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着迷的岛屿

陈丹燕 著

浙版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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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着迷的岛屿
陈丹燕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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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编目数据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9787533943622

目　录

1. 黑崖的灯塔

2. 第一章 从都柏林到戈尔韦：迷人旧世界

3. 第二章 从韦斯特波特到金塞尔港：凯尔特微光

1. 第一节 一条船：酋长们走了，酋长们归来

2. 第二节 一只灯笼：菜头灯笼杰克，南瓜灯笼杰克

3. 第三节 Pleasant，德里与科克的乡村

4. 第三章 从安特里姆九峡谷到斯莱戈：神秘旧华年

1. 第一节 峡谷志怪

2. 第二节 仙军集结

5. 女士的璎珞

6. 致谢

艾伦岛的海滩上有着极为迷人的灰白岩石，岩石缝隙中野花盛开，好像大海供养的花瓶那样装饰着无人的海岸，致使小岛变得叫人惊喜。

这些书都关于旅行，却不是游记

——陈丹燕的旅行文学世界

一、先要观世界，方有世界观

《我的旅行哲学》

一个人去旅行，走上漫漫异乡路，是为了用脚丈量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的旅行方式》

没有自己旅行的方式，即使走遍世界，也好似从未曾见到过它。

《北纬78。》

见证神迹的极地旅行，寻找到造物主留下的指纹，让人能回归成自然之子，安然接受自然的抚慰与秩序。

二、文学是描述旅行的墨水

《第二日》

旅行短篇小说集，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旅途中的交集。本与梅正在路上，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终于相遇交错，各自留在照相机里的照片，当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捕梦之乡》

从地理上解读两大奇书《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带着《尤利西斯》在都柏林城漫游二十四小时，追寻四处藏着，又无所不在的犹太人布鲁姆。跟随另一个犹太人优素福从梦乡去以弗所、塞尔柱古城、君士坦丁堡，沿着这些神秘的古城一路向北，直到塞尔维亚多瑙河畔的古老要塞和战场，带着《哈扎尔辞典》去寻找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捕梦之乡。

《与爱人去俄罗斯》

作者夫妇在俄罗斯旅途中，各自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所思，这两本日记本，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放在一起时，才发现他们记录的竟是不同的世界。

三、人生在世，一定要去看世界

《樱桃树下爱与弗》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去西方自由旅行的梦想正在一代青年心中艰难绽放，那些满怀梦想的身影奋不顾身地奔跑在路上。作者记录下来了中国青年海外旅行史的第一章。

《咖啡苦不苦》

旅行中用来遮风避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洌苦味的教室。一杯甜若爱情、苦若生命、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其实盛着人生。

《往事住的房间》

推开时间的房门，就能遇见早已堕入虚无中的往事正安然住在房间里。人们为了这样的心愿，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博物馆，纪念不能忘怀的过去。

《今晚去哪里》

在一次次旅行中，时间在一张张借宿的单人床上错落。如果你有耐心，并坚持，终究能看到时光在空间里画出完美的人生曲线。

《令人着迷的岛屿》

从没有一张旅游签证的国民，到世界最大量的海外游客，中国人用了十五年。2010年，爱尔兰旅游局根据此书路线专设中国游客文化旅行路线，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及丈夫马丁亲临新书发布会，并做专题演讲。中国旅行者从“会走路的钱包”，到拥有特设文化旅行路线，这是新的开始。

《走呀！》

十五年间，从大手拉小手到携手并肩，作者与她的孩子在旅行中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一本旅行笔记渐渐成形，最终成为作者送给孩子的成年礼物，在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上送达。

黑崖的灯塔

寂静浓黑的秋夜，黑色悬崖向辽阔的爱尔兰海探出去，灯塔似乎就在爱尔兰海的上方。站在灯塔的狭窄平台上，看不清楚夜色中的爱尔兰海的样子，但能感受到天地之间有一团又大又静的大水，它森然的气息，呼吸般的浮动。灯塔缓缓转动，它扇形的白光如刀片划开黑纸一样切开夜色。这时就能看到大海细小的波光在水面上一划而过，看到自己俯瞰大海的角度，好像是一只夜鸟。它满身风尘，羽毛濡湿，心下惊异。

这夜色深深笼罩之处，就是古代罗马人心目中的世界尽头，就是欧洲人心中的天涯海角。传说中的刀光剑影里，古代凯尔特人被驱赶出繁花似锦的大陆，退向黑色岩石的大海尽头，那些地方大多是潮湿危险的沼泽地，以及荒原，大西洋风口终日难停的狂风吹弯了岸边所有的树，它们即使活着，也要用那种长啸般倾斜的姿势才能站住——那里是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岛，以及法国边缘几处最荒凉的海岸。命运是这样歹恶，即使落荒而逃，这些拥有共同语言的凯尔特人，还是被大海隔离开来了，几百年后，他们的血统也散落在其他民族的肉身中。

但他们最终在这终日阴晴难定的海角天涯活了下来，直到千百年后，全世界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在陡峭或者平缓的海岸边载歌载舞。这些人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体貌特征，比如脸上和脖子上深而宽大的皱纹、赤金色的头发随着气候变深或者变淡，以及张嘴就能悠扬歌唱的秉性。锡哨与风笛一响，竖琴上滚动出一串古诗般悦耳的声音，或者短笛轻扬，古老的凯尔特曲调便如泉水般四处流淌。他们中的年轻父母蹲下身子，双手托在刚刚学步的小婴儿软乎乎的胸腹上，就着凯尔特节奏，与自己的孩子一起跳起舞来。他们中的诗人写出古老山水之间令人难忘的清朗诗意，他们风格黝黯温暖的酒馆在全世界的大街小巷开张，成为从东京到哥斯达黎加的辽阔大地上，年轻人追逐的时尚之地。他们的苏打黑面包，每天在从纽约到上海的各种餐馆里按照爱尔兰的配方被烘焙出来，暖烘烘的香气融汇在纽约街头的茴香花生米和上海街头的油炸臭豆腐气味里。

这些了不起的凯尔特遗传。

至于我，我不是从诗歌，而是从音乐和作家札记中开始向往爱尔兰的。后来，经由那些伟大的小说和戏剧钦佩爱尔兰。它符合我喜爱边缘者的本性，但我从未想象过自己因此一次次飞十几个小时，然后带着仍因为飞行气压而嗡嗡作响的双耳，降落在这惨绿之岛。

从未想象过在一个深夜独自站在爱尔兰海的悬崖边上，背后是我今夜的家——1906年建造在黑崖上的灯塔。如今灯塔已经由机器控制，守塔人石屋改造成三间卧室的小酒店。厨房桌上放着苏打面包和熏肉以及血肠，还有我烧好的热茶。时差强烈，此时正是上海的早晨，我的身体醒在爱尔兰的深夜里。我其实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夜游，带着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欢喜面对夜色，何况如今我面对的是这样一汪古老的、偶尔发出喘息声的大海，这情形真比梦境更像一个梦，凌晨的，有感官一起参加的，半醒时分的令人着迷的岛屿梦。那样的梦境有味觉，皮肤上有冷风或者阳光经过的感受，但都混沌。

沿着隐现在黑色中那嵌了一道细细浪边的海岸望过去，不远处小镇的灯光好像万花筒中黑暗尽头的碎玻璃那样细小而明亮，那就是卡里克弗格斯。那些闪烁灯光下曾诞生一首古老的爱尔兰小调，因为在肯尼迪总统的葬礼上被人演唱而传遍了世界。站在冰凉的灯塔高台上我能想象得到在那幽暗温暖的爱尔兰酒馆里，一个男人抱着吉他高歌，伴奏的有一只短笛，一面鼓，一把小提琴，有时是锡哨：

我巴望自己能去卡里克弗格斯，只为那些驻留在巴利格兰特的晚上。我巴望自己能游过最深的大海，去到你身边。

这爱尔兰小调既苍凉又温暖，有种潺潺从心中流出的曲调特有的悠扬，轻易就能将人迷住。他唱道，自己周围的人们，朋友、亲人都渐渐逝去，“就像融化的雪”。年龄渐长，如今我对“融化的雪”中蕴含着的哀伤与顺从已有了切肤的体会。

听说这支歌曲的曲调已经超过百年，但爱尔兰人始终不能忘怀这样的曲调，所以每过几十年，就会有人为它重新填词，翻唱，于是古老的曲调穿越岁月幡然新生：咳，我巴望自己能去卡里克弗格斯，我巴望自己能游过最深的大海，去到你身边。但大海太深，我又实在不能飞。如歌中所唱，我开始巴望自己能游过最深的大海，去到爱尔兰的身旁。

我来此地一次又一次，因为我如今能飞。我双耳在第一夜总是嗡嗡作响着，好像仍旧在穿越一个个时区，向后倒退七小时的时间，向后倒退许多年，降落在古老海岛上。一次又一次，好像回家。在这里总能发现传统的奇迹，即使是血统上的凯尔特人已不复存在，但古老的曲调仍悠扬地歌咏着人们内心的感情。古老而新鲜，在现代生活中是种功力强大的维生素，在世界各个角落，每当我走进一家爱尔兰酒馆，傍晚时分听到有人唱爱尔兰小调，都忍不住羡慕爱尔兰强大的遗传能力。

我们中国人也是古老的民族啊，我们也有悠远的历史与文化啊，我们也经历了许多次杀伐与离散啊，但是愤怒的中国人，花了一百年时间，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拼尽全力斩断了自己与传统的根，因为不相信传统能护卫我们的新生，只知道它会吃人；不相信在凯尔特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也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相信我们也能让自己古老的曲调成为世界音乐的一种流行符号；不相信我们也能在被殖民七百年以后，甚至在已经失去自己的语言后，还能借由凯尔特文化身份的认同确立民族身份，凝聚人心，获得独立；我们不相信自己也能将传统当成信仰一般笃信，这种笃信终有一天能使自己与传统一起获得全世界的尊敬与喜爱。归根到底我们不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气。

结果我们真的没有。

结果我们现在只能空运爱尔兰苏打面包到中国的大城市来卖，而且卖得很贵，因为它是一种舶来品。

爱尔兰海在寒冷的深夜里散发出一股暖意，好像一股很薄的雾气，令人想起在风里轻轻飘荡的轻盈丝绸。昨天一定是个好天气，所以海水里还储存着阳光的暖意。灯塔的白光一遍遍在宁静的黑色里切出稍纵即逝的扇面。海岸上狂风呼啸，大海却温柔地沉默着，铺陈着一万片细碎雪亮的月光。

卡里克弗格斯旁边的诺曼城堡隐藏在深深夜色中，巴利格兰特也隐藏在深深夜色中。诺曼城堡门口有烧死女巫的碎石地。在巴利格兰特后面，是北爱尔兰优美的峡谷，那里是凯尔特神话发源之地。峡谷的深夜里小矮人们在废弃的城堡和修道院里搬运各种财宝，巫婆们骑着扫帚猎猎有声地飞跃森林和村庄，鬼魂从雪中的沼泽地冉冉升起，贴着在月光下闪烁微光的灯芯草踯躅。人们在灯下写着诗歌、小说，在剧院里演出无穷无尽的等待，人们在酒馆和客厅里滔滔不绝，因此诞生出乔伊斯和王尔德这样的作家。世界的秩序似乎还完美存在着。

万籁俱静，我的心像一只睡着的鸟，安静地匍匐在身体左边散发着暖意。古老的阔条子木地板在我脚下吱吱呀呀作响，木门那里浓黑一团，在小矮人故事里，那里常常躲着家神，或者戴红帽子的小矮人，那红帽子是人血染红的。

图1 滚烫的茶水温暖了我的双手和整个肚子，在苏打面包上涂上厚厚的黄油，再涂上厚厚一层新鲜做好的李子果酱，要细细嚼，才能吃出面粉和黄油相融时的香味。灯塔底楼的厨房里有种令我安顿如家的奇怪感受，这地方是我第一次住下，一桌一凳一灯一碟，真是处处如家。这里的暗夜正是上海的上午，坐在厨房桌前喝茶吃面包，与我身体内部依旧按照东方时间的生物钟真是再熨帖不过。

图2 灯塔每过几分钟，就会缓缓转动着射进窗子，强烈的灯光好像检阅般地掠过每个房间，掠过铁架子的古老高床，和英伦风格的女式镶拼小书桌。那是殖民时代留下的趣味与回忆。灯光掠过床头墙上挂着的一朵铁皮做的玫瑰，那是从诺克朝圣带回来的圣母金玫瑰复制品，诺克是香农河畔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圣地。和玻璃灯罩床头灯旁边的《圣经》。

灯光又掠过走廊里狭长的羊毛地毯，走廊墙上古老的薄版油画里画了一束薰衣草，干了，被米色的缎带结着。缎带被人温柔地系了一个郑重的蝴蝶结，像是对初恋信物的追忆。它让我想起乔伊斯《死者》里那个窗下被淋湿了的黑发少年。妻子心中藏着的少女回忆。

图3 然后，灯光掠过楼上浴室里铸铁的笨重浴缸，墙上出现了细细龟裂的瓷砖，洗脸盆上正滴下一滴水珠的铸铁龙头，还有龙头上方因为反射着灯光而刹那变成一块雪亮薄板的镜子。那里似乎常常倒映出一些黑色的影子，曾在这里生活过多年的岁月和灵魂在那里轻烟缭绕。

然后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是的，此刻我站在镜子前，所以也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自己脸上交替着时差带来的疲惫与心灵安稳的喜气——我千里迢迢而来，是想在别人的根里安顿自己。

图4 清晨渐渐到来，在灯塔里原本感觉不到黎明，只是灯塔的白色强光渐渐失去刀切般的力量，它褪色了。窗外的草坡上，传来低低的说话声，那是出海的渔夫们，不是戴红帽子的小矮人。站在窗前眺望，我知道自己已经在一个迷人的旧世界里。

第一章
从都柏林到戈尔韦：迷人旧世界

6月16日，都柏林初夏漫长的傍晚，利菲河倒映着夜空中大朵的白云，它们呈现出淡淡的紫色。空气中传来年轻女人柔和的说话声，还有人在坦普酒吧那儿的街道上发出清脆的笑声，这是一个节日的晚上，已经十点了，空中绯红色的余晖刚刚散尽，但节日那种欢愉不宁的气氛仍如涟漪般在大街小巷里荡漾。

我路过漆了深绿色门面的诗人角，里面影影绰绰坐满了喝酒唱歌的人。酒吧的外墙上抄写着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的作家们写的句子，旁边画了他们的肖像——王尔德、乔伊斯，还有戴着英国人羊皮假发的斯威夫特先生，写大人国小人国故事的那位牧师。都柏林城，从斯威夫特先生开始，曾有四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活过，还不算王尔德和乔伊斯。路过它时，我心里很想进去喝杯啤酒，听别人闲谈。《尤利西斯》里关于酒馆的那些急促的句子像字幕般在我面前滚滚而来，源源不断，都是闲谈，瀑布般倾泻的闲谈。那一章后面紧跟着闲谈的密密麻麻的注释，再配合这些注释一起读，才会知道原来爱尔兰酒馆里的闲谈从来不是单纯的闲谈，而是深深的井，静流在地下的爱尔兰历史。家族史里绵绵不绝的伤痛，殖民与土豆饥荒，大西洋里的棺材船与彼岸的新世界，此岸一座座废弃的村庄，大西洋岸边那些拥挤的候船室，以及候船室墙壁上写着的大字：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人，别忘记关上灯。凯尔特人的悲情化为玩笑与歌谣，还有晦暗的心思，自惭形秽的反话。总之，这是一座令人惊叹的文学城市。

然后我在墙上看到了椭圆形的酒吧牌照——那是种遍布爱尔兰各地的牌照——提及这个酒吧的特殊性，有特殊的文学气氛，或者特殊的音乐气氛，抑或与乔伊斯等等名人的联系，这是地标。

我在乔伊斯桥那里过河去对岸。《死者》中开晚会的姨妈家，就坐落在正对着桥的灰色房子里。我看见门廊那儿亮着灯，就像开家庭舞会的人家一样。

从前有一次，我来都柏林，坐在环城游客巴士上与司机闲聊。那天真凑巧，整个双层巴士上就我一个乘客，司机却是个精力充沛爱聊天的中年人，爱尔兰口音强烈。从他那儿我第一次知道，利菲河畔的姨妈家到底是哪栋房子。他把一辆红色的双层观光巴士开得飞快，在河边的卵石路上一阵响，好像神风敢死队的飞机一般，随后他用手一指对岸，说：

“呐！《死者》里的。”

灰色的老房子，乔治式的联排屋。

门廊上放了一把19世纪末的旧椅子。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按照小说里的时间，小说里的主角，加布里埃尔和妻子格雷塔已经到了，年轻的女仆莉莉给他们开门，在底楼餐具室的煤气灯下，这个正在成长的女孩脸色苍白，头发呈现着干草般的淡黄色。加布里埃尔和格雷塔是一对恩爱漂亮的年轻夫妇，在20世纪初下雪的晚上，穿着旧大陆人流行的套鞋来参加舞会，为了在潮湿寒冷的冬天保持鞋子的干爽，也是那个时代都柏林中产阶级的某种时尚。这正是英国殖民的末期，来自那里的流行风潮在都柏林正受到不自觉的跟随与自觉的抵制。

我预约了晚上十点观看在这栋房子里的情景剧《死者》。这里曾经是作者乔伊斯的姨妈家，也是《死者》故事的发生地，现在是乔伊斯之家，一处纪念地。我走上台阶，听到身后有几个夜游的游客站在台阶下说：“呐，《死者》里的。”他们正借着桥上的灯光看手里的地图。现在这里是都柏林旧城的中心地段，不再是荒凉的城中小岛。这个房子也不再是小说里摇摇欲坠的街面房子，是标注在都柏林城区地图上的乔伊斯之家。就因为这房子的存在，利菲河上的那座桥才被命名为乔伊斯桥。

我按下门铃，旋即，木门里面响彻了响亮的铃声。

一个穿着白色小围裙的女仆出现在门里面：“我是莉莉。”她说。

门厅里点着高高的蜡烛——很对，这是小说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时夜晚的光线——摇曳，将莉莉巨大的影子投射在墙上，莉莉看上去可比小说里描写的大多了，这感受不光是来自眼前这个女人的年龄，来自她栗色的头发、脸上健康的浅棕色，也来自她大方甚至有些精明的神色，这是一个自主女性的神色。

“我是莉莉。”她看出我的疑问，有点不好意思般地拍拍自己的肚子，“当然不那么年轻。”

门厅右手边的配餐室如今被改作观众们候场的地方，能容纳的人不多，大家都隐身在烛光带来的巨大暗处，能听到牛仔裤摩擦的沙沙声。房间里的老钢琴上放了一个烛台，有人围在那里弹琴唱歌，我想它是再现了小说里的情形，唱歌的那个女人穿着浅色长裙，大概就是朱莉娅姨妈了吧，那么，正在唱的那支歌就应该是《盛装待嫁》了。弹琴的女人，就是小说里的玛丽·简。

演出就要开始，有人窸窸窣窣地从短风衣的胸袋里摸出手机，在暗处把电话调整到飞行模式，iPhone蓝荧荧的屏幕突然打破了烛光的暗影，好像撕开一条口子。

“四对舞啦，四对舞啦。”有个柔和的女声这样高声说。随后，演员们从四下的暗影里和楼梯处显现出来。他们打扮成一百多年前的模样，衣裙中带着一股子樟脑丸与灰尘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似乎头发上也有那种气味，他们渐渐走到房间中间的这几分钟里，一下子就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分离开来。

他们走到房间中央开始跳舞。

我记得自己学过这种对舞。那还是在美国中西部，一些非常宁静的晚上，完整的黄昏，傍晚，夜晚，深夜，然后，黎明，不远处的森林里各种鸟叫的声音。夜晚里广袤的玉米田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是成长中的玉米正在此起彼伏地挣破叶子的包裹。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月亮迟迟从玉米田的山坡上又圆又大地升起来，惊叹号一样挂在天上。跳完舞回家去，在梅尔罗斯大道上一路迎着渐渐升高的月亮，好像做梦一样。我学习的时候，大家叫它英格兰乡村舞。依稀能记得脚的秩序，左脚出，左脚画圈。右脚出，右脚画圈。左脚向前，与舞伴交换位置，穿梭，对角穿梭，然后绕过去交换舞伴。那个舞蹈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英文教授、牙科医生、图书馆职员、生物系学生，等等，英格兰乡村四对舞。

小说里的爱佛斯小姐是个激进的爱尔兰独立支持者，她一边跳舞一边指责加布里埃尔对自己国家的山河和语言都没兴趣，是个“西不列颠人”，意指精神也被殖民了的爱尔兰人。此刻室内的烛光太暗，看不见加布里埃尔脸上尴尬的红潮。然后他们交换了舞伴，争论声安静下来。

接着，舞伴又站在一排上了。他们说到阿伦岛，从韦斯特波特、戈尔韦和恩尼斯都能去阿伦岛。“今年夏天你愿不愿意去阿伦岛旅行？我们准备在那里住一个月。置身大西洋之中一定很有意思。你应该来。如果格雷塔来，她也会觉得极有意思。她是康诺特人，对吧？”他们就在我脚边跳着舞，说着，我听得很清楚。

“她祖上是那里的。”加布里埃尔简短地说，很不情愿。

“可是你会来的，是不是？”她把她的手热切地搭到他的臂上。

但是她用手捏着他的胳膊，我看见。

加布里埃尔当然不去。

但是我要去阿伦岛，去戈尔韦，去科克，那些地方是年轻的乔伊斯在写作时隐隐约约向往的凯尔特原乡。要是在《都柏林人》里有什么模糊的理想光亮的话，那光芒就是从那些地方发出的。在我前往爱尔兰的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中，至今还有人不断向我提及西南部的沿海，“你该去那里看看呀。”大家都这样劝告。那里是音乐之乡，是美食之乡，有独一无二的美景，那里的人早餐时就开始吃煎鱼，那里做的柠檬派和太妃糖令吃过的人每当回忆起来都忍不住呻吟，因为那里的奶牛场出产全爱尔兰最好的牛奶。那里的人们夏天时彻夜在酒馆里放声高歌，爱尔兰人要学凯尔特语，就去阿伦岛。那里的食物最爱尔兰，英国女王来访问时，都会去科克的英国市场买血肠。那里的孩子从小听着凯尔特鬼故事长大，会走路就会跳踢踏舞了，那里也是酋长乐队的原乡，四处仙乐飘飘。

人们对我说起那里的荒原和悬崖，那里的黑岩石海滩和岩石缝里四季不败的古老小花朵，好像说一个爱尔兰精神上的仙境。

可小说里，一百多年前，要是加布里埃尔不去，就是西不列颠人。

格雷塔想去。她是个穿着合体的橙红色长裙子的年轻女人，棕色头发紧紧贴在小而精致的头颅上。

图5 身材矮小的两个姨妈，一个接一个从楼梯上探出头来招呼大家上楼去，晚餐就要开始。

图6 演员们三三两两往楼上去，他们殷勤地为观众们举着蜡烛照明。为我照明的男士穿着花哨，我想他演的是达西，小说里的歌剧演员。在楼梯上因为走得太近，我看到他唇上修剪整齐的小胡子有种奇怪的僵直，一种与他年轻脸庞的疏离，就像他虽然为我举着蜡烛，他洁白的手指虽然紧紧握着古老的烛台，另一只手护着烛火，但他又好像在舞台上的演员那样与我疏离，他仍旧是在舞台上，在《死者》的舞台上。这种提着一口气般的舞台感，成功地制止了交谈的愿望。

图7 演员们从观众中再次走出来的时候，我想起一部小说从现实生活的各种松散的细节与未完成的故事中渐渐脱离出来，成形，并完成，它们很相似。编剧此刻就站在我身边，他是住在都柏林的法国人，乔伊斯爱好者。他双眼紧盯着从暗影与观众中上前一步、完成了虚构人物过程的演员们，惊奇而紧张地审视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创造出来的一切。

回到乔伊斯姨妈曾经住过的这栋房子，在这个夜晚上演的情景剧，另一方面，也像是将虚构故事还原成片段回忆的过程。姨妈家一年一次的舞会是乔伊斯家的传统。它进入小说，继而，成为都柏林老城的一处风景。

图8 “屋里一片混乱，充满了笑声和嘈杂声，有叫菜和应菜的叫嚷声，有刀叉的碰撞声，还有瓶塞和瓶盖的开启声。加布里埃尔分完了第一轮，自己没尝一口，又开始切分第二轮了。大家都高声鸣不平，于是他表示妥协，喝了一大口黑啤酒，他发现切肉也是件令人出汗的差事。玛丽·简静静地坐下用她的晚餐，可是凯特姨妈和朱莉娅姨妈仍然围着桌子摇摇摆摆地转来转去，一前一后，有时互相挡路，各自互不照应地让人做这做那。布朗先生请求他们坐下来吃她们的晚饭，加布里埃尔也请求她们，但她们说有的是时间，最后，弗雷迪·马林斯站起身来，抓住凯特姨妈，在大家的笑声中突然把她按在了椅子上。”

图9 但加布里埃尔和格雷塔没进来，他们留在楼梯上。

格雷塔站在楼梯的暗处，她正倚着栏杆，好像在听什么从远方传来的细小声音。加布里埃尔则偷偷站在后面，用耳语般的声音念出心里的感受：

“一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的阴影里，倾听远处的音乐，是什么东西的象征呢？如果自己是个画家，会画下她那种优雅而神秘的神态。她的蓝色毡帽配以黑暗的背景会突出她那古铜色的头发，而她裙子上的深色图案会突出浅色的图案。他想把这幅画称作远方的音乐。”这情形让加布里埃尔心里涌出对妻子的柔情。这是一种人心深处的爱意和归属感，在经历了四对舞时与爱佛斯小姐关于爱尔兰西南部美丽山河的不愉快争论后，这个被称为西不列颠人的年轻爱尔兰男人感受到了对妻子带有探寻与占有意味的爱意。

这是在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更微妙而真切的心理活动吧。比起高歌猛进的理想主义者叶芝，乔伊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社会精准和理性的认识，他有一双伟大作家必须具备的冷静的眼睛。到了写作《尤利西斯》的时候，这种冷静被锻炼出了仁慈。

此时，加布里埃尔才得知妻子少女时代的秘密。

那是她在西南部老家时经历的一段简短的故事。

在她离开戈尔韦的前夜，一个眼睛又大又黑的少年曾冒着雨雪站在她窗前，为与她告别淋湿了自己，然后死了。

在都柏林下雪的深夜里，加布里埃尔想象着雪落在幽暗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落在阿伦岛的沼泽地里，再往西，轻轻落进香农河汹涌澎湃的黑浪中，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个角落”——格雷塔少女时代最亲密的朋友迈克尔·富里就埋葬在那里——“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一根根铁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

这段描写虽然简洁，但是深情。特别对后面写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乔伊斯来说。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与中西部联系在一起的故事情节始终打动着读者。

我站在演员加布里埃尔投下的阴影里，与他一同望着窗外的人造雪花。鼓风机呼啦呼啦的声音从上下滑动的老式玻璃窗外挤进室内，响彻了这栋老房子的楼道。它造成了都柏林6月16日晚上在窗外飞扬飘落的雪花，我想它们只是一些碎纸片而已，但并未打扰我心中油然升起的对西南部的向往。我要去看看那些在一百多年前的一部小说里轻柔飘落着雪花的地方，阿伦岛，沼泽地，埋葬着眼睛又大又黑的少年的教堂墓地。在小说里格雷塔念念未忘的漫长散步，就发生在戈尔韦城外的康内马拉荒原。至今那里的人们仍保留着下午时分去散步的习惯。少年和少女散步之处，路过一个古老的教堂墓地就能看到。我会越过香农河，甚至会在湍急的河里乘船而下，直到悬崖附近。我会住在下午就开始烧泥炭、公共起居室里烟雾萦绕的乡村小旅馆里，在那里与阿伦岛上的凯尔特语老师见面。

站在烛光摇曳的暗处，我想此刻自己和加布里埃尔一样，我们都怀着期望与嫉妒的感情，向往着雪花飘落的地方。他嫉妒的是，自己深爱的妻子心中还另有一个完整的过去的世界，他甚至不知道，更无法参与其中。爱佛斯小姐的指责只是令他恼火，但格雷塔才让他体会到缺失和嫉妒。而我嫉妒的是，即使像乔伊斯这样鞭挞过母国精神面貌的作家，他心中的原乡并未被破坏。这原乡不是概念的，也不是知识分子政治裁判式的，而是因为保有温存的感情而令人难忘的生命联系。这是现在的我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原乡无法获得的感情关联。

这种关联在许多人身上化为一种忍不住期待的嫉妒。我也如此。

我要去看看曾被洁白雪花覆盖过的大地，在《死者》的指引下。

图10 戈尔韦老城的海边，在古老的水流湍急的河流旁，有座古老而寻常的教堂，教堂旁边是爱尔兰乡野中最寻常的古老墓地，带有太阳的高十字架，以及长满绿苔和常春藤的墓碑。戈尔韦老城一直保留着中世纪的气氛，狭窄的老街道，古色古香，内部始终黝黯的木头房子，还有只要下一点点小雨就会变得水淋淋的鹅卵石街道。这里有种与都柏林不同的气氛，仿佛更为古老，也更为年轻，也更有一种天涯海角的自由自在。原来这就是乔伊斯所说的优美白雪覆盖的黑色大地，是一位钟情的少年死去之所，格雷塔的故乡。

图11 戈尔韦城外的荒原，高高地隆起在海边，空气里充满海滩岩石缝隙里褐色海藻的腥冷气味。这里的人们还保留着格雷塔记忆里的习惯，会在荒原上漫长散步。第一天下午，长长黄昏，人们在散步，我看到年轻的男孩女孩，如剪影般在坡上走过。第二天上午，阴霾的早上，很快就下了雨，我看到一个男人带着一条狗，如剪影般在坡上走过。第三天傍晚，超级大月亮，我看到一对老夫妇，站在坡上，一动不动地看月亮升起。大海那时突然深深向深处退去，好像被月亮的引力吸回地心深处，长坡外的大海变成辽阔的泥滩。海鸟们纷纷陷在纠缠的海藻里烦躁不安。

图12 戈尔韦城市博物馆没什么特别，但却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陈列了一套一世纪之久的课桌椅。那天在博物馆里，下午已经没什么参观者了，空气凝结起来，博物馆里充满令人恍惚的时空错乱。

我走过去，把身体嵌进桌椅。坐下，长大的身体自然而然地缩了起来，身体的记忆恢复了，这是课桌椅带给身体的舒服和谦卑的姿势，以便回到童年时代。然后想起，原来那时坐在木头平板长条椅子上，将手肘撑在桌子上，闻着台板里散发出来的干燥木头气味，心里那种对漫长将来的眺望，始终都是优美宁静中带有一种紧张惊惧的危机感的幻想。原来课桌前的那些遥望，那些想象，那种对已经踏步而来的人生既向往又惧怕的感受，其实就是那张照片：黎明的微光中，踩在高跷上一动不动，仿佛陷入沉思，又仿佛凝神谛听远方之声的人偶。

我在戈尔韦酒店底楼的会客室里见到诺拉，她来接我回家。诺拉脸颊上长着宽宽的凯尔特皱褶，随着微笑加深为深深的笑颜。它让我想起波莱夫尼的面容，当然是这样，诺拉是波莱夫尼的妈妈。

2009年第三次到爱尔兰旅行前，我认识了那时正在上海工作的爱尔兰人波莱夫尼。他向我介绍他的家乡，恩尼斯附近的古老城镇，那次我要去那里看悬崖和传说里的一些鬼屋。他幼年在那里生活，小学同学的爸爸是酋长乐队的笛子手马特·莫洛伊。他小时候总跟着父母一起去戈尔韦和恩尼斯听爱尔兰乐队表演，那时正是爱尔兰民乐复兴的高潮，西部各城处处都有音乐节。他印象最深的，和小说里的格雷塔一样，也是周末在乡野里漫长的散步。穿过一个12世纪奥迪修道院的废墟，古老的院落里还有当年藏经的高塔，夏天时道路上到处都有古老而清新美丽的小花。然后再穿过竖立着高十字架的野地。

诺拉将要带我去阿伦岛附近的一个小岛，她年轻时曾在这个岛上学过凯尔特古语，她自己也是个教授凯尔特语的小学老师。她还是个地方口述史的收集者，她正在收集的是自己长大并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历史，那里正是爱尔兰古老的土地。离小镇不远的高原上保留着凯尔特人的石棺，爱尔兰岛上最为古老的植物在那里贴地而生，每逢春天，那些植物仍在浅灰色的石缝里开出成千上万朵粉色古老小花。那里的海岸线弯弯曲曲，长满刀劈般的悬崖，最著名的就是莫赫陡崖。在这里始终流传着一个古老的凯尔特巨人故事，以莫赫陡崖为背景，将苏格兰与爱尔兰的凯尔特人联系在一起。

诺拉说，她帮我收拾了波莱夫尼小时候的房间，我就住在他房间里。然后，她会带我去看她教过书的小岛。

我跟诺拉一路回家的途中，就要经过乔伊斯小说里写到的黝黯的沼泽地。我能看到阳光与大风下，沼泽地里向内陆一边倒伏而去的长长灯芯草，还有沼泽棉花，那是种植物上脱落的絮状物，脱落的季节，白色的它们如鬼魂般在沼泽上飘浮游荡。

我们在沼泽地边上停下来去找一户人家，诺拉留在草顶农舍里跟女主人喝茶，她们交换了不少沼泽地里流传的鬼故事，包括鬼叫的声音。我跟男主人一起去了沼泽，他拿一把锹铲出了一个洞来，让我看看沼泽地的构造，原来地里一层层的都是腐败的草叶与根茎，在下面则是灰白色的稀泥，人和动物要是陷进去，就会被密不透风地包裹起来。我和男主人交换了一些形容沼泽鬼火的词汇。

然后我们经过一些修道院，远远地能看到一些颜色阴沉的石塔，还有高十字架。

诺拉的车已经不是波莱夫尼记忆里的老牌福特车了。

“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放假，我外公外婆就来把我们小孩接到乡下去。在罗斯康芒郡乡下住着姑婆一家。我们得开很久的车才能到达，外公的车是台有长后备厢的福特牌轿车，我和我兄弟最喜欢坐在后备厢里。”波莱夫尼这样回忆过。诺拉微笑地听着我转述她儿子的回忆，很甜蜜的样子。克莱尔郡乡间公路两边橡树在空中连接，宛如绿色穹顶的景色在我们身边不断地掠过。当公路蜿蜒向上，来到绿色山丘之上，就能看到不远处的大海，和海岸线上陡峭的悬崖，以及悬崖顶上时不时出现的修道院与城堡的废墟。

波莱夫尼来自爱尔兰西南部最古老的家族，肯尼迪家族。他的盖尔语姓氏是：OCinneide。最早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肯尼迪，是10世纪克莱尔郡的一个国王。而更早的，可以追溯到3世纪的爱尔兰国王芒斯特。如今这个家族中最有名的是美国被刺杀的总统JFK。

在克莱尔郡的小城，到处能看到以肯尼迪的名字命名的酒馆、旅馆，甚至咖啡馆和图书馆。克莱尔郡世世代代居住着爱尔兰最古老的家族。乡村的绿野和森林边，高十字架的近旁，到处都有刷着白墙、盖着茅草顶的古老农舍，里面住着姓肯尼迪的老人。厨房的炉子里，至今烧着泥炭，茶壶的铁皮盖上冒出袅袅白汽，人们在那里聊天，争辩时事，吹笛子唱歌。只要爱尔兰人聚在一起，就能从白天聚谈直至天明。

“小时候我们去乡下总会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姑婆一家都在大门口等着迎接我们。他们住在老式的农舍里，进了大厨房，大餐桌已准备妥当。我们那地方，管这叫茶餐。桌上有喝不完的茶，还有爱尔兰腌三文鱼，爱尔兰家制苏打面包，还有爱尔兰黄油。这时，她家的猫也全都集合在厨房里欢迎我们。”波莱夫尼这样说。其实这样温暖的回忆并不容易获得，特别是在这个世界工业化以后。

在乡下，大家都喜欢聚在厨房里。厨房正中的炉子里烧着泥炭，炉子上终日坐着一只大茶壶。厨房里有喝不光的热茶，就着茶，老人们就开始说各自的故事，他们话头可真多，从地方新闻，到道听途说的故事，还有他们年轻时的趣事，说得真是热闹极了。

有些故事也关于政治。我的太外公曾经是爱尔兰共和党的积极分子，20世纪20年代时他曾被英国人暗杀，伤到了头部，但大难不死。

我姑婆时不时会往炉子里加块泥炭，保持茶壶里的水总是滚烫的。

小孩子们就在那里听他们说。他们可真能说，祖祖辈辈的故事，他们都记得，都能讲得绘声绘色，通常这种漫长的谈话从下午就开始了，一直说到午夜。直到男孩子们被拖上楼去睡觉，厨房里谈话的嗡嗡声还会在孩子们的枕边响上一刻，最后将波莱夫尼送进梦乡。

“是的，我爸爸真能说。其实他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说笑话。”诺拉说，“他最后的几天在家里住，不愿意住医院，但医生说就是这几天了，所以我一直在家里陪着他。那天他开始讲一个笑话，重要的部分讲完以后他突然安静下来。等我笑完去看他，发现他已经过去了。”

说着笑话死去是种很不错的方式。我看看诺拉，初夏黄昏灿烂的夕阳撒满了她的脸，好像沉浸在金灿灿背光的东正教圣像里的面孔一样。她脸上的笑容是爱尔兰人脸上常常能见到的温暖醇厚的笑容，她沉浸在父亲最后说的那个笑话里，就像在上海阴霾的冬天下午，我坐在波莱夫尼对面，听他说自己的童年，他脸上浮现出的那种忍不住的微笑。一种异常安静和稳定、似乎从未有过阻断或者犹疑，也从未被伤害或者抛弃的归属感，他和诺拉在这一刻真的很相似。

或者说许多爱尔兰人在这一点上都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的精神产品吸引了这世界上许多人。他们不是好命这么简单娇嫩，而是保留了一种坚韧的诗意。

“我会带你去看我父母住过的房子。院子里的黄玫瑰树就是我父亲种下的。”诺拉说，“斜对过就是我们常买面包的地方。”

“我小时候，觉得世界上两种人最有意思。”波莱夫尼曾说过。

一种是民谣音乐家，我最喜欢克莱尔郡的古民谣，在恩尼斯长大，就意味着我能接触到各种古老的爱尔兰歌曲。我小时候，恩尼斯的酒馆里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节，我们称它为Fleadh。每当有音乐节时，许多人会从爱尔兰各地，甚至美国和德国赶来，到晚上，各家酒馆里全都满满登登的，可是我还太小，晚上不能进酒馆。但我能感受到大街小巷里充满了节日愉快的气氛，即使走在街上也能听到窗子里传来的歌声。我记得初夏的时候，在温暖的傍晚，在街道上闲逛，听着各处的歌声，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父母有时也会带上我去爱尔兰舞厅，那里能看到爱尔兰舞蹈表演，我们叫它Cheili。

十四岁时，我参加了学习爱尔兰语的夏令营。住在一个接待家庭里。那一年，夏令营带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去了一户农舍，在厨房里，有个老女人唱歌给我们听。她的声音和旋律真是令人难忘。她用凯尔特古语唱了几首传统的歌，非常悲伤。我不能完全听懂，但一直不能忘记那曲调。

酋长乐队的笛子手马特·莫洛伊的儿子和我小学上同一个班。那时我十岁左右。有一天，马特·莫洛伊到我们班级来，为我们演奏了一些非常美好的笛子曲。我外公也喜欢吹笛子，我家离外公家很近，常常我刚走进外公家，还在门廊里，就听见他吹笛子的声音。因此马特·莫洛伊的笛声对我来说很亲切。

“真的，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带有短笛的爱尔兰民谣。”诺拉点头同意，“这也许真的因为我父亲喜欢吹笛子。”她也是伴随着父亲的笛子声长大的，和她的孩子一样。马特·莫洛伊也有个喜欢吹短笛的父亲，他也是从小听着父亲的笛声长大。如今，他的儿子也开始吹笛子了。在爱尔兰一代接一代喜欢同样的东西，好像很是理所当然。而且，下一代人说起这样的家族传统，神色里竟然没有一点惭愧。我其实是在波莱夫尼和诺拉那平静满足的脸上发现这一点的，我有点吃惊。然后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吃惊，我的父亲一直都怀念他勤劳慈爱的母亲，但一直都为她的信佛感到遗憾。我一直都深爱自己的父亲，但也一直都为他信奉的理想感到遗憾。这种遗憾是因为目睹亲人受到信仰的伤害感到痛心和怜悯，也是因为对亲人信仰的不解，代际精神世界的冲突。

也许因为这样，我总是羡慕这种一支短笛可以连接三代人的爱尔兰故事。

波莱夫尼来上海工作，随身带了一些凯尔特古民谣的唱片，全是自己编辑的。他答应借给我听听。

黄昏时分我和诺拉路过了一个小镇，我们买了面包。从面包店一出门，就看到斜对面浅灰色的房子前有棵开了花的玫瑰树，那就是诺拉父亲的家。

图13 诺拉父亲的家。

图14 克莱尔郡的说书人埃迪·勒尼汉与他的故事口袋。

上一次我来这里，波莱夫尼介绍我到他家乡去找埃迪·勒尼汉，他是克莱尔郡有名的说书人。波莱夫尼五岁时就认识他了，说书人是波莱夫尼觉得有意思的第二种人。在爱尔兰，人们以一个凯尔特词称呼这样的说书人职业：Seanachai，意为以说传统故事为生的人。埃迪令波莱夫尼印象深刻。“他有一把理所当然的大胡子。”波莱夫尼微笑地回忆着埃迪的模样。

他们相遇在恩尼斯图书馆里。那座小图书馆由来已久，可以回溯至1856年建造的长老会教堂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个专门给孩子们说故事的区域，那里有两级下沉的圆形台阶，波莱夫尼的记忆里，它像一口井，散发着不寻常的气息。小孩子们走到那里就会感受到某种特殊的气氛，“鬼要来了”的气氛。

孩子们围坐在台阶上，埃迪则站在“井”的中央。他很会制造气氛，鬼怪、仙人和黑猪，一切奇异的事都好像是他亲身经历的，甚至埃迪自己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从那时起，波莱夫尼成为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他说因为童年里听了太多故事。

恩尼斯小城如一粒小石子，停留在爱尔兰古老的石灰岩喀斯特地貌处，它的近旁的高坡之上，就能看到史前四千年的凯尔特石板古墓。波莱夫尼说那个古老坟墓远远看去，像代表圆周率的古老希腊字母π。那是一个神奇的古墓，每年都有一定的日子，太阳升起时能完全照进墓穴，似乎暗合了凯尔特人的太阳崇拜。

那一年因为波莱夫尼的关系，诺拉就开始帮助我联系埃迪，因为我也想听听Seanachai讲原汁原味的鬼故事。那一次也是从康内马拉荒原下来，跟埃迪约好在莫赫陡崖近的一家老酒馆里见面。

在波莱夫尼遇到他三十年后的一天，我见到埃迪，看见他传说中的大胡子。三十年来，他的胡子从波莱夫尼描述的深棕色，变成我所目睹的金棕色，时间漂白了它们。

埃迪已在店堂里选了一个背静的幽暗角落，还随身带来一包有魔法的树杈，讲故事用的。

“别碰！别碰。要是我是你的话，我就不碰，这可是带了蛊的。”他制止我的蠢蠢欲动，“你知道，我老婆是中学里的科学老师，就是她那号科学人，都不准我把它们带进家门，怕歹运临门呀。非得我在门外运作一番，将仙人下在树杈上的蛊解除了，老婆大人才放行。”他说着，将那包在塑料袋里露了个头的树杈挪过去，小心地放在自己身边。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埃迪开始讲故事。

多年前，我要去班拉蒂堡的学校讲故事。那天我很早就动身了。路上有雾，我不敢开快车，就是平常的速度。天光微明，路上就我一个人。我开着开着，突然发现从雾气腾腾的矮树林里踱出了一只黑猪。我知道那里曾有人传说有只仙猪，可未曾想突然在旷野里就看见了它。

好大一只黑猪。在路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这可把我吓死了，我踩下油门，将车子开得飞快，逃跑，不敢回头看一眼。

到学校时，我还没说话，就跟上来一个老师，他神色古怪地打量了我半天，然后问我是不是路上撞见什么了，因为我面无人色，满身的鬼气。

所以要小心哦。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故事。埃迪说。

那是在我老家的邻居。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她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的，可人人都传说她能预见未来的事。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学校要去远足，她家的小孩就带着伞，因为她头天晚上就告诉他们，准得下雨。果然那天，只有他家孩子浑身干爽地回家去了。我不爱去她家，我觉得那里有种古怪的气氛，让人说不出来却又浑身不安，后脊梁一阵阵发凉。

到了有一天，她老得不像话了。那天她告诉她家孩子，她活不过这个晚上了。可孩子们都不信。

他们也都长大了，也都各自成家立业了。可到了那天晚上，真的，她家那股让人后脊梁发凉的鬼气都传到屋子外面来了。

她家孩子都不敢回去看看。他们央告我去看看。我就去了。

我推开她家的门，门竟然没关。

我浑身哆嗦地走上楼，毫无疑问的，楼梯格拉拉作响，因为四周气氛诡异的缘故。她卧室的门也虚掩着，好像就等我去看她。

我走进去。她端端正正睡在被子里。真的过去了。

她躺着的样子真奇怪极了，我忍不住去掀开被子。那可把我吓得灵魂出窍。被子下面，她早将自己的死衣一丝不苟穿好。自己将两手搭在胸前放好，就像自己爬进棺材里一样。

埃迪在20世纪70年代时曾是个研究语言学的博士，但毕业后，他决定要从事更为古老的凯尔特职业：说书人。于是他蓄起了大胡子，看上去像霍格沃兹魔法学校里的老师。只不过，他比那些电影里魔法学校的老师们早了三十年出现在爱尔兰小孩子们面前。他不光说书，也收集各种志怪故事，写成书出版。他的工作就是在故事传统深厚的古老城镇里到处打听故事，选择好故事记下来，整理改造，然后化为自己的故事，到学校、图书馆、电台各处去讲故事。

很像1893年前后叶芝在德拉姆克利夫做的事，我说。我想，也许也像格林兄弟在马尔堡大学时做的事。

埃迪微微一笑，递给我一本书，这是他记录整理的一个精神病人说的故事。听上去，那人就像那时年轻的叶芝认识的那个叫芬林的老人。

凯尔特的微光一直在闪闪发光，从德拉姆克利夫到戈尔韦，这一路上，上百年来，像芬林的人和像叶芝的人真是多不胜数。这也许就是爱尔兰这块土地上凯尔特的传统，即使凯尔特人的血统已经混杂在其他民族的血统中，文化上的传统也终究不断根的原因。爱尔兰总有这些人承载和过渡着各种鬼故事，一代又一代，从诗人到语言学博士，没有厌烦。

没有对传统的厌烦，这是我难以理解的情感。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总是羡慕那种对传统无限信赖的勇气。我很难对传统产生信仰般的信赖，那种席勒所形容的对未能证实的事物的爱。所以，传统对个体的压迫总是历历在目。爱尔兰在独立过程中，凯尔特传统的文化身份带给这个民族的力量却是我从未想象过能在中华大地上获得的。

也许世界上有两种人民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一种犹如母子，传统永远护卫和哺育人民，一代又一代。另一种则犹如父子，抱着新生的愿望，人民总是想要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这种决绝也一代代继续下去了。

有时我想自己的羡慕也是浅薄的，因为爱尔兰复兴的凯尔特传统，现在是全世界的大时髦。爱尔兰作家描述的精神世界，不论用小说、用戏剧还是用诗歌，都充满时间和历史冲刷后的弥坚和弥新，是全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尔兰已经跨越了沼泽地，如今百花盛放，爱它已变得十分容易，甚至会有点附庸。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当不讲故事的时候，埃迪就安静下来，不再剧烈地晃动身体。他很好奇。

我向他提及波莱夫尼·肯尼迪，这个爱尔兰人五岁时听过说书人埃迪的鬼故事，十岁时听过酋长乐队的马特·莫洛伊吹笛子，十四岁的夏天在乡下姑婆家的大厨房里听过一首令他难忘的凯尔特古乐，三十四岁时参加母亲的退休晚会，听见他的中学老师蒂姆·迪根汉姆献唱改编的爱尔兰民谣，蒂姆同时也是一个民谣改编者和演唱者。波莱夫尼就这样成为一个身上流淌着非常古老的爱尔兰血液，并为自己的古老与本土化自豪的爱尔兰普通人。现在他远在上海工作，可还记得当时听埃迪故事的老图书馆，孩子们紧紧挤在一起，因为邪神们呼之欲出。可是埃迪想不起这个孩子来，成千上万爱尔兰的五岁孩子都是他的听众。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孩子都这样长大。

那次是诺拉找来了埃迪的地址和电话，帮我们牵上了线。埃迪记得诺拉：“教凯尔特语的小学语文老师，我的朋友。”

有趣的是，相隔几年后的六月，我来到恩尼斯城外，错过了埃迪给一群爱尔兰血统的美国学生讲故事的时间，我和诺拉决定就近先找个餐馆吃晚饭。于是，我们来到一个靠近海岸的小镇。我们走进一家酒馆，我觉得那里很熟悉，不光是泥炭留下的特殊烟气，也不光是光线。所以我向里面走去，拐到更加幽暗的内间，看到熟悉的棕色护壁板和绿色的墙壁，看到夕阳照亮的窄小窗棂，那里曾是埃迪讲故事的地方。他的大胡子随着摆动的身体在胸前飘摇，他大睁着的眼睛好像在盘子里滚动的玻璃珠，他布袋里的树杈不怀好意地靠在桌脚上，沉默地监视着什么。

“诺拉，这就是我上次见到埃迪的地方。”我说。透过窗子我能看到灰色栅栏上攀爬着的蔷薇花，上次它们也在同样的地方。只是此刻是初夏，正是蔷薇花盛放的季节，好像充满荷尔蒙的少年时代一般，蔷薇花开得如痴如醉。当冬天到来，不知道多刺的蔷薇花枝条会不会就是《死者》里面写到的栅栏尖顶上的那些多刺的缠绕植物，被译者翻译成令人诧异的“荆棘丛”。

图15 说爱尔兰的海岸线风光如画，不是指它像南欧洲那样旖旎，指的是它那西部大陆尽头，孤臣孽子般的傲岸与嶙峋。欧洲大陆一路往西去，海角天涯处，灰云低垂，白浪滔天，陡壁耸立，怪石四散，连陆地边缘生长的巨大松树，都被强劲的西风吹得齐齐向一边折去，好像被巨人拧过一样。有次我沿着海岸线走了一个小时，竟都没找到一棵笔直的松树。这样的情形，才是爱尔兰海岸线的如画。

这里更像上帝造世界时使用的工场，像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

图16 在一本《华夏人文地理》杂志上，我看到一张附在汤姆·奥尼尔文章中的地图，被命名为凯尔特边缘带地图。这是一篇来自《国家地理》杂志的特稿。在欧洲边缘处的十字镐海峡，从北爱尔兰，到苏格兰、威尔士，一路向西南而下，远至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和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地区，地图上那些向大西洋凸起的棱角分明的大陆边缘，就是古代凯尔特人且战且退的遁世之地。如今凯尔特人已经消失，人们只知道他们是亚麻色的微红头发，身材高大并肌肉发达的人种，知道他们感情充沛，对世界充满想象力，也曾崇拜太阳，尤其喜爱表达。因此他们喜爱唱歌，传播神怪故事。他们遗留下的神话里，居住在苏格兰的巨人和居住在爱尔兰的巨人，奔忙在海峡两岸，谋求自己的荣誉。

在峻峭的海岸线上，至今能看到一处怪石遍地的海滩，那里散布着超过三万块六边形的高大黑色石柱，从岸边一直伸向连接苏格兰海岸的大海深处。这古代火山活动的地理奇迹，被凯尔特人赋予了一个著名的巨人争斗的故事。相比爱尔兰的巨人盖尔，苏格兰巨人芬·麦库尔显然更感情用事，而且粗心。

海滩上有块形状卷曲漂亮的大石块，被人指认为芬·麦库尔当年落荒而逃时丢下的小船。他一路从盖尔用黑色六角形岩柱搭起来的通海石路上逃回家，一路忙着拆除身后的石路，他怕被盖尔追上。

图17 时光飞驰，如今巨人不再穿越海峡。公元前的凯尔特部落，后来是否曾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过，已成为欧洲遗传学家争论的题目。如今，遗传学家们在欧洲和美洲各地发现了大量成吉思汗遗传的DNA，却难以找到凯尔特人种的遗传。人们争论，它与其说是一个由血缘相连的民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一种被散落在海峡各处的250万人理解的盖尔语，与其说是实用的语言，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共同标志。

凯尔特的灵魂四处附着，它像仙人小丘闪烁细小白光那样，在十字镐海峡两岸处处闪光。因为凯尔特的土地上曾有说不尽的巨人、小矮人、仙女和妖精，所以爱丁堡的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咖啡馆里，一个买一杯咖啡以躲避寒冷冬天的亚麻色短发的女人桌前，诞生了《哈利·波特》。她将神仙世界之外的人，凯尔特式地贬为“麻瓜”。再向前追溯，因为有亚瑟王的传说，所以有了托尔金的《魔戒》。他将消失了的凯尔特的世界，再造为魔戒的世界。

因为凯尔特人特有的悠远哀伤和激越的本性，所以爱尔兰民谣才清亮深长，超凡脱俗。按照叶芝所说，当人们唱起古老的民歌时，连马儿都不愿意走到歌手前头去，它们扭过头来倾听。被这样的音乐环绕长大的人，要是成为歌手，便是无敌的。他们不得不风靡世界，不得不像古代的塞壬那样轻易就能置人死地。如今，世界各地，无数个街角，人们都能从敞开或者禁闭的门里面听到悠扬的爱尔兰笛子，它的欢快里总是流淌着眼泪，它的哀愁里也总闪烁着温暖的微笑。那些从未到过爱尔兰的人们，从未感觉过这笛子陌生，甚至也没有感到太明显的异国情调，它们好像从未听到过的，自己的心发出的歌声。它们唤起人们的感情。

图18 凯尔特英雄和烈士也有长长一串名单，从亚瑟王，到华莱士。自英国王后忘情于长发飘飘的死囚开始，华莱士至今都是世界各地许多女人心中爱怜的伟男子。他们对自由的执着，至今都能打动怯懦的心，并令怯儒的心感到羞愧。我也曾这样想过，即使无法像华莱士那样去打仗，但能为他怀一个孩子，使他的热血从此生生不息，这也能算是自己对自由悲怆但不灭的向往。

如今，全世界都宠爱与凯尔特相关的事物。当物质和科学横行于世，他的魔幻故事却生命力强大，丝毫不见陈腐和背时。他的文学传统朴实、强劲、仁厚，带着在小酒馆抑或充满泥炭气味的昏暗大厨房里人们绵绵不休的音调，从不向现实低头，也从未尝试过矫饰。

如今，人们用凯尔特人的遗产来捍卫自己的精神世界。它从遗世独立的边缘，一跃成为世界的安慰。

当遗传学家们指出凯尔特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而非血统选择时，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人愉快地成为“精神上的凯尔特人”。大家收拾行囊，飞来昔日的世界尽头认祖归宗，就像那些如今源源不断从美国各地回爱尔兰扫墓的土豆饥荒年代的移民后裔一样。

图19 2007年，在巨人之路的岩石上爬上爬下一番后，我的头发湿漉漉地、狼狈地紧贴在脑门上，浑身又湿又冷，几乎被大风推着，跌进岸边一家叫“角落”的小咖啡馆里。店堂是一间小学校改建的，店里出售土豆做的热浓汤，又大又结实的奶酪蛋糕，还有加威士忌的爱尔兰咖啡。对于将咖啡理解成既芳香又柔和的佐蛋糕饮品的人，或者想象成一种叫百利的爱尔兰加牛奶咖啡的甜酒，这爱尔兰咖啡可以说是难以下咽的强烈，它像一团燃烧的湿柴火一样，在体内闷呼呼地燃烧着。这却是如此，如此强烈的爱尔兰。

在凯尔特的世界版图上，这里是无可争辩的凯尔特之土。芬·麦库尔正跨越汹涌的海浪而去。他在盖尔家看到熟睡的盖尔，但盖尔聪明的妻子却告诉他，盖尔出门去了，床上睡着的是他家刚生下来的小毛头。麦库尔吓得要死，连盖尔家刚生下来的小毛头都这么高，那盖尔必是他难以想象的高大。麦库尔真是天真。

莫赫陡崖处都是天荒地老的风光，崖壁上的莫森顿神庙也就永在。只要它们还在，十字镐海峡的巨人故事也就永在。

也许自己可以在这里的大海边偷偷当个凯尔特人？我跃跃欲试，同自己商量。干了而蓬起的头发在额上轻柔地飘拂，我的心于是开始多愁善感。

清晨，诺拉和我在海边等着渡海。灰色的大海翻滚不停，悬崖边狂风大作。诺拉点了点不远处的悬崖：“那里就是莫赫了。”她的声音刚出嘴，就被狂风扯得粉碎。

第一次我在莫赫陡崖上时，也是狂风大作，我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被吹下去了。第二次在莫赫陡崖旁边的古堡上，大海仍旧白浪滚滚，站在城堡废墟的窗前往下看，耳朵里灌满了惊涛骇浪的壮烈声音，好像全世界都被冲刷着。

大海在翻滚，无数白浪撞碎在黑色的悬崖上，壮烈而优美。

我认识这样的大海。

2006年，我第一次站在这里，心中有一种极为陌生的感受，十分难忘。那是个寒冷多雨的六月，旅店的起居间里还生着火炉，黝黯的房间深处，低低浮动着泥炭灰色的刺鼻烟雾。我放下行李，就去了海边。

在此之前，我在波士顿的海边见过大西洋，在葡萄牙的海边见过大西洋，但爱尔兰岸边这种壮阔而清爽的温情，像灰蓝色，透明而冰凉的海涛一般在心中汹涌拍击，却是第一次。我有时怀疑这种更为单纯，却简洁有力的感受，是经历过人生的中年人才能体会到的。就像尝试过各种滋味的舌头，有了更准确的鉴别力。因为我前几次看到大西洋，还很年轻。

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心里欲望杂芜，不如现在干净。心中的遮盖也很多，不如现在，能够忘我。那时，更为蔚蓝和闪亮的大海吸引我，它显而易见的浪漫更容易打动我。

爱尔兰的大海是不同的，灰蓝色的，漫长的海涛席卷而来，浪花闪烁白光，它们撞落在冷清阴郁，但并不会令人沮丧的海滩上，发出响亮的喘息声。年轻时我大概会认为它不够甜美，不过，现在，我会为它的简单与丰富打开自己的心，会觉得它是完整的。我心中会为看到那些在青草萋萋宛如被刀削过般陡峭的黑色悬崖上，周而复始撞击的浪花而感受到世界的秩序，为这秩序的命运感而安下心来。

在我第一次看到爱尔兰的大海时，这种被巨大的自然抚慰的感受是陌生的。直至后来再次面临爱尔兰的大西洋。

那是2009年秋天的阴沉下午，草坡上的草，在阴沉潮湿的天气里，绿得像悲剧一样强烈而怪异。我经过一大片城堡的废墟，再走过长满长草的悬崖，在120英尺的黑色悬崖之上，走进空无一物的莫森顿神庙。这圆顶的罗马神庙建立在风化严重的悬崖边缘，深深向大西洋伸去。那里海岸线一路向前方延伸，就是莫赫陡崖。向大海深处去，就是阿伦岛。

那次我站在高大的窗前，左面、正中、右面，整整三面，所见的，全都是翻滚着波涛的大海。

这座18世纪的建筑寄托了主教大人怎样的爱情追忆，18世纪的夏天，这里曾是一座如何舒适的夏天家族图书馆，主教夫人是如何留下一幅斜倚在窗前，握有一本褐色羊皮面小书的肖像画，都不能再吸引我去想象。站在空无一物的罗马圆顶庙堂里，望着奔腾不息的大海，我心中再次充满了曾经陌生的感受。

2009年它不再陌生。

它非常安详，又巨大。它并不甜蜜，但却充满了庄严而怜悯的感情。

它像一双强有力的大手，稳住我，让我觉得安全，而且愉快，很恬静和轻盈的愉快，很安稳甚至寂寥的愉快。这种感受，只有幼年时才能获得。我想起我和我的父亲坐在他卧室敞开的窗前，我想起他在那里为我朗读过一个少年女英雄的剧本，他称她为“胡兰子”，他推崇她的理想主义，我想起他身上散发出的虎牌万金油的气味。渐渐，我能听到自己的心开始有了大海般的节奏，沉稳，有力，而且辽远。

在微小而安适的位置，仰望一个精密完好的宇宙，在海边我找到了这个位置。海面上突然飞起的白色海鸥，好像心中飞舞而过的一些思想，灵巧的，清晰的，富有生机的。

大海再次开始抚慰我的精神。

这是个奇妙的过程。在嘈杂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心中堆积的无数细碎之物，渐渐被冲刷干净，我感到自己内在的世界开始像白色的沙滩一样干净。其间凸起的黑色岩石，似乎是我生命中某些重要的经历，它们也许并不愉快，但它们的存在，使原本平坦的白色沙滩变得丰富。恨意已经消失，石上那些刀刻般的裂纹使人感受到自己心中渐渐从痛苦中聚集起来的勇气，以及遗憾之情。

我在莫森顿神庙的窗前，感受到了自然的圣洁。它那三面向海敞开，并完美地框住了大海形象的高大长窗，就像是大海的圣像。它们辽阔而令人敬爱，让你能完全开放自己。它们清澈简单，毫无设计，让你心中的臣服油然而生。它们有力而温顺，让你从委顿与狂妄中挣脱，恢复尊严与谦卑。这一定是人原本的位置，所以当你重新回到这样的位置，你的心渐渐开始喜乐。

也许是我不再年轻了，不再对痛苦和挫伤如此敏感，如今我的心能敞开得更多些，它因此开始变得更为细腻和丰富，我才能感受并理解自然，并领受到它深厚的恩泽。

那原来就开始于几年前，我在莫赫陡崖边感受到的“震动”，和西海岸渔村边的“陌生”。莫赫陡崖上的狂风，曾吹得人魂飞魄散。它漫长黑色的峭壁，像大砍刀一样有力地清除着人的意志，和作为万物之灵的骄傲。它刷洗了目瞪口呆的我。

我相信每个人生，都会有些重要的时刻，可以与自然赤诚相见。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时刻，会发生在任何一个自然强大的地方。我是幸运的，我揣着那颗被刷洗过的心，再次站在一座悬崖上的神庙窗前。契合的时刻来临时，这里犹如一个圣殿。

在爱尔兰，人们说，凯尔特人从不需要教堂，自然就是他们的教堂。自然疗养着人们的精神，如同上帝照顾着人们的心灵。但在这样的时刻，能站在一座18世纪的庙堂里，风与时间已经将一切矫饰清除，甚至清除了砖墙表面的石膏纹饰。只有长窗外嘹亮的大海和大海在天光下自然变化着的颜色和浪涛。这庙堂增加了自然的神性，就好像将十字架放在圣坛的正中。它不是上帝的教堂，但它是时光造就的自然的教堂。此刻，这种仪式感带给我完美无缺的感受。

那一刻，我触摸到，我的精神与自然之间，原本有一条天然的脐带相连。当精神被人为的一切包围而变得虚弱委顿时，自然能给它的慰藉，超过思想能给予的。青少年时代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我，曾坚信自己的努力，坚信大写的人。直到漫游至天涯海角，穿一双结实的球鞋，走到爱尔兰的大海边，在这里，我遇到了大写的自然。

我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空间，犹如空无一物的悬崖上的神庙，那里，是专门留下，与自然共处的。看到一个渔夫，站在广袤的天地间，将手中的鱼线奋力抛向灰蓝色的天际线，抛向隆隆作响的白浪，好像将自己的一颗心奋力抛向天地，并献给它。

在大海旁，旅行者总有一天要与自然相遇，像世界遇到它的造物主那样全然开放，并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自然的秩序中。那时我记起自己在二十五岁时翻译过的一首儿歌：天下一切都很完美，小鸟在它的巢里，小河在它的河床里，小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就连划过天空的彗星，也在它的轨道里。我为自己加上最后一句：陈丹燕正在爱尔兰的大海边。

我真的认识这样的大海，我又听到它在我心中的回响，我的心再次变成了一只贝壳，我知道它正在被凯尔特的大海洗涤干净，然后它会变得更敏感，细腻，生机勃勃，而且仁慈。

突然我想到加布里埃尔，他对那个湿漉漉少年的嫉妒也许很有道理——这里有着爱尔兰最壮丽的大海。

“我认识它。”我向诺拉喊，当然吃了满嘴的海风，这句话也全都噎在我的喉咙里。诺拉淡淡微笑了一下，只是说：“这大海。老天。”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清晨那灰色的大海。我想起来，她年轻时曾天天在这里面向大海，她在这里学的凯尔特语，后来她带自家孩子一起来这里度假，她当然也认识它。

诺拉此刻不能说话，她像一只贝壳那样关了起来，只想自己和大海单独在一起。其实和我的心情一样，我也不能说话，可我又忍不住要把我觉得重要的说出来。

接着，我又想起上次来这里，和我在一起的安德鲁。他匆匆忙忙将我安顿好，就走得远远的，独自面对大海。他面对大海一动不动地站着，好久，就像面对教堂的祭坛那样。等我忙完自己的，海已经涨潮，我在黑色礁岩上跳着去找他。漫长海滩上他还在看一只大白鸟。我想起来他朝我高举双臂，耸耸肩，无可奈何的样子：“这大海！”等回到车里，发动车子，雨刷哗啦哗啦刮着，大海铺天盖地而来，在黑色的悬崖上拍出一阵阵白浪，他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是的，面临这样的大海，人人都忙着倾听自己的精神世界，那里响彻着大海的回声。渡口的人们个个都面向大海或站或坐，沉默无声，就像在礼拜中，自己单独与自己的上帝在一起。这需要时间，一次讲经的时间，让人有时间慢慢将心中清空，擦拭干净，晾干水汽。大海仍旧白浪滔天，一次次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撞在悬崖壁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好像教堂楼上的管风琴发出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多么荣幸，我真的认识这样的大海。

船在晨雾中发出一声长啸，我们便向阿伦岛出发。大家的头发全都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却没人留在船舱里，甚至我这种终身的晕动者。灰色的海岸线在面前呈三十度地晃动着，有时我们像冲浪者那样站上波浪之巅，正好站在波涛底下时，能看到白色泡沫在大海深处留下犁痕，原来那是波涛涌起之处，它的原乡。大海充满力量，但是毫无粗暴强权的感受，它只是令人感到服膺，让人以顺从它的力量与它呈现出来的秩序为荣。

渐渐，波涛中出现了一个浅灰色的石灰岩岛屿，沙滩非常白皙，绿色小丘顶上竖立着一座城堡的废墟，典型的爱尔兰风景。

当我踏上小岛的陆地，经过等待在那里的几辆公共马车时，我看到浅灰色的岩石长长地伸向大海，岩石上长着与凯尔特人面颊上长而深的皱褶相似的皱褶，皱褶里长满了野花，原来这里也是岩石上长满古老野花的岛屿，这时我想自己才理解什么叫作“大海的花环”。原来阿伦岛就是。

每次旅行，我都在爱尔兰岛上，沿着海岸线走来走去。直到这一刻，我才认识多了一点它的美，清新而古老，好像岩石与岩石缝里四处可见的粉红色小花那样娇美而壮阔，这样的情形是献给大海的花环，也是爱尔兰人的精神原乡。

一次次去到爱尔兰旅行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许多年的旅行经验，目睹过许多美景。我想这个世界上，每个民族都会有与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历史最为合拍的美景，比如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精神上的美景是烟雨中的江南。而爱尔兰的，就是前往阿伦岛这一路上的大海。

图20 狂风夹着冷雨横扫过小岛，诺拉凭着她年轻时代的记忆走上一条到达高地的小路。然后我们找到一家咖啡馆。我们得先喝点热的。诺拉让我留意岛上人说话的口音，比起我在城市里听到过的爱尔兰口音，岛上人的口音，更倾向于凯尔特口音。

初夏的早晨店堂里烧着暖炉，滚烫的咖啡。诺拉很快就和旁边桌上的女人们攀谈起来，她们一个长得有点像鱼，我想象中的人鱼，另一个长得像热茶杯，我想象中乡下大厨房里暖暖的热茶杯。诺拉询问原先在这里教书的凯尔特语教师的下落，她也是岛上女人们的老师。“热茶杯”却对我的旅行很有兴趣，不是因为我从很远的地方来，而是因为我走这么远。她非常肯定地说，她不想离开家，一点也不想。但她的语调一点也没有否定我旅行的意思，只是温暖地惊奇着。

听着她们柔和的说话声，我心里升起了一种非常安顿的漂泊感。用热茶暖着双手，壁炉里干燥的热气令身体非常舒适，夹着凯尔特词汇的说话声有时难听懂，却又能理解大致的意思，不会令人感觉隔绝，反而有偏安的舒服。总之这是种奇怪的感受，比聚精会神地理解什么，或者郑重其事的讨论都要令我舒服，但也没懈怠。这种感受在阿伦岛上特别强烈。

图21、图22 马车带我们去看小岛上的一处沉船。在马车上所见的情形，正是叶芝弟弟在一百年前画这幅油画时的角度。

图23、图24 这是一条风雨之夜失事的船，搁浅在小岛灯塔对面的石滩上。它完全锈了，歪斜的桅杆和破碎的硕大烟囱。四周长长的礁岩缝隙里长满小花，一直从沉船旁边铺到灯塔所在的礁岩上。这使得它更像一座纪念碑。

人走进这样一条船的废墟里，总是忍不住要眺望大海。如果这条船是阿伦岛上的一座纪念碑，它就是爱尔兰人对他们身处的自然的顺从与爱，这也许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图25、图26 艾伦岛的沙滩上有着极为迷人的灰白色岩石，岩石缝隙中野花盛开，好象大海供养的花瓶那样装饰着无人的海岸，致使小岛变得叫人惊喜。

图27 蒸汽机曾是人类在海上航行最重要的动力，不过它停止了，变成废墟。

图28 有个男孩从船舱的楼梯上走下来，来到大舱。大舱原本应该是客人最集中的地方，广播里播放着轻音乐，小卖部里供应热咖啡和冰激凌，水手穿着带有金色纽扣的深蓝色制服，女性旅客手里握着一本通俗小说，通常是关于爱情的，也可以是侦探故事，比如阿加莎·克丽丝蒂的侦探小说。现在，大舱里花纹花哨的胶木地板已老化成一块块黑色的焦油，船舱里攀爬生长着爱尔兰无处不在的常春藤，绿色的植物为船舱的暗处带来异常明亮的生命力，也是废墟最好的对比色。那个男孩寻寻觅觅，我想他心怀着一种考古的热情吧，也许他觉得能找到一枚海洋之心的戒指，废墟挑起了人关于死亡与永恒的想象。他看见我显然吃了一惊。

于是我隐藏起自己的吃惊。我吃惊的是，它竟然是这样纪念着大海在人心中的力量。从失去了密封舷窗的破洞里眺望大海，灰蓝色的水一望无际，白浪滔天而来，源源不绝，翻卷起大海深处寒气逼人的浪涛，均衡，有力，只为宇宙中自在的秩序运行。在一扇散发着铁锈腥气的舷窗内眺望一望无际的大海，总能想到，这条船的纪念碑，不是纪念风雨之夜的失事，而是在向承载过它的大海本身致敬。

图29 烟囱曾是蒸汽轮船最迷人的部位，它拖着一条柔软如云的白烟，好像梦想者脸上那一抹想入非非的浅笑。它在破损的天棚上方完好无缺，在机舱里连接着锅炉，却也是废墟。

第二章
从韦斯特波特到金塞尔港：凯尔特微光

第一节
一条船：酋长们走了，酋长们归来

离开诺拉家，沿着西南部无数悬崖的海岸线向下走，路过无数大西洋里绿色的神秘小岛，路过面向大西洋的大小墓地，路过一个古旧废弃了的码头，那里竖立着棺材船纪念碑，纪念那些乘船出海、死于简陋海船的人们。草坡上灰色大石垒起来的马场里，站着两匹强壮的棕色骏马，长得与杰克·叶芝画过的马很像。

1601年英爱在金塞尔一线决战，爱尔兰的酋长们最终被英国军队打败，酋长们落荒逃离，整个爱尔兰岛进入殖民地的漫长岁月。那时，非洲的奴隶买卖尚未到高潮，英国人已开始贩卖爱尔兰奴隶去北美大陆。英国人的奴隶船总是从韦斯特波特码头到金塞尔码头之间的大小港口出发，简陋的海船常常禁不住大西洋的风浪，中途便沉了。有的船太挤，中途发生了瘟疫，整船人都死了。稍后这些会发生在非洲奴隶船上的悲剧，其实早已在这一带海岸线上出发的奴隶船上发生过了。爱尔兰人将那些有出发无到达的船称为棺材船。试想看看，爱尔兰这么小一个岛国，到底有多少人口能卖向美国。但这样的棺材船旅行却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的爱尔兰土豆饥荒年代，那一次人们主动离开四年歉收、饿殍遍野的爱尔兰。这么一个小岛，几个世纪以来，600万人离开去了美洲。最后，悲伤的爱尔兰人只能在码头墙上留下一句话：“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别忘记关灯。”

在韦斯特波特附近的海边竖立的棺材船纪念碑，听说在大西洋对岸的弗吉尼亚旧码头上也竖立了同样的一座。17世纪从这里出发的船，应该在那里靠岸。戈尔韦的码头上也竖立了一块纪念碑，那根本就是用一整块海岸线上的石灰岩，在粗砺的岩石边上刻了一句话：生活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在金塞尔的码头上也有纪念碑，那是一条古老的小帆船，纪念当年划船出海再也没能回来的酋长们。

自从他们离开，凯尔特民族部落也就随之渐渐被摧毁。

等我到达金塞尔小镇，是五百年后的六月。我住进港口旁边一家爱德华式的复古小酒店里，它名叫佩里维尔酒店，一对爱尔兰高个子夫妇经营着，他们与普通爱尔兰人温暖随和的性子不同，更像旧大陆上的欧洲人，周到但是封闭。

我坐在底楼到处装饰着欧洲大陆的古老家具与旧书旧银盘的客厅里，读到一本关于金塞尔决战的旧历史书。这间处处精心修饰的底楼客厅安静无声，这时的金塞尔早已成了一个英国风格明显的可爱小镇，它成了欧洲美食之都，这间小酒店也是小镇最重要的风情酒店。前来小镇的客人大多寻着美食而来，科克附近的乡村出产欧洲最好的奶制品、葡萄酒，海湾提供了最新鲜的海鱼，金塞尔老街上每家餐馆都有自己的拿手菜，从前的西班牙军队留下过西班牙式的菜谱，后来的法国军队也留下了一些，金塞尔人慢慢变得很会做菜。

我喝的茶，是印度的大吉岭，也很是英国。

人们已不大提起从这里出海的酋长们。甚至在海湾崖上破旧的城堡也不是他们的，一个是詹姆斯堡，一个是法国城堡。这个小镇的姐妹城市不在弗吉尼亚，而是罗得岛州海景宜人的小镇纽波特。纽波特最出名的是20世纪初富人们从欧洲各地连砖带瓦搬过去的大房子。纽波特的餐馆也是有名的美味。

爱德华式的客厅，在漫长黄昏里静悄悄的，荡漾着一股新鲜百里香开花的香气，这温柔可人的香气也是旧时代的英伦趣味。

从窗子里能眺望到泊满小船的码头对面，被夕阳照亮的纪念碑桅杆。

此刻，我才又将上次在韦斯特波特的马特·莫洛伊酒馆墙上看到的那幅大招贴画，从层层叠叠的爱尔兰记忆里打捞起来。读书有时不光是了解知识，也是给旅途中的自己一个暂停的时间，让自己有机会发现在匆忙中错过的小径，那些寂静无声的小径有时是重返另一次旅行的道路，我自己的旅行经验总是这样，每当我偶尔在旅行中找到这样的小径，便会认识到世界的一部分真面貌。那一日，在佩里维尔酒店的客厅里，翻开一本放在壁炉架子上的历史书，在齿间将本来就细碎的大吉岭茶渣嚼得更碎，这个滞留在室内的傍晚真是意味深长。

我在这栋两百年之久的英国式房子里，看懂了五百多年前酋长们的小船与酋长乐队新唱片招贴上的小船之间那条记忆和精神的传导通道。

2009年时挂在韦斯特波特的马特·莫洛伊酒馆里的那张招贴，是那年酋长乐队发行新唱片时用的招贴。一条古老的小船，与酋长们用的一模一样的小木船。

我去韦斯特波特拜访马特·莫洛伊和他的酒馆，只是因为酋长乐队是爱尔兰古乐复兴最重要的灵魂乐队，只是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来到中国长城表演的西方乐队，这个令仙乐飘飘的乐队是我年轻时代的偶像，只是因为马特·莫洛伊是布莱夫尼和诺拉推荐的好笛子手，他家也是三代人都爱吹笛子。直到在金塞尔，我才意识到，在爱尔兰的现实是这样的——酋长们走了，但酋长乐队回来了。酋长们离去时的小木船成为金塞尔码头上的一座小纪念碑，但油漆斑驳的灰绿色小木船照片作为酋长乐队新唱片的招贴与唱片封套，随着他们的乐声前往全世界，那些古老的音乐声夜夜响彻在各国无数的电台音乐节目里，客厅和卧室里，以及无数大街小巷的爱尔兰酒馆里。

酋长们以音乐的方式又回到了爱尔兰人的精神生活里。

现在这样的联想，简直诗意。

说起来，爱尔兰各地真是有数不清的酒馆，爱尔兰的酒馆大多光线黝黯，但气氛温暖。人们拐进门来，乒地一声关上门，就好像一种感情进入心灵一样，他们嵌入木椅里，深深地落座在那里。

爱尔兰各地的酒馆里大多挤满了人，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走进酒馆，你就是个酒客。那里有种奇异的知己气氛，随第一杯黑啤酒在纸杯垫上推到你面前而油然升起，它轻易将一切陌生感消除。因此，人们总是评价说，爱尔兰的酒馆的气氛是友好的，人们在此敞开心扉。这种敞开，并不是要痛说个人历史，而是一种微妙的、感情上的开放，你可以一言不发，但你仍感到自己已渐渐融入四周，你看着别人呼朋唤友，并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你也不是个陌生人，你只是有点沉默而已。

那里总是烟雾腾腾的，众生喧哗。靠墙的小隔间里有人吸烟，有人打嗝，有人突然高声笑了，是个女人响亮的声音，好像小石头从山崖上清脆地滚下来，从花窗玻璃后传来。用深褐色的橡木板与店堂隔离开来，并在橡木板上方装饰着彩色玻璃窗的小隔间是爱尔兰传统酒吧里的特色，人们称它为Snug，又小，又温暖，天光透过那些彩色玻璃，令那些古老的私室里斑斓而脆弱，好像内心在感到舒适时漂浮而过的情感。那里好像专门就是为沉湎于内心建造的私室，让人想到，流连在此的人们都有敏感的内心，那个隐藏在胸腔里面的世界时常需要安抚。

我所听到的最清澈的歌声，是在一家大西洋边的小酒馆里。傍晚，天光仍旧清亮。店堂里渐渐坐满了人，各处散发出了黑啤酒的生面团气味。我前面挤着十几个穿着一模一样黑色T恤衫的美国人，他们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旅行团，在我前面欢声笑语。他们应该都是几个世纪前幸运到达大陆的爱尔兰奴隶的后代，他们还记得来看看自己祖先的土地。

忽然，像有只白色的鸟一头冲进阴沉的天空深处那样，一个高亢而柔和的声音冲破酒馆里弥漫的嗡嗡声：

“我亲爱的儿子约翰：

向你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问好，

祝愿他们健康，

祝愿他们壮实。

迈克尔有点小小的麻烦，

我想他没有从以前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因为气候太潮湿的缘故，

这里没了干草，

现在我们没得可烧的东西了。

布丽吉特很高兴你给她的孩子取名，尽管她已经有了六个孩子。

你说你刚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没说是什么样的工作，

也没说你什么时候回家。”

据说这支歌是以几封真实的父子通信的信件改编的。当年，这些信从爱尔兰的科克寄到美国，被小心保留了下来。现在，那岁月像透明的海水掠过沙滩那样，又从歌声里淌了过来，只是变得清澈，冰凉，源远流长。

听歌的时候我还没读到金塞尔的战役历史。还只停留在后来的土豆饥荒时期，不能看得更远。说起来，旅行是一种地理地将一个人的目力变远，变强，变得尖锐而体恤的重要教程。令旅行者因为理解，而变得宽容和细腻。但是我的记性好，总是记得，所以总是有时间纠正，或者继续。

那天唱歌的人是个宣软的大胖子，坐在墙角一个小小的木头高台上，他身边的旧墙上贴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广告纸。往往最打动人的声音，恰好就是这样的人发出的。

开始有人跟着哼唱起来，那些美国人中的一些，也把头一下下地点着，找着节拍，就像跑四百米接力的运动员，在各自的起跑线上交换双脚。

这支歌的曲调我应该从未听过，但似乎又很熟悉，当你试图跟着唱，会发现自己好像在梦中滑行一般，虽然毫无把握，却总可以跟得上。这就是爱尔兰歌曲的奇异之处。它似乎非常简单，当然非常古老，但那简单而清澈，代代相传的曲调，总是轻易地让你的心跟上节奏，它有种神秘的迷人气息，让人着了魔般地融汇到歌声中去。果然，当副歌到来时，店堂里大多数人都长吸一口气，跟着仰面高唱起来。

唱歌与阅读不同，阅读最好的，是读出声来。这样，那些句子才深深印在心里。人总是更难忘记自己朗读过的句子。但唱歌并不能加深对歌曲的印象，因为你不得不与旋律和声音混为一体，你的感情如骑在马上，随旋律奔驰，你必须依赖它。

人们就随着那清澈的男声一起唱着，各自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经历过的，或者见到过的悲欢离合。

我也是。

这时，错觉出现了。我的声音其实已经混入众人的声音里，我听到的声音，是那个歌手的，但我觉得那声音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着了魔般地高声唱着，但我听到的，是另一个声音。我心里吃惊地想，自己的声音原来是这样干净安谧，细密结实，又明亮闪烁，好像遥远的冰凉的清水，散发凛冽如刀的气息。

一曲终了，人们啪啪地鼓掌，脸上的笑却有些恍惚，我想，大家应该都一样，为自己附着在歌声上的清澈声音鼓了掌。对我来说，那从未属于过我的音乐为什么能令我感到如此亲切，感怀，心情宁静慈悲，接近于圣洁，真是难以解释。

后来当马特·莫洛伊告诉我，酋长乐队演奏的许多曲子都是根据爱尔兰古曲改编，我才理解了，人们常常很容易在爱尔兰音乐中引吭高歌，也许是因为那些曲子总是似曾相识。当一支老曲子填上新词，改编了节奏，新旧的融合就是令人亲切。而这正是酋长乐队和无数爱尔兰歌手和乐手们的法宝。他们的根在自己的音乐传统里，营养充分。他们不推陈出新，他们做的是新旧融合，翻旧为新。

图31 在韦斯特波特附近的7世纪修道院遗址上找到的古代吹笛人石像，有些如今马特·莫洛伊吹奏的曲子就来自那个石头的时代。我想他大概还能奏出石像吹奏的曲子。这种悠远而真实的连接，就是爱尔兰音乐与传统的关系，也就是爱尔兰音乐总是深深打动人心的理由——人心总是肉长的——那悠扬的曲调曾经打动多少代人，所以它有理由打动你。

图30 那天在酒馆里，马特·莫洛伊和三个年轻人一起演奏一支古老的爱尔兰民谣，在竖琴和提琴声中，笛声清亮地浮动，像黛绿色的森林中央围绕着棕色的湖泊，白色的天鹅在如镜的渊面上滑动。马特偏着头，这次，他好像一个热恋中的男人，俯身去倾听他情人的心跳声那样痴情。那因为古老而变得极为纯粹的笛声，应该也是用清澈来形容更为妥帖吧。

图32 那天在海湾里，我走过小半岛上那座废弃的城堡，走过长满小花的草坡，来到岬口时天色阴沉下来，一条小木船张开帆慢慢渡来。这里就是当年酋长们逃离爱尔兰的水道。他们当年离开，以为自己能卷土重来，但再也没回来过。到1920年爱尔兰独立战争时，从韦斯特波特到科克，到处都是战场。独立战争的烈火从这里一直烧向北方，直到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

图33 《井中活水》，2009年。这张唱片发行的首次酒吧演出就在马特·莫洛伊开在韦斯特波特的这家酒吧里。我们就在那个酒馆的后院见面交谈，他告诉我，当时在后院和他们一起唱歌的，还有从大西洋各个保留着凯尔特语的海岛上来的凯尔特民间歌手。这张唱片里的曲子，可以一直前溯到摩西的孩提时代。这张唱片其实很好地解释了如今流行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音乐与凯尔特传统的关系。我感觉羡慕的是，爱尔兰人有一口即使被殖民了七百年，连人种上的血统都已在混杂中消失，却依然清澈甘美的井可以汲水。他们多么强健有力。

图34 大西洋岸边的棺材船纪念碑。

韦斯特波特城中的马特·莫洛伊酒吧里间，如酒吧的私室那样温暖黝黯，人们知道马特今天下午会来演奏笛子，就聚集在那里等着。其中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笛子手，还有个十个月大的小女孩。老笛子手还在找合适的古老曲调填词，创作新的民谣。小女孩的父亲扶着她站到地板上，带她随着音乐跳舞。那孩子乐得流了一下巴亮晶晶的口水。

桌上，黑啤酒表面上那一层白色泡沫经久不散，好像新鲜面包瓤子一样。这时，也像有只白色的鸟一头冲进阴沉的天空深处那样，一个高亢而柔和的声音冲破酒馆里弥漫的嗡嗡声，它的清亮里，有单纯，婉转，欢欣，顺从，和怀旧的感伤，这是马特·莫洛伊的笛声。他偏着头，像一只大鸟偏着头，聚精会神倾听遥远的声音。笛声渐渐悠长，仿佛遥远地方的呼唤，他扬起脸来，打开双肩，好像呈接住那些从空中落下的音符。他的胡子白了，他的眼睛里有显而易见的失落与感伤，这天是他妻子去世的周年纪念日，追思会刚结束。

从波莱夫尼十岁时在自己班上见到他，听到他为小孩子们演奏笛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马特·莫洛伊转眼已吹奏了大半生笛子。

他参加创立酋长乐队前，就已经在家乡的小酒馆里吹笛子。他家的男人，从他爷爷开始，就喜欢吹笛子。家里很方便找到笛子，一切顺理成章。他因此学到了许多爱尔兰传统的曲调。他从未想到过会钟爱其他曲调，爱尔兰的古民谣就像海洋包围小岛一样，将他包围在生活中。

一个简单的机会，他去了都柏林，他加入了酋长乐队。这支乐队是20世纪60年代改编爱尔兰传统乐曲、推动爱尔兰民谣走向世界的重要乐队，他们使古老的爱尔兰民谣，从世界尽头遗世独立者的清澈吟唱，变成俘获世界各地无数心灵的仙乐。对马特·莫洛伊来说酋长乐队也是理所当然应该进入他的生活的。马特在乐队里仍旧吹他的笛子，那也是他爷爷的笛子，他爸爸的笛子。他手里握着笛子时，好像那笛子是他肉体的一部分，那样的熟悉。

“是否从未觉得自己的生活太过简单？除了驾船去航海，没尝试过完全不同的新生活吧？”我问马特。此时他已六十岁了，他仍吹笛子，在自己开的酒馆里演奏时，他和一个韦斯特波特的年轻人组成的乐队合作。他胡子白了，他妻子也去世了。

他摇摇头。他还是喜欢老的民谣，老的故事，他也喜欢听老人们用凯尔语唱老曲调。这样过一辈子，似乎就够了。

在爱尔兰，长久以来人们总是一代代地改编那些古老的曲调。那些悠扬的曲调中，人类的感情和心灵似乎一次次超越时间，像穿过珍珠的那根细线那样。这是我接触到的完全不同的，对时间和传统的理解。时代的更迭并不能使人的感情过时，只能使它显现出相对流逝的永恒。

这种坚定的钟爱从贝多芬时代就已经开始，当《玛尔塔》里的玛尔塔唱起由古老民谣改编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全世界都响彻了爱尔兰忧伤而又甜蜜的声音。马特说，他们的乐队只是那旷日持久的钟情历史中的一点点。在爱尔兰，似乎人们理所当然地珍爱自己的传统，他们与古老而迷人的一切息息相通，从未感觉到传统的压迫、制约和禁锢，他们在那里看到的，就是永恒。这是令我羡慕的与传统的感情。

马特想了想，找到他这一生可抱怨的，他说，自己这一生，旅行太多。在世界各地演出，他老是在旅行中。有时他想静下来，独自待上一会儿。比如独自驾船到大海上去几天，和大海在一起。

马特啊，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音乐家。我说。

马特点点头，说，自己成功因为爱尔兰的古民谣实在太美，爱尔兰乐手将古老的曲调改编翻新，也已成为令人依赖和羡慕的传统。

我是在马特在韦斯特波特的那家有爱尔兰传统音乐表演的酒馆里，懂得了“传承”这个词其实包含着真挚的感情，而不是冷静的利用。爱尔兰有个昵称，叫作迷人的老女士。我在那里突然明白过来，人们如此称呼这个国家。大概不光是指它古老优美，历尽沧桑，还指它仍旧受到宠爱与怜惜，仍令人为之着迷。如果有人爱一个老女士，她就会比其他女人都更迷人，因为她有了醇美。我也明白过来，原来古老而清澈，才会有醇美。

马特啊，比起中国人，你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音乐家。我说。你想想，连圣帕特里克，都在高十字架上加上个圆环，来适应爱尔兰信徒。你一直生活在这迷人的老女士身边，虽然历经苦楚，但却始终得到她的护卫，而我们中国，在唐宋时期，人们创作诗歌也用一些传承来的古老调子吟唱，那就是《沁园春》、《虞美人》、《浣溪沙》、《卜算子》……许多代读书人也为这些古老的曲调填写新词，人们也按照古老的声调吟唱，但现在连大学里教授唐诗的教授也不再会吟唱，甚至也不能填写出优美的新词了。

马特想了想，诚实地说，这样的情形，他不能体会。“但是，”他说，“但是每个人对传统所能做的事都是点点滴滴。即使是酋长乐队，也是代代相传的爱尔兰改编古曲调传统中的一个台阶。我们每个人都完善了一点点。这是长长的阶梯，许多人和乐队的努力，我爷爷和我爸爸，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也都做同样的事。”

原来与传统共生存的人视这样的改编出新理所当然。他们受人欢迎爱戴，心中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在为爱古曲调的人们而唱。我只是非常，非常地羡慕。酋长们走了，终于又归来。爱尔兰人吃过的苦终于值得。我想到草坡高处的法国城堡废墟，即使是法国废墟的石头缝隙里，如今都长满了娇嫩清新的小白花、小蓝花和小黄花，满目沧桑，但生机勃勃，优美青翠。

我停止再向马特·莫洛伊提及他们是爱尔兰的民谣大师，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引领的风潮最终引领着U2、恩雅和《大河之舞》从爱尔兰走向全世界。我也不再说他们六次获得格莱美奖杯的巨大成功。在未与他交谈以前，他是我喜爱的流行音乐巨星，我喜欢他们。但与他交谈以后，我开始尊敬他。

要沿着一条橡树遮蔽的林荫道走上一阵，才能走到科克大学对面的爱尔兰教堂，那是座灰色的教堂，胡纳家族教堂，建于1921年，为了给在当时的女皇学院里读书的爱尔兰天主教学生一个属于自己的礼拜堂，胡纳家族捐助了教堂。那时正是爱尔兰独立战争时期，也是爱尔兰美术与手工艺运动的高峰时期，科克是独立战争激烈的战场，市长也战死了。它同时也是爱尔兰美术与手工艺运动最重要的城市，胡纳教堂是这个设计思潮在爱尔兰最重要的收获。

1921年的科克激荡不安，独立战争带来了民族独立的希望，但七百年的英国殖民地令大多数爱尔兰人丧失了原有的凯尔特语，爱尔兰人也一直没有能与英国人抗衡的军队。谋求独立的知识分子们从古老的凯尔特神话和手工艺品以及民谣里，找到了与英格兰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那是留存在乡村和岛屿的厨房间里，或者祖母手里正在做的针线活上，以及说书人故事里的民族性格，那种想象绮丽的鬼怪与巨人矮人的故事，那种用人声和小提琴、鼓、吉他、风笛和短笛以及锡哨表达的悠扬清朗的曲调，那种诗歌里存在的对遗世独立的自然与大海的挚爱，那种强烈的优美与阴沉，交织着清纯与邪恶的情调，都是爱尔兰所独有的文化性格。所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席卷了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美术与手工艺运动，在欧洲各国是知识分子对工业化的理想主义反抗，在美国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文化性表达，但在爱尔兰，则是对爱尔兰人文化民族身份的奠基，这场设计运动在爱尔兰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那个特殊时代一种抒情的政治。

在都柏林是利菲河畔的爱尔兰国家剧院，在科克就是胡纳教堂。在英国，美术与手工艺运动导致了现代主义诞生，在法国导致了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家具和地铁出口改观了巴黎的面貌，在德国支持了蓝骑士画派，也促使了包豪斯风格的诞生，在爱尔兰，带来了民族在精神上的聚合。

在六月傍晚的雨里从科克老城出发，我经过科克老城里的老剧场，当年狄更斯在这里做过朗读会。经过英国市场，现在这里是个精美的室内市场，到处摆放着让人看着肚子就会咕咕叫的新鲜海鱼和结实的小面包，但最有趣的东西是一种古老的爱尔兰白肠。乔伊斯的小说里提到过它，但他讨厌它太软。然后我经过马耳他骑士团至今留在小巷里的墓地，出城后不远就是布拉尼城堡，那里存放着十字军骑士带回来的巧言石。接着我经过古老的法国区，现在那里到处都是法国古风的餐馆和咖啡馆，然后再经过了利河旁边的一座寻常的小房子，乔伊斯祖父就在这座小房子的二楼过世，现在底楼是个炸鸡店。在科克，乔伊斯不是什么文学巨匠，而是一个家道中落的破落户子弟。穿过所有的英国痕迹，就到了胡纳教堂——那是一座大门上方装饰着一对爱尔兰古老修道院高塔的爱尔兰天主教堂。

图35 教堂地上用拜占庭教堂喜欢用的马赛克铺了一幅叫作《生命之河》的画，马赛克上湍急的河流和河里大大小小奔腾向前的鱼一直冲向祭坛。

图36 大门上的铸铁玻璃画，在独立战争中曾被毁坏，在爱尔兰建国后又被修复。但那时设计铸铁玻璃窗的哈利·克拉克已经去世。他是深受爱尔兰独立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喜爱的插画家，他那些浪漫颓废并引发内心骚动和不安的插画和比尔兹利一样受到欢迎。但他与比尔兹利一样都早逝，而且死于肺病。肺病，《死者》里的那个眼睛又大又黑的少年也死于肺病。

图37、图38 从纸上草稿到铸铁彩色玻璃，哈利·克拉克作品。但当他赋予教堂花窗玻璃这门古老艺术强烈而奇幻色彩的时候，他发出了在诡异气氛中灿烂的清纯之气。

在天主教堂的花窗玻璃上出现的，不再是罗马天主教里的各种圣人和传统的圣经故事，而是爱尔兰天主教的圣人像，这是这座教堂最大的特点。这些圣人有些是带领部族皈依了天主教的酋长，是将整个爱尔兰岛上的蛇从莫赫陡崖处赶下大海，从此爱尔兰岛上再无一条蛇的传教士，是在香农河畔编结麦秸和灯芯草的爱尔兰十字架福佑乡里的圣女，是在一座荒凉高地的小村子里显灵的圣处女。在殖民地时期，英国的新教与本土的天主教时常有血腥的冲突，这座小教堂里的爱尔兰圣人花窗玻璃第一次向大家描绘了爱尔兰人绚烂的天堂与圣人深情而神秘的模样，那是不同于众的精神世界。克拉克在黑白插图上承接着比尔兹利和王尔德的诡异颓废，但在教堂花窗的创作上转化成接近圣洁的神秘。铸铁彩色玻璃上呈现的，是个爱尔兰信仰世界的秘境。

图39 圣人有一双散发着奇异不安的绿手，做出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手势。但他有一双爱尔兰人的大眼睛，和凯尔特人的赤金色大胡子。有凯尔特血统的人常常长着红色的毛发，毛发的颜色会随着阳光强弱变化，在冬天颜色变成浅棕色，在夏天则变成棕红色。这是一个凯尔特圣人。

图40 这个圣女也有一双爱尔兰人的大眼睛。如果她就是圣女布丽吉特，她身后的圣光环就再现了布丽吉特十字编。我曾穿过康内马拉荒原去她的纪念园地，那里保留着圣人留下的许多奇异的花草植物，她治愈了许多人，在那里流传着她的许多故事。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以及西班牙那里的天主教堂里的圣人不同，爱尔兰的圣人没有现实中的样子，圣父没有健壮的肌肉，圣子也不是肉团团的婴儿，圣人们也没有鲜亮的肤色和身体比例，圣人们巨大的眼睛笔直向前直视着，好像沉浸在对灵魂的探究和质询中。

图41 爱尔兰框在一轮凯尔特太阳中的十字架，是圣人与上帝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特殊约定：凯尔特人古老的太阳崇拜和天主教的十字架共同照耀爱尔兰的精神世界。因此在这样的十字架下，凯尔特的酋长们古老的脸浮现出来，凯尔特神话里的怪兽也浮现了出来，还有鸟和鱼，这是世界上两个与爱尔兰人关系最密切的动物，一个以天为家，一个以海为家。

图42 拿着金色玫瑰花的应该是诺克圣母。她是19世纪在爱尔兰小村庄诺克的乡村教堂外显灵的圣母玛利亚。那是一个香农河畔高地上的小村庄的圣迹。八月一个下雨的下午，两个村妇突然在教堂墙上看到了圣母，她戴着一顶大皇冠，举起双臂正在祈祷。她们叫来了村里的另外十三个人，他们一同见到了带着羔羊和飞翔的天使一起到来的圣母。还有鸽子，诺亚方舟里的鸽子，为正在经历土豆饥荒和战争的荒凉村子带来安慰。从此以后，诺克就成为爱尔兰人的朝圣之地，在当年的小教堂里堆着拐杖，那是病人朝圣后痊愈留下的见证。当年圣母站立之处，现在有人日夜不停地祈祷，并接受祝福。环绕在她身边的，就应该是那个村子里的村妇和其他村民。诺克圣母是爱尔兰天主教的骄傲。

图43 天主教5世纪起就开始从欧洲大陆传到爱尔兰，那时爱尔兰是个到处都有石头垒起来的修道院和高高的圆石塔的地方，修士们和修女们将在羔羊皮上抄写的《圣经》藏在石头高塔里。爱尔兰的圣人也摆出古老正教圣人的姿势，将他所在的修道院捧在左手上——靠近心脏的地方。爬满常春藤的教堂和修道院废墟现在仍旧是爱尔兰乡野中最具有风情的景象。现在科克大学的学生，只有双方都是科克大学的，才能申请在这座教堂里举办婚礼。这座教堂因为婚礼而著名。

图44 绚烂又阴沉，这是科克的胡纳教堂始终不会被任何著名的天主教堂混淆的爱尔兰气质。天光借由长条的花窗玻璃密密洒向教堂深处，驱赶教堂里的黝黯，但仿佛让这地方成为更容易收敛心神之处。在1921年整个爱尔兰民族伫立四顾，寻找自己的精神身份之际，这个教堂在大学旁边诞生，好像一束爱尔兰天主教的光。爱尔兰人的独立道路是从精神上的独立开始，从信仰的独立开始，从对自己信仰之所的描绘开始。

图45 那些细长的、敏感的、洁净的双手在胸前合十，消瘦苍白的圣徒们向前走去。他们的双手好像神经末梢一样敏感，他们的脸上有种沉湎于精神世界的恍惚与专一。仰望着他们的脸，看暮色中的光亮如何穿透玻璃，穿过他们苍白的脸和双手，突然让我想起马特·莫洛伊说过的话。他说爱尔兰人对传统的追求和爱护代代相传，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显然这话他说得中肯，而且诚实。1931年就去世了的哈利·克拉克就是走在马特·莫洛伊前面的那个人。这里的教堂花窗玻璃画就是《井中活水》的精神养分，爱尔兰人的古老传统不光有着强劲的创造力，也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它老而弥新。克拉克和马特，他们在我心里，也像花窗上的人那样有着神经末梢一般敏感的双手，也在凯尔特文化复兴的长路上前赴后继。

第二节
一只灯笼：菜头灯笼杰克，南瓜灯笼杰克

我第一次见到爱尔兰，不是都柏林，也不是阿斯隆，科克在我来说是个遥远的海边地名，比乔伊斯还要遥远，更是完全没想到会在金塞尔的一座乔治式老房子底楼的餐馆里，坐在贝克特肖像的对面吃晚饭后甜品——至今为止我吃到的最美味的柠檬塔。我第一次见到爱尔兰，是去德里图书馆做朗读会，和英国作家苏珊·埃尔德金一起，我们一起朗读的是，我们一起在中国坐慢火车旅行的经历，她读她在中国绿皮火车上的见闻——我带她从软卧车厢去了普通民工车厢。我读火车经过贵阳后路过广西境内时自己的血缘感，那次，我才在欧洲和美洲旅行十多年后，第一次踏上我父亲出生的土地：广西。我第一次旅行的爱尔兰城市是在英国版图上的伦敦德里。爱尔兰人将它直接称为德里。

在我心目中，这是一个永远回响着《血腥星期天》曲调的悲情城市。

德里和整个北爱尔兰想要离开英国回到爱尔兰的抗争，似乎从1919年的独立战争后从未在此地停歇过，英国人和爱尔兰人都在不停地流血，德里的青少年死于镇压，伦敦和英国各地的青少年一直被街头和咖啡馆以及车站的各种恐怖炸弹袭扰。科克优美海岸线上的中世纪城镇里渐渐开出无数好吃的餐馆，相继成为欧洲文化之都和旅行者最心仪的城市，散发出遗世独立的魅力，住在德里的孩子却仍旧在一派血腥之中艰难地长大成人。布塞街区令人震惊的纪念墙画下，半大的天主教家庭的男孩子们以一种迷茫与愤怒的紧张姿势踢着街头足球，而多年前在德里“血腥星期天”里死去了弟弟，跟随悲伤的父母长大的哥哥已经早早地白了头发。

在科克，我经过乔伊斯当年与他父亲前来处理祖产时住过的皇后酒店——如今那家酒店已经关门歇业了——然后就到了英国市场门口，有个带灰色呢子软帽的男人正在门口弹唱。路过他的吉他，我去市场二楼的海鲜馆子吃了一条炸鱼，然后再吃了一块甜点心，喝了一杯咖啡，不加酒，不是爱尔兰咖啡。楼下就能看到英国女王来市场的时候，停留过的那间鱼铺子，那里还放着一条新鲜的大头僧鲨，女王夫妇为鱼贩的爱尔兰式笑话笑个不停。这里本来是科克战争期间为英国军队提供给养而兴起的市场，现在是爱尔兰西南海岸线上最有名的大众市场。在英国市场二楼的海鲜饭铺里荡漾着一种轻快朴素的爱尔兰气氛，科克似乎已经穿过了几百年被人践踏的怨怒，可以微笑地对待历史了。

这让我想起德里。德里城内的小英伦气氛，新教教堂，以及城外天主教地区街道上仍旧残留的动荡气氛，街边共和军墓地里，墓碑上那些爱尔兰人古老的姓氏，和非常短暂的生卒日期。

然后，我想起了托米。2009年第三次去德里时，我才遇到托米，土生土长的德里天主教徒，那次我在德里的向导，就像克莱尔郡的诺拉。他对城中传过鬼故事的街道、教堂、墓地、房屋和小巷，真是了如指掌。我们路过圣奥古斯汀教堂时，他手腕轻轻一转，点了点老橡树下的一座坟头，墓碑的雕刻已经风化得模糊一片。他说那里是城中最容易看到鬼魂的一处墓地。他喜欢带游客来这里，夜色如水时，他喜欢听到游客的长风衣被匍匐在草丛里的鬼魂拉住时，情不自禁发出的尖叫。

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带游客游夜城，见识魅影之德里。那时，他晚上在家吃了晚饭后，就换上行头：一件黑色长披风，一顶尖顶黑毡帽，一根手杖，是那种鬼怪故事里常见的带有魔力的式样。然后，出门工作。在德里黑黢黢的街头，一小堆人经过主教门，停在城墙脚下。接着又上了城墙，在圣奥古斯汀教堂前停下，矮栅栏门上生锈的铁门轴吱地一响，在夜间散发铁锈潮湿味道的门被推开了，人们鱼贯而入。领头的那个黑影子就是托米。鬼故事之游常年都是德里的传统夜间项目，就像巴黎夜里的塞纳河游船，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鬼节诞生地。万圣节是从这里走向全世界的，小鬼杰克敲门时喊的那句话“要麻烦还是给点甜头？”也是从这里口口相传出去的。

托米带我去了河边的老市政厅广场。那里围起栅栏，工人们正在整修地面，准备万圣节的焰火晚会。每年世界上最大的万圣节狂欢晚会都在这个广场上举行。

这个被厚厚石头围墙围住的城市，已有千年的历史，本是凯尔特新年庆祝的发源地。凯尔特人相信，这一天冬天到来，漫长黑夜到来，阴阳两界自由来往，死亡女神班希就带领所有鬼魂重返人间，精灵和仙人也随之来到人间。

这夜鬼影重重，只有一个叫杰克的小鬼提着用菜头挖的灯笼，在德里的大街小巷徘徊。他功德不够，所以无法上天堂。可罪恶也不够，无法下地狱。所以他会沿街敲门讨要东西。所以德里的小孩子们就开始学他的模样，提灯走街串巷讨要东西。人们得开门给小鬼东西。当年孩子们提的是挖空菜头做成的灯笼，收获的是各种食物。要到最近两百年，美国的爱尔兰人后裔才将爱尔兰的菜头换成了美国的南瓜，收获的是各种糖果和巧克力。

那年与托米一路上经过老城的商店，那里处处可见南瓜灯。九月下旬，万圣节的气氛渐渐浓了。我对德里的南瓜灯还有些不以为然。在德里我宁可见到古老的菜头灯，而不是美国各地的南瓜。穿过老城，登上城墙时，我还只能看到南瓜灯的文化意味。

城墙上，托米指给我看城对面的布塞街区。那是天主教徒居住的街区。北爱尔兰城市的天主教街区有种阴沉悲怆的气氛，即使阳光灿烂，也于事无补，那明晃晃的阳光与蓝天，反而使在阴霾中沉默的感伤变成了剧痛时的号叫。在贝尔法斯特，我对此印象深刻。黑色出租车是送客人去和平线附近的特定出租车，它缓缓无声地从孟买街角驶过，好像一辆灵车。

在2009年秋天，我仍能感受到愤怒在激荡。天主教堂的尖顶像亚瑟王的剑那样直指有大朵乌云翻滚的蓝天，1972年，那里曾为死于骚乱中的天主教徒们举办过安魂弥撒。“血腥星期天”博物馆隐现在布塞街区式样单调的排屋中间，管理小博物馆的人，是十四个死者中最年轻的那位手持汽油弹的少年的哥哥，他当时和妈妈也在现场，现在已是一头白发。就是1972年1月30日发生“血腥星期天”的布塞街区，现在远远望着“血腥星期天”事件的墙画，它们散布在布塞街区的墙上，在阳光下，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悲伤气氛。再过去右面一点，能看到灰色的纪念碑，H形的石头中间，有一只鸽子在铁丝网里振翅。那个纪念碑纪念了十个为争取北爱尔兰独立而在狱中绝食死亡的人。

从1968年始，争取北爱尔兰独立的暴力抗争渐渐进入高潮，从贝尔法斯特到德里——北爱尔兰的大城市——爱尔兰共和军动用武力，天主教徒们和学生们则上了街。年轻人游行的风潮从贝尔法斯特传到德里，并在德里到达高潮。

到1972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年轻人在罗斯维尔街上聚集，据说英军借口有人扔了自制的燃烧弹，于是开枪镇压。

我突然看见有人奔跑，并发出短促的叫喊声。细看，才看清那不过是些半大的男孩子们在墙画前踢足球，他们奔跑的身影，仍旧让我惊心。这样的情形常发生在我北爱的旅行中。几年前在贝尔法斯特的孟买街，也被两个滑板少年吓得不轻。他们的木头滑板隆隆巨响着经过街角，我正仰面望着一栋房子山墙上，死在一次街头爆炸中的少年的肖像，那孩子在画里欢笑，是再平常不过的少年。

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这气氛富有刺激性，令我忘记万圣节的德里。但是托米仍旧坚持告诉我德里的万圣节传统。

德里的“血腥星期天”后开始宵禁，长达十二年，万圣节晚上也不会例外。那十二年正是托米的孩子们长大的时代，他的孩子们先后在自家客厅的万圣节庆祝中长大成人。他和全德里的父母仍同从前一样为孩子准备用甜菜头灯笼，自己化妆成各种凯尔特鬼怪的样子，但他们不再到街上放烟花，孩子们也不再去各家叫门，“我们在家里敲大人卧室的门，然后叫一声给甜头，还是找麻烦。大人们便拿出放在门后的苹果和坚果分给我们。”这是凯尔特新年的习惯，各家都送给小孩子自己储藏过冬的苹果和坚果。

此时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大陆，爱尔兰后裔开始风行过万圣节，他们用南瓜代替菜头，用美式的各色糖果代替苹果和坚果。在德里沉寂的宵禁夜里，万圣节的习惯席卷全美，然后走向全世界，成为全世界孩子讨糖的节日。

托米在我们走在德里城墙上的时候，一直在说万圣节的事。

那是1996年。那一年爱尔兰和平进程重新启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的动荡渐渐平息，英国人所说的“麻烦时代”终于接近尾声。就在这一年，宵禁结束。德里市政府立刻决定恢复万圣节之夜的庆祝焰火。那个万圣节晚上，德里寂静寒冷的夜空被一支冲天而起的焰火划破，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这种爆炸的声音在德里不再只是意味着炸弹爆炸的声响，也可能是焰火。托米说，德里的万圣节狂欢，可以说是真正的身心狂欢，或者说，是为从恐怖年代渐渐解放出来的狂欢。这一年他的儿子们都已成为父亲，他的孙子们年年都去市政厅广场通宵玩闹。

从此以后，德里的万圣节之夜狂欢每年都比上一年更长些，更热闹些，人们从爱尔兰各地来到德里狂欢。后来，人们从世界各地来此过万圣节。德里宵禁的时代，城中没有几家旅馆，仅有的九家，也都多次被炸过，生意萧条。狂欢节带给了旅馆兴隆的生意，此后，德里城里的旅馆一家家开了出来，餐馆也一家家开了出来，德里俨然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托米说，我住的那家高塔旅馆，就是狂欢节后新开张的旅馆之一。

德里从宵禁中醒来，杰克的菜头灯已经被南瓜灯无可挽回地取代了。但是没关系，德里仍很快成为一个为万圣节之夜而存在的城市。一进入十月，狂欢的气氛便开始发酵。各类设计和制作万圣节服装的小工厂、小作坊和裁缝店顾客盈门。做灯笼的，做魔杖的，批发焰火的和包装糖果的小店也纷纷重新布置橱窗。满城男女都私下里准备今年的行头。德里城中有条大家共同遵守的规矩——不可泄露自己今年要穿什么去狂欢，若与别人的打扮撞了车，更是这一整年的耻辱。旅馆大都已经客满，餐厅也开始备足了酒菜。我在六月和四月曾两次造访德里，那时在无时无刻不在的雨雾中，德里湿漉漉的，寂静无声。第三次的九月，这些关于德里的记忆增强了我对九月德里节日气氛的感受能力。

在宵禁的年代，人们曾设想过各种各样和平到来的时刻。可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古老的凯尔特节日，与德里一样老的节日，孩子们尾随一个小游魂在街上游荡的旧习惯，此刻演化成所有人的狂欢节。和平竟是在狂欢节的喧嚣中到来的。

当然，这快乐已不是从前的快乐，就像一个孩子已长大成人，他的快乐变得深厚，并悲喜交织。据说德里在那一夜，自由而狂野，如烟花剧烈地绽放。我读到过一个特意与同学们一起去德里过万圣节的英国学生写的日记，他说，他终生难忘在那夜感受到的生命的奔放。我不得不想到布塞街区口的那块白墙，和墙上1969年时写下的大字：你正在进入自由德里。

那一次我见到托米时已接近万圣节。我问托米今年准备怎么打扮。他已老了，装扮了那么多年，该是越来越难以翻出新花样来了。

他轻声一笑：《哈利·波特》里的某位老巫师。整个游客中心，都将装饰成魔法学校的样子。“你知道哪些巫师来自凯尔特传说吗？”

我对此并不觉得十分吃惊，相比英国，爱尔兰显然更接近魔法的世界。奇迹也显得更理所当然。发誓为没有神话传统的英国创造传统的托尔金，在20世纪50年代写出《魔戒》。后来，说到《魔戒》与凯尔特神话之间的血肉联系时，他说：“凯尔特文化就像一只魔法口袋，在那里人们能找到几乎所有的一切。”古老的德里，或者伦敦德里，在口袋里找到了万圣节。

在爱尔兰，我常能感受到凯尔特传统对爱尔兰人的护卫。从爱尔兰争取独立时，知识分子们为追求爱尔兰文化身份，向凯尔特传统索要精神上的独立，一直到植根于古民谣的爱尔兰音乐成为世界的宠儿，酋长乐队终于乘着音乐归来，到创伤累累的德里在万圣节的焰火里发出欢呼，小鬼杰克手里的菜头灯笼成了南瓜灯笼，但他在全世界的夜色中快乐地敲门，收获着太妃糖、水果糖、粽子糖，总之全世界各地特产的甜蜜。德里即使度过了如此黑暗艰难的岁月，仍能保有狂欢的传统。我不能说它是个幸运的城市，似乎在布塞街区面前这个词太不合适，但在万圣节的烟花面前，这个词总是忍不住要现身出来。

我总是感慨于凯尔特传统对爱尔兰的护佑，好像母亲与儿子之间的血肉联系。而中国人的传统与中国人，似乎更像父亲与儿子，这个儿子心中，时时充满“弑父”的冲动。他更相信，逃离传统才可能获得新生。

托米为我的日程可惜，他说，你真应该万圣节的时候来，和我们一起热闹热闹。他像大多数爱尔兰人那样温暖，愿意将自己的心爱之物与人分享。这正是爱尔兰最令我难忘的好处，当有人这样慷慨地、由衷地与你分享他们的心爱之物，你心中真心为他高兴的淳朴感情会油然而生，你不禁要为自己心中单纯的温情感到欢悦。

在我心中，欢愉中还有一种孤儿般的感伤，这孤儿在别人家过年，分享着别人家的快乐。心里明白自己的家已失去不再复得。

四年后，我再次在爱尔兰旅行，我在科克的英国市场里再次想起德里，想起托米，想起我们站在德里城墙上眺望河对岸的布塞街区时，托米缓缓告诉我德里的万圣节历史，我想，他是想让我知道德里人如何在这个古老凯尔特节日的恢复中，找到恢复创伤、重获欢乐的力量，这其实一直是爱尔兰人精神强大的本质。我可以在对一个城市的探寻中找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这应该是托米为之自豪之处。德里的故事非常刺激，有时我在那样的街区抗争遗迹里迷失，但渐渐的，我可以看得更远些，更诗意些。这时，“幸运”这个词就悄悄潜上心头，在这么长的苦难中爱尔兰人终究锤炼了精神，获得了不屈，比起在绵延的受苦中渐渐丧失身份与传统的民族，这实在是幸运的、童话般的结果。

第三节
Pleasant，德里与科克的乡村

安德鲁是带领我在北爱尔兰各地旅行的向导。他非常安静，通常不多说什么，不影响我的感受与判断，直到他知道我在德里去了两次布塞街区。他知道我在城墙上的时候，就一直望着对面远远的墙画和教堂，而对城墙上当年殖民者架起来的古老加农炮毫无兴趣。后来，早上一起床，我马上又去了那里。

他说，德里的乡村是整个北爱尔兰最令人愉悦的地方，即使城市里一直流血不止的70年代，乡村也继续着爱尔兰传统的宁静与诗意。Pleasant，他这样形容乡村。

那时我才知道，《伦敦德里小调》并不是英国民歌，而是这地方的传统民谣，曲调是17世纪初的。后来又发现，《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也是爱尔兰民谣。原来，我少年时代沉迷的简单曲调，都来自古老的爱尔兰，它一旦响起，就迷住我的心，令我想入非非，但却并不明晰到底想了什么。那样的时刻是白日梦般的，思绪在滑动，自由而并不清晰，也没有逻辑，但充满生机，那就是安德鲁日后形容的Pleasant。

这些小调，原来就出自古老的北爱尔兰乡村。从地图上看，它们像鲜红小圆点的城市四周大片温暖的皮肤一样。小圆点的城市如伤口般地流着鲜血，而乡村则默默提供了创可贴的胶布可以落脚的地方。

在乡村的小酒馆里，和邻座演奏民歌的人们喝一样的黑啤酒。人们因为你是外国人，会格外照顾你，告诉你民谣的名字。教你如何在两次打嗝之间喝下去多少是地道的喝法。告诉你他家在此地生活了几代人，有什么人从美国回来了，可认识他的人差不多都死了，人们只能带他去坟地。人们也问你这是从哪里来，听说是中国，那人就轻声用力说，啊，老天爷，这么远。听说能在不休假的日子来此地，是因为职业就是作家，能到处逛，那人又轻声用力说，啊，老天爷，何等美差！那人就转头去告诉他老婆，这位女士，他小心地用着尊敬的称呼，是写书的。

他老婆披着粗羊毛线织的围巾，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但非常美好。她过来，用自己的杯子碰了碰我的杯子，建议说，为你的长旅行，干了。

长夜寂静。原来，《伦敦德里小调》里唱的，“那响彻峡谷直至山边的笛声”，唱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德里平原。那峡谷，就是我难以忘记的老安特里姆。它唱“From Glenn to Glenn, and down the mountain side”，这正是我一路旅行的路线。原来我少年时代认识的那支歌里的Pipe，一直都跟着我。是的，现在也是夏天过去时分，和歌里唱的一样。

小酒馆里温暖干爽，盖着淡褐色的厚厚茅草顶。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旧物，从朝圣地带回来的布圣女稻草十字架，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寄回的旧明信片，还有某人小学发的奖状，在那里，过时的一切都是好的。时光留下的琐琐细细，安定着人心。

小提琴手将小提琴夹在肩上，为你解释《夏日里最后的玫瑰》的历史。几百年前，它是一支叫《年轻人的梦》的民歌，后来，在18世纪被改编成《布莱尼的森林》，再后来，在19世纪，又再次被改编成了《夏日里最后的玫瑰》。这曲调太可爱，而人们的惆怅亘古未变，所以，它不得不天长地久地活在琴弦上。《夏日里最后的玫瑰》转眼间又已唱了一百多年。

在黑啤酒的微醺中，听那些单纯而深厚的曲调，可听到饱。听到你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单纯，又像化石一样古老。

乡村中的爱尔兰生活遗世独立，似乎从未遭到彻底的破坏。这里的生活保存着令人惊叹的完整。神仙并未远去，仙人就在自家的门背后，小矮人在地窖里忙个不停，而主妇们都知道晚上在厨房桌上放上一杯牛奶和一块蛋糕，从不多放东西犒劳小矮人，只怕反而激怒了他们。

祖辈造房子时留在走廊墙上的画片，古老的爱情故事的主角们，至今还在旧镜框里端端正正站在墙壁上，村中的教堂已有六百年之久，那里的墓地里埋葬着姓了同一个姓的几代人。即使是最早的墓碑，已经风化得看也看不见了，还有人往那里放蜡烛和鲜花，因为后代还在老宅里住着，甚至一支民谣的来龙去脉，也能解释得清清楚楚。

这从古至今并未改变过多少的生活，完整，清新，简单，这就是安德鲁称之为Pleasant的感受。

乡村的时间是条长而流畅的直线，坐在阳光里，看墙上吊灯的影子一点点移动，是自然不过的事，并不需要下像在城里生活那样大的决心，才能偷得浮生半日闲。乡村的钟表滴答移动，更多是为了显示出时光的节奏感，而不是计时。

靠在底楼厨房的水池边，冲洗碟子里残留的蜂蜜和果酱。厨房的冰箱上有台小收音机，FM的音乐节目正在播出摩尔当年改编的老歌曲，间或有插播的广告，从甜酒到电脑，一应俱全。但是在乡村，广告的声音丧失了它的物质性，它成为一种简单而快乐的声音，衬托出四周的安静。

靠墙角的煤气灶上坐着一只厚实的大铁锅。我十分希望在里面坐上大半锅水，将一只新鲜的、粉红色的猪肘放下去，加上一些生姜，然后，再加上大半个去皮切了块的白菜头，心无旁骛地在这间厨房里炖一锅肉汤。

我从楼上拿下一本书来，坐在厨房桌子旁，守着我的汤，不让它煮焦了，像我在家里常常发生的那样。在家里我需要工作，而在爱尔兰，我可以只专心做一锅汤。我常常都是在旅途中才有干净安然的心思，好好做一锅汤的。

肉块的香味会渐渐从锅盖下面弥漫上来，渐渐的，还有菜头的清香。

我读的书，是托米给的一本德里鬼故事集《魅影巡游》。薄薄的小书记录了德里城里流传在街头巷尾的各种鬼故事，在有名有姓的地方，主教门那儿，黑弄那儿，约翰街那儿，有名有姓的人，讲述自己在那儿撞见鬼的往事。这类非常地域性的小书，在爱尔兰却是数量极大的出版物种类，叶芝的《凯尔特微光》算是最著名的一本。每个郡都有自己的鬼故事书。凯尔特人对奇异事物和神仙世界的爱好与生俱来，乡村中的鬼故事更是人们必需的精神生活内容。即使是我这样一个外人，只要在一间炖着肉的厨房里坐定，捧着这样一本书，归属感也会淡淡升起来，徘徊于心。回想到德里城中的主教门，在城门下的石凳子上坐着的时候，对面铁锚酒吧里的音乐断断续续而出的情形，我想，现在我对那里有些知根知底的了。这种感觉，与在斯莱戈读《凯尔特微光》时的感觉一样，是一种亲切。

我的厨房面对着爱尔兰海，石头矮墙下贴着礁石上的小路，那里一直通到海滩上。我在厨房里，都能听到邻居路过矮墙下的说话声，甚至喘息声。老人带着他的小孙子，和另一个老人谈天。他们都有些耳背了，所以说话的声音很大。不知为什么，那粗嘎的说话声，让我想起希尼的诗来。诗人希尼是爱尔兰最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故乡就在北爱的乡村。

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住上一辈子。这是个安稳宁和的地方。等夕阳西下，我就能在这里吃到一碗可口的浓肉汤，还有一块苏打面包。当你非常安静地吃简单的食物时，会突然感受到，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庄严的过程。

然后，我能喝一小杯百利甜酒。不怕睡不着，就可以自己调制威士忌和咖啡。虽然这是有名的爱尔兰咖啡的配方，但我却不能适应它强烈的口味。装在大肚子酒瓶里的百利甜酒要柔和多了。

夜间的电台节目里能听到恩雅和希妮德·奥康纳的歌，她们一个空灵清澈，好像东正教晚祷时的圣咏，另一个激越有力，好像女斗士，她们目前都住在城里。奥康纳的歌声让人想起时光的力量，这恰好是恩雅的一句歌词。激越的奥康纳曾在纽约撕毁教皇的照片。现在，老教皇已经去世，而奥康纳则成为天主教的一名女牧师。爱尔兰的精神生活里，总有逃脱不掉的宗教气氛，人们不由自主地追寻精神世界，追逐它的光芒。

老宅里暗影重重，总能听到一些突兀的声音。要是那时想起爱吓人的小矮人，甚至是爱杀人、尤爱将死人的鲜血擦在帽子上的红帽子小矮人，不禁会起一腮帮子的鸡皮疙瘩。

夜间的爱尔兰海细波粼粼，悬崖上的灯塔缓缓转动，灯光切开巨大的黑暗，黑暗再密密合拢过来，抹去所有光亮。长久地望着这样的大海，似乎能感受到生命在缓慢而自然地流逝。

缓慢和从容，没有惊喜，也没有骤变，这便是Pleasant。

安德鲁从未说起过他的宗教信仰，他甚至拒绝任何猜测和联想。他只是非常希望我从制造“麻烦”的布塞街区出来后，还能走进“安适”的乡村生活中去。我想他是想让我看到一个民族——从被罗马人驱赶到欧洲尽头的天涯海角，到被英国殖民八百年，又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能以自己文化上强烈的独特性成为世界的宠儿——这个民族在如此激烈的动荡中如何获得平衡。这是爱尔兰人在天涯海角生存下来的精神力量。

图46 乡下的山坡总是绿得澎湃，因为大西洋给予草木持续不断的水分。

图47 厨房窗上的干花是去年夏天从山坡上采来，倒挂在屋檐下风干，然后在一支造型好看的酒瓶里供了一冬天，待下一个夏天再做一束新的。

图48 楼上卧室外的走廊墙上，纪念着古老的爱情。

图49 起居室烧橡树枝的火炉，即使是初夏的下午，只要下雨，也得烧暖房子。

图50 绿树如盖的乡村公路。

我想，在德里郡乡下厨房里的经历，引导我这次去看看科克郡乡下。这次我要学如何挤奶。和德里一样，科克的乡下也曾是激烈的战场。

那天我站在帝国饭店的维多利亚大堂里等待文森特和他的太太乔伊思，他们来带我去乡下。我想那里也是狄更斯等待马车带他去码头坐船回伦敦的地方。正是午后，楼下的SHOUTS酒吧里空无一人。

文森特的妈妈曾在科克乡下长大，后来去了英国。文森特小时候在英国生活，但是他喜欢回科克乡下来，这里住着他的许多表亲。文森特娶了一个上海姑娘，这个上海姑娘也喜欢跟他去乡下，她甚至学了一口结结实实的爱尔兰口音，比文森特更像科克乡下的表亲。

村子里的一个大草坡是文森特家表亲们的放牛场，草坡上的房子是哥哥的家，草坡下稀稀落落的房子，是表姐和表弟家。文森特的表弟凯文正带着一群奶牛在坡上吃草，一条狗前前后后在草丛里忙着，帮忙管牛。在金塞尔的时候就听说餐馆里的奶制品极为可口，就是因为科克乡下的奶牛出产全爱尔兰品质最好的牛奶。而《尤利西斯》里面提到过的送牛奶来的老太太，她似乎象征着爱尔兰，却对英国人说的凯尔特语一点没兴趣，也听不懂。我在这个细节里嗅到一些讽刺的味道，但我却因此一直向往在一个地道的爱尔兰乡下，学传统的挤奶方式。

凯文让我穿上一套橡皮衣裤，套上橡胶鞋套，和我想象的蹲在青青草地上挤奶的样子不大一样。

挤奶的时候，我和凯文走到一个挂满玻璃瓶子的走道里，能听到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凯文说挤奶机器可以模拟人手有节奏地挤压，那是一个连接着橡皮管子的环形夹子，套了一圈软硅胶，奶牛对此也已经习惯。奶牛们站在两边齐我们腰高矮的水泥高台上，它们下身已装满了牛奶的沉重乳房，我们一伸手就够着了。

原来奶牛的乳房像沉甸甸的面粉口袋，重得举不动。温暖，沾着绿色的草叶和褐色的泥土，血管暴涨，乳头暴涨。我突然想起我爸爸渐渐病重，不再能吃固体食物了，他只能喝牛奶。他衰老的，布满皱纹的，因为缺氧而青紫的嘴唇奋力吸吮白色温暖的牛奶，他一直坚信牛奶给人的营养，这与他年轻时生肺结核，苏联军医给他特批了新鲜牛奶来挽救他生命的经历有关。他一直说，那个老大妈军医热好牛奶给他的时候，总是叫他“年轻的陈”。爸爸总是信仰新鲜的牛奶。

奶牛焦急地踏着蹄子，我突然回忆起一种令人坐立不安的沉甸甸的胀痛，胳膊远远向两边支开，生怕碰到两侧乳房。这是奶水滞涨的疼痛。我看看它们的眼睛，它们大而圆的眼睛似乎看不出痛苦。

凯文将一头年轻清秀、四蹄修长的奶牛介绍给我，他说要对她温柔些，因为她产出的奶不像年长肥胖的奶牛那样高脂肪、高水分，她的牛奶清淡纯粹，是质量上好的牛奶。用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环，套在涨大的乳头上，轻而均衡地用力往下捋，白色温暖的牛奶就会射出来。然后将环形夹子套在奶牛的乳头上，牛奶就随着机器管道一股股地射进玻璃瓶里，那声音就像做心脏超声波检查时血液从心脏中被挤压出来，心脏发出的声音一样。

随着奶牛们乳房里的牛奶被挤出，棚屋里响彻了一片涕泗交流的便溺声，它们的身体全都放松了。温暖的小便有时直接溅到我和凯文的脸上，橡皮衣则点点滴滴地湿了。我的身体想起来，在我喂孩子奶的时候，我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反应，所以在产房里，护士总是提醒初产妇孩子就要送来喂奶了，让妈妈先去排空自己。原来母性的身体反应也都是一样的，上帝为母性建立的身体秩序。

奶牛似乎是我爸爸的母亲。

科克乡下挤奶的棚屋总是让奶牛站在高台上，它们的排泄物会顺着高台流进挤奶人站着的走道里，但这并不肮脏，只是自然而然。

那天农舍里入夜很冷，没洗澡我就睡下了，掀动被窝时，能闻到身体散发出来的未脱脂的生牛奶味道，还有母牛屎尿夹着发酵了的草木气味的淡淡臭气。睡着以前，我想起了许多年前，作为一个自己哺乳的年轻母亲的事，想起婴儿小手小脚留在我手心里的触觉。我以为自己全都忘记了，但其实我的身体和皮肤都还记得，在科克夜色深重四下寂静的乡下回想起来。在野麦子如波浪般起伏的草坡上四下追赶奶牛的狗，凯文家的狗睡意蒙眬地吠了几声，像是说梦话。

作为一个可以如此被依赖和如此全力产出的雌性，我想，这样的生命实在，值得尊敬。

第三章
从安特里姆九峡谷到斯莱戈：神秘旧华年

第一节
峡谷志怪

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九峡谷是上个冰河纪留给大地的纪念品。冰川融化，大地被洪水洗刷，巨大的冰山乘洪水而下，在大地和山丘上切割出一道道深深的U形沟壑，然后，惊天动地地奔赴大海，冰河离开时的脚印就是河道。

待大地安静下来，诺亚从船上放出一只鸽子。

鸽子看到新世界已然出现。冰川开凿的巨大沟壑，已是爱尔兰北部最美丽的峡谷。格莱纳里夫峡谷里，绿树成林，苹果树和樱桃树下，常常堆满了成熟的红色果子，在阳光里散发芳香。格伦贝利蒙峡谷中草地金绿，那是牛羊最好的食物，使它们强壮。

靠近格伦登峡谷的绿草地上，有座绿色的山丘终日被一道淡粉红色的薄云环绕，那就是峡谷里著名的仙人山。峡谷里的土堆和森林中住满了小矮人，而这座小丘则是小矮人、妖精和棕仙们的首都。月圆之夜是精灵们的欢聚时刻，穿绿色衣服和棕色衣服的小仙人，戴红色尖顶软帽的邪恶小妖，与戴蓝色尖顶软帽的勤劳小妖，以及好仙女和恶仙女，大家都到小丘上饮酒作乐，他们会发出千百道细小的白色光芒，彻夜照亮仙人小丘的上空。

清澈的河流从格伦登的树林里潺潺流过，因为冰川遗道的缘故，水流是咖啡色的。而森林深处的湖泊，则呈现出纯净的蔚蓝色。森林密密围住湖泊，轻易进不去。要是能进去，就常常能听到妖女唱歌。她们在德国被称为塞壬。当她们歌唱，那飘飘欲仙的曲调，人类的耳朵毫无抗拒力。人们不得不心醉神迷，直至付出生命。在《哈利·波特》里，这样的音乐被称为妖精音乐。慢慢峡谷里的人学会了，所以现在有时能在乡下的小酒馆里突然听到这样的旋律，它们辽辽远远，轻妙婉转，似乎从天堂发出，又似乎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令人入迷。许多人说凯尔特音乐的来源就是塞壬留下的调子。至今爱尔兰音乐的迷人之处仍不为人所知，那样一种婉转高亢的迷人。

从格伦舍斯基峡谷走向大海，能看到蔚蓝的爱尔兰海在路的尽头，平静得像一块蓝布。它如此清澈，在岸上就能看到大海深处的白色岩石，白色岩石包裹着冰川时代古老的灰黑色卵石，和浅褐色的贝壳，似乎它们保留着诺亚方舟之前大地的记忆。岩石间常常有大蓬褐色结实的水草随波飘拂，凡人看上去是水草，仙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美人鱼的头发，有美人鱼正躲在岩石下，身子是躲住了，但头发太长。

大海对面，隐约可见，一块绿色和褐色的土地漂浮在波浪之上，那里是苏格兰，是爱丁堡。这里和那里，都是凯尔特人的精神故乡。

也许你在海边长风飘荡的街道上遇见一个寻常的女人，当你向她询问哪里可以吃上一顿热乎乎的炸鱼薯条时，她伸出白得发青的手指向对街一指，你就看见一块木头招牌。那家店，是格莱纳姆里最老的一家炸鱼店。你不知道，她其实是从海里上岸来的美人鱼。峡谷里从未停止过美人鱼的传闻，总有人目击在海边或者河流上有美人鱼游水并唱歌。也总有人在峡谷的小镇上发现她们的踪迹，甚至她们也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当地人鉴别她们的方法只有一点，就是，她们不吃鱼，尤其不吃海边渔民们的特色食物：炸鱼和薯条。在峡谷里，美人鱼就是美人鱼，绝没有人会叫她们儒艮，更没人会说她们其实是一种海牛。

黄昏时，我从格伦登的森林出来，看见仙人小丘被褐色的暮霭轻轻笼罩。这应该就是叶芝几十年前找到的“凯尔特微光”。它依然笼罩着静静的峡谷。一切似乎没有变化，这里仍是美丽的旧世界，意大利的人文精神和德国的理性主义，强大的美国物质主义和实证精神，都未能摧毁人们心中对神话的依赖。凯尔特人心中人神合一的浪漫信念，一直活在峡谷人们的心中。因此，神仙鬼怪的故事至今还能像风一样到处自由而强劲地传播，孩子们的语文回家作业，是记录老人所说的神话，或者志怪。

图书馆里常有说书人来传播他们收集到的新旧鬼故事，一代又一代。这里也是克莱尔郡的说书人埃迪常来的地方。

教授们去给童子军上民俗课，带领他们上山找精灵留下的脚印和洞穴，并承诺要是谁真的找到了宝藏，就能带回家去。这也是鲍勃对孩子们的许诺。

双亲们总是买来各种小矮人的塑像妆点园子。

峡谷里的老老少少，个个都认得出谁是红帽子小矮人，谁又是藏宝者小矮人，还有铁匠小矮人。人们知道，要是小矮人家神来家里帮忙干了活，千万不可付钱给他们，也不要送他们衣服。他们不接受超过一杯牛奶和一块蛋糕的回馈。要是给他们太多，他们就会愤怒，从此消失。可是要是连一杯牛奶也没放在桌上，你家发的面粉肯定会馊，你家酿的酒也会洒了满地，你的被窝里说不定会被放进一条荆棘。家神不高兴啦。

世事变迁，俗世中价值交换是生存必须学习的法则，但神仙世界里，依然得守自己的本分。这是峡谷里的人们仍在遵循的法则。

鲍勃是个在峡谷里教授爱尔兰民俗学的教授，大肚子，灰眼睛，一脸久经世事的微笑，不修边幅。他站在巴利卡斯尔镇外的一片绿野中，背靠一座已经废弃多年的修道院。

常春藤在修道院斑驳的石墙和洞开的细门洞中茂盛地生长，黑绿色的，而它们的幼芽和短小的根茎却是淡淡的棕红色，好像八爪鱼的吸盘。常春藤在废弃的石头修道院遗址，甚至简单的石墙上生长攀爬，是爱尔兰绿野中最为寻常的情形，它散发着淡淡的诗意，更是爱尔兰的民族符号，出现在一百多年前爱尔兰画家们的笔下。叶芝诗歌的旧版本上，就能看到它们的样子。

不过，鲍勃告诉我，常春藤到处都是，不光是为了诗意。爱尔兰各地被废弃的石屋，因为年久失修，石头常常被风吹下来，打伤行人。而常春藤在上面盘根错节，就能拉住本来松动了的石头。

鲍勃翻起厚厚的眼皮，飞快地看我一眼。咹，这是爱林式浪漫。他说。爱林是爱尔兰的旧称，如今这样称呼爱尔兰，显出一种知根知底的亲热。

鲍勃讲小矮人的事给我听，这些峡谷是他们的故乡。他身后是一座长满森林的山，巴利卡斯尔的居民都知道，那森林是红帽子小矮人的聚集地。山里有不少古老家族藏匿的宝贝，家里的人渐渐死光了，只剩下红帽子知道藏宝处。

“从前曾有个勇敢的人，进山去抓到一个红帽子，迫他交代藏宝的地点。那人聪明，一路走，一路在树上结上黄布条，做好标记。然后那人放了小矮人，回家去拿了袋子和铲子，再回到树林里。这才傻了眼：林中每棵树，都被红帽子抢先系上了一模一样的黄布条。”

鲍勃笑得气喘吁吁，转身向山上一指：他们可是聪明得要命！

你见着他们了？我问。

你也可能见着他们了呀。鲍勃瞪大眼睛。他的眼神既是责怪，又是激励，要是我不因此想起来自己曾见过出没在峡谷里的小矮人，他只好为我感到非常遗憾，就像人们为明显的无知不得不感到遗憾一样。可是，可是鲍勃的表情是复杂的，要是我竟然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来，他只好马上去找面镜子来，让我知道自己的鼻子已经变长了，谎言要适可而止。总之，鲍勃占着了理，鲍勃无论怎样都正确。

说起这样的神怪故事来，世界上没人是爱尔兰人的对手。

那我在哪儿见着他们了？我不得不这样问。

你在巴利卡斯尔见到的每个人，都可能是他们。那个在乐购超市里买白菜头的女人，她就很像家神。那个为你们炸鱼的女孩，你又怎么知道她不是美人鱼呢？

美人鱼不吃鱼的。我反驳他说。

但不影响她开一家炸鱼店。记着，她炸鱼，但不吃鱼。

鲍勃又笑了，透过他沉重的眼皮看着我，呵呵地笑，一切皆有可能。突然他用手指了指身边一米见方的窄小石门洞，问，你知道为什么从前教堂的门这么窄小？他并不想听我回答，他自己接着说，一种说法，是当时僧侣都很矮小。但凯尔特人从来就是高大魁梧的民族。那么，是否会有另一种真相呢？如果僧侣像棕仙那么矮小，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在安特里姆，安德鲁负责开车，负责讲故事，负责和鲍勃接头。他负责旅途中的许多事。他从不迟到，从不抱怨，故事可以从斯威夫特一直讲到小矮人和鬼情人，慢慢地讲，一字一句都说得清清楚楚，下午到歇脚的地方了，就开始和我一起整理地理位置，帮我在笔记本上写下所有地名的凯尔特词。他从不在车上吃东西，连喝东西都很少。从不衣冠不整，从不当面打哈欠，他是个老式教养出来的人，一丝不苟。

图51 那天下午暮色轻笼，被金红色的阳光穿透。我们路过仙人小丘，然后安德鲁拐进库申多尔。这个老村子已经八百年了，主街上有个老旅馆。传说在神仙时代，小矮人成群结队来喝酒。这间底楼的酒吧在小矮人里一度很流行。酒吧为纪念这好时光，特地在门楣上建造了醉酒小矮人的纪念碑。这里叫库逊荡。安德鲁大声重复着这个村子的名字，要我记住这个地名。因为这里离仙人小丘很近，所以小矮人才多见。有些小矮人非常嗜酒。特别是戴蓝尖顶帽的，他们都是最好的铁匠，螺纹状的凯尔特图案就出自他们的创作。他们做的珠宝是整个欧洲都著名的，他们做的鞋也没人比得上。可是他们太累啦，脾气不好，一喝酒就喝醉了。

图52、图53 喝醉了的小矮人。其实小矮人们聪明，自尊，但大多数人类觉得他们不可靠，因为他们生性喜欢恶作剧，也很难说有道德感。鲍勃建议说，如果他是我，他就用手遮住眼睛，不看这些有伤风化的举动。安特里姆的小矮人每次都喝得烂醉方休。鲍勃说，不过，醉酒小矮人总好过喜欢在撒宛祭日，在库逊荡主街上放火烧房子的小矮人。

我知道他们上一次风行于儿童世界是因为迪士尼的动画《白雪公主》。而最近一次风行于全世界，是因为诞生在爱丁堡的《哈利·波特》七本书。

我去酒馆看了看，靠吧台的那一面墙的架子上放满了高高矮矮的酒瓶，有的直立着，有的倒立着，方便把最后一滴酒也喝干净。只是黄昏时四下静悄悄的，游客们都回小镇上去了，或者到城堡里去参加中世纪晚会，用刀削羊腿肉吃，和人一起跳踢踏舞。小矮人们还没下班。

此刻有人从琳琅满目晃花眼的吧台下冉冉升起上半身，那是个面容姣好的黑发姑娘，好像直接从埃及纸草画上走下来的人。这是一个神仙出没的世界，她的面容让我吓了一跳。她怔怔地望了望我，然后醒过来似的问：“想喝点什么，还是找洗手间？”

她是个漂亮的埃及女孩。我们好奇而遗憾地看着彼此，我们虽然都来自遥远的异乡，长相与爱尔兰人不同，但却不是小矮人和美人鱼。

图54、图55 野外废弃的城堡和墓地是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他们很矮，通常在一米以下，不论男女，总是戴好帽子才出现。有些小矮人更矮小，林中草丛里的野蘑菇就是这样的小矮人最喜欢的地方。那个地方散发着蘑菇特有的芳香之气，又像一把大伞那样，可以遮风挡雨。在爱尔兰，人们称他们为Leprechaun。这个名字由两个词合并而成，一个是小的人，另一个是制鞋者。他们具有小丑的性格，喜怒无常，性情乖戾，而且狡猾，喜欢说谎。他们在林中守着一罐金子，但谁也找不到。即使有人找到了，他们也总有办法不让人拿到。就是鲍勃说的那样，很聪明，又有点邪恶，小矮人就是这样。

图56 小仙人和小妖精有独居的，也有几个人住在一起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有社会组织的。这由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决定，与人类相同。有些小矮人与人们住在一起，特别是冬天。他们通常住在老房子的地下室，有的住在地板下，或者长时间不用的、倒扣在屋角的木桶里。他们总是晚上才出现，帮人们干家务，做面包，甚至缝补衣物和安置那些过冬的食物。他们这样换取住在温暖的地方，并有食物的生活。因此，他们不取报酬。要是主人给予太多，他们会觉得受到侮辱，就再也不住这里了。他们非常自尊，也很敏感，人类与他们相比，好奇心太多，又不够智慧。

图57 他们要是出去买点东西，也打扮得与通常的主妇相似，这是善良的小矮人玛丽，她也是最受峡谷里女人欢迎的家神，有时人们称她为棕仙。

图58 戴蓝帽子的小矮人则是非常努力的工匠，他们总是忙个不停。他们制鞋，做式样繁多的珠宝，雕刻石头，打铁，很多事都拿手。更多时候，蓝帽子们都在地下挖个不停，为寻找地下的宝藏，所以他们手里总拿着一支蜡烛。

小矮人们大多勤奋。天长日久的，爱尔兰出产的靴子变得结实又灵巧，凯尔特人的首饰独一无二，6世纪以后，石雕高十字架渐渐成为爱尔兰民族的象征。深究起来，这些工艺都与古老的小矮人有关。

这些小矮人虽然工作勤奋，但却不得不靠偷窃人类的羊毛、工具和纺织机工作，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手脚不干净。

蓝帽子最近一次大规模出现在书本中，是《哈利·波特》中在古灵阁魔法银行中工作的银行职员们。

图59 戴红帽子的小矮人则生性残暴。他喜欢自己的帽子变得很红，所以就去杀人，将别人的血涂在帽子上。他也喜欢恶作剧，喜欢将别人家的婴儿偷走，在空摇篮里放上个丑孩子。在英国，他还喜欢躲在暗处吓人，也在路上吓唬单身的旅行者。世世代代的母亲都用他来吓唬小孩。

图60 蓄络腮胡子的小矮人通常在地下工作，他们对地下埋藏的矿藏了如指掌。他们不穿绿色的衣服，他们的衣服是棕色的。在一处青草萋萋的山坡上，鲍勃领我去看了一座已废弃半个世纪的城堡——爱尔兰历史遗产地。废墟大而阴沉，占据了整个山坡，好像一座宫殿。住在里面的家族渐渐没落，但一座曾装饰着无数艺术品、兽皮、瓷器、古董家具的城堡变成现在这样只剩下四面石墙，客厅的大壁炉前长出齐膝的青草，雨后青草里长出了野蘑菇，仍让人难以接受。鲍勃指给我看靠近客厅壁炉的一个深坑。然后，在屋角原先放柜子的地方也有一个深坑。他说，关于这间雄伟的客厅，真是传说多多。传说一，当时想要找到家族财宝的人，抓来挖宝小矮人到处乱挖。传说二，找到家族财宝的人很快死于非命，财宝便落入小矮人之手。

图61 在修道院废墟的古旧坟地里也很容易找到小矮人。他总是捧着一本厚书，研究那些古老图书里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不是历史的，也不是哲学的，而是民间故事书。在爱尔兰出版的这些书里记录着渐渐灭绝的爱尔兰老家族的故事，但他不是家族史的爱好者，而是想要通过故事找到被那些老家族遗忘在某处的宝藏。这个小矮人身边鼓囊囊的口袋说明他已有所收获，但他显然期望能找到更多。

图62 Leprechaun才是多愁善感的。安德鲁这样理解他们。

当然，在峡谷旅行，除了路过森林时也许能见到穿棕色衣服的小矮人一闪而过，也离不开鬼魂故事。

鲍勃在长满绿草的修道院教堂里移动着他巨大的身躯，蓝色条子的毛衣紧紧裹着他向外凸起的腹部。教堂已经坍塌了一半，原来放花窗的墙上，留着一个巨大的焰式哥特式窗洞，由褐色和淡黄色的大石块堆砌起来。那是典型的爱尔兰景色，大大小小堆砌的石块，阴沉结实。从修道院如今长满青草的教堂遗址里看过去，它倒更像是框住了一片蓝天的石头镜框。海边的乌云无声而迅疾地掠过石框，飞往格伦登的森林。

这里曾是属于黑修女的教堂。鲍勃说。黑修女来自一个本地的贵族家庭，她为周围的天主教徒服务了一辈子，不过她的脾气坏。

她矮吗？我问。

不高。鲍勃回答。

黑修女死后成了仙。鲍勃让我看立在草地深处的一块石头圆环，它原先是放在教堂进门处的。黑修女的灵魂继续住在教堂里，照顾人们。附近村子里，年轻女人要和男人结婚前，都要到这里来，让黑修女看看合不合适。女人和男人分开站在石环的两边，两人将手一起往石环里伸。要是两人的手能穿过石环握在一起，就表明黑修女准许他们结婚。握不到一起，就不行。

但是，但是！鲍勃竖起一根手指警告说，要是这两个人已经将手握在一起了，就表示已经在黑修女面前结下誓盟。男人要是不跟这女人结婚，就会大祸临头。鲍勃于是笑着点头，可见结婚这件事，更是女人的心愿。而且，黑修女总是向着女人们，她肯定惩罚逃跑的男人，可从未听说她也惩罚逃跑的女人。

我将自己的手伸进石环里去，我的手腕几乎能穿越石环，摸到石环对面的细小凸起，那是未被风霜磨平的石斫留下的痕迹，是黑修女时代的痕迹。抚摩它们，好像触摸到了黑修女的时代。她并未结婚，但她用魔法恐吓男人们就范，在女人们必须依赖男人生存、必须依赖婚姻的年代。黑修女自己不结婚，她保护必须靠婚姻活下去的女人们。

我的手透过石环张开着，对面没有人拉住我的手。

鲍勃将双手缩在身体两侧，好像突然看到灶台着了火的男人。他站得老远，探头端详我的手，说，啊，好兆头。你很容易握到别人的手。

难怪我二十五岁那年就结婚了。

“啊，那你运气不错。”鲍勃说。

但我的手此刻孤独地靠在石环里，鲍勃继续紧紧袖着自己的双手。“我可不敢为了尝试接住你的手。我不能做这种试验。黑修女，”他翻眼望了望天，接着说，“要是我拉了你的手又不能娶你，她可饶不了我。”

“不过是个试验，看看能不能真的从两边握住手而已。”我说。

“哪这么简单。”鲍勃不肯冒犯黑修女立的规矩。“你的思想，完全是来自女性主义世界观的自由想法，或者说，唯物主义想法。在峡谷里可不敢这么想。”鲍勃告诫我说。

晚上我在巴利加利海边一座闹鬼的城堡里过夜，特地预订了城堡里闹鬼的房间。城堡面对一处灰白色的海滩，背面是黑绿色的森林。在森林边缘处，穿过一个红褐色的石头拱门，就可走进格伦塔伊西娅里去。

我的房间就在塔楼的楼梯旁，靠女鬼最近的地方。两百年前，城堡的女主人因为生了女孩而不是男孩，被丈夫逼疯。丈夫将疯妻关在塔楼里，她跳楼自杀。从此，城堡里便开始闹鬼，听说，她变成灰白色的影子，有时袭扰客人。她压在客人的身上，让他们动弹不得。在楼下客厅里，有她的黑色剪纸肖像，和她的丈夫以及他的新妻子压在同一只镜框里。我明白，这也是她不高兴的原因之一。甚至后者更重要。

她老是在那间红色的客厅里显灵，将镜框碰歪，或者在长餐桌上留下一串完整的脚印，19世纪女士小巧的高跟鞋印，没人会误解。甚至住店客人要到客厅里的一幅古老油画前去预测自己是否能见到鬼。油画里画着她夫家的某个面容乏味的祖先，人们无法记住他的脸。人们只是记住他肩膀上方的深色背景上一缕若隐若现的白烟。每个人都在那里眯起眼睛，或者睁大眼睛，戴上眼镜，或者摘下眼镜，若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圆，就是她允诺让你看见她。我只看到了半个圆，诺曼说，那就只有一半可能。

诺曼是城堡的管理者，他笑嘻嘻地摇着手，她也不会来找我，我妻子好端端在家里。我家的第一个孩子，上帝保佑，是个男孩。

诺曼经过那只装有一男两女剪纸肖像的镜框时，特地扶了扶它，嘟囔了一句：“嗬，又歪了。”

晚上，我不能安眠，很想看到她，又怕看到她。我的天花板就是她的地板，她要下来找我，真是太容易。我想，她不会恨女人，这是安慰自己的好理由。而且，我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和她一样。

我房间的窗子非常窄小，其实它也是闹鬼塔楼的一部分。但透过它，正看到海岸线上另一处低矮的悬崖。窄小的窗子，好像镜框一样，框住了它。清晨，那里晨雾缭绕，灰色的海浪卷着白色细长的浪花撞击在黑色的悬崖上，看上去又湿又冷。

一百年前，在那个悬崖上曾住过一个叫简的渔妇。一次，丈夫出海未归，她从此便在悬崖高处住下，只为能第一个看见他回来。她在那里一住，就是一辈子。悬崖上的小房子不久就塌了，她就住进不远处的山洞。

后来有人说晚上看见简骑在扫帚上飞去峡谷里的小镇，那里有些餐馆专门卖酒给小矮人。简会用土豆醸上好的烧酒。她其实根本就是个女巫，女巫才能成年住在山洞里，不感冒，过完整个冬天也没生肺炎。

后人特地为她竖了一块布告牌，上面印着她的照片。后人称她玛丽亚·简。黄昏时散步，我在悬崖边的布告牌上见到她的脸，她脸上线条倔强、执拗，处处都是风餐露宿的粗砺，已没有了女人在温暖厨房里柔和的表情。她应该不快乐，一点也不。我伏在塔楼的窗台上，眺望隐现在雾中的悬崖，两个峡谷里的女鬼都在我周围，她们都不快乐，因为黑修女不能保护她们了。

那天我睡不好，坐在床上思来想去，感受着这两个故事里女人心灵的气味，就好像黑修女故事里弥漫的女性心愿一样，简要活下去，就只能变成女巫。伯爵夫人即使活不下去了，也不愿让大家忘记她的冤屈。

第三个女人的故事是在离开峡谷的路上听到的。我路过一个小镇。一匹雕塑而成的青铜马与我擦身而过。马上有一对紧紧拥抱的青铜男女。他们是古代私奔的皇后和国王的侍卫官。他们已经远走天涯了，可得知国王赦免他们，要他们回家。他们于是回到这里。但他们一到，侍卫立刻被国王杀死。接着，皇后也自杀而亡。

皇后狭长的笑脸在阳光下闪烁着青铜明亮的光芒，她爱的男人死了，她也活不了。在雕像旁有个小餐馆，我停在那里吃午饭。说起雕像的故事，餐馆里的老人说，这一带有个传说：在有些多雾的安静晚上，特别是秋冬之交，靠近万圣节的时候，还能听到这匹马嗒嗒跑过的声音。要是听到马蹄声，清晨时马上来看这座雕塑，就能在青铜的马蹄上找到附近草场上的泥土以及被踩碎的三叶草。

在峡谷里流传不灭的鬼故事里，主角总是那些不幸的女人们。

她们是旧世界的易碎品，因为男人毁灭了自己的一生。但她们冤屈的内心一直激荡，所以她们就变成鬼魂，永远活在鬼故事里。

当然有时也有幸福的鬼故事。

2009年我在北爱的向导安德鲁带我去卡里克弗格斯老城找过另一对鬼怪——17世纪初的一对鬼情人。我们经过老城城门外的广场，安德鲁说，当年城门一侧的空地上，就是放烧死女巫火堆的地方。峡谷里女巫太多了。

然后我们经过诺曼城堡外面的小码头，就到了主街上。17世纪的那家小酒店如今还在开门迎客。

那时正值爱尔兰即将沦陷为英国殖民地，四处战火。男孩子被诺曼城堡里的军队抓进去当了兵，女孩子就在城堡对面的旅店里干活。男孩子有时从城堡里偷跑出来幽会。传说中旅店里有一条暗道，女孩子有时也可以直接从酒窖里钻进城堡的地室。

后来，男孩子战死了。

女孩子继续在旅店里干活，她不怎么悲伤。镇上的人开始惊奇，后来觉得女孩子心肠太冷酷，最后才发现女孩子根本不知道男孩战死了，因为他还照常来找她幽会。只是他不再让她到城堡去找他，要她等着，他来酒店找她。

安德鲁说，更有趣的是，直到现在，遇到某些时刻，某些天气，某些温度，人们还能看到他们。报纸和电视都时不时报道这样的新闻。他们在老旅店曲里拐弯的走廊里一晃而过。

他点了点头，说，这是真的。

店主人是个脸膛红润的高个子，他靠在窄小厚实的橡木柜台上，嘿地一声笑。说，你来得正好，昨天刚刚有个爱尔兰的电视台，派来一个电视小组住守在店里好几天，昼伏夜出，就想拍到这对鬼情人。

找着了？我问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问的问题。

似乎没有。店主人摇头。他在此三十年，听不少客人说，他们见到过那对情人。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他的脸更红了，好像有点自豪，又有点不安。

老旅店有股沉甸甸的气味，老木头的，泥炭的，老地毯的，老酒窖的，墙上挂着年代久远的图画，还是从前的装饰。走近一看，竟然其中一张水彩画，一桌子玩纸牌的人里面，有个穿红色官服的中国人。再看，那人狭长脸儿，八字胡，真像李鸿章。挂着这张老画的黝黯走廊，就通向酒窖，那里有条地道，那就是鬼情人继续幽会的地方。

男孩子死了，但不要紧，他的幽灵还活着。后来女孩子也死了，好像更不要紧，他们从此就一起活着，永远活着。

图63 黑修女的石环

图64 巴利卡斯尔塔楼和伯爵夫人遗像

图65 海边石崖旁边的简

图66 皇后与她的情人在夜夜飞奔的马上

图67 不弃不离的城堡鬼士兵

当我离开峡谷向西而去时，已知道北部海岸上的九条峡谷，其实各有自己的凯尔特名字。九个峡谷从南到北依次是：格莱纳姆、格伦克洛伊、格莱纳里夫、格伦贝利蒙、格莱纳安、格伦科尔普、格伦登、格伦舍斯基、格伦塔伊西娅。现在人们猜测它们大概就是军队峡谷、防御峡谷、农夫峡谷、埃蒙镇峡谷、储藏室峡谷、躯体峡谷、登河峡谷、荒凉峡谷和泰西公主峡谷。传说泰西是拉斯林岛的公主。这都是些小地方，充满了小河、小丘、小渔村、小教堂、小港湾。旧世界的审美观是，小的即是美的。我沉湎于此，明白自己原来就是一个旧世界的爱好者，我喜欢的是那种脆弱而且饱受制约的美感，以及被时间刷洗过，充满遗迹的空间里，一种安然向隅的寂静。

八百年的渔村里，城堡幽暗的护城河上飘浮着洁白的天鹅，好像一句古旧的诗歌。而临近海洋的码头里，泊着形状宛如一片樟树叶般的木船，锚地小而舒适，木船在浅蓝色的水里摇曳，好像另一句古旧的诗歌。

在那里的乡村小教堂里，能看到一千年前人们为耶稣画的像，他有一张淳朴而安静的脸。

墓地里，就从墓碑上看，也能找到一家家当地人的家庭树。追溯到13世纪。姓氏都是O’开头。说书人说，这种老姓，每家都有专属的女妖精跟着，她也是这个家族世世代代的哭丧鬼。听说这女妖精是高大憔悴的女人。只要她一出现，那家就有人会死。她坐在石墙上，或者窗下，发出凄凉的哭声，直至那个人死去。她是忠诚固执的女鬼，出现时，永远双眼通红。即使这家族的后代漂洋过海离开故土，照样能听到她来窗下哭丧。

六百年的老港口，五百年的旧城堡，四百年的长满常春藤的修道院遗迹，三百年的神话传说，这些都是峡谷里难以计数的宝贝。

两百年的酒馆更是刚刚好。屋子够老，泥炭的刺鼻气味经久不去。桌椅有了足够的旧痕，正好讲得出故事。食物也建立了传统的口味，调料更是经历过考验，不像年轻人那么不能放心。比起英国常常难以下咽的食物来，爱尔兰的食物显得如此迷人，特别是口味清淡的海鲜和一种加了麸皮的黑面包。在山村小店里，甚至还可喝到用土豆酿成的威士忌，安德鲁说酿造它的配方是从前一个百岁巫婆留下的，她就住在海边的岩洞里，他还带我去海边找到了她居住的石洞。在山村小店里，古老的神仙故事还在流传。我在那里还听到过一个有关班拉蒂堡的鬼故事。

这里最最令人安心的东西，就是口音强烈的英语。这峡谷的地方口音婉转淳朴，是北爱尔兰仅存的几个说盖尔语的地区之一。盖尔语的鲜明节奏性使得当地人在说英语时有了这种地方口音。它令英语，这世界的普通话成为一种充满地域性的语言。夹杂其间的凯尔特词汇，更是宛如诗歌的留白一般，赋予英语以模糊和突兀而带来的古意。尤其是听到孩童以清亮的嗓音说出那样婉转单纯的语调，他们说“但是”这个词的时候，听上去非常像在说“黄油”。

这让我喜欢。

这是一个物质主义无法席卷与浸没一切的世界，神仙们，苹果们和橡树们，与它们抗衡。巫婆们骑着扫帚在夜空里呼呼有声地飞过，仙女们在林中跳舞，美人鱼们悄悄上岸来，化为普通的乡村姑娘，这个不讲究实利与实证的世界，让我的心放松下来，宛如一把尺化为一汪清水。我不必事事丈量得失与对错，我能任意流淌，或者化为雾气，或者被盛在杯中，进入一个躯体。当我变成一股温热的排泄物被排出时，也不必感到羞耻，因为这是自然的。

古风熏熏然，这是美丽的旧世界。

第二节
仙军集结

从峡谷出发，向着德拉姆克利夫的方向，去看诗人叶芝。阳光照在淡黄色的，已收割完毕的田野里，乌云笼罩着蓝色的海湾，湿漉漉的泥炭田上方飞过许多黑色的麻雀，像一把仰天撒去的、撕碎了的信纸，那是带来坏消息的纸。我看到红果累累的许愿树，爱尔兰现在仍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心愿写在纸上，用麻绳小心翼翼地结在树杈上。年轻时代，我忙着追求自己的梦想，觉得自己的梦想最重要，我很少有耐心旁观别人的心愿。这次我细细地看了几十张许愿树上的字条，它们让我回忆起自己那些实现了的，或者从未有机会实现的心愿。

在大西洋特有的霏霏斜雨中，我路过一栋斯莱戈郊外的大宅第，面向斯莱戈海湾的利莎德尔宅。在那里叶芝兄弟认识这家中一对美丽的姐妹。姐姐康斯坦斯后来成为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最著名的女政治家，而妹妹爱娃则热衷于写诗。但当时，她们都是丽莎德尔沙龙的年轻女主人。这个沙龙里曾聚集过七百年殖民时代终结的动荡年代，爱尔兰最优秀的艺术家和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早期的新芬党人，和康斯坦斯一样。

沙龙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叶芝的弟弟杰克画的油画，他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杰克几乎在斯莱戈住了一辈子，他说，这里比起都柏林，才是货真价实的乡土爱尔兰。

叶芝曾借住在丽莎德尔的小房间里整理他收集来的神仙故事，写入《凯尔特微光》，当这本墨绿色小书出版后，也曾在这里做沙龙朗读。

现在，这个大宅子预约开放给叶芝书迷参观。走进去时，身上带着冷雨的潮湿气味，这气味让我能嗅到宅子里的壁炉柴火的烟气，正如二十世纪初的那些文学描写中描绘过的一样。

被叶芝写进诗里的面向南面的长窗还在原处，“向南的窗子落入傍晚的光线”，而“两个穿着绸衣的美丽姐妹”都已不在。康斯坦斯成年后，曾去到英国。但她未像当时大多数富家女那样，到访伦敦的唯一目的就是进入社交界，觅得金龟婿。她说服父亲让她进入艺术学校学习绘画。爱娃则成为一个女诗人。

长窗下的红色卧榻还端正靠在窗下，坐在那里，能看到翻卷进到海湾里平扁的海浪，还有远处青青的群山。这是整间房间里风景最美的地方。当年康斯坦斯也许就是在这里，直起身体，说，她这一生，需要找一种追求，让她为它生，为它死。

这个沙龙里曾充满了爱尔兰人的理想，虽然他们讲英语。

叶芝曾客居在一间底楼的客人房里。在一年前，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小故事集，《凯尔特微光》。他与沙龙里讨论首先要发展爱尔兰经济的人观点不同，他以为复兴凯尔特文化，使爱尔兰人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才是独立运动最重要的工作。

我在那里逗留的下午，阴霾潮湿，寒意渐浓。主人烧起楼道里的大壁炉取暖。沙龙的蓝色大厅里弥漫着一股木柴燃烧暖烘烘的干燥烟味，这还是旧时代的取暖方式，让我感到安慰。

但倾听过叶芝朗诵妖精故事的人们都已不见了。我看到书架上他们用过的旧书已完全发黄，看到手工制作的木头帆船模型上，白色龙头细布上锈渍斑驳，看到一张标题为“九十年代的那些人”的小小画片上，人们穿着燕尾服激烈地争辩，男人们大多夹着纸烟，《萨沃依》杂志的编辑们满脸不高兴，似乎他们的选题未受到他们所期待的热烈欢迎。19世纪90年代，爱尔兰的人们正奋力寻找有意义的人生。我看到桃花芯木的三角钢琴放在沉重的枝形吊灯下，我的食指轻触琴键，这架钢琴一定多年未校音了，声音已喑哑不堪。

杰克·叶芝送给爱娃的油画虽然还挂在墙上，但凑近看，就能看到霉点。似乎康斯坦斯的妹妹和叶芝的弟弟，他们总生活在著名的长兄和大姐光环的阴影里，这使他们变得格外安静和内向。

那些有趣的，有理想的，穿绸衣，吸纸烟的人们都已不见了。不论他们是信奉共和的，谋求独立的，还是倡导唯美主义的，对“颓废”这个词情有独钟的，或者是从爱尔兰古老故事里吸收了太多的神秘主义色彩，以至于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的人，都已不见。

只有山河与山河的传说依旧。从叶芝的经历看，似乎克莱尔郡的那些故事和山水养育了他那渴望神秘黝黯之境的灵魂，而他的归宿仍在这里，在山水与古迹之间恰到好处，好似有着风水之气的一小块湿润的泥土里。

到德拉姆克利夫时还在下雨。我试着坚持一分钟不眨眼，于是，看到暮色沿着雨点飞快降临，树林变得格外幽暗，一个穿白衣的女士，撑着一把白色的伞走向前，好像悄无声息地走进一个神秘的暗洞般，走进了树林。就像许多年前叶芝在德拉姆克利夫看到的情形一样。

叶芝是爱尔兰人最熟悉和爱护的爱国诗人。他的曾外祖父曾是德拉姆克利夫教堂的神父，他在离这里不远的斯莱戈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

想必叶芝也同意这一点，虽然他们兄弟终生都很陌生。这本《凯尔特微光》所收集的都是这个地区仙人与神怪的传说。1893年叶芝出版这本小书，正是整个爱尔兰在八百年黑夜中苦苦寻找自己凯尔特文化身份的黎明时分。1939年去世，叶芝落叶归根。

德拉姆克利夫是他母亲的故乡，也是他心灵上和血缘上双重的故乡。“在聪明的农人看来，周围黛绿色的群山和森林永远飘荡着神秘气息。当老迈农妇傍晚独自倚门而立，用她自己的话说，‘眺望群山，思索上帝的仁慈’时，上帝想必就在近处，因为邪神的势力并未远离：北方就是本布尔宾山，在那里，日落时分，白色方石门便会打开，野蛮的异教徒骑在马上，纷纷从里面跳出，扑向旷野。而在南面高坡之上，白衣夫人（无疑，她就是梅芙女王本人）则在诺克纳里亚山顶的一团团巨大白云下徘徊。”

叶芝如此热爱这里，因此他决定死后葬在这里，面对曾外祖父的教堂，左手边是仙军之门，右手边是一处竖立着高十字架的古老爱尔兰墓地。

这时去教堂坐下，就着香油灯读叶芝的小书最合适：“德拉姆克利夫是个宽广的绿色山谷，在本布尔宾山脚下，本布尔宾山的一侧，有扇白色方形石门，那扇白石门会在夜间悄然敞开，将里面的仙人骑士放入人间。圣人科罗比亚曾在德拉姆克利夫建了不少房子，如今它们早已化为废墟。在众所周知的一天，他爬到本布尔宾山的平顶上祈祷，因为那里更接近天堂。罗西斯则是一片被海水浸蚀的沙地，地面上长满短草，好像铺了一张绿桌布，它处在顶上有个圆形石冢的诺克纳里亚山和以鹰闻名的本布尔宾山当中，那里布满浅滩，白浪飞溅。”

德拉姆克利夫在爱尔兰地图上是个小小的灰色圆点，但它却是爱尔兰精神的一粒维他命。

两片幽暗潮湿的树林之间，在一条穿过树林的，布满小水洼的道路近旁，竖立着一座细高结实的石头圆塔。它是中世纪时代，凯尔特僧侣为在战乱中收藏经书建立起来的，现在，它更像是爱尔兰信仰堡垒的象征。当年重要的经文，由年轻僧侣，大多数是14岁到16岁之间的男孩子，用心抄写在洁白细腻的初生羔羊皮上，再用橡木板装订成书，收藏于高塔中。橡木在爱尔兰，象征着永恒和神性，要是向先祖追溯，凯尔特的德鲁伊德们，便被称为橡树之人。僧侣们住在修道院里，修道院通常都建造在凯尔特时代德鲁伊德们选择的祭祀地遗址上。因此，这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圣地。

高塔通常就修建在修道院近旁。要是敌人到来，僧侣们就迅速躲进高塔，并抽掉楼梯。

待黑暗时代过去，小小的，偏安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爱尔兰，向整个欧洲派去自己的传教士。爱尔兰僧侣们带着保存在高塔里的经书，去到各地，建立修道院和教堂。那时，那些年轻的男子曾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种子。

从这里蜿蜒向东，可到另一个小城凯尔斯，那里的修道院是著名的凯尔经书的诞生地，它如今是爱尔兰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深藏在圣三一学院的库房中。

略微偏到东南，可到多伦，那是另一个古老的小城。在那里的旧修道院里，诞生了一本比《凯尔斯经》更古老的拉丁文经文书：《多伦之书》。人们说，《多伦之书》给过《凯尔斯经》很大的启发。现在，这本仍旧留着当年橡木夹板的《多伦经书》，也保存在圣三一学院里。

高塔对面的一块高地，竖立着古老的凯尔特高十字架。这种十字架与欧洲他处不同，十字架上加了一个圆环。它们是些高大而且精细的石头雕刻物，由古老神秘的涡轮状纹饰和面容纯朴的圣人组成，圣约翰在其中，当然，还有耶稣本人。人们从来都生活在神仙世界里，从来都不觉得耶稣死而复生是了不起的信仰障碍。

5世纪后，圣帕特里克引导爱尔兰人皈依天主教，他将凯尔特遗留的太阳崇拜放在十字架上，成为爱尔兰信仰的象征。这是这土地上第一次传统与现实的和解与结合散发出的光辉。从此，爱尔兰土地上的高十字架一直都指引着爱尔兰人为自己的传统自豪，而不是羞愧。

从这里一路笔直往南去，来到香农河边的小镇克朗玛克诺斯，能看到爱尔兰最早的凯尔特十字架，是6世纪时建造的。那里是爱尔兰高十字架的发源地。全世界，只有这里的十字架上带有一个石环，爱尔兰信仰的标志。

在克朗玛克诺斯修道院遗址的高十字架下，有一口著名的石井，至今盛有一汪清水。清水闪闪发光。一个爱尔兰姑娘告诉我，人们前来朝圣，用井里的水擦在身上病痛的地方，马上就会见效。

那是2007年，我在那里听说要是在爱尔兰看到高塔，高十字架，那里就应该是有过一个著名的修道院。若是继续前行，一路向南，便是田野里处处耸立着高十字架的戈尔韦城。

德拉姆克利夫此刻因为教堂墓地而变得更著名了，晚年成为神秘主义者、热衷降神会的叶芝选择在这里长眠，有人说正是因为他笃信在这里方便与仙人们交谈，甚至有人说叶芝和他的太太一起在降神会上询问过德拉姆克利夫内部的仙军们关于墓地的位置，才决定即使没死在附近，也一定要将墓地迁到此地安息。

图68 站在教堂的台阶上，透过正在变黄的橡树林，能看到不远处像一张宽大餐桌般的本布尔宾山，它是如此奇特，如此富有传奇，因此，它总是出现在19世纪末爱尔兰民族文艺复兴运动时的著名插画中，它与常春藤缠绕的石头废墟一样是著名的爱尔兰家园象征。

叶芝非常喜欢它，他在书里谈到它时，称之为自己从小欣赏到大的山。直到晚年，他写的长诗，命名为《在本布尔宾山下》。在这首长诗里，他选定了自己的墓地，还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然后，他又把那几句诗特地抄在一张便条纸上。

图69 德拉姆克利夫正对着一座古老的爱尔兰墓地，墓地里竖立着一些爱尔兰高十字架，那正是戈尔韦一带的乡野特色。当年叶芝也这样一路向南，去克莱尔郡收集仙人故事。那里也是乔伊斯小说中，人们心中的凯尔特原乡。一路向南到底，古老的岛上，有凯尔特人三千五百年前留下的石头废墟，如今充满诗意。

图70 叶芝的墓碑是一块简单的灰色石灰石。上面刻着那几句诗：冷冷一眼生与死，骑士飞驰而去。在橡树和松树遮天蔽日的古老墓地和风化的石碑中，它显得新，甚至突兀，它与周围浑然一体的古旧寂静似乎还未融合。1948年9月，正好六十年前，他移灵至此。这六十年，这里成了世界上被造访最多的墓地。但是，它仍旧未能与周围融合。

一种类似失望的微妙不快与迟疑驻留在石灰石上，好像墓上碎石上放着的一盆浅绿色的植物表达出来的匆忙。周围那些古老的墓前，玫瑰树上开着水红色的花朵。矮矮的石墙脚下，古老的树干杈口生长着一丛丛淡褐色的蘑菇。粗砺的石头墓碑上，被风化腐蚀的白色斑点，像画家们画的那样富有爱尔兰特有的浪漫气息，而叶芝的墓，则像一个外来者那样不安地沉默着。

图71 叶芝诗歌手稿。从这里向南走一会儿，就可进入斯莱戈老城。在无尽的秋雨中，老城变得黑乎乎的。深灰色的湍急河水中，漂浮着的天鹅显得不可思议的从容和洁白，似乎只能在梦中才能看见如此冲突的情形。叶芝的青铜像坐落在石桥旁边的空地上，他的身躯如意大利宽面条般柔软单薄，上面写满了狂热的情诗。

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昏头昏脑、诗意盎然的淳朴青年，茂盛的长发疏于修剪。这样的青年，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中文系教学楼里比比皆是。

雕像对街有座红砖房子，如今是叶芝博物馆。在楼上的阅览室里，能看到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的叶芝诗歌，尤其是著名的《当你老了》，叶芝写给年轻美貌的毛德。

图72、图73 在那间阅览室里，我看见新近从美国征集来的毛德老年的照片。

果然如叶芝所预见，她美丽强悍的四方脸上纵横着无数条深深的皱纹。凯尔特人面庞的一大特征，就是刀刻般的皱纹。毛德的皱纹包围着她炯炯有神的眼睛，这种锐利而不屈的美，甚至可以说比她年轻时代的秀丽更为完美，并富有震撼力。她美得令人肃然起敬。

比起叶芝老年时坐在炉边，功成名就但老眼昏花的照片，老年的毛德具有超越自己年轻时代的强悍与美丽，她的面容令人想起传说中的梅芙女王。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袁可嘉译）

我想没人会不爱她，只会有人因消受不起而惧怕。

德拉姆克利夫的教堂里昏暗温暖，我站在青铜的天鹅把手边望着黛黑色的树林。温和愉悦的古老教堂里，圣坛后面，画着一棵圣树。这就是叶芝外公主持的教堂，小时候，他常和姐妹一起来这里玩耍。德拉姆克利夫的神秘气息依然在梦境般的本布尔宾山和高高在上的梅芙石冢之间飘荡着，尤其是下雨的下午，尤其我刚刚亲眼看到一个白衣女士，走进树林中的小道。

女士的璎珞

如果不是一百三十年前，在梅奥荒凉高地上的一个叫诺克的小村子里，有十五个村民在教堂处看见圣母玛丽亚显灵，诺克现在应该还是个普通的爱尔兰村子。

现在不然。一百多年来，爱尔兰各地的信徒源源不绝前往诺克，去教堂做一次祈祷，去喝一杯圣水，去摸一下圣母显灵时的教堂墙上的石头——那石头已被柔软的手掌磨得闪闪发光。我也摸了一下，那块石头光滑得好像大理石。一百多年来无数手掌轻轻的覆盖和抚摸，要向石块镶嵌进去多少隐秘的心愿，才能让这些本来暴露在狂风或者细雨中的石块变得这样光滑，并闪烁微光呢？残疾者来到这里，带着病体，心碎者来到这里，带着沮丧，祈愿者来到这里，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愿，希望得到来自圣母的安慰。

教皇在1979年的秋天也来了，带来了一长枝金玫瑰，献给诺克的圣母。

现在诺克可以住，朝圣地的旅店一如修道院精舍一样朴素，但极为洁净和温暖。一楼可以吃饭，晚餐时可以点一杯葡萄酒。但我点了一杯水。人们笑问，你这是在等奇迹吗？在《圣经》典故里，奇迹这个词意味着，一杯水变成了一杯红葡萄酒。

我在等吗？

一百多年前，在爱尔兰的山野里，一群孩子遇见了一个穿着白蓝两色长裙的年轻女士。刚见到她时，孩子们都吓得伏进长草里，不敢抬头看她。后来，渐渐地，孩子们抬起头来。有人说，这个女士是画上的圣处女，但又有人说，她更像是天空中的仙女，因为她穿的衣服，是天空的颜色。第三个孩子说，她看上去更像是毛地黄里的仙女，不过她长大了。大多数孩子都更相信她就是圣处女。蓝白裙子的女士否认，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人。于是，孩子们沮丧地走开了。

蓝白裙子的女士走下山去，刚走了不久，一个小女孩从草中跳出来，挡住她的去路。她要求蓝裙子女士给她看是否穿了衬裙，因为只有“女士们”会穿两层裙子。当看到蓝白裙子里的衬裙后，小女孩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可她突然又转回来，气愤地叫嚷说：“我爸爸叫我恶魔，我妈妈是恶魔，我爸爸当然也是。可你，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士！”她抓了一把泥土向她扔过去，哭着跑开了。

我是这个一百年前的小女孩吗？

那个蓝白裙子的女士后来又偶尔回到那片山野里，她看到自己上次落在那里的伞上的璎珞被另一个女孩挂在颈上，那孩子告诉她，把璎珞抛到她脚边的，正是圣母本人。

这是当年叶芝从一个老人嘴里听到的故事，他写下来。好像他写诗一样，他在故事中突出了诗意的困惑。我相信这也是深藏在许多人心中的困局，只不过我们大家不会像女孩那样哭诉，或者只在心里哭诉。

诺克的古老教堂里，终日有人轻声吟诵《玫瑰经》。我坐在旧教堂的石墙前，想到了在都柏林湾沙丘的旧码头。那里离斯蒂芬眺望大海的圆堡只有一步之遥。在那码头旧日候船室的墙壁上，土豆饥荒时代，曾写有一条标语：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别忘记关灯。

要是现在去凤凰公园，能看见总统府。在那栋白色建筑的二楼窗台上，能看到一盏长明灯。爱尔兰的女总统宣称，家里的灯还亮着，你们可以随时回家。

2010年上海世博会，爱尔兰的女总统来到上海，参加了我关于爱尔兰的新书的发布仪式，爱尔兰旅游局按照这本书里写到的故事发布了一条陈丹燕的爱尔兰传统文化探寻旅行线，推荐给中国游客。女总统说到她官邸二楼窗前的那盏灯，那是为从16世纪棺材船时代开始，四散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后裔点亮的灯，也是为所有在精神上喜欢爱尔兰文化的游人点亮的灯。“喜欢我们，就请来爱尔兰看望我们。”

我想，如果一个人无论如何，还是想寻找世界的意义；一个人越过千山万水，还是想能看到世界上终有一处，古老的一切仍生机盎然，人们安顿在自己的根里，哪怕经历过从罗马人到英国人，长达十几个世纪的踏伐，都没有被割裂，那么，这个人就该去爱尔兰找一找。在古老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上也许能拾到落在绿野中的一条璎珞，喝到一杯水变成的红葡萄酒，见到有人唱着《井中活水》里古老的歌曲，乘坐在小木船上，驶进金塞尔海湾。

如果我们在自己家乡找不到，我们可以去爱尔兰。

致谢

见到爱尔兰，就爱上那地方，而且有点喜爱得不理智，这是我的经历。比如，要是有人对我说，爱尔兰太像英国，以至于，旅行到英国，就可以不要再向西去了，我会为此生气。要是不熟悉的人，我还懂得要回避争执，可要是熟悉的人，我会试图扭转他的想法，有时甚至是激烈的。

第一次去北爱，是因为中英作家火车之旅的英国段，和Susan Elderkin一起。从贝尔法斯特去伦敦德里演讲，途经雨中翠绿的山谷，听说这一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其中充满了凯尔特神话。那时我曾想过，有一天我要一个人到这里好好住几天。后来我们一起去和平线，对在共和军爆炸声中成长起来的英国作家Susan Elderkin来说，重返暴力的纪念地并不轻松，为此我心中一直心存感谢。这经历让我想起我自己在动荡中度过的童年时代，晚上我们一起在皇后大学演讲，我记得当我说到自己的感受，人群中的Susan Elderkin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回到上海，赵冰冰也深深望了我一眼，她为我安排了北爱的行程，她让我想起Susan Elderkin，她们大概为我从此出发爱上爱尔兰，感到吃惊。第二次又去了北爱，而且真的是从此去到了爱尔兰。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三次，在爱尔兰旅游局的李蔚和刘芳，以及她们的爱尔兰同事Claire Keenan和Lynsey Mark的安排下，我如愿在安特里姆的九座峡谷中漫游，在修道院听Bob Curran说民间故事和神仙分类，在海边的城堡和园子里，跟Norman McBride寻找城堡女鬼的痕迹，在德里听到Tommy Carlin的故事，直到在Andrew Beggs的指点下，寻找宁静的峡谷乡村生活与激荡的城市风潮之间的联系，这个过程才渐渐完成。

离开德里去斯莱戈时，我心中非常不舍。我想，我和这片山谷海岸的联系，超过了萍水相逢。

在斯莱戈见到Ronan Ganter，Jane Stokes告诉我他是Ciaran Ganter的弟弟，Ciaran是我第一次去爱尔兰时认识的，他帮助我最初认识这个国家，并指点我找到都柏林老城中的第一家乔伊斯酒馆。而Ronan帮助我去到四十步潭，见到乔伊斯圆堡仍旧屹立在遥望苏格兰的海岸线上。

简似乎符合凯尔特人后裔的一切特征，她精力充沛，为人温暖，喋喋不休，语速极快，而且，有着凯尔特人眼角特有的深刻鱼尾纹。她甚至能在都柏林球赛期间，帮我找到一处乔治式老旅店的安静房间，天天用走的，就可以到老城各处去。而且，还在我的预算之内。

在斯莱戈的叶芝博物馆见到的Hyde Bridge，可以说是我所见到的超级叶芝迷。她从中学时代上了一期关于叶芝的夏季学校后，就开始了对叶芝的迷恋。她大学学习文学，研究叶芝，之后作为教师，终生教授叶芝的诗歌。现在是叶芝纪念馆的馆长，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叶芝爱好者。她拿出刚从美国征集过来的毛德·冈老年时代的照片给我，这是这些照片来到爱尔兰后第一次给访问者看，只是因为我远道而来，打算写一本爱尔兰的书。她在雨中开车带我访问叶芝外公家的旧宅，不过只能看到外观，看到杰克画过的那几棵桉树，她在雨中狭窄的街道上撞上了别人停在路边的车。她毫无抱怨地做着这一切，为了叶芝。

在诺克，我见到Pat Lavelle。我们说到奇迹，如一杯水能变成葡萄酒的那种奇迹。

然后，在韦斯特波特，我见到了Matt Molloy。我们说到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音乐家和作家以及画家中，也许还可以扩展到整个创作者，整个知识阶层，这都是痛苦的话题，但在爱尔兰则是自然而愉快的话题。我赞叹他和他的乐队能由衷地热爱尔兰民谣，能为它成为世界宠儿做重要和正确的事，他却说，他们只是绵长的爱尔兰传统中的一节台阶，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级台阶上做自己能做的事。这就是爱尔兰。他的话令我羡慕，但说不出话来。

那个仍旧生机勃勃的古老爱尔兰令我着迷。在Matt Molloy后，是Eddie Lenihan。我能找到他，是因为Breiffini Kennedy。他在上海工作，便委托他母亲Nuala Kennedy帮我联系。当时，我还没见到过Breiffini Kennedy，然后我和Breiffini成了朋友。当Nuala来上海探望儿子儿媳时，我们彼此认识了，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那时我们开玩笑似的约定下次我去爱尔兰，作为盖尔语老师的Nuala要教我如何使用这古老的语言，而且我要住在她家里。这个约定，在几年后真的实现了，甚至我们一起去了Nuala年轻时学习盖尔语的阿伦岛。我相信，他们为我做了这一切，只是因为我想要了解更多的爱尔兰。如果人们不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就不会这样热心地去为陌生人做这一切。

这是一个值得热爱并怜惜的国家，它地处世界的海角天涯。

我的两次旅行，都和摄影师沈以澄朝夕相处。有她一起，我便能从必须时刻手握照相机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我一直以为，一个用文字思考的人，在旅行中时刻拍照，会影响这个人精神上与这个地方的交流，有时，照相机也是第三者——他者。和沈以澄在一起的经历，证明了这个想法。照相机对我来说，再次成为一种记录工具，记录的是我的心情，而不是我看到的情形。敬业而安静的沈以澄给了我旅行中的最大空间，让我能时刻与爱尔兰在一起。

2014年的旅行，我在都柏林的最后一个早晨，帮我安排《死者》之屋访问的老朋友简在我离开前往火车站的最后十分钟赶来，我们像老朋友那样一边拍着彼此的后背，一边笑，一边高声说着致谢话。对我来说，简是与都柏林一直都在一起的温暖象征。

2014年我有机会去了南部海岸线上的农村，在那里有机会学习挤奶，与一大家子一起去做礼拜天下午的礼拜，晚上去乡村酒吧喝酒。这是在一直以来的传说中真正的乡村生活，不是独自住在灯塔里，而是与友善的一大家子一块浩浩荡荡奔来奔去。从Joyce到Vincent Barry，他们是一对来科克接上我的年轻夫妻，然后我们去Vincent表姐Kay Healy家，在那里遇见Sharon和Kevin Sheehan这对更年轻的夫妇，我就跟Kevin去学挤牛奶。晚上我们一起去酒吧见其余的一大票Vincent的表亲们，Anne和James Murphy夫妇，他们的孩子们Stephen,Ciara,Ursula。还有Martin和Mary Healy夫妇。然后第二天早晨再去另一家吃乡间早餐。谢谢一家子老老小小愿意陪我倾巢出动，晚上去乡村酒吧，这是在我的旅行中最声势浩大的一次，名副其实的泡吧。

以及科克市政府的Patrick Ledwidge先生，要不是他，我分不清胡纳教堂里的那许多爱尔兰圣人。

当我写下旅行的过程和旅行中遇到的那些好人，你便能知道我心中的谢意之深。一次好的旅行，不是旅行者本人能完成的，与任何事一样，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旅行后，回头细数，谢天，谢地，谢人。

谢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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