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三十年来，特别是1998年二次创业以来，秉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和“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定位，社科文献人以专业的精神、用心的态度，在学术出版领域辛勤耕耘，将一个员工不过二十、年最高出书百余种的小社，发展为员工超过三百人、年出书近两千种、广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并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经典是人类文化思想精粹的积淀，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作为出版者，也许最大的安慰和骄傲，就是经典能出自自己之手。早在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就开始筹划出版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全面梳理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希望从中选出精品力作，纳入文库，以此回望我们走过的路，作为对自己成长历程的一种纪念。然工作启动后我们方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文库入选图书的具体范围、入选标准以及文库的最终目标等，大家多有分歧，多次讨论也难以一致。慎重起见，我们放缓工作节奏，多方征求学界意见，走访业内同仁，围绕上述文库入选标准等反复研讨，终于达成以下共识：

一、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学术精品的传播平台。入选文库的图书必须是出版五年以上、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精品力作。

二、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主要呈现社科文献出版社创立以来长期的学术出版积淀，是对我们以往学术出版发展历程与重要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文库也收录外社出版的学术精品。

三、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从学界认识与判断。在遵循一般学术图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文库将严格以学术价值为取舍，以学界专家意见为准绳，入选文库的书目最终都须通过各该学术领域权威学者的审核。

四、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的基础，只有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交流与传播，学者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切磋琢磨、砥砺学问，共同推动学术的进步。因而文库要在学术规范上从严要求。

根据以上共识，我们制定了文库操作方案，对入选范围、标准、程序、学术规范等一一做了规定。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收录当代中国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理论著作，分为文史哲、社会政法、经济、国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等五个系列。文库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包括专著和主题明确的文集，应用对策研究暂不列入。

多年来，海内外学界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成长提供了丰富营养，给予了鼎力支持。社科文献也在努力为学者、学界、学术贡献着力量。在此，学术出版者、学人、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恳切希望学界同仁和我们一道做好文库出版工作，让经典名篇，“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启迪后学，薪火不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8月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敏 马怀德 王名 王巍 王延中

王国刚 王建朗 付子堂 邢广程 邬书林 刘庆柱

刘树成 齐晔 杨光 李平 李扬 李林

李强 李友梅 李永全 李向阳 李国强 李剑鸣

李培林 李景源 邴正 步平 吴大华 吴志良

邱运华 张宇燕 张异宾 张蕴岭 陆建德 陈光金

陈春声 林文勋 卓新平 季卫东 周弘 房宁

赵忠秀 郝时远 胡正荣 俞可平 贾庆国 贾益民

钱乘旦 徐俊忠 高培勇 唐绪军 黄平 黄群慧

曹卫东 章百家 谢寿光 谢维和 蔡昉 裴长洪

潘家华 薛澜 魏礼群 魏后凯

再版前言

本书出版十几年后，能再版，是作者的荣幸。在本书出版后，我曾多次向别人征求意见，自己也曾认真地复读，发现了不少缺陷和不足，但迄今未发现大的硬伤，也是值得庆幸的。这次再版之前，我又通读了本书，对自己不满意处作了修改，又补充了一些内容。不管结果如何，我的出发点就是想尽量完善本书，使本书成为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著作。

我早年曾听一位长辈讲：“做学问要做得好，应当横通一门断代史，纵通一门专史。”我把他的话当成了奋斗目标。我选的断代史是宋史，我选的专门史就是货币史。后来发现，这一目标定得太大了，以致一辈子快过完了，离目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确曾为此做过不懈的努力。我努力想“通”的“横”与“纵”的交汇点，正是宋代货币史。所以，我在宋代货币史研究方面投入的精力是最多的。

我在写完《两宋货币史》后，就承担了主编《中华大典·经济典·货币金融分典》的任务。从我个人角度，承担这一任务可以公私结合，继续我的“横”“纵”结合的美梦。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对中国货币史有了进一步通观性的认识，回过头来再看宋代的情况，就有了一些新的体悟。所以，对原书的修改，首先就体现在绪言部分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其中增加了关于宋境外使用贝币的内容。

在此次通读原书过程中，我感觉最不满意的是原书有关钱监的内容，其中颇有不严谨处，如将真州钱监列入北方钱监项下等。叙述中也存在混乱情况，另外还有一些遗漏。这次认真地作了调整和修改，有些部分的文字甚至重新改写了。初版时，为了压缩篇幅，删去了钱监列表，后来与考古界、钱币学界的同行交换意见，他们都认为这样做不妥当，故此次将其恢复，并加以修改完善，以便给相关研究者提供借鉴和线索。

唐代钱、帛兼行，绢帛的货币功能很明显。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大为减弱，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最突出的是刑法上以绢匹计赃定罪，这是绢帛还具有货币功能的体现。本书最初撰写时是有相关内容的，后来也是为了压缩字数将其删去。删去之后，受到同行批评，书也显得不完整，此次恢复了这部分内容（当然也注意控制了字数）。

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虽是我多年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但条件所限，这方面仍是我的弱项。此次很想在这方面作些弥补，但限于时间有限，只就手头的现成资料朝此方向作了些努力。

此次复查发现了一些本书初版时遗漏未改的错字，特别是引文中尚有错字，现一一作了纠正；对一些体例方面的疏漏，也作了修正。

本书初版时没有英文提要及英文目录，此次请钱俊岭博士代为英译，在此谨致谢意。

内容提要

宋代货币品种多、发行数量大，历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注意的热点。但此前尚未有断代的宋代货币史专著，本书弥补了这一学科空白。书中全面地考察了宋朝的货币政策，考察了宋代铜钱、铁钱、纸币的发行，考察了宋代金银的流通情况。对宋代货币一些重大理论课题，也逐一地进行了探讨，勾勒出了宋代货币运行的整体面貌。本书在力图破除以往在宋代货币研究方面的神秘论和不可知论，对宋代货币运行的特点、宋代实行铜禁钱禁等政策的效果、宋代纸币的特性、金银在流通领域的地位等许多理论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书中论述了宋朝的货币政策，指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实行銅禁、钱禁最全面的时期，这保证了銅钱制造的低成本、高数量，却造成了铜钱铸行的供过于求。书中论述了宋朝财政与货币的密切关系，指出宋代纸币的信用是靠税收支撑的，这导致了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由于宋朝实行的钱会中半政策，造成了它的法偿能力的不完整性。书中论述了白银的货币功能，指出宋代白银虽具货币功能，但并未得到普遍应用。本书征引古代文献、近现代人研究著作多达数百种，较好地注意了遵守学术规范，较充分地吸收了前人已有成果。

Abstract

Noted for its wide variety and prodigious quantity，currency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keen interest to researchers in both gener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as well as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the Song Dynasty. Until this book，however，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scholarly work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Song currency. This book looks closely at monetary policies，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pper and iron coins，and paper money，and the circulation of gold and silve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and addresses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ssues. The result i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the production，circ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currenc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Overcoming the sense of mysteriousness and unknowabil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that has long hampered efforts to study Song currency，the author offers unconventional takes on the main features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during the period，effects of the various prohibitions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oins in general and of copper coins in particular，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aper money，and the position of gold and silver relative to other forms of currency.

On monetary policies during this period，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Song dynasty was unmatched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coverage of official injunctions related to coins，including copper coins. While these injunctions helped keep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low and ensured abundant supply，they also led to an oversupply of money. A close link existed between money supply and fiscal policies，and paper money enjoyed relative independence，largely as a result of the fact that taxation receipt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its credibility. However，the long-term policy of allowing the use of an admixture of notes and copper coins compromised the notes’ value as a form of legal tender. On silver，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while the metal did function as a form of currency，it was not widely used as such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book，a distinct contribution to this field of research，would not be what it is had the author not benefited from the rich trove of past studies on the subject. His commitment and adherence to rigorous intellectual standards and scholarship requirements has ensured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product.

目录

第一编 铸币管理

- 第一章 铸币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第一节 宋朝官僚体系与铸钱

- 第二节 提点坑冶铸钱司

- 第三节 其他坑冶铸钱官司

- 第四节 发运司及路州县与坑冶铸钱事

- 第二章 钱监的设置与分布

- 第一节 铜钱监的设置与分布

- 第二节 铁钱监的设置及分布

- 第三节 关于钱监的一些疑难问题

- 第三章 钱监的管理

- 第一节 钱监的规模与结构

- 第二节 钱监的管理

- 第四章 铜禁（附铅锡禁）

- 第一节 铜禁的内容

- 第二节 铜禁的贯彻

- 第三节 铅锡禁

- 第五章 钱禁

- 第一节 禁止铜钱外流

- 第二节 禁止毁钱和限制储钱

- 第三节 钱禁的效果及评价

- 第四节 关于铜钱争夺战

- 第六章 钱荒现象及官方对策

- 第一节 钱荒的表现

- 第二节 钱荒的成因

- 第七章 铸钱用料、钱文及钱陌

- 第一节 铸钱用料、成重及盈亏

- 第二节 钱文

- 第三节 钱陌

第二编 铜钱

- 第一章 铜铅锡的供给

- 第一节 原铜的供给

- 第二节 铜坑冶的管理、课税和矿铜的生产技术

- 第三节 胆铜生产

- 第四节 铅锡的供给

- 第二章 北宋前期和中期的铜钱铸行

-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铜钱铸行

- 第二节 铜钱铸行最多、铜钱监数量最多的时期

- 第三章 宋徽宗时期的铜钱

- 第一节 当十钱首次推向全宋

- 第二节 推广当十钱的后果及官方对策

- 第三节 当十钱再贬值

- 第四节 当十钱的形制及宋徽宗在位时期的铸钱院监

- 第四章 南宋铜钱

- 第一节 南宋铜钱的新环境

- 第二节 南宋铜钱的铸行

- 第五章 铜钱的购买力

- 第一节 宋代物价的复杂性

- 第二节 宋代铜钱自身价值的变化

- 第三节 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

- 第四节 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

- 第五节 宋代铜钱购买力与前代比较

第三编 铁钱和特殊货币区

- 第一章 原铁供给、江南福建铁钱及北宋后期铁钱

- 第一节 铸钱用铁的供给

- 第二节 宋初江南、福建铁钱

- 第三节 宋徽宗时期的铁钱

- 第二章 四川铁钱及四川货币区

-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四川铁钱

-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的四川铁钱

- 第三节 南宋时期的四川铁钱

- 第四节 四川铁钱的购买力

- 第三章 陕西河东铁钱及陕西河东货币区

- 第一节 陕西钱法的剧变

- 第二节 宋神宗哲宗时期的陕西铁钱

- 第三节 宋徽宗即位以后的陕西铁钱

- 第四节 河东区钱法及河东铁钱

- 第四章 南宋江北铁钱

- 第一节 宋孝宗时期的淮南铁钱

- 第二节 宋光宗以后的淮南铁钱

- 第三节 京湖铁钱

第四编 纸币

- 第一章 交子、钱引和川会

- 第一节 交子的产生

- 第二节 交子沿革及被钱引取代

- 第三节 南宋前期的钱引

- 第四节 南宋后期的钱引和川会

- 第二章 会子

- 第一节 会子的创行

- 第二节 会子的界

- 第三节 会子的法偿地位

- 第四节 会价

- 第五节 会子的称提（上）

- 第六节 会子的称提（下）

- 第三章 淮交、湖会、关子及其他

- 第一节 淮南交子

- 第二节 湖北会子

- 第三节 关子

- 第四节 几种影响较小的纸币

- 第四章 纸币的管理与形制

- 第一节 纸币的一般管理与形制

- 第二节 纸币防伪问题

第五编 金银与绢帛

- 第一章 金银的供给

- 第一节 黄金的开采和冶炼

- 第二节 白银的供给

- 第二章 金银的货币职能

- 第一节 金银在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 第二节 赋税中的金银及金银的法偿地位

- 第三节 金银用于官方支出

- 第四节 金银用于民间支付和储藏手段

- 第三章 金银形制、购买力、金银禁及金银的地位

- 第一节 金银的计量与形制

- 第二节 金银的购买力及与其他货币的比价

- 第三节 金银禁

- 第四节 金银在宋代的地位

- 第四章 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

- 第一节 绢帛用为交换媒介

- 第二节 绢帛用作支付手段

- 第三节 绢帛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

参考文献

索引（按音序排列）

后记

第一编 铸币管理

铸币（铜钱和铁钱）的管理与纸币的管理差异较大，不宜放在一处叙述，故这里只讨论铸币管理。其中又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铸造钱币的管理、对流通中的铸币的管理。而所谓管理，又包括管理机构、政策、制度等。

第一章 铸币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宋代管理坑冶和管理铸钱的官员往往合而为一，坑冶产品的大部分也用于铸钱，另有一部分，即金银，则直接表现为货币（尽管是次要货币或只具有部分货币职能的货币）。所以，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专职的坑冶司与坑冶铸钱司一并叙述和讨论，而将坑冶管理与铸钱管理放在一起叙述和讨论。

第一节 宋朝官僚体系与铸钱

在了解铸钱管理机构之前，必须对宋朝的官僚体系有一大概的认识，这样才能从宏观上把握宋朝对铸钱事务的管理，知晓具体掌管铸钱事务的官司在整个官僚体系中的位置。

一 元丰改制以前的官僚体制与铸钱

宋朝的官僚体制有几次重大的变化，大抵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北宋元丰改制以前和元丰改制以后直至南宋灭亡，前者可称为使职为主的体制，后者可称为省台寺监体制。

使职为主的官僚体制是唐中叶到五代逐渐形成的，它反映了最高统治者想要加强自身权力的企图，其主要特点是许多重要事务不由省台寺监官僚体系内的官员负责，而改由皇帝直接委派的官员负责。这些官员的委任带有皇帝“使者”的性质，他们又往往带有“某使”的头衔，故其官职被称为使职。这些使职起初是临时性的，但后来其中不少都固定化了。最初使职仅限于特别重要的职事，后来扩大到一般性职事。到了宋初，省台寺监官主要用于标志官员的品级待遇，具体职掌则往往由使职来规定。

北宋前期的官僚体制有三巨头，即宰相（一般官衔内带“平章军国事”）掌政、枢密使掌军、三司使掌财。当时国家财经事务大抵实行一元化管理，即三司使既管赋税征收、财赋调度，也管各种工程、器物的建造，其权限比初唐的户部、工部之和还要大，所以有“计相”“省主”之称。对于财经事务，三司使直接对皇帝负责，无须事事经过宰相同意。三司的管辖面这样宽，货币发行事务自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三司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北宋真宗时命人对它进行精简，精简后的编制有吏人897员，可知吏人多时应在千人以上。三司由三部组成的，即户部、盐铁、度支。户部侧重于田赋、民政，度支侧重于财政支出，盐铁则侧重于商税、禁榷以及所谓山泽之入等。三部之下各设若干案，《宋史·职官志·三司》载盐铁司之下有七案，其中“六曰铁案，掌金、银、铜、铁……石炭、锡、鼓铸”。即是说，铸钱和坑冶事务都是由盐铁司铁案掌管的。

宋朝地方行政有路、州、县三级。为了防止出现类似唐代那种藩镇割据的局面，宋朝在路一级不设一元化的行政长官，而是分设“监司”（意思是说对州县官只有监察权而无管辖权）。其中转运使分管财政、民政，经略使、安抚使分管军政、治安，提点刑狱分管刑事，提举常平分管物价和社会救济等。就中转运使、经略使、安抚使（后二者多兼任重要州府的知州知府）的级别最高。产矿铸钱地设监和场、务，大的监与州平级，如桂阳监；一般则隶于州。场、务也有两种情况，较大场、务隶于州，较小的隶于县，但场、务与转运司的联系都较密切。除与州平级的大监设知监外，监、场、务各设监官，监官大抵都是由品级较低的文武官员担任。

宋代还有一些跨路分的监司，提点坑冶铸钱司就是这样的监司。与铸钱事务关系密切的还有发运司，发运司主要负责督运东南地区的财赋，有时朝廷把东南地区的盐茶榷卖事务交它办理，有时也把坑冶铸钱事务交它兼管。

二 元丰改制后的官僚体制与铸钱

宋神宗元丰年间对官制进行了重大改变，三司被裁撤了，中央恢复了省部寺监的唐代旧体制（有所修改）。所谓省部寺监体制，是指由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吏、户、礼、刑、兵、工六部，二十四司和司农寺等寺监，组成官僚体制。原三司负责的事务分别由尚书省户部、工部及太府寺、司农寺、都水监、将作监、军器监等瓜分。铸钱事务归入工部管辖，史载：“工部，掌天下城郭……钱币、山泽……之政。……籍坑冶岁入之数，若改用钱宝，先具模制进御请书。”又记：“［工部尚书］若诸监鼓铸钱宝，按年额而课其数，因其登耗以诏赏罚。”工部属下有虞部，史又载：“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凡金、银、铜、铁、铅、锡……皆计其所入登耗以诏赏罚。”[1]

马端临记：元丰改官制前，“诸州铸钱监并属少府，监官各一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2]。如所记不误，铸钱事同时又归少府监管，但宋朝寺监多不理外事（不过也有例外，如都水监、司农寺都曾理外事），且记载中从未见有少府监过问铸钱事务的实例。所以，此事不无疑问。笔者怀疑少府主管铸钱监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即宋神宗熙宁年间初步恢复诸寺监时，照搬唐朝的旧制而作了此种规定，到元丰改官制后少府监不理外事，此规定即废除了。

铸钱虽由工部负责，接受者却为户部及户部下属的金部，有时户部还要帮助筹措铸钱所用物资和钱款，所以户部也同铸钱有较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期曾加强户部权力，元祐四年二月，户部上奏，请求将少府监、太府寺等处“辖下应干申请……改铸钱料、兴废坑冶之数，并先申户部看详检覆”，朝廷准奏[3]。此后户部涉足坑冶铸钱事务的情况也时见记载。南宋绍兴年间，一度让户部侍郎“提领铸钱”，其原因也在于此。

元丰改官制，并没有涉及地方路、州、县及监、场、务的职事官制，转运使、提刑、提举等监司仍旧，路、州、县与监、场、务的隶属关系也没有太大变化。到了南宋，朝廷在户部与各路转运司之间又设立总领所一级机构，总领所共设四个，即四川、湖广、淮东、淮西各一。总领所主要负责供应军需，因当时戍边军队分为四部分，所以总领所为四个。因每部分军队的军用都需要由几个路来供应，所以总领所就负责几个路的财赋调配，其级别就高于各路转运司。总领所有发行纸币的权利，但除四川外，与铸钱没有多少联系。

第二节 提点坑冶铸钱司

所谓提点坑冶铸钱司，其名称大约是前后有变化的，记载中有“提点江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坑冶铸钱司”“提点东南九路坑冶铸钱司”等。在它们的名称前面，有时有“都大”二字，有时则没有。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铜钱铸造，但在个别时期，它也兼管过铁钱铸造（如南宋乾道年间），此外还兼管各种坑冶的开采等。

一 提点铸钱司的创设与独立

关于宋初铸钱管理，南宋章如愚谓：“自开宝平吴之后，因其旧置监于鄱阳，既而江淮荆浙闽广之地皆有监，系发运使兼提点。”[4]据此，似乎当时铸钱事是由发运使兼管的。但是，发运使正式创建于宋太宗淳化、至道之间，也没有记载证实它在最初阶段就兼管铸钱事。所以，发运使何时始兼管坑冶铸钱事尚有疑问。另一种记载说，宋初铸钱“漕轺兼统，肇于［太平］兴国”[5]。这却可以找到佐证，樊若水、张齐贤在江南转运使任上都曾管过本路铸钱事。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以冯亮为江南转运副使兼都大提点江南福建路铸钱事，内供奉官白丞睿同提点［铸］钱事”[6]。这样，就有了超越路分管理铸钱事务的职衔，不过是由他官兼带的。

专门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的官司创立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八月，不少史籍对此都有记载，而李焘所记似较详。《长编》卷一一七载：此年八月己卯，“初命朝臣为浙江荆湖福建广南等路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公事，其俸赐恩例并与提点刑狱同（原注：诏朝臣提点银铜坑冶，俸赐恩例并与提点刑狱同，《实录》在十月乙丑，今并书。《实录》是月己卯书徒知楚州、屯田员外郎魏兼为浙江荆湖福建广南等路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公事，盖铸钱等事旧属发运使，既罢发运使，故别置官。然《两朝国史·志》及《会要·职官部》并不载提点坑冶铸钱，不知何故，姑存此，更加详考）。”所引注文中言及专设提点坑冶铸钱官与撤销发运使有关，这是较重要的。首先，此情况可以从《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一六所载景祐元年十月五日撤罢发运使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其次，它说明前此坑冶铸钱事确曾由发运使司兼管，只是兼管是在咸平三年以后而非以前。再次，它或许能为解释注文中所言《两朝国史》《会要》“职官”部分均不载提点坑冶铸钱疑问提供线索。因为同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一六，景祐五年，恢复发运使司，坑冶铸钱事务重归发运使司兼管。这就是说，景祐二年创设的专职提点坑冶铸钱官只存在了约三年就遭罢撤。

提点坑冶铸钱官再次从发运使司中分出独立的时间，已难确考，唯《长编》卷一六七记：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乙卯，诏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提点铸钱事与提点刑狱朝臣以官高下序之”，则提点坑冶铸钱重新成为专职官应在此前。此后提点坑冶铸钱官的活动不见记载，不知是否又有并裁事。此职务的不稳定，大约就是《两朝国史》、最初的《会要》不载此职的原因。

二 提点坑冶铸钱司的分合

提点坑冶铸钱司独立以后，自身又有多次分合。

最初的“分”是与宋神宗时期的铸钱业大发展相关联的。据载，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三司言：江浙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司旧管五钱监，近年江、池、饶州增岁铸额及兴国军、睦、衡、舒、鄂、惠州创置六监，提点官一员通领九路水陆巡按不周。欲增置官一员分路提点。从之。乃以太常少卿钱昌武领淮南、两浙、福建、江南东路，李棻领荆湖、广南、江南西路”[7]。前者置司饶州，后者置司虔州[8]。元祐元年（1086）二月二日，“新淮南等路提点坑冶铸钱事李深言：坑冶铸钱旧隶一司，至元丰二年以荆广淮浙分为两路。韶州岑水等场自去年以来坑场不发，欲乞两路提点铸钱通为一司。从之”[9]。这是第一次分合。

宋徽宗时，提点坑冶铸钱又分设二司，起始时间记载不一。《舆地纪胜》卷二三《饶州》谓“分于政和”，大约是对的。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尚书省上奏中就讲到“江淮荆浙等路提点坑冶铸钱虔、潭两司”[10]。政和五年九月七日，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虔州司上奏讲：元丰二年分设二司后，“续奉朝旨，通为一司（按当指元祐元年事），通管九路，就洪州置司。又承敕铸钱司分为两司：提点荆湖南北淮南江东路坑冶铸钱事虔州置司，提点江西两浙福建广东西路坑冶铸钱事近承朝旨将潭州复移饶州，依元丰年所分路分。契勘本司所管坑冶场，昨因发运司申请，欲将提点铸钱官一员于虔州置廨宇，一员于潭州置廨宇。诏依。两司各认见今所管路分，已是劳逸得均，方成伦序。偶于去年潭州提点官丘括具陈，乞移潭州司于饶州置司。窃缘当时分两司各自任责管勾职事，今来饶州司不顾利害，申乞令虔州司更兼管湖南湖北两路坑冶铸钱事……诏所管职事、路分并依潭州置司日所得指挥施行”[11]。这说明在政和二年十二月以前提点坑冶铸钱司已又分为二司，一司驻潭州，一司驻虔州，稍后潭州司移驻饶州。移驻后，饶州司离湖南北远，想将这一地区推给虔州司，遭到虔州司的反对。到南宋绍兴五年（1135）六月，因“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近岁所发额钱比旧十亏八九”，被认为是“两司并建”，责任“不专一”所致，所以决定将饶州司并入虔州司[12]。这是第二次分合。

绍兴二十六年（1156），宋廷下令撤销提点铸钱司（详下文），到二十九年决定恢复，虽拟定重设二司[13]，但一般只任命一位提点，多驻饶州，赣州（原名虔州）只是巡历处。乾道六年（1170）提点司并入发运司（见前文），至乾道八年恢复。次年，宋廷又决定分设二司“江南、淮南、两浙、潼川、利路分隶饶州司，江西、湖、广、福建分隶赣州司”，后又略加修改，“于江西管内取拨江州、吉州、抚州、兴国军、隆兴府却隶饶州司”[14]。“淳熙二年（1175），并赣州司归饶州，而赣州止存主管官一员，总留司事。”[15]同年，“以王楫为都大提点坑冶”[16]。此后至南宋末，官称一直沿用（端平年间有吴渊、淳祐年间有程元凤先后担任此职），也没有再分置两司（当时坑冶铸钱业萎缩，分两司也无必要）。

提点司在北宋时期只是管理局部地区的机构，到南宋衔内加入四川诸路，而淮河以北地区又落入金朝辖下，所以提点司成了全宋性机构，故合二司为一后，提点衔前加“都大”就颇有名副其实的味道。

提点分为二司，每位提点官的管理范围缩小，易于管理，而且可减少朝廷对提点官权力过大的忧虑。其缺点是难以通融有无、合理调配资财人力。合为一司，管理范围较大，管理难度大，但有利于统一调度。

三 提点官的品阶、职权

宋仁宗景祐二年初设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坑冶铸钱官（本题内以下简称“提点官”），曾规定其“与提点刑狱序官”，“俸赐恩例并与提点刑狱同”[17]。皇祐元年（1049）十一月，宋廷又进一步明确：提点官“与提点刑狱朝臣以官高下序之”[18]。这就是说，提点官虽为跨路分监司，其地位却在转运司以下，相应地也在某些重要州府的知州（府）以下。提点司也不如同样是跨路分的发运司地位高，而发运司的地位比一般转运司（重要的转运司除外）要高。但是，提点司的地位又比一般知州（军、监）高，它属“监司”系列，这一点它比提举市舶、提举茶盐司的情况要好[19]。绍兴二十九年（1159）恢复提点司时，迫于对旧提点官事权太重的指责，宋廷决定将提点官降为与转运判官序官，其地位与一般知州相当。淳熙二年（1175）将二提点司合为一司，在提点官衔前重加“都大”二字，同时重又规定提点官与提点刑狱序官。在《庆元条法事类·官品杂压》明确规定：“诸发运使副在转运使之上……提点刑狱、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官序官仍各在发运判官之上，发运判官在知州朝议大夫、转运判官、提举常平茶盐官之上。”

关于提点官的职权，《哲宗正史职官志》云：“掌鼓铸泉货，掌收山泽之利，或鼓铸泉货以给邦国之用。凡地利所入及铸钱岁有定数，视其登耗而赏罚之。”[20]其实这里忽略了提点官的地域限制，尤其在北宋，这个限定（即东南九路）是不应忽视的。另外，“坑冶”的含义也要打折扣，即提点司不管金、银坑冶。所谓“自来铜铅锡铁隶提点司，金银坑冶隶转运司”，乾道三年到五年间（1167～1169）曾一度将金银坑冶归隶提点司，但随后就重新交给转运司[21]。

提点司与辖境内的州县及坑冶钱监的关系一般不是直接隶属关系，提点司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有规划建议权。它可以向朝廷提出有关辖区内坑冶铸钱事务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关于各坑冶钱监课额的建议，这些建议经朝廷批准后由有关方面实施。

二是监察权。它被称为监司，正是因为它有此权。就中又包括两个方面，即检查权和弹劾权。提点官每年巡视辖区内各州县坑冶钱监，有权检查有关簿账，并有权对不称职官员提出弹劾（宋朝不是随便一个官员就可以弹劾其他官员的，弹劾要经过授权）。如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十月九日，提点坑冶铸钱江璆奏：“检准乾道七年五月六日指挥，逐州通判系专主管坑冶事务，内有不可倚仗及弛慢之人，令本司劾奏，差官对移。本司契勘，吉州通判赵壎自本司复置之后，牒令催趁铁课，修葺纲船，起发铁料等事，经及累月并无一字报应，积压铁料七十余万斤。窃恐其他州军递相仿效，难以责办。欲望睿旨将赵壎重赐黜责，以为慢吏之戒。”“诏放罢。”[22]这是提点弹劾通判的实例。又如，宋光宗绍熙元年二月十一日，“诏知饶州乐平县王裴放罢。以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宋之瑞言其天资阴险，专事唇吻，侵移木炭钱违限不解故也。”[23]这是提点弹劾知县的实例。

三是荐举权。宋朝规定监司可以荐举辖区内的官员，其数额是固定的。中下级官员要升迁，按规定一般需要一定数量的荐举书。所以，提点官可以用荐举权迫使中下级官员服从自己。有关提点官荐举官员数额现存记载很不完备，可以查见者，北宋大观三年（1109）规定虔、潭两司“各岁举承务郎已下大小使臣升陟通逐路共不过八员，承直郎已下改官不得过四员”，承务郎已上二员，大使臣三员[24]。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三月以前，朝廷规定提点官每年只许荐举改官四员，本司认为员数太少，“无以激劝”，请求增加到与江东提刑一样多（大约即下文所言“岁举改官七员、县令六员”），得到批准。到次年十月时，按规定提点官每“岁举改官七员、县令六员”，而当时发运使却“岁举改官二十员、县令十员”，提点官韩球认为自己举官员数定额仍过少，要求再增加，朝廷决定将荐举改官员数增为每年十员，荐举县令数不变[25]。

四是指挥属下官吏的权力。此外，提点司有时还有辟任某些下级官员以及调运铸钱原料等权力。有些县在坑冶铸钱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朝廷有时允许提点官辟差知县以下的官员。如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十月十日，［提点］韩球言：‘本司获奉今年八月十九日敕节文，将韶州曲江、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四县令丞今后如点检弛慢不职，课利亏欠之人，并乞依上件四县令丞已得指挥，许本司一面先次对移取勘申奏朝廷，乞赐施行。所贵可以责办兴复坑冶早见就绪。’从之。十一日，韩球奏：‘应曲江、保昌、始兴三县知县自绍兴二年遭贼火残破之后，至今已经一十年，内曲江县绍兴六年一次差到正官外，自余年分前后差官权摄，久不交替，场冶利害，未尝究心，以致保昌、始兴两县亦然，是致课利亏欠，无缘兴复。欲乞详酌下吏部差注韶州曲江、南雄州保昌、始兴三县知县正官前来填阙。’诏令铸钱司奏辟一次。”[26]这次朝廷允许提点辟差曲江等三县知县一次，允许对曲江、浏阳、铅山、德兴四县的县丞先行对移再申奏。

场冶监官是由朝廷任命的，有时也允许提点辟差。如宋孝宗淳熙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提点“（王）楫又言：‘诸处场监官乞从提点官选择辟差一次，如有败事，举官同坐。’从之”[27]。又据载，宋宁宗庆元元年十二月三日，右正言兼侍讲刘德秀言：“坑冶司凡所总管属自主管文字而下至于监辖坑场几三十员，随事之轻重、职之崇卑，莫不皆有责任。……冶司旧有辟差窠阙凡六，近以其一归堂除，而今所存者尚有五阙：吉州置司检踏官、监潭之永兴场、监建宁之瑞应场，与夫处之石堰库山场监辖使臣是也。乞废罢前两监官，少宽州县冗食之患，举后五阙皆归吏铨，以听公选。”“诏：吉州检踏官、潭州永兴场、建宁府瑞应场三阙今后堂除……”[28]则此前有五监官由提点官辟差，此后削减三员，还有二员由提点官辟差。

按照规定，提点司有时也可选差下级州县官员担任临时性差使[29]。又据载：南宋高宗绍兴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提点坑冶铸钱赵伯瑜言：“窃见茶盐司文移准敕州县并限一日回报，如违，以违制科罪。欲望应本司文移应本报稽违及辄不应报去处，亦乞详酌立法。”“诏铸钱文移州县并限二日回报。如应干稽违及辄不应报者，各杖一百。”[30]这表明，提点司给有关州县的公文，各州必须回应，这也是提点司执行公务所必需的。

提点官的职权大小，是宋朝朝廷感到不易处理的问题。时人一般认为，提点司权过重，就会侵害州县；权过轻，又无法驱使有关州县完成相关任务。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中书舍人洪遵等曾言及朝廷一度裁撤提点司的原因，即：“自中兴以来，置都大提点官，事权太重，官属太多，动为州县之害。”[31]裁撤后又感到提点司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将官署设在矿区也是必要的。但对提点司权重权轻，朝廷仍然时有议论，因而提点官职权范围也时有变化。

四 提点司的属官

关于提点官的属官，《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提举坑冶司》载：“其属有干办公事二员，检踏官六员，称铜官、催纲官各一员。”《通考》卷六二《职官考·都大坑冶》则载：“属官有干办公事一员，检踏官三员，催纲官一员。后检踏官增置六员，各分认专管职事（原注：一员饶州本司，一员建州，一员都（疑误）州，一员潭州。笔者按：检踏官六员分驻各州事，似为绍兴十一年情况，见下文）。”两处所载不同，且未说明是何时的情况。

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提点官属官情况似失载。关于宋神宗时期提点官的属官情况，据宋徽宗宣和七年五月都省上奏中讲：“熙、丰旧置提点坑冶铸钱官下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虔州置司，提点官一员，勾当公事官一员，检踏官四员。”[32]但这里没有讲，元丰二年分设两司后属官增加的情况。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大约是刚刚重新分立二司）尚书省建议“江淮荆浙等路提点坑冶铸钱虔、潭两司各差检踏官三员”，“检踏官并许于承务郎以上或选人、大小使臣内踏逐谙晓坑冶有心力人充”，“以二年为一任”。这个建议被采纳[33]。南宋绍兴二年（1132）提点司上奏说：“本司昨被旨许置干办公事一员、检踏官五员、催纲官二员，后来与诸司属官一例减罢。缘所隶九路不可阙官。诏复置干办公事一员、检踏官三员、催纲官一员。”[34]到绍兴十一年（1141），检踏官已增至六人，此年，根据提点官韩球的建议，对检踏官作了如下安排：“一（疑当作“二”）员在饶州本司，一员在信州，一员在建州，一员在韶州，一员在潭州”[35]。

到绍兴二十六年提点司被裁撤前，其属官计有主管文字、干办公事各一员，检踏官九员，秤铜官、催纲官各二员，共十五员。由于撤裁前提点官因属官过多受到指责，所以绍兴二十九年恢复时便作了压缩，改为：“饶州置［主］管文字一员，赣州置干办公事一员，请给、人从、序位并依转运司主管文事（字）、干办公事例。韶州、建州各置检踏官一员，并依准备差遣例。别置秤铜官、催纲官各一员，专差武臣。”[36]比裁撤前属官员数减少过半，此后时有增减。

除属官外，提点司还有吏人，其数额也是有规定的。绍兴二十九年洪遵等关于恢复提点司的建议中讲道：“提点司手分、贴司、军典旧额二十二名，今欲以手分十名、贴司二名、军典一名为额。属官下手分、军司旧系十六名，今欲逐官下各破手分一名，请受依旧铸钱司则例。”[37]即是说，提点司吏人由二十二名减为十三名，属官下吏人由十六名减为六名。次年，宋廷批准了提点官李植的请求，提点官连同主管文字“通置手分十人，贴司、代军典各五人，共二十人为额”[38]。乾道九年（1731）提点官提出：“铸钱司旧管吏额孔目、职级、手分、贴司、代军典三十四人。昨因废罢后复置，共三十人，今来分置二司，人数不敷使用。”工部却只同意以二十六人为额，此意见得到朝廷肯定[39]。这些吏人之所以有定额，大约与他们也享受俸禄有关。

五 提点司的管理活动

提点司的管理活动是由它的职权派生出的。提点司管理上的特点与其职权上的几方面特点密切相关，即涉及的地域广、需要处理的事务较为复杂、事关财计。提点司管理涉及的地域，或称东南六路，或称东南九路（因路分的划分前后不一，提点司的管理范围也有变化），南宋时或称十一路，总之是涉及若干个路分。据宋人统计，大约包括一百余个州郡、四五百个县。宋人常常言及此，如谓：“铸钱置使，治所在番阳……然北距淮，南傅海，西接巫三巴，东际吴闽之会，部郡邑四五百所，分提封半，临制莫盛……”[40]如讲：“惟货泉之寄，总六道百郡之权，归于一大有司，视汉之钟官辨铜，其重甚矣。”[41]委任制书或称：“今举九路百八州之计并于一大有司，汝其为朕抳弊奸、集公利，使宝冶之藏饶羡……”[42]提点司管理在地域上这样广，就派生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在这样大的区域内实施管理，难度很大。二是由于涉及的路州县多，提点司与路州县官的关系较难处理。

提点司管理在地域上很广，而且有坑冶的地区大抵都是山区，按规定提点官要按时巡视所部，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检查工作、账籍，考核和提出奖惩有关官吏的建议，真正认真实行是很辛苦的。在下引宋人关于二位提点官事迹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改除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事。坑冶散布九路，多在山谷险绝中，使者罕到，弊久益深，公不以为惮，躬自按之，期年遍五路，以其所见条利害四十有三事，请于朝，书可行者三十有五，至睦州感疾，犹欲东去，浸剧……然而经画鼓铸谆谆在口……（编者按：张次公死于绍圣四年）。[43]

［陈彦恭，字子愿，莆田人，父侗，元祐三年进士，曾任州通判、提辖河东路坑冶铸钱，因忤蔡京党被罢。］久之，除提点九路坑冶铸钱。九路地绵百余州，异时居官者惮江湖岭海之艰，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万里，冒风波瘴疠而前，至课赢十余倍，入大理为正，拜尚书刑部郎中。[44]

两处记载都讲到提点官巡视所部的辛苦，前者甚至因此殉职。但真正要履行好职责，就必须如上引所述那样亲自接触实际，付出较大代价。南宋绍兴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提点官韩球上奏讲：“……提点司所管九路坑场五百一十三处，球近已措置过数内以采兴坑冶一百七十九处……”[45]如果所言属实，他为此也一定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因提点司经管钱财事务，所以官方在选择提点官时特别注意选清廉官员。《长编》卷四九一记，宋哲宗绍圣四年九月，朝请大夫朱彦博被任命为提点官，权殿中侍御史蔡蹈上奏反对，说：“臣伏见近降除命，以朝请大夫朱彦博为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事。臣谨按，彦博天资倾邪……提点之职，实关诸路，况今坑冶多事，必得向公奉法、洁廉详敏之人乃能举职，付之彦博，未协众论……”结果朝廷收还成命，改换他人。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诏新除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赵善悉罢新任。以言者论其素无贤誉，专事交结，今为泉司，必且妄用铜本、妄行举辟故也”[46]。赵善悉被罢免也是因为他不够清廉。而记载中也可查见提点官因贪赃被惩处的事例，如宣和七年四月十八日，提点铸钱王阑被除名勒停，就是因为他“贪墨因巡历贾贩盗取官钱，提刑廉访验治有迹故也”[47]。

提点官在考核时有许多“硬指标”，特别是铸钱数量更是含糊不得，因此，作提点官是不容易滥竽充数的，客观上要求任此职者必须是“才吏”“能吏”，即有较强的管理能力。这正如南宋文人楼钥起草的某提点官任命书中所讲的：“惟时钟官，究山泽之利，兴鼓铸之饶，以佐国用，非心计优长、风力强敏之士，不足以当之。”[48]由于坑冶铸钱事务涉及许多方面，涉及许多制度。这样“文书益目毛渫大，健吏不能观厥终”[49]。在提点司内，由于长官经常替换，而吏人往往长期供职，所以也存在官弱吏强的情况。南宋时官员周麟之曾上书议论此事，讲：“盖泉司职事散在诸路，旧例分遣官属催督采铸，置局他郡，往往有终任不识官长面者。每有申请，必为吏辈所格，舞文弄法，为害非轻，炉户铸工刊剥殆尽，百端规取，必至充其所欲，然后为之行移，官司递筒积而不拆，或盗发以窥事宜，或随意以生沮抑，属官俯首唯唯听命，至以书问与之往来者比比皆是。”[50]

提点官的奖惩同两方面的情况联系最密切，即铸钱数量与铸钱质量。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宋廷订立提点司奖惩办法，规定：“提点坑冶铸钱官以两司应管钱监每岁总计合铸钱数比较，增一分以上减二年磨勘，三分以上减三年磨勘，五分以上转一官；亏一分以上展二年磨勘，三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五分以上降一官。右入江淮荆浙福建广东路提点坑冶铸钱格。诸提点铸钱轮委提点刑狱司（原注：谓非提点铸钱置司所在路分者）索取两司应管钱监总计合铸钱年额，岁终衮同比较，具增亏实数，拟定合该赏罚保明闻奏。右入江淮荆浙福建广东路提点坑冶铸钱司并提点刑狱司令……”[51]在此之前是否有类似规定不得而知，南宋时期此规定是否仍旧执行也不清楚，但记载中有提点官因铸钱超额而得到奖励的事例。如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中书门下省言：“提点铸钱王楫兴复坑场鼓铸精致，各行推赏。”“诏王楫转一官，更减二年磨勘。”[52]后赵师知吉州，“铸钱以贯数积二三十万。复选都大提点，取铜廊场矿再变而成，宿逋岁课俱足，赢铜钱数万钧。着《宝司撮要》五卷，上尤喜，召为户部郎官”[53]。铸钱质量不好，提点官也是要受处罚的，有关的规定细则未见记载，但记载中却有提点官因铸钱质量不好而受处罚的实例。《长编》卷二八三记，北宋熙宁十年秋七月壬申，因“改置永平监大炉铸钱怯薄”，“诏提点浙江等路铸钱坑冶、太常少卿钱昌武罚铜十斤”。南宋孝宗乾道八年十一月，因新铸铜钱质量不佳，提点官江璆受到“特追三官勒停”这样严厉的惩处。[54]

南宋后期，提点官侵凌百姓的事屡见记载，请看下引：

嘉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提点坑冶铸钱司徐辉放罢……以侍御史陈谠言，辉为泉司肆为侵暴……[55]

［绍定五年五月］辛卯，臣僚言：“积阴霖淫，历夏徂秋，疑必有致咎之征。比闻蕲州进士冯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为炉户，诛求日增，杰妻以忧死，其女继之，弟大声因赴诉死于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妾，举火自经而死。民冤至此，岂不上干阴阳之和？”诏都大坑冶魏岘罢职。[56]

［端平元年四月］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诸路都大提点坑冶吴渊，恃才贪虐，籍人家赀以数百万计，掩为己有。其弟潜违道干誉，任用非类。”诏吴渊落右文殿修撰，……诏并落职放罢。[57]

除了官员个人的原因以外，似与提点官履行职责越来越困难有一定关系。因为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铸钱成本增加，管理坑冶铸钱事务越来越困难。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时期担任提点官者，就会发现，此时期担任提点官的人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宰执或侍从大臣，如吴潜、贾似道、赵师、刘克庄等。这说明，同北宋时期相比，南宋更加重视选择提点官，提点官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

当然，也有提点官为百姓做了好事的。如史载：“［淳祐七年，程元凤自知饶州］进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冶，仍兼知饶州，冶司岁有冬夏帐银，悉举以补郡积年诸积敛之不足者。”[58]

第三节 其他坑冶铸钱官司

提到宋代管理铸钱的机构，人们往往会想到提点坑冶铸钱司。然而，在北宋，提点坑冶铸钱司（其全称为“提点江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坑冶铸钱司”）只负责东南地区的铸钱，西北、四川、二河、京东、京西等地区的铸钱不在其管辖范围内。南宋时期，铁钱的铸造多数时间里也不在它的管辖下。所以，尽管提点坑冶铸钱司是宋代最重要的铸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铸钱管理机构。除它以外，还有一些与之并存或不并存的铸钱司、坑冶司以及虽不直接掌管铸钱却与之关系密切的官司。

一 提领诸路铸钱官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被裁撤。次年，在行都设提领诸路铸钱官。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提领诸路铸钱官被罢撤，又重设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司。这样，在绍兴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又曾存在过一个提领诸路铸钱官。

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于绍兴二十六年被裁，是由于铸钱数少、支费数大。其年十二月十七日，“尚书省言：‘坑冶铸钱司近年以来所铸岁额全亏，而一司官吏所费不赀，理宜措置。’诏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官吏、检踏官等并罢，令诸路转运司交割措置条具闻奏”[59]。于是，坑冶铸钱事就分别由各路转运司负责了。裁撤提点坑冶铸钱司一事，遭到以殿中侍御史王珪为代表的一些官员的反对，其理由是，铸钱是国家利权所在，很重要，不能因为花费多就放弃。也有人提出：“诸路铜料有无不等，运司不相统辖，无以通融鼓铸”，转运司实际难以担负起铸钱的重任。三省枢密院经磋商，于本年八月提出：“按唐制，户部尚书、侍郎官领铸钱使，国朝三司亦分管盐铁。今欲参酌旧制，置提领诸路铸钱官于行在，朝廷通行选差侍从或卿监一员，不妨本职兼领，仍许置属官二员，踏逐旧司通晓人吏使唤。其合系诸路运司知通拘催应副职事，并令依旧通管。应干合行事件，令提领官照铸钱司旧制审度因革，条具措置，申尚书省取旨。”此奏准行[60]。九月，正式任命户部侍郎荣薿兼任此职，机构称“提领诸路铸钱所”。属官二员，称干办公事，序位、请给、人从依发运司属官。

不久，宋高宗亲自召见荣薿，询问筹划情况。结果，宋高宗对荣薿很不满意，事后对大臣们说：“如此措置殆成虚文。当先会每岁所出铜料、所用木炭、所役工匠皆几何，然后可以责办。”荣薿闻听，赶忙提出辞职，于是改任户部侍郎赵令兼任此职[61]。以新提领官同旧提点官比较，提领品阶高而为兼任，提点品阶低而为专职，提领身在行都很少亲行各路州县，而提点官署设在坑冶铸钱基地，本人时时巡视各坑冶钱监。所以，提领较之旧日提点并没有优势，反而存在不少原先所没有的弊端。这正如当时左司谏何溥和中书舍人洪迈所批评的：“（提领司）创置属官，其捧檄一出，疾驰而归，第不过条具数端藉手以复命而已，其利害经久之策何从考究而得其实？况提领端坐省部，属官间走道途，而可以责办数千里之远乎？”提点官被裁撤的原因，是说其“事权太重”、支费太多，然而提领官“以侍从临之”，其属官“间一差出，州县承迎，甚于使命，则使权视前日又重矣。罢提点一人、官属十余人，而总以侍从，置在京官属四员，下至胥吏之类，额虽减而月给数倍，则官属视前日又不少矣”[62]。提领远离坑冶、钱监，更使吏人容易作弊，据时人周麟之讲：“至有一吏用白状就信州借请数百千，则铅山一场课利置而不问；赣州钱院供需不如意，则并通判厅例送取勘”等情况[63]。所以，当绍兴二十八、二十九年间申严铜器、收缴了大量民间铜器，急需用这些铜器铸钱时，提领司的缺陷就暴露得特别明显，于是，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间，宋廷终于下令撤销提领司，恢复提点铸钱司[64]。

二 川陕的坑冶铸钱司

上述提点坑冶铸钱司在北宋时期并不是全宋的提点司，它的全称是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司，实际是东南地区的坑冶铸钱司，其辖区不包括四川及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当然，宋朝重要的铜、铅、锡矿和铸钱监都在东南地区，所以，提点坑冶铸钱司确实掌握着宋朝铜钱铸造的主要部分。尽管如此，在北宋时期，毕竟还有不在它属下的铜、铅、锡坑冶和铸钱监，在这些地区，曾出现过另外的坑冶铸钱管理机构，最引人注目的是陕西路的坑冶铸钱官。

《长编》卷一四六记，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二月，都官员外郎皮仲容被任命为“提举陕西路银铜坑铸钱事”，这是陕西最早的专职坑冶铸钱官。在他之后范祥也曾担任此职。《宋史》卷三○三《范祥传》载：范祥“历知庆、汝、华三州，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又据载，范祥于庆历五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提举坑冶铸钱”。在范祥以后，相当一段情况失载，而据《长编》卷二八○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诏永兴、秦凤等路转运使副、判官并兼提举银铜坑冶铸钱，提点刑狱司更不兼领”。这说明，此前的某一时间，陕西提举银铜坑冶已由本路提刑司兼领，即已不存在专职的提举银、铜坑冶铸钱了，此后此职又改由转运使副、判官兼领。大约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无专职的提举银铜坑冶铸钱官。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户部尚书蔡京奏：‘岑水场铜额寝亏，而商、虢间苗脉多，陕民不习烹采，久废不发。请募南方善工诣陕西经画，择地兴冶。’于是以许天启同管干陕西坑冶事”。这样，陕西又有了专职的坑冶铸钱官（此处官称没有“铸钱”字，但据下引次年即已带此二字，故可能是《宋史》遗漏了此二字。）《长编》卷四八七记，绍圣四年（1097）五月，同管勾陕西坑冶铸钱许天启提出：“奉使陕西经画铜利，京西、川路亦许措置，该括六路，或躬自踏行，或委官相度。凡有兴发去处，而人未协力，盖由事权太轻，难以驱策州县。本司职事，今转运司官兼领，京西、川路州县别无统摄。欲乞应自来铸钱司所领职事，更不令转运司官兼领，通陕西、京西、川路自为一司，州县约束并依本司陕西已得前后画一指挥。庶几事权专一，州县之吏有法刺举，则功利可以速成。所有其余应干条制，并乞依提举常平司施行。”尚书都省将他的奏疏转给户部，户部批：“铸钱坑冶职事若同转运司兼领，缘事干本司财计，恐有牵制及议论不同，其运司人吏亦有畏避，显属未便。兼京西、川路铜苗既有圣旨许本官检踏措置，其逐路坑冶若不令专管，亦恐难为集事。本部今勘当，陕西、京西、川路应干坑冶职事欲令本官同领，余依所乞事理施行。”户部意见得到允准。同书卷四八九又记，不久朝廷下令明确规定：“应铸钱司所领职事，更不令转运司兼领。止为银铜坑冶鼓铸铜钱职事，令许天启通领，所有铸铁钱职事自不合干预。”这样，与东南九路提点铸钱司职权类似、地位也接近的管勾陕西京西川路坑冶铸钱司便创立了，正式的任命是在一个月以后。然而，本年八月，当许天启派人到泸州界“检踏”时，却遭到非议。同书卷四九○记，户部就此上奏说：“元降朝旨同管勾陕西路银铜坑冶铸钱许天启铜苗兴发如在京西、川路，许前去检踏，止为京西及川路与陕西相连接，取令本司委官乃至泸州界以来检踏，缘非陕西相连接处，又系靠边，虑致引惹。乞申明行下，应非与陕西接界州界，不许前去。”此奏得准。这一新规定把许天启的管辖范围大大缩小[65]。元符三年（1100）七月，管勾陕西京西川路坑冶铸钱司被裁撤。关于裁撤的原因，《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中书奏天启所领，首末六岁，总新旧铜止收二百六万余斤，而兵匠等费繁多，故罢之。”

大约在宋徽宗崇宁初年，为配合铸造当十大铜钱及夹锡钱等，河北、河东、广东及陕西等路分别设立了坑冶铸钱司。许天启此时重新受到重用，已任陕西转运使。因他首倡铸当十钱，又受命兼任提举陕西铸钱。陕西铸钱司的设立与蔡京钱法密切相关，所以当蔡京第一次罢相时，河北等路铸钱司大多被罢，其中提举陕西路坑冶铸钱司也被撤罢（详下文）。大观初年，又似曾出现过熙河提举措置坑冶钱监官和提举陕西坑冶铸钱司，因为有如下不尽一致的记载：

［大观二年八月］罢熙河提举措置坑冶钱监官。[66]

［大观二年］八月，提举陕西坑冶司改并入转运司。[67]

［大观三年六月辛卯］诏省提举陕西坑冶铸钱司并入常平司……[68]

大观三年（1109）以后数年，似乎陕西没有专职的坑冶铸钱官，到政和元年（1111）情况又有反复。《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三记，由于铸行夹锡钱，在陕西、河东又分别设提举铸钱官，朝散大夫胡简修被任命为“专切提举陕府西路铸钱”[69]。又据程俱记：“政和二年（1112），太师鲁公（按即蔡京）自钱塘召还，复当国，即以公（蒋彝）权提辖陕西坑冶催促铸钱事……改宣德郎以行。公下车，条析所应废置，言上，皆见施行。居无几，坑冶鼓铸之利不赀，及代去，计所铸息，无虑数百万缗。凡所采金银丹砂汞铅铜铁称是，宝货入中都相属。于是朝廷嘉其能，诏迁通直郎。又复以十监五院施置就绪，迁奉议郎、赐朱衣银鱼；又以岁课迁承议郎。”[7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二亦载：“政和二年七月，差官一员，充陕西提举措置兴复坑冶，及差勾当公事官一员、检踏一员。”这说明，此时陕西又有了专职的坑冶铸钱官，担任此职的蒋彝似乎颇取得了一些成绩。程俱此处未记，蒋彝似不久又兼管起四川的坑冶铸钱事务来了。据载：“［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尚书省勘会：‘昨会（陕）西路提辖坑冶铸钱官系提举京西、陕西路银铜坑冶铸钱事务，今来除陕西、京西路已各差官专一提辖措置外，其川路即未曾专行差官。缘川路甚有金、银等坑冶兴发，窃虑无专差官提辖措置，因循隳废，走失山泽利源，深为可惜。’诏令陕西路提辖措置坑冶官兼提辖措置。川陕坑冶应有合行事件并依大观三年四月三十日及今年陕西已得指挥施行。”[71]这样，又出现了新的跨路分的坑冶铸钱官。

不过，据《宋史·食货志·坑冶》所载，到政和六年（1116），四川和陕西的坑冶铸钱又分别设官了。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不久，宋廷又下令陕西路提辖官只管坑冶不管铸钱；又不久，因陕西河东宣抚使童贯的建议，宋廷又下令裁撤了陕西路提辖坑冶铸钱官，其事务改由本路常平司兼领（“宣和元年十二月指挥复置，宣和二年十月奉御笔陕西坑冶司罢”）[72]；到了临近北宋灭亡的宣和七年（1125），宋廷又曾拟在各路设专职坑冶铸钱官，陕西在内，且又有反复（详下）。

三 其他坑冶铸钱官

在宋徽宗即位以前，除了东南九路提点坑冶铸钱司、提点江浙（江南）银铜铅锡和陕西坑冶铸钱司以外，记载中还曾出现过宋神宗时期的“江南西提举铸钱”、“江东提举铸钱”。《长编》卷三四八记：“［元丰七年八月］诏江南西提举铸钱钱昌武致仕，江东提举铸钱、朝议大夫李棻冲替。昌武坐妄奏棻处置乖方，当徒二年；坐不实，当徒一年；各会赦，而昌武年七十二故也。”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九，元丰三年提点东南诸路坑冶铸钱初分二司时，系“以太常少卿钱昌武领淮南、两浙、福建、江东（“东”当为“南”）东路，李棻领荆湖、广南、［江南］西路”。二相比照，使人怀疑李焘所言二个铸钱司，即是提点东南诸路坑冶铸钱分置的二个司，只是官名记得不够准确罢了。宋徽宗即位以前，除提点东南诸路坑冶铸钱司、提点江浙诸路银铜铅锡、提举（管勾）陕西路银铜坑冶铸钱司外，似乎没有其他专职的坑冶铸钱官司，但宋徽宗即位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许多坑冶铸钱官司并存的新情况。

前文言及，宋徽宗即位以后，蔡京变钱法，可能在北方各路增设多员坑冶铸钱官。当蔡京初次罢相，崇宁五年（1106）二月十五日，就有如下的诏令：“内外冗官颇多，不能振举事，徒费禄廪。提举措置河东坑冶铸钱司、提举陕西路坑冶铸钱司、措置河北路铁冶坑冶、措置广东路坑冶铸钱司、专切管勾韶州岑水场买铜事、措置磁邢相怀州铁冶公事、河北铁冶铸钱司准备差使管勾踏逐窟眼官、淮南西路提举常平司检踏坑冶使臣，以上可并入逐路转运使官兼管勾，其官吏并罢。”[73]

这说明，此前已有河东、陕西、河北、广东等多个坑冶铸钱司，此时都被罢撤。但当蔡京重新入相后，这些专职坑冶铸钱官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又被恢复，其中河北路坑冶铸钱司是大观二年五月复设的，另外至少还有京东西路坑冶铸钱司，因为有如下记述：

吏、户、工部供到……河北路，大观二年五月差官一员，充提举措置河北路坑冶铸钱，差检踏官二员，政和七年八月指挥罢。[74]

［大观三年七月］丙寅，省提举河北铸钱司入转运司，见任提举措置官并罢。罢京畿铸钱局并措置京东西路坑冶铸钱司。

［政和六年十月］甲戌，用童贯言，罢提辖陕西、河东路铸钱坑冶官。

［政和七年八月］丙子，罢京东西、河北路坑冶铸钱司。[75]

引文中言及河北铸钱司不但有提举，还有检踏官，说明机构较为健全。上引又言及京东西路坑冶铸钱司、京畿铸钱局，说明前此它们存在，是否还有别的类似官司存在，则不得而知。《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九载，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上奏中又言及“河东、陕西、河北、京西、京东路所委提辖措置坑冶铸钱官下，各降朝旨许差检踏官二员”，随后记载中又出现了河东坑冶钱监司、提辖措置京东路坑冶司、提辖措置河北坑冶铸钱司，可知大观三年被罢的河北、京东路坑冶铸钱司又一度在稍变换名称后恢复[76]。

又据记载：“［政和六年］五月十四日，尚书省言：诸路措置坑冶及鼓铸铜钱未有令是何人管勾。诏除铸夹锡钱监院依已降指挥废［罢］外，其诸路提辖措置坑冶官吏并依旧存留。”[77]这说明，当时政局涉扯钱法及相关制度又有较大变化，坑冶铸钱官司受到冲击，但诏令存留，暂时没有被罢。然而，到了次年九月，又宣布裁撤一些坑冶铸钱官司。据载，其时中书省上奏说：“勘会近到朝旨，为诸路坑冶事务稍已就绪，并催促上供柴炭不须专置官司，遂降朝旨：京东、京西、河北路坑冶铸钱司，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司，专切根刷催促上供柴炭所并罢，令逐路提举司、辇运司兼领。今来上为诸路所置专司官属稍多，虑州县艰于应办，又缘条令各已完备，事法皆已就绪，即比事初不同，理合裁损。窃虑外路官司并不体认朝廷意旨，妄意观望，便将逐司已成法令公然废弛，不为奉行，则使山泽地利不归公家，在有蠹散。又况诸司前后所得朝旨等自合一一遵奉施行。”于是宋廷依中书省的意思下诏令给各路提举等司官吏要求他们遵行已有规定，不得懈怠[78]。中书省奏文表明，京东、京西、河北各路的坑冶铸钱司以及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司、专切根刷催促上供柴炭所都被裁撤。其中催促柴炭所前所未见，当是专门为保证冶炼铸钱所需燃料供应而设置的。又次年（重和元年，即公元1118年）十一月，宋廷先是诏令“诸路元罢坑冶官并复置”，随又诏令“除陕西、京东、河北、河东坑冶官不置外，余并依旧，内东南九路坑冶司减勾当公事二员”[79]。究竟复置了哪些坑冶铸钱官则不能尽知，但京西路是复置了提辖检踏坑冶铸钱司的[80]。

在北宋临近灭亡的宣和七年（1125）一年内，宋廷因对某些重要问题举棋不定，导致对坑冶铸钱司的置罢也摇摆不定。此年二月二日，诏：“诸坑冶兴复之初，全藉官属专一提振。诸路各置提举坑冶官一员，仍并理提刑资序，所用钱物并仰运司应副……”[81]但此讲“诸路”并不是每路一员。本月二十四日，又诏：“陕西、河东、京西坑冶，见三路共差一员官提举，路远山僻，巡按不能周遍。今伊阳银坑兴发，可分两路。京西差陈修，免谢辞，令疾速前去。”则此前三路共差一员，此时改为陕西、河东共差一员，京西差一员。三月十二日，宋廷对各路坑冶司事作了较细致的布置[82]。到五月初，实有坑冶官如下：提举荆湖南北路坑冶、提举京西路坑冶、提举陕西河东路坑冶、提举广南东西路坑冶、提举江南东路、提举京东淮南路坑冶、提举两浙福建路坑冶提举官各一员（共七员），每处各有管勾文字一员（共七员），每处有勾当公事一至二员（共十三员）每处检踏官十员（共七十员）。本月七日，“诏提点坑冶铸钱司官属依熙、丰员数，余路坑冶官属并罢”[83]。这样，刚刚设置的坑冶官又被裁撤。

除了上述路级和跨路的坑冶铸钱官司外，宋徽宗时期还有所谓“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司”、“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司”等，名称前后虽有异，但其所管事务却大体相近。此官职似始于倡导胆铜的游经，他于建中靖国元（1101）年四月被任命为提举江淮等路措置铜事。[84]崇宁五年（1106），由于铸钱用铜缺乏，宋廷又“差承议郎苏茂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85]大观四年（1110）三月，“罢江淮等路铜事并入铸钱司”，[86]所撤并的当就是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司。

政和五年（1115），又出现了措置东南坑冶宝货司，宋廷置此司的意图不详。[87]次年十一月，宋廷宣布“置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官，命仓部员外郎徐禋为之。”[88]陈均谓：“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其后罢复不常”。[89]此司大约就是在措置东南坑冶司的基础上建立的。徐禋似乎起得作用不好，御史中丞王安中在奏疏中批评他说：“顷者朝廷遣徐禋往东南措置铜事，其后又益以宝货。禋复命于朝，图绘之数增旧十倍，乃奏请分所部，盖不虞朝廷使之自行也。方禋为此数时，峻文移，禁锢人吏，逼监司守令承认开掘。江西洪州有严阳场，苗脉久不兴发，禋必欲有得，不复爱惜人力，开掘深入，至命官何摭者暴露得疾以毙。最后禋遣属官监守烹锻，仅得锱铢，州县不得已承认数十两之额。”王安中请求裁撤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司[90]。政和七年（1117）八月，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司被裁撤。政和八年正月十三日，“诏仓部郎官徐禋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庐州编管。以禋被官措置东南九路铜锡及坑冶宝货，专事欺罔，邀功幸赏，所至逼胁州县，俾丞虚数，致言者论列，故有是命”[91]。

虽然徐的结局很糟，但宣和元年（1119）宋廷又重设提举东南九路坑冶官。据载，此年二月十五日，“新差提举东南九路检踏坑冶徐绍密奏：‘前官徐被差之初，有申请到画一朝旨已经勘当，今来复置，合行照用。欲乞先次并依徐已得指挥施行。’诏：序位、请给、支赐、人吏、人从、舟船、递马、驿券、荐举、按察、公使钱等并依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司条例施行”[92]。从徐绍的奏疏可知，新设的官司与徐的旧官司是有承继关系的。从诏书的内容可以看出，重设的提举九路坑冶司似乎比过去权力更大，其地位已完全同东南提点坑冶铸钱司相等。这一官司在宣和七年五月应也被裁撤。

四 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司

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司，是南宋时期专门为管理供应京湖淮南所用铁钱的生产的机构，其长官称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李心传记：“［淳熙五年］后又置提点江淮铁冶铸钱公事，以淮西漕臣兼之。”[93]李心传所记官衔中没有“湖北”二字，或为此后所加。近年出土的宋墓埋铭内，言及时人张同之以淮西“提点刑狱兼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94]。讲此职由提刑兼，与李心传微异，或许也是稍后的改变。

绍熙年间，叶适曾上书批评并请求撤销此司，其言：

臣窃以臣僚初议，专置铁冶一司。是时私铸炽盛，铁钱流入浙西，内地骇愕，专官讲求，诚合权道。及其方略禁奸，摧遏锋锐，虽伤猛骤，亦中事机。今观冶司陈请三十余事，皆已施行矣。然终是论建太广，行移束湿，至使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惊疑，异论蜂起。自有各路监司任责指挥，人情少安，方敢向前措置……且如舒、蕲两监，鼓铸之政，旧责守臣，其增造减工，粗恶生弊，走弄文历，支用自由，当职官吏，固宜黜罚。为冶司者，但当督察稽考，总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铸，遂致怨咨，以为破坏两州，事起仓猝。至于碎置干官检踏，创造廨宇营房，列属徒多，控制州郡。况铁炭中卖，处处增足，非比铜坑，苗脉须要寻求，坐食端闲，冗长无用。以臣所见，私钱既蒙朝廷收换，若民间照样行使，则官钱通流；州郡严禁夹带，则私铸止绝。铸造并遵旧法，而新旧钱不疑；称提出于均平，而江南北如一；逐路自有监司任责，则提点江淮、湖北，空令取会迂回，更乞圣慈与宰执商量，数月之间，合与未合结局……[95]

叶适的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铁钱事自有各路监司州郡管理，此司之设大抵多余，且会造成混乱。其二，冶司措置失宜，前后不一。前者有合理成分，但似也包含身为淮西监司的叶适的个人偏见。后者实际所言不是设此机构本身的问题，而是具体官员不得力的问题。大约也是因为如上所述的原因，朝廷似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时人黄干于嘉定八年上奏论汉阳铁钱监时，仍言及此司[96]。又《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宋《吏部条法》载：“绍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敕，淮西提刑、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刘洙状：证得铁冶铸钱一司，统属江淮湖北三路鄂州江夏……并系应办铁课，汉阳、蕲春两监，则掌管鼓铸……”这说明，绍定元年时仍有提点江淮湖北铁冶司存在，系由淮西提刑兼任，江淮湖北各铁冶及二铸钱监都归他管辖。又同书载：“淳祐元年十二月空日，尚书省札子，照得江淮湖北冶司文字，元降指挥许举三路五州十二县措置买纳官，寿昌军正系冶司所部，合该受举。奉圣旨，令吏部向后寿昌军买纳官许令受举。”其所言冶司，应即是“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则说明此司存在时间较长，但多由他官兼领。

第四节 发运司及路州县与坑冶铸钱事

一 提点铸钱独立设官前发运司经管坑冶铸钱事

关于发运司与坑冶铸钱的关系，《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三《官制·都大提点诸路坑冶》载：“国朝自开宝平吴之后，因其旧，置钱监于鄱阳，既而江淮荆浙闽广之地皆有监，系发运使兼提点。咸平三年（1000），以冯亮为江南转运副使兼都大提点江南福建路铸钱事……至景祐二年（1035）始置江浙川广福建等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一员……”[97]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载，绍兴十二年（1132）十月提点铸钱韩球言：“坑冶铸钱，祖宗以来系发运司兼提点，至景祐元年（1034）专置都大提点坑冶铸钱一员……”这些记载很易使人产生误解，似乎至少宋初到咸平三年一直是发运司兼管铸钱事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太平兴国二年（977）经营东南铸钱的樊若水、太平兴国六年至八年（981～983）经营东南铸钱的张齐贤，其身份都是江南转运使[98]。而且，发运司太平兴国二年初创时设于京师，不大可能兼管坑冶铸钱事务。所以，宋初兼管坑冶铸钱事务的最初应是江南转运司而不是发运司。

前引《群书考索》之语又易使人误认为咸平三年（1000）以后一直是江南转运使兼管铸钱，这也是不对的。《长编》卷一一七记载景祐二年（1035）十月“初命朝臣为浙江荆湖福建广南等路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公事”一段文字有注谓：“盖铸钱等事旧属发运使，既罢发运使，故别置官”。据此，提点铸钱司的单独设官与发运司被裁撤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在发运司未被裁撤前铸钱事务是由发运司兼管的。

然而，我们却似乎很少见到发运司经管坑冶铸钱事务的实例，而且记载中发运使的系衔都是“江淮南两浙（后加‘荆湖’）发运使兼制置茶盐（或加‘矾税’）”，似未见以“坑冶”、“铸钱”或“坑冶铸钱”入衔的。当然，《长编》卷八七有一条记载与此事有关，即大中祥符九年（1016）五月，发运使李溥上奏说：“饶、池、江、杭四州钱监每岁共铸钱一百二十万贯，用铜四百五十三万斤。四监及产铜州军见管铜共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余斤。又信州阴山寺处铜坑，自咸平初兴发，商旅竞集，官场岁买五六百万斤。采取既多，其后止及二三百万斤。望酌中定额。”发运使既言及四钱监的生产、原料用铜情况，又言及信州产铜定额问题，说明他与坑冶铸钱事务是密切相关的。但仅凭这一段记载就论定当时坑冶铸钱事务归属发运司，似还感欠缺。

北宋孙逢吉《职官分纪》似为我们进一步地探讨提供了线索。此书在“淮南浙江荆湖路都大发运使”项下记：“景德三年（1006）复置一人，后有二人。副使以诸司副使充，景德三年置。都监以门祗候以上充，天禧二年（1018）置……副使、都监不常备置。又有提点铸钱事。景德中，都大催纲一人，以京朝官充……”这说明，发运司的官员中，除了使、副使、都监等之外，还有“提点铸钱事”。这说明至少有一时期，发运使属官中有一员是专门负责坑冶铸钱事务的。

查宋真宗时期确有一种专门负责东南坑冶铸钱事务的官职。《长编》卷八○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三月］甲寅，江南路提点银铜胡则言，信州铅山县开放坑港，兵卒死伤甚众。诏遣使劾转运司规画乖当及提点刑狱司不即闻奏之罪，其役徒休息之。则尝为铸钱监，得吏所匿铜数万斤，吏惧且死，则……籍为羡余，释弗诛。”《宋史》胡则本传也记有此事，胡则的官衔却为“提举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且紧接此事后记：“改江淮制置发运使”。而《职官分纪》却记：“大中祥符中，屯田员外郎胡则自提点铸钱为发运使”。这说明，隶属于发运司的提点铸钱与《长编》《宋史》所记的“江南路提点银铜铅锡”、“提举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实际指的是同一官职，只是所记各有误差罢了。

又前揭《群书考索》在所引一段文字后又有：“按《四朝志》：荣宗范知铅山县，有诏罢民采铜，皆散为盗。宗范一切使如故，真宗嘉异，擢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宋史》卷三三三《荣传》也记此事，但在“擢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后，又有“历官九年”一句。荣宗范任职九年的“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一职，或许与胡则担任的是同一职务，都是发运司属下的官员职务。宋真宗在位后期和宋仁宗在位初期，或许发运司就是通过属下的提点铸钱（其全称大约为“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铸钱事”）来实施管理的。

前文已述，发运司在宋太宗太平兴国末年以前是不大可能管理坑冶铸钱事务的。在宋真宗咸平三年五月委任冯亮为江南转运副使兼都大提点江南福建路铸钱事以后的一段时间，发运司也不可能再负责此方面事务。另，宋太宗端拱元年至至道元（988～995）间发运司罢不设，宋真宗即位初至景德三年发运事务由淮南转运使兼管。这两段时间坑冶铸钱事务也不可能由发运司经管。发运司经管坑冶铸钱事务，大约只可能在两个时期：一是宋太宗在位晚期，一是宋真宗在位中后期（即景德三年以后）。后者通过前文论证，大体已得落实，而宋太宗在位晚期，发运司是否经管过坑冶铸钱，还是悬案。唯时人王禹偁在《小畜集》卷一七《江州广宁监记》中讲，至道二年（996），他出守淮甸，“请分监署，章未报，会康州刺史杨允恭亦言其事，始分铸于池州”。查《长编》卷三四记杨允恭于前一年就任发运使，此事或可作为当时发运使经管坑冶铸钱的一个例证。

二 提点坑冶铸钱独立设官初期的反复

景祐元年，宋朝创置了专门负责东南坑冶铸钱事务的提点江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坑冶铸钱一职，人们往往忽略，这一官职在数年后一度被裁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一六（引文据宋本《长编》注文校补）载：“［景祐］五年（1038）八月，诏：‘复置江淮发运司。以兵部郎中杨日严为淮南转运使，度支郎中杨告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矾税、都大发运使提点铸钱事。其提点铸钱魏兼、转运判官周陵令赴阙。合行事件三司限十日擘画条奏以闻。’先是，诏罢制置发运铸钱公事，令淮南转运兼领发运，茶盐矾税各归逐路转运，复置判官一员，铸钱亦别设官。上言者屡称不便，故复置焉。”可知，此官职被裁撤的原因就是发运司的恢复，此次发运使的系衔中明确增加了“提点铸钱事”的内容，于是刚刚担任此职数年的魏兼被调回京，坑冶铸钱事务重新归入了发运司的经管范围。

那么，提点江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坑冶铸钱司此次被裁撤以后，是什么时间恢复的呢？史无明载。而此司最早重新见于记载，似是在皇祐元年（1049）。《长编》卷一六七记，此年十一月“乙卯，诏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提点铸钱事与提点刑狱朝臣以官高下序之”，则提点坑冶铸钱司的恢复当在此前不久。

三 熙宁、乾道两次发运司经管坑冶铸钱事

独立的提点坑冶铸钱司此次恢复以后，发运司同坑冶铸钱的因缘并没有就此彻底了结。据史籍记载，发运司另有两次接管了坑冶铸钱事，从而导致提点坑冶铸钱司被暂时裁撤。

一次是熙宁二年（1069），当时宋廷拟以发运司行均输法，决定扩大发运司的职权范围。据载：（“熙宁二年九月）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司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乃诏发动使薛向、副使罗极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从之。”“于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99]这里，发运使系衔内未言及“铸钱”，不知是否为记述者的疏忽。按宋朝的情况，坑冶与铸钱事务是紧密相连、难以分开的。大约与此同时，独立的提点江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坑冶铸钱官又被裁撤（从记载看，此后至熙宁八年，不见一人担任此职）。《长编》卷二六七载：“（熙宁八年（1075）八月）中书言：‘江淮等路发运使、副并兼……都大提举江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铸钱（笔者按，请注意这里有“铸钱”）等事，职务至众，无由办集。请以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盐矾兼发运使副结衔，余无得管勾。’”这就是说，从熙宁二年九月，至八年八月，近六年的时间里，发运使副一直兼管坑冶铸钱事务。

另一次是在南宋乾道六年（1170）。关于这次发运司职掌的变更，记载有些不完备，为了说明问题，以下引录四种文献的不同记载。

［乾道六年三月］己卯，诏……复置江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为之。夏四月辛巳朔，罢铸钱司归发运司。[100]

乾道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史正志除户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四月一日，史正志言……所管事务斛斗、催发纲运、茶盐矾、铸钱……二十四日，诏许子忠等，一、措置鼓置钱并入发运司，应铸铁钱职事并隶本司措置。[101]

［乾道］六年四月一日，诏铸钱司减罢，并归发运司。存留干办公事二员，二员归发运司，其减罢属官并依省罢法。[102]

［乾道六年三月］复都大发运司，江州置司……罢铸钱司，以其事归转（发？）运司。[103]

从上引记载可以粗略得知，此次复设发运司，又给它赋予了经管铸钱的事务，不但管铸铜钱，还管铸铁钱事。但此种状况仅维持了不足一年。《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载乾道七年正月“复铸钱司”。而《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三载同年二月二十八日，“诏右朝请郎、直秘阁江璆除提点坑冶铸钱，填复置阙”。可知此次令发运司经管铸钱，裁撤独立的提点坑冶铸钱司，只施行了约十个月，独立的提点坑冶铸钱司就又恢复了。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了解到：在独立的提点坑冶铸钱司设立以前的一段（或几段）时间里，坑冶铸钱事务是由发运司掌管的。具体地说，此项事务是由发运司内的提点铸钱官（它的全称似不清楚）来掌管的。在独立的提点坑冶铸钱司设置以后，又几次被裁撤，其中有几次提点坑冶铸钱司裁撤以后，坑冶铸钱事务都是由发运司接管的。不过，各次发运司掌管坑冶铸钱的时间都不很长。

四 路级监司有关坑冶铸钱的职能

宋人所撰《四朝志》载：“坑冶，国朝旧有，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旧隶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内帑。”[104]《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则谓：“宋初，诸冶外隶转运司，内隶金部。”即是说，至少在宋神宗即位以前，坑冶事务在各路是由转运司统一管理的。

到了宋神宗时期，情况有所改变。这主要是因为西部用兵，需要筹措经费。在主要具备军事职能的熙河路建立以后，熙宁八年（1075）二月，知熙州王韶提出本路坑冶颇多，应当予以开发，宋廷令陕西路都转运司与市易司共同规划此事[105]。后来，为了加强对熙河路军费的管理，宋廷特设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此司侵夺了转运司的部分职权。大约它也插手了开发坑冶。到了元丰三年（1080）二月，经制司正式向朝廷提出：“秦凤路坑冶如不许本司经制，乞令转运司拨还已兴置本钱；如许经制，乞发遣陈述坑冶选人杨徽赴本司。其坑冶如系本司创置，并乞隶属本司。”[106]朝廷决定正式准许经制司参预坑冶管理事务，又于当年十月，“诏自今秦凤路告发坑冶，转运司一季不兴置，即令经制熙河路财用司管辖”[107]。这样，秦凤路的坑冶改由转运司、经制司二司共同管理，从而在各路坑冶统一由转运司管理旧体制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载，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十一月，“诏诸路提点刑狱兼提举坑冶事”。这一记载在理解上易生歧义，我们无法断定此命令颁下后转运司是否仍管坑冶事，也无法断定所谓“提举坑冶事”是指可以干预坑冶生产事务呢？还是只干预有关坑冶治安的事务。但次年二月二十二日，又“诏诸路应坑冶兴发处，并令提刑司差官检踏，如可采取，关转运司施行”。可知提刑司虽有了负责审定应否开采的职权，但开采仍由转运司负责。则坑冶事务似主要仍由转运司负责，而提刑司只是部分地参预此事。又《长编》卷四八九载，绍圣四年六月，户部上奏提出：“凡创置场冶处，知州、监官已有第赏之令，而钱本乃转运司应副，今不预赏，恐加沮抑，且无以激劝。请监官合得第一等酬奖者，本司官各减二等（年？）磨勘。”朝廷批准。说明此时场冶本钱仍由转运司应副。然而，同书卷四九九所载元符元年的户部奏，却使我们感到提刑司在坑冶生产方面的职权似又有加强：“户部言：‘提刑司、提点坑冶铸钱司，各据所辖州县坑冶催督敷办祖额，置籍勾考。每岁令比较增亏，提刑司限次年春季、提点坑冶铸钱司夏季，各具全年增亏分数保明闻奏，及申户部点勘。韶州岑水、潭州宝丰永兴铜场，逐路提刑司官每上下半年各巡历一到本场，按察点检讫，具措置利害及本钱有无阙备因依，条画闻奏及申户部。’从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了提刑司、提点坑冶铸钱司按定额催督矿产品、巡历到场，说明提刑司职权中有关坑冶铸钱的内容又有增多，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讲到转运司。

宋神宗时，官方就对各路转运司不热心坑冶铸钱事有所觉察，即所谓：“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司莫肯为，课入滋失。”[108]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将此事交发运司负责，在东南九路每路设一专勾官，但这一做法不久就被否定。宋徽宗时，由于各路转运司一般财计较为困窘，对投资开发坑冶不热情，而朝廷又因供应铸钱的铜产量下降而焦急，就想出让提举司以常平钱投资坑冶开发的办法来，于是在路一级就出现了转运司与提举司分管坑冶（含铜矿开采冶炼）的格局。（按，例如《通考》卷一八《征榷考》载“绍圣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发坑冶漕司虑给本钱，往往停闭不当，请令本司同遣官详度。从之。”“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漕司既乏本钱［买金］，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这些记载都反映了转运司对开发坑冶的不热心。）《四朝志》载：“崇宁以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钱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也。”[109]《会要》又载：“［崇宁二年］八年二十九日，诏除坑冶专置司自合依旧外，逐路坑冶事并令本路提举司同共管勾。”[110]次年，朝廷又下文明确此种分工：“［崇宁］三年四月五日，户部状：据荆湖南路提举常平司申，近承符勘会坑冶事拨隶提举常平司管勾外，其转运司并提点坑冶更有是何领职。本司契勘，除旧管坑冶已系转运司应副过钱本去处合隶转运司、提点坑冶铸钱管勾外，所铸到钱入常平库送纳。于近降朝旨即无明文许与提点坑冶铸钱司通管。诏自降指挥日，旧来坑冶自合属提点铸钱、转运司，自后新置合隶提点司管。余路准此。”[111]由于提举司上隶户部右曹，所以，户部右曹也就分管了部分原隶金部的坑冶事务。

南宋初，停止执行令常平司投资开发坑冶的规定，隶属关系大抵复旧。《宋史·食货志·坑冶》载：“宋初，诸冶外隶转运司，内隶金部；崇宁二年，始隶右曹，建炎元年，复隶金部、转运司。”《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七所载更为具体：“建炎元年，户部言：山泽坑冶祖宗旧法在外隶转运司，在京隶金部。昨自崇宁二年将新发及漕司不急应副钱本旧坑，悉令常平司应副，始隶有（右？）曹。缘新旧坑冶皆系一事，而两司干办条令不一，乞依祖宗旧法，拨隶金部转运司。从之。”南宋中期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鼓铸》中对各路转运司管理坑冶铸钱事务的奖惩办法作了具体规定：“诸转运司奉行铸钱职事（谓旧铸钱司并入者）比元额鼓铸增亏分数岁终委提点刑狱司（分两路者每岁互轮）取索具职姓名限次年三月终保明申尚书工部。”其所载《转运司申铸钱计帐》可以使我们对转运司与坑冶铸钱事务的关系有更具体的了解（此不赘录）。

这里应顺带言及，在提点坑冶铸钱司所辖各路，其金银坑冶与其他坑冶的隶属关系不同。即金银坑冶一直归转运司，而铜铁铅锡等归隶提点司。南宋孝宗时一度想统归提点司，但不久即恢复了原隶属关系。请看如下记载：

［乾道］三年，晁公愚言：诸路出产坑冶之处，往往五金杂出，如铜坑有铅、铅坑有银、银坑有铁之类，盖是所产矿脉厚薄不等，自来铜铅锡铁即隶提点司，金银坑即隶转运司故事不归一，今乞尽委提点司拘辖，将诸路转运司逐年所收金银数目令提点司抱认实为两便。从之。[112]

［乾道］五年二月十一日，户部尚书曾怀言：“契勘诸路金银坑冶旧隶转运司。昨缘晁公愚陈请，尽委提点司拘催。本部窃详提点司系十一路坑冶阔远，何以机察？今欲依旧拨隶逐路转运司，免致失走课入。”诏依。[113]

除有效监察的问题外，金银坑冶的隶属还事关收买产品的本钱开支，改变隶属关系既牵扯到钱财收支、监察等复杂问题，所以不能轻易改变。

五 州县有关坑冶铸钱的职能

关于州郡与坑冶铸钱事务的关系，见于记载较早的是《长编》卷四八九载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户部上奏言及，“凡创置场冶处，知州……已有第赏之令”。同书卷四九四又载次年二月：“户部言：‘潭州知、通任内应副铜场买铜赏罚条，请着为法。’从之。”这反映州郡长官对辖境内原铜开采冶炼负有一定责任，因而相应地有奖惩条例。南宋隆兴二年（1164）宋廷规定：“知、通、令、丞部内坑冶每年比祖额增剩者，推赏有差。”[114]乾道八年（1172）五月七日，知处州越善仁奏：“处州管下坑冶，乞令通判、令、丞依旧例于衔内带行主管铜银铅坑冶职事，候任满日无亏欠并巡、尉任内无私采透漏，即依条推赏施行。”此奏获准实行。次年三月，由户部和工部共同拟定推赏办法：“如通判、令、丞任满无亏欠，各与减二年磨勘；巡、尉官任内无私采透露，候任满令本州岛批书……县尉升六个月名次。”“诏依。”[115]又后“［嘉定五年］五月庚午，诏诸路坑冶州以通判、县以令丞主之”[116]。这一规定明确了在州一级由通判来主管坑冶事务，这似是前此未有的新规定。另从《庆元条法事类》所载“州申铸钱计帐式”中，我们也可对州郡管理坑冶铸钱事的办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县与坑冶铸钱事务的关系，“大观二年三月八日敕，诸有冶处并县令兼，与正官一等赏罚。九月十四日敕，诸路银铜坑冶，并令兼管，其赏罚各减正官一等”[117]。这显然是宋徽宗时期的新规定，它反映了原先坑冶有隶县不隶县两种情况，此时为了加强对坑冶的管理，通过此种规定使原不隶县的坑冶同县令发生了联系。又上引记载言及，南宋隆兴二年，宋廷规定县令、县丞部内坑冶比祖额增产，给予奖赏。《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载，稍后乾道六年（1170），当时坑冶铸钱事务暂归发运使负责，发运使史正志奏：“契勘坑冶宝货所在有之，惟藉逐县令丞公共收趁。缘未立定赏格，今相度欲下所属，今从新发或停闭坑冶，若令丞措置招坑户一年内趁发过铜一万斤、铅三万斤、锡五万斤、铁十万斤，各减一年磨勘。更增及五分，减一年半磨勘。增及一倍以上，减二年磨勘。”“诏依。”而据上引记载，乾道八年，宋廷规定处州的县令、县丞“依旧例于衔内带行主管铜银铅坑冶职官”，次年又规定此州县令、县丞任满无亏欠，各与减二年磨勘，县尉任内无私采透露，升六个月名次。大约其他坑冶较多较重要的县也有类似规定。又前引记载言及，嘉定五年，宋廷明确规定，县一级坑冶事务由县令和县丞共管，这与同州一级统由通判主管是有差异的。之所以这样规定，大约是因为有些县没有县丞。

[1]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工部》，另参《职官分纪》卷一一、《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之二、《通考》卷五二《职官考》。

[2] 《通考》卷五七《职官考》。按：《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少府监》载“旧”时“诸州铸钱监监官各一人”“并属少府监”，未明“旧”谓何时。

[3] 《长编》卷四二二。

[4] 《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三《都大提点诸路坑冶》，《通考》卷六二《职官考·都大坑冶》同。

[5] 《平斋集》卷一《大冶赋》，《通考》卷九《钱币》同。

[6] 《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三《官制·都大提点诸路坑冶》引《国朝实录》。事又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又五引《九朝通略》《长编》卷四六本年五月庚辰。

[7] 《长编》卷二九九、《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九。

[8] 参《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三《都大提点诸路坑冶》《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提举坑冶司》。

[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九、《长编》卷三六五。

[1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九。

[1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四。

[1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七。

[13] 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三。

[1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一。

[15] 《舆地纪胜》卷三二《赣州》，参《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提举坑冶司》，另《通考》卷六二《职官考·都大坑冶》作“三年”。

[16]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宋史全文》卷二六，参《舆地纪胜》卷二三《饶州》。按：《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提点坑冶铸钱》《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四均载加“都大”头衔在淳熙五年，难定孰是。

[17] 《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三《都大提点诸路坑冶》，《长编》卷一一七。

[18] 《长编》卷一六七。按：南宋绍兴六年，又重新规定“与提刑序官”。见《通考》卷六二《职官考·都大坑冶》。

[19] 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八、四四之二○。

[2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一八、《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八《都大坑冶》引。

[2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九。

[2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四。

[2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五六。

[2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二。

[2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四、一二二、一四九至一五○。

[2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

[2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四。

[2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八。

[29] 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六等处记载。

[3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七。

[31] 《系年要录》卷一八二。

[3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二。

[3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九。

[3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五。

[3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九、《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三《都大提点诸路坑冶》。

[3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四。

[3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四。

[3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六。

[3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九。

[40] 《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三洪迈《江淮诸道都大提点司兴造记》。

[41] 楼钥：《攻媿集》卷三九《福建提举张涛提点坑冶铸钱》。

[42] 许应龙：《东涧集》卷八《赵师楷授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公事制》。

[43] 邹浩：《道乡集》卷四○《故朝请郎张公［次元］行状》。

[44] 汪藻：《浮溪集》卷二七《赠左太中大夫陈君［彦恭］墓志铭》。

[4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

[4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五七。

[47]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一七。

[48] 《攻媿集》卷三九《知湖州赵不迹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制》。

[49] 《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三洪迈《江淮诸道都大提点司兴造记》。

[50] 《海陵集》卷四《论革泉司弊札子》。

[5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七至一二八。

[5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四。

[53] 叶适：《水心集》卷二四《兵部尚书徽猷阁学士赵公［师］墓志铭》。

[5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至一六七。

[5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九。

[56] 《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

[57] 《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

[58] 《宋史》卷四一八《程元凤传》。

[5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一。

[6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二、《系年要录》卷一七七、《中兴小历》卷三七。

[61] 《系年要录》卷一八○。

[6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三至一五五、《系年要录》卷一八二。

[63] 《海陵集》卷四《论革泉司弊札子》。

[64] 参《系年要录》卷一八二。

[65] 按，前此，绍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朝廷允准许天启检踏京西、川路坑冶，因《长编》记载绍圣元年至绍圣三年的部分佚失，故无法知道此时段许天启的确切官职。另参《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坑冶》引《长编》。

[66]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

[67]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68]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

[69]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政和元年二月“乙巳，置陕西、河东提举铸夹锡钱官”。不知此陕西提举铸夹锡钱官与上述铸钱官是否为同一官。又记本年六月，提举陕西铸钱许天启因议铸当十钱“贻害于民”，降官二级。

[70] 《北山小集》卷三○《朝散郎直秘阁赠徽猷阁待制蒋公墓志铭》。

[7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参《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

[72] 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六、一四二。

[7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一。

[7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二。

[75] 以上并见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

[76] 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至一三一、一四三、六八之二九。

[7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六。按：《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载同年十一月己亥“置提举坑冶官”。

[7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七。

[7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八。

[8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二。

[8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

[8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一。

[8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三。

[84] 《玉海》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另《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游经于崇宁元年上书言事。

[85]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按：“苏茂”，《玉海》作“苏庄”。

[86] 《玉海》卷一八○《食货志·钱币》，《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作“罢措置铜事司”。

[8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三。

[88]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

[89]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

[90]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也记徐“凿空扰下，抑州县承额”。另参《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传》。

[91]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四○。

[9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九。

[93]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提点坑冶铸钱公事》。

[94] 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年第4期。

[95] 《水心文集》卷二《淮西论铁钱五事状》。

[96] 《黄文肃公集》卷二四《汉阳军条奏便民五事》。

[97]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八《监司·都大坑冶》《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三《都大坑冶》所载略同。

[98] 分别参见《长编》卷一八、《景定建康志》卷一三《年表》《长编》卷二四、《九朝编年备要》卷三。

[99] 《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六《三司条例司》。事又见《长编》卷二一二注。

[100]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

[10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五六。

[102] 分别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五六、四三之一六○。

[103] 《宋史全文》卷二五。

[104]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坑冶》引，又以《通考》卷五《征榷考》校正。

[105] 《长编》卷二六○、《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

[106] 《长编》卷二九六、《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九。

[107] 《长编》卷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一九。

[108] 《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六《三司条例司》。

[109]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坑冶》，参《通考》卷一八《征榷考》。

[11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

[11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八。

[11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

[113]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

[11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九、《通考》卷一八《征榷考》。

[11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一，另参一六五。

[116]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宋史全文》卷三○。

[11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三。按《通考》卷一八《征榷考》则载：“［大观二年］九月，银铜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令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

第二章 钱监的设置与分布

铸钱监、院是宋代铸币的生产单位，考察和分析铸钱监、院的情况，对于了解宋代货币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前代关于铸钱炉、钱监的记载较少，宋代关于钱监的记载却颇多，这为我们的考察分析提供了便利。

第一节 铜钱监的设置与分布

宋代铜钱监某一时间段内同时并存者，大约不超过二十个，但因不断变化，此建彼废，前后陆续出现者却不下三四十个。其分布大抵位于长江以南的多于长江以北的，特别是从钱监的生产能力上分析，南方明显地强于北方，这与铜产地大部分在南方有直接关系。

一 宋代的六大铜钱监

宋代的钱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江、池、饶、建四州钱监。它们都直属朝廷，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另有韶州、惠州的二钱监，它们主要是因铜本供应而建立的，但其产量一度超过前述四钱监，成为当时产量最高的两个钱监。上述六钱监是宋朝最重要的钱监。

（一）饶州永平监

它是宋代存在时间最久的钱监，北宋时期它的产量较高，南宋时期仍维持较高产量，且与都大坑冶铸钱司同处一地。所以，它是宋朝最重要的钱监。

关于此监创始时间，史籍有两种记载：一是《中兴小纪（历）》卷一三、《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记为唐肃宗乾元初年，而《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记为“唐乾元中”，因乾元只三年，故与《小纪》等所记也较为接近。二是《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七《饶州》与《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南东路》所记：“伪唐”置。大抵前者所记准确，因为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饶州》已载此监。

此监位置，《元和郡县图志》载即在饶州州城，《元丰九域志》则载在“州［城］东四里”。

永平监在宋太宗后期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时，岁铸额已达三十六万贯[1]。毕仲衍《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铸定额为六十一万五千贯[2]，如曾完成，则应为年产最高时期。《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其崇宁五年岁定额四十六万五千贯，《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引《中兴会要》载其岁额同此，似为北宋后期数。

绍兴二年八月，池州永丰监并入此监[3]。南宋后期人方大琮在其《铁庵方公文集》卷二○《贾总卿》中言及：“问永平监岁铸之镪与都茶场日印之楮为孰多……”又张端义《贵耳集》则谓：“饶监所铸，岁止十五万……”说明此监维持生产到南宋后期，成为当时仅存的铜钱监。

（二）池州永丰监

创立于宋太宗至道初年，正式命名于至道二年十月[4]。

据《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南东路》载，其位置在“州东北二里”。

《杨文公谈苑》记此监初建时岁定额二十万贯。《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岁定额为四十四万五千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其岁定额为“额四十四万五千贯，旧额四十万贯”。《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其崇宁五年岁定额三十四万五千贯，《中兴会要》载其岁定额同[5]，似为北宋后期数。

绍兴二年八月，此监并入饶州永平监，从此不见于记载。

（三）江州广宁监

创建于咸平二年五月[6]。

《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南东路》记其位置在“州南一百二十步”。王禹偁《江州广宁监记》则有“监地即榷货务旧址也。溢江带其右，庐阜居其前”等语，或可资考察。

王禹偁记其最初年定额二十万贯。《中书备对》记其元丰年间岁定额三十四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其“额三十四万贯，旧额二十万贯。”《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其崇宁五年岁定额二十四万贯，《中兴会要》载其岁额“二十四万贯”又注“后以十万贯为额”，应反映了北宋后期及南宋初的情况。

绍兴二年八月，此监并入虔（赣）州铸钱院，此后不见记载。

（四）建州丰国监

此监五代时已存在，宋初似废。它的重建时间与江州广宁监相同。《江州广宁监记》、《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五引《九朝通略》、《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均记建于咸平二年，《元丰九域志》卷九《福建路》记为咸平三年，大约也是前者为创立时间，后者为正式命名之年。

其位置，《元丰九域志》记为“州城东北”。

《杨文公谈苑》记它创建初岁额二十万贯。《中书备对》记其元丰初年岁额二十万贯，是前述六大支柱性钱监中定额最低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其岁“额二十万贯，旧额三十万贯”，新额比旧额少。《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其崇宁五年岁定额二十四万贯。《中兴会要》谓其北宋后期岁额为二十五万四百贯，比《中书备对》所载元丰年间略多。

绍兴二年此监一度被下令停产，不久又恢复。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四载，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提点铸钱王楫言：“建宁府丰国监已行住罢，今二年间并不兴铸，乞将监辖收支物料鼓铸钱宝官一员减罢，依省罢法。”“从之。”则此监淳熙初已停产，淳熙二年宣布废罢，但监名保留，监官尚存，至庆元元年十二月三日朝廷才决定不再设监官[7]。

（五）韶州永通监

此监在北宋中后期是宋朝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钱监。

据宋人余靖《韶州永通监记》[8]记此监建于皇祐元年，皇祐二年命名。但《长编》卷一六五所记不同，其谓：“［庆历八年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兴场铜大发，岁采铜二十五万斤，请置监铸钱。’诏以为永通监（原注：赐名‘永通’在皇祐元年二月，今从本《志》并书）。”二者记载有一年之差，月份也有误差。

此监位置，地志载：“永通钱监：在州水西一里”[9]。

元丰初年它的年定额是八十万贯（毕氏《中书备对》）。《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四十万贯大钱，内兼铸小钱八万贯。”北宋崇宁、大观年中，岁额八十三万贯[10]。这是宋朝单个钱监岁额最高的。

《玉海》卷一八○《食货·中兴铸钱监》记此监岁额仅四万七千余贯，不详为何时数。又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一至二二载：“乾道元年，提点坑冶铸钱司……李大正言：‘……韶州永通监递年铸钱多不及三千贯或四千贯，今欲酌取中数管认三千五百贯。’从之。”南宋岁铸额竟已跌至此数，令人感叹。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五载，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宋廷正式下令省罢韶州永通监监官。

（六）惠州归善县阜民监

宋代阜民监有二个，有商州洛南阜民监，此又有惠州归善阜民监。惠州监是个大监，但存在时间似不太长。

此监创建于宋神宗即位不久的治平四年。《长编》卷二五四记：“［熙宁七年七月甲寅］上批：‘惠州阜民钱监，治平四年置……’”又《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记：“治平四年，置惠州阜民监。”

《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南东路》《宋史》卷八五、卷八九《地理志》均载此监在惠州归善县，而不载在本县具体位置。

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七十万贯，主要用于买铜。其岁额数仅次于永通监，排名第二。然《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其岁额三十五万贯，疑为折二大钱数。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记：“［崇宁三年］十二月丁未，复置惠州阜民监。”说明此前此监一度被废罢，此时恢复。而此后一段此监不见于记载，或复后不久又被废罢。政和二年前曾铸夹锡钱。

二 北宋前期的三个铜钱监

北宋前期有三个铜钱监，它们都存在时间较短，文献对它们的记载也较简略。

（一）京师铸钱监

此监为北宋前期存在的一个钱监。《长编》卷九七记：“［北宋前期］京师……旧并有钱监……后并废之。”岁铸额不详。景德三年，此监改为铸泻务[11]。

（二）杭州宝兴监

此监亦为唐、五代十国时期已存在的钱监。《杨文公谈苑》记“杭州置保兴监”在池州监、建州监之后，宋复置此监应在宋太宗末年或真宗初年。李焘亦言及此监[12]。《乾道临安志》卷二《仓场库务》载：“钱监：大唐宝兴铸钱监在龙山。”宋前期的钱监似也在这里。本监岁额失载。

《长编》卷八七记，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发运使李溥言：“饶、池、江、杭四州钱监每岁共铸钱一百二十万贯……”说明此时此钱监尚在。但此后此监就再也不见记载。

（三）升州钱监

此监也是北宋前期存在的钱监。《宋史·食货志·钱币》载：“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又《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记：“［开宝］九年七月，升州言岁铸三十万缗，命通判杜见素经度采铜。”则建监之初，定岁额三十万贯。《景定建康志》不载此监，然在卷一七《山川志》载，“铁冶山一名铁岘山，在溧阳县西南七十里……《舆地志》云，前代铸钱处。”此所言疑是南朝梁铸铁钱处，与宋代钱监无关。此监何时废罢失载，但应早于宋真宗末年。

三 陕西的铜钱监

宋代陕西与今之概念有异，它含永兴军路、秦凤路（即今陕西、甘肃、青海的大部）等，位居宋朝的西北，地域辽阔。自从宋、夏间爆发战争，宋廷陆续在陕西建立铜钱监多个，但规模一般不大，且时建时罢多有变化。北宋被金朝所灭，这些钱监也就不再在宋朝版图了。

（一）虢州朱阳县朱阳监

此监在虢州朱阳县，和下述阜民监是宋朝为宋夏战争而在陕西新创建的钱监。《长编》卷一三三记宋仁宗庆历元年九月“以虢州朱阳县铸钱监为朱阳监。又以商州洛南县铸钱监为阜民监（原注：朱阳监，《实录》见是月壬申，独无阜民监，今附此）”。同书卷一六四《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可知此监初期是铸铜钱的。但据《中书备对》，元丰年间此监已是铁钱监，不详何时改变（或铜钱监先废罢。后又建铁钱监）。

（二）商州洛南县阜民监

如上所述，此监也创建于庆历元年九月，位于商州洛南县。《长编》卷二六○又记，熙宁八年二月，宋廷决定于商州洛南设铁钱监。或许系在原铜钱监基础上改建而成，而铜钱监废罢时间无考。

（三）仪州（渭州）华亭县博济监

此监创建于庆历四年，位于仪州华亭县[13]。清《甘肃通志》卷二二《古迹》：“平凉府……崇信县……铜城，在县西……《宋志》庆历四年，陕西漕臣张奎采仪州黄铜置博济监，盖在此。”《长编》卷一六四记：“［庆历四年］陕西复采仪州尖竹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宋仁宗后期］仪州博济监既废复置。”同书又载治平中仪州钱监铸钱。大约不久停罢。《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甲戌朔，“陕西转运司言：……渭州华亭县博济监因循废罢，欲于黄石河（地在本县境内）铸冶务复置监……从之”。《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则记：“［元丰六年八月］渭州复置博济监。”据此，此监在元丰六年易地重建。但此后不见记载。此监记载中不见岁额。

（四）京兆府钱监

京兆府（永兴军）有二钱监，一铜钱监、一铁钱监。《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均记其中铜钱监创建于熙宁四年。《九域志》又载此监位于“府西北一里”。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其岁额二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一十万贯，疑为折二大钱数。据《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四月时，此监仍在铸铜钱，此后不见记载。

（五）陕州钱监

陕州（陕府）有二钱监：一铜钱监、一铁钱监。《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载其中的铜钱监创于熙宁四年，《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则载此监创于熙宁三年。《九域志》又载此监位于“州东一百步”。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元丰初年岁额二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后期此监岁额一十万贯，疑为折二大钱数。《长编》卷四七○记：“［元祐七年二月］庚申，权陕西转运使李南公言：‘铜钱、铁钱界首轻重不同，欲乞以兴州铜、商虢州黑锡运至陕州铸钱监，每年铸钱以二万贯为额，应副陕州及陕右两驿支遣，及换易铁钱使用，兼销减得商虢州积下黑锡。’从之。”《长编》卷四七二于同年四月也言及此监。此后此监少见记载。近年出土有背“陕”小平“宣和通宝”，不详“陕”字是否代表陕府，若是，则此监于北宋末年仍在生产。

（六）华州钱监

华州也有铜、铁二钱监。《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均载其中铜钱监创置于熙宁四年。《九域志》又载此监位于“州南一里”。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元丰初年岁额二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一十万贯大钱”，所谓大钱应即折二大钱。

（七）凤翔府郿县斜谷钱监

此监创于熙宁七年。《长编》卷二五四记：“［熙宁七年六月］癸未，秦凤等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长编》卷二五六又记：“［熙宁七年九月壬戌］……都转运使蔡延庆言：‘凤翔府郿县兼锡铜铸折二钱，皆脆恶，以铸当五、当十宜可用。’诏皆罢之。”则此监仅存在了数月，但令人不解的是，《长编》卷二九六又记，元丰二年二月戊辰，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请“罢凤翔府郿县创置钱监”，宋廷“从之”，则此监此前应仍存，此时方罢。

（八）通远军威远镇钱监

元丰元年十一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提出，想让“通远军威远镇钱监改铸铜钱，比之冶铁岁收净利十四万余缗”[14]。此事于次年二月得准，则此监系由铁钱监改为铜钱监。吕陶《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言及兴州青阳镇铜锡场应副通远军铸钱，但毕氏《中书备对》又将此监列入铁钱监，说明此监铸铜钱时间不长，即又改铸铁钱。

四 北宋河东北、京东西诸路铜钱监

北宋淮河以北，除陕西以外，还有河东、河北、京东、京西诸路。这一地区产铜很少，但自宋神宗时起，也先后建立了一些钱监。

（一）卫州黎阳监

《长编》卷二五一记：“［熙宁七年三月辛酉］三司言：‘河北路有铜五十七万九千余斤、锡九千八百九十余斤，及市易务于榷场卖（买）铜皆百万斤。’……后诏卫州置黎阳监，岁铸钱三万五千缗（原注：三月十八日）。”此记述了卫州黎阳监的创立过程，且记下诏时间是本年三月十八日。《元丰九域志》等书所载略同。

此监具体位置似失载，或在州城内。

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为二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一十五万贯小钱，五万贯大钱”，大钱如指折二钱，则岁额折小钱二十五万贯。

王应麟记：“［崇宁］三年二月复宝丰、黎阳监。”[15]则此监前此曾被罢。此后，《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几次言及河北铸大钱事，不详是否即指黎阳监。

（二）河南府（西京）河清县阜财监

此监，《长编》卷二六三说建于熙宁八年闰四月，而《元丰九域志》《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均载建于熙宁七年。大约也是因草创与正式命名造成的时间差异。此监在河清县内的具体位置失载。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其岁额为二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所载数同。

（三）河东路绛州垣曲县钱监

河东路绛州垣曲县钱监，创立时间似失载。欧阳修庆历四年奉命到河东考察铸钱事，言及绛州境内有铜矿，本州翼城县、垣曲县各有唐代钱坊，建议设监铸铜钱[16]。说明当时绛州没有钱监，但不见朝廷采纳其意见与否。《长编》卷二六七记：“［熙宁八年八月丙辰］又诏绛州垣曲钱监，封桩三司铜锡本钱并脚钱内，以十万缗借河东转运司市粮草。”则此监应创立于此前。《元丰九域志》卷四《河东路》《宋史》卷八六《地理志》均记此监在垣曲县，却未记在县内确切位置。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为二十六万贯。《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元祐八年，河东安抚提刑司言：“顷绛州垣曲县置监鼓铸铜钱，费且不给，今已废监……”则元祐年间此监似一度被停废，但后来又被恢复。《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后期此监岁“额一十三万贯大钱”，“大钱”当指折二钱。

（四）徐州宝丰监

徐州宝丰监有铜铁二监。均为元丰年间创建。《长编》卷三○五记，元丰三年六月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李察建议于徐州设置铸钱监，朝廷采纳其议，但真正设监却是在元丰六年三月，先建立的是铜钱监。《长编》卷三三四又记：“［元丰六年三月丙子］置徐州宝丰监，岁铸钱三十万缗。”《元丰九域志》卷一《京东西路》《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则明载：“［京东西路徐州宝丰监］元丰六年置，铸铜钱，八年废。”《长编》卷三六○也记：“［元丰八年冬十月甲戌］诏已废徐州宝丰监，令户部速具诸监可裁减者以闻（原注：《实录》云：诏徐州宝丰监罢鼓铸，以本路转运司言阙铜而官吏糜廪给。……）”元丰八年废罢后，又曾恢复。宋徽宗“［崇宁］三年二月复宝丰［监］……”[17]应是参预了铸造当十大钱。

五 南方其他铜钱监

前述宋朝最重要的六大钱监都在南方，南方先后还曾存在过一些钱监，其中有些钱监或规模较大，或存在时间较长。

（一）舒州（安庆府）同安监

《长编》卷二七一载，同安监建于熙宁八年十二月。《元丰九域志》卷五《淮南路》载其在舒“州［城］东八十里”。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一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一十五万贯。崇宁二年十月铸当十钱有此监[18]。崇宁、大观年间有此监[19]。又据《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此监北宋大观、政和间曾铸夹锡钱。

（二）睦州神泉监

据《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此监创于熙宁七年。又据《长编》卷二七○记，此监于次年十一月壬申，正式命名。又据《九域志》，此监位于睦州“州［城］东五里”。而《淳熙严州图经》载：“神泉监在望云门外。”引文注中言及熙宁七年，则所载位置应是北宋时的位置，可视为对《九域志》的补充。《（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又载：“神泉铸钱监在朝京门外，今废。”因此次修志时间较晚，且我们无法判定望云门与朝京门的关系，所以难以断定此所记位置是否与北宋时的相同。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一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一十五万贯。崇宁二年十月铸当十钱有此监[20]。崇宁、大观年间有此监[21]。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记：“乾道三年三月，以左藏库铜九万八千八百十斤下严州神泉监鼓铸。”说明此监当时在生产。《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载，南宋光宗绍熙元年此监被废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三九至一四○《中兴会要》载，庆元三年八月因要消化官方搜集来的铜器，特恢复此监。由于此次恢复此监是要完成特定使命，估计不久即又被废罢。

（三）江南西路兴国军大冶县富民监

此监创建时间无考。《长编》卷二九九载元丰二年七月前提点坑冶铸钱司上奏中言及兴国军钱监，毕氏《中书备对》《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南西路》都载有富民监，则此监创立时间应在宋神宗元丰初年或更早，也有可能与下述宝泉监等时间接近。《中书备对》载此监元丰初年岁额二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数同。北宋末年及南宋初此监不见记载，南宋中期改为铁钱监。

（四）鄂州宝泉监

据《通考》卷九《钱币考》注文，北宋初期鄂州曾设有铜钱监，但不详与神宗时的宝泉监是否有关。荆湖北路鄂州宝泉监，似创建（或重建）于熙宁七年或八年。《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作七年，《元丰九域志》一本七年、一本作八年，或七年为草创、八年为命名时间。《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北路》载此监位置为“州东二里”。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五《题宝泉官舍壁》序：“宝泉监在夏郡城东三里，黄鹄山之阴。”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为一十万贯，供应本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后期此监岁额“一十五万贯大钱”。《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引杨舜俞《记》：“初，鄂有宝泉监，崇宁元年废。”则此监于崇宁元年被废罢。但似不久又恢复，因崇宁二年十月铸当十钱有此监[22]。崇宁末、大观初也有此监[23]。《宋史·食货志·钱币》载，北宋末年其曾改铸夹锡钱。

（五）衡州衡阳县熙宁监

衡州衡阳县熙宁监建立熙宁七年前后。《长编》卷二四六记：“［熙宁六年七月乙巳］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铸钱监……’”同书卷二八七又于元丰元年正月壬寅条记及衡州铸钱监，同书卷二九九又于元丰二年七月癸酉条记“近年”“兴国军、睦衡舒鄂惠州创置六监”。所言荆湖南路、衡州钱监应即熙宁监。西京阜财、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睦州神泉既都建于熙宁七八年间，熙宁监也应建于此时。且监以“熙宁”为名，也说明它建于熙宁年间。《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南路》《宋史》卷八七《地理志》均不载此监于衡阳县内的具体位置。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二十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后期此监岁额一十五万贯。崇宁二年十月铸当十钱有此监[24]。崇宁、大观年间此监尚在[25]。《宋史·食货志·钱币》载，大观、政和间此监曾铸夹锡铁钱。

（六）梧州元丰监

李焘记：“［元丰六年五月丁丑］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宜、藤、融州产白锡、黑铅，可于梧州置铸钱监，以十五万缗为额，所出息钱即乞还见欠内藏库及积欠上供钱七十万缗，候还足，并封桩以应军须。’诏：‘广西财利久苦窘乏，近岁军兴，尤觉不支，可依所奏。’”[26]此岁十五万贯似是此监唯一见于记载的岁额数。但《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系此事于元丰七年：“五月三日，梧州置监，以十五万缗为额。”时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岁铸十五万，已当［唐］长庆时天下之数矣。”崇宁三年四月，宋廷令此监铸当十钱[27]。崇宁五年时有此监，岁额十八万贯[28]。大观年间此监尚在[29]。

（七）虔州（赣州）铸钱院

虔州铸钱院创建于大观四年。《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记：“铸钱院（原注：在虔州，大观四年置，绍兴敕广宁、永丰二监寄此）。”林《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钱币》也记：“虔之铸钱院又置于大观（原注：并《中兴小历》）。”

《玉海》卷一八○《食货·中兴铸钱监》引《中兴会要》记此监“无定额”，应是南宋绍兴末年时的情况。绍兴二十七年七月，宋廷曾拨资为饶、赣、韶三州铸钱监铸本[30]。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八载：“庆元元年十二月三日，右正言兼侍讲刘德秀言：‘……建宁之丰国监、赣之铸钱院旧各置监官一员，后缘铜料不继，罢去鼓铸，而监官至今犹存……乞废罢前两监官，少宽州县冗食之患……’诏：‘……其废罢两监官见任人许终满，差下人依省罢法。’”这说明，赣州铸钱院是铸铜钱的，且此前已停产有时，此年又正式撤去监官，铸钱院正式被废罢。

（八）宜州宝积监

《永乐大典》卷八五○七引《南宁府志》：“铜碌，俱产右江归化州。政和间，逐年解铜于州之宝积监铸钱，至宣和间罢。”其中言及邕州宝积监，系铜钱监。据清《广西通志》卷四五《古迹》载：“宝积监在［宜川县］城西二百二十里，宋置。”其地在宜州界。

（九）信州铅山铸钱院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三五载：“［宣和三年四月］十四日，……宣教郎、监信州铅山铸钱院、权县事高至临直龙图阁、知衢州，并以捍贼有劳故赏之。”言及信州铅山铸钱院。南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五《二堂先生文集序》亦述及监信州铸钱院高至临奉命迎敌事。又《大清一统志》卷二四二《广信府》载：“铸钱院，在铅山县西百步，宋置，后以铜铅滋弊，併入永平监”。

（十）真州铸钱监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元年……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则所铸为当十大铜钱，其他不详。

第二节 铁钱监的设置及分布

一 四川的铁钱监

（一）雅州百丈县开宝监

雅州百丈县开宝监的具体创立时间有三说：《舆地纪胜》卷一四七《成都府路·雅州》引《长编》记为开宝元年，今本《长编》卷一一系为开宝三年（原注：此据本《志》及《会要》）。《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记为开宝四年。大抵此监创于北宋太祖开宝年间，究竟是哪一年待考。开宝监在王小波、李顺事变中停铸[31]。后长期未恢复。宋神宗元丰三年恢复此监。《长编》卷三一○记：“［元丰三年十一月］丁巳，三司言：‘乞依成都府路转运司奏，兴复雅州钱监鼓铸钱且以二万缗为额，候将来成伦序每年铸三万缗。’从之。”《宋会要辑稿》礼二五之四一也言及宋神宗时有此监。此后此监不见记载。

（二）益州钱监、眉州钱监

益州、眉州钱监，是北宋前期存在的铁钱监。李焘记：“［景德二年二月庚申］先是，益、邛、眉等州（原注：本《志》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32]益州钱监、眉州钱监废罢的时间无考，但据《长编》卷九七，天禧年间益州、眉州钱监已不存在。

（三）嘉州（嘉定府）丰远监

《元丰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载，此监“景德二年置”。本书又载，此监的位置是“［嘉］州［城］北五十步”。《长编》卷九七记天禧末年铁钱三监有此监。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元丰初年岁额二万五千贯当十大铁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其岁额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贯。南宋绍兴末年嘉州知州等曾建议恢复此监，且一度得到批准，数月后即被罢。又下引记载中嘉定年间有“嘉定监”，不详“嘉定”是代指嘉定府，还是代指嘉定年。

（四）邛州惠民监

邛州惠民监是四川的重要铁钱监，存在时间长，岁额也较多。《元丰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载，此监创立于咸平四年。又据《九域志》，此监位于邛州“州［城］南六十里”。《长编》卷九七记天禧末年铁钱三监有此监。嘉祐四年十月，宋廷令惠民监铸铁钱权住十年。熙宁六年五月恢复铸造[33]。毕氏《中书备对》载元丰初年此监岁额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内五万贯支与川茶司并应副本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后期此监岁“额一十万九千八百五十一贯，旧额十二万六百二十二贯”。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载，南宋建炎三年，宋廷再次命令此监暂时停铸。绍兴二十三年，恢复此监[34]。同书又记：“淳熙六年十月，［利州、邛州钱监］并改铸一折三钱。”同书《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且记嘉定三年此监铸当五大钱。又有记载说：“［嘉定七年冬十月］戊戌，废邛州嘉定监。”[35]嘉定监不详是否即是原先的惠民监，如确如此，则此监此时被废罢。

（五）兴州（沔州）济众监

兴州济众监规模较小，却是北宋四川地区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钱监。《元丰九域志》卷八《利州路》载，此监创立于景德三年。同书又记，此监位于本州“州［城］东一百二十步”。《长编》卷九七记天禧末年铁钱三监有此。同书卷一○三又记：“［天圣三年四月］庚辰，三司言：‘兴州济众监旧铸钱四炉，岁凡铸五万三千贯，比来民输铁不足，而所铸钱行兴界有余，请权减一炉。’从之。”则可知此监岁额较少。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记，治平年间，嘉、邛二州钱监停铸，“独兴州铸钱三万缗”，则说明此监在治平年间没有停铸。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岁额三万贯当十大钱，“支与川茶司并应副本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后期此监岁“额四万贯，旧额三万九千二百六十三贯二百五十文”。

南宋时期此监不见记载。

（六）南平军广惠监

南平军广惠监大约创立于元丰二年前后。《舆地纪胜》卷一八○《夔州路·南平军》载：“［南平军］铸钱监，在军西南一里许，渡溪而上，于归正坝、松岭山鼻等处取铁，岁铸四万贯。自元丰二年……增铸至六万贯，名广惠监。绍熙末，郡守张鼎以取铁炭远，鼓铸不充，遂废。”《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八：“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夔州路转运司言：‘南平军止有通判一员，无职官。本军两县一镇六寨堡，事务繁多，欲乞依嘉州例置职官一员，兼监铸钱监。’从之。”可证当时南平军有铸钱监。李心传记：南平军钱监名惠民，应是沿用北宋时名称。

李心传又记：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南平军惠民监年定额一万五千贯。又讲：“南平军［旧岁铸］数千缗，绍兴末皆减。今蜀中岁铸十万七千（原注：……南平军以矿苗少，亦减为千缗。并充岁计）”[36]。可知此监南宋时铸钱数量很少，但李心传未记其废罢时间，或应据地志所载。

（七）万州广济监

万州也是夔州路的一个小钱监，似创立于元丰六年。《长编》卷三三五记：“［元丰六年五月癸未］夔州路转运司言：‘万州铁矿甚多，乞创钱监，岁可收净利三万二千缗应副本路。’从之。”又《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载：“宣和六年七月，罢万州广济监。”则前此此监存在，又可知其名称为广济监，此时废罢。

（八）施州广积监

此监是四川地区夔州路的一个小钱监，也存在了较长时间。它创立于绍圣三年十二月[37]。李心传记：“施州旧亦铸钱万缗……绍兴末皆减。今蜀中岁铸十万七千（原注：施州钱，绍兴三十年以铁炭艰难，减为七千；……并充岁计）。”[38]又记：“［绍兴三十年］初，夔路施州、南平军岁铸铁钱皆有定额，至是，施州以民户难得铁炭为词，令七分输正色铁钱七千余缗，三分折纳价钱，计三千余缗，并充省之用。……视旧额不及十分之一。夔钱益耗矣。”[39]此后此监失载。

（九）利州绍兴监

此监是南宋时期四川地区重要铁钱监。李心传记：“［绍兴十五年秋七月］戊申，复置利州绍兴监，岁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之弊。用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请也。”[40]既言“复置”，则非创建，但此监此前似未见记载。他又记：“绍兴十五年，郑亨仲（编者按：郑刚中字亨仲）为四川宣抚使，始即利州铸钱，岁十万缗，以救钱引之弊。……其后增至十五万。二十三年……明年，诏……利州［岁铸钱］九万缗（原注：四月乙酉）……二十五年，又诏利州铸大小钱各二（五？）万……三十一年，再减利州钱为六万缗，大小各半之。”[41]又记：“绍兴十五年，郑刚中为宣抚副使，始复利州绍兴监，铸大、小钱岁各五万。”[42]大约绍兴二十四年前岁额一度为大小钱各五万缗，即上引文中言及“增至十五万”之数（其中大钱为当二钱）。这是本监南宋时期铸钱岁额最高数。李心传又记：“淳熙六年十月，［利、邛二州钱监］并改铸一折三钱。”[43]《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记嘉定三年此监铸当五大钱。此后情况失载。

二 陕西铁钱监

北宋仁宗即位以前，陕西未行铁钱。自仁宗庆历年以后，陕西始行铁钱。但所行多为外路所铸。宋神宗熙宁八年以后，陕西的铁钱监始激增。北宋灭亡，这些钱监大抵不复存在。

（一）商州上洛县阜民监

商州上洛县阜民监可能是陕西第一个铁钱监。司马光记：“［宋仁宗时，薛仪任知商州］先是，属县宰有建言，商州产铜，请置监铸钱。朝廷下其议，转运使有是之者。府君（薛仪）上言：‘朝廷前置阜民监，于洪崖冶铸铁钱。未数年，铁已竭，其监当废。况又益置铜钱监，铜产尤薄，恐徒劳无益。请以所得铜于旧监铸钱，铜竭而止。’章交上，久不决。会府君没，宰之说遂行，县官之费益广，而铜寻竭，如府君言，宰坐抵罪。”[44]据此，阜民监先铸铁钱后铸铜钱，即开始是铁钱监后来是铜钱监。熙宁八年，宋廷命令陕西用回收的私铸铁钱改铸省样钱，永兴军等路转运司等上奏中言及：“除永兴、华、河中、陕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毕，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从之。”[45]据此，元丰年间，此监却又铸铁钱了。《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有此监。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岁额十二万五千贯折二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北宋后期岁额十二万五千贯大钱，此后此监不见于记载。

（二）商州洛南县监

据上引，熙宁八年，宋廷下令于商州洛南县建钱监，以私铁钱改铸省样铁钱。《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有此监。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岁额十二万五千贯折二钱。

（三）虢州（在城）虢略县钱监

此监不知创立于何时。李焘记熙宁八年宋廷令于虢州设监重铸私铁钱（详下文），或创于此时。此监名虢州在城钱监，因州城又是虢略县县城，所以《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记此监位于虢略县。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岁额十二万五千贯折二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十二万五千贯大钱。说明此监元丰年间存在，但此后此监失载。

（四）虢州朱阳县钱监

虢州朱阳监原是铜钱监。但《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记为铁钱监，则至迟于元丰年间已改成铁钱监。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岁额十二万五千贯折二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十二万五千贯大钱。此后此监不见于记载。

（五）岷州滔山监

此监创立于熙宁八年，但似与改铸私钱无关。李焘记，熙宁八年九月庚午诏令岷州置铸钱监，“选秦凤、永兴两路配军充工役，以五百人为额”，九年五月赐名曰滔山[46]。

《长编》卷二九四载，元丰元年十一月，宋廷决定将此监由滔山镇移往岷州。《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载此监位于“州西一百五十步”，应是迁移后新址。

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与通远军威远镇监合计岁额二十五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一十二万五千贯大钱。

《长编》卷四六九载元祐七年正月己酉诏书，规定此监监官考核奖赏办法，说明此监正在生产。《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二七载，政和三年正月五日，陕府西路转运使陈亨伯上奏言及“岷、巩钱监鼓铸”，说明此监仍在生产。大约此监从熙宁八年至北宋晚期一直存在。

（六）延州钱监

延州钱监创立时间不详。

《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此监位于“州东二里”。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载：“大观元年五月，延安置钱监兵。”应与此监有关，若如此，则此监至少从元丰年间至大观年间存在（或者中间曾被废罢）。

（七）通远军威远镇钱监

《长编》卷二六八记，熙宁八年九月知熙州高遵裕上奏时已言及此监铸铁折二钱。说明此监在此前即已存在，且系铁钱监。元丰元年十一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请求将通远军威远镇钱监由铁钱监改为铜钱监。后不久，此监又改为铁钱监。毕氏《中书备对》载此监与岷州滔山镇监合计岁额铁钱二十五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此监岁额一十二万五千贯大钱。所谓大钱，似为折二钱，此所载亦即二十五万贯小钱。

《长编》卷四六九载元祐七年正月己酉诏书，规定此监监官考核奖赏办法，说明此监正在生产。《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二七载，政和三年正月五日，陕府西路转运使陈亨伯上奏言及“岷、巩钱监鼓铸”，巩州即通远军，巩州钱监应即威远镇钱监，则此监此时仍在生产。大约此监自宋神宗时创立直到北宋晚期一直存在，中间虽一度改铸铜钱，但似一直都在生产。

（八）同州韩城县钱监

同州韩城县的创建时间记载有歧异。《长编》卷三三八记：“［元丰六年八月］陕西转运司言：‘同州韩城县山铁矿苗脉深厚，可置钱监……’”从之。《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也记：“［元丰六年］八月朔，同州置铁钱监。”《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也谈到了元丰年间有同州钱监。从上引李焘所记可证它是铁钱监。

但同时《长编》卷四○三却又记：“［元祐二年秋七月］庚午，置河中府、龙门县、韩城县钱监三。”《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亦载：“同州……韩城［县］（中。元祐二年，置铸钱监）。”两处记载，时间相差四年，不大可能是草创与正式命名之时间差。

据《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五，韩城钱监在宋徽宗仍存，在政和四年时，有东西二监（当然也可能当初就是先后建了二监）。

三 北宋川陕河东以外的铁钱监

（一）徐州宝丰下监

徐州于元丰年间先后建立了两个钱监，一铜钱监，一铁钱监，同以宝丰为名，其中下监是铁钱监，创立于元丰七年四月[47]。拟定岁额折二铁钱二十万贯，实际似未达到此数。次年五月被命令停产，九月废罢。此监只存在了一年[48]。

（二）浔州钱监

此监创立于崇宁三年。《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崇宁三年］二广产铁，令鼓铸小铁钱，止行于两路；其公私铜钱兑换输元丰库，仍于浔州置铁钱监，依陕西料例铸当二钱。”又北宋后期人侍其“知浔州……州置监冶铸铁钱，以缗计者数百万，一日更圜法，命悉消毁。公独奋曰：事固不可知。格诏存之，后果复用，省费不赀”[49]。其他情况无考。

（三）汝州鲁山钱监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载此监置于崇宁四年闰二月，铸夹锡铁钱[50]。《宋史》卷二六六《王化基传附孙诏》载：“［崇宁年间王诏］知汝州，铸钱卒骂大校……”明载此州有铸钱卒，应即此监铸钱卒。《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政和元年二月“甲辰，罢汝州、河南府四钱监”。所言汝州钱监，应即指此监。

（四）广、康、贺州铸夹锡钱

广、康、贺州钱监似都是因铸夹锡钱而创建的。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大观元年六月壬戌］复广、惠、康、贺州旧铸夹锡钱钱监。”既言“旧铸夹锡钱钱监”，则创建时间应早于此，但夹锡钱创行时间较迟，故也早不了几年。《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载：“［政和］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皆精善，请复铸如故……”而《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记：“［政和三年五月］辛卯，兴复广、惠、康、贺、衡、鄂、舒七州钱监鼓铸夹锡钱，行于广南、荆湖、淮南路。”从记述行文语气看，政和二年以前三州钱监一度停铸夹锡钱（或一度被废罢），至政和三年又恢复鼓铸。近年考古工作者曾对贺州钱监遗址进行考察[51]。

（五）磁州裕民第二监

磁州钱监、磁州铸钱院大约是宋徽宗时期创建的，其中至少有裕民第二钱监是铸造夹锡铁钱的。

南宋周必大记：“大观初，河北置籴便司，且铸夹锡铁钱，都转运使梁公子美闻公才，辟监磁州裕民第二监，兵多不逞，圜诸重垣棘围之中，逻卒击析以卫，犹有逸者，会诏废监。”[52]则知磁州裕民第二钱监于大观初年是铸夹锡钱的。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一载：“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权发遣提辖措置河北坑冶铸钱李著奏……勘会磁州见置钱监及铸钱院，全藉通判管勾……”这里言及磁州既有铸钱监又有铸钱院。由于一州有三钱监的可能性较小，所以，其中铸钱院应是由原先二钱监中的一个所改建。但磁州裕民第一监、磁州铸钱院究竟铸造哪种钱，记载中没有说明。

四 南宋供应江北铁钱区的铁钱监

（一）和州钱监

和州钱监是供应淮南地区所用铁钱建立最早的一个钱监。《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四年二月］戊戌，置和州铸钱监。”据此，它创建于乾道四年，但此后此钱监不见于记载。或者说，上引是此钱监见于记载唯一的一次。

（二）舒州同安监

舒州同安监是供应淮南地区铁钱的重要钱监。它在北宋时期原是铜钱监，南宋初废罢。宋孝宗时期因在淮南发行铁钱，乃在淮南、江南建铁钱监数所，其中包括重建同安监。

关于重建同安监的时间，《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六年（1170）二月］丁亥，复置舒州同安监，铸铁钱。”另有史书系此事于同年五月、六月者，如《中兴圣政》卷四八载：“［乾道六年五月］置舒州铁钱监，从发运使史正志之请也，每岁以五十万贯为额。”《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乾道］六年四月，命朝臣往淮西措置铸钱。六月，舒曰同安监……”

三四年后此监被废罢。具体时间记载也有差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载：“淳熙元年正月十一日，诏：‘舒、蕲州住罢鼓铸铁钱，逐监已差监官并依省罢法，见役工匠尽数发赴饶州铸钱司收管，内招到百姓人匠欲从便者听，其铁炭物料并起赴军器所。未尽事件令饶州铸钱司条具申尚书省。’”而《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淳熙二年正月］甲午，废同安、蕲春监。”

此后此监数次罢、复。《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载：“［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辛丑，复同安……监。”二十五年后，此监被“权罢”，《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载：“［嘉泰三年（1203）秋七月］壬午，权罢同安、汉阳、蕲春三监铸钱。”同书又载，开禧元年恢复此监。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却载开禧三年（1207）恢复此监。又《宋史》卷三九《宁宗本纪》、《宋史全文》卷三○均载嘉定七年（1214）十二月，宋廷又下令废罢此监。从创建至此，经历了四十多年。据前引此监岁额最高时曾达五十万贯，后来几次削减，但仍是供应江北淮南各铁钱监中岁额较高的。

（三）舒州宿松监

宿松监是舒州的又一铁钱监，其存在时间较短。

陆游记：“先是，同安、宿松两监岁铸铁钱三十万缗，言者以为扰，既损其半，而监亦遽废。亟复，会岁荐饥，又命罢铸，故临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产铁炭，民以不售为患，而兵工失业，亦或转而为盗，故当饥岁，尤宜鼓铸以聚民。条上便宜，诏命复铸，且省宿松监入同安。公奉行尤有术，公私皆便。”[53]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熙］十年，并舒州之宿城监入同安监。”则此监废罢于淳熙十年（1183）。此监创建时间不应比同安监早，则此监约存在了十年。

（四）蕲州蕲春监

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二、《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此监创建于乾道六年（1170）六月。淳熙元年（1174）正月停罢。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载：“先是，诏令蕲州分舒州同安监岁铸铁钱一十万贯，就差蕲春知县兼管。既而以所置监在蕲口镇，去州城差远，蕲春知县难以兼监……至是罢之。”据此，知此监位于蕲州蕲春县蕲口镇。《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谓此监停罢系淳熙二年正月。

《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记此监淳熙五年十二月恢复。《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记，又经二十五年，嘉泰三年（1203）七月，此监再次被停罢。至开禧元年（1205）又恢复。《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谓开禧三年恢复。

上引记载言及此监岁铸一十万贯，而据《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淳熙五年（1178）增为十五万贯。淳熙十二年增为二十万贯。后可能增至三十万贯左右，因据《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绍熙三年（1192）一次便削减岁额二十万贯。

时人张世南于宋理宗绍定年间撰写的《游宦纪闻》卷二记：“蕲春铁钱监……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如所记是绍定年当时的情况，则蕲春监是比同安监存在时间更长的钱监，且到此时仍保持较大规模。又《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引《吏部条法》绍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敕转引淮西提刑、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刘洙状奏言及，其管下有汉阳、蕲春两监鼓铸。也说明此监绍定年中仍在生产。

（五）黄州齐安监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六年六月］癸酉，置……黄州齐安监，铸铁钱。”可知此监与蕲春监同时建立，但此后情况失载，或很快就被废罢了。

（六）兴国军富民监

供应淮南铁钱区的钱监分二部分：舒、蕲、黄等州的钱监由朝廷委派的专一措置淮西铁钱官许子中负责，江西四监由发运使史正志负责。兴国军钱监属于发运司建立的江西四监之一，其建立时间最早。《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六年秋七月］己丑，置兴国军兴国监。”然此钱监名与后来见于记载的兴国军大冶县富民监有异，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最初将钱监建于州城内或其附近，后来迁移于大冶县。二是兴国监实即富民监，以隶属兴国军故又称兴国监。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载：“［乾道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吏部状，准批下史正志札子……本司已兴置铁钱场四处，权差……右迪功郎桩监兴国军大冶县富民监，……诏特依。”这说明当年实际建起的是大冶县富民监。

乾道八年（1172）九月，定此监岁额十万贯，随后减为九万贯[54]。

淳熙元年以后，江西四监除兴国军富民监外全都不再见于记载。富民钱监至绍熙二年时仍在[55]，但此后不久被废罢。因时在淮西任职的叶适后来在给李祥（绍熙年间任淮西运判）写的墓志铭中言及，李祥“再疏乞……废定城、兴国、汉阳监，更铸绍熙新钱”[56]。

（七）江州广宁监

此监创建于乾道六年十二月[57]。

乾道八年九月，定此监岁额十万贯，随后减为九万贯[58]。约在淳熙初年被废罢。

（八）临江军新喻县丰余监

此监与广宁监创建时间接近[59]。

乾道八年九月，定此监岁额五万贯，随后增为六万贯[60]。约在淳熙初年被废罢。

（九）抚州裕国监

此监与广宁监创建时间接近[61]。

乾道八年九月，定此监岁额五万贯，随后增为六万贯[62]。约在淳熙初年被废罢。

（十）光州定城监

光州定城监也是供应长江以北铁钱区铁钱的钱监。

此监创立时间不详，但应在淳熙十一年（1184）底以后，因有如下记载：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己卯，进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蕲州置监铸钱。上曰：“此事难行，后次铸到铁钱时，可令分二三万与光州”[63]。

据此记载，由于宋孝宗不赞成，光州并没有立即建钱监。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绍熙二年七月，此钱监已然存在。

叶适在此前后先后任知蕲州、淮西提举，对淮西铁钱事颇熟悉，他在为友人王闻诗写的墓志铭中言及：

周丞相既罢……［公］由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按，指光州）……帅漕同置定城钱监，辇铁输炭，为一郡患，公奏废之。[64]

据此可知，光州定城监为淮西帅、漕二司同置，设置不久，就被废罢。据引文，知光州是主张废罢此监者，又据前引叶适记，曾任提举淮东盐、淮西运判的李祥，也主张废罢此监。

（十一）汉阳监

关于此监的创立时间，地志载：“宋绍熙二年，知军事皇甫焕奉朝命置炉鼓铸，岁办铁钱一十万贯。”[65]另《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载，绍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刘炜上奏中言及此监。

据《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嘉泰三年秋七月，此监被命令停铸。开禧元年六月，恢复铸钱。

时任知汉阳军的黄干在《黄文肃公集》卷二四《汉阳军条奏便民五事之四·领监卒》卷二九《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言及嘉定八年前后汉阳监的情况。其中言及此监岁铸约二三十万贯，但只上缴二三万贯，其他为本监消耗。

《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引《吏部条法》绍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敕：淮西提刑、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刘洙状奏言及，其管下有汉阳、蕲春两监鼓铸。说明此监仍在生产。

第三节 关于钱监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 不明系铜钱监还是铁钱监的钱监

（一）兴元府西县济远监

此监位于四川最北部，与陕西邻近，较大可能是铁钱监，但史无明载。

此监创立于庆历六年，《长编》卷一五八记：“［庆历六年夏四月］壬寅，以兴元府西县铸钱监为齐远监。”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谓其为“济远监”，未知孰是。但从字义讲，作“济远”可能性较大。此监此后不见记载。

（二）云安军云安监

云安军地处夔州路，应是铁钱监，但史无明载。

此监创建时间不详。《长编》卷二七一记：“［熙宁八年十二月］是月，复云安军云安监。”既言“复”，则此次非首创，而创立时间应早于此。此监似也仅见于此，其他情况均无考。

（三）河中府、河中府龙门县

河中府二钱监记载中也未说明是铜钱监还是铁钱监。《长编》卷四○三记：“［元祐二年秋七月］庚午，置河中府、龙门县、韩城县钱监三。”当然，上面引文的标点是有疑问的。因《宋史》卷八五《地理志》载：“河中府……龙门［县］（次畿。元祐二年，置铸钱监二）。”据此，二钱监都在河中府龙门县，而不是河中府一个、龙门县一个。但一县设二钱监也是令人怀疑的。前引记载表明，熙宁八年时河中府曾有铜钱监，但此次与河中府同时设立的韩城监却是铁钱监。所以，难以判定此时所建河中府钱监究竟铸铜钱还是铸铁钱。

（四）融州宝新监

融州位处广西，广西在北宋后期兼行铜铁钱，宋徽宗时又铸行夹锡钱，故难定此监是铜钱还是铁钱监。此监仅见《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记载：“政和四年四月，复融州宝新监。”则此监创立于此前。其他情况无考。

（五）邕州通宝监

邕州也位于广西，故亦难确定其是铜钱监还是铁钱监。《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记：“［政和］六年四月，置邕州通宝监。”则此监创置于政和六年。其他无考。

二 关于宋初鄂州、南安军等铜钱监

《通考》卷九《钱币考》记：宋初，“凡铸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注：京师、升、鄂州、南安军旧并有钱监，杭州有宝兴监，后并废之）。”注文中所言京师、升州、杭州他处有载，而鄂州、南安军他处不载，因是注文，不敢采信，存疑待考。又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铸钱》引《杨舜俞记》：“国朝十有六监：曰雍，曰绛，曰鄂，曰饶，曰池，皆因唐旧……”宋无雍州，此应是指永兴军（京兆府），“皆因唐旧”，义不明，如是讲宋初沿袭前代之旧，则北宋初期除鄂州等监外，还有永兴军及绛州钱监。“皆因唐旧”若是仅指雍、绛等地唐代曾设置过钱监，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三 关于北宋前期福建铸造铁钱的设施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三月，宋廷“令于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行”，“文曰‘太平通宝’”[66]。此次是否设置钱监无考。

又宋仁宗庆历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转运使高易简不俟诏，置铁钱务于泉……坐贬”[67]。此铁钱务是否已生产及生产了多少铁钱无考。

四 关于河东路铸造铁钱的钱监

（一）晋、泽州钱监

《长编》卷一三三、《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均载，庆历元年九月，宋廷令河东铸行大铁钱。《长编》卷一四八又载，庆历初（据本书，实为二年十月），河东转运使张奎于晋州铸铁钱。因引起盗铸，庆历四年四月，宋廷派欧阳修前往调查此事。欧阳修回奏言及“至河东取索晋、泽二州铸钱监及诸州军见使铁钱数”，即晋州铸成当十大铁钱二万八千八百余贯，折小钱二十八万八千贯；铸成小铁钱十一万四千五百余贯。泽州铸成当十大钱一万六千余贯，折小钱十六万余贯；铸成小铁钱四千余贯[68]。鉴于河东地区盛产铁、炭，盗铸难以制止，欧阳修建议停止铸造。《长编》卷一六四载，晋、泽州铸铁钱，“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铁钱”，或与欧阳修建议有关。但同书又记，庆历五年，河东路都转运使张奎曾上奏得准，在晋州、泽州、石州、威胜军铸小铁钱，次年宋廷又下令“罢官炉日铸”。所以，晋州监初铸小钱，庆历二年十月改铸大钱，一度停铸，至庆历五年复铸小铁钱。次年复停铸[69]。泽州监创立后大小钱兼铸[70]。又据《长编》卷一六四，此监庆历四年停铸，庆历五年复铸小铁钱，次年复停铸。此后情况失载。总之，晋、泽州虽建了钱监，但存在时间均很短。石州、威胜军是否建了钱监，也尚存疑问。《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附孙昭遘》记李昭遘宋仁宗时任知泽州，“阳城冶铸铁钱”云云，则泽州铸铁钱的竟只是阳城冶，而不是钱监，这又使人怀疑泽州监的存在。

更加困难的问题是，难以知晓熙宁以后河东铸铁钱的钱监情况。

现存毕氏《中书备对》文字不载河东铁钱监。但有记载说：“［熙宁八年二月丙子］诏河东转运司依前诏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71]则至少在熙宁八年河东路有铸造铁钱的钱监在生产。

又据《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载：“［绍圣三年］夏四月，命河东铸当三铁钱。”则此时河东路也有铁钱监生产。又崇宁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首倡夹锡钱，而是否河东最先铸行夹锡钱记载不明。各书均载，崇宁四年闰二月至三月间，河东路铸夹锡钱[72]。而《皇宋十朝纲要》且载“以河东路所铸夹锡钱通行天下”，说明河东路是较早铸夹锡钱，且铸得较好的路分。据《宋史》卷二○《徽宗本纪》，大观四年二月，宋廷下令停铸夹锡钱，河东也应停铸。但《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政和元年二月，宋廷令河东路重又铸夹锡钱，且专设提举官。《宋史》卷二○《徽宗本纪》载，同年四月停铸。《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一载，政和五年以前（疑为政和三年）宋廷再次命令河东路铸夹锡钱，至政和六年六月停铸[73]。然要求河东路“止用旧法鼓铸”，则可能仍旧铸造当三或小平铁钱。这说明，宋徽宗时河东路地区是铸造夹锡钱、普通铁钱的重要地区。

然而在上引记载中，从未提到具体钱监，不知在这些时间里，河东是哪些钱监在铸造铁钱（含夹锡钱）。

（二）隆德府宝宁监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五至二六言及政和元年隆德府黎城县派人运夹锡钱到晋宁军等处，而同书六八之二九又记载：“［政和三年］七月三日，河东河（路）提举常平崔钧降一官。以隆德府监宝宁监李拱收支不明，体访闻奏，尚书省勘会铸钱司系坑冶司统辖，本官妄行按发，既是隆德府申到却作体访，显属诞谩。故有是命。”既言宝宁监，又隶铸钱司，则应为夹锡钱监。但宝宁监别处不见载，引文又未明言它是铸钱监，只能存疑待考。

五 陕西熙宁年间为销私钱改铸省样钱而临时建的钱监

（一）京兆府（永兴军）钱监及河中府钱监

此监为宋神宗时为改铸私钱而建。《长编》卷二六○记：熙宁八年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司奏：“欲除永兴、华、河中、陕铜钱监添匠鼓铸［铁钱］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耀、鄜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据引文，永兴军、华州、河中府、陕州都是用铜钱监临时改铸铁钱，但王存《元丰九域志》所记并非如此，而是明载永兴军、陕州、华州各有铜、铁二个钱监，而不载河中府钱监。

《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永兴军铁钱监的位置与铜钱监相同，都在“府西北一里”。

毕氏《中书备对》不载此监。《元丰九域志》《中书备对》二书成书时间接近，却不相同，令人不解。

（二）陕州铁钱监

《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此州铁钱监与铜钱监位置不同，铜钱监在州城东，而铁钱监在“州［城］西五十步”。其他情况均失载。

（三）华州钱监

《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此监与铜钱临位置相同，都在“州南一里”。其他情况也不见记载。

（四）耀州钱监

耀州钱监也是熙宁八年为改铸私铁钱而创建的钱监。《元丰九域志》卷三《永兴军路》载此监位于“州城西南一百五十步”。《宋史》卷八七《地理志》又谓：邠州淳化县“熙宁八年，置铸钱监，元丰三年废”。淳化县熙宁年间隶属耀州，宋徽宗宣和元年才改隶邠州则淳化县钱监与耀州钱监的关系使人产生疑问：据上所引，二监位置并不一样，则似不会是同一钱监。但从情理上讲，在同一年里在同一州建两个铁钱监的可能也很小。限于记载，尚难详考。

六 河北邢、磁州铸大铜钱的钱监

《长编》卷二八三、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载：

［熙宁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又言：“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磁州置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今相度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铁钱十万贯，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并从之。

据此，此后应在邢州、磁州建钱监铸大铜钱，但未见相关记载。

七 陕西的秦、陇、鄜、兰等州钱监

（一）河中府、州钱监

《长编》卷二六○载，熙宁八年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司言：“见管私铁钱……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耀、鄜权置两监，共九监鼓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从之。”[74]据上引，熙宁八年时有河中府铜钱监，可是，此钱监不见他处记载。又据上引，鄜州也曾权设铁钱监。其他失载。

（二）秦、陇州铸钱监

秦州钱监创立于宋神宗元丰四年二月[75]。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元丰年间“同、渭、秦、陇等州钱监废置移徙不一”。《长编》卷三三八记，元丰六年八月，“废秦、陇铁监”。如果所言“铁监”是指铁钱监，则秦州监为铁钱监，且于元丰六年八月被废罢。但《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九之三○载：“［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诏：‘陕西旧系六路五十州军，內除沙苑监系马监、司竹监系管竹木、太平监系铸钱监，不系州军外，其转运使副、判官三员合举改官十七员、县令二十七员……”此处明载陕西太平监是铸钱监，而陕西太平监似只有在秦州的一所。不过，据《太平寰宇记》，北宋前期太平监是冶银的，不是铸钱监。而此铸钱的太平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暂时未找到答案。

上引也言及陇州钱监，但陇州监别处全不见载，情况也不明。

（三）兰州广阜监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大观元年，兰州新置铜监曰广阜。从王祖道奏请也（原注：《长编》）。”因铜坑冶多称场、务，较少称监，故此处所载广阜铜监有可能是铜钱监。然此监未见他载。

八 京东即莱芜冶官自铸钱事

《宋史》卷三四三《吴居厚传》载：“天子（按指宋神宗）方兴盐铁，居厚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羡息钱数百万。即莱芜、利国二冶官自铸钱，岁得十万缗。诏褒其能。”据此，似乎兖州莱芜监、徐州利国监都曾铸造铁钱。但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二《枢密吴公［居厚］墓志铭》述吴居厚事，却未言及莱芜监，仅言“建请利国监岁铸大铁钱二百万贯以佐关陕兵食”。《长编》卷三四五也未述及莱芜监铸铁钱事，仅载在徐州建宝丰下监，以利国监铁铸铁钱事。其他各书也均未言及莱芜监铸铁钱事。因此，兖州莱芜监是否铸造过铁钱，是有疑问的。

九 广西元祐铸铁钱钱监

《长编》卷四六九记：“［元祐七年春正月庚子］户部言：‘广南西路转运司奏，本路融、柳、郁林、廉、邕等州及邻近全州灌阳县各产铁甚多，已依陕西等路条例鼓铸铁折二钱，与本路铜钱兼行……’从之。”有学者从此段记载得出结论，认为此后融、柳、郁林、廉、邕等州都建立了铁钱监，笔者颇感疑惑。因为一下子在那么多州郡同时建钱监，是否有必要、是否可能，颇令人怀疑。且引文只讲这些州产铁，广西路用它们产的铁铸钱，并没有讲在这些州都建了钱监。所以，认为这些州都建了铁钱监根据是不充分的。

十 宋徽宗时期京师、京畿铸钱监

宋徽宗在位时期的许多文献记载遗失，特别是《长编》此时期的内容遗失，使得相关资料相对缺乏。而此时期钱法多变，有时铸行夹锡铁钱，有时铸行当十大铜钱，有的钱监忽而受命铸铁钱，忽而受命铸铜钱，使得此时期的铸钱监、院的情况存在不少疑点。

宋徽宗时曾在京城外置钱监，其位置与宋初钱监不一定在一处，所以与宋初的京师钱监不应视为同一钱监。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记，京师钱监建于崇宁三年正月。《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记载说此监在“京城外西壁”。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记作“京城外”。又据《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后来“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寻兴复京畿两钱监”。此言京畿两钱监，不详与前述京城外钱监关系如何。同书又记：“是岁，京畿既置钱监，乃专铸当十大钱，而小平钱则铸于诸路。”陈均则记：“大观初，诏止令京畿铸当十大钱。”大观四年正月记载中有京畿大观东监[76]，或即为上述京畿两监之一。京城外、京畿钱监均不见岁铸定额。

十一 宋徽宗时期的崇宁监

记载中，北宋徽宗时期又出现了“崇宁监”，请看下引：

［崇宁］四年四月癸酉，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诏颁样于诸路，仍令赤仄乌背，字画分明。

［大观元年九月］丁亥，诏：“合铸当十铜钱路分，每文重三钱，令崇宁监疾速铸样，并锡母申纳尚书省颁降，余依已降指挥。”丙申，诏东南依已降分数指挥铸小平钱，崇宁监只铸当十钱。[77]

［崇宁四年］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来上，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诏颁其式于诸路……[78]

大观二年，开封尹兼提举京畿钱监宋乔年言：“检准近降朝旨，诸路钱监见铸大观小平钱，并依旧料例，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今勒崇宁东监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足，纽计到逐等本钱内乌背钱五文足，漉铜样钱五文有零……”诏：“乌背、赤仄工力稍大，致亏户部上供之数，可以漉铜钱下诸路令依样铸。”（《长编》）

崇宁四年，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毎贯重一十四斤七两……[79]

大观元年丙申，诏东南依已降分数指挥铸小平钱，崇宁监只铸当十钱（《长编》九月）。[80]

引文言及“崇宁监”及“崇宁东监”，都是铸当十钱的钱监，而且是铸造当十钱样钱的钱监。从引文可作两种推测：其一，崇宁监是京师或京畿地区的新建钱监，有东、西二所。其二，崇宁监是指一批新创钱监，它们都是铸造崇宁当十大钱的。大抵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十二 宋徽宗时期的京西钱监

京西钱监：明确见于记载者只有河南府河清县阜财监（熙宁七年建）、汝州鲁山监（崇宁四年建）。熙宁五年，曾有人建议在郢州、唐州设钱监，最终被否定。[81]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元符二年，“诏陕西悉禁铜钱……而官铜悉取就京西置监”。就京西所置为何监，是否真的实施，均失载。又《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大观四年二月］庚辰，罢京西五钱监。”而《宋史》卷二○《徽宗本纪》却记：“［大观四年二月］庚辰，罢京西钱监。”如《皇宋十朝纲要》所记不误，则除阜财、鲁山外，另有三钱监不明所在。同书又载：“［政和元年二月］甲辰，罢汝州、河南府四钱监。”其中又有二钱监不明所指。又《宋史》卷二一《徽宗本纪》：“［重和元年］十二月戊寅朔，复京西钱监。”也不明具体所指。

十三 宋徽宗时期的铸钱院

铸钱院是宋徽宗时期新出现的铸钱机构，它与原先的铸钱监相比，主要区别是其劳动力主要是由逃亡者和罪犯组成，即所谓“尽收所在亡命盗铸之人”，“募私铸人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82]。大约其组织形式有半军事化之倾向。各地究竟建了多少所铸钱院，这些铸钱院是铸造当十大铜钱还是铸夹锡铁钱，以及它们都建在什么地方，史籍都没有全面性的综述。文献中可以查见有十一所，它们是：

（1）虔（赣）州铸钱院：此院前文叙述铜钱监院时已涉及，此院所在距离行使铁钱的地区较远，南宋时期有明确记载是铸铜钱的，但北宋后期是否铸过夹锡铁钱，这一点却不宜作绝对否定的回答。

（2）信州铸钱院：前文已言及，清代方志言其因铜的供应不足而并入别监，则说明它是铸铜钱的，信州又是宋代著名的铜产地，也表明此院应是铸铜钱为主的。

（3）怀州、卫州铸钱院：《玉海》卷一八一《食货·钱币》载：“大观二年七月怀、卫州建铸钱院。”怀州、卫州都属河北路，而当时宋廷正拟于河北地区推行夹锡铁钱，所以，此二院铸夹锡铁钱的可能较大。但史无明载，这只是一种推测。

（4）磁州铸钱院：前文已述，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磁州先后出现裕民第一监、裕民第二监及磁州铸钱院三个机构。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一载：“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权发遣提辖措置河北坑冶铸钱李著奏……勘会磁州见置钱监及铸钱院，全藉通判管勾……”则磁州同时置有钱监、铸钱院。我们无法知晓裕民第一监、第二监及铸钱院三者是否曾同时存在，即无法判定铸钱院是否是由裕民第一或第二监改建而成。我们可以知晓的只是裕民第二监曾铸过夹锡铁钱，但它是否也铸行过当十大铜钱，文献中却找不到答案。至于裕民第一监及铸钱院铸造的是什么钱，文献中也全然未能涉及。

（5）广东英州、连州等六铸钱院：宋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大观三年］九月庚戌，诏广南东路英、连等六州铸钱院只铸夹锡并小平钱，更不兼铸当十钱。”据此，当时广东铸钱院先后铸造过夹锡铁钱、小平铜钱、当十大钱，难以知晓其中哪一种为主。

又从上引记载看，广东有六州有铸钱院，一路就有如此多的铸钱院，则全宋应有许多铸钱院，不应只是上述十一所。

综前所述，由于记载歧异，又由于一些文献的遗失，在钱监的设置方面还有一些疑问，有待将来解决。

[1] 《杨文公谈苑·诸监炉铸钱》，《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九引录，下同。

[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八、《通考》卷九《钱币考》引。下同。

[3] 《系年要录》卷五七、《中兴小纪（历）》卷一三。

[4] 《长编》卷四○、《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四至五。

[5] 以下引《中兴会要》均出自《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不另注。

[6]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江州广宁监记》。《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五引《九朝通略》同，《元丰九域志》卷六《江南东路》记为咸平三年，或为正式命名之年。

[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八。

[8] 《武溪集》卷一五、《金石续编》卷一四。

[9] 《舆地纪胜》卷九○《韶州》。

[10]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11] 《长编》卷六四，《宋史》卷三○九《谢德权传》。

[12] 《长编》卷九七，参《通考》卷九《钱币》细文。

[13] 熙宁五年，废仪州，华亭县改隶渭州。

[14] 分别见《长编》卷二九四、二九六。

[15]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参《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

[16]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相度铜利牒》。

[17]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事又见《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1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19] 参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2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21] 参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23]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2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25] 参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前此，元祐初年废罢十四钱监可能包括此监，稍后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议下又恢复，参见苏颂《苏魏公集》卷五五《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

[26] 《长编》卷三三五。按《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系此事于五月三日。

[27]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28]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

[29]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30] 《系年要录》卷一七七、《宋史》卷三一《高宗本纪》。

[31] 参《长编》卷五九《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

[32] 《长编》卷五九。事又见《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编者按：与《长编》比较，“益、邛、眉等州”后者作“益、邛、嘉、眉等州”；“景德二年”作“景德三年”。《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所记与李心传同。

[33] 参见《长编》卷一九○、二四五，《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

[34]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按，《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谓绍兴三十一年二月戊申，“诏邛州复置惠民监岁铸铁钱三万缗”，与此系时有异。

[35] 《宋史全文》卷三○、《续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

[36] 《系年要录》卷一六九，《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

[37] 《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宋史》卷八八《地理志》。

[38]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系年要录》卷一六九。

[39]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一五四，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卷一八八注文。

[40]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一五四，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卷一八八注文。

[41]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

[42]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一五四，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卷一八八注文。

[43]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一五四，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卷一八八注文。

[44]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七《殿中丞薛府君墓志铭》。

[45] 《长编》卷二六○熙宁八年二月甲子。

[46] 《长编》卷二六八、二七五、二九四，参《宋史》卷八七《地理志》。

[47] 分别见《长编》卷三四五、三五六。

[48] 分别见《长编》卷三四五、三五六、三五九。

[49] 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三《右朝散大夫侍其［］公墓志铭》。

[50]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所载略同。

[51] 胡庆生、刘莉：《广西贺县北宋钱监遗址再认识》，《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

[52] 《周益国文忠文集·省斋文稿》卷二九《兴国太守赠太保王绹神道碑》。

[53] 陆游《渭南集》卷三八《监丞周公［必正］墓志铭》。

[54]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一，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

[55]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

[56] 《水心集》卷二四《国子祭酒赠宝谟阁待制李公［祥］墓志铭》。

[57]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

[58] 《皇宋中兴两政》卷五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

[59]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

[60] 《皇宋中兴两政》卷五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

[61]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

[62]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

[63]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一、《宋史全文》卷二七。

[64] 叶适《水心集》卷一六《提刑检详王公［闻诗］墓志铭》。

[65] 明嘉靖《汉阳府志》，转引自《中国钱币》1997年第1期张或定、夏红艳《宋代湖北钱监及铸钱》。

[66] 《长编》卷二四、《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许漳泉福建汀剑兴邵武军盐通商建州铸大铁钱诏》。

[67] 《长编》卷一五六，参《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68]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罢铁钱札子》。

[69] 参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罢铁钱札子》。

[70] 参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罢铁钱札子》。

[71] 《长编》卷二六○、《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72] 《宋史》卷二○《徽宗本纪》《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

[73] 《宋史》卷二○《徽宗本纪》《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

[74]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门·铁钱》，（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略同。

[75] 《长编》卷三一一、《宋史》卷一六《神宗本纪》。

[76]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77] 并见《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其中第一则《通考》卷九《钱币考》误系崇宁二年。

[78]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79] 以上两则并见（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

[80]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门·铁钱类》。

[81] 参见《长编》卷二四○所载。

[82]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第三章 钱监的管理

第一节 钱监的规模与结构

一 钱监的规模

钱监是宋代铸钱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隶属于州。钱监有铜钱监和铁钱监两大类，但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有时铜钱监也铸铁钱，但铁钱监铸铜钱的情况则较罕见。宋朝钱监最多时，曾有数十所。北宋后期所设铸钱院与钱监有些区别，但性质接近。宋代铸钱同汉代相比，已明显摆脱了“即山铸钱”的格局，即钱监的设置与铜、铅、锡产地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宋代钱监所在地不一定是铜产地（当然离铜产地近是重要考虑因素），但一般都是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此外，还要考虑燃料供给等条件。

铸钱监规模不一。大的钱监有上千人，如李心传记，北宋真宗时，江、池、饶、建四州钱监（即广宁、永丰、永平、丰国四监）“凡役兵三千八百人”[1]。各监人数有多有少，四监中人数多的应超过千人。《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二载，宋徽宗大观元年，池州官员上奏中言及：“永丰监除见管兵匠及外州军差来兵士六百九十五人外，见阙六十四人。”则永丰监当时定编应为七百五十九人。但是，宋真宗时期江、池、饶、建四监中的任何一监及大观年间永丰监每年铸造铜钱的数量，都不如宋神宗时期的韶州（八十万贯）监、惠州（七十万贯）监多，则照理宋神宗时期的韶州永通监、惠州阜民监规模应更大，人数应更多。

南宋时期钱监人数少于北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五三记：绍兴二年四月，“诏建州丰国监复铸钱。监旧有役兵五百……及是才余役卒数十人，乃减铸额之半”。同书卷八五又记绍兴五年时，“严州神泉监其所隶兵卒几百人”，“罢铸浸久，监官坐享俸禄，兵卒散充他役”。神泉监原有兵卒不足百人，可能是钱监中规模较小的，丰国监恢复生产时也仅有数十人。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载，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将饶州永平监“尽数取拨兵匠三百一十四人前去舒州同安监指教［铸铁钱］”，则此时永平监有兵匠三百一十四人。这大约是南宋时期规模较大的。

铁钱监的人数可能略少于铜钱监。《长编》卷二六八载，北宋熙宁八年九月，诏设岷州钱监（后来此监被命名为滔山监），此监“以五百人为额”。《系年要录》卷一五四载，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重设绍兴监，“置监官、检勘、监门、物料库官等陆员，军匠五百人”。但不久人数减少，《汉滨集》卷八《措置钱监军兵诸军使唤札》载，绍兴末年在四川任职的王之望奏言，“利州绍兴铸钱监兵士二百七十余人”，因为绍兴末年准备同金朝作战，调走二百人补充军队或搞运输，只余七十人在监鼓铸。《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载，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朝廷决定绍兴监的编制新定额又减为一百八十七人。嘉定年间黄干在知汉阳军任上讲汉阳军“鼓铸之卒不下三百人，类皆伉健可用”[2]。又据南宋后期人张世南于《游宦纪闻》卷二记，蕲春铁钱监“日役三百人”，其规模也都是较大的。

二 钱监的监官及监门官等

钱监的长官称监官。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以文武京朝官使臣殿直已上，每监二员，至或用三员，或举用选人，或以州官兼领而已。”大的钱监有文、武官各一员或文武官共三员，小的钱监只有一员。《通考》卷五七《职官考》记：北宋元丰改官制以前，各铸钱监“监官各一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钱监监官是属于“监当物务”（简称监当）官的一种，是宋代差遣官中级别较低的，其地位与知县接近。当然，就中重要钱监的监官级别稍高，不重要钱监的监官级别较低。钱监事务较繁杂，又直接同钱打交道，故官方规定监官要选“有心力人”[3]。除钱监监官外，有时钱监还有其他命官，如上引记载言及南宋前期铸铁钱的利州绍兴钱监有监官、检勘、监门、物料库官等六员，则规模比它大的铜钱监设置的官员数或许比它更多，而这些官员的级别比监官就更低了。

钱监是个生产单位，钱监监官通常是以铸钱数额及利润额作为考核标准的。例如在下面四则关于钱监监官课绩的记述中，都是讲他们任内完成的铸钱额：

刘濛叟掌饶州铸钱监。江南旧制（使？）铁钱，至是改用铜钱，濛叟在职三年，增课十余万。[4]

［真宗时］知濛阳县。三司言：“广宁监岁铸缗钱四十万，其主监宜择人。乃以命若谷，岁余，所铸赢三十万缗。擢知处州。[5]

［知南海县后］举监永通钱局，岁课办甚，迁太子中舍知贺州……熙宁十年卒。[6]

邵纳史，枢密蒋之奇之婿……监饶州永平监，以岁课之余，补前人阙额犹有羡，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7]

又《长编》卷四六九记：

［元祐七年正月己酉］诏岷州并通远军威远镇铸钱监官，任内铸到钱除支费外，每净利钱三万贯减一年磨勘，幕职州县官占射差遣，六万贯循一资。二员者分受。

这是以利润为标准的实例，但这种考课在宋代似乎较为少见。《长编》卷五○四载，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官方颁行“铸钱监监官任满得替殿最法”，惜无关于此法的具体内容留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九载，庆元四年（1198），宋廷决定恢复严州神泉监，官方专就此监监官拟定了如下的奖励办法：“监官如三年铸及十万贯，减改官举主两员，又能催趁工程，即照应已降指挥，更与优异推赏。”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中对钱监官的奖惩办法规定得特别详细：

诸监铸钱官以敷租额理赏者，不分大小铜铁，仍不用折数。若不满任而敷及三年额者，依任满推赏；在任二年以上者，以监过年额对比。

诸监铸钱官额外增铸者，一百万贯增一分，余及五万贯并具数保明闻奏……

诸铸钱亏额，依课利场务亏欠法，因阙功料致亏者除其数。即拣退钱满一厘，监官冲替（原注：额外增铸应保奏者，听折免）。

诸纳到新铸上供钱有拣退者，元看拣官与监铸官同罪……

命官监铸钱三年任满敷租额，三十万贯以上，不满任对比敷额有退、欠者（原注：退谓有捡退粗弱满半厘，欠谓少欠官物直不满一百贯。下文称退、欠各准此），升半年名次。三十万贯以上有退、欠及不满任对比敷额，或六十万贯以上不满任对比敷额有退欠者，免试。三十万贯以上或六十万贯以上有退欠及不满任对比敷额，或一百万贯以上不满任，对比敷额有退、欠者，减磨勘一年，仍升一年名次。六十万贯以上或一百万贯以上有退欠及不满任对比较额，减磨勘二年。一百万贯以上减磨勘三年。[8]

这里的规定除铸钱数额外，还兼顾了铸钱的质量。此《条法》卷三二还载有官方规定的《保明铸钱监官酬赏状》定式，其最重要的内容是考核铸钱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兼及约束监官不得犯赃罪、私罪。在我们查见的钱监官员被罢免的记载中，也有如下的例子：

［乾道三年］五月三日，诏右承奉郎、监饶州永平监兼物料库严王官特降两官放罢。为在任减克物料，私铸铜器。从知饶州俞翊之请也。[9]

此监官犯减克物料私铸铜器罪，或许与他兼管物料库有关。我们未能查到钱监监官因监铸钱达不到定额而被罢免的实例，不知有关规定的落实情况。

钱监监官与监门官按规定要轮流值夜，《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中有如下规定：

诸酒务监转（专？）应宿不宿者，杖一百，钱监监门官准此。

诸钱监监官与监门官互宿。

三 钱监的劳动者构成

从记载看，宋代与唐代不同，唐代在钱监中服役者主要是番匠和役人，他们都是临时征调来的服役者。而宋代在钱监中服役者，主要有四种人：一是雇募来的有技术的工匠，二是招募来的普通劳工，三是军人，四是罪犯。四者间难免有交叉，如无技术的工人时间长了会成为有技术的工匠，有些军人是发配来的罪犯（“配军”）等。大抵铸钱是一项比较苦重的劳动，北宋时期待遇较高，服役者工匠和普通工人稍多，南宋时期待遇较差，服役者军兵和罪犯较多。

使用罪犯铸钱，前代未见，宋初也未见，见于记载最早是宋仁宗时。李焘记：庆历三年（1043），韩琦宣抚陕西。当时有光化军叛卒邵兴暴乱，到商州“揭榜招诱本州铸钱监兵约二千人，皆鄜延、泾原失陷主将正军及鼎、澧、岳、鄂累作过配隶籍中者”。韩琦为了防止这些人投向叛军，派人前去“料简钱监役兵。其旧系沿边禁兵，即令归元配州军仍隶籍；鼎、澧、鄂州壮健役兵，并押赴陕西府，填龙猛、龙骑壮勇阙额。邵兴诱致之谋遂不得行”[10]。这说明陕西钱监中役兵有一部分是犯罪的士兵。后来，熙宁八年（1075）九月，诏令设岷州钱监，“仍遣左班殿直孟璋选秦凤、永兴两路配军充工役，以五百人为额，不足，即选邻路”[11]。“［元祐六年八月］庚子，荆湖南路提刑司言：‘钱监工役朝暮鼓铸，最为劳苦。其诏后投换犯罪刺配及刬刷厢军之人，既非素习……’”[12]可知北宋神宗、哲宗期也有罪犯刺配到钱监服役的情况。又《会要》载：“［元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沧州言：‘按元祐敕，钱监及重役军人合配者，除沙门岛及远恶处依本条外，余并勒充本指挥下名，其不可留者即配别监及他处重役……’从之。”[13]这说明，钱监的人犯罪不够发配沙门岛及远恶处者，也留本监或别监作配军。

宋徽宗时，官方极力想增加铸钱数量，降低铸钱成本，调罪犯到钱监服役的情况明显增多。例如，有记载说：“［大观元年］七月十五日，池州言：‘勘会永丰监除见管兵匠及外州军差来兵士六百九十五人外，见阙六十四人。敕翻铸御笔“大观通宝”小平钱，字精细，系［乌］背赤仄，合增添乌磨钱工共二十五万三千工。今来所阙少人工数多，今相度欲乞下诸路将合配罪人除本犯罪至死贷命刺配并合刺配远恶州及沙门岛、并强盗杀人合该刺配人各依法刺配外，余犯徒、杖合配之人并乞免决配填本州永丰监。如犯人年五十五以上及瘦弱不堪工役之人不许一例刺填，候额足日住配。’从之。江、饶、建此（池？）并依此。”[14]又：“［政和三年］闰四月五日，权提辖措置陕西路坑冶蒋彝奏：‘昨来本路钱监招刺人匠未足间，系诸处降配到罪人充诸监人数，后因减废钱监并行住罢。今来乞仍旧下刑部遍下诸路，合配二千里以上、本路千里以上牢城情重人，并乞转押付本司分擘刺填入监，候将来人匠足日住罢。’并从之。”[15]又：“［政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工部奏：‘定国军状，契勘韩城县东、西两钱监人匠见阙，乞下诸路州军除犯强盗及合配广南远恶、沙门岛并杀人放火凶恶之人外，将其余犯流徒合配之人并乞免决先刺同州韩城县钱监等，候额足住配。’刑部欲依行下，诸路仍于刺钱监字定东西一字，候刺填数足日申乞住配，仍以所降指挥年月先后资次配填施行。所有止犯流徒不该刺配之人难议施行。从之。”[16]这些都是调罪犯到钱监服役的实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讲到有“合配二千里以上、本路千里以上牢城情重人”，则属较重的犯人。又其中讲到分配到钱监服役的罪犯要刺字，其内容含钱监名。又据载，大观初年，磁州裕民第二监铸夹锡铁钱，“兵多不逞，圜诸重垣棘围之中，逻卒击柝以卫，犹有逸者”[17]。这里的兵，应也是配军，没有人身自由，工作苦重，所以才冒险逃亡。

铸钱院，最初设想是“募私铸人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即“召募私铸人令赴官，充铸钱工匠，广为营屋，许其一家人在营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给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18]。这些被召募的私铸人的罪犯身份尚不明确。但稍后就有将罪犯收入铸钱院的敕令：

崇宁四年九月乙未朔，近铸当十钱以权轻重，而民愚无知，冐利犯禁，私铸抵罪。其已捕获人可特与免罪，仍免出纳赏钱，仰所在州军并收充铸钱户，倍加存恤，依法给与官屋，支物料不得减克，候铸到钱，限三日支给四分钱，无令失所。如该载不尽事件，并依东南铁钱已得指挥施行。其未获人展两月赴官陈首，准此收充铸钱户。[19]

可知铸钱院也收容了相当数量的犯私铸罪的罪犯。依照官方的设想，这样一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专长，二可以使他们不再盗铸，一举两得。

南宋时期，使用罪犯更加普遍。宋高宗于绍兴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年重申铜禁时，都规定将捕获的违法者押赴钱监充役[20]。宋孝宗即位伊始，又重申此项规定[21]。又例如，宋孝宗乾道七年“三月四日，知临安府韩彦古言：‘近以鼠窃滋繁，措置擒捕，城中知名盗贼同日执获者计一百四人，皆累经刺环断罪，迹状明白。欲乞差官同验来历，分送江鄂、韶州屯驻军及饶州等处铸钱监充役。所贵与邑肃清，民得奠枕。’诏依”[22]。即是说，临安府抓的小偷，有一部分被送到钱监服役。又时人袁燮记，赵充夫在提点铸钱司任属官时的情况说：“初，孝宗属意钱币，公以举为泉属，患场兵应募者之寡，请役诸路黥隶岭南之人，五年无过，给据自便，就役者以千计。久之，新至者欲为变，公驱车以往，号召从役，收捕无遗，自是无敢叛者。”[23]又据载：“［绍熙］二年二月五日，四川总领李结言：‘利州绍兴监见管工匠一百八十七人，除招刺到监兵子弟及旧收刺军匠三十六人外，其余皆是诸处配到贷命之人。昼则重役，夜则锁，无有出期。乞下铸钱司，日后遇有配到人兵，将在监执役年远者逐旋填替发还。元本州军内癃老疾病，与详元放停。若筋力尚壮、情理凶恶者，与在州羁管。兼本监军匠最系重役，而衣粮未能裹足，乞各除旧请外，更与添支米二斗。逐部指定绍兴监见管兵匠一百八十七人，工匠敷足，可以立为定额。如日后诸处配到人溢额，许将见在老弱之人捡放。如元系军人愿归本军，百姓愿充厢军者，听。元犯情重、永不放还之人，不许捡放。所乞支米，欲行下本路漕司，于见管米内那融应副，按月支给。’并从之。”[24]这里讲的在（铁）钱监服役的，有不少都是重罪犯（即所谓“贷命之人”），“昼则重役，夜则锁”，没有行动自由，却仍有俸禄支给。不过大约这只是重罪犯情况，不一定有普遍性。

宋宁宗时期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门·私铸钱》载：

诸私铸钱应配者，计地理配铸钱监（本处无监者配以次监）。已成而不劾该配者（谓家人共犯于法不坐及因首告减等之类）刺充钱监工匠（本路无监刺以次路分监，犯人应赎者非）。

诸博易私钱以规利者……三犯徒邻州编管。即将私钱博易官钱者加二等，罪止配邻近钱监（邻近无钱监即配邻近牢城……）。

诸销及磨错剪凿钱取铜以求利或铸造器物，若工匠及卖买兴贩之者，一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工匠送铸钱监充役）……

可知违反钱禁、铜禁者，特别是其中参预铸造者，定罪后押送钱监已成惯例，且写入了法律条文。

在钱监服役的人中有相当数量是厢军。宋代厢军构成复杂，有负责地方治安的，有服各种劳役的。据《宋史》卷一八七《兵志》载，在“天圣以后所置六十军”中，有江州钱监一军和循州运锡一军。在“熙宁以后之制”中，江南五十三指挥内，有江州钱监指挥；广南八十二指挥内，有循州运锡一指挥。记南宋时期厢军，有建宁府丰国监指挥。笔者怀疑所记可能不完备，但已能说明钱监兵和与铸钱相关的专业兵是有固定编制的。又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五月，“延安置钱监兵”，所置钱监兵或也是服役者。

南宋钱监服役者通常处境不佳，但也有例外，黄干讲汉阳监的鼓铸之卒“月有廪给，供赡颇厚，非厢、禁军比也”[25]，则钱监卒待遇竟比禁军士卒还好（南宋普通禁军地位下降）。

钱监的工匠一般通过招募获得。有技术的匠人待遇较高，较为固定。普通劳工待遇较低，流动性较大。

四 钱监的组织结构

北宋人余靖为韶州永通钱监作《记》言：“郡有故堞，号为西州遗址，高平宛出郭外……分作为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并列关钥；互有堤防，当其中囗，控以厅事；谁司警察，目无逃形。其铅错之备用，薪炭之兼蓄，别藏异室，布于两序。出内谨密，前为大闳，冶官列署于闳之南，群工屯营于垣之外……为屋八百楹，取材竹铁石陶……”[26]这使我们可以了解钱监的布局等，其中讲到此监有屋八百楹，使我们对它的规模从直观上有了认识；其中也讲到了钱监的结构，即分为二局、八作，可惜所述较为笼统。引文使我们联想到铁钱监的内部结构：“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27]大约铜钱监也有类似的“作”。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引《营缮令》规定：“诸钱监工匠收全功，节级减半，即不得贪［攒］功程。军头、十将、都作头、大小作头并免。”“诸钱监小作头阙，于工匠内选试精巧人充；大作头于小作头、都作头于大作头内选尤精者充。若工匠造作不如法，及工程不敷，即时注籍。大小作头每季、都作头每半年比较分数最多者，并降充别作工匠。”这说明，钱监中等级分明，计有军头、十将、都作头、大作头、小作头、节级、工匠等阶，其中节级半脱产，小作头以上全脱产，官方且立有各等阶间（都作头以下）的选拔、黜降制度。同书又载，“诸钱监系工人”“谓作匠、兵级、将校、专典、贴司、捡掐、库子之类”。则除前述军头下至节级、工匠的区分外，还有作匠、兵级、专典、贴司等不同的分工。

第二节 钱监的管理

一 服役者的待遇及率分钱

由于钱监劳动苦重，所以官方规定服役者可享受假日，暑期定额减半。李焘《长编》卷六五记：“［景德四年四月］己卯，诏自今五月二日至八月一日铸钱止收半功，每岁量支钱以备医药。”这项规定可能长期沿用。《长编》卷六七又记：“［景德四年十二月］戊申，诏诸处钱监铸匠，每旬停作一日，愿作者听之。”这就是说，钱监铸匠享受十天休息一天的旬休。《长编》卷二七六载，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侍御史周尹上奏议论陕西改铸私铁钱事，曾言及：“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可知钱监的人每年共约有节假日五六十天。又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鼓铸》引《擅兴敕》规定：“诸铸钱抑勒于功限外鼓铸及令夜作者，以违制论。”此规定对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劳动作出了限制。这些制度，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钱监服役的人一般都享受俸禄，其详细情况失载。宋代军兵的俸禄主要含奉钱、禄粮、春冬衣和杂津贴，在钱监服役者大抵也是如此。《宋会要辑稿》礼二五之四一载说：“［熙宁年中定郊赉格规定］饶、池、江、建、邛、嘉、梓、雅、兴州铸钱监指挥使至长行，自五千至二千，凡四等。”这说明，在钱监服役的军兵也能享受郊赐这种“例赐”。宋代在官府服役的人薪俸大抵主要是钱和粮，不享受春冬衣和某些例赐，但其钱、粮的数量要多于军兵。前述官方曾规定，暑期支出一定数量的钱用于医药，《长编》卷七一又记：“［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丙午，增饶、池二州铸钱监犒工匠缗钱，饶州岁十七万，池州三十万。”所谓“犒”，通常指犒赏，即类似近代的会餐，可知当时官方还有用于犒赏钱监工匠的专项开支。

钱监中有一项钱款与服役者的待遇关系较大，即所谓“率分钱”。率分钱是宋代广泛行用的术语，意思是按一定比率从某一款项中抽取钱（如《太宗实录》记，官府向百姓买木材，当地长官从所支价钱中“十取其一，谓之率分钱”）。在钱监，则专指从所铸的钱中按一定比率抽取的钱。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五载，大中祥符五年，“诏增给诸州铸钱监匠率分钱”，如何增给，则不得而知。《长编》卷五一二又载，宋哲宗元符二年，大臣章次呆上奏中讲：“至和以后，官司鼓铸（指陕西铁钱）不精之弊，起于率分钱。所谓率分钱者，每工所限日铸之数外，有增益者酌给众工财利，所司所贪者钱多，监临之官又以额外铸钱增数为课利，折二大钱不复精巧如法矣。盗铸遂复擅利于天下。”章氏讲的是率分钱的消极作用，但从中也可得知工匠的收入与率分钱密切相关。北宋后期理学家杨时上书论铸钱赔本，也讲到“工匠率分”是一项重要开支[28]。

率分钱并不是全数分给工匠的。王得臣《麈史》卷下说：“熙宁初，予官陕郊时，初复十铸钱监。兵闻锡气久而病脊，以至不能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消释。所支率分钱内买充均给。予后所至多令如此给肉。惟建州丰国监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这说明长官有权支配率分钱，尽管是仍用于服役者。又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规定转运司申铸钱账内要写明：“率分钱每贯合支若干，内破若干分充公使，若干分收买动使，若干分与人匠等。”这清楚地表明，率分钱中有一部分充作“公使”即公用，一部分用于买“动使”（疑为服役者生活公用品，如扫帚等）。黄干讲汉阳监“官吏请给每铸一千缗支钱百缗，若铸二三十万缗则为官吏者能几人，而可以费二三万缗之请给耶，所谓工匠之费则又不在此数内也”[29]。他讲的十分取一作为请给，大约讲的也是率分钱。

在钱监服役者既情况不一，则其人身自由情况也就有较大差异。《宋史》卷二六六《王化基传附孙诏》载：“［崇宁年间，王诏］知汝州，铸钱卒骂大校，［王］诏斩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阁。”这说明，军队与普通百姓不同，有军阶的服从纪律。所以，这位铸钱卒只是骂上司，就被处死。但《宋史》卷一九三《兵志》载，宋徽宗“［政和］五年，立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这里没有说明所谓“兵匠”是指有军人身份的匠人呢，还是指军兵和工匠，如果是后者，那么就说明在钱监服役者都有某种程度的人身不自由。

宋朝自宋神宗以后，广泛地推行保甲制，在钱监服役的人中有不少是统治者所不能放心的人，所以更不能不实行联保制。《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引《吏卒令》规定：“诸钱监系工人（原注：谓作匠、兵级、将校、专典、贴司、捡掐、库子之类）每五人为一保（原注：不及者附保）。”这虽是南宋时的条法，却很可能是沿用北宋旧制。

二 铸钱产品的质量保证

宋代官方比较注重铸钱的质量保证。《长编》卷二八三记：宋神宗“［熙宁十年六月壬申］诏提点浙江等路铸钱坑冶、太常少卿钱昌武罚铜十斤，监官侍禁崔坦差替。坐改置太平监大炉铸钱怯薄也。令三司自今诸路铸钱并依省样，毋辄改规模、多求增数。委提举司点检”。这次铸钱出了质量问题，提点铸钱、钱监监官都受到处罚，并且制定了提举司检查成品制度。又有记载：

［政和］五年二月十八日，河东路提辖检踏措置坑冶钱监司奏：承朝旨节文，铸到钱每季令提刑、提举司分诣再行看拣，别无粗恶不堪方许行用。契勘本路诸监院每季铸到钱直至次季看拣了当方许支桩。其被差官有事故或先承他司差委者，有经半年未曾看拣，委是有妨应时桩拨支遣。今乞将诸监院每月铸到钱于次月内令提刑、提举司再行看拣。如逐司官巡历未到，不能亲诣，即乞令逐司于上旬内就钱监院邻近州县差官看拣，如被差官先承他司差务，除军期急速外，并乞限三日先次起发，于当月内看拣了当，方许承当别司所委事。……从之。[30]

这里讲到朝旨规定各路提刑、提举司检查铸钱成品质量，同时讲到如果本人无法亲临，可以指派邻近州县官代作。

南宋孝宗时，又查出了一起铸钱质量不合格事故，这次受处分的范围比北宋神宗时的那一次更广。请看下引：

［乾道八年］十一月六日，江东路提点刑狱公事梁俊彦奏：“准付下户部尚书杨倓札子，得旨半年内铸到新钱每次取一贯进呈。寻取到饶州九月新钱二万余贯，内一分系黄铜钱，九分带铅锡钱，取到二贯进呈。得旨：永平监监官令江东提刑司取勘，限十日闻奏。本司今勘到郑炤、郑师回职为监官，各不依铸钱司公帖，节次将夹杂铜依十分好铜数目支出鼓铸，兼提点官江璆到永平监见有铸到钱一万四千五百贯文黑色，却令本监分纲起发。自后郑炤、赵师回为好铜数少，不合节次将夹杂铅锡钱衮同黄铜钱在库，运发至左藏西库。”诏江璆、郑炤、赵师回各特追三官勒停，户部长贰各降一官，左藏西库监官各特降两官，工部长贰各展二年磨勘。[31]

在这次事故的查处中，不但钱监监官、提点铸钱官、左藏西库监官受到处分，而且户部、工部的长官、次长官也受到处分。但户部长贰比工部长贰受的处分更重，说明户部在此事中的责任要比工部大。又揭露此次事故的是江东路提刑司，说明当时提刑司仍旧负责检查铸钱成品。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鼓铸》中，也有关于检查铸钱成品质量的内容，其载：

诸受纳新铸钱而粗怯不如样者退换，若数多即申所属。诸钱监铸上供钱并依元样州差官看拣讫，方得起发，内抽取一贯申纳尚书省。诸装发钱监上供钱，每纲于所装钱内取样不得拣选，监专与纲梢管押人同封书印（原注：一百文入急脚递传送至文［交］纳处，一贯随纲，仍于装发钱数外，取别同样钱一贯留本州作住样，以备照验。转般者装发日将元随纲样钱重加封印）以样比验交纳。若不如样者申所属验实，据数发回元铸钱监验认，送所属究治。

这里讲检验新钱是由州差官和尚书省分两次进行，没有讲到提刑、提举和提点司，或许制度有所变化。

在前述钱监监官的考核办法中，也规定了有关质量考核的内容，此不重复。

三 铸钱监的其他管理制度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中，还记载有铸钱监的其他一些管理制度和规定：

诸入钱监点检官，除随行吏人外，听留从人二人，余即时押出。

诸铸钱监每月具铸过钱数，限次月五日以前申尚书工部。

前者说明钱监不许闲杂人随意出入，连点检官的随行人员也不能任意逗留。后者说明铸钱监有生产月报制度。此“条法”中还载有《诸州铸钱监申铸钱物料帐》统一定式。这一定式采取了当时的“四柱式”记账法，即以“旧管”“新收”“应在”“见在”分列各项数据。首列年额，说明各监年定额在考核中的特殊重要性。“新收”项主要反映生产情况。“支破”项反映原料耗费及其他成本消耗。其中“率分钱”一项，前文已述及，它是本监按比例提留。“上供”等项反映所铸钱的去向。从这一账式我们可以了解铸钱监物品管理的梗概。

南宋人黄干嘉定八年前后任知汉阳军，他上奏批评本军铁钱监管理不善，其中讲：

干……到郡已三阅月，于监中利病粗闻其一二，徒有私切惊愕而已……干于监中官吏无所统属，无以究见其曲折之详。然尝问及朝廷每岁所得之钱，则曰四年之内所积九万缗耳，则是一年之内朝廷所得者不及三万缗。问其每岁所铸之多寡，则曰非二三十万缗不足以了监中之支遣。如此则朝廷所得仅十分之一，所谓九分者置之何地耶？则曰买铁、买炭。例是衮支。朝廷初被（备？）本钱四分，其后增为六分，今监中又欲破七分之本以买炭，支给工匠，亦不过岁铸十万缗，则朝廷可得三万缗之息，而监中亦有七万缗之本矣。今乃铸二三十万缗，则十万之外置之何地耶？又扣其所谓七分之本者，其他固难尽知。若曰炭每斤二十文，汉阳炭价冬月二十文，夏月减其半，又岂可专一价之月而为例乎？又曰官吏请给每铸一千缗支钱百缗，若铸二三十万缗则为官吏者能几人，而可以费二三万缗之请给耶！所谓工匠之费又不在此数也。以此二者观之，则干所谓受弊之源者可得而知也，惟其自铸自支而自用之也。故不复问朝廷所得之多寡，惟恐所铸之不多、所得之不广；惟欲所铸之多，则惟恐买铁之不及额……[32]

黄干的奏疏是专讲钱监的弊病的，可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宋代的钱监，所讲的虽是铁钱监，而有些弊病大约是铜钱监同样存在的。上引文字虽多，实际却只讲了二方面弊病，即浪费现象严重，缺乏有效的审计监督。当然，客观地讲，黄氏也可能带有偏见，即他对铸钱成本的提高估计不足。但是，三百人的钱监[33]，一年只铸九万贯，平均每工每日只生产一贯铁钱，这一生产率是较为低下的。

关于北宋末、南宋初存在过的铸钱院，其管理将在宋徽宗时期铜钱铸造一章叙述和讨论。

四 钱监工人的生产能力

宋朝人比较注意核算生产成本、投入人力、产出及利润等，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同宋朝官方时时受财政入不敷出的威胁有关。由于受到这种威胁，人们要经常考虑做各种事是否有利可图，这种意识在宋代具有一定普遍性。因而，宋代存留有一些关于铸钱生产效率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生产水平。

《杨氏谈苑·诸监炉铸钱》：“唐天宝之制”，“一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停，余十月作十一番……每炉铸钱三千三百贯，计一工日可铸钱三百余。国家之制，一工日千余……其数虽倍，而钱亦稍恶，每系掷亦多缺”。北宋中后期苏辙也讲：“唐开通钱最善，今难及矣！天禧、天圣以前钱犹好，非今日之比，故盗铸难行……旧一日铸八九百耳，近岁务多以求利，今一日千三四百矣。熙宁初止此，闻后又增仅二千矣。钱日滥恶，故盗铸日多。”宋徽宗在位时期，铸当十钱、夹锡钱等，也曾令人核算过本息及工人的生产能力。大观二年，开封尹兼提举京畿钱监宋乔年就上奏说，所试铸的乌背赤仄钱“每人日铸四百三十五文”，漉铜钱“每人日铸七百一十六文”，于是“诏乌背赤仄工力稍大，致亏户部上供之数，可以漉铜钱下诸路，令依样铸”[34]。所言是大钱，故工人每日的生产量要少于小平钱。

南宋中后期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记，蕲春铁钱监“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则每工每日可铸三贯余，比北宋中期每工每日铸铜钱数又多了约一贯。然而，嘉定年间，汉阳军铁钱监也有三百多壮汉，每年却只能铸十万贯，则每工每日只能铸约一贯，比北宋中期每工每日铸铜钱数竟少了约一贯[35]。

宋代铸钱监院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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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废本末》。

[2] 《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四《汉阳条奏便民五事》。

[3] 《庆元条法事类》附《开禧重修尚书吏部侍郎右选格第一》。

[4]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八一《监当·钱监》引《真宗实录》。

[5] 《宋史》卷二九九《张若谷传》。

[6] 黄庭坚：《山谷外集》卷八《贺州太守欧阳君［问］墓志铭》。

[7] 佚名《京口耆旧传》卷三。

[8] 以上三则均见《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引《赏令》《厩库敕》《赏格》。

[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

[10] 见《长编》卷一四五。

[11] 见《长编》卷二六八。

[12] 见《长编》卷四六四。

[13]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

[14]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二。

[15]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五。

[16]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五。

[17]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文集·省斋文稿》卷二九《兴国太守赠太保王绹神道碑》。

[18]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19]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

[20] 《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六月庚戌，卷一八○绍兴二十八年秋七月己卯。《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九等。

[21]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六。

[22] 《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二八。

[23] 袁燮：《絜斋集》卷一八《运判龙图赵公〈充夫〉墓志铭》。

[2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

[25] 《黄文肃公集》卷二九《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

[26] 《武溪集》卷一五《韶州永通监记》，文又见《金石续编》卷一四。

[27]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

[28] 参《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

[29] 《黄文肃公文集》卷二九《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

[3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一至一三二。

[3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至一六七。

[32] 《黄文肃公集》卷二九《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

[33] 参见《黄文肃公集》卷二四《汉阳军条奏便民五事》。

[34]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

[35] 《龙川略志》卷三《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

第四章 铜禁（附铅锡禁）

所谓钱禁，主要是指关于铜钱的禁令，其中包括禁止铜钱外流、禁止私铸铜钱、禁止私自销熔铜钱、禁止过量储藏铜钱、禁止铜钱出京城等。所谓铜禁，是指官方为了保证铸造铜钱原料供应而颁布的一些禁令，主要包括禁止私自开采和冶炼原铜、禁止私自贩运原铜、禁止私自制造铜器等。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有关铸造铜钱的另两种原料即铅和锡的禁令，也放在此章内一并讨论。

第一节 铜禁的内容

本节要讨论的，是宋朝为保证铸造铜钱原料供应而颁行的制度和禁令。禁止销熔铜钱，本应在钱禁一节讨论，但它与铜禁关系密不可分，且官方颁布有关政令时，也往往将禁止销熔铜钱与有关铜禁的规定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暂将禁止销熔铜钱划入铜禁一节讨论。

一 前代的铜禁

实行铜禁，不始于宋代。提出铜禁的主张，时间就更为久远。早在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就提出了实行铜禁的主张，且进行了论证。《汉书·食货志》记载了他讲的国家垄断铜矿开采冶炼有七大好处（七福）：其一，国家垄断铜矿采炼，私人得不到铜，私人违法铸钱就可绝迹；其二，私人铸钱杜绝，伪劣钱币就随之消失，有利于市场整肃、社会安定；其三，私人采炼被禁止，可以使大批劳动者回到农业生产中去；其四，国家垄断采炼铸钱，可以控制物价起落，即实行轻重散敛；其五，国家垄断铜的采炼，可以用铜制造兵器、礼器，颁给臣下，“多少有制，用别贵贱”；其六，国家垄断采炼铸钱，可以更有力地干预经济，“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散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其七，国家垄断采炼铸钱，可使国家资财雄厚，进而驱逐匈奴，让夷狄望风丧胆。但汉代是否采纳了贾谊的这一主张，似难考详。到了唐代，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官方已规定私人开采冶炼的铜，一律由官方收购[1]。开元十七年（729，按一说在开元十八年）官方规定开采冶炼所得铜锡铅一律官买，且禁止私造铜器[2]。此后一度解禁。到开元二十二年（734），官员刘秩又上书主张禁止民间铸造和使用铜器。他除重复了贾谊的论点外，又提出：“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由，在于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锡，禁之无害。……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3]据《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刘秩此建议当时未被采纳。但是，《全唐文》中收有唐玄宗《申严铜禁制》，其中言及“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复不同于宝物”，与刘秩的说法较为接近。又其中要求：“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私造铜器，所在采铜铅，官为市取。”现难以确定此制是刘秩上书以后颁下的，还是前述开元十七、十八年时颁下的。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唐官方再次下令禁止新铸造铜器。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由于销钱制铜器的现象严重，唐廷再次申明矿铜一律由官方收购，且“除铜镜外一切不得铸造及私相买卖［铜器］”[4]。次年虽复弛禁，但不久即恢复。此后时松时紧，但铜禁已成国家常制。

五代史情颇多失载，可知者后唐时曾颁令禁止销钱为器，另规定卖铜器最高限价[5]，则似不禁止私人铸造铜器。到了后晋天福二年，“诏禁一切铜器。其铜镜今后官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6]。后周显德二年（955），官方颁下了非常严厉的铜禁，附有具体的规定和刑律条文：“……起今后，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火珠、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应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装铰所用铜，限敕到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如出限及有隐藏及埋窖使用者，一两至一斤，所犯人及知情人徒二年，所由节级、四邻杖七十；捉事、告事人赏钱十贯。一斤至五斤，所犯及知情人各徒三年，所由节级、四邻杖九十；捉事、告事人赏钱二十贯。五斤已上，不计多少，所犯人处死，知情人徒三年，配役一年，所由节级、四邻杖一百；捉事、告事人赏钱三十贯。……其铜镜令官中铸造，于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收买，于诸处兴贩……”[7]

宋代的铜禁就是在继承前代已有铜禁基础上加以演进和变更的。

二 宋代铜禁内容之一：禁止私人采炼、私人占有原铜

宋代铜禁内容随时间推移而有差异，但有些重要内容却是始终如一的。这些内容是：禁止私人不经允许开采铜矿，禁止私人非法占有原铜，禁止违法铸造铜器，禁止将原铜贩出境外，等等。

宋代承袭前代旧制，禁止铜矿私人采炼。《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虽然史籍未见此后再有专门禁止私人采炼的敕令，但我们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凡铜矿开采冶炼，不外两种情况：一是官方直接经营，役使兵士和雇工生产；二是私人经官府批准，自己经营生产，但成品全部由官方收买（有时卖给哪一处官府经营者有选择权）。南宋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更把铜与盐茶香矾一起列为禁榷品，其不得违法采炼的地位就更加明确。《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输石铅锡铜矿》引《卫禁敕》：“诸出产铜、铅、锡界内耆长失觉察，私置炉烹炼而为他人告，捕获并同保人保正长知而不纠者，并依界内停藏、货易、透漏榷货法。”同书又记载了官方关于“诸巡捕官任内亲获私置炉烹炼若卖买不入官”的奖赏办法。这清楚地表明了禁止私人违法采炼矿铜制度的存在和趋于完备。

在一些铜产区，有时定额收购后还有少量剩余，官方也注意将残余的铜收购入官。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二载：“淳熙四年十月七日，四川总领所言：‘利州青平、青泥两场，逐年铜户输纳漕司铜八千五百斤、军器铜一百斤，却有余剩草铜可以收买。若与不拘岁额多寡，令现卖官司立定价直，据买到数逐年随纲解发，江州交卸，转发至饶州铸钱司，非惟官得铜鼓铸，而私铜亦有所归，不致作为器皿，干犯法禁。’从之。”

禁止私人占有原铜是铜禁系列立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前代似未见记载，宋代明确见诸官方规定似也较迟。这大约是因为一般讲，百姓家中少有存原铜的，多是存铜器，故立法主要都是针对私有铜器的。官方明确禁止私人占有原铜而不只是禁用铜器的法令，见于记载最早者或许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二所载诏书：

［大观四年］七月七日诏：“勘会私有铜、石等，在法自许人告。如系贩卖，即许人捕。若私铸造，亦有邻保不觉察断罪之法。况私有铜、石昨虽曾降指挥立限首纳，而无知之人玩法无所畏惮。今已增立罪赏，尚虑民间将同常事，以不应存置之物依旧隐藏，不行首纳。可限今来指挥到日，于州县镇寨散出晓示，仍限一月内许人经所在官司首纳，依实值支还偿钱；过月不纳，或收藏隐慝听邻保诸色人纠告，勾收入官，知而不告，事发同罪。兼虑官司不切举行，诸州仍委通判、县委知令，专切警察，督责施行，无致灭裂弛慢。候限满，令本路转运司具诸州县首纳到名数申尚书省。”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中有对私人占有原铜及铜矿石的处罚规定：

诸私有铜及石者（原注：铜矿及夹杂铜并烹炼净铜计数，其盗人许存留物者免，烹炼每两除豁三钱），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人造作器物者，与物主同罪，配亦如之，作具没官（原注：自造者准此）。

以上规定可能包括已制成铜器的铜，但眼下这种措辞，显然已照顾到原铜和铜矿石，是前代所未见的。

三 宋代铜禁内容之二：禁止私造铜器

宋代铜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是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铜器，因为私人采铜、冶铜、占有铜，都主要要通过铸成铜器实现价值、获取利润。实行铜禁的目的是保证铸铜币原料的供应，而直接威胁铜原料供应的，就是大量的铜被用于铸造铜器。所以，从唐代以来官方就很重视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铜器。宋代在这方面发布的诏敕是相当多的。

要真正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铜器，有两个立法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由于当时有些生活必需品、礼器、宗教用品是铜制的，所以要必须严格区分哪些铜器是可以存留和使用的，哪些是禁止存留和使用的。宋代同前代相比，在这方面的规定要详尽得多，且时有变化。二是有些被允许存留的铜器，怎样区分究竟是前代遗存的还是近时违法新造的。

从记载看，宋太宗末年对铜器的禁与不禁在宋代首次作出区分。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一记载：“至道二年，诏：‘应私铸铜器、蠹坏钱货，建康府、台、明、湖州犹甚，可专委守臣严切禁止，除钟、锣、磬、铙、铃、杵、镜、、，并依已降指挥，内钟、磬、铃、杵许投税获凿出卖。’”这里明确规定钟、磬等可以存留，为防止新造，存留者须“投税获凿”，凿的内容失载，不知是否如前述是知州通判的名衔。宋真宗时，许可存留的铜器又增加了一类，就是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铜鼓等。据载：“［天禧三年］十月十四日，诏：‘益、梓州、夔州路沿边夷人有铜鼓铜器许于夷界用之，州县勿责其违禁。其内地百姓赍入夷界卖鬻者即依诏敕论罪。’先是，富顺监言，始姑镇夷人家有铜鼓，子孙秘之，号为古（右？）族，而朝法所禁。故有是诏。”[8]宋哲宗时，重颁铜禁后，对铜器的禁止范围重新作了规定，据《长编》卷四三七记载：“［元祐五年春正月己丑］诏品官及诸军旧有铜及石腰带、军器、鞍辔并赐物、古器、佛道像、钟磬、妇人首饰之类许存留外，余并卖入官（原注：元年四月十八日朱光庭云云，《政目》二十四日立铜禁）。”这次在表述上同前引有较大不同，增加了古器一项，有利于保存文物。记载中张商英也曾顾虑到铜禁可能伤及文物的问题，据《道山清话》载：“周重实为察官，以民间多坏钱为器物，乞禁止，且请毁近日所铸铜器。张天觉极论其不可，恐因官司临迫，坏及前代古器。重实言既不行，愤懑不平，谓同列曰：‘天觉只怕坏了钹儿、磬儿。’”张商英信佛，他反对铜禁施行过严可能含保护佛教的动机，但他讲的应当保护文物却是予以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临近灭亡时，还念念不忘颁下关于铜禁的新规定：

［靖康元年五月］六日，臣僚言：“去秋四方丰稔，粒米狼戾，至今春夏物价犹贱，而官私（司？）钱弊（币？）匮乏，无以收籴，不唯……亦缘铸钱铜料为他工匠盗写奇玩什器及销毁钱宝以营厚利，致官冶铜料阙绝，不登课额，钱弊（币）匮乏，职此之由。欲乞申明铜禁，除照子、磬、钹，籍记工匠、姓名许造外，余一切禁止。”从之。[9]

这次似扩大了禁止的范围，但是否得到沿用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有记载讲，宋孝宗时曾作了更为严厉的规定：

淳熙十年臣寮札子：“勘会昨降指挥，拘毁官司铜器，禁销钱宝，前后措置断罢条法指挥非不严备，然其间有许置造行用之物别无关防，置（致）藉以为奸。”十一月十九日，奉圣旨将钟、磬、铙、钹、钟、许（杵）、官司铜锣并照子、棱作、钉铰、等今后亦不许铸造。仍委守令尽数根括铸铜器之家，拘收作具动使入官以免罢（罚？）责，令改业，籍定姓名。应民户每五家为一保，如有违犯，保内不陈首，并减正犯人一等科罪。余依前后禁约罪赏条法指挥施行。其僧道士庶之家现有铜器许赍赴所在州县当官镌凿题记，仍给凭由照验。如违，依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不送纳入官者断罢追偿，内公私必用之物，官为制造给赏，仍令工部条具申取朝廷指挥。[10]

如果所载无误，则这次几乎完全禁止了铜器的私人铸造，即使是准许使用的，也要由官方制造，准许存留的旧铜器，除要送官“镌凿题记”外，还要从官府领取文字凭证。宋宁宗时，又对寺院所用铜器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三载：“嘉泰元年五月三日，临安府言：‘承降指挥禁戢铜器，数内该载官民户除日前见腰带及鞍辔、作子、照子外，应有铜器不许使用。僧道合用钟、磬、铙、钹、铃、杵民间及船户置到防护铜锣，仰寺观主首及民户各具件数、结立罪状，经州府陈状排立字号，当官镌凿，给付凭由照用。官民户钟磬准此。照得寺院民户许用钟、磬、铙、钹、铃、杵、铜锣，又恐日复一日或有损坏，乞令申所属许赍元物赴文［思］院照元斤两量立工钱换造，仍镌凿文思院换年月，在外准此。’从之。”即对某些铜器准许到官府处加钱以旧换新。

南宋宁宗初年编定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偷石铅锡铜矿》汇集了有关铜禁的许多规定，其中涉及禁与不禁、旧存与新制者主要有下列数则：

诸应用铜及石之物不可阙者（原注：谓钟、磬、铙、钹、杵、照子、之类），文思院铸造镌凿发赴杂卖场立价请买，仍给凭由照会。寺观阙大钟，听经所在陈乞勘会诣实保明申尚书省，侯得指挥听铸。若诸军合用铜锣，申降指挥，下军器所造给。

诸买造铜器、石之物者，出卖官引具数给引。

诸旧有铜、石铸道释功德像、钟、磬、铙、钹、铃、杵、相轮、照子、、铜锣（原注：谓已籍定数月及曾经镌记给凭由或元经官给买到者）并许存留。

诸格令许有榷货谓非贩卖者，铜、石物谓曾经镌记及官给卖者。

这些大抵只是前引各规定的综合和细化。

用铜铸造佛像，是消耗原铜较多的，也是一种特殊的铜器铸造。宋朝官方考虑到与佛教的关系，对此持较为谨慎又严加限制的态度。

如前所述，后周对佛像采取摧毁铸钱的办法，宋朝建立以后很快加以纠正。李焘记：“［乾德五年秋七月］先是，诸道铜铸佛像，悉辇赴京毁之。丁酉，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但毋更铸（原注：周世宗悉毁铜佛像铸钱，谓宰相曰：佛教以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铜大悲像甚有灵应，击毁之际，以斧攫自胸铲破之。太祖闻其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其报应。太祖因重释教。此事见杨亿《谈苑》，今不取）。”[11]即允许旧的存留，禁止再铸新像。后开宝三年，又重申：“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12]此次诏令中“人物之无用者”似将禁止范围较前扩大，即道教神像等也在禁止之列。

《长编》卷八○载，宋真宗时，又有如下诏令：“［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庚申］诏：‘两浙诸州军寺观及民家藏铜像，限两月内陈首，委本处依铜钟磬例勒知州、通判名衔，给令依旧供养。’先是，知衢州宋为善言：‘所部民有铜像者，依法区断，其铜像准犯铜例没官，虑伤崇奉之道而陷刑者众。’故条约之。”从宋为善奏看，似乎当时有将铜像没收入官的规定，诏书加以纠正，重申可以保留的规定，却又增加了须“勒知州、通判名衔”的手续。

这里应顺带言及的是，南宋初宋廷曾有如下举措：

［绍兴］十二年四月三日，户、工部言：“今欲将民间见买卖铜器之物，立定每两价钱不得过二十文足，辄增价一文以上，并依绍兴十年五月十三日指挥。”从之。[13]

这是企图通过限制铜器价格，达到限制铸造铜器的目的。这里没有言及适用范围，根据上引记载，应是特指官方当时限定可以铸造的铜器，并非是要解除铜禁。

要想禁绝铜器铸造，重要途径和手段之一，是禁止铜器贸易。因为铜器无人经销，铸造者的高额利润就无法获得，铜器铸造就会不禁而止。要想禁绝铜器铸造，另一重要途径和手段，是有效禁止私人占有和使用铜器。因为如果人们不敢占有和使用铜器，则铸出的铜器就没有买主，铸器者就无法获得高额利润，自然也就无人再经营铜器铸造了。《长编》卷四○四记：

［元祐二年十一月］辛卯，禁私卖易铜、石器，犯者依私有法。

这则记载说明，当时官方已先有禁止私人占有铜器法，此后又规定私卖易铜器与私有铜器以同法治罪。此后宋廷屡次大规模地搜刮民间铜器，对铜器贸易和私人占有铜器就禁止得更加严厉。

四 宋代铜禁内容之三：禁铜出境、禁造石、禁采卢甘石

实行铜禁的主要目的既然是保证官方铸造铜钱的原料供应，官方既然禁止制造铜器，禁止私人占有原铜，自然携带铜器、原铜出境也在被禁止之列。然而，如果私人占有原铜被禁绝、私人铸造铜器被禁绝，则就不可能有人能将铜器携出境外。所以，官方大抵很少专门下令禁止携铜器或原铜出境。前述宋真宗时禁止内地百姓携铜器（铜鼓等）到少数民族出卖，包含有禁止铜器出境的意义。《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载有巡捕官等透露铜出界的惩罚办法：

诸巡捕官任内透漏铜出界……以捕得斤数折除外，五十斤展磨勘半年。县尉殿三月参选，百斤展一年，二百斤展二年，县尉殿一年。如系所产去处，各递加一等（原注：磨勘殿选并以一季为一等。专差巡捕使臣，透漏失觉察至二百斤，仍降等差遣）。其铜矿、铅、锡十斤、或铜垢以烹炼到净铜五斤，各比铜一斤。

它明确显示出官方对铜器及原铜出境的禁止。

关于禁止铜出境，南宋有一件事很具典型性。宋孝宗时，汪大猷任知明州时，“诏许三佛齐寄铜造瓦，公（汪大猷）奏：‘在法，铜不下海。且中国方禁销铸，奈何为边人所役。’卒不与”[14]。由于有禁铜下海出境的规定，汪大猷竟敢于拒不执行代三佛齐造铜瓦的诏令。

所谓石，即是黄铜，既是铜合金，自也在铜禁范围之内。卢甘石则是一种含铜矿石，也被纳入铜禁范围。

《长编》卷六七载，宋真宗时始下令禁止以铜制石：“［景德四年十一月癸丑］神骑卒赵荣伐登闻鼓，言能以药点铜为石。上曰：‘民间无铜，皆熔钱为之，此术甚无谓也。’乃下诏禁止，其来自外蕃者不在此限。”又同书卷七二载：“［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寅］诏杭、明、广州市舶司，自今蕃商赍石至者，官为收市，斤给钱五百。以初立科禁也，三司定直，斤止钱二百，上特增之。”

后一项规定大约主要是为保证前项法令的实施而颁布的，因为如果允许境外输入，则境内的石制品就会伪装成外来品而泛滥。此后，凡颁布铜禁命令时，往往顺带言及石，即“铜”连言（参见前后所引）。

官方注意到卢甘石，似也始于宋真宗时。《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载：“天禧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禁陕西采卢甘石。”此后从陕西扩大到全国。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犯》明载：“诸私采卢甘石一斤以上笞五十，二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私有者减一等，许人告，石没官。……诸色人……告获私采或私有卢甘石者准价全结（原注：五十贯止）。”即当时已明确禁止私采、私有卢甘石。

五 关于王安石解除铜禁

所谓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是宋代货币史上一个引人争论的重要问题。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曾对此作出过严厉的批评，近来也有学者对此给予肯定和赞扬[15]。笔者认为，评价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按，这种表述不准确，详下文），是个涉及广泛的深层次的问题，不宜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本书拟在讨论钱禁问题时一并作较深入地具体分析，现只对王安石解除铜禁的含义作些客观的介绍。

应当说明，王安石没有完全解除铜禁（按钱禁另述）。请看时人张方平对王安石所作的批评：

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累朝所行，今敕具载……禁铜之条，犯之九斤，已得刺配之罪，亦设告赏之科。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

嘉祐编敕

一、犯铜并石一百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九斤决讫刺配逐处牢城，十斤以上决讫刺配千里外牢城。仍许人陈告，其因告获合支赏钱者，一两以上一贯，每一斤加二贯；过徒三年，每一斤加五贯，并至五十贯止。若犯铜矿枵夹杂者，只据烹炼到实铜科罪。仍委转运司将条约逐季举行。

熙宁编敕

诸不产铜铅锡地分，铜铅锡官自出卖，许通商贩及以铜铅锡或石铸造器用卖买，仍并免税。

右惟……今乃倾中国之利、挠君权、竭民用以资寇仇，又弛铜禁通商贩，铜入四夷无复纪极。[16]

显然，王安石的新法大抵只是像盐商通商法一样在禁榷基础上的通商法，它保留了官方对原铜生产的垄断，从而保留了官方获取原铜生产的垄断利润（这也要靠国家强制来保证），但它却解除了对铜器铸造和贸易（包括出境贸易）的限制，从而使那些由此派生出的法律被废除。

这一时期，官方颁布的一些法令也同新法相关联。《长编》卷二四○载：“［熙宁五年十一月癸丑］诏河北缘边安抚司提举榷场卖铜锡。”此诏大约旨在对铜锡出境加强管理。同书卷二七九载：“［熙宁九年十一月丁丑］诏三司诸路卖铜、铅、锡钱，相度兑路发地远者，变易物货，并于市易务下界封桩。”此诏反映了官方已向私人出卖原铜。《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又载，宋廷曾“令鬻铜、锡以市［西夏］马”，表明禁止铜出境的做法有所松动。而《长编》卷二八○“［熙宁十年二月丙午］诏河北、河东路，不许以铜及卢甘石博买通入蕃界。”这一诏令则似乎表示反对意见得到某种程度的采纳，即官方重新限制原铜和铜器出境。

有一件同王安石新铜法关系密切的事，史料有近乎完全相反的记载。《长编》卷三五○载：

［元丰七年十二月庚辰］诏户部尚书王存、侍郎杨汲各展磨勘二年，郎中晁端彦展三年。坐言乞复铜禁，不知增钱监用铜多也。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则载：

［元丰］七年，户部尚书王存等请复开铜禁，各展磨勘年有差。

这两则记载中，前一则讲“复铜禁”与“增钱监用铜多”矛盾，使人感到费解。后一则讲王存等请复开铜禁，那么照理前此曾恢复铜禁，这又没有记载。一般以为前一则记载较为可靠，那么只能解释为当时钱监所用铜多来自贸易，恢复铜禁会使一些钱监的用铜得不到保证。惜记载过略，无法得到确证。

第二节 铜禁的贯彻

宋朝统治者对于铜禁的实施是很重视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宋孝宗如下一段被人广泛引证的言论上。

［淳熙八年］五月丙子，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板，每京尹初上辄示之。”[17]

一 为实现铜禁而颁行的刑法

禁令要靠刑律作后盾，宋朝像前代一样，为保证铜禁的贯彻而颁布了一系列刑律。

后周柴世宗时颁布的铜禁法律非常严厉，宋朝建立以后纠正了其过甚内容（如准许存留佛像），其他则继承沿用。到宋真宗时，取消了犯铜禁处死的刑法。此事分两步进行：先将七斤以上处死改为规定五十斤以上奏裁，后又完全取消死刑。李焘记：“［咸平四年九月丁亥］江南转运使冯亮言：‘旧敕犯铜禁者，七斤而上并处极法，奏取敕裁，多蒙减断。然待报逾时，颇成淹缓。请别定刑名，以为永制。’诏自今满五十斤以上奏裁，余递减之。”[18]“［天禧三年］十一月乙卯，诏自今犯酒曲、铜等有死刑者去之。中书参详，请令所在杖脊、黥面，配五百里外牢城。诏可。”[19]

熙宁年间，大臣张方平反对王安石解除铜禁，在奏疏中征引“嘉祐编敕”：“犯铜并石一百（？）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九斤决讫刺配逐处牢城，十斤以上决讫刺配千里外牢城。……若犯铜矿枵夹杂者，只据烹炼到实铜科罪。仍委转运司将条约逐季举行。”[20]根据这一规定，犯铜禁十斤及十斤以上，都要杖脊刺配千里外牢城，虽得免死，所处刑罚也是很重的。

《系年要录》卷一○一载，南宋绍兴六年五月，宋廷又以诏书形式颁布了关于铜禁的新刑法：“自今铸熔钱宝及私以、铜制造器物及买卖兴贩之人，一两以上，并徒二年；本罪重者，自从重。”这一诏令将定罪下限由百两改为一两，即犯铜禁一两即要判徒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八又载，次年在重申此刑律的同时，又对邻保失觉察规定了处罚办法，即“邻保失觉察铸造，并杖一百”。因此次立法过重，数年后又加以纠正。《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九载：“［绍兴］十年五月十三日，户部言：‘续降禁铜器指挥，一两以上并依翡翠服用法，徒二年，赏钱三百贯。缘立法太重，诸路州县未见遵依。今欲并依绍兴旧法：一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令众三日，配本城；十斤配五百里。里厢耆巡察人失觉察杖八十。杖一百，罪赏钱五十贯；徒二年，钱七十贯；每等加十贯，流二千里，钱一百贯；每等加十贯。邻保知而不纠者，以犯人减一等。……’并从之。”此次将犯铜禁一两的刑罚依“绍兴旧法”改为杖一百，一斤以上加“令众三日”，十斤配五百里。较之嘉祐编敕规定十斤及十斤以上刺配千里外牢城来，似略有减轻。

以往所谓犯铜禁，一般指非法采炼、铸造铜器、出卖铜器者。《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九载，宋高宗时，又增加了对购买铜器者的刑罚：“［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户部言：‘其买铜器之人未有约束，欲并从杖一百私罪科断。’……并从之。”为了保证收缴铜器命令的实行，官方又颁布了对拒不缴纳者的刑罚规定。同书又载：“［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户部言‘士庶之家，除照子及寺观佛像、钟、磬、铙、钹，官司铜锣存留外，其余所有石、铜器如违限不纳入官，不满十斤杖一百，赏钱一百贯；十斤以上并徒二年，赏钱三百贯，许人告。或豪富命官之家限外尚敢沉匿，依条给赏、断罪外，具名取旨。当职官奉行违慢，重行黜责’……并从之。”

《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也收录了关于铜禁的刑律：

诸私有铜及石者（原注：铜矿及夹杂铜并烹炼净铜计数，其盗人许存留物者免，烹炼每两除豁三钱），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为人造作器物者，与物主同罪，配亦如之，作具没官（原注：自造者准此）。……

诸私有铜锣（原注：谓堪充军用者）杖一百，许人告（原注：村乡保五曾经镌记及官给者非）。

以此同前引律文相比，所载刑罚较前似又略有减轻，但规定更为详细，可操作性有所加强。

二 奖励举报和对有关官吏的激励措施

宋代官方在颁布刑法的同时，往往附有奖励举报的内容，这在前引文字中已有体现。

奖励举报的奖赏厚薄，通常与犯法者判刑的重轻密切联系。例如，《嘉祐编敕》中规定：“其因告获合支赏钱者，一两以上一贯，每一斤加二贯；过徒三年，每一斤加五贯，并至五十贯止。”[21]南宋初提高了赏钱数。《系年要录》卷一○一载，绍兴六年五月诏书规定，对犯铜禁者“赏钱三百千，许人告；邻保失察铸造者，赏钱二百千”。《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九载，绍兴十年，规定了新赏格，将数目稍作削减，具体为：“杖一百，罪赏钱五十贯；徒二年，钱七十贯；每等加十贯，流二千里，钱一百贯，每等加十贯。”宋宁宗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引《赏格》又调低了赏格，规定：“诸色人告获私有铜及石者：杖罪［赏］钱五贯；徒一年，钱一十五贯；每等加一十贯；流二千里，钱六十五贯；每等加一十贯。”又补充规定：“告获私有铜锣（原注：谓堪充军用者）计斤两准铜价倍给。”

为了防止因有关官吏作弊而使应得赏者得不到奖赏，宋廷多次强调要确保应赏者得赏。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五载，崇宁四年四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下文中讲：“获私铸钱宝、私造铜器合支赏钱，才候见得情由，即据合支数目立便支给，各于犯人名下理纳入官。”《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也有类似内容。

铜禁的落实很大程度上要靠官吏的努力，官方为激励官吏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现存记载中，未见北宋前期和中期官方在这方面的专门规定。见于记载最早的，似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五所载宋徽宗崇宁四年四月的一条敕令，它是朝廷针对“民间私铸钱宝及私造石、铜器”问题给“监司州县及巡捕官”所下“约束”中的一项：“提刑司每岁比较巡捕官所获私铸钱宝、私造铜器一路最多最少之人名二员闻奏，当议除合得罪赏外，明行升黜，以为劝戒。”此项规定是通过奖赏最好、惩罚最差来激励州县官和巡捕官员们。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二载，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十二月颁下如下诏令：“郡县每月责都监、巡尉状有无私铸铜器及纳不尽之数，如因事骨，将巡尉、都监一并收坐，守、卒并议责罚。仍令御史台觉察，监司不觉察与同罪。”此诏令主要针对都监、巡尉，因为他们负责地方治安，同时兼及知州、通判和路级监司，涉及面颇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八一载，淳熙十六年十二月，根据江东提刑司的奏报：“宁国府太平县尉高世懋获到私铸铜器六百一十斤，乞行推赏。”于是高世懋受到“诏转一官”的奖励。

笔者在残存的《庆元条法事类》文字中，未检到官员查获违犯铜禁事的奖赏格，但在该书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找到了二则与此有关的如下规定：

诸巡捕榷货人各给印纸，具录所捕获物数若失觉察本地分停藏货易透漏若私置炉烹炼者，听以所获犯人刑名等第互相准折。刑名不等，许通计（原注：并谓已获犯人者。笞罪二折杖罪一，杖罪二折徒罪一，徒罪二折流或配罪一；其以重罪折轻罪者准此）。能于三十日内别获犯人榷货人亦听依此折除。

诸产铜、铅、锡界巡捕官任内亲获私置炉烹炼若卖买不入官应赏者，未获犯人二斤比一斤，遣人获者各一斤半比一斤。

前者是受奖赏（同时也是受处罚）时的折算办法，后者则为只获物未获人、自己未亲行者的奖赏办法。这些规定如此详细，使我们可以体会到官方对奖赏规定的细密程度。

有赏必有罚，在同上书中，关于惩罚的办法记载较为完备：

诸巡捕官任内透漏铜出界，及失觉察私置炉烹炼、或卖买不入官，以捕得斤数折除外，五十斤展磨勘半年。县尉殿三月参选，百斤展一年，二百斤展二年，县尉殿一年。如系所产去处，各递加一等（原注：磨勘殿选并以一季为一等。专差巡捕使臣，透漏失觉察至二百斤，仍降等差遣）。其铜矿、铅、锡十斤、或铜垢以烹炼到净铜五斤，各比铜一斤。

诸巡捕人失觉察本界内停藏（原注：谓经日者）、贸易若透漏私有榷货而被他人告捕获者，犯人杖罪笞四十，徒罪杖八十，流罪杖一百。若系产铜界内，巡捕人透漏失觉察私卖铜或私辄铸造铜器出卖者，各加一等。

诸出产铜、铅、锡界内耆长失觉察，私置炉烹炼而为他人告，捕获并同保人保正长知而不纠者，并依界内停藏、货易、透漏榷货法。

诸守令任内失觉察贯（销？）钱宝、私铸铜器，提点刑狱司具申尚书省取旨。

诸私铸铜器物守臣月具有无违戾闻奏，并申提点刑狱司，仍从本司检查类奏。如有违戾，具当职官奏裁。

上引第一则针对官员，第二则针对任此责的吏人、军兵和役人，第三则专门针对耆长、保正代，第四则专门针对知州知县，第五则申明月报制度。规定严密而自成体系，显示出有关制度的成熟和完备。

值得注意的是，同书中又有如下一则规定：

诸巡捕官获私造铜、石之物，所属监司岁终比较（原注：谓私造铜石系提点刑狱司比较之类）其最多最少之人（原注：最少，谓地分内透漏及犯者数多而获到数少者），每路各二员以闻。

它显然是前引崇宁四年诏令的翻版，这提示我们注意《庆元条法事类》的性质：它实际是一部前代诏敕命令的汇编（当然有加工）。所以，它包含的内容绝大部分不是新制定的，而是收录旧日已有的规定。所以，前引它的各项规定中，有些可能是北宋时就已存在的，可能是已经实施了很久的，只是我们无法知晓这些具体规定的具体产生时间罢了。

南宋时期，为了表示朝廷对铜禁的重视，在一些官员的官衔中，专门加入了相关的文字。我们在《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二至一四六二六引宋残本《吏部条法》中，可以看到许多巡检官衔内带有与铜禁有关文字的实例。如：“安吉州荷叶浦巡检、巡捉私茶盐矾私铸铜器兼催纲”“武冈军永和寨巡检搜捉铜钱下海出界私铸铜器伪造会子销钱宝”“淮安州淮安县马逻巡检兼催纲巡捉私茶盐矾铜钱私铸铁钱铜器搜捉铜钱下海出界”“庐州焦湖巡检巡捉私铸铜器搜捉铜钱下海出界兼监孤姥山粮仓”“潮州揭阳县鼓楼岗管界巡检巡捉私茶盐矾私铸铜器搜捉铜钱下海出界”等。这一做法强调了这些官员铜禁方面的职责，也反映了官方对铜禁事的重视。

三 贯彻铜禁的其他设施

由于被禁止制造和销售、占有的不是全部铜器，即有部分铜器是允许制造和销售、占有的，这样就给铜禁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欠，官方规定制造被允许制造的铜器时必须向官方购买铜，或者直接向官府购买这些铜器。以下三则记载是民间被允许造铜器后向官方购买铜的实例：

大中祥符元年肇锡新额……惟钟阙如……陇西黄仁厚欣然乐善，首施净财三十万……天禧四年冬十月……乃抵郡荐状，乞闻天庭。寻诏下，许输钱易铜以铸斯器。[22]

［元丰三年九月］八日，权三司使李承之、前副使韩忠彦、判官黄好谦各展磨勘二年。先是，百姓阎庆诈为中使程昭吉状，称内中降钱买三司铜铸钟，三司不详真伪，听买。及覆奏，庆既决配广南，故承之等有是责。[23]

［崇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诏诸路崇宁寺观铸阙铜，许给公据，前去就场买铜。[24]

只令买官方的铜，仍不容易防止私铸，官方又令民间购买官制铜器，要卖铜器，则要先经营铸造铜器。《长编》卷六四记：“［景德三年冬］废在京铸钱监，改为铸泻务，掌造铜、铁、石诸器及道具，以供内外出鬻之用。”宋仁宗时正式颁下了民用铜器必须向官方购买的敕令。《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九载：“天圣八年四月三司言：准编敕，铙、钹、钟、磬、酒镟子、照子等，许令在京铸泻务、在外于就近便官场收买，并须镌勒匠人专副姓名并监官押字，将往外处者仍给公据。今详铸泻务逐旬造到器用功课斤两，欲先令尽数赴省呈验，讫，差人押赴在京商税院出卖。从之。”

官卖铜器可以一举两得，既有利于铜禁贯彻，又可赚到相当利润。宋神宗时，王安石放宽铜禁，也曾有过增加官铸铜器以赢利的想法，此想法在他同苏辙的如下争论中得到体现：

［王安石］一日复问铸钱，［苏辙］对曰：“……钱日益滥，故盗铸日多，今但稍复旧，法渐正矣。”介甫曰：“何必铸钱！古人以铜为器皿，精而能久，善于瓷漆。今河东铜器，其价极高，若官勿铸钱而铸器，其利比钱甚厚。”……其后铜器行而钱法坏。[25]

王安石认为既然铸铜器比铸钱更有利润，就应该少铸钱、多铸铜器。既言“其后铜器行而钱法坏”，则如果苏辙所述无误，则王安石执政时期官铸铜器的规模扩大了。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八一载，北宋后期宣和年间，宋徽宗尊道抑佛，下令收缴寺院铙、钹，后来迫于压力，又允许寺院使用铙、钹，但又规定：“僧尼所用铙、钹，已措置令在京文思院广行制造出卖。”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南宋淳熙十年有官员上奏言称：“勘会昨降指挥，拘毁官司铜器，禁销钱宝，前后措置断罢条法指挥非不严备，然其间有许置造行用之物别无关防，置（致）藉以为奸。”“十一月十九日，奉圣旨将钟、磬、铙、钹、钟、许（杵）、官司铜锣并照子、棱作、钉铰、等今后亦不许铸造……内公私必用之物，官为制造给赏，仍令工部条具申取朝廷指挥。”这道圣旨差不多等于完全禁止铜器私造，而规定“公私必用之物”全由官造。又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至一二八，此后庆元三年正月，宋廷对铜禁作了多方面规定，其中也有：“一、钟磬等、鞍辔、作子，令文思院铸造，听人户、僧道请买。”“一、民间照子令湖州拘籍工匠在官铸造，从人户请买。”这二条都是讲官造铜器，其中后一条特别讲湖州官造照子，显然意在以产铜镜闻名的湖州民间私造，正如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讲：“湖州旧鬻镜行于天下，至是官自铸之。”

官方为实施铜禁采取的又一措施，是将部分铜匠召入或捕入钱监，让他们为官方效力，同时不再私铸铜器。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北宋崇宁二年，官方“募私铸人丁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谓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这里所言“私铸人”大约主要指私铸钱币人，但私铸钱币者与私铸铜器者是很难区分的。

《系年要录》卷一七三载，南宋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御史中丞汤鹏举上奏讲：

近因臣僚奏请，乞根括铜匠招入铸钱监充役。户部看详：下提刑司委诸通判括责，籍定铸造铜器人姓名，听候指挥。臣契勘诸州县铜匠无虑千百家，家有十数口，若尽行拘籍，即是一旦驱数千人转徙异乡复当重役，似非国家忠厚之意。况来臣下奏请，止欲禁人销钱为器，只合申严条制，戒饬州县常切禁戢，俟其违犯，决配铸监可也。今来见有祖宗成法，又未有未犯法者遽然押铸钱司。有如工役之重固不论，而养赡不足，失所者多矣。窃恐似有未当。伏乞申严禁戢销熔钱货条令，严切施行。若已成而未铸者、已铸而［未］出卖者，臣拟并许诸色人告首，尽以家业充赏，然后断配钱监，庶几行法用刑，有以慰安民心。

这说明当时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入钱监，汤鹏举认为这样有悖常理，建议只将违法者拘入，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九载，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在收缴铜器的同时，官方规定“铸铜器匠人立赏钱三百贯，许人告捉，从徒二年断罪，配钱监重役”。同书又载，当年十月，官方又对招募民间铜匠入钱监作出如下规定：“如有铸铜工匠原（愿）投充近便铸钱监工匠之人，更不刺军号，日支食钱二百五十省、米二升半，常加存恤，无致失所。”

宋孝宗初即位的绍兴三十三年，此后的淳熙七年、宋宁宗庆元三年，宋廷又重申将违禁铜匠拘入钱监的命令[26]。

为了有效实施铜禁，官方又利用了我国传统的结保连坐法。《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五载，崇宁四年四月，官方规定：“邻保内如有私铸钱宝和造铜器之人，若知而不告，并依五保内犯知而不纠法。”《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南宋孝宗淳熙十年十一月，圣旨规定：“应民户每五家为一保，如有违犯，保内不陈首，并减正犯人一等科罪。”

这里还应言及，宋廷在贯彻铜禁时，比较注意宣传和造声势。在不少官方有关公文中，都附有要求写在墙上公布和令百姓知晓的文字。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五载，崇宁四年四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白札子规定：“私铸钱及私造铜器罪赏条禁并仰于逐地分粉壁晓示，仍真谨书写，监司所至点检。”《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榷禁·铜石铅锡铜矿》载：“诸私铜、石器物及买贩罪赏条禁于要闹处晓示。”又《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载，庆元三年正月，三省下文规定：“一、令诸路监司、守臣行下州、县等，结甲立罪赏，粉壁晓谕。”“一、今降指挥到日，仰诸路监司等镂板晓示。”上引诸例都有关于公示的内容，很能说明官方对此的重视。

四 几次大规模地收缴铜器

大规模地收缴铜器，也是落实铜禁的措施。北宋时期的几次收缴，大抵都有特殊原因，南宋时期的几次收缴，则同铜器的泛滥关系密切。

北宋第一次较大规模收缴铜器，仅限于江南各州。收缴的原因，是江南各州前此未有铜禁，现入宋朝版图，要统一实施铜禁，所以要收缴铜器。据载：“太平兴国二年，有司言：‘江南诸州铜先未有禁法，请颁行之。’诏从其请。除寺观先有道佛像、钟、磬、铙、钹、相轮、火珠、轮铎及人家常用铜鉴外，民间所蓄铜器悉送官给钱偿之，敢有匿而不闻者，论如律。”[27]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宋太宗雍熙初“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此次收缴似仅限于京师，规模较小，故不见他书记载。

北宋第二次大规模收缴铜器，是在元祐年间。这次收缴铜器，大约同王安石有限解除铜禁有关，在元祐年间全面恢复铜禁，收缴铜器也是合乎情理的。《长编》卷三七五记：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诏铜、锡、石依旧禁榷，有犯并私造作及与人造作器用，罪赏依嘉祐编敕法。除诸军、官员器用鞍辔及寺观士庶之家古器、佛道功德像、钟、磬、铙、钹、铃、杵、相轮、照子等许存留外，余铜器限一百日赴官送纳，每斤支钱二百文；限满不纳，杖一百，物没官”。后元祐五年，似又重申此令。与这二次敕令相呼应，大约搞了大规模地收缴铜器。

北宋第三次收缴铜器，同宋徽宗排抑佛教有关。据载：“宣和元年正月乙卯，御笔：‘天下僧尼已改宫观，其铜钹、铜像塔等，按先天纪，钹乃黄帝战蚩尤之兵器，胡人之凶具，中国自不合用。可通行天下，应僧尼寺院并士庶之家，于逐路已改宫观监司处，限十日送纳，不得隐匿毁弃，类聚厅重，具数闻奏。’……庚申，诏：‘已降指挥铙、钹、佛像等限十日纳官，可除铙、钹依已降指挥，佛像并存留，依所赐敕号，添用冠服，遍行天下。’”[28]这次收缴，起初拟收缴寺院的铙、钹、佛像，因收缴佛像阻力太大，后改为只收缴铙、钹。两年后，宋廷又重申此令，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八一载：“［宣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书省、尚书省言：‘勘会僧尼所用铙、钹，已措置令在京文思院广行制造出卖。访闻多有昨来首纳未尽数目，窃虑影带私造，难以禁戢。’诏应首纳未尽铙、钹，限一月许随所在官司陈首，特与免罪，官为镌凿字号，给据照验使用。如出限不行陈首，断罪告赏并依私有铜法，仍仰所属言行觉察公吏人等不得阻节接便乞取骚扰。”这次收缴比前一次规模似小些。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进行的一次收缴铜器，是规模空前的。李心传记述此事始末颇详：

［绍兴二十八年秋七月戊寅］起居舍人洪遵面对，论铸钱利害……上谕大臣曰：“遵论颇有可采，前后铜禁，行之不严，殆成虚文。铜器虽民间所常用，然亦可以他物代之。今若自公卿贵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后申严法禁，宜无不戢者。”己卯，上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件，送铸钱司，遂大敛民间铜器。其道佛像及寺观钟磬之属并置籍，每斤收其算二十文，民间所用照子、带夸之类，则官鬻之。凡民间铜器，限一月输官；限满不纳，十斤已上徒二年，赏钱三百千，许人告。自后犯者，私匠配钱监重役。其后得铜二百万斤。[29]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引《国史》除有与上引记载类似记述外，又记，时“有旨，士庶之家送纳铜器并开其见任寄居官及形势之家所纳过者并斤重、职位、姓名庚（申）省照会”。《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九则记，官方规定还有“士庶之家，除照子及寺观佛像、钟、磬、铙、钹，官司铜锣存留外，其余所有石、铜器如违限不纳入官，不满十斤杖一百，赏钱一百贯”一条及“或豪富命官之家限外尚敢沉匿，依条给赏、断罪外，具名取旨。当职官奉行违慢，重行黜责”一条，可补充前引李心传语的遗漏。

这次收缴铜器除规模空前外，还有一些引人注意的特点：一是皇帝重视，用缴出御府铜器的方式表示以身作则；二是专门向达官贵人发出了警告，而这些人是铜器的主要购买者；三是规定较为严密，考虑到了相关的各种问题。

这次收缴铜器数量可观，据上引有二百万斤。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一载，“［乾道九年闰正月］十一日［提点坑冶铸钱］王楫、李大臣（正）状奏：‘臣窃见绍兴二十八年指挥拘收器具，数目浩瀚，州县惮水脚之费，多不解发，亦有唤（换）易妄用之弊。乞令臣等委官分路取索干照根刷。……’诏依。”可知十多年后，此次收缴的铜器仍未处置完。

南宋又一次大规模收缴铜器是在庆元三年（一说在庆元二年）。李心传记：

庆元三年，乃复禁铜器（原注：二月癸巳）。民间旧有者，限两月赴官投卖，每两以三十钱酬之。民间多不尽输，遂命再限两个月，不复酬以钱，违者许人告（原注：六月庚申）。湖州旧鬻镜，行于天下，自是官自铸之（原注：二年八月甲戌）。[30]

《宋史全文》卷二九、《宋史》卷三七《宁宗本纪》又记，同年“闰六月甲戌，内出铜器付尚书省毁之，遂命申严私铸铜器之禁”。（按：《宋史》无“遂”字）这次收缴铜器，导致了神泉监的恢复生产。

岳珂《桯史》卷一《晋盆盂》记：“余居负山……庆元元年五月，大雨溃其巅，古冢出焉……有铜带数……一铜盆……一铜盂……丙辰岁（编者按：庆元二年），诏禁挟铜者。州家大索以输严之神泉监，家人惧，盂复偕送官，独盆偶椟它所，今乃岿然存。”此则记载从侧面使我们感受到此次收缴铜器的气势，连刚刚出土的文物也被收缴。

五 铜禁贯彻的效果

关于宋代铜禁实施的效果，过去有一种认识，即认为官方所屡次颁下的诏令，不过是一纸空文，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这种认识或许有些绝对和失实。

认为宋代铜禁一纸空文说者，所举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宋代私人铜器铸造业的兴盛。不错，宋代民间铜器铸造业有时确实兴盛，有些地方甚至成为著名的铜器产地。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一宋太宗至道二年的诏书中言及“应私铸铜器、蠹坏钱货，建康府、台、明、湖州犹甚”。北宋中期又有“太原铜器名天下”之说。[31]南宋私铸铜器往往与非法熔毁铜钱相关联。《系年要录》卷九六载，绍兴五年十二月，权户部侍郎王俣上奏讲：“……江浙之民，巧伪有素，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其为甚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苏湖，浙东蠡越，鼓铸器用，供给四方，无有纪极……”绍兴八年户部侍郎李弥逊上奏说：“契勘自来石铜器法禁私有非不严密，而民间铸造贩卖滋甚。……如浙东路绍兴府、温台明州，浙西路临安平江镇江府、湖秀常州，江东路建康府句容县、信州，福建路福泉建州，江西路虔吉州丰城县、临江军新淦县等处，铸造铜器尤盛……”[32]《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载，宋宁宗庆元二年八月，有官员上奏称：“销之禁不可不严。且如辇毂之下，实为法令之始，孝宗皇帝固尝亲有训戒矣。今乃列肆负担无非铜器，打铸棱作，公然为业。又如建康之句容、台州之城下，专以古器得名，今则绍兴、平江等处皆有之；江西之抚州，专以匕箸器皿得名，今则四明、隆兴、鄂州、静江等处皆有之……”时人袁燮也上奏讲：“销钱为器，未始无法，而获利十倍，所在公行，句容、天台、四明、池阳、临川之所铸者以精巧名，人皆贵之。”[33]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宋理宗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奏：“……京城之销金，衢、信之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

从上引记载看，在宋代，民间铜器铸造业时时处于兴盛状态，建康府、台州、湖州、明州等更是屡次被人言及，成为最著名的铜器铸造地，这说明官方的铜禁并没有使民间铜器铸造业灭绝。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即认为宋代的铜禁没有发挥作用。首先，应当注意到，有些铜器在一些时间里是被允许民间铸造的。其次，从上文所述几次大规模收缴民间铜器中，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点铜禁造成的恐怖气氛。再次，可以查见有关惩处违犯铜禁者的记载：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辛未］考功员外郎、知晋州齐化基削籍、黥面流崖州，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在晋州尤为苛刻，而诸子受赇五百余匹，又蓄铜器，衣涂金袍裤……[34]

［知明州］在郡十年，政宽和……尝获铸铜者，不忍置诸法，谕令易业，民由是无再犯。淳熙三年，授安庆军节度使。[35]

私铸铜器，法制甚严。信州永丰县民犯禁，为人诣县告，逮赴狱。罪状已白，典吏毛遂、周永受赇释之。告者经坑冶司诉理，械二吏送饶州州院……[36]

［庆元四年］五月十七日，知南恩州李延年放罢，差主管台州崇道观，理作自陈。以广东提举陈宏规奏：“近降指挥禁绝铜器，槌毁偿价。延年公然掊敛州县钱物，不即槌碎，仍给与之，可见营私。”[37]

［嘉定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太府寺丞张镐放罢，以右谏议大夫郑昭先言其试郡潮阳，专事苛敛，运铜下海，为人所持。[38]

张尚书初尹京，禁铜器。有僧持匙箸一副来首，及追问，则自祖父相传，每日以此斋僧一员。公纵之。而语僧曰：“汝能办事，今则刺汝为厢军。”乃当额大刺“专一搜捕铜器”六字。[39]

上引各例中，有人（包括官员）因违犯铜禁受处罚以至被判刑者，有犯铜禁被抓捕后受到宽大处理者，有官员在执行铜禁时违法受惩处者，都说明铜禁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发挥着作用。在上引最后一例中，虽述一位昧了良心的举报者遭到报应的事，但家有一副铜板具就被人举报的情况，也足以使人感到铜禁的严厉。

事实上，宋代铜禁贯彻有两个侧面：一方面，官方非常努力地推行铜禁；另一方面，铜禁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就在于铸造和销售铜器利润丰厚。对于熔化铜钱铸造铜器所能得到的利润，宋人多有议论，或讲五倍，或讲十倍，这是促使私铸者违法的最根本的原因。于是，官方的禁止与私铸者违法私铸反复争斗，基本贯彻宋朝的始终。正如宋人所议论：

铜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严禁，而今日稍稍知惧，数月之后浸以如故……[40]

盖铜器之弊甚矣，则尽行销毁，虽王公贵戚之家敢有私铸者，必罚无赦……此三者，皆理所当然，而人情之所不乐者也……今严于约束，令于天下曰：毋冶铜……闻者悚然，莫我敢犯矣，不知既久而能如是乎？自绍兴铜禁之峻，凛凛可畏，而曾不数年，私铸自若。……岂非利心难遏，暂止复作耶！必欲绝其利心，非严刑峻法不可，而严刑峻法非平世所尚，然则果有何道而使人心悚畏常如今日也？[41]

这样，官方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地禁铜高潮，制定了越来越详细的禁铜法规。但是，私铸铜器的现象总是不能禁绝，只要官方稍有放松，私铸铜器的现象就会泛滥。

六 关于铜禁的评价

铜禁是由轻重理论派生出来的，它的基点是君主专制。实行铜禁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官方想通过实行铜禁来控制铸造铜钱，通过控制造币来掌握调控经济的杠杆；二是实行铜禁可以保证铸造铜钱的原材料供给，并降低成本。其中前者含有错误的成分，即认为控制造币就能控制经济显然是不对的。这种认识包含有对轻重理论的曲解和对货币作用的某种盲目崇拜。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官方试图通过控制造币来调控经济的作法，也积极成分。因为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有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实行铜禁，就比较有效地抑制了私人违法铸造劣币，这对经济和社会都是有益处的。由于铜禁保证铸币原材料供应，降低成本，应该说，官方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由于官方垄断了最好的矿山，最有利的资源，因此，宋代的铜钱铸造不但数量多，而且成本很低。

然而，宋代实行铜禁，其消极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其中最直接、最直观的一个弊病是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王质《雪山集》卷二《论庙谋疏》曾针对此提出批评：

今之谋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铜器，此为利亦末矣……举天下之铜器而付之炉冶，或者以为风餐土食之余、薪烹火化之后，颇不利于铸钱，而生民器用，一扫而空之。此二者皆以毫发之利，而召天下之怨，岂非谋利害者不揣轻重，不量多寡之过欤。

就宋代情况而言，人们对铜器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随着生产的进步，人们用铜制造的器物种类比前代大为增加了。官方的多方限制，严重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这里尤应指出的是，铜禁实行过程中，特别是多次收缴民间铜器过程中，肯定毁坏了大批文物，前引岳珂所述就是一个例证。

当然，人们往往忽视铜禁在更深层次上给社会带来的害处。这就是因为实行铜禁，同时禁止熔化铜钱铸造铜器，阻断了铜钱退出流通的主要渠道。铜钱作为主币也是一种商品，尽管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也有市场价格和自身价值的差异，其正常市场价格的实现，有赖于其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又有赖于它能随时部分地退出（或回到）流通领域。由于实行铜禁，铜钱无法退出流通，其市场价格就长久地偏离自身价值。铜禁连同宋朝其他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币制的混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给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以下对“钱禁”的分析中将作进一步讨论。

第三节 铅锡禁

宋朝实行铅禁、锡禁的目的与实行铜禁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保证铸钱原料的供应。三者联系密切，故附于此述之。

宋朝对于铅、锡的政策，大抵分为二阶段。北宋前期和中期，似对铅、锡没有实行全面禁榷，只实行局部管制。《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宋太宗“至道二年，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大约此二州是当时最重要的产锡州，官方将全部产品强行收购，应也是保证铸钱的需要。《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四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五月，诏书中言及禁止黑锡、白蜡私自出入京城门，似乎官方对铅、锡在京城贸易有所限制，然难得其详。《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载，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九日，宋廷下令“禁广南西路白蜡”。这或许与循州产的锡、浔州邕州产的铅有关。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宋廷下令“虔、吉州并为禁铜、铅、锡地分”[42]。这又是一次局部禁榷。虔、吉州似并不是当时最重要的产铅、锡州，为什么要专门宣布此二州为禁地呢？难以确知。但我们可推知当时铅、锡禁地应不止此二州。

又《长编》卷四六○记：元祐六年六月辛亥，户部言：“今后新城诸门透漏私锡入门货卖，百斤以上依出产地分巡捕官司不觉察私置炉烹炼法，百斤展一年磨勘，选人殿半年参选。二百斤展二年磨勘，选人殿一年参选。”“从之。”此记载说明当时严格禁止“私锡”入京城贸易。这似是对大中祥符七年诏书规定的补充。《长编》卷四九四又记：元符元年二月庚子，“户部言应不产锡地分官私［司？］自出卖，许通商贩及听铸造器用买卖仍并免税等法。诏从之”。这道命令等于宣布对所有产品锡实行官府批发。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载，宋徽宗崇宁四年三月，官方下令“诸路并榷白锡”。官方之所以先对白锡实行禁榷，大约是因为当时锡的产量比铅少。铸铜钱加锡的效果比加铅好。不过，到南宋绍兴五年三月，宋廷开始对铅、锡都实行禁榷，李心传记：

［绍兴五年三月］乙未，初榷铅锡：应产铅锡冶坑，尽行封桩，具数并价申部。令榷货务依盐法措置，印造文引，许客人算请给卖，赍赴指定州军坑场，又请通行兴贩。所有铸钱司合用鼓铸数，仰赍钱赴坑场依价收买，本钱依旧令转运司支拨。如不足，于上供钱内贴支。如数目比额增减，其守令、监官、巡尉并比类买纳盐增立赏罚。用总制司请也。[43]

宋孝宗乾道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权发遣处州姚述尧在上奏中言及：本州“……铅货以十分为率，内二分纳官，八分给坑匠，即就勒赴官中卖，量立价，每斤支钱二百文收买……”“诏并依”。[44]

此记载可进一步证明，官方对坑冶所产铅是全部收买的。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二八《铜石铅锡铜矿》中明确规定铅、锡为禁榷品，并对实施禁榷有详细规定：

诸出产铜铅锡界内，耆长失觉察私置炉烹而为他人告捕获，并同保父（人？）、保正长知而不纠者，并依界内停藏、货易、透漏榷货法。

诸私有铅（原注：夹杂者并黄丹砂并烹炼净铅计数）一斤笞五十，二十斤加一等，过杖一百，三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出产地分私烹炼加一等。

诸以铅造、妇人首饰、钗钏及棱道泥，画日听造。获私有铅者准价。

诸产锡界内，寺观及私家所有功德像之属听留，仍官给文凭，遇损坏卖入官（原注：下条锡器物损坏准此），其寺观仍具名件置籍及榜示。

诸产锡界内，民间所用锡器物，听于通商处收买，诸（诣？）当处税务验实，具数给公凭，赍诣所居州县税务覆验，亦听货易（原注：货易者仍于本务俟凭，货讫限次日纳毁）。

同书卷三六《商税》引《关市令》也规定：

诸锡非出产界而官卖者，听商贩及造器用货易，仍并免税。

诸产锡界内民间所用锡器物，听于通商贩处收买，诣当处税务验实，具数给公凭，赍诣所居州县税务覆验，亦听货易（原注：货易者仍于本务换凭，货讫限次日纳毁）。

其内容包括禁止私自采炼，禁止私人占有以及相关刑法，包括官方对产区、非产区的禁榷办法差异，包括允许制造器物的范围、允许贸易的范围等。但显然这里引录的不是规定的全部，因为从情理上讲，关于铅的禁榷规定应与关于锡的大致对应，而现在所引并非如此。上引记载也表明，铅、锡禁大抵不如铜禁严厉。

[1] 《唐六典》卷三○司士参军条注。

[2] 《通鉴》卷二一三，《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

[3] 《唐会要》卷八九《泉货》，《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4] 分别见《册府元龟》卷五○一《邦计·钱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

[5] 《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本纪》、卷三七《明宗本纪》，《五代会要》卷二七《泉货》。

[6] 《旧五代史》卷四六《食货志》。

[7] 《五代会要》卷二七《泉货》。

[8]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参《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二○、《长编》卷九四。

[9]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九五。参《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

[10]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财用·铜钱》。

[11] 《长编》卷八，参《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道释存留铜像诏》、《佛祖统纪》卷四四《法运通塞》、《宋史》卷二《太祖本纪》。

[12]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

[13]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九。

[14] 周必大：《周文忠集》卷六七《平园续稿·汪大猷神道碑》，参《宋史》卷四○○《汪大猷传》、《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

[15] 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三章《北宋时期的货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91～92页。

[16] 《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17]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

[18] 《长编》卷四九。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一，唯“奏裁”作“敕裁”。

[19] 《长编》卷九四，参《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一○同年十月十四日条、《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令犯铜石私酒曲免极刑诏》。

[20] 《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21] 转引自《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22] 《云间志》卷下吕谔《福善院新铸钟记》，天圣三年初撰。

[23]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六之一二。

[24] 《宋会要辑稿》礼五之一六。

[25] 《龙川略志》卷三《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

[26] 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六，同书四之五五及同书二之一二七。

[27]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一。参《长编》卷一八、《宋史》卷四《太宗本纪》、《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按：此事《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禁铜》引《会要》系于太平兴国三年，疑误。

[28]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七《道学》，参《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八同年月庚申条、《嘉泰会稽志》卷七《宫观寺院·天衣寺》。

[29] 《系年要录》卷一八○，参《中兴小历》卷三八、《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

[30]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参《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五同年闰六月甲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31] 《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附曾孙仲游》。

[32] 李弥逊：《筠溪集》卷三《户部乞禁铜器札子》，参《宋史》卷三八二《李弥逊传》。

[33] 《絜斋集》卷一《便民五事疏》。

[34] 《长编》卷七○。

[35] 《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嗣秀王伯圭》。

[36] 《夷坚支庚》卷一○《刘职医药误》。

[3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三。

[3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四六。

[39] 俞文豹《吹剑录》。

[40] 《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唐赋税盐茶酒钱楮坑冶铜禁》。

[41] 《絜斋集》卷六《策问·革弊》。

[42] 《长编》卷三四七，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元丰四年“虔、吉州界铅悉禁之”。

[43] 《系年要录》卷八七，参《宋史》卷二八《高宗本纪》。

[4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

第五章 钱禁

钱禁，顾名思义就是关于钱币的禁令和禁止性法规。宋代的钱禁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私人铸钱，二是禁止销毁钱币，三是禁止钱币外流，四是禁止过量储藏钱币。因禁止私人铸钱是秦朝以后一直实行的，且与官方铸币、钱币流通秩序关系密切，故本书放到铜钱铸行各章按时期分别论述，本章则主要讨论后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节 禁止铜钱外流

一 前代的钱禁

我国历史上的钱禁是同轻重理论有联系的。《管子》中说，君主要“执其通施（货币），以御其司命”，又讲究通过钱币的收支进行轻重散敛。所以，我国历史上很早（秦朝或秦以前）就实行了国家垄断铸币，同时禁止私人铸币。汉代贾谊就提出了进而实行铜禁的主张，其目的，也是要国家垄断铸币。禁止私铸钱币自秦汉以后大抵是历朝历代都实行的。

宋朝钱禁的重点是禁止铜钱的外流和销毁，我国历史上官方在这两个方面的举措见于记载者时代却较迟。《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曾因广南夷族销铜钱制铜鼓，下令禁止。这道禁令似包括禁止铜钱自广南流入夷界和禁止销铜钱制铜鼓二重含义，是见于记载最早的禁止铜钱外流和销毁的法令，但此后长期不见类似情况。《册府元龟》卷五○一《邦计·钱币》载，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年（794）敕：“如有销钱为铜者以盗铸论。”《旧唐书》卷一四《宪宗本纪》载，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敕：“禁见钱出岭。”《唐会要》卷八九《泉货》载，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敕令销铸见钱为佛像者，同盗铸钱论”。这说明唐中期以后，唐朝已有了禁止铜钱外流和销毁的明确规定。

《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本纪》载，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下令“禁工人熔钱为铜器，勿令商人载钱出境”。据《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本纪》与《五代会要》卷二七《泉货》记载，天成元年（926），后唐又下令禁熔钱为器，同时颁布铜器最高限价，以使熔钱为器无利可图。《五代会要》卷二七《泉货》又载，后周广顺元年（951）颁布了非常严厉的法令：“……所有钱一色即不得销铸为铜器货卖，如有犯者，有人纠告捉获，所犯人不计多少斤两，并处死。”[1]如此，则五代也禁止销毁钱币和禁止铜钱外流。

唐朝曾两次限制储藏铜钱。《旧唐书》卷一四《宪宗本纪上》载，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六月“诏以钱少，欲设畜钱之令，先告谕天下商贾畜钱者，并令逐便市易，不得畜钱”。这还只是限制储藏的准备。《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载，元和十二年（817）正月敕令规定，京城内无论贵族平民，“不问品秩高下”，“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多余现钱二个月内处理，“如限满后有违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决痛杖一顿处死”。官员贵族，也处重罚，所贮超过定额现钱没收。但是，“法竟不行”。同书又载，太和四年（830）十一月敕，根据拥有现钱数，限一至二年，过限期没收。这次也是“事竟不行”。五代也曾有类似举措。《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本纪》载，后唐同光二年（924）二月，“应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贮见钱”。限制储藏铜钱，实施起来困难较大，似效果都不好。

二 禁止铜钱外流及出界的刑法

禁止铜钱外流，如前所述，在宋以前就有相关法令，但似不是钱禁中最重要的内容，故而未见关于这方面刑法的记载。到了宋代，禁止铜钱外流，成了钱禁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关的刑法也就较多地见于记载。《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引《会要》：

太祖建隆三年敕：如闻近日缘边州府，多从蕃部将钱出界，枉钱销熔。许人告捉，不以多少，并给与告人充赏。其经历地分应系干兵校，并当重断，十里（按：“里”疑为“贯”之讹）以上处死。

这一记载文意有些模糊，即重点是针对出界还是销熔不清楚，关键处“十里”又令人费解，可能有讹。但是，毕竟引文中禁止铜钱出界的意思是明显的。据此，宋朝立国之初就颁布了禁止铜钱外流的刑法，官方拟定的刑罚是严厉的（死刑）。不久，宋廷又颁布了更加严厉的刑法。《长编》卷九载：

［开宝元年］九月壬午，诏曰：旧禁铜钱无出化外，乃闻沿边纵弛，不复检察。自今五贯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

此诏书规定“五贯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可谓非常严厉。但是，所言五贯以下“抵罪有差”，比较笼统，尤其不知道定罪的最低限。同书卷一九引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诏令中言及定罪的下限，为铜钱百文。由此可知，当时携铜钱百文以上出境，就要被定罪，携铜钱五贯以上出境，就要被处死刑。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诏令“带铜钱”“出界”等“比旧法咸从轻减”[2]。

《长编》卷一三二又载，宋仁宗庆历元年五月，大约与边境紧张有关，宋廷修订了惩处携铜钱出境者的刑法，规定：“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番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与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

此次修订，将五贯以上处死，改为一贯以上处死，处罚比过去更加严酷。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上书反对王安石解除钱禁，他于其中征引了“嘉祐编敕”的有关内容。现引录如下：

一、将铜钱出中国界者，河北、陕西、河东不满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每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一贯文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其余二百文杖一百，每二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决讫刺配逐州牢城；二十贯以上依河北等路一贯以上刑名定断，随行之物并没官。其居停资给担擎人等依知情藏慝罪人律科断。……地分官司及应巡捕人等不觉透漏，并减犯人三等科罪。州县不切钤束，亦行勘断。内蕃人有犯，除河北外，并进奏取旨。

……

一、商客蕃客往南蕃者听逐人各带路费五百文，过此数者许诸色人陈告，犯人依杂禁条将铜钱出中国界刑名施行，蕃人进奏取旨，其钱尽数给告人充赏，仍委市舶司并缘海州军常切点检。[3]

嘉祐编敕的规定，可能比庆历年元年的规定略有宽松。虽然，规定中携带铜钱出西北边界一贯文以上处死，这一钱数同庆历元年规定的钱数是一样的，但这里仅限于西北三路，其他地区的惩处规定就比这要宽松得多，携铜钱出境的钱数要达到二十贯才处死刑。上引记载是现今所能见到的禁止铜钱出界立法较为详细的文献资料。这一记载，对自携铜钱一百文以上至二十贯以上，自杖一百到判死刑，作了较详细的记述。值得注意的是，“嘉祐编敕”为商客往南蕃贸易立有专条，但“犯人依杂禁条将铜钱出中国界刑名施行”一句，却令人费解：所谓“杂禁条”是指上引“将铜钱出中国界者”的“禁条”呢，还是另有什么禁条？

元祐初恢复钱禁，是否全部恢复“嘉祐编敕”的有关规定不得而知。《长编》卷四六一记元祐六年七月官方敕令，只讲“将铜钱出中国界者，三路及余路立徒流编配首从等法，及许人捕捉告赏钱，及知情停藏与官司不觉察之罪，即蕃人有犯，除河北路外并奏裁”，没有言及死刑，新刑法或较“嘉祐编敕”有所宽松。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九月，官方颁行“铜钱出界罪赏”，其中规定：“诸以铜钱与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编管；二贯流二千里，二十贯配广南，出中国界者，递加一等，三千贯（按：“千”疑为“十”之讹）配远恶州。许人捕……”[4]这里实际没有讲携铜钱出境的一般性规定，只讲对“诸以铜钱与蕃商博易者”的惩处规定。规定中没有死刑，且将三千（按“千”应为“十”之讹）贯铜钱出界才判配远恶州，显然比“嘉祐编敕”中对“将铜钱出中国界者”的惩处要宽松得多。另据南宋中期官员范成大记：“绍兴三十年，尝大立法禁，［携铜钱自海路出界］五贯之罪死，随行钱物，全给告人。罪赏之重，至此极矣。”[5]范成大所言，乃是官方对携铜钱出界的一般性规定，它与“嘉祐编敕”一脉相承。而范成大讲“罪赏之重，至此极矣”，却似不符合实际，因为五贯罪死，比起“嘉祐编敕”中西北三路一贯以上罪死来，显然要轻。

南宋中期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是将“以铜钱出中国界”与“以铜钱与蕃商博易”两种情况分立的。官方对这两种犯罪的惩处是相差较远的，此书卷二九《榷禁》载：

诸将铜钱入海船者，杖八十；一贯杖一百；三贯杖一百，编管五百里；五贯徒一年，从者杖一百；七贯徒二年，从者徒一年；十贯流二千里，从者徒三年。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依从者法。

诸以铜钱出中国界者徒三年，五百文流二千里，五百文加一等，徒罪配三千里；从者配二千里。流罪配广南，从者配三千里。三贯配远恶州，从者配广南。五贯绞，从者配远恶州。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减犯人罪一等，仍各依从者配发……

诸以铜钱与蕃商传易者，徒二年；五百文加一等，过徒三年一贯加一等，徒罪配二千里，从者配千里；流罪配三千里，从者配二千里；五贯配广南，从者配流三千里；十贯配远恶州，从者配广南。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减犯人罪一等，仍依从者配法。

此条法将禁钱出界的法律分为三项，即：“将铜钱入海船”“以铜钱出中国界”“以铜钱与蕃商博易”，分别开列了轻重不同的惩处规定。其中，“以铜钱”五贯出“中国（指宋朝）界”判死刑（绞刑）；而“以铜钱与蕃商博易”十贯为首者判“配远恶州”，“将铜钱入海船”“十贯流二千里”，似再重也无死罪。这比起北宋庆历、嘉祐年间的立法来，似乎是宽松了。当然，处死刑的人太多，实施起来可能困难较大，这或许是南宋立法比北宋稍宽的原因。《庆元条法事类》对与蕃商贸易用铜钱的惩处规定比北宋详细，还专门列出“将铜钱入海船”一项，似乎说明南宋官方对通过海上贸易外流铜钱较为重视。

三 对官吏的奖惩激励

钱禁要靠官吏贯彻，为此，宋朝在颁行钱禁刑法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激励官吏的措施。《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一载：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二月诏：沿边诸郡关防守吏谨视蕃商无许阑出铜钱，敢故纵者自五百至五千令有司差定其罪，著于令甲，有能告者第赏之。

此规定主要针对沿边诸州有关官员，“故纵”“阑出铜钱”五百文以上分等定罪。《长编》卷一三二载，宋仁宗庆历元年五月，宋廷颁行钱禁新刑法，在增加了惩处力度的同时，又规定“［犯人］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官吏比犯人减二等治罪，即如果犯人判死罪，官吏至少要判徒刑，似比过去加重了。

有惩罚相应地也应有奖赏。《长编》卷一七一载：“［宋仁宗皇祐三年十一月辛亥］定州路安抚司言：‘雄州、广信安肃军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自今巡防人等凡三告扑得所犯人，并迁一资。’从之。”

据《长编》卷四六一记载，宋哲宗元祐年间恢复钱禁，重新颁行的钱禁法令中，也有关于“官司不觉察之罪”的规定，但详情失载。又《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宋徽宗大观二年，诏令禁止铜钱出北边界并禁止辽朝人籴买宋境粮食，要求“诸路帅臣当务体同，宜多力禁止。如有违犯，帅臣当行窜逐，透漏官司于常法外重加军法”。这次将惩罚的范围扩大到“帅臣”这样级别较高的官员，是前所未见的，而对普通官员则以“军法”惩处，似也重于往时。

南宋时期，比北宋时期更重视对官吏的激励。《系年要录》卷六九载，绍兴三年冬十月戊戌，广南宣谕明橐上奏：“邕州之地，南邻交趾……闻邕、钦、廉三州与交趾海道相连，逐年规利之徒贸易金香，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进不许出。若不申严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二广边郡透漏生口、铜钱，应帅臣监司守倅巡捕，当职官失觉察者，比犯人减一等坐罪，庶几检察加严，上下循守。”于是“诏户、刑部立法”。“其后二部请故纵生口及透漏铜钱过界者，巡捕官减罪人二等，……镇寨官、县令、知通、监司、帅臣失察者抵罪有差。从之。”上引规定中“巡捕官减罪人二等”与庆历元年立法接近，而镇寨官、县令等失察，此只记“抵罪有差”，似治罪较轻。

《系年要录》卷一七○载，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官方发现“钱宝多有流入外界，盖缘场务官司利于收息博易”。于是规定，今后“如有透漏，其巡尉并场务官司知而不觉者，以违制论，仍行放罢”。同书卷一七二载，次年五月，官方又“申严福建、广东沿海铜钱出界之禁。犯者尽数给赏，检税官除名，守倅巡尉官抵罪”。同书卷一八○载，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奏“铜钱出界罪赏”，在规定对以铜钱出界者的惩处办法的同时，又规定“凡经由透漏巡捕州县知、通、县令、丞、镇寨官，市舶司官吏，帅臣、监司之在置司者，并减犯人一等；故纵者与同罪，不以去官原减。命官获三十缗者，进秩一等，余人赏钱五百缗，其他以是为差”。这一规定是我们可以查见的类似记载中奖惩面最广、惩最严奖最厚的。上引法规是否得到认真贯彻，史无明载。但记载中，确有官员因放纵铜钱出界而受到惩处。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一三载：“［绍熙三年］十月十八日，诏：前随州随县尉邢彦文降一官。坐在任日透漏白邋、铜钱故也。”

南宋比北宋更如重视防止铜钱从海上外流，宋廷在这方面也注意官员的作用。《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至一四六二六引《吏部条法》载：宋孝宗乾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广南、福建、两浙路通海去处，当职官任满批书委无透漏见钱出外界，方许注授差遣。”“当职官”大约包括港口州县的知州、知县、县尉、巡尉等。这些人在获得新差遣之前，须核查前任在铜钱外流方面是否有过失。后庆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官方敕令中言及“沿海缘边州知县、监镇、巡尉”，要“逐考批书有无捕获、透漏，得替参部陈乞比覆较日参考，关所隶选，分照赏罚条格施行”。它比乾道二年的规定进了一步，即要“逐考批书”。又后宋理宗淳祐“十年四月十八日，尚书省批下广西提刑司申：‘应沿海州军巡尉任满，须从本州保明有无铜钱漏泄出界，申本司契勘的实，行下批书。仍令邕州巡尉依沿海州军体例，批作“本州系沿江极边，即无铜钱出界”，亦照沿海体例，从本司行下，方许批书离任。’后批送吏部，从所申事理施行”。它似比庆元二年规定又有递进，即必须先经审核才能离任。

防止铜钱从淮南流入金朝辖境，就要先设法阻止铜钱过长江，官方立法禁止铜钱过长江，就此同时也颁布了奖惩官员的法规。《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钱银过江北》载，宋孝宗乾道九年五月，下敕：“将带铜钱过江北，比附铜钱入川陕界断罪。”同时，“令江淮帅、漕司，沿江淮州县并榷场官常切觉察。如州县并榷场官违戾，仰帅、漕司举劾申奏朝廷，重行停降。若帅、漕司失于觉察举劾，或因人告首及别事彰露，亦与州县并榷场官一等科罪”。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铜钱下海》有如下激励官员的规定：

命官获以铜钱出中国界者（原注：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并减半）：徒罪，减磨勘二年半；流罪，减磨勘三年，配远恶州，转一官、减磨勘一年；死罪，转二官。获与蕃商博易者（原注：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并减半）：徒罪，减磨勘一年半；流罪，减磨勘二年半；配远恶州，转一官。

诸色人获以铜钱出中国界者（原注：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并减半）：徒罪，钱三百贯；流罪，钱三百五十贯；配远恶州，钱四百贯；死罪，钱五百贯（原注：三百贯以上奏裁）。获以铜钱与蕃商博易者（原注：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并减半）：徒罪，钱二百五十贯；流罪，钱三百贯；配远恶州，钱三百五十贯（原注：获五百贯以上者奏裁）。

诸不觉察钱铜出中国界，或以铜钱与藩商博易者，市舶司当职官吏（原注：谓置司州）巡捕捕（后一“捕”字疑衍）官、巡防人以违制论；州知、通，县令、丞，镇寨官并经由、透漏去处，巡捕官、巡防人杖一百；故纵者与犯人同罪，至死减一等。（并见《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铜钱金银出界》）

诸沿海巡检、县尉透漏铜钱入海者，所属具申尚书省。

上引规定较为具体，有奖有惩，有针对官员的，也有针对吏人的。南宋庆元二年始，为了增加巡察官员的责任心，宋廷决定在有关巡察官官衔内加入有关钱禁的内容。这在《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二引宋《吏部条法》载端平元年四月敕令中反映得较为充分。其中载有：“淮安州淮安县马逻巡检兼催纲、巡捉私茶盐矾铜钱私铸铁钱铜器搜捉铜钱下海出界一员，淮安州淮安县下柳浦巡检兼催纲巡捉私茶盐矾铜钱私铸铁钱铜器搜捉铜钱下海出界一员”等带“巡捉私茶盐矾铜钱私铸铁钱铜器搜捉铜钱下海出界”衔的官阙共二十七个。《云间志·续入·增修华亭县学记》载华亭县知县系衔内也有“搜捉铜钱下海出界”。

四 北宋时期为防止铜钱陆路外流的措施

北宋官方防止铜钱从陆路外流的重点是河北和陕西，因为这两个地区分别与辽朝、西夏接壤；同时，陕西又同西蕃及西域诸国邻近，铜钱可能通过贸易流向西方。

北宋官方专门禁止铜钱从西部外流，最早的敕令似是《长编》卷二○所载太平兴国四年的诏书，其中讲：“自今两川民许杂用铜、铁钱，不得出他境。缘边戒吏谨视之，犯者论如法。”所谓“出他境”，应是自西部边界出境。当然，这里讲的是四川，而不是陕西。数年后的一道法令是针对从陕西外流问题的。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盐铁使王明上奏讲：“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他的请求得到批准[6]。于是，官方买马不再用铜钱，堵住了铜钱合法外流的重要渠道。宋仁宗时，又曾有用铜钱买马的情况出现。《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载：“嘉祐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宰臣韩琦言：‘秦州永宁寨元以抄市券马之处，昨修古渭寨，绝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苟荡然流入虏中，实耗国用，请复置场于永宁，而罢古渭城买马。’从之。”据韩琦言，由于将券马改为马场买马，造成缗钱（似是铜钱）的大量流失。此时恢复旧制，目的在于防止铜钱继续外流。陕西自庆历年以后，行用的铸币中，铁钱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铜钱则越来越少，大约铜钱外流的威胁就不大了，有关记载也就较少见于记载。可以查见者有宋哲宗元祐三年六月十三日诏：“河、岷、兰州沿边今后蕃客入汉贩卖回日，许所经城寨搜检，不得带钱入蕃，若在汉界，从其便。”[7]诏书主要针对蕃族人返回时携钱出境，虽未明言所禁为铜钱，但至少重点是禁止铜钱出境。

北宋时期铜钱通过河北流向辽朝境，始终是官方关注的和竭力禁止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二载，宋仁宗天圣七年七月，诏书规定：“河北州军自今厢禁军兵士与北客偷递违禁物色并见钱及与勾当买卖捉获者，内禁军从违制定，厢军从违制失断遣，并刺面配广南牢城收管。”这是主要针对河北驻军的，说明当时当地军兵在铜钱外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元祐四年苏辙奉命出使辽朝，回来讲辽朝境内“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8]。《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载，绍圣元年供备库使郑价出使辽朝，回来讲“北界支到抬箱人例物见钱七十余贯并是国朝新铸钱宝”。这说明，铜钱向北流入辽境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宋廷为此多次申明旧制，并颁布补充性规定。

在河北沿边，有宋、辽官方设置的互相贸易的榷场，分别设于雄州、霸州、广信军、安肃军等。铜钱通过榷场外流大约占较大比重。《长编》卷一七一载，宋仁宗皇祐三年十一月宋廷规定：“雄州、广信安肃军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自今巡防人等凡三告扑得所犯人，并迁一资。”此规定主要旨在鼓励抓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一载，宋神宗熙宁三年六月，宋廷又规定：“雄霸州、安肃军三榷场”，“合支见钱除充北客盘缠等钱外，余令算腊茶行货，如违，其监专使臣等并依透漏违禁物条、从违制并故失公私罪”。此规定主要旨在防止辽朝商人将铜钱携出境外。《长编》卷四九五载，宋哲宗元符元年三月官方颁行“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北梢门并过鲍河入两地供输地分等法”。《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五载，宋徽宗政和元年四月，宋廷又下令：“自今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等处随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断罪。”此次规定将携铜钱出北境的处罚加重，说明当时此种情况可能较严重，另也可能与宋、辽关系紧张有关。

五 南宋时期防止铜钱从陆路外流的措施

南宋时期宋朝防止铜钱外流的重点在淮南，因为淮南是宋金、宋蒙（元）对峙的前沿。川陕虽同是前沿，但整个四川都行用铁钱，铁钱经川陕外流相对困难。位于南宋与金、蒙对峙前沿中段的京襄地区，离南宋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较远，在铜钱外流方面的重要性也不如淮南地区。

南宋初期，淮南尚行使铜钱，时人李弥逊曾于绍兴七年在上奏中言：“比来郡县所输，悉入诸军，而军中非积钱之地……多自淮南转入敌境，以资敌国之用。”[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八载，绍兴三十年九月，右正言王淮上奏称：“访闻两淮之间尚多私相贸易之弊，如楚州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之磨盘，安丰军霍印县之封家渡，信阳军之齐冒镇及花厌、枣阳，旧有榷场处，不可胜数。其间为害最大、天下所共知、商贾之所辐辏，唯蒋州之西地名郑庄号为最盛甚者。如茶、牛、钱宝，巧立名目，一例收税，肆行莫禁。”据《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王淮此次又言：“若钱宝则有甚焉，盖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况公然收贯头钱而过淮者日数十人，其透漏可概见矣，帅、宪、通、知相与掩蔽，望诏多方措置，革去宿弊。”于是“诏令逐州知通本路帅宪觉察措置。”[10]又《宋史全文》卷二四载，隆兴二年五月，有官员上奏提出：“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装载货物私相博换钱宝，乞禁止”，“诏令宋肇、严凝、刘绎依认地分昼夜缉捕，用心捉获，格外优异推恩”。这次朝廷指定专人负责，说明对此事重视程度的提高。不过，这一举措似乎收效不大。《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七载，数年后，乾道三年三月，又有官员上奏：“伏见钱宝之禁非不严切，而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乞札下沿边州县严加觉察，如捕获犯人与重置典宪。”他的意见被采纳。在这之前，乾道初年，宋廷已决定在淮南行用铁钱。此举目的之一，就是防止铜钱外流。

乾道六年，宋廷开始在江淮地区设钱监多所，大铸铁钱，积极努力要将淮南变为铁钱区。与此配合，加强了对铜钱经淮南北流的防范。《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载，乾道九年八月十五日，敕：“今后如有藏带银两、铜钱至缘边州军榷场及沿淮地分，已装载下船，捉获，虽未离岸，并依已渡法。许人告捕，入一半充赏，一半没官。”绍熙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宋廷下敕：“刑、户部看详：信阳军取淮河滩浅处二十里内捕获到铜钱，比附余条未过减一等断遣；如已装成马驮于淮河一里内捕获者，比附沿淮地分已装载下船未离岸，依已渡法指挥断罪。若取淮河二十里之外，但本军内捕获，亦比附余条本（未）过减一等上又减一等定罪。内有荫人不用荫赎。”为了确保铜钱不过淮河，宋廷分别针对携铜钱至沿边城镇、离淮河二十里、下船、离岸各定立了由轻到重递进的处罚刑法。

南宋与金、蒙元也进行榷场贸易，防止铜钱通过榷场贸易外流，也是南宋较为重视的问题。南宋与金朝贸易的榷场中，最重要的是盱眙军榷场。淳熙元年五月十五日，盱眙军守臣言：“铜钱、金、银并军须违禁之物，不许透漏过界，法令甚严。本军系与泗对境，逐时客旅过淮博易，射利之徒殊不知畏。且本军与泗州以淮河中流为界，渡船既已离岸，无由败获。今欲自客旅往渡口正路本军西门外立为禁约地分，遇有违犯之人，分别轻重断遣，庶几有所畏惮。今条画如后：一、照应榷场逐时发客过淮博易，系经由本军西门出入，今欲每遇榷场发客，令搜检官先就西门搜检之后，于西门外未至淮河渡口搜获藏带金、银、铜钱者，欲将犯人比附越州城未过减一等断遣，仍将搜获到金、银、铜钱、货物尽数充赏。一、今欲于淮河渡口筑土墙置门户，以为禁约地分。如客旅或诸色人藏带金、银、铜钱辄过所置墙门，虽未上舡，或已上舡而未离岸，即与已过界事体无异，欲并依已出界法断罪，犯人应有钱物尽数给与搜获之人充赏。”他的意见被采纳[11]。又《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八载，此年十二月十五日，盱眙军守臣又建议：“乞自今有荫之人并不许通放过淮博易，如有违犯透漏钱银事发到官，并不许引用荫赎，止依无荫人例断遣。”“从之。”这一补充建议，主要是针对那些利用特权进行违法活动的人。

宋、金间另一榷场是光州中渡榷场。《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载，宋廷于淳熙六年正月，复置光州中渡市榷场主管官时，敕令中专门言及：“须戒其禁绝铜钱等违禁之物过界，于任内无透漏，当与升擢差遣。”

宋朝与金朝每年都数次互派使节，人员及行装的往来会导致部分铜钱的外流，而这些使节及其随从，享有特权，不便盘查，较难处置。这种情况较早就被发现，宋廷为此采取了防范性措施。《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八载：“［宋孝宗］乾道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权发遣盱眙军龚鎏言：‘每年津发岁弊（币）过淮交割，其随纲军兵及使臣等日不下四五十人，往往循习年例，私传钱宝出界，并夹带私商，不容搜检，欲乞札下本军，自今随纲兵士使臣不许过淮，止于本军白直官兵据合用人数差拨，庶可革铜钱过界之弊。’”其建议被采纳。《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九载，同年十一月丁丑朔：“诏淮南转运司：‘今后使人往来应副舟船，并责令篙梢结罪，如敢般载钱宝一文以上过界流配，一贯以上及凭恃贵势抑勒装载，并依军法施行。若篙梢隐慝，与犯人一等断罪。仍许人陈首，若钱数多，取旨升擢。漕臣不行觉察，重行黜责。’”这次立法之严、措辞之刻都是前所罕见的。但是，实行的结果并没有能杜绝铜钱通过此渠道外流。《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之四○载，宋宁宗庆元元年六月，又有官员上奏：“铜钱透漏，法禁不行……每岁使人出疆，一行随从颇众，谁不将带铜钱而往，不知几年于此矣。此而不禁，法令何由可行？欲乞自今次遣使重立罪赏，互相觉察，委自使副纠举，不得容情隐庇。如有犯者，不问是何名色人，必行无赦。”“诏令户、刑部检坐见行条法指挥申严行下，今后使副到盱眙军，临期责令排军将三节官属人从随行衣笼逐一搜检有无将带铜钱，具申使副。其排军衣笼却令都辖检察。如有违戾，依法施行。”这样，定立了使节离境搜查制度。搜查似仍不能杜绝使节等携铜钱出境。《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六六载，数年后，嘉泰元年九月，又有官员上言：“……且铜禁累降指挥非不严切，其三节人使及座船兵梢等，或作礼物笼箧，或作随身衣装，所至公然差拨人夫担擎般运过北界者，正以掌仪等与之通同作弊，皆有所恃，略无畏惮。乞自今以后……所有铜钱之禁亦责令掌仪专一觉察，如败露，首罪以坐……”“从之。”专委掌仪是否奏效，不得而知。因使节官高势重，要想让边官对他们实施检查恐怕是很难的。

淮南成为铁钱区后，宋廷下令禁止铜钱过长江进入淮南。因此，长江此后成为防止铜钱北流的第一道防线。《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九载，宋廷于乾道年间已颁铜钱“五贯以上不得下江”之令。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官方“凡沿江私渡及边径严禁漏泄，及于边界三里内立堠，如出界法”。《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钱银过江北》载，淳熙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廷下敕谓：“禁止铜钱过江北，前后关防非不严切，访闻尚有民旅冒犯法禁，令江淮帅、漕司约束所部沿江守令，严行禁缉。仍督责巡尉缉捉，毋令透漏，月具有无违犯之人申尚书省。”即建立了每月申报的制度。《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载，次年九月九日，又“诏：沿江船户五家结为一甲，如有透漏奸细盗贼及违禁之物，甲内人一等科罪……沿江州依此”。即令长江船户结甲防止透露包括铜钱在内的违禁之物。《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一三载，次年正月二十六日，知镇江府司马伋上奏说：“镇江府沿江一带私渡颇多，除西津关、瓜洲岸系官渡外，其余私港不惟般载违禁物货铜钱过江，仍恐透漏奸细。乞除炭渚港亭资东西港、丹徒东西港、谏壁港、大港共七处，许本处土豪经管，投充渡船户，其渡船镌刻字号，委巡尉专一觉察，其余私港三十余处，并不许私渡，仍乞行下沿江诸郡依此。”宋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即采取减少渡口、指定专人负责，既防奸细，又防止透露铜钱等违禁之物。

淮南成为铁钱区后，有些沿江驻军俸禄仍支给铜钱，这些铜钱也有部分外流。官方对此也有觉察。《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九载，宋孝宗乾道九年三月六日，有官员上奏：“其诸军每月支请券食见钱，动计万数，往往出城归寨支散众军，却将见钱衷私般载外州回易，以致行在见钱稀少。乞行下殿前、马步军严行约束，如有违戾，即依立定罪赏施行。”“从之。”此官员虽未明言淮南，但能导致行在见钱稀少的，只能是离行都相对较近的沿江及淮南驻军。同书二之一二○载，淳熙五年十二月，又有官员上言：“沿淮州军多有透漏钱、银、茶货及违禁等物，其最甚者莫若正阳之水寨，盖水寨每发一船，其管事、将官各有常例，乞严行禁止。”“诏本路帅、宪、守臣常切觉察，犯人依条断罪追赏。仍约束水寨首领，违者重作施行。”这次主要是针对水军采取了一些措施。至淳熙十六年又有官员上奏说：“楚州修筑城壁，镇江万兵往来更替，并随行亲属装载船只，因而藏慝铜钱过江。又本军与建康军中津发砖灰官船动以百计，经从扬州、高邮管下乃至楚州逐处，虽行禁戢，势力不加，谁敢向遇。兼闻近来军人结党，递相堤防，负钱于前，持梃于后，间有掩捕，公然抢夺，虽死不顾，乞行禁止。”可知军人携铜钱过江现象较严重，且难以禁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四载，当年七月三日，宋廷下诏命令：“镇江、建康都统制司严行约束，今后修城军人并搬运砖灰等人将带铜钱至沿边诸州或因事败露，其统兵官或管押将副、使臣等并仰诸州取会名衔，具申朝廷取旨施行。如州郡或行容庇，一例行遣。”

京襄地区是宋朝与金朝、蒙元对峙的前沿，宋朝在此地区也设有榷场，因而也专门就防止铜钱从此地区外流采取了一些措施。《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二载，宋孝宗乾道三年七月，尚书度支郎中唐琢言：“襄阳府榷场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伯方听入榷，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见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见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见钱何可纪极，而北界商人未有一人过襄阳榷场者，闻于光州枣阳私相交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诱。嗜利奔凑者众，今钱荒之甚，岂容阑出如此，乞委京西帅、漕司同共措置。”他的意见被采纳，但史籍没有记载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同书二八之七又载，淳熙五年二月十二日，京西漕司主管官张筠言：“京西盗贩解盐，唯光化军、均房州有小路可通北界，私贩甚多，缘此人户全食解盐，淮盐绝无到者。然易盐皆中国之钱，闻唐、邓间钱陌以一二十数当百，盐之至境有数倍之利，乞严赐禁……［使］钱币不至暗消。”“诏本路帅、漕臣公共加意杜绝贸易解盐，疾速条具以闻。”这样，就制止了因京襄地区百姓因购买解盐而导致的铜钱外流。

南宋时期，铜钱流向安南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且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宋孝宗时，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内言：“［安南］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铜钱，皆商旅泄而出者（原书按：掠卖婢奴与士人游边及透漏钱宝出外界者），法禁具在，今玩弊如此，盖安抚都监沿边溪峒司不得人，边政颓靡，奸宄肆行所致，日滋月长未艾也。”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一载，淳熙元年三月六日，诏书规定：“安南使副回程有沿路批支私觌折送贸易等铜钱，缘钱在法不许出界，令广西经略安抚司，将安南使副应随行见钱并依市价，以银两或匹物折支，不得亏损。”显然，朝廷已经对此有所觉察，在此专门针对安南使团作出了上述规定。

六 为防止铜钱海路外流的措施

宋代海上贸易兴盛。《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互市舶法》载：“［宋初］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亦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等物。”说明宋初可能对市舶贸易中的铜钱外流尚未采取措施。据《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不久，宋廷就下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又据《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到“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申禁广州蕃汉商旅将带铜钱过海”。这时（或这以前）已明确禁止携铜钱出海。据说，北宋中期文学家曾巩撰文议论铜钱外流事，谓：“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受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钱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少而民日益以贫……”[12]其议论未必恰当，但却说明当时铜钱从海上外流的严重。但总地说来，北宋铜钱从海上外流大抵不如南宋时期更严重，因而官方专门针对海上外流的措施似不多。

南宋建都于港口城市，海上贸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所以，铜钱从海上外流的问题就显得突出起来。《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互市舶法》载：“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为此，宋廷专门修立了禁止以铜钱同蕃商贸易和禁止铜钱下海的刑法（见前），并多方面地采取了措施。

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论述南宋防止铜钱从海上外流说：

自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下海有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及官司之点，巡捕之送，一为虚文。于是许火内人告，以其物货之半充赏；又或以装发，则舶回日亦许告首，尽以回货充赏。

关于下海之禁，《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铜钱金银出界》载，宋孝宗淳熙五年五月十八日的敕令又作了细化：“后如有蕃商海船等船往来兴贩夹带铜钱五百文随行，离岸五里便依出界条法。”此前后又有估定舶货价值法，即：“将舶舡客货抄数估直若干，候回舶，亦将博买中国货物，估值与来货价同，方令登舟，使别无余力可换铜钱，以绝旧来轻舠载钱潜行数程以俟大舟泄钱莫道之弊。”[13]《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铜钱下海》中还有如下规定：“诸打造海船，先经所属请给禁纳铜钱入海条令雕注船梁，违者杖八十。”凡打造海船，就要在船上雕写禁铜钱入海条令，可知当局对于宣传有关禁令是多么重视。官方还专门规定在防止铜钱从海上外流而推行保甲边坐法，据载：“［淳祐十年二月］乙巳，都省言：铜钱泄漏，伪会充斥，奸民无所惩畏。诏令沿海州县山澳海岛，结为保甲，互相纠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许告，推赏；不告，连坐。”[14]《宋史》卷三七《宁宗纪》载，为了防止外商携铜钱从海上出境，宋廷还于庆元五年七月颁令，“禁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

舶船的纲首是一船商人的首领，官方注意到纲首的作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二载，宋宁宗嘉定十年十一月，宋廷规定：“庆元、泉、广诸郡，各于舶船离岸之时差官检视之外，令纲首重立罪状，舟行之后，或有告首败露，不问缗钱多寡，船货悉与拘没。”此敕令中还鼓励检举和缉捉规定的奖赏是：“每获到下海铜钱一贯，酬以十贯之赏”。同书又载，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敕令再次重申：凡发现海船偷载铜钱下海，“犯人并船户与所贩物货并船尽籍没入官，一体决配断罪”。这种一人犯法，全船人受连累的刑法是相当专横的。

南宋时期还专门就防止铜钱从海上外流，对有关官员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按照宋朝关于市舶贸易的规定，海船起航，须有转运司派员和所在州通判进行初检和复检（复检者要押船至海口），这两次检察对于防止铜钱出海具有关键作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载，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廷诏令刑部就此立法。于是颁立如下法规：“诸舶船起发（原注：贩蕃及外蕃进奉人使回蕃船同），所属先报转运司差不干碍官一员躬亲点检，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仍差通判一员（原注：谓不干预市舶职事者，差独员或差委清强官）覆视，候其船放洋方得回归。诸舶船起发（原注：注前上上同）所委点检官、覆视官同容纵夹带铜钱出中国界首者，依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法（原注：失觉察者减三等）。即覆视官不候其船放洋而辄回者，徒一年。”这对于加强检察官员的责任心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到绍兴二十六年五月，据《系年要录》卷一七二，宋廷又规定：福建、广东沿海铜钱出界，“检税官除名，守倅巡尉官抵罪”。

市舶司所在地的地方长官在防止铜钱外流方面担负特殊的责任，朝廷对疏忽职守者要给予处分，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载：“［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诏：前［知］广州郑人杰特降三官（原注：以人杰任内透漏铜钱、银宝过界，故有是命）。”《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熙九年，宋廷又专门下诏：“广、泉、明、秀诸州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又《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八载，嘉定七年五月，嘉兴府要求在华亭县设市舶司，宋廷批准，但同时规定：“如辄有夹带铜钱到于别处官司败获，守臣、知县并行镌责。”对于有功官员，朝廷则加以奖励，楼钥曾起草这种敕书[15]。

官僚机构参预将铜钱运出海外，是南宋时期较突出的问题，其中议论较多的是市舶司本身及西南二外宗司。《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载，宋廷在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下令：“皇叔、崇庆军节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建宁节度使、知南外宗正事士剧并罢。”原因就是“士街等置司泉、福二州，会士街强市海舟，为人所诉”。这是针对西南二宗司采取的措施。

市舶司参预铜钱外运除了直接为自身谋利的动机外，还有为完成税利定额所驱使的原因。《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载，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十月，有官员上奏说：“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顷年泉州尉官尝补（捕）铜锭千余斤，光灿如金，皆精铜所造，若非销钱，何以得此？颇闻舶司拘于岁课，每冬津遣富商，请验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点发。夫既驱之而行，虽有禁物人不敢告，官不暇问，铜日以耗，职此之由。臣愚谓宜戒饬舶司，俾之从长措置，至冬不必遣船，只如初制，听其自至。……较夫津遣豪民、卖物求售、坐视其弊而莫之禁者，得失有间矣。”他还讲到寄居地方的官员等有权势者参预铜钱外运，谓：“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傥不严行禁戢，痛加惩治，中国之钱将尽流入化外矣。乞亟赐行下，应兴贩铜钱下海入蕃者，别立赏格，许人指告，命官追官勒停，永不叙理……”他的意见都被采纳。但市舶司不认真阻止铜钱外流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变。宋理宗时，包恢曾论及此，又《宋史全文》卷三五载，宝祐六年八月，都省奏：“倭船入界，禁令素严，比岁庆元舶司但知利于博易抽解之利，听其突来，泄贩铜钱，为害甚大。”宋廷也只是“诏令沿海制置司于滨海港汊严切禁戢”而已。

为了防止官员假借公事名义运铜钱出海，宋廷曾下令禁止各种官僚机构一律不得搬铜钱下海船。此令颁于乾道七年三月，时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赵伯圭奏：“伏详铜钱同（出）界，法禁甚严，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南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乞自今应官司铜钱不得辄载入海船，如有违犯人重作施行。”其奏得准[16]。

南宋时期，朝廷申严禁止铜钱出海的敕令不断地见于记载，例如：

［绍兴二十五年六月］壬辰，诏申严沿海地分铜钱入蕃之禁。[17]

端平元年，以胆铜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

淳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销，犹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于是复申严漏泄之禁。[18]

这些频繁出现的记载，也说明了铜钱出海问题的严重和官方为此作出的不懈的努力。

第二节 禁止毁钱和限制储钱

一 北宋禁止销毁铜钱

宋代与前代有所不同，人们违法销毁铜钱，主要不是去改铸劣质私钱，而主要是去铸铜器。因此，禁止销毁铜钱，是与实施铜禁密切关联的。宋初颁行的《宋刑统》卷二六《私铸钱》规定：“将铜销铸别造物色，捉获勘鞫不虚，并依格处断。”但所谓“依格”，究竟该怎样惩处，却无从得知。《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载，宋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十九日，诏曰：“京城先是无赖辈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斩，隐匿而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柜坊者，并同其罪。”此记诏书规定，凡“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犯者斩”，似只限于京城内，且定刑过重，不一定是长久执行的规定。

宋真宗时，熔钱为石或石器的问题突出起来。《长编》卷六七记：“［景德四年十月癸丑］神骑卒赵荣伐登闻鼓，言能以药点铜为石。上曰：‘民间无铜，皆熔钱为之，此术甚无谓也。’乃下诏禁止，其来自外蕃者不在此限。”所谓下诏禁止，应就是禁止熔钱造石。同书卷七一又载，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民间多熔钱点药以为石，销毁货币，滋长奸滥。命有司议定科禁，请以犯铜法论，上特宽之，犯二两者科一两之罪，至死者奏裁。及京师营寺观，器饰有当用铜而涂金者，皆以石代之，置务点造。于陕西采卢甘石供用，亦禁民贩鬻”。这样，犯熔钱制石罪者，依犯铜禁刑律减半定刑。为了有效禁止民间熔钱制石，官方又决定自己经营石品制造。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宋真宗“天禧元年三司奏：僧人百姓收买官铜铸钟，多接便召人施见钱抛入所熔炉内，一处铸造，销耗钱宝，甚为非便。欲望自今凡买铜铸，令逐处差官监守，如将钱夹带销熔许人陈告，其铸匠并舍钱人乞行严断，监官重行朝典（原注：《会要》）。”而《长编》卷一○○记，宋仁宗天圣元年五月“乙卯，禁毁钱铸钟”。主要内容相同的命令为什么在数年内颁下两次，令人怀疑[19]。

大约宋仁宗在位后期销钱为器的现象十分严重，当时思想家李觏曾专门议论此事，他说：

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是有奸人销之也。奸人所以得销者，以恶钱容于市，铜像、铜器容于寺观也。……缁黄之家，竞礼铜像，易模变巧，动必满堂，铙钲钟磬之器，所在雷震。谓取于官则有害冶铸，其私则以钱为之耳。新故浑淆，公私莫辨，是法令无由而胜也。用之广矣，利数倍矣，故橐焉而焰、锻焉而声者往往而是；披榛而行、裒甲而商者不绝于道。缓则恣所为，急则斗而死，是法令无由而胜也……今欲绝盗铸，莫若去恶钱，去恶钱非急诛之谓也；欲辨铜像、铜器，莫若一取而销之，勿得复用也。……今寺观栉比，像、器之设，遽数不终，必诘之曰：作之新乎？因之旧乎？取之官乎？得之私乎？则是增吏员不足以按，广狱城不足以系……若一取而销之，勿得复用……销钱之弊不禁而止。[20]

他认为铜钱缺乏的原因就是都被人们销熔铸了铜像、铜器。他主张完全禁绝铜像、铜器，但这在当时是很难行通的。但他讲的只要允许铸铜像和部分铜器，则就很难禁止销熔铜钱，却讲得很实在。稍迟于他，曾巩（或刘巨济）也表述了类似意见：“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铸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21]

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无疑使熔钱制器有了条件。张方平反对解除铜禁、钱禁，其《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说：

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课，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大为之防，民犹逾焉，若又废之，将何惮矣！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其极不可胜言矣。

但他说的情况是否有所夸大，这是值得讨论的。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在解除铜禁、钱禁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税收中钱币的数量。这导致铜钱的购买力上涨，相应地熔钱为器的利润就减少了。所以，熔钱造器是否如张方平所言那样严重，这是令人有疑问的。但史无明载，只好付之阙如。

北宋徽宗即位以后，铸行大钱，官方的注意力集中到防范私铸方面。而违法私铸者也主要是铸私大钱。私铸现象非常严重，而且久禁不止。所以，熔钱为器的事（包括官方有关的敕令）就较少见于记载了。

宋朝也采取鼓励举报来加强对熔毁铜钱的禁止力度。官方为了鼓励举报者，对检举者的奖赏作了详细的规定。《长编》卷一一五载，早在北宋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官方即针对“广南蕃舶多毁钱以铸铜器”的情况，规定“陈告者皆倍给赏钱，公人迁一资”。《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六载，宋徽宗政和年间就颁布了赏格：“告获销、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及买之者，杖罪钱一十贯，徒一年钱二十贯每等加十贯，流二千里钱七十贯，每等加一十贯。”政和六年又“诏于赏格内杖罪添作五十贯，徒一年七十贯，流二千里一百贯。”

二 南宋禁止销毁铜钱

南宋立国未稳，就出现了熔钱铸器的问题，于是就下令让百姓结保，行连坐法。《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八记此事：

［绍兴五年］五月十九日，户部言：“禁戢私铸铜器，已有见行条法罪赏，若私置炉烹炼、销、磨错、剪凿钱宝，铸造铜器，乞以五家为一保，自行觉察。除犯人依条外，若邻保内不觉察，亦乞依私铸钱邻保知而不纠法。”从之。

又据《系年要录》卷九六，此年十二月，即下令规定犯毁钱制器一两以上就治罪，同时下令收缴民间非法铜器。

如前所述，北宋时刑律中已有关于惩处销毁铜钱的内容，但具体规定却不见于记载。《系年要录》卷一○一所载，南宋绍兴六年五月甲午日诏书规定的对销毁铜钱者惩处刑律，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这方面具体律条，其规定：“自今铸熔钱宝及私以铜制造器物及买卖新（兴）贩之人，一两以上并徒二年，本罪重者，自从重。偿钱三百千，许人告。邻保失觉察铸造者，偿钱二百千。”销熔铜钱一两以上，就判徒二年，这一定刑是相当重的。到宋宁宗庆元二年八月稍后，又规定：“禁销钱为铜器，买者科违制之罪，仍以匿隐论。其炉户决配海外，永不放回。”[22]而《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销钱宝》所载刑律为：“诸销及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或铸造器物（原注：夹杂铅锡打造计铜斤重科罪，已销虽未成器物亦是），若工匠及卖买兴贩之者，一两杖一百，一斤加一等（原注：工匠送铸钱监充役），八斤皆配本城，十斤皆配五百里。命官及有荫人奏裁。并许人捕。厢耆巡察人及地分官吏（原注：州都监、县镇巡尉各分认地分界至）知而不纠，以违制论，仍放罢；吏人勒停（原注：犯人罪轻者与同罪）。邻保知而不纠，杖一百。即保内能举或工匠能首告者免罪，给赏如法。官司不即给赏，许告捕人经监司越诉。”

南宋时期禁止熔钱造器，朝廷也注意到激励官吏。《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六引《吏部条法》载，宋孝宗乾道九年闰正月九日官方在关于处州银铜场的敕令中，就专门规定：“于逐官考内稽考有无透漏销钱宝等事件批书印纸后，送工、吏部勘当，申尚书省吏部侍郎左选。”《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销钱宝》，又有对此方面失职官吏的惩处具体规定：

诸巡检、县尉、都监任内，失觉察销及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或私造铜器（原注：谓以任内失觉察除亲获或他人获已断数互相比折外，计其余数理），一斤以上展磨勘半年，十斤以上展磨勘一年，五十斤以上展磨勘二年，百斤以上奏裁。厢耆巡察人杖一百。

诸守令任内失觉察销钱宝私铸铜器，提点刑狱司具申尚书省取旨。

南宋时期，不但私人违法熔毁铜钱，而且出现官设机构中熔毁铜钱的情况。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载，宋宁宗嘉泰三年九月“癸酉，命铁冶司毋得毁私钱为铜。”《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开禧二年春正月“辛亥，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后来官员袁燮上奏也言及此事，他说：“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钱安得而不耗？”[23]

南宋时许多著名铜器产地都同销毁铜钱关联。请看下引记载：

浙东路绍兴府、温台明州，浙西路临安平江镇江府、湖秀常州，江东路建康府句容县、信州，福建路福泉建州，江西路虔吉州丰城县、临江军新淦县等处，铸造铜器尤盛，销毁见钱不可胜计。[24]

［乾道］二年三月十二日，诏：“应私铸铜器蠹坏钱货，建康府、台明州尤甚……”[25]

销钱为器，未始无法，而获利十倍，所在公行，句容、天台、四明、池阳、临川之所铸者以精巧名，人皆贵之……[26]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京城之销金，衢、信之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27]

上引四则记载，分别反映宋孝宗、宋宁宗和宋理宗时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宋朝官方禁止毁钱铸器的举措效果很差。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宋朝官方尽管屡受挫折，仍然坚持不懈地作禁止毁钱为器的努力。就在南宋最后的几十年中，宋朝朝廷仍然不断颁下有关诏敕。请看下引：

［端平元年六月癸巳］禁毁铜钱作器用并贸易下海。[28]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今京邑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销之奸知畏矣……”有旨从之。[29]

［淳祐九年九月庚申］诏令临安府、诸路提刑司严奸民销凿见钱私铸铜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体施行。[30]

［景定四年三月］甲辰，上谕辅臣曰：“陈尧道言，销伪造，当严加禁戢。”［贾］似道奏：“不禁销，则见镪愈少；不禁伪造，则楮币愈多，臣等仰遵圣训。”[31]

咸淳元年，复申严销、漏泄之禁。[32]

显然，一方面是毁钱为器的情况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则是官方一次又一次地颁布诏敕，竭力想使禁止毁钱为器的努力取得成绩。

三 铜钱储藏及限藏钱

限制储藏铜钱，中晚唐、五代时期曾数次采取措施，效果均不佳。客观地讲，限制储藏铜钱，是很难操作、实行的。首先，是因为，大量储藏铜钱的人都是社会上层，其中达官贵人占有最大比重。针对这些人颁布的禁令总是很难实施的。其次，限制储藏的前提是摸清各家储藏铜钱的数量，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入户搜查，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最后，要贯彻这一法令必须依靠告讦（检举），而鼓励告讦在当时不得人心，且会使诉讼增加。

北宋仁宗时就有人注意到私人储藏铜钱问题，并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民用铜钱的缺乏。如《长编》卷一○九载，大臣盛度、王随与权三司使胡则上书言盐通商五利时就言及：“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但官方对此没有采取过措施，大约人们对唐、五代的教训还记忆犹新。

到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有人又提出这个问题：“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钜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乞为之限。”于是“户部请令民户积钱，毋得过万缗，官户倍之，满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许告赏。从之。”[33]但此事遇到挫折，未能久行。

后来，又有人议论此事，如时人杨万里于淳熙十二年五月，因地震应诏上书讲：“所谓货者，今之钱币是也。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近习阉官权贵将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一旦缓急，破楮券可用乎？”[34]这些议论并没有导致朝廷再次颁布限制铜钱的命令。

在称提楮币时，可能又有限制铜钱储藏的情况，如《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载，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上奏言及：“楮之所以难行者，不独以楮之多，而正以钱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故虽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将曰：吾之钱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国之所有而散之夷狄上下不之禁，而何以咎我为哉！”言宋廷曾以重法欲散私人藏钱。又前引淳祐八年陈求鲁言及，称提时曾“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云云，则显然也是针对私藏铜钱的，但具体情况和诏敕未见记载。

四 关于禁钱出京、出城

宋代还有禁止铜钱出京、出城的规定，记载不够充分，我们只能就现有资料作些讨论。

禁止铜钱出京，大约主要是为了防止京城发生钱荒问题，使京城经济秩序稳定。《长编》卷八二记：“［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戊辰，令诸军营在新城外者，所给衣俸钱，诸门勿禁之。时开封府以商贩例邀止之故也。”这说明宋真宗在位时期已有禁止铜钱出城的制度。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六载：“［大观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知开封县丞、奉议郎胡纶，前知开封县、朝奉郎贾公望各降一官，以有荫人黄泽等将小平钱出京失觉察故也。”这说明，到宋徽宗时期仍有禁止铜钱出城的制度，只是此言“小平钱”，不知当时大铜钱是否允许出城。

《系年要录》卷六○记：“［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户部尚书黄叔敖请仿在京法，应见缗出临安诸门者五千以上收其税，匿不自言，半没官，半给告者。后二日，诏见缗出门毋得过十千，其收税勿行。”据此所述，北宋时曾有铜钱五千以上出京收税的规定，这与前述完全禁止铜钱出京的规定有异，不详究竟。而绍兴二年的新规定是：允许十千以下的铜钱出京城门，这又与完全禁止铜钱出京有别，不知北宋时是否也允许小额铜钱出京。同书卷一○六又记：“［绍兴六年十月］己亥，诏平江府城内外民旅买卖钱物出入并各从便。自上驻跸以来，有司举行京城钱不出门之禁，籴价涌贵，左司谏王缙以为言，乃罢之。”当时宋高宗临时驻在平江府，所以有司套用京城钱不出门的制度，但被下令停止执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南宋］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由是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大约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以后又实行了禁止铜钱出行都的制度。但据上引，南宋禁止铜钱出京，主要是防止铜钱从海路外流，这同北宋时似有差异。《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又记，嘉定三年称提会子时，曾“禁铜钱毋出都城”，不详此制实行多久。

记载中又有禁止铜钱出京城以外的城门的情况，如：

［景德二年十一月丙午］诏河北州军，百姓粜谷入官，所给价钱，出城门者勿禁。[35]

［乾道］九年三月六日，臣僚言：“伏见朝廷禁止见钱三贯以上不得出城门，五贯以上不得下江，已定罪赏。其诸军每月支请券食见钱动计万数，往往出城归寨支散，众军却将见钱衷私般载外州回易，以致行在见钱稀少。乞行下殿前马步军严行约束，如有违戾，即依立定罪赏施行。”从之。[36]

［庆元四年］十月三日，新权发遣泰州陈希点言：“……现钱出门有禁，［官方］所籴客米并用官会支发……”[37]

上引第一例、第三例似与河北、泰州地处边境有关。第二例则所指不详，不明所言城门是否为行都城门抑或另有所指，故存待考。

第三节 钱禁的效果及评价

一 钱禁的效果

如前所述，官方对于推行钱禁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并且很努力地推行，但实际地讲，钱禁的推行效果是很差的。这在南宋尤显突出。前文已述及官方禁止毁钱为器的努力收效甚微，以下着重讨论官方禁止铜钱外流举措的效果。

前已言及，北宋时钱禁收效并不理想，铜钱大量流入辽朝境内，以致辽朝境内行使的大部分是宋朝钱。宋朝新铸的钱也很快地就流入辽境，这更使人感到钱禁的效力之差。但是，北宋同南宋相比，南宋时期的铜钱外流情况就要严重得多，简直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系年要录》卷一五○记：“［绍兴十三年］初，申严淮海铜钱出界之禁，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问（原注：此据汤鹏举议附入……）”南宋大儒朱熹也谈到此种情况，他说：“……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他也讲到熔钱为器的严重，说：“私铸铜器者动整四五缗坏了，只某乡间旧有此，想见别处更多。”[38]《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载，陈耆卿也讲：“高樯巨舳出没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则人不敢仰视，间能损毫末以饵逻卒，则如履康庄矣。豪家之弊犹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于近，富商泄之于远；泄于近者犹在中国，泄于远则转及外国而不可复返矣。”《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唐赋税》也讲：“钱之在今也，有边关漏泄之弊，有销鼓铸之弊，虽严其禁而钱愈不见其多……铜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严禁，而今日稍稍知惧，数月之后侵以如故。”《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袁燮便民五事疏亦言：“［海舶之泄］未始无法也，而检空之委得于情恳，纳其私贿，纵其私载，则连樯而去。奸民相结贮钱，小舟潜往海洋，纳诸巨舶，捆载而归，此钱之所由少也。”

到宋理宗时，时人陈庆勉所言情况更加严重：

今日之钱莫甚于阑出之禁，销次之，藏钱又次之，藏之钱犹在也，特出之无术尔。若销之家一郡一邑有之，一市一镇有之，工于此、食于此者不知其几，日夜造作无非耗钱以为器，以东南一监铸之，而东南百千家销之，铸之者日计不足，销之者月计有余。……而阑出又甚焉。且浙西之钱泄于浙东，至浙东而泄于海矣。江东之钱泄于江西、江西之钱泄于福建，至福建而泄于海矣。湖北之钱泄于湖南，湖南之钱泄于东广，至东广而泄于海矣。阑出之不禁，而漏卮之难塞，钱之耗莫甚于此。[39]

与其时间接近，大臣包恢所言与之相类，而更为详细。他说：

窃惟倭船一项，其偷漏几年，彰彰明甚，已不待陈。但漏泄之地非特在庆元抽解之处，如沿海温、台等处境界，其数千里之间漏泄非一。盖倭船自离其国，渡海而来，或未到庆元之前，预先过温、台之境，摊（一作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及倭船离四明之后，又或未即归其本国，博易尚有余货，又复回旋于温、台之境，低价贱卖，交易如故。所以今年之春，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奸弊至此之极。不知前后辗转漏泄几多，不可以数计矣。

……凡系抽解之司，无一不漏泄，庆元之外，若福建泉州与广东广州之市舶两处，无以异于庆元，而又或过之。盖诸蕃国各以其国货来博易抽解，并是漏泄一色现钱而归，尤不可计其数矣。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番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番舶，两路之钱非如海水之无穷，其将尽入尾闾，岂不至枯渴（涸）哉？[40]

据他和上引陈庆勉所言，沿海各主要港口都有铜钱流出境外，而内地的铜钱又流向沿海，这样运动下去，其后果真是难以设想。然而，包恢讲，铜钱外流尚不止此，国内商人甚至普通百姓也参预了私运铜钱出境。他说：

次则此土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亦多有假作屯驻之所营运军需为名者，虽曰他有杂货，其实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此则北自庆元、中为福建、南至广州，沿海一带数千里一岁不知其几舟也……

又其次海上人户之中下者，虽不能大有所泄，而亦有带泄之患……所谓带泄者，乃以钱附搭其船，转相结托以买蕃货而归，少或十贯，多或百贯……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竟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

包恢还讲到水军所得俸禄也流向海外。他说：

盖屯驻水军去处，每月多是现钱支给。此钱一出，固是不可复入，散在外州可也，今乃未尝到寨，军兵未尝得使，自本州支出，则城下大舟径载入番国矣，此亦以为常而恬不知怪也。广东水军尤纯支现钱，漏泄尤甚焉。

据他所言，各州官吏辛辛苦苦搜括来的铜钱轻易地也流向海外了，官方竟无可奈何。

不少南宋人都认为官方对海舶的检查制度得不到认真执行，是铜钱外流的重要原因。如朱熹讲：“朝廷虽设官禁，那曾检点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为利，又其一，则淮上透漏监官点阅税物，但得多纳几钱，他不复问。铜钱过彼极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绢一匹，若更不禁，那个不要带去！”[41]《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录陈耆卿奏也讲：“禁楮之折阅者日严而禁钱之漏泄者日宽。非果宽也，宽于大而严于小也。阛阓之间，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至数百则摭之，鞭笞之矣。高樯巨舳出没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则人不敢仰视，间能损毫末以饵逻卒，则如履康庄矣。……今铜钱之法，大率犯者罚轻而捕者赏轻。犯者罚轻，则人易为奸；捕者赏轻，则吏不尽力。望申饬攸司，严漏泄之宪，优掩获之典，其捕至若干特与附类获盗改秩，以风厉之。”他认为，造成此种后果的原因是“犯者罚轻而捕者赏轻”。包恢也言及检察官的失职，说：“虽曰其归也，差官检空然后通放，然此亦一具文耳。盖非特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从实检放也，亦以倭船高大深广，人以百计。归船视来时尤重，盖船底莫非钱也，检空官一过其上，一望而退，岂尝知其内之所藏为数浩瀚。又其计奸诡，先是逐时积得现钱，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险处，或预以小舟搬载前去州岸已五六十里，候检空讫然后到前洋各处逐一搬入船内，安然而去……”他同时又为检查官吏辩解，认为检查实有困难。前引陈耆卿言及有关官员“宽于大而严于小”，时人吴泳在为皇帝起草诏敕时也言及：“敕具官某：挟铜之禁，殃民甚矣。大者连艘入海不之问，小者一镪之利必索也。神皋之不澄，而责幕府之渗漏，岂理也哉！然以言上人，尹自引退，汝不能无过也，姑削一阶，以示弹压之体。”[42]赵弼所犯过失大约与此有关。

当然，实行钱禁，有些官吏乘机扰民，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二载，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诏：“……所在巡尉、弓兵、场务，以搜检铜钱为名，辄将船户舟中所需之具指为军器欺诈钱物……令诸路提刑司及沿海帅臣制置司，各约束所部州县常切禁止……”显然，当时存在官吏借口搜检铜钱敲诈勒索。又如据时人孙应时记：“［淳熙十四年，方有开］改除淮南西路常平茶盐兼权转运提点刑狱公事……一日，有特旨以花靥商人郑晞暘泄铜钱越境，付公亲鞫，公反覆验治，皆无迹，乃呼谕之……其人泣曰：曩有邓御带者至淮壖，尝与之争市物，意其见诬耶……非公恻怛守正，则郑必冤死矣。”[43]这是有些官员利用钱禁挟私报复的事例。类似的事情可能是不少的。像盐茶酒禁榷一样，钱禁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也是不少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钱禁的受挫，由于大量铜钱不断地外流，有一些士大夫开始对市舶贸易产生了动摇，滋生了一种认为市舶贸易弊多利少的看法。如南宋范成大讲：

臣闻东南蕃夷舶船，岁至中国……广、泉、四明及并海州郡，钱之去者不可胜计。……访闻一舶所迁，或以万计，泉司岁课，积聚艰窘，而散落异国，终古不诚可为痛惜而深恨也。今法禁既不可制，盍亦循其本而救之乎？欲望明诏试令有司条具，每岁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费外，实裨国几何？所谓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且以四明论之，蕃舶所赍，青瓷、铜器、螺头、松实及板木之类而已，皆非中国不可无之物，而诱吾泉宝以去，利害轻重，不辨而判。臣尝试妄议，以为明州一处蕃舶，岂不可以权住，姑塞漏钱之一穴，其他可以类举。此拔本塞源、不争而善胜之道。[44]

在范成大之前，就有些士大夫对于每年通过市舶贸易进口奢侈品如贵重香料、珠宝等表示不满，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但是，由于大量进口了奢侈品，铜钱由此大量外流，就主张完全停止市舶贸易，这就偏激了。此后，包恢等人也流露出此种倾向。他讲：

然又尝窃有疑焉倭船之主抽解之场初不过板木、螺头等废物耳，而使之得以博易吾铜钱而归，是犹以土博吾之真金，以石而博吾之美玉，利害本非难见。螺头仅可以供燕饮之需，虽无之，未至如五谷之养生；板木不知济何等急切之用，虽无之，未至如无棺木之送死，岂不可禁绝？其来乎惟硫黄可供军需者许其博易抽解，则船之来者必少，而钱之泄者亦少。闻之每岁往来不下四五十舟，乃无非木板、螺头等物，而坐听其空竭吾国家之重宝，岂不误哉！

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讲：“……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不可胜计矣……”这些议论对后来主张闭关锁国理论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 王安石解除钱禁

前文已述及，王安石执政时期，曾“解除”钱禁。所谓解除钱禁是怎样一回事呢？张方平反对此事，上奏批评，前文已引录他将“嘉祐编敕”与“熙宁编敕”所作的比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解除钱禁，仅是解除了钱币外流的禁令，关于钱币其他方面的禁令如禁止私人铸币等仍旧保留。张方平在将两个时期的编敕进行比较之前，还有一大段论述性文字，其中讲：

……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累朝所行，今敕具载。钱出中国界，及一贯文罪处死，而又重立赏格，使人告捕，至于居停资给担擎人等与夫官吏之失于检察者，各等第坐罪……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去，海舶饱载而回。闻缘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量收税钱而已。诸舶船旧制惟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为买纳之处，往还搜检，条制甚严，不得取便至他舟也。今自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课，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45]

与张方平一道反对解除钱禁的还有刘挚。他上疏讲：

今都内之藏既不闻于贯朽，而民间乏匮，时或谓之钱荒，此何谓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曩时著令，铜钱出中国界者，数及一贯，其罪抵死，立重赏以告捕，而居停资给与夫官吏之失检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宁制删去此条，而徒闻沿边有每贯税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惮于犯法……三边之所漏，海舶之所运，日积一日，臣恐竭吾货财，穷吾工力不足以给之，而区区之算税，权其得失，何啻相万哉！[46]

后来元丰八年九月大臣韩维上奏请求恢复钱禁。他说：“钱币阑出边关，则足以资敌国，旧法为禁甚严，今每贯税钱五十文恣听其出中国，臣请复禁如旧法。”“诏依嘉祐编敕施行，其熙宁申明敕更不施行。仍令河北沿边安抚司契勘，自删定嘉祐编敕后来沿边如何施行，今来却行禁绝，有无合随宜措置事件，仰具事理闻奏。”[47]

从上引反对解除钱禁者的言论看，可以进一步证实，所谓解除钱禁，实际主要就是解除对铜钱出境的禁止，改为征收千分之五的税后允许出境。另外，因在解除钱禁的同时，也放宽了铜禁，就给熔钱为器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张方平所讲的“内则恣为销毁”的含义，大约当时也并没有公开允许销毁铜钱。

解除钱禁自熙宁七年（1074）始，至元丰八年（1085）止，大约共十一年。

三 关于钱禁的评价

钱禁是宋朝官方长期努力贯彻的重要货币政策，它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而言，禁止私人违法铸造钱币特别是铸造劣币是必需的，是正确的。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宋朝的钱禁既然包括了禁止铜钱外流、禁止铜钱销毁、限制铜钱储藏等方面的内容，也就基本上断绝了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道路。它在宋代货币史上的重要作用也就在于此。当然，这是以有关制度都得到贯彻为前提的。事实上，宋代的钱禁未能、也不可能得到很好贯彻，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

宋朝钱禁贯彻的效果是很差的，远未达到预期目的，它使官方蒙受法令得不到遵行的耻辱。从这个意义上，钱禁的贯彻是失败的。

对钱禁的评价，必须同对宋朝的整个货币政策体系的评价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对官方消除“钱荒”现象的措施的评价结合起来，才能深入和全面。因此，我们把对钱禁的进一步评论放到关于钱荒的一章中展开。

第四节 关于铜钱争夺战

“宋金争夺铜币”说是乔幼梅（女）先生提出的，其原本的概括是“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48]，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笔者却对此颇有异议，认为此说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应作辨析。

一 辽夏金的铜禁钱禁

要说明宋与同它对峙的辽朝、夏朝、金朝在货币方面的联系，就应说明辽朝、夏朝、金朝的货币政策，其中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关系最为直接的，就是辽、夏、金的铜禁与钱禁。即是说，实行铜禁、钱禁的，不只是宋朝，辽、夏、金也同样实行了铜禁、钱禁。

辽朝实行铜禁、钱禁的确切时间无考，《辽史》卷六二《刑法志》载，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南京三司所辖，将原先“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死”的法律规定，改为“铜逾三斤、持钱……二十贯以上处死”。这说明此前已实施钱禁。《辽史》卷六○《食货志》载，辽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诏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又禁铜铁卖入回鹘”。不详此令是否为铜禁之始。《辽史》卷二四《道宗本纪》载，大康十年（1084）六月壬辰，“禁毁铜钱为器”。此次应是重申已有之规定。又《辽史》卷六○《食货志》载，辽道宗末年，曾下令“禁民钱不得出境”，应也是重申已有之规定。

根据陈炳应先生译《天盛年旧改新定律令》，天盛（1149～1169）法典第七章《敕禁门》第四四○条第三款禁止卖给“兽界”（按指界外）物品中有“钱币”。第四四一条：“不许诸人［到］兽界贩买钱币，及匠人铸钱、毁钱等，若违律时，自一百［文］起至五百［文］，［徒］三个月。高于五百［文］至一缗，［徒］六个月。二缗，［徒］一年。三缗，［徒］二年。四缗，［徒］三年。五缗，［徒］四年。六缗，［徒］五年。七缗，［徒］六年。八缗，［徒］八年。九缗，［徒］十年。十缗，［徒］十二年。高于十缗，一律具以绞刑杀。从犯依次各减一等。”第四四二条：“不许诸人［将］南院（指宋境）黑铁钱载来世界（指西夏），及［将］世界铜钱运去南院。若违律时，［不论数量］多少，一律［徒］二年。告发［者］，按告发杂罪明律具得［奖赏］。”第四四三条：“诸人水上运钱兽界买卖时，［若］船舶主、守察哨者［犯此］等罪，［按］卖敕禁畜物罪明律决断。［若船主和守察哨者］不在，而他人知觉，有求，则［按］知贼分赃及无为不告发等之一切罪，使与上述明律同样［决断］。”第十三章《告虚实门》中有“诸人兽界贩卖钱币及毁钱”案破，对告发者的奖赏为：“［犯人被判徒］三个月，赏四十缗；［徒］六个月者，赏五十缗；［徒］一年者，得六十缗；［徒］二年者，得七十缗；［徒］三年者，得八十缗；［徒］四年者，得九十缗；［徒］五年者，得一百缗；［徒］六年者，得一百一十缗；［徒］八年者，得一百三十缗；［徒］十年者，得一百五十缗；［徒］十二年者，得一百七十缗；死刑者，得二百缗。”[49]这就是说，在相当于南宋绍兴年前后的时期，西夏已有了相当完备的钱禁制度。而律文题为“旧改新定”，则有关规定或许早已存在，或许早已有其雏形。

金朝何时始行铜禁，史无明载，但可知是在大定八年（1168）以前。史载：此年“民有犯铜禁者，上（金世宗）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50]遂并禁之。这说明此前已有铜禁，此时又新增禁止铸造铜镜一项。此前正隆二年（1157）十月，金朝曾“括民间铜器”，或许与铜禁有关。金朝一些制度系沿用辽朝旧制，或许有关铜禁、钱禁的制度，也有这种情况，但已难考详。大定十一年二月，金廷重申“禁私铸铜镜”，又下令“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留之。”这说明金朝同宋朝一样，也搜括民间铜器，也允许民间存留部分铜器，其范围与宋朝相比也是大同小异。由于有些铜器是可以存留使用的，就有损坏更新的问题，为了防止私造这些铜器时出现问题，金朝也像宋朝一样规定这些铜器由官方制造出售，还公布了几种铜器的官卖价格。泰和三年（1203），金朝再次大规模搜括民间铜器，用搜括来的铜铸造了“泰和重宝”大钱。

金朝实行钱禁，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正隆二年（1157）十月，史载此时金朝“初禁铜钱越外界，悬罪赏格”。此后不久，又禁止销铜钱为器。到承安三年（1198）正月，又“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赏，官先为代给五百贯”。值得注意的是，金朝实行限制铜钱储藏的时间较长。明昌五年（1194）三月，金朝“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后承安三年（1198），又“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直到泰和四年（1204）七月，金廷才宣布废除此法。此法在金朝前后实行了十年，比在宋朝实行的时间还长。

金朝像宋朝一样，也有钱荒问题。《金史》卷一九《世纪补》载：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有使者自山东还，帝问民间何所苦，使者曰：‘钱难最苦。官库钱满有露积者，而民间无钱，以此苦之。’”依此所讲，这里民间钱虽荒，而官府里的钱却不荒。到了泰和三年（1203），金章宗感觉钱荒严重，问宰相道：“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

同样，金朝像宋朝一样，出现了铸钱严重赔本的问题。大定十二年（1172）正月，金世宗与宰臣议铸钱问题，就有大臣讲：“费过于所得数倍，恐不可行也。”十五年（1175）十一月，金世宗又对大臣言及：“或言铸钱无益，所得不偿所费……”二十九年（1189），甄官署丞丁用楫奏报：“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据此，当时已是花费五文钱而铸一文钱。到泰和四年（1204），太府监梁王堂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则更增为费十文铸一文。

金朝自泰和七年（1207）七月规定民间贸易一贯以上用楮币，不许用铜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铜钱的货币功能受到极大限制。到贞祐三年（1215，宋嘉定八年）完全禁止使用铜钱，以楮币和白银为法币。这样，原有铜钱大量流往宋境。

二 评所谓“宋金争夺铜币”说

初看起来，宋、金间确有“争夺铜币的斗争”。乔先生从四方面论证此问题：其一、宋金贸易与铜钱的大量北流；其二、南宋制止铜币北流的政策和措施；其三、金是怎样大力吸收南宋铜钱的；其四、对1214年前后开始的铜钱自金向南宋地区流动的剖析。关于南宋前期铜币北流，南宋官方多方设法制止。金后期铜钱向南流入宋境，如本书前面所述，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并无异议。关键是宋、金是否大力“争夺”对方铜币，笔者不敢苟同乔先生的意见。

关于金朝大力吸收宋朝铜币，乔先生从三方面进行论证：一是发行交钞。征引范成大《揽辔录》所载：“交钞所者，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现钱，不用钞。……许人纳钱给钞，南路官私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付给，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笔者从此则史料中，却不能体会到金朝发行纸币，同吸收宋朝铜币有什么关系。发行纸币，似只有防止铜币南流的意义，而没有吸引宋朝铜币北流的意义。事实上，后来金朝铜币流入宋境，倒是同金朝发行纸币有直接关系。

乔先生提出的第二方面是“以短陌吸引宋钱”。论述说：“金在大定十年（1170）以七十为陌，到大定二十年官定以八十为陌。但在与南宋贸易中，短陌短到惊人的程度。有以六十为百者是高的，往往以‘一二十当百者’。”并引证三则史料：

绍兴三十年王淮的话：“对境例用短钱，南客以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况公然收贯头钱，而过淮者日数十人，其透漏可概见矣。”[51]

乾道三年唐王缘奏语：“闻于光州枣阳私相交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诱，嗜利奔凑者众（按原衍“人”字）。”[52]

淳熙五年京西漕司主管官张筠奏语：“闻唐、邓间钱陌以一二十数当百……乞严赐禁止。”[53]

这当中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王淮所言“一缗过淮则为数缗之用”、张筠所言“以一二十数当百”是否真实可靠？二是金朝境内钱陌如此“短”是否为政府行为？对于前者，笔者怀疑情况或许有所夸大。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在金朝史籍上找不到资料能证明系官方故意所为。宋朝铜钱在境内和境外，存在着购买能力上的差异，这是肯定的。但当时官员们往往夸大这种差异，如宋理宗时包恢讲市舶贸易导致铜钱外流，讲得更为夸张。他说：“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似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又说：“每是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54]这样的不等价交换，在实际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退一步讲，假定他们讲的情况是真的，而且上述情况是金朝官方一手操纵的，那么进行如此的不等价交换，金朝官方每年要贴补多少钱财呢？这样做值得吗？金朝当时能拿出那样多的资财来做这种事吗？《金史》中为什么对此全无记载呢？

乔先生提出的第三方面是“压低物价，套购宋钱”。论证中主要讲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金朝向宋境销售解盐，以博取铜钱。此事还是引证淳熙五年张筠的奏（上引删去了有关的内容）。事实上，京西路在北宋时一直是食用解盐的，当时有解盐越境销售到京西地区的走私贸易，也属情理之中的，未必一定是金朝官方有意想以此吸引宋朝铜钱，在《金史》中也找不到金朝君臣的有关议论。乔先生论证所讲的又一件事是金朝境内的绢价比宋境低，认为也是金朝以此来吸引宋朝铜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乔先生既没有找到当时金朝人的评价性言论，也没有找到宋朝人的有关言论，完全凭想象，就更难令人信服了。

乔先生提出的第四方面是“在榷场贸易中吸引南宋客商过界，多得课税”。但是，乔先生却没有讲清金朝是怎样“在榷场贸易中吸引南宋客商过界”的。在榷场贸易中设法吸引对方客商过界，多得课税，这似乎是人之常情，仅从官员要完成课税定额的角度也会如此。一定讲其主要意在争夺铜币，似乎牵强了些。

除了乔先生列举的以外，在宋代史籍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些关于“宋金铜币争夺战”的资料，如：

［乾道］七年秋，江东西、湖南十余郡饥……淮郡亦荐饥，金人运麦于淮北岸，易南岸铜镪，斗钱八千。江西饥，民流光、濠、安丰间，皆效淮人私籴，钱为之耗。[55]

及北使回，又奏：四明、温陵商舶籴买山东麻豆，彼减价而愿见钱，钱过界者不可胜计。[56]

乞聚茶榷场，专以见钱出卖，而轻其价，则钱之在江北者必来，以管仲藏石璧来天下货财为证。[57]

……逆虏每以土产之微，于榷场多方换易铜钱，彼无用也，徒以国家以此为宝，故欲多藏以困我。[58]

又论钱弊略曰：“铜钱每越北界，而彼之钱未尝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轻货易吾楮币，复以楮币要我铜钱，是以其无用倾我有用，兹其为谋莫测。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顾不能，此非直顽民猾商也，吏奉法不谨耳。”上顾问再四，下其疏集议所，时议咸（“咸”一作“蹈”）允。[59]

在上引第一则史料中，金人乘宋境受灾，高价卖粮，导致铜钱大量流入金境，似乎是金人在争夺宋朝铜币。但深入分析，不难看出，这里，金人在这里只是把铜钱当作钱财来看待的，他们并没有争夺铜币的主观意图；而且，从记载中我们看不出高价卖粮者的行为是受金朝官方驱使的。在第二、三则史料中，都反映了时人范成大的认识。第二则史料范成大所奏，也是宋人向金人买粮，造成铜钱流入金境，而金人有“减价而愿见钱”的主观动机。但我们仍看不到金朝官方所起的作用。第三则是范成大主张进行争夺铜钱的斗争。他依据的是《管子》的轻重理论。但是，宋朝廷是否采纳了范成大的主张我们无法知晓。第四则是大臣史浩的看法，他认为金朝故意套取宋朝铜钱，以使宋朝处于困境。在第五则中，邵骥与史浩有类似的认识，也认为金朝谋取宋朝的铜钱，企图“以其无用倾我（宋）有用”。从上引第二则至第五则史料，连同前引王淮、唐瑑、张筠的言论，我们可以了解，在宋朝士大夫中，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铜钱流向金境，是金朝官方有意谋取宋朝铜钱造成的。那么，他们的认识是否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呢？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并不反映客观实际。为什么呢？首先，如前所述，《金史》中对于此时期金朝君臣故意谋取宋朝铜钱的企图没有任何记载。其次，金朝当时财政收支状况并不宽裕，不太可能动用大量资财去作这种对宋朝实际上并无致命威胁的事。再次，在金境使用宋朝钱，对金朝来说并不是情愿的，因为铜钱钱文会产生一种对金朝统治不利的心理影响。所以，讲金朝有意争夺宋朝铜钱是缺乏可靠证据的。

总之，所谓金朝争夺宋朝铜钱，大约主要是一些宋朝士大夫的主观猜测（其中包含了他们对铜钱大量流失的恐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宋朝争夺金朝境内的铜钱，也主要是宋朝一些士大夫的设想，并没有成为宋朝的国策。《管子》贸易战（包括争夺铜币）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颇有影响，但却很少被付诸实施。这是因为，进行贸易战，官方要付出巨额的财力作为代价，这是统治者心存疑虑不敢轻易实行的。当然，我们这样讲，并不排斥可能宋朝或金朝有个别官员，曾在局部采取过某些与对方争夺铜钱的措施。乔先生文章中就举了知盱眙军杨抗成功地从金朝境内吸引数量可观的铜钱到宋境的实例。但这种事例只是一时的个别现象，并不能说明宋金双方进行过两个王朝间的长时间的争夺铜币斗争。宋、金间的铜币流动，正如乔先生在自己文章中指出的，主要反映了货币由流通量充足向流通量不充足、由购买力低地区向购买力高地区的正常流动，这种流动并不是你争我夺的结果。宋孝宗时期，金朝境内物价低、钱陌小，这并不是金朝政府有意造成的，而只反映当时金朝境内实际情况，宋、金间存在物价差（铜钱购买力差异）是正常经济现象，这种情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贸易后就会自然减小。实际上，铜钱不只流向金朝，而且流向海外，流向海外的或许比流向金朝的还要多得多。这也并非是海外有谁同宋朝争夺铜币。流动是客观形势造成的，不是主观努力的结果。

在南宋那个历史时期，与南宋先后并存的政权，如金朝、夏朝、蒙元，连同南宋自身，都努力防止铜钱外流。所以，或许可以讲，那个时代虽没有铜币争夺战，却有铜币保卫战。

[1] 另参见《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此书引文有遗阙文字。

[2]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长编》卷八○。

[3]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4] 《系年要录》卷一八○，参《宋史》卷三一《高宗本纪》。

[5]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知静江府范成大《论透漏铜钱札子》，参《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

[6] 《长编》卷二四、《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

[7]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七，参《长编》卷四一二。

[8] 《栾城集》卷四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

[9] 《筠溪集》卷一《自庐陵以左司召上殿札子》。

[1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八。按：此书系王淮奏于绍兴二十九年，然据《系年要录》卷一八五，王淮于绍兴三十年六月才自监察御史改任右正言，故此依《系年要录》卷一八六所系年。

[11]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二，参《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

[12] 曾巩：《曾子固集》卷一○《钱议》。按：祝渊《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一三载此文，谓为刘巨济所撰。

[13]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知明州奏事》。

[14] 《宋史全文》卷三四，参《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15] 见《攻媿集》卷三九《从政郎扬州司法林木舜搜获铜钱循一资》。

[1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八，参《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

[17] 《系年要录》卷一六八。

[18] 以上并见《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19] 按：《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又载：“天圣元年，应铜铸钱（钟？），差官监守，如以钱销熔，许人陈告。”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载：“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会不会前一系年“天禧”系“天圣”之讹呢？

[20]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

[21] 曾巩：《曾子固集》卷一○《议钱》。按一说此文为刘巨济所撰。

[22]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注文，参《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23]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袁燮知江州时上便民疏。

[24] 李弥逊：《筠溪集》卷三《户部乞禁铜器札子》。

[25]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七。

[26]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袁燮知江州时上便民疏。

[27]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28] 《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

[29]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30] 《宋史全文》卷三四。

[31] 《宋史全文》卷三六。

[32]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细文。

[33] 《系年要录》卷一八二，参《宋史》卷三一《高宗本纪》。

[34] 《诚斋集》卷六二《上寿皇论天变地震书》。

[35] 《长编》卷六一。

[3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九。

[37]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二。

[38] 《朱子语类》卷一一一《财》。

[39] 《新安文献志》卷一○陈庆勉《蒲圻回叶殿院论钱会书》。

[40] 《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本章内以下凡引包恢语均出此，不另注。

[41] 《朱子语类》卷一一一《财》。

[42] 《永乐大典》卷七三二二引吴泳《鹤林集·赵弼降授儒林郎制》。

[43] 《烛湖集》卷一一《承议郎淮西路转运判官方公行状》。

[44]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知静江府范成大《论透漏铜钱札子》，参《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

[45] 《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46] 刘挚：《忠肃集》卷五《乞复钱禁疏》。

[47] 《长编》卷三五九，参《东都事略》卷五八《韩维传》。

[48] 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49] 转引自《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50] 《金史》卷四八《食货志》。按：本节内以下不注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此。

[51] 《系年要录》卷一八六。

[5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二。

[53]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七。

[54] 《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55] 《宋史》卷六七《五行志》。

[56] 黄震：《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

[57] 《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论铜钱入北》。

[58] 史浩：《峰真隐漫录》卷九《临陛辞日进内修八事札子·不废会子》。

[59] 魏了翁：《鹤山集》卷七五《知南安军宗丞都官邵公［骥］墓志铭》。

第六章 钱荒现象及官方对策

第一节 钱荒的表现

一 北宋的钱荒现象

“钱荒”这个专用术语产生于宋代，但它所涵盖的那种社会现象，却产生更早，至少唐五代已经存在。唐朝中后期及五代禁止铜钱外流、销毁、储藏，也都是针对钱荒的。

宋朝最早言及钱荒现象的，似是《长编》卷四六所载咸平三年春吏部郎中、直集贤院、知泰州田锡的奏疏，其中讲：“……臣又以江南、两浙，自去年至今，民饿者十八九……臣问彼处米价，每升六十五文足，彼中难得现钱。”但他所言意思含糊，且只讲杭州一地，似难从中体会到钱荒的严重。又同书卷一一七载，宋仁宗“［景祐二年冬十月］上封者言，诸路岁以缗钱输京师，致四方钱重而货轻。丁卯，诏江东五万缗，自今并市糸由、绢、绵；福建、广东各十万，广西八万，并市银上供……”这里讲到四方钱重货轻，与后来讲的钱荒颇相像，但宋朝官方采取了较正确的措施，此后一段时间不见有人议及此事。

“钱荒”一语首次出现，且较为引人注意地议论钱荒问题的，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请看下引两则文字：

臣风闻转运使吕绍宁才至淮南，便进见钱十万贯，不知是否？……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划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不知绍宁才至淮南，用何术于何处得此钱。[1]

臣切闻三司计度，预于淮南、江浙、荆湖等路今年夏秋税内折纳见钱四百万贯……累年之间，科率频并，当今天下钱货至少，江淮之地名为钱荒，谓宜改制泉刀以救其弊。[2]

这两则议论表明，宋仁宗庆历时期的钱荒是同官方聚敛钱币有关的，而很明显，当时官方聚敛钱币是为了应付西部战争。

与上引两则议论时间接近，思想家李觏在著作中也议及此事：

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3]

李觏明确地讲，当时公私都缺钱币，原因是钱币被销毁制了铜器。大约也是宋仁宗在位时期，王安石也在私人书信中言及钱币缺乏：

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方今田农之家尤不可时得者钱也，今责购而不可得，则其间必有鬻田以应责者。[4]

宋神宗熙宁二年，吕惠卿等建议坐仓收购军兵饷粮，而令东南漕运粮改纳现钱，此事遭到司马光激烈反对，他的理由就是如此会加重东南钱荒[5]。

此后凡议论钱荒者，大约都同反对王安石新法有关。为了说明问题，以下赘引数则：

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6]

［熙宁九年，是夏］张方平言：“……东南六路灾荒已甚，官私匮乏，莫相救恤。又缘青苗、助役、市易之法，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财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7]

问：古者为货泉以权物之轻重，今所在铸钱数日益多，可谓钱轻矣，然而金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夫当重者反轻，而当轻者反重，其说安在？[8]

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鼓铸，岁至百万缗，积百年之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府库例皆空虚，人户又无居积，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9]

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10]

伏见近制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输钱……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敝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谷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钱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三千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已时，天下谓之钱荒……臣故曰，募役之法为天下害实深。[11]

三更趋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从来鼓铸知多少，铜沙叠就城南道。钱成水运入京师，朝输暮给苦不支。海内如今半为监，农持斗粟却空归。[12]

今年粳稻熟苦迟……汗流肩赤页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13]

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昔闻丰年乐，今识丰年苦。东家米粒白如银，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14]

上引议及钱荒者，几乎清一色是旧党大臣。他们反对新法，其中重要一条是反对新法使农民增加了负担。并且，他们认为，赋税征收钱币，对农民是一种坑害，因为秋收时农民一起卖粮求钱，造成粮价暴跌，农民利益受到巨大损失。

上引记载中尚未包括反对新法者对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的批评，这实际也是对新法批评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批评新法是加重钱荒的重要原因。张方平、刘挚都执此种观点（参前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属于新党的沈括也反对王安石解除铜禁、钱禁，且认为这样做会加重钱荒（请参下文）。

对新法的批评到宋哲宗即位初期还在继续。有关议论太多，现仅选录数则：

［哲宗时］轼谓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15]

自熙宁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谷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钱之入官者惟有茶、盐、酒、税、杂利而已。然方是时，东南诸郡犹苦乏钱，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多私铸小钱，有无不交。[16]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17]

［元祐二年春正月辛巳］殿中侍御史孙升言：“……为国者不取民之力，而取民以钱，则货殖百物无以售，而民至于困极也。”[18]

［元祐二年春正月辛巳］殿中侍御史吕陶自成都回，言……今东南民间所用无完钱，皆乌旧缺边，而乡村所出谷帛，贱无人售。城郭人户比十五年前破家者十七八，皆因纳钱免役之患，此上下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19]

此时旧党掌了权，对新法的批评更加无顾忌。他们认为实行新法尤其是免役法的结果，使钱聚于上，大大加重了钱荒，新法聚敛钱币与钱荒有最大的联系。

旧党废除了新法，却未能根除钱荒现象。旧党大臣苏轼在元祐四年以后又数次言及钱荒。现引录如下：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苏轼状奏……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户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千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欲乞指挥提、转今将合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绢充年额起发。[20]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状奏……杭州……自去岁十月以后，米价涌长，至每斗九十足钱。近岁浙中难得见钱，每斗九十，便比熙宁以前百四五十……[21]

去岁恩旨宽减上供额米三分之一，而户部必欲得见钱，浙中遂有钱荒之忧。轼奏乞以钱和买银绢上供，三请而后可。[22]

在上引几则议论中，苏轼没有讲钱荒与新法有关，但其中两则言钱荒与户部将上供粮折征现钱有关。绍圣、元符间，苏轼在广南，给亲戚写信时又言及广南的钱荒：

今来秋大熟，米贱已伤农矣。所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而漕府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余纳正色……岭南钱荒久矣，今年又起纳役钱，见今质库皆闭，连车整船载米入城，掉臂不顾，不知如何了得赋税役钱去……年年多纳钱、少纳米，则农民益困，岭南之大患也（原注：见说广东诸郡皆患米多支少）请兄与诸公商量，具此利害，共入一奏，乞今后应役人、公人庸钱及重法钱并一半折米，却与见钱还运司，则公私皆便，免得税米积滞，年年抑勒人户多纳见钱，此大利也。[23]

这次，他又将钱荒与免役钱征收联系在一起，反对“抑勒人户多纳现钱”。北宋后期时文人刘跂所拟策问题中又言及东南的钱荒：

二边为国捍蔽，常患谷贵而食不给；三江五湖衣食之原，然钱币不足，而有贸易之患。[24]

综上所引，我们不难看出：北宋人议及钱荒，凡涉及成因时，一般都归咎于赋税征收现钱（包括王安石推行新法增收现钱）；所言钱荒发生的地区，则多讲东南地区。

二 南宋的钱荒现象

南宋初期，物价飞涨。就在物价居高不下之际，关于钱荒的议论却时时可闻。如：

［绍兴四年八月］癸巳，太常少卿陈桷言：“今日之弊，物贵而钱少……今鼓铸仅有其名，约工既大，劳费既多，而官铸所入无几……望特诏有司讲求其弊，厚铜之积，广加铸之数，重外泄之防，严销毁之禁，庶几国得专其权，而民用不乏。当务之急，孰先于此！”[25]

臣惟泉货之用于天下，犹水之行于地也。其出也有源则其流也不绝，一窒其源则竭矣……况钱货之积必有所在，不在公家，即在私室。今国用不足，百姓不足，公卿之家尽于盗贼，兼并之家尽于诛求……[26]

［绍兴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臣僚言］荆湖之南，即今米斗百余钱，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今日钱荒之弊，无甚于湖南。[27]

上引陈桷言“物贵而钱少”，从常理看来似令人难以想通：古人讲物（谷）贵钱轻，物（谷）贱钱重，物贵怎能同钱少并存呢？然而陈桷讲的却是实情，当时物价很高，由于物价很高，官方和百姓都感到手中的钱不够用。显然，当时的钱荒是与物价太高相联系的。最后一例，则是讲湖南粮价低而钱荒的，似与陈桷所言相反。然而，他讲的“谷价之贱，未有如此时者”，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唐代有斗米二三钱的情况，宋初也不乏斗米数十钱的记载。斗米百余钱，在北宋时一些地区甚至是灾年的米价。所以，他的话只能理解为此米价为近若干年中最低的米价。而因粮价低而产生钱荒，大抵是从卖粮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前两处议论在寻找钱荒成因时，都讲到了铜钱的外流与销毁（此未引录）。

南宋中期以后，又出现一种认识，即认为楮币贬值与铜钱缺乏（钱荒）有关。请看下引议论：

楮币日轻，本由钱之厥。今渗漏非止一涂，有如储蓄于大家，销于工技，阑出于边关，上下共知矣。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独不当并严其禁乎？泉货周流，楮价自重，不然虽多方称提，未见其可也。[28]

［嘉定十二年］八月九日，臣僚言：“今日楮券之弊，较之开禧之前固不若彼之甚，州县称提，久而厌玩，不无折阅去处。然振起其折阅之渐，而杜绝其致弊之因，其策在钱而不在楮。盖钱者，所以权乎楮也。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乞申明禁令，凡鼓冶鼓铸责之所司，必欲岁数增衍；至于蕃贾之渗漏、工匠之销、豪民赃吏之藏积，严行禁止，无尚虚文，无恤浮议，则铜钱可以渐裕，子母可以相权，楮币之价不至于随起而随仆矣……”从之。[29]

［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铜钱寝少，楮券寝轻，不可不虑。夫钱者，本也；楮者，末也……夫其为弊固多端，而关于利病之大者有三焉：一曰销渗漏之多，二曰本钱支遣不敷，三曰官属体统不一……如此，则三者之弊可革而钱楮庶乎可以相权，实正本澄源之策也。”从之。[30]

楮日多，钱日少，禁楮之折阅者日严，而禁钱之漏泄者日宽。……钱既日耗，则其命遂归于楮，其弊遂积于楮……楮之所以难行者，不独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钱之少也。……今铜钱之法，大率犯者罚轻，而捕者赏轻……诚使钱不甚荒，则楮不偏胜，此称提本务也。[31]

既然认为楮币贬值与钱荒有直接联系，则他们认为要救解钱荒就要进一步实行铜禁和钱禁，特别是禁绝铜钱的销毁和外流。然而，铜禁和钱禁实施的效果总不好，铜钱的销毁和外流愈演愈烈。正如时人章如愚所言：“钱之在今也，有边关漏泄之弊，有销鼓铸之弊，虽严其禁而钱愈不见其多。”[32]钱荒是越来越严重。南宋后期对钱荒的议论仍时时见于记载，却没有人能提出有效的对策。请看下引：

重以楮币泛滥，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33]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故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34]

执事者思通变之策，而归咎于铜镪之耗。夫镪耗诚当虑也。贩一钱可得数千百钱之货，海舶乌乎而不泄！化一镪可牟数十百镪之赢，销毁乌乎而不众。今法钱、奸钱肴于闽之南、江之西，而京畿之内觌楮而不觌钱，则耗之故也，是可不为厉禁哉。[35]

将南宋有关钱荒的议论同北宋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北宋时人们多把钱荒同官方聚敛联系在一起，而南宋时人们则更多地把钱荒同铜钱的储藏、销毁、外流联系在一起，同楮币的发行联系在一起。

第二节 钱荒的成因

一 沈括、范浚论钱荒

关于钱荒，北宋人沈括、南宋人范浚各有较多的文字进行评论，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二位宋人对此事的看法。沈括较完整地记录了他与宋神宗之间关于钱荒的一次对话，现全文引录如下：

上（宋神宗）尝问公私钱币皆虚，钱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括对曰：钱之所以荒者八，而其不可救者两事而已，其可救者五，无足患者一。

今天下生齿岁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费奉岁蕃之民，钱币不足，此无足怪。

又水火沦败缺者莫知其几，此不可救者二也。

铜禁既开，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则钱之在者几何其不为器也。臣以谓铜不禁，钱且尽，不独耗而已。异日富家备寇攘水火之败，惟蓄盐钞，而以藏镪为不利，钞之在民以千万计。今钞法数易，民不坚信，不得已而售钞者，朝得则夕贸之，故钞不留而钱益不出。臣以谓钞法不可不坚，使民不疑于钞，则钞可以为币，而钱不待益而自轻矣。

古为币之物金银珠玉龟贝皆是也，而不专赖于钱。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民贫而为器者寡，故价为之日轻，今若使应输钱者输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则为币之路益广而钱之利稍分矣。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

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减万缗，使流转于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

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京师百官之饔饩，他日取牛羊于市者，惟以百货易之，近岁以疥疾、干没之为蠹，一切募民入饩，牵于京师，虽革刍牧之劳，而牛羊之来于外国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此皆作法以驱之私易如此者，首当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

河湟之间，孤绝一隅，岁运中都之币以实塞下者，无虑岁数十万缗，而洮岷间冶铁为币者又四十万缗，岁积于三州之境。物出于三州者有穷，异时粟斗百钱，今则四五倍矣。此钱多之为祸也。若不以术泄之，数十岁之后，刍粟何止率钟而致石？今若泄之羌中，听其私易，贯率征钱数十，岁已得数万缗。以吾之滞积而得战马、饩羊有用之物，岁入之争粟遂减数倍之价，一术而数利。中都岁送之钱，但以券钞当之，不徒省山运之劳，而外之所泄，无过岷州之铁耳。此不足为害者一也。[36]

上引沈括共列举了钱荒的八条成因，我们可以简述为：（1）人口增加而需求增加；（2）自然损耗；（3）王安石开铜禁；（4）盐钞信用变坏人不以为币；（5）金银退出流通领域；（6）常平储存；（7）铜钱外流；（8）西北钱多为患。我们再作进一步归纳，前七条可以归为三方面：其一，需求增加；其二，能代替铜钱者减少；其三，铜钱的流储销。这三个方面还可进一步归纳为一点：即铜钱供不应求。然而问题是：如果真的是铜钱供不应求，照理讲，就应出现物价暴跌、铜钱购买力暴涨的情况，事实是怎样的呢？不错，诚如沈括所言，由于推行新法，官方赋税收入中钱币数量大增，造成物价有较大幅度的下跌，铜钱购买力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即便如此，当时东南地区的粮价仍保持在每石四百至一千文上下（参见本书铜钱购买力一章及附表）。这同前代最低粮价水平相比，仍有较大距离。所以，铜钱如此之“荒”，其购买力却没有相应的提高，这说明铜钱的“荒”是有虚假成分的。沈括列举的钱荒成因有些是正确的，但从整体讲，他显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又前引沈括所言第八项是讲西北地区钱多的。沈氏没有讲清楚，体会起来似是说每年从京师往西北运铜钱，也是内地钱币虚耗的原因之一。此条实际是说钱荒只是局部现象，有些地方钱荒，而另一些地方则钱太多。这一点，沈括也是正确的。

另外，一旦出现了“钱荒”，照道理铜钱被销毁和外流的情况就应停止，可事实是完全没有停止，这从前引苏辙等人的议论中可以得到证明。这或许又是沈括所未能预料的。在整个宋代，“钱荒”与铜钱的销、流、藏同时并存，这雄辩地说明“钱荒”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钱币缺乏。

南宋中后期人范浚曾撰文专论钱荒，现试作分析。范浚首先否定北宋有钱荒，认为南宋才真正有钱荒。他说：“钱货耗乏，为历世患，有救其弊者，欲为重钱而病难用，欲为轻钱而病盗铸，二者皆非可行于今者也。思救其弊，莫若求钱之所由耗而图之。臣窃惟国家全盛时，诸道冶铸，岁供缗钱，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积，累百钜万。又常平储资，大郡无虑四五十万缗，次犹半之，大邑无虑六七万缗，次亦半之，所至贯朽，府库充韧。时虽四方民财，匮不给用，然实藏之官，概以天下计之，钱不乏也。方今公帑既虚，私利又窭，公私俱匮，不知钱何所积而至于此。”然后，他提出，钱荒（钱货耗乏）产生的原因有五个：“臣尝求其故，知钱之所由耗者，有五说焉：运艘贾舶，绝江浮海，涛波覆没，一也；通都大邑，火所延烧，灼烁融液，二也；闾井习俗，送终含死，瘗埋滋多，三也；几事不密，而泄之疆埸者广，四也；禁令不严，而破为铜器者众，五也。”他讲的五条比沈括所讲简单多了，除了自然损耗以外，就是铜钱的外流、销毁，另有一条随葬是沈括所未言及的。他讲的五条成因比沈括有一明显退步，就是他没有讲官方税收对民间钱荒的影响。当然，这与南宋中后期官方也感觉铜钱匮乏的情况有关。另外，南宋与北宋不同，楮币广泛行用，交易中所用铜钱越来越少，这也是人们感觉钱荒的一个原因。范浚的分析显然更加表面化，他对诸如“钱荒”了为什么铜钱还要销、流、藏的问题丝毫没有触及。

他提出的对策文字虽多，内容实际简单，只有两条：一是加强铜禁，二是平抑粮价。他说：“五者交耗，故不藏之官，不积之民，而钱日以乏，将救其弊，则当从其耗之甚者而为之禁。今王师百万，或列戍，或进攻，皆资钱以为用，则泄之疆埸。愿诏诸军各加禁察，或可以金若银、帛易钱费（宝？）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铜（钱？）为器，则申严禁令，当责郡县，力行惩绝。昔刘秩谓铜之为兵不如铁，为器不如漆，禁铜则人无所用，盗铸者少，公钱不破，人不犯死，钱又日增，是一举而四美兼也。陆贽亦云，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是皆以禁铜为利。太祖时，有司请行铜禁于江南，诏除寺观先有遗佛像、钟、磬、铎、钹、塔轮、火珠及民所常用铜鉴，自余铜器限尽一月，悉上送官，给直市之，敢有匿不闻，论如律，今傥遵用是诏，申严铜禁，得铜必多，可以广铸，又自今无复破钱为器者，钱何患不富乎？”他讲的加强铜禁办法，完全是重复前人的陈词滥调，没有创新。

他提出的另一处理钱币问题的对策，却颇有新意。他说：“然臣尝观汉章帝时，谷帛价贵，县官经用不足，张林言：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耳。宜令天下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又献帝末，不铸钱久，货本不多且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是古以钱少故物贱也。今钱货既乏，而百物皆翔贵，岂今之钱货与古之钱货异哉？盖谷甚贵之所致也。东南播殖之利不加于旧，而西北之人寓食于东南者益众，此谷之所以甚贵而未平也。夫人视食为命，其于谷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旧，而食者益众，且谷所积储，皆豪民大家乘时缴利，闭廪索价，价脱不高廪终不发，则谷不得不甚贵。彼市百物者皆非不饥之人，固将量食费以取百物之直，则百物亦不得不甚贵。此铸虽乏而物不为贱，所以与前世异也。今欲百物贱则当平谷直，谷直平则民费省矣。且官收私铜以广冶铸，又平谷直以省民费，则钱虽乏未为甚患。善乎刘陶之言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人饥。臣亦以为当今不病钱乏，而病乎谷直之不平也。”他提出，眼下与古代不同，“古以钱少故物贱也，今钱货既乏，而百物皆翔贵”，钱乏的原因是谷贵，所以一旦粮价降下来了，钱荒的问题也就解决了[37]。范浚是古人，他不懂得在正常情况下，谷价即粮食与铜钱的市场比价是在二者自身价值比这一中线上下波动的，因而是不会长期居高不下的。若长时期居高不下，一定是存在不正常情况。他未能也不可能指出藏在“谷贵”后面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他比一些同时代人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钱乏”同“谷贵”联在一起，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简单地认为钱荒是同经济繁荣联在一起的。

二 钱“荒”而不“贵”

沈括、范浚分别对钱荒的成因作了分析。看了他们的分析，我们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从欧阳修议论钱荒时（早于他的我们暂且不计）算起，到南宋后期，大约二百多年，钱荒持续不断，但令人困惑的是铜钱的购买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落，这是为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钱既“荒”，为什么还要被销毁、外流、储藏？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就在发生钱荒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铜贵钱贱”的情况，而最能说明铜贵钱贱的，莫过于销熔铜钱造铜器所能获取的丰厚利润。对此，宋人多有议论，现引录数则：

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38]

铜禁既开，销钱以为器者利至于十倍。[39]

销毁法钱。盖缘钱者和炼之已精，其工费尤简，变而成器，又有数倍之利。[40]

［绍兴六年］八月三日，户部侍郎王俣言：“……一钱之毁，鬻利十倍，则为害不可胜计……”[41]

［绍兴二十一年］十有二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王葆言：“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乞禁约。”诏申严行下。[42]

高宗绍兴中，臣寮言：“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民既轻于犯法矣，而士大夫之爱奇者百计收蓄，罗列几席，以为玩好，乞严销之禁。”[43]

销钱为器，未始无法，而获利十倍，所在公行……[44]

据上引，销熔铜钱制铜器，或讲得利五倍，或讲得利十倍，总之是利润丰厚。有人认为，这些丰厚的利润是铜器所包含艺术性、工艺性的体现。造铜器者付出的脑力的和体力的劳动，固然能造成利润，但是，我们应当同时看到，工匠们把原铜制成钱，同样也花费了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其困难性和复杂性并不比铸造一般铜器差。用铜铸铜钱和用铜铸铜器其利润差得如此之多，只能说明铜钱的实际购买力即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

我们从记载中还可看到另一令人费解的情况，即铜钱在宋朝境内购买力很低，可是到了境外，特别是海外，其购买力却大大高于宋境内。请看下引：

此蕃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曰苏吉丹。[45]

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46]

贩一钱可得数千百钱之货，海舶乌乎而不泄！[47]

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似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48]

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每伺番舶之来，如泉、广等处则所带者多银，乃竟赍现钱买银，凡一两止一贯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49]

为什么铜钱在国内市场上不值钱，在同外商贸易时就值钱了呢？为什么铜钱在宋朝不值钱，而到了境外就值钱了呢？我们只能解释为铜钱在宋朝境内的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其自身价值。

三 叶适等对南宋钱荒的新见解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有些有头脑的文人，就已对钱荒就是钱币缺乏的认识发生了怀疑。杨万里在为考生出的试题中设问：

问：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尝怪铸之自于古，积之自于今，旧者不足，继之以鼓铸，铸之不足，继之以楮券，宜其为钱不胜其有余也，而反愈不足。夫钱之与物无两重，亦无两轻，此贱则彼贵，彼低则此昂也。今则钱与物两贵，其咎安在？[50]

他提出，照理应是“钱不胜其有余也，而反愈不足”，原因何在？照理“钱之与物无两重”，“今则钱与物两贵，其咎安在”？他虽没有提出答案，但他却深刻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考虑问题的深刻程度，或许超过了不少近代学者。

史学家李心传也看出了一些问题，他说：

余尝考绍兴之初，东南饷军，止用见缗，是时戎马纵横，寇盗充斥，军费多矣，然未闻有钱乏之患。自绍兴末年，钱处和创行在会子，于时王珏亦用于湖北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见缗存者至少。盖楮券盛行，而铜货积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51]

他认为，南宋中期以后的钱荒与楮币发行有直接关系。学者吕祖谦则明确地指明了钱荒与赋税的关系。后人记他与学生有如下问答：

或问：湖北、广西，比来钱荒，但日纳于都下，都下却以法去救之，当如何？［答］莫若以粟帛为赋而不税钱。[52]

他讲赋税不征钱就能解除钱荒，这种认识是胜于常人的。学者叶适更是一针见血地对官方关于钱荒的对策提出了批评，并申明了自己的见解：

且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邪？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诚而献者有二议：有防钱之禁，有羡钱之术。夫南出于夷，北出于虏，中又自毁于器用；盗铸者虽淆杂而能增之，为器者日损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于不密也。是诚可密也。若夫羡钱之术，则鼓铸而已矣。虽然，尽鼓铸所得，何足以羡天下之钱？且天地之产，东南之铜或暂息而未复，虽有咸阳、孔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53]

他认为货币并不缺乏，实行钱禁、增加鼓铸，其结果只会使国家储存的铜钱更多、民间富人储藏的铜钱更多，而不能解决钱荒问题。他又说：

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流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54]

他指出，“今世钱至贱”，最“荒”的是物而不是钱。迟于叶适，戴埴的认识更加清晰。他在《鼠璞·楮券源流》中说：

赵开谓楮多则轻，必用钱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贸易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

他明确讲交易手段不缺乏，而且讲此时以铜钱计的物价比未发行楮币时也增长了一倍，这是其他人都没有讲到的。

他们的议论，已经很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南宋的钱荒不是流通手段缺乏。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看到了南宋铜钱的购买力并不高，看到了钱荒与税收的关系等，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钱荒问题是极有启发的。

四 对钱荒成因的再研究

尽管宋人对钱荒的成因已有较深刻、有些甚至可以讲是抓住了关键的分析，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极“左”思潮较为猖獗的时间里，国内学术界却被束缚在这样的认识中：钱荒就是流通手段缺乏，而流通手段缺乏又是由商品经济大发展造成的。因此，钱荒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体现。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学术思想的重新活跃，人们对这种认识开始发生动摇。就笔者的陋见，较早重新审视钱荒成因的有许惠民先生。他提出：

“钱重货轻”就是市场“供过于求”的反映，而封建王朝的沉重赋税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市场上，商品价格总额实现的多少是受其流通方向上支付能力的大小支配的，也就是说受购买力大小的限制的。这样，流通方向上的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其分布则是十分重要的了……当农民的产品超过流通方向上所能吸收的限制时，“供过于求”的情况便发生了。[55]

所谓“钱重货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钱荒”，二者的成因实质上是相同的。许惠民先生指出，在税收季节，由于农副产品一齐上市，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人们就产生了“钱重物轻”的感觉。实际上，人们同时也就有“钱荒”即钱币缺乏的感觉。这种情况宋代同样存在，特别是在丰收时尤为突出。请看下引记载：

祷庙祈神望丰年，今年中熟更堪伤。百钱斗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56]

自去岁江浙大稔……高下之田皆有丰登之望。新谷既升，其直愈贱，老农咸谓数十年来所未尝有……田家作苦，十得一稔，欲以输租偿债。今也负担适市，人莫之顾，不得已而委之，仅得千钱而去，一岁所入，不足以纾目前之急，何暇为后日计？所以粒米狼戾而不免于冻饿也。米价既贱，钱帛并重，人所艰得，何敢轻费，所在客旅稀少，市井萧条，工商游手之徒，莫不坐困。民间钱既艰得，冬租糜费，夏税物帛，无所从出，州县催科，所以劳扰倍于常年，此皆谷贱之患也。[57]

上引两则记载所讲的情况恰是许先生所论述的情况。应当指出，宋代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不断提高农业税中的货币比重，这种情况大大超越了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的实际发展程度，人为地制造出“谷贱伤农”的问题，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许先生主要注意了农业税收，没有注意到包括商税在内的其他税收和变相税收（禁榷收入）。当然，这是他的文章的题目所决定的。许先生也没有注意到宋代，特别是南宋的情况，没有考虑到楮币出现后将铜钱驱逐出流通领域等复杂情况，这同样与他的文章题目相关。这样，他的分析虽然显得简单了些，但是却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即从货币运行特殊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钱荒问题，或者说触及了钱荒是由封建国家财政收支促成的钱币大循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所造成的这一关键。

许先生的文章具有初创性，但他的视野还显得不够开阔，即他还未能从整个由封建国家促成的钱币大循环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事实上，他描述的与季节相关的农业税收在上述大循环中只占较少的一部分，而占较大部分的榷利、商税等并没有季节性。所以，他对另一种情况也未能予以注意，即事实上存在钱币在某一段时间和某一地域内相对缺乏的情况。笔者在1984年向宋史研究会提交的论文中作了如下补充：

钱币在作前述特殊运行（指上述钱币大循环）时，其“往”与“复”的两阶段是表现各异的：百姓纳税时，由税限所迫，钱币的需求与运行都较为集中，而钱币从官府流出，却相对分散。官吏、军兵的特殊分布又使钱币的流向不是原路退回，即流出的钱币又进行了新的分配。这样，当下一次大规模征税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商品与钱币的供与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一致的矛盾，这就给钱币的暂时的局部的相对缺乏提供了条件。

笔者就宋代的情况还补充道：

如果我们注意考察关于北宋钱荒的记载，就不难发现，所谓钱荒主要是集中于江淮浙地区，其他地区很少涉及，甚至反有钱多为患之处（如沈括言陕西情况）。这一情况似只能从当时钱币的特殊运行中得到说明。

换言之，由于宋朝财政收支导致数以千万贯计的铜钱周期性循环运行，这种运行导致铜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最终导致暂时和局部的“钱荒”。“钱荒”并不真正是铜钱缺乏。相反，笔者认为宋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市场上的铜钱存在某种相对过剩。这是在“钱荒”的同时，铜钱仍然销、流、藏的原因所在。此问题将在本书铜钱购买力一章进行详细讨论。应当指出，笔者在上述论文中，没能将农业税与其他税收（含榷利）加以明确区分，因而容易使人误解为所讲的钱币运行仅仅是与农业税相联系的那部分钱币，这是应当加以补充说明的。

以上主要是讲北宋的情况。南宋楮币广泛发行以后，“钱荒”的成因又有所变化。南宋楮币泛滥，“钱荒”依然，那种“钱荒”就是交换手段缺乏的说法已是不攻自破了。但是，南宋的货币大循环又因楮币的出现而变得复杂。在会子的一章我们将会说明，自从楮币泛滥，在市场上就出现了楮币驱逐铜钱的情况。在流通领域的铜钱不断减少，而官方财政收支大抵遵循“钱会中半”原则。这就是说，市面上铜钱减少，而纳税者（当然不只是纳税者）却不得不设法筹到税（钱）额半数的铜钱，于是人们对“钱荒”的感觉就更加强烈。

由于“钱荒”是因与财政收支相关的钱币大循环造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的钱荒，到了明清两代，就变为“银荒”。因为此时白银已取代铜钱成为法定主币，而因财政收支推动的货币大循环依然如故，所以“银荒”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

五 铜禁、钱禁的再评价

正确评价铜禁、钱禁，首先要正确评价宋朝的铜钱铸造和发行政策。

实施铜禁、钱禁不始于宋，前代已有之。铜禁、钱禁，是由轻重理论推衍出的，它的核心是实行经济专制。

宋代铜禁、钱禁的提出和实施是与当时人对“钱荒”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北宋时，实施铜禁、钱禁的主要推动力是钱荒。南宋时，实施铜禁、钱禁的主要推动力是纸币与铜钱比价的失衡。如前所述，钱荒不是流通手段的缺乏，而是财政收支政策造成的一种失衡，本质上只是一种假象，但却在当时人心中普遍地造成了铜钱缺乏的认识。纸币的贬值，即纸币可兑换铜钱数量的不断减少，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铜钱缺乏的错觉。当时流行的称提理论中，有一种认识就是认为纸币贬值是因为纸币与铜钱在数量上不成比例，即纸币太多、铜钱太少，所以，减少铜钱的流失就可以减缓纸币的贬值。

如果我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察宋代货币运行方面的问题，再从整个经济、货币的运行来考察实施铜禁、钱禁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就会得出实施铜禁、钱禁是错误决策的结论。

事实上，铜钱作为一种货币，它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宋代的铜钱官方没有规定它与金银或别种物品的比价，它的购买力（市场价格）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这就是说，它的购买能力要受两方面的情况影响：一是它的自身价值，二是它的供给与需求。在其自身价值确定的前提下，那时其供求关系就起决定作用。那么，流通领域内的铜钱究竟多少合适呢？那当然是当铜钱自身价值与市场价格相同时的数量最合适。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适当数量是由市场来调节的：当铜钱数量供不应求时，铜钱的购买力就超过自身价值，市场就把人们原先储藏的铜钱吸引进来。同时，这种情况也会使得铜钱生产有利可图，从而鼓励铜钱的生产者加快生产。当市场上的铜钱供过于求时，铜钱购买力下降，市场就把部分铜钱逐出，使它们被熔为铜器，或被暂时储藏。同时，由于铜钱购买力低下，铜钱的生产就变为得不偿失，铜钱的生产就应减少或暂停。而实施铜禁、钱禁，就把市场的这种调节功能完全破坏了。

实施铜禁的直接后果，是使封建国家垄断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是使官方铸造铜钱得到了原料供应保障。由于封建国家实行了资源垄断，因而实际上降低了铜钱铸造的成本。同时，由于官方对原铜的生产从不进行认真的成本核算，从而使铜钱生产的盈亏始终处于模糊状态。

实施钱禁的直接后果，是使铜钱的外流、销毁（有时还包括大量储存）成为非法。这就等于从法律上阻断了流通领域的铜钱退出此领域的各种通道。

宋朝的铜钱铸造和发行是带有很大盲目性的。当时的统治者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正确认识货币的供求、运行规律。他们受轻重理论的影响，往往认为货币铸造是实施轻重散敛的基础条件，进而认为铸币越多越好。甚至有认为多铸币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有效途径的。这样，即使是铜钱铸造已经赔本很厉害，官方仍在努力设法增加鼓铸。一方面是盲目进行铜钱生产，盲目投入；一方面是千方百计阻止铜钱退出流通。其结果，只能是使铜钱的购买力长时期低于自身价值。这就是铜钱的外流和销毁久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1]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九《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编者按：此奏札作于庆历三年。

[2]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余靖《上仁宗论两税折纳见钱》，此奏疏作于庆历三年。

[3]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

[4] 《临川集》卷七六《上运使孙司谏书》。

[5] 参罗从彦《豫章文集》卷八《遵尧录·司马光》《宋朝事实类苑》卷一五《顾问奏对·司马温公》、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东都事略》卷八七上《司马光传》。

[6] 郑獬：《郧溪集》卷一二《乞罢两浙路增和买状》。

[7] 《长编》卷二七六。

[8] 苏辙：《栾城集》卷二○《私试进士策问》。

[9]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10] 《乐全集》卷二六《论讨岭南利害九事》。

[11] 《乐全集》卷二六《论率钱募役事》。

[12] 孔平仲：《朝散集》卷一《铸钱行》。

[13] 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前集》卷四《吴中田妇叹》。

[14] 吕南公：《灌园集》卷四《山中即事寄上知县宣德》。

[15] 《东都事略》卷九三《苏轼传》。

[16] 苏辙：《栾城集》卷三七《乞借常平钱置上供及诸州军粮状》。

[17] 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三《辨试馆职策问札子》。

[18] 《长编》卷三九四。

[19] 《长编》卷三九四。

[20] 《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六《乞赈济浙西七州状》《长编》卷四三五元祐四年十一月甲午。

[21] 《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六《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

[22] 《苏东坡全集·东坡后集》卷一四《杭州上执政书二首》。

[23] 《苏轼文集》卷五四《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四十七》。

[24] 刘跂：《学易集》卷五《策问·通商》。

[25] 《系年要录》卷七九。

[26] 李弥逊：《筠溪集》卷一《自庐陵以左司上殿札子》绍兴七年任中书舍人时上。

[27]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四。

[28] 真德秀：《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

[29]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二。

[3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九至一八○。

[31]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

[32] 《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唐赋税盐茶酒钱楮坑冶铜禁》。

[33] 魏了翁：《鹤山先生集》卷一九《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

[34]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35]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时政》。

[36] 《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壬寅注引沈括《自志》。

[37] 上引范浚语并见《香溪集》卷一五《议钱》。

[38]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39] 《长编》卷二八三注引沈括《自志》。

[40] 刘挚：《忠肃集》卷五《乞复钱禁疏》。

[41]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八，另参《系年要录》卷九六。

[42] 《系年要录》卷一六二，参《中兴小历》卷三五同年月戊辰条。

[43]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

[44] 袁燮：《絜斋集》卷一《便民五事疏》。

[45]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

[46]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

[47]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时政》。

[48] 包恢：《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49] 包恢：《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50] 杨万里：《诚斋集》卷九六《太学私试策问》。

[51]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

[52] 吕乔年：《丽泽论学集》卷二○。

[53]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

[54] 《通考》卷九《钱币》引水心叶氏曰。

[55] 许惠民：《从封建赋役制看唐代的商品经济》，《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笔者于1984年宋史年会上发表《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征引了此论断，并重点分析了宋代钱荒的成因。

[56] 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九《太息》。

[57] 蔡戡：《定斋集》卷四《乞平籴札子》。

第七章 铸钱用料、钱文及钱陌

宋代铸钱（包括铜钱、铁钱）用料、成重、钱文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但铸币背文有时出现特异情况，似非出自国家规定。官方对铸币的计量单位即钱陌，也有正式规定，但民间行用时却并不总是遵行官方规定的。本章拟对这些情况作考察。

第一节 铸钱用料、成重及盈亏

宋代小平铜钱、铁钱的用料前后不一，数次变动。宋代对大钱的用料也有规定。其中对四川、陕西、江北铁钱的规定似也有区别，但有关记载很不完备，我们只能了解其梗概。

一 北宋铸小平铜钱用料、成重

据北宋末、南宋初时庄绰引蒋仲本“论铸钱事”云：“国朝铸钱料例，凡四次增减”。蒋仲本大约为北宋后期撰此“论”。他讲了铸小平铜钱的五种用料。一是“自开宝以来，铸宋通、咸平、太平钱，最为精好。今宋通钱每［贯］重四斤九两”[1]。他对此时期用料情况记得太粗，只是讲了“精好”，其成重还是北宋后期时行用了数十年或上百年后的重量，是否有磨损也不得而知。查《长编》卷二三，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四月己丑曾下诏：“江南民私铸铅锡及轻小钱，颇乱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钱须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这说明官钱成重应在每贯四斤以上。又《实录》载，太平兴国年中，江南路转运使张齐贤“为饶州永平监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又有言新法增铅锡多者，齐贤固引唐朝旧法为始，言不能夺”[2]。每贯约用料四斤九两。其中铜约占62%，铅26%，锡12%。除去火耗，成重应少于四斤九两，这与前引蒋氏所言不符，不详原因所在。我们在考察宋钱用料及成重时，经常遇到的麻烦是原记载往往对“贯”计量是用足陌还是省陌未作交代，上述问题是否也源于此呢？

据蒋仲本言，咸平末、景德初官方调整了一次小平铜钱铸钱用料，“自咸平五年后来，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依其所记，此次增加了用料总数，使成重比宋初也增加了。至于调整后铜、铅、锡的比例则失载。这或许可以通过李焘的如下记述得到补充。李焘记：“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3]李焘系此于宋真宗末年，或许所记即咸平末、景德初之新制。但李焘所记铜铅锡共用料三斤十四两，比蒋氏所言多六两，而二人所记成重却是一致的。

这里应提及《宋史》卷六八《律历志》一则记载：“［景德中］以御书真、草、行三体御书钱较定，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此所言御书钱是指宋太宗的淳化元宝钱。所言一千钱（足陌一贯）重六斤四两，七百七十文（省陌一贯）重四斤十三两，与咸平末、景德初规定的成重不符，则此重量是否就是宋初的钱重呢？这当然是可能的（宋初沿用盛唐十钱一两之制是可能的），但又与《实录》所记出入较大。

蒋仲本讲小平铜钱用料第二次变化是在宋仁宗景祐三年。此年宋廷规定：“依开通钱料例，每贯用五斤三两，收净四斤十三两。”而李焘《长编》卷一一六却系此事于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谓宋廷规定：“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二人所记用料差五两，成重差三两。不知何以至此。

蒋氏又记，宋仁宗庆历四年至嘉祐四年，铸小平铜钱用料又有变化：“庆历四年，依太平钱料例，又减五两半，收净四斤八两。庆历七年，以建州钱轻怯粗弱，遂却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锡不足，减锡添铅。嘉祐三年，以有铅气，方始依旧。嘉祐四年，池州乞减铅锡各三两，添铜六两。”这段时间变化虽多，却或不长久，或限于局部。蒋氏所记也较粗略。据他所记，庆历四年至嘉祐三年，所铸小平铜钱用料情况不如以前，或用料数减，或加铅减锡。嘉祐四年以后池州所铸钱因含铜增加，价值因略提高。

蒋仲本又谓：“治平元年，江东转运司乞依旧减铜添铅锡，提点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画，省部以议论不一，遂依旧法，用五斤八两收净五斤到今。其说以为钱轻有利，则盗铸难禁，殊不知盗铸不缘料例。而开通钱自唐武德至今四百余年，岂可谓轻怯而易坏乎？缘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则治平元年在争论之后，决定依照咸平末、景德初旧制。蒋氏对此颇不赞同。《长编》卷二六七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八月戊申下诏规定：“铸钱监所铸钱，每缗熟钱重五斤，若前代旧钱并听行用，其不堪上供者，许留逐州杂支。”这项规定与上述铸钱成重五斤彼此照应。

蒋氏又言：“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据十监岁额二百八十一万贯，合减料八十七万八千余斤，可铸钱一十六万九千余贯。”从他所讲十监岁额看，所谓“今”，当指崇宁、大观间，他讲“今”铸钱用料比景祐年多，则当时所执行的应是咸平末、景德初之制，这与前引是一致的。

北宋末年杨时上书论时事，讲：“今钱一千重六斤……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4]他讲的“千”应是足陌，前所言净重五斤者应是省陌，以足陌论当重六斤六两。用料自应七斤以上。这与十钱一两、千钱百两的标准是较接近的。

二 南宋小平钱用料、成重

南宋于战乱中建立，当时物价居高不下，铸铜钱赔钱很厉害，减少铸钱用料是势所必然。《系年要录》卷七一记：“［绍兴三年十二月壬午］初，监察御史刘大中自江南还，言虔、饶两监，二年所铸新钱才二十万缗，吏卒之费又二十三缗，得不偿费，望减并官吏，癸未，从之。时铸钱一千，用铜二斤八两，铅一斤十两，炭五斤。大中以为费多，故有此请。”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载，“铸钱每铸一贯省，用铜二斤八两，铅一斤一十五两，锡三两，炭五斤”。或许所记即此时之制，若如此，则前引李心传文应校加“五”（即改为“铅一斤十五两”）、“锡三两”。李文用料无铅，显为漏载。与李焘所记天禧之制相比，此时用料铜少一斤六两，铅多七两，锡少五两，总数少一斤四两。用料减少、特别是用铜减少的幅度之大，是令人惊叹的。《系年要录》卷九五、《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八又记：“［绍兴五年十一月丁酉］江浙荆湖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赵伯瑜乞减铸钱每千钱重四斤五两，比旧减半斤。许之。”这大约是与上述用料削减相对应的。所谓“比旧减半斤”，应是比四斤十三两减半斤，若比成重五斤之制，则减少十一两。大约成重四斤五两之制实行时间较长，宋宁宗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引《场务令》载：“诸铸钱监所铸钱每贯熟重四斤五两，转运、提点铸钱司巡历所至依样校验。”

《系年要录》卷一八○又记：“［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戊寅，右迪功郎李耆言：］江西州县，多用私钱，旧钱百重十一两，新钱百重五两有奇，若毁旧钱千，以铅锡杂之，则可铸二千五百，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铸。”所谓旧钱百重十一两，宋代似不多见，或指某些钱监所铸超标准之钱，或则“一”为衍文。所谓新钱百重五两有奇，也不符合官方制度，应特指私铸钱。

又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似后来铸钱用料又有削减：“（今）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木炭八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视旧制铜少而铅多（原注：天禧之制，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建州丰国又减铅五两，加铜亦如之。绍兴之制，每小钱一千，用铜二斤半，铅一斤五两，炭五斤，盖七百七十文为一千者也。今小平钱一千乃用此料，则钱愈锲薄矣）。”如李心传所记属实，则南宋中期比北宋咸平末、景德初之制，比南宋前期绍兴之制，铸钱用料进行了大幅度削减，总量由七斤多减为五斤多，铜由八十两、五十二两减为四十七两，其价值大约只相当原先的十分之六七。但这只是“纸上谈钱”，笔者以自己收藏的宋钱验之，颇不符，大抵南宋铜钱比北宋略轻，但似没有减轻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样严重。当然，笔者藏钱数量有限，有待进一步验证。

三 铸小平铜钱赢亏

宋代铸小平铜钱大约仅初期曾有赢利，北宋中期至北宋末大抵是无赢利或稍有赔贴的，南宋时则是严重赔钱的。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七《江州广宁监记》中言及：“铸钱之费八万八千三百六十贯四百五十，得实钱一十万一千六百三十九贯五百四十五，其为利也博哉！与夫租庸调之入、盐铁榷酤之课，相为表里，助国用亦重事。”据此，当时（约宋真宗在位初期）铸钱是盈利的，但我们不清楚他计算得是否科学，例如官员俸禄军兵衣粮等是成计入“费”中。

到了北宋中期，情况改变。程颢曾讲：“陕西曾有议欲罢铸铜钱者，以谓官中费一贯铸得一贯为无利。伊川（程颢）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薄，盗铸者息。盗铸者息，权归公上，非利而何！’”[5]这说明至少陕西铸铜钱是无利的。

北宋后期，由于物价上涨，铸小平铜钱在实际上已是赔钱的了，但由于官方核算办法存在问题，对此并没有清醒认识。如《通考》卷九《钱币考》载，崇宁二年二月左仆射蔡京奏转引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语，其中言及：“自来铸钱张官置吏，招刺军兵，所费不少，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钱得一钱之利。”他们讲当时每铸三个钱就有一个钱的利，实际并不正确。蔡京的儿子就曾指出铸钱的实际情况，他说：“鲁公秉政……因作大钱以一当十……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6]他明确指出，铸钱有息是因为没有计入“赡官吏、运铜铁”及“加工”的费用，若加上这些费用，铸小平铜钱是赔钱的。正因为铸小平钱赔钱，所以官方才铸行当十大钱。

与铜贵钱贱的情况相呼应，宋代铸钱赔本的情况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北宋末年，文人杨时算过一笔账：“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镴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铜自岑水、永兴数千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7]他计算得不够精确，如他讲六斤重是足陌，铸钱并非用纯铜，其中铜含量少时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而当时官买铜价应已超过百文，而脚乘、薪炭之费、官兵禀给等所估费用偏少等，但他讲当时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却应是事实。到南宋中期，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所载：“今泉司岁额增十五万缗，小平钱至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原注：折小平钱十三万二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东南十一路一百十八州之所供也（原注：其名色有坑冶课利钱、分衣粮钱、木炭钱、锡本钱约二十一万缗，比岁所收实不过十五六万缗耳）。”据此，在年铸钱量中，十分之八以上铸的是较为省工省料的折二钱，小平钱只占少数。即使如此，其投入产出比已接近二比一，可知此时期铸小平铜钱已赔钱赔得很厉害。又与之时间相近，时人陈耆卿在议论铜钱外流问题时说：“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8]他讲铸一文铜钱要花费数文本钱，似对投入产出比的估计要更悲观些。至宋理宗宝祐年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讲：“［铸钱］近岁稍增至十六万［缗］，而铅铜铁炭之所入，官吏兵工杂费之所出，率以本钱三百余万而得十六万。”我们无从知晓这本钱三百多万中铜钱、新会、旧会各占多大比例，但铸钱成本远远大于产出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四 大铜钱的重量、成分及盈亏

宋代最早铸行大铜钱，是康定、庆历年间铸行当十钱。不过，此次当十大铜钱官方是否规定了统一的用料标准，其中铜铅锡各自所占的比例，都未见记载。只是《长编》卷一六四记，“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则可知当十大钱的用料约相当三个小平钱。但是李焘的记载也有些疑点，即后来官方宣布大钱贬值，先是贬为当三，后又贬为当二。试想，如果当时当十钱用了三个小平钱的料，则贬为当三已基本相当，本不该再贬的，现在却继续贬值，使人怀疑当十钱所用比三个小平钱的料要少[9]。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开始用的料是三个小平钱的料，后来逐渐减少，后来只有相当二个小平钱的料了，这时的大钱就贬值为当二钱了。熙宁以后的当二钱从实测看，就大约只有小平钱的二倍重。《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崇宁四年措置韶州铸钱司言，中有“旧铸当二钱，每贯省熟重十二斤”一语，其所言“旧”，应含熙宁，则每贯省熟重十二斤与每贯省五斤或四斤十三两相比，显然远远不足三倍，大约只有二倍半。

关于宋徽宗于崇宁四年铸行的当十钱，其用料史籍有载，谓：“崇宁四年四月癸酉，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十钱重三两。’”[10]我们可与北宋天禧小平铜钱之制作一比较：

由此比较可以看出，崇宁当十钱不但所用料的总数不及天禧三小钱之合，而且其中用铜所占比重也比天禧小钱低。《通考》卷九《钱币考》引《国史补》讲：“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他讲铸大钱能得到十分之四的利润，或许较为可信。

又《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有如下记载：

［崇宁四年］措置韶州铸钱司言：“……本司契勘，旧铸当二钱，每贯省熟重十二斤，令改铸当十钱，每贯铜铅锡一十五斤一十二两，除一斤五两火耗外，收熟重一十四斤七两，即是合用当二钱一贯五百七十五文省，方计重一十五斤一十二两，改铸当十钱一贯，除火耗一斤五两外，收熟重一十四斤七两，前收（状？）误行修写却作合用当二钱二贯五百一十七文，今欲申明行下施行”。

与前引记载比较，当十钱用料总数少二两、成重少三两，不详何以造成这种误差，但此误差较小，无关大局。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南宋中期铸钱，“每当二钱千，重四斤五两。铜二斤九两半，铅一斤十五两半，锡二两，木炭五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他所谓“千”，应是三百七十五枚，则七百七十枚应重八斤十两，前述北宋中期同样数量的折二钱重十二斤，则南宋中期的折二钱比北宋中期的减重约四分之一。如果他讲的“千”是指五百枚，则七百七十枚重六斤十两，只比北宋中期同样枚数折二钱重的一半多一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今存实物看，北、南宋折二钱的差异绝对没有那么大。至于是否前者比后者大四分之一，也有待用较大数量实物进行实测予以验证。

五 四川铁钱的重量及盈亏

北宋初年铸行的小铁钱，用料情况失载，但《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宋真宗后期，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奉命定夺交子事时曾言：“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所言大钱，应即祥符大钱（详下文）；所言小钱，应即是宋初以来所用小钱，可知此种钱成重每贯六斤半。《长编》卷五九记：“［景德二年二月庚辰］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则景德大铁钱用料三十斤，成重二十五斤八两。李焘又记：“［大中祥符七年二月癸酉］西川用景德新铸钱将十年，以铁重，民多熔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转运使赵祯言其非便，请铸大铜钱一当十，诏三司议，未决。知益州凌策请减景德之制，别铸大铁钱，每一千重十二斤十两，仍一当十，其旧钱亦许兼用；且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乙亥，诏从其请。”[11]则祥符大铁钱每贯成重十二斤十两（用料数失载）。据《长编》卷九七记，天禧末仍用此制。同书卷一一六又记，景祐二年时，“铸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重一百九十两”。则时铸大铁钱每贯用料十五斤，成重十一斤十四两，比祥符大铁钱轻二两。但《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北宋中后期，兴州铸铁钱“每贯重十二斤十二两。”比祥符大铁钱却稍重。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又诏利州铸大小钱各二万，凡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于是岁省鼓铸本钱三万”。这一新规定显然使铸铁钱用料较前大为削减。李心传未言大、小钱比价，从成重看，大钱一应折小钱二。前引北宋大中祥符七年未行减重大钱时，铸景德大钱是赔本的。但这不等于说铸景德大钱从一开始就赔本，大约也是有从不赔到赔、由赔得少到赔得多的过程的。此后至北宋末，盈亏情况未见记载。《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时，“利州六万贯，计用本钱十一万四千余贯，邛州三万贯，计用本钱三万九千七百余缗”。二监赔钱严重程度不一，但却都是赔钱的。大约南宋四川铸铁钱多数时间都是赔钱的。

据《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钱币谱》载，淳熙六年，由于铸钱赔本太严重，宋廷下令“比折二钱稍增铢两，改铸折三大钱，及将崇宁、大观折二大钱并作折三行使”。则此次实际是四川铁钱又一次减重。《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又记，嘉定元年，宋廷又下令于四川铸行当五大钱，“其料例并同当三钱”，则四川铁钱再次实际减重。大约南宋折二、折三、折五三种钱大小是差不多的，都与北宋祥符减重大钱用料、成重彼此接近。

六 陕西、河东铁钱的重量及盈亏

关于陕西各路所铸铁钱的重量，史籍记载殊少。笔者就陕西铁钱实物重量问题向对此做过长期研究的阎福善先生请教，他回答说：“（1）庆历、至和、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及圣宋元宝行、篆书对钱等：（重）11.5～15克；（2）崇宁重宝：9～10.5克；（3）崇宁通宝：8.5～12克；（4）圣宋元宝隶书：8～10克；（5）政和、大观：8～14克；（6）折二宣和通宝：7.8～8.5克。”他又言及，陕西庆历大铁钱与四川祥符大铁钱“重量基本相同”。据此则可以推断，北宋康定、庆历间陕西所铸大铁钱，大抵是与四川祥符大铁钱用料、成重接近的，即大约用十五斤料，成重十二斤。此后陕西大铁钱变化很小，直到宣和年间铸行一种较小的铁钱（阎先生认为是折二钱）为止。然据《长编》卷三四四记，元丰七年三月，时人范纯粹上奏中言：“陕西折二大铁钱二十万贯，计用铁三百六十万斤，木炭六百万斤，窃计徐州所用铁钱料例与此不远……”则所言陕西大铁钱每贯用料十八斤，与四川祥符大铁钱相差三斤，不详原因。

关于河东路铁钱的用料、成重似全然不见记载。康定年和庆历初年，河东路曾铸大铁钱，随即停铸，所铸运入陕西行用，可知此间所铸大钱与陕西大铁钱重量基本相同。河东路同时又铸小铁钱，且小铁钱铸行时间比大铁钱长得多。据阎福善先生讲，在陕西常有河东路铸小铁钱出土，其“重量在5.1～5.4克”。则河东路小铁钱的重量与铜钱重量几乎相同，用料斤数应也彼此接近。河东路铸行的主要是小铁钱，至于庆历年以后河东路是否又铸行过大铁钱，史无明载，尚须待考。

关于康定、庆历间河东铸铁钱的利润，欧阳修作过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铸大钱“其利约一十五倍有余”，铸小钱“其利两倍”[12]。所以，大钱利太厚诱人犯罪，“小钱利薄不足铸”。

七 南宋江北铁钱的重量及盈亏

关于南宋江北铁钱用料、成重等情况，史无专载。时人叶适于绍熙年间参预整顿淮铁钱，他在上书朝廷时言及：“昨铁冶司急欲取胜盗铸者，遂翻新样，四季别为字文。旧重四斤十二两，今增为五斤八两，新钱比旧大几一轮。”[13]据此可知，南宋江北铁钱大小、重量与小平铜钱似是彼此接近的。绍熙年间稍增重，但所增不多，估计外观仍与小平铜钱相似。宋宁宗嘉定八年前后，时任知汉阳军的黄干上书漕司批评汉阳监管理不当，言：“问及朝廷每岁所得之钱，则曰四年之内所积九万缗耳，则是一年之内朝廷所得不及三万缗。问其每岁所铸之多寡，则曰非二三十万缗不足以了监中之支遣，如此朝廷所得仅十分之一……朝廷初被本钱四分，其后增为六分，今监中又欲破七分之本……”[14]可知汉阳监的利润率是逐年下降的，但到嘉定八年前后还是约有十分之一二利润的。宋理宗时张世南撰《游宦纪闻》，其书卷二谓蕲春监铸小铁钱“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他讲得比黄干要乐观，或许蕲春监的情况比汉阳监略好。但随着铁钱数量的增多，像黄干讲的那种利润递减的情况肯定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节 钱文

一 年号钱

宋代铸币正面钱文最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标示年号，人们称这种钱为年号钱。与前代相比，宋代年号钱具有明显的特点，主要有：前代钱文有二字者，有四字者，而宋代年号钱钱文一律是上下左右四个字。前代钱文含年号者只是少数，而宋代除少数情况特殊者外，钱文都是由年号和“元宝”或“通宝”组成的。汉代铸币钱文绝大部分都是“半两”或“五铢”；唐代铸币钱文绝大部分都是“开元通宝”，变化较少。宋代每个皇帝在位期间一般都改元数次，而钱文总是随年号变化而变化。

宋初所铸并不是年号钱，宋朝铸行最早的钱的钱（面）文是“宋通元宝”。关于“宋通元宝”的铸造时间，有“宋初”和“开宝中”两种说法。持“开宝中”说者，始于欧阳修。他于《归田录》卷一中讲：“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后南宋时陆游于《老学庵笔记》卷六批评道：“欧阳公记开宝钱文曰‘宋通’，予按：周显德钱文曰‘周通’，故国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独开宝也。至太平兴国以后，乃年号为钱文，而今皆然。”陆游讲得有道理，后李焘、王应麟及撰《宋史》者等都采用了此说。宋太宗初年所铸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年号钱，因为当时年号为“太平兴国”四字，钱文只取了“太平”二字。所以，年号钱的开始应当在淳化年间。

淳化年以后到南宋末，所铸钱大抵都是年号钱，只是小平钱钱文有些是“元宝”，有些是“通宝”，大钱一般作“重宝”。但也有例外，即宋朝除初年的“开宝”外，有三次年号带“宝”字，如依常例，年号中有一“宝”字，“元宝”“通宝”“重宝”中又有一“宝”字，则钱文中就有了两个“宝”字。于是，凡遇年号中有“宝”字时，钱文就不拘泥常规，采取了变通的做法。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宝元年。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讲：“宝元中，［钱文］则曰‘皇宋通宝’。”“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李焘《长编》卷一二三则记得更详，谓：“［宝元二年三月］丁巳，铸皇宋通宝钱，国朝钱文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及改号‘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诏学士院议，因请改曰‘丰济元宝’，上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可知“宝元”这一年号若依常例，不但“宝”字重复，“元”字也可能重复，显然是变通为佳。到南宋宝庆元年，钱文中第二次出现“宝”字，于是当年七月乙酉，下令“新钱以‘大宋元宝’为文”[15]。再到宝祐元年八月，“乙丑，诏铸宝祐新钱以‘皇宋元宝’为文”[16]。这样，北宋、南宋各有一次以“皇宋”为钱文。

另外，还有一种钱文不是年号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崇宁二年］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文。”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所记略有不同：“［崇宁二年五月］又令江、池、饶、建、舒、睦、衡、鄂八州将每年上供小平钱缩减万数增入料例铸当五大钱，以‘圣宋通宝’为文，其背铸‘当五’二字。三年春，以陕西所铸当十钱便于行使，遂诏江淮荆浙路诸监……改铸当十大钱，前铸当五钱指挥遂寝。”陈均所记铸钱地比史文少陕西而多舒、睦四州。据上引，“圣宋通宝”钱只在崇宁二年五月至次年春铸行，且只有当五钱一种。但南宋前期人陆游于其《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却谓：“今钱中又有云‘圣宋’者，大小钱皆有之。”即“圣宋元宝”也有小钱，这与今存世情况符合。故有学者认为，此种钱文始于建中靖国年，因时年号为四字，且前二字作为年号前代已有之，于是便以“圣宋”代替了年号。又，南宋又有以“圣宋”代年号的情况。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记：嘉定元年十一月，四川初行当五大钱，利州绍兴监所铸铁钱以“圣宋重宝”为文。有学者认为，当时铜钱也有以“圣宋”为钱文者。

二 御书钱、对钱、三体钱、嘉定铁钱

钱文由皇帝亲自书写，前代未有记载，见于记载者始于宋太宗。

李焘记：“［淳化元年五月乙未］改铸‘淳化元宝’，上亲书其文，作真、草、行三体。”[17]又记：“［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壬辰］赐辅臣新铸御书‘祥符元宝’钱。”说明宋真宗时也有御书钱。[18]

宋徽宗书写钱文是人们熟悉的，史籍也有记载。如多种史籍记崇宁四年四月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事，[19]时人蔡絛《国史补》又记：“鲁公秉政……作大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亲为书钱文焉。”《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二载大观元年七月十五日池州上奏中也言及永丰监“翻铸御笔‘大观通宝’小平钱，字精细”。《宋史》卷二四二《宗室传》又载，赵子淔创意铸行小铁钱，“因范格以进，徽宗大悦，御书‘宣和通宝’为钱文”。但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又记宋徽宗令蔡京书写崇宁钱文事，故崇宁钱文既有“御书”的，又有非“御书”的，须加区分。

又《（咸淳）临安志》卷五《行在所录》载：“户部有高宗皇帝颁降铸钱式御札……权侍郎林觉记曰：‘……绍兴丁丑（编者按：即绍兴二十七年）七月七日，以职事赐对……臣奏事既退，伏蒙宸翰宣示“绍兴通宝”两等，其文本于洛书，形质浑厚，追崇宁之规模；字势雄劲，迈钟王之笔迹；肉好周郭，极备精微。臣百拜肃观，光心开目……’”。说明宋高宗也书写过钱文。

宋代书写钱文的皇帝或许不只上述几位，这可能同宋代的有关制度相联系，《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工部》载：尚书省工部“若改用钱宝，先具模制进御请书”。而宋代皇帝善于书法者又较多，所以宋代的“御书钱”大约是相当多的。

宋太宗书写淳化年钱文时，用了真、草、行三种书体，随后为至道钱书写钱文时也用了三种书体，这种钱文有三种书体的钱被称为三体钱。三体钱似不只宋太宗时有，其他时期可能也有，但究竟那些时期铸的钱是三体钱，似说法不一。不少同样规格的钱的钱文有隶、篆二种书体，被称为对钱。对钱的数量很大，但对钱与非对钱的区分也有认识上的差异。宋代钱文书体种类颇多，计有真、草、行、八分、篆、隶、瘦金、九叠篆等。

宋代铸币面文中有一种是非常特异的，那就是嘉定年间四川所铸铁钱的钱文。彭信威先生说：“嘉定铁钱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一种”。“小平为元宝。折二钱有元宝、之宝、永宝、全宝、安宝、正宝、崇宝等……折三钱有元宝、之宝、永宝、全宝、安宝、真宝、新宝、正宝、万宝、洪宝、崇宝、珍宝、隆宝、泉宝等。折五有元宝、通宝、重宝、之宝、至宝、珍宝、封宝、兴宝等。”[20]人们认为这同宋宁宗即位前封嘉王有关。尽管有种种推测，但至今为止，嘉定铁钱钱文之谜尚未完全解开。

三 钱背文

北宋时期，钱背有文字者是极少数，据说至和大钱钱背有带“虢”字和“坊”字的，元祐、宣和钱背有带“陕”字者，大约是纪产地名。“圣宋”钱背文有“当五”二字[21]，是纪值的。《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宋徽宗时当十钱钱背也有带“十”字的，也是纪值的。

南宋时期，铸币钱背带文字者数量增加。铜钱钱背普遍地铸上了年分数，这是从宋孝宗淳熙七年开始的。据载“淳熙元宝”钱，“七年以后折二钱钱背有年数者，为钱监多只就民间增直买见行新钱以进，朝廷知之，欲杜其奸，遂令诸监逐年以所纳新铸铜钱背铸年数以别之，其弊遂止。”[22]此后直至南宋末年，钱背都有纪年文字，如淳熙八年所铸铜钱，钱背即有“捌”字；淳祐十一年所铸铜钱，钱背即有“十一”字等。

南宋铁钱背文比铜钱更复杂。铁钱背文中纪地和纪钱监的较多，如钱背有“松”（宿松）、春（蕲春）、同（同安）等，是纪监；有“利州”“汉”（汉阳军）、“邛”（邛州）等是纪铸钱地。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铁钱钱背有“四七”“四八”“卅八”“卅九”等数目字，其确切含义尚有待考定。此外还有其他复杂情况，如带“西”“川”等字及星、月、云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载，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铸行当五大钱，其中“利州绍兴监钱以‘圣宋重宝’为文，其背铸‘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监钱以‘嘉定重宝’为文，其背铸‘西贰’二字，又篆‘五’字。”则当五大钱钱背既有纪监、又有纪值文字。

第三节 钱陌

一 宋代短陌系由唐五代短陌演化而来

短陌现象在我国起源很早。《汉书·食货志》载，西汉贾谊上书论钱法即讲到：“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对后半句的解释，有人说是指有时用重钱，重量不比普通钱千钱更重就不被接受。但重量超过普通钱千钱，就存在不足百钱的可能性，且只有这样，才能同前半句对应。如果这种解释不误，则这时已有“百减若干”的短陌钱。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六《微旨》内载：“借人长钱，还人短陌。”这是“短陌”一语最早见于记载。又《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南北朝萧梁大同年行用铁钱以后，钱法混乱：“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23]又《南史》卷七《梁本纪》“论曰”：“武帝末年，都下用钱，每百皆除其九，谓为九佰，竟有侯景之乱；及江陵将复，每百复除六文，称为六佰。”但是，上引关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短陌的记载，都没有说明产生的原因，且使人感到不解的还有不知是讲铜钱还是铁钱。

唐以前的短陌构因不详，但唐、五代短陌现象产生的原因，却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它同唐、五代的“除陌”“垫陌”税有直接关系。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记：

唐自皇甫金傅为垫陌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

沈括讲唐、五代短陌与唐、五代垫陌有关是对的，但他有些地方讲得不够准确，有些地方则讲得不够清楚，特别是将除陌、垫陌与法定短陌完全混在一起讲，使人易生疑问。事实上，唐代自天宝九载（750）已开始征“除陌钱”，每贯抽二十文，至建中四年（783）因军费开支大，增为贯抽五十。但兴元元年（784）宣布停征除陌。皇甫行垫陌法是在元和十年（815），据《事物纪原》卷一○，时“吴元济、王承宗拒命，经费尽竭，皇甫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所言垫陌，实与除陌名异而实同。元和十五年（820），增为每贯抽七十文。次年，增为八十文。

与开征除陌钱、垫陌钱及其数增加相联系，官方关于钱陌的立法也发生变化。元和四年（809）、十四年（819）唐廷两次下令禁止使用短陌钱（诏书中言及，民间流行的短陌钱恰是每贯少二十文，与除陌数一致）。但长庆元年（821）唐廷就正式宣布，公私一律以除、垫陌后的九十二文作为法定钱陌。到唐朝末年，又规定八十五文作为法定钱陌。五代后唐，官方又规定以八十文为法定钱陌。到后汉乾祐三年（950），复立法规定凡涉及官方的钱，入以八十文为陌，出以七十七文为陌，后者就是被人称为“省陌”的钱陌。

唐、五代民间行用的钱陌并不总是依从官方规定，但显然与官方实行除陌、垫陌有联系。首先，民间短陌的出现是在官方实行除陌以后，且流行的短陌所“短”的数恰与除陌数相同。其次，此后民间短陌所“短”之数一般比除陌数多。如《事物纪原》卷一○载，唐宪宗时官方垫陌二十，“民间垫陌至七十”。唐末官方规定以八十五为陌时，民间就有以八十为陌者[24]。

二 关于“省陌”

宋初钱陌情况系唐、五代钱陌如上变化的延续。宋人洪迈记：

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按：此说有误，长庆元年令以九十二文为百才是唐短陌之始）。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25]

如洪氏所记，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以后，“省钱”（或称“省陌”）就成为宋代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钱陌、最重要的货币计量单位。

但是，以前关于“省陌”有一种错误认识，即将“省陌”等同于“短陌”[26]，学术界至今仍有坚持此种认识者，有必要进行澄清。

首先，“省钱”“省陌”之“省”应训为“官省”“朝省”之省，而不应训为“减省”之省。对“省陌”的误解，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省”字的误解。如彭信威先生说：“所谓省陌或省钱是名为一百，实付时打折扣的意思。”[27]其实，“省”在此处是代指朝廷或代指三司。唐、五代、两宋间冠以“省”字的词相当多。如省估[28]、省耗[29]、省样[30]、省计[31]、省额[32]、省地[33]、省主[34]、省判[35]、省税[36]、省限[37]、省庄[38]、省民[39]、省库[40]、省绢[41]。有些更同计量单位联系，如省斛[42]、省斗[43]、省秤[44]、省尺[45]等。此外，财政上还有送省、系省等专用术语。这些“省”字，或代指朝廷，或代指三司，可知冠以“省”的组词法在当时非常流行。宋人几乎一致认为省陌始自后汉三司使王章，王章除“创立”省陌之外还“创立”了石输二斗的“省耗”[46]，这说明“省陌”与“省耗”都是因为出自三司使（或出自官方）之手而得名。这一点宋人罗大经作了最清楚的说明。他在《鹤林玉露》甲编卷一《官省钱》中说：“《五代史》汉王章为三司使，征利剥下。缗钱出入，元以八十为陌，章每出钱陌必减其三，至今七十七为官省钱者，自章始。”他讲得很明确，七十七文陌之所以被称为“省陌”，是因为它是“官省钱”。

其次，还必须指出，“省陌”是一个固定数，绝不是所有的短陌都可称为“省陌”的。上引洪迈讲，“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既是“皆然”，就是都以七十七为百。《归田录》卷二也讲：“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且他讲咸平五年科举录取进士三十八人，时人戏谓“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以七十七文为陌。《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袁燮奏中讲，南宋称提会子，强行规定会子兑换铜钱的数量，又规定“兑不以省陌者必罚无赦”，试想如果省陌不是个定数，这话就毫无意义了。省陌、省钱又常常简为“省”，在宋代文献中时时可见“若干贯文省”的说法，就是指以省陌为单位的若干贯若干文。宋代人既用几种钱陌，就必然有时要进行不同钱陌间的换算，其中也有省陌、足陌间的换算，从中我们也可知道省陌是每百七十七文（详下文）。至于记载中偶有不是七十七文的“省陌”，或为勘误，或为因某种特殊需要而假借省陌的名义，是不足以说明一般的。例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五所载一则就是名为省陌实非省陌的事例：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皇城司言：“察知京城市肆以诸军赐冬服绵帛，其用钱贸易不依宣命条约，每百不盈七十四五，有虽称省陌由贯（“贯”疑应为“百”）除三十。”帝曰：“此可谕周起，令府司申明约束。”

所谓“百除三十”，即以七十为陌，即是“虽称省陌”，实非省陌。《景定建康志》卷二九《置书院》讲到一项白地钱“日收四百二十五文省，系七十陌”，如果不是勘误，或也是名不符实的“省陌”。

关于省陌，《湘山野录》卷下记载了如下一段故事：欧阳修撰《石曼卿墓表》，嘱僧秘演刊石，并嘱其不得令人制拓片。不久，欧阳修见到有人花“半千”钱买到的《墓表》拓片，责备秘演说：“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何无识之甚！”秘演却答道：“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阳修认为拓片卖“半千”太便宜了，而秘演却讲这已是多卖了三百八十三文了，为什么呢？原来，欧阳修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被人传抄刊印，当时是卖二文钱一份，所以秘演认为这次卖了“半千”，已是大大地赚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半千”等于三百八十五文，显然用的是省陌。

三 宋代几种较流行的钱陌

宋代见于记载最多的是省陌，这是因为涉及官方的收支大都是以省陌计的。除了省陌外，见于记载较多的是足陌。足陌又称“十十钱”。如洪迈于《容斋四笔》卷一《十十钱》所说：“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刑法量定赃罪时往往用足陌。如：

［建隆三年二月己亥］诏窃盗赃满五千足陌者乃处死。[47]

［建隆三年十二月］旧制，强盗赃满十匹者绞，庚寅，诏改为钱三千足陌者处死。[48]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诏］……应犯私香药犀牙，据所犯物处时估价纽足陌钱，依定罪断遣。[49]

足陌也称“足钱”。《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载：“绍圣中，尝诏郡县货物用足钱、省陌不等，折变宜用中等。”可知当时地方贸易有用足钱计者。又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三○《经总制》载绍兴十二年官方下敕规定：“人户典卖田宅交易，如系足钱，每贯、状［纳］一百文足（原注：除三十五文充经制钱，余一半州用、一半作总制钱）。”说明南宋田宅交易，有时也以足钱计。

足陌也可简称“足”。《舆地纪胜》卷一五四《潼川府》记一则传说：“绍兴中，杨民望兄弟及叔五人同赴类省［试］，列拜祠下，从神案上得钱五百足，杨曰：百钱足，此过省陌也。后四人同登第，独其叔得钱即用之，遂不第。”文中“过省”一语双关，一是说数量超过省陌，二是说能顺利通过省试。此例很好地说明了足陌和省陌的关系。

除足陌、省陌以外，见于记载的钱陌还有许多种，以下就见于记载较多的几种各举数例：

（1）九十九陌：

检会熙宁六年高丽国进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钱二百贯以上，九十九陌。熙宁五年及九年有进奉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计价钱一百贯以上，九十九陌。[50]

［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诏］……省仓中界见行籴米价直作二贯文九十九陌折纳米一石……[51]

嘉泰四年五月内，备钱贰伯贯文九十九陌，典到在城府前何镇自己瓦屋伍间……[52]

（2）九十八陌：

当州上项年内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53]

［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广东提盐同措置广西盐事韩壁等言］自绍兴间客铺赴广州卖钞库入纳，皆是用银，每两价钱三贯五十文九十八陌算钞，以示优润。今……一例作每两价钱三贯五十文九十八陌折银……从之。[54]

内一契，林千十一娘男何津买葛子升户下千十地八亩二角三十七步，价钱三十贯九十八陌。[55]

（3）八十陌：

［建隆二年二月］旧制，窃盗赃满绢三匹者弃市。己丑，改为钱三千，其陌八十。[56]

［天圣四年七月］选人官告小绫纸一副……合纳钱一千，中绫纸一副……合纳钱一千五百，并八十陌。[57]

［今则］独封赠钱输官帑陌犹用八十，乃唐时余制也。[58]

当然，上述四种钱陌见于记载稍多，大约较为流行，但这只是粗略地讲，不能把话说绝，因为见于记载少者未必就一定行用得少。

四 其他钱陌

宋代虽有官定钱陌，但交易中却往往不依此计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珍珠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行市各有短长使用。”这一记载足以说明当时钱陌的复杂不一。这一复杂性从朱熹弹劾唐仲友的奏状中也可得到验证。朱熹仅在其第四状就有多处言及钱陌：“典钱十二贯足”；“吴信将钱三十贯七十陌付林木”；“招到徐明一名，得刺军关节二十贯文九十六陌”；“取受张应龙钱六十贯文九十六陌”，所引有足陌、七十陌、九十六陌三种。

为了说明宋代钱陌的多种多样，以下再引几例：

［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市舶司奏］契勘大食人使蒲亚里所进大象牙……依市舶条例，每斤价钱二贯六百文九十四陌。[59]

［熙宁四年六月丁巳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在京曲院卖曲］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增作二百文省；旧法以八十五文为陌，请并纽计省钱便于出入。[60]

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61]

浮光（按指光州）比岁不稔，谷价高过常平四倍，盖光之市用钱，旧以四百为贯，米石一千，今为钱千六百矣。[62]

前面引文已提及的还有七十四文陌、四十八文陌等。另，《后山谈丛》卷二有如下记载：

野（一作墅）处，潞之异人也。金乡李生将赴试，问得失焉，曰：“两贯、四贯、巡辖马递铺。”皆莫测也。李有田于莘，过之，及门，息于厩置，壁下有钱二千，以二百为陌，有榜曰：“巡辖马递铺”。问之，乃田者所纳课也。李始悟其言，而果黜焉。

据此，宋时尚有以二百文为陌者，然独见于此，且此种钱陌计法也令人不解。

宋代又有“依除”“跷垫”之说。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用钱之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克其五，谓之依除。咸平五年，陈恕知贡举，选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御试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故京师为语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这一记述生动地说明所谓“依除”乃是以七十二文为百。又高承《事物纪原》卷一○记：“今俗谓明除者为跷，暗跷者为垫。”但他没有说明“明除”“暗跷”之后以多少文为一百。

官方的税收也增加了钱陌的混乱。洪迈《容斋三笔》卷四《省钱百陌》记：“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六分，无所谓七十七矣。”

五 钱陌间的换算

钱陌种类既不一，财务上的换算即不可避免。宋代文献记载中有不少钱陌换算的实例。就官方而言，食盐榷卖方面涉及钱陌换算是较多的，且一般是足陌、省陌间的换算。请看如下三例：

［天圣元年六月十四日，三司盐铁判官俞献卿言］大中祥符二年敕：每正盐一石纳耗一斗，所买盐只于本州出卖，每石收钱一千三百足，展计一千六百九十九文省。[63]

［绍熙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侍御史章颖言：］静江府元额卖盐三万一千五百六十箩，每箩价钱一十贯文足。缘本府逐年所卖盐箩系全拨息钱付本府支遣，今减去盐三千五百七十四箩另一十七斤（按：依上价计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一贯七百文足），共展计钱四万六千四百一十七贯七百九十二文省。内除循环盐本脚钱每箩三贯五百五十三文外足，共亏下岁额息钱及元奏存留盐本钱，两项通计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五贯五百五十二文省。[64]

［嘉定十一年，福建卖使司盐］每斤八十三文五分九厘足，展省计一百单八文五分六厘。[65]

这些事例说明官方进行食盐榷卖时，在核算中常常要进行省陌与足陌间的换算。又有些税赋是以足陌计征的，如前面提到过的南宋隶属于经总制钱名下的头子钱，就是如此。于是，官方在进行会计时，也要进行足陌、省陌间的换算。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五之二三载：“［绍兴五年五月十四日，总制司言：头子钱］每贯收纳钱二十三文足，展计钱二十九文九分省。”隶属于经总制钱的添酒钱也是如此，《庆元条法事类》卷三○《经总制》规定的“收支经总制钱物帐”格式，“添酒钱”项下就有“提点刑狱司一分钱八文足，季钱若干足，展省钱若干。转运司一分钱八文足，计钱若干足，展省钱若干。提点刑狱司一半钱十文足，计钱若干足，展省钱若干……无额上供钱几文足，计钱若干足，展省钱若干……”

《事林广记》别集卷五《算法》还载有“足数展省”的口诀：“一加二（三），二加六，三加九，四加十二，五加十五，六加十八，七加廿一，八加廿四，九加廿七，十与一同。”意思是说：一贯足约折一贯三百文省，二贯足约折二贯六百文省，等等。同样，宋人也编了“省数归足”的口诀：“一七七，二一五四，三二三一，四三小八，五三八五，六四六二，七五三九，八六一六，九六九三，十与一同。”（同上）这一口诀简直与乘法口诀类似。但口诀的存在，却能说明省陌与足陌间的换算是经常需要的。

在当时的数学书中，也时时可以看到钱陌换算的应用题。如《数书九章》卷一《推库额钱》：“问：有外邑七库，日纳息足钱适等，递年成贯整纳，近缘见钱稀少，听各库照当处市陌准解旧会……欲求诸库日息元纳足钱展省及今纳旧会并大小月各几何。答曰：诸库元纳日息足钱二十六贯九百五十文，展省三十五贯文……”除足陌、省陌之间的换算外，数书中也有其他钱陌间的换算。如《永乐大典》一六三四三引《杨辉详解算法》：“钱一十八贯七百文九十八陌，欲展七十七陌官省，问得几何？答曰：二十三贯八百文。草曰：九十八陌乘总钱，以官省七十七除之（按：此处“七十七陌官省”“官省七十七”再次证明“省陌”之“省”为“官省”之省）。”又同书引《透帘细草》：“今有省钱二百三十一贯文，问得七十五陌钱多少？答曰：二百三十七贯一百六十文。法曰：置省钱以七十七乘之，见足钱，却以七十五除之，合前问。”又：“今有官库帐管省钱与七十二陌钱共二百七十三贯七百五十文，为年深索子烂断，共穿排得足陌钱二百六贯四百七十文。问：元本一色钱各多少？答曰：省钱一百八十七贯四百文，七十二陌钱八十六贯三百五十文。”这里涉及的钱陌计有省陌、足陌、九十八陌、七十五陌、七十二陌等多种，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生活中钱陌换算应用的广泛性。

[1] 《鸡肋编》卷中。下引蒋仲本语均出此，不另注。

[2]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二《实录·张文定公齐贤传》《长编》卷二四、《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四。按《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八十五万斤”作“八十一万斤”。又《杨氏谈苑·诸监炉铸钱》载“明年得铜铅八十五万斤、锡六十万斤，因杂为铅锡铸钱三十六万贯”，文字不顺，疑多有讹误，似当以《琬琰集》为正。

[3] 《长编》卷九七。《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两书均作“用铜三斤十两”。

[4] 《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

[5] 《二程集》卷一二《传闻杂记》引《上蔡语录》。

[6] 《通考》卷九《钱币考》引蔡絛《国史补》。

[7] 《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

[8]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

[9] 按：《临川集》卷九八《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记沈周言：“坏四钱为之可以当十，民盗变旧钱且尽。”表明一当十钱比三小钱更重。

[10]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事又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通考》卷九《钱币考》，然无月日。“一十四斤十两”作“一十四斤七两”，“九斤七两二钱”作“九斤十两二钱”。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崇宁四年，“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来上，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所述用铜、铅数与上引接近，用锡数相差较大，或所记有误。

[11] 《长编》卷八二。参《燕翼诒谋录》卷三。

[12]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罢铁钱札子》。

[13] 《水心文集》卷二《淮西论铁钱五事状》。

[14] 《黄文肃公集》卷二九《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

[15] 《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16] 《宋史全文》卷三四，参《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17] 《长编》卷三一，参《宋史全文》卷四、《玉海》卷一八○《淳化御书三体钱》。

[18] 《长编》卷六九。

[19]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赵令畤《侯鲭录》卷二等处言及崇宁御书钱。

[20] 《中国货币史》1965版0416。

[21] 参《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

[22] 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卷五《货宝类·货泉沿革》。

[23] 另参《梁书》卷三《武帝本纪》《南史》卷七《梁本纪》。

[24] 参《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珍席放谈》卷二。

[25] 《容斋三笔》卷四《省钱百陌》。按：《长编》卷一八、《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所记略同。

[26] 参日人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二卷三五《宋金 贸易中的茶钱和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修订版东汉部分和宋代部分。

[27]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178页。

[28] 参《旧唐书》卷一四八、《通鉴》卷二三七等。

[29] 参《旧五代史》卷三六《唐明宗纪》等。

[30] 《长编》卷二七七、二八三、二九○等。

[31] 《系年要录》卷一八等。

[3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一九等。

[33] 《长编》卷二八○等。

[34] 《范文正公集》卷九《与省主叶内翰书》等。

[35]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二《三司》等。

[36] 《通考》卷七《田赋》等。

[37] 《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一○等。

[38] 《通考》卷七《田赋》等。

[39]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等。

[40] 《吴郡志》卷六《官宇》等。

[4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五九等。

[42] 《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仓库令》等。

[43] 《开庆四明续志》卷七《府仓斗斛》等。

[44] 《云溪居士集》卷二六《申明茶事札子》等。

[45] 《宾退录》卷八等。

[46] 参《旧五代史》卷一○七、《新五代史》卷三○《王章传》《通鉴》卷二八九乾祐三年条。

[47] 《长编》卷三。

[48] 《长编》卷三。

[49]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

[50] 《元丰类稿》卷三五《明州拟辞高丽送遣状》。

[5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六二又一○之二六。

[52] 《江苏金石志》卷一四《吴学续置田记》。

[53] 《永乐大典》七五○七引《元丰类稿·奏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

[54]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二二。

[55] 《开庆四明续志》卷三《洪水湾》。

[56] 《长编》卷二、《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一。

[57]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四。

[58] 《珍席放谈》卷上。

[59]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三。按：此为九十四陌。

[60] 《长编》卷二二四、《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七。按：此为八十五陌，兼及省陌。

[61] 《梦粱录》卷一三《都市钱会》。按：此为五十陌。

[62] 薛季宣：《浪语集》卷一七《奉使淮西与虞丞相书》。

[63]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三一。

[64]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四○。

[65]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二之三六引元人佚名《三山志》。

第二编 铜钱

《通考》卷七《钱币考》载，南宋思想家叶适说：“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后浸多，至于今日，非钱不行”，“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凡世间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间输贡委藏、商贾贸易皆主于钱，故后世用钱百倍于前”。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五《财用·铜钱》也讲：“钱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而公私上下之间皆不容以一日阙，其故何也？岂非以其资世之宝，所以流通百货，使之无所偏壅者藉此乎！”“以钱之多寡，［定？］财物之多寡；因物之繁省，酬钱之繁省。虽毫芒纤悉，使之听命于钱，无一而不得其分，是则钱之用其利亦甚博矣。然使官民之间一日而无是，藉使交易而退，不滞于此，亦必有困于彼矣，岂能使之一一如其分欲哉。”他们讲的“钱”，就是指铜钱。他们对铜钱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生动地描述。简言之，铜钱是宋代的主币，在当时社会中是不可须臾或阙的。

第一章 铜铅锡的供给

宋代的铜钱是用铜、铅、锡三种原料铸成的，所以讨论铜钱的铸造，要先讨论铜、铅、锡这三种原料的供应问题。

第一节 原铜的供给

铜是宋代最重要的币材，铜的材，铜的供应，对于钱币的铸行有直接的影响。

一 铜坑冶的分布概况

关于宋代铜坑冶的情况，《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

［宋初］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治平中……饶、信、虔、建、漳、汀、南剑、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铜之冶四十六。……绍兴三十二年……潼川、湖南、利州、广东、浙东、广西、江东西、福建铜冶一百九，废者四十五。

关于宋初三十五场一务，《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有如下具体记述：“饶、处、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军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原注：饶州曰兴利，建州曰同德，英州曰礼平，信州曰铅山，南安军曰南康、城下，汀州曰钟僚，余皆与银场同）；一务曰梓州之铜采（国初坊、陇二州亦置场，后废；又嘉州亦有采场，咸平六年置。作者按：《长编》卷九七“铜采”作“铜来”）。”阅读上述史料，很容易造成错觉：即由“三十五场”到“四十六冶”再到“冶一百九”，似乎是铜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另外，人们会以为设场多的州产铜一定多。其实，这都是不符实际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记载了元丰元年前后、宋徽宗崇宁年间（估计）以及前南绍兴末年三个历史时期的坑冶产铜情况，由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宋代铜的生产的分布情况。以下的分析就以此处记载为基础。

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当时的铜产地比较集中于广东、江南、湖南、福建，大体主要分布在南方，四川和整个长江以北地区铜坑冶很少，产量也很少。

二 韶州是宋代最重要的产铜州

认真分析上引史料，不难看出，产铜州军虽多，但从产量上看，相差悬殊。或者可以说，宋朝铜的产量的绝大部分，是由少数几个州生产的。从上面引的元丰元年前后的情况看，广东韶州一州的产量竟占全宋产量的八九成：韶州祖额占总祖额的93%强，韶州元丰元年实收数占总实收数的87%强。原无祖额的潭州，元丰元年实收数也占总实收数的7%强，这样，韶州加上潭州，元丰元年的实收数就占总实收数的95%。这充分说明铜产量分布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绝不是元丰元年前后一段时间独有的情况，从上引另一则记载提供的两个时期的情况看，大抵也是类似的，只是不如元丰元年的情况那样突出罢了。如宋徽宗崇宁年间（即南宋时作为“祖额”的数额）全宋总收7057263斤，而韶州、潭州二州收6400700斤，占总收数的90%强。上引绍兴末年递年收263169斤，而信州、饶州、韶州三州共收219206斤，占总收数的83%强。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宋代原铜生产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州是韶州，多时占到全宋产铜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少时也超过三分之一。然而如前所引，在宋初产铜州军中却没有韶州，韶州进入产铜州的行列大约是在宋仁宗时期。据《舆地纪胜》卷九○《韶州》载，本州最重要的铜场岑水场系“庆历七年（1047）置”。又《长编》卷一六五记：庆历八年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兴场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请置监铸钱。诏以为永通监（原注：赐名永通在皇祐元年二月，今从本志并书）。”又时人余靖于皇祐二年（1050）讲：“郡国产铜，和市之数，惟韶为多，而夐处岭阨，由江淮资本钱以酬其直，实为回远……初，郡之铜山五岁共市七万，前太守潘君一岁市百万，及栾公继之，乃市三百万，明年差倍之，岁远羡铜二百万以赡岭北诸冶……四方之民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万……”[1]余靖讲韶州由岁产铜七万斤，变为岁产百万斤，再到三百万斤，复到岁产五六百万斤，其数字与李焘所记有些难以相合，但却可以说明韶州的铜产量是突然骤增的，而不是平缓渐增的。在当时铜矿缺乏的情况下，忽然出现了产量如此高的一处铜坑冶，对宋朝铸钱业发展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

韶州铜的高产量，如前所示是维持长久的，与之相应的，是较大的生产规模。余靖讲韶州聚集了十万以上的人，其中大多数是采铜的。余靖《武溪集》卷一《送陈京廷评》诗中写韶州：“闽吴荆广人，奔走通昏旦；千夫即山铸，毕给未酬半。”也描绘了坑冶的兴盛景象。《长编》卷二四○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又讲到，“今岑水聚浮浪至十余万，所收铜已患无本钱可买”。南宋洪迈《洪文敏公文集》卷四《论岑水场事宜札子》也讲，当岑水场兴盛时期，“场所居民至八九千家”。上述记载表明，从宋仁宗皇祐年间到宋神宗时期，大约是岑水场的全盛时期。

到宋神宗在位晚期，岑水场的生产大约逐渐下落。《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宋徽宗时，尚书省上奏中讲：“韶州岑水场在熙宁、元丰间，岁收无虑六百万斤，除留充本州永通监鼓铸应副岑水场买铜外，其余尽输岭北诸监。自元祐后，永通监鼓铸不敷买铜本钱，遂至岑水场铜寝亏旧数。”所言熙宁、元丰产量已比元丰元年产量低了许多，疑讲的就是元丰末年的产量（按：宋徽宗讲“绍述”，不许讲熙、丰不好，所以这里专讲元祐）。《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载，元祐元年（1086）“户部尚书李常言：‘岑水等场自来出铜矿最多，近来收买全不敷……’”上引记载北宋后期岑水场的铜产量及在全宋总产量中所占比率都大不如最盛时期，也可证明这一点。

下面的一则记载说明了宋廷对岑水场的特殊重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载：

徽宗崇宁二年（1103）三月二十六日，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司奏：“与广南东路转运司相度到，乞韶州路木（岑水）场盐（监）官，今后许通举常调职官令录并承务郎以上、或判司簿尉各年未五十曾经任人，并与理本资序。如一任内收买铜货通补及得逐年祖额，承务郎以来转一官，选人与改合入官。如任内收铜不及祖额，通比只亏及五厘已下，亦与降等酬奖。内选人与改次等合入官，或与减京官举主二员。若额外增及一倍，承务郎已上更与转一官。增三百万斤与减三年磨勘，五百万斤减三（五？）年磨勘；选人并比类逐等酬奖，仍与占射差遣一次。及乞遇提点司巡历，有监官或权官于本场作过，亏欠课利、不能干办，亦许本司一面选官对替。”从之。

引文虽在关键的“岑水”二字处发生了错讹，但是“韶州”和引文中讲到的增产三五百万斤的情况，使我们不难断定所讲的就是岑水场的情况。在这里宋廷专门对岑水场官员的选任、奖惩等作了细致的规定，说明对岑水场的特殊重视。宋代管理矿冶的官为“监当官”，一般级别较低。其中“承务郎以上”指文臣京官，“选人”“判司簿尉”为低级文官。上引规定只要完成定额，京官可晋级，选人即可晋升为级别较高的京朝官；完成定额的95%，即可得到奖励。超额奖励更多，亏欠较多者，则要被罢免。

岑水场在宋神宗末年以后兴盛势头虽较前有所低落，但也不是直线下落的。《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崇宁四年（1105）“广东漕臣王觉自称岑水场去年收铜比祖额增三万九千一百斤，较之常年亦增六十六万一千斤。遂增其秩”。这说明，北宋后期韶州铜的生产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宣和三年（1121）宋廷将岑水升格建为建福县，说明此地经济较为繁荣、人口较为众多，这与铜矿开发是直接相关的。

北宋末、南宋初，韶州也受到战乱的影响。据洪迈《洪文敏公文集》卷四《论岑水场事宜札子》记：“自建炎以来，湖湘多盗，浸淫及于英、韶，焚掠死徙无有宁岁。今［岑水场］所存坑户不能满百，利入甚鲜，饥寒切身，无由尽力为国兴利。”宋、金议和后，宋朝在恢复岑水场生产方面可能作了不少努力，但要想恢复到战前水平已是不可能了。前述绍兴末年韶州年铜产量已不足十万斤，比起北宋兴盛时期仅为百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这与整个宋朝的情况是大体接近的。

尽管产量减少，但韶州仍是南宋时期主要铜产区之一，对宋朝的铸钱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岑水场自北宋后期又是胆铜生产的基地，到南宋时期，岑水场曾分设黄铜场和胆铜场，各设监官。二场后又全一。岑水场定额五百人，在各场中也是人数较多的。南宋后期张端义《贵耳集》记：“韶州岑水场，以卤水浸铜之地，会百万斤铁浸炼二十万［斤］铜。且二广三十八郡皆有所输，或供铅锡，或供银，或供钱，岁计四五万缗。”刘克村《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五《赵通判》又记：赵汝禀“调冶司检踏官，分司曲江（即韶州），铜课旧额岁二十一万，仕者率减削场丁月给，多逃去，君始按月支给，铜额增羡。岁余，泉枯矿阙，若地爱宝者，君祷于神，忽呈现，未再岁，课累增五十六万，泉使吴公应龙荐于朝，诏循文林郎”。这里讲的情况应是南宋中后期的情况，其中讲到韶州岑水场（在曲江县）旧额产铜二十一万斤（这与张端义所言接近），后曾增至五十六万斤，如所记不误，则韶州此时期产铜量在整个南宋所占比重比绍兴年间又有增加。

记载中除岑水场外，韶州又有中子铜场，都在曲江县。关于这两个铜场的关系，似乎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邻近韶州的英州、连州也是原铜的重要产地。它们同江西南部的虔（赣）州形成宋代一个重要的铜产区。

三 信州、饶州等的铜坑冶

宋代又一个重要的铜产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南岸的信、饶、池、宣、太平等州及兴国军。

信州是宋初主要产铜州之一。北宋前期人乐史于《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信州》中记：“按《上饶记》云：出铜、铅、青碌。……皇朝平江南后直属朝廷。铅山在县西北七里，又名桂阳山……其山又出铜及青碌。又有宝山，连桂阳山，出铜。”又据《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在宋朝平定江南后不久，张齐贤受命经营铸钱，主要取的就是信、饶、虔三州的铜铅锡，后“以丁钊领三郡铜山”，说明当时信州产铜有相当数量。《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载信州铜场有三个：“宝丰场，旧置；铅山场，端拱二年置，熙宁四年罢”，“后复置”；另前引文中又有上饶县丁溪场。据《舆地纪胜》记，上饶县至迟在五代时期就已设置铜场，可知丁溪场事实上也是宋初就已存在的。在《元丰九域志》中，弋阳县宝丰场、铅山县铅山场都是银场，说明这两个场都是银、铜兼产的。

据北宋前期人杨亿记：宋太宗时期，“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数千万斤，大有余羡，而铜山所出益多，有司议减铜价，凿山者稍稍引去……［官方将饶州钱监］分于池州置永宁监、建州置永丰监（按：时间分别为宋太宗至道二年及宋真宗咸平二年，另江州广宁监与永丰监同年置），并岁铸二十万贯，以铅山铜给之。既有所泄，价乃复旧，工徒并集。”[2]这说明在北宋前期的一段时间里，信州是宋朝重要钱监铸钱用铜的主要供给者，其地位与后来的韶州颇为相像。

信州产铜大约一度衰落。《宋史》卷三三三《荣传》载，宋真宗时，荣宗范任知铅山县，“诏罢县募民采铜，民散为盗，宗范请复如故”，说明早在当时铅山场就曾被罢过。但《长编》卷八七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发运使李溥奏：“信州阴山寺处铜坑自咸平初兴发，商旅竞集，官场岁买五六［百？］万斤。采取既多，其后止及二三百万斤，望酌中定额。”这说明大中祥符年以后信州产铜量有减少的趋势。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载，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江南东路转运司言：信州宝丰县自淳化五年内铜货兴发，奉敕割弋阳县玉亭、新政两乡立为宝丰县，虚占官吏，劳役人民，银利寡少，铜货绝无。当司相度可公却（？）并归弋阳县，其场务仍旧差使臣专监，只作宝丰镇名额。从之”。这里讲宝丰县“铜货绝无”，可知此处此时已基本停止产铜了。前述元丰元年信州产铜数不见记载，大约当时信州铜坑冶的状况很不好。但《长编》卷三五○载，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提点江浙等路坑冶铸钱胡宗师言：‘信州铅山县铜坑发，已置场冶，乞借江东提举司钱三十万缗，以铸新钱息二分还……’户部言：‘宗师言皆可推行。’诏：‘借江东提举司钱十五万缗，以所（一作新）铸钱还……’”说明已处于停产状态的铅山场重又东山再起，而且从向常平司借本钱及所借数量看，其产量应是相当可观的。

北宋后期，信州又成为胆铜生产的主要基地。北宋后期、南宋前期人称韶州岑水场、潭州永兴场、信州铅山场为“三大场”[3]，言其产量最多。《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七载，南宋洪迈曾上奏：“臣家居饶州，实提举坑冶铸钱官置司去处，故亦采闻冶铸所仰，莫如信州铅山之铜，而比年以来，常以乏少为患。臣比守婺，有管下永康知县言：顷年任严州淳安县丞，被差铅山体访坑冶利病，见每岁所得铜数，比往昔十无一二。因咨访耆老，皆云：昔系是招集坑户就貌平官山凿坑取垢淋铜，官中为置炉烹炼……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置四监鼓铸，一岁得钱百余万贯。数十年来，百物翔贵，官不曾增价收买，坑户失利，散而之他，而官中兵匠不及四百人，止得铜八九万斤，人力多寡相去几二百倍，宜乎所得如是之辽绝也。”据洪氏及那位永康知县所讲，北宋后期信州铅山一度聚集了十万余人，所产铜供应四监鼓铸，其兴盛程度简直可以同岑水场相比。当然，洪迈所言为第三手材料，又时隔八九十年，所言是否确切不无疑问。

入南宋以后，信州与上述各州一样遭到破坏，铜场一度被裁撤，绍兴二年（1132）与饶州场一同恢复[4]。如前所述，绍兴末年，铅山场年产铜八九万斤，在当时已是最多的州之一了。后来，宋廷给信州铅山场增加定额为岁产铜十三万斤，可能又增至二十六万斤。时人赵蕃于绍定年间撰《章泉稿》，卷五《截留纲运记》内讲：“岁计所用铜，取诸铅（按：指信州铅山场）之泉者几半，初额为斤十有三万，其后加之一倍。昼作不逮，继之以夜，工率一夫而食二人之食，邑计供亿乃不充。”于是，本县先后二次上奏朝廷，得准截留上供米，才使得“夫米给，铜课登，鼓铸羡，圜泉衍”。这说明铅山场此时期生产非常兴盛。又据南宋后期人刘克庄记，当时有一位坑冶铸钱司的检踏官，不与地方商量，径自将铅山场兵由原额五百人增为八百人，给地方官府及百姓造成过重负担[5]。前述绍兴年间铅山场有兵匠不及四百人，刘氏讲铅山场时定额五百人，比绍兴年间已多百余人，此时又增三百人，说明铅山场的生产还具有相当规模，其产量也不应比绍兴年间少。无论怎样，信州铅山场在南宋时期是最重要的、产量最多的铜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饶州、池州、宣州、太平州等也都有铜矿，但似都不如信州产铜多。前述饶州也是宋初重要产铜州，但未见产量。前引资料表明，元丰年间“饶州，元额七百四十斤，元年收一千六百八斤”。说明宋神宗熙宁年间，饶州产铜量很少。但北宋后期及南宋时期，饶州铜产量又有回升，其地位更有明显提高。据前引《会要》载：“岁收租（祖）额”“饶州兴利场，胆铜五万一千二十九斤八两”（此似为北宋末年数）；“今递年趁到”“饶州兴利场，胆铜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二斤”（此似为南宋孝宗初年数）。

四 潭州、处州的铜坑冶

上引关于元丰元年各州的铜产量中，仅次于韶州的是潭州。但潭州也不是宋初产铜州之一，元丰元年以前“无额”，说明是此时新起的铜场。《长编》卷二九○载，此年提点坑冶铸钱钱昌武上奏说：“潭州浏阳县永兴银场自去年银、铜兴发，乞下诸路转运司应副本司收买铜、银增铸钱。”“从之。”这或许说明永兴场大量产铜是从熙宁末年开始的。同书卷二九三又载，同年宋廷又下诏说：“潭州浏阳县永兴场采银、铜矿，所集坑丁皆四方浮浪之民。”为了加强治安，特委任京朝官任监官，并要求在本场实行保甲制，说明当时永兴场的生产很兴盛。又《长编》卷四九四载，宋哲宗元符元年（1086）二月，“户部言：潭州知、通任内应副铜场买铜赏罚条请著为法。从之”。说明宋廷对永兴场特别重视，以致专门为其立法约束本州官员，以保证地方对永兴场的支持。但是，《元丰九域志》“潭州”项下之“浏阳”有永兴镇和永兴银场，《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潭州”项下之“浏阳”有永兴银场，都不载永兴铜场，说明很可能永兴场原为银场，后来则银铜兼产，到南宋绍兴末年，仅产铜三千余斤。

三大场之外，处州也是宋初重要的产铜州之一。如前所引，元丰元年时它的永丰场定额为68566斤，本年实收47511斤。而前引北宋后期和南宋绍兴年间各州产铜数中都没有处州数，似乎已停产，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二载：“［乾道九年］八月七日，中书门下省勘会：处州坑冶因乾道七年以后差官措置，一年收到银二万二千八百两、铜四万五千余斤……”这说明，处州已恢复到岁产铜四万多斤的水平，在年产铜只有数十万斤的南宋，它已是产铜较多的州了。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载：“淳熙二年八月十七日，提点坑冶王楫言：处州所产铜银铅坑岁收铜十万斤、铅十五万斤，通判令丞各减二年磨勘，所有守臣检踏官乞一体推赏。从之。”这则记载意思有些模糊，即不详是实有此产量还仅是提点司拟立的赏格，尽管如此，仍能说明处州此时期产铜量仍较多。同书又载，嘉定十四年（1222）有官员上奏专论铜坑冶事，其中讲：“产铜之地莫盛于东南，如括苍之铜廓……又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廓，皆有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也表明处州铜廓场是当时主要的铜场。

五 福建和其他铜产区

从前引史料也可看出，在宋代，福建地区是一重要的产铜地区。前列宋初产铜十二州中，有六州属福建路。在前列元丰元年各州元额、实收数中，除兴化军以外的福建七州军全部榜上有名；除泉州无数外，其余六州元额、实收都在数万至十几万斤之间，其数量在各产铜州中也是较多的。北宋后期、南宋绍兴年间，福建各州铜产量减少，但并未全部停产。福建地区产铜较为均衡，没有一处岁产超过百万斤的产铜大州。《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对福建铜场的设置作了较详细地记载，此不赘引。大约福建是宋朝设铜场最多的地区。北宋前期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一《龙焙监》记：“龙焙监：建州建安县南乡秦汉溪里地。以本州地出银矿，皇朝开宝八年置场取铜、银，至太平兴国二年升为龙焙监，凡管七场。”“所出矿石：白矿、黄礁矿、黑牙矿、铅矿、水石襄矿、黑牙礁矿、光牙矿、土卯白矿、马肝礁矿、桐梅礁矿、红礁夹生白矿、赤生铜矿。”所辖七场为：永兴场、安乐场、黄沙场、褶纸场、大挺场、东平场、杉溪场。我们无法准确区分他讲的各种矿中哪些是铜矿，哪些是银、铅等矿；也无法准确区分他讲的七场中哪些是产铜的，哪些是铜、银兼产的，哪些是产银的。但记述得这样详细，在此书中是罕见的，说明其地位之重要。

在产铜较少的江北和四川地区，有几个产铜州也值得注意。《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引《国朝会要》载“凡山泽之入”：“铜二千一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斤：永兴军路九万一千一百四十五斤，两浙路七万四千五百四十一斤，江南东路四万六千八百二十斤，西路一百一十四斤，福建路四十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一斤，广南东路二千一百八万八千八百一十九斤，梓州路四百五十九斤。”此处所记铜的总产量与前引元丰元年接近，取数时间当也与之接近。依此记载，除广东、福建外，居第三位的是永兴军路。这说明，陕西地区也生产一定数量的铜。前引记载述陇州古道场元额9019斤，元丰元年所收同；虢州百家川场栾川冶，元额7417斤，元丰元年收6392斤。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载：“渭州华亭买［铜］场，庆历二年置”。《宋史》卷三○九《秦羲传》又载，早在宋太宗淳化年间，官员秦羲就被派去“督［商州］洛南采铜”。《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载，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官方曾经营商州铜。随后，陕西铸行大铜钱，曾利用商、虢州生产的铜。《长编》卷四七二载，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陕西转运司言：“商、虢州有人户告发铜窟，见今差官检踏烹烧，亦有旧铜，今相度将欲虢州新兴铜窟烧到铜货并旧铜就便般赴陕西应副铸钱……”这些记载均表明商、虢等州所产的铜对陕西铸钱起了一定作用。

在四川地区，兴州、利州、梓州（潼川府）等在铜的生产上也有一定重要性。前引史料记元丰元年时，兴州顺政县青阳场（系熙宁七年置），元额154049斤，本年收277328斤，其数仅次于韶州、潭州。这一铜场是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主持开发的，有铜坑一百多处。因为它地邻陕西，而四川又不行用铜钱，所以它产的铜在北宋时期系供应陕西钱监铸钱。

到了南宋时期，在东南地区产铜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四川几个产铜州的地位相对有所上升。如前所引，绍兴末年潼川府铜山县岁产黄铜6000斤，利州青埿县产7000斤，兴州青阳县产1662斤，其产量超过了福建地区。

六 宋代的铜年产量

宋代铜的年产量比唐代有很大的增长。现仅存的唐代铜的年产量的两个统计数字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岁采”26.6万斤和唐宣宗时期的“岁率”65.5万斤，这大约只有北宋正常年分产铜的十分之一或更少。

《长编》卷九七记，宋太宗至道末年“天下岁课”铜412.2万余斤，宋真宗天禧末年“天下岁课”铜267.5万余斤。而《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记，宋仁宗皇祐年间“岁得”铜510万余斤，宋英宗治平年间比皇祐年间“铜增一百八十七万”，即“岁得”铜697万余斤。这说明，北宋前期年产铜一般都有数百万斤。

北宋自宋仁宗时期韶州岑水场铜产量骤增，带动全宋铜产量随之猛增。据记载，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坑冶岁收铜已达1460.5万余斤，而这时的祖额为1071.1万余斤[6]。其本年实收数比宋英宗以前翻了一倍有余，而祖额数也比宋英宗以前增加了将近一倍。然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引《国朝会要》记载了北宋中期某年（有人认为是熙宁末年）“凡山泽之入”岁收铜数，却多达2174.4万余斤，比上引元丰元年的实收数还多将近一半。如果以铸每贯铜钱用3斤原铜计，则元丰元年所收铜可铸约487万贯钱，与本年实际铸行的500万贯接近，而某年“凡山泽之入”的铜，则可铸728万贯钱，似乎过多。如果某年确实产了这么多铜，则这一年肯定是宋代产铜最多的一年。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九至二○又三四之三六载乾道初年岁产铜26.3万余斤，而“旧额”则为705.7万余斤[7]。以乾道初年数比元丰元年，前者仅为后者的2%；以乾道初年数比“旧额”，前者仅为后者3.7%。说明南宋铜产量比北宋大幅度下降（铅、锡情况类似）。其“旧额”李心传谓系“祖宗时天下岁产”数，不知是否有据。笔者怀疑此数不含原属北宋、南宋时期落入金朝境内的铜坑冶所产铜，因为“旧额”应与“今额”是对应的，所包括的坑冶也应是对应的。

第二节 铜坑冶的管理、课税和矿铜的生产技术

有些与铜的供给关系密切的情况，须在这里作些补充。

一 铜坑冶的管理及课税

宋代坑冶包括铜坑冶一般都实行大的委派专门监官，小的交衙前役人或令人买扑的办法。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载，南宋乾道九年权发遣处州姚述尧奏中言及：凡申请开采铜矿者，本州官府“已各给交帖给佃”，又说本州“银、铜两场，除监官外，尚虑工匠别有侵欺，已别差指使八名，兵给四十八名八（分？）头监督”。《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载，嘉定十四年（1221）有官员上奏谈到铜坑冶的管理：“照得旧来铜坑，必差廉勤官吏监辖，置立隔眼簿、遍次历，每日书填某日有甲匠姓名几人入坑，及采矿几箩出坑，某日有矿几箩下坊碓磨，某日有碓了矿末几斤下水淘洗，某日有净矿肉几斤上炉烹炼，然后排烧窖次二十余日。每铜矿千斤，用柴炭数百担，经涉火数敷足，方始请官监视上炉匣成铜，其体红润如胭脂，谓之山泽铜。鼓铸无折，而铸出新钱，灿烂如金。近年既不差官，又无隔眼、遍次簿、历。检踏官吏既加虐遇，而坑户复非土著，又不及时支给本钱。所以坑户皆无籍之徒，一听官吏掊克，所得一半本钱，销解发之外，尚觊余利赡养，则其淆伪可知。”一般认为，上引两则记载讲的各项情况都具有普遍性，其实这种认识似是不确切的。当然，上面讲的给交帖凭证、监视产出数等，应是北宋、南宋共同的，但是宋代铜坑冶的管理，北宋的情况同南宋又有很大差异。北宋有很多人主动来到矿山从事开矿和冶炼，这是因为开矿和冶炼或多或少有利可图。《长编》卷三○○记：元丰二年（1079）九月“庚午，录韶州岑水场坑炉户汤潮为下班殿侍、广南东路钤辖司指使。以潮数出私钱捕获强盗故也”。这说明，有些坑冶户是比较富有的。但南宋时期普通人是不愿从事坑冶劳动的，在坑冶劳动的，罪犯和军兵占较大比重。劳动者的不同，造成了管理上的巨大差异。简言之，北宋时的人身束缚比南宋时要少得多。上引乾道九年、嘉定十四年官员所讲，应是人身束缚较为严重、管理较为严密的情况，这同北宋时期人身束缚较为松弛、管理较为简单的情况是不同的。关于北宋时期铜坑冶管理的具体情况，文献中少有记载，但如岑水等场有十万多人劳动，用上述统计入坑人数等办法加以监视，恐是难以实行的。

关于坑冶的课税办法，《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与《通考·征榷》均载。宋初以来，坑冶“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这是讲一般坑冶，对铜坑冶来说，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即铜是主要铸钱原料，官方在大多数时间里实行铜禁，所以抽税之余的部分必须强制性收买，不能使其随便流入私人手里。对于这一点，曾有人提出质疑，他们举上引书以下的记载作为依据：

元祐元年（1086），陕西转运兼提举铜坑冶铸钱司言：“虢州界坑冶户所得铜货，除抽分外，余数并和买入官，费用不足，乞依旧抽纳二分外，只和买四分，余尽给冶户货卖。”从之。

将此段记载同《长编》卷三八九的有关记载相比照，就会发现，上引这段文字在关键处是有疑问的。首先是“提举铜坑冶司”应当校正为“提举银铜坑冶司”，“所得铜货”《长编》作“听得银货”，而究竟是“银货”还是“铜货”乃是问题的关键。退一步讲，即便是所产是铜且许坑冶户自行“货卖”，还有可能是卖给别处官府（详参下文）；再退一步，即便是所产为铜且余四分许冶户自由出卖，毕竟虢州不是主要的铜产区，是否能说明一般情况仍有疑问。另有记载表明，铜坑冶所收铜官府是税后全部收买的。如，《长编》卷一九七载，宋仁宗嘉祐年间，广东转运使蔡抗讲，韶州岑水场“采铜皆惰游之民，铜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铸衣食安所给”？他就讲了，铜全部进入了官府。

南宋时期的铜坑冶，大抵是抽税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其余全部官买。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时，兴州青阳场、利州青泥场“两场每年炼发八千五百斤，数内除抽约二分一千七百斤不支价钱外，余数每斤支钱引八分”。《系年要录》卷一八四载，次年，“诏潼川府铜山县出产铜依旧中卖入官，月以五百斤为额。先是，秘书省正字冯方乞更不立额，令窟匠自采打，尽赴官中卖，依条抽三分入官。而户、工部言恐窟匠不肯打采，损失官课，方议遂格”。据此，潼川府铜山县是抽收十分之三，其余全部官买。《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五七载，宋孝宗乾道二年六月，工部侍郎薛艮朋奉命规划铜坑冶事，他提出了一些优惠坑冶户的建议：“契勘州县拘纳坑户铜宝，就使依官估支给价钱尚自不酬实直，今既不支钱，又令将所采铜宝尽行送纳官司，其坑户一无所得，参之人情，实不可行。臣今措置且以坑户采铜十斤为率，内只许本县收买七分，所有三分许令坑户经本县出给文引，备坐斤数，从便卖与他处官司，即不得私下交易，如数外擅卖许人陈告，依本司约束赏罚施行。……诸路坑场现今所产铜、铅、锡、铁系铸钱司二分抽收，八分榷买。今来措置兴复坑冶场务，要课利增重，理宜优恤。今相度应见催趁并人户踏发新旧坑冶所趁铜，锡抽收，支还十分价钱，优润坑户。”他的建议被朝廷接受。依照他的建议，一是不再向坑户抽税，二是允许坑户将十分之三的铜卖给他处官司。这种优惠大约是以官方常常不能按时按数支付坑户铜价为背景的。还在绍兴年中宋廷刚开始着手恢复岑水场生产时，洪迈在《洪文敏公文集》卷四《论岑水场事宜札子》中，曾提议让罪犯开铜矿，“随所得中分之，以其半入官，其半与之，而官以平直就买”。他的建议不清楚是否被采纳。从以上列举的实例可以看出，尽管抽税的比率不尽相同，但所产的铜不流入私家这一点是始终如一的。

二 铜本问题

矿铜既抽税外全部官买，于是就有了所谓“铜本”问题。铜本就是官府用于买矿铜的资金。从记载上看，宋代常常发生因铜本供应不足或不及时等问题而影响生产的情况。

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大臣宋祁应诏上书，其中讲：“臣又闻南方地宝不乏，但转运司与州县莫适为谋。昔之本钱数十万，庆历以来，为官司侵耗略尽矣。今既无粮货，不能聚人，上下掩闭，止以坑冶不发为解，采凿烹炼，反为奸人所盗，利夺于下，货失于官，禁帑之钱，日朘月削。今若留数十万缗，置于饶、信，权为本钱，精择材臣，委之经度，自令举吏，专建官司，庶几铜溢于山，钱流于府。”[8]这说明，当时已有铜本被挪用影响生产的事。又据载，宋仁宗末年蔡抗出任广东转运使。“先是，岑水铜冶大发，官市诸民，止给空文，积逋巨万。奸民无所取资，群聚私铸，与江西盐盗合，郡县患之，督捕甚严。抗曰：‘采铜皆惰游之民，铜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铸衣食安所给？又从而诛之，是岂但民犯法也？因命入直即偿直，民尽乐输，私铸遂绝。”[9]另，前述王安石讲熙宁年间岑水场铜本供应困难。这些说明，作为当时宋朝产量最多、最重要的铜场也存在铜本供给不足的问题。

《长编》卷四四二载，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侍御史孙升揭发前宰相蔡确的弟弟蔡硕仗势横行乡里、贪赃枉法的罪行，其中讲道：“臣访闻韶州自来买铜，未有见钱支给，出照帖与铜户，俗谓之‘粮油主守’，候岁月依次第支钱。昨来韶州郡县官员交结蔡硕，使于油粮主守处每一贯照帖止用钱数百收买，遂冒法不依资次一顿交给官钱与硕，不月余日，蔡硕赢落官钱千余贯。”这一记载说明，岑水场不按时支给铜价已成习惯，由于拖期支给，造成坑冶户宁可将领钱的照帖低价卖给投机商人。蔡确正是利用了这一情况，依仗其兄权势，大发横财。又同书卷四七二记，元祐年间，兴州青阳铜场由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移交陕西转运司，很快发生铜本问题。元祐七年（1092）四月，金部郎中李杰上奏讲了此事：“利州路兴州青阳镇见有铜坑一百余处，旧系西（熙）河边防财用司举官招诱收买，又本钱亦是本司计置应副，昨废罢本司，将上件铜场并入陕西转运司管勾。自并入后来，将铜价仅减一半，又本钱多不敷足，虽有所举监官，无由办集。采铜之人逐旋散溃，所收渐少，课利日亏。今相度欲乞每斤量与添钱，多行计置本钱，依旧兼用银、绢，于称下堆垛……”“诏于利州路常平钱内借钱五万贯，充买铜本钱，每斤依本处见买价钱，余并从之。”宋廷仅调拨五万贯钱，且没有采纳李杰关于增价收买的建议，恐怕铜本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北宋末年，文人杨时上书论坑冶事，其中也讲道：“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全藉官中应副。今烹炼到银、铜入官而钱不时得，则坑户无以自给，散而之他，此岁课所从耗失也。”[10]

总的讲，北宋时期铸铜钱对官方来讲是不赔钱的，有时还有盈利，尚且存在铜本问题，南宋时期铸钱是赔本的，铜本问题就更加严重。这从前引乾道二年薛艮朋奏言已经得到反映。又南宋财政拮据，朝廷调拨铜本多为茶引，茶引兑成现钱多有困难，所以提点坑冶铸钱司曾要求朝廷改用会子代替茶引[11]。

三 铜坑冶的生产技术

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地中多怪》讲：“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这一记述，说明当时的矿井有相当的深度，在这样深的矿井内采矿，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保障的。他讲的“冷烟气”，显然就是一氧化碳气，当时人已懂得设法避免中毒，说明人们已积累了较丰富的采矿经验。

孔平仲讲铜矿井很深，这也见于其他记载中。北宋后期杨时讲：“取［铜］矿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处，仅能容身，一有摧陷，则无遗类矣，非有厚利，人谁为之。”[12]南宋大臣王之望也讲：“窟之深者，至数十丈。”[13]而洪咨夔《大冶赋》中也作了如下描绘：“缭乎修隧，黝乎幽壑，潜厂盍旁呀，阴穴款斜却。”这说明，铜矿井之深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宋代地志中记载了处州的采铜和炼铜技术：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每火平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装叠烧两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则山谷如昼。铜在矿中既经烈火，皆成茱萸头，出于矿面。火愈炽，则熔液成驼。候冷，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粗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窖。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入］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金瓜。金瓜者，粗浊既出，渐见铜体矣。次将金瓜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火平炼，如火平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即于炉前逼近炉口铺细砂，以木印雕字作“处州某处铜”印于砂上，旋以砂壅印，刺铜汁入砂匣，即是铜砖，上各有印文。每岁解发赴梓亭寨前，再以铜入炉火平炼成水，不留纤毫滓杂，以泥裹铁杓，酌铜入铜铸模匣中，每片各有锋窠，如京销面，是谓十分净铜，发纳饶州永平监应副铸。[14]

据此记载，处州采矿时用了烧矿法，即在用工具采打之前，先用柴火烧。联系到洪咨夔《大冶赋》中也二次言及烧矿，可知宋代已较广泛地采用了此法，这对于提高生产率有较重要的意义。据此记载，宋代从铜矿到原铜其冶炼要经历很复杂的过程。引文叙述尚似有疑问，但从引文看，炼铜至少要经过三个阶段：即先要从矿石中提取三十分之一的矿铜，这要花费八九天时间；再将矿铜炼为生铜，也要花费八九天时间；最后将生铜提纯为“十分净铜”（《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四亦谓“排烧窖次二十余日”）。文中讲“得铜之艰，视银盖数倍”，仅就冶炼这一环节来说是属实的。

第三节 胆铜生产

胆铜生产是宋以前所没有的，它在宋代铸钱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此节专门作讨论。

一 胆铜生产的起始

宋代以前，道士们早已发现曾青、石胆能“化铁为铜”，成书于宋以前的古籍《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抱朴子》《宝藏畅微论》《丹方镜源》（按此书有关文字与《梦溪笔谈》略同，有人怀疑这些文字系后人据《笔谈》补入）等都有记述。但此法应用于生产，则似始于北宋。有人据《宝藏畅微论》中有关“铁铜”的记述，推断胆铜生产始于唐末或五代，似难成立，因为原书只讲“以苦胆浸至赤煤，熬炼成而黑坚”，由此得不出此法已用于生产的结论。

关于胆铜法开始应用于生产，《宋史》卷二九九《孙祖德传》载：“三司判官许申因宦官阎文应献计，以药化铁成铜，可铸钱，裨国用。祖德言：‘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是教民欺也。’固争之，出知兖徐蔡州、永兴军。”元代危素《危太朴集》卷一○《浸铜要略序》也讲：“当宋之盛时，有三司度支判官许申，能以药化铁成铜。久之，工人厌苦之，事遂寝。”所谓“以药化铁为铜”，似乎就是用胆水浸铁成铜。然而《长编》卷一一六记此事却谓：

［景祐二年春正月壬寅］度支判官、工部郎中许申为江南东路转运使……申在三司，乃建议以药化铁与（按：“铁与”二字为中华书局标点本整理者据《宋史》《通考》校补）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因入内都知阎文应以纳说，朝廷从之，即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然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杂以铁则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铸万缗，逾月才得万钱。申性诡谲，自度言无效，乃求为江东转运使，欲用其法铸于江州。朝廷又从之，诏就江州铸百万缗，无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执政主之，以为可行，然卒无成功。先是，盐铁副使任布请铸大钱一当十，而申欲以铜铁杂铸，朝廷下其议于三司。程琳奏曰：“……申欲以铜铁杂铸，理恐难成，当令申试之。”申诈得售，盖琳亦主其议故也。天章阁待制孙祖德言：“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之，是教民欺也。”固争之，不从，遂出知兖州。

文中许申、孙祖德均讲到了，但讲的却是铜、铁杂铸，而不是以药化铁成铜以铸钱，这是怎么一回事？要读懂上引文字，须先读如下《宋史全文》卷三二文字：

［端平元年五月壬戌］干办诸军审计司章谦亨奏：“绍圣间以铅山胆泉浸铁为之（按：指胆铜），令泉司鼓铸，和以三分真铜，所以钱不耐久。”

即是说，南宋时期用胆铜铸钱，要掺杂一些矿铜，其比例是十分之七的胆铜和十分之三的矿铜。由此可以推断，李焘讲的“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中的“铁”讲的就是胆铜。不过，当时有些人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把胆铜看成是铁、“伪铜”，李焘大约就是受了这种认识的影响。

这里还应附带说明，照李焘的行文口气，似乎许申是个坏人，这是不恰当的。尤其作为胆铜生产的首倡者，蒙受如此冤屈实为不公平。许申《宋史》无传，但根据《长编》《舆地纪胜》《隆庆潮阳县志》等记载，他是潮州潮阳人，因东封献文入仕（此前曾举贤良方正），后曾任知邺县，知韶、阶、吉、柳、建等州，广西提刑及广西、江西、湖南转运使，在任多有政绩。如在韶州重建张九龄庙（今存《张相公祠诗》一首），组织人力在官道上种植松榕数万株。他曾在产铜并有铸钱监的建州做过知州，不可能连铜和铁不能合铸这样常识性的道理都不懂。不过，许申如何以药化铁成铜，文献中没有记载，当时何地有胆水文献中也没有记载，而且许申最终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许申可能仍应被视为将胆铜法尝试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第一人。

宋哲宗在位时期，胆铜法终于被应用于生产。其具体起始时间，有二说：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载：“《浸铜要略》一卷，张甲撰，称德兴草泽绍圣元年序，盖胆水浸铁成铜之始。”又《舆地纪胜》卷二一《信州》：“胆水，在铅山，自昔无之，始因饶州布衣张甲献言，可用胆水浸铁为铜，绍圣元年，始令本州差厢军兴浸，其利渐兴。”又南宋赵蕃《章泉稿》卷五《截留纲运记》讲：“铅［山］之阜，宝藏与焉；铅之泉，宝货化焉……布衣张甲，体物索理，献言以佐圜法。宋绍圣间，诏经理。”另前引《宋史全文》也讲“绍圣间以铅山胆泉浸铁为之”。据此，胆铜法正式应用于生产始于绍圣元年（1094）。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二、《系年要录》卷五九却载：“［饶州、信州铜场］皆产胆水，浸铁成铜。元祐中始置饶州兴利场，岁额五万斤；绍圣三（按：“三”一作“二”）年，又置信州铅山场，岁额三十八万斤。”（《舆地纪胜》亦引录此文）据此，胆铜生产乃始于元祐年间。而《危太朴集》卷一○《浸铜要略序》更指明：“元祐元年（1086）或言取胆泉浸铁取矿烹铜。”从情理上讲，张甲既为饶州人，应先在饶州试行，故饶州在信州之前进行胆铜生产的可能性较大。上引陈振孙语气为推测，《舆地纪胜》又侧重讲信州，似也可理解为专指信州胆铜生产始于绍圣元年。所以，胆铜生产始于元祐元年（饶州）的可能性更大些。又据《舆地纪胜》卷二三《饶州》、卷九○《韶州》，此次胆铜生产的倡始者不是张甲本人，而是他的父亲张潜：“张潜得变铁为铜之妙，使其子甲诣阙献之，朝廷始行其法于铅山及饶之兴利、韶之岑水，皆潜法也。”大约张潜解决了许申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才使得胆铜法得以长久地应用于生产。又据危素《浸铜要略序》，《浸铜要略》一书的作者是张潜，而不是张甲。近年出土的《宋故通直郎致仕赐绯鱼袋张公行状》载，张潜“尝读神农书，见胆矾水可浸铁为铜，试之信然，曰‘此利国术也’。命其子献之，朝廷下其法，诸路岁收铜数百万。论功推赏，授甲三班差使，减三年磨勘”[15]。其中也讲张潜是胆铜生产的创始人，他是通过读神农书（似应即《神农本草经》）而起意的。

讲到胆铜生产的起始，不能不联想到苏辙在《龙川志略》卷五中的如下记述：

有商人自言于户部，有秘法能以胆矾点铁为铜者。予召而诘之曰：“法所禁而汝能之，诚秘法也。今若试之于官，则所为必广，汝一人而不能自了，必使他人助汝，则人人知之，非复秘也。昔之所禁，今将遍行天下。且吾掌朝廷大计，而首以行滥乱吾法，吾不为也。”其人黾俛而出，即诣都省言之。诸公惑之，令试斩马刀［局］，厥后竟不成。

苏辙所言显然就是胆铜法，但苏辙囿于传统旧观念，坚持认为胆铜是法所禁的伪铜（这种认识同前述孙祖德完全一样），予以拒绝。苏辙任户部侍郎是在元祐二年，他讲“厥后竟不成”，显然失实，就在他写此书的时候，胆铜生产已大规模展开，只是因为他被贬逐尚不知晓罢了。

按：有些版本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信州》有如下记载：“［铅山县］跳珠泉，在县西一里许……又有胆泉，出观音石，可浸铁为铜。”本书作者乐史死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有学者据此认为他是宋代最早记述浸铁为铜的人。清人陈运溶《太平寰宇记辨伪序》已指出，《太平寰宇记》中有不少后人加进去的内容，而上引这段话有的版本有，有的没有。所以，笔者怀疑这段话也是后人加进去的。

二 胆铜生产的规模

胆铜生产从宋哲宗时试行，首先在铅山展开。赵蕃《章泉稿》卷五《截留纲运记》记，绍圣年间下诏在铅山经营胆铜，于是“堤泉为池，疏池为沟，布铁其中，期以浃旬，铁化为铜。场兵千夫，服劳力作，糗粮惟邑之供。冶台岁运江淮湖广之铁，泛彭蠡逆月番水，道香溪而东，岁计所用铜，取诸泉者几半初额，为斤十有三万。其后加之一倍，昼作不逮，继之以夜工。”这说明铅山的胆铜生产有相当规模。后来又从铅山推向其他州。《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一载：“元符三年（1100），诏饶、信、潭、韶等州胆铜更不置局，并拨归铸钱司。”这表明，以前曾专门设立机构，经营上述四州的胆铜，此时（不知是否与皇帝更替有关）撤销了这一机构。又据同书三四之二五载，次年，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以宣德郎游经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经先以忧去官，至是服阙。自言：‘昨在任日，常讲究有胆水可以浸铁为铜者：韶州岑水、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建州蔡池、婺州铜山、汀州赤水、邵武军黄齐、潭州矾山、温州南溪、池州铜山，凡十一处，唯岑水、铅山、德兴已尝措置，其余未及经理，将来钱额愈见亏失。’户部以为请，故有是命。”游经的话使人想到，似乎张甲的建议被宋廷采纳后不久，游经就成为主持开发胆铜的官员。而他对开发胆铜有一个相当宏伟的规划，涉及十个州的十一个铜场。

又次年，即崇宁元年（1102），户部转来游经的奏疏，其中讲：“自兴置信州铅山场胆铜以来，收及八十九万八千八十九斤八两，每斤用本钱四十四文省。若制扑胆铜铸钱，每一贯省六百余文，其利厚重。自丁忧解职之后，皆权官时暂监管，致今胆铜十失五六。今再除职事以来，自今年正月至九月终，已收胆铜一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三斤八两。然亦合行措置：古坑有水处为胆水，无水处为胆土。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措置之初，宜增本减息，庶使后来可继。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斤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若从上次宽立本钱，所贵铜课增羡。偷盗胆铜与私坏水，或坑户私煎胆铜，乞依绍圣五年敕文约束。”其奏准行[16]。据游经所言，胆铜生产比矿铜生产要经济得多，矿铜生产每斤成本约在百文上下（庆历年间赎罪铜价每斤120文，而前文已述杨时讲北宋后期官买矿铜每斤约需百文），而胆铜只需五十至八十文。到崇宁五年（1106），胆铜生产已形成规模，据中书省所作统计，当时原铜生产的情况是：“每年约收诸色铜六百六十余斤。旧铜场约收四百六十余斤，胆铜约收一百万斤，碴铜约收七十万斤……新铜锡约收三十余万斤。”[17]即胆铜约占原铜生产岁收总数的六分之一。稍后，宋廷立产铜定额，全宋7057263斤，其中胆铜187442斤，而胆铜数已超过岁产铜定额总数的四分之一。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五载：“［政和］六年三月十三日，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虔州司奏：承敕本司奏，韶州岑水场措置煎淋胆铜就绪。诏提点官并措置官各与转一官。”《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本年十二月，广东漕司言：“本路铁场坑冶九十所，岁额收铁二百八十九万余斤，浸铜之余无他用。”“诏令官悉市以广浸，仍以诸司及常平钱给本。”

据前引记载，绍兴末年计有五铜场进行胆铜生产：信州铅山场产96336斤，饶州兴利场23482斤，韶州岑水场88948斤，潭州永兴场3414斤，池州铜陵场约400斤，合计岁产胆铜212580斤，而当时全宋岁产铜263169斤，胆铜占总产铜数的80%。即是说，南宋所产的铜，绝大多数是用胆水、胆土生产的。

三 胆铜生产的原料用铁

胆铜生产，需要以大量的铁作原料。《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北宋政和六年（1116）底，“广东漕司言：‘本路铁场坑冶九十所，岁额收铁二百八十九余斤，浸铜之余无他用。’诏令官悉市以广浸，仍以诸司及常平司钱给本”。这一记载说明胆铜用铁数量很多，宋廷为了保证胆铜生产用铁，竟不惜动用漕司以外的诸司及常平司钱，也说明对此事的重视。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六载，绍兴二年（1132），宋廷规定，各地官府买到原铁“通水路去处尽数拨拨与铸钱司浸铜鼓铸”，既讲“尽数”，可知当时所产矿铁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胆铜生产。宋宁宗时，李心传在其著述《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铜铁铅锡坑冶》中讲：“东南铁悉输岑水、铅山、永兴、兴利四场浸铜，为泉司之用，惟川铁以铸钱云。”这或许不为过分夸张。《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二至二三引《中兴会要》较详细地记载了南宋（大约是孝宗时）原铁的分配情况。据此，当时每年共向胆铜场输送铁88万余斤，其中给信州铅山场415320斤，给韶州岑水场365630斤，给饶州兴利场18223斤，给潭州13059斤，给池州铜陵场3645斤。另有64187斤原文讲是给“信州铅山场、饶州兴利场”的，没有说明二者各得多少，我们暂将它平均分给二场，则铅山场变为447413斤，兴利场变为50316斤。如果如前所述每二斤四两铁可产一斤铜，则当时胆铜年总产量约为39万余斤（以每贯铜钱用铜3斤计，共可铸钱13万余贯），铅山场年产约20万斤，岑水场约16万斤，兴利场约2万余斤，永兴场约0.5万斤，铜陵场约0.15万斤。这说明当时胆铜生产主要是信、韶、饶三州铜场。

上引记载讲南雄州每年供应岑水场的铁仅有440斤，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二载，乾道末年南雄州供应的铁曾远远超过此数，此时提点坑冶铸钱官李大正上奏中讲：“契勘韶州岑水场趁办浸铜、淋铜，课额全仰春水浸渍，今年一春阙铁使用。臣至南雄州索到收支铁历，点对去岁一年之间收铁五十八万余斤，其南雄州只发过二十七万余斤……见任通判曹纬自正月到任至目下，已发过铁五十八万余斤……”这说明南雄州在此一时期供给的铁每年都有几十万斤，故上引每年供铁数百斤的记载可能有误，至少不能代表南雄州的最好水平。另南雄州的铁如果都供给岑水场，则岑水场每年的用铁量也会大大超过前述36万斤的数额。

由于铁的供应对胆铜生产至关重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六载，淳熙五年（1178）提点坑冶铸钱姚述尧提出：“韶州岑水、信州铅山等场所产，浸铜非无胆水，止缘给铁不如其数，逐时致铜课亏少。乞下淋铜及产铁州军，委通判措置拘催合用铁数，发下场监，督责监官趁水淋浸，所用兵匠不得州县妄占，如有违戾，许从本司具名按劾。”其奏得准。这就是说，将筹措铁的责任明确归给各州通判，并明确规定凡与胆铜用铁有关的兵匠不得调去他用，这也表明宋廷对保证铁的供应很是重视。

四 胆铜生产的工艺

关于胆铜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有如下记述：“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沈括撰《梦溪笔谈》是在晚年（他死于绍圣二年），当时胆铜生产刚刚开始，故所记较为简略。南宋前期人周《清波杂志》卷一二《胆水胆土》所记稍具体，说：“信州铅山胆水，自山下注，势若瀑布，用以浸铜，铸冶是赖。虽干溢系夫旱涝，大抵盛于春夏，微于秋冬。”他们的记述表明，信州铅山进行胆铜生产的自然条件非常好，有天然的较充足的胆水，这使得在北宋前期和中期并不怎么引人注意的信州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成了胆铜生产的主要基地。周还讲到了胆水供应有季节性的问题，即春夏相对充足，秋冬相对缺乏。这造成胆铜生产也随之产生了季节性。他还讲到了用胆水制铜与用胆土制铜的不同，但却没有讲明在具体操作上区别何在。

从记载看，胆铜生产有浸铜和淋铜两种方法：关于浸铜，《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载：“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铁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18]但却没有涉及浸铜与淋铜的区别。赵蕃也讲到了胆铜生产，《章泉稿》卷五《截留纲运记》谓：“布衣张甲体物索理，献言以佐圜法。宋绍圣间，诏经理之。堤泉为池，疏池为沟，布铁其中，期以浃旬，铁化为铜。场兵千夫，服劳力作，糗粮惟邑之供，冶台岁运江淮湖广之铁，泛彭蠡、溯番水、道香溪而东。”他讲的堤泉为池，疏池为池虽较前又具体了，但似仍讲的是用胆水浸铜，我们仍无法从中得知浸铜与淋铜的区别。

南宋人洪咨夔《平斋集》卷一《大冶赋》以赋的形式分别描述了浸铜和淋铜，他写道：

其浸铜也，铅山兴利，首鸠僝功，推而放诸，象皆取蒙。辨以易牙之口，胆随味而不同：青涩苦以居上，黄醓而次中。鉴以离娄之目，泛浮沤而异容：赤白间以为贵，紫夺朱而弗庸。陂沼既潴，沟遂斯决，灂澒溶汩滵潎冽，铜省台之檐囗，万瓦建瓴而淙淙；龙骨渠之水道，千浍分畦而潏潏。量深浅以施槽，随疏密而制闸，陆续吞吐，蝉联贯列，乃破不轑之釜，乃碎不湘之锜，如鳞斯布，如翼斯起，漱之珑珑，溅之齿齿。沉涵极表里以俱畅，蒸酿穷日夜而不止。元冥效其功谲，阳侯献其怪诡。变蚀为沫，转涩为；或浃下簟，自凝珠蕊。自濯且渐，尽化乃已，投之炉锤，遂成粹美。

其淋铜也，经始岑水，以逮永兴，地气所育，它可类称。土抱胆而潜发，屋索陶而亟乘，剖曼衍，攻崚嶒，浮埴去，坚壤呈。得鸡子之胚黄，知土之所凝。辇运塞于介蹊，积高于修楹，日愈久而滋力，矾既生而细碖。是设抄盆，筠络以庋，是筑甓槽，竹龙以酾。散叶而滂濞，（？）分酽淡于淄渑，别清浊于泾渭。其渗泻之声，则糟丘厌酒于步兵之厨；其转引之势，则渴乌传漏于挈壶之氏。左挹右注，循环不竭，昼湛夕溉，薰染翕歙……

按照洪氏所言，所谓浸铜，即是讲用胆水直接浸铁生铜；所谓淋铜，似即用胆土制铜，所以，淋铜要先从采矿土开始，由矿土煎制胆汁，再由胆汁淋铁生铜。胆水有二种，青涩味苦的和黄而味酸。而浮沫红白相间的和紫红色的。对岩石进行加工，似有洒水装置。铅山主要是浸铜，而岑水、永兴则主要是淋铜。

胆水浸铜，大约要开设沟、槽，危素《危太朴集》卷一○《浸铜要略序》讲（按：从原文无法断定是讲信州还是讲饶州），胆水浸铜，“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举洗者一”“七日一举洗者十有四”“十日一举洗者十有七”“凡为沟百三十有八”。所谓几日一举洗的含义不详，然而他讲的开沟法是与他人所记相同的。《舆地纪胜》卷二一《信州》也讲，铅山“今淋铜之所二百四槽，岁浸铜八九万斤”。明代胡我琨《钱通》卷三也谓：信州“锁山门，浸铜之所在，县鹅湖乡，去治七十里许，有沟漕七十七处，兴于宋绍圣四年，更创于淳熙八年，县尉马子岩有铭，至淳祐后渐废”。“每池随地形高下深浅用木板闸子，以茅苇铺底，取生铁击碎入沟排砌，引水流浸染，候其色变，锻之则为铜，余水不可再用。”其中讲的“池”应就是胆水槽，他们都讲胆水浸铜要有沟有槽，这与洪咨夔所讲基本是一致的。

第四节 铅锡的供给

在宋代，铅、锡也是重要的币材，它们的供给也是研究货币史不能忽视的。

一 铅产区的分布

宋代产铅、锡的地区与产铜、银的地区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少铜场、银场既产铜、银也产铅、锡，但在产量分布上却差得较多，所以重点铅、锡产区与重点产铜、产银的地区是不同的。

《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记：“宋兴……产铅有三十六场务，曰越、建、连、英、春各一，韶州、南安军各二，衢州、汀州各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原注：并与银铜场同名）。”这是讲北宋前期的情况。《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宋英宗时，“越、衢、信、汀、南剑、英、韶、春、连九州，邵武军，铅之冶三十”，上引记载仅讲了北宋前期和中期的情况，北宋后期、南宋的情况未能反映，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宋代铅、锡产区的分布，我们将上引记载连同别处记载（《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舆地纪胜》等）汇集起来，开列如下：

产铅州计有：

广东地区：广州、循州、韶州、潮州、端州、连州、英州、梅州、南恩州（春州）、惠州。

广西地区：藤州、融州、高州、宾州、邕州、浔州。

福建地区：福州、汀州、南剑州、建州（建宁府）、漳州。

两浙地区：台州、处州、温州、衢州、越州。

江南地区：信州、南安军、虔州（赣州）、吉州。

湖南地区：潭州、桂阳军。

四川地区：峡州、剑州。

淮南地区：舒州。

陕西地区：商州、陇州、凤翔府、永兴军（京兆府）。

京西地区：邓州。

河北地区：卫州。

从以上所列产铅州可以粗略地看出，两广、福建、两浙、江南、湖南和北方的陕西是铅的主要产区。《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引《国朝会要》记：“凡山泽之入”，“铅七百九十四万三千三百五十斤：两浙路一十三万五千八百斤，江南东路二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七斤，西路一万九千五百一十斤。荆湖南路五十五万五千六十三斤。福建路二百三十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斤，广南东路四百六十四万二千七百三十六斤。”这一统计数字不明取自何时期，它说明了广东、福建在当时铅的生产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不知为什么，统计数字中却没有陕西、广西二地区的数字。从别处记载看，这两地区铅的产量也有相当的数量。

上面我们虽列有数十州（府、军）产铅，但大部分州的产量都很小，产量多的州只是很少的几个，但它们却承担起宋朝铅产量的绝大部分。《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四至一六记载了元丰元年（1078）全宋及各产铅州的祖额和本年实收数，其中：

全宋 祖额 8326737斤，元丰元年（下面简为“本年”）收9197335斤

连州 祖额 1634762斤 本年收 1642620斤

虢州 祖额 1761868斤 本年收 1620432斤

韶州 祖额 1182430斤 本年收 790870斤

南剑州 祖额 903045斤 本年收 895680斤

商州 祖额 905574斤 本年收 852314斤

卫州 祖额 500891斤 本年收 951997斤

上列六州祖额为全宋总额的82%，本年收数之和为全宋数的73%。又上列数字又表明当时陕西地区是产铅较多的，在六个主要产铅州中，有两个（虢州和商州）属陕西地区，其产量占全宋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同书二三至二五记载了大约是南宋绍兴末年的祖额（它应反映北宋后期的情况）和实收额，其中：

总祖额 3213622斤 本期实收 191249斤

潭州 祖额 1698543斤 本期岁收 1881斤

韶州 祖额 458360斤 本期岁收 5300斤

浔州 祖额 366500斤 本期岁收 22290斤

信州 祖额 285690斤 本期岁收 115267斤

邕州 祖额 230000斤 本期岁收 5000斤

宾州 祖额 2000斤 本期岁收 5544斤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的总祖额似不是北宋后期全宋的总额，而是在这一总额中扣除了被金朝占领地区后的余额，故不能称为全宋总额。上列六州的祖额之和占总祖额的95%，而本期岁收数之和占本期实收总数的81%。

以上情况说明，铸钱所用的铅主要来自上述重点产铅州。上列情况也说明，重点产铅州是时常变化的，能经常保持稳产高产的州几乎是没有的，这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信州的铅山自唐代就以产铅闻名，但北宋前期和中期信州产铅似并不突出。北宋后期，它虽又成为重要的产铅地，但仍远不如潭州的永兴和韶州的岑水，然而南宋时期信州却成为最重要产铅州之一，从上列统计数看，它的岁产量竟超过全宋的半数。南宋时期铅山场又是主要的胆铜生产基地，产铜与产铅不免发生矛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一载：“［乾道六年］闰五月二十九日，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史正志言：‘信州铅山场额趁黑铅二十万斤，依指挥令、丞、监官、知、通如措置及额，减一年磨勘，更于额外五分以上减一年半磨勘，增一倍者各减二年磨勘。若亏欠亦各展一年磨勘，比额亏五分以上即合对展。后缘当职官专务趁铅得赏，不趁铜课，续降指挥，如趁铅外须铜及新额一十三万斤，即与放行铅赏。照得近年以来，趁铜既不及额，其趁铅即不该赏，是致当职官不切用心，铜铅数少，有妨鼓铸。今相度欲将所趁额赏罚依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已降指挥，其收趁铜如及新额一十三万斤，亦乞减一年磨勘，亏欠五分，即展一年磨勘，两项赏罚各不相效（交？），庶可责其用心趁办。’从之。”这说明铅山场此时期官方定额已增为二十万斤，且曾有超额的情况。后因产铅要视产铜是否完成定额以决定是否得奖赏，造成铅产量减少，于是宋廷决定将产铅与产铜分别赏罚，以期提高铅的产量。

二 锡产区的分布

宋代锡的产量明显低于铅的产量。

《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记：“产锡有九场，曰：河南之长水、虔州之安远、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犹、道州之黄富、贺州之太平、川石场、潮州之黄岗、循州之大任（原注：旧信州有铅场，后废）。”《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宋英宗时“商、虢、虔、道、贺、潮、循七州，锡之冶十六”。我们将上引记载连同《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宋史·地理志》等处有关记载汇集起来，将宋代产锡州开列如下。

产锡州计有：

广东地区：广州、循州、韶州、连州、潮州、康州、贺州、惠州、南恩州。

广西地区：宜州、高州。

福建地区：汀州、建州（建宁府）、南剑州。

两浙地区：处州、衢州、郴州。

江南地区：虔州（赣州）、南安军、南康军。

湖南地区：衡州、道州。

四川地区：雅州、峡州、兴元府、南平军。

陕西地区：商州、虢州。

京西地区：河南府（西京）、襄州。

河北地区：卫州。

河东地区：泽州。

为了说明各重点产锡州的产量情况，依仿上面叙述产铅州的办法，我们从《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四至一六中将有关元丰元年全宋总祖额、总收及主要产锡州的祖额、实收数开列如下：

全宋 祖额 1963040斤 元丰元年收 2321898斤

贺州 祖额 500000斤 本年收 878950斤

虔州 祖额 584471斤 本年收 452743斤

惠州 祖额 260000斤 本年收 443556斤

道州 祖额 236380斤 本年收 237390斤

循州 祖额 192400斤 本年收 187068斤

以上五州祖额之和占全宋总祖额数的80%，本年实收之和占全宋实收之和的95%。

总祖额 761204斤 本期全南宋岁收 21458斤

贺州 祖额 683980斤 本期岁收 12600斤

桂阳军 祖额 45784斤 本期岁收 3884斤

宜州 祖额 22890斤 本期岁收 （无数）

郴州 祖额 2442斤 本期岁收 3442斤

衡州 祖额 3000斤 本期岁收 1531斤

以上五州祖额之和与岁收之和基本与总祖额数、本期总岁收数相平，说明北宋后期淮河以南所产锡基本出自上述五州，而南宋取值时期的锡几乎全部产自上述四州。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贺州的产锡，它在元丰元年产量占全宋产量的38%，在北宋后期（以上引南宋祖额数计）占淮河以南地区总产量的90%，在南宋上述取值期占全宋的62%，所以，贺州产的锡在宋代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按：《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一《贺州》记本州出“白蜡”“废宝城场，古劣下场，改名宝城场，出白蜡二万九千斤，今并入临贺县为温泉乡也”。所言“白蜡”疑是“白镴”之讹，白镴即指锡。如所言不误，则宋初贺州即为锡的重要产地。

三 铅锡的产量及其他

关于铅、锡的年产量，《长编》卷九七及《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等记，宋太宗至道末年岁课铅79.3万余斤、锡26.9万斤；宋真宗天禧末年岁课铅44.7万余斤、锡29.1万余斤。所谓“岁课”，含义不明，我们无法确切而肯定地说它是否包括税、官买之外的部分。

又据《通考·征榷·坑冶》及《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宋仁宗皇祐年中，“岁得”铅9.8万余斤、锡33万余斤，而宋英宗治平年中，比皇祐年间“锡增百余万，铅增二百万”，即铅“岁得”209万斤以上、锡“岁得”133万斤以上。元丰元年（1078）“诸坑冶”“总收”铅919.7万余斤、锡232.1万余斤（按：《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至八又一六至一七所记略同，而又记载了当时的“祖额”数：铅832.6万余斤、锡196.3万余斤）。如果“诸坑冶总收”和“岁课”“岁得”的含义相同或相近，则此时期铅、锡的年产量较北宋前期分别增加二十几倍和七八倍（较宋仁宗皇祐年间铅产增得更多），这是颇令人惊叹的。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引《国朝会要》载，北宋某一时期（有人认为是宋神宗熙宁末年）“凡山泽之入”铅794万余斤、锡615万余斤。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六、《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有“旧额”同乾道二年（1166）实收数的比较，其中铅的“旧额”321.3万余斤，本年岁入19.1万余斤；锡的“旧额”76.1万余斤，本年岁入2万余斤。李心传认为“旧额”即是“祖宗时天下岁产数”[19]，不知是否有据，或许“旧额”未包括原属北宋后入金朝版图的地区所产。

宋代铅、锡坑冶的抽税，大约与金、银、铜、铁相近，也是按比例抽收，明确见于记载者，似只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载乾道九年（1173）姚述尧奏中讲的：“铅货以十分为率，内二分纳官，八分给坑匠，即就勒赴官中卖，量立价，每斤支钱二百文收买。”这种税后全部官买的办法似是北宋后期及南宋实行的，北宋中期以前铅、锡未实行全部禁榷，或许有税后不全官买的情况。

前文述及，《长编》卷四四六载，北宋元祐年中，前宰相蔡确之弟蔡硕被指控借低价购买坑户照帖谋取暴利。在此案中，他还被指控低价收买坑户用于领取卖铅锡报酬的“铅锡会子”。当时，“官无钱可给，转运司令支四分，而硕乃请十分，共一万六千余缗，计获利七千余缗”。这说明，像官方常常拖欠坑户铜本一样，官方也有拖欠坑户卖铅、锡应得报酬的情况，只是不详其严重程度。

[1] 《武溪集》卷一五、《金石续编》卷一四《韶州新置永通监记》。

[2]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引《谈苑》。

[3]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一、选举二八之三二。

[4] 《系年要录》卷五九、《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二。

[5]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二《铅山县申场兵增额事》。

[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至八，另参《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

[7]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所引及《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所载同。然《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铜铁铅锡坑冶》《系年要录》卷一四八所载数相近，而谓为绍兴三十二年虞部数，未知孰是。

[8] 《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

[9] 《长编》卷一九七，另参《乐全集》卷四○《尚书礼部侍郎蔡公墓志铭》。

[10] 《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

[11] 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五。

[12] 《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

[13] 《汉滨集》卷八《论铜坑朝札》。

[14]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引宋陈百朋《龙泉县志》。按：据今人王菱菱考证此为宋代文献，有关论述也吸取了王菱菱的研究成果。

[15] 《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版，第81～89页。

[1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参《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

[17]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引《长编》。

[18]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所记与此略同，唯多“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一句，而这句又似乎源自李心传等所记。参《系年要录》卷五七、《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二。

[19] 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铜铁铅锡坑冶》。按：其载南宋铅、锡岁入数与此略同，唯谓为绍兴三十二年虞部数，未知孰是。

第二章 北宋前期和中期的铜钱铸行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铜钱铸行

一 五代十国后期的货币发行

唐朝灭亡，中国经过了约六十年的分裂和动荡时期，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北宋承继五代十国而立，且在时间上有交叉，所以，有必要对五代十国后期的货币发行等情况作些叙述。

史书上关于五代十国时期货币发行情况的记载很不完备，尤其是关于各中央政权铸行货币的记载更不完备。后梁、后唐是否铸钱，史书没有记载。后晋天福三年（938）曾下令允许民间依照官方规定的形制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每十钱重一两），但次年官方就将此项命令收回，规定今后只能官方铸钱，禁止私人铸钱。后汉是否铸钱也不见记载。《五代会要》卷二七《泉货》载，后周显德二年（955），柴世宗在排佛的同时，把搜集来的铜佛像、铜法器等用以铸钱。他在诏书中讲：“近朝已来，久绝铸造”（这说明很长时间以来中央政权铸钱很少），“今采铜兴冶，立监铸钱”等。这次铸的钱有相当数量。此外，从存留至今（包括出土）的五代钱币看，后唐曾铸“天成元宝”铜钱，后晋曾铸“天福元宝”铜钱，后汉曾铸“汉元通宝”铜钱，数量都很少。后周铸的“周元通宝”铜钱数量稍多。五代各中央政权似都没有铸行过铁钱和铅钱，唐代的“开元通宝”等旧钱在五代仍广泛流行。

与五个中央小朝廷相比，十国即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在铸行货币方面要活跃得多。前蜀王氏、后蜀孟氏、南汉刘氏、楚马氏、闽王氏、南唐李氏、幽州刘氏等都曾铸造过自己的货币。其中除铜钱外，多数割据政权还铸行过材质低劣的铅钱和铁钱，有些铅钱、铁钱到宋初仍在流行，对宋朝钱币铸行影响较大。又据《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载，南唐等重视铸钱，于饶州置永平监、池州置永宁监、建州置永丰监、杭州置保兴监。这四个钱监都被宋朝承袭（有些是停产一段时间后又予以重建），其中饶、池、建三州的钱监成为北宋的骨干钱监。

二 宋太祖时期的铜钱铸行

由于记载的缺乏，要详细而准确地叙述宋太祖在位时期的铜钱铸造和发行情况是很困难的。

宋初，长江以南地区都不在版图之内，也就是说，宋代最著名的铸钱州如江、池、饶、建等州当时都不属于宋朝。宋朝灭掉南唐是在开宝八年十一月，而第二年十月宋太祖就去世了。所以，宋太祖在位时期，江南的铜矿和旧有铸钱设施宋朝都没有能加以利用。那么，宋太祖在位时期宋朝是否铸行了铜钱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五代后周柴世宗曾搞排佛，并用毁铜佛像和收缴的铜法器铸钱。据载他还曾派人到高丽买铜铸钱。铸钱的地点在哪里呢？《开谭录》载，其中之一就在皇宫内，“于后殿设巨炉数十，［周世宗］亲观鼓铸”。但这种说法来自传闻，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属实，当时铸钱处也绝非只有后殿一处。宋真宗时，曾听取官员谢德权的建议，撤销了京师的铸钱监，这说明以前京师是有铸钱监的，也可能此铸钱监宋初或后周时即已存在。除京师外，开宝年间宋朝曾于四川雅州百丈县设铸钱监。雅州附近是产铜的，但李焘、马端临等都讲雅州钱监是铸铁钱的，而且四川产铜量小，往内地运输不便，所以即使雅州铸铜钱，数量也不会多。

不过，宋太祖在位时期还是铸行了一定数量的铜钱的，其证明就是“宋元通宝”，它流传至今且数量可观。但是，关于“宋元通宝”的始铸行时间，却有不同说法。《长编》《玉海》等只记“国初，钱文曰‘宋元通宝’”。而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谓：“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老学庵笔记》卷六则反驳欧阳修说：“周显德钱文曰‘周通’，故国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独开宝也。”陆游显然认为建隆、乾德年间已经铸行“宋元通宝”钱了，但他没有说是根据什么这样讲。从情理讲，宋朝开国十多年，却一直不铸行有本朝标志的钱，而完全沿用前朝旧钱，可能性较小。至清朝人毕沅著《续通鉴》，将“宋元通宝”始铸时间明系于建隆元年十二月，不知所据为何[1]。尽管对“宋元通宝”始铸时间认识不一，但对它铸行于宋太祖在位期间这一点却是没有歧议的。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载：“［开宝］九年七月，升州言，岁铸三十万缗，命通判杜见素经度采铜。”如果所记属实，则此时升州已有铸钱监，文中所言岁铸三十万，应是计划数，非实铸数。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却记：“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则升州钱监又非宋太祖在位时所置。《通考》卷九《钱币考》细文谓：“［北宋前期］京师、升、鄂、南安军旧并有钱监，杭州有宝兴监，后并废之。”其中鄂州监为宋太宗初年建（详下）；京师钱监前文已述，宋真宗初年尚在，景德三年才改为铸泻务；杭州监系宋太宗初年进入宋版图。这表明，京师监和升州监也是建立较早的，是否宋太祖在位时期已存在，还有待证明。

三 饶、池、江、建四大钱监的恢复或创建

宋朝最著名的江、池、饶、建四大钱监是在宋太宗在位时期和宋真宗初年先后恢复和创建的。这四大钱监的恢复和创建，奠定了宋朝铸钱业的基础。在四大钱监中，饶州永平监是旧有的。宋真宗初年，王禹偁撰文言及：“太祖平吴，因旧制，开监于鄱阳，钱俶入朝，又得杭州钱监，寻以铜锡不充而废。”[2]开监于“因旧制鄱阳”，即是讲恢复饶州钱监，据他所记时间是宋太祖末年。较多的记载讲，饶州监是沿南唐之旧。如《太平寰宇记》卷一○七《饶州》载：“永平监，本饶州铸钱之所，伪唐立为监，皇朝平江南，因之不改。”但也有记载讲，恢复饶州监是在宋太宗初年。如李焘记：“李煜旧用铁钱，于民不便。［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壬辰朔，［樊］若冰请置监于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诸州官所储铜钱数，尽发以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麦。铜钱既不渡江，益以新钱，民间钱益多，铁钱自当不用，悉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且除铜钱渡江之禁。”“诏从其请，民甚便之。”[3]据此，恢复饶州监是在太平兴国二年以后。当然，这里也可能是因升、鄂二州而言“置”，并非讲是新置。升州、鄂州钱监后来不见记载。

宋真宗时，文人杨亿记述了从饶州一监到饶、池、杭、建四监并立的过程，他说：

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铸钱，岁六万贯。江南平，增为七万贯，常患铜少。张齐贤任转运使，求得江南旧承旨丁钊，尽知信、建等州各铜铅处，即调发丁夫采之。初年，增十数倍。明年得铜铅八十五万斤、锡六十万斤，因杂为铅、锡铸钱三十六万贯，以钊为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先是，永平监所铸钱，用‘开通元宝’钱法，肉好周郭精好，至是，杂用铅锡，兼失古制，数虽增而钱恶。其后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数千万斤，大有余羡……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置永宁监，建州置永丰监，并岁铸钱二十万贯，以铅山铜给之……杭州置保兴监。凡四监，岁铸百余万贯。[4]

文中言及张齐贤兴复饶州监事。据载，张齐贤是太平兴国六年（981）被任命为江南路转运副使。据说在他向宋太宗辞行时，宋太宗嘱咐他：“江左初平，民间不便事一一条奏。”张齐贤说：“臣闻江南旧以铁为币，今改用铜钱，民间难得，而官责课，颇受鞭挞，此最不便。”宋太宗于是说：“汉时吴王即山铸钱，江南多出铜，为朕密经营之。”张齐贤到任后，就努力筹划如何增铸造铜钱的数量，终于取得成功。李焘又记：“［张齐贤］又求前代铸法，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按：对此颇有争议，详见铜钱形制一节），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齐贤即诣阙面陈其事。诏既下，颇有言其妄者，令中书召齐贤问讯，齐贤词甚确，乃可之。……或又言新法增铅锡多者，齐贤固引唐朝旧法为言，始不能夺。”[5]可知张齐贤在推行自己的计划时颇遇到一些阻力。李焘所记铸钱用铜、铅、锡数及铸得钱数较杨亿所记更为合理、准确，可信度似稍高。

杨亿记述了分置池州监的事，但较略。王禹偁《江州广宁监记》记池州钱监的创建过程说：“至道二年，某自翰林出守淮甸（按：任知扬州），调民输炭，自滁抵饶，泝泗江涛，人颇怨咨。某即按《唐史》，具炉冶数目、郡国处所飞奏以闻，请分监署。章未报，会康州刺史杨允恭（按：时任发运使）亦言其事，始分铸于池州，减淮民数千里汛舟之役。”但李焘却记：“［至道二年］冬十月己未，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先是，饶州有永平监，兵匠多而铜锡不给。知州马亮请分其工之半，别置于池州。诏从之。”于是岁增铸数十万缗[6]。李焘只讲了知州马亮，完全没有提及王禹偁和杨允恭。《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四所载则未涉及有关的人，主要记述了因分置钱监而使铸钱数增加：“［同年月］赐池州新置铸钱监名曰‘永丰’。先是，［饶］州每年铸钱四十万贯，至是复于池州分置是监，共铸钱六十四万贯（原注：《九朝通略》云四十四万贯）。”

杨亿将池州监与建州监连述，易使人误以为二监是同时建的，其实并非如此。王禹偁又记：“圣上（按：指宋真宗）嗣统，聿修先旨，以为钱刀之利，军国所先，将使水衡廪牺贯朽而不可较，琼林大盈充牛刃而无虚。咸平二年夏五月，诏尚书郎冯某、中贵人白某乘驿而周视南土。自番禺闽越吴会荆蛮，相水土之宜，度舟车之便，设局署吏，大兴鼓铸。于是建阳（按：指建州）首焉，浔阳（按：指江州）次焉。明年，敕［置］江州广宁监，奏以秘书丞、知吉州太和县李某总领之，右班殿直郑某佐祐之，监地即榷货务旧址也。”即是说，建州监与江州监是一起建立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五引《九朝通略》也记咸平二年“命虞部员外郎冯亮等至建州置丰国监、江州置广宁监。”李焘记述增置钱监是出于张齐贤的建议，当时他已作了宰相，但对此事仍显出异乎寻常的热心。《长编》卷四七谓：“［咸平三年五月］先是，宰相张齐贤上言：‘今之所患，钱货未多，望择使臣往逐处相度，添价及招诱人户淘采铅锡，仍按行铜山易得薪炭处，置监铸钱。如此，二年间可得百五十万贯。’即遣虞部员外郎冯亮、内供奉官白承睿往干其事。庚辰，亮等言：饶、池、江、建州岁铸钱百三十五万贯，铜铅皆有余羡。乃以亮为江南转运副使兼都大提点江南、福建路铸钱事，承睿同提点焉。”这里虽记述了张齐贤建议“置监铸钱”事，却没有讲创立了哪些新监。不过，又记载了任命冯、白二人为提点铸钱的事，这是很重要的。其中引述冯亮等的话提到江州监和建州监，说明这二钱监已经存在，这或许也可以证明王禹偁所言不误。

至此（咸平二年），江、池、饶、建四大钱监并立，每年铸造的铜钱达到一百二三十万贯，这一数量相当唐朝天宝年间岁铸数的三倍。

四 宋初整顿货币秩序及反盗铸举措

五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政治上混乱，经济秩序混乱，货币秩序也混乱。官方铸行的钱币形制不一、优劣各异，铅钱、铁钱混杂其间。这种情况到宋初似未得根本改变。在统治基本巩固之后，宋朝在整顿货币秩序的同时，也开始对盗铸现象进行治理。

据载，建隆三年（962）正月，宋廷下令：“禁诸州铁钱及江南所铸‘唐国通宝’钱。民间有者悉送官，所在设棘围以受之，敢有藏隐，许人陈告，重置之法。”[7]《长编》卷三载，同年四月又下令：“诏奉使江南者，毋得将其国所用钱过江北。”以上命令显然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禁止境内私铸劣钱和禁止行用境外钱。

乾德元年（964）七月，宋朝颁行《宋刑统》，其卷二六《私铸钱》，沿用了唐朝关于禁止盗铸的法律条文：“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这给处理盗铸案提供了法律依据。

《长编》卷七载，随后，乾德四年七月，宋廷下令：“禁淮南道私铸钱。”同书卷八又载，次年，开封府上奏说：“民间新小钱，每十钱才重五钱半，其极薄小者重二钱半，侵紊法制，莫甚于此。”又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宋廷于当年十二月下诏：“钱乃所以通贸易，布帛所以备财帛，时之急务，不可阙焉。故币之轻奸，国家所禁；物之行滥，律令甚明。近闻都市之中，贾人作伪，或刮铜取铅，盗铸公开；或涂粉入药，诈欺规利。是致货泉日弊，偷薄萌生，禁而止之，抑惟旧典。自今京城及诸道州府，市肆并不得行用新小钱（铁）等钱，兼不得以疏恶绢帛入粉药，违者重置其罪。”随又诏：“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钱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铸者弃市。”[8]这次对盗铸所立刑法比《宋刑统》更重，《宋刑统》仅判流三千里，这次规定判弃市。此后约十年间未见有盗铸现象发生，可能这次所下诏令起了作用。

宋太祖在位末年，平定了南唐。南唐辖境产铜地较多，易有盗铸。又宋平南唐后，长江以南地区即全部为宋所有，进一步整顿货币秩序实有必要，于是宋太宗即位不久，又重申禁止盗铸的法令。司马光《稽古录》卷一七记：“［太平兴国元年］二月，废江南铁钱悉用铜钱。……九月丁酉，诏私铸小钱者死。”又有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诏：“访闻民间多用新小钱，自今铜钱须及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其间有新小钱不及新定斤两者，限一月陈首纳官，据斤两给铜价钱。限外犯者罪之有差，私铸之人作（依）法处死。”[9]此次诏令较之乾德四年诏令变化不大，只是增加了关于钱的重量的具体规定。

《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夹锡》引《会要》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庐州官员奏：“部内钱多是江南私铸夹锡新钱。”于是，宋廷于本年四月下诏：“江南民私铸铅锡及轻小钱，颇乱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钱须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10]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放宽了关于钱的重量的限制，即由四斤半改为四斤。

《玉壶清话》卷三载，大约此后不久，担任江南转运使、对振兴铸钱业颇有贡献的张齐贤曾建议允许盗铸钱折价行用，他“议私铸之典曰：小人虽加死法，亦盗铸不已，间或败遁，则啸聚林谷。臣询砂钱每一金，煤屑铅炭亦不减三分，但乞许民间折三分通用，既无厚利，自然不为矣。”宋廷召集有关大臣讨论此事，人们“恐隳县官法，遂寝其议”。事实上，在民间交易时严格区分官钱与盗铸钱是较困难的。

《群书考索》卷六○《财用·钱币》载，雍熙元年（984）八月，有官员上奏说：“江南饶、洪、信等州，民多盗买官铜，杂铅锡铸新钱，请禁之。”于是，宋廷再次下诏禁盗铸。诏书说：“钱刀之用，以通有无。轻重相权，泉流不匮。汉魏之后，其弊盖多。国家即山铸铜，奄有吴蜀，富姬周之九府，法上林之三官。而民俗之间，犯禁者众，奸伪既广，轻重滋多。自今两宫（京）及诸道州府，宜申明旧禁，不得杂用私铸细小及铁钱，仍每贯须重四斤半以上。其细杂钱限一月并须纳官。”[11]从记载看，此前的一段时间盗铸现象有所抬头，这次只是重申旧制，没有作出新的规定。

端拱元年（988），内侍萧延时（编者按：“时”一作“皓”）出使广南，回京后“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具（编者按：‘具’《史》作‘且’）言多与蛮人贸易，侵败其（编者按：‘其’《史》作‘禁’）法。因诏察民敢有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编者按：《史》此后有‘钱’字）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原注：《会要》）。”[12]这次盗铸现象的发生带有局部性，又从诏书看，似当时已存在销熔好钱造劣钱的情况。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宋太宗在位后期，一度放宽了对劣钱的禁令，规定：“江北诸州所用钱非甚薄恶者，新旧大小兼用。江南虽用旧大钱，淳化四年（993），乃诏每贯及前诏斤数、有官监字号者皆许用，不分新旧。”即是说，江南要求较严，限以够斤重和带官监字号，而江北只要“非甚薄恶者”都可用。

五 反复及巩固时期

从宋真宗即位到景德年间，是北宋铜钱铸造的一个兴盛时期，铜钱年铸行量达到一百八十万贯的宋朝立国以来的最高额。史书上记载的刘濛叟、张若谷等对铸钱有贡献的官员的事迹大约都发生于这一时期（请参见本书钱监管理一章）。

另外，此时期在钱监的布局上也有调整。《长编》卷六四载，景德三年（1006）根据武臣谢德权的建议，罢废京师铸钱监，改为铸泻务。

宋真宗在位中后期及宋仁宗在位前期，发生了原铜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铸钱数量一度滑坡，但最低时每年铸钱仍达到一百万贯以上，此后大抵维持在这一水平上。

《长编》卷八七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五月，发运使李溥上奏说：“饶、池、江、杭四州钱监每岁共铸钱一百二十万贯，用铜四百五十三万斤，四监及产铜州军见管铜共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余斤。又信州阴山寺处铜坑，自咸平初兴发，商旅竟集，官场岁买五六［百］万，采取既多，其后止及二三百万斤，望酌中定额。”宋真宗说：“尝记咸平中陈恕以江南铜多，请官少市，未几，铜矿渐少，迄今常若不丰……”《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三《财用·坑冶》引录《会要》也记此事，文字与李焘所记有所不同，其载李溥讲了铸钱缺铜的情况后，又讲：“自景德元年至大中祥符八年，出坑渐少，乞告谕民有知苗脉兴发处，许令告官烹炼，较其课利优之。”既讲了缺铜，接着就应讲如何解决，《会要》所载较合情理。《长编》卷九七也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这说明原铜供应不足和年铸钱量下降都是从大中祥符年间开始的，到宋真宗在位末年达到最低点。

《长编》卷九七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时，“凡铸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这说明杭州保兴监此时已被废罢（具体时间应在大中祥符九年后至此年之间）。升州、鄂州、南安军三监此时也已不存在（如果确曾设置这几个钱监的话）。

宋仁宗在位前期，发生了任布建议铸大钱和许申建议用胆铜法冶铜铸钱事（许申事详见胆铜一节）。此二事的确切时间不详，李焘把二事都系于景祐二年（1035）正月以前。李焘记：“先是，盐铁副使任布请铸大钱一当十，而申欲以铜、铁杂铸，朝廷下其议于三司。［三司使］程琳奏曰：‘布请用大钱，是诱民盗铸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尝用此法，讫不可行……”[13]又《宋史》卷三一○《王曾传附弟子融》载：“［王皋即王子融］权三司度支、盐铁判官。任布请铸大钱行之京城。三司使程琳集官议，子融曰：今军营半在城外，独行大钱于城中，可乎？事遂寝。”王安石所记沈周事大约也发生于此时：“三司使请铸大钱，下其书议，议者无敢忤，公为其判官，独曰：坏四钱为之，可以当十，民盗变旧钱，且尽铸之，为诱民死耳，不如无铸。议上，如公言。”[14]任布建议铸大钱，是拟用于京城，有人将其与陕西铸行大铜钱事相混，是不对的。任布要在京城行用大钱，风险较大，故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也被朝廷否定。当然，此事与随后在陕西铸行大铜钱也有一定联系。任布建议铸大钱、许申建议用胆铜铸钱，这两件事都反映了当时铸钱原料铜的缺乏和官方希望多铸钱的倾向。

六 宋仁宗庆历年以后铸钱数量的再度增加

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暴发了宋、夏之间的战争。由于西部军费需求的猛增，宋廷决定在陕西、河东地区铸行大铜钱和大小铁钱，这使宋朝的货币分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铜钱铸造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是宋朝第一次铸行低成本大面值铜钱。大约由于面值大，所以在统计钱数上就表现为年铸造钱额的较大增加。庆历年间铜钱年铸造额一度达到三百万贯，大约其中大钱占有较大比重。

此时期陕西建立了虢州、商州、仪州的钱监（详请参见陕西货币区一章）。从今存及出土宋代铜钱看，庆历年间铸的小平铜钱很少，大约是因为四大钱监都主要铸大铁钱和大铜钱，所以铸的小铜钱数量就少了。

宋仁宗在位后期，由于韶州岑水铜坑冶的开发及产量骤增，使原铜供应状况有了重大转变。韶州岑水场铜的兴发，大约始于庆历年间，至庆历五年（1045）年前后产量骤增，年产量一下子达到数百万斤。这一方面使江、饶、池诸监的原料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又给官方提出了如何保证韶州买矿铜用钱的供应（即所谓铜本）的问题。于是，宋廷决定在韶州当地建新钱监，以满足铜本的需要。时人余靖记述此过程说：“国家平一诸夏，宠绥四海，开宝、兴国之际，收复江闽，因其故区，作为泉布。时移岁积，地产靡常，比年以来，冶民几废焉。今天子嗣位之二十七年（按：似指庆历八年），特诏翰林学士叶公清臣、宋公祈（祁）经度山泽之禁以资国用。乃佥作奏曰：谨按郡国产铜，和市之数惟韶为多，而敻处岭阨。由江淮资本钱以酬其直，实为迥远。谓宜即韶置监，分遣金工以往模之，岁用铜百万斤，可得成币三百万。三分其一以上供，余复市铜，几得三百万，如是则其息无穷矣。”[15]文中讲，“用铜百万斤”，“得成币三百万”，这是有问题的。因为铜百万斤约可铸钱三十万贯、三万万文，而不应是“成币三百万”。《长编》卷一六五记：“［庆历八年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兴场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请置监铸钱。’诏以为永通监（原注：赐名“永通”在皇祐元年二月，今从本志并书）。”按照李焘的说法，建永通监不是要解决岑水场的铜本问题，而是因为韶州新出了个天兴场。但天兴场年产铜二十五万斤，仅够铸六七万贯钱用，仅因此而创置钱监，理由并不充分。或许把余靖、李焘二人所记合起来，才是设永通监的全部原因。

宋仁宗在位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在宋代货币史上颇引人注意的事，那就是朝廷一度拟发行“钱葆”。李焘记：“［皇祐二年八月辛未］知谏院陈旭等言：‘屯田员外郎、睦亲宅都教授阮逸尝建言作钱葆，饰以翠羽具，藉以鹿皮，欲与钱兼行。且钱币为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轻重有权，与物适均，乃能下流而不穷。昔张汤为汉武帝巧制皮币，取讥后世，况逸之谲怪尤甚，岂可用之圣世以开奸诈之心哉！’上然之。”[16]此事一方面反映了财政的匮乏，另一方面也同宋廷急于多造钱币的意图有关（按：阮逸还来不及知晓韶州铜坑冶兴发的消息）。

自从韶州铜坑冶产铜量大增，宋朝的铸钱业又显出生机。《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皇祐中，饶、池、江、建、韶五州铸钱百四十六万缗”，“至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七十万缗”。这表明，宋仁宗后期及宋英宗时年铸铜钱量又在回升，其数量比宋真宗天禧末年及宋仁宗初年都多，但仍没有超过宋真宗景德年间曾达到过的水平。

第二节 铜钱铸行最多、铜钱监数量最多的时期

一 铜钱铸行量大增的原因和条件

宋神宗时期铜钱的铸行量比以前增加较多。如前所述，从宋真宗至宋英宗时期，宋朝铜钱年铸行量一直在一二百万贯上下徘徊。宋仁宗庆历年前后，年铸行量一度增至三百万贯，但其中当十钱占了相当比例。所以，严格讲其中是有虚假成分的。宋神宗在位时期铜钱铸行量比以往增加了一倍以上，增加得如此多、如此迅速，是有其原因的。

铜钱铸行量增加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王安石变法。由于推行新法，税收中直接征收钱币的数量增加。尤其是免役法的推行，每年仅此一项就要向农民征收钱币一二千万贯。此外，青苗法等也增加了税收中的钱币数量。钱币税的突然增加，使得民间对钱币的需求也骤然增加，于是人们对“钱荒”的感受特别强烈。

官方的钱币税收增加了，但由于财政上同时推行定项“封桩”（即就地封存不许支用）制度，使相当数量的钱币被封存不用、闲置起来。据统计，这部分钱币也有数千万贯。与此同时，宋朝又实行“强兵”政策，先后同西夏、西蕃、西南夷以及交阯交战，并积极准备同辽朝交战，导致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样，官方也常常感觉钱币不敷使用。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多铸钱是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于是官方便开始留意如何增加铸钱的问题了。

另外，由于相当数量的钱币被封存，军费所用铜钱又主要流向西北，同时由于当时放宽钱禁、铜禁，造成开矿铸钱的一些地区铜钱供应相对不足，购买力上扬，使得开矿、铸钱成本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坑冶铸钱业的发展。

二 折二钱的广泛行用

《长编》卷二二一记，折二钱源于陕西大钱，谓：“［熙宁四年三月己亥，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文铜钱。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当然，此时所铸折二钱尚仅在陕西地区行使。折二钱开始推向全宋，是在熙宁六年（1073）。同书卷二四七又记：此年十月“壬辰，权发遣广东转运判官许彦先请应铜钱路通行折二钱。诏除在京并开封府界外，诸路并通行”。同书卷二六七又载，熙宁八年八月，“又诏自今在京及开封府界听行折二铜钱”。

但折二钱进入京师，引起了一些麻烦和争论，宋神宗本人对于铸行折二钱也发生动摇。《长编》卷二七六记：“［熙宁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可且未得支用，别听指挥。前已诏诸路通行，今未审止禁在京或诸路并罢。’上批：‘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未尝有改。其新行折二钱不须取索比较利害，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先是，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其后许彦先又铸于广南以偿铜价。既而有言，折二钱民或不肯折用，又诸路继有如此者，故始诏令府界不用。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当令京师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被决杖者，又言有诉于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罢之。及中书访问开封、三司，皆言无是事。乃再以进呈。上又云：‘但恐经久富民藏小钱莫出尔。’王安石曰：‘大钱亦无多，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藏小钱不出于富民亦有何利？’上又曰：‘恐四夷闻中国行二等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如唐太宗、周太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盖朝廷举动为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奸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这里讲到了折二钱从陕西到广南再到京师的过程，讲到了宋神宗对铸行折二钱的三点顾虑：一是京师祖宗以来从未行过折二钱，二是怕人们会把小平钱藏起而市面上只用折二钱，三是怕辽、夏等知道后误认为宋朝是因为贫穷才铸行折二钱的。同时，也讲到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分歧。这次争论，虽以宋神宗服从王安石了结，但王安石罢相不久，元丰元年四月宋廷重又下令禁止京城内行用折二钱[17]。

关于铸行折二钱的钱监和铸行折二钱的数量，《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载：“韶州永通监额四十万贯大钱”，“华州钱监一十万贯大钱”，“绛州垣曲钱监额一十三万贯大钱”，“卫州黎阳监……五万贯大钱”，“鄂州宝泉监额一十五万贯大钱”。

这里所谓大钱，即是折二钱，引文所反映的时期，与毕仲衍《中书备对》所反映的接近，都是熙宁末年至元丰初年的情况。据上引，共有五个钱监，共铸折二钱八十三万贯，计小平钱一百六十六万贯。但这里的记载并不完全，永兴军、陕州各铸一十万贯，惠州阜民监铸三十五万贯，可能也是折二钱，而原书失书“大”字。如果笔者判断不误，则当时铸折二钱的钱监应是八个钱监，年定额共一百三十八万贯，折小平钱二百七十六万贯。当然这只是此段时间内的情况，此前和此后各有差异。如熙宁七年黎阳监创建时，定额只有折二钱三万五千贯。又如，据《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宋廷诏令陕西三监岁额各增折二钱五万贯。

又《长编》卷三五○记：元丰七年十一月，“仓部郎中韩正彦言：‘河北、河东各止有铜钱一监，乞两路各增置一监，岁铸折二钱各十万缗封桩。’诏转运使相度以闻。转运使言其不便，遂寝之”。这是拟议要再建二监铸折二钱而未果。另陕西凤翔府郿县斜谷监初建也拟铸折二钱，数月后因所铸钱质量低劣被裁罢。

宋廷铸行折二钱的目的，显然意在增加财政收入。当然，折二钱用料比二枚小平钱相差不多，但制造费用肯定减少了，这使铸行折二钱比铸行小平钱对官方更有利。

三 钱监的大量增设

宋神宗在位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铸行铜钱数量最多的时期，一度达到年铸行铜钱五百多万贯的最高额（与此同时，每年铸行的铁钱也有一百万贯以上）。

要多铸钱，就要增加铸钱设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增加钱监数量和扩大钱监规模，由于在当时条件下，要扩大钱监规模困难较多，所以，增加钱监数量就是必不可免的。这样，宋神宗在位时期就成为宋朝历史上钱监数量增加得最快、最多的时期。

宋神宗时期钱监增加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宋神宗即位到熙宁五年。这一段时间里增设了广东惠州钱监和陕西诸钱监。惠州阜民监是宋神宗即位的当年创设的，创设此监的目的，大约是为了增加内藏库的铜钱收入。此监在宋神宗时期是重要钱监，元丰元年铸钱七十万贯，数量仅次于永通监，位居全宋第二。熙宁三、四两年，陕西为推行折二钱，增设了永兴军监、华州监和陕府监等（详参见陕西货币区一章）。

《长编》卷二四○载，熙宁五年，京西转运使吴几复提出：“郢、唐、均、房、金五州易得林木，而淮南铅铜积多，若由襄、郢转致铅铜至郢、唐等州，置铸钱监，可以纾钱重之弊，其利且博。”“而中书户房以为铅铜于法当由水漕，今淮南转致，非独道路迂远，其间必须陆运，则其费不偿所得。”宋神宗批示：“内库昨以两经优赏及频年应副，边用阙乏，若朝廷非次别有支遣，必更无可应副。苟如几复言，就山林可鼓铸，即且令岁铸五十万缗，于内库封桩。”但宰相王安石反对说：“几复谓置监铸钱，开辟山林，可得地耕种，此言不可用。今岑水聚浮浪至十余万，所收铜已患无本钱可买，若京西又置监，不惟无本钱可买，又余无用铅铜，兼更诱引耕民奔赴坑冶，失本业，趋末利，人众既聚，即难驱逐使散。京西平地尚乏人耕种，纵开辟山林，岂有人治田？但恐山林无人耕种，而平地之农更弃而为坑冶，即废京西农事。”尽管王安石用重本抑末的理论反对置监不如中书户房用得不偿失的实在理由，但宋神宗还是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这样，京西钱监便没有建立。

第二阶段是从熙宁六年至熙宁十年。这一阶段新增钱监最多。《长编》卷二四六载，熙宁六年（11073）七月宋廷下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铸钱监。江西、荆湖南路以十五万缗、余路以十万缗为额，给转运司。”这六个钱监不久就都建立起来了，它们是：

1.京西路河南府河清县阜财监，建于熙宁八年四月。参《长编》卷二六三。按：《元丰九域志》载建于熙宁七年。

2.淮南路舒州同安监，建于熙宁八年十二月。参《长编》卷二七一。

3.两浙路睦州神泉监，建于熙宁七年。按：月不详。参《元丰九域志》《严州图经》。

4.江南西路兴国军大冶县富民监。建立年月不详，应与上述各监时间接近。

5.荆湖北路鄂州宝泉监，建于熙宁七年或八年。《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作七年，《元丰九域志》作八年。

6.荆湖南路衡州衡阳县熙宁监。建立年月不详，应与上述各监时间接近。

这六监以外，北方尚有黎阳、垣曲、斜谷三监。《长编》卷二五一载：“［熙宁七年三月辛酉］三司言：‘河北路有铜五十七万九千余斤、锡九千八百九十余斤，及市易务于榷场卖（买）铜皆百万斤。’诏：‘河北西路转运司相度，若以两路见在铜、锡铸钱，即当何处置监，具利害比较本息以闻。’后诏卫州置黎阳监，岁铸钱三万五千缗（原注：三月十八日）。”则卫州黎阳监建于熙宁七年三月。同书卷二六七又记：“［熙宁八年八月丙辰］又诏绛州垣曲钱监，封桩三司铜锡本钱并脚钱内，以十万缗借河东转运司市粮草。”则此时已有垣曲钱监，此监以前从未见于记载，估计建立时间应距熙宁八年八月不远。另外，李焘又记熙宁七年六月宋廷曾令于陕西凤翔府郿县建斜谷监，同年九月，因试铸的钱质低易碎将此监罢废（详见陕西货币区一章）。这样，此阶段新建铜钱监至少有九个。

另外，李焘记，熙宁八年二月永兴军等路转运司上奏中讲到有河中府铜钱监（后改铸铁钱），如所记不误，则此时期又多了个铜钱监，唯不知其建立的确切时间。

第三阶段是元丰元年至宋神宗去世。这一时期新建铜钱监较少。《长编》卷三三五记：“［元丰六年五月丁丑］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宜、藤、融州产白锡、黑铅，可于梧州置铸钱监，以十五万缗为额，所出息钱即乞还见欠内藏库及积欠上供钱七十万缗，候还足，并封桩以应军须。’诏：‘广西财利久苦窘乏，近岁军兴，尤觉不支，可依所奏。”又《宋史》卷八五《地理志》载，京东西路徐州有“宝丰［监］：元丰六年置，铸铜钱，八年废。”而《长编》卷三三四记：“［元丰六年三月丙子］置徐州宝丰监，岁铸钱三十万缗。”又《长编》卷三六○载：“［元丰八年冬十月甲戌］诏已废徐州宝丰监，令户部速具诸监可裁减者以闻（原注：《实录》云：诏徐州宝丰监罢鼓铸以本路转运司言阙铜而官吏糜廪给……）”徐州宝丰监实分上下二监，一铸铁钱，一铸铜钱。有关记载将二者混淆，使我们了解它们的确切情况遇到困难，但宝丰监曾铸造铜钱当是确实的。

《长编》卷二九四载，元丰元年十一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提出，想让“通远军威远镇钱监改铸铜钱，比之冶铁岁收净利十四万余缗”，又据同书卷二九六记，此事于次年二月得准。此监虽非新创，却又使铜钱监增加了一个。

四 历史上铸行铜钱最多的时期

钱监增多，各监定额也有增加，《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时诸路大率务于增额：韶、惠州永通、阜民监旧额八十万，至七年，增三十万，及折二凡五十万。后卫州黎阳监岁增折二凡五万缗，西京阜财监岁增市易本钱凡十万缗……陕西三铜钱监各岁增五万缗。”熙宁末年，年轻的官员毕仲衍因受到宰相吴充的器重，而被委任为中书检正官。他是个有心计的人，当时皇帝经常向宰相提一些问题，宰相对某些问题不太清楚，就回来询问包括中书检正官在内的政事堂官员，这些问题往往是很难回答的，有时闹得众人都很尴尬。毕仲衍利用职务的便利，搜集了有关国家政事的大量资料，汇集成书，称《中书备对》，专门供人们解答难题时作参考。其中有一段文字就是关于铸钱的（现存文字有残缺），它不但详细记录了（可能是元丰元年的）全宋年铸钱的总额和各铸钱监的份额，而且记录了货币区的划分，记录了所铸钱如何调配，等等，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铸钱的概貌，故以下全文引录：

诸路铸钱总二十七监（编者按：《通考》作二十六监。《会要》下文实仅载二十五监），每年铸铜、铁钱（《通考》以下有“五百九十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四十五字）。

铜钱逐监钱数：阜财监（原注：西京）二十万贯，黎阳监（《通考》原注：卫州，《会要》无）二十万贯，永兴军、华州、陕府（《通考》此后有“钱监”二字）各铸二十万贯，计六十万贯，垣曲监（原注：绛州）二十六万贯，同安监（原注：舒州）一十万贯，（《通考》此后有“神泉监［原注：睦州］一十万贯”），富民监（原注：兴国军）二十万贯，熙宁监（原注：衡州）二十万贯，宝泉监（原注：鄂州）一十万贯，已上并应副本路，内熙宁五万贯应副坑冶买铜。广宁监（原注：江州）三十四万贯，永丰监（原注：池州）四十四万五千贯，永平监（原注：饶州）六十一万贯五千贯，丰国监（原注：建州）二十万贯，已上四监每年二十万贯应副信州铅山场买银，三十五万贯赴内藏充添铸年额，一百五万贯上供内藏库纳一十五万贯左藏库纳外九十万，每拨三十三万余贯内藏库封桩，候三年及一百万贯，至南郊前拨与三司。永通监（原注：韶州）八十万贯，阜民监（惠州）七十万贯，已上二州并应副买铜剩钱兑小钱二十万贯，并更有剩钱并起发上京内藏库纳。

铁钱逐监钱数：在城、朱阳两监（原注：虢州）各十二万五千贯，阜民、洛南两监（原注：商州）各十二万五千贯，已上系折二钱，并应副本路交子本钱。威远镇（原注：通远军）、滔山镇（原注：岷州）两监共二十五万贯。嘉州二万五千贯，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兴州四万一千贯，已上三州铸大钱，内嘉州二万贯、邛州五万贯，兴州三万贯，支与川茶司并应副本路（原注：大钱以一当十）。

铜、铁钱路分：一十三路行使铜钱，两路使铜、铁钱，四路行使铁钱。铜钱一十三路（折二钱京畿里不行使，府界并诸路并通行）：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东路、江西路、湖南路、湖北路、广东路、广西路。铜、铁钱两路行使（原注：陕西有折二钱，新铸至和囗棱大铜、大铁钱并当小铜钱二文，永为定制。河东铜钱有折三、折二钱）：陕府西路（大铁钱一文当十文）、河东路。（《通考》此后有“铁钱四路行使”）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18]

《会要》与《通考》引录既有差异，令人不免疑惑：当时钱监总数到底是二十七个还是二十六个？如果是二十七个，失载的是哪一个？与前引记载进行比照，大约问题是出在陕西地区，这一地区的河中府铜钱监和延州、耀州铁钱监在熙宁末年和元丰初年有可能尚存在，如果有失载，当是这三个钱监中的一个。从上引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铜钱监的分布仍是以长江以南为主，产量最大的依次是韶州永通、惠州阜民、饶州永平、池州永丰、江州广宁五监，分别在广东和江东。在引文所讲铸铜钱数额中，没有将折二钱与小平钱进行区分，如前所述，从钱数上（面值）看，折二钱所占超过半数，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

《中书备对》记载的是宋代（也可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铸钱业最兴盛时期的情况，这里记载的年铸行铜钱五百零六万余贯、铁钱八十八万余贯，是宋代（可能也是我国古代史上）铸钱最多的纪录。

五 宋哲宗时期的铜钱

宋哲宗在位时期，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即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祐时期和宋哲宗亲政时期。前一时期是旧党执政，后一时期是新党执政，各方面的政策都迥然不同，有些地方更近于对立。与此相应，官方的货币政策也前后不同，变化较大。

元祐年间，旧党执政，对王安石新法全面否定，对宋神宗在位时期的许多举措也都予以否定，其中包括大兴鼓铸、增设钱监等。所以，《长编》卷三六三载，宋神宗去世不久，宋哲宗刚刚即位，元丰八年十月就令户部研究减省钱监，十二月就下令“罢增置钱监十有四”。原书没有记载这十四个钱监是哪些，但其中应包括西京阜财监、绛州垣曲监、卫州黎阳监、舒州同安监、鄂州宝泉监、睦州神泉监、兴国军富民监、衡州熙宁监、徐州宝丰监、梧州钱监及陕西三铜钱监。平心而论，宋神宗在位时期设那样多的钱监，是很难维持长久的，因为难以保证这些钱监所需铜、铅、锡的供应，尤其是北方的各钱监，远离铜产区，更难维持。但此时一刀切地全都废罢，应当说也太急躁了些。

宋哲宗在位前期在货币方面采取的又一项重要决策，可能是设法罢止用折二钱。《长编》卷四八四记：“［元祐八年五月丁亥］罢广南东、西路铸折二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记：“［元祐八年］折二铜钱又定钩致之法。初欲复旧，止行于本路。议者谓：‘关东诸路既已通行，夺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陕右所用折二铁钱，止当一小铜钱，即折二铜钱尽归陕西，不直般运费广，猝难钩致，且与铁钱一等，虑铁钱转更加轻。’乃令折二铜钱宽所行地，听于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阳、许、汝、郑、金、房、均、邓等州，余路则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间者听以输买纳，在官帑者以输上供，即非沿流地或素无上供者，所隶运司移发输京师。寻诏更铸小铜钱。河东安抚、提刑司言：‘顷绛州垣曲县置监鼓铸铜钱，费且不给，今已废监，又禁折二铜钱不通行，非便。’乃听行使如旧。”这说明宋廷曾拟将折二钱全部移用于陕西、河东、京西，余路限期停用，但因困难较大而罢止。宋哲宗亲政以后，政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货币政策和铜钱铸行也应有较大变化，但似失载。

六 正常时期禁盗铸及禁境外币流入举措

在我国古代行用铜钱的历史时期中，违法盗铸的问题始终是令官方头疼的问题。盗铸大抵有两种情况：一是因官方铸行成本低、面额大的所谓大钱而引发的，二是私人盗铸低成本的劣钱，后者往往也与官方铸造钱币质量低劣有关。前一种情况如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陕西铸大钱就引发了盗铸泛滥，这里主要叙述北宋真宗即位以后至宋哲宗时期私人盗铸劣币的情况。

宋太宗在位末年，大约对盗铸钱的查禁也有放松，宋真宗即位后不久，咸平元年（998）八月，“又申新小钱之禁，令官置场尽市之”[19]。《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又载，咸平四年六月，宋廷下诏言及：“榷货务每月支俸钱并依次排垛支给，监官提举，无得夹带新小镴钱。”这说明可能盗铸劣钱仍在流行。

随着统治秩序趋于正常，防止盗铸也逐渐制度化了，而盗铸现象也受到抑制，大为减少。这时，宋廷决定减轻对盗铸者的刑罚。《长编》卷八○记：“［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庚子］令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配隶法。既而取犯……私铸钱……等十二条悉减从轻焉。”这样，盗铸者弃市的刑法就被止了。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十一月，“秘书丞朱正臣上言：‘前通判广州，窃见蕃商多往交州贸市，赍到黎字及砂钱至州，颇紊中国之法。望自今犯者决［杖］配牢城，随行［赀］货尽没入官。’诏广南转运使洎广州覆议。既而上言：‘本州海路与交州、占城相接，蕃商乘舟多为海风所漂，因至外国，本非故往贸易。欲望自今赍到黎字、砂镴等物，并没入官，其余博易所得布帛，取三分之一，余悉还之。所犯人以违制失论。’诏可”[20]。这实际是又一次申明禁止境外钱币流入的旧令。

宋真宗在位后期到宋哲宗时期，盗铸小平钱的事只是零星见于记载，说明此类事发生很少，或者是因为盗铸大钱、铁钱的事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而不太留意这方面的事。

《长编》卷一一○载，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六月上封者言：“［建、信］二州接壤而置场市铜，复行新钱，民间缘此盗铸者多”，于是宋廷下令“禁建、信二州用新钱”。二州盗铸事没有扩大化，影响不大。又欧阳修记：“［仁宗在位前期，通判苏州，守黄］宗旦得盗铸钱者百余人，以诧公，公曰：‘事发无迹，何从得之？’曰：‘吾以术钩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术钩人置之死地而又喜乎！’宗旦惭服，悉缓出其狱，始大称公曰君子也。”[21]此事《折狱龟鉴》也有记述：“王质待制尝通判苏州，以病在告。知州黄宗旦来省问，因言：‘狱有盗铸钱者百余人，吾阴以术钩得之。’质曰：‘弋不射宿恶阴中于物也。今杀数人而徒流者又数十人，公阴之中也。’宗旦瞿然，为贷其死罪，而余悉轻出之（原注：见本传）。”[22]以上两处宋人记述都对盗铸者持怜悯态度，似也表明盗铸当时对社会生活的危害还不太大。

上引苏州地方官对查禁盗铸较为重视。又《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贡》载，著名文人蔡襄于宋仁宗嘉祐年中在福州任知州，“教民十六事”，其中第五就是“市行见行铜钱，如有夹杂砂镴新钱，许人告”。这说明此时期朝廷虽没有重申或强调旧日禁令，但有关禁令基本还是得到遵行的。

宋仁宗后期，统治较为宽松，盗铸可能又有所滋生。思想家李觏曾撰文议论钱荒事，他认为钱荒的重要根源在于许多官钱被盗铸者熔铸为劣钱。他分析说：“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钱非温也，不可衣而弊之也；非甘也，不可食而尽之也。然而安在哉？是有奸人销之也。奸人所以得销者，以恶钱容于市，铜像、铜器容于寺观也。窃观人间或销法钱，淆杂他巧，以为恶钱。其作必于重湖大江、穷山深谷，风涛所阻，猛兽所在，人不得见，吏不得呵，是法令无由而胜也。销一法钱或铸四五，市人易之，犹以二三，则常倍息矣。民既蓄恶钱，不可使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无由而胜也。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恶钱终不可为国用，此钱所以益少也。”他建议：“今欲绝盗铸，莫若去恶钱，去恶钱非急诛之谓也。”“何谓绝盗铸莫若去恶钱？夫盗铸之人，散在幽远，卒以法绳之，则吏必苛察，狱必冤滥，闾里之间，将不安居焉。苟有利矣，虽死而必求；苟无用矣，虽纵之而弗为。恶钱去则盗铸者无用，无用则盗铸自绝矣。故曰：绝盗铸莫若去恶钱也。何谓去恶钱非急诛之谓也。今人间既多恶钱，一旦急之，则莫敢出，莫敢出则是销法钱之铜而积之无用之地。国既失实，民且伤财。固莫若下令收恶钱而销之，除其淆杂，偿以铜价，示之期日，要之重典，民既畏法而喜于得直，将毕入于官。官挟其铜，因以资冶铸，则法钱益增、恶钱尽去矣。故曰：去恶钱非急诛之谓也。”[23]他讲要根除盗铸先要摒除恶钱，摒除恶钱的方法就是以铜价回收恶钱，这一办法后来被采用，但是恶钱并没有根除，原因之一是有些恶钱是官钱监铸造的。此外，以铜价回收，持有者吃亏，并不情愿。当然，恶钱与非恶钱在区分上也多有困难。所以，在当时要根绝盗铸现象是很难的。

宋神宗时期，盗铸事也时见记载。如《长编》卷二八四记：“［熙宁十年八月戊子］权发遣两浙转运副使苏澥言：‘……［贫民］或小窃、私铸及兴贩私商违禁之物……摇足即入贼党。其贩茶盐、私铸及小盗，即动罹禁网……’……［丙午］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言：‘……臣窃闻闽、粤之地，山林险阻，连亘数十里，无赖桀黠、轻死冒利之人，比他路为多，大抵以贩盐、铸钱为业，故能结连党与，动以千数……乞下本路监司……至于私铸小钱，亦多为防禁……’诏福建转运使蹇周辅相度经久利害以闻。”同书卷二九三又记：“［元丰元年冬十月］丙寅，三司请榜在京诸色人纳私小钱入官毁弃。从之。时以在市交易，多以外方盗铸滥恶小钱，而商贩颇以为患故也（原注：《本志》系此事于熙宁十年，误也，当从《实录》）。”同书卷三三三载：“［元丰六年春正月己未］诏：私铸钱罪至死者，比已贷之，然其妻属尚有编管法，其除之，自今勿缘坐。”当时对盗铸者并没有采取严刑峻法即没有一概处死，说明盗铸还没有发展到威胁正常社会秩序的地步。

[1] 按：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引《永乐大典通鉴长编》谓：“建隆中铸‘宋通元宝’钱草书、篆书……”文字不像是李焘《长编》的，不知出自何处。

[2] 《小畜集》卷一七《江州广宁监记》，参《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

[3] 《长编》卷一八，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四、《景定建康志》卷一三《年表》。

[4]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一《诸监炉铸钱》引《谈苑》。按：引文与《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九互校。

[5] 《长编》卷二四，另参《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6] 《长编》卷四○，另参《琬琰集》中卷一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

[7] 《长编》卷三，《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引录。

[8] 《长编》卷八。按：事又见：《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禁新小铅镴等钱及疏恶绵帛入粉药诏》《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钱币》引《会要》《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宋史》卷二《太祖本纪》及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9]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钱币》。按：《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恶钱》引《会要》记诏书内容为：“闻江南民用新小镴钱，自今所用铜钱每贯七百七十陌须及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事又见《皇宋十朝纲要》卷二同年九月、《九朝编年备要》卷三等。

[10] 《长编》卷二三。按：事又见《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禁江南私铸铅锡恶钱诏》《宋史》卷四《太宗本纪》。后者载：“［太平兴国七年夏四月庚辰］禁河南诸州私铸铅锡恶钱及轻小钱。”“河南”当为“江南”之误。

[11] 《太宗皇帝实录》卷三一、《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禁细小杂钱诏》。

[12]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钱币》《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

[13] 《长编》卷一一六，参同书卷一○四注文及《宋史》卷二八八《程琳传》。

[14] 《临川集》卷九八《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

[15] 《武溪集》卷一五《韶州新置永通监记》，文又见《金石续编》卷一四。

[16] 《长编》卷一六九，参《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楮币》。

[17] 《长编》卷二八九，另参毕仲衍《中书备对》。

[1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八引《宋毕衍备对》，文又见《通考》卷九《钱币》。编者按：上引《宋会要辑稿》文字与《通考》作了比校，差异处作了说明，有些差异与文义无关，则从略。另《通考》在如上文字后，有如下说明性文字：“右元丰间毕仲衍所进《中书备对》，言诸路铜、铁钱监与所铸钱数目及行使地分详明，今录于此。盖比国初至景德中，则铜钱增九监，而所铸增三百余万贯；铁钱增六监，而所铸增六十余万贯云。”

[19]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宋史》卷六《真宗本纪》。

[20] 《长编》卷九二。编者按：引文校加字系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

[21] 《居士集》卷二一《尚书度支郎中天章阁待制王公［质］神道碑铭并序》。

[22] 《折狱龟鉴》卷八《王质》，事又见《宋史》卷二六九《王质传》。

[23]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按：王安石：《临川集》卷八二《虔州学记》讲宋仁宗后期，虔州“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也讲到了盗铸现象。

第三章 宋徽宗时期的铜钱

第一节 当十钱首次推向全宋

宋徽宗时期是宋代财政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官方的财政政策发生了范围广阔、较为剧烈地变动。相应地，宋徽宗时期也是货币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其特点是官方货币发行政策全面地、剧烈地变化。在铜钱铸行上，第一次在全宋范围内推行当十钱；在铁钱铸行上，把夹锡铁钱推向四川、陕西、河东以外的地区；在纸币发行上，把交子改名钱引，一度推广到全宋。官方的货币政策又经常变化，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特征。在这当中，当十钱的发行影响最大。

一 当十钱铸行的背景

宋哲宗去世，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起用元祐旧党大臣，但不久即患重病，半年后还政于宋徽宗。宋徽宗即位初期，想调和熙丰新党和元祐旧党，定年号为“建中靖国”，含不偏不倚之意。但朝中新党势力强大，宋徽宗不久就完全转向新党，于是改年号为“崇宁”，意为推崇“熙宁”。这样，旧党大臣重新被贬，在这一背景下，崇宁元年（1102）七月，新党大臣蔡京被任命为宰相。

蔡京一上台，就大讲“绍述神宗圣政”，仿效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先例，创立讲议司，自任“提举”。他任命他的同党吴居厚、王汉之等为讲议司官，提出要对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指地方官）七方面政事作改革。与此同时，他在宋徽宗的支持下，加紧了对元祐党人的迫害。他下令清查元祐年间反对新法大臣的情况和向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上书反对新法的人的言论，将数以百计的人编入“党籍”，立所谓“党人碑”，将“党人”姓名公布于天下，不但“党人”本身被贬官遭受残酷迫害，连他们的子女都被禁止进京。旧党成员苏轼等人的著作也被禁止流行。

宋徽宗、蔡京等下令重新推行宋神宗时期的各项新法，如市易法、方田法等，重新开始向西夏、西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在讲议司的推动下，对盐法、茶法、酒法、漕运法、宗室制度、财政制度、官制以及钱法等都作了重大变更。这些变更的结果，官方搜刮百姓的财富数量大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上缴朝廷的财富数量增加，于是就造成了京城空前繁荣的假象。宋徽宗为这种假象所蒙蔽，挥霍无度，又大搞起尊崇道教的封建迷信活动来。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北面强敌入境，终于导致北宋灭亡。

二 陕西试铸当十钱

发行当十钱，前代曾有过，宋朝仁宗时期在陕西、河东地区也发行过，但在全宋范围内行用当十钱，在宋徽宗即位前还未曾有过。

宋徽宗时期发行当十钱，主谋是宰相蔡京。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七月入相，当年底宋廷就下令陕西铸行当五钱[1]。宋仁宗时期陕西铸行当十大钱早已改为当二，此后已长时期地不用当二以上的大钱。这次行用当五钱，应视为陕西重新铸行当十钱的端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约在此前后，“户部尚书吴居厚言：‘江、池、饶、建钱额不敷，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五十余万斤，计增铸钱十五万九千余缗。所铸光明坚韧，与见行钱不异。’诏可，然课犹不登”。这反映出，当时铜钱铸造量减少，引起官方很大的忧虑。铜钱铸造量减少，其原因首先是铜的供给发生问题，这与随后广泛铸行当十钱显然有直接联系。《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六》载，次年年初，吴居厚又上奏说：“江、池、饶、建四监岁铸钱一百三十余万［贯］，近年浸欠，欲别立劝沮之格。”“诏从之。”此事可进一步印证当时铸钱完不成定额及官方焦虑的心态。后来，蔡京的儿子蔡絛于《国史补》中追记当十钱的起始说：“国朝铸钱，沿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庆历、元丰间为最盛，铜、铁钱岁无虑三百万贯。及元祐、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按：指蔡京）秉政，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训、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大钱以一当十……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独十得息者壹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蔡絛撰文中多方为其父开脱罪责，固不可全信，但他讲的“铜少”、铸钱亏本等情况却是属实的，而铸行大钱确实缓解了这两方面的矛盾，不过却招致了更大更多的麻烦，这当然是蔡京等始料不及的。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二年二月，宋廷下“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当时左仆射蔡京奏：“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于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二百万贯……今来所铸铜钱，除陕西、四川、河东系铁钱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诸路并准折十行用。其钱唯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却于铜钱地分行使，贵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文科罪……”其奏准行。蔡京奏说明，他在此前已令许天启制造当十钱钱样，为了防止盗铸，他设想陕西铸造当十钱，而不行用当十钱，将陕西铸造的当十钱运到内地行用。

同年五月，宋廷下“令江、池、饶、建、舒、睦、衡、鄂八州将每年上供小平钱缩减万数增入料例铸当五大钱，以‘圣宋通宝’为文，其背铸‘当五’二字”[2]。这是内地铸当五钱之始，大约所铸不多，实为从铸小平钱到铸当十钱的一个过渡。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同年九月，“尚书省言：‘提举陕西铸钱许天启起第一运乌背折十铜钱五千缗至京，乞自禁中先用，然后颁之四方。’从之”。这样，陕西铸的第一批当十钱运到京城开始行用。次月里：“尚书省言：‘乞降当十钱样于天下。’诏：‘各降一千，分布晓示，使人识认，有司觉察。如稍异，许越诉，论如私钱法，以钱计赏。’”这是为广泛行用当十钱作准备。

应当说明：宋徽宗时期开始铸行的当十钱严格讲应当称“折十钱”，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记：“初，熙宁间铸折二钱，故崇宁大泉始亦号‘折十’，已而群阉谓徽宗乃神宗第十子，而‘折’非佳名，遂称当十，已而遂降旨云（原注：神宗第十子俊早世，故宫中谓上为十大王）。”《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此事“降旨”也是在此月：“诏改折二、折十钱并作当二、当十称呼。”

三 宋代第一次把当十大钱推向全国

崇宁二年十一月中，发运副使胡师文上奏说：“自熙宁以来，鼓铸当二大钱，盛行民间，而于条不许起发上京，以故目今诸州军官库见管当二钱甚多，乞将当二大钱改铸当十大钱，四文可三文，约四十万贯实计三百万贯。”工部同意他的意见，又提出：所铸当十钱“依陕西见铸钱样，于钱背铸‘十’字以示所当之数，其当二铜钱更不鼓铸。”宋廷允准，于是下令“江、池、饶、建、舒、睦、衡、鄂州八钱监，依陕西样铸当十钱”[3]。这样，首先打破了只在陕西铸当十钱的格局；其次，开始在内地毁折二钱改铸当十钱；再次，折（当）二钱停铸。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崇宁三年正月，尚书省又上奏说：“勘会陕西路所铸当十钱，见今行使遍于天下，甚有利济。若将上件江、池、饶、建州所改［铸］上供当五大钱并依陕西见铸当十钱样制，改铸作当十大钱，不唯法制一体，兼获息愈多。”于是朝廷下诏：“江、池、饶、建州将每年所铸小平铸（铜）钱一百三十二万四百贯文料例，并崇宁元年八月十三日朝旨减到铜五十余万斤，并依陕西当十大钱样制规模大小斤重，次第改铸当十大钱。依仿逐监小平钱分数均匀分擘。铸当五大钱前后已降朝旨，并更不施行。”这样，就明确规定在上述宋朝主要钱监停铸小平钱和当五钱，用其原料改铸当十钱。《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本月，宋廷又下令：“江淮荆浙等路所管当二钱尽拘收，改铸当十大钱。”“京城外［新］置钱监（按：此监在城西）并复徐州宝丰监、卫州黎阳监并改铸当十大钱。”铸当十钱的钱监增加，原料也大致得到保证，这使当十钱的铸行数量迅速增加。

同书又载，本月，宋廷又下了一道重要命令，即宣布“当二［钱］限一年更不行用”。停止行用当二钱，无疑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当十钱。《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则载，此年三月中，发运司上奏请求说：“宣德郎、监舒州同安监熊倩率先铸成当十钱样一千贯，委有心力，乞令带本司勾当公事，遍诣诸州钱监措置督责鼓铸，起发上供。”“从之。”这说明八州钱监用当二钱改铸当十钱的命令已得到初步实施。《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四月中，户部又上奏建议：“舒、衡、睦、鄂、韶、梧州六监，岁铸小钱共额一百五十三万，内韶州从来专充岑水买铜本钱，余五监以给本路常用。今欲并行改铸当十钱，除一切费用外，可得见钱四百八十万五千余贯，以助本部经费，仍自崇宁四年为始。”其奏得准。令人不解的是，前面讲宋廷已令舒、衡、睦等州铸当十钱，户部为什么还要再申请。或许这里专指用原小平钱原料铸当十钱，但这里又增加了韶州、梧州二监，是前述八监中没有的。

为了筹集铸当十钱所用铜，官方加强了铜禁，同时大量回收当二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宋廷“大严私铸之令，民间所用石器物，并官造鬻之，辄铸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诸路转运司于沿流顺便地，随宜增置钱监，俾民以所有折二钱纳换于官，运致所增监改铸折十钱”。其中讲各路可随宜设置钱监，究竟是否有设置及设置了几处未有明载，但记载表明，本年十二月重新设置的惠民监也是铸造当十钱的。这样，铸当十钱的钱监增至十一个以上。《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同年，宋廷还决定：“差文臣二员，内一员往池州，一员往饶、建州，专切往来计会逐州知、通并钱监监官细计合用铜锡物料，催促提点铸钱司并本路转运司多方措置应副，知、通五日一次入钱监官同共措置协力应副。”经过这样多方规划、布置，铸行当十钱的活动便声势浩大地展开了。

第二节 推广当十钱的后果及官方对策

一 盗铸泛滥、市场混乱及官方对策

对于当十钱可能引起盗铸，宋廷决策者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蔡京一开始拟仅在陕西铸造而于内地行使就是考虑到想以此防止盗铸，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在当十钱大量铸行后，宋廷又几次颁令严禁私铸。《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四五载有崇宁四年四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的奏札，其中讲：“勘会民间私铸钱宝及私造石铜器，各有条格，及朝廷近降指挥全行遵守外，全藉监司州县及巡捕官司上下究心，方能杜绝。今具约束事件下项：一、私铸钱、私造铜器罪赏条禁并仰于逐地分粉壁晓示，仍真谨书写，监司所至点检。一、获私铸钱宝、私铸铜器合支赏钱，才候见得情由，即据合支数目立便支给，各于犯人名下理纳入官。一、邻保内如有私铸钱宝、私造铜器之人，若知而不告，并依五保内犯知而不纠法。一、提刑司每岁比较巡捕官所获私铸钱宝、私造铜器一路最少之人名二员闻奏，当议除合得罪赏外明行升黜，以为劝戒。”其奏准行。这些规定从宣传、奖惩、结保到官吏的考课，都讲得很细致，反映官方确实重视。

但是，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是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不管宋廷多么不愿有盗铸发生，盗铸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势较猛。南宋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记：“先君（按：指陆佃，宋徽宗时曾任执政大臣）言：崇宁间，初铸大泉当十，号乌背赤仄，其次漉铜，制作皆精好。然坏小钱三，辄可为一大泉，利既不赀，私铸如云。论罪至死，虽命官决杖黥配，然不能禁。又悬乌背赤仄及漉铜于通衢，使人识之，好事者戏谓‘与私铸作样’。”又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记：“崇宁铸当十钱，始于陕西运判许天启，自长安进样，乌背赤仄，请自禁中行用。自此盗铸遍天下，不可禁。物价踊贵，商贾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众。”他们都生动地描述了盗铸泛滥以及市场混乱等情况。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四年（1105）四月中，尚书省上奏讲到：“访闻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率以舟丁筏于江海内鼓铸，当职官全不究心，纵奸容恶。”《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同年九月，宋廷下诏讲：“近铸当十钱，以权轻重，而民愚无知，冒利犯禁私铸抵罪。其又捕获人可特与免罪，仍免出纳赏钱，仰所在州军并收充铸钱户，倍加存恤，依法给与官屋，支物料不得减克。候铸到钱，限三日支给四分钱，无令失所。如该载不尽事件，并依东南铁钱已得指挥施行。其未获人展两月，赴官陈首，准此充铸钱户。”看来此时决策者仍然想实行化私铸为公铸的策略。不过，此后盗铸泛滥，小平钱或被收藏，或被熔铸私大钱，数量大减，物价暴涨，引起宋徽宗和不少大臣的忧虑。于是，宋廷陆续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

还在崇宁四年六月，宋廷就下令“广南、福建路更不行使当十钱，有者兑换于别路行使，其本路别铸小平钱”[4]。对于这一命令，有一种说法，讲是蔡京以此照顾自己的家乡（蔡京是福建人）。这种说法可能源自赵挺之，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实际原因大约如马端临所讲，是“以闽、广系出铜去处故也”。福建、两广产铜既多，盗铸就难以禁止，因此而首先不行用当十钱是较合情理的。《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同年七月，尚书省又上奏说：“广南、福建路最系产铜去处，已降朝旨逐路更不行使当十钱。其本路自合铸小平钱外，有所合应副上供及起发往行使当十钱路钱数，并合依旧铸当十钱。乞委逐路转运判官措置。”此奏准行。这就是说，广南、福建虽不再行用当十钱，因而要铸一部分小平钱供本地区使用，但仍要铸上供朝廷、运往别路的当十钱（其数量多于本路使用者）。

同书又载，同年十一月，尚书省上奏说：“私铸当十钱利重不能禁，深虑民间物重钱滥，乞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路并改作当五钱。旧当二钱依旧。又虑冒法运入东北，宜以江为界。”此奏准行。这表明宋廷又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即局部地宣布当十钱贬值。于是，便出现了如下情况：广南、福建不用当十钱，长江以南地区除这二个地区以外原当十钱改作当五钱，长江以北地区当十钱仍作当十行用。一种钱同时规定二种价值，这在我国历史上似属前所未有，也可谓是一种“创造”。但不久，上述地区界限就被宋廷自己破坏。十二月，宋廷又规定：“淮南路‘重宝’钱作当五行使。”[5]这样，当十钱改为当五地区的边线向北移至淮河。

当十钱的贬值，自然也会在短期内造成市场混乱。陆游记：“改当十为当五也，会稽天宁、能仁二僧寺方大兴土木。郡守密召天宁长老滋须、能仁长老大智告之，且曰：‘得密报如是，度不过明日，朝命必到。闻二寺积当十钱多，宜速以酬物价工直，勿缓也。既退，智即召知事僧如所言悉散之，甫毕，而市已揭榜矣。使侦天宁，则须自郡归即称疾掩方丈卧，闻揭榜乃出，智大愧服。”[6]类似的事当时一定很多。

宋廷颁布上述法令时，蔡京仍任宰相，当十钱地位之所以被动摇，是因为在他之外，又增加了一位宰相，即赵挺之。赵是于崇宁四年三月入相的，《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赵挺之为门下侍郎，继拜右仆射，与蔡京议多不合，因极言当十钱不便。”宋徽宗本人也对行用当十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加之盗铸泛滥、物价骤变、市场混乱等情况出现，促使宋廷开始对钱法作出一系列变更。

在实施当十钱局部贬值的同时，宋廷又决定减少当十钱的铸造数量。《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五年正月，尚书省上奏：“‘通宝’当十钱，东南私铸甚多，民间买卖沮滞。其荆湖、两浙、江南、淮南路已降指挥并改作当五行使，尚虑民间盗铸不已。其当十钱并行罢铸，其已在官私当十钱依已降指挥行用外，所有铸当十钱监并仰铸小平钱。”此奏准行。尚书省要求完全停铸当十钱，可能操之过急，宋廷就下诏加以纠正说：“诸路铸铜钱监可将逐监工料计定为十分，自崇宁五年为始，内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由于二次命令不一致，且不具体，尚书省又草拟了如下五条：（1）“江、池、饶、建、韶州将逐监合得铜料以十分为率，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通宝’，并依条限起发上供。内韶州止系二分当十钱上供，小平钱充本路买铜等支用。”（2）“广南、荆湖路除已降指挥铸夹锡钱行使外，并许用逐路合得铜料兼铸小平钱支使。”（3）“除广南、荆湖路兼铸夹锡钱行使外，其非上供路分旧钱监去处，并依旧铸小平钱支使。”（4）“广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路用当二钱改铸当十钱指挥更不施行。其京畿三路、京东京西路并各依元降指挥。”（5）“勘会江淮荆湖路小平钱稍阙，民间以捡选私铸太急，及见行辨认样制及许人告陈等罪赏严紧，致当五钱未得通行。盖缘元初铸造诸监样制不一，今来难于捡辨，窃虑枉陷平民，悉遭刑罚。欲令逐路州县量行捡选，如大段轻小，即不得行用。”这五条获准实施。这五条对各地区别对待，分别作出了规定，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但数日后宋廷又变了主意，下诏说：“铸当十钱监并依旧铸小平钱，所有先降指挥计定工料分数内二分铸当十钱指挥更不施行。”“创置当十钱监罢铸当十钱，可令就见物料改铸小平钱，候了日分拨结绝。”这一诏书对前几日下发的尚书省五条有所修正。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是宋徽宗在位时期官方施政的一大特点，宋朝的迅速衰亡与此不无关系。

同书又载，同年二月里，宋廷再次下诏宣布大钱贬值，诏书说：“荆湖、江南、两浙、淮南路‘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作当五行使。‘通宝’所铸未多，在官者并随处封桩，在民间者小平钱纳换。”此诏是否立即得到实施，很可怀疑。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也载有此诏内容，但又谓“丙寅，冲改勿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谓宋廷下此诏后，“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说明确有反复。大抵许多记载都是事后追记，宋徽宗时期关于当十钱的政令几经反复，要想了解得很细致、很准确是困难的。

宋人孙觌记述了官员章在任提点淮南刑狱兼权扬州事时遇到朝廷宣布当十钱贬值后的情况，言：“时朝廷铸大钱当十，已而改当五，旋复为三。令下之日，市门昼闭，人持钱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饰市易务出小钱纳百贾之货，又檄庾官粜仓粟以大钱售之，尽十日止……”[7]这段记述反映了当十钱贬值导致的社会混乱。

二 当十钱首次被罢

当十钱首次被罢是同蔡京首次罢相相联系的。蔡京是于崇宁五年二月被罢相的。当时天上出现彗星，反对蔡京的人乘机上书指责他的过失，宋徽宗本人似乎对蔡京也有不满（这种不满可能同当十钱发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关），于是蔡京被罢免。

在蔡京被罢免前后，先后有沈畸、王汉之、詹丕远等上奏批评当十钱。沈畸时任监察御史，本无言责，但他把要讲的话写成文状，“诣匦”上书，讲：“臣闻小钱之便于民也久矣，未有知其所由来也。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谁为当十之议，不知事有召祸，法有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曾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此盗贼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日望朝廷改法，此岂经久计哉！”[8]沈畸的话表明，宋人对于铸行当十大钱势必导致盗铸泛滥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他讲有些富人士大夫也会进入盗铸行列讲得也很实在，他的上书受到当时人广泛的赞同。

王汉之本是蔡京的同党，后来因故受到排斥外贬，大约是他看出了宋徽宗的心思，在受诏进京朝见时，也讲：“大钱利厚，盗铸者不息，当立法为经久计。”于是他被“留为尚书兵部侍郎”[9]。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左正言詹丕远是五月里面见宋徽宗论说当十钱的弊病的。宋徽宗说：“当十并行，本以便民，今却反为民害如此，非卿有陈，朕不知也（按：据此，詹丕远以前就批评过当十钱，否则就是宋徽宗说谎）。便直欲改作当三亦不难，只远方客人有积货巨万以上者，陡镌之不无胥怨否？”詹丕远说：“陛下行法，要改则草雉而禽狝之，或圣虑哀矜，耻一夫不获，欲且改从当五亦可。”宋徽宗表示要改变钱法，又说：“王安石佐先帝理财，当时何尝行当十，在廷非之者犹谓以利不以义。”詹丕远说：“安石岂好利者！秉政许多时，尚不及茶盐榷取。蔡京引肜匪人，贻害无穷，岂可比安石！”宋徽宗激动地说：“京失！京失！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听此等人语言，不为国家久长计，人臣事君以利，只此便可见蔡京相业。许天启待行遣。”听宋徽宗此一番话，仿佛他已经对蔡京有足够的认识，再也不会重用蔡京一类的“聚敛之臣”了，然而实际这只是他头脑一时发热说的几句慷慨之辞，不久就被他自己完全抛到脑后了。

蔡京被罢相的当年六月，宋徽宗直接下亲笔命令：“当十钱惟行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路，余路不行。令民于州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二百十一贯止，并令通融行使，如川钞引法。”[10]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宋廷随又下诏：“官所铸当十钱已令诸路以小钞换易，其私钱若不立法使尽归官，须冒法私用，陷民深刑，朕所悯焉。可令亦限一季纳官，计铜价加二分，以小钞还之。如或隐藏不换，以私铸法论。”这样，当十钱除西北沿边数路和京师外，全部停止使用，这是宋徽宗时期当十钱第一次被罢。由于停用当十钱须用大量小钱兑换，而官方一时又无法筹措，于是想出用小钞暂时替代的办法。官方既规定在市面上可以行使，“如川钞引法”，则小钞也具有纸币性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纸币，那就是它的临时性，所以它从根本上讲乃是一种临时行用的代钱券。

同书又载，同年七月，宋廷又先后下诏作了六点规定：一是重申和强调小钞的法律地位，“小钞与钱相为轻重，法行之初，虑民间未信，或有远慢欺弊，或奸猾强抑买卖，并觉察施行。”二是明确以前规定仍旧行使当十钱的“京师”包括“畿内”，从而“畿内纳给当十钱换给小钱指挥更不施行”。三是鉴于“民间纳当十钱请钞者，访闻官司惮于书造，止给一贯小钞，致细民难于分擘行用”的情况，规定必须适量书造一百文小钞。四是由于京师与其他行使当十钱地区地理上不相连接，于是规定郑州、西京也为行使当十钱地区，从而使京师通过它们与行使当十钱的陕西相连。五是申明小钞系临时使用，“候铸到小平钱渐次归还”。为此，“令东南钱监额外增铸小平钱封桩，以备将来给换之用，疾速措置施行”。六是申明“当十钱法系御前处分，若有人怀奸乱议，沮坏已行之令者，当置典刑。”

同书又载，本年十月，宋廷仍感民间私铸大钱数量多，于是规定：在京暂缓搜检私钱，而把重点放在回收方面。令“榷货务计小平钱四文足换纳私大钱一文，依外路给小钞，或愿支度牒并东北盐者听。”“外路私钱可计小平钱三文足，以小钱［钞？］换易入官，欲依中卖铜价者听。”这些规定提高了回收私大钱的价格，显然意在诱使百姓输纳。大约此时京城内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市面上行用的几乎都是当十大钱，这使官方感到忧虑，于是规定：“在京官司出纳，并以大钱、小钱中半支给，民间卖买一贯以上，亦中半行用；或分数用大钱、小平钱者听，各不得减三分以上。一贯以下大小钱行用听从便。”

官方回收当十钱遇到很大阻力。《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折十钱为币既重，一旦更令，则民骤失厚利，又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尽输于官，冒法私贩。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由，官司失觉察者皆停替，而受纳不捡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百姓不按规定上缴当十钱，固然有不想痛失利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对官方的不信任。《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五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张茂直上奏中讲：“契勘今年六月十一日敕：‘当十钱可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行用，余路不行，并限一季于州县镇寨送纳，当日给小钞还之。’又准八月十九日敕：‘诸路纳换当十钱，限今来指挥到日，展限两月。’臣今体访得民间所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尚自靳惜，多不赴官送纳请钞，往往衷私就小钱贱价博易，以致转贩入京畿三路，或只依旧收藏在家。若以一州一县计之，为数不少。近蒙颁降觉察搜检朝旨甚严，体量监司、知县、佐官，民间为见指挥紧急，虽欲赴官纳换小钱，然已限满，不敢将出，致有抛弃江河无所顾惜。臣契勘元符敕并今年六月十六日续降朝旨，私钱隐藏不换，以私有法论。并博易罪赏并止为私钱立法。所有当十、当五、当三钱若限满不纳，或衷私以小钱博易，即未有立定条法。若不擘画，窃虑盗贩滋多，愈难禁止。伏望圣慈详酌更赐量展日限，下不行使路分，许依元降指挥纳换小钱，如内有私钱即依旧支给铜价，仍令州县镇寨厢巡村堡递相觉察，必使尽归官府。如限满依前不纳换，或限内博易般贩，除私钱自依元降敕条外，官钱虽未入行使路分，亦乞比类私钱法严立罪赏，许人告捕，庶使贪利之徒有所畏惧，而盗贩之弊自此息矣。”宋廷大抵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已降指挥私铸当十钱展限一季，限内不纳入官，依私铸法外，官铸当十钱亦准此。”随后，诏书中又提到有些私铸当十钱自福建经淮浙、京东流入行使当十钱地区的情况，要求有关官员采取措施加以禁止。

三 关于章盗铸钱案

蔡京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重新入相。在他任宰相不久，就发生了章盗铸钱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三，此案最早被提起是在崇宁四年十二月八日：“朝奉大夫、司勋郎中周彦质罢送吏部，王云追夺逐次所推恩例，毛滂、翟汝文、元时敏并送吏部与监当，皆以章盗铸连坐也。”如果此处记载不误，则这时所谓章盗铸案已被提出。但据《宋史》卷三二八《章楶传》记，章案是由于他的二位哥哥得罪了蔡京。大哥章曾“上疏言钞法误民”。三哥章帮助姐夫刘逵“渐复元祐之政”。“及［蔡］京复相，遂兴制狱，倾章氏。居苏州，或得私铸钱数巨罂，京风言者诬与州人郁宝所铸。诏遣李孝寿、张茂直、沈畸、萧服更往鞫之，连系数百人。”依此所记，章案是蔡京复相后一手制造的，这显然与上引记载有矛盾，因为前引记载讲章案发生于蔡京复相以前。

不过，如前所述，盗铸泛滥的情况在这以前就已经存在，两浙地区尤其突出。在周彦质等受处分前三天，即本月初五日，宋廷就下令：“中大夫、龙图阁待制、知苏州蹇序辰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其原因是：“纵盗铸钱，市肆所用皆非官铸。”在本月十四日，有人上奏说：“访闻得两浙盗铸之奸，因州县容纵不严禁戢，间有告获，又置不问。部使者怀私观望，不时举发，以至私钱盈积，散流民间，延袤江淮，充满畿甸。”宋廷于是下诏：“转运使孙虞丁、判官胡璞、提点刑狱马玿黄克俊并放罢。”[11]这说明两浙地区盗铸泛滥，而苏州又为其甚。又《萍洲可谈》卷三载，章案是由宋徽宗看杂剧引起的。朱彧记：“崇宁铸九鼎，帝鼎居中，八鼎各镇一隅。是时行当十钱，苏州无赖弟子冒法盗铸，坐浙中大水，伶人对御作俳：‘今岁东南大水，乞遣彤鼎往镇苏州。’或作鼎神联合附奏云：‘不愿前去，，恐一例铸作当十钱。’朝廷因治章之罪。”这则记载实际并没有说明章案发生的原因，倒是说明了苏州盗铸现象的严重。据时人周行己《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记，私铸的泛滥同官方回收当十钱措施失当有关。他在这篇给皇帝的上书中说：“自十而为五，自五而为三，自三而为小钞。自十而为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钞之法，自一百至于一贯（按：‘一贯’疑应作‘十贯’），民之交易，不能辨真伪，一也；输于官而不可得钱，二也。是以东南之民不肯双当三易钞，而尽销为黄钱。”即是说，百姓本来就因大钱的贬值而痛心，官方的小钞信用又差，使用不方便，于是百姓便私自用大钱改铸私黄钱。这就是章案发生的背景。

朝廷委派办理章案的官员先后有几批。第一批是知开封府李孝寿、监察御史张茂直。史载：“［蔡］京起苏州章狱，还孝寿开封，使往即讯。至苏州，穷治铸钱，逮系逾千数，方冬惨掠囚，堕指脱足不可计，死则投于垣外，日夜锻炼，款未就，京犹嫌其缓，召使还。”[12]第二批官员是殿中侍御史沈畸和监察御史萧服（按：时为大观元年二月，则遣李孝寿等应早于此）。史载：“蔡京兴苏州钱狱，欲陷章兄弟，遣开封尹李孝寿、监察御史张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强抑使承盗铸罪，死者甚众，京犹以为缓。帝独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萧服往代。京将啖以显仕，白为左正言，又擢侍御史。畸至苏，即日决释无佐证者七百人，叹曰：‘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会权要，杀人以苟富贵乎！’遂阅实平反以闻。京大怒，削畸三秩，贬监信州酒税，未几，卒。”萧服也因此被“羁管处州”[13]。

史文讲宋徽宗“独意其非辜”，实不可信。因为当沈畸被弹劾时，宋徽宗并没有加以保护，倒是下了如下的诏书：“宣德郎沈畸特降两官，仍展四年磨勘，令吏部与远小处监当差遣。”[14]沈畸病故后，朝廷不知，还下了将他“羁管明州”的命令。沈畸受到这样严酷的迫害，宋徽宗是难逃其责的。又胡铨《澹庵集》卷五《监察御史萧服墓志铭》记：“崇宁间，有疑故宰相张（“张”实为“章”之讹）氏狱，姑苏连数十百族，系更冬不决，死者填狴户。大观改元，则诏监察御史复往正于理，引对便无挠。公（按指萧服）拜手受训。陛辞或讽以用事者意指，违且及祸，作而言曰：‘宰相富贵可指取，吾独忍盲于心！’当是时，人情危骇，重足一迹，往往咎由为不得其尽其直。公至，一日得冤状以闻。既狱以请，张氏得不死，流海上。公坐鞫案故不实，除名窜远恶。则笑曰：‘缘此遣斥，死且不朽。’”沈畸、萧服敢于顶住高压，秉公执法，精神十分可歌可泣。

第三批审案官是新任知苏州孙杰、发运副使吴择仁，受任时间是当年五月，他们终于按照蔡京的意旨了结了此案。本年九月，所谓章盗铸钱案结案。章被判“刺面配海岛（按：指沙门岛），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窜［章］台州、综秀州、温州、绾睦州、永州、芨处州、荩均州（按：最后两人为章楶孙子，余为儿子）。官司降罢除名者十余人。时论冤之”[15]。

章盗铸钱案（确切地讲应是苏州私铸钱案）牵连了许多人，前引记载中讲抓了上千的人，还死了不少人。涉及的官员也有相当数量，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除章家的人以外，前述又有审案的沈畸、萧服。又前述苏州的知州蹇序辰、两浙路的转运使孙虞丁、转运判官胡璞、提刑马玿都受到撤职处分。后蹇序辰又被加重处分，被“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蹇序辰的前任蔡渭也受到“除名勒停、送蔡州羁管”的处分。《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五载，大约是因为苏州私钱流入了京师，“朝请大夫、直龙图阁、知应天府张洵落职、添差监高邮军盐税，显谟阁直学士、知扬州刘拯落职、提举南京鸿庆宫”，“洵、拯不觉察章载盗铸钱入境故也”。《宋史》卷三五一《刘逵传》载，中书侍郎刘逵因“庇其妻兄章使之盗铸”，也被撤职。同书同卷《刘正夫传》载，大臣刘正夫因“章铸钱狱辞及”，“时使辽还，［蔡］京讽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贬两秩”。此盗铸案牵涉官员、平民之多，前所罕见，使此案成为宋代最大的盗铸钱（冤）案。

章盗铸案后来得到平反。《宋史》卷三二八《章楶传》载，“张商英入相，始辨前狱，移［章］常州，綡复朝奉郎、通判……”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移章常州及复章官，据李记是在大观三年七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一七载，政和元年（1111）三月，诏：“章于旧官承奉郎上特与换内殿崇班”。这是因为朝廷认为章毕竟受过处分，不宜再作文官。《高斋漫录》还记了其中一点小插曲：“上皇（按：指宋徽宗）命［章］改右列，或劝用药去面字，曰：‘止欲注其下曰：太师（按：指蔡京）错。’”说明章对此事的愤慨。

四 禁绝私钱的努力

蔡京重新作了宰相以后，当然不能只作迫害章一件事。他似乎想重新推广当十钱，但这件事并不容易。显然，要实现他的目的，就必须先根绝盗铸。宋徽宗对禁绝私钱也是赞同的，因为要抑制业已出现的通货膨胀，禁绝私钱是必要途径之一。这样，蔡京就继续在他重入相前就已开始了的禁绝私钱的行动。《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在他入相的当月，尚书省就上奏请求加紧收缴私铸钱，奏疏说：“勘会外路当十等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给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三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如限满不纳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有钱法施行。”其奏准行。

这次禁盗铸来势凶猛，不同以往。据载，为禁私钱，朝廷下了如下诏书：“钱之为国利柄，以方圆铢两而寄富贵贫贱之权，若为众庶所操，则利柄失矣！今淮、浙、福建官吏旷职，纵奸弗戢，盗铸公行，有误良民，公然受弊。其令监司相度，以官钱为样，垂之市肆，告谕民户，有不如样限一季投纳。官以一偿五。限满不纳，罪加一等，仍以所纳钱更铸补还。出榜告谕，使众知之。”[16]《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朝廷又接受知开封县曹沔的建议，规定：“自今犯私铸钱人依伪造符印法，遇赦降特不原免。巡捕官司故纵亦如之。”当年七月，朝廷又下诏：“江东、福建路监司督州县巡捕官于两界首及相接处捕逐贩私铸当十钱入行使路分者，容纵失察并当加等责罚。”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五载，八月里，“兵部尚书石肤、刑部郎中宋确、员外郎游百揆各更降一官。以言者论……以纳样小黄钱行下他路，惑乱众听，虽已降官，未厌众论故也”。可知有些级别很高的官员也因此事受到处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当年九月，章案判决，宋廷“于是颁行大观新修钱法于天下，申命开封府尹少、外路监司，各分州郡举行，按举能否，月检会法令，使民知禁。用孙杰言，盗铸依淮南重法地，囊橐强盗之家，籍其财以待赏，居停邻保并均备告验；私钱依私茶法，给随行物。州常桩盗铸赏钱五千缗，州县稽于施行，监司失察，不以赦原”。

由于官方的如上举措，加上对章的处理，一时间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元年，张茂直复言：‘州县督捕加峻，私小黄钱投委江河，不敢复出。请令东南州县置木匮封键于阛阓中，听民以私钱自投，如自首法。当三、当五钱，舟车附带者，亦多弃之江河，请下诸路捞漉。”据此，人们由于惧怕，竟将私铸钱弃之江河。又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一九《胡奕行状》记：“时禁小黄钱，如束如湿，至有投隙伏之以诬夺人物者，猖狂日炽，行旅几绝迹，而北关为甚。公（两浙路转运判官胡奕）捕其魁，黥隶千里外，余皆籍为军，道路乃通。”可知当时有些无赖也乘机对百姓敲诈勒索，这从反面说明了官方追察私钱的严苛。另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一七《翟叔静墓志铭》记载，翟叔静时任“南京会亭镇搜检私钱”，“会更钱法，禁［私］大钱毋得至畿甸，而冒法不已。议者以为东南之钱舟衔尾而上，会亭，楚宋之津也，傥得健吏司察之，宜立止。因以命静叔。于是舟之浮汴而下者，囊箧纤微毋得隐欺，虽达官要人气焰赫然，一切以诏令从事。众颇怏怏不悦，而法以大行”。翟叔静忠实地执行了宋廷查检禁绝私大钱、不准其进京的指令。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查禁私铸钱的活动坚持了数年，大观二年，宋廷又“申严私铸之法，即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者，虽轻，以违制论，载御物者同之”。大观四年彗星出，发布大赦，“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由此可见查禁私钱的活动涉及面之广。

在努力禁绝私钱的同时，宋廷又有几项重要举措。《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这里讲“首铸御书当十钱”显然不够确切，至少“崇宁”当十钱中已有“御书”者，所以这里“首铸”的，应是御书“大观通宝”钱。《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本年三月，有“御笔”命令：“比因改元，更铸‘大观通宝’钱，与‘崇宁通宝’兼行，即无更改。虑致奸人乘兹改铸造言摇众，可申明行下，俾民听毋惑。”此御笔可证新铸行的御书钱即是“大观通宝”钱。又据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记，本月宋廷又做出了两项决定，即“诏京东路除登、莱、密（按：此三州近海）州外，并许行使当十钱”，“罢小钞换民私钱”。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除在京畿置监铸“大观通宝”外，本年“复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又载，次年（大观二年）正月，宋廷下诏：“当十钱与小平钱官库并合中半支遣。访闻近日支遣当十钱数少，虑日久大钱渐少，阻碍中半支遣指挥。可令江、池、饶州上供钱监将合铸小平钱所得铜料，依旧样制并铸当十钱起发上供，余监依旧。”这样，铸造当十钱的钱监明显增多，除京畿、真州钱监外，又增江、池、饶三州实力雄厚的重要钱监。同书另载，广南东路的英、连等六州铸钱院也曾受命“兼铸当十钱”。同书又载“大观钱法令”：“诸当十钱，在京、京畿、四辅、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并许行使，河北缘边，登、莱、潍、密州缘海镇、城、寨、堡及四榷场不在行使之限”。其中四辅、京西何时复行当十钱未见记载。总之，在大观元年至三年，当十钱铸造量有所增加、行用区域有所扩大，但同崇宁年间已无法相比。

第三节 当十钱再贬值

一 大钱贬值为当三钱

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同蔡京的关系又有些紧张，蔡京党羽胡师文的被罢就是一个信号。《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本年二月，“臣僚上言：‘伏见降授朝请大夫、知和州胡师文昨为发运使，独衔建议将当二铜钱改铸当十铜钱。自古积山之利，以铜铸钱，不闻以钱铸钱。当二钱法与小平钱轻重相等，故私铸不禁而自止，民间便之，此神宗皇帝之良法也。师文谄奉大臣，妄乱变更，将已行当二钱毁而改铸，识者痛心。’诏胡师文提举万寿观”。弹劾胡师文的人讲他“谄奉大臣”，这“大臣”自然是指蔡京。同年六月，蔡京罢相，改任太师、中太一宫使。

蔡京这次被罢后，继他任宰相的一开始是何执中，此人与赵挺之不同，与蔡京没有矛盾，所以蔡京罢相没有立即引起钱法变更。同书又载，直到第二年正月，宋廷才下诏说：“钱与物同，少则贵，多则贱。当十钱法，行之方定，今铸而不绝，源源而来，钱数既多，法随而弊，私铸复兴，混淆无别，其法必坏，非长久之术。旧铸钱监并依旧额止鼓铸小平钱，其后降指挥改铸当十钱数等并罢。京畿大观东监亦闻无物料，可罢。新置河东、河北、陕西诸监鼓铸当十铜钱、夹锡钱，可罢铸当十铜钱……恐愚俗无知，将谓不行当十钱，乱有鼓惑群听，仍令开封府立法行下。”这里讲的旧铸钱监，似指江、池、饶等监，宋廷令其停铸当十钱，改铸小平钱。另外，新置河东、河北、陕西诸监也停铸当十钱。诏书讲这样做是因为当十钱数量已经太多，而不是要废罢当十钱。诏书讲的是否是真话，无法得知，但至少当时宋廷似尚未下大的决心。

对当十钱再次采取较大行动是与张商英的入相联系的。张商英原本也是蔡京的同党，但他不赞成蔡京在财经方面的许多举措，尤其不赞成铸行当十钱。他于大观四年（1110）六月入相，《长编纪事本末》载其七月上奏：“当十钱自唐以来为害甚明，行之于今，尤见窒碍。盖小平钱出门有限有禁，故得钱者必入中末盐钞、收买官告度牒，而余钱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间。故官司内外交相利养。自当十钱行，一夫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小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难售，盐钞非操虚钱而得实价则难行。重轻之势使然。今欲权于内库并密院诸司借支应干封桩金银物帛并盐铁（‘铁’应为‘钞’之误）等，下令以当十钱盗铸伪滥害法，限年更不行用，令民间尽所有于所在州军送纳，每十贯官支金银物帛四贯文。择其伪铸者送近便改铸小平钱。存其如样者俟纳钱足，十贯作三贯文（按：《宋史·食货志》作‘十千给银、绢各一匹两’）各拨还元借处。然后京城作旧钱禁施行，乃可议榷货通商钞法。”张商英此奏被广泛引录，影响较大，其实他讲的当十钱的弊病并未抓住要害，不过他提出要全部回收当十钱的建议却是勇敢的。

宋徽宗对张商英的建议可能并未立即采纳，而是拖了一段时间（实际也需要研究讨论，有的记载讲当年就有举措，恐误）。同上书载，第二年即政和元年五月，宋徽宗以“内降札子”的形式颁令：“累据臣僚上言钱法之弊，内一项：其当十钱官铸例重三钱，私铸率皆锲薄沙镴，既作当十钱行使，即有虚钱，几及两倍，遂致物价增高，奸民冒禁，公私受弊，首尾十年。若不别行措置，显见盗铸不息，为害滋多。其官司（私？）见在当十钱宝，可自今来指挥到日并作当三，依旧地分行使，以为定制。虽公私稍有折阅，行之既久，物价自平，岂不为利。”次日，又下手诏说：“自我祖宗用十钱为两之制，法度一定，人心作孚，百五十年，天下蒙利。比者建议之臣不深计利病，轻于变法，行之数年，钱益轻，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胜言。物价腾涌，细民艰食，嗷嗷几至失业。奸民冒法，盗铸云起，重辟积下，不能禁止。朕谘询群议，博采民言，皆愿改更，以平物价。况为法之弊，可谓极矣，若不改图，害将益甚。变而通之，斯其时矣。今朝廷内外府库无虑数千万缗，议者或谓折阅数多，有亏邦计。朕念为民父母，倘可民救弊，使安元元，府库之损，又何爱焉！可自五月八日，应公私当十钱并改作当三行使。”[17]随后，宋廷又下令处分了参与倡铸当十钱并为推广当十钱出了大力的大臣胡师文和许天启：“师文落集贤殿修撰，提举明道宫；天启镌两官，与监当差遣。”[18]

当十大钱贬值为当三，这次涉及京城，引起较大反响。蔡絛《国史补》记：“鲁公既罢，朝议改［当十钱］为当三……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也记：“大钱法弊，朝议改为当三，主藏吏来告曰：‘诸府悉辇大钱市物于肆，皆疑法当变。’蒙曰：‘吾府之积若干？’曰：‘八千缗。’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说明少数知情者预先作了准备。但广大百姓却难免惊慌失措。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崇宁初，行当十大钱，秤重三小钱。后以币轻物重，令东南改为当五钱，轻于东北，私铸盗贩不可禁，乃一切改为当三，轻重适平然后定。是时内帑藏钱无算，折阅亿万计。京师一旦自凌晨数骑走东华门，传呼里巷，当十改为当三，顷刻遍知。故凡富人无所。开封府得旨，民间质库，限五日作当十赎质。细民奔走趋利，质者不堪命，稍或拥遏，有司即以重刑加之。有巨豪善计者，至官限满，自展五日，依旧作当十赎质，大榜其门。朝廷闻而录赏之。”宋廷在宣布大钱贬值后，又连下二诏，强调“务要小平钱与当三钱轻重均一，无自区别”，又讲对于“私相交易，买物支给当三，卖物须纳小平钱”者，要“重行典宪”[19]，也反映了当时的混乱情况。

二 重行当十钱主张的受挫及其他

政和元年八月，反对铸行当十钱的宰相张商英因遭陷害被罢免。次年三月，主张铸行当十钱的蔡京受召进京。五月，蔡京重新被任命为首相。这使一些投机者和主张铸行当十钱的官员又蠢蠢欲动。在这一背景下，朝请郎、知永嘉县虞防上奏说：“朝廷昨行当十钱，最富国便民之良法也，所贵乎推行得人而已。前日异议之人务快一时之私，上欺天听，改为当三，亦误国之一也。欲望特许兴复，以便上下。”不想，宋徽宗停用当十钱的决心已定，此奏让他很反感，于是虞防受到“除名勒停，送循州编管”这样非常严厉的处分[20]。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记述了大臣宇文粹中、宋徽宗及蔡京三人关于当十钱的争论和分歧，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不同主张之间的争斗。其言：“政和三年，［宇文］粹中出札子论：‘铸钱司所铸，一年不敷一月之数。山泽之政，隶属虞部，鼓铸之利，乃国计之本。有司谓朝廷必复铸当十钱，所以观望，言无铜，不铸小平钱，利源湮塞，职事废弛。’上愕然曰：‘有司直敢尔！当十钱改为当三，尚且钱轻物重，岂可复为当十？自古利不百不变法，利少害多，不若不为。’粹中奏言：‘江、饶、岑水场自来不曾说无铜，岂有蔡京才预政，铜本便竭！当十之行，盗铸蜂起，庚寅（按：大观四年）星赦，缘钱法得罪者与除落罪名。陛下命刑部尚书白时中具依赦放免缘钱法罪，罪人数具到：正犯及从坐者十余万人。法之不善，一至于此。改为当三，而盗铸者自息，朝廷执此之令，当坚如金石，观望不铸小平钱，亦宜治其旷职之罪。’上曰：‘卿只今携此札子往都堂。’读札子未毕，京以手拨去，云：‘无铜教他如何做也？’粹中又言：‘广南盐铁数亦浩瀚，五分归铸钱司为本，若只贡本钱，亦是一季以上数。今本钱不知何在？’京不答。所奏不行。”这一记述反映了，在是否重新铸行当十钱的问题上，宋徽宗同蔡京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记述属实，则蔡京为了迫使宋徽宗同意重新铸行当十钱，授意铸钱司消极怠工，宋徽宗却仍不同意铸行当十钱。

大约由于宋徽宗坚持自己的想法，直到宣和年间，事情才似乎有了变化。据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记：“宣和初，蔡京言：‘臣自崇宁初承乏宰事，诚不自揆，行其所知。而陛下以尧、禹自任，幸听其说，故得施一二。永惟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国用自富。故取货于地，而修坑冶之官、复鼓铸之法。自崇宁迄政和五年，在京榷货与库务所积一千三百余万，诸监所铸九百余万，诸路所储三千余万，通内外所有凡五千万有奇，未尝有不足之忧。既而邪人在位，肆行更革，坑冶官徐堙（应即徐禋）槁置千里，乃罢铸钱监。既无地宝，又无泉货，遂括天下白地，增四方酒价，取其毫末以为足国之计。今京师虽复盐法，仅足日用，外方漕计阙乏，见侵常平钱米及用诸司封桩，迄今迨尽。前日改法之人惧罪难逭，乃倡为浮言，曰崇宁以前失于措置，以至于此。臣不敢坐受暗默，故辄具本末。臣鼠技已穷，无以上助万一，欲及兹时内委宰执六曹、外付诸路监司，讲求措置，庶无后时之悔。’明年诏：‘熙、丰诸路钱监十九处，岁铸钱仅六百万。今东南惟存废迹，利源既失，公私匮乏，宜复其旧。”据陈均此述，蔡京的一番颠倒黑白的鬼话说动了宋徽宗，于是宋徽宗下令兴复熙、丰旧有钱监。但是，这中间有几点疑问：一是蔡京于宣和二年第三次罢相，说明此前后他正处于失宠状态，宋徽宗不大可能按照他的意见下命令。二是《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四○载宣和七年二月二日的一则诏书与上引“明年”即宣和二年诏书内容颇似。此诏说：“熙、丰诸路铸钱监十九处，岁铸新钱仅六百万，富国裕民，具载典彝。即今东南惟存其迹，如上供监分尚以他钱代起，废弛法令，莫甚于此。利源所失，动数百万，致公私匮乏，敛取百姓。应废罢熙、丰以来旧铸铜钱监分并行兴复。仍委本路提举及监司、郡守同共措置，增敷旧额，鼓铸不得灭裂，应合事件条具以闻。”此诏书内容不但与前述宣和二年诏书内容相同，而且与上述蔡京“宣和初”的进言相合。又李也记，宣和七年二月甲辰御笔：“复熙、丰以来旧铸铜钱诸监。”[21]根据上引记载，我们不能不作如下推测：陈均似将蔡京进言的时间记错了，蔡京进言的时间应是在他第四次入相的宣和六年年底，这样，第二年，即宣和七年，宋徽宗发布了兴复旧铸钱监的诏书。

由于形势急转直下，兴复旧铸钱监的诏令已难很好落实，宋徽宗、蔡京兴复旧监是否要重新铸行当十钱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乏。”这里讲的自应是宣和七年下兴复旧监诏书以前的情况。但所言增铁减铜、铅等事也令人怀疑，铸铜钱熔入铁，技术上恐不无困难，可能所言铁实为胆铜。又用“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的办法“以纾用度”也不合情理，因为这样做无利可图。由于记载缺乏，已难知其究竟。

第四节 当十钱的形制及宋徽宗在位时期的铸钱院监

一 当十钱的形制

宋徽宗时期铸行的当十钱，与宋仁宗时期陕西、河东行用的当十钱形制有别，而宋徽宗时期先后铸行的几种当十钱，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在用料上，也各有差异。

宋徽宗时期铸行的当十钱，明显地比宋仁宗时期铸行的当十钱要大，前者后来最终贬值为当三，后者最终贬值为当二，也说明二者的大小轻重不同。《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崇宁三年中书省奏：“陕西见铸当十，系每贯用铜八斤、白锡一斤六两、黑锡三斤一十二两。”这表明，最初铸行的当十钱用料较少，总共不过十三斤二两。而崇宁四年四月，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十（按：《通考》‘十’作‘七’，是）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一（按：《通考》‘一’作‘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十钱重三两。”“颁样于诸路，仍令赤仄乌背字画分明。”[22]总共用料十五斤十二两，成重十四斤七两，明显多于崇宁三年陕西铸当十钱之数。大约陕西最初所铸为“崇宁重宝”，较轻，后来所铸为“御书”“崇宁通宝”，稍重。初令江、池等州铸当十钱时，工部曾拟令于钱背铸“十”字以示所当小平钱之数，但今存崇宁大钱钱背少有带“十”字者，说明这一提议并没有被付诸实施。

今存崇宁大钱品种较多，除了内中私铸钱不少外，官铸大钱也并不统一。《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二钱》载，崇宁五年正月尚书省奏中言及“元初铸造诸监样制不一”，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同当时仓促上马、迅速推开有直接关系，这又给私铸的泛滥提供了方便条件。

今存“大观通宝”“御书”当十钱又比崇宁大钱略大、略重，其用料情况失载，或略有增加。

二 宋徽宗时期的钱监、铸钱院

在宋代各个历史时期中，北宋徽宗在位时期的钱监情况是最难考察清楚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记载的缺乏，同时也是由于这一时期货币发行的情况复杂。当十钱、夹锡钱骤行遽罢，反复进行，使得一些钱监忽生忽灭、有时铸大小铜钱、有时铸夹锡铁钱，给研究带来巨大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出现了功能与铸钱监接近的铸钱院。“监”与“院”一字之差，二者究竟有什么差异呢？《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崇宁二年，官方“募私铸人丁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谓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这短短的一则记载，向我们透漏了三点信息：其一，铸钱院的工匠为招募的原私铸人；其二，铸钱院专门设营以安置工匠及其家属；其三，设铸钱院是要体现“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这使我们联想到以下两则记载：

崇宁二年左仆射蔡京奏：“……今陕西河中府等处民间私铸最多，招募私铸人令赴官充铸钱工匠，广为营屋，许其一家之人在营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给以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又可收私铸人在官。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从之[23]。

崇宁四年九月乙未朔，［诏］：“近铸当十钱，以权轻重，而民愚无知，冒利犯禁私铸抵罪。其已捕获人可特与免罪，仍免出纳赏钱，仰所在州军并收充铸钱户，倍加存恤，依法给与官屋，支物料不得减克。候铸到钱，限三日支给四分钱，无令失所。如该载不尽事件，并依东南铁钱已得指挥施行。其未获人展两月，赴官陈首，准此收充铸钱户。”[24]

这两则记载中虽没有出现“铸钱院”字样，但却都是讲募私铸人为官府铸钱，其中言及官造营屋，许这些原私铸人和他的家人在营居止等事，前者且谓“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显然讲的就是铸钱院的情况。而这两则记载记述官方给这些已为官府效力的私铸人的待遇较为具体。前者述及给这些人原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后者讲，官方规定“支物料不得减克。候铸到钱，限三日支给四分钱”。看来铸钱院与钱监另一些区别是，钱监是统一组织生产，劳动者实行俸禄加提成（率分钱）的办法付酬；而铸钱院则采取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生产，没有俸禄而完全以提成（即工价，其比率应高于率分钱）付酬。当然，以上大部分属推测，限于今存记载，还难以作确凿的描述。

铸钱院见于记载者有如下十余所：《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载，大观二年七月，怀、卫州建铸钱院。《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大观三年时有广南东路英连等州六州铸钱院。《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钱币》载，大观四年，宋廷下令设虔州铸钱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一载，政和三年时，磁州有铸钱院。《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三五载，宣和三年时，有信州铅山铸钱院。但入南宋时，只剩虔州铸钱院，其余都已废罢不存了。

宋徽宗在位时期，江、池、饶、建这宋朝支柱型钱监都继续存在。韶州钱监作为供应买铜本钱的钱监也继续存在，且都维持较大的生产规模（见前述）。

江、池、饶、建、韶五钱监外，有些钱监在宋哲宗初即位时曾被废罢，后来有些被恢复，有些没有恢复，我们已难以考察清楚。但有些属宋神宗在位时创建的钱监，在宋徽宗在位时期曾有铸钱活动。这些钱监的情况是：

据《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铸钱》引杨舜俞《记》，鄂州宝泉监崇宁元年被罢，但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崇宁二年十月铸当十钱有此监，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铸钱增损兴废本末》，崇宁五年或大观初年此监仍在生产。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崇宁二年十月铸当十钱有舒州同安监、睦州神泉监、衡州熙宁监，又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铸钱增损兴废本末》，崇宁五年或大观初年此三监仍在生产。

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至一七、《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崇宁三年十二月复置惠州阜民监。不久被罢，大观元年六月复，后又被罢。

据《玉海》一八○《食货·钱币》《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崇宁三年二月，复置徐州宝丰、卫州黎阳监。

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崇宁三年四月，有梧州元丰监铸当十钱。又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铸钱增损兴废本末》，崇宁五年或大观初年有此监。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禁军》载，大观元年五月，“延安置钱监兵”，则当时原延州钱监应已恢复。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二七载，政和三年正月，陕西路转运使陈亨伯言及“岷、巩钱监鼓铸”，巩州即通远军，疑即威远监，岷州钱监疑即滔山监。

《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三五载，政和四年，工部上奏言及“韩城东西两钱监人匠见阙”，要求以罪犯补充不足，则同州韩城县两钱监曾恢复生产。

万州广济监创立于元丰六年。据《玉海》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宣和六年七月，罢万州广济监，说明此前它在生产。

又近年出土了一些背“陕”字宣和小平钱，则有可能宣和年间陕州钱监也在生产。

宋徽宗在位时期，又出现了一些以前末见于记载的钱监。

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六，崇宁三年正月京城外置钱监。又《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同年“京城外西壁权置钱监”，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置监于京城所”“改铸折二为折十”，应都与前引指同一钱监。而同书又载，崇宁末年或大观初年，“兴复京畿两钱监”。《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又记，大观四年正月，有京畿大观东监。京畿钱监似即指京城外钱监，如此判断不误，则似崇宁、大观间京城外曾先后设东西两钱监，崇宁年间记载中多次出现京师“崇宁监”，大约即指此二京城外钱监，到大观年间此二钱监又分别改名大观（东西）监。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载，崇宁三年，浔州置铁钱监。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载，汝州鲁山监崇宁四年闰二月置，铸夹锡钱。《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至一八则载，此监政和元年罢。重和元年复置京西钱监，可能含此监。如确实曾复置，则不久亦被罢。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大观元年，兰州新置铜监曰广阜。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元年，置真州铸钱监。

《玉海》卷一八○《食货·钱币》载，政和四年四月，复融州宝新监。

同书又载，政和六年四月，置邕州通宝监。

又据《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大观元年六月壬戌，复广、康、贺州旧铸夹锡钱钱监。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九载，政和三年七月时，河东路隆德府（潞州）有宝宁钱监，不知始建于何时，当也是宋徽宗在位时所建。这些钱监大抵存在时间很短暂。

此外，四川的宋真宗时所建嘉州丰远监、邛州惠民监、兴州济众监，宋神宗时所建南平军钱监、宋哲宗时所建施州广积监等，这些铁钱监此时期虽未见有铸钱活动的记载，但应仍然存在。

综前所述，宋徽宗在位时期出现过的钱监数目是最多的，连铸钱院在内，总计不下三四十个，但其中许多都很不稳定，大约生产规模也是较小的。

此时期曾命令许多原铜钱监铸造夹锡铁钱，有时甚至一个钱监同时即铸铜钱又铸铁钱，所以使得铜钱监、铁钱监很难区分。例如，《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大观三年九月庚戌，诏：“广南东路英、连等六州铸钱院只铸夹锡并小平钱，更不兼铸当十钱。”这说明这些铸钱院曾兼铸夹锡铁钱、小平钱和当十钱。又如，《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政和］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精善，请复铸如故……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史文中所述惠、衡、鄂、舒四州钱监原都是铜钱监，现却铸夹锡钱。蔡京奏中且明确要求“以铜钱监改铸夹锡”。这说明，当时有许多铜钱监都被命令改铸夹锡钱。这使我们联想到崇宁四年闰二月，关于要求“陕西、两河、京西十八监铸夹锡钱”的命令[25]，这十八监中必定有不少是原来的铜钱监。所以，铜钱监、铁钱监的界限被打破，是此时期钱币铸造的一个明显特点。

[1]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宋史》卷一九《徽宗本纪》。

[2]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参《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

[3]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六。

[4] 《通考》卷七《钱币考》，另参《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5]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另参《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

[6] 《家世旧闻》卷下，又见《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

[7] 《鸿庆居士集》卷三三《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墓志铭》。

[8]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参《宋史》卷三四八《沈畸传》。

[9] 《北山小集》卷三四《延康殿学士中大夫……王公行状》。

[10]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按：此处文字似有阙误。《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通考》卷九《钱币考》均作“自一百至十贯止”。

[11]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一三《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12] 《宋史》卷三一○《李迪传附孙孝寿》，另参卷三六三《陈禾传》。

[13] 《宋史》卷三四八《沈畸传》，另参《泊宅编》卷二。

[14]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15] 《宋史》卷三二八《章楶传》。按：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三《宋故左朝奉大夫提点杭州洞霄宫章公［］墓志铭》载，章被判“追三官勒停”。

[16]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告谕民户投纳不依样钱御笔手诏（大观元年五月十九日）》《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

[17]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公私当十钱改当三诏》。

[18]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三。

[19]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约束小平钱与当三钱轻重均一诏》《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

[20]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五。

[21]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八。按：《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纪》作“复置铸钱监”。

[22]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按：《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作“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

[23]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通考》卷九《钱币考》。

[24]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

[25] 见《玉海》卷一八○《食货志·钱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

第四章 南宋铜钱

第一节 南宋铜钱的新环境

一 南宋的政治经济状况

由于金朝缺乏灭亡宋朝的必要准备，且宋朝军民对异族入侵奋力抵抗，宋朝没有灭亡，只是以南宋王朝代替了北宋王朝。为了标榜自己是宋朝的正宗传人，宋高宗赵构把北宋时期的大部分制度都承继下来。这样，南宋王朝就失去了一个去除北宋弊政、实现自我革新的极好时机。

北宋王朝的覆灭，绝不是少数人的罪孽所致，而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北宋时期，有些重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如不断增长的皇室成员、官僚队伍的消费需求如何得到满足？募兵制下的军费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百姓的贫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问题怎样扭转？土地兼并现象如何抑制？等等。北宋王朝正是因为未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内里被掏空，不堪一击，最后才被刚刚建立的、军队人数远远少于自己的金朝打败。

南宋王朝并没有从北宋的灭亡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基本上沿袭了北宋的老路。但是，它的国土却比北宋减少了许多。同北宋相比，南宋版图大大缩小，淮河以北地区几乎全部丧失，包括相当富庶的京东地区。长江与淮河之间地区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沿，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这样，南宋在财力和军力上就只能依靠四川和长江以南地区了。所以，南宋积贫积弱的趋势更加明显。百姓不堪比北宋更加沉重的赋税负担，贫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矛盾更加严重，最后统治集团内的许多人都对扭转这种局面感到绝望。社会经济出现萧条，发展停滞。

由于国家财政状况不佳，各级官府的正常开支来源得不到保证，朝廷不得不默许他们违法筹集资金，包括搞各种经营活动和巧立名目搜刮百姓。由于官员的正常供给无法保证，官方对官员的某些违法活动不得不放宽限制，造成官员当中以权谋私现象泛滥。这样，最终导致行政管理上的某种失控，以至于漏洞百出、混乱不堪。

所以，南宋的国势始终不强，即使是在最兴盛阶段也无法同北宋相比。到了它的后期，更是摇摇欲坠，最后终于在蒙元的入侵下归之灭亡。

二 物价上涨的不利影响

说到南宋比北宋铸钱数量陡然减少（仅为二十分之一上下），留意宋代铜产区和钱监分布的人常常会提出疑问：绝大多数铜产区和重要铜钱钱监南宋时都仍在宋朝的版图之内，为什么北宋和南宋铸钱数量会相差如此悬殊呢？其实，南宋铸行铜钱数量陡减，并不是因为铜产区或条件优越的钱监的丧失，而是由于物价上涨造成的铸铜钱严重赔本。

关于铸铜钱得不偿费，熊克《中兴小历》卷一五记：“［绍兴三年十二月癸未］吏部郎官刘大中言：‘鼓铸为国利源，虔、饶两司，岁［额］铸一百五万缗，留四十五万缗循环为本，合发五十九万余缗。而元、二年上铸二十万缗，截支外止发一十二万缗，却同（铜？）本钱给兵匠总三十五万余缗，除实铸外，虚费一十九万余贯，岂止所得不偿所费而已！’”李心传则记：“初，监察御史刘大中自江南还，言虔、饶两监二年所铸新钱才二十万缗，而用本钱十二万缗，吏卒之费又二十三万缗，得不偿费，望减并官吏。［绍兴三年十二月］癸未，从之。”[1]他们所记虽有差异，但当时铸钱费多得少却是无可怀疑的，即以费三十五万贯、得二十万贯记，已是费七文造四文的比率。

上引是讲虔（赣）、饶二州铸钱赔钱，实际建州铸钱也赔钱。《系年要录》卷八六记：“［绍兴五年二月丁巳］福建路转运判官郑士彦言：‘坑冶尽废，物料贵踊，计用钱二千四百而铸千钱。’”这比上述费七文铸四文的比率还要高。

以上所述是战争期间的情况。绍兴十二年宋、金议和后，经济有所好转，物价有所下落，但铸钱费多得少的情况并未扭转。《系年要录》卷一七七记：“［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庚申］殿中侍御史王珪再上疏论铸钱司不可废，议者以为铸钱费多而得寡，每用十七钱而得一（十？）钱。”

铸小平钱赔钱，铸折二钱也赔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今（按：嘉泰初年）泉司岁额增十五万缗，小平钱至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原注：折小平钱十三万二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当时铸的钱中，绝大多数是折二钱，小平钱仅占不足八分之一，但仍是费二十八万贯、得十五万贯。到后来，不但铸折二、小平钱赔钱，连铸当五钱也赔。张端义《贵耳集》卷中说：“端平铸钱一当五，辇下置监，铸不及千缗费用朝廷万缗。”

之所以会有铸钱赔本的情况，归根结底是由于货币购买力低下，突出地表现在“铜贵钱贱”上。《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三载，绍兴二十九年四川兴州青阳场、利州青泥场官方榷买坑冶产的原铜的价格是“每斤支钱引八分”。如果以钱引每道折铜钱三百文计，则此时此地的铜价是每斤二百四十文。又据载，乾道元年韶州岑水场黄铜（按：即矿铜，与胆铜不同）“堪用者实少”，“殆若泥壤，每斤价值计二百二十文省”，而胆铜，即“用官铁冶铜每斤实支价钱一百三十文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载，乾道九年处州铜场，官方实行“纳铜四斤，请官银一两”的收买价格（本州产铅“每斤支钱二百文收买”）。如果以官银价每两三百三十文省计，则处州官买铜价竟为每斤八百文省余。当然，处州本地产银，银价比官价低不少，但即使我们假定处州银价只有官价的三分之一，官买铜价仍相当高（每斤二百文省以上）。又《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炉户》载，淳熙三年福州某处坑户“煎炼得铜一百十六斤，准钱五十八千二百三十四省”，则每斤铜“准钱”五百零二文省。又《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载，庆元三年官方收缴铜器，“民间旧有者，限两月赴官投卖，每两以三十钱酬之”，则官方支给的铜器价是每斤四百八十钱。

我们仅以上述最低价每斤铜一百三十文省计，铸折二钱一千文省用铜二斤九两半，则仅在坑冶买铜一项就要花费约三百三十文省。如果以每斤二百二十文省计，则仅在坑冶买铜就要花费约五百六十余文省。此外还要有买铅、锡的花费，有将这些原料运往钱监的花费，购置木炭的花费以及钱监官兵的其他费用等。在上述二种原铜价格下，要想不赔本已是不大可能了。如果铜价超过四百文省，则仅买原料铜的费用即已超过一贯省，那铸钱成本就势必要超过成品价值数倍了。

三 行用区的变化和纸币发行的影响

南宋时期铜钱行用区比北宋大为减小。这首先是由于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丧失，其中包括经济较为发达的京东地区和北宋的京城开封地区。其次，又是因为宋朝把长江以北与金朝交界的地区全都变为铁钱区。这样，淮南地区和京湖地区也都不再使用铜钱。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铜钱的北流，但却使行用铜钱的地区缩小了。由于北宋时期铸造的铜钱在南宋仍能使用，而北宋时期遗留的铜钱数量巨大，且南宋时期许多地区的生产遭受破坏，铜钱行用区又缩小了，这促使铜钱供过于求的趋势产生，这是南宋铜钱购买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宋时期多数时间里，只在四川地区使用纸币，这种纸币又主要同铁钱发生联系，所以纸币的社会影响较为有限，对铜钱的铸行影响不大。南宋时期则不然，整个南宋逐渐都使用了纸币，而且纸币直接同铜钱联系，这就对铜钱的铸行产生了很大影响。纸币大量发行对铜钱铸行的不利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使铜钱供过于求的问题更加严重，使铸造铜钱的成本更加提高，从而使铸钱赔本的情况更加不可逆转。

按照近现代货币理论，纸币的发行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导致金属货币购买力的下跌，因为纸币不过是金属货币的符号。有时，由于纸币过量发行造成的贬值恰与贵金属货币币值的坚挺形成对照。有人把上述理论套用到南宋的纸币与铜钱的关系上来，其实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宋代的纸币与近现代的纸币有深刻的差异。宋代的纸币（如会子）虽以铜钱标注面额，却不简单地是铜钱的符号。会子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兑换纸币，它的币值不是由官方决定的兑换比率确定的，而是由官方规定的赋税政策决定的。即是说，会子的币值是由它能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内代替铜钱完纳税务和购买榷货决定的。所以，尽管人们持会子很难到官府兑换铜钱，但是会子还是能够流通，可以在私人开的交引铺等处兑得铜钱。这就造成了会子的相对独立性。即是说，只要官方允许用它纳税和购买榷货，则即使民间完全没有了铜钱，它仍然可以作为货币行用。会子币值既不因它与铜钱的数量比来决定，则它也就成了在一定程度上与铜钱并立的另一种货币。于是，它的广泛行用就等于新增加了数量可观的铸币，从而使铜钱的购买力受到不利影响。

但是，宋朝又强制人们在完纳赋税和购买榷货时按一定比例使用铜钱。在这种场合，非铜钱不可，会子不能代替，于是人们发愁搞不到铜钱，备感“钱荒”之苦。铜钱购买力低下与“钱荒”并存，这就是南宋时期特有的“悖论”现象。

第二节 南宋铜钱的铸行

一 铜钱铸造业的萎缩

关于南宋历年铸造铜钱的数量，《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

自绍兴初，以江、池残破，远涉大江，遂废之。是岁，才铸钱八万［贯］。明年……［建州丰国监］岁额铸钱二十五万，然是岁才铸十二万缗耳……五年……明年……赣、饶两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所得不偿所费，遂罢铸钱……十三年，韩球为使，必欲尽铸新钱……然所铸亦才十万缗……二十七年，户部侍郎林觉请……权以五十万缗为额……二十九年……明年夏，泉司言……请权以十万缗为额，工部奏为五十万，然亦止铸十万缗而止云。今泉司岁额增［为］十五万缗。

这里提供了三个实际岁铸数，即绍兴初的八万贯、绍兴十三年的十万贯和绍兴二十九年的十万贯。此外，绍兴三年丰国一监既铸十二万贯，则本年铸铜钱总数应多于此。又绍兴六年后既停铸，则有数年全未铸铜钱。引文又提供了官方规定的几个岁额，即绍兴六年的四十万贯、绍兴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的五十万贯、“今”即嘉泰初年的十五万贯。

关于绍兴初岁铸八万缗，李心传在《系年要录》卷五七中记：“［绍兴二年八月］癸巳，提点铸钱司言：‘江、池残破，远涉大江，乞权就虔、饶二州并工鼓铸。’许之。旧制，江、池、饶、建四郡岁铸钱百三十万缗以赡中都，其后皆不登此数，至是并广宁监于虔州，永丰监于饶州，是岁才铸钱八万缗。”根据近来有关专家的研究，《系年要录》一般比《朝野杂记》更可靠，则应以前者为准，是绍兴二年而不是绍兴元年铸了八万贯钱。

又据前引熊克、李心传的记载，绍兴元、二两年宋朝共铸铜钱二十万贯，实际上缴十二万贯。又熊克《中兴小历》卷三七记，绍兴二十七年户部侍郎林觉奏，提供了两个年度的实际铸额，即“绍兴二十五年犹得一十四万六千缗，二十六年得二十三万缗（原注：孝宗定铸额岁十五万缗）”。绍兴二十六年铸铜钱较多，大约与此前后收缴铜器有关。又时人汪应辰于绍兴三十二年上书言及：“东南铸钱……比来止以四十万为额……去年所纳仅及五万，而乃以六万为羡余而献。”[2]则绍兴三十一年实际铸造了十一万贯（包括正式上缴和作为羡余上缴），而定额则由前述绍兴二十九年的五十万贯减为四十万贯。

上引注文讲宋孝宗定铸额十五万贯，未说明系何年所立。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载：淳熙二年，“以王楫为都大提点坑冶，其合差官令楫奏辟，寻移司饶州，岁铸以十五万为额”。但引文中有一“寻”字，使人对其确切时间感到疑惑，《宋史》卷三四《孝宗纪》则明载淳熙三年“定铸钱司岁铸额为十五万缗”。大约十五万贯定额即为此时所立。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四载，都大提点王楫于此年五月因“鼓铸铜钱递年亏减，却以打造麻札及雁翅刀为词，又乞以元降铸本旧钱通计新钱起发，失鼓铸本意”，被降官二级。同书七二之一二又载，他随后于本年十月，又被指控“广敷诸州木炭钱，不以鼓铸，尽献于朝，却以旧钱入换新钱解纳，又强买官田奸污狼藉”，被连降五级勒令停职送台州编管。这说明淳熙三年和此前的一二年铸钱情况很不好。那么，十五万贯的定额是在王楫受惩处之前定的呢？还是在他受惩处之后定的呢？无从得知。

又有记载说，孝宗末年，铸钱累年完不成定额，积欠二三十万贯，宋孝宗任命宗室赵师为都大提点，“取铜廊场矿再变而成，宿逋岁课俱足，赢铜钱数万钧。著《宝司撮要》五卷，上尤喜”[3]。这说明立额以后各年度完成情况差异较大，完不成的年份是不少的。

每年铸铜钱十五万贯的岁额此后大约一直沿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九载，嘉定十五年有臣僚上言讲道：“今总九路为一司，岁额近有十五万，乃累政积压，至五十六年（按：此处原文似有错讹，待考）之钱犹未起发。”说明当时定额仍为十五万贯，但常常完不成。时人洪咨夔为友人巩嵘作墓志铭，讲巩嵘于宋宁宗时被“擢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职事修举，直秘阁因其任，七十余年旷典也……冶司孝宗朝定铸额岁十五万缗，后浸亏额，六不及一。公推原弊端，知楮轻矿重，售不酬费，故入少而铸亏。乃使楮与矿各时其直，轻重足以相权，坑丁竞劝，矿务倍入。先是，冶卒窳惰，多遗矿泥滓中，有司莫之察。公置局淘洗，所得皆精良，于是尽还故额”[4]。这说明，铸得少的年份只铸了二三万贯，能完成定额已是很不容易了。

大约从宋光宗以后，大多数时间中，只有一个铜钱监即饶州永平监在维持生产（详下文）。所以，永平监的岁铸额实际也往往就是全宋的岁铸额。宋理宗时方大琮讲楮币贬值，说：“向永平监岁铸之镪与都茶场日印之楮为孰多？一岁之铸不能二十万，一日之印殆将倍之，虚实相权如此。”[5]张端义于淳祐年间所撰《贵耳集》卷下讲：“饶监所铸岁止十五万。”包恢《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也说：“今冶司一年所铸不过一十五万贯。”他们讲的都是粗略估计数，或许就是根据定额讲的，则实际铸造数或更少些。刘克庄则讲：“冶铸岁以十五万为额，及额者赏，其来久矣。”[6]即是及额就赏，可知及额的情况较少。

根据上引记载，南宋时期大部分年份铸造铜钱数都在十五万贯以下，多时可达二十多万贯，少时仅二三万贯，个别年份曾停铸。另外，南宋时期的铸钱数有时有虚假成分，这是由于铸新钱既赔本，有时铸钱官就用旧钱冒充新钱上缴，即如时人吴曾于《能改斋漫录》卷一三《铸钱费多得少》中所言：“大概献于朝廷者，新钱常少旧钱常多。”

二 南宋的铸钱监

进入南宋以后，铜钱的铸钱监减少。据南宋人杨舜俞记：“中兴以来，存者七监：饶之永平、池之永丰、江之广宁、韶之永通、建之丰国、严之神泉、赣之铸钱院[7]。”

除上述各钱监外，北宋中后期的其他铜钱监如惠州阜民监、梧州监、衡州熙宁监等都再也未见诸记载，其中卫州黎阳监、绛州垣曲监及陕西各监先后落入金朝辖区内自不待言，舒州同安、兴国军富民等监的名字后来虽曾出现，但已是作为铁钱监而出现。大约在战乱中，不少钱监已自动停业。当然，有些可能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官方曾有废罢的命令，但这些公文后来遗失了。

关于上述七钱监院此后的情况，《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铸钱诸监，自绍兴初以江、池残破，远涉大江，遂废之（原注：元年八月甲申）……明年，以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原注：二年二月丙戌）。二年，汝为平，复铸钱……五年，闽漕郑士彦奏废丰国监，而岁与泉司认发新额钱（原注：二月丁巳）……［绍兴六年以后］赣、饶二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所得不偿所费，遂罢铸钱，岁额铜炭积而不用，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阙额衣粮水脚之属，凑为年计。”即是说，绍兴元年八月废罢了江州广宁监、池州永丰监；绍兴二年二月，权罢建州丰国监，后恢复；绍兴六年后的某一时间，饶州永平、赣州铸钱院被罢。从原文语气看，似是当时其他的铜钱监也都被废罢了。显然，他在这里记述得既简略，又不完整，有必要作些补充。

李心传在《系年要录》卷五二中记：“［绍兴二年三月］丙辰，诏韶州自今所铸新钱，毋得灭裂，务令民间不能仿效。近岁韶州所铸新钱，不甚磨错，湖东人号为韶钱。”这说明韶州永通监在南宋初仍在坚持生产。他于同书卷五三中又记：“［绍兴二年夏四月己丑］诏建州丰国监复铸钱，监旧有监兵五百，提点司岁给黄铜五十万斤、白锡五十万斤，铸钱二十五万缗，及是才余役卒数十人，乃减铸额之半。”这里讲的显然是范汝为乱后恢复丰国监时的情况。

前引文中李心传记绍兴元年八月江、池二州钱监被废罢，但在《系年要录》卷五七中他又作了如下记述：“［绍兴二年八月］癸巳，提点铸钱司言：江、池残破，远涉大江，乞权就虔、饶二州并工鼓铸。许之。旧制，江、池、饶、建四郡，岁铸钱百三十万以赡中都，其后，皆不登此数。至是，并广宁监于虔州，永丰监于饶州。是岁铸钱才八万缗。”[8]这显然与前引矛盾。如前所述，《朝野杂记》与《系年要录》分歧时，应以后者为准，则江州广宁监、池州永丰监应是在绍兴二年八月被裁并的。这以后，江州、池州就不再有钱监了。

李心传在《系年要录》卷八六中又记：“［绍兴五年二月丁巳］福建路转运判官郑士彦言：‘坑冶尽废，物料贵踊，计用钱二千四百而铸千钱，其本路旧额合发新钱二十八万四百千省，本司与提点司岁认其数，见今不住起发，纵有拖月日，不犹愈于鼓铸之折本！欲望详酌伺边事息日施行。’从之。”[9]他的这一记述没有点出问题的要害，即根据郑士彦的建议，建州丰国监又一次停产。

《系年要录》卷一四八又记，绍兴十三年（1143），提点坑冶铸钱韩球曾力图重振铸钱业，大力经营原铜生产，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未述他恢复了哪些铜钱监的生产。从后来的有关记载看，此后确有铜钱监在生产，且产量达到过南宋较高的水平。

南宋熊克《中兴小历》卷三七记，绍兴二十七年户部侍郎林觉上奏：“望复饶、赣及韶三监，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来措置，三监所铸，权以十五万为约，仍不得以旧钱代发。”“诏从之。”李《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五也记此事，谓此年七月，“诏复饶、赣、韶三州铸钱兼（监），令通判主之，权以十五万为约”。《宋史》卷三一《高宗本纪》则载：同年同月“复饶、赣、韶三州铸钱监”。依此，饶、赣、韶三州钱监是绍兴二十七年才恢复的，这同林觉奏疏的前半部分内容似有龃龉。因为林觉奏言的前半部分讲到，宋朝铸钱，“前年犹得一十四万缗，去年犹得二十二万缗”，如果没有饶、赣、韶三州钱监，则这些钱是哪些钱监铸的呢？江、池钱监早已不存，而建州监是否恢复生产固不得知，即使生产也不可能独自生产那样多的铜钱。所以，饶、赣、韶三监很可能在绍兴二十七年以前就已恢复生产了。李心传对此事处理得较为谨慎，《系年要录》卷一七七引林觉的奏疏，没有讲恢复三州钱监，而只说：“欲出户部钱八万缗，为饶、赣、韶三州铸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来措置。”

《中兴小历》卷四○又记，绍兴三十一年（1161）铸铜钱“只及一十万一千贯，数内惟严州神泉监密迩行都，令径自运，而建之丰国、韶之永通与赣之铸铜钱院悉赴提点官所，就饶之永平监团纲津发，泛大江转入浙西漕渠，纳之京师”[10]。则此时已有五个钱监在生产，除前面提到过的饶州永平、建州丰国、韶州永通和赣州铸钱院外，还有严州（即睦州）神泉监。这一情况维持到宋孝宗在位初年，当时所产铜的分配办法大略是：福建产的铜全部供给建州钱监，广南产的铜的大部分供给韶州、赣州钱监，信州产的一部分铜供给严州钱监，其他地方产的铜全都供给饶州钱监[11]。

五个钱监同时铸铜钱的状况没有延续多久。到乾道末年，建州丰国监又因故停产了，这从下引《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五所载可以得到证实：“［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提点铸钱王楫言：‘建宁府（按：宋孝宗即位后改建州为建宁府）丰国监已行住罢，今二年间并不兴铸，乞将监辖收支物料鼓铸钱宝官一员减罢，依省罢法。’从之。”同书又载，淳熙十二年（1185），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提出：韶州“永通监监官全无职事，徒费禀禄”，于是监官被省罢。永通监此后似就不见记载了。同书又载，绍熙元年（1190）十二月，“提点坑冶铸钱司言：‘严州神泉监鼓铸合用铜铅，系于信州铅山场等处支拨，缘般运费力，多是空闲工役，兼去永平监差远，铸料间有不相接济。今乞只就永平监一处鼓铸，人力不阙，实为利便。所是神泉监见任监官，候铸绝物料日，并已差下替人并乞与对换一等差遣，人吏专知发归元来去处，兵匠移填本州厢军……’从之”。这样，神泉监就停产了，顶多只有饶州永平监和赣州铸钱院在继续生产。

同书四三之一七八又载，绍熙三年月提点坑冶司上奏说：“旧系建宁府、严州、赣州三监与饶州分铸，今并就永平一监，稍觉难办，况丰国监有交受南剑等州并［建宁府］大挺场坑冶铜铅，从本监转发前来永平监鼓铸，事体稍重。若省罢丰国监官深虑福建一路坑场转发铜铅迟滞，欲乞仍旧存留……从之。”这说明当时只有饶州永平监在生产，建州丰国监监官虽存，实际只负责将福建地区产的铜、铅集中后转运到饶州。赣州铸钱院在此前也已停产了。庆元元年（1195）十二月，右正言兼侍讲刘德秀上奏讲道，“建宁之丰国监、赣之铸钱院旧各置监官一员，后缘铜料不继，罢去鼓铸，而监官至今犹存”，请求“废罢前两监官，少宽州县冗食之患”。说明建宁、赣州二钱监停产后，较长时间里保留着监官。

又同书四八之一三九载：“［庆元三年］八月十七日，诏严州复置神泉监，差监官一员，权隶工部，将诸处拘纳到铜器并铸当三钱，俟铸足十万贯日，特与优异推赏。仍令严州知、通日下修盖监屋，其余事件检照旧来监例施行。”这表明，神泉监废后此时复置，但其使命特殊，即是要把近年搜刮来的铜器铸成当三钱，这样其原料有限，必然难以长久存在，且其直接隶属工部，也表明了它的临时性质。

南宋后期，大约只有饶州永平一监在维持经常性生产。如前引时人方大琮讲，“问永平监岁铸之钱与都茶场日印之楮为孰多”，即将永平监之钱与会子发行总额相比。显然，永平监所铸的铜钱也就等于全宋铸行的铜钱，即当时只有此监在生产。当然，偶尔也有例外，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中记：“端平铸钱一当五，辇下置监，铸不及千缗，费用朝廷万缗，不一月罢。”

三 南宋铜钱的构成及形制

关于南宋铜钱的构成及形制，李心传记：

今泉司岁额增十五万缗：小平钱至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原注：折小平钱十三万二千缗）……每当二钱千，重四斤五两：铜二斤九两半、铅一斤十五两半、锡二两、木炭五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木炭八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视旧制铜少而铅多（原注：天禧之制，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建州丰国，又减铅五两，加铜亦如之。绍兴之制，每小钱一千，用铜二斤半、铅一斤五两、炭五斤，盖七百七十文为一千者也。今小平钱一千足乃用此料，则钱愈锲薄，宜矣）。[12]

他在这里讲到，在他撰写此书的嘉泰初年，官方铸行的铜钱中，有八分之七以上是折二钱（以价值计）。这种折二钱与小平钱的铸行比率不详始于何时，肯定是较早的，不是始于宋宁宗即位以后。因为现今存世的南宋钱中，折二钱占有最大的比率，而且从钱文年号看，这种情况也不是嘉泰以后才有的。当然，李心传所记总数为十五万贯的折二、小平钱分配数，大约是淳熙三年与十五万贯的定额一同定立的。

然而，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考》记：“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自乾、淳迄嘉泰、开禧皆如之。”这里意义不明，大约主要是讲，铸钱铸两种，即折二钱和小平钱，其形制仿效绍兴初年，未必涉及了两种钱的比率。又《宋史全文》卷二五载：“［乾道元年七月］铸当二钱。以工部言：‘小平钱委与当二钱一体。’遂诏从之。”[13]这极易使人误以为此年始铸折二钱，显然是不对的。但原文的具体含义，已难详知，或许有人提议停铸折二钱，此议被否定，故下诏申明。

南宋除行用折二、小平钱外，还行用折三钱。《系年要录》卷九记：“［建炎元年九月］庚戌，始通当三大钱（按：即原先的当十大钱，后改当三）于淮、浙、荆湖诸路。用同知枢密院、提举措置户部财用张悫请也。政和旧法，当三大钱止行于京畿东西及河东北，由是东南小平钱甚重而物轻，西北反是（按：此说不确，西北小平铜钱并不轻，所轻者是铁钱）。张悫为上言：‘大钱始不行于东南，虑私铸耳。其后改当十为当三，则无私铸之利矣，何为而不可行？况财货多出于东南，尝虑钱宝不足于交易。望特诏二省参论，以革因循之弊。’从之。”宋廷的这项决定使北宋遗留下来的数量可观的当三钱在南宋统治区内重新行用。除了北宋遗留者外，南宋时期也铸造了少量当三钱。《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三九载，庆元三年“八月十七日，诏严州复置神泉监，差监官一员，权隶工部，将诸处拘纳到铜器并铸当三钱。俟铸足十万贯日，监官取旨，特与优异推赏。仍令严州知通日下修盖监屋，其余事件检照旧来监例施行”。宋廷关于铸行十万贯折三钱的计划是否落实，无可考，但此次确实是铸行了一部分折三铜钱的。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嘉熙元年，新钱当二并小平钱并以‘嘉熙通宝’为文，当三钱以‘嘉熙重宝’为文。”这说明嘉熙年间也铸行过当三钱。

除上述南宋人所谓三等铜钱外，如前所述，端平年间还铸行过少量当五钱（此种钱今有存世）。除张端义外，《宋史》卷四一三《赵与懽传》也述及此，谓：“有欲以端平钱当五行使，与欢谓：开禧尝以二当三，何救于楮？”又《蛟峰文集》附录文及翁《故侍读尚书方公墓志铭》讲，时人方逢辰于宋度宗咸淳四年任“江西转运副使，有献策于堂者请以铜钱一当十，行之天下，［贾］似道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议遂寝”。但此记载不明是讲以一铜钱作楮币十文用呢，还是铸行当十铜钱，且未果行，无从考实。

南宋铸造的铜钱质量较差。南宋初立时，因战乱，所铸钱大抵质量低劣。《系年要录》卷五二记：“［绍兴二年三月］丙辰，诏韶州自今所铸新钱毋得灭裂，务令民间不能仿效。近岁韶州所铸新钱，不甚磨错，湖东人号为‘韶钱’。又仿之私铸，夹以沙土，每千才直二三百。及马友逐曹成，收其军中沙钱甚众，行于潭州诸县，民甚以为苦。提点刑狱公事吕祉，请拘收二种钱入官，重行改铸。不行。”从今存实物看，可能不只是韶州所铸钱不好，大抵当时铸的钱都不甚好。

宋、金议和后，官方比较重视扭转钱币质量不好的状况，《系年要录》卷一七三记：“［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丙戌，宋高宗］论钱法：‘隋末唐初，其弊极矣。至开元工始精致。国家如太平、祥符、崇宁钱亦甚精。’沈该等曰：‘是时铜料丰饶，故能如此。’上曰：‘当令尽如旧制，工费所不较也。’”这说明君臣间曾议论此事。从今存实物看，宋孝宗淳熙年间所铸钱质量稍好，这同当时经济有所恢复、国力相对强盛有关。然而，乾道八年时却出现了永平监铸钱质量低劣的事故。此年十一月，江东路提刑梁俊产上奏说，他进行半年一次的新铸钱检查时发现，“饶州九月新钱二万余贯，内一分系黄铜钱，九分带铅锡钱”。于是宋廷下令追究此事。结果，提点坑冶铸钱江璆、本监监官郑炤赵师回被撤职并降三级官，户部尚书、侍郎各降一级官，左藏西库官因疏忽职守而让此钱入库被降二级官，工部尚书、侍郎也受到延期晋级（展二年磨勘）的处分[14]。如此多的官员受处分，说明朝廷对此事的重视。

但南宋时期为了降低铸钱成本，多用胆铜，而胆铜含铁量较高，影响铸钱质量。《宋史全文》卷三二载：“［端平元年五月］壬戌，干办诸军审计司章谦亨进对，奏浸铜事。上曰：‘实铁尔。’谦亨奏：‘绍圣间以铅山胆泉浸铁为之，令泉司鼓铸和以三分真铜，所以钱不耐久。”可知当时人对此就有所觉察。但国力有限，似未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今人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此作过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四 南宋的砂毛钱

砂钱、毛钱都属劣钱，二者的区别不见记载，或许区别不明显。有时它们合称为砂毛钱，主要特征是质地粗糙，大抵由用料含杂质较多，模具不精，铸出后未经打磨等原因造成。北宋时已有这种劣币，但南宋前期砂毛钱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南宋初的砂钱大约是北宋后期混乱时期官私铸造的劣币的一部分。

《系年要录》卷三一记：“［建炎四年春正月］丁卯，虔州从卫诸军作乱。初，隆祐太后既至虔州，府库所有皆尽，卫军打请惟得砂钱及折二钱，市买诸物不售，军士与乡民相争……”同书卷五二又记：“［绍兴二年三月］丙辰，诏：‘韶州自今所铸新钱毋得灭裂，务令民间不能仿效。’近岁韶州所铸新钱，不甚磨错，湖东人号为韶钱，又仿之私铸，夹以砂土，谓之砂钱，每千财直二三百。及马友逐曹成，收其军中砂钱甚众，行于潭州诸县，民甚以为苦。提点刑狱公事吕祉请拘收二种钱入官，重行改铸，不行。”后一记载说明砂钱并不都是私人盗铸的，也有官钱监铸造的。

同书卷一五○又载，宋、金议和以后，宋廷把禁盗铸钱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于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下诏：“民间所用私铸当二毛钱悉毁之，违者抵罪，自不及百钱以上，皆许告赏。”李心传又记述说：“时江右私铸甚众，上谕辅臣，令严行禁止，公私毋得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一载，两年后，宋高宗又对辅臣说：“朕前日降出钱样，卿等见否？更不成钱，仍是销熔好钱私自鼓铸。可降指挥尽令销毁，民间不得行使，官司亦不许受纳。今日若不严为之禁，将来盗铸愈多，则尤费力也。”于是，“诏民间应现在私铸轻薄当二毛钱并捶毁”。这两次诏书可能起了一定作用，此后十多年间未见有关于盗铸的事见于记载。

《系年要录》卷一八○载，到了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又有右迪功郎李耆上奏：“……江西州县，多用私钱，旧钱百重十一两，新钱百重五两有奇。若毁旧钱千，以铅锡杂之，则可铸二千五百。是以赣、吉等州比屋私铸，一路且以万户言之，户日销千钱，是日毁万缗也……”据他所讲，盗铸现象最严重的是江西南部的赣州和吉州，大约这里较为偏僻，官方难于控制。

《宋史全文》卷二四载，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正月，知潭州黄祖舜又上奏：“江湖之间，私铸轻砂钱，市井铺户每以好钱五百换一贯，混杂贯百，与乡民卖买，欲申严私铸之刑。”户部批示：“私铸毛钱及磨错剪凿并博易私钱行使，各有立定条法。乞检坐指挥下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严切约束。”朝廷接受了户部的建议。从黄祖舜的上奏看，盗铸现象似乎又蔓延到了湖南。淳熙四年（1177）二月，宋廷下敕令说：“州县乡村市井买卖交易及输纳官钱等，公然将私铸砂毛钱混杂行使，悉因关津税务不曾搜检，商旅等人得以循习博易般传，更无畏惮。札下江东西、福建、浙东西、湖南路诸州，行下所管关津税场，严行关防，搜检拘收，将犯人依法断罪追赏。其监官依巡尉有无透漏茶盐赏法及满考、罢任，批上印纸。”[15]这一敕令反映官方企图通过关津税务加强搜检来阻止砂钱的流通。《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载，次年，宋廷又下令“禁砂毛钱”。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财用·铜钱》载，淳熙九年（1182），有官员又上奏：“泉货之乏，公私所患。臣近从江西一路，切见人间多是砂毛，盖缘游民无赖之徒，群聚山谷，销毁崇宁大钱之一，模铸砂毛二十。毛钱脆薄，易于破坏，十数年来，此钱甚行。多是金银铺及诸色库户以见钱六百换易砂毛一贯，私相贸易，动以千万缗计。欲望睿断，行下江西诸路州军，应官司入纳及诸色铺库人户，交易并不得用砂毛，重立赏格，每贯用及一文以上，许人陈告，将犯人准新钱法断遣。如是，则弊源既塞，而销铸之患不期革而自革矣。”这表明，砂钱虽屡经禁止，仍然有人在盗铸、行用，而且以江西为甚。此官员所奏和前引奏疏，都讲到有些铺户，特别是金银铺户，为了牟利，故意低价购买砂钱，与好钱混杂骗人。显然，不法铺户是盗铸者的盟军，砂钱是经过这些铺户才得以大量流行的。

《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私铸钱》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宋廷又一次下令：“诸路守臣严切督责巡捕官司，所部私铸及见使砂毛钱，禁戢槌毁。日后尚或违犯，尽法施行。若有故纵、奉行灭裂，因致彰露，其守臣并巡捕官并取旨责罚，仰提刑司常切觉察。”这说明砂钱仍未绝迹。

时人袁燮《絜斋集》卷一八《运判龙图赵公［充夫］墓志铭》记：“初，孝宗属意钱币，公（赵充夫）以举为泉属……砂钱禁严，犯者犹众，公言：‘上供空用铜钱，钱荒则多伪，铜楮相半，弊斯革矣。’诸司皆许之，盗铸遂息，而纲运之费，岁亦省二十余万。”赵充夫讲，砂钱得以流行，与钱荒有一定联系，这有些道理，但讲只要实行铜楮相半，就可以禁绝砂钱，这就未免夸大其词了。又时人洪迈《夷坚支戊》卷四《黄池牛》记，淳熙年间，太平州黄池镇与宣城县一带，“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洪迈的记载说明铸砂钱者中也有宗室成员。

宋光宗、宋宁宗在位时期砂钱仍时见记载，官方也时时下令禁止。时人楼钥《攻媿集》卷一○○《朝散大夫致仕王君［正功］墓志铭》记：“绍熙元年（1190），［王正功］差知澧州，陛辞，论砂毛钱及杂卖场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叹再三。”砂钱再次成为宋朝君臣认真议论的话题，说明问题比较严重。《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载，绍熙三年六月，宋廷下令“增捕获私铸铜钱赏格”，这大约也同禁绝砂钱有关。大儒朱熹在湖南任地方官时曾出榜悬赏禁砂钱，榜文如下：“据客人赵坚等状：‘窃见民间行使砂毛钱、铁钱，朝廷累降指挥，明立法禁，非不严切，今牙铺户不遵约束，依前夹杂砂钱行使，致得客人坠败财本。乞降赏榜于管下浏阳、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摄诸州等处约束。’使司已立赏钱五十贯文，印给小榜发下长沙等一十二县下张挂。”[16]又《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载：“［庆元四年五月］十六日，臣僚言：‘通（近）岁以来，革私铸之奸，严销毁之禁，犹（然）砂毛犹未尽戢，乞下所属监司州县，督责厢分，警饬巡尉，严保伍之法，申粉壁之禁，使盗铸之弊销，般贩之习弭，行用之患革，一有违戾，锄去本根。庶几窒其弊于本，厚享其利于经久。’从之。”

砂钱问题大约直到南宋后期仍存在。地方官宋自牧在处理王元吉夺人产业案卷上批示：“王元吉，亦奸民之尤也……蔑视国法，毒害平民……今姑以大者言之……遣子商贩，往来江右，动以官钱易砂毛私铸，搬入摄（？）夹杂行用，以求厚利，遂使私钱流入湖湘者众。在法：剪凿钱取铜，及卖买兴贩之者，十斤配五百里。元吉父子所犯，据供已五百贯，以斤计之，抑又不知几千百矣。杨子高何等物数，辄以制属自呼，王元吉与结死交……铜于法禁最重，公然剪凿私铸，搬贩砂毛，莫敢谁何，遂使江西三角破钱，尽入湖南一路界内。”[17]王元吉作为不法铺户，也有借砂钱牟利的罪行。批文言及，砂钱系由江西到湖南，说明江西仍是盗铸砂钱的重点地区。

五 《庆元条法事类》中关于禁止盗铸的内容

《庆元条法事类》（本题以下简称《事类》）颁布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是当时各方面法令、法规等文件的汇编，全书共八十卷（今残），分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等十六门，每门若干类，每类依敕、令、格、式、申明等为序。书中所载并不是编书时新创立的，而是以往颁行的文件的选编，但颁布以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既然书中内容多是以往颁行的，其中也就包括了北宋时期颁行的（书中没有注明）法令等。在本书的第二十九卷《榷禁门·私铸钱》[18]内，收录了宋朝以往关于防禁盗铸不少法令、法规等，是研究宋代货币史的重要资料，故在此作专门分析。

关于对犯盗铸罪者主犯、从犯、同保人及有关责任者（本厢耆巡察人、本地巡检、县尉、都监、县令、知州、通判）的处罚，条法中规定：

诸私铸钱者绞（原注：谓私铸当三、当二、小平或铁钱、夹锡钱，余条称私铸钱者准此）。未成百减一等。指教人及工匠为从死罪从及（编者按：疑有误），至流者配千里。以渣垢夹铸罪至死者奏裁。以杂物私造（原注：以铜淬铁钱，以铁钱染为铜色者亦是）可乱俗者，减私铸法一等；不及百文又减一等。并许人捕。厢耆巡察人失觉察私铸钱，徒一年；巡检县尉、都监减一等；县令州城内知州、通判各又减一等。若杂物私造者，各又递减一等。以上知而不举或故纵者，减罪人罪二等；内厢耆巡察人故纵犯人应配者，仍配五百里；邻保知而不纠，加五保不纠罪一等（原注：若杂物私造，止依五保知而不纠律）。即保内如能纠举免罪，获者给赏如法。

诸制造卖借若与人铸钱作具者，减犯人罪一等罪。买借及受之者，与同罪。已造而未成者，减三等。许人告。

又规定：

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这些规定比起《唐律》来，详细得多而且周密得多，显示出当时官方在防范盗铸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条法”特别规定，要把犯盗铸罪较轻的人分配到钱监服役：

诸私铸钱应配者，计地理配铸钱监（原注：本处无监者，配以次监）。已成而不劾（合？）该配者（原注：谓豕〈逐？〉人共犯于法不坐及因首告减等之类）刺充钱监工匠（原注：本路无监刺以次路分监，犯人应赎者非）。

这反映宋朝官方想利用盗铸者为官府铸钱的意图，也说明钱监劳役是当时最苦重的劳役之一，所以用罪犯充役。

为了鼓励人们告发盗铸，其中对告发者的奖赏也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诸给赏者，经犯人财产充，无或不足者，以官钱支。即获私铸钱（原注：制造、卖借若与人作具同）如事状明白，当日以官钱借支。

诸备赏应以犯人财产充而无、或不足者，私铸钱（原注：制造、卖借若与人铸钱作具同）责停止知情人；又不足，责邻保厢耆。以杂物造钱责邻保人均备。

同样，《事类》也收录了抓获盗铸者的官员和其他人员的奖赏规定：

命官亲获私铸钱，未成，减磨勘一贯（年）；已成，减磨勘二年。所获钱五百贯以上，减三贯；三千贯以上，转一官，选人循两资。

知州、通判、都监、县令、巡检、县尉任满，获私铸钱（原注：以任内亲获或他人获，火数，互相比折。失觉察已断火数外，计其余亲获数理），一火以上，减磨勘一年；三火以上，减磨勘二年；五火以上，减磨勘三年；十火以上，转一官，选人循二资。

诸色人获私铸钱，未成［赏］钱一百五十贯；已成，钱三百贯。所铸钱一百贯以上，仍转一资。五百贯以上，百姓愿充进武副尉者听。一万贯以上，与承信郎。

获私以杂物造钱，虽未成者（原注：不及一百文减半），［赏］钱一百贯。

此规定考虑到各类人的各种情况，大抵以所获钱数为等差，官员提升，平民百姓赏钱。宋廷还专门规定了申报官员在查禁盗铸方面功过公文的法定格式，也收录于此中。《事类》还载有奖赏告发犯有与盗铸相关罪行者的规定：

告获制造卖借若与人铸钱作具者（原注：买借及受之者同），［赏］钱一百贯。

巡捕官对于查获盗铸起关键作用，所以官方对巡捕官有特别的奖惩规定，这一规定也收录于《事类》中：

诸巡捕官州给印历，应失觉察若获私铸钱者，并计火数；见情犯者当日取历依式批书。

如前所述，禁止盗铸钱币的流行对于禁绝盗铸至关重要，因为盗铸劣币归根结底是要牟利，盗铸劣币只有流入市场才能达到牟利目的。《事类》中收录了宋朝禁止盗铸钱币流行的法规：

诸博易私钱以规利者，杖一百；一百文加一等，过徒三年一贯加一等，十贯配本城，三犯徒，邻州编管。即将私钱博易官钱者，加二等，罪止配邻近钱监（原注：邻近无钱监即配邻近牢城，各不得过五百里）。引领博易人准此。以上许人告。

相应地，书中也收录了有关官员的奖罚条例（此条例也涉及了查禁毁钱为器等方面内容）：

诸巡检、县尉、都监任内失觉察销及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原注：以私钱博易同），或私造铜器（原注：谓以任内失觉察，除亲获或他人获已断数互相比折外，计其余数理），一斤以上，展磨勘半年；十斤以上，展磨勘一年；五十斤以上，展磨勘二年；百斤以上，奏裁。厢耆巡察人杖一百。

命官巡检、县尉、都监任满获销及磨错翦凿钱取铜以求利（原注：以私钱博易同）或私造铜器者（原注：谓以任内亲获除失觉察或他人获已断数互相比折外，计其余亲获数理），一斤以上，减磨勘半年；十斤以上，减磨勘一年；五十斤以上，减磨勘二年；百斤以上，奏裁。

官方对违法以盗铸钱贸易也奖励告发，《事类》也收录了奖赏规定：

诸色人告获博易私钱规利者，杖罪，［赏］钱五十贯；徒罪，钱七十贯；流罪，钱一百贯；编管，钱一百二十贯；配，钱一百五十贯；获以私钱贸易纲运所般钱监上供钱者，钱三百贯。

诸备赏应以犯人财产充而无或不足者，博易私钱责停止、知情人，又不足，责邻保厢耆均保。

宋代官府物资在运输过程中常常被偷盗、换易，钱币可能也发生被私自换易的现象。为此，宋廷关于防禁盗铸的立法中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事类》收录有如下法规：

诸钱纲押纲人、部纲兵级（原注：本船梢工同）以私钱贸易所运钱，虽应计其等，依监主自盗法，罪至死者减一等，配千里。本舡军人及知雇人犯者，亦以盗所运官物论。

诸以私钱贸易纲运所般钱监上供钱者，许人捕。

为了禁绝盗铸，宋朝颁布了禁止占有盗铸钱币和劣币的法令，也见于此《事类》：

诸钱私铸私造者若渣垢夹铸者，毁讫没官。

对违反者的处罚及告发者的奖赏也有具体规定：

诸有私铸钱不槌毁而辄行使者，杖一百。许人告。

告获有私铸钱不槌毁而辄行使者，不满一百文，［赏］钱三十贯（原注：五十文以下减半）；一百文以上，钱四十贯；一贯文以上，钱五十贯；十贯以上，钱七十贯（原注：每十贯文增五贯文，三百贯止）。

为了防止盗铸劣币混入官库，官方颁布了对失于职守者的处罚办法和告发者的奖赏办法，亦见于此《事类》：

诸官司受纳诸色人钱，专库、捡捏之类以私铸混杂换易，罪轻者杖一百，仍勒停。许人命（告）。

获官司受纳诸色人钱（原注：谓小平、当三并官铸者），专库、捡捏之类以私铸钱混杂换易者，［赏］钱一百贯。

《庆元条法事类》中所载关于防禁盗铸的条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有关货币的立法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这样详备的立法，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是很少见到的。

附录：《保明命官任满获私铸钱酬赏状》

某处

勘会某官姓名，昨于某年月日到任，至某年月日替罢，任内有获到私铸钱，依条折除失觉火数外，有亲获火数合劾（衍？）该推赏。寻行取会，并是诣实，谨具如后：

一、任内私铸钱失觉共若干火（原注：无则称无）。

一火（原注：具元铸钱去处，犯人姓名，事发月日、因依、获者、结断宋〈罪〉名）。

余火依前开。

一、任内躬亲或差人捕获私铸共若干火

火数各依前开。

一、将某人躬亲或差人捕获私铸钱若干火，比折失觉火数外，尚有亲获到若干火。

一、检作合用条格。

开。

右谨件如前。勘会某官姓名准令格该某酬奖，保明并是诣实。谨录奏闻。伏侯敕旨。年月日依常式。（《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私铸钱》引《赏式》）

《批书巡捕官任内失觉察及获私铸钱》

某处

据某处报，某地分巡捕官某人失觉察若获私铸钱，今合批书者：

一、某年月日于某地分内失觉察某人私铸钱若干，获犯人者仍具已若何结断。

一、某年月日于某地分内躬亲或差人获到某人私铸钱若干。

右批上本官印纸照会。年月日依常式。（《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私铸钱》引《考课式》）

六 淳祐大钱和钱牌

关于淳祐大钱，宋、元时期史书上全无记载。但明清时期成书的《续通考》卷七《钱币考》已发现有“淳祐元宝大钱，背文有当百字，质厚重过于诸大钱数倍”。此后陆续又有出土，也有钱文为“淳祐通宝”的，就中又有大、小两种，重量相差一倍多。除当百钱外，还发现有当二十的淳祐大钱；不但有铜质，还有铁质的。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有不少淳祐大铜钱出土于四川，说明它们曾在四川地区行用[19]。

关于南宋钱牌，近年出土颇有发现。史书对钱牌也有记载。《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五八载：“［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三日……新城知县叶稽服阙日展一年放令参注。以臣僚言……稽容纵汪时亨违法行用锡牌、白会事，今丁忧去官。”这里讲到的新城县是南宋行都临安府的属县，锡牌有可能就是钱牌，但却是民间私自铸行的。又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都市钱会》记：“铜钱乃历代所用之宝，汉唐以来，天下通行……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镴牌，以便行用。”元代人孔行素《至正直记》卷一《铜钱牌》记：“宋季铜钱牌，或长三寸有奇，阔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铸‘临安府’三字，面铸钱贯，文曰‘壹伯文’之类，额有小窍，贯以致远，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为钥匙牌者，亦罕得矣。”近年发现的又有牌上标明为“和州行用”和“江州行用”的铅质钱牌，说明钱牌不只在临安府行用，其他地区也曾使用（或许是效法行都）。

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钱牌出现[20]。宋代钱牌的行用大约与钱荒有关。时人吕午于嘉熙二年（1238）上奏中讲：“臣窃见今日楮轻钱重之弊，而熟思所以佐助称提之术，偶得二说，敢以敷陈。且会子本以便民之用，而今反不便者，以铜钱日浸稀少而无以为之贴凑也。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今莫若尽收二百三百之破旧，而多造二百一百之新券，则自百文以上皆无事于镪，而贴凑之数特百文以下而已。由是人之仰于镪者少，而镪可渐轻矣。”[21]文中所言“贴凑”即俗所谓“找钱”，则可知在官方正式铸行钱牌以前，民间已自发地行用纸帖子和竹木牌以代铜钱。官方铸行钱牌大约就是受了纸帖子、竹木牌的启发。《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纪》载，宋度宗咸淳元年七月，官方曾下令“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这或许是为官方行用钱牌扫清道路。钱牌的使用或许并不只是要解决民间“贴凑”之用，同时也与官方不放弃使用铜钱的政策有关。官方既坚持钱会并用的政策，而民间流行的铜钱又日渐稀少，官方无力铸造足够的铜钱，自然不得不造铜钱的代用品，这样才能稍稍缓解钱荒的压力[22]。

[1] 《系年要录》卷七一。按：同书卷七○载同年十一月左司谏唐辉论“虔、饶两司，自绍兴元年至今起发过钱十二万余缗，而费用三十五万余缗，无益有损”，与此相合。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铸钱费多得少》载：“予尝为铸钱司属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盖费多而得少。其后入玉牒所，为检讨官，见绍兴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上言：九路坑冶铸钱司，窃闻虔、饶两州自绍兴元年至今共起发过一十二万三千贯，用本钱及官兵应干请给总用二十五万八千余贯，即是费官钱盖三之二……”其中“二十五万”应依《小历》等作“三十五万”这样，“费官钱三之二”才能讲通。

[2] 《文定集》卷二《应诏陈言兵食事宜》。

[3] 《水心集》卷二四《兵部尚书徽猷阁学士赵公墓志铭》、《宋史》卷二四七《宗室传》。

[4] 《平斋集》卷三一《吏部巩公墓志铭》。

[5] 《铁庵方公文集》卷二○《贾总卿》。

[6]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六七《朝奉郎谢奕楙以前任都大解发新钱纲及数转朝散郎》。

[7] 《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五《铸钱》。

[8] 按：《中兴小历》卷一三作此年“令永丰监卒寓役于饶，广宁监卒寓役于虔”。

[9] 参《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

[10] 按：《系年要录》所载略同。另《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令》载其绍兴末年任权户部侍郎“领严、饶二州铸钱局”，也讲到了严州钱监。

[11] 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九至二○所载。

[12]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

[13]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八、《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均载同年月“铸折二钱”。

[14]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又食货五六之五六。

[15] 《庆元条法事类》卷六《职制·批书》、卷二九《榷禁·私铸钱》。

[16] 《朱文公文集》卷一○○《约束榜》。

[17]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宋自牧《结托州县蓄养罢吏配军夺人之产罪恶贯盈》。

[18] 本小题以下引文除特殊说明者外均出此卷，不另注。

[19] 淳祐大钱事可参见《文物》1978年第5期思达《宋钱》、重庆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陈世松等《宋元之际的泸州》第八章《老泸州访古》。

[20] 战国钱牌事参见《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张寿来《“良金”铜钱牌初探》、费世华《湖北阳新出土良金铜钱牌》、《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曲毅《鄂东南出土钱牌考》、《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黄锡全《楚铜钱牌“见金”应读为“视金”》等。

[21] 《左史谏草·戊戌年四月二十四日奏……》，事另见同书《戊戌年五月二十五日奏……》。

[22] 钱牌事可参见《泉币》第4期罗伯昭《临安府牌贰伯文省释疑》、《中国钱币》1990年第4期凌忠明《和州铅钱牌》、《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刘森《南宋钱牌研究》、《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汪建策《江西九江出土南宋江州铅钱牌》、《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陈浩《南宋临安府钱牌研究》、《中国钱币》2003年第1期吴胜雄《合肥发现南宋“南康军”钱牌残块》等。

第五章 铜钱的购买力

第一节 宋代物价的复杂性

讨论宋代货币购买力，不能不注意到其复杂性。这是因为：宋代的货币有多种；度量衡制也较为复杂；宋朝幅员广阔，各地区之间往往差异甚大；官方规定的物品价格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此外，官方大规模购物会造成物价波动，有些物品如粮食等又存在较大的季节差价，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 官私价

在宋代文献中，时常可以看到官方规定的物价，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收税时折算物价（下文专述）；二是赏赐、薪俸中折算物价；三是官方（有时是官员）买物官定物价。

宋代官兵薪俸、赏赐有时以钱定额，实际折支实物；有时以实物立额，实际折支钱会。在这两类情况中，多数是领薪俸、得赏赐者吃亏，即以钱折支实物时官价高于市价，以实物折支钱会时官价低于市价。有时官价、市价相差之悬殊，令人吃惊。

宋初大部员官员的俸钱都折支实物，按定额支给现钱的属于受特殊照顾者。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规定，官员“尝经掌事，其俸给当给他物者，京师每一千给实钱六百，在外四百，愿请折支物者听”[1]。这表明折支实物时，一般约为市价的两倍。

军兵俸禄、赏赐也常常以物折钱或以钱折物。如毕仲衍《西台集》卷一六《毕从古行状》记，景祐元年（1034）郊祀毕赏赐南京诸军，“有军士出谓众曰：诸公为赏不平，先取者价善，后取者价恶，我军之赐，半无善价”。于是引起骚乱，监南京粮料院毕从古召闹事者对之讲：“物有新故，而价有善恶。汝欲尽得新赐，谁当取其故者？以新分故，价乃平均，又何易乎？”这说明郊赏是以钱定额，实际支发的是实物，折价时且根据物品的新旧而有差异。又《长编》卷一六一记，庆历七年（1047）“三司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知渭州张］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转运使奏亢擅减三司所估”。这说明，军人郊赏州库物、三司物折价是不同的，故引出事端。同书又记：“三司送特支下庆州，物恶而估高，军中语藉藉”。说明军兵特支也折支实物，因价格不合理引起不满。又如苏颂《苏魏公集》卷五八《屯田郎中知博州梁君墓志铭》记：“嘉祐末，大赉天下。三司调绢，河北诸郡一用省估市易缗钱以给诸军，省估既高，不能即售，往往抑配编户，远近苦之。”这次赏赐规定给钱，调来的却是绢，但此次没有将直接折支，而是强卖给编户，损失由编户承当。再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九《陈择之墓志铭》记，南宋中期：“蜀之兵为屯十有八所，隶之将三，士之廪给当折物为钱者，必视其所屯之地，称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为钱之多寡。故米之估则龙州得仙人关之半，绢之估则兴元得西和州三之一，银之估则大安得龙州之半而过之。乃有军在某州之屯反用他州之估者。”这说明，四川驻军俸禄全支钱引，但原规定中的米、绢、银各军折价不一，以致军人调防后出现折价与驻地不对应等问题。

官员军兵俸禄的折价，如前所述，往往偏离市价，多数情况是有利于官方，不利于得俸禄、赏赐者的。有时则差得较厉害，如《宋会要辑稿》之职官五七之八八、礼六二之七二均载，北宋时支给官员的傔人粮每石仅折三百文。《永乐大典》卷八四一三引《范石湖大全集·论蜀兵贫乏札子》载，支给蜀兵的添支银每两仅折钱引二贯五百。当然，也有折价与市价接近的情况。

宋代官府、官员买物坑害百姓的问题长期存在。官府派买属于“科率”的一部分，是变相税敛，其价格都是低于市价的。但此种派买是州以上官府才能施行的，范围较广，各级官府各种临时性需求、州县官府的需求，不能通过科率进行。这些需求一般通过服役当行者代买，其价格也往往低于市价。南宋廖刚《高峰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讲：“州县有时估、实直，所从来远矣。省司买物用时估，见任官用实直，物增减则有旬申、月申，令市司主之。”他讲“所从来远”，却没有讲究竟始于何时。查《唐令拾遗》已有令诸市“每月、旬别三等估”之规定，但未见有时估、实直之说。《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七、六四之四二载，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有“诏三司、开封府指挥，自今令诸行铺人户，依先降条约，于旬假日齐集，定夺改旬诸般物色见卖价，状赴府司……仍别写一本，具言诸行户某年月日分时估已于某年月日赴杂买务通下，取本务官吏于状前批凿收领月日……”这里已言及“时估”，且涉及了物价申报制度。又宋仁宗时，苏洵所撰《嘉祐集》卷五《申法》称：“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买；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买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这说明，当时对官员买物与官府买物价格上已有不同规定，但执行得不好，形同虚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九载，北宋政和元年（1111）户部奏：“州县官吏于民间买物所定实直低小，乞州县每月所定实直及逐旬增减状各一本，州送就近监司，县送本州，常切点检觉察。仍乞诏有司立定刑名，看详添修：诸物每月一估，每物具上中下等实直、时估结罪申价。有增减旬具刺状送在任官书知州。县镇寨实直仍申本州审察，条事件申闻。诏依。”这一记载明确表明，此前已有时估、实直的规定，此时又加重申，且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强调。政和元年的这一立法，后来载入《庆元条法事类》卷七《监司巡历》，说明此立法长久地行用。

官方确立时估、实直，一方面意在限制官员勒索，一方面意在限制地方官府过度盘剥百姓，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自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地方官府和官员利用时估、实直坑害百姓的事时见记载[2]。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奏议集》卷一《论州县置行直厅》以绍兴末年江东各州为例，批评“时估之弊”说：“监司守将则有公库之例，属官僚吏则有直厅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价大率十亏四五，亦有不止此者。”《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三载，淳熙元年（1174），宋廷下令撤销州县市令司，令“官司及在任官收买物色并依民间市价支钱，不得科抑减克”。

南宋后期又出现了“官价”害民问题。《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六载，庆元元年（1195）八月十七日诏：“有司检坐见行条法，给榜下州军县镇，今后现任官收买饮锒服用之物，并随市直各用见钱，不得于价外更立官价，违许人户越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载，嘉定八年（1215）“左正言兼侍读倪千里言：‘版曹岁买绵绢于诸郡，不以时估定价，率以官价抑民……”他的话表明，官价与时估是不同的，应比时估偏离市价更远。《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九之四○载，嘉定十六年（1223）有官员上奏讲：“有忽于细微而害实滋甚者，州县官以官价市物是也。”“今仕于州县者”，“自一命以上，不问官之崇卑，率曰例有市买，不问物之贵贱，率曰例有官价。至于公帑宅库收买一切土宜之物，例用官价”，“人情怨嗟”。《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传》载，端平初，真德秀任知福州，“罢市令司曰：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西山政训》载他任知潭州时，也曾讲：“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堪此。”他讲的“公”价，似即是官价。《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市易》载，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有官员上奏言及：“今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值计之，什不得二三。”“甚而蔬菜鱼肉日用所需琐琐之物、贩夫贩妇所资锥刀以营斗升者，亦皆以官价强取之。”

二 折税价

宋代的田赋基本沿袭唐代两税法，大抵以钱（夏）、粮（秋）二项立额，但实际征收却情况复杂。夏税多折征绢帛、麦等，秋税以粮为主，遇歉收等情况则折征现钱。有些地方的夏税因长期折征绢帛、麦，绢帛、麦成为定额，有时又因需要折征现钱，南宋两税折帛钱即属此类。和预买糸由绢本是官私两平交易，后变为科敛，南宋又变为公开的税收。南宋和预买糸由绢以匹立额，部分征本色，部分折征价钱，即和预买折帛。此外，四川商税盐课等以钱立额，却要求纳税者缴纳金银，也需折计。诸如此类，无论是以钱立额征收实物，还是以物立额征收现钱，官方都定有价格，这一价格有时与市价接近，有时则远离市价。

税折价远离市价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两税税钱折征实物时的折价。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记：“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止，税额一定，其间有或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这说明，有时折税价格偏离市价，是官方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故意如此的。有时则是初立折价与市价接近，因时间推移，逐渐远离市价。最典型的事例是四川地区的折税价。《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东南折帛钱》载，北宋咸平三年（1000）四川定匹绢折税钱三百文，“此咸平间实直也”。到北宋中期，匹绢市价已涨至一二千文，折税仍用此价，于是便有人议论。到南宋时，匹绢价更增至五千（钱引）以上，折税价仍用旧数，于是折税价与市价竟相差十几倍。

税折价远离市价另一种较常见的情况是所谓折变价。这种折价与前种不同，前种折价往往长期不变，而折变折价却是临时确定的。所谓折变，是指税收中应收此种物品，官方根据需要改征另一种物品。有时是钱改物，有时是物改钱，有时则是此物改彼物，都需折价计算。《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载：“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仍视岁之丰歉，以定物之低昂。”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差甚远。地方官府因财计不充，往往规定不合理的折价，有时不该折变而折变，乘机设法增加收入。自北宋中期以后，此种情况愈来愈普遍，越来越严重。如《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四《上神宗论江西重折苗钱》载，熙宁三年（1070）大臣吕公著上奏批评江西折变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所有人户合纳苗米却令纳一色见钱，每斗九十以来，比市价增及一倍以上”。官收钱高折价，官收粮则低折价。《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二载，政和元年（1111）户部奏称：“数年以来，物价滋长，［折变价］比实直大段相远，大观二年（1108）小麦孟州温县实直为钱一百二十，而折科止五十二，颍川汝阴县为钱一百一十二，折科止三十七。”北宋末年及南宋，更出现了反复折变的情况。

南宋广西地区的税粮折价及和籴计价具有典型性。广西地方官府财计困难，又无生财之道，只好通过税粮折价及和籴计价取之于民。《系年要录》卷一六五载，绍兴二十三年（1153）知静江府陈上奏言及：“广西边面阔远，兵额颇多。祖宗以来，随苗和籴，每石价钱四百或五百文足，而漕司从来苗米支移，所纳价钱，每石却至三贯文足，比之和籴本钱，多至数倍。”官买粮每石四五百，官征钱每石却三千，二者相差五六倍。《系年要录》卷一八九、《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六均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刚刚卸任的知化州何休也讲，化州科籴支价每石四百文足，税米折征钱每石却要二千六百文足。这二种官价都是远离市价的。

三 地区差价

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宋朝境内还不可能形成高度统一的市场，因而物价地区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即以粮价而言，地区差就明显存在。如，《长编》卷一二三记，宝元二年二月，宋廷清查各地职田，规定：“以诸路物价贵贱定为三等：京东西、河北、淮南、两浙、江南幕职、令录以岁收百五十石，判、司、主簿、尉百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幕职、令录以二百石，判、司、主簿、尉百五十石；益、梓、利、夔路幕职、令录以百石，判、司、主簿、尉五十石，并为有职田。计诸路凡得六百八十余处，其有职田处，即不许连任。”引文中讲，“三等”的划分完全是依据物价贵贱，从上列划分情况来看，似也未必尽然，但无疑物价高低是划分等次的重要依据，这说明当时人对物价的地区差异已有明确认识。《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八之七也载有此事，其中三等划分与此无异，但它更具体地讲，此种划分是“随路分斛斗贵贱分定石数”，“如京东、京西、河北、淮南、两浙、江南皆物价中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唯川峡谷贵与诸路不同”。这里讲陕西、河东属“物贱”地区，令人存疑，大约所言不包括沿边。所言川峡谷贵又或与行用铁钱有关。无论怎样，当时物价地区差的客观存在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又如，南宋人黄干言及：“客旅以一贯四百文搬贩糯米，经涉二三百里而获倍称之息”，“如黄州饭米粜二十贯官会，鄂州只粜五贯五百文，物之不齐乃如此”[3]。

宋代的绢各地所产在质量上有差异，因而绢价也存在地区差。如《长编》卷五一六注引《题贾炎家传后》载邵伯温回忆元丰四年长安情况说：“川绢二千一匹，河北、山东绢差贵三二百。”这是在同一地点出售不同产地绢的价格差，至于在各地出售当地所产绢，价格自不可能没有差异。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有一道数学题言及有甲、乙、丙、丁四郡，绢价各不相同，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绢价的地区差（详下文）。

四 季节差价及影响物价的特殊因素

季节差价明显地表现在农副产品上，其中以粮价最为突出。大抵秋收时，许多农民要卖粮完税、还债，供过于求，价格自然低落；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供不应求，粮价就高，有时会比秋季高出半数或更多。如宋仁宗时陈襄任知孟州河阳县，批评上司和籴小麦迟于收获季节，以致无端增加开支，称：本州“多是过时收籴，每一斗官支价钱不下九十文以上至一百二十文，比之民间麦熟之时所直市价，常多三四十文……麦熟时民间价例止于六十文”[4]。官抛数降价钱迟，大约也不会迟到青黄不接时，这说明收获季节与平时，麦价已相差一半至一倍，若是收获季节同青黄不接时比，则将差得更远。《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之五载，乾道三年（1167）有官员讲到浙西农民向富人借贷，春冬时立约：借“每米一斗为钱五百”，然而“秋成一斗不过百二三十”，“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立约时的斗米五百，显然与青黄不接时的粮价接近，此处所讲的借还粮数量的差异，显然是同粮食的季节差价相关联的。李觏《李直讲集》卷一六《富国策》六曾分析说：粮食“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夫农劳于作剧于病也，爱其谷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或数月，少则旬日而用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

宋代粮价存在着地区差异。《李觏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载，思想家李觏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冬给江西安抚孙沔书信中言：“比来诸郡各自为谋，纵有余粮，不令出境。昨见十程之内，或一斗粜五六十价，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百二三十价……”他所讲的各地价格差，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各地丰歉不一的因素。《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1086）章惇上奏言及：“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虽是河北缘边，不过可直三十来千，陕西、河东缘边州郡四五十千。”

《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载南宋中期思想家叶适议论物价上涨，说：“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他的话无意中透露了江浙地区与交广荆襄地区的粮价差。粮价上的地区差，除了丰歉不一以外。如上所引，人口多少、交通便利与否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宋代，所谓粮价，不但有豆麦稻粟等的区分，而且在稻米中不同品种和等级之间，在价格上也有较大差异。如《长编》卷二五二载，北宋熙宁七年官方贷粜，规定“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八十五文”。《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五四载，南宋乾道八年冬官方在鄂州置场籴米，“下等大禾米每硕二贯七百省，系淮南并复州等处米；中等占米每硕二贯六百文省，系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硕二贯三百文省，系淮南米”。真德秀于嘉定八年奏言，宁国府“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籼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贯文足”[5]。

每次官方有某种特殊需求，特别是数量较大时，都会造成市场波动。《宋史》卷三○四《王济传》载，宋太宗时，“调福建输鹤翎为箭羽。鹤非常有物，有司督责急，一羽至直数百钱，民甚苦之”。程颐讲：河东“官所科买，岁为民患。虽至贱之物，至官取之，则其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6]。

五 钱陌、度量衡与物价

关于宋代民间交易中所用钱陌的复杂，前文已有专述，此不重复。由于钱陌的不同，记载中所表示的铜钱购买力的实际含义就相差很大。然而记载中往往对钱陌加以忽略，这给我们的考察造成极大的困难。

宋代官方是禁止私造度量衡器的，但这些法令并没有得到贯彻，民间的度量衡实际是不统一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三一、《通考》卷一三三《乐考》载，北宋政和年间，颁新定乐尺，以新尺量度旧一匹帛的长度（四十二尺），得出的新数是四十三尺七寸五分，可知新尺与旧尺有差异，当然这一差异还不算大。到了南宋时，地方上又有省尺、浙尺、淮尺等的差异。赵与时《宾退录》卷八谓“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于今浙尺为八寸四分”。程大昌《演繁露》载：“今虽国有定度，俗不一制。曰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者，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随事致用，元无定则。”[7]名医陈言讲：“观今尺数等不同，如周尺长八寸，京尺长一尺六寸，淮尺长一尺二寸，乐尺长一尺二寸五分，并以小尺为率。”[8]这些记载都说明宋代所用的尺（“度”）是不统一的。

宋代的“量”也不统一。《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载，北宋太宗时，澶州通判王嗣宗上奏说：“本州榷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可知当时量器已有省斗与地方用斗的差异。《陆九渊集》卷八《与陈教授书》载，大约南宋光宗时，陆九渊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讲，抚州金溪“倘得二千缗，可得粟二千硕乡斗，于官为一千硕……前所言米价，亦准乡斗所籴之价耳”。陆九渊在此言及金溪有乡斗和官斗的不同，即二乡斗折一官斗，而当地所言物价，是以乡斗为单位的。《黄文肃公集》卷八《复吴胜之湖北运判》载，宋宁宗时，黄干在给上司的书信中言：“本军市井有三样斛：有文思院斛，此官省斛也；有黄池斛，客人所常用也；有打买斛，军学所置，客旅交易必请此斛……打买斛者，两斛三斗为一石五斗文思院斛，公私交易皆通用者，故人以为加五六也价钱反低于市价……”黄干在引文中特别指明了因度量单位的不同，造成了对粮价不同感受。据记载，宋代也有足斛与省斛、足斗与省斗的区别。宋梅应发、刘锡《四明续志》卷七《府仓斗斛》即言及“今世所谓省斗、足斗之异”。杨辉《乘除通变算宝》卷中有题：“足斛米二百二十八石八升，问为八斗三升法斛几何？答曰：二百七十六石。”其中法斛即是省斛（一省斛为十省斗）。又有市斛与省斛（即法斛、文思院斛）的区别。时人高斯得讲：“市斛之入倍于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纳文思之一，是五倍于民。”[9]可知市斛与文思斛相差很大。又数书《数书九章》卷一上《分粜推原》中也涉及官斛与地方斛：“官斛八斗三升，安吉乡斛一石一斗，平江市斛一石三斗五升。”同书卷六上《钱谷·课籴》又言及：“文思院斛每斗八十三合”，“安吉斗一百一十合，平江斗一百三十五合，隆兴斗一百一十五合，潭州斗一百一十八合，吉州斗一百二十合”。数学书中涉及的官省文思院斛与各地用斛的差异，应是实际生活的反映。

有些地方，甚至官方收税也不用官省斛，而另用一种。《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二引《续宣城志》：“宁国府循习旧例，受纳人户苗米，不用文思院斛斗……本府见用受纳之斛，比之文思斛加一斗四升八合，本府见用受纳之斗，比之文思斗加八升……本府以谓府中自来支遣军粮斛与文思斛不同……比文思斛每石系加一斗二升……淳祐二年八月日。”可知宁国府收税就不用文思院斛，而所用量器同文思院斛相比，差异还颇大。大约地主收租用的量器是最混乱的。南宋绍兴年间，官方一度颁令要求地主收租一律用百合斛，引起一时的混乱。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户部上奏，一方面承认“民间田租各有乡原等则不同，有以八十合、九十合为斗者，有以百五十合至百九十合为斗者”；另一方面则讲不能强制统一量器，希望“各随乡原元立文约租数，及久来乡原所用斗器数目交量，更不增减”，即废弃了当初要求统一量器的法令[10]。洪迈《夷坚志补》卷七《直塘风雹》记富户张五三将仕家收租“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同书《沈二八主管》述沈二八主管收租“所用斗为百二十合”。虽是小说中语，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地主为了加重盘剥，私自用大斛、大斗的情况。

宋代的衡制也不统一。据记载，衡制也有“省”“足”之别。南宋杨辉数学书《法算取用本末》卷下言及，有足秤斤、省秤斤，“足秤八斤，即是十斤省秤”。方回《续古今考》卷一九《近代尺斗秤》说，南宋时有三种斤制，即二百钱斤、二百二十钱斤、一百六十钱斤。“民间买卖行用，鱼肉二百钱秤，薪炭粗物二百二十钱秤。官司省秤十六两，计一百六十钱重。民间金银、珠宝、香药细色并用省秤”。又据两宋之间人胡寅《斐然集》卷一五《缴湖南勘刘式翻飞》，潭州衡制中的两有十钱两和十三钱两二种：“广等者，以十钱为两，见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钱为两，湖南民间通用私秤也。”可知广州的衡器与潭州的衡器存在较大差异。又茶有大斤、小斤之的区分。北宋欧阳修曾讲：“中国茶法，大斤小斤不同。”“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11]又据华镇记：“潭州方茶每一大斤，权以省秤，得九斤之重。”[12]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一至二六载，福建茶官定以十六两为一斤，而“今以乡原斤重，截茶系五十两为一斤，片铤茶系一百两为一斤”。可知茶叶的大斤小斤较普遍地存在。

另据载，宋的衡制同金朝也有差异。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记，宣和五年金人兀室曾讲，宋秤五十两的银，用金秤称则为五十一两，说明宋朝的度量衡与金朝有差异。

北宋徽宗时，官员李复曾上奏专论度量衡事，他说：“臣窃知今南方之权衡、北地之斛量，比之中州，十增二三，虽中州民间亦多用私造。仓库增损出纳作弊，诸处客商所赍物帛来陕西，纱绢轻者不及三四两，长不及二丈八尺，阔不及一尺五寸，其他物帛尽类此……”[13]

大抵文献中凡属官方记载的，都应是以官（“省”）度量衡制的。但是否也有例外呢？至于私人记述中所用度量衡单位，情况就可能要复杂些。所以，我们在考察铜钱购买力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情况。

宋朝较多地以绢定刑，说明绢（匹）的价值比铜钱（贯）稳定。但是，细心考察就会看出，以绢作价值尺度也有问题。首先，绢有质量差异，不同地区产的绢工艺上差异不小；而同一地区产的绢，也有质量差异，特别是因用丝多少而造成的薄厚疏密差异更与其价值关系密切。《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五九载，南宋陈良祐于乾道三年（1167）上奏讲：“诸郡纳省绢限以十二两，和买限以十两”，“然诸处受纳……有求十三两者”。程珌《洺水集》卷四《进故事》也讲：“比年以来，州县受纳，每匹［绢］之重至十三四两。”又袁甫《蒙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讲：“江东一路，税绢共重十二两，独歙州以咸平下年特旨只以十两为定。”他们的话说明当时匹绢的重量自十两至十四两不等，其价值自应有别。当然，从上面记载也可看出，可能多数地区官方税绢每匹都规定重十二两，或许用作计价尺度的都是这样重的绢。但同样重的绢质量仍然是不同的，所以以绢计价执行起来仍有困难，大约当时还要有辅助性规定，或按官方规定的某种价格来计算。

第二节 宋代铜钱自身价值的变化

宋朝的法定主币是铜钱。在一般情况下，铜钱的购买力不是官方规定的，而是在市场上自然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讲，铜钱购买力的基本构成因素是其自身价值。研究铜钱的购买力，应当先考察铜钱自身价值的变化。

一 小平铜钱自身的变化

铜钱是宋代物价的最重要的衡量尺度，但这一衡量尺度本身却并不稳定。这是因为，铜钱自身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其中又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小平铜钱自身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小铜钱与大铜钱的比率、大铜钱自身的价值含量的变化。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变化，那么我们对铜钱购买力的研究就会有片面性。

由上表可知，南宋的铜钱中含铜量由62%至72%降为，用铅量由20%至27%增为，用锡由8%至12%减为，即铜、锡的比率减小，铅的比率增加。

二 小大钱比率、大铜钱实际价值含量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没有铸行大钱，民间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钱。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陕西行用大铜钱。宋神宗时，折二钱广泛行用，在当时行用的铜钱中，已占相当比例。

宋徽宗时，大量铸行当十钱，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民间流行的，大约应主要是当十钱。当十钱前后铸了数种（详见宋徽宗时期铜钱铸行一节），大抵是用铸三个小钱的原料铸一枚当十钱，这就使铜钱的价值实际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三，铜钱购买力理所当然地要随之下降。

康定、庆历大钱在当十的时期，显然是规定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陕西此时期的物价上涨，与当十钱的行用直接有关。宋徽宗时铸行的当十钱比宋仁宗时行用范围广、数量大，此时期的通货膨胀与当十钱的泛滥有直接关系。

南宋时，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嘉泰年间“泉司岁额增［为］十五万缗，小平钱至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原注：折小平钱十三万二千缗）”。即是说，当时所铸钱的88%都是折二钱。当然，由于当时民间流通的铜钱可能大多是北宋时铸的钱，所以铸钱的比例不等于流通领域铜钱的比例。但南宋时期大钱所占比例肯定比北宋神宗即位以前大。嘉泰年以后，宋朝又铸行当三、当五、当百大钱。如果考虑到人们所储藏的铜钱大多是小平钱，则市面上流行的大铜钱所占比例肯定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又据同书记，南宋嘉泰年前后所铸行的“每当二钱千（实为五百枚），重四斤五两，铜二斤九两半……；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很明显，此时期每千文当二钱的实际价值含量比同量小平钱的要少，如果考虑到铸一枚当二钱比铸二枚小平钱用工要多等因素，则估计每单位数量的当二钱的制作成本要比同量小平钱少约五分之一。流通领域内大钱所占比重的增大，应是造成铜钱购买力下落的一个因素。

应当说明，仅就当二、小平钱而言，尽管它们自身价值（每一文）有不断减少的趋势，但这种减少远没有达到使其自身价值减少到只有原来二分之一或若干分之一的程度。因此，如果物价出现了成倍增长的情况，是不能只用当二、小平钱自身价值变化来解释的。由于宋代几次行用当十大钱的时间都很短，或者可以进一步讲，宋代物价的变化，是不能简单地以铜钱自身价值变化来解释的。

第三节 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

全汉升先生把北宋物价即铜钱购买力的变化，分成四个时期：其一，宋初的物价下降期；其二，西夏战事发生后的物价上涨期；其三，王荆公新法实行后的物价下降期；其四，北宋末年的物价上涨期。全先生四个时段的划分笔者基本赞同，但对各个时期特点的表述，笔者有不同意见。首先，讲宋初为物价下降期，似不准确，因为从宋初到真宗末年，物价总的趋势仍是逐渐上涨，但就整个两宋而言，此时期大抵是物价水平最低的时期。因此，或许称此时期为低价位时期更为确切。其次，王安石变法以后，由于钱币被大量聚敛于国库，曾出现一个时间段的物价下落，但随着西部战争的扩大，国库中的钱币又大量流出，物价重又回升。所以，称此时期为物价的反复期或更切实际。最后，笔者认为，北宋物价变化的总趋势是上涨，尽管中间曾有反复，但上涨的总趋势是明显的。

一 北宋前期的低水平物价

关于北宋前期物价的记载是较少的，但从现存记载看，它们都表明北宋前期的物价水平是较低的。换言之，这一时期铜钱购买力在整个两宋是处于较高水平的。

先看粮价。《长编》卷一三、《太宗实录》卷三一均载，宋太祖开宝年间，一次陈从义与赵光义（后来的宋太宗）交谈中言及，京师附近米贵，官乃定价，米斗七十，外地商人无利，不愿贩粮进京。这说明当时京师粮价通常在斗米七十（即石米七百）以下。《长编》卷二四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惟清曾对宋太宗讲：由于荆湖连年丰收，“臣见官卖盐斤为钱六十四，民间以三数斗稻价方可买一斤”。据此，每斗稻价约二十文，按照每斗稻出六升米的一般比率计，则每斗米时价约为三十三文。同书卷三○载，端拱二年（989）国子博士李觉上奏言及：“近岁以来，都下粟麦至贱，仓库充韧，露积红腐，陈陈相因，或以充赏给，斗直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七之三载：“淳化二年（991）四月，诏：岭南管内诸州官仓米，先每岁粜之，斗为钱四五，无所直。自今勿复粜，以防水旱饥馑，赈贷与民。”这就是说，岭南粮价低廉时每石仅直四五十文。《愧郯录》卷一五引《长编》载，熙宁二年（1069）大臣司马光说：“太宗平河东”，“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即一石米价百余文。以上所述为宋太祖、太宗时的粮价。宋真宗时期的粮价见于记载者，往往比宋太祖、太宗时更低。如《长编》卷六六载，景德四年（1007）“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斛二百”。同书卷六八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襄、邓州粟钱三百，菽麦斗十钱”。卷七○载，同年九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皆大稔，米斗钱七八”。卷七二载，次年秋，“京师粟斗钱三十”。卷七九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冬，“时河东丰稔，米斛百钱”。这些粮价数据在两宋都是较低的。当然，宋真宗搞天书降等迷信活动，地方官出于迎合，有夸大丰收、粉饰太平的情况，粮价或有虚假成分。但《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一五载，宋仁宗即位后的天圣六年（1028），京西转运司申报的谷价仍是“每斗十钱”，即每石百钱。又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在书信中泛言当时农民卖粮，称“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即文）”[14]。这说明，宋真宗时期的粮价数据，虽可能有虚假成分，但与实际相差并很远。

再看其他物价。对于北宋前期物价情况的记载较少，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关心程度远不如北宋中期以后。从仅有的、为数不多的记载看，其情况同粮食是类似的。《长编》卷一八记：“［太平兴国二年六月］己未，江南西路转运司言：‘诸州蚕桑少……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绢上等，旧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从之。”此为官折价，既是为了鼓励蚕桑，折价应高于市价。既是上等绢价，应高于普通绢价。《长编》卷八五又记：“［大中祥符八年秋七月乙丑］上封者言：‘并州岁给军衣绢四万余匹，皆自京辇送，如闻军中悉贸易之。请官自置场，有愿中卖者，匹给钱千二百文，收贮以备岁给。’……诏……从其请。”此为边境地区的官折价，应略高于市价，而边境绢价应高于内地。又有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时青齐间绢匹直八百，六百”[15]。这在两宋绢、价见于记载者中是最低的。宋真宗说：“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16]这一价格是两宋见于记载的金、银价格中最低的。其他如马匹、麻布等，凡是可资比较的，其价格大体都是两宋相对较低的或最低的。

二 宋仁宗、英宗时期的物价上涨

从北宋前期到中期，我们可以感受到物价渐变的趋势。《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九至二○载，宋仁宗初即位，有上封者言：“自开国以来，天下承平六十余载……物价腾涌，匹帛金银，比旧价倍，斛食粮草，所在增贵……”《长编》卷一○○载，天圣元年正月，盐铁判官俞献卿上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倍矣……”宋仁宗皇祐三年正月的诏书中讲：“自顷食货之法弊，而刍粟之价益倍，县官之费日长。”[17]

宋仁宗即位以后至宋哲宗去世以前，米价大致在每石千文省上下浮动。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一二又四二之一一载，天圣四年（1026）闰五月，有官员上言：“经过荆湖江淮四路州军，体问逐州在市米价或七八十，有至百文足者……”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上书言及：“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18]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三《论京师军储事》谓：“自康定年后，西边用兵，经费不足，每年常将上供斛斗折纳见钱一石千钱为率。”拟坐仓收籴，“然通计中等价例每斗一百文”。《长编》卷一八一载，至和二年十一月，“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籴法之弊，以为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

宋仁宗即位以后至宋英宗时期的绢价，见于记载者不多，其中客观地记述市场价格的更少，我们只能从有限记载中窥察概况。吕南公《灌园集》卷二○《故袁州李君墓志铭》记，宋仁宗皇祐年间，李冕任舒州司理参军。司理院月平物价，李冕所定绢价总高于市价，“市卖一绢钱七百，然必高之为千二百者”，以减轻犯罪饥民的刑罚。则舒州市场绢价约为每匹七百文。南宋人吕祖谦追记北宋皇祐年前后睦州情况，称“是时绢每一匹直钱一贯文省”[19]。《长编》卷一八四载，嘉祐元年十月，“杨察为三司使，请用［薛向］其说，因辇绢四十万，当缗钱七十万［赴河北籴军粮］”。则每匹绢当钱一贯七百五十文。又《宋史》卷三四○《刘挚传》载，嘉祐年间，刘挚任冀州南宫县令。当地“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两折钱三十，民多破产。挚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自是绢为钱千三百，绵七十有六”。既是“裁以中价”，当与市价相差不远。

三 宋神宗、哲宗时期物价的反复

宋神宗即位后，推行新法，由于官方通过征收免役钱等每年征敛大量铜钱，又未及时散出，造成流通领域内铜钱总量减少，物价有所回落。此间粮价，见于记载者：《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之五载，熙宁二年九月，宋廷定坐仓回籴军人饷粮价：“诸班直一千，捧日、天武、龙神卫八百，拱圣、神勇以下七百上下，杂诸司坊监六百。”《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韩魏公家传》卷八载，熙宁三年二月，判大名府韩琦言：“去岁河朔丰熟，常平仓籴米，斗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记其熙宁五年五月经过越州，“以钱四百文买米五斗”，则当时当地米价为每石八百文。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一《开仓粜米》记，熙宁六年三月，“闻知市易司抵当米住支”，“米价日有增长，自八十五文一斗，增至二十五日米一斗一百文。准三月二十七日敕，京城差官于诸寺粜米，当日米价顿减至三月三十日在市米价斗七十五文”。《长编》卷二五一载，熙宁七年三月，“时米价斗钱百五十”，官减价为每斗一百文，又减为九十文赈粜。同书卷二六七载，熙宁八年八月，“诏闻淮南、江东、两浙路灾伤州军米价踊贵，其令发运司勘会斗钱八十以上去处，留上供米毋过百万石，量减市价于民，斗毋过八十”。同书又载，吕惠卿对宋神宗讲，他在苏州有地产，上田每年得租米三斗，“斗五十钱”，则当时此地米价大约为每石五百文。同书卷二六五引《吕惠卿日录》记吕惠卿又曾讲：“只见在京八十价籴了米，司农寺以一百价赊籴了米，又东南八十价折斛。”大约其中讲的米价都是每斗米的价格。可惜上引记载大部分没有明确是省陌还是足陌，所以我们只能由上引记载得出结论：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粮价大约在每石一贯以下、七百文以上，至于计量单位是省陌还是足陌，似尚难定。不过即以每石七百省陌计，此时期粮价仍明显地比北宋前期的粮价水平高。

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哲宗在位时期，铜钱区正常年分的粮价殊少见于记载，所可查见者多为灾伤年份的，或者是边远地区的，或者是与市价差距较大的官价，不便用以比较，故在此不再引证。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之七载，熙宁二年（1069）十月，三司上奏言及：“在京见卖渍污浙绢，第一等浙绢每匹一千二百至四百，采绢每匹只一千已来，显是受赐之人皆愿生帛……”《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九载，熙宁三年三月韩琦上奏言及，河北路转运司向坊郭户配卖绢，每匹估钱一千五百三十至一千六百。提举常平司以官绢代钱出贷给百姓，“每匹上等作千三百五十”。此处两种官价都有坑害百姓的成分，所以应高于市价。《长编》卷二一九载，熙宁四年正月，“出榷货务钱五十万缗助籴陕西军粮，令三司易内藏库钱应副。以京东封桩三十万匹、钱十万缗偿榷货务”。据此，三十万匹可抵四十万贯钱，每匹大约值一贯三百余文。郑獬《郧溪集》卷一二《乞罢两浙路和买状》讲，熙宁七年前后，两浙地区“民间输绢一匹，费钱一贯二三百文足”。这里所谓“费钱”，不明是否包括绢价之外的费用（如官方规定的靡费钱以及贿赂胥吏费用），如有，则市价应低于此。《宋会要辑稿》礼四四之二六载，熙宁七年十二月，宋廷“诏颁赙赠新式”，其中规定“诸支赐孝赠，在京羊每口支钱一贯，以折第二等绢充，每匹折钱一贯三百文”。又《长编》卷三五○载：“京东路元丰七年支过盐息钱十五万贯九百八十三文，买到绢一十三万六千六百六匹。”则时京东路绢价约为一贯一百文。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八载，元丰年间规定，湖北路上供钱内以“一万贯买绢一万匹应付广西”，则湖北路时绢价应在每匹一贯上下。

官方的和预买绢支价此时期大约与市价较接近，或比市价略低。《长编》卷二六九载，熙宁八年（1075）十月，都提举市易司上奏，内言江西袁州和预买绢支价“今乞依诸路例，每匹给钱千”。说明当时各路和预买绢每匹支价都是一贯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布帛》载，熙宁初年京东和预买支价也是一千文。大约熙宁年间支价都是如此。但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一，到了元丰年间，和预买绢价下调，据南宋人杜莘老讲：“和买物帛，据元丰法，并支本钱：绢每匹八百五十文，每匹七百文……”这次下调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法推行后，铜钱聚于官库，导致物价有所回落；二是宋廷准备与夏、辽作战，加紧对百姓的盘剥。因此，下调后的价格可能低于市价。

《长编》卷三七四载，元祐元年四月，官员上官均在上奏中言及：“近闻内藏卖远年缣帛每匹止二三百文，夫自外郡之远输至内帑，每缣之直，须近二千……”照理，自外郡运至内帑的费用不应超过缣本身的价值，则时匹缣的价格也应在千文以上。

总之，北宋中期的绢价比北宋前期也有上涨，大抵从每匹不足一贯涨至一贯有余。

综前所述，北宋前期到中期，物价呈渐变（渐涨）趋势。但中间小有波折，即因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新法，钱聚于上，造成物价回落。故使这种上涨的趋势进展较缓。大约宋哲宗时期因对夏战争，官方军费开支增大，所敛铜钱重又散出，物价再次回升。这段时间有关物价的记载奇缺，故无法精确地予以论证，但有一则记载或许能向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三至四载：“建中靖国元年九月六日，刑部言：‘元符令，定罪以绢者，每绢一匹准钱一贯三百。近岁物价踊贵，非昔时比，一绢之直，多过于旧价，乞于令文添入：若犯处绢价高者依上绢计直。’从之。”文中涉及的“元符令”规定，刑法上的一匹绢价格为一贯三百文。这说明元符年间（或这以前）刑法绢价已进行了入宋以来的第一次调整，由原先的每匹一贯增为每匹一贯三百文。这说明此前物价水平已有相当幅度的上涨。此外，引文中刑部上奏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即宋徽宗即位不久，这之前的“近岁”，显然指宋哲宗在位后期，也即是说哲宗后期发生了“物价踊贵”的情况。又《长编》卷五○二载，元符元年九月，议论枢密院过支厨钱事时，言及原因是“物价有至一倍以上”，“所增物价浸高，故一食之费价倍于前日”。《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载，建中靖国元年陈瓘上《国用须知》，其中讲：“且以无为军言之，民间买绢一匹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这也说明了哲宗后期物价的上涨。

四 北宋后期的骤变

造成北宋后期物价变化较为剧烈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大钱的铸行；二是纸币的泛滥；三是铁钱扩大行用区域而铜钱行用区域相对缩小。

有些记载较为直接地反映了物价的变化。《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之一七载，宣和四年（1121）六月榷货务上奏讲：“……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每石米价不过六七百，是时盐价每斤六七十；今来价每硕二贯五至三贯，而盐价依旧六十，实所未谕。……欲将见今盐价每袋（按：三百斤）用一十［三］贯文入纳，却将亭户所输官盐并行增价。”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此时的米价比熙、丰时增加三倍（即前者为后者约四倍）。榷货务官员看到，亭户的生产成本增加了，官买盐价却没有相应提高，这是造成私盐泛滥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求在提高卖盐价的同时，提高向亭户买盐的价格。此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盐价因而大幅度地提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后期物价增长的迅猛。

绢价增加。《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四载，以绢匹定刑的比价北宋大观元年（1107）进行了调整，诏书称：“计赃之律，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轻重。今四方绢价增贵至两贯以上，而计绢之数独循旧例，以一贯三百足为率，计价既少，抵罪太重，可以一贯五百文足定罪。”这是宋朝自宋太宗定计赃绢价以来第二次调价，大约有所顾虑，没有一次到位，如诏书所言，计赃价仍比市价低。到南宋初建炎元年（1130），宋廷又将比价进一步调至每匹折二贯足，这大约与北宋后期绢的实际市价较为接近。北宋末杨时于宣和七年（1125）三月上奏札中言及：时“产绢县分每匹不下二千三四百足”，“今浙绢两贯三四百足钱一匹方可”[20]。这说明北宋后期的绢价大约比北宋中期增长了一倍以上。

从铜钱的购买力考察物价，物价上涨了约三四倍，这与铜钱的造价（成本价）减低的幅度是基本接近的。前文已述，当十钱的成本仅约相当三文小平钱的成本。这说明，铜钱购买力的变化主要反映了铜钱自身价值的变化（这里讲“主要”，就是说还有其他次要构因，也应考虑）。如果从纸币的角度考察物价，则要复杂得多。因为纸币行用范围、发行数量、与铸币的关系等，都处于经常变动中，故不宜如铜钱那样予以简单地概括。但应当指出的是，此时期内纸币仍主要活动于铁钱区内，除个别时期外，它一般在整个物价体系中影响是较为有限的。

第四节 南宋时期铜钱购买力的变化

一 南宋前期因战乱造成的物价居高不下

南宋初期，由于战乱，使得生产遭到破坏，物价在北宋末年“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又有上涨，形成极其特殊的战时物价。此后，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定，物价也逐渐回落，但并没有回落到北宋中期的水平，而是维持在比北宋后期略高的水平上。

南宋初，金兵南下，跨过长江，一路向两浙，一路向江西、湖南，先后攻占苏州、杭州、洪州、潭州等许多城镇，沿途烧杀。溃败的宋军也到处抢掠，对地方的破坏不亚于金兵。战乱中，地方政权瓦解，散兵与自保的百姓、不堪压迫剥削铤而走险的百姓，重组为许多割据势力。《系年要录》卷三三细文讲，“桑仲、李成、孔彦舟、薛庆皆起群盗，翟兴、刘位皆土豪，李彦先、郭仲威皆溃将，赵霖、冯长宁皆摄官”。《系年要录》卷四七载，“孔彦舟据鄂，马友据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间，而邓庆、龚富剽掠南雄、英、韶诸郡”。同书卷四一载，绍兴元年监察御史韩璜言：“臣误蒙使令，将命湖外……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至，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七载，朱胜非被任命为江西路安抚大使，他上奏讲赴任途中所见：“自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入袁州界，则人屋俱无。”类似描述还有许多，不便赘引，大抵宋朝统治区内没有遭受战乱破坏的地方是很少的，农副业、手工业生产普遍地受到破坏。

此时期有关物价的记载，其数额大抵都是惊人地高。杨时《龟山集》卷二二《与廖用中书》中讲，福建上四州人“存者十无二三，乡下无牛无人，田皆荒废，至今斗米犹不下八九百钱”。《景定建康志》卷四八《吕颐浩传》记吕颐浩讲：“江浙等路连年失耕，又苦水旱，米价翔踊，每斗一贯至二贯。”《系年要录》卷四一载，绍兴元年初，鼎州“米贵斗直二千”。同书卷四四载同年五月，鄂州“大饥，斗三千五百”。《宋史》卷六七《五行志》载，绍兴二年春，“两浙、福建饥，米斗千钱”。大约此时期一石米的价格超过十贯钱是常事。

米价高，绢价也高。《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三○载，绍兴四年，大臣胡世将上奏言“洪州在市一［匹］绢之直已增长八贯五百文足，自余州军有至十贯以上去［处］”。《系年要录》卷七七载，同年殿中侍御史魏矼也言及当时江西“民间买绢一匹，至钱八千，多至十千”。官方的折帛钱每匹折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绢价的增长。《通考》卷二○《市籴考》载，南宋陈傅良讲：“建炎初年行折帛亦止二贯……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一匹绢价八贯，这是前所罕见的。刑法上以绢定罪，每匹绢折价由建炎初的每匹二贯，增为绍兴三年的每匹三贯（这当然是大大低于市价的，因为刑法需要稳定，不宜一次增加过多。又据《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一六，次年又规定，“应以钱定罪之法各与递增五分断罪”，也说明了物价的上涨）。

绍兴八年（1138），宋、金首次议和，战争减少。同时，宋朝对地方的控制逐渐恢复。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正式议和，此后战争基本停息，社会逐渐安定，生产恢复，物价逐步回落。

绍兴和议以后，荆湖地区连年丰收，粮价大跌。绍兴十一年八月，有官员上言：“荆湖之南，即今米斗百余钱，谷价之贱，未有如此者……”[21]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四载，绍兴十二年十一月，有官员上言：“湖南北两路二年之间，雨旸时若，年谷顺成，今米价每斗止于百钱……”《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和籴》载，绍兴十三年，“荆湖岁稔，米斗六七［十］钱……”《系年要录》卷一七二载，绍兴二十六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通上奏说：“今斗米为钱不满二百……”他讲的显然是东南地区的概况。同书卷一七四载，同年八月，“宰执进呈淮南漕司具到米价，最贱处每斗一百二三十文”。但福建路的粮价似仍比一般地区高。绍兴二十八年正月，“陈诚之奏曰：去年丰稔，糙米［每斗］只是三百以下钱”。官方秋苗米每斗却折征八百文[22]。李心传又记，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大理正章岵言：‘荆湖大稔，米升不过六七钱……’”[23]《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和籴》载，绍兴二十九年，“籴米二百三十万石以备赈贷，石降钱二千，以关子、茶引及银充其数”。此次籴米数量如此大，显然范围不止一路，而是东南数路。其籴价每石二千，应与市价接近。因为以关子等折支已经不受欢迎，在定价上不应与市价差得太远，否则可能引出事端。《系年要录》卷七八，在绍兴四年前后，户部支降籴本是每石四贯，恰是此时的两倍。李心传又记，三十年十一月，“至是，江西、湖南米斗才数十，而圭租乃命折价至三四千”[24]。这些记载都表明绍兴和议后物价有所回落。

宋、金和议后绢价的回落，可以从官方规定的折帛钱折价中得到清楚反映。前已述及，绍兴七年时折帛钱每匹绢折价达到最高即八贯省。《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三七载，自绍兴十五年始减落“两浙夏税糸由绢匹减一贯，和预买减一贯二百；江东西减两贯”。绍兴十七年，再次削减为：税绢“每匹江南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25]。当然，从下文可知，此折价实际仍高于市价。

绍兴十二年，由于官库绢入不敷出，宋廷规定，“今后恩赏支赐”除讲明支“本色”者外，“其余窠名并每匹折钱三贯文，如特降指挥令支本色者，每匹增钱一贯文”[26]。此折价应比市价略低，但本色价应与市价相差不大。《系年要录》卷一七一载，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大臣王大宝上奏中言及“今市价［绢］每匹不过四贯”，恰与绍兴十二年赏赐支价相近，大约此时期绢市价即在每匹四贯省上下。《宋会要辑稿之食货七○四六》载，绍兴二十七年，宋廷规定两浙第五等下户税绢一丈以下折缴钱，“每尺一百文足，零寸一十文，免收头子、勘合等钱”。每尺百文足，则每匹四贯二百文足，考虑到宋代畸零税绢折价历来高于市价，另此又规定免头子等钱，则此定折价必高于市价，此记载可以作为上引王大宝所言绢价的一个佐证。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五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宋孝宗初即位时，“臣僚言：诸路州县输纳夏税，令人户纳折帛钱六贯五百，却遣人于出产处收买轻绢，每匹不过二贯五百，起作上供……”出产处轻绢既每匹二贯五百，则一般地区普通绢价应高于此，或与每匹四贯省的价格也相差不远。

从以上对粮价、绢价的考察可以看出，南宋前期物价在从战乱时的不正常状态中挣脱后，并没有能回复到北宋中期的水平，而大体是回到北宋晚期的水平，即比北宋中期物价水平要明显地高出一段[27]。我们在这里不便对各种物价一一作分析，但如果作这种分析，那得出的结论也是与此一样的。

二 南宋中期的物价相对稳定

南宋自“隆兴和议”后，与金朝的战争停止了数十年，此后到“开禧北伐”前，时局较为平静，生产恢复，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经济有所发展，物价的变化又处于渐变阶段。此后到嘉定末年，虽有战争，生产遭受一定破坏，但社会经济还没有恶化。此时期楮币大量发行，以楮币和以铜钱标示的物价开始分离。楮币驱逐铜钱，铜钱外流、销毁、储藏屡禁不止，使得流通领域内铜钱的数量减少，铜钱购买力下落的速度减缓，这进而使以铜钱标示的物价呈现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

我们先看粮价的情况。思想家叶适在其《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中》内讲：“往者东南为稻米之区，石之中价财三四百耳，岁常出以供京师而资其钱；今其中价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预计。惟极南之交广与素旷之荆襄，米斗乃或上百钱为率耳。”他这里将南宋中期米价与北宋最佳时期的米价作了比较，认为此时米价比北宋最佳时增长了十倍，从下引记载可知，他的话基本属实而稍有夸张（讲十倍或许稍多，七八倍、八九倍总是有的）。又据他所讲，南宋江浙地区与荆襄广南地区的粮价是有差异的。所以下面对粮价的考察我们就将这二个地区分开进行考察。

关于江浙地区，《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四六又四一之五载，乾道四年五月，户部用新印会子品搭钱银籴粮，户部估计米“每石大约价钱二贯五百文省”。同书一○之二六又七○之六二载，乾道五年七月，知绍兴府史浩上奏中讲，本府一万六百四十六贯折帛钱，“以中色价纽计米三千二百一十七石二斗七升五合”，“省仓中界见行籴米价直作二贯文九十九陌纳米一石”。据上引计算，前述“中色价”为每石三贯三百文省，而省仓中界籴价为二贯五百七十一文省。大约前者较接近市价，后者为官价。同书一之四五又六三之二一七又载，乾道六年二月，浙西江东淮东路沙田芦场主管官梁俊彦等上奏田租事，其中讲田租“如愿折钱，以米一斗折钱三百”，同书四○之四九又四一之六载，同年四月，发运使史正志上奏讲：“户部去岁降本钱三百九十五万余贯，每斗约三百文省为率，约籴米一百三十万石……”上引二例都是每石三贯省。同书五八之一○又载，乾道七年八月，权发遣隆兴府龚茂良上奏讲，本府荒旱，“已立下价直，每硕止一贯五百四十文足［劝人赈粜］，比之市价折钱七百六十文足”。可知当时当地市价每石米价为二贯三百文足。同书四○之五○又四一之一○又载，同年十一月，权发遣处州李处全言：“……续将粜过米钱一千二百六十二贯一百四十三文，再籴到米四百三十五石二斗二升，每石价钱二贯九百文……”又杨潜《云间志》卷上《税赋》载，秀州华亭县南四乡，“乾道中”“苗硕为钱三千省”，“视北九乡稍优”。又蔡戡《定斋集》卷五《论时事札子》讲：“臣滥将王命迎客淮土需……所历淮浙八郡，苏秀中熟，常润所收仅六七分，自江而北，截长补短，大率不减六分，斗米不过二百五六十钱……”他讲的是淳熙初年的中等年成，淮浙地区米价每石二贯五六百文（不详钱陌）。淳熙七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上奏称，“本军今年灾伤至重”，拟以“钱二万四千五十二贯五百五十文省，趁此米价未起之间收籴米斛，约计可得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余石赈粜饥民”[28]。据此，当地当时米价约为二贯一百余文省，平时价格应较此略低。当年，他分别派人到邻近的淮南蕲州、江西隆兴府、吉州籴粮备赈，籴回粮的价格如下：蕲州米每石约二贯一百八十文省；隆兴府常池每石米一贯七百余文省，进贤每石约二贯省，奉新每石约二贯六百六十余文省，帑湖约二贯一百七十余文省；吉州二贯一百文省；隆兴府常湖（第二次）每石二贯零六十余文省，奉新（第二次）约二贯一百三十文省[29]。可知南康军周围地区米价每石都在一贯七百文至二贯七百文省之间，而多数系在每石二贯省上下。此冬，他又公布本军所属劝上户赈粜情况，谓在城粜价为每升十七文足，星子县同，都昌县十四文足，建昌县十二文足[30]，他又向提举司申报说：“见管和籴米，本军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经年陈损，与受纳到人户义仓米陈损色样一同，依市价每一升估计价钱一十文足……”[31]据上引，南康军正常年分米价应在每石二贯省上下。朱熹又记，淳熙九年，浙东旱，衢州缴到诸县“所申米价，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县状内独称大禾米每省升止粜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诸县米价大段辽远”[32]。又说：“若得二百万贯，则［浙东］一路可得米五十万石。”[33]可知当时浙东米价大约每石四贯省，此为荒歉年冬春季的米价。《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六载，淳熙十三年十月，“诏司农寺籴米每石作二贯二百文，价太贱，可增一百以利农”。蔡戡《定斋集》卷四《乞平籴札子》议淳熙末年的情况讲，“自去岁江浙大稔，斗米之直百五六十钱”，“老农咸谓数十年来所未尝有”。可知宋孝宗时期江浙地区米价正常情况下约为每石二贯省至三贯省上下。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二之三五载，宋光宗绍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检正都司言：“照得元立纳米补官赏格，系以丰年米价为准，每石只计钱两贯，委为太轻，耿延年所请却系大荒米价甚贵之年每石计钱四贯，委是太重……”如所言无误，则此时期米价应在二贯省至四贯省之间浮动。

周南大约于宋宁宗庆元年间上书言称：“臣询问今［浙西米］斗仅及二百，父老皆谓二十余年未有此稔……”[34]但宋宁宗即位不久的某年，彭龟年上疏言：“窃见今岁淮东、两浙多被旱潦，如常、润、扬、楚、盱眙等处，当此收成之时，斗米至为钱四百上下，无下三百足陌者……”[35]此米价当高于常年。真德秀上奏言及，嘉定八年，江东九州“市籴翔踊，斗几千钱……以平时三数日之资为一日之籴，犹不能饱”[36]。可见平时大约每石三贯。他于同年上奏又言及，宁国府“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籼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贯文足”[37]。可知同是江东路，也有米价颇低的地方。嘉定九年三月，广德军米价“以每石三贯为率”[38]。四月，真德秀又讲，广德军因灾情严重，“城市米价每一省升为钱四十余足”[39]。刘克庄《玉牒初草》卷二载，嘉定十二年正月，李安行奏：“知婺州赵夫裒敛析秋毫……其折价也，每石以七贯，而回籴军粮也，以三贯二百，军民怨嗟。”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在比较此时期与北宋正常时期的情况时讲：吴越之地（按即指江浙地区）“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他所讲的倍数未必准确，但他讲南宋中期由于江浙地区人口增加而导致的粮价（以及相关物价）相对北宋中期的上涨，则是可信的。

再看湖广地区。《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四四载，南宋乾道二年七月，监行在省仓下界兼监户部和籴场郑人杰上奏讲：“年来丰熟，米价低平。荆门、襄阳、郢州之米每硕不过一千，所出亦多。荆门（原文‘荆门’重出，待考）、沙市、鄂州管下舟车辐凑，米价亦不过二千……”《入蜀记》载，诗人陆游于乾道六年入蜀途中经过江陵府公安县，谓此地“井邑亦颇繁富，米斗六七十钱”。《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五四载，乾道九年正月，湖广总领李安国奏：“本所见今就鄂州置场收籴，下等大禾米每硕二贯七百省，系淮南并复州等处米；中等占米每硕二贯六百文省，系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硕二贯三百文省，系淮南米。”因收籴系用直使会子，每贯折铜钱六百文足，所以上述米价如用铜钱标示，分别是一贯六百二十文足、一贯五百六十文足、一贯三百八十文足。时人王炎《双溪集》卷二○《上薛大监书》讲，湖北岳州临湘县，铺兵、马纲卒无米可支，“遂不免折支官钱，一升十文”。此折价即每石一贯足可能低于市价，但不应差得太远，因是临时折价，差得太多军兵不会接受。《义丰集·代胡仓进圣德惠民诗一首并序》是时人王阮于淳熙初代人所写，为地方官歌功颂德的，其中讲：“乙卯（按指绍兴五年）饥荒后，长沙富庶全。纪年四十载，斗米二三钱（原注：潭州自绍兴五年一旱后，丰稔三十八年）。”所言斗米二三钱实不可信，但潭州粮价在淳熙年以前长时期处于低价位应是事实。《朱文公文集》卷八八《刘公（珙）神道碑》载，淳熙二年，知建康府刘珙“贷诸司钱合三万万，遣官籴米上江，得十四万九千斛”。此所言上江是指长江上游，应指江西、湖北、湖南，其籴价是平均每石米约二贯（含运费，另不详所谓钱是指会子还是铜钱或者是钱、银、会搭配）。《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载，淳熙十一年知江陵府赵雄上奏讲：“……今岁春夏赈粜……［粜］淳熙五年米每升一十九文，淳熙九年米每升二十三文……今秋……补籴……每石价钱不等，自一贯六百文至二贯五十文……余剩本钱二万三千九百二十贯二百三十九文，约可籴米一万二千余石……”据此，此时此地赈粜陈米价为每石一贯九百文、二贯三百文，补籴新米价为每石一贯六百文至二贯五十文（应为省陌）。同书四一之一四载，淳熙十三年闰七月，朝廷令鄂州“守臣籴米桩管，寻收籴到米四万五千八百石三斗五升，每石价钱二贯文”。《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八之三○载，淳熙十六年五月，宋廷规定，湖南路官员职田租“如折价钱，每石不得过一贯六百文足”。此限价显然高于常年市价。

陈龟年《止堂集》卷六《乞权住湖北和籴》载，宋光宗绍熙末“湖北地广人稀，耕种灭裂……常年米价，每石若及两贯，已为极贵”。嘉定八年前后，黄干任知汉阳军，他在向制置司申报公事时，曾讲十万贯铁钱准六万贯湖会可籴米约二万石[40]，又讲：“目今米价四贯以上官会（湖会）可籴米一石。”[41]又讲：“向来米价每石二千，目今已是七八千［湖会］。”[42]可知嘉定八年以前，汉阳军常年米价约是湖会二贯至四贯，当时湖会会价每贯约可折铜钱四五百文省，则以铜钱计此地米价应在一贯省至二贯省之间。嘉定十六年，真德秀上奏言及潭州官置场籴米“每石计官会三贯七百五十文”[43]。此时会子已严重贬值，以铜钱计，潭州米价应在二贯省上下。

据上引可知，南宋中期，湖北、湖南的常年米价以铜钱计大约在二贯足以下，大约就中水运方便地区受官方籴买影响米价较高，而交通较不便地区的米价则较低，时人王炎《双溪类稿》卷一九《上林鄂州》讲鄂州崇阳县“秋熟之时，粜谷一斛得钱二百五十足”，以谷二斛半折一石米计，此地米价仅为每石六百二十五文足。这同江浙地区的米价是相差较大的。

广南远离前线，驻军很少，人口也不稠密，此时期粮价比湖南北还要低。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常平》记：“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繁、食谷不多耳……一连遇大凶年，米斗仅至二百钱，则人民已有流离之祸。”

我们再看绢价的情况。《朝野杂记》甲集卷五《乾道郊赐》载，乾道年郊祀，宰相虞允文讲郊赐费多，言及：“旧来银一两，为钱四百，绢一匹，为钱七八百，故千匹两其直不过千余缗，今则七八千缗矣。”据此，当时一两银、一匹绢合起来共七八贯，当时银价大约每两三贯上下，则可知绢价每匹约四贯上下。《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五九载，乾道三年，右谏议大夫陈良祐上奏言及：东南“常年用钱四贯可纳一匹［税绢］”。这则记载也说明乾道年间东南地区绢价大约每匹在四贯上下。南宋詹亢宗《严陵集》卷九《均减严州丁税记》记，乾道九年严州蠲减丁税（严州丁税绢一半折钱、一半纳绢），“减绢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二匹，为钱凡四万七千一百七十缗”。据此，一匹绢相当三贯三百文。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六九载，淳熙四年十月，“臣僚言：‘临安府钱塘、仁和两县岁敷和买折帛下户常受其弊，盖本色所直不过四五千，折价所输其费七贯五百……’”淳熙五年成书的《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在记述福州夏税时讲，“皆估纳月中价，令人户输纳”，“见纳中价，每匹四贯”。此中价当与市价相差不远。《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七二载，淳熙六年二月，诏书中规定：“州县受纳人户税绢，其不成端匹者，每匹（“匹”应为“尺”之讹）并以一百文足折价”，依此折算，每匹绢折四贯二百文足。前已言及，宋代畸零绢折征钱时折价都是高于市价的，此折价肯定也高于市价。朱熹记，淳熙七年，南康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44]。淳熙九年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讲“［唐仲友］七月初一日买到轻怯大绢一百十八匹，高价估钱入库计四百九十贯九百六十五文省”[45]，每匹四贯一百五十文省。淳熙十五年周必大上奏言及：“户部纽作四贯一匹，价已不低，有钱甚易买。”[4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六《外任·漳州》记，绍熙初年朱熹在漳州任职，言及：“［漳州］军人皆愿得钱，不愿得绢。盖今绢价每匹三千省，而请钱则得五千省故也。”《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八八载，“庆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权知广德军赵善誉言……近年以来，居民蕃庶，蚕桑寝广，绵帛颇多，绢每一匹只直钱二贯二百文足……”

综上所述，南宋中期的铜钱购买力是相对稳定的，而其水平总体上并没有比北宋后期、南宋前期上升，相反，却又稍有下落。同北宋中期相比，各种物价尤其是粮、绢、银三种物价，都成倍增长。南宋中期铜钱的生产成本明显地高于北宋，发行量也大大减少，但是铜钱的购买力却没有明显提高，相反却仍有下降迹象。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北宋时期铸造的大量铜钱仍然存留民间，铜钱的供给在实际上并不缺乏。二是铜钱用料、轻重也不如北宋时，这部分抵销了铜钱制造成本的增加。

三 南宋后期楮币贬值掩盖下的铜钱购买力

南宋理宗、度宗在位时期，楮币严重贬值，以会子、铜钱标示的物价严重偏离。人们此时期较多地用会子标示物价，因而铜钱的购买力情况往往隐藏在会子购买力情况的背后。

关于此时期物价的记载比南宋中期的少，而以会子标示的物价往往高得惊人，若折为铜钱，则未见得比南宋中期高多少。

先看粮价。南宋嘉熙四年，行都附近较广的地域内发生了大旱灾，粮价急剧地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引起了宋朝君臣的一片恐慌，存留至今的有关文字也特别多。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记：“嘉熙庚子大旱，京尹赵存耕科敷巨室籴米，始官给三十六千一石。未几，粒价增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荡产，气绝缢死者相踵。”时人杜范此年八月上奏说：“物价腾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昔所无也。”[47]时人吴潜稍早也上奏讲：“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为缗丝（钱？）三四十千，而国不穷、民不困、天下不危乱者也。”[48]时人李曾伯稍后上奏：“姑以近年已验者言之……京畿近地，米石百千，殍歹堇相望，中外凛凛……”[49]类似记载颇多，无须枚举。这些记载表明，此次旱灾导致米价增至每石一百多贯会子。有些学者未作细致考察，不了解这许多文字都是出自同一时间段的，往往以这些文字来证明南宋后期的“通货膨胀”，这是不尽妥当的。因为此后粮价又下降了，而且若干年中也未重新上涨到嘉熙四年的高度。另外，上引粮价都是以会子标示的，若折为铜钱大约每石四五贯省上下。

此后我们可以查到的粮价记载颇有低于此的。如《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载，淳祐三年，明州得到十七界会子一百万贯，欲籴米谷各二万斛（文思院斛）则米每斛（按宋人往往“斛”与“石”混用）价约为三十贯十七界会。次年以“钱五十二万三百贯，籴米一万九千五百石有零”，则米价约为二十七贯十七界会子。估计当时十七界会子每贯折铜钱约一百文省，则上述粮价折为铜钱，大约每石为二贯五百至三贯省上下。

秦九韶《数书九章》卷一一《钱谷类·课籴贵贱》有如下一道数学题：“差人五路和籴。”“浙西平江府石价三十五贯文，一百三十五合”；“安吉州石价二十九贯五百文，一百一十合”；“江西隆兴府石价二十八贯一百文，一百一十五合”；“吉州石价二十五贯八百五十文，一百二十合”；“湖广潭州石价二十七贯三百文，一百一十八合”。各州米运达指定地点水脚钱不等。“其钱并十七界官会。其米并用文思院斛交量纽数。欲皆以官斛计石钱，相比贵贱几何（原注：文思院斛每石八十三合）？”答曰：安吉州二十三贯一百六十四文（按：余数删。下同）。平江府二十二贯七十一文。隆兴府二十一贯五百七文。潭州二十贯六百七十九文。吉州一十九贯八百八十五文。本题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度量衡制和物价水平不统一的情况。题中数据虽为假设，但应与成书的淳祐七年（1247）实际情况相差不远，即当时平均米价每石官斛约在十七界会二十几贯上下（按：此书在《推知籴价》一节的设题中谓“石价二十五贯文”，较此题所拟稍高）。若折为铜钱，每石米价应为二贯省上下。

淳祐十年前后，李曾伯奏言“支拨十七界京交五百九十万……姑以去年米价准约，则仅能籴及一十一万余石”。所言“去年米价”，约为十七界会五十贯，约折铜钱二贯五百文足[50]。又《景定建康志》卷二八《立义庄》载，淳祐十一年，建康府一义庄规定：“委的簪缨之后及见在学行供职事生员或有吉凶，请具状经学保明申上，给米八石、麦七石，米每石折钱三十六贯……”同书卷二三《仓》载，淳祐十二年，江东转运司平籴仓，“籴到米一十万石，般运水脚、仓廒等费约计五百余万贯十七界官会”。即官籴一石米约费五十贯十七界会，扣除运费等，大约每石米实价也是三四十贯十七界会。若估定当时会价每贯折铜钱五十五文足，则约折铜钱一贯六百文至二贯二百文足。《永乐大典》卷七五一四《平济仓》引《湘潭志》载，同年，有湖南潭州地方官撰文称：“今撙节余用，积到现钱贰仟叁佰贯足，充壹仟硕［米］籴本，别置一局，名曰：‘平济仓钱’。”约景定年间，汀州米“每石时价十七界会四十贯”[51]。高斯得《耻堂存稿》卷四《湘乡县平济仓记》中讲：“得钱二百三十万，计可籴千石，别为仓，名曰平济。”《永乐大典》卷七五一四《平粜仓》载，高斯得又在为浏阳县平粜仓所作《记》中说：“千石之米，半直予民，岁可得钱百万。”据前者，石米之价约二贯三百文；据后者，石米之价约二贯。《景定建康志》卷二三《仓》又载，淳祐十二年，“建康府复置转运司平籴仓，拨籴到米一十万石，般运水脚仓廒等费约计五百余万十七界官会”。连同运费等在内，一石米价为十七界官会五十贯，约折铜钱二贯五百文足。南宋后期因蒙元军队从西南威胁宋朝，宋朝于广西地区驻军，造成粮价上涨。李曾伯宝祐六年于广西经抚使任上上奏中讲：“臣十年前帅此时，米价每升多不过十钱。今静江［府］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52]咸淳二年冬，黄震给友人写信内言：“顷者大府住免应兑米局，市井间欢声如雷，元价每斗二贯八百，两日间即减至二贯……近两日俄又增至二贯六百……”[53]据此，时米价在每石二十贯至二十八贯间浮动。所言米价应是以十八界会子计，折为铜钱应也在二贯足上下。

再看绢价。《越中金石记》卷七元代《嵊尹余公道爱碑》言：“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界会壹贯，准铜钱贰佰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叁贯。”《咸淳临安志》卷五九《田税》载，咸淳六年，临安府蠲放四五等户绢粮，“九县共管绢一十四万六千五百七十一丈有奇，纽计价钱十八界会子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八十贯有奇”。据此，当时绢每丈价三贯十八界会子，一匹价约十二贯十八界会子，时会价每贯约折铜钱一百五十文足至二百文足，则时绢价约计铜钱一千八百文足至二贯四百文足。秦九韶《数书九章》有一道题言及假设的四郡绢价，即甲郡每匹二贯文足，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丙郡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时会价新会每贯约折铜钱二百六七十文足，则丙郡绢价以铜钱计约二贯七八百文足。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时旧会会价每贯约折铜钱五十至六十文足，则丁郡绢价以铜钱计约二贯九百文至三贯五百文足。据上引，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的绢价约为每匹二贯足至三贯省。这同南宋中期相比，并没有明显增加。

关于银价，从本书下文金银编关于金银购买力及与铜铁钱比价的讨论中可知，其情况与粮价、绢价很相似：尽管以会子计的银价在南宋后期比前期增长了许多倍，但是，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的银价比南宋中期虽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

通过以上对粮价、绢价以及银价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南宋后期同中期相比，铜钱购买力又有所下降，这可能与南宋后期大钱发行量增加及战争频繁有关。但下降的幅度很有限，远没有以楮币标示的数字那样令人震惊。

第五节 宋代铜钱购买力与前代比较

为了让我们对宋代铜钱购买力下降趋势有更深的了解，以下我们再简略地将宋代铜钱购买力同前代作一下比较。应当说明，宋代的铜钱在重量、成分上同前代相比，都有差异，但汉代五铢钱、唐代普通开元通宝钱等与宋代小平钱在重量、含铜量等方面差得并不很远，为了比较的简捷，故以下我们暂时予以忽略。

一 宋人自己的感受

关于宋代铜钱购买力不如前代，宋人自己已有所觉察，并有所议论，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几则议论引录如下：

石林叶氏曰：《汉书·王嘉传》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一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言其多也，以今计之，才八百三十万贯耳，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谷价甚贱。时至斛五钱（原注：耿寿昌以谷贱伤农建常平之议，其年斛五钱）。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正使有千万，亦是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御史大夫四万……[54]

班固《食货志》云：一夫治田百亩，岁收粟百五十石，石三十。至宣帝时，选用良吏，民安土，岁丰穰，谷至石五钱。而莽末盗贼起，谷价翔贵，洛阳以东，米石二千。大抵汉之粜价，至贱则谷石五钱，至贵不过米石二千。盖谷石三十乃常价也。以古观今，何悬绝如此！[55]

汉世大率钱重。前所书昭帝时酒升四钱，谷石五钱，概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间，金城湟中谷斛亦不过八钱，惟元帝永光二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时四方饥馑，朝廷以为忧。而其先，初元二年，齐地饥，谷石财三百余，民已多饿死者矣。……高帝贺吕公，绐曰“贺钱万”，吕公大惊，起迎之门。颜师古谓：“以其钱多，故特礼之。”若今世十千，何足惊也。元帝临兽圈，猛兽惊出，冯贵人前当之，帝虽嘉美其义，仅赐钱五万。……后汉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钱半谷，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钱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崔烈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五百万，五千缗也，以今助边之数校之，但可得副校尉耳。并发观者一笑。[56]

上引议论表明，这三位宋人都觉察到汉代同宋代相比，铜钱购买力要高得多。当然，他们的分析比较粗糙，不够严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他们列举的事例，看出汉代与宋代铜钱购买力的巨大差异。

二 唐宋铜钱购买力比较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除大灾或战乱外，粮价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如：据《贞观政要·政体篇》《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贞观年间（627～649），米每斗三至五文钱，这是人们经常称道的“贞观之治”时期的情况。又《通鉴》卷一九九载，永徽五年（654）洛州粟米每石二十五钱，杭米一百一十钱。《旧唐书》卷《高宗本纪》、《通鉴》卷二○一载，麟德二年（664）米每斗五钱。《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通典》卷七《食货典》等载，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东封泰山，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大抵米每石数十至一百多文是常事。安史之乱爆发后，一段时间处于战乱之中，粮价涨得很厉害，但随着时局的稳定，粮价又逐渐下落，虽未落至盛唐以前的水平，但仍明显低于宋代。如李翱《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说：“自建中元年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米一斗为钱二百……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米一斗不过五十。”即到元和年间，米价已回落至每石五百文上下。

唐前期绢价多以粮米计，如贞观年间，一匹绢价粟十余石，若以粟每石二十五文计（为米价一半），则绢每匹可折钱二百五十文。《通典》卷七《食货典》载，开元十三年（725）“天下无贵物，绢二百十文”，与前推算贞观年间价接近。到安史之乱爆发，绢价也暴长至四贯以上，随又下落。《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载，贞元十九年（803）权德舆上奏讲：“大历中，一缣直钱四千，今止八百……”他讲的情况反映了从暴涨到回落的过程。唐德宗时，大臣陆贽讲：“往者（建中年间）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贞元年间）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57]迟于他韩愈上奏讲：“初定两税时，绢一匹直钱三千，今（长庆二年，821）绢一匹直钱八百。”[58]他们都讲到初定两税法的建中元年（780）前后（当时唐内有藩镇之乱，外有回纥、吐蕃等入侵）物价较高，后来就低落了。从建中初年的匹绢三贯，到贞元年间的匹绢一贯五六百文，再到长庆年间的匹绢八百文，值得注意的是同宋朝类似，唐朝也曾实行以绢计赃，其见于记载的有二次规定比价。《唐会要》卷四○《定赃估》载，开元十六年（728）“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为限”。大中六年（852）唐廷又定：“州府绢价，除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于是“取宋、亳州上绢估每匹九百文结计”。这二个比价恰可以宋朝所定计赃绢价变化相衔接，形成一个递增系列，即由五百五十文、九百文，到宋代的一贯文、一贯三百文、二贯文、四贯文。计赃绢价一路攀升的轨迹，清楚地反映了从唐到宋铜钱购买力不断下降的发展趋势。

铜钱购买力的下降趋势，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原铜的生产能力是不断提高的，而原铜的消耗是较小的，原铜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要比农副产品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自从实行铜禁以后，原铜主要用于铸钱，用于其他方面受到极大限制，这就使得一方面，因铜钱生产成本降低而使自身价值减少；另一方面，世上的铜钱越来越多（唐宋时代允许行使前代铜钱），一旦超过市场所能容纳的限度，就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倾向，即铜钱市场价格低于自身价值的情况。当然，大钱越来越多、每枚铜钱含铜量的减少，也为购买力下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二八、《长编》卷六六等。

[2] 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九崇儒二·一八、食货六四之六六等。

[3] 《黄文肃公集》卷三一《申转运司为客船匿税及米价不同事》。

[4] 《古灵集》卷一六《知河阳县乞抛降和籴小麦价钱状》。

[5] 《西山真先生文集》卷一二《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赐罢黜》。

[6] 《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明道先生行状》。

[7] 方回：《古今续考》卷一九《近代尺斗秤》亦记有淮尺、浙尺、省尺，但比例与此有异。

[8] 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二《太医习业》。按自唐以来，又有大尺小尺之说，此言小尺。

[9] 《耻堂存稿》卷二《十月二十三日进故事》。

[10]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一二至一三。

[11] 《欧阳文忠公集·奏议》卷九《论与西贼大斤茶札子》。

[12] 《云溪居士集》卷二六《申明茶事札子》，另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五。

[13]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三李复论谨权量札子。

[14] 《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

[15] 《长编》卷八六引王皞《百一编》《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三五。

[16] 《燕翼诒谋录》卷二、《长编》卷八五。

[17]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诫约臣僚言财利诏》。

[18] 《长编》卷一四三、《范文正公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19] 《吕东莱文集》卷三《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20] 《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

[21]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四，参《系年要录》卷一四一。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七，参《系年要录》卷一七九。

[23] 《系年要录》卷一八○，参《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九。

[24]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圭田》。

[25] 《系年要录》卷一五六、《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三六。

[26]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二八，参《系年要录》卷一四五。

[27] 从本书第五编第三章第二节《金银的购买力及与其他货币的比价》对金银价的考察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

[28] 《朱文公文集》卷二○《申南康旱伤乞倚阁夏税状》。

[29] 参《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一○《节次差公吏收籴并拨钱下赈籴场》。

[30] 《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九《谕上户承认赈粜米数目》。

[31] 《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九《申提举司将常平米出粜》。

[32] 《朱文公文集》卷二一《申知江山县王执中不职状》。

[33] 《朱文公文集》卷一七《奏救荒事宜画一状》。

[34] 《山房集》卷二《代监司乞行下浙西广籴札子》。

[35]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七彭龟年又论淮浙旱潦乞通米商仍免总领司籴疏。

[36]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奏乞分州措置荒政事》。

[3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奏乞将知宁国府张忠恕亟赐罢黜》。

[3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七《申省第三状》。

[3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七《申省第四状》。

[40] 参《黄文肃公集》卷三一《申制司乞再给米》。

[41] 《黄文肃公集》卷三一《申京湖制置司办汉阳军籴米事》。

[42] 《黄文肃公集》卷三一《申转运司乞候岁丰别议筑城事》。

[4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七《申省第四状》。

[44] 《朱文公文集》卷二○《乞听从民便送纳钱绢札子》。

[45]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四状》。

[46] 《文忠集》卷一七三《思陵录下》。

[47] 《杜清献公集》卷一○《嘉熙四年八月已见札子》。

[48] 《许国公奏议》卷三《经筵奏论救楮之策所关系者莫重于公私之籴》。

[49] 《可斋杂稿》卷一七《除淮阃内引奏札》。

[50] 《可斋杂稿》卷一九《奏总所科降和籴利害》。

[51] 《临汀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辑自《永乐大典》的华阳乔氏三庄精舍写本。

[52] 《可斋续稿》后集卷五《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

[53] 《黄氏日抄》卷七三《申京尹洪尚书覆帖》。

[54] 《通考》卷八《钱币考》。

[55] 方勺《泊宅编》（三卷本）卷中。

[56] 赵与时：《宾退录》卷三。

[57] 《陆宣公奏议》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58] 《韩昌黎集》卷四○《论变盐法事宜状》。

第三编 铁钱和特殊货币区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铸行铁钱数量最多、时间最久的朝代。历史上最早的铁钱，大约是私人盗铸的劣币，至少在汉代就可能已经出现了。官铸铁钱，始见于东汉初年割据川蜀的公孙述，再见于南朝的萧梁政权，行用时间都很短。五代时期，中原政权都没有铸行铁钱，但不少割据的地方小政权都铸行过铁钱，包括北方幽州的刘氏政权，还有南唐、闽、楚、南汉、后蜀等。

宋初，除四川外，其他地区的铁钱都被有步骤地禁止流行。不久，四川成为铁钱区。宋仁宗时期，陕西、河东变成铜、铁钱兼用地区，后来这两个地区又逐渐变成主要行用铁钱的地区。北宋后期，又曾在广南等地铸行铁钱。南宋时期，除四川地区仍旧行用铁钱外，处于长江以北的淮南地区和京湖地区，也变为铁钱区。

总的来讲，在宋代，行用铁钱的地区不如行用铜钱的地区多，行用铁钱地区的人口也不如行用铜钱地区的人口多。但是，从时间上讲，铁钱的行用却基本与宋朝相始终；从数量上讲，总铸行量不下千万贯。所以，铁钱不但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货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铁钱与铜钱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因铁比铜贱，故而铁钱比铜钱购买力低；二是铁易锈蚀，不适合长期储存。对于这两点，宋人已有明确认识。关于铁钱购买力的低下，宋人议论甚多，此不赘引。关于铁钱易锈蚀，如南宋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四《与许运使论荒政书》讲：“铁钱非可贮之物，锈蛊脆坏，日有破碎。”同书卷二七《上赵丞相札子》也讲：“铁不可蓄，非铜比。”铁钱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在流通中产生了不少有别于铜钱的新情况。

由于官方强制某些地区行用铁钱，从而形成一些专行铁钱或铜铁钱兼行的区域，这些地区行用的楮币也不同于其他地区，这些地区就成为特殊的货币区。由于特殊货币区归根结底是由铁钱造成的，因此，我们把对特殊货币区的叙述同对铁钱的叙述放在一起。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关于上引特殊货币区行用铜钱的情况也一并在本编叙述。这是需要在此特别申明的。

第一章 原铁供给、江南福建铁钱及北宋后期铁钱

史籍中关于铸钱用铁的来源及供给的记载较为缺乏，而铁钱在宋代的重要性又不如铜钱，所以，只能用较少的笔墨来讨论铁钱原料供给问题。而在北宋，除四川、陕西、河东外，还有一些地区也流行过铁钱。又北宋后期曾扩大铁钱行用范围。这些将在这里一并叙述。

第一节 铸钱用铁的供给

一 宋代铁的生产概况

宋代铸钱用铁的供应同铸钱用铜的供应有较大的差异。当时所产的铜绝大部分用来铸铜钱，而当时产的铁用于铸铁钱的部分所占比重相对要少得多，因为造农器、兵器要用去相当数量的铁。铜在宋代是禁榷物品，铁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不是禁榷品。所以，铜是严禁私人开采和贸易的，铁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地区是不禁止私人开采和贸易的。这样，官方关于铜的生产的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而官方关于铁的生产的统计数字与实际铁的生产数量之间便存在很大差距。换言之，官方关于铁的生产的统计数字大抵是不很完整的。以下我们将文献记载中有关“岁课”或“岁收”的数字汇集开列如下：

宋代铁的生产同近代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即近代采矿同冶炼是分开的，而宋代采矿同冶炼基本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差异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也都是如此的。宋代这种采炼合一的生产单位就是铁坑冶。宋代铁坑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李焘记宋真宗天禧五年前后的情况说：“产铁有四监，曰徐州之大通、利国，兖州之莱芜，相州之利成。莱芜废于大中祥符七年。又河南凤翔、虢同仪蕲黄袁英州、兴国军，有十二冶。晋、磁、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吉、汀州有二十务。信鄂建连南剑、邵武等州军有二十五场。”[1]史文则载，宋英宗治平年间，“登、莱、徐、兖、凤翔、陕、仪、邢、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铁之冶七十七”[2]。与天禧末年比较，少了河南、同、黄、晋、道、梅、耀、坊、鄂九州府，新增登、莱、泉、资四州。南宋时期，淮河以北地区的许多重要铁矿冶丧失，据李心传记，绍兴末年，除四川外东南共有二十州产铁，它们是：信州、抚州、吉州、建州、郁林州、兴国军、饶州、舒州、宾州、江州、潭州、惠州、韶州、广州、池州、洪州、辰州、处州、徽州、南雄州[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至八、一二至一四记载了元丰元年铁的总收入（550万斤）和各产铁州当年的收入数。我们以下将年收入万斤以上的州及其收入数开列如下：徐州利国监（30.8万斤）、兖州（24.2万斤）、邓州（8.4万斤）、磁州（197.1万斤）、邢州（217.3万斤）、虢州（15.5万斤）、陕州（1.3万斤）、凤翔府（4.8万斤）、凤州（3.6万斤）、晋州（3万斤）、威胜军（22.8万斤）、袁州（4.1万斤）、兴国军（5.9万斤）、南剑州（1.3万斤）、英州（4.3万斤）。又同书二七引《国朝会要》记北宋中期某年的“山泽之入”，总入为565万斤，各路收入数依次（以多少为序）为：江南西路（174万斤）、永兴军路（125万斤）、河北西路（106万斤）、京东东路（47万斤）、荆湖南路（31万斤）、利州路（20万斤）、京东西路（19万斤）、秦凤路（13万斤）、成都府路（7万斤）、福建路（6万斤）、河东路（6万斤）、广东路（3万斤）、江东路（2万斤）、梓州路（0.5万斤）。

李心传记述了绍兴末年（也可能是乾道初年）南宋除四川外的东南地区铁的出产情况，其中岁产量在万斤以上的州有：信州（25.7万斤）、抚州（11.7万斤）、吉州（29万斤）、建州（4万斤）、郁林州（2.7万斤）、兴国军（2.4万斤）、饶州（1.7万斤）、舒州（1.5万斤）、宾州（1.4万斤）、江州（1.3万斤）、潭州（1.3万斤）、惠州（1.2万斤）、韶州（1.2万斤）（按：以上数字一律采取径去尾数法将零数删去）。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铁的出产比铜的出产分布要相对均衡，东部西部南方北方都有出产。产地较为集中的是京东路、河北路、江南西路、福建路等。但从各地产量上分析，却又显示出很不均衡的状态。从元丰元年的情况看，河北磁、邢二州的产量之和占当年全宋产量的约80%。而从另一年的“山泽之入”数看，河北的产量又大不如江西、陕西，不足全宋数的1/5，说明铁的产量同其他矿产一样，也是很不稳定的。但江南西路、永兴军路、河北西路的总和，仍为全宋的4/5，表明分布的不均衡性仍然存在。从南宋绍兴末年的情况看，江南东西路三州的产量之和占东南地区的约75%。

然而令人颇感困惑的是，在上述天禧末年的产铁州中，行用铁钱的四川只有合州、渠州二州；在上述治平年间的产铁州中，只列了四川的合、渠、资三州，而且这三州与设监铸钱的邛州、利州、成都、兴州等距离均较远，而有铁钱监的几个州恰恰都没有列入产铁州的行列。《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至八、一二至一四记载的元丰元年各州岁入铁数中，四川仅列二州，即荣州收295斤、资州收7254斤，数量之少，令人惊叹。此书还记载了四川的雅州名山县蒸矿炉三所、梓州通泉县三冶、东关县一冶、兴州铁炭场，却不载收数。这使我们不能不产生如下的疑问：会不会用于铸铁钱的铁当时都不计入官方的铁岁课数内？会不会当时生产铸钱用铁的州都没有列入上述产铁州的行列？

二 铸钱用铁的供给

关于宋代铸钱用铁如何供给，史书上没有概括性的记述，更见不到官方的明文规定。从文献中对具体钱监的分散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钱监的用铁都是取自本州或邻近州的。例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说：“祖宗时，益、利、夔三州（路？）皆有铁冶，故即山铸钱。”《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说：“嘉、邛州岁科衙前以铁，科民以炭，颇以为扰。”又《宋史》卷二八六《薛奎传》载：“［兴］州有钱监，岁调兵三百人采铁。”另吕陶《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载，元祐元年时兴州济众监“所用生铁，并在衙前酒场和买”，“本州劝诱炼铁之家，通抵产预借钱，每斤支三十文，彼时山林不远，可以就便置炉炼铁”，“现今本州与三泉西县炉户拖欠额铁四百余万斤”。再有《长编》卷三三五载，元丰六年，夔州路转运司言：“万州铁矿甚多，乞创钱监……从之。”同书卷二五九载，熙宁八年正月皮公弼言：“今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同书卷二六○载，同年永兴军等路转运司言“商州、洛南、华、虢［各钱监］最近铁冶，可以久行”。同书卷二六八载，同年，“岷州铁冶暴发”，于是置滔山监。《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引《吏部条法》载，南宋绍定元年时，汉阳监、蕲春监是靠“鄂州江夏、咸宁、通城县，兴国军大冶、永兴县，寿昌军武昌县，安庆府怀宁、太湖、宿松县，蕲州黄梅、广济、蕲春县”的铁来供应的，等等。这些都是铸铁钱用本州出产的铁或邻近州所产铁的实例。相反，钱监铸钱用铁靠长途运输的实例在记载中却一例也见不到。

北宋时期，四川在正常情况下，每年铸50万贯小铁钱或20余万贯大铁钱。小铁钱以每贯5斤计，50万贯要用铁250万斤；祥符减轻大铁钱每贯约用铁13斤（成重12斤10两），20万贯也要用铁260万斤。这样多的铁大抵接近前列北宋岁课铁数的一半。这样大数量的铁似不会从河北磁、邢二州或京东路长途运输入川的，大抵如上所引，都是就近取之于本州或邻近州军的。所以，由此可以推断，宋代铸钱用铁是不计入铁的岁课统计数内的。

附：铁禁

铁在宋代也是制币材料，但它与铜、铅、锡不同，用途广泛，尤其为农业必不可少，铁的出产也较多。所以，官方对原铁的管理办法与对铜铅锡有较大差异。在多数情况下，官方对铁矿产品没有采取统购统销的禁榷法，但在少数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或一定范围内实行过禁榷法。

北宋前期没有实行铁的禁榷，但对于铁的应用和贩运，有些限制性规定。《长编》卷一三载，宋太祖开宝五年正月“丁酉，禁民铸铁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无用者。上虑愚民多毁农器以邀福，故禁之”。同书卷五九载，此规定是出于重农的目的，与钱币铸行关系不大。宋真宗景德二年二月，“上闻边民乏农器，诏弛铁禁”。这说明此前边境地区有铁禁，大约是防止铁出境被敌方制成武器。同书卷六一，同年九月，“丙寅，诏许河中府民赍铁器过河，于近郡货鬻，其缘边仍旧禁断”。此记载说明官方又恢复了边疆地区的铁禁。《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物产·铁》记官方对贩铁器下海，也有限制，当也是出于同样动机。边境的铁禁也同钱币铸行关系不大。

宋仁宗时，陕西开始铸行铁钱，官方一度有实行榷铁的意图，但未被采纳。《宋史》卷三○四《曹颖叔传》载：“［仁宗时］为陕西都转运使。自庆历铸大铁钱行陕西，民盗铸不已，三司上榷铁议。颖叔曰：‘铁钱轻而货重，不可久行，况官自榷铁乎？请罢铸诸郡铁钱，以三铁钱当铜钱之一。’从之。”又王称《东都事略》卷六〇《赵师民传》记：赵师民“［仁宗时］知耀州，民有盗铁禁者（编者按：文不通，疑有误），师民曰：‘鄣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问”。据此记载，或许官方在某些地区实行过榷铁，但似不持久。

宋神宗元丰六年，京东都转运使吴居厚曾对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实行官营，并在邻近地区实行榷铁。《长编》卷三三九记：“［元丰六年九月丁卯］京东都转运使吴居厚奏：‘本路徐、郓、青三州都作院及诸州小作院，每岁制造诸般军器及上供简铁之类数目浩瀚。今将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年计课铁充使外，所少极多，欲乞将两监铁冶就逐处监官依邢、磁二州例，并从官中兴扇，计其所得，比旧可多数倍。’从之。”两监既实行官营，民间所需铁器自然要官方制造出卖。《通考》卷一八《征榷》记：“自是官榷其铁，且造器用以鬻于民，至元祐罢之。”《长编》卷四九三载，曾布追忆元丰末年情境道：“臣自江西还朝，见［吴］居厚卖铁器榜道中比比有之，此事不虚也。”此事与吴居厚铸铁钱有关，而二监在宋代铁的生产中也居重要地位，但时间仅有两年。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宋徽宗大观元年九月，宋廷下令“禁铁冶私相交易”。《通考》卷一八《征榷》又记：“大观初，泾原皇城使裴绚上言：‘石河铁冶令民自采炼中卖于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乃诏毋得私相贸易如所奏，而农具、器用勿禁。于是，官自卖铁，唯许铸泻户市之。”不过，此时仍未实行铁的禁榷。

大约真正实行铁的禁榷，只是政和八年一年。《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载：“［政和八年］令诸路仿茶盐法榷鬻，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听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私相贸易者禁之……臣僚复以为言，故严贸易之禁，而铁利尽榷于官，然农具、器用从民铸造，卒如旧法。”“政和初，臣僚言：‘盐铁利均，今盐策推行已备，而铁货尚未讲画。请即冶户未偿之钱，收其已炼之铁，为器鬻之。兼京东二监所出尤多，河北固镇等冶并官监，其利不赀，而河东铁、炭最盛，若官榷为器，以赡一路，旁及陕、雍，利入甚广，且以销盗铸之弊。又夏人茶山铁冶既入中国，乏铁为器，闻以盐易铁钱于边，若官自为器，则铁与钱俱重，可伐其谋。请榷诸路铁，择其最盛者，可置监设官总之，概诸路不越数十处，余止为铸泻之地，属之都监或监当官兼领。凡农具、器用皆官铸造，表以字号，官本之余，取息二分以上，仍置铁引以通诸路，储其钱助三路钞本。’诏户部下诸路漕臣详度。”

《通考》卷一八《征榷》记：“政和间，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于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据上引，此时期曾发行过铁引，原铁贸易由官方垄断，铁器初不许民自制，但不久就放宽了限制。《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又载：“会次年，广东路请以可监之地如旧法收其净利，苗脉微者召人承买，官不榷取，遂并诸路详度之旨不行。”据此，禁榷在次年即解除了。

南宋时期，铁钱的铸行量比北宋时期增加，且铁为胆铜生产的原料，但未见官方有明确的榷铁规定。《系年要录》卷一七七记：“［绍兴二十七年五月庚午，秘阁修撰、新知福州沈调］言：‘福建路产铁至多，客贩遍于诸郡，而官监坑冶决然稀少。今若尽令中卖入官，则无所用；纵之，则利不归上，深为可惜。乞令转运司措置申省。’从之。”但转运司如何“措置”，却未见记载。又《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载：“［绍熙二年八月］甲申，宽两浙榷铁之禁。”两浙榷铁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也无从考知。《庆元条法事类》卷八〇《杂犯》载：“谓（诸）乡村非居人要会处辄置炉造熟铁器用者，杖一百，许人告。”官方限制乡村置炉造熟铁器是否与榷铁有关，也无从考明。另《宋史》卷四一三《赵必愿传》讲，宋宁宗时，赵必愿曾在泉州罢“差吏榷铁”，官方为什么要在泉州这一局部实行榷铁，也令人费解。总之，尽管有如上记载，我们仍然不能判定南宋官方曾实行过全面的铁的禁榷。

第二节 宋初江南、福建铁钱

一 江南铁钱

北宋初年江南地区行用的铁钱，实际是沿用五代南唐末年铸行的铁钱，其行用时间很短。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铜钱》记：“李煜据有江南之地，国用窘乏，建隆四年，其大臣韩熙载请铸，每十钱即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乾德、开宝中，遂不用，铜钱十（编者按：十当为一之讹）直铁钱十。”而李焘记：“初，［南］唐废永通大钱，更用韩熙载之议，铸当二铁钱。熙载由中书舍人迁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宰相严续数言铁钱不便，熙载争于朝堂，声色俱厉。左迁秘书监，不逾年，复拜吏部侍郎。是月［乾德二年三月］，始用铁钱，擢熙载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出境，辄以铁钱十易铜钱一，官不能禁，因从其便。官吏皆增俸，而以铜钱兼之，由是物价益贵，至数倍，熙载颇亦自悔（原注：熙载拜户部侍郎，充铸钱使，《十国纪年》及《朔记》在建隆元年二月末，拜兵部尚书、勤政殿学士在此年六月，今并书于此）。”[4]根据这两条记载，南唐行用铁钱，是建隆四年（963）韩熙载提出建议，大约此后开始试铸，但到乾德二年（964）三月才正式发行。

又《十国春秋》卷一七《南唐后主本纪》注引陶兵《食志录》记：“韩熙载请以铁为钱，其钱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既而铁钱行，公私便之。”这一记载记述了南唐铁钱的形制。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三则记：“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铁？）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他的记述使我们了解了当时铜铁钱的比价变化情况。

宋朝灭掉南唐后不久，就着手在江南铸造铜钱，为停止使用铁钱做准备。李焘记：“李煜旧用铁钱，于民不便。［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壬辰朔，［樊］若冰请置监于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诸州官所贮铜钱数，尽发以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麦。铜钱既不渡江，益以新钱，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且除铜钱渡江之禁。诏从其请，民甚便之（原注：铸铁钱为农器，别本《实录》见七月丁亥，今并书之）。”[5]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讲：“国初，江西亦用铁钱。尝见玉笋山玉梁观所藏经卷尾有题字云：‘太平兴国三年太岁戊寅，新淦县扬名乡胡某，使铁钱一百二十贯足陌写经六十卷。’玉梁观后改为承天宫。”讲的应是铁钱将要退出尚未退出流通时的情况。

二 福建铁钱

福建地区行使铁钱的时间要比江南地区长。福建地区在宋朝灭掉南唐、闽后最初隶属江南路转运使，所以，宋朝关于禁止江南行用铁钱的命令本来也应适用于福建。但不知由于何种原因，福建似没有贯彻这一命令。不但如此，似乎整顿田税时，还部分地以铁钱立了税额。《淳熙三山志》卷一七《财赋·岁收》载：福州“夏税产钱三千余折细、裨布，小麦又折为钱，钱又征物外四千四百五十八贯三百二十文，纳铜、铁中半钱（原注：谓如产钱二百文纳一百文纳铜钱，更一半一百文，元纳铁钱，已准敕不行，每百文令将铜钱四十八文为折纳之类）计钱三千二百九十贯一百六十一文”。福州是福建路的首府，大约其他州军的情况应与之类似。

李焘记：“［太平兴国八年三月甲申］又以民乏铜钱，令于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寻罢之。”[6]史文又载：“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寻罢铸，而官私所有铁钱十万贯，不出州境，每千钱与铜钱七百七十等，外邑邻两浙者亦不用。”[7]这就是说，入宋以后，官方又曾在福建地区铸行铁钱，这同在江南其他地区只沿用南唐旧有铁钱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又上引记述讲福建公私有铁钱十万贯，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是1∶0.77，这些都是关于福建铁钱的具体描述。但上引记载又存在疑问：所谓不出“州境”是指哪个“州”？如果指建州，则与实情不符。

《长编》卷二四记：“［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先是，陈洪进发漳、泉丁男为馆夫，给负担之役。洪进既献地，转运使犹计佣取直，凡为铜钱二千一百五十贯、铁钱三万一千五百三十贯……壬辰，诏除之。”漳、泉州百姓所欠佣直，虽是五代时期遗留，但取直似是宋朝官员所计，至少说明此二州在宋初还行用铁钱。同书卷二四又记，同年“［十二月己酉］福州言：‘本州兼用铁钱，铜钱三直铁钱一。计赃为重轻。请自今悉以铜钱定罪。’从之”。可知至太平兴国八年时，福州仍在兼行铁钱。但他记铁钱比铜钱价高，令人怀疑。查《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记此事谓：“［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福州言，先是，铜铁钱兼用，铁钱三直铜钱当一，吏受赇盗用官物参以铜铁钱，计其赃差重，自今望悉以铜钱定罪。从之。”而《宋太宗实录》卷二七记此事也谓“铁钱三直铜钱一”，可知此处李焘把比价搞颠倒了（或为勘误）。

实际上，福建行用铁钱（即铜、铁钱兼行）的时间是相当长的。从记载看，至少到宋仁宗在位时期，福建仍在兼用铁钱。《长编》卷七七记：“［大中祥符五年二月癸丑］诏福州支诸军俸，自今悉用铜钱，勿以铁钱参之。”说明此前军俸还兼支铁钱。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九又六三之一六七载：“天圣三年，［张］希颜又奏：‘……福州［官庄田佃户］只依私产纳税，复免差徭，显是幸民，乞相均米数，依州价折纳见钱，铜铁中半。’从之。”可知此时福州官庄佃户纳租税还部分使用铁钱。李焘又记：“［庆历五年六月丙辰］降前福建路转运按察使、金部员外郎高易简知衢州。福建伪命时行铁钱，本朝因之。时泉州青阳等场铁大发，易简遂置务于泉州，欲移铜钱于内地，初不以闻，坐是得罪。”[8]高易简擅置铁钱监，这也表明铁钱当时在福建仍能为人们接受。

又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程光禄》记载说：“熙宁中……交趾为寇，遂以公直昭文馆、知福州……铁钱乱币，公为罢之。”这里讲的铁钱，不详是旧有铁钱还是私人盗铸的劣币，无论如何，这说明宋神宗时期一度福建又有铁钱流行。

附：宋代关于禁止铁钱越界及在铁钱区行用铜钱的规定

宋代往往有数个货币区同时行用铁钱，但各个货币区行用的铁钱往往形制有别，官方虽然有时允许不同货币区间的铁钱互相流通，但是有时也禁止不同货币区的铁钱互相流通。官方又明确立法，禁止铁钱区行用铜钱，及禁止铁钱区的铁钱流入铜钱区，这从下引官方文书中可以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诸川陕（峡？）路铁钱与陕西、河东路铁钱侵越行用者，论如博易私钱法，将铁钱入铜钱界行用者，减二等，并许人告，钱没官（原注：下二条许告没官准此）。

诸将铜钱入川陕（峡？）界者杖六十，二百文杖七十，二百文加一等，二贯徒一年，二贯加一等，过徒三年十贯加一等。诸于陕西路［用］铜钱者徒二年，配千里。

告获川陕（峡？）铁钱与陕西、河东路铁钱侵越行用及将铁钱入铜钱界行用者：杖罪，钱一十贯；徒罪，钱二十贯；流罪，钱三十贯；编管，钱四十贯；配，钱五十贯。获将铜钱入川陕（峡？）界者：杖罪，钱五贯；徒罪，钱十贯；流罪，钱二十贯。告获于陕西路用铜钱者，钱二百贯。[9]

上引立法的详密程度令人吃惊，说明官方对不同货币区间的货币流通有着严格的限制。这些规定可能是经常变化的，我们已无法详细了解其变化细节了。

上引北宋时期的规定同禁止铜钱外流关系不大，或至少官方未加强调，而南宋时期铁钱区的设立从一开始就同禁止铜钱外流相联系，所以禁止铁钱区内行使铜钱就同禁止铜钱外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此外，官方也多次下令，禁止江北铁钱流入江南（详参见第四章“南宋江北铁钱”）。

第三节 宋徽宗时期的铁钱

一 夹锡铁钱的产生及推广

在北宋前期停止在江南、福建等地铸行铁钱以后，至宋徽宗即位以前，行用铁钱的基本只有四川、陕西、河东三地区。这中间也曾陆续有人提出要在其他地区铸行铁钱。前述宋仁宗时有人曾拟在福建泉州铸行铁钱，所铸不多，随即停止。《长编》卷二八三载，神宗时又有人曾提议在河北邢、磁等州铸铁钱，沈括提出反对说：“今河北磁、邢之地，铁与土半，民冒利忍死以谩法，殆不足胜也。”他认为在此地区铸行铁钱会同在河东地区铸铁钱一样后果严重。宋神宗大约接受了他的意见，没有批准在河北铸行铁钱。宋哲宗时，又有人提出拟在广西铸行铁钱。同书卷四六九又记：“［元祐七年春正月庚子］户部言：‘广南西路转运司奏，本路融、柳、郁林、廉、邕等州及邻近全州灌阳县各产铁甚多，已依陕西等路条例鼓铸铁折二钱，与本路铜钱兼行。看详：湖广江浙铜坑近年所收仅足上供，而广西铜钱稍稍流出徼外，岁仰东路铜货，亦无由永远应副。若比类陕西兼行，恐通行日久，私下复有陕西轻重之弊，欲令广西转运司先且踏逐拘收本路出铁坑冶，召人采纳，如可鼓铸选官并工铸大钱及一十万贯，令与铜钱兼行，惟得于本路行使。向去民间铁钱渐广，即具实闻奏，立定铜钱、铁钱并行分数法。’从之。”此后此事不再见于记载，估计是遇到问题，没有久行。这样，除四川、陕西、河东外，其他地区基本都没有铸行铁钱。

宋徽宗时期大变钱法，于是就有人提出铸行夹锡铁钱的建议。《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崇宁二年五月条记：“夹锡钱始于［崇宁］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诏从之。寻又命陕西转运许天启铸夹锡当二及当十大钱。”《通考》卷九《钱币》也载洪中孚言，后半部作“请改铸夹锡当三、当十铁钱”，似为转引有误。同书又记，令陕西铸夹锡钱是在此年二月：“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蔡京奏：‘……又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令许天启相度依此施行。’从之。”[10]陕西铸夹锡钱既始于此年二月，则河东早于陕西，估计应在正月。

夹锡钱最初似仅行用于河东、陕西，推广夹锡钱于其他路分是在崇宁四年（1105）实行的，有四种史籍记载了此事，因其不尽一致，故一一引录如下：

［崇宁四年闰二月］甲申，置陕西、河北、京西路，江东、西路十三监铸当二夹锡钱。……三月壬寅，诏铜、铁钱公私出入计赃定罪共为一律，不分轻重。仍以河东路所铸夹锡钱通行天下。[11]

［崇宁四年闰二月］甲申，置陕西、河东、河北、京西监，铸当二夹锡钱。[12]

［崇宁］四年闰二月，汝州鲁山置监，并陕西、两河、京西十八监铸夹锡钱。[13]

［崇宁］四年，京西北路提刑宋乔年请于汝州鲁山县兴置钱监，及河东北、京西、陕西诸路十八监与（铸？）夹锡折二钱。从之。寻诏夹锡钱通行天下。[14]

其中《十朝纲要》所记多“江东西”而少“河东”，钱监数为十三；《宋史》《玉海》《九朝备要》所记地区同，而后二者均记钱监数为十八（若鲁山监未记在内则为十九）；又《十朝纲要》《宋史》《九朝备要》均明载所铸为折二夹锡钱；最后，《十朝纲要》明确讲以河东夹锡钱推广于天下，而《九朝备要》则只载不久诏令夹锡钱通行天下，其余二书失载。各书分歧的孰是孰非恐难判定。在上引四则记载中，只有《十朝纲要》明确将推广于天下的时间系于崇宁四年三月，当是可信的。

二 关于《宋史》一则记载的辨析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对陕西铸行夹锡钱事也有记载，却引出了疑问。其述；“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依照此所记夹锡钱的原料，则夹锡钱以铜为主要原料，原料中没有铁，应归入铜钱类而不应归入铁钱类。有学者根据此一记载作出推论，即宋徽宗时期除铸行夹锡铁钱外，还铸行了夹锡铜钱。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应当承认，宋代曾有过夹锡铜钱。《长编》卷二五六记：“［熙宁七年九月壬戌］先是，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二钱。都转运使蔡延庆言：‘凤翔府郿县兼锡、铜铸折二钱，皆脆恶，以铸当五、当十，宜可用。’诏皆罢之（原注：此据《食货志》第六卷，不得其时，因本志附吴中复、皮公弼等奏请前。按《实录》八月戊辰，诏罢凤翔府郿县铸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贯辄碎也……）。”这里讲的“兼锡、铜”的“夹锡青铜折二钱”称夹锡钱应是可以的，但引文讲的是宋神宗时期的夹锡钱，宋徽宗时期是否也铸了夹锡铜钱呢？别处均无明载，关键还是对前引《宋史》记载的理解。

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上引《宋史》记载讲的这种“夹锡钱”用料是颇多的，一缗要用铜8斤、黑锡4斤、白锡2斤，共14斤。这使我们联想到《群书考索》后集卷六〇《财用·铜钱》所记崇宁三年陕西当十铜钱料例，即：“每贯用铜八斤、白锡一斤六两、黑锡三斤一十二两。”下文记同年韶州永通监铸当十钱也是“每贯合用铜八斤”。这一料例与《宋史》所载夹锡钱的料例是很接近的。崇宁四年当十钱用料增加，铜增至九斤七两（一作十两）、铅（黑锡）四斤一十一两六钱、锡（白锡）一斤九两二钱[15]。所记崇宁四年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与崇宁三年的料例相比，铜增加较多，黑锡（铅）、白锡（锡）也略有变动，但与《宋史》所记所谓“夹锡钱”的料例仍相差不远。

从另一角度看，上引《宋史》记述的此种夹锡钱用料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其一缗的用料比二缗普通铜钱的用料量还多。《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天禧之制，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则二千钱（假定就是二缗）用铜七斤十二两、铅三斤、锡一斤。宋真宗时这种铸钱用料，二缗钱所用铜、铅、锡三者都不如《宋史》所谓一缗“夹锡钱”用料多。《宋史》却记官方拟将这种钱一文折二文铜钱用，那么，官方为什么要做这种赔本生意呢？铸行夹锡铜钱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断定：在上引《宋史》中，撰著者显然是误将陕西当十钱的用料数误为夹锡钱的用料数了。以此一错误记述来证明宋徽宗时期曾铸行夹锡铜钱，显然也是失当的。

另外，《史》文讲蔡京本拟立即将夹锡钱推广到全宋，因其被罢而没能实现，也不甚确切。如前所引，当时朝廷已依从蔡京的意见下了推广的命令，或许在此命令尚未能很好落实时，蔡京被罢相。

三 夹锡钱的罢复

夹锡钱同宋徽宗时期的当十大铜钱一样罢复不常，而且往往同蔡京的去留有直接关系。蔡京第一次罢相是在崇宁五年（1106）二月，而夹锡钱的第一次被罢则是在同年八月。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载，在夹锡钱初次推广天下不足一年半的崇宁五年八月，宋廷“诏夹锡钱惟许河北、河东、陕西数路行使，余路并罢之”。当然，夹锡钱的这次被罢，并不是被彻底地停罢，实际只是缩小了它的行用区域。

此次夹锡钱的缩小行用区，与蔡京罢相有关。所以，当蔡京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相后，夹锡钱又重新得到推广。《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记：“［大观元年六月壬戌］复广、惠、康、贺州旧铸夹锡钱钱监。”而《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记：“大观元年，［蔡］京复相，遂降［夹锡钱］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复命转运司及提刑司参领其事，衡州熙宁（一作咸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暨广南皆铸焉。”又南宋人周必大记：“大观初，河北置籴便司，且铸夹锡铁钱，都转运使梁公子美闻公才，辟监磁州裕民第二监，兵多不逞，圜诸重垣棘围之中，逻卒击柝以卫，犹有逸者，会诏废监。”[16]反映的也是此时期铸夹锡钱的情况，但河北是自崇宁二年以来一直铸行夹锡钱处，不属于新扩展地区。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蔡京于大观三年六月第二次罢相，于是同年十二月，“诏罢东南州军鼓铸夹锡当二钱”[17]。《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记，次年二月，诏：“当十钱已指挥罢铸，河东等路见铸夹锡铁钱亦依此施行，其余路并依此。”《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则记：“诏罢河东北、京东西等路铸夹锡铁钱。寻又废诸路监、院。”[18]《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将大观三、四两年事作如下综述：“［大观］三年，［蔡］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唯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又《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附曾孙坦》载：“［大观年中］召为户部侍郎，论当十及夹锡钱之弊。以便亲请外，知河阳（按：京西北路孟州）。入辞，徽宗曰：‘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宜速正之，为一道率。’坦至，即奏罢之。及［张］商英去（按：张商英于政和元年八月罢相），言者论坦助为匮竭之说以摇众听，又言坦……罢夹锡钱之罪，贬黄州团练副使、安置韶州。”这说明在罢夹锡钱时，宋徽宗的决心颇大，只是时过境迁，他又改变了主意，而范坦却成了罢夹锡钱的罪人。大观三年这次罢夹锡钱“罢”得较为彻底，似乎是各地全都停铸，但没有停用。

大约与西北军需供应有关，宋廷于政和元年（1111）初决定在陕西、河东二地区恢复鼓铸夹锡钱。《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载，本年二月“乙巳，诏陕西、河东复铸夹锡钱”[1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五载，本年三月十二日，宋廷下诏：“陕西、河东兴复鼓铸夹锡钱宝，虽令逐路转运司管勾，缘漕司职事繁冗，方鼓铸之初，颇有措置，恐难以兼领，别致稽缓。其陕西、河东路可各差文臣一员专充提举铸钱。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许天启专切提举河东路铸钱，朝散大夫胡简修专切提举陕西府路（疑为陕府西路）铸钱，所贵事法专一，早见就绪。”这次起用了最早参预铸行当十、夹锡钱铸行的许天启担任提举官。然而不久，据《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四月里，宋廷又下令“罢陕西、河东铸夹锡钱”[20]。

蔡京于政和二年五月第三次入相，于是夹锡钱又重新“得势”。《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政和］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皆精善，请复铸如故，广西、湖北、淮东如之。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式焉。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受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未几，以夹锡钱不以何路所铸，并听通行。”《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则记于政和三年五月，“兴复广、惠、康、贺、衡、鄂、舒七州钱监鼓铸夹锡钱，行于广南、荆湖、淮南路”。从下文可以看出，《宋史》的记载较为完备，而李悳的记述遗漏较多。

根据上引史文，这次夹锡钱铸行后遇到较严重的信用问题，以致官方不得不用严刑峻法相维持。所以，这次还未等到蔡京被罢政，夹锡钱就先被罢废了。《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郑居中、刘正夫为相［按：据《宋史·宰辅年表》，郑居中、刘正夫于政和六年（1116）五月同时入相］，以为不便，令淮南夹锡钱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罢鼓铸，夹锡钱悉辇桩关中。寻诏河东、陕西外，余路并罢；俄诏并河东罢铸夹锡钱，止用旧法鼓铸。”然而，《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六却载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宋延下诏：“推行夹锡钱，本以惠四方。行之累年，制作不精，加杂错易坏，公私病之。遂使恶钱流布，钱轻物重，不胜其弊。已降指挥永不行用，其提举官并罢。”《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也记此年四月“己丑，罢诸路提举铸夹锡钱官吏，百姓放归农……己卯，淮南路罢行使夹锡钱。已而诏江南、荆湖、广东、京西、河北路皆如之”。后二则记载与《宋史》记载（《宋史·徽宗本纪》亦系时于此年五月丁酉）相差一月，这样就产生了命令的颁发是否在郑、刘二人入相以后的疑问。尽管存在上述疑问，但夹锡钱于政和六年四五月间被罢，这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此次罢夹锡钱比上一次更为彻底，即不但罢铸，而且罢用。

这次罢夹锡钱的命令下得坚决，却有考虑不周之处，即陕西、河东很久以来就行用当二铁钱，夹锡钱实际也是一种当二铁钱，铸行数量又多，现在全部停用，势必产生许多麻烦，而且也无必要。所以，《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载，本年六月宋徽宗御笔：“陕西、河东仍用行夹锡及旧铁钱。”随又下诏：“陕西、河东新铁钱并旧铁钱并现行夹锡钱仍旧以一当二一等行使。”《宋史》将罢铸行夹锡钱与许陕西、河东仍旧用夹锡钱合并记述，使人看不到其中的一段小波折。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记：“重和元年（1118），权罢京西铸夹锡钱，继以关中籴买，用之通流，复令鼓铸，专给关中。”据此，政和六年以后京西又曾铸夹锡钱，前文所引铸夹锡钱的京西钱监，只有汝州鲁山监，不知重和元年前后铸夹锡钱的京西钱监是否即此。另《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四九载：“宣和元年（1119）正月六日御笔：徐处仁差知扬州。先是，上命处仁见蔡京，京欲复行夹锡钱于中州，处仁答曰：夹锡钱第可行于关陕耳……乃罢局，出知扬州。”说明蔡京不甘心罢废夹锡钱，仍图谋重新推广它。蔡京于宣和二年六月又一次罢政，直到宣和六年底才被重新起用，大约夹锡钱自政和六年后就只在陕西、河东二地区行用了。

四 夹锡钱的形制及当时川陕河东以外的铁钱

关于夹锡钱的形制，记载很少，从出土北宋铁钱中也难以确认哪些是夹锡的，哪些是没有夹锡的。从记载看，夹锡铁钱有当二和当五两种，这从如下记载可以知晓：

［大观元年］四月壬戌，诏：“江北昨铸夹锡当五钱，其样制大小类当十铜钱，若或行用，奸民趋利，染为铜色，私作当十，难于检察。宜改铸当二。自今可令计备物料，广铸当二以足一路之费。”[21]

从引文可知，河北所铸当五夹锡铁钱与当十铜钱外观相近，故诏书下令停铸当五，改铸当二。诏书意似主在防范，实际染当五夹锡为当十铜钱的事已经发生。《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又载，次年八月，“河北西路提点刑狱许良肱、张叔元，转运判官张晕各降一官。坐失于禁戢本路小民以药染擦夹锡钱如铜色，与当十钱混淆也”。

关于流行最广的当二夹锡钱的形制，全不见史文记载，只是政和六年罢废夹锡钱的诏书中讲到“制作不精，加杂错易坏”，似乎质量并不好。

记载中还讲到宋徽宗时期四川、陕西、河东以外地区铸行的铁钱，这些铁钱是否就是夹锡铁钱呢，较难判定。《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崇宁三年］二广产铁，令鼓铸小铁钱，止行于两路；其公私铜钱兑换输元丰库，仍于浔州置铁钱监，依陕西料例铸当二钱。”其中小铁钱大约不是夹锡钱，因为记载中的夹锡钱只有当二、当五两种，浔州所铸当二铁钱则有可能是夹锡钱。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载：“［大观］二年，江南东西、福建、两浙许铸行铁钱。”《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也记述了此事，系此事于本年三月，又述“铁钱”作“折二铁钱”。依照记载，铸行夹锡钱的地区主要有陕西、河东、河北、京东西、淮南、广南，未见言及江南、福建、两浙，所以，江南、福建、两浙铸行的是普通铁钱，但这只是推测，因为究竟有哪些地区铸行了夹锡钱、哪些地区没有，记载都是不够明确的。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三四记载说：“［政和］五年正月八日，显谟阁待制知扬州吕益柔、宣议郎曹公年、勒停人朝散大夫卫孚各降一官，以益柔昨知郑州，与通判卫孚、户曹曹公年因百姓扇摇妄称不使钱铁并不措置，以致市井关闭，故皆责之。”这里讲的“钱铁”自然是指铁钱，郑州属于京西北路，当时是行用夹锡钱的地区，所言“钱铁”当是夹锡钱。杨时记：“［周宪之］知淅川县事……京西漕专领修洛阳大内，坑冶使者创行铸新铁钱，科两路市彩色铁炭之属，民不堪命，州下诸邑均出所科。”所谓“新铁钱”，应也是夹锡钱[22]。

[1] 《长编》卷九七。按：《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记载更详，此不录。

[2]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按：此实取材于宋人《两朝志》。

[3] 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铜铁铅锡坑冶》。

[4] 《长编》卷五，事又见《宋史》卷四七八《世家·南唐李氏附韩熙载》。

[5] 《长编》卷一八，参《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燕翼诒谋录》卷三、《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铁钱》、《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铜钱》。

[6] 《长编》卷二四。按：《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太平兴国八年二月《许漳泉福建汀剑兴邵武军盐通商建州铸大铁钱诏》载：“宜于建州铸大铁钱，文曰‘太平通宝’，与铜钱并用。”

[7]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事又见《通考》卷九《钱币考》。

[8] 《长编》卷一五六，参《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9] 《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铜钱金银出界》。按：此项规定显然不适用于南宋，应是北宋后期颁行的。

[10] 按：《东都事略》卷一〇《徽宗本纪》系此事于正月甲子，似误。

[11]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

[12]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

[13] 《玉海》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14]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崇宁二年五月”条细文。

[15]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群书考索》后集卷六〇《财用·铜钱》。

[16] 《周益国文忠文集·省斋文稿》卷二九《兴国太守赠太保王绹神道碑》。

[17] 参《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东都事略》卷一〇《徽宗本纪》。

[18] 《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东都事略》卷一〇《徽宗本纪》均不载“京西”。

[19]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作“置陕西、河东提举铸夹锡钱官”，或不准确。

[2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五记河东于本年九月才颁降不行使夹锡钱之令，当是从朝廷到地方有个时间差。

[21]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按：《群书考索》后集卷六〇《财用·铜钱》、卷六一《财用·铁钱》也引录了此段文字，其中“江北”作“河北”、“检察”作“验察”，似差强。《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亦作“河北”。

[22] 《龟山集》卷三六《周宪之墓志铭》。按：墓主为绍圣四年进士，则事情应为宋徽宗时的。

第二章 四川铁钱及四川货币区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四川铁钱

一 宋初由主要用铜钱到主要用铁钱

宋初之所以在四川地区铸行铁钱，与后蜀铸行铁钱有直接关系。四川自古以产铁著称，《史记·货殖列传》上就记载了秦汉时期卓氏到临邛以冶铁致富的事迹。东汉初年，公孙述割据川蜀，曾铸行铁钱。但此后的九百年中，官方没有在四川铸行铁钱。

后蜀铸行铁钱，也是在它统治后期，在此以前，后蜀铸行了“大蜀通宝”、“广政通宝”铜钱。据北宋曾巩《隆平集》卷一二《孟昶传》，后蜀铸行铁钱，是为了筹集军费以准备抵御后周的进攻：“［后蜀主孟昶］闻［后周］世宗来秦凤，始有惧意……多积刍粟，以铁为钱，禁民私用铁而自鬻器用以专利，民甚苦之。”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系此事于广政十八年（955）冬，或许是有根据的。宋人李焘、杨仲良和元人费著对此事的记述在关键处有差异，现原文引录：

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钱等。[1]

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一千以易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一千七百，绢一匹直钱一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钱相乱。[2]

孟氏广政间，增铸铁钱于外郡，边界参用，每钱千分四百为铜六百为铁。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铜钱十分杂铁钱一分，大盈库往往有铁钱与铜钱相混莫辨，盖铸工精也。[3]

依费著所记，是铜、铁钱混用，1000钱中有600铁钱、400铜钱；而依杨仲良所记，则是铜、铁钱分用，1000铁钱只值400铜钱；李焘的记述则令人费解，似是以铁钱1000与铜钱400搭配使用。限于记载，已难确定哪种说法更可靠。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蜀平，听仍用铁钱。”即是说，宋朝灭掉后蜀，允许铁钱继续使用（实际其铜钱似也可继续使用），这并不是造成四川后来成为铁钱区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四川流行的铁钱数量有限，而铜钱的数量很可能远远多于铁钱。导致四川成为铁钱区的重要事件是宋朝在灭掉后蜀以后对四川的疯狂掠夺，《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记：“孟昶失国，乾德四年（966），知府吕公余庆、转运使沈公义伦奏拣铜钱，计纲以发。蜀地上行铁钱，以千一百易铜钱千文。索铜器铸钱附发，仍增铸铜钱市金上供。然失于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至以千五百易铜钱一千。”也记述了在沈伦等主持下将四川铜钱输送京城的情况，另外又《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钱议·蜀钱》记本地官员“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费著记增铸铜钱买金上供，杨仲良则记增铸铁钱买金银上供，所记有异。又费著记“铁钱弥贱，至以千五百易铜钱一千”，以千五百换一千，似不该说“弥贱”，而杨仲良所记十文换一文却恰是“弥贱”。可能铁钱的贬值有个过程，开始是一千五换一千，后来是十换一。由于铜钱大量出境，四川此后就主要行用铁钱了，这正如《系年要录》卷一六九讲的：“国朝乾德三年平蜀后，吕余庆镇蜀日，首与沈义伦奏乞捡出铜钱计纲发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铁钱。”

二 主用铁钱引发的种种问题

宋朝把四川由主要行用铜钱强行变为主要行用铁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长编》卷一一记，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始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入川。从唐州刺史曹光实请也（原注：此据本《志》及《会要》）”。前文引杨仲良记，四川地方官曾增铸铁钱，但未说明是否设置了铁钱监，估计是没有设置，因为设置钱监要申报朝廷，而记载中没有涉及。所以，雅州钱监可能是宋朝正式设立的第一个铁钱监，此后又陆续于益、邛等州设铁钱监（创始时间失载）。上引李焘文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禁铜钱入川”一句，四川铜钱有出无进，显然是意在使其成为只行用铁钱的地区[4]。

由主要行用铜钱变为主要行用铁钱，影响到刑法上的量刑，由于铁钱在宋初一段时间中处于不断贬值的状态，官方的量刑规定也不得不随之变动。据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二十五日，知资州、著作佐郎成肃上言：‘先是，开宝六年（973）六月丁亥诏书：剑南西川吏民犯窃盗赃以铁锡钱计之，满万钱者抵罪；犯强盗赃满六千者亦抵法。铁锡钱轻，四直铜钱之一，愿均定其法。’事下有司，法寺言：‘剑南诸州官市金银丝绢茶盐悉以铁锡钱四当铜钱之一，他物价随时高下，不可以为准。自今本犯窃盗、强盗及他赃并望以铜钱一千为银一两定其罪，亦犹内郡国以绢论。’从之。”这说明开始因主要用铁钱，所以就用铁钱作为计量标准，后来又因铁钱币值不稳，现在又改为以铜钱、白银作为计量定刑的标准。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诏两税及诸课利钱率十分输铜钱一分”[5]。《长编》卷二○载，宋廷同时解除了不许铜钱入川的禁令，规定：“自今两川民许杂用铜铁钱，即不得出他境。缘边戒吏谨视之，犯者论如法。”同书卷二三又载，次年，转运副使、右赞善大夫张谔建议：“旧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二百，望增为千钱，可以大获。因复铸铜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令输银及绢，俟铜钱多，即渐令输之。”诏书只同意买夷人铜每斤给五百铁钱，这样，“卒难得铜”。看来，宋廷是拟在四川大量铸造铜钱，是否实施不得而知，大抵即使铸造了数量也很少。

据《长编》卷二三，这时，西川转运副使右补阙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建议：“民乐输铜钱，请每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诏从其请。”到太平兴国七年，两税及诸课利钱已有十分之三征收铜钱。这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民萧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这时，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上奏讲了此种弊病，朝廷就派使臣吴承勋驰传至成都府审度利害：“［辛］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或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责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门生，何得不为长久计，仅为聂补阙、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吴承勋回京就把他们的意见向朝廷做了禀报。于是同年八月，宋廷下诏：“剑南东西、峡路诸州，民输租及榷利，勿复征铜钱……禁诸州不得擅增物价。”

此时，又有人向朝廷指控聂咏、范祥、东川转运使宋覃、同转运使卜伦“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朝廷便把他们召回，“皆下御史狱。咏、覃杖脊，配役将作监；祥、伦免为庶人”[6]。东、西川两路转运司官四人同时犯这种罪，受到这样严厉的处罚，使人怀疑其中是否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此不赘言。然而这样一来，四川重全又用铁钱纳税了（按：《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附弟安易》载赵安易任知兴元府，“先是，两川民输税者以铁钱易铜钱。安易言其非便，请许纳铁钱，诏从之。［太平兴国］九年，起拜宗正少卿”。据此，纳税许全用铁钱，也是由于赵安易的建议），铁钱在四川的主币地位就更加巩固了，铸造铜钱的事也就不急迫了，或许就此停止了。

缴税许全用铁钱，百姓为求铜钱所受的痛苦是解除了，但铁钱贬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对于这个问题，官员中有两种对立的见解：一种是公开宣布铁钱贬值，一种是采取强制措施维持铜、铁钱等值的旧规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载：

［太平］兴国九年（按：即雍熙元年，984年）韶州陕路（按：当作“西川峡路”）旧许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今罢之。先是，西川转运使刘度建议如此，至是盐铁使［王］明言：“官既换易，即私下必更增添铜铗钱，遂至长起物价。乞降估之。诸物价钱各仰本处检会未使铜钱之时近年时估物价，晓示指挥，买卖之人不得违越。若或减价一任随时。敕命才行，人心以泰，能久晓示，固是永便公私。切知近来渐增物价，乞申旧诏。”从之。[7]

显然，刘度主张公开宣布铁钱贬值，而王明认为这样会导致铁钱进一步贬值，造成物价失控；朝廷起初听从了刘度的意见，后来又转而同意了王明的意见。事实证明，用强制办法并不能阻止铁钱贬值，于是便有了赵安易铸大钱的主张。

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宗正少卿赵安易上奏说：“尝使蜀，见铁钱轻而物价踊，每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请如刘备时，改铸大钱十当百。臣愿得专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轻货，物益贱，有大功利。”宋太宗下令召集三省官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都认为：“刘备时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乃患钱多，若以多改制，必不久。”而赵安易却坚持己见，不断向朝廷申请，于是宋太宗召见赵安易。赵安易极力向宋太宗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宋太宗令政事堂官员讨论此事。结果政事堂官员（以宰相为首）都认为赵安易的意见可行，宋太宗便决定派赵安易到四川经营此事。赵安易准备动身之时，盐铁使李惟清又出来反对说：“蜀土铸钱，行之已久，公私获济。官吏千百余计，未尝有言者。安易轻恣胸臆，变易法制，若以一钱当十，贫民卖物旧得百钱者，今但得十钱，军人官吏受俸旧千钱者，今但得百钱，此尤非便。”宋太宗把李惟清的话告诉宰相，宰相又召来赵安易向他转述，于是又引起一番争论，弄得宰相不知怎样才好。这时，“度支使魏羽以为且可于一州铸大钱行用，以观其效。安易复私自募匠铸成大钱百余，销炼数四，皆灿然光洁可爱，捧持求见，云此坚好可用，因掷于殿陛下，示不可破者”（按：《宋史》作“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极其精好，俄坠殿阶皆碎，盖熔铄尽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诘，犹嘉其用心，赐以金紫，且遣其典铸”）。宋太宗被赵安易的执着所感动，就决定听从赵安易的意见，并且“御书钱式，遣安易与供奉官尹荣赍诏诣川峡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又下令：“诸州旧贮小钱悉辇送，民间小钱亦许送监，计其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8]

赵安易到四川一年以后，“裁成三千余贯，众口藉藉，以为不便”。朝廷“又遣使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为辞。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即令罢冶铸（原注：别本《实录》，遣赵安易、尹荣等诣川峡铸钱在淳化三年六月甲戌，今从本《志》。安易，普之弟也）”[9]。于是改铸当十大铁钱的事就此告一段落。

对赵安易主张铸大钱一事，至今史学界仍看法不一。以货币学理论进行分析，宋朝要在四川长久维持铜铁钱等值的状况是很困难的，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铁钱铸行量控制在最低限度内。这不但要求官方少铸，而且要求禁绝盗铸。据《长编》卷五九记，宋太宗在位时期“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万贯”，就四川一个地区而言，这一数量显然已是过多了。由于铜、铁钱等值，盗铸铁钱是有利可图的，故而难保当时没有盗铸。所以，铁钱的贬值几乎是必然的。铁钱既贬值了，说明铁钱的数量已是过多了，赵安易却要求铸成本更低、面值更大的大钱，等于增铸更多的铁钱。以此种方法解决铁钱贬值的问题，近似于火上浇油，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正当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宋朝朝野间关于铁钱的争论暂时搁置。淳化四年（993）二月，四川发生了王小波农民起义。次年正月，义军攻占成都。宋朝派兵镇压，至本年秋季才了结此事。战乱结束后，赵安易又重提在四川铸行大铁钱的要求，被朝廷拒绝。此年，宋廷令“两川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民颇便之[10]。”这说明宋廷又转而接受了主张让铁钱公开贬值的意见。

但这时恰好情况有变化：在战乱的两年多时间里，四川停铸铁钱，造成铁钱购买力一定程度的回升，一比十的比价竟高于实际比价。《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载：“［张咏被任命为知益州］会诏川陕（峡）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咏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真宗即位，加左谏议大夫。”或许张咏的建议被接受，一比十的统一比价被取消。

但这时，四川官员和士兵的薪俸却还沿用早先的比价，显然已不合适。至道三年（997）十月（按：时宋真宗初即位），知益州张咏上奏：“兵士所请钱乞依元降宣旨，铜钱一文与折支铁钱伍文。”与此时间接近，峡路转运使韩国华也在回朝时上奏：“川峡州县幕职官等所请月俸，铜钱一文止折铁钱二文，望增加铁钱分数。”于是宋真宗“令支铜钱一文易给铁钱五文”[11]。

随着局势的平静和铸造铁钱的恢复，宋真宗即位以后四川铁钱又继续贬值，咸平三年（1000）西京左藏库使杨允恭上书言川峡铁钱之弊，曰：“凡民田之税，昔输铜钱之一，今输铁钱亦一，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今给铁钱五；及行用交易，则铁钱之十，为铜钱之一。且民入田税，以一为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给，增一为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复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尝陈其事，愿变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议行之，会贼顺叛扰而止。今陛下继承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饶、信之铜，积数千万，若遣运于荆，达于蜀，蜀素多铜，俾夔、益遂各置监鼓铸，岁用均给，不十年，悉用铜钱矣。”[12]杨允恭此奏，指出了四川货币制度的许多弊病。他建议在四川广铸铜钱并全用铜钱不失为一种有见地的见解，但此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不过，据说“议虽未用，然自是吏卒俸给，始改用十铁钱易铜钱之一”[13]。

关于俸给折算的新规定是本年五月作出的，宋廷先是下令：“川峡官吏将校请受铜钱一准铁钱五者倍给。”随又补充说：“应川峡州军屯驻、巡检诸兵士及校帅，凡请受当请铜钱一文折支铁钱五文者，并与支铁钱十文，及川峡州军诸色职官、使臣料钱并驿料内钱等亦如之。”[14]

《长编》卷五二又记：“［咸平五年七月癸亥］诏增川峡路京朝、使臣等月给添支及羊直，令如铜钱界。其知州公用酒亦如之（原注：《韩国华传》云：‘国华为峡路转运使。旧制，川峡官俸悉支铁钱，资用多乏。国华奏增其数，至今便之。’疑即此）。”正文措辞含混，具体意思无法知详。注文不知是否为李焘本人所加，大约是错的。前文已述，《会要》载韩国华提此建议是在至道三年前后。又《河南先生集》卷一六《韩公［国华］墓志铭》载韩国华“至道二年，以屯田郎中充京东转运使，移峡路转运使。真宗听政，迁都官郎中，还朝权判大理寺”。又记韩国华任峡路转运使是在宋真宗即位以前，而宋真宗一即位就被调回，所以据此推断他提建议的时间也应在至道三年前后。所以，宋廷接受韩国华建议给四川官兵增俸钱应是至道三年的那一次，而不是咸平五年的这一次。

三 景德大铁钱与祥符大铁钱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宋廷命令四川铸行景德大铁钱。李焘记：

［景德二年二月庚申］先是，益、邛、眉等州（原注：本《志》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钱三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15]

自从王小波、李顺于淳化三年起义，到景德二年已十多年，据李焘记一直未恢复铸钱，导致了钱币缺乏。对此，笔者是有疑问的。因为在停铸以前，宋朝在四川已铸行铁钱达二三十年，即以每年铸50万贯计，从开宝三年正式置钱监到淳化三年停铸，20年间应铸1000万贯。这样多的铁钱只在四川行用，虽说十多年不铸新钱，也该够用了。况且停铸钱正好是铁钱因供大于求处于不断贬值状态呢！笔者以为，这时的“钱益少”，实际是一种同“钱荒”一样的假象（详参“钱荒”一章），或者说只是相对缺乏。宋廷这时为什么不恢复铸小铁钱呢？李焘没有讲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铸小铁钱赔钱。小铁钱的重量比铜钱稍重，每贯成重六斤半（按：《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小铁钱10贯重65斤），约用料7斤，则10贯约用料70斤、成重65斤，这一重量为一贯景德大铁钱的二倍有余。这说明同样钱数的景德大铁钱比原先的小铁钱少用一半以上的原料。宋廷铸行景德大铁钱实际就是发行一种低成本的大钱。

这里，我们应当对李焘的记述略作补充的是，据宋人刘琦、尹洙、欧阳修等记，参与此项决策的还有一名叫谢涛的官员。刘琦记：“［景德年中，再知益州］上命谢涛抚蜀，谕公（张咏）曰：‘得卿在蜀，朕不复有西顾之忧。’因诏公与涛议铸景德大铁钱于嘉、邛州，一当小铁钱十、铜钱一，于今便之。”[16]尹洙记：“［景德中］诏公巡抚益州两路，又别受诏与益州张公咏同议铸大铁钱利害。于是考铁价与旧钱，更相均准。故下不得盗用（铸？）而物价长平，蜀人至今便之。”[17]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一二《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墓志铭》也记：“［改屯田员外郎］是岁，大星见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检益利两路……又议大铁钱，至今行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尹洙的记述，其中讲“考铁价与旧钱，更相均准”，可见决定铸大钱时考虑到了铁价和旧小钱的购买力，这说明虽然有钱币缺乏的表象，但是旧小钱的购买力并没有提高多少，所以铸行大钱以后，仍规定每小铁钱十折铜钱一。铸行大铁钱的好处，是在低价位上缓和了钱币缺乏的矛盾，同时暂解决了官方铸钱赔本的问题。

《会要》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一日，诏川陕（峡）四路赃钱、赏罚钱以小铁钱十当一。”[18]这说明当时小铁钱仍未升值。此书又载：“［大中］祥符六年，益州路转运使赵稹上言：‘两川大铁钱公私未便，见管铜数颇多，欲铸成大铜钱一以当十。’命三司相度利害以闻。”[19]即是说，此时大铁钱又发生了问题（何种问题原书未做交代），赵稹大胆地建议铸大铜钱，但此建议未被采纳。

次年，宋廷接受了知益州凌策的建议，在四川铸行减轻大铁钱。李焘《长编》卷八二记：［大中祥符七年二月］西川用景德新铸钱将十年，以铁重，民多熔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转运使赵祯（按：即赵稹，此为李焘追述语）言其非便，请铸大铜钱一当十。诏三司议未决。知益州凌策请减景德之制别铸大铁钱，每一千重十二斤十两，仍一当十。其旧钱亦许兼用，且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乙亥，诏从其请据李焘所记，乃知大铁钱又遇到了钱轻铁重的老问题，这次表现形式主要不是官方铸钱赔本（其实赔本是不言而喻的），而是钱币被熔化制器。据《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凌策提此建议的考虑是：“钱轻则行者赍，铁少则熔者自息。”即是说，原先的景德大铁钱每贯既可熔为器卖钱二千，则只用原景德大铁钱一半的铁所铸的一贯钱再被熔制为器就只能卖一千，这样熔钱者就无利可图了。这就是新的减轻大铁钱用料标准确定的原则。

李心传在记述了四川依据凌策建议铸行减轻大钱之后，接着讲：“嘉州监名丰远、邛州监名惠民，止于两川置炉鼓铸。”[20]其中“两川”依上下文，似应作“两州”，如果确实如此，则铸减轻大铁钱的当时只有两个钱监。这里，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宋初以来四川铸铁钱设钱监的情况。如前所述，宋朝在灭掉后蜀之后不久，地方官就曾经营铸钱，但似乎没有正式设监。从记载看，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四川铁钱监是雅州百丈县钱监。到淳化三年王小波事发时，至少已有益、邛、眉（一说无眉州有雅州，又或记另有嘉州）三州钱监。初铸景德大铁钱时，只在嘉、邛二州钱监铸造。以上都没有讲到兴州钱监，宋真宗时，兴州钱监始见于记载，欧阳修记：“［真宗时薛奎］徙知兴州，州旧铸铁钱，用功多，人以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为利，而收其铁租以铸，悉罢役者，人用不劳。迁太常博士。”[21]《宋史》卷二八六《薛奎传》也载：薛奎“徙知兴州，州有钱监，岁调兵三百人采铁，而岁入不偿费。奎奏听民自采，而所输辄倍之。迁太常博士”。都记述了宋真宗在位时期薛奎经营兴州铁钱监的情况。但兴州钱监创建时间却难以确知。

到宋真宗末年，据《长编》卷九七记：“铸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有监，后废之。大钱贯重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岁铸二十一万余贯。铜钱行于天下，铁钱止于川峡。”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的四川铁钱

一 从稳定铸行到嘉祐停铸

自从宋真宗景德年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议和以后，宋朝较少有大的战事，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四川铁钱自从铸行祥符减轻大铁钱以后，也稳定了几十年。在此期间见于记载较大的关于四川铁钱的事，只有数件。

《长编》卷一○三载，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三司上奏提出：“兴州济众监旧铸钱四炉，岁凡铸五万三千贯，比来民输铁不足，而所铸钱行兴界有余，请权减一炉。”此奏准行。这样，兴州监岁铸铁钱由5.3万贯应减少到4万贯上下。

庆历年间，又有梓州路不经批准，擅自于合州置监及熔销旧小钱事。《长编》卷一五七记此事谓：“［庆历五年十一月］丙申，降梓州路转运使、司封员外郎崔辅知邠州，转运判官、太常博士张固小知处（处知）州。初，辅等言：‘欲于广安军鱼子铁山采矿炭，置监于合州以铸钱，及销旧小钱铸减轻大钱。’未得报，乃先牒合州，度地置监。合州奏其事，特降之。”大约梓州路官员光考虑局部利益，其做法不利于四川全局，故受到严厉处分。从此后人们议论的铁钱供过于求的情况看，大约这种情况在庆历五年已有所显露，所以增置钱监只会造成四川钱币的进一步混乱。

《长编》卷一五八又记：“［庆历六年四月］壬寅，以兴元府西县铸钱监为齐远监。”[22]使人产生疑问的是，此钱监不明系铜钱监还是铁钱监，兴元府西面的兴州产铜，此监铸铜钱是有条件的，但若铸铜钱，只能用于陕西。西县钱监也可能是铁钱监，因邻近的兴州即有铁钱监，但这样近设两个铁钱监似不经济。

在铸行祥符减轻大铁钱以后，经过了四十多年，到宋仁宗嘉祐年间，由于四川铁钱数量过多，宋廷下令暂停铸造。关于这次停铸的建议者，史籍中有三种记载，往往引出混乱。

第一种记载，是说此决定系宋廷接受张方平建议而做出的。苏轼《东坡后集》卷一七《张文定公墓志铭》记：张方平自知益州“复以三司使召还，奏罢蜀横赋四十万，减铸铁钱十余万，蜀人至今纪之”。北宋人龚鼎臣《东原录》也记：“兴州济众监每岁铸钱七万余贯，近张方平自益州入作计相，因减课程一半，并嘉州监亦减半，惟邛州监亦（按：亦字疑衍）依旧。以两川钱轻物重，欲减半后钱渐少，而贵物欲轻故也。”《长编》卷一八三也记：“［嘉祐元年八月癸亥］吏部侍郎、知益州张方平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调发，方平还自益州，奏……减兴、嘉、邛州铸钱十余万。蜀人便之。”此外，黄震《古今纪要》卷一九《本朝》、《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也有类似记载。

第二种记载，是说此事起关键作用的是王素。北宋王珪《华阳集》卷三七《王懿敏公［素］墓志铭》记，王素宋仁宗嘉祐年间“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成都府……铁钱惟行于两川，岁加铸无止，故钱轻而货重，商旅不能通行。公为罢铸十年，而物价差以平”[23]。《宋史》卷三二〇《王素传》也载：“［知成都府］铁钱布满两蜀，而鼓铸不止，币益轻，商贾不行，命罢铸十年，以权物价。”

第三种记载，是说此事因转运使赵抃上奏而成。《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载：“嘉祐中，赵公汴任转［运］使，以蜀钱甚多，嘉、邛州岁科衙前以铁，科民以炭，颇为扰。奏乞罢铸十年，以宽民力。四年，袷享赦书许之。”

大约三种记载都无大误，只是各从一个角度，故不够全面。其实张方平、王素先后出任知益州。张方平任知益州在前，他于嘉祐元年奉调回京任三司使，在三司使任上根据在益州时所见所闻提出减罢铸钱的建议。大约他是创议者。据清人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王素任知益州是在嘉祐三年，较张方平回京任三司使的时间迟二年，所以他应是附议者。赵抃作为本路财经事务的主管官员，大约也在王素提建议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宋廷在作出这项重大决策时听取了这三位最有发言权的官员的意见，也应是很正常的。从上引记载我们也可看出，停铸是分几步进行的。先于嘉祐二年或三年下令兴州、嘉州二州钱监减半铸造（按：当时三州岁铸27万贯，两州减半，恰与前引减铸十余万贯之记载相合。又据北宋人吕陶记，兴州济众监减半鼓铸是在嘉祐三年，详下文）。随又于嘉祐四年（1059）宣布嘉、邛二州停铸（按：因此二州铸钱数多，而兴州铸钱数少，此前已减半鼓铸，即每年只铸3万余贯，故这两州停铸有时被说成是整个四川铁钱停铸，其实是不确切的）。

关于嘉祐四年嘉、邛州钱监停铸，《长编》卷一九○记：“［嘉祐四年十月癸酉，袷于太庙，大赦］邛州铸铁钱权住十年。”《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载：“［初，皇祐年中］嘉、邛、兴三州铸大铁钱二十七万缗……嘉、邛以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以休民力，至是（治平中），独兴州铸钱三万缗。”费著及撰史者均记所停铸者为嘉、邛二监，似《长编》漏载嘉州一监。

二 北宋神宗以后至北宋末的四川铁钱

宋神宗时期，铜钱铸造在数量上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这对四川铁钱也有所推动。

大约与宋英宗的去世有关，四川铁钱嘉、邛二州停铸满十年后并没有马上恢复铸造，此事拖到宋神宗熙宁六年，李焘记：“［熙宁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转运司言：‘嘉、邛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相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从之，仍令转运司岁具所铸钱数比较本息以闻（原注：《志》有此，七月四日）。”[24]这一记载表明，宋廷对恢复嘉、邛二州的鼓铸持谨慎态度，没有全部恢复，只是减半铸造。

嘉、邛州减半鼓铸的状况，至少持续到熙宁末年、元丰初年，因为毕仲衍《中书备对》中有如下记述：“［四川］四路行使铁钱”，“嘉州二万五千贯，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兴州四万一千贯，已上三州铸大钱……（原注：大钱以一当十）。”嘉、邛二州总共每年只铸10万贯，显然仍属“减半鼓铸”。但此后不久，似即恢复全额鼓铸了。《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记四川铁钱情况：“兴州济众监，额四万贯文，旧额三万九千二百六十三贯二百五十文，每贯重一十二斤十二两；嘉州丰永（远）监，额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贯，旧额四万贯；邛州惠民监，额一十万九千八百五十一贯，旧额十二万六百二十二贯。”其取时大约为元丰年间（其铜钱各监铸数与《中书备对》略同），三监共铸（今额）23万余贯，已超过嘉祐元年以前之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书备对》记述说“一十三路行使铜钱，两路行使铜、铁钱，四路行使铁钱”，这表明四川已不是铜、铁钱兼行地区，而是只行使铁钱的地区。

四川在熙宁年间是否新增设钱监，史无明载，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〇《南平军》记：夔州路南平军有铸钱监，“自元丰二年吴洪申请后，增铸至六万贯。名广惠监”。如王象之所记不误，则此监创于元丰二年以前，有可能是熙宁年间新建的。

此外，在元丰年间增设了雅州、万州二钱监。《长编》卷三一〇记：“［元丰三年十一月丁巳］三司言：‘乞依成都府路转运司奏，兴复雅州钱监，鼓铸钱且以二万为额，候将来成伦序每年铸三万缗。’从之。”同书卷三三五又记：“［元丰六年五月癸未］夔州路转运司言：‘万州铁矿甚多，乞创钱监，岁可收净利三万二千缗，应副本路。’从之。”二处钱监共铸铁钱5.2万贯。

元丰年间，由于官方想通过经营西北茶叶贸易获取利润，要求增加茶马司本钱，这样，兴州济众监的铸钱额有较大增加。《长编》卷二九一记：“［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使言：‘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千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依蒲宗闵奏请，增铸常使钱三万一千余缗，通旧铸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得息钱三万缗……’”据此，济众监于元丰元年铸额已增为7.2万贯。吕陶在元祐初年出使四川回朝上奏却讲济众监增额是在元丰三年，又另记了元丰四年的第二次增额，其谓：“臣伏见兴州济众监自兴置以来，岁铸钱六万二千贯（按：此说法与上引小异，前引记载有岁铸5万贯和7万贯二说），至嘉祐三年减半鼓铸……至元丰三年，顿增四万九千贯，以三万贯充茶本。四年，又添二万贯，每岁共铸十万贯文。”[25]尽管两人记载小有差异，但济众监在元丰年间铸钱数量有较大增加却是没有疑问的。

宋真宗祥符年间铸行减轻大铁钱时，规定每一大铁钱与铜钱等值，但不知何时始，官方已规定二枚大铁钱与一枚铜钱等值了。《长编》卷二六一记：“［熙宁八年三月］戊戌，知成都府、龙图阁直学士蔡延庆言：‘……又川峡计赃，以铁钱二当铜钱一，加之案问欲举，率皆减等，赃重者犹不至配法，无所惩艾……’”时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一〇《铁钱》也讲：“［皇甫士《高士传》载铁钱二当一铜钱］今铁钱止行于川峡，而二当铜钱之一，自尔时已然也。”可知不知何时始，大铁钱又贬值一半了。

《长编》卷二九一又记，利州转运使请求将蒲宗闵要增铸的“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但宋廷的答复却是“仍令止铸本路见使钱”。而吕陶上奏时也提到：“知兴州陈鹏曾具利害陈奏，乞铸减轻钱，岁可减钱铁四十余万斤，民间深以为便。盖现今行用铁钱颇重，若稍裁损，即轻省易为赍操往来，公私两便。伏乞检会施行。”利州路转运使讲的折二大钱，显然是折二枚祥符减轻大钱的大钱，而不是仅折二小铁钱的大钱，不然就不可能省工费。而吕陶、陈鹏则主张铸行比祥符减轻大钱再减轻的大钱。两种意见看似不同，实际却是一致的，即都主张再次降低铸钱成本。

宋神宗时期推行新法，赋税中征收货币的比例大为增加，这也导致了铁钱购买力的提高及与铜钱比价的变化。《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三载：“元丰二年十二月四日，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得铜钱之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盗贼浸多。’法寺乞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从之。”《长编》卷三〇一同年月戊戌条、《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所载略同。宋廷在刑法折算上按铁钱一钱半折铜钱一钱的折算办法，但不知刑法这一折价办法是否被推之于其他领域。

从宋哲宗即位至北宋末年，宋朝政治、军事上大事迭起。蔡京做了宰相以后，又在全宋范围内大变盐、茶、酒及钱币之法，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方面，四川铁钱的变化很少见于记载，我们无法系统地描述其发展过程，只能根据现有资料作些叙述。

李焘记：“［元祐元年三月］戊辰，户部言：‘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蔡朦奏：铸钱三监以桩茶司本钱。比年坑冶兴废（发？），铸钱有限，铁货积滞，而人户坑冶净利并输见钱，过限则罚，迫于罚限，则必贱售。乞令以合纳净利钱折纳铁，应副铸钱，愿输见钱者听。’从之。”[26]这一记载表明，当时四川由于铁矿开采状况较好，铸钱原料供应充足。

《长编》卷四一二又记：“［元祐三年六月丁亥］工部言：‘嘉州丰远监岁铸钱八万有奇，止以职官兼领，请依旧置监官一员，于本路选举，其姓名申吏部。’从之。”可知此时丰远监仍沿用元丰年间的定额，前此一度让本州职官兼管，现重又改为专设监官。

绍圣年间，四川又增设广积监。《系年要录》卷一六九记：“施州广积监者，起于绍圣三年，其所用炉料，悉于清江县籍定人户家业敷买。”《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绍圣三年十二月］癸酉，置施州铸钱广积监。”《宋史》卷八九《地理志》则载，夔州路施州的广积监，“绍圣三年置，铸铁钱”。广积监在北宋时期每年的定额不见记载，估计不会多。

宋徽宗在位期间，陕西发生铁钱贬值问题，因陕西地处宋朝西北边境，宋廷决定允许陕西铁钱入川，以此达到缓和陕西货币危机的目的。《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四年］利州提刑司言：‘旧铜、铁钱轻重相寻，［陕西］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陕西铁钱入川，当对四川钱币流行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关情况失载。

第三节 南宋时期的四川铁钱

一 南宋初期的停铸及恢复

南宋初，战乱中四川各铁钱监先后停铸，但官方正式下令是在建炎二年（1128）。《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记：“川陕（峡）旧皆行铁钱，祖宗时，益、利、夔三州（路？）皆有铁冶，故即山铸钱。邛州旧铸十万缗，建炎初，转运判官靳博文以为岁费本钱二十一万，得不偿失，乃罢之（原注：三年六月乙卯）。”

李心传在这里措辞含混，使人不清楚罢铸者是三州钱监，还是仅为邛州一钱监。若所罢为邛州一监，则其他二监此前或已罢铸。另引文注中讲罢铸时间是建炎三年，而李心传在另一著作（《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中却系此事于建炎二年，大约后者较为准确。《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也将此事系于此年：

建炎二年，转运司以铸钱数多，难于流转，造引数少，其价益高，奏乞依嘉祐四年赦文，权罢铸钱十年，桩留鼓铸本钱称提引价，不待报遂行。

他讲罢铸是依嘉祐四年赦文，这是李心传所没有言及的。事实上，四川铁钱停铸了18年，到绍兴十五年（1145）才设置了利州一监。《系年要录》卷一五四记：

［绍兴十五年秋七月］戌申，复置利州绍兴监，岁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之弊。用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请也。刚中言：“祖宗朝立法，约四川所有见钱对数印造钱引，使轻重相权。昨因军兴，调度滋广，印造浸多，又有司申请，为阙鼓铸本钱，遂罢钱监。其金州一带铜钱迤逦透入川路，相兼转用。铜钱不多有，而民间铸造农器、锅釜及供应官中军器，积日累月，销熔川钱殆尽，以致剑外州县全阙见钱行使。窃恐称提不行，牵连以里州县引法弊坏，有误国事。”疏奏，不待报遂行。刚中以利州山林多，铁炭易集，乃命本路转判官王陟董其事，置监官、检勘、监门、物料库官等陆员，军匠五百人，后增铸至十五万缗。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岁用盐官钱七万缗、三路称提钱二十四万为本，率费钱二千而去（得）千钱云。[27]

据此所述，恢复铸造铁钱的主要动机是称提钱引。文中讲郑刚中“不待报遂行”，这后来成为他受秦桧迫害的借口。《宋会要辑稿》职官七〇之三三载，绍兴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郑刚中被“责授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罪名是“擅自出卖度牒起置钱监铸钱，所收到钱直便支使”。在设监之前，郑刚中于绍兴十四年为铸铁钱做准备，下令征收“称提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称提钱》记：“称提钱者，郑亨仲（按：郑刚中字亨仲）改四川宣抚副使之岁，始命益、梓、利三州茶盐酒课及租佃官田应输钱引者，每千别输三十钱为铸本。于是三路每岁共得钱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万七千缗为铸本，又得其赢余十八万缗有奇以助军食之用，至今不减。”《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绍兴十八年五月乙丑条所载略同。

上引李心传记初“岁铸钱十万缗”，又说“后增铸至十五万缗”，似乎有个增加的过程，但起初的10万缗大小钱各多少未作交代，而《杂记》、同书卷一六九均记恢复之始即铸大小钱各5万缗，这里大钱应指当二钱，则大小钱各5万即是15万缗。究竟是否有个增加过程还存疑问。值得注意的是，郑刚中没有恢复北宋旧有钱监，而是另外设此新监，这说明此时铸钱条件有所变化。又上引讲大钱重12斤、小钱重7斤，其大钱的重量与祥符大钱接近，此种大钱后来明确为当二钱，而小平钱的重量仅相当祥符大钱的五分之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小平钱又是一种新的减轻大铁钱。又据李心传所记，利州绍兴监铸铁钱也赔钱赔得很厉害，等于花费二钱铸一钱。

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记：“［绍兴二十二年六月］丁丑，宰执进呈右朝请大夫、知嘉州王知远到任五事，论四川铁钱至少，自罢铸后，见今嘉、邛州及成都府各创都作院，以嘉、邛所产铁炭打造军器，赴利州桩管，数目不少。今边事宁息，将两川依旧鼓铸小铁钱。上曰：知远所论，于钱引实有利害，可委总领所同本路漕臣措置。后未及行……（原注：绍兴三十一年，邛州复铸钱）。”《中兴小历》卷三五却记：“［绍兴二十二年］六月丁丑，宰执奏知嘉州王知远乞罢铸小铁钱事。上曰：‘此于钱引实有利害，可令总领与漕司同措置。’”即对王知远上奏的内容作了相反的记述，李心传所记较详，大约更可信。但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却记：“［绍兴］二十三年，嘉守王知远请复嘉、邛铸钱监，事下计司（原注：六月丁酉），于是复置监于邛州。”二者所记不同，然从下文可知，置监于邛州实为绍兴三十一年事，这又一次证明了近年有学者指出《系年要录》准确性胜于《杂记》的论断的正确性（按：参《文史》第四十一辑梁太济《〈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又《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载：“［绍兴］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应是沿袭了《杂记》的错误。

《系年要录》卷一六四又记：“［绍兴二十三年夏四月］乙酉，诏利州岁铸钱以九万缗为额，视旧额减五分之二（原注：二十五年七月丁巳所书可参考）。仍并铸折二钱。”《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却记：“［绍兴二十三年］诏邛州岁铸三万缗，利州九万缗（原注：四月乙酉），共费本钱引十七万五千缗（原注：利州十一万四千，邛州六万一千），每千率费千四百。”如前所述，邛州钱监此时并未恢复，这里记述的邛州钱监的文字显然是系时系错了，这从下文所引可以得到证明。此处引文既讲9万缗是削减五分之二后的定额，则削减前的定额自是15万缗。此后一段时间铁小平钱停铸，只铸当二铁钱。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记，绍兴二十三年以后，“又铸折三钱”，但未说明具体时间。《系年要录》卷一六九又记：“［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直秘阁、两浙转运副使钟世明乞四川诸路应系大铁钱，并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责拘收。从之。”这里讲的大铁钱，应即是讲祥符大铁钱，即重12斤上下的大铁钱（钱文并不一定有“祥符”字样）。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又记：“［绍兴］二十五年，又诏利州铸大小钱各二万，凡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于是岁省鼓铸本钱三万。”据此，利州岁铸额又减为6万缗。

二 南宋时期四川的铜铁钱比价

北宋中期一文铜钱折计二文铁钱的比价到南宋仍然沿用，这从如下的记载中得到清楚的反映：

［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七日，权尚书刑部侍郎张杓奏言：“法者，天下之平。今泉货之用，铜、铁相准，在法有制。然四川郡县俗行钱引，以引定价，准之铜钱以定罪犯，遂致不侔，则有自笞入杖入徒、或应徒而流、或应流而死者。谓如强盗持杖铜钱五贯、铁钱十贯俱坐绞刑，若盗钱引十道，便以十贯为罪，市价止八贯，比之铜钱止是四贯，少一贯，遂处以死。又如枉法二十匹绞，计铜钱六十贯、铁钱一百二十贯。若受钱引一百二十道，便以一百二十贯计罪，市价止计九十六贯，比之铜钱止是四十八贯，少一十二贯亦处以死。由是言之，四川之法偏重，极可悯恤。欲望行下四川州县，凡以钱引定价科罪者，并依犯处市价为数。”从之。[28]

这段文字主要是讲钱引贬值引起的刑法问题，但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铜、铁钱比价是一比二。这一比价且在南宋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下引三段记载也可证明这一点：

［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诏：“四川进纳人依例每铁钱二文折铜钱一文，每铁钱一贯折川钱引一道。”[29]

乾道元年十月十三日，户部员外郎、江西京西湖北总领司马倬言：“近承指挥，令取拨四川白契税钱一百五十万贯趁本所桩管。缘四川系行使铁钱地分，计置轻赍赴鄂州军前，止得七十五万贯。”[30]

嘉定四年，诏：“以绢赃定罪者，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当铜钱一。”[31]

当然，这时的铜钱和铁钱都发生了变化，二者的变化相比较还是铁钱的变化更大，每贯重由12.5斤减少至7.5斤，又减为5斤（当三钱）。

三 邛州惠民监的恢复及南宋中期的四川铁钱

南宋四川铸造铁钱除了利州监、邛州监之外，还有夔州路的施州、南平军钱监，其规模都很小。《系年要录》卷一八七记：“［绍兴三十年］初，夔路施州、南平军岁铸铁钱皆有定额，至是，施州以民户难得铁炭为词，令七分输正色铁钱七千余缗，三分折纳价钱，计三千余缗，并充省计之用。而南平军亦以矿苗渐少，岁铸仅千缗，视旧额不及十分之一。夔钱益耗矣。”《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铁钱》记：“施州旧亦铸钱万缗，南平军数千缗，绍兴末皆减。”《系年要录》卷一六九又记：“［施州］广积监岁额万缗，［南平军］广惠监万五千缗，皆供本州省计而已。”据此，施州旧额为一万贯，南平军旧额由一万五千贯降至数千贯，到此时施州减为七千，南平军减为一千，合计一万贯。这是难以同利、邛州相比的。到宋光宗绍熙末年，南平军广惠监被罢废。施州广积监则不知所终。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廷下令恢复邛州惠民监，同时对利州监的铸造额做出了新规定。对此，李心传、费著各作了记述，现引录如下：

［绍兴三十一年二月戌申］诏邛州复置惠民监，岁铸铁钱三万缗。利州六万缗为额，内大小钱各半。初，议者请复嘉、邛二州鼓铸。四川安抚制置使王刚中言：“嘉州无铁可用，乞令邛州以所造日额衣甲铁炭改铸夹锡钱，而令利州以铸钱所余铁炭对数打造衣甲，委遂（逐）州守臣提举措置，仍隶属总领所。”从之（原注：利州六万缗，计用本钱十一万四千余缗；邛州三万缗，计用本钱三万九千七百余缗……）。[32]

绍兴三十一年，臣僚奏请复置嘉、邛二监鼓铸夹锡钱。诏下制置司、总领所商榷。乃具奏，以谓：“嘉州所用铁，系拨于眉州铁场，其数不多，难以复置钱监。止就邛州置监鼓铸，经久可行。利州绍兴监仍岁铸大小钱共九万贯。”寻报可，遂以邛州岁铸折二钱一万贯、小钱一万贯，总领所给其费。[33]

据二人所记，建议者原拟恢复嘉、邛二州钱监，但因嘉州得不到充足的铁原料供应，故只恢复了邛州监。关于邛州监的岁额，二人所记相同，都是每年3万贯，即大小钱各1万贯。但关于利州监的岁额，却有6万贯、9万贯两种记载，如果把“六万贯”理解为大、小钱各3万贯，则合计恰为9万贯。这样，利州实际是用本钱11.4万余贯，铸9万余贯；邛州则是用3.97万余贯，铸3万贯。此时成本与成品之间的比价比南宋初已有所降低。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四川铸行当三钱，这实际是又一次铸行新的减轻钱。费著记此事最详：

淳熙六年，总领李昌图奏：“利、邛州两监所铸钱，官费本钱倍于息，且鼓铸有限，而民间链销无穷，若不更革，钱重引轻，必坏引法。乞罢铸两监折一小钱，比折二钱稍增铢两，改铸折三大钱，及将崇宁、大观折二大钱并作折三行使。”诏从其请，逮今行之，以为利焉。[34]

据此所记，铸行当三钱的动机是因为铸铁钱本多利少，民间铁重钱轻，所以很多铁钱都被熔为器具了。这种情况南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七《议节财疏》也讲到过：“今蜀中所用铁器，多是销铁钱。愿更申明此禁，亦救四川钱荒之一耳。”新的折三大钱，只是比旧折二大钱“稍增铢两”，而与崇宁、大观折二钱大小重量接近，所以说它实际是一种新的减轻钱。文中讲“逮今行之”云云，其“今”显然不应是元代，但究竟所指为何时则不得而知。近年已有学者指出费著《钱币谱》系成书于南宋，或许此处文字也可作为一个证据。

四川地区自北宋神宗时期已不行使铜钱，南宋孝宗时，有部分铜钱流入川东北，宋廷为此曾专门下令收兑流入四川地区的铜钱。《宋史全文》卷二六载：“［淳熙七年三月］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陆入川商旅、军兵附带铜钱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为川口，与商州接境，旧止用交子、铁钱，今乃兼用铜钱，深恐泄入它界，及四川毁钱为器之弊，乞下四川总所，委利路漕臣置场于金州给以交子兑换官私铜钱发赴湖广总所桩管。’从之。”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若四川铜钱，淳熙间易送湖广总所储之，后又交卸于江陵。”

如前所述，南宋绍兴末年四川利、邛二州共铸铁钱12万贯。淳熙七年改铸折三钱后，可能所铸钱额有所增加。《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熙十五年，四川饷臣言：‘诸州行使两界钱引，全藉铁钱称提，止有利州绍兴监岁铸折三钱三万四千五百贯有奇，邛州惠民监岁铸折三钱一万二千五百贯。今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五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乞从鼓铸。’”据此，淳熙十五年时四川共铸折三钱4.7万余贯，折计小钱14.1万余贯。四川总领所主管官员建议再增铸额，史文却失载朝廷对其建议的处理情况。

四 吴曦之乱后至南宋灭亡前的四川铁钱

四川自从宋宁宗开禧年间吴曦叛宋投金以后，时时受战乱破坏，经济上大不如前。绍定年间（1228～1233），蒙古强行借道进入川北。蒙古灭金以后，宋、蒙于端平年间（1234～1236）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蒙军于端平三年十月（1236）攻入成都，将成都焚毁。此后，虽撤军，但淳祐元年（1241）、淳祐五年（1245）蒙军又两次攻占成都。到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蒙军已占领了四川的三分之二，宋朝只保有四川东部毗邻湖北的重庆等地。这种动荡的局势无疑对钱币铸行产生了不利影响。

然而正是在出现了吴曦之乱以后，在嘉定年间，四川铸行的铁钱钱文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此以前，无论是四川还是宋朝的其他地区铸行的钱币，钱的正面钱文一般都是“□□通宝”或“□□元宝”，有些面额较大的钱则为“□□重宝”，其中“□□”是年号。而嘉定年间四川铸行的铁钱钱文除了“通宝”、“元宝”、“重宝”这三种外，还另有“之宝”、“至宝”、“兴宝”、“新宝”、“安宝”、“泉宝”、“封宝”、“隆宝”、“大宝”、“全宝”、“正宝”、“崇宝”、“万宝”、“洪宝”、“永宝”、“珍宝”、“真宝”等多种。在十多年中钱的正面钱文如此多样，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至今还是一个谜：是宋廷为庆祝平叛的胜利，还是四川地方官要以此祈福禳灾？抑或是什么别的缘故，不得而知。在近年出土的嘉定铁钱中，背文有带“定”字的，有人认为是嘉定府所铸，如果确实如此，则说明宋廷又决定在此恢复了丰远铁钱监。

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四川铸行当五钱，这实际又是一种新的减轻钱。《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行当五大钱事始》记：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当五大钱。时陈逢孺总领财赋，患四川钱引增多，乃即利州铸大钱，以权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欲尽收旧引，乃又铸于邛州焉。利州绍兴监钱，以“圣宋重宝”为文，背铸“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监，以“嘉定重宝”为文，背铸“西二”二字，又篆“五”字。两监共铸三十万贯，其料例并同当三钱。时议者恐其利厚，盗铸者多，而总领所方患引直之低，则曰：纵有盗铸，钱轻则引重，是吾欲也。方钱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创一监于眉州，论者以为丹棱虽产铁，岁额不多，而本郡又无薪炭。眉山之人亦以为不便，上下骚然，数月乃罢。由是止铸于利、邛二监焉。

文中讲“其料例并同当三钱”，说明此次是用一枚原当三钱的料铸一枚当五钱，引文说二监共铸30万贯，这一钱数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多，不过所用原料只比以前增加了半倍。这里应当说明，前述宋廷于嘉定元年曾下令四川铸行当五钱，从存世和近年出土的铁钱看，此后四川仍有当三钱铸行。[35]

嘉定元年所定利、邛二州岁铸钱30万贯的数额在宋代是一个较高的定额。但是，这一数额似未保持很久，到嘉定七年（1214）冬十月邛州嘉定监被罢废[36]。两个钱监废掉一个，铸钱数量肯定会减少，但详情无考。从存世和出土的铁钱看，嘉定监可能后来又被恢复，具体年代不详。

嘉定七年以后，关于四川铁钱的情况就不复见于文献记载，但从大量考古资料看，此后四川铁钱的铸行还长期进行。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利州绍兴监铸造折五、折十钱[37]。气嘉熙年间（1237～1240），邛州惠民监铸过当十钱。淳祐年间（1241～1252）四川铸造过当百大铜、铁钱，铜钱最重70克、最轻14克大铁钱重量不详[38]。

由于蒙军于端平三年攻入并焚毁了成都，利州监、邛州监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此后很难维持生产。存世的和出土的四川铁钱端平年以后铸造者很是罕见，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百钱很可能已不是利、邛二州所铸，究竟铸于何地，尚待研究。

第四节 四川铁钱的购买力

一 四川铁钱自身的变化

前文讨论四川铁钱重量及用料时已述及，四川铁钱的变化大抵是不断用虚价减轻钱取代实钱重钱的过程。宋初所行小钱每贯成重6斤半。景德年间铸行大铁钱以一当十，每贯成重25斤8两，若依小铁钱计，每贯重2斤8两半，比原来的小钱减重一多半。到大中祥符七年，再铸减轻大钱，新钱成重12斤10两，官方规定与景德大钱等值，而重量却减轻近一半。此后，至北宋末，记载中未见四川铁钱有大的变化。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峡铸钱》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又诏利州铸大小钱各二万，凡大钱千重十二斤，小钱千重七斤有半。于是岁省鼓铸本钱三万”。这一新规定显然使铸铁钱用料较前有所削减。看了这一记载，我们会有两个疑问：一是新钱与旧钱的关系，二是所述大、小钱比价。所谓新钱与旧钱的关系，就是旧祥符大钱与新大钱等值（两种钱的重量很接近），还是与新小钱等值？笔者认为，旧祥符大钱与新小钱等值，理由是：其一，北宋神宗以后，四川以铁钱计物价及计与铜钱比价时，都是讲大铁钱（参见前文及下面关于四川铁钱购买力的讨论），说明每贯成重六斤半的小铁钱已经退出流通领域。其二，如果认为新大钱与祥符大钱等值、新小钱与每贯成重六斤半的小铁钱等值，则新法铸钱不但不能节省成本，而且新小钱还要增加成本，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合理的解释是，新小钱是与旧行祥符大钱等值的，此次改钱法，实际上又是一次铁钱减重，即由原先的每贯十二斤十两减为七斤半。那么，新大钱与新小钱是怎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新大钱每枚不是折十枚小钱，而是折二枚小钱，换言之，新大钱就是新折二钱。理由是，据《系年要录》卷一六四，前此，绍兴二十三年，宋廷曾规定利州铸钱“并铸折二钱”，又据同书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宋廷又规定“四川诸路应系大铁钱，并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此后，记载中多次出现四川折二铁钱，淳熙六年又有折三铁钱，嘉定元年又有折五铁钱（详前文），此间却没有折十或当十铁钱出现。这说明，绍兴二十五年新钱法规定中提到的大铁钱是折二大铁钱。以小钱计，新大钱每贯重六斤，比七斤半的小钱又轻一斤半，其减重程度更加厉害。

到淳熙六年铸行当三钱，其用料只是比折二钱稍增铢两（究竟增了多少、增了没增，史言不详，见前文）。后嘉定元年又铸折五钱，其用料全与折三同。与此同时停铸小钱。这显然是四川铁钱的又两次减重。此后铸行当十、当百铁钱的情况，史书失载，很可能是继续减重。

四川铁钱的不断减重在某种意义上有循环特性，即小钱铸造赔本就铸减轻大钱，靠行政力量强制规定大小钱比价，经过一段时间，小钱绝迹，于是大钱成为新的小钱，再由官方铸行更新的大钱，强制规定新的大小钱比价，等等。这实际反映了四川铁钱购买力逐渐下降的过程。当然，在下降过程中也有反复，最大的一次反复是由铁钱暂时停铸、减铸和王安石变法造成的铁钱购买力回升。这一反复使问题复杂化，模糊了一些研究者的视线，但四川铁钱购买力下降的总趋势却是客观存在的。

二 四川地区粮价的变化

宋代四川地区的物价，与其他地区的物价不同，四川地区物价是以铁钱为核心的。但同时，四川地区物价与其他地区物价一样，在南宋时期由以铸币计价逐渐改为以楮币计价。当然，此间四川地区物价是以钱引计，而其他地区是以会子或淮交、湖会计。

关于宋代四川地区粮价，见于记载最早的是张咏镇蜀时的粮价。韩琦记：“公尝以蜀地素狭，游手者众，事宁之后，生齿日繁，稍遇水旱则民必艰食，时米斗直钱三十六，乃按诸邑田税，使如其价岁折米六万斛，至春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俾输元估籴之。”[39]张咏先后两次任知益州，首次为淳化五年至咸平元年，二次为咸平六年至景德三年。所述米价应是张咏第二次镇蜀时的情况，因为他首次镇蜀时四川尚行用小铁钱，其购买力是很低的（参见下文所述银、绢价），不可能有斗米36钱的情况。斗米36钱的“钱”，显然是景德大铁钱。[40]皇祐年间曾将张咏此事刻石，内言米“一斗止粜小铁钱三百六十”，可为证明。则所言米价约为景德二年（1005）的米价。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未见有关粮价的记载，直到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十月，赵抃上奏言益州路科买事，内言：“近岁米贱，每斗只直大钱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41]他讲米贱，而米价却比景德二年时高了三五倍，说明铁钱购买力下落是明显的。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八之一二载，熙宁初年，权御史中丞吕诲、御史知杂刘述奉诏同均定四川职田，“遂计实直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百有二十”[42]。通常，稻谷价只有米价一半强，则四川米价大约每斗200文以上，前述至和元年米价是以大钱计，此谷价也应是以大钱计，不过此时大约小钱已退出流通领域，故叙述中便不讲是大钱了。《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一一载，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侍御史周尹上奏论四川盐价，内言：“日近成都府路盐价涌贵，每斤二百五十文足，更值丰岁，以二斗米只换一斤盐。”据此，成都府路当时丰收年米每斗125文足。《净德集》卷一《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载，熙宁十年吕陶上奏论新法，内言：“臣伏见二年以来，川中见钱绝少，物价减半，银每两、绢每匹各只直一贯四五百文，米每石一贯二三百文（按：即折每斗一百二三十文）。”这时期粮价下落的原因，如前所述，有两方面：一是嘉祐四年宋廷下令四川铁钱停铸10年，熙宁六年又规定减半鼓铸；二是推行新法，货币税大量增加。这种下落一直持续到元祐初年。刘挚此间上奏言及，成都府路“民间米每斗六七十文”[43]。吕陶上奏中也讲：“蜀中比年米谷极贱……米一石直七八百文（按：即折每斗七八十文）。”[44]则此时米价约只相当至和元年时的一半。此后至北宋末，四川粮价应有回涨，但史籍关于此时期粮价，似全无确切记载，故只好暂付阙如。

《系年要录》卷九七记，南宋绍兴六年时，四川驻军“折色米麦，各以军屯所在之直为准，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千。议者患其不均，然沿袭既久，终莫能革也”。则驻军所在地米价为每斗八九百至一千二百文之间。这相当前述元祐年间的米价10倍以上，真可谓有天壤之别了。此年夏季四川大饥，每斗米的价格更达到二贯至三贯。[45]这种米价也是前所未见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三至一四载，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四川蠲除对籴米，由此造成的官米亏欠改由和籴解决，籴本由总领所根据各路米价支给，“成都府路每石五道四分，潼川府路每石五道半”，则两路米价每斗已回落至五百四五十文（钱引），当时钱引贬值尚不严重，则折为铁钱也在每斗500文上下。当然，这时计价的基本单位已不是每贯12斤多的大钱，而是每贯七斤半的新小钱了。绍兴三十年十一月，知黎州冯时行上奏说：“本州税米并无正色，每石理钱引十三千，重困民力。已令百姓充土丁者每石输八千，不充者输十千，乞为定直。”其奏准行官米折征钱，总是要多计的，大约黎州米价每石在钱引8贯上下，即每斗800文左右。若以铁钱计，应更少些。乾道初年，四川旱，朝廷两次下文令四川奏报有关情况，四川负责官员汪应辰上奏申报情况中言及各地粮价如下：利路剑州“目今米价每石钱引十二三道”，夔路“夔州每常米价止是钱引五道左右，今已十道以上”[46]。“据剑州申，赤米每石计钱引十一道半，缘住罢科籴之后物价渐减，今赤米每石止计七八道左右”；由于秋收后灾情缓解，广安军“其在市米价每石钱引五道左右”；夔路“诸州米价每石止钱引五道上下”[47]。据此，四川此时期常年米价大约在每石钱引5道（贯）上下，而灾年要达每石钱引10道（贯）以上。此时期钱引贬值仍不严重，大约比钱引数略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之七又五九之四六载，乾道五年十二月，知成都府晁公武上奏讲，广惠仓赈粜米价为每斗350文。《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五载，淳熙八年四川制置使陈岘奏：“黎州极边，重山复岭，物产荒薄……理宜优恤。契勘本州米价每石不过五六千，而百姓税米自来不令输纳本色，却每石估钱一十三贯文。”陈岘所言事与前引冯时行所言彼此相连，但陈岘言及本州米价，它与汪应辰讲的常年米价也较为接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二载，淳熙十一年，官方于兴元府附近籴米，“每石价钱七道”，这应接近市价而比市价稍高，也是以钱引计价，比以铁钱计价略高。同书九之一四又六八之一四载，绍熙二年三月，宋廷下诏规定，潼川府支移赴隆庆府（二府相距二百至五百里）三仓送纳米，改征钱引，“每石连耗并头子、勘合钱共纳钱引八道”。扣除运费、损耗、头子钱、勘合钱，每石米的折价也应在钱引五道上下。庆元五年袁说友上奏说，四川三路15州籴米约12万多石，用钱引47万余道。[48]每石用钱引三贯半至四贯。上引数例说明从宋孝宗即位到庆元年间，四川米价大抵较为平稳，以铁钱计，每石价格约在三贯至五贯之间，以钱引计则略多于此。

开禧北伐前后，钱引较严重地贬值，米价较前有较大变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载，嘉定元年（1208）年初，利州以每石钱引七道坐仓回籴军兵饷粮，而“其实市直乃十余千”，于是造成士兵哗变。市价比前述常年价格高了约一倍，时人魏了翁记嘉定年间虞刚简在梁、洋及关外五州推行屯田的效果，谓“始时麦石为缗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年，麦十有二，粟十有六，边实人足”[49]。麦每石钱引12～15贯，粟每石钱引16～25贯，这与米每石钱引十余贯的价格较为接近。但如是以铁钱计价，上述粮价应减半或更低些。此后四川的粮价极少见于记载，偶尔有记载也是以钱引、新川会，而钱引与铁钱的兑价则全然失载，故无法作比较了。

三 四川铁钱与银、绢的比价

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宗正少卿赵安易出使四川回朝，言称“见铁钱轻而物价踊，市罗一匹为钱二万”[50]。这反映了宋初小铁钱的购买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罗的价格比绢高，前者价约为后者的二倍。则绢价每匹约在一万上下。范镇《东斋记事》卷四记，景德二年张咏镇蜀时，“绢匹三百文”，这是以新铸行的景德大铁钱计价，若折成小钱，则为3000文。这反映了小铁钱购买力的下降。《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一载，天圣五年四月，知益州薛奎讲，四川“诸州军监盐酒场务并是衙前公人买扑勾当，其年额钱内有分数折变送纳细绢，每匹六千五百”。此折算价似以小铁钱计，则小铁钱购买力又有下降。《长编》卷一五八又记，庆历六年以前某时（究竟何时失载）缴纳盐课细绢一匹折钱九百至一千二百，到庆历六年五月，据三司议，“细绢直视旧”“增至三千以上”。则此时细绢价已涨至每匹四贯以上。此折价当以祥符大铁钱计，这从下面所引一则记载得到证明。至和元年十月，赵抃上奏批评四川益州路转运司令百姓将秋苗米折征绢，官方折算办法是“苗米每七八斗折纳官绢一匹”，而“近岁米贱每斗只直大钱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官绢每匹直大钱三贯以上”[51]。这是北宋记载中祥符大钱购买力最低的时段。

熙宁以后，四川大铁钱的购买力开始回升。熙宁十年，吕陶上奏讲：“二年以来，川中现钱绝少，物价减半，银每两、绢每匹各只值一贯四五百文。”[52]与之时间相距不远，刘挚上奏讲：“每米一石二斗折纳绢一匹，民间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绢价每匹一贯七八百文，当壅并限逼之际有至二贯文者。”[53]尽管刘挚讲的价格比吕陶讲的高，但比起前述宋仁宗后期来，仍低了许多。《长编》卷三〇一载，元丰二年十二月，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当铜钱之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法寺乞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此奏得准。则比吕陶所言又低。元祐年间，大铁钱的购买力似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此间吕陶上奏中又言：“蜀中比年……绢一匹乃为钱千四五百。”[54]但北宋后期，大铁钱的购买力似已明显回落。《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八○载：崇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户部状……黎州……绢……每匹止折一贯二百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则黎州绢价已为每匹二贯四百文上下。

南宋前期，四川铁钱自身有较大变化，同时，铁钱购买力也有较大变化。绍兴二十六年八月，左朝散大夫景篪言：“四川绢直一匹不及五千，而官估取十千，他物之估率皆称是。”[55]则绢价每匹已为五贯上下。《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三至一四载，绍兴二十七年三月，宋廷下令蠲减四川畸零绢估钱。前此畸零绢估“成都府路每匹理见钱引九道（贯）半，潼川府路每匹理见钱引九道，比市价高大”，此时各减钱引一道，分别征收八道半和八道。说明此时四川绢价每匹应在钱引八道（贯）以下（与八贯相差应不很远）。官方还特别规定：“若纳见钱，即随钱引市价折纳，谓如街市钱引每道八百五十文。”可知此时钱引相对铁钱大约贬值七分之一强，若以铁钱计，绢价或在六七贯上下。此后四川绢价似未见记载。

北宋初期银价未见记载。《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一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知益州薛奎上奏言及，“今缘益州街市银每两见卖小铁钱二十千足”，而官方沿行以往盐酒课折征绢计价则是每五贯五百文折银一两。假定官方折价规定反映的是宋初银价水平，则此时银价已比宋初增长约二倍半。若此时银市价以祥符大钱计，则是每两二贯足。而康定元年（1040）官方规定，四川盐酒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56]。或此折价即以天圣五年市价为依据。又《长编》卷一五八记，在庆历六年以前，盐酒课折征计价银一两同绢一匹都折为900～1200文。这同上述天圣五年银市价相比，显然低了许多，庆历五年官方规定，此后折价“从时估”，或是针对官价与市价相差太远而作出的。

熙宁十年，吕陶上奏批评四川推行免役法及榷茶害民，言及：官方“若将银色准折［茶价］每两须高抬四五百文（原注：臣窃闻蜀州熙宁八年银每两官折二贯三百文足，市价一贯六百文；九年银每两官折二贯二百文足，市价一贯四百文）。或多支交子，少用见钱，交子所支既多，钱陌又须亏折”[57]。据其言，蜀州熙宁八年银市价为一贯六百文足，九年为一贯四百文足，比天圣五年下降了约四分之一，而九年与八年比，银价也呈下降趋势，反映了此间铁钱购买力的回升。

北宋后期，银价大约也是回升的。《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八〇载，崇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户部状言及，黎州支蕃部马价，银“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则黎州此时银市价已升至每两二贯五百文上下。

南宋前期，银价与绢价一样，变化较大。《系年要录》卷一七一记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宋高宗曾对臣下言及：“朕闻蜀中银价高，比江浙间过一倍。”时江浙间银价每两约三贯省上下（铜钱），则四川银价约六贯省（铁钱）。时在四川任要职的王之望绍兴末年在书信中讲：“有铁钱一百二十万贯，川价约买得银十七万两而止”，则据他所言时银价每两约七贯[58]。《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二载，绍熙（原书误为“绍兴”，据上下文校正）元年十二月，权发遣大宁监郭公益奏：官方科买银，每两只支价钱钱引一引半，“而在市银价却当五引半，民间遂有四引亏折”。所谓“五引半”即五贯五百文，可知当时大宁监（今四川巫溪）的银价为每两钱引五贯五百文。大宁监在川东，远离成都，似应比成都价低。《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谓：“今（应指撰写《朝野杂记》甲集的嘉泰年间）蜀中银每法枰一两用本钱［钱引］六引，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铜钱］三千三百云。”如李心传所言确为嘉泰年间四川银价，则此时银价与绍兴末年较为接近。当然，当时钱引贬值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如果贬值严重，则银价在嘉泰年间相对绍兴末年是减低了的。《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载，到嘉定元年十一月，官方收兑九十界钱引，以银收兑的兑价为银每两兑钱引六贯二百文，当时钱引每贯仅兑铁钱四百文足以下，则兑铁钱的价格则应为二贯五百文足上下。但此兑价是否与市价接近，则不得而知。

由于篇幅限制，同时也受记载的限制，我们无法将四川各种各类的物价一一与内地作比较，也无法将各种物价一一依时序作分析。但我们似可粗略地讲，自从铸行景德大铁钱以后，大铁钱与铜钱折比价较多时间似在一铜钱等于二铁钱的基准线上下浮动。而从时间延续看，各种物价似都表明铁钱购买力有逐渐下落的趋势，中间也都经历了宋神宗在位时期的反复和震荡。

[1] 《长编》卷二三。

[2]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钱议》。

[3] 《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引《钱币谱》。

[4] 《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一。按：李焘记成肃言：“准开宝六年诏，川峡诸州犯窃盗计铜、铁钱满万，强盗满六千者，并弃市。川峡铁钱四直铜钱一，愿均定其法。”又记“有司请以银一两为强窃盗赃铜钱一千、杂犯绢一匹论罪。从之”。与《会要》记述有差异，见《长编》卷一八。

[5] 《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费著《钱币谱》。按：《长编》作“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

[6] 《长编》卷二三。按：原书此段文字后有注：“……又《实录》……覃，太平兴国初进士，累官至右补阙、直史馆、东川转运使，太宗厚之，为权臣所摈抑，换诸司使……据此，则宋覃未尝真决也，所称权臣亦不知谓谁……覃及聂咏杖脊，范祥、卜伦除名，《实录》在十二月壬子，今并书。”

[7] 按：《长编》卷二三记此事谓：“其后，西川转运使刘度请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既从之，盐铁使王明曰：‘若此，重铜钱而轻铁钱，则物价弥贵矣。望罢之。’诏可。”

[8]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钱议·蜀钱》。另参《宋史》卷二一六《赵普传附弟安易》、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卷四三九《文苑传·梁周翰》、《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

[9]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钱议·蜀钱》，另参《宋史》卷二一六《赵普传附弟安易》、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卷四三九《文苑传·梁周翰》、《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

[10] 《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引《钱币谱》，参《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系年要录》卷一六九。

[1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二四。参《长编》卷四二。

[12] 《宋史》卷三〇九《杨允恭传》，参《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

[13] 《宋史》卷三〇九《杨允恭传》，参《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

[14] 《长编》卷四七、《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二四。

[15] 《长编》卷五九，参《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铁钱》引《会要》《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按：与《长编》比较，“益、邛、眉等州”《系年要录》作“益、邛、嘉、眉等州”，“景德二年”作“景德三年”。

[16] 《安阳集》卷五〇《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咏］神道碑铭》。按：张咏《乖崖集》附录此文。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三《张咏》收录了此文。

[17] 《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中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涛］行状》。

[18] 《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长编》卷八〇同年月癸亥所载略同。

[19]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会要》。

[20] 《系年要录》卷一六九。按：《宋史》卷七《真宗本纪》载：“益州铸大铁钱。”

[21] 《居士集》卷二六《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薛公［奎］墓志铭》。

[22]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载兴元府西县钱监名济远监，疑是。

[23]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后录卷四《王素》引录此文，文字有小差异。

[24] 《长编》卷二四五。按：《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记述此事后有“后废嘉州丰远监”一句。又见《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元费著《钱币谱》。

[25] 《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

[26] 《长编》卷三七一。

[27]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铸钱》也述及此事，但却谓铸本用“四路称提钱十四万缗”，与此有异。《系年要录》卷一六九“绍兴二十五年八月甲午”条则记：“绍兴十五年，郑刚中为宣抚副使，始复利州绍兴监，铸大、小钱岁各五万。”

[28] 《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八，另参《系年要录》卷一七六。

[29]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四六。

[30]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五二。

[31] 《宋史》卷二〇〇《刑法志》。按：《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七《给纳》引《给赐令》载：“承直郎以下任川陕路移于内地者，每一贯二百文支铜钱一贯。”疑这一规定是沿录北宋某一时期的规定，不反映南宋时期的实际情况。

[32] 《系年要录》卷一八八，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峡）铁钱》。

[33] 《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钱币谱》，另参《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五、《宋史全文》卷二三。

[34] 《蜀中广记》卷六七《方物·钱》引《钱币谱》。《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二月戊申条注文均系此事于当年十月。

[35] 李佐贤：《古泉汇》，《考古》1959年第2期；陈德润等：《四川雅安出土宋代窖藏铁钱》，《中国钱币》1990年第4期。

[36]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宋史全文》卷三〇。

[37] 参见《考古》1959年第2期；《古泉汇·利集》卷一二。

[38]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版第411页。

[39] 《安阳集》卷五〇《故……张公［咏］神道碑》，参范镇《东斋记事》卷四。

[40] 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三《张咏赈粜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七之一六。

[41] 《清献集》卷一《奏状·蠲减益州路民间科买》。

[42] 参《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七《职官·职田》、《宋史》卷一七二《职官志》。

[43] 《忠肃集》卷五《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

[44] 《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

[45] 《系年要录》卷九九、卷一〇九，《宋史》卷六七《五行志》，《宋会要辑稿》职官七〇之一八。

[46]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四九。

[47] 《文定集》卷四《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御札再问蜀中旱歉》。

[48] 《东塘集》卷九《补籴蜀路十五州创籴七州广惠仓米疏》。

[49]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七六《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

[50]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蜀钱》、《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51] 《清献集》卷一《奏乞减省益州路民间科买》。

[52] 《净德集》卷一《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

[53] 《忠肃集》卷五《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

[54] 《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

[55] 《系年要录》卷一七四、《中兴小历》卷三七、《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五。

[56] 《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盐》。按：原文意欠明，前文讲在陕西、京师入中银事，此句不详“入钱”是在陕西、京师还是在四川，如是讲在陕西、京师，因此二处当时尚用铜钱，则折价太高，待考。

[57] 《净德集》卷一《奏为役钱乞桩二分准备支用状》，另参同书同卷《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奏具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58] 《汉滨集》卷九《与徐左司论军须钱书》。

第三章 陕西河东铁钱及陕西河东货币区

宋代的陕西与今天的陕西在地理概念上是不同的。宋代的陕西除包括今天的陕西省的大部分以外，还包括今天的甘肃、青海、宁夏、山西、河南的一部分，其面积要比今天的陕西大得多。宋初，陕西为一路。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分为陕西河北路和陕西河南路（一说后又分立陕府西北一路），但不久又合为一路。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宋朝为了抵御夏朝军队的需要，在军事上把陕西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次年又增永兴军一路，共五路，各设部署司和安抚司，但民政、财经上仍统一由陕西转运司负责。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军事上增设熙河路（设总管和安抚使，总管系部署司因避宋英宗名讳所改新名），同时分设永兴军路转运司和秦凤路转运司。元丰元年（1078），设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负责熙河路的财政。宋徽宗时，曾设熙河路转运司，又曾采取“以都漕两员总治于长安，而漕臣三员分领六路”等办法[1]。大抵陕西地区路的划分有分有合，有时重叠设置机构，情况较为复杂，所以记载中“陕西路”、“陕西五路”、“陕西各路”等说法交互出现，容易使人疑惑。

第一节 陕西钱法的剧变

一 陕西在宋仁宗康定年以前未行用铁钱

钱币学界有一种意见，即认为宋代陕西在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即已行用铁钱，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宋史文献中“川峡”与“川陕”颇多见，然一字之差，含义相差甚远。“川峡”为西川路与峡西路（简称峡路）之合称，“川陕”为四川与陕西之合称。不过人们对峡路较为陌生，它创立于宋代以前，宋代于开宝六年（973，一说开宝四年即971年）重设，到咸平四年（1001）四川改划四路，西川路和峡路的建制便都不存在了。所以，宋代峡路实际只存在了不足三十年，难怪人们对它感到生疏！峡路的建制没有了，但“川峡”的说法仍然长久存在。又有记载说，峡路、峡州的“峡”原作“硖”，在北宋前期一般写作“陕”，直到元丰年间才经大臣何洵直奏请正式改“陕”为“峡”[2]。后人不知有峡路，往往把“川峡”误为“川陕”。持陕西在康定年以前就已行用铁钱的学者，主要就是没有认识到“川峡”在史籍中往往被误为“川陕”。持这种观点的人引证的记载，往往即存在这种问题。

请看下面一例，《宋史》卷二七七《韩国华传》载：“［太宗时］改兵部员外郎、屯田郎中、京东转运使，徙陕西路。旧制，川陕官奉缗悉支铁钱，资用多乏，国华奏增其数。”钱币学界一些学者曾引录此一记载，证明陕西在宋太宗时即已行用铁钱。

对于此事，李焘却是这样记述的：“［至道三年冬十月］峡路转运使韩国华到阙，又言：川、峡州县幕职官等所请月俸铜钱一文止支铁钱二文，望增加铁钱分数。帝令支铜钱一文易给铁钱五文。”[3]李焘又于咸平五年七月癸亥条注文中引《韩国华传》云：“国华为峡路转运使。旧制，川峡官奉悉支铁钱，资用多乏。国华奏增其数，至今便之。”[4]将《宋史》卷二七七《韩国华传》的记载与李焘的（连同《宋会要》）记述做比较，显然《宋史》是把峡路讹为陕西、川峡误为川陕了。当然，有人可能对这个结论还不信服，因为史书上记述分歧的事颇多，不能轻易地用一处记载否定另一处记载。为了凿实此事，我们不妨再引录两处记载。宋仁宗时，尹洙曾为韩国华写过墓志铭，其中写：“至道二年，以屯田郎中充京东转运使，移峡路转运使。真宗听政，迁都官郎中还朝。”[5]这可证韩国华在任京东转运使后，是任峡路转运使而不是陕西路转运使。富弼为韩国华撰神道碑，其中说：“出为京东转运副使，即拜峡路转运使。峡为险远，一路官俸薄，不可责以廉，公奏益之，至今峡中官德公不已。”[6]此段记载一连讲了三次“峡”，可为是峡不是陕之最好证明。又尹洙、富弼都是韩国华的儿子韩琦的好友，对韩国华的事迹不大会搞错，其记述应是可信的。所以，上引《宋史》的记述错误是无可怀疑的。

《宋史》还有一处类似的记载，见此书卷二九三《张咏传》：“［太宗时，知益州。］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这往往也被征引用以证明宋太宗时陕西已用铁钱。然而，查元代人费著《钱币谱》记此事作：“淳化五年（张咏始任知益州恰在此年），诏两川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民颇便之。”[7]又《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也载：“［淳化五年］令川峡仍以铜钱一当铁钱十。”而李心传则记：“淳化间，仍令两川铜、铁钱兼用。”[8]三处记载或讲两川，或讲川峡，都未涉及陕西，可知《张咏传》的“川陕”也为“川峡”之误。

持陕西宋初就有铁钱流行观点的学者，还往往引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川陕铁钱》中如下的话，“川陕旧皆行铁钱”。然而如果我们阅读《川陕铁钱》题下的全部文字，就会发现，除上引一句外，都是记述四川地区史事的，而没有记述陕西地区情况的内容。这就是说，不但所引一句中的“川陕”是“川峡”的勘误，而且“川陕铁钱”的题目也应校正为“川峡铁钱”。事实上，前人在校勘此书时，已指出有些版本中上述两个“陕”都作“峡”。

将“川峡”误为“川陕”的例子不少。除以上两例外，又如：咸平三年，西京左藏库使杨允恭上书言“川峡铁钱之弊”，讲的明明都是四川的事，但《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却把“川峡”误为“川陕”。《宋史》卷三○九《杨允恭传》可为佐证。又《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载：“大中祥符六年二月一日，诏川陕四路赃钱、赏罚钱以小铁钱十当一。”四川在咸平四年已分为四路，连同陕西路无论如何也不会还是四路。引文中“川陕”为“川峡”之误无疑。

其实，从宋人撰文习惯看，北宋时期是很少把“川”与“陕”连在一起讲的，因为当时四川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尚未建立。但南宋时期则不然，由于宋、金对峙的军事格局，四川与陕西（后来陕西各州陆续陷落）密不可分地连在了一起，人们对川陕的议论开始增多，“川陕”也就成为一个较为常用的固定搭配。所以，凡是古籍中记述北宋史事而使用了“川陕”一词的，或许都应谨慎对待。而被引用来证明北宋康定年以前陕西就行用铁钱的史料，大抵都存在把“峡”误为“陕”的问题。

当然，持宋初陕西就有铁钱行用观点的学者引证的记载中，有一则是与“川峡”、“川陕”关系不大的，那就是南宋人王栐著作中的一句话。王栐在记述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诏令禁止江南行用铁钱事后，紧接着就写道：“然川蜀、陕西用之如故。”不过，在下文中，他记述了四川在宋真宗时期行用铁钱的情况，而记述陕西铁钱，却是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开始，对宋仁宗康定元年以前陕西铁钱的情况，则一个字也未涉及。[9]所以，上引王栐的那句话，或许只是撰文时的偶然失误。

总之，可以查见的宋史文献，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宋仁宗康定元年以前陕西行用铁钱具体情况的资料。讲宋初陕西就已行用铁钱，是没有可靠根据的。

二 陕西变成特殊货币区

陕西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以前，一直同内地一样，是行使铜钱的，即是说它不是一个特殊货币区。陕西变为特殊货币区，是同宋、夏战争相联系的。宋初以来，宋、夏关系时好时坏，有时西夏向宋朝称臣，有时又反叛。宋真宗在位前期宋、夏关系紧张，自从李德明（赵德明）即西夏王位后，又向宋称臣，宋、夏关系转向缓和，直到宋仁宗即位后的前十年，宋、夏关系一直比较和谐。

但是，自从李元昊于宋明道元年（1032）即位做了西夏王以后，宋、夏关系又趋紧张。李元昊不愿臣服于宋，他于宋宝元元年（1038）年底正式称帝，并积极准备进攻宋朝。不久李元昊就率夏军进犯宋境，并连连取胜。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在延州城外击败宋军，宋鄜延、环庆二路副都总管（即副主帅）刘平等被俘。随后，夏军又攻占金明县，宋将李士彬战死。此年九月，夏军又在三川寨等处战胜宋军，宋将杨保吉阵亡。庆历元年（1041）二月，夏军于渭州附近的好水川大败宋军，宋环庆路副总管任福战死。当年八月，夏军攻占宁远寨、丰州。次年闰九月，夏军于定川寨附近大败宋军，宋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战死。宋朝君臣为西线战况而忧心如焚，这就是陕西变成特殊货币区的历史背景。

关于陕西钱法的改变，李焘做了如下的记述：

［康定元年十二月］戌申，屯田员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采铜铸铁钱事。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原注：此据琦《家传》）。于是，［三司使］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大小，最为折中……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轻币重，严刑不能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才十，不可以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敝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原注：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10]

这段记载表明：首先，改变陕西钱法的首倡者是宋代名臣韩琦和时任屯田员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其次，陕西钱法的实际改变是以皮仲容担任知商州为开端的。再次，翰林学士丁度从一开始就反对在陕西铸行大钱。

皮仲容何时提建议已无可考，韩琦出任陕西安抚使的时间是康定元年二月，即是说从他提建议到任命皮仲容知商州，只相隔约十个月的时间。

上述记载也表明，李焘已无法搞清，皮仲容在商州是先铸了大铜钱还是先铸了大铁钱，抑或二者同时开铸。皮仲容的官名是以铸铁钱系衔的，韩琦也是建议铸行铁钱，但注文引《食货志》却讲皮仲容去商州后是采青铜铸钱。

上引文中丁度没有讲到铁钱。又《宋史》卷三三〇《任颛传》载，任颛任三司盐铁判官时，“陕西铸康定大铜钱，颛曰：‘坏五为一，以一当十，恐犯者众。’卒如其言”。其中明确讲到康定大铜钱，而且似乎是先铸铜钱。但司马光记，庆历元年正月戊辰，“初令陕西行铁钱”[11]。从这则记载看，有可能先铸了大铁钱，此时才能正式发行。司马光又记，宋仁宗时曾任知商州的薛仪曾上言说：“朝廷前置阜民监，于洪崖冶铸铁钱，未数年铁已竭。”[12]则商州阜民监最初却是铸铁钱的，与前引“本志”文字有异。或许铸大铜钱、大铁钱的时间是相差不远的。

上述引文中提到，皮仲容到任后奏请创设阜民、朱阳二钱监，这似是宋代陕西地区最早出现的钱监（稍后庆历四年，又于仪州竹尖岭设博济监铸大铜钱）。《长编》卷一三三记，朱阳监的正式命名是在庆历元年九月，它在虢州朱阳县，而阜民监正式命名时间不详，它在商州洛南县。

然而，《长编》卷一六四后来又作了与前引文不尽相符的另一则记述：

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原注：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原注：庆历元年五月查为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原注：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军兼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

依此处记述，铸大钱是庆历元年五月以后根据张奎、范雍的建议而实行的，同前引李焘文字比较，不但建议人不同，而且时间也推迟了（当然也与《宋史》卷三三○《任颛传》关于“康定大铜钱”的记载矛盾）。又文中没有说明所铸大钱为大铜钱还是大铁钱，据《宋史》卷二八八《范雍传》，范雍“在陕西尝请于商、虢置监铸铁钱，后不可行”。这似乎又与引文中在二州铸青铜钱的记述矛盾。

这样，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只能模糊地断定：大约在康定元年和庆历元年间，陕西地区开始铸行大铜钱和大铁钱，从而使本地区的钱法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里，还应指出，除在陕西本地铸大铜钱和大铁钱外，宋廷还令陕西以外地区铸铁钱运到陕西行用，这也是促使本地区钱法变化的重要因素。《长编》卷一三三记，庆历元年九月壬子，“知永兴军范雍请下三司举官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仍罢兴元等处辇致小铁钱。从之”。同书卷一三四载，同年十一月壬子，“诏江、饶、池三州铸钱监铸铁钱三百万缗，以备陕西军费”。据此，宋廷曾下令从兴元调运小铁钱入陕西，后又从河东和江南调铁钱入陕西。又据同书卷一六四记，宋廷又曾“敕江南铸大铜钱”“辇致关中”，则从外地调入陕西的既有铁钱又有大铜钱，而且数额巨大，这对于使陕西迅速成为铜、铁钱混用地区起了重要作用。

这样，陕西因铸行大铜钱（大铜钱在陕西以外不能流行）、大铁钱，行用小铁钱，而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成为一个特殊的货币区。

三 庆历八年陕西大钱贬值

陕西铸行大铜钱和大小铁钱是在军情急迫之时，为筹措军费而采取的饥不择食的措施，它的不良后果，或许可以讲在朝廷采纳此种建议之初人们就预见到了。而在铸行大铜钱和大小铁钱不满三年的时候，其弊病已开始显现。《长编》卷一四三载，庆历三年九月，担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上言说：“臣窃见陕西、河东边计不足，遂铸铁钱以助军费。而民多盗铸，日犯极刑，为法之弊，久将不堪。”他建议用赎罪的办法回笼铁钱，以抑制物价上涨。次年三月，宋廷派盐铁副使鱼周询等同陕西都转运使程戡讨论本路铸钱事，但似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庆历八年（1048）才着手整顿陕西钱币。

关于此次整顿陕西钱法，《长编》卷一六四记：

［朝廷于商、虢、仪州置监铸大钱，并从河东、江南调铁钱入陕西，］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查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朝廷……数命官议（原注：［庆历八年］正月己酉、四月甲午）。于是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钱议曰（原注：六月乙未）：“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原注：《宋史·食货志》‘三’作‘二’）。”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厚利，而官不必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

从上引记述可知，宋朝在陕西铸行大铜钱、大铁钱及行用小铁钱，导致了市场混乱和通货膨胀。但是，在停止从河东输入小铁钱后，最突出的（至少在当时人们看来）问题却不是行用铁钱，而是盗铸大铜钱。于是宋廷先后采取几项措施：首先于庆历八年六月下令，改当十大铜钱、大铁钱为当三小铜钱，小铁钱三文折小铜钱一文。随后于皇祐二年二月，下令停止商州铸青铜钱。最后于嘉祐四年二月，陕西大铜钱、大铁钱并一当二小铜钱。

李焘又记述了在陕西大钱贬值过程中官方嫁祸百姓的情况，谓：

庆历末，［傅］永自梓州路转运使移陕西（原注：庆历八年正月自梓州徙），时关中用折十铁钱，盗铸不可胜计，公私患之。永献策请变钱法。至境问民所乏，贷以种粮，令麦熟纳偿而薄取其息，民大悦。永亟檄州县凡散二百八十万缗，大钱悉尽，乃以闻。已而朝廷变法，遂下令以小铁钱三折大铁钱一，民出不意，破产失业自经死者甚众，而盗铸亦以衰止。所贷得麦四十万斛。商人入粟于边而受钱于中都，岁五百万缗，时河北奏乞钱，朝廷未有以给，永言：“本道仓廪实，请以所当钱畀之。”上嗟赏。自康定用兵，陕、华以西移输税于边，民力大困。永令输本郡而转钱以供边籴，储亦无乏。王尧臣详定课绩，上其事，又赐诏褒之。寻召入……于是权副三司（原注：《傅永传》云：永献策请变法，既悉贷民大铁钱，遂下令以一折三，小民多破产失业，而盗铸亦止。按变法在庆历八年六月，乃用三司议，或因永献策亦未可知。若谓遂下令以一折三，则是永擅作法罔民，初非朝廷变法也。朝廷变法适与永贷民大铁钱相先后，盖永悉贷民大铁钱，大钱虽折小钱十，而小钱十可铸大钱五且有余，即郑戬所云，盗铸获利十之六也。永前贷民大钱，今但用小钱，又以小钱三折当十大钱一，其名似优贷者，其实阴夺盗铸之利也……）。[13]

李焘这里没有说清楚，贷民大钱后，大钱贬值，本来百姓还贷应更容易，为什么却出现了“破产失业自经者甚众”的情况。他在注文中作了解释，仍然不能使人明白。李心传发现了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辩驳：

傅永设策以罔民也，解之误矣。永初议废大钱，以官积大钱多，虑亏国计，故先以贷民而后更法。方其贷时，出大钱二百八十万，寻遂更制，则民间实止为八十四万缗尔。其后县官但按原籍取偿，故民不意破产失业，至于自经。使永出十而取三，则何用亟檄州县尽散大钱乃以上闻？使贷者得大钱万，而偿以小钱三万，则当乐输矣，而何为失业、自经耶？……永之策大抵使官无所亏，而民受其患，实甚误矣。[14]

这里，李心传也只是从情理上推论，似乎并没有其他资料作根据，但他推理得较有说服力。傅永坑害百姓的方法是要求借贷者按出贷时的旧钱数还贷，从而把贬值的损失转嫁给借贷者。当然，其责任也不在于傅永一个人，傅永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代朝廷受过罢了。

李焘先讲改当十为当三是张方平、宋祁、叶清臣、杨察等共同拟议的，后来又说出自傅永的建议，为了自圆其说，故在注文中讲“［变法］乃用三司议，或因永献策也未可知”。其实参加讨论的张方平为傅永写过神道碑文，记述了此事，现引录如下：

［改刑部尚书、陕西转运使］初，夏戎阻命，犯延安、蹂平凉，暴师鄙上，兴费不赡。夏文庄竦始建更币以振边，置炉商税（当为“州”之误），铸钱一准十。既又就河东山泽，遂及江南诸监，并铸铁为钱，转以资关右。民溺于利，则冶熔盗铸，淆杂为巧，死罪积多，法不能胜，四民失业，朝廷患之，议所云救。公请大泉一当三，货物始平，民称便。建榷铁法，奸铸遂衰止。[15]

张方平明确地讲傅永曾建议改当十钱为当三，应是可信的。他还记傅永“寻建榷铁法”，则为李焘所未述。

当然，在这次钱法变动中，也有些地方官与傅永的做法不同，他们比较照顾百姓的利益，例如记载中的赵温瑜即是如此。

苏颂记赵温瑜在知晋州任上的政绩说：“初，更铁钱法，以大钱一当三，公以为货币骤亡十之七，贫者必先受其弊矣。因密召诸军校，令军中有质贷者约以三日尽赎归，毋得蓄钱于家。日满，然后颁行其诏。又诱诸豪发粟储囷窖以平物价，艰窘者获济矣。”[16]赵温瑜的这些做法只能使人们受有限的益处，但他同傅永那种坑害百姓的做法已是大相径庭了。

四 大钱的再次贬值

关于庆历八年至嘉祐四年间宋廷为解除陕西钱法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长编》卷一六四记：

［庆历八年以］后诏商州罢铸青铜钱（原注：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笔者按，“大”原作“小”，据《宋史全文》卷八等校正）皆一当二（原注：嘉祐四年二月），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又据郑獬记：“至和元年，［田况］除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关右盗铸铁钱甚恶，法不能胜。公（田况）更为大钱，肉好精致，伪者莫能杂。以一当三，尽收恶钱付炉官，市易以为便。”[17]这表明，在田况任都转运使期间，曾铸行新式大钱，回收恶钱，以求改变钱币混乱局面。

又司马光记：“文彦博知永兴军。起居舍人母湜，鄠人（一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陕西铁钱不便于民，乞一切废之。’朝廷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忧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晓然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18]文彦博的文集中也收有他此时期关于陕西铁钱的奏疏，其中讲：“陕西私铸铁钱虽严行禁捕，抵法者甚众，终不能止绝。盖以铁本至贱，获利甚厚，以致见行钱货薄恶者居多，物价增长，稍禁行用，或令拣选，则井市嚣然，买卖难阻，其弊已极……不若使铁价增贵，即私铸无利，薄恶之钱亦将熔为器用，欲乞令陕西转运司依河东路事体擘画，权住铁冶三五年，或恐伤冶户，郡官数年增起铁价，公私有利，候钱法平定，即弛铁禁。”[19]他的这篇奏疏说明直到至和二年，陕西的货币混乱仍然存在。文彦博提出的建议侧重在禁私铸铁钱，为此他主张权住铁冶和实行铁禁。这使人联想到傅永的榷铁法，看来当时他与傅永在这一点上看法是接近的，大约宋廷接受了他们的意见，采取了某些控制原铁的措施。

司马光又记，嘉祐元年八月庚辰，“罢陕西小铁钱”[20]。从字面讲，一是可能讲陕西停止行用小铁钱，但此后有记载讲小铁钱仍在行用；二是可能讲陕西停铸小铁钱，但陕西何时开铸小铁钱却不见记载。此种记载过于简略，使我们难以了解详情。联系到李焘有如下记述：“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用张奎议，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铁钱积同、华二州者凡四十万缗，熙宁初，诏赐河东，以铁偿之。”[21]则陕西后来确实停止行用小铁钱，或命令下于此时，完全停用则较迟。

关于嘉祐四年大钱的再次贬值，《长编》卷一八九又记：

［二月］己卯，诏：“如闻陕西民间多滥铸大钱，以至市易不通。其见行当三大铜钱（一本无‘大铜钱’三字）、大铁钱并当小铁（笔者按：‘铁’疑为‘铜’之误）钱之二。本路官员已支三月俸者，即计其数贴支。”先是，议者欲变大铁钱当一，提点刑狱、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陆诜言：“民间素重小铜钱而贱大铁钱，他日以一当三犹轻之，今令与小钱均直，则大钱必废。请以当二，则公私所损无几，而商贾可以通行，兼盗铸计其物直无赢，则必自止。而陕西旧藏饶州大钱，闻民间久不敢用，今既无盗铸，则可以兼行，四者皆便。”又言，既更钱法，前日民负官缗者，法应加数追纳，望三分蠲一。诏悉行之（原注：此据《陆诜传》）自是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恣怨，久之始定（原注：此据本志）。

根据此记载可知，嘉祐四年大钱再次贬值。朝廷原本是想让大铁钱与小铜钱等值使用的，后来接受了陆诜的建议，才改为当二。另外，朝廷又接受陆诜的建议，大约同时也是接受上次坑害百姓引起不良后果的教训，这次比较注意照顾贫苦百姓的利益，凡官债适当减免。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李焘关于嘉祐四年大钱贬值的两次记述文字，都在关键处出现疑问。为了澄清事实，须再查考其他记载。查司马光记此事作“诏陕西大铜、铁钱并当常钱之二”[22]。章如愚又记：“嘉祐四年，以陕西民间多盗铸大钱，于是以见行当三大钱折小铜钱二，谓之折二钱。”[23]根据这些记载，再联系前次大铜钱大铁钱一当小铜钱三、小铜钱一当小铁钱三的情况，可以判定：这次和上次贬值后一样，大铜钱、大铁钱间的等值关系并没有改变，只是大铜钱、大铁钱同小铜钱间的关系改变了。小铁钱废止后，陕西只行用三种钱，即当二大铜钱、当二大铁钱和小铜钱，大约此后小铜钱越来越少，市面上主要流行当二钱。

陕西此次大钱贬值及大小钱法定比价的变化，也给当地百姓造成了一定的痛苦，李焘较客观地记述了这一情况。另外，时人刘攽在记述其兄刘敞事迹时也讲：“［陕西］民苦大钱数变法，疑惑，公（刘敞，时任知永兴军）使官吏俸钱一皆中给，民因知官不复变法矣。”[24]

第二节 宋神宗哲宗时期的陕西铁钱

一 熙丰年间陕西整顿铁钱

宋仁宗晚期的陕西新钱法，包含着不合理成分，即造价不一样的当二铜钱和当二铁钱，却在等值地行用。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两种货币造价相差悬殊，而通过行政手段使其等值行用时，就势必引起盗铸的泛滥。另外，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新法，对社会经济影响颇大，陕西钱法也受到较大冲击。

《长编》卷五一二载，宋哲宗元符二年，泾原路经抚使章楶曾对宋仁宗末年至宋神宗初年陕西私钱泛滥逐步严重的过程，作了如下的记述：“至和已后，官司鼓铸不精之弊起于率分钱。所谓率分钱者，每工所限日铸之数外，有增益者酌给众工，财利所司所贪者钱多，监临之官又以额外铸钱增数为课利，折二大钱不复精巧如法矣，盗铸遂复擅利于天下。官司不治其本，乃欲救其末，滥钱皆输于官矣。而豪宗富室争蓄大小铜钱与旧铸大铁钱，故在市买卖细分为六等：以小铜钱为一等，［大铜钱为一等，］旧铸至和铁钱为一等，新铸折二铁钱为一等，私铸楞郭全备钱为一等，私铸轻阙怯薄钱为一等。凡仓库所出者，皆大小铜钱、新旧官铸大铁钱，所纳处既不复多得铜钱，所输于官者，皆新旧折二铁钱及私铸钱耳。然其弊亦未甚为害也。治平四年，因臣僚建议，朝廷有指挥，不能全记其文，大概以为：除阙薄漏贯、字样不明、不成楞郭外，余并令官司受纳，库务辄有退换，仍立刑名。自此滥钱荡然无禁。”

陕西钱币危机为官方所注意是在熙宁七年（1074）。《长编》卷二五六载，此年九月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都对陕西钱币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显然是得到了朝廷的某种旨意。吴中复的意见主要有四条：（1）“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2）“民间专行省抚大钱”（3）“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4）为防止官私省抚“大钱少，不足用”，乃以所买恶钱及私大钱改铸新钱。皮公弼的意见主要有三条：（1）尽买恶钱（2）用一年时间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新钱（3）暂不兑收旧通行铁钱。熊本的意见主要有四条：（1）反对收买恶钱及以铜钱兑收私大钱，因为这样做会使官府损失严重：“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尔，千钱为铁六斤（按：6似为16之讹。据时人范纯粹讲，铸当二大铁钱每贯用原料铁18斤，除去火耗等不应只有6斤），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即是说，官用铁钱40文买恶钱1斤，等于用40文换回20文；用小铜钱1000文兑大铁钱1000，等于用小铜钱1000文换得320文。官方的亏损是明显的。（2）反对立即行用新钱而禁止使用旧钱，理由是：“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抚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旧］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无其三（按：似包括换小铜钱的损失和上缴恶钱的损失），何以救灾？”（3）他主张“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4）稍稍改变钱样，铸行“熙宁重宝”新钱。三人的意见不一致，“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

“逐司相度”尚未有结果，而永兴军路却迫不及待地擅自开始行动。《长编》卷二六〇记：“［永兴军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钱，一切禁断旧通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推捡阙薄漏贯、字样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用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增圆物料，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封桩，俟向去丰熟，奏取指挥。乃诏逐司具官司合改造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这就是说，永兴军路的收买私钱被制止，朝廷下了禁止私钱的命令，并决定另设钱监，铸新“熙宁重宝”铁钱，但因年景不好，推后实行。

随后，据《长编》卷二五八载，本年十二月熊本上奏中提到：“奉诏体量吴中复（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永兴军）、皮公弼（永兴军路转运使）、张穆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章楶（永兴军路提举常平）、蔡朦（永兴军路转运判官）等奏，议改使钱法先后异同及不系朝旨买人间私钱事。”看来朝廷让永兴军路的官员（不知为什么没有同时让秦凤路的官员一起参加讨论）再议论本路钱法事，而让熊本“体量”众人的意见。熊本在奏疏中提到，“访问民间全用省样钱，私钱已不售”。即是说，整顿钱法此时已有成效，恶钱、私铸钱已暂不流通。他在奏疏中又讲道：“王广渊（泾原路安抚使）、章惇（三司使）亦乞通（据注文，此通字当为如字）永兴军一路禁私钱，复华亭监，并铸红崖青铁钱。”即王广渊等建议要在渭州、商州置钱监铸新铁钱。针对熊本的上奏，“诏［吴］中复等奏议异同及不俟朝旨买私钱并放罪，令［永兴秦凤等路制置交子］赵瞻计会，逐司速相度以闻”。这证实吴中复等前此不经朝廷批准就先开始收买私钱了，大约熊本所讲的陕西私钱已不流行的情况与回收私钱有一定关系。熊本此时的态度已较前有所变化，即不再一概反对回买私恶钱，也不反对禁用私钱了。另外，他也表示赞同王广渊等的意见，要求增设钱监以加快铸造新钱的进度。

如果说在熙宁七年里，官方对于增设钱监铸新样铁钱还只是议论的话，那么在熙宁八年里，这些议论就开始得到实施了。《长编》卷二五九载，此年正月，“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按：据此，以前皮公弼的官衔前也应加权字）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皮公弼虽讲广铸是为了为交子筹集本钱，但实际此事却成为增设铁钱监大铸新铁钱的开始。

此年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司言：‘见管铁钱，转运司九万余缗，常平司十一万余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耀、鄜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另委皮公弼总制营办”。这样，永兴军路改铸新铁钱的钱监一下子增为九个，其中有四个是原铜钱监，有五处是临时性的，商州、洛南、华、虢四处拟作为长期的，这当中华州原是铜钱监，按现规定就要成为铜、铁钱兼铸的钱监了。又《长编》卷二六○注文引《食货志》第六卷载，这些钱监的设置，“皆公弼首议，命专领之，而诏铸大钱才令补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即止”。这一记载与令四钱监长期铸铁钱的说法矛盾，李焘不取大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上面所述讲的都是永兴军路的情况，秦凤路是否也增加了钱监呢？史籍似未作全面记载。《长编》卷二六一记，同年三月，“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监似为滥之讹）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委熊本总制营办”。这说明秦凤路也在铸新大铁钱。又《长编》卷二六八记，同年九月庚午，诏“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焉。仍遣左班殿直孟璋选秦凤、永兴军路配军充工役，以五百人为额，不足，即选邻路”。次年五月“赐监名曰滔山”。这说明，熙宁八年三月以前，秦凤路已有通远军（后改巩州）威远监铸铁钱，此后又增岷州滔山监。

《长编》卷二七四载，熙宁九年二月，宋廷曾一度因财政上有困难，派官员汪辅之赴陕西在官库现有私铁钱中（不知是否包括回收上来的）拣选形体较好的拟用于支用。但此事立即遭到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的反对，他说：“比者改铸私钱悉为省样，盗铸屏迹，人情少安。今又许通使私钱，恐盗铸复起，钱色经久难辨。”于是朝廷只好“诏三司指挥汪辅之所简铁钱未得通行”。

《长编》卷二七七载，同年七月，针对民间对于官方关于省样铁钱与铜钱同等使用的命令心存疑虑的情况，宋廷又下诏申明，并以刑法相威胁：“如有所犯，即行严断，仍令众五日。”看来这次整顿是较有成效的，经济秩序得到稳定。当然，获得成效也是以百姓的痛苦为代价的。时人刘攽写诗道：“关西居人多闭屋，屋底老翁相向哭。县官禁钱钱益轻，百姓无钱食不足。平时斗粟钱百数，今者千钱人不顾。大家萧条无十金，小家流离半逵路。”[25]

到了毕仲衍撰《中书备对》时，陕西计有六个铁钱监：即虢州在城监、虢州朱阳监、商州阜民监、商州洛南监（以上四监每年各额铸折二大钱12.5万贯）、通远军威远监、岷州滔山监（以上二监每年也各额铸12.5万贯，但原书未说明是否为折二大钱，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记为“大钱”）。这表明，华州原计划长期铸铁钱，似乎后来没有实行，此时已停铸铁钱了。然而《中书备对》反映的可能是元丰二年以前的情况，因为此年根据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的建议，通远军威远监已改为铜钱监。[26]另《长编》卷三三八载，元丰六年八月，“陕西转运司言：‘同州韩城县山铁矿苗脉深厚，可置钱监；及渭州华亭县博济监因循废罢，欲于黄石河铸冶务复置监，废秦、陇州铁监。’从之”。则永兴军路又增韩城监，而渭州黄石河监如果是铸铁钱，则秦凤路也增一铁钱监。

二 熙丰年间铸行铜折二钱

熙宁元丰年间，宋朝掀起了铸造钱币的热潮，陕西地区铸造钱币在数量上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除了铸造铁钱之外，官方也曾设法增加铸造铜钱的数量，所铸大约主要是折二大钱。

如前所述，陕西在宋仁宗时因铸当十大铜钱，先后建立了虢州朱阳监、商州阜民监和仪州（后隶渭州）博济监。到皇祐二年（1050）商州阜民监停铸。据《宋史》卷 一八○《食货志·钱币》记，“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六十万缗”，仪州成为当时主要铸钱州之一，说明博济监还在生产，而朱阳监则情况不明。嘉祐四年（1059）大铜钱贬值为当二，此后陕西所铸铜钱，大约主要是当二钱。

熙宁三年（1070），发运使薛向请求“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铅四百余万斤，运至陕西增铸钱百万缗以备边”，他的建议获准实施[27]。这表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即由外地运原铜到陕西铸钱，这是前所未见的。但司马光则记此年“薛向乞于陕西置铸钱监”[28]。他的记述或许是有根据的，因为据《元丰九域志》载，永兴军路京兆府（永兴军）、陕州、华州三个铜钱铸钱监都是熙宁四年（1071）建立的（按：《宋史》卷八七《地理志》记陕州钱监成立于熙宁三年，记其他二钱监建立时间与《九域志》同）。这使陕西先后存在过的铜钱钱监达到六个。《长编》卷二四六载熙宁六年（1073），“权三司使薛向乞令永兴、秦凤……等路转运司，量留三司起发当出卖铜锡外，余并分与诸监铸钱。从之”。此事当也与增设铜钱监有关。

《长编》卷二二一又于熙宁四年三月权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调任权发运使项下记：“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文铜钱。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查皮公弼任权陕西转运副使乃是本年正月，则建言时间当在正月到三月之间。这说明当时陕西只铸折二钱而不铸小平铜钱。据记载，后来宋廷推广折二钱，也是从陕西开始的。

《长编》卷二五四载，熙宁七年（1074），“秦凤等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这是陕西地区出现的第七个铜钱监，也是铸折二钱的。但据《长编》卷二五六，此监仅存在约三个月就被停罢。原因是所铸“皆脆恶”。据《长编》卷二六〇，到熙宁八年时，永兴军路有永兴军、华州、河中府、陕州四铜钱监，其中河中府钱监为前所未见，不知何时所建，可视为陕西的第八个铜钱监。

前文已述，元丰二年（1079），通远军威远镇钱监改铸铜钱，则为陕西出现的第九个铜钱铸钱监。《长编》卷三一一载，元丰四年（1081），“置秦州铸钱监”，史书不载是铜钱监还是铁钱监，如果是铜钱监，则为第十个铜钱监。

《长编》卷三四二载，元丰七年（1084）正月，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上奏说：“铜钱三监所用铜、锡，乞额外给，依例封桩本脚钱。”他的请求获准施行。他的话可以理解为当时陕西只有三个铜钱钱监，也可以理解为陕西有三个铜钱钱监是依靠外地运来的原料铜、锡铸钱的。究竟哪种理解正确，还有待考证，但而毕氏《中书备对》、《元丰九域志·陕西》、《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至三等，也仅载陕西有三铜钱监，即永兴军（京兆府）钱监、华州钱监及陕州钱监。联系同年范纯粹上奏中讲到的当时陕西共有铜铁钱监九个的情况看，当时陕西只有三个铜钱钱监的可能性较大。《长编》卷三四六载，同年六月，宋廷下诏说：“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这一记载表明此年宋廷曾下令三钱监增铸折二钱，这大约也是竭力想维持铜铁钱之间的某种平衡。

三 宋哲宗时期的危机

陕西钱币在宋哲宗在位时期爆发了危机。其实如前所述，造成危机的根源是很早就埋下了的。

此次危机的主要表现是铜、铁钱比价失控。元祐四年（1089）冬到五年初，苏辙出使辽朝，回到京城后上奏中说道：“见今陕西铸折二铁钱数极多，与铜钱并行，而民间轻贱铁钱，十五仅能比铜钱十，而官用铁钱与铜钱等，缘此解盐钞法久远必败。”[29]这说明铁钱贬值已比较厉害。苏辙晚年撰文记述元祐年间陕西钱币事说：“陕西岁铸铁折二钱二百万贯，用本一百万贯。铁贱铜贵，而与铜钱并行，又重而难徙，由此陕西币轻物重，商贩沿边者回，无以回货，非换盐钞则负铜钱以出。故铜钱日少，铁钱日多。官吏卒伍月得料钱，每一千当六百而已。而入中边粮及贩卖丝绢者率要重价。户部一造飞钞以给边郡，边郡以给商贾，持入元丰库请钱，尤为利便。是时四方商贾不行，惟陕西道路如织。微仲（宰相吕大防字）陕人，意尤主之。议者言陕西旧不铸钱，而内藏岁以细绢丝赐陕西漕，西边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故陕西尤困。元祐七年，刘忱、张景先以漕事同至京师，见予于东府。予问之曰：‘闻铁钱甚为漕司之患，今欲罢铸一百万贯，漕司既收铸本五十万贯矣，其余五十万贯以内藏细丝绵止据元价折充，漕司自以人般运于边郡，依时价出卖，以收军粮，于君便否？’景先起谢曰：‘本司之幸也。’忱观望而不答。然竟议不合而止。”[30]这两条记述，指出了问题的根本，即铸铁钱本小利大，官方铸行太多，且强令与铜钱等价行使。但他有些地方讲得不够清楚，即所谓“币轻物重”，主要是铁钱轻，铜钱并不轻，“官吏卒伍”所得料钱，大约也是铁钱，所以才“一千当六百”。苏辙主张减少铸行铁钱数量，固然可以减缓矛盾激化的进程，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讲解盐钞法久远必败，是有预见性的。其原因就在于官方坚持实行铜、铁钱等值流通的办法，商人以铁钱买盐钞，或请领盐货，或到京出卖换得现钱，利润过大，官方不能坐视，于是或在沿边提高卖钞价钱，或在内地限制商人请领盐货及压价买钞，这样势必导致混乱。

时人刘安世上奏（上奏的时间不详，大约比苏辙上奏的时间要迟）论及盐钞的弊病，说：“臣伏见陕西盐钞、铁钱之弊莫甚于今日。向者，盐钞沿边及近里州军转卖至京，随处价直增损不过三五百文，是致盐货通行，商贾获利。今则关陕每钞一席，价钱仅及十千，才至西京，所卖不及六贯；或就解池请盐一席，脚乘之费通约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卖七贯已上，盐钞及搬盐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盐钞之弊也。”他又说：“陕西素无出产，道路附带钱物之人惟用盐钞，故不免添价收买。此盐钞与民争利也。”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讲的亏折，实际反映的就是铜铁钱间的差价，换言之，就是陕西铁钱的贬值情况。大约当时陕西铁钱的购买力，只有东部行使铜钱地区铜钱的购买力的一半。刘安世认为商人赔钱很多，是不可信的，因为虽然从钱数上看是赔了，而实际上或许并没有赔，或许还有赢利，因为铜、铁钱的购买力是相差很大的。刘安世也谈到了铜、铁钱的比价和二者间购买力的差异。他说：“旧制大铁钱之法，每一文当小铜钱二文，今则用铁钱一贯五六百文换易铜钱一贯，往往乘时尚或增长，此铁钱之弊也。”他又说：“陕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于界首计其米麦金帛之价，仅争一倍。”[31]既然铜、铁钱价差、购买力之差如此悬殊，盐钞在陕西怎能不贵、在东部地区怎能不相对低贱呢？

在上述铜、铁钱购买力差距已经拉大的情况下，官府尤其是地方官府再死守铜、铁钱等值使用的老规矩已是不可能了。而这首先自然从偏爱铜钱、厌弃铁钱开始，随后就出现铜、铁钱比价失控的情况。刘安世奏中也谈到了这一情况：“铁钱、铜钱，旧日相兼一等行用，更无轻重之别。自近岁以来，陕西官司计较鼓铸铁钱获利稍厚，诸处钱监罢铸铜钱，是以民间稍稍难得，或须用铜钱出入，即以铁钱加息一分换易。近日官司又令应系支给请俸及买卖等，只支一色铁钱，依民间分数加息出换，公私相竟渐次添价，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32]

《长编》卷五一二载，元符二年（1099）章楶、吕惠卿也在上奏时回顾了铜、铁钱比价失控的过程。章楶说：“今据渭州通判李百禄申，勘会到自元祐年已来至今铜、铁钱相换每贯分数……元祐三年内每铁钱一贯二十文足换铜钱一贯足，元祐六年内铁钱一贯二百文足换铜钱一贯足，绍圣元年内铁钱一贯四百文足换铜钱一贯文足，元符二年正月一日至今（七月间），铁钱一贯六百文足换铜钱一贯文足（即日民间亦无铜钱可换）。”吕惠卿说：“熙宁十年惠卿任本路经略安抚使，至元丰三年得替，任内亲见本路铜、铁钱相兼使用，不闻有轻重之异。唯有行路欲将铁钱换铜钱以便赍擎，有每贯不过加钱二十至五十文。至元丰末、元祐三年以前，每贯加至一百，盖是铜钱渐少，铁钱渐多，以致如此。元祐四年始下转运司，议罚（罢？）铜钱一等行铁钱，由此民间每岁换铜钱分数渐加，然不过一百以至四百。至八年，始罢铜钱，方加至一贯五百。至绍圣元年，增加钞面钱出卖；四年，复罢官员、军人入便钱。以此铁钱益轻，每欲过铜钱地分者，至用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

《长编》卷五一六引邵伯温《题〈贾炎家传〉后》记述永兴军（京兆府，宋人或依唐代人称之为长安）附近铁钱的贬值过程。他说：“治平之末，长安钱多（重？）物贱，米麦斗不过百钱，粟豆半之，猪羊肉三四十钱一斤，鱼稻如江乡，四方百物皆有，上田亩不过二千，官员所携路费皆一色铜钱。熙宁四年，转运使皮公弼初变范祥钞法，增钞面钱以广缘边籴买，殊不知钞价增则钞法弊，商贾不通，物价贵矣。至元丰四年，边费益奢，遂增铸钱，自此钱法弊。铁钱日多，铜钱日少，物价日贵矣。钞法既变，尚用十二千买盐钞一席，商贾等及仕宦罢官入京者，将行至京师请铜钱六千，比旧买钞增半，卖钞仍用范祥法。漕司差属官一员在京师，以朝廷岁赐户部钱收钞。长安以至诸路州县商贾通，物价尚平。川绢二千一匹，河北、山东绢差贵三二百，他物准此。商贾尚多，南商南货尤多。至元符初，以铁钱四千换铜钱一千，于是铜、铁不复同矣。”《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则述：“［陕西］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按所述与前引差距稍大，待考），未闻有轻重之弊。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寢轻。”上引诸处所记铜、铁钱比价不尽一致，但我们从中仍可看出，大抵比价的失控是从元祐三年开始，到绍圣末、元符初年达到高潮。

吕惠卿又分析了造成铁钱贬值的原因，他提出五条：（1）“熙宁、元丰中，铜钱、铁钱兼行，若欲赍铁钱一贯，即可赍铜钱倍之，及欲过铜钱地分，有铜钱可换，即铁钱可以流行。自元祐间不用铜钱，其欲远行及过铜钱地分，无铜钱可换。”（2）“熙宁、元丰间，钞价东南盐钞每席贵不过六贯，贱止五贯，若往京师出卖，反有利息。遇边事如熙河用兵之时，边上钞价至贱，在京官中却用元价收买以平之，度支钱往边上，以故不计其费。今盐钞一席至十贯文，在京却用本钱收买，所失几半。”（3）“熙宁、元丰间，遇有边事，许诸色人于边上入便钱，却于在京、向南请领，仍支与加抬及脚乘不计其数。今官员俸余既不许入便，又已入便下钱者，足钱支与省钱，是官中自轻铁钱。”（4）“官中每岁籴买有出无入，钱并散民间。”（5）“官中出度牒及银绢之类，虽价例稍高，其实不得旧时铜钱之价。”

吕惠卿的这些分析，可以说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他极力美化熙、丰，是因为他是新党的骨干。如前所引，铁钱的贬值是个由渐变到激变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熙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

相比之下，李复的分析或许更切近实际。李复讲了两条原因：（1）“陕西自康定、宝元间西鄙用兵，支费不足，遂鼓铁为钱，边事宁息，即时罢铸。至熙宁九年，皮公弼主领漕计，复奏铸之，迨今二十七八年，所铸不知几千万矣。铁钱不通别路，聚集陕西，民间既多，此钱轻一也。”（2）“陕西百货皆视谷价高下。近年西边拓地，增筑州军城寨，添屯军马，急于年计，添价籴买，兼并、巨商蓄谷待价而不出，物价愈重，此钱轻二也。”[33]

他的分析可以简化为铁钱铸得多、粮物需求大。这些确实是铁钱贬值构因的主要部分。当然，他还是没有讲到另一重要构因，即要想让铁钱与铜钱长久地等值并行是不可能的。

四 把陕西变为铁钱区的尝试

铜、铁钱比价的失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是物价的上涨。由于官府和私人都争抛铁钱，交易中就大量地使用铁钱，所以物价实际上是以铁钱为标准的。章楶在奏疏中谈道：“且以渭州言之，昔日米麦每斗不过百钱，今日每斗三百文已上。新边城寨收籴有至五六百文者。”吕惠卿则详列“钱轻之弊”八项：一是粮价成倍上涨，造成陕西边费开支增加；二是物价上涨，铸钱成本增加，官铸钱无利反亏；三是购买军需的费用成倍增加；四是官方雇用民工的费用成倍增加；五是内地往边疆运输铁钱的费用增加，使得负担此项役务的衙前役人破产；六是物价上涨，造成茶盐酒、商税的实际收入成反比例减少；七是官员军人实际俸禄收入减少，易生怨恨；八是雇募役人需要的钱增加了，给实施募役法造成困难[34]。吕惠卿所讲的“八害”，大抵都是由物价上涨造成的。这种上涨实际主要反映的是由以铜钱计价到以铁钱计价的物价变化，部分是反映了铁钱供过于求造成的变化。这种变化之突然和剧烈，给当时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前引吕惠卿讲到元祐四年朝廷曾有意罢用铜钱只用铁钱，消息传出，造成了铁钱的进一步贬值。这消息可能是因常平司的举措泄露的。时人王巩《随手杂录》记：“常平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诸司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钱贱而物加贵。”王巩没有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与上述记载相比照，似乎讲的就是元祐四年前后的事，特别是“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应就是泄密造成的，当然，也可能并不是常平司的人泄的密，但其举措等于向百姓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记：“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议限东行有税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许易二分，人毋得过五千。”这就是说，官方对以铁钱换铜钱进行限制，其动机可能是想减少官方损失，但这无疑会导致人们对铁钱的进一步轻视。在此前后，从史料记载看，宋廷在元祐八年以前，可能尝试恢复旧时状态，因此曾努力增加当地的铜钱鼓铸，决定将陕西境外兴州产的铜运往陕州、永兴军铸造铜钱[35]。

前引吕惠卿还讲到元祐八年，正式宣布罢用铜钱。此事《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记为：“［元祐八年秋七月］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而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则记为：“［元祐］八年，命公私给纳、贸易并用铁钱，而官帑铜钱以时计置，运致内郡。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仍定加饶之数，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在京、余路四千。”《长编》元祐八年七月的内容佚失，但陈均《九朝编年备要》二三于此年此月项下明记：“令陕西沿边专行铁钱。”则可证《哲宗本纪》所记有误。

元祐八年七月的这次罢用铜钱，似乎没有维持多久。《宋史》卷一七《哲宗本纪》记：“［元祐八年八月］庚午，诏陕西复铸小铜钱。”此事大约与宋廷想改变折二铜钱的发行办法有关，《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记：“折二铜钱又定钩致之法。初欲复旧，止行于本路，议者谓：关东诸路既已通行，夺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陕右所用折二铁钱止当一小铜钱，即折二铜钱尽归陕西，不直般运费广，猝难钩致，且与铁钱一等，虑铁钱转更加轻。乃令折二铜钱宽所行地，听行于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等州，余路则禁。”这就是说，宋廷拟把相当数量的折二铜钱转移到陕西。然而，此项措施并没有改变陕西铁钱贬值趋势。绍圣三年（1096）七月，三省又上奏说：“陕西路比年铁钱益轻，钞价涌贵，公私受弊。”于是“诏度支郎中任公裕与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马事陆师闵同本路转运司相度措置讲究利害”[36]。当时铁钱继续贬值，原卖6贯的盐钞已卖13贯，针对这种情况大臣中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曾布为代表，主张多卖盐钞以使盐钞自动降价；另一种以安焘为代表，主张公开宣布铁钱贬值一半。宋哲宗一时拿不定主意，只是说：“钱法恐须变。”

元符二年（1099）陕西第二次罢用铜钱。《长编》卷五一六记：“［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三省言：‘陕西州郡铁钱自来即无轻重之别，近日官司多置换铜钱，以致民间疑惑，钱轻物重。今差都转运使陆思（师）闵、转运副使王博闻、转运判官孙轸提举措置，仍令陕西路并禁使铜钱，违者徒二年，配千里，许人告，赏钱二百贯。又陕西民间见在铜钱并许于随处州县送纳，依数支还盐钞或东南钞，愿以铁钱对换者并支封桩钱，仍限三年纳换了当，仍具一年约用钞数申乞支降。诸色人欲入铜钱地分，许于陕府近便处官中兑换。换到铜钱并官库铜钱除量留换钱支用外，并津置三门，般运赴元丰库纳。陕西铸钱司计置到铜，般运就京西近便处置监铸造，充朝廷封桩。人匠并于陕西铸钱监那移。本路官铁钱有缺损轻薄不堪支使者，送监别铸。民间有私铁钱限半年陈首，免罪支铁价，违限不纳，依私钱法晓示。’从之。”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恢复铜、铁钱等价兼行的旧日状况，已少有可能，禁用铜钱，把陕西变为铁钱区，未必不是一条出路。但是，官方在禁用铜钱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不明智措施，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这次混乱的责任者，大约就是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都转运使陆师闵。《长编》卷五一七记：“［元符二年冬十月辛亥］新永兴路安抚使陆师闵（按：《宋史》卷三三二《陆诜传附子师闵》记陆师闵在担任陕西路转运使后改任知秦州，应为秦凤路安抚使，且记他率部出征事，疑李焘所记有误）言：‘陕西见行措置钱币之法，既已捡毁私钱，禁铜罢冶，则物价当减。愿下陕西诸州县，应有买卖并须准度铜钱之直，以平其价。’从之。”《长编》卷五一八载，同年十一月庚寅，“陆师闵言：‘盐钞公私买卖请依钞面钱价，辄增者徒二年。’从之”。

显然，陆师闵不但过于急于求成，而且所想的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他要一下子把以铁钱计价的物价水平完全拉回到宋神宗时期或更早时期的水平上，这怎么可能呢？

据《长编》卷五一九同年年底，似乎陕西已出现一些骚动，于是“三省言：‘陕西钱轻物重，遂降旨不许行使铜钱，其后陆师闵奏请公私买卖并依钞面以平其价。访闻陕西旧来蓄钞豪户等多扇摇欲要仍旧。’诏：‘见行钱法等务要均平，经久可行，无致亏损官私。如有合随宜处置事件，令陆师闵详具利害，急递以闻，仍令马诚协力管句。若转运司为减钞价，其年额钞钱比旧亏少，即具合添数目以闻，当议相度给降。’”三省讲不满意的只是少数“蓄钞豪户”，这显然是一种缩小事态的说法，而诏书表示出想向闹事者妥协的意向，言语中表示出可以减低钞价的态度，却没有“严加惩处”一类威胁性措辞。

邵伯温作为亲历者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陕西钱币混乱的情况。他在《题〈贾炎家传〉后》中记：“时有部使者与时相乡人，素相善，不揣其本，直欲以法齐其末，乃献平铜铁钱、平物价、平钞价之说（按：所谓部使者当指陆师闵，他是杭州人，而时宰章惇是苏州人，二地同属浙西，可算是乡人）。朝廷行下陕西诸路，急如星火，迅若雷霆，民间大骇，以至罢市。道路不通，行旅断绝，民不聊生。时伯温守官华州，有漕司属官数辈自长安来，至长安已二日不得食，从者病不能行，乃为具饭于郡官，请券米作糜粥方能行。未几，朝廷知之，听从其便，民间复安。公私皆有损折，而公家损折尤多。至有京师请钱千万缗，随手破用，买宅舍居第，出贩百货入陕西，得善价，以铁钱准铜钱纳官，沿边籴买，以钞用铁钱六千准铜钱六千请出盐钞，私下卖十二千，赢其半入己，乃以铁钱六千之数与民间。以见行平铜铁钱数贱买民间行户物，却将往他处贵卖；以见行铜铁钱［数］买官中物，却将往他处贵卖。如此者不可胜数。于是钞价日贵，商贾益不通，物价日贵矣。”孙觌也记：“故时以关陕解盐钞权铁钱轻重，百贾欣赖，刍粮集塞下如山积，而县官无馈师劳民之费。自博折务增收钞贾以为羡余，榷货务渔夺解盐之入，共京师币轻货重，商旅不至。于是始铸大钱，又更为夹锡。”[37]他不但讲了此次整顿钱法的失败，而且指明了宋徽宗时铸行大钱、夹锡钱与陕西铁钱贬值的关系。

第三节 宋徽宗即位以后的陕西铁钱

一 发行夹锡钱和大铜钱

宋哲宗在位末年，由陆师闵等导致了钱法混乱。宋徽宗一即位，就有人议论陕西钱法事，主张用扩大铁钱行用范围的办法缓解危机。《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这样记述此事：“徽宗嗣位，通判凤州马景夷言：‘陕西自去年罢使铜钱，续遣官措置钱法，未闻有深究钱币轻重灼见利害者。铜钱流注天下，虽千百年未尝有轻重之患。独铁钱局于一路，所可通交易有无，限以十州之地，欲无滞碍安可得乎？又诸州钱监鼓铸不已，岁月增多，以鼓铸无穷之钱，而供流转有限之用，更数十年，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又倍于今日矣。谓宜弛其禁界，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盐地州县并许通行折二铁钱。如此则流注无穷，久远自无轻重之患。’”他的建议似未被立即采纳，因为不能解燃眉之急。不久，宋廷终于决定解除陕西铜钱之禁，重新又使陕西成为铜、铁钱兼行区。

李记：“［元符三年十月］辛酉，诏陕西路仍行使铜钱。”[38]而《宋史》卷一九《徽宗本纪》则记为同年十一月“辛卯，令陕西兼行铜铁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未明确年月日，只在“徽宗嗣位”项下记：“继而言者谓：‘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当公私匮乏之时，诸路州县官私铜钱积贮万数，反无所用。’乃诏铜、铁钱听民间通行，而铜钱止用籴买。”随又记：“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钱轻重稍均，即听兼铸。”这些记载详略不一，也有差异，但都说明了陕西由禁用铜钱到重新兼行铜、铁钱这一变化。

这以后，宋徽宗支持蔡京大变钱法，陕西成了推行新钱法的重要基地。李记：“［崇宁元年十二月己未］初令陕西铸折五钱。”[39]这实际成为宋徽宗时期广泛铸行当十大钱的发端。《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又记：“崇宁元年，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这大约与铸行当五钱有关，宋廷可能是想一方面铸大铜钱；另一方面罢铸铁钱，以此来调节铜、铁钱的比价。

崇宁二年春，陕西在蔡京的授意下开始铸当十大铜钱和当二夹锡铁钱。王称记：“［崇宁二年春正月］甲子，蔡京以陕西铸大铜钱当十、夹锡钱当二。”[40]大约蔡京先令人在陕西试铸，随后宋廷才正式下公文。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蔡京奏：‘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于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三百万贯。自来铸钱张官置吏、招刺军兵，所费不少，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钱得一钱之利，盖是久失擘画。今陕西河中府等处民间私铸最多，招募私铸人令赴官充铸钱工匠，广为营屋，许其一家之人在营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给予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又可收私铸人在官，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欲令许天启相度疾速准此施行，仍与旧来军工相兼鼓铸。今来所铸铜钱，除陕西、四川、河东系铁钱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诸路并准折十行用。其钱唯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却于铜钱地分行使，贵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又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来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文支用。令许天启相度依此施行。’从之。”引文表明，依照蔡京此时的想法，当十大铜钱铸于陕西而并不用于陕西，陕西推行夹锡铁钱。蔡京把招募私铸人为官府铸钱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此项措施无论对陕西还是对全宋，都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因为当时钱法的混乱根源并不在此。蔡京称陕西为“铁钱地分”，且讲当十铜钱不在陕西行用，给人陕西时已禁用铜钱的印象，然而下文又讲陕西铜钱至重，讲夹锡将当铜钱二文行使，则说明陕西仍行用铜钱。

上引蔡京奏中讲陕西不行使当十大铜钱，但据记载，崇宁五年（1106）二月，宋廷曾下令陕西熙河路当十钱改为当五行使，随又复旧。崇宁五年六月、大观三年（1109）六月二次罢行当十大铜钱时，都明文规定陕西、河东、河北等路例外，仍许行用当十大铜钱。这说明，陕西是行用了当十大铜钱的，而且比别路用得更长久，只是无法搞清其开始行用的确切时间。或许蔡京陕西等路“不得行使”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没有落实。陕西行用大铜钱，更加速了铁钱的贬值。时人杨时记：“崇宁中，陕西铁币日轻，视铜钱不能十一，而官俸独给铁钱，在职者不能赡，官旷不补，事有浸废。［钱即］因建言倍给选人之俸，凡摄事者理任受举许同正员，人乐就职。”[41]因铁钱贬值，使官员不愿赴任，朝廷只得同意给下级官员加俸，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前述通判凤州马景夷的建议后来多少起了些作用，这就是宋廷一度允许陕西铁钱流入四川。崇宁四年三月，宋廷下诏规定：“陕西大铁钱入川陕（按：应为‘川峡’）四路并免税。”[42]这表明官方已经允许陕西铁钱入川。但到了大观二年，宋徽宗“御笔：‘比以四川铁钱猥多，钱轻物重，若更许陕西铁钱入川行用，则币益以轻，物益以贵，非平价裕民之道。其陕西铁钱可更不许入川行用。’”[43]但一年以后，陕西的情况更加严重。《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大观三年］利州路提刑司言：‘［陕西］旧铜铁钱轻重相寻，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颇类陕西。欲将折二大铁钱以一折一，虽稍减钱数，钱必稍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这样，又允许陕西铁钱入川了。

蔡京等人妄想用夹锡钱取代铁钱，以提高其购买力，使其像旧日的铜钱一样，其实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崇宁五年时，监察御史沈畸上奏批评这种做法说：“又有监司献议，欲尽改陕西铁钱为夹锡钱者，此尤不思之甚也。殊不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一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今召私铸于东南矣，又将召私铸于西北，是教民犯法，非朝廷之利也。伏乞睿聪详酌，速赐寝罢，天下幸甚。”[44]

夹锡钱不过是铁中掺杂了锡，铸造成本仍然很低，造这种钱本小利大，官方能造，私人也能造，巨大的利润势必诱使私人盗铸。这种威胁是确实存在的。

夹锡钱行用不久，就开始贬值。时人周行己上奏说：“夹锡之弊，其行未久，轻于铜钱三之一（原注：十三当铜钱之十）……陕西铁钱之弊，其积已多，轻于铜钱一之十五。”他主张“并夹锡与铁钱通行于河北、陕西、河东三路，而禁使铜钱，其三路所有铜钱许过铜钱地分行用”[45]。当时夹锡钱贬值还不严重，后来情况就逐渐恶化了。

二 强行维持夹锡钱与铜钱官定比价的举措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刘正夫传》记，大观末，“陕西行夹锡大钱，物价翔踊，百姓告病，［中书侍郎刘］正夫论其弊，即日罢之”。讲“即日罢之”，是有疑问的，因为事实上大观三年所罢者乃是其他地区的夹锡钱，而陕西的夹锡钱并没有立即被罢，或则罢后不久即又复行了。几种史书都记载了政和元年（1111）二、三月间宋廷下令专设陕西、河东路提举铸夹锡钱官的事，其中《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二五所载较详：“［政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诏：‘陕西、河东兴复鼓铸夹锡钱宝，虽令逐路转运司管勾，缘漕司职事繁冗，方鼓铸之初，颇有措置，恐难以兼领，别致稽缓。其陕西、河东路可各差文臣一员专切提举铸钱……朝散大夫胡简修专切提举陕府西路铸钱，所贵事法专一，早见就绪。’”

同年四月，宋廷又颁布了如下的诏书：

向者西鄙乱常，乍叛乍服，兴师问罪，调度实繁。元祐以来，变易善法，钱弊（币）屡更，物失其平，黎庶重困。荷天眷祐，方内义安，累年于兹，而钱益轻，物益重，细民益以艰食，至或流移失业，不得以相生养，朕甚悯焉。岂法禁之不修，而兼并者擅其利也？抑泉货之不一，而人自为轻重耶？事必复古，至臻康济。应陕西诸路系行使铁钱地分，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所有夹锡钱与大铁钱一等行用，不得分别称呼。仍仰转运经略司、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将逐处物价参考制定多少之直，务要反本，不使腾跃。敢有妄议沮格不承者，以违制论，不以救降去官原减。见在铁钱更不改铸夹锡。[46]

这一诏书取消了夹锡铁钱与普通大铁钱间的区别，但诏书中却实际上重申了一枚夹锡钱折二文铜钱的不合理比价，还要求陕西路官员“将逐处物价制定多少之直，务要反本”。这些话连同下文带威胁性的措辞，最终引出了又一场混乱。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童贯宣抚陕西，以诏亟平物价，帅臣徐处仁切责其非，坐贬。钱即经略鄜延，抗疏言：‘详考诏旨，谓铁钱复行，与夹锡并用。虑奸民妄作轻重，欲维持推行，俾钱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胁制百姓，顿减物价于一两月之间。今宣抚司裁损米谷、布帛、金银之价，殆非人情。徐处仁言虽未尽，所见为长，望速询其实。如臣言乖谬，愿同处仁贬。’诏即妄有建明，毁辱使命，谪置偏州。”关于徐处仁因与童贯的意见分歧，《宋史》卷三七一《徐处仁传》载：“［知永兴军，］童贯使陕西，欲平物价，处仁议不合，曰：‘此令一传，则商贾弗行，而积藏者弗出，名为平价，适以增之。’转运使阿贯意，劾其格德音、倡异论、侵辱使者，诏处仁赴阙。”同书卷二八五《贾昌朝传附从子贾炎》也言及此事，其载：“初，陕西行铁钱久，币益轻。蔡京设法尽敛之，更铸夹锡钱，币稍重（按：这一记述反映了官方当时曾设法回收铁钱改铸夹锡钱，在这一过程中，物价可能有所回落，但此处语气上有溢美蔡京的意思，原因待考）。京去相，转运使李言惠、陈敦复见所敛已多，遽请罢铸（此一记述，也同上引有差异）。铁钱既复行，其轻如初，自关以西皆罢市，民不聊生。炎独一切弛禁，听从其便。”同书卷三五六《任谅传》则载：“［任谅］复右文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寻复徽猷阁待制，进直学士。童贯更钱法，必欲铁钱与铜钱等，物价率十减其九。诏谅与贯议，谅言为六路害，寝其策。”

杨时则记：“政和初，内侍童贯宣抚陕西，法有弛张可从宜者得罢行之。长安万物腾跃，众货益轻，乃严设科条，欲力平之。计司承望风旨，取市价率减什四，违者重置于法，民至罢市……诸司不视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后。公（按：指钱即）独以为不可，极陈其害，章上不报……坐是贬永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价……亦为之罢……在永数月，上念其忠……改知兴仁府（按：即延州延安府）。朝廷复行夹锡钱，乃申敕公移（按：移应作私）一准铜钱，概用无偏，府中帖然。旁郡官司与民出纳自为轻重，民疑以挠，交易不通，始大愧服，乃视兴仁为法。”[47]《三朝北盟会编》卷六〇引折彦质所撰《种师道行状》也记：“童贯初欲平陕西物价，以低昂钱法，帅臣徐处仁、钱昂（按：疑‘昂’为‘即’之误）坐异议贬，民间哄然为之罢市。公遽下令：议法未定，姑用金银准折。由是泾原一路独不失所。”陕西转运判官柳瑊似也对童贯做法不满。孙觌记：“宣抚使童贯又创平货务，法益密而物价日以腾踊，公私病之。公（柳瑊）语贯曰：祖宗之法故在，公请于上，出片纸行之，转败为功，如覆掌耳。不然，徒纷纷无益也。贯不悦，令移利州路提点刑狱。”[48]可知童贯的做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上引记载表明，童贯任陕西宣抚使，贯彻诏书不遗余力。他像陆师闵一样，强令物价下落（“十减其九”），结果引起许多地方商人罢市，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只是因为某些地方官变相抵制，才使事态没有扩大。对于这场混乱，有些记载将责任完全归于童贯，显然不恰当，因为童贯只是执行诏书过于急迫，而当本路官员反对他的错误做法时，宋徽宗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将反对者贬斥，更说明造成此次混乱，宋徽宗应负主要责任。

混乱发生后，当局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在短时间内几次下令改变钱法，先是禁用夹锡钱，随又强令重新行用夹锡钱，反复无常。《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记：“寻亦罢行夹锡钱，且禁裁物价，民商贸易，各从其便。继而童贯复请与旧法铁钱并折二钱通行。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时关中钱甚轻，夹锡欲以重之，其实与铁钱等，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关于禁用夹锡钱，《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传附从孙贾炎》也述及，其言：“其后，宣徽使童贯又以［铁钱、夹锡钱］两者重轻相形，遂尽废夹锡不得用，民益以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今人以为利者，臣见其害；以为是者，臣见其非。中产之家，不过蓄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边生理萧条，官又一再变法，鄜延去敌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则边不可守，愿得内郡以养母。’……未行，复留。”论九龄等因低估夹锡钱而受处分，说明当时官方仍强令执行每文夹锡钱当二文铜钱的比价。此事《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七所载更详，其述：“［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王寀先次勒停。昨政和二年十二月九日，陕西转运副使侯临奏：臣僚言，夹银（按‘银’应为‘锡’之讹，下同）钱并当二文铜钱行用，阌乡知县论九龄却将夹锡钱估价七八文当一文，申转运副使张深乞依此价。其张深并不检会前后夹银钱敕条，便依所申行下，及牒知陕州王寀依阌乡县所估贯伯施行。其王寀并不检会申明，便依深牒内事理行下六县，将夹锡钱七八文当一文收买轻赍。至是，臣僚言：朝廷比复行夹锡钱于诸路，用之既已流通无遏，陕西张深、王寀、论九龄乃敢恣坏成法，擅增物价，深暨九龄已除名勒停，寀独依冲替人例而已。况深暨九龄擅增物价才阌乡一县耳，害钱法实行下平陆、湖城、灵宝、芮城、夏、陕六邑，伏望重行贬责。故有是命。”可知论九龄等主要罪名是擅增物价。从此事可以推知，大约论九龄等所行是当时市场上铜钱与夹锡钱的实际比价，而这一比价同官方强制推行的比价相差是何其远啊！但是，这种不合理的比价却被长时间执行。

政和四年（1114），由于夹锡钱又已推向其他地区，而陕西的“政和通宝”大铁钱与夹锡钱外形相似，宋廷担心这种大铁钱流入内地，被人冒充夹锡钱使用，于是下令停用这种较新的大铁钱。李焘记：“陕西转运司奏：‘本路见行使旧大铁钱，其钱系庆历、至和、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圣宋字号者，即见行使夹锡钱无上件年号，民间易为辨认，不至疑惑外，只有政和通宝一色钱与政和通宝锡铁钱文样制相类。’尚书省勘会：‘夹锡钱诸路行使，致或夹带般贩，混杂行使，申乞施行，已各快便。惟是陕西路般贩旧大铁钱夹带流转入诸路，与夹锡钱混杂行使，致害钱法。欲自今降指挥到日，其政和通宝旧大铁钱官私更不行使，均拨赴逐钱监改铸夹锡钱。民间仰限一季并赍赴逐处官司纳换。’从之。”[49]

政和六年（1116）四月，宋廷下令全国停止行用夹锡钱，并撤销了各路提举铸夹锡钱官（似包括陕西路的官员）。同时，宋廷下令“陕西路铸小铁钱，复置铁铸监院”[50]。这似乎表明宋廷有在陕西停用夹锡钱的意向。但到了六月，宋廷却重新下令允许陕西路行用夹锡钱，并重申了旧日的规定。据《宋史》卷三四八《赵遹传》载：“时议更陕西大铁钱，价与铜钱轻重等。［延康殿学士、知熙州赵遹］上言曰：‘铜重铁轻，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谁信之？以人夺天，虽厉其禁，终不可行也。’”大约当时宋廷曾设想将大铁钱、夹锡钱改当二为当一，赵遹认为应当使铁钱进一步贬值，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之五载，宣和二年（1120）四月，权发遣凤翔府孙渐因对“旧铁钱与夹锡依旧铜钱二文一等行使”这一朝旨“奉行不虔”被罢官降级。这说明宋廷仍在陕西坚持那种不现实的铜、铁钱的比价。但到了下一年二月，据同书七六之三六载，宋廷在赦书中谈到“昨缘陕西奉行铁锡钱一等行使平定物价指挥……违犯抵罪编管、羁管、安置人并放令逐便”，似乎对这项规定的执行有所松弛。

《宋史》卷二四七《宗室传》记：宗室赵子淔“累进龙图阁、秘阁修撰，除陕西转运副使。初，蔡京铸夹锡钱，民病壅滞，子淔请铸小铁钱以权之，因范格以进。徽宗大说，御书‘宣和通宝’四字为钱文。既成，子淔奏令民以旧铜钱入官，易新铁钱。旬日，易得百余万缗。帝手札以新钱百万付五路，均籴细麦，命子淔领其事。民苦限迫……子淔奏宽其期，民便之。会蔡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论子淔乱钱法，落职奉祠”。这说明宣和年间陕西曾铸行小铁钱与夹锡钱兼行，但在蔡京宣和六年十二月再次入相后，可能情况有变，至少铸行小铁钱的建议者受到处分。

北宋末年，陕西恢复行使铜钱，靖康元年（1126）“诏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51]。《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五载，南宋初建炎三年（1129）大理寺上奏中也谈到“陕西路旧法唯许行铁钱，不许私用铜钱”，“今来本路既得通使铜钱”云云。这些都说明陕西恢复了使用铜钱。

陕西在北宋末年绝大部分落入金人手中，但在绍兴九年（1139）金人废黜刘豫后，曾一度把陕西交还南宋。此年八月，宋廷下诏：“陕西诸路自祖宗已来行使铁钱，昨缘废齐毁弃不用，遂致公私交易不便，可依旧，仍与见今钱引相兼行使。”[52]但此后不久陕西大部重新陷落了。

三 陕西钱法混乱的根源

陕西钱法自宋仁宗以后，长期处于混乱之中，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由官方借发行货币牟利或转嫁财政危机造成的。

在宋仁宗庆历年以后，宋夏对峙趋于缓和，本来应当在宣布大钱贬值的同时废止铁钱，但官方贪图铸行铁钱本小利大，不予废止。不废止铁钱，如果严格控制发行数量，也可望延迟危机的到来，但官方却不顾后果地增铸，使质量降低，给私人盗铸开了方便之门。私人盗铸的泛滥使危机表面化，宋廷被迫予以整顿，但已难挽回颓势。

在劣币排斥良币、铁钱排斥铜钱现象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宋廷如果能采取允许铜、铁钱比价任意浮动的政策，则是比较明智的。但这将使官方铸行铁钱的利润化为乌有，且要大大增加财政开支，最终使陕西变成铁钱区，时人在心理上难以承受如此变化的压力。于是，在许多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官方试图使用强制手段使陕西货币重新回到原先的轨道。然而，经济规律是铁的规律，是不依从人的意志的，各种行政手段，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官方不允许物价上涨，因为物价上涨会导致收入减少、开支加大。但是，行用铁钱必然造成物价上涨，这一点时人周行己有较正确的认识。他说：“物与钱本无轻重，始以小钱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钱，则大钱轻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钱、铜钱为等而大钱、铁钱轻于所等故也。何则？小钱以一为一，而大钱以三为十故也；铜钱以可运、可积为贵（按：周氏不了解，铜的生产成本也高于铁，所以原铜的价格也高于原料铁），而铁钱不可运、不可积为贱故也。以其本无轻重，而相形乃为轻重。”[53]官方又曾企图强制压低物价，这也是很荒唐的。

最后，宋徽宗和蔡京企图用铸行夹锡钱的办法来消除危机。夹锡钱本是以铁为主要原料的，官方却企图使它同当二大铜钱等值，强制物价下落，这只能引起新的混乱。

这样，官方不断地在钱币领域制造混乱，使得陕西百姓不断地蒙受新的痛苦。在北宋时期，恐怕陕西地区的人民是受官方错误的货币政策之苦最重的。

第四节 河东区钱法及河东铁钱

宋代的河东是所谓“三边（陕西、河北、河东）”地区，即处于宋辽、宋夏对峙的前线。河东与河北不同，河北只与辽朝交界，而河东与辽、夏都交界；河东、陕西都与西夏交界，但河东比陕西面积小、离内地近、物产较多，所以军队供应等问题不如陕西突出，货币危机也比陕西少。

一 河东初行铁钱

河东成为特殊货币区，比陕西稍迟，其确切时间记载模糊。司马光《稽古录》卷二○记庆历元年八月陕西行铁钱，“未几，并河东亦行之”。《皇宋十朝纲要》卷五却系陕西行铁钱于九月。《长编》卷一三三则记此年九月壬子，“知永兴军范雍请下三司举官于河东产铁州军铸大钱，以助陕西军费，仍罢兴元等处辇致小铁钱。从之”。《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则径记此年九月壬子，“命河东铸大铁钱”。《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一则记庆历元年九月，“令河东铸大铁钱（细文：从范雍之请也。初令陕西行铁钱，未几，并河东亦行之）”。从上引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河东先于庆历元年为陕西铸铁钱，随后本地也行用了铁钱，故河东行用铁钱，如果不在庆历元年（1041）当年，也不会相距很远。

《长编》卷一六四又记，庆历元年九月，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等“以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庆历二年十月，张奎调任河东都转运使，“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这些记载表明，庆历初年河东因为陕西筹措军费而铸铁钱，铸钱地点是晋、泽二州，即河东自此有晋州、泽州二铁钱监。大约所铸之钱不久就在河东境内行用。河东初行铁钱，有人就提出反对。苏颂《苏魏公集》卷五七《太常博士张君墓志铭》记：“河东行铁钱，君（张大有）再疏极陈利害，大略以官炉有数而私泻无艺，恐终为民患。自以言轻不足动朝廷，又为歌诗四百言上之，觊托民谣可以开悟于上。”然而，当时朝廷关心的是西北战事，对于张大有这样的小人物的意见是不会太留意的。

《长编》卷一四八载，庆历四年（1044）四月，因河东出现“民多盗铸”铁钱的事，宋廷派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到河东同转运使张奎商议处理办法。

欧阳修到河东，经过实地考察，坚决主张河东停用铁钱。他提出以下五条理由：

第一，河东路财政并不吃紧。河东“都转运司一年支收钱数：实收诸杂课利、客便、卖盐矾斗秤、夏秋税、出粜斛斗、卖匹帛丝绵银、进纳杂收等钱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贯；实支系随衣添支、特支料钱、旬设公使、国忌、狱空、祭神、地里脚钱、买羊马粮草、客便、招军、人户和籴、矾本、杂支等钱一百九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四贯”，“每岁只将河东一路实收钱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万四千余贯剩数”。

第二，小铁钱利薄不值得铸，大铁钱利过厚势必引出盗铸，最终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晋州小［铁］钱计用四万六千贯足陌铜钱官本，铸成一十一万四千五百余贯，凡用四万六千贯本得六万八千余贯净利，其利一倍有余”，“泽州小钱计用九百八十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四千余贯，凡用九百余贯本得三千余贯利，其利两倍”。欧阳修认为这里的利润较薄，意思不大。“晋州大钱计用一万七千八百余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得大钱二万八千八百余贯，当二十八万八千余贯铜钱，凡用一万七千余贯本得一十七万余贯利，其利约一十五倍有余”，“泽州大钱计用六千四百余贯省陌铜钱官本，铸成大钱一万六千余贯省，当一十六万余贯铜钱，凡用六千四百余贯本得一十五万三千八百余贯利，其利二十三倍有余”。这样大的利润，“议者皆谓其利厚于黄白术（按指道士点化金银之术），虽有死刑不能禁止”。欧阳修亲身感受到盗铸问题的严重，他说：“臣昨在河东于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钱人已五火，自臣出界后又续供到新捉获二火。”

第三，对盗铸者杀戮过多，有不仁之嫌。若“急于捕察，则良民一例骚扰；纵而缓禁，则民不胜奸”，官方处于两难境地。

第四，盗铸泛滥势必引起物价上涨，官方开支增加，百姓花费增大，官民两受其害。

第五，河东新近增开49处卖酒的官酒务，一年可增收十二三万贯钱。河东驻军一部分马军回京。这样，河东收入增加，开支减少，更无须靠铸行铁钱补助财政。欧阳修还讲到，当时河东共铸行大铁钱4.48万余贯、小铁钱11.77万余贯，总共折计铜钱不足60万贯，如及早罢止，影响尚不太大[54]。欧阳修的建议大约被采纳，宋廷下令河东停止铸铁钱。

二 河东因铁钱贬值而引出事端

《长编》卷一六四载，庆历四年宋廷下令河东停铸铁钱。不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宋廷又接受了张奎的建议，令“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原注：《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钱，独留用河东”。这样，河东重又铸行铁钱。但是此后河东似乎就再也不铸行大铁钱了。

同书同卷又记：“而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原注：六年二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铁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原注：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囊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而北敌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庆历八年（1048）六月，宋廷下令让陕西大钱贬值。七月，又根据知并州郑戬，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三司使叶清臣等人的建议，下令河东小铁钱像陕西一样，每三文折铜钱一文，“且罢官所置炉”。

同书同卷又载，这一规定小铁钱贬值的命令，引起了一些骚乱：

［庆历八年秋七月］戊戌，资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并州郑戬加吏部侍郎，留再任，寻改宣徽北院使、检校太保、判并州。初……自河东行铁钱，山多炭铁，鼓铸利厚，重辟不能止。戬乃请以三当一。令既下，兵民相煽动，数十（十或作千，似作千是）人邀走马承受诉。承受，中贵人，不能遏。又群噪州门，守门者拒，不得入。兵马都监孙惟忠虑变起，使人衣甲持兵，判官张伯玉谓曰：“此法乱，非百姓乱也，若纵兵杀一人，则事不可平矣。”戬闻，悉召至庭下，推首谋者数十人，黥隶他州。

《宋史》卷二九二《郑戬传》基本转录了这段文字，惟末尾增“事乃定”三字。时人胡宿为郑戬做墓铭，有关文字如下：

铁钱惟输关右，后河东亦施用其法。晋州产铁，人争冒铸，犯者殊（诛？）死日报，而奸不止。公论作法之弊，请用三当一，以消奸源。上选近臣通政事者参议经久，咸是公议。改币令下，奸人不悦，群诉公所，守卒不纳，有噪于牙门者。公坐黄堂前，谕以“币轻物贵，盗铸多死，朝廷所以改币使重、禁民为非者，正是全活汝辈，何乃敢拒明诏！”因执渠首不率教者，致之于理。是日，闾巷无赖者辄掠夺市物，公敕牙兵收捕，窜首恶十余辈。自是奸铸遂息，物价益贱，于今受其赐。[55]

胡宿所记与李焘略合，惟记当场只捕“为首不率教者”，似较李焘所记更合情理，而胡宿记此后又捕掠夺市物为首者“十余辈”，或许传闻将二事并为一事了。但是，胡宿把闹事者一概斥为“奸人”，似亦失当。时人刘攽所记此事有些处较李焘、胡宿更为详细，且对铁钱贬值给百姓造成的不便作了描述：

［皇甫鉴任大理寺丞、并州录事参军］河东用钱，铜、铁二品均等。铁钱轻，又盗铸者多。诏亦其法，以铁钱三当铜钱一，百姓夺货失业，市井欢噪。经略使郑公集众官谋之。君曰：“小民失职无聊，宜使人往慰之耳。”郑公使兵马都监谢云行出谕之，民因求见太尉。既入，郑公捕其唱率者，百姓告哭。君曰：“民以无聊故愿见公，公重困苦之，众怨且怒，将不可解。”郑公乃止。君又曰：“兼并之家典质钱，旧出十，乃今偿三十，何厚幸也。而贫民失业，又两倍输，此其所以患新法之变。本今使以旧数偿，虽不利兼并之家，可以悦众。”从之。而军中犹疑县官出钱方犹用旧法，相与谋变，郑公忧之。君曰：“兵今当给料钱，此文未具，更历勾院，犹二三日久，可不俟文书具给之，后徐入勾无害也。”于是人情始安。郑公以是甚重君。[56]

据刘氏所记，郑戬原拟捕人，后接受皇甫鉴的建议，并没有捕。这与李焘、胡宿所记不同，难定究竟。刘氏又记郑接受皇甫鉴建议，对偿还借贷事作出规定，则为李、胡二人所未言及。刘氏讲铁钱贬值给贫民造成痛苦，大约是可信的。因为铜、铁钱等值行用，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民间流行者应多是铁钱，铜钱此时大约多为富人收藏，贫民所有大抵多是铁钱，所以铁钱贬值，贫民受损较富人更厉害。当然，盗铸者也受到较大打击。刘氏又专门讲到军队不稳思变的事。此事《宋史》卷三二四《张孜传》也有记述：“［张孜任并代副总管］河东更铁钱法，人情疑贰，兵相率扣府欲诉，闭门不纳，是日几乱。孜策马从数卒往谕之，皆散还营。迁济州防御使、侍卫马军都虞候。”可见士兵已在闹事，只是未酿成兵变而已。

闹事的地点也不只是郑戬等所在的并州。据《宋史》卷二九九《崔峄传》载，崔峄时任河东路转运使，“会更钱法，潞州民大扰，推其首恶诛之，人心遂定”，可知潞州境内也有骚乱。

司马光记，周沆在宋仁宗时期任河东路转运使，“自庆历以来，河东行铁钱，民多盗铸，吏以峻法惩之，抵罪者日繁，终不能禁。公（周沆）乃命高估铁价，盗铸者无利，不禁自息”[57]。因其事发生在广南侬智高事之前，则也应为庆历、皇祐之间。这就是说，除对铁钱实行贬值外，当地官员还采取了提高铁价的办法。官方所以能采用这个办法，是因为重要铁矿资源都控制在官方手里。

三 宋仁宗在位末年至北宋末的河东钱币

河东铁钱，自从庆历末年的危机之后，较少见于记载。这大约是因为河东与陕西大抵货币制度彼此接近，而陕西战事较多，钱币危机也较多，一直是朝廷关注的重点地区，所以当时对河东的钱币往往有所忽略。由于史料缺乏，以下的叙述便存在不连贯的问题，这是很无奈的。

《长编》卷二六○载，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二月丙子，宋廷诏令“河东转运司依前诏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这说明此时河东每年共铸钱100万贯，但我们无法知道其中铜钱、铁钱、大钱、小钱各多少。如果河东当时岁铸铜钱数与元丰初年垣曲监的数额相同，则铁钱应为74万贯，但这些铁钱是哪个钱监铸的，则不得而知。同书卷二七九载，次年十二月丙申，知太原府韩绛言：“询问民间疾苦，其大者有三……二曰铁钱盗铸者广，滥杂而不可除，贫民尤被其害。盖贫民者急于日求之赢，所卖之直，良钱不过五分，岂暇择之。其买于坐贾，则贾多豪，而不汲汲于速售，必择其滥者，所失率四五分，故贫者日益困也。”他建议铸钱要“本重而模精”，又“以交子灌输流通”，同时下力禁绝盗铸。他的话表明，当时河东盗铸铁钱的情况较为严重。

毕仲衍《中书备对》记“铜、铁钱二路行使”，即陕西路和河东路。又记“河东铜钱有折二、折三钱”，其中折三钱从未见于记载，不但未见河东的折三钱，也未见此时期其他地区有折三钱。《备对》记河东只有一铜钱监，即绛州垣曲监，定额26万贯，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二则载此监定额为13万贯大钱，可知此监实际铸的是折二钱。《备对》、《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均不载河东路有铁钱监，这是很令人不解的。

关于宋哲宗时期河东钱币方面的情况，史籍中有如下彼此矛盾的记载：

［绍圣元年正月辛丑］罢河东大铜钱之禁。[58]

［绍圣元年春正月辛丑］罢河东大铜钱。[59]

这两种记载一说允许河东行用大铜钱，一说罢止河东行用大铜钱。由于前者二书成书较早，后一种又有遗字的可能，所以前一种记载或更为可信，即前此河东不许用（折二？）大铜钱的，自绍圣元年后解除了禁令。

又《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记载：“［绍圣三年］夏四月，命河东铸当三铁钱。”此事只此书有记载，如果所记不误，则河东此时铸行了一种陕西、四川都不行用的铁钱。

另《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之一四载：“［绍圣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吕陶落职差监潭州南岳庙，通判范钺特追一官，令吏部与监当。以粜常平斛斗纳下私小钱三万余贯，容纵私铸、惠奸民故也。”吕陶被贬，可能与他是“元祐党”有关，但这里讲他的罪名却是容纵私铸，或许也表明当时河东盗铸又有所泛滥。不过，此后也未见宋廷的其他举措，或许未至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地步。

宋徽宗在位时期，河东也受到蔡京大变钱法的影响，先后行用了当十大铜钱和夹锡铁钱。崇宁五年二月，东南各路当十大钱改为当三，而陕西、河东等处当十大钱改为当五。同年六月宋廷下令：除河北、河东、陕西外余路夹锡钱并罢。大观三年除京畿、河北、陕西、河东外，余路罢用当十钱。四年，令陕西、河东等路新置钱监罢铸当十钱；此年二月，令河北、河东等路罢铸夹锡钱。政和元年二月，宋廷下令陕西、河东设提举铸夹锡钱官，复铸夹锡钱[60]。但到了四月，据《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载，宋廷又下令“罢陕西、河东铸夹锡钱”。同时下令：“应陕西诸路旧系行使铁钱地分，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所有夹锡钱与大铁钱一等行用，不得分别称呼”，“河东路官司当二夹锡钱依此，所有三当一小铁钱听仍旧”[61]。这些记载表明，河东和陕西等路一样，都是行用当十铜钱、夹锡钱时间最长的地区，这与这些地区原来就行用铁钱有直接关系。

政和二年四月的命令似乎九月才下达到河东地区。《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五至二六记载：“［政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转运副使王勤送吏部与远小处监当。以臣僚上言：‘近隆德府（按即潞州）黎城等县抑配等第户乔智等津般夹锡钱赴晋宁军等处交纳，不及时支与脚钱，致津般到逐州在政和元年九月颁降不行使夹锡钱之后。本府勾追乔智等禁勘，监勒出卖家产陪纳。诏并放，仍免纳，当职人吏并冲替。臣有以见陛下爱民之心至深切也。然臣体访得河东路政和元年九月内承受朝旨不行使夹锡钱，委官措置，实勤专领其事。勤措置乖方，一路受弊。应本路州军勾追津般夹锡钱人户追纳见行使钱，差人监勒出卖产业并系受勤节次公牒，今隆德府官吏并已冲替，独勤偃然……故有是命。’”这表明转运副使王勤没有妥善处理相关事宜，致使出现夹锡钱运到边疆晋宁军时已被废罢，当局不甘自负损失，竟勒令运输者赔偿损失，造成冤案。

政和六年六月宋廷下令，陕西、河东仍旧行用夹锡钱及旧铁钱，不久又下令罢铸夹锡钱，[62]大约此后河东路不再铸夹锡钱，但仍然行用旧有的铁钱和夹锡钱。

陕西在宋哲宗时期曾两次禁用铜钱，河东似没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自宋仁宗庆历元年以后至北宋末，大约河东始终是铜、铁钱兼行的。北宋末，河东地区被金人占领，从此被划出宋朝版图。

[1]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九之三二。

[2] 参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载“陆务观二说”。此段史料由高纪春先生提供，然此说与《舆地纪胜》所记不同，待考。

[3] 《长编》卷四二、五二，另《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二四所载略同。

[4] 《河南先生集》卷一六。

[5] 《河南先生集》卷一六。

[6] 《金石萃编》卷一三五。

[7] 《蜀中广记》卷六七引。

[8] 《系年要录》卷一六九。

[9] 《燕翼诒谋录》卷三。

[10] 《长编》卷一六四。

[11] 《稽古录》卷二〇。按：《皇宋十朝纲要》卷五系此事于同年九月壬子。

[12]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七《殿中丞薛府君墓志铭》。

[13] 《长编》卷一七二。按：“傅永”或作“傅求”，待考。

[14] 《旧闻正误》卷二。

[15] 《乐全集》卷三六《宋故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工部侍郎……傅公神道碑并序》。

[16] 《苏魏公集》卷五八《朝散大夫累赠户部侍郎赵公墓志铭》。

[17] 《郧溪集》卷一九《右谏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知沧州兼驻泊马步军部署田公行状》。

[18] 《涑水记闻》卷一〇。

[19] 《文潞公集》卷一七《奏陕西铁钱事》。

[20] 《稽古录》卷二〇，参《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三、《皇宋十朝纲要》卷六。

[21] 《长编》此文今失，现存《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六《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22] 《长编》卷一八九。

[23] 《稽古录》卷二〇，《皇宋十朝纲要》卷六同。

[24] 《彭城集》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

[25] 《彭城集》卷八《关西行》。

[26] 参见《长编》卷二九四、二九六。

[27] 《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六《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28] 《增广司马温公文集》卷一〇四《日录》。

[29] 《栾城集》卷四一《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首》。

[30] 《龙川略志》卷八《议罢陕西铸钱欲以内藏丝等折充漕司》。

[31] 《龙川略志》卷八《议罢陕西铸钱欲以内藏丝等折充漕司》。

[32] 《尽言集》卷八《论陕西盐钞铁钱之弊》。

[33] 并见《长编》卷五一二。

[34] 原文见《长编》卷五一二，文繁不录。

[35] 《长编》卷四七〇、四七二。

[36]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长编》。

[37] 《鸿庆居士集》卷三三《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铭》。

[38]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四。

[39]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按：《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也述及此事，而《宋史》一九《徽宗本纪》不恰当地记为同年月“庚申，铸当五钱”，失书“陕西”。

[40] 《东都事略》卷一〇《徽宗纪》。

[41] 《龟山集》卷三三《钱忠定公墓志铭》。

[42]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

[43]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长编》。

[44]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〇《财用·铜钱》，参《宋史》卷三四八《沈畸传》。

[45]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46]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陕西铁钱折二公私通行诏》。

[47] 《龟山集》卷三三《钱忠定公墓志铭》，参《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附诸孙即》。

[48] 《鸿庆居士集》卷三三《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志铭》。

[49] 《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一《财用·铁钱》引《长编》。

[50]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

[51]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另《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载此年“官中已不使铁钱”。

[52] 《系年要录》卷一三一。

[53]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54] 参见《欧阳文忠文集》卷一一五《乞罢铁钱札子》。

[55] 《文恭集》卷三六《宋故宣徽北院使……赠太尉郑公墓志铭》。

[56] 《彭城集》卷三八《故朝散大夫……皇甫君墓铭》。

[57]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九《户部侍郎周公神道碑》，另参郑克《折狱龟鉴》卷八及《宋史》卷三三一《周沆传》。

[58]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三，《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四所记略同。

[59] 《宋史》卷一八《哲宗本纪》。

[60]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宋史》卷二〇《徽宗本纪》、《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一二五。

[61]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陕西铁钱折二公私通行诏》，另参《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62]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第四章 南宋江北铁钱

南宋时期，宋廷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在四川以外，沿长江以北建立了连成一片的铁钱区，我们称之为江北铁钱区。就中又可以分为二部分，即淮南区和京湖区，前者行用铁钱的时间较早，较受人注意；后者行用铁钱稍迟，容易被人忽视。于是有人习惯把江北铁钱笼统地称为淮铁钱，其实是不确切的。

第一节 宋孝宗时期的淮南铁钱

一 淮南变为铁钱区

关于淮南由行用铜钱变为行用铁钱，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淮南铁钱》记：

淮上旧铸铜钱，兵火后，舒州不复铸钱，但行饶、建等州钱而已。乾道初林枢密安宅为右诛议大夫，议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之。而即蜀中取铁钱行之淮上。事既行，洪景伯（洪适字景伯）参政，言其不可。上问之，景伯曰：“今每州不得千缗，一州以万户计之，每家才得数百，恐民间无以贸易，且客旅无回货，盐场大有利害。”上以为是，乃不行（原注：元年九月丁巳），但即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庐、和二州而已。五年秋，王公明使蜀，复申前议。六年夏，遂命司农寺丞许子中前往淮西措置，即舒、蕲二州铸夹锡铁钱，舒州同安监岁二十五万缗，蕲州新（蕲）春监十五万缗，淳熙七年春，舒守赵子蒙（“蒙”一作“濛”）、蕲守施温舒皆以铸钱增羡迁官（原注：五月己卯）。

他的记述说明，宋廷令淮南行用铁钱，是为了防止铜钱北流。最初是运四川铁钱到淮南行用，这样做存在不能及时满足民间贸易和官私禁榷品交易需求的问题。结果只运了15万贯行用于“庐、和二州”。又据《宋史》卷三八四《叶颙传》，反对此事者还有叶颙，他的反对引起林安宅的强烈不满，以致林安宅怀恨在心，后来竟诬陷叶颙以图报复。但叶氏反对此事的理由我们却无法得知。

洪适显然并不是根本反对在淮南行用铁钱，而主要是反对从四川往淮南运铁钱，并且提出了如何使行用铁钱一事不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这一问题（按：《盘洲集》卷六四《乾道二年殿试策题》中有“改币以赡邦用，或谓铁不如楮，岂为之不得其要与？”似表现出洪适对在淮南行用铁钱还有其他想法，但至少在上面引文中没有反映）。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后来被解决了，其解决办法就是就近迅速铸造大量铁钱。这一方案的实施是在乾道六年（1170），这一年宋廷委派了专门的负责官员，着手在舒、蕲二州建立铁钱监（大约是在北宋已有铜钱监的基础上恢复改建）。

李心传这段文字较为简练，其中忽略了不少细节。《宋史全文》卷二五载，乾道元年七月，宋廷曾“从户部之请，给会［子］二千万，仍将川蜀昨来发到铁钱十五万贯与会子、品搭钱银及公据，于两淮州军换易［铜钱］”。又规定“其铜钱仰赴所在官司交纳，每七百文偿以会子一贯”，但此举“寻以难行而止”。

这说明宋廷在淮南行用（四川）铁钱的同时，已开始回收本地区铜钱，但遇阻力而中止。

上引李心传讲，由于洪适等人的反对，只运了15万贯四川铁钱在庐、和二州行用，而时人汪应辰曾上书反对自四川往淮南运铁钱，他在上书时讲：“窃见近降指挥，［令］四川总领所于见管铸到绍兴铁钱内起一百万，赴淮东西总所纳，应副行使者……［四川财力不裕］况铸到绍兴钱见管实数闻亦不多，目今收拾已自费力，并铁钱好肉□□，般运积压损败为甚，移之两淮未必可以使用。欲乞详酌指挥行下四川总领所，除已起发外自余蠲免之。”[1]可知宋廷初拟运100万贯，后大约因难以办集而未能实现。

依上引李心传文，似在洪适说服宋孝宗后淮南行用铁钱的事就处于停顿状态，直到乾道五年秋王明重提此事后才有举动，实际则不是这样。《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载，乾道二年六月，宋廷正式在两淮地区发行以铁钱为本位币的淮南交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九载，同年八月，先是“诏两淮行铁钱，铜钱毋过江北”。随又“降会子、交子各二十万，均发于镇江、建康两榷货务，如两淮人过江南，许将交子于务场换易会子，江南人过两淮，亦听用见钱或会子就务场对换交子行使。显然，宋廷是想用铁钱、交子取代铜钱、会子。然而，不久，乾道三年正月，宋廷就被迫取消了“铜钱过江之禁”。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四年二月］戊戌，置和州铸钱监。”这大约是宋廷想在淮南地区设立铁钱监的最初尝试。然而，和州铁钱监此后不复见于记载，这次设置钱监可能不太成功，也可能设此钱监纯粹是一种尝试。

同书又载，乾道五年下半年，宋廷加快了在淮南推行铁钱的步伐，此年八月“辛亥，命淮西路铸小铁钱”。又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本年底，“降会子二十万贯，行两淮漕司收换铜钱，两淮州郡并以铁钱及会子付使”。《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又载：“［乾道六年二月］丁亥，复置舒州同安监，铸铁钱。”随又“遣司农寺丞许子中诣淮西，措置铁钱”。“［六月］癸酉，置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铸铁钱”。这时，南宋淮南地区的三个主要铁钱监——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便都建立了起来[2]。

除在淮南境内建铁钱监外，宋廷又在邻近淮南的江南建立了多个铁钱监，《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六年七月］己丑，置兴国军兴国监……十二月……甲子，置江州广宁监、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铸铁钱。”这些钱监生产的铁钱也是供应淮南地区的。这样，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宋朝为了在淮南推行铁钱，一下子新建七个铁钱监，淮南地区的铁钱供应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在前引李心传文字中，存在一个疑问，即他在记述乾道六年建舒、蕲二州建铁钱监（按：他只记这二州建监，很不完备）后，接着就记淳熙七年舒、蕲二州知州受赏事，在时间上一下子跨越了九年。《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乾道］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这使人怀疑李心传是否将乾道七年误记为淳熙七年了。当然，即使如此，他记述的不连贯问题仍然得不到完全解释。

二 分合与波折

淮南地区的铁钱事务，宋廷最初委于淮西措置司，后来涉及范围扩大，发运司和提点铸钱司又参与其间，最后又有由淮西漕臣兼领的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司，其中有分有合，情况较为复杂。

宋廷在淮南推行铁钱，有一位官员起了重要作用，他就是许子中。他的头衔是司农寺丞、措置淮西铁钱。《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先是（按：指乾道六年），以和州旧有钱监，舒州山口镇亦有古监，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于是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且铸折二钱。”《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一载，乾道六年夏宋廷决定恢复发运司，并决定将铸钱事务归隶发运司，于是“诏许子中应铸钱职事并隶发运司措置”。但此后并没有长久实行，许子中负责的事务仍独立于发运司之外。同年七月，许子中向朝廷请求委派二名官员专管为舒州同安监筹办铁料，朝廷决定委派一员，而由许子中辟差。同书四三之一六三又载，乾道七年三月许子中上奏中提到，宋廷为了许子中办事方便，又给他增加了“权发遣舒州”官衔，许子中却怕本州事务缠住自己不能脱身到外州经办铁钱事务，向朝廷提出，要求将本州事务“依条差以次官权行管干”，他的请求被批准。在此前后，朝廷根据许子中的建议，从饶州钱监调三百余有熟练技术的工匠到舒州同安监“指教”生产。这几件事都表明宋廷对许子中的信任和依仗。乾道六年冬，宋廷决定将发运司同许子中在铸造铁钱方面的职责进行区分，由发运司负责江南各监，许子中继续专门负责淮西各监。乾道六年底，发运使史正志因过失被罢，发运司也被裁撤，七年正月，复设提点铸钱司，江南地区铸造铁钱的事务改隶提点司，而淮西铁钱仍由许子中掌管。又据同书四三之一六四又六〇之三五，乾道八年三月，江南的江州知州和通判、兴国军知军和通判以及大冶县的知县，都因未完成铸造铁钱定额被降官；同年七月，许子中却因经营铁钱有功，被加授直秘阁官衔。

淳熙元年前后，宋廷似对在淮南推行铁钱发生动摇。《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载：“淳熙元年正月十一日，诏舒、蕲州住罢鼓铸铁钱，逐监已差监官并依省罢法，见役工匠尽数发赴饶州铸钱司收管，内招到百姓人匠欲从便者听，其铁炭物料并起赴军器所。未尽事件令饶州铸钱司条具申尚书省。”舒、蕲州停铸，事非一般，其原因我们却无从得知。《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系此事于淳熙二年正月甲午，不知二书为何有一年之差。《孝宗本纪》又载淳熙元年十二月“丙寅，罢铁钱，改铸铜钱”。所罢者不可能是四川铁钱，显然应是讲罢淮南铁钱，而在淮南重新行用铜钱。不过，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到淳熙二年三月，宋廷又“降会子五十万贯付两淮收换铜钱”[3]。又《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铁钱过江南》载，同年十月，宋廷又规定：“自淮南将带铁钱过江之人依乾道九年五月十八日铜钱罪赏减二等断罪。”这说明宋廷又在淮南做与禁用铜钱相关的事。尽管如此，据《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却是淳熙五年十二月才得到恢复的。随后，宋廷再次颁令“禁两淮铜钱，复行铁钱”。史书的如上记述也表明事情曾有过反复。

此后至宋孝宗在位晚年，宋廷又一再努力收缴淮南地区的铜钱。《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载，淳熙十年十一月，言者谓：“‘自乾道五年降会子付两淮收换铜钱，又节次支舒、蕲铁钱换易，凡十六次指挥，至今十五年，私渡铜钱常自若也。乞多给会子立限尽换。’诏：‘两淮各支降会子一十万贯，限二月收换，其换到铜钱淮东赴镇江、淮西赴建康送纳桩管。”《宋史全文》卷二七载，淳熙十四年正月，真州官员上书请求延长收换铜钱的期限，宋孝宗不高兴地说：“人相玩习，全不成号令。”宰相王淮请求令帅、漕二司自行措置，宋孝宗无奈地说：“频降指挥，人却不信，今且教措置亦好。”虽然淮南地区的回收铜钱的事务迟迟不能达到要求，但从上引两条记载却可看出，官方的态度是很认真的，且做了很大努力。大约经过这样的收缴，淮南地区的铜钱基本收缴殆尽，后来从淮南流入北界者，应是从江南转道经过淮南的。

三 宋孝宗时期各铁钱监的铸额

在讨论淮南铁钱铸额之前，我们必须讲到关于蕲州蕲春监等事的记载分歧。前引李心传记：乾道六年夏，命许子中往淮西措置，“即舒、蕲二州铸夹锡铁钱，舒州同安监岁二十五万缗，蕲州蕲春监十五万缗”。《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六年二月置舒州同安监，六月置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与李心传所记相比，舒、蕲二州钱监设置时间大致相合，但多一黄州监。以上记载同下引记载存在明显矛盾：

［乾道六年五月］置舒州铁钱监，从发运使史正志之请也，每岁以五十万贯为额。[4]

［乾道九年六月］置蕲州蕲春铁钱监，岁以十万贯为额，仍减舒州同安监岁额一十万贯。[5]

［乾道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权发遣蕲州、提领铸钱韩言：“奉旨令分舒州同安监岁铸铁［钱］一十万贯文，申乞差知监官一员。准指挥就差蕲春知县兼管。契勘所置监系在蕲口镇，自州城往来即须三日，蕲春知县难以兼监。今来催督人匠工程、收支铁炭万计浩瀚，岂可阙官！伏望详酌许令选差一员奏辟监视，庶几专一。”从之。[6]

首先，李心传及《宋史》均记蕲州蕲春监是乾道六年设置的，而上引则谓系乾道九年设置的；其次，李心传记同安、蕲春二监岁额共40万贯，而上引记乾道六年时同安一监岁额即50万贯，增蕲春监后，同安监岁额似为20万贯、蕲春监岁额10万贯，仍与李心传所记不合。这种分歧记载使我们搞清淮南各铁钱监最初的岁额遇到困难。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二载：“［乾道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省言：‘勘会近降指挥，鼓铸铁钱岁额五十万贯。续据发运司申，乞将兴国军富民监铸钱六万贯理从措置淮西鼓铸许子中所铸之数。’诏：今后鼓铸钱发运司及许子中每岁各认三十万贯，立为定额。其兴国军富民监六万，理充发运司三十万贯之数。余依前后已得指挥。”这一记载说明，乾道六年以前，淮南铁钱的总岁额是50万贯，此年增为60万贯，大约淮西各监（按：无法断定是一监还是三监）共30万贯，江南各监共30万贯。又《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一、《宋史全文》卷二五均载，乾道八年九月，又将江南总额30万贯分配给四监：“江州广宁监、兴国军富民监各一十万贯，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各五万贯。”然而当月，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又一七四，又对此定额进行调整，“将兴国军富民监、江州广宁监岁额量行裁减各一万贯，却令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管认”，这样，富民监、广宁监各9万贯，丰余监、裕国监各6万贯。依照上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和《宋会要辑稿》职官的记载，乾道九年时，舒州同安监岁额为20万贯，蕲州蕲春监岁额10万贯。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淳熙元年（1174），宋廷下令舒、蕲二州停铸，但又颁布了江南各钱监铸钱赏罚格，说明江南各监并未停铸。《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熙五年，舒、蕲恢复鼓铸，“诏舒州岁增铸十万贯，以三十万贯为额，蕲州增铸五万贯，以十五万贯为额”。这说明淳熙元年停铸前，舒州岁额20万贯、蕲州10万贯，与前述岁额数同。淳熙五年新额舒、蕲二州岁共铸45万贯，而同期江南各监岁额却不见记载。然而《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却记：“［淳熙七年五月］戊寅，诏舒、蕲二州铸钱岁以四十五万贯为额。”即记定立45万贯岁额的时间比前引差了两年，同一书而所记如此不同，令人难以是从。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淳熙］八年，以舒州水远，薪炭不便，减额五万贯。明年，又减十万贯，与蕲州并以十五万贯为额。十年，并舒州之宿城监入同安监。十二年，诏舒、蕲铸铁钱，并增五万贯。”《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宋史全文》卷二七载：“［淳熙八年］诏舒州、蕲州铸铁钱并以十五万贯为额。”《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二、《宋史全文》卷二七又载：“［淳熙十二年］诏舒、蕲二州铁钱监岁铸并以二十万贯为额。”《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淮南铁钱》则记：“［淳熙］八年秋，王谦仲知舒州，入见为上言之，遂减舒州钱额十万。后逾月，又诏权罢鼓铸一年（原注：九月丁丑）。二州既复铸钱，因命淮南漕臣兼提举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岁增额至六十万缗，然淮钱日夥而又著令不许过江，人甚贱之，乃复减为四十万。”上引某些记载中有所遗漏，故时间稍有误差，将上引记载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断定《食货志》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淳熙八年，舒州同安监由30万贯减为25万贯；淳熙九年，再减为15万贯；淳熙十年，将舒州的宿城监合并于同安监；淳熙十二年，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岁额各增为20万贯。

当然，李心传记淳熙八年九月，宋廷曾下令舒州停铸一年，《食货志》对此没有记载，实际李心传所记并非没有根据。陆游《渭南集》卷三八《监丞周公墓志铭》载：“先是，同安、宿松两监岁铸铁钱三十万缗，言者以为扰，既损其半，而监亦遽废。亟复，会岁荐饥，又命罢铸，故临遣及之。公（周必正）至郡，乃知地产铁炭，民以不售为患，而兵工失业，亦或转而为盗，故当饥岁，尤宜鼓铸以聚民。条上便宜，诏命复铸，且省宿松监入同安。公奉行尤有术，公私皆便。”这里既述及了舒州钱监罢铸的原因是遇到了灾害（据《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淮西于淳熙七、八两年连续遭灾），又讲到了复铸的原因，还讲到了将宿松监并于同安监的事。

又由上引可知，舒州在建立同安监之后又建立了宿松（或作宿城）监。此外，淳熙十一年（1184），有人又提议建立光州铁钱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一、《宋史全文》卷二七载，此年十二月，“进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蕲州置监铸钱。上曰：此事难行，后次铸到铁钱时，可令分二三万与光州”。于是此提议暂被否决，但后来光州却建立了定城监（时间不详）。

应当指出，从今存淮铁钱看，淳熙年间江南的四铁钱监大体是在生产的，淳熙铁钱中有背文带“丰（丰余监）”、“裕（裕国监）”等者，可作证明。但绍熙年以后，江南各监的运行情况除兴国军富民监（它转而供应京湖）外已不见记载，且找不到这些钱监铸造的铁钱，所以，估计江州广宁监、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在宋孝宗在位后期已经停铸。

这里还应指出，宋孝宗时期，淮南行用的铁钱是夹锡钱（夹锡钱实际是夹铅钱，因当时又称铅为黑锡，称锡为白锡，故惯称夹铅钱为夹锡钱），这一点在前引李心传语中已明确指出了。淳熙十年前后，根据前面提到的周必正的建议，改夹锡铁钱为不夹锡铁钱。陆游《监丞周公墓志铭》又记：“［周必正］又奏：‘自昔鼓铸未尝淆以铅，止因议者谓入铅之钱不可为兵，始淆铅以铸。臣尝亲视之，铅之精者为飞烟，其滓恶下坠炉底，与铁初不相为用。亦尝以入铅不入铅钱较其坚脆，及冶为兵，初无异。徒使处、信两州岁岁挽运，谓宜废夹铅之制。’……事俱施行。”

第二节 宋光宗以后的淮南铁钱

一 宋光宗在位时期的淮南铁钱危机

宋光宗即位不久，淮南铁钱危机就爆发了，其最初表现就是私钱泛滥。《宋史》卷三九四《许及之传》载：“绍熙元年，除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以铁钱滥恶不职，贬秩，知庐州。”（《止斋集》卷一二有《［许及之］前任淮东转运判官不觉察私钱降一官满一期复朝请郎制》）许及之的被撤职、降级，显然是淮南私钱泛滥的反映。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九载，绍熙二年十月，“诏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唐叔玠特降一官放罢。以臣僚言其前知舒州私铸铁钱过于正额之数故也”。又载，绍熙三年正月，“诏刘与宫观差遣，张涛降两官，钱之望、许及之降一官，坐部内行使私铁钱故也”。唐某等受处分是在绍熙二年、三年，其任职时间则应在绍熙元年或更早。这样多的官员受处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又楼钥《攻媿集》卷四一《赵巩知隆兴府制》记绍熙元年知庐州赵巩曾“极论淮钱之弊”，也从侧面表明淮钱危机的存在。

问题暴露后，宋廷把摒除淮南私钱的任务主要交给了新任的提点江淮湖北铁冶刘炜。据叶适《水心集》卷二《淮西论铁钱五事状》记，提点江淮湖北铁冶司“陈请三十余事，皆已施行”，可见刘炜是多有举措的。但这些措施施之过猛，也一度引起混乱。时人楼钥在上奏中讲：“两淮铁钱私铸太甚，浸淫入于内郡，合行措置禁戢……朝廷以众言下之漕司，炜自任其事……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积年之弊。当时公私兵民行商坐贾虽贫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钱则望一钱之用，而炜为之太遽，徒以片纸出令，使尽失其平，一路骚然，无不怨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后倍费朝廷调护，为之遣使，为之集议，始则降官会，终则给交子……仅得少定……虽得私钱粗息，所伤已多。”[7]叶适《水心集》卷一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也记：“私钱滥恶，流入两浙，朝廷议禁绝。提点铁冶刘炜，请以私钱二当官钱一，抽贯数百，约其多少，府库皆封谲，市邑关闭，两淮骚然。公（知镇江府钱之望）四疏言：‘止弊息奸，要在安静。淮东地不产铁，人不私铸，货币转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边，北使过淮，耳目所接，系国尤重。’上悟，以官会桩管米、度僧牒费数百万缗，尽收淮东西私钱纳炉鞴中，而后少定。然时宰讳公切言，竟以失察私钱，坐镌一官。”据此，似刘炜下令在交易时私钱折半计价，造成混乱。叶适《水心集》卷二二《舒彦升墓志铭》也言及此事，说：“以铁易铜钱，使常在内地，不流入寇境，执事者所知必行也。然而，沿汉、淮上下二千里，铜钱在江南不加益而泄于北日甚，此执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绍熙初，铁钱法弊，商贾顿亏折，所至皆皇惑罢市。余偶为蕲州，被使一路，奉上指尽力安集，岁余方少定。”《水心集》卷二《蕲州到任谢表》也讲：“江黄之间，山泽相杂，素号僻左，本极贫虚。属因淮南行铁以来，暨乎蕲口置监而后，阴仰官炉之羡，不胜伪冶之烦，浸用骄奢，无复绳矩，所以检核增铸，禁绝私钱。畏两文销折之多，市井至于昼闭，取十年工本之数，军库为之顿空。”《水心集》卷二《除淮西提举谢表》也讲：“钱之官私，难辨其真伪；铸有新旧，徒致分于爱憎。人心交疑，物货浸少。”杨万里《诚斋集》卷七〇《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亦言：“淮民两年已被捡择铁钱之扰，怨咨之言有不可闻。”这些记述都说明官方最初采取的措施引起了不小的混乱。

为了禁绝私钱，绍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刘炜上奏要求：“捕捉私铸，全藉巡尉，乞将湖北路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鄂州，江西路隆兴府、兴国军，江东路南康军、宁国府、池州、太平州、建康府及两淮州军都监、巡尉衔内并带巡捉私铸铁钱任满批上印纸。”其建议得到批准。[8]这就是说，行使铁钱地区和与淮南有关的重要交通要道处的都监、巡尉都把查禁铁钱事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

为了禁绝私钱、渡过危机并消除某些过激措施造成的不良影响，宋廷还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第一，多方回收劣钱和私钱。《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九二载，绍熙元年十二月里，宋廷调拨粮食赈灾，规定百姓可以用破缺钱及私钱购粮，这显然是通过赈粜来回收私钱。据《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宋廷又于绍熙二年七月、十二月两次用会子二百万贯回收两淮私铁钱。又于绍熙三年正月，“出度僧牒二百，收淮东铁钱”。又叶适记：“私铁钱聚淮东数百万，掩遏盐利，八州闭肆逾月，樵苏路沮。公（按：指淮南转运判官赵师）亟出令，恣民挟私钱交市如其故。请于朝，用度僧牒、官会、桩积米收而藏之，尽乃止。”叶适似乎在这里故意含糊其词，不明言混乱是因官方查禁私钱造成的，但讲许民重新用私铁钱，显然说明官方曾禁用私铁钱。官方用度僧牒等回收私铁钱，也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9]

第二，削减铸钱数量。《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绍熙二年，减蕲春、同安两监岁铸各十万贯。”《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载：“［绍熙三年十一月］癸酉，减蕲州岁铸二十万缗。”另外，定城、兴国军、汉阳监的停铸大约也是为了减少铸铁钱的数量。叶适记：“两淮铁钱比不定，大商丧亿万，浮细失什伯，且乱。公（按：指检详枢密院诸房文字李祥）再疏乞官赐钱米销滥恶者。废定城、兴国、汉阳监，更铸绍熙新钱。从之。淮人以安。”[10]他于《水心集》卷一六《提刑检详王公》又记：“帅漕同置定城钱监，辇铁输炭，为一郡患，公（知光州王闻诗）奏废之。”

第三，适当提高铁钱法偿能力。《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八一载绍熙二年赦书提到：“两淮州县人户输纳应干官钱”，“官司逼勒人户并要输纳官会，展转收买，倍有赔费”，规定此后“并以三分为率，二分见钱（按：即铁钱），一分官会”。同书二八之三七载，官方又一度规定，算请淮盐所输贴钞钱“以官会四分、铁钱六分入纳”，后又修定为“会子、铁钱各三分，交子四分”，显然这也含有提高铁钱法偿能力的意义。

第四，查禁境外私钱源。据《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私铸钱》，宋廷认为，淮南地区的私铁钱有一部分是自江南流入的，因此下令：“绍熙三年五月一日，尚书省札子：两淮私铁钱，多是江南州县深山穷间所铸，虽与两淮一例督责官吏禁止，而江南以非行用铁钱地分，奉行不严，如日后两淮败获，鞫勘得是江南所铸，即将界分官吏邻保重行责罚，并不以去官原免。奉圣旨依。”

经过这次动荡，淮南地区遭受较严重破坏，经济状况更加糟糕。楼钥《攻媿集》卷一〇〇《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记：“自私钱之废，淮民多窭，鲜有盖藏。”叶适《水心集》卷二二《舒彦升墓志铭》说：“自是（按：指查禁私钱以后）铜铁钱有倍再之价，淮人贵衣高食，不复易活如往年矣。”铁钱危机使官民都遭受巨大损失。

二 叶适关于淮西铁钱的五点建议

宋光宗即位后不久，叶适受命担任知蕲州，正赶上这次私钱泛滥及官方查禁私钱。不久，朝廷又令他兼任提举淮西常平，负责恢复淮西一路的市场稳定。他亲自参加处理了许多有关淮南铁钱的事务，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水心集》卷二《淮西论铁钱五事状》是他在事情粗定后上书所提建议：“一曰开民间行使之路，二曰责州县关防之要，三曰审朝廷称提之政，四曰谨诸监铸造之法，五曰详冶司废置之宜。”通过分析他的这五点建议，我们可以对淮南铁钱有更深的认识。

他讲“开民间行使之路”，是针对官方查禁私钱造成的市场混乱而言的。他说：“始初铁钱不分官私，民间不辨好恶，得钱便使。自禁私钱，百姓惩创，买卖交关，文文捡择，或将官钱指为私钱不肯收受，或只要新铸官钱，且免捡择。民旅持钱买物，一贯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谷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缘此行用艰难，物货稀少。朝廷禁断私钱，本要流通官钱，若官钱方更疑惑，岂得稳便！”“近因还司过蕲口镇，镇民诣臣称：扬、真、泰州，凡绍熙元年、二年蕲春监所铸钱，皆嫌粗恶，捡退不使。”这就是说，官方不仅用一官铁钱兑收二私铸铁钱，而且随后又禁止私铸铁钱行用。禁用私铸钱时，民间还有相当数量的私铸铁钱在流行，于是出现了上述的捡择情况。禁查捡择私铸钱，而私铸钱与某些官钱差异不大，就影响到官钱的正常流行，就出现了上述种种混乱情况。叶适认为，必须尽快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必须使官民普遍掌握识别官私钱的方法，保证官钱行用不受阻碍。

叶适讲“责州县关防之要”，是针对朝廷令地方查禁私钱而不得要领而言的。叶适说：“自禁戢以来，号令纷纷，争为严峻，或令五家结甲，或令旬申有无私铸。巡尉以捕捉入衔，败获治经由透漏，沿流常要巡绰，津渡皆须搜逻，吏人甘伏决配，官员当俟朝典。”他认为规定虽繁，却不得要领，要禁私钱，关键在禁止使用。所以，只要长期坚持要各州“月具更无行使私钱文状结罪申尚书省”就行了。

叶适讲“审朝廷称提之政”，是针对宋廷淮南铁钱政策存在的弊病而言的。叶适指出：“铜钱过江北，既有铁钱以易之矣；铁钱过江南，亦必有铜钱易之可也。今为铜钱地而不为铁钱地，事不均平，岂行法以来偶未之思欤？故江北自行铁钱之后，金银官会无不高贵，富商大贾财本隔碍。”叶适提出，携铜钱过江北，官方设有以铜钱兑换铁钱的地方，而携铁钱过江南，官方却未设以铁钱兑换铜钱的地方，这是造成人们看轻铁钱的重要原因，同时这又造成淮南与内地经济上交流的困难。所以，叶适主张“当使铁钱之过江南，亦如铜钱之过江北，皆有兑换之处，两无废弃之虞”。

叶适讲“谨诸监铸造之法”，是针对官钱制造粗恶是导致私钱泛滥的原因之一这一情况而言的。叶适说：“窃详兴监以来，所铸铁钱其轻重、薄厚、精粗、大小略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间蕲春监所铸，字画精细，轮郭坚明，比于诸钱，又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绍熙元、二，则顿成粗恶。习久生弊，势亦宜然。”即是说淳熙十年以后官钱铸造得质量低劣。叶适也讲了私钱泛滥问题出现以后，官方在官钱铸造方面也采取了措施：“昨铁冶司急欲取胜盗铸者，遂翻新样，四季别为字文。旧重四斤十二两，今增为五斤八两，新钱比旧大几一轮。”叶适认为这样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特别是每季改变字文，变化太频繁，人们难以识认。他认为关键是铸钱注意质量。

叶适讲“详冶司废置之宜”，是针对新设的提点江淮湖北铁冶司而言的。叶适认为，淮南发生铁钱危机，临时设置提点司是必要的，事后应当取消，将有关事务交各监司州县办理，否则提点司同原有监司及州县的矛盾难以解决。

三 关于铁钱区扩展的问题

上引李心传讲：“淮钱日夥，而又著令不许过江，人甚贱之。”又《朱子语类》卷一一一《财》载，朱熹的学生吴心大讲：“［淮］铁钱之轻，亦缘积年铸得多了，又只用之淮上十余郡，所以至此益贱。”他们的话有一定代表性，即当时人往往认为淮铁钱之所以贬值，就是因为造得太多，而行用区域又太小。所以，就流行一种认识，即认为把行用区扩大到长江以南部分地区，可以缓解铁钱危机。这种认识也影响到朝廷，于是宋朝多次就此展开讨论。

据记载，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三月庚寅，“命侍从等官集议江南沿江诸州行铁钱利害，条具以闻”[11]。嘉泰元年（1201）八月“丙戌，复诏侍从、台谏、两省集议沿江八州行铁钱利害”[12]。嘉泰三年“三月丙子，诏相度铁钱利害（细文：无为军李运言两淮铁钱、交子利害，诏户部相度以闻。寻以有司言宜置官讲求会子、铁钱利害，诏户部并行相度。四月丙午，出封桩库两淮交子一百万，命转运司收民间铁钱）”[13]。显然，讨论的结果，并没有立即扩大铁钱行用区，而是采取了其他办法来缓解铁钱危机。这时大约铁钱的购买力（贬值）问题又突出了，暂停三监铸钱，也是为了减少铁钱的流通量，以提高其购买力。

嘉泰三年（1203）七月“壬午，同安、汉阳、蕲春三监罢铸钱”[14]。

嘉定二年（1209）八月“甲子，听两淮诸州民行铁钱于沿江八州”[15]。这说明宋朝廷终于下决心要扩大铁钱行用区了。这里所谓沿江八州，是哪八州呢？各书都未作交代。笔者以为，就是《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两淮会子》所载一度准许行用淮交的八州，即：江州、池州、太平州、常州、建康府、镇江府、兴国军、江阴军。

这次下令在江南八州行用铁钱，引起了强烈反响。大约建康府是较早实施的地区。袁燮《絜斋集》卷一三《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记：“初，金陵遵奉朝旨，通明淮甸铁钱，隐不复见，商旅惮于折阅而不通，细民艰于经营而坐困。公（龙图阁待制、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江淮制置使黄度）锐意罢之，乃密察廛市，默计多寡，昭然见其事情。遂发米以粜，而许籴者纯用铁钱，所收略尽，又出铜钱、楮币易之，未三旬，铁钱屏迹，铜钱流布，人以为神。”袁燮此段文字有阙误，但大致意思还是清楚的。即官方下令行用铁钱后引起混乱，黄度上任后可能得到朝廷的允准重新使用铜钱，于是精心安排，使由用铁钱到用铜钱的转变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

袁燮当时也在沿江八州之一的江州任职，同样遇到了推行铁钱的麻烦。真德秀《从祀录》卷六《显谟阁学士致仕赠龙图阁学士开府袁公行状》记：“朝廷患楮多钱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铁钱。敕榜下九江，公（袁燮）曰：此令一出，铜钱将益闭藏，姑缓揭榜，将力言之。俄闻金陵以铁钱二当铜钱一，咸谓不便，而朝廷亦不果行，人服公之先见。”据此，江州接到命令后未立即执行，不久情况有变，也就无须再推行了。

江南八州行用铁钱可能也涉及军兵的利益，黄榦《勉斋集》卷三七《朝奉郎尚书吏部右曹郎中王公行状》记：“时朝议欲行铁钱于松（沿）江诸郡，公（王遇）以为两淮铁钱壅滞，民间重困，正以盗铸者多。今又于松（沿）江州郡行使，盗铸之徒欣然动心。莫若权罢止鼓铸，则铁钱当不劳力而转通行矣。未几，京口（镇江）果以军情动摇为言，始服公达识，而铸钱之议寝矣。”由于此事的推行遇到了巨大阻力，迫使宋廷收回了成命。

四 嘉定年以后的淮南铁钱

宋廷之所以要扩大铁钱行用区域，重要的原因就是铁钱的贬值，扩大行用区的企图遭到挫折，铁钱贬值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之七三载，嘉定五年（1212）三月二十八日有官员上奏中讲到，朝廷拨会子5000贯给淮西和州，这些会子可“展计换见钱（按：应指铁钱）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一贯”。以此计算，当时当地每会子1贯，约可兑铁钱2.32贯。若折为铜钱，因为会子相对铜钱的贬值，则每贯铜钱应折铁钱3贯上下。《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五九载，嘉定五年十月八日知通州乔行简言：“今江北专用铁钱，近年以来，比之内郡铜钱，数轻三倍，匹绢之直为钱十千，而犯赃者以绢定罪亦如铜钱以四贯为匹……四川专法，以钱计赃定罪者铁钱二文当铜钱一文，今两淮用铁钱，与川郡事体一同……照应四川专法施行。”“从之。”

乔行简讲的铜、铁钱的比价，也与上述一比三的比价相同。

稍后，《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载，袁燮知江州时上便民疏曰：“今议者急于丰财，欲用铁钱与铜钱并［行］，当不足之时，倏焉有余，宁不可喜，而其实有不然者。往时楮币多故铜钱少，而又益以铁钱，不愈少乎！……两淮虚耗甚矣。运铁钱于江南贸易而归，固将裕之也，然江南之楮币易淮甸之铁钱，厥价三倍，奸巧之民，争先取之，此盈而彼虚矣。铁钱日以脧削，铜钱禁不得往，淮人将安所用哉！……且夫铁钱之易就，非若铜钱之难成，盗铸如云而起，楮之轻也滋甚，内不足以权楮，外不足以裕淮，将何便于此哉！”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七《上赵丞相札子》也讲：“铁钱三千得官卷一千。”袁燮、陈造讲的会子、铁钱比价与上述情况相比，又趋严重，袁燮还讲到了盗铸问题的严重性。

《洺水集》卷四《进故事》载，时人程珌于嘉定年间给皇帝讲课时谈到淮南“会子一贯换铁钱三贯四百”，这表明铁钱贬值的趋势仍在继续。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铜钱一折铁钱四，禁之”。这里的“禁之”，含义不明，如果是禁止以如此高的比率折算，则不知宋廷采取了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否则只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五五，大约由于铁钱的贬值引起了铁钱的信用危机，宋廷在嘉定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诏书中讲：“见今务场入纳铁钱则例并是永远施行，断无冲改。”这显然是为了稳定铁钱信用，同时也有稳定铁钱价值的作用。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载，为了扭转铁钱不断贬值的趋势，宋廷作出了重要决策：“［嘉定七年］十二月，复罢同安监铸钱。”这次同安监被罢后，就再没有恢复，从而使供应淮南地区的铁钱监减少为蕲春监一监，这对于缓解淮南地区的铁钱危机起了重要作用。

文献中有绍定元年（1228）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刘洙的上奏（详见前引），其中提到蕲春监的运行。另成书于绍定年间的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述蕲春监每年除暑期外开工9个月，共可铸铁钱27万贯，也说明蕲春监在绍定年间仍在生产。今存淮南铁钱年代最迟的有背文带“春”的端平钱，说明淮南铁钱的生产至少维持到端平年间（1234～1236），此后淮南铁钱大约就停铸了。但《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宋吏部条法》载：“淳祐元年十二月空日，尚书省札子，照得江淮湖北冶司文字，元降指挥许举三路五州十二县措置买纳官，寿昌军正系冶司所部，合该受举。奉圣旨，令吏部向后寿昌军买纳官许令受举。”说明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司仍然存在，照理应仍有铸钱事，只是南宋端平以后所铸铁钱大约都不再标明钱监，所以铸钱地点还需考证罢了。

五 宋廷在淮南推行铁钱的负面作用

宋廷在淮南强制推行铁钱，主要动机之一是防止铁钱流入金朝境内。或许此外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动机，那就是想通过在淮南推行铁钱减少财政压力。因为最初铸行铁钱时，铁钱购买力较高，铸行铁钱是本小利大的。叶适《水心集》卷二《淮西论铁钱五事状》讲：“自淳熙七年至绍熙二年上半年，同、春两监通铸过四百余万贯，七年之前及他监所铸又未有数目。”两监10年间平均每年铸造约40万贯，连同这两监此前和此后所铸和黄州、光州以及江南四监所铸，其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数量如此多，说明官方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铸钱数量失控的问题（如前所引，有些地方官额外铸钱以补助地方财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但是，在长江北岸行用铁钱，在长江南岸行用铜钱，禁止铜钱进入江北，禁止铁钱进入江南，这就人为地制造了长江南北在经济交流上的困难。尽管宋廷允许江北行用会子，会子成为沟通长江两岸经济往来的桥梁，但会子毕竟不是淮南地区的主要货币，因而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长江两岸交流的困难。又因为贸易需要会子，纳税也往往要用会子，而会子难得，人们往往又因持铁钱、交子而换不到会子或只能不等价兑换而忧愁。这样的局面对淮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是很不利的。淮南地区在北宋是比较富庶的，入南宋以后，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沿，经济恢复得很迟缓，官方的货币政策（关于对禁止钱币外流政策的评价，将另外专作讨论），又给淮南经济的恢复增加了新的困难。

淮南高邮人陈造（时任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为家乡人民的困难处境鸣不平，写诗记述淮南推行铁钱的弊病，诗文如下：

为家重墙垣，为民须货殖。扬庐国百户，东南赖控扼。

淮民鱼米余，百货仰殊域。用铜防外泄，用铁乃奇画。

一利伏一弊，救弊要得策。持货贸官券，舍此莫衣食。

钱货天下用，铁乃限南北。坐令两淮民，块处断贸易。

计铁取券直，十才取六七。朝贤爱准民，此困盍矜恤。

铜铁均国宝，通变岂无术。近甸视远地，未可岐畛域。

况今苦倒垂，倚待振焚溺。缘江八郡尔，杂用顾何失。

官券朝北来，淮俗暮安宅。即今私铸断，胡尚胶今昔。

吾贫复淮人，计势不容默。[16]

陈造站在淮南人的立场上，主张让沿江八州行用铁钱，这可能是不可取的，但他对官方货币政策的揭露却是很深刻的。他曾在另外的文章中讲：“淮南楮币（按：指会子）不通，穷困甚矣。大抵有农无商贾，丰岁则有米麦而无货，荒歉则米麦偕货并绝。”[17]明确批评官方的货币政策阻碍了淮南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往来。

时人刘过《龙洲集》卷三《悲淮南》，也持类似的看法，其中讲：

淮民穷到骨，忍复榷其肌！不知铁钱禁，作俑者为谁。行商断来路，清野多流离。

宋孝宗在位末年及此后，淮南又出现了铁钱因数量失控而不断贬值的问题。官方把铁钱贬值归咎于私铸的泛滥，然而事实上，私铸泛滥只是造成铁钱贬值构因的一部分，官方铸造铁钱数量过多是比私铸泛滥更重要的构因。铁钱贬值给淮南人民带来了新的痛苦，也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宋会要辑稿》职官六〇之四二载，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十月，有官员上奏说：“今日之事，尤急于边郡”，“两淮铁钱日贱，铜券日穹，［边郡守贰令佐］所得俸给，常若不赡，毋怪其无固志也。”《舆地胜览》卷四九《蕲州》所载时人辞赋也有如下文字：“庸折虏锋，虽仰官炉之羡；既郡计之空穷，奥由淮南行铁以来，不胜伪冶之多，亦兵威之单弱，以至蕲口置监之后。”又《玉牒初草》卷下载，嘉定十二年正月，大臣盛章奏：“朝廷每给和籴犒赏，并以铜券，而两淮州郡将帅率以铁镪折支，物贵镪轻，实原于此，乞严行戒饰。”其奏得准。此事也说明在淮南地区，会子成为受欢迎的货币，而铁钱的地位则比会子低得多，这势必造成淮南地区货币方面的混乱进一步加深。

第三节 京湖铁钱

一 京湖成为铁钱区

所谓京湖地区，系指南宋时期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处在宋、金交界的前沿，荆湖北路除信阳军与金朝交界外，大部分处在京西南路的南侧。京西南路全境在长江以北，荆湖北路多数州郡在长江以北或地跨长江。宋朝既令四川、两淮行用铁钱，地处四川、两淮之间的京湖地区如果继续行用铜钱，就仍然不能实现用铁钱区将宋境与金境隔离开的目的。所以，宋朝在京湖地区推行铁钱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宋、金交界处的铁钱区连成一片。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淮南旧铸铜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按照这一记载，似乎京湖地区是与两淮地区同时成为铁钱区的，这一记述大约是不可靠或有错误的。因为同书又有如下记载：

［淳熙七年春正月］己卯，诏京西州军并用铁钱及会子；民户铜钱，以铁钱或会子偿之，满两月不输官，许告赏。[18]

［绍熙三年五月］乙未，命汉阳、荆门军、复州行铁钱。[19]

按照后引两条记载，京西路是淳熙七年才行用铁钱的，比《食货志》所记迟了十五六年，而荆门军行用铁钱更迟，是在绍熙三年，即湖北路行用铁钱十二年之后。但后二则记载是否可靠也是有疑问的。时人陆九渊于绍熙元年被任命为权发遣荆门军事，次年九月正式被任命为知荆门军，绍熙三年底于知荆门军任上去世。他在荆门军任职期间，曾两次给友人薛象先写信，谈荆门军税收征收铜钱的不合理。信中说：“荆门岁输马草二千缗……前此系三分输纳铜钱。本军比年系行使铁钱地分，令禁日严，无得铜钱输纳。每是将会子到鄂渚兑换铜钱，所费颇多。”又说：“某到此询访民间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税钱、役钱等令民户分纳铜钱。比年铜钱之禁日严，此地已为铁钱地分，民户艰得铜钱为苦……盖以铁钱地分，其铜钱之禁严，民不敢有此，义不当责之输于公。”[20]这两封信说明荆门军在绍熙三年以前（文中两次言及“比年”，可知荆门行使铁钱已非一年）就已成为铁钱区。这显然与上引《光宗纪》所载有矛盾，不过，信中既讲“比年”，荆门军行用铁钱或也不会在二十多年以前。

前引陆九渊给薛象先的信中又讲道：“湖北系铁钱地分无几，决无他处援例之患”，说明当时湖北行用铁钱的州郡是不多的，《光宗本纪》记有三州，较为可信。《宋史》卷三九五《李大性传》载：“［李大性，宋宁宗时任荆湖制置使］江陵旧使铜镪，钱重楮轻，民持赀入市，有终日不得一钱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铁钱，于是泉货流通，民始复业。”说明江陵在宋宁宗时由行用铜钱改为行用铁钱。

前文已涉及，铁钱的贬值，同样也给京湖地区军民带来巨大的痛苦。黄榦于嘉定八年前后给上司写信讲：“两淮荆襄，人烟萧索，而铁钱太多，故其用也轻，数年之前，铁钱二当铜钱一，今则以三当一矣……若监中所铸无度，则铜钱愈重，铁钱愈轻。”他还讲，由于铁钱贬值，采矿炼铁的“炉户得铁钱五十，向也，可易铜钱二十五，今近可易十七，则已折三分之一矣，此铁价之所以愈贵也”。他希望朝廷“能出数十万官券易铁钱而藏之，则铁钱稍重矣”[21]。黄榦还讲：“［汉阳军守军］衣赐则以铁钱折支，视中州所得五分之一耳。”[22]这说明受铁钱贬值影响最大的，就是靠薪饷活命的下级军兵及其家属，这对于宋军的战斗力无疑起了很坏的作用。

二 关于汉阳监

京湖地区使用的铁钱主要是由汉阳监供应的。但史书上未记载汉阳监的创立时间。《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六载，淳熙十六年（1189），宋廷在议论湖广总领所的岁计问题后曾下令说：“京西襄、郢等处见屯军马合用铁钱，令转运司于舒、蕲州见桩管并续铸到铁钱内，各取拨七万五千贯，赴湖广总领所交纳。”这说明当时供应京西路驻军的铁钱还是舒、蕲州铸造的，似乎汉阳监还未建立。从现存（包括近年出土）的铁钱看，淳熙年及淳熙年以前的铁钱也未见有汉阳监铸造的，可见存背文有“汉”字的铁钱，最早的是绍熙年间铸造的，说明汉阳监很可能建于绍熙年间。

时人曹彦约记述曾任监汉阳监的陈元勋事迹说：“当开禧用兵，敌入郡境，朝廷增铸缗钱十万，倍于旧额，区处铁炭，于此时最难，分别工课，井有条理，正数既登，更补前欠。部分监卒与郡兵相表里，荐员溢格，又第功增秩。”[23]可知汉阳监在宋、金开禧年间（1205～1207）交战期间也没有停产，反而比往常增加了产量，为支持宋军作战做出了贡献。

《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嘉定五年（1212）前后：“京西、湖北之铁钱，则取给于汉阳监及兴国富民监，后并富民监于汉阳监，以二十万为额。”这说明京湖地区的铁钱，曾经由富民监、汉阳监二监供给（或许开头就是如此），后并为一监，岁铸20万贯。

前文讨论钱监管理时言及，大约在嘉定八年前后，黄榦出任知汉阳军，他对汉阳监的运作很不满意，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讲到汉阳监“置监之初，每岁认额十万贯……累数年间桩积极少。问之监吏，则曰所铸之钱仅足以充监卒请给之费”[24]。“尝问及朝廷每岁所得之钱，则曰四年之内所积九万缗耳……问其每岁所铸之多寡，则曰非二三十万缗不足以了监中之支遣，如此则朝廷所得仅十分之一”[25]。黄榦是地方官，他对钱监的看法可能有些偏颇。但从他的话中可以得知，此监最初定额岁铸十万贯，到嘉定年间实际铸造量增为每年二三十万贯。不过，嘉定年间每年铸的二三十万贯，绝大部分成了本监官员和兵匠的薪俸，每年输送朝廷的只有二三万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所得甚微；从钱币铸造发行的角度讲，每年新铸行的铁钱数量却是可观的。

《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引《吏部条法》载：“绍定元年（1228）十月十八日敕：淮西提刑、江淮湖北铁冶铸钱公事刘洙状：证得铁冶铸钱一司，统属江淮湖北三路，鄂州江夏、咸宁、通城县，兴国军大冶、永兴县，寿昌军武昌县，安庆府怀宁、太湖、宿松县，蕲州黄梅、广济、蕲春县，并系应办铁课，汉阳、蕲春两监则掌管鼓铸。但提点司乃无关升改官举员，以鼓舞官属趋事赴功之意。欲望详酌许令本司创额，自绍定元年为始，岁举改官一员、关升从事郎二员，专举本司干官、两监监官及前项所具三路五州十二县措置买纳官，伏候指挥。十月十八日奉圣旨依，每岁举改官并从事郎各一员。”这说明当时淮南、京湖各只有一所铁钱监，淮南的铁钱监是蕲春监，京湖的铁钱监即汉阳监。鄂州、兴国军、寿昌军产的铁或许是供应汉阳监的（因为兴国军钱监并入了汉阳监）。现存钱背背文带有“汉”字的铁钱，年代最迟的也是绍定年间铸造的，或许绍定年以后汉阳监就因战乱而停铸了。

[1] 《文定集》卷一三《乞免解发铁钱赴两淮书》。

[2]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九记为“令两淮通行铜钱、会子”。

[3] 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九载同年夏四月“降会子付两淮总司”。

[4]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八、《宋史全文》卷二五。

[5]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二、《宋史全文》卷二五。

[6]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三。

[7] 《攻媿集》卷二八《缴刘炜监司差遣》，参《絜斋集》卷一一《楼钥行状》。

[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七六、《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六引《吏部条法》。

[9] 《水心集》卷二四《兵部尚书徽猷阁学士赵公［师］墓志铭》，参《宋史》卷二四七《宗室传·师》。

[10] 《水心集》卷二四《国子祭酒赠宝谟阁待制李公墓志铭》，参《宋史》卷四〇〇《李祥传》。

[11]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二，《宋史》卷三七《宁宗本纪》系同年月癸丑。

[12] 《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参《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二。

[13]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七，参《宋史》卷三八《宁宗纪》。

[14]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三。按：《宋史》卷三八《宁宗本纪》《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七所载略同，《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失书汉阳监。

[15] 《宋史全文》卷三〇，参《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四及《宋史》卷三九《宁宗本纪》。

[16] 《江湖长翁集》卷六《钱弊》。

[17] 《江湖长翁集》卷二七《上赵丞相札子》。

[18] 《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

[19] 《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

[20] 《陆九渊集》卷一五《与薛象先书》，参《陆九渊集》卷三三《象山行状》。

[21] 《黄文肃公集》卷二九《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按：又据同书卷二八《汉阳申朝省筑城事》及卷三〇《申京湖制置司办汉阳军籴米事》，当时每会子一贯折计铁钱三贯。

[22] 《黄文肃公集》卷二四《汉阳条奏便民五事》。

[23] 《昌谷集》卷一九《利州路提点刑狱陈君墓志铭》。

[24] 《黄文肃公集》卷二四《汉阳军条奏便民五事》。

[25] 《黄文肃公集》卷二九《与漕使赵监丞论钱监利害》。

第四编 纸币

在宋代，全世界最早的一种纸币——交子开始发行。此外，宋代还有钱引、会子、淮交、湖会、关子、银会等多种纸币发行，这些纸币情况各异，以下分述之。

第一章 交子、钱引和川会

交子、钱引、川会都是主要在四川地区行用的纸币，且有先后承继的情况，故在同一章述之。

第一节 交子的产生

一 私营交子产生的时间

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述交子产生的文献出自北宋僧人文莹。文莹主要活动于宋真宗、仁宗、神宗时期，距交子产生时间较近，所记应有较大可靠性。文莹记：

［张咏］以剑外铁缗辎（一作“缁”）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虽极智者不可改。[1]

在他以后，林《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楮币》，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楮》、卷六二《财用·楮币》又引《宝训》，作了与之相近的记述：

我国家真宗朝，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之重，不可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宁之丙辰，六十五年三十二界，虽至巧有不能易（此处文字据《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楮币》，余两处文字有删简，另“真宗朝”《古今源流至论》作“真宗祥符中”）。

宋代称《宝训》者，一般是记录某一皇帝言论的书，我们也无从知晓此一宝训系何种性质、何人所撰或记录何人言论。但将此《宝训》文字与上引《湘山野录》作比较，两处文字除有“二十二”“三十二”之异可能系勘误外，其他文字则惊人地相似，令人感觉系同出一源。

此外，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楮币》、戴埴《鼠璞》卷上《楮券源流》以及《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也作了近似内容的记载。

人们对上引记载发生了疑问：首先，宋元时期系统记述张咏事迹的文献都没有记载张咏创行交子的事，这些文献包括《乖崖集》附钱易《张咏墓志铭》、宋祁《景文集》卷六二《张咏行状》、韩琦《安阳集》卷五〇又《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一六《张咏神道碑》、曾巩《隆平集》卷一三《张咏传》、《东都事略》卷四五《张咏传》、《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等，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其次，上引两种记载都讲交子的发行始于祥符（按：即大中祥符）辛亥（按：即四年），而根据上述记载张咏事迹的文献及李焘《长编》等，张咏任知益州（按：即镇蜀）共两次，一次是从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八、九月间至宋真宗咸平初年（约998），另一次是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四月至景德三年（1006）七月。大中祥符年间，张咏并不在益州任职。

关于交子的产生，还有另一种记述，那就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的记述，他说：

［景德二年二月庚辰］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2]

这一记载与文莹及《宝训》不同，它不讲交子是张咏创立的，而讲是民间私下里创立的；它不讲创行交子是因为铁钱沉重，而讲是因为当时铁钱太少（按：在另一处李焘又讲百姓私行铁钱是因为铁钱太重，详下文）。但是，文是讲到的两段时间，恰又都是张咏任知益州的时间，即张咏首次出任知益州是李顺起义之后，而两次任知益州又是因交子引起混乱而官方由此决定铸景德大钱之时。从下文可知，民间私人发行交子，也是要通过官方批准的。那么，会不会私人创行交子是由张咏批准的呢？会不会张咏曾给创行交子者提了某些建议呢？

交子究竟产生于何时呢？笔者以为，就现有史料来说，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人们只能就现有记载作一推测。尽管上引记载交子产生时间有差异，但都说它产生于宋真宗在位时期，这大约是可信的。当时很可能是张咏担任知益州，说交子是他的发明，令人难以置信，不过他本人是否参与其事，则似难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释文莹在《湘山野录》卷上中还记述了一则张咏和彭乘交往的逸事。其中讲到年轻的彭乘持作品给张咏，想得到张咏的举荐，张咏却将其作品掷之于地，不发一言。但是，张咏离任时却把彭乘召来，热情地鼓励之余，又“留铁缗钞二百道为缣缃之助”。（《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知人荐举》引录）文中所言“铁缗钞”显然就是交子，此事说明张咏镇蜀时确已有交子存在。如所记不误，则交子的产生至迟不会晚于景德三年（1006）七月。

有好几种文献都记载交子有一个由十六富户主办的阶段。例如，《长编》卷一〇一记：“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九、唐士耻《灵岩集》卷四《益州交子务记》、《宋史全文》卷七、《通考》卷九《钱币考》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关于这十六户主持交子发行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的说法，他在讲张咏“始创为交子”之后，紧接着就讲“皆许民私自为券，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即是说，按他的说法，张咏创行交子之初，就由十六富户主持。一种是费著《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的说法，他讲“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云云之后，又讲“其后富民十六户主之”，按他的说法，交子的创始与十六户主之中间有一段时间间隔。

关于十六富户主持交子时的情况，李攸有较具体的记述：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按：“万”字衍）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3]

这一记载说明：首先，这十六家富户发行交子是有代价的，即要给官府出一定数量的人工和物料。其次，这十六户是分别发行交子的。再次，这里较具体地记述了交子的形制，即有屋木人物图案，有铺户押字及所作记号，且有红黑二色，钱数（面额）是临时填写的。持交子者领取现钱时，每贯要扣掉30文作为铺户的收益。又次，铺户用收来的现钱进行经营谋求更多的赢利。最后，这里也记述了由于诈伪者企图骗取铺户钱财以及铺户不守信用造成的纠纷。

二 由私营到官营

私人发行的交子不具有强制性，因而还不是纸币，只是类似后世汇票、支票一类的东西。关于交子由私营转为官营的时间，有两种记载：一是《宋会要》的记载：“交子贸易，真宗朝置务，以朝臣立（莅）之，废复更易。”[4]即讲官交子务始建于宋真宗时期。这使人联想到上引文莹的说法，交子既从祥符之辛亥到熙宁丙辰共发行了二十二界，照理私营交子不应与官营交子一起计算界数，那么，祥符辛亥始行之交子是否就是官交子呢？另一种记载则谓官交子务创立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请看《长编》卷一〇一记载：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

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据此，由于交子引出纠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主张收为官营，一种主张取缔。从薛田最初提出官营建议，到最后得到批准，中间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从注文可知，宋人对此事的记述是不同的，李焘采用了《成都记》的说法。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记录了寇瑊关于请求取缔交子的奏疏、张若谷等人建议官营交子的奏疏以及王继明等人的奏疏：

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合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掐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按：即通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讫。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州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

他的记述实有一较大缺欠，即将寇瑊奏与张若谷等人奏直接相连，使人感到疑惑：前面是“知府事”寇瑊，后面是知益州薛田，似乎知成都府与知益州同时并存，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前引《长编》文字恰可弥补这一缺欠，即中间有一个寇瑊卸任薛田接任的事发生。张若谷等讲铁钱沉重的一段话讲得很有说服力，使人感到，交子的产生确与铁钱沉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提刑王继明等人的奏疏，则勾画出了即将发行的官营交子的概貌。其中讲交子的面额从1贯到10贯（应有10种），“书出钱数”，说明可能最初的官交子的面值仍是临时书填而不是事先印制好的。这里讲持铁钱换交子，每一贯要扣除30文，似乎后来演变为以旧交子换新交子的纸墨费。这里讲人们持铁钱换交子时要登记入簿，用交子回兑铁钱时要“逐旋毁抹合同簿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交子发行还保留了某些发行便钱的制度痕迹。这一规定后来大约不再实行，其时间不得而知。

关于交子官营的起始时间，显然认为起始于宋仁宗天圣元年的说法较为可信，但《宋会要》为什么说是在宋真宗时，文莹为什么说交子立界要从祥符四年算起，这仍然是一个谜。无论如何，官营交子的产生，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的产生。

三 交子产生的原因

交子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产生，宋人多归之于铁钱沉重，如曾巩、李焘（他同时又有别种说法，详下文）、章如愚等（为免重复，此不详引，请参前文）都是如此。其中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讲得最为具体，他说：“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当宋真宗末年有人主张取缔交子时，本路转运使张若谷等提出反对，说：“川蜀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他虽是讲交子存在的必要性，却可以证明吕祖谦所讲是正确的。《宋史》也取此说[5]，费著《楮币谱》同之。可知此种认识为宋、元间人所共有。当然，上引吕祖谦、张若谷等都没有直接讲铁钱购买力的低下，这大约被时人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即使是大铁钱，其购买力也远不如铜钱（详参见铁钱一章），同样购买力的铁、铜钱重量比，总要在三比一以上。显然，交子在当时于四川产生，铁钱沉重不便贸易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这是无可怀疑的。

当然，李焘《长编》卷五九还讲过，交子的最初产生，是由于“自李顺作乱，民间钱益少”。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七采取了相同的说法，即交子是因钱荒产生的。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不甚可靠，原因是如果钱币真的缺少，其购买力会提高，而当时并没有这种迹象。且除李焘、陈均外，其他人都没有这样讲过。

当然，我们讲铁钱沉重妨碍贸易是产生交子的主要原因，不能只看到铁钱沉重这一个方面，还应看到四川是当时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个方面。南宋唐士耻《灵岩集》卷四《益州交子务记》讲到了交子对促进四川商业发展的作用，说：“通货泉之穷，极商贾之变，施之全蜀，至今赖之。想其负贩之夫、射利之辈，妇清之丹、卓郑所冶，重锦橦布，异物崛诡，四溢外区。邛杖传节于大夏，苟酱流味于番禺。捆载经往，垂橐而归。持券取偿，如探诸怀。”他讲的情况恰好也可用来说明四川地区商业的兴盛，以及这种兴盛为交子产生提供的条件。唐朝人议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扬一益二”之说。入宋以后，四川虽有些多灾多难，但成都周围地区仍是全宋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四川的锦、纸、糖等的生产，都处于全宋领先地位，而四川又处内地与西部地区（西蕃、西南夷、西夏等）贸易的枢纽位置，所以，贸易上的需要也是交子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四 交子究竟几年一界

关于交子究竟几年一界，历来有三年、二年两种说法。前引文莹、《宝训》等讲交子“三年一界”、文莹又讲“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但《宝训》却讲“六十五年三十二界”，不知何故）。讲三年一界者还有汪应辰《文定集》卷一三《乞免解发铁钱赴两淮书》、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戴埴《鼠璞》卷上《楮券源流》等。讲二年一界者，如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九《陈择之墓志铭》说：交子“至天圣中官始权之，再岁一易，谓之交界”。又《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交子式”，列绍兴三十一年第七十界钱引至淳熙六年第七十九界钱引，都是每二年新发行一界。

有些宋人则既讲过三年一界，也讲过二年一界，如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就曾讲交子（钱引）“每四年两界”，同书同卷《钱引兑监界》也讲“每再岁一易”[6]。他又于《系年要录》卷一七九讲：“初，成都府钱引务三岁一兑界”。谢维新既讲了三年一界的话，又曾引录李心传如上讲二年一界的话。

近年对货币史研究颇深的彭信威先生将两种说法加以折中，讲：“所谓三年为一界应当是指官交子，而且所谓三年只是说挂带三个年头，并不是说满三年。中国人算年岁一向是不算足年的。所谓三年一换，实际上就是两足年一换。”[7]这种说法较为合理，为许多学者所遵信，但是疑问却还是存在的。因为文莹讲的三年显然是三周年，且交子、钱引兑界年限前后会不会有变化也是难以断定的。

第二节 交子沿革及被钱引取代

官营交子产生以后，行用了八十多年时间，被钱引取代。在这八十多年中，交子也经历了许多变化。有形制上的变化，发行数额上的变化，也有发行范围上的变化。

一 四川交子的发行情况

这里讲“四川交子”，是因为宋廷先后曾在河东地区、陕西地区发行交子，以下拟分别专题叙述，这里先把讨论的范围局限于四川地区的交子。四川是交子的诞生地，在官营交子流行的八十多年中，交子也主要是在四川行用。

关于交子发行数量的增加情况，《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有较系统的记述：

自［天圣］二年二月为始，至三年二月终，凡为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交子旧以二月二十日起界，清献公（按：似指赵抃）为记时已迁至七月也。熙宁五年续添造一界，其数如前，作两界行使，从监官戴蒙之请也……引有两界……自蒙始……所印之数，自元丰元年兼放两界之后，绍圣元年增一十五万道，元符元年增四十八万道。祖额每界以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以交子入陕西转用故也。

但有些记载与费著所记不同。关于交子最初的发行额，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记：“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朝旨？］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李攸的记述有一个明显的疑点，即为什么一开始就发行第二界而不是第一界？所以，引文很可能是有阙误的，而所记数额也不太可靠。查《朝野杂记》、《古今源流至论》、《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等书均载交子最初发行每界125万余贯，大约费著的记述是可信的。

费著的记述有一令人不解之处，即前文讲熙宁五年始行两界，后文则讲“自元丰元年兼放两界”，到底何时始行两界呢？马端临记：“［熙宁］五年，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8]南宋汪应辰等也谓：“至熙宁五年，已兼放新旧两界。”[9]大约交子始行二界是从熙宁五年开始的，所谓元丰元年兼放两界，并不是第一次。但马氏的记述又使人产生了新的疑问，即第二十二界收回后，似有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界交子同时流行，如此，我们只能理解为第二十三界此前已经流行，此时同时放行第二十四、二十五二界，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上引费著记绍圣元年每界增印15万贯，此事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考》也有记述，且更详细，其谓：“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

四川交子开始发行以后，并非一帆风顺，也是几经波折的。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记：“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印刷，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难。已是坏却原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可知发行后不久就有不少人主张停罢。因为在秦州用交子籴买粮草，也引出麻烦。又有记载说，时人孙甫“［大约宝元年间］监益州交子务，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法书纸代钱以便市易。转运使以伪造犯法者多，欲废不用。公曰：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后卒不能废（原注：欧公撰墓志。按：今本《居士集》卷三三《尚书刑部郎中……孙公［甫］墓志铭》只载其曾监交子务，不载反对废交子事）。[10]也言及有人主张停罢交子。又《范太史集》卷四二《朝奉郎郭君墓志铭》载，大约宋神宗时，郭子皋被“举监成都交子务，纸币之设，本与钱相权，至是大坏，价钱（贱）不售，法几为废。子皋讲求其病，钱币复称，官民利之。先是，交子务以二年为任，监司奏留半岁，遂著令以二年半为任。举者三十人，知昌州……元祐二年四月卒”。可知早在北宋中期，交子就曾发生过贬值和信用危机，绝非如有些南宋人讲的那样，是一帆风顺的。

前文言及，交子起初面额分1～10贯10种，都是临时书填。到了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和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交子面额发生了两次变化，《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述这一变化说：“每道初为钱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若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更不书放。熙宁元年，始以六分书造一贯，四分书造五百，重轻相权，易于流转。”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也记述了后一次变动：“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这就是说，宝元二年时定为五贯、十贯两种，而熙宁元年则定为一贯、五百文两种。

《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在记述“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之后，又有如下记述：

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六人，杂役一十二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它官董其事。

文中既言及“元丰元年”事，则此段记述不应视为讲交子改为钱引以后的情况，显然还是在追述交子改钱引以前的情况。其中讲到了印制交子要用六方印，四方墨色，一方青色，一方红色。其中红团、背印既“以故事”，则图案中必有不止一个人物，应是较为复杂的。引文又讲了交子务的人员构成，总数达186人。其中讲到原有监官一员，至元丰元年始增为二员，这与李攸所记不同，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记：“景祐三年（1036）置监官二员轮宿。”不详孰是。引文还讲到制造交子的用纸来源。大约其中讲到的造纸“场”，时人又称之为“抄纸院”，费著《楮币谱》又记“［熙宁五年，戴］蒙又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引（按：应为交子）有两界与官自抄纸，皆自蒙始。”如所记不误，则熙宁五年以前，交子应是用采购的纸印造，此年以后官方才设立专门的造纸机构，使用特制的纸印制，这在纸币发行上具有重要意义。

前述交子发行以后不久，就发现了伪造现象，这说明纸币几乎在发行之初就面临着如何防伪的问题。《通考》卷九《钱币考》又记：“熙宁元年，始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又《折狱龟鉴》卷四《姚涣》记：“姚涣大卿初监益州交子务时，发奸隐几万缗，主吏皆当死，涣请于使者，愿发其所欺而无及赏典，由是得全者众（原注：已上五事并见本传，涣治平二年终于光禄卿）。”

从记载看，宋神宗时期朝廷调用交子的情况较多。如《长编》卷二一九载，熙宁四年正月壬子“赐提举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钱二十万缗为青苗本钱”。同书卷二二〇载，同年二月戊辰“赐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同年三月戊戌，“诏成都府路转运司支交子十万缗为梓州路常平籴本”。同书卷三三〇载，元丰五年十月乙丑，“梓州路转运司言：泸州军兴及修造所费不少。乞于成都府路给交子一十万缗。从之”。这大约给后来交子发行量过大作了铺垫。

二 河东交子

宋神宗熙宁二年，决定在河东发行交子。关于此事有三种记载：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11]

［同上年月］河东行交子法，置务于潞州，以搬运铁钱劳费也。[12]

［同上年月］壬子，置交子务。[13]

根据这三种记载，河东发行交子，是因为搬运铁钱不便，有十一位官员提出建议。于是，宋廷决定在河东路转运司所在地潞州设交子务发行交子。但《长编纪事本末》与《宋史》的系时相差十天（壬寅是初九，壬子是十九），清人《长编拾补》卷六按语调和说“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诏置在十九日壬子”，可作一说。当然，一字之差也可能是由抄录刊刻造成的错讹所致。高遵裕是外戚，《宋史·外戚传》不载他曾在河东任职。

河东交子刚开始行用就出了问题，大约前后只行用了半年左右。熙宁三年七月壬辰，宋廷下令“罢潞州交子务”。李焘又记述了罢止的原因：“以河东转运司言：‘商贩缘边以无回货，故入中粮草算请矾、盐。若交子法行，必不肯中纳粮草，不惟有害边计，亦恐矾盐不售。’故也。”[14]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引陶宣干《河东逢虏记》载：靖康元年九月间，河东汾州“战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青菜钱七十文，铜、铁相半。是时官中已不使铁钱，但以此充数耳。或攒聚数日阙乏，止支钱会子，钱会子一纸止得三四百文”。这里讲的钱会子是否指交子，难以确定，因为也可能是见钱钞、钱关子一类的票据。如果是讲交子，则北宋晚期河东又曾发行过交子。

三 四川交子引入陕西

陕西地处宋、夏对峙前沿，经常有大量驻军，又物产不甚丰富、交通不便，军队的供应问题是使宋朝决策者经常感到头疼的难题。陕西矿产也不够丰富，所用铜钱中的大部分或由内地运入，或由内地运原料而在当地铸造。自宋仁宗康定年以后，陕西开始行用铁钱，但铁钱沉重，运输困难。每年官方都要把大量钱币运往边境地区，不但花费大，而且给百姓造成痛苦。这样，当人们看到四川行用交子的便利时，自然就会联想到是否能在陕西行用交子的问题。

由于宋廷每年从四川调运一部分钱物到陕西，就自然想到把四川交子用于陕西。开始是在陕西招募商人等入中粮草，而由四川支还铁钱和交子。《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八载，益州官交子务建立不久的天圣四年（1026）三月，三司就上奏说：“陕府西转运司勘会，辖下秦州所入纳粮草，取客稳便指射赴永兴、凤翔、河中府及西川嘉、邛等州请领钱数。准益州转运司牒：近就益州置官交子务，书放交子行用，往诸处交易，其（甚？）为利济。当司相度，辖下延渭环庆州、镇戎军等五州军依秦州例入纳粮草，于四川益州支给见钱或交子……据益州路转运司状，相度若依陕西转运司前项擘画事理，于益州支给见钱或交子，别无妨碍。若益州阙钱，当司亦自于辖下有钱处州军支般，或支交子，经久委得稳当。”三司此奏得准。但在陕西入中的商人等得到交子，是否携入了陕西，不得而知，而官方在陕西给商人等的毕竟也不直接是交子。

到了庆历年间，情况有了变化。《长编》卷一三七记：“［庆历二年六月］丙戌，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直史馆、陕西河东京西制置解盐使兼管勾交子公事。”这里“管勾交子公事”的具体含义我们不清楚，但既冠以“陕西河东”，则表明宋廷有在这些地区行用交子的意向。据庆历七年文彦博的一份奏疏可以得知，此时期宋廷已直接以交子作为入中粮草的偿还物。文彦博奏言：

益州交子务所用交子，岁获公利甚厚，复又民间要藉使用，盖比之铁钱便于赍持转易。今秦州入中粮草，两次支却六十万贯交子，元有未封桩见钱准备向去给还客人，深虑将来一二年间界分欲满、客人将交子赴官，却无钱给还，有误请领，便至坏却交子之法，公私受弊，深为不便。伏乞朝廷指挥本路转运司于辖下诸州军内每月须管共收聚诸般课利钱三五万贯拨充益州交子务，准备给还客人交子钱，免致向去坏却旧法，官私困弊。取进止。[15]

《长编》卷一六〇也记：“［庆历七年二月己酉］诏取益州交子三十万，于秦州募人入中粮草。时议者谓蜀商多至秦，方秦州乏军储，可使入中，以交子给之。”官方虽在陕西以交子代钱行用，这些交子是否在民间也代钱行用了呢？则不无疑问。《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数年以后，皇祐三年（1051）二月，三司使田况说：“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务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印刷，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这一记载表明，自庆历七年到皇祐三年的五年中，陕西只有上述两次在秦州入中使用了交子，此后没有再使用。田况讲“转用艰难”“收积余钱拨还”，都没有讲是指陕西还是四川。如果是讲陕西，则表明交子曾在陕西民间行用。田况的请求得准，则用交子在陕西入中粮草的做法也就宣告中止。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二十多年后，永兴秦凤等路察访使李承之又上奏说：“庆历、皇祐中，秦州以盐钞、川交子令民间变卖，至今尚负钱万余缗，乞特蠲放，以宽远民。”其奏得准。[16]可知当时还有遗留问题留给日后解决。

四 陕西独立发行交子

陕西的再次行用交子，是宋神宗时期。李焘记：“［熙宁四年春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买盐钞场。”[17]这即是说，陕西行用交子，是在此时以前，究竟在什么时间，已无从考知。《长编》卷二二一又记：同年三月，老臣文彦博反对陕西行用交子，宋神宗辩解说：“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王安石也讲：“交子事诚如陛下言，行之非得已。”按照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说法，在陕西行用交子，是因为当时财政上急需。但此次行用交子，时间短暂。同书及《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五又记，就在本月十四日（己亥），宋廷下令“永兴军依旧买盐钞，罢行交子”。关于这次陕西行用交子，李焘又补述说：“先是，陕西军兴，转运司患钱不足，沈起请限以半岁，令民尽纳铜、铁钱于官而易以交子，候三五岁边事既息复还民钱，宣抚司奏行之。知邠州张靖数言其不便，会李评、张景宪出使延州，因令访利害。评等奏如靖言。景宪谓交子之法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陕西，将使细民流离失业，无以为生，故罢之。”[18]据此，似乎宋廷原来是想在陕西暂时停止行用铜、铁钱，而代之以交子，这同四川交子与铁钱并行的情况是不同的。遭到张靖、李评、张景宪等人的反对，所以被罢。张景宪讲交子可行于四川而不可行于陕西，无非是四川没有钞引，而陕西行用大量钞引（此事另作专论）。但从上引记载中，我们无法得知此次陕西行用交子，是否另设了交子务，也就是说不知所行交子是否为独立四川交子之外的另一种交子。

到了熙宁七年（1074）六月，由于宋廷急于筹措西线军费，印行盐钞过多，造成盐钞出售困难、贬值。《长编》卷二五四载，政事堂又提出在陕西行用交子的建议，中书的奏疏说：“陕西缘边熙宁六年入纳钱五百二十三万余缗，给盐钞九十万二千七百一十六席，而民间实用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席，余皆虚钞。虽有条约须纳钱方给钞，以钱市粮草，缘官中阙钱，监籴之官务办年计，不免止以钞折兑粮草。虽有臣僚上言乞复行交子，多云每年出钱可百万缗，此不知行交子之意。今若于陕西用交子，止当据官所有见钱之数印造。假如于边上入中万缗，却愿于某州纳换，即须某州军纳换处有钱万缗，画时应副支给。如此则交子与钱行用无异，即可救缓急，及免多出盐钞、虚抬边籴之弊。”于是宋廷“诏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秦凤路［转运使］熊本并兼推行本路交子，仍以知邠州宋迪提举永兴、秦凤两路推行交子”。同书卷二五六载，当年九月，宋廷又下令，将宋迪的官衔改为“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法”，即将规划发行陕西交子的事正式委托给宋迪。本月内宋廷又下令：“知同州、度支郎中赵瞻管勾陕西制置交子”，即用赵瞻取代了宋迪。但据同书卷二六〇，次年二月，赵瞻请求“令东路都转运使谢景温、西路转运判官刘定各兼制置交子事”，请求得准。此处“东路”“西路”的说法较为罕见，不详所指，但此二人也参加了陕西交子的规划则是肯定的。

宋廷此后为陕西行用交子采取了一些措施，见于记载者，如《长编》卷二五六记，熙宁七年九月辛酉，“诏永兴军路支折二钱二十万缗付秦凤等路转运司市粮草及推行交子本钱”。又同书卷二五九记次年正月：“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同书卷二六一又记，三月，宋廷又“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委熊本总制营办”。说明秦凤路也因准备交子本钱而在铸大铁钱。

这时，事情发生了变化，反对在陕西行用交子的意见逐渐抬头。主持陕西交子事务的赵瞻与永兴路转运使皮公弼之间发生分歧。时人范祖禹在为赵瞻写的神道碑中记：“［熙宁］七年，朝廷患钱重欲置交子以权之，命公制置。公以谓交子恃本钱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转运使皮公弼议不合，章交上，朝廷方以事委公弼，移公京西南路转运使，以亲老不行。”[19]显然，赵瞻主张严格限量发行，而皮公弼主张大量发行，当权者之间也有分歧。所以，据《长编》卷二六八记，王安石主张多发行盐钞，然后由官方在内地买回超额部分，等于以多余盐钞作为便钱券。吕惠卿则支持发行交子。吕惠卿曾记录下宋神宗同执政大臣关于陕西交子的一次议论，见《长编》卷二七二注引《日录》：“［王安］石曰：‘到了妨盐钞。’上曰：‘交子自是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许多做本？’上曰：‘但出纳尽使民间信之，自不消本。’佥曰：‘始初须要本，俟信后然后带得行。’余曰：‘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石曰：‘终是妨盐钞。’”这番议论，显示出当时君臣对交子的认识已有相当深度，但实际执行时却没有像议论时讲的那样，在开始阶段先建立好的信用。《长编》卷二七〇载，熙宁八年下半年，赵瞻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时以交子出多而钱不足给，致价贱亏官。”于是宋神宗批示：“永兴、秦凤等路缘边出交子籴买粮草有折钱多处，交子毋得出多。”

这时，措置熙河财利孙迥上奏说：“缘边交子价钱（贱？），商人自永兴军载钱赴秦州以来买贩，多赢官钱。又永兴军、秦州相去不远，商人贪贩交子，少肯买钞，故钱（钞？）价更减。今以秦州脚户载钱及百姓买卖交钞文字较重，官支交子比般钱每千折二分以上，比未行交子以前，盐钞每席减一千以上。若出官钱不已，则官折钱无穷。而朝廷立法意，本以运钱费多及向来钱（钞？）贱，故用交子行钱，兼助钞法。今此（比？）运钱既有折耗，又深害钞价，只作以资兼并商贩之人。况熙河路将来年计未办，固宜爱惜见钱。”[20]这使宋神宗原先支持发行陕西交子的立场改变。于是，据《长编》卷二七二载，熙宁九年（1076）正月甲申，“诏陕西交子法更不行，官吏并罢，已支交子委买（卖？）盐官纳换”。这样，宋廷在陕西行用交子的努力又一次受到挫折。不过，这次陕西交子毕竟行用了一年有余的时间。

在陕西另发行一种交子的努力虽然受挫，但宋廷却仍在陕西境内行用交子，即行用四川交子。前文已述，官方在陕西境内行用四川交子的做法由来已久，但中间停止了，什么时候恢复的难以详考，应在熙宁七年十二月以前。因据《长编》卷二五八，此时有秘书丞、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蒲宗闵奏：“伏见成都府转运司每年应副熙河路交子十万贯，客人于熙河入纳钱四百五十或五百，支得交子一纸，却将四川中交子务请铁钱一贯文足见钱。今来川中创置茶场，乞回本钱买银及交子、盐钞等却充茶本。臣欲乞候茶场将来般运茶到熙河永宁寨等处日，将合买回货本钱便于成都府交子务兑支上件交子十万贯，却勘会本处合买交子时价留充熙河路支用，关报川中茶场，其茶场只理会铁钱为课利数目，所贵两路更不差人往来管押般运交子等，兼熙河交子迟缓，无人收买，间不积压在彼虚占钱数。”此奏得准。由于我们对蒲宗闵将川茶贩运于陕西边境的具体操作过程难以了解清楚，所以对他的上引奏文也难以确切地予以说明，但我们却可从他的奏疏中了解到两点：一是此时已有每年支给熙河路十万贯川交子的规定；二是由于蒲宗闵的请求，这十万贯川交子全由川茶司来支配。《长编》卷三〇八载，到了元丰三年（1080）九月，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上奏：“乞以年额川交子一十万贯并支赴本司移用，更不兑卖与茶场。”这样，十万贯川交子就改归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使用了。

五 交子发行范围的再扩展及改为钱引

宋徽宗时，蔡京大变钱法，他也起了扩大交子行用范围的念头。崇宁元年（1102）他上奏说：“茶马司将川交子通入陕西，民已取信。今欲造三百万贯，令陕西与见钱、盐钞兼行，仍拨成都常平司钱一百万贯充本。”此奏得准。[21]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仿川峡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这说明，交子又被推行到京西北路。随后，宋廷又下令在淮南推行交子，陈均记：“崇宁四年四月，诏淮南许通用交子。六月，又诏交子并依旧法路分，兼通行诸路，惟不入京。”[22]这后一句令人费解，或许是指交子在旧时已行用地区行用，而其他地区行用钱引，不过不许在京师使用。《宋史》卷一八○《食货志·钱币》载：“［崇宁］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罢在京并永兴军交子务，在京官吏并归买钞所。”大约与“交子并依旧法路分，兼通行诸路”是一个意思。这里讲钱引不准在京师行用，但据记载，钱引是曾一度在京师行用过的。马端临记：“钱引崇宁间行于京东西、淮南、京师诸路，惟福建、江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福建蔡京之乡里也，故免焉。”[23]如所记不误，则钱引曾在包括京师在内的淮河以北广大地区行用，或许崇宁四年四月以前京师曾行用过钱引，此后便不行用了。

上引史文中，讲到行用钱引以前，京师也有交子务。此次撤销，并入买钞所。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一八载：“［崇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榷货务买钞所言：奉旨交子并依旧法路分，兼诸路通行，其在京及京畿行用等指挥更不施行。钱引依此印造，诸路用钱引，四川依旧施行，其已行交子，渐次以钱引兑换。官吏等并归买钞所，共为一局，合用榷货务买钞所朱记。所有旧交子务铜朱记一面乞下少府监毁弃，所有‘在京提举交子官印’铸印十一面，今合改作‘提举钱引之印’六字为文。‘在京交子务交子记’八字铜朱记一十面，今改作‘榷货务买钞所钱引记’九字为文。乞下本监改铸降下。从之。”这段记载可视为前引记载的补充，它除了包括前引记载的主要内容外，还向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交子改为钱引后，钱引由京师榷货务买钞所发行。原京师交子务有印十一面、记十面，改为钱引后印、记文字随之改变，数量似无变化。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记，崇宁、大观年间，交子发行数量不断增加，他说：“崇观间，陕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缗（原注：崇宁元年增二百万，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四年又增五百七十万，大观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万），由是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大观元年夏，改交子为钱引（原注：四月甲子），旧交子皆毋得兑。三年秋，诏复以天圣年额为准（原注：七月）。”依其所记，大观元年始行钱引，比上引各书迟二年，这是因为他是专讲四川交子，四川交子改钱引比其他地区迟二年故尔。费著所记与之略同，惟崇宁二年增数为“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四年增数为“五百七万五千”，大观元年增数为“五百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六”，与前引小异。又记：“寻有诏自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许换，四十四界依天圣旧额，仍不得越铜钱界。”[24]指明不得兑者为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交子，以天圣旧额者为四十四界钱引。费著的记述又表明，交子与钱引的界数是彼此连贯的。又《通考》卷九《钱币考》记：“成都漕司奏：‘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欲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从之。”成都漕司此奏显然是在改交子为钱引和宋廷决定不收兑四十三界交子以前。

仅仅把四川交子改名为钱引，并不能解决问题。改名不久，大观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宋廷即下诏说：“川蜀四十二界以后钱引，访闻官司奉法不谨，纵民减价，慢令失职，莫此为甚。令逐路转运司分析闻奏。自今如纵而不治，与同罪，仍当重行黜责。”[25]这说明钱引贬值很严重。同年十月，宋廷又诏：“陕西、河东数路引直五千至七千（按：千当为十之误），而成都才直二三百，豪右规利害法，转运司觉捕扇惑之人，准法以行。民间贸易十千以上，令钱与引半用。言者谓钱引杂以铜、铁钱，难较其直增损。诏令以铜、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作铜钱闻奏。”[26]说明不但四川钱引贬值，陕西、河东的钱引贬值更甚。由于此种情况，故《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大观］二年，而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入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乃诏永兴军更置务纳换陕西、河东引，仍遣文臣二人监之。”

正当宋廷为四川钱引贬值而焦虑时，有人提出关于扭转现状的建议。《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大观二年］八月，知威州张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仅直十之一，若出入无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旧并用引，请稍给钱便用。’擢持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提举川引。后引价益贱，不可用，持复别用印押以给官吏，他无印者皆弃无用。言者论其非法，持坐远贬。”史文中“流通用之”一句令人费解。而《通考》卷九《钱币考》记“知威州张特奏：‘钱引元价一贯，今每道止直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从之”。马氏所记“张特”当系“张持”之讹。所记张持奏前半部与史文义近，而后半部意思近乎相反。令人不解的是马氏记官奉增支钱引，且“公私不得抑勒”，怎能使引价上升呢？或许还是史文所言较为可信。又史文述张持最终被贬也是属实的，《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〇载：“［大观］四年正月十七日，前知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张持送吏部与远小监当。以臣僚论持欺诞，擅以私意变更钱引故也。”这说明无论如何，张持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或无济于事的。

据《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在这种情况下，宋廷被迫下决心宣布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界（似既包括交子也包括钱引）不再收兑，而四十四界依天圣年间旧额发行。[27]宋廷的下决心，可能与曾担任知成都府席旦进谏有关，《宋史》卷三四七《席旦传》载：“［宋徽宗时，席旦自知成都府卸任入见］言：‘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而有司冀赢羡，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为卿损数百万虚券，而别给缗钱与本，业可乎？’对曰：‘陛下幸加惠远民，不爱重费以救敝法，此古圣王用心也。’自是钱引稍仍故。”这里所记未免太轻松了，但宋徽宗下决心整顿钱引与席旦进谏有关应是可信的。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大观］四年，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这应是此次整顿钱引的措施的一部分。大约在这次整顿钱引当中，四川以外地区的钱引也都停止行用了。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又载：“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输官之引，以十分为率，三分用民户所有，而七分赴官场买纳，由是人以七分为疑。请自今无计以三七分之数，并许通用，愿买纳者听。民间旧以本钱未至，引价大损，故州官官钱亦减数收市；今本钱已足，请勿减数以祛民惑。又请四十三界引俟界满勿换给，自四十四界为改法之首。’而户部详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听于界内续增其新引给换之，余如旧鬻之，或于给钱之所易钱储以为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桩钱法。诏可。”这说明四十三界钱引大约应在政和元年（1111）或稍迟兑收，眼下官方决定不再兑收，但似仍可持以纳税。经过此次整顿，似乎四川钱引暂时恢复了正常状态，此后数年未见有大的变动。同书又载：交子和钱引“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宣和中，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史文中的“今”，应指宣和年间，张商英死于宣和四年，张商英上奏当在此前。同书还记载：“靖康元年，令川引并如旧即成都府务纳换。以置务成都，便利岁久，至诸州则有料次交杂之弊，故有是诏。”这一记载表明，可能有人提出要在成都以外的地方印发钱引，这种意见遭到否决。

第三节 南宋前期的钱引

为了叙述上的便利，我们将南宋依国势盛衰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南宋由初期的战争状态转入随后的战后恢复状态，钱引的发行也由不正常转入相对正常。

一 和议前发行数量的激增

南宋初年，战乱不止，财政匮竭，军费供应却刻不容缓，钱引发行数量激增。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记：

建炎初，靳博文为漕，以军食不继，始以便宜增印钱引六十三万缗（原注：二年六月）。其后张忠献、卢立之、席大光相继为帅，率增印矣。绍兴七年夏，诏四川不得泛印钱引（原注：五月庚寅）然边备空虚，泛印卒如故。十年春，用楼仲辉议，诏印钱引者徒二年，不以救免（原注：正月戊子）。未数月，以赡军钱阙，又命印五百万缗（原注：三月戊子）。十二年，郑亨仲复奏增四百万缗（原注：三月）。

《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也有如下与之接近的记述：

建炎二年，罢铸钱，复用元符所增之额。三年，增一百万。绍兴元年，增六十万。二年，增一百四十万。三年，增五百万。四年，增五百七十万。五年，增二百万。六年，增六百万。皆以给利、夔两路军费。七年，有旨不许泛印。

八年，以边报急阙，增三百万充籴买。九年，以移屯陕西合给籴本及陕西六路新复州军衣赐，增二百万。增数既多，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奉使陕西，奏禁泛料，始定著刑章。十年，以赡军急阙，增五百万。十三年，以都运之请，增四百万。

二书有些差异，恰可互为补充、修正。李心传又在《系年要录》中，较具体详细地记述了逐次增印的情况，宋、金和议前大抵有十次：

（1）卷一六载：“［建炎二年六月己卯］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勒博文权罢邛州铸钱……以利州路增屯西兵（原注：此恐是王之兵），军食不继，权罢鼓铸，不待报遂行，复以便宜增印钱引六十二万缗。”

（2）卷二九载：“［建炎三年十一月］己酉，宣抚处置使张浚以便宜增印钱引一百万缗，以助军食。”

（3）卷六九载：“［绍兴三年十月甲午］川陕宣抚司随军转运使赵开增印钱引二百万缗，于夔路市粮及金银。以宣抚司于恭、涪州籴米三十万斛故也。俄又增印二百万缗。”

（4）卷一一一录绍兴七年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语：“绍兴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万道。”

（5）卷一一一录绍兴七年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语：“［绍兴］五年添印二百万道。”

（6）卷九七载：“［绍兴六年春正月丙戌］是日，总领四川财赋赵开增印钱引三百万缗市军储。”

（7）卷一〇六载：“［绍兴六年十月］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钱引三百万缗市军储。制司增印钱引始此。”

（8）卷一一一载：“［绍兴七年五月己丑］四川钱引旧书放两界，为二百五十一万余缗，至是通行三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缗。”

（9）卷一三二载：“［绍兴九年十月乙未］川陕宣抚司以便宜增印钱引二百万道应副陕西使用。时右护军之移屯者，当用籴本钱四百三十万引，而计司乏籴本钱，乃有是请焉。”

（10）卷一三四载：“［绍兴十年三月］戊子，诏成都府钱引务增印五百万道付宣抚司。以四川转运副使陈远猷言，赡军钱阙四百二十万缗故也。”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和议成。一年多以后，宋廷又一次下令增印钱引，虽是在议和以后，却与和议前的增印有连贯性，故在此一并述之。计为第十一次。

（11）卷一四八载：“［绍兴十三年三月辛卯］川陕宣抚副使郑刚中乞增印钱引四百万缗，许之。”

以上李心传、费著所记都有一点未交代清楚，即所增印钱引是一界增加数，还是二界（或三界）总增加数呢？是临时增加，还是累计增加呢？当然，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知，上述各次增加的总和超过三千万缗，所以，上引所记增加数不大可能是每界累计增加数，不然二界发行数就要超过六千万缗，这比后来庆元年间的发行数还多。所以，较大的可能是二界（或三界）的累计增加数。这样算来，绍兴十三年最后一次增加后钱引的发行总额约为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缗之间。这同李心传于本书卷二九、二四内所讲，建炎三年“后八年间，累增二千五十四万缗”等记述也较为相合。李心传的记述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讲绍兴七年形成了三界并行的局面。那么，是否这种三界并行的局面此后就一直维持下去了呢？

二 陕西行钱引及限制钱引数量

此段时间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宋廷曾两次在陕西设钱引务发行钱引。《系年要录》卷二九记，建炎三年前后，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又置钱引务于秦州以佐边用”此事实际是由他下属随军转运使赵开操办的，《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三二李焘《赵待制开墓志铭》记：赵开“又依成都府法，于秦州置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官卖银绢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凡民钱当入官者，并听用引折纳，官所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加抬，惟不得擅减。钱引法既流通，民甚便焉。六年间，累增印之料总为钱引一千七百一十万缗，人亦未始厌其多也”。又《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载：由于金朝于绍兴八年曾一度把黄河以南地区交还宋朝，这样，宋朝于“［绍兴九年六月］戊寅，置钱引务于永兴军”。上引李焘所述可能有一点失误，即1710万缗的发行额似不是陕西钱引的发行额，而似是四川、陕西钱引的发行总额。宋朝在陕西发行钱引都是较短暂的，因为宋朝对陕西的领有时间不长，陕西在较多的时间里是属于金朝的。

对钱引增加速度过快，宋廷和四川的负责官员也都颇有忧虑。《系年要录》卷一一一记：绍兴七年五月，四川都转运使李迨应诏上奏中说：“［四川］自来遇岁计有阙，即添支钱引补助支遣……见今泛料太多，引价低落，本司缘此不曾添印。”李迨虽竭力想控制钱引的增加，但事出无奈，不久钱引又增印了。同书又记：“［绍兴七年五月己丑，］中书言：‘四川钱引近来印数多，虐害成法。’诏禁止，令制置大使司觉察，如违，重置典宪。”诏书用词严厉，但不久却又下新的诏书要增印钱引，“重置典宪”成了空话。同书卷一三四又载，到了绍兴十年正月，“戊子，签书枢密院事楼炤请泛印钱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他的建议被采纳。但不久朝廷又不得不下令增印，又能处以谁二年徒刑呢！尽管诏旨全落了空，但我们也仍可以看到当政者的无奈和苦恼。

三 绍兴末年乾道初年因战事引发的钱引增印

四川钱引从绍兴和议以后，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自绍兴十三年后，有十几年没有再增加发行额，而且可能由三界并行恢复到二界并行。但是到了绍兴末年，由于宋、金关系紧张及爆发战争，钱引发行数量又有较大增加。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记：“［绍兴］三十年，军事将起，王赡叔增印一百七十万缗（原注：三月）。明年，虞并甫宣谕川陕，亦增印一百万缗（原注：三十二年六月己丑）。”《系年要录》卷一八四又记：“［绍兴三十年三月］四川总领所乞增印钱引一百七十万缗以备军费，是月，许之。通前后两界为四千万缗有奇，视天圣所书数凡三十倍。”[28]

《系年要录》卷一九三载，次年，因宋军拟自四川进兵陕西，又有人提议增印钱引，四川总领王之望上奏中说：“议者必谓封疆既拓，钱引可以多添，此诚便利。然蜀中交子，祖宗时止一百二十余万道，皆有称提见钱，今节次增添，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故今引法尤当爱护，不肯轻有增损……今官库之积皆当散出，若更增添，须当消息而行。乞密降省札，略示大数付之望，不下转运司收掌，令之望酌度事宜，或三五十万，或百十万道，作番次逐旋增添，不令外人知所添之数，足以给用即止，不必尽如朝旨所增。盖添引顿多，则引价必损，诸军恐其折阅，则便多邀银、绢，临时实碍支遣。”同书卷一九五又载，同年十二月，尚书省又建议增印钱引，朝廷采纳了王之望的意见：“诏四川总领所添印三百万道，委王之望专一收掌，逐旋约度合用之数作料次给降，足以给用即止。其余合行事件仰一面随宜措置施行讫闻奏。仍不下本司。”这样，宋廷秘密下达了可以增印钱引的命令，但又把是否增印、何时增印及增印多少的权力交给了王之望。

同书卷一九七又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王之望上奏中说：“陕西新复州军行用钱引，甚为通快，价直不损，诸军率皆愿请，不复多求银绢，极为公私之利。”王之望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讲：“许大到阙，忧本所之不足，请添印钱引百万，渠意甚善。此亦未尝增添，恐有币轻之患，姑少缓之。近申明朝廷，乞陕西行用钱引，已依所请，今甚流通，诸军不复多邀银、绢，大为公私之利。”[29]可知王之望得到许增印的朝旨后并未立即增印，而是竭力想推迟增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到了本年闰二月，钱引终于又增印了100万道。《系年要录》卷一九八记：“先是，密诏许本所增印三百万道，总领王之望恐害引直，寝不行。至是，宣谕虞允文取拨百万，以备招军，之望始增补其数，半充新复州军省计、半备犒军而已。”

前引李心传谓绍兴三十年宋廷听从王之望建议增印170万缗后，钱引发行总数超过4000万缗，而马端临则记，“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30]。《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添印［钱引］二百万。”汪应辰《文定集》卷一三《乞免解发铁钱赴两淮书》讲：“至于今日（乾道元年），节次增印，通两界共四千三百余万道。”各书所记大体相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四川钱引的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北宋后期，但是贬值并不很严重，也未引起大的社会波动。究其原因，无外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特别是四川地方官比较注意称提。可能入南宋后，官方扩大了税收中钱引的支付能力，这对于维持楮价至关重要（尽管史书缺乏明确记载）。二是当时处于战争或非正常社会状态，人们对于钱引变动的感觉远不如北宋后期那样敏感。

《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载：“［乾道四年六月］癸卯，诏四川宣抚司增印钱引一百万，对偿民间预借钱。”据此，此次增印也是为了补偿历史欠账。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六〇又记：“［乾道四年九月］十二日，四川宣抚使虞允文言：‘被旨：州县尚有预借人户税赋，令于总领所桩管添造钱引三百万贯，内取拨一百万贯委制置、总领、本路漕臣考核预借实数，与州县补填……已施行外……’从之。”据此，用于偿付预借的是100万贯，实际是增印了300万贯。

四 相对平稳时期及兑界输钱等事

宋孝宗乾道四年以后至宋宁宗庆元年间，是南宋钱引发行相对平稳的时期。据载：“［淳熙五年闰六月湖广总领周嗣武］又奏：蜀中钱引自天圣间创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万余道。至建炎间依元符之数添印至三百七十余万道，尚未为多。目今见行两界通共四千五百余万道，较之天圣之初，何啻数十倍。”[31]周嗣武虽对钱引发行量大表示忧虑，但我们却可看出，自乾道四年以后大约十年中，钱引的发行数没有增加（按：《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载：“自［绍兴二十九年］后累增五百余万，凡两界共为钱引四千六百四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取值时间大约与此接近）。

此后，又过了十余年，至“绍熙二年，以展年兑界增还计所一百七十万缗”。又过六年，至“庆元三年，三路旱伤减放，又增一百万缗。今前后两界共书放钱引四千九百万缗有奇”[32]。二十六七年中钱引由4500万缗增至4900万缗，这一速度在南宋时期是较慢的。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书均载庆元五年三月四川“行对补钱引法”，这种措辞极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在钱引发行上有什么新立法，其实并非如此。李心传对此事作了详细的记述：

自天圣立川交子法，每再岁一易，人户输纸墨费三十钱。绍兴十一年秋，诏增为六十四（原注：七月壬寅），每界无虑一百七十万缗，与更易不尽者，号水火不到钱，亦二十余万，悉令计司收之，以备边用。然引属总领，而抄纸场、钱引各隶成都漕司，故更易不尽者，总、漕屡争之。二十八年夏，孙太冲（道夫）奏以为称提本钱。诏茶马司检察（原注：五月癸亥），其后卒归计司焉。绍熙二年，上念蜀民之劳。诏权展一界乃易。庆元四年冬，丁端叔（逢）自四川茶马代还入见，言：“交子二年一兑，每引纳贯头钱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计司所多羡财，每界请展一年，永为定制。”章下制置司（原注：十一月），时袁起岩（说友）为帅，上言：“今民间每兑钱引一千，贴纳钱引六十四文足，每界总领所收贴头钱凡百八十万缗。今欲展年，当求对补之策：其一，绍熙初增印百七十万缗，今凡八年，则兑界两三次间暗增贴头钱已三四十万；其一，去岁增印钱百万缗，异时每界增贴头钱亦仅七万，此二者略可相当，兼总领所每界拨还漕司工墨钱十九万缗，今既展年，不复对拨，而又每界水火不到之缗几十万，皆总所得之，若展一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皆可以对补展年所亏之数。”明年春，有旨许之（原注：三月戊申）。六年冬，兑界水火不到钱才七万五千四百四十八缗。嘉泰二年，陈晔（日泽）为总领、谢辉（用光、源明）为帅，请之朝，复以二年一兑。盖军饷所仰，不可复展矣。[33]

显然，所谓“对补钱引法”，不过是宋廷为补偿因钱引展年兑收造成亏损而提供的一种方案。此事是由钱引兑界引出的。李心传的记述使我们了解到，钱引兑界时百姓以旧换新，北宋时每贯要交纳30文纸墨费，南宋绍兴十一年后增为64文。每次兑界官方可从中得到一百多万缗，但却给百姓造成相当负担，于是有展界展年的建议。展界将给四川总领所造成减收，于是袁说友提出了“对补”方案。其实，“对补”多是空的，朝廷并没有增拨新的款项。于是，原定永远三年一界的想法落了空，每界年数重又改为二年。宋人刘克庄也曾记述关于贯头钱的事：“宁宗时，［傅伯成］又言：‘蜀自行钱引，贯收头钱三十，绍兴初增至三十八，今增至六十四矣。莫若减损其数。或谓所赢二百万，赡军之费出焉，非可遽减。臣尝会一界兑引二千三百余万，实收头钱一百五十三万，销折不至者又六七万，今若减半，再岁一兑，总所岁折才三十四万，若总计之臣能节浮费，岁认若干，朝廷给度牒以补若干，则当兑之年引价必不至于甚低矣。’上嘉纳。”[34]他的记述与前引李心传所记大致相合，傅伯成的建议也说明减低贯头钱是众望所归，所言他的建议被采纳或许也就是宋宁宗接受袁说友建议的那一次。

四川百姓畏惧兑界，除兑界需输钱之外，还与兑界时受刁难有关。杨万里记：“［留正帅蜀，辟陈琦为机宜，交子］再岁一易，谓之交界。其后有司并缘巧取，凡券之微坏者皆没入之，不赂不易。留公忧之，乃与君谋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币。”[35]留正、陈琦等采取了哪些办法来杜绝吏人作弊，可惜失载，不得其详。

理学家魏了翁记述了庆元、嘉泰、嘉定年间二位担任监钱引务者的事迹。郭叔谊是庆元六年任监成都钱引务的。魏了翁讲他“始仕如素，官吏无敢易。一日使者猝至，问岁出内几何，同列噤无敢对，公引牍敷陈，指画口喻，会稽立就。使者奇之。后有欲减新引之料而以凿过旧引对抄，吏虽知有锲薄销蚀之弊，畏上官，屏气不吐。公曰：不言为愧，言为罪，宁罪无愧。力陈其事，退又白之饷所。令下果诘所从，部使者始不能容，以乡嫌去”[36]。这段记载说明，当时监钱引务者不止一人（因有“同列”）。钱引务隶属于转运使（即“部使者”）。这里讲“减新引之料而以凿过旧引对抄”，意思不明，似是为了节省原料而用旧引纸加工改制，所以为总领所不容。邓应午是在郭氏之后任监钱引务的，“至则官寺圯、役丁穷，上下荡无纪律。君为振而新之，凡出入虚实之数，增减少多之额，工役勤惰之别，皆籍而记之。［部使者］黄公劳之，为请于朝，自官吏至役使悉增其廪给，职业用劝，国无乏用，实日方乎此”[37]。显然，邓应午任监官期间，钱引务进行了一次有成效的整顿，这次整顿是与改善待遇同步进行的。

第四节 南宋后期的钱引和川会

南宋自从开禧北伐受挫、吴曦叛乱以后，国力骤衰，四川地区的经济也遭受破坏，钱引的发行也因此而急转直下，最后为川会取代。

一 嘉定初年的钱引整顿

开禧年间南宋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北伐，在此期间四川又发生了吴曦叛乱，两件事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使南宋的国势和财政都急转直下。为了准备北伐，南宋朝廷不得不增加纸币发行数量，会子发行量增加，钱引的发行量也增加了，二者都由原先的二界并行变为三界并行。钱引发行数量增加得如此多、如此快，不可避免地要造成钱引的贬值。李心传记：

先是，四川钱引以二年为界，每界书放之数止于一百二十五万……建炎初，张魏公浚出使复以便宜增印。自后因仍不已，至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所书放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已下。议者患之。[38]

于是，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四川总领所决定收兑回笼半界九十界钱引以称提钱引。李心传记述这次收兑的过程说：

总领财赋陈逢孺（咸）乃与僚属议出库管金、银、度牒与民，收回半界。金每两直六十缗，银每两六缗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缗，度库管所藏可直一千三百万。议论凡数月，至是忽行下诸州，听民间以旧引输官课及赴利州市金、银，期以岁终，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间大惊。先是，总领所岁受诸州县金、银例多亏下，其补亏之数乃以钱引折纳，另项收支，而库管金、银亏下如故，民间颇知其事。又四川诸州去总领所远者至千数百里，而期限已迫，往来或不及。且受给之际吏缘为奸，折阅已甚。于是，单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咨嗟怨泣，其声载道。后旬日，制置使吴猎知之，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万引外，其余三界依旧通行使用。又檄总领所分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旧引，民心稍定。时宣抚司方与总领所比，故移书东南，以为猎沮坏其事。论者亦但谓钱币专属计台，制司无所预，由是不直吴猎云。[39]

显然，此次收兑半界九十界钱引搞得突然，弊病较多。据李心传所记，问题主要有：期限紧迫；百姓对以钱引兑金银有顾虑；只在利州一处兑金银不方便；受给之际吏人刁难。吴猎对总领所的命令作了两点修正：一是讲收兑之余的钱引仍旧行用，否定了岁终为限的规定；二是增加了成都一处兑换金银地点。但吴猎因此受到指责。从引文看，李心传对此是不以为然的。魏了翁对此事也有记述：

［知成都府，嘉定元年四月到任］又念蜀之楮币，旧号交子，随闰更易，曰兑易。近岁以二千五六百万为界，惟两界并行。今乃增印至八千万缗，渐不可继。与宣抚司、总领所共请以帑金三万两、银一百五十万两，更自朝廷卖度牒收回增数。未报，而总领所忽下令于利州收兑，人情惶骇。公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万就成都置局，且谕民以收兑不尽之数行用如故，浮议遂止。然自是与总饷者异向矣。[40]

这一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兑收所用金银数，其中金可兑收180万贯、银可兑收930万贯，合计1110万贯。度牒无数。又此记总领所之举未得到朝廷正式批准。另外记吴猎截留九十三界新引兑旧引，与李心传所记稍异。

嘉定三年（1210）春，四川制置使安丙提议兑收九十界剩余半界。此事因有茶马司的支持，似较顺利。李心传记：“陈逢孺（咸）既收钱引半界，而引直仅为铁钱五百有奇，若关外用铜钱，每引止直百七十钱而已。制置大使安观文（丙）患之，庚午（编者按：即嘉定三年）春，议欲复收半界。提举茶马张东父（原注：名震，龙游人，尝为军器监）首出马价宽剩为助，大制司益以二百万缗。”

随后安丙又拟兑收九十一界全数。此事因制置司与总领所的矛盾而遇到阻力。李心传记：“既而遂欲尽收九十一界钱引二千九百万缗，其千二百缗合诸司之力，千七百万缗令民间每百引贴纳三十引收兑。逢孺谓三年三兑，失信于民，且贴头太多，民有折阅之患，不如量力止毁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万缗。如此即止余两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陈咸讲得固然也不无道理，但恐很大程度上是故意出难题，所以惹得安丙大怒。安丙于是公开出榜宣布：“九十一界钱引系前宣抚程松增印五百万道，所以钱引价低，军民皆受其弊。今使司措置与茶马两司收凿五百万外，余二千四百余万合系总领所以新引收兑。自七月十七日以去，如支军人折估，并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旧引，即合支贴头钱。所有九十一界钱引，自十月以去，断不行使。”这等于强迫总领所执行。而总领所此时期与制置使虽有高低之分，却无隶属关系，所以陈咸坚持不执行。这使得安丙更加恼怒。

于是，“六月辛酉，逢孺方视事，有御前军直入吏舍，缚都副史三人以去。逢孺愠，即以印付属官，称疾申大制司，乞致仕”。这是安丙公开以武力相威胁，安丙虽无权对陈咸本人采取行动，却可以抓捕总领所的吏人，这无疑是警告陈咸的部下不得抗拒制置使的命令。与此同时，安丙又向总领所追索欠账：“先是，诛曦之岁，副宣司遣官刬刷四路钱物得五百万缗，以助总所赡军，已三年矣。至是，或言讲和罢兵减汰之后，用度日省，总所岁计已是有余，当还制司元日所借五百万缗，以备对凿。”

长官闹矛盾，下官便来说和，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李心传记：“参议官毛伯玉（原注：名璞，泸州人，时新除利路提刑）等调护久之，卒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一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大使司空名官告、总所桩管度牒、金银对凿，余以九十三界收兑。又创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以收程东老所增之数。应民间输纳者，每引百贴纳八千。盖二司之说并行。然总所收兑旧引，皆以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银色下而秤亏，官吏因以为利。其实每引百贴纳二十引乃得之。应民间已用旧引输官者，总所复却还，令兑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约也。后潼川刘师文侍郎申明，复令自十二月以后尽输新引。盖自元年三月，两收旧引凡二千五百万缗有奇，而引直遂复如故。”[41]

二 南宋晚期的钱引及川会

收回九十至九十二界钱引后，钱引大约稳定了一个时期。但嘉定八年以后，宋、金重又开战。据载，嘉定十一年四月，“命四川增印钱引五百万以给军费”[42]。可以想见，钱引此后必定加快了贬值的速度。然而，自嘉定十一年以后十五六年，关于钱引的情况失载。到了端平元年（1234），大臣李鸣复上书讲：“今京楮之出至二十千万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万矣，而用度未足。万一楮价益贱，艰于支遣，又何以为策。”[43]据此，这时钱引发行额已达1.7亿贯，比嘉定初年又增加了半数以上。

张端义于淳祐六年（1246）撰成的《贵耳集》卷下中说：“乖崖张公帅蜀时，请于朝，创用楮币，约以百界。尝见蜀老儒辈言，谓此是世数所关。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阃建议虚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谓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坏，时数之论于是为可信。”他讲七八年前发行了第九十九界，那么所谓第一界（应说是后第一界）当发行于淳祐初年。如张端义所记不误，则钱引此后重新排了界次。

史载：“［淳祐］九年（1249）［九月］，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旧例三年一易。自开禧军兴以后，用度不给，展年收兑，遂至两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满方出令展界，以致民听惶惑。今欲以十年为一界，著为定令，则民旅不复怀疑。’从之。”[44]这说明，开禧年以后钱引常常不按时兑界，淳祐九年以后正式改为十年一界。钱引不能正常兑界，表明发行制度遭受破坏。

宝祐四年（1256），曾在四川任职的大臣李曾伯上奏专门议论四川纸币。他在奏疏中讲，此时有三界钱引行使，“今第二料、第三料两界散在公私行用者共纽该第一料一百二十六千六十一万三百六十二贯（按：此数疑有误，待考）”，“此系是淳祐三年至宝祐三年十三年内印造两料之数”。自宝祐二年发行银会以后，钱引的购买力迅速下跌。“姑举一二言之：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籴价去春每石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货增长者称是。民生经纪以此而愈憔悴，军券支遣以此而愈艰难。”他认为：“楮之所以贱者，以多故。楮之所以多者，以自造故。蜀自比年以来，造楮之权尽付制司，虽据其言曰，某年某界印造若干，多寡在手，谁得而问？竭西山之楮，易陆海之珍，往往多以虚取实而去。”将多发行纸币的责任归咎于制置司（这说明此时期制置司已能左右总领所），于是他进而提出朝廷应收回纸币发行权。由四川供应纸张，在行都印好后再运回四川发行。或者令四川通行东南会子，将现行两界钱引用会子兑收回笼。[45]

朝廷基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史载：“宝祐四年（1256）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子造四川会子，视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46]即是说，朝廷将在四川发行纸币的权力收回，停止发行钱引、银会，钱引停用，银会暂存，另外发行新的四川会子。这就意味着，行用了一百多年的钱引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里没有明确讲川会是否以铜钱为本位（面额），从李曾伯的奏疏和上引“仿十八界会子”的措辞看，应是以铜钱为本位（面额）的，但当时四川是否还行用铁钱以及川会与铁钱如何兑换，我们都无从知晓。

大约四川会子在行都印制，再运到四川行用很不方便，尤其战时更为不便，故“咸淳五年（1269）复以印板发下成都运司掌之，从制司抄纸发往运司印造毕功，发回制司，用总所印行使，岁以五百万为额”[47]。此时，距南宋灭亡已不远了。

[1] 《湘山野录》卷上，《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五《休祥梦兆》引录。

[2] 《长编》卷五九。按：《九朝编年备要》卷七所载与之略同。

[3] 《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

[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历代制度详说》卷七《钱币》注文引录。

[5] 参《宋史》卷一八一《食贷志·会子》、卷三〇一《薛田传》等。

[6]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五，《宋史全文》卷二九与此文字多同，当与此同源。

[7] 《中国货币史》，第4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8] 《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载略同。

[9] 《文定集》卷一三《乞免解发铁钱赴两淮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楮币》略同。

[10]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宋史》卷二九五所载略同。

[11] 《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五《成都陕西交子务》，又据同书卷六六《三司条例司》校补。《宋史全文》卷一一所载略同而简。

[12] 《九朝编年备要》卷一八。

[13] 《宋史》卷一四《神宗纪》。

[14] 《长编》卷二一三。另《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楮币》引《宝训》。

[15] 《文潞公集》卷一四《乞诸州供钱拨充交子务》。

[16] 《长编》卷二四九，《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六。

[17] 《长编》卷二一九，另《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五略同。

[18] 《长编》卷二二二，另见《宋史》卷三三〇《张景宪传》。

[19] 《范太史集》卷四一《同知枢密院赵公神道碑铭》，参见《宋史》卷三四一《赵瞻传》。

[20] 《长编》卷二七二。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将此事系于熙宁五年条后，有失准确，前李埏先生已做指正。

[21]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通考》卷九《钱币》载此年“复行陕西交子”。

[22]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事又见《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

[23] 《通考》卷九《钱币考》，事又见《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24] 《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按：《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楮币》引《长编》与二书所述接近，惟不载所增细数，而谓“比天圣一界逾二十倍，价益减落”。另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九李鸣复《论用兵五可忧疏》，《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臣留正等曰”。又，《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系“诏改四川交子为钱引”于大观元年五月甲午，《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系此事于同年五月。

[25]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四《川蜀钱引减价令运司分析御笔》。

[26] 《通考》卷九《钱币考》。《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楮币》引录前半部，系时于本年十月，且注系根据《会要》。

[27] 按：《系年要录》卷一六注系此事于大观三年七月十二日。

[28] 按：《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系此事于绍兴二十九年，或误。

[29] 《汉滨集》卷九《与冯编修书》。

[30] 《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记略同。

[31]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六，参见《宋史全文》卷二六、《通考》卷九《钱币考》。

[32]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参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六六《楮币》。按：《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载：“绍熙二年，有旨将八十三界钱引展一界行使，增印一百九十万以偿总领所，兑引贯水火不到钱之数。庆元三年，总领所奏以成都、潼川、利州三路旱伤，制置司减免民间租赋，乞增印钱引以备对补，有余以充赈济。诏增一百万。逮今合四千九百三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道矣。”增印钱数有差异，记总发行数更详。

[33]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钱引兑监界》，参见《系年要录》卷一七九、《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五、《宋史全文》卷二九、《蜀中广记》卷六七引《楮币谱》、《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等。

[34]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六《龙学行隐傅公［伯成］行状》。

[35] 《诚斋集》卷一二九《陈择之［琦］墓志铭》。

[36]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八三《知巴州郭君墓志铭》。

[37]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八四《监成都府钱引务邓君应午墓志》。

[38]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参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

[39]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参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

[40]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八九《敷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猎］行状》。

[41] 以上并见《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参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宋史》卷四一二《陈咸传》。

[42] 《宋史》卷四〇《宁宗纪》，《宋史全文》卷三〇、《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五所记略同。

[43]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九宋理宗时侍御史李鸣复奏。

[44]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参见《宋史全文》卷三四上。

[45] 《可斋续稿》后集卷三《救蜀楮密奏》。

[46]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参见《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此年四月、《宋史全文》卷三五此年十二月甲戌。

[47]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

第二章 会子

第一节 会子的创行

一 会子释名

交子可能由交引演化而来，钱引即持有钱的凭证，关子原是一种官方文书的名称，那么“会子”原是什么？其名称怎样得来呢？

会子一名，并非始见于南宋，北宋时已经存在。《长编》卷二七二载，宋神宗时，大臣吕惠卿对神宗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吕惠卿讲交子即是“会子”，这里“会子”是纸币吗？人们何时给交子起了“会子”的名字？又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再请看《长编》卷四四六的一则记载：

［元祐五年八月乙未］提点广南东路刑狱程之元言：“臣僚上言：韶州郡县官吏交结［前宰相蔡确弟］蔡硕，于粮油主处，每一千照帖，止以数百售之，遂冒法越次给库钱与硕，获剩利千余缗。下本路体访诣实以闻。臣询究：硕买韶州思溪、密赛等场铅锡会子，内有买炉户未纳铅，作诡名卖纳，其炉户虽已立券卖铅与人，合请五分之直，而官无钱可给，转运司令支四分，而硕乃请十分共一万六千余缗，计获利七千余缗。”……诏：“硕所买铅锡会子本钱，并填纳见欠官钱，剩利钱七千余贯没官。”

这里的“铅锡会子”就是“照帖”，是坑冶户纳铅锡后官方给的结算凭证。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二之三二引《抚州志》记载：

［抚州］盐场在州东南，元祐间，出会子与民间请盐，以折和买，崇宁中废。

这里的会子也是一种结算凭证，但它不是用于坑冶，而是用在盐场，民间持会子请盐于亭户，钱纳官，而会子归亭户，亭户以它来抵偿和买科率。

北宋后期，又有“合同会子”。请看《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二之八七的记载：

［崇宁五年二月］十六日，户部奏：“熙河兰岷路转运使洪中孚等状，乞令茶司与臣同共措置茶博籴，奉诏依奏……今相度乞令西宁、湟、廓州召客人先将斛斗赴本处入中，其价钱出给合同会子给付客人，令自赍前来河州茶场，出外变转，仍支与每驼脚钱，西宁、廓州比河州至湟州脚钱量加优润。”

这里的“合同会子”，显然是发给客商的入中粮食的酬价凭证，它是用以算清茶货的。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二字，它表明这里的会子可能是一式两联或一式两份的。

又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七记：宋末汾州守军“或攒聚数日缺乏，止支钱会子，一纸钱会子止得三四百文”。这里的会子是指什么呢？是钱引，是见钱公据，还是钱关子？史无明文。如果是钱引，则说明北宋时人们已将楮币称为会子；如是后二者，则此处会子为一种便钱券的代称，这种便钱券是有面额的，即每纸一贯。

另北宋晚期京城已出现私营寄附便钱会子，会子在这里是指一种便钱券。这种会子后又出现在南宋行都，最后被官方接管，成为下文所要讨论的纸币会子。

然而，就在官营会子出现前夕，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〇之九又七〇之四七，还有这样一种“会子”：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右正言朱倬言：“访闻诸邑多有违法，凡民户入纳，第令柜头给会子用领，未肯给钞。期年之间，忽有追呼，有钞者则曰簿书未销，执会者则曰此曷为信，俾拘维之，必其再赋。”

此处的会子显然不是便钱会子，而是民户纳税后给的一种非正式凭证，故后来再催税时说它何足为信。

上引记载说明，会子之名在纸币会子产生之前很久就已存在，它往往作为一种文字凭证被使用。但“会子”的本义是什么？“子”是宋代的习惯用语，头引可称头子、关引可称关子，大约并无具体意义。关键是“会”字。有人认为，“会”是照会的意思，则上述会子就是用以照会的凭证，这固然讲得通。但笔者认为，“会”的意思也可能是“计算”“核计”的意思。《周礼·天官·小宰》就有“听出入以要会”（注：月计为要，岁计为会）的说法，即“会”有计算意。以此解释上引记载，则会子就是一种结算凭证。例如，纳税后给一个结算凭证代替正式收据，是否更合情理呢？

在出土文献中也可见到会计凭证性质的会子，黑水城出土的宋代边境军政文书中，有关于“寄仓会子”的记载，请看下引：

［前缺］

贰拾石囗囗寄仓［会子］

知得本官后来请了见

色斛斗或籴本，因依是［实］。

一、根问得专典康辉等称：有监押［杜］

从义买了曹司王期交

旁，出外支会子。［辉］［等］囗

差出，不在本城，不知得［本］

官请了本色或籴本。［其］

时专典张潜、康永安

勾当。乞勾追指说。

一、狱司合要专［典］张潜、康永［安］

［后缺］

（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3月版，第59～60页，31、《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廿二日延安府牒为合要人并公案文历分付与差去人赍监前来赴府出头等事》［八］）

［前缺］

杜肇［委］［实］曾无外支了［斛］

斗贰拾石。如曾于甚年月［日］

支了，系是何色额斛斗？如［何］

外支了？取责诣实文状及［返］

取杜肇元买了王期交旁，并［所］出寄仓会子，支本［色］

或籴本赤历照凭，须管［齐］

足，封记分付与差去人赍

监前来，守要送狱照勘公［事］

一、李适元状内称：监押杜肇于本［城］

寄［居庞四郎处］［阙］

［后缺］

（同书第67～68页，35、《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月廿二日延安府牒为合要人并公案文历分付与差去人赍监前来赴府出头等事》［四］）

……

一、合要城司韦诜并支知城李［成］，

买韦诜守火烽火人口食交

旁文凭，及转运司、提刑司

收支见在斛斗文历照勘

……

（同书第89～90页，46、《北宋宣和七年（1125）延安府牒本路第七将冯武囗为从义郎男李适状论金汤城监押杜肇不公等事》）

［前缺］

指挥勘会。杜都监元于王期处［买］囗囗

壹伯贰拾硕交旁，并所出寄仓会子。即

本官先已管勾西人行李，［赴］

阙未回本城，即不见得系是何名色人合［请］

交旁；所出会子系是何名字，致难以检囗

亦不见得若干支本色或籴本。所有籴本囗

历见在保安军，供攒运使取索。及出［给］囗

本收附，已差人前去请领去讫。［阙］

［后缺］

（同书第180～181页，95、《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汤城申第七将状为勘会管下烽火八铺兵士口食等事》［四］）

上引四则记载中，都涉及了“寄仓会子”，会子上有姓名，有粮食品种、数量，它与交旁同时使用。交旁是作为军兵俸饷券发放的，上面也载有军粮的品种、数额等。从引文看，交旁可能不一定同具体的持有者及具体的仓库联系，而会子则载有仓库名称和持有者名称，更带公文色彩。特别是“寄仓”二字，更突出了会子的合计凭证的性质。

在出土文献中，也可见到便钱券性质的会子。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第46～47页，24、《北宋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汤城杜肇申第七将状为马彦照对今年正月内请乔麦及据状备申延安府照会马彦趖走事》中，即有如下内容：

［前缺］

据仓司马彦状：先于今年［四月内］蒙

［延］安府右狱［勾］追，摊认制戎［城］［备］赏斛斗。直至［今］

年九月内，妨（方）始到城勾当。近［於］［十月］二十八日，蒙本城［差］

彦往延安府已来，体探延川县，承点检常平斛

斗次第，未回到城。间蒙

延安府左狱行下

第七将，勾追彦照对今年正月内请乔麦事。彦囗

实于今年正月内，有将领潘大夫、将副已俸［交］

旁一纸计白米壹拾陆石。要请本色白米为囗。［时］

并无见在米麦，彦与专典高仲等于户人处先［资］

借掇应副纳讫。自后将所请白米壹拾陆石［交］

旁于省仓监押李承信处折请出粗色乔［麦］

贰拾陆石陆斗，有知城苗武节嗔为不先取［覆］

将彦等各决臀杖拾贰，将所请乔麦并支与诸［军］

指挥讫。逐指挥批到会子，逐旋于结借人户［倒］

兑。支粗色了当。其本将所囗囗囗是时不知本［城］

将彦差出，为见不在本［城］，［是致］作勾追不［到］

［缴申］了当。［彦即今见］患［作理不得］

［后缺］

引文中的交旁，是军兵领取俸粮的凭证，而引文中的会子，则应是可以在异地领到钱的文据。文中讲“批”，则会子的有些文字是临时批写的。文中讲“倒兑”，则是用会子可兑钱或粮。

二 绍兴六年交子

北宋徽宗时，曾想把钱引推向全国，遭到挫折，这说明官方已有在全国行用纸币的想法和尝试。南宋绍兴元年（1131），官方发行关子，大约有些官员已看到关子能在不少场合代钱使用，而当时民间也在流行私营便钱会子，这无疑成为官方再次尝试在全国发行纸币的推动力。

宋廷下令在东南地区发行交子是在绍兴六年（1136），建议的提出不会迟于绍兴五年，其确切时间无考。《系年要录》卷九八记：

［绍兴六年二月甲辰］置行在交子务。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财用张澄请依四川法造交子，与见缗并行，仍造三十万用于江淮矣。至是，中书言：“交子、钱引并沿边籴买文钞，皆系祖宗旧法，便于民间行使。自军兴以来，未尝检举。今商贾虽通，少有回货，已依仿旧法，先桩一色见钱，印造交子，分给诸路，令公私并同见缗行使，期于必信，决无更改。”诏诸路漕司榜谕。遂造百五十万缗充籴本，将悉行东南焉……戊午……右朝奉大夫王约监行在交子务。

据此，此次发行交子，建议者是都督行府主管财用张澄，在宋廷正式决定推向全国以前，已先在江淮地区发行了30万贯。这次发行交子，主要意图也是解决供军问题，但交子与关子不同的是，交子官方明确规定“公私并同见缗行使”，而对关子，官方却始终未作此种规定。这一差异也就是纸币与有价证券的根本差别。上引记载又表明，宋廷设立了发行交子的专门机构——交子务，并正式任命了监官，另发行交子150万贯用于籴本。按规定，这种交子是可以兑换铜钱并以铜钱为面额的。

此次发行交子，遭到许多大臣、官员的反对，其中见于记载者有：右谏议大夫赵霈、翰林学士胡交修、礼部尚书李光、知洪州前宰相李纲等。我们将赵、胡、李（光）、李（纲）连同李心传所记三位不知名的反对者的意见做了归纳，主要有六条：

一是讲此次发行交子没有准备足够的资金。《系年要录》卷一〇一载，一位“言者”说：“今行在建务之初，印造三十万，令榷货务桩拨见钱矣。续降指挥，印造和籴交子，两浙、江东西一百五十万，而未闻桩拨此钱，何以示信于人乎？”另一位“言者”说：“除初造见钱关（交？）子一十五万贯已系都督行府借拨户帖钱桩充本钱外，后来所造广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万、两浙路交子一十万、临安府界小交子一十万，并见造江南、两浙预充籴本交子一百五十万（按：前引记载谓在发行150万之前，官方只发行交子30万，此次矛盾，未知孰是），其合用钱本，未见桩管，由是远近士民议论纷然，皆以为不便。”《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载李光亦谓：“有钱则交子行。今已谓桩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此议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异时不免欺百姓也。”李纲则说：四川行交子，“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钱百万贯，用以权三百万贯交子”，而“近年不桩钱本，其法已弊，况欲行于他路哉[1]”！他们的话表明这次发行交子过于仓促，准备不足。

二是担心交子发行后，民间将铜钱收藏，将交子纳官，紧急时交子不能发挥作用。如《系年要录》卷一〇载，一位“言者”说：交子发行，“则钱与物渐重，民间必多收藏，交子尽归官中，则又虑难以支遣，此交子之害也”。赵霈也说：“积日累月，物重财轻，缗钱藏于私家，官库愈见匮乏。”

三是讲交子不便零用。同书又载，一位“言者”说：“人得交子，不可零细而用。”另一位“言者”则讲：“今钱引（此指交子）之出，于行商尚可，而无益于军民之用，于道路之赍尚可，而无资于旦暮之需。今行商与军民孰多，朝夕之需与道路之赍孰急？此不便一也。虽曰交子与钱并用，今一交子不过千钱，军民之须，日用饭食，持一交子以适市，止有数百之用，用之不尽，将弃之乎？将为数百之用乎？此不便二也。”赵霈也认为：“今以片纸，用为千钱，细民得之，反以为累，片纸不可以分裂，千钱不可以散用。”持这种看法的人虽不少，但其合理性却值得怀疑，因为后来的事实表明，交子的这一缺点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弥补：一是发行小面额的纸币，二是交易用交子可以用铜钱找零。

四是讲交子发行后会引起物价上涨，并会造成物有二价，破坏正常经济秩序。同书又载，一位“言者”认为发行交子会便“市有二价，百物增贵”。另一位“言者”说：“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贵，万一如军兵所请或言养赡不足，则又将何以给之？”赵霈也说：“市井交易，必立私约，用见钱则价直必平，用交子则价直必倍。”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在交易中拒收交子，而官方强制使用交子，还会造成交易停止，引发更大的混乱。这种想法，实际是建立在交子兑不到面额规定数量的铜钱的假设基础上的。

五是讲发行交子难以防止伪造。三位“言者”及赵霈、胡交修都讲到这个问题。同书又载，一位言者讲：“如官告、度牒，且犹有伪，数寸之纸得无奸乎？货财不通，狱讼繁兴，当自此始。”胡交修讲：“今之交子，较之［崇宁］大钱，无铜炭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日造数十百纸，鬼神莫能窥焉。真赝莫辨，转手相付，旋以伪券抵罪，祸及无辜他们认为，除伪造外，交子还会引发其他事端，“诈伪多有，狱讼益繁”。

六是讲，发行交子既为边籴，现在已有关子，无须再发行交子。如《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又载李光讲：“若已桩办见钱，则目今所行钱关子，已是通快，何至纷纷？”李纲讲，四川发行钱引，是因为四川行铁钱，又加上交通不便，脚重难赍；东南行用铜钱，交通便利，没有发行纸币的必要。[2]

这些反对意见不管是否正确，却说服了当政者。于是，同书又载，绍兴六年五月，“诏籴本交子并依逐年所降关子已得指挥，其官吏并罢”。交子仅正式发行三个月就停罢了。

三 会子的创始

（东南）交子虽然只存在数月就被废罢，但从北宋晚期就流行民间的私营兑便会子却继续流行，它终于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被官方接管，一种新的纸币由此产生。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记：“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端礼）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既而处和迁户部侍郎，乃于户部为之。”南宋卫泾《后乐集》卷一五《移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也说：“绍兴末年，因军兴复置交子务，体仿民间寄附会子印造官会，张官置吏。”他们所记都可证明官会是以私营寄附会子为前身的。

《系年要录》卷一八七又记：“［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品搭应副。”熊克《中兴小历》卷三九则记：“［同年同月］初，户部侍郎钱端礼知临安府日，尝建言用楮币，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礼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钱造会子流转，而输官亦许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数品搭。’从之。”综合这数则记载，我们可推知：钱端礼将私营会子收归官营是在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以前数月，当时只在临安城内外行用。钱端礼升为权户部侍郎后，开始申奏朝廷，请求让左藏库收支部分行用会子。李心传在《系年要录》卷一八七中讲“东南用会子自此始”，是有道理的。

《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甲子……诏：伪造会子及扇摇之人并依见钱关子法。”熊克《中兴小历》卷四〇则记：“［同年同月甲子］诏于都茶场置会子务，仍拨左藏库钱一十万贯为本。时户部侍郎钱端礼经画为六务，出纳制用皆有法焉。”史文除也记“分为六务，出纳皆有法”外，又记“几月易钱数百万”[3]。又嘉定年间官员林行知上奏中言及：“阜陵之始造会子也，出内府钱三百万，开会子务六所，书之币则曰：‘就某处兑换’收工墨直二十文，此信足以行其权，名足以副其实也。”[4]综合李心传、熊克、林行知所记可知，宋廷正式设立了发行会子的专门机构会子务，隶属榷货务都茶场，下设六个分支机构。当时发行的会子上还写明兑换地点，另收取会子成本费20‰。这说明最初发行的会子还是可兑换的，这一点与后来的情况有性质上的差异。宋廷还颁布了惩治伪造及造谣惑众者的法律。且据史文，会子初发行较为顺利。

这里应提到南宋后期戴埴《鼠璞·楮券源流》的如下一段记述：“绍兴间，钱端礼议令榷货务给降诸军见钱公据、关子三百万，及以分数给朝士俸，于市肆要闹处置五场，同见钱收换。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总不过四百余万。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见钱，无欠数、帖偿、脚乘之费，竞欲得之，有不止用官价者。其后所造稍多，价渐亏损，乾道三年，出内库银二百万两易楮币焚之。”戴氏此文讲的于要闹处置五场、每千扣十、有高于官价者等，同上面所述会子的情况很接近，似是戴氏把见钱公据、关子同会子混淆了，至于他讲的是否确是会子？还有待于证实。

同年七月，官方对会子的行用范围、法偿地位又作了规定。《系年要录》卷一九一记：“乙未，诏：‘新造会子许于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除亭户盐本钱并支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州军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沿流诸州军钱会各半，其诸军起发等钱，并以会子品搭支给。’用户部请也。”明确地规定可用会子偿纳赋税，这也是会子同兑便关子、公据的区别之一，官方从未规定后二者可以偿纳赋税。同书卷一九八载，次年三月，“壬寅，诏诸路帅府并置会子库”。这里没有说明会子库的功能，宋代的“库”与现代不同，它不但可以是存放东西之地，也可以是从事交易处，如酒库就经营批发业务。所以，会子库会不会有兑换会子功能呢？不得而知。至少后来官方是不设常设的将会子兑现为铜钱的机构的。

《通考》卷九《钱币》又记，同年十二月宋廷颁布了针对伪造会子的专法：“诏定伪造会子之罚。”且记宋廷对会子的法偿地位作了进一步规定：“民间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按指钱会中半），或全用会子者听。”

在隆兴年间的宋金战争中，会子发挥了作用。据载：“［隆兴二年正月］都督府言：‘会子流转行使已是通快，若广行桩垛本钱，即日支遣，则客旅不至沮滞。欲乞令礼部降空名度牒一万道，分下诸路出卖，于建康府置务桩垛见钱，专充会子本钱。’从之。”会子在这里主要是起汇兑作用，建康会子务应是临时性的。又载：同年十二月，宋廷“拨户部鬻僧牒缗钱三百万充会子本钱”[5]。如所言与上引不是同一事，则本钱的增加，相应地发行会子的数量必有增加。

第二节 会子的界

一 会子的立界

官会子创行时，官方虽声称仿钱引法，却没有宣布几年一界，即是说最初的会子没有立界。乾道初年，会子的发行遇到问题，宋廷曾一度决定停止发行，收回已发行的会子，但中途又改变主意，有关情况，《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记载颇详：

乾道初，户部以财匮，增印会子二百万缗。李侍郎若川，因请官兵禀给减支见钱，岁中可省缗钱二百四十万，上以其动众难之（原注：二年二月辛未）。时会子初行，军中多以为不便。镇江都统制郭振与总领赵公称有隙，奏乞公称易见缗付本军，上以谕辅臣洪丞相曰：“楮币在处可行，但须得本钱称提乃可。”遂命行之淮东（原注：三月辛亥）。然楮券所出既多，而有司出纳皆用缗钱，民不以为便。陈天与良祐在谏院，为上言之。先是，已增榷货务入纳会子二分，上谕辅臣不可失信于民（原注：二年三月癸卯）。三年，遂出南库钱二百万缗，收回所增会子，而命三衙全支银钱。时会子已造者二千八百余万，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余万，而在民间者九百八十万缗。始议尽收之，已降内藏、南库银各百万两矣，曾钦道为户部侍郎，乞存民间见在者五百十九万。上从之。

对于此次会子出现问题及官方回收等事，其他史籍也有记载。《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载：“［乾道二年十一月］己酉，尽出内藏及南库银以易会子，官司并以钱银支遣，民间从便。”这说明会子的信用危机至少在乾道二年（1166）冬已经发生，官方初步采取了措施。又《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记：

［乾道三年正月］度支郎唐瑑言：“自绍兴三十一年印造会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余万道，止乾道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换外，尚有八百余万贯在民间未收，今来诸路纲运依近降指挥并要十分见钱，故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致流转不行，商贾低贾收买，辐凑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喧闹。今欲给降度牒及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货务，召人依见立价例，全以会子进纳，庶几少息拥并之弊，而会子在民间亦不过数月便可收尽。”诏先次给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卖将尽，取旨接续给降。

《通考》卷九《钱币考》也记述了唐瑑奏，但内容与此稍异，作：“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乾道二年（1166）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所记数字与李心传所记略同，当同出一源，但所记时间又比李心传详细。存留民间的数字与《圣政》不同，是由于统计时间下限不同所致，说明自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三年正月六日，官方又回收了一百多万贯会子。另《通考》卷九《钱币考》记：“［乾道三年］六月，户部曾怀（钦道）言：会子除收还外，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间，乞存留行使”（则从正月至六月又收回约三百多万贯）。宋人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八亦记：“［乾道三年春］会子流转不行，给降度牒及助教帖，召人作价，全以会子进纳。”大抵与《杂记》《圣政》等相符。

旧会没有尽收，不久又以行了新会，又立了界，且决定两界沓行，关于宋廷对会子的政策的不断改变，《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作了如下的记述：

然银直既低，军士患其折阅，殿帅王琪因为执政言之，钦道请以分数支会子，上不欲，丞相曰：“今会子已非前日比。”上乃许之（原注：七月己亥）。先是，谏官陈天与尝言不可失信于民，乞复置会子五百万（原注：十一月己酉），蒋参政行丞相事，力主之。其冬，复印新会子五百万（原注：十一月己酉）。四年春，诏诸军诸司皆分数支会子，德寿宫依旧交见钱，禁中亦以分数交会子（原注：三月甲申）其秋，曾钦道奏：“伪造会子人籍其赀充赏，再犯，依川钱引法。”从之（原注：八月癸卯）五年春，诏以一千万缗为一界。时钦道已迁版书，而陈季若以兵部侍郎提领，共奏乞如川钱引例，两界相沓行，始许之（原注：正月辛酉）。

据李心传在此所记，陈良祐似乎是主张发行新会子的，但实际有误。《宋史》卷三八八《陈良祐传》载：陈良祐“乾道三年，除起居舍人……迁起居郎，寻除左司谏。首言会子之弊，愿捐内帑以纾细民之急。上曰：‘朕积财何用，能散可也。’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军民翕然。未几，户部得请，改造五百万。又奏：‘陛下号令在前，不能持半岁久，以此令民，谁能信之！岂有不印交子五百万，遂不可为国乎？’既而又欲造会子二千万，屡争之不得，遂请以五百万换旧会，俟通行渐收之，常使不越千万之数”。可知陈良祐是根本反对发行新会的，只是因为意见不被采纳，才转而主张暂缓发行。

又《通考》卷九《钱币考》记：“［乾道三年］十二月，以民间会子有破损者，别造五百万换给。他日，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照者并作上供钱解发。巨室以低价收者坐罪。”按此与史文所载互相吻合，即讲最初发行500万贯新会是如陈良祐所乞，以收换旧会名义发行的。宋宁宗时，大臣卫泾回顾此事说：“［宋孝宗］特降御笔，日下罢会子务，尽废官吏。”[6]可知宋孝宗原本想就此停止发行会子，但主持财计的曾怀（钦道）等人不赞成，会子才收而复出。后人批评楮币弊病时往往归罪曾怀，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前引李心传记会子立界，是在乾道五年（1169）春，宋末王应麟《玉海》卷一八〇《食货·钱币》更精确地系立界下诏于此年正月辛酉日，但《通考》卷九《钱币考》却系此事于乾道四年。其载：

［乾道］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差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依左藏库推赏，其将带经过务场不得收税。蒋芾奏曰：“此月用会子收回金银，若会子稍多，又出钱银收之。”陈俊卿奏曰：“敛散抑扬权之在上，可以无敝。”其年四月一日兴工印造，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措置收换旧会，每道收縻费钱二十足，零陌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亦载：

［乾道］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縻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

查《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商税》载：“乾道四年五月五日，敕：客旅与诸色人将带会子经过场务不得收纳税钱，亦不得别作名目骚扰，如违，许客旅越诉。”可知宋廷下令规定会子免税确在乾道四年，而马氏系此事于宋廷决定会子立界之后，则会子立界应是在此年上半年。如果两种记载都不误，则只能理解为宋廷已于乾道四年上半年作了决定，但正式下诏全国却是在次年正月。换言之，第一界会子始行于乾道四年。

这里应讲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六、《宋史全文》卷二六载：“［淳熙五年］是春，诏会子以一千万缗为一界。寻又诏如川钱引例，两界沓行。”即讲会子立界于淳熙五年。这与上引李心传所记乾道五年、马端临所记乾道四年相差八九年，究竟哪一种记载更可靠呢？笔者以为，大约李心传所记可靠性较大。《两朝圣政》可能是将“乾道”误为“淳熙”了，原书流传过程中残坏，今传为残本，有可能是后人整理时搞错的（此人也应是宋元间人）。《宋史全文》则原文引录，以讹传讹。

二 嘉定元年以前各界的行用时间及存在的疑问

关于第一至第十界会子的情况，南宋末年人王应麟记：

绍兴末始造楮，乾道四年造成第一界，才一千万耳，至七年行第二界，即置局收第一界。自是率以为常。淳熙六年（1179），始叠用第六、第七两界，共四千八百余万。其后，又以第八界收换第六界，两界之数增至六千二百余万。自是，每界增至四千万，两界并行，止八千万。[7]

根据这一记载，第一界始行于乾道四年，第二界始行于乾道七年，淳熙六年时有第六、第七界。这段记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前五界都是单界独行，到第六、第七界才两界叠行的，但《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所记却不是这样。李氏记：“［乾道］五年春，诏以一千万缗为一界。时［曾］钦道已迁版书，而陈季若以兵部侍郎提领，共奏乞如川钱引例两界沓行，始许之（原注：正月辛酉）。”据李氏所记，两界沓行应在乾道五年。又《通考》卷九《钱币考》记：“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记略同。则淳熙三年以前已两界并行，可知两界沓行的命令应颁于乾道五年。笔者认为，命令的实施应有一个过程，即实际发行第二界应在乾道六年。这却又与王应麟所记乾道七年发行第二界的记载矛盾。笔者以为，乾道七年所行为第三界，因为此时第一界到期，恰应发行第三界以兑收第一界。《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五二乾道七年五月十五日条恰有关于“第三界新会子”的三处记载可证。上引所谓“沓行”，指此界“头”踏前界“尾”。

依以上推算，第四界应始行于乾道九年（1173），同时兑收回第二界。第五界应始行于淳熙元年（1174），此年收兑回第三界。但这又与上引淳熙三年尚有第三界的记载矛盾。笔者认为，第五界因故没有按时推出，因此第三界也就没有按时回收。查《宋史》卷三八四《叶衡传》载：

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时会子浸患折阅，手诏赐衡曰：

“会子虽曰流通，终未惬人意，目即流使有二千二百余万。今用上下库黄金、白金、铜钱九百万，内藏库五百万，并蜀中钱物七百万，尽易会子之数，命卿措置，日近而办，卿真宰相才也。”

据《宋史·宰辅年表》，叶衡任宰相系淳熙元年十一月至淳熙二年九月，宋孝宗令叶衡主持兑收会子应在此期间，或则在叶衡入相稍前开始，而于入相后完成。据上引又可知，此次宋孝宗的本意是想把流使的会子全部收回。兑收第三界、发行第五界的事大约就被此举“冲”了，因而未能如期举行。当然，事实上后来宋孝宗改变了主意，回收的会子重又流出。延搁至淳熙三年，乃有展年之令。展年后，每界会子的行用期由三年变为六年。依此推算，第三界于淳熙四年（1177）兑收，此年发行了第五界。第六界于淳熙六年始行，同时兑收了第四界。但实际第五、六二界会子的发行时间似比推定时间更迟。《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载周必大与宋孝宗于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戊午日有一段对话：

［周必大曰］昨日欲印会子三十万道准备攒宫支费，今界合至十六年限满，而自淳熙十年逐续增印至七百余万。今第七界合至十九年限满，并未曾添印，如此则可印百万。上疑其多，止令印七十万。

据此，第六界会子始行于淳熙十年（1183）而非淳熙六年（1179），第七界会子则始行于淳熙十三年（1186）。但《宋史》卷三五《孝宗纪》载淳熙十年三月“辛未，有司请造第七界会子”。则只能理解为淳熙十年始造第七界会子，造而未行，实际始发行仍是淳熙十三年。不过这里又出现问题，照理第七界会子始发之年，即应是第五界兑收之年，即依此第五界会子应是淳熙十三年兑收的，则第五界会子竟行用了九年。同样，依此种方法推算，第四界会子自乾道九年行用至淳熙十年，竟行用了十年。这是令人持疑的。怎样消除其中的疑问，是笔者始终未能解决的课题。依周必大所言，则淳熙十六年（1189）回收第六界会子，始行第八界会子。又据《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载，至次年（绍熙元年，1190），“诏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三年”，原“会子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依照新的界期，可以推出：

庆元元年（1195）始行第九界，收第七界；

庆元三年（1197）始行第十界，收第八界；

嘉泰四年（1204）始行第十一界，收第九界；

开禧二年（1206）始行第十二界，收第十界；

而第十三界如王应麟所记，提前发行，与前二界并行，始行时间约为开禧二年（1206）。

但如上推算第十一、十二界始行时间太迟，又同如下的记载发生矛盾：一是《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记，“嘉定庚午（三年，1210）春，第十一界会子［界期］当满”；二是时人林行知谓：“十三界会子合至癸酉（嘉定六年）三月收换。”[8]依上述推算和李心传记第十一界只行用了六年，依上述推算和林行知记第十三界也只行用了七年，都不足九年，与前述每界九年的规定不符。近有高聪明先生提出一种猜想，即此时或稍早于此每界已回改为六年。这与第十一界行用期为六年，第十三界行用期为七年较为接近。且可从史文中找到旁证，即《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绍熙元年有官员对会子一再展期提出不同意见，“于是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此句自可理解为第十界缩短了行用期。然而从上引李心传、林行知所言可知，上文推定的第十一至第十三界的始行年份都是基本正确或接近正确的。这样，第十界的收兑时间似不宜前移，即是说，第十界行用期似未缩短，而缩短的只是第十一至第十三界三界。但这种解释近乎全凭臆测，特别是缩短行用期史无明载，令人不无疑问[9]。

三 嘉定以前各界的发行数量

前引李心传等记：至乾道三年“会子已造者二千八百余万，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余万，而在民间者九百八十万缗”，这大约就是立界以前的会子发行数额了。会子立界时，规定每界1000万贯，随后又诏令两界沓行，则两界之合为2000万贯。实际第一、二界发行数当与规定数相差不大。《鼠璞》记：“淳熙间［会子］至二千四百万。”这应是第三、四两界之合的最高数。因前引《通考》和《宋史》都记淳熙三年加印第四界200万贯，则第四界比第三界多发行了200万贯，大约第三界实际发行了1100万贯，而第四界发行了1300万贯。《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又记：“［会子］两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后每界增为千八百万缗，至第七界，又增为二千三百二十三万缗。”同书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又谓：“凡会子亦两界并行，总三千六百万（原注：第七界又增印五百二十三万八千八百有奇，实为四千一百二十余万）。”则第五、第六两界应各发行1800万贯，第七界增为2323万贯余，第六、第七两界之和为4120余万贯。

据上文考定，王应麟所记第六、第七两界分别应为第七、第八两界，则两界之和既为4800余万贯，则第八界发行数应约为2477万贯。王应麟所记第七、第八两界，实应为第八、第九两界，王氏记此两界总数增至6200余万贯，则第九界应约为3723万贯。王氏且记，此后每界增至4000万贯，二界共约8000万贯。这应指第十、第十一界的情况。

开禧北伐，军费支出巨大，导致会子三界并行，总发行量达1.4亿贯，对此宋人的记述大抵一致。请看下引：

开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而行之。第十三（“三”应为“二”之误，参见下引）界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缗，民间折阅滋甚。[10]

开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万，几及一亿四千万，其价浸损。[11]

开禧用十一、十二两界，调度不给，又出十三界并行，遂增至十四千万。[12]

上引戴埴所记，不但记了三界会子总发行数，而且将第十一、十二、十三三界发行数一一详列。

四 嘉定以后各界的行用时间

宋朝开禧北伐受挫，金朝也无力南下，宋、金于嘉定初年重又议和。宋朝当权者看到会子贬值严重，决定进行整顿。《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记：

嘉定庚午（三年，1210）春，第十一界会子当满，朝廷先期命刑部曾尚书焕等置局拘换……于是行在会子每千为钱七百，诸路州县才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积，遂废十一、十二两界，而以十四界新会收之。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则载：

嘉定二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无策，会十一界除已收换，尚有一千三百六十万余贯，十二、十三界除烧毁尚有一万二百余万贯（原注：十二界四千七百万余贯，十三界五千五百万余贯）。诏封桩库拨金……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入输（原注：十一界二分，十二、十三界各四分），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

两处记载在时间上、举措先后上均有差异。李氏谓嘉定三年始收第十一界，随又用第十四界收第十一、十二两界；而《史》文则谓嘉定二年先收第十一界，随即收第十一至十三三界。二者哪一个更确切呢？查《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之一八载：“嘉定四年十二月八日，尚书省言：已降指挥颁行新会，下诸路监司州军收换第十一界、第十二界、第十三界旧会。”可知实际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会子是在嘉定四年，《史》文系于嘉定二年不准确，大约此年是开始兑收第十一界的时间，次年春宋廷下令兑收第十一、十二两界。又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食货》记：“嘉定初，出十四、十五界共八千万以收十三界，以一易二。”王氏、《史》文、《会要》均讲嘉定初年出十五界兑收十三界，而李心传却未言及，大约此是李心传的失误。据如上记载，第十一界会子大约于嘉定二年开始兑收，第十二界于次年春开始兑收，第十三界会子的兑收又稍迟些，大约是在嘉定四年，但各界会子何时全部兑收完毕则已难确知。

第十四、十五两界会子的使用期，显然都大大超过了九年。使用期延长的原因，在于宋朝于嘉定八年（1215）以后连续同金朝战争，以及随后又与蒙元进行战争造成的财政困竭。第十四、十五两界不断增印，却迟迟不予换界，竟一直行用了二十多年。关于第十六、十七界会子的始行时间及第十四、十五界会子的兑收时间，史无明载。《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仅载：“端平二年（1235）臣僚言：‘两界会子，远者曾未数载，近者甫及期年，非有破坏涂污之弊。’”这说明端平元年及此前数年的绍定年间各新发行了一界会子，从各方面情况看，应即是第十六、十七界会子。又《鼠璞》载：“郁攸为灾，土木费多，所印第十六界，本为换易之用，不免权宜出之。至绍定癸巳（六年，1233）岁，用过九千四百余万。”据此，第十六界始行于绍定六年以前，是因火灾后费广而发出的，本应同时兑收第十四界，却没有兑收。查绍定四年临安曾发生特大火灾，第十六界应即于此年始行。但前引史文讲端平二年时只有两界新会，说明在此以前第十四、十五界会子已被兑收。又据下引，第十五界是在端平初郑清之为相时被废止的，估计是在发行第十七界会子时（即端平元年）兑收的。

关于最后一界会子即第十八界会子的始行时间，《宋史全文》卷三三载：

［嘉熙四年九月］令措置十八界会子，收换十六界，将十七界以五准十八界［一］券行用。

据此，第十八界会子应始行于嘉熙四年（1240）。然而成书与之接近的《宋季三朝政要》却记：“［端平三年春正月］楮币宜造十八界，降黄榜措置会子。”而于嘉熙四年条内却仅载：“秤提会子，史嵩之以五折二（按：二当为一），十七界会子五道准十八界一道。”《政要》这种记述很易使人理解为第十八界始行于端平三年，而嘉熙四年只是秤提会价并调整两界会子间的比价罢了。那么，第十八界究竟始行于哪一年呢？

《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许传》记，第十八界会子初出，第十六界会子未收尽时，程公许上奏，请以第十七界三折第十八界一，因宰相史嵩之阻挠使其建议未被采纳。他忿然求去，宰相李宗勉、参知政事游似面奏理宗挽留他。查《宋史·宰辅年表》，史、李为相，游似参政，是在嘉熙三、四两年里。这说明，第十八界会子应始行于嘉熙三、四年间。又《吕史谏草》附录《监簿吕公［沆］家传》载：“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并行，郑清之相，骤废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准［十］六界之二……［史］嵩之废十六界，行十八界以准十七界之伍……庚子至甲子，阅岁二十五，民颇安之。”所言甲子，显为废第十七界、发行现钱关子的景定五年，所言庚子，自应为第十八界始行之嘉熙四年，由嘉熙四年至景定五年，恰阅25岁。这也可证第十八界会子始行于嘉熙四年。《宋史全文》所记也不为错，据同书卷三二此年八月丙午条，早在端平二年就有大臣上奏讲到“预造十八界新会”的事。宋理宗说：“若行十八界新会，又恐民间皇惑。”大臣答称：“非欲更造一界会子行使，止欲预造桩积，为变通之备。”可知第十八界会是提前印制的，但印制的时间与正式发行的时间是不同的。端平三年曾有提前发行第十八界会子的动议，但并未获准实行。

纸币金银铜钱关子的发行，宣告了第十七界会子的终结。《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载：

［景定五年（1264）］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13]

这里讲废第十七界不用，说明此界会子同以往各界会子的结局不一样，以往各界多是由官方以新兑旧或以他物兑换收回，而据《左史谏草》附《监簿吕公家传》，这次却是“直废十七界更不换与新关”。这之前，宋廷曾于淳祐七年（1247）宣布第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用，十几年后却背信弃义使百姓手中的第十七界会子变成了废纸。据载，宋廷原拟将第十八界同第十七界一起废掉，后因一些大臣惧怕如此“厉民太甚”，会加剧时局动荡，第十八界才得以保留。第十八界会子与关子一起行用到南宋灭亡。

五 嘉定以后各界的发行数量

宋朝于嘉定初年发行第十四、十五两界会子，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会子，第十四、十五两界会子起初发行了8000万贯，但此后这两界会子陆续增印。戴埴《鼠璞》记：“后无以为廪给忠义及庆宝之费，且谓青、齐皆可通用（按：当时所谓忠义军李全等部割据青、齐，向宋朝称臣），遂广行印造。盱、楚、江、闽用兵，所费日广，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万，几及二亿三千万，盖溢开禧之数。”

《鼠璞》又记：“［绍定年中］所印第十六界，本为换易之用，不免权宜出之。至绍定癸巳（六年）岁，用过九千四百余万，一界计一亿十（衍）三千三百五十五万，止三千九百万未支出。以三亿二千万之数，欲强以七百七十之价，人知其难。孟冬易相，惩创［嘉定初］两贯换一之非，高折金银及官诰、度牒与第十七界新券贴换。徒据榷货务旧数纽算，都不知十四、十五两界旧多破损，屡尝换易，积于封桩，未及焚毁又复移出，其数遂不可计，伪进者不与焉。虽可易旧为新，而换两界旧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贴换，不能悉偿，凡州郡桩积与七月所纳之券，悉为干没。”据此，第十六界出行后，因未及时兑收第十四界，造成三界并行的情况，绍定六年（1233）三界会子总行用量官方估计达到3.2亿贯。但次年收兑第十四、十五两界时，发现实际行用量多于此数，以致使地方财政吃了亏。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用·楮》对第十六界、十七界会子的发行数量有如下记述：“今（按：上文讲会子始行至今已七十余年，则今应指端平年间）之十六界为缗计者一亿二千九百二十五万，今之十七界为缗计者一亿三千九百八十六万有奇，计南（南当为两之讹）界新楮之数乃又溢于未易旧楮之前。”再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中谓：“绍定之养奸以耗国，［会子］增而至于二亿九千万，方之开禧，抑又倍焉。”戴氏、章氏、王氏所记第十五、十六两界会子数有些差异，但所差不很大，当是数字的来源不同所致。

袁甫《蒙斋集》卷七《论会子札子》记，嘉熙、淳祐之交，第十八界未出时，第十六、十七两界会子已共有“五十千万缗”即5亿缗，袁甫且担心至第十八界始出时可能达到6亿缗。假定第十六界如前所述约为1亿缗，则第十七界约为3.7亿缗。这一数字可能是接近实际发行数的。孙梦观《雪窗集》卷一《丙午轮对第二札》载，孙梦观在淳祐六年上奏讲到此年会子发行数，道：“楮之为数，近如版曹所奏，旧者已及四十二千万，新者已及二十三千万，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所言新者当指第十八界，旧者指第十七界，第十七界在6年左右时间里由3.7亿缗增为4.2亿缗，是较为可信的。据孙氏所言，至此第十七、十八两界共约6.5亿缗，这是东南会子见于记载的最高发行额。至于“方来者”究竟有多少，史无明载，仅见《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以岁计之，则增5000万贯。至于第十八界会子最后达到的数额，则不得而知。

第三节 会子的法偿地位

一 官府接受会子是会子法偿地位的标志

会子的购买力由什么决定、靠什么来维持呢？照理说，会子既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的纸币，它与硬币的比价应是靠法令强制规定并强制执行的，似乎宋朝官方下一道命令这个问题就已解决了。实则不然，因为事实上会子从开始发行后不久就不再按照法定与铜钱的比价被行用。为什么交子发行后几十年间都没有发生的问题，会子发行数年后就发生了呢？为什么会子发行后要实行钱、会中半的制度，而行用交子、钱引的四川地区却始终没有实行钱、交（引）中半制度呢？

南宋中期杨冠卿曾详细地分析了会子与交子、钱引发行情况的差异，对于搞清上述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杨氏首先对比了会子、钱引不同的发行状况。他设问：为什么在四川能很好行用的楮币，而在东南就出现了种种弊病、成为百姓的祸患呢？接着，杨氏分析了会子与钱引的本位币的差异：

……人皆曰蜀之铁与此之铜一也，而不知其二也。愚闻蜀之父老曰：铁之为质，易于盬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今之铜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贾利其所藏而不肯轻用耳，其意若曰：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之而无弊也。况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无穷，民间之输于上，则惟铜币之为贵，吾何苦以吾之实而易彼之虚哉？

杨氏讲铁钱易锈蚀不易储存，是正确的。至于讲到铜钱，除了便于储存外，它还可以长久使用，有时甚至能跨越朝代使用，这一点杨氏没有讲到。杨氏讲的楮虚钱实的想法，在当时人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这可以从两方面认识：一是时人有北宋后期纸币危机的经验，二是铜钱本身有价值，而会子自身的价值同它的面额相比近乎微乎其微。杨氏认为，会子由于有如上情况，所以出问题是必然的，但他却反对废止会子，主张引入钱引发行的成功经验，说：

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梁泽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如是则楮与铁常权而公与私相济，何弊之有哉？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则是我不欲此矣，而求民之无轻乎？此其势固不可得也。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尝令官自出钱，比民间兑折之价重其价以收之，然其法则一人日支一缗，过其数者罪焉，胥吏艰阻之态百出，民亦何苦费力如是而受无辜之责邪！无惑乎今自行都两浙近郡之外闽广荆楚楮币不通之患如昔也。[14]

这里，他提出了两条：一是田赋、商税、禁榷品专卖都接受会子；二是实施轻重散敛，这确实是交子、钱引发行的成功经验。另有时人也作了类似的分析：

今交子（按即会子）之行，流通于江淮闽浙，一夫可带千万缗，无关津讥征之烦，无变易赍持之劳，尤便于民。今民间往往重钱而轻楮券者，何耶？盖由失散敛之术也。在昔楮券之行于蜀，贱则官出钱以敛之，贵则官出钱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则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若是则钱安得不重，楮安定不轻？为今之计，莫若权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敛散周流，使钱楮为一，则无轻重之不等矣。[15]

但是为什么宋廷没有在发行会子之初就这样做呢？为什么会出现杨氏、张氏所讲的那种相反的情况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官方对于这样做心存顾虑，即怕出现铜钱全流入私人手中、而纸币全流入国库这种结局出现。这种顾虑在绍兴六年发行铜钱交子时已通过众多大臣的口得到表述。而在会子最初发行的一段时间，又通过各级官府拒收会子（或变相拒收、部分拒收）的行为得到验证。

会子的法偿地位本应是官方通过法律条文加以规定的，但法令规定的东西不一定能行得通，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同会子的法偿地位相联系，但官方在受纳会子方面的表现却是决定会子信用的关键。宋人彭龟年说：“夫会子不过数寸纸耳，而乃与泉货埒权者，此无他，官司许作现钱入纳、而市井兑便者稍众也。”[16]会子之所以有人肯兑换铜钱，也是因为“官司许作现钱入纳”。所以，官司许作现钱收纳，乃是会子能够流通的关键。这是因为：官方如果依照会子面额像铜钱一样接受会子，则百姓手中的会子的法定价值就可以通过纳官得到实现，百姓心中就踏实了，会子也就能在市面上代钱行用。否则，会子的货币功能就出问题。因而，可以说，官方在收税和出卖禁榷品时是否和如何接受会子，是会子法偿地位的显著标志。

二 钱会中半的原则初步确立及反复

会子初创，官方规定会子“上供军需并同见钱”（见前引），但很快地，官方即对此作出修正。《系年要录》卷一九一载，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乙未宋廷下诏：“新造会子许于淮、浙、湖北、京西路州军行使，除亭户盐本钱并支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州军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沿流州军，钱会各半。其诸军起发等钱，并以会子品搭支给。”这里，官方首次提出沿流州军上供许用钱、会中半。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八，到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宋廷又将钱、会中半推而广之，此年五月“诏诸州入纳解发并用钱会中半”。《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钱会中半》又载，同年闰五月九日，又作规定：“诸路总领、监司、州军受纳、解发钱贯，须是会子、见钱各半。仍令总领、监司岁终具奏；本司今岁受纳过州军钱钱贯若干、会子若干、见钱若干，诸州军亦具奉今岁解发过某司钱贯若干、会子若干、见钱若干。并各依实声说，不得虚装会子之数。日后违戾以违制论。”《宋史》卷三九八《丘崈传》载乾道年间丘崈任直秘阁、知平江府，“入奏内殿，因论楮币折阅，请公私出内，并以钱会各半为定法。诏行其言，天下便之”。或丘氏即是此事的倡议者。《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五之九又载，当年“十二月二日敕：起发上供纲运并诸司钱物并合用钱会中半。访闻在外州县会子或有损折，其押纲官却将合发见钱、赢落水脚尽买会子前来临安府私充见钱送纳，反复赢落厚利，是致会子不复流转。自今起纲仰于纲解内分明开具所发钱、会数目，押纲保官状内仍声说：‘如所保官有前项移易，甘伏同罪。’所押官并随纲合干篙梢等仍前通同作弊，许诸色人经所在州县陈告”。此项规定意在防止押纲官利用会价价差来谋求私利。

但时隔不久，宋廷的态度出现变化，钱、会中半的制度被改变。乾道七年（1171）正月二十日，宋廷下诏：“自今后诸州军起发上供诸色窠名铜钱，并要起七分见钱、三分会子，并人户典卖田宅等交易用钱、会子使听从民便。”[17]上供既不实行钱、会中半，则地方上税收自然也不可能再实行，朝廷既没有明文规定税收钱、会比例，于是就出现了强令百姓全纳铜钱的现象。《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钱会中半》载，同年六月十八日宋廷下敕：“访闻民间输纳抑令全纳见钱，而州郡于属县解发官钱亦不肯依分数行用。今后并依分数行使。如敢邀难，许经朝省越诉，以违制论。如官吏以民间纳到钱贱价收买会子规利，并与计赃。今后监司遇有本司所收钱，依立定分数交收，不得辄收一色见钱，仍约束州县常切遵守。如违，按劾闻奏。若监司违戾及及失觉察，致有越诉，先次取旨，重作施行。”所谓依立定分数，应是依上供的比例。宋廷为防止地方官作弊，于六月二十九日敕中又具体规定：“州县入纳官物，许民户于官钞上分明声说，所纳某色官钱计若干，内见钱若干、会子若干，仍令监司州县置历分明抄上所收钱、会各若干分数，以备不时差官前去抽摘点检。”[18]这样，收受会子的比例由五分减为三分。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四七载，乾道“八年二月一日，户部尚书曾怀、侍郎沈复言：‘准指挥每月券食增支钱、银，减落会子，今具下项：一、诸路州军合发折帛钱并宽剩折帛及折帛头子钱，欲自今年受纳日，以九分见钱、一分会子解发。内折帛四色各增二分，共计增收见钱一百七万六百余贯。’”此项税收会子竟减为一分，比前述三分又少了二分。不久，三月十三日，据《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钱会中半》，宋廷又对此做了修正，规定：“不系屯军去处，起发折帛钱，九分见钱、一分会子；其屯驻军马去处，以钱、会中半交收，亦以中半发纳省部。”即对驻军地区实行了优待，而其他地区则仍然只收一分会子。

不过，由于上述改变引起了较大反响，受到许多人反对，还引起了会子的剧烈贬值。所以，次年初宋廷重又恢复了钱、会中半制度。同书又载：“乾道九年正月一十九日，敕：措置下项：一、诸路州县应民间输纳税赋诸色官钱，并用钱、会中半送纳。如受纳官司违戾，许纳人越诉。当职官以违制论，公吏邀阻乞觅，并行编配。提刑、转运司常切觉察。若监司失行举觉察，取旨行遣。一、州县起发上供等钱，除合起轻赍外，亦许用钱、会中半解发。一、监司、守臣并州县镇寨将应干官吏俸给，并以钱会中半支遣。本处粮审院每月于历内分明开说，合支见钱若干、会子若干，所属库分照旁支给。仍令本路监司点检置历，开具所支钱、会数目结押。每月缴申户部驱磨。如监司容情隐庇，令御史台觉察。一、州县场务等处交收民旅会子，其间虽有破损，但有贯伯钱数可照，并仰交收，不得阻节，所有纳下破损会子，却作上供等钱解发。一、官私买卖并听从便，不拘钱、会分数。”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财用·楮》记：“闻［会子］折阅于乾道之九年，外路之解发、民间之输纳、官吏之俸给，并以钱、会中半为令，则九年之措置也。”即讲的是这次重新确立钱、会中半制度。

时人朱熹在这次反复中曾上奏说：“伏睹去岁指挥许人户以会子入纳官物，及今年正月内，令诸州军起发上供诸色窠名钱，许用三分会子。比见浙中州县交纳税物全不交会子，只收一色见钱，却将见钱于所在兑置会子，以分数解发，其所得赢余皆不入官，唯以资给私费而已。夫公家既不用会子，民间何缘流通。欲乞州县入纳官物，许民户抄卜（上）分明声说官会若干。如官司不受，许民户经户部、御史台越诉。”[19]其中讲到朝廷下令只收三分会子后地方官完全拒收会子的情况。又时人辛弃疾于事后回顾这次反复说：“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此无他，轻之故也。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七百有奇矣，此无他，稍重之故也。”[20]又后来，嘉定年中，《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七三载，江西提举袁燮上便民疏言及：“始以法令从事，兑不以省陌者必罚无赦。未几，从民之便。又未几，有三分七分之说。展转屡变，而卒归于铜楮之相半，是复其旧也。”又说：“朝廷深惩往事，革三分七分之弊，而复二者均平之法，此乾道、淳熙之美意也，人情翕然，佥曰至当……如此，然则守铜楮相半之法悠久不变，而异时谋利挠法之蠹荡然无余，尚何忧铜钱之寡而楮币之轻乎！”讲的也应是这次反复，且于言语中表达了他主张坚持钱、会中半制度的心愿。

乾道九年以后，钱、会中半的制度在较多领域和较长时间中得到坚持。如，淳熙十二年南郊赦、淳熙十五年明堂赦、绍熙二年南郊赦都重复了如下的内容：“人户折帛钱已降指挥听以钱会中半输纳，访闻州县间有抑纳银两，重困民力，可令监司觉察按劾。”[21]又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三载，嘉定十二年（1219）八月九日，“臣僚言：若州县称提之策，则民赋输纳、官吏俸给，一用钱会中半之说，犹可奉行，而嘉定九年臣僚所奏具在可覆，乞检举颁下，州县务在必行。从之”。《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载，绍定元年（1228），宋廷规定：“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

应当说明，广南行用会子较迟，因而推行钱、会中半制度也比江浙地区要迟。《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载，端平年间，王迈在馆职策中讲：“广之科敛最为民害，纳丁赎罪，率索见缗，仕于其邦，去天既远，瘠民肥己，满载而归。今莫若行下三十八州，民间一色输纳并用中半，丁钱科罚之类，得纯用楮，庶几流行一广，厥价自增。”他的话说明当时广南税收还未全部实行钱、会中半，他的建议不知是否立即得到采纳，但从记载看，广南最终也实行了此项制度。

三 榷货算请接受会子的限制

官方收纳接受会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赋税，二是禁榷货物算请。榷货算请是以官民交易的形式寓税于利，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宋代禁榷货物以盐、茶、香、矾为主，南宋时期约占财政总收入的1/4，特别是其收入基本上都是货币，对国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算请榷货的都是商人，如果国家不允许算请榷货时使用楮币，那么会子就很难在商业活动中流通，会子代替铜钱的功能就受到很大削弱。所以，允许算请榷货使用会子，是会子能代钱流通的一个必要条件。

《系年要录》卷一九三载，四川总领王之望于绍兴末年曾讲：“今节次添印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考》议论创行初期的会子说：“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他们的话都说明楮币发行与榷货算请关系的密切。他们讲的阴助称提，不一定是指允许用会子算请榷货，而大约主要是指用商人算请榷货的铁、铜钱来应付持钱引、会子前来兑换的人。但商人若持会子来兑换铁、铜钱，再以铁、铜钱来算请盐、茶，这已近乎是人为地制造麻烦。所以，商人若能持会子兑得铜钱，实际就与允许用会子算请榷货很接近了。

宋廷大约在发行会子不久就允许用会子算请盐茶了，开始会子似与现钱无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二载：

［乾道二年（1166）］六月十一日，户部言：被旨诸发纳纲钱以二分会子八分见钱起发。本部今参酌到见行算请钱（钞）引旧法下项：一、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算请，依自来指挥，茶盐矾见系六分轻赍，谓金、银、关子；四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乳香八分轻赍，谓金、银、关子，二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至左藏阙少见银品搭支遣。今欲将前项合纳四分、二分见钱分数，各以搭分为率，许用五分见钱、五分会子算请。一、建康榷货务都茶场自来除每袋五贯文通货钱并纳见钱外，余以金、银、公据、关子入纳。所有合纳通货见钱五贯文，其间多用会子。今欲令纳一半见钱、一半会子算请。一、镇江务场应入纳茶、盐、香、矾并听客户以金、银、见钱、公据、关子从便算请，欲只依旧法。从之。

这说明此前算请茶盐矾等多用会子代钱，此后算请所用的“见钱”改用钱、会各半（镇江务场特殊，原因不详）。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乾道五年（1169），宋廷曾通过榷货算请收兑第一界会子，此年“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将请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怎样“收换”却没有详载，但总应比平时多收会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四二载：“［乾道］九年五月二日，杨炎又言：乞将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算请茶盐内，六分轻赍许用关子三贯外，并用四分本色银两，余听用余银、会子从便入纳。余并依见行条法。镇江、建康务场准此。”这就是说，六分轻赍内也可少量使用会子。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四九至五〇载，嘉泰四年（1204）三月一日，诏令“临安、建康务场发卖淮浙盐钞，自嘉泰四年四月一日为始，除盐仓合纳钱依旧外，每袋于务场合纳钱数内各减二贯文，内临安五分金并以会子入纳。既而淮东总领梁季秘言，镇江务场乞一例优减。从之”。至开禧元年（1205）五月一日，“诏自今降指挥到日为始，依旧价贯，金、银、钱、会复还分数则例”。这一记载中“五分金”含义不明，或有误。但嘉泰四年诏令中有增加会子使用比例的意思，这是清楚的。而仅不到一年，又恢复了旧日规定。

在上引记载中，尽管算请所用会子、铜钱、金、银各占多大比例有时并不清楚，但都表明可以部分地使用会子，却又不能全部使用会子。当然，特殊情况也是有的。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九载，绍熙元年（1190）五月有官员奏：“近添印造两浙、江东等州军四贯例茶长短小引给卖，务在招引小客。今若依大引见使金、银、会子分数品搭算请，恐小客难以变转兴贩，因而积压。今来给卖小引，除见使金、银、会子分数入纳外，如愿全使一色会子算请者听。庶几客贩亦得通快。”此建议得到批准。这主要是因为从事小额茶叶贩运者难以得到金、银，且官私间的小额贸易也不宜使用金、银。

四 维持钱会中半制度的困难

钱、会中半制度实行的时间长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对于官方来说，主要是由于会子贬值，造成实际收入的减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二载，庆元四年（1198）十月，新权发遣泰州陈希点讲，他以前担任司农丞期间注意到，行都官方所需粮食除部分由附近11州提供外，要靠籴买筹集，所用资金系各州输送的籴本钱168万贯。而“州郡发钱，虽号钱、会中半，而温、处、台三郡水运不通，尽用楮币，通计诸郡中三分仅得一分见钱，而现钱出门有禁，所籴米并用官会支发，年来币轻，折阅已甚，浙西出米之地，仅得六百二三十文，商旅以此纽算，暗增米价，是一百万缗仅得八十万缗之用”。这就是说，原先168万缗的籴本钱，由于其中有一半是会子，而会子又贬值了，所以现在已不能籴到原先那样多的米了。

嘉定年间，卫泾担任知福州，他在上奏中讲了当时各州库存铜钱减少而库存会子增加的情况，并以本州为例，说：“本州……盖自中半入纳之后，应干窠名钱物无非中半，而所出有全用见钱者。诸军料钱春冬衣赐名为中半支出，又改三七分，而三分官会今随用见钱兑买。又如岁计阙米支遣，诸处收籴之外，本仓就籴宗子食不尽米及月支零米，亦是纯用见钱。今岁适值科举，旧例人兑一贯，以纳到试券为准，计兑过三万六千余贯。中半所入既不足以支所出，则又侵移交割见钱之数，纽计数复侵过七万余贯。所余十三万，其能久为称提之用乎？若以必出见钱依官价收兑而后可以称提，抑不知数年之后，诸路州郡见钱净尽，将何以为继乎？”“自中半入纳之法行，所历三路州郡民间行用总不过六百上下，而官府一同见钱入纳，作七百七十行使，每会一道比民间增二百上下，其为贵重孰甚焉”。他举例说，10年前福州库存铜钱32万余贯、会子仅7000余贯；去年（嘉定七年）铜钱减为25万贯，会子增为32万贯。“其他七郡大抵皆然，向有十余万见钱者，今止存一二万缗尔。”[22]

当然，会子之所以贬值，是由于官方印行得太多了，而印行得多，收税时又不能随便多收，官方多印行会子，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而会子贬值又造成官方实际收入减少，这就使得官方转嫁给百姓的财政亏空，到头来有一部分又重新落到官方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子越印越多，官方税收损失也越来越大，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为了弥补亏损，官方有时采取令百姓缴纳会子时增加钱数的办法。如《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载嘉定年间江西提举袁燮说：“铜楮相半之制，其来旧矣，乃创为新例，输楮于官者必令贴纳，是利其赢也，是弛相半之法而置钱于无用之地也。奸民乘之逞其私欲，毁之匿之者不胜其众，是孰为倡之哉？”所谓“贴纳”，大约即是每一贯会子加征若干。袁氏认为这有损于会子的信用，是有道理的。此种做法后来不见记载，似不再施行。

宋廷几度企图在原先允许全用会子代钱的交通不便的州实行钱、会中半制度，均遭到反对。如端平元年，颜颐仲任知严州，本州原纳税全以会子代钱，“钱楮中半之令初行，吏民震恐，公力争曰：郡人纳纯用楮而责以见镪，是强其所无也”，坚持不执行命令，“朝廷不能夺，令用全楮解发”[23]。淳祐七年（1247）杜范任知宁国府，上奏反对本府实行钱、会中半，说：“所谓铜乏楮多之为患而上供当用全楮者，且铜楮并行，其来久矣，朝廷之给赐，州县之上供、民间之入纳，并用半钱半楮，是固不易之法也。然自近岁，楮券日轻，铜钱日少，上下交以为病，而惟此郡为甚。盖江浙诸州多是水道，可通商旅凑集，尚有铜钱相交易。宁国所管六县，皆斗绝山谷间，全无物产可与他郡贸迁，富商大贾，足迹罕至，铜钱一出，不可复返，故至于今，见钱绝希。应官府与民间所用，仅有一色楮券而已。窃计本郡上供三□为数总三十五万缗。嘉定十七年，前守臣因诸县请用全楮，奏之于朝，特蒙报可，朝旨一颁，邦人鼓舞，行之二十有三年矣，去岁司国计者不知颠末，忽再降钱会中半之命，于时守臣争之不能得，仅许用三分见钱七分会子，其所从得大致狼狈。每遇输纳折帛之时，持券求钱，茫无所售，贵家豪族有少藏镪，则低价以买之，彼但欲得钱以应官，不复计价直之何若。楮币折阅日甚一日，职此之由。初夏领郡时，楮券犹每道兑得二百六十一，从折阅（帛）开场，几减三之一。近因诸官民户有请于三分见钱内愿以楮券三道折作铜钱一缗，臣以其说颇可施行，遂为申请，已蒙庙堂札付本郡从申，迄未见户部行下。”[24]杜范提出，以铜钱为基数，折算成会子征收，这对于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地区来说，即使税收不受损失，又使百姓容易筹办，是比较合理的。

在十八界会子发行以后，十七界会子贬值，仅为十八界的1/5，为此，宋廷于嘉熙四年（1240）闰十二月乙亥，诏令：“民间赋输，仍用钱会中半，其会半以十八界直纳，半以十七界纽纳。”[25]这自然主要是防止纳税者只用贬值的十七界会子。

会子不断贬值、会价不断下跌使官方十分忧虑，于是不断地举行“称提”。称提的方法之一，就是设法回笼会子，这就造成在某些时期内某些地区或某些税收不再实行钱、会中半制度，而全数征收会子。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二二载，嘉定七年（1214）五月二十七日，福建转运司言：“本路八州军府合发上供纲运已遵照省札指挥，自嘉定六年五月为始，用全会起解，至今年四月终满一年……所有诸州军五月以后合发上供钱银未委合与不合起解全会，唯复起解银会中半，乞指挥速赐行下，以凭遵守施行申闻事。”“诏令福建路监司州县，应干入纳官物并遵依钱会中半指挥，仍自今年五月为始，建限一年，将元买银两一半见钱兑换民旅官会揍（凑）成全会起发，即不得占吝见钱在官，以充他用。或顿（？）改应副豪势之家，务要钱会流通，会价不致减落，如有违戾，定照节次已降指挥施行，并札下户部照会施行。”这说明，福建地区上供钱银在嘉定六年中全部解发会子，嘉定七年买银钱的一部分也以会子起发，即比普通年份多起发会子。上供会子既多，向百姓征税时，会子所占比重也应相应增加。又如，同书六八之二四载，嘉定十三年（1220）臣僚言及：“迩者朝廷行下，凡民户合纳之绢，限以一半本色，一半折钱，每匹则折以四贯纯会，酌量轻重，允得其平，称提会子之术且隐然行于其中。”

再如《宋史全文》卷三三载，嘉熙三年（1239）八月辛卯，“以楮轻，诏户部下诸路州军，应税赋征榷其一半见钱听民间以全会折纳，严戢欺抑等弊，令监司御史台察，其违者劾之”。《宋季三朝政要》卷二载，淳祐三年（1243）“赋税诏用十八界会折钱”。《宋史全文》卷三三载，淳祐四年四月“诏两浙漕司下属部郡邑将今年夏税折帛之半，令民间以楮币准钱供输”。同书卷三四又载：“［淳祐十二年四月］辛巳，监察御史刘之龙言：楮币积轻，宜因各路时值，令州县折纳纯用楮。从之。”[26]《宋季三朝政要》卷三又载：“［景定二年（1261）七月辛未］上曰：‘外郡楮币如何。’似道奏：‘乞诏诸路税赋见钱，许用各处楮币的例折纳起解，诸州县奉行不虔，重置于罚。’”所谓“各处楮币的例”，应是指各处实际会价，即实行前面所讲以铜钱为基数折收会子的办法。《宋史全文》卷三六载，次年五月丁卯，都省言：“‘诸路州县税租见钱用时价折纳会子，以重楮也。州县闻有故行违戾者。’诏：‘诸路提刑躬视所部，违者劾之。’”从记载看，大抵越临近宋朝灭亡时，赋税征收会子的比例越大，征收“全会”的事例越多。这与会子危机的不断严重化是密切联系的。

关子发行后，税收采用了与钱、会中半类似的钱、关中半制度。地志载：“咸淳元年（1265），黄榜指挥输纳折帛钱、关中半，民间颇以措置见镪为艰，大使马光祖尽令全纳关会，上供见镪从本府代解。二年亦如之。三年，请于朝，并用关、会起解，常平坊场钱亦如之，自此为例。于是金陵五邑钱楮流通，为他郡倡。”[27]建康府令民全纳关子、会子，而上供仍是钱、关中半，所需铜钱由官方代筹，这无疑是有利百姓的。但这里没有说明全纳关子、会子时的折算办法，如果折算得不合理，仍会对百姓造成坑害。

钱、会中半的制度，归根结底是限制会子使用的制度，它造成了会子法偿能力的不健全，或言之，即造成会子货币功能的不健全。这种奇特的制度导致许多特殊货币现象的出现，应当引起特别的注意。

第四节 会价

讲货币，不能不考察其购买力，纸币的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与铸币的比价体现的。对于会子来说，其与铜钱的比价就是会价。

一 宋孝宗时期的会价

会子立界以前的会价，不见记载。但宋孝宗既然下了那样大的决心回收，估计会价是有问题的，即存在贬值现象，然史籍失载。立界后，乾道八、九年前后，因朝廷要求地方增加上缴铜钱的比例，引起会子贬值。《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载时人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言：“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文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近年以来，民间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原注：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他又说：“若平居得会子一贯可以变转一贯有余，所得虽微，物情自喜。”他所讲的“往时”应即指乾道八、九年间，他讲的“近年”，应即指淳熙元、二年时。淳熙初年，因朝廷用金银等兑收大量会子，致使会价上升一百文上下。另《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五四载，乾道九年时，鄂州附近，“用会子一贯四百文省［籴］得米一硕（石），以见钱纽算，每升只计钱八文四分足”。则据此推计，会价为一贯会子折六百文足铜钱，与辛弃疾所言相合。上引辛弃疾言“平居”会价曾超过一贯文省，未言确切时间，或许是指会子发行初年或立界初年。

淳熙元年至十年（1174～1183）之间，大约是会价较高且较稳定的时期，是会子发行的黄金季节。《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论会子五事》载，淳熙二年（1175），大臣龚茂良曾对宋孝宗讲：“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竟用会子，一为免商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由此观之，会子可谓流通。”其中言及“不复折阅”，说明会子是按面额行用的，没有贬值。同书又记，淳熙六年（1179）权户部侍郎陈岘的上奏，和宋孝宗阅此奏后对辅臣们讲的话中，都提到“会子与见钱等”，说明会子仍未贬值。次年，大臣赵雄对宋孝宗讲：“陛下称提会子，今见其利，遂使会子反重于钱。”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楮券》也记，宋孝宗时，会子“每券发八百售，至石首（石首义不明，疑有误）时，则价又踊，愚民至指乘舆以造券不多为苦。又有太守自蜀来对，以道间目击楮踊为患，上皆笑而不以为罪云”。叶氏所述似有夸张，但会价偶尔超过一贯省（770文足）的情况可能也是存在的。[28]

到了宋孝宗在位末年，会子发行量超过2500万贯，会价开始跌落。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记，淳熙十二年（1185）洪迈从婺州奉召回到临安，见“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钱兑一楮”，这说明会子已有轻微贬值。李心传于《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中，在“淳熙十三年”条后记：“今江浙会子一千率得铜钱七百五十。”对于这里的“今”，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淳熙十三年，二是写书的嘉泰初年。查《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楮币·东南会子》引李心传此文时，“今”字易为“至淳熙末”，则“今”应指淳熙十三年。如果确实如此，则他所记与洪氏所记是吻合的。

二 宋宁宗时期的会价

洪迈又记，“迨庆元乙卯（元年），［一贯会子］多换［铜钱］六百二十，朝廷以为忧，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钱买楮币一道”。《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载，大约在庆元、嘉泰间，大臣袁说友上奏议论会子的弊病说：“国家顷置官会，所以与铜钱相济其有无而为之用也，今涉三十余年而其弊不一，其最甚者官会日轻，铜钱日少……如此者盖又十余年……今自累月以来，窃闻都下官会又复亏折，一千官会虽得七百二三十见钱，而砂毛减轻钱一千之内率有二三十焉，是实得七百以下也。零会则折阅又甚矣。然亦未至如外郡之尤弊也。今近在辅郡如浙西之湖、秀，浙东之婺、越，盖兑一千而得六百七八十矣，而砂毛、减轻亦在焉。稍远而衢、信，又远而建、剑，远而江东，则一千止得六百以下矣。愈远愈轻，愈轻则愈不用，官会之弊，至此甚矣。”大约在他之前，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三《又画一札子》中讲到会价问题，说：“官会诸处行用，虽曰准钱一贯官省，至于比并见钱，或只可代见钱七百二三十文，其下或只可代见钱六百七八十文，亦合许州郡从实供申。”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二二载，庆元四年（1198）十月，权发遣泰州陈希点上奏也讲：“年来币（按指会子）轻，折阅已甚。浙西出米之地，仅得六百二三十文，商旅以此纽算暗增米价，是一百万缗仅得八十万缗之用。”上引记载都说明，宋宁宗在位前期，会子已存在相当明显的贬值问题。

会子的贬值已明朗化，本应加以整顿，但此时主张北伐的意见恰好占了上风，宋廷全力以赴地备战，整顿会子的事就被撇在一边了。同时，军费开支加大，筹集无路，于是又增加发行一界会子，计约四千万贯，造成三界并行，总数逾亿。会价于是猛跌。时人叶适记，“开禧会子轻，仅卖半价”[29]。《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五一载，嘉定三年八月官方诏书中也讲到，前此“停塌钞引之家，低价买会，每贯用钱三四百文”。戴埴《鼠璞》亦记：“嘉定初，［会价］顿损其半。”官方以新会一兑收旧会二的比例，大约就是以此时旧会会价确定的。

随后官方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称提，因行之过猛，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会价也随之剧烈地上下浮动。时人卫泾记其所亲见，称提初行，有些地区会价一度涨达800文足以上，然不能持久，随复猛跌。至嘉定八年（1215）他前往福州赴任，途中“所历三路州郡，民间行用总不过六百上下”[30]。《鼠璞》也说，称提法令严峻，并未起到好作用，倒是嘉定八年“旱蝗求言，用太学生吴存幼等封事，还籍没富室之产，悉弛其禁，楮价反增，虽七百六百诸处不等，不至十分折阅”。可知无论怎样，嘉定八年前后会价还是回升了。此后宋、金重又开战，会子发行数量越来越多，大约宋宁宗在位末年会价又有下落。《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二载，嘉定十二年（1219）都省上奏中曾讲：“见钱稀少，会价渐至低减。”大臣们也曾议论说：“今日楮币之弊较之开禧之前固不若彼之甚，州县称提久而厌玩，不无折阅去处。”可知会价又开始减落，但具体数字史籍失载。

三 宋理宗、度宗时期的会价

宋理宗绍定末年，真德秀给宋理宗讲解经书时，君臣议论及会价，真德秀讲了对嘉定初年称提不当的批评意见，并说：“数年之后，朝廷厌于称提，始行其所无事，［会价］却一岁增于一岁，至庚寅、辛卯（绍定三年至四年，1230～1231）年间，外方或六百文足，少亦不下五百五六十文足。”[31]但从君臣交谈的话语中可以体会出，这时会价比绍定三、四年时又有下落。端平初年，大臣吴潜上奏讲：“自浙以西，率以旧楮一贯三百易新楮之一贯，旧楮之陌，为钱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则新楮之陌已暗落为四百二十九矣。”[32]所言新楮，系指第十七界会子，旧楮则指第十六界，沓行的两界会子出现差价，这似是首见记载。这是因为会价下落速度加快，在后一界会子尚未推出间，前一界会子已贬值严重，而新一界会子又不能令其一出来就随前界会子贬值，所以有二界的价差。

端平初年，宋廷再次举行称提，付出代价不少，收效却很不理想。时人吴泳批评说：“夫捐金银所以救弊而弊愈滋，捐诰牒官钞所以救楮而楮愈轻。”[33]说明此举未能扭转会价迅速下降的趋势。端平、嘉熙间，大臣徐鹿卿言及会价说：“今外方楮价率止二百二十余金（按：宋人习惯称一钱为一金），近畿虽有三百之名，然皆虚增物价以当之，实与外方等尔。窃谓十六、十七两界［会价］断无复昂之理。”[34]至嘉熙末，大臣袁甫得知第十八界将出时，曾做如下估计：“臣则约其大数，或者五旧自足以易一新，何者？如湖南、江西等处，旧会价极低；如京城及京口等处，旧会价稍高，稍高处一新虽不可得五旧，然极低处一新又不止得五旧。合诸郡而论，价稍高仅一二处，价极低乃遍天下。”[35]他的估计是假定第十八界会价与面额相等而做出的，可知当时旧会会价已跌至每贯兑铜钱150文上下了。

嘉熙末，官方将推出第十八界会子的消息一传出，旧会会价猛跌，由于官方推出第十八界时规定了新、旧会的比价，结果第十八界新会会价被猛跌的旧会会价“牵倒”。据时人吴泳讲，第十八界初行时，第十七界各地旧会会价已跌至每贯兑80～130文铜钱不等。法定第十八界一折第十七界五，则第十八界刚面世每贯就跌价至400～650文。随后新、旧会会价又继续下跌。成书于淳祐初的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时“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而徐元杰《梅野集》卷一《十一日进讲》也讲此时“外方楮价率是六十左右价”。则第十八界已跌至每贯兑铜钱300余文。此后又有减落。杜范淳祐七年上奏讲，宁国府“初夏领郡时，楮券犹每道兑得二百六十一，从折阅（帛）开场，几减三之一”[36]。宁国府交通不便，或许较他处略低。又李曾伯于宝祐年间上奏中言及：“十八界五百文，仅是铜钱一百文足。”又言及：“以上二项共钱四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二百八十七文省，缩计钱三十三万二百五十一文足，纽准十八界官会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九贯三百八十文。”[37]依前奏，第十八界会子每贯可兑铜钱200文足，依后奏，可兑240文足。《左史谏草·监簿吕公家传》概括由第十八界会子始行到金银铜钱关子始行这一段会价情况说：“［史］嵩之废十六界行十八界，以准十七界之伍，而十七界仅直铜钱五十文，十八界二百五十文。庚子（嘉熙四年，1240）至甲子（景定五年，1264），阅岁二十五，民颇安之。”其所言会价，从上引各书记载看，乃为折中之数。所谓“民颇安之”，一则是相对发行关子以后的情况而言，二则说明此时期会价下落较为缓慢。《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祐十一年（1251）宋廷“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又《宋史全文》卷三六载，景定二年（1261）正月，宋理宗曾对宰相贾似道说：“近闻江西、湖南楮币价亏，台疏及此，可斟酌行之。”贾似道答：“此事关系颇重，容熟议奏闻。”说明官方对会价相当重视。

《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载：景定五年冬十月“乙丑，诏行关子铜钱法，每百作七十七文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咸淳四年（1268），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这表示官方想努力将关子、第十八界会子与铜钱的比价稳定住。然而据《宋史》卷四七四《奸臣·贾似道传》，事实上却是“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又《桐江集》卷六《乙亥前上书本末》引时人方回上疏讲：“自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足见最后一界会子在南宋濒临灭亡时贬值的严重程度。

四 南宋后期会价跌落造成的恶劣后果

南宋后期，战事增多，国力不支，社会生产遭受破坏，财政匮竭，宋廷无计可施，只好不断增加纸币的发行数量。正如时人吴潜所言：“今日国用殚屈，和籴以楮，饷师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万一有水旱、盗贼、师旅征行之费，又未免以楮，则楮者，诚国家之命脉也。”[38]这样，楮币的发行量就必然失控，相应地，会价也就失控和不断下跌，会价的下跌则造成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混乱。

受会价下跌影响最为直接的是靠定额薪饷收入生活而薪饷中楮币所占比例较大的下级官吏和军兵。《通考》卷九《钱币考》议论说：“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时人许应龙《东涧集》卷八《汰冗官札子》也讲：“今之楮币折阅已甚，［中下级官员所得］以镪计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养廉？”《宋史全文》卷三三载：“［端平二年］兵部郎官丘岳言军士贫悴。上曰：‘军人所请不多，适值物贵，不足赡给，军心不安，实原于此。’”有的兵乱起因也同会价有关。如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山集》卷一七《按奏武冈知军司马遵状》讲，武冈军兵变就是因“回籴军粮亏损时值，冬衣例支钱、会中半，复欲以全券给之，遂致此曹觖望”。杜范《杜清献集》卷八《殿院奏事第二札》也言及：“楮价暗折，物价显增，军人无聊，变生不测。”朝廷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屡次下令调高军兵待遇。但是，这样做又增加了会子的发行量，从而导致会价的进一步下跌。而且，军俸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会价的下跌，结果军兵贫困一直威胁着军队的战斗力。南宋末年，有人上书讲此事更较详细，其言：“楮币贱，物价穷，军中数口之家，寒无衾炭，日炊不给，腹枵衣弊，累累可怜。目见市井鱼肉盐酱而不识味，困苦极矣。此为熟券既不足恃，而生券废十七界遂缩一贯为十八贯二伯，癸酉之夏，增为三伯。以此买人死命，决是百战百溃。”[39]

当然，会价下跌的最终受害者还是众多的百姓。时人高斯得写了数首诗反映当时物价（实际就是会价）上涨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其《物贵》咏道：“一从泉法乱，都野咸荒荒。片楮毋偏重，无子相低昂。奸人窃其权，百物因大翔。握薪重寻桂，尺鱼贵河鲂。我闻辇毂下，鞅法半毛详。物物揭成价，大字悬康庄。”在《桑贵有感》中咏道：“客寓无田园，专仰买桑供。岂谓桑陡贵，半路哀涂穷。三百变三千，十倍价何穹。家赀已典尽，厥费犹未充。乃知楮法坏，流毒刀兵同。”在《官田行》中咏道：“咸淳三年大有年，近自浙河东西江与淮，远及七闽二广连四川，黄云一望一百里，莫辨东西南北阡……奈何米价百倍逾贞观，此病岂得无其源……自从买公田，丰年亦凶年。”[40]诗文生动地描述了南宋晚期因会价（包括关子价）跌落造成的种种混乱，以及百姓生活的痛苦不堪，使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更加切近的认识。

第五节 会子的称提（上）

前文述宋人总结四川交子的成功经验有两条，一是允许百姓持以纳官；二是随时进行轻重散敛。允许百姓持以纳官同会子的法偿地位直接联系，上文已加讨论；随时进行轻重散敛，宋人又称之为“称提”（又写作“秤提”）。称提者，设法使铸币、纸币比价均衡之谓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会子的称提分为前期（宋理宗绍定年以前）和后期（宋理宗绍定年以后）两个阶段。

一 宋孝宗时期的称提

宋孝宗是南宋时期各皇帝中最贤明的一位，他对于行用会子一直心存顾虑。据《鼠璞》记，他曾讲：“朕以会子十年睡不着。”这当然是夸张之词，不过他确实几次想废罢会子，也常常表示出对会子前途的担忧。在他在位期间，尽管有前紧后松的问题，但总的来讲，对会子发行数量的控制一直是比较注意的。

当乾道初年会子发行上出现较严重的问题时，宋孝宗下令用库存的金、银、铜钱等回收会子，此次举措实际成为对会子发行的一次很好的整顿。其结果是，会子立界发行，有了定额，对会子的法偿地位给予了明确规定，会子发行制度比以前大为健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一《方公墓志铭》记，方滋于乾道年间任“敷文阁待制、知建康府，请现钱五十万缗，增置会子务以安人情，上以出内府白金十万两付总领所，以为称提”。大约即反映这次称提中的情况。据宋宁宗时大臣卫泾讲，当决定重新发行会子时，宋孝宗说：“朕欲尽数收上，它时终为民害，［大臣们］又却如此力请不已。”[41]可知宋孝宗对发行会子是心存疑虑的。

乾道末年，因官方一度减少地方上缴财赋中会子所占比例，导致了会子的贬值和信用危机，宋廷于淳熙初又一次对会子发行进行整顿。《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三载：“［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上宣示文字一纸，云：蔡洸具到衢州守臣并本路监司措置会子申缴文历比他州稽缓，守臣可恕，所专责者监司，其提刑赵彦瑞特降两官。”宋孝宗对在此次整顿中表现消极的官员亲自进行处理，说明他对此举的重视。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一载：同年“三月二十八日，诏左藏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分下临安、平江、绍兴府，明、秀州主管盐事，措置收买额外浮盐，报交引库印钞，召客算请，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管，以备循环收换会子”。这说明，朝廷多方筹措资金，储存用作会子的储备金。

关于这次整顿会子的具体操作，《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载：“［淳熙二年四月壬子朔，辅臣］内殿进呈，淮东西两总领所各乞以金银换兑会子支遣。上曰：‘纲运既以会子中半入纳，何故乃尔阙少？’叶衡、龚茂良奏：‘缘朝廷以金银换收会子桩管不用，金银价低，军人支请折阅，所以思用会子。’上曰：何幸得会子重！但更思所以阙用之因。三日，复宣问及此。衡奏：‘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余万，流行于外者才二百万，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户部之数不知两总领所分数入纳如何？两处且各以三十万与之兑换金银及钱。’……因宣谕曰：‘卿等仔细讲究本末，思所以为善后之计。’”[42]这说明，朝廷动用了储备的金银，兑收了相当数量的会子，使民间流行的会子数量大为减少。当然，上面记述的情况也有虚假成分，支给军兵的金银显然是折价不合理，偏高，如果折价合理，军兵会不会还想要会子就很难讲了。无论怎样，宋孝宗没有得意忘形，而是讲要讨论“善后之计”，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经过整顿，情况好转，但宋孝宗仍然不敢懈怠。《宋史全文》卷二六载：“［淳熙二年］秋七月乙未，宰臣进呈讫，上曰：‘今中外无事，近时时得雨，丰稔可待，会子通行，民间铜钱日多，甚可喜。’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谓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正缘所出数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宋孝宗没有同意过快地增支会子，而是主张有节制地相机慢慢行动，态度也是较审慎的。

尽管宋孝宗本人对多发行会子很有顾虑，但他面对当时宋朝面临的财政问题却没有扭转乾坤之能力，而财政上的匮竭，则最终导致会子发行量不断增大。《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〇载：“［淳熙十年春正月］辛卯，进呈镇江总领所乞降新会子兑换，上见前具新印会子数目，乃曰：‘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宋孝宗眼见会子发行数增多，只能无可奈何地说些少重多轻的话，而提不出什么有效的对策。不过，他还是在关注看会子的发行数量的。《宋史全文》卷二七载，当淳熙十二年秋七月间大臣“进呈会子数”，宋孝宗又说：“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这里，他又一次表达了对使用会子很不情愿的心理，且表示了希望少发行会子的主观愿望。又《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载：“［淳熙十三年七月］令诸路州县并以见钱会子中半交收，上因言：‘闻此间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朕闻之甚喜，但会子不可更增见在之数。’”尽管宋孝宗一再表示希望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但是会子的发行数量仍是不断增加，到他讲此话时，大约已超过2500万贯了。虽然如此，宋孝宗时期对会子发行数量的控制总的来讲还是成功的，会子的发行也还比较正常。

二 嘉定初年以金银告牒兑收

宋宁宗即位以后，随着会子发行量日益增加，会子贬值也日益严重。《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载，大臣袁说友在庆元、嘉泰间上奏中讲到“朝廷救弊之策”，说：“既降指挥，官司上供、民间输纳并令钱、会中半；又降指挥，民间以会子输纳，不得勒令贴纳见钱；又令户部支拨见钱下临安府置场以实数兑使，又令封桩库日出见钱数千缗下临安府兑使；又令诸州拨见钱于本州置场兑使。此皆欲重官会也。”他讲的五项措施中，前两项是关于官方受纳会子的规定，后三项属于轻重散敛范围。但是，究竟官方多少次用铜钱兑收，用了多少铜钱，他没有讲，史书也没有作全面具体的记载。

开禧北伐，造成三界会子并行，会子发行数量空前增加，会价大跌。嘉定元年（1208）以后，官方着手称提。为了称提有效，朝廷较广泛地征求意见。《宋史全文》卷三〇载，此年八月，“甲戌，侍从、台谏、两省详议会子折阅利害”。次年二月“壬午，诏会子折阅日甚，侍从、两省以下各条上所见”。同年九月“癸丑，命吏部郎官刘爚等审定中外所陈会子利害上于朝”。这显示出官方对此次称提的重视和认真。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兑收会子》载，嘉定三年春，受命主持称提事务的刑部尚书曾焕提出了一个兑收会子的初步方案，它包括以下九项“名件”。

（1）“打套乳香钱约一百六十余万缗（原注：谓榷货务见在散乳香十六万七千七百余斤，可打一百万二十套，每套价减钱一百文，作一贯六百文）。”

（2）“出卖诸路没官田价钱约一百二十二万余缗（原注：谓户部具到诸路未卖官田计价钱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三十六贯九百文，限三月，许人户以第十一界会子承买也）。”

（3）“出卖告敕绫纸补帖一千四百道，计价钱四百四十万缗（原注：谓迪功郎告，每道一万贯；承信郎告，八千贯；进武校尉绫纸，四千贯；进义校尉绫纸，直千贯；以上四色各降一百道。上州文学敕，每道八千贯；助教告，每道五百贯；以上二色各降二百道。进武副尉帖，每道二千贯；不理选限将仕郎绫牒，一千贯；以上二色各降三百道）。”

（4）“左右选转官循资告九百四十道，约价钱三百三十万缗（原注：谓宣教郎转通直郎，一官计七千贯；承务郎至宣教郎，每官五千贯；以上二色共降一百道。训武郎转武翼郎，万贯；修武郎转训武郎，五千贯；以上二色共降四十道。选人循资每员三千贯，共降四百道。承节郎以上转官，每官四千贯；承信郎转承节郎三千贯；以上二色共降四百道）。”

（5）“封赠冠帔敕告六百道，计价钱二十八万缗（原注：谓生封安人告，每道一千贯；孺人告，八百贯；以上二色各降一百道。冠帔敕，一百贯，以上降二百道。赠父母迪功郎、承信郎，各五百贯，以上二色共降一百道。追封孺人，三百贯，以上降一百道）。”

（6）“紫衣、师号帖三百道，计价钱三万贯（原注：每帖一百贯）。”

（7）“副尉减年公据三百道，计价钱六万贯（原注：每员二百贯）。”

（8）“拘催诸路已降未卖告敕钱两项计一千四百一十余万缗（原注：开禧二年四月五日两次拋降四总领所官告、绫纸、敕帖二千八百道，计一千一百四十万贯，内湖广申已卖三十万五千贯，淮西申已卖一万贯，其所收钱亦不曾起发；诸路州军元抛降六百九十八道，计三百五十九万一千贯，已起八十四万五千九百二十五贯五百文；以上二次通计上项钱，今仰将已卖钱尽数起发，如实有未卖告牒等，仰尽数缴申尚书省）。”

（9）“臣僚奏荐绫纸钱，未见数（原注：承务、保义郎以上五千贯，通事、承节郎以上三千贯）。”

这九项“名件”，除卖官田、卖乳香套二者共约300万贯以外，其余七项共1000多万贯全是通过卖官鬻牒得来的钱，这充分说明了南宋朝廷财政上的窘迫。上述各项钱财是否能及时到位是很令人怀疑的。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由于用上述各项钱兑收未收到预期效果，宋廷在用新会以兑收旧会的同时，还拨封桩库黄金15万两（每两价40贯）、度牒7000道（每道价1000贯）与新会“品搭入输”。

三 嘉定年以新兑旧、以税回收及增铸等

嘉定初年，三界会子总数达1.4亿，官方用金银告牒回收只能收其中很小一部分，不能起太大作用。此时正值会子换界，宋廷便试图通过换界使会价得到根本改观，甚至幻想使会子能按面额兑换铜钱。旧会此时既已贬值至500文省（375文足）上下，于是宋廷规定嘉定四年新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每贯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二贯，即以一新兑二旧的比例兑收旧会[43]。这一办法，使会子的发行总量在一段时间内大为减少，对会价的回升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新会发行量的增加，最后超过原旧会数，其称提作用也就随之减弱以至消失了。

为了称提，宋廷下令临时增加税收中会子所占的比例，但其范围不详，见于记载的有折帛钱的征收和福建上供钱的输送，后者见于记载较多。嘉定六年以前的某时，宋廷下令福建上供全用会子，宋仁宗景祐年以后福建上供钱中一部分是买银输送的，这次宋廷既不要铜钱也不要白银，全要会子。[44]《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四之一六载，嘉定六年七月，宋廷发现兴化军地方官吏竟私自用百姓上缴的会子就地买银，到行都后以银兑会子上缴朝廷，特下诏命“福建监司遵近降全解会子指挥，不得衷私买银”，加以禁止。有些地方官也在自己权限之内增加税收中会子的比例。如《絜斋集》卷一四《黄荦行状》载，建康府令百姓“随苗输钱，听以旧会一千五百当新会一千，以优农民”。《水心集》卷二三《赵彦倓墓志铭》载，绍兴府“苗之移于司农者，为之代输而折会于民”。

宋廷还采取卖盐搭收的办法回笼会子。《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五一载，嘉定三年八月，宋廷规定：“盐钞官钱每一袋增收会子二十贯”，“候通卖及一百万袋，即与住免增收”，前此所卖旧钞未领盐者，也令“每袋贴纳官会一十贯”[45]。《勉斋集》卷一《复江西漕杨通老》载，时人黄榦向江西转运使建议，将运抵江西境内的商盐拘收，用纯会偿付价钱，再卖给境内的盐铺，要求他们缴纳铜钱。官方再用这些铜钱去称提会价。这也就是借助官卖盐来称提会子。

当时流行一种认识，即认为楮币贬值是由于铜钱缺少造成的，因此，把增加鼓铸也作为称提会子的一项内容。但鼓铸铜钱此时已是赔钱，增加鼓铸宋廷大抵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充其量也不过比平时稍有增加罢了。改变铜钱缺少的另一方面是防止铜钱的流失和储藏，这就要加强钱禁。《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记，嘉定初年以告牒等回收旧会的同时，“又禁铜钱毋出都城”，就是出于此种用意。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四《赵邵武墓志铭》记：临安“尹赵公师加严泄钱之禁，有犯者悉锢之外寨”，总数达二百多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三《刘克逊墓志铭》记：刘克逊任江西安抚司干官，“称提令行，奴有讦主窖镪者，无竞（刘克逊字）争曰，不可以训”。说明当时也有禁止藏钱之令。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载，赵以夫在嘉定年间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楮法初变，廷议民间市贱楮输纳为亏官，令别纳补亏钱。公抗疏曰：‘昔输一千，今增五百，是令不信也。输于民者有补纳，出于官者无贴支，是名不正也。’上悟，从中可其奏。由是知公。”这说明，官方曾有令民间纳税补缴楮币的想法，但后来因遭到反对而中止。

四 嘉定称提的强制会价

除了用铜钱、新会兑收旧会及通过收税、卖盐回笼外，还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其中首先的一项，就是强制人们按照会子面额进行会子与铜钱间的兑换或计价。换言之，就是强制规定会价，并以严刑峻法强制执行。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载，时人袁燮在奏疏中讲：嘉定初年，“始以法令从事，兑不以省陌者必罚无赦”。《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之一八也载：朝廷下令“新会并要作七百七十文足行使”。《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讲：“自楮币之更，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财并遭没入者矣，有亏陌四钱而百万之资悉从没入者矣。”程珌《洺水集》卷二《乙亥轮对札子》也讲：“当楮币更新之际，目击州县奉行失措，徒黥籍没，所至纷纷，冤痛之声达于四境。”《通考》卷九《钱币考》记：“称提新会最严，未免告讦肆起，根连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流乡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称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这些记载都说明，因在交易中违犯规定比价而被判刑者众多。

官方这种做法引起了严重后果。《宋史》卷四一五《黄畴若传》载：“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鼠璞》也记：“嘉定初……法禁并行，令既严而价未定，持空楮于市无有肯售者，公私大弊。”吴泳《鹤林集》卷二一《缴薛极赠官词头》记：“新令一行，物情疑骇，怨嗟之声盈于道路，豪姓大家，至有聚楮焚于通衢者，其失人心如此。”由于使用纸币不当会引来祸害，人们便不愿持有会子。《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李湛墓志铭》记：“编民贸易小不如法，辄坐黥隶没入，由是畏楮如毒虺，得之者惟恐去之不速。”这给进一步称提造成很大困难。

查禁违法不按规定会价进行交易，难免有扩大化的情况。袁燮《絜斋集》卷一《轮对陈人君宜结人心札子》谓：“楮法之更，敢减落者没入赀产，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间，初非减落而遽绳以法，已標拨者亦并籍之，朝廷虽已给还，而未给者觖望，能无怨乎！”官方为了禁止人们私下里不按法定会价交易，便鼓励人们告发违法者，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一些人借机泄私愤、报私仇提供了机会。时人陈宓记当时湖南路发生的情况，谓：“郡民欺骗者多矣，取赏（当）物，钱不满百，而合为千，用中半取赎，主家稍加诘难，即与大讼。”本路主持秤提的官员只好站出来宣布：“自今质库以见钱典当者以见钱取赎；以会子典当者以会子取赎，以钱会中半典当者，以钱会中半取赎。”“令下，民皆欢。然时与帅司榜示不同，有以两司意响（向）抵牾白于朝者，札下两司协议，使号令归一。”最后怎样“归一”则不得而知。但朝廷强制规定会价之考虑不周及造成的混乱，我们却可从上引记载中得到具体的认识。同人又记“全州有客官为邸主不礼，欲陷之罪以释私忿，遂纯用会以偿僦金，邸主不从，乃讼之官。州司勾籍其家，以违制论，欲从徒刑”。本路主持秤提的官员“览郡牍，抚案叹曰：‘新会所以便民，朝廷之意岂若尔耶！’亟奏于上，以为细民赁居，非交关之地，陷之重地，恐远方疑畏，骗挟肆行。朝廷从其请，给还家私而免其罪”[46]。湖南路的这位主持秤提的官员总算是个明白人，采取了不少融通的办法，避免了不少麻烦。假若主持秤提者是位糊涂官，则不知要惹出多少乱子。又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六《直秘阁林公行状》记，时人林瑑任知兴化军，“时楮令初变，愚民坐减落，官吏坐奉行不虔，获罪者众，前守沿此罢去，告讦繁兴。公下令曰：‘贸易未受价者未为行用，告者以骗论；已受价者则予者、受者俱坐罪如诏书。’于是无告楮者”。林瑑固然设法制止了告讦现象的泛滥，但我们却从反面感受到这种现象在当时流行的严重程度。林瑑制止了“告楮”，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对官定从价的强制执行。由于官方强行规定会价，于是就有拒收会子的现象，官方又严令禁止。指控仇人拒收会子，成了告讦的重要手段，《勉斋集》卷三三《陈希点帅文先争田》载，时人黄榦在担任地方官时就遇到了这种案子。

《宋史》卷三九《宁宗本纪》载，宋廷很快就觉察到以严刑峻法维持官定会价会引来严重后果。于是，“［嘉定二年］三月己酉，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四二载，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司农寺丞兼权户部郎官程覃”“放罢”，原因是“覃献称提官会之术，致科抑估籍，为民深害”。戴埴《鼠璞》记：“旱蝗（按嘉定二年旱灾）求言，用太学生吴存幼等封事，还籍没富室之产，悉弛其禁。”讲的应该就是这一情况。大约与此同时，宋廷撤销了强制会价的规定。但宋廷嘉定二年的这一命令似未得到很好执行，到嘉定八年前后，还屡有官员议论此事。如《宋史》卷四一五《黄畴若传》载黄畴若上奏说：“比称提楮币，州县奉行切迫，故因坐减陌被估籍者众，乞与给还。”《洺水集》卷二《乙亥轮对札子》载程珌上奏说：“臣试邑富阳之日，当楮币更新之际，目击州县奉行失措，徒黥籍没，所至纷纷，冤痛之声达于四境……今州县之吏因楮币而徙居者既释之矣，编配者未纵焉，籍没者未还焉，天意可徒解哉！”这也说明，在这次称提中受刑罚者数量之多。

五 嘉定称提的强制藏会

嘉定年间称提会子的各种举措中，最失当的一项是强制百姓收藏会子。此项举措大约始行于福建地区，关于此事的记载也以福建地区的为多。

嘉定八、九年间出任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的卫泾追述说：“如福建潘仓令州县以户籍等第藏会，非不切中其病，奈何迫之太甚。”“潘仓之说行，八郡官吏奉承又过，刑禁苛密，期限严峻，至有鬻妻子、售器皿、卖田宅，愿就低价以应令者，若非朝廷觉知，稍从宽释，几致生事”[47]。叶适《水心集》卷二三《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记，蔡幼学于嘉定六年初接任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提举使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按不如令者，没入其资。公骇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论从民便尔。’不许，第多其兑易而已。民赖公获免。然提举善士也，后知其误，卒皆已之”。《宋史》卷四三四《儒林·蔡幼学传》则谓：“提举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不如令者籍其赀。幼学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钱币未均，秤提无术，力求罢去。”按史文记蔡幼学因不愿依从提举司令民藏的举措，就想辞职，这令人存疑，因为安抚使官阶高于提举常平，故叶适所记似更为准确。时人真德秀事后回忆说：“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臣闽人也，所谓家产满千钱藏券五十者，闽中之新令也。夫产钱满千钱大约田几百亩……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虽大家不能免”[48]。

叶适、真德秀讲的都是按田产藏会，此外还有强制城镇百姓按资产藏会子的情况。陈淳安讲福建漳州“遣兵马司根括在城户眼，富室质库上户俾藏二百，中户一百，下户五十，不测行舆以摘之……昨以兵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实，又分为九则，俾巷长平议，投柜于鼓门以凭撞点”。规定前三等每户分别藏会200贯、170贯及150贯，中间三等每户分别藏会100贯、80贯、70贯，下三等每户分别藏会50贯、40贯、30贯。陈淳安讲：“南漳僻在一隅，无番舶来往，民无大经商。所谓富室上户者，亦无甚巨力；中产之家，则仅足以自遣；谓之下户者，大率皆贫窘者而已耳。前日兵马司过于卖弄不实，多以下户为上户，邦民畏谨，不能分解，其在物力稍赢者犹可倾囊以供命，守常处约者，类多解质以从之。贫者仓卒无可计画，则有鬻田出屋以为备者。今觉其为害而分九则以均之，俾巷长别开具其户等，诚善矣。然九等之户，官司不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今若上户果有物力，则上之三则，或二百，或百七十，或百五十，皆足以供之。而日间行用之际，犹别有截长补短，未为甚病，惟是中下户最难于取给。中户之上者藏一百，非有七十七千剩钱不可备，平时仅仅守常，安有剩钱七十七千居于一百之会而不动乎？次者减而八十，亦须桩六十一千有奇以居之。下者减而七十千，亦须桩五十三千有奇以居之。则外此为日间行用，又将以何钱何会给之？其在下户三则，皆是贫者，平时家无一缗之储，至有用财，方擘画计置，则下之上者五十非三十八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得之？中者四十，非三十千有奇不可置，何从而备之？下者三十，亦非二十三千有奇不可置，从何而办。”他认为，官方不令寺院、官户、吏户、军户藏会是不公平的。他说：“所谓僧户产，居此邦十分之七，目前数甲院或产百千、或九十千、或八十千，岁入巨万斛，正其多用会子之所，而安坐旁视。又何以均之。所谓品官及吏户、军户，亦非用会子之家乎？而皆不予其数，又何以通之天下？”“惟城下贫户，日夜懔懔惧官撞点，不能以逃罪。”[49]显然，强迫城镇百姓藏会不但给中下百姓带来很多痛苦，而且造成很多混乱。

除福建外，至少江西也实行了强迫百姓藏会。黄榦《黄文肃公集》卷二《与李敬子司直书》中说：“闻袁、吉皆盛传富家藏楮之说，人情为之骚动，闻赵运使亦主之，或云朝廷行下，皆未见的实。果有是说，则莫若且自十贯税钱以上人户使之收藏，若一二贯税钱人家，全无所有，岂可困之邪。”李诚之时任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当时江西“部使者称提会子，第其物力高下输钱以敛之，茂钦（李诚之字）以为富人至少，自中家以下，安所取办而应此令？何如循旧例，止以盐本钱通融，可以无扰。使者不悦，曰：‘商君之令犹且必行，今乃龃龉如此。’诚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为乎？’遂辞去。使者逊谢罢令而后止”[50]。又《宋史》卷四三〇《道学·李燔传》载，李燔时任添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漕司以十四界会子新行，价日损，乃视民税产物力，各藏会子若干，官为封识，不时点阅，人爱重之则价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诪张，持空券益不售。燔与国子学录李诚之力争不能止。燔又入札争之曰：‘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弃物也。诚能节用，先谷粟之实务，而不取必于楮币，则楮币为实用矣。’札入，漕司即弛禁，诣燔谢”。江西转运使究竟是听从了谁的建议已无从考知，但江西一度实行令民藏会的称提办法是确定无疑的。

六 为了称提而升黜官员

在嘉定年间，为了贯彻朝廷称提会子的意图，对官员的奖惩、升黜颇为频繁，说明朝廷对此事格外重视，我们也可从中体会到称提的紧张气氛。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之一八载，嘉定四年（1211）十二月八日，宋廷对于新会发行后的会价等情况不满意，同时对地方是否认真称提不太放心，顾“虑循习旧来弛慢之弊，或有违戾”，于是派员到各地巡视：“诏差司农寺丞林行知前去嘉兴府、平江府、常州、江阴军、镇江、建康府、太平州，将作监主簿邱寿隽前去绍兴庆元府、台温处州、建宁府，监登闻鼓院汪必进前去湖州、广德军、宁国府、池州、南康军、江州、兴国军，藉田令王棐前去严徽婺衢信饶州、隆兴府、抚州、临江军、吉州，各限三日起发。监州县尚有违戾去处，仰所差官开具当职官吏职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挥。”并规定：“所差官吏止许带人吏二名，听从四名，令尚书省斟量日支食钱”，“经由州县并不得辄受宴会馈送，亦不许更行批支口券。其合用兵级于经过州县差拨二十人使唤，逐州交替”。这些官员肩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地方官员在称提中的表现。《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六《林经略墓志铭》载，林行知巡视中“未尝谴一吏”，却“荐无锡宰郑之杨等十人于朝”，被认为是行了仁政，可知他人是弹劾了不少失职官员的。

嘉定年中，官员因称提不力或称提中犯有过失被处分判罪的事例频见记载。《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四二载，嘉定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司农寺丞兼权户部郎官程覃被罢，原因是“献称提官会之术，致科抑估籍，为民深害”。同书七四之三三载，同年五月七日，知吉州薛璆、知信州马遵被罢官，原因之一是“两州称提官会并缘命令罔利虐民”。《宋史全文》卷三〇载，同年十月“时都城米价踊贵，楮币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饼食于传法寺前者，御史台上章论守臣区处无策，邦宪丐免章四上，乃免兼临安府”。《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四二载，嘉定五年五月“知抚州林合降一官放罢，更追两官。先是，监察御史金式言其支拨新会到郡，桩留官库，更不与民换易。既而江西安抚复言其将朝廷给降新会侵移他用。故有是命”。同年七月，“知兴国军赵师勉降一官放罢。以江西运副王补之言其不遵朝命秤提官会”。同书七四之四四载，同年九月，知安丰军许成之被罢官。原因是江淮制置使黄度说：“新会初行，移书往问，其报迷错，如醉梦中语。”同书七四之四六载：“嘉定六年七月一日，权发遣建昌军丰有俊放罢。以臣僚言其峻急苛猛，千里骚然，秤提官会，科扰尤多。”同日，新知峡州汪必进被罢。因臣僚说他“楮币更革之初，将旨巡行，妄作威福”。同书七五之五载，嘉定七年八月十三日，“江公亮罢宫观。以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曾从龙言其临川之政碌碌无闻，百姓王蒙者，苦于兑会折阅，拆开提举司申省文字，以抚州兑会实价书于后，朝廷行下根究，而公亮任情徇私”。同书七五之九载，嘉定八年十月九日，“知汀州、新知刑部郎中鲍瀚之与宫观，理作自陈。以福建运判俞建言其秤提楮券奉行灭裂，百事废弛，全无纪纲”。同书七五之三三又载，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前知泉州宋均特降一官，前兼权知南剑州赵崇亢、知南剑州陈宓各特展二年磨勘。以诸路提刑司比较各路州军嘉定十四年分行使会价数内，福建泉州南剑州折阅最甚。故有是命”。

以上所引多是受刑罚的例子，得到奖擢的也有。前引林行知举荐多人，这些人中肯定有受奖赏者。又叶适《水心集》卷二三《福建运使直显谟阁少卿赵公墓志铭》、《宋史》卷二四七《宗室·赵彦倓传》记赵彦倓嘉定初任浙东提刑，因称提有功，进升直宝谟阁、知绍兴府，在绍兴府又因称提有功，升任江西、福建路转运使。

第六节 会子的称提（下）

一 端平称提时动用的金银铜钱诰牒

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会子的发行量超过2亿贯，会价下落很严重，宋廷又着手对会子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称提。《宋史全文》卷三二载此年十月戊子“诏：楮币浸轻，关系甚重，薛极久参国政，练达时宜，令与三省措置以闻”。这样，枢密使薛极就担负起主持称提的重任。本月“辛卯，诏出内帑缗钱二十万，令临安府措置兑易，日下住罢铜钱局”。此次称提由此拉开序幕。

薛极于端平元年四月去世，宋理宗拟赠以高官，大臣吴泳缴驳赠官词头，提出：“癸巳（绍定六年）之冬，楮益折阅矣，行于民间者二十千万，陛下更化，留心救弊，［薛］极在西府（枢密院），本不当与东府事，而贪于固位，欲求有以自见，惩艾太过，恐人复以用一兑二之策议己，遂请捐内帑金银、度牒、官诰及盐钞、卖乳香等以收两界。夫收一界可也，而并其二收之，所以耗国之财力、轻国之名器，在京十局共支过金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余两，银二百一万六千九百余两，诸州品搭之数不与焉，如官诰、如度牒、如盐钞，印造换给，则又不知其纪极矣。夫捐金银所以救弊而弊愈滋，捐诰牒官钞所以权楮而楮愈轻。既无益于民，又多损于国。”[51]据吴泳所言，薛极主持称提未达到预期效果。后戴埴《鼠璞》所记也讲此次称提效果不好，其言：“孟冬易相，惩创两贯换一之非，高折金银及以官告、度牒，与第十七界新券贴换。徒据榷货务旧数纽算，都不知十四、十五两界旧会多破损，屡尝换易，积于封桩，未及焚毁，又复移用，其数遂不可计，伪进者不与焉。虽可易旧为新，而换两界旧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贴换，不能悉偿，凡州郡桩积与七月所纳之券，悉为干没。”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一九《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也讲：“禁帑出黄白金四千余万缗并销两界，此非常之赐也，然徒伤公私之财而无救于楮币之滥。”如上所述，对这次以金银等兑收的评价大都不好，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一《丁给事神道碑》也谓：“倏忽之顷，空内府累世金宝、百万之藏，而楮钱自若。”

前引吴泳言及，此次称提不但动用了库存金银，还动用了诰牒。又《宋史全文》卷三一载：“［端平二年］四月，都省言：第十六、十七界会子散在民间，为数浩瀚，会价日损，物价日昂，若非措置收减，无由增长。诏令封桩库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告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两界会子。”不详这里所载是否是诰牒的全部。另外，所用盐钞数亦不见记载。

二 端平称提的履亩收会

宋廷用金银浩牒兑收效果不明显，宰相乔行简主持下又推出了称提的又一重要举措，即履亩征会。《宋史全文》卷三一载：“［端平二年］九月己巳，都省言：‘两界会子数多，监司郡守奉行秤提不虔，欲下诸路州县，令有官之家簪缨之后及寺观僧道，并按版籍每亩输十六界会子一贯，愿纳十七界者并从。各州截角类解，赴封桩库交纳。其将相勋贵之家、御前寺观曾被受指挥特免科役去处，毋得寅缘规免，仍不许敷及佃户。违，许越诉。’从之。”这就是说，此次履亩征会与嘉定年间的对象不同：嘉定年间是向普通百姓征收，而官户、寺观似是免征的；这次则是专向前次免征者征收，或许可视为前次履亩征会的继续或补充。

此举或许与涉及官员有关，一出台就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大臣吴潜上奏：“据隆兴府都厅申，准九月十一日省札，行下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等路，应有官之家并寺观，每田一亩，出官会一贯，以助收减……官会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来，适当其极……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他初筮贫儒粗守先业，偶以入仕，便令出会。”他共列出这样做的九点害处，除上引外还有影响卖官诰、度牒及清查田亩易导致混乱等。[52]大臣徐鹿卿也上奏反对说：“庙堂楮币之轻，特国之一事，天下之心，乃国之根本，救一弊而失天下之心，孰为轻重。”[53]湖南运判兼权帅事赵彦侯亦言：“计亩敷楮，民怨已甚，根本所系焉，可不思急迫之政岂宜再举！”[54]《宋史》卷四一三《赵必愿传》载，嘉熙元年，火灾，大臣赵必愿应诏上封事称，“履亩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称提之法严而重以告讦”，是造成上天降灾的原因。

有些人则对实施办法不利官户中的中下户提出批评。如大臣魏了翁上奏说：“今履亩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无诚信惨怛之心以行之，民其不解乎！臣尝言之，有位欲将人户物力第为三等而分为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以为然。是说也，盖欲藉上户气势则以振作楮币，或可望其指日增价一也；虑将来只是下户纳足，上户断然不纳，今先及上户则余人无词，二也；今未见亩步苗头之数，只得衮同科敷，是致中下户亦与上户无别，今若令上等先纳，次及中等，俟纳及太半之后，万一楮币顿复，则下户或可略与蠲减，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说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条目之颁乃未及此。或者不过曰，上户先期输纳，则中下户必市贵楮，不知中下户皆有官之家，非朝不谋夕，独不能予为之待乎？”[55]又《宋史》卷四〇五《袁甫传》载：“时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履亩使输券。［袁］甫奏：‘避贵虐贱，有力者顽未应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荡产，悲痛无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尝讲罢，帝问近事，甫奏：‘惟履亩事，人心最不悦。’又尝读《资治通鉴》，至汉高祖入关辞秦民牛酒，因奏：‘今日无以予人，反横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国以仁，陛下以为此举仁乎，否乎？’”[56]又监察御史吴昌裔奏：“臣窃见履亩之令，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使行之而有益于楮，犹可为也。今令行已久而楮价不增，则是救弊果何益乎！臣访闻畿辅之臣，中户尽数已纳，而大家往往幸免。州县长吏不惟不能体朝廷之意，而反以旁缘为私，故有促办催入而久不解者，又有那移他使而规自利者。”[57]

此次向官户征会无疑使官员们很不高兴，实施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更加重了中下级官员不满情绪。宋廷这样做，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大约不久，宋廷就下令停止执行履亩收会。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记，赵以夫任“直宝谟阁、两浙转运判官，上既用公言，罢履亩，平江守臣于下令后犹催至三十万，公劾去之”。或许停止履亩收会不只是两浙，其他地区也停止了。[58]

三 端平以新会兑收及强制会价等

与嘉定初年的称提相似，端平初年的称提也是与会子的换界结合在一起的，宋廷像嘉定初年那次一样，也幻想通过强制手段使新会按面值行使、能兑到770文足铜钱。据《杜清献集》卷八《殿院奏事第二札》，大约在端平元年，宋廷降“黄榜措置两界会子永远行用，自来年二月为始，断欲作七百七十文行使，违者官吏百姓镌罢黜籍”。端平三年大臣杜范上奏反对说：“若必欲强以七百七十之价，断不可行。臣居台州，昨岁曾天麟为本路（浙东）提举，行秤提之法甚严，本州邢近奉承甚谨，而州县暴吏乘势作威，一郡骚然，市肆皆闭，初无益于秤提，而徒以饱官吏之贪，天麟、近相继罢去。”《宋史》卷四〇七《张虙传》载，大臣张虙也批评说：“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马戒其听，复以一定之价迫之从，郡县之间，遂骚然矣。”许应龙《东涧集》卷八《秤提利害札子》也讲：“比者申严旧法，将以惩一戒百，庶几［会价］增长。而州县过于奉承，计产以收其楮，导人以告缗，或以千百券勒富室以输镪，或争讼失理而挟仇以妄诉，遂使人疑惧，莫敢兑便，急于得钱者未免减价私售，由此折阅愈甚。朝廷虑其扰民，遂宽其限，命下之日，中外欣然。今往来流通，上下俱便。复患价低，思所以秤提之策。其意固美，然众口一辞，谓当渐为区处。若拘以七百以上之价，是增数倍，二十余年秤提竟不能逾五百左右，而今欲骤长于一日之顷，于势恐难。”可知，宋廷实行强制会价很快受挫，于是放弃了这种做法。

端平年间的称提，也采用了令商人请盐搭缴会子的办法。大臣吴潜在奏疏中言及：“朝廷以楮价减落，收换十四、十五两界，诚为知务。但金银之出不能多，多则伤国；度牒、官诰之出不可多，多则伤大家；新会之出不容多，多则仍贱之。故所赖以收楮者，惟商贾品搭盐钞而已。”他把令商人请盐搭收会子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他又讲，当时朝廷又下了盐钞品搭会子的命令，但是没有规定期限，所以商人缴纳的会子不多。“以通、泰、承三郡之钞言之，在民间者二百二十八万九千余袋，而自降指挥以来，其赴务场品搭者，截日终仅十三余万袋，合新旧两袋之钞，所得旧楮为数三十，总十三万袋计之，则所收旧楮三百九十万而已。浙钞、真钞又所未论，若此，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为收旧楮乎？”他认为，“目前之策，惟有变通盐钞指挥之术，驱之于数月之内，使商贾急于品搭”。盐钞“旧之在民间者，为数不下三百万，若有术发驱商贾使之急于品搭，计一袋所入，为旧楮三十，则三百万袋，已榀以收旧楮九千万矣。其余一二千万，则以度牒、官诰收其二，金银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数月，旧楮尽而新楮见行”[59]。吴潜似乎对前景估计得过于乐观，他的建议是否为宋廷接受不得而知，即使被接受，结果也绝不会那样美好。

《宋史》卷四一三《赵必愿传》载，有人还建议用“令诸州再用印”等办法，宋廷是否采纳不见记载。

端平年间称提，宋廷也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宋史全文》卷三二载：“［端平二年正月辛酉］诏知衢州蔡节削二秩。以本郡会价低减故也。”同书卷三三载：“［嘉熙元年二月］甲辰，知庆元府赵与、知平江府王遂、知建宁府姚、知常州何处信，各以称提会子进一秩。”又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刑部赵郎中墓志铭》记：“秤提令下，民间疑惧，建阳令关、乐定令史本、新淦令赵崇卧皆坐奉新书不虔镌徙……公（知临川县赵汝）但淳戒董（疑有误）无犯令者，台阃交荐，监镇江府榷货务。”这些奖惩都是围绕称提进行的，所引奖励虽是嘉熙元年的，但受奖者的业绩应是端平年间做出的。

此外，《宋史全文》卷三二载，端平二年三月“辛亥，以权兵部尚书余铸、监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领会子所官，公共措置商榷收换事宜，择其可用条具来上”。这说明宋廷为称提设置了专门机构。同书又载，端平三年十二月甲辰，宋廷下诏：“措置会子已降黄榜，务在必行，尚虑监司守令或有庸谬，纵吏为奸，不知体国，任意沽名，奉行不力。非独会价不登，亦恐朝廷威令浸弛。可令两监察御史觉察弹奏。”这是用以激励官员的。

尽管宋廷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宋朝与蒙元间的战争使称提的努力化为乌有。端平年间宋、蒙之间的战争，使会子的发行量激增至4亿贯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会价不跌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 嘉熙年间的称提努力

宋朝改元嘉熙后，接续端平年间的称提再做努力。《宋史全文》卷三三载，嘉熙二年（1209）五月，宰相乔行简建议：“兵财二端尤今急务，欲以兵事委之［李］鸣复，财用委之［李］宗勉，楮币委之［余］天锡，凡有利病，各务讨论，有当聚议者容臣参酌然后施行。”即将三项要务分交三位执政大臣，由宰相牵总。宋理宗表示赞同。这样，会子事务就有一位执政大臣（余天锡）专门负责。数日后，“遣两浙、江、闽五路宪臣于朝，以秤提楮币而出也”。这次与嘉定年间不同，那次是临时委员，这次是专用各路提点刑狱。《宋史》卷四二三《李韶传》载李韶反对“分遣部使者诸路称提官楮”，未载其理由。据时人赵汝腾记：“［嘉熙元年，许应龙升任侍读、权兵部尚书］时楮币折阅甚，乔丞相主行称提之说，州县希旨奉承，贫富交相猜惧。公（许应龙）奏从民便、节用二说，乔丞相然之，奏只令五路提刑分任责。”[60]据此，嘉熙初年的称提也曾引起社会波动。又从引文口气看，乔行简原先似拟派更多的官员到州县，因许应龙的上奏才改变了初衷。

随后，宋廷又以赋税全收会子的方法来称提会子。《宋史全文》卷三三载：“［嘉熙三年八月］辛卯，以楮轻，诏户部下诸路州军，应税赋征榷，其一半见钱听民间以全会折纳，严戢欺抑等弊，令监司御史台觉察，其违者劾之。”许应龙《东涧集》卷八《二十五日面对札子》批评说：“收纳用券，固救折阅也，而常赋所入亏损过半，既乏现镪以应军旅之支，复窘财用以供经常之费。”收税全用会子，对官方是不利的，这是因为会子贬值太快，而且纸币信用不好，民间交易还不习惯全用纸币。所以，这种办法只能在短期内使用。

《宋史》卷四一三《赵与懽传》载，当时还有人建议“两界并展十年勿造新”、“责州县毋以损污抑沮［会子行用］”、“［两界会子］不立界限”、“以端平［铜］钱当五行使”等，或行或否，都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现在，宋廷只好用再发行一界新会子的办法进行称提。《蒙斋集》卷七《论会子札子》载，嘉熙四年，兵部侍郎袁甫上奏说：“目今十六、十七两界会子五十千万，数日夥，价日低，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会一著。”“照得端平初元因换会子，遂出累朝所积金银轻弃之，至今帑藏枵虚，言之哀痛。今仅有升、润所积见镪六七百万及行都所积三四百万，视为根本。若又扫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岂不重可虑哉！”显然，宋廷此时已无力支付许多金银诰牒来兑收了，惟一的办法是提高新旧会子之间的兑换比例。此年九月，宋廷正式下令发行第十八界，这次规定新旧会子的比价是五比一，远远超过嘉定初年的那一次。对于这一比价，也有人反对。《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虚斋资政赵公神道碑》载，大臣赵以夫“疏五不可，乞寝新令。又言必欲行法，乞坐臣沮格之罪于追窜。上更置重典，右揆（史嵩之）怒，议黜责，左揆李文清公（宗勉）止之”。反对者的意见未被采纳。《宋史全文》卷三三载，同年十月的诏书中言及：“比岁以来，贪浊成风”，“今兹新楮之行，未必不为罔利之地，其令内而台谏、外而监司常切觉察”。诏书这样讲，自然也是为了称提能顺利进行。

同书又载，嘉熙四年发行第十八界会子时，官方又曾一度规定“如民间辄行减落，或官司自有违戾，许经台省越诉，必置于罚”。这种强行规定的比价其实是行不通的，却引来了混乱。民间就出现了用会子赎典出的田产的事。据载，有一例案情如下：出典时是得了铜钱120贯，现在却想用50贯铜钱、65贯会子赎回，于是被拒绝。赎者便以“减落会价为词”，控告对方。地方官较为贤明，判案说：“称提楮币，朝廷之法固曰断断不可违。州县之赋租、商贾之贸易，已既并同见钱流转行使。独有民户典卖田宅、解库收执物色，所在官司则与之参酌人情，使其初交易元是见钱者以见钱赎，元是官会者以官会赎，元是钱、会中半者以钱、会中半赎。自畿甸以至于远方，莫不守之以为成说。”[61]这说明此种现象较为普遍，官方已有对策，即在收赎上不拘泥于让会子全额兑铜钱的规定，而是实行会用会赎、钱用钱赎的变通办法，这样就制止了有些人乘机钻立法空子的做法。

五 淳祐年间及此后的称提

第十八界会子发行后，会子的发行进入晚期。在从淳祐元年（1241）到南宋灭亡（德祐元年，1275，都城陷落）的三十多年中，宋廷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称提，但较小规模的称提和零散的称提举措还是时时出现的。

淳祐六年二月，宋廷下令规定第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再有期限，永远使用。这样，此后称提往往同回收破旧会子结合为一。如：

《宋史全文》卷三四载：“［淳祐十年十月壬申］诏：给度牒千道，下临安府易民间两界破会。”

《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载：“［宝祐三年二月］乙酉，诏以告身、祠牒、新会、香盐，命临安府守臣马光祖收换两界旧弊会子。”

《宋史全文》卷三五载：“［宝祐四年冬十月］癸亥，出封桩库新钱兑便以济民用。”

同书又载：“［宝祐六年九月］丁卯，诏出平粜仓米二万九千九百石有奇赈粜，以收弊楮。己巳，诏京城弊楮不堪行用，于封桩库支拨两界好会，尽数收换。”

《宋史》卷四五《理宗本纪》《宋史全文》卷三六载：“［景定五年春正月］癸巳，出奉宸库珠、香、象、犀等货下务场货易，助收弊楮。”

此外，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〇《丞相忠定郑公行状》记，淳祐年间“京尹焚毁旧会七千万”，但未说明是用何种办法回收的。对回收破会有功的地方官，宋廷还给予奖赏。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六五《浙东提举林先世解到十七界破会二十八万五千贯乞送所司截凿以助国用转一官》是代朝廷草拟的奖赏敕书，其中讲：“前诏郡国各收断烂之旧楮来上，且设浓赏以持之，而未有应诏者，岂无可收之楮耶？抑力不足以收之耶？将奉诏不虔而然耶？尔（林先世）奉使畿内鹾利视岁额加羡，又能铢寸累积以奉收楮之诏，非洗手奉公悉心营职畴克尔……一秩薄矣，姑以为能体国享上者之劝。”说明宋廷对回收破会较为重视。

前文已述，南宋后期赋税全部征收会子（即打破钱会中半的限制）的情况较多，如淳祐三年、淳祐四年、淳祐十二年、景定二年、景定三年都有记载（有时是局部，有时是某一项税收）。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称提会价。通过盐酒等的专卖设法多回收会子，也是宋廷着意努力的。淳祐初年，徐元杰为宋理宗讲说儒经，君臣间有如下的对话：“上又问：‘日来楮愈轻，无策可救。’［徐元杰］奏曰：‘臣昨奏不在称提，而在公家常收用之谓。如州县官物半钱去处，使之以楮折纳，照民间实价出入惟一，无有不行。臣昨待罪南剑，知郡计在鬻盐，臣必欲以楮买盐，一日之间，楮价亦稍增长。一郡尚尔，况朝廷行之！’”[62]徐元杰主张不再坚持钱会中半制度，在当时似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他同时也讲了地方官府通过卖盐称提会子的情况。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宝学颜尚书神道碑》载，淳祐末年，兼知临安府颜颐仲“被旨入对”，宋理宗问他：“近日破楮少否？”颜回答：“检点所卖酒，以十分为率，二分用破楮，税务亦行用。”说明临安府曾通过卖酒、征收商税回收破会。

又《宋史全文》卷三五载：“［宝祐三年正月］甲子，上谕辅臣马光祖措置铜钱旧楮如何？［谢］方叔等奏：以盐收敝楮已合事宜，但钱未流通耳。”同年九月“乙卯，上曰：楮币何以救之？［董］槐奏：以临安府酒、税专收破会，解发朝廷，逐旋焚毁，官司既可通融，民间自然减落。上然之曰：朝廷以为重则人自厚信”。同书卷三六载：“［景定四年十二月］戊申，诏舶务出售榷货以收弊楮，仍禁乞取。”以上都讲到通过出卖榷货回收破会的事。

同书又载，景定四年十二月“己巳，谏臣陈尧道乞下福建仓司，将景定元年至三年八郡义仓米，斗以十七界会二贯□□□□。从之”。说明至少福建地区还曾通过折征义仓米回收破会。

为了称提会子，朝廷专门制定了相应的官员考核办法。《宋史全文》卷三四载，淳祐八年“四月戊寅朔，臣寮言：两界会子既永行用，宜立殿最之法，以为称提之助。从之”。《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祐“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记载中虽没有考核的具体内容（奖惩条款）等，但此种规定的存在对官员有督促作用则应予以肯定。

有时，朝廷且委任重臣专门负责，《宋史全文》卷三四载：淳祐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集英殿大宴，宰执内幄奏事，上曰：‘救楮事不可缓，吴潜可专此责。’……壬寅，吴潜辞专任救楮之责。诏：‘朕以二三执政，皆天下之选，心同志合，无往年形迹之嫌，故以楮币一事俾卿专任，面谕已详，胡尚谦执？宜亟祗朕命，凡茶盐钱谷与楮相关者，悉新是图，以底成绩。’潜奏请：‘以［谢］方叔提其纲，［徐］清叟、［董］槐赞其任，而臣服其劳。’”宋理宗亲自托付吴潜，表明对此事的格外重视。

六 南宋后期称提的局限性

南宋后期，尽管朝廷对称提会子很重视，多方采取措施，有时似乎搞得轰轰烈烈，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财政上入不敷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不断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另一方面却又企图不让纸币贬值，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奏效的。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载，还在端平年间，大臣李鸣复就上奏说：“今日之财用匮矣，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庙堂之上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增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楮日益多，价日益减。号令不足以起其信，继之以称提；称提不足以强其从，重以估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耻堂存稿》卷一《轮对奏札》载，宝祐年间，大臣高斯得也上奏讲：“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莫甚于迩年。闻之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他们都指出了财政的入不敷出是纸币不断增加的根源。纸币数量既不断增加，称提的作用就必然是有限的。

楮币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宋朝君臣都有较深刻的认识。据《蒙斋集》卷五《右史直前奏事第一札子》，宋理宗曾讲楮币、边备是当时两大要务。所以，如上所述，他一再亲自主持称提事务。当时不少大臣都认识到，能否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才是称提的关键。如吴泳说：“朝廷若要作规模，只是减印造之数，但目今百需皆要会子，如何省得？臣又反复思虑，只有节用一说，虽是老生常谈，却切实用。”[63]李宗勉也谓：“愿诏有司，始自乘舆宫掖，下至百司庶府，核其冗蠹者节之，岁省十万，则十万之楮可捐，岁省百万，则百万之楮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钱楮相当，所至流转，则操吾赢缩之柄不在楮矣。”[64]宋廷也多次试图遏制会子的增印，甚至幻想通过回买公田来减少发行纸币的数量，但都遭到了挫折。

在蒙元的强大攻势下，南宋的版图一天一天地缩小，军费开支却不断增加，南宋统治集团日益腐败，财政上的入不敷出日益加重，这使得纸币的发行量有增无减。最后，会子的发行量竟达10亿贯以上。发行量如此多，前述称提就显得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这里应当说明，宋廷称提纸币的举措中还有努力禁止伪造一项。因为南宋时期私自伪造纸币的现象相当严重，而伪币的存在等于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因此官方把禁止伪币作为称提的一项措施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为了叙述上的需要，把这部分内容归入第四章关于纸币防伪一节加以讨论。

七 关于对称提的评价

关于楮币及会子的称提，在宋代可谓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今人高聪明先生在其《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二章《宋代货币总论》第二节《宋代的纸币》中提出：“从理论上说，称提理论是错误的。”（该书第60页）这是一个创见。宋代议论称提的人，往往把会子与铜钱的关系视为子母关系，其中有些人更简单地把会子的贬值原因归结为铜钱的缺少，这些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在这一意义上，当时的称提理论确实是错误的。高先生指出了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宋人关于称提的所有理论都是错误的。由于称提的目的，是要改变楮币（例如会子）与铸币（例如铜钱）的比价关系，所以，主张减少楮币数量、增加铸币数量的称提议论也不能一概视为错误意见。至于宋人关于如何进行称提的议论，有积极意义的成分就更多。

宋代对会子的日常性称提以及几次大规模突击性称提，尽管其中许多做法都不可取，但总的来讲，对于减缓会子走向贬值和衰坏的速度，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这对于保护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 《梁溪全集》卷一〇四《与右相乞罢交子札子》。

[2] 李纲《梁溪集》卷一〇四《与右相乞罢行交子劄子》。

[3] 《宋史》卷三八五《钱端礼传》，《攻媿集》卷九二《钱端礼行状》与此略同。

[4] 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二三《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林公行状》。

[5] 《宋史全文》卷二四，另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九之一五。

[6] 《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

[7] 《玉海》卷一八六《食贷》。

[8] 《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二三《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林公行状》。

[9] 笔者在发表《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之后不久，就发现了上引《思陵录》文字，本想写一篇自我修正的文章，但却遇到了上述两处推算上的解不开的疙瘩。因此，拖了下来。近来见到高先生的著作，提出了如上的假想，认为可成一说，于是加以采纳。但终不能满意，只好存疑以待智者。

[10] 《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

[11] 《鼠璞》。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细文载第十二、十三界会子数与此略同。

[12] 《玉海》卷一八六《食货》，另参见卫泾《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13] 《宋史》卷四七四《奸臣·贾似道传》所载略同。

[14] 《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15]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引《张文伯文》，另参见《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楮币》。

[16] 《止堂集》卷一《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

[17]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五之四二，又六四之五七。《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系此事于乾道五年，不确。

[18] 《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钱会中半》。按：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乾道］七年春，诏州郡上供许用七分会子、三分见钱，然有司取于民，悉以见镪，上令约束之（原注：六月辛酉）。”与上引记载相合。

[19]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引《朱文公淳熙殿札》，另参《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二《楮币》、《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楮币》引孝宗淳熙元年敕。

[20]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光宗时辛弃疾论行用会子疏。

[21]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三，《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八二。

[22] 《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

[23]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宝学颜尚书神道碑》。

[24] 《杜清献集》卷八《便民五事奏札》。

[25] 《宋史》卷四二《理宗本纪》、《宋史全文》卷三三。

[26] 按：下文言“后公私交病，明年仍用钱会中半”。参见《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27] 《景定建康志》卷四〇《田赋》，又卷一四《年表》。

[28] 《周益国文忠公奏议》卷一一《论和籴》记淳熙八年前后“缘印会子稍多，止可作七百七十一文行用”，如所记不误，则会价仍超过一贯省。

[29] 《水心集》卷二三《福建运使直显谟阁少卿赵公墓志铭》。

[30] 《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3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

[32] 《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凡九事》。

[33] 《鹤林集》卷二一《缴薛极赠官词头》。

[34] 《清正存稿》卷五《论待虏救楮上枢密院》。

[35] 《蒙斋集》卷七《论会子札子》。

[36] 《杜清献集》卷八《便民五事奏札》。

[37] 《可斋续稿》后集卷三《乞贴科四川制总司秋籴本钱奏状》、卷六《回奏宣谕》。

[38] 《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39] 《桐江集》卷六《乙亥前上书本末》。

[40] 分见《耻堂存稿》卷六至七。

[41] 《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42] 《鹤林集》卷一五《乾淳讲论会子五事》所载略同。

[43] 洪咨夔：《平斋集》卷一〇《饶州堂试》载：“开禧新布，以二准三，行于辇毂之下，利权轻重操之自我，可谓得其宜矣。或者谓货泉新旧均国宝也，而自谓抑扬；京城内外皆畿甸也，自谓畛域，未免抵冒之多。”所讲开禧新布，不详所指，如指开禧年间发行第十三界会子，则他书未载此界新行有以二兑三之说，且嘉定初年亦无三界会子有价差的记载。如系洪氏措辞失当，所言开禧新布实为嘉定新布，则各书均载嘉定第十四界新出系以一兑二。故此所谓以二兑三应指用开禧新铸行的当二铜钱作当三行用，而与会子无涉。

[44] 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二二、二四，《真西山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等。

[45] 《水心集》卷二五《孟达甫墓志铭》亦载孟氏批评：“盐贾贴科，乃流通浅术。”

[46] 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二三《朝散大夫直秘阁主管亳州明道宫林公行状》。

[47] 《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

[4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癸酉五月二十二日直前奏事》。

[49] 《北溪先生大全集》文集卷二四《上赵寺丞论秤提会子》。

[50] 《絜斋集》卷一八《蕲州太守李公墓志铭》，参见《宋史》卷四四九《忠义·李诚之传》。

[51] 《鹤林集》卷二一《缴薛极赠官词头》。

[52] 《许国公奏议》卷二《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

[53]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四《待制徐侍郎神道碑》。

[54]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九《秘阁东岩赵公行状》。

[55]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二〇《奏乞审度履亩利害以宽中下户》。

[56] 详参袁甫《蒙斋集》卷六《论履亩札子》《再论履亩札子》。

[57]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吴昌裔又论今日病势六事状。

[58] 参见《东涧集》卷八《秤提利害札子》。

[59] 《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60] 《庸斋集》卷六《资政许枢密神道碑》，参见《宋史》卷四一九《许应龙传》。

[61] 《名公书判清明集·取赎·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见钱或钱会中半收赎》。

[62] 《梅野集》卷一《四月十二日进讲》。

[63] 《蒙斋集》卷四《秘书少监上殿第二札》。

[64] 《宋史》卷四〇五《李宗勉传》《咸淳祐安志》卷六七《人物》。

第三章 淮交、湖会、关子及其他

宋代除了四川交子、钱引、东南会子这三种主要楮币外，还有淮交、湖会、关外银会子、四川银会子等多种影响较小的楮币。

第一节 淮南交子

一 淮交的创始

淮南交子，又称淮南铁钱会子或淮南会子，简称淮交。关于淮交的起始，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记：

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妄费，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乞别给会子二十万，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过他路。”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于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见钱。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过淮者皆得对换，循环使用。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两淮会子》则记：“两淮会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户部印给二百万缗，谓之交子，不得过江。”既不记林安宅建议事，又所记钱数也同马端临有异。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九、《宋史全文》卷二五均记：“［乾道二年］是夏，初令户部印给交子三百万缗，行于两淮，不得过江南。”又记同年八月，“降会子、交子各二千万，均发于镇江、建康两榷货务。如两淮人过江南，许将交子于务场换易会子，江南人过两淮，亦听用见钱或会子就务场对换交子行使”。大约《通考》文字有阙误，将八月的记事同六月记事混在一起了。又三书所记有“二十万”、“二千万”之异，或“二十万”近之。

淮南既用交子，淮南是南宋最重要的海盐（末盐）产地，则官方就允许以交子算请官盐。《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二三载：“乾道二年八月四日，户部言：‘客贩淮东袋盐，其盐仓合纳掯留盐本等钱，缘见钱不许渡江，依已降指挥令客人将合纳掯留钱就行在并建康府榷货务兑换淮南交子前去请盐。今询客人多有见在淮东州县营运收息，旧来将合纳掯留钱就便以所收息钱送纳。今来若止令客人就务场兑换交子，窃虑拘制妨阻入纳。今欲乞行下所属，晓谕客人，如有似此江北州县已有见钱者，听从便送纳掯留钱，余依已降指挥兑换交子前去请盐。’从之。”

《宋史》卷三三《孝宗本纪》载：“［乾道二年十一月己酉］两淮总领所许自造会子。”这里的“会子”含义不清，如指淮交，则似应理解为宋廷始将印行淮交的权利下放给总领所。如指东南会子，则其义不详。同书又载：同年十二月“癸酉，诏三省、侍从、台谏、两淮漕臣、郡守，条具两淮铁钱、交子利害以闻”。这说明宋朝决策层对在两淮行用铁钱、交子有不同意见。据陆游记，时人张郯是反对发行交子的。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七《朝议大夫张公［郯］墓志铭》记：“［张郯孝宗时知真州］诏两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铁券利害。公力言券用于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转，然犹有弊。今两淮凋瘵如此，诸郡赖以给用度者不过酒、税，新为战场，无复土产可以贸易，独赖钱币而已，若用券，商贾且不行，何以为郡？”大约这种反对意见不占主流，所以没有被采纳。《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载：“［乾道］三年，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即是说，只是用新交子代替了旧交子，并没有停止发行。

《通考》卷九《钱币》又载：

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于准，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祐言：“莫若如旧，从民便，铁钱已散，铜钱已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良祐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各条其利害。乃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间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据《宋史》本传，陈良祐任右司谏是在乾道三年或稍后，九年被贬，前此继任右司谏之后又陆续担任谏大夫、给事中、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这表明上引陈良祐上言的时间应接近乾道三年。陈良祐反对行用交子，宋孝宗的答话也令人费解，武锋军驻淮南，为什么就要行用交子呢？这使我们联想到《通考》卷九《钱币》记载，有人主张淮南禁用铜钱时讲：“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或许宋孝宗讲的是用交子有利于钱禁实行罢。引文讲由于陈良祐的坚持，诏令许铜钱和会子过江行使，又规定“民间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这样在民、在官的交子都回收了，使人觉得官方似有停用交子的意向。又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两淮会子》记：“［乾道］八年秋，以交子易坏，始出行在会子收兑。”而时人杨万里于绍熙年中回顾说：“臣传闻乾道初间尝降铁钱会子于两淮，军民都不行使，一二月间朝廷尽行收上。今来窃恐复蹈前辙，乞下有司检照。”[1]上引记载尽管所记时间不同，但都记宋廷似曾有拟将淮交全部收回的举动。所以，宋孝宗在是否发行淮交一事上可能确实有过动摇。

二 宋光宗时淮交发行制度的变动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宋廷在淮交发行上有一个较大的举动，这大约与当时的淮南铁钱危机有关。李心传记：“绍兴（熙）三年夏，议者以淮上铁钱多，欲革其弊，会［赵］子直（按：即赵汝愚）为吏部尚书，与从官陈进叔（按：即陈骙）、罗春伯（按：即罗点）、谢子肃（按：即谢深甫）等合奏，乞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付两路，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淮东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兑，更不申展。事下两省，台谏议者尤延之（按：即尤袤）等以为可，遂施行之。其会子仍分一贯、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许流转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镇江府，兴国、江阴军内行用。应两淮上供及户部钱物，并权发见钱三年，令淮南漕司桩管。而沿江八州军合发上供一半会子则许用交子通融起发，于淮东西总领所桩管焉。”[2]据此，有四个重要规定：（1）正式规定每贯淮交折计铁钱770文足；（2）规定淮交每三年一兑（应即为一界）；（3）淮交面额有三种，即1贯、500文、200文；（4）规定淮交可以在江南沿江八州行使。

大约为了提高淮交的信用，宋廷决定商人算请盐货时可以部分地使用淮交，而此前买盐似完全不收淮交。[3]《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三七载，到了绍熙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书门下省言：前淮西总领刘颖乞将盐钞许商贾每袋用交子一贯，计四十八万贯，除应副屯戍军兵支遣外，余数合行措置。诏依刘颖所申，其交子依已降指挥，每贯作七百七十足出入，所收交子有出剩之数，仰本所桩管，听候朝廷指挥”。同书三七至三八又载，同年“十月十七日，诏淮东提举司，客旅入纳贴钞钱，自今每袋许用会子、铁钱各三分，交子四分。先是，淮东提举卫泾有请于朝，为（谓）本路盐仓客人贴钞钱，依近降指挥，以官会四分、铁钱六分入纳。今来既行交子，所有立定六分合听商旅之便，或令以分数入纳，得旨客人合纳贴钞钱内，许内三分交子入纳。至是，中书门下省言，立定交子数少，未甚流通。故有是诏”。说明宋廷决定允许商人买盐用淮交，起初每10贯用3贯淮交，后增为4贯。

宋廷允许商人部分用淮交买官盐，大约也有人反对。时人卫泾是赞成朝廷决定的，但他在书信中谈到了反对者的意见。他说：“某所陈交子之弊，前牍粗见一二……既见公私不以为便，日夕讲求，亦参考乾道间已行始末，乃知议者始谋，殊不审今日之弊盖所必至，朝廷创法便民，民苟不便，必不惮于改法……某昨所申审，窃念入纳分数于岁课增亏诚有关系，然目下不过盐商少优、官司少损，其兴贩折阅及行使阻碍等弊未能尽见。至若因交子不可通行，遂致官会艰得，客旅不至，物货稀少，市井萧条，淮民无以为生，行者居者均受其弊，利害尤切。盖官会流转，必资客旅，客旅既少，官会亦无，官会既无，价值必贵，价值既贵，客旅益不来，势实相为消长，断无可疑。某非不知窃禄偷安可以苟延岁月，向来辨析私钱已触憎怨，今交子为患虽不一，度其势逮，某侥幸终更犹未至于极败而不可支。”[4]据他所言，反对者主要是不满这样做使官方实际收入减少。而卫泾批评这种看法说，如果不用淮交，就会使商人不来，商人不来，淮南地区缺少京会的问题会更突出，造成恶性循环，后果严重。此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时任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的杨万里上奏反对在沿江八州行用淮交，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1）榷货务收入淮会后无处支出。他说：“臣伏睹朝廷近降指挥措置行使铁钱会子，令淮上屯戍官兵月给食钱除旧用行在会子者并听依旧，量度每岁支屯戍诸军铁钱以为榷货务入纳分数。臣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钱、银、会子分数，难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钱会从已降指挥并听依旧，其合支见钱一岁止用一十二万余贯。淮西州军递年朝廷科降应副马司支遣钱二十七万余贯，系铁钱并行在铜钱会子中半起发，内铁钱一十三万余贯就拨支使已是足用，若将新降铁钱会子于榷货务算请，委实别无项目可以支遣。”

（2）江南有淮交而无铁钱，无法兑换铸币；淮交有大额而无小币，不便交易。他说：“臣窃详朝廷支降新印交子，只为两淮铁钱艰于行用，今来一例令江南八州军衮同流转，非唯先有折阅之患，设或通用不行，其间屯驻大军四处军民之情使见扰扰，比之两淮事体尤重。伏自此令一下军民之情已皆惶惑。盖见钱之与会子，古者母子相权之遗意也。今之钱币其母有二，江南之铜钱、淮上之铁钱，母也。其子有二：行在会子，铜钱之子也；今之新会子，铁钱之子也。母子不相离，然后钱、会相为用。会子之法曰：会子并同见钱行使。今新会子之法曰：每贯并准铁钱七百七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会子止许两淮及沿江八郡界内公私流转行使。且会子所以流通者，与钱相为兑换也。今新会子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足，则明然为铁钱之会子而非铜钱之会子矣。淮上用铁钱、用新会子，则有会子斯有见钱可兑矣，是母子不相离也。江南禁铁钱而行新会子，不知军民持此会子而兑于市，欲兑铜钱乎？则非铜钱会子，人必不与。欲兑铁钱乎？则无一铁钱可兑也。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独行而无见钱以并行也。一钱两钱之物，十钱五钱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乎？”

（3）如果官方不收受淮交，将使淮交无法流通，且易引出混乱。他说：“又两淮免起发会子三年，而江南无免发之命，江南官司以新会子发纳左帑、内帑，左帑、内帑肯受乎？左帑、内帑万一不受，则百姓之输官物州县亦不受矣。州县不受则是新会子公私无用、上下不受，而使镇江、建康两税入纳百万而行使不通，不知将何用也。若止欲用之于军人之支遣，百姓之交易其肯受乎？万一有受有不受之间，此喧争之所从起而纷纭之所从生也。”[5]

《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载：“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忤宰相意”，被迫奉祠赋闲。杨万里虽受到排斥，但宋廷似乎最终还是放弃了在沿江八州行用淮交的打算。

三 宋宁宗时期的淮交

淮交于绍熙三年（1192）立界，规定三年一兑，则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兑界，发行第二界。又到庆元四年，第二界已到兑期，但《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庆元四年，诏两淮第二界会子限满，明年六月，更展一界。”这样，淮交像其他楮币一样，出现了拖延兑界的情况。

绍熙三年规定的商人算请淮盐纳资办法，似乎没有维持很久，因为当时规定商人缴纳购买盐货的钱款中4/10可用交子，这个比例是较大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四九载：“［嘉泰］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诏：淮东提盐司贴纳盐钱与免纳二分交子，止用钱会中半（原注：旧例用钱、会各四分，交子二分，至是，客人诉其不便故也）。”这说明，在嘉泰二年（1202）以前，贴纳盐钱已将交子所占比例降为十分之二，到此时，又规定不用交子。当然，贴纳盐钱只是买官盐所需支付的钱款的一部分，大约其他项目的钱款还是有一部分可以用交子偿纳的。因为同书二八之五四又记：“［嘉定五年二月］十四日，诏行在、建康、镇江三务场，真州卖钞司，自三月一日为始，并照自来定例入纳官钱，内行在务场用金银、钱、会，建康务场用交、会、见钱，镇江务场用钱、会，真州卖钞司用交、会，所有亭户盐本钱，亦各照逐路久例入纳。”可知建康榷货务、真州卖钞司还是部分允许使用淮交的。

据《漫塘集》卷二八《故知和州陆秘书［埈］墓志铭》，嘉定初年，东南会子因三界并行而发生危机，官方曾用淮交与铁钱兑收淮南地区的会子，估计淮交可能因此而超额发行。又史载：“嘉定十一年，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三年，印二百万，增印一百五十万。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万。自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6]时人程珌在给皇帝讲课稿中写道：“诸军调发或回栅拆洗，所支发遣钱，总所支降未到即借兑于军中备急库，比总所钱至自合正还。今乃暗收总所之钱用作欠眼，按旬克除，又于支给之际或二分或三分折支铁钱交子，军人安得不困邪！此其一也。诸军每旬券钱元降指挥会子七分、铁交三分，今会子一贯市换铁钱三贯四百，乃止以铁交三贯一二百准会子一贯支与，减克于锱铢，军中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7]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淮南驻军士兵的俸禄是按比例支给会子、铁钱和淮交的，军将为了从士兵身上揩油，该给会子时用淮交折支，折算的比价低于市价。同时我们也可了解到，当时一贯会子市价能换铁钱三贯四百，换淮交的数量肯定更多些，淮交的购买力显然是很低下的。

关于淮交在宋理宗即位以后至南宋灭亡前的情况，史籍全然失载。

四 对于发行淮交的不同认识及评价

关于发行淮交，有着两种对立的看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前文已述，张郯、陈良祐都是反对者的代表，林安宅既是建议者，自然应是赞成者的代表。此外，宋光宗时虞俦也上奏讲发行淮交是对的。他说：“利未兴而害先见矣，此今日两淮铁钱交子之说也。伏自两淮行使铁钱之后，以其不便于商旅之赍行也，于是始有请行交子之议。自交子之既行也，然后两淮之人始以为便。臣自前年叼帅淮西，继移东漕，足迹所历，耳目所见，未尝有以交子为不便者。日中为市，百货贸易，铜、铁、交、会，各有定直，纵其间小有低昂，皆出于斯民之情愿，初非官司强为之也。比来两淮年谷屡丰，物价又平，商贾皆愿出于市，行旅皆愿出于途……胡可大体既定，又从而复有纷更……且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8]显然，他是个行用淮交的坚决支持者。

在反对者当中，有一类人是主张只发行一种纸币即东南会子的。除东南会子外，他们主张将其他纸币一律停止发行，如袁甫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湖、淮交子，尽合易以铜楮，通彼所以宽此。”[9]他认为停止行用湖会、淮交将有利于行在会子，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是令人怀疑的。《攻媿集》卷九一《文萃阁待制杨公［王休］行状》载，时人杨王休也持相近看法：“庆元元年七月，除户部郎官、湖广总领，仍令奏事，对便朝……又论钱弊甚悉。谓赀泉取其流通，今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闻。不若罢两淮、湖北会子，其在民间用行在官会收之。俟收两处会子尽绝，则官会通行，实为利便。”他提出的理由是多种楮币并行不利贸易，似更有说服力。又同书卷一一六《朝请大夫曹君［盅］墓铭》载，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曹盅，他上奏朝廷“论五事……四，乞止用官会，不必再印两淮铁钱交子”。

马端临《通考》卷九《钱币》也赞同这种看法。他说：“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而会子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行？）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马端临主要从楮币与钞引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发行多种楮币没有必要性，但他在这里忽略了造成多种楮币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几个铁钱区与铜钱区的同时并存，而当时的军队供应制度也是导致多种楮币并存的重要原因。他在征引范成大《揽辔录》后又议论说：“其时中国亦以币权钱，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似反简易也。”这里，他又提出了发行货币应统一管理、易简不易繁的主张，落脚点也是反对多种货币并行。

淮交（湖会在许多时间里也是如此）与四川钱引的发行环境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四川不行使东南会子，而淮南却行使东南会子。淮交与东南会子并行，这对淮交的发行很不利，因为人们持东南会子可以走遍大半南宋统治区，而持淮交只能在淮南地区使用，所以人们乐于接受东南会子而不乐接受淮交。不只是百姓如此，如前所述，官方在税收、榷卖等方面，也限制淮交使用，使得淮交的发行遇到诸多困难。就此，时人有在淮南地区停止使用东南会子的主张。例如，大儒朱熹就讲：“两淮铁钱交子试就今不行处作个措置，不若禁行在会子不许过江，只专用交子。如淮人要过江买卖，江南须自有人停塌交子，便能换钱。又不若朝廷捐数万贯钱在江南收买交子，却发过淮南，自可流通。”但当他的学生吴必大说：“不许行在会子过淮，此恐难禁。”朱熹却也表示同意，[10]说明禁止淮南行用东南会子确有困难。

第二节 湖北会子

湖北会子又称湖广会子、湖会，是南宋行用于湖北、京西地区的一种纸币。

一 湖会创始时间及主张停止发行湖会的见解

关于湖会的创始，《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湖北会子》记：“湖北会子者，隆兴元年秋，总领王琪始创，谓之直便会子，凡七百万缗。”[11]《通考》卷九《钱币考》所述稍详：“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珏言：‘襄阳、郢、复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于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从这两则记载看，湖北会子又名直便会子，是由湖广总领所提议、经朝廷批准创行的。创行的直接动因是便于军饷的调拨和发放。从名字中的“直便”（按：“直便”或作“直使”应是形近而误）两字可以体会出，湖会最初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它有汇兑功能，人们无论在哪里从军人手中得到它，执它就可以随时到“堆垛见钱”的鄂州大军库兑取现钱。这样既可免去官方搬运现钱的烦费，又可方便商人和旅行者。仅从这一点看，它同北宋西北地区的某些钞引是很接近的。但它又与一般钞引不同，它在发行之初，官方就规定它“当见钱流转”，具有了法币特性。

湖会的创行显然与隆兴北伐有关，当时军队北征，军需供应发生困难，官方发行湖会，主要是解此燃眉之急。隆兴北伐很快受挫，湖会没有随着北伐的终止而废止，而是继续得到沿用。

这里还应提及，在这种湖北会子创行之前，湖北地区另曾行用过一种纸币。《系年要录》卷九二记：绍兴五年八月，荆南安抚使王彦听从都督张浚的劝告，回到荆南（荆州、江陵府），“时军储不继，乃仿川钱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管内，渐措置屯田，为出战入耕之计”。但是，他没有交代这种交子后来的情况。胡寅《斐然集》卷二六《左朝请大夫王公墓志铭》载：“［绍兴］六年，［王震］知沅州，有言者请如四川交子行之湖北。公曰：‘以引权货，惟铁钱重难持也，是故可行。今亦坏矣！奈何复困此方哉！’”看来，王彦主持发行的交子，在发行后不久就因王震等人的反对而停止发行了。

湖会最初由湖广总领所发行，后来朝廷想收回发行权。《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湖北会子》载：“乾道元年春，杨倓帅荆南，为不可通行于诸路，乞令户部以五十（‘十’一作‘千’）万缗兑换，其后遂收三百万，止余四百万。淳熙五年冬，令户部印给三百万缗，而总领周嗣武言：‘自来盐商无回货，率以会子市茶引而东，今会子通行，则茶引不售，军食必阙。’遂寝之。”李氏此处记载令人费解：杨某既认为不可通行，为什么又请求户部印给？会子通行茶引不售，是否应停止发行湖会？关于此事，马端临的记述又优于李心传，读了马氏所记，或许有助于对上引文字的理解。《通考》卷九《钱币考》记：“印造之权既专，则印造之数日增，且总所所给止行于本路，而京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又拨茶引及行在会子收换焚毁。而总领所谓江陵、鄂州商旅辐辏之地，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自来难得回货，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回，往建康、镇江等处兴贩。今既有行在会子可以通行，谁肯就买茶引？缘每年贴降引数多，若卖不行，军食必阙。朝廷遂寝其议，乃再印给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综合两处记载，至乾道元年时，湖会已发行700万贯。由于发行量不断增加、不便贸易，于是，宋廷下令收回湖会印板，用茶引和京会收回正在流通的湖会，似是想废止湖会。此后，陆续用京会收换300万，流通者尚有400万。但此举遭到总领周嗣武的反对，他认为在京湖地区不宜通行京会，通行京会后就影响茶引的发行。于是，朝廷决定不废罢湖会，且印新湖会收兑旧湖会。

但是，关于宋廷收铜板的时间却有疑问。李心传没有记述此事，却系周嗣武反对在京湖行用京会是在淳熙五年冬。马端临只记总领所反对用京会，没有讲总领就是周嗣武，但从所记反对意见却与周嗣武的基本相同。如果周嗣武的意见是在淳熙五年冬提出的，宋廷收回湖会铜板的时间应距此不远。但《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乾道三年，收其（按指湖会）会子印板。四年，以淮西总所关子二十万、都茶场钞引八十万，付湖北漕司收换，输左藏库，又命降银钱收之。五年，诏户部给行在会子五十万，付荆南府兑换。”记宋廷收回印板是在乾道三年，而兑收旧湖会是在乾道四、五两年。而《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五四则载：“［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令湖广总领所印造新会子通已未印造共三百七十万贯，将铜版依已降指挥缴申尚书省，其旧会子逐旋缴纳。”既然是乾道三年收回印板，乾道四年、五年兑收旧会，乾道五年冬湖广总领反对行用京会是较合情理的，但李心传却记为淳熙五年冬，看来《宋史》《宋会要》同李心传所记当有一种是系时有误的。李心传的记述从乾道元年一下子跨到淳熙五年，中间隔了十几年，跳跃太大，故所记“淳熙五年”实为“乾道五年”之误的可能性较大。宋廷此次收回印板，似就再也没有交还湖广总领所，因为此后还可见到总领所要求朝廷印给湖会的记载。

前面论述淮交时言及，南宋有些人是反对几种纸币并行的，因而主张停止发行淮交。同样，这些人也主张停止发行湖会，只行用京会。另有一些人，则特别提出应停止发行湖会。如《宋史》卷三八四《叶衡传》载，宋孝宗时，参知政事叶衡就主张“令户部取湖广会子实数，尽以京会立限易之”。宋光宗时项安世写诗道：“杭州之券每新抄，行地仍宽价自豪。不出荆州三十载，烂如袍絮若为高。”“吴楚如今共一天，两州分券亦堪怜。若教尽展杭州券，应不称提自真钱。”[12]显然，他也是主张停止使用湖会，而统一使用京会的。宋廷收回印板，一度想停止发行湖会，大约就是受了这种意见的影响。同时也应当说明，尽管有人反对在京湖地区行用京会（因其妨碍茶引流行），但京会还是在这一地区行用，南宋中期官员曹彦约曾明确地讲：“本路所用钱物却有见钱及行在会子、湖广会子三等不同。”[13]说明至少湖北路是京会、湖会同时流行的，京西路大约也是如此。

二 湖会的界发行数量

湖会后也像东南会子一样立界，只是时间稍迟，界数较少。《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熙十三年（1186），“诏湖广会子仍以三年为界”。这是否就表明湖会从此立界了呢？无法考知。而《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湖北会子》记：“绍熙初，梁总谓京湖总领会其已出应换之数，得五百六十二万缗，遂一造两界焉。每界二百七十万缗，总为五百四十万。”《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亦谓：“绍熙元年（1190），诏湖广总所将见行及桩贮新旧会取数，仿行在例立界收换。饷臣梁总奏：‘自来不曾立界，但破损者即行换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余万，见在民间行用。乞别样制作两界，印造收换。’”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一均载绍熙元年冬，“湖北会子初行两界”。据李心传记和史文，绍熙元年很像是立界之始，然据后两书，则明谓此年只是两界并行之始。又据史文，是另外新造两界取代旧有湖会。那么，究竟是新造未行的两界是第一、第二两界，还是旧有的会子是第一、第二两界呢？我们无从得知。新两界何时正式开始发行，不见记载，应比绍熙元年略迟。时人项安世《平安悔稿》卷九《寄湖北张总领六绝句》中写道：湖会“不出荆州三十载”，又自注谓：“湖北会子三十年不易”，如果所言三十年为确数，则至绍熙三年尚未兑收旧会；如果是约数，则用新会兑收旧会的时间也应比绍熙元年略迟。

前引淳熙十三年规定湖会三年一界是否标志湖会正式立界，无法确定，但每界三年的规定后来在一段时间内还是起过作用的。《宋史全文》卷二八载，绍熙三年，大臣赵汝愚等上奏请求淮交“依湖北例，三年一兑”，可知此时三年一界的规定还是有效的。然而，此规定没有坚持很久就被破坏，换界的时间被拉长了。据《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嘉定五年（1212），即绍熙元年（1190）之后22年，官方才用第六界收换第五界。后到嘉定十七年（1224），官方还在印造第六界。到嘉熙二年（1238），记载中才见到第七界流行。到宝祐二年（1254），记载中才见到第八界使用。大抵开禧北伐前约五年一界，此后则是十几、二十几年一界。另外，虽然绍熙元年湖会曾二界并行，但是后来却变为一界独行，大约这也是湖会界数较少的一个原因。湖会似共发行了八界。

三 湖会的会价及购买力

现在流行一种认识，即认为湖会是以铁钱为本位的，这是不确切的。首先，湖会创行时间早于湖北、京西行使铁钱的时间。湖会创行于隆兴年间，京西开始行使铁钱是在乾道年间，而湖北开始行使铁钱则更在绍熙以后，且湖北大约只是江北各州才用铁钱，湖广总领所在的鄂州是不用铁钱的（湖北江南各州如果后改行用铁钱，时间也是较晚的）。其次，黄倓在湖北汉阳军任知军时，在写给上司的公文中两次讲到十万贯铁钱准折六万贯湖北会子，[14]即是说一贯湖会折合铁钱一点七贯，如果湖会是以铁钱为本位币，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至少湖会在发行前期，其面额是以铜钱计的。当然，像铜钱会子即京会一样，它在创行不久就出现了贬值问题。

笔者搜集有关湖会会价的资料，汇为下表：

表中数字说明，湖会的会价与其他楮币一样，呈逐渐下落趋势，但湖会会价下跌的速度要比京会略快。表中没有能反映绍定年以后的情况，从下文讨论湖会籴价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湖会在南宋后期也同京会、钱引等一样，贬值得很严重。

关于湖会的购买力，记载很少，且仅限于购粮。黄就任知汉阳军的初期，在写给上司的公文中讲，本军“十万贯铁钱准六万贯湖北会子可籴米约二万石”[15]。嘉定八年（1215）的公文中则言及：嘉定年以前，汉阳军“每岁米价每升只是十七八文湖会，今客人抬高米价，增至四五倍”，本军以每升35～40文的价格赈粜。又言：“日今市价每米一斗粜湖北会八百文。”[16]可知在黄任知军前后不长的时间里，汉阳军的米价由每石一贯七八百文湖会上涨到八贯湖会，换言之，湖会的购买力下降到原先的四分之一以下。这或许有近年歉收的因素。吴潜《履斋遗稿》卷四《上庙堂书》讲：“自京襄首纳唐邓之空城，继与彼合兵攻蔡，兵事一开，招纳浸广，调度浸繁，公私之积，遂至扫地。目今湖襄间米石之价为湖会五十券，百姓狼狈，死者枕藉。”既言与蒙元合兵攻蔡，则上书时间必在端平元年以后。稍后吴潜又上书言：“京、鄂之间，米石为湖会六七十券。”[17]则此时湖会购买力已跌到嘉定年以前的几十分之一，其中也有天灾人祸的影响。

四 湖会的称提和整顿

湖会是为方便支饷而发行的，因此湖会的贬值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士气。正如时人彭龟年所讲：“襄汉戍卒，月得料钱，全靠客旅贸易……会子既轻，商旅不行，军人所得会子，愈难变转……诸军汹汹以为言，特未有征行，未敢发耳，是岂可不预计哉！”[18]这样，官方对湖会的称提整顿就不能不重视。

前述，宋廷在收回印板的同时，曾回收部分旧会，这对湖会起到了称提作用。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熙七年（1180），诏会子库先造会子一百万，降付湖广总所收换破会。”这里没有说明所造会子是湖会还是京会：如是京会，则所述为一次称提；如是湖会，则所述为一次回收旧会的整顿。又载：“［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湖北会子创于隆兴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兑易，称提不行。’诏湖广总领同帅、漕议经久利便。帅、漕、总领言：‘乞印给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庶几流转通快，经久可行。’从之。”《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四载，至淳熙十三年八月，总领所奏：“准指挥印降一贯、五百例湖北直使会子二百万贯赴总领所收换会子，今先次收换到旧破会子二十万贯，附纲赴左藏西上库送纳。”这次主要是以旧换新，称提作用是有限的。

绍熙初年，湖会又一次进行整顿。时人项安世于《平安悔稿》卷九《寄湖北张总领六绝句》中写道：“六千里楚旧堂堂，六十年来尔许荒。败券殃民为第一，诸余报发总寻常。”“只道军储入较量，谁知民命更禁当。增钱新有梁漕使，破产旧遭周侍郎（原注：增钱谓令民输官半会子半见钱，民艰于钱，大以为苦。破产谓以市价五十一钱之会子，令民作七十七文收受，于是中人之产丧其十之五）。”“券贱官家币日轻，券高民失旧家生。靴中运指何年了，一度称提一度惊。”他讲“败券殃民”，显然是讲湖会殃民。他讲湖北等地实行钱会中半法，所说“会”应指湖会，这是因为湖北等地京会数量少，纳税要钱会中半，必须缴湖会才行。这大约是当局称提湖会的一项措施。项氏所言强民接受会子，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和籴支价，二是强民藏会，大抵前一种可能性更大。所谓市价51钱，是指当时湖会会价为510文足，这与前表所列也基本相符。所言“券高民失旧家生”，当即指和籴支价太低，令许多人家破产。最后，项氏认为，称提效果并不好，扰民严重。

项氏在其诗文中讲到湖会三十年间没有换易，“烂如袍絮”，大约就在他写此诗后不久，宋廷就下令印造新湖会兑收旧湖会。时任知荆门军的陆九渊在稍后写给友人的信中讲了此次以新兑旧过程中的情况，他说：“闻之去年换会子时，官府行之灭裂，细民又不善观揭示，误认下文立限三月之内有不及之数并仍旧流转交易买卖，遂收不损坏者不赴场换易，及至限满，既行使不得，悔之无及。今此惩前日之害，丛凑来换，官吏见发到会子不多，遂人限其数，日限其人，来者颇以为病。前日令其限数日换三四千缗，来者原原，后又将不止。又以商人以会子难得，滞留于此，所积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见其数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数，不肯换与。来诉淹留折阅之状，势不容不换与之。所发会子，不供数日耳。”[19]可知此次更新湖会，准备不够充分，兑换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

时人叶适记，庆元二年（1196）陈谦任湖广总领，湖会“价益贱减，省百才直五十，命曰短钱，相承莫能革，更规以利。公集卓子铺，日付钱为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兑焉”[20]。陈谦不久因党案调离，其继任者詹体仁也重视此事，时人真德秀记：“湖广楮币视京券为轻，军民患之日久。公捐货泉百万以权其直，轻重始均。明年，就除司农少卿。”[21]看来这次称提是起了作用的，真氏谓湖会京券“轻重始均”，说明湖会会价有所改观。

然而不久，宋、金开战，湖会肯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嘉定初年，宋廷在对京会进行整顿的同时，也对湖会作了整顿。《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记：

壬申（嘉定五年，1212）之冬，王釜为湖广总领，亦请以度牒、茶引两色收兑第五界旧会。每度牒一道，价钱五百缗（原注：官卖价八百缗），又贴搭茶引一千五百缗方许收买，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遥远，而止置三场收兑，小民闻知后时，人情汹汹，市皆扃肆，怨嗟盈路。刘德修（光祖）为制置使，以为不便。会总所以第六界新会五万缗，令江陵军民之兑会者以旧楮二易其一，德修复自内府库之藏，听军民以一楮半易其一。又恳［请］于朝，得新楮十万缗（按：以上文字疑有脱误）。蜀中收兑旧会，凡用坐库黄金二万两、白金九十七万两，故能收千六百七十万缗，而民不甚病。湖广则无之，此其所以用茶引。

这次整顿是同湖会换界结合在一起的，其效果失载。《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又载，嘉定“十四年，造湖广会子三十万易破会”，也是一次小的整顿。

《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九载，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大臣李鸣复上论储帅才制国用疏说：“国家养兵之费居多……虑湖会之太轻，易以京楮，楮用而无节，亦将为湖会矣。”他的话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说军饷支发湖会，军兵嫌其太轻，故改支京会；二是说朝廷顾虑湖会太多而太轻，改支给湖广总领所京会。无论是哪种意思，对于维持湖会发行都有好处，都有称提作用。《梅野集》卷七载，贾似道在淳祐初年担任湖广总领，词臣徐元杰奉命撰有《贾似道收换湖会转官制》，内言：“贾似道器资拔俗，机警过人……以才具而胜事任之重……外以给于馈饷，内以固于本根。散而制群物之低昂，敛则操赢资而贸易。况楮币至此穷矣，而湖广岂曰易！然尝嗟收换非一手之功，兹乃督促尽当时之选。独提纲而妙运，果结局以上闻。”文中极力称赞，大约此次收换有一定成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宝祐二年（1254），拨第八界湖会三百万贯付湖广总领所，易两界破会，自后因仍行之”。所言“两界破会”应指湖会，若如此，则此时湖会又并行两界了，这是一次对湖会的较大规模的整顿。“自后因仍行之”，似指此后还曾有过以新收旧的举措。

附带提及，记载中京湖地区有被称为“银券”者。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一《江陵村侩》记：“江陵民某氏，世以圈豕为业……民长子尝携银券，其直百千，并一仆，出乡间贸易。”又《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载，宋宁宗时大臣曹彦约回忆他代理湖广总领时，“般江州之银券以足襄阳，运德安之铁镪以实随枣”。此二处“银券”是指湖会，还是指白银和湖会两种东西，抑或是另一种有价证券，因记载缺乏，待考。

第三节 关子

一 “关子”原是一种官方文书

初接触宋代货币问题的人，往往对关子的名称感到很新奇，有人则认为关子只是一种纸币的名字，所以，有必要对关子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简略的介绍。

关子原是一种官方文书，它可能是从唐代的“关”演化来的。唐人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新唐书·百官志》：“诸司相质，其制有三：一曰关，二曰刺，三曰移……凡符、移、关、牒，必遣于都省乃下。”宋代也有“关”这种文书，《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记载了这种文书的格式。《长编》卷三四四、《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六等载，宋代又有关牒，大约与关接近。关子大约就是从“关”“关牒”演化来的。

请看文献中两则系时较早的关于关子的记载：

景德三年（1006）五月九日，特奉诏：内东门买卖司应内降出卖匹段，自今明上簿历，令使臣当面差人印记，具关子送下杂买出卖……又内中自来有直卖诸般物色，并令抄上簿历拘管，依例具关子下杂买务取索供纳。[22]

［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一月］诏：“杂买务应下行买物人，价钱不得住滞邀乞，其外催受，得买物关子等，物价通下行户置历，于监官处书押。”[23]

此处的关子，系应用于禁中通过杂买务买卖物品，关子由禁中有关官司发给杂买务，是官司间的文书，兼有通知和凭证的作用。此后，关子陆续见于记载，应用相当广泛。例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八载，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规定，店宅务“每月课利帐只写所收管钱、退赁房屋关子、送纳官钱月日供申”。《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三六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规定：坊监养的马死了要送皮剥所，每次输送由坊监开具关子，关子上写明匹数等与死马一起交皮剥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四之四载，熙宁七年（1074）规定：各县支移官物，仓库开具物品清单、收据和关子转交本县，本县核对无误后将关子发回仓库。同年，苏轼上奏建议：河北、京东二路官卖盐，“官给印本空头关子与灶户及长引大客，令上历破使，逐旋书填月日、姓名、斤两与小客”，让小客零售。[24]《长编》卷三〇四、《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九又六三之一八八载，元丰三年（1080），蔡州募客户请射官田，曾发给客户关子。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载，宋徽宗“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此种关子为被允准服用金带的官方凭证。《盘洲集》卷四九《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载，南宋高宗末年，荆门军“酒务及公使库旧例遇正旦、寒食、冬至，各印关子付居民，令户户纳钱赴官沽酒”。此种关子为纳钱沽酒之凭证。《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四三载，南宋孝宗时，福建“逐州县运纲多就产借本，印给关子付税户，候［官盐］纲到拨盐准还”。此关子为民户领盐凭证。又《文忠集》卷一五〇《奉诏录·论户部借绢》载，大臣周必大曾建议户部置场回买诸军衣赐绢，给关子军兵“如愿卖赴买绢场请价钱”。《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五之二八、七九之二一载，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规定，“今后外官任满到阙，先须赴台参，出给关子付之，以凭参部。所有在京除授及转官合赴台谢、或赴外任亦合台辞，并照例给关子付本官照应”。此关子为御史台发给台参、台谢、台辞凭证。此外，见于记载还有用途不详的尚书省关子、枢密院关子等。[25]

关子又可称为关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六载：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户部言：主管淮东盱眙榷场曹泳札子：客人于本场博买到北货，从本场出给关子，从便前去货卖，仍免半税。其经由税务既收税后，更不契勘有无本场关引及关引内同与不同，即便放行。措置欲将本场关引从提领司印给，排立字号，付本场置历消破。旬具支破数目、客人姓名、物货名件申提领司照会点检。傥或本场开具不同及于关引内影带数目，许经由税务经申提领司根究，将本场官吏重赐行遣。

显然，这里的“关引”就是“关子”。由此推想，大约关、关牒也可称为关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各例中，有些关子已不是官司之间的文书，而是官司发给个人的凭证，其中有些还是事先印制好的。在上述各例中，又有一些关子是持有者领取物品（或钱）的凭证，如领取酒、盐等。这使我们联想到当时赈灾时较多应用关子。如《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五载，宋神宗时，判相州韩琦上奏讲：“自来常平仓遇岁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乡村则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执赴仓，每户粜与三石或两石。”《长编》卷二五七载，熙宁七年，官员刘载因在京东“擅立关子式，牒诸州军付饥人，于畜积之家借贷，违法”，被处分。董煟《救荒活民书》中也记载了发给饥民关子，令其持以领（或买）救济粮的事。

另一种见于记载较多的关子是汉、蕃茶马贸易中发给蕃部卖马者用以领取马价的。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五四载，元丰四年（1081）官方规定：“蕃部牵马赴场，候捡中，据合请茶数限当日出给关子，就买马场亦限当日支给。”《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三二《赵待制开墓志铭》载，南宋初，提举四川茶马赵开上奏说：“嘉祐以银、绢博马，价皆有定，提举官既旁缘作奸，擅买珠犀交结权幸，马入无以偿，则空出资次关子，虚抬马价以给夷人，夷人不能留俟，即贱市关子以去。”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〇八，这种以关子请领马价的办法至少到绍兴末年仍在沿用。

在关子向纸币演化的进程中，关子演化为便钱券、汇票，是关键的一个环节，此一事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从略。[26]

二 南宋末年的纸币关子

关子真正演化成纸币，是在南宋末年，其具体时间大约是在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病危时。但有些记载使人对此有些疑问，如《宋史全文》卷三六载：

［景定四年十月］癸酉，都省言：令会子库造三色零百钱关二千万，便民旅交易。从之。

又《梦粱录》卷一三《都市钱会》载：

官司又印造会关子，自十五界［会子］至十八界行使。

上引文献中讲到的“钱关”“会关子”都是行用于景定四年以前的，而且名称都与关子接近。它们究竟是不是关子，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东西，我们都无从考察，但从下面所引记载看，它们同景定五年十月以后行用的关子不是同一事物，则是可以肯定的。宋元间人记：

理庙微时行第十七，福王与芮第十八，上意不欲废此二楮者，此也。［贾］似道故作铜钱关子以准十八界之三，理庙难之。似道于升遐之日，伪作遗诏，废十七界行关子。旧此许以旧楮易官新楮，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当收旧界新，十七界十五贯换与关子一贯可也，而似道直废十七界更不换与新关。[27]

这说明贾似道“矫诏”发行的关子，是在宋理宗去世时开始发行的，它的发行与十七界会子被废罢是同时的，所以它实际相当于第十九界会子。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景定彗星》也记：

［景定五年］十月乙丑，忽闻圣躬不豫，降诏求医。丁卯，遗诏升遐。而金银关子之令乘时颁行，换易十七界楮券。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

以上两条记载都记关子是宋理宗去世稍后发行的，但《宋史》卷四五《理宗纪》则系此事于本年本月乙丑日，即在宋理宗去世前数天病危时，或许撰史者是有官方档案为根据的，故更准确。又《宋史》卷六六《五行志》载：“宋初，陈抟有纸钱使不行之说，时天下惟用铜钱，莫喻此旨。其后用交子、会子，其后会价愈低，故有‘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之谣。似道恶十九界之名，乃名关子，然终为十九界矣。而关子价益低，是纸钱使不行也。”这一记载固属无稽之谈，但也能说明此次发行关子是代替了十九界会子的，故与此前出现的“钱关”“会关子”显然不是一回事。大约如吕沆所批评的，关子的立法中有不合理处。除他以外，见于文献的反对者还有区仕衡。区仕衡上奏讲：“关子不便于民，匪但川蜀荆襄为然，吴越闽广俱不便也。”[28]

前引记载讲到发行关子后就将十七界会子宣布作废，有记载说，贾似道曾有意将十八界与十七界一同废止。《宋史》卷四一四《叶梦鼎传》载：“丞相贾似道欲造关子，罢十七、十八两界会子，梦鼎以为厉民，乃止罢十七界。”欲兼罢十八界的消息可能曾透漏于外，故引起骚乱。《阆风集》附《舒阆风先生行状》载：“遇度庙登极，例有犒军钱。时朝廷方废十七界会子，而以关子与十八界会子并行，民间讹言十八界亦废，军人必欲得关子而后谢，突入府廷噪喧。府军时未有见关，倚公（按：指舒岳祥）办集。”

《宋史全文》卷三六记载了发行关子的诏书内容及关子形制：

［景定五年十月］乙丑，诏：“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今以见钱关子复中兴旧法，每百七十七足陌，以一准十八楮三千，革钱楮亏折之弊。其官吏诸军券请，并以见钱关子全给。”似道请称提楮币，□□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十七界废不用。关子之制：上黑印，宛如西字；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关子行，物价顿涌。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略同。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银关先谶》也记述了关子的形制，除上引已述及者外，还讲：“银关之上，列为宝盖幢幡之状，目之曰金幡胜，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大［元］兵下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信然。”

这里还存在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即关子名称的准确表述是怎样的？上引记载中关于关子已有“关子”“铜钱关子”“金银关子”“金银见钱关子”“银关”五种，其他处文献记载也不统一。此外，据《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尚有“见钱关子”一种称呼。为什么记载如此不统一，已难考清。就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称呼可分为两类：一类与铜钱挂钩，一类同金银挂钩。同铜钱挂钩较易理解，因为官方有关子兑换铜钱数目的规定，但官方是否规定关子与金银的兑换办法，则不见记载。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这两次颁布法令，都是针对关子贬值的。前面引文已言及，关子发行不久，就出现了贬值现象，此次颁布如此严厉的法令，其效果如何，未见明载。同书又载：“［咸淳］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这显然是意在改善关子用纸，与前述吕沆对关子用纸不精的批评吻合。但吕沆讲最初关子纸是徽州所造，此则言为行在纸局造，似乎前此已更换过造纸地点。

《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宋理宗末年，丞相贾似道主持回买官田，提出：“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回买官田后，似宋廷确曾有过减少纸币发行数量的想法。《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记：“自咸淳以来，朝廷措置住造钱关。”又谓“咸淳五年之二月，有旨［造会纸局］住役”。另吏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冯梦得为咸淳仓作记，其中讲：“异时岁下郡国籴官办于楮，与吏并缘为奸，日载其怨……由是买浙水西六州公田，蠲和籴，停造楮，时人始而愕，中而疑，久而厌然以服。呜呼！……今岁不籴，楮不造，民不加赋。”都表明朝廷曾有过这种想法。但后来发现回买官田远远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纸币发行量重又增加。时任给事中的徐经孙曾批评说：“住造之期未卜，目下增造有数，恐有楮价日杀之疑。”[29]上述大造关子用纸的记载也表明关子的发行量未能得到很好控制。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载，元兵攻入南宋时，元宰相伯颜曾对某些宋朝地方官员许诺，如果投降，则“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旧，市肆不易，秋毫无犯，关会铜钱依例行用”，说明南宋灭亡前关子一直在行用。南宋灭亡后，元朝曾颁令规定：“宋会五十贯准中统钞一贯。”[30]这里的“宋会”，不详是指关子，还是指十八界会子，大约这一比价是元朝用于兑收宋朝纸币的。

第四节 几种影响较小的纸币

宋代除交子、钱引、东南会子、湖会、淮交外，官方还曾发行几种纸币，它们是小钞、关外银会子、关外铁钱会子、四川银会子、四川宣抚司金银会子等。它们或行用地区狭小，或行用时间短促，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影响较小。

一 小钞

前文已述，小钞是宋徽宗时期因回收当十钱而产生的。《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当局规定：“当十钱给以小钞，候铸到小平钱渐次归还。”所以，小钞的发行带有临时性，即因当时一时铸不出足够数量的小平钱，才用小钞过渡一下。

关于小钞始行时间，同书又载，崇宁五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张茂直上奏中言：“今年六月十一日敕，当十钱可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行用，余路不行，并限一季于州县镇寨送纳，当日给小钞还之。”又载：崇宁五年（1106）六月“乙亥，诏：官所铸当十钱已令诸路以小钞换易，其私钱若不立法，使尽归官，须冒法私用，陷民深刑，朕所悯焉。可令亦限一季内纳官，计铜价加二分，以小钞还之。如或隐藏不换，以私铸法论”。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亦记：同年同月，“诏当十钱惟京师、陕西、两河许行，余路并罢，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给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并令通用行使，如川钞（钞应为钱之误）引法”。李惪《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通考》卷九《钱币考》所载略同，惟《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小钞”作“小钱”，当是后人不解“小钞”为何物，误改的。这些记载都说明，官方下令发行小钞是在崇宁五年六月（十一日），实际发行时间也应距此不远。又据上引，京师、陕西、河东、河北地区既不收换当十钱，应也就没有小钞流行，此外各路则应都是小钞的行用地区。

《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六《当十钱》载，此年七月，官方又下令：“小钞与钱相为轻重，法行之初，虑民间未信，或有远慢欺弊，或奸猾强抑买卖，并觉［察］施行。”并规定：“同间纳当十钱请钞者，访闻官司惮于书造，止给一贯小钞，致细民难于分擘行用。应以一贯请一百文小钞十，缗以下者听从便。”前段记载说明，官方为了维护小钞的法定地位，专门作了一些规定。后段记载则表明，此时小钞已在行用，这时至少有面额一百、一贯两种小钞。

又据同书引张茂直奏，崇宁五年八月十九日，宋廷曾下令以小钞兑收当十钱展限两月，而“民间所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尚自靳惜，多不赴官送纳请钞”，说明以小钞兑收大钱的事进展颇不顺利。到大观元年（1107）正月，宋廷又下令：“外路当十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颁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纳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二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如限满不纳入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铸钱法施行。”这等于又延展了期限，说明兑换事进展较迟缓。又时人周行己上书也谈道：“小钞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民之交易，不能辨其真伪”，“东南之民不肯以当三易钞，而尽销为黄钱，此前日已行之弊也”[31]。即也说百姓不乐以大钱换小钞。

但南宋后期人谢采伯所撰《密斋笔记》卷一却讲百姓乐用小钞。他记：“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引］法。军人请给不同（同当为用）外，买卖、仓场库务出纳，依见钱行用，三年为界。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诏？］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倅姓押子（字？）……［会子行至］今九十余年，其弊极矣，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谢氏讲百姓便用小钞，大约主要是相对南宋后期的会子而言的。我们读了上引谢氏的记述难免有如下的疑问：小钞既是“知通监造”，是否系各州分别制造？小钞既是崇宁五年敕文中就已讲到，为什么到大观二年才发行第一料？大观二年以前发行的小钞是第几界？形式图文与大观二年发行的是否一样？没有记载能为我们释去这些疑问。我们只能作如下推测：小钞可能发行了两界，一界（“界”也即“料”）是崇宁五年始行的，大观元年因蔡京复相而暂停发行。《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记：大观元年三月“乙卯，罢小钞换民私钱”。或许连换当十钱也一并停止了。另一界小钞是大观二年始行的，大约由于宋徽宗的坚持，官方决定重新用小钞收换旧（崇宁）当十钱。二界小钞的行用期各二周年（经历三个年份）。谢氏记载又表明：小钞上都有各州知州、通判的押字。

关于小钞行用的下限，也是不见记载的，仅《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七记：“［大观三年］八月丙子，罢福建路行小钞。”是否其他各路也相继停止行用了呢？又据谢氏所记，大观二年发行的小钞上写明此界小钞到大观四年（庚寅）九月停用，这是否就是小钞行用的下限呢？我们难以得到答案。小钞此后不复见于记载，所以将大观四年视为小钞行用的下限或许与事实相差不远。

二 关外银会子、四川银会子

关于关外银会子，《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关外银会子》提供了最基本的情况：

关外银会子者，绍兴七年（1137）春，吴涪王（玠）为宣抚副使，始创于河池（原注：二月丙午）。其法：一钱或半钱。凡一钱银会子十四万纸，四纸折钱引一贯，半钱银会子十万纸，每八纸折钱亦如之，但初行于鱼关及阶、成、岷、凤、兴、秦六州，岁一易，其钱隶军中。武安薨，遂属计所。十七年（1147）七月，复造于大安军，再岁一易。乾道四年（1168）四月，始增一钱银三万纸，九月，行于文州。其后稍益增，迄今每两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

从这一记载可知：（1）外银会子原是川陕宣抚司创行的，后改由四川总领所发行；（2）行用区域初为鱼关和阶、成、岷、凤、兴、秦六州，后增大安军、文州；（3）开始每年兑换一次，绍兴十七年改为二年一兑；（4）银会面额有两种，即一钱银、半钱银；（5）开始发行24万纸，折钱引4.75万贯；嘉泰初增为61万余纸，共折钱引15万贯。显而易见，银会子面额是以银计数的，但持银会是否可依面额兑得相应数量的银，却是值得讨论的。根据上引记载，每一钱银会可兑钱引250文省，则每两银会可兑钱引2.5贯省。而绍兴七年前后东南地区的银价，每两折铜钱2.2贯文省以上，依一贯铜钱折合钱引二贯的比价，[32]一两银应折钱引约4.4贯省，这与前述每两2.5贯省的兑价差距是不小的。这就是说，在银会创始之初似就不能按面额兑到白银或相当数量的钱引。

李心传另一部著作《系年要录》卷一〇九的注文中也有记述银会的内容，其中大部分与上引记载相同，唯最后一句为其所不载，即：“今总印一钱银二十三万纸，半钱银三十六万纸，共折钱引十万缗。”引文的“今”不详所指，照理应在此书开始写作的庆元年以后，从引文看，至少也应在乾道四年以后。那么，我们看到，在银会发行数十年之后，尽管四川银价已涨到每两折钱引6贯以上，而银会仍维持每两兑钱引2.5贯的最初比价。由此我们可以进而了解到，银会实际上贬值是较严重的，我们还可由此推想，银会的价值始终是同钱引挂钩的，而并不同白银直接挂钩。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六载，淳熙五年（1178），湖广总领周嗣武上奏：“今四川总领所又有制造钱粮会子接济民间贸易，比折成贯钱引，自是六十三万道。倘岁岁添印，一旦价例减落，则于四川钱引所系非轻。”其中“钱粮会子”，《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九、《宋史全文》卷二六均记为“钱银会子”，它究竟是指关外银会子，还是指关外铁钱会子，抑或是另一种会子呢？周嗣武讲淳熙五年时发行量已相当钱引63万道（贯），比李心传所记银会子的几个时期的发行数都多数倍，故大约所讲不是银会子。如果是讲关外银会子，则只能理解为宋廷接受周嗣武的意见，减少了银会子的发行量。

关于嘉泰年以后银会子的情况，殊少记载，仅开禧元年（1205）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二一《答馆职策一道》言及军将剥削士兵时讲：“帮给银会，或以铁钱兑给，而规其倍称之息”，说明此时银会比铁钱的信用要好。

南宋后期，关外各州失陷，四川地区曾发行又一种银会。宝祐四年（1256）担任蜀帅的李曾伯在给朝廷的密奏中讲：“宝祐二年，更印银会以一当［钱引］百，一时权于济用”，“自宝祐二年至宝祐四年正月，两年之间乃共造二千八百万八十六石（按：八十六石应为八千六百之讹）七十贯”，“银一两实计银交七十五贯，亦如东南银一两十七界七十五贯无大相远”[33]。他所言说明此时的银会面额以钱贯为单位，而不是以银两为单位，它与钱引的比价是一比一百，至宝祐四年正月，发行量已达2800万贯，它是与钱引并行的，其行用地区是整个四川（蒙元占领区除外）。

李曾伯又言及，银会贬值也很迅速：“蜀之银交去年比东南十八界每贯贴换犹不过一二百，今一年之间已增为十八界一贯可换银交五贯，是银交直与东南十七界会等矣。”[34]

三 关外铁钱会子、四川小会子、宣抚司金银会子等

关外铁钱会子，也称小会子（因其面额小、价值低）。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铁钱会子》记：

铁钱会子者，兴元府、金、洋州用之，创自隆兴元年（1163），其法自三百、二百至一百凡三等，迄今每二年印给二百四十万缗，共折川钱引四十万缗（原注：始是总领赵郎中沂奏获，其年十月四日癸巳指挥造六十万缗，折钱引十万贯，行于金州。至隆兴二年六月、乾道四年正月累增乃及此数）。

据此可知，关外铁钱会子是流行于四川东北数州之地的一种纸币，这一地区北宋时期分属于陕西（秦凤）、京西（南）等路，南宋陕西、京西大部分地区归入金朝版图，残存部分加上川北少数地区组成了所谓关外地区。这种纸币面额很小，竟然没有300文以上的，这在宋代纸币中是很特殊的。另外，从上引记载看，它发行不久就贬值得相当严重，因为它同钱引的比价是一比六，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又不知前文所述淳熙年间的钱粮会子、钱银会子是否讲的就是它。

关外铁钱会子虽然发行量不大、行用地域也很小，但寿命却较长。《宋史》卷四〇九《高定子传》载：“［宝庆（1225～1227）中］制置使郑损强愎自用，误谓总领所擅十一州小会子之利，奏请废之，令下，民疑而罢市。定子力争，谓：‘小会子实以代钱，百姓贸易，赖是以权川引，罢则关、陇之民交病，况又隆兴间得旨为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此言关、陇，则为关外地区，又言隆兴间得旨为之，说明所言确实是关外铁钱会子。但文中讲此种会子的行用地区为十一州，说明关外铁钱会子的行用地区可能有所扩大。究竟是哪十一州则无从得知。同书卷四四九《忠义·高稼传》又载：“［高稼］知绵谷县。制置司以总领所擅十一州会子之利，请尽废之，此盖绍兴、隆兴之间得旨为之者。令下，民疑，为之罢市。稼亟出私钱以给中下户。稼弟定子时为总领所主管文字，相与征其误而力救之，得存其半，公私仅济。”这里所记与前引记载都述停罢关外铁钱会子的决定不得人心，引起混乱。经过一些官员的力争，宋廷同意存留一半。则此后仍有关外铁钱会子行用，不知所终。大约宋理宗时关外地区失陷，此种楮币也就随之停止发行了。

关外铁钱会子因其面额小而被称为小会子。而据李心传记，四川此外另有一种小会子。他记：

东南会子有四品，自一贯至二百，盖便于转用也。川钱引则分一贯及五百而已，丁卯（按：即开禧三年，1207）岁，陈咸以用不足，始创小会子，杨辅为制帅，深不乐之，故西州皆不用。吴猎代镇蜀，与陈咸厚，下令官民悉许流转，然州县务场赋输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后但以其五万缗收兑旧引于剑外诸州，已而亦废。是时宣抚司又为金银会子，后亦不行。[35]

据此，这种小会子是因钱引没有小面额而派生出的，开始因为制、总两司的矛盾发行受到阻碍，后来又因为没有解决官方受纳问题而不能流行，发行时间不长就被停废了。李心传此处又记宣抚司曾发行一种金银会子，也未长久流行。除他在这里讲到这种金银会子外，未见其他书言及此种会子。

此外，《中兴小历》卷一四载，绍兴三年总领四川财赋赵开言：“起建炎己酉（三年，1129）至绍兴癸丑（三年，1133）……兼陕西茶驮及陕西造铜钱引纽计川钱又八百三十余万缗。”这里讲的铜钱引也有可能是一种发行时间不长的纸币（当然也可能是便钱券），然记载仅此一处，不得其详。

[1] 《诚斋集》卷七〇《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

[2]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两淮会子》。按：关于此事，各书记载不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一均书“增印两淮会子”，《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纪》则谓：此年八月“诏两淮行铁钱交子”。《水心集》卷二四《兵部尚书徽猷阁学士赵公［师］墓志铭》又讲：“造交子，行于江南诸州，稍流通官钱。”

[3]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三六载：“［绍熙］三年闰二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言：‘已降指挥令淮东提盐司将客人合纳盐本等钱权用四分会子、六分见钱，候会子流通日，却用钱、会中半入纳。其亭户本钱亦合照所收分数支给。’诏：‘淮东提盐司将收到客人钱、会，除各起桩管等名色外，其余数目、须管照分数尽实支还亭户，不得减克违戾。’”这里没有提到淮交。

[4] 《后乐集》卷一四《上留丞相札子》。按：留正任宰相系在绍熙年间。

[5] 《诚斋集》卷七〇《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

[6]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按：《通考》卷九《钱币考》仅载“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万，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其术也”。

[7] 《洺水集》卷四《进故事》。

[8]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光宗时淮东运副虞俦被召上殿札子。

[9] 《蒙斋集》卷四《戊戌风变拟应诏封事》。

[10] 《朱子语类》卷一一一《财》。按：《群书考索》别集卷二〇《财用·钱币》记此事谓：“论淮西铁钱交子本是代钱，今朝廷却只以纸视之。今视是铜钱交子不得用于淮、铁钱交子不得用于江南、又须江南官司置场兑换铜钱交子乃可行耳（原注：文公）。”

[11]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六《楮币》“琪”均作“珏”。

[12] 《平安悔稿》卷九《寄湖北张总领六绝句》。

[13] 《昌谷集》卷九《湖北提举司申乞赈济赏格状》。

[14] 《黄文肃公集》卷三一《申京湖制置司办汉阳军籴米事》，《申制司再乞给米》。

[15] 《黄文肃公集》卷三一《申京湖制置司办汉阳军籴米事》。

[16] 《黄文肃公集》卷三一《申制置司为赈粜米价太高事》《申省赈粜月日及米价》。

[17] 《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18] 《止堂集》卷一《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

[19] 《陆九渊集》卷一六《与张元善书》。

[20] 《水心集》卷二五《朝请大夫提举太平兴国宫陈公墓志铭》。

[2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七《司农卿湖广总领詹公行状》。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五、六四之四〇。

[23]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七。

[24] 《东坡奏议》卷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25] 参《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三五，《金佗续编》卷五绍兴二年省札。

[26] 参见拙著《宋代的官营便钱》，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宋代的关子》，收入《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5。

[27] 《左史谏草》附《监簿吕公家传》，参见《宋史》卷四〇七《吕午传附子沆传》。

[28] 《九峰先生集》卷一《奏宰臣矫诏行私朋奸害政疏》。

[29] 《徐文惠公存稿》卷三《上丞相贾似道言限田》。

[30] 《元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砚北杂志》卷下。

[31]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

[32] 参见本书关于白银、钱引购买力的有关章节。

[33] 《可斋续稿》后集卷三《救蜀楮密奏》。

[34] 《可斋续稿》后集卷三《救蜀楮密奏》。

[35]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总领所小会子》，参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〇。

第四章 纸币的管理与形制

第一节 纸币的一般管理与形制

一 纸币的管理体制

北宋徽宗即位以前，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四川地区行用纸币（河东、陕西虽曾行用交子，时间都较为短暂）。因此，纸币的发行相对不太受重视，除重大决策由朝廷作出外，日常事务似主要由成都府（益州）路转运司负责，具体操作则由交子务进行。宋徽宗为了将钱引推广于别路，曾设京西北路切管干通行交子所等机构，又从交子、钱引印文来看，可能曾设“提举交子官”和“提举钱引官”，又将汴京地区的交子、钱引发行等具体事务由榷货务买钞所操办。

南宋时期，纸币发行在财政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纸币发行也越来越受朝廷重视。于是，会子经常设有“提领官”，见于记载者，前为户部侍郎钱端礼、曾怀，后为兵部侍郎陈某。讨论者往往是宰相、参政、侍从等。宰相叶衡、乔行简等都曾主持收兑，参政曾专门负责研究。南宋后期，往往令一位执政大臣专门负责会子事务，如薛极、余天锡、吴潜等都曾受此委任。记载中有“提领会子所”机构名。其他地区的纸币，一般由朝廷决策、总领所具体负责。

交子务、会子务等是具体印制、发行纸币的操作机构。《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北宋四川交子务“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六人，杂役一十二人，廪给有差”。这里很具体地介绍了成都交子务的人员构成。据此，成都交子务共有一百八十多人，规模可观。其中讲到元丰元年（1078）以前只有监官一员，与李攸所记不同，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记：“景祐三年（1036）置监官二员轮宿”。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大观二年（1108）宋廷重新在永兴军置交子务，“遣文臣二人监之”。除成都交子务外，北宋时期还曾在河东潞州、陕西永兴军、东京设交子务。

南宋绍兴六年发行铜钱交子时，曾在行都临安设交子务，随废。后发行会子，乃在临安设交子务，隶榷货务都茶场。地志载：“会子库在［榷货］本务，绍兴三十一年，诏临安府置会子务，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用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钱端礼之请也。中经省并，以榷务门官兼领。绍定三年复。五年，因毁重建，以都司官提领。工匠凡二百四人，日印则取纸于左帑，而以会归之。自咸淳以来，朝廷措置住造钱关，止于元年之五月十八日，止于三年之三月（按：此处文字似有阙误）。”[1]据载，行都的交子务有五六所。又史载，隆兴元年，曾在江州设会子务。《蒙斋集》卷七《论会子疏》载，宋理宗时，袁甫上奏言预造新会子事，其中讲道：“印造新会屋宇器具，虽已素备，其常时所放散造会工匠并宜尽行拘上，廪给加厚，勿惮小费，务在集事，此专在都司主张维持之力耳。”说明会子务此时已由都司官掌管。淮交的印制不见有专门机构，而两总领所分管淮东、淮西，都不便掌管淮交印行，大约淮交印行是由行都临安的会子务兼管的。湖会开始是由总领所负责发行，应有专门发行机构，但不见记载。

二 纸币的用印及图案

印制各种纸币的印、记，至少是最主要的印、记，都是铜铸的。又除用交子务印外，还要用有关官署的印。如《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当北宋仁宗初年将交子收归官营前，知益州薛田、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上奏请求发行官交子，言及“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后宋廷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一同定夺此事后，在上奏时又谈道“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一八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始行钱引，榷货务买钞所上奏言及：“［新官局］合用榷货务买钞所朱记，所有旧交子务铜朱记一面，乞下少府监毁弃，所有‘在京提举交子官印’铸印一十面，今合改作‘提举钱引之印’六字为文，‘在京交子务交子记’八字铜朱记一十面，今改作‘榷货务买钞所钱引记’九字为文，乞下本监改铸降下。”此奏准行。《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载，建炎年间，川陕宣抚司捕获非法私印的钱引30万，随军转运使赵开对宣抚使张浚讲：“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说明四川钱引可能要加盖地方官府的官印方可正式行用。

《宋史》卷三六三《李光传》载，绍兴六年（1136）宋廷下令发行东南交子，礼部尚书李光反对发行交子，讲到“其工部铸到交子务铜印，臣未敢给降”。《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制》载，绍兴年间“……更铸者，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马端临记：“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2]《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制》载：“乾道二年，铸成都钱引务朱记。”宋人将印、记加以区分，区别究竟怎样，已难考详。又《宋史》卷三八八《陈良祐传》载，乾道四年（1168），宋廷曾决定停止发行会子，宋孝宗“慨然发内府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通考》卷九《钱币考》载，随又决定发行新会，则又令“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同书又记，淳熙三年（1176）诏“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

不但交子、钱引、会子的印板是铜制的。湖会的用印也是铜制的。马端临记，隆兴元年创行时，曾“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3]，此句语不通，疑是“铸勘会会子、覆印会子印”即所铸者为两种印文的印。马端临又记后来朝廷“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4]，说明湖会用印也是铜质的。

除各种官署印、记以外，还有多种图案印和饰有花纹的文字印，另各种印记分别用不同颜色。《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大观元年（1107）五月，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兰；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又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一讲，北宋徽宗时期发行的小钞，“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敕？］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倅姓押子（字）”。他的记述使我们了解了两种纸币的概貌。说明会子同钱引一样，也要用多种印，其中包括图案印。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六状》载，淳熙九年（1182）朱熹弹劾知台州唐仲友指使、包庇亲属、部下伪造会子，其中谈到伪造了“印六颗”，其图案为“会子出相人物”“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样”，又有“篆写‘一贯文省’并专典官押三字”，所用颜料有“土朱、靛青、墨等”。另又言及“朱印三颗”“青花上写‘字号’二字”。这与谢采伯的记述是基本一致的。又《左史谏草》附《监簿家传》载，南宋后期人吕午讲：“当时十七界曰瓶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绘物名”。说明第十七界、第十八界会子各有特征性图案。费著将若干界钱引的图案、文字列表记录，我们把它略加整理，以今人习惯的形式表示如后（见本章后附录）。

楼钥《攻媿集》卷八五《先兄严州行状》，记他的哥哥楼锡任主管都茶场会子库时，朝廷一度决定废罢会子，楼锡向宰相提出，国家财政依仗会子，罢后必复，必须防止印制会子人员外流，因为“作伪者他皆可为，惟贯百例不能乱真，故多败。此曹（按指印制官会人员）无聊，若冒为之，智者不察也”。这说明，标示面额的文字很有讲究，一般人难以模仿，可见其精致。

关于南宋晚期的关子的形制，史籍有如下两种记载：

关子之制：上黑印，宛如西字，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5]

关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傍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银关之上，列为宝盖幢幡之状，目之曰金幡胜，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大［元］兵下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信然。[6]

两种记载无矛盾处，后一记载内容稍多。通过这两种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关子的概貌，即由八方印组成，上饰宝盖幢幡状花边。

通过上引记载和分析可知，宋代纸币印制技术达到较高水平。图案文字及结构都较为复杂和精细，有花草人物等图，有装饰性图纹或花边，且有两种以上颜色。

三 关于纸币的面额

宋代纸币面额有多种，其具体制度各种纸币不一，就一种纸币而言又前后不一，情况较为复杂。

《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北宋仁宗时，官交子初发行前，王继明、薛田、张若谷奉命定夺交子事，议定：“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这就是说，最初的交子有十种面额，但所言“书出”不知是指临时书填还是仅指“标明”。此后有二次重大变更，《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交子“每道初为钱一贯至十贯，宝元二年（1039），以十分为率，其八分每道为钱十贯，其二分每道五贯，若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更不书放。熙宁元年（1068），始以六分书造一贯，四分书造五百，重轻相权，易于流转”。据此，宝元二年后改为10贯、5贯两种，熙宁元年后改为1贯、500文两种。

北宋后期发行的小钞，面额有数种。但记载有关文字有错讹，有几种说法：《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六、《通考》卷九《钱币考》谓“自一百至十贯止”；《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六谓“自二百十一贯止”；《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谓“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贯”。记载中都有100文、1贯两种，所以至少有这两种面额，是否还有10贯或其他面额难以确定，因为1贯、10贯是常常互有勘误的。

关于东南会子的面额，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1161）初置会子务时，所发行的会子“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即最初的会子有三种面额。《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载，绍兴年间铸会子印，有“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会子库五百文合同印”“会子库二百文合同印”三种，即是讲会子此时有一贯、五百、二百三种面额。此记载大约系时有误，会子面额有二百、三百等种类，似不在绍兴末年，而是在宋孝宗时。《通考》卷九《钱币考》记：隆兴元年“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又《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年表》载：“［乾道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诏印造建康府二百、三百例零会二十万贯，令榷货务差号簿官逐旋管押前去交纳。从淮西总领所请也。”当然，上引马氏及地志所记又比史文多了三百文一种。《通考》卷九《钱币考》又说：“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会子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马氏在这里也讲到会子有面额为三百文的一种。另外，他把发行小面额会子，看作是会子真正成为纸币的主要标志。大约讲会子在宋孝宗以后分为一贯、五百、三百、二百四种是较为可信的，因为《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总领所小会子》讲：“东南会子有四品，自一贯至二百，盖便于转用也。”同书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又说：“［会子］其法自一贯、五百、三百、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

关于南宋时期的四川钱引，《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四川钱引》记：“其法自一千至二百凡二等。”“二百”应为“五百”之讹。同书乙集卷一六《四川总领所小会子》又说：“东南会子有四品……川钱引则分一贯及五百而已。丁卯岁（开禧三年）陈咸以用不足，始创小会子。”但他未言小会子的面额。

关于淮交的面额，《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乾道二年（1166），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交子三百万，止行于两淮，其旧会听其对易。”但这只是最初的淮交，此后情况如何则失载。关于湖会的面额，马端临均记，隆兴元年初创时有一贯、五百文两种面额。同书又载：“［淳熙十一年，湖北］帅、漕、总领言：乞印给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从之。”又《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四载，淳熙十三年八月八日诏书中也言及“准指挥印降一贯、五百例湖北直使会子”事，这表明见于记载的湖会只有一贯、五百文两种面额。

南宋前期和中期发行的关外银会则以银计量，有一钱、半钱二种面额。南宋后期发行的四川银会则按一比一百的比例直接与钱引挂钩，是以钱贯为面额的，但具体有几种面额则失载。关外铁钱会子的面额都很小，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三种。

四 纸币的用纸

注意纸币的用纸是防止伪造的重要方面，所以官方较为重视。四川是宋代造纸业较为发达、造纸技术较为先进的地区，北宋交子是用四川本地纸印造的。《蜀中广记》卷六七引费著《楮币谱》记，熙宁五年（1072）交子务监官戴蒙请求设置抄纸院，“官自抄纸，皆自蒙始”。费著又记：交子、钱引“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于城西净众寺。绍熙五年（1194），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迄，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据此，南宋中期钱引造纸场有服役者近百人。

抄纸场既受重视，其监官的任命就较为慎重。《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二又一四六二五引《吏部条法》载：“嘉定元年（1208）十月三日敕：户部勘当，成都运判钱文子状：本司所管成都府钱引务抄纸场监官，职事繁剧，弊幸实费关防。乞将监官窠阙注奏举关升经任有举主人，仍不注初官及恩科并年六十以上人破格注授，如见任人去替半年无人注授，从本司照格法选辟。奉圣旨依。”这说明当时选择抄纸场监官须符合若干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有管理经验、年纪不老两条。

南宋时期会子大部分时间也用四川纸印造。《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初命徽州造会子纸，其后造于成都。”《通考》卷九《钱币考》记：“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府，又造于临安府。”《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载略同。它们都讲了成都造会子纸的情况。又楼钥《攻媿集》卷九一《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记，绍熙四年（1193），杨王休受命担任成都府路转运使，时“造吴、蜀会子纸，每界至六千万，漕计始十七万缗，偶会多事，费倍平时，或虑乏兴，公处之裕如”。这说明当时成都造纸的任务是很重的。抄造会子纸的事务由成都转运司负责，我们可以查见关于一些成都转运司官员因造纸、运纸有功而得奖赏的记载。如，《东涧集》卷六有许应龙起草的《李刘昨任成都运判日起发会纸及五纲转一官制》，制文称：“造券以佐用度，必资蜀楮，设官以司其局，凡宣劳者悉该赏典。矧尔曩任计台，实董其事，既及五纲之数，盍升一秩之荣，虽率旧章，式昭新渥。”文中既谓“旧章”，说明已沿行多时。同书又有《厉模昨任成都运判起发会纸及五纲转一官制》，说明受此奖赏者颇有人在。厉模又曾因会纸质量优良而受奖，《平斋集》卷二〇载洪咨夔所拟《厉模楮纲赏转朝请大夫制》称：“币行于东南，而取楮于蜀。精实致密，伪难以乱真也。尔抱才敏锐，将漕井络，岁发楮纲，适应赏。今其升一级，庸劝奉公。”

前文已述，会子用纸起初在徽州、池州抄造，随后在四川抄造，在四川抄造的时间较长，后来又曾在行都抄造。《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载：“［临安］造会纸局，在赤山之湖滨。先造于徽州，既又于成都，乾道四年（1168）三月，以蜀远纸弗给，诏即临安府置局，从提领官权兵部侍郎陈弥作之请也。始局在九曲池，后徙今处。又有安溪局。咸淳二年（1266）九月并归焉，亦领以都司官，工徒无定额，今在一千二百人。咸淳五年之二月，有旨住役。”宋末元初人吴自牧于《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所记与此略同，而明谓纸局系“都司官属提领”，又谓“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与上引小异。《咸淳临安志》的记述有缺陷，容易使人误解为会子纸乾道四年以后就都在临安抄造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大约造纸地点曾有几次变化。《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七引《吏部条法》载：“嘉定十六年（1223）四月十五日，圣旨：监行在会子库造纸局官，每岁许用户部长贰及左右司提领官通行荐举。”大约此前后至少部分会子用纸是临安造的。但《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祐二年（1242），宗正丞韩祥奏：‘……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可知淳祐年以前印第十五、十六两界会子曾全用四川纸，第十七界会改杂用川、杜（“杜”代表何处不详），第十八界全不用川纸。《蒙斋集》卷七《论会子疏》载宋理宗时袁甫上奏说：“臣又窃思撩纸一事，须使朝廷、州郡通为一体。所有给降本钱应期发下，勿复稽迟。庶几收买楮皮不至阙乏。又其间有以楮皮不足来告者，须当体恤此意，使有余、不足彼此通济。如印造旧会之纸，曩时责办于徽、严等处者，尤当从长区处，使新会时无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则朝廷得以责成州郡，无以藉口。”据此，似乎除会子始行阶段外，后来又一次用徽州纸（同时又用严州纸）。《左史谏草》附《监簿吕公［沆］家传》亦载：会子起初“用四川纸印造”，“自四川破，十八界会子及关子用徽州纸，易破烂”。可知南宋晚期确曾用徽州纸印会子、关子，但随即又有变化。《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又谓：“［咸淳］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可知抄造会子用纸的地方是经常变化的。

印制纸币除用大量的纸以外，还要用墨，关于这方面记载少有，仅见下引。知黎州李石上奏说：“石比准檄下本州和买印造七十四界钱引墨三千二百八十五斤。石自到官后已节次买发过一千八百斤外，寻检照旧案牍，见得日前每界所买墨不过二千七百斤，往往买发不足，而今次所买过于每界五百余斤。缘本州墨工止有五户，又所烧松烟率近生界，比年以来，烧烟人户多是藉口采斫禁山松木……委是于边防不便。”另他又吟诗言此事，谓：“一朝污浊流，钱券满吾蜀。童山要进取，万石压车轴。”[7]我们只能从这有限的记载中了解有限的情况，体会到筹集印制这样多的纸币所需的墨也是很不易的。

五 界的功能利弊

学术界有人认为元代发行纸币不分界是比宋代的一种进步，这种认识令人不敢苟同。因为换界有利有弊，不能仅因为今天的纸币不换界，就断定古代的纸币也一定是不换界比换界进步。

宋代纸币换界有什么弊病呢？首先，纸币的换界可能造成一些浪费。换界时，可能有些纸币并未损坏，回收后废弃不用自然是一种浪费。其次，换界要花费不少人力物力。再次，官方在换界时要向百姓征收一部分手续费，这势必给百姓增加负担。

我们也应当看到，宋代纸币换界的益处。首先，纸币定期换界，可以阶段性地以新换旧，使流通的大部分纸币不破旧。在宋代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纸币用纸质量不可能太高，因此纸币在民间使用的时间不应太长，定期以新换旧是必要的。其次，纸币定期换界，有利于纸币发行的管理，官方可以通过换界，掌握纸币的实际流行数量。事实上，纸币的实际流行数量同发行数量之间总是有些差距的，如果长期不换界，这一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使发行者心中无数。宋代官方往往利用纸币换界，提高纸币价值，减少纸币发行数量，这对纸币发行是有利的。再次，纸币换界有利于防伪，每次换界，都要重新制版，图文的不断变化给造伪者带来一定困难。现代纸币发行过若干年也更换新版，也主要是出于防伪的需要。宋代每次换界都严格检察真伪，为此订立了详密的制度，这等于说每次换界都是一次清除伪币的活动。

再从宋代具体情况看，宋代纸币大抵在能正常换界时期运行较好，而一旦不能正常换界，纸币的发行也就出现严重问题。东南会子、淮交等最初都是没有界期的，结果都出现了危机。东南会子第十七、十八界后来一度宣布无限期使用，也是纸币发行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宋廷作出的决定，取消立界也未给会子带来任何好处。再从元代情况看，元代纸币是不立界的，但元代纸币发行状况并不比宋代好，其贬值速度比宋代更快、伪币泛滥的程度比宋代更厉害。为此，元朝官方不得不几次更换纸币名称、发行新纸币，这同纸币换界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应当说，纸币换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当时的情况下，换界比不换界利多弊少。

六 被认为是宋代纸币文物的印板等

宋代发行的纸币品种虽多，数量虽大，今天却没有一张存世。不过，有几件被认为是宋代纸币印板的物品，这里不能不加以讨论。这里所说的“纸币印板”，计包括：所谓北宋交子、钱引或小钞的印板；所谓南宋东南会子的印板；所谓南宋晚期关子的印板。

所谓北宋交子、钱引或小钞的印板，都是指一块印板。此印板今已不可见，或说其流往日本，或言其失踪。印板虽不可见，却有一张拓片存留。此印板并没有标明“交子”“钱引”或“小钞”等字样，所以，人们对它作了多种猜测。此印板肯定不是交子印板，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同理，它也不是四川地区的钱引。所以，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纸币印板，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钱引或小钞的印板。它有如下疑点：（1）来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怎样流传也不见记载。（2）它的图形文字过于粗糙，其文字歪歪扭扭，特别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印刷品比较，更感觉它不像官方纸币印板。（3）拓片上文字也有可疑处，如“公私从便主管”“流转行使”这样的话，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4）无法见到原物，无法考察其质地、外观等。所以，尽管比较而言，讲它是小钞印板更近于合理，但要证明这一点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所谓南宋会子印板，今存国家历史博物馆。它的主要疑点是：（1）与上述“小钞印板”一样，来历不明、流传历史不明。（2）与南宋谢采伯所述会子形制比较，有较大差异，如面额钱数横写占一横栏，此印板却是竖写，位置不够突出，不符合一般突出标明钱数的习惯。相反，大字标出“行在会子库”似无必要。（3）据前引记载，会子印板标明钱数的几个字写得非常讲究，一般难以模仿，此印板上标明钱数的几个字却似不具备这一特点。（4）这一印板比起所谓“小钞印板”来，图文都要讲究得多，但同本书钱引一章所记钱引形制及今存宋版印刷品比较，它仍显得粗糙、简陋。当然，这里应提及，现今还存有一块照这块印板伪造的另一块印板，伪造得十分拙劣，错字有多个，连“进义校尉”也误作“进义校听”，前人已多有析论，此不赘言。

所谓“关子印板”共有八块，是近年在安徽东至县发现的。这组文物的主要疑点是：（1）流传历史不明。此组印板是1983年7月在本县废品中转仓库中发现的，它是怎样到的此仓库中的呢？不清楚。至于它在七百多年中（如果它非伪造）的经历更难考察。（2）关于关子的形制，前引史籍有所记载，虽然记载中是用印八方，现在正好有八方印板，但却不能如记载中所言，拼成“贾”字形。（3）记载中讲印文中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现印板中找不到其痕迹。尤其可疑的是，此印板中也像所谓小钞印板一样，有“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这样令人费解的词语。（4）记载中的印板都是铜质的，此印板却不是铜质的。

总之，被人们认为是反映宋代纸币发行的那些物品，在笔者看来，大抵都是可疑的，不敢贸然断定其真伪，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考察。

这里还应讲到传世的“壹贯背合同印”，此印王国维先生据《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关于“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的记载，考定为宋代会子印。[8]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宋代文献中从未讲过纸币有背印事。其次，此印是否为宋代文物缺乏有力证据。再次，即使是宋代文物，便钱券（如北宋和南宋前期的关子）也可能使用此种合同印，故它不一定是用于印会子的。

第二节 纸币防伪问题

一 伪造纸币问题严重

从最早的纸币——官交子诞生之日起，官方就颁布了禁止伪造的法令，但究竟什么时候起真正出现了伪造现象则不得而知，估计是官交子发行不久就出现了的。大约宝元、康定年前后（时距官交子创行仅不足二十年），孙甫任监交子务期间，就出现了“伪造［交子］犯法者多”的情况，以致本路转运使都主张废罢交子。[9]但此后至北宋末，虽中间官方曾重申禁止伪造的法令，但史籍却未见有关于伪造现象的记载，或许此种现象已得到控制。

北宋末、南宋初，天下大乱，伪造纸币现象有所抬头。《宋史》卷三七四《赵开传》载，建炎年间，川陕“宣［抚］司获伪引三十万、盗［印者］五十人，［宣抚使张］浚欲从有司议，当以死，［随军转运使赵］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司印其上即为真。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悉如开言”。50人伪造钱引30万，这个案子不可谓不大，但官方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是因为当时处于非常时期。这样大的伪造，应是由较小规模的伪造发展而来，故此前应已有伪造现象存在。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记：“胡子远（晋臣）之父，唐安人，家饶财，常委仆权钱，得钱引五千缗，皆伪也。家人欲讼之，胡曰：‘干仆已死，岂忍使其孤对狱邪？’或谓减其半价予人，尚可得二千余缗。胡不可……”所言既为现在人之父，则可能也是北、南宋之间时事。

绍兴六年，宋廷下令发行东南交子（详见会子一章），反对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讲到伪造难禁问题，说明当时人对此深有感触。《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三七载，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正月二十一日诏：武翼郎、门祗候、建康府屯驻官薛千虎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连州编管”。原因是“［薛］千虎用锡板伪造官会行用，大理寺鞫实，当重杖虎死。以千虎尝立战功，特贷之”。身为中级武官的薛千虎竟也伪造纸币，说明伪造假币问题的严重。

淳熙九年（1182），任提举浙东常平的朱熹对知台州唐仲友提出弹劾，指责他与伪造楮币犯罪有牵连。朱熹说，开字匠婺州人蒋辉于“淳熙四年在广德军伪造会子四百五十道，在临安府事发，断配台州。至淳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同黄念五在婺州苏溪楼大郎家开伪印六颗，并写官押及开会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贯会子九百道，与黄念五等分受”。淳熙八年蒋辉返回台州。在台州他又与唐仲友的侄子、贺选、金婆婆、金大等合伙伪造会子，前后二十余次，共伪造会子二千六百余道。婺州伪造会子事发，婺州官府派人来捕蒋辉，蒋辉又预先得到消息，试图逃跑，终于被抓到。[10]不知是朱熹在查证犯罪事实上有失误，还是因为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有意包庇，此事最终作了如下处理：免去唐仲友现任江西提刑职务，提升朱熹担任此职，将蒋辉等人“尽行释放”[1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五之三八载，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知温州吕友直被罢官、降三级，原因是“纵容伪会”，说明伪造现象又在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五载，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有官员上奏说：“年来伪楮日甚，丁卯（按：指开禧三年）旧楮缀补以为新者有之，蜀道楮纲潜易于中流者有之，小夫窭人之家盗天子之权私铸印文者亦有之。如一界之楮为数若干，行之数年之间，耗于水火、耗于破损、耗于遐方、逾界而不易者又不知其几也，及其界满而收也，其数常溢，则伪楮之多可知。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而愚民无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过于仁厚，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故小人犹得以玩之欤？乞条具累朝伪造官会之禁，严立黄板，揭示都阙，仍下逐路镂版。其有犯者，断在必行，官司或失觉察，并置典宪，仍重捕获之赏。”他的建议被采纳。

南宋中后期，不但有境内私人伪造的情况，而且有境外伪造越境到宋朝统治区内使用的情况。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制置用武臣》记，嘉定、宝庆年间，李全在山东搞割据，“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样式造楮券，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上下共以全为忧”。其数量究竟有多少，不见记载，大约当时也很难搞清楚。

南宋后期，会子发行数量巨大，又拖延兑界时间，因而伪造的楮币就更难识别。端平二年（1235），时人王迈在馆职考试的答卷中说：“去岁取还旧楮，所入反多于所出。继颂新楮，伪者与真而搀行，昔楮局黠吏能为之，今大室或效尤矣；昔都郡奸徒能为之，今遐氓亦抵禁矣。昔取纸于蜀，独可辨认，今新局造楮，真赝莫辨矣。”[12]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淳祐］三年（1243），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来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乎？”他们都讲，改变用纸制度，对防止伪造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伪造会子已成为很具普遍性的现象。又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一《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记，洪天骥淳祐七年（1247）担任福建建宁县尉，时“伪造成风，为楮币蠹。公密设方略，动中肯綮，李若聂凡三大党与，无不各就缚”。再《宋史》卷四五《理宗纪》载：“［景定二年（1261）二月］癸卯，诏诸路监司申严伪会赏罚之令。”宋廷颁此令说明伪会现象仍很严重。

伪会泛滥连皇帝也深感忧虑。《梅野集》卷一《四月十二日进讲》载，淳祐年间，宋理宗说：“伪造之禁不严，真伪莫辨”。《宋史全文》卷三六载，景定四年（1263），宋理宗又“谕辅臣曰：‘陈尧道言，销、伪造，当严加禁戢。’［宰相贾］似道奏：‘不禁销，则见钱愈少；不禁伪造，则楮币愈多，臣等仰遵圣训。’”

《宋史》卷四二一《常楙传》载，宋度宗咸淳年间，常楙“以刑部侍郎召”“辨伪关狱”“全活甚众”。说明发行见钱关子后也存在伪造现象。

二 官方的防伪立法

前文已述，《宋朝事实》卷一五《财用》载，宋仁宗在位初年官交子发行之始，官方就拟定了禁止伪造的法令，知益州薛田、转运使张若谷拟定的律条为：“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所拟似是被采纳了的。又《通考》卷九《钱币考》载，到宋神宗“熙宁元年，始令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所谓“官印文书法”究竟如何，则难以考详。所以，从上引记载中，我们无法知道伪造交子具体怎样定罪，比薛田等所拟相比，有何变化。

《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宋徽宗时，官方拟将交子推广于他路。“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仿川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据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一记，崇宁五年始发小钞时，曾规定“条禁”“依川钱法”，小钞上书“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这条法律应是沿用钱引的立法，而此条法律不知始立于何年。此条法律已有斩刑，显然较以前严厉。

《系年要录》卷一八八记：“［绍兴三十一年二月甲子］诏伪造会子及扇摇之人，并依见钱关子法。”按同书卷四八绍兴元年冬十月壬午诏：“有伪造［关子］者，依川钱引抵罪。”则依见钱关子法应即是依川钱引法，或与上述伪造小钞法是一样的。《通考》卷九《钱币考》载，次年，宋廷进一步明确了关于伪造会子的刑法：“［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诏定伪造会子之罚（原注：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件名目者听）。”《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略同。进义校尉，是北宋改官制后无品级的下级武官，原称三班院借差，在进武校尉之下，仅比三班祗应高。告发者不领赏钱可担任此种官职。依马端临此一记载，此次官方明文规定，伪造会子者处斩，但李心传所记有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记：“［乾道四年］秋，曾钦道奏：伪造会子人籍其赀充赏，再犯，依川钱引法。从之（原注：八月癸卯）。”又《皇宋中兴圣政》卷四九载：“［乾道六年］十二月丙辰，监左藏西库周权进对，奏增减伪会罪赏，上曰：期于必行。又奏行赏罚。上曰：当先赏而后罚。”据此，当时对伪造者的刑、对告发者的赏有所变更，详情失载。李心传又记：“淳熙十三年（1186）秋，诏今后再犯伪造会子虽印文不全成，但已经行用，论如律（原注：九月乙巳）。”[13]这里讲“再犯”，与前引他记述的乾道四年的规定彼此吻合，都讲犯二次方处斩。到底是初犯即斩还是再犯方斩，两种记载有异，不详哪一种更可靠些。

对于犯伪造纸币罪者如何处理，在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即存在从宽还是从严的争论。主张严办的官员有相当数量，如南宋中期官员汪义和即主张从严。袁燮《絜斋集》卷一八《侍御史赠通议大夫汪公墓志铭》记：汪义和“［庆元五年（1199），以左司兼检讨玉牒］中都会子之狱，抵罪者数人，集议欲轻之，公又曰：‘伪造者斩，法也。犯而轻之，是不信于民也，何惮而不犯？请论如律。’公平时居官，虽鞭扑未尝轻用，而于是独严奸宄、护善良”。与他大致同时的李浃，也主张要“戮伪造”，可见持此意见者颇多。

上述蒋辉不止一次参与伪造会子，却未被严处，这或许不是个别现象。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讲：“伪造［会子］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会子］行用愈轻。”《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五载，嘉定十六年有官员言及：“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而愚民无知，抵冒自若。意者朝廷过于仁厚，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也讲：伪造会子“一有败露，纳贿求免，不曰字画之不尽摹，则曰贯不尽类，法当重戮，仅从末减，似此姑息，何以戢奸”。朝廷尽管一再声称要依法严办，但一旦案发，却又手软，究其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伪造会子者多与社会上层有各种联系，因为伪造会子是需要有一定财力、一定文化技术做保障的，贫困百姓往往不具备这些条件。二是每次案子都涉及很多人，对这样多的人都处以极刑或重刑，宋廷不能不有所顾虑。

三 官方为防伪采取的其他措施

除了颁行严惩造伪的法令外，官方还多方采取措施防伪。宋代纸币定期换界，换界时检验真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宋袁甫《蒙斋集》卷七《论会子札子》说：“其法始于蜀中，当换界之时，差内外两场官吏辨验真伪，互相考核，方与交收，外场辨验到一贯伪会，追赏至七十贯，内场辨验到一贯伪会，所追赏钱视外场又倍之。凡赏钱皆置历拘催，专以激犒官吏，断断不敢侵移他用。民间知将来换会之时，伪会必不逃两场辨验，自然伪会不至通行。今白札子乃欲新会不立界限，是盖未知立法防奸之深意，彼伪会何其幸耶！”他讲这项制度始行于蜀中，但不详始于何时，是否当初交子换界时已是如此。

《通考》卷九《钱币考》载，会子创行不久，于乾道四年兑收旧会时就规定：兑收会子，“内有假伪，将辨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元收兑会子人钱三贯与辨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姓名推赏”。这大约就是借鉴了四川钱引的换界检验制度。

要落实防伪的立法，就必须使奖惩条例得到贯彻，宋廷在这方面作了一定努力。《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三八载：“［乾道八年］十月十六日，诏保义郎孙文亮……韶州编管……坐任临安府缉捕使臣部下捕获伪造官会人，文亮将特犒设钱收受入己。”这是惩治贪污奖励款者的事例。又《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榷禁·铜铁金银出界》载：“淳熙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敕：告获伪造会子赏钱依指挥于所在有管经总制钱内先次支给，官吏非理阻抑者，许经朝省越诉，取旨责罚。”此项规定旨在防止有关官吏刁难因告获伪会而立功应受赏的人，防止他们克扣奖金。

造伪者往往是知情者，或者即是原先官方印制纸币之人。据《攻愧集》卷八五《先兄严州行状》，当宋孝宗一度要废罢会子时，任主管都茶场会子库的楼锡就提出应对造会者妥善处理，“此曹无聊，若冒为之，智者不察”。这项建议立即被当政者采纳。叶适又记：李浃“在军器监，言：［会子库］造会子者二百人，放作则散处于外，稍久则兑卖名役，恣其自便，诲其为奸，宜置营区聚，老而后代，死而后收”[14]。也是着眼于防止原在会子库服役者或熟悉内情况者造伪。防止犯伪造纸币罪者重新犯罪也是官方考虑到了的。《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六一载：“庆元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诏令刑部镂版启遍下诸路州军，将犯配伪造会子人须管责令本营每日酉点，严切关防，常令存在，不得差出借事，致令走逸。如有违犯，即将兵官合干人等重行降责。”此即针对防止伪造者再次犯罪或传授技术于他人的。

宋代除伪造纸币以外，还存在以旧改新或楷改面额等情况。《宋史全文》卷三三载：“［淳祐元年（1241）七月乙酉］诏敕令所修伪造新会、楷改旧会、盗卖会纸之令。”这当中就有“楷改旧会”的内容。

为了防止伪造纸币兼防止铜钱外流等，官方加强了保甲制。《宋史全文》卷三四载：“［淳祐十年（1250）二月］乙巳，都省言：‘铜钱泄漏，伪会充斥，奸民无所忌惮，诏令沿海州县山隩海岛，结为保甲，互相纠察，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许告推赏，不告连坐。”在不少地方官员的官衔内，也加入了有关防止伪造纸币的文字。如《永乐大典》卷一四六二二引《吏部条法》载，宝祐年间，枢密院文书中言及“武冈军永和寨巡检以搜捉铜钱下海出界私铸铜器、伪造会子、销钱宝系衔”，“太平寨监押作武冈军太平寨兵马监押兼巡捉私茶盐矾、私铸铜器、伪造会子、销钱宝系衔”，“建昌军新建县两处巡检仍于衔内系带兼……私铸铜钱、伪造会子、销钱宝”等。

尽管官方为防止伪造纸币从各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南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坏，各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可谓病入膏肓，外有强敌，内部危机四伏，国家的统治已难以为继，纸币的管理也就不可能搞好，防伪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很好解决。

附录 第七十至七十九界钱引用印图案等情况表

[1] 《咸淳临安志》卷九《行在所》，参见《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

[2] 《通考》卷九《钱币考》。按：《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所记同。

[3] 《通考》卷九《钱币考》。《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印制》则记隆兴二年铸“湖广总领所覆印会子记二钮”。

[4] 《通考》卷九《钱币考》。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五四也言及湖会铜版。

[5] 《宋史全文》卷三六，《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所载略同。

[6] 《钱塘遗事》卷五《银关先谶》。

[7] 《方舟集》卷七《乞减科买墨烟札子》、卷一《黎墨》。

[8] 《观堂集林》卷一八《宋一贯背合同铜印跋》。

[9]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长编》卷一三七、《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

[10] 《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四状、第六状。

[11] 《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辞免进职奏状》，参见《勉斋集》卷八《朱熹行状》。

[12] 《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

[13]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参见《宋史》卷三五《孝宗本纪》。

[14] 《水心集》卷一九《太府少卿福建运判直宝谟阁李公墓志铭》。

第五编 金银与绢帛

金银在宋代一定时间内和一定范围内具有货币功能。但是，与铜钱、铁钱、楮币不同，金银在宋代尽管有一定的法偿能力，却不是官方的法定货币。由此，造成了金银在流通时的许多特性。绢帛在我国古代的某些时段及某些范围内，曾发挥过货币功能。特别是唐代，绢帛发挥的货币功能尤为显著，以致有学者认为唐代是“钱帛兼行”的时期。到了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比唐代大为减弱，但仍有残存，在不少场合，绢帛仍是铜钱的替代者。而以绢匹计赃，更表明绢帛作为价值尺度，有时其可靠性甚至超过铜钱。绢帛在宋代流通领域发挥的作用，与一般货币相比，更为独特。故而也使本书在本编的论述上有不少有异于他编的特点。

第一章 金银的供给

第一节 黄金的开采和冶炼

一 概述

北宋与南宋的黄金产量相差较大（各种金属币材的情况基本都是如此）。北宋时期黄金年产量大约在5000～10000两（详见下表）；南宋时期的产量没有记载，大约只有北宋时期产量的若干分之一。

金矿的产地经常变化。北宋时期主要分布于京东、广西、福建、江东、陕西、四川等地区，南宋时期主要分布于湖南、广东、广西、江东、江西。《长编》《通考》《宋史》都记北宋前期产金的主要有商、饶、歙、抚四州和南安军。但《长编》卷九七注文中又说：“《两朝志》有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却无歙、抚、南安。”笔者以为，《两朝志》可能经过后人修改，反映的是较迟的情况，因为登、莱等州产金不是在宋初，而稍迟（详下文）。而《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记治平年间产金的恰是上述六州。到了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记，产金州计有：登、莱、房、商、绛、饶、信、岳、沅、汀、邕、南恩十二州，另有金、衡、眉、嘉、雅、简、资、昌、利、龙、万、象、融十三州有土贡金，可能也有少量出产。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记，“渡江后，停闭金坑一百四十二”，存留者主要分布在湖南和两广。而《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记：“南渡……湖南、广东（按：疑遗广西）、江东西［原有］金冶二百六十七，废者一百四十二。”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八载：“金坑，湖南路兴发一百二十四处，停闭一百三十七处，广东路停闭一处，江东路兴发一处，江西路停闭一处。”这些记载似乎不太准确，但所反映的南宋时期金矿开采冶炼业的萎缩趋势却是真实的。

二 生产方法和课税办法

关于黄金矿的开采冶炼，主要有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二《荆湖北路·靖州》对靖州金井生产的描述：“金井邪直深浅不等，或十丈、或二十丈、或三十丈、或五十丈，或直或曲或横或邪，因其苗脉所向而随之，至于水际而止。故春夏多为水所渰，秋冬则水泉收缩而可以取矣。然宝之所生，皆有石颤石，以为之墙壁，而矿取其中，善取者乃得其真矿，否则多杂颤壤，是故或厚或薄、或多或少，不能齐也。辨矿之术，铜豆为先，黄巢乌窠次之，若金星见于石，则兴废之兆也。炉院在金坞山之下，围以木栅，而臼杵布于四方，中为水池，而火堂环于其上，临池作亭，乃监官阅视之处也。每自井中凿来矿石，则载以柴而火之，淬以水而舂之，淘汰殆尽而金始见矣。”《方舆胜览》卷三一略同而简。另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六一《述金》记：“颗块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见作金石，其色褐，一头如火烧黑之状，此定是金也，其色深赤黄。”他着重讲怎样找矿，也讲到当时矿井的情况。或许其他矿产黄金情况也同上述记载类似。

宋代采金，还有一种溪流中淘取的方法。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两川冶金，沿溪取沙，以木盘陶，得之甚微，且费力。登、莱金坑户，止用大木锯剖之，留刃痕，投沙其上泛以水，沙去，金著锯绞中，甚易得。”朱氏讲的两川溪里取沙金，即属此种，但既言“登、莱金坑户”，则登、莱州大约只是用上述方法不淘汰杂质。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生金》记：“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矿出也。峒民以淘沙为生，抔土出之，自然融结成颗，大者如麦粒，小者如麸片，便可锻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则重炼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炼则是熟金。”谢维新前引书也讲到水里淘金，他记：“麸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浅黄。此等皆生金，得之皆当销炼，麸金耗折少，块（矿）金销折多。”

关于黄金采炼的课税办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四又三三之七载，北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宋廷对登州黄金采炼做了如下规定：百姓采炼所得黄金必须卖给官府，“凡上等每两支钱五千、次等四千五百”。严禁将采炼所得黄金“私卖及将出州界，许人告捉，一两已下笞四十，已上笞五十，四两已上杖六十，七两已上杖七十，十两已上杖八十，十五两已上杖九十，二十两已上杖一百。买者减一等。告人据捉到金色号全与价钱充赏，至百千止。应自前淘买到者，即限一月赴官中卖，限满不首，许人告捉，并依前项实行。应出金地主或诸色人，如立法后一年内淘取得金二百两已上中卖入官，与免户下三年差徭及科配，如并五次淘得各及两数，即永免差役科征，只纳二税。”这里官方实行全部收买的办法，寓税于价（官价显然大大低于市价）。同书三三之一五载，次年，宋廷对莱州也实行了类似的做法。登、莱产金数量大，情况是有些特殊的，不知其他地区是否也实行这个办法（从记载看，饶州似乎在大中祥符五年以后是不禁止私人贸易的，详下文），也不知登、莱是否此后一直实行这个办法。

同书三三之一六又载：“绍兴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将应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今来江西转运司相度到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二八抽分，经久可行，委实便利。’从之。”《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所载略同。据此，北宋神宗在位时期，在某些地区曾实行官税十分之二后允许坑户自由贸易的办法。又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二《成都府路·石泉军》记：成都府路的石泉军金窟，“崇宁三年十月，百姓赵畴告发，坑冶司榷定，十分为率，二分官课，不支钱；八分支钱收买。大观元年，诏川路坑冶并许人承买，自五月初一日立界，以五百贯为额”。据此石泉军先后实行了两种办法，即十分税二法和包税法。另《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均载：“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砂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所述也仍是这两种方法。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又载：“大观二年，荆湖南路提举常平司状：‘……今相度应有金银坑冶发泄，虽告言，或检踏未了辄私发坑口淘取者，计价以盗论赃，轻者杖一百。邻保知而不纠者减二等。所贵人知有禁，可以杜绝私采之弊。’诏从之。诸路坑冶并依此。”《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所载略同。这一诏令对私采的处罚比前述宋仁宗时登州的有关规定要严厉得多，前述登州私贩二十两以上才处杖一百，而此处私采“轻者”就要杖一百，重的就要依赃罪处治。诏令中强调了已申报而未得准这一时间界限，说明禁止私采的规定很可能前已有之，此时不过是扩大了时限而已。

前引南宋绍兴七年（1237）的记载说明宋廷决定在台州和江西路实行熙丰抽税十分之二而许民自由贸易的办法，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也记述了此事，然后又述：“然民间得不偿课本，州县多责取于民，以备上用。［绍兴］三十年，用提点李植言，更不定额（五月丙戌）。”这说明前此十分抽二有时不是依据实际采炼成品数，而是依据定额数，所以才对坑户有那样大的伤害。

三 京东登莱地区的黄金采炼

京东路登、莱二州是北宋最重要的黄金产地，其产量在许多年中一直占全宋十分之八九，甚至更多。例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二之七载，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时，金坑冶祖额7597两，本年实收10710两，而登、莱二州本年共收9523两。由于登、莱二州产金多，所以京东东路税收和上缴的金的数量也是全宋最多的。同上书三三之二七又记北宋某年“税总收”金37985两，其中京东东路13579两；“诸路上供”金17004两，其中京东东路9961两。

登、莱二州大约在宋以前是不产金的。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以及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寰宇记》都不载登、莱州产金，《宋史》《长编》等记载宋初产金五州军中也不含登、莱二州。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五《登、莱州产金》记：“登、莱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或许二州产金起始于宋太宗时。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载：登州“天圣二年（1024）置场，官自收买，禁人私贩。至明道二年废，许民取便采淘货卖。”同书三四之一四载，天圣四年（1026），“京东转运副使上官佖言：奉诏相度登州蓬莱县界淘金利害，今检视淘金处各是山涧河道及连畔地土闲处，有沙石泉水方可淘取得碎小片金。”他具体拟定了寓税于价的官买办法（已见前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坑冶》载，天圣五年（1027），宋廷决定“买金逐等第每两各添［支价］钱一贯，自是金数多”，大约这时登州采金开始进入兴盛时期。次年，据《长编》卷一〇六，宋仁宗同宰相王曾之间有一番对话：“上谓辅臣曰：‘登州采金，岁益数千两，其官吏宜降诏褒谕。’王曾对曰：‘采金既多，则农民皆废业而趋利，不当更诱之。’上曰：‘诚如所言，然官吏勤事，亦不可不劝也。’”说明这时登州采金已有相当规模，年产量已达数千两以上。

莱州产金似比登州又迟，《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五载，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上封者言：‘登州生金置官收市，今闻莱州莱阳县亦产金。’诏委转运使覆按诣实，乃请各置官收市及设巡逻，勿听私相贸易。从之”。

上引文中提到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废罢登州金场，但《长编》和《宋史》都记景祐四年十一月“罢登、莱买金场”[1]。前一种说法与宋仁宗亲政联系，后一种说法与大灾荒联系，或许后一种记载更为可信。

登、莱州买金场虽然撤销，但黄金产量却并未减少。欧阳修记，庆历六年（1046）夏，河北、河东、京东发生地震，“而登、莱尤甚”，大臣胡宿上奏言：“登、莱视京师为东北隅，《易·艮》少阳之位也。今二州并置金坑，多聚民以凿山谷，阳气损泄，故阴乘而动”云云。[2]他的话恰可说明二州采金较兴盛。又吴曾记：“皇祐中始大发，四方游民废农桑来掘地采之，有重二十余两为块者，取之不竭。县官榷买，岁课三千两。”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登州实收4701两，又土贡10两；莱州实收4872两。[3]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又记：“元祐中，莱州城东刘姓茔地金苗生，官莅取焉，乃发墓，凡砖瓦间皆金色也。刘葬才十数年，不知气脉蒸陶如此之速，累月取尽，地为深穴，得金亿计。自官抽市、匠吏窥窃外，刘所得十二三焉。京东诸郡之钱尽券与刘氏。”所记应来自道听途说，多失实之处，但仍能说明元祐间莱州产金还是较多的。

北宋灭亡，京东路登、莱地区归于金朝统治区内，不再属于南宋。

四 广西路的黄金生产

广西地区是宋代又一个黄金重要产区。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记：“广西所在产生金，融、宜、昭、藤［州］江滨与夫山谷皆有之，邕州溪峒及安南境皆有金坑，其所产多于诸郡。邕管永安州，与交趾一水之隔尔，鹅鸭之属至交趾水滨游食而归者，遗粪类得金……凡金不自矿出，自然融结于沙土之中，小者如麦麸，大者如豆，更大如指面，皆谓之生金。昔江南遗赵韩王（赵普）瓜子金，即此物也。亦有大如鸡子者，谓之金母，得是者富固可知……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法，其豪侈如此。”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金紫银青也记：“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麸片，则名麸片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按，谓紫金为绝品令人怀疑，但却是古代流行说法）。”可知广西产金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元丰元年各地岁收黄金数中，除登、莱州外，广西邕州慎乃场岁收754两是最多的（尽管比登、莱二州数相差很远）。

广西产金最著名的是邕州慎乃金场，它是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建立的，设在距州城西北方向400里处。但李焘《长编》卷二四九将此事系于次年年初，谓：“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右江溪峒田州、填乃等峒产金，可置场冶，乞就差知邕州宣化县邓辟监金场。’从之。”然而，《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宋史·地理志》都记此场创设于熙宁六年，大约李焘的系时不够准确。《长编》卷二五六又载，当年九月，慎乃场监官邓辟因“岁课得金为钱十万缗”（以每两折15贯计，岁得金约6000～7000两）而由节度推官晋级为著作佐郎。本路经略司奏请朝廷批准，委派武官使臣2人率军兵300人负责本场的防护任务。同书卷二八〇载，熙宁十年（1077）年初，宋廷曾命令本路提刑司“提举”本路金银坑冶，这同原先由经略司负责的现状发生矛盾，经略司提出，“慎乃金坑自兴置博买金宝，变转回易，收趁利息以助经抚蛮夷”，即此项收入事关边境治安，于是宋廷明确慎乃金场仍旧由经略司管理。[4]

《长编》卷二五八载，自熙宁七年以后，“五年又得金为钱十五万缗（约相当得黄金1万余两，《宋史》记为25万缗，则约相当1.7万两）［邓辟］迁太常博士”。元丰初年，宋朝与安南之间发生战争，对广西采金产生不良影响。经抚司上奏说，以往本司“用钱兴置邕州慎乃等洞金坑，每年采买金三千两上供。昨因军兴后人民贫乏，回易利息全少，金坑所出亦微细，每年支费反倍于往日”，因而请求赐给度牒，卖钱以增加投资。宋廷没有同意，但取消了经抚司每年上缴3000两黄金的任务。[5]南宋王明清《清波杂志》卷八记，宋徽宗政和年间“邕州等处产金宝，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两，数内采到生大黄金不经烹炼者”。又《舆地纪胜》卷九六《肇庆府》记，北宋徽宗时梁顺孙“监邕州横山峒金坑。旧制，监官多需扰，峒丁叛服不常，为朝廷患……梁至，抚以恩信，故输金悉从其便”。据此可知，北宋后期邕州的黄金生产仍有一定规模。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宋廷先后下令停闭广西藤州平罗、古社及昭州的数处金坑，[6]说明这以前这些金坑还在生产。另前引范成大、周必大都记广西产金情况，说明南宋时期广西黄金生产仍在进行。

这里应顺带言及，广源州（今属越南）在宋代一定时期内也隶属广西，它出产的黄金也有一定数量流入中国内地。

五 江东、江西路的黄金生产

江东的饶州是宋初产金五州军之一，北宋中期产金六州中也有饶州。在整个宋代，饶州产金数量虽不多，却较稳定。元丰元年（1078）时，祖额34两，实收35两，位居第八。《太平寰宇记》载：饶州乐平县“汰金洲在县西十五里，平沙临水，先有麸金，开元以后废；又有五里水口，亦出麸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三引录南宋人所撰地志中记，北宋时“鄱阳乐平、浮梁、德兴岁和买金五百四十二两八钱”，“有买金场，一在城下，一在利阳务，一在德兴县”。同书三三之一又记载：“鄱阳县利阳场，旧置；德兴县场，庆历二年置；浮梁县（按以下文字不辨）……庆历六年陈献金宝，至和三年罢。”

《宋会要辑稿》食货、《长编》、《通考》、《宋史》等均记在凌策任江南转运使期间（大约在大中祥符五年前后），因饶州所产金以前“禁商贾贩鬻，或有论告，逮系满狱”，造成严重社会问题。这时江西地区又发生灾荒，凌策就上奏请求“纵民贩市，官责其算”[7]。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坑冶》记，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都官员外郎柳宏奏：‘朝廷于饶州置金坑，虽累更条而其弊尚深，遂使豪商操其权，贫民受其困，虽差衙前户请钱散买，每一次充役，遂至破竭家产。又大商富贾，多自京师入便饶州钱，此州别无轻货，止买生金，官钱既少，私价转增，是致一方久罹其弊。今请住诸处商客入便饶州钱，二三年间验其损益，金价必减，民力稍苏，其利归公家，用制商贾。’遂从之”。柳宏讲衙前役人因买金而破产，是由于豪商操纵了黄金生产的大权，这恰好表明饶州产金还有相当规模。另外，柳宏讲从京师便钱到饶州，导致金价上涨，为了平抑当地金价，宋廷决定暂停这一业务，说明对饶州采金的重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饶州每年皇帝生日要贡金1000两。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洪迈上奏谈及此事，[8]洪氏是本州人，却已不知事始。据《通考》卷二二《土贡》，北宋时全宋圣节贡金一共才1300两，而饶州却独贡1000两，这一比例确实是太大了。经洪迈建议，宋廷当年即下令裁减本州圣节贡金十分之七。[9]

除饶州外，江东的徽（歙）州和信州也曾产金。歙州是北宋前期产金五州军之一。又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载：“信州贵溪县黄金场，熙宁四年置，八年罢监官。”既曾置场，自有一定生产规模。北宋前期产金五州军中，抚州、南安军都属江西路。《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载：“南安军南康县连塘［金］场，旧置，康定中罢。”又《长编》卷一四九载：庆历四年五月甲戌，“抚州上金溪县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两”[10]。这说明两处在北宋前期都曾是较重要的产金地，但后来衰落了，北宋中期的产金六州中已没有抚州和南安军，说明它们已经相形见绌，或者已不产金。

六 川陕地区黄金生产

前文述及成都府路石泉军的金窟，又述及两川溪水沙中取金，说明四川地区既有矿金又有沙金。《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记北宋某年的“税总收之数”中，“成都府路一十三两，梓州路七十四两，利州路六十七两，夔州路八百五十四两”，其中夔州路数仅次于在京、京东东、京西南路，而居第四。这虽不是各路的黄金产量，但却与各路的黄金生产有一定联系。同书三三之七又载，元丰元年时四川地区有八个州土贡有黄金，其中眉、雅、资、昌、利州各五两，龙、万州各三两，嘉州六两。

《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传》记，洪咨夔于宋宁宗在位末年或宋理宗在位初年任知龙州，“州岁贡麸金，率科矿户，咨夔曰：‘将奉上乃厉民乎？’出官钱市之”。这说明龙州在南宋仍生产黄金。另《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记，南宋每年“输黄金千五百两”给总领所。或许这之中有一定数量是本地新生产的。

陕西最著名的金产地是商州，在北宋前期的产金五州军和中期的产金六州中，都有商州。《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载，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商州咨南、商路、上津、丰阳县课金元额三十九两，元年收五十六两”。

宋初，成州也曾产金，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因完不成定额，被下令停废。[11]

宋徽宗时曾由官方掀起一次找矿、采矿高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政和三年九月，“措置陕西坑冶蒋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两，他物有差。’诏输大观西库，彝增秩，官属各减磨勘年”。《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六载，同年（大约是年底）“权提辖措置陕西路坑冶催促铸钱等司蒋彝奏：‘陕州阌乡县自绍圣三年金课每年以七百两为额，近岁所纳止百余两，知县聂敏修政和三年正月到任，措置收趁，比之政和元年、二年各增五倍，已及祖额。’诏敏修转一官。如所收金数大增广，令铸钱司具数保明闻奏，别加赏典”。如果蒋彝不是虚报胡说，则北宋后期陕西黄金产量比前期有所增加，而陕州则成为比商州更重要的黄金产地。陕州自绍圣年间就产金数百两，后来产量减少，却仍能产百余两，而政和三年，又恢复到年产六七百两的水平，这是很可观的一个数目。但不久后北宋灭亡，陕西随就割出宋朝版图了。

七 湖北湖南路的黄金生产

宋代湖北、湖南的许多州军都产金。其中湖北的沅州、靖州，湖南的潭州、岳州最为出名。《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载，元丰元年（1078），各路“税总收”数中，“荆湖北路二百一十六两，南路一千二百四十七两”，是各路中较多的。同书三三之七载，沅州当时元额167两，实收151两，也是各州中较多的。前引《舆地纪胜》卷七二《靖州》文中记述了靖州的金矿井情况，同书又记：“宝溪山：在州城之东北，属永平，其下有溪，大抵洞中诸溪皆产金，故以宝名。”“旺溪山：在会同县，四山相照，二十余里内皆产金宝。”这些记载说明靖州产金区域较为广阔。《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记：崇宁“四年，湖北旺溪金场，以岁产金千两，乃置监官”。则靖州于此设置了有监官的金场，岁产金千两的州在宋代也是不多见的。

同书又记：“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峡州夷陵、宜都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止买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干。’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于荆南置司。”可知宋廷此时曾于荆南府设专切提举买金司。另文中提到提举司只买千两，张商英认为太少，则当时湖北产金必定远多于千两。当然，北宋末年的开矿多有虚张声势者，张氏所言是否言过其实难以考知（其他引征北宋末年史料均有此种疑问，恕不一一）。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三七又载：政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奉议郎、措置荆西坑冶时君陈奏：‘询究得坑冶利源，招置窑户请射检察，兵匠开采，已置成官冶，催督收趁到金七百两……差勾当官刘充管勾赴都省呈纳。’诏时君陈转一官”。所谓“荆西”不知是否指湖北西部，抑或为“荆南”之讹，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一记载都反映了当时湖北黄金生产的状况。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载，北宋元丰元年时，湖南有“岳州平江县土灶一场（按《元丰九域志》亦载此场）”。又据载：“绍圣二年，湖南转运司言：‘潭州益阳县金苗发泄，已差官检视视置场，今体访得先碎矿石方淘净金，抽分榷买入官，窃恐坑户及夫匠等私出地理，合禁止，乞修立条制。’从之。”[12]又前引文中言及大观二年潭州湘阴县、岳州平江县产金和官方立法情况。另南宋周《清波杂志》卷八记北宋政和年中“潭州益阳县莲荷场掘得金四块，总计重一千七百八两”。这些都记述了岳州、潭州黄金生产的情况，但是没有留下有关年产量的数字，使我们难以准确了解其生产规模。另《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记：“政和六年五月，中书言：‘刘芑计置万、永州产金，甫及一岁，收二千四百余两。’诏特与增秩。”所述为四川夔路的万州和湖南的永州，统计数字是二州的，我们无法知道二州各自的收获数，尽管如此，2400两，这总是个不小的数目，表明永州也产黄金。

八 福建路及其他重要产金地

在北宋治平年间的产金六州中，有汀州是属于福建路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载，元丰元年（1078）汀州产金“元额一百六十七两”，当年实收“一百五十一两”。在当时各州中，仅次于登、莱、邕三州而居第四。又《元丰九域志》卷九《福建路》载：汀州上杭县有“钟寮一金场”。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记钟寮场是庆历元年设置的，还有州城“旧置”的安丰场。《方舆胜览》卷一三《汀州》记汀州有金山，“在上杭县西十里，康定中产金，因名”。这些都说明汀州是福建最重要的黄金产地。《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载，除汀州外，本路还有“福州古田县宝兴场，天禧二年置，□□五年罢……邵武军归化县磥磜场，端拱元年置”。

除上述地区外，还有一些地方产金。

见于记载者，广东路的南恩州和端州（肇庆府）曾产金。南恩州是北宋中期六产金州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又载：“南恩州阳江县磨峒场，天圣四年置，熙宁十年罢。”又同书三四之一五载：“天圣六年，三司使范雍言：‘恩州阳江县出产金货，虑不切尽公收买，已牒本路转运司选差职官往彼监当。’诏令三司钤辖，不得骚扰。广南东路转运司言：恩州磨峒等处产金，自天圣五年十月至今年二月，共买四百八十余两，支价钱四千二百八十余贯。”当时不到半年时间产金400多两，数量较可观，但北宋中期以后不再见于记载，可能已经停产。《宋史》卷三七七《李朴传》载：李朴于宋徽宗时任肇庆府（端州）四会县令“有奸民言邑东地产金宝，立额买扑，破田畴，发墟墓，厚赂乃已。朴至，请罢之”。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记，京西路的房州“课金元额六十六两，元丰元年收五十七两”。则房州曾产金。同书又记：“元丰四年，河东都转运使陈安石言：‘绛州曲沃金坑今已措置就绪。’诏官吏减磨勘、循资有差。”[13]同书三三之一还记，元丰元年时，有“绛州买金场一”。则绛州也曾产金。又同书三三之七载，元丰元年京西路的金州“土贡麸金八十两”。而又据载，宋神宗时金州“所部金坑发，［知州］檄巡检体究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属［知州张］仲宣”[14]。说明金州也有少量黄金出产。

第二节 白银的供给

一 宋代的银产量

关于宋代白银年产量，像黄金产量一样，记载中提供的数据是不太准确的，通常是将官方课税数同实产数混同，将矿产以外的所得数与矿产采炼数混计，这是我们无法苛求于古人的。

现将有关数据汇表如下：

又《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载：“祖宗时……岁贡额银至一千八百六十余万两”。此岁额比上列岁入数最多的天禧五年数相差1700余万两，是天禧五年岁入数的20余倍，似有误。笔者不敢采信。

二 银产地的分布

白银产地要远远多于黄金产地，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像叙述黄金产地那样细致，而只需叙述其概貌。《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一至三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北宋神宗时期各地银坑、冶、务、场等，以此为基础，参以他书，分列于下，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宋代白银产区分布之大概。

陕西 （含永兴军路、秦凤路）

虢州 冶务，旧置（同书三三之七载本州有银煎冶、百家川、栾川、蜜崖冶、姚谷冶、石瓮冶、朱阳县七场）。

商州 丰阳县砂银冶，太平兴国元年置。

上洛县龙渴（涡）场，熙宁七年置（按：《元丰九域志》以下简称《九域志》卷三《商州》载本县又有镇北银场）。

洛南县麻地棱冶场，旧置（同书三三之七载，此场置于熙宁八年）。另本县又有镇北冶场，熙宁九年置。

陇州汧源县古道场，治平元年置。

凤州 开宝监，旧置。《九域志》卷三《凤州》载，建隆三年于本州两当县置银冶，开宝五年升为监，治平元年罢监官，隶本县。《长编》卷一三载，开宝五年二月庚辰，“以凤州屯银冶为开宝监”；而《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载同年月日，“以凤州七房冶为开宝监”；《皇宋十朝纲要》卷一载“以凤州七房镇银冶置开宝监”。《宋史》卷八七《地理志》载元丰六年此监被废。

按：同书三三之八载本地区凤翔府有横正银场。

同书三三之八秦州有子路、白石、黄檗、黄金、保安、谷、东毗、白花、白草、青阳、黄城、临金12场务。《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卷一五〇《秦州》载，秦州原有银冶8务，当时增为19务，均隶太平监。本监设都监官一员，驻大贾务，直辖五务，即大贾务、白石上务、白石下务、夹箭务、里谷务。一员监官驻距大贾务一百里的临金务，辖八务，即临金务、寨南务、碎石务、黄檗务、床谷务、子路务、青阳务、篚园子务。一员监官驻距小泉镇90里宋、蕃边界处的小泉务，辖六务，即小泉务、董城务、牛池务、西谷务、碗子堡务、隔瀍务。又本州陇城县有大阳山务。《九域志》卷三《秦州》载本州开宝初年于清水县置银冶，太平兴国三年升为太平监，在州城东70里。《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陇城务。

同书三三之七载陇州也产银。《宋史》卷八七《地理志》载，陇州汧源县有古道银场。《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银务。

《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太平兴国四年于兴元府五台置冶，后废。

两浙 （含两浙东路、两浙西路）

越州 诸暨县冶务，咸平中置，治平四年监官（按：《九域志》卷五《越州》称此冶为龙泉冶）。

婺州 东阳县场，治平元年置。

衢州 西安县南北二场，旧置（按：《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八三载南宋嘉定元年四月十八日罢南场监官，由县尉兼理。《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称此二场为“南山、北山”）。

按：《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又有金水场，另旧有灵山场，大中祥符二年废。

开化县金水场，旧置。

处州宝丰场，旧置；钱溪场，嘉祐四年置；丁溪场，熙宁七年置，十年罢。

按：同书三三之八载本州遂昌县有永丰场，熙宁三年置；棱溪场，五年置，六年并入永丰。松阳县有竹溪场，熙宁六置，熙宁八年罢；高亭场，熙宁十年置；又有通泰场，不详置罢时间。《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三之一一载南宋绍熙三年时本州丽水县银矿兴发，不详是否为新矿。《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庆成场、望际场，不载置废。

按：《长编》卷四四一载户部言处、台、婺、衢银坑兴发，则台州也曾产过银。《嘉定赤城志》卷七《场务》载，台州临海县原有“高梁银场，在县西北六十里，今废”；天台县有“赤岩银场，在县西一十里，元祐四年因矿发而建，今废为铅坑”。

江东西 （含江南东路、江南西路）

饶州 德兴县市院，太平兴国元年置（按：《九域志》卷六《饶州》载，本县有市银院、银场各一。《方舆胜览》卷一八《饶州》载，元祐四年本县银场废）。

虔州 宝积场，旧置。

雩都县场，景祐四年置。

瑞金县九龙场，熙宁五年置。

赣县蛤湖场，十年置。

南安军 大庾县隐下务，太平兴国年中置，熙宁十年罢。

建昌军 马茨湖场，至道二年置；看都场、太平场，景祐二年置；蒙池场，治平三年置（按：《九域志》卷六《建昌军》载此四场均在本州南丰县。《宋史》卷八《地理志》则记此四场在南城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四二载南宋开禧元年十月七日，罢太平场监官）。

按：同书三三之八载本地区信州上饶县有丁溪银场，熙宁七年置，熙宁十年罢；又有铅山县场。《长编》卷一一四载，景祐元年二月丁酉“废信州玉山县韩村银场”。《九域志》卷六《信州》载信州有四银场：上饶县丁溪银铜场、弋阳县宝丰银场、贵溪县黄金银场、铅山县铅山银场。

《寰宇记》卷一一〇《抚州》载，本州有金溪银场，后周显德五年置，在临川县。《舆地纪胜》卷二九《抚州》载，淳化五年改金溪场为县。

《舆地纪胜》卷三三《兴国军》载，兴国军军治所在的永兴县有银山产银。

湖南北 （含荆湖南路、荆湖北路）

潭州 蕉溪场，庆历六年置（按：《宋史》载浏阳县有旧溪银场，疑即此场）。

衡山县 黄竿场，治平元年置，熙宁九年罢。

浏阳县 永兴场，熙宁七年置。

衡州 常宁县茭源场，明道二年置；上下槽场，太平兴国八年置。

永州 鲁家源场，庆历八年置，熙宁九年罢。

郴州 新塘场，天圣四年置。

桂阳县延寿坑，康定元年置；流江坑，庆历三年置；浦溪坑，嘉祐七年置；雷溪坑，熙宁八年置。

按：《九域志》、《宋史》载郴县有新塘、浦溪二银坑。

桂阳监 大凑山、大板源、龙冈、毛寿、九鼎五坑系大中祥符年以前置；□锡平、太嵒、小白竹、水头、石笋、大富六坑系景祐年以前置（按：《寰宇记》卷一一七《桂阳监》载本监烹银冶处：“太宜坑在监西南城内，石燕场在监北城门外二里，毛寿坑在监西北二十里，大龙、西塘、方仓、龙冈、武全等坑共一处，在监西南晋岭下八十里。大凑冈在监西出银铅矿砂。白竹冈在监西南八十里，出银铅矿砂。九鼎冈在监北七十里，出银铅矿砂，今废。兰岭在监西一百里，出银矿，今废。潭流岭在监西北一百里，出银矿，今废。”《九域志》不载□锡平、太嵒二坑，系余九坑于平阳县）。

按：《九域志》载，道州宁远县有上下槽银场。《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黄富场。

四川（含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兴元府冶务，旧置。

福建路

福州 宝兴场，旧置；保德场，庆历三年置。

永泰县黄洋场，嘉祐七年置。

长溪县玉林场，熙宁七年置。

建州 龙焙监，旧置。

建安县 永兴场，太平兴国七年置（按：同书三三之九载，本县又有石舍场，熙宁元年置，丁地坑，熙宁二年六月置，与下文浦城县石合坑、丁池场很相像）。

关隶（政和）县 天受场，至道元年置；大闾山，大中祥符六年置。

浦城县 通德场，天圣三年置；潘家山，庆历六年置，熙宁八年并入通德场。

余桑场，嘉祐元年置；余生坑，嘉祐二年置，后并入通德场；蕉溪坑，嘉祐六年置；监库，嘉祐七年置；斤竹坑，嘉祐七年置；石合坑，熙宁元年置；丁池坑，熙宁三年六月置。

建阳县 武仙场，熙宁三年十一月置；黄柏洋场，熙宁四年置；瞿岭场，熙宁五年置。

按：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载，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本州（时已改称建宁府）松溪县创建瑞应场。

泉州 清溪县龙崇场，熙宁三年置。

南剑州 顺昌县 新发场、玉丰场、瞻园场、青铜场、招化场、丰岩场、新菩萨场，旧置。安福场，旧置，熙宁七年罢（？）。剧头、永乐、鼓坑、永吉、将乐、万足、黄金、宝兴、永丰九场后均停废。梅营场太平兴国年中置，熙宁九年罢；龙边场，太平兴国六年置，熙宁九年罢。

尤溪县 宝应场，淳化三年置；杜唐场，至道三年置；安仁场，咸平元年置；小安仁场，咸平三年置；新丰场，景德元年置；叶洋场，天圣年中置（按：同书三三之十载漆坑场在本县，本县又有梅营场、龙逢场，均于熙宁九年罢；另有龙泉场、石城场、新兴场，不载置罢时间）。

将乐县 古牌场，天圣四年置；龙门场，庆历六年置（按：同书三三之十载本县有安福场，旧置）。

剑浦县 大演场，皇祐四年置；漆坑场，熙宁七年置。石城场。

按：《宋史·地理志》载，沙县有龙泉银场。

《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十场。

汀州 宁化县龙门场，乾德三年置；龙门新场，雍熙三年置。

长汀县 归禾务，太平兴国七年置；拔（税）□务，天禧三年置；张源坑，乾兴元年置，康定二年罢；宝丰场，康定元年置，皇祐元年罢；永丰场，宝元元年置，庆历三年罢；凤凰场，庆历二年置，庆历三年罢；连源场，庆历三年置，庆历六年罢。

长汀县 上宝场，庆历七年置。

宁化县 长永坑，皇祐元年置。

上杭县 赤水场，皇祐元年置，熙宁九年罢；大庇坑，熙宁四年置，熙宁五年罢；太平场，熙宁八年八月置，十二月罢。

按：《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黄焙、龙门、宝安三场。

漳州 兴善场，旧置；毗婆场，旧置。

龙岩县大济场，宝元二年置；宝兴场，熙宁六年置。

按：《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兴善、毗婆、大深、岩洞四场，场名与此有异。

邵武军 三溪坑、焦坑、龙门坑、小杉坑，均旧置。

建溪县 青安（女）场，雍熙二年置；黄土（上）场，天圣四年置。

归化 （泰宁）县江源坑（场）庆历八年置；三溪场，至和元年置。

邵武县 黄分坑，治平元年置，熙宁九年罢。

光泽县 太平场，熙宁二年置。

《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军又有同福场和磥磜场。

两广（含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广州 怀集县上震（云）场，旧置；大利场，熙宁二年置。

清远县天（大）富场，熙宁五年置。

按：同书又载本州有钱纠场、桂角场、香山崖场，未载置罢时间。《九域志》载，桂角场、香山崖场均在东莞县。

韶州伍汪场，咸平二年置；虚源场，大中祥符二年置；浙桥场，天圣元年置；□带场，景祐二年置，皇祐二年罢；象鼻坑，皇祐二年置，皇祐三年罢；岑水场，庆历七年置。翁源县大湖场，皇祐四年置；黄坑场，治平四年置；郢冈场，熙宁二年置，熙宁五年罢；石膏场，熙宁七年置。

按：《九域志》卷九《韶州》载灵源场、石膏场、岑水场在曲江县，太湖场在翁源县，伍汪场、黄坑场在乐昌。《长编》卷一〇九载，天圣八年二月戊子，复置韶州乐昌县银铅场。《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本州有乐昌场、螺阮（坑）场和灵源场。

循州 兴宁县夜明场，治平二年置。

潮州 程乡县乐口场，治平三年置。

海隅（阳）县丰济场，淳化二年置；阳山场，熙宁五年置。

按：同书三三之一一载本州又有丰济场，熙宁六年置；乌斗场，熙宁七年置，熙宁十年罢；石院场，未载置罢时间。《九域志》卷九《潮州》载，本州海阳县有强丰济场。

贺州 临贺县宝应（盈）场，咸平二年置，大中祥符七年罢。（按：《九域志》卷九《贺州》载本县有太平银场。《宋史》卷二《太祖纪》载，开宝四年六月乙酉，“罢贺州银场”。）

端州 （肇庆府）高要县沙利场，皇祐二年置。

按：《舆地纪胜》卷九六《肇庆府》载，“太平场在四会县东三十里，元丰五年尝置银冶，元祐七年废。”

康州 双流场，熙宁七年置，熙宁九年罢。（《宋史》：泷水县有罗磨场、护峒场）

南恩州 阳江县海（梅）□场，景德二年置，皇祐元年罢。

英州 尧山场，咸平二年置。

浛光县 竹溪场，咸平四年置（按：《九域志》载，本县另有贤德场、尧山场、师子场）。

真阳县 钟峒场，景德三年置；师子场，庆历三年置；大叶峒场，皇祐四年置，至和三年罢。

惠州 归善县 西（酉）平场，嘉祐八年置；流沆（坑）场，嘉祐八年置。

藤州 岑溪县常（棠）林场，庆历三年置；宝锡场，熙宁五年置。

宜州 富仁监，乾德二年置（按：《宋史》卷四九五《抚水蛮》载此监有银冶二）。

河池县 宝富场，熙宁五年置。

按：《舆地纪胜》卷一二二《宜州》载，本州“自河池而西五十里”有宝积监产银。

高州 电白县高北监，大中祥符七年置。

按：同书三三之七又载有：连州阳山场，熙宁五年置；同官场，置罢时间不详。

《九域志》卷九《梅州》载，梅州程乡县有乐□银场。

《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载，春州有阳江场。

同书三三之七及《九域志》卷一、卷二又载：

西京 伊阳县场。

登州 场一。

莱州 无场，但产银

唐州 湖阳县花山场。

邓州 长安坑场。粟平冶场。

卫州 共城县场。

按：有些产量少而又开采时间短的坑冶忽略不载。

三 重点产银区

从上列产银地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产银主要集中于福建、两广、陕西、荆湖、江南、两浙地区，河北、河东、京东、京西、两淮、四川地区或不产，或出产很少。大抵长江以南产银地要远远多于长江以北地区。又从记载看，福建地区是宋代最重要的产银区，在下文所列产银最多的22州郡中，有5州郡是属于福建的。又据《元丰九域志》载，福建共有银场务（银坑在外）42所（《宋史·地理志》载40所），也是各路中银场务数量最多的。其次是广东路，下文所列产银最多22州郡中，有4州郡是属于广东的。据《元丰九域志》载，广东共有银场务23所（《宋史·地理志》所载同），也是各路中较多的。福建、广东与陕西不同，陕西地区南宋时期基本不在宋朝辖区内，而福建、广东仍属宋朝，因而对宋朝产银的影响时间更长。当然，应当说明，银的开采同其他矿产一样，很不稳定（或许可以讲是更不稳定），官方所设监、务、冶、坑等经常变化，或兴或废。而现有文献记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整个两宋时期的变化情况，所以，文献记载中反映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差距。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至一一记载了元丰元年（1078）时各州产银的“元额”和实“收”额，它为我们了解各产银州军的银产量提供了重要资料。我们从中将“元额”和实收额超过万两的州、监抽出，它们是：

其中信州是元额最多的，本年收居第二，而南剑州本年收最多，而元额居第四，是各州军监中最优者。虢州、潭州元额及本年所产均逾万，显示出产量高而稳的特征。陇州元额居第二，说明曾经很兴盛，但此时有衰落迹象。令人不解的是，桂阳监因产银而设，本年产量却如此少，不知是何原因。这九州、监应是宋代产银较多的。

除上述9州、监外，元额和本年实收超过5000两的有7州、军：

此外，赣（虔）州、郴州、汀州、邵武军、连州五州、军元额和本年实收都超过了2000两。

以上21州、军、监大抵是宋代产银最多的。然而也有遗漏，主要是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新开发的银矿没有反映进去。如据《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载：福州的不少银场务都是元祐年以后建立的，其中宝瑞场“元祐中发，绍圣元年以官监，盛时岁收银四十四万两、商税五百余缗，绍圣四年名宝瑞。靖康中宝山十八所停废，惟西山六坑岁犹收千二百六十七两”。如所记不误，则宝瑞场应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银场。

四 银的生产和官方的管理

关于宋代银的生产情况，记载不多，其中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所记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的情况稍详，引录如下：

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去郡二百四十余里，在深山中。绍兴间，乡民识其有银脉，取之，得其利。在隆兴初，巡辖马递铺朱姓者言于府，府俾措置，大有所得，事不可掩，闻于朝，赐名瑞应场，置监官……初，场之左右皆大林木，不二十年，去场四十里皆童山。场之四畔，围以大山，虽盛夏亦袷衣，日正中方见日光……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络，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团面糊团入铅，以火锻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与坑户三七分之，官收三分，坑户得七分。铅从官卖，又纳税钱，不啻半取矣。它日又炼，每五十两为一锭，三两作火耗。坑户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大抵六次过手，坑户谓之过池，曰过水池、铅池、灰池之类是也。

引文中言及银坑冶耗用了大量燃料，以致造成方圆40里的树木都被砍光。又言及矿井因故崩塌的悲惨景象（未录）。文中又讲了开凿矿井和采矿以及矿石加工和冶炼的方法。其中对矿石加工方法记述尤详。但对六次过池的记述稍略。此文所述银冶炼等或具有一定普遍性，苏颂《本草图经》记白银冶炼过程也谈到“入铅”和过“灰池”，其言：

其初采矿时，铜银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做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大锻，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

据他的描述，入铅的目的是将银同铜等分开，而过灰池的目的则是再将银与所入之铅分开。又银矿井一般都较深，赵彦卫讲瑞应场深十数丈，而《舆地纪胜》卷一二二《宜州》记广西宜州附近的宝积监，“坑户穴地深五十丈”，比瑞应场矿井更深。

前引赵彦卫文谈到坑户“不类人形”，却未讲到坑户中是否有雇主和雇工的区分。又《北窗炙录》卷下记载坑户姜八郎发家经过。姜八郎原为富人，后破落，逃债来到信州，一天他新娶的妻子拾得一块“灿然照人”的石头，姜八郎估计是银矿石，“因思曰：吾闻信州多银坑，向之穴非银坑乎？遂与妻往攻之，果银坑也。其后竟以坑冶致大富”。这里仍没有讲姜八郎开矿时是否曾雇工。所以，仅凭现有记载，我们很难了解银坑冶中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关于银坑冶的课税办法，在上文述黄金课税办法时已经言及熙、丰时期金、银坑冶都是二八分成的。又李焘记：“［元祐元年十月丙申］陕西转运兼提举银铜坑冶铸钱司言：‘虢州界坑冶户听得银货，除抽分外，余数并和买入官，费用不足。乞依旧抽纳二分，只和买四分，余尽经冶户货卖。’从之。”[15]这表明，虢州银坑冶所得，元祐元年十月以前一度实行抽税外全部由官方强制收买的办法，此时因官本不足，改为抽二分、买四分、余四分由坑冶户自行处置。文中讲此法是旧日已有办法，此“旧”不知确切所指。

赵彦卫讲银矿所得官民三七开分成，这与前文所述熙丰法、元祐元年虢州法及绍兴七年所定金银坑冶所得二八分成法有异，说明二八分成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从记载上看，银坑冶同金坑冶一样，也还有定额课税法。如《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炉户》就记载了福州许多银场、银坑的定额，有按月计的（如小叶坑月收银四两），有以岁计的（如钱马坑岁收19两、宝兴场北宋仁宗明道元年立额岁收银925两）。同书又记，福州在南宋初坑冶遭受严重破坏，后来情况有所好转，“抽收拘买立数之外，民得烹炼，于是诸县炉户籍于官者始众云”。大约只有定额合理，使坑冶户在完成定额及纳课税后有盈余，坑户才有开矿的积极性。

记载中有不少因完不成定额而使坑冶户破产的事例。如北宋真宗时，“秦州小泉银坑矿久不发，而岁课不除，主吏破产备偿，犹未尽。［知州马］知节三奏其事，得请蠲之，仍许以日收为额。”[16]又《长编》卷四八记：“［宋真宗咸平四年四月辛亥］秦州太平监所籍主吏柳延义等赀产悉还之。初，延义等专主银冶，岁输定课，更三岁，亏常额者四万二千余两，有司籍其家产以偿，上悯之，故有是命。”王安石《临川集》卷九二《司封郎中张君墓志铭》记：“［张式］主南剑将乐簿。有银冶，坐岁课不足，系者常数百人。君（张式）籍其人，使富贫财力相兼，课遂有羡，无系者。”又《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五引宋程迥《厅事记》载，江东饶州德兴县邓公场，“宋天圣间，山穴倾摧，而银课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罢之，时元祐（按：当作景祐）四年。”楼钥《攻媿集》卷一〇〇《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记：“［王正功庆元四年知蕲州］有言银矿发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说。耆老诉云：往岁尝有此事，官不熟计而遽行之。非徒无益，冶户以亏额坐深文，鬻产以偿者数百家，痛犹未定也。君为奏罢之。”既然一旦定额完不成有关的人要破产甚至坐牢，而一旦开矿又要向本地人摊征银本钱，征派燃料等，还要让当地人服某些劳役，却不能给本地百姓带来多少好处，所以，当地百姓对开银矿多采取消极态度，地方官也往往不热心，因为开银矿也有可能给当地引来很多麻烦。这样，开银矿的事往往受到抵制。例如前引设置瑞应场，也是因“事不可掩”，说明当地人是很不情愿的。这使白银的开采冶炼受到不利影响。

[1] 《长编》卷一二〇。另参《长编》卷一一四、一一九，《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纪》、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

[2] 《居士集》卷三四《胡宿墓志》，另参《宋史》卷三一八《胡宿传》。

[3] 此为《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所载。按：《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引《中书备对》载“莱州金四千一百五十两”，“登州金三十九两”，其中莱州数据上引《宋会要》实为本州“三县和买金元额”数，而登州的“元额”为“三千九两”，故《通考》所载“三十九两”疑系为“三千九两”的误录。

[4] 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五、《长编》卷二八一。

[5] 《长编》卷三一二、《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

[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三〇、《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〇。

[7] 《长编》卷七六、《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五、《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宋史》卷三〇七《凌策传》。

[8] 《洪文敏公文集》卷四《减贡金札子》。

[9]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九、《中兴圣政》卷二九、《群书考索》后集卷六二《财用·坑冶》。

[10] 《舆地纪胜》卷二九《抚州》记金山重25.5斤，“郡守王周上之，有诏褒美”。

[11] 参《宋太宗实录》卷七六、《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三等。

[1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五。参《通考》卷一八《征榷·坑冶》。

[1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五，参《长编》卷三一四同年秋七月己亥。

[14] 《东都事略》卷八九《苏颂传》，另参《宋史》卷三四〇《苏颂传》。

[15] 《长编》卷三八九。按：《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〇引录与本文有重要差异：“提举银铜坑冶铸钱司”作“提举铜坑冶铸钱司”而无“银”字，“听得银货”作“所得铜货”，“抽纳二分”后多一“外”字。考虢州元丰年间为宋朝主要产银地之一，见前文，而产铜量很少，所以，引文所述应为“银”坑冶事，而非“铜”坑冶事。但《宋会要辑稿》食货文字也有可取，如“听得银货”应依其校作“所得银货”，“抽纳二分”后应补“外”字。

[16] 《长编》卷四九，参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临川集》卷八七《马知节神道碑》。

第二章 金银的货币职能

关于黄金、白银的货币职能，日本人加藤繁在其《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将“宋代金银货币的用途”分为两个方面，下辖26项。于“在私经济方面金银货币的用途”题下有17项，即贿赂、为请托的赠遗、为表好意的赠遗、布施、谢礼、悬赏、赌博、赔偿、赎身、贷借、代替钱财以便运输远方、路资、物价的支给、物价的表示、赁费、蓄藏以及其他事项。于“在公经济方面金银货币的用途”题下有9项，即赋税、专卖收入、上供、进献、一般国费、军费、赏赐、纸币与金银的关系、从岁计中所看到的金银数字。我们的讨论或许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

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加藤繁所列举的26项，涉及了货币的交换媒介（“物价的支给”）、支付手段（“赋税”等）、价值尺度（“物价的表示”）、储藏手段（“蓄藏”）职能，他举的实例中，有些也涉及了货币的国际经济交流手段的职能。粗看起来，他的分析似乎说明宋代金银已具备了货币的五种基本职能，可以被认为是合格的货币了。实际情况却与这一结论有不小差异。为了说明宋代金银还不是完全的甚至在长时间里不是合格的货币，我们以下就具体分析金银在发挥这五种职能时的情况。

第一节 金银在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所谓货币职能，最重要的是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两方面的职能，我们就先分析金、银在这两方面如何发挥作用。

一 金、银用为价值尺度

金、银用为价值尺度的事例是较为罕见的。加藤繁讲的“物价的表示”大约可以理解为讲金银“价值尺度”的职能。加藤繁关于金、银作为“物价的表示”，只举了四个例子（有删减）。

（1）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庆历中，蔡君谟（襄）为福建路转运使，造小片龙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

（2）周《清波别志》卷下：“西京多汉唐王公冢墓，历代宝物，每自此出。亲党丁石韫，顷监花靥榷场，一日数胡儿用锦裹一物至，玉注碗也，非但表里莹澈无纤瑕……云得于长安古圹中，繁银百笏酬十之二，不售。”

（3）《西湖老人繁胜录》：“乡民争捉［促织］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

（4）《系年要录》卷一八八：“［中书请许重卖度牒］立定价数，分降诸路州军。诏户、礼部措置。户部乞每科给降二千道。每道价五百千、绫纸钱十千，皆省陌……愿以金银计直者听。从之。”

上引诸例中，（2）是属于境外贸易的，境外贸易具有特殊性，不宜用来说明一般（下文专述）。关于（4），加藤氏曾作如下说明：“所谓‘愿以金银计直者听’意思是欲购买度牒的人民，若愿以金银计算其价格者听其自由之意”，这种解释显然是牵强的。引文的本意只是讲，度牒每道价510贯省，愿意折计为金银用金银代钱支付者也可以。所以，这里根本没有以金银作为价值尺度的意思。

近年又有学者认为南宋人赵彦卫的如下记述中金、银含有价值尺度的意义。

《云麓漫钞》卷六：“［金朝使者沿途不吃饭折给钱财］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上中节七钱六分，下节四钱五分半。御筵不坐，折金七钱。”

其实这里也是一种涉及境外人的问题，虽不是同境外人贸易，但支给境外人恐怕金、银比铜钱更合适。所以，用这一事例作为金、银是价值尺度的例证同样是不合适的。又有一些事例表明有时用银作交换媒介时要折算成钱，即是说，在这些场合下银还不能作为价值尺度。笔者亦曾努力搜寻宋代以金、银作为价值尺度的事例，迄无新的发现（出境贸易除外），所以，似可断定，在大多数场合，金、银是不能作为价值尺度的。

二 黄金用于交换

关于金银的货币职能，最重要的是考察金银是否具有交换媒介职能。这就要考察一下金银在贸易中的具体情况。

关于黄金“作为物价的支给”（似可理解为用作交换媒介），加藤繁列举了七例，为说明问题，现转录如下（为了节省篇幅，文字有删减；另校正了错字和错误的标点）。

（1）《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三月丙申］内出章惠太后阁金千余两，市庄园邸舍，以给万寿观。建广爱殿，奉安章惠御容故也。”

（2）施彦执《北窗炙輠录》卷下：“游议师雄……知真定县。时朝廷新得燕山，其仓廪虏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饥。朝廷命府州县输粮……然议寂然无所为……已而诸县皆行，议乃口召其民曰：‘输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议曰：‘……汝每乡“议”应改作“［立义］”止择能办事者数人，赍轻赀往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银，一一为区处毕，临行又谓其人曰，有余金当盛买牛车以归。民至燕山，所在粮运坌集，米价顿落焉。河北等路米有余，遂籴纳之。先至者以粮兑，又不得纳，皆卖牛车以自给。其人遂以余金买之，皆乘而归。”

（3）方勺《泊宅编》卷下：“天圣中，侍中冯拯薨。次年，京城南锡庆院侧人家生一驴，腹下白毛成‘冯拯’二字。冯氏以金赎之，潜育于槽中。”

（4）孙升《孙公谈圃》卷上：“赵参政抃悦道，初好神仙术……后有道士献紫金盂，悦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两易之，悦道曰：吾以三两凡金换奇金，不可。”

（5）《系年要录》卷一九一：“［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丑，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论枢密使周麟之的罪恶，其中讲道］士人有浚井而得古砚，麟之欲偿以百金，得其砚而弗偿也。”

（6）《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打聚》：“阛阓瓦子专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户为事，纵告官治之，其祸益甚。五奴辈苦之，窃视其所溺何妓，于是敛金以偿其直，然后许以嫁之……”

（7）周《清波杂志》卷上（《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略同）：“苏文忠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

我们仔细分析这七个例子，就会感到有一些疑问。在例（3）（5）和（6）中，“金”是否就是黄金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宋代，铜钱、白银在一定场合下都可以称为“金”，如通常讲的“金帛”中的“金”一般就是指白银。在例（5）中，以黄金百两作为古砚的酬价似太高，而用白银百两作为酬价似更合理。在例（4）中，以原金换金器，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直到近代仍存在的以废铁换犁头、以废铜换铜锣的交换方式，用金换金器会不会也是这种性质的交换呢？另外，这些例子都不是具体地描述直接用黄金买物，使人怀疑具体操作时，是否会是先以金易铜钱，再用铜钱购物。当然，下面的例子较上列加藤繁七例更接近直接以黄金购物。

（1）《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壬辰：“和安大夫、开州团练使致仕王继先尝以黄金三百两，从故秘阁修撰赵明诚家市古器。”

（2）《舆地纪胜》卷一四六《成都府路》：“景德中，内府又出黄金三千两，［给嘉定府普光寺］设斋及增修堂殿。”

除上述九例外，我们可能很难再找到类似的记载，而以铜钱购物的实例，却多得大有引不胜引的味道，这使我们可以体会到，即使在宋代黄金偶尔被用为交换媒介，也是很不普遍的。

三 白银用作交换媒介

关于在贸易中涉及白银的事例，加藤繁先生在“物价的支给”项下列举了二十余例，但其中大多数都不够贴切，或者属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事例，我们从中选择较为贴切的数例，并补充若干事例。

（1）《图画见闻志》卷三《王齐翰》：“开宝末，金陵城陷，有步卒李贵入佛寺中，得齐翰所画罗汉十六轴，寻为商贾刘元嗣以白金二百星购得。”

（2）《河南集》卷二五《分析公使钱状》：“洙先于庆历三年七月内差知渭州……体问到前来张亢在任日并邻近州郡泾州郑戬、庆州滕宗谅将银往西川收买罗帛……郑戬将银于西川及秦州收买罗帛……回易。”

（3）《图画闻见志》卷六《慈氏像》：“［有僧进慈氏菩萨像，据辨认左为宋真宗，右为章宪皇后］仁宗以白金二百星赐答之。”

（4）《苏轼文集》卷六一《与参寥子》：“今有奠文一首，并银二两，托为致茶果一奠之（僧辨才）。”

（5）同书卷五〇《与范元长》：“某忽有玉局之除……有银五两，为［秦］少游斋僧，托送与超度也。”

（6）《系年要录》卷一八八：“［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壬辰，侍御史汪澈等论刘宝罪恶，其中讲］其在军中搜买珠玉珍奇之物以为苞苴，动辄用银至三五百铤，前后所用不知其数。”

（7）《夷坚三志》辛卷第六《胡廿四父子》：“乐平永丰乡民胡廿四开旅店于大梅岭。乾道元年冬，弋阳某客子独携包袱来宿。至夜，买酒邀胡同饮……客既醉，出白金两小瓜授之云：‘明日烦主人分付籴麻打油，归乡转售。’”

（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乾道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权发遣处州姚述尧奏……［坑户］将净铜就官卖，约计工费，乞纳铜四斤，请官银一两……诏并依（按，处州恰好同时出产银、铜两种矿产品）”。

分析以上各例，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交易中用银的一般交易额较大，所列各例很少有用银一两以下的；二是多数事例，如（4）（5）（6），没有交代清楚是否直接以银作交换媒介。在宋代，大额交易用铜钱过于沉重体积也过大，很不方便，而用银即可避免这些问题，所以大宗交易使用银的情况可能稍多。下文述榷货交易中用银较多应即与此有关，上引图画、茶具用银也是如此。除上引诸例外，宋代官方买茶有时也使用白银，但买茶支银也是以钱折算的。[1]

另外购买住宅等可能也多用银。史载宋太宗曾赐“武宁节度使陈洪进银万两，令市宅”[2]。《宋史》卷二七四《田钦祚传》载，赐田钦祚“白金五千两，令市宅”。同书卷二五七载，赐楚昭辅“白金万两，令别市第”。又《长编》卷三二、《宋史》卷二七五《刘福传》载，赐刘福之子“白金五千两，使市第宅”，宋仁宗赐郭劝“银使市田宅”。《长编》卷五四载，宋太宗时，襄王（即后来的宋真宗）喜欢美女刘氏，却不敢留在宫内，“乃以银五百两与［张］旻，使别筑馆居之”。《宋史》卷二五五《向拱传》载，向拱“表献西京长夏门北园，诏以银五千两偿之”。又明代人撰《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记，传说南宋初有人掘地得白银窖藏，交官一半，自己“得银五千两，即日买屋以居”。这些记载虽然都不是正面记述用银购买住宅田园的，但却表明当时买卖住宅田园使用银的可能性很大。

在上引事例中，确有几例是直接以银作交换媒介的（多数则令人怀疑），但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的，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表明银不能直接作交换媒介：例如宋仁宗时欧阳修上奏，讲到三司调拨银十万两下河东路各州军配卖现钱，所得钱用于籴军储粮。[3]又《夷坚丁志》卷一〇《秦楚材》：“秦楚材政和间自建康入贡京师……逢黥面道人……探篮中白金一块，授之……挽诣肆，将货之以供酒食费。肆中人视金，反复咨玩不释手，问需几何钱，曰随市价见偿可也。”秦楚材得到银，要以之“供酒食费”，须依市价“货之”才行。又《夷坚志支景》卷一〇《李氏二童》：“［李元佐侍童说］道士掷一物与我，拾取视之，乃银也……将银卖与市铺，其重十两，得钱二十二千，就寄铺中，时取以供衣食之费……是岁绍兴癸酉。”侍童得到银，须先卖与市铺，然后就寄存在这个铺里时时取用。这几例都是讲要先将银变为钱才能使用的。这些事例说明至少银在宋代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直接作为交换媒介的。

四 榷货算请与金银

加藤繁先生在其书中有“专卖收入”一项，其中举例说明了宋朝榷货算请中官方收受金银的情况。但他未能将榷货算请与其他禁榷收入相区分，实际上，禁榷收入（加藤繁先生称之为“专卖”，似不够确切）中，其他方面收入的金银很少，禁榷收入的金银，绝大部分来自榷货算请。

宋代商人等算请榷货（盐茶矾等）可以按比例缴纳金银代替部分铜钱，这起源较早。《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矾》载：“……建隆二年，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太平兴国初，岁博缗钱、金银计一十二万余贯……端拱初，银、绢帛二万余贯……至是（淳化元年），言者谓：‘……商人以陈茶入博……’诏今后惟听金银、见钱入博。”这说明宋初就有算请矾许以银（可能是部分地）代钱的规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六《财赋·茶盐》载：“太祖乾德二年，诸州民有茶，附折税外，官悉市之，许民于京师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货务以茶偿之。”如果所记无误（《长编》《宋会要辑稿》均未言及此），则商人算请官茶以金银代钱始于乾德二年或更在此前。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八月，令建安军榷货务移于扬州，且令“自今客旅将到金银钱物等折博茶货及诸般物色，并止于扬州纳下”。也表明商人算请茶以金银代钱起始很早。又同书二三之二载：太平兴国“八年三月，金部员外郎奚屿言：奉诏相度泉福建剑汀州、兴化邵武军盐货，请许通商，官为置场，听商旅以金银钱帛博买……从之”。据此可以断定宋代算请盐准许以金银代钱当不会迟于太平兴国八年。福建盐行通商法时间较短，罢通商法后商人似乎就不能以银代钱了。《长编》卷四〇载，至道二年十一月，发运使兼茶盐制置使杨允恭“又请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请盐］者，悉偿以茶”。所谓“金帛”，一般指金银与绢帛。这些记载使我们感到宋太祖、太宗二朝榷货务算请以金银代钱已经广泛存在。

到宋真宗即位以后，以金银代钱算请盐茶的情况就更为多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二四载，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上书讲：“若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同书五五之二二又载：“景德元年正月，诏榷货务入中金银并纳内藏库。”也说明此前榷货务已接受入中的金银。《长编》卷六〇载，景德二年，朝廷命林特等议定新茶法：“于京师入金、银、绢帛直钱五十千者，给百千实茶。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这说明在缘边入中可以金银代钱，而入中事务也是由榷货务来掌管的。此事又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五，后者载陕西亦同。此书又载同年“十二月监榷货务、供备库使安守忠等言：解盐元许客人从本务入中金、银、丝帛博买交引，就两池请盐”。可知前此解盐也已可用银代钱算请。这样，至迟在宋真宗时期，京师、沿边，请茶、请盐，都许以金、银代钱了。另外，《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三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诏书中言及“榷货务便纳金银钱帛粮草合支香药、象牙者”云云，说明纳金银于榷货务算请香药等物在此前业已存在。又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奉使河东，曾上言：“欲乞依已前体例，指挥在京榷货务及本州折博务出榜告示，招召诸色客旅投状，在京入纳见钱，及取便于晋、潞等州入纳茶货、金银、钱帛、丝布、斛斗。”[4]既是依以前体例，则以金银算买矾在此前已实行很久。

以上记载都没有涉及是否可以用金银全部代替现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四载：“［天禧元年四月］八日，定夺所言：‘欲晓示客旅如要海州新茶，依近定到入中则例，每百千数内入见钱四十千，余六十千许以金银匹帛丝绵等依时价算买，更无加饶，或入一色见钱亦听。’从之。”同书三〇之五记述了宋仁宗天圣元年关于商人算请茶叶的如下规定：算请淮南十三山场茶，“于在京榷货务纳净利实钱，每百千为则，内五十千见钱，五十千金银绸绢小绫，如无今色，即纳见钱”；算请蕲口、真州、无为军、汉阳军四务茶，“即于榷（榷为在之误）京榷货务入实钱百千，内四十千见钱，六十千金银绸绢小绫”；算请“荆南、海州两务茶，即入实钱百千，内四十五千见钱，五十五千金银小绫”。如果不到京师，“只就逐处榷货务入纳钱物，如愿请蕲口等四榷务茶，即入中实钱百千，四十千见钱，六十千金银绸绢小绫等……愿请荆南等两榷务茶，即入中实钱百千，内四十五千见钱，五十五千金银绸绢小绫等。”此记载表明，当时算请茶叶商人以金银代钱是受到限制的，具体规定较复杂，最多不能超过十分之六，不但金、银可代钱，绸绢也可代钱。这种在一定比例内可以金、银代钱的规定大约具有普遍性。金银等代钱使用受到限制，而使用铜钱却不受比例数的限制，这至少说明在这里银的法偿能力是不完全的。

南宋时期在三榷货务算请淮浙盐以金、银代钱也是受到限制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九载：“隆兴二年十月七日，榷货务言：……淮浙文钞系三务场分定州府给卖，内行在卖通、泰、高邮军、楚、秀、温、明、台州钞，以十分为率，内四分用见钱，六分轻赍；建康［卖］通泰州、高邮军、楚州钞，每袋通货钱五贯文用见钱外，余许用轻赍；镇江卖临安、平江、绍兴府钞，并许用轻赍，系是金、银、会子之类，比之见钱大段省便。”这表明当时三榷货务有关规定各不相同，多者可全用“轻赍”，少者十分之六可用“轻赍”，然而对“轻赍”中金、银、会子等各占多大比例是否另有规定，则不得而知。据同书二七之四二载，乾道八年十二月宋廷规定，行在、建康、镇江三榷货务算请茶盐，“六分轻赍内须管用二分银两”。由于会子、关子等毕竟是纸币，在当时的信用一般不如金、银，所以这里的规定似应理解为六分轻赍内银所占的比例只能比二分大，不能比二分小。同书三一之二一记，次年五月曾一度把银的比例调高为四分，但到十二月末，重又降低为二分。从上引记载看，“轻赍”全用银似乎是被允许的，如果确实如此，则南宋算请茶盐方面白银的法偿能力较北宋时有所增强，因为无论在哪个榷货务，都可以用银代替十分之六以上的钱，而在某些时候则可以全部以银代钱。除了上面提到的镇江榷货务外，广南盐在实行钞盐制度时情况也类似。同书二八之二二载广东提盐、同措置广西盐事韩璧，广西运判兼提盐、同措置广东盐事胡庭直言：“广东路奉行钞法，自绍兴间客铺赴广州卖钞库入纳，皆是用银……今二广盐通行客钞……今相度欲将客人入纳算买广西钞引，每箩钞面正钱五贯省，一例作每两［银］价钱三贯五十文九十八陌折银，如广西转运司支拨诸州岁计，并照各州月申市价高下增减分数折支应副……从之。”引文明载广南钞盐可全部以银代钱。《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纪》载“免广东提举司盐箩银三万两”，说明算请广盐可以银代钱的规定到宋末仍在实行。

南宋时期算请矾沿用北宋之制，也许（可能是部分地）以金、银代钱。

五 关于白银用于官籴

官方使用白银籴粮，也属于白银用于贸易的范围，但也有其特殊性。加藤繁先生在“一般国费”项下提到了这方面的事例，但未作专项，似重视不够。

为了说明官籴用银的情况，我们将史籍有关记载汇为下表：

将上表反映的情况与史籍中记载的宋代官籴的其他情况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知：（1）宋代用银籴买有一定数量，这表明宋代白银确有货币化的趋向。（2）同用钱、用票据（交引等）籴买比较起来，其数量就近乎微不足道，因为用银的数量一般都在50万两以下，而且并不是年年都有，而每年官籴的数量都在数百万贯、千万贯以上（折为银两也在百万以上）。（3）宋代用于籴买的，不但有钱、银，还有绢，用绢的数量比用银要多得多，所以，仅仅以官籴用了一定数量的银就得出白银已经完全货币化了的结论是有欠说服力的。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官籴时用银往往还折算成钱，请看下面各例。

《长编》卷二六五载：“［熙宁八年六月］丁巳，诏权秦凤等路提点刑狱郑民宪，相度熙河路以见钱、茶、银、绢分数增籴，茶、银、绢并平估，毋亏弓箭手。”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九之二五载：“［熙宁九年］五月十八日，中书门下言，乞令三司支银绢依市价折算钱十五万贯，赴熙河路趁时计买粮草……从之。”《长编》卷二七五所载同。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一七载：“绍兴三年四月十一日，江浙荆湖广南福建路都转运使张公济又言：今约度所籴粮米马料于市价上量增价，收籴米五十万石……令户部于桩管高丽绢内支一万五千匹，每匹作六贯……余不足钱三千贯并以银折支，每两作二贯二百。”

《系年要录》卷一八二：“［绍兴二十九年五月癸酉］右正言都民望言：近降旨依户部措置储蓄收籴米斛……以银折钱，须依市价折支方使人无词说。”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五载：“［淳熙四年五月三日户部措置以新印会子品搭钱、银和籴。其中］镇江府……本钱二十万贯，会子一十四万贯，银五万五千贯，见钱五万五千贯；建康府……五十万贯，会子二十八万贯，银一十一万贯，见钱一十一万贯；池州……银二万七千五百贯。”

这些例子说明，官方计算籴价时，是要把银数折为钱数的，这至少表明银只是钱的代用品，银的货币功能不如钱币，特别在价值尺度这方面更是如此。

六 金银作同境外经济交流的手段

由于宋朝严禁铜钱外流，又禁止行用境外铜钱，且在境外行使宋朝铜钱有时也有不便，所以宋辽、宋金之间的经济往来，往往使用金、银。《宋史》卷三二六《张昭远传》载，北宋真宗时，张昭远任知雄州，“献言岁会四榷场入中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载，北宋末年有人曾讲：“祖宗虽徇契丹捐银、绢五十万匹两之数，盖榷场与之为市，以我所不急，易彼所珍藏，岁相乘除，所失无几。”这似也说明宋朝输送辽朝的岁币银，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榷场贸易从辽境获取的。南宋周《清波别志》卷下记，几个金朝人到花靥榷场卖长安古墓中出土的玉注碗，“索银百笏”。《金史》卷四九《食货志》载，金宣宗元光二年（1223）有大臣上奏讲由于金朝商人买贩宋朝境内产的茶，造成每年白银外流，还讲“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这些记载说明宋辽、宋金榷场贸易中使用白银的数量较大，大约与此有关，宋朝后来制定了禁止白银外流的法令（详下节）。除榷场贸易外，走私贸易也使用金、银。欧阳修在上宋仁宗的奏疏中就讲到河东路百姓为了减少运粮费用，“遂赍金、银、绢、铜钱等物就缘边贵籴北界斛斗”[5]。

在宋辽、宋金的非贸易往来中，也常常用金、银。如《长编》卷三一一载，北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知雄州刘舜卿想募人刺探辽朝动静，“乞银千两、金百两，诏三司给之”。这表明募人去刺探军情的费用是以金、银支付的。在南宋初年，宋徽宗、钦宗被金朝俘虏，宋朝向金朝乞和，不断地派人到金朝去，这些使者出境一般都携带金、银作为各种费用。《系年要录》卷五八载，绍兴二年（1132），宋廷派人到金朝，携有捎给“上皇（宋徽宗）金三百两、银三千两，渊圣（宋钦宗）减三之一，宁德、宣和二后又减半”，同时赠送金军左副元帅宗维金200两、银1000两，右监军希尹金100两、银500两，赐给滞留金朝的宋朝大臣宇文虚中金100两、银500两。《宋史》卷三七一《王纶传》、卷二九八《司马池传附玄孙朴》载，绍兴八年（1138）宋廷派王纶出使金朝，“附进太后、钦宗黄金各二百两，仍以金帛赐宇文虚中、朱弁、孙傅、张叔夜家属之在金国者”。还捎去赐给司马朴的黄金。同书卷三七三《朱弁传》同年金朝使者回访，宋高宗令其“附黄金三十两”赐给朱弁。《系年要录》卷一四六载，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议和，金朝向宋朝索要宇文虚中的家属，宇文虚中的妻子路费不足，宋高宗“赐黄金百两焉”。这些场合都使用金、银，固然有金、银便于携带的原因，而金、银适合出境使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宋朝西南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不在宋朝直接统治下，货币制度也与汉族居住区不同，这些少数民族往往使用金、银作货币，所以，涉及与这些少数民族交往的事，也多使用金、银。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蛮马》讲：广西“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一鸡直银一两。”说明当地向南诏蛮族买长鸣鸡可能是用银的。又宜州溪峒出产山獭，“一枚直金一两”。也表明溪峒贸易可能用黄金。《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七载，宋神宗元丰四年募人掩杀蕃族首领乞弟，宋廷即悬赏“真金五百两、银五千两、锦五百匹、采绢五百匹”。宋朝用金、银向少数民族买马，也属此类，下面专题述之。

宋朝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大约也较多地使用金银。《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九载，南宋大臣林光朝在直宝谟阁轮对札子中讲：“东南有海道，所以捍隔诸蕃，如三佛齐、大食、占城、阇婆等数国，每听其往来，相为互市。遂于岭南之广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诸蕃通货，举积于此。荆淮湖外及四川之远，商贾络绎，非泉即广，百货所出，有无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近闻蕃客十十五五，尝在都下自卖蕃物，而以金银为回货。今又闻转而之他……夫金银可贵，吾之所宝……若之何弃其所可贵者于化外穷发之乡！此物一去，即不复相流通，岂不重可惜也……”不过，宋朝于淳熙年间颁令禁止金银出境，或许此后银的外流受到限制，数量有所减少。

顺带讲，西方中世纪很早就流通金银，中国则长期行用铜钱，这种差异显然同西方当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而中国却处于中央集权状态有直接关系。铜钱的铸行含有较多的政治成分，它不适合用于互不统属的不同政权统治下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如上所述，尽管宋朝境内行用铜钱，但宋朝与周边地区的贸易除物物交换外，较多地使用金、银。西方中世纪是处于小国林立状态的，当时跨国、跨地区贸易使用金、银是一种客观必然。而在中国各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广大地区，铜钱已满足了人们日常交换的需要，在交换数额尚未达到足够高的情况下，使用金、银就显得不那么迫切。

七 关于用金银支偿马价

宋代向蕃族购买马匹，主要以茶叶支付，这就是所谓“茶马贸易”，但除茶叶以外，有时也用丝织品和金、银。用银支付马价，可以追溯到北宋仁宗时期。《宋史》卷一九八《兵志·马政》载：“至和元年（1054）……又诏陕西转运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又记，嘉祐元年（1056）稍前，“诏议买马利害。吴奎等议于秦州古渭、永宁砦及原州、德顺军各令置场，京师岁支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充马直，不足，以解盐钞并杂支钱给之。”据《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六，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京师岁支银4万两的规定还在执行，但此年由于陕西银坑冶兴发，宋廷决定这4万两银由当地解决，不再由京师运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八〇载，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二月二十九日户部上奏讲四川黎州买马事，其中谈到“黎州见买四岁至十三岁四赤（尺）四寸大马，每匹用名山茶三百五十斤，每斤折价钱三十文，银六两，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此外还用绢、絮、青布等，这些物品的折算办法，“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很不合算。因此，户部要求减少黎州买马数，增加秦州买马数，减少黎州买马用茶比率，增加用绢、银的比率。请求得准。这说明北宋后期四川买马也有一部分以银偿价。

对于蕃族的上贡物品，宋朝一般采取论价依价支给赏赐的办法。对于蕃族进贡的马匹，也是如此。《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二一细文载，北宋元丰年收制前的某一阶段，宋朝规定：“进马者，依骐骥院估到价银（钱？），每一千赐银一两。如是银价过钱一千以上，即支本色钱一千石（石为衍文或为省之阙文），若银腰（价？）不及钱一千，即依原宣内所定支赐银一两。”这说明支偿贡马价的“赏赐”，也往往用银。

北宋买马似只用银而未用金，南宋时有了买马用银也用金的记载。这可能与走私贸易有关。《系年要录》卷五五记：绍兴二年，广西经略司上奏言及“比岁不逞之徒多以金、银市马，鬻于群盗，故马直踊贵”。《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又记，“绍兴七年（1237）……［广西］市马二千四百匹，诏赏之。其后马益精，岁费黄金五十镒、中金二百五十镒（按《系年要录》作白金三百斤，近是）、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斤，而得马千五百匹。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但官价有定数，不能致此耳。”[6]这里不但用金、银买马，而且用金、银作为衡量马价的价值尺度。熊克也记，当时广西买马“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两；四尺二寸，二十六两，以是为差”[7]。此也讲以银为衡量马价的价值尺度。以上两例是讲官方买马，私人买马也有用黄金的，《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蛮马》记：有一蛮王骑一淡黄色马到溪峒，马“偶病黄，峒官以黄金百两买而医之。后蛮王再来，见之叹息，欲以金二百两买去，勿予之矣。”此是用黄金买马的实例。同书又讲，南马虽一般不如北马，但也偶尔有超过北马的好马，“一匹直黄金数十两”，这是以黄金作为价值尺度。

当然，无论官私，买马用银比用黄金的情况要多。买马用银，时间长了，负责买马的官吏想出用银中夹铜的办法来谋求私利，这对卖马的少数民族固然是一种坑害，对宋朝的长远利益也有不良影响。《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八载，宋孝宗刚即位不久，就有人上书说：“市马之弊，每与蕃蛮博易，则支与铤银。或要器皿，以铤银打造。今者多集银匠，以铤银销夹入赤铜。元法每盐一箩计一百五斤，算银五两折与蕃蛮，今则以二箩分作三箩，折银壹拾伍两。元每马四尺一寸，算银三十六两，每高一寸加一十两，今市马作两样赤（尺）度等量。”其结果，造成蕃人对汉人的不信任，卖马价格逐渐抬高。这一记载表明，买马以银计价，而实际偿价有时以盐抵银。《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载，范成大于乾道九年（1171）担任广西安抚使、知静江府，他在上奏时也讲到“买马久弊，银则杂铜，名四六银；盐则减斤，百得七十，皆为边吏干没”。为此，范成大曾设法杜绝这些弊端。他又讲到，当时商人们走私锦缎很严重，致使蕃人卖马后不要锦作抵偿物，从而“独一色银易马不足”。这说明，当时锦、盐、银三者仍是买马支偿马价的主要物品。范成大还讲到买马价格为“每低一寸，减银十两。如四尺四寸者银四十一两，三寸即三十一两”。这同上引熊克的记述是相合的，也是以银计价的。南宋时期每年买马用多少白银，不见有统计数字。据《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状》，淳熙四年（1177）自杞使者到宋境请求允许以“乾贞”为年号，权知邕州吴儆斥责他说：“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自杞只是宋向之买马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所用银、锦已如此多，其总数应也相当可观。

买马用银，造成白银大量流出宋境，这导致一些士大夫的忧虑。《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九、《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一均载，乾道八年（1172）有官员上奏议论此事说：“窃见祖宗以来马政系茶马司专用茶、锦、银、绢博易，蕃、汉皆以为便。近来茶马司不以茶锦，专用银币博买，甚非立法之意……银宝多出外界，甚非中国之利。”于是“诏令四川宣抚司参照祖宗旧法更切详审措置经久可利便申枢密院。”《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九载：“［淳熙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宰执进呈赵汝愚等奏，相度到边场用银买马利害。上曰：所买阔壮马与纲马何异？却用银二万两，可行下权住买阔壮马，仍令茶马司每岁用银买马，不得过乾道五年以前之数。”同年“八月十一日，枢密院进呈赵汝愚、李大正奏到增添银两买马事。上曰：用银买马，宜以渐革，使诸蕃互市由之而不知，当以此意谕与两司。”次年二月十五日，宋孝宗下诏：“四川茶马司权住收买淳熙十五年分阔壮马，其银两令项桩管不得妄用，岁终具数闻奏。”淳熙十六年（1189）“诏更住一年”。同时“诏州郡互市去处买马银两，可更措置减省者以闻”。这表明宋孝宗对白银因买马而外流的事很重视，而且采取了限制性措施，但这些措施的细节及实施效果我们却无从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用银到境外买马，金朝有时也用银到宋朝境内买马。《宋会要辑稿》兵二六之一二载，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镇江府副总管刘忠言：伏见频年以来，北界用兵日，在两淮、汉上用银收买淮马，贪利冒禁者纷纷，我空彼盈，利害不细，乞下帅司禁戢……从之”。

宋朝买马部分地用银偿价，以往有人便以此作为白银用为交换手段和价值尺度的例证，其实是有问题的。首先，北宋时买马用银只是茶、锦的附属品，茶、锦都不是货币，银也不宜就肯定是作为货币使用的。南宋时白银确实是作为货币用于买马的。但宋朝同蕃族的这种贸易，与境内贸易性质是不同的，这种贸易是不同政权统治地区间的贸易。这种贸易牵扯到如下问题：一是宋朝的铜钱禁止出境，而境外地区又不是处处都通行宋朝铜钱的；二是蕃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始终都行使不同的货币，换言之，蕃族地区始终都在行使白银。所以，是不能用宋朝以银两向蕃族买马这件事来说明宋朝境内白银货币化程度的。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经略司买马》讲：“［宋朝］岁拨本路（广西）上供钱、经制钱、盐钞钱及廉州石康盐、成都府锦付经略司，为市马之费。经司以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锦彩帛，尽往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他虽肯定了在买马时白银的价值尺度作用，但同时又讲明了，官方是先用“诸色钱买银及回易他州金”，即是说，宋朝境内是不以银为币的，为了买马，官方才用钱“买”银和“回易”金。

八 关于以金、银为“路资”

加藤繁先生列有“路资”一项，项下举八个例子（简述）。

（1）《系年要录》卷六三载，知应天府凌唐佐死于国事，宋高宗命其从孙凌宪往颖昌接其家属，“且赐金五十两，为道路费。”

（2）同书卷七八载，杨安被派到金人占领的云中府找宇文虚中送信，见后“得矾书二张、盘缠金三两，亦不敢说话，便回至汾州”。

（3）《独醒杂志》卷六载：“赵君贶为吉水宰……贫无以殓，囊中之绵，不能具一衣，郡守遗金十两，以为归资……却不受。”

（4）《邵氏闻见录》卷一四载，宋徽宗初立，拟召范纯仁，“遣中使，赐银绢各五百，以继道路之费”。

（5）《四朝闻见录》丙集《韦居士》：“朱文公语门人，［绍圣以后］贬逐正人贫无以为路费，居士率致白金以邀诸路。”

（6）《夷坚乙志》卷九《二盗自死》载，一县胥醉酒独行，腰下有端砚，“有二人视其腰下，疑为白金也，杀之”。

（7）《夷坚丁志》卷七《荆山客邸》载，韩洙在信州弋阳开酒肆客邸，乾道七年，琼州举人黎某将一小布袋遗落邸中。“急回寻找……［韩洙］以还。封记如初，解视之，凡银四十四两、金五两、又金钗一双”。

（8）《北狩见闻录》载，宋徽宗成为金人俘虏北行，曹勋随行，“以银二两博换饮食，卖人知是徽庙，即尽以炊饼藕菜之类上进，反银而去”。

在这八例中，例（2）讲的是金朝境内事，且涉及过境，情况特殊，不宜列此处；例（3）除“路资”外，还应有安葬等费用，也不纯是“路资”；例（8）原文讲“博换”，即以物易物，此例用以证明银在当时人观念中不是货币或许更贴切。

关于以金、银为“路资”，我们可以再补充数例。《杨文公谈苑》言及：“金陵之陷，后主以藏中黄金分赐近臣办装”云云。[8]所谓“办装”似近“路资”。《宋史》卷三三一《沈遘传》载，翰林学士沈遘“丁母忧，英宗闵其去，赉黄金百两，仍命扶丧归苏州（此亦似含安葬费用）”。《长编》卷三四九载，元丰七年（1084）知枢密院事韩缜自言买马未亏价，讲他除准备偿还马价外，还以银十两偿代买马者的“道里费”。这道里费自是路费。晁说之记，范祖禹拟到许州探望从祖父范镇，“上以手诏抚问蜀公，并赐茶药，又遣中使赐纯夫银百两为路费”[9]。洪迈《夷坚续志》前集卷一《遇贵升迁》记一则传说：一次宋孝宗与参知政事曾某微服私访，遇到穷困潦倒多年得不到差遣的蜀士许志仁，双方处得很好，宋“孝宗曰：曾参政欠阆州太守黄金二十两，明日以书荐汝去彼处受差辟，汝可移此金作果囊归”。《崔清献公言行录》卷二载，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召崔与之进京，“宣赐路费金三百两，曲示优崇延立宁之意”。《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载，南宋灭亡前，宰相陈宜中请迁都，“太皇太后乃命装俟升车，给百官路费银”。

“路资”无非是用于沿路购买和支付住宿、交通工具费用，其中购买属于贸易范围。金、银被用于“路资”是相当的普遍性，是有其原因的，这就是金、银的价值高、便于携带。试以一贯铜钱与一两白银相比，前者的价值一般低于后者。但前者重达70～80两，重量为后者的七八十倍，体积也大几十倍。以铜钱比黄金就更无须言。金、银如此多地被用为“路资”，无疑说明了金、银货币职能的增强。然而，以金、银为“路资”的记载虽多，但却少有记述这些“路资”具体是怎么用的。是到适当地点兑换成铜钱呢，还是直接用它们“博易”物品呢，抑或是真正作为货币购物呢？我们无从得知。所以，仅凭金、银作了“路资”，就断定它们一定是完全作为货币在使用，则未免失之武断。

第二节 赋税中的金银及金银的法偿地位

金、银在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但金、银却非常广泛地应用于非贸易性支付，前人讲金、银的货币职能时，所举的事例也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范围内的。

金银的货币职能，最重要的是它们在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我们若要讨论金银的法偿地位，却必须从分析金银在涉及官方的支付职能及交换媒介职能入手。宋代官方并没有直接对金、银的法偿地位作出规定，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官方对金、银的态度上间接地了解金、银的法偿地位，因为在一些经济活动中，金、银的地位是用法令的形式得到明确的。最能说明金、银地位的，是在百姓向官方纳税、购买专卖商品时官方的有关规定。

一 田赋中的金银

讲到田赋征金银，加藤繁先生引证了李焘《长编》卷四的如下记述：“［乾德元年四月辛亥］令诸州受民租藉，不得称分毫合勺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金银成钱。”《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的如下记载与上引记述有某些相似，“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这两段记载说明官方田赋收入中有一定数量的金银。又《通考·田赋考四》载，熙宁十年二税总收入为5201万贯石匹两等，其中有银6万余两，也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官方田赋收入中有一定数量的金、银，是否就表明金、银已成为一种硬通货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进一步追寻金银是怎样成为官方田赋收入的。

如果我们考察宋代田赋制度，就可得知，宋代田赋主要由夏秋钱绢、秋苗及各种附加税组成，就可以察考到的税项而论，没有一项是以金银（两、钱）为数额的。但是实际征收却有征收金银的情况，这就是以金银折计现钱或实物。其中折征黄金的情况较少，计征白银的情况相对较多。

北宋时期，个别黄金产区征税征黄金。《宋史》卷二八七《李昌龄传附从子纮》记，宋真宗时，李纮任知歙县，“地产黄金，民输以代赋。后金竭，责其赋如故。奏罢之。”在李纮上奏以前，歙县百姓是以黄金完纳赋税的。又《长编》卷一八记：太平兴国二年（977）六月己未，“江南西路转运司言：‘诸州蚕桑少而金价颇低，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金估高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从之”。这说明江西是有以黄金折缴赋税的情况的，范围不详。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五月，知袁州何蒙上奏说：“本州二税，请以金折纳。”他的建议被宋真宗驳斥，未被采纳。[10]袁州属江西，当时是金产区，情况与歙县接近，但当局却不许折征黄金。

《系年要录》卷九五载，南宋绍兴五年，宋廷财计困竭，曾预借折帛钱，当时专门下令要求地方“毋得抑纳金银”。可知地方有抑纳金银的，但遭禁止。此外，南宋田赋直接征收黄金的事例似未查见。

南宋时期，官方的敕令中规定，某些地方向朝廷输送财赋，有一部分输送金银。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九一载，绍兴五年，创设总制司，征调总制钱，规定：“今来合发钱物内钱，如系沿流州郡即起发见钱，不系沿流州郡，仰所委官依市价变转轻赍金、银起发，仍仔细看验，不得夹带铜锡伪滥之物及不得虚抬、小占价例，如亏官私。”这种因交通不便而折输金银的情况不知此前是否有过，但此后确是长期实行的。又如，同书六四之一〇五载：“［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广西安抚詹仪之言：乞将本路诸州递年合解行在及湖广总领所经总制钱，以三分为率，许用一分会子、二分金银解发。从之。”广西当时是金银产区，又与境外以金银为币的地区毗邻，情况与其他地区是有别的。地方向朝廷输送金银，这些金银的来源无非二途：一是直接取之于民，从记载看，这种情况较少，特别是征收黄金的情况更少；二是用税钱、税物“变转”金银，这种情况较为多见，当然也多是“变转”白银。

田赋征收白银的现象要远远多于征收黄金。如上所述，一般田赋都不以银立额征收。但是个别地区有例外，如湖南桂阳监（后改军）百姓的各种税都是用银两缴纳的，原因是本地是白银产地。北宋人章侁在此地任职，写诗道：“官中逐月催租税，不征谷粟只征银。”[11]《止斋集》卷一九《桂阳军乞画一状》载，南宋陈傅良在此地任地方官时，也曾向朝廷上奏说：“本军自天禧（按北宋真宗年号）间行之，民以为便。但银价不等，折纳亦随时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损。绍兴奉行经界，本路漕臣见得银价太重，遂立条约，每两折钱二贯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数。”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二八载，淳熙七年辛弃疾弹劾知桂阳军赵善珏将“百姓租赋科折银两赢余入己”。这些记载都说明桂阳监百姓是以银为税的（当然也可能是以钱、帛、粮立额，而折征白银）。不过陈傅良的奏文也表明，南宋时期此地的税银多折征铜钱，这是因为当地产银数大减的缘故。《长编》卷一二〇载，桂阳监既以银为税，则北宋前期的身丁钱也征收银。有人根据此种记载就得出身丁钱有时征收白银的一般性结论，其实是不精确的。像桂林监这样的情况，照理还应有，但史籍似失载。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八之一〇乾道元年十月五日条又载：“权户部侍郎曾怀言：乞下诸路州军，将应起纲运自来年正月十分为率，一分会子，九分见钱，内不通水路去处依旧起发银两。从之。先是，诸州纲运并要九分见钱、银，一分会子，怀恐逐州银价不等，以致折阅，因有是奏。”这项规定说明，至少在南宋，有些不通水路的州军上供可以以银代钱，但不知这项制度起始于何时。又从引文可知，南宋前期一段时间内似乎其他州军也可以银代钱，因户部官员怕官方吃亏，才又明确只有不通水路州军才可以银代钱。洪适在《盘洲集》拾遗《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具体讲了徽州为什么不适合向朝廷输送现钱，而要输白银。除交通不便这一基本情况以外，他又分析了徽州铜钱有出无进、运送成本高等情况。另叶适《水心文集》卷一七《蔡知阁墓志铭》记，宋孝宗时，蔡必胜知邵州，“至郡，言州起总领所钱岁捌万，溪恶舟败，诏易以银”。即邵州也因交通不便将输送总领所的钱改输银。但三处记载都没有说明上供白银是否直接向百姓征收。

从记载看，南宋折帛钱折征银的情况是较多的。前引绍兴五年的诏书禁止预借和买绸绢抑纳金银，说明地方上存在抑纳金银的情况，另外也表明，如果不是抑纳，而是民户情愿，则朝廷并不禁止。《系年要录》卷一八二载，绍兴二十九年五月己未诏书规定：各地折帛钱“除徽处州、广德军旧折轻赍（主要是金银）外，余州当折银者并发见缗，愿起银者听”。这里讲的“余州”究竟指哪些州含义不详，但显然有些州折帛钱按规定是可以上缴银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一〇之二〇载乾道元年五月三日诏：“江浙州军每岁人户合纳二税物帛等内，温、台、处、徽州系不通水路去处，依指挥许人户依立定分数（按，指夏税绢等是按比率部分征本色、部分折钱的），并以银折纳。访闻州县却于数外妄有科折，显属违戾。可令逐路转运司行下逐州军，将人户今岁合纳折帛钱遵依指挥，自［照］立定分数及照应的实市价，即不得以加耗为名，大秤斤两，如有违戾，许民户越诉，将官吏按劾以闻。”事又见《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诏书表明，不通水路的温、台、处、徽诸州，折帛钱是直接向百姓征银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一〇载：“［乾道］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诏：‘今后受纳折帛银，照依左藏库价与民户折纳，不得辄有减降。令逐路转运司约束，不得违戾。’先是，递年民户输银于官者，每两折直三千二百，而输之左藏库，却折三千三百，每两暗赢人户百钱，臣僚言之，故有是命。”这一记载进一步证明了折帛银是直接向百姓征收的。绍熙元年，大臣郑兴裔上书讲：“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税绢］今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诏从之”[1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九九载，庆元五年（1199），臣僚上言论夏税折科，“自本色外，均其分数，折为钱会，或为银两”。所谓夏税，讲的也是折帛钱，其中讲有一部分是折征银的。

不通水路各州折帛钱纳银的制度实行了较长时间，《宋史》卷四一三《赵必愿传》载，嘉定年间赵必愿任知处州，曾“陈折帛纳银之害”，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不详是指革除了纳银中的弊病呢，还是完全停止了纳银，据《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到绍定元年，官方仍规定“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左史谏草》的《六月二十六日奏》和《左史吕公家传》载，南宋后期，朝廷曾允许徽州“免纳本色，以会代输”，到嘉熙元年，户部又命令本州将折帛钱连同茶租钱都改为银会中半，引起本地人的不满。

南宋时期地方向朝廷输送的经总制钱也常常折缴银。《系年要录》卷六七载，绍兴三年，大臣吕颐浩曾讲枢密院计议官、监察御史薛徽言违反制度“移用经制银”的事，说明当时经制钱已有折收银的情况。从前引南宋绍兴五年五月宋廷的规定可知，经总制钱与折帛钱一样，允许不通水路州军以银折纳。但经总制钱不同于折帛钱，折帛钱是一种税，直接取之于百姓；经总制钱却不是直接取之于百姓，而是由地方将许多种杂税收入汇集起来，按定额输送给朝廷的。所以，朝廷以二者的态度也略有差异。《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六一、《系年要录》卷一七一载，绍兴二十六年，“宰执进呈权刑部尚书韩仲通看详到知雷州赵伯柽所奏，广西州军经总制等银，皆是括率百姓随税均敷，欲令今后只依市价收买，不得依前均敷。上曰：此岂可不禁。”前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〇五载，淳熙十五年宋廷规定广西“诸州递年合解行在及湖广总领所经总制钱，以三分为率，许用一分会子、二分金银起发”。这比以前大约增加了纸币和黄金的比重，但却并没有改变应输送的银要由地方官府收买的规定。所以，从制度上讲，自绍兴二十六年以后，广西经总制银应是不直接取之于民，而由地方官府用收税所得钱购买。洪迈《夷坚乙志》卷一九《贾成之》记，横州通判贾成之被人指责“每纳经总制银，率取耗什三以入己。”我们无法确定其时间是在绍兴二十六年之前还是之后，也无法确定纳银者是属县还是普通百姓。又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三《刘克逊墓志铭》讲刘克逊任知潮州，“知铤头钱之害，始银价平，每丁赋钱五百，后银贵，加至四倍。无竞（刘克逊字）下教蠲之，曰：即因此乏绝，守得罪不敢恨。潮人德之”。讲的应也是广西经总制银的附加杂税。

宋代田税有折变，即官方可根据需要临时依等价原则改变税物的品类，如将米折变为钱、将麦折变为糯米等。《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七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权刑部尚书韩仲通上奏又讲到广西“雷、化等州民间纳苗多折银，扰民为甚”，“欲令并纳本色”。他的意见得到宋高宗的肯定。出土银锭中有标明“怀安军金堂县免夫钱折纳银”的，有可能是北宋后期免夫钱的折变物（但也有可能是南宋折变物，因为南宋四川地区也有免夫钱）。但折变征银的事例并不多见。另又有记载替福建僧人叫苦说，南宋中后期福建普通民户“自二税之外，无所与闻”，而“僧寺则上供有银，大礼有银，免丁又有银”等等，负担颇重。[13]官府向寺院征收白银税（可能是科率性质）这乃是福建地区的一种特殊现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代田赋征收银两的情况较少，征收银两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本地出产白银，二是南宋时期折帛钱不通水路的州军一般折征银（有时折征纸币），三是南宋前期广西地区曾将经总制钱折银摊征于民，但绍兴二十六年被禁止。四是南宋有时有些地区赋税折变折征银。显然，赋税征银的现象南宋明显多于北宋。

二 上供银中相当部分源于购买和科买

古人往往财、税混淆，即将百姓向官府纳的税与地方官府向中央朝廷输送的财混为一谈。这种糊涂认识也影响到现今，于是有人看到地方上供中的银两便认为一定是税收的银两；看到宋仁宗景祐二年规定福建、两广应上供钱共28万贯改征银，就认为是田赋开始征银；看到出土的带“经总制”字样的银锭便认为一定是百姓纳税缴的银铸成的，其实是不对的。事实上，宋代地方向朝廷输送的银两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买来的。我们对宋代官府如何买银的情况做些分析，或许有助于对宋代白银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认识的加深。

宋朝财政收入中的白银，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坑冶课利，二是榷货务收入，三是收买。地方官府收买白银上缴，以福建、广东、夔州三路最突出。前面言及，《长编》卷一一七载，宋仁宗景祐二年诏令“福建、广东各十万［贯钱］……并市银上供”。后来，福建上供银的数额又有增加，对于增加的数量，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北宋政和六年廖刚上奏札讲：“福建路往时银价每两不过千钱，故有司以每岁上供之钱买银入贡……逐年二十七万两数并系于五等税户配买取足。”[14]

南宋孝宗时韩元吉在信札中则说：“某尝仕于闽……所谓上供银者，祖宗以来，福建有岁额钱二十万贯，熙宁二年，始令买银，时价低小，一贯止得一两，故为银二十万两。其后银价虽增，而银额不减。蔡京修崇宁上供格，遂定为福建路上供银。”[15]大约廖刚所言较为可靠，一是因为他是福建人，对本地情况可能较为熟悉；二是韩氏讲“熙宁二年始令买银”，显然有误，说明他对有关情况不很清楚；三是南宋初曾将福建上供银数削减三分之一，韩氏所言可能是削减以后的数额。

据淳祐末年担任本路运使的吴泳讲，广东每年要上缴白银约11万余两，其中输送京师4.2万余两，输送湖广总领所7万余两。[16]夔州路每年上缴的白银数额不详，宗室赵不在担任本路转运判官时，曾代各州输上供银1.5万余两。[17]考虑到夔路还要负担一部分买马用银，则本路每年上缴的银应多于此数。

各路、州郡上缴（包括直接上缴朝廷即输送京师的和输送总领所的）的白银的来源如何呢？大略有几种情况：一是官方置场购买的，这种办法扰民较轻；二是直接科敛于民，这种办法扰民较甚，但一般官方也要支付银价，只是所支价钱远远低于市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种办法，如官方向百姓收取一部分钱而由官方统一代购或朝廷特许以钱、会代银等。

廖刚讲：福建上供银“法虽不得科配抑勒、并须差官置场和买”云云。又《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讲“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这说明按最初的规定，上供银是应置场购买而不能科敛于民的。廖刚又讲，虽有规定不许科敛于民，但因为官方规定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且相差较大，所以北宋政和年间福建上供银已是“于五等税户配买取足”。“每岁科买，自占产分文已上皆不免。故少不下一二两，至有合买数百两者。其所居城邑，或有三五程至十数程者。以十数程之远，卖三二两银入官”，于是便有银铺户通过代民输银而牟取大利。这里所讲的，是较为典型的科敛，即官方支给较低的价钱，要求民户输送价值较高的物品。福建上供银南宋时仍然科敛于民，韩元吉讲：“下四州之银取于僧寺，上四州之银取于民户。其取于僧寺者，不过削其徒之食，犹未为害；取于民户者，则以盐折之，而仅偿取半价，拘催督迫，铢两毕输，器物钗珥，杂然并陈，受纳之际，恻然可哀。”此时不支钱而折支盐，大约又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此后可能有些州连盐也不再支给民户了，淳熙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岁为台、信等州代纳上供银二万四千两，系常赋外白科，苦民特甚。”[18]陈耆卿代泉州地方官写的奏札中，讲到本州科买银负担不合理的情况：“祖例产钱一缗以上合输银钱，无官民之分也。其后祝圣道场（按指某些寺院）及逃绝户得免，免者犹未重也。其后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众矣。又其后士凡荐于天府而籍于太学者咸得免，而免者愈众矣。免者愈众，则科者愈寡。故以官户士户合科之数并于贫弱之家，赀不满百，例行科配。厥价微踊，每两科至二千八百，正钱之外，有头钱，代钞发纳钱，有纲脚、暗脚等钱。”[19]陈氏讲此为“上供银钱”，又讲有“正钱”、“头钱”、“脚钱”等，所言既均为钱，可能泉州上供银是向百姓征收钱而官府自己置办银两的。

关于广东上供白银，《定斋集》卷一《乞代纳上供银奏状》载，南宋淳熙五年担任广东运判的蔡戡讲：“本路诸州每年所发上供银，除减放外总计钱下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九贯文省，自来均下一十三州府，于岁入系省等钱内置场买银起发。后缘诸州县累经盗贼，人户逃移，赋入无几，诸州县将所买上供银科敷人户买纳，每年转运司虽蒙朝廷于广州卖钞钱内支拨五万贯省贴助充本，往往实惠初不及民，并依旧例尽行科买。甚者藉此为名过数抑敛，以供州县他用。”显然，此时期广东各州上供银同福建情况类似，也是科敛于民的。但淳祐末年吴泳却讲当时广东运司的上供银是置场收买的：“广州非产银去处，本司逐时买银起纲，铢积寸累，极是艰辛。置场非一所，无缘逐处差官，只得责之吏辈，未免并缘为奸。近日本司觉察，已将场吏张祥刺配静江府……然银场则不可罢，盖无此场则银两无所从买。”据他所讲，运司每年为此要贴许多钱。他又讲，本路每年支银本钱4.6万余贯给各州，各州要用此钱置办银4.2万余两上供。“以银本而纽在市之银价，多寡自是不侔”。“今诸郡凋瘵，在在筑底。诸郡既无所从出，则只得责之属县，县道又无所从出，只得敛之于民，为民巨蠹，莫大于此”。看来各州上供银与路不同，大约仍是科敛于民的。《宋史全文》卷三一载，宋理宗绍定三年，有臣僚奏：“乞明诏户刑部严行约束二广监司郡守……买银须依时直，不得低价敷买……从之。”尽管官方有此命令，是否行得通是很可怀疑的。

关于夔州路所属上供白银，《宋史》卷四二六《循吏传》载，北宋仁宗时，赵尚宽任知忠州，“转运使持盐数十万斤，课民易白金，期会促，尚宽发官帑所储副其须，徐与民为市，不扰而集”。这说明当时忠州（不知是否还有夔路其他州）是采取以盐易银的方式征银于民的。这是宋代科敛的一种形式。《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五六载，南宋乾道四年“四川总领所、夔州路转运司言：夔路岁发上供等钱物、支降盐茶下逐州拘收，自行变卖充本，收买金银绢帛起发，偃折人户输纳数目。其州军如有侵移挪兑欺隐、不行尽实偃折，乞比附擅赋敛法科罪。诏如有违戾，即将官吏依非法擅赋敛条，以违制论，依律徒二年科罪”。官方这样严刑禁止官吏利用置办上供金银绢帛扰民，大约本路上供银此后是不会科敛于民的。此后地方官用大宁监盐息结余到湖北买银代输上供银（见前引关于赵不事迹的记载）。淳熙六年，更决定此后“将［大宁监］盐课趱剩之钱买金银发纳总领所及茶马司，尽蠲免九州民间岁买之弊”。[20]但《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二载，到了绍熙年间，据权发遣大宁监郭公益奏，本监大昌县每年负担博马银4000余两，“本路州县为额独多，尝契勘官破本钱支俵民间每两不过支引半，而在市银价却当五引半，民间每一两而遂有四引亏折，其名下科敷少者亦自难办，而数多者其困可知……逐司照会……今欲将大宁监日后合拨银数再与裁减钱引半道，止理四道五分，每两除发监本钱一道半外，止理民间三道……从之”。这一记载表明，夔路的上供银并没有全部蠲免，大宁监的博马银仍然科敛于民。不过，从引文看，百姓缴纳的不是银而是钱引，大约也是由官方另行置办博马银的。阳枋《字溪集》卷二《与绍庆太守论时政书》中谈到，宋理宗时，绍庆府（黔州）“日来上供银色官价固已酌平，支予未必尽实，况后数月出入不无夤缘。乞自今官买民物悉宜公平，令民自操量度权衡并及时对面支直”。这说明当时绍庆府仍有上供银，也是买来的。

别路情况见于记载者，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一载，北宋仁宗天圣五年十一月六日，三司奏中提到“广南西路每年上供钱八万贯近令收买银货上京”，不知这是一时之制还是长久沿行的制度。《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四五载，南宋孝宗时“均州岁进贡银七百两，缘边本非产地，往往运米麦于金州回易起发，每麦一斛得银一两”。则似是官方统一办理的。南宋中期陈造于其所撰《江湖长翁集》卷二五《与杨总领书》讲，京西房州上供银每岁科买，“若吏若民无免者”，“科之吏民，每两犹四千八百［铜会］，遇其亟窘或五千，余不暇计也。而有司未察，概以下品而裁其价”。似是科敛于民的。湖南武冈军南宋后期“每遇大礼，例进奉银二千二百十一两一钱四分，随纲别进奉银三百八十四两五钱二分五厘，所有价钱系照指挥截拨及划刷杂色窠名应副外，尚且不敷，旧来弊例，或敷之质库、墟户，或敷之军县吏胥……质库墟户往往停闭以避科买，市井萧然日甚一日”[21]。这里讲敷之质库墟户，是向商户科敛，与向普通百姓科敛有差别，大约与数量不多有关。

概言之，宋代地方向朝廷输送的白银，有些是置场买来的，有些是科敛于民的，南宋时尤以后者更为多见。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白银都不能简单地视为货币税。南宋时期科买银成为受到广泛批评的弊政，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银价上涨，二是买银困难，这二者尤其是后者与银的流行不广、尚未成为十足货币有关。

三 官方其他收入中的金银

宋朝除了田赋、算请榷货收纳金银以代钱外，其他方面也有作为钱的替代物而收取金、银的情况，这里首先要言及四川盐、酒、商税等征收金、银的情况。

四川盐、酒、商税征收金、银由来已久。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六月，“诏：比者三司奏请东西两川掌关征、榷酤、咸鹾之利者，半输银、帛外，其半以二分准市价入金。近闻州郡非产金处颇为不便。其入二分金宜停罢，如愿入听”[22]。说明此前不久，宋廷规定：四川盐、酒、商税十分之五输银、帛，十分之二折收黄金，其余十分之三收现钱（应是铁钱）。此后，折收黄金的部分由强制改为自愿，即这十分之二仍允许以金代钱。《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〇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四月，知益州薛奎上奏说：四川盐、酒、商税等都是衙前役人承包，“其年额钱内有分数（按即依固定比例）折变送纳绢，每匹六千五百；铤银，每两五贯五首”。由于本地没有出银坑冶，所须银都是到内地购买。近来益州市场上银价上涨到每两20贯足，与官定折算价6500相比已是超过三倍。原因是入川重要关口处对白银强制低价收买。薛奎请求下令各关卡停止买银。这说明当时盐、酒、商税按比例征收银、帛等的制度仍在沿行。《长编》卷一五八载：“初，［四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绢一匹，折钱九百至一千二百（按：折价与前比差异较大，应主要是铁钱自身变化所致）。后尝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于是（庆历六年，1046）梓州路转运司请增银、绢之直……后邛州亦以为言，三司亦以此折之。于是，邛州听减银、绢一分，论者为（谓）岁损县官钱二万余缗。”这说明此时银、帛折价有调整，另邛州减少了征收银、绢的比例。又《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盐》载，宋仁宗时，四川卖盐“计所入盐直，岁输缗钱五分，银、绢五分”。这一制度大约南宋时仍在沿用。《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记：“今（南宋中叶）四川诸郡岁输黄金千五百两，银十六万余两，而总所大率有收无支。”这些州郡上缴的金、银，大约主要是盐、酒、商税收入。

四川盐、酒、商税按比例折征金、银、帛的情况是其他地区所未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四川行铁钱，朝廷不愿四川向朝廷上缴铁钱，上缴铁钱运费多，可用地区少，不宜储藏，于是就让四川盐、酒、商税征金、银、帛，以便朝廷调用。这反映了四川与内地因币制不同造成的经济交流上的困难，即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所言：“吴蜀钱币不能相通，舍银、帛无以致远”。

在宋朝财政收入中，田赋收入以外，最多的是榷盐、榷酒、商税三项。上述榷货务算请中包含了部分榷盐收入，但除了榷货务算请外，榷盐还包括官卖盐收入，然而记载中却完全找不到官卖盐收入中有关银的内容。关于榷酒、商税收入中的金银，有关记载也极稀少。下引《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九文字是仅有记载中最有价值者：

凡赋入之数……银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口课成都府路一千三百四十两，梓州路一万九千六百一十四两，夔州路四千三百十（？）十三两，榷场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九两，诸路茶税二千七百三十三两，杂税二千四十六两，买扑三千三百五十九两，酒曲买扑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两，房州二百九十两，市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入中博买卖一百一十二万二百五十八两。

这则记载没有系年，估计讲的是北宋中期的情况。上引记载中四川各路数似是上述盐酒商税收入数。此外，此处又记有榷场收入数、茶税收入数、酒曲买扑收入数及市舶收入数，但都少得令人惊叹。上引又有“入中博买卖”一项，数目是最多的，似就是榷货务入中所得之数。如果以上判断无误，则除榷货务入中以外，官方其他方面的收入数均很少。

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范西堂《漕司送下互争田产》载，“绍兴十一年正月敕：人户典卖田宅，每百收勘合钱十文，如愿以金银绢帛准折者听从便，依在市实直定价”。勘合钱从性质上讲与商税接近，但宋代属杂税，且多向务农者征收，南宋时期更归入经总制钱名下，所以，此记载反映的情况其实与前文所述经总制银相联系。

除上述各项外，官方有时还有收取金银的特例，如出卖度牒等。

据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重新出卖度牒，规定每道收纳钱五百贯，另收绫纸钱十贯，“愿以金、银计直者听”[23]。又《系年要录》卷一八五载，绍兴三十年五月，“令榷货务给降诸州军见钱关子三百万缗，为楮币张本”，“听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这一记载说明可以用半数的银代钱兑换有价证券关子。

四 金银的法偿地位

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金银在北宋时期的法偿能力是较差的。大抵赋税是不允许以金银代钱的。在官方榷卖中，官方允许百姓按比例以金银（主要是银）代钱入中，但不允许全部以金银代钱。这大抵是同官方在铜钱与金银二者之间更乐于接受铜钱相联系。当然四川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四川行用铁钱和纸币交子（钱引），朝廷如果要将收来的铁钱、纸币用于四川以外的地区，存在较大困难。所以，金银特别是银，在四川的法偿能力要高于其他地区。

南宋时期与北宋时期不同，在宋孝宗即位以后，纸币在全宋逐渐推广，在金银与纸币二者之间，无论是官方还是百姓，通常都会选择前者，这一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七一则记载表述得很清楚：“［乾道六年］二月五日，臣僚言：‘比年以来，冶铸不登，泉货稀少，权以楮币，而富家豪室收藏见镪，公私窘匮……臣窃谓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而不可行于有事之际，或边方有风尘之警，则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镪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当今国家闲暇之时，银价低平，宜广行收买，或以度牒折纳，除岁币及经常大军券食支用、圣节支赐外，其余非泛并以楮币行使。令诸路监司随处收买，别立库眼安顿，以备边为名，积之五年，数必大赢，缓急支用，以代楮币，实佐国用之要务也。”其建议得到采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官方特别是地方官是乐于向百姓收取金银而不乐收取楮币的。因此，为了防止官吏骚扰坑害百姓，朝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下令禁止强迫百姓缴税以银代楮币。这时，赋税、榷卖收入中金银所占比重没有明显增加，其原因主要已不是官方的限制，而是百姓不愿意缴纳金银，换言之，此时赋税、榷卖收入中金银比重没有明显增加，已同金银的法偿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官方限制赋税征收银，同时适当扩大征收楮币的比重，这是因为官方必须努力维持楮币的法偿地位，这在客观上限制了赋税中银的比重的增加。这就形成了官方在银和楮币二者之间的矛盾态度：官方愿意多收银却不能多收，愿意少收楮币却不能少收。换言之，官方既强制推行楮币，就不能使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法定货币。所以，前人指明楮币的发行阻碍了银的货币化进程，这一点是很正确的。

第三节 金银用于官方支出

官方金银的收支是要维持大致平衡的，前面我们分析了财政收入中的金银，以下拟着重分析财政支出中的金银。这种支出也是一种非贸易性经济支付。

一 金银用于俸禄

关于官员和兵士的俸禄，《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通考·职官考·禄秩》、《宋史·职官志》、《宋史·兵志》等处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从上述记载中的“禄格”看，宋代官兵作为俸禄支给的物品是多种多样的，不但有铜钱、铁钱、粟米、布帛，还有成衣、绵、肉等，但无论南宋还是北宋，俸禄都没有以银两为定额的项目。当然，这并不等于讲实际支给俸禄时全无支给白银的情况，事实上，有些关于俸禄规定的细节也没有收入禄格中。正因为如此，以前已有人指出，宋代官员和兵士的俸禄是有支给白银的情况的。如果我们对当时官员和兵士的俸禄支给白银的情况做一具体分析，或许可以推进我们的认识。

谈到宋代军兵俸禄支银，首先应讲到北宋时期的“银鞋钱”。《长编》卷二四、《宋史》卷四七〇《佞幸·弭德超传》载，宋太宗时，沿边军兵享有“月头银”，此后不见记载，可能演化为按季支给，与鞋钱一起给。《长编》卷六七记：景德四年十二月癸丑“诏‘河东路所赐戍兵白金，每两之直以一千为限。’先是，岁一遣使赐银、鞋，使回，言本州无银，每两给钱七百五十，其实市价千钱。乃计司不预为备，故有是诏。”这一记载表明，宋真宗时，朝廷每年给河东戍兵拨赐银，但实际支给却往往是折支铜钱。享有这一待遇的不只是河东戍兵，据《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三六、三九、四三及《长编》卷一三八等处记，河北路戍兵也享有这一待遇。又《长编》卷一七三载，宋仁宗皇祐四年枢密副使王尧臣言及：“广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岁一替，月给添支钱三百，给银鞋钱千”。《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四〇、兵五之四载，次年诏书中也言及：“广南西路安抚司比留禁军四千戍邕，其月给钱三百、季给银鞋钱千。”这些调驻广西的“北军”也享有银鞋钱。《宋会要辑稿》兵五之一五载，宣和三年，方腊起义被镇压后，留戍江浙的“东兵”也“依平蛮故事，别给银鞋钱一贯文”。这些记载且表明，银鞋钱是按季支给的。另外从“银鞋钱”这一固定称呼看，大约宋真宗以后原先的赐银已完全变为折支铜钱。

关于北宋时期军兵俸禄支给白银，人们一般引证如下记载：“［元丰元年五月乙］诏：广西转运司官员、使臣、诸军料钱等物，愿以其半折银者听。”[24]但这一规定是临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我们无从知晓。我们也找不到北宋其他时间、关于其他地区的类似规定。这一规定又表明，俸禄数额原本是钱或他物，支银是根据原定额折算的。

南宋时期军兵俸禄支给白银的情况见于记载者比北宋明显增多。《金佗续编》卷五《绍兴四年省札》载，绍兴四年朝廷给岳飞军调拨3个月的军饷，总额为钱36万余贯、米4.2万余石，实际支给的却是银10万两（每两折2.5贯）、金5000两（每两折30贯）。这些白银可能有部分直接作为俸禄支给官兵。绍兴七年四川宣抚司发行关外银会子，以钱为单位，说明军饷中有银。《系年要录》卷一八九载，绍兴三十一年三月，“户部奏：左藏西库见钱不多，所有月支券食等钱，欲以银、会品搭。诸司百官以十分为率，六分折银、四分会子；诸军五分折银、三分见缗、二分会子。从之”。这里讲的很明确，这是临时性规定，是因为一时缺乏铜钱。实际上，此后虽然折支银的比率时有变动，但按比例折支银却成为经常性的了。《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会子》载，乾道三年，会子贬值，宋孝宗一度想停止发行会子，就在下令回收会子的同时“命三衙［诸军］全支银、钱”。然而当时市上银价低于官方折算价，“银直既低，军士患其折阅，殿帅王琪因为执政言之”，请求恢复按比率支给会子的旧制。南宋人卫泾后来回顾此情况说：“盖会子之行，本助养军，每月支遣，立定会子、钱、银分数。官会与银价常相为消长，会子轻则银价重，会子重则银价轻（按此种说法当否暂不评论）。缘既收上会子，民间艰得，银价顿减。时王琪为殿帅，一再白庙堂言银价折阅，不免用殿司回易库钱收买军人所请银两。”[25]《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四七载，乾道八年时，户部官员上奏，讲到“每月券食钱增支钱、银，减落会子”事，原文未说讲的是谁的“券食钱”，但从前后文看，似乎是讲行在官员和兵士的券食钱。原文涉及券食钱支银主要是三项：一是讲要适当增加支银的比重，又说“自来支遣钱银分数不定，若将来见得钱数多、银两数少，即合将见钱增起分数支遣。”二是讲：“已承指挥增起银两分数支遣，街市银两数多，银价自是低平，照得本部已前年分遇阙少银两置场收买应副，若将来见得银两果有阙少，只将收到纲运并酒库等处发到钱会，置场逐旋收买应副支遣。”三是讲：“每月减落会子四十万贯，一岁共增支银、钱计四百八十万余贯”，其中“钱增一百八十万贯”，“银增九十六万余两”，现有“银六十三万余两，阙少银三十三万余两。本部已申朝廷，乞将取到纲运并诸色发到会子除经常支用外，约一百八十万余贯，可以收买银五十万余两贴凑支遣”。从引文中可知，在乾道八年以前券食钱已部分支给银，但比例较小，此年因减少支给会子的比率，相应地增加了支给银的比率。增加的银有96万余两，数目也是不少的。新的比率又是不固定的，随时可以变动。支发券食钱的一部分银是收买来的。《宋史》卷一九四《兵志·廪给之制》又记：“乾道八年，枢密院言：二月为始，诸军七人例以上，二分钱、三分银、五分会子；五人例，三分钱、四分银、三分会子。”虽然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七人例”、“五人例”的含义，但这里讲俸禄按比率支银的意思是明确的，或许这里讲的与上引《宋会要辑稿》所述有某种联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载，会子经过整顿，信用转好，淳熙二年前后，又出现“金银价低，军人支请折阅，所以思用会子”的情况。

到宋光宗时，军兵俸禄按比率支给银已成定例。杨万里在《诚斋集》卷七〇《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中讲：“臣照得屯戍官兵每旬支遣，已有立定钱、银、会子分数，难以更改。”南宋后期，军俸银往往折支钱、会。大臣杜范讲，自从会子贬值，“边上诸军请给不足以供衣食之费，饥困褴褛常有怨声”，“臣谓殿步军月请银子折价太轻，更增得一二分本色亦无损于户部”。朝廷根据他的建议曾拟将折价由每两三贯三百增为六贯，后户部认为实行确有困难，杜范提议改为每两折五贯。他在奏疏中又言及当时军俸按规定是二分折银。[26]可知当时军俸中的银已部分或全部折支纸币。《宋史全文》卷三四载，淳祐六年二月，“诏三衙诸军月支银并倍给”。这时虽讲月支银倍给，但从杜范奏分析，也很可能倍给的实际是折支纸币的数额。时人俞文豹记，淳祐八年“朝廷权罢钱冶鼓铸，减楮局印造之数，官吏军兵月请尽以银折。估价既高，市价随长”[27]。这里讲的是一时的情况，但月请全用银支给，可能也是前所未有的。

四川为抗金前沿，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军饷实物一般都折支铁钱和钱引，称“折估”。不知何时起，军饷中的银也折支了。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九《陈择之墓志铭》记：“蜀之兵为屯十有八所，隶之将三，士之廪给当折物为钱者，必视其所屯之地称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为钱之多寡。故米之估则龙州得仙人关之半……银之估则大安得龙州之半而过之……军多怨。”又《永乐大典》卷八四一三引《范石湖大全集·论蜀兵贫乏札子》载，范成大在奏札中讲及，蜀兵贫乏，“强弓手元添支银三钱，止折得钱引七分五厘，委是微不能济用。枪手等第亦与此同，亦当量行增添折银分数，谓如钱引如七分五厘者添作一引之类”。可知强弓手、枪手原有添支银，现已折支钱引。南宋后期，关外失守，原先的关外银会子可能已停发，但官方又新发行一种银会，这或许表明当时军兵俸禄中仍有支银项目，但实际却是支给这种纸币，它与钱引的比价为一比一百，这种整齐的比价说明它的币面价值不是以银确定的，至少它与银之间的比价关系是不确定的，因为钱引与银的比价关系就是不确定的。

以上所述多为军兵，而关于官员俸支银事殊少记载，除上引乾道三年和乾道八年二则记载涉及官员外，似只有《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载，南宋晚期，京湖制置使、湖广总领马光祖“捐奉银万两以募壮士”；同书卷四六《度宗本纪》载，四川制置使朱禩孙奏“月奉银计万两，愿以犒师”。我们仅从这两事例中，难以知晓他们的俸银是按比率折支的，还是因任职地点特殊而特别支给的，是久来的旧制还是新定之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北宋时期大抵官员、军兵俸禄支银的情况很少，南宋时期则较多。第二，南宋时期官员和军兵二者相比，军兵俸禄支给银的情况多于官员，且已制度化。第三，南宋时期军兵俸禄一般只是按比率支给银，一般比率并不高，应支银的部分往往折支纸币等。

二 官员例赐与白银

以上讲的是官员、军兵的正式俸禄，其实宋代官员、军兵除正式俸禄外还有一些收入，时称“例赐”。例赐中有一些是支给白银的。

宋代例赐支银首推郊赉。所谓“郊赉”是指三年一次南郊合祭天地后对有关人员施行赏赐。赐物以绢、银两种为主。郊赉支银是北宋前期就开始了的，自宰相绢2000匹、银2000两以下递减到某些下级军官，当然一些普通士兵因为应得数太少，只能得到一二贯钱而得不到银。郊赉的总数相当大，其中白银的数量也较大。北宋英宗时期担任三司使的蔡襄，曾向朝廷申报为郊赉准备的钱财数，其中白银预计需要35万余两，当时准备了40万两。约占全部费用的八分之一。[28]后来因为财政困难，几次削减赏赐数额。但主要是削减高级官员的应得数额。

官员被任命为某些特定官职时也照例得到赐银。首先是宰相和执政大臣初次任命及“转厅”时要依例“赐银帛各千匹两”，这一规定始于北宋，具体时间失载，至南宋时期仍然行用。[29]宰执以外，官员被任命为某些官职也有赐银的惯例。如《长编》卷一一三载，北宋明道二年，“赐新楚州都监、内殿崇班薛俊银百两。仍诏自今内殿崇班至诸司使为都监者，并如例赐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讲：“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宇文绍奕辩说，秦观自己讲，他是国史院开院以后被任命为史官的，却得到了所有的应赐物。曾巩也是史院开院以后才被任命为史官的，他却撰有《史院谢赐纸笔表》和《谢赐银绢表》，可见说开院后被任命者不赐是不确的，可知被任命为史官者依例可得到赐银。又《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九二载，南宋乾道九年“试御史［中丞］姚宪辞新除银、绢一百五十匹两”，说明新被任命的御史中丞也可得到赐银。

官员身亡，例有赙赠。《宋会要辑稿》礼四四、《宋史》卷一二四《礼志·赙赠》等处较详细地记载了官员赙赠规格，赐物包括钱、绢、酒、烛、羊、米、面、香料等，却没有白银。然而，史书记载赙赠赐银、绢的实例颇多（当然也有赐给别种物品者），如韩琦、司马光、苏洵、刘光世、韩世忠等死后均赐银、绢，我们无法确知这些赏赐是否都为制度以外的赏赐。而《宋会要辑稿》礼四四之二九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诏书后的说明文字中讲：“旧法：邂逅非理致死，谓焚溺坠压之类，通判以上赐银五百两、余三百两，职司以上取旨。”这里所谓“旧法”，不知为何时旧法。另外这里讲的只是特殊情况下的赙赠。

三 关于赏赐用黄金

研究货币史的人都比较重视君主赏赐物品的构成。显然，君主赏赐的物品未必就是货币，但是君主赏赐中大量地使用某种物品，确实可以视为此种物品货币化的表征之一。

相传为苏轼所撰的《仇池笔记》说：“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宋代君主以黄金赏赐臣下的情况确实很少，日人加藤繁在《唐宋金银之研究》中共征引赏赐黄金十二例：其中两例为效祀支费，实并不赐给臣下，或是制成金带等物颁赐，与一般赏赐黄金有异；又有两例言“金帛”，宋代言“金帛”多指白金和绢帛，指黄金的可能很小；另有数例言“赐金”，这种记述也须做具体分析，未必都指黄金。所以，在他举的例子中确实无误是赏赐黄金者，不过数例。除了赏赐金器，笔者查阅了数百种宋代史籍，只寻得数十则君主赏赐臣下黄金的记载，赏赐数量较多的也不过数百两（犒赏军队和特殊赙赠除外），超过千两的是极少数特例。

赏赐黄金见于记载较多的一种情况是因立有显功。《宋史》卷三二四《石普传》载，大将石普平王均乱有功，“迁冀州团练使，赐黄金三百两”。《长编》卷九六载，天禧四年（1020），杨崇勋、杨怀吉因周怀政事告密有功，升官之外“并赐金带及金银”。同书卷一二九载，宋仁宗宝元、康定间，将军王珪与西夏军作战表现出色，立有战功，且身负创伤，得赐“名马二匹、黄金三十两、裹疮绢百匹”。《宋史》卷四六四《外戚·李昭亮传》载，外戚李昭亮平保州兵变有功，“敕使存劳，赐黄金三百两，给节度使奉，以褒其功”。《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载，南宋宁宗时，行都大火，白身效用张隆救皇宫火有大功，“诏以隆为承信郎、殿前准备将，赐金十两，纺丝二匹，［韩］侂胄又赐隆金七两。”安丙在平定吴曦之乱事上立有大功，“赐丙金器百二十两”[30]。另外，《长编》卷九二载，宋真宗时，高志宁密奏宜早建东宫，“真宗大悟，面赐黄金五十两”，虽不是立功，也同立功受奖性质接近。

赏赐黄金见于记载较多的又一种情况，是皇帝有特殊重要的任用。

如《宋史》卷二七八《雷德骧传附子有终》“景德初，［雷有终］徙为并代副都部署，赐黄金四百两”。这是因为并代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方重地，宋真宗对雷有终有所倚重的缘故。《宋史》卷三三〇《李参传》载，宋英宗“治平初，加［李参］集贤院学士，知瀛州，赐黄金百两”，也是因为瀛州地位重要。《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附子枃传》载，南宋光宗时张枃任知襄阳，“赐金二百两，别赐金百两，白金倍之”。另外，《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六一载，宇文虚中、朱弁等使金期间，宋高宗曾赏赐其家黄金，“以慰忠勤”，则是因为出使的任务十分危险。

赏赐黄金有时是为了加深君臣感情。《涑水纪闻》卷五宋仁宗时，杨安国任职经筵，受到赏识，“以安国新除母丧，家贫，赐金百两”。宋英宗时，老臣程戡多次告老求退，《长编》卷二〇七载，宋英宗都不同意，“遣中使赍手诏问劳，赐茶药黄金”。《宋史》卷三三一《沈遘传》载，沈遘“丁母忧，英宗闵其去，赉黄金百两”。《侯鲭录》卷三载，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人讲王安石在江宁很贫困，宋神宗“即遣使以黄金二百两就赐之”[31]。《东都事略》卷一〇〇《陈瓘传》载，宋徽宗时陈瓘遭贬，“徽宗密遣人赐黄金百两”。《鹤林玉露》甲编卷一《因谗赐金》载，南宋高宗时，张浚贬零陵，有密告张浚有不轨之心，密信全在他随身书箱内。高宗命人取阅，“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此外唯葛裘布衾，类多垢弊。上恻然曰：‘张浚一贫如此哉！’乃遣使驰赐金三百两”。另外，老皇帝去世后，新皇帝要赐重要大臣礼物和老皇帝的“遗留物”，其中也有黄金。例如《曾公遗录》卷一九载，宋哲宗去世，“上及太母遣二中使赐章惇金重三百两、小龙茶一斤，余执政金二百两、小龙茶一斤”；又遣“中使押赐大行遗留物，宰臣金百两、珠子七万……执政金四百两、珠子五万”。这也带有较浓的感情色彩。

大臣去世，君主例有赙赠，赙赠品有钱、绢帛、粮米，也有银，偶尔也有黄金。如，《长编》卷一八九载，宋仁宗时，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李淑去世，“特赠黄金百两”。《宋史》卷三〇〇《杨畋传》载，知谏院杨畋去世，“家无余赀，特赐黄金二百两”。《长编》卷一九二、《宋史》卷四六四《外戚传·李遵勖传附子端懿》载，外戚李端懿去世，“赙其家黄金三百两”。《宋史》卷二七九《王超传附子德用》，又《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三《忠武军节度使……王公神道碑》载，枢密使、名将王德用去世“加赐其家黄金”。《宋史》卷二六六《王化基传附子举正》载，翰林侍读学士王举正去世“赐黄金百两”。《苏魏公集》卷五五《太子少傅致仕赠太子太保孙公墓志铭》载，宋英宗时，已致仕的太子少傅孙抃去世，“赠黄金百两”。《宋史》卷三三三《杨佐传》载，宋神宗初即位，派大臣杨佐出使辽朝送先帝遗留物，于途中去世，“诏护丧归，赙以黄金”。同书卷三七一《王伦传》载，南宋初，王伦出使金朝被害，“赐其家金千两、帛千匹”。同书卷四一四《董槐传》载，宋理宗时，前丞相董槐去世，“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赙”。当然，这里的“金”也有可能是白银，白金60斤，或应是银千两之易称。

南宋学士奉命起草重要文告，例得润笔黄金，《玉堂杂记》卷下记：“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计金二百两，随以赐之。乾道以后，止设常笔砚，退则有旨：打造不及，赐牌子金一百两；立后、升储，则倍其数。”周密《武林旧事》卷八《册皇后仪》也记，册封皇后，“先一日宣押翰林学士锁院草册后制词，赐学士润笔金二百两。”也证此制在较长时间里沿用。

皇帝赏赐皇亲国戚，可能也较多地使用黄金，而且数额较大。如《长编》卷一八九载，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赏赐温成后之妹银5000两、金500两。《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〇载，开禧三年（1207）太皇太后谢氏去世，遗命赐其弟谢渊钱10万缗、金2000两。

黄金用为军赏（这里指奖赏主帅以外的人）的情况也较多。宋代军赏以绢最多，其次为银，二者往往合称“金帛”，再次为现钱，用黄金的情况远不如用以上三种物品的数量多。军赏用金往往铸成一定形状，通常是碗状，但其无实用价值，故与金锭的用途是接近的（铸成碗状大约主要是为了增加其视觉效果，因为金锭显得小，而同样重的金铸成碗状，就显得大）。又军赏往往是许多人一起受赏，这是与前述赏给某一个人的情况有别的。军赏用黄金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是宋徽宗时，从情理上讲，这以前也可能有，但未见记载。

费衮《梁溪漫志》卷六《青唐燕山边费》引童贯语谓，宋收复青唐的过程中，“每一次犒赏，得金盂重五十两者比比皆是”。《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讨方贼》载，宣和三年（1121）宋廷悬赏称，能生擒方腊者赏黄金500两，生擒“次用事人”赏300两，生擒“有名目头首”赏100两。《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二二载，福建路转运司上奏也言及朝廷要本司桩办奖赏平乱有功军兵的“钱绢金银”。又《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五《金寇》载，在抵御金军时，“王宗濋尝许策应军士告身、金碗，卒不与，军士皆忿出怨言”。这说明北宋后期军赏用黄金的情况稍多。

南宋军赏用黄金见于记载者多于北宋。《系年要录》卷八四载，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正月戊申，“诏户部支金一千两，付枢密院激赏库，充激赏使用”。同书卷一一四载，绍兴七年（1137）九月御史中丞周秘论张浚失谋误国，指责他“犒设郦琼等军，下至小校，人赐金一两”。同书卷一九四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刘锜奏捷，宋高宗“遣使以金五百两、银七万两遍劳有功将士”。《宋会要辑稿》兵一九之一四载，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主管侍卫马军司郭振奏称，后军统制官崔皋击退进犯六合之敌，“已特支金一百两、银一千两给赐”。同书一九之二三又《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〇载，乾道七年（1171），宰相虞允文言殿、步司检阅武艺后，“有赐金碗者，军中欢呼，无不歆艳”。《宋会要辑稿》兵一九之二八载，淳熙四年（1177）十一月，“以军政严肃”，赐“殿前两军统制、统领官六人……正副将二十二人各赐一十两金碗二只、银五十两……步军司三军统制、统领官十人……正副将一十五人，各赐一十两金碗二只、银五十两……其金、银并自内降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三载，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权臣“韩侂胄欲用兵恢复中原，乃出封桩库金一万两以待赏功”。《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诛曦犒赐银帛数》开禧三年（1207）吴曦据四川叛，平叛后赏功，犒赐共用金7000两、银61.7万余两、绢61.6万余匹。这些记载也使我们联想到，有些被记为用于“军费”的黄金，大约也多是用于军赏的。

四 关于赏赐用白银

与赏赐用黄金的情况不同，宋代君主赏赐用白银的情况是很多的，可谓不胜枚举。宋代君主赏赐臣下物品种类很多，其中最多的是铜钱、绢、银三种。宋代赏赐又存在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即以绢和银数量对等地一同赏赐，如赏赐绢百匹、银百两等。同唐代相比，宋代赏赐白锡的数量也是较多的，有时一次赏赐达数千两，个别情况有达万两的。

赏赐白银见于记载较多的是大臣或官员的赙赠。前文已述，宋朝赙赠制度中并没有给银的规定，即是说按规定是不给银的，但实际上大臣、官员们往往得到额外的赙赠，这种额外的赙赠多是所谓“金帛”，即白银和绢帛，也有全给白银的。这类赙赠笔者共查录到40余例，其中又分数种情况：一是重臣，如韩琦死后得赐银3000两、绢3000匹（一说各2500匹），王珪得赐金帛5000匹、两，司马光得赐银绢7000匹、两，吕公著得赐金帛1万，刘光世得赐银帛2000匹、两，韩世忠得赐3000匹、两，孟珙得赐银绢各千，史弥远得赐银绢各数千匹两等。一是为国事而死者，如康保裔被认为是战死了，得赐白金5000两，绵州通判费琦死于出差途中，得赐银200两，张克戬兵败自杀，得赐银300两，魏胜战死，得赐银千两、绢千匹等。此外还有与皇帝有特殊关系、受到冤枉处理、有名望等多种情况。有时大臣双亲去世，也有得赙赠银的，如北宋时苏颂母亲去世，得赐银千两；南宋贾似道母亲去世，得赐银数千两等。

大臣病重，往往也得到赏赐白银。如宋太宗时大将李汉琼病重，得赐白银万两；宋真宗时功臣曹彬病重，得赐白银万两；宰相李沆、王旦病重，各得5000两；宋仁宗时，宰相冯拯、王钦若病重，各得赐白银5000两；副枢姜遵病重，得赐白银3000两。太子少师石中立病重，得赐白银300两；南宋高宗时同知枢王纶病肺暍，得赐白银500两。

大臣、官员担任重要职务或立有功劳得到赏赐银，也是记载中颇为多见的。如宋太宗时将赵廷美贬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阎彦进、袁廓受任通判房州，实际负责监视赵廷美，各得赐银300两。西蜀发生李顺事变，江陵为出蜀要害，张逊受任知江陵府，得赐钱200万、银3000两。事变平定，张咏出任知益州，面赐银140斤。宋真宗时，赵湘、赵稹受任判宗正寺事，负责宗室事务，各赐银200两。《宋史》卷三〇一《马元方传》载，马元方留任知并州，“赐白金五百两，诏中书谕以委属之意”。宋哲宗时，赵（）受任知延安府、范纯仁受任知太原府，镇守边疆，各得赐银绢1000匹两。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赏赐银是为了恤贫。《宋史》卷二六〇《曹翰传》载，宋太宗时，将军曹翰作《退将诗》，其中讲到“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宋太宗得知，“赐钱五百万、白金五千两”。《名臣碑传琬琰集》引《实录·张文定公齐贤传》载，张齐贤请求随从北征，宋太宗“赐白金二百两办装”。

宋真宗时，侍禁刘守素以贫求外任，宋真宗于是赐他白金百两。《宋史》卷二七五《刘谦传》载，刘谦随宋真宗亲征，宋真宗派中使押医诊治，“疾瘳，毁所服鞍勒以遗中使。上闻，赐白金二百两”。《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载，毕士安死后，家境破败，宋真宗赐白金5000两周济其后人。宋祁《景文集》卷五八《李郡王墓志铭》载，宋仁宗时，外戚李用和因“居告久，又素不殖产，赐银三千两为医祝费”。同书卷六二《石中立行状》载，石中立病，“天子悯其贫，赐银三百两”。熊克《中兴小历》卷九载，秦桧回南宋后初复任职，“上以桧初归用乏，赐之银、绢各二百”。为恤贫而赏赐银，银的作用与铜钱非常接近。当然，从上举各例也可看出，赏银有时与赏绢同行，这只能或理解为绢在当时也具有货币职能，或者理解为赏银与赏物有相通性，即它们都是有价值的，不一定非是货币。这种双重理解也可推之于其他银、绢并用的场合。

以上所涉及的一般都是较高级的官员，而因功得赏银的范围稍广，有时也有中级或中下级官员。宋真宗时，夔路转运使丁谓因“绥抚有方蛮人安堵”，得赐银300两。宦官石知颙治河有功，得赐银千两。宋神宗时，因收复河、岷、洮等州，经略使张诜、王广渊及权三司使王韶等都得到赐银。《长编》卷二五四载，熙宁七年（1074）因新浑仪成，赐提举司天监沈括银、绢各50匹两，“余各赐银绢有差”。同书卷二六〇载，次年编校四馆书籍毕，“赐馆阁校勘林希、集贤校理梁焘银、绢各三十匹两”。《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六五载，南宋高宗末年，修《徽宗实录》成，颁赐银、绢，从最多100匹、两到最少一二匹、两分若干等级，受赐者上百人。

同军赏用黄金的情况类似，军队赏赐用白银的情况也较多。《范文正奏议》卷下《奏雪滕宗谅张亢》载，北宋仁宗时范仲淹为滕宗谅等人作辩解，就讲到教阅军人后赏赐银碟子的事。《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六载，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七月诏书中言及：“在京每年秋差官阅赏军银器宜以去年所用数为额”云云，说明当时校阅赏赐已有定额。据同书一八之一五，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朝廷又规定：殿前马步军司每年按阅诸军，受赏银人不得过参加总人数的十分之三。又据同书，南宋时期因教阅而支赏银的情况也时见记载。

以上所言仅为教阅后赏银，实际更为多见的还是战时（包括战前和战后）赏银。《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七载，北宋神宗曾亲自拟定“赏功格”，其中规定：“逐军将副通计所部之兵除亡失外，以所获分五等即斩级计分，及一千以上仍每百级加赐银、绢五十匹两（原注：官各转，银、绢共赐）。”《系年要录》卷一三六载，南宋绍兴十年（1140）顺昌大捷，主将刘锜“遂以犒军银、绢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宋史全文》卷二三、《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载，绍兴三十一年，北伐扬州城下告捷，宋高宗“遂遣使以金五百两、银七万两遍劳有功将士”。《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一《诛曦犒赐银帛数》载，南宋宁宗时平息吴曦之乱，犒赐共用银61.7773万两。《宋史》卷四四《理宗本纪》载，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为抵御蒙军入侵，宋廷先后几次共支银16万两犒师及备军赏。

有的大典礼后军兵也能得到赏银。前文述官员郊祀后例赐白银，而军兵也享受这种例赐，不过数量很少而已。除郊祀外，据南宋人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六四《龙飞录》记，宋孝宗行登基大典后，“诸军优赏共支银三十八万三千一百余两”。

尽管宋代赏赐用白银的记载颇多，但是通观地看，赏赐白银仍然远远不如赏赐铜钱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次数上都是如此。不但如此，甚至赏赐白银不如赏赐绢帛的情况多。这是因为，绢帛随时都能筹集到，而白银筹集起来就要比绢帛困难得多。

第四节 金银用于民间支付和储藏手段

前文所述官方财政收支的各项金银收支，都属于非贸易性经济支付，而民间属于非贸易性支付范围的情况还有多种，金、银也被用来作储藏手段。以下一一试作分析。

一 金银用于贿赂

关于金、银用于贿赂，加藤繁先生共举12例，为节省篇幅，简述如下。

（1）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载，吴越王钱俶用瓜子金贿赂赵普事。

（2）《长编》卷八二载，眉州通判黄莹受贿黄金30两、夹江县令李干受贿黄金4两案。

（3）同上书卷一〇三载，吴植通过余谔用黄金20两贿赂王钦若案。

（4）同上书卷一二载，南唐主李煜以银5万两贿赂赵普事。

（5）同上书卷五一载，任懿以银七铤贿赂主考官王钦若案。

（6）同上书卷八六载，开封府户曹参军吕楷受贿银300两事。

（7）《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附桑怿》载，桑怿不用银贿赂枢密院吏事。按：加藤繁先生误解文义，谓“这是枢密院吏求银赠赂右班殿直桑怿之例”。请参见《欧阳文忠集·居士外集》卷一五《桑怿传》。

（8）《涑水纪闻》卷一〇载，余靖以银遗王仝事。按：此例余靖给王仝银不是贿赂，而是资助王仝令其逃走。加藤先生理解有误。

（9）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载，丁谓以银千贿赂使者使张詠不得重用。

（10）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载，陈洪进以银贿赂胡旦事。

（1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载，僧道楷拒付“故事”银五十镒事。按：给使者“故事”严格讲不属贿赂，此例不甚合适。

（12）《夷坚丙志》卷一六《张常先》载，皇甫世通以银200两贿赂州指使吴成忠使宽待张常先事。按：加藤繁先生对原文误解，谓：“这是张常先友皇甫世通为保全信州差使吴成忠生命计……请张常先宽大办理之例。”将被救者张常先误为处理他人者，将看押犯人的吴成忠误为被救者。

金、银用于贿赂的事例是较多的，除加藤繁先生已列举的以外，我们还可再列举12例。

（1）《名臣碑传琬琰集》上编卷二三毕仲游《孙威敏公沔神道碑》载：“［宋仁宗时，知杭州孙沔］檄桐庐［县］捕［杨］日用属吏，其子私与钤辖吏宋升饮酒，酒酣，出黄金一斤以遗升。”

（2）《涑水纪闻》卷一六载：“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婿也，……盗卖官文书，得钱，费于娼家，畏其妻知之，伪立簿云：‘买金银若干遗杨内翰、若干遗窦待制。’”

（3）《宋史》卷三四〇《苏颂传》载：“［知金州张］仲宣所部金坑发，檄巡检体究，其利甚微，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属仲宣，［请求］不差官比较。”

（4）《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八载：“［隆兴二年八月五日臣僚上言］魏尚系左军统制……取到所管众军口食钱三千五百贯文，买金一百两……托黄自得寻讨关节求带阁职。”

（5）《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载：“［中书小吏］阎怀忠尝为［赵］廷美诣淮海王钱俶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私受俶私遗白金百两。”

（6）同上书卷二七八《雷德骧传附子有邻》：“［王洞］令［雷］有邻市白金半铤，因曰：‘此令吾子知，要与胡将军。’盖谓［中书堂后吏胡］赞也。”

（7）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载：“知制诰王继恩平蜀有功，恃勋徼宠，潜溢怨，将加恩，以银数千两赂［胡］旦，托为褒诏。”

（8）《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七《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晔］墓志铭》载：“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数百人，转运使疑其积物多而僧为奸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两馈公，公笑曰：吾安用此。”

（9）《长编》卷二六八载：“［熙宁八年九月］辛巳，命司农寺主簿王古鞫前秀州通判张若济赃罪以闻……若济受民吴湘等银九百余两”。

（10）《系年要录》卷上三七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丙辰，诏内侍陈腆送大理寺治罪。腆劳刘锜于顺昌，锜以例书送银五百两，例外又以六百五十两遗之。”

（1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天子狱》载：“［罗点］笑曰：‘……陈同父（按即陈亮）狱事急，吾未尝识之，怜其才，援之吏手，箧内皆白金也。’”

（12）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林乔》载：“［理宗时］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乔］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

贿赂使用金、银的事例比一般礼赠要多，这不是偶然的，贿赂是秘密进行的，所以体积小价值高是重要的，而这恰恰是金、银的特点。

二 金、银用于礼赠

日本加藤繁先生于“在私经济方面金银货币的用途”题下有“为请托的赠遗”、“为表示好意的赠遗”、“布施”、“谢礼”等项，似过于细碎，我们将其合称“礼赠”。礼赠的形式和动机虽多种多样，但其性质都是财富所有权的转移或转让，从货币学的角度看，都属一种支付行为。

加藤繁先生在上述三项下列举了13个事例，其中有一例述宋亡以后事，失当。余下的12例是（简述）：

（1）《宋史》卷三七一《汤思退传》载，秦桧病重，赠参知政事董德元、汤思退黄金千两。

（2）《邵氏见闻录》卷八载，孙抃以德报怨，赠镇将黄金一两。

（3）《齐东野语》卷二〇载，吴潜赠下官刘震孙精金百星。

（4）《孙公谈圃》卷上载，赵光义被迫遣送陈学究，以白银送行。

（5）《涑水纪闻》卷一六载，郑侠遭贬，王师约赠银百两送行。

（6）《挥麈余话》卷二载，向伯恭救助寇准裔孙婿陈序，饷其银。

（7）《梁溪漫志》卷一〇载，范寥逃亡作园丁，园主赠银半笏。

（8）《长编》卷八五载，李行简为陈子美申冤，陈赠李黄金500两。

（9）《鸡肋编》卷中载，周邦彦拒受润笔银10斤。

（10）《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载，张孝祥拒受润笔银200两而索红罗百匹。

（11）《夷坚续志》卷二《登第气色》载，太学生陈道金酬林上舍代笔银二定。

（12）《鹤林玉露》卷一二《晏先》载，晏先因罪远流，其友强迫押送者释放，而赠银一笏给押送者。

除加藤繁先生已列举者外，我们还可再补充一些事例。《咸淳临安志》卷八八《恤民》载，苏轼《与某宣德书》中言：“蒙遣人致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为赆……辄已移杭州，作公意舍之病坊。”这说明有人送苏轼金、银作礼物。晁补之《嵩山集》卷一九《寿昌县君刘氏墓志铭》记，某人“罢官青龙，邑民献果，衷籍黄金……诘其故，乃更数政不得直之冤讼来谢耳”。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记：“赵君贶为吉水宰……其母卒于官，贫无以殓……郡守遗金十两以为归资。”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行状》记，南宋前期，“有武臣翟其姓者，秩满以事苛留”，彭汉老设法为其解脱。“翟德之，饷新茗二小缶，公发之，黄金也。公笑而归之”。以上为以黄金为赠礼的例子。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记，名士胡旦到明州赴任途中经杭州遇同年薛映，向薛借钱2000缗以建别墅。“薛公不得已，赠白金三百星，聊为钓溪一醉”。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三记，名士柳开遇一士人要借资20万钱葬父母，柳开“罄其资，得白金百两、钱数万遗之”。另参《宋史》卷四四〇《文苑传》。又《宋史》卷二五七《李崇矩传附子继昌》载，郑申到李家行乞遭辱，惟李继昌善待之，“与白金百两”。又同书卷四四二《文苑传》载，“张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庙成，知白使人召［穆］修作记，记成，不书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遗修为寿，且求载名于记，修投金庭下”。又《醴泉笔录》卷上载：“令狐揆著书，数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献李夷庾，夷庾问，何人作序，讯知其人，使送银二笏。”《宋史》卷四五六《孝义传》载，宋仁宗时，侯可“方天寒单衣而居，有馈白金者，顾［友人田］颜之妹处室，举以佐其具”。《彭城集》卷三九《孙氏母庄夫人墓碣并铭》载，孙洙家贫困时，“诸母之爱夫人（孙洙母）者，私以白金数百两予之，夫人曰：舅姑推财而己受之，是欺也，固辞不取”。《长编》卷二一六引范镇谓，宋英宗时，苏洵病死京师，韩琦赠苏轼银300两、欧阳修赠200两，“皆辞不受”。《折狱龟鉴》卷五引吕大防所撰墓志载，薛向兼任监京兆府商税，“有贾人过税务，出银二箧，书其上曰：枢密使遗泾原都监。向曰：此必伪也，岂有大臣饷人物乃使贾人致之耶！执诣府治之，果服诈。”《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四《与友人一首》载，苏轼简帖中有一简：“知君贫甚，仆亦久客乍到，未有以相济，只有五两银（短二钱），且助旦夕薪水之费。不罪不罪。”《独醒杂志》卷三载，秦观子秦湛护丧北归，与黄庭坚遇，黄“遂以银二十两为赙”（按：此条为已故学者孙毓棠先生提供）。又洪迈《夷坚甲志》卷一八《李舒长仆》记如下一则传说：福州宁德人李舒长，政和初年与人共雇陈四为仆，待陈四很好。数年后又与陈四相遇，陈邀李吃饭，饭后李谈到家境困难，“陈遗以银一笏，曰：姑用之，不必外求也。越数日又遇……复出银一笏与之”。

与银常用作路费关联，人们往往也赠出行者银以助行。加藤繁先生所列例子中，有好几例都有送行的意义，我们还可补充数例：《西台集》卷一六《丞相文简公行状》载，王禹偁谪黄州，毕士安以“白金三百两赆禹偁，禹偁乃能为黄州之行”。又《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载：“绍圣中，［程颐］削籍窜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别祖母亦不许，明日赆以银百两，颐不受。”周《清波杂志》卷三记：“括苍管铨平仲监秦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银一笏以助其归，恃此方敢留一二日。”又熊克《中兴小历》卷三四记：秦桧原与胡安国、胡寅有交，胡寅于绍兴十九年（1149）赴建州省母，再回湖南，“桧以白金助其行，寅书谢之”。因送行而赠银，与以银为路资的道理是一样的。

前列加藤繁先生各例中，例（9）至（11）是讲润笔银的。关于润笔金银，也可补充几例：《涑水纪闻》卷八载，宋英宗在被宋仁宗封为太子以前，先被宋仁宗任命为知宗正事，“英宗令教授周孟阳作《让知宗正表》，每一表饷之金十两。孟阳辞，皇子（英宗）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方当厚酬耳”。这是润笔得黄金的例子，当然情况有些特殊。刘攽《彭城集》卷三五《刘敞行状》记其兄刘敞事迹说，梅尧臣曾想为程丞相撰神道碑文，未撰即病重去世，刘敞代他写好了碑文，程家“饷白金五百两，公（刘敞）不发封，尽以赙梅氏。”《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七载，另宋朝还有这样的规定：“［淳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定降麻事例：宰臣、枢密使、使相、节度使特恩加官除授，学士事例银百两……覃恩加食邑起复例起复（疑有误），银五十两。”这里的润笔银是由朝廷颁降还是由受命者支付，似未交代清楚，如是前者，则此记载说明起草这类诏书，学士可得例赐银；如是后者，则表明学士所得润笔银数是由官方规定的。

加藤繁先生还举例说明金、银被用来向寺院宫观施舍，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讲这些金、银是作为货币施舍的。事实上，作为货币还是不作为货币施舍，恐怕是很难区分的。

三 借贷和其他支付

前面讲的有些见于记载较多的如赏赐、礼赠等，其实并不是典型的支付，相比之下，金、银用于借贷和偿欠，倒更具有典型性。加藤繁先生于“贷借”项下共举六例，它们是（经删减）：

（1）前文已引，宋孝宗微服出访，对许志仁讲曾参政欠阆州太守黄金20两事。

（2）《泊宅编》载，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僧有负主僧金而不偿”事。

（3）《长编》卷五三载：“翰林学士宋白就向敏中假白金十铤，向敏中靳不与。”

（4）同上书卷八六载：“知［开封］府慎从吉请对，言其子锐先假［知泰康县高］清白金七十两。”

（5）同上书卷九六载，知开封府王随“尝假周怀政白金五十两”。

（6）《东园友闻》载，太学生唐珏“货家具，得白金百两许，执券行贷，又得百两许”，用以葬被毁宋陵尸骨。

这六例中例（2）“金”是否确为金、银存疑，例（3）至（6）都是借贷白银的实例。这里再补充二例：《苏轼文集》卷六〇《尺牍》载，苏轼在《与子由弟十首之九》中写道“程德孺兄弟出银二百星相借，兄度手下尚未须如此，已辞之矣”。又《长编》卷二四〇记，熙宁五年十一月判渭州郭逵审王韶案，言及王韶部吏元仲通（即原商人元瓘）“称韶借智缘银二百两”。

关于偿欠，似仅可查见一例，加藤繁先生将其入“赔偿”项：佚名《东南纪闻》《宋史》卷四一二《杨掞传》载，南宋理宗时杨谈（按：《宋史》作杨掞）在荆湖帅孟珙幕下掌茶局，结交豪杰，将所掌钱耗尽。此钱管辖权在总领所，总领贾似道限令杨谈偿欠，孟珙“以白金六百两与之，［令］急还元逋……”总的来讲，以金、银借贷和偿欠的记载都不多见，说明这种情况并不普遍。

记载中还有一例系以银作学费支付的：南宋人刘愚，是林光朝、叶适友，《宋史》卷四五九《隐逸传》“尝怀白金归，［妻］徐［氏］怒曰：‘我以子为贤而若是，亟具归。’愚出书以示，束脩得也，乃已。”这倒是较为典型的以银支付的实例，可惜仅此一例。

加藤繁先生在“布施”项下引了四个例子，实际都不是很恰当的。其中两例引自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成寻本人是僧人，他给中国寺院中的人金、银，有酬劳性谢礼的意义，与一般俗人的布施是差异很大的。其中又一例引何薳《春渚纪闻》卷三中僧人要求沈生“量出数金为衬施”，这里“数金”是否一定指数两金、银是很有疑问的。另一例引苏轼《与范元良书》中苏轼以银五两托人给僧求为秦观超度，似应视为作法事的费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布施。当然，以金、银布施的事或则有之，也较罕见，且难以说明一定是把金、银作为货币来布施，因为布施的东西种类很多，未必都是货币。

加藤繁先生还举了一个以金、银赎罪的例子，见李元纲《厚德录》卷一，原文如下：“窦禹钧，范阳人……尝因元夕往延庆寺，于后殿阶得遗银二百两、金三十两，持归。明日侵晨，诣寺候失物者。须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钧问之，对曰：‘父罪犯至大辟，遍恳亲知，贷得金、银，将赎父罪。昨暮以一亲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复赎矣。公验其实，遂同归以旧物还之。”然而，这当中存着一个疑问，即官方是否以铜钱定赎罪标准，而将金、银折计成钱来收纳？而这对说明金、银是否作为货币在使用恰恰是很重要的。当然，应当指出，此例用以说明金、银用于借贷是很合适的。

至于加藤繁先生讲的金、银用于赌博、用于悬赏、用于聘礼、用于赎身等，就更难讲其中金、银是否是在发挥货币的作用了，因为在这些场合用货币固然可以，用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都可以。所以，用这些来说明金、银在发挥货币职能似是缺乏说服力的。

四 金银作储藏手段

宋代人以金银为储藏手段的情况是存在的，这是因为，金银不易锈蚀、价值稳定、体积小，比铜、铁钱及纸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宋末元初人袁采《袁氏世范》卷一《同居不必私藏金宝》载：“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宋末元初人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倪氏窖藏》记述，他的家乡名流倪文节生前富有，死后“子孙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讼”，原来是因为“一日骤雨，屋舍漏水，壅不泄，遂呼圬者整之。得大箧于檐溜中舆下，视之皆黄白也。或窖于墙壁间，凡数处。以此兴讼，数年不已……”这些都是宋人有储藏金银习惯的例证。

关于黄金作为储藏手段，我们还可以查见以下三例：

《夷坚丁志》卷六《叶德孚》：“建安人叶德孚……建炎三年……时叶二十一岁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尽以所蓄金五十两、银三十铤付之。”

《夷坚支庚》卷一〇《姚时可》载：“张邦昌族弟某［入狱］自料必死，乃嘱推吏姚时可曰：‘吾自分必死，敢有请于君……吾藏金百两在某室箧中，君往取之，烦为密营毒药十数服，俟诛命下，即与子弟辈共引决，以后事累君。”

《夷坚丁志》卷九《龙泽陈永年》载：“乾道三年秋，临安大雷震……有严州人陈永年同其兄开银铺于临安市，狂游不检，母私储金十数两，规以送终。”

在这三例中，叶祖母、张邦昌族弟、陈母都是积蓄了一定数量的黄金，以此作为储藏财富的手段的。

当然，从记载中看，储藏白银的事例要比储藏黄金的事例多得多，这是因为白银比黄金容易得到。

宋人著述中，有不少处都讲到挖到地下窖藏白银的事，有人把这些统统视为白银作为储藏手段的例证，其实是不甚恰当的。因为只有证明这些窖藏都是宋人藏的，才能说明白银在宋代是作为贮藏手段的。

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述的传说故事中，有一些是讲到了宋人窖藏白银的。例如：

《甲志》卷一八《余待制》载：“福州余丞相贵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覆之，砖蒙其上。其子待制日章将买田，发其一窖。”

《丁志》卷七《夏二娘》载：“京师妇人夏二娘死，经年见梦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时，欠某坊王家钱十二贯……坐谪为王氏驴……日与之负麦……吾昔日瘗银百余两于堂内户限下，可发取以赎我。’”

《丁志》卷一九《张客奇遇》载：“余干乡民张客，因行贩入邑寓旅舍，梦妇人鲜衣华饰……曰我故倡女……我当以始终托子，忆埋白金五十两于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费。”

《支丁》卷六《证果寺习业》载：“［明州士人王某当科举之岁到证果寺习业，夜半梦见已故旧友对他说：］吾生时，积馆舍所赢白金二百两，埋于屋下某处，愿为语吾儿，发以治生这些事例说明宋代确有以窖藏白银作储藏手段的现象。《三朝北盟会编》、丁特起《靖康纪闻》等载，北宋末年，官方为了筹集金银奉献给金人，屡次下令禁止百姓埋藏金银，这说明当时人为了渡过战乱而埋藏金银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将金银用为储藏手段的实例。

窖藏是储藏的一种方式，但储藏也不一定非窖藏不可，以下三则便是非窖藏而储藏白银的例子：

《宋史》卷三四七《郑穆传》载：“元祐初，召拜国子祭酒……故人张景晟者死，遗白金五百两，托其孤。”

《宋史》卷四五九《卓行传·巢谷》载：“［熙宁中，友人韩］存宝得罪，将就逮，自度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囊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可使遗之者。”

佚名《木笔杂钞》载：“［止斋］死之日，囊橐枵然，仅余白金数十两，以殓。”

在以上三例中，张景晟、韩存宝在临死前将自己平时积攒的银交给好友，嘱其照顾家人，止斋身死之日仅存银数十两，可见这些白银都是他们往日作为一种储存手段应用的。

顺带言之，官方也储存部分金银以备急需。北宋时，内藏储存的银时时用于边籴。《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载，南宋淳熙十三年时，左藏封桩库有“金至八十万两、银一百八十六万余两”。《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川收兑九十一界钱引本末》讲，四川各州“岁输黄金千五百两，银十六万余两……掌计者谨视而善藏之”，可以作为发行钱引的保证金。官方库存的金银也发挥着储存手段的职能。

五 关于岁币银

宋朝是个屈辱的王朝，北宋时向辽、夏纳“贡”纳“币”，南宋时又向金朝纳“贡”纳“币”，这里统称为“岁币”。岁币是一笔财赋，但却不是铜钱，不是楮币，也不是黄金珠宝，它的构成主要是两种，即银和绢。银用为岁币，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支付手段，即充当宋朝与境外特殊经济往来的手段。在这种场合，楮币的不适用是不言而喻的。铜钱也不适用，这不仅是因为宋朝不愿使铜钱外流，同时从对立一方讲，也不会同意接受，因为钱币上的文字具有政治意义，使用宋朝的钱币就等于承认宋朝的正统地位，这自然是不可以的。使用银、绢没有这些障碍，于是银、绢就充当了这一特殊角色。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与辽（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据《鸡肋编》卷中载“两朝誓书”，盟约规定每年宋朝向辽朝输送绢20万匹、银10万两。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九月，辽朝乘夏朝与宋朝战事未了之机，以索要旧土为名对宋朝进行威胁，宋朝屈服，增加向辽朝输送岁币的数量，银、绢各增10万。[32]

庆历四年九月，宋、夏议和，西夏效法辽朝向宋索要岁币（岁赐），盟约规定：“朝廷岁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二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合计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25.5万两、匹、斤）。[33]同宋朝给辽朝的岁币相比，除数量外，突出的是增加了茶叶。

从北宋时期给辽朝、夏朝的岁币看，其中绢的数量明显地多于银（二者合计，绢帛共45.3万匹，而银只有27.2万两）这或多或少表明了银在当时的应用还不是十分广泛。

《宋史》卷二九《高宗本纪》载，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宋朝“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到了绍兴末年，宋、金重又开战，隆兴二年（1164），宋、金再次议和，因金朝内部不稳，和约对宋朝较为有利，规定岁币银、绢各减5万。[34]同北宋相比，银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表明银的应用比北宋稍广。

岁币用银，固然可以理解为是将银作为钱的代用品应用，但是，岁币中又有绢、茶叶，这说明不能简单地以银用为岁币证明银已经完全的货币化了，或许恰好相反，倒是表明银与绢、茶一样只是具有若干货币职能的商品罢了。

[1] 《净德集》卷一《奏为役钱乞桩二准备支用状》。

[2] 《长编》卷一九，事又见《宋史》卷四八三《漳泉陈氏世家》。

[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

[4] 《河东奉使奏草》卷上《论矾务利害状》。

[5] 《国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五《上仁宗论募耕河东缘边之地》。

[6] 文又见《系年要录》卷五五、一六二，《宋史全文》卷二二。

[7] 《中兴小历》卷三四，原文注：此据陈家《贡马须知》修入。

[8] 《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引录。

[9] 《晁氏客语》。按：此条史料为已故孙毓棠先生提供。

[10] 《长编》卷七七，参《宋史》卷二七七《何蒙传》。

[11] 《方舆胜览》卷二六《桂阳军》。同书又引《类要》：“户只贡银，无忧秋税。”

[12] 《郑忠肃公奏议遗集》卷上《请罢取折平籴疏》、《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13] 《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〇《重建敛石寺记》。

[14] 《高峰集》卷一《投省论和买银札子》，按下文凡引廖刚语均出此，不另注。

[15] 《南涧甲乙稿》卷一〇《上周侍御札子》，下文引韩元吉语均出此，不另注。

[16] 《鹤林集》卷二二《奏宽民五事状》，下文引吴泳语均出此，不另注。

[17] 《水心集》卷二六《赵不行状》、《宋史》卷二四七《宗室传》。

[18] 《通考》卷五《田赋》。据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二《程公大昌神道碑》记为：“自南渡后，泉为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输银二万二千两，诸县并缘苛敛预借。”

[19] 《筼窗集》卷四《代上请乞输钱札子》。

[20]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七、《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21] 《陵阳集》卷八《创大礼例库申省状》。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四又一七之一四，另参《长编》卷六三。

[23] 《系年要录》卷一八八。按：《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三四作“如愿以金、银依市价折算者听”。

[24] 《长编》卷二八九、《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四一

[25] 《后乐集》卷一五《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

[26] 《杜清献集》卷一四《三月初四日未时奏》《四月十六日申时奏》。

[27] 《吹剑三录》。按：此条史料为已故孙毓棠先生提供。

[28] 参见《蔡忠惠文集》卷二六《乞封桩钱帛准备南郊支赐札子》。

[29] 《系年要录》卷五、一四七，《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九二。

[30] 《宋史》卷四〇二《安丙传》。按：此实为赐金器，因以两计，故录于此。

[31] 按《邵氏闻见录》后录卷二四、《五朝名臣言行录》后录卷六《王安石》记为50两。

[32] 参见《长编》卷一三七。按：方勺《泊宅编》卷一〇载“岁赐大辽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银30两当为20两之误。《宋史》卷二九二《田况传》卷三五一《郑居中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等均载宋给辽的岁币为50万可证。

[33] 《长编》卷一五二。按：《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赐西夏诏》略同。《宋史》卷一一《仁宗本纪》作“岁赐银、绢、茶、采凡二十五万五千”。

[34] 《宋史》卷三三《孝宗纪》、卷三八五《钱端礼传》、《魏杞传》，《齐东野语》卷一二《淳绍岁币》。

第三章 金银形制、购买力、金银禁及金银的地位

第一节 金银的计量与形制

一 金银的计量单位与成色

宋代金、银的计量单位通常是“两”，偶有例外，并不多见。

宋代虽有收税“金、银成钱”之说，但那主要是防止胥吏借畸零勒索，并不是讲金、银全以钱为单位，且记载中以钱为单位的事例实较为少见。据《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等，在税收统计上，“金、银、丝、绵以两计”，却是很常见的。当然，在税收之外，我们偶尔可以看到金、银以钱计量的情况。如《宋史》卷三三〇《张瓌传》载，宋仁宗时，三司向地方索要“羡余”，淮南转运使张瓌“独上金九钱”。又前引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记：金朝使者沿途不参加官方宴席可折支金、银：“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中上节七钱六分，下节四钱五分半。御筵不坐，折金七钱。”

金、银也有用“镒”计量的，例如前文述及陈洪进之子贿赂胡旦“白金数镒”。又述及宋徽宗时派中使赏赐僧人道楷法衣、师号，依旧例寺院“应以白金五十镒遗中使”（另见下引广西买马事记载）。这些都是金、银以镒计量的例子，但也较罕见，不排斥有文人以此显示文采的因素。白银则有用斤计量的，请看下引：

《长编》卷一八载：“［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庚辰］赐殿前都指挥使杨信、马军都指挥使党进银各六百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勋、马军都虞候刘遇、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杨美银各三百斤。”

《乖崖集》附钱易《宋故枢密直学士……张公［咏］墓志铭》载：“［淳化］五年八月，出知益州，中谢日，面赐白金一百四十斤。”按：《景文集》卷六二《张咏行状》所载略同。

《宋史》卷三二四《刘文质传》载：“［太宗尝谓内侍窦神兴曰：刘］‘文质，朕之近亲，又忠谨，其赐白金百斤。’”

另下引关于广西买马的文字中也有以斤计量白银的情况。必须说明，以斤计量，并不是因为涉及的白银数量大，就上引数量最多者而言，不过600斤，折9600两，不足万两，而宋朝一次赏赐万两白银的事并不罕见，仍以两计。宋朝财政上更是常出现银十万两、百万两的情况，也没有折计为斤。所以，以斤计量还是以两计量并不能说明银的数量的多少。不过，以斤计量实际仍属特殊情况。

宋代还有以“星”计量金、银的情况，加藤繁先生对此做了研究，他提出，宋代的一“星”就是一两。但关于一“星”究竟是一两还是一钱，长期以来就存在不同认识，仅凭现有记载，难定孰是，估存疑待考，此不赘述。[1]

关于银的计量，还应考虑到宋代的度量衡制度。《斐然集》卷一五《缴奏湖南勘刘式翻异》载，北宋末年，潭州湘潭知县刘式在征收免夫钱时，按亩摊征，三分之二征钱，三分之一征银。“其时银价踊贵，每两至三贯文。式用潭等取之于民，而以广等纳之于官。广等者，以十钱为两，见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钱两为两，湖南民间通用私秤也”。刘式由此贪污许多钱财。据此，当时有10钱为两的广等、法秤，又有13钱为两的潭等、私秤，不知是否另外还有什么“等”“秤”。潭州的衡制或许是特殊的，但这却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于黄金的成色，加藤繁先生认为，宋人有上、中、下之分。其中、上金又称紫磨金、精金。加藤繁先生关于上金又称紫磨金、精金的说法是可信的。他引证了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卷一〇的记述：“华俗谓上金为紫磨金，夷俗谓上金为杨迈金。”又引证了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所载，苏轼称赞谢民师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金”，因而谢民师文集后称《上金集》等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加藤繁先生也承认，记载中没有“下金”的实例，而他征引的关于“中金”的例子也是有疑问的。关于“中金”，加藤繁先生引证三例，其中一例系宋以前的，余两例引录如下：

《邵氏闻见录》卷一载：“章献明肃太后，成都华阳人。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者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盍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中金百两。”

《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载：“初，［张］永德寓睢阳，有书生邻居卧疾，永德疗之，获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两，即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与永德游。”

在第一例中，玉泉寺长老赠中金百两，这“中金”是不是黄金？须知宋代皇帝赏赐大臣黄金百两的事都不多见，长老怎能以如此多的黄金赠人？且黄金百两价值千贯以上，似也偏多，如是银百两，似更合情理。由此使人想到关于皇帝赏赐“中金”的如下记载：

《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一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溪蛮扰汉境］诏命［马亮］知荆南府兼荆北路兵马都钤辖，赐中金五百两。”

《道命录》卷三《尹和静以师程学之久辞经筵》载：“［宋高宗绍兴四年］有旨授［理学家尹焞］右宣教郎，充崇正殿说书，令宣抚司加礼敦遣赴行在。范侍讲［冲］又奏乞……给中金五百为行费……皆从之。”按：《宋史》卷四二八《道学传》作“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

如前所述，宋代君主赏赐臣下黄金数量一般都较少。我们可以举一些立有大功者得赏的实例：大将石普平王均之乱有功，外戚李昭亮平保州兵乱有功，洪皓于南宋初出使金国多年且出生入死饱受苦痛，各得赐黄金300两。安丙在平定吴曦之乱中立有大功，仅得赐金器120两。再看因受命担任重要职务者所得赏赐：雷有终“景德初，徙为并代副都部署，赐黄金四百两”，并代副都部署，相当于前线副元帅，其时又正逢战时，故所得较多，是宋代见于记载一次得赏黄金数量最多者。治平年间，李参受命知瀛州（按：瀛州也是军事重镇）得赐黄金100两。南宋绍兴十一年，胡世将受命出任川陕宣抚使，得赐黄金200两。宋光宗时，张浚之子枃受命任宋朝中部重镇襄阳的知府，先后两次得赐金300两。以上所引者都是得赐较多的事例，另有得赐较少的例子。如：高志宁建议立皇储，宋真宗欣然接受，高志宁因而得赐黄金50两。康定元年泾州驻泊都监王珪在与西夏作战中充当先锋而身负重伤，于是得赐黄金30两（出处各见前引），等等。以上所举各例论功劳、论担当的重任、论重要性，都超过前引马亮、尹焞的情况，但得赐金的数量却都不如马、尹。可见马亮、尹焞得赐的“中金”，很可能并不是黄金。相反，如果我们把“中金”理解为白银，就要合乎情理得多，因为赏赐几百两白银的事例在宋代是不胜枚举的。

当然，我们仅凭以上的推想就断定“中金”就是白银，仍显得有些武断，下面的例子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载：“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千匹、廉州盐二百斤，而得马千五百匹。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但官价有定数，不能致此耳。”《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与此全同。

《系年要录》卷一六二载：“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他以是为差。”按《宋史全文》卷二二所载与此略同，唯“黄金五十镒”作“黄金五镒”。

《中兴小历》卷三四载：“岁损金一百两、银五万两、锦二百匹、四千匹及于廉州石康仓拨墁二百万斤，皆资博马之直，岁额市一千五百匹，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两，四尺二寸二十六两。”

这三处（实为五处）记载讲的都是一件事，即广西买马，所述事实也彼此接近，文字互有差异。将三处记载进行比照，“黄金五镒”应即“金一百两”，“五十镒”应为“五镒”之讹。每镒应为20两。“中金二百五十镒”应折为“中金”5000两，与300斤（4800两）接近，“银五万两”似为“银五千两”之讹。依《朝野杂记》，每匹高五尺的马价120两；《系年要录》为“中金五镒”，可折“中金一百两”；《中兴小历》则为“价银一百两”（前一书与后二书所记稍有差异，或许系计算有误所致）。既然“中金二百五十镒”可粗略地折为“白金三百斤”，“中金一百两”与“银一百两”相当，那么，“中金”就是“白金”，即银，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附带讲，加藤繁先生说“唐宋文献中，所见之镒，不是20两，也不是24两，唐宋文献中之一镒大概是一金的异名。唐宋时金一两称一金”。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上引宋代文献表明，至少在这里，一镒就是指20两，而绝不是指一两）。

所以，中金就是白银，不是中等黄金，讲黄金有上、中、下之分是靠不住的。实际上，大约宋代黄金只有上金（紫磨金）和普通金的区分，而没有分上、中、下三个等级。但这绝不等于说，宋人对黄金的成色毫无认识。相反，下例说明，宋人对黄金成色的认识是较为清楚的。秦九韶《数书九章·炼金计直》有如下内容：

“问：库有三色金，共五千两，内八分金一千二百五十两，两价四百贯文；七分五厘金一千六百两，两价三百七十五贯文；八分五厘金二千一百五十两，两价四百二十五贯文；并欲炼为足色。每两工食药炭钱三贯文，耗金九百七十二两五钱。欲知色分及两价各几何？”

“答曰：色一十分，两价五百三贯七百二十四文五百三十七分文之二百一十二。”

这说明宋人对黄金成色的区分已达到5%或更细微，而对不同成色黄金价格的定位也有相当的讲究，且对低成色到高成色的加工费用也有把握。可知宋人对黄金成色的认识远比分上、中、下等更精确。

关于银的成色，加藤繁先生引证了两条记载，很重要，有必要重加引录：

金漆花银（一百分足）、浓调花银（九十九分九厘）、茶色银（九十九分八厘）、大胡花银（九十九分七厘）、薄花银（九十九分六厘）、薄花细渗（九十九分五厘）、纸灰花银（九十九分四厘）、细渗银（九十九分三厘）、粗渗银（九十九分二厘）、断渗银（九十八分五厘）、无渗银（九十七分五厘）。[2]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3]

这二则记载表明，宋人对金、银成色的认识和鉴定能力都达到相当水平。如果确如上引记载特别是《宝货辨伪》所述，则宋人对白银成色的鉴定已很细致，这与当时白银应用的广泛是密切相关的。

二 金牌、金锭与金钗

加藤繁先生引录《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戊集《宝货辨伪》中的记载，讲宋代黄金计有马蹄金、沙金、橄榄金、瓜子金、麸子金、胯子金、叶子金七种。其实此七种中前六种大抵为黄金未精加工的形态，叶子金被称为“熟金”，是经过加工的半成品，大约是准备用于装饰的。这七种都不是代替钱币行用的黄金的主要形态，代替钱币行用的黄金，大约主要是金铤（锭）和金牌。

关于金银锭，南宋官修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三〇《上供》引“辇运令”中说：“诸上供金银，并以上色起发，内银鞘（销？）成铤（原注：大铤五十两，小铤二十二（二疑为五之残文）两，畸零凑数者听。如无上色去处，许用山泽），仍分明镌凿银数，排立字号、官吏职位姓名。”卷三七《给纳》引“仓库令”：“诸买纳金银铜铅锡皆铸为铤，各镌斤重、专典姓名、监官押字。”《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七引《宣和录》载，北宋末年为金人准备金银，“开封府等处熔金银共四千炉，金银每锭各五十两……”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七载：“［绍兴］九年六月十九日，无为军申：‘勘会本军管下昆山矾场合用折纳金银法物，系蒙朝廷铸造镌凿花样给降下场使用。缘本场昨建炎之后，贼马侵犯，毁坏不存。前任知军吕云叟逐急措置下作院用生杂铜制造逐等法物一副，虑恐久远未得均当。乞行下工部下文思院制造给降。’从之。五十两法物一个，二十三两法物一个，二十两法物一个，十五两法物一个，十两法物一个，五两法物一个，一两法物一个，半两法物一个，一钱法物一个。”这里的法物重量似与金银锭的重量有一定关系。上引记载说明宋代黄金往往以金锭（金铤）的形式出现，而且有每铤（锭）50两的金铤（锭）。然而，这种50两的金铤（锭）在出土的宋代文物中却未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徽休宁、浙江杭州、安徽合肥三地先后出土金铤11枚，只有约39.5克和约19克二等，与上引记载中所述重量相差甚远。[4]

关于金牌，加藤繁先生引证了三处记载，现重引如下：

河间王夜饮，妓女讴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5]

李园者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土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李得之，遂转而货易。[6]

［中兴后，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御前所列金器，如硬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几二百两，皆赐学士。］乾道以后，止设常笔砚而已，退则有旨，打造不及，例赐牌子金百两，立后升储倍之。[7]

笔者又查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所载如下一则：

［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遣通直郎李邺使金，告以将内禅，且求和……邺奉使，乞金三万两，而朝廷颇难之，遂出祖宗内帑金瓮二，各五千两，命书艺局销熔为牌子以授邺。

另明代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记，南宋福州王生来临安省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涌出，见空穴内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怀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的宋代金牌有相当数量，据初步统计，共有58枚，分别出土于安徽霍邱、浙江杭州、江苏茅山、安徽合肥、安徽当涂、湖北蕲春等地。这些金牌的重量惊人地接近，一般均在4克上下。牌子金在市面流通的情况似全不见记载。

在出土的金铤和金牌上，绝大多数都铭刻有标明成色的文字，但却全是“十分”“十分赤金”，而没有标其他成色的。[8]

金钗本是一种首饰，但在宋代似乎有时作为一种小金条来代钱使用。《河南程氏文集》卷四《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宋史》卷三二〇《彭思永传》载，北宋名臣彭思永年轻时，“始就举，持数［金］钗为资”。又洪迈《夷坚丁志》卷七《荆山客邸》记，乾道七年琼州秀才黎某赶考途经信州弋阳县，将行囊遗落，好心的店主将原物归还，囊内“凡银四十四两、金五两，又金钗一双”。《夷坚甲志》卷一五《晁安宅妻》又记南宋初战乱中，晁安宅与妻失散，其妻改嫁将军邵某，见到行乞的晁安宅，以金钗资助晁安宅，最后重与晁安宅团圆。这些记载使人联想到元代戏曲《争报恩三虎下山》中的戏辞：“我与你这金钗作盘缠，你去那银铺里自回倒……”以金钗作路资可能是宋代的习俗。

三 银锭

关于银锭，前引《庆元条法事类》讲到上供银须制成银铤，有50两、22（5？）两二等。又两宋、元之间人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辨谈》中说：“今人冶银，大铤五十两，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之，世谓之铤银。”这二处记载虽有小异，但却勾勒出了宋代银锭重量等次的概貌，而且又得到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两方面的证明。加藤繁先生正确地指出，李焘《长编》卷五一和《宋史》卷二八二《王钦若传》两处记王钦若受贿事，一作银“七铤”，一作银“三百五十两”，这说明每铤银重50两。他还征引了张知甫《可书》中的如下记载：“米元章（芾）为吏部侍郎，徽宗召至便殿，令书屏风四扇，后数日遣中使押赐银十八笏，九百两也。”所述赐银一笏50两，他又证明了当时白银“铤”“笏”“锭”互用。关于银以50两为一锭，我们可以再补充三例：

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他日又炼，每五十两为一锭，三两作火耗。[9]

江陵人张拱之，世以富雄乡里。政和中……命仆掘［梦中二十位白衣人］没处，才深三尺，得大银二十枚，各重五十两。[10]

［小夫人派一妇女到张主管房中］又向衣袖里取出一锭五十两大银，撇了自去……况且五十两一锭未动，正好收买货物。[11]

又上引《三朝北盟会编》记北宋末准备给金军送的银也是制成规格50两的银锭。以上都是每锭银50两的例子，其中也有少数几例是讲金锭的。此外，加藤繁先生还引征清人李世态《钱神志》卷二《官俸神所司》中讲宋人赵雄的例子，其中银一锭重25两。《夷坚志支甲》卷三《姜彦荣》记，鄱阳医者姜彦荣于淳熙十二年从地下挖出一小银锭，“重十有二两”。这些记载都与《庆元条法事类》及胡三省所言相符或接近。

加藤繁先生引征宋代出土文物资料较少，近年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出土的宋代银锭有相当数量。近有黄成先生统计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出土的南宋银锭情况，共含11次，347件。他得出的结论是：“南宋银锭大都呈两头圆弧、中间束腰的线板状，重量大小不一，据出土实物测重分析，似可分为五等：第一等：五十两，实测1850～2030克。第二等：二十五两，实测914.2～988.9克。第三等：十二两半或十二两，实测418～507克。第四等：六两，实测225～245克。第五等：三两，实测114.5克。”[12]在黄成先生此文之后，1990年赣州市博物馆收集到、而实际于1969年发现于信丰玉带桥下水中的一宋代银锭，重443.4克，铭文为“壹拾贰两半”“真花铤银”等，外形也是两头圆弧、中间束腰的线板形。[13]1994年3月，湖北黄石陈伯臻出土南宋银锭12件，据鉴定，其中3件为“宋制二十五两的中铤”，9件为“宋制十二两半的小铤银”。外形也是两头圆弧、中间束腰的线板状。[14]1994年10月，江苏赣榆博物馆收集到一件银锭，形状同前，重2000克，铭文为“密州侯家”“真花铤银”“伍十两”等，它被认为是南宋文物，但密州是北宋地名，北宋灭亡后入金朝境。[15]1964年内蒙巴林左旗出土银锭3件，重均约2000克，形状同上，其中2件铭文标明重“五十两”，又铭文说明是北宋徽宗时期文物。这些出土资料进一步证明，《庆元条法事类》和胡三省的记述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事情不可能是如记述的那样整齐划一的，肯定也存在一些不规则银锭。如出土文物中也有少数例外，四川、湖南发现的“赏赐银”，形状就类似镇纸，重量也仅一两上下。[16]但《庆元条法事类》的胡三省所记述的情况应是当时的主流情况。

四 关于金银铺

关于金银铺，加藤繁先生用专章作了论述。他把金银铺与交引铺放在一起，且多向引申，涉及了例如行会等的讨论。这与本书的结构不符，我们在此专门叙述金银铺，由于内容减少，所以无须再立专章。

记述宋代金、银铺最集中的，是描述宋代都城景象的两部著作，即《东京梦华录》和《都城纪胜》。《东京梦华录》卷二记：

“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录店，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采帛交易之所，屋子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虽没有提到“金银铺”三个字，但讲的显然是不止一所金银铺。其中讲每一交易动辄千万，述及了经营的规模。书中又讲到两所金银铺，即景灵东宫南门大街附近的“唐家金银铺”和建隆观附近的“枣王家金银铺”。《都城纪胜·铺席》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纷纭无数。”《梦粱录》卷一三《铺席》有一段与此大同小异的文字，另又记和剂惠民药局前有“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李博士桥头有“邓家金银铺”。临安既有金银钞引铺百余家，数量似较北宋时多，说明南宋时金银铺可能多于北宋。

关于金银铺，还见于以下三种记载：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引蔡絛《国史补》记，大观三年（1109）“初议改［当十钱为］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

又宋人丁特起记：“［靖康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宋朝为金人搜集金银献纳，］朝廷又命开封府及使臣等（按：《三朝北盟会编》作‘开封府曹官、使臣’，差强），于交质库金银匹帛诸铺（按：《三朝北盟会编》作‘交引质库金银采帛诸铺’），家至户到，摊认拘籍，一铺动以千万两。”[17]

另《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之七载：“［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提领榷货务都茶场言：‘客人赍银赴诸务场算请茶盐钞引，在法许经所属陈状，召保给据照般，免纳沿路税钱。近来入纳稀少，询访得有客人赍到银两，谓见入纳官司许令在外变转会子，是致将银变卖与金银铺户，将客算请银两及会子就用公据客名入纳销籍，不惟场务入纳稀少，兼是脱漏沿路商税不便。乞下诸路提盐司行下所属州县，才遇出给公据，即便飞申行在、建康、镇江务场照会，以凭籍记稽考。’从之。”

令人遗憾的是，上引记载所提供给我们的金银铺具体经营情况很有限，我们只知道：（1）它们经营金、银的“买”、“卖”（或用今天的话讲经营金、银与铜钱等的兑换）；（2）它们资金较为雄厚；（3）它们有销熔金、银的设施；（4）它们有的同时经营钞引业务；（5）不但都城内有，外地也有。至于如何“买”“卖”（兑换）则均未涉及。

记载中还可见到银铺和金肆。如洪迈《夷坚丁志》卷一〇《秦楚材》记一则传说：“秦楚材，政和间自建康入京师……逢黥面道人……探篮中白金一块授之……诣肆将货之以供酒食费。肆中视金，反复咨玩不释手，问需几何，曰：随市价见偿可也。人曰：我家累世作银铺，未尝见此品。转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异不肯鬻。”

这则记述说明银铺有鉴定银的成色的能力。洪迈《夷坚丁志》卷九《龙泽陈永年》述传说故事又言及，宋孝宗乾道初年，有“严州人陈永年同其兄开银铺于临安市”。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辛集《为政九要》中第八讲“司县到任”后，要使“茶房、酒肆、妓馆、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云云。这则记载又表明银铺有相当数量，以致连县城都有银铺开设。

记载中又有北宋时“天下第一”的栾家金肆。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点铜成庚》述：“［四人同学道，崇宁三年（1104）相会于某地，其中一人学得点铜为金之术，当场试验得金。］更相惊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众复相与谋曰：‘常闻京师栾家金肆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无疑，则真仙秘术也。’袱被而行。至都，以十两就市，栾氏取其家金较之，则体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归。”这表明栾家金肆知名度很高，有很强的鉴定黄金成色的能力。又赵与时《宾退录》卷九引《夷坚戊志·裴老智数》记传说故事中讲到，绍兴十七年（1147）临安火灾，裴老不顾设在通衢的“质库及金珠肆”，却急命手下人着手贩运建筑材料。加藤繁先生认为“金珠肆”是金肆与珠肆的合称，固可作为一说，然而如果理解为经营黄金和珠宝的店铺似亦无不可。

记载中又有所谓“货金银”者。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六《金宝化为烟》中讲到北宋王小波、李顺农民暴动时，有益州“城中货金银魏氏子妇被虏在于贼所”，则所谓“货金银”者似就是开金银铺的人，不过因地区不同有不同的称呼罢了。

记载中又有“银行”，大约是银作坊一类的铺户。《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贡》载，蔡襄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在福州“教民十六事”，其六为“银行辄造次银出卖，许人捉”。又《朝野遗记》记：“李太宰（邦彦）家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家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可知银行是银工劳动的处所，应就是造银器的地方。

记载中还有“金银市”，《西湖老人繁盛录》中就讲到“金银市”，当是金银铺户的行业组织或同行业集中的街区。[18]

五 金银钱

金银质圆形方孔钱不始于宋代，近年出土的有金质汉五铢钱和金银质唐开元通宝钱，文献中记载有南北朝时期的金钱和银钱，也有隋唐时期的金钱。宋代金钱和银钱比过去更多地见于记载，近年也有出土发现。

宋代金银钱主要见于以下场合：（1）节庆助兴；（2）婚嫁生子；（3）释道功德；（4）取信凭证。

关于金银钱用于节庆助兴，《宋史》卷五《太宗本纪》载，雍熙四年四月丁未，宋太宗“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缯采于楼下，纵民取之”。南宋张知甫《张氏可书》记：“宣和预赏，每掷金钱于楼，上以为戏笑。”《大宋宣和遗事》前集（一作亨集）中描写宣和六年正月十四夜撒金银钱的具体情景道：“这四个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词，名《撒金钱》。”除撒于万姓之外，也分赐身边大臣等。《武林旧事》卷三《岁除》记，南宋时过年，“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赐亲王、贵邸、宰臣、巨珰”。

关于金银钱用于生子，洪迈《容斋四笔》卷六《洗儿金钱》载，刘敞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上奏说：“……又闻［因皇女出生，］多作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赐予臣下，自宰相、台谏皆受此赐。”《长编》卷一八九也引录了刘敞的话，并于注文中引《江休复杂记》云：“公主诞庆三日，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银玳瑁犀角檀香象牙钱。”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也记：“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上述习俗到南宋时仍然延续。洪迈又记：“车驾都钱塘以来，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则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饷献，随即致答，自金币外，洗儿钱果，动以十数合，极其珍巧。”

此处虽未明言金银钱，但下文引刘敞奏及韩偓《金銮密记》，都讲到洗儿金银钱，则此处所言“洗儿钱果”内当也包括金银钱。周密《武林旧事》卷八《宫中诞育仪》又记，南宋时期后妃凡怀孕七个月，“照先朝旧例三分减一，于内藏库取赐银绢等物”，其中包括“银钱三贯足”。这些记载都表明皇宫内生子要使用金银钱。

又《长编》卷七三记，大中祥符三年，知开封府周起到宫内向宋真宗奏事，恰好赶上后宫李氏为宋真宗生了儿子，宋真宗“即入禁中，怀金钱出，探以赐起”。这大约是来不及作“包子”，就直接赏赐金钱了。

不知是否受皇宫影响，民间生子也使用金银钱。孟元老记北宋民间东京风俗，孩子“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钱，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生色及绷绣钱”令人费解，疑有错讹，比照刘氏、蔡氏所言，以“金银犀玉为之”的“绷绣钱”，应即是洗儿钱。又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育子》记，南宋行都临安民间风俗：“［孩子］满月，则外家以采画钱、金银钱、杂果以及采段……送往其家……亲朋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这一习俗似乎与前述得子家以金银钱予人相反，竟是他人以金银钱作礼物给得子家了。孟元老记北宋东京民间育子风俗时也讲到，小孩满月时，宾客“各撒钱于［香汤盆］水中，谓之添盆”，但没有讲用金钱添盆。

生育子女时以金银钱为礼物，婚嫁时也以金银钱作礼物。《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之五载，宋朝制度规定：公主出聘订婚后，被选中的驸马入谢，皇帝要赐给他许多物品，其中有银钱二十千，重2000两。公主出嫁时，“又赐宰臣、亲王、枢密、参知政事、两制、侍从、内职阁门祗候以上、诸军副指挥使以上金银钱胜包子（胜疑是盛之假借）各有差”。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公主下降》记，宋理宗时周汉国公主出嫁，“依熙宁式”，“赐宰执、亲王、侍从、内职、管军副都指挥使已上金银钱盛包子有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记北宋京城民间风俗：“［新婚夫妇］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及采果散抛，谓之撒帐。”据《梦粱录》卷二〇《嫁娶》，南宋时这时习俗仍然存在。

1989年，五台山发现了“淳化元宝”金钱，被认为是供养钱。笔者以为大约也是皇家所赐。金人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一《神霄丹宝》记：“宣和方士，烧水银为黄金，铸为钱，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宝’，五福者曰‘五福丹宝’，太一者亦如之。汴梁下，钱归内府，海陵［王］以赐幸臣，得者以为帽环。”则道教徒可能也造了一些金钱（当然说是用水银造的是骗人的）。这使人联想到《长编》卷九四所载，宋真宗于天禧三年召集道释1.3万余人大会于天安殿，“亲临视，以药银铸大钱面赐之”。这药银铸的大钱大约也是一种银质钱。上述几种金银钱都是与宗教有关的。

《系年要录》卷四一、《宋史》卷三六九《刘光世传》载，南宋初，宋朝大将刘光世与金朝大将完颜昌两军对峙，完颜昌部有很多宋朝降兵，刘光世为了瓦解对方军心，铸造金、银、铜质钱。钱文为“招纳信宝”，凡俘虏对方军兵不杀，给予这种“招纳信宝”令其携归散发，相约凡持有这种“信宝”的，边界宋军一律放行，给予优待。这样，不少完颜昌手下的原宋朝官兵都持“信宝”前来投降。

宋朝还有一些从域外（宋朝统治区外其他政权统治区或中国以外地区）流入的金银钱，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南夷服诸葛》根据亲历者辛怡显所撰《云南录》记，北宋淳化年间，四川发生李顺起义，宋朝派雷有终率军入川镇压，由于某种需要，雷有终派辛怡显出使南诏。辛怡显到达南诏的姚州，南诏节度使赵公美派人迎接，并带来礼物和信，信上说到所派人携有“金龙二条、金钱三十文”。这30文金钱似是南诏铸造的。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载，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且求朝拜天颜。诏入内侍省引对崇政殿，优给其直遣之”。这些贡来的金银钱应是海外造的，但不知是否是方孔钱。

从记载看，宋朝金银钱宫廷里用得最多，数量也大。前引记载中，述宫廷者居多。又《系年要录》卷二注引《宣和录》载，北宋灭亡，金人从宋皇宫中查获物品中有“上皇（宋徽宗）阁分金钱四十贯、银钱八十贯，皇帝（宋钦宗）阁分金钱二十贯、银钱四十贯，皇后阁分金钱一十贯、银钱二十二贯”。民间的金银钱，可能多数也来自宫廷。如苏轼《东坡后集》卷五《两桥诗·西新桥》有“探囊赖故侯，宝钱出金闺”句，自注云：“子由之妇史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十助施。”也是金银钱来自宫中一例。又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记，淳熙六年，宋高宗（时已为太上皇）与宋孝宗同游西湖，“时有卖鱼羹宋五嫂，对御自称，东京人氏，随驾至此，太上……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同书卷八《皇后归家谒庙》载，咸淳年间全皇后归家谒庙，赐本府亲属宅眷干办使臣等金钱（500两）、银钱（数不详）颇多。《四朝闻见录》戊集《冑师旦周筠等始末》载，南宋韩侂胄一党的苏师旦家被抄，抄出的物品中有“金钱六十辩”，其金钱当也来自皇家赏赐。

在上述事例中，金银钱都不是作为货币使用的。那么，金银钱在宋代是否曾作为货币使用呢？言及此，人们不会忘记《张氏可书》的一则记载：宋徽宗退位以后，离开皇宫，“见卖蒸饼者，于筐夹中取金钱十文，市一枚以食”。这不是用金钱买物吗？类似的事例还有《都城纪事·市井》所载宋高宗元霄节买市：“帘前排立内侍官，帙行堆垛见钱，宣押市食歌叫，支赐钱物或有得金银钱者。”这里金银钱也用于买物。又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记，淳熙六年宋高宗、宋孝宗同游西湖，朱静佳有六言诗咏云：“柳下白头钓叟，不知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卖鱼收得金钱。”他记元夕召卖食者进宫，引姜白石诗：“贵客钩廉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也都讲宫中有时用金银钱买物。但这些买物者都是皇家中人，没有一例是普通百姓。而且有时金银钱是当作铜钱被使用的，用这些事例来证明金银钱曾作为货币使用，是缺乏说服力的。

《宋人话本七种·志诚张主管》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开线铺的张员外，娶了一位小夫人。张员外开的店铺里有两位“主管”，即30岁的张主管、50岁的李主管，小夫人对张主管情有独钟。有一次小夫人赏了二位主管各十文钱，后来得知：“原来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银钱，张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钱”。这里金银钱确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而且它们分别体现的都是它们自身的价值，但是仅此孤证，恐仍不能说明金银币在当时曾作为货币使用。

第二节 金银的购买力及与其他货币的比价

如前所述，金、银直接用于购买的情况较少，用作价值尺度的情况更少，所以，金、银的购买力主要通过它们与其他货币的比价得到反映。

一 黄金与铜钱的比价

秦汉时期有“一金万钱”之说，一金一说是黄金一斤，一说是黄金一镒（20两或24两）。这样算下来，一两黄金大约只值铜钱数百文。当然，秦汉时的斤两比后代要小，即使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重新计算，每两黄金价值的铜钱数量也不会超过2000文。这同宋代的金价有较大的差距。

宋代物价水平呈逐渐上升趋势，相应地，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也呈逐渐上升趋势。黄金与铜钱的比价见于记载最早的，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官方所定折税比价。《长编》卷一八载，此年六月，江南西路转运司上言：“诸州蚕桑少而金价颇低，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金估高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余以次增损。”其奏得准。这里的黄金与铜钱的比价，应是接近市价的。其中两折八千，或许略低于市价，而两折十千，则必高于市价。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四载，至道四年，官方为京东路登州蓬莱县规定买矿金价格：“凡上等每两支钱五千，次等四千五百，俱于在城商税务内置场收买。”按至道实无四年，所以，所载至道四年当是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因为蓬莱金矿官方是实行垄断性经营的，禁止坑冶户将所生产的矿金私卖。故而这里的比价是垄断性比价，同时又是在黄金产区，则此处的金、钱比价应大大低于市价。

宋真宗时期，金价可能有所上涨，一些记载显示出此种趋向。《长编》卷五二载，咸平五年八月：“度支请增榷院入中金价，上曰：国家所急者军储，金非要切之物。罢之。”度支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既提出增价建议，则可能黄金市价实际是增加了。同书卷六八又记，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时京城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辉和尔所市入番。乙亥，下诏约束之”。不管丁谓所言是否属实，当时金、银价格上涨应是肯定的。同书卷八五又记，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三司奏乏银支用，请令诸路榷酒课悉改输银。上曰：‘若此，民间银益贵矣。’因谓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等曰：‘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收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此外则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加之坑冶兴废有时，增价之由，或恐以此。’”宋真宗讲从咸平到大中祥符的十年左右时间金、银价都增长了一倍以上，照理他的话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但同前面所引的两则记载比较，就使人怀疑他讲的咸平年间的金、银价或许偏低。前引文述咸平元年作为主要黄金产区的登州官买金价尚且每两五千，都城的市价理应高于此。况且早些时候江西的折税金价曾达到过每两十千呢！尽管宋真宗对以往金价的回顾可能讲得不准确，但他讲的大中祥符八年（即当时）的金价情况应是可信的，即此时金价每两应已超过十千。

上引宰相王旦在解答金、银价格上涨的原因时，讲了三点，一是富人多了，二是外流严重，三是产量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富人多了这一条，富人多了，用金的地方就多了，需求增加，价格就上涨。南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也认为是风俗奢侈造成金价上涨，但他却归咎于统治者。他说：“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渐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盖上以为重，则下竟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又说：“真宗皇帝朝盛礼缛仪屡举，费金最多，金价因此顿长。”王栐的话可能有些偏激，但他讲宋真宗尊崇道教、搞迷信活动用金是导致金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五载，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广南东路转运司上奏讲到，“恩州磨铜等处产金，自天圣五年十月至今年二月，共买四百八十余两，支价钱四千二百八十余贯……”据此推算，则此处官买金价为每两约8800文，低于大中祥符八年时京城的市价。又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一记，“张文孝左丞始以数千缗买洛大第，价已定，又求‘掘钱’……累增至千余缗方售……及营建庐舍，土中得一石匣……发匣，得黄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置第之直，斫掘钱亦在其数，不差一钱。”置第钱数千缗恰与黄金数百两等值，则一两金价应在钱十缗（贯）上下。大约在宋哲宗在位时期，文人孔平仲在其所著《珩璜新论》卷二中说：“今金两有直万者。”与沈括所言接近。另《永乐大典》卷一六三四三引数书《透帘细草》中讲“今有金一两，价钱一万文”，大约反映的也是这一时期的情况。

北宋后期，金价似有所上涨。据李焘记，绍圣四年（1097），宋廷规定陕西坑冶所得“铜一百斤权减作七十斤比金一两理赏”（《长编》卷四八九载）。既然奖赏相同，其价值也应接近，假定铜一斤价150文，则100斤即值15贯，70斤则值10贯500文，一两黄金的价格应在10贯500至15贯之间。又《独醒杂志》卷一载，苏轼于宋徽宗初即位时自岭南北归，谢民师携自己的著作拜谒，苏轼对谢民师的著作大加称赞，说：“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子十七贯五百。”此处虽未明言计量单位为“两”，但显然讲的是一两的价钱。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载，北宋末年，金人向宋朝索要金、银，宋朝下令向民间强制收购，靖康元年（1126）正月定价每两黄金20贯。同书卷七二载，到十二月，增至每两32贯。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比价，比正常情况下的要高。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之一二载，南宋绍兴二年（1132），知藤州侯彭老讲，他用本州卖盐宽剩钱一万贯文省，买到金160余两、银1800两，假定其中银每两价在2贯500文省至3贯300文省之间，则金价每两就约在25贯省至35贯省之间。又《金佗粹编》卷四载岳飞于绍兴四年派人到行在榷货务支取黄金5000两，“每两［折价］三十贯文”。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三八载，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将军魏尚以“所管众军口食钱三千五百贯文，买金一百两”。以此计算，金每两35贯。《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载，南宋宁宗时，陈自强“从王家肆中见粟金台盏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缗得而献之”，以此计算，每两金价约40贯，此为金器价，或较普通金价略高。又《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会子》载，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宋朝用黄金兑收部分旧会，定价“两为钱四十贯”，不过这次是兑收会子，应是以会子定价，而旧会贬值，只值原额十分之六左右，依此折算，则金每两只值铜钱二十四五贯上下。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南宋的金价比北宋明显上涨，每两价钱一般在30贯上下，比北宋正常时期超过一倍。其原因较为复杂，有铜钱质量下降的问题，有会子广泛行用的影响，有物价水平上涨的问题，等等。

这里应附带述及黄金同会子的比价。上文已言及，嘉定二年兑收会子时比价为一两黄金兑40贯会子。到了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据《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二八《奏乞增支督府钱物》，魏了翁奉命开督府，在朝廷拨给督府的钱财中，有“金二千两，约计官会十六万［贯］”，则金一两约合会子80贯，所折会子数比嘉定二年增加了一倍，这自然主要反映了会子的贬值。又南宋晚期人秦九韶所著《数书九章》中有几次言及金价，分别是《均摊货本》：“金每两四百八十贯文”，《推求物价》：“八分金两价四百贯”，《炼金计直》：“十足成色金两价五百三贯七百二十四文余”。这些显然都是以会子计价的。

二 北宋时期银与铜钱的比价

关于宋太祖、太宗在位期间的银价未见记载。这样，前述宋真宗讲“咸平中银两八百［文］”，其所提供的银价在宋代就是最早的。《长编》卷六七载，景德四年（1007）十二月，宋廷“诏河东路所赐戍兵白金，每两之直以一千为限”。原因是这以前有人报告说：“本州无银，每两给钱七百五十，其实市价千钱。”据此，河东当时的银价是每两千文（一贯）铜钱，比宋真宗所言要高。又宋真宗讲，大中祥符八年（1015）时，银价比咸平年间“增踊逾倍”，则每两1600文。这似乎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宋真宗没有夸张，则也应是一时高价，很快就下落了。

到宋神宗时，银价仍是每两千文（一贯）上下，这从如下记载可知。南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〇《上周侍御札子》追述：“熙宁二年，始令［福建］买银，时价低小，一贯止得一两。”《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九载，宋神宗时，大臣彭汝砺上书反对市易法，讲到江南东路本年“银每两［价］不至千”。又《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二一记载元丰改制前的制度：“进马者依骐骥院估到价钱每一千赐银一两（原注：如是银价过钱一千以上即支本色钱一千）。”

北宋后期，银价可能有明显上涨。据《高峰集》卷一《投省论和买银札子》，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廖刚上书论福建和买银事，其中谈到“福建路往时银价每两不过千钱”，近年“银价倍贵”，官方买银每两支价一贯四百文足，但运到都城“颁给赏赉，得者货卖，每两不过一千六七百市陌（按：不详市陌是以多少为百）”。又据《斐然集》卷一五《缴湖南勘刘式翻异》，宣和六年（1124），湖南潭州湘潭县“银价踊贵，每两至三贯文”。这都表明银价的上涨。但也有例外，如《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引《湟川志》载，产银地的连州元符年间（1098～1100）银每两只值600文，大观年间（1107～1110）“银价低小，每两只六百或七百文”。这大约有交通不便、与内地隔绝等原因。在北宋末年，为金人筹集金、银时，官方收购白银的价格（只给收据，许诺事后偿还）为：靖康元年正月每两1500文，当年十二月增为2200文，次年正月改为2500文省。[19]因其并非当时支价，故而所标价格应接近市价。以上价格陌数不详，通常应是省陌。

从上引记载看，北宋正常时期每两银以铜钱计算的价格大约为一贯省至一贯足之间。

三 南宋时期银与铜钱、会子的比价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四〇之一七，南宋绍兴三年（1133）四月，江浙荆湖广南福建路都转运司籴粮，以绢帛、银支价，银的折支价为二贯二百文。同书二六之二二载，次年四月，有官员上奏讲：“广东上供白金，近岁每一两率为钱三千有畸，比至输于太府，准价以给官吏军旅，则为钱二千有畸。”《金佗粹编》卷五引《省札》载，同年岳飞军从朝廷支领银十万两，银折价“每两二贯三百文”。这三则记载说明，南宋初年官方银折价维持在二贯二三百文上下（应是省陌）。这与市价大约是接近的，广东上供银价高，可能是本地上供数额较大造成银价较高，另加入了运费所致。

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一〇《李氏二童》记载的传说中讲，绍兴二十三年（1153）麻姑山一童子遇道士得银，“将银卖与市铺，其重十两，得钱二十二千”。依此记载，当地银价为每两二贯二百文。但笔者总怀疑其中是否有“三”、“二”之误，因为此后不久官价就升为每两3300文。《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七六载，绍兴二十九年，中书舍人洪遵等上奏中言及“依旧料次银三千两计一万二百贯”，则此年官价已增至每两约三贯四百文。

每两3300文的官价可能是在绍兴末年确立的，它在较长的时期和较多的场合起过作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九载，隆兴二年（1164）官方文书中谈到榷货务算请钞盐是用此官价。《淳熙新安志》卷二《贡赋·折帛钱》载，乾道五年（1169）官员议论折帛钱征银时讲到用此官价折算。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九之一〇又六八之一〇载，此前后地方输银于左藏库也是用此官价计算。嘉泰年间李心传写《朝野杂记》，其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中也讲到“今诸道上供银两皆置场买发，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六引，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间之直又不满三千”。宝庆年间所修《四明志》卷六《叙赋》中仍载：银“每两折钱三贯三百文省”，说明这一官价仍在起作用。另《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载，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朝廷规定：“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似乎用的仍是这一官价。

在同一时期银的市价，各地仍有不小差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之五、《系年要录》卷一八六载，绍兴三十年（1160），广西官员上奏中讲到：“本路诸州上供钱买银，每两三贯或四贯以上，［买马］折与蛮夷，每两只作二贯文足。”所谓“二贯文足”，也接近三贯文省（约二贯三百文省），但比上述官价要低得多。又广西银价有时每两高于四贯，则又高出官价不少。《［王］双溪类稿》卷二三《申三省枢密院公札》载，宋金隆兴和议后，津遣北人北还，发给路费银，有官员预计费用时谈到“银价每两四贯二百文官会”，未见关于此时会价的记载，或许会子有贬值尚不严重，则此价也高于官价。《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四八载，乾道八年（1172）二月，户部尚书曾怀等上奏提及，会子“一百八十万余贯可以收买银五十万余两”，则每两约合会子三贯六百文，此时会子刚刚经过整顿，贬值不严重，则此时市价与上述官价接近，或略高于官价。同书二八之二二载，淳熙十年（1183）十二月，广东提盐、同措置广西盐事韩壁等上奏说：“广东路奉行钞法，自绍兴间客铺赴广州卖钞库入纳，皆是用银每两价钱三贯五十文九十八陌算钞，以示优润。今二广盐通行客钞，以逐州在市实价折钱请钞，缘逐州市价各不同，无一定之论，难以关防情弊。今相度欲将客人入纳算买广西钞引每箩钞面钱五贯省一例作每两价钱三贯五十文九十八陌折银。如广西转运司支拨诸州岁计，并照各州月申市价高下增减分数折支应副，不得拘执入纳价钱，庶免诸州折阅之患。若将广西运司支遣有些子折阅，本司自行抱认，实为经久可行利便。”这一建议被允准。从韩壁等人的上奏中可知，广东盐钞算请始终没有行用每两三贯三百文的官价，而是长时间沿用每两三贯五十文九十八陌（即二贯九百八十九文足陌、三贯八百八十二文省陌）的折算价，这一折算价既是优润算请者，应略高于市价，而两广各州银的市价所在不一，估计应在三贯五六百文左右。据《止斋集》卷一九《桂阳军乞画一状》，陈傅良淳熙末年在桂阳军任职，上奏中讲到：“今［税银］每两折钱二贯三百六十三文二分足，至与市价低平相等。”桂阳军是著名的银产地，银价应低于其他地区，此处讲的是以足陌计价，若折为省陌则为三贯六十九文。

据《朱文公文集》卷一九《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绍熙初年朱熹任知漳州，在上奏中说：“本州上供钱物一岁之数通及四万七千余贯，除一万七千余贯买银五千两解发，又有大礼年份银一千两，该钱三千五百余贯，不在常年解发数内。”据此推算，每两银价分别为三贯四百余文和三贯五百余文。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三《夷狄》中有朱熹一段议论：“秦桧讲和时，岁币绢二万五千匹、银二万五千两。今岁绢减五千匹、银减五千两，此定数。每岁往来人事数，……所费不赀。大约等绢三千五百文一匹、银二千五百文一两，大数一百二十万缗。”此明记银一两价2500文，比上述银价及官价都低，但此处所述（不知是否转录者的）错误颇多，岁币数与实际数竟相差十倍，所以记述的银价是否可靠颇值得怀疑。

《江湖长翁集》卷二五载，宋宁宗时，陈造在《与杨总领书》中讲道，京西房州“为州束以乱山，舟车不通，商贾不由，凡百货材药物，邀无一有，其间最不易得者银与楮币，上司非不知，然亦上下皆不得已，常赋责是三（二？）者”。百姓买银“每两犹［铜会］四千八百，遇其亟窘或五千，余不暇计也。而有司未察，概以下品而裁其价”。房州既是如此情况，其银价必高于其他地区。据《后乐集》卷一三《应诏举真德秀章采赵崇模充廉吏状》，大臣卫泾荐举知汀州赵崇模为廉吏，在荐状中言及：本州“大礼年份进奉本色银二千两及支犒诸军八千余贯，两项共为一万五千缗”，往例科率于民，赵某却由州里自筹。依此推算，汀州银每两三贯五百文。但在时人陈耆卿《筼窗集》卷四《代上请乞输钱札子》中，却讲据汀州不远的泉州向民间科买上供银，“厥价微踊，每两科至二千八百，正钱之外，有头钱，有带钞发纳钱，有纲脚暗脚等钱”。据陈氏所写，泉州银每两市价应在2800文以下，但这与上述银价相差较大，或许又有文字讹误。较陈氏稍迟，大约在绍定、端平之间，真德秀在泉州任职，讲本州“合解上供银八千三百八十两，计价钱二万九千余贯”[20]，据此推算，每两价约3贯461文，但不明是官价还是市价。

《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大约撰于端平、淳祐之间，包恢在此文中请求加强禁止铜钱外流的设施，其中讲到沿海百姓多用铜钱向蕃舶买银，“凡一两止一贯文，得之可出息两贯文，此乃沿海浙东福建广东［沿］海之民无一家一人不泄者”。依他讲，当时蕃银一两价一贯、内地价三贯铜钱。吴泳《鹤林集》卷二二《奏宽民五事状》，大约是他宝祐年间（1253～1258）广东运使任上的上奏，其中讲：“照买银省价租例每两支钱三贯五十陌，数十年前银价每两只是两贯六七百左右，比之省价，每两尚争二三百钱，故前手漕计见谓从容。比年以来，银价日穷，今已增至三贯五百陌而未止……今来市价三贯五百文陌。”文中所言“陌”应是足陌，据他讲，数十年前，本地银市价仅为两贯六七百文足陌（三贯三四百文省陌），至此时增为三贯五百文。大约成书时间与吴泳上此奏时间相近的《三阳志》（《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引）中载：“常平窠名纲运：坊场河渡钱二千一百一十八贯六百二十八文省，买银五百九十九两一钱二分三厘；官户不减半役钱一千五百单九贯八百三十八文省，买银四百一十五两二钱一分；新旧减下吏人食钱一百四十七贯七百文省，买银四十两六钱一分八厘……吏禄钱三千五百七十六贯二十一文省，买银九百八十三两四钱一分……锡本钱一千八百贯文省，买银四百九十五两。”通过这里的记述，可以推算出五个银价数字，结果是第一个是三贯五百三十六文省，其余四个都是三贯六百三十六文省，估计坊场河渡钱二千一百一十八贯应是二千一百七十八贯，“一”为“七”之讹。这是潮州的情况。又记述连州情况的《湟州志》，讲到“今［银价］每两至三贯［足］陌”。以上三处记载都讲广东地区南宋晚期的银价在铜钱三贯文足上下，应是可信的。

又有一些记载是记用会子计银价的。《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二八《奏乞增支督府钱物》，是魏了翁写于端平二年（1235）的奏札，其中讲时银15万两约计官会105万贯，则每两约计官会七贯。吕午于嘉熙二年（1238）上奏讲徽州原以银代钱输税，后许以会子代银，近年又复征银，“银价骤高，五倍于昔（原每两三贯），追纳既急，其价愈增”[21]。这里银每两15贯，应是以官会计。李曾伯在宝祐四年（1256）上奏讲及“东南银一两十七界七十五贯”，数年后再上奏，讲到银价已增为“每两八十贯文（十七界官会）”[22]。南宋末年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卷一一《折解轻赍》中讲到，甲乙丙丁四郡买银上供，四郡银价分别为：甲郡二贯二百文足，乙郡二贯三百文足，丙郡新会九贯三百文省，丁郡旧会五十一贯省。旧会每贯折铜钱54文足，新会价为旧会五倍。这与上面所述及的银价也较为接近。

按：《杜清献集》卷一四《三月初四日未时奏》记当时军俸以银为额，实则折支，“旧例［每两］作三贯三百，今来银价高贵，特作六贯折支，如此则每两则有三两贯之赢余，亦足以优润军士”。他又于《四月十六日申时奏》中请求“银子每两价钱增作五贯”。二奏写作时间不详，又不明价钱系全支官会，还是钱会中半。又杨辉《算法通变本末》卷上讲到银“每两一十四贯二百八十五文”，于《乘除通变算宝》卷中讲到银“每两五贯七百”，不明是否全用会子，也不明新会旧会等。

从以上记载看，南宋时期的每两银的价格以铜钱计约为三贯省至三贯足之间。

四 银与铁钱、钱引的比价

四川自宋初（或更确切地说是从五代后蜀时）就行用铁钱，四川又是应用白银较多的地区，今天所能查见的关于银同铁钱的比价的资料，几乎都是取自四川地区的。

《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八月戊寅条记：“伪蜀广政中（按：据考为广政十八年，即宋显德元年、955年），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按：今本《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蜀钱》作每钱一千以易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这段话依据文字的差异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理解为铜铁钱混用，一千铁钱中掺入四百铜钱，则后面的银价为这种混合钱的价格。二是理解为铁钱1000价值与400铜钱相等，则后面的银价每两1700即是用铁钱计的，同时还可进一步推出每两值铜钱680文足、883文省。《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二十五日，“法寺言：‘剑南诸州官市金银丝绢茶盐，悉以铁锡钱四当铜钱之一，他物价随时高下，不可以为准。自今本犯窃盗、强盗及他赃，并望以铜钱一千为银一两定其罪，亦犹内郡国以绢论。’从之”。据此，当时四川赃罪定刑系以银一两折铜钱1000、铁钱4000文计算，这应略高于市价。但比之前述四川未入宋时的银价已是明显地增加了，尤其是以铁钱计的价格增加尤多。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一载，天圣五年（1027）四月，知益州薛奎上奏中言及，当时官府令民输纳课利每钱五贯五百折银一两，“今缘益州街市银每两见卖小铁钱二十千足，若将比附盐酒［课利］折变，约是增长三倍以来”。此时四川已有景德大钱、祥符大钱和小钱三种铁钱，这里是以小铁钱计价。看来这时小铁钱已贬值很严重。《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盐》载，康定元年（1040）淮南提刑郭维建议：“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峡，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此时官定折价应是以大铁钱计，与天圣五年的市价大致相同。《长编》卷一五八又记：庆历六年（1046）五月以前，四川“盐课听以五分折银、、绢，盐一斤计钱二十至三十，银一两、绢一匹，折钱九百至一千二百……梓州路转运司请增银、、绢之直。下三司议，以为银、、绢直视旧虽增至三千以上，然盐直亦非旧比，鬻于市，斤为钱百四十”。原文没有说明银一两折钱900～1200的确切时间，从上文所述情况看，似是在宋初铜、铁钱混用的时期。而庆历六年时，银每两已增至4000文以上，这里原文没有说明是否以小铁钱计，从上文天圣五年银每两已值小铁钱二十千足的情况看，这里应是以大铁钱计价的，估计这时四川已基本不流行小铁钱，故此时和以后计价，都直接用大铁钱计了。

宋神宗熙宁末年，吕陶在四川任职，在奏状中两次提到银价。其一讲：“臣伏见［熙宁］二年以来，川中见钱绝少，物价减半，银每两、绢每匹各只直一贯四五百文。”其二讲：“臣窃闻蜀州熙宁八年银每两官［作为茶价支给百姓］折二贯三百文足，市价一贯六百文；九年银每两官折二贯二百文足，市价一贯四百文”[23]。从前段文字看，熙宁二年以前，银价约为一两三贯（从后段文字看，是足陌），这同上文述庆历六年银一两值铁钱四贯的价格接近。后来因为现钱少，竟减至银每两值铁钱一贯四五百文。后段文字进一步说明了这里用的是足陌，而且显示出银价仍在下落的趋势。当然，这一时期的银价，也是不太稳定的。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八〇载，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二月，户部上奏议论买马问题时讲到，黎州买马时所用银“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约相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据此，当时黎州银价约为每两二贯五百文。

《系年要录》卷一七一、《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载，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二月，宋高宗曾讲：“朕闻蜀中银价，高比江浙间过一倍”，所以认为让四川上供白银是不经济的，但“户部以铁钱折半为词而止”。前文已述，此时江浙银价约每两三贯省，则四川银价约为六贯省上下。《汉滨集》卷九《与徐左司论军须钱书》是绍兴末年王之望在四川任总领时写给友人的书信，其中讲到“铁钱一百二十贯，川价约买得银十七万两而已”。据此，当时银每两价约七贯。又叶适《水心文集》卷二六《故昭庆军承宣使……赵公［不］行状》记，宋孝宗乾道年间，“夔路银两估六千”。

南宋孝宗即位以后，四川钱引大行，计价多用钱引而少用铁钱。《永乐大典》卷八四一三载《范石湖大全集》文，有范成大淳熙年间《论蜀兵贫乏札子》，其中讲到“强弓手元添支银三钱，止折得钱引七分五厘，委是微不能济用”。据此，添支银每两仅折钱引二贯五百文，这同关外银会子的折算价恰是一样的。大约是绍兴初年的规定，规定之初大约就低于市价，后来已离市价越来越远了。《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二载，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三月，户部转述绍熙元年权发遣大宁监郭公益奏中讲，本地科买银“官破本钱支俵民间，每两不过支引半，而在市银价却当五引半，民间每一两遂有四引亏折。”宋宁宗嘉泰年间李心传写《朝野杂记》，其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中讲到“蜀中银每法秤一两用本钱六引，而行在左藏库折银才三千三百，然民间之直又不满三千”。大约宋高宗末年至宋宁宗前期，四川银价每两在铁钱五六贯上下，当时钱引贬值不太严重，比铁钱略多。《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本末》又记，嘉定元年十一月，四川官方用金、银兑收九十界钱引，标价为银每两折钱引六贯二百，实际兑收时支给银往往不足量，故标价与实价有差距。由于当时每贯钱引只能兑得铁钱四百文以下，所以依此推一两银折铁钱约二贯五百文足上下。这几乎与东南地区一两银折成铜钱的数量相等。大约官方的标价是低于市价的。

南宋晚期，钱引大幅度贬值，官方又在四川发行银会，与钱引的比价为一比一百，《可斋续稿》后集卷三《救蜀楮密奏》是宝祐四年（1256）李曾伯的上奏，其中讲道：“银一两［市价］虽曰七千五百引，实计银交（按即银会）七十五贯。”以钱引计量的银价上涨了一千多倍，显然，这主要反映的已不是银价上涨，而是楮币的严重贬值了。

五 白银在同境外贸易时的购买力及其他

前文已述，银在宋朝同辽、夏、金以及西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区的经济往来中发挥货币职能较为突出。

这首先表现在宋朝同蕃族的买马交易中，前文已述，宋朝向蕃族买马有时用银计价。现在我们把有关记载再摘录如下：

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24]

五尺为最高，价银一百两；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两；四尺二寸，二十六两，以是为差。[25]

元每马四尺一寸算银三十六两，每高一寸加一十两。[26]

每低一寸，减银十两。如四尺四寸者银四十一两，三寸即三十一两。[27]

乾道元年二月十日，枢密都承旨张说言：广西邕州横山寨马，每匹价直大约用银四五十两。[28]

上引记载有同有异，其原因无非有传写错误、取价时间不同等。另外，总的讲，可能如同我们引录的记载中最后一条所言，南宋时期通常用银四五十两可以买到一匹中等马。

前文也述及，宋朝在同金朝经济交往中常常使用银，其中有些记载我们也可从中体察到银的购买力情况。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七之三六载，淳熙十六年（1189）宋朝规定，赐给金朝使者的某些物品折给银：“正使杂色绫罗采绢共折三百两，马二匹折银一百两，鞍辔二副折银二百两；副使杂色绫罗采绢共折银二百八十两，马二匹折银一百两，鞍辔二副折银一百两，盖碗五副折银一百两。上节共七人，杂色采绢共折银四十两，盖碗一副折银二十两。”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马一匹折银50两，鞍辔一副有50、100两之别，盖碗每副折银20两。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淳绍岁币》又记，隆兴和议以后，每年派人向金朝官吏送岁币等，由于金朝官吏非理刁难，宋朝另备物品贿赂官吏，其中“金三十五两、木绵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银六百二十两”。这些记载都反映了银的购买能力。

有些记载反映了银与他种物品的价值关系。如《长编》卷二七八载，熙宁九年（1076）永兴军等路转运司上奏：“本路军装绢阙少，乞于市易或内藏库兑拨绢一十万匹，以本路新兴镇所收北银冶所输银十万两折还。”此奏得准。这说明当时一匹绢与一两银基本是等值的。《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八载，乾道九年（1173）正月，权发遣处州姚述尧奏：本州银、铜矿正在兴发，坑冶户“将净铜就官卖，约计工费，乞纳铜四斤，请官银一两”。这似乎说明，当时当地铜四斤与银一两是等值的。但是，这当中也有疑问，造一贯铜钱也需要将近四斤铜钱，此外还要费人力、柴炭等，所以一贯铜钱的价值应是高于四斤铜的。但是，按照前述铜钱与银的比价，这一时期是三贯铜钱与一两银等价，这岂不是矛盾！所以，四斤铜与一两银等值的结论至少是不具普遍性的。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二之四五载，淳熙十三年（1286）十一月，有人上奏论均州上供银，系运米麦到金州换银，“每米一斛得银一两”，这说明当时当地米一斛与银一两是等值的。这一例子也有特殊性，即金州是一缺粮地区，粮价是高于一般地区的。

第三节 金银禁

一 宋代的金禁

这里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载，宋太宗时，颁定服饰等阶之制，规定“销金、泥金及珍珠装缀衣服，除命妇外，余人并禁”。当时还只是限制服用销金、泥金衣服者的范围，并不是普遍性地金禁，但后来的金禁实与此有关。

同书又载，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正月，下诏说：“服用之制，典册具存，傥奢僭以为不惩，则耗蠹之滋甚。先禁士庶之家不得服销金、泥金，如闻尚有逾越。宜令御史台、街司巡察断绝，犯者严断，违禁之物给与巡捉之人充赏。其铺户敢制造者，亦令捕捉科罪。诸道准此。”此诏虽仍坚持服饰等阶制度，所禁者为“逾越”等阶者，但措辞强硬，突出了“禁”字，而且涉及制造者。《长编》卷四四载，同年五月，宋真宗对宰相们讲：“近览上封事所述，颇言风俗侈靡，有伤淳俭。公卿士庶，服用逾制，至有熔金饰衣，或以珠翠者。询之，曰：费金数甚多。且金，至宝也，使之为泥，诚亦可惜。”宰相张齐贤于是提出，此事应当“先责大臣之家”的问题。事后，“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铺金之饰，违者坐其家长”。这里措辞含糊，使我们无法了解张齐贤的建议是否被接受，即所禁者是所有的人泥金、铺金呢？还是仍旧只禁“僭越”者。《长编》卷四八载，咸平四年二月，宋廷又下令“禁银鞍瓦及金钱（据《宋史》钱为线之讹），又禁盘蹙金线”。

《长编》卷六八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宋真宗对执政大臣们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工人炼金为箔，其徒日繁，计所费岁不下十万两。既坏不可复，浸以成风，良可戒也。”他还下令说：“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也不须用。”于是，据《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载，三司按照他的意旨上奏说：“窃以山泽之宝，所得至难，傥纵销熔，实为废虚。今约天下所用，岁不下十万两，比（俾？）上币弃于下民。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冶工所用器悉送官，违者所由捉搦，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告者给赏钱，仍以犯人家财充。诸州寺观有以金箔饰据申三司，听自赍金银、工价就文思院换给。”此奏被批准颁行。除金首饰命妇仍可服用外，其他禁令都是针对所有人的，具有普遍意义。《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六载，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宋真宗又下诏说：“自今除衮冕、仪仗、法服及宴会所设一依旧例外，其余外朝宫禁应乘舆服御供帐并皇亲、臣僚之家进奉之物，并不得用销金、金线、文绣”等。并下令“此诏亲王、公主及贵戚等宜各赐一本”。据《长编》卷七二、《九朝编年备要》卷七，此年秋，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

大中祥符八年（1015）重申金禁，且规定较前又有加密。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撚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29]

宋仁宗、英宗对金禁也都较为重视。《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载，景祐二年（1035）五月，宋仁宗对近臣说：“访闻市肆以缕金为妇人首饰、冠子及梳子等，潜将货卖。况先朝已有制条，禁销金之作，今缕金之用，耗蠹奢侈，与销金无异，须议行断绝。”随之按照他的意思下诏严禁，这次较之以前，又增连坐法和告赏法：“罪当行处斩，如官司并邻人不觉察造作者，亦当勘罪重断。仍许人告，得实支赏钱一百贯文。”到庆历二年（1042）五月，又重申大中祥符八年的禁令，并且强调：“上从宫掖之严，下暨臣民之伍，均行屏绝，用一等伦。”宋英宗处理了数起牵扯皇亲贵戚的金禁案（详下）。

宋真宗时期颁行的金禁规定，在宋神宗以后也都得到沿行。

南宋高宗也是一个特别重视金禁的皇帝。他在立足未稳的绍兴二年（1132）就对大臣论及此事，并下诏重申金禁规定。绍兴五年，申明不许用金箔饰佛像等。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重申一次禁令。《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七载，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专门下令禁止宫内服用销金衣服，同时重申各项已有规定，并在禁止熔金品种内增加了“铺蒙金”、“描金”、“真金纸”等。

在南宋高宗以后，金禁也继续沿行。在宋宁宗时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中，有较详细的关于金禁的条法。

二 有关金禁的刑法及实施效果

宋朝自实行金禁后，大约就有相应的刑法，但最初的刑法具体规定已失载。《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后苑匠为民造销金，开封府奏罪当笞，帝以不足惩诫，刺面配中靖”。《长编》卷七八载，次年六月，“诏‘诸州转卖金箔人并减元犯人一等，决讫令众半月’。时杭州民周承裕私炼金为箔，有郑仁泽者，尝市得千枚转鬻于人。事败，全家徒配。及是，本路转运使陈尧佐上言：‘情异罚同，咸徙远郡，恐伤钦恤之意’。故有是诏”。这二则记载说明，犯销金罪的制作者是要处本人或全家发配远方的刑的。又《韩魏公集》卷一〇《家传》、《长编》卷一二二载，大中祥符八年曾规定，“犯销金者斩”，可能这时一度加重了处罚。《长编》卷九一载，天禧二年（1018）二月，开封府奏：“准诏，禁熔金衣物，违者奏裁，并徒三年决遣。伏缘令行之初，严于约束，今犯者殊甚少，乞止用本条科断。”这表明当时放宽了处罚，大约也就取消了死刑。《韩魏公集》卷一〇《家传》载，宝元元年（1038）“开封府有犯销金禁者，以刑名未明申请，审刑院议正徒三年”。大臣韩琦提出：“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销金者斩。今偶有败获，正宜行法以警众，岂可创意定刑，坏先朝之法，启奢僭之渐！请复用祥符旧敕。”宋仁宗命令御史台、刑部、审刑院合议此事，结果不详，从此后记载看，徒三年的刑罚似被长期沿用。《宋朝事实》卷一三《仪注》载，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殿中侍御史张泽行再次请求对违犯金禁的“工匠人仍乞处斩”，宋仁宗“令举行前后诏书严行禁止”，不知是否恢复了死刑。

宋神宗时，可能对金禁有所放松，《长编》卷二六二载，熙宁八年（1075）四月，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上奏说：“金宝非衣食所资，但当禁其侈僭。若有糜坏，旧法致之以死，则论罪太重；募以重赏，则为禁太密。今新敕止坐以销为饰者，则旧法已删改，其金银盖已无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箔出卖。”宋神宗批示，不准市易务造卖金箔。这说明宋神宗时曾放宽了金禁，以致让贾昌衡等有了“金银盖已无禁”的想法，究竟放宽到何种程度，则无法考知。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七载，宋徽宗时人征引《元符杂敕》：“诸服用……销金为饰……者徒二年，工匠加二等。许人告捕。虽非自用，与人造作同。”说明宋哲宗时仍实行销金工匠徒流、服用者徒的规定。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六载，南宋绍兴五年（1135）十二月，宋高宗下诏规定：“今后销金为服增赏钱三百贯。其以金打箔并以金箔装饰神佛像、图画、供具之类及工匠并徒三年，赏钱二百贯。邻里不觉察杖一百，赏钱一百千，许人告。”这些规定后来都被收入《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私造金箔销金》，说明得到长久沿行。《庆元条法事类》卷五一《释道》还另有专门针对信教者的如下条法：“诸钟应铸而辄以金投弃，或以金错末制作道释像塔器用者，并徒三年，工匠与同罪，许人告。若以银者徒一年（原注：工匠准此）。寺观主首各减一等。以上止坐为首之人……诸色人告获钟应铸而辄以金投弃或以金错末制造像塔、器用者，［赏］钱二百贯。”大抵以金投弃熔铸佛像等与制造金箔的刑罚是一样的。此处及前引记载中讲到的赏钱对于犯罪者而言，就是罚款，因为宋朝明确规定这些赏钱是由犯罪者负担的，如犯罪者本人负责不起，则由受牵连者均摊。

以往有的学术著作称宋朝关于金禁的立法都是官样文章，并没有什么实效。他们征引宋人如钱彦远、包拯、袁说友等人的议论，试图证明宋朝的金禁没有什么实效，这种认识其实是片面的。

客观地讲，宋代的金禁是时松时紧、前后不一的，但却不能讲是没有实效的。在有些时期，官方实施金禁是相当认真的。例如，宋真宗在位的大部分时期里，金禁都是得到贯彻的。前文已述，宋真宗曾将违犯金禁的杜妃强令出家，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前引又言及，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这说明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据《长编》卷八四，宋真宗时期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这些都说明当时实施金禁的态度是认真的。《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初年的上书，其中讲：“曩者，国家禁泥金之饰，久未能绝，一旦使命妇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无敢衣者。”说明金禁在一段时期里确实发挥了效力。

前文已述，宋仁宗时期有因犯销金罪而被判三年徒刑的例子。宋英宗时，外戚李珣（一说李璋）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30]《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大约宋徽宗时又较松弛。

南宋高宗时期重申金禁不下十次，态度也较为认真。特别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七、《系年要录》卷一七六载，绍兴二十七年（1157）下诏：“自今后宫中如有违犯之人，令会通门捉获，先于犯人名下追取赏钱一千贯充赏。如不及数，令内东门官钱内贴支，将犯人取旨。其元经手转入院子、仪鸾等，从徒三年罪。”据《系年要录》卷一七七，随又下令，“永祐、昭慈等攒宫帝后生辰酌献所用铺翠缕金花，乞以药玉叶漆金纸代充”。这些都有“法从贵近始”的味道。《宋会要辑稿》职官七〇之四七载，同年，又有“从义郎、阁门祗候王彦升特降两官，以彦升不毁销金服饰，为女使所告也”。

宋孝宗对金禁也颇重视，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他曾讲：“朕以宰耕牛、禁铜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记事板，每京尹初上辄示之”，把销金铺翠与宰耕牛等并列，足见其重视程度。《宋史全文》卷二四载，乾道元年七月，临安府结断铺翠销金王三八案，宋孝宗称“治得一件足以警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载，淳熙四年（1177）太学、武学拟用金装饰圣像，请示宋孝宗，宋孝宗不同意，只令用漆金。

大约宋宁宗以后金禁逐渐松弛，《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三载，嘉泰三年（1203）有人上奏讲：“窃见近日以来，街坊贾人公然货鬻，倡优下妾恣为服饰。”袁说友《东塘集》卷一〇《禁戢销金札子》也讲：“今都人以销金为业者不下数十家，货卖充塞，相望于道。”大约这时宋朝国势日趋衰下，已难有效地实施金禁了。

前述金禁时引文也偶尔涉及白银，如禁以银制瓦、禁铸钟时投弃银等，表明对熔银制造物品也是有些限制的，但有关白银的这种限制，相对黄金就少得难以相比。

三 禁止金银外流及金、银税

宋代关于金、银的立法，除了禁止用它们制造某些物品外，有时也禁止其外流。

《长编》卷六八、《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二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时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回鹘所市入蕃”。于是“下诏约束之”。如何“约束”，是否立有专法不得而知。此外，未见北宋时期有其他举措。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七月，有官员提出：“祖宗马政，茶马司并用茶、锦、绢博易，蕃、汉皆便。近茶马司专用银币，甚非立法之意。况茶为外界必用之物，银宝多出外界，甚非中国之利。”于是“诏四川宣抚司参旧法措置”[31]。这时可能并未提出禁止用银买马的立法，但却可说明当时人已有不愿银外流的想法。但《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二载，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言：‘已降指挥令淮南京西安抚司钤束榷场客人不得以银过淮博易，闻沿边州军全不约束。’诏行下沿边守臣督责巡尉并榷场主管使臣严行禁止”。这表明此时已有了禁止银外流的法令。同书三八之四三载，次年：“三月二日，知扬州王之奇言：‘准朝旨，令措置禁止北界博易银、绢，闻泗州榷场广将北绢低价易银，客人以厚利，多于江浙州军贩银，从建康府界东阳过渡，至真州取小径至盱眙军过河博易，致镇江府街市铺户、茶盐客人阙银请纳盐钞、茶引等。除已行下淮南沿江州军将应干私渡取会依条禁止外，有江东西、浙西、湖北州军将应干私渡亦乞严赐禁止……所有官渡乞更不令民间承买。仍选有心力使臣监渡，重立赏罚。’诏：‘逐路沿江州军将应干私渡见官监、买扑去处，逐一开具申尚书省。’”这一记载表明，当时金朝人多用北绢在榷场换易宋人的银，因价格有厚利可图，致使银大量外流，甚至造成商人算请茶盐的银都难以筹办。王之奇建议采取的对策是取缔私渡、官渡不行买扑法，官监渡口加强防范。宋廷的诏令措辞含混，难知是否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庆元条法事类》卷二九《铜钱金银出界》载，同年五月，宋廷规定：“将带金、银过淮及过北界，其犯人及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并透漏不觉察地分合干官吏，并以所藏带金、银估计价直依铜钱出中国界条格断罪、推赏。所在榷场官吏不觉察者，比附市船（舶）司官吏不觉察铜钱出中国界、或以铜钱与蕃商博易断罪施行。”这一规定加入了禁止黄金外流的内容，且较为具体、严厉，有可操作性，说明禁止金、银外流已进入实施阶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八之四三载，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十七日，“宰执进呈：‘盱眙守臣霍篪捕获赵兴等透漏银两甚多，不可不略与旗（旌）赏。’上曰：‘与转一秩，以为沿边官吏举职者之劝’”。知军因查获走私白银而受奖晋级，表明当局对此事的重视。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市舶》载，“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以金、银博买［市舶品］，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这说明宋朝也注意了防止金、银从海上外流。此后关于禁止金、银外流的事不见于记载，当是军事形势紧张，宋廷已无暇顾及这一类事务。

除禁止金、银外流外，宋朝还有禁止伪造金、银的法令。《长编》卷一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二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九月，宋廷下令“禁伪造黄、白金，募告者，赏钱十万”。十月，“开封府捕得伪造黄、白金王玄义等十二人，案问具伏”。随将王玄义等“并决杖，流海岛。因诏自今民敢复造伪金者弃市”。然而此后不见宋廷重申此令，当是此类现象并不多见。《宋史》卷四八〇《吴越钱氏世家·惟济》载，宋仁宗时，成德军有人伪造白银质取缗钱，被举报捕获后，被判“杖配”。此人犯有三重罪，一是造伪银，二是以伪银质当，三是质铺主声称伪银被盗后此人又来“责余直”，其中造伪银如何判罪不很清楚。

宋代铜钱转移要征税，金、银转移也要征税。《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九载，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在京商税院言：‘旧例诸色人将银并银器出京城门，每两税钱四十文足，金即不税。请自今［金］每两税钱二百文省。’从之”。同书一八之一一载，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三月右正言葛邲上奏，讲各地在取缔私置税场后，却又私自增加商税税率。“如湖北监司按鄂州税银每两收旧钱八文（按：此句似有误），今增作四十八文”。《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载，同年大臣赵雄对宋孝宗称赞会子时讲：“缘金、银有税钱、费担擎，民间尤以会子为便。”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二二载，“［庆元六年］五月七日，中书门下省言：临安府城内诸行铺户买卖金、银、匹帛之类，如系将带出门首，自合于都税务回纳税钱。访闻栏头、书手等人与铺户有仇，辄将不合收税物件妄作漏税告首……”这四则记载都可证明金、银转移是要征税的，这种税属于商税范畴。但《庆元条法事类》卷三六《商税》却载：“诸以钱或金、银入京畿及京城门者，并免税。”引文中言及“京畿”、“京城”，宋人文献中多以之代指汴京周围地区和汴京，所以此项规定应是从北宋沿袭下来的。这项规定可以作如下理解：一是为了使京城及其周围地区有足够多的铜钱、金、银而立此法，二是此项规定只是讲入京不税，并不是讲出京也不税，大约是入京不税而出京必税的。

四 金银禁的评价

宋朝禁止熔化黄金制作服饰、装饰神像等，有时对熔化白银制造器物也有限制，其直接后果是限制了金、银（主要是金）的消费，特别是减少了黄金被制成末状、箔状、线状后散失不能回收的耗费。从保护资源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有益的。另外，在中国封建时代，抑奢主要是针对社会上层的，当时社会上层的消费来源主要是百姓的赋税，抑奢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从这一角度看，金、银禁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消极影响，即实施金、银禁，主要是金禁，也有阻碍黄金制品流行的意义，从而也就阻碍了黄金的进一步商品化和黄金制品的相对普及化。黄金的货币化与其商品化、一定程度地普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金禁的实施对黄金的货币化进程是有不良作用的。

第四节 金银在宋代的地位

一 白银在国家财政收支总额中所占比重

关于白银在财政总收支中所占比重，日本加藤繁先生已有论述。当然，他实际上主要是论述总收支中现钱和白银的价值比，他得出的结论是：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时期是100∶7.27，宋孝宗淳熙年间“充作三衙与百官俸给用的钱和银互相比较，银殆占钱的三分之二”，[32]由于加藤繁先生对宋代财政体制的了解不够透彻，所以他得出的比例数字是不够精确的。特别是他由淳熙年间“三衙与百官俸给”银数，进而推断“岁收的总额必当大于”俸给银数的“数倍”，又由这一推想出的情况，得出“宋代财政上金银（特别是银）的使用可谓与年俱增”的结论，这是令人难以信服的，所以，有必要对他征引过的史料重新做些分析。

李焘对宋太宗至道末年和宋真宗天禧末年的财政收支状况做了较详细地记述（加藤繁先生引证了这些记载），为了精简，这里只转述其重要的收支数字，而略去那些较次要的数字。

关于至道末年的岁收入情况，李焘没有记载，只记载了岁出数字（“大凡邦国内外举一岁之费”），即：“钱一千六百九十三万余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余两，绢三百三十三万三千余匹，九十万三千余匹，五万九千余匹，绵七百四十五万两，丝线一百六十四万两，布二百六万三千余端，粟二千一百九十四万石，刍三千二百万六十围。”如果我们按金一两折钱5000文、银一两折800文（此二项折价与加藤繁先生同）、绢一匹折800文、绵丝线每两折8文、布每端折200文、粟每石折300文、刍每围折10文（理由详见货币购买力一篇），则全年共支出约2791万贯，其中金银仅约占2%。

关于天禧末年的岁收支，李焘记：“天下总获钱二千六百五十三万余贯，金万四千四百余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丝四百一十七万二十余两，绵一千八百九十九万一千余两，绢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余匹，九百四十一万五千余匹，绫三十四万四千余匹，一十三万七千余匹，纱谷二万五千余匹，锦绮二万八千余匹，布三百五万七千余匹，茶七十六万余斤，盐一十六万三千八百余石，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万余斤条片颗，竹木、箔三百六十余万条片，五谷二千九百八十三万余石，草三千万余围，木炭、薪蒿三千余万斤束。总费钱二千七百一十四万余贯，金一万三千五百余两，银五十八万余两，丝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绵一千六百五十万余两，七十六万四千余匹，绢四千一百七十三万七千余匹，绫十万七千余匹，五万二千余匹，罗二万七千余匹，纱缎一万一千余匹，锦绮六千七百余匹，布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余匹，茶三十六万六千余斤，盐十一万八千余石席，香药、真珠、犀、象五十二万三千余斤条片颗，竹木、箔一百二十三万二千余条斤，五谷三千四百五十八万二千余石，草三千四百五十八万三千余围，木炭、薪蒿四百五十万余斤束。”（以上并《长编》卷九七）这里涉及的物品种类达20种以上，我们难以精确折算，故采取以下粗折办法：金一两折计铜钱10贯（此与加藤繁先生同），银一两折铜钱一贯（此与加藤繁先生差异较大，详见“银与铜铁钱比价”题下），绢绫纱谷锦绮罗一律以最低价折为一匹一贯，布每匹折200文，绵、丝线、刍、草每两每束每围一律折计15文，五谷每石折500文，其他不一一折算，从低折算，收支各总计30万贯。此外，我们还需考虑到收支“钱”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铁钱，由于当时行使铁钱的地区只有四川，四川赋税中有相当部分折征金、银、粮、绢等，真正征收铁钱的部分不大。所以我们姑且将总收支“钱”数内扣除1/10，以这样的办法将总收支数折成铜钱。这样，本年收入折计5302万贯，其中金银折103万贯，在总收入中占1.94%；支出折计8661万贯，其中金银折72万贯，占总支出的0.83%。又岁收入中金银与钱的价值比为4.3%，岁支出中金银与钱的价值比2.9%。

加藤繁先生正确地指出，《玉海》卷一八〇《食货·钱币》所引《会要》是反映熙宁十年稍前的情况，其实，他所引的这段《会要》文字今天尚存于《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七至二九中，且比《玉海》引录的要完整，我们仅将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凡税租之入，银总三万八千三百二十六两……

凡山泽之入，金一千四十八两，银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两……

凡岁总收之数，金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五两，银二百九十万九千八十六两……

凡诸路上供之数，金一万七千四两，银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

凡赋入之数，金万七千九十七两，银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

加藤繁先生取其中“岁总收之数”与《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财赋·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所记岁入缗钱6000万作金银、钱的价值比，得出了7.97%的结果。在这一计算中，他未考虑“缗钱”中包含有铁钱，但银的折价又略偏高，二者互相抵消，或许所得结果与实际偏差不大。

加藤繁先生在引用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序》时遇到困难，即此处记载的金、银入出数均过小（顺带说，加藤繁先生对“出之不尽”、“出之多者”都做了错误的解释），他为此做了一些推测。其实，苏辙所记金、银入出数少，是因为他讲的是“国家经费”，即不包括内藏库收支，而宋神宗时规定坑冶课利等方面收入的金、银输送内藏库，这使隶属户部窠名的金、银数量大减。所以，苏辙讲的金、银入出数仅有以前的若干分之一。由于金、银收支管理和统计上有这样的变化，所以也就不宜以这里的数字同以往的数字做比较。

关于南宋金、银在岁计中所占比重，加藤繁先生引证了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左藏库》中的如下记载：“左藏库者，国家经赋所贮也。淳熙中，左藏库帮过三衙百官请给，成岁为钱一千五百五十八万缗，银二百九十三万两，金八千四百余两，丝绵一百十八万余两，绢帛一百二十六万匹。以直计之，金、银、钱、帛共约计三千万余缗，而宗庙宫禁非泛之费不与焉。”首先应当说明，在南宋，由左藏库支付的三衙、百官俸给等，又称“户部经费”，实际只是全部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六五、六六载，绍熙元年曾参加编撰《会计录》的何澹等人上奏分析了宋朝当时支出管理的划分：朝廷965万余贯，户部1872余万贯，四总领所2960余万贯，诸戍兵牧马归正等处1062余万贯，四川钱引1610余万道，内藏库数若干（保密）。他讲的显然是淳熙末年的情况。可知由左藏库支出的钱财只占全部岁出的约四分之一。其次，从当时文献记载可知，白银的支出行在地区是最多的，其他地区相对要少得多（当然当时没有留下准确的统计数字）。再次，淳熙年间为了控制会子发行数量，支发俸饷用白银较别的时期多，这在南宋有特殊性，此前和此后俸饷用银数量都不如此时期多。所以，仅从左藏库淳熙某年支出的银钱比率提高，就推断南宋岁入、岁出银钱比率比北宋时有成倍增加，这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南宋矿冶业萎缩，白银产量较北宋时大减，史籍中也从未记载榷货务、田赋收入的白银数比北宋有较大增加的情况，相反，随着纸币的广泛发行以至泛滥，纸币在财政收支中所占比例倒是有明显增加的趋势，所以，南宋财政收支中白银的比重仍然是很小的。

从现有记载粗略估测，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这表明当时金、银的使用还是不太普遍的。

二 关于金银输送内藏的规定

前文言及，宋代有些金、银直接输入内藏库，不由财政官署管理，了解这一制度的演变，对于了解当时官方对金、银的管理以及金、银在财政中的特殊地位很有益处。

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载，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正月诏：“榷货务入中金、银并纳内藏库。”这是榷货务收入金、银输内藏的规定。《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六载，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九月“二十六日，上批：内库近年诸路所纳金、银甚耗减，盖岁无入额，故三司得以时有移易。今若以诸路岁上供内库金、银拨赴三司，朝廷酌一中数令三司岁认送纳内库封桩，如此为便。其后复诏依旧悉输内藏库，仍具一账申三司拘催内库钱帛案。二十七日，诏三司指挥诸路金、银数并纳左藏库，逐年支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赴内藏库。永为年额”。这说明前此已有地方将一部分金、银直接输内藏的规定，这时改为先纳左藏，再由左藏转输内藏（但这项制度似未长久实行，详见下文）。《长编》卷二九九载，元丰二年（1079）八月，“诏韶、惠州当还内藏库钱并自今岁入折二钱，并市金、银输内藏库”。此诏规定将输内藏库的一部分铜钱折为金、银输送。又同书卷三四八载，元丰七年（1084）九月，“荆湖南路转运司言：契勘荆广等路铸钱司牒，准内藏库牒，检会熙宁详定三司例卷数内一项：诸路坑冶课利金、银并纳本库。除已牒潭州永兴场具兴发后来收到银数以凭回报内藏库，照会本司坑冶收银并系应副支用，久来不系起发赴内藏库之数，或合行并赴内藏库纳，即乞截自某年为头，宽立年限，逐旋带纳。上批：宜令依荆广等路铸钱司牒内该指熙宁详定三司例卷内本条，并赴内藏库送纳，仍以元丰元年为始，及依所奏，均作五年带纳。”这说明，熙宁年间已有地方坑冶课利收入金、银输内藏的规定。湖南转运司提出潭州永兴场所产银当初并不输内藏，请示如何办。宋神宗批示要求永兴场产银输送内藏，且要求补纳以前所欠。表明宋神宗对坚持坑冶金、银输送内藏制度的明确态度。这一制度元祐年间有所修改，宋徽宗即位后重又恢复。史载：“［崇宁］三年（1104），中书奏：‘熙宁之制，江南诸路金银课利并输内帑。元祐中，户部尚书李常于中以三分助转运司，致内帑渐以亏减。’乃诏诸路新旧坑冶所收课利金银并输内帑，如熙宁之旧。后又入于大观东库。寻命仍旧以七分输内帑，余给转运司。”[33]

南宋时期坑冶金、银产量大减，是否直输内藏不见记载。但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七所载，南宋时期实行了由左藏每年向内藏输送一定数量的金、银的制度。其载，乾道六年（1170）正月十三日，“户部言：左藏西库每岁供内库金三百两、银五万两、钱一十五万贯，不得出春季，如违，徒二年。据西库申，自绍兴二十八年后来，金于正月内全行支供，银分作三个月送纳……今后年份并依此施行”。此外内藏是否还有金、银收入则不得而知。

宋代地方有向皇帝进献土特产的制度（土贡），其中包括少量的金、银，这些金、银自然也是直输内藏库的。为皇帝祝寿地方贡献的金、银，情况应是类似的。但这些金、银数量很少，一般每年总数不过数千两。

三 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前文所做的分析表明：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税收中虽有一定数量的白银，但这些白银一般不是作为货币税征收来的，有些是用收税收来的钱买来的，有些则是采取赋税折变或科敛（强迫代购）的方式取得的。禁榷收入中有一定数量的白银，这些银是作为钱的替代物收来的，但具体操作时收取的数量却是根据折计铜钱数而定的。再看财政支出，宋代财政支出的大宗是军费，占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其次是官员俸禄和皇室费用，皇室费用在宋代是保密的，也缺乏必要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考察官员俸禄。军兵和官员俸禄（军兵俸禄在军费中占多数）虽有白银，但也数量不多。又从财政总收支额中铜铁钱、纸币和白银各自所占比重看，白银所占的比重远不如铜铁钱、纸币。国家虽然发行了以银两为面额的纸币，但这些纸币实际却以铁钱或钱引来计值，而且只在个别地区发行（南宋末年的金银关子除外）。

再从民间经济交往看，白银确实有时被用为交换媒介、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价值尺度和国际货币。但就现有记载而言，贸易中使用白银作媒介的很少，前文所引，大抵把今人引录和笔者自己收集的都包括了，可能还有遗漏，但不会很多。民间贸易大量地还是使用铜铁钱和纸币。以银作价值尺度的事例更是极为罕见。

所以，可以讲，白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对铜铁钱和纸币而言，是较为次要的。它虽然初步具备了各种货币职能，但它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这两个最关键的职能，都很微弱。

《长编》卷二八三引沈括《自志》载，北宋时沈括曾对宋神宗讲：“古为币之物，金银珠玉龟贝皆是也，而不专赖于钱。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民贫而为器者寡，故价为之轻。今若使应输钱者输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亦如之，则为币之路益广而钱之利稍分矣。”又《通考》卷七《钱币考》载，南宋中期叶适也讲：“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后浸多，至于今日，非钱不行……三代……民之所自致者，皆无待于金钱……故用之至少……后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凡世间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间输贡委藏商贾贸易皆主于钱，故后世用钱百倍于前……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则是金，尽用黄金……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后金币始尽……东汉以后……金银不复为币，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服饰却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他们都明确地讲，宋代通用的货币是铜钱和铁钱，金银都不是货币。当然他们可能讲的过于绝对，他们都没有体察到银的货币功能正在增强，可能是受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如果白银在当时已经广泛地作为货币使用，沈括、叶适是不会有如上的议论的。

四 贵金属货币未必一定先进

在我国，流行一种认识，即认为中古货币史的发展以金银货币为最高，把贱金属货币向贵金属货币的过渡看成是此时期货币史发展的唯一标志，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尽妥当的。

从西欧古代货币史情况看，并没有由贱金属到贵金属的转化过程。西欧很早就使用了金银货币，铜铁货币与金银货币孰先孰后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似乎迄无定论，至少由铜铁货币向金银货币演化的线索是很不明显的。甚至西欧还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即在中世纪初期，金币骤然消失，与此同时银币却很兴盛。这种由金币到银币的转变显然不能简单地以社会倒退来解释。

在我国，也存在这样的反复。战国时期至两汉，黄金作为货币较为流行，此后黄金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到了宋代，黄金白银虽有时发挥货币作用或被用为货币，但始终不是主币，也不具备完全的法偿能力。不过，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即使是在金银已基本退出流通领域的时期，在我国汉族居住区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使用金银作货币。我们是否据此就可以下结论说：汉族以外的那些使用金银货币的少数地区，就一定比汉族地区的经济发达、社会进步呢？显然不行。所以，那种把使用贵金属货币比使用贱金属先进这一认识绝对化的看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 按：有关记载分见《孙公谈圃》卷下，《图画见闻志》卷六《慈氏像》，《玉壶清话》卷三，《春渚纪闻》卷二《刘仲甫国手棋》、卷五《天尊赐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一，《挥麈后录》卷一一，《齐东野语》卷二〇，《癸辛杂识》前集和续集，《炉火监戒》等。

[2] 《居家必用事类备要全集》戊集《宝货辨伪》。

[3] 《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金紫银青》。

[4] 参陈浩《从考古发现谈宋代金牌、金铤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5] 《云仙杂记》卷五《金牌盈座》。

[6] 《闲窗括异志》。

[7] 《玉堂杂记》卷下。

[8] 参上揭陈浩文及同期《中国钱币》中杨超《安徽省发现南宋金牌》一文。

[9] 《云麓漫钞》卷二。

[10] 《夷坚支戊》卷四《张拱之银》。

[11] 《宋人话本七种·志诚张主管》。

[12] 《从考古发现谈南宋白银流通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2期。

[13] 李海根：《信丰玉带桥发现宋银铤》，《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14] 黄石市博物馆：《湖北黄石陈伯臻出土窖藏南宋银锭》，《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5] 李克文：《江苏赣榆出土南宋银铤》，《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16] 《四川发现淳化御赐精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湖南省博物馆藏宋赏赐银》，《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7] 《靖康纪闻》，《三朝北盟会骗》卷七二所载略同。

[18] 按：加藤繁先生引《癸辛杂志》别集卷上《丁酉异星》条，谓“丁酉”“约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实际本书下文言及“改元大德”事，则此“丁酉”实为元朝元贞三年（1297），所述为元代事，不宜引证。

[19] 参《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靖康纪闻》、《靖康要录》等。

[20]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

[21] 《左史谏草·戊戌六月二十六日奏为……徽州免纳银子……伏候敕旨》。

[22] 《可斋续稿》后集卷三《救蜀楮密奏》、卷七《奏已桩管银两》。

[23] 《净德集》卷一《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奏具置场买茶施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24]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系年要录》卷一六二。

[25] 《中兴小历》卷三四引陈家《贡马须知》。

[26] 《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八。

[27] 《黄氏日抄》卷六七《范石湖文》。

[28] 《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〇。

[29] 《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九。参《长编》卷八四、《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禁销金诏》等，又《燕翼诒谋录》卷二多“缕金”、“阑金”。

[30] 参《长编》卷二〇八、《东都事略》卷九一《刘庠传》、《东轩笔录》卷一〇、《宋史》卷三二二《刘庠传》。

[31]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一、《宋史全文》卷二五、《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九。

[32]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第三章《宋代金银货币的用途》中的第二节《在公经济方面金银货币的用途》第九项《从岁计中所看到的金银数字》。

[33]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另参《宋史》卷一九《徽宗本纪》。

第四章 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

宋人对钱与非钱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们明确认为金、银、绢帛等都不是“币”，但从今天的观点看，宋代的白银在不少场合，是作为货币或准货币在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也近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同。但对于绢帛在宋代残余的货币职能却较少有人留意。众所周知，绢帛在唐代的某些时段，是作为法定货币被使用的。唐朝官方多次颁布要求民间交易钱帛兼用的强制性法令。与唐代形成鲜明反差，宋代这类法令不见了，绢帛不再是法定货币。但是，在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仍有残存，有些场合和某些情况下，还表现得相当突出。

第一节 绢帛用为交换媒介

一 绢帛用于官方籴买

早在三十年代，日本加藤繁先生就在论述宋代金银货币职能问题时，顺带就宋代绢的货币职能问题作了如下议论：“绢在宋代仍继续充作货币的用途。例如《宋史·真宗本纪二》：咸平六年九月丙申条云：出内府缯帛市谷实边。……不过，在宋代文献中所看到的关于这类的记事比之唐代文献要少得多。盖在宋代银使用发达的结果，绢帛使用的范围被银所侵占，银货币的地位，凌驾于绢帛之上。”[1]

加藤繁先生所言“绢在宋代仍继续充作货币的用途”，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似加上一限制词，即“有时”或“一定场合下”或更准确。而加藤繁先生讲宋代记载比唐代少，就未必妥当。因为加藤繁先生举的例子是关于籴粮实边的，而宋代以绢代钱籴粮实边的事实频见记载，试仅就李焘《长编》所载引录十例：

［景祐二年六月］丁卯，出内藏库绢一百万下三司市籴军储。[2]

［景祐三年冬十月丁未，］诏三司以二十万下河北路、绢五十万下京西路市籴军储。[3]

［皇祐二年］闰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库缗钱四十万、绢六十万，下河北便籴粮草。[4]

［至和二年］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库绢三十万，下并州市籴军储。[5]

［嘉祐六年七月］甲午，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下河北助籴军储。[6]

［熙宁四年五月］己亥，诏给榷货务封桩……绢万七千匹赴陕西转运司籴军储。[7]

［熙宁五年九月］丙辰，诏江淮等路发运司……支……绢一十五万匹与陕西转运司计置镇洮、通远军粮草。[8]

［熙宁七年八月丁卯，］赐河东转运司绢十万市粮草。[9]

［元丰元年八月］戊辰，诏赐银绸绢共为钱二十万缗付鄜延路经略司……市粮草封桩。[10]

［元祐三年五月辛酉］又赐陕西路银、绢共四十万，乘时收籴，以广蓄积。[11]

类似记载还有不少，不便赘列。还应言及，调到边疆的绢帛有时除籴粮外，还用于购买别的东西。如熙宁六年冬十月庚辰，“诏三司出绢二十万付王韶买熙河路蕃部余田。”[12]元丰五年五月甲辰，“诏泾原路经略司给封桩军赏绢二十万匹与转运司准备筑城修堡。”[13]前一例绢用于买田，后一例绢用于购置建筑材料等。

二 官民禁榷品交易中的绢帛

在榷货（茶、盐、香、矾等）算请中，绢与金银类似，常常可以代钱行用。如：“建隆二年，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端拱初，银、绢帛二万余贯……”[14]“乾德二年，诸州民有茶，附折税外，官悉市之，许民于京师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货务以茶偿之。”[15]“［太平兴国］八年三月，金部员外郎奚屿言：奉诏相度泉福建剑汀州、兴化邵武军盐货，请许通商，官为置场，听商旅以金银钱帛博买……从之。”[16]至道二年十一月，发运使兼茶盐制置使杨允恭“又请令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请盐］者，悉偿以茶”[17]。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上书讲：“若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18]景德二年，朝廷命林特等议定新茶法：“于京师入金、银、绢帛直钱五十千者，给百千实茶。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茶增十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19]景德二年“十二月监榷货务、供备库使安守忠等言：解盐元许客人从本务入中金、银、丝帛博买交引，就两池请盐……”[20]大中祥符二年诏书中言及“榷货务便纳金银钱帛粮草合支香药、象牙者”云云。[21]天禧元年四月“八日，定夺所言：‘欲晓示客旅如要海州新茶，依近定到入中则例，每百千数内入见钱四十千，余六十千许以金银匹帛丝绵等依时价算买，更无加饶，或入一色见钱亦听。’从之”[22]。天圣元年关于商人算请茶叶的如下规定：算请淮南十三山场茶，“于在京榷货务纳净利实钱，每百千为则，内五十千见钱，五十千金银绸绢小绫，如无今色，即纳见钱”；算请蕲口、真州、无为军、汉阳军四务茶，“即于榷（榷为在之误）京榷货务入实钱百千，内四十千见钱，六十千金银绸绢小绫”；算请“荆南、海州两务茶，即入实钱百千，内四十五千见钱，五十五千金银小绫”。如果不到京师，“只就逐处榷货务入纳钱物，如愿请蕲口等四榷务茶，即入中实钱百千，四十千见钱，六十千金银绸绢小绫等……愿请荆南等两榷务茶，即入中实钱百千，内四十五千见钱，五十五千金银绸绢小绫等……”[23]上引事例都说明算请榷货可依规定比例以绢代钱，即绢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起了交换媒介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准许以绢代钱的同时，有时也许以绫、茶、丝绵等代钱，后面这几种物品显然不能视为货币。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绢帛在上述可以代钱使用，就断定绢帛具有完全的货币功能。不过，从所引史料可以看出，绢帛的应用要比绫、茶、丝绵更多。从有关记载看，相比而言，以绢代钱的情况要少于以银代钱的情况，官方规定银可以算请而不接受绢帛的情况也时有存在。特别是南宋时期，这种情况就更加多见。这说明在宋代，绢帛在禁榷品交易方面作为交换媒介发挥作用不如银广泛。

三 日常生活中以绢帛代钱作交换媒介的情况

日常交易中，也偶有以绢代钱的情况。如郭若虚《图书见闻志》卷六《慈氏像》记，景祐年中于市中购得慈氏菩萨像一幅，持献入内阎都知，阎都知认出此画为宫中旧有，“乃以束缣偿之”。阎都知即用缣购画。又王诜曾致书苏轼称：“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24]另外，民间马匹交易也有以绢为交换媒介的（详下“以绢计马价”项）。

第二节 绢帛用作支付手段

一 税收中的绢帛

宋朝赋税中绢帛所占比重相当大，但绢帛数量大，并不等于绢帛在这里是作为货帛起作用，税粮所占比重也很大，就明显不是货币。但四川地区情况稍有不同，这一地区是行用铁钱的，而铁钱是不能上缴朝廷的。所以，本地税收（含榷利）中有一部分是以银、帛代钱的。景德三年诏书中言及，“东西两川掌关征榷酤咸酉差之利者半输银、帛”。这项规定在较长时间内得到沿行，[25]虽是以绢代钱，但官方规定绢匹折计钱的价格。[26]

二 官方其他财政调拨中的绢帛

在宋代财政收入中，绢帛的数量仅次于钱币（含铜钱、铁钱、楮币）、粮食而居第三位，其数量往往达到数百万或上千万匹。这是白银的数量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银岁入未见有超过百万两者）。如至道末年，“大凡邦国内外举一岁之费”，“银六十二万余两”，而“绢三百三十三万三千余匹，九十万三千余匹”。天禧末年，“天下总获”“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而“绢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余匹，九百四十一万五千余匹”。“总费”“银五十八万余两”，而费“七十六万四千余匹，绢四千一百七十三万七千余匹”[27]。绢二者匹数之和都远远超过银两数。北宋中期以后，官方通过所谓“和预买”敛入国库的绢也达数百万匹。这些绢帛连同税收绢帛其数量非常巨大。相应地，在各种财政调拨中，绢帛就常常代替现钱被调用，数量也一般也就远比白银多。南宋时期，为了增加税收，官方将相当数量的税绢、和预买绢折征现钱，才使国家财政每年收支的绢帛数量大幅度减少，但仍不下百万匹。

记载中，绢帛用于边费的事例颇多，且数额往往较大。前述用于边籴的调拨自属边费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主要部分，但边费调拨显然不仅仅用于边籴，其中有相当比例是用于军人衣赐和军赏的。用于边费的调拨中绢帛的数量往往较大，如：

［庆历二年六月甲戌，］出内藏库银一百万两、绢各一百万匹下三司，以给边费。[28]

［熙宁五年四月］壬子，诏三司出绢百万付陕西四路经略司变易以备边用。[29]

除边费外，其他财政调拨中也有大量绢帛，如：

［庆历三年八月］己亥，出内藏库绢三百万，下三司以助经费。[30]

［嘉祐八年四月癸酉］三司奏乞内藏库钱百五十万贯、绢二百五十万匹、银五万两，助山陵及赏赉。从之。[31]

［元丰五年十二月戊辰］户部言：“昨遣李元辅经制变运西川钱物赴陕西路，今具已到之数：金银物帛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匹两，钱三百四十六万二千余贯。”[32]

在上述财政调拨中的绢帛，也是作为钱的替代物，起特殊的支付手段作用。

三 官员军兵俸禄中的绢帛

宋代官员军兵的俸禄衣赐支给的构成很复杂，其中最基本的为四项，即料钱、衣赐、禄粟、各种名目的职务津贴（含添支钱米、贴职钱米、特支钱米、食钱厨料、职田租等）。从数量上看，以钱贯立额者最多（实际有时折支实物）；以粮石立额者次之（实际支给时有的折支现钱）；绢帛在禄格中虽地位显著，但数量却比钱贯、粮石少得多（衣赐一年支给二次，按月平均每月支给的数量就很少）。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获得俸禄绢帛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其使用价值、多大程度上是利用其交换价值，换言之，官员军兵俸禄中的绢帛不能明确显示其是否具有货币职能（顺带讲，北宋时期禄格中完全没有支银的规定。南宋时期官员军兵俸禄虽有支银现象，但也并不普遍，且找不到制度性规定）。

四 例赐中的绢帛

宋代官员军兵有一种介于俸禄、赏赐中间的收入，即例赐。例赐不同于一般赏赐，它是有固定数额、有的甚至是定时的，是依“例”而行的。它也不同于俸禄，因为不是按年、按月支给的。例赐中与绢帛联系最密的且较常见于记载的是郊赉和赙赠。

郊赉是指每三年一次南郊祭典后所行的赏赐。各种人赏赐的数额有详细规定，大抵为银、绢、钱和器物等。高级官员（含军将）以银、绢为主，辅以器物；兵士以钱为主。文官自宰相枢密使银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以下递减，至幕职州县官银五两、绢五匹，分若干等。武臣自在京使相、殿前都指挥使（数同宰相）以下递减，至奉职、借职银三两、绢三匹，分若干等。从规定看，郊赉支用的银、绢数额应基本是对等的，但从官方的统计数看，绢却比银多许多。如：《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载：“天圣以后，……三岁一赉军士，［内藏］出钱百万缗，绢百万匹，银三十万两……以佐三司。”又蔡襄治平年间任三司使，上奏讲郊赉费用的准备情况称，根据需要备有：现钱一百二十万贯，银四十万两，绢一百四十万匹，有五十万匹。[33]又李心传记：“渡江后郊赏，建炎二年，用钱二十万缗，金三百七十两，银十九万两，帛六十万匹……”[34]可知历次郊赉用的绢帛都比银多数倍。

赙赠是宋代官员士兵死后官方支给的抚恤钱物。官兵赙赠是有固定数额的，但对特殊情况往往有数额不等的加赐。一般性赙赠数额规定，熙宁七年曾作较大变动，大抵此前有钱、绢、其他实物三部分；熙宁七年颁行新式，不再支钱，改为只支绢和其他实物。如宰相死，旧赙钱五百贯、绢五百匹，另有酒、烛、香、米、面等，熙宁七年改为绢八百匹、布三百匹，另加香、烛、茶、酒、米、面等。（宰相的母、妻、兄弟、子、侄等死亦有赙，数额另有规定。）又如，翰林学士旧赙钱百贯、绢百匹、酒十五瓶、羊十口，熙宁七年改为绢一百匹、酒十五瓶、米面各五石、羊五口。[35]这样，熙宁七年以后赙赠中绢的比重大大增加。由于赙赠规定数额中有大量实物，所以很难讲绢帛在此一定是完全代钱使用的。但无论是熙宁七年以前还是以后，绢帛始终是赙赠的主要构成部分，而赙赠说到底仍是一种财赋的支付。所以，我们从中仍能体会到绢帛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的货币职能。

额外赙赠以绢和银对等地赐给是较常见的形式，如：

［皇祐四年八月，广东都监张忠与侬智高作战战死，］丙戌，赠张忠为感德节度使……别赐银四百两、绢四百、布二百、钱三百千。[36]

［治平三年六月壬辰］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赐其家银、绢各百匹两。[37]

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正寝……诏赠四官，赙银、绢二百匹两……继又降诏旨……特赐银、绢三百匹两。[38]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薨……赠太师，赙银、绢各千。[39]

［绍定六年］卒……特赠中书令，追封卫王……户部支赙赠银、绢以千计，内帑特颁五千匹两……[40]

［度宗时，以资政殿学士致仕］遗表闻，帝辍朝，赠少保，谥文肃，赙银、绢五百。[41]

额外赙赠也有只赐绢帛或钱绢并赐的，如：

［咸平三年秋七月］荆湖江浙都巡检使、西京左藏库使、康州刺史杨允恭……卒于升州。……赙钱二十万、绢二百匹，又以钱五万、帛五十匹给其家。[42]

［熙宁九年十一月癸酉］又诏安南诸军及应募人病死者，常赐外加赐绢二匹。[43]

［熙宁十年春正月己酉］右正言、宝文阁待制、权判西京留御史台常秩卒，……赙绢三百匹。[44]

［元丰元年二月庚午］诏：“应诸军阵亡赙绢：阵胜，将校三十匹，兵二十匹；不胜，各减半。民兵准此。”[45]

［元丰二年三月辛酉］赐故陕西都转运使、屯田郎中皮光弼家绢三百匹……以转运使范子奇等言光弼因出巡致疾，乞优恤其家故也。[46]

［元丰七年二月一日］诏……阵亡诸军赙绢，军员三十匹，下至递铺二十匹。[47]

［元符元年八月戊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威州刺史、权管马军司事张整卒，赙赠外特赐绢三百匹。[48]

额外加赐一般没有茶酒米面等杂物，上述事例中的绢，其货币属性似更强。应当指出，赙赠用绢（主要是银、绢并用）的做法一直到南宋晚期仍然十分流行，似并没有受到官方绢帛收入减少的过多影响。

五 赏赐中的绢帛

宋代绢发挥货币职能最多的场合是赏赐，其事例多得简直难以统计。赏赐可分二大类：一类是奖赏官员，多数是个别人；一类是赏军，通常一次许多人同时受赏。颇耐人寻味的是，仅从记载看，北宋初期，赏赐以赐钱、赐银为多，赐绢的情况相对较少。但到了宋仁宗即位以后，官方赏赐中用“银帛”（有时称“金帛”，“金”或泛指金银，或指“白金”，即银）的情况逐渐增加，成为最为流行的一种形式。所谓赏赐银帛，其中银和帛的数量通常是对等的。如：

［嘉祐五年五月戊申］赐国子博士、新通判明州赵至忠银百两、绢百匹，至忠数以契丹机密事来献故也。[49]

［熙宁五年春正月丁酉，因开洪泽河竣工，］赐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皮公弼银、绢二百，仍赐敕奖谕。[50]

［熙宁九年春正月，安南报捷。］甲辰，赐［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宣抚使］郭逵银、绢各千。[51]

［元丰二年八月］戊戌，赐故祠部郎中、同提点在京仓草场刘昭远家银、绢各百。以提点沈希颜言其家贫故也。[52]

［徽宗立，召范纯仁入觐］遣中使赐银、绢各五百，以继道路之费。[53]

［建炎四年十一月戊申］上（宋高宗）以［秦］桧初归用乏，赐之银、绢各二百。[54]

自绍兴以来，朝廷每遣使往北境贺生辰、正旦，使、副……［赐］银、帛各二百两匹，上节银、帛共三十，中节二十五，下节一十五。[55]

［嘉定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诏燕王宫冀王位，故修职郎、福州永福县尉希瓐令户部支赐银、绢二百匹两。[56]

上引事例中刘昭远例、秦桧例均同受赐者贫困有关，尤使人感到绢帛于中起作用的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一般价值。

对立有军功军队官兵的奖赏用绢比对一般官员的奖赏用绢更加常见，特别是对普通士兵的赏赐用绢的多。笔者曾对《宋会要辑稿·兵·军赏》中赏赐物做过粗略地考察，看到北宋时期赏赐绢的次数要远远多于赏赐现钱的次数，也略多于赏赐银的次数。但到了南宋，赏绢的情况急剧减少。北宋军赏银、绢并用的情况较多，但在一次赏赐中，往往级别高者银绢并赏，而级别低者只有绢而无银。只赏绢不赏银的情况也不乏见。请看下引诸赏军用绢的事例：

［熙宁十年春正月己巳］诏以内藏库绢十五万匹、银五万两赐熙河路经略司，以备军赏。[57]

［元丰二年六月戊申］阁门祗候、知雄州归信容城县李泽迁一官，仍赐绢五十匹。时北界巡马犯边，泽与格斗重伤故也。[58]

［元丰四年］十一月九日，内降赏功格：……［获敌］大首领［迁］四官，赐绢五十匹；首领三官，赐绢三十匹；小首领两官，赐绢二十匹，蕃丁一级转一资，赐绢二十匹。一、当战重伤一次转一资，赐绢一十匹。斗敌捉获强壮蕃丁一名转一资，赐绢二十匹……[59]

［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上阁门使、文州刺史、鹿延路经略副使、权副总管］种谔言米脂川败西贼有功人。令学士院降诏，赐谔银、绢各二千匹两。……传宣抚问汉蕃将士及等第支赐：禁军都指挥使钱七千、绢七匹，都虞候以下有差，其下军卒支绢或一匹。[60]

［元丰六年闰六月］十四日，泾原路经略使卢秉上姚麟月去乙丑部诸将讨堪哥平功状。诏……走马承受二人各银、绢五十……诸班直各绢十匹，诸军敢勇效用弓箭手蕃兵等绢五匹……[61]

［元丰八年］十月十二日，诏：“定西城守城汉蕃诸军并百姓妇女城上与贼斗敌者，人支绢十匹，运什物者七匹，城下供馈杂役者男子五匹，妇人三匹。”[62]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因守平夏城有功］诏章次呆特除龙图阁学士、左中散大夫，赐茶药及银、绢一千匹两。又诏平夏城将官皇城使、康州团练使郭成为东上阁门使、雄州防御使……赐银、绢三百匹两，知城以下等第支赐（原注：……余二百、一百五十、一百、五十凡四等……士卒自二十匹至十匹凡三等，老少妇女经城上役使者五匹）。[63]

［宣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宣抚司申，统制王涣申，前去收复处州，其获级有功合转资别作施行外，其余一级合支绢七匹。刘义、张彦忠各三级，今比拟支绢共二十一匹，何择五级，今比拟合支赐绢三十五匹。关请施行。从之。[64]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五日，虏以洞子屋负土填壕，募能焚之者，赏绢二千匹、银五百两……[65]

诛［吴］曦犒赐共用……银六十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两，绢六十一万六千九百二十四两，钱八万二百五十引。[66]

［嘉定］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诏武翼大夫、京东路兵马副都总管李全……仍令楚州于桩管银、绢内支银五千两、绢一万匹充激犒人兵。[67]

［开庆元年九月］壬戌，诏出内府缗钱千万、银五万两、帛五万匹给宣司，缗钱五百万、银三万两、绢三万匹给沿江副司犒师。[68]

从上引文献可以看出，绢被非常广泛地用于赏赐（包括普通赏赐和军赏），在北宋时期，其广泛程度不但超过白银，甚至超过铜钱。可以说，在整个北宋，仅就赏赐一个方面而言，我们丝毫看不出绢帛有被白银取代的迹象。至于南宋时期，赏赐中绢的骤然减少，那是同官方推行折帛钱制度所造成的（详下文），似与白银流通也无直接联系。

六 关于岁币用绢

宋朝支给辽、夏、金的岁币，主要是以银、绢立额的。给辽的岁币起初是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庆历二年增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宋给夏的岁币（岁赐）为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宋给金的岁币起初为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元年改为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开禧二年又增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岁币是一种特殊的支付，且具有同境外经济交往的意义。从上列数字可知，在北宋所纳岁币中，绢的数量比银多，南宋时期银、绢数量相等。这也从一个小侧面说明了在宋代经济活动中绢的生活应用比银要广泛，或至少旗鼓相当。

七 偿还入中者绢帛

官方也时时以绢代钱作为入中者的偿价物。如：“庆历二年，又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69]大观四年，侍御史毛注言：“……自崇宁来……边郡无人入中，籴买不敷，乃以银绢、见钱品搭文钞为籴买之直，民间中籴，不复会算钞直，惟计银绢、见钱……”[70]入中制度带有异地汇兑的因素，也含有贸易成分，是一种较特殊的支付，但此处绢帛确是作为钱的替代物被使用的。

八 日常生活中以绢帛作支付手段的情况

苏轼又曾致书释辨才谓：“某与舍弟某舍绢一百匹，奉为先君霸州文安县主簿累赠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萨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71]又据载，秦桧少时曾穷困乞讨，曹泳以俸余绢二匹接济秦桧，以致秦桧做宰相后厚待曹泳以为报答。[72]在以上三例中，都是以绢代钱使用的。

第三节 绢帛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

宋代以绢帛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不多，但也并非绝对没有。在下述二种场合，绢帛是明显地充当了价值尺度的角色。

一 绢匹作为刑法计赃的基准单位

在刑法中，宋朝仍沿唐制（以绢计赃始行于晋朝），在不少刑法条文中以绢匹为赃罪计罪基准。《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一载：“国朝之制，凡犯赃者，据犯处当时物准上估绢平赃。如所犯赃去见禁处千里外及赃已费用者，皆于事发处依犯时中估物价约赃，亦依上估绢平赃……”可知以绢计赃量刑是普遍应用的。实际上，与唐代相比，相关立法还是发生了重要改变。宋初以后，强盗、窃盗都改为以钱计赃，而监守自盗及官吏枉法、不枉法赃罪，则仍沿用以绢计赃旧制。唐宋以绢量刑，客观上有其合理性。观察唐宋钱、绢变化，绢匹比铜钱价值更为稳定，这是因为铜钱有大小钱、用料标准时常变化，导致自身价值（每贯）含量随之变化，加之铜钱购买力因数量增易减难而持续下落，使得铜钱自身的变化相当大，有时且很迅猛。如以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的铜钱购买力比较，就会发现后者仅相当前者的二分之一以下。而二时期的绢与银、粮等的比价却变化不大（即是说如果我们将绢视为货币，则它的购买力是变化不大的）。具体讲，无论北宋还是南宋，一匹绢、一两白银、一石米三者的价值始终是比较接近的，而它们以铜钱计价，其数额却同样有了成倍的变化。所以，以绢计赃比以铜钱计赃要更具可行性、合理性，换言之，在价值尺度方面，绢帛有时胜过铜钱。

在宋代，我们可以看到办案时以绢计赃的实例。《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一二载：“天圣八年十一月六日，监翰林司、閤门副使郭承佑特贷命，免决刺，除名，配岳州衙前编管。坐盗金银什物，除罪轻及该赦外，计赃一百四十一匹零，监主自盗，合置极典，诏从宽宥……”《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一四载：“［天圣十年］四月十八日，虞部郎中、知囗（原阙）州王涉特免黥面，配广南本城，永不录用。坐冒请官职田，估赃绢百七十匹，法应死，用赦原罪外，有不容佃户诉灾，输物估赃五十匹，法应加役流、除名，特矜之。”“［天圣十年］六月四日，秘书丞、知永兴军兴平县王衮特免除名，授广南文学。坐受银估赃绢三十匹，法应加役流，特矜之。”《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一五载：“［景祐四年］闰四月二十七日，武宁军节度使、真定府路总管夏守恩特贷命，除名，配连州编管。坐受军民钱物，枉法赃六十二匹，合处死，职事官三品，请议。”宋吕南公《灌园集》巻二〇《故袁州李君墓志铭》载：“［李冕］为舒州司礼参军怀宁令……是时临川王介甫为州通判……司理院月平物价，君持绢直高于市平，同寮患之。会庆朔，介甫对众诘君，君曰：‘有之。今岁凶，饥民为盗无数，诚知市卖一绢钱七百，然必高之为千二百者，以计赃难满匹，可以缓穷人之死故也。不然，三绢杀一人矣。吾寮有禄俸欲得绢，则准市平取之，谁敢厚求于官。今何用患吾平乎。’介甫曰：‘吾虑不及此。’”此述李冕以变通绢价来减轻刑罚，其中“计赃难满匹”，说明当地是实行以绢计赃量刑的。李焘《长编》卷三四六载：元丰七年六月己巳朔，“太中大夫、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陈绎免除名勒停，追太中大夫，落龙图阁待制，知建昌军……绎坐前知广州作木观音易公使库檀像，私用市舶乳香三十斤，买羊亏价，为绢二十八匹……”此处即将几种赃物折计为绢匹。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二《炎兴下帙》记载南宋初处理北宋末年一些犯罪官员，内言：“降授朝散郎、前太仆寺少卿陈冲差懿亲宅抄札，将王府果子吃用，摘花归家，与内人同坐吃酒，令内人唱曲子，将牙简等隐匿，公然受犒赏拜钱，将出剰金银等隐匿入己，令人将掌未曾收，计绢六百一十五匹，除轻罪外，准条系监守自盗，合较刑赃罪处死，除名……朝散大夫、前大理寺卿周懿文抄札缺字王府密煎等，将摩侯罗士女孩儿等归家，受犒设酒及吃宫人酒果，受赃计绢六匹六尺，除轻罪外，准条行下，合杖六十，公罪减外，笞五十。……朝议大夫、前刑部郎中张卿材差起发懿亲宅金银，吃内人酒果，闻与内人边氏离三四步坐吃酒，将抄札扇儿摩儿等归家受，估赃计绢八匹七尺……朝散郎、开封府少尹夏承根括到郑仲宅坤仪酒，擅支作犒收受，不觉察王及之擅易银受酒估，计绢二十六匹……合徒一年半……朝请郎、前吏部员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银见官属将宁……纳了除轻罪外，据案不曾估到所盗麝香钱，如满十贯，系监主自盗合加役流，赃罪，追三官除名勒停，如满三十五匹合绞刑……”也都是以绢计赃量刑。南宋撰人不详《明公书判清明集》卷二载蔡久轩《虚卖钞》：“程全、王选以县吏同谋擅创方印，印卖虚钞，作弊入己……程全计赃六十一匹，决脊杖十五，配一千里；王选计赃三十二匹，决脊杖十二，编管一千里，仍监赃。”同卷宋自牧《巡检因究实取乞》：“在法：诸领寨官为监临受财十五匹者绞。其命官将校奏裁。今扶如雷所受赃数过五十匹，死有余罪……”同书卷一一蔡久轩《籍配》：“王晋，猾吏也……据州县申，再根勘到王晋供招前后交通受赂事，并阿庄供招情犯，其王晋名下，计赃十七界官会共七万六千六百六十六贯，纽赃绢一千六百八十六匹有零，遂送法司，具条呈检法官书拟因依。……计其赃罪，自当绞刑，姑与从轻贷死，决脊杖二十，配二千里，免拘锁押遣。”又同书卷一二蔡久轩《豪横》：“方震霆供认骗乞之数，计二千二百八十贯，见钱十五贯足，而欺诈田业与诈价钱不与，纽计绢五十余匹，合决脊杖二十，配本城。”上引三例中既有关于以绢匹计赃的律文，又有以绢匹数定刑的实例，说明以绢计赃定刑在当时司法活动中应用得相当广泛，这是绢帛仍有价值尺度功能的突出体现。

附：唐宋官定计赃铜钱折绢折价简表

二 作为马价的绢帛

绢起货币作用的又一场合是用绢向蕃族买马。西北、西南卖马的蕃族大约不惯用铜钱，同时宋朝也禁止铜钱外流，用于支付马价的主要是茶、绢、银。马价的计量，多数以铜钱，其次以银，但有时也以绢。如据载：“景祐三年四月，再定诸州买马额……大马自绢二十九匹端至十九匹端六等，每差以两；牝马自绢十六匹端至十一匹端每差以一。”[73]又咸平三年十二月，官方规定，河北、河东沿边州军城寨军民，“获马堪带甲者纳官，每匹支绢二十匹”[74]，这虽与普通购买不同，但也含支给马价的意义。又嘉祐五年郡牧使宋祁奏札中言：“……勘会麟、府州马最宜孳生，准先降条贯，其马作五等收买，第一等十八匹端，至第五等，各减一匹。后来宣命于逐等上例各减绢二匹，见今只有十六匹端。蕃汉兴贩人户别无利润，致骒马转少……欲乞权于旧条未经减绢牧马五等价内，将第三等以上特添绢二匹，第四、第五等各添一匹……”[75]南宋时期，蕃族有贱茶贵银绢的情况，马价支给银绢的情况增多，特别是“上驷则非银绢不可得”[76]。淳熙九年五月二日都大茶马王渥奏中言：“黎州买马旧额二千一百二十四匹，一年计用绢二万三千匹，乾道九年赵彦博以青羌作过，优支马直，始用绢三万四千匹。至淳熙八年龚总到任，欲买马三千三百八十一匹，将数内不及格马一千九百八十八匹升作良细马，共支绢七万六千余匹，与乾道八年买马相类而支绢加一倍以上。”[77]由此可见买马用绢的增加。另民间买马也有以绢计价的情况。如，元丰七年，有人指控知枢密院韩缜买马亏价，“诏缜分析。于是缜言：‘知石州燕复尝为臣买马，令其子孝嗣言，元买券直绢四十匹。臣先以银十两偿孝嗣道里费，许偿以山东绢八十匹……”[78]这里立券及韩缜许偿之马价全以绢匹计。

当然，上述二种情况都有些特殊。前者为非商品交换场合。后者则有出境贸易的色彩，出境贸易与国际贸易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性质接近的。

综上所述，绢帛在宋代货币功能较唐代大为减弱，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宋代官方始终没有颁行类似唐代的关于允许以绢代钱行使的正式法令。此外，在宋代，绢帛不适合作货币的一些特性也显现得比较充分，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绢帛自身价值的不均衡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上。首先，在宋代，与绢的区别受到重视，二者的价格也有明显差异。其次，绢的质量（稀密、重量等）也不均衡，因产地不同绢的价格也有差异，此外新陈之间、生熟之间等都有价格差异。人们对此有了认识，说明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给绢帛发挥货币职能却造成巨大不便。这无疑是促使绢帛退出流通领域的重要原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南宋征折帛钱，原本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当时官方一是通过折帛想变相增加税收，二是征收折帛利于战争环境中的财政调拨。征折帛钱就是将一部分税绢和一部分和预买绢（含绵）折征现钱，这使税绢连同和预买绢征收本色绢的数量大大减少，从而使官方财政收入中绢帛的数量大幅度减少，相应地，官方支出的绢帛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使得绢帛在流通领域内的数量减少，作用减弱，从而对宋以后绢帛退出流通作了历史铺垫。

但是，如果认为绢帛在宋代已完全不具备货币功能，那也是不正确的。宋代货币流通领域是一个多元化的领域，充当流通手段的，既有铜钱，也有铁钱，金银，还有当时世界领先的纸币纸币。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绢帛作为一种实物货币，也时时在流通领域代替铜钱行用，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相当广泛地起一种准货币的作用。当然，对于这种作用绝不能夸大，确切地讲，绢帛在宋代已不具有完全的货币职能，它只在一些特定场合具有某些货币功能。

[1]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3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版，第三章中的第三节《宋代金银使用的发达》，第207页。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版，第218～219页。

[2] 《长编》卷一一六。

[3] 《长编》卷一一九。

[4] 《长编》卷一六九。

[5] 《长编》卷一八一。

[6] 《长编》卷一九四。

[7] 《长编》卷二二三。

[8] 《长编》卷二三八。

[9] 《长编》卷二五五。

[10] 《长编》卷二九一。

[11] 《长编》卷四一一。

[12] 《长编》卷二四七。

[13] 《长编》卷三二六。

[14]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矾》。

[15] 《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六《财赋·茶盐》。

[16]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二。

[17] 《长编》卷四〇。

[18]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二四，事又见《长编》卷五〇。

[19] 《长编》卷六〇。

[2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五。

[21]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三。

[2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四，参《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盐》。

[2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五。

[24] 《苏轼文集》卷六八《书黄泥坂词后》。

[25]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一四。《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作“东西川盐酒商税课半输银、帛”。参《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盐》载四川盐课情况。

[26] 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〇至一一、《长编》卷一五八。

[27] 《长编》九七。

[28] 《长编》卷一三七。

[29] 《长编》卷二三二。

[30] 《长编》卷一四二。

[31] 《长编》一九八。

[32] 《长编》卷三三一。

[33] 《蔡襄集》卷二六《乞封桩钱帛准备南郊支赐》。

[34]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渡江后郊赏数》。

[35] 《宋会要辑稿》礼四四一至三。

[36] 《长编》卷一七三。

[37] 《长编》卷二〇八。

[38] 胡寅《斐然集》卷二五《先公［胡安国］行状》。

[39] 楼钥《攻愧集》卷九四《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必大］神道碑》。

[40] 《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41] 《宋史》卷四二一《包恢传》。

[42] 《长编》卷四七。

[43] 《长编》卷二七九。

[44] 《长编》卷二八〇。

[45] 《长编》卷二八八。

[46] 《长编》卷二九七。

[47]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一三。

[48] 《长编》卷五〇一。

[49] 《长编》卷一九一。

[50] 《长编》卷二二九。

[51] 《长编》卷二七三。

[52] 《长编》卷二九九。

[53]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四。

[54] 熊克《中兴小纪》卷九。

[55] 《朝野杂记》甲集卷三《奉使出疆赏赉》。

[56] 《宋会要辑稿》帝系七之二一。

[57] 《长编》卷二八〇。

[58] 《长编》卷二九八。

[59]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八。

[60] 《宋会要辑稿》一八之九，事又见《长编》三二一同年十二月庚戌条。

[61]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一二。

[62]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一四。

[63] 《长编》卷五〇三。

[64]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二三。

[65] 《宋会要辑稿》兵一八之二七。

[66]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〇《诛曦犒赐银帛数》。

[67] 《宋会要辑稿》兵二〇之二二。

[68] 《宋史》卷四四《理宗纪》。

[69]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盐》《长编》卷一六八。

[70] 《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盐》。

[71] 《苏轼文集》卷六一《与辨才禅师六首之三》。

[72] 《齐东野语》卷一一《曹泳》。

[73]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

[74] 《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六。

[75]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

[76]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五。

[77] 《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六。

[78] 《长编》卷三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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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佩珩：《宋代物价新考》，《经济新潮季刊》1948年第1期。

全汉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之影响》，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4年9月第11册，收入同人《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全汉升：《北宋物价的变动》，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4年9月第11册，收入同人《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全汉升：《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4年9月第11册，收入同人《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梁庚尧：《南宋的农产市场与价格》，《食货月刊》1978年8卷第8～10期。

刘益安：《略论北宋开封的物价》，《中州学刊》1983年第2期。

何忠礼：《关于北宋前期的物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张全明：《论北宋开封的物价管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高聪明：《北宋物价变动原因之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4期。

乔幼梅：《论宋代物价与货币的关系》，刊《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俞兆鹏：《论宋徽宗抑制通货膨胀的失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俞兆鹏：《论宋徽宗时期的通货膨胀》，《中国钱币论文集》第3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李伟国：《宋代文献计钱方式例析》，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王菱菱：《宋代山泽之入矿课时间》，《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

王菱菱：《宋代点铸钱司与矿冶业》，《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学者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

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高聪明、何玉兴：《论宋代货币地租——与包伟民商榷》，《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姜锡东：《宋代榷货务的金融职能和性质》，《中国钱币》1993年第1期。

许永璋：《北宋钱币在非洲的发现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3年第2期。

王菱菱：《论宋代各级地方机构的矿冶业管辖权》，《河北学刊》1993年第3～4期。

林文勋：《略论宋朝钱币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姚思陟：《近年来宋代货币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袁一堂：《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程民生：《宋钱计量单位及名称小考》，《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程民生：《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林文勋：《大理国的货币流动分析》，《云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

北辰：《辽代货币经济综述》，《辽宁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牛达生：《西夏钱币考略》，《宁夏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谢元鲁：《对〈楮币谱〉〈钱币谱〉作者及写作年代的再认识》，刊《中国钱币论文集》第3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作者相关著作和文章

著作

《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

《中国钱币史话》（中华文史知识丛书），中华书局，1998。

论文

《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省陌辨误》，载《文史》第14辑，中华书局，1982。

《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中国宋史研究会1984年会论文，2万字，未正式刊出。

《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载《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

《南宋粮价细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宋代的关子》，载《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5。

《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

《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

《南宋铜钱岁铸额浅论》，《北京钱币研究》1987年第10期。

《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南宋江北铁线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第2期。

《漫话宋代的伪钞》，《文史知识》1992年第9期。

《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第1期。

《北宋后期章私铸钱案小考》，载《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

《关于东至关子的几个疑点》，《中国钱币》1994年第3期。

《宋代的有价证券》，《文史知识》1995年第3期。

《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载《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交子”释义》，《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

《宋代的金银钱》，《文史知识》1996年7期。

《关于胆铜生产的起始》，《中国钱币》1996年第3期。

《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

《论宋代黄金上中下三等之说》，《钱币博览》1997年第1期。

《读〈通考·钱币考〉》，载《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

《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载《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

《〈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

《发运司与提点坑治铸钱事》，载《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7辑，2000。

《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载《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

附

《宋代指代尚书省、三司的“省”》，《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

《宋代文献中的“川陕”与“川峡”》，《文史》第43辑。

征引文献（古籍）

史书类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内简称《长编》，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1995。

佚名：《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内简称《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重印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本，1987。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适园丛书本。

陈均：《九（皇）朝编年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偁：《东都事略》，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熊克：《中兴小历》，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留正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四库珍本初集本。

李：《皇宋十朝纲要》，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书内简称《续长编纪事本末》，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佚名：《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书内简称《宋史全文》，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佚名：《宋季三朝政要》，丛书集成本。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司马光：《稽古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陈智超编《宋会要辑稿补编》，微缩中心影印本，1988。

钱若水等：《太宗皇帝实录》，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李攸：《宋朝事实》，丛书集成本。

政书、类书、奏议总集、杂史、刑法书类

马端临：《文献通考》，书内简作《通考》，中华书局影印商务万有文库十通本，1986。

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书内简作《群书考索》，文献出版社影印明正德本，1992。

曾巩：《隆平集》，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林：《古今源流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高承：《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

解缙等：《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92。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王应麟：《玉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988。

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影印椿庄书院本；中华书局影印积成堂、日本翻刻本，1999。

祝穆、富大用、祝渊：《古今事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92。

孙逢吉：《职官分纪》，中华书局影印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8。

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中华书局，1987。

佚名：《锦绣万花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书内简作《朝野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李心传：《旧闻证误》，中华书局，1981。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赵如愚：《国朝诸臣奏议》，文海“宋史资料萃编”影印本。

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

窦仪等：《宋刑统》，中华书局，1984。

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中国书店木版刷印本，1990。

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郑克：《折狱龟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佚名：《东南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黄震：《古今纪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佚名：《咸淳遗事》，“墨海金壶”本。

方回：《古今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许月卿：《百官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佚名：《京口耆旧志》，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董煟：《救荒活民书》，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方志、地志、金石

乐史：《太平寰宇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胜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影印道光二十九年刻本，1992。

祝穆：《方舆胜览》，文海出版社，1981。

欧阳忞：《舆地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1984。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陈耆卿等：《（嘉定）赤城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沈作宾等：《（嘉泰）会稽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罗愿等：《（淳熙）新安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陈公亮等：《（淳熙）严州图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钱可则等：《（景定）严州续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胡榘等：《（宝庆）四明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1990。

曹学佺：《蜀中广记》引费著《钱币考》《楮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昶：《金石萃编》《续编》，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1985。

文集

吕祖谦：《宋文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林表民：《赤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禹偁：《小畜集》，四部丛刊本。

余靖：《武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夏竦：《文庄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张咏：《乖崖集》，商务续古逸丛书本。

胡宿：《文恭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宋庠：《元宪集》，湖北先正遗书本。

宋祁：《景文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

刘琦：《安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刘琦：《韩魏公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四部丛刊本。

文彦博：《文潞公集》，明嘉靖五年刊本。

张方平：《乐全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尹洙：《河南先生集》，四部丛刊本。

蔡襄：《蔡忠惠集》，明万历刻本。

包拯：《包拯集》（《孝肃包公奏议》），中华书局，1963。

陈襄：《古灵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

苏洵：《嘉祐集》，四部丛刊本。

王安石：《临川集》，四部丛刊本。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集》残本（含《日录》），李裕民先生影印件。

梅尧臣：《宛陵集》，四部丛刊本。

陈舜俞：《都官集》，宋人集甲编。

王珪：《华阳集》，丛书集成本。

曾巩：《元丰类稿》，四部丛刊本。

曾巩：《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

赵抃：《清献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刘攽：《彭城集》，丛书集成本。

苏轼：《苏东坡全集》（含《东坡集》《东坡后集》《东坡续集》《东坡奏议》《东坡应诏集》），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本，1986。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

苏颂：《苏魏公文集》，中华书局，1988。

苏辙：《栾城集》，四部丛刊本。

郑獬：《郧溪集》，湖北先正遗书本。

吕陶：《净德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

刘挚：《忠肃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孔平仲：《朝散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刘安世：《尽言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范祖禹：《范太史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含正集、外集、别集、续集），四川大学出版社校点本，2001。

吕南公：《灌园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刘跂：《学易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李之仪：《姑溪居士集》，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丛书集成本。

周行已：《浮沚集》，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丛书集成本。

杨时：《龟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晁补之：《鸡肋集》，四部丛刊本。

邹浩：《道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刘弇：《龙云集》，豫章丛书本。

许瀚：《襄陵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李流谦：《澹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葛胜仲：《丹阳集》，常州先哲遗书本。

廖刚：《高峰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李纲：《梁溪集》，清道光十四年刻本。

胡铨：《澹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叶梦得：《石林奏议》，清抄本。

王之道：《相山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程俱：《北山小集》，四部丛刊续集本。

孙觌：《鸿庆居士集》，常州先哲遗书本。

陈渊：《默堂集》，清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张纲：《华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李石：《方舟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王之望：《汉滨集》，湖北先正遗书本。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文集》（含《二老堂杂记》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汪应辰：《文定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周麟之：《海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陈傅良：《止斋集》，四部丛刊本。

汪藻：《浮溪集》，四部丛刊本。

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李弥逊：《筠溪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彭龟年：《止堂集》，丛书集成本。

吴：《竹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陆游：《渭南文集》，四部丛刊本。

杨万里：《诚斋集》，四部丛刊本。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王炎：《双溪类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程珌：《洺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杨冠卿：《客亭类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蔡幼学：《育德堂奏议》，中华书局古逸三编影印本。

罗从彦：《豫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罗愿：《鄂州小集》，丛书集成本。

胡寅：《斐然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曹彦约：《昌谷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赵善括：《应斋杂稿》，豫章丛书本。

薛嵎：《云泉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

楼钥：《攻媿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陈亮：《龙川集》，中华书局，1987。

郑兴裔：《郑忠肃公奏议遗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蔡戡：《定斋集》，常州先哲遗书本。

洪适：《盘洲集》，四部丛刊本。

叶适：《水心集》《别集》《外集》，中华书局，1961。

卫泾：《后乐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陈耆卿：《筼窗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洪咨夔：《平斋集》，四部丛刊本。

王阮：《义丰集》，清抄本。

刘过：《龙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员兴宗：《九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黄榦：《黄文肃公文集》，清抄本；《勉斋集》，丛书集成本。

袁说友：《东塘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度正：《性善堂类稿》，四库珍本初集本。

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清抄本（南京大学）。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

范浚：《香溪集》，丛书集成本。

袁甫：《蒙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吴泳：《鹤林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袁燮：《絜斋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陈造：《江湖长翁集》，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项安世：《平安悔稿》，清抄本。

许应龙：《东涧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清抄本。

赵汝腾：《庸斋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王迈：《臞轩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包恢：《敝帚稿略》，宋人集丙编。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

徐鹿卿：《清正存稿》，豫章丛书本。

吕午：《左史谏草》，四库珍本初集本。

方大琮：《铁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李曾伯：《可斋杂稿》，四库珍本初集本。

吴潜：《许国公奏议》，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杜范：《杜清献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孙梦观：《雪窗集》，四明丛书本。

李昂英：《文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程公许：《沧州尘缶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阳枋：《字溪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许月卿：《先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高斯得：《耻堂类稿》，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徐元杰：《梅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唐士耻：《灵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黄震：《黄氏日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

区仕衡：《九峰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舒岳祥：《阆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笔记、小说、诗话、话本

杨亿：《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范镇：《东斋记事》，中华书局，1980。

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

孔平仲：《谈苑》，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孔平仲：《珩璜新论》，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江休复（邻几）：《嘉祐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本，1987。

江休复（邻几）：《醴泉笔录》，学海类编本。

龚鼎臣：《东原录》，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司马光：《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

沈括：《梦溪笔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苏辙：《龙川略志》，中华书局，1982。

陈师道：《后山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王巩：《清虚杂录》（含《随手杂录》等），知不足斋本。

释文莹：《湘山野录》、《续录》，中华书局，1984。

释文莹：《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84。

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

孙升：《孙公谈圃》，学津讨原本。

晁说之：《晁氏客语》，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朱彧：《萍洲可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

方勺：《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

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

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

周：《清波杂志》，中华书局，1994。

王观国：《学林》，中华书局，1988。

赵汝适：《诸蕃志》，中华书局，1956。

程大昌：《演繁露》，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吴曾：《能改斋漫录》，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

王栐：《燕翼诒谋录》，中华书局，1981。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施彦执：《北窗炙輠录》，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周去非：《岭外代答》，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

陆游：《家世旧闻》，中华书局，1984。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

洪迈：《容斋随笔》（含《一笔》《二笔》《三笔》《四笔》《五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洪迈：《夷坚志》（含甲、乙、丙、丁、支甲、支乙、支景、支丁、支戊、支庚、支癸、三志、志补、再补、三补等），中华书局，1981。

何薳：《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

黄休复：《茅亭客话》，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佚名：《道山清话》，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李元纲：《厚德录》，百川学海本。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岳珂：《愧郯录》，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岳珂：《桯史》，中华书局，1981。

费衮：《梁溪漫志》，知不足斋本。

陈世崇：《随隐漫录》，“稗海”乾隆重订本。

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俞文豹：《吹剑录》，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谢采伯：《密斋笔记》，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张端义：《贵耳集》，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李石：《续博物志》，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戴埴：《鼠璞》，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

张世南：《游宦纪闻》，中华书局，1981。

曾慥：《高斋漫录》，墨海金壶本。

张知甫：《张氏可书》，墨海金壶本。

佚名：《木笔杂钞》，学海类编本。

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

周密：《癸辛杂志》，中华书局，1988。

周密：《武林旧事》，知不足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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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清：《钱塘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本。

孔齐：《至正直记》，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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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辑《宋人话本七种》，中国书店，1988。

元好问：《续夷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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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宣和画谱》，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郭若虚：《图书见闻志》，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新一版，1985。

释志磬：《佛祖统纪》，文海影印续正藏本。

岳珂：《金佗粹编》，中华书局，1989。

黎靖德：《朱子语录》，中华书局，1986。

索引（按音序排列）

A

安丙 618，619，835，859

B

白金 638，641，673，688，720，740，796～798，808，811，823，829，835～837，840，841，844，845，847～850，852，853，857，860，869，879，880，899，919

包恢 174，187～190，198，220，367，883，918，949

宝丰监 56，109，318，321，330

便钱 524，525，587，600，625，628，629，633，725，736，750，772，938

C

蔡京 18，24，26，28，42，70，234，244，327～329，331，333，334，336～338，340，342，344，346～348，350～352，354，358，450，452～457，478，532～534，536，540，541，549，602，603，731，820

岑水场 24，28，263～266，268，269，273，275～279，287，288，311，351，362，520，785

曾巩 170，177，460，582，587，834，942，946

抄纸场 614，744，745

陈咸 619，620，736，744

程颐 397，848，946

楮币 182，183，197，200，211～213，216，221，223，225，226，312，367，374，378，416，424，428，434，491，568，569，572，582，584，588～593，595，604，607，611，613～615，618，620，625，633，634，636，638，645，647，650，652，654，656～658，660～664，666～668，670～673，679，680，682，683，685～690，693～695，697～701，708，710～712，717，720，721，727，735，738，740，742，744，752～754，759，760，827，828，831，853，854，883，888，914，930，934，938，940，944

D

胆铜 31，175，266，268，270，281～290，294，309，310，352，362，375，444，940

当百钱 386，489

当五钱 111，243，327～330，334，335，345，349，362，374，457，488，489，532

盗铸 79，86，97，101，107，136，153，177，216，217，222，231，234，241，305～309，313，322～325，329，331～335，337，340～345，348，349，351，376～384，433，442，443，448，466，488，505，508～515，519，521，534，541，543～549，566，568，569

登州 765，767，768，786，875，876

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 22，366，371

兑界 589，590，603，612～615，621，707，708，753

F

发运使 7，8，11，13，34～39，45，51，71，73，267，294，304，309，347，417，520，555，557，799，912

发运司 5，9～11，22，34～40，42，73，331，408，555，558，910，940

范浚 213，216～218，949

丰国监 49，60，90，99，102，108，304，319，364，368～371

阜民监 50～52，66，90，108，109，111，315，316，318，320，356，368，506，519，520

G

高斯得 399，426，672，699，950

瓜子金 769，843，862

关子 415，578，595，623，625，629，630，632～635，647，648，658，659，664，670，672，701，714，721～729，741，742，747，749，750，754，755，801，827，907，939

管勾陕西路银铜坑冶铸钱 25

广宁监 37，48，49，74，92，108，113，234，267，302，304，319，365，368，369，554，558，560，933

桂阳监 5，782，787，788，815，816

虢州 52，54，67，108，111，112，272，276，293，295，310，320，439，505～507，519，520，778，787，790

H

汉阳监 74，76，99，102，113，241，441，563，564，567，575～577

行在会子库 746，749

洪迈 17，19，23，248，250，252，256，264，265，268，269，277，378，400，666，721，756，772，812，818，848，852，864，869，871，873，880，952

洪咨夔 280，281，290，291，366，678，745，773，949

黄榦 568，575，576，679，682，685，949

会价 422，426，427，643，647，654，662～672，676，678～682，686，687，689，691～693，695，697，698，716，717，719，720，726，881，885，939

会子务 633～635，638，673，738，739，743，745

J

夹锡钱 25，26，29，51，57，70，77，80，107，109，110，114，328，335，347，354，357，358，380，450～459，485，531，532，534～541，549，550，560，933

贾似道 21，648，670，721，726～729，840，850

交子 238，320，326，469，475，487，497，517，518，548，553，562，564，567，571，578，579，581～606，611，613～615，618，623，629～633，638，650，652，672，701～713，726，729，737～740，742，744，749～751，754，756，827，934，935，939

交子务 584～588，592～598，601～604，630，633，737～740，744，751

金禁 890～897，900

金银铺 349，377，867，868，870

金银钱 799，800，870～874，911，912，939

K

孔平仲 60，206，279，877，946，950

镴钱 306，322

L

莱州 765～770，786

黎阳监 55，109，114，315，317～319，321，330，356，368

李曾伯 424，426，621，622，669，734，884，888，949

李纲 630～632，947

李觏 176，204，205，324，396，945

李鸣复 604，620，699，721

李石 747，858，947，952

利州 63，65，90，91，97，111，118，239，243，246，262，272，273，276，278，320，362，439，440，467，476～490，494～496，528，534，537，575，601，608，613，617，618，773，782

履亩收会 689，691

率分钱 100～102，105，355，515

O

欧阳修 56，79，218，240，242，251，255，301，323，400，470，472，543，544，768，793，798，800，805，847，945，950

Q

蕲春监 72，73，113，241，441，554，556～559，565，566，570，577

铅钱 300，305，387，560

虔州（赣州） 60，292，295

钱端礼 633，634，737，738，855

钱荒 169，183，192，193，196，203～213，215～218，220～227，313，324，364，378，386，387，469，486，588，685，932

钱会中半 226，635，653～655，657，660，662，663，681，695，697，708，719，885，939

钱禁 98，115，126，127，130，132，148，152～156，158，159，161，177，178，185，189～196，206，207，212，218，222，226～228，313，348，377，569，572，679，703，810，939

钱牌 385～387，933

钱引 65，276，326，362，390，393，462，480～484，487，488，491，493～498，540，578，579，581，589，590，593，602～623，625，629～632，635，638～640，650～652，658，701，709，711，712，717，729，732～737，739～741，743～745，747，749，751，754，755，757～759，773，823，826，827，832，833，853，885，888，904，907

秦九韶 395，425，427，861，878，885，953

邛州 62，63，111，239，246，320，358，440，441，470～476，479，481，482，484～489，608，825

榷货务 48，149，304，322，339，409，411，428，530，553，603，630，634，636，637，649，658，659，676，688，693，702，706，708，737～739，743，799～802，820，826，827，868，878，881，886，904，905，910～912，937

R

饶州 8～10，12，13，15，16，21，47，48，71，77，90～93，97，101，104，108，118，145，230，262，263，266～270，280，283，284，286～288，291，300，302～304，309，319，321，346，365～372，375，402，439，440，513，555，556，678，686，766，771，772，780，791，932

S

商州 50，52，66，81，82，94，109，111，112，272，292，293，295，310，320，441，487，505～507，509，512，517～520，773，774，778，779

韶州 9，13，14，16，28，42，47，49，50，90，97，99，108，236，237，262～268，270，272，273，275，276，278，279，283，284，286～288，292～295，310～312，315，320，321，331，335，355，362，368，370，371，374，375，439，440，453，455，464，624，757，785

神泉监 57，58，90，92，110，142，143，317，319，321，356，370，371，373

沈括 207，213，215，216，218，225，247，289，393，450，841，877，907，908，951

省陌 230～232，248～252，254～258，409，421，543，544，656，680，793，880，882，884，938

市陌 257，879

舒州 57，59，70～72，75，90，109，113，292，317，319，321，331，356，358，368，407，439，440，454，456，551，552，554～561，925

水火不到钱 613，614

司马光 66，205，207，306，405，506，512～514，520，542，547，834，840，843，941，945，951

私铸 33，66，86，93，94，96～98，115，119，120，132～136，138，139，142，143，145，146，153，161，162，175，178～181，186，194，195，207，230，233，234，276，278，305～308，313，323，325，329，331～335，338～341，343～349，353～355，373～382，384，385，512，513，515，517，521，532～534，549，561～565，572，592，730，731，752，758，939

苏轼 206～209，327，473，723，795，796，835，846～848，850，858，873，877，913，924，946

T

潭州 9，13～15，42，44，262，263，268，270，272，286～288，292～294，374，376，392，399，400，413，421，422，425，426，439，440，549，774～776，781，787，858，879，905，906

提点江淮湖北铁冶铸钱 32，33，76，555，570

提点坑冶铸钱司 5，6，8，9，19～24，27，31，32，38，40～43，50，58，264，279，367，371

提领会子所 693，738

提领诸路铸钱 22

铁钱 1，7，21，25，32～34，39，40，52～55，58，59，61～63，65～85，87～91，96，99～101，105～114，135，161，162，164，165，167，168，195，229，238～241，243～247，300～302，305～307，310，315，318～323，326，328，329，333，354，355，357，358，363，368，373，378，380，395，411，412，421，427，432～434，437，440～452，454，455，457～536，538～577，582～589，591，592，594～598，600，601，604，605，611，612，617，618，622，632，651，658，701～711，713，716，717，729，733～735，744，760，825～827，829，832，851，885～888，902，903，907，908，913，914，929～931，933，934

同安监 57，71～73，90，109，113，317，319，321，331，356，552，554～560，570

铜本 18，47，264，277～279，298，311，331，351，355

铜禁 97，98，115～122，124～133，135～141，143～148，151，152，167，175～178，193～195，207，212，214～218，226，227，275，313，331，431，939

铜钱 1，7，20，24，25，29，31，40，46～61，66～69，71，76～78，81～91，96，99，104，106～109，111～113，115，122，125，135，137，139～141，143，146～149，152～203，211～213，215，216，218～220，222，223，225～238，240，241，243～247，250，259，261，264，272，273，279，282，287，288，299～303，305，306，308～310，312，313，315～322，324，326，328～331，333，335，344，346，347，350，352～370，372～375，377，378，386～388，397，401～405，408～412，416，417，420～429，431，433，434，437，442，445～450，452，453，456～458，460～465，467～473，475～480，483，484，486，487，489，490，496～499，502～504，506～509，512～516，518～534，536～541，543～554，556，557，562，566，568～571，573～575，586，588，596，604，609，618，622，630～633，635，641，648，650～654，657～662，664～666，669，670，673，674，676，678～680，687，688，691，695～697，700，703，704，706，707，711，716，717，726，728，729，733，738，754，758，760，794～797，799，801，804～807，810，812，813，816，827，829，830，839，841，842，851，853，854，868，874，875，878～880，883～886，888，890，898～900，902，905，907，908，914，923～925，927～929，931～933，938～940

W

王安石 126～128，130，136，137，140，155，177，178，191，205，207，210，215，264，278，310，312，314，316，321，325，327，337，404，491，598，600，791，836，945

王迈 649，657，753，756，949

王禹偁 37，48，234，302，304，305，848，945

伪会 172，752，754～758

魏了翁 200，212，495，615，618，688，690，733，878，884，949

文彦博 512，513，596，598，945

吴潜 21，424，668，671，689，692，698，718，738，846，949

吴渊 10，21

X

项安世 714，715，719，949

销金 144，181，891～897

小平钱 84，85，87，95，107，114，159，184，232，233，235，236，242～244，314，315，321，323，329～331，333，335，336，338，339，344，346～348，350～353，357，358，361，362，372～374，402～404，412，428，454，455，481，482，729～731

信州 13，16，23，35，36，61，87，143，145，180，262，263，266～269，283～289，291，292，294，295，303，309，319，342，355，370，371，439，686，772，781，787，790，811，844，864

徐州 56，69，83，109，112，240，318，321，330，356，438，439，443

许申 281～284，309，310

Y

杨冠卿 650，948

杨万里 183，220，389，562，589，615，704，706，707，832，847，948

叶适 20，33，34，74～76，220～222，240，259，396，417，420，561～566，571，667，683，687，720，757，816，850，887，907，908，948

银锭 819，862～867，936

银铺 349，377，821，852，864，867～870

印板 622，713～715，718，740，748～750

永丰监 47，48，90，95，108，244，267，300，303，304，319，365，368，369

永平监 20，47，48，61，90，92，93，104，108，230，280，300，302～304，319，367，370～372，374，932

永通监 49～51，90，99，108，263，264，311，315，316，320，368，371，453

余靖 49，99，204，263，264，311，843，945

袁甫 401，649，669，690，694，710，738，746，756，949

袁说友 494，615，666，675，895，897，949

袁燮 97，144，180，181，186，219，250，377，568，569，656，661，680，681，755，949

Z

展省 256，257

张方平 127，130，155，156，177，178，191～193，205～207，218，407，473，474，508，510，511，545，945

张甲 283，284，286，290

张齐贤 7，35，47，230，267，303，305，307，402，841，891

张商英 42，121，343，348，350，455，606，775

张詠 844

折二钱 54～56，66～68，84，109，111，112，235，238～240，245，246，313～316，320～322，329～331，361，362，372，373，375，403，441，450～452，482，485，486，490，491，513，514，517～522，538，548，555，599，905

真德秀 211，392，397，419，420，422，568，668，671，683，720，883，949

纸局 699，728，746，747

中金 427，618，794，800，801，805，808，828，851，858～861，876，901，902，905，912

朱熹 186，188，254，378，418，423，470，474，567，656，711，741，752，882，943，947

铸本 60，235，239，362，366，370，477，480，481，483，490，522

铸钱院 49，60，61，70，71，86～89，96，97，106，112，138，346，352，354，355，358，368，370，371，454

紫磨金 858，861

足陌 230～232，235，247，251，252，254，256～258，409，419，446，543，727，882，884，887

后记

最近流行一句话：时间都到哪儿去了。我的理解，它是孔子叹逝川的翻版，都是感叹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对于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不知不觉中，已是年近七旬。早年的雄心抱负实现了多少？早年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多少？早年的人生规划又实现了多少？于是感叹：人生不得意往往十之八九。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是个功利主义者，一生都在孜孜以求。除了追求个人的完善之外，也追求为国家和社会建功立业，追求给他人多做些有益的事，追求给身边的人特别是亲人多做些有益的事。我从不喝酒，从不看球，从不下棋打牌，就是为此。但回首一看，成功者少，受挫者多。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人生毕竟没有虚度，似乎还是多少有些成就，其中之一就是写成了《两宋货币史》。我写《两宋货币史》，用了数年时间，这还不算长时间地搜集材料、学习相关理论及初稿完成后的修改。所以，盘算时间去哪了，这是我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的去处。

《两宋货币史》初版至今，十三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中，两宋货币史仍是我关注的领域，特别是我承担了《中华大典·经济典·货币金融分典》的编撰任务后，又继续了以前的研究，有了新的收获。回过头再重读此书时，就有了不少遗憾。此间也听到了不少同行的批评，更使我感到它的不完美。这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通知我准备再版此书，这就给了我一个修正错误、弥补遗憾的机会，给了一个完善自己作品的机会，我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当然，此事又要花费时间，我的一部分时间（有数月之多）又投到了这里，这是我情愿的，也很值得。

最近，我得到一个令我兴奋不已的消息：我写的好几种书，在网上都以高出定价的价格在售卖，其中《两宋财政史》因为出版时间早，现今的售价竟是原定价的三倍。我自己并不卖书，书的售价高低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此种现象令我兴奋，是因为它说明我的书对于学界有用，而且它的内在价值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如前所述，有益于社会，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我写的书能被众多的人认为是有价值的，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奖赏。我不认为自己有超人的天赋，不认为自己有超出常人的能力，但有一点我却是很自信的，那就是自己的真诚。我写《两宋货币史》，我这次修改此书，都是以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做的，都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劳动，都付出了作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时间。所以，我相信这部书的价值一定会在今后继续得到体现。

最后，我要感谢家人对我的一贯支持。感谢钱俊岭博士等在此次修订中做出的贡献，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宋月华、杨春花二同志为本书修订再版付出的大量劳动，这将使本书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

2016年2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宋货币史：全2册/汪圣铎著.-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8530-0

Ⅰ.①两… Ⅱ.①汪… Ⅲ.①货币史-中国-宋代 Ⅳ.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405号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两宋货币史（修订版）（上、下）

著者/汪圣铎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月华 杨春花

责任编辑/范明礼 李兴斌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63.25 字数：842千字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8530-0

定价/488.00元（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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