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5期
Author: 三联生活周刊
Date: 2016-04-03 02:37:58.399000+00:00

目录

生活在别处：尼泊尔
安纳普尔纳：一次不圆满的行走
山在山的又一边：尼泊尔游荡记
尼泊尔的10个宁静居所
加德满都谷地：灵修之人与灵修之所
焦虑时代：噪音从哪里来
走神时代：寻找平静的科学研究
纪慈恩：走出恐惧
认识自己，就有了力量往前走
沙特新王萨勒曼
诗人余秀华：苦痛中的歌唱
赴韩整形：“美丽”的迷失
李小文：院士与学者
亚洲杯的中国男足
4G时代的和用生活
欧元区QE登场
尚古吉金
插电混合，华晨宝马5年结晶
庞莱臣“虚斋”名画：藏家的趣味
安吉丽娜·朱莉的《坚不可摧》
交响乐团的另一种组成方式
伟大创意的诞生
“我行故我在”
伯恩哈德：憎恨面具的写作者
“新常态”下第四年
口服避孕药会增加脑瘤风险吗？
为什么把老虎养在动物园里
需要两条夏天的腿
“空海一体战”为何更名
环球要刊速览
读者来信
希腊左转：福兮，祸兮？
天下
理财与消费
好消息·坏消息
声音
火车上的荷尔蒙
青蛙小姐的江湖
六年前的包子
老太太来北京
好东西
漫画
小五

生活在别处：尼泊尔

一场风雪银装素裹了尼泊尔安纳普尔纳地区小环线沿途的森林，摔着跤踏着林中积雪下山是一件既危险又有趣的事情 □

安纳普尔纳：一次不圆满的行走

■ 陈晓

安纳普尔纳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海拔7000 米以上的雪峰就有7 座，是徒步旅行者的圣地

作为徒步路线的安纳普尔纳

暮色中，TAL安静地坐落在一弯山坳中。高耸直立的石壁从身后环抱着它，前面是一大片白色的沙地，再远处则是山谷中的一条河流。当我们从山的汪洋中一路跋涉，进入这个平坦的山谷，在白色沙地反衬的月光下，远远看到TAL静静安坐在山光月色里，高低错落的房舍像长短不一的桅杆，宛如天际识归舟。
TAL是尼泊尔山中的一个普通村落。2015年元月，我在安纳普尔纳山区徒步，TAL是进山后的第一站。我的计划是沿着安纳普尔纳山区的大环线绕行一周。环线共长240公里，但因为随着山势上上下下，曲折环复，也有的说法是总长300多公里。这原本是一条喜马拉雅山脉内山民们的贸易通道。据说在尼泊尔语里，安纳是“大”的意思，普尔纳则指“食物”，所以安纳普尔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大的食物通道。西藏的贸易商人们会从北边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安纳普尔纳山区中的Manang镇，带来盐、糖、粮食，换取尼泊尔山地中最负盛名的羊毛。Manang因此成为安纳普尔纳山区中最大的贸易中转站，尼泊尔商人从各地来到这里，赶着马队将食物运送到深山中如蛛网密布的村落里。
但这条朴实的食物之路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则是因为它丰富震撼的山景。安纳普尔纳山区可谓是一个山的博物馆。大环线像一条海拔抛物线，从700多米上升到5400米，之后再逐次下降，沿途陈列着不同的山景。TAL这里的山，虽然高度体积都蔚然可观，但还夹杂着大小不一的碎石和植物。再往上，穿过林木茂盛的山间森林，从被雨水冲刷得面目模糊的林间小路中探出头来，可以看到山体渐渐由碎石凝聚成巨大的山崖，崖体上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厚实盾牌，守护着山前平坦开阔谷地中的村庄。此后山越高，植被愈少，山崖越来越浑然一体，这是雪线以上的山景。
安纳普尔纳地区位于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山中段，高海拔的山脉高峰林立，光是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峰就有7座。从加德满都出发，去往徒步前站小城博卡拉，沿路能看到平坦的河谷内，绿色田野的外缘黛色青山层峦叠嶂，更远处则是白色雪山顶在青山凹陷的曲线间时隐时现。它们是尼泊尔最负盛名的标志，就像一枚糖果最诱惑人的外衣，将这个贫穷山国里的脏乱、破败和尘霾遮盖包裹起来。对博卡拉来说，雪山的意义更加明显。如果灰云密布，遮盖了山影，博卡拉就只是个颇有些庸俗的小城，街道不甚整洁，街边店铺里陈列着大同小异的旅游纪念品或者仿制户外用品。但如果天气晴朗，安纳普尔纳的三座连绵雪峰就漂浮在小城外缘的天空上，反射着太阳的光。有时候是金黄色，有时候是粉红色，大部分时候则是明亮的白色，像浮在小城上空的一个明朗干净的笑容，涤荡城市的廉价感。安纳普尔纳大环线的徒步者们就是从费瓦湖边这块光景变幻莫测的腹地出发，像攀登一级级巨大的台阶那样走入群山，一步步走进最具诱惑力的喜马拉雅山脉的白色外衣中。
但作为一名2015年进入这里的徒步者，我还有另外一种关于安纳普尔纳更简洁明了的说明。大概每个工业时代的徒步者行囊里都会有一纸行程计划，它就像一项记录工作进程的Excel表，或者是一个徒步流水线上的产品，环环相扣，精确地标注着每天在路上的行走距离和目的地。安纳普尔纳山区早已不是喜马拉雅山脉中的秘境，而是一片多年来被频繁进入的山地，大环线沿途的每一个村庄，每段村庄之间的距离都被千万徒步者的脚步标记过，就像被铆钉摁在地图上一样，拥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出发前，我对自己的行程已了如指掌：这是一段12天的行程，有11段徒步的距离，以及11个歇脚的目的地，最困难的那段会发生在第九天，因为有一段连续11个小时的下山路程，海拔直降1800米，这对膝盖是很大的考验。除此之外大部分天数的行走都是轻松安全的。路程的高潮是翻过一个海拔5416米的山口——Thorung Pass。它是这趟山行中最具标识性的一个地点——既是大环线中海拔最高点，又被称为是世界最大的山口，它集中了大部分徒步者对这条路线的正面幻想。在TAL村庄客栈的窗户上，到处可见尺寸不同但画面一致的招贴照：穿戴齐整的徒步者们像拴在一根绳上的蚱蜢，排成圆滚滚一列，踏着积雪，以庄严肃穆的姿态从平坦得像草场的山口列队走过。 冬天的安纳普尔纳山中非常寒冷，衣着单薄的当地人在生火取暖

为什么行走？

走路是一种最古老的身体运动，也是当下一项既算流行但也相当令人费解的运动——它既不是一项特殊的技能，也不指向一个明确的目的。仅仅是对地图上未到之地的好奇心，或者是对自然景色的渴望，有比行走更加便利合理的方式。为什么要来走这么一趟？这是我在安纳普尔纳山中也不时扪心自问，却一直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曾经写过一本《浪游之歌》来讲述人类行走的历史，对行走做了极尽诗意和浪漫的解读。在这本书里，行走是一种精神产品，类似一种艺术形式。就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音乐、图画、文字，每个时代也有自己的行走。它是最简单朴素的身体运动，但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史，“跟宗教、哲学、景观、都市政策、解剖学、寓言，乃至心碎都相关”。梭罗、卢梭、康德，和平朝圣者们都以行走的方式来完成自己要表达的精神。每一次社会运动或者有排山倒海的时代思潮产生前，都会以行走拉开序幕。丽贝卡·索尔尼自己也是一个狂热的行走爱好者，她首次涉足行走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反核运动。她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反核主义者聚集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核爆试验场附近，以行走的方式表示“核武器绝非书写世界历史的正当工具”。
即便是那些不足以载入史册的行走，一旦付诸书面，成为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也至少要有不同寻常的痛苦。比如《走出荒野》一书的作者独自上路，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徒步了近2000公里，因为她失去了母亲和婚姻。电影《朝圣之路》里那位悲痛的父亲，以从西班牙与法国交界的比利牛斯山山区为起点，徒步800多公里，走到圣地亚哥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因为他失去了儿子。这些不让人觉得荒谬或者费解的徒步故事，起点都建立在一次重大的失去，行走是对失去的寻找和抚慰。
但以上所有的说法对照我在安纳普尔纳的徒步，都不是诚实的解释。我很早以前就想——准确地说是一直梦想——好好花时间去把世界上那些所有经典徒步路线都走一遍。问我为什么想这样做也没法回答，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特殊或者明确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得体的、让听者足以恍然大悟地说“确实应该去走一走”的理由，仅仅是一种愿望罢了：背上最必要的生活用品，挺直腰杆，摆动双臂，甩开大步将群山或者田野一气划开。这样的场景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舒服快意，心理得到某种慰藉。
除此之外，如果还要说对行走有什么更深刻的感情或者领悟，那就是几年前在西藏冈仁波钦的一次转山。虽然全程只有57公里，体力不怎么强健的徒步者也只需要三天就可以完成，但因为全程在海拔5000米以上，所以当时感觉苦不堪言。但在围绕冈仁波钦的5000米山路上，我体会了一次完整的行走，从一开始是否能完成的自我怀疑，到途中因为体力极限而产生对人对己的愤怒，到最后从对身体的压榨中得出一点关于当地宗教的意识：西藏风土孕育的宗教，更多是个人对自己苦痛的担当和接受，而非怜悯。若不是通过双脚切实地感受到了西藏的山地，我想自己是无法理解到这点的。
有意思的是，这次行走并没有因为到达终点之后就结束。回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里，山地行走的记忆时时投射在现实生活中。每每遇到某件颇为吃力的事情时，我就会想起在冈仁波钦山路上的某个部分，或者是最后那段无始无终、痛苦不堪的18公里山路，或者是转山前忐忑不安、整晚失眠的夜晚，或者是清晨遥望卓玛拉山口时，惊惧却又不得不迈开双腿的心情。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行走是记忆的连接线，每次行走都是一个小剧场，有着情节与灾难。”一次完整的行走就像是对现实生活的浓缩，必会经历恐惧和痛苦，而它又会以一个完成的结尾来安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恐惧和痛苦。
至于在安纳普尔纳山中的行走，虽然说不出明确的原因，但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下决心要把行走愿望付诸实施的时刻，是201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四环路上的一个天桥上。天空一如既往地满腹心事，阴沉灰蒙，桥下是从早到晚都车头衔车尾的四环车流，让人分不出时辰光景。一个想法就这样很自然地出现了：“就从明年开始吧，一年走一条，把世界上10条经典徒步路线都走一遍。”

“经典线路”

在很多有关徒步的资料里，都煞有介事地写着“10大经典路线”，“20大史诗级探险步道”这类名头。笼统的排名固然不足为凭，不过但凡入围“经典”的徒步路线，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山里。比如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朝圣之路、美国最长的步道阿巴拉契亚山脉小道，或者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环勃朗峰线路，以及被称为“10大经典路线”之首的安纳普尔纳大环线。除了山景变幻重叠的美妙之外，山还代表着行走的一种重要精神——反抗。对以速度、效率将世界改造成平的现代工业文明来说，横陈的山脉总是对以标准化一统天下的阻碍。山是一种与现代性相反的地形，它代表着一种与现代性相对抗的封闭的力量。
安纳普尔纳大环线的形成，也曾是现代人反抗工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欧美国家登山运动风起云涌的黄金时代，这些山地徒步者们不仅走进欧美大陆的山里，还将“革命”输出到了世界上最浩瀚的群山喜马拉雅中。从上世纪60年代起，安纳普尔纳山区也迎来了纷至沓来的白皮肤嬉皮士们。这场精神解放运动的大本营就在博卡拉，徒步者们从这里走入更深的山中，将原本的乡民贸易古道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经由千万徒步者脚印的连接，大环线于1977年全线打通并促成尼泊尔政府当局对全世界开放。
但时至今日，安纳普尔纳山区几乎已经要被开除出反抗者的阵营。它在外观上呈现出的不是反抗，而是屈服。在“经典路线”的排行榜上，它通常会被贴上“最成熟路线”的标签。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廉价的行走超市。从加德满都到博卡拉，街边随处可见售卖仿制户外装备的门店，以及提供徒步服务的旅行社，它们将安纳普尔纳山区开发出了一条丰富的产品线。山区被切割成一个个明码标价的产品，有两三天的短途乡村游，也有一个星期左右小环线，还有近一个月的大环线，或者更接近雪山的珠峰大本营徒步。除了6～9月的雨季之外，其他月份都是最佳的徒步季节。春天看满山的杜鹃花，冬天的价签上则是最具诱惑力的连绵清晰的雪山。行走在这里如此唾手可得，徒步者根本无需付出多少的金钱和劳力，这里最庞大的旅游业从业人员就是徒步山路上的背夫。他们每天的酬劳还不到100块钱。
最代表它成熟度的就是沿途密集的乡村客栈。大环线沿线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会出现一些客栈的集合地，这些房子都已经放弃了传统民居的样式，是简洁（也可以说呆板）的两层U形或者L形木板楼，无一例外都刷上粉红、浅紫、明黄等各种俗艳的颜色，里面是一格一格积木一样方方正正的小房间，刚够贴墙摆得下两张像按摩床大小的铺位，上面铺着白床单，中间放一张长形窄桌。客栈提供的食物也大同小异，让人想起作家村上春树在横穿美国大陆时，对沿途千篇一律汽车旅馆的描述：“每晚所住的汽车旅馆，其无聊的完美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彼此之间在无个性这点上是那样相似，一来二去，哪个是哪个竟然几乎没了区别。如此日复一日，自己身上原本应有的什么好什么不好的价值基准就逐渐摇摆模糊起来。每当汽车旅馆这个图像浮上脑海，思维能力就差不多同时蒙上一层乳白色雾霭似的东西，我们被吞入状如特长管道的‘持续性’之中。在那里，时间如金太郎饴糖一般流移，前后区别无从察觉。昨天与明天的边界无从分辨，日常与非日常的不同无从知晓，感动与不感动的分野无从判定。那里存在的，仅是电视与床与浴室之类的符号而已，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电视与床与浴室，如此循环不止，无休无止，人心任其慢慢蚕食。”将村上春树所描述的景象，转换到我经历的安纳普尔纳环线的客栈上来，可以说成是床与热柠檬蔬菜煎蛋混合炒饭油炸面饼，循环不止，无休无止。 途经Titang 村时，记者遇到两个小女孩正在跳绳
总之，因为与现代文明嫁接造就的规律和同质，这条经典线路已经在观念上失去了精神深度。若是以商业社会的标准评判，它就更得不到尊重了。尼泊尔是一个贫穷的山国，工业发展水平大概处在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我们在安纳普尔纳山中的一家乡村博物馆里看到一张客源统计表，传统的欧美客人在逐年减少，这两年来山里徒步的游客更多来自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如果按照资本的评价标准，这可不是个好的结果，说明它是徒步市场上的低端产品。在路上碰到的一位韩国徒步者就用颇有些不屑的腔调评价，之所以很多游客选择来这里，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名利双收的地方——既物价便宜，容易支付，又有着喜马拉雅山脉的神秘美名，足以满足人对未知世界的虚荣心。

山的暴力

“快来看快来看，山上的雪垮下来了。”Eagle Eye客栈的女主人尖声叫起来，一群人像鹌鹑一样挤到厨房窗口前。对面山顶的雪像一条白色的瀑布，流到半山腰，沿路的树木应势而倒。窗外狂风呼啸，吞没了雪流的声响。整个雪崩像一场默剧，短暂且缺乏冲击力。大家叹口气，从窗前明亮的寒冷中又缩回黑糊糊的厨房炉灶前。这是整个客栈里唯一让人觉得温暖的地方。因为大风雪，这里已经几天没有电，没有任何信号。狂风一刻不停，村庄像被装进一个呜呜转动不停的鼓风机，单层板壁的房间内寒气袭人。
这是我们进入安纳普尔纳山区后的第五天。两天前，我们就到了这个叫Chame的村庄。它是一个坐落在狭窄山谷中的村子，海拔接近2800米——这是冰雪常年不化的海拔底线。如果从博卡拉坐车进山，Chame是吉普车的终点站。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才算是彻底进入山的世界。Chame是整个Manang地区最大的驿站，有电、有全球通的手机信号，还有Wi-Fi、坐式抽水马桶、带淋浴喷头的热水器，但外观上却没有“最大”的气派。客栈仍然是沿途看过来的样式和颜色，道路、树木、路边小卖部的货架，都是灰蒙蒙的，带着冬天山里的萧条冷清。
按我们的计划，在Chame只停留一晚。但到Chame这天中午，从早上一直阴沉沉的飘起稀疏细小的雪花。一开始心里还盼着雪下得更有劲一点，给沿途无聊的村庄增加一点趣味和格调。半夜风和雪都大起来，早上看到白雪已经覆盖了整个村子，所有灰蒙蒙的景物都被银装素裹起来，村庄倒是好看了很多。但大风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呼啸着穿过山谷，让纯白的景象里多了些戾气。雪才刚下一天，穿过村庄的那条河流水量就明显变小了。导游Dam说那是因为更高的山里已经发生山体垮塌，形成堰塞湖，阻挡了向下的水流。
对安纳普尔纳山区来说，这场风雪是一个意外。已经连续有5年山里的1月没有下雪了。不过雪一旦下起来，就意味着不知道期限的等待，所有在路上的计划都必须搁置下来，等待风雪结束。坏天气会以各种形式和山体形成危险的共谋，泥石流、山体垮塌、大树倾倒……最频繁发生的危险来自雪崩。越往上走，山就越陡峭笔直，积雪挂不了多厚就会垮下来。下雪的第二天就看到村庄外围的黑色山体上，有一道道积雪垮塌的痕迹。Eagle Eye的店主说，他有一年去山里进货，被风雪阻挡在某一间小客栈里，等了整整两个星期。
可是留在村子里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所有现代文明的东西被风雪一件件抽空，最先是停电，Wi-Fi信号随之没有，然后热水器也用不了。坏天气将寒冷、阴暗一点点填满村庄，我们只能坐在黑糊糊的餐厅长桌前，借着窗户反射的雪色微光，围在时断时续的火炉边取暖。同样被困在客栈的还有两名韩国徒步者，他们每天在昏暗的房间里像喝水一样喝着安纳普尔纳当地酿制的米酒，当白色塑料酒桶快见底时，就拖着长腔长调沮丧地唱起韩国传统歌谣。
在被风雪阻挡的第三天，我们试着穿戴所有的装备，套上雨衣，顶着呼号的风雪，强行往山里走了一次。刚到村口，迎面看见一队人抬着担架从山路拐弯处走过来，担架上躺着一具小小的躯体，被捆扎在颜色暗红的毯子里，瘦弱得几乎看不出来。这是当地的高山救援队从抢险现场回来。山里发生了雪崩，压垮了当地人的房子，造成一死一伤。担架上的女人就是那位伤者——我们后来去村里医院，看到警察已经在填写她的死亡登记书。
救援队的头儿是个身材矮壮、面容线条坚硬的老人，他扯着嗓子像与风雪抗衡一样，冲我们大声吼叫了一番。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也能大概明白他说的意思：这么大的风雪还往山上走，不要命了吗？通往山里的路就在他身后的拐角处，雨雪在空中斜斜划出风的形状，宛如一张网封住了路的入口。风雨飘摇中看不见的山里世界既让人觉得忐忑不安，又充满了奇怪的诱惑力。正犹豫往什么方向走时，山口一棵大树在风雪中摇晃起来，人群开始惊惶地闪躲。巨大的风声呼应着林木摇摆的声音，村庄里此时又传来了奇怪凄凉的狗叫，加上担架上被包裹得看不到面孔的躯体，所有场景都充满不祥之兆，我们默默转身退回了村子。远远的，Eagle Eye的男主人在客栈楼梯口大笑着喊叫：“欢迎回来。” 安纳普尔纳山区的Chame 村被风雪笼罩

作为山的安纳普尔纳

就这样再次回到了阴暗冰冷的乡村客栈，回到了热柠檬和混合炒饭蔬菜煎蛋油炸面饼的循环里。我们被风雪阻拦在了Chame三天，出发前那张一环扣一环、看上去合理紧凑的行程计划表已成废纸——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计划中的行走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熟路线’。”我愤愤不平地想。来之前看了为数不少的关于安纳普尔纳徒步的文字，孤独星球、旅行指南、各式各样的行走攻略，哪里都没有写到会被风雪逼得寸步难行，遭遇死亡的可能性更是只字未提。甚至在Eagle Eye客栈张贴的环线徒步地图上，还是赫然写着：除开6～9月的雨季外，其他月份都非常适合徒步，冬季亦是行走的最佳季节。
后来才知道，就在两个多月之前，安纳普尔纳大环线上就发生过一次雪灾，伤亡惨重。据报道39人死亡，175人受伤，还有数十人失踪。暴雪发生的时间是在2014年10月——通常这个时候阳光充足，气候干燥，温度适宜，因此被认为是安纳普尔纳徒步的黄金季节。每年此时，山路上的徒步者们摩肩接踵。但就在这个被定义为“最安全适合”的季节，一场来源于印度洋孟加拉湾上生成的台风，进入印度大陆后减弱为低气压气流，在消散前转向了尼泊尔，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高海拔地带造成暴雪。海拔最高的Thorung La山口附近，最深处的积雪高达1.8米，死伤灾害大多发生在这一带。暴雪在山中引发了几处雪崩，但是多数报道的死亡案例却不是由于雪崩，而是因为低温被冻死的。暴雪发生两天以后，滞留山顶的一位以色列游客托一位下山的向导带信给以色列大使馆求救后，安纳普尔纳大环线上的雪灾才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但或许因为死亡者中过半数是尼泊尔人——那些衣着单薄的当地向导和背夫——这则新闻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我在行走前的资料准备时也根本没去注意它。
我开始觉得，安纳普尔纳的徒步与安纳普尔纳山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那些关于海拔、距离的精确数据，自信确凿的行走计划，不过是徒步者们日积月累堆积出来的“成熟的”成见，包含着外来者对这里理所当然的想象和轻视。真正的山并不是由那些看似精确的数据构成的，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徒步者或多或少会遭到惩罚。 山区的背夫有在冰天雪地中负重稳定行走的惊人能力
可海拔2800米以上的山中隐藏着巨大的暴力，这一事实是很多徒步者既不了解，也不屑知道的。如果碰巧听到看到了，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山里人应该承受的生活，与徒步者无关。回到客栈后，当提起刚刚在村口看到有人死于雪崩时，两位韩国徒步者都悚然一惊，露出要好好打探一番的表情，但听到死者是当地人而非徒步者后，立刻松了一口气，这起死亡的话题就这么结束了。
可深山非常强硬地做出了自己的提醒：即便奶茶只要半美元一杯，即便自来水管已经贯穿了山脉的身体，即便树林中已经夹杂了电线杆，即便山道两边到处是农家乐一样样式简陋、色彩俗艳的客栈，那不过都是人类加诸自然的微小摆设而已。一旦大风一起，深山可以瞬间收回所有的空间，关闭深入它的大门。
被困在Chame的第三天，半夜去阳台看了看天色。雪暂时停了，但风声依然强烈。洁白的晚云被大风掀起，堆积在两面山崖之间，好像一座积雪的山顶。云层空隙处的天幕上，居然显出一轮圆月，山深夜永，清辉满天，让人忍不住幻想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可夜色中，山的威压感一点没有减弱。抬头望去，山高升至无垠，像一个正在勃勃生长的、无比壮实的生命体，稳稳沉默而又挑衅性地冲着我们，似乎在表达一个坚不可摧的事实——来到2800米以上，就是一个真正的山的世界。决定规则的，不是作为徒步路线的安纳普尔纳，而是作为山的安纳普尔纳。狂风突起后，深山展示出的暴力性，既让人恐慌烦躁，却又因人类无法予取予求的挫败感而对山生出一些敬意来。

背包

两天后，我们从Chame回到了博卡拉。就在看到那轮明月，便对天气心存幻想的隔日早上，依然大雪漫天，无法前行，我们的时间只够退回到3000米以下的山里，完成安纳普尔纳小环线的徒步。
如果还是以一个徒步者的视角，小环线是安纳普尔纳山地行走超市里最低端的产品，途经的区域大多在3000米海拔以下，速度快的徒步者只需要三天就能完成。它就像是堆在超市收银台的口香糖、巧克力条一样，是大宗购物后的捎带品——很多徒步者会在完成大环线的过程中，顺便走完这段距离。沿途景物是非常标准的尼泊尔低地田园风光——层层叠叠的梯田，五颜六色错落安置在山谷中的村庄，山路也更加整洁，大部分是铺设齐整的石板路。绿色田园的外缘，安纳普尔纳的三座雪峰清晰可见。可行走在这样平和优美的风景中，我们身上仍然带着深山暴力的阴影，心里充满了像半途而废的远征军一样的挫败感——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行走，就被挡在了深山之外。为了减轻这种挫败感，我决定做另一件自己在以往的徒步经历中没有做过的事情——背上自己的背包。 负重走在山路上是安纳普尔纳山民们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徒步者通常也被称为“背包客”。如果说徒步被赋予了相当多的精神意义，背包大概就是个最具象的象征。美国女作家谢莉尔在走入太平洋步道，开始为期近半年的长距离徒步时，特意对背包带来的精神鼓励做了这样的描述：“背包因为塞满物品而臃肿起来，胖胖的挺招人爱，却又有种独立自主的威严，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生机。有了它相伴，我感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如果想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徒步者，通常观察一下他的背包就能知道个大概。一个徒步新人的背包通常会比一个徒步老手的背包更大更重，更有形式上的庄严感，也更充满了无用的东西。多出来的部分，大概就代表着一个新手对行走的恐惧。我还记得自己在冈仁波钦转山前，对能否完成行程的恐惧。“我能转完神山吗？”这个小马过河式的问题，从到拉萨开始，我就问遍了所有听过神山的人。直到最后决定要跟随一个印度进香团体验这趟宗教之旅，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想到接下来三天时间，要置身于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当中，在一个从未到过的海拔高度，做一次生平最长距离的行走，孤独感与57公里长度和5723米海拔，共同恐吓压迫着我，以至于出发前一夜彻夜未眠。减轻恐惧感的一个做法就是不计重量地往背包里塞食物和衣服，以至于最后我用双手都拉扯不动它。
进入安纳普尔纳山区时，我对行走本身的恐惧依然存在——自己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星期的行走经历。解决之道依然是往背包里填充各种东西以增加安全感：一大口袋方便面，一个笨重的用来盛热水的铁水壶，用来烧热水的炉子和气罐，还有三双鞋子，若干双袜子……
可讽刺的是，我对自己的背包却根本不了解——不知道背包上那些长长短短带子的用处是什么，不会把睡袋和手杖绑扎在一起，当然更不会把它贴合身体地背到自己身上——所有因为安全感而增加的重量，我都打算留给了背夫，自己只背上一个逛街似的小背包，把这次徒步打扮成漫不经心的长距离散步。
或许是因为大环线的挫败感，或许是希望能为行走中增加一点更有质量的东西，进入小环线前，我第一次审视了自己的背包，将铁水壶、气罐，还有一大袋食物清理出去，整理出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背包——我行走中所必须携带的都装在这个背囊里，能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仅只这一件。
此后在小环线的行走，背包一直在我肩上。走到2800米的村庄时，风雪又如约而至。和在Chame时一样，雪从中午开始越下越大，到傍晚时积雪已经没过脚踝。第二天下山时从雪地上一路摸爬滚打下来，摔跤无数，但却一直没有再把背包推给背夫。因为背起行囊之时确实有一种自由的感觉。那是挣脱自己原有立场的自由，挣脱经年累月形成的自我设定的自由——我曾以为自己绝不可能背起十几公斤的背包行走。这种自由感包含在我肩头背囊的重量之中，它可以稍稍抵消我因为从大环线山中撤退下来的沮丧。 安纳普尔纳山区小环线上的村庄都非常秀美，富于人间气息

关于宁静

这大概就是2015年元月我在安纳普尔纳山中的经历——我没能“按计划”完成大环线，没能庄严骄傲地翻过5416米的Thorung Pass。除了从Chame撤退时的沮丧和愤怒，这次行走没有其他足以使人的内心发生激烈摇晃的重大事件。但从行走中发现点什么，或者行走一定应该找到点什么——从写一篇文章，将行走付诸书面的角度来说，这似乎是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在出发前，我的行走就被赋予了这样一个任务——在过程中体会宁静。
可宁静是什么？是一无所思，还是更深度、更确定的思考？是万籁俱寂，还是空谷回音？喜悦、悲凉、平静……到底哪一种情绪才属于真正的宁静？美国作家彼得·马修森在尼泊尔山区完成了一次长途行走后，写了《雪豹》这本颇具禅思的书。书中描述的一个场景，倒是我觉得对行走中宁静的一种具象描述。他们在路途中经过了一个危险至极的悬岩，岩壁连最小最小的扶手点都没有，是环着湖边上空百余尺的一个风暴断崖延伸。彼得·马修森双手双膝着地爬行，“好像爬了一辈子，才走到一个稍宽的地方”。这样的路段对负有重荷的背夫来说，更是相当严峻的生死考验。原本一路谈笑嬉戏的他们，到了那危险的断崖尖岬，突然住了口。“就像鸟儿被老鹰的影子吓得噤声，或者树蛙停止了鸣叫，在寂静中留下一股更逼人的寂静。然后九个身影一个一个侧绕过岩石，在庞大的担子下疑幻似真，而担子每一秒都可能撞到岩壁，把他们推下悬崖。他们眼睛直盯着前方，往前走过来，稳得像蚂蚁，定得像蚂蚁，却又像轻功滑行，宛如精神入了定，自然而然凌空飞掠过地面。他们额上套着拖绳，弯腰驼背，手指张开求平衡，左边轻触岩壁，右边抚着北风，指尖轻轻碰到我的小腿，但他们全神贯注，好像分不出冷冷的岩面和暖暖的牛仔裤有什么差别。静默，无知觉，呆滞的眼神发出钝钝的光，九个身影穿着羊毛靴和束带长衫一一掠过，在清爽的空气中留下一股油垢和火烟味儿。最难走的一截过去后，叫嚣闲扯又恢复了，说不定就像失神片刻醒来，从刚才中断的地方重新谈起。”
彼得·马修森看到的宁静，是在由于涉险导致的精神高度集中下产生的，这说明通往宁静的一条通道是心无旁骛——专注的喜悦、专注的悲凉、专注的平静，或许都能获得片刻安宁。遗憾我的行程里没有这样可以让人高度凝神，以致寂静的路段。所以我还是只能承认自己根本不了解宁静，更不用说接近它，通往宁静之路比想象的要漫长得多。我只是在安纳普尔纳山中做了一次不圆满的行走，在此过程中受到了一些挫败，并去除了一点有关这个廉价山地的偏见，换上了我可以负担的10公斤背包，这些或许都将成为自己下一次进入真正行走的精神准备，仅此而已。 □

山在山的又一边：尼泊尔游荡记

■ 尼佬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寺庙之城”的称谓。图中是在帕斯帕提纳神庙内修行的苦行僧
在进入尼泊尔之前，我已经在印度盘旋了三个月。
一直在喜马拉雅地区，从西边的拉达克，到东边的大吉岭。从秋天走到冬天，上了山，在层层霭霭的薄雾罩了两天之后，我终于看见熟悉的高原阳光，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远远近近地在北方耸立着，并没有传说中的澄净。恍惚间以为，如缺乏修复的胶片颗粒一样的天空，冒出的雪山，是华北天空上的海市蜃楼。
我没有走路，却搭山地小火车和汽车走访了古宋和卡林蓬两个小镇，一样的山地之美，一样的和熙共处，还有一样的到处看见Gorkhaland 被写到很多小店的招牌上，常见程度的频密，远远超过加尔各答街头，印度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标志。
这委实让我好奇，一问，原来这是廓尔克人在表达自我呢。
整个大吉岭山区，也就区区1万多平方公里，当180年前，英属印度政府从锡金国王的手里取得这块土地时，一年给予锡金国王的补贴，仅仅6000卢比——这并不是说锡金王亏了，那时这里的财税产出，还远远不及6000卢比呢。
英国人晓得平地上的孟加拉人完全不擅高山事务，原住民雷布查人人少势弱，于是，英国人在南亚最威武的战士廓尔克人出场了，成群结队地，他们从尼泊尔迁移到了这个注定要名闻天下的喜马拉雅南麓小山村，开始了山镇的垦殖，亦从追山抢炮的武夫中，竟然培育出了后世精心细意的茶农，中国茶的种子，在这里繁殖，影响了西方，亦影响了整个次大陆人民的每日生活——没人离得开那泛着豆蔻香的印度奶茶了。
上个世纪的纷纷乱乱，让更多喜马拉雅南北的族群亦向大吉岭迁徙，西藏人、锡金人、尼泊尔人、不丹人，甚至平原上那些说着“印度斯坦语”的高鼻子人，亦顺着从西里古里开出的喜马拉雅高山小火车，来到已然是避暑胜地的茶乡讨生活。时至今日，大吉岭已经成了全印度最多元化面孔的地区之一，高山脸和平地脸、蒙古脸和印欧脸，错错落落，或又你中有我。
从面孔很难看出喜马拉雅诸族的差别，只是由于锡金人、不丹人与藏人在宗教和体质的亲近相似，使得藏族脸仿佛成了此地的第二大脸。不过藏人多有外来者的疏离，更何况廓尔克人算是“先住民”，声势夺人。上世纪70年代锡金并入印度后，印度政府多有怀柔优待姿态，这着实令廓尔克人心有不满——为这个新的伟大国家奉献了那么多，难道不应该让我们成为一个自治的新邦吗？
这真不是请客吃饭，不要忘记，英属印度军队最后一任总司令山姆·曼尼克肖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有人说他不怕死，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廓尔克人。”廓尔克战士是次大陆最有声誉的职业战士，他们远征欧洲与南洋，至今还被印度放在雅鲁藏布江附近的中印边界。西孟加拉又是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胜地，游击队那是小意思。于是，廓尔克人自80年代起，频频集会，推出不同的政治联盟与代表，激进之处，不时有人提出脱离印度之意。尤其最近的2008年，闹得让德里惊心，2011年又来了一次妥协，以及设立新邦的可能口头之意。
这么精彩的廓尔克人，让我更期待尼泊尔了。

重遇廓尔克

离开大吉岭后，我最终没有从印度进入尼泊尔，而是回国，等待下一个夏秋相交的季节，再去尼泊尔。
这次是从西藏出境，樟木口岸像是从天而降的滑梯，浩浩荡荡地，把我们从一小时以前的雪域，迅速地梭到茂密阔叶间的山溪深处。于是8个月后，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廓尔克士兵，英俊而健壮，像所有电影里的正面士兵一样，潇洒地朝我挥手，祝我在尼泊尔的旅途愉快。
掮客们已在叫：柯达丽，柯达丽，Kodari。
樟木山下那个尼泊尔山村是这样的名字，像是宝莱坞电影里来自边远农村的女二号。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直到返回西藏时，才在车站听到掮客们的呼喊。每天，这里有两班巴士开到首都，一路摇晃闯于坑和碎石上，像坠在埋伏网上的野兽，对那些以为自己已经握着森林的猎人们轻蔑、不屑，偶尔调戏。
我搭乘了11点45分的第二班巴士。呼转的怨曲和热闹敲打的哀歌，一路不厌其烦地播放着，亦不厌其烦地被查岗的哨兵，上上下下的学生、阿飞、中年妇人，甚至全白衣裤的绅士搭车下车而按下暂停键，偶尔行到山溪边停下，男人们纷纷大摇大摆地走到路边解决排泄，依着顺山而下的泉水洗洗手，甩干，漫不经心地挑选路边妇人削好的黄瓜。我如法炮制，黄瓜像是浸过冰雪，凉爽而脆硬，抹上的椒盐有一股奇怪的油香。
过了半晌，我才想起，原来这奇怪的油香，便是玛萨拉味，次大陆最常见的香味类型，奶茶以此命名，咖喱中此味型最为广泛，甚至，冰淇淋也能有此口味。
嗅着玛萨拉的味，我一路到了加德满都。
这城市的神坛是精美。我曾在克什米尔见过尼泊尔式屋檐的清真寺，在拉达克遭遇了尼泊尔木匠和铜匠艺人后代的村落，他们在那个遥远的西方已经生活了几百年。而来到真正的尼泊尔，在永远嘈杂的加德满都，才发现这些完整木建筑成群结队地出现，才有烟火永垂的安稳气，即使我刚刚到来第二天就连续发生了三天罢工也是如此。神性的印度和西藏都发生了巨变，总是在罢工和斗争的尼泊尔，却牢牢地与这些仿佛不朽的檀板永远相伴，像是踩在巨大的时间漩涡，有一种无可奈何、楚楚可怜的永垂不朽。 布恩山徒步中路过一所山上的学校，孩子们正在认真做作业

走在那加阔特的山脊上

四处游晃了一个月后（我不敢说是环游尼泊尔，事实上，绝大部分游人的行踪只是在尼泊尔中部的一小块地方），我又回到了加德满都。已是中国国庆黄金周过去，加德满都泰米尔区滚滚人潮依旧，只是中国面孔渐次由西洋面孔取代。毕竟，尼泊尔的黄金月还是10月和11月，只有在这时，你才能看到没有一丝云彩和烟霾遮蔽的喜马拉雅。
我在泰米尔街上抓到了灰子，一个在从樟木出境时遇见的河南少年。说动了让他跟我去谷地北边的山脊走一走。我们在市中心搭乘巴士到达巴德岗，在这座已经太多人赞誉的城镇歇了一晚。巴德岗比起已经充斥了太多丽江式中国女嬉皮的泰米尔，又有更自在和迷人的气度。4点半到天黑是最好的时光，我们在遥远年代的神庙高台上看夕阳打过屋檐，躁动的青年和恋人坐在戏台上随着日光渐渐消隐。当暗黑来临，牛肉蒸饺的香味和灯光成了唯一吸引的所在，拎着两包蒸饺踩着石板路，晃晃荡荡回到旅店。
“馍馍”是喜马拉雅南麓地区最著名的食物，从拉达克到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都被认为是当地的“国民食物”，也被公认是“藏族美食”，很显然，它是经藏地传往喜马拉雅地区的汉地食物。在尼泊尔，它的标准形制是蒸饺。但在靠近锡金的葛伦堡，我在当地最好的餐厅吃到的馍馍却让我大吃一惊——姑娘端上来四个大包子，而且还是鲜猪肉馅的，这在次大陆非常罕见，原来，馍馍的指代对象，可以是所有的中式有馅面食吧。
在巴德岗度过一夜后，我们在清晨搭乘巴士到那加阔特（Nagarkot），小公共车满满当当的人，依然有人站在车顶，一路有人上上下下，一个小时就抵达了那加阔特。
车在村口停下，我在村口又吃了一碟牛肉馍馍，但实际上，这个小山村那些迷人景观的旅店还更在山中最远处。我们背着行李，从山腰一直穿越到山顶，在一家有着180度喜马拉雅山雪峰景观的旅店住了下来。在那个停电的夜晚，老板娘的小女儿就着黯淡的烛光扑在桌上写作业，窗外松林有风，清淡又凛冽，都好像根本不在意我们嘴边的腥膻。
隔壁邻居送了貌不惊人的不丹“生态”苹果给我们吃。不免一起围桌夜谈，叫了啤酒后，山中再次停电，只能就着烛光和月光下酒。谈起尼泊尔和不丹的徒步差异，我们一致同意：不丹的高门槛服务最具近代殖民地情趣，是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营销范例;尼泊尔则是全球贸易中被迫以低价保持竞争力，由无数有丰富资源的供应商互相竞争。
同样依靠喜马拉雅，不丹徒步就像它的旅行一样，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它更少为人熟悉却也更为舒适——这个国家的山区没有她的邻国尼泊尔那样的食宿茶屋，然而服务周到尽职的旅行社会为你安排好随行的一切，包括在4200米海拔的野外营地为你烹饪出大餐的职业厨师，以及像是中世纪风格的，却非常有帮助的马帮随行。
这种殖民地情趣总能让人想起奈保尔，甚至福斯特写的次大陆。福斯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那部小说里，为了高雅的两位英格兰女士的一次山洞探秘，人们出动了厨子、打扇子的、驯象师和大象，一个村庄的围观者。30多年后，奈保尔去克什米尔高山上朝神（也是去看个洞），马帮规模的可观甚至还需要一个主管——尽管他不过是个有印度脸孔的文人，好歹也是英国来的。
奈保尔在克什米尔的时候，已经愤怒地大骂了那帮奇怪的、到第三世界骗吃骗喝的“美国人”，确切地说，这些年轻美国人是嬉皮士路线的背包客的先驱。在被奈保尔这个印度脸英国绅士骂过以后，这些嬉皮士和尼泊尔本土有头脑的小商人们合流，1964年，加德满都客栈（Kathmandu Guest House）建立成为泰米尔走向全球性的背包客区的标志性事件，几十年来，这家旅馆仍然是全世界健行者到尼泊尔报道的路标。
醉意中入睡，第二天清晨果然大运，自5点起云雾已蒸腾至散开，全景的喜马拉雅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8点雾起时，我和灰子开始了到杜力克的20公里乡间徒步。这条半日路线要翻越三个山头，接近一半的时间能看见雪山。一路走去，放牧的人、放学孩子和匆匆的村民皆含笑告诉路的方向。爬到第二座山顶的时候，遇见了Tanchok村的大水池，我当然毫不客气地湿身清凉，然后左转进入山脊中最高的小路。这条梯田陡坡上的小径是我们这一路所见最美妙的部分，也是我对尼泊尔最后的回忆。远远的雪峰、翠谷、河流尽入眼帘。番薯地旁的木屋起了炊烟，次大陆的怨曲适时飘荡，喜马拉雅越来越近，村里人的脸越来越蒙古。翻越了第三座垭口，下到残破的中尼公路，继续拦上摇摇晃晃的中巴，四个小时后回到了柯达丽，过了两道关，便又是两小时时差外的樟木了。

最南方的夏尔巴

纽约有2000多夏尔巴人，Tehzi的爸爸没有这么洋气，他在阿联酋开大车，跟那些印度喀拉拉邦或者古吉拉特邦去的劳工混在一起，阿拉伯人看他们没什么区别。
“当然是有区别的，”Tehzi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看，我们都是蒙古脸。”很显然，他把我视为同类，而把平地上讲印地语的人分开。 巴德岗小镇上，当地居民正在举行祭祀仪式
他只有15岁，英俊，戴着“Playboy”字样的耳环，喜欢跟客人聊天，但还是有一点羞涩，英文对得起一个尼泊尔中学生的水准。我和他相遇在Damang的客栈里，客栈的主人是他奶奶，丹珠阿姨。她与儿女的三栋大房子垄断了这个小村的客栈生意，整个村庄也仅仅五间旅店，稍微高级一点儿的那一间还处在遥远的山腰处。
只要你身处喜马拉雅的范围，就无法避免遇见夏尔巴。从北麓的西藏，到南边自西向东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他们主宰着这条山脉的进出，有了他们才算是拥有了通行证。
然而万事总有意外，去年秋天，我去到印度北阿肯纳邦恒河支流发源地的雪山南麓柯达纳特（Kedarnath），想看看传说中湿婆修行瑜伽所在的冰湖，一路却只碰见不足20个朝圣者，山崩地裂，神庙旁雪山下的客栈有如劫后废墟。原来去年夏天山洪崩发，有如喜马拉雅雪地的海啸，冰、土和石淹没了数千名朝圣者，也导致我本来以为的10小时徒步，变成了直至深夜的14小时拉练，而那些夏季便从尼泊尔来此帮助印度名流登上雪线的夏尔巴人，也已不见踪影。
如果你对藏地略通一二，就会知道这“巴”字乃是人的意思。夏尔巴，即东方来的人。他们几百年前从江山纵横的雪域康地而来，穿越喜马拉雅，从此成了人们所知的6000米海拔以上的主人。不过十几万人的小族群，却是尼泊尔最著名的群体。
丹珠家也是村里唯一的夏尔巴人家庭。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从北部搬来Damang，这里属于尼泊尔的中部，加德满都谷地的南方，再翻山往南，就是阔远的次大陆平原了。夏尔巴人信佛，但佛祖的脸既不像谷地里的纽瓦丽人脸，更不像喜马拉雅脸，他的卷毛和鼻子，当然是属于恒河的。
我来这个村庄的原因，是听说这里是全尼泊尔观看喜马拉雅山景视角最宽广的地方。这倒是真的。村中有一个突兀的、堪比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的六层房屋的观景塔，凌晨6点开放，便宜是极便宜，不过50卢比而已。管理人在塔下呼呼生火煮茶。登高，倚在栏杆上，270度的喜马拉雅山的身体在微薄的雾气中，只有雪顶的轮廓层层，仿佛平白无故，断了根基。
坐在观景上的茶座，我要了一杯玛萨拉茶，又要一杯速溶咖啡，算是暖和起来，这里毕竟是在2000多米海拔的山脊上。从北望的喜马拉雅转回头，看到那条连接南北的劣质公路上，Tehzi穿着背心短裤，和一群同龄的男孩正在长跑，全部都黑红纤瘦，有一种少年未成的健美，对金色晨光下的180度雪峰绿谷，只熟视无睹哗啦啦笑闹过。
尼泊尔的喜马拉雅登山运动让夏尔巴人成为世界知名的民族，也正是雪地向导的职业能与西方人士亲密接触，才有了纽约这个尼泊尔之外，第一大的夏尔巴人社区。Tehzi的祖宗搬迁到了加德满都谷地南边的Daman，也就放弃了高山户外向导的发展路径。他的父亲和姑父都在中东打工，这是一般不满于尼泊尔停滞经济的中青年劳动力通常的优选，也是他们能盖起两大栋房屋的根本。其他选择的话，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不错，至于印度，那的确是比尼泊尔机会多，可是苦力也多如无涯苦海。
我在那里待了两天，来回只有四个游客，丹珠阿姨的留言本甚至没有中文。隔壁的美国人麦可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月，常常在下午躺在屋背后的草地上吹风，他腿不好，一瘸一瘸，大概在热闹的博卡拉也是没人理睬，但在这寂静的荒岭，才有得自在。我问他这里好吗，他说，即使在这样的季风季节（9月），腾云驾雾外的喜马拉雅，也是随时可以看到的。
Daman的海拔是2300米，跟喜马拉雅山脚下那些说着藏缅语族的村庄相差不大，但差别在于，那里的2300百米是谷底，而这里的2300米是最高处，稍微一翻，就能坠入无穷湿热的次大陆平原。
这大概是丹珠阿姨家选择的最后极限，实际上，沿公路往加德满都方向稍微下坡五六百米的海拔，也有不错的观景台和客栈，但是几乎没有外国游人会选择那里，原因是蚊子——夏尔巴人住的地方是绝没有这种讨厌的生物的。大概是因为地处南北公路干线，这里还设置了一座农业研究用的高山花园，据说在二三月尤为灿烂。
从丹珠家的客栈往南走大约200米，即可到最高点的垭口。也有小路，我从经幡指示处走进去，高高低低，满山松柏，浑然不觉地处亚热带，爬山约25分钟，到达一座只有一个喇嘛和一条狗的贡布（藏寺），进去坐听谈经，结识了三个从加德满都来的喇嘛，他们说佛陀饮过这里的泉水，从逻辑上来讲，这里离兰毗尼颇近，倒也有可能不是附会，于是跟他们前去探泉，看他们在泉水下拜饮，肃穆后有欢乐。忍不住问他们是藏人还是尼泊尔人，三个人都说是尼泊尔人，那个最笑面的卷发黑脸，眉眼像我在金奈国家博物馆看到的早期南印度佛像。
Tehzi也跟我说过他是佛教徒，可是我一抬头，即看见他家客厅侧墙贴的象神像。这到底是尼泊尔，政治正确的做法是佛印共处，印度教徒的节日，常常会请金刚乘佛教徒派彩车，在一片怪力乱神之上，高山、谷地和热带平原的隔阂就被表面地消解了。
2007年，已是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尼泊尔宣布，印度教不再是国教。这个国家成了一个法律意义的世俗国家。

最后一餐豆汤饭

第一次吃尼泊尔餐并不是在尼泊尔，甚至也不是在拉萨，而是在清迈。即便在泰国这样食物极大丰富的地方，尼泊尔移民们仍然天天做着自己的豆汤饭，所不同的是，咖喱小菜多了虾和鱼。
在Damang的两天，一直没吃上肉，不知道是丹珠阿姨茹素，还是小村庄没有集市无法得到稳定的供应。然而丹珠阿姨能做出清鲜的炒花椰菜、辣脆的腌笋丝，就着豆汤拌饭，再来一瓶酒精度超过7%的本地啤酒，山村的黑夜就这样半饱半醺地流过去了。
尼泊尔人仿佛每天都在吃豆汤饭，在这个贫困的山国，这大抵是可以理解的。熬得软烂的小扁豆，是山国人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当你走在那些光芒万丈的山道上，在周到的茶屋里吃比萨时，要是注意到你的背夫们，他们往往拿着一大碟米饭，就着黄色的豆汤，手一搅，呼噜呼噜下肚，很多时候，没有一点油水。
供给客人的却就多色多姿了。在尼泊尔，你永远不可能吃上同样的两份豆汤饭。仅仅豆汤的面目就迥然不同，深色的小赤豆熬的浓汤堪称人间美味，而黄色的鹰嘴豆常常会让你以为吃到了猪食，更别提“豪华豆汤饭”里可能配有四季不同的蔬菜、酸奶甚至咖喱鱼了。在尼泊尔，豆汤饭被称为达粑塔卡里（dal-bhat-tarkari），达是指豆汤，粑是指米饭，在贫瘠的山国，有时也指其他五谷杂粮，而塔卡里则指的是咖喱蔬菜，最大的变数就在这里，老实说，每次点豆汤饭，我都祈祷里边会有青菜和卷心菜，不要总是给我来一份咖喱土豆。
后来在徒步的时候，总是暗暗惦记配菜的甘美，我几乎已经忘记哪个村子清晨的日照金山最美，却依然记得3700米的鱼尾峰旅馆，配菜居然有红油竹笋、土豆泥烩莲花白和炒芥菜，再来一瓶那些尼泊尔背夫从1000多米的平原一步步运到4000米雪线的啤酒，感觉成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不好意思破罐破摔。
最后的一餐豆汤饭仍然在山上，那是一处在1000多米海拔山梁上的小山镇班迪普尔，在过去茶马往来的年代，它和锡金王国曾统治的葛伦堡一样，一西一东，都是印度和西藏贸易必经的贸易枢纽。雪山环抱，银河落地，云雾和彩虹常常伴着金山出现，纽瓦丽人在这建筑了不逊色于巴德岗的神庙和住宅，甚至还有尼泊尔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
这当然都是只能成云烟的前尘往事，现代化永远地改变了每一个高山上的商镇的命运，即便是这个众山之国也不例外。由于山鞍只有200米宽，只能容纳道路与两侧两层楼高的窄小建筑，每当夜晚，铺上桌布的桌子层层排开，仿佛开了长街宴。后厨里家庭妇女在切菜，男人们在街上和屋里点起一支支的蜡烛，轻声细语的人们像嵌在昏黄的月亮里。我看得呆，只觉得山间韵律，自然万物，都已在人神之间吧。 □

尼泊尔的10个宁静居所

■ 尼佬

生活在班迪普尔小镇的当地儿童
1.唐亭（Tangting）
很少人知道这个在博卡拉附近的村庄，它在喧嚣的安纳普尔纳徒步路线之外，却有着跟那些线上村庄比毫不逊色的壮观风景。这里居住着信仰佛教的古隆族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习俗一如既往，没有被烦人的博卡拉游客侵扰。到这个村庄本身就属于一种探险，你必须乘坐吉普车到Jhaundu，然后再跟着向导沿着并不太清楚的小路徒步五六个小时才能抵达唐亭。村子里有一种长在大树上的“西红柿”会让你大开口福，在没有电力的雪山下度过几个夜晚后，你还可以买一些完全传统的手织布带回家。
2.班迪普尔（Bandipur）
纽瓦丽人是尼泊尔文化与建筑艺术的主要传承族群，你在加德满都谷地那些世界文化遗产就能看到他们的精彩手工，而距离博卡拉有80多公里的班迪普尔的特别在于，它是一座空悬于山上的古老集市，在漫长的历史中，它留下来的驿道传奇，让当地人仍然有崇拜剑器的习俗和风气。悬崖上的安静旅店让你远离尘嚣，看腻了喜马拉雅山后，每天跟当地人晒晒太阳，或者去尼泊尔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翻一翻那些看不懂的天城文书籍也是另一种新奇的愉悦。 洛马塘牧羊人
3.达茫（Daman）
对那些追求终极完美的喜马拉雅山景的人来说，加德满都往南4个小时车程的达茫是不二的选择，这个2400米海拔的山村可以看到大约50公里宽的喜马拉雅山脉，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村庄里只有五六户人家，三四间旅馆，漫步于山间小道，你不仅能找到喇嘛寺，还能看到尼泊尔最好的高山植物园。每年春夏之间，杜鹃花漫山遍野开遍——即便这样，这里每天的游客也不会超过几十人，你大可每天对着喜马拉雅，旁若无人地在柔软的草地上做瑜伽。
4.蓝毗尼
与一般人想象中不一样，尼泊尔与印度交界地附近的佛陀诞生地，并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即使你与朝圣的信徒团相遇，他们多半也是含笑合十行礼。在稻田和芦苇之间，隐藏着一个又一个的佛寺，由各国佛教组织兴建。大部分佛寺都接受你住宿，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机会，你可以每天跟着僧侣做功课，那会让你在溽热的天气下也如沐甘泉。蓝毗尼的夜空总是有很多萤火虫，在暗夜里晶莹剔透，如痴如醉。
5.朗塘谷地
在中国游客一窝蜂去的安纳普尔纳和珠峰营地的徒步路线之外，朗塘是最成熟也最舒服的山野之地，每一间旅馆都有电，这在尼泊尔的山区可不常见。这个谷地居住着信仰藏传佛教的居民，你可以住在沿路的藏人家中，也可以在舒服的旅店常居。只要身体好，每天走到4700米的徒步最高点也是可以的，在那里，你可以静静冥思，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站在冰川和雪山下，和慢悠悠路过的羚羊打招呼。
6.杜力克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加德满都—樟木公路上的小村，但实际上，它有着与那加阔特相比毫不逊色的雪山和峡谷景观，你眼前的高差，几乎可以达到7000米。当然不要选择靠路边的旅店，稍微走上山一点，在那些松林之中，有不少藏着的院子能让你与大道近在咫尺却又彼此视而不见，大隐隐于路莫过于如此。
7.洛马塘（Lomanthang）
木斯塘王国是尼泊尔的国中之国，拥有超过700年的建政史，被尼泊尔吞并之后，维系着半自治的地位。这个藏传佛教的小王国是世界上最少人探访的藏地之一，原因在于进去不仅要办500美元的特别许可证，还得徒步6天来回，再转乘飞机抵达博卡拉。首都洛马塘被认为保留了藏区中世纪的风格，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遗憾的是，这个干涸的小王国正在慢慢地流失年轻人口，珞巴语言、宗教传统和祭祀仪轨亦在慢慢地消亡中。2008年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后，宣布废止了木斯塘国王的王位，然而王国的臣民依然给他以最高的崇敬，进入洛马塘的游人，也有机会获得他的接见。毫无疑问，这里当然是安静思索的好地方，不是因为缺氧，而是因为人迹罕至。 蓝毗尼 巴德岗社区广场一处建筑围廊 布恩山
8.南池巴扎
不要感到惊讶，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的高地，你也能够获得身心的平静和睦。作为徒步珠峰营地的大本营，这里充满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却又与珠穆朗玛如此地接近。如果你愿意全方位地看珠峰，那么慢慢地走完三条主流的徒步路线，也能花掉你一个月的时间。11月来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游人开始稀少，冰雪愈见沉重，坐在山间的椅子上，仿佛整个喜马拉雅都是你的。
9.巴德岗
没有一座现存的尼泊尔城池能跟巴德岗比了，它是尼泊尔艺术手法和原则体现的极致，并且依然活生生地按照古老的仪式运转着。这个城市的格局是幻想毗湿奴神（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外形来设计和建造的，雪山下的古城被卡沙库桑和哈努提河所环绕，显得格外神秘莫测。每天傍晚，总有当地人点起灯火，暗夜中的铃声，让你仿佛置身800年前的中世纪，那个从巴德岗走出的建筑师正在打点行李，准备越过喜马拉雅山，一直行进到燕山旁的大都。如果你不得不在加德满都附近停留，当然要选择在这里过夜，而不是半小时车程外的泰米尔。
10.布恩山
随着公路往安纳普尔纳地区的推进，越来越少的徒步者会走到安纳普尔纳曾经最好的雪山观景点布恩山了，这大大解放了这一区域客栈的负担，也让你尽可以在这儿悠闲度日。你可以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看雪山，也可以5点钟早起，花半个小时走到观景台，从西边的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8167米）到完美的金字塔形的鱼尾峰，再到东边的安纳普尔纳二峰，绵延的安纳普尔纳山脉尽在眼前，太阳出来那一刹那，来尼泊尔探山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

加德满都谷地：灵修之人与灵修之所

■ 丘濂

1月5日，尼泊尔印度教信徒们在首都加德满都郊区的沙澧河中洗浴，庆祝长达一个月的斯瓦斯塔尼节

引子：修行在神与佛的谷地

加德满都的一天，从熙熙攘攘的敬神活动开始。清晨6点半，天刚擦亮，我所居住的泰美尔（Thamel）游客区各色旅馆和店铺还在睡梦之中，而顺着弯弯曲曲的小巷，走进普通人的社区，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身披艳丽牦牛毯的小贩端坐在路边，面前是带着水滴的蔬菜瓜果。小贩最为集中的地带，是一个具有四座神庙的小型广场。经过的人们要把几座神庙转遍，并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敬神：供奉酥油灯、一串金盏花的花环，或者一壶净水，也有的人简单用头点一下神龛便离开。由广场放射出五条街道，随便走上一条，沿路都要不断经过一些小型神庙。那些走出广场的人边走边拜，还伴有铃声——厚重的铜铃挂在神龛门口，摇铃才能将神灵唤醒。如果选择那条较宽阔的街道，就会路过一个在尼泊尔鼎鼎有名的寺庙，白麦群卓那神寺庙。它在印度教里是湿婆神的化身，佛教里则是观音菩萨。到这里来的拜神者更多，方式也会稍微复杂。人们在神龛面前排起了长队，手里是由稻米、酸奶、水果、面点等丰富贡品组成的托盘。到了神像面前，他们把贡品交给祭司后，相应地他们会把祭司倒过手心里的甜酒喝掉，把递过来的花瓣撒在头上，再用神龛上面摆放的米面和捣碎的红色花瓣混成的糊，在额头上点上“提卡”，那象征带来一天的好运。
街道上寺庙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需要。这是因为成功人士将修建寺庙当作功德的积累，而政府在这方面又没有限制，于是寺庙便遍布整个城市，大的寺庙是一进完整的院落，小的只是一个带有遮风挡雨顶篷的神龛。白天走在加德满都的街上，看到不少男女老少额头都有“提卡”的印迹，就可知他们早上都经过这番短小的敬神仪式。在加德满都谷地，一共有三座中世纪以来开始繁荣的城邦，分别是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克塔普尔。在古老建筑和传统民俗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巴克塔普尔，那里的居民告诉我，每家门前的石板地上都有一块凸起的石头，如果早上敬过神，主人就会将石头用红色的矿物颜料涂上颜色，假如石头长久没有染红，难免邻居会议论纷纷。 尼泊尔的寺庙门前鸽子尤其多，早上敬神的居民习惯带上苞米粒给它们喂食
对于宗教的虔诚在节日期间更为明显。我虽然没有赶上重要的节日，但是在BBC记者迈克尔·帕林所著的《喜马拉雅壮丽之旅》一书中，读到了他在一个尼泊尔上流家庭所经历的达萨拉节（庆祝罗摩打败恶魔罗婆那的节日）情景，和他作为一个外来者的惊诧：“仪式按照长幼有序的顺序来进行，家里的五个儿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都需要亲吻家中老人的脚面，接着大麦芽会撒向他们的头顶，意味着多子和长寿。几个儿子的职业有医生、银行家和军人，他们穿着尼泊尔传统服饰——一件及膝长袍搭配一条紧腿裤，而他们的外套则是西式运动服。他们中好几个都在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孩子都上的是私立学校并且能说流利的英语。其中一个儿子告诉我，作为信仰印度教的尼泊尔人，他们为自己在宗教仪式的一丝不苟感到自豪。在尼泊尔，一个完整的婚礼需要三天，但是在印度，他们已经将婚礼缩短到一天完成。”
尼泊尔的国教为印度教，信众占到人口的80%，还有10%左右的人信仰佛教，剩下的10%则为伊斯兰教、克拉特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为什么在尼泊尔能够看到完整的印度教仪式？这其实得益于尼泊尔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尼泊尔北面是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面则是特莱平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隔绝的环境使得尼泊尔在不同年代没有受到席卷印度平原并造成该地区政治、文化动乱的剧烈变革的波及。距今2000年前，来自印度的移民为尼泊尔带来了印度教的种性观念、宗教仪式和社会习俗。它们一旦进入，便长期存在了下去，并不易发生变化。佛教也是同样。传佛祖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5年在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出生，后在印度的菩提迦耶得道。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亲自带弟子回到尼泊尔传播佛法，佛教就在那时候传入。13世纪穆斯林入侵印度，印度的佛教学者纷纷跑到尼泊尔避难，这里成为佛教徒的天堂。法国学者西尔万·列维就在《尼泊尔的艺术》一书中惊喜地说道：“人们可在尼泊尔看到真正印度的形象。”
印度教和佛教在尼泊尔和谐共存，融合发展。这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和尼泊尔的地理环境相关。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首都加德满都为中心，东西长33公里、南北宽25公里的加德满都谷地就代表了尼泊尔。这里四周为马哈帕蜡特的群山所围绕，土地肥沃、植被茂盛，因而不断吸引移民迁入，产生了悠久灿烂的谷地文化。尼泊尔研究者王宏纬有这样的观点：“在谷地这样狭窄有限的疆域内，一些与世隔绝的居民拥有相互对立的信仰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诸如印度教和佛教，人们自然也会期望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和平共处。”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印度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的相似。尼泊尔宗教学者、特里布文大学教授葛文德·坦丹告诉我，由于释迦牟尼出生于印度教的家庭，他的思想体系很多都来源于印度教传统。印度教相信生命轮回，死亡和重生中都是为了从这样的轮回中获得解脱（moksha）。轮回的决定因素是因果报应（karma），在此生中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从而导致来生投胎等级降低，一生行善就会得到善果，来世投胎等级就越高，从而也就越来越接近解脱的状态，那是一种自我和造物之神梵天（brahman）的结合，即意识到“我就是神”。而佛教徒最终追求的解脱状态（nirvana）与印度教一样，都是要摆脱生命轮回之苦。“不同的是在佛教轮回中不存在印度教种姓那样的等级制度，而且佛教不认为有神的存在，任何解脱、开悟之人都可以成为佛。”
在这样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就显得突出。在藏传佛教的著名佛寺“白色寺庙”，我看到了那里的仁波切（即活佛）正在为两个5岁左右的孩子举行剪发的皈依仪式。喇嘛告诉我，他们来自喜马拉雅山区的笃信藏传佛教的村庄。按照能积累福报的说法，他们会将家里排行中间的孩子送去寺庙。像加德满都名气较大的佛寺，都不愁没有人出家。印度教的教义则把人生分成了四个阶段：净行期、居家期、修行期和苦行期。它不鼓励从小就去出家，而是提倡人在50岁之前都享受世俗生活，等到子女都长大成人之后，再斩断世俗联系，进行苦修。在印度教的神庙附近，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老年苦行僧。他们半裸身体、头发蓬乱、满身尘土，其中有乞丐冒充的，但大多数都是真正在修行。
选择出家和苦行的人必定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在日常生活里实践着宗教信仰。“随着国家世俗化的演变，人们难免会逐渐忘却宗教的真谛，只记得宗教的皮囊。”在当地媒体My Republica上长期开设灵修（meditation）专栏的作家尼特拉·阿卡亚对我说，“很多人每天敬神，可能只是为了一个短浅的目标，希望生意上的成功或者工作的顺利。你看到年轻人也参与到敬神活动或者节日庆典中，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许会回答因为家里人和周围人都这样啊，不这么做会被认为不虔诚。宗教变成了一种泛泛存在的文化。”阿卡亚在一个婆罗门家庭里出生和长大，婆罗门是印度教里最高的种姓，传统的社会分工是担任宗教职务或者成为学者。阿卡亚的祖父经常在印度教的寺庙里宣讲教义，阿卡亚也受到熏陶，从小学习梵文，接触了大量印度教经典。“其实，无论印度教和佛教，都将经常性的灵修放在了最重要位置。这是因为我们的头脑控制着行为，很多行为都是条件反射般自然发生。如果不对自己的头脑有所了解和改善，它就会被诸如憎恶、恐惧、嫉妒等偏见的情绪所遮蔽，我们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行为，最终就无法达成善果。那些外在的仪式、祈祷、唱诵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净化头脑服务的，它们让头脑清静、注意力集中，从而可以进行更深的、向内的思索。能够大彻大悟，是最终解脱的前提。”
“精神资源是尼泊尔人的财富，是我们可以与其他国家竞争的优势。”阿卡亚说。谈这番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加德满都王宫大道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条王宫大道因为路面宽阔且经过硬化，道路两侧有像耐克、李维斯、施华洛世奇这样的品牌店，而成为加德满都的“奢侈品一条街”。它看上去只是普通一条商业街，但如果对照城市里大多数挤满小卖部般店铺的土路小巷，它的确是一条繁华的街道。“我们在物质上处于落后状态，可是精神上却有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阿卡亚说，“大概近15年的样子，我观察到普通尼泊尔人重新重视起精神生活了。早晚的敬神仪式外，他们会花时间在各种形式的灵修上，除了传统的印度教相关的瑜伽以及佛教相关的禅修外，他们也会尝试其他起源于宗教但又有所创新的修行方法，比如超脱禅定法（Transcendental Mediation）、奥修冥想法（Osho Meditation）等等。你随便和一个尼泊尔人聊天，多半他会有参与这样或那样的修行活动的经历。”按照阿卡亚的观点，虽然一度尼泊尔人忽略了宗教生活的内涵，但是传统就在那里，一旦意识到它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传统很容易被继续发扬光大。而15年前，正是尼泊尔大众传媒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刻，在号召人们重拾精神传统上媒体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东方宗教与哲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源源不断来到这里的西方人也让尼泊尔人不断认识和肯定了祖先精神遗产的价值。一开始是嬉皮士，后来是旅行者。阿卡亚曾经在一家本地的高级度假村担任瑜伽和冥想课程的老师。“每晚的房费高达500美元，光临这里的都是欧美国家的富人。让他们盘腿静坐一小时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需要许多垫子塞在身体的不同位置来做辅助，否则全身酸痛。他们也告诉我，一旦闭上眼睛后就变得烦躁而难以平静。我丝毫不羡慕他们丰厚的物质生活，那是以身体和心灵疾病为代价的。”
在今天的尼泊尔，“灵修旅行”正在成为当地旅游业中一个热门的板块。这种灵修体验可以是几小时、一星期、十天、一个月或者更长。在泰美尔区一家旅馆的顶层，我就在一家叫“喜马拉雅冥想中心”的地方上了时长一小时的免费冥想课程。摆了20张坐垫的房间里挤满了旅行者，基本以白人为主。一位志愿者教授我们最简单的进入冥想的方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想起来愉悦的事物上。因为是游客区的缘故，泰美尔是整个加德满都唯一有夜生活的地方。楼下是嘈杂的酒吧音乐，楼上的我们就在“佛音碗”木柄与碗边碰撞出的深沉悠远的嗡嗡声中试图与各种想法与杂念作斗争，获得那仅有几秒的平静。如果要对灵修有所感悟，时间的投入是必需的，一小时的课程仅仅是一个开始。
无论对于本地人还是外来者，加德满都谷地都是一个灵修的天堂。这里保存有三处重要的佛教朝圣地——亚洲最大的博得纳佛塔、尼泊尔最古老的斯瓦扬布寺、佛陀前世舍身饲虎的南摩菩提佛塔。还有一处印度教的朝圣地——供奉湿婆神的帕斯帕提那神庙。相传在远古时代湿婆神曾经化为一只长有金角的鹿在那一带活动，他太钟情于那里的河水与森林。在这几处圣迹周边，建造有许多寺院，它们都被认为是具有灵性的修行之所。除此之外，在围绕加德满都谷地的群山上隐藏有不少寺庙、静修处或者禅修中心。加德满都城市是个灰尘漫天、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然而这些乌烟瘴气全部沉积在谷地，随便走到附近的山上，便顿时觉得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这些灵修地点俯瞰着尘世并有着远离尘世的味道，这使得灵修者免受干扰，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树立起在孤独中直面内心困境的勇气。

内观中心的困惑和领悟

加德满都的内观禅修中心（Vipas-sana Center）就位于山谷周边一个风景宜人的山顶，紧临一片国家森林公园。沿着山体顺势建造的院落里随处可见缀满果实的柚子树、橘子树与芒果树，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猴子在小径上穿过。听人说，这里因为灵修者的会聚而形成了独特的气场，植物生长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叶子更绿、更有光泽，也更肥厚，果实则更加饱满。猴子是这里最常见的动物，如果运气好，也能碰到体态优美的鹿。
10天的内观课程几乎是现在尼泊尔最流行的一种灵修方式。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心每个月有两期课程，每期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包括大约三分之二的本地人和三分之一的外国人。尼泊尔一共有8个这样的内观中心。加德满都内观中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成立于1984年，是尼泊尔最早的内观中心。内观禅修法的推广者葛印卡曾经多次来到中心亲自教学，这里保存有他和妻子居住过的淡绿色木屋，里面无论客厅、卧室、书房还是餐厅，陈设都没有丝毫改变。能在课程学习中获准进到故居里打坐，别有一番意义。1984年内观中心第一次开课，学员只有12位，也仅有一间禅修室，现在整个中心的面积已经扩展到原来的13倍大。随着学员逐年增长，中心刚刚购买了一块新的土地。 尼泊尔宗教学者、特里布文大学教授葛文德·坦丹
内观的意思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真正面目，这是一个通过审视自身来净化身心的过程。2500多年前，佛陀释迦牟尼教导了内观法，此后经由弟子一代代传习下来。葛印卡出生在佛教国家缅甸的一个商贾之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从十几岁开始就忙于工作赚钱，并在得到财富后不断渴望社会地位和名望，这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抱着解决心理压力的初衷，他向缅甸的乌巴庆祝老师学习了内观。内观不仅治愈了他的病痛，还让他体验到了真正的安详，于是葛印卡的后半生都致力于内观法的传播。从1969年在印度第一次讲授内观课程开始，一直到2013年去世之前，葛印卡在全世界建立了158个内观中心。
内观禅修法的流行和葛印卡成体系的教学方法有关。葛印卡将10天的课程分成两个部分：前4天是观察呼吸，也就是如实地观察呼吸的进入和呼出，这样狂躁的心绪就逐渐平静下来，不再被激烈的负面情绪所主宰;等到注意力变得集中、心思也变得警觉和敏锐的时候，第5天开始就可进入真正内观的阶段——对于全身的各个感受，只是冷静地检视感受，不起好恶之心，不带贪爱、嗔恨或者执著。最终修行者对于每个感受，能够拥有智慧和洞见：“它们是无常的，会生起，也会灭去。”虽然内观法起源于佛陀的教导，但是葛印卡在教授它的时候不强调它的宗教属性：“就像你生气的时候，你会说分辨它是印度教的气，还是佛教的气吗？佛陀所教的是生活的艺术，他让每一种出身背景的人都能受益。”
10天包括食宿的内观课程完全免费。在课程结束时，参加者根据意愿来自由捐款。与此相对的是，整个课程从头到尾都有极端严格的规定：在网上填写报名表的时候需要说明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课程感兴趣;收到报名表后，办公室会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上面写着各种要求，包括课程当中不能携带手机相机、书本纸张;在课程开始两周前就要戒烟戒酒;身上不能有任何饰物，如果有文身图案也要遮蔽;最为严格的是整个10天的过程中除了向教师提问的时间都不能讲话，眼神交流也要尽量避免。如果表示能够做到所有一切，需要再给办公室发去回执。“这些都是佛陀所说‘持戒’的部分，这样可以将分心减少到最少，大家生活在一起不至于互相干扰。”内观中心的一位教师告诉我。与这些清规戒律相似，会吓退一部分报名者的是10天里看似日日重复的安排：凌晨4点钟打起床铃，然后打坐，早饭之后继续打坐，答疑，中午吃饭，下午几乎是上午安排的翻版，这样一直持续到晚上21点半。“看上去相似，实际学员每天的感受是变化的，每天伴随禅修，所讲授的内容也不一样。”内观中心的教师只负责答疑解惑，具体方法的教授都是通过播放葛印卡的录音或录像。当遇到有学员想要中途退出时，老师会和学员进行一场长长的谈话，尽量帮助他们能坚持到底。
我到的这一天正是内观课程的最后一天。学员们在禅房里听完葛印卡关于“慈悲观”的讲解后，“禁语”就会解除，大家可以自由说话，然后再吃一顿相比平时要丰盛许多的素餐来庆祝。这一期的课程有三位中国学员，中心专门开辟一间禅房，用来播放有中文翻译的录音。“我感觉身体的疼痛在禅修的过程中慢慢减轻。”在被允许说话后，中国女孩徐琳（化名）兴奋地和我分享她的体悟。徐琳说她是一位懵懵懂懂的佛教徒，在英国读书期间，被台湾佛光山在当地道场的活动吸引，觉得他们“人间佛教”的做法有趣，就皈依了佛教。这次她从英国来尼泊尔，就是想更多地了解佛教思想，于是去了佛陀的故乡蓝毗尼，还报名参加了这个内观课程。“第一天的时候，我除了打瞌睡就是浑身痛，因为保持打坐姿势太久。颈椎、后背、膝盖都在痛，我第一天问老师的问题就是身体总是不舒服应该怎么解决。后来渐渐没那么痛了，我不确定是身体适应了坐姿，还是运用了内观法，不再执著于‘这是我的痛，是我觉得痛’的错觉。就像医生一样检查病人的疼痛一样，客观检查这种感受，就可以感到它是多变的，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在汉萨达瑜伽静修所教课的僧侣热谢·潘查士尔
另外一个中国女生毛娟是一个经常往返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旅行者。她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只是当地朋友推荐她这个课程不错，她想借此获得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大约第七八天的时候，有一刻，我感到身体整个都没有了，身体各处仿佛是一团轻微的震动。”她对我说。毛娟很兴奋地问老师说那是不是佛陀所描述的“消融”状态——佛陀认为人的血肉之躯是由许多亚原粒子组成，一个亚原粒子的存在时间比一兆分之一秒还要短暂，这些粒子不断生起灭去，就像一股振动之流。当细微的觉知培养起来后，就能感受到这些微小粒子的明灭，所有的疼痛消失，没有感受的部位也消失，只有安详和喜乐。“那种感觉只有几秒钟，却很美好，怎样能够长久留住？老师说，要继续培养一种对任何感受都保持中立的平等心，否则就会厌恶没有感受的时刻，而过分追求那种喜乐感。它其实只是修行过程中的一个中途站。” 加德满都的寺庙或者神龛往往是一个社区的生活中心，早市就围绕在它们周边 杜巴广场离老外街很近，上世纪70 年代抽着大麻的嬉皮士总爱在这里晃荡
如果要搞清楚一些无法言说的体验，多上几次10日课程是必要的。“第一次课程之后发觉有所收获，但很多地方还都似懂非懂，所以又来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位叫卡拉地·乌帕迪雅的尼泊尔女生对我说。她不是这期学员，而是这次课程中服务学员的义工。按照规定，至少参加过一次10天课程的人才可以担任义工。义工在这里协助厨房每天做三餐的准备，也帮学员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同时他们每天还会陪学员一起完成大部分的打坐。乌帕迪雅是一位虔诚的内观法的实践者，有近10次的义工经历，同时参加过一次30天的内观课程。能参加30天课程的前提是需要完成至少6次10日课程、一次20日课程，并且不间断地早晚练习内观法两年。
乌帕迪雅在来参加内观课程前状态很糟。“我从一个偏远小村来到加德满都上学，和同学租了间公寓。因为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在村子里，混杂着思乡的情绪，我每天的心情都很差，经常和室友吵架，我的内心缺少平静。我一直在寻找能够带来平静的良方，直到哥哥的朋友推荐了我这个课程。”乌帕迪雅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对进入头脑中的信息产生习性反应，每重复一次就更加强烈，最后积累出贪爱和嗔恨。只要嗔恨的习性在，每当遇到不愉快的经历，潜意识里就会生起嗔恨的反应;只要贪爱的习性没有根除，任何愉快的情景都会再次产生贪爱。内观的过程里，一个一个旧习性会升到心识的表层，以各种感受呈现出来，而我们通过平等心客观面对，不盲目起反应，这种旧习性就会一个接一个被根除。”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否则乌帕迪雅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来到内观中心。“你可能一开始是通过观察呼吸来平静心绪就要很长时间，那么随着练习的增加，这个时间就会缩短。而对那些旧习性，在回顾它们时，你心中不可能不起波澜。这都需要不间断的实践。”让乌帕迪雅能够有动力的是，她和周边人的关系在逐渐变好。乌帕迪雅还把这个课程介绍给了63岁的父亲。“从前他经常为小事发怒，现在则温和许多。更多的变化旁观者可能发现不了，只有本人才能体会到。”

嬉皮余音：从老外街到柯番寺

在泰美尔游客区的映衬下，曾经大名鼎鼎的“老外街”如今看上去甚为冷清。快到中午时间，旁边著名的游客景点杜巴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这里的纪念品商店却只有几家开门。那些小旅馆的接待处都是空的，好像根本无人入住一样。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我要找的“老外街”，直到在一个屋门紧闭的门口发现了一块画着佛眼的小牌子，上面写着英文“Freak Street”。也许唯一能让人想起昔日光景的是那家叫作“雪人”的咖啡馆——里面正循环播放着英国民谣摇滚歌手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老歌《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我将很快见到你/你那奇怪的令人迷乱的时光/将让我屏住呼吸。”老板推荐我品尝一款巧克力蛋糕。“从1965年我们开业起，这就是最受欢迎的。”他这样说。
凯特·斯蒂文斯是众多60年代来到尼泊尔的嬉皮青年之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欧美世界来说是个变革的年代。政治上有美国的民权运动风潮、法国的“五月风暴”，经济上有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越战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一群对社会失望透顶的年轻人希望逃离主流价值观的束缚，寻找另外的精神滋养。神秘的东方吸引着他们。赫尔曼·黑塞那本《通向东方的旅程》成为他们的指南。被后人称作“嬉皮之路”的路线横穿欧亚大陆，终点就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或者印度的果加。年轻人一路以公社的方式生活，靠搭顺风车或者公共交通的方式来行进，最后聚集在加德满都的Jochne Street。因为他们个个看上去装束怪异，不修边幅，这条街从此有了外号“Freak Street”（奇异街，老外街）。
在《嬉皮法则》（Hippie Dharma）一书中，当年与嬉皮士整日混在一起的记者克拉拉巴瓦拉描写了加德满都在嬉皮士眼里的迷人之处：“在‘环球餐馆’要一大碟咖喱米饭，再配茶，仅仅需要1卢比;睡在餐馆的员工宿舍里每天1.5卢比;而如果在餐馆打烊后睡在里面只要0.5卢比……在那些神庙里，或者给朝圣者搭建的休息亭里过夜根本不要钱……大麻是合法且公开售卖的，两三卢比就能买到12克。”杜巴广场的导游告诉我，广场上有一座17世纪国王为自己母亲修建的9层寺庙，曾经许多嬉皮士喜欢从“老外街”的落脚处踱步到这里，一边坐在台阶上吸食大麻一边晒太阳，因为那里视野开阔的缘故。一些嬉皮士认为通过毒品产生的幻觉能够达到内心的静养，还有人觉得吸食大麻就摆出了藐视社会主流规则的姿态。
“也许严格地说，我不算个嬉皮，因为我对大麻不感兴趣。”凯茵·万汉姆告诉我，她爽朗的笑声回荡在禅房里。她是柯番寺（Kopan Monastery）的女尼，大家都称呼她“阿尼”凯茵，“阿尼”在藏语里就是尼姑的意思。在柯番寺的食堂里，我几次碰见过她，虽然好奇过她西方人的面孔，但都没有把她和当年的嬉皮士联系到一起。她个子瘦小，大约60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副茶色的圆眼镜，总是一副很平静的神态。1974年，她到达加德满都后意外参加了柯番寺为期一个月的禅修课，之后就留了下来。现在，她是这个禅修课程的负责人。
“如果说我和嬉皮士有什么相似之处，就是我和那些年轻人一样，性格随和，喜欢到处交朋友，并对东方充满了好奇心，想要去那里寻找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1973年，凯茵和男友从祖国瑞士出发，计划用半年时间在东南亚地区游历。“我当时23岁，但还没有上大学。之前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在欧洲旅行，我的父母好像已经习惯我用这样的方式学习和思考未来。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帮助别人，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我将专业方向设定在社会工作或者政治学上，但又不确定这样选择是否正确。”凯茵和男友去了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然后是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的兰巴若海滩，她碰到了另外一群嬉皮士，他们建议她一定不能漏掉尼泊尔。“我们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要去。尽管那时候已经在外面一年半的时间，大大超过我的计划。我想着尼泊尔会是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然后从那里返回瑞士。”
到达加德满都后，凯茵和男友就住在“老外街”。“那天，我去寄明信片的路上，经过了一家照片冲洗店。店铺的墙上挂了一大幅黑白照片，照的是一幅关于释迦牟尼的唐卡，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之前刚到斯里兰卡，我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尊佛像心里就很喜悦。在印尼爪哇岛的时候，我在婆罗浮屠的佛塔群中留连忘返，仅仅就是喜欢去看佛的形象，还有石雕里表现的通往解脱的道路，尽管我不懂的其中的奥义。”店主告诉凯茵，这幅照片是在柯番寺拍摄的，如果她对这些佛教的东西感兴趣，为什么不参加他们即将开始的禅修课程呢？那是凯茵第一次听说柯番寺的名字。
此时，柯番寺的课程已经开始3年，与柯番寺建造的历史一样长。建立柯番寺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为了给渴望了解佛法的西方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1959年，柯番寺的两位创始人喇嘛耶喜和喇嘛索巴仁波切在印度相识。随后在1965年，他们接触了第一个来自西方的拜访者，一个有俄国皇族血统的美国女性冼娜·娜柴夫斯基。娜柴夫斯基之前是好莱坞明星，多次因吸毒、奢华的生活、传奇性的家族背景登上报纸头条。60年代，受到嬉皮士文化影响，娜柴夫斯基先去了希腊的一个小岛，住在一群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人中间，后来又去了印度，继续她自认为的和毒品以及男女关系分不开的“灵性之旅”。娜柴夫斯基经过两位喇嘛的教导，逐渐走上了正确的修行的道路，从狂妄纵欲的刁蛮公主，变成了一个开始为众生着想的人。随着嬉皮士潮流来到印度的西方人越来越多，找两位喇嘛求教的人也变得数量庞大。在娜柴夫斯基的资助下，两位喇嘛来到尼泊尔，在离佛教圣地博德纳大佛不远的柯番山顶上，买下了一块土地建立寺庙，既能收留喜马拉雅山区信仰藏传佛教的男女僧尼，也能为西方人提供系统的学习课程。这样允许外人过夜居住又能让他们修行的寺院，在当时的尼泊尔还是第一家。
“我和男友打算去上课，但我心里还是举棋不定。公共交通只能到博德纳大佛塔，我们需要步行上山。我一边爬山一边和他商量，能不能再找一个短一点的课程，我想早点回家。可是他却对禅修课程充满了热情，拉着我往前走。”凯茵对我回忆说。在禅修室里，凯茵定睛看了四周，发现很多人都在“老外街”的咖啡馆或者餐厅里面见过。那时山上的条件艰苦，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洗澡的设施，僧侣们集中到一起，腾出了一半的床铺来给学生们住，而说是床铺，其实就是铺在木板上的草席再加上一床薄被，夜里他们时常被冻得睡不着觉。凯茵几乎是在有点气愤的心情下开始学习禅修的。
随着课程的进行，凯茵被彻底吸引住了。“两位喇嘛的讲授非常个人化，他们就是在描述我个人的境况，告诉我怎样来通过禅修来解决问题。我以往接触的各种理论，都是实验层面提出一个假设，而不是经验层面的，这种讲授方式让我非常有认同感。”凯茵说，“为什么要禅修？我之前想当然地认为痛苦来自外界，我得不到一个东西，所以不快乐。但是为什么后来你得到也不能长久快乐，并且这样东西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快乐呢？其实你痛苦不是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具体的事情，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你需要改变你头脑的认识，否则对世界就有无穷无尽的不满意。”凯茵还记得耶喜喇嘛所打的比喻：为了保护我们的双脚不至于走在石头上疼痛，我们选择了穿鞋。可是穿鞋之后，我们的脚也会磨破皮，还会起水泡，我们又把原因归结到制鞋者没有生产出一双舒适的鞋。其实，如果我们的脚没有过长或者过宽，没有那么娇弱和敏感，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鞋子呢？
凯茵觉得她正在接触一个可以帮助到世界其他人的根本方法，这比投身政治或者社会工作要有效得多。当课程结束之际，她做了一个决定，要继续参加一个月的闭关禅修。“我的男朋友不喜欢这个主意，他已经觉得要走了，继续生活。可我才感到一个新的旅程刚刚开始。”耶喜喇嘛分别了解了两个人的想法，然后把他们叫到了房间里。“‘我爱你们两个。’他这样说。然后他把一条白色的哈达戴在了我男友的脖子上说：‘你的女朋友在这里不是为了寻找别的男人的，我们会照顾好她。’我男友好像瞬间就释然了。之后我和他保持联系，接着第二年，他来看我，参加了我成为僧尼的受戒仪式。”
凯茵一直在这里目睹柯番寺的成长。如今的柯番寺已经发展壮大，成为尼泊尔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之一，有380位男僧和360位女僧在里面修行，它在全球还有155个分支机构。也许让柯番寺更为出名的是那部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鲁托奇执导的电影《小活佛》——耶喜喇嘛圆寂于1984年，寺院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他的转世灵童，最终确定为耶喜喇嘛两位弟子的儿子、西班牙男孩奥瑟·托雷斯，他在西方世界继续普及佛法。柯番寺今天的物质条件也比当年进步太多。事实上，由于这里很早就开始接待西方人，柯番寺庙的食宿条件大大优于其他后来逐渐向公众开放学习的寺庙。“我们的早餐有一种自制的花生酱呢，很多学员都很上瘾它的味道。”而尽管现在有不同标准的宿舍可以选择，让凯茵最为怀念的还是早年席地而睡的日子，好像物质的贫乏更能反衬出每日精神体验的丰富。“还有一阵宿舍不够，大家就自带帐篷睡在寺庙里的草地上。”凯茵作为学员，上过5遍禅修课程，她说：“学习佛陀的教导是一辈子的事情。”
禅修课程到今天已经有45年的历史，固定在11月举行，一共招收250名世界各地学员，这成为每年寺院的一项盛事。“你不必是佛教徒，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也不必皈依佛教，只要是对佛陀的教导有兴趣了解，又有一颗包容之心就可以参加。”凯茵说。和内观课程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高强度的、关于集中注意力来冥想的训练，更加像是一个学习项目。“全部课程的设计是基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的著作《菩提道次递广论》，那是一本教导人如何一步步走向开悟的书。上下午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关于其中一些重要概念的讲解。早晨、下午和晚上各有一次冥想。首先早晨仍然是训练观察呼吸以达到注意力集中的‘镇定式冥想’;下午的‘分析式冥想’最为重要，也就是将无常、因果报应、虚空、爱等之前涉及的概念选取一个在脑海里一边思辨，一边回味;晚上‘观想式冥想’则是让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来配合前两种冥想方式。比如想象一幅佛陀的画面能帮助注意力更加集中，而当思考‘爱’的时候，脑海里展现你所牵挂的人，会让冥想更有温度和深度。”凯茵介绍说。 尼泊尔人在早晚敬神的时候会奉上几盏酥油灯
平常没有课程的时候，寺庙里的房间都对外开放。对于来到加德满都后饱受空气污染和噪声干扰的旅者，柯番山顶空气之纯净、景色之秀丽、环境之静谧都让它美好得好像世外桃源一样。即使居住几天，每天早上听僧人们祈祷，看学校里的孩子们辩经，午后在花园里读书，晚上围绕着圣物散步，饮食上再辅以山泉水和素食调理肠胃，也能让整个人清静不少。对于修行者来说，这是他们最好的自修时间。我住处的两个邻居——来自奥地利的弗蕾德里卡和来自法国的辛迪——都是2014年11月课程的参加者。她们在课程结束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留下来继续自修一段。她们每天都会去听上午10点到11点半针对公众的佛法开示，剩下的时间去寺庙里的小图书馆看书。弗蕾德里卡今年61岁，她在维也纳是一名临终关怀院的员工。“曾经有几位德国来的僧人，教我们用佛教的观点来引导那里的病人，慢慢那里的气氛就变得很好。你走进关怀院，会感觉那里像一座宁静的庙宇。”退休之后，弗蕾德里卡报名了柯番寺的课程，她说，“因为不可避免，我也要面临衰老和死亡的问题，我想要自己更有准备。”辛迪则是个29岁的姑娘，她的母亲突然去世，让她痛苦不堪，一度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你对别人满怀慈悲心时，你就能够治愈你自己的痛苦，这是我学习佛法的经验。当你自己很痛苦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困在囚室里，你需要打开那扇门。”她说。弗蕾德里卡一直像看待女儿一样，看待辛迪。“我们来了以后就住在一个房间。我观察到她变得开朗、友善，也更喜欢交谈了。”在阳光下，辛迪冲我微笑，她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凯茵。 柯番寺的花园里经常可见西方人读书或散步的身影
山中瑜伽士的修行哲学

如果说内观法和禅修冥想都是与佛教相关的灵修方式，那么瑜伽则是印度教中格外强调的修行方法。“Yoga源于梵语的两个字根，‘yuj’和‘gham’。两个字根连起来，本意是‘用轭连起来’，引申义则为‘和谐、统一’。印度教的教义认为通过练习瑜伽，能够达到最终‘梵我合一’的境界。”尼泊尔梵文大学瑜伽和自然疗法教授哈利普拉斯德·博卡尔告诉我。虽然瑜伽起源于印度，但博卡尔教授给出了我几个要来尼泊尔学习瑜伽的原因：“首先，像是哈他瑜伽、曼陀罗瑜伽和密宗瑜伽几种瑜伽类型传说中是湿婆神和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在喜马拉雅山上讨论产生的，加德满都有印度教徒一定要朝圣的帕斯帕提那湿婆神庙。再有，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瑜伽体式讲解者戈拉克纳特就是在尼泊尔出生，并在这里练习瑜伽。尼泊尔有森林、湖泊、高山、瀑布等自然景观，全年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34摄氏度，许多瑜伽士都认为与自然融入，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修行。总体上说，在文化上印度和尼泊尔很多地方相通，只是国界划定在那里，但没有必要分别来看。”
许多人把瑜伽仅仅当成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这在瑜伽传统深厚的尼泊尔也不例外。根据当地人的指引，我在一天凌晨5点钟来到斯瓦扬布寺所在山上的一片林间空地。最前方的高台上，一位老师正在一边说话一边做着瑜伽示范，下面众人跟着一起，有时模仿动物动作，有时还会爆发出大笑和吼叫。在高台上面仅有的一盏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到树林中缠绕着的五色经幡，这更加让眼前的景象有种原始部落集会的神秘感。一位参与者告诉我，他们都是上班族，每天在这里晨练一个半小时瑜伽，然后各自散去。现在是冬天，基本都是年轻人，夏天还有不少老人参加。一个半小时的练习主要是各种体式再加上呼吸训练，对于防止感冒十分有效。
而在西方世界，经过100年的演变，对瑜伽的理解非常褊狭。1893年，印度近代瑜伽大师辨喜在美国游历时做了数十场关于瑜伽的演讲，这是瑜伽和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上世纪20年代，另一位印度瑜伽大师尤加南达再次去到美国进行瑜伽知识普及。在这个时期瑜伽还保持原汁原味的样貌，是指引人们通过身体的训练达到精神和心灵的融合。瑜伽的变异之始来自紧接着的美国商人皮埃尔·伯纳德的瑜伽推广。他将瑜伽和印度的《爱经》结合起来宣传，这让保守主义者觉得瑜伽能让人身体足够灵活柔软，是一种房中健身术的锻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瑜伽的看法又和嬉皮士有关，认为那是和迷幻剂一样会让人感到飘飘欲仙。等到80年代后嬉皮热潮渐渐退去，瑜伽成为一种单纯的健身运动。并且这种印象被不断加深——高温瑜伽被发明出来了，发明者将它表述成能够燃烧卡路里、排出毒素的减肥方式。同时科学试验又不断以瑜伽冥想作为研究对象，告诉人们它是有益大脑的“心灵体操”。
“所以，我当时创办这个瑜伽静修中心（Nepal Yoga Retreat）的目的就是要让来这里的人认识到瑜伽本来的样子。”金特梅尼·高塔姆这样对我说。他有15年的瑜伽练习经验，是尼泊尔第一个获得瑜伽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的瑜伽静修中心提供两种不同的选择：一个是针对瑜伽体验者3～9天的体验项目;一个是瑜伽教师的培训项目。中心距离加德满都市区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一段非常颠簸的盘山公路过后，我看到藏于山坳里的一排木头房屋。这里紧挨着一片原始森林，近处是流淌的溪水，极目远眺则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夏天的时候，高塔姆都是带着学员们在室外练习瑜伽的。“瑜伽发源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一侧的圣母山。那里的修行者通过观察动物习性，找到了一套有益身心的锻炼系统，最后发展出了瑜伽哲学。回到自然中练习瑜伽，会有更深的领悟。”
什么是瑜伽的本来面貌？高塔姆告诉我，就是要回到帕坦伽利所写的《瑜伽经》中的练习方式，这本书的出现是公元前200年瑜伽经典时期形成的标志。《瑜伽经》将瑜伽的学习道路分成了八个阶段：道德戒律、自律净化、体位姿势、呼吸控制、感官内敛、专注、冥想、梵我合一。“练体位姿势只是其中一部分，它可以使得你身体灵活而不至于为心神为疼痛分心。须知由呼吸控制、感官内敛、到专注、再进入冥想，才能达到个体与宇宙合一的境界。《瑜伽经》写作年代久远，文字短小精炼得好像公式一样，就给瑜伽老师留出了无穷解释的空间。比如，我会告诉学生，呼吸是和专注相联系的。当你达到冥想状态的时候，你的呼吸会非常缓慢，所以你要训练自己的呼吸，最开始可以用数数的方式，帮助自己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
在高塔姆的瑜伽课堂上，他每一天都会刻意把静坐的时间加长。“从10分钟、15分钟，到你今天感受到的半个小时。因为冥想才是瑜伽里最关键的部分。”他说。而半个小时的冥想时间，对于来这里学习瑜伽教学的加拿大女生玛特海尔德·菲林来说已经太长了。“我在加拿大有一家瑜伽教学室。那些工作了一天的白领们来到这里，就期望着能够活动、流汗。再让他们静坐半小时是不可能的，我带课的时候只给冥想5分钟。我打算回去后在课堂开头来讲一下冥想的重要性，看看有没有可能将它逐步延长。”菲林还打算为瑜伽教室增添一个瑜伽哲学的图书室，“这样他们能有机会了解真正的瑜伽”。
加德满都山谷一共有不超过5家这种类型的瑜伽静修中心，基本是针对外国人服务的。更具有本地特色的瑜伽教学点叫静修所（ashram）。在印度教的传统里，静修所都建立在远离人烟的地方，那里居住着僧侣智者，为尘世中的人提供精神指引。“在印度或者尼泊尔的民间故事中，一位厌世的国王去静修所寻找智者给予的宁静和安慰，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博卡尔教授告诉我，“在现代教育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很长时间孩子们都是被送到静修所里面向僧侣智者学习知识。现在的静修所则会提供一些印度教文化方面的教学，像是梵语、瑜伽、宗教教义等等。”
汉萨达瑜伽静修所（Hansada Yoga Ashram）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建立者是传奇人物僧侣拉玛（Swami Rama）。拉玛出生在印度喜马拉雅山一个婆罗门家庭，年少时经常云游于喜马拉雅山。拜访完100多位在山中修行的隐士后，他将经历写成了著名的《大师在喜马拉雅山》一书。1952年他从印度一家寺庙返回喜马拉雅山修行的途中，经过加德满都市郊的一座小山，在上面建造了汉萨达瑜伽静修所，继而又将它交给了僧侣维苏达·德夫。德夫在2001年去世后，这里由他的徒弟、僧侣热谢·潘查士尔负责。潘查士尔和另外一位僧侣把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经过修剪的三角梅怒放在阳光下，从自家田地里拔下来的萝卜和菠菜放在水龙头边，老师德夫的等身塑像前摆放着净水和鲜花。静修所马上就要迎来几个来学瑜伽的客人、四个尼泊尔本地人，还有一位中国游客。
潘查士尔告诉我，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对一些终极问题感兴趣，比如“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会成为人”、“人生一世有很多痛苦，为什么会有痛苦，怎样解脱”……潘查士尔像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去常规的学校接受教育，就是遍寻不到他的答案，直到后来他来加德满都上学，朋友介绍他来这个静修所认识了老师德夫。“现代学校教育能够教给学生科学和文化，但唯独少了一个精神层面，就是认识自己。德夫老师有一套人格构成理论，不断帮助我来反省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心灵是否饱含有爱的慈悲等等，让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弱点，不断去净化内心。在此基础上练习瑜伽动作，才是正道。掌握了这种方法之后，我想把它传播下去。我想告诉我的学生，瑜伽不是上来就开始那些体式姿势的，我们需要保持一颗正确的心，才会有好的结果。”
潘查士尔今年48岁，已经来静修所16年。“印度教的教义里，不是鼓励人们先过世俗生活，等到年龄大了再出家吗？”我不解地问他。“就像一句本地俗话说的，明明知道最后要洗手，为什么还要将手弄脏呢？”他回答。 □

焦虑时代：噪音从哪里来

■ 陈赛

《大西洋月刊》编辑斯科特·斯托塞尔
有这么一个实验：可怜的实验对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到轻微的电击，每一次电击都会使他血压上升。但如果在电击之前10秒钟给他一个小小的预警，他的焦虑就会减轻很多。实验的关键在预警的时机，如果预警来得太晚，比如电击之前5秒钟，根本没有效果;如果预警太早，比如电击30秒之前就告诉他要电击了，情况只会更糟，他会枯坐在椅子上一直想着，马上就要来了，马上就要来了。
我觉得这个实验是关于现实生活的一个完美隐喻——或轻或重的“电击”可能出现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瞬间，没有任何预兆，你既无法控制，也无可逃离。就像列侬在歌中所唱：“世事无常。”（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en you a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
一般认为，每个人的生活形态不同，焦虑的内容也不同，而且多半与某些具体的事情相关联，一次即将到来的远行、一次陌生人的来访、30年房屋贷款、婚姻中的“七年之痒”、窗外的雾霾、腹部的隐痛、未来事业的方向……有一些焦虑是社会（媒体）强加的。昨天是西非爆发埃博拉，今天是巴黎漫画杂志编辑部发生恐怖枪击案，明天是年轻的歌手患癌症去世……每天都有新的灾难发生，于是我们彻夜难眠，担心也许哪一天悲剧会落在我们自己身上。
还有一些焦虑，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无关，貌似也与社会无关。一个人看上去生活无忧，家庭幸福，但就是焦虑得要死。《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斯科特·斯托塞尔（Scott Stossel）就是这么个人。他去年写了本书叫《我的焦虑时代：恐惧、希望，以及对宁静心灵的追寻》（My Age of Anxiety：Fear，Hope，Dread，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of Mind），描述自己40多年悲惨的焦虑人生——从2岁开始就有严重的分离焦虑，长大一点，又接连不断与各种恐惧症打交道，演讲恐惧症、飞行恐惧症、恐高症、幽闭恐惧症、细菌恐惧症、呕吐恐惧症、奶酪恐惧症……他对这些东西有生理反应：失眠、出汗、头晕、胃疼、肠胃失控，在自己的婚礼上差点昏倒。
斯托塞尔从10岁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吃遍几乎所有的抗焦虑药，氯丙嗪、苯乙肼、百忧解、帕罗西汀、舍曲林、安非他酮、安定、利眠宁、阿普唑仑、氯硝西泮……酒精更是不在话下。药物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没有能持久的。他的心理治疗师鼓励他写下这本书，作为治疗的一种方式，“从焦虑深渊的一头钻进去，希望能从另一头出来”。当然，这本书写到最后，斯托塞尔先生貌似也没有从焦虑的深渊中爬出来的迹象。重度焦虑症患者的经验，就像抑郁症一样，外人难以体会，就像“要求一个即将灭顶的人游泳，却不知道他在水下的手脚被绑死了”。
这种病理性的焦虑，大概与遗传有很大的关系。斯托塞尔很可能就是那种拥有“伍迪·艾伦基因”的那种人（2002年，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一种羟色胺转运体基因，会对大脑杏仁核的活动产生影响），他的曾祖父，一位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却在壮年突发焦虑症和抑郁症，此后30年人生在精神病院度过。
很大程度上，我理解他的焦虑，不仅出于同行之间的理解——媒体人是职业的焦虑者，时时处在焦虑爆发的边缘;更是出于对同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处境的理解——我们的焦虑是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因的躁动与不安。我们的心智无法应对现代生活之压力与不确定性，时时在边缘挣扎。我们总觉得生活恐怕在什么地方出了可怕的问题，却不知道到底在哪里，于是我们求助于宗教、啤酒、药物，我们静坐、徒步、旅游、踏上漫漫朝圣之路，但即使你走到七个时区之外，在干净明亮的蓝天下，美丽的湖边别墅里，仍然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
英语的Anxiety一词，源自拉丁语Anxietas，指向上帝忏悔并获得原谅之后的释然。中世纪的人们把焦虑与罪、救赎、终极审判联系在一起——焦虑的典型症状包括厄运将至的感觉、失控或死亡的恐惧、心跳加剧、颤抖、呼吸急促。这些症状突然而来，没有预兆，不难让人联想到上帝的惩罚。
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惩罚，焦虑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进化生物学认为，原始人最初的焦虑体验，来自对野生动物的尖牙利齿的威胁警示。那时候，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很简单——追逐与被追逐、捕食与被捕食，但作为社会性动物，焦虑已经超出了动物求生本能的范围，而被用于维持群体生活的秩序。
美国精神病医生杰弗瑞·坎恩（Jeffrey P. Kahn）在《不安：焦虑与抑郁的起源》（Angst：Origi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一书中写道：“成群结队是人类在漫长进化中获得的生物本能。当一个人在地理上、心灵上迷失方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惊恐式的焦虑感发作，召唤你回到群体。还有一种社交焦虑，在面对别人的不满时，这种焦虑会让我们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而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
现代科学证实了焦虑的进化源头。羟色胺转运体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副本的长短比例变化塑造了恒河猴的社会行为。拥有一长一短基因的猴子显示了在社交刺激方面更高的恐惧和风险规避。在人类身上发现同样的基因，对杏仁核（大脑中掌控风险监测的部分）的活动产生影响。
从现代办公室到现代部落，地位和焦虑的关系随处可见。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维德休斯（Djuke Veldhuis）在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时发现，部落成员与首领的关系非常重要。那些不被社会接受的人会变得很焦虑。越是被接纳，焦虑越少。
除此之外，焦虑作为一种生存策略，还在人类祖先发展思考能力、以及运用象征和工具来拓展活动范围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家认为，现代人今天在内心深处时时感受到的躁动与不安，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远古时代一种社会本能的召唤。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人类野心不可分割的一个层面接受下来，并学会如何使用它。它帮助我们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威胁或脆弱之处，提高对环境的警觉性，对社会关系更敏感、对风险的评估更加审慎、更加渴望成功等。它还促使我们想象和规划未来——人类是唯一拥有这种能力的生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认为，焦虑是我们的良师。我们之所以有焦虑，是因为有创造的可能，创造自己，意欲成为自己，以及在数不清的日常活动中创造可能性。焦虑越多，成长的机会越多。如果完全没有可能性，也就不会有焦虑。
杰弗瑞·坎恩相信，是更高文明所要求的技术、独立、平等、创造力，同时刺激了我们生物性的焦虑反应，因为它们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人必须打破自己的从众本能才能进步，而独立和自由必然以焦虑为代价。我们不再是老虎和狮子的猎物，却必须承受来自心理以及更广泛的精神层面的压力。
大多数情况下，焦虑都是非理性的。我们焦虑的，往往是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过去做过的决定（现在已经无可奈何），未来莫须有的灾难（你坐的飞机掉下来，你呼吸的空气里潜伏着可怕的病毒，恐怖分子的炸弹刚好落在你的公交车上，这些灾难发生的概率与你中六合彩头奖的概率差不多），为孩子和朋友焦虑（忘了他们也是有基本常识的），就像马克·吐温说的：“我是一个遭遇了很多不幸的老人，其中大部分从未发生过。”而且，强迫性的思维方式一旦转到错误的方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不会结束，除非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比它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上去。
所以，有心理学家认为，“焦虑”，归根结底是想象力用错了地方。想象力帮助我们走出非洲大草原，进化成更高级的物种，但也正是无比强大的想象力，使得我们的焦虑脱离具体的情境，从一个小小的不安或担忧，越滚越大，最终变成压倒性的恐慌;或者不断从一种焦虑切换到另一种焦虑，工作搞砸了怎么办，万一失业了怎么办，还有30年房屋贷款没有还清，小孩子上幼儿园的事情还没有着落……
更不幸的是，想象一场悲剧，与真实经历一场悲剧，在我们的大脑里引发的压力反应是一样的——当一个人感觉到压力时，大脑丘脑下部（Hypothalamus）区域一个小小的回路会释放压力荷尔蒙，将身体置于高度警觉状态。这种应激反应能在短时间内调动生命的潜能，你的呼吸加快，心率增加，血压上升，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激增，为肌肉提供能量。身体还会暂时性关闭一切无关紧要的功能，比如性欲、消化和免疫反应，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是生命体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动物在逃命，或追捕猎物时，都会产生应激反应。但危机一旦结束，应激反应就会自动关闭，所以斑马不会得胃溃疡。如果应激反应开启后却一直不关闭，就会演变成慢性压力。长时间过高水平的荷尔蒙会使免疫系统和骨髓消耗甚巨，肌肉和结缔组织受到破坏，身体出现异常的胰岛素代谢，液体滞留于组织间隙，四肢更容易受到损害，情绪趋于消沉。你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身体和精神障碍，都与慢性压力有关，从普通流感、关节炎、抑郁症、糖尿病、心脏病、老年痴呆症到癌症。这就是我们用5分钟生死搏斗的生存本能应对30年房屋贷款的忧虑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罗斯曼（Martin L.Rossman）在分析“担忧”（Worry）、“焦虑”（Anxiety）和“压力”（Stress）三个经常混淆的概念时说，“担忧”是一种思维方式，归大脑皮层管（高级脑或理性脑，负责理性与思考）;“焦虑”是一种情绪状态，归边缘系统管（古哺乳动物脑，与情感、直觉、搏斗、逃避以及性行为紧密相关）;“压力”则是最终的出口，引发一系列生理反应，归爬虫类大脑管（控制身体的肌肉、平衡与自动机能，诸如呼吸与心跳）。当一个人担忧某件事情时，会在情绪中心触发类似抑郁的情绪，从而引起身体的全面应激反应。从这个角度看，焦虑是大脑皮质不断地向大脑其余部分散播各种不安的念头。因为我们无法改变情绪与生理反应（除非药物控制——研究者们正在发展新型药物，更精准地对大脑中特定的焦虑受体子类型产生效果），唯一能做的，是改变思维方式。

说到底，我们为什么焦虑？

因为我们是焦虑物种的后代，不懂焦虑的祖先们早已被野兽吃掉;因为关于人生的重要决定，不得不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因为我们的自尊和舒适多少依赖于他人的爱与尊重;因为生命原本就脆弱，而死亡终归无可避免……接受了这些事实，大概也就消除了80%的焦虑。

心理噪音来自哪里

1.
沉湎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
2.
压抑感情的宣泄。刻意回避烦恼反而会让人焦虑不安，压制情绪会让压力内生化，从而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和行为科学系副主任大卫·施皮格尔说：“回避并不是最佳策略，越是回避，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对造成压力的事件采用积极的方法应对，就能增强对它的掌控能力。”
3.
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提高认知功能。
4.
为金钱牺牲爱好。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财富会引发压力效应，破坏幸福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认为，很多人相信钱可以使我们感到幸福，但事实上，除了那些极度贫困的人，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幸福。
5.
追求完美。完美主义者希望把一切事情做得都完美无瑕，这会迫使他们处于压力境地。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大卫·伯恩斯认为，普通人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力争把事情做好即可。培养感恩之心有助于完美主义者适度降低他们的预期水平，从而减轻承压水平。
6.
对一切事情分析过度。反复思考只会增添更多的焦虑情绪，尤其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赫芬顿邮报》2013年刊载的一篇文章显示，这种过度思考的倾向会破坏心理幸福感，阻止了人们实现生活目标。
7.
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
8.
介入别人的压力。如果你为了友情很轻易地介入朋友所面临的困境，那么你就会承受所谓的“二手压力”。美国压力研究所研究员海迪·汉纳认为，大脑很敏感，当人们接近别人的压力圈时，就会向大脑发出感到担心的信号，让人容易做出承受压力的仿效行为。
9.
认为压力所引起的睡眠障碍不重要。短暂的压力并不会影响睡眠，但不重视这种现象，进而导致长期缺乏睡眠会让人易激惹性增强，更难处理压力。《赫芬顿邮报》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全美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忽略因压力造成的失眠问题会让人进入恶性循环中。
10.
过分注意自己的财务状况。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统计，有约76%的美国人认为金钱是他们生活中压力的主要来源。为了达到收支平衡而努力奋斗不仅会引发焦虑感，还会影响到认知能力。行为经济学家进行的研究表明，财务压力还会导致智商明显下降。 □

走神时代：寻找平静的科学研究

■ 曹玲

2014 年8 月13 日，来自东方文华酒店的威尔·施耐德在国际水疗协会活动上演示冥想课程，讲解其中的意义和放松身体的方法 2008 年6 月5 日，理查德· 戴维森（右）与马修·李卡德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隔音室里交谈后，为头戴网壳传感器的李卡德进行脑电图测试
2009年，硅谷发起了一个叫作“智慧2.0”的会议，据《纽约时报》称：“创始人来自Facebook、Twitter、eBay、Zynga和PayPal，高管和经理来自谷歌、微软、思科这样的公司……（内容是）和瑜伽及正念专家对话。”
这些科技公司发起的活动颇具讽刺性，“智慧2.0”会议旨在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生活不仅用技术相互连接，也同样用有益于我们幸福、对工作有效、对世界有用的方式连接。说白了，这样一群人在一起交流的是如何在数字时代保持平静。
虽然没有人弄清楚“正念”（Mindfulness）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不妨碍它成为新的流行语。正念在上世纪60年代一度流行，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本世纪出现新一轮复兴。2014年2月，它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2013、2014年连续两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为它安排了主题讨论会。美国通用磨坊食品、谷歌、宝洁、英特尔、霍尼韦尔等知名公司近年来陆续开设了“正念减压及领导力”内训课程，哈佛商学院在领导力课程中也加入了正念练习内容。就连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也加入了正念俱乐部，他警告说，我们需要定义好上线下线的时间，他还承诺自己吃饭时务必戒掉电子玩意儿。
此外，还有一些收费应用程序和企业能帮助你强化自己的“数字休息日”，进行“数字排毒”，或者到“数字排毒”体验营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美国《赫芬顿邮报》的联合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几乎成了正念代言人，她所在的报纸推出了一款名为“灵魂GPS”（GPS for the Soul）的压力跟踪软件。总而言之，我们眼下有了前所未有的线上产品来帮助我们暂时断线。
事实上，几乎每一门宗教中都可以发现静坐冥想训练技巧的踪迹，一般大众媒体所谓的静坐冥想的概念带有各式各样的含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是“冥想神经科学”（Contemplative Neuroscience）的领导人物，他把静坐冥想定义为一种教化正向人格特质的心灵修养活动，例如清晰稳定的心境、平稳的情绪、带着关怀的正念或者爱与慈悲心，正念只是其中的一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亚当·加扎利（Adam Gazzaley）博士则指出，冥想是一种认知控制锻炼，它可以增强“人对内部干扰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
新时代的正念无处不存在荒诞感。正念的威胁似乎刚好来自媒体、电子产品和应用程序，而这正是赫芬顿叫作“家园”的地方。那些刚刚参加完公司内部正念课程的IT从业者，又会继续造出一些分散大家注意力的小玩意儿。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困惑、焦虑、沮丧、抑郁的情绪之外，高科技带给我们的无所适从感日益加深。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代。我们孤独又悲伤，却什么也做不了，还要去看医生，调节体内的化学物质。在西方世界流行的百忧解给人一个错觉，你的大脑是化学的，如果化学物质错了，你需要更多的化学物质来修复它，总之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大脑。
为此，人们寻找各种能够带来心灵宁静的办法，它们真的有效吗？

冥想

1974年前后，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和他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苏珊来到印度北部的一个高山，这是一个进行禅修的山区。他们修行了两个星期，在沉默中关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从那时起，他便养成了静坐冥想的习惯。
之后，戴维森回到哈佛大学继续研究，尽管他亲眼目睹了通过练习重塑心灵的过程，但是仍然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这一领域变成一个合法的研究课题。
多年来，他一直和诸多僧侣以及冥想者合作，展开科学研究。“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会去听僧侣的话，但是却非常关注科学证据。”戴维森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定期进行锻炼，你可以得到预期的肌肉强化的效果。它和强化神经系统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后者只是改用不同的思维习惯来取代既有的习惯。”
以往的研究认为，人类一旦成年之后大脑的结构就固定不变了，之后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推翻了这一点。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成人大脑仍然可以因为经验而出现改变，也就是具有神经可塑性。当我们学会如何抛球杂耍或弹奏乐器之后，大脑会出现变化;负责操控拉小提琴手指的脑区，会在学会小提琴的同时逐渐变大。类似的过程也在静坐冥想练习时出现，静坐冥想者调控自己的心灵状态来达到某种内在的充实感，这种状态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与结构。
戴维森肯定了冥想的好处，比如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的水平、增强免疫反应、控制情绪、提高注意力、帮助我们更快地从压力中恢复等等。
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通常花很多时间思考那些没有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走神或者说胡思乱想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大脑缺陷。虽然从进化角度来说，这种能力是一个显著的成就，让人们掌握学习、推理和计划的本领，但它也包含了一定的情绪成本。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Gilbert）和马修·基林斯沃思（Matthew Killingsworth）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走神程度之高超乎想象，不管是通勤、工作还是看着电子屏幕的时候，人们都在走神。
他们开发了一种iPhone应用软件，随机与世界各地的人取得联系，询问他们的感觉、正在做的事情、正在想的事情以及快乐程度，并上传到www.trackyourhappiness.org（追踪你的快乐）网站上。他们收到了2250名志愿者的25万多个应答，结果发现，不管人们在做什么，有46.9%的时间在走神。至少30%的人做每样事情，除了做爱，都会走神。人们在真实生活里的走神程度远远高于实验室里的研究。结果还发现，走神越多，越不快乐。虽然人们走神时想的快乐的事情多于不快乐或者中性的事情，人们仍然在走神时不快乐。由此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的大脑是走神的大脑，走神的大脑是不快乐的大脑。
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了人们以前的看法。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人生苦短，切不可花太多时间思考它应该如何度过。”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则更加犀利：“发呆会扭曲思维。”英国歌手乔治·哈里森则唱道：“一个喜欢到处走神的脑子是个缺乏智慧的脑子。”
而冥想却需要人们集中注意力。为此，神经科学家检视各种静坐冥想方式的大脑反应。美国艾默理大学的温迪·哈森坎普（Wendy Hasenkamp）和劳伦斯·巴萨卢（Lawrence Barsa-lou）通过脑成像方式，找到了静坐冥想状态下的相关大脑回路。这种冥想方式是集中注意力，旨在驯服我们的心、力求活在当下，并同时培养出对杂念的警觉能力。在冥想中，冥想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韵律上，他们的心思通常会四处游移，他们必须察觉到这个现象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回一呼一吸的呼吸韵律上。在这项研究中，冥想者在察觉到自己分心时按下反应按钮。
研究人员发现冥想者有四种基本的精神活动：1.集中注意力到呼吸上;2.心思游移;3.察觉到自己心思游移;4.重新转回注意力，再度集中注意力到呼吸上。
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涉及了不同的大脑回路。当冥想者进入心思游移的阶段时，大脑“默认网络”的神经元活动会增强。默认网络通常在个体清醒静止、不专注于外界时就会活动，并且在心思游移时活动增强，透过与自我和他人有关的长期记忆来建构并更新原有的认知模型。
第二个阶段，冥想者察觉到自己分心，此时大脑“突显网络”中的前脑岛和前扣带回皮质会增强活动。突显网络负责调控主观知觉经验，可能和冥想者分心的现象有关。一般认为，突显网络的神经元负责侦测新事件，可以在静坐冥想状态下切换神经元的活动。
第三个阶段涉及了更多脑区，这些脑区负责“夺回”注意力，让注意力脱离那些造成分心的事物。
在第四个阶段，受试者的注意力保持在呼吸韵律上，此时大脑中的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神经元持续保持高度活跃状态。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中，戴维森和他的同伴进一步观察到不同程度的静坐冥想者的脑部活动差异。与静坐冥想新手相比，练习数超过1万小时的静坐冥想者的大脑中，有许多和注意力有关的脑区比较活跃。奇怪的是，最有经验的静坐冥想者这些脑区的活动反而较低。这些专家级静坐冥想者似乎学会了某种技巧，不太费劲即可达到专注的状态。这和研究人员在许多音乐家和运动员身上所观察到的情况一样，他们很容易就能做出相应的动作。研究显示，正念冥想能改变认知控制的指标之一——大脑维持注意力的神经回路。如果有规律和持久性，它将使得保持注意力更加容易。
正念是另一种被广为研究的静坐冥想方式，涉及了某种形式的注意力。在正念的静坐冥想过程中，静坐冥想者必须注意每个视觉、听觉以及身体其他感觉和思绪。静坐冥想者要察觉一切变化，但不能被任何一个感觉或思绪牵着走，从而避免产生越来越多的心理反应和痛苦。每当自己分心时，必须立刻回到原来的状态。当自己觉察内心变化的能力越来越强时，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恼人状态，比如公司里发怒的同事、家中吵闹的小孩就比较不容易干扰你，你会越来越平静，心中的幸福感也会逐渐提升。
研究人员发现，当负面的感觉出现时，只要保持对它的觉察，就可以降低相应而生的情绪反应，并帮助我们脱离负面的感受。这种做法对痛觉特别有效，事实上痛苦的程度并没有减轻，但是比起对照组，静坐冥想者比较不会受到痛苦的干扰。
与静坐冥想新手相比，静坐冥想高手的焦虑相关脑区如脑岛和杏仁体，在痛觉刺激出现之前的活动程度比较低。在痛觉刺激出现之后，静坐冥想高手和痛觉相关脑区的神经元活动会较快回复到原本的状态。戴维森的其他实验也发现，在面对社交压力比如公开演讲或在严厉裁判前进行心算测验时，静坐冥想训练可以帮助人们控制、缓冲各种生理状态，包括炎性反应以及压力激素产生的量。
此外，还有好几项研究发现，正念和认知疗法结合起来是一种很有力的治疗武器。2000年，当时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约翰·笛斯戴尔（John Teasdale）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辛德·西格尔（Zindel Segal）针对发病3次以上的抑郁症病人进行研究，发现在经过6个月的正念静坐冥想训练和认知疗法后，那些从药物治疗到电休克疗法均已没有用的慢性抑郁症患者，抑郁症发作概率降低50%。最近，西格尔发现，静坐冥想疗法比安慰剂效应更有效果，比传统的抗抑郁维持疗法更能预防抑郁症复发。
于是一些人认为，冥想能够解决我们内心的冲突或者修复失调的关系模式。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被设计成心理治疗那样的功效。冥想和心理治疗就像锤子和锯子，不同的工具完成不同的工作。
十几年来，研究人员不只发现长期静坐冥想可以明显改变大脑的功能与结构，还发现静坐冥想练习可能会影响许多与身体健康有关的生理机制。目前，关于冥想静坐对脑部变化的研究还是在很初步的阶段，等待科学家的进一步证实。这些研究或许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找出合宜的心灵训练方式，寻找到心灵的宁静，提升人类的健康与幸福。

在路上

2010年5月末，美国5位心理学家在犹他州格兰峡谷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他们花了一周时间在犹他州南部的圣胡安河漂流，在松软的河岸野营，在支流峡谷徒步。
这是一个具有复杂目标的原始之旅，为了了解大量使用数码设备和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回到自然中会如何扭转这些影响。
在此期间，他们不能使用手机、邮件、笔记本等一切通信设备，这将是一次宁静的心灵之旅。有科学家指出，这样一次旅行缺乏可以作为研究依据的彻底调查。但是旅行的组织者，犹他大学应用认知实验室的主任戴维·斯特雷耶（David Strayer）认为，在他们停用所有电子设备、放松大脑时，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就已经开始——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注意力是圣杯。”斯特雷耶说。他认为，理解注意力是如何工作的，可以帮助治疗很多疾病，比如注意力缺陷、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
这5位科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组：信徒和怀疑者。
信徒是斯特雷耶和保罗·阿奇利（Paul Atchley）。阿奇利40岁，在堪萨斯州大学研究青少年手机强迫症。他俩认为，过度依赖科技会导致焦虑，自然可以缓解这一问题。
怀疑论一组则毫无保留地相信数字设备，他们不认为这次旅行会给他们个人或科学研究带来什么变化。这一组包括：托德·布雷弗（Todd Braver），41岁，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脑成像专家;史蒂文（Steven Yantis），54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和脑科学系主任，研究人们如何在任务之间切换;阿特·克莱默（Art Kramer），57岁，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研究运动对神经的好处。此行还有一名记者和摄影师，以及一名向导。事后，《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了整个行程。
这5人中，克莱默先生是最突出的。旅行的时候，他正要接受一个30万美元年薪的职位，作为伊利诺伊大学贝克曼研究所的主任，这是一个领先的研究中心，大约有1000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
克莱默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从早年就一直挑战自己。他离家时只有15岁，后来成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之后驾驶飞机，在一次高速滑雪事故中撞碎了膝盖。
他们驱车6小时从盐湖城到河边，最后停在一个户外用品店进行最后的补给。克莱默先生在出门前用黑莓手机检查了电子邮件，这挑起了信徒和怀疑论者之间的争论。
回到车里，克莱默说他查邮件是因为在等一个重要的消息：是否收到2500万美元的军方拨款，用于神经科学的人体工程学研究。他已经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向他们随身携带的卫星电话发送紧急消息。
阿奇利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克莱默会被困扰，“回来之后拨款依然在那里啊”。
“你当然想知道2500万美元的拨款。”克莱默回复，“他们认为我会马上回复他们。”
这只是一个辩论，新技术重新定义了“紧急”的概念。你需要多么迅速地获得信息然后回复它？信徒们说数据传送带来的声音制造了一种虚假的紧迫感，会影响人们专注的能力。克莱默也承认这有一些副作用。“作为学者，我生活在电脑里。”他说。
当他们驶入红砂岩区，在绿河加油时，克莱默又查了一遍邮箱。斯特雷耶说，克莱默显示出上瘾的症状。“有些人只认为别人有问题。”但是斯特雷耶也承认，克莱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他们住在被白杨树包围的双层旅馆，房间里没有电话，但是有无线网。无线网是几年前安装的，老板说人们无法忍受没有网络。克莱默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拨款的消息，他把笔记本放进背包，存放在旅馆前台。
几个小时后，小组到达木筏下水的地方，旅行者组装木筏，装载5天所需的食物、啤酒、水壶、便携式厕所、帐篷、厨具和急救用品。离开后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手机信号，阿奇利开玩笑说：“这是文明的终结。”
傍晚，他们在岸边安营扎寨，几只蝙蝠飞过，寻找被手电筒吸引的虫子。他们喝墨西哥啤酒，谈论大脑。来自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树林里散步后的开创性比在繁忙的大街上散步后要高。
斯特雷耶认为，大自然可以使大脑清醒。“我们的感官在自然环境中会自动调整，重新确定它们的接收目标。你注意到蟋蟀的奏鸣曲，听到河流的哗哗声，你可以捕捉到自然的味道和声音。与你联系得更加紧密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土壤），而非人造的生态环境。”
“所以人们称之为假期。它有恢复的作用。”布雷弗说。但是为什么大脑没有适应这些沉重的刺激，让我们变成更强大的多任务者？
克莱默说：“为什么大脑回路被锻炼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会变得更强？”
科学家认为，从印刷到电视，新媒体一直影响注意力。现代对注意力的研究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能让科学家看到大脑中血流和电信号活动的仪器的推广而兴起的。新的机器已经让他们能精确找到大脑的某个部分，比如人们从一个任务转换到另一个任务，或者当他们对音乐或者电影关注时，哪个脑区在运转。
史蒂文说：“我们能用一种非常先进的科学方法来研究脑和思维，而非弗洛伊德那样坐下来想办法。”
一开始，他们还谈论工作。接下来几天，他们的谈话开始变得模糊，他们沉默，用敬畏的眼光环顾四周，盘旋的苍鹰、大角的羊。有时候，当他们因身体正在接受挑战而变得非常专注，比如在激流的峡谷漂流或者徒步的时候。
这就是旅行的节奏：河水流动，思绪漂流。
“这是真正的精神自由，没有人没有事能打扰你。”布雷弗说。
克莱默终于感到“时间慢了下来”。在河上的第二天早晨，他第一个收拾好自己的帐篷，但是并没有紧迫感。他没有读任何携带的论文，至于那个2500万美元的邮件，他说：“我从来没担心过它。我已经不再想它了。”
这个团队变得更加平静，更加专注于周围的环境。其他人更为放松，布雷弗甚至放弃了咖啡。斯特雷耶说，他们经历了所谓的“第三天综合征”阶段，可以帮人们应对不断发出电子噪声的世界。
那天晚上，回到旅馆，克莱默把他的笔记本从前台取回。开始，他说洗澡休息之后再登录，然后他决定尽快看一眼。他已经收到了216封邮件，没有关于军事拨款的。
“2500万美元的传奇仍在继续。”他说，然后点击“退出”。
第二天早上，克莱默和布雷弗坐在车后部前往机场，分享了牛肉干和远景。事实上旅行并没有改变他们，但是让他们改变了思考自己研究的方式，以及思考自己的方式。
回到圣路易斯，布雷弗计划理解大脑在休息时发生了什么。他想用成像技术来检查自然对大脑的影响能否测量，是否有其他方法能够复制，比如通过冥想。
即便如今仍然不知旅行影响大脑的确切机制，科学家准备理清一下思路。克莱默说，阿司匹林在知道它的作用机制之前很多年就已经被使用了。 □

纪慈恩：走出恐惧

■ 杨璐

纪慈恩的声音有跟年龄完全不相符的低沉和嘶哑，这是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的后遗症。她19岁时，在荷兰为患有肝癌晚期的朋友签了安乐死同意书，回到国内，亲临死亡的恐惧、朋友去世的悲伤，以及各种指责叠加在一起，让她有一年的时间不见光、不说话，再次开口时，声带几乎发不出声音。恢复到现在的情况，纪慈恩付出血的代价，她要一遍一遍复述经过，最痛苦的时候不惜以头撞墙。最终，她依靠自己的毅力走出了阴影，还在过程中懂得了慈悲与正视死亡。她现在全职从事公益事业，不是为了帮人，而真是她人生中的一部分。

安乐死

因为替好友签过安乐死同意书的经历，纪慈恩的演讲全文在网上流传很广，也上了好几个电视台的节目。可说起当时的经过，她的眼泪还是会在眼眶里打转，情绪激动起来：“我现在很不喜欢有人说理解我，你凭什么说理解我呢？你理解的只是表层的东西。”纪慈恩告诉记者，签同意书之前，她也上网搜了安乐死的资料，可这跟签同意书，看着至亲好友安乐死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经历而去从理论上评价它，是一种对生命的轻慢。 纪慈恩
纪慈恩从小是个特别普通的女孩，普通到她自己都不记得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说明自己的性格。她的数理化成绩都不好，上了一个大专的文秘专业，专科又升本科，读汉语言文学。日子过得波澜不惊，直到远在荷兰的朋友默默回国，改变了她的生活。“我4岁时就认识默默了，我们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朋友。我住在姥姥家，我舅舅是残疾人，姥爷又有一身病，全靠姥姥一个人照顾，所以我天天在外面玩。院子里很多小孩，可我和默默都属于不爱说话的，所以我俩就单独在一起。默默比我大5岁，几乎陪伴我走过大部分的成长阶段。”纪慈恩说。
默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亲去了上海生活，她跟着母亲，可母亲又把她送进了福利院，直到默默的奶奶得知消息，领回家里抚养长大。“她从小就想成为一个被大家都喜欢的孩子，所以一直很努力，学习特别好。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用优秀的成绩博得她妈妈的爱。”纪慈恩告诉记者，默默考上了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还获得了去荷兰留学的机会，大学毕业之后，继续在荷兰读研究生。两个人虽然见不到面，可是通过MSN一直保持着联系。
2006年12月份，默默回到家乡，告诉纪慈恩自己被查出肝癌晚期，生命只剩下6个月。“她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还看不出来身体有什么异常，可已经很疼了，靠打针来维持。她奶奶已经去世了，所以她相当于一个孤儿，住在郊区一家疗养院里维持。她只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并且见父母最后一面。”纪慈恩告诉记者，默默的爸爸从上海赶回来，照顾她一个月，妈妈始终没有露面，只有姨妈来看过一次。等不到母亲，默默决定回荷兰结束自己的一生。“默默希望我和她男朋友跟她一起回荷兰，陪她最后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别人不理解一个朋友去世对我的打击这么大的原因，因为她太可怜了，不是在亲人的陪伴下而是直到最后都没有见到母亲，带着不甘心离开的。”纪慈恩说。
回到荷兰，疼痛更加剧烈，当地医院规定每天只能打两针杜冷丁，每一针可以止痛四五个小时，可默默只打一针，其余的时间就让纪慈恩和男朋友看着自己的痛苦。“她用头撞墙，咬自己的胳膊，牙都能咬掉，要不然就用冷水冲自己。我们这样看了两三天，她就说可以用安乐死的方式彻底帮她终止痛苦。”纪慈恩说。当时的纪慈恩只有19岁，默默的男朋友24岁，都不清楚安乐死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就上网查资料，英文不好，还请了一个新加坡的志愿者帮忙。
纪慈恩和默默的男友虽然理论上认为选择安乐死是对的，可就是想多看默默几天，没有答应。“三天的时间里，她清醒的时候就跟我们讲道理，讲她的痛苦。我们就去找医生，医生不给我们任何建议，只说，现在还不是疼痛程度最大的时候，将来会更剧烈，可到底有多疼，医生也没有得过这个病，说不清楚。不清醒的时候，默默就说，不要让她恨我们，我们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同意安乐死，我们不签字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根本不是为她考虑。”纪慈恩告诉记者，在默默的哭泣和逼迫下，他们只有“签字”一个选择。
口头上同意了安乐死，两个人还是没有签字，医生每天都来问，纪慈恩和默默的男朋友每天都说第二天，一直拖到第三天晚上，默默跟纪慈恩和男朋友做了最后的告别，决定第二天签字。纪慈恩告诉记者，她早上到默默的病房时，默默的男朋友没有来，她去宿舍找，也不见踪影，就明白了默默的男朋友是有意地回避签字。纪慈恩只好回到病房独自面对这个重大的决定。姐妹俩做了最后的告别。“她很清楚我从小把她当姐姐看，非常依赖她，所以她说她死了我怎么办。我就说那就不签字了，再给我一个缓冲时间。她马上很愤怒，扭头不看我。我就拍她，但是她没有反应。我就只好签了同意书，签好的瞬间，我看到她脸上有种解脱了的表情，很轻松很愉悦。”纪慈恩说。
签字之后立刻就要执行，医生让纪慈恩回避，出门的时候她把门上的窗帘拉开一条缝，可以看到默默的床头。“大约够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医生出来告诉我，默默的死亡时间。一直到回国开追悼会，我每天都在哭，哭累了就睡觉，睡醒了就继续哭。那个时候我的悲伤还是好朋友去世的悲伤，而不是安乐死带来的震动。因为2002年荷兰安乐死就立法了，医生、护士、志愿者都看作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那个环境里，我觉得是帮她解脱了。”纪慈恩说。 生活在大理的纪慈恩认识了许多朋友，现在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崩溃

默默的追悼会在家乡举行，这是她的同学和好友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纪慈恩也参加了这个仪式，不知为什么她为默默签署安乐死同意书的事情已经在默默同学中流传，大家哀叹她去得太快，评论安乐死这个结果，议论纷纷。“一开始大家只是小声说，说这怎么可以随便签，谁同意了。后来有人站出来问我，‘她对你这么好，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第一个人还比较委婉，后来我就几乎被围了起来，有人说我会得到报应的，也有人说我不得好死，说我是凶手。”纪慈恩说。
默默的情况很特殊，国内又没有安乐死的先例，普通人如果不知道来龙去脉更无法理解为何默默要选择安乐死，为何由纪慈恩来签字。纪慈恩被问得愣在那里，百口莫辩。“默默大学时候的好朋友沈洋把我从指责的人群里拉出来，我当时没有像正常反应一样去哭去闹而是非常平静，只想回家。沈洋是学心理学的，她觉得事情严重了，我的那种反应像暴风雨前的表现，非常不正常。但是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先送我回家。”纪慈恩说。
回到家纪慈恩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再也没有说话。“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沈洋送我回家。我那个时候说不出来，也哭不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没有表达的意愿，可就是说不出来，就像生理的语言能力被中断了一样。”纪慈恩说。
不但不说话，纪慈恩也不出自己房间半步。“我那个时候不敢看到光，只有在黑暗里才有安全感，我家的窗帘是双层的，一层很深颜色的布，一层是纱，我全部都拉上。有时候低头坐在床上，有时候坐在地上。吃饭就是我妈妈给我送进来，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敢出房间。”纪慈恩说。到底是哪件事情导致了这样的封闭，纪慈恩也说不清楚。“整件事情就像群殴，你给一刀，他给一刀，并不知道哪一刀是致命伤，最后共同造成这个结果。可能有朋友去世的原因，可能有亲眼目睹她从活到安乐死的原因，也可能是看到她为癌症而痛苦的场面。回国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接近崩溃了，如果面对的是大家友善的安慰，也许结果会不一样，追悼会的指责只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后来做康复鉴定的时候，医生说，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对心理造成损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并不是个偶然事件。”纪慈恩说。
在小黑屋里自闭了两个月，纪慈恩的父母觉得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悲伤应有的极限，学心理学的沈洋一直放心不下，跟纪慈恩的父母保持联系，她建议带着纪慈恩去医院做一个鉴定。“我那个时候不说话也不反抗，他们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医生说如果我有反抗说明程度比较轻，起码证明有斗志、有思想，我就是什么反应都没有。”纪慈恩说。医生给纪慈恩做了身体检查，然后跟她聊天，可纪慈恩一句话都不讲，没有办法在心理层面做鉴定，所以就给出了一个“创伤后自闭症”的结论。沈洋对这个结论不认可，因为自闭症几乎是先天的，不存在创伤后才出现的问题，从这个细节上看，觉得纪慈恩老家的医院在心理治疗方面不严谨，不够专业，所以建议还是慎重考虑治疗方案。
纪慈恩的状况只能休学，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好转。“有人跟我说话，或者听到脚步声我都会很恐惧。我的房间旁边是卫生间，连卫生间的门撞出声音我都用被子蒙住自己躲起来。后来过了好几个月发现即便有声音也不会有人进来，才好了一些。”纪慈恩说。她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并不觉得自己生病了，以为自己只是心情不好，只要没人跟她讲话，她过一天算一天挺好的，甚至有些享受。只是后来心理痊愈之后，家人和沈洋才告诉她，那段时间她是生了非常严重的病。

走出来

纪慈恩的自我封闭需要一些刺激才能有些变化。沈洋那时已经在加拿大继续进修心理学，她的导师建议找出纪慈恩成长中可以激发的事情来，再想办法。纪慈恩告诉记者，默默小时候被送到福利院去过，她和妈妈念叨过默默的可怜。沈洋觉得孩子的环境会让她有安全感，又跟这段往事接近，所以计划带她到孤儿院试试。
沈洋把纪慈恩带到北京，过了几天之后，说让她跟着去一个幼儿园。“她说那里都是小朋友没有大人，保证不会有人跟我说话。如果我愿意就和小朋友玩，不愿意就坐一边。当时我有点紧张，但是她说的场景很温馨，我也不太会反抗。”纪慈恩说。
纪慈恩去的是一个公益机构的孤儿院，确实如沈洋所说，只有受过专业培训、很和蔼的阿姨和很多小朋友，纪慈恩被门口一个安静坐在木马上晃的小女孩所吸引。“她一直盯着我看，我就蹲在她旁边。后来我坐在那里，她就坐在我旁边。她不跟我说话，只是跟着我。直到我要走的时候，阿姨正好拉着她去睡觉，她忽然拽住我，跟我做再见的动作。”纪慈恩说。
温馨和宁静的环境让纪慈恩感觉很安全，从那一天起，她每天从西直门来回6个小时去南六环外的这家公益机构打发时间。前10天没有任何变化，只是静静地看着小朋友们玩儿。“里面有个小女孩是7岁被遗弃的，她是被遗弃之后捡了两个月的垃圾活过来的，所以她有捡垃圾的习惯。第11天，我看见她把垃圾桶里已经扔掉的吃的拣出来放在她的斜挎包里。我就问她为什么捡垃圾，这是我一年多来第一次开口说话。我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变化了，没有办法全部发出来，阿姨听见我在喊，就进来了。”纪慈恩告诉记者，可能因为声带长久不用，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要很用力很用力才能发出微弱的声音来，听着不清楚。她去医院检查，医生给她做脚底按摩和针灸，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正常说话，但是声音就变得低沉和嘶哑。
能够说话并不代表痊愈，沈洋建议纪慈恩做康复治疗。“我做针灸也叫康复治疗，所以我以为是身体上的康复。可是去了诊所之后，问的是对默默这件事的感受。我不想说这个。医生就说，这就说明这是表面现象的康复。我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我以为这件事情只要大家不提就永远过去了，我好不容易可以说话了，为什么还要拉我去面对。”纪慈恩告诉记者，她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去面对，这件事情只是被掩盖而已，如果将来遇到类似的刺激，还会复发。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她接受康复治疗。
这是一剂猛药，需要纪慈恩把内心最痛的部分，翻出来见光。她从知道默默得了肝癌开始说起，一直要说到荷兰的经历。“从说第一句话开始我就在哭，根本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一开始坐在椅子上说，后来就靠着暖气坐在地上。一边说一边撞暖气。说到荷兰那一段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头上流着血趴在地上求着医生不要让我再说了。”纪慈恩说。陪同纪慈恩来的哥哥实在看不下去，中断了治疗，把她带走了。可这一次回忆还是刺激到了纪慈恩，她有自杀的倾向，在北京的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的院才回家乡。
回到家里，纪慈恩看起来好了一些，说话虽然不多，可是也能短暂地跟家人交流几句。生了这样一场大病，从小带她的姥姥很心疼，每天都来看望她。“我跟姥姥的关系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我妈和我姥姥同时掉进海里，我一定先救我姥姥。她有一天来看我的时候摔了一跤。我关上门就一边哭一边问自己，是不是只能这样了，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我觉得似乎还没到我的极限，还能承受更大的痛苦。那个时候就像在悬崖边和狮子决斗，要么你死要么我活，一定得战胜自己。我给医生发短信，说要回去治疗。”纪慈恩说。
纪慈恩在北京租了房，以一天去孤儿院、一天去治疗的节奏来生活。“我去孤儿院的时候就很开心，但一想到第二天去治疗又很苦恼。”纪慈恩说。医生估计当她可以复述20次经过时，心理状况会好一些。“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其实我前两三个月状态都差不多，没感觉有什么进展。我在墙上贴了纸画正字，每说一遍就画一道。到两个月的时候我才能完整地整件事情讲一遍，那时候不会自残了，可心里仍然很痛苦。”纪慈恩说。直到说了6个月的时候，最后一遍向医生复述经过，纪慈恩从表面上已经看不出什么情绪了，虽然内心还是会伤感。“医生拥抱我，向我祝贺，因为这虽然是治疗的常规方法，可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纪慈恩说。

痊愈

纪慈恩去年搬到大理来生活，过了欣赏苍山洱海景色的新鲜劲儿之后，就找到下关的福利院做义工。每周一、三、五她从早到晚都要待在福利院里。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是因为先天性疾病而被父母遗弃的，照顾他们要比健康的孩子付出更多。纪慈恩主要负责两个孩子，一个是脑瘫的康复训练，在拱桥形状的复健装置上引导孩子一遍一遍地走路。一个是因为从小生活在暴力环境而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他从早笑到晚，几乎一刻不停，如果不清楚的人看到会害怕，可这孩子非常黏纪慈恩，总是走过来抱住她。
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待在一起，对纪慈恩来讲，不是献爱心做好事，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先天存在的行为，不需要思考和谋划。纪慈恩告诉记者，复述安乐死的经过几乎是她人生中第一件长期坚持下来的事情。她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能量，用命拼着坚持下来的。这其中有跟姥姥感情深厚的原因，她不忍心让姥姥担心。也因为她意识到面对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而不是时间，时间的淡化只是逃避，用另外一个借口掩盖上一个借口而已。
这种一夜之间的成熟跟在孤儿院里的观察有关。“我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他们背负了太多的身世，异常早熟。”纪慈恩告诉记者，她在孤儿院里第一眼被吸引的女孩叫开晨，因为有非常复杂的先天疾病，做过几次大手术了。她并不主动跟别人说话，但是跟纪慈恩很亲近。纪慈恩在她身上找到了默默的影子，也觉得两个人前世有渊源。“我主要照顾她，所以孤儿院的小孩叫我开晨姐姐。我发现是一个3岁的小男孩叫起来的，他看出了我跟开晨的感情不一样。有一次一个小孩一直哭着让我抱，他就走过去说：‘你哭什么哭，这是开晨的姐姐，只有开晨不在的时候才能抱你。’后来他对我说，只要你在开晨不在的时候喜欢我就好。”
本来应该最天真、没有心机的孩子，能觉察出这么多的亲疏冷暖，纪慈恩告诉记者，她觉得心都要碎了。这些孩子小时候就被遗弃，要不然就被送来送去，太早就知道如何博得大人的爱。纪慈恩当时只有二十出头，还没到了母性爆发喜欢小孩子的心理状态，可是对这些孤儿院里的孩子生出一种怜惜的爱。因为面对这些特殊经历的孩子，让她内心成长得很快。“我一度很想收养开晨，可是她的病很复杂，需要高额的医药费。我那时候的择偶条件很简单，就是能负担得起开晨。后来我想明白了，爱不是占有，应该给她更好的环境。我帮她寻找收养家庭，一定是那种小孩已经长大的人家，这样才有精力和耐心来照顾开晨。”纪慈恩说。
除了去孤儿院，纪慈恩也开始到临终关怀医院里去陪伴老人。她告诉记者，给默默签安乐死同意书，到底是对还是错，现在是舆论在说她是对的，可之前的许多年里她并不笃定。而在养老院里频繁见证生命的谢幕，让她对痛苦和死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孤儿院帮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而临终关怀让我治愈了我过去的生活，我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
在福利院和临终关怀医院待久了，纪慈恩也逐渐对当年的事情释怀。她告诉记者，想清楚了死亡，才是她真正的痊愈。 □

认识自己，就有了力量往前走

■ 杨璐

黄鹭

一副打“糟”了的好牌

如果把上大学作为独立人生的开端，黄鹭抓了一手好牌。1997年高考，金融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黄鹭的父母给她报了全省最好大学的金融专业，她高考发挥很好，如父母的愿考上了。上大学，她是团支书，第一批入党，大学毕业，刚好赶上各大银行在省会城市招兵买马大发展，同学们都轻松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工作，而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上海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找到了工作，而且是编制内、解决上海户口的工作。
黄鹭长得好看，待人接物机灵，领导对她就重视，不出意外她很快就变成妆容精致、身穿名牌、干练优雅的女精英。可意外就是发生了，黄鹭告诉记者，虽然她有时候也会有喜悦，觉得自己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钱，过幸福的生活，但大多数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被羡慕的工作。黄鹭读高中时虽然数学成绩好，可那是几何很好，到了大学，高等数学、统计这些以数字为主的课程，完全进入不了状态。虽然是团支书，但绝对不是整天围着辅导员转、根红苗正的积极分子，她的精神头都放在了组织全班到外地旅游、看电影上了。“我从前是喜欢‘小虎队’的，‘大二’一天晚上偶然听了‘魔岩三杰’的演唱会，一个晚上听下来人就变了，去录像厅包场组织同学看‘魔岩三杰’的演出录像，然后就改听罗大佑了。”黄鹭说。
文艺滋润心田，可大国企的职场是另外一个话语体系，本来就对数字没感觉，工作氛围的不适应更是雪上加霜。“我们部门总换领导，每次换领导都要上马新的项目，不管之前的项目做到什么程度，不惜重新开始浪费各种资源。业务员很辛苦，中层领导对他们就是捣糨糊，对上级领导就是谄媚奉承，听到这样的电话就想吐。整个环境里就一两个人踏实做事情的。基本上在公司不会主动跟领导说话，领导从左边来，我就从右边走。”黄鹭说。
现在回想起来，黄鹭觉得自己真不适合这个职业。“从事金融这个行业一定要欲望特别强才行，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爸爸是公务员，妈妈是大学老师，虽然不是家里富裕的那种，可从小钢琴也学了，环境可以，我对金钱有安全感。如果是我自己选择专业，我会报新闻，可我爸妈很强势，从小管得特别严，金融是他们决定的。我虽然也觉得自己做金融有挣大钱的机会，可到了上海没人管束之后，本性就出来了。”黄鹭说。
黄鹭每天花很多时间在上下班的路上，早上或者傍晚走过外白渡桥时，看桥边飞翔的海鸥，周末就去图书馆看杂志或者去看各种展览。上海的文艺生活比家乡丰富许多，上海电影节的时候，她甚至请假去赶场子看电影。“我在第一个公司待了两年，其他人都在抓钱或者混日子，我就是经常请假，因为心思不在工作上，所以也无所谓。我还曾经跟领导请假说我要回家，其实是到北京来看跨年演唱会。”黄鹭说。几经辗转，黄鹭还曾经在保险公司做过销售，销售以业绩说话，跟国企办公室的氛围不同，可她还是没法投入。“我的客户都是事业上比较成功的人，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我还是欲望不强烈，可能聊得很好，最后销售单子被其他人抢走了，或者聊完天我从人家那儿买了东西走。经常到了公司楼下，忘了公司在几楼，因为这些太不在记忆范围里了。”黄鹭说。做销售不用坐班，黄鹭办了一张上海美术馆的年票，经常在里面一坐就是半天，然后回公司打打电话。
黄鹭想过转行，可是刚工作第二年的春节回家，她妈妈告诉她，学了金融就得一辈子做金融。她只能在这个领域里心不在焉地混着。“我的大学同学真都干得不错，我特别不爱参加同学聚会，因为自己做得很差，也不感兴趣他们说的什么，我现在连股票的盘都不会看。特别怕旅行中被问到做什么行业的，每次说出金融，都有种浑身不适感，觉得是在骗人或者骗自己。”黄鹭说。

什么是“我”要的人生

黄鹭生活里的别扭在绿妖看来并不稀奇，有一段时间，绿妖经常在网上的心理论坛回答网友的提问。“一开始我都回答得很详细、很长，可是时间久了，发现大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跟父母的关系、感情上、工作上的。”绿妖平时也会看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对这个领域感兴趣除了因为女作家的纤细敏感之外，也跟她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绿妖一直在寻找自己，从河南老家找到北京，又游走过几个地方。 绿妖
绿妖在河南一个县城里长大，因为是电力系统的子弟，技校毕业之后，顺理成章地在电力系统找到了一个体制内的工作。按照绿妖的父亲和周围人的眼光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工作稳定而清闲，上一天班休息两天，收入也不低。绿妖告诉记者，她刚工作一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钱给家里买当时最高级的三碟连放VCD影碟机了。
绿妖对这样的状态却不满意，对于县城，她很纠结，一方面是生长的故土，一方面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直到2013年，她还写：“回老家，听觉像受惊的兔子，东窜西奔无处落脚。”经济越落后，声音污染越重，县城的商业街上，每个店门口都大声播放着音乐，家里永远开着电视，家族聚会上永远谈论着家长里短，不冷场。绿妖觉得县城的边界简直比一个国家的边界更难于跨越，在这样一个幽闭的环境里，她没法成长。她告诉记者，如果一直在体制内待下去，单位就变成了全世界，不想在四五十岁时候，张口闭口只有我的处长、我的局长，这种贫乏的话题。
绿妖心中向往的是一个文学世界。她告诉记者，从小她就喜欢看书，县城没有什么书，就把金庸、琼瑶能找来的书都找来看，从初中开始，还模仿着写武侠小说。上班之后，绿妖在县城里办了三张图书证，把能找到的感兴趣的书都看了，还订了《读书》，杂志上有什么书的信息，她休息的时候就到城里的书店买回来。“王小波《黄金时代》第一版我就已经看到了，从这些书里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就更加对自身环境不满。”绿妖结交了一些在市里做电台的朋友，而在县城的生活里，只有一个来实习的男同事跟她有共同语言。“那时我终于遇到一个能跟我聊文学聊哲学的同事，他也是我身边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绿妖说。
在男同事的建议下，初中都经常逃学的绿妖复习功课，成人高考到了武汉，开始了长时间的城市生活。大学毕业之后，绿妖觉得她更不可能回到县城了，这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家庭冲突。绿妖告诉记者，父亲对家庭早有安排和设想，姐姐嫁到了城里，她留在县城工作给父母养老，甚至家里的房子都准备好了。除了打乱父亲的计划，那个夏天，母亲入狱、姐姐离婚，父亲的世界濒临崩溃，绿妖并不想跟父亲在老家抱团取暖，坚持到北京闯荡。“他约了四位最有权威的男性长辈到我家，加上他，五个人正好坐一个圆环，我坐在圆心。他们没能说服我。他们肯定困惑我和我母亲为何都如此不正常，下结论说，我妈是大神经，我是小神经。”绿妖说。
绿妖跟父亲的抗争不是父女间不分彼此、亲密无间的任性。绿妖告诉记者，姐姐从小美丽而聪慧，她一直觉得父亲更爱姐姐，她不是呼风唤雨，被娇宠长大的，反而记得许多父母的训斥和儿童时期愿望的不满足。“最后，我爸吵累了，挥挥手让我走，说我这一走，咱家就是家破人亡。”绿妖告诉记者，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拎着箱子静静离开了。她一点不觉得父亲说的是气话，跨出门的一刻，她就是一个孤儿了。

一边跌倒，一边成长

绿妖很明确要到北京去寻找文学的土壤与知音。黄鹭还在自己糟糕而别扭的生活里打转。她报名参加摄影旅行团去了一趟稻城亚丁。“我一个人坐火车到成都，在那里参加旅行团，那时候我连单反相机都没有，拿了一个傻瓜相机，借了一个二手的调焦相机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上高原，感觉世界太大了，人太渺小了，站在高原上周围一片宁静，就像回到妈妈肚子里一样。虽然具体我要怎样生活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我觉得认识自己的门开了。”黄鹭说。
从宁静辽阔的高原回到花花世界的上海，黄鹭增加了改变的勇气和决心。她还跟旅行中认识的男孩子谈起了异地恋，两个人通过短信和电话交往，情到浓时，黄鹭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到男友的城市去生活。离开上海和待遇优渥的工作到其他地方，黄鹭的父母倒是没有反对。“他们只要我过正常人的生活，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我那年26岁了，他们觉得谈恋爱、结婚是头等大事。”黄鹭说。
这段感情没有圆满的结果，黄鹭在其中遭到了挫折和背叛，抛开男方的种种问题，黄鹭现在回头看，当初的决定其实跟在上海别扭的状态有关。“我当时急于改变，去投奔男朋友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辞职理由。在这段关系里30%是因为感情，其余都是调整自己的念头。我既不了解男朋友，也不了解自己。”黄鹭说。
感情不顺利，黄鹭尝试金融以外的职业。“我那时候一直没有明确自己想做什么，所以大家通常做什么我也跟着做。我去考了两次公务员，一次选择了类似图书馆里的一个岗位，一次报了类似摄影家协会里的岗位，没有考上。”黄鹭说。她一度对非政府组织感兴趣，想到这样的机构工作，查资料发现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很多是读过MPA（公共管理硕士）的，她就返回上海，去复旦大学读了这个课程。“真正上课，发现跟想象中不一样。来读书的都是公务员，全班只有我一个自费，课程里只有一门选修课跟非政府组织相关。”黄鹭说。
黄鹭毕业没有去找一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原来的金融业里虽然也遇到几次好项目，可是一到临阵，她又退缩回来，因为还是不在那个气场里。她又想去加拿大投奔亲戚，离开上海到北京一边学语言一边等签证，可手续办得不顺利，被拒签了两次。“其实出国也不是我真正想出国，还是想改变自己而没想清楚到底要往什么方向走，只能抓到一个算一个。”黄鹭说。2009年的春节，黄鹭在家里帮着妈妈打扫卫生。“在厨房里，我妈逼我承认我毕业这些年的人生是失败的。”黄鹭说。
跟黄鹭经历类似迷茫的还有杨轶。杨轶出生于军人世家，爷爷、外公还有父母一辈都是军人，他在部队大院长大，读的也是部队子弟的学校。从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业毕业之后，他不想跟其他部队子弟一样回到部队里或者体制里工作，在纪律严明的氛围里生活了二十几年，他想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青春期的时候没少跟父母吵架，所以我想完全依靠自己去生活，这样才能在父母面前腰杆硬。”杨轶说。
杨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的集团从事对俄罗斯出口中央空调的业务，这是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没有开拓的压力，他的专业又很对口，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工作的第一年，他拿了一个优秀毕业生的奖项，在集团里起步不错。可过了新鲜期，杨轶对环境不满意起来。他告诉记者，美的总部像一个独立王国，在珠三角地区由办公楼和不同的生产区域组成，大概有七八万人生活在这里，连周围的房地产项目都是美的集团开发卖给员工的，上班接触的是工人、和他一样的职员，下班的邻居还是工人、和他一样的职员，所见所闻都很贫乏。他在俄罗斯留学过一年，那里的绘画和音乐让他从对俄语没兴趣到喜欢上这个国家，他希望生活里有这些文化元素，可远离城市的美的基地没法满足他这个要求。
在美的工作了一年，杨轶拿着积蓄跟同学去苏州开了一个四川面馆，到了晚上还骑着三轮车在小区门口摆摊卖冰粉。从做外贸的白领辞职当小贩，杨轶做得很有劲头。“我父母都是在部队里，后来转业到地方也是体制内，他们社会经验不多，给不了我什么建议。我都要靠自己摸索，可是我很年轻，多走了一些弯路无所谓。而且我在尝试一种我不擅长的生活，那是一种有追求的感觉。”杨轶说。兴致勃勃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面馆开了三个月就倒闭了，三轮车和做冰粉的工具也被城管没收了。
杨轶一边寻找新的工作，一边寻找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一度又做回了对俄罗斯的电器外贸，还跟同学去创业。可是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外贸这个行业。“这个行业里人和人打交道的目的就是钱，完全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我从小在部队里是看着发射卫星长大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工作的目的不是钱，不是奖金，经常听他们说的是又突破了什么技术、又获得了什么嘉奖，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能创造历史，有高尚的内容。”杨轶说。
经过了几个工作的挫折，杨轶的父母让他回成都工作，可杨轶觉得自己年轻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如果我甘于过成都那样的生活，我就不出来折腾了，既然我已经这样了，我就要继续折腾下去。我带着开面馆没有赔光的1万块钱，想见识一下中国的广大。”杨轶说。他听说深圳的氛围很好，英雄不问出处，全凭本事吃饭，有包容性也更有秩序，就到深圳找了一个工作。“我干了七八个月，领导很重视我，把我提拔成主管。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站在楼顶看深圳夜景，抑郁就把我击倒了。”杨轶说。
杨轶开始害怕跟人接触，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每周打网球和每个月的古琴课都停了下来。“每天早上醒过来心里都很难受，晚上回到家赶紧洗澡，然后拉着窗帘关上灯，用被子把自己蒙住，只有这个时候才觉得最舒服。”杨轶说。在大量独处的时间里，杨轶陷入了对自己的拷问和纠结。“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工作，一想到以后成家要为了承担家庭责任而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我就觉得很难受。可又一想，除了外贸我还能干什么呢？去哪里找一个有高尚内容和责任感的工作呢？我觉得我的人生走进了死胡同。”杨轶说。 黄鹭的摄影作品 标题

认识自己

黄鹭现在是一名以拍摄儿童纪实为题材的摄影师，在文艺又时髦的妈妈群体里特别受欢迎，她们邀请她住在自己家里，拍摄日常生活的点滴。黄鹭不修片，不摆拍，照片也许不漂亮，却捕捉的是家庭里的真实。按照一般的逻辑，就是黄鹭经过试错，终于转行成功，所以越过越顺利，内心就平静了。可黄鹭说，这完全是两件事情。她想清楚了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欲望与胆怯，才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强势的母亲让她承认自己的失败，她口头不承认，心里也不服气，可到底为什么活得这样别扭，她依旧没有章法。黄鹭独自一人去泰国旅行，英语不好，也没有做任何攻略、订酒店，可一路受到别人的帮助，在大巴上认识的路人给她带路，开车带着她玩儿，甚至还有邀请她住在自己家里。黄鹭告诉记者，她因为遭遇感情的背叛，对人的信任度降到最低，而这些萍水相逢的帮助让她重拾了爱与相信。
不旅行的时候，她看许多人物传记和心灵成长方面的书籍，看克里希那穆提，其中一句“观者，即被观者”总是在她内心遇到问题时，在她内心要寻找平静时反复出现。宗萨将扬钦哲仁波切说：“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善用真正的自由，只因为我们无法免除自己的傲慢、贪求、期待与恐惧。”黄鹭告诉记者，她不能说自己完全看懂了这些书、这些话，但是当时它们带给她思考和力量。
黄鹭在内心痛苦挣扎时开始想，纠结的感情和工作中的痛苦到底来自何处，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她下定决心找到自己，而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其他事情上。黄鹭告诉记者，她去西藏旅行，在大昭寺、在珠峰、在纳木错，每一次虔诚的跪拜不是祈求感情和谐或者事业顺利，而是希望自己可以成长，获得力量与智慧。她想自己到底被男朋友哪里吸引了，为什么还不分手，她要挽留的是这段感情，还是这段关系是她这几年唯一抓在手里的成就。她为什么对工作纠结，为什么不满意。她到底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
“我真实地看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毛病。我为什么不能放弃这段感情？当初在一起因为我要改变的借口，甚至他有一个很好的相机，我们可以一起玩儿，这些都是不纯粹的东西，是我的贪念。我为什么从生活状态里走不出来？是因为我害怕被别人看，怕给父母添麻烦，想让父母放心。我不够勇敢。”黄鹭告诉记者，她花很长时间想清楚什么是自己不要的，人一生的时间精力有限，把不要的先扔掉。还想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就先去热爱生活。
回想她大学毕业后的10年，黄鹭告诉记者，这确实是特别不好的阶段，可她感谢那段日子，因为在最痛苦的时候，面对了真实的自己，找到问题来源于哪里。黄鹭找到了真爱，现在过着甜蜜的日子，事业上也已经起步。可她告诉记者，并不是日子越走越顺那么简单，而是她认识了自己就有了力量，束缚的东西就少了，她总是有种对的感觉，是一种很明确的状态。“就像是拍照，有人喜欢这个风格，有人不喜欢，可我不在意，我的理念是要真实记录，因为真实才有觉知。我内心变得很笃定。”黄鹭说。
绿妖虽然在北京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也结交了一群谈文学、谈电影的知己，可饭局结束，从热闹到冷清的时候，她并不快乐。出走北京解决了她的个人理想，但父母的态度给她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刚到北京那几年，这件事挺影响我的。我是和我爸大吵一架离开家的，那种程度让我觉得我们已经断绝父女关系了。他说家破人亡，我当时也没有留下。”绿妖告诉记者，自己是狮子座，很自我，不太管别人的想法。现在看小时候挺任性的，可当时没觉得做错什么。
父母一直没有原谅绿妖当时的决定，基本不给她打电话，春节回家也是冷冰冰的。绿妖觉得自己有了一种难以平复的孤儿心态。“很多人在外面受了委屈会觉得大不了回家，但是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没有归属感。”绿妖说。她在小说《少女哪吒》里写了一个和家庭决裂的姑娘，但是在同学间，又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庞大的家庭。绿妖说，自己的心态跟小说很接近。她回想自己的成长和家庭、童年的不愉快。父亲更疼爱优秀的姐姐，而总是打她，因为她屡禁不止看课外书。她拿一把吉他回家，父亲却说先把三弦学好，而不是给她找吉他老师。父母在家打麻将，吵得她没法安静学习。
绿妖一度很愤怒，觉得自己成为今天的自己就是因为童年的原因。即便谈恋爱，这些对过去的纠结也成了阴影，她认定：“人没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依靠谈恋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绿妖告诉记者，因为家人经常爆发狂暴的争吵，从小没有学到健康的亲密关系模式，长大后，她特别希望能和一个人长久健康地相处，来证明自己是正常的。可是这个关系在第一段感情里没有成功，她没有安全感的心理容易崩溃，争吵后她发现这和自己原生家庭的狂暴气氛何其相像。她无意中复制了她想避免的父母的模式。读书和写作才让绿妖渐渐释怀。绿妖告诉记者，她看很多遍文学和社科类的书，读这些书让她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写作，散文和小说帮她理清了思路。她曾经想给父亲写一封长信来诉说自己童年的不愉快，后来她断断续续地写在了文章里。“写出来，它们才不会变成我心里的一个疮疤，一直溃疡下去。”
绿妖开始厘清自己的纠结，哪些是性格问题，哪些又是家庭带来的。“郑渊洁的童话里说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有的人内心是宽阔的大海，有的人内心全是暗礁，我的内心就全是暗礁，但是撞毁的不是别人的船而是自己的船。我引以为豪的是我没有伤害别人，我表现得非常温和，可是我自己内心在激荡。”绿妖说。想清楚自己，绿妖忽然理解了父母。“我一直以受害者自居，我和我爸有什么区别呢？一直抱怨，却又极端依赖。我抱怨他是因为他没有给我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为我的过去抱怨他。”绿妖说。想清楚了，很多纠结就释怀了。“我抱怨他们打麻将影响我学习，可是我看课外书很入迷啊，我就是学渣啊，学习不行是不爱学习，跟吵不吵没关系。”绿妖说。
绿妖也越来越学会如何在自己布满暗礁的内心小心行船。她最近办了两场新书发布会，第一场发布会之前情绪就崩溃了，因为她觉得书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被人看见感觉很羞耻。“我觉得不够好，很焦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内心也问，真的有这么差吗？我想明白了这个自我否定的源头在哪里，它可能是童年不受父母肯定的旧病，我把那个小孩子安抚好了。”绿妖说。第二场发布会她又崩溃了，这一次她明白这是追求完美带来的焦虑。“追求完美是一种贪婪的表现，追求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贪念。我想到这里，也觉得可以缓解自己了。” 杨轶

依靠自己走出来

杨轶如果不上班就蒙着被躲在家里，这个状态在他学医的同学看来就是得了抑郁症。杨轶告诉记者，他觉得自己是太敏感，钻了牛角尖，想太多了。可要想战胜这个状态，他知道只能靠自己。杨轶的病根儿在人生迷茫上，他妈妈给他介绍了一个大两岁的哥哥来谈心，他们年龄相仿，感同身受，经验可以借鉴。“那个大哥是专升本，这个学历是没有含金量的，可他考上了川大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又考上深圳的公务员。他看我当时的状态，就问我想没想过考研。我真的被他触动了，想尝试通过考研来让内心解脱。”杨轶说。
因为考研不是逃避现实的目的，不是找工作的跳板，所以杨轶并没有选择最容易考的母校本专业，而是把俄语专业全国最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作目标。“川外俄语考北外的难度就是在我之前20年，没有一个男生考上过，女生也寥寥无几。”杨轶告诉记者，自己本科前几年因为对俄语没兴趣，所以成绩在班里是倒数的，他去考北外俄语的研究生，差距就更大。
杨轶从小长在部队大院的斗志被激发出来。他从深圳辞职回家，距离考试只有半年了，没时间再胡思乱想，全心投入复习当中。第一年因为仓促，没有考上。这时候成都有了一个年薪20万的工作机会，可杨轶还是选择再考一年。他在北外附近租了一间考研房，每天到校园里去自习。“那一年我们高中同学在北京聚会，当天中午我还在为买100块钱的自行车觉得太贵而犹豫，见着同学，他年薪有三十四万元，已经在北京买房了。真是感觉自己弱爆了。”杨轶告诉记者，整整一年的复习时间，他都觉得自己很卑微，甚至上自习走在北外校园里，都不敢走在路的中间。
杨轶每天复习的时间很长，早上6点多就起床看书，晚上要到凌晨才睡觉。“考北外就是我那段时间找到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所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抑郁症也好了。”杨轶说。破釜沉舟的劲头整整保持了一年的时间，连考完试都没回家过春节，继续在北外旁边出租房里等成绩。“我为了专心考研，连电脑都没带到北京。所以我爸爸帮我查的分数，371分，我想要的专业和方向，所有好的东西就都摆开了。我自己又去网吧查了一遍，亲眼看着考出来的分数，我哭了半个小时，大学毕业之后所有的失败、卑微、耻辱全都没有了。”杨轶说。
考上研究生让杨轶过了自己心里的一道坎，这段经历让他发现自己在做一件很难达到又不功利的事情时内心又愉悦又平静。他给自己找了另外一件事儿干，骑行一万里，探访战国遗存。“我爸妈开始不同意，担心安全问题。可我跟他们说，一个国家是要靠男人撑起来的，得经风雨，这点苦吃不了怎么行。”杨轶说。他搜集大量的资料，考据古代地名与现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规划出路线图，包括王翦墓这样国道上没有标识、矗立在田埂里的冷门古迹也都不落下地去拜访。出发前他连专业的自行车都没有，也没有历史专业背景，不过他真的坚持骑行万里，搜集的资料和路上见闻写了一本书出来。
考研和骑行让杨轶了解了自己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不会像在美的集团一样，在意环境能不能给他带来愉悦，而是自己寻找有趣的生活。他恢复了抑郁期间中断的网球训练，还学习打太极拳，最近又在无锡找老师学萧。杨轶也想明白了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他现在被派驻到中亚，每三个月回国一次，这一个大项目，他觉得参与其中能够给自己带来荣誉感。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指望在事业上升官发财，而是踏实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其他时间用在不功利的、完全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只要每天精进一些，就很高兴。“想清楚这些，我的抑郁全都没有了。我花了7年的时间，终于寻找到想象中完美的生活方式。”杨轶说。 □

沙特新王萨勒曼

■ 邹珊

1 月23 日，沙特新国王萨勒曼发表继位后的首场演说
与欧洲的王室制度不同，这几十年来，沙特的王位一直在其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儿子中间传递。这位老国王妻妾成群，仅受其承认的儿子就有44个。萨勒曼是已故国王阿卜杜拉的弟弟，但二人并非一母所生。萨勒曼的母亲是其父生前最宠爱的妻子，育有七个儿子。这七人被视为王室家族的权力中心。阿卜杜拉的前任、2005年过世的法赫德国王也是这七兄弟之一。
如今，国王仍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制国家在世界上已不多见，沙特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萨勒曼接手的，不仅是王室家族的未来，还有近3000万沙特民众的命运。目前，这个极端保守的伊斯兰王国的社会结构正在急速变化之中，近一半人口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社会的就业压力颇为沉重，许多民众都在互联网上表达对于王室的不满，言辞尖锐。已经79岁高龄的萨勒曼在此时忽然变成政府的首脑，还将身兼总理和国防大臣，他应付得了吗？
好在他的从政经验还算丰富。1963年，28岁的萨勒曼当上了利雅得省省长，一干就是近50年，其间几乎没有腐败记录。在他手下，该省人口从当时的20万人逐渐增加至目前的700万。其省会、全国首都利雅得也从一座荒凉的沙漠小镇逐渐转变为高楼林立的国际化大都市，高等院校、西式餐厅、经济适用房、便捷的交通系统应有尽有。这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不仅为萨勒曼在国内树立了“进步且务实”的领导人形象，也让他名扬海外。在利雅得各种重要的国际社交场合，他都要以东道主的身份出现，接待外交使节等重要来宾，并与他们洽谈投资项目。
而由于利雅得是许多皇室王子和公主的居住地，萨勒曼也时常需要充当亲戚们的“家庭纠纷调解员”。他处理起家族矛盾十分干脆利落。2007年，阿卜杜拉国王成立了掌管王位继任事务的“效忠委员会”，并提议在此问题上考虑择优而并非仅按年龄先后排序。当时，萨勒曼最年长的哥哥拉赫曼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一安排，但是萨勒曼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闭嘴，回去工作。”
他从2011年开始接触国家政务。那年，他接替因病去世的哥哥苏尔丹担任国防大臣以及军方首领。2012年，萨勒曼被正式立为王储。之后，他主持了好几个月的内阁会议。几乎所有皇室成员的外访行程都是由他安排的。近一年来，随着阿卜杜拉国王因健康问题而逐渐丧失工作能力，他又开始为国王代政。“这一路走来，他什么技术都得具备。”美国驻沙特前大使罗伯特·乔丹这样评价萨勒曼，“他得充当改革家、法官，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陪审员的角色，还要处理异己意见和经济问题。所以，对于手上的任务，我认为他准备好了。”
在沙特人眼中，阿卜杜拉国王是一位进步的改革者。他致力于赋予国民更为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并投入重金以提升教育、兴建国家基础设施。在推动女性权利方面，他也有较大贡献。他曾破天荒地任命过一名女性副部长级职位。他执政近20年，国家也享受了近20年的太平盛世。
而萨勒曼虽支持这些改革，却担心一切进展过快。他还认为“民主并不适合沙特”。2010年，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美国人由民主联结在一起，而沙特人在本质上却是由家族相互联结的。所以民主在沙特根本行不通。“如果我们这样做，每个部落都会成为一个政党，那么沙特就会变成伊拉克，乱成一团。”他说。
不过，在继承王位后的首场演说中，萨勒曼面向全国承诺将维持前任政策。观察家也认为，由于沙特王室本身高度崇尚家庭合作与和谐，这场权力过渡将会非常平稳。18、19世纪，沙特王国曾两度因王室内讧而使外敌乘虚而入。如今，阿拉伯世界正面临着几十年来最为深重的危机，王室成员更加希望在此时向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现自己的稳重与凝聚力。
“我认为大家将看到当前状况的延续，相似的政策、相似的事态发展。”华盛顿“阿拉伯裔美国人学会”的主席詹姆斯·左格比说，“沙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正在经历变革，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都将继续这一趋势。”
唯一潜在的动荡因素是这位高龄新国王的状况。萨勒曼的身体并不好，但由于沙特媒体受国家的严格管控，没人知道他究竟患了什么病。有人说他曾经中风，左胳膊活动受限，也有人说他已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初期。近日，萨勒曼繁忙的官方会议议程证明他的身体还过得去，但有不少人认定他只是在硬撑着。
而他接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他的弟弟，穆克林亲王立为新王储。穆克林今年69岁，是老国王最年轻的儿子，曾任国家情报机构首脑。他与阿卜杜拉国王关系紧密，也非常支持他的现代化改革政策，去年3月，阿卜杜拉曾亲自将他立为副皇储。不过，这个继任方案仍存在争议。穆克林的母亲并无王室血统，这在许多沙特人心里是过不去的一关。
但这无论如何，眼下的情况都在提醒着，这个王国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继承权挑战”。老国王孙子众多，仅萨勒曼一人就有多个儿子，其中不少身居国家要职。王室成员这些年虽然团结一致，但届时，应挑选谁为继承人？一场权力争斗恐怕在所难免。
石油市场对阿卜杜拉国王的逝世反应灵敏：消息一传来，美国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的价格就在早盘交易中跌了2%。
市场非常关注沙特的能源政策走向。近期油价持续下跌，而沙特作为欧佩克的最大产油国，却因想要挤压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和其他非欧佩克石油出口国，坚决不肯降低产量。沙特的石油部长纳伊米日前表示，不管油价跌得多狠，他都不准备改变政策：“降低产量不符合欧佩克生产商的利益，不管价格水平如何。”
可是，这一立场不仅伤害了伊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等需要高油价来平衡预算的国家，也引发了来自沙特王室内部的争议。毕竟，沙特政府2015年的财政预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每桶80美元的油价制定的。花旗集团最近预测，该国很可能马上就需要缩减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需的预算了。所以，虽然已经逐步建立了7500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填补赤字，眼下的情形还是让沙特感到紧张。
“更大的恐惧，或者说灾难，是政府将持续动用财政后备，直到全部亏空。这在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那时我们被迫从国外借钱。”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已故国王法赫德的侄子在今年1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同样，阿卜杜拉国王的另一个儿子、沙特的石油事务副部长也不支持国家维持高产量。
而纳伊米之所以坚守立场，是因为有阿卜杜拉国王为其撑腰。那么，萨勒曼会怎么做呢？
在华盛顿能源顾问公司“拉皮丹集团”总裁鲍勃·麦克奈利看来，至少在短期内，沙特不太可能改变石油政策立场。因为，早在1月6日，萨勒曼就已在一场代其病中兄长发表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国际原油市场发生的事情，那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他还表示，这种变化“在原油市场并不新奇。过去，沙特政府曾以坚定的意志和敏锐眼光对抗过相似状况，这一次，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应对挑战”。
其实，沙特选择维持现有产量也并非完全意气用事，虽然低油价会伤害到预算，但他们面前的其他路也并不好走。因为就算减产，价格也不会回升太多。而这样一来，沙特就等于将自己的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了伊朗和伊拉克等竞争国。上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原油价格崩溃，沙特曾经“犯过这个错误”。
所以，若要沙特改变石油政策，大概得等到穆克林登基之后了。 □

诗人余秀华：苦痛中的歌唱

■ 李伟

余秀华在卧室里翻阅多年来积累的自创诗作

“我是诗歌无法说出的部分”

让我安静的时候写诗
穷苦的时候流浪
让我对路过的人和灯持永恒之爱
让我总是在该掏出匕首的时候掏出花朵
让我在能够申辩的时候保持沉默
即便如此，这世界还是没有给我一个春天
即便如此，我今天还在，打算喝一点酒后
去风里转转
（余秀华：《活着》）
余秀华用左手写字，但她不是左撇子。
脑瘫不仅使她走路倾斜，言语含混，也使她的右手颤抖，无法稳定地握住笔。最开始，她必须用左手压住右手才能勉强写出字来。每个字都写得艰难，但依旧弯弯曲曲，像一条条趴在纸上的蚯蚓。后来她练习用不那么颤抖的左手写，竟然比右手好些，还更轻松。常人最简单的事情，对她而言却是极大的挑战。
2003年以来，她写了2000多首诗。她把它们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摞笔记本上。字迹清晰，力透纸背，仿佛是用钢印盖上去一样，可见用了极大的力气。
电脑的发明，对余秀华是一次肉身的解放。她不必再费力地用颤抖的手握笔书写，而是伸出左手食指，一下一下地敲击键盘。我见到余秀华的时候，她正背对着门口，趴在电脑前费力打字。某出版社打算为余秀华出版诗集，她要整理一个目录出来。
她是一夜成名的，成了国内名声最响亮、最不可思议的诗人。全国许多媒体蜂拥而至，驻扎在她家里，进进出出，轮流拍摄采访。湖北钟祥市政府给她送来了一台联想电脑，淘汰掉用了多年快崩溃的老机子。网站来找她开博客、约专栏，开出高额稿费。电视台请她去北京，录制节目，做嘉宾。各地的出版社也轮番上阵，希望抢先出版她的诗集。一家全国最赚钱的出版社打电话过来，但却被余秀华拒绝了，然后不死心，编辑坐飞机换汽车跑过来劝说，最后还是悻悻而归。余秀华选了最早联系她的出版社。
我问余秀华：“以前有没有出过诗集？”“没有。”她回答说，“出诗集要自己掏钱，我没有钱。”
余秀华的家在江汉平原的西部边缘，湖北省钟祥市石牌乡的横店村。石牌乡最出名的是豆腐，全乡有3万多人外出做豆腐。横店村毫不起眼，冬小麦和油菜稀稀落落地长出地面。田野在冬天显得格外萧瑟。余秀华的家孤零零地立在村中央，房子老旧，前面是一片宽阔的鱼塘。冬日阳光煦暖，湖水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余秀华穿着粉红色大衣，黑裤子带着一点金色的光芒，特地系了一条白底黑纹的丝巾。她今年38岁，看起来似乎还要苍老一些。在人群中，是一个无法引人注目的农村妇女。
她对自己的出名，并不特别在意。她不知道是否真的有那么多人喜欢她的诗，还是仅仅因为她是一个身有残疾的农村妇女。虽然她尽力配合着媒体的采访，但并不主动，问烦了就敷衍。她知道很多人是来猎奇的，只对她的底层身份感兴趣，而没有读懂她的诗。她坐在屋里，对着摄像机和录音笔，显得有些无奈。
回答问题累了，她会摘掉眼镜直接躺在床上，躺着说话。有电话打进来，她有时会开启免提，让一屋子人都听到电话内容。她一边用QQ聊天，一边接受采访。当记者接不上话的时候，她不耐烦地催促：“快说下一个问题。”不想回答的时候，她说：“跳过去，下一个。”她会直接告诉你：“没有人能够走进我的内心，我也不要求别人理解我”;“我很急躁、粗暴，我的性格是个魔鬼”;“生活的价值是什么？生活对我就是混着”。“你有宗教信仰吗？”“我没有，但我信神。神不会雪中总送炭，只会锦上添花。”
她的书柜和衣柜里都有一些书，但不多，包括里尔克、北岛、徐志摩和席慕蓉的诗集。雷平阳是他最喜爱的当代诗人。她没有钱买更多的书，大量阅读是通过网络下载到手机上完成的。莫言获奖后，她就把莫言的小说下载到手机上，在狭小的屏幕上，一点点吃力地读完。
媒体蜂拥而来之前，余秀华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丈夫在北京打工，儿子在武汉读大学。她去年养了十几只兔子，每天两次出门割草喂兔子。其他的时间，就用来写诗和阅读。
选择用诗歌表达自己，和她的身体缺陷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她没办法轻松地书写，“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余秀华
在某种意义上，诗歌是她的精神寄托，甚至终极关怀。她曾经写道：“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我问余秀华什么时候写诗，她说：“平静的时候写诗，写诗让我平静。那些词语会自己蹦出来。”
但她的诗却无法给人带来平静，充满了抗争、愤怒、悲悯和痛苦。就像《诗刊》编辑刘年所评价的：“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平静与挣扎，困扰着余秀华。她不想接受命运的摆布，但又无力挣脱。她曾写道：“每天割草，喂兔子，为一个兔子的死而悲伤。这就是一个农民在活着。在农村，人与人隔得也非常远，他们除了打麻将几乎没有别的娱乐，这不是堕落，而是真正的可怜。我不知道如果我会打麻将，是不是一定就是他们的一分子，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厌倦，这么多年，除了诗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被我厌倦。”
她在诗中是一个样子，在现实中又是另一种存在，就像她自己说的：“我是诗歌无法说出的部分。”她没有健全的身躯，没有富足的生活，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但却有着最真诚的情感，天马行空的想象，永不妥协的愤怒和质朴而绚丽的语言。这些元素汇集起来成为一行行诗句，像出膛的子弹，击中内心柔软的部位。

身体

我的残疾是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
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
一白一黑的两条鱼
咬不住彼此的尾巴，也咬不住自己的尾巴
（余秀华：《瓷》）
余秀华出生在1976年4月5日，那天是清明节。她开玩笑说：“因此带点鬼气。”
母亲周金香肚子痛了一个星期了，但是孩子始终生不下来。直到4月4日晚上，剧痛无法忍受，父亲余文海出门去找接生婆。天亮的时候，接生婆到了，是个新手。在她的帮助下，母亲又挣扎了大半天。直到黄昏，余秀华的脚先出来了，是“倒产”。由于生产时间过长，缺氧造成了余秀华的脑瘫。
周金香说，女儿两岁多的时候还不会坐，他们才发现出了问题。他们把余秀文绑在椅子上，还是坐不好，会直接摔下来。余秀文出生后两年，弟弟出生了。余家终于得到了一个健全的孩子。父母请全生产队的人吃了两天饭，这个举动打破了村庄的习俗。以前生孩子，只请客一天，从余家开始，就变成了两天。
父母带着余秀华去钟祥医院看病，带了一瓶自家榨的香油送给医生。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不能完全治好，国际上都没有痊愈先例。不过在医生的治疗下，余秀华不流口水了。她后来感激这位医生：“这对我来说，比走路更重要：一个人流口水，人看见了总是觉得恶心，更不敢亲近了。”
余秀华是个早慧的孩子，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缺陷，甚至为此带有负罪感。她说，一个卑劣的生命带给世界的的确是伤害。在余秀华的记忆中，童年是灰色的。别的孩子跑来跑去，她则被绑在椅子上不停地抖动。
后来在一个江湖游医的帮助下，用针灸治疗，三四岁的时候，余秀华终于站起来了。虽然她不能走路，但对父母仍是巨大的鼓舞。余文海用一个轴承加几根木棒，做了一辆小三轮车，类似于现在孩子的学步车。余秀华扶着这辆小车在打谷场上练习走路。她一天天迈着蹒跚的步伐。直到一个傍晚，她终于丢开了小车，自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摇摇晃晃地从打谷场的北面走到了南面。尽管走的不是正常人的姿态，而是倾斜着向前，父母还是笑得眼泪横飞。这时候，她已经5岁了。
会走路只是一个好的迹象，但却没有从此就好起来。她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摔倒。医生还是说治不好。在乡下，求神拜佛是免不了的。余文海便请了“神婆”、“神汉”来看看女儿是怎么回事。
一个“神婆”说她上辈子搞死了一头牛，因而受到惩罚。但做了法事，依旧没有任何效果。后来又有个神婆提出了一个更恐怖的说法，说她前生把一个孩子沉到井里去了。尽管都是无稽之谈，但对余秀华的童年却是一个冷暴力。“它让我完全否定了自己，没有了自信。”余秀华说。
求神无效，父母便带着幼小的女儿四处求医。他们去钟祥、荆门、宜昌、武汉，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每过一段时间，听说哪家医院好，便背上女儿又出发了，无非是想从医生那里得到一点点光明的慰藉。他们没有钱，只能坐最慢的车，住最差的地方。直到余秀华上初中，他们去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专家告诉他们真的治不好。他们才算死心。
母亲周金香告诉我，因为女儿是残疾，可以再要第三个孩子。但他们还是放弃了，想把更多的精力和不多的钱都留给女儿。
余秀华上学了，那一年7岁。她看到别的孩子上学，也要求去。父亲把她背到了村里的小学。“我果真就上学了，命运慢慢展开了画卷，我如一个小丑把鼻梁涂红。”她自己走不了，最初每天都要人背着去上学。读高中的时候住校，父亲骑自行车接送她，单程要20公里。
余秀华并不笨，可以说很聪明，记忆力好，但问题在于写字。她的手不停地抖动，而且抖动幅度很厉害。她必须用左手奋力压住右手，但是笔画弯弯曲曲，老师只能猜测判断。余文海说，那时候女儿很努力地要写好字，用很大的力气控制手，结果把纸都划烂了。她写字用的力气不比干农活用的少，小指和无名指都磨出了血泡，结出了厚厚的茧子。
写字，一直是余秀华读书期间最大的障碍。直到高中辍学后，她才慢慢练习用左手写字。竟然比右手写得好多了。她有时会后悔，如果早点想到用左手写字，也许能念到大学，会是另一种不同的命运。在学校，余秀华感到孤独和寂寞。老师看不懂她的字，也改不了她的作业。她参与不了别的孩子的游戏。
但学校的时光并非总是黯淡的，点滴关怀就能让她感到一辈子的温暖。比如一位姓郑的老师，不仅讲课仔细而且给她许多生活帮助。有一次余秀华上厕所，扎毛裤的松紧带解不开了，她憋到要尿裤子，这时郑老师帮她，用嘴把松紧带咬开。
余家盖房子，请了村里人帮忙。但没想到出了意外事故，摔伤了人。父亲余文海不仅要负责村人住院治疗，还要给他家干活。村人的老婆是个泼辣粗鲁的女人，骂了余文海很久。骂到最后，所有的词用完，便扯到余秀华身上，说她前生没做好事，所以今生走路一摆一摆的，说她父母也没有做好事，才生出了这样一个女儿。那天余秀华在田埂上听到了，心里很难过，想哭但是不能哭。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歧视余秀华的缺陷，但她却无法躲开异样的目光。身体的缺陷，一直是她心头的疮疤，是她宿命感的根源。在诗里，她始终无法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她在诗中绝望地写道：“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余文海告诉我，女儿小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日记：她幻想自己在出生时就死去了，父母嚎啕痛哭，阎王爷看他们可怜，便将她放回了人间，代价是无法正常地行走。
这种与生俱来的痛楚与不公感，无从化解，无法回避，成为她诗歌的母题——“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8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
余秀华很努力。她很早就开始写日记，用颤抖的手握住钢笔，艰难地书写。既是表达自己，也是练字。在高中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尝试着写诗了。“荡漾在平静的海湾/便不会知大海的广阔/生命的月光徘徊在/岸围成的死水里。”（《生命之舟》）“千万次心许太阳/雨季到来/烟雾茫茫/千万种心绪飘曳在深深的雨巷。”（《雨季》）
这些诗歌虽然直白、稚嫩，却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少女阳光向上的态度，与柔软温存的情愫。
念完了高二，是在1995年，余秀华退学了。引爆点是老师看不懂她作文的字，给了零分。“其实，我也考不上大学，就不想再念了。”余秀华说。因为写字困难，当别的同学已经做完考卷时，她往往只能完成70%。
对余秀华而言，1995年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退学、开店和结婚。父亲盘下了村里的一家杂货店，让女儿去看着，等于给她找了工作。但余秀华脾气不好，客人来砍价，她便不理。实际上，她能干的事情并不多。晚上还要父亲住到店里，看守货物。这店没开多久就关门了。
结婚也是这一年。母亲周金香说，别人问她嫁不嫁女儿？她说不嫁，女儿要自己养着，担心嫁出去受欺负。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个四川小伙子做“上门女婿”，夫妇二人觉得这男人老实，便答应了。男方家里穷，在老家自然娶不起媳妇，而余秀华身体有残障。这在村里人看来，似乎是般配的。但余秀华却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喜欢用一个人的身体缺陷和另一个人的物质缺陷做交换？公平还是不公平？结合的幸福到底在哪里？“反正他又不是与我结婚的，是和我这个家庭结婚的。”
19岁的余秀华懵懵懂懂结了婚，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有怎样的选择。

故乡与远方

我始终相信，一个地域的开阔与一个人的心有莫大的关系
我见过在无垠的草原上，被圈养起来的牛羊和人，和栖息在篱笆上的鹰
在横店，起伏的丘陵地形如微风里的浪
屋宇如鱼，匍匐在水面上，吐出日子，吐出生老病死
和一个个连绵不绝的四季
（余秀华《田野》）
与很多中国乡村一样，横店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村庄是老人与孩子的巢窠。打工赚回的钱，给孩子交了学费，给家里起了新屋，延续着村庄表层的生命力。余秀华依旧住在1984年建的老房子里。父母都是最底层的农民，耕种着七八亩土地，一茬麦子，一茬水稻。为了多赚点钱，余文海还包下了一片鱼塘。平时冬天，他要去邻近的地方打零工，主要是帮人做水渠的防水。她的弟弟在钟祥市当数学老师，基本脱离了乡村生活。一家务农，每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日子过得艰辛。
在余秀华的诗中，故乡横店是一个被反复吟咏的意象：水稻，大豆，芝麻，高粱;布谷鸟，喜鹊，黄鹂，八哥;盛开的桃花，牵牛花，油菜花;蓝天、云朵，还有“浩荡的春风”。都给了她无限的灵感。
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它的沉默和高傲
忧伤和孤独
它们的隐藏里，有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
这都是田野富饶的部分
（《田野》）
她从不吝啬于讴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因为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就像“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一样，躲藏在稻田中，获得食物与安全感，也同样是这富饶的田野的一部分。在余秀华心中，横店就是美丽而丰饶的庇护所，有着“原野”般广阔的胸怀，接纳她，哺育她。尽管她不完美，但故乡没有嫌弃她。
她用故乡的麦子来形容日渐苍老的父亲：“深夜，看见父亲背着月亮吸烟/——那个生长过万倾麦子的脊背越来越窄了/父亲啊，你的幸福是一层褐色的麦子皮/痛苦是纯白的麦子心。”（《麦子黄了》）在这里，父亲就是故乡大地的符号。她对父亲的爱就是对故土的爱。
但在余秀华的内心深处，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撕扯着她，推动她离开故乡，远走高飞。像其他青年一样，她同样渴望走向新的天地。她说：“我许多次想出去，想脱离这个村庄，甚至去流浪，想把生命放在最低的位置，如果在那样的位置回望我现在的一切，我是不是对生命有更透彻的认知？”
去年春天，余秀华打算出门打工。但因为晚了一天，她能做的工种被别人占了，没有成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儿子要参加高考。虽然她自认为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有她在，儿子就会安心。
就在不久前，余秀华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随后在自己的博客中抒发内心的纠结与愤懑——“前天，面对电视台采访，我说我不抱怨生活，我对生活热爱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的心的确是安静的，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但是我其实很讨厌现在的生活，我想远走高飞，我不想再回来，我不愿意看到这里所有的人，我对说话存在太多的抱怨！”
故乡对她而言，既是温床、庇护所，也是禁锢的枷锁，封闭的囚室。
余秀文的丈夫在北京打工，每年2月份离开，12月回来。她也想去打工。前年，在残协的组织下，余秀华去温州的一家福利工厂工作一个月。那是她唯一的一次打工经历。母亲周金香拎着行李，送她去荆门坐上直达大巴车。“她自己连20斤的重量都提不起，自己的衣服也无法洗干净。”周金香说。在温州，工厂给她安排最简单的活，为皮包修剪皮料，她每天都要加班到夜里零点才能完成。实际上，那次打工只维持了一个月，她就回家了。
由于身体的原因，她没办法挣脱这片土地的束缚。她无法种地，养不了鱼，只能喂兔子。在故乡她是“没用”的，她怀疑自己是个“包袱”和“麻烦”。
只有在诗歌中，她才可以自由地飞翔与流浪。
月下弦的时候，我们出发吧
你的口袋装高粱和秋风，我的口袋装水和土
向我们半生匍匐的泥土含泪鞠躬
亦，汉江的号子叫响了两岸菊花
请牵着我的手，抚慰我一些小小的慌张
在这首名为《亦，我们去北方》的诗中，她想象着和情人一起奔赴辽阔的北方大地：“别担心，亲爱的人啊/北方的那一个村庄有懂我们方言的人。”她就像一名爱情路上的义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她向故乡告别，带上高粱、风、水和土，就能在异乡生存。尽管这些都是内心的一种希冀，但为实现浪漫之旅开辟了道路。她将自己的爱恋赋予了浓郁的大地色彩，开凿出一种人生的苍凉和厚度。

出名

我一声不吭地吃饭
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块丢给它
它摇着尾巴，快乐地叫着
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
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我养的狗，叫小巫》）
如果不是《诗刊》编辑刘年的偶然发现，余秀华依旧在乡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割草、喂兔子、写诗。
“我觉得她的诗完全是从内心里出来到我内心里去的，是用灵魂和生命写出来的诗。”刘年对我们说。在编后记《诗歌，是人间的药》中，刘年这样写道：“人间有各种病症，所以人类才发明了诗歌。”
“她的诗歌写出了这种‘痛感’，即悲悯苍生。如果面对那么多的不公正，你依旧无动于衷，肯定是不道德的。余秀华之所以会红，是因为诗坛里最缺的东西就是这种痛感。尤其是女诗人很少能写出这种痛感，她去补了这个缺。我甚至觉得，除了她，中国所有女诗人都写不出这种痛感。”刘年说。
去年12月，刘年的同事彭敏给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打电话，说想在人民大学举办一场诗歌朗诵会。主题为“日常生活，惊心动魄”，选择了五位诗人，第一个就是余秀华。余秀华朗诵的那首诗就是《我养的狗，叫小巫》。在这首诗中，她被命运无情地摁住头，一次次撞到墙上。她不知道疼痛，也没有屈服。她无处倾诉，只有不会说话的小巫还陪伴她。杨庆祥被这首诗打动了，答应帮助组织这场活动。
那天晚上，在颤抖中、哽咽中余秀华读完了她的诗。掌声雷动，现场极其热烈，五人朗诵会差点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专场。
“余秀华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打动别人，就是因为她是在读诗医人。她与厄运搏斗，她愤怒、忧郁、歇斯底里。同时她也带来温暖和救赎。”杨庆祥对我说，“她不是一个技术主义者，不是一个以修辞取胜的诗人，她是一个完全‘真’的诗人。那份‘真’，就是独自面对命运并和命运死磕到底的‘真’。而美学的最低和最高标准就是‘真’。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真’忘记了。”
余秀华出名后，迅速推出了两本诗集。可以预计，它们都将成为畅销书。诗歌的热潮仿佛又回来了。同样可以预计的是，余秀华的命运也将由此改变。她将获得尊严和保障，这些都是她此前不曾拥有的东西。
余秀华还会写出更好的诗吗？“她的生活越来越好，那种愤怒的东西，有力量的东西会不会消失？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杨庆祥说。 □

赴韩整形：“美丽”的迷失

■ 阿润 付晓英

赴韩整形失败的靳魏坤经常躺在床上发呆，想着未来的维权和修复问题

美貌的诱惑

“‘Let美人’你看过吗？”27岁的山西女孩靳魏坤挺直了胸，站在病房中央问，“那个节目给人一种暗示，整形不仅仅是改变容貌，你的生活都会被改变，没有整容欲望的人也会想去试试。”她穿着黑色的紧身毛衣，利落地扎起一根马尾辫，一笑，嘴巴是歪的。
靳魏坤说自己之前做过演员，问她演过什么，她自信满满地说：“我演过很多，但是你肯定都认不出我。”说完又是一乐，算是给自己解围。她的“演艺生涯”被一次失败的胸部整形手术拖了后腿，医生没有资质，那次在太原的手术失败了。很长一段时间，靳魏坤的胸部一直是溃烂的，虽然性格大大咧咧，但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这是难以启齿的痛苦。
在韩国一档真人秀“Let美人”里，她看到了和自己情况一模一样的案例，一个受到同样困扰的妈妈在节目里重获新生，这让她兴奋了很久，把这个节目从头到尾看了个遍，一些被外貌困扰的女性在节目里通过整形手术、时尚包装变身为令人羡艳的美人，医生们看起来和蔼而稳重，整形医院被描述成一个打造奇迹的地方。
靳魏坤从节目里营造的故事中找到了希望。“你看过哪一期？你知道方美晶么？”在她兴奋的叙述里，这是一个被节目选中的幸运儿通过整形改变人生的励志故事。方美晶曾经被人们嘲笑为丑女，面部不对称、下巴突出，甚至因为相貌对人生失去希望，手术之后，她脸蛋小巧，五官精致，皮肤吹弹可破，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她现在就在那家整形医院做前台，很美，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活广告，给客人倒一杯水、聊聊天就足够吸引人。”
靳魏坤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种故事的主角，小时候的苦日子让她心有余悸，“想吃一个鸡蛋都会挨打”。她很早就一个人闯荡社会，希望当明星出道改变命运。因为对韩国整形的向往，她时常搜索“Let美人”的报名机会，迟迟没有等到，被搜索栏下另一条消息吸引——“许愿清单2”，中国版“Let美人”。在节目组的宣传中，这是由韩国KBS和东方卫视共同打造的。但结果表明，这种宣传未必是真实的。靳魏坤当时却深信不疑，在她眼里，好的电视台和节目主持人就是品质保证。
顺藤摸瓜报了名，在上海的“海选”现场里，她很整齐地梳着一个马尾辫，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做一名艺人，让家里的奶奶过上好日子。”希望自己能够像“Let美人”里的主角一样，通过整容获得重生。 2014 年7 月，宓圆圆在韩国Faceline 整形医院维权抗议时被院方人员泼了方便面
如果只看当初的心情，靳魏坤确实像是中了大奖一样，韩国一家整形医院的院长说看中了她的才华，在现场握住她的手。“我不仅要修复你的胸，还要做你的脸，给你一张美丽的面庞。”
按照“Let美人”的套路，这是丑小鸭变白天鹅故事的开始，之后是变身之后的康庄大道。节目组说，她还会得到在韩国出道的机会，签约最大的经纪公司，梦想的实现看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她憧憬了一下重生之后的未来，感激涕零地说：“以后我红了，一定在每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感谢院长，竭尽所能帮医院做宣传。”
2014年1月，靳魏坤坐上了去往首尔的飞机，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狎鸥亭就是一个圆梦的地方，医院里和蔼的医生就像是造梦大师。“谁也没有办法否认，好看的人就是有更多的机会。”
出乎意料的是，节目还没录完，靳魏坤发现自己的脸歪了，为了得到再回韩国修复的机会，她化着浓妆，在录制现场强颜欢笑地演了一场。但节目并没有如期播出，甚至“东方卫视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档节目”，这只是混乱的开始。

另一个狎鸥亭

首尔狎鸥亭的整容一条街在求美者心中是个盛产奇迹的地方，39岁的宁波人宓圆圆怎么不会想到自己会在那里被警察带走。“我老公说，那么丑的人到了那儿都会变美，你去还不变成天仙啊。”
宓圆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的女性，她穿着一身缝着卡通图案的粉红色绒衣，帽子上有两个俏皮的耳朵，坐在记者对面，拧开黄色的润肤乳瓶子，慢悠悠地将乳液涂在手上。她长了一张精致的脸，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没有皱纹。
如果不是在韩国经历了两次失败的整容手术，这位几乎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士应该依然过着阔太的平静生活，她从不需要考虑生计和现实，“每个月至少2万块的生活费，包包和化妆品另外算”。第一次在韩国一家整容医院犹豫的时候，医生看到她手上拎着爱马仕的皮包，对她说：“不会有问题，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和你拿的包是一样好的。”
整形对她来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甚至只是无聊生活的一点调剂品。宓圆圆清楚地记得，丈夫在她整形之前说，等回来，再换一台新车。“香车美人，更好的车才能配得上我。”但回到宁波之后，她没有等到想要的翘鼻子，反而是持续的红肿、鼻孔朝上，发际线下移的手术在额头上留下一条疤痕，前额也失去知觉。
“被妈妈关起来三天没有出门。”宓圆圆说话轻声细语，是江南人的腔调，她一直活在父母和丈夫的庇护之下，美好的容貌是家人引以为傲的。“他们吃饭也喜欢带着我去，觉得有面子。”红肿迟迟没有消下去，镜子里的这一张脸成了心病，医院通过翻译告诉她吃些抗生素，但吃药、输液，都不见好。
但除了一张术后告知书，没有任何能证明她在韩国Faceline整形医院做过手术的证据。她飞去韩国找医院，偷偷打开手机录音，想保存一点证据，费了好大力气要病历，只要来一张和自己金额、日期都对不上的银行刷卡记录。
宓圆圆回忆，医院的态度在她手术之后第二次去韩国讨说法时开始急转直下，之前帮她说话、和她一起哭的韩国小翻译被医院辞退了，另一位中国翻译帮她传达了院长恶狠狠的态度：你如果不低调就滚。她又软弱下来，求医生帮她好好修复，但是做完修复手术，“鼻子成了S形”，希望再一次落空。从这个时候起，宓圆圆再没离开过帽子和口罩，吃饭时，她会把口罩向上一拉，确保鼻子被遮住，小心翼翼地露出嘴。
医院拒绝赔偿，海外维权进入一个死局;家人不能理解，国内的生活也陷入混乱。不久，宓圆圆遇到了和她有相似遭遇的靳魏坤，她决定也选择抗争。2014年4月，两人一起去韩国继续讨说法，之前抱有希望的医院开始成为噩梦。对方已经不愿意再接待她们，沟通陷入一种抗议、报警、再抗议的反复之中。甚至是更直接的冲突，宓圆圆戴着鸭舌帽，举着自己整容失败的海报，被泼了一身的方便面，白衣服被染上麻辣味的汤汤水水。
在韩国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回国之后，丈夫离开了她。之前情感上、经济上的支持瞬间消失，几次维权往返韩国已经花掉十几万元人民币，仍然没有结果。她没有工作，只能依靠父母，因为经济上的拮据，下一次赴韩显得遥遥无期。向国内媒体曝光求助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深圳的陈怡丽看到消息，直接订了机票来北京汇合，此前她因为在韩国整形失败患上了抑郁症，和家人疏离。当三个同病相怜的人抱在一起，她感到被理解。
维权的日子并不好过，三个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将近一年的斗争已经花了不少钱。宓圆圆以前从来不坐出租车，嫌座套不够干净，现在标准已经降了很多，乘着公交地铁往外跑，“能打一次车也很高兴了”。家里人催她回去相亲，她没有答应。

链条与角色

灰心丧气的情绪在三个人身上此起彼伏，但总有人适时地扮演着打气的角色。靳魏坤是最有主意的一个，午饭时间，她点完了菜，情绪激动起来：“我们要是现在放弃了，那几家医院一定会偷笑，那三个人当时闹得那么凶，最后还不是默默放弃？”她越说越激昂，在嘈杂的东北餐馆里，像是一个没人注意到的孤独演说者。“我们不能放弃，得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她们在媒体上的曝光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在狎鸥亭做翻译的王欢告诉记者：“最近的中国客人明显少了，可能和那三个女孩儿有关系，有韩国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最近中国客人这么少？”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中介网站和像王欢这样的翻译正是连接中国客人和韩国医院的角色。他2007年从河南焦作到韩国留学，毕业之后发现这个行业的商机，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接待中国求美者，依靠QQ群里的人际传播，有源源不断的客户。他接待的姑娘们戴着墨镜、口罩，坐在车里帮他录一段介绍自己整形感受的视频，就能免费在他家里住到拆线回国。
王欢很坦然地告诉记者，从医院里拿提成是合法的，“就像是售楼小姐一样，不可能是白服务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翻译的角色又给中国整形者一个抱团取暖的机会，有了和医院对话的筹码。一个王欢介绍的客人在一家医院整形失败之后，他和医院争取要回了手术费。“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去，肯定是要不回来的，医院是看利益的，他们不想得罪我，因为得罪我一个，我背后的一串人也不会来了。”
“韩国人的价格和中国人的价格本身就不一样。”网络上小有名气的整形达人陈英告诉记者，这是每一个赴韩整形者都知道的潜规则，很多韩国整形医院成立海外部的成本，给中介、翻译的费用，都要放进中国求美者的手术费中。中介的角色最初是由旅行社或者导游兼职做的，因为其中高额的利润，一批专业的中介机构从线上的咨询到签证、机票、酒店、介绍医院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价格的标准可能和你穿什么衣服有关系，从你出门开始，可能已经有人在评判你的消费能力，这决定着你最终手术的费用。”陈英更主张一个人直接去医院，依靠着其他网友提供的经验和医院砍价，不给任何中间环节提供赚钱的机会。“对于中介网站来说，赴韩的各个环节都是赢利点，经济条件好的人可能觉得，我知道你骗我，没关系，你给我整得好就好。”
但并不是所有医院都具备这种能力，再回忆起一年前在韩国看望刚刚做完手术的靳魏坤，陈英有些懊悔：“那家医院有三层楼，她觉得很正规，但在我们眼里算是黑名单，基本是做一个失败一个，只是她当时已经做完了手术，我也不能打击她。”
信息和价格的不透明，让这个链条上的利益分配变得混乱。中日友好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薛志强告诉记者：“国内很多中介机构为了盈利，把求美者推荐到一些并不是太好的医院，而且中介能拿到手术费用的一半，这在业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赴韩整形的链条上，很多中国整形专家无奈地成了最后一环，承接着赴韩整形者回国之后的疑问、难题甚至是修复手术。薛志强告诉记者：“赴韩整形在最近三年火爆起来，在外院做的手术，国内三甲医院一般是不给拆线的，怕万一出事故，责任不好界定。”但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步增长的另外一个患者诉求是修复，很多在韩国手术失败又维权无门的人，最终还是只能在中国的三甲医院找专家做尽可能的弥补。
薛志强看过靳魏坤的片子，他说：“脸部不对称是比较明显的，从片子上也看得比较清楚，骨骼对位和愈合情况都不是很好，从我作为医生的角度来看手术肯定是不成功的。”他经常遇到在韩国整形失败的患者找他做修复手术，他告诉记者：“像靳魏坤她们是比较勇敢的，敢站出来，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
采访刚刚开始时，靳魏坤给记者第一个展示的是手机里五个赴韩整形失败维权的群，正在壮大力量，其中一个叫作“战！必胜”，代表了她和同伴现在的状态。告别之前，她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语气强硬：“如果不维权就赶紧退群，不维权的没有必要待在群里。” □

李小文：院士与学者

■ 蒲实

2014 年9 月23 日，“布鞋院士”李小文回到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做《我的大学梦》演讲

身后评说

1月16日上午9点左右，李小文的告别时间。告别的队伍排了很长，延绵三百多米，一直延伸到广场的外面。一位前来道别的教授在我们身后喃喃自语：“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来的告别会。”人群并没有隆重的哀伤，寒冬的早晨，人们排在队伍中，平静等待着依次送别这位67岁的学者。仿佛是某种默契，构成了平淡的氛围。熟悉李小文的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走得快，没有太长久的痛苦，也算成就了他的传奇。”一位与李小文从美国留学时代起便是好友的科学家告诉我：“我觉得小文现在挺好。在国外，一个人去世是可以为他唱歌的。他这个人的一生是值得庆贺的。”直到进入礼堂，在哀乐中目睹他遗容的那一瞬间，人们才被一种永不再见的悲伤击中，在与他的家人一一握手后，一些人无法抵御地低声啜泣起来。
李小文深受大家爱戴，确实与他朴素的衣着、一双布鞋和他的侠客气质有关。他甚至因为过于朴素，被学校的保安拦在校门外。他开博客，与网友不论身份地讨论问题，力求有问必答;他爱喝二锅头，给世人留下逍遥似仙的形象;他有时在一些正儿八经的场合像一个孩子一样无伤大雅地僭越一些社交规则，甚至打起瞌睡来;他钟爱武侠小说，无论是在农村下放还是在美国读书、做研究，他都经常读武侠，沉浸于他所向往的侠客精神世界中。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的1月5日，他最后一次在网上回答一位网友关于“逊克农场人口”的提问：“首先在全球尺度卫星遥感图上基本能找到;其次80年来，它经历了农-牧-农的转换。……博主十年来跑了三趟东北，不容易啊。希望能指点一下可能的历史数据源。”
但如果仅仅是这些举动，其实又难以成就他的传奇。他去世时，在他与人们交流学术与公众话题看法的科学网上，有很多人撰文悼念他，感谢他曾无私提供的经济上的帮助。这些人，不少是年轻的留学生、博士生与学者。李小文指导的一位北师大博士告诉我：“我是硕博连读，和我爱人一起都是自费研究生。当时我们俩上学的学费很贵，李老师对我们资助很多。那时李谦奖学金刚刚设立——他把长江学者的津贴拿出来，每年10万。后来他拿了特别成就奖，又把100万的奖金也都拿出来做基金，我获得了1万元奖励。他对我们的资助是慷慨的。”李小文对学生关怀很多，有时甚至事无巨细，他相信：“科研是人做的，对人的关怀不够，不可能有很好的成果出来;如果从事科研的人，不能静下心来去做，不可能有太好的成果。”可是，这些善举，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他的声望，却仍然无法诠释李小文作为一位院士的传奇所在。
熟悉李小文的人对他有一个较为一致的评价：“李老师把钱财与生死都看得很淡，但他很重名节。”也许这种与侠客有许多相似的人生观最真实也最透彻的表达，就是他离世的戏剧性。他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有问题，他留下话，不插管、不抢救，希望有尊严地死去。他摔倒在家后，是北师大的师生们将他强行送上救护车的，而到救护车上之后，他还流露了不情愿，觉得这违背了他不可妥协的自由意志。宫鹏可能是除李小文的家人和学生以外，李小文醒着看见的最后一批探访者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起，宫鹏就与李小文熟识，是多年的好友。他告诉我：“9日那天，我们开完会，他本来也是要来的。6点不到，我们几个人去，他正睡觉。他就睁开过两次眼。睁开第一次，就说了一句话：‘扶我起来。’但医生不让他坐起来，他可能也已没有办法坐起来，没有说话，看着我们。我握着他的手，他把手搭在床架子上，我说：‘小文，挺住。’那天晚上半夜，我们又去了。他在医院里待了不到30个小时就去了。”“他去医院前还叫他爱人给他带烟。他愿意去解放军306医院，因为那里的主治医生他都熟悉。最后的时间里，他坚持不搞特殊，并没有单独住一个房间。所以，烟带去了，最终也没抽。”

美国岁月

成就李小文传奇的最重要故事，发生在美国。正是他在美国创立的李-Strahler几何光学模型，奠定了他成为院士的国际学术地位。与他共同建立模型的艾伦·斯特拉勒比李小文年长几岁，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艾伦现在波士顿大学任教授。在电话里，他仍如历历在目般回忆起他记忆中的李小文。“小文是1978年来加州圣巴巴拉分校实验室的六个中国学生中的一个。那时的他，比其他几个中国学生要年长，安静、羞涩，也很严肃，对自己的聪明才智还不自觉，也有一些初次出国的不自信。他的英语发音不是很好。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也不太好——有时阅读资料时，他需要取下眼镜，把纸张拿得更近一些看。他是个独行侠，基本总是独处。他时常在实验室待很长的时间，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早晨见到他的时候，他时常因为刚工作了通宵而显得睡眼惺忪。”
斯特拉勒把创建理论模型的功劳基本归功于李小文。“李-Strahler模型诞生于他对卫星数据的分析，原来的数据系统所成的数字图像像素很低。他逐渐从卫星捕获的森林阴影的图像中，发现了有趣的规律。他利用森林的几何结构特征，定量刻化了太阳光在森林环境中的光辐射传输过程，从而增加了对光与森林的交互作用机理的理解。我的角色，就是与小文一起发展他的模型。实际上，小文才是这个模型的真正创立者;因为他很羞涩，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向外界传播他的理论的发言人，在各种学术会议上通过做学术报告，让人们理解它的深刻内涵。”“1985年，这个模型一发布，就在美国学术同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别的理论显得更好。我向他们解释，小文的理论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它的美感正在于它的简单性——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将这个理论复杂化。李-Strahler模型被应用在了宇宙飞船上的一些图像矫正工具上，根据这种模型，也产生了一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地球监测系统分析地球表面图像的产品。后来的学生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模型，增加了模型的精度和实用性。”宫鹏向我解释，这个理论模型，“只有学过电子学的人才能做得出来，还要有数学功底和很好的物理功底。这个模型要解方程，要做复杂的三维几何的东西，仅仅是地学的背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而“小文在国内时，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过电信工程，搞的是电子。他原来的专业是信号处理、无线电等，而这方面的基础，能够支持他去做出这个模型”。
10多年后，正是这个在美国创立的李-Strahler模型，奠定了李小文被选为院士的学术地位。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陈镜明这样向我评价李-Strahler模型：“它被誉为20世纪定量遥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向我回忆道：“1995年，我还是加拿大遥感中心的一位研究科学家。我邀请小文来做一场讲座，由于他的科学影响力，那场讲座吸引了特别多的听众。他说得语速很慢，也带一些口音，但观众们对能够听到他讲自己对遥感科学的洞见，感到很激动。讲座结束后，我为他主持了一场派对。在派对上，他谈了很多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说，他对世界的哲学观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深厚学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宫鹏回忆说：“2000年的时候，他好几篇文章引用都上百次。那个时候在中国遥感界，还没有什么人比得上他。”
留学时代的生活是清苦的。宫鹏告诉我：“他那批人都是国家的公费，国家每个月给钱。那个时候每个月大概一个人400美元，当时国内教授400元人民币都拿不到。国家投了很多钱，但在美国的生活还是初级，基本上够租房子用，得自己做饭。”李小文生前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在美国时，干得最多的事就是读小说。图书馆里专门有一层楼是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小说，我当时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小说。他们的图书馆是开架式的，借多少都没限制，我每次都提着旅行袋去借书，一次借一袋。我当时最喜欢读金庸，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该做的事情做了，有时间就看看小说，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
“在美国时，小文曾经把他的太太接了过来，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他太太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在美国逐渐兴旺起来。”斯特拉勒向我回忆。李小文为什么回国？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也不是完全没想过留在美国，只是当年是杨老师（杨世仁）把我们三个人送出去的，后来杨老师当了所长，叫我们回来，我们三个就都回来了。不是我们觉悟高，是杨老师个人感召力强。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总觉得花了老百姓很多钱，不回国问心有愧。”而斯特拉勒回忆，有一段时间，“李小文开始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两头跑，3个月在美国，3个月在中国，直至后来完全回到中国”。他强烈地想回中国，也对中国的需求非常了解，他想做出一些贡献。如果说在美国，他还因为英文口语的表达受到一些限制而显得羞涩，回到中国，他就不再是一个含蓄沉默的人了。他非常聪明，他很理解思想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力量。在中国，他能够用这种力量去影响他人、说服他人，获得资源。”宫鹏则告诉我，中国文化对李小文有一种不可割舍的吸引力。“小文在国外，喜欢写小文章，有个华人的编辑群落，做华夏文摘，都在Unix系统上。他写了好多漂亮的小文章，一会儿插队，一会儿下放啊，在稻田里他想什么啊。我们就跟他说，小文什么时候给我们看看集子。他太太吴老师就说，都给他攒着呢。1994年，我担任中国华人海外地理新系统协会会长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在华人圈子里很热心。”
艾伦告诉我，1995至2005年，是中国遥感科技的“爆发期”，中国遥感水平迅速追赶美国，在技术与设备上几乎并驾齐驱。这段时期里，李小文的工作重心都在中国。2001年，他顺利当选院士。

院士的角色

几乎所有我采访的人，都有些犹豫、最终却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李老师不是一个特别擅长处理复杂关系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太意外的答案。一个极富个性、特立独行又热爱自由的人，怎么会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如鱼得水呢？
李小文指导的一位北师大博士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李老师长期在国外，受到美国的熏陶要多一些。他经常说‘有教无类’，无论做哪一方面、什么研究，他都给你支持，都让你去做。遥感是一个交叉学科，都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他指导学生，从来不会因为，我的这些项目是做这些事情的，你们就要做这方面的事情，一二三四去做。他从来不给学生限制。你只要有好的想法，去找他讨论，他觉得不错，都会鼓励你继续做下去，而且会给你一些实质性的指导和支持。”“他的领导风格可能比较偏向于民主多一些，集中少一些，大家商量着来做。不像有一些地方，可能领导认为自己的思路正确，就会要求大家去做，去分割做一二三四方面的事情。”这种宽松的治理方式，作为一名学者，无疑是十分成功的。但作为一位院士，也许任何一位局外人都并不真正完全知道他的处境。好几位对李老师熟悉的学者都这样告诉我：“他管理方面的能力，可能比学术方面要弱一些。他是个学者型的科学家。你让他去做行政机构的管理，可能是有些超乎他的能力范围，更并非他心之向往。”
李小文指导的99级博士肖青现在是中科院遥感所的研究员。李小文主持的“973”、“863”等工程的不同项目，肖青一步步跟着做过来，成长为课题负责人，然后开始管理一些项目。他告诉我，李小文基本采取的是宏观管理的领导模式。“我们做遥感实验，一些太细的东西他不会去管。有些时候宏观上，他会把握，他一直强调，做实验要心中先有模型，对整个宏观的科学体系有个初步的概念，成果会更好一些。我们在1999年去禹城做实验（那时李小文还不是院士），李老师就在那儿亲自测量一些东西。我们做‘973’实验的时候，在黑河流域，对整个的实验设计、实验规划他都是全面了解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每个时期他感兴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在有些领域会开拓一下，然后有些人能顶上来，他就是宏观指导了，不再亲力亲为。对一些新兴的领域，他也比较敏感，去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他非常关心，关系到国计民生，科研也会有做相关的东西。”但只要涉及教学与学术，李小文都是学者本色，亲历亲为。“很多细的方面他还是亲力亲为的。我自己遇到问题就去先生家，我们都很熟悉他们家。一般是先通过邮件，有一个大概了解，然后到那之后能继续聊，怎么解决。包括后面一些李老师指导的博士生、研究生，李老师都非常喜欢和他们探讨问题，有时候具体问题学生拿不准，我直接让学生找李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他都亲自进行。”肖青说。
2004年，宫鹏从美国回到中科院遥感所。“当时小文是所长，我是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我们共事6年，其中4年他是我的直接领导。”宫鹏说，“他当时已经是院士了。但我作为他的多年朋友和合作伙伴，没有看出外面有多少改变。当一个遥感所所长就不是简单的事，他是有自信去驾驭复杂的局面的。他基本上采取了放手的领导方式，‘无为而治’，对大家的学术追求不加限制，尽量鼓励支持，不与同行争抢项目。他有时还是很有点江湖气的：谁谁谁，你负责做这一块，谁谁谁那一块;这个事你可以指挥谁谁，办公室主任可以调动，或者科技处长要听你的。他能造出这么一种文化来，让遥感所有些人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很有意思。我想，自己不承担项目这一点，他可能受到他之前所长徐冠华的领导风格的影响。徐冠华老师到遥感所后就宣布：‘我自己不承担项目，不申请项目，帮所有的人申请项目。’项目都是别人的，所长并没有承担。”与他亦师亦友的艾伦·斯特拉勒在2005年之前，虽然很多次在美国和中国与李小文见面，“却一直没有听到他谈起过自己当选院士的事情，知道这件事都是很久以后了”。“我也从未觉得他与别的科学家有什么不同，也从未觉得他有过什么改变。”艾伦告诉我，“我知道中国的院士有任命与领导的成分。但我想，小文所扮演的领导角色，是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以自己的性格和科学的理念，去影响遥感基础科学的走向。”
李小文虽然不长于管理之道，但却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正如肖青所说：“他有一种出世的精神。出世能看得更远。”“小文和美国意义上的纯粹院士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宫鹏如此向我评价他，“他坚持生活要简单，走到哪儿也不想穿西装打领带，走到哪儿都想穿拖鞋光脚丫子，他不愿去弄那些形式。这是他坚持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如果执著于这个东西，那他在很多方面也会有执著。即使当了院士，去哪儿做项目委员会专家或组长，他想的都是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 □

亚洲杯的中国男足

■ 李翊

1 月22 日，中国队在布里斯班与澳大利亚队进行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球员孙可拼抢带球
亚洲杯前，足协公布的男足国家队23人的名单曾经引起过媒体的一些质疑和猜想。“这个名单集中了中国联赛里最好的球员，但也有一些被大家看好的球员没有入选。”李玮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比如在德国踢球的张稀哲、国安的于大宝、山东的张文钊。有媒体认为，7名后防球员中，除张琳芃外，其他人均属于首度代表国足出战洲际大赛的“新人”。在最需要稳定的后防线上，佩兰弃老将、推新人的做法很容易被人看作是在冒险。
“这个最后的名单应该是主教练佩兰定的，抛弃了以往国家队选球员的态度和看法。”李玮峰说。根据以往的惯例，考虑到外教刚来，对中国足球不够了解，判断球员的时间有限，因此往往会由中国足协领导和中方教练组给出建议，这其中便会滋生出所谓的行业规则。“对于市场经济下的职业球员而言，‘国家队队员’不仅意味着荣誉，也意味着转会市场上更高的身价。”著名足球评论员、曾长时间担任足球记者的王棋告诉本刊记者，同样是进入打亚洲杯的23人名单，能进入首发名单的11人在转会时年薪又会翻倍。
佩兰上任10个月来，要说他对球队技战术和队员个人能力提高所起的作用，显然难以是颠覆性的，他能做的就是选择自己认为最能激发国足战斗力的球员。
佩兰对自己的选择做出了解释：“这23名队员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我对他们的精气神、职业态度、个人状态非常满意。这是一支年轻的、充满朝气、充满激情的队伍，他们会很投入，用能力回报球迷。我们也有责任在澳大利亚赛场上把中国足球的进步和中国队的形象展现在亚洲媒体面前。”
这支球队平均年龄24.4岁，是国足亚洲杯和世预赛这类大赛征战史上最年轻的一支队伍。队中年纪最大的是34岁的郑智，其次就是28岁的郜林，其余球员出生年龄都在1987年后。佩兰表示：“球员的年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不看身份证，只看球员的状态和态度。这23人都是可以马上打比赛的球员，尤其是精神状态。”
据了解，佩兰跟教练组在敲定23人名单的时候，有20人是所有人都赞同的，有3个人大家意见不统一，但佩兰最终做了决定，3名1993年的国奥适龄球员入选大名单。 现任中国男足主教练佩兰
在国足逆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那场比赛中，打入首球的吴曦是佩兰的爱将，他的技术和身体素质并不比其他国脚出色，但是他满场飞奔的作风和及时前插的能力却是佩兰最看重的。打入第二粒进球的孙可，是典型的“拼命三郎”，是那种终场哨声不响绝不停下奔跑的球员，不管是在国家队，还是在江苏舜天俱乐部，他都多次用看似“疯狂”的跑动，帮助球队力挽狂澜。
起用梅方、姜至鹏等年轻球员，重用吴曦、孙可这样的“拼命三郎”，佩兰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队的整体实力不如你，但是我的队员一定要在拼搏精神上战胜你。出发前，佩兰就提出“小组第一出线”的目标，意义就在于此。
在李玮峰看来，既然选择了一个外籍主教练，就应该完全放手，给他权力，由他自己来承担一切后果。“从23人的名单来看，足协给了佩兰足够大的权威。”
中国足协选帅之初，在法国国内小有名气但“执教国家队零经验”的佩兰在诸多世界级教练人选中并不被看好。但是最终，毛遂自荐的佩兰给中国足协选帅组留下了非常不错的“第一印象”。根据中国足协事后的透露，是佩兰阐述建队理念时体现出的开阔思路及对自身执教理念的执著深深打动了选帅组。也难怪当外界质疑佩兰在国足热身赛排兵布阵“一场一个样”时，有选帅组成员表达了对他的力挺：“佩兰作为西欧教练与国内教练的执教理念迥异，拒绝一成不变，他坚信只有把人用活，打破阵型的呆板，才能适应场上各种变化。”
执教上的强烈自信，也往往令佩兰在工作过程中显现其固执一面。据多位国家队跟队记者讲述，比如在训练计划设定及球员征调问题上，他几乎不会听从来自中方同事的建议，也从来不会在足协面前隐匿自己的真实想法。佩兰只要认定“正确选择”，就不会改变，丝毫没有妥协余地。
佩兰的法语翻译赵旭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佩兰始终是一名优秀的职业教练，情绪稳定，心胸开阔，集思广益，独立思考。他尊重球员、理解球员、相信球员，与球员相处融洽，和足协官员亦相互尊重。球员们对他的评价相当高。尽管上任不到一年，集训只有5次，佩兰已能充分调动每名国脚的特点：老队长郑智至今还在队中干着最苦最累的防守活儿，但毫无怨言;年轻球员梅方、任航等队员虽然技术有些粗糙，但态度积极，执行教练的技战术不折不扣;球队的凝聚力空前高涨。
著名媒体人汪大昭评价：“佩兰赛前做功课之认真程度，体现在技战术层面的准备细致入微。亚洲杯上，佩兰没有明显的失误，也没有出人意料的赌博性质的奇兵和奇招。总的来说，佩兰按照足球规律办事，是个靠谱外教。”
曾经不止一个足球评论员指出，心态，是中国人踢球时很致命的问题。回想一下本届亚洲杯穿着纯红色球衣的朝鲜队，简直就是过去中国队的翻版：踢得不可谓不认真，但是严肃紧张团结有余，就是一点不活泼，始终一副忍辱负重赤脖红脸苦大仇深的模样。反倒是年轻的中国球员，有了一点娱乐足球的味道。
队员们的自信和放松其实在亚洲杯前的出征仪式上已经有所表露。去年12月27日晚，国足在广州举办了一次亚洲杯出征仪式，这是以往亚洲杯前从未有过的，有球迷对此戏言：这都是为了壮胆！
出征仪式上，国足队员们个个西装革履，主帅佩兰以“沙场点兵”的方式公布了精挑细选的23人名单。
国足23名球员在听到自己的名字后，一一走上台前，摆出姿势。有意思的是，每个球员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比如个性十足的门将王大雷穿着白色运动潮鞋，脖子上还有新文上去的5颗星图案;吴曦双手放在耳边似乎在聆听球迷的呼喊声;作为队长，第四次征战亚洲杯的郑智最后一个亮相，却做了一个梳理自己酷炫发型的动作，赢得全场一片叫好声。当23人全部到齐后，郑智还手举自拍器玩起了自拍。
足球评论员张晓舟提到比赛时的一个细节，王大雷在被罚点球时心态潇洒到去请教球童该往哪边扑。这不由让他想起当年陈涛在国奥队有一次在底线玩花活儿，用迪马利亚式剪刀腿传中但失败，赛后遭到领导特别批评。“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中国足球的苦大仇深——这种环境只能随时扼杀足球的快感，而如今王大雷竟能即兴发挥到球门后面，这才叫健康！中国足球总算有了娱乐精神。形象在郭德纲和郑大世之间飘荡的翻译赵旭东也成为难得的娱乐明星。有媒体人批评他抢镜了戏过了，但有这么个开心果，那是额外赚到了一个形象代言人，赵旭东的形象正好符合这一届中国队的气质。谢天谢地，总算没有领导批评张琳芃的文身以及张呈栋的发型。”
张晓舟还记得，1999年，他去上海看中韩对抗赛，当时是霍顿带的国奥队。赛前在8万人体育场的酒店，他闲着没事旁观球员打桌球，有个小哥儿们打得非常好，非常淡定，不管一旁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如何滔滔不绝跟其他球员谈心，他都自顾玩儿自个的。后来到球场一看，果然年纪轻轻有大将风范。这就是郑智，当时他是最小的一个。
“换了一代人，也换了一种心态。”王棋说，虽然也有领导训话，也知道肩负着祖国荣誉、人民期待，但是这些‘80后’‘90后’的球员反而能将压力放下，一方面不会把领导特当回事，球场上该怎么踢就怎么踢，另一方面，既考虑集体但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过去，我们对于集体项目老爱强调集体，抹杀球员个性，因为领导不喜欢，一些有个性的球员发展受限。表现在球场上，领导讲得越多，球员踢得越唯唯诺诺。事实上，有个性的球员踢球更有创造力。”
18年不胜沙特，14年没赢乌兹别克斯坦，10年连续在大赛中败给朝鲜，这些尴尬的纪录，在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之后，被国足一一踢进了南太平洋。曾经那支“进攻基本靠走，传球基本靠瞅，停球基本靠手，过人基本靠吼，射门基本没有……”的国足，以一种近乎“脱胎换骨”式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球迷面前。
不过，输给澳大利亚的那晚，国足的真实实力被展现无遗，面对比自己强壮得多的东道主，国足不仅输掉比分，场面也非常被动。李玮峰指出，未来，国家队应该从中学到些什么：“面对中国队，澳大利亚很好地利用了强悍的身体，占据全面优势。这比我们对灵活的利用要好很多。我们应该思考，我们每次碰到澳大利亚总会犯怵，但为什么碰到矮小的泰国，却没像澳大利亚那样，把身体优势运用到技战术中去？”
“国足这次之所以能异军突起，一个原因是佩兰和他的教练团队经过一年多的细致考察和准备，找到了目前最适合国足的球员和组合，在各阶段的准备工作都十分严谨而卓有成效。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国内足坛环境逐步净化，中超联赛持续升温，大量高水平外教、外援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脚们的比赛信心。”李玮峰说，但是也必须看到，重金引援，也是一把双刃剑。“郜林算是目前中国足球最好的前锋，但是在恒大，前锋的位置都被外援占据，他只能踢边前卫。另一个前锋杨旭，在山东鲁能没有位置，面临转让租借的局面。本次亚洲杯，因为‘锋无力’，前锋球员的上场时间被压缩掉。”
“有人说，韩国足球联赛跟中超没法比。但实际上，韩国K联赛只是因为没钱请外援，在外援水平上与中国没法比。但如果上升到国家队层面，韩国好的球员都在欧洲踢球，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球员的水平更高。”李玮峰说，这支队伍的真正舞台将是俄罗斯世预赛。 □

4G时代的和用生活

■ 一凡

4G与大数据

如果要挑选10本书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一本肯定是要入围的，那就是《大数据时代》，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潜心研究数据的应用与分析十几年，另一位作者肯尼斯·库克耶是《经济学人》的数据编辑。两人在书中对这个“大数据时代”做出了描摹和定义——海量数据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场景，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挖掘，必将重塑我们未来的生活。
数据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那么，数据传输成为关键环节之一，如果传输速度上不去，那就无从谈及海量数据的分析与挖掘，数据就是死的。好在，4G来了。中国移动的新品牌“和”，正是以与时代的呼应准确地弥合了4G与大数据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共生共荣。
从最早的打电话到后来发短信，再到上网，手机的演进折射了数字科技对个体生活的逐步介入。现在，手机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个人智能装备，除了通讯功能，它更多扮演了一个“数字服务中心”的角色。我们用打车软件来叫出租，我们用导航应用来开车找路，我们用订票应用来安排出行，我们在阅读应用上看书甚至听书……但是，这就是手机的终点吗？4G时代，手机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先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手机的未来。
用手机上安装的购物网站APP来买东西，已经成为多数年轻人的选择，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完成下单、付款，第二天东西就可以送到家里。但是，如果你厌倦了网络购物，周末想跟家人一起去逛逛超市，手机就基本不起作用了。大型超市宛如迷宫，商品琳琅满目，很多人不喜欢去超市，主要是因为购物效率太低，找起东西来太麻烦。最近，英格兰最大的连锁超市Stop﹠Shop开发了一套智能购物车系统，他们在超市的购物车上安装了一个计算机，并在超市内部布置了无线网，顾客只需要在会员卡上勾出自己的购物清单，然后在购物车计算机上刷一下，屏幕上就会自动显示出你的“最优购物路线”，通过天花板上的位置追踪系统，指引你到选中的货架面前。未来，超市方面设想将这套智能购物系统移植到手机上，走进超市，打开手机上的APP，想找什么商品，马上跳出箭头指示，或者语音提示。
另外一家名为Sensory的公司更进一步，正在开发一种可以和顾客交谈的智能系统，取名为“超市阿凡达”。当你站在摆满薯片的货架面前犹豫不决时，购物车显示屏上的“阿凡达”就开口了：“您需要什么样的薯片？”“我想要低糖的番茄味。”很快，阿凡达回道：“在上面第二排靠左边位置，我推荐乐事的。”这背后，依托的就是对大数据快速而精准的运算，因为你的位置信息、语音信息和商品的详细信息，都可以转化成数据。4G时代，随着数据生产和传输效率的提高，大数据也将走下“神坛”，切实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大数据，首先在于数据量要大。4G与大数据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在2G和3G时代，数据的生产本身就有限，受制于数据传输速度，对数据本身的利用和挖掘都没有更深入地展开。4G的革命性，恰恰在于数据传输效率的极大提高，数据生产出现质的飞跃，由此为数据挖掘和分析创造了基础。一家谷歌公司每天要处理的数据量就超过24PB（1PB=1024TB，1TB=1024GB），相当于美国国家图书馆所有纸质出版物数据量的上千倍。在超越了一定量级之后，数据到底有多少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变成，我们该如何面对海量的数据？

语音时代

科技进步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先进的生产工具让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先进的通讯工具弥补了我们的时空阻隔，先进的娱乐工具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即便在手机已经相当智能的今天，仍有许多场景限制了人的自由。比如，开车的时候不能打字，不能低头翻看网页。这些年虽然有一些语音输入软件陆续出现，但之所以没有广泛流行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制于数据传输速度，导致用户体验不佳。但不可逆转的语音时代已然到来，人们日益增加的人机语音互动需求愈发多样化，因而中国移动以强调在每个人身边、了解每个人移动互联需求的“和”之精神为体，以实际的4G业务为用，为语音服务的完善创造了条件。
打开一款名为“灵犀”的APP，上面列出了很多选项，你需要做什么，按住话筒说句话手机就能帮助你自动完成。比如，“打电话给张三”，号码就自动拨通了;说一句“看看明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天气预报就语音播报出来了。当然，你也可以听听新闻和小说，堵车的时候还可以听个笑话缓解一下郁闷之情。无论是看电影、交话费、查找周边的美食，还是查询航班时刻、地图导航、翻译，都可以通过语音输入的形式来输入指令，手机也以语音播报的方式来回应你的要求。如此一来，手机几乎就成了一个身边的朋友，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灵犀”是由中国移动主导推出的智能语音助手软件，主打的口号就是“我的手机，我说了算”。可以想象，随着4G时代的来临，未来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类似的语音类APP，手机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而要变成一个聪明且有感情的小伙伴。

地图的未来

除了语音之外，地图会成为4G时代的另外一个爆发点。
美国海军军官莫里（Maury）绘制的航海图，可能是大数据在地图领域的最早实践之一。1839年，他因为马车翻车导致大腿粉碎性骨折，留下残疾，从此离开了海上生活，美国海军任命他为图标和仪器厂的负责人。传统的航海大多是依靠老船长的丰富经验，他们大脑里有一张隐形的航线图，每次航行还会带回一叠厚厚的航海日志。这些手绘的航线图和日志尘封在库房里，已经积累了数百年。莫里意识到，如果把它们整理到一起，将有可能呈现出一张全新的航海图。他雇用了20个人来整理数据，把整个大西洋按经纬度划分成五块，并按月份标出温度、风速和风向，最后绘制出一幅标准的航海地图。他把航海图分发给船长们，要求以他们的航海日志为回报，这样他就能够在新航海图上添加更详尽的数据。
2002年高德地图成立时，电子地图刚刚兴起没多久，现在，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已经成为移动互联领域的主力之一。借助大数据的相关技术，不仅静态的地图服务越来越精准，动态的交通管理也开始走向智能化。
以北京为例，交通拥堵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交警不知道哪条路发生了事故，司机不知道哪条路上的车最多。高德地图交通信息事业部总经理董振宁告诉本刊记者，即便在北京最堵车的时刻，比如周五的晚高峰，也只有20%的道路发生严重拥堵，另外80%的道路是顺畅的，甚至有的路上一辆车都见不到。如果有一套系统，能够让大家对全市的交通状况实时掌握，就可以随机调整出行路线，大大节省交通时间。
传统的实时交通监测，都存在精确度不高的问题，现在借助大数据，通过信息整合，最后得出一个最优的交通路线，并且预测出每条路线的交通时间。
董振宁向本刊记者介绍，北京现有出租车6万多辆，基本都装有GPS定位设备，但主要作用是安全考虑，海量的行驶数据基本没用。高德与出租公司合作，选取其中的4万多辆，实时分享他们的行驶数据，这就意味着在北京布置了4万多个移动的检测器。每隔10秒钟到1分钟，出租车会自动把自己的位置信息发回数据中心，在屏幕上显出密密麻麻的小蓝点，越密集的地方就意味着车流量越大。除此之外，高德还通过与新浪微博合作，实时采集交通事件信息，比如哪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哪个地方正在修路。只要有人在微博提及这些，高德数据中心就能实时捕捉到关键信息。
实时交通的数据还为地图绘制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利。董振宁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地图产业的规律是强者恒强，因为中国面积巨大，城市发展太快，地理信息变动太多，每年的地图数据至少有20%需要更新，而在国外，这一数据不超过5%。如何能够花费最少的成本迅速找出这些变动的信息，便成为地图制造商的核心竞争力。有了实时交通数据，高德就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比如，有一条路线上留下的车辆位置信息越来越密集，但地图上显示这里并没有路，那很可能就是一条新开的道路。
“未来，地理位置的信息将像水电一样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资源，可以跟购物、休闲、交通安全等领域进行合作，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董振宁向本刊记者展望道，“而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而源自领先的移动通信技术，具有覆盖广、高品质、差异化等特点的中国移动“和”品牌，正是希望在了解人们日常困惑的基础上，为人们外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提供技术及服务上的支持，让每一次出行都和好心情相伴。

APP爆发

现在，全球大部分4G网络运营商已经不再由语音业务主导，开始转入以经营流量为主。4G网络的使用场景，必然会催生出一批新的杀手级APP，掀起移动互联网第二个浪潮。
受益最大的无疑是视频直播APP。现在，我们用智能手机看视频，要么是在有Wi-Fi的环境下，要么是在Wi-Fi环境下先下载好视频。大部分原因是担心太费流量，而目前3G网络环境对于视频直播支持还不那么理想。在4G环境下，用手机直接视频直播将不再是问题。等地铁的时候，顺道点击一个1分钟的短视频，不用再担心流量和速度问题。如果说3G时代是读图时代，那么未来，基于社交的视频类APP也会迎来一个契机，1分钟左右的短视频会构成我们社交分享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外的一款APP Qik就支持实时视频流，随时拍摄，随时传输，随时分享。理论上，每一个携带智能手机的人瞬间就可以变成现场直播记者。这样的服务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到，但专业广播团队未来一定会采用4G网络，视频分享类APP也将迎来大繁荣。
另外，手机游戏类APP也会随着4G的普及而火热起来，它将会变得更具社交属性。社交游戏和手机游戏通常需要联网玩，更快的网络连接，意味着玩家可以享受到更加流畅的体验，享受到画面更精美、更复杂、需要强大网络连接的优质游戏。这些游戏不但需要更好的硬件设备，同样需要一个更快的互联网连接。现在的手机游戏，受限于网络传输的考虑，大部分还停留在单机游戏的阶段，未来，手机游戏的社交化将成为趋势。地铁上，我们不再是自己捧着屏幕玩跑酷，很有可能是跟远在另一个城市的朋友一起对决。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基于云计算的APP也会流行起来。4G网络的普及将会使云计算和云存储APP比今天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要访问互联网才能做交易的企业人员，如即时协作、出差等情况下。如果把云端与移动设备的宽带速度扩大10倍，那么对于移动终端用户，云服务将会变得更加可靠、实用和安全。
对普通人来说，例如视频服务，也有了云端同步功能，PC、手机、平板电脑多终端播放记录云端同步功能，随时随地观影，再也不用担心播放到哪里了。可能我们不会想到它也是云计算，但用户已经习惯使用它在PC、手机和iPad不同终端上，自由切换追美剧了。
在美国，一些大学校园已经开始考虑用iPad和笔记本结合4G网络替代物理教科书了。杂志和报纸出版商希望4G网络和新的移动终端能给他们的付费内容带来更多溢价，例如视频和图片等富媒体，这都需要比3G更快的宽带速度。
更快的数据传输，带来了增强现实方面的很多应用。随着4G网络带宽的加速，导航类应用开发商已经开始探索“增强现实”概念，用手机的摄像头就可以呈现实时可视化的数据，定位或GPS信息。增强现实导航应用可能更广泛地用于汽车的车载系统、GPS系统和动力装置，未来我们的手机导航呈现的不再是简单的二维地图，而很有可能是实时的3D街景。在街头打开手机摄像头扫一下，就可以找到最近的星巴克和麦当劳。
最后，个人健康和运动也会乘着4G的东风再上一层楼。现在，个人运动类APP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我们习惯于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跑步路线。未来，我们分享的可能不再仅仅是路线，而是动态的锻炼过程，甚至有可能包含实时的身体指标。在应急响应和远程医疗上，4G更是带来许多革命性的应用。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和医疗结构对4G网络的应用，会切实为市民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医疗和应急救助。现在，有些网络公司也开始专门为卫生保健业务开发特殊的装备和服务，充分利用4G网络快速传输大文件（例如X光片），并为医师远程监测和定向提供交互式视频。随着4G网络部署越来越普遍，成本随之降低，这样农村也就有条件建立远程医疗中心，医生可以通过电话会议设施来给病人看病。这一系列美好的4G应用案例，都应了中国移动“和”品牌的愿景：让一切想象成为真实的可能，让一切关系更加紧密，和世界感受更精彩的移动互联生活。

车联网试验

汽车是现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尤其在城市，汽车已经成为我们除手机之外的第二个移动智能平台。随着4G的普及，未来的汽车不再局限于出行的代步工具，而是会成为一个各种应用聚集的中心。
中国移动针对4G推出的多功能车机，支持移动2G/3G/4G全模式，装有在线视频、音乐、听书、语音识别等车载APP。同时，车机还可以作为车载路由器，为车内的各项终端提供Wi-Fi共享，真正让4G达到了随时随地“和”你在一起。
一款名为OBD的盒子兼备移动路由器和智能车载诊断双重功能。内置各类传感器，汽车运行的各项指标可传至中移动云端，通过使用手机APP，可以查看了解汽车的运行情况。在前装市场，中国移动将整合应用、内容及服务资源，面向车厂提供车联网专网服务。在后装市场，中国移动将与车机制造商，应用、内容及服务资源提供商，核心零配件商等产业链合作，为车主及行业客户提供相应产品及服务。
现在的车联网叫作车载移动互联网更加合适。车载终端通过3G/4G等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无线连接，根据汽车的运行状态及故障代码，相关APP可以为用户提供车辆体检、到店维修等服务。在车辆发生事故时，也可以通过车联网服务平台呼叫救援，联系技师诊断车辆状况，可选择远程指导或到店维修服务。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李克强教授表示，车联网的技术正在不断发展演进，预计几年后，车联网技术将为汽车工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美国密歇根州运输研究所的一项数据显示，在使用Safety Pilot安全驾驶等车联网技术后，能减少80%的碰撞事故，并能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无处不在的应用

无处不在的APP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真实图景。4G与大数据正在颠覆传统的娱乐行业。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IBM开始尝试与赛事主办方合作，采用一套名为Slam Tracker的系统，它是一个在线仪表板，为正在进行的每场比赛提供统计结果和信息。球迷不仅能够实时查看每次得分，而且可以点击比赛时间轴上的一点，以查看球员的详细表现。
Slam Tracker系统对过去7年中的大满贯比赛的3900万个数据点进行了分析，以提供选手的分析评估，以及他们如何才能赢得比赛。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帮助赛事解说员来预测比赛结果，可以帮助观众了解球员的历史表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球员和教练员手里的一件法宝。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比如李娜和小威廉姆斯在决赛会师，她们打完第一局后，教练进场指导的时候会手拿着一个iPad，上面清晰显示了对手和自己的临场发挥，便可据此找出对手的弱点，调整战术。大数据和云计算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无论是美国的职业棒球队还是欧洲的足球豪门，都开始用它们来分析球员的身体情况、个人潜能以及受伤风险。
娱乐业一直是造星的梦工厂，与普通民众保持着朦胧的距离，看似很近其实很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在线影片租赁服务商，Netflix在美国有2700万订阅用户，在全世界则有3300万，它比谁都清楚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每天用户在Netflix上产生3000多万个行为，比如你暂停、回放或者快进;订阅用户每天还会给出400万个评分，有300万次搜索请求，询问剧集播放时间和设备。所有这些汇聚在一起，Netflix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用户很喜欢Fincher（《社交网络》、《七宗罪》的导演），Spacey主演的片子表现也不错，而且英剧版的《纸牌屋》很受欢迎。所以，它干脆把三者凑在一起，制作出一部真正符合观众口味的电视剧，果然成为今年影视界的“黑马”。
但是，《纸牌屋》对大数据的应用并不彻底，它是一口气拍完才上映的。在国内，优酷网站也在展开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优酷土豆集团的首席技术官姚键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每天网站上有超过5亿次的播放量，用户的每一个行为都在展现他的喜好。更关键的是，除了行为分析外，未来大数据还可以进行内容分析。比如用户在观看的时候，特意在视频的第47分钟到49分钟停留回放了好几次，那么，这两分钟的内容到底有什么特点，也许它们是一段异域风景，也许是一段浪漫的爱情表白，也许是一段赛车追逐，通过将用户行为与观看内容进行关联分析，网站就能够更精准地判断用户真正敏感的是什么。“未来视频网站不仅仅是一个播出平台，还有可能成为娱乐的制造者。”姚键说，“但这种制造并非一厢情愿，而是真正由每个人来参与完成，人人都可以成为编剧，人人都可以成为导演，甚至，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个角色，由自己来出演。”
可以想象，4G时代到来之后，我们会对手机形成更深的依赖，因为它不仅满足了我们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的生活需求，还可以满足我们更高的娱乐、休闲、学习等需求。基于大数据和快速传输的APP，将会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图景，而“和”作为一种向前的动力，将时刻在人们身边，助力梦想的实现，和每个人一起共创全新的4G美好生活。 □

欧元区QE登场

■ 谢九

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时间将从2015年3月开始，每月购买600亿欧元，持续到2016年9月，以此来计算，欧元的购债规模将高达1.14万亿欧元。欧洲央行目前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为2.1万亿元，如果购买规模按计划进行，意味着一年半之后，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将膨胀50%以上。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同时强调，如果有需要将会持续购债，直到通胀改善，若欧元区通胀回升到接近2%则停止购债。这意味着欧元的QE是“不封顶、不限时”的开放式QE，最终有可能超出1.14万亿欧元规模，这一点类似于美国当年的第三轮QE，也是此次欧元区QE的另外一大看点。
除此之外，欧洲央行推出QE的时间之快也超出预期。在此之前，欧洲央行尽管一直有心推出大规模QE，但是由于德国始终强调财政纪律，反对大规模宽松，因此欧元区的QE推进并不顺利。这一次QE虽然获得欧洲央行管委会的绝大多数支持，但是德国依然对此表示反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对潜在风险公开提出警示。由于此前德国的坚决反对，市场普遍预期欧元区推出大规模QE的时间表会比较靠后，但意外的是在2015年初就推出了资产购买计划，也从侧面体现了当前欧元区经济面临的压力。
欧洲央行的QE之所以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支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风险分担机制的设计，能够解除相关国家对QE的顾虑。如果欧洲央行统一购买所有成员国的债券，一旦所购债券出现违约，意味着德国等核心国家为边缘国家的违约买单，目前欧元区仅有德国、荷兰等五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为AAA级，欧元区QE的压力也主要来自这几个核心国家。而此次欧洲央行关于风险分担的设计，欧洲央行仅购买12%的欧元区跨国机构债券和8%的各国债券，仅分担20%购债风险，其余80%的各国债券由各自的央行直接购买并承担相应风险，额度按各国在欧洲央行的资本认购比例分配，这样的设计方案也就大大减轻了德国等核心国家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2008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已经历了两次衰退，而现在正面临第三次衰退的风险。通缩压力越来越大，欧元区的12月CPI负增长0.2%，明显低于11月的0.3%，欧元区通胀率上一次出现负增长还是5年前，2009年10月的欧元区CPI负增长0.1%。欧元区距离2%的通胀目标越来越远，距离通缩越来越近。在此次欧洲央行推出大规模QE之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已然相当宽松。去年6月份，欧洲央行将隔夜存款利率从零下降至-0.1%，成为全球首家实施负利率的主要经济体，时隔3个月之后，欧洲央行在去年9月份再次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0.05%，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隔夜贷款利率调低至0.3%。在连续降息的同时，欧洲央行也推出了各种资产购买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欧洲版的量化宽松。但在疲软的经济面前，这些努力并没有见到太多成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央行顶住各方压力，超预期推出资产购买计划。
至此，欧元区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个实施大规模QE的主要经济体。尽管欧元区开始了QE豪赌之旅，但是效果如何也还是未知数，大规模QE从来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其实际效果如何至今仍无定论，即使在已经结束QE的美国，虽然其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其中究竟有多少归功于三轮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也并无实证，对于仍在持续大规模宽松的日本，QE对于日本经济的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弱。欧元区的QE豪赌，也是在没有更多选项下的背水一战，究竟能有多大的胜算，也只有等待时间验证。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尽管欧元区的QE规模已经超出预期，但对于欧元区2%的通胀目标而言，1万亿欧元的规模仍然远远不够。按照法兴银行的估算，欧洲央行1万亿的QE规模仅能在两年后提升通胀0.2%～0.8%，比美国的效率低5～9倍。要实现2%的通胀目标，资产购买规模需要高达2万亿到3万亿欧元。
即使欧元区的QE能够帮助其摆脱通缩，但从更长远来看，欧洲经济在最近几年陷入重重危机，根源上还是其经济模式所致。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过大，导致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现在通过印钞机模式来缓解压力，在缓解了很多高债务国家的燃眉之急的同时，也使得这些国家降低了结构改革的紧迫性，长期来看其实是使得欧元区的财政纪律越来越差，经济结构改革也就更加遥遥无期。在欧元区国家中，德国一直是主张财政紧缩的少数派，即使德国经济也开始明显出现疲态，德国大幅下调了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但德国始终强调财政纪律的重要性，欧洲央行宣布QE之后，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公开表示，欧洲央行的QE让欧元区各国央行成为了最大贷款人，这将可能令成员国无视财政纪律。在欧元区经济体中，除了德国之外，其余大多数国家对于遵守财政纪律并无紧迫感，如果只是一味大规模量化宽松，而无相应的财政政策予以配合，最终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期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呼吁，在欧洲央行宣布新的旨在刺激区域经济增长措施之后，各国也不应该放松经济改革。但对于欧元区而言，其天然的缺陷是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无统一的财政政策，或许这将成为欧元区QE的最大短板。
从表面来看，欧洲央行推出大规模QE的目的是为了对抗通缩，实现2%的预期通胀指标，但实际上，欧元贬值是欧洲央行不愿意公开承认的另外一大目标。欧元区QE消息公布之后，欧元兑美元暴跌百点，11年来首次跌破1.15，目前已经不足1.12，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未来欧元兑美元甚至有可能下跌至1∶1，欧元和美元可能会成为等值货币。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欧元区大规模宽松，中国经济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欧元区大规模QE，最直接的冲击显然还是外贸出口，欧元不仅对美元大幅贬值，对人民币贬值也同样明显，从去年5月份以来，欧元兑人民币贬值幅度已经接近20%，在欧元区QE的消息公布之后，欧元兑人民币已经破7。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元区货币大幅贬值，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冲击可想而知。2014年，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仅为2.3%，远远低于7.5%的预定目标，欧元的大幅贬值，将使得中国今年的对外贸易面临更大的压力。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创下24年来的新低，2015年的中国经济还将面临更大的增长压力。如果2015年的进出口无法给予中国经济更多的支撑，短期之内稳增长的主力可能不得不回归投资的老路。
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欧元区的大规模QE，可能会减缓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随着欧元进入负利率区间，以及大规模QE带来的贬值预期，欧元已经符合套利货币的标准，投资者可以借入廉价的欧元资金，用于购买其他高息国家的货币或者高息资产，当年日元套利交易曾经风靡一时，欧元区大规模宽松之后，欧元可能会成为继日元之后的另外一大套利货币。考虑到人民币和欧元之间3%左右的息差，以及潜在的升值空间，可能会有大量资金从欧元区撤出，以人民币作为避风港，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强势美元背景下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 □

尚古吉金

■ 李晶晶

故事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西柏林还深陷“冷战”泥沼。乌尔里希·豪斯曼（Ulrich Hausman）当时是一名留长发的年轻学生，他正在攻读建筑学位，为赚取学费并维持生计，他与友人经营了一间小型的工作室。从英国购入古董家具与工艺陈设品，修复后在德国售出。一次前往伦敦选购工艺品的时候，偶于古董店内瞥见一青铜小瓶，曲线流丽，灵巧精雅，环饰凸棱，触感熟滑，包浆温润。当时心中甚为疑惑：金属本为冰冷之物，何以制成瓶器，气韵还能如此生动灵秀？随即乌尔里希将这件铜瓶购入，这正是后来“未了情园”的首件藏品。
乌尔里希对中国古铜器的魅力感到震撼，对青铜小瓶爱不释手，常会在瓶中插上一枝小花，相伴于案头。然而初步了解之下，他发现博物馆人士对此器物并没兴趣，指其既无历史价值，也不属艺术精品，更非年代久远之物。面对这种情况，乌尔里希并没有受挫，反而暗自高兴。他说：“当时作为学生，资金紧张，这样反而有利于我以微薄资本，购入珍贵艺术精品。”于是，乌尔里希开始研究中国晚期铜器（唐以后铜器），他会特别寻找中国艺术方面的文章、书籍仔细阅读，并通过柏林古董界，广结志同道合的收藏家。乌尔里希发现博物馆内所藏的铜器，全部为800年或以前之物，晚期铜器杳无影踪。“我当时就想，难道宋、元、明、清历朝以来，所有铜器皆乏善可陈？如此说法，似乎又与主流中国艺术书籍观点相符。”
乌尔里希试图找寻这个答案。他发现伦敦是了解中国古董的重镇。当时常到英国搜购家具，总特意前往伦敦各大古董店及博物馆寻觅珍品，常常是一早就赶至闻名业界的伯蒙德（Bermondsey）市场。那时资金有限，能购入的藏品实在不多，不过幸运的是能与多位拍卖官及古董商学习，每次谈话都获益良多。迈克尔·默顿（Michael Merton）是一位古董商，他目光锐利，擅于辨别雅器精品，更乐于慷慨分享鉴赏心得。当时伦敦收藏界收藏的学术氛围极好，不以对方家财衡量盘算。
当时业界多视晚期铜器为陪衬装饰，仅为桌面或饰架之物，与高古青铜雅器比较，更形劣拙，粗制滥造，不值一提，更不要提及分析鉴赏。在当时，中国晚期铜器，饱受鄙夷。曾有英国知名教授认为晚期铜器为“生搬硬套之粗滥俗物。铜胎单薄，铸工粗糙，甚至认为年款亦属假造”。由于此类种种，业界对晚期铜器需求极低，因此鲜有藏品现身古董市场。
学习古董鉴辨路途艰巨，当中一重要分水岭在1975年。乌尔里希应邀随同首批访华的德国建筑师前往北京，他担任这次行程的摄影师，记录探访经过。访问行程虽然异常紧密，但每逢清晨，乌尔里希便会悄悄离开酒店，拿着相机，来到故宫。乌尔里希说：“故宫气派恢宏，庭院静谧深邃，壮丽瞩目。建筑依地势而建，肃穆森严之余教人心驰神往。我父亲是植物学家，有传授不少园艺知识，故宫所见，竟成为我日后设计庭园工作的灵感来源。”
对于乌尔里希来说，此行另一重大收获，则是有幸认识了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初见吴教授便觉得一见如故，乌尔里希向教授透露对中式家具的浓厚兴趣，并请教何处可寻得明代家具，以作观摩，吴先生欣然答应。乌尔里希说：“没想到教授只带我走至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内座椅竟是明代古物，馆中学生们正坐在椅上静心阅读。”自此乌尔里希与吴先生成为挚友，相交多年至今，吴先生后来更是给乌尔里希的个人珍藏命名为“未了情园”。
1976年，乌尔里希的建筑学位将近完成，他的研究重心与中国文化越趋接近：因对中国艺术热爱日浓，因此积极探索中国艺术的各种潜质。乌尔里希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逐渐逼近，寻思适当题目之际，乌尔里希经常忆起当日清华所见明式椅，又想起德国包豪斯风格，以钢条构成简约座椅。细心思考，发现两者实质大同小异。论文答辩当天，乌尔里希带同一张明代古椅进场，辩证中德两套理念异曲同工的论据。“结果不但赢得一级学位，并且获颁德国研究学院奖学金，还得以应李约瑟博士邀请，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建筑。其间不仅与李博士并肩研究，后来更获得设计李约瑟研究所庭园的工作。”乌尔里希说。 乌尔里希·豪斯曼在中国学习研究期间与中国学者交流（摄于1981 年）
于学术，于收藏，乌尔里希都希望能够读文献的原著，于是决意学习中文，在丹尼斯（Dennis Twitchett）教授和理查德·王（Richard Wang）的指导下，乌尔里希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密集课程。这对他日后研究晚期中国铜器实有莫大帮助。随着研究的深入，乌尔里希发现，欧洲现存不少晚期铜器，但是并无证据显示，此类设计曾经流行于欧洲。再者，欧洲本身拥有铜器制作技术，加之中国铜器以礼器居多，这些铜器在欧洲当地仅可作装饰，并无他用。
在乌尔里希看来，背后原因或为当时东印度公司与华商务频繁，以帆船运送香料、茶叶及织品前往欧洲，由于货品重量过轻，需借助大批压舱物稳定船身，于是大量的金属器随船运到欧洲，之后被作为古玩、装饰品出售。乌尔里希在诸多博物馆库房内所见，此类铜器质量极其参差不齐，或为随意大量购入，售价以重量而非质量计算，如果其中发现珍品，应当属意外购入的例外情况。
在乌尔里希的铜器收藏中，涵盖了从宋代至清代之间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铜器，花瓶、水滴、香炉、香熏等等。经过多年收藏、研究，乌尔里希逐渐掌握了断代鉴赏之道。他说：“由于外界对晚期铜器缺乏兴趣，此类铜器的断代鉴定异常草率，几近胡闹。一些学者简单地认为粗糙者，通常断代为较早期，较精细者，则当作较后期制，一般认为是清乾隆时期。事实上，精细者也多有两宋、元、明的珍品。”
乌尔里希认为艺术史学者多有不知模铸难度，因此才会有此说法。范铸轻薄铜器，实则难度极大，厚身铜器反而较为容易。轻薄铜器制作精巧，器身轻薄如纸，厚度不过0.05厘米。这类铜器铸造完成后一般保留原状，无论车床碹磨圆形铜器（此法多用于厚身铸器），或是修平磨光，均会造成损坏。如果铜器带有浮雕纹饰，更不可以如此加工。因为细小的沙粒都会在陶范上造成漏洞，而且无法填堵。相比之下，厚身铜器则常以此法填补陶范漏洞。
轻薄铜器铸造过程中，浇注铜液必须非常均匀。铜液处于高热状态，假若稍微降温，便会造成堵塞，破坏铸品。因此铸造时不仅需精确制模，牢固外范内模，加热陶范时也需谨小慎微，确保铜液均匀分布。
中国工匠铸造轻薄铜器，从始至终未受重视。乌尔里希一直断代此类铜器为13至15世纪，传统则认为制于17至19世纪。直至韩国新安沉船的文物出水，发掘相似铜器为例证，断代在13世纪，由此论证上述推断无误，证明乌尔里希推断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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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电混合，华晨宝马5年结晶

■ 李三

新BMW 5 系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Olaf Kastner）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中国成语道出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良苦用心。宝马每个新产品都有很长的故事，可能5年、10年，甚至起步的时间更早。
宝马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德国豪门，然而随着在中国市场的不断耕耘，这个源自巴伐利亚的汽车品牌对中国市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随着中国市场的分量加重，宝马不断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到中国，看到中国政府对新能源轿车政策的不断完善，宝马果断决定把5系轿车的插电混合动力在中国量产。
前不久，康思远在北京参加了工信部的新能源车百人大会，席间的发现令他感慨良多：“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品牌和产品正陆续出现，而在高档豪华轿车细分市场上，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可以说是第一款使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康思远的自信来源于技术依据，“与纯电动车相比，插电式混合动力因其续航里程优势和短途驾驶的经济性，有着更好的市场前景”。
三联生活周刊：5年前就踩准今天的市场节奏，宝马是如何对市场做出前瞻性判断的？
康思远：通常一款新品从研发到设计需要10年，产品的生命周期大概6到7年，以这个节奏，我们需要很早就开始为下一代产品做考虑。5年前，确切地说比这个时间节点更早，我们就看到了电动车或新能源车的发展趋势，并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探索尝试。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在中国市场，无论政府还是行业，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在积极推进新能源车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新能源研究始于何时？
康思远：宝马集团的第一款电动车诞生于1972年，当时那款车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走得更远，包括在电池研发中遇到一些问题。这个实践对日后还是有借鉴意义的，现在无论是宝马集团还是华晨宝马的研发团队，从创立之初就把重要的一部分精力放在电池研发上。
早在2010年，我们与上海同济大学合作推出了ECHO车型，那就是基于上一代BMW 5系进行的研发。很快，2011年在上海车展上展示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原型车是基于最新一代的BMW 5系。随着市场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变化，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习惯并开始接受新能源车。对于厂商或品牌，如果不能感知到这样的变化，就可能在竞争中被超越。我们相信，未来对豪华车或豪华品牌的定义已经不仅是技术，它们应该被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重新定义。
三联生活周刊：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相比有哪些优势？宝马对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的战略布局是否有变化？
康思远：我们鼓励产品多样性，不管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纯电动车，还是传统的内燃机车型，市场的选择是多样的，每个车型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我们研究了日常人们的使用习惯，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纯电动续航里程是58公里，这完全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的通行需要，而当驾驶者需要远途，就可以让车辆结合传统内燃机的动力。这款车和使用传统内燃机的BMW 528Li相比，其百公里油耗只有2升，降低了大约70%。整体来看，这款车型虽然在纯电动模式时续航里程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它是非常平衡的，不仅满足了出行需求，也实现了环境保护。
三联生活周刊：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的目标消费者是哪些人？
康思远：这款车是豪华商务轿车细分市场中首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对于这个细分市场，我们的目标客户群是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心怀环保追求的精英人士，既能满足他们日常的商务需求，同时还能实现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开车郊游的愿望。重要的是，它还是一款对环保做出贡献的车。
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完美地利用eDrive技术，把BMW双涡管单涡轮发动机和电动机的驱动能力结合在一起，实现了非常高效的能源利用。同时，它还拥有智能能量管理系统，以及动态减震控制系统，来确保出色的舒适感受。
这款车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它的充电时间相对较短，使用充电墙盒充电，充满80%只需3.1小时，在正常220伏插座上充电也仅需6.8小时就能充满80%的电量。总体来看，我认为新能源产品会在市场上并存，而最终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针对目前市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宝马在推广新能源产品时有何对策？
康思远：确实，目前阶段市场上的充电基础设施是相对较大的障碍，但我们也看到，随着近两年行业、政府以及我们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华晨宝马来说，推出这样一款产品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如何为客户提供无忧的服务。
我们会为客户提供多种选择，比如经销商会走访客户家庭，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个相对完善的充电方式，免费为他们装载充电墙盒。在公共设施充电方面，我们会与大型物业公司以及更多商场合作，装载公共充电设施，现在这些合作进展得非常快，相信在2015年会有非常大的成效。更重要的一点，现在不仅仅是每个公司、每个品牌，我们要联合起来，为整个市场和消费者创造一个更适宜新能源车的环境，逐步统一充电桩设施，让充电不再成为大家使用新能源车的阻碍。
三联生活周刊：华晨宝马今年会有哪些新车或改款车型上市？
康思远：新年伊始华晨宝马推出的第一款新产品，虽然从外形上看是一款BMW 5系，但就动力系统而言，它是一款完全不同的产品。当然，BMW 5系的反响一直都非常好，每月销量过万，相信这一款搭载着全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BMW 5系也会得到市场的欢迎。
去年7月，我们宣布了合资公司合同延期到2028年，也宣布了未来几年将至少有3款新车型国产，我们也会与宝马进口车形成良好的协调，使所有产品都处于平衡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近一段时间，国际油价持续大幅走低，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迫切需求是否因此暂时缓解？
康思远：首先，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理念。社会精英群体对环保有实际的需求，并会付诸行动，因此我们在这个细分市场上推出了这款产品。对于具有强烈环保意识的人来说，这款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我们一直在努力保护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最近国际油价下跌，但我相信这只是短期的趋势，长期来看，油价还会回升，所以我们要付诸实践，努力推广新能源车。
三联生活周刊：从之诺到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华晨宝马在新能源车领域已经积累了一些市场经验。与购买传统内燃机车型相比，选择新能源汽车的客户有何特点？
康思远：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客户希望将创新技术和豪华商务出行完美结合。之诺1E则是一款城市用车，是纯电动车，它的客户群相对更年轻，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环保先锋。之诺1E目前是第一代车型，到推出下一代产品的时候，我们的研发会有更深入的进展，届时，它的续航里程会有更进一步的提高，以满足客户对城市用车之外的更多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华晨宝马如何吸引新能源车客户？
康思远：我们以之诺为例，对这样一款创新车型，很多人在考虑购买时会产生顾虑或担忧，所以我们创新地提出了租赁模式，按照3年的租赁合同计算，每个月租金只需7400元，费用包含了合同期限内的免费维修保养服务。在这3年期间，如果客户通过体验和尝试认可了这款新能源车，那么在下一代之诺产品推出时就会进行购买。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样的租赁模式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2014年生产的所有之诺1E车型已经全部被租赁出去了，现在客户正在等待铁西工厂的新车下线。与此同时，我们在大客户营销方面也取得了成功。
对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而言，我们会更容易吸引更多的客户，因为它是基于非常成熟的BMW 5系Li，5系长期以来的高品质和积极的市场反馈，让我们对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市场表现充满信心。
总的来说，在推出新技术和新车型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从消费者的角度和立场考虑，提供最合理和最佳的商业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更加放心地体验创新产品。 □

庞莱臣“虚斋”名画：藏家的趣味

■ 周翔

明 文徵明《 万壑争流图》 明 唐寅《 春山伴侣图轴》

名画合璧

2014年12月26日，筹办了一年多的“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展。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所长万新华介绍，2003年南京博物院在建院70年之际曾单独举办过庞莱臣的藏画展，是以庞莱臣之孙、向南博捐赠藏画的庞增和的名义。“当时只是从南博所拥有的137件（套）虚斋藏画中挑选出一部分来展览。而这次我们从故宫借了25件展品，从上海博物馆借了12件。”南京博物院的虚斋藏画主要以明、清时期为主，另两家博物院出借的主要是宋、元时期的古画。“元四家中我们没有王蒙的画，明四家中缺了唐寅，于是我们特意向‘上博’借了王蒙的《丹山瀛海图》和唐寅的《春山伴侣图》。董其昌的《秋兴八景》非常著名，这次也借了过来。”万新华说，“展品一共是70多件（套），如果算单幅的画则有200多幅。”
然而这只是虚斋藏画中的冰山一角。坊间普遍流传的虚斋藏画情况，大多来自于与庞莱臣同时期或稍晚时期的收藏家的描述。郑孝胥称庞莱臣“收藏甲东南”，而王季迁则更是在海外宣称：“上海有一位收藏家庞莱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因此说现在世上已知去向的虚斋藏画大约只占了总量的十分之一，毫不夸张。”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此次策展人庞鸥说，“但现存的藏品是虚斋中的精华部分，可以代表虚斋收藏的面貌和水平。而我们这次挑选展出的又是其中的精品。”
庞鸥用一个直观的比较来说明虚斋藏画的珍贵。清代宫廷收藏了大量前朝流传下来的最为珍贵的文物，后来流散到民间，“清宫旧藏”成为藏品地位的一种象征。“晚清苏州地区著名的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也是大收藏家，他的收藏中从清宫旧藏里流散出来的，数量是两件。而在庞莱臣在《虚斋名画录》和《续录》中著录的700多件作品中，清宫旧藏有42件。可想而知庞莱臣的虚斋名画在收藏界中是什么地位。”
展厅的设计灵感来自江南古典园林中的白墙黑瓦意象，以白色为基调，用雕花镂空的屏风隔出更丰富的空间感，同时也更加雅致。画作的布置也颇费心思。一方面要按照藏画的脉络，一方面也要照顾到普通观众的兴趣点。年代最早的宋徽宗《鸲鹆图》没有被放在第一幅的位置，而是挂在观众入门观展时目光第一时间所及之处，以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同为明代“吴门四家”，唐寅的《春山伴侣图》与文徵明的《万壑争流图》并列，形成鲜明的对比。“观者很容易从画中就看出来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多么巨大的差距。唐寅一生郁郁不得志，他的画看上去是拥塞的、阻滞的，不够舒展。而文徵明恰恰相反，他的一生受人尊重，衣食无忧，他的画就显得从容、开阔。”庞鸥说。
开展前，南京博物院请了庞氏后人、相关的画家与研究者一起开了座谈会。这是专注于研究中国绘画与思想的博士生徐莺第一次如此集中地看到虚斋的藏画。徐莺的外曾祖父庞赞臣是庞莱臣的堂弟，曾经是庞莱臣家族事业和公益事业上的总代理人。“外曾祖父帮助庞莱臣打理家业，后来也是他的遗嘱执行人。这样一来，庞莱臣才可以潜心在收藏和书画保护之中。”徐莺觉得作品的选择与展厅的设计很好地体现了对庞莱臣的解读：“中国老话说简素为贵，庞莱臣所搜集的南宗正脉山水画，代表了中国艺术审美的大传统，里面是有儒家思想传承的。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儒商。”

儒商与文人

庞莱臣名庞元济，字莱臣，1864年生于浙江南浔。在其父亲庞云鏳一手经营下，庞家成了南浔有名的大户。虽然南浔只是江南小镇，然而该地商人抓住上海开埠、外商云集的契机，以经营湖丝出口外销而迅速致富，形成有名的“浔商”团体。积累了相当资产以后，他们又往往调整经营方向，投资盐业、房地产业、纺织业、食品业、金融业等，转型成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 元 王蒙《丹山瀛海图卷》
庞莱臣继承父业，除了经营传统的丝织业、药业之外，还广泛涉足新兴产业如交通、电力、地产。实业带来的财富累积，是庞莱臣涉足收藏并终于集大成者的物质基础。而可遇不可求的时代际遇则是另一重要原因。庞莱臣“未及弱冠”，已经开始收藏生涯。彼时上海已经开埠通商数十年，外国金融资本大量进入，殖民经济兴起。清朝末年的动乱如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1860年太平军进军东南，让江、浙、皖一代的富商巨贾、名门望族大量避居上海租界，为上海的收藏界提供了藏品流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空间。至清朝覆亡之际，剧烈动荡变革之中清宫收藏大量散佚宫外，民间收藏家们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珍奇古玩，如今有了购入囊中的现实机会。上海出现了一大批如黄宾虹、庞莱臣、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钱镜塘、王季迁、徐邦达、张珩等“海派藏家”。
据庞莱臣自述，他的藏画，最早来自与他交往的“南北鉴藏之家”，其中上海著名收藏家狄葆贤的藏品被庞莱臣全部收购。辛酉庚子政变之后，清宫藏画有的流入了皇室、贵族、官员等人手中，有的则流到市集之上，这些“内府秘本流落人间者”也成为庞莱臣收藏的对象。庞莱臣的名气越大，就越有求售者接踵而至，他“择其真而且精者稍稍罗致”，对于名家，则“不惜重值，罗而致之”，甚至为此亲自上北平收购书画，当时的报纸报道其“收购旧画之兴甚豪”。
1899年，庞莱臣开始在南浔镇东栅修建一处园林，这就是著名的“宜园”，民间俗称“庞家花园”。园中建有“半画阁重楼”，楼中有室，名曰“虚斋”，庞莱臣以此为号，也作为收藏书画之地。“虚斋”的名号一直沿用下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庞莱臣的藏品被毁去“十之六七”，他将其余所藏带去上海，在上海成都北路世达里寓所重新设藏画之室，仍然沿用旧名“虚斋”。
因为收藏的丰富和藏品的珍贵，虚斋成为当时藏家心中向往之地。“那时候照相技术刚刚进入，要看一幅画的原作非常难，所以收藏家的地位非常高，但是庞莱臣不是那种把画作藏起来的人。”徐莺说，她的奶奶曾回忆，庞莱臣会在宜园中定期举办雅集，邀请他所看重的藏家、年轻人到虚斋观摩他所收藏的真迹。“这培养了很多人。吴湖帆是庞莱臣的小辈，当时因为他的祖父吴大徵和启蒙老师陆恢的缘故，得以经常出入虚斋。王季迁后来成为吴湖帆的爱徒，他也因此得见虚斋藏画。” 中国书画收藏大家庞莱臣
庞莱臣的鉴赏眼光，曾经有所争议。画家陆恢曾说庞莱臣“浸润涵濡久，遂具此正法眼藏。故书画之来虽糅杂纷纭，真赝歧出，一见能决其是非”。然而吴湖帆却曾在《丑簃日记》中写到他“旧作伪品往往欣受之”，又提到庞莱臣曾欲购王叔明《乐志图》卷，“被顾西津阻罢”，“虚斋但知题跋，不明画理”。从事书画鉴定数十年，庞鸥觉得这样两种说法虽然大相径庭，但都可作为参照。“吴湖帆诗书门第出身，是纯粹的文人，在心态上他还是会认为庞莱臣是商人，多少会有一些轻视。而事实是吴湖帆自己也很难在真伪问题上不出错。”庞莱臣对于书画的鉴定或有讹误，然而“虚斋审定”保持了总体的高质量水准。当时的海外藏家往往会以字画上是否有虚斋的印章而判断其真伪和价值，“虚斋审定”成为一种保证。“不仅如此，自清代海上派书画公开买卖以来，许多画家都找庞莱臣‘定润格’（确定价钱），这可见虚斋所受到的认可。”徐莺说。
虚斋藏画也不能只认为是庞莱臣的个人眼光。庞莱臣聘请了一批书画专家，如陆恢、张砚孙、张唯庭、张大壮、吴琴木、邱林楠、樊少云、樊伯炎，作为门客长期住在庞家。他们深谙金石、考据与文史知识，一方面给庞莱臣“掌眼”，提供鉴定意见作为购买与否的参考建议，同时帮助庞莱臣整理藏画，辨识画面文字、印章，考据著录，还要协助对藏画进行修复装裱等工作。“他们大量接触了中国古画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些门客后来都成为海上书画界的著名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得益于在虚斋的经历。”庞鸥说。
不过在收藏家之中，庞莱臣最为难得的一点还是具有史家的研究意识。“他特别重视收到的每张画的来龙去脉。在他收藏的一些册页上，最后有一些小纸片，是他自己记录这画是什么时候、是谁卖给他的，卖了多少钱，它流传的经过又是什么。”庞鸥说。在《虚斋名画录》的题跋中，门客陆恢提到庞莱臣家中白天总是“宾朋满座，外事棼如碌碌若不可以终日”，然而宾客一旦散去，他就回到虚斋中，整理书画，“日不足继之以烛，小楼相对一灯荧然，仡仡至夜分而不知疲矣”。1909年，庞莱臣编成《虚斋名画录》16卷，著录了“虚斋”所藏历代名画538幅。仿清代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一书的体例，分列卷、轴、册页三类，按时代先后为序，每种详记纸绢、尺寸、题跋及印章。1925年又编成《虚斋名画续录》4卷，收入画作206幅，在序中自剖心曲：“生不逢辰，适更国变，从此杜门谢客，日以古人名迹为伴侣，品藻山水，平章真赝，亦聊以消磨岁月，遣送余年而已……余自问生平无得意事，无胜人处，惟名迹之获，经余见虽属云烟过眼，而嗜痂成癖，所得在是，所胜似亦在是。彼苍苍者，殆不欲名迹湮没，特令余褒集之以广流传耶。”
“在他身上很鲜明地体现了近代南浔丝商的特点。他们不仅仅是商人，而且是士绅阶层。有一个二元的精神层面，既开放又保守。”徐莺说，“他们接触了西方现代的文明，但是又秉持着传统的理念，比如赚钱之后要修桥铺路，建设家乡，回馈乡邻。诗书传家，也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南宗正脉

观察庞莱臣的收藏倾向，在唐、五代、宋、元名家作品之后，明清时期的收藏开始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某种偏好。“吴门四家”、董其昌、清初“四王”及吴历、恽南田的作品成为收藏重点，这些画作都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这个收藏标准基本上代表了清末至民国年间传统鉴藏家的整体收藏趣味。”庞鸥介绍，“‘高古’之外，‘南宗正脉’是庞莱臣藏画的倾向，这象征着他自己继承了传统南宗文人画的精神气质。”
中国画分“南北宗”，是董其昌创立的理论。早于董其昌的莫是龙在《画说》中提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董其昌则将其建立为完备的论说体系，将南北宗绘画的源头上溯至王维和李思训，发展归纳出两者不同的风格观念。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概念，把“顿悟”和“渐识”作为区分两者的关键。南宗画即非职业画家的文人、士大夫所画的“文人画”，耽于性灵，“高越绝伦”;而北宗画则需勤习苦练，重在功夫。“董其昌对中国画流派南北宗的划分是粗线条的、概括性的，但又是创造性的。如果没有他的划分，中国绘画史上的流派就是一团乱麻。”庞鸥说。
严格来说，董其昌的划分并非历史的陈述，而是一种史观的表达。对中西学界影响巨大的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曾经指出，南宗画一方面与禅宗的“顿悟”相关，在更深层次的原则上则与“儒学或新儒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如何把感知到的形象在头脑中（并通过画笔）转变为绘画形式与结构的特殊观念，也好像在新儒学的思想中有最紧密的对应”。王阳明“心学”的提出，则为主观意念和客体观照提供了最好的价值阐述，“这种认识论方法赋予外部世界人为的意义与价值系统，由此把外部世界放到一个易于理解的规律之中”。而南宗的文人画正是把“类似的人为规律和价值赋予自然形式的绘画”。绘画成为精神世界的表征，这种观念与传统文人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契合，最终成为影响画坛几百年的主流。
董其昌后，北宗画派受到贬抑。“中国讲究画如其人，字如其人，是把字画当作人来看，它是一个最真实的自我，通过一张画可以看到作者本人是怎样的。南宗文人画总体特征是一种非常柔婉、和谐、平淡的感觉，符合传统的中庸、敦厚的价值观。”庞鸥说，在文人画中有一个绘画本体与作者本体不断推进和深入的过程，“宋代的绘画把写实推向了一个高峰，他们追求客体逼真再现;到了元代的黄公望、倪瓒，他们反观内心，把自然作为媒介，用画笔记录下自己观看自然时的内心活动。而在‘明四家’，几乎已经看不出思考的印迹。到了董其昌，你完全看不出画家的情绪，他已经完全转向了中国绘画的本体：笔画、设色、构图。画家就是造物主，这是很高的境界。”董其昌的画看起来如此随心所欲，以至于无法用常识中合理主义的眼光来加以看待：树木、房子的比例明显不对，而溪岸的线条甚至画在了树根上，说明一开始他没打算在该处画树的，而是兴之所至随手添加。“他的画有‘装配’的痕迹，倪云林的山石、王蒙的树木，他也许将它们放在一起，但取法前人，画出的是有自己面目的山水、草木。他的画往往有不符事实的地方，然而从视觉效果上看又是和谐唯美的，有一种稚拙之气。”
对于作为风格的南宗文人画的偏好，折射出画家、藏家们的精神追求。南宗文人画的正统地位维持数百年，只言片语的批评并未动摇其地位，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开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之后，西方的冲击以及国患的隐忧，曾使董其昌和南北宗的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平淡天真’的南宗画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而刚健硬朗的北宗画正契合此时振兴民族精神的需要。”观念冲突的背后总有现实环境的驱动，而虚斋藏画则延续了庞莱臣一贯的、相对传统的文士趣味和观念。虚斋之中，较少收藏离庞莱臣时代较近的画家画作，不过戴熙、汤贻汾却赫然在列。万新华觉得庞莱臣对这两者的收藏更多是出于庞莱臣对其人的认同：“这两人太平天国时期殉清王朝，是气节的代表，这就是爱人及画了。”而如今广义上也被看作文人画、但并非传统正脉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等画家作品，庞莱臣在收藏时则格外审慎挑剔，并非一概排除，而是有所挑选。“这次展出中有他收藏的朱耷的《山水图》，这是朱耷晚年杰出的代表作。”庞鸥说，“而在金陵地区非常有名的‘金陵八家’之中，他只收藏了龚贤的作品。吴湖帆曾经说那些金陵画家的作品有所谓的‘金陵习气’，画面比较刻露，不够含蓄。” □

安吉丽娜·朱莉的《坚不可摧》

■ 李东然

安吉丽娜·朱莉在电影《坚不可摧》的拍摄现场指导演员 《坚不可摧》剧照
与很多意大利裔移民家庭的小孩一样，少年时代的路易·赞佩里尼顽劣不羁，幸运的是在小小少年对抗一个庞大而陌生的美国迷茫之时，路易开始学着奔跑，代表美国参加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二战’爆发，青年路易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投弹手，直到奥运新星赞佩里尼在任务中坠机身亡的消息传回美国。然而路易却顽强地在海上漂流了47天2000英里后，奄奄一息之时被救，囚于日本战俘营，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受虐关押，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噩梦最终画上句号，耄耋之年的路易高举奥运火炬再踏上日本国土，他选择了原谅。
《坚不可摧》直白尽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英雄故事。电影改编自美国女作家劳拉·希伦布兰德（Laura Hillenbrand）畅销小说《坚不可摧：一个关于生存、韧性和救赎的二战故事》，这本书曾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108周，被誉为“感动整个美国的励志巨著”;而剧本改编开始于好莱坞大名鼎鼎的金牌编剧弗朗西斯·劳伦斯和斯科特·库伯，最终成稿于科恩兄弟;担任影片摄影导演的是曾掌镜《肖申克的救赎》、《美丽心灵》、《冰血暴》、《老无所依》、《朗读者》等好莱坞经典影片的摄影大师罗杰·狄金斯（Roger Deakins）。顺理成章地，在刚刚揭晓的第87届奥斯卡提名名单中，《坚不可摧》斩获三项技术提名，更获得美国电影学会（AFI）的一片好评，男主角“90后”英国男星杰克·奥康奈尔（Jack O'Connell）也被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提名为年度新演员。
然而，这一切的赞誉都不及电影制片人、导演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来得耀眼。在好莱坞，朱莉是百分百的银幕女王。从名门世家到吸毒少女，20岁不满便已用张狂、性感、眼角眉梢都写着叛逆的尤物形象征服整个好莱坞（《黑客》、《移魂女郎》、《原罪》），又凭借《古墓丽影》、《史密斯夫妇》成为好莱坞银幕史上最魅惑难挡的霹雳娇娃，她是“在整座好莱坞薪金金字塔最尖端的人”（《好莱坞报道》）。何况银幕下她的生活与爱情坦荡炽热，为全世界津津乐道。
早在2001年，安吉丽娜·朱莉就成为联合国高级难民署亲善大使，亲自到全世界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的难民营进行探访，单身时她曾将自己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捐给难民，后来和布拉德·皮特一起成立了朱莉·皮特（Jolie-Pitt）慈善基金，支持运作着30多个慈善机构。甚至有“朱莉效应”，特指这位卓越女性的巨大煽动力。2013年5月14日，安吉丽娜·朱莉在《纽约时报》发表《我的医疗选择》一文，引发全球女性对乳腺癌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更是以她为封面，详述其切除双乳的整个过程。

导演朱莉

2009年，安吉丽娜·朱莉减少了电影的拍摄，回到家中一边照顾六个可爱的孩子，一边开始将自己十几年来在难民营的所见所闻写成剧本。恰此时，朱莉读到劳拉·希伦布兰德的小说。“我觉得爱上了路易·赞佩里尼和他的一切。事实上我并没有任何导演影片的打算，但当时我确实是在寻找一些新的事情能让我在未来的几年内有些事情可做，而路易的书读到一半，像很多人一样，我感到发烧般的狂热，我深深地被他的精神所感染。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够接受这样强大的灵魂的影响，我想要去寻找路易，并且打算尽最大努力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事实上，朱莉的导演处女作是一部名为《天涯共此时》的纪录片，那是一部颇有些实验意味的纪实影像，并且星光熠熠，有安妮·海瑟薇、科林·法瑞尔、奥利维·马丁内兹、约翰·李·米勒、杰曼·翰苏、白灵等众明星参与，身处不同国家的他们在2005年1月11日这一天的同一时刻举起摄像机拍下眼前的景象，每段3分钟时长，遍及全世界27个地方，后来这部电影还曾在纽约的“翠贝卡电影节”上公映。
2011年，朱莉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血与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故事讲述的是波黑战争期间塞族军人爱上了波黑穆斯林女画家，而种族冲突，民族认同，崩碎的信任和纷飞的战火，终使这段爱情如焦土上最后一朵凄艳的花朵，埋葬在悲伤的土地上。作为新晋导演自编自导的第一部作品，电影收获了相当两极的评论，一方面是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全美制片人工会意在奖励严肃社会话题创作者的斯坦利克拉美奖（Stanley Kramer Award），好莱坞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惊艳于初次执导电影的朱莉可以大胆涉猎比如波斯尼亚战争这样严肃而复杂的话题。
然而质疑之声同样针对波黑战争本身的严肃和复杂。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引发了继“二战”后最大的种族屠杀，波黑塞族人在这场战争中因为武装力量强大，又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的支持，相对于波黑穆斯林和克族有较大优势，直到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干预波黑内战，北约势力随之介入，重创了波黑塞族，重新扭转了战局，如此表面叙述之下，波黑战争更有其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复杂交错。然而朱莉的电影里，塞族人的形象一概为男性武装分子，残忍凶狠，烧杀围剿，奸淫虐杀，而波黑穆斯林人则正如这段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手握画笔，弱势无助，如此决然二分的呈现，便难免被评论界斥为潦草与轻率。

寻找路易

《血与蜜之地》之后，朱莉便开始寻找路易。“因为我的心里始终有那一本书在，路易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令我感到震撼。顽劣的少年时代，作为投弹手的‘二战’生涯，空难，在小小的橡皮艇上长达47天2000英里的海上漂流，捕猎鲨鱼，台风，接着是战俘营里的顽强坚毅斗争，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斗争，以及最终的、美好的救赎时刻。这是真正的传奇。”
朱莉至今记得，接到赞佩里尼的第一通电话是在一个宁静的午后，日落时分，当语调亲切的老人在电话那头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的往昔人生，甚至时不时地拿那些惊人的磨难开起玩笑的时候，朱莉觉得，这不仅是她一直想要寻找的好故事，更是迄今她所见到的“最非凡的人生”。究竟什么使得路易的人生如此非凡，什么使得他的生活可以和我们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当然不是那些构成他生活的事件本身，更多的是那些他面对这些事件的方式——在困苦中召唤希望，在失去中找寻快乐，在残暴面前付出原谅，以及永不放弃心中的希望。路易的人生教会他如何去承受生活的苦楚，以及如何完全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快乐之中，用幽默和感恩的心情看待一切，他是那样的强大，却也那样的平和。
令朱莉万分欣喜的是，路易·赞佩里尼事实上就是自己的邻居。“于是我马上出门去拜访了路易，并且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常常去看他。我们花很长时间交谈，了解彼此，我们重新梳理过往一切的细枝末节，我们一起研究剧本的写法，至今我很珍惜那些和路易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事实上从读那本书开始，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人，有的时候又觉得充满好奇，我越来越期待见到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因此最初的见面于我是紧张的，就像是我在路易的葬礼上所说的那样，有的时候去见自己的英雄可能会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是我如此幸运，我见到我的英雄，他是我所遇到的最非凡、最动人的人。他的眼里燃烧着火焰，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他如此的慷慨，如此的智慧、亲切、幽默，是一个有能力将平凡时光变甜蜜的智慧的人。”
从一次又一次的剧本修改，寻找合适的演员，寻找制作团队，选景，预算，并且最终通过好莱坞制片厂的层层审核，获得最合理的拍摄资金，即便对于朱莉，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激发朱莉的斗志，有时候路易和她开着玩笑说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千万不能一直等下去。朱莉就跟他说，一旦制片厂通过，她就会在自己的房子上升起一面国旗，路易只要站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就能看到那面飘扬的旗帜。
“整整两年之后，当我在环球制片厂的会议室里被告知我们可以开动这部电影了，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我飞快跑出了那个房间，拨通了布拉德的电话，叫他赶紧站在屋顶上去摇一面国旗，他觉得我疯了，但他照我说的去做了。路易看到了那面旗帜，那是属于我们的胜利，最甜蜜的时刻。” 安吉丽娜·朱莉与《坚不可摧》主人公原型路易·赞佩里尼

生命或多或少都要经受考验

——专访安吉丽娜·朱莉

三联生活周刊：从最个人的角度，你的生活真的因路易·赞佩里尼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么？
朱莉：我从路易那里学到了许许多多。并且从非常个人的角度我得到了最诚挚的帮助。每当我觉得正在经历痛苦的时光，就会去看他，此时他都会将我放回到正确的轨道之上。我觉得自己能和他谈论所有的事情，因为他永远会给你最真诚、最机智的答案;他也是优秀的聆听者，他有耐心分享，并且随时准备施以援手。路易灵魂的博大使我感到敬畏，甚至在他临终的时候，当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把电影的片段拿给他看，他对我说的那些最后的话，也都是幽默的段子，他要逗我开心，他仍旧在想如何让我们好过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至今我觉得自己每天都还会时不时地想起路易，我觉得他仍旧会和我在一起，有时候我的同事们会和我开玩笑说，我那么慢才完成剪辑是因为我根本不想和他说再见。
三联生活周刊：路易的人生故事中最打动你，并且让你愿意通过一部电影来分享的部分是什么？
朱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时光。有太多的理由让我们迷失自己的内心，也有太多担忧和气愤困扰着我们，所以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能够出脱于环境之外，能够时刻战胜自我的狭隘并且真的去爱别人的人的时候，这样的故事本身是非凡的，也必然有被讲述的意义，甚至这意义应该是跨越国境、文化和代际，值得我们全人类共享的。
路易是一个意大利移民，有些自我怀疑的倾向，觉得自己可能一事无成，就像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情。但是他的故事最终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出生带着非凡，并且生命或多或少都要经受考验和自我拷问，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并不了解内在的自己，但是我们仍旧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因此成为更好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从空难到海上的漂流，直到进入残酷的日本战俘营，你怎么看到路易顽强的求生精神？
朱莉：在我看来路易是内心燃烧着一把热火的人。这种热火很多时候是被人们误解的，甚至有人觉得做人不该有这样强烈的热望。但是路易勇敢地做了自己，并且救生艇上的漂流和集中营里的磨难都证明了这热望所迸发的非凡精神动力，强大的隐忍力量，他永远也不会被击倒，因为他就是一个战士。并且很幸运的是，路易有时刻支持着他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人，她教给路易对生活的最朴实根本的热爱，路易的哥哥对弟弟的爱甚至超过对他自己的爱，这是一种伟大的无私，这一切也都是他顽强生命力的土壤。
三联生活周刊：与这个故事相处这么久，我想你应该也已经不止一次将自己替换到路易的情境之下，你觉得自己能不能顶住那样巨大的身心折磨？
朱莉：不，我不能。我想大概我已经惊慌失措了。但是同时我也愿意去相信我最终可以撑到最后，就像路易那样。尤其是拍片的现场确实也有很多需要相当坚持的时刻，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想象一下眼前这一切正真实地在你面前发生着，你该怎么做呢？打起精神来，瞧瞧拍电影的这点事儿究竟算什么呢。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原著小说？
朱莉：事实上我很欣赏原著小说，劳拉本身是了不起的作家，她的写作清晰动人，甚至使得你在读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如此身临其境，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这是一本一旦开始阅读就让人欲罢不能的书。作为一个导演，没有什么能比在她的小说基础上工作更加便利，你能看到她在组织这个故事背后付出的大量调研和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不是你第一次做导演，但相信这仍旧是一次深刻的工作经历。
朱莉：导演这部电影，是我迄今所做的所有事情中最困难也是最有回报的一件。路易·赞佩里尼成了我的朋友，这远远超过了当初我开始做这个项目时的期待，于是我更希望能恰当地诠释和呈现他的传奇。
我爱这部电影的每一分钟，因为我清楚记得每一分钟给我的巨大收获，我得学会重现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田径赛场，我得去拍出一场扣人心弦的世界级田径赛事，一场真实可感的恐怖空难，我还要去弄明白怎么在一条救生艇上拍摄一场无尽的漂流，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得在非常有限的预算内完成。
我们的奥运会场景是在澳大利亚完成的，当我第一次踏上那片空荡荡的草地的时候，我心里暗暗叫苦：“上帝啊，我们怎么能真的复制出80年前的奥运会？我对怎么拍赛跑一无所知。”但事实上最终这些赛跑的场景对于演员杰克来说是更困难的，因为奥运会的场景是在拍摄了诸多需要演员惊人承受力的场景之后去拍摄的，海难和集中营的场景已经将演员的身体摧残到极致，而此时在澳大利亚烈日下反反复复去拍田径比赛，而且要跑出奥运级别的状态，对于演员的身心都是非常非常挑战的事情。
当我第一天在海上拍摄漂流场景的时候，浪太大、不断打着橡皮艇，乃至我几乎没有办法在监视器上看到演员们。挣扎了好久，我将自己的头埋在我的手里，心想该如何是好，我看不到他们，并且无计可施，更重要的是我正强烈地感到恶心、想要呕吐。当然最终是剧组的同事们帮我度过了这一切，我们的现场剪辑师中有一位曾跟过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组，他教给我们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的摄影导演狄金斯是全好莱坞最棒的摄影导演之一，他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用画面巧妙地讲好一个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如何决定由相对新人的英国演员杰克·奥康奈尔来扮演路易？
朱莉：我爱和杰克在一起工作的经历。找到合适的人来扮演路易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想要的扮演者需要不仅理解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更可以有能力将这种表演放置在某种真实的上下文之中，而且我希望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脸上有那样一种真实可信的坚毅，你能够相信他可以经受路易·赞佩里尼所经受的一切，能看得到他身体内那种与众不同的火焰。我在杰克的脸上能找到那种非凡的在常人眼里可能会是种麻烦的火焰，那正像是路易眼里的那种火焰。事实上，当这种令人恐惧的火焰在正确的方向上发挥它的作用时，那么它所迸发的能量是无可阻挡的。这是我眼里最美好不过的事物。
三联生活周刊：你挑选了当红的日本摇滚音乐人石原贵雅（Miyavi）来扮演原著中被描述为“精致的禽兽”的“鸟人”，结果非常惊艳，尤其是路易和“鸟人”的一次次对峙无不充满了戏剧张力，甚至有直抵人性最幽暗处的力量。
朱莉：我非常强烈地拒绝将这个角色固化为一个简单的反派和禽兽。这也是我对于生活的看法，没有什么是简单直接的好和坏，所以实际上我自己的逻辑是非常简单的，既然是为这样一个阴暗丑陋的角色寻找演员，那么我想恰恰应该在相反的方向上去寻找演员。石原贵雅是非凡的丈夫和父亲，他的许多歌都是关于和平、正义，所以没有谁比他与“鸟人”这个角色反差更大。 □

交响乐团的另一种组成方式

■ 黑麦

北京国际室内乐团指挥玛丽亚·瑙恩
北京国际室内乐团（Beijing International Chamber Orchestra，BICO）的排练室被安置在加拿大国际学校的音乐教室，这也是俄罗斯指挥玛丽亚·瑙恩（Maria Nauen）工作的地方之一，教室的墙上挂着几十面国旗，当有人问她乐队成员由多少个国家的人组成时，她好像很难一下子说出具体数字。
2014年圣诞节前，玛丽亚带着乐团在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出演当年的最后一场演出，她曾经的同学德米特里·沃洛别夫（Dmitriy Volobuev）也为此来到北京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第二节，乐团按照芭蕾舞剧的顺序演绎了《胡桃夹子》的故事。在2014年的最后一次例行庆功聚会上，玛丽亚再次选择了同一家意大利餐厅，全团仍用AA制的方式包下了餐厅的二楼，她并没有给当年做太多的总结，只是简单地拥抱了每一位乐手，喝到尽兴时，她要求每个人唱一首自己国家的歌，而她和德米特里则唱了一首苏联时期的怀旧歌曲。
玛丽亚是北京国际室内乐团的指挥兼创始人，4岁开始学习钢琴，11岁时便在两千人面前演奏波兰作曲家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也由此爱上了表演。上世纪90年代末，当她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音乐艺术教育学院毕业时，已经是当地著名的小提琴独奏家，并开始了她的全球巡演。然而，她并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来到中国，并且成为北京的音乐居民。
对于玛丽亚来说，中国并不陌生，10年前她在哈尔滨随团演出时结识了从德国出差来此的古典音乐发烧友，并在一年后结婚。不久，她便跟随丈夫在奥地利常驻，她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寻找工作时，偶然间发现了当地的专业乐团并非所有演出现场的唯一主角。“几乎每个城市里都有至少三四个业余交响乐团，从演奏中很难听出技术上的区别，这些非专业乐团的指挥耳力很好。维也纳有个业余乐团，他们演奏莫扎特，乐团里有数学家、生物学家还有专职主妇。” 玛丽亚在俄罗斯也曾经组建过一支业余交响乐团，那是俄罗斯的第一支非专业乐团。“在俄罗斯，所有的乐团都是官方性质的，这种官方似乎框住了古典音乐的形式感，它让很多想亲身接触古典音乐的人产生了距离感。在中国有类似的现状，非专业的乐团也缺乏专业的指导。”
2006年，玛丽亚的丈夫被派遣到中国，当丈夫问她是否同意时，她马上问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收拾行李？刚到北京时，一切都很新鲜，她很快适应了文化差异，在北京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安稳状态——听音乐、练琴，偶尔观看一些演出。“我看到这个城市开始变得拥挤，速度越来越快，每天似乎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她说，“我体会到了北京美丽的夜晚生活，丰富的文化生活，充满名胜古迹的历史生活，然而我在半年后开始越来越深地意识到，这里并没有令人留恋的音乐生活。”
2007年，玛丽亚开始在北京寻找“古典圈子”。在听过几支北京的交响乐团后，她决定接触一下北京交响乐团，并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个乐团的技术较好，氛围也不错，但是我会是全团唯一的外国人，这让我会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归属感，是很难和乐手们达成默契的。”她说，“交响乐团在中国有点复杂，不像欧洲和俄罗斯那样，后来我打算自己做一支小型的室内乐团。”
在玛丽亚的回忆中，北京国际室内乐团的成立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她先后找到了专业的音乐家、业余爱好者以及国际学校的音乐老师，从全弦乐开始，组成室内乐团。“这是一个小型的国际社会，我从来没有组织过这样的多元文化团体，说实话，我最初会有担心。但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探讨某位音乐家的某个作品时，这些忧虑都不存在了，每个新成员都会给我带来温暖和善良的感觉。当我们排练时，我看到的是专心演奏的音乐家，而不是护照或者国籍，我很少用不同的国籍思考一个人，我更愿意用乐器来衡量。”
乐团组建7年来，从最初的15人发展成近60人，乐手们来自近20个国家，年龄跨度也从12岁到68岁。由于人数的不断增进，玛丽亚也在几年前将乐队的排练室安排在自己教书的德国使馆学校，她觉得一旦有了正式的排练室，音乐人就不再是在家里闷头玩音乐了。
玛丽亚仍记得第一次的15人演出，其中有4个中国乐手，成员一直在变化，她逐渐接受了这一现实。当有新乐手加入时，她总是安排他们坐在最前排，而不是像其他乐团那样将新人排在最后，那些新加入乐团的琴手也常常为此感到羞涩。她告诉他们放松，并试图让他们在指挥面前找到更多的灵感，“这样能够很快提升他的想法和水平”。“新人加入时，我一直没有设门槛，当一个人怀揣音乐梦想的时候，我没有理由拒绝他。当然我也碰到过只会拉一首曲子的面试者，但最终能够留在乐团里的，都是出色的乐手。”关于这些资深的乐手，玛丽亚总能娓娓道来，比如：从一开始就加入乐团至今的格鲁吉亚女孩，因为喜欢乐团而坚持留在中国工作的瑞士女孩，有幽默感的澳大利亚男孩——每当说起这些乐手，她就像聊起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乐团家庭的家长。 2013年，北京国际室内乐团在北京举办乔瓦尼·波泰西尼专场演出
一直以来，玛丽亚把乐团的全部票房收入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她觉得非营利性的演出更有意义。“没有钱的因素，乐团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每个人都是在真心付出。一些国内专业乐团的乐手也会加入到其中，只为学习，并且保持对音乐的忠诚及无价感。”她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德国使馆学校的音乐老师，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17点，在乐团中，很多人和我一样，每天过得满当当的。排练时，大家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似乎没有人想过要放弃。对于我来说，这个指挥台会让我在疲惫中兴奋起来，我从每个音符中都能听到一种活力、信任和真诚。”
很长一段时间，玛丽亚都想把这支乐团带到国家级的舞台上，由于没有中方组织的领导者，她的心愿一直未能达成。“这和俄罗斯的情况非常相似，非专业乐团很难找到演出的机会，我们只得自己组织小型演出，保持乐团的演出经验。”每当想到遥遥无期的大型演出，她便体会到北京的“大”，但她仍旧不愿意放弃北京。她觉得北京开放，充满创造，她也常常用YouTube交响乐团的方式鼓励自己，用新的方式来小心经营这个乐团;她也时常用那支来自19世纪的小提琴提醒自己，保持古典音乐的传统味道。 玛丽亚·瑙恩

“流动的音乐热情”

——专访北京国际室内乐团指挥玛丽亚·瑙恩

三联生活周刊：你成长于一个艺术家庭和专业的音乐教育环境，为什么你选择了“业余”交响乐团作为你最主要的音乐工作项目？
玛丽亚：我的父母都是画家，他们热爱古典音乐，我的父亲也是一位业余的吉他演奏家，这是我接触音乐的原因。这将近20年的音乐专业学习，也是苏联式音乐教育的最后时光，我们疯狂地练琴，演奏欧洲和俄罗斯音乐家的音乐，反复地接触历史文献，学习和声、乐理，那是最严苛的一段时间，老师和学校不只要提升我们的专业性，他们更希望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古典音乐。后来时代变了，政府终止了音乐上的拨款，今天的俄罗斯音乐教育变得更加商业化，环境的改变冲淡了人们对于音乐的热情。
这种情况很像今天的中国，古典音乐的学子们似乎得到了更多机会，他们有多种途径就业、发展，在这种竞争下，它会逐渐演变成一门生意。中国的古典音乐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毕竟欧洲的古典音乐有几代人的积累，中国的年轻人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内容。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自己选择了这门专业，更多的是家长“投资”，一味强调技巧和比赛。中国人热爱古典音乐，不过很多人尚不清楚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并鲜有机会观看到优质的演出。因此，我认为“业余”乐团能够近距离地让观众接触到音乐。我也一直认为北京国际室内乐团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它让很多音乐爱好者得到了演奏机会，虽然乐手们来来去去，但是我会让他们在演奏时保持对音乐的爱。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业余”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一个乐团？
玛丽亚：成员的流动性仍是最大的问题，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和邮箱放在网站上，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到乐团里。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如果有人因为工作而请假，我也只能默认。我们每年有8场固定的演出，因此每次选择曲目我都会根据乐团的成员变化做出调整，弦乐是我们最强的部分，这也是来面试最多的器乐。
专业乐团有固定的排练场地，乐手技术素养较高，当音乐总监给出琴谱时，几天后即可登台。作为非专业的乐团，乐手们除了参与到每周一次的排练外，也格外珍惜余下的练习时间，我会把一些进度较慢的学员召集到家里，给他们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开始魔鬼式的训练。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和乐团成员商量演出的曲目么？
玛丽亚：我尝试过。几年前我和乐团最资深的乐手尝试着交流演出内容，每个人似乎都能给出不同的想法，有人喜欢勃拉姆斯，有人喜欢马勒，有人喜欢施特劳斯，还有人想演克劳斯·巴德尔特，在几番争执后，仍旧很难达成共识，我认为这降低了乐团的工作效率。在一个几十人组成的乐团中，我作为指挥需要一点点独裁，当然，我们也会按大家的兴趣安排曲目，因此你会在同一场演出中看到莫扎特的《D大调嬉游曲》、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柔版》，也能听到电影《教会》中贾布利耶的双簧管或是卡洛斯·加德尔的探戈《一步之遥》等。两年前，我们专门演奏了一场《星球大战》的电影原声音乐，今年我们还为孩子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让来自这么多国家的乐手融在一起？
玛丽亚：语言并不是最大的沟通障碍，音乐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当每个人拿起乐器时，自然会有一种共鸣，它来自这些乐手对于音乐的理解。我喜欢在排练或是演出后和大家聚餐或是喝上一杯，这可以增进团队的默契，也能解决一些音乐上的沟通问题。几年前，乐队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天津演出，演出过后，组织方询问我们是否要留宿一晚，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我们的乐手多数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业，在北京过着忙碌的生活，那天晚上，我们聚到几乎凌晨，每个人都像儿时出游一样兴奋。 □

伟大创意的诞生

■ 薛巍

史蒂文·约翰逊

创新的七种模式

这是一个创意满天飞的时代，史蒂文·约翰逊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要现实一点，所谓的“创意”往往没有那么新，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们创造出来的一些东西可能还会妨碍进一步的创新。“人们通常会把颠覆式创新的产生过程浪漫化，想象一个个伟大的创意超越环境的限制，横空出世，但实际上新创意更像是从一些旧思想和僵化的传统中发现一些全新的创意。”人们用许多不同的词语比喻好创意，什么“脑洞大开”、头脑风暴、思想的火花、灵感的闪光、瞬间的顿悟。史蒂文·约翰逊认为，这些词语都绚丽无比，但都未能确切地表达出一个好创意的真实本质：“一个创意是一群细胞组成的网络，会尽可能地在相邻可能空间里，去探寻一些新的网络组合方式。这一点适用于任何一次创意的产生。”
史蒂文·约翰逊从创新的历史中归纳出了七种创新模式：相邻可能、液态网络、缓慢的灵感、意外的收获、有益的错误、功能变异、开放式堆叠平台。所谓“相邻可能”，是指每一种新的创新出现后，就会带来更多相邻的可能。生命的进化也是一条不断地开发相邻可能的道路。当我们的祖先进化出了大拇指以后，一些新的相邻可能就出现了。相邻可能是一种隐约可见的未来，在当前的事物与环境边缘若隐若现，也是一种事物发展变化的地图，图上已经标注了当前事物可以变化和发展的各条路线。这一模式能够解释为何会有好几个人同时想到同一个创意。1611年，居住在四个不同国家的四位科学家发现了太阳黑子的存在。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定律先后四次被不同的人提出。
创新的第二种模式“液态网络”是约翰逊从计算机科学家兰顿那里借用的概念。兰顿发现，适于创新的环境一般都倾向于靠近混沌边缘，也就是处于太多的规则和无规则之间的一种空间。这种空间类似于液态。气态环境无规则，新的连接组合容易生成，但由于所处的环境易变、不稳定，新的组合会再次受到冲击从而分裂开来。固态的环境里新生成的结构足够稳定，但不能轻易改变。液态环境最理想，人类一旦开始组成一种类似液态的组织，创新与发明就会不断涌现。早期人类社会像是气态的，各部落之间太过分散。城市、会议室是利于创新的液态环境。第七种模式——开放式平台是从另一个角度谈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平台是一种能够创造完整生态系统的组织，比如GPS，它有多种应用，比如文学中的意识流等流派，天才也需要流派，流派是创意世界的平台和典范，它提供了一套具有足够连贯性的隐性规则，使得传统主义者可以安全地在规则内行事，而热爱冒险的艺术家打破常规，给我们带来惊喜。
至于其他几种模式，如灵感需要时间的滋养、意外的收获、有益的错误、功能变异都已经近乎是老生常谈了。比如微波炉的诞生：在一次电磁辐射实验中，工程师斯宾塞在建立磁控管时，发现他口袋里的糖果融化了，由此他发现了研制微波炉的可能性。约翰逊说：“英语中有一个表示意外收获的妙语：serendipity。这个单词是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创造的。他说这个词的诞生是因为一个神话故事：三个波斯王子去斯里兰卡岛寻宝，一路上意外发现了很多他们并没有去寻求但很珍贵的东西。”当代小说家约翰·巴思曾用航海用语来描述这一现象：“仅凭路线规划，你是不会抵达斯里兰卡岛的。你必须真诚地希望自己能抵达其他地方，然后意外地迷失了方向，才能到达斯里兰卡岛。”

观念的碰撞

如何才能激发意外的收获呢？约翰逊说，在人类的创新史中，大多数创意都是在散步时想出来的。类似的情形也常见于长时间的淋浴或泡浴中。淋浴或散步会使你摆脱现代生活的核心任务——支付账单、回复电子邮件、帮孩子做作业，它们会让你沉浸在一种关联的状态中，让你发现过去被忽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说，一天早晨，他正在悬崖边散步，忽然有了主意。每当他坐在办公桌前，思绪似乎都会静止下来，但当他站起来四处走动时，思绪就会如浪潮般汹涌澎湃。
但创新的这些模式不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新概念英语》中收录了英国作家马克斯·比尔博姆（1872～1956）的文章《出去散步》，他在文中说：“我反对散步，因为散步使大脑停止活动。很多人对我说，他们的大脑从来没有像在公路上溜达或翻山越岭时那样机智灵活。根据我的回忆，一位和我一起去做客的人，坐在椅子上或者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不管他表现出多么强的说理和谈笑的能力，一旦他找人出去散步，这种才能立刻就消失。在室内时他那纷至沓来的思想现在都不翼而飞，他那驾轻就熟、广博渊深的学问也云消雾散;他那对任何话题所具有的似夏日闪电一样的捷思敏想又复何在？我预料到，在继续往前走的途中，他一定会高声朗读路边出现的任何标牌。”
激发灵感的另一个途径是读书，但读法要正确。许多人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阅读：在早上上班途中听有声读物，或者在孩子入睡之后阅读一两章的内容。这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即你可能会忘掉潜在的结合点。如果你看一本书需要花两周的时间，当你看下一本书时，你可能已经忘了之前那本书的那些有趣或引人深思的内容。你可能只会深入了解某个作者的观点，但很难建立多个作者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偶然碰撞。突破这一限制的一个办法是留出专用的时间来集中阅读大量书籍和文章。比尔·盖茨有个众所周知的习惯：每年都会休阅读假。在这一年内，收集大量的阅读材料，其中大部分内容跟他在微软的日常工作无关，然后留出一两周的时间进行深层次研究。通过把阅读时间压缩到短短几天，他更有可能建立起新思想之间的连接。利用休假深入阅读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种奢侈，而且我们或许也不愿意把假期用在阅读几千页的文章上。但是大公司都认识到了阅读休假的价值。
有益的错误有助于创新环境的发展，但当质量要求过高时，这种环境就会受到影响。大型组织往往会推崇完美主义体制，如六西格玛和全面质量管理，以消除会议室或流水线出现的错误。然而，这种网络启动的世界会失败得更快。如果没有错误，进化的脚步就会停滞不前，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系列完美的副本，没有任何变化。然而，由于DNA容易受错误影响——代码本身的突变或复制过程中出现的转录错误，自然选择就会给我们提供许多新的可能性，供我们测试。从根本上说，错误铸就了人类。
像富兰克林、约翰·斯诺和达尔文这样举世闻名的创新者，都具备一些共同的智力素质——思维敏捷、好奇心强。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征：兴趣广泛。富兰克林在成为政治家的前几年，他还在开展电学实验，研究墨西哥湾暖流，设计暖炉，还当印刷商赚了一笔钱。约瑟夫·普利斯特曾在化学、物理、神学和政治理论等领域徘徊。从一个领域移至另一个领域会迫使思维从新的角度考虑，从而打破视野盲点，或从一门学科中借用一种工具来解决另一个学科的问题。 法国数学家庞加莱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 □

“我行故我在”

■ 张德明

罗伯特·麦克法伦和他的行走文学三部曲之《古道》
当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网络世界，试图以刷屏、网游、QQ聊天来寻求生命刺激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选择了走出家门，以脚丈量大地，通过亲近自然来感悟人生，发现自我。如果他们知道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一个英国人不但已经先于他们踏上了同样的征程，而且还让思想融入大地，脚印汇入古道，将行走的感悟形成了优雅的文字，他们是否会有相见恨晚之感，必欲一读而后快，甚至还会产生一种类似的写作冲动呢？
在我看来，罗伯特·麦克法伦是当代英国旅行作家中最为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思想的。翻开他的行走文学三部曲之《古道》，没读上几页，你就会被他的优雅、精准，又极富想象力的文字所吸引，忍不住一口气读完。书中的每个描述和比喻——无论是对自然的观察，还是对身体感觉和心情的描述，都恰到好处，犹如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摸准静脉，一针下去，马上就抽出一管鲜红的血来。
精准、优雅的文字背后其实有着一个强大的旅行写作传统。与地球上别的民族相比，英国人似乎特别好动，热衷于航海、探险、拓疆、殖民。这或许跟其祖先维京海盗的血统不无关系。对未知空间的探索癖曾造就过一个横跨欧、亚、非、美的庞大帝国，也塑造了不列颠民族整体的文化人格。尽管帝国的余晖早已淡入历史，但敢于探索、精于观察、勤于记录和乐于表述的传统却深入了每个英国人的骨髓，积淀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综观英国文学史，从公元15世纪曼德维尔爵士写下他的著名的《游记》算起，几乎没有哪位英国作家不曾有过长途旅行的经历，不曾写过或真实或虚构，或散文或诗体的游记或历险记。这些作品，或叙述作者本人孤身踏入陌生异域的见闻;或记录同行者的言谈性格和奇闻轶事，感悟朝圣路上的神迹和启示;或见证不同民族和族群的风俗，为其后传教士、旅行家和外交官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些至今依然是大英博物馆的珍品。
与其前辈作家相比，麦克法伦的《古道》一书自有其特色和亮点。作为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当代人，作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自然与自我这两大主题上，将步行视为联结人与地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介。正如作者在题注中说：“这是一本关于人和地的书：关乎步行作为一种寻访内心世界的方式，关乎我们走过的风景塑造我们的各种微妙方式。”对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提醒。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大规模压缩了时空，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忘记了存在的本根——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我们几乎无需借助步行，便可实现无缝对接，坐飞机到机场，换乘地铁，再换乘公交或出租车到家;到旅游景点，选择方便快捷的自驾游，至多在后备厢里放上一辆折叠自行车。不知不觉间，我们和大地之间隔了一层坚硬的人工制造物。但我们认为这一切皆理所当然，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殊不知，就在脚的功能被遗忘的同时，本真的存在也正在陷入沉沦。
读麦克法伦的第一感觉就是，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形而下的身体，还有脚——脚底板、脚趾、小腿、膝盖、大腿、腰椎、背脊、肋骨、肩膀;它们与我们的血管、神经、大脑紧密相连;它们会起泡，会疼痛，会淤血，会受伤，会断裂，会流血，进而会影响我们的感觉、情绪、情感、思维和判断力。原来，存在并不如笛卡儿所说的只是头脑中的“思”，而且还有身体中的“感”，并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微妙的感性;“我思故我在”应改为“我行故我思”。道路不是“思”出来的，而是“行”出来的。脚印就是写在大地上的文字，一个个道路之名连起来就是一首诗，甚至一部史诗，它叙述的是人类从古至今与大地对抗、妥协、默契、融合的历史。由此，麦克法伦抬高了“脚”的地位，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旅行文学以“头”为主的传统。请看这段告白：
“从我的脚跟到脚尖是二十九点七厘米，折合十一点七英寸。这是我步伐的单位，也是我思想的单位。”
据我所知，在麦克法伦之前，还没有哪位旅行作家斗胆将自己的脚提到如此高的地位，给予如此强烈的关注。但他以自己的行走体验充分而有力地证明：脚具有这个地位当之无愧。脚给予我们方向感，让我们在胎儿时就在黑暗的子宫中摸索旋转，犹如宇航员在太空中为自己定位;脚给予我们道路，古道就是古人以自己的脚一步步丈量、踏勘出来的;脚给予我们合作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人类默契和团队协作的产物。一个人不可能创造出一条道路来。悠远的古道与城市马路、乡村公路、高速公路互相叠加，相交，重合，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路网，而人类的历史就存在于这张网络之中，也必将在这网络上延伸、扩展，并且不断继写、改写或重写自己的历史。
《古道》中，作家多次强调了他脱下鞋子和袜子，光脚走在古道上，翻越沟壑，攀登悬崖，触摸冰雪、淤泥和沼泽时的感觉和记忆。“对于我曾经赤脚走过的地方，我的记忆如果未必是更佳的话，那至少是和我穿鞋走过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主要能回想起它们的质地，对它们的感受，硬度、平整度和坡度——一处风景给人们触觉上的细节，而这些都经常不注意就溜走了。它们才是持久的无法磨灭的记忆，这些脚注，来自徒步者的肌肤与大地的肌肤的亲密接触……赤脚走路，你能清晰而敏锐地感觉到风景给予你的某种意外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去也就是“走”进去，走向大地也就是走向自我，感知风景也就是感知生命。于是，通过形而下的身体感知，被遗忘的存在又回来了。
借助麦克法伦的脚步，我们仿佛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新鲜的、以往不曾见过的自然景物，恢复了因熟知而忽视、因忽视而麻木的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动觉。全书中随处可见意象派诗歌式的句子，精准地描述了景观的样貌及其对感官、心灵的影响：“雪在街灯圆锥形橙红色光带里落下来，像炉火里的火星一般闪耀”;“空气颗粒粗糙，忽隐忽现，仿佛老旧的纪实短片”;“赤脚踩在滑溜溜的黏土上很舒服，而每走一步淤泥都会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油腻如同黄油”。当思想变成了知觉，景观影响了情感，人的心灵自身的物质也被改变了。作家变得更加达观、强健，活力充沛，知觉敏锐，思维活跃而想象力丰富。
全书从追随爱德华·托马斯的伊克尼尔克小道出发，经历了在英格兰觅踪，在苏格兰寻踪，在海外漫游，最终以返回英格兰为终，圆满地画了个句号，犹如一部当代版荷马史诗《奥德赛》。而从书中所涉及的考古学、矿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来看，又好似一部包罗万象的诗性百科全书。作家从描述自己的脚码尺寸开始，最后让自己的脚印与另一只史前时代遗留下来的脚印相遇和重合。“我在那名男子的最后一只脚印那儿停下来，那个五千年前留下的脚印啊，我的道路也停在了他停止的地方。我转过头，顺着自己走来的脚印朝南看。太阳再次透过云层斜射下来，忽然间，那些填满了水的脚印变成了一面面镜子，辉映着蓝天、微微颤抖的云朵，还有朝里面观看的那个人。”
至此，作家的自我形象与远古人类的形象合为一体，而追踪古道的行程，最终则成了追寻自我起源和本真生命的旅行。
（张德明，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西方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等） □

伯恩哈德：憎恨面具的写作者

■ 孙若茜

托马斯·伯恩哈德和他的著作《我的文学奖》
“最能代表当代奥地利文学的只有伯恩哈德，他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德语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德国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口中的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不仅是“二战”后德语文坛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还是奥地利最特立独行，且最具争议的作家。
他的个性从行事做派就可以看出——拒绝接受文学奖，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公开宣布，即便是诺奖也拒绝接受。事实上，德国国际笔会主席确实先后两次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伯恩哈德在回忆自己1972年获得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文学奖的文章中（收录在《我的文学奖》）这样写道：“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里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许多年里每逢有奖向我颁发，我都显得太软弱，不能坚强地说声不。我总是想，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递给我的奖金。今天不可能再这样了。到40岁为止，我想，然后呢？”
然后，他把该文学奖的1.8万先令奖金作为对监禁者的救济，汇给了施泰因监狱。但他又说：“如此这般的所谓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慈善行为，归根结底也并非没有虚荣的成分，自我美化、自我满足。让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让自己再接受荣誉和奖金。”从此，他真的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只有一次例外，1976年的联邦商会文学奖，因伯恩哈德认为此奖与他的文学创作无关，而是关于他的学徒岁月）。
当然，如果伯恩哈德不是在1963年才开始发表第一部长篇散文《严寒》，而1970年就获得了德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毕希纳奖，使得他在初入文坛时就因奖金而奠定了生活的物质基础，并享有不俗的文学成就，或许他在说出“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做到真正把书写好”这样的话时，只会被听者解读成为一个作家情绪化的义气表达，又或许他根本没有办法毅然宣布拒绝领奖。
不管怎样，伯恩哈德确实将文学奖一步步地推离了自己的生活，证明了他最为憎恶的确是生活中的面具，且自己动手将其一层层剥离掉了。在伯恩哈德身后出版的《我的文学奖》，这本既像小说又像戏剧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曾获得大部分奖项时所经历的遭遇及感慨：颁奖礼上他小心翼翼地体面穿着，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颁奖礼上不只会出现将他的作品张冠李戴的笑话，甚至还有将他称作女士的尴尬等等。
同时，书里也收录了他在一些颁奖典礼上的感言。比如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他致辞开篇便说：“……如果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此后，他开始了惯常出现在其作品中的对奥地利的批判：“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们注定是卑劣和弱智……”
这些他与文学奖之间所经历的亲疏，将作家其人立体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他的争议我们也自然可以想见。而他要剥离掉的，不只是自己的面具，还有他人的、社会的乃至国家的面具。我们要看到的，也不应只是他所使用的抨击本身。
“（写作时）他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表面看起来就像个‘愤青’一样，对什么都看不惯。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他作品中所写的主人公常多有不满，对国家、对百姓，从政府机构到公共厕所，强烈的抨击常常表现为情绪激动的责骂，使用的字眼多是‘麻木、迟钝、愚蠢、虚伪、低劣、卑鄙’等等，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损很刻薄的。但是，对他作品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此。”伯恩哈德作品的中文译者、北大德语系教授马文韬说。首先，这些责骂并无具体内容，而且常常最后推而广之指向几乎所有国家。其次，这些责骂出自作品人物之口，往往又经过转述，或者经过转述的转述，是他们绝望地为摆脱生存困境所作的发泄。因此，不能把某一句话单纯地当作作者本人的观点，而是要把它放在作品的情境中解读，不能忽略那是他用以表现人物的手段。
在他眼中，伯恩哈德所要表现的都是些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所谓“精神人”，当然，作者本身也是其中一员。他们生活在“二战”后的奥地利，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在生活中慢慢消散，人们开始全力以赴地享受并追求物质生活，而生活在缺失精神追求的社会中。他正是要抨击这样的现实。这既是他作品中始终贯穿的主题，也正是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可以找到的现实意义。
“开始读他的作品，你会觉得我们与他所写的那些怪诞的事情相去甚远，但是读多了以后会觉得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其实也很怪诞，只不过我们习以为常罢了。”“实际上，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是奥地利文学一贯的传统，伯恩哈德是这个文学链条上的一员。”马文韬认为，“伯恩哈德剖析了习惯的力量，讽喻了对存在所采取的愚钝的、不言而喻的态度。”
这或许并非是文学的新课题，而伯恩哈德与其他批判者不同的是他所用的方式、他极其夸张的笔法。比如，主人公雷格尔在《历代大师》中批评音乐家：“莫扎特的音乐充满着衬裙和内裤式的煽情，尤其在歌剧作品中，浅薄的插科打诨、装腔作势的道德说教比比皆是。”“贝多芬的作品让人感到滑稽和笨拙，即使他的室内音乐也轰隆作响，气势磅礴得犹如愚蠢的进行曲，与其说是乐曲不如说是咆哮。”这位主人公雷格尔认为，若使这不完美的、卑劣的世界和艺术能够忍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其弄得滑稽可笑。这也正是作者主要的艺术手段。
“之所以运用极其夸张和绝对的表达形式，那是因为传统的势力和赞叹的习惯太强大，不夸张不足以撼动和改变它们。”马文韬认为，“我们当然不能把雷格尔对历代大师的那些毁灭性的批判当成作者的观点，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观点与作者的关联;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赞同雷格尔的批判，认为历代大师的作品都是拙劣和失败的，不要忘记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批判，这是作者表现人物的需要。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雷格尔的批判是有其深刻的道理的，因为大师也是人，他们的作品不完美，归根结底是人性不完美的体现，是世界不完美的继续，他的批判展现了他对艺术的人性实质的清醒认识。同时也表明他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不存在所谓完美和所谓终极真理。”同样，对奥地利的批判、对社会的谩骂，我们都不能只盯着批判的表面。
而大多数文学作品着重描绘的故事并不是伯恩哈德写作的重点，他甚至以破坏故事著称。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主人公为了自己的计划和目标离群索居，去全力以赴地完成，但结局往往荒诞或遭遇不幸。同样，在他的剧本中，也并不存在丰富的戏剧冲突。主人公通常运用仪式或活动寻求克服生存危机的方式，他们需要别人参加，而这些人到头来并不买账，于是主人公的意图、追求的目标往往以失败告终。
他表达的闪光之处在于语言。“人们重点欣赏的是剧本的台词，而不是看他故事的结局，仿佛我们欣赏京剧，大家都知道了故事的发展，但或许还是听上百次，主要是听演员的唱和念白，里面有技巧也有内涵，能带给人长久的感动。”马文韬说，从宏观上讲，伯恩哈德的小说和戏剧是一样的。同时，在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和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过声乐、导演和话剧表演的伯恩哈德深知舞台语言的运用。简单说，为了舞台上下的交流，他在写作剧本时至少放弃了冗长的句式，改变为短小，且更接近口语的叙述。
伯恩哈德戏剧创作的产量很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作品出炉，而且每一部都在奥地利、德国演出，甚至法国、西班牙、俄罗斯也有上演，这使他的名气倍增。尤其以他最后一部戏剧《英雄广场》的反响最为强烈。这部戏主题直指奥地利对于过去的掩饰，作者对其没有深刻反思“二战”中追随纳粹德国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也正是他要揭掉的一层国家的假面。据说，这出戏还在排练中，就因为媒体对内容的泄露引起轩然大波。上至国家政府要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对其进行围剿。有些党派要把他轰出奥地利，取消公民资格，有的人在遇到伯恩哈德时甚至会威胁他说：“你写这种东西，要小心自己的脑袋！”但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另一些人的支持，艺术部门、很多作家和部分媒体主张照常公演。
在推迟数日后，《英雄广场》在城堡剧院首演，反响异常热烈。观众席不时出现横幅，以代表不同的观点，嘘声、掌声常常将演出中断，观众们激烈争论，两个半小时的戏持续了近5个小时，结束时掌声与喝彩长达20多分钟。首演成功后，《英雄广场》继续场场爆满，警察不敢怠慢，要荷枪实弹地在现场维持秩序。
《英雄广场》批判的主题，是伯恩哈德始终在其作品中不依不饶的一个关键问题。他的作品也的确起到了相应的社会作用。1991年，奥地利政府决定对“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予以补偿。1993年维也纳城堡剧院在耶路撒冷参加以色列狂欢节活动，演出了由克劳斯·派曼执导的伯恩哈德的戏剧《里特尔、德纳、福斯》。1994年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正式承认奥地利对“二战”纳粹的罪行负有责任。
此后，伯恩哈德在奥地利的争议趋向缓和平静。2011年，奥地利在纪念伯恩哈德诞辰80周年时，国内外多个剧团上演了他的《英雄广场》、《习惯的力量》等剧目，当年带头“围剿”他的《新皇冠报》也改变态度，称伯恩哈德为奥地利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近两年，伯恩哈德的《历代大师》、《维特根斯坦的侄子》重新出版。不久前，中文译介又新增了他的《我的文学奖》和收录多个剧本的《英雄广场》两部重要作品。译者马文韬说，通过这四部作品，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伯恩哈德的写作特征。
以下是本刊就伯恩哈德的写作以及其作品的翻译对北大德语系教授马文韬所进行专访的部分内容：
三联生活周刊：从目前出版的四本中文译作（《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历代大师》、《我的文学奖》和《英雄广场》），以及今年即将被翻译出版的书目看，基本都是伯恩哈德晚期的作品，为什么？
马文韬：这是我的选择，是我建议出版社这么做的。因为伯恩哈德晚期的作品更加成熟。他早期的作品基本都是负面的，充斥着死亡、疾病，读起来让人感觉特别沉重。后期，尤其是从80年代中期往后，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温暖的东西。我想这和他的年龄有关，也和他的几位亲人朋友去世给他带来的震撼有关，所以他的作品开始写一些关于情感的东西，比如《维特根斯坦的侄子》里面有三篇，与书同名的小说写友情，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之间的来往与思想的交流，读起来很温暖。《波斯女人》写爱情，《制帽匠》则写的是亲情，这两篇结尾都是悲剧。但即便如此，我们能感觉到他希望人间存在温暖的感情，希望有正面的东西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伯恩哈德当时所处的奥地利的文化环境是怎样的？他的作品和他本人虽然在当时都引起极大的争议，但这似乎没有过多影响到作品的发表、演出，他的文学成就也都得到了肯定。
马文韬：但伯恩哈德觉得还不够，跟他的想象还是比较远。他有这样亲身经历，1984年，他的小说《伐木》在发表之后因涉嫌影射攻击某人而被警察查收，经过一番官司，最后终于照常发行，但毕竟还是被禁止了一段时间，他很恼火。最严重的还是《英雄广场》遭到围剿这件事。虽然没有实施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限制人们表达的环境还是有的，从人们的思想和报刊的舆论来讲，有人要封杀他，要批判他，他是有这样的经历的。
其实从环境上讲，奥地利和德国差不了太多。但是德国在对战争、对纳粹的反思上，特别是以作家、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比较彻底的，他们影响了政府的一些做法。而在奥地利则不然，在1938年，奥地利政府对希特勒投降并与他合作迫害犹太人。战后，政府部门认为奥地利也是纳粹的受害国家，回避了他们合作的事实。关于这一点，伯恩哈德写了很多的作品。很多小说都是关于如何掩饰、忘记、粉饰过去。在诸如“奥地利的战后社会是最幸福、最美丽的”这些宣传见诸报端的时候，伯恩哈德感到非常反感。
三联生活周刊：在他去世后，他作品抨击的社会弊病开始出现了改变，其中包括很多具体事件，比如政府决定补偿“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公开承认奥地利对“二战”纳粹罪行负有责任等等。你认为这确实是他个人的写作的直接作用吗？他，或者说作家的写作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吗？
马文韬：确实是这样，他的影响很大。因为伯恩哈德不止一个人，像耶利内克、汉德克都是一样的。耶利内克在1989年悼念伯恩哈德逝世时就说过：“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他的财产。”也就是说，有伯恩哈德才有他们这些作家的成就，耶利内克承认了他的影响，而当时有一批作家都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一个作家的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不太好说，但如果一个作家能带动一批人，那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改变政府的决策。就像奥地利总理去以色列道歉，如果没有伯恩哈德等一批作家的影响，是无法想象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他对文坛的影响可见，他的文学成就还是在生前就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而且不仅限于早期的一些文学奖的肯定。
马文韬：在生前，他的作品就十分畅销，戏剧的演出效果也都很好。伯恩哈德很精明，毕竟他要靠文学创作吃饭，戏剧演出比小说的收入要高，所以他对创作戏剧的兴致也比较高。很多剧本一出来就被剧院买走，那是很高的经济利益。小说也是，因为他语言、内容上的特色，包括书中大段大段的抨击，很能吸引读者。虽然有人不喜欢他，但他也有很多“粉丝”，每本新书出来时，都会有读者等着去买，要看看他又要抨击什么了。用一些西方读者的话来讲，他那极具个性的语言就好像是一种毒品，让人读起来很上瘾，一读就要读到尾。有很多青年作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模仿他的写作。他的作品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国家尤其受到重视，认为他真实地反映了那里的现实，触动了人们的心灵。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国内读者对他的认识还是很小众的，这其中有什么原因？
马文韬：首先从语言上讲，伯恩哈德的书不是很好读，对是母语的读者来讲问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我们，读他的作品，和读其他的当代德语作家的作品相比，是比较难的。伯恩哈德的句子总是比较长，有时候一两句话就占了一页，或者更长。他的散文作品不分段，每一页从头到尾写下来都是满满的。尽管我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原来的句式，我们的读者读起来在语言上应该不成问题了，但是他的书第一眼看上去还是会让一般读者望而生畏。伯恩哈德属于那样一些作家，读者首先要读进去，越读才会觉得越有意思。
另外，他的书故事性不强。他不像大量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着重写人的内在、人的思想。在一般读者看来，写情感内心的思考可能比较抽象，所以读起来可能不太习惯。但如果你读得多了，或者甚至说是硬着头皮读了下去，你也许会觉得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你会发现他的作品里有在别处读不到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翻译中对很长的复句进行简化？这样做会不会损失掉他作品原有的节奏和音乐性？
马文韬：我所说的简化指的是句子的结构，比如名词的定语很长，那我就要卸载，把一部分拆分为两三个部分。如果完全按照他的句子翻译，恐怕都通不过编辑的审核，因为完全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我绝对不会去删改。保持语言的音乐性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他运用德语富含辅音塞擦音的、读起来不悦耳的词汇来表现他讨厌的人物，这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伯恩哈德作品的音乐性确实很强，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文章的篇章结构上，就像一部大型的乐曲一样，有序曲、有多声部合唱、有重复、有尾声等等。比如《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我反复读了之后觉得那简直就是一部乐曲，有些表述多次重复，一遍又一遍，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的感情提升的基础上重复，这些就要非常忠实地保留。
三联生活周刊：伯恩哈德的写作风格曾经有很多人模仿，当今的德语文坛还有这种现象吗？
马文韬：好像影响已经过去了，当时模仿他的主要是一些青年作家，但是靠模仿毕竟不行，一位作家的写作到了一定程度，就不会去刻意模仿某一个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刚刚谈到的，戏剧创作能给他带来很多现实的利益外，同时写作小说和戏剧是奥地利当时的文学环境造就的吗？不止伯恩哈德，汉德克、耶利内克这两位常被一起提到的重要作家也都同时在两种体裁的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
马文韬：有些作家也同时在两个或多个文学种类里创作，但像这三位这样在两个方面都卓有成就的确实不多。我想，尽管伯恩哈德说，写作是为了自己，写完一本书，拿到哪儿出版或者翻译都与他无关，他只享受写作的过程，但是所有作家，包括伯恩哈德在内都会去关注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一旦作家关注这一点，且也有能力同时去做，他就会很愿意去写。写小说同时也写剧本。戏剧的社会效果，作家能看得很清楚。剧本在一个剧场上演时有成百上千的观众，作家能坐到里面去亲身感受观众观演时的氛围，这对于作家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尤其在他们那个年代，剧场无疑是最重要的文艺现场。奥地利的维也纳拥有城堡剧院那样的有国际影响的大剧院，演出什么戏立刻就能传播到国内外。现在的媒体、网络都很发达，戏剧舞台的影响反倒不如以前了，作家像以前那样写剧本也不会有更大的影响了。 □

“新常态”下第四年

■ 邢海洋

2014“中国经济年报”新鲜出炉，全年GDP同比增长7.4%，是1990年以来最低。但比预定目标只差0.1个百分点，在艰难的外贸和房地产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这个数字是否真如数字给出的，让人看到“新常态”中的亮点？数字提供了一种解读，民间也有着更鲜活的直观感受。
2014年宏观经济的主要看点在第四季度，此前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是7.4%、7.5%、7.3%，基本平稳，但到了9月份，无论工业增加值还是发电量，均大幅滑落，这种趋势在第三季度只是开了个头，却给第四季度的增长投下阴影。结果，跌势在四季度末逆转，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7.9%，高于11月的7.2%，彭博月度GDP表现汇总显示，12月GDP同比增长7.1%，高于11月的6.7%，最终第四季度实现了与第三季度同等的增速，全年因此以平稳而非逐级退守的姿态终局。
如果说2014年上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表现在房价下跌以及房地产开发整体水平的下降，第四季度则面临着大宗商品暴跌、欧元区经济陷入停滞等诸多不利因素。第四季末经济增长势头意外强劲，从统计数据上解读，一是发电量、钢铁、水泥产量等与基建投资有关的经济指标走稳，二是消费温和增长的势头得以维持。12月发电量同比增长1.3%，高于11月的0.6%。同时，钢铁产量止跌转升，水泥减产速度放缓。12月零售销售同比增长11.9%，略快于11月11.7%的增速。就全年而言，消费对2014年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1.2%，高于2013年的50%。不难看出，三季度后重启重大工程项目以“稳增长”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而贯穿2014年全年，GDP增长中投资贡献度从54.4%降至48.5%。
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新常态”进入第四个年头。宏观“微调”在每一次经济急速下行时都大显身手。循着2014年末经济走势的温和回升态势，你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有了2014年11月的降息，再加上预期中若干次降准，政府驾驭“新常态”的水平日益成熟，似乎无需下探新的增速，中国经济已经可以在中高速中稳定过渡。可如定量化分析，一次降息，央行近万亿元的宽松，换来的只是与上季度等速的增长。不难发现，“微刺激”虽然常态化，但政策效果却出现递减的迹象。
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一个重要的内涵是在“中高速”中换挡，不断培育新增长点和新增长模式，逐渐替代老引擎。经济增速的换挡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自从2012年增速落入8%以下，决策者也不再以保“8”为目标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经行至第四个年头。拉动经济增速的三驾马车中，只有消费引擎在稳定上升，置换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的地盘，而经济运行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因素并未得到解决。至少，在号称改革攻坚年的2014年，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融资成本高企两个最显著的矛盾并未解决，留给2015年的改革任务变得尤其繁重。
离开冰冷僵硬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的互动社区里，来自不同地域各行各业的“吐槽”给人更直观的图景。2014年8月后，广东牛仔裤加工厂高档产品的订单突然少得可怜。小家电销售8月以后明显不好，挣扎在保本边缘。一张貂皮两年前卖到270～300元，去年只有170元了。实体商业转差，电商也进入了高投入才有产出的时代。因为工厂生意差，开鱼塘的生意却好转了。在山东，高档烟酒和服装生意不如往年，中低档饭店食客盈门，并且化工类投资很火爆。互联网上自发的行业景气调查，正勾画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百业图景。
正因为要为改革预留出空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社科院无一例外下调了2015年增长预期。新常态下第四个年头，改革这个不得不迈的坎迫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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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避孕药会增加脑瘤风险吗？

■ 袁越

这几天的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着一则消息，说丹麦科学家研究发现口服避孕药会使育龄女性患脑瘤的概率增加一倍。转发此消息的人还说，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福克斯新闻都报了，不是假消息。
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首先，这项研究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界一直有人怀疑脑瘤和荷尔蒙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于是丹麦欧登塞大学（Odense University）的科学家大卫·盖斯特（David Gaist）博士决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和同事们从丹麦国家癌症数据库中调出了2000至2009年所有癌症患者的病例资料，发现其中一共有317名女性被诊断出患了脑瘤。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女性患脑瘤的概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五，也就是每10万人当中每年新增5名脑瘤病人。
众所周知，癌症的病因非常复杂，很难下结论，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人群分成完全相同的两组，除了一个变量之外其余都一样，然后比较两组人的癌症发病率。这317名脑瘤患者当中大约有一半人常吃避孕药，另一半人不吃，这显然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口服避孕药在丹麦非常流行，是丹麦育龄妇女的首选避孕措施。于是，盖斯特又从丹麦的人口数据库中为每一位脑瘤患者随机挑选出9名年龄和生活背景都十分相似的妇女作为对照，组成了一个对照组。之后，研究人员比较了脑瘤组和对照组在避孕措施方面的异同，希望能找出差别。
比较结果显示，如果一名妇女采用口服避孕药的方式避孕，而且至少服用了5年，那么她患脑瘤的概率是采用其他方法避孕的妇女的两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口服避孕药指的是通过补充外源荷尔蒙来避孕的一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口服药片、打针或者皮肤贴等方式摄入外源荷尔蒙，模仿孕期妇女体内的荷尔蒙状况，从而避免排卵。外源荷尔蒙的种类是有差异的，其中对脑瘤影响最大的是孕激素避孕法（Progestogen-only），也就是只补充孕激素，不再同时添加其他激素。采用这种避孕法的女性得脑瘤的概率是对照组的2.4倍，其他几种基于外源荷尔蒙的避孕法虽然也会提高脑瘤的发病率，但提高幅度远低于2.4倍。
从上面这段描述可以看出，研究者实际上并没有找到各方面都完全相同的对照组，再加上总人数太少，只要其中有少数人带有某种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差异，比如遗传基因不同，或者体重不一样等等，就会给实验结果带来显著的误差。所以说这项研究的结论可信度并不高，只能说是有可能而已。
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意义也不大，这是因为口服避孕药的人数众多，好处也很明显。除了避孕外，已有研究显示口服避孕药能够降低卵巢癌、子宫癌和大肠癌的发病率。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癌症，发病率远比脑瘤要高得多。即使脑瘤发病率增加两倍，也只是每10万人里每年多出5个而已，和口服避孕药带来的好处相比微不足道。
这就是为什么这篇论文只发表在一本影响力很小的《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上的原因，就连论文的作者都认为，这项研究绝不是想说口服避孕药不好，而只是试图研究荷尔蒙与脑瘤之间的关系而已。
至于说《每日电讯报》和福克斯新闻，这同样是两家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媒体，可信度很低。如今媒体竞争激烈，很多记者为了博眼球不惜夸大事实，哗众取宠，普通读者千万不能随便相信互联网上传播的健康信息。 □

为什么把老虎养在动物园里

■ 贝小戎

1月21日，有人爆料说，南昌动物园的员工虐待新生一个多月的小华南虎。第二天，南昌动物园确认：“饲养员对幼年华南虎有明显不当行为，还擅自带非工作人员进入育幼室。”好在体检确认幼虎无任何伤情，健康状况良好。对这一事件，许多人的反应是：华南虎比大熊猫还珍稀，这个饲养员也太不珍惜它们了。此言不虚，2010年，中国动物园协会说，我国16家动物园共有98只华南虎，尽管近年来种群年增长率超过10%，但所有老虎都是6只野生华南虎的后代，正面临严重的“近亲繁殖”危机，华南虎的濒危程度比大熊猫更严峻。
母虎每年只有四五天能够繁殖，怀孕103天后，平均会生下3只小虎，头一年幼虎的死亡率是35%。小老虎在出生后重1公斤左右，一周内完全看不见东西，但小老虎长得很快，8周大就开始跟母亲一起去捕猎，两岁左右就独立了，母虎开始繁育下一批小虎。无论是圈养老虎还是野生老虎，寿命都是25年左右。
惹幼虎真不是好主意，不要说虎妈的报复，小虎说不定也会记仇：猫科动物的记忆力一般都胜过其他动物，比狗的记忆力好几百倍，比灵长类动物好十几倍。老虎的短期记忆比人类长30倍。老虎的大脑重300多克，在食肉动物中仅次于北极熊，跟黑猩猩的大脑相当。老虎不会被驯服，由于动物园无法给老虎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被圈养的老虎总是承受着压力，它们很容易因为受到刺激而攻击人。美国国家老虎避难所的目标之一，就是向人们展示老虎有多么凶猛：它们的牙齿嚼起骨头来就像人类吃爆米花一样容易。老虎喜欢伏击大型猎物。如果你看到了一只老虎，它可能已经不会袭击你了，因为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意外了。在印度，人们在丛林里穿行时会在后脑勺上戴个面具，防止老虎从身后扑上来。
华南虎跟大熊猫一样，也是中国特有的物种，但为什么有专门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而华南虎的繁育是动物园在做呢？一种可能是，老虎没有大熊猫那么萌、那么可爱，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小老虎也很可爱，去年BBC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家有猛虎》，讲的是澳大利亚动物园一位饲养员把两只老虎抱回家里养的过程。片中的小老虎非常可爱，它们会玩滑板，甚至能帮主人洗碗、取邮件。在美国，有许多人把小老虎当宠物养。据估计，全世界有大约3200只野生老虎，而在美国被圈养的老虎达5000至1万只，其中只有350只在动物园。
华南虎在动物园繁育的另一种可能是，老虎的繁育相对简单。2003年《时代》周刊引用加州动物保护机构法务总监的话说：“老虎很容易繁殖，有许多人在自己家后院繁育老虎。在网上小老虎的售价是300美元，比纯种犬便宜许多。”
美国老虎专家罗纳德·蒂尔森编著的《老虎的世界》一书中说，之所以把老虎养在动物园里，首先当然是因为它们在野外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它们也不会找到足够的食物。动物园里的老虎并不只是供人们观赏。如今，人口爆炸，森林在消失，地球的生态系统面临着各种威胁，动物园是老虎和其他物种保护的重要部分。动物园里的濒危动物能唤醒公众的意识，激发和教育公众。当它们的野生同胞即将灭绝时，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一种储备，可以用于再引入大自然。动物园里的动物还能为田野研究提供有用的信息，比如捕获野生动物使用的麻醉技术等。
如果把动物园里繁育的华南虎再引入大自然，专家建议至少要先有3个种群的华南虎，每个种群至少要有15至20只老虎，其栖息地至少要有1000平方公里。一只野生老虎每天要吃5至7公斤肉，这样它每周要能捕获一头180公斤重的鹿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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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两条夏天的腿

■ 张斌

张稀哲（左）随沃尔夫斯堡队在南非热身
国足在澳大利亚停下脚步后，不少国脚旋即开始疯狂飞行，不是假期，而是为了与俱乐部在海外集训地会合，转换角色，新赛季不远不近地候着了。单以鲁能国脚航程为例，布里斯班-悉尼-北京-马德里-圣保罗，一刻不停歇，距离接近赤道一圈了。恒大、国安的国脚则要转战西班牙南部，阳光、海风吸引了近百支职业球队扎营备战。何止温暖的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这些性价比极高的国度，都极受青睐。亚洲杯期间，张稀哲的热身赛也在球迷视野之中，沃尔夫斯堡与霍芬海姆肩负德甲开疆拓土使命，一道在南非默默耕耘。
近些年，英格兰队每逢大赛折戟，讨论败因时都会扯出冬歇期的话题，英格兰国脚各个堪为劳模，圣诞假期中也一刻不得闲，到了大赛的夏季，人困心疲。德国足球权威学者乌利·海塞在分析德国队与英格兰队大赛表现优劣差别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德国联赛的冬歇期一向被认为是优势，因为球员们调整过后，都有了两条夏天的腿，而英格兰球员的腿似乎还留在寒冷的冬季里。”
冬歇期，德甲本赛季大约五周，并非西欧国家联赛中最长的，邻国瑞士联赛居然要休战62天，圣诞假期一结束，瑞士的头号强队巴塞尔队就飞行1000多公里，栖身温暖的西班牙南部，在那里随时可以找到热身的对手。天气转暖后，雄心勃勃的巴塞尔渴望能够在欧冠联赛与波尔图队的八分之一决赛中脱颖而出。葡萄牙联赛沐浴在冬日暖阳中，休战极短，新年中会足足踢上15场比赛才遭遇巴塞尔队，而后者仅有两场比赛，微妙的状态差距会让巴塞尔队有些小小的焦虑，因此在西班牙南部他们是热身赛最积极的参与者。
俄罗斯以及北欧联赛更受严寒侵扰，这些联赛的球队大部分都是2月份才动身前往西班牙，寒冷的俄罗斯冬季的3个月是断然踢不了足球的，球队要在此地安心备战春季里重新开始的联赛。西班牙南部集训地的足球场并不考究，但是气候宜人，设施还算齐全，专业公司负责打理，收费按照每位球员每天来计算，大约每天在600至1000人民币之间，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在选择什么星级的酒店。
平民球队扎堆冬日暖阳，那些豪门球队则快活地奔走世界四处淘金。拜仁慕尼黑队飞行4000多公里，去多哈训练备战，去那里只有一个理由，那是一个好买卖。皇马利用短暂的圣诞假期，奔了一趟迪拜，与AC米兰来场表演赛，让各方金主高兴高兴，算是尽了义务。德甲联盟也有自己的全球战略，沃尔夫斯堡和霍芬海姆去南非训练的费用中是有他们资助的，在南非有数量不小的坚定德甲支持者群体，张稀哲首场热身赛的前两个对手都是南非本地球队，第三个则是同样在南非备战的德乙球队卡尔斯鲁厄队。
今年的冬歇期海外集训中算是制造出趣闻的不是豪门强队，而是德国丙级队杜伊斯堡队，曾经的德甲常客，如今沦落第三等级。丙级队也有海外训练的，杜伊斯堡队今冬选择的是土耳其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下车伊始，主教练迈耶尔惊诧不已，虽是人间天堂，美景如画，但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美人佳丽在眼前飘过。原来一个选美大赛同样选择了杜伊斯堡队下榻酒店，400位模特云集于此。怎么办？只有搬家一条路，杜伊斯堡队在官方网站上特意声明，球队下榻酒店将特别调整。主教练心想，我们就是要两条夏天的腿，这事谁也别想干扰。 □

“空海一体战”为何更名

■ 宋晓军

1月20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根据获得的一份备忘录报道，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取消2010年提出来的“空海一体战”名称（ASB），并将其办公室整合到了一个名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JAM-GC）的办公室之中。此前中国媒体对“空海一体战”概念多有报道，那么美国军方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说到“空海一体战”概念，其出现的时间刚好在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前。因此，中国媒体结合“重返亚太战略”对此概念发表过很多分析文章。综观这些文章的大意，大都是将其看作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应对中国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一种作战设想。其大意是：先由美国空、海军派出无人机和隐形作战飞机将中国大陆沿海的反舰作战能力打掉，然后再将占有技术优势的海、空军抵近沿海形成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慑。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被甩在“空海一体战”之外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对这一概念发出了不屑之声，就连美国防部主管采办、技术与后勤工作的副部长肯德尔（Frank Kendall）在去年10月7日也开始批评“空海一体战”概念的联合与互操作性不强，未能促成国防部各项目之间形成互操作性。而就在他发表批评讲话的一个多月后，美国防部就高调推出了第三次“补偿战略”。当时还是国防部长的哈格尔在讲话中表示，新的“抵消战略”将吸取以往“抵消战略”的经验教训，确保美国在对手拥有“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条件下，投送能力继续在未来数十年里保持竞争优势。由此可见，所谓第三次“补偿战略”就是国防部推出的一个可覆盖“空海一体战”的顶层设计思路。尤其是国防部在解释新“补偿战略”时，专门提到了要探索新的作战概念以及新作战方法和“使国防部能在平台和有效载荷两方面得以平衡的方法”。这也更加预示了原来的“空海一体战”这个概念的单薄。
在“空海一体战”更名的消息出来后，我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贴到了微博上。一位在美国攻读国际关系研究生的中国军事迷在我的微博上留言称，“空海一体战”的轻率出台，表明了美军在军种之间协调上的缺失，其结果是给了空、海军借一个概念抢占军费的口实。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奥巴马政府与军方磨合的失败。也就是说，奥巴马政府在仓促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时，并没有想好一个与之配套且可操作的军事战略。
再深一步探讨，“空海一体战”只是一个以打赢局部战争为限度的作战概念。如果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军失去了内在平衡的话（将资源和地面部队过分集中于中东地区），“空海一体战”则是试图将海、空军资源再一次集中于亚太，这无异于是再一次加剧美军内部的失衡。而国防部和参联会的设置，特别是在1986年美国国会出台了《戈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后，它们的使命就是要尽量加强美军各军种之间的协调。因此，“空海一体战”概念被“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所覆盖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当然，从概念到技术成熟和可操作性的方案，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简言之，从“失衡”到“均衡”需要一个过程。
最后我想说的是，“空海一体战”的更名，并不意味着美军对承担“重返亚太战略”使命的放弃。这只是表明美军方高层希望更均衡、更有效、更具有操作性地重返亚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中国军队也开始“资源向基层倾斜”的强军改革。 2010 年7 月，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搭载多架运输机、战斗机参加美韩黄海军演 □

环球要刊速览

《时代》2015.2.2

低油价的代价

油价下跌似乎未给美国市场带来好消息。低油价带来的经济增势会被中国放缓的经济步伐抵消;占美国经济较大比重的能源行业也受到牵连，而这一行业聚集了大量的中产阶级。普通消费者将省下的油钱花在购买商品上，从中受益的则是从事商品制造的低收入人群或负责商品开发的高收入阶层。因此，油价下降将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他们却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

《明镜》2015.1.26

“我从未离开奥斯维辛”

今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当年的幸存者们很少还有在世的了。《明镜》找到了19名幸存者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故事。在“二战”之后他们遭遇到的问题在于，人们都想忘掉这场灾难重新开始新世界，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所受的苦难。一位曾在监狱被迫拉大提琴的女音乐家受困于这里的记忆，再也没有继续她的事业。正如另一位幸存者所说，奥斯维辛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经济学人》2015.1.24

美国新贵族

美国社会的新贵族气息越来越严重。新贵族们不仅拥有大量金钱财富，同时也继承了智力财富。究其原因是美国家庭财富与孩子受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的正比关系。在贫富差距拉大的今天，美国教育体系的弊端令社会分化愈加严重。美国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如使穷人家庭的孩子在儿童期得到更好的教育、设立倾向穷孩子的赞助计划以及入学资格不应再受出身背景所左右等。

《新闻周刊》2015.1.30

睡眠严重不足的美国人

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现在美国人平均每晚睡6个小时，比40年前少了1个小时。这些睡眠都去哪儿了呢？平板电脑和计算机屏幕发出的都是蓝光，这样很省电，但是会妨碍我们的身体生成控制昼夜节律的激素。更大的问题是天黑之后刺激仍然不断，而且会让我们上瘾。每检查一次电子邮件或推特，发现一个新的信息，我们就像打了一针多巴胺。

《旁观者》2015.1.24

为何政治变成了喜剧表演？

英国正在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谐星在变成政客，政客在变成谐星。喜剧演员莫里宣布他要竞选议员。英国两个最成功的政治家法拉奇和鲍里斯·约翰逊首先是艺人。幽默感成为焦点说明政治差异在变小：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时，迈克尔·富特是否更风趣并不重要，因为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当政治不再是观念之争时，它很快就变成了娱乐比赛。 □

读者来信

声音的生意

读这组文章，突然醒悟，未来真正有力量的传播一定有自媒体。这改变了一种观念，原来我们谈论新媒体，大体是从传统媒体的对应物出发，说的是一个依靠技术支撑的网络电子媒体，由文本、图形发展到音视频，在意的是介质之变。脱口秀的狂欢也包含民间智慧，其更多是从自媒体出发，其低门槛的内容提供可能最贴近人们的真正喜好，从而促成真正的繁荣。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内容提供，贵刊的思考确有价值。
上海  尹石俊

遭遇讨薪难

眼瞅着春节越来越近了，农民工小刘心急如焚，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属于他的血汗钱。
2014年初，小刘和十几个工友在银川承接了宁夏一家锅炉公司分包给他们的某能源化工科技公司锅炉房建筑工程。施工期间，每到月底，他们向锅炉公司上报工作量后要求其按合同付工程款。但一直到9月底，锅炉公司才将工程款付至7月份。其后，每月仅付给他们部分生活费。锅炉公司老总承诺，一旦工程完工，会一分不少地结算完工程款。11月中旬，工程完工，小刘找到锅炉公司要求结算工资。老总答应得很好，但是说现在手头有点紧，要他们耐心等一等，等业主那里工程款一到就发。
这一等半个月过去，工资却杳无音信。小刘和工友找到业主能源化工科技公司，业主说工程款按合同都已付给了锅炉公司，是锅炉公司没付给他们。小刘立即去了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出示了由锅炉公司签字盖章的欠发30余万元的工资表。监察大队受理后说，一般合同都会预留质保金等尾款，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由业主方代付工资，并给业主下达了限期三日内整改的通知书。然而，三天后他们再次来到业主办公室，业主坚持说他们工程款已付，是锅炉公司欠工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再去劳动监察大队，监察大队说会给业主下行政处罚通知书，让他们再等等。
小刘去找锅炉公司。锅炉公司是个私企，在一个小区租间房挂个牌，典型的“皮包”公司。小刘和工友在小区外苦守了一个星期，始终没见到老总。他们又去劳动监察大队，监察大队和老总多次电话联系，老总口头答应得很好，但人却始终不见。又一个星期过去，小刘和工友天天蹲在监察大队，监察大队要他们回去，说这讨薪有个过程，要按程序一步步来。这样又过了一星期，小刘急了，质问监察大队什么时间才能拿到工资。监察大队说，他们和业主协调了多次，业主始终坚持工资只能找锅炉公司，但锅炉公司人不来，他们执法力有限，一没权力去把锅炉公司老总抓来，二也不能封锅炉公司以及业主公司的账户。小刘听出了监察大队的“无奈”，说，照你们这么说，我们的工资要不到了？监察大队说，也不是这样，还有个渠道就是去法院起诉，法院有执行力，肯定能把你们的工资要来，只不过时间要长一些。
小刘再次质疑：按国家规定，建设工程都缴有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旁边一位也是讨薪的农民工拍拍他的肩膀，苦笑着说：“兄弟，你想得太简单了，缴保证金的一般都是国家重点大工程，像你们施工的这些非重点的小项目基本没一个缴的，而且你们这个项目还是民间资本投资的，有些地方部门招商引资心切，为了引资，像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这些就没要求强缴。这不，我们讨工资都讨了俩月了，还没一点眉目。”
从劳动监察大队出来，小刘的心降到了冰点。他们再次找到业主，说尽了好话，业主总算同意代发工资，但要求是必须锅炉公司老总到场见证。小刘再次联系老总，老总见声不见人。无奈之下，他们去求助当地派出所，想让派出所帮忙把老总找到。派出所一听说是讨工资，说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小刘拨打了“12345”政府热线，接线员说该找劳动部门。他们又咨询相关律师。律师的建议是起诉，但预计最快也要45天才能拿到工资。
小刘和工友家都在外地，在这里没吃没喝又没钱，心伤透了。小刘困惑的是，国家赋予了劳动部门帮农民工讨工资的权限，连劳动部门都要不来他们的工资，他们该去找谁？
湖北黄石  韦耀武

政府失信之后

孔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现在一些政府官员总抱怨群众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难管。其实所谓的“刁民”有很多是政府部门失信所致。政府部门失信，不仅严重挫伤人们遵守法律法规的积极性，也使得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打了折扣，还会增加政策法规的推行成本。
在我的家乡新疆五家渠市，几年前市政府搬迁到东区。附近居民闻风而动，纷纷在自家院落里加盖新房，政府部门立即行动，挨家挨户宣讲政策：新盖好的房屋必须在一周内拆除，否则将组织人员上门拆除，同时派人蹲守制止居民盖新房。于是居民都在夜间行动，今天砌堵墙，明天上根梁，蚂蚁啃骨头，终于将新房建好。由于拆除违章建筑迟迟未见行动，新盖的房屋都变成了旧宅。政府部门划出界限，已经盖好的不再追究，所有居民房屋逐一拍照，如果再有变动立即拆除。
最早的违规者尝到了甜头，老实人却吃了老实亏，那些动手晚的都后悔不已，于是继续偷着盖。
前不久，单位的领导班子述职述廉考核。考核组由政府部门的一位处长带队，在宣读完考核文件后，他特意交代大家说，考核结果不会对大家产生任何影响，希望打分时不要有顾虑，客观、公正地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个人。这句话每年考核时都会讲到，但大家心知肚明，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2013年我们是省级文明单位，上级出台了一个省级文明单位“零基启动”的政策，要给省级文明单位瘦身，30%的单位要降到市级。既然要瘦身，降谁不降谁就不好平衡，于是市文明办出台了一个省事的政策，近三年没有拿上“群众满意好班子”的单位，一票否决降为市级。由于我们单位在2012年终考核中满意率没有达标（没拿上“群众满意好班子”称号），最终被降为市级文明单位。这不仅仅是一个荣誉问题，到了年终评优时，我们的优秀比例也由18%降到12%，奖金也比别的单位少了2000元。
原来以为板子只打领导，谁想到最后打到了自己的屁股上了。从此以后，大家都学乖了，无论领导做得如何差，都往最好的评价上打分。大概上级部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2014年市级文明单位的考核中，就明确说不把“群众满意好班子”作为考核的内容。只是由于已经失信在前，大家再也不相信了。这样一来，领导班子述职述廉考核只能流于形式，群众满意率直线飙升，好班子遍地都是，存在的问题得不到真实的反映，这样的结果很像王小波笔下的“花剌子模信使”怪圈。
乌鲁木齐  陈湘涛

委屈的白条

表姐在镇里派出所做财务，由于财务人员直接管钱，在单位里往往比较风光，但表姐这个财务却是虽然管钱但一点也不“任性”：县里经济条件不好，派出所又地处乡镇，每年能够支配的办公经费屈指可数。钱虽不多，但用处却不少，派出所虽在乡镇，但民警的家一般都在县城，加上工作性质，所以民警平日里往往都是吃住在所里。为数不多的办公经费，既要保障民警吃好住好，又要保障警车等警用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所以，每一项正常的开支，往往都让表姐掂量权衡半天，唯恐出现寅吃卯粮的情况。
表姐说，有一次所里好几个办公室的拖把都用成“光棍”了，大家都催促着表姐快去买些新拖把。表姐说自己也到镇里的超市、小商店看了好几次，但一把拖把都要十几块，最便宜的也要8块钱，这让表姐颇有些踌躇，她还是觉得价格有点高。几天后，表姐偶然看到一个村民赶着马车，拉着自己制作的拖把到集市去贩卖，表姐赶忙拦住马车一询问，一把拖把只需5块钱，连忙买下了20把。回到所里后，把过程给大家一讲，每个人都笑表姐太“抠门”了，不过大家对拖把质量倒是都很满意，这让表姐也十分自豪。
但让表姐没有想到的是，给她带来不小麻烦的，却正是让她引以为豪的精打细算。前不久，省里下派了工作组到县里检查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检查各单位财务开支情况，表姐所在的派出所也迎来了检查组，检查组一查账，很快就把表姐叫来训话了。原来，表姐的账目开支虽然十分清晰，但很多账目却没有正规票据相对应，甚至出现了不少白条。检查组指着白条，用蔑视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表姐，然后开始质问表姐为何会出现白条，表姐忙上前一一解释：乡镇地处偏远，超市、商店屈指可数，并且与大城市不同的是，乡镇超市里的东西往往并没有价格优势，很多时候反而比集市上的东西还要贵些，而乡镇集市，大多是附近村民自发交易形成，村民们不定期到集市里出售些自家地里种的农副产品、或自家制作的一些小物件，东西相比超市往往既新鲜又便宜，派出所为了省钱，平日里多是去集市买些蔬菜物件，哪里会有正规发票呢？
表姐的解释虽然合乎情理，却显然不能让检查组满意。检查组不等表姐说完，便责怪表姐财会纪律观念薄弱，并告诉表姐国家的账不能这么算，怎么能因为便宜就不要发票，不要发票账目又怎么记？说完不等表姐再行解释，检查组便结束训话，让表姐回家写检查了。
事后，表姐说检查组的话的确没错，没有正规票据，账目便显得不伦不类，也容易滋生问题，上级来检查也是为了促进工作，但乡镇毕竟不同于城市，用城市经验来拷问乡村是否总是那么理直气壮？毕竟总不能为了要发票，采购时就可以不选好的，只选贵的？国家的账这样算，好像也不对吧？只不过，检查组对表姐的疑问无暇去听，也不感兴趣。
郑州  邵宁 □

希腊左转：福兮，祸兮？

■ 蒲实

1 月25 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在雅典一处投票站投票后向支持者致意
2014年底，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的领袖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欧洲各地宣传自己的理念时，罗马教皇弗朗西斯是他的听众之一。教皇与这位无神论者对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有很多共鸣。上世纪80、90年代，教皇的祖国阿根廷，也曾经历了与希腊类似的阵痛：经济崩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增长停滞。历史也许还有更多的参考意义：1982年从墨西哥开始席卷拉美的债务危机，中断了拉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没有人愿意为拉美融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布雷迪计划开始的资金流入协议，才标志着拉美重新参与到金融的全球化中。
大选越是临近，齐普拉斯就越是不再像过去那样宣言，要撕毁希腊的救助协议。但是他如何实现自己反紧缩政策的承诺，将是一场与救助者的艰难较量。很多人也怀疑，他究竟能否顺利实施他的11亿欧元减税和消费计划：将希腊最低月工资恢复到750欧元（比目前希腊私有企业的最低平均工资高出60%），打击逃税，增加30万个工作机会，对一些房地产与燃油减免税收，恢复养老金中的圣诞节福利。他甚至还谈到过，将企业税率从25%降低至20%。这些措施都令人想起奥巴马总统在金融危机后曾实施的财政宽松计划，以财政支出的扩张和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如果说美国面临的是国会中两党政治与“财政悬崖”谈判的约束，那么希腊面临的则是严厉的外部约束——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救助计划的这“三驾马车”正是财政紧缩政策的厉行者。就在最近一次的希腊改革进度评估中，它们还要求希腊采取更多的财政紧缩：解雇6500名公务员，继续缩减养老金开支，通过允许大公司大规模地解雇员工。去年12月，欧洲的救助计划已经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继续监督希腊的改革，完成它最后一轮15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计划——希腊获得援助的代价，是听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希腊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代价，就是一旦经济没有好转，要求独立掌握希腊命运的政治主张就会很容易赢得民众。5年的紧缩政策，让哺育了欧洲文明的高傲的希腊人失去了作为欧洲人的尊严。1月26日，齐普拉斯的当选意味着，希腊的集体情感倾向于换个方向——左转。
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债务危机爆发5年来，希腊为什么面临着这么严厉的财政紧缩约束。与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非洲国家一样，自2011年起，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希腊就开始靠出售国有资产偿还债务。向外国投资敞开国有资产，也是任何一个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药方的国家都会采取的措施。希腊出售的国有资产从机场、高速公路、国有铁路公司到国有天然气公司和天然气配送公司，从国有银行、房地产到赌博许可证和国有赛马公司，以满足为其筹资的国际债权人提出的要求，比如，为希腊筹资的欧洲集团（Eurogroup）就要求希腊通过私有化，在2015年之前筹集到500亿欧元。但这些国有资产私有化措施，却并未给希腊争取到救援金主对财政紧缩缓期执行的宽限。自2010年5月接受首笔援助以来，希腊的私有化进程仅仅获得了20亿欧元资金，也没有完成2012年的30亿欧元目标。2012年，根据第二轮救助协议，希腊政府必须通过削减115亿欧元的开支来完成2013和2014年的预算目标，与此同时，还要增加30亿欧元的税收。这对陷入经济衰退的希腊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为缓解进一步紧缩的难度和为重振经济赢得时间，前任总理萨马拉斯曾向国际债权人提出申请，将救援协议规定的财政紧缩时间延长至2016年。然而，德法两国领导人的回应却依旧强硬，要求希腊有更多的减债动作。
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希腊政府加速了私有化步伐。除了大规模地出售诸如半岛、沙滩、海岸线等国有旅游资源外，希腊甚至出售了政府的部分办公楼。希腊希望在2013年完成26亿欧元的私有化融资，对国有天然气公司DEPA、DESFA和国有博彩公司OPAP的私有化销售，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但这个私有化的进程，如履薄冰。2013年，价值7亿欧元的国有博彩公司OPAP出售计划一度出现纠纷，俄罗斯天然气巨头Gazprom也意外撤回了对国有天然气公司DEPA的竞标，立即加重了债权方的忧虑，“三驾马车”甚至打算直接派官员来替换希腊负责私有化的部门TAIPED。只要私有化出现放缓的迹象，就将导致希腊必须削减更多开支和采取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来达到救助金主的要求;而这种预期，又进一步加重了投资者对希腊政治风险和衰退前景的忧虑，资产出售目标则被屡次下调。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和更复杂的是，随着激进私有化的推进，国内的政治争议也因此爆发。极左翼联盟党（SYRIZA）将负责私有化的机构TAIPED谴责为“腐败的温床”，而其主席斯塔夫里迪斯在处理与商界关系上的某些疏忽，则凸显出“希腊政府谅解备忘录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肮脏不已”。这场风波最终导致了斯塔夫里迪斯辞职，这让希腊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更加举步维艰。当希腊的中产阶级正因财政紧缩而面临不断降低的生活质量时，希腊最重要的国家自然资源并未给国家发展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资金来源。
哪怕私有化的进程顺利，其实归根结底，希腊也并不像非洲诸国那样，是资源型国家。私有化为其提供的财政空间终究有限，希腊政府在2019年之前通过私有化获得500亿欧元资金的目标被一再降低，最后成了“无确定实现日期”的目标。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提供援助的金主和监督方不放松标准，在财政紧缩政策上，希腊是没有多少游刃的余地的。而希腊也没有德国那样的工业能力，能够靠自身的经济实力走出财政紧缩的陷阱。德国的《2010年改革议程》是以德国的工业基础为背景的，西班牙的紧缩政策则是以太阳能和汽车零配件等产业作为靠山。而希腊则以奶酪、橄榄油等农产品出口为主，旅游业是其经济支柱之一。越来越严的增税减支、减薪裁员计划出台，使希腊的经济增长失去了消费与税收两大刺激工具，陷入到一种死循环中。也许是尝试一下破解这个死循环的时候了。5年时间，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并未实现希腊的经济复苏，反而让债务越来越成为不可承受之重。那么，为什么不给齐普拉斯一个机会，与欧盟叫板一次？欧盟将无法对其故意视而不见的问题再置若罔闻了：希腊无法通过通货紧缩的糟糕政策来偿还不可能偿还的债务。 1 月26 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支持者们在得知该党大选获胜的消息后欢呼庆祝 □

天下

美国     无价惊喜
1月20日，万事达和歌星格温·史蒂芬妮共同宣布，史蒂芬妮将于2月7日在洛杉矶奥芬剧院举行“无价惊喜”演出。

利比亚     亲政府武装
1月21日，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海港班加西，亲政府武装的一位成员在跟宗教极端民兵武装作战。去年5月以来，利比亚世俗势力代表人物、退役将领哈夫塔尔在班加西发动了针对宗教极端民兵武装的大规模打击行动，并得到部分利比亚军方人士的支持。但后来战局出现逆转，宗教民兵武装逐渐占据上风。从10月中旬起，世俗武装发起反击，试图重新夺回对班加西的控制权。

美国     大屠杀幸存者
1月24日，90岁的大屠杀幸存者赫·艾布拉姆斯举着一个笔记本拍照，本子上记着他待过的所有集中营的名字。艾布拉姆斯20岁时被德国纳粹士兵抓走，先后被关押在奥地利毛特豪森、梅尔克，波兰普拉绍夫、奥斯维辛等集中营。

南非     人工鼻子
1月19日，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一家医院的医生在给一名天生没有鼻腔的女孩安装人工鼻子。

美国     梦想
1月19日，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在市长住所前，抗议者聚集在“梦想”的发光文字下，要求市长开除有使用暴力记录的警官。他们还把马丁·路德·金的照片投射到了市长家的车库上。

韩国     少女组合
韩国首都首尔，女子组合Gfriend的成员在彩排。该组合一共有6位成员，平均年龄18岁，最大的出生于1995年12月。

降温
1月21日，苏格兰一位牧民在给加洛维短角牛喂食。近日苏格兰的气温降到零下12摄氏度，气象部门连续第13天发布恶劣天气警报。 □

理财与消费

北上的“聪明钱”

1月19日“股灾”以及其后两天的上涨，让沪股通的短线玩家展示了绝技。1月16日，即“1·19”大跌前一个交易日，沪股通净买入萎缩至1.26亿元，较12月日均约14亿元的净买入相去甚远。大反弹中的20日和21日沪股通则共买入A股约40亿元。上涨前加仓，下跌前减仓，暴跌时抄底，反弹时高抛，来自香港的北上资金颇为“聪明”。在参与A股投资的港资中，大部分都是成熟市场培养出来的精明的机构投资者，他们按照固有的节奏预估风险，判断买卖点，精准逃顶抄底。

欧版QE

万众瞩目的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在1月22日召开。欧洲央行决定从3月起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国债，到2016年9月。如需要，央行将一直购债，直到通胀持续改善。“放水”总规模达1.14万亿欧元，金融市场带来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欧元区通胀率跌至负值，陷入了技术性通缩的境地，这迫使欧洲央行提前采取行动以避免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不过与此前实施QE（量化宽松）的美国和日本不同，欧版QE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19个成员国，买哪国债券，购买多少，讨价还价刚刚开始。

“杠杆之王”归零

在一夜之间，福汇（FXCM）的市值蒸发殆尽。瑞士央行意外宣布放弃欧元与瑞士法郎的汇率下限，瑞士法郎汇率当天涨幅超过20%，此前押注瑞士法郎下跌的多家外汇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日内外汇交易量最大的经纪商福汇遭遇重创。“杠杆是敌人，市场巨震时，它会将你推向深渊。”创始人鲁德·尼夫（Drew Niv）曾说道。福汇给客户提供了超高的杠杆，但客户的损失只限于保证金，这就把不可控的市场风险转嫁给自己。通过福汇这样的交易平台做交易是“傻子的游戏”，根据美国全国期货协会的数据，72%的客户是亏钱的。

5年期存款利率

韩亚银行在武汉推出利率高达8%的零存整取活动，每月5元起存、3000元封顶，1人办理6%，2人同时办理8%，一售而空。中资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5年期定存利率已从去年降息最初的4.25%一并涨至5.1%，与股份制银行的5.225%相差无几，利率战日渐火热。央行不再公布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后，不少银行都在此作利率市场化“试点”，陆续曝出有地方小银行为了拉存款，给出了5.5%～5.7%的存款利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不同银行之间的存款差异会更加明显。

期权将启

股票期权将于2月9日推出，管理层给券商预留两周左右时间开户。期权门槛与港股通门槛同为50万元，但是股票期权要求更高，尤其是知识测试难度较高，开户数将少于港股通开户数。三类受益股有望爆发：一是券商，因为券商的资本金更雄厚，抗风险能力优于期货公司;二是以期货业务为核心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如中国中期、厦门国贸、弘业股份和浙江东方等;三是ETF期权试点启动后，将提升市场对个股期权推出的时点预期，前期进行了仿真交易的中国平安和上汽集团或很快推出个股期权。 □

好消息·坏消息

睡出的智慧

别再把睡眠当成浪费生命了。贝勒大学睡眠神经学与认知实验室的研究小组对过去50年中与睡眠相关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中年时睡得好可以令一个人在28年之后仍从中获益，其结果不仅表现为记忆衰退得以延缓，还包括更好的心血管功能和精神健康指数等。

握的进化

以肯特大学为首的古人类学研究小组日前对南非类人猿手骨化石进行扫描鉴定后发现，早在距今300万到200万年前，这些类人猿便已经拥有了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类似的精细抓握能力。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指出，这意味着原始人有能力使用石制工具的时间可能比此前猜测的要早得多。

选择性记忆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发现“念念不忘”背后的秘密。针对100名大学生进行的实验显示，当人们无意记住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时，只有25%的人可以准确记下之前看到的简单信息。而当有意识地去记忆时，准确率立时会上升到65%至95%。

一路向北

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全球变暖、海冰消失，生活在加拿大南部和极地盆地东部的北极熊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在向北迁徙。研究人员指出，终年冰雪不化的加拿大北极群岛很可能将成为这些北极熊移民最后的避难所。

美洲狮的报复

美国加州大学环境研究系对30头美洲狮进行跟踪后发现，在人烟稠密地区生活或许会令母狮变得更加凶残。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辑》上的数据显示，当栖息地附近的民宅密度在每公顷2到9户之间时，母狮猎杀鹿的数量会增加36%，但享用猎物的时间却会缩短。 □

声音

声音

很多人回复某些事情都是在表达反对意见。这在预料中。同意往往没有不同意那么能使一个人活跃起来。而且当你同意的时候可以说的话更少。你可以在作者的言论基础上增加一些东西，但作者往往可能已经在最有可能引起兴趣的方面展开了。当你不同意的时候，你便可能进入了他还没有展开的方面。
——保罗·格拉汉姆说网络将写作变成了一场对话，会招致许多不同意见
读书令人感到在思想方面非常充实。书能让人全面探究一个话题，并以比如今大多数媒体更深刻的方式让人沉浸其中。我期待将自己日常接触的媒体清单更多地转向读书。
——扎克伯格说他的新年愿望是多读书
我们现在处于人类历史上拥有最多媒体的时刻，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读者、浏览者、听众、媒体消费者，也没有因为媒体产生这么大的现金流。这个时刻多么神奇，简直就是媒体最被上天保佑的时刻。
——《连线》杂志前任主编安德森说报纸是在衰落，但其他媒体在爆发
首先，蚂蚁不会通过“超车”来炫耀自己的车技。在它们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自我”这个词。其次，蚂蚁不在意小磕碰，它们会继续赶路。再次，蚂蚁的道路变得拥挤时，它们的行为会更加整齐划一，沿着更笔直的路径以更稳定的速度前进。它们也不会有突然的任性之举——例如像人类那样在高速公路上不打转向灯就并线。
——印度空间技术学院的阿普尔瓦·纳加尔说，人类应该向蚂蚁学习怎么避免堵车
当看到monogamy（一夫一妻制）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脑子里会联想到monotony（单调）。男人们日复一日忍受着这种单调，不为别的，就为了能把一个存折和一辆二手车传给有自己一半基因的孩子。
——卡里·布罗茨基《新魔鬼辞典》

数字

3004万次

英国《卫报》说，去年被非法下载次数最多的电影是《华尔街之狼》，共计3004万次。《冰雪奇缘》被下载了2992万次，《地心引力》被下载了2936万次。《华尔街之狼》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讲述了华尔街的贪婪与欲望。

103次

委内瑞拉《国民报》统计，总统马杜罗2014年要说的话太多了，过去一年他一共打断电视台正常播出的节目103次，发表电视讲话的时间合计174小时25分钟。2013年他在电视上露面101次，多次打断委内瑞拉正在播出的棒球比赛、脱口秀和肥皂剧。

2300公斤

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飞机——“阳光动力2号”即将在今年2月底到3月初开启自己的环球飞行，靠飞机机翼上的约1.2万块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它将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起飞，经过阿曼、印度以及中国，并飞越太平洋抵达夏威夷，接着飞往美国大陆，随后飞跃大西洋。整个环球飞行将历经5个月。它的幕后团队最近公布了这条飞行路线。这架大型飞机，宽度为72米，超过一架波音747客机，重量只有2300公斤，比一辆SUV越野车还轻。 □

火车上的荷尔蒙

■ 肖遥

在米兰·昆德拉刻薄的笔下，小镇妇女克里斯蒂娜乘火车来到布拉格，去和她的大学生情人幽会，这位外省女人很久没有到大城市了，很想让大学生带她到处逛逛，“她的浅口黑皮鞋和刺眼的大珍珠在高声地要求得到它们的权利”。可是当这位挂着珍珠项链、金牙在嘴里闪闪发光的情人，穿过首都大街上丛林般的青春玉腿向大学生走来时，大学生忽然感到可笑到无法容忍。
在“去丽江发呆”、“到阳朔泡吧”、“打飞的去巴黎喂鸽子”大热之前，文青们的艳遇首选地是火车，火车总和出轨、邂逅、意外等不安定因素联系起来，包法利夫人的外遇，算来算去也是火车惹的祸，如果没有火车，爱玛就接触不到“上流社会”，就不会破产，更不会服毒。
我的闺蜜，姑且在下文里叫她爱玛吧，因为她那不安分守己的性情着实和包法利夫人有一拼。爱玛给我讲述她和火车的故事。大学时为了追求心目中的男神，谎称有亲戚在男神家乡的城市，寒假到来时，她托他一起买了去他家乡的火车票，尽管买的全价票，尽管是硬座，尽管要直挺挺地坐一夜，但一想到她将有一整夜和她的男神零距离接触，爱玛只恨这一夜不够长。煞风景的是，落座后爱玛恼火地发现：自己和男神的座位不在一起，她邻座的那个死胖子还打了一夜的牌。为了不跟胖子打招呼，坐在窗口的爱玛就不出去，就不解决水火问题，为了跟自己的爱情赌气，她憋了一夜。
火车似乎从来没给爱玛带来过期许中的浪漫，后来和老公蜜月旅行，老公也忙着和旁边的人一起玩牌，不管她装肚子疼还是装头疼，他都只会说：“多喝点热水。”
前不久，爱玛带儿子乘火车，她家熊孩子和别的小孩争抢上铺，爱玛假装呵斥他，其实很是窃喜他找到了新的小伙伴和新的兴奋点，重要的是，还可以借着孩子们喧哗吵闹的掩护，和中铺那位没有肚腩的大叔聊天，聊得忘我，直到熊孩子从铺上掉下来……
清晨的火车最不堪，才5点，中铺睡不着的大妈就起来泡面，吃得吸溜吸溜的，正是跳广场舞的时分。爱玛不得不起床，猛地想起当年那个关于火车的故事结局：
多年前火车上的那个清晨，胖子没精神打牌了，男神和他换了座位，爱玛听到他在自己耳边小声说：“马上要过长江大桥了，到了大桥，广播里会播放《巍巍钟山迎朝阳》……”两人在雄壮的歌声里，看到了江面喷薄的日出，有一瞬间，荷尔蒙也像朝阳一样冉冉升起、熊熊燃烧……接下来，尽管有激昂嘹亮的歌声做掩盖，他还是没敢拉她的手。再接下来，生活就如同铁轨上的火车，裹挟着噪音、烦恼、平庸、琐碎，沿着它既定的轨道滚滚而去。 □

青蛙小姐的江湖

■ 驳静

热门词最大的好处是，词汇量缺乏症不治而愈了。想想当年流行“绿茶婊”的时期，许多姑娘的人生一下子豁然开朗，好比任督二脉贯通后的酸爽劲儿。再也没有想要骂人咬牙切着齿，却发现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了。
当然青蛙小姐一定是与时俱进的，在2014年末，她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文采斐然地使用了所有的年度热门词汇：失恋75天，偌大帝都平安夜茫茫人海，偶遇前男友和小三，也是醉了。转念一想，终于有机会实现泼渣男红酒一杯的梦想，可又迅速发现对方早早贴了厚膘，接手这样的大肥肉，想想小三也是蛮拼的——一对壁（一声）人，我却变得越来越美，这好比修炼了上乘功夫报仇，出关后却发现敌人已死，杯剧啊。
这段文字使青蛙小姐喜获年度最多评论，尽管是“前男友劈腿”这类狗血剧情换来的一呼百应、鸣不平，她却从评论中，获得了吃了奶油蛋糕般的满足感。
早上分外冷，就这样还得在寒风里等公交车然后去地铁站呢，这得有多穷才能这个点儿雷打不动等公车，青蛙小姐愤愤地念叨此金句，以免到时忘了。终于上车后，青蛙小姐手脚敏捷地编辑并发送，很快就得到了许多赞和评论，那么这三四站公交车，就不再寂寞。
那么一早通勤路上的两段公共交通，青蛙小姐总能创作两条“吐槽”兼自嘲的朋友圈，一条在公交车上发，一条留到下了地铁后，这样哪段路上都不至于闲着，甚至从国贸站至公司这一段三五分钟的路程，都可以回复一些八方问候呢。就这么着，青蛙小姐快活的一天就开始了。一旦评论寥寥，青蛙小姐不免有点不高兴，一整天都怀着心事，惦记今天最好再发生点什么，弥补一下出师不利的缺憾。
很快机会来了，青蛙小姐在投资公司做文员，最受不得主管女士趁下班前丢给她什么案子，所以每每看准五点半的秒针，抓起外套撤退成功时，她心里面就有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好像枯木逢春，也好像死里求生——这句真是不错呢，青蛙小姐立马在下降的电梯里编辑起来，心里则想，一会儿到了餐馆，一定要发这样一条，然后配上新做的指甲图。
直到新年过去将近一个月，青蛙小姐还时不时地翻出年底那一条来看，真是好多评论呀，底下的朋友们都聊得好欢呀，看着看着，那股子浓重的奶香味余音绕梁。这就是青蛙小姐的江湖，每天日起日落，总在寻觅她的同类。这一晚睡前，青蛙小姐像往常一样，试图总结今天一天，灵感又来袭，于是火速又发了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而罗马城里全是绿茶婊。
当夜，青蛙小姐做了甜美的梦，梦中，她的评论又创了新高。 □

六年前的包子

■ 小刀微微

走进这家店：敞亮、玻璃台面下压着红色的桌布，客人坐满了七成，服务员忙着端茶倒水抹桌子无一闲嗑瓜子。她挺满意，挑了一张四人桌坐下。
这个城市里，有各式各样的包子。她来自南方，喜欢在这个北方城市里尝试各式包子，尤其是灌汤包。她心目中的最佳汤包属于无锡小笼——比上海小笼略大，比西安贾三的略小，个个敦实立体，肉馅紧致地窝在中心;轻轻地咬开一个小口，待一股热气散出后，再将浅褐色的汤汁倒在一个汤匙里，上面的浮油不多，鲜甜浓郁，和着皮和肉馅一起吃下，是典型的南方味道。
这家饭店的招牌点心是开封灌汤包。她没有上网做功课，只是按照自己对鲁菜的理解，迅速点了麻油红酱花菜、小碗胡辣汤和招牌鲜肉灌汤包。隔壁桌来了一群年轻人，噼噼啪啪地翻着菜单，高声讨论着菜目和手机游戏。服务员举着无线点菜器，没有不耐烦，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她的花菜和汤都上齐了，年轻人那桌的菜还没点完。
她小口吹着胡辣汤，想起自己在一家日本餐厅接听手机的事情。那是一家新开的餐厅，光线、桌椅无一不仔细设计、妥帖安置，所以有一段时间去得很勤，连东北籍的经理都知道她偏爱吧台的位置，喜欢日式煎饺配红醋。快吃完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位远方的朋友。她想都没想，就低声聊起来。另一角落里，坐着一对艺术界模样的人士在用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感觉耳边有些嘈杂。挂掉电话，她发现那对客人已经位移到了更远的角落，其中一位女客人正操着台湾腔严厉地训斥餐厅经理，不时还瞟她两眼——台湾同胞认为她的通话严重影响了就餐环境。她的第一反应是万分羞愧，欲挥手买单，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停格了——可能是对方越来越大的声音，可能是经理默默地冲她摇了摇头，总之，她停了下来，又去掏包里的手机，然后拨给自己南方家乡的一个朋友，用乡音煲了足足一刻钟电话粥。“想被当作常客对待，那就成为一名常客。”
吃完偏咸的红菜花，灌汤包还没上。她百无聊赖地打开了手机，寻找对餐厅的评论。奇怪的是，竟赫然看到自己的评论。可她真的来过这里吗？如何都想不起来自己曾经拜访过这里的包子。不及细想，包子上桌了。扁扁的造型，薄皮兜着馅和肉汤，混着一点点虾仁，汤清但味寡，舌头没有任何记忆。村上龙在《孤独的美食家》里写道：“我们默默无言地吃着。感觉不像是将鸭肉送进嘴里，而是把取出后忘记放回去的内脏的一部分送回自己的身体里。”她边吹边吃，慢慢地吃了四个，感觉自己不像是把包子送进嘴里，而是把吃过包子然后忘记的回忆送回嘴里。
旁边桌上的年轻人终于安静了一些，眼巴巴地看着她的餐桌。 □

老太太来北京

■ 泡泡唐

老太太60多岁了，一个人在小镇上忙活，我们都劝她别忙活了，她说，不行啊，得花钱呀。我说，我给，她说不用。还说如果不是还要随份子钱还人情账，每月100块钱都花不了。粮食是自己地里种的，青菜就在门前的空地上长着。年龄大了，也不怎么吃荤。清明的时候我带儿子回去给父亲上坟，要好的邻居都直接指责我：你可真心狠，让她一个人在家过年。
今年车票预订期是两个月，预订期之前一周我就跟领导请假，领导说，订吧订吧，订着票就给你假。连订了一周，也没有订上。每天10点，就开始抢，但就是抢不着，每到整点就抢，但还是抢不着。比抢钱都难。但我不死心，给亲朋好友打招呼，把身份证号码发给他们，大家一起抢。后来，我想，算了，等到最后总会有的，总会有退票的。不行，乘大客也行。
虽然亲朋好友没有能帮我抢着票，但困难让他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动员老太太来北京。我也想让她来，可是商量过几回，她总有忙不完的事，还说自己晕车。她说：还有两只鸡没有人看着呢。我说：带北京来吧，我把它剁巴剁巴放肚里，保准丢不了。但这显然说服不了她。
我在辽宁的大姐是这么说的：妈，你去北京多好啊，到那里之后，把你孙子带着，到我这里来，一大家子人，多热闹呀。老太太说，不行，腊月里正能挣钱呢。大姐说：能挣多少呀，你孙子放假之后还得报兴趣班，够他的学费吗？
起关键作用的是我姨。她说：大姐你咋不去你儿子那里呢？到时候让你闺女女婿外孙也一块儿过去，一大家子多热闹呀。你一个人在家干啥？老太太说：做买卖呢。我姨说：腊月二十八去行不行？
车票是我姨夫给订的，订完了跟我说：车票很好订呀，就这趟车，好几百张卧铺都没人要呢。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感觉到过年的轻松了。给老太太打电话，嘱咐她千万不要再大包小包地往北京背土特产了。我说，北京啥都有。老太太说了好几样我爱吃的东西，我都说不用。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你要真的觉得空手不好意思，就把那两只鸡宰了带来吧。
从最开始订车票准备回老家开始，我儿子就一直关注着。我以为他会不乐意回去，但是他非常乐意。他说：太好了，又可以坐火车了，又可以吃桶装方便面了。后来，知道奶奶要来北京，他又央求我：爸爸，不回老家了，你给我买个桶装的方便面呗。我说：不用急，奶奶会给你带来的。一定会的。老太太可没有把路当家的习惯，而我姨是一定会帮她准备好路上的一切的。是呀，这就是过年了，一定要让小孩有个期待。 □

好东西

梅赛德斯-奔驰F 015概念汽车
其动力来源于一款插电式氢燃料电池电动系统，总功率和扭矩输出分别为268马力和398牛·米，采用后轮驱动系统。其锂离子电池可为这款概念车提供最远200公里的纯电动续航里程，该动力系统可使F 015 Luxury in Motion概念车在6.7秒内从静止加速至100公里/小时，最高时速则被电子限定在200公里。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模式下，这款概念车可提供1100公里的最大续航里程。

松下Lumix GF7微单相机
为了满足女性自拍族的需要而开发的GF7，可扩展最低感光度为ISO-100，暗部自动对焦可支持的光照范围最低可达-4EV，连拍速率在超高速下可达40张/秒，新的套头为12-32毫米，具有更好的广角性能，并具备增强的美颜自拍模式。

格拉苏蒂情人节特别对表
组合由上世纪70年代大日历计时腕表Seventies Chronograph Panorama Date与女式灵雀系列Pavonina腕表组成。前者使用格拉苏蒂原创自制机芯，型号37-02，30分钟显示和数字式12小时显示，防水能力达100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拱形蓝宝石水晶玻璃表底盖。后者采用格拉苏蒂原创自制石英机芯，型号03-01，表盘镶嵌12颗钻石。

HUBLOT宇舶表Big Bang刺绣腕表
Big Bang刺绣腕表表盘为骷髅花纹并镶嵌11颗钻石，而表圈及表带却为繁复精细的藤蔓花纹，搭载HUB1110自动机械机芯，共有63个零件，21颗宝石，42小时动力储量。将有三个版本上市：金色、银色以及全黑。

Vans羊年特别款运动鞋
此次发售的羊年特别系列共有Sk8-Hi和Slip-On两个经典款式，配色方面选用最为基本的黑、白两色来表达黑羊和白羊的主题，内里采用羊羔绒。

索尼X1000V微型4K高清摄像机
可在30fps的帧率下拍摄分辨率为3840×2160的视频，所拍摄的4K视频可通过HDMI直接在4K电视上播放。这款摄像机的其他相机参数包括170度超广角镜头，背照式Exmor R CMOS感光元件，Bionz X图像处理器。此外，X1000V还具备了索尼高端可替换镜头相机的全像素读出技术，可带来更高的清晰度和图像质量。

BEATS BY DR.DRE Hello Kitty纪念款耳机
为庆祝Hello Kitty诞生40周年特制的这副耳机采用了卡通人物设定的经典红、白、蓝三色，耳机机身亦印有Hello Kitty头像，随机还特别赠送一款Hello Kitty头像型外壳的耳机收纳盒。

十二生肖
谢瑞麟2015“十二生肖”系列手链以18K金配镶钻石，除了作为主角的生肖，设计师为每个生肖搭配不同的幸运物，如猴子与香蕉、兔子与胡萝卜等。今年的羊年生肖则配有祥云，寓意羊年祥瑞好运。

柔和的对比
Caran d'Ache是始创于1924年的瑞士书写工具生产商，所有产品在日内瓦设计及制造。这是Caran d'Ache与设计师英迪雅·玛达维（India Mahdavi）合作的书写笔，设计师用对比色和柔和的图案装饰笔身与笔盒。

斑马与长颈鹿
Kate Spade把森林公园里的斑马和长颈鹿带到厨房和餐桌上，制作出这对天真童趣的盐和胡椒瓶。白色斑马和黑色长颈鹿都是采用微胖的造型，涂鸦一般的条纹是点睛之处。

111个可乐罐
可口可乐和Emeco公司一起计划把废弃的可乐罐转化成一把外形经典的椅子，每天超过2万个可乐罐被运送到回收工厂，充当椅子的原材料。这款111NAVY椅系列每一把由111个回收的PET罐制成，也是椅子名称的由来。

色彩餐盘
法国时装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与久负盛名的瓷器制造商Vista Alegre合作，推出这套色彩浓郁的餐盘，上面的图案有种古怪的魅力。瓷盘可以用作甜点盘，也可以挂在墙上、摆在柜子里作为装饰品。

灵雀腕表
格拉苏蒂“灵雀Pavonina”腕表，珍珠母贝表盘内手工镶嵌118颗钻石，环绕着一圈雀屏图案。独特的枕形表壳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表耳中加入了创新设计，使得兰花紫缎表带可以自由拆卸。

蓝牙音箱
Sonos Play1蓝牙音箱，小巧简洁的外形中包含了主扬声器和3.5英寸的中低音炮，自带音量控制和播放/暂停按钮，其余操作通过应用控制。它可以整合进现有的Sonos音频系统，两个Play1加上Sonos的条状音箱及无线低音炮，就得到一套很不错的5.1声道音频系统了。 □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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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

■ 沐阳

小五，在家排行第五，也是老幺。听大人说，小五出生前查了性别，医生说是女孩。母亲望了望父亲，已经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父亲猛吸了口烟，说了个字——要。小五就来了，成为我最小的妹妹。
小五差一点没机会长大。母亲想起都还感到后怕，那时小五才三岁多，母亲在屋后整理晾晒的白菜。小五在身边绕来绕去。母亲烦了，喊小五一边去玩，小五就跑开了。不一会儿，小五那边传来“啊，啊……”的声音，母亲感觉不对，回头一看，小五的棉袄挂在井沿上，两只小腿晃动着。母亲扔下手里的白菜，风一样跑过去，抱住了两只小腿。母亲说，好几天她都没有缓过神来，一直在念叨：“万一小五就这么没了，咋办？”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狠狠瞪了眼母亲。晚上，父亲悄悄抱了个树桩，“砰”的一声，盖在了井口上。第二天，母亲看到树桩后，很开心，之前她一直觉得，父亲期待上天再给他一个儿子，而小五的到来，让他失望了。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这个心结了，而且似乎越来越感受到父亲对小五的不一样。有时像对儿子一样严厉呵斥，有时又像对女儿一般温柔，包容小五的任性。
尚未到上学的年纪，小五就背上了书包。母亲说，小四上学了，就没有人陪她玩了，不如一起做个伴。比小四小一岁的小五就做起了“尾巴”。但好景不长，小五实在淘气，上课不好好听课，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记不住。父亲、母亲、小四三人经过“商量”，一致同意小五留级。小五被“抛弃”后，虽依然淘气，但终归是又学一遍，成绩很稳定，虽不是每次都考第一，但是年年的尖子比赛，都少不了小五的荣誉。
初中的时候，小五的成绩有过起伏。初三那年，小五开始特别用功，一个月也不回家一趟，母亲想小五的时候，就登上自行车，买点小五爱吃的，给送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小五中考成绩出奇的好，全校前几名，她一时成了香饽饽，县里的几个私立高中都来家里，给各种优惠，免学费、给生活费、考上大学还有奖励，种种诱惑都没有打动小五。小五还是选择了公认的好学校县一中。
小五读高中的时候，我大学快要毕业了，一边忙着考研，一边也给自己找着退路，间隙里投着简历，忙着面试。隔三差五收到小五的短信，心里暖暖的。小五说：姐，别那么辛苦，吃点好吃的哈。我会好好学习的。
小五，15岁了。我突然感觉她是一个大孩子了。
我考上了研究生，圆了自己的梦。小五也考上了大学，但成绩不理想，分数只够进山东一个普通的“二本”学校。“姐姐，我想去海边。”小五说。我就帮小五选了一个海边的城市。
毕业后，小五留了下来。父亲也高兴，说终究还是小五疼他，没有离开山东，不像我们几个，一个个都跑那么远。
小五还有一个嗜好，爱哼唱。回家过年，和小五一起躺在床上，总能听到她的声音，虽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但音色很美。
又快到了回家过年的时候了，我给小五打电话，告诉她要早点回家，哥哥结婚那天，你要在家呀。她说知道啦，知道啦，假都请好了。小五还说：“姐姐，我给你传首歌，你看好听不？”
“我们都曾有过一张天真而忧伤的脸，手握阳光我们望着遥远;轻轻的一天天一年又一年，长大间我们是否还会再唱起心愿……”
小五说，这个歌名叫“心愿”。“谁唱的，真好听呀！”我问。“姐姐，是我呀，我自弹自唱的。”小五发过来一只雀跃的猫咪头像。
我听着，一遍又一遍。小五，仿佛就在对面，盘坐着，手抱吉他。“小五，回家弹给我听啊！”打完这几个字，我泪水流了出来。 □

——本期完——

Table of Contents

- 生活在别处：尼泊尔
- 安纳普尔纳：一次不圆满的行走
- 山在山的又一边：尼泊尔游荡记
- 尼泊尔的10个宁静居所
- 加德满都谷地：灵修之人与灵修之所
- 焦虑时代：噪音从哪里来
- 走神时代：寻找平静的科学研究
- 纪慈恩：走出恐惧
- 认识自己，就有了力量往前走
- 沙特新王萨勒曼
- 诗人余秀华：苦痛中的歌唱
- 赴韩整形：“美丽”的迷失
- 李小文：院士与学者
- 亚洲杯的中国男足
- 4G时代的和用生活
- 欧元区QE登场
- 尚古吉金
- 插电混合，华晨宝马5年结晶
- 庞莱臣“虚斋”名画：藏家的趣味
- 安吉丽娜·朱莉的《坚不可摧》
- 交响乐团的另一种组成方式
- 伟大创意的诞生
- “我行故我在”
- 伯恩哈德：憎恨面具的写作者
- “新常态”下第四年
- 口服避孕药会增加脑瘤风险吗？
- 为什么把老虎养在动物园里
- 需要两条夏天的腿
- “空海一体战”为何更名
- 环球要刊速览
- 读者来信
- 希腊左转：福兮，祸兮？
- 天下
- 理财与消费
- 好消息·坏消息
- 声音
- 火车上的荷尔蒙
- 青蛙小姐的江湖
- 六年前的包子
- 老太太来北京
- 好东西
- 漫画
- 小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