-古里安提供的联系人名字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虽然斯拉文是一名工程师，但他的专业是灌溉和水力，对于工业化的军火生产过程几乎一无所知。

不管有多少困难，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斯拉文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刚毕业的叫做阿尔珀（Alper）的美国大学生。斯拉文的英语很糟糕，但阿尔珀可以说一点希伯来语和俄语（斯拉文是俄罗斯犹太人），两个人就这样将就着用三种语言来对话。

由于没有任何关于军工业的资料和情报，斯拉文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他把阿尔珀派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去，让他查找 1939 年后在各类杂志期刊上发表过的一切有关武器制造的文章目录。在找到相关文章所在的杂志名称和期数后，阿尔珀会到二手杂志店里去把这些杂志全部买回来。

在狭小的酒店房间里，斯拉文和阿尔珀仔细阅读了这些杂志上的文章。阿尔珀负责向斯拉文解释文章中他由于语言障碍看不懂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学习过程，因为就算是生产出一把最简单的手枪也需要经过许多道工序，而每篇文章通常只是简单介绍其中的一道工序。但是斯拉文是一个思维清晰、有着过人毅力的人。他把有用的文章剪切下来，分门别类后整理到一本活页夹里。随着活页夹里的资料越来越多，斯拉文逐渐搞清楚了每种武器的生产工序，以及每道工序中要用到的机器。根据犹太人的武器需求，他又把需要的机器型号和参数都整理到了一张张的卡片上。

1946 年，美国政府成立了战争资产管理局（War Assets Administration），负责出售美国在二战期间生产出来的大量冗余军用物资。不管是军用背包、机关枪、坦克、还是战舰，统统按照原价几分之一的价格出售。有些军用物资甚至按吨计价，作为废品出售。

每当有拍卖进行的时候，斯拉文就会派阿尔珀去看一下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机器在出售名单中。阿尔珀采购到的第一批物资是制造 0.303 英寸子弹的机器。这些机器被当做废品出售，每吨只要 70 美元，阿尔珀一口气买了 6 吨。这样的拍卖会阿尔珀参加了很多次，有时他甚至可以以一万美元的价格买到价值二十五万的机器。纽约帕克大道上的一间仓库中逐渐堆满了斯拉文和阿尔珀采购来的各种机器。

然而，在买到这些军火机器后，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才刚刚开始。由于战争物资管理局并没有限制购买对象，所以在美国境内购买这些机器是完全合法的。但如果要想把这些机器运出美国，就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行，否则就会被美国海关扣押。在巴勒斯坦，没有英国政府的许可，这些机器也同样无法通过海关进入巴勒斯坦。

这个问题被交给了一名叫做沙利特（Elie Schalit）的犹太人去解决。沙利特是一名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后来到美国生活，并在美国读完了大学，获得了一个农业经济学的学位。沙利特对于美国进出口、海运方面的规定和流程都很熟悉，他设计了一套方法让这些机器能够顺利地通过美国海关和巴勒斯坦海关的检查。

首先，沙利特从这些机器中筛选出了那些在民用行业也可以通用的机器。他把这些机器放在犹太人在美国的各种民用行业公司名下，再通过这些公司申请出口许可证。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用行业公司同样可以办理合法的进口许可证。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可以作为普通的民用机器被装船运往巴勒斯坦。

剩下的机器中包括枪炮模具、制造弹夹的机器等，它们除了生产武器外没有其他的用途，因此不可能把它们伪装成民用机器来获得进出口许可。他和斯拉文把这些机器全部拆成零件，把每一个零件都编上了号码。接下来，他们在小卡片上画出了每一个机器的拆解示意图和所需的零件编号。按照这种方法，斯拉文在美国买到的军火制造机器被拆解成了七万多个零件。这些零件被彻底打乱后随机分配到不同船只的货物之中去，谎称这些零件是船上其他货物的零配件。面对这些没有任何规律的散乱零件，海关官员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它们真正的用途究竟是什么。为了更有效地欺骗海关官员，沙利特还买来了大号锅炉。他把这些锅炉切开，把里面塞满零部件然后再重新焊接起来，最后作为普通工业用品装船运往巴勒斯坦。

沙利特和斯拉文用这种方法将所有的零部件偷偷运到了巴勒斯坦并藏匿了起来。当英国人结束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后，斯拉文将会把这七万多个零部件重新拼装回它们原来的样子，没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除了斯拉文之外，本-古里安还派出了特使到欧洲直接购买武器。一名叫做菲利克斯（Otto Felix）的捷克犹太人发现，自己的很多大学同学现在纷纷当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高官，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了将军。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发达的军火制造业，在菲利克斯的交涉下他们也不介意把产品出售给犹太人。菲利克斯在捷克斯洛伐克为犹太人完成了第一笔大规模的武器采购：4300 支步枪和 200 支机关枪。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内陆国家，在买到武器之后，他还得找到一个愿意为这些武器发货的港口。波兰和罗马尼亚都不允许犹太人使用自己的港口。最后，犹太人们总算找到了南斯拉夫的一个港口来发送这批货物。在 1948 年 3 月，这批武器被藏在一船土豆里面，偷偷地运向了巴勒斯坦。

西欧的军火商们一开始不愿意和没有主权国家的犹太人打交道。他们出售武器的条件是犹太人必须向他们提供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买家。哈加纳买通了中美洲小国尼加拉瓜的独裁者索莫查（Somoza），让他代表尼加拉瓜政府在哈加纳的武器签收文件上签字。为此哈加纳一共向索莫查支付了超过 20 万美元。西欧军火商收到的文件上会显示售出的武器全部被运到了尼加拉瓜，但事实上这些武器全部被偷偷地运到了巴勒斯坦。

除了通过海运走私之外，另一个绕开武器贸易封锁的方法是直接用犹太人自己的运输机把货物空运到巴勒斯坦去。一个叫做施维默（Adolph Schwimmer）的美国犹太裔航空工程师曾经向哈加纳提出过这样一个空中运输计划。但哈加纳在美国的代表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时的哈加纳根本没有飞机，也没有飞行员、工程师和停放飞机的机库。哈加纳认为这个提议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执行能力，因此拒绝了施维默的提议。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施维默发现洛克希德公司在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一些多余的「星座」军用运输机，每架只要一万五千美元。洛克希德公司可以负责将飞机改造成符合民用标准的运输机，但收费较贵，每架二十万美元。由于美国政府对中东的武器禁运种类里只包括战斗机，因此这些飞机在经过改造后可以合法地离开美国。施维默向哈加纳的负责人建议购买三架这样的运输机。哈加纳的负责人一开始不同意，因为每架二十万美元的改造费实在是太贵了。施维默打包票说他可以自己找人来改装这些飞机，省下这六十万美元的改装费。最后，施维默怀揣着一张四万五千美元的支票，在战争资产管理局买下了这三架飞机。

之后，施维默又陆续买下了十架 C-46 运输机，以及一些其他型号的飞机。他成立了一家航空公司，声称要开通一条从纽约前往欧洲的航线，并招募来了一批工程师。施维默让工程师对这些军用运输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所有具有军事用途的部件全都被拆掉，飞机内部装上了民航座位和洗手间，甚至连走道上都铺上了地毯。与此同时，他把这些飞机都注册到了一家在巴拿马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名下，打算等飞机完成改装后就把它们转移到巴拿马去。在改装过程中，飞机机身上也喷涂上了这家航空公司的标志。

为了转移这些飞机，他还需要飞行员。由于时间紧迫，施维默的同伴只能找来美国空军预备役登记名单，挑出那些名字看起来像是犹太人的飞行员并挨个打电话过去，询问他们是否对「一份与巴勒斯坦有关的飞行工作」感兴趣。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他们招募到了足够的飞行员。

在从美国转移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这些飞机必须始终被伪装成巴拿马航空公司的民用飞机，否则来自英美的外交压力可能会导致它们在某个机场被扣留。最终，它们将通过一条极其复杂的线路飞往巴勒斯坦：先是从美国飞到巴拿马，然后再到巴西东部城市纳塔尔，再到非洲西部城市达喀尔，再到地中海的西西里岛，最后来到巴勒斯坦的特拉维夫。这些运输机将往返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扎泰克（Zatec）和特拉维夫之间，负责运送哈加纳在这里购买的武器。这些运输机运送的货物甚至还包括十架德式 Me-109 战斗机。由于这种战斗机自身的航程不够直接飞到巴勒斯坦，所以它们只能在拆解后被塞进运输机里，等到达巴勒斯坦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提出并执行了这个大胆的空中运输行动的施维默，将在 5 年后创建以色列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

第五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到了 1948 年 3 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仍然在持续升级。在联合国分治方案通过后的几个月中，这个 200 万人口的地区平均每星期都有 100 人死于暴力冲突。英国人在忙着做撤离前的最后准备，没有兴趣过多地干预二者之间的冲突。

巴勒斯坦动荡的局势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对于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态度。即使在一年前的 11 月，美国国务院其实也并不完全赞同这个分治方案，仅仅是在杜鲁门总统的干预下才投出了赞成票。3 月 19 日，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鉴于联合国分治决议无法在巴勒斯坦被和平执行，他建议暂缓执行该决议，由联合国出面对该地区进行临时托管。

美国代表的讲话在犹太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美国政府对阿拉伯人暴力的妥协。如果联合国分治决议被终止，那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将会失去合法性。

同样是在这个 3 月，处于阿拉伯控制区之内的耶路撒冷陷入了围困之中。在耶路撒冷一共生活着十万名犹太人，占巴勒斯坦全部犹太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沿海犹太人运送来的食物和补给品。然而，由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 60 公里长的道路两侧都是阿拉伯村庄，阿拉伯人可以在沿途任何一处设置路障，然后对犹太人的车队进行袭击。

3 月 27 日，一支大型运输车队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遭到阿拉伯人的袭击。经过 24 小时的激战后，犹太人损失了所有的车辆和补给品。四天后，另外一支运输车队同样遭到了袭击，只能被迫返回。耶路撒冷十万名犹太人与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3 月 31 日，耶路撒冷开始实施食物配给制度，每人每天只能分到 200 克食物。

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失利，让犹太人领袖本-古里安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之中。他迫切地需要让全世界看到，犹太人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3 月 31 日晚上，本-古里安和哈加纳作战局长雅丁（Yadin）开了一整晚的会。本-古里安要求雅丁打通由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的通道，雅丁说他最多只能组织起一支 500 人的队伍。

「为什么不能是 5000 人呢？」本-古里安问道。

雅丁告诉他，因为哈加纳抽调不出那么多的士兵和武器。

「那就到犹太定居点去拉人、去借武器。」本-古里安说。

对于本-古里安这种想当然的回答，雅丁感到十分愤怒，他说：「我不能接受一个连大炮发射都没亲眼见过的人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没人能让本-古里安改变主意。最后雅丁还是妥协了，他从四处抽调力量，组织起了一支 1500 人的队伍。这是哈加纳这个准军事组织第一次进行这种规模的军事行动。打通前往耶路撒冷道路的行动被命名为拿雄行动（Operation Nachshon）；拿雄正是传说中犹太人出埃及时，第一个走入分开的红海中的人。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水平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对手。他们的武装力量大部分都是民兵性质的松散组织，缺乏远距离调动和集中的能力。大部分战士都不会去到离开自己村子太远的地方。当双方的冲突局限于游击战形式的局部接触时，这种差距还不明显。但一旦哈加纳开始进行远距离调动集中优势兵力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就完全失去了招架之力。

开始于 4 月初的拿雄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 4 月 15 日，哈加纳攻占了道路两旁的一系列阿拉伯村庄，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的道路又重新被打通了。4 月 15 日，131 辆卡车向耶路撒冷送去了 550 吨食物。两天后，300 辆卡车送去了 1000 吨补给品。4 月 20 日，又有 300 辆卡车抵达耶路撒冷。

拿雄行动还带给犹太人另一个意外的胜利，他们在一场战斗中打死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Abd al-Qadir al-Husayni）。侯赛尼的尸体被送回耶路撒冷，埋葬在他父亲旁边，几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在侯赛尼死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完全化作了一盘散沙，再也无法对犹太人造成有效的威胁。

在拿雄行动之前，哈加纳一直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军事行动的范围限制在联合国分治决议中犹太国家的范围之内。他们担心如果突破这个边界，阿拉伯人将会有更多的借口去反对这个决议。

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阿拉伯人用行动表明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过承认这个联合国决议。在阿拉伯联军即将大举入侵之际，犹太人再单方面遵守联合国对于国界的划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需要在英军撤离巴勒斯坦前尽可能多地攻占有利地形，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1947 年 9 月，当阿拉伯国家断然拒绝联合国分治方案时，时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的阿扎姆帕夏（Azzam Pasha）说过这样一段话：

「政治不是一纸充满柔情的协议，它是双方武力对抗的结果。问题的根本在于，你们用来建立这个犹太国家的力量，究竟能不能超过我们用来阻止你们的力量。如果你们想要一个国家，那就自己去夺取。跟我讨论内盖夫地区的归属是没有用的，想要得到内盖夫，那就去夺取它。如果你们自己足够强大，或者在美国、英国的帮助下足够强大，那么你们自然会得到一个国家。如果你们不够强大，那么自然会遭到失败。」

现在，犹太人正是按照阿扎姆帕夏的话去做的。在后续的名为 D 计划（Plan D）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哈加纳攻占了太巴列（Tiberias）、海法这两个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上万名阿拉伯人纷纷逃离巴勒斯坦。

从 4 月底到 5 月初，美国政府开始说服犹太人将建国日期至少推迟三个月，因为犹太国家的建立将会立刻导致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入侵。根据 CIA 的最新情报分析，这个还未建立的犹太国家将无法抵挡住五个国家的军事打击。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这个犹太国家也只能坚持两年。

5 月 12 日，在距离英军撤离巴勒斯坦还有两天时，以本-古里安为首的全国理事会的 10 名成员对是否立即建国进行了投票。在投票前，哈加纳的雅丁将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犹太人的进行了对比。他在最后总结说，犹太人的胜算最多只有一半。接着他又补充道，更加坦率一点讲，如果阿拉伯人全力出动的话，敌人将会有更大的优势。

全国理事会的 10 名成员进行了投票，以 6 比 4 的微弱优势通过了立即建国的决定。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他们为这个国家选了一个名字：以色列。

5 月 14 日下午，英国高级专员康宁汉爵士（Sir Alan Cunningham）离开了耶路撒冷，飞往海港城市海法。几个小时后，他将在那里乘坐英国军舰离开巴勒斯坦，结束英国对这片土地三十年的统治。

同一个下午，在特拉维夫市中心罗斯柴尔德大道上的一个美术馆大厅里，以本-古里安为首的一群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人们聚集在了一起。本-古里安将在这个下午宣布以色列的成立，结束犹太民族长达两千年的等待。仪式的时间和地点都进行了严格的保密，直到开始前一个小时才公布。面积不大的大厅只能容纳两百多人，很多人只能站在美术馆外的马路上。

图 5  以色列建国典礼举行时，特拉维夫美术馆外的人群

在本-古里安背后的墙壁上，挂着犹太复国运动发起人赫茨尔（Herzl）的一幅肖像。51 年前，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组织了第一届犹太复国运动大会。在会后，他偷偷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巴塞尔我成立了一个犹太国家。如果我在今天这样大声地宣布的话，肯定会遭到所有人的嘲笑。但是在五年后，最多五十年后，每个人都将知道这个国家。」

下午四点整，大厅内所有的人起立，一起合唱了他们的先辈在 51 年前就已经选好的国歌《希望》。接下来，本-古里安在一片肃静中宣读了包含 979 个希伯来语单词的《建国宣言》。在巴勒斯坦全境，无数的犹太人流着眼泪，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实况转播。

图 6  本-古里安宣读《以色列建国宣言》

本-古里安在《建国宣言》中宣布，「以色列的大门将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敞开」，并且「向她的所有邻国伸出和平与友爱之手」。

在《建国宣言》的最后，本-古里安读道：「我们将自己托付给以色列的磐石，于希伯来历 5708 年以珥月第 5 天，公历 1948 年 5 月 14 日，于我们的故土之上，在特拉维夫市临时议会会议上，我们签署这份声明。」

在本-古里安宣读完《建国宣言》后，大厅里的领导人们一个个地走上去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曾经为这个国家在美国筹集到了 5000 万美元的果尔达·梅厄在签字时忍不住哭了出来。最后一个签字的是曾经经历了联合国分治决议投票时刻的那个小胡子男人夏里特。

在所有人都签完字之后，大厅内的巴勒斯坦交响乐团奏响了《希望》。演奏结束后，本-古里安敲了一下木槌，宣布道：「以色列已经成立，此次大会结束。」整个典礼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从加利利到内盖夫，再到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还没等到典礼结束，特拉维夫的街道上已经有人跳起了舞。

但大厅里的犹太领导人们知道这个新生国家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中有人曾经提议把完成签字的独立宣言原稿存放到英国巴勒斯坦银行中，万一这个国家无法存活很久，至少这份文件还可以留给子孙后代。

典礼结束 11 分钟后，美国宣布将承认以色列的建立。午夜过后，美国正式承认了以色列这个新生的国家。已经睡觉的本-古里安在半夜被人叫醒，有人告诉他美国希望他可以通过电台做一次公开演讲。于是他又乘车来到了特拉维夫的一家电台。这时，埃及空军的第一批轰炸机已经到达特拉维夫的上空。在开始演讲后不久，本-古里安就告诉他的听众，他们刚刚听到的爆炸声就是埃及空军所投下的第一批炸弹。

同样是在这一天的午夜，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他的军队一起守候在约旦河上阿伦比桥（Allenby Bridge）的东侧，等待着英国委任统治的正式结束。十二点一过，国王掏出手枪朝天空开了一枪，高呼「前进！」。长长的士兵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跨过阿伦比桥，进入巴勒斯坦境内。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耶路撒冷。

几个小时后，在 5 月 15 日的上午，伊拉克军队也渡过了约旦河，开始炮轰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伊军的目标是一路向西打到海法，占领由摩苏尔至海法的输油管道两侧的地区。

在北边，叙利亚军队在同一个上午开始进攻位于加利利湖东侧的犹太人定居点。实力较弱的黎巴嫩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决定放弃发起攻击性军事行动，但将会为由阿拉伯志愿者组成的阿拉伯解放军（Arab Liberation Army）提供火炮和后勤支援。

在南边，五个阿拉伯国家中实力最强的埃及军队也越过了巴勒斯坦国境线。埃军的目标是沿着海岸线北上，攻占特拉维夫。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诞生之后如此短的时间内就遭到了如此多国家的集体入侵。

第六章 喘息

从 5 月 15 日到 6 月 10 日，以色列在挣扎中度过了建国后的前四个星期。

在南线战场，埃及军队在越过国境线后对遇到的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尼里姆（Nirim）展开了进攻。本-古里安的军事顾问建议把居民从这些孤立无援的定居点中撤离，因为从军事角度来讲，这些定居点是不可能守得住的。本-古里安拒绝了，他坚持每一个定居点都必须战斗到最后。哈加纳采购的武器正在缓慢地从海外运来，埃及军队在攻占这些定居点上每多耗费一天，保卫特拉维夫的机会就多一分。

由于犹太人的顽强抵抗，埃及军队一时未能攻下这个定居点。考虑到这个定居点离开海岸还有一段距离，埃及军队决定绕开这个定居点继续沿海岸北上。5 月 19 日，他们遇到了一个靠近海岸、无法绕开的犹太定居点末底改（Yad Mordechai）。这里的守卫者接到的命令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他们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把这里的儿童疏散到了后方，准备战斗到最后。经过几天的猛攻之后，这个定居点的所有房屋都被轰平，守卫者死伤过半。在 23 日的晚上，定居点防守者们在哈加纳的帮助下悄悄撤离到了后方。第二天，埃及军队占领了这个定居点后继续北上。

5 月 28 日，埃及军队开进到了距离特拉维夫只有不到 40 公里的阿什杜德（Isdud）。从埃及边境线到特拉维夫的路程，他们已经完成了接近四分之三。6 月 2 日，以色列军组织了一次两千人的反击，但被埃军顽强地击退。埃及军队暂缓了北上的脚步，但是他们成功地与东面的另一路埃及军队建立起了联系，将身后二十几个犹太定居点包围了起来。

在东线战场，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Arab Legion）毫不费力地推进到了耶路撒冷周边地区。这支由英国人训练和指挥的军队虽然只有八千人，但却是所有阿拉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5 月 18 日，阿拉伯军团开始进攻耶路撒冷老城区。此时的耶路撒冷已经是一座处于围困中的孤岛，而老城区则是孤岛之中的一座孤岛。在这里只有大约 200 名战士和 1000 多名居民，他们和耶路撒冷新城的联系已经被切断。阿拉伯军团在火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一寸寸地压缩着犹太人的防线，哈加纳则以步枪和莫洛托夫鸡尾酒进行还击。生活在老城区的犹太居民已经与阿拉伯人友好相处了上百年，他们并不喜欢这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战斗，不断地敦促哈加纳向阿拉伯军团投降。哈加纳指挥官果断地拒绝了他们。

到了 5 月 27 日，老城区的情况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1000 多名犹太居民蜷缩在三个仅存的犹太会堂地下室里，每支步枪只剩下不到十发子弹。第二天早上，犹太区的两名拉比，70 岁的哈赞（Reuven Hazan）和 83 岁的明茨伯格（Zeev Mintzberg）决定，就算被哈加纳军官开枪打死，他们也要走出去向阿拉伯人投降。形势演变到了这种地步，无可奈何的哈加纳指挥官只好代表老城区的犹太人向阿拉伯军团投降。

在投降后，每一个哈加纳成员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出乎意料的是，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展示出了良好的纪律。他们把成年男子扣为战俘，把老人、女人和儿童送往耶路撒冷新城。为了保护战俘们免遭阿拉伯暴徒的袭击，他们甚至还开枪打死了两个阿拉伯人。但被转移到耶路撒冷新城的这 1000 多名居民只不过是从一个孤岛来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孤岛上而已。在耶路撒冷新城，居民的食物眼看就要耗光，每支步枪只剩下 40 发子弹。

为了解救围困中的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做出了疯狂的努力。阿拉伯军团在 5 月 18 日占领了一个叫做拉特龙（Latrun）的战略要地，从这里彻底封锁住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为了拯救耶路撒冷，本-古里安不顾别人的反对，坚持要组织一次夺取拉特龙的军事行动。在他的一再催促下，这次行动的时间最终被定在了 5 月 24 日。为了弥补兵员不足的问题，几百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在刚刚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几天后就被送入了军营。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开枪都不会，也完全听不懂希伯来语。在匆匆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学会了几句最基本的希伯来语后，他们就被送上了拉特龙的战场。

这次开始于 5 月 24 日晚间的行动很快变成了一场灾难。以军完全无法突破阿拉伯军团由野战炮和机关枪组成的防线。一些被匆匆送上战场的移民吓得忘记了怎么开枪。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却在刚刚踏上自己国家的土地后就死在了战场上。第二天，以军在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后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第一次夺取拉特龙的行动宣告失败。

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十万犹太人即使在每人每天 200 克食物的配给制下，也只能维持十天了。于是在 5 月 24 日的行动失败后，本-古里安立刻下令准备进行第二次行动，并任命美国犹太人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为耶路撒冷前线总指挥。

马库斯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毕业于西点军校。二战爆发后，马库斯进入五角大楼任职，并参加了二战中最重要的几个历史性会议：开罗、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除此之外，他还参与起草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设计了战后对德国的军事占领方案。

虽然在五角大楼任职，但马库斯并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的参谋。1944 年 6 月，马库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了即将进行的诺曼底登陆行动，然后自愿跟着 101 空降师一起在登陆日凌晨空降到了法国；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跳伞。空降到德占区后，他还组织起一小队失散的伞兵跟德国人战斗了一个星期。

二战结束后，马库斯参观了刚刚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在目睹了犹太人惨遭无情屠杀的情景之后，他逐渐成为了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本-古里安很早就意识到，要想把哈加纳从民兵组织改造成一支军队，他需要有真正作战经验的职业军人的帮助。于是在本-古里安的邀请下，马库斯化名为「斯通」（Michael Stone），以个人身份于 1948 年 1 月来到了巴勒斯坦。他为哈加纳重新设计了指挥体系，制定了军事训练手册。到了 1948 年 5 月，虽然仍然存在人员和武器严重不足的问题，但这时的哈加纳已经逐渐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军队。在 5 月底，哈加纳、伊尔贡和其他犹太军事组织正式合并为以色列国防军（IDF）。

在马库斯的策划下，以军重新集结力量，于 5 月 30 日夜间进行了第二次夺取拉特龙的尝试。这一次，在火炮和一些装甲车辆的支持下，以军组织了一次更为有效的进攻。但是经过一夜的激战，他们还是没能在天亮前夺下拉特龙。第二次打通前往耶路撒冷道路的尝试也失败了。

当以色列在挣扎着应付来自三个方向的进攻时，联合国干涉下的一次停火给了犹太人喘息的机会。联合国在 5 月 20 日任命瑞典人贝尔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为调解员，负责敦促交战的双方进行和平谈判。贝尔纳多特在二战中曾经代表瑞典红十字会从纳粹集中营中救出过三万多人，其中包括不少犹太人。接受联合国的委任后，贝尔纳多特马上开始为阿以之间的和谈东奔西走。这个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在犹太人的枪口之下。

联合国曾经在 5 月 22 日呼吁双方停火，但被阿拉伯国家拒绝了。阿拉伯领导人想要在战场上继续扩大自己的胜利。但在以军的顽强抵抗下，阿拉伯军队也开始逐渐产生弹药不足和士气下降等问题。因此当贝尔纳多特 5 月 30 日来到开罗时，埃及政府对于停火的可能性开始有些松口。埃及人告诉贝尔纳多特，阿拉伯国家也许会同意进行一次短暂的停火，但绝不会接受以色列的存在。

6 月 7 日，贝尔纳多特向交战的双方提交了为期四个星期的停火计划。停火的附加条件是在停火期间交战的双方都实行武器禁运，且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不得进入该地区。快要山穷水尽的以色列很快同意了停火。

五个阿拉伯国家经过讨论后也接受了停火。外约旦已经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一大片土地，他们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正好面临着弹药紧缺的问题。埃及也占领了巴勒斯坦南部的一块区域，在以军的反击之下他们同样需要时间进行兵员补充和休整。最后，停火的时间被确定为 6 月 11 日上午 8 点钟开始，持续 28 天到 7 月 8 日。

在停火生效的前一天晚上，坐在特拉维夫办公室里的本-古里安长出了一口气。以色列总算是挣扎着生存了下来。在四个星期后，他将会带领以色列彻底扭转战场上的形势。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在很多年后，他们都会念念不忘地说，接受这次停火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一个叫做阿布高什（Abu Ghosh）的地方，马库斯也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庆祝。在过去的十天里，他们刚刚以另外一种方式拯救了耶路撒冷的十万犹太人。

在夺取拉特龙的行动遭到反复的失败后，有人在比拉特龙更南端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可以通往耶路撒冷的山间小道。马库斯亲自乘坐吉普车考察了这条山路，发现这条小道过于陡峭，只有吉普车才能勉强通行。他决定沿着这条陡峭的山间小道修建一条可供卡车通行的公路。在他的指挥下，经过十天日夜不停的抢工，这条路在停火前一天已经可以勉强供卡车通行。耶路撒冷的十万犹太人得救了。在接下来的停火期内，将会有 8000 辆卡车的物资通过这条道路被运往耶路撒冷。

与战友庆祝完之后，睡不着觉的马库斯在凌晨时分走出军营散步。由于夜晚天气寒冷，他随手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披在身上。在离开军营时，马库斯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告诉他自己一会就回来。但是当他返回军营时，哨兵之间的换岗提前了 25 分钟，站在军营门口的是另外一名哨兵。新的哨兵看到黑暗中有一个穿着白袍的人影朝他走来，于是大声地用希伯来语要求他说出口令。马库斯听不懂希伯来语，用英语回答了他，但这名新的哨兵又听不懂英语。

然后这名哨兵就开枪打死了马库斯。

就这样，大卫·马库斯，一个在诺曼底登陆日从飞机上跳下都没有死的人，在停火协议生效几个小时前，被自己军队的一名士兵开枪射杀。

第七章 犹太人对犹太人

1948 年 6 月 20 日，一艘名为亚特兰纳号的船在巴勒斯坦一个叫做维特金村的地方靠了岸。船上除了 900 名犹太移民外，还有 5000 支步枪、250 挺轻机枪、10 辆装甲车、50 支反坦克火箭、以及上百万发子弹。这些武器是伊尔贡通过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一个秘密协定获得的。由于联合国停火条件中明确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停火期间内输入武器，所以他们安排这艘船在这里偷偷卸下武器。

远远看到亚特兰纳号的到来，等在岸边的伊尔贡成员们一片欢声雷动。伊尔贡还有很多战士被围困在耶路撒冷城内，这批武器的到来将会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处境。船一靠岸，伊尔贡成员们立刻冲上去帮助船员们把武器卸到岸上来。

在人群中，有一名戴眼镜、穿白衬衫的男人，激动地看着一批批武器从船上被卸下。这个看起来有些文质彬彬的人是伊尔贡组织的领袖贝京（Menachem Begin）。

当伊尔贡成员们正在往岸上搬运武器时，海滩上突然出现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他们要求贝京将卸下的武器交给他们来保管。

在如何对这些武器进行分配的问题上，贝京与本-古里安进行过几次谈判。贝京要求这些武器中的 20% 分配给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剩余部分交给以色列国防军。而本-古里安的底线是，20% 的武器给耶路撒冷所有作战人员，而不仅仅是伊尔贡，剩下的武器交给以色列国防军。既然伊尔贡现在已经被编入了以色列国防军，就不应该以任何独立形式存在。

由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贝京在维特金村的沙滩上拒绝了国防军的要求，并和他们争吵了起来。边上一个看着他们吵架的年轻人有些担心，觉得国防军士兵可能会冲他们开枪。贝京安慰他说：「别担心，犹太人不会对犹太人开枪的。」经过一番争吵之后，国防军的人离开了。

贝京觉得双方关于武器分配的分歧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被联合国观察员发现之前将这些武器运走。于是他指示手下继续从船上卸货。

然而在本-古里安看来，贝京的回应是对自己权威的严重挑战。贝京所不知道的是，在亚特兰纳号靠岸之前，本-古里安就已经在一次会议上授权国防军可以使用必要的武力来控制局势。

第二天，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亚特兰纳号。国防军军官向贝京发出了交出武器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在十分钟内回复。贝京拒绝做出回复。伊尔贡成员与国防军士兵在海滩上剑拔弩张。

傍晚时分，不知道谁先开了第一枪，对峙的双方之间突然爆发了枪战。在一片混乱中，贝京乘小船跑到了亚特兰纳号上。在岸上，枪战一共造成了八人死亡。

贝京上船之后，下令把船开到特拉维夫去，在那里将会有更多的伊尔贡成员支持他。果然，在得到消息后，很多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还不到一个月的伊尔贡成员纷纷离开自己的军营，跑到特拉维夫的海边等待亚特兰纳号的到来。

这个十天前才刚刚挣扎着从外敌侵略中生存下来的国家，马上又要面临着内战的危险。

亚特兰纳号在 6 月 21 日的午夜时分抵达了特拉维夫，并搁浅在了人流最为密集的一处沙滩上。在沙滩边上的酒店里，联合国观察员在阳台上就能看到亚特兰纳号。

本-古里安派出军队再次包围了海滩，并命令他们用武力夺取船只。双方在第二天发生了零星的交火，贝京在船上大声呼吁双方不要开枪，还让船上的伊尔贡成员用扩音器播放各种爱国歌曲。

贝京再一次低估了本-古里安的决心。下午四点，本-古里安下令对亚特兰纳号开炮。以色列国防军的炮手是一名刚刚从南非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接到这个命令后他拒绝执行，说自己来到以色列不是为了向犹太人开炮的。在军官威胁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后，他只好不情愿地向亚特兰纳号开了炮。前几发炮弹都打偏了，但第四发炮弹正中目标，亚特兰纳号开始起火燃烧。多年后，这位来自南非的炮手说，如果他可以在生命中消除任意一天的话，他会选择消除向亚特兰纳号开炮的这一天。

图 7  被炮弹击中后燃烧的亚特兰纳号

在海滩上，军官们命令国防军士兵向亚特兰纳号开火。一些士兵开始射击，但也有一些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在事后，这些拒绝射击的士兵中将会有八个被送上军事法庭。

虽然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但亚特兰纳号上的贝京仍然在竭力避免内战的发生。他禁止自己的手下向岸上还击，还在船上挂出了白旗。但国防军的炮火仍在继续。岸上的伊尔贡成员也开始和国防军进行枪战。

随着亚特兰纳号上的火势越来越猛，船长下令弃船。船上的伊尔贡成员开始跳进海水里，向岸上游去。贝京在船上等到所有伤员离开后，乘着小船离开了亚特兰纳号。

在一片混乱中，贝京离开了海滩，跌跌撞撞地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他的白衬衫已经湿透，眼镜丢在了大海里，鞋子也找不到了。贝京一个人默默地走回了伊尔贡在特拉维夫的总部。他的父母和哥哥都已被纳粹杀害，自己也曾被关进过苏联劳改营里。他知道英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想要杀死他，但他从来没想到过会有犹太人想要杀死他。贝京一言不发地坐在办公室里，他的手下没人敢跟他说话。

这时，有人报告说国防军开始对伊尔贡成员进行大规模逮捕。有人劝贝京逃跑，被他拒绝了。

当天晚上，贝京来到了特拉维夫的一处地下电台，通过电波做了一次演讲。在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贝京愤怒地指控了本-古里安对亚特兰纳号的粗暴攻击，以及对伊尔贡成员的谋杀。讲到激动时，这个在苏联监狱酷刑下都没有屈服的男人竟然哭了起来。但是，无论情绪多么地激动，贝京最后还是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在演讲中，贝京仍然命令伊尔贡成员不要还击：「不要对你的兄弟举起拳头，即使是在今天。兄弟之间不应手足相残，真正的敌人还在门口。」

很多伊尔贡成员对贝京的演讲大失所望，认为他的回应是懦弱的表现。在他们眼中，现在的贝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下令炸掉英军总部，绑架和处决英军士兵的贝京了。他在演讲中流下的眼泪更是成为了一些人讥笑的对象。

对此，几年后贝京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泪水并不总是从眼中流出的。有时它们从心中流出，就像血一样。

……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命运从未吓倒过我。我从小就饱尝饥饿和痛苦的滋味。无论在他乡还是故土，死亡都时常环绕在身边。但我从来都没有为此流过眼泪。一生中我只流过两次眼泪：在以色列成立的那一天，和亚特兰纳号沉没的那一天。

……

面对敌人时，宁愿流血也决不流泪。但在面对同胞时，宁愿流泪也决不能流血。」

一些伊尔贡成员在亚特兰纳号事件后扬言要暗杀本-古里安。贝京得知后亲自登门拜访，告诉对方：「如果你们要杀犹太人的话，第一个先把我杀掉。」

最后，大多数被捕的伊尔贡成员在几个星期后被释放，只有五名高级干部被多关押了两个月。这些伊尔贡成员被打散后再次编入了以色列国防军。新生的以色列就这样避免了一场内战。

这个让以色列避免了一场内战的贝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方面，他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头目，他所领导的伊尔贡要对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和大屠杀事件负责。在他下令执行的大卫王饭店恐怖爆炸袭击中，共有 91 人丧生。在代尔亚辛（Deir Yassin）大屠杀中，有许多没有反抗能力的妇女和儿童被伊尔贡成员杀害。英国政府曾经悬赏一万英镑要他的人头。在阿拉伯人眼里，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即使在很多犹太人眼里，他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分子。

另一方面，就算是差点在国防军的炮火中丧命时，他仍然坚持「犹太人不打犹太人」，禁止手下还击。在亚特兰纳号被击沉后，他痛骂本-古里安，称他是「丧失理智的独裁者」。但在痛骂的同时，他在对伊尔贡干部的讲话中仍然告诫他们「犹太人不打犹太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贝京都在事实上避免了以色列在生死存亡之际爆发全面内战。

这就是梅纳赫姆·贝京，一个很难用一句话描述清楚的人。在亚特兰纳号事件过去 29 年后，他将成为以色列的第六任总理。

第八章 不是和平，而是停战

在 6 月 11 日到 7 月 8 日这 28 天的停火期内，以色列开始逐渐扭转自己在军事上的劣势。一船又一船的犹太移民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一批又一批的武器在以色列的港口被卸下。

到了 7 月份双方重新开战时，以色列国防军的人数已经从 30,000 人增长到了 65,000 人，其中有 4000 人是二战老兵。在武器方面，犹太人终于解决了枪支和弹药不足的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了自己的战斗机、坦克和火炮。

从 7 月 9 日到 18 日，交战的各方在战场上又进行了十天的厮杀。在南线战场，以色列展开了凶狠的反击，埃及军队经过一番苦战才勉强守住了防线。虽然以色列最终未能突破对方的防线，但也让对方彻底放弃了继续北上的念头，转而把重点放在防御上。在北线战场，以军在炮火支持下从阿拉伯解放军手中夺回了加利利湖西侧的大片区域。在加利利湖北侧，以军和叙利亚军进行了拉锯战，双方各有伤亡。

在中部战线，以军夺取了两个重要的阿拉伯城镇：吕大（Lydda）和拉姆拉（Ramla）。以军占领了这两座城镇之后，做了一件令所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事情。他们把所有的阿拉伯居民从自己家中拖出来，然后强迫他们步行离开。50,000 名阿拉伯居民在几个小时内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被迫向东面走去，无数人死在了路上。如果生活在这两座城镇的阿拉伯人把以色列人称作强盗和杀人犯的话，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阿拉伯难民潮水般地涌向阿拉伯军团的阵地。这支外约旦的军队被难民指责对吕大和拉姆拉见死不救。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大骂他是叛徒。一些难民甚至穿越国界，来到了外约旦首都安曼。7 月 18 日，一群巴勒斯坦人聚集在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宫殿外，他们高声叫嚷着，要求国王立刻解救陷落的阿拉伯城市。不一会，国王竟然真的出现在了宫殿外。他拨开自己的保镖，走到人群中声音最大的一个示威者面前，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大吼道：「想要去跟犹太人打仗吗？后面就是一个征兵办公室，你可以去那里报到。剩下的人统统给我滚蛋！」然后人们便慢慢地散去了。

联合国曾经在 7 月 15 日再次呼吁双方在 7 月 18 日之前停火。对于联合国的呼吁，阿拉伯的领导人仍然表现得十分强硬。但这种强硬的态度只是做给国内民众看的。在犹太人的凌厉攻势下，每一个阿拉伯领导人都知道他们打不赢这场战争了，只不过没人敢公开承认这一点。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深深地掉入了由国内民众情绪和自身浮夸宣传所编织的陷阱之中。

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阿拉伯国家就对自己所取得的军事成就进行了虚假和夸张的宣传。在开罗、安曼、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人们在电台里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捷报。民众们还在等着阿拉伯联军把犹太人全部赶到大海里去。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如果在这时承认战争打不赢了，都会立即导致国内的政治动荡。这绝不是几个热血青年走上街头喊两句口号那么简单。他们要面对的将是暴乱、刺杀和政变。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阿拉伯领导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后，五个入侵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里，有三个发生了政变或暗杀。

所以，当联合国呼吁再次停火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只是需要一个体面的借口来接受这次停火。其中约旦表示由于弹药即将用尽，所以他们不得不被迫接受这次停火。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在经过一番抗议之后也接受了这次停火。在接下来的近三个月里，阿拉伯国家放弃了主动进攻，但也没有任何和谈的意愿，形成了一种「既不讲和，也不战斗」的奇怪局面。

7 月 18 日的第二次停火生效后，以色列开始系统地驱逐自己控制区内的阿拉伯居民。边境线上的巡逻队用武力阻止任何想要回家的阿拉伯难民。有阿拉伯妇女偷偷地跑回自己的村子里收割庄稼，又被以军全部赶了出去。很多人在离开自己的村庄时，连家中的钱财都来不及带走。很多人认为最多再过两三个月，等到战争结束时就可以回家了。在 1948 年，如果有人告诉这些阿拉伯难民，他们的余生、甚至他们怀中孩子的余生都将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度过，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但事实上，这就是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未来的命运。

在第二次停火期间，联合国调解员贝尔纳多特仍然在为双方的和谈而努力。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不论贝尔纳多特提出什么样的和平方案，都会被双方同时拒绝。阿拉伯国家坚决不接受任何包含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方案。以色列坚决不同意让巴勒斯坦难民回到以色列控制区。双方都认为贝尔纳多特在偏袒对方。9 月 16 日，贝尔纳多特又准备了一份新的和平方案。第二天，他从罗德岛飞往耶路撒冷。当天下午，贝尔纳多特在自己的车里被几名犹太枪手射杀。

刺杀联合国调解员的四名枪手来自于一个比极端组织伊尔贡还要激进的犹太人地下组织，叫做斯特恩帮（Stern gang）。授权这次行动的几个人里包括日后将成为以色列第八任总理的沙米尔（Yitzhak Shamir）。

贝尔纳多特的死震动了国际社会，也让以色列政府无比尴尬。在本-古里安的命令下，残余的斯特恩帮被彻底粉碎。但刺杀贝尔纳多特的凶手却一直没能被找到，也许本-古里安并不希望他们被找到。在贝尔纳多特死后，他遗留下的和平方案被提交至联合国大会。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立刻拒绝了他的方案。双方又回到了「既不和谈，也不战斗」的状态。

此时的以色列虽然在军事上终于占有了优势，但他们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为了对抗阿拉伯国家的入侵，以色列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走上了战场，他们需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相比之下，阿拉伯国家派出的全部是职业军人，这场战争无论拖多久都不会影响国内民众的生活。面对不肯和谈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来迫使他们坐到谈判桌上。

从 10 月 15 日开始，以军在南线战场对埃及军队展开了一轮新的攻势。到了 12 月底，以军一路打到了边境线上，并越过了国境线攻入埃及领土。在英美两国的紧急介入下，以军才在 1949 年 1 月 2 日撤出了埃及领土。11 天后，埃及在希腊的罗德岛上开始了与以色列的停战谈判。在经过六周的漫长谈判后，双方于 2 月 24 日签署了停战协议。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以埃及与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期间的国境线作为停战线，唯一的例外是埃及将多获得一块沿海的狭长地带。这块狭长地带也就是我们在 90 年代的新闻联播里经常听到的「加沙地带」（Gaza Strip）。

当埃及这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后，其他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也先后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议。

3 月 23 日，黎巴嫩与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双方约定以英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与黎巴嫩的边境线作为停战线，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村庄中撤离。

4 月 3 日，外约旦与以色列签署了停战协议。外约旦将控制包括耶路撒冷老城在内的约旦河西侧的一大片地区，这也就是 90 年代中国新闻联播里常常提到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伊拉克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移交给了外约旦之后撤离了巴勒斯坦，没有再与以色列签署单独的停战协议。

叙利亚还没来得及和以色列正式开始谈判，国内就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在 3 月 29 日夜间，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被发动政变的军人逮捕并关进监狱。4 月 5 日，以色列开始与叙利亚新政府进行停战谈判。双方一直到 7 月 20 日才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叙利亚同意从巴勒斯坦撤军，并以巴勒斯坦与叙利亚之间的国界线作为停战线。

在与叙利亚签署了最后一份停战协议后，以色列一共获得了巴勒斯坦 78% 的土地，比联合国 181 号决议中划分给犹太国家的面积大了将近 40%。

图 8  1949 年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停战线

至此，这场在中国被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在以色列被称为「独立战争」、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中被称为「大灾难」的战争正式结束了。

五个阿拉伯国家中，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在战争中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埃及和外约旦虽然各自在巴勒斯坦境内占领了一块土地，但这与他们在战前所宣称的「把犹太人赶到大海里去」的目标相差甚远。军事上的失利使得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1951 年 7 月 20 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被一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刺杀身亡。国王的孙子也被子弹击中，但他爷爷别在他胸口的一枚勋章弹开了子弹。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成为了约旦新的统治者。

1952 年 7 月 22 日，以纳赛尔为首的一群埃及军官发动了政变，废黜了埃及国王法鲁克。在四年后，纳赛尔正式成为埃及总统，开始了他对埃及长达 14 年的统治。

战争结束了，但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仍然怀有难以消除的敌意。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签署仅仅是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在每一份停战协议中，阿拉伯国家都会特别声明，协议中所约定的停战线并不会对两国未来的永久国境线产生任何约束。阿拉伯国家在战后对以色列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苏伊士运河也不对前往以色列的船只开放。一切都表明，1949 年的停战协定只不过是为阿以之间的冲突画上了一个逗号。

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输家无疑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战争结束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有 70 多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难民，占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总人口的 70%。这些难民们痛苦地发现，那个原先叫做巴勒斯坦的地方已经在地图消失了。他们的家园现在被分割成了三部分，分别是以色列、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统治这三片土地的分别是犹太人、埃及人和约旦人。

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并不欢迎这些难民。在战争结束后，有大约 21 万阿拉伯难民生活在加沙地带的难民营里，埃及政府不想让他们进入埃及。还有 10 万人去了黎巴嫩，7.5 万人去了叙利亚，但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拒绝给予这些难民国籍。

剩下的阿拉伯难民生活在被约旦吞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约旦政府允许这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获得约旦国籍，但禁止他们谋求独立，连「巴勒斯坦」这个词都不允许在政府文件中出现。

想要回到以色列境内的家乡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战争一结束，以色列就开始系统地把境内的阿拉伯村庄名字改为希伯来语，然后将一批批的犹太移民送到这里定居，仿佛阿拉伯人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就这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了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就像两千年前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居住在条件恶劣的难民营里，没有财产，没有国家，没有未来。他们想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大家都很忙，没人想要听。

美国和英国正忙着对抗苏联。在冷战的大棋局中，巴勒斯坦只不过是棋盘边缘的一个小角落而已。以色列忙着安顿从全世界涌入的犹太移民。以色列在 1950 年通过了一条法律，使得任何犹太人在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后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从 1948 到 1951 年，共有 70 万名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让这个国家的人口在三年内增加了一倍。五个阿拉伯国家在战争失败后，不是忙着政变，就是忙着预防政变，没有意愿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多少实质性的帮助。

当话语声无法被听到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决定制造爆炸声让全世界听到。

在犹太裔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影片《慕尼黑》中，主人公与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有过一段对话。他不理解为什么对方会甘愿把年轻的生命浪费在从犹太人手中夺回巴勒斯坦这种毫无希望的事业上。

在电影中，主人公不解地质问这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你真心觉得你们一定回到那片不毛之地上去吗？一块贫瘠的土地、几间简陋的小石屋，这就是你想要留给你孩子的东西吗？（Do you honestly think you have to get back all that…that nothing? That chalky soil and stone huts, is that what you really want for your children?）」

想起自己民族的故土，年轻的恐怖分子眼眶湿润了。他哽咽着，一字一顿地回答说：「绝对是。（It absolutely is.）」

参考书目

Barr, James, A Line In The Sand.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13.

Begin, Menachem, The Revolt. New York: Dell Pbulishing, Revised Edition, 1978.

Bickerton, Ian,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A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9

Gordis, Daniel,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14.

Karsh, Efraim,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The Palestine War 1948.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2.

Morris, Benny,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 War.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eres, Shimon, Ben-Gurion: A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11.

Shilon, Avi, Menachem Begin: A Lif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later, Leonard, The Pledge. Lincoln, NE: iUniverse.com, Inc., 2000.

Syrkin, Marie, Golda Meir: Israel’s Leader.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69.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为你，耶路撒冷》。晏可佳、晏子慧、姚蓓琴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舒云亮译，新星出版社，2014。

作者说

自从第一个远古人类在夜晚的篝火旁给同伴们讲了第一个故事，时间已经过去了上万年，故事的形式也由口头故事演变成了小说、电影和戏剧。但不管是希腊神话，英国戏剧还是好莱坞电影，故事的本质从未改变，人类爱听故事的天性也从未改变。一个好的故事总是能让人紧紧跟随主人公的脚步，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尾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上知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虽然只写了十三个回答，但也意外地收获了知友们八万多个热情的赞同，有八个回答入选了知乎日报。这十三个回答的主题可能看起来毫不相干：美苏核冷战、二战德国密码、古文字破解、宇宙学、博弈论、地理、生物进化、历史故事、还有几个虚构的科幻小短篇。虽然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它们本质上都是一个个的小故事，只不过有一些是科学故事，有一些是历史故事，还有一些是虚构的故事。

我是司洋，知乎 ID「十一点半」，欢迎大家到我的主页来逛一逛，看一看我写的故事： https://www.zhihu.com/people/shi-yidian-ban-98

目录

关于本书

「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第一章 分裂的圣城

第二章 纳赛尔的决定

第三章 等待

第四章 约旦国王的埃及之行

第五章 孤注一掷

第六章 双线作战

第七章 老城

第八章 赢了战争，输了和平

参考书目

作者说

关于本书

《以色列 2：在危机中生存——知乎十一点半（司洋）作品》》/十一点半

出品人 周源

策划编辑 梅莹 刘强

营销编辑 胡晓曦

实习编辑 裴启航

设计 刘奕含

校对 高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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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订：2016 年 08 月 01 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 347 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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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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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知乎创始人 周源

感谢你阅读知乎推出的「一小时」系列电子书。

「一小时」系列是什么？

这是一系列短小精炼的电子书。我们邀请了知乎各专业领域的知友在书中分享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如果你足够认真，便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读完一本书。

这里既有日常经济分析，也有人文历史，既有职场经验，也有生活中的科学。这些作者，都是我们精心为你寻找，在各个领域拥有独到见解的专业人士。而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会解释一个问题，分享一种思路，展开一个视角。

地铁上，入睡前，在这些细碎的时间里，挤出一小时的时间，静下心，读下去。

你很忙，但知识不慌张。

愿你从「一小时」开始，对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分认识。

第一章 分裂的圣城

当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于 1949 年结束时，耶路撒冷变成了一座分裂的城市。

1948 年 11 月，当以色列与约旦争夺耶路撒冷的战斗接近尾声时，双方的指挥官在一所废弃的房屋中对各自控制的区域进行了简单的标记。在地图上，以色列控制的区域标记为红色，约旦控制的区域标记为蓝色。在这两名指挥官看来，这张地图上所标示的范围只不过是双方阵地的非正式记录。没人会想到，耶路撒冷会按照他们在地图上所标记的方式成为一个分裂的城市。

在以色列与约旦的停火谈判中，两位指挥官所标记的控制区最终变成了双方在耶路撒冷的正式停火线。于是双方沿着各自控制区的边界设置起了围墙、铁丝网、地雷和路障，夹在红色和蓝色之间的部分则变成了无人区。从地图上看，这条南北走向、歪歪扭扭的无人区像一块难看的伤疤一样，将圣城耶路撒冷撕裂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东西耶路撒冷之间的唯一联系是一个叫做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 Gate）的关卡。这道门的两侧都有重兵把守，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准从这里通过。除了英国领事馆里的一条电话线外，东西耶路撒冷之间甚至没有可用的通信线路。在西耶路撒冷靠近边界线的房屋中，墙壁厚度被增加到正常厚度的三倍，屋顶开有供战时使用的射击孔。这些房屋中面朝约旦一侧的窗户位置也被特意升高，以防止居民在自己家中被对面射来的冷枪击中。

除了西耶路撒冷外，以色列还拥有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一小块飞地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从这座山上可以俯瞰从约旦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道路。以色列在停战后不愿意放弃这样一块战略要地，所以保留了这块在约旦控制范围内的飞地。根据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只能在山上保留 85 名士兵和 33 名平民，多一个人也不行。以色列可以每两周向山上运送一次补给，但进入东耶路撒冷的车辆必须经过约旦士兵的严格检查。

虽然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但约旦与以色列之间的仇恨并没有消失。像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一样，约旦甚至都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在联合国会议中，约旦代表拒绝与以色列代表相邻而坐，一定要在两个人之间留出一个空位。一位约旦外交官甚至拒绝了联合国秘书的职位，以避免他将不得不与以色列代表握手。

在这样的氛围中，居住在东、西耶路撒冷的人们都努力无视他们的邻居，以各自的方式继续生活着。在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持续着他们传统而缓慢的生活节奏。约旦政府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约旦河东岸地区，对位于西岸的耶路撒冷并没有太大的投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东耶路撒冷的人口也不过从 6 万人缓慢地增长到了 9 万人。

而在耶路撒冷无人区的另一侧，以色列人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建设着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国家。在建国后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就有 68 万移民涌入了以色列，这甚至超过了这个国家建国时的总人口数（65 万）。短时间内涌入的大量移民对这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色列全国一度有超过 27 万人只能生活在临时棚屋和帐篷中，整个国家的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然而，在克服了建国初期的混乱之后，以色列人在短短几年中就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到 1957 年，几乎所有生活在棚屋里的移民都得到了住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房屋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到了 1960 年代初，以色列的经济保持着 10% 以上的强劲增长，国民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五位。西耶路撒冷的人口在二十年中由 6 万人增长到了 19 万人。

1960 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阿根廷绑架了大屠杀的制造者之一、德国纳粹艾希曼（Aldof Eichmann），并将他秘密地带回了以色列。第二年，以色列人在西耶路撒冷对这名犹太人大屠杀的组织者进行了公开的审判。

同样是在 1960 年代，在耶路撒冷以南约 80 公里的内盖夫沙漠中，以色列人建立起了中东地区第一座核反应堆。

虽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边界冲突和摩擦从未间断，但对于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繁荣和充满希望的年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起胸膛，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名以色列人。

居住在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更多的理由为自己的国家而感到自豪。1949 年，联合国曾经通过决议要求将耶路撒冷国际化，交由联合国管理。对此，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在两天后作出了强硬的回复：他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的首都，并立刻将政府机构由特拉维夫迁往了西耶路撒冷。本-古里安表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与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的信仰、以色列人民的灵魂都无法分割开来。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心脏。」

生活在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也许可以忽略他们的邻居约旦人，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永远无法忽略的：耶路撒冷的灵魂、被三大宗教视为圣地的老城位于东耶路撒冷，完全处在约旦的控制之下。

穿过曼德尔鲍姆门来到东耶路撒冷，往南走上几百米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城墙；继续向南走，穿过古老的大马士革门，就可以进入这座人类历史上被争夺次数最多的神圣之城。在它 3000 年的历史中，这块城市曾经被征服过不下 40 次，每一次，征服者们都会在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起新的城市。

在这块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多处被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视为圣迹的地方。对于基督徒来说，这里有基督教中最为神圣的场所圣墓大教堂，即耶稣死后被埋葬和复活的地方。除此之外，耶稣在被钉死之前背负着十字架所走过的苦路（Via Dolorosa）也位于老城内。

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的祖先曾在老城内建造了第二圣殿。当这座圣殿于公元 70 年被罗马人摧毁后，圣殿西侧残存下来的一面城墙——西墙（Western Wall）——就成了犹太人祈祷的神圣场所之一。

对于穆斯林来说，位于耶路撒冷老城中圣殿山上的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是最为神圣的场所之一。根据《古兰经》中的记载，先知穆罕穆德曾经在天使的陪伴下在一夜之间由麦加来到了耶路撒冷，并在这里登上云霄，聆听真主的启示。圆顶清真寺现在所处的位置也正是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摧毁前所在的地方。

（耶路撒冷老城航拍照片。照片中央的建筑为圆顶清真寺，西墙位于照片左侧；照片作者：Andrew Shiva）

对于许多参加了 1948-1949 年独立战争的以色列老兵来说，未能在停火前占领耶路撒冷老城是他们永远的遗憾。一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此而怀疑以色列的成立是否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拒绝庆祝以色列的独立日。「如果以色列的成立真的符合上帝的旨意，」他们质问道，「那么为什么上帝偏偏要让对犹太人来说最重要的老城处在以色列的领土之外？」

1967 年 5 月 15 日，以色列人将迎来自己国家的第 19 个独立日。按照传统，每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会在全国的各个城市轮流举行。1967 年的独立日庆祝刚好轮到了耶路撒冷。为了纪念这个独立日，以色列政府决定在西耶路撒冷进行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

约旦政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提出了强烈抗议：根据双方的停战协定，重型武器不得进入停战线 6 英里之内的地方。除了约旦之外，很多西方国家也认为把军队开进西耶路撒冷将会导致这里的局势恶化，纷纷通知自己的外交人员谢绝参加阅兵仪式。

此时的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Eshkol）对约旦的抗议进行了回击：约旦自己从来都没有完整遵守过停战协议里的条款，根本没有资格对以色列在自己国土上的庆祝活动指手画脚。

虽然回应很强硬，但其实艾希科尔并不希望与约旦之间产生新的摩擦。19 年来，以色列与叙利亚以及约旦边境上的冲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上一年的 11 月，为了惩罚不断越过边境线对以色列进行袭击的恐怖分子，以军对约旦的一个村庄进行了报复性袭击。结果以色列的这次越境行动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谴责，美国也对此极为不满。艾希科尔还被迫向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边界上的冲突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都让这位财政部长出身的总理焦头烂额。在独立日的前夕，艾希科尔实在不想要更多的麻烦了。于是，在发表完强硬的讲话后，他悄悄地取消了阅兵式中的重型武器部队，同时删除了独立日讲稿中过于煽动性的内容。在做完这些事情后，艾希科尔暗中松了一口气。他认为自己避免了一场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潜在的冲突。

当以色列人正在准备独立日庆典的时候，埃及国民议会主席萨达特正在遥远的东方对朝鲜和蒙古进行访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礼节性外交访问而已。在结束了这次枯燥乏味的访问后，他便乘机途经莫斯科回国。此时的苏联与埃及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萨达特于 5 月 13 日在莫斯科受到了数位苏联领导人的接见。

令人意外的是，在与苏联高层的会谈中，苏联人突然透露给萨达特一个重磅消息：以色列正在秘密筹划一次针对叙利亚的军事偷袭。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以色列已经在叙利亚边境上秘密部署了 10 到 12 个旅的兵力，并准备在独立日后的一周之内突袭叙利亚。

听到这个消息的萨达特大吃一惊。埃及刚刚在半年前与叙利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叙利亚真的遭到以色列的攻击，那么埃及将有义务与以色列开战。

为了让萨达特相信这条情报的真实性，苏联人又特意补充道：「你们等着看以色列 5 月 15 日在西耶路撒冷的阅兵式吧，到时候一辆坦克都不会出现，因为所有的重型武器都已经被部署到叙利亚边境去了。」

得到这条消息的萨达特匆匆离开了莫斯科。他在 5 月 14 日，也就是以色列独立日前一天的深夜抵达了开罗机场。一下飞机，萨达特就立刻往他的下一个目的地赶去。他必须立即向他的上级、埃及总统纳赛尔直接进行汇报。

第二章 纳赛尔的决定

5 月 14 日深夜，当萨达特赶到纳赛尔的住所时，这位埃及总统已经在与他的陆军元帅阿密尔一起研究着苏联人提供的军事情报。

除了苏联人的情报外，他们还得到了叙利亚方面提供的情报：来自大马士革的情报显示「根据可靠的消息，以色列已经对全国的预备役进行了总动员，并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了 15 个旅的兵力，准备对叙利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对于以色列发动这次进攻的时间，叙利亚方面预测为 5 月 15 日至 22 日之间。

埃及只有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来决定如何应对以色列即将发动的军事袭击。而这个决定，只能由埃及最高领袖纳赛尔来做出。

49 岁的纳赛尔此时年富力强，拥有着一副充满魅力的外表，正处于他的人生巅峰时期。在十五年前的一次政变中推翻了埃及国王法鲁克之后，这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以一系列改革措施赢得了底层人民的拥护。在他的领导下，近十年来埃及的经济保持了稳健的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均处于历史低位。

如果说经济上的成就让纳赛尔在埃及国内获得了拥戴的话，那么十一年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则把他推上了国际舞台，让他成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亚非拉世界的政治英雄。在 1956 年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纳赛尔突然宣布苏伊士运河将被埃及政府收归国有。在他发表讲话的同时，埃及政府派出军队迅速控制了运河地区，并冻结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财产。在同一天，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对以色列船只关闭。

在纳赛尔看来，埃及政府对于这条处于埃及境内的运河享有毫无争议的、绝对的主权。但在英国人眼中，纳赛尔的这一行动是对自己在这一地区传统霸权的严重挑战，他们决定要出手教训一下纳赛尔。此时的法国政府也对纳赛尔看不顺眼，因为埃及一直在暗中资助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武装。英法两国一拍即合，决定以武力重新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终结纳赛尔的政治生涯。

为了制造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借口，英法两国找来了想要重新打通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共同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以色列将会首先对埃及的西奈半岛进行突袭。接下来，英法两国会假装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交战双方都从这一地区撤出。纳赛尔毫无疑问将会拒绝这一要求，这样英法联军就能够以保护运河安全的名义重新占领这一地区。

这确实是一个完美的计划。从这个计划被付诸实施的第一天起，每一件事都在按照英法两国写好的剧本依次上演。1956 年 10 月 29 日凌晨，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10 月 30 日，英法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交战双方撤离苏伊士运河两侧 10 英里内的区域，纳赛尔对此没有理会。10 月 31 日，英法联军开始了对埃及的空袭。5 天后，英国伞兵部队开始在运河区域空降。

但是，两件事情使得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第一，纳赛尔在守住运河无望的情况下，干脆凿沉了停在运河内的 40 艘船只，彻底地封闭了这条运河。第二，整个国际社会，不管是北约成员国、苏联，还是阿拉伯国家，都对英法联军这次强盗般的军事行动进行了一致的谴责。苏联人威胁要派遣军事力量进入中东帮助埃及，沙特宣布对英法两国石油禁运，北约和美国也拒绝在英法撤军前向其出售石油。正与苏联处于冷战之中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于英法两国这次鲁莽的行动更是异常愤怒，因为这可能会让第三世界国家更加迅速地倒向苏联一方。美国总统亲自向英国、法国、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马上从埃及领土上撤军。

最后，这次运河危机以英法以三国从埃及撤军、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相继辞职而告终。纳赛尔不但成功地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次事件也成了整个亚非拉世界反抗殖民主义的象征。从北非的阿尔及尔到印度尼西亚的万隆，民众纷纷将纳赛尔视作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自由战士。在广大的阿拉伯世界中，他更是成为了阿拉伯荣誉的守卫者、新时代的萨拉丁。有不少人希望整个阿拉伯世界能够在纳赛尔的领导下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阿拉伯国家的宣传中，此次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埃及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双重胜利。很多阿拉伯人都相信，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较量中，他们虽然输掉了第一回合（以色列独立战争），但却赢得了第二回合的较量（苏伊士运河战争）。他们盼望着纳赛尔能够带领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展开第三回合的较量，彻底把以色列从中东的版图上抹去。

纳赛尔并没有被突然到来的政治声誉和赞美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次运河危机中，虽然埃及在政治上大获全胜，但在军事上却一败涂地。以色列国防军仅仅在 100 个小时内就击溃了埃及军队并占领了西奈半岛全境。虽然在公开场合纳赛尔仍然会誓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但他心里清楚，埃及军队还不够强大。无论民众的呼声有多高，在与以色列进行第三回合的较量之前他都必须耐心等待，直到埃及足够强大之时。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干扰过以色列通行于埃及蒂朗海峡的船只，也从来没有对部署在埃以边境上的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提出过异议。但是在十年后的 1967 年 5 月 14 日的这个深夜，埃及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埃及陆军拥有 1200 辆坦克，其中包括 500 辆先进的 T-54 和 T-55 苏联主战坦克；埃及空军拥有超过 400 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 130 架新式米格 21 战机。

也许，十年的等待已经足够了，是时候向以色列展示一下埃及的军事力量了。

纳赛尔与阿密尔、萨达特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的七点钟才结束。在 5 月 15 日的上午，纳赛尔又分别与自己的外交顾问、副总统以及军方高级参谋们进行了商议。在中午，他终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下午两点三十分，一支埃及武装部队进入了开罗市。在刻意经过了美国大使馆后，这支部队穿过了城区，继续向苏伊士运河开去。与此同时，埃及地面部队跨过苏伊士运河，进入了西奈半岛。

当十年前的苏伊士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同意撤出西奈半岛的条件之一是国际社会需要保证以色列与埃及边境线的安全。于是，联合国派遣了一支由 11 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来维持这里的和平。在过去的十年中，这支部队一直驻扎在埃以边境线的靠近埃及一侧。

对于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纳赛尔来说，一支驻扎在埃及国土上的外国军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虽然在埃及宣传机构的封锁下绝大多数埃及民众并不知道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存在，但这支部队就像一根卡在喉咙中的鱼骨一样让纳赛尔不舒服。约旦国王侯赛因就曾经嘲笑纳赛尔在面对以色列时，总是「躲在联合国的裙子后面」。

埃及军方曾多次向纳赛尔提议把联合国紧急部队从埃及国土上赶走，但都被他拒绝了。这并非因为纳赛尔缺乏勇气，而是因为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在隐忍了十年之后，纳赛尔在 5 月 16 日上午命人起草了一份封写给联合国紧急部队指挥官里克耶（Rikhye）的信。这封信由埃及的一位准将在晚上 10 点钟交到了驻在埃以边境上的里克耶手中。里克耶在读过信的内容后大吃一惊。信中写道：

请知悉：我已命令我国军事力量做好一切准备，如果以色列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发起进攻的话，我国将立即对以色列展开军事行动。目前，我国军事力量已开始在西奈半岛埃以边境线处集结。为了联合国部队的安全，请立即将所有联合国部队撤出这一区域。

埃及准将向里克耶解释说，他必须今天就把联合国部队撤离西奈半岛，因为埃及军队已经在前往边境线的路上了。

里克耶回复埃及人说，将联合国部队撤离西奈半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政治问题，撤军的命令只能由联合国秘书长来下达。于是埃及政府的信件又被转发给了身处纽约总部的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

事实上，这只是里克耶的缓兵之计。对于吴丹将会如何处理埃及这封措辞强硬的信件，里克耶根本就不担心。吴丹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把这件事拖入到联合国冗长费时的决议议程中去。等到大家讨论出个结果的时候，恐怕五月份早就过去了。

第三章 等待

在埃及的装甲车轰鸣着越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正忙着参加独立日的庆祝活动。这一天，以色列情报部门陆续收到了大批埃及军队进入西奈半岛的消息。以色列总参谋长拉宾向艾希科尔建议，应该动员一到两个旅的预备役，以应对埃及在边境上制造的紧张局势。

拉宾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个只有区区 270 万人口的小国，以色列无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以色列国防军只有大约 6 万人的常备军，剩余的军事力量全部都是以预备役的形式存在的。预备役的成员是接受了军事训练的平民，他们在平时是医生、邮差、教师或是农夫，在接到动员令后才到各自的军营报到，成为以色列国防军中的一员。

艾希科尔拒绝了拉宾的提议。他担心如果在这个时候动员预备役，只会进一步证实阿拉伯国家所想象出来的以色列针对叙利亚的偷袭计划。在他看来，埃及在西奈半岛的行动只不过是纳赛尔炫耀武力的一场表演而已。只要以色列保持克制，不主动扩大事端，局势自然会平息下去。

然而，局势并没有朝着艾希科尔所希望的方向演变。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埃及施加给以色列的军事压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在 15 日晚上，情报显示埃及越过苏伊士运河的兵力只有一个师；到了 16 日晚上，这个数字已经迅速增加到了五个师。

忧心忡忡的拉宾又一次找到艾希科尔，要求这位总理下令动员两个旅的预备役。艾希科尔勉强同意了，但同时告诫拉宾不要主动挑起事端。艾希科尔仍然希望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化解这次危机。在努力尝试各种外交手段的同时，他不想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得太具攻击性。两国军队之间现在至少还隔着联合国紧急部队这道屏障，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局势恶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艾希科尔的想象。在他同意动员两个旅预备役的第二天，以色列通过秘密渠道得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决定要把联合国部队从埃及撤出。几天之后，双方的军队将在 200 多公里长的埃以边境线上直接对峙，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其中的一方随时发起进攻。

在同一天下午的四点钟，两架埃及空军的米格 21 战斗机侵入以色列领空。这两架飞机在以色列位于内盖夫沙漠中的核反应堆上空盘旋了几圈，在以色列空军作出反应之前就迅速离开了。显然，这是一次为日后空袭做准备的侦查行动。在埃及的两架战机离开以色列后，以色列国防军的战备状态提高至二级，空军的战备状态提高至最高级别。

两天后的 5 月 19 日，按照吴丹的命令，联合国部队向埃及人交出了自己守卫了十年的边境线，全部撤出了埃及境内。除了边境线外，联合国部队同时移交给埃及人的还有位于半岛南段可以控制蒂朗海峡的据点沙姆沙伊赫（Sharm al-Sheikh）。这一天，埃及在西奈半岛集结的军事力量已经增长到了 80000 人、550 辆坦克以及 1000 门火炮。

作为回应，以色列把南部边境线上的坦克数量增加到了 300 辆，并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预备役动员。城市中的职员在下班回到家中时，会发现门上贴着要他们立刻去军营报到的通知；大学生在食堂吃晚饭时，突然会有通讯员跑到食堂门口大声读出需要去军营报到的人名，被读到名字的人便跟着通讯员匆匆离开食堂。在以色列农村地区，大巴车会停在村口通知被动员的人上车，然后接着驶向下一个村庄；在以色列各地的街区、大学、集体农场和工厂中，成年人一个个地消失不见了。除了成年人之外，在街区中消失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车辆：以色列国防军没有足够的车辆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兵员运输，所以被迫对民用车辆进行了临时征用。

自从危机发生以来，以色列参谋长拉宾都一直保持着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他没有心思吃饭，也几乎没有睡觉，从早到晚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24 小时关注着纳赛尔的最新动作。艾希科尔安慰他说，纳赛尔想要的不过是阿拉伯世界民众的欢呼声而已，不论埃及集结的部队规模有多大，毕竟也没有越出埃及领土的范围。

总理的安慰并不能让拉宾放松紧绷的神经。他提醒艾希科尔说：如果纳赛尔在占领了沙姆沙伊赫后，重新对以色列封锁蒂朗海峡呢？这几乎就等同于对以色列宣战。蒂朗海峡是以色列通往红海的唯一通道，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全部要通过这里才能到达以色列。如果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必须作出回应。

艾希科尔继续安慰拉宾说，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后，到时再想办法也不迟。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将事端进一步扩大，同时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次危机。艾希科尔命令政府高官们不要在公开场合刻意强调蒂朗海峡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同时，他向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分别发去了信件，请求他们保障以色列的安全。

5 月 22 日，拉宾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纳赛尔在视察一座空军基地时宣布，埃及将不允许任何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在这次讲话中，纳赛尔说道：「犹太人威胁要发动战争。我们的回答是，来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与此同时，驻扎在沙姆沙伊赫的埃及守军接到命令，要他们击沉一切通过海峡以色列船只。纳赛尔的讲话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了热烈的欢呼声。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东耶路撒冷，兴高采烈的民众走上街头庆祝埃及对以色列的封锁行动。在他们看来，纳赛尔已经吹响了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第三回合」较量的号角。

第二天天还没亮，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就被吵醒了，有人告诉他「埃及人已经关闭了海峡。」艾希科尔立即匆匆赶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下指挥所里，听取军方的报告。在地下指挥所里，拉宾和其他军官们向艾希科尔分析了最新的局势。拉宾解释说，如果以色列不立刻作出军事上的回应，不仅整个国家的石油供应会被切断，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国防军将会丧失在中东地区的威慑力。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在密切关注着以色列对于这一事件的回应，如果以色列什么都不做，将会被解读为是软弱的表现。这将会导致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尝试用军事力量威胁以色列的利益。最后，拉宾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集中兵力向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最短时间内消灭敌人在西奈半岛的全部军事力量。

艾希科尔在听取了拉宾的汇报之后，仍然迟迟下不了发动战争的决心。如果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对埃及的打击中去，万一叙利亚和约旦从北边和东边攻入，该怎么办？艾希科尔决定继续等待。在当天晚上，他又收到了美国总统的一封信。在信中，美国总统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会引发战争的行动，美国将会找到和平解决这一危机的方法。这封信更加坚定了艾希科尔继续等待下去的决心。

在随后举行的部长会议上，拉宾向在场的部长们宣布了埃及封锁蒂朗海峡的消息。他再次强调，如果以色列想要继续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威慑力和公信力，必须立刻向埃及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迫使埃及人放弃对海峡的封锁。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相关的作战计划。

在结束发言后，拉宾立刻被部长们雨点一样的问题所淹没：如果以色列集中力量进攻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会不会趁机从北面和东面攻入以色列本土？如果以色列空军全都投入到对埃及的行动之中，谁来保卫以色列的领空？美国人是否支持以色列单方面对埃及发起军事打击 ？苏联人是否会介入支持埃及？

面对这些问题，拉宾尽可能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他的回答无法让部长们满意，双方陷入了争论之中。在这一刻，拉宾感到既愤怒又绝望。作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他的职责是提供军方的建议和执行政府的命令，而不是代替政府做出决定。而现在，大家仿佛都把做出决定的责任一股脑地压在了他一个人的头上。

当拉宾接受部长们的各种质问时，真正应该做出决定的人，身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两职的艾希科尔却坐在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部长们和拉宾之间的辩论。最后，外交部长埃班（Eban）打断了双方的争论。他表示美国已经向以色列发来信息，要求以色列至少在四十八小时内不要擅自行动，美国将会组织一支多国联合舰队护送以色列船只通过蒂朗海峡，迫使纳赛尔结束封锁。最后，与会的各方决定暂时不执行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以便留给美国人足够的时间通过外交途径打通海峡。另外，会议上还决定将动员的预备役人数增加一倍。

会议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拉宾又一次找到了艾希科尔，并叫醒了这位正在睡午觉的总理。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拉宾尝试着说服总理立刻授权国防军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艾希科尔答复拉宾说：「在穷尽所有政治手段之前，以色列不能采取军事行动。」

在极端的焦虑中度过了不眠不休的九天之后，拉宾的神经终于崩溃了。他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和抑郁之中，无法再进行正常的工作。他被医生诊断为急性焦虑症，并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服用镇静剂。在这个埃及大军压境、双方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却失去了指挥能力。

当参谋长在压力下崩溃时，部署在以色列南部沙漠中的军队士气也降到了最低点。每天凌晨三点三十分，守卫在边境线上的士兵们都会准时起身，将所有坦克和车辆的发动机点火并保持运转，所有人员全副武装，等待着埃及人可能在黎明时发起的突袭。直到天亮，埃及人没有出现时，他们才会爬出坦克，摘下头盔，然后在第二天的凌晨重复同样的过程。日复一日，士兵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他们宁愿马上开战，也不愿每天都在这样的不安和焦虑中度过。

在同一时刻，恐慌情绪也开始在民众中迅速蔓延。开罗电台不间断地用希伯来语向以色列广播：「犹太人，你们的时间到了。特拉维夫和海法将会变成一片火海。赶快逃走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人们纷纷在自己房屋的周围堆满了防爆炸冲击波的沙袋，并开始在自家花园中挖掘战壕。在特拉维夫，人们悄悄地开始了 10000 座坟墓的挖掘工作。由于大部分成年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到军队中去，以色列光是维持这种规模的预备役就要一天花费 2000 万美元。这样下去，埃及根本不需要进攻，只要把军队保持在边境线上就可以拖垮这个只有 270 万人口的国家。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前往美国求助的外交部长埃班身上。5 月 27 日夜里，这位外交部长终于从美国华盛顿返回到了特拉维夫。他一跳下飞机，就立刻被护送到了正在举行的紧急部长会议之中。所有的部长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信息。

埃班报告说，美国总统捍卫海峡自由通行权的决心「坚如磐石」，在必要的时候他将不惜动用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来保证海峡的畅通。美国政府将在两到三周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多国舰队来护送以色列船只强行通过蒂朗海峡。在此之前，美国并不支持以色列单独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埃班复述了约翰逊总统亲口对他重复了好几遍的原话：「以色列不会独行，除非她自己选择独行。（Israel will not be alone unless it decides to go it alone.）」

会议中的部长们把美国总统这句模棱两可的话进行了反复的解读。表面上看起来，这句话是美国总统在警告以色列不要单独对埃及动武，但也有人认为，美国总统只是「建议」以色列不要单独对埃及动武，并没有提及这样做的后果，莫非这是在隐晦地默许以色列对埃及发起军事打击？

拉宾和他的将军们错愕地看着部长们像猜字谜一样逐词逐字地分析着美国总统的话，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拉宾最后终于爆发了：「如果你们认为以色列能够存在是靠着美国人的承诺，而不是以色列人自身的力量，那么我无话可说。」

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也没能开出一个结果，筋疲力尽的部长们决定先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在下午进行一次投票来决定是否对埃及开战。在下午的投票中，18 位部长的投票又以 9 票对 9 票打成平手。最后，艾希科尔决定还是继续等待美国人组织多国舰队来打开海峡。

为了安抚在全国上下蔓延的不安情绪，艾希科尔决定在当天晚上进行一次全国直播的演讲。在这个晚上，无数的以色列人，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都准时打开了收音机。埃及封锁海峡已经五天了，以色列却迟迟没有作出回应，他们期望在今天晚上能够亲耳从总理口中听到以色列对纳赛尔的答复。

艾希科尔的演讲刚开始没多久就迅速地变成了一场灾难。总理的助手在直播开始前用铅笔对演讲稿做了一次修改，却没来得及让总理先读一遍。因此，艾希科尔的演讲从一开始就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在演讲进行到一半时，艾希科尔突然停了下来，接着全国听众在一片寂静中清晰地听到总理问身边的助手：「这里是一个什么字？」

如果说艾希科尔结结巴巴的演讲已经是一场灾难的话，那么他演讲的内容又把这场灾难放大了十倍。人们都在期盼着艾希科尔能够以实际行动对埃及的威胁作出回应，而这位总理在讲话中却不断地要求以色列人保持耐心，说美国会帮助以色列重新打通海峡。时任南部战区装甲师师长的沙龙在多年后承认，他在这一天晚上已经产生了发动军事政变的念头。

第二天，以色列的各大报纸上充斥着猛烈抨击艾希科尔的文章，要求他立刻下台，或者至少交出国防部长的位置。敌国陈兵边境，总理优柔寡断，参谋长在重压下随时可能再次崩溃，军队开始产生政变的念头，似乎已经没有人能够把以色列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但如果有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摩西·达扬。

摩西·达扬是以色列人心中的英雄。达扬 14 岁就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犹太人军事组织哈加纳。在 1948 年的独立战争中，达扬是耶路撒冷的指挥官，也正是他亲手用铅笔标记下了东西耶路撒冷之间的停火线。在 1956 年的苏伊士战争中，在达扬的指挥下，以色列国防军只用了 100 个小时就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的名字就是胜利的同义词，他那戴着一只黑色眼罩的冷酷形象就是以色列军事力量的象征。

（摩西·达扬；照片作者：IDF 官方 Flickr 账号）

尽管这个时候的达扬已经离开军队将近十年，但当他在外面餐馆吃晚餐时，还是不停地有人上来问他：「达扬先生，政府什么时候会联系你？」「达扬先生，这次他们会让你当国防部长吗？」

但是艾希科尔一点也不喜欢达扬。在他眼中，达扬是一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撒谎、威胁和恐吓的人。艾希科尔讨厌这个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家伙。私底下，他把达扬称为「阿拉伯独眼强盗」。

然而，面对公众的巨大压力，他不得不作出让步。5 月 31 日，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艾希科尔不情愿地把达扬请到了总理府，邀请他作为副总理加入政府。

达扬立刻就拒绝了这个邀请。艾希科尔大惊失色，连连追问达扬为什么要拒绝这个邀请。达扬解释说，他不愿意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他想要一个能够领导军队的职位，他想要亲自指挥这场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在离开总理府后，达扬告诉记者，与这个职位比起来，他宁愿到前线上去当一名半履带车驾驶员。

第四章 约旦国王的埃及之行

在以色列总理焦头烂额的时候，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在危机发生后的十几天中，国王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以色列与埃及的动向。当 5 月 22 日埃及宣布蒂朗海峡对以色列关闭时，他知道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看着街头兴高采烈庆祝的人群，国王的心情变得愈加沉重。

他一点也不喜欢战争。他的爷爷阿卜杜拉国王在十九年前把约旦河西岸以及耶路撒冷老城并入了约旦的版图之中，对此他感到很满意。如果没有耶路撒冷的话，约旦只不过是一个沙漠之中的无名小国，在中东地区以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现在，他是坐拥世界三大宗教圣城耶路撒冷的君王。侯赛因并不想冒着失去耶路撒冷的风险被卷入一场战争。

他同样也不喜欢纳赛尔。仅仅因为约旦和美国保持了较好的外交关系，纳赛尔就一直在公共场合称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有一次，纳赛尔还在讲话中利用阿拉伯语的谐音，把他称作是「约旦的婊子」。

但不管侯赛因心中有多么讨厌纳赛尔和对以色列的战争，当面对大众的时候，他还是得违心地发表誓言消灭以色列的讲话。危机爆发后，侯赛因命令装备了 100 辆美式巴顿坦克的第 40 旅跨过约旦河进入西岸。这违反了他与美国人之间的约定，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占约旦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一定会把他生吞活剥。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十六年前，在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中，他亲眼看着一名巴勒斯坦刺客从人群中冲出来，把手枪抵在他国王爷爷的耳朵上扣动了扳机。当十六岁的侯赛因冲向刺客时，刺客又对准他的胸口开了一枪。是爷爷别在他胸口的勋章奇迹般地弹开了子弹，他才活了下来，并在十七岁那年成为了约旦的新国王。侯赛因的爷爷把耶路撒冷留给了他，但同时留给他的还有 80 万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把消灭以色列、光复巴勒斯坦国看作是这位君主理所当然的义务。

侯赛因同样也不喜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埃及庇护下成立，是一个代表巴勒斯坦人的准军事组织。生活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更乐意向巴解组织效忠，而不是他们的国王，侯赛因对此一直感到很恼火。巴解组织仗着人多势众，也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们在广播中甚至公开号召阿拉伯军团去推翻他们的国王。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侯赛因只有两个选择，而每个选择都可能会导致他丢掉自己的王国。

他可以加入埃及一方，把自己的王国卷入到一场与以色列人的战争中去；这样做，他可以免于背上「阿拉伯叛徒」的罪名。但如果以色列对约旦控制下的西岸地区进行猛攻的话，他不知道埃及是否真的愿意伸出援手。

他可以作壁上观，然后等着 80 万巴勒斯坦人在他的王国内发生叛乱，推翻他的统治。也许会有另外一个狂热的刺客把子弹送进他的脑袋里。

5 月 30 日清晨，在纳赛尔宣布封锁海峡后的第八天，侯赛因匆匆把自己的王国交给了弟弟托管，然后亲自驾驶着一架飞机秘密地飞往了开罗。

在开罗附近的军用机场，纳赛尔和四位副总统正在等待着约旦国王的到来。侯赛因刚跳出飞机，不久前还把他称作「约旦婊子」的纳赛尔就上前握住他的手问道：「既然你来埃及的行程是绝密的，我们如果在这里把你逮捕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侯赛因没有惊慌，而是微笑着回答道：「这种情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侯赛因与纳赛尔这一对前几天还在相互讥笑对方的死敌仿佛在一天之内就变成了最亲密的兄弟。两位国家元首在下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陪同他们的是埃及陆军元帅阿密尔。

当侯赛因跟着纳赛尔从会议室中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把约旦的命运同埃及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在下午的会谈中，侯赛因国王与纳赛尔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意味着如果两国中的任意一方受到第三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作两个国家同时遭到攻击。除此之外，侯赛因还同意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都可以在约旦境内部署，就连他最为骄傲的约旦精锐部队阿拉伯军团也将交给埃及人指挥。

但最让侯赛因感到屈辱的恐怕是他将不得不与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几天前还在叫嚣着要推翻他统治的舒凯里（Shuqayri）一同返回约旦，并重新开通巴解组织在安曼的指挥部。

当侯赛因离开开罗时，纳赛尔告诉他不用担心，阿拉伯人这次一定会大获全胜。如果美国人胆敢插手的话，他一样可以叫苏联人武力介入。

当侯赛因回到安曼后，他意外地受到了民众们的热烈欢迎。鲁莽的开罗电台把约旦国王这次绝密之行向整个阿拉伯世界进行了广播，引发了各个城市街头的游行庆祝。街头的人群将国王的车子团团围住，兴奋之中甚至把车子抬离了地面。侯赛因和舒凯里一同坐在车中，满意地看着窗外向他祝福的人群。

他已经在全世界面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再也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可以指责他没有尽到从犹太人手中夺回巴勒斯坦的义务。同时，他并不认为埃及真的会挑起一场与以色列的战争，纳赛尔只不过是想在世人面前羞辱以色列罢了。他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既可以避免一场与以色列的战争，又可以不被巴勒斯坦人看做是阿拉伯世界的叛徒。

但两天后，从以色列传来的一个消息让他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在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摩西·达扬宣誓就职以色列国防部长。

*   *   *

当约旦国王竭力想要避开战争的时候，也有人巴不得这场战争可以快点开始。在叙利亚的某处，一名叫做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人正在密切关注着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六年前，他带着一个叫做法塔赫的组织来到了叙利亚，并在这里建立起了训练营。

从 1965 年开始，法塔赫开始不断地派出战士渗透入以色列边境，对犹太人进行袭击。阿拉法特总是亲自参与到这些袭击之中。他有时装扮成埃及游客，有时装扮成一名牧羊人，有时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巴基斯坦商人，混过以色列边境后对目标进行袭击。

阿拉法特并不是傻子，他知道这种规模的袭击根本无法撼动以色列的存在。这并不是他发动这些袭击的目的。每当有以色列人在袭击中丧生时，以色列政府就会对叙利亚或者约旦发动报复性袭击，作为对方没有看管好边界的惩罚。叙利亚和约旦将被迫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进行回应。久而久之，小小的边境摩擦将会升级为军事冲突，军事冲突又会升级为局部战争，直到双方爆发全面战争。而联合起来的阿拉伯国家必将赢得这场全面战争。

事实证明，一切如他所料。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规模越来越大。在一个月前，叙以边境上刚刚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 4 月 7 日，为了报复叙利亚对以色列北部的农场的持续炮击，以色列出动空军对叙利亚境内的城市进行了轰炸，叙利亚则出动大批米格战机进行回应。双方共有 130 架飞机进行了空中格斗，以军的战机一度飞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上空。

现在，阿拉法特欣喜地看到，他盼望了几年的战争终于就要爆发了。

*   *   *

在达扬宣誓就职的第二天，纳赛尔和自己的将军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达扬的就职意味着双方距离战争爆发又近了一步。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埃及要不要先发制人？

阿密尔元帅强烈建议立刻对以色列发起全面入侵。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他对埃及军队的实力非常有信心。纳赛尔在宣布封锁蒂朗海峡前曾经问过阿密尔，军队是否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报复的准备？这位元帅的回答是：「以我的脑袋担保，军队已做好一切准备，可攻可守。」

虽说是可攻可守，但阿密尔绝对不希望自己十万人的军队部署在西奈半岛只是为了等着防御以色列人的进攻。十年前，正是达扬指挥的以军让他狼狈地撤出了西奈半岛。在这之后的每一天，阿密尔都在渴望着复仇。自从危机爆发以来，他就一直极力说服纳赛尔对以色列展开先发制人的打击，并且一度得到了纳赛尔的同意。在阿密尔的建议下，纳赛尔同意埃及空军在 5 月 27 日天亮时对以色列实施空袭。但就在飞行员已经坐进飞机驾驶舱、距离空袭开始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苏联驻埃及大使却在凌晨鬼使神差地敲开了纳赛尔官邸的大门。苏联大使满脸疑惑地告诉纳赛尔，苏联在一个小时前刚刚接到美国政府的警告，说埃及将会在近期内发起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将会重新考虑其向苏联作出的保持克制的承诺。苏联大使继而向纳赛尔求证埃及是否有这样的计划。纳赛尔平静地回复道：「每个人都知道埃及人民并不想要战争。但如果遭到入侵，埃及人民一定会坚决保卫自己的国家。」

苏联大使离开后，纳赛尔立刻手忙脚乱地通知阿密尔，告诉他立刻取消空袭行动，因为以色列人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埃及的进攻计划。阿密尔一开始拒绝取消行动，在与纳赛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后，才在最后一刻不情愿地取消了空袭。

纳赛尔理解阿密尔从军事角度给出的建议，但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必须同时权衡政治上的利弊。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讲，先发动战争的一方的确会占得先机。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先动手的一方是后手，后动手的一方反而是先手。先发动战争的一方不但会失去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还有可能会遭到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他知道这也是以色列迟迟不敢发动战争的原因。十一年前，以色列是在与英法结成秘密同盟之后才入侵了西奈半岛。现在的英法两国都已无力插手中东事务，美国也倾向于以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争端。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以色列人绝不敢贸然在中东挑起一场战争。

从这个角度来讲，纳赛尔觉得自己已经赢了。他没费一枪一弹，就把中东局势变回到了 1956 年前的样子，而以色列对此只能选择默默地接受。

抱着这样的信念，纳赛尔告诉自己的将军们，埃及已经在政治层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如果埃及主动挑起一场战争的话，这些胜利都将化为乌有。如果以色列人胆敢发动战争，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击。

埃及空军司令马哈茂德（Sidqi Mahmud）提醒纳赛尔，如果以色列先发动空袭的话，他的空军将会在敌军的第一波打击中损失 15-20% 的飞机。

「用你剩下的 80% 的飞机，你能摧毁敌人多少飞机呢？」纳赛尔问道。

「60% 到 70%。」 马哈茂德答道。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纳赛尔对这个回答感到很满意，一切听上去都很完美。

第五章 孤注一掷

随着达扬宣誓就职国防部长的消息传出，两百七十万以色列人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在以色列国防军中，达扬归来的消息产生了更加微妙的变化。从高级参谋到普通士兵，突然间每个人都变得兴高采烈起来。与 24 个小时前相比，他们并没有增加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他们的敌人也没有减少一兵一卒，但全国各处的军营中都洋溢着一股自信和乐观的情绪，有人甚至打开了香槟庆祝这一消息。对于很多人来说，达扬这个名字就代表着胜利。

只有达扬才知道，艾希科尔在把国防部长一职交给他的同时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没有总理的同意，达扬不能发动战争；达扬不能批准任何现有作战计划外的军事行动；达扬也不能轰炸阿拉伯国家的城市，除非有以色列城市先遭到轰炸。

达扬就职国防部长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服艾希科尔和整个内阁成员尽快发动战争。

自从危机爆发后，达扬就对以色列政府犹豫不决的态度极为反感。他认为，以色列政府根本没有看到此次危机中最本质的一个问题：以色列要如何才能长久地在中东地区生存下去？

以色列国防军或许可以歼灭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每一辆坦克、每一名士兵。但埃及可以在一年之内就招募和训练出同样数量的士兵，苏联人可以在几个月之内为他们重新装备上最新式的枪支、坦克和大炮。对于国土狭小的以色列来说，埃及拥有着用之不尽的人力资源，苏联更是一个连美国都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

那么，270 万以色列人该如何才能在 1 亿 2 千万阿拉伯人的包围中生存下去呢？在达扬看来，以色列发动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攻城略地、控制更多的区域，而是在敌人心中形成一种威慑力，让他们彻底打消入侵以色列的念头。敌人心中的恐惧，就是以色列最有效的武器。

在就职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达扬清晰地向内阁成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以色列必须抢在埃及人之前发动进攻，以色列必须现在就开战，这将是以色列获胜的唯一机会。只有先发制人，以色列才能在约旦和叙利亚进攻之前集中力量击溃埃及军队。如果埃及在这之前抢先发动进攻，那么以色列只有祈祷上帝的保佑了。

6 月 3 日，总理和部长们来到了国防军的地下指挥所里。在闷热潮湿的地下室里，将军们向各位部长详细地解释了他们将要采取的作战计划。在听完介绍后，在场的部长们开始七嘴八舌地问起了各种问题。一名将军（Avraham Yoffe）终于失去了耐心，跳起来对部长们怒吼道：「敌人正在一天天变强，而我们却坐在这里束手待毙！」

艾希科尔站了起来。这位总理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内一直在承受着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苏联人用武力威胁他不得轻举妄动，美国人警告他要配合美国政府的外交行动，以色列的将军们却又在反复催促他立刻开战。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批评他把整个国家带入了危险之中，全国人民都在质疑他，所有的报纸都在讥讽他。

现在，艾希科尔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他愤怒地告诉在场的将军们：「我们需要美国的帮助，即使在战争中不需要，在战争结束后的谈判中也会需要。再多等两天根本就不会改变战争的结果！」在发泄完自己的愤怒后，精疲力尽的总理喃喃自语道：「一场军事胜利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阿拉伯人还会在那儿。」

在将军们与艾希科尔争吵的时候，达扬一直坐在一旁，一句话都没有说。当这场争论结束后，他立刻邀请艾希科尔、外交部长埃班、前南部战区指挥官阿隆（Yigal Allon）进行了一次单独的会谈。这次会谈结束后，他告诉拉宾，内阁将在明天的会议上授权军方发动战争。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五分，内阁成员们准时开始了会议。外交部长埃班首先介绍了与美国政府沟通的最新进展。美国人之前承诺的以联合舰队打通海峡的行动已经没了下文。对于埃以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美国人也缓和了口气，只是坚持以色列一定要让埃及打响第一枪。美国总统在最新的一封信中又再次重复了对埃班说过的那句话：「以色列不会独行，除非她自己选择独行。」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使是倔强的艾希科尔也明白，他不可能再指望从美国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了。他必须把这场危机交给达扬去处理了。在接下来的投票中，内阁成员们以 12 票赞成、2 票反对的结果授权国防军对埃及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的时间、地点和形式将由国防部长达扬来决定。

第二天早上，达扬在家中吃完早餐，然后离开家前往指挥部。在去指挥部的路上，他还约了自己的情人、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蕾切尔（Rachel）一起在咖啡馆中坐了一会。在他们告别的时候，蕾切尔并没有觉得这个早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达扬的表现也与平日并没有什么两样。当她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以色列历史上最具想象力，同时也是最疯狂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

在 6 月 5 日这一天早上将要进行的代号为「焦点」的空袭行动只有一个目标：在三个小时内摧毁埃及空军的 400 架飞机和所有机场。在艾希科尔和内阁成员的眼中，这个计划完全是痴人说梦。以色列空军总共也只有 200 架战机，怎么可能在三个小时之内摧毁埃及空军的 400 架飞机？

除了焦点行动的策划者外，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以色列空军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疯狂的目标。但空军指挥官们却对这个计划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在几年前就开始针对这个计划不断训练，并且把计划中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细节都完善到了极致。

每一名参加行动的飞行员在训练中都要把目标机场的各种信息在心中背得滚瓜烂熟。就算是在睡梦中突然被叫醒，他们也必须能马上说出目标机场的方位、距离、布局以及停放飞机的型号和数量。他们还必须知道目标机场的埃及飞行员每天几点吃早饭、几点起飞巡逻、几点返回机场。他们甚至还知道目标机场每一名埃及塔台调度员的名字，只要听声音就知道是谁在讲话。

为了保证轰炸的效果，以色列空军在内盖夫沙漠中建起了 1：1 的机场模型供飞行员进行模拟攻击训练。根据模拟的结果，他们总结出了在轰炸时飞机俯冲的最优角度，以及释放炸弹的最优高度。在实战中，所有的飞行员都必须按照规定，以相同的角度俯冲，在相同的高度投下两枚 500 公斤重的炸弹。

当以色列战机前往轰炸埃及机场时，拥有 200 架飞机的伊拉克和 120 架飞机的叙利亚可能会趁机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空袭。那么，只有 200 架战机的以色列空军应该留下多少架飞机来保卫以色列的领空呢？焦点行动制定者给出的答案是：12 架。在以色列空军的所有作战飞机中，将只有 12 架战机留在以色列本土，由 12 名最擅长空中格斗的飞行员驾驶，保卫以色列的整个领空。其余的战机将全部被投入到针对埃及机场的空袭之中。

这将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出其不意」将是这次行动成功的关键。

为了做到这一点，焦点行动的制定者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迷惑埃及人。

在 6 月 5 日清晨七点十分，16 架飞行学校的训练机从以色列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它们的任务是伪装成进行日常巡逻的以色列战机。他们按照以色列战机日常巡逻的路线飞行，并持续使用战机的频率与地面塔台进行沟通，用以迷惑埃及人的雷达和监听设备。

在它们身后陆续从十几个空军基地起飞的是 183 架以色列战机。为了达到突袭的效果，所有参与行动的战机都必须遵守最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战机与地面塔台之间、战机与战机之间都绝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无线电通讯。就连每架飞机的最终起飞时间也只能由地勤人员写在小纸条上，亲自爬到战机上塞给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即使有飞机发生机械故障，也不得向队友求救，只能自己迫降在大海里。

这 183 架战机在起飞后并没有直接飞向埃及机场，而是兵分两路，一部分向西飞入地中海上空，一部分向西南飞入红海上空。它们将会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在海上实施高度不超过 30 米的超低空飞行，以避开埃及的雷达。在沿着海上的路线飞行达到机场的北面和东面后，这些战机会突然调转方向，从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出现，对目标机场进行攻击。

经过精密的计算和筹备，以色列空军的 183 架战机在不同的时间从十几个机场起飞，以不同的巡航速度、按照不同的飞行路线进行 20 至 40 分钟的飞行后，将刚好在同一时刻抵达 11 个目标机场的上空，精确度以分钟计算。在当时那个没有 GPS 和机载电脑的年代里，所有的飞行员只能靠腕表上的时间、航向和速度在脑中计算出自己的位置。

这种攻击的同步性对于「焦点」行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只有一架飞机提前 5 分钟出现在了目标机场上空，埃及人就会发现这次偷袭行动，并向其他所有机场发出警告，让他们的飞行员有时间升空迎战。

经过详尽的侦查后，以色列空军把第一波战机到达目标机场的时间设定为 7 点 45 分。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时间。他们知道埃及飞行员通常会在黎明前起飞巡逻，以防止以军在天亮时分对埃及进行偷袭。在巡逻结束后，埃及飞行员将会在 7 点 30 分前降落在机场，然后去食堂吃早餐。埃及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们通常在早上 8 点才会达到基地，7 点 45 分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前往基地的路上。

1967 年 6 月 5 日早上 7 点 45 分，当以色列的第一波战机按计划同时出现在埃及的 11 个机场上空时，一切都和他们所预想的一样：埃及飞行员在食堂里看到如同鬼魅一般突然出现在天空中的以色列战机群后大惊失色，纷纷冲出食堂，朝着停在地面上的米格战机狂奔而去。

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以色列战机以 4 架飞机一组的编队，有条不紊地依次在每条跑道的 1/3 处和 2/3 处各投下两枚 500 公斤重的炸弹。这种与法国联合研制的炸弹经过了特殊的改造，可以在跑道上炸出一个直径 5 米、深 1.6 米的大坑，让整条跑道彻底无法使用。在投掷完炸弹后，以军战机开始使用机身上的 30mm 航炮对停在地面上的米格战机进行扫射。绝大部分埃及战机根本没来得及升空就被击毁在了地面上。仅仅在第一轮攻击中，以色列空军就成功地摧毁了埃及的 204 架飞机。

就在以色列空军对埃及机场进行第一轮打击时，在埃及领空中只有两架运输机飞行在空中。其中的一架运输机上面坐着埃及陆军元帅阿密尔和空军司令马哈茂德，他们正准备飞往一个空军基地进行视察。惊慌失措的阿密尔命令埃及各个空军基地的防空火炮不得开火，因为他担心自己的飞机会被防空炮火击落。在以色列空军实施第一轮空袭时，除了开罗附近的几个空军基地违反阿密尔的命令对以色列战机进行了还击外，其他的防空炮火都没有开炮。

坐在运输机上的阿密尔想要赶快找到一个机场降落，但他惊恐地发现似乎埃及所有的空军基地都同时遭到了袭击，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降落的机场。埃及的陆军元帅和空军司令居然被困在了埃及的领空之中。最后，在空中盘旋了整整九十分钟后，他们不得不紧急降落在了民用的开罗国际机场。狼狈的阿密尔在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把自己载到了最高指挥部。

就在阿密尔所乘坐的运输机盘旋在空中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总参谋长拉宾以及「焦点」行动的缔造者霍德（Motti Hod）正在特拉维夫的地下指挥所里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消息。由于无线电静默的缘故，他们在 7 点 45 分之前也完全不知道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超低空飞行的战机是否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雷达？所有的战机是否按计划同时抵达了目标机场？一切都处在未知之中。

只有当第一枚炸弹被投下、无线电静默被解除后，前线的消息才陆陆续续地传回了特拉维夫的地下指挥所里。达扬事后写道：「一块悬着的巨石总算是在我心中落了地。」7 点 50 分，达扬向等待在沙漠中的以色列地面部队发去了一条内容为「红毯」的密令。以色列装甲部队已经在前一天夜里悄悄地推进到了边界线上，在接到这条命令后，他们立刻轰鸣着越过国境线，开始对西奈半岛进行地面攻击。

在这之后不久，以色列空军的第二轮攻击在埃及的 14 个机场上空展开。完成第一轮攻击的飞机在返回基地后，需要重新加注燃油和悬挂武器，并对飞机进行机械检查之后才能执行下一次任务。埃及空军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大约八个小时，而经过严格训练的以色列空军只需要八分钟。通过这样高效率的后勤措施，以色列空军让自己的 200 架战机发挥出了 400 架、600 架甚至是 800 架战机的威力。在第二轮攻击中，他们又摧毁了 107 架埃及的各式飞机。在「焦点」行动开始三个小时后，霍德告诉拉宾：「现在，埃及空军已经不复存在了。」

尽管在这个早上的空袭中取得了梦幻般的胜利，但在达扬的坚持下，以色列政府却非常低调地向外界及公众隐瞒了这次胜利。达扬需要尽可能地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弱者的角色，在联合国介入之前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作战时间。

就当埃及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开罗的街头却在上演着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在遭到以色列的空袭之后，埃及政府在第一时间切断了全国的国际电话线路，并禁止外国记者自由行动。开罗电台用激昂的声音宣布，以色列在早上对埃及进行了偷袭，埃及空军已经对敌人的入侵展开了有力的反击，一共击落了 86 架敌机，而自己仅仅损失了两架飞机。欣喜若狂的埃及民众涌入了开罗街头，在隆隆的防空火炮声中高呼着「到巴勒斯坦去！到特拉维夫去！」，欢庆着一场根本不存在的胜利。坐着出租车赶到最高指挥部的阿密尔向约旦发去了电报，告诉对方以色列已经损失了 75% 的飞机，埃及地面部队正在从西奈向敌人发起进攻。

此刻的纳赛尔心情同样非常舒畅，他和开罗街头的民众一样完全不知道埃及空军已经被彻底摧毁，因为没人敢告诉他这个真相。直到 10 点钟，当开罗电台宣布埃及空军所击落的敌机数量已经上升到 161 架时，纳赛尔才开始有些疑心。他试着与阿密尔和空军司令马哈茂德取得联系，但奇怪的是这两个人都没有给他回复。同样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一直信任的萨达特此时也突然找了个借口躲在家里，无法取得联系。在收音机中，开罗电台正在慷慨激昂地宣布埃及空军开始了对以色列城市的轰炸。

在以色列对埃及的闪电战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后，达扬开始愈来愈担心约旦的反应。以色列国土最狭窄的地方只有不到 15 公里，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如果选择在这里进行突破的话，以色列将面临着被拦腰截断的危险。为了保证对西奈的地面入侵，达扬把绝大多数的兵力和武器都调拨到了南部战区，负责保卫西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中部战区只有一些预备役部队。因此，达扬在几天前视察耶路撒冷时反复告诫这里的指挥官纳基斯（Narkiss）：「无论如何都不要在耶路撒冷挑起战事，我们指挥部将无法给你提供任何援助。」

「那如果约旦主动进攻，并包围我们在东耶路撒冷的飞地斯科普斯山呢？」 纳基斯问道。

「那就咬紧牙关、坚守阵地。我们会在一个星期内打败埃及，然后再回来救你。」达扬告诉纳基斯。

虽然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刚刚在几天前与埃及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达扬仍然在期望着这不过是侯赛因被迫做给巴勒斯坦人看的一场戏而已。毫无疑问，约旦会朝以色列境内发射一些炮弹、开上几枪，也许还会派出一队战机丢下几颗炸弹。但如果以色列不主动挑衅的话，也许约旦国王将会满足于把双方的冲突限制在这样的规模之上。带着这样的期望，达扬命令驻守在耶路撒冷前线的部队不准向约旦一侧主动开火，士兵们甚至被命令将枪支中的弹药取出，以避免无意之中的擦枪走火。6 月 5 日早上 8 点 30 分，在对埃及的第一轮空袭开始 45 分钟后，以色列政府通过中立渠道秘密地向侯赛因国王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约旦保持克制，以色列将不会，重复一遍，不会进攻约旦。但如果约旦发起进攻，以色列将全力反击。」

8 点 50 分，正在吃早餐的侯赛因国王被他的助手打断：「国王陛下，以色列已经开始了对埃及的军事行动。」之后，他又接到了埃及元帅阿密尔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以色列空军的进攻已经被埃及挫败，埃及正在发起全面的反击。约旦的雷达站也向国王报告说侦测到大批埃及战机正在从西奈半岛飞向以色列——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些都是结束轰炸后返航的以军战机。纳赛尔亲自打电话来告诉他以色列空军已经被摧毁，并敦促他赶快到以色列境内去抢占地盘，因为联合国很快就会要求双方停战。

9 点 30 分，侯赛因在电台广播中向他臣民们宣布：「复仇的时刻已经来临。」到 10 点钟时，阿拉伯军团开始对特拉维夫郊区的目标进行炮击，耶路撒冷城内也响起了零星的机关枪声和迫击炮声。前几天还高呼着要摧毁以色列的巴解组织领导人舒凯里在听到第一声枪响后，就跳上了一辆车子逃向了大马士革。

以色列驻耶路撒冷的指挥官纳基斯严格执行了达扬的命令，只准许手下用轻武器进行有限的还击，以避免战事升级。达扬希望阿拉伯军团不会再继续加大进攻的规模，这样双方就可以默契地打一场表面战争。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以色列国防军被迫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然而，达扬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11 点钟过后，以色列收到了约旦国王对他们的回复：「发动战争的是你们。你们将会从空中得到我的回答。」

11 点 15 分，阿拉伯军团将整整 6000 枚炮弹全部倾泻在了西耶路撒冷。

第六章 双线作战

虽然不希望看到以色列国防军被迫两线作战，但既然约旦国王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达扬也只能作出自己的回应。

在耶路撒冷城内，以色列国防军和阿拉伯军团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位于东耶路撒冷飞地斯科普斯山上的 118 名以色列士兵已经陷于围困之中。达扬相信约旦的装甲部队正在从约旦河谷赶来的路上，这段路程最快只需要 8 个小时，到时耶路撒冷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在这样的形势下，达扬命令南部战区的第 55 伞兵旅的指挥官立刻到耶路撒冷向他报到。这些伞兵原本的任务是在当天夜间空降在西奈半岛，此刻他们正在等待着被空投到西奈沙漠中去。达扬取消了这次空降，命令他们全部立刻前往耶路撒冷。在接到命令后，这些伞兵们便带着全套空降作战装备，钻进了一辆辆临时征用的大巴车内，离开了南部战区。

这些伞兵的任务是在夜间穿过东西耶路撒冷之间的停火线，在敌人的装甲部队到来之前攻占东耶路撒冷的几座山头，同时解救被围困在斯科普斯山上的 118 名以色列士兵。

这个任务绝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第 55 伞兵旅的大多数指挥官们对耶路撒冷的地形一无所知，手边几乎找不到可以使用的地图，他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城市巷战的训练。但他们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制定出一个作战计划，并在午夜时分去执行它。

*   *   *

在埃及空军被摧毁整整 8 个小时之后，纳赛尔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下午 4 点钟，纳赛尔来到了最高指挥部。在这里，他发现自己的陆军元帅阿密尔仿佛是喝醉了酒一样，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情绪低落。他看着阿密尔抓起电话，歇斯底里地向自己的军队连续下达了两道内容截然相反的命令。焦急的苏联大使和埃及外交部都在不停地打电话找阿密尔，想要向他了解战场上的最新情况，但阿密尔拒绝接听任何电话。站在纳赛尔身旁的军官忍不住冷笑着说：「看啊，这就是我们的最高军事统帅，这就是我们用来对抗摩西·达扬的人。」

纳赛尔此刻的心情是崩溃的。他试着与情绪不稳定的阿密尔进行了单独的会谈。虽然没人知道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但当这次谈话结束时，纳赛尔无疑已经完全清楚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纳赛尔迅速行动了起来，他向阿尔及利亚发去了紧急请求，要求租借他们的米格战机。他还让阿密尔对西奈的埃及地面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准备好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向敌人发动反击。

然而，摆在纳赛尔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他该如何向民众解释这一切？此时此刻，开罗街头的人们仍然在庆祝电台中播出的埃及军队挺进特拉维夫的消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埃及空军在三个小时内就全军覆没，埃及陆军正在西奈沙漠中抵挡以军的猛攻，根本就没有一架埃及飞机、一名埃及士兵进入过以色列，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等待着纳赛尔的将是政变、暴动、革命和刺杀。

他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需要为埃及的失败找一个借口、一个替罪羊。

下午六点零五分，开罗电台开始愤怒地指责美国卑鄙地参与了以色列当天对埃及的袭击之中。

*   *   *

6 月 6 日凌晨，伞兵们开始了穿越停火线的行动。在一片漆黑中，载着伞兵的大巴车缓慢地爬行在耶路撒冷迷宫一般的狭窄街道中。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大巴车的车头灯完全被遮挡了起来，只留下一条小小的缝隙用来照明。

他们选择的突破口是萨缪尔先知街。伞兵们将在这里用爆破筒炸开铁丝网，引爆埋设在无人区中的地雷，然后穿过停火线进入到东耶路撒冷。之后，第 55 伞兵旅的士兵们将分成三路：一路继续向前，夺取约旦人的炮兵阵地；一路右转向南，攻占洛克菲勒博物馆；一路左转向北，攻占弹药山，为解救被围困的以色列士兵打开一条通道。

伞兵们在距离停火线十分钟步行路程的地方下了车，沿着街道两侧分两队前行。在黑暗中，每个人都只能依靠前面战友的脚步声来辨别方向。在一片黑暗中，这个匆匆组织起来的行动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第一批伞兵到达无人区后，却发现他们找不到用来炸开铁丝网的爆破筒，因为装载着爆破筒的两辆大巴车在黑暗中迷了路。这时又出现了两辆好心的以军坦克赶来帮忙，伞兵们急忙把两辆坦克拦在了路上。他们担心坦克的轰鸣声会暴露他们选择的突破点。

在一片混乱中，负责爆破的伞兵们终于想办法弄来了爆破筒。他们在铁丝网和地雷区中炸出了一条 50 公分宽的通道，用白色的胶带做了标记。伞兵们开始一个个地冲向通道。在停火线的另一边，躲藏在掩体中的约旦士兵用机关枪向他们疯狂地扫射，很多人还没跑到铁丝网前就倒在了地上。幸运的是，约旦士兵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以色列伞兵正在试图冲过停火线，所以他们的火力都集中在了停火线的一侧。随着冲过停火线的伞兵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对敌人进行反击。在三个进攻方向中，攻占弹药山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每一个掩体、每一条战壕都要经过殊死战斗才能攻占。约旦士兵进行了顽强而勇敢的抵抗，一位约旦指挥官甚至在以色列士兵推进到距离自己只有 15 米的地方时还呼叫了火炮向自己所在的地方开炮。

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后，到了早上八点钟，第 55 伞兵旅的士兵们终于在东耶路撒冷站稳了脚跟，并逐一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达扬和纳基斯在中午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斯科普斯山上。在这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全貌。

作为一名犹太人，达扬十分清楚耶路撒冷老城对于犹太民族的意义。这里有着犹太教中最为神圣的场所，这里是犹太民族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也清楚，自己是两千年来第一个有机会为全体犹太人收回圣地的犹太将领。

以色列政府中的很多人也看到了这个两千年才有一次的机会。在这一天早上，贝京打了一个电话，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恳求达扬一定要想办法收复老城。贝京告诉达扬，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历史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就连一向保守的总理艾希科尔也明确地告诉达扬，以色列政府希望能够收回耶路撒冷老城。第 55 伞兵旅的官兵们已经站在了老城的城墙边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渴望着自己能够成为在两千年后重新夺回老城的犹太士兵，每一个人都在等候着达扬的命令。

达扬此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却无法下达攻占老城的命令，因为他不得不考虑除了军事以外的各种因素。

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话，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武力威胁他们停火并撤出战场，因为没有国家有比美国和苏联更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美国总统桌上的一份报告、克里姆林宫中的一次谈话都足以改变甚至逆转这场战争的走向。十年前，以色列在美苏两国的最后通牒下被迫撤出西奈半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不能让同样的一幕在耶路撒冷重演。

除此之外，达扬还不得不考虑耶路撒冷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耶路撒冷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圣城，它同时还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城。如果他命令伞兵们夺回老城，他们势必要与约旦士兵逐间房屋、逐条街道地进行战斗。如果有一发打偏的炮弹不巧在圆顶清真寺上炸了一个洞，会不会导致中东的两亿穆斯林对以色列宣战？一直想要在中东扩大其影响力的苏联会不会站在他们背后？美国人会不会也被卷入这场冲突之中？

就算以色列士兵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这些宗教圣地，还是可能会有一个足够疯狂的约旦士兵自己炸毁圆顶清真寺，然后再宣称这是由以色列人的进攻引起的。没有人会相信以色列人的解释。

达扬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里爆发，更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自己的一个命令而爆发。最后，达扬在斯科普斯山上对纳基斯下达了自己的命令：夺取老城东面的橄榄山，将老城围困起来，但不准进入。

*   *   *

从 6 月 6 月凌晨开始，约旦国王侯赛因不断地接到了从前线传回的伤亡报告，所有地方的战况都非常糟糕。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在耶路撒冷老城站稳了脚跟，并且在西岸地区的多个地方展开了攻势。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都只是在嘴巴上与以色列开战，真正在战场上与犹太人作战的只有埃及和约旦。他身边的将军告诉他，如果再不停战的话，约旦将很快失去整个西岸地区。

面对这种绝望的局面，侯赛因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继续作战，他也许会失去西岸地区；然而向以色列人求和，他将在巴勒斯坦人的暴怒中失去整个王国，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就在侯赛因苦恼不已的时候，他接到了纳赛尔打来的一个电话。在简单地互相问候过后，纳赛尔在电话中提议道：「你要不要发布一个声明，说美国和英国都参与到了以色列对我们的袭击之中？」

侯赛因表示同意。

纳赛尔继续说：「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发布声明会好一些。我会发布一个声明，你也发布一个。然后我们让叙利亚也发布一个声明，就说美国和英国的战机从航母上起飞然后袭击了我们。」

「好的。」侯赛因回答道。

「万分感谢。坚持住，我和你站在一起。我们的飞机从早上开始一直在对以色列进行轰炸。」 纳赛尔说。

「谢谢你！」

「再见。」纳赛尔说完，挂了电话。

就在纳赛尔挂断电话的同时，在一间不知所处的隐秘房间里，一名负责窃听的摩萨德特工仔细地记录下了纳赛尔与侯赛因之间的这段对话。以色列政府将会在适当的时候把这段对话的记录向全世界公开。

*   *   *

纳赛尔此刻还没有放弃。虽然埃及空军的战机几乎被全歼，但几百名飞行员还安然无恙，等新的战机到了，他们马上就可以重新作战。虽然埃及在西奈的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但他们还有第二道防线，部署在西奈的部队中有一半以上都还完好无损。只要地面部队再坚持几天，联合国自然会介入要求双方停火。他还有机会翻盘。

但陆军元帅阿密尔并不这样想。在 6 月 6 日这一天，他突然对埃及在西奈的部队下达了全面撤退的命令。埃及总参谋长法齐（Fawzi）正在忙着组织第二道防线，在接到阿密尔的命令后大吃一惊，他同样认为埃及军队至少可以坚持到联合国介入。但在阿密尔的坚持下，他只好提交了一个用三天时间将地面部队分阶段撤出西奈的方案。但阿密尔根本没兴趣看这份方案，他对法齐怒吼道：「我叫你现在就撤退！」

在下达撤退命令的同时，阿密尔绕过法齐直接给他在西奈的亲信军官打了电话，提前告诉他们及早准备撤离西奈。第三步兵师的指挥官在收到阿密尔的消息后，告诉他的下属自己在开罗有一个重要的会议，然后就丢下自己的部队独自回了开罗，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普通士兵中，阿密尔的撤退命令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混乱。两天来他们在收音机中听到的全部都是以色列战机被击落、埃及军队攻入以色列的新闻。此时的撤退命令在他们之中引发了一片恐慌情绪。很多人开始怀疑开罗电台所发布消息的真实性，但是又没有其他渠道来获得真实的战况。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又进一步把他们的恐惧放大了无数倍。在恐慌中，许多部队连一枪都还没开过就调转方向，开足马力向埃及本土逃去。通往开罗方向的道路上塞满了各种撤退的人员和车辆。在他们的身后，是留在原地不知所措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计划中甚至都没有突破埃及第一道防线以后的内容，因为根本没人会想到胜利会来得如此迅速、如此突然。

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这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命令在下达前是否经过了纳赛尔的同意。支持纳赛尔的人声称这道命令完全是由一意孤行的阿密尔自己下达的，等纳赛尔知道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而阿密尔则声称纳赛尔完全清楚并亲自同意了这个撤退的命令。在两位当事人相继离世后，事实的真相也随之沉没在历史的海洋之中，永远无法知晓了。

在 6 月 6 日这一天，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宣传机构开始指责英美两国是躲藏在以色列背后的黑手。大马士革电台宣称，一批又一批的英国轰炸机从塞浦路斯起飞，帮助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轰炸。安曼电台则宣称美军有三艘航母正在以色列的领海内开展行动。开罗电台告诉民众，坐在以色列战机里的是美国飞行员，手中拿着的是美国间谍飞机拍摄的埃及地图。纳赛尔号召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站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战。

在听到这些广播后，民众的情绪立刻被煽动了起来，几乎没有人去怀疑这些广播的真实性。在几个小时之内，愤怒的民众袭击了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美国大使馆。面对随时可能冲进大使馆的暴徒，外交人员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开罗，美国大使焚毁了大使馆内所有的机密文件。很多久居埃及的美国人被枪口指着头，被迫在几分钟内离开自己的家，然后被驱逐出境。纳赛尔召回了埃及驻美大使，并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跟着纳赛尔的脚步，很快又有六个阿拉伯国家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十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对英美石油禁运。

面对这种无端的指责，英国和美国政府备感震惊。伦敦和华盛顿都在第一时间否认本国参与到了这次战争中。但没有多少民众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否认，即使听到也不会有人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埃及政府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添加了更多英美协助以色列的证据：被击落的以色列飞行员的口供、5 月底偷偷进入以色列的 3000 名英国士兵，还有 6 月 6 日停靠在以色列港口的英国航母。埃及外交部还发布了一份报告，在里面详细地分析了美国和英国秘密协助以色列的整个过程，甚至还编写了一份从 5 月 21 日至 6 月 6 日的逐日证据记录。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内容将持续出现在埃及的历史课本中，永远成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   *   *

同样是在 6 月 6 日这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在转过两次飞机后抵达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完成两个任务：第一，尽量延迟双方停火的时间，为以色列国防军争取到更多的作战时间；第二，在联合国为以色列争取到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避免重演苏伊士战争中以色列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却被迫撤军的一幕。

尽管旅途疲惫，但埃班还是在第一时间来到了联合国大会作了一次精彩发言。他努力向各国代表证明，以色列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后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为。他逐一回顾了在战争爆发前夕以色列遭受到的各种威胁：埃及重新在西奈半岛驻军、联合国部队的撤离，以及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各位，请看一看坐在这里的各国代表，然后试着想象一下，」埃班说，「如果有人强行封锁了你们的纽约、蒙特利尔、波士顿或是马赛，如果有人禁止你们使用土伦、哥本哈根、里约热内卢或是东京的港口，你们的政府会如何反应？你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你们在行动前又能够等待多久？」

在演讲的最后，埃班表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仍然期望着和平。他呼吁说：「让我们穿过黑暗，共同找到黎明的曙光。」

埃班的演讲与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蛮横指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经公开之后就立刻为以色列赢得了美国大众的舆论支持。

埃班虽然成功地为以色列争取到了舆论上的支持，但他却无法阻止停火决议在联合国的通过。在这一天下午，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经过紧急磋商之后，双方终于就停火问题达成了共识。随后，联合国安理会在下午四点三十分通过了要求双方停火的决议。

埃班已经把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定义为自卫行为，因此他除了接受停火决议外别无选择。埃班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欢迎、赞成、支持和接受这个停火决议。」

接下来表态的是约旦驻联合国代表。他刚刚从电话中得知约旦军队的溃败，知道约旦已经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这位代表怀着痛苦的心情，流着眼泪宣布约旦接受停火。

以色列和约旦都已经接受了停火，这场战争能否就此结束，将取决于埃及人的态度。在决议通过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找到了埃及代表科尼，告诉他开罗电台里的消息都不是真的，埃及空军已经全军覆没，埃及陆军正在疯狂地逃向运河。美国人劝科尼先接受停火协议，他承诺美国将会努力让以色列撤出西奈。

六神无主的科尼向开罗打去了电话，询问自己究竟是否应该同意停火。开罗发来的指示无比明确：除非以色列无条件从西奈撤军，否则埃及绝不接受任何停火协议。于是，科尼在联合国大会中站起身来，宣布埃及不接受停火。

埃及拒绝停火的消息传到特拉维夫后，以色列政府的高层都感到异常开心，他们赢得了宝贵的作战时间。拉宾评论道：「纳赛尔简直就是我们的盟友。」内阁成员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和目标。他们在这一天夜里所作出的决定将会彻底地改变中东的政治版图。

第七章 老城

6 月 7 日早上，在战争爆发 48 小时后，驻守在东耶路撒冷的第 55 伞兵旅旅长古尔终于接到了进入老城的命令。此时的古尔正在橄榄山的山顶上，老城就在他的脚下，从这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圆顶清真寺的穹顶。他知道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到来了。这是一个将会被永远写入犹太人历史教科书的时刻，这是一个在几百年后还会被诗人吟唱的时刻。

坐在山顶，古尔向第 55 伞兵旅的全体官兵下达了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命令。他选择的突破口是老城七个门中位于东侧的狮门（Lion’s Gate）。这道门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代号为「越南」，按照规定古尔必须在命令中使用代号，告诉他的士兵们「进入越南」。但是古尔显然不想让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隐藏在军事代号中，因此他刻意违反规定，用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听得懂的希伯来语命令伞兵们「进入狮门」。

通往狮门的路是一条狭窄的小巷，两边是五到十米高的厚重石墙。上午九点四十五分，第 55 伞兵旅的士兵们在一辆谢尔曼坦克的掩护下来到了小巷的入口。坦克用一发炮弹轰开了狮门，然后又击毁了一辆被当做路障挡在门口的大巴车。士兵们手握着乌兹冲锋枪，依次进入了小巷。他们把身体紧贴墙壁，一步步地向大门靠近，随时准备向出现的敌人开火。就在士兵们小心翼翼前行的时候，古尔乘坐的半履带车突然出现在了小巷中。接着，士兵们惊讶地看到这辆车子突然加速，越过所有的士兵，驶过燃烧着的大巴车，直接冲过狮门，进入了老城。小巷中的士兵们愣了一下之后，才跟在他们指挥官的后面冲进了老城。

进入老城之后，古尔乘坐的半履带车直接左转驶上了圣殿山，除了零星的枪声之外，他们并没遇到约旦士兵。在圆顶清真寺前的广场上，古尔用无线电向纳基斯报告：「圣殿山已落入我军之手。」一名士兵爬上了圆顶清真寺的金色穹顶，在上面立起了一面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

伞兵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最为神圣、最为重要的西墙。他们知道从圣殿山穿过摩洛哥门就可以到达西墙，他们甚至都准备好了用来炸开这道门的炸药，但是没一个人知道摩洛哥门在哪里。

当伞兵们在圣殿山上团团转的时候，一名穿着白色长袍的阿拉伯老头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脖子上挂着一把巨大的钥匙。伞兵们冲上去询问他西墙在哪里，阿拉伯老头带着他们来到了一扇绿色的小木门前——显然他就是摩洛哥门的守门人。阿拉伯老头把脖子上的钥匙摘下来递给了伞兵：「我已经等了你们十九年。我知道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

伞兵们接过钥匙，打开并穿过了绿色小门，来到了西墙脚下。这是十九年来，第一次有犹太人来到这里。此时的西墙脚下是一条宽两米、长二十米的狭窄小巷。以色列国防军将会在六天后用推土机铲平这里的房屋，在西墙脚下建造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供人们祈祷。

以色列国防军的随军拉比，留着灰色大胡子、穿着一身军装的戈伦（Shlomo Goren）此时也进入了老城。50 岁的戈伦此时情绪激动，他腋下夹着一本《托拉》，手中拿着羊角号，一边跑向西墙一边高声吟诵着圣诗。这位拉比两天前还在西奈前线，一听到伞兵即将攻入东耶路撒冷的消息后，就乘坐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奈赶了回来，冒着约旦人的炮火来到了东耶路撒冷。当终于来到西墙脚下时，戈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挣脱了三名负责保护他的国防军士兵，径直冲到西墙下开始了祈祷。

面对着祖先在三千多年前建造的城墙，许多从来不信教的犹太士兵都被这个场景中所蕴含的宗教力量所感染，纷纷摘下头盔，一字一句地跟着戈伦进行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祈祷。在结束祈祷后，戈伦吹响了羊角号，高声宣布：「我，什洛莫·戈伦将军，以色列国防军的首席拉比在今天来到此地，永远不再离开。」

下午两点三十分，达扬在拉宾和纳基斯的陪同下来到了西墙下。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达扬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并把它塞入到了西墙的石缝之中。没人知道达扬在纸条上写了什么，但有人传言说他在纸条上写下的愿望是和平。

（达扬在拉宾和纳基斯的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照片作者：Ilan Bruner）

在西墙脚下，达扬宣布：「我们重新统一了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永远也不会再让它分离。」

*   *   *

在第 55 伞兵旅占领耶路撒冷老城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西奈沙漠中拼命地追赶溃逃中的埃及人。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在一天前接到撤退的命令后，许多军官都丢下自己的部队偷偷溜回了开罗。士兵们陷入了恐慌之中，撤退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全军大逃亡。面对这样特殊的情形，以色列国防军决定采取特殊的战术：派出先头部队全速前进，避免与敌人交火，直接穿插到敌人前面封锁住几个主要的路口，然后由后续赶上的地面部队和以色列空军完成消灭敌人的任务。于是，这一天的西奈沙漠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场景：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国防军都在拼命向运河的方向驶去，双方都没有心思朝对手开火。埃及人拼命想要到运河的另一边去逃命，以色列人则拼命想要赶到埃及人前面挡住他们的去路。

很多人都认为，整个西奈半岛都是一片平坦的沙漠，车辆和人员可以在其中随意通行。但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西奈沙漠中有许多山脉和不可通行的沙丘，人员和车辆只能够沿着几条主要的道路通行。除此之外，半岛上还有山脉之间形成的狭长的关口。控制了这些主要的道路和关口，就等于控制了整个西奈半岛的交通。

米特拉（Mitla Pass）就是一个这样的关口，它位于西奈半岛的西端，距离苏伊士运河只有 50 公里，距离以色列本土超过 200 公里。以色列的一个坦克营被派去抢在埃及人之前封锁这个关口。经过两天的战斗，以军中的车辆都面临着燃油严重短缺的问题，这名营长在自己的坦克营中只能找到 12 辆可以开动的坦克。带着这仅有的 12 辆坦克，营长巴姆（Bar-Am）朝米特拉关口狂奔而去，一路上越过了几百辆逃跑中的埃及坦克。在日落之前，就在即将耗尽最后一滴燃油时，他们终于赶在埃及人之前抵达了米特拉关口。12 辆坦克中的 4 辆燃油完全耗光，只能被其他坦克拖到战斗位置上去。在他们身后想要冲过这个关口的，是埃及人的 30000 名士兵和 300 辆坦克。

在整个夜晚中，试图冲过关口的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阵地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但都未能成功。当 6 月 8 日的太阳升起后，埃及人真正的噩梦开始了。以色列空军出动战机，对被困在关口外的埃及军队发动攻击，在通往关口的道路上留下了数百辆燃烧的车辆，彻底地堵塞了这条道路。以军的优势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的飞行员后来接到命令要避免摧毁对方的车辆，以便战斗结束后由以军回收使用。

在西奈半岛的其他地方，逃亡中的埃及人同样遭到了以军无情的打击。整个西奈半岛变成了一座屠宰场，光是这一天之内，就有 10000 名埃及士兵死在了西奈沙漠中。面对埃及军事力量的全面崩溃，摆在以色列指挥官面前的只剩下一个问题：他们究竟应该在哪里停下？达扬亲自下令禁止任何以色列士兵进入到苏伊士运河以内 12 英里的区域，以避免引起西方国家的不安。然而，以军的攻势是如此猛烈，即使是他们的指挥官也无法让他们停下来。在 24 个小时之内，以军的装甲车就会出现在苏伊士运河的岸边。达扬将被迫收回自己的禁令。

*   *   *

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想要维持虚假的胜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逃亡的埃及士兵来到运河东岸后，绝望地发现运河上的桥梁已经在阿密尔的命令下被炸断了。于是，士兵们纷纷把自己的武器、车辆甚至是坦克丢在岸边，跳入水中，游到了对岸。与他们一起回到开罗的，是来自战场上的令人绝望的消息。几天来在街头庆祝胜利的埃及民众终于知道了真相，他们的欢乐变成了震惊，震惊又被愤怒所取代。在开罗的大小街道中，一场暴动正在酝酿之中。

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中，几乎没有人能找到纳赛尔。这位埃及总统把自己关在家中，拒绝与任何人接触。有人说，埃及军队失败的消息已经彻底击垮了他。

在 6 月 8 日的中午，纳赛尔终于出现在了最高指挥部里。他曾经还对苏联的援助抱有一丝幻想，期望着苏联可以直接派遣部队介入，或者至少提供埃及急需的米格战机。但是苏联人拒绝军事介入这场冲突，仅同意向埃及提供一批新的米格战机，并且这些战机只能在阿尔及利亚交货，将它们转运到埃及需要几周的时间。除此之外，苏联竟然开始向埃及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在这一天的下午，纳赛尔和阿密尔在最高指挥部又进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当会谈结束后，纳赛尔从房间中走出来，痛苦地告诉大家：「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将接受停火。」

要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协议，首先必须有人通知埃及驻联合国代表科尼。没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几天来每一个人告诉科尼的都是胜利的消息。最后，埃及外交部长在晚上 9 点钟给身处纽约的科尼打去了电话。

在过去的几天中，科尼一直在煎熬中度过。西方国家的代表不停地告诉他，开罗电台中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埃及军队已经一败涂地；埃及政府则警告他，不要相信西方国家的蛊惑宣传，他们的话全都是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现在，不光是美国，就连苏联也开始向他施压，要他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在巨大的压力下，科尼一度逃出了会场，在走廊中焦急地等待开罗的指示。

当埃及外交部长在电话中告诉科尼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并要他接受停火时，科尼忍不住大叫了起来：「这不可能！」挂断电话后，科尼开始怀疑埃及外交部长是不是被犹太人收买了。他决定直接打电话给纳赛尔。只有亲耳听到最高领袖的命令，他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科尼拨通了纳赛尔办公室的电话，在电话的另一头，他听到纳赛尔说：「你能打电话来确认很好，但这是真的，你要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9 点 35 分，在疲惫和绝望中，科尼含着泪水出现在了联合国会场中，他在世界各国代表面前宣布：「我荣幸地告知各位，我国政府已决定接受停火。」

*   *   *

对于以色列国防军北部战区的指挥官埃拉扎尔（David Elazar）来说，刚刚过去的四天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四天。

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断地听到其他战区的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以色列空军的小伙子们在三个小时内就摧毁了埃及空军；第 55 伞兵旅的士兵们解放了老城，并把以色列国旗插在了西墙之上；第 520 装甲旅的坦克率先到达了苏伊士运河的东岸。

当他的战友在战场上创造辉煌的时候，埃拉扎尔却只能躲在快要发霉的指挥部里，忍受着叙利亚人躲在国境线后向对以色列村庄的炮击。埃拉扎尔绝不想就这样坐在指挥所里直到战争结束。尽管北部战区的部队有一部分被抽调到了约旦前线，埃拉扎尔仍然制定了一份针对叙利亚的攻击计划，目标是夺取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但国防部长达扬却否定了这份作战计划，理由是以色列无力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埃拉扎尔简直要气炸了。难道以色列就要这样默默忍受叙利亚的轰炸，直到战争结束吗？他该如何去面对那些村庄被夷为平地的村民？埃拉扎尔为此曾坐上直升飞机到特拉维夫，直接向达扬和拉宾进行了抗议，但他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行」。

现在，随着约旦军队被赶出西岸，埃及人接受停火，三线作战的问题已不复存在。埃拉扎尔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6 月 8 日下午，以色列政府针对叙利亚前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前，来自北部地区的村民代表们被带到了会场中。这些代表们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如果以色列政府觉得我们的村庄不在以色列领土之内，如果你们觉得以色列国防军没有义务保护我们，就干脆直接说出来，我们好早些自己逃跑！」

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赞成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并占领戈兰高地。这样不仅可以给叙利亚一个教训，还可以控制约旦河的源头，避免叙利亚日后对约旦河水进行改道，断绝以色列的一条重要水源。

在总理同意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的时候，达扬却出人意料地持反对意见。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达扬担心，如果以色列再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将会激怒苏联人。此外，叙利亚是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对叙利亚动武可能会损害以色列与法国之间的关系，而法国正是以色列空军最重要的军火供应国。

午夜过后，达扬和拉宾一起打了电话给埃拉扎尔，告诉他政府决定不再进攻叙利亚。埃拉扎尔不顾上下级之间的礼节，愤怒地朝拉宾大吼了起来。拉宾只能在电话里安慰了他几句。

离开内阁会议后，达扬和拉宾又来到了地下指挥所内。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埃及和约旦已经先后宣布停战，达扬又彻底否决了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显然马上就要结束了。拉宾在凌晨时分离开了地下指挥所，四天来第一次回到了家中，达扬则继续留在了指挥所里。

在黎明时分，达扬突然收到了一封由情报机构截获的纳赛尔发给叙利亚总统的电报。在电报中，纳赛尔对叙利亚总统告诫道：

「我相信以色列接下来将会集中所有力量对叙利亚发动一次打击，并彻底摧毁叙利亚的军事力量。为了你的利益，请允许我建议你立刻接受停火，并将这一决定告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这是唯一能够拯救叙利亚军队的方法。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愿真主在未来帮助我们。」

达扬突然意识到，阿拉伯人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他可能正在错过一次再也不会出现的惩罚叙利亚的绝佳机会。达扬没有征求艾希科尔和拉宾的意见，而是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了埃拉扎尔。

此时的埃拉扎尔正在睡觉。前一天晚上在得知政府否定了攻击叙利亚的计划后，这位指挥官就闷闷不乐地爬上了床。被达扬的电话吵醒后，他拿起电话，听到达扬电话另一头问道：「你还能进攻吗？」

「当然，现在就可以。」

「那么开始吧。」

接下来达扬开始解释自己改变主意的原因，却被埃拉扎尔打断了：「这些我不关心。我们要开始进攻了。十分感谢，再见！」

第八章 赢了战争，输了和平

想要从以色列北部的平原地区攻上海拔超过 1000 米的戈兰高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坦克在山区作战并没有多少优势，叙利亚位于高地上的火炮可以轻易地控制上山的道路。埃拉扎尔制定的进攻计划原本是在夜里进行的，但他知道已经等不到夜里了，因为叙利亚随时有可能宣布停战。

埃拉扎尔把地面进攻开始的时间定在了上午 11:30 分，只留给空军几个小时的时间对敌人的防线进行一轮轰炸。11:30 分，以色列第八装甲旅的坦克由 8 辆推土机开路，开始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山上进攻。

就在埃拉扎尔开始在北部的进攻时，南部战场上的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控制了整个西奈半岛。埃及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偷偷脱下军装逃回国内的士兵。没人能够预料到埃及的失败会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埃及国内流言四起，说军方的人正在策划一场推翻纳赛尔的军事政变。

此时的纳赛尔已经不是五天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埃及领袖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利彻底击垮了他。一连几天他都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睡觉时枕头下放着一把手枪，准备随时面对冲进他房间里的政变军人。军事政变对于纳赛尔来说并不陌生。在埃及输掉了 1948 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后，正是他发动的军事政变废黜了当时的埃及国王法鲁克。

但纳赛尔并不愿意以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统治。既然将埃及带上战争之路的是他，那么他也必须对战争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纳赛尔决定当天晚上在电视上对埃及全国人民发表一次公开讲话。

当天晚上 6:30 分，一脸疲惫的纳赛尔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中，以平静而单调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讲话。在讲话中，纳赛尔先是回顾了以色列挑起这场战争的经过，然后指责美英两国用空军协助了侵略者。在讲话的最后，纳赛尔向三千两百万埃及人宣布：

「在这个发人深省的时刻，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难道面对敌人入侵所带来的挫折，我们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了吗？

我想真诚地告诉大家，我将会为此承担所有的责任。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我决定辞去我在政府中的一切职务，重新成为民众中的一员，像每一个普通的埃及公民一样继续为国效力。那些仇视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势力总是把它看成是纳赛尔缔造的一个帝国。这是一派胡言。阿拉伯民族在纳赛尔之前早已存在，在纳赛尔死后也将继续存在。」

纳赛尔的讲话刚刚结束，开罗的街头上就出现了大批的人群，他们哀嚎着，哭泣着，恳求纳赛尔留下来，为埃及的荣誉继续战斗。虽然刚刚经历了灾难性的失败，但在许多埃及人眼中，纳赛尔仍然是那个在 1956 年勇敢维护埃及利益的民族英雄。同样的游行也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巴格达，以及许多其他的中东城市中。约旦国王侯赛因也发来了电报，请求纳赛尔留下来，因为「战斗才刚刚开始」。

就连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民众们在街头对于纳赛尔的支持完全是真诚和自发的，因为埃及政府「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组织起上百万名群众演员」。

在民意的支持下，纳赛尔在一天后收回了自己的辞职，继续留在了埃及总统的职位上。尽管保住了自己的权力，但纳赛尔再也没能从这场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在中东世界的声望一落千丈，阿拉伯世界一体化的宏伟理想也变得支离破碎。

当 6 月 9 日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成功地攻上了戈兰高地。叙利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以色列士兵前进的脚步。以色列国防军究竟会在距离国境线多远的地方停下，完全取决于一万公里外纽约联合国大厦内的博弈。

在联合国会场中，叙利亚代表指责以色列违反停战协定，越过了停火线。为了引起联合国的重视，叙利亚代表甚至谎称以色列已经攻占了距离大马士革只有 70 公里的库奈特拉（Quneitra），下一个目标就是叙利亚首都。以色列代表对以军越过停火线的行动避而不谈，转而指责叙利亚仍然在对以色列农庄进行炮击。

气急败坏的苏联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刻退回到停火线后，以色列代表却跟他兜起了圈子，继续为以色列国防军争取宝贵的作战时间。苏联政府此时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埃及已经倒在了以色列的枪口下，如果另一个盟友叙利亚也跟着倒下，苏联在中东地区将不会有任何威信可言。

6 月 10 日早上 7:30 分，架设在白宫的美苏领导人专用热线上传来了一条信息：「柯西金先生希望和美国总统尽快进行沟通。」工作人员立刻通知了约翰逊总统。当美国总统来到热线旁后，苏联领导人发来了一条长长的信息：

如果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能被停止，我国将被迫采取单独行动。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然而，我国的单独行动将导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希望美国要求以色列立刻无条件停火……我们希望美国向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不立即停火，苏联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克格勃也通过非正式渠道告知美国政府，苏联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要侵犯土耳其、伊朗、希腊三个国家的领空，把部队直接空运到中东去。

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团队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气氛一度十分沉重。负责翻译的高级顾问反复确认了电报的俄语原文中确实出现了「军事行动」这个字眼。最后，约翰逊决定不在回复中对莫斯科的威胁进行反威胁。他对莫斯科的信息做了一个简短而礼貌的回复，表示美国已经尽力让以色列保持了克制，希望苏联可以对叙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美国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接到了指令，要他们掉头向东，航行到距离以色列海岸 100 英里的地方，作为对苏联威胁的无声回应。

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压力下，以色列已经不可能继续拖延下去了。达扬与联合国观察员在 6 月 10 日下午三点进行了会谈，将停火时间定为当天下午六点整。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以色列士兵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匆忙地占领了他们能到达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据点和每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随着 6 月 10 日下午六点的到来，这场持续了 130 个小时的战争便结束了。同时与三个国家作战的以色列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国土面积与战前相比扩大了 3.5 倍。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在占领了西岸地区之后，终于获得了东西方向上的国土纵深，不用时刻担心被敌人拦腰斩断。在北方，以色列人在占领戈兰高地后，不但解除了加利利湖地区一直承受的叙利亚炮击，还可以进而对叙利亚本土产生威胁。在停战两天后，达扬派伞兵占领了戈兰高地上赫尔蒙山（Mount Hermon）的几座山峰，以军可以直接从这里俯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达扬说，占领这几座山峰的目的是「促进以色列天文学的发展。」

在短短六天里，参战的阿拉伯国家有超过一万名士兵阵亡，而以色列的阵亡人数只有敌人的二十五分之一。埃及在战争中失去了全国 85% 的军事设备，价值 20 亿美元。此外埃及还有 320 辆坦克、420 门大炮和 10000 辆汽车被以军缴获。阿拉伯联军一共有 469 架飞机被以军摧毁，而以色列的损失只有 36 架。

达扬在十一年之后再次被封为以色列的战神，他身着戎装、带着钢盔步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形象成为了这次战争中最具标志性的场景之一。总参谋长拉宾获得了为此次战争命名的殊荣。供拉宾选择的有「勇气战争」和「救赎战争」等名称，但他最后却为这次战争选择了一个最为朴实的名称：六日战争。这可以理解成拉宾作为胜利者所表现出的谦卑姿态，但也可以理解成对圣经中典故的隐喻：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而以色列在六天之内重塑了中东的政治版图。

从战前的焦虑和不安，到战后胜利的狂喜，以色列人在短短六天之内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连续打赢了三场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国防军在中东地区建立起了不可战胜的神话。

6 月 19 日，以色列内阁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表决，同意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分别归还给埃及和叙利亚，条件是与这两个国家签订永久和平协议。但同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东耶路撒冷、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作为历史上犹太人的故土，应该留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埃及和叙利亚先后拒绝了以色列用领土换和平的提议，因为「被武力夺走的土地只能用武力来夺回」。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让以色列人变得傲慢起来，他们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敌视态度也越来越不在乎了。副总理阿隆说：「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协议不过是对未来和平最无力的一种保障。」达扬在战前曾经说过，以色列和平最强有力的保障就是敌人心中的恐惧。他相信在经过这次战争之后，阿拉伯人将再也没有勇气向以色列发起军事上的挑战。

至于达扬在十年后是否还会这样认为，时间将会给出答案。

在以军士兵进入西岸地区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很多 1948 年战争中的巴勒斯坦难民在 19 年后仍然还住在简陋的帐篷里。更加可悲的是，这些难民中的很多人将在 19 年中第二次成为难民。在战争过后，一共有 30000 名巴勒斯坦人逃离了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

如果此时的以色列政府在西岸地区建立一个由巴勒斯坦人为主导的自治政府，也许中东地区的历史进程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但以色列政府最后并没有这样做。6 月 28 日，以色列正式吞并了东耶路撒冷。在拉特龙地区，三个位于战略要地上的阿拉伯村庄被夷为平地，村民在收到一些补偿后被要求永远离开。到了年底，以色列政府开始鼓励犹太人在西岸地区建立定居点。没有人认为这些 19 年来都如同一盘散沙的巴勒斯坦人会对以色列造成什么威胁。

那名叫做阿拉法特的小个子巴勒斯坦人决心用行动证明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在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彻底抛弃了依靠埃及、约旦、叙利亚来光复巴勒斯坦的幻想。巴勒斯坦的问题只能由巴勒斯坦人自己来解决。6 月 21 日，在战争结束十一天后，阿拉法特悄悄潜入了西岸地区。他冒着被以色列人抓捕的风险，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劝说他的同胞们建立训练营，为反抗以色列人的统治做好准备。

三个月后，阿拉法特回到了约旦河东岸，在这里的卡拉马（Karameh）建立了法塔赫的指挥部，定期潜入以色列进行袭击。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平均每十个跨过约旦河的法塔赫成员中，只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其余的九个不是被杀死就是被以色列人抓获。这并没有动摇阿拉法特的决心，因为他深知武装斗争对于凝聚巴勒斯坦同胞的重要性。在失去加沙和西岸之后，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土地都落入了以色列控制之下，「巴勒斯坦」彻底变成了一个只存在于字典中的名词。阿拉法特担心，在以色列的统治下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巴勒斯坦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曾经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但如果有人坚持为巴勒斯坦而战，人们就不会忘记自己的家园，复国的希望就会一代代传递下去。

在阿拉法特对以色列进行了半年的袭击后，以色列政府决定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铲除法塔赫在卡拉马的基地。在收到这个消息后，阿拉法特身边的人都劝他撤退，因为几千名装备简陋的游击队员是无望战胜以色列正规军的。阿拉法特坚决地拒绝了一切撤退的请求，他说：「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在阿拉伯世界中还有一些永远也不会逃跑的人。」

3 月 21 日夜间，以军出动一万五千人，在坦克、空降兵、直升机和轰炸机的配合下开始了对卡拉马的军事行动。达扬曾经估计这次行动将会在几个小时内结束。然而，面对以色列的正规军，装备简陋的法塔赫成员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些巴勒斯坦人的表现最终赢得了约旦人的同情，一支驻扎在附近的约旦军队在没有接到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加入了战斗。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后，以色列人最后撤退了，并付出了 28 人死亡、70 人负伤的代价。虽然法塔赫成员的死亡人数是以军的五倍以上，但他们在此战中赢得了民族精神上的胜利。他们成功地击退了一万五千名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一件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在卡拉马之战后，阿拉法特迅速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英雄，成千上万的人涌入了法塔赫在各地的训练营。在等待了十九年之后，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阿拉法特都将是中东地区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一名重要人物。

在阿拉法特坚持对以色列进行袭击的时候，阿拉伯国家也并没有忘记他们在战场上失败的耻辱。1967 年 8 月 29 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六日战争后的第一次泛阿拉伯峰会。在峰会上，阿拉伯国家一致同意了针对以色列的三项基本政策：绝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绝不与以色列谈判，与以色列之间绝无和平。

对埃及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阿密尔在战后辞去了军中的职务，不过他没过多久又感到后悔了，想要重新回到陆军元帅的位置上去。纳赛尔转而提议任命他为副总统，但阿密尔对此并不满足，于是开始秘密策划推翻纳赛尔的军事政变。阿密尔打算在 9 月 1 日，趁纳赛尔在苏丹参加峰会的时候发动政变。但纳赛尔提前一个星期先下手为强，带着一队士兵在阿密尔的别墅里将他逮捕。三个星期后，关押中的阿密尔自杀身亡。

苏联人在战后的几个月内就重新武装了埃及，但纳赛尔再也不会有勇气向以色列发起挑战了。三年后的 1970 年 9 月，52 岁的纳赛尔因心脏病去世。在开罗，五百万人参加了纳赛尔的葬礼。阿拉伯国家纷纷降下半旗来纪念这位阿拉伯世界中最受欢迎的领袖。

（1970 年 10 月，参加纳赛尔葬礼的人群）

埃及副总统萨达特也参加了纳赛尔的葬礼，他在纳赛尔去世后成为了埃及临时总统。在过去的三年里，他清楚地看到纳赛尔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对于纳赛尔的去世，他评论道：「纳赛尔并没有死于 1970 年 9 月，他的真正死亡时间是 1967 年 6 月 5 日，以色列开始进攻一个小时后。」

萨达特没有纳赛尔那样富有魅力的外表，也并不擅长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西方世界对这位低调的埃及副总统知之甚少。有人认为纳赛尔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才特意选择了平庸的萨达特出任副总统。在萨达特接替纳赛尔成为总统时，美国人认为他在这个位子上最多只能待上一两个月。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萨达特其貌不扬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老练政治家的狡猾与智慧，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韧。在纳赛尔的葬礼上，萨达特下定了决心，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他都要从以色列手中夺回西奈半岛。哪怕这意味着一场新的战争。

参考书目

Aburish, Said, Arafat: From Defender to Dictator. London: Bloomsbury, 2012.

Aburish, Said, Nasser: The las Arab.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3.

Bickerton, Ian,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A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9.

Bird, Kai, Crossing Mandelbaum Gate. New York: Scribner, 2011.

Dunstan, Simon, The Six Day War 1967: Sinai Campaign. Oxford: Ilios Publishing Ltd, 2009.

Dunstan, Simon, The Six Day War 1967: Jordan and Syria. Oxford: Ilios Publishing Ltd, 2009.

Halevi, Yossi, Like Dreamer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4

Osman, Tarek, Egypt on the Brin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ressfield, Steven, The Lion’s Gat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Six Day War. New York: Black Irish Entertainment, 2014.

Rabinovich, Abraham, The Battle for Jerusalem.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1.

摩西·达扬，《达扬自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作者说

自从第一个远古人类在夜晚的篝火旁给同伴们讲了第一个故事，时间已经过去了上万年，故事的形式也由口头故事演变成了小说、电影和戏剧。但不管是希腊神话，英国戏剧还是好莱坞电影，故事的本质从未改变，人类爱听故事的天性也从未改变。一个好的故事总是能让人紧紧跟随主人公的脚步，想要知道故事的结尾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上知乎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只写了 20 个回答，但也意外地收获了知友们 128199 个热情的赞同，有 12 个回答入选了知乎日报。这 20 个回答的主题可能看起来毫不相干——有美苏核冷战、二战德国密码、古文字破解、宇宙学、博弈论、地理、生物进化、历史故事、还有几个虚构的科幻小短篇——但它们本质上都是一个个的小故事，只不过有一些是科学故事，有一些是历史故事，还有一些是虚构的故事。

后来在知乎的邀请下，我写了《以色列：一个国家的诞生》，讲述以色列建国期间的故事，很荣幸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愿这本讲「中东六日战争」的小书，也被你喜爱。

我是司洋，知乎 ID「十一点半」，欢迎大家到我的主页来逛一逛，看一看我写的故事：https://www.zhihu.com/people/shi-yidian-ban-98

目录

关于本书

「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以色列 3：赎罪日

第一章 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壕

第二章 以色列军事情报局

第三章 赎罪日

第四章 第三圣殿被毁前夕

第五章 战机飞往大马士革

第六章 终局

第七章 比战争更加危险的事业

参考书目

关于本书

《以色列
3
：赎罪日 ——知乎十一点半作品》/十一点半（司洋）

出品人 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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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修订：2017 年 0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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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电子书出版序

知乎创始人 周源

感谢你阅读知乎推出的「一小时」系列电子书。

「一小时」系列是什么？

这是一系列短小精炼的电子书。我们邀请了知乎各专业领域的知友在书中分享他们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如果你足够认真，便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读完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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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入睡前，在这些细碎的时间里，挤出一小时的时间，静下心，读下去。

你很忙，但知识不慌张。

愿你从「一小时」开始，对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分认识。

以色列 3：赎罪日

第一章 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壕

将广袤的非洲大陆与亚欧大陆分隔开来的，是一条 193 公里的细长运河。

沿着这条运河，一艘船从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Said）出发向南航行，在依次经过大苦湖、小苦湖之后，最后便可以到达位于红海沿岸的苏伊士城。这条将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运河就是苏伊士运河。

在这条运河开通前，一艘由地中海出发的船只必须绕过整个非洲大陆才能达到亚洲。1869 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把欧洲至亚洲的航线缩短了将近 7000 公里，这也让它成为了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水道之一。在 2016 年，共有 16833 艘船只通过了苏伊士运河，运送了 9.74 亿吨货物。

然而，在 1967 年之后的几年内，这条运河所起到的作用不是连接，而是阻断；它所象征的不是和平的繁荣，而是战争的阴云。

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夺取了位于运河东侧的西奈半岛，与埃及人隔着运河开始了军事对峙。从此这条繁忙的国际运河变成了两个国家对抗的前线。对于两岸的人们来说，这条运河最大的作用不再是连接两片海洋，而是阻挡住对方随时可能会冲过来的坦克。

「苏伊士运河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壕。」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杨曾经这样评价道。

（将西奈半岛和非洲分隔开来的苏伊士运河）

（「世界上最长的反坦克壕」——苏伊士运河）

在六日战争中，埃及人在运河的两端凿沉船只，封锁了整条运河。十五艘刚好行驶在其中的货船被困，最后被迫停泊在运河最宽阔的大苦湖岸边。这些货船将要在这里被困上很多年后才能离开。

两支剑拔弩张的军队中间隔着一条已经死去的运河，这就是 1967 年后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

紧靠着苏伊士运河西岸的是埃及首都开罗以及人口密集的尼罗河三角洲。对于这条与开罗直线距离只有大约 100 公里的边境线，埃及人不敢掉以轻心，在运河的西岸部署了整整五个师的兵力。

在苏伊士运河的东面，与十万名埃及士兵隔河相望的只有分散在 30 个据点中的几百名以色列士兵。这些据点属于以色列沿着运河东岸建造的巴列夫防线的一部分。组成巴列夫防线的 30 个据点覆盖了由地中海沿岸至苏伊士湾 160 公里的距离，每个据点配备有简单的防御工事和少量的士兵。由于兵力薄弱且缺少重型武器，这些据点在战争爆发时是不可能抵挡住敌人攻势的。它们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观察哨的作用，在延缓敌人登陆的同时向后方报告敌人突破的地点和兵力。

（巴列夫防线上的一个据点）

在巴列夫防线背后的西奈沙漠中，部署着一个拥有不足 300 辆坦克的装甲师，这几乎就是以色列在西奈沙漠中的所有军事力量。与对岸的埃及人相比，这实在是一支小的可怜的军队。

然而，这种在运河两岸军事力量上的悬殊对比并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丝毫的不安。从以色列建国之日起到 1967 年，以色列人和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过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人在每一场战争中都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对手，但他们每一次都取得了胜利。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只用了六天就在三条战线上分别击溃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并占领了 3.5 倍于自身面积的大片领土。这场史诗般的胜利也将以色列人的自信心推高到了顶点。

与暴涨的自信同时出现的，是以色列人对阿拉伯军队的鄙夷——在六日战争中，三个阿拉伯国家投入了数倍于以色列的士兵、坦克和飞机，但却在以军的攻势下一触即溃。

以色列人坚信，他们拥有着整个中东地区最好的飞行员、最好的坦克手和最好的情报机构。人们普遍相信，如果埃及要对西奈半岛发起全面进攻的话，以色列情报机构至少可以提前 7 天发出预警，这将给以色列国防军提供足够的时间动员预备役，并把他们及时送上战场。他们也认为，即使在情报机构没有及时提供预警的小概率事件下，以色列部署在西奈的一个装甲师也可以在空军的支援下抵挡住埃及的五个师的进攻。以色列空军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强大的空中力量。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曾经靠着缜密的计划和完美的配合，在战争爆发三个小时后就全歼了埃及空军。

在 1972 年的一次战棋推演中，以色列军方针对他们所能想到的最不利的情形进行了模拟：情报机构在埃及总攻前 48 小时才发出预警，西奈的一个装甲师被迫要在空军的配合下独自挡住埃及人的攻势。战棋推演的结果显示，在战争爆发后的半天内以军就可以摧毁敌方的所有桥头堡阵地。当预备役部队在第三天赶到战场后，以军将可以攻过运河，把战火烧到埃及的土地上。

这样的推演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埃及人在以军装甲师的攻势下总是一触即溃。以色列国防军在历史上曾经在几天之内就把数倍于自己的埃及军队赶出了整个西奈半岛。并且这样的情形发生了不只一次，而是两次——分别在 1956 年和 1967 年。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战场上的阿拉伯人无法对以色列造成任何威胁。在以色列国防军中，人们也不会把他们的阿拉伯对手放在眼里。一位军官在制定对埃及的作战计划时曾经调侃说：「不要紧张，我们的对手是阿拉伯人，又不是德国人。」

即使在以色列军方的高层中，也充满了对阿拉伯人的轻视。以色列国防部长、被人们奉为战神的摩西·达杨曾经说过，以色列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敌人心中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恐惧。在六日战争结束后达杨更是大胆预言道，阿拉伯国家在十年内都将不会有勇气对以色列开战。

*  *  *

1973 年 8 月 21 日，六名叙利亚游客乘坐一艘客轮由叙利亚的港口城市拉塔基亚抵达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船靠岸后，六名游客手持着伪造的护照依次通过了埃及海关。在亚历山大码头等待着他们的同样是一名身着普通服装的埃及人。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没有人会觉得这几名普通叙利亚游客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事实上，这六名叙利亚游客分别是叙利亚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其他四名高级将领。在码头迎接他们的则是埃及参谋长沙兹利（Shazly）。

叙利亚军方的最高级别领导秘密地来到这里，是为了和埃及人共同商定一个针对以色列的双线作战计划。

同样是在六年前，以色列在战争中占领了位于叙利亚西部的格兰高地。这里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直线距离只有不到 50 公里，以色列人从海拔 2800 米的赫尔蒙山可以直接对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进行监视。在经过六年的隐忍之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决定和埃及发动一场双线战争，来夺回他们在六年前失去的领土。

（格兰高地）

这个作战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出其不意」。埃及和叙利亚将动用一切军事资源，在以色列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分别从南部和北部展开进攻。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六名叙利亚军方代表与八名埃及高级将领在埃及海军总部里进行了秘密会议。当会议结束时，这个双线作战计划中的一切细节都已经被敲定，唯一尚未决定的只有进攻开始的日期和时间。作为这个计划中最为核心和机密的信息，这个日期将由埃及和叙利亚两国总统亲自决定。

为了这一天，埃及总统萨达特已经等待了整整两年。

六年前，萨达特作为副总统亲身经历了埃及人在六日战争中的溃败。这也是埃及人在 19 年中输给以色列人的第三场战争。在短短的六天内，埃及人失去了超过 10000 名士兵和全国 85% 的军事装备，还丢掉了 6 万平方公里的西奈半岛。

在战争结束三年后，萨达特代替去世的纳赛尔成为了埃及总统。从上任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心要从以色列人手中重新拿回西奈半岛。上任四个月后，萨达特在埃及议会上发表了惊人的言论：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归还在六日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领土，他愿意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

萨达特在议会中说出这一番话，需要极大的勇气。在此时的阿拉伯世界中，各国政府信奉的是对以色列「绝不承认、绝不和谈、绝不和平相处」的三不政策。在以色列成立 22 年后，仍然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也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所发行的地图上能找得到这个国家。萨达特主动提出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与之签订和平条约，这是有望打破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坚冰的第一步。并且，他所提出的条件也仅仅是以色列重新退回到建国之时的边界线而已。

然而，萨达特主动伸出的和平之手，却被以色列人冷漠地拒绝了。以色列总理梅厄很干脆地回应说，以色列绝不会撤回到 1967 年前的边境线后。对于梅厄来说，西奈半岛可以为以色列提供宝贵的战略纵深，这远远比萨达特所提供的一纸和平协议要有价值得多。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根本不屑于跟埃及签署这样的和平协议。他们在战场上取得了太多次的胜利，目睹了太多次敌人在炮火下崩溃。在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庇护下，没有几个人会静下心来考虑埃及人提出的条件。

自古以来，失败者都是没有资格跟胜利者讨价还价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杨说，如果我们满足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要求，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了。

既然傲慢的以色列人听不懂和平的语言，那么留给萨达特的选择就只有战争了。

在和平提议被拒绝后，萨达特开始向苏联购置大批量的武器。为了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苏联人非常乐意把军火出售给埃及人。不过，之前的三次中东战争已经让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军事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为了让埃及打消重新挑起战争的念头，苏联人一直拒绝向埃及出售远程轰炸机等攻击性武器。他们实在不想看到自己的阿拉伯朋友们再一次在战场上溃败了。

1972 年 7 月 8 日，在萨达特与苏联大使的一次会面中，他所提出的购买攻击性武器的要求再一次被苏联人拒绝。愤怒的萨达特当场告诉苏联大使，他将会在十天后驱逐所有在埃及的苏联军事专家。

消息传出后，莫斯科方面虽然感到有些吃惊，但也没有做过多解读。也许在他们眼里，萨达特就像是一个没有得到糖果的孩子在发脾气而已。以色列人得到这一消息后更是喜上眉梢，他们认定萨达特彻底放弃了战争的打算。

此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萨达特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他也许没有纳赛尔那样迷人的外表和雄辩的口才，但他是一位真正的战略家。驱逐苏联专家这一举动，恰恰是萨达特决心走向战争的其中一步。他知道这些苏联顾问对埃及军队没有信心，让他们留在埃及只会阻碍他的计划。

在驱逐了苏联顾问后，萨达特秘密地命令埃及国防部长萨迪克（Sadek）在当年 11 月之前让军队做好开战准备。

三个月后，在 10 月底，萨达特询问国防部长军队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萨迪克略微有些尴尬地回答说，他其实压根就没有向军方通知这件事情。显然，这位国防部长认为向以色列开战只不过是萨达特嘴上说说而已。

这就是萨达特就任总统两年后所面对的局面。以色列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苏联人劝说他放弃战争的念头，甚至就连埃及人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再次走上战场的勇气。在这样的逆境中，萨达特用行动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决心。

在两天后，萨达特解除了萨迪克的职务，并任命了伊斯梅尔（Ismail）为新的国防部长。在萨达特的命令下，新的国防部长与参谋长一起制定了一个利用现有军事资源对以色列发起闪电战的计划。在三个月后，这个计划已经初具雏形，并被命名为巴德尔（Badr）——这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 624 年赢得第一场战斗的地点。巴德尔计划对行动中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详尽的安排，可以说是阿拉伯人在现代战争中所制定过的最细致、最完美的计划。

接下来的半年中，埃及部队对作战计划中最为关键的渡河行动做了反复演练。一些部队甚至将渡河过程反复演练了超过 300 遍。

萨达特和阿萨德一起精心选定了进攻开始的日子——1973 年 10 月 6 日。这一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为重要和神圣的节日：赎罪日。在这一天，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进行斋戒，在家中或前往犹太会堂进行祷告。所有的世俗工作都会在这一天停止。工厂、广播、电视等公众服务不再运行，街头看不到一辆汽车，天空中也不会有一架客机。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军官们也会尽量在这一天批准士兵们的休假。从军事角度上讲，这也将是以色列人心理防备最为松懈的一天。

在选定了进攻的日子之后，萨达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日子到来前成功地骗过以色列情报部门。

如果说萨达特从人类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奇袭战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要把信息透露给别人，即使是自己人。

在 1453 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战中，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曾秘密地把一整只舰队由陆路搬运过了山岭，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城外的金角湾中。穆罕默德二世曾经说过：「如果我有一根胡子知道了我的想法，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拔下，丢进火焰中。」

在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中，日本水手们直到舰队停泊在千岛列岛的单冠湾时才被告知航行的目的地。此时，船上与日本本土之间的一切非军事通信都已被切断。至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朗，他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得知了这一行动。

绝不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不必要的信息。不让自己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这就是奇袭成功的关键。现在，萨达特要亲自为人类奇袭战的历史中增加一个最新的案例。

萨达特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情报部门，为此他将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除了绝对必要的人之外，萨达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次进攻开始的时间与细节。人们在事后所做的情报分析显示，这段时间内整个埃及知道进攻日期的极有可能只有四个人。

在距离进攻日还有两个月时，萨达特非常自信以色列人还没有察觉到任何危险。因为就在 1973 年 7 月，久经沙场的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沙龙从军中退役了，他的职位将由经验尚浅的戈南（Gonen）接任。如果以色列人察觉到了埃及和叙利亚正在策划一场闪电战，他们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人事调整。

为了掩人耳目地完成进攻前的后勤准备，埃及军方在 10 月份组织了一次位于苏伊士河西岸的军事演习。执行巴德尔计划所需的一切人员和物资都将以军事演习的名义被运往苏伊士运河沿岸。在过去的两年中，埃及曾经进行过类似的军事演习，所以就算是参加演习的埃及官兵也不会对此产生丝毫的怀疑。他们直到进攻前一个小时才会接到真正的命令。

无论是对于以色列人，还是将会直接参与到此次行动中的埃及人，萨达特都小心翼翼地保守着秘密。那么，对于那些在前几次中东战争中与埃及并肩作战的阿拉伯盟国呢？萨达特可以信任他们吗？

在战争爆发后，这些阿拉伯国家无疑将成为他的军事盟友，尤其是与以色列拥有最长边界线的约旦。如果把巴德尔计划提前透露给他们，可以让他们在战争爆发后更快地为他提供军事支援。

但即使是面对曾经的盟国，萨达特仍然保持了异乎寻常的谨慎。萨达特只是含糊地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暗示，「如果」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在未来爆发战争的话，他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

至于巴德尔计划的细节和进攻开始的时间，萨达特绝不会轻易向任何人透露。

第二章 以色列军事情报局

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通常被简称为阿曼（AMAN）。它的名气虽然没有摩萨德或者辛贝特那么响亮，但其重要性完全不亚于这两个情报机构。在以色列的情报体系中，摩萨德主要负责在海外进行情报工作，辛贝特主要负责国内安全事务，而搜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情报、向政府决策层做出防务建议等工作则完全是由军情局来负责的。

1973 年 9 月，以色列军情局的负责人泽拉（Zeira）收到了一条由北部战区传来的情报。情报中显示叙利亚人已经把苏联人提供的萨姆防空导弹部署到了边界线附近，其火力范围覆盖了整个格兰高地。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火炮和坦克被突然转移到了前线，使得叙利亚人的坦克数量增加到了 800 辆。而在边境线的另一边，以色列国防军只有 77 辆坦克。

这些边境线上突然冒出来的坦克让北方战区司令霍菲（Hofi）感到忧心忡忡。泽拉觉得这位司令员的神经未免有些过于紧张了，叙利亚人最多也只敢躲在国境线后面冲以色列象征性地挥挥拳头罢了。于是他安慰霍菲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边境线上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叙利亚人知道他们赢不了以色列。没过几天，泽拉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

几个星期后，在 9 月 25 日这一天，一架直升飞机在夜色中降落在了特拉维夫一个隐秘的机场。飞机停稳后，机上的两名访客在护送下来到了隶属于摩萨德的一处不起眼的建筑物内。在房间里等待着这两位客人的是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

这个深夜前来秘密拜访梅厄总理的访客是约旦国王侯赛因。作为一名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侯赛因虽然在表面上与以色列水火不容，但实际上他一直与以色列政府保持着秘密接触。

侯赛因国王与梅厄夫人寒暄过后，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谈论起两国边境上的一些琐碎的小事。梅厄夫人耐心地听着。她知道在阿拉伯文化中，人们在进入正题前通常喜欢先闲聊一些小事。在这一点上，就算是国王也不例外。

在经过一个小时的闲聊后，国王终于进入了正题。

「叙利亚正在准备一次针对格兰高地的袭击。」侯赛因告诉梅厄夫人。

「噢？叙利亚人打算单独行动吗？」梅厄夫人问。

「不，他们将与埃及人合作。」侯赛因肯定地回答。

梅厄夫人在惊讶中继续追问了下去，但约旦国王并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显然，叙利亚人并没有向他吐露太多内情。不过，这个由国王亲自传递的口信已经足以证明事态的严重性。

约旦国王离开时已是半夜时分。忧心忡忡的梅厄夫人拨通了国防部长摩西·达杨的电话。她在电话中简要地复述了约旦国王亲自送来的信息。达杨答应片刻后回电话给她。

十分钟后，达杨回了电话。他告诉梅厄夫人，军情局早已掌握了叙利亚军队在格兰高地的动向，侯赛因国王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信息。达杨的答复让梅厄松了一口气。这位国防部长 14 岁就加入了犹太军事组织哈加纳，并且参加了以色列建国后的每一场战争。在军事问题上，他从来都没有错过。

当助手问她是否还要按原计划在第二天飞往欧洲斯特拉斯堡出席会议时，梅厄夫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第二天上午，国防部长达杨、总参谋长埃拉扎尔（Elazar）、北方战区司令霍菲等军方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议。约旦国王在前一天晚上带来的警告被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明确而肯定的：叙利亚人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叙利亚在格兰高地的军事调动多半是对双方在 9 月 13 日的空战进行报复性示威。在那场空战中，一共有八架叙利亚战机被以军击落。

虽然叙利亚不可能对以色列展开全面进攻，但组织小规模的边界袭击还是有可能的。于是大家决定把部署在格兰高地的以军坦克由 77 辆增加至 100 辆，用来对抗叙利亚的 800 辆坦克。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认为，1 比 8 的数量差距对于以军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在做出这样的安排后，大家就结束了这次会议。

这一天是 9 月 26 日，距离赎罪日还有 10 天。

两天后，以色列侦测到埃及人正在苏伊士运河西岸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军情局从它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中得到了消息，这是埃及人正在准备一场代号为「解放 73」（Tahrir 73）的军事演习，演习的时间为 10 月 1 日至 7 日。经过一番分析之后，军情局的官员们得出了结论：南部战区一切正常。

他们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年的 10 月 1 日至 7 日刚好是伊斯兰教中的斋月，穆斯林在此期间内白天不能进食。通常情况下，阿拉伯国家都不会在斋月期间内安排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同样是在 9 月 28 号，萨达特在纪念纳赛尔逝世三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在往年的讲话中，萨达特都会发誓要从以色列手中重新夺回失去的土地。但在这一年的讲话中，萨达特只说希望埃及可以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对收复土地只字不提。

萨达特已经放弃了战争，军情局的情报官在当天的报告中写道。萨达特正在试图告诉自己的听众，埃及在短期内不会再与以色列开战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军情局所做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萨达特确实希望自己的听众们认为埃及已经放弃了战争。只不过，这些军情局官员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才是萨达特真正想要迷惑的听众。

9 月 30 日晚上，泽拉从军情局的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得到了一条新的消息。这条情报显示，埃及和叙利亚将在当天夜里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战争。埃及的军事演习将在第一天转变为攻入西奈半岛的渡河行动。

按照规定，泽拉应该立刻把这条情报报告给达杨和埃拉扎尔。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它截留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他不会允许自己轻易相信这样一条明显违背逻辑的情报。

当第二天早上到来的时候，果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泽拉在上午的会议上才把这条情报交给了埃拉扎尔，并得意地说：「我让您昨晚睡了一个好觉。」

达杨责问他为什么没有立刻通知自己。泽拉反驳说，他认为这条情报并不可靠，所以没有通知大家。在上午的会议中，泽拉提到埃及在军事演习中使用了浮桥装置和伞兵部队。看来这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泽拉评论道。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以色列军方高官们在平静中又度过了两天，时间来到了 10 月 3 日。这一天距离赎罪日还有 3 天。

在这一天，总理梅厄夫人结束了她的欧洲之行，返回到了以色列。考虑到梅厄夫人在与侯赛因国王会面后第二天就匆匆去了欧洲，达杨决定召集军方领导层特地向总理汇报一下最新的安全形势评估。

由于泽拉刚好生病在家，于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中他的副手沙莱夫（Shalev）代替他向梅厄夫人详细地报告了军情局所掌握的一切情报：叙利亚人把数量众多的火炮和坦克部署到了叙以边界线上；原本用于保卫大马士革的萨姆防空导弹被调动到了格兰高地附近；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西岸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理论上讲，在最坏的情况下，埃及和叙利亚可以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双线战争。」沙莱夫总结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埃及人还没有足够的装备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而叙利亚又不可能独自与以色列开战。」

梅厄夫人虽然是以色列的开国元老，但是这位 75 岁的女性总理对军事几乎一无所知。她试探性地问：「为什么呢？埃及是否有可能在南线牵制我们，然后由叙利亚在北线进攻？」

「不，这不可能。」沙莱夫解释说，「因为叙利亚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战斗力。他们也知道以军在战场上的巨大优势。」

梅厄夫人环顾了一下在座的高级将领和参谋，每一个人都同意沙莱夫的说法。既然以色列最优秀的军事专家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她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埃拉扎尔为了让总理打消顾虑，又做了一些补充说明。如果埃及和叙利亚真的要发起一场双线战争，它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其中将涉及到数十万名士兵的调动。这样大规模的行动不可能没有风声泄露，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一定会提前得到预警。

梅厄夫人对于这些军事上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概念。这位总理曾经爽快地承认，她其实连一个师究竟有多少人都不知道。埃拉扎尔和沙莱夫的话让她的心情彻底放松了下来。在开完会后，她紧紧地握住沙莱夫的手说：「谢谢你让我平静了下来。」10 月 3 日的这场会议就这样在愉悦的气氛中结束了，不少人的心思都已经开始放在了三天后的节日上。

*   *   *

就在梅厄夫人和她的将军们进行会议的同时，萨达特终于向参与渡河行动的师级指挥官吐露了进攻的日期。这个时候距离进攻日已经只有三天了。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萨达特一定不会把这次进攻的事向苏联人透露半个字。但是埃及人的装备几乎都是苏联提供的。如果在开战前不跟苏联提前打好招呼，将很难得到他们的军事支持。

于是在这天，萨达特照会了苏联驻埃及大使，告诉他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决定在近期与以色列开战。「苏联对此的态度如何？」萨达特问。

苏联大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马上反问道：「进攻将在何时开始？」

萨达特告诉苏联大使：「这个日期还没有最终确定。」

苏联大使知道萨达特的决定意味着什么：一场新的中东战争、上万人的死亡、美苏之间新一轮的较量。在这样的事情上表明立场远远超出了他的权限，他必须立刻向上级汇报。

在回到大使馆后，苏联大使紧急向克里姆林宫做了请示，然后在第二天带来了勃列日涅夫的回复：「莫斯科希望中东问题以和平手段解决。不过，是否与以色列开战是埃及领导人自己应该做出的决定。为保障安全，苏联要求撤出留在埃及的苏联人家属。」

勃列日涅夫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萨达特。战争还没开始，苏联人已经认定他们会输，所以才要求将苏联人家属提前撤出。萨达特默默地同意了苏联人的要求。为了避免被以色列人察觉，苏联派出的客机将会在第二天降落在埃及军用机场，把苏联平民接回国。

*   *   *

进入 10 月以后，泽拉一直以一种轻松的态度观望着埃及人在运河西岸进行的军事演习。这样的演习埃及人每年都会进行，泽拉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与此同时，军情局对叙利亚的监控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大马士革电台宣布了一条阿萨德总统即将于近期前往叙利亚东部视察的新闻，那是一个远离以色列边界的地区。叙利亚报纸上还报道了阿萨德和萨达特近期不和的新闻。这些消息让泽拉对自己的判断更加深信不疑。

但在 10 月 4 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感到十分不解。军情局得到的情报显示，在这一天有 11 架苏联客机飞向了埃及的军事基地，它们的任务是撤回在埃及的苏联人家属。苏联人被要求在午夜之前到军事基地集合，然后搭乘客机回国。

究竟是什么使得苏联人要如此匆忙地从埃及撤离？就算是萨达特和苏联人之间发生了争执，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匆忙地要他们在半夜离开。这件事情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泽拉想来想去也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同一天的午夜，摩萨德位于伦敦的情报站接到了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为摩萨德服务的一位重量级线人。线人在电话里说，他需要与摩萨德的最高负责人见面，马上。

这位线人的身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伦敦的情报员一分钟都不敢耽搁，立刻给摩萨德负责人扎米尔（Zamir）打去了电话。

凌晨 2 点 30 分，在家中睡觉的扎米尔被电话吵醒。伦敦的情报员简要地向他转述了线人的要求。扎米尔当即决定乘坐早上的第一班航班飞往伦敦与线人见面。

10 月 5 日上午，当扎米尔忧心忡忡地坐在前往伦敦的飞机上时，国防部长达杨和参谋长埃拉扎尔、泽拉一起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对于苏联顾问家属紧急撤离的原因，在座的各位进行了各种猜测。埃拉扎尔认为埃及人和苏联人之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矛盾，就像三年前一样，萨达特再一次对他们进行了驱逐。

达杨认为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如果真的是这样，驱逐的对象不应该包括妇女和儿童，而且也不会紧急到要在半夜撤离的程度。那这次撤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达杨推测说，也许苏联人接到了某种错误情报，误以为以色列会在近期会对埃及发动突然袭击。

泽拉进一步报告说，在埃及的这次军事演习中，军情局监听不到任何无线电通讯，埃及军中的一切通讯都是由陆上电缆传输的。埃及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以色列最专业的几位军事专家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形，但似乎没有一样能够合理地解释在埃及发生的事情。

在他们所做的各种猜测中，埃及即将进攻以色列这个选项甚至都没有在他们的脑子中出现过。这个选项不符合常识和逻辑。埃及人在战场上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萨达特也知道。只要萨达特的脑袋中还保留着那么一丝理智，他就绝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最后，泽拉建议等到扎米尔飞到伦敦与线人见面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也许线人的带来的情报可以解释这一切。

接下来，达杨、埃拉扎尔、泽拉对梅厄夫人及部分内阁成员做了汇报。距离赎罪日只有几个小时了，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再让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们再特地跑一趟，因此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住在特拉维夫的内阁成员。

泽拉向内阁成员总结说近日来埃及和叙利亚在边境线上的军事行动是由于「他们害怕以色列突然对其进攻」。军情局认为近期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泽拉说。

在一片平和安静的氛围中，梅厄夫人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虽然梅厄夫人不懂军事，但凭借自己的直觉，她隐约感到可能有事情发生。埃拉扎尔再一次请总理放心。埃拉扎尔保证说，就算阿拉伯人发了疯突然决定要发动战争，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也至少可以提前 24 小时得到消息。

在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三重保证下，梅厄夫人接受了这个结论，没有继续深究下去。这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犹太人历史上的第 5734 个赎罪日到来了。在犹太民族所使用的希伯来历法中，新的一天开始于日落之时，在第二天的日落时结束。因此 1973 年的赎罪日开始于 10 月 5 日日落之时，结束于 10 月 6 日的傍晚。

在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摩萨德负责人扎米尔正在伦敦一处安全的公寓内与线人进行交谈。线人告诉他，埃及和叙利亚正在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时间就在明天傍晚日落前。

「消息可靠吗？」扎米尔追问。

「99.99% 的把握，除非萨达特在最后一分钟突然改变主意。」线人说。

这个消息几乎让扎米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意味着以色列距离一场全面战争只有不到 18 个小时了。在结束与线人的会面后，扎米尔疯狂地试图以最快的方式把这个消息传递回国内。如果使用安全线路的话需要经过信息加密和解密的过程，这太慢了。心急火燎的扎米尔找了一部普通电话机，他将不得不使用民用电话线路把这个消息传回国内。

当扎米尔把电话拨到特拉维夫时，这里的接线员告诉他现在是以色列的赎罪日，没人会接电话。快要急疯了的扎米尔费尽力气说服了接线员，把电话接到了他的助手艾尼（Eini）的家中。当睡眼惺忪的艾尼拿起电话后，扎米尔一字一句地读出了一段他精心编写好的暗语：一份合同将在明天天黑前签订，其中的条款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内容。

扎米尔的信息像一簇火花一样在以色列政府高层间触发了链式反应，以色列最为位高权重的人接二连三地被电话吵醒。凌晨 3 点 40 分，梅厄总理被她的助手叫醒。20 分钟后，国防部长达杨也被电话叫醒。参谋长埃拉扎尔在 4 点 30 分被叫醒，随后他下令所有参谋人员在 5 点 15 分之前到达指挥部，南部和北部战区司令要在 6 点之前报到。

来到指挥部的人都面色严峻。他们原本预估以色列情报部门至少可以提供两天的预警时间来动员预备役，但现在距离线人声称的战争爆发时间已经只有十二个小时了。

埃拉扎尔要求立刻动员以色列的全部 25 万预备役士兵。达杨否决了这个要求。达杨仍然觉得凭借现有的情报无法判断战争是否一定会爆发。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扎米尔的一个电话就让全国 25 万人穿上军装，达杨说。

在埃拉扎尔与达杨的争执中，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当他们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梅厄夫人来决断的时候，已经是早上 8 点钟了。

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刻，75 岁的总理表现得异常冷静和果断。

在听完达杨和埃拉扎尔的汇报后，梅厄夫人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政治直觉迅速地做出了决定：以色列不会先发制人，以避免以色列在国际上被孤立；预备役开始动员，但人数由埃拉扎尔要求的 25 万减少为 12 万。

9 点 30 分，梅厄紧急会见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请求他向苏联人和阿拉伯人表明，以色列绝无任何挑起战争的企图。回国度假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也被通知立刻返回美国。由于在赎罪日这一天所有进出以色列的航班都已经停运，以色列政府不得不征用一架私人飞机把他先送到罗马，再从罗马搭乘商业航班前往美国。

中午 12 点整，所有特拉维夫的内阁成员都被召集到了总理府中。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根据犹太教教义，在赎罪日这一天乘坐车辆是不敬的。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需要在这样的日子里召集所有的内阁成员。

各位部长们在会议室里不耐烦地等待着，心中充满了困惑。半个小时后，满面倦容的梅厄进入了会议室。她用缓慢而低沉的语调告诉了众人召集他们到这里的原因。一场针对以色列的双线战争将在今天下午六点之前爆发。

文字难以描述各位内阁成员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惊恐。一直以来，他们得到的保证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战争爆发前至少会得到 48 小时的预警。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军情局所有的报告结论中都写着：「战争爆发可能性为低」。而现在，他们突然被告知，战争距离他们只有六个小时了，而以色列的预备役动员才刚刚开始。

国防部长达杨开始向内阁成员汇报最新的局势。下午两点，当达杨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报告时，一位助手推门进来，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在快速地阅读了纸条上的内容后，达杨抬起头来宣布：「各位，战争已经爆发了。」

那位神秘的线人并不知道，萨达特最终把进攻开始的时间又提前了四个小时。

第三章 赎罪日

10 月 6 日下午 13 点 30 分，萨达特从自己的住处出发前往代号为「十号中心」（Center Ten）的地下指挥所。身着军装的萨达特没有像往常一样乘坐共和国总统专用车，而是搭乘一辆军用吉普车来到了十号中心。

这一天是斋月的第十天。穆斯林在斋月中从日出到日落的这段时间内都不能进行饮食。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萨达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都从未破过斋，即使在进行长途旅行时也是如此。

但在到达指挥部后，萨达特命令所有在场的人打破斋戒。萨达特希望他的士兵们可以吃饱肚子再走上战场，他的参谋们可以喝着茶或咖啡做出决策。他希望参与到这次伟大行动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最佳状态。在命令发出后，指挥部里迟迟没有人敢第一个行动。于是萨达特叫来了一杯茶，率先喝了下去，其他人立刻纷纷效仿。

沿着 193 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西岸，在数以百计的营房中，军官们召集起了他们的士兵，要求他们破斋进食。每个人都立刻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场军事演习即将要转变为一场真正的战争。

在埃及的军用机场中， 220 架战斗机座舱中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就绪，在跑道上等待着。运河沿岸的无数双手握紧了枪，无数颗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等待着萨达特最后的命令。数万人的命运此刻就掌握在萨达特的手中。如果他愿意的话，一切都还可以在现在取消，一切都还来得及。

但萨达特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准时发出了行动开始的信号。

从这一刻起，和平已不复存在。

两点整，220 架飞机飞越了苏伊士运河，开始了对以军指挥中心、雷达站、空军机场的轰炸。轰炸进行得异常顺利，以色列人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埃及空军在整个轰炸过程中仅仅损失了五架战机。不过，其中一架战机的驾驶员是萨达特的弟弟阿蒂夫，他在返航途中失事死亡。萨达特的幕僚们向他暂时隐瞒了这个消息，只告诉他空军损失了五架飞机。

在战斗机飞越过运河的同时，部署在运河西侧的 2000 门大炮开始了对以色列阵地的炮轰。光是在第一分钟，就有十万枚炮弹带着死亡的呼啸声飞过了运河，在以军阵地中爆炸。

炮击持续了整整十五分钟才停止。沿着运河全线，4000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跳进了 720 艘小船，穿过尚未散尽的硝烟，奋力朝苏伊士运河对岸划去。在抵达对岸后，一组身形矫健的士兵率先爬上了陡峭的沙墙，将绳梯的一端固定在了沙墙顶部。跟在他们身后顺着绳梯爬上来的是坦克猎杀小队。小队成员们携带着苏联人提供的反坦克武器，占领了阵地。31 个临时轮渡码头被建立起来，人员和各种装备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运河的另一边。

在沙墙底部，70 个渡过河的工程兵小队迅速地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以色列人曾估计，要想破坏这道高达 18 米的沙墙至少需要 48 小时。但一名聪明的埃及工程师找到了一种高效的解决方案。经过反复试验，埃及人发现只要拿着高压水龙头对着沙墙喷上几个小时，他们很快就可以在湿陷的沙子中制造一个巨大的缺口。

整个行动就像一部由十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下午 16 点时，已经有两万三千名埃及士兵渡过了运河，并建立了五个纵深 1.6 公里、宽 8 公里的桥头堡阵地。17 点 30 分时，渡过运河的士兵人数达到了三万两千人，所建立的桥头堡阵地纵深扩大了一倍。18 点 30 分，工程兵在运河东岸的沙墙上切开了第一个可供坦克通行的通道，接着他们又很快把通道的数量增加到了六十个。20 点 30 分，埃及人在运河上完成了第一座可供坦克通过的桥梁。很快，又有十一座桥梁陆续架设完毕。通往西奈的通道敞开在了埃及人的面前，他们的坦克一股脑地涌向了对岸。在这些坦克的炮口前方，只有以军巴列夫防线的 468 名士兵，以及部署在西奈半岛内陆的 290 辆以军坦克。

（正在渡过苏伊士运河的埃及车辆）

（萨达特在十号中心地下指挥所）

在苏伊士运河东北方 300 公里的叙以边境，同样是在下午两点整，守候在这里的叙利亚指挥官们在电话中听到了一个短促的声音：「巴德尔、巴德尔、巴德尔。」这是叙军事先约定的进攻开始的命令。

在几百门火炮的怒吼声和战机的呼啸声中，寂静的格兰高地变成了一片火海。爆炸激起的灰尘遮天蔽日，完全挡住了以色列人的视线。当灰尘逐渐散去后，以色列人看到地平线上有上百个黑点正在快速地朝他们靠近，它们是叙利亚人的坦克和各种作战车辆。

冲在最前面的是叙利亚工程兵，他们填平了以色列人设下的反坦克壕，清理了边境上的地雷。之后，900 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越过边境线，涌入了格兰高地。二战结束后最大规模的坦克对决即将在这里上演。

此时此刻，在整个高地上以色列人只有 177 辆坦克，分别隶属于第 7 装甲旅和第 188 装甲旅。叙利亚人曾经计算过，以色列人要把预备役坦克送上格兰高地至少需要 24 小时。叙军的目标是在这 24 小时之内占领整个高地，并控制约旦河上的雅可夫桥（Bnot Yaacov Bridge），把以色列的增援部队彻底阻挡在格兰高地之外。

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紧急起飞的以军战机尖叫着掠过天空，打破了赎罪日特有的宁静。信使们匆匆地跑过街道，挨家挨户地寻找那些登记在册的预备役士兵。在以色列各地的犹太会堂中，信使冲上讲台打断了拉比的布道，大声读出需要立即前往军营报到的人的名字。道路上到处都是被国防军征用的车辆，用来把这些预备兵员送往军营。无处不在的混乱景象让民众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如果政府被迫要在赎罪日这天对预备役进行全民动员，等待着他们的一定是一场事关存亡的战争。

以色列拥有也许是全世界最高效的战时动员机制。在短短 12 个小时之内，就有整整 20 万人完成了由平民到士兵的身份转变。任何一名接到动员令的平民，无论他前一分钟是在会堂里祈祷、还是在家里陪孩子玩耍，都要立刻收拾行装前往指定的军营。在那里，他们会向自己所属的预备役部队报到，领取自己的武器，然后做好准备被派往任何一个战场。从赎罪日的下午开始，已经有第一批预备役士兵陆续到军营来报到。而那些住在偏远乡村地区的士兵要一直到深夜才能赶到自己所在的军营。

相比步兵而言，把处于预备役状态的装甲部队送上战场要复杂得多。存放在仓库里的坦克需要被开出来、配置通信设备、填装弹药、重新校准炮管。即使对于高效的以色列国防军来说，他们也需要 24 至 48 小时才能完成装甲预备役的动员。但在这一天，他们只是在战争爆发前 4 个小时才接到了警报。整个夜晚，国防军中的机械师们都在坦克旁忙碌着。他们的工作效率将直接影响这场战争的结果。

在这场和时间进行的赛跑中，以色列人决定把装备好的坦克零星地送上前线，而不是等他们组成完整的战斗单位。匆忙之中，人们甚至等不及每一辆坦克内的车组人员到齐，只能在已经报到的人员中拼凑出一些临时组合。这些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出就被分配到了同一辆坦克中。他们只好以各自的角色来称呼对方为「驾驶员」、「炮手」或者「坦克长」。这些坦克在出发前往往连炮管校准都来不及做，因为这会多花费宝贵的半个小时时间。他们只能选择到战场上再找时间去校准炮管。

晚上 22 点 30 分，在战争爆发八个小时后，在格兰高地下完成集结的十辆坦克开上了高地，成为第一批抵达战场的援军。

就在预备役士兵们匆匆赶往各自的集合点报道时，驻守在西奈沙漠中唯一的一个以色列装甲师正在向运河方向全速前进。按照以色列国防军制定的鸽笼（Dovecote）计划，当埃及人渡过运河时，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立刻赶往岸边，用装甲部队把刚刚上岸的敌人冲垮。从他们六年前与埃及人交手的经验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然而，大多数坦克才刚刚赶到运河附近，就遭到了埃及坦克猎杀小队的伏击。这些勇敢的埃及士兵埋伏在茫茫沙漠之中，等到以色列坦克行驶到非常近的距离后突然跃起，用肩抗式 RPG 反坦克火箭筒进行射击。在一片混乱中，以色列指挥官下令所有的坦克暂时后退到 RPG 火箭筒的射程之外。在 300 米之外，这种武器就无法对坦克造成威胁了。

后撤至安全区域后的以色列人努力想要弄明白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战争中，在陆地上能与坦克对抗的只有另外一辆坦克。而现在，一名埋伏在路边的步兵就能轻松地干掉一辆坦克。当以色列人在混乱中试图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让他们更加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在以色列人的眼皮底下，一个闪着红光的物体从运河对岸向他们慢悠悠地飞来，后面拖着一根长长的导线。直到这个物体准确地击中了一辆坦克后，人们才反应过来这是埃及人发射的反坦克导弹。接着运河对岸闪起了更多的红光，更多的坦克被这种拖着导线的怪物击中。

这些以色列人要晚一点才会知道，这是苏联人为埃及人提供的手提箱式反坦克导弹「赛格」（saggers）。这种导弹系统的全部部件都可以容纳在一个手提箱里，一名士兵只需要 5 分钟就可以把发射器安装完毕。在导弹发射后，操作员可通过连接在发射器上的一个操纵杆继续控制导弹的飞行轨迹。操纵杆发出的指令通过导弹身后的数据线发送给导弹，直至击中目标。

在这个下午，南部战区司令戈南已经陷入到了深深的恐慌和焦虑之中。他没有亲身到前线去指挥战斗，而是坐在战线后方 200 公里开外的一个指挥所中，埋身于无穷无尽的电报和电话之中。他焦急地尝试着和巴列夫防线上的指挥官取得联系，想要搞清楚埃及人登陆的地点到底在哪里。他这时还不知道，埃及人的登陆正在沿着 193 公里的苏伊士运河全线进行。

每当接到坏消息的时候，戈南就会歇斯底里地大声吼叫，把电话机砸向身边的人。在这场战争中，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一名指挥官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冷静。

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心里清楚，目前的形势已经远远超出了戈南的能力和经验。但如果临战换将的话，又会动摇军心，让原本就一片混乱的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埃拉扎尔做出了折中的解决方法。他紧急召回了两位以色列名将：阿丹（Avraham Adan）和沙龙（Ariel Sharon）。

47 岁的阿丹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的个人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以色列的军事史。在以色列尚未建立的时候，17 岁的阿丹就加入了犹太人军事组织。随后他又分别参加了苏伊士战争和六日战争，指挥的部队也由一个营变为了一个装甲师。在四年前，他最终成为了以色列装甲军司令。在被埃拉扎尔紧急召唤的时候，他只差一个月就要从军中退役了。

沙龙比阿丹小两岁，他的军旅生涯也像阿丹一样丰富。在 20 岁时，沙龙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参加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在这之后，他又分别以伞兵旅旅长和装甲师师长的身份参加了苏伊士战争和六日战争。在 1969 年，他成为了南部战区司令并在四年后退役。当他在赎罪日这一天被重新召回时，他刚刚从军中退役不到两个月。

尽管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年纪，但阿丹和沙龙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阿丹为人沉稳，待人彬彬有礼，甚至有人觉得他有些内向。而沙龙却性格暴躁，固执己见，时常顶撞上级。不过，这两个人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这个国家所产生过的最好的装甲指挥官。在预备役动员完成后，沙龙和阿丹将各自率领一个预备役装甲师加入南部战区的战斗。

在等待预备役完成动员的时候，沙龙来到了西奈的一个军事基地，他发现这里完全是一团糟。前线不断传回来的坏消息让年轻士兵们充满了焦虑和恐惧。沙龙忽然意识到，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以色列国防军都从未在战争中失利过。这些年轻人是有生以来头一次面对着被阿拉伯人击败的恐惧。在一天之后，他和阿丹就要带着这些年轻人走上战场，成为埃及人和以色列本土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以色列北部，守卫格兰高地的战斗已经打响。以色列人在这场坦克战中占有质量优势，他们的坦克射程更远，炮手射术更加精准。严阵以待的以色列坦克率先在两公里的距离上开了火，击毁了冲在最前面的叙利亚坦克。叙利亚人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只是简单地绕过被击毁的坦克，继续全速前进。仅仅凭借着数量上的优势，他们的坦克就能淹没整个格兰高地。

几个小时的激战后，以色列人勉强抵挡住了敌人的坦克冲锋，但他们的处境仍然是令人绝望的。许多以色列坦克已经快要用光车身弹药库内的全部 72 发炮弹。以色列人仍然在苦苦支撑，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坚持到夜幕降临，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对于驻守在格兰高地赫尔蒙山（Mount Hermon）情报站的 55 名以色列人来说，情况更加令人绝望。对于他们来说，连坚守到夜幕降临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赫尔蒙山最高处海拔 2814 米，是一个观察和监听叙利亚的绝佳情报点，但同时也是一处与世隔绝的据点。在下午 14 点整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叙利亚就派出了搭载特种部队的直升机前往赫尔蒙山，并包围了这个情报站。驻守在这里的 55 名以色列人中大部分都是情报人员，只有少数人是士兵。他们与叙利亚人进行了短暂的交火后躲进了情报站内，把金属大门反锁。下午五点钟，叙利亚人朝通风管道里投入了手雷和烟雾弹，迫使他们打开了大门。最后，这 55 名以色列人中有 11 人在混乱中逃跑，13 人被打死，剩下的 31 人被俘虏（其中有四个人在地下室里躲了七天才被发现）。

无论对于以色列人还是叙利亚人来说，这都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自独立战争以来，极少有以色列士兵在战场上大规模被俘。看着坐在地上耷拉着脑袋、蓬头垢面的俘虏，叙利亚人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人来自于他们在过去二十年间从未战胜过的以色列国防军。

在四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夜幕终于降临在了格兰高地上。当以色列坦克长用他们配备的红外线望远镜向对面望去时，惊讶地发现叙利亚人并没有放缓进攻的脚步，因为他们的坦克全部安装了红外线照射灯。相比之下，以色列人除了坦克长的一副红外线望远镜外，他们的坦克并没有装备任何夜视设备。

一些以色列指挥官命令所有己方坦克都关闭发动机，依靠声音来分辨是否有叙利亚坦克正在靠近。这种做法只有在非常近的距离上才能发现敌人，而在以色列各个据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叙利亚坦克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无声息地撕开了以色列人的防线。

在格兰高地北部，第 7 装甲旅在复杂地形的掩护下苦苦支撑。而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南部，第 188 装甲旅的坦克被渗透进来的叙利亚坦克一辆辆地敲掉。在午夜时分，以军在格兰高地南部的防线被彻底冲跨。第 188 装甲旅仅存的十几辆坦克成为了被淹没在敌人坦克海中的孤岛。

凌晨一点，在战争爆发 11 个小时后，北方战区指挥官霍菲乘车紧急撤离了格兰高地。当车子驶入山下的胡拉山谷时，他回头看到身后的格兰高地上闪烁着点点火光，每一点火光都是一辆正在燃烧着的坦克。

第四章 第三圣殿被毁前夕

赎罪日第二天的黎明时分，国防部长达杨乘坐直升飞机赶到了北部战区指挥部。刚刚从前线撤下来的霍菲告诉达杨，情况非常糟糕，他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叙利亚人占领格兰高地。他们必须做好准备放弃整个格兰高地。

达杨从来没有如此慌乱过。阿拉伯人，闪电战。这两个词似乎永远不应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但这一切已经确确实实地在他面前发生了。格兰高地失守意味着以色列北部的门户已经彻底向叙利亚人敞开。而此时距离战争爆发才刚刚过去 16 个小时。

达杨让霍菲向格兰高地与以色列本土之间的每一座桥梁上都派出工程兵，随时准备炸断桥梁。在这之后，达杨匆匆找到了空军司令本尼·佩雷德（Benny Peled），要他立刻安排空军对格兰高地上的叙利亚坦克进行轰炸。

佩雷德告诉达杨，空军全部的飞机将要在几个小时后参与对埃及萨姆导弹的攻击行动。现在飞行员正在做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次任务简报。为了这次行动空军已经做了很多侦查工作，地勤也做好了一切相关准备工作。而对于格兰高地空军没有进行过任何侦查，携带电子干扰器的直升机也来不及从西奈赶到北部，这些都会大大影响轰炸的效果。

达杨粗暴地打断了佩雷德的申辩。埃及人就算渡过了运河，他们与以色列本土之间还隔着 200 公里的茫茫沙漠。格兰高地比西奈更需要空军的支援。达杨告诫佩雷德，局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他们现在正处在第三圣殿被毁灭的前夕。

在历史上，犹太人所建造的圣殿一共被毁灭过两次。所罗门王建造的第一圣殿于公元前 586 年被新巴比伦帝国毁灭，之后犹太人重新建造的第二圣殿在公元 70 年被罗马人摧毁。达杨口中所说的「第三圣殿」就是 1948 年成立的以色列。

佩雷德还想抗议，达杨用力拍着桌子吼道：「不用说了，空军必须去格兰高地！」空军司令只能把所有的困难都咽进肚子里。他电话通知各个空军基地的指挥官，立刻取消针对埃及方面的轰炸行动，改为执行对格兰高地的轰炸任务。这个时候，参加行动的战机已经加满燃油、挂好弹药，准备要起飞了。佩雷德的参谋们对这一命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当佩雷德出现在指挥部时，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位当事人在多年后回忆，他与空军司令在争执中差点动起手来。

但不管怎么样，命令还是要执行的。在这一天的上午，以色列空军的 60 架鬼怪式战机呼啸着来到了格兰高地上空。由于缺少足够的侦查，这次匆匆组织起来的空袭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反而有不少飞机被密集的地面火力击落。这完全不像是人们所熟知的以色列空军。在 1967 年的空战中，以色列空军曾经凭借精密的计划和完美的执行取得了完胜。而现在的空军无论在南部还是北部，都如同在梦游一般。战争刚刚爆发两天，以色列空军就已经损失了 35 架战机。

在空军无力扭转战局的情况下，达杨和埃拉扎尔手中只剩下最后一支可供调动的部队：由穆萨·佩雷德（Moussa Peled）担任指挥官的战略预备装甲师。作为仅存的一支可供调用的机动力量，埃拉扎尔一直没有决定要把它派去埃及前线还是叙利亚前线。这也让这个预备师额外获得了奢侈的一天来组织他们的人员和装备。10 月 7 日上午 10 点，埃拉扎尔决定把穆萨的师派到格兰高地去。尽管这会让以色列与约旦接壤的地区形成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但埃拉扎尔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在这个上午，坚守在格兰高地南部的第 188 装甲旅已经被敌人全歼。这个旅的士兵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辆坦克，甚至有坦克在打光所有炮弹后选择撞向敌人的步兵。他们的顽强抵抗使得叙军的前进步伐被延后了几个小时。正是这宝贵的几小时让预备役坦克有时间爬上格兰高地，在距离雅可夫桥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地方勉强挡住了叙军的攻势。

穆萨在接到命令后乘坐吉普车来到了北部战区指挥部，他的部队将会在傍晚时分抵达前线。在这个匆匆设立在一家电影院的临时指挥部里，霍菲让穆萨在部队抵达后沿着约旦河建立一条防线。这个命令让穆萨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彻底放弃位于约旦河东侧的格兰高地。他试着说服霍菲，只有进攻才能扭转目前的战局。霍菲答应他等晚上再商议此事。

离开指挥部后，穆萨决定在自己的部队抵达前先去格兰高地了解战况。在一条公路旁，他望见达杨正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着格兰高地下的胡拉山谷。当穆萨下车想要与达杨交谈时，他发现这位戴着一只黑眼罩的国防部长正在痛哭。

*   *   *

在西奈半岛，以军部署在这里的唯一一个装甲师经过一天的激战后已经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力量。在他们的身后，沙龙和阿丹的两个预备装甲师正在集结。他们将是挡在埃及人和特拉维夫之间的最后一支部队。

傍晚 18 点 45 分，埃拉扎尔赶到了南部战区指挥部，让戈南准备在第二天组织反击。在埃拉扎尔的计划中，阿丹的装甲师将从运河东岸的最北端开始向南面进攻，推进到运河中部停止。之后沙龙的装甲师从中部开始向南进攻并推进至运河的最南端。这次反击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埃及人扩大东岸的阵地，并打乱敌人的进攻节奏。

埃拉扎尔对戈南反复交代了反击中要注意的事项。第一，进攻时要与运河保持 3 公里以上的距离，避免进入对岸赛格导弹的射程之内。第二，在进攻时永远「保持一只脚在地上」。也就是说，当沙龙进攻时，阿丹要待在原地，而当阿丹进攻时，沙龙要待在原地，以保证两个装甲师之间可以随时相互支援。第三，不要尝试渡过运河，现在时机尚未成熟。第四，不要浪费宝贵的坦克去试图救援被困在巴列夫防线上的士兵。

当埃拉扎尔在西奈指挥部的时候，达杨正在特拉维夫的内阁会议上向政府成员汇报最新战况。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形势对以色列都非常不利，但达杨还是努力不让内阁成员们过于绝望。他告诉大家预备役装甲部队已经完成集结，并将于明天在北线和南线同时发动反击。新投入战场的三个装甲师承载了以色列人最后的希望。达杨答应大家，战场上的局势将在明天被扭转。他们到时就可以「把头探出水面喘一口气了」。

随着 10 月 8 日的第一道阳光照射在西奈沙漠中，以色列人迎来了战争的第三天。从半夜两点开始，阿丹的装甲部队就已经开始朝着运河方向前进。因为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碰到埃及人，他们运行的速度并不快。早上 8 点，阿丹的先头部队顺利抵达了一个可以俯视到运河东岸的小山头，并开始左转向南方开进。

阿丹所率领的装甲师的推进十分顺利，这让戈南和埃拉扎尔松了一口气。战争似乎终于又回到了以色列人所熟悉的节奏之下。在预备役部队参战的情况下，埃及人是抵挡不住这样的装甲冲击的。戈南开始把埃拉扎尔的叮嘱抛到了脑后。他通知空军停止对运河上埃及人所架设桥梁的轰炸，他打算晚些时候用这些桥来渡过运河。甚至连埃拉扎尔也开始飘飘然起来，他已经开始盘算着等沙龙和阿丹把埃及人赶回运河对岸后，要把这两个师中的一个调到叙利亚前线去。

上午 10 点 45 分，当阿丹的部队仍在运动之中时，戈南命令沙龙开始南下。他告诉沙龙不要像埃拉扎尔说的那样沿着运河前进，而要沿着一条长长的曲线，直接绕到运河最南端的苏伊士城地区。

对于自己的前下属下达的这道命令，沙龙十分不服气。他向戈南强烈抗议说，在阿丹到来前就离开自己所在的阵地是十分危险的，而且绕这样一个大圈去运河南端也是浪费时间。戈南仍然坚持己见，并威胁说如果沙龙不服从命令的话就要把他就地免职。性格火爆的沙龙只能骂骂咧咧地开始按照戈南的命令南下。

阿丹沿着河岸的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给了戈南极大的信心。他命令阿丹攻占运河岸边的的据点，并尝试渡过运河，在对岸建立一个阵地。戈南在这个上午所下达的命令，每一条都跟埃拉扎尔昨晚的叮嘱完全相反。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埃拉扎尔正在跟内阁成员进行会议，南线战场上的情况只能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递到他的手中。虽然不理解戈南在做什么，但埃拉扎尔还是选择相信前线指挥官的判断，没有进行干涉。

12 点，阿丹的部队与埃及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他的先头部队遭到了埋伏在沙漠中的埃及坦克猎手的狙击，损失了 12 辆坦克。作为回应，阿丹组织了两个坦克旅的兵力对敌军阵地发起了冲锋。在敌人猛烈的反坦克火力下，这次冲锋很快被击退，以军又损失了 18 辆坦克。阿丹被迫开始组织防线，同时向戈南报告了遭遇敌军的位置以及伤亡情况。

在慌忙之中，戈南派出了一架直升机追上了正在南下的沙龙的部队。直升机上的信使告诉沙龙，戈南命令他现在调头返回到出发点，也就是他三个小时前所在的地方。沙龙强忍着怒火，命令自己的部队向后转，重新北上。六个小时被白白浪费掉了。

阿丹的部队在进攻失败后撤退到了安全区域进行防御。当阿丹和自己的下属研究着地图时，在他们对面的两个埃及机械化师开始进攻了。埃及人选择的时机非常好，落日的阳光在这时刚好照进以色列士兵的眼睛里，让他们难以瞄准。

经过一番激战之后，阿丹的部队在太阳落山前勉强击退了敌人。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白天结束了。在这一天，阿丹的装甲师损失了 50 辆坦克。沙龙的部队则在沙漠绕了一天的圈子，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这一天也许是以色列军事史上最令人失望的一天。六年前曾经发生在埃及军队上的一切似乎正在以色列国防军身上重演：混乱的作战计划、前后矛盾的命令和不知所措的士兵。在战斗中，已经开始有以色列坦克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后撤。

接近午夜时，达杨和埃拉扎尔一起飞到南部战区指挥部，同戈南、沙龙和阿丹碰面。这几个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过觉的男人在指挥部对白天的战况进行了讨论。阿丹和沙龙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才使得这次会议没有变成对戈南的集体抨击。埃拉扎尔命令戈南在未来的几天里转入防御，不准再执行攻击性任务。

在飞回特拉维夫的直升飞机上，达杨已经决定戈南必须马上被撤换掉。他将安排已经退役的老将巴列夫（Bar-Lev）在两天后接过戈南的一切指挥权，后者仅仅保留名义上的职位。

凌晨时分，达杨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地下指挥所里。他告诉大家，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速战速决的希望已经彻底不存在了，每个人都要做好打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下令开始对部分未到兵役年龄的男性进行军事训练，以补充随时可能出现的兵员短缺。

到了这一天，达杨和埃拉扎尔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阿拉伯人在过去的三天里所取得的成功靠的并不是运气。他们正在面对与六年前完全不同的对手。在这一天之前，尽管前线危急，但人们心中对于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充满信心。只要等到预备役动员完成，只要等到所有的坦克都被送上前线，以色列国防军就会干净利落地把敌人赶出国境线之外。而当战争的第三天结束的时候，以色列所有的预备役已经完成了动员，所有的坦克已经被送上了战场，但战局仍然无法被扭转。

在北部战线，投入到格兰高地的预备装甲师已经稳住了阵线，并给叙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对方丝毫没有停战的意思。对于以色列这样人力资源有限的小国来说，如果无法快速地结束战争，那就等于是输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就是，以色列没有能力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面对这种强度的战争。

达杨决定让南线战场在未来的几天内转入防御，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威胁更大的叙利亚先踢出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主动扩大战争的规模。

第五章 战机飞往大马士革

10 月 9 日，以色列人在压抑的氛围中迎来了战争的第四天。在这一天的上午，地下指挥所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日后的种种传言中，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军方开始有人提议使用核武器。一直以来，在究竟是否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以色列官方的态度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但外界普遍相信，以色列是拥有核武器的。

不管这场地下指挥所中的争论是否真的涉及到了核打击的选项，在当天与梅厄夫人的会议中，这个提议并没有被提及。在这一天早上七点半给梅厄夫人的汇报中，达杨总结了以色列在两条战线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为了让叙利亚尽快放弃战争，达杨说，必须把战争的代价提高到对方无法承受的程度。他提议对其首都大马士革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

一开始，梅厄总理对此表示反对。从战争爆发至此，所有的战斗都发生在纯粹的战场上。虽然达杨提议的轰炸目标是军用设施，但在大马士革这样的城市进行轰炸难免会伤及平民百姓。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会让国际上的舆论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然而，从军方高级将领们焦虑的表情中，梅厄知道她在此时优先考虑的只能是国家安全。最后，梅厄总理同意了达杨的提议。

在得到总理的批准之后，以色列空军的 8 架战机从机场升空，开始了这一天的轰炸任务。他们的目标是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区的总参谋部和空军总部大楼。

为了避开萨姆导弹，他们先飞行到了黎巴嫩境内，然后再从这里飞越山脉抵达大马士革上空。在叙利亚首都上空密集的防空炮火中，以军飞行员对准目标丢下了炸弹。叙利亚的总参谋部大楼有一条边翼被炸弹击中。丢向空军总部大楼的炸弹则完全偏离了目标，击中了旁边的苏联文化中心，炸死了数名苏联人。

从绝对的轰炸效果来看，这次任务并不算太成功。但这次行动标志着以色列对于叙利亚开始全面战争的决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以色列空军将会对叙利亚境内的港口、炼油厂、电厂和桥梁等战略目标进行 130 多架次的空袭，使得叙利亚失去 50% 的燃油供应和 80% 的电力供应。

（10 月 9 日以色列对大马士革的轰炸）

在地面上，以色列国防军也正在努力扭转不利的战局。投入到格兰高地上的预备装甲师已经站稳了脚跟，并开始了对叙利亚人的反击。但在激烈的战斗中，以色列人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按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他们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耗光所有的坦克和弹药。

就在 10 月 9 日的第一批以军战机飞往大马士革之时，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茨（Dinitz）拨通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电话，此时的华盛顿特区是凌晨 1 点 45 分。半夜被吵醒的基辛格相当地不快，他耐心地听完了迪尼茨关于美国何时能向以色列援助武器的询问。基辛格告诉迪尼茨，这个问题要等到白天才能给他一个答案。

一个小时后，基辛格再次被迪尼茨的电话吵醒。迪尼茨在一个小时前拿着基辛格的回复向梅厄总理汇报，却被痛骂了一通。梅厄告诉他：「现在就再打给基辛格，我不管现在是几点。等到明天就太晚了！」迪尼茨只好硬着头皮在凌晨 2 点 45 分又一次拨通了基辛格的电话。

基辛格不难猜到，以色列那边的情况一定非常糟糕。他答应迪尼茨天亮后就立刻与他商议此事。早上八点钟，基辛格跟忐忑不安的迪尼茨碰了面。迪尼茨带来的消息让基辛格吓了一跳，战争爆发才刚刚四天，以色列就已经损失了四十九架飞机和五百辆坦克。这个损失比例占到了以色列空军的八分之一和装甲部队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各种弹药也所剩无几。

在结束会谈后，基辛格紧急请示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弹药，拯救这个濒临死亡的国家。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不想直接介入这场战争，以避免势态上升为美苏之间直接的对抗。

于是，美国军方决定美国只负责提供武器，而把武器运输到以色列的工作将由以色列人来负责。这对于以色列这样的小国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本土的各个军事基地与以色列之间远隔重洋，以色列又没有任何战略空中运输力量，只能依靠以色列航空的 8 架民航飞机来进行运输。以色列政府尝试着向国外的航空公司租用飞机，但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绝。这些公司不愿为此得罪自己的阿拉伯客户。

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向美国人争取来的援助武器的承诺是一个根本无法兑现的承诺。

*   *   *

从 10 月 9 日开始，西奈半岛的战况便陷入了僵局。五个渡过运河的埃及师在东岸组成了两个集团军，并沿运河全线建立了牢固的阵地。在地面上，由坦克、RPG 火箭筒、赛格导弹组成的火力网足以打退以色列的一切进攻。在空中，62 个萨姆防空导弹阵地形成的保护伞覆盖了整个运河地区。如果以色列人尝试在某一点强行渡河的话，在西岸等待着他们的还有两个强大的埃及装甲师。总之，这是一个环环相扣、密不透风的防守体系。

萨达特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并不急于让军队继续前进，占领整个西奈半岛。他十分清楚，改变中东政治版图靠的并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胜负，还要取决于大国间的政治博弈。只要能够保持在西奈半岛的军事存在，他就有足够的筹码去与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进行博弈。他自信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重新夺回西奈半岛。这也是为什么巴德尔计划中并没有占领整个西奈半岛的作战内容。

到 10 月 11 日，巴德尔计划已经被完美地执行了 6 天。萨达特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这一计划。然而就是在这一天，萨达特的态度开始起了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西奈前线，而是来自于 300 公里外的叙利亚。在叙利亚前线，以色列的一个预备役装甲师不但稳住了阵线，并且逐渐把战火烧到了叙利亚境内，距离大马士革一天比一天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断地催促萨达特加强在西奈的攻势，以缓解他所面对的压力。实际上，萨达特在开战后曾经多次忽略过阿萨德的请求，但当以色列人的坦克距离大马士革只有 30 公里时，他再也不能无视盟友的求救了。也许是无法看着盟友输掉战争，也许是过去一周的战斗让他觉得以色列也不过如此，萨达特决定在西奈主动出击。

10 月 11 日，当埃及参谋长沙兹利从前线回到十号中心指挥所的时候，国防部长问了他一个问题：我们在西奈半岛的军队是否可以继续前进？

作为巴德尔计划的主要策划人，沙兹利对这样的想法极力反对。他向国防部长解释说，如果军队离开萨姆导弹的保护伞，将会立即面对以色列空军的袭击。除此之外，深入西奈腹地的装甲部队也将无法及时得到赛格导弹的掩护。但在第二天上午，他还是接到命令要他在 10 月 13 日开始继续向西奈半岛深处前进。国防部长告诉他，这是一个来自于萨达特的不可违抗的政治命令。

当沙兹利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埃及两个集团军的将军时，他们也立刻跳了起来，其中一位甚至还以辞职相威胁。他们在晚上来到了十号中心和国防部长力陈利弊，但得到了同样的回答：这是一个来自于萨达特的不可违抗的政治命令。他们唯一争取到的，只是把进攻开始的时间延迟了一天到 10 月 14 日。

无论这道命令在军事上有多么的不合逻辑，将军们也只能去执行。于是，命令被一级级地传递给了各个战斗单位的指挥官，要他们为两天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他们并不知道，在所有接收到这个指令的埃及人中，也包括了一名为以色列摩萨德服务的线人。这个指令在经过一系列隐蔽的传递后，被送到了特拉维夫一位摩萨德成员手中，然后又被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送进这一天下午正在召开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中，放在了摩萨德局长扎米尔的面前。

*   *   *

在 10 月 12 日的会议中，以色列人正在为了是否应该反攻过运河进行着激烈的争吵。几天前，沙龙的部队在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防线之间发现了一条狭窄的缝隙。从那以后，沙龙每一天都在向指挥层叫嚷着让他从这里渡过运河，从埃及人的背后发起反攻。国防军指挥部把沙龙的请求看成是异想天开。沙龙连渡过运河的桥梁都没有，要怎么才能渡过运河？就算他能渡过运河，又怎么去对抗等待在对岸的两个埃及装甲师？

指挥部命令沙龙转入防守，但沙龙却在一直找机会对埃及人的防线进行袭击，并在事后辩称他所进行的是「动态防守」。新上任的南部战区指挥官巴列夫强烈要求解除沙龙的指挥权。仅仅是在达杨的介入下，沙龙才保住了师长的位置。达杨虽然并不同意沙龙的渡河计划，但他非常欣赏沙龙所表现出来这种无所畏惧的气质。在战场上，他需要这样一个指挥官来提振士气。

在过去的几天里，总参谋长埃拉扎尔都一直认为渡过运河的作战计划过于冒险。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渡过运河的部队极有可能被敌人截断退路，成为被困在对岸的孤军。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埃及军队在东岸的阵地依然固若金汤。埃及人可以无限期地这样坚守下去，以色列人却无法继续等待下去。以色列国防军的大部分士兵都是被临时动员的平民，如果长时间地保持这样的动员规模，以色列社会将会被彻底拖垮。在任何战争中，以色列人都必须追求速战速决。

于是，在 10 月 12 日下午进行的这次内阁会议中，埃拉扎尔不得不向梅厄总理提出了渡过运河的作战计划，以求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反攻至运河对岸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国防军将可以摧毁敌人的防空导弹阵地，同时可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但这一行动无疑也是极其危险的，渡过运河的部队首先要撕破敌人在东岸的防线，在抵达对岸后还要面对敌军两个装甲师的夹击。

就在以色列政府成员对于是否渡过运河犹豫不决、争辩不休时，扎米尔手中的小纸条让大家停止了争论。扎米尔告诉大家，他手中的情报显示埃及人将于明天或后天在西奈深处的关隘空降一支伞兵部队。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先兆。这个消息是上天送给以色列人的最好的礼物。他们现在不必再纠结于是否要进行危险的渡河行动，只需要等待着埃及人发起进攻即可。只要埃及人的坦克离开萨姆导弹和坦克猎杀小队的保护，以色列就可以用他们最擅长的空军加坦克的组合将敌人歼灭在自己的防线上。

10 月 13 日夜间，沙兹利不情愿地执行了萨达特的命令，让西岸的两个装甲师在夜色的掩护下渡过了运河。10 月 14 日，当第一道曙光初现在西奈的天空中时，埃及人开始了他们的进攻。在使用火炮和轰炸机进行一轮火力压制之后，埃及地面部队兵分六路，在一条从地中海沿岸至苏伊士湾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东推进。

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严阵以待的三个以色列装甲师。在这场萨达特主动发起的坦克大战中，以色列人又重新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战斗模式中。没有坦克猎杀小队，也没有赛格导弹，战场上只有主战坦克与主战坦克之间最纯粹的较量。

每一名以色列坦克兵都经受过严酷的训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战场上永远要面对以少敌多的局面。以色列坦克兵比敌人瞄得更准，发射得更快。他们猛烈的炮火让埃及人节节败退。在这一天的坦克大战结束后，埃及人又退回到了运河附近的防线内，在战场上留下了 260 辆被击毁的坦克。相比之下，以军的损失只有 20 辆坦克。

（在沙漠中等待战斗开始的以军坦克）

10 月 14 日的这场战斗成为了自战争爆发以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色列国防军在经历了一周的僵局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对敌人进行了痛击。这让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以色列国防军士气高涨。

与此同时，战场之外也传来了另一个好消息，如何把美国人援助的武器运到以色列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为以色列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苏联人。随着叙利亚人在格兰高地节节败退，苏联人从 10 月 10 日开始向叙利亚空运新的武器弹药，以补充他们在战争中的损耗。这让美国政府改变了之前避免直接介入战争的立场。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行为将不再仅仅是对盟友的援助，而是上升为美苏之间的军事对抗。10 月 12 日，尼克松亲自下令提供给以色列的武器将直接由美国空军来运输。

即使对于拥有世界上最强战略运输力量的美军来说，这一运输任务也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的欧洲盟国为了不得罪阿拉伯国家，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的军事基地，甚至拒绝美军的飞机进入其领空。而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与以色列之间的平均距离超过 10000 公里，如果没有中转基地，美国为以色列提供的物资不可能及时到达。

通过施加外交压力，美国说服葡萄牙勉强同意开放其位于大西洋中的拉日什（Lajes）空军基地供美军使用。为了把武器运抵以色列，从美国本土起飞的战略运输机先飞行约 5000 公里穿越大西洋降落在拉日什空军基地。之后，运输机从这里再次起飞向东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在地中海中，有一条分界线将欧洲国家和北非国家的空域分隔开来。为了避免进入这些国家的领空，飞行在地中海上的美军飞机需要精确地沿着这条分界线进行飞行。为避免可能出现的阿拉伯战机拦截，美军运输机由部署在地中海内的美国第六舰队全程提供护航。当飞行至距离以色列海岸线 300 公里内时，这些运输机将改为由以色列战机护航，直至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或是卢德（Lod）机场。

14 日 22 点，第一架 C-5 运输机降落在卢德机场，为以色列人带来了 97 吨 105 毫米口径炮弹。在之后的 30 天里，平均每天都有 5 架 C-5 运输机和 14 架 C-141 降落在以色列。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军的战略运输机一共执行了 567 次飞行任务，向以色列输送了 22395 吨物资。

这些军用物资在落地后，以色列人以惊人的高效率将它们运往前线。从飞机上卸下的武器弹药通常会在三个小时内出现在叙利亚前线，十个小时内出现在埃及前线。

前线士气高涨，又有了充足的武器弹药供应，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奈半岛发动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而进行反攻的最好方式就是渡过运河，从背后将敌人包围。

在战前，以色列国防军曾经在运河西岸设置过几个渡河点，并在这些地方平整了场地，修建了道路和简易码头。其中一个渡河点的位置刚好位于埃及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之间的防守薄弱处。在这个渡河点与以色列补给基地之间有两条互相平行的道路，分别叫做阿卡维什路（Akavish Road）和特图尔路（Tirtur Road）。紧挨着这两条道路的是一个叫做「中国农场」的地方，里面驻扎着大量的埃及士兵，他们从这里可以直接威胁到两条通往渡河点的道路。（以色列人把这个农场中从日本进口的农业设备上的日文汉字当成是中文，所以把这个农场称作是中国农场。）

以色列指挥部决定，中国农场附近的这个简易码头将作为以军渡过运河的地点。为了渡过运河，以色列人首先得要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这个任务被交给了沙龙率领的第 143 装甲师。他们要打通前往运河的两条道路，在对岸建立桥头堡阵地，然后保持两条道路的畅通，掩护阿丹所率领的的第 162 装甲师渡过运河。

（在瞪羚行动中以军渡河点的位置，卫星照片来自于谷歌地图））

15 日下午 5 点，以军开始了代号为瞪羚（Gazelle）的渡河行动。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渡河点的位置，以军沿着运河全长对埃及阵地进行了炮击。在炮击结束后，沙龙麾下的第 143 装甲师开始了行动。

冲在最前面的是沙龙麾下的第 14 装甲旅，他们将要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敌人数万人的防线中，打开前往运河岸边的道路。接着，由沙龙指挥的一个伞兵旅将搭乘橡皮艇渡过运河建立滩头阵地。最后，坦克部队将通过两座浮桥驶过运河，巩固运河西岸的滩头阵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要在天亮前完成。

第 14 装甲旅在夜色中的掩护下消无声息地向运河开去。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并没有被埃及人发现。然而，在距离运河一公里的地方，这个装甲旅迎头撞上了数量惊人的敌方坦克、装甲车、火炮和步兵。他们在事后才知道，这里恰好是埃及第 21 装甲师的指挥部所在地。

这场在中国农场附近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以军在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之后仍然未能夺下中国农场，仅仅是勉强守住了图特尔路的一个十字路口。沙龙在事后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景象：「地面上堆满了几百辆扭曲和燃烧着的坦克车辆。双方的坦克在相距只有几米的地方互相对射。在坦克中、在地面上到处都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尸体。即使是照片也无法重现这样可怕的场景。」

在第 14 装甲旅与敌人激战时，以色列由补给基地至前线的道路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阻塞。在西奈沙漠中，任何轮式车辆只要驶离路面就会立刻陷入沙子之中，动弹不得。这导致众多往返于前线和基地之间的车辆只能慢慢地在道路上行驶。负责把两座浮桥运送至岸边的车队就这样被困在了路上。不仅如此，原本应该在晚上 20 点作为先头部队渡过运河的第 247 伞兵旅此刻也被堵在了路上。他们直到凌晨 12 点 30 分才赶到了岸边，比计划晚了整整四个半小时。

凌晨 1 点 35 分，第 247 伞兵旅的第一批士兵终于乘坐橡皮艇渡过了运河。伞兵们忙着在对岸建立一个脆弱的滩头阵地，可本应在天亮前抵达的两座桥梁依然迟迟未能露面。一座桥梁还在堵塞的车队中缓慢移动，而另一座桥梁则干脆在翻越山丘时断成了两截。

没有桥梁就意味着阿丹的装甲师无法渡河，也就意味着滞留在对岸的伞兵们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以色列指挥部已经萌生了取消此次行动的想法。

但沙龙绝不愿意就这样放弃渡河的机会。他让人找来了一些被称作吉洛瓦（Gilowas）的简易渡河装置。这种装置体积小巧，并且带有轮子，运输起来很容易。当放入水中时，它可以依靠下部的充气橡胶浮在水面上。三个这样的装置捆在一起就可以承载一辆坦克的重量。但它们的缺点也显而易见，几枚弹片就可以划破装置下的充气橡胶，让它和坦克一起沉入水中。

尽管如此，沙龙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些简易装置把一部分坦克送到对岸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算只能送一辆坦克到对岸，他也要去。

沙龙乘坐着移动指挥车亲自护送吉洛瓦前往渡河点。在黎明前，15 个这样的装置终于被运到了岸边的渡河点。在这里，它们被充满气后以三个一排的方式组成了五个运输单元。早上 6 点 30 分，第一批搭乘吉洛瓦的坦克开始朝对岸划去。几个来回之后，共有 27 辆坦克抵达了对岸。直到天亮，埃及人也没有发现这支偷偷出现在自己身后的小股部队。渡过运河的 750 名士兵和 27 辆坦克在西岸建立了一个 4.6 公里宽的阵地。

随着黎明的到来，苏伊士运河西岸的景象也在以色列人眼中渐渐清晰了起来。与东岸荒凉的沙漠景象不同，这里有着大片的农田，其中点缀着不少棕榈树和农舍。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已经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当沙龙把整个夜里的战况和伤亡数字上报至指挥部时，达杨极为震惊，他没有想到埃及人的抵抗会如此激烈。更加糟糕的是两座桥梁都没能按计划架设完毕，通往运河的两条道路也还没有完全打通，对岸的部队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

沙龙请求达杨批准他向运河对岸送去更多的部队，被达杨粗暴地拒绝了。

达杨告诉沙龙，在运河上的桥梁架设好之前，不准再运送哪怕是一辆坦克到对岸去。为了防止沙龙再次私自违反命令，南部战区指挥部直接越级把不准渡河的命令下达给了他手下的旅长。

沙龙对此感到忿忿不平，他无法理解指挥部所做出的决定。在他看来，明明是他派出的坦克从对岸包围了敌军，为什么指挥部却非要认为是敌人包围了他们？

指挥部没有理睬沙龙的抱怨，而是命令阿丹的部队对中国农场发起进攻，以消除埃及人对通往运河道路的威胁。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但以色列人仍然无法拿下被密集的反坦克武器所守卫的中国农场。当战斗持续到深夜时，阿丹偶然之中发现，埃及人的主力全部被吸引到了中国农场附近，阿卡维什路反而变成了无人防守的真空区。阿丹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桥梁部件运送至岸边。他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在阿卡维什路北侧防守，让运输车队把两座桥梁沿着这条路向岸边开去。

17 日清晨，在交通线随时可能被切断的情况下，两座桥梁抵达了苏伊士运河岸边。

第六章 终局

从 16 日下午开始，萨达特陆续听到了几个奇怪的消息。埃及部署在运河西岸的防空导弹阵地突然遭到了几辆以色列坦克的袭击，没人知道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晚上，又有人告诉他，以色列总理在电视讲话里声称以军已经开始在运河西岸作战。

困惑的萨达特拿起电话打给了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国防部长向总统保证，这只不过是三辆以军坦克偶然间渗透过了埃及防线，他会尽快去处理。至于梅厄在电视里的讲话，那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玩的心理战而已。

埃及总参谋长沙兹利无法像国防部长那样镇定。他提议把运河东岸的第 25 装甲旅撤回西岸，用于对付这些突然出现的以军坦克。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任何从东岸撤军的行动都会导致军心不稳。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会导致类似于埃及军队在 1967 年的崩溃。

伊斯梅尔的想法是让第 25 装甲旅沿着运河北上，堵上第二集团军与第三集团军防线之间的缺口。这样做太危险了，沙兹利摇着头告诉国防部长，这会让第 25 旅的整个右翼暴露在以军的火力之下。

最后，沙兹利直接向总统进行了汇报，并提出了把第 25 装甲旅从东岸撤回的想法。作为一位政治家，萨达特显然不愿意听到任何与「撤退」有关的字眼。他反问沙兹利：「你为什么总是提议让军队撤退呢？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

沙兹利只能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嘴巴，对以军的反击将按照国防部长的方案在东岸进行。17 日清晨，拥有 96 辆新式 T-62 坦克的第 25 装甲旅开始沿着岸边北上。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并封锁 30 公里外的以军渡河点。

正如沙兹利所预料的一样，第 25 装甲旅的命运在它接到命令的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以色列人集中了三个装甲旅的力量，在敌人路线的东侧布下了埋伏。13 时 30 分，第 25 装甲旅的坦克像一条长蛇一样钻进了敌人布下的死亡陷阱。在经过四小时的战斗后，第 25 装甲旅几乎被全歼，而以军的损失只有微不足道的四辆坦克。

在这一天的下午，埃及人终于发现了以色列人的渡河点。在这里的简易码头旁，以色列工程兵们正在忙碌着组装浮桥。埃及人立刻调来战机和火炮对这里进行了轰炸。在经过几轮轰炸后，他们发现即使伴随着炸弹雨点般的落下，以色列工程兵们也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以色列人一定是要在今天晚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渡河行动。

*   *   *

就在以色列工程兵冒着炮火搭建浮桥的时候，中东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也行动了起来。

在过去的 11 天里，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展，也看到了埃及和叙利亚一点点地失去了在战争爆发初期所取得的巨大优势。在北部战线，以色列已经反攻入叙利亚境内。在南部战线，以色列国防军也开始转守为攻。他们认定，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扭转局势完全是因为美国的介入。正是美国的军事援助让以色列人获得了无限供应的武器弹药，并从战争初期遭受的打击中迅速恢复了战斗力。

这个在暗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必须得到惩罚。

不过，怎样才能让美国人得到惩罚呢？作为地球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唯一需要忌惮的只有苏联。美国政府对于是否要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问题上确实有过犹豫，但这也仅仅是担心此举会刺激到苏联人。在苏联人率先开始向埃及和叙利亚空运武器后，美国政府立刻放下了所有的顾虑，开始让美国空军为以色列运送武器。

美国政府当然知道此举会惹恼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但那又如何呢？这些尚未进入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就算心中不满，他们又能对美国怎么样呢？

确实，这些阿拉伯国家即使全部联合起来，也没有军事实力与美国对抗。但并这不意味着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人资助他们的敌人。当埃及和叙利亚在战场上与以色列人厮杀的时候，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决定行动起来，帮助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他们要使用的是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石油。

10 月 17 日，阿拉伯国家石油部长宣布从 10 月开始，他们将每个月减产 5% 的石油，直至国际社会促使以色列撤回到 1967 年的边界线之后。

美国政府并没有把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当真。原油几乎是这些阿拉伯国家能够出口的唯一有价值的商品，美国人不相信他们会主动断绝自己的经济来源。在阿拉伯国家发出威胁两天后，尼克松在 10 月 19 日要求国会向以色列提供一笔 22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尼克松的行为等于是在阿拉伯人脸上抽了一记耳光。沙特国王第二天宣布他将立刻停止一切对美国的石油出口。沙特一位官员告诉美国驻沙特大使，他「从来没看到国王如此愤怒过」。

在同一天，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宣布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

从 1950 年到 1973 年，世界石油市场已经在低价中平稳运行了二十多年。对于西方消费者来说，石油是一种可以随意使用、有着无限供给的物品。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想过石油市场跟自己的外交政策会有任何的联系。然而一夜之间，所有阿拉伯产油国都向他们关上了大门。在供给急剧下降的同时，消费者对能源的需求却是无法降低的。人们需要开车去上班，需要在冬天加热房屋。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来缓解这次能源危机的影响。尼克松要求加油站在周六晚上及周日关闭。一些州政府建议民众不要安装圣诞装饰灯，金门大桥上的灯也被关闭。高速公路的速度限制被降至 55 英里，以减少能源的消耗。

随着油价暴涨至原来的四倍，货船公司纷纷减少了航线数量，而运输量的下降又导致各种日常用品的不足。在整个西方世界，汽车销量暴跌，自行车销量飙升。法国和意大利禁止人们在周日开车。在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使得这个国家的能源危机雪上加霜。政府号召人们在冬天只打开一个房间的供暖，以节约能源。

（1973 年石油危机期间，美国一家加油站挂出了「抱歉，没有汽油」的牌子）

（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波特兰市周六的街道上空无车辆）

对于西方世界的民众来说，以色列和两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在世界某个遥远角落里进行的局部冲突、一则挤在当地报纸国际版某个角落里的新闻。只要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这场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就不复存在了。但随着阿拉伯国家开始对西方世界实施石油禁运，这场战争对他们来讲突然有了现实的意义。它意味着飙升的油价、加油站里排起的长队、以及超市里空荡荡的货架。

人们发现，在中东进行的这场战争已经由一场地区性的冲突升级为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石油危机。为了西方世界的利益，这场战争必须尽快停止。

*  *  *

17 日夜里，阿丹率领两个装甲旅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浮桥上渡过了运河。他让所有的坦克在通过浮桥时都把舱盖打开，这样万一坦克被炮弹炸到河水中时，里面的士兵好有机会逃生。当浮桥被炮弹击中时，工程兵们便会立刻冲上去进行抢修。在未来的几天里，将会有超过 100 名以色列工程兵在这里死于炮火下。

（以色列国防军架设在苏伊士运河上的浮桥）

18 日上午，阿丹带着他的部队开始沿着运河西岸向南运动。他的战略目标是切断埃及第三集团军的补给线，把敌人围困在运河东岸。

带着数百辆坦克驰骋在一望无际的非洲荒漠中，阿丹的心情两周来第一次如此舒畅。在行进过程中，他的坦克时而四散出击，摧毁沿途的防空导弹阵地；时而合兵一处，对扼守在要道上的敌军进行猛攻。在防空导弹阵地被摧毁后，以色列空军也开始为阿丹的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在空军的掩护下，阿丹的部队毫不停歇地朝着南方一路狂奔，把身后的小股敌军通通留给后面的友军去处理。

在看到苏伊士湾的海岸线之前，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  *  *

19 日下午，沙兹利从前线匆匆赶回了开罗的十号中心指挥所。前线形势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第二集团军身后的阵地正在遭到以色列装甲部队的猛攻。第三集团军的局面更加糟糕，以色列装甲部队正在朝苏伊士湾方向做大范围的穿插，意图彻底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沙兹利告诉国防部长，为了遏制以色列在运河西岸的攻势，必须要把东岸的两个装甲师撤回来。对此伊斯梅尔表示坚决反对，两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伊斯梅尔认为从东岸撤军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士气和萨达特在国内的地位。而沙兹利无法理解，为什么宁可让部队在东岸无所事事，也不能把他们调回最需要力量的西岸。两个人一直争论到晚上 10 点也没有结果，沙兹利提出请萨达特来仲裁。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萨达特还是被请到了十号中心。他在这里与国防部长两个人关起门来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单独谈话，伊斯梅尔向萨达特报告了前线的最新形势。结束谈话后，萨达特走出房间，没有等到沙兹利发表意见，就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一个士兵都不准从东岸撤回」。

沙兹利只得把准备好的一切论点都吞回了肚子里，与总统进行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久后，这位埃及总参谋长、巴德尔计划的主要策划者被解除了所有实际指挥权。

萨达特回到自己总统住所时，已是午夜时分。他顾不上休息，立刻紧急召见了苏联驻埃及大使。萨达特告诉苏联人，他要求与以色列停火。

红色帝国庞大的外交网络立刻运转了起来。苏联大使在凌晨四点叫醒了勃列日涅夫，在得到指示之后又在凌晨五点来到了埃及总统府叫醒了萨达特，最终确认了埃及提出的停火条件。几个小时后，苏联驻美国大使在周五早上邀请基辛格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中东停火事宜。

*   *   *

10 月 20 日晚上，基辛格应苏联政府邀请抵达了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共进了晚餐。这时正值美国水门事件爆发，美国总统尼克松忙于应付丑闻，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处理中东问题。与莫斯科进行谈判的任务很大程度落在了基辛格身上。

第二天，基辛格代表美国与苏联正式开始了关于中东地区停火事宜的谈判。此时苏联知道阿拉伯国家已经在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局面，因此在谈判中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谈判进行地格外顺利，双方只用了四个小时就达成了共识。美苏两国同意尽快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交战各方停火。

基辛格在谈判结束后立刻把这一消息秘密地传递给了以色列政府。10 月 21 日深夜，以色列内阁成员与军方聚集在一起讨论这场战争的终局究竟通往何方。这个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停火决议来得很不是时候，因为以色列才刚刚开始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在座的很多人都经历过以色列独立战争，他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在那场战争中新生的以色列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一次 28 天的停火给了以色列喘息的机会。在这 28 天中，以色列从海外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和人力资源，从而得以在停战结束后扭转战局，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至今都有阿拉伯人认为，同意这次停火是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犯过的最大的错误。

埃拉扎尔下定决心，以色列绝不能犯下阿拉伯人在 25 年前犯过的错误。如果在这个时候停火，阿拉伯人将会从苏联那里得到新的萨姆防空导弹和新的坦克。他向梅厄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梅厄总理忧心忡忡地答应她会请求基辛格在回到美国前来一次特拉维夫。

纽约时间 10 月 21 日午夜，以色列时间 10 月 22 日清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338 号决议，要求交战各方在 12 小时后，也就是以色列时间当天晚上 18 点 52 分之后停火。

在这一天的下午，基辛格由莫斯科飞抵特拉维夫。包括梅厄在内的以色列政府高层与他进行了五十分钟的会面。基辛格告诉他们，如果以色列把停火的时间向后拖延一个晚上的话，他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在这个白天，运河两岸的以军坦克都在匆忙地行动着。他们必须要在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里完成对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包围。当巴列夫在 18 点 50 分通知阿丹停火将在两分钟后生效时，阿丹心领神会地回答说：「请重复，请重复，我无法听清你的指令。」

10 月 23 日上午，基辛格才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接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开罗的愤怒抗议。苏联的侦察机已经证实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仍然在抢占阵地。

在当天下午四点钟，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新的 339 号决议，重新要求交战双方停火，并将向前线派遣联合国观察员进行监督。

在这个时候，运河西岸的以军已经成功地切断了开罗至苏伊士城的公路，并且占领了位于苏伊士湾的阿达比亚港（Adabiyah）。一个横跨运河两岸、环绕埃及第三集团军的包围圈已经完成了。在联合国连续通过两个停火决议后，以色列人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焦急的萨达特同时向美苏两国政府发出邀请，要他们派出部队到西奈半岛来强制执行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基辛格在 24 日晚上 9 点 35 分收到了苏联领导人发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则信息。在这条信息中，苏联政府要求美国和苏联一起向中东地区派出军事力量来强迫以色列接受停火决议。如果美国不愿意与苏联一起行动，那么苏联将「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此时的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事件搞得心烦意乱，早已上床去睡觉了，并禁止任何人把他叫醒。如何对苏联人的威胁进行回应将由基辛格来决定。基辛格匆匆召集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以及众多参谋在白宫进行了紧急会议。在他们进行会议的同时，情报显示苏联的八架大型运输机已经准备好从布达佩斯飞往开罗，几个苏联空降师也提高了戒备等级。除此之外，美国情报机构还发现有一艘可能载有核弹头的苏联船只正在前往埃及的途中。

美国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苏联人借此机会在中东地区建立军事存在。基辛格决定对苏联人的威胁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晚上 23 点 41 分，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戒备等级提高到了 Defcon 3 的级别，这也是和平时期的最高级别。在这个级别的戒备状态下，空中力量被要求可以在 15 分钟内完成动员。这也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军执行过的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除此之外，在大西洋巡逻的一个航母战斗群被命令由直布罗陀海峡驶入地中海，与部署在那里的另外两个航母战斗群会合。部署在关岛的 B-52 战略轰炸机被转场至美国本土。

白宫参谋们很快就拟好了一封给苏联人的措辞强硬的回信，但基辛格特意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把它发出。他要确保苏联领导人在读到这封回信的时候，苏联情报机构已经察觉到了美军的这些动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直接告诫萨达特：「请慎重考虑一下，如果两个拥核大国在贵国的领土上发生直接对抗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第二天早上 8 点钟，萨达特撤回了对美苏两国的出兵请求，转而要求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来执行决议。

就着这个台阶，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回复了一封语气温和的回信，强调苏联的目标只是与美国一起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此同时，原计划前往埃及的船只和飞机都被取消了任务。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埃及和叙利亚而和美国之间爆发一场战争显然是不明智的。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施压下，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和格兰高地上的大规模战斗总算是停止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被迫接受了联合国要求停战的决议。

当战线稳定下来后，埃及人在运河东岸占领了 12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以色列人在西岸占领了更大的一片土地，有整整 1600 平方公里，并且他们距离埃及首都开罗只有 80 公里的距离。在北部战线上，以色列不但收复了整个格兰高地，而且还越过 1967 年的停火线占领了叙利亚 5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距离大马士革只有不到 50 公里。

埃及第三集团军的三万五千名士兵已经彻底处于以色列的包围圈之中。很多士兵随身携带的食物只有几包饼干，这只够提供一个人一天所需的热量。但现在，这成了他们仅剩的全部食物。

在短短的 19 天时间里，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纷乱的战局中，被这场战争所卷入各方也在心事重重地计算自己的得失。

以色列军方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绝望之后，在战场上重新找回了自信。在他们看来，国防军的首要任务是歼灭处在包围圈里的埃及第三集团军，然后再伺机包围北面的埃及第二集团军。如果让这些士兵活着回到西岸，苏联人提供的武器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阿丹表示，只要给他一个晚上，他就可以歼灭包围圈内的所有敌人。

与 30000 多名埃及士兵的命运相比，以色列总理梅厄更关心的是 230 名被埃及人俘虏的以色列士兵。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名士兵被敌人俘虏。被俘士兵的妻子和母亲痛哭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梅厄的心。此时梅厄的心情更像是一位焦急地想要救出自己孩子的老祖母。

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成功之后，萨达特发现自己重新站在了万丈悬崖的边上。这场他一手策划的军事行动有着一个精彩的开局，却在短短 19 天之后走向了失败的边缘。苏联人也许可以为埃及补充损失的武器装备，但他们无法解除以色列人的包围圈。三万五千名埃及士兵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敌人手中。

这是一场涉及到国家安全、民族自尊、政治利益和几万人生命的赌局。在纵横交错的利益之下，基辛格敏锐地察觉到了交战各方的心态和核心利益所在。在横跨运河两侧的包围圈中，以色列人看到的是毁灭，萨达特看到的是绝望，但基辛格却看到了一条潜在的和平之路。

作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当然希望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在战场上能够取得胜利，但同时他也不希望阿拉伯国家遭到耻辱性的失败。如果埃及第三集团军被全歼，这只会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再添上一笔血债，两国距离和平只会越来越远，也会让埃及更加坚决地倒向苏联一方。因此，基辛格以严厉的口吻告诫以色列政府，美国绝不会允许以色列消灭包围圈内的埃及士兵。他同时要求梅厄允许埃及人向包围圈内的部队运送食物和药品。而梅厄则提出要与埃及就战俘问题进行谈判。只要埃及人愿意谈判，对方可以指定谈判的时间、地点和代表的级别。

基辛格一方面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尽量维护萨达特的尊严，精妙地控制着双方之间的战略平衡。

在基辛格的斡旋下，萨达特最终同意与以色列人进行谈判，但有两个前提条件：1）双方完全停火；2）以色列开放一条为包围圈内的第三集团军运送非军用物资的通道。梅厄总理同意了这两个条件。

谈判的地点被设置在由开罗至苏伊士城公路 101 公里处的一顶帐篷中。10 月 28 日凌晨 1 点 30 分，双方的代表穿越了火线，在这顶帐篷中握了对方的手。这是自以色列在 25 年前建国以来，双方第一次直接进行对话。

（埃及与以色列代表在 101 公里帐篷中进行谈判）

接下来，基辛格在以色列和开罗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外交活动。11 月 6 日，他与萨达特在开罗进行了第一次会面。凭借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基辛格很快赢得了萨达特的信任。他向埃及总统勾勒出了自己所构想的解决方案：埃及向以色列释放 230 名战俘以表达善意；作为交换，以色列将会为埃及第三军开通补给线。这样可以让埃及部队不失尊严地继续留在西奈半岛。基辛格向萨达特承诺，他会想办法让以色列人退回到运河东岸去。

在此提议中，关于三万五千名士兵的安危、西奈半岛的前途，萨达特得不到任何美国官方的保证。他唯一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他生平第一次碰面的美国人的口头承诺。

据基辛格回忆，萨达特稍作考虑之后，便非常爽快地同意了他的提议，没有做任何讨价还价。他选择了相信基辛格。

之后，埃以双方又在 101 公里处的帐篷中进行了数次谈判，最终于 11 月 11 日在这顶帐篷中签订了停战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双方完全停火；以色列允许埃及向第三军输送非军用物资；双方交换战俘。

1973 年 12 月 21 日，埃及、以色列、约旦、苏联和美国的外交部长（国务卿）于日内瓦的一间会议室内举行了会议，商讨这场战争的停战与撤军事宜。这是以色列成立二十五年以来，第一次有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与以色列外交部长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在桌子旁还有一个空着的座位，这是为叙利亚外交部长准备的，但叙利亚人拒绝参加此次谈判。

第二年的 1 月 18 日，以色列与埃及在 101 公里帐篷中签署了撤军协议。在这份协议中，以色列同意从苏伊士运河西岸撤军，而埃及人则可以保留他们在西奈半岛中所占领的土地。在埃及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将建立一个由联合国维和部队管理的缓冲区。两个月后，最后一名以色列士兵于 3 月 5 日撤离了苏伊士运河西岸。半个月后，阿拉伯国家宣布结束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当苏伊士运河两岸已经恢复平静之时，格兰高地上的炮火声却仍然没有停止。虽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 10 月 23 日被迫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决议，但叙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仍然在与以军不断进行着小规模的战斗。

事实证明，说服叙利亚接受停战要比说服埃及困难上许多倍。与做事干脆、为人爽快的萨达特不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愿意对以色列作任何让步。他不仅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完全撤回至战争爆发前的边界之后，还要求以色列将格兰高地的一半归还给叙利亚，因为「他的士兵不能白白牺牲」。与此同时，阿萨德对于以色列提出的交换战俘的请求不闻不问，甚至连被俘的以军士兵数量都拒绝提供。

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停战协议，同样要在基辛格的斡旋下才能达成。从 3 月开始，基辛格开始频繁地穿梭于大马士革和特拉维夫之间，开始了被外界称为「穿梭外交」的一段调停工作。

在叙以双方都绝不肯让步的僵局中，基辛格凭借着高超的外交技巧，在叙以之间反复调停，说服双方各自做出让步。

在 1974 年 5 月的最后一天，基辛格终于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以色列与叙利亚在这一天签署了军事脱离协议。在协议签署后，在煎熬中度过了大半年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如释重负。她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说：「在这一天，我们希望所有的叙利亚母亲和以色列母亲、所有的叙利亚妻子和以色列妻子、生活在国界线两侧的孩子们都可以在晚上睡一个安心觉，不用再担忧他们所爱的人在明天是否还能活着。」

按照协议的约定，双方将进行战俘交换，以色列将退回到战争爆发前的边界后，并且还将额外地把边界线附近一座原本由以色列控制的城市库奈特拉（Kuneitra）交还给叙利亚。这样，叙利亚至少可以宣布他们在战争中收复了一小块领土。在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之间同样将建立一个由联合国维和部队管理的缓冲区。

在军事脱离协议签订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众多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库奈特拉，在这里升起了叙利亚国旗。这座已经变成废墟的城市就是在战争中阵亡的 3100 名叙利亚士兵所换来的唯一有意义的东西。在完成升旗仪式之后，阿萨德总统便离开了这里。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叙利亚政府之后一直都没有对库奈特拉进行重建。

至此，持续了 237 天的赎罪日战争正式结束了。

第七章 比战争更加危险的事业

在赎罪日战争中，参战各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色列在战争中损失了 400 辆坦克，阿拉伯人损失了 2250 辆；以色列损失了 102 架飞机，阿拉伯人损失了 432 架；以色列有 2656 名士兵在战争中死亡，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超过 8000 人。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讲，是以色列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每一个以色列人心里都清楚，在这场战争中他们输了。

二十年来，以色列国防军带给民众的安全感就像每天早上升起的太阳一样可靠。但这种安全感却在一天之内被敌人砸得粉碎。在战争爆发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笨拙、不知所措的组织。虽然最终以色列国防军还是把叙利亚人赶回了边界线后，并包围了渡过运河的埃及军队，但也付出了超过 2000 人死亡的代价。这意味着在短短十几天的战斗中，以色列就有全国万分之八的人口死在了战场上。按人口比例计算的话，这相当于美国在三个星期的战斗中死了 17 万人。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是小小的以色列无法承受的。

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政府面临着来自民众的巨大压力。达杨在参加战死军人葬礼时，死者家属愤怒地把他称作是「杀人犯」。梅厄夫人在视察前线时，得到的不是掌声，而是士兵们愤怒的质问。在总理府外，在战争中失去了战友的老兵们手举着标语，对政府进行着无声的抗议。

在联合国停火决议生效三个星期后，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纳受命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以色列政府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进行了调查。

五个月后，特别委员会在 1974 年 4 月公布了他们的初步报告。在报告中，有六个人被认为对以色列国防军的糟糕表现负有直接责任：

参谋长埃拉扎尔没有根据已有的情报预见到即将爆发的战争，也没有在和平时期做足充分的应战准备，对这次战争的结果负有直接责任。

以色列军情处的第一负责人泽拉、第二负责人沙莱夫、埃及情报处负责人班德曼（Bandman）没有尽到情报机构应有的责任，应当被解除职务。

南部战区情报官员格达利亚（Gedalia）应该被解除职务。

南部战区司令戈南应该被解除职务。

至于总理梅厄和国防部长达杨，报告认为他们对于此次战争的失利没有直接责任，理由是他们只能根据参谋长提供的军事建议来做出决策。委员会认为梅厄和达杨在战争期间已经尽职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尽管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免除了梅厄的一切责任，但她还是在报告公布一周后宣布将辞去总理的职务。在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心力憔悴的梅厄已经无心再继续承担以色列总理的职责。五年的任职时间已经够多了，梅厄夫人说。在辞去总理职务四年后，80 岁的梅厄在耶路撒冷因病去世。

达杨也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位大半生都在与阿拉伯人作战的军人曾经说过，以色列国防军最大的武器就是敌人心中的恐惧。他还说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让阿拉伯人在失败后永远不敢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他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赎罪日战争让他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在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后，达杨加入了由贝京领导的政党，以另外一种方式开始了对于和平的追求。

埃拉扎尔在报告公布后也辞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成为了以色列一家航运公司的负责人。埃拉扎尔在整个战争期间的表现都无可挑剔，但却被阿拉格纳报告定性为以色列政府未能预见战争的第一负责人。对此他一直无法释怀。在赎罪日战争结束两年后，55 岁的埃拉扎尔死于心脏病。

至于那位战争爆发前一天在伦敦公寓中与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会面的神秘线人，有人在 2002 年猜测他的真实身份是阿什拉夫·马尔万（Ashraf Marwan）。马尔万是一位埃及亿万富翁，同时也是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女婿。凭借着这一特殊身份，他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进入萨达特核心权力圈的人。对于这种猜测，马尔万本人回应说，这完全是一个荒唐的侦探故事。

在 2004 年，已经离开情报机构 30 年的泽拉为了证明自己在赎罪日战争中并没有犯错，擅自向公众证实了马尔万的间谍身份。三年后，马尔万在伦敦的豪宅中离奇地从阳台上摔落身亡。

戈南在被解除职务后，政府并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其他行政职务。于是他黯然离开以色列前往非洲，在中非共和国的丛林中以寻找钻石为生。他说，等找到足够多的钻石发了大财后，他要聘请以色列最好的律师来证明阿格拉纳报告的结论是错误的。不过，在之后的 17 年中戈南都没能发大财。1991 年，他在一次前往欧洲的途中死于心脏病。在他为数不多的遗物中包括了一张他一直带在身边的西奈半岛的地图。可以想象得出，在这 17 年里，戈南对于自己在赎罪日战争中犯下的错误一直无法释怀，并曾经无数次地在这张地图上进行反复推演。

如果进行投票的话，沙龙一定不会是最受以色列军方高层所喜爱的将军。但他在赎罪日战争后却是最受民众欢迎和爱戴的指挥官。无论如何，以色列人都需要一个英雄。一个即使被敌军环绕也无所畏惧的战士，一个能让百万以色列人在夜晚安心入眠的守卫者。六年前，扮演这个角色曾经是戴着一只黑色眼罩的摩西·达杨。现在，这个称号属于曾经站在苏伊士河边、头上缠绕着绷带的阿里埃尔·沙龙。当梅厄总理和达杨在西奈视察时，前线士兵们当着他们的面齐声高唱：「阿里克，你就是以色列的国王。」

（头上缠着绷带，站在苏伊士运河岸边的沙龙，照片作者：אברהם ורד ）

在埃及，参与赎罪日战争的众多将领都得到了相应的荣誉和奖励，国防部长伊斯梅尔也获得了元帅的军衔。不过，最大的赢家是空军司令穆巴拉克，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萨达特的赏识，于 1975 年被提拔为埃及副总统。

巴德尔计划的主要策划者沙兹利由于在战争后期与总统意见相悖，被迫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战争结束六个星期后，沙兹利被正式解除了军队中的职务。之后他被派往伦敦担任埃及驻英大使，从此远离埃及的权力中心。

对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来说，赎罪日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传言说他在战争结束后处决了数名在战争中表现不佳的将领。阿萨德在这之后又继续当了 26 年的总统，直到他于 2000 年去世。在阿萨德去世一个月后，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接替他成为新任叙利亚总统。

*   *   *

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后的十几天里，萨达特成为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焦点。他在短短十几天里彻底粉碎了以色列国防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从以色列人手中夺回了 1200 平方公里的土地，恢复了阿拉伯人在战场上的荣誉。从此之后，阿拉伯国家可以在谈判桌上与以色列平等地进行对话，而不用等待对方的施舍。萨达特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威望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成为了整整一亿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

然而，在战争的狂热退去后，萨达特仍然要面对埃及国内混乱的经济形势和各种民生问题。他开始重新思考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冲突的意义。在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确实夺回了西奈半岛的一部分土地，但说到底这也不过是把双方对峙的前线向东边移动了一点。埃及仍然要花费大量的资源来维持这样的军事对峙，萨达特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结果。很快，他就要再一次让世界震惊了。

1977 年 11 月 9 日，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四年后，萨达特在埃及国会中突然毫无征兆地宣布说：「我已准备好前往世界的尽头。我已准备好去到以色列的议会，在那里跟他们讨论和平。」

就算是与萨达特朝夕相处的人，在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也大惊失色。他们认为是国会上激烈的辩论使得萨达特一时失言了。有人忧心忡忡地问萨达特，如果以色列政府听到这番话之后真的发来了邀请，那可该怎么办？萨达特告诉他们，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此时的以色列总理是贝京，这是一位以持强硬立场而著称的领导人。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贝京所领导的极端组织伊尔贡要对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贝京本人曾经被视作是中东头号恐怖分子，英国政府开出过一万英镑的悬赏要他的项上人头。在领土问题上，贝京一向坚决反对跟阿拉伯人做任何妥协。在所有的以色列领导人中，贝京似乎是最不可能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和谈的人选。

（曾经被视作为中东头号恐怖分子的梅纳赫姆·贝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萨达特在一周后通过美国大使馆收到了贝京亲自发出的一封邀请函。萨达特接受了贝京的邀请，并于 11 月 19 日乘机抵达特拉维夫。萨达特此次以色列之行带给世界的震惊完全不亚于四年前他在运河上发动的那场奇袭。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带着和平而来。

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萨达特受到了以色列总理贝京的热情迎接。机场上的一条横幅上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文写着「欢迎埃及总统萨达特」。军乐队分别演奏了埃及和以色列国歌。拉宾在事后回忆说，当他看着萨达特从以色列国防军仪仗队前走过时，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梦境中一般」。

贝京向萨达特介绍了在场的各位以色列政坛人物，其中包括前以色列总理梅厄和在赎罪日战争中曾经带领坦克部队渡过运河的沙龙。

萨达特握着沙龙的手开玩笑说：「你如果再试着渡过运河的话，我就派人把你逮捕起来。」

沙龙连忙摆摆手说：「不会的，我现在已经是文化部长了。」

第二天上午，萨达特在贝京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在这里进行了祈祷。下午，萨达特来到了以色列议会，并在这里发表了演说。仅仅在十天前，就算是最疯狂的预言家也不敢想象会有一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步入以色列议会的大门。这一幕在此刻变成了现实。

萨达特在演讲中说：

「每一条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都是一个人类的生命，无论他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每一位在战争中成为寡妇的妻子原本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无论她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

那些永远失去了父母关怀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无论是生活在阿拉伯还是以色列的土地上，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创造正常的生活，在今天，在未来。

为了我们的孩子和兄弟，为了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上快乐、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每一个孩子脸上的笑容，我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这里，来告诉你这些话。

……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我们之间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为了让我们之中不再有人流下一滴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一样，我已准备好前往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

让我们来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在我们之间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在我看来，尽管在我们之间曾经有过数十年的流血、争斗、仇恨和敌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困难，也绝非无解。

你们想要在这片土地上与我们一同生活。

在这里我要真诚地对你们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与我们一起安全地生活在这里。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我们曾经拒绝过你们。我们曾经有理由担心和恐惧。我们曾经拒绝与你们在任何地方会面。在国际会议中，我们的代表从不互相问候。这一幕曾经发生过并且仍然在发生。我们曾经规定，与你们之间的任何谈判都必须通过第三方来传递。在日内瓦会议中，我们的代表之间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但是在今天，我要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我们接受与你们生活在永久与公正的和平之中。我们不想用导弹和仇恨把你们包围，我们也不想被导弹和仇恨包围。

……

女士们，先生们，和平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几行文字。和平是对历史的改写。和平不是用来隐藏个人野心和狂想的幌子。和平是一场与野心和狂想之间的斗争。

……

悲伤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和兄长的孩子，所有战争的受害者，让空中回荡起和平的声音，让你们心中充满对和平的渴望。

……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这也不是以色列领导人的战斗。这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有权生活在和平中的人的战斗。这是百万人心中对于责任和良知的誓言。」

最后，萨达特以一句「祝你们和平」结束了自己的演讲。以色列议员们对萨达特的演讲做出了热烈的回应。赎罪日战争中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明白，真正能够保证以色列安全的不是战略纵深，而是与对手的和解。

（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中发表演讲）

萨达特这次旋风般的访问仅仅持续了 44 小时，但这足以让他在整个西方世界成为一位摇滚明星般的英雄。所到之处，伴随着他的永远是无尽的鲜花和掌声。

然而，在阿拉伯世界，萨达特得到了完全相反的待遇。在赎罪日战争后，萨达特一度被阿拉伯世界视作是新时代的萨拉丁。但他的以色列之行让他瞬间从神坛上跌落。他成为了一个叛徒、一个懦夫、阿拉伯世界的犹大。西方世界给他的欢呼声有多高，阿拉伯世界给他的咒骂声就有多高。西方世界有多少人崇敬他，阿拉伯世界就有多少人想要割下他的人头。对于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在中东这片充满仇恨的土地上追求和平往往会是一项比发动战争更加危险的事业。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咬牙切齿地说，萨达特前往以色列的 11 月 19 日应该被定为国耻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则对埃及关闭了一切机场和港口。

当耶路撒冷之行所带来的激情逐渐褪去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谈判重新被冰冷的现实所主宰。萨达特和贝京逐渐发现，想要在两个国家之间实现真正的和平绝非易事。正如萨达特在演讲中所说，和平并不是纸上的几句空言。有无数的问题需要双方去谈判、妥协和让步。

在反反复复进行了九个月的谈判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仍然有无数的分歧悬而待决。

萨达特希望以色列能够归还给埃及一个没有以色列定居点的西奈半岛，而贝京在国内民众压力下无法轻易地让这里的以色列人搬离。萨达特希望巴勒斯坦人可以独立建国，而贝京最多只能给这些巴勒斯坦人地方自治权。萨达特希望以色列可以从约旦河西岸撤军，而贝京表示只要他还是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放弃约旦河西岸这片土地。

如果任由这两个国家继续争论下去，恐怕再过几年也不会争论出一个结果。萨达特在九个月前释放出的善意已经渐渐散去，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达成第一个和平条约的历史契机眼看就要失去。

美国总统卡特决定不让这一机遇从自己手中溜走。1978 年 8 月，他向贝京和萨达特分别发去了亲自手写的邀请函，请他们到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来共同商讨中东问题。两位领导人都立刻接受了邀请。他们都清楚目前陷入僵局的谈判需要一位中间人来调停，而美国总统是最理想的人选。

埃以两国领导人带着自己的代表团于 9 月 5 日抵达了戴维营，开始了谈判。双方代表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互不相让，在谈判中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作为中间人的卡特总统不得不把双方代表分隔开来，由他本人在双方之间负责传话，以避免谈判在争吵中破裂。协议草稿中的每一个条款都会被双方摆在放大镜下逐字逐句地推敲。一些最细微的文字表述都会被修改十几次之多。

终于，经过整整十三天的辩论、争吵和妥协后，萨达特与贝京于 9 月 17 日晚上在白宫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这份协议的签署也让萨达特和贝京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萨达特与贝京在戴维营协议签署现场）

准确地说，戴维营协议并不是一份条约，而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其中约定了双方认可的谈判方向。根据这个协议，以色列将从西奈半岛完全撤出，埃及将承认以色列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最终双方将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协议中只是模糊地表示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权，但这个自治权如何实现、何时实现，协议中并没有说明。

在这之后以色列与埃及又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但贝京在一些问题上仍然不肯让步，为此卡特又在 1979 年 3 月 10 日飞往耶路撒冷亲自说服贝京。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在 3 月 26 日，以色列与埃及终于在白宫草坪上签署了正式的埃以和平条约。在条约签订后的几年内，以色列陆续撤出了所有部署在西奈的军队，把整个西奈半岛交还给了埃及。

在埃以和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们齐聚在巴格达，对埃及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抨击。随之而来的还有阿拉伯世界对埃及进行的最严厉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

阿拉伯联盟终止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把阿盟总部从开罗迁至突尼斯。埃及报纸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被封杀，埃及商品遭到集体抵制，大型阿拉伯公司纷纷关闭了自己在开罗的办事处。三个月后，只有三个阿拉伯国家没有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苏丹、索马里和阿曼。

萨达特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但这也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埃及曾经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现在却成了阿拉伯世界中最为偏僻和孤独的角落。

尽管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但萨达特仍然相信他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也相信这是一条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必将要走的道路。然而，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并不像萨达特所预想的那么容易。还要再过上整整十五年，才会有第二个阿拉伯国家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在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之后，萨达特仍然会在每年的 10 月 6 日举办阅兵式，纪念埃及人在 1973 年跨过运河的这一天。在他看来，这是阿拉伯人捍卫尊严的一天。只有在用一场战争恢复了阿拉伯人的荣誉之后，他才能够以平等的身份与以色列人谈判和平。

1981 年 10 月 6 日，在赎罪日战争八周年阅兵式上，萨达特再一次坐在了主席台上。与八年前相比，这时的萨达特已经苍老了许多。阿拉伯世界的敌视和封锁、国内糟糕的经济形势都使他疲惫不堪。萨达特在这一年曾经和他的妻子说过，他打算在第二年就离开政坛。

当战斗机从阅兵场上空掠过，各种军用车辆依次通过主席台时，一辆军用卡车突然脱离了队伍行驶到了主席台前。从车上跳下的三名刺客手持冲锋枪向萨达特疯狂地扫射。当枪声停止时，萨达特已经死了。

（冲向阅兵式主席台的三名刺客）

正在对阅兵式进行实况转播的电视信号中断了。七个小时后，副总统穆巴拉克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上，沉痛地宣布：「我们的领袖、受千百万人爱戴的战争英雄与和平的勇士与世长辞了。真主安排，萨达特应该死在这一天。这一天本身就是萨达特的象征，这一天是他和他的人民一起欢庆阿拉伯世界重新获得尊严的日子。」

对于萨达特的死亡，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美国总统里根强烈谴责了刺杀萨达特的凶手，他说：「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人类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和平缔造者。」

在黎巴嫩和利比亚，激进分子们走上街头大肆庆祝萨达特的死讯。利比亚电台激动地宣布，每一个暴君都终将有他的末日。巴勒斯塔解放组织干脆把这次刺杀称为「处决」。

萨达特的葬礼于 10 月 10 日在开罗进行。前来出席萨达特葬礼的世界政坛领袖创下了历史记录，其中包括三位美国前总统、英国查尔斯亲王、法国总统、意大利总统、比利时国王、爱尔兰总统、西德总理、中国副总理、澳大利亚副总理、丹麦王子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代表。作为萨达特生前的谈判对手，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同样出席了葬礼。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没有一个主流阿拉伯国家派出代表参加此次葬礼。当萨达特的妻子质问其中一位阿拉伯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参加葬礼时，对方回答说：「因为以色列总理贝京也会在那里，我们绝不可能和以色列人共处一室。」

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也许是萨达特留给埃及的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无论中东局势如何变化，埃及与以色列之间都未曾再发生过战争。

虽然埃及这个重要的阿拉伯国家主动退出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这并不足以结束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阿以冲突。在其他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枪声并不会停止，仇恨还在继续。

在以色列所占据的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和平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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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stan, Simon, The Yom Kippur War 1973: The Golan Heights.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t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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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novich, Abraham, The Yom Kippur War: The Epic Encounte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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