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12期
Author: 三联生活周刊
Date: 2016-04-03 03:37:11.011000+00:00

目录

“军民融合发展”与马桶盖
环球要刊速览
读者来信
天下
理财与消费
好消息·坏消息
声音
“威尼斯”式爱情
食堂主任的饭前教育
硅谷乌托邦
亿万富翁“创世纪”：技术、资本与未来
硅谷锤子与未来神话
为什么我们没有会飞的车？
尚未到来的奇点时代
谁在为难奥巴马
吕厚民，红墙摄影师传奇
风险管理挑战赛与“非学霸”的胜利
罗静：乔戈里峰，去看生命禁区的风景
苏成捷：换一个角度看历史
阿土
海伦在加拿大
好东西
Apple Watch来了
谷歌模块手机，真正定制机
重组地方债
被“数字化”升级的大众驾驶方案
脚踏大地
《纸牌屋3》的文本溯源
阿赫玛托娃式爱情：炽热的雪
科林·费斯：钟情边缘的英伦绅士
浮士德、死神与玛格丽特
“发明家”，建筑师弗雷·奥托
官僚制批判
谁是英雄
《奥克诺斯》：塞尔努达的散文诗
颠覆式创新产品
大象为何不适合表演马戏？
不丹，不简单
漫画
第二张脸

“军民融合发展”与马桶盖

■ 宋晓军

3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听了这段讲话后，有位关心投资军工股的朋友问我：这是今后中国武器装备建设改革的重点吗？我开玩笑地说：这与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盖一事有关。
说到日本品牌的电控马桶盖，就不能不说日本电子设备工业的崛起。日本电子设备工业总产值1955年约为400亿日元，到了1960年，就达到了约为4000亿日元，1965年约为6000亿日元。在与西方七国比较方面，根据日本电子设备工业协会1972年的资料显示：1966年日本电子设备的产值就超过了当时西德的22.43亿美元，为26.88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西方七国第二位。到了1970年，日本电子工业设备产值不仅远远甩掉了西德，而且在民用电子设备产值上超过了美国，为40.72亿美元（美国为39.40亿美元，西德为7.96亿美元）。这里要说明的是，日本在1970年的电子设备工业中民用产品的产值占到了46%，其余为军用和工业用设备。而美国的民用电子设备仅为13.6%，西德仅为22.9%。换句话说，日本利用“冷战”的高峰期，抢占了“小、轻、灵”的家用电子设备市场，而美国和西德则更偏重与发展军事和工业电子设备。
到了“冷战”后期的1971至1985年，日本电子设备产业虽遭到了尼克松和里根政府的“金融打压”，但随着中日建交，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不仅吸纳了日本民用电子设备产业的过剩产能，而且还使日本家用电器在中国积累了良好的品牌声誉。“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强势抢占了以微型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市场。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成本低、技术化和纪律化程度高的劳动力大量进入“小、快、灵”的民用电子设备市场，日本的民用电子设备产业也开始逐渐收窄。以至于如今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的电控马桶盖，也要在中国贴牌生产。当然，日本本土的军用和工业用电设备仍保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日本一直分包大量的美军军用电子设备的设计和制造。
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的马桶盖产自中国一事被曝光出来后，有人就问：既然中国企业可以承担日本品牌马桶盖的生产环节，为什么不能通过产业升级，拿下利润更高的设计、研发及工艺流程环节呢？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延伸一下，同样可以发问：以目前中国民用电子设备的产能规模和制造水平，为什么不能通过产业升级为军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提供配套呢？而这就涉及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问题。
说到“军民融合发展”，这是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六十项改革举措”之一。在这条措施的描述中与装备建设相关的有三点：1.完善国防协同创新体制;2.改革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3.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相信认真看了这三点的很多资深军事迷和军工股的投资者，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后续会有一系列消除军民技术壁垒和市场准入壁垒的措施出台。当然，他们一定也看到了3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要强化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努力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 2月23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防务展上，中国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07P D 型8×8 轮式多武器装甲平台实车 □

环球要刊速览

《明镜》2015.3.14

德国2030

对于未来德国并不乐观，到2030年，当年的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比现在多出500万，这是德国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之后首次面对这个问题。更长的寿命和更低的死亡率会使得老年人在整个社会的比重越来越大。东西德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人口流向西部地区，原东德地区人口继续下降，最终经济发达的巴伐利亚地区将人口爆炸。而那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可能会迎来又一次移民潮。

《经济学人》2015.3.14

中国制造

现在全球大约80%的空调、70%的手机和60%的鞋都产自中国。低成本的制造确实在离开中国，迁往东南亚，但这反而强化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供应链。制造业也许不再像以前那样提供就业和收入，过去由出口带动的制造业使许多没有技术的工人从农田转到工厂，现在技术进步使工厂里工人减少，从印度到亚洲和南美，致富的任务变得更艰巨了。
《新闻周刊》2015.3.20
古巴迎接资金注入
古巴距离美国只有145公里，但自从1959年以来它好像就被冻住了。普通古巴人月薪不到20美元，一只微波炉售价72美元。古巴有1100万人口，美国和古巴关系的解冻将令许多古巴人受益，他们是商人、农民，所有那些能从海外亲戚那里收到汇款从而可以做买卖的人。50多年来，这个国家首次开放，空气中充满希望、决心和金钱，一切都变得炙手可热：地产、建筑、电信、旅游。

《纽约客》2015.3.16

更穷与更富

20世纪初，克拉多·基尼发明了基尼指数。1947年到1968年，美国的基尼指数是0.386，是历史上的最低点。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发达国家。201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0.476。美国政治研究联合会认为，收入差距正在动摇美国民主的基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全球所有政治不稳定和经济放缓的缘由。去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和欧洲人们都将不平等视作最大的危险。

《巴伦周刊》2015.3.9

走向亚洲的耶鲁

耶鲁大学是美国常春藤名校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他们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道，在新加坡开设了一所新大学。一年半以前，这所新大学已经招入第一批学生，学杂费用是每年3.16万美元。耶鲁的目标是为亚洲的公司和政府培养新一代的领袖。亚洲对美国教育有巨大的胃口。在耶鲁本校新招收的598名研究生中，有58人来自中国。新加坡是耶鲁进行全球扩张的试点。问题是，常春藤式的一流教育真的能够出口吗？ □

读者来信

双引擎时代

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式答记者问时谈道：国家的繁荣在于人民创造力的发挥，经济活力也来自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政府去清障搭台，让创新企业轻装前行，而“中国式再工业化”等相关话题在贵刊看到了精彩的现实故事。
北京  陈一民

盼提前退休一族

公务员延迟退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赞成者多半是拿着高福利、工作量不大的领导。与之相反的是，在很多机关单位，出现了盼望提前退休的中年一族。
小林今年46岁，是某事业单位的综合科长，科里在编人员虽然有7个，但实际做事的只有他一个。两名副科长，一位年过五旬，上升空间不大，一位是个女同志，工作积极性一向不高。还有两名年过五旬的主任科员，资历深、脾气大，平时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偏偏去年碰上群众路线教育，两个人总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参加相关学习及活动。这一次，上级查得严，小林只有左右逢源，帮着他们打埋伏。剩下的两名是工人，一人负责给领导开车，平常日子里，小林还要看他脸色;另一人是清洁员，又有些残疾，干不得重活。那段时间，市里在创国家卫生城市，机关的创卫任务重，大多数时间是小林一个人忙上忙下。
小林的委屈，不光是这些。去年，人事部门补发前年的节假日加班工资，如果按考核，科里仅他一人能拿全勤，其他人几乎全部用完年休假指标。在请示领导同意后，照顾其余成员每人只扣去两至三天。两名主任科员却率先发难，教训他：“谁当科长，谁就得为大家服务。你拿满勤奖，我们也不能少一分。”小林将情况反映给领导，领导却虑及方方面面的关系，以照顾老同志为由，帮他们说话。
小林是40岁出头才当上科长的，上任头两年，工作任劳任怨，一心想和同事处理好关系，便于今后发展。但他很快发现，由于机关陋习积重难返，加之他既管不了下属的晋升，又管不了他们的福利，很多时候，面对各级各部门的种种考核和问责，他反过来还得求下属配合。几年过去，失去年龄优势的小林看不到晋升的希望，心灰意冷之下，就向领导打报告，正式提出退居二线。这时候他发现，那些曾经很随意的同事，包括领导，反而变得好说话起来。
在公务员管理条例中，有这样一条：“年满50岁，工龄满30年，本人申请，可提前退休。”小林掐着指头计算，自己只要再忍4年，就可以提前退休，这也是他早有的念头。他的爱人经营着一家网店，到处请人帮忙，早想让他不干了。他本人还有旅游摄影的爱好，因为单位的杂事太多，也给搁到了一边。“并不是我不热爱本职工作，也并不是怕吃苦，而是管理体制不顺，工作压力太大，上升空间渺茫，让我失去了工作的乐趣。”小林说。
像小林这样盼着提前退休的中年干部，在基层大有人在。也正是这些人，却是机关挑大梁的人。与盼望延期退休的领导比，这些人工作任务繁重，跟他们的福利待遇不成正比。而延期退休制度的到来，让他们的工作环境和上升空间，又受到新制约，同时，很多基层政府为了压缩编制，减少吃财政饭的基数，采取的是凡进必考、只出不进的进人模式，导致机关人员青黄不接，一些单位，3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几乎断层。让人担心，一旦延迟退休生效，提前退休族便会大量出现，加剧基层“官多兵少”的矛盾。
湖南永州  蒋平

公开的做假课

前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教学示范课活动，邀请外校的一些知名专家和同行来学校听课、评课。准备过程中，见到了诸多同行精心的彩排。有个教师上语文课《阿房宫赋》，在同一个班里反复上了三遍。为了更好地突出课堂效果，她甚至去别的班借几个上过课的学生组成“多国部队”应对固定的提问。别的教师自然也不懈怠，准备一节课，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半个月，多次预演彩排，教师疲倦，学生厌倦，本该生动的公开课却上成了死板的台词表演课。
这种做假的公开课行内称为“做课”，在小规模的校内教研月、教育开放周大行其道，教师通过反复劳作把课堂教学的每个细节、每句台词都设计好，做到胸有成竹;学生把每处提问和答案都熟悉到应答无误。师生通过机械训练，达到了默契配合，前者呼，后者应，教师巧问，学生妙答，热热闹闹、风风火火，一堂“完美”的公开课就做成了。这种做课，到了正规的课堂教学比赛却无用武之地了，因为那是要临时抽调的班级，容不得教师提前布置;自然，在常规教学时也全无用处。这种公开课，只是一个拼凑出来的尸体标本，除了陈列，全无用处。
这种公开课彩排虽然起到了藏拙的作用，却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暴露出目前课堂教学效果评价的指挥棒有问题。“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正是因为有了看似内行、其实外行的评课者，才有了形形色色的做课者。有人比较中西方教育，形象地说：西方学生用提问来表示自己知道，中国学生用沉默或附和来表示自己知道。经过彩排的公开课，教师一问，学生都知道;教师一点拨，学生都领会，没有质疑，没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课究竟算不算好课？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果外行占据了话语权，那么热闹自然也成了流行。曾经听一位教育专家说，课堂教学要做到“三不教”：学生已经会的，不教;学生能自己学会的，不教;教了学生也不会的，暂时不教，留待将来教。现在一些教师为了做课，学生已经会的，重复教，不仅对学生不人道，更是对听课者的一种愚弄。
其次，暴露出个别教师急功近利，缺乏诚信。在公开课这类竞争性的活动中，教师追求比别的同事教得更好，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采用彩排和借兵的方式掩盖自己的问题，制造虚假氛围、虚假效果。如今过度竞争引发的诚信问题已经渗透到教师工作的各个方面，业务考试作弊，办假学历，这些学生中常有的问题在教师中也存在着。
教师必须是诚信的典范，所谓“为人师表”，不只是赞扬老师，更是赋予教师的一种责任。培养诚信的学生要求有诚信的教师。教师在公开课上明修栈道，学生也会在考场上暗渡陈仓，上行下效，这样的教育教会学生的只能是虚假、伪善、阳奉阴违、远离诚信。这种有水分的公开课以后不该再出现。
乌鲁木齐  一读者

外甥的婚事

最近几个月，已过了24周岁的外甥开始马不停蹄地相亲。然而，直至现在都没有谈成过一次。
外甥从小在农村长大，高中毕业后就和村里的人一起外出打工。几年后，已长成大小伙子的外甥已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开始大伙希望他在打工时能谈上一个对象带回家，那样就会省下不少事。可生性老实木讷的外甥却不给力，一直光棍着，这让全家人包括所有的亲戚都跟着着急上火。在农村，24岁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年龄，要是这时没有娶上媳妇，等再过两年，那就更难找了。为此，姐姐一家不停地托媒人或熟人，给外甥介绍对象。同时，还号召我也参与其中。
听姐姐说，现在农村娶一个媳妇，比以前“难度大了许多”。本来女孩就少，大多又外出打工，许多人还在外面找了对象，这就更加减少了相亲的概率。同时，就是有年纪相当的女孩，对方提出的条件也相当苛刻。外甥第一次相亲时，女孩家人开口就问有没有房。外甥当时还以为对方问家里盖房没，就回答说有房。待到最后，他才明白人家问的是在县城买房没有。姐姐一家生活在农村，靠种地和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仅有的一点钱，早拿出来盖了一院平房。现在房价涨上天，他们要想在县城买一套商品房谈何容易。那次相亲，对外甥的打击很大。
听媒人说，现在男方家中如果没有一套商品房，女方一般很难答应“见面”。姐姐听后，愁得不行，最后找到我商量。商量的结果，当然是先买房要紧，不然这亲怎么相啊。最后，姐姐借遍所有亲戚朋友，凑够了首付，总算在县城为外甥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房子买好后，姐姐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想着，现在有房子了，相起亲来应该比较容易了。然而，我们全都想错了，因为相亲的行情又涨了。
今年过年时，又有人给外甥介绍对象。不承想，女方竟然说只有一套房子那哪成？没有车，以后外出怎么办，难道还骑自行车不成？有房没车，相什么亲呢？一句话，就将外甥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打击得体无完肤。当初买房，姐姐一家就欠了一屁股债，也不知何时才能还完。现在竟然又要买车，敢情是让人没有活路了。全家人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好好的一个年，过得没滋没味。思来想去，我托熟人在银行贷了6万元，帮忙给外甥买了一辆小轿车。车买回来那天，所有人都没有半点高兴之色。车、房有了，可姐姐一家以后的日子得有多艰难。
现在，“有房有车”的外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相亲，我们除了在心里祝愿外甥早点娶到媳妇外，最害怕的是，对方又会提出什么让人崩溃的条件。
西安  姚秦川 □

天下

伊拉克     收复提克里特
3月12日，伊拉克提克里特，伊拉克安全部队联合什叶派民兵，跟“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发生了小规模交火，收复了提克里特市的北部城区。

美国     春光无限的地铁站
纽约地铁老鼠成灾，污秽不堪，但摄影师克列夫顿把空旷的地铁站台变成了他的摄影工作室，在那里给女模特们拍照。

利比亚     偷渡客
3月10日，利比亚加拉布里，非法移民坐在一个拘留中心里。战后利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军和警察力量较弱，无法对边界实施有效管理，大量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纷纷以利比亚为中转站，穿越地中海偷渡至欧洲。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偷渡船只超载现象严重，沉船事故频繁发生。

俄罗斯     贸易中心大火
3月11日，俄罗斯喀山，一家贸易中心发生火灾，现场冒出的浓烟遮天蔽日。这场火灾导致楼房坍塌，造成至少16人死亡。

德国     汽车塔
3月10日，大众汽车位于沃尔夫斯堡的组装工厂里有两座汽车塔，是用于存放汽车的玻璃圆柱形立体车库，每一座有20层，高42米，可存放400辆新车，每隔40秒就有自动升降装置从塔里取出一辆车送至顾客中心。

英国     背老婆比赛
3月8日，年度背老婆比赛在英国多尔金市举行。比赛全程380米，其中有15米上坡路。比赛要求“老婆”体重不得低于50公斤，但姿势不限。有些选手喜欢采用爱沙尼亚式的姿势，即妻子头朝下挂在丈夫肩膀上，这样重量分布得更均衡。 □

理财与消费

年初骤冷

1～2月，中国的投资、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均不及预期，并跌至多年来的低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创下2009年6月以来的新低，远低于7.7%的预期，也远低于去年12月7.9%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涨10.7%，不及11.6%的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则同比增长13.9%，也创下2001年以来新低。房地产仍是最大“拖油瓶”，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5.8%，超过了去年12月6.3%的降幅，而房地产牵涉到近40个行业。网购也是麻烦制造者，“双11”、“双12”导致年末销售爆发，年初成为零售淡季。

10万亿元到1万亿元

传闻中国将出台10万亿元QE计划，全面置换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由央行再贷款埋单。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的澄清是：国务院明确批准置换的规模甚至不是另一版传闻的3万亿元，而是1万亿元。高企的地方债务一直是悬在中国经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高息债务置换成长期限低息债务，将缓解地方支出压力，也让地方腾出部分资金加大其他支出。额度严格控制，说明财政部不愿如当年“4万亿”一样令地方债务再失控。

欧元再暴跌

3月11日欧元/美元跌破1.06，刷新12年新低，美元指数突破99，创12年新高。欧元下跌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国债收益率下跌。欧洲央行正式开启QE后，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低于美国两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而随着美国加息预期强烈，美欧利率差距将迅速扩大。3月6日发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显示，2月失业率进一步回落到5.5%。而失业率降至5%，往往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就业及通胀接近目标，预计美联储最快将于6月宣布加息。

美股贵不贵

美股是否被高估？苹果市盈率15倍，谷歌19倍，微软16倍，脸书39倍，亚马逊717倍，英特尔14倍。这些都是世界知名的大企业，显然，20倍以下的市盈率，在利率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绝不算高估值。但美股的泡沫或表现在中小市值股票上，美股市盈率中位数达到20，意味着一半以上的股票其市盈率都高过20，这已经是从1951年以来最高的情况，更远高于2000年。昔日互联网泡沫时，只有IT产业估值离谱，如今则连传统产业也迎来了较高的估值。

创业板与中概股

响应万众创业的号召，创业板站上2000点，1、2月上涨了1/3。远在美国的中概股则陷入低迷，即便业绩远超预期，美股中概30指数两个月仍跌6%。中概股几乎囊括了中国最优秀和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可过去一年时间里，搜房网股价下跌超过55%，奇虎下跌近50%，新浪也下跌近50%。在美上市的博纳影业，目前市值仅为4.6亿美元。A股市场的华谊兄弟已达到363亿元，唐德影视市值超过60亿元。优酷土豆市值约合213亿元，与优酷土豆同行业的乐视网，市值达到662亿元。 □

好消息·坏消息

粮食安全的希望

在非洲东部，由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季节性饥荒仍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2010到2011年在肯尼亚7个村庄进行的调查显示，81%的家庭每年至少有两个月要忍饥挨饿，每天最多只能吃一顿饭。然而，只用短短4年时间，一系列干预措施的推行便使这一数字降低到了23%。新型农业技术的试验推广、种子的改良和肥料的增加使用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引进更耐干旱的山羊和绵羊品种也使村民们可以更稳定地获取高蛋白食物和收入。

万变之宗

当察觉到竞争对手侵入自己的地盘时，雄性变色龙会迅速让皮肤呈现鲜艳明亮的颜色，以此作为警示。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这种快速变身是通过改变皮肤表皮细胞中的纳米晶体排列结构、从而令其折射不同波长的光来实现的。这一特性或许还可帮助变色龙在炎热天气中保持凉爽。

射雕英雄的爱美之心

在一处距今13万年的尼安德特人遗址，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古人类学研究小组日前发现了8枚雕爪化石。其上的切割和佩戴痕迹显示，它们很可能曾是某位尼安德特勇士佩戴的首饰。这些雕爪来自欧洲白尾雕，它们的翅膀伸展可达两米，是欧洲大陆体型最大的空中掠食者。

假装很快乐

此前针对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居民的多项研究显示，政见上偏保守的人幸福程度似乎要比自由派们高得多。但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1433人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这或许只是因为观点保守的人更爱粉饰自己的生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坚信没有失控、从不后悔。

酷暑来自北冰洋

全球变暖在北极导致的气温升高幅度是其他地区的两倍，从1979到2013年，以往在夏季为北半球大陆带来湿冷海洋空气的涡流动能降低了8%到15%。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研究小组日前据此发出警告，这可能会给美国、欧洲和亚洲未来夏季极度高温的频发埋下祸根。 □

声音

声音

一个坏政府的政治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治来找你，哪怕你不情愿。如果你在俄罗斯经商，有人偷了你的企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缺乏规则，当这样的遭遇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突然对规则的缺失感兴趣。在一个极其腐败的地方，政治会侵入你的生活，哪怕你对它并没有智识上的兴趣。
——英国作家A.D.米勒说他的小说《雪融之后》
从前的人隔得远，耳闻、结交、碰面都难，一生只认识个把人，从前的交往也好难，各守一隅不相见，不像现在的朋友圈，打开、惊见前男友给前前男友点赞。
——作者赵赵的诗《从前慢·起床刷朋友圈有感》
在成功而压抑的中年生活中，酒精是改变一个人心智状态的最佳物质。它既合法，又具有社交性，可以把一个人的轻微上瘾轻易隐藏在其他人之中;它还有无穷无尽的精妙表现形式，色彩如此绚丽，味道如此可口;液态的它与日常作息相一致，与牛奶、茶、咖啡，与水——与人生浑然一体。
——麦克尤恩《爱无可忍》
主流文化变得越来越色情，你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看到任何大尺度的色情片。电视上的人都像三级片明星。现在女人每天穿去上班的鞋，20年前还被认为是色情明星才会穿的。如果你看某个人的自拍，人们在镜头前呈现的自己也比以往更加情欲化。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艾德拉说
小说因为受到大肆吹捧反而丧失了存在。你去问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他“从来不看小说”，你往往会发现，那是因为腰封评论家写的那种令人恶心的陈词滥调。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上这种吹嘘的当，而小说评论所遭受的轻视也祸延小说本身。当所有的小说都当作天才的作品向你投来时，你自然认为它们全都是无聊的废话。在知识阶层中，这种看法已经视为当然。
——乔治·奥威尔《为小说辩护》

数字

6.2亿

迪士尼动画《超能陆战队》全球累计票房在本周正式突破6.2亿美元，超越《驯龙高手2》的6.19亿美元全球票房收入，成为2014年上映动画电影中的票房吸金王。《超能陆战队》于2014年11月在北美率先上映，2月份斩获奥斯卡最佳动画奖。

4321次

美国得州54岁男子马克·乔丹在24小时内，成功做了4321次引体向上，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在去年11月4日完成这项纪录，在今年3月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他比原世界纪录多87次。

2.73万

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中将有六成背负人均2.7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的学贷，越来越多的美国女学生倾向于通过找“干爹”（Sugar daddy）来解决学费问题。美国最知名的傍大款网站“求包养”公布了2014年度“求包养”大学榜单，得克萨斯大学以一年425名学生注册的高增速位居榜首。 □

“威尼斯”式爱情

■ 李凡卓

马可·波罗到中国来，跟忽必烈讲起一路见闻，谈到了世界上的很多城市。可汗于是问起威尼斯，问他为什么一直不曾讲到自己的故乡。马可·波罗笑了，说他在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他其实就在讲威尼斯，但是，他从来不敢提及“威尼斯”这个词，怕因此而失去它。
经常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我说我喜欢凯瑟琳·泽塔·琼斯和安妮·海瑟薇，朋友说：“哦，你喜欢有英气的女子。”这时候我总想起马可·波罗那个不敢谈起的“威尼斯”，我想说，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一位名气不大，但是同样有英气的女演员——海莉·阿特维尔，还给她作过古体的诗词遥寄感情。但她的名字不是随便可以说出口的，万一对方也知道甚至还挺喜欢她，也就失掉了那种捂着藏着的私有快感，这种心态就像……女孩不喜欢和别人撞衫。
也许这就叫“威尼斯”式爱情，相比于人们对“梦中情人”的渴望、倾慕与妄想，它更多带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禁欲气息与距离感，连“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显得突兀。而且它未必和青春期有关，未必和流行偶像有关。上海某大学文学院C教授，上世纪80年代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就立即惊为天人，一生俯首拜爱玲，不仅挖掘出了一篇又一篇祖师奶奶散佚的小说，编出了一本又一本与张爱玲有关的书，近年来还时不时就去常德路195号张爱玲故居转悠。不过这份爱意反而有时候办了坏事，教授挖到了张爱玲早期一篇不太成熟的小说，让当时还在世的祖师奶奶颇感不悦，甩下一句话：“有好事之徒未经我的同意，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发表了。”该教授心里忐忑好几年，最后费尽心思通过张爱玲的姑父带话，最后终于取得了张爱玲的谅解，还获赠一本她亲笔签名的《对照记》，这下教授才如释重负，专门作文昭告。怪不得江湖传言：海上学术界，C教授是最没绯闻的，因为他是张爱玲的男朋友。饶是C教授对张爱玲深情如斯，他在美国访学期间，有人说可以引见张爱玲的时候，他思考再三还是放弃了。
这就是“威尼斯”式爱情，它是保持一点距离的凝视。有位知名的女作家，多年以来一直喜欢一位老演员，他曾经塑造了很多英雄形象，后来终于有一天女作家得到了采访“威尼斯情人”的机会，女作家这么写道：“拨电话之前，我的手有点抖，只巴望着他不在家。结果他在。他说：‘喂？’那声‘喂’让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努力镇定下来，告诉他我的身份和采访意图。他说：‘没什么好说的啊。算了吧。’然后他挂了电话。他很冷淡。但我一点没失望。这很符合我心目中他高傲的形象。我觉得这就是他。”
“威尼斯”式爱情，不是一场演习，而是一场盛宴，是唯一低调与含蓄的欢喜。相比之下，当前众语喧哗之中的“男神”、“女神”，倒是流于浅薄与形而下了。 □

食堂主任的饭前教育

■ 冯大夏

今年食堂新来了个主任。与以往那个肥头大耳、恨不得满嘴流油的前任大不相同，他戴副钛金眼睛，面容清俊，身材匀称，就仿佛是哪位领导下基层来体验生活。没多久，我们就感到了食堂的变化。首先是食堂的入口和出口都放了一个体重秤。没急事的同事经常都称一下，可知这顿饭吃了多少，然后互相比较一番。他还在出口体重秤旁贴了张条：“努力工作，否则对不起多出来的八两粮食！”结果这张纸条被减肥多年不成的妇联主任羞涩地收走了。第二是面食的个头变得小了，原来的馒头花卷比网球还大，现在都快跟兵乓球似的了。很多人都认为他跟食堂签了协议，可以在节省出来的伙食费中提成云云。他知道了，经常说：“是又怎么样，单位省钱了，你们健康了，我多拿几个钱又能怎么样？”
由于我们是自助餐，原来盛饭的时候都是热热闹闹，他前任在旁边甚至还跟有的同事聊天打闹递烟抽。他可不一样，就跟查票似的仔细检查着每个人的餐盘，嘱咐大家不要取太多，或者像教育小孩一样纠正盛完汤后汤勺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们盛饭真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的教育真是全方位的。集中盛饭时段过去，他就爱给三个上菜的姑娘上课。有次我记得他开篇的头一句话就是：那天我自己买票去看了电影《一九四二》。听得我立马肃然起敬，心想我们单位集体学习都因为票价太贵而改放光盘，人家一个厨子竟然自费去看，真是境界立判。接下来他就给那仨人苦大仇深且声情并茂地讲过去那段饥荒的历史，结尾当然是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特别要爱惜粮食。我观察其中有一个“菇凉”，对他一副温柔甚至崇拜的目光，对他的话回应得特别积极到位，不时还帮他过渡一下，就跟说相声的捧哏似的。后来，有一次去超市，我惊奇地看见他和她共同牵着一个孩子的手有说有笑。心想这俩人竟是鸳鸯，真算是绝配，啥叫夫唱妇随，啥叫秀恩爱的水准，这下我可领教了。不过，有妻至此，夫复何求？
前一阵开健康教育大会，本来是单位领导做动员，可人家突发奇想，把下面的食堂主任给叫上来了，说让他给讲讲作为一名大厨子，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身材的。他也不含糊，一张嘴就又套了句电影台词：“当厨子这么多年，早就审美疲劳了。当然了，可不是对我媳妇，而是对大鱼大肉。”一下就把大家逗乐了，他媳妇更是一张粉脸变红，笑得花枝乱颤。他接着说：“一到丈母娘家，她就说我白天做饭多累，晚上想给我做点儿好的补补。我说，看都看够了，不过可以来盘超级十全大补——萝卜皮！”大家又都捧腹。后来领导总结说，听见没有，这水平不低吧，比我念稿子受教育吧。
据说，前几天食堂招聘新厨子，他出了道题：“饭前要想些啥？”凡是只回答“饭前便后要洗手”这种层次答案的家伙都“木有戏”。有个人啥都没说，只做了个祈祷的手势，马上就录用了。 □

硅谷乌托邦

■ 蒲实

2014 年5 月29 日，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加州推出第二代“龙”飞船——Dragon V2
2012年，我们去写斯坦福大学的报道。这是我们对硅谷的第一次认识。每一个学生津津乐道地谈论创业梦想，谈论改变世界与“创造性破坏”，但我们竟然找不到硅谷的精神。“企业家精神”，听起来不构成任何时空的向度。
20世纪60年代，西方从文化形态上进入了后现代社会。1969年，“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也是在这个时候，全球掀起了反文化运动，在西方，摧毁了其自身文化内部终极性价值规范的倾向，消费主义替换了工业社会的宏大命题。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里写道：“工业化的世纪之交，或美国所经历的怀旧的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其必要性，而被简化为对如此众多的虚浮景象的托词。这种以后现代的形式出现的怀旧感对历史感的替代，这种曾经处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关头的民族的过去的消失，与今天的消费社会中历史性的消失，与昨天和前天的事件和明星人物在媒体上的快速失效，显然是一致的。”未来失去了方向。 PayPal 帮的成员、Slide 和Yelp 的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
恰恰也是在这个时候，硅谷诞生了。如果要有一个硅谷“创世纪”的时间，那就是1968年了。脱胎于肖克利实验室的“八叛逆”创建的仙童半导体公司里，诞生出很多创新型的半导体公司，其中包括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创建的英特尔。硅谷开始发展它自己的历史。英特尔前总裁、董事会主席克雷格·巴雷特（Craig Barrett）曾在2012年的那次探访时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冷战”和“星际争霸”使美国海军和航空航天局在湾区孕育出一定数量的科技公司和航天企业。围绕斯坦福，存在着两股力量。“斯坦福大学研究院附属于斯坦福，研究院进行了很多政府秘密级别的研究，特别是军事研究。那个时候，很多学生反对秘密研究，但没有人反对过工业研究。斯坦福选择了它的历史方向：把秘密的政府研究驱逐出校园，成为一条开放的路径。”在《硅谷的秘密历史》一书中，硅谷的“尤达大师”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写道。“二战”期间，斯坦福和伯克利都是美军的秘密武器实验室，斯坦福负责研究的是导弹和监视卫星，而伯克利是核武器。因此，斯坦福可以开放地创办公司，伯克利则处于封闭状态。戈登·摩尔发现了伟大的“摩尔定律”，工程师开创的硅谷史，开始有了自己的自然法则。
继比尔·盖茨与他的微软之后，2012年到硅谷时，那里最热的名字，无疑是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虽然当时他已去世一年），创立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创立Google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与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他们不再以革命性的技术创造来推动变革，而是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交方式，成为消费社会的伟大企业。乔布斯在世的时候，每一款苹果产品的发布，都成了一场全球性膜拜的宗教盛典。乔布斯代表着经典意义上的新一代极客精神，赋予消费者体验的欢愉和快感，使互联网、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具有了触及人情感的灵韵，也因此开拓了全新的商业机遇。而社交网络，则变革了人们的社交与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空间的关系。巴雷特告诉我，这个时候的硅谷，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改变力量——风险投资。他说：“上世纪60年代，英特尔起步的时候，风投才刚起步。英特尔初创时，能够拿到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随着风投行业的成长，硅谷有越来越多的启动项目，越来越多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创业。钱的供应，一下子变得非常宽松。”今天的硅谷，每天都在产生巨额的现金流，仅仅是Google一家公司的账户上，每年就增加600亿美元的现金流。如此体量的资本在硅谷高密度地聚集，激励着硅谷人的肾上腺素和他们的冒险主义与乐观主义。不过，看起来，硅谷最后还是走入了信息时代的消费主义，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精神史。
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独特的人物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他就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和卖掉PayPal后，他成为亿万富翁。与扎克伯格、拉里·佩奇这些创始人和企业家不同的是，他开始了二次创业。他做太空技术探索公司SpaceX，发射火箭，谈论移民火星，又做电动汽车特斯拉，他身上工业时代的英雄主义气质让人感到一种与消费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气质。当硅谷似乎也失去了历史的时候，马斯克身上却有着原子工业时代的未来感。但与消费社会的消极颓废和虚无主义不同的是，这时的硅谷，其乐观程度，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种极端的乐观主义，使得硅谷出现了一大批技术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的《未来比你想象的更美好》、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的《精神机器的时代》、伊多尔·高克兰尼（Indur Goklany）的《世界的改良状态：为什么我们正在一个更清洁的星球上变得更长寿，更健康，更舒适》，还有拜伦·里斯（Byron Reese）的《无尽的进步：为什么互联网和技术将终结无知、疾病、贫困和战争》。而在这些技术乌托邦思想的背后，像马斯克这样的硅谷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俱乐部，被称为“太空极客”和“新太空资本家”。他们的童年都热爱科幻和太空探索，少年时目睹过阿波罗登月，财富级别让他们可以玩卫星和火箭。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与比尔·盖茨共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Paul Allen）、《毁灭战士》游戏的制作者约翰·卡尔玛克（John Carmack）、老一辈的互联网企业家吉姆·本森（Jim Benson）和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探索太空的努力已经成了硅谷新贵的地位象征。这股力量的崛起，吸收了曾经环绕在政府资助的太空探索周围的能量与热情，也让私人资本进入太空从想象开始变得可能。而真正以创业来践行这一理想的人，是埃隆·马斯克。他的PayPal创始人伙伴彼得·蒂尔，则是他火箭发射事业最早的投资者与支持者。蒂尔告诉我，马斯克在火箭发射第二次失败后，他开始投资SpaceX。“当时没有人跟我竞争，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硅谷乌托邦式的进步主义精神复活了：“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每1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会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的信息技术进步速度，开始有了超出消费主义范畴、开拓空间和推进时间的可能性。一些未被验证的“预言”也横空出世。雷·库兹维尔“奇点临近”的未来假说——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呈几何级数加速发展，人类正在接近一个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时刻，届时人类（身体、头脑、文明）将发生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改变，也有了倾听者。他甚至计算出，纯粹的人类文明的终结是在2045年。“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真正第一次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受衰老、疾病、贫穷以及死亡的困扰。”关于长生不老的讨论，也以强烈的乌托邦意味，预言着未来在信息技术山口上浮现的地平线。
与这些科学家或空想家不同的是，在创立企业建立通往未来之路的埃隆·马斯克之外，还有一位以风险投资来实现世界观的人，他就是彼得·蒂尔。他在公众眼中的名气虽然因创立PayPal和成为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而来，但在硅谷，他被称为“活着的硅谷的象征”，也被视为硅谷的意识形态家。彼得·蒂尔学习哲学出身，他有一套完整的世界秩序的构想和数十亿美元的资本。与彼得·蒂尔一样，“贝宝帮”成员都有用“思维的第一性原理”来思考的习惯。他喜欢用宏大的词语来谈论事物，“宇宙最强大的力量”、“本质”、“结构虚弱”、“平台下的平台”（Under Platform），都是他爱用的词语。还有什么比长生不老更能反映彼得·蒂尔曾有过的乌托邦野心呢？他的那本同时也被商业解读的《从0到1》，在我看来，显然是一整套按照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与意志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在这本书建构未来的语句中，尼采的“超人”的影子若隐若现。他以论断式的语句纲领性描述的未来，其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叙述的重构的“未来主义者”野心，使一些神经过于敏感的左派欧洲哲学家甚至想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的复活。他推翻了自由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自由竞争法则，取而代之的，是重新以垄断定义资本主义。如果要以“颠覆”或“叛逆”来定义他，也许就走错了方向。“缔造者”与“企业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让我想起勒·柯布西耶，这位在“一战”的精神废墟上以建筑的空间形式建构明日的城市的建筑师。彼得·蒂尔曾说：“所谓人生的终结感不过是现代社会的迷思罢了。”他看到了一种新的时间秩序，这个时间秩序，可能指向永恒——嫁接在计算机科学的比特世界和生物学涉及的原子世界之间的世界。他写道：“计算机科学与生物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计算机涉及比特，是可逆的过程;生物学则涉及原子，是看似不可逆的过程。但计算的力量正在被迅速带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生物学领域、遗传学、蛋白质折叠、对生命更深的理解等等，以至于最终能逆转人类所有的疾病。与物理世界不同，比特世界的时间之箭是可逆的，最终可以把一个神秘莫测的过程变成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生命可以达到新层面的自由和意识。”但他也是一个遵循资本逻辑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构建中，他为未来的不确定性留出了空间。
没有什么比他那个失败的“非政府组织海洋家园协会”更能反映他建构未来的欲望了。这个“政治系统孵化器”——只要解决了工程挑战，地球表面三分之二的面积就可以为这些“初创国家”开放。按照计划，到2050年，他们将招募1000万居民。他们欢迎一切“对当下文明不满意，并且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文明的人”，并许诺“从一个政府更换到另一个政府你只需要航行过去就行了，甚至都不需要离开你的房子”。“孤岛”的乌托邦潜意识，总是游离在彼得·蒂尔的精神世界中——在他第一次创业建立PayPal时，他就想创造出世界货币。但在现实的资本世界里，他理性地遵循着复利的宇宙原则。他相信，技术不会解决一切问题，但现在互联网的技术进步，还不够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没有更根本性的技术进步，将无法解决人类——生命所存在的物质空间的真实问题。硅谷，开始望向地平线上隐现的未来。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因为他们的话语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狄兰·托马斯 □

亿万富翁“创世纪”：技术、资本与未来

■ 蒲实

彼得·蒂尔

彼得·蒂尔所见的世界

与朋友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相比，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初次到中国要晚一些。但这位亿万富翁和风险投资家对中国已有自己的认知。在他的新作《从0到1》里，他把中国定义为“绝对悲观主义者”——未来将奔向明确的方向，个体却充满对不确定性的悲观。他说，他的结论来自于“对中国动荡近现代历史的理解和储蓄率数据的分析”。他在书中判断：“中国各阶层人士都对未来严阵以待。”
2月末的北京，他很快淹没在中国式互联网创业语境的漩涡中。投资人、媒体、创业者用互联网创富的话语制造出另一场狂欢。如果说彼得的“从0到1”充满着乌托邦的隐喻，是一个历史向度的、进步的、由科技进步来推动的未来，而初创公司则是新科技的诞生之地，那么在中国，创业的语汇则是一场成就个人财富的宗教式的集体狂欢。彼得做演讲、访谈和对话，传授自己创业和投资的“秘诀”，被前来膜拜的创业者要求“给测个八字”。那个有着硅谷式乌托邦野心的人物，似乎就要塌缩在现实主义成功学的话语黑洞中。就在他做完一场演讲，阐述为什么垄断而不是竞争才是资本主义的法则，而餐饮并不属于这类垄断行业时，中国的企业家说，中国独特的餐饮文化让这个行业在这片土地上仍有可观的利润空间。在硅谷，彼得·蒂尔谈论未知的未来;在中国，人们谈论互联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和商机。就像他与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克里斯·拉尔森（Chris Larsen）他们创立一系列互联网支付公司，是源于对货币的未来的乌托邦想象，而带着他们的商业模式回到中国的企业家，复制出的则是落地解决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方案。两套话语体系就在这样的鸡同鸭讲中并行不悖。他很礼貌，但也未掩直率。他说，当所有人都在谈论云计算、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和弹性社交时，这些概念就成为他避之不及的泡沫词语。他更看重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而一个伟大的公司解决的问题会将人们引导向未来。
彼得·蒂尔的名气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他联合创立的PayPal，和他是Facebook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前者让他在世纪末互联网泡沫来到前完成了第一次个人财富的积累，后者让他创造了6000倍投资回报的传奇。但若仅仅是拥有财富，彼得·蒂尔根本无法让硅谷乃至世界倾听他。人们倾听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技术福音传道者、投资家兼思想家。他阅读列维·斯特劳斯、索尔仁尼琴和薛文·舒瑞伯（J.J. Servan-Schreiber），谈论历史、哲学、政治和道德，钟爱奇幻小说和《星球大战》。当他指出“我们在计算机科学和通讯领域取得的惊人进步掩盖了我们在能源、交通、生物技术、疾病预防和太空旅行的停滞不前”，而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的实际收入几乎原地踏步，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的罪魁祸首”时，整个发达国家世界都竖起了耳朵。硅谷在比特世界不断创造出巨额的现金流资本，巨大的资本聚集于此，它的分量让硅谷历史使命感的觉醒。彼得·蒂尔和他的硅谷亿万富翁俱乐部朋友一样，把未来，这个充满了时间指向意味的未知，作为自己的事业，并与对资本与技术的追求结合在一起。
他有一点羞涩，因此显得严肃，公共场合几乎不苟言笑，也没有那种魅力型的幽默感，倒很像一位哲学教授，动辄就扎入到对一个问题的条理性分析中。身处北京的现实主义语境，他努力回答会场所有提问者对不假思索或深思熟虑、愚蠢或高明的创业构想的任何问题，也倾听餐桌上每一位中国投资人对近期互联网圈投资状况的洞察。在硅谷的亿万富翁俱乐部里，他也许是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的人之一。他天性有爱说的一面，到处宣讲他的未来主义“意识形态”，这也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与财富垒筑的超现实生活之墙外面的人学习和交流。我问，卖掉PayPal后一夜间成为千万富翁，他是否有自我认知彻底重构的经历。他说，他也曾买了一辆疯狂的法拉利跑车，但“那辆车在头1.4万公里就抛锚了很多次，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我把这辆车从自己的体系里剔除掉了”。“一夜巨富很有诱惑力，也很危险，很容易陷入到名利场对名望和地位的追逐中，忘记了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一个他喜爱的词，另一个爱用的词是“结构虚弱”。大学时的哲学训练在他的语言中凿下很深的印迹。他露出一口整洁的白牙。当他还是PayPal的年轻创业者时，他的牙齿上排有两颗略微凸出的小尖牙。此后，他的形象就臻于完美，接近于名流——至少，这是他第一次自我认知重构留下的蛛丝马迹。卖掉PayPal的那一年，也是薛文·舒伯瑞在《美国的挑战》一书里预言美国进入乌托邦社会的时刻：《杰森一家》和《星际迷航》风靡西方，遨游太空成为信念，孩子们的心中装着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科幻作家的作品，科幻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并最终取代现实。彼得·蒂尔和他的“贝宝帮”朋友们带着超现实的巨大财富跨入21世纪，成了好莱坞名流出入的俱乐部里的邻座。就像某种隐喻：硅谷富豪的技术乌托邦与好莱坞的娱乐化科幻叙事形成合流。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旧金山聚集了许多面向21 世纪的公司
当他提问时，他问宏大的、指向未来的问题。他问中国的投资家：
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已经开始出现竞争者。那么BAT（百度、阿里、腾讯）的垄断在未来10年、20年是否可能被打破？这些公司开始因业务交集，不断地捍卫自己的边界，并试图侵入对方的领地了吗？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将如何进化？会有其他公司出现的空间吗？
他告诉我们，他在斯坦福时之所以选择本科修哲学专业，是因为他“总是对宏大的世界图景很感兴趣”。这种宏大图景，使他成为一个原则性的长期投资者。他对一些哲学课“很沉浸”，尤其欣赏法国裔教授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的哲学思想。吉拉尔认为，人类有“趋同的欲望”，有知识的人总想得到同样的东西，从而产生竞争，这却是各种社会冲突和暴力的根源之一。这种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蒂尔。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无空间界限的竞争性导致了世界大战，蒂尔似乎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垂直垄断。蒂尔的朋友们说他有种“知识分子的古怪性格”。埃隆·马斯克评价他：“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拥有不受限制的批判性思维。人们通过类比来思考或随大流。蒂尔则更喜欢以第一性原理来看待事物。”马斯克也是一个根据事物的“第一性原理”来看待事物的人。从创立PayPal起，他们就一直保持着友谊。马斯克后来从无到有地创建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彼得·蒂尔的语言风格在一片营销本质的“互联网思维”语汇流中，就像被冲撞的礁石。一顿饭前，一位斯坦福毕业的中国企业家向蒂尔回忆起自己20世纪90年代在湾区互联网淘金热衷的经历。坐在一旁的蒂尔说：“那时互联网业的情形，就像爱因斯坦所说，‘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复利’。”这是彼得·蒂尔式的思维风格：一切现象的解释他都会寻找根本性的动因。谈论创业团队时，他说，“我看重他们的史前史”（指他们在创立公司之前的关系模式）。这令人想起PayPal被eBay收购前，他从与埃隆·马斯克合并的公司中短暂辞职时的辞职信。信里他写道，他为“我们占领世界的计划”昼夜不分地工作了17个月，现在是时候交给更有执行力的团队去做了。他对自己的品性很自知：“我是高瞻远瞩型的，而非管理型的。”他成立的投资公司的名字里，也隐藏着他的思维密码：他所成立的Mithril投资管理公司，被视为旧金山隐秘又最具影响力的资本之一，其名字来源于J.R.R.托尔金奇幻小说里中土世界的贵金属。另一个估值极高、一直不走向公开市场的安全技术公司Palantir，则是指环王中能够看到一切、穿越时空的水晶球的名字。他相信，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基于鲜为人知的秘密创立的，好企业是改变世界的密谋者。
口袋里几十亿美元的资本，实践中，让蒂尔与“未来”，这个抽象的时间概念发生紧密的联系。对一个公司未来的估值，是一个投资人所要做出的最重要决定。他聊到2001年将PayPal卖给eBay的交易。“很后悔，我们把PayPal这个不错的公司以15亿美元卖给了eBay。如果eBay是个好的公司，它当时就可以自己制造出PayPal这样的支付产品，把我们踢出去。但如果它真的是这样一个好公司，我们的利润就是零，交易也就不存在了。”任何一个买或卖的选择，都会在未来的时间里产生资本的后果——高估或者低估。多年后回顾，蒂尔并不认为那一次卖掉15亿美元淘来的第一桶金就是胜券在握的。“PayPal今天的价值应该是当时的10倍，幸好我在Facebook里的投资增加的倍数要多得多。如果没有卖掉PayPal，也许我反而会做得更差。PayPal里的其他几个核心成员也做得更好：埃隆做了SpaceX和Tesla;里德（Reid Hoffman）的领英（LinkedIn，社交网络）也做得更好。还有YouTube。幸而我们用那笔钱做到更好，但这是非常罕见的。”蒂尔对创立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很喜爱，扎克伯格是他眼中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他回忆起2006年7月扎克伯格拒绝雅虎10亿美元收购邀约的决定。那时Facebook才2岁，是一个有800万～900万大学用户的社交网络，每年大概产生3000万美元回报。雅虎提出收购时，扎克伯格、蒂尔和风险资本家吉姆·布莱尔（Jim Breyer）是董事会成员。蒂尔说：“那时布莱尔和我想拿钱。我的态度稍微不那么坚决。扎克伯格走进会议室说：‘这就是走个过场。董事会会议不能超过10分钟。我们肯定不卖。’”那时的扎克伯格22岁。蒂尔与布莱尔告诉扎克伯格：“你有25%。这笔钱可以做很多事情。”扎克伯格说：“我不知道拿这钱干什么。不过是再开一个社交网站。这个我就很喜欢了。”扎克伯格拒绝大公司的收购，在蒂尔看来，在硅谷的历史上是转折性的。“扎克伯格最后说：‘雅虎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想法。它们无法对还不存在的东西做出正确的估值，所以它们低估了。’”这件事让蒂尔学习到如何认识“未来”的价值。“后来，在雅虎的收购历史上，还有另两个公司拒绝了它。一个是eBay，另一个是Google。每个拒绝了以十几亿美元被收购的公司，比如Google或者eBay，后来都价值至少50倍。”
这个存在于创业家与风投家眼中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在蒂尔的斯坦福创业课上，他用他喜欢的《魔戒》中的诗句描述道：“转角处等待我们的/是新路或神秘的门/即使我们今天路过/明天可能还会回转/请选择这隐秘的路/通向月亮或者太阳。”可是，那条存在于想象中的通往未知世界的隐秘的路，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真的通向“未来”？

“未来”与资本

未来究竟是什么？这个词充满了时间的指向性。那么，它前往何方？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这个社会也被称作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媒体社会、消费社会和高度发达社会，在文化形态上称为“后现代时代”。
硅谷天生的乐观主义和它与生俱来的野心，是创造“未来”，它用自己的叙述替换了后现代的历史性的消失。在《从0到1》里，彼得·蒂尔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技术停滞了。科技进步仅仅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而我们在原子世界无所进展，“我们想要一辆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他把历史的分水岭划定在了1969年。他说：“那一年，伍兹托克音乐节替换了‘阿波罗11号’登月。嬉皮士文化取代了进步主义。”蒂尔喜欢读未来题材的书，比如薛文·舒伯瑞《美国的挑战》、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洋》、尼尔·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钻石年代》和Cryptonomicon。但他认为，科幻小说相比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衰落了。“1970年的25篇最佳科幻故事选集中都是类似‘带我的机器人朋友月球漫步’这样的故事，而到了2008年，则变成了在由伊斯兰极端组织联盟统治的银河系，很多人猎杀行星，以此为乐。”硅谷似乎孕育着不同的历史观，以硅谷的半导体原初时代为“创世纪”，从信息技术的山口眺望向远方，未来，在这个明日之地的地平线上，呈现出乌托邦的欲望。 美国航空航天局深空发射系统概念模型
彼得·蒂尔和他的那个硅谷亿万富翁俱乐部，是一群用资本实践世界观的人。乌托邦的想象，无论是赫胥黎的“岛”、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反抗死亡的希望图景，乃至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硅谷。在彼得·蒂尔的资本图谱中，有清晰的乌托邦轮廓。1998年，蒂尔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创建了电子商务支付公司PayPal。PayPal前职员埃里克·杰克逊（Eric Jackson）在《支付战争：互联网金融创世纪》一书中写道，彼得·蒂尔把PayPal视为将全世界的人从政府发行的纸币不断贬值的陷阱中解放出来的使命。1999年，蒂尔对公司员工说：“我们需要更大的愿景。PayPal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纪念碑似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需要钱——用于支付、交易和生活。纸币是一种古老的技术，也是不方便的支付方式……21世纪，人们需要一种更加便利和安全的钱币，只要有PDA或者能联网的地方就可以估值。当然，美国用户所说的‘便利’，对发展中世界来讲是革命性的。很多国家的政府在货币上反复无常。”蒂尔曾在华尔街当过衍生品交易员。他说：“政府用通货膨胀，有时甚至是大规模的货币贬值来夺走公民的财富，就像我们在俄罗斯和其他几个东南亚国家看到的一样（指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里的普通人永远都没有机会开一个离岸账户，或者接触到美元这样的稳定货币。PayPal最终会改变这一切。未来，当我们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提供我们的服务时，当互联网渗透到各个经济阶层的人民中去时，PayPal会让全世界的人民对他们的货币有前所未有的控制权。腐败的政府将无法用老套的手段从他们的人民那里攫取财富，因为如果他们那样做，人们可以自由地将货币兑换为美元、英镑或日元，扔掉不值钱的当地货币，获得更安全的东西。”
没有什么比世界货币的野心更响应乌托邦的欲望了。在乌托邦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历史阶段，货币形式可以导引出“孤岛”的存在。这个形象类似于马克思在谈到金钱的世界作用时所做出的著名的论断：“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货币的这种孤立地位，使得莫尔设想，在新的乌托邦梦想中，可以将货币从社会生活中全部清除。当货币的使用在“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内都极为普遍化的时候，这种货币的缺席就显得不可思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乌托邦设想将采用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印花、劳动证明、银币的恢复使用等等。这当中没有一种形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乌托邦可能性。莫尔展示出的这个悖论，指出了一条道路，即货币，这个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孤立物，既可以被认为是所有罪恶的发端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能在新的乌托邦社会形式中被彻底消除。蒂尔给员工们的信中写道，他是在为“占领世界”而日夜工作。
乌托邦梦想在政府监管还没有变得严格的世界里，很快转化成了公司，像一个漂浮的孤岛。但乌托邦是无法完全存在的。回忆当时的现实，蒂尔告诉我：“监管其实已经比我们初创公司时想象得严格很多。那时还不确定PayPal会变成什么，是一个支付服务公司，还是银行。为了面对宽松的监管，就把它定义为支付服务公司。”商业的实际运作也改变了乌托邦的实际模样。为了促成用户的扩散式增长，PayPal与eBay合作。蒂尔说：“eBay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感到无法解决欺诈问题。所以他们与Wells Fargo银行合作。银行的监管很严格，也不愿意冒险，所以BillPointe成为eBay和Wells Fargo之间合资企业。Wells Fargo为了防范风险，大大牺牲便利性来保证安全性，防欺诈的程序很繁琐。PayPal找到了解决防欺诈问题的方案，但eBay没有。”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袭击让蒂尔进一步修正了他的乌托邦设想，“网上支付也被视为恐怖主义分子转移资金的渠道，所以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监管让蒂尔看到了PayPal不可能成为乌托邦的前景，货币是无法被彻底消除的。2002年，他将PayPal卖给了eBay。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反思与质疑当年自己的乌托邦设想。他告诉我：“今天看来，我也不再认为贬值是货币的根本问题了。在这十几年里，抗击通胀在各国都成了趋势。”
另一个乌托邦的事业就是太空探索了。做着星际航空梦的硅谷高科技亿万富翁有很多，他们形成了一个俱乐部群体，被称为“太空极客”和“新太空资本家”。财富级别让他们可以玩卫星和火箭，有钱在得克萨斯、达拉斯和华盛顿州买地做发射基地，也有钱雇用最优秀的工程师和购买价格不菲的零部件。他们坚信“莫尔斯定律”：技术将以幂次方速度更新，价格则快速下降，但火箭业却违背了定律，成本越来越昂贵。他们还有社会理想，要让大众也能获得太空信息，享有太空权。当然，这背后是巨大的未来商业。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与比尔·盖茨共同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Paul Allen）、《毁灭战士》游戏的制作者约翰·卡尔玛克（John Carmack）、老一辈的互联网企业家吉姆·本森（Jim Benson）和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他们的太空情结与好莱坞相互呼应，斯皮尔伯格、卡梅隆、诺兰等都乐于为硅谷造势。探索太空的努力已经成了硅谷新贵的地位象征。这股力量的崛起，吸收了曾经环绕在政府资助的太空探索壮举周围的能量与热情，也让私人资本进入太空从想象开始变得可能。极客精神进阶到新的层次：硅谷现在要叛逆与对抗的是NASA、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大集团波音公司，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巨型组织的官僚体制——一个乌托邦的旧梦。 2 月11 日，由Space X 公司研制的“猎鹰9 号”火箭搭载“深空气候观测天文台”卫星在美国佛州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发射
太空极客对未来的思考有自己的哲学纲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XPrize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主席叫彼得·戴尔蒙蒂（Peter Diamondi）。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丰裕：未来比你想象得要好》的书，是对1967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遥相回应。20世纪60年代，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增长的极限》因此认为，人口的增长最终会导致地球不可承受。21世纪，硅谷则以它的科技乐观主义宣称，尽管人类历史有灾难兴衰，呈幂数增长的科技却一直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提高着普通大众的生活质量，通讯技术、互联网、人机交互、人工智能，无一不在将过去贵族乃至总统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未来，到2050年，人类的人口总数将接近100亿，对地球究竟能否承受，悲观派与乐观派仍争论不休。而硅谷给出的解决之道是，消除稀缺性，让丰裕变成可能。那些新崛起的亿万富翁和科技慈善家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科技创新、开发、探索外太空，都是通往未来之路。
彼得·蒂尔作为硅谷的意识形态领袖（他被称为“活着的硅谷象征”），把硅谷的这种心态定义为“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他和他身边的硅谷朋友不认为自己属于后现代社会的人——乔布斯倒算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代表。他们却开启了，或者说回到了某个历史时间点上，要改写对历史的叙述。这个时间点，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认为历史消失的那个时刻。蒂尔抨击这种颓废的心态。1995年，哈佛大学的数学神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泰德·卡辛斯基在用炸弹对教授、技术专家和商业人士进行了17年的恐怖活动之后被捕。卡辛斯基明显带有精神错乱的迹象，但他的想法却引起了后现代社会的人的共鸣。他认为，“现代人之所以郁郁寡欢，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难题都已解决，剩下的不是太简单的问题，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努力追求这些目标并不能带来满足感”。那些颓废派的标志：复古摄影技术、八字胡和黑胶唱片电唱机，所有这些都让人回想起过去——那时人们对未来仍抱有乐观的态度。蒂尔不愿沉浸在这种失去方向感的悲观中，财富给了他很多的自信。他四处呼吁：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相信，仍有秘密有待发现呢？在他的《从0到1》中，他写道：“40年前，人们更加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并不是所有知识都是众所周知的。从共产党到印度教克利须纳派，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可以加入先锋觉醒组织，以得到一条指引自己前进的道路。如今极少有人对非正统观念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疯狂的异端教派越来越少，我们应该为之高兴。但为了这一收获，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对等待被挖掘的秘密的好奇之心。”
彼得·蒂尔的好友埃隆·马斯克就是太空乌托邦梦想的践行者。卖掉PayPal后，马斯克很快创立了SpaceX公司，以低成本发射火箭。发射最初遭遇了连续失败：2006年，“猎鹰1号”仅仅发射一秒之后，因为燃料管破裂而失败;2007年，公司再次试射，火箭因为自旋稳定的问题，导致传感器关闭了火箭引擎而失败;2008年，公司第三次试射，这次则因为新设计的冷却系统出现问题而遭遇到失败。外界都认为，马斯克当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第四次还是失败，SpaceX将无力承担第五次发射。PayPal帮的成员、Slide和Yelp的创始人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曾用英雄史诗似的语言评价他，是一个“在黑暗中乱舞剑的人。每有疯狂的想法，总想着把它不计成本地做成，炸个2000万美元根本不是问题。他认为历史总是自然地按他的意志前进。现实里，如果碰巧是，那就是传奇;如果碰巧不是，那就是灾难”。蒂尔的创业者基金（Founders Fund）正是在马斯克第二次火箭发射失败后进行投资的。蒂尔告诉我：“那一次我们投了2000万美元。后来陆陆续续又投了几次，票面价值5亿至7亿美元。”“我不喜欢竞争。投资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人和我竞争，但我不喜欢。不过当我对埃隆进行投资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人对投资SpaceX感兴趣。”可是，唯一一个的叛逆意味，就意味着潜在的成功与利润吗？当时看上去，这似乎是一项非此即彼的危险事业。蒂尔说：“也许外界看来如此。但当我们深入研究为什么第二次会发射失败时，却发现，所有的细节都近于完美了，只是在最后一刻失败了。我们当时都相信，很快就能发射成功了。”与外界所看到的一次烧掉2000万美元、必须迫在眉睫地发射成功才可能生存下来不同，蒂尔说：“那时埃隆已经拿到了政府合同，再发射失败10次也没有问题。这为火箭的成功发射铺好了起飞的跑道。”2004年，小布什总统推出了星座计划，按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退出地球轨道的发射任务，全面转向深空，地球轨道运输则转交商业公司，“商业轨道运输服务”项目（COTS）应运而生。NASA对SpaceX鼎力相助，开放了“阿波罗计划”的部分技术，“猎鹰”系列的“灰背隼”发动机就采用了登月舱下降级发动机的喷注器。NASA还允许它使用测试台架，美国空军也为它提供了发射场地。“猎鹰1号”造出来，SpaceX已经拿到了3个客户的订单，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政府和美国国防部。蒂尔还看到了SpaceX不为人知的隐藏的价值。“当时的NASA已不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NASA。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官僚化的组织。SpaceX在组织结构上做得最好的一点是，它们把所有的零部件都垂直整合在一个公司中了。在美国的其他地方造火箭，要牵涉巨型组织和固定合同商的约束，大合同商、次级合同商，它们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还受到政府航空项目预算的拖累。SpaceX的组织原则是，每一个零部件都只能由一个公司提供，但你必须是自己制造的，这样你就不会依赖于别的供应商。你可以从商场的货架上购买零件，但必须在内部实现独立的制造，SpaceX因此实现了非常深度的整合。”
如果说，SpaceX发射火箭只是用公司的形式实现“火星移民计划”的第一步，蒂尔则是通过资本来参与这一进程的。但是，他遵从的是资本的利润原则，还是遵循的未来乌托邦的信念呢？蒂尔告诉我，他其实并不喜欢外界把他比作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他觉得自己与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有根本的不同，“我是一个风险资本投资家”。他说：“第二次失败时，没有人对SpaceX感兴趣，它正处于价值被低估的时候。但我看到了外人看不到的价值。技术都已成熟，是现成的，所做的只是重新组织、数学和财务。看起来危险的一件事，其实成功的概率很高。这既是对未来的投资，也是好商业。”就在蒂尔注资之后不久，SpaceX发射成功，不久它拿到了NASA 16亿美元的订单和其他客户9亿美元的订金。
还有一个成功的秘密，蒂尔并没有主动说出来，那就是他与马斯克都看到了政策会转向有利的方向——而这，大概是PayPal帮老友和亿万富翁俱乐部内的成员之间，才会分享的故事。SpaceX刚起步时，军火巨头诺斯洛普·格鲁曼曾起诉它所用的枢引擎违反了商业秘密，SpaceX反起诉，认为格鲁曼是在试图延长本已到期的专利，当时这个案子差点冻结了“猎鹰1号”，政府内部很多人也有反对的声音。但之后，政府的订单接踵而来。在北京，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人向蒂尔展示了发射民用火箭的创业方案。蒂尔问了他两个问题：“中国有政府监管政策吗？如果要钱，第一笔钱你准备要多少？”这两个问题，也许是蒂尔心目中衡量这个行业未来的坐标。
在资本的复利与乌托邦的未来之间，蒂尔寻求平衡。他并不总选择后者。他并没有投资特斯拉，一项明显通往清洁能源未来的事业。他说：“是很多人们的善意帮助特斯拉走到了今天。”虽然他认为，仅仅在互联网做出创新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我们所实际存在的物质空间——原子世界有所突破，但在蒂尔的商业性投资中，75%还是投向了比特世界，25%投向原子世界。这是他资本逻辑与未来使命之间的平衡点。那25%，代表着地平线上隐现的未来。

乌托邦欲望

彼得·蒂尔略微长胖了一点。照相的时候，摄影师要求他把西服的扣子扣一颗，这样似乎更有利于形象。“你还在节食吗？”我们问。“也许我是该重新开始节食了。”他说。“你还在每天15片药丸吗？”“我已经放弃了，吃不了那么多。我受不了那么多胶囊壳堵塞在胃里的感觉。” 2 月23 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在名古屋向媒体展示了新研发的护理机器人，它不仅能将卧床不起者从床上扶起，还能将坐着的人抱起
2006年9月，蒂尔开始参与到一项关于长寿的实验中。他给玛士撒拉基金会（Methuselah Foundation）投资了350万美元。基金的创始人叫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他在山景城向“衰老”发起了一场世纪之战。他宣称，第一个能活到1000岁的人类已经诞生。那时的彼得·蒂尔，资产正在向财富的顶峰攀升——他的Clarium Capital对冲基金公司随着石油价格的稳步上升，在2008年中期油价147美元每桶时，达到了72亿美元的顶点。2002年卖掉PayPal后，他立即就成立了Clarium Capital，用他的全球宏观经济哲学去做石油与美元。他成功地预测美元会在2003年走弱，又成功地预测美元与石油价格在2005年会趋同，他还成功地预测到2007年房地产次贷危机。石油价格在2008年7月以前按照他的“石油峰值理论”一路攀升，直到金融危机爆发。财富以如此迅速的速度急剧膨胀，自然律仿佛就在掌握之中，似乎自己已经洞悉了宇宙的秘密。在这个时候，拥抱哪怕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极度乐观的乌托邦神话，也是可能的吧。那时的彼得·蒂尔投资了15个与长寿有关的公司。他没有孩子。他开始感到，“不平等的最极端形式就是活人和死人间的不平等”。当被问到，他是否也曾陷入过某种幻想与自我重构，而进入超现实时，一直不露声色的他做出了一个把两手交叉支撑在嘴前的动作，停顿了两秒钟后说：“我想我居于中间。”就是在那个时候，永生开始成为一种乌托邦想象。第一步，是活到150岁。从那时起，蒂尔开始节食、服用营养胶囊。他宣称，他争取活到120岁。
赫伯特·马尔库塞曾说，我们的时代中有一种乌托邦想象的枯萎，是对他性和极端差异性的想象的枯萎。“乌托邦的深层功能包括败中求胜，它指向一种未知的东西，并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陷入过于熟悉的东西的泥潭，从而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绝对极限的思考。”还有什么比长生不老更能反映当时彼得·蒂尔的乌托邦野心呢？我无法对他《从0到1》的思想形成过程做精神分析，但那显然是一整套按照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与意志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在这本书建构未来的语句中，我看到尼采的“超人”的影子若隐若现。他以论断式的语句纲领性地描述的未来，其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叙述的重构的野心，使一些神经过于敏感的左派欧洲哲学家甚至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复活。他甚至推翻掉了自由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自由竞争法则，取而代之的，是重新以垄断定义资本主义。蒂尔有过对永恒的向往吗？当他在餐桌上谈起互联网平台之下的那一层更基础的平台（under platform）的稳定结构，谈起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已经出现竞争而可能失去垄断地位，谈起iPhone平台上的APP都是结构上非常脆弱的地方时，我感觉到了他从未表达过的、渴望永恒的潜意识。蒂尔说：“所谓人生的终结感不过是现代社会的迷思罢了。”他看到了一种新的时间秩序，这个时间秩序，可能指向永恒——嫁接在计算机科学的比特世界和生物学涉及的原子世界之间的世界。他写道：“计算机科学与生物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计算机涉及比特，是可逆的过程。生物学则涉及原子，是看似不可逆的过程。但计算的力量正在被迅速带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生物学领域、遗传学、蛋白质折叠、对生命更深的理解等等，以至于最终能逆转人类所有的疾病。与物理世界不同，比特世界的时间之箭是可逆的，最终可以把一个神秘莫测的过程变成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生命可以达到新层面的自由和意识。”在蒂尔的思想世界里，时间出现了指向永恒的可能性。很难说，他追求长寿的抱负，与登上火星的野心，谁更宏大。他的那本《从0到1》在我看来，与勒·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遥相呼应，希腊万神庙石柱上永恒的古典主义，在未来乌托邦的欲望中，再度复活。
2011年10月开始，蒂尔基金（Thiel Foundation）开始通过叫Breakout Labs的组织资助生物技术的创业公司。Breakout Labs的宗旨是赞助对于传统科学研究机构过于激进或过于有创造力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因为过于长期，所以风险投资家难以实现资本投机。这些不以资本逻辑为原则运行的基金，具有更未来的视野。他希望赞助那些不是投机，而是有严肃生命科学抱负的人。这个实验室投资了医药领域的公司，投资了识别某种神秘蛋白质的公司。这些公司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是一个投资超早期产品的实验室，通常是能够进入大学实验室前的研究。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什么样的技术是更高级的，彼得说，那些能够解决我们身处其中的物质世界问题的技术，在他看来，是更高级的。“治愈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的科技，将是极为重要的发明，因为它将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现在，硅谷的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与彼得·蒂尔一起加入了抗衰老的研究。他们的捐赠投入SENS（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研究基金，非营利运营，专注于解决衰老过程中的疾病。这些科研基地，就像是史前乌托邦的一个小小模型，由那些希望活得更好的聪明的灵长类动物所开创。而那个无国界的货币经济是否能将其雕琢成型，蒂尔产生了一些怀疑。2002年，他卖掉了原宗旨是替代全球货币的PayPal。
但蒂尔真的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吗？他告诉我们，他不是，他只是相信没有技术进步，人类的有些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在蒂尔的投资生涯里，他的财富时起时伏。每一次起伏，都是他对未来的判断由时间做出的裁判。他并不总是正确，有时，未来所表现出的反复无常，让试图认识与掌控它的哪怕最聪明的大脑，也会感到一种不确定。2008年7月，对于蒂尔来讲，应该是一个分水岭似的时间。石油价格从最高点147美元每桶，开始往下跌，那一个季度就跌了28%。美国的房地产次贷危机开始蔓延成全球的金融危机。2008年底的时候，石油已经从它的顶峰跌落了70%，美国股市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跌。最终，以石油峰值理论做投资决策的Clarium资本损失了90%的财富。蒂尔承认：“我们在石油峰值驱动的宏观环境中获得了成功，但在下半年，由于我们低估了经济崩溃的速度和凶猛，我们把赚来的全部输回去了。”蒂尔从未对外谈过那段时间他的状态和内心世界。他只谈论为什么金融危机在我们这个世纪变得非常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很难想象，70多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最终只剩下不到1亿美元的滋味。他只是告诉我：“一个人如果连续成功两次或三次，人们就会以为他失败的概率很小。但这种看法本身，就已违背了概率的规律了。”翻看他投资的历史，他确实不应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或煽动家——他是为自己所预言的未来付出荷枪实弹代价的人。有时候，这种代价非常高昂。有人说，事后来看，蒂尔的长期判断仍然是对的，但他没有把握住进退的时机和控制危机。他也告诉我们：“如果我的大学可以重新来过，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务实、更有可行性一些。”2008年，他在埃隆第二次火箭发动失败后的投资决策，是非常现实主义的。9月，火箭发射成功。
蒂尔在旧金山的宅邸有一副大师级别玩家的象棋棋盘。21岁前，他曾是美国顶尖的象棋手，但他一直很节制地使用自己在这方面的天赋。他说：“走得太深，象棋会替代现实，让人失去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这会极大削弱我在生活其他领域的成就。”也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使他逐年开始怀疑，他曾投资过的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的奇点研究所宣称的“奇点”——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未来的临界点。“‘奇点’越来越像个预言，库兹维尔就像先知。如果它真的即将到来，我们应该看到幂数曲线，应该看到很多人在共同推动它的到来。而不是仅仅坐在电影院里，抱着爆米花，看着未来在电影屏幕上展开。”他说。 □

硅谷锤子与未来神话

■ 陈赛

电子工程师罗恩·莱因哈特开发的Soylent 精力汤饮料，号称含有所有人体所需营养，有了它人类可以丢弃既有的饮食习惯
2008年，彼得·蒂尔资助了一个叫“海上家园研究所”的慈善机构，这个机构的目标是在公海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海上乌托邦，由上千个浮动的“国家”构成，居民可以不受任何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他们将这个项目称为“政治系统孵化器”——只要解决了工程挑战，地球表面三分之二的面积就可以为这些“初创国家”开放。按照他们的计划，到2050年，他们将招募1000万居民。他们欢迎一切“对当下文明不满意，并且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文明的人”，并许诺“从一个政府更换到另一个政府你只需要航行过去就行了，甚至都不需要离开你的房子”。
如果关于乌托邦的历史曾经教过我们什么道理，那就是人们并不欣赏它非现实的一面，即使繁华如通用汽车曾经在1939年世博会上展出的未来都市。所以，“海上家园”是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但这个浮岛乌托邦却直指硅谷精神深处的诸多矛盾——创世理想与避世欲望，嬉皮式的离经叛道与极客式的冒险开拓，宏大的社会问题与狭隘的技术方案……

当一个人只有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钉子

从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孕育出来的硅谷，从一开始就天然带着一种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气质。
所不同之处在于，乌托邦是避世的，但硅谷的乌托邦却是一则创世神话。在这里到达权力顶峰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数字铁锤，以起义者的姿态，试图砸碎一切旧事物和旧秩序——Napster“破坏”了唱片业，亚马逊“破坏”了图书业，谷歌“破坏”了广告业，特斯拉“破坏”了汽车业，Airbnb“破坏”了旅游业，Mooc“破坏”了大学教育……但在破坏的过程中，他们迅速而高效地盘活了各种闲置资源，闲置的车、闲置的钱、闲置的劳动力，闲置的人际关系、闲置的空间、闲置的创造力……所以，这种“破坏”被美其名曰为“破坏性创造”。 科技互联网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硅谷式“破坏”的本质是什么？
硅谷对于现实世界的基本看法，总结起来就是“黑客一切”（Hack Everything）。马克·扎克伯格说：黑客将世界视为一个不完美的原型，黑客相信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他们总想修理点什么——即使你说这是不可能的，或者你对现状很满意。就像叶夫根尼·莫罗佐夫那个著名的比喻——“当一个人只有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钉子。”
有时候，硅谷的年轻创业者拿着锤子满大街找“钉子”的过程让人啼笑皆非。2012年12月，25岁的电子工程师罗恩·莱因哈特正和两个小伙伴挤在旧金山一间封闭、拥挤的公寓里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的计划是研发出低成本的手机信号发射塔，但研发走入了死胡同，眼看第一笔投资即将耗尽，于是他们冥思苦想，还有什么问题是人类还没有解决的呢？当饥肠辘辘的他们意识到自己连饭都快吃不起了的时候，突然灵光乍现，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枚新的“钉子”——食物！吃饭也是一个“工程”问题，一个复杂、低效率、又烧钱的体系。于是，他们放下手中的代码，着手开发一种名为Soylent的精力汤饮料，号称含有所有人体所需营养，有了它人类可以丢弃既有的饮食习惯。2015年最新的一轮融资使得这家初创企业的投资前估值达到了1亿美元。
莫罗佐夫是当下硅谷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他在《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一书中，犀利地抨击了硅谷这种无休止的“改良世界的意愿”——即把所有复杂的社会情况重新表述，让它显得像是有明确可计算的解决方案、定义明确的问题，或是透明显见又容易优化的过程。他把这种“改良的意愿”称为“解决方案主义”（Solutionist），解决方案主义者宣称世间一切“问题”都应该有“解决方案”——无论是犯罪还是腐败，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肥胖症，都可以通过APP、传感器或者反馈回路解决——由创业公司提供。作者毫不掩饰对这个词的蔑视，因为硅谷为“解决问题”所做的最新探索，从动机、手段到最终效果都很可疑，他们一边赚钱，积累巨额财富，一边占据“让世界更美好”的道德高地，使一切质疑的声音都显得不合时宜、悲观消极或者愤世嫉俗。谁不想要硅谷承诺的效率、透明度、确定性和完美性呢？谁能反对垃圾分类、健康管理、减少犯罪、消灭腐败呢？ Airbnb 联合创始人乔·吉比亚 Airbnb 位于美国波特兰的办公室
他在书里举了一个肥胖症的例子。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肥胖症是个人的事情，所以设计了各种软件、各种新奇的小玩意来帮助人控制自己的体重、饮食量、提醒人锻炼身体等。但是，肥胖症不光是个人的事，也是整个社会造成的：连锁食品公司推广垃圾食品，社会收入不平等，穷苦大众迫于生计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保持良好的身形等等。
在同样的逻辑之下，恐怖主义的问题从一个涉及历史、政治、外交政策的复杂问题被简化为“如何通过严密实时的监控识别恐怖主义威胁”的命题。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者无意追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宣称只有在监控技术上不断创新，胜过敌人，方能最终清除威胁。而公众必须在隐私与安全之间做出零和的选择，放弃一定程度的隐私方能获取相应程度的安全。
2005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在2025年消灭极端贫困的宏伟蓝图。萨克斯教授曾直接参与联合国千年计划等重大社会改革项目，对世界的贫困问题有深入的了解。他在深入分析了贫困的诸多根源（包括地理因素、财政陷阱、政府失灵、文化障碍、地缘政治和人口问题）之后才做出这个乐观的预估，“新科技将协助政治系统，促进和平、理性与人类福祉”。即使如此，他还被列入“乌托邦主义者”的名单。如今，硅谷的创业家们却宣称绕开政治，无视系统或者体制的问题，单靠技术和个人之力就解决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问：利用技术解决一个人类并不真正理解的问题，会发生什么？
在《技术至死》中，莫罗佐夫这样写道：“不完美，模糊，不透明，加上出错、犯错、做错事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自由的构成要素，一心铲除它们，也就铲除了自由。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和勇气摆脱硅谷心态（后者大大激发了当前技术完美主义的追求），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毫无价值的政治活动中，人们丧失了道德推理的基本能力，毫无生气的（如果不是垂死的）文化机构拒绝冒险，只在乎自己的财务底线。最可怕的是，我们可能置身于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环境中，这不仅会使异议不复存在，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软件正在鲸吞世界？

硅谷的创业者们认为自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这个世界——他们真心相信创业是关于自由，关于民主，关于造福人类。他们相信自己是贪婪的华尔街和无能的华盛顿的反抗者，是贫穷和弱势群体的救世主，是“阿拉伯之春”的福音传播者。在他们改造世界的计划中，战争、贫穷、饥饿、甚至死亡都是可以消灭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行动派。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干了再说，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实验场。问题是，实验的界限在哪里？以什么为代价？
2013年，美国作家大卫·里夫（David Reiff）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提到硅谷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创业者乐观的程度。这种冒着傻气的乐观主义从当下技术乌托邦的经典著作的标题中就可以感受到——彼得·迪曼蒂斯（Peter Diamandis）的《未来比你想象的更美好》、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精神机器的时代》、伊多尔·高克兰尼（Indur Goklany）的《世界的改良状态：为什么我们正在一个更清洁的星球上变得更长寿，更健康，更舒适》，还有拜伦·里斯（Byron Reese）的《无尽的进步：为什么互联网和技术将终结无知、疾病、贫困和战争》。
里夫认为，硅谷乌托邦式的进步主义逻辑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摩尔定律”——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在半个世纪前提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意味着硅谷财富聚敛的速度——仅仅是谷歌的公司账户上每年就增加600亿美元的现金流。在近10年来全球经济与科技陷入停滞的大背景之下（彼得·蒂尔认为，科技停滞从40年前就开始了），摩尔定律更使硅谷显得卓尔不群，仿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在进步的力量。
正是基于摩尔定律，雷·库兹韦尔才会提出“奇点临近”的未来假说——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呈几何级数加速发展，人类正在接近一个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时刻，届时人类（身体、头脑、文明）将发生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改变。他认为，这一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根据他的计算，纯粹的人类文明（“人类纯文明”）的终结是在2045年。“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真正第一次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受衰老、疾病、贫穷以及死亡的困扰。” 原发性震颤患者希林瓦拉在使用防抖汤匙（Liftware Spoon）进餐。这种汤匙由旧金山Lift 实验室研制
彼得·蒂尔并不欣赏奇点理论中宿命论的意味，他认为，未来不可能像放电影一样，你抱着爆米花看电影开幕就行了，而是要靠人去创造出来，要制定详尽的计划。但他确实相信，死亡是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他投资了15个公司都与长寿有关，包括奥布里·格雷的玛士撒拉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宣扬一种“工程化抗衰老策略”，简称SENS（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即找出所有引起人类组织器官衰老的“垃圾”，而后一一为它们设计清理方案。
奥布里·格雷是一位自学生物学的计算机博士，他认为，衰老与其相关的病理并非不可避免，一旦我们排除了人必有一死的宿命观，科学就能向我们展示如何重新组织自己的身体，将我们的新陈代谢系统永远维持在一个年轻的、具有良好自我修复能力的状态。他煽动性地提出，第一个能活到1000岁的人类已经诞生;而且，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地多活几十年没有意思，他的目标是以25岁的健康状况活上1000年。
彼得·蒂尔曾写过一篇《关于死亡的问题》：“所谓人生的终结感不过是现代社会的迷思罢了。现代人不再相信过去那些关于生与死的故事，也无法再将死亡当作生命的事实接受下来。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新的世界。”
他这样解释返老还童的可能性：“计算机科学与生物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计算机涉及比特，是可逆的过程，生物学则涉及原子，是看似不可逆的过程。但计算的力量正在被迅速带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生物学领域，包括遗传学、蛋白质折叠、对生命更深的理解等等，以至于最终能逆转人类所有的疾病，就像我们修理计算机Bug一样。与物理世界不同，比特世界的时间之箭是可逆的，最终可以把一个神秘莫测的过程变成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生命可以达到新层面的自由和意识。”
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分野，最早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出来的，他说构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要素，正在从原子变为比特。他告诉我们：要移动比特，而不是原子。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失去重量的经济：交换无形的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而不是有形的物品。
过去几十年，比特世界大多独立于物理世界运行，随着比特世界的壮大，与原子世界正趋于融合，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我们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2009年，硅谷明星投资人马克·安迪森认为，软件正在鲸吞一切。这句话很快成为硅谷创业家的新口号，背后的意思是软件工程师要转战原子世界，着手改造“社会操作系统”。

什么是“社会操作系统”？

就像计算机操作系统通过组织计算机的硬件资源，执行功能性任务一样，社会操作系统通过重构人类社会的各种硬件，以一种新的方式连接人和物，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甚至重构道德、伦理、公共事务。
硅谷的“锤子”在捣鼓机器（电路板、代码）时固然得心应手，效率惊人，但一旦硅谷的锤子被用来改造“社会操作系统”，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社交荣誉系统可以代替基于法律的消费者保护协议吗？游戏激励机制能重燃政治信仰吗？算法能帮我们做出道德决断吗？在硅谷的软件工程师们重构社会现实的比特时，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当一个人真的活到150岁，甚至1000岁时，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人生本应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没有了终结感，永生是否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停滞？它会如何影响你的工作、事业、婚姻？宗教会终结吗？科学会失去前行的动力吗？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资源能维持如此多的人口吗？但是，这些不是硅谷关心的问题。事实上，硅谷的超人们不仅相信自己能永远活下去，而且青春永驻，精力充沛（未来人类的生理年龄也许会永远在20至25岁之间波动），甚至想好了如何解决生之厌倦的问题——人类可以通过大脑改造，改变自我、删除记忆（比如只保留最近几十年的记忆），以及对好奇心、兴趣与渴望的人工扩展。
2013年5月，《纽约客》发表了乔治·派克的文章《改变世界》，作者深入探讨了硅谷技术万能主义背后的政治冷漠症。他认为，作为全球知识经济的中心，整个硅谷在智识上却是狭隘的，这些硅谷大科技公司的文化是以内部为指向的，对其自身之外的世界并不感兴趣。
“谷歌园区里到处是Google自行车和正在充电的电动车随时待用……在Facebook，员工吃寿司或墨西哥卷饼，练举重，剪头发，干洗衣服，看牙医，全都在公司内搞定。苹果计划花50亿美元在库布奇诺建造一个巨大的坚不可摧的环形总部。这些内部指向的科技园区使得员工们根本无需与外部世界有任何接触。这样的异类空间，再加上青春期的穿衣风格，使他们既不在公共空间之内，也不在公共空间之外。”
硅谷的科技领袖声称，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和技术，就能绕开政治、道德或社会行动，解决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很难说这是出于傲慢，还是无知，也许无知的成分更大一些。而且，他们的目的并非公众利益或社会正义，而且自身利益。比如Facebook为非洲提供免费网络，Twitter对中东民主的关心，根本动机是拓展自身的用户群，而非他们所宣称的理想主义。“与已有的行业一样，硅谷集中了一群悉心护卫着自身利益的强大企业和有钱人。”所以，就像一位哲学家曾问操作大型粒子对撞机的科学家：“谁给你冒险制造黑洞的权力？”当面对硅谷改造世界的铁锤时，我们至少也应该问一问：谁给你改造世界的权力？世界愿意被改造吗？再者，改造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算法统治世界

两年前，法国人发明了一种智能叉子，内置了传感器和芯片。当你吃得太快的时候，叉子就会震动一下，提醒你慢点儿吃。
据设计师说，这个叉子的灵感来自他妻子的抱怨——他平常吃饭总是狼吞虎咽，另外，也是为了帮助很多肥胖症患者，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暴饮暴食。
这个叉子起码传达了两个让人不怎么安心的信息：1.人类并不是那么擅长思考和自我控制的物种;2.算法通过分析我们的行为，可以监督我们选择，甚至帮我们做出决断。
从某种角度而言，硅谷的成功是财富、权力以及计算性思维的合谋。所以，当我们迅速进入一个经软件设计重构的世界时，人类糟糕的判断力就成了硅谷铁锤下最大的假想敌。人会犯错，包括事实的错误和判断的错误。我们的视野之中有盲点。我们的注意力之间有鸿沟。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上周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的膝盖疼了多久了？我一天大概花多少钱？因为人的脑力有限，而且我们只能根据残缺的信息做判断。即使信息全面了，我们的判断仍然受到各种认知偏见的影响。而算法的判断力则建立在计算机海量的存储能力与迅捷无比的数据挖掘能力之上——“机器不会说谎，它们是中立的，客观的，理性的。”
一个由算法所规定的美丽新世界已经初具雏形——搜索引擎引导我们在庞杂的信息之间穿梭，告诉我们哪些信息更重要，更有用，更值得关注;推荐算法根据我们的兴趣和品位，告诉我们应该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听什么歌;社交网站上各种热门查询算法告诉我们应该跟踪什么潮流与八卦;算法比任何保险公司或银行都了解你的风险状况，比如你发生意外或抵押贷款违约的可能性……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算法是会出错的。任何一个懂编程的人都会告诉你：“很简单，算法是人写的。而人会犯错误。”作为趋利避害的生物体，犯错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尤其当算法被应用在社会科学与金融交易领域，关于模型与输出的理解较少，环境也更加动态，潜在的问题也会更多。
算法也从来不是中立的。任何一种决定过程，无论人或者算法，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有可能引入偏见或误差。我们大部分人不会怎么费心去想一个搜索引擎的“偏见”。问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答案，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就跟查字典一样，不是吗？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算法之一，谷歌的Pagerank号称“由5亿个变量和20亿个词汇构成”，这么巨大的数字本身似乎就代表一种科学上的客观性。但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Pagerank对搜索结果的重要性的判断，本质上是基于流行度（链接的数量）以及别人对其重要性的理解——“被越多优质的网页所指的网页，它是优质的概率就越大。”除了Pagerank之外，谷歌的搜索引擎还要通过200多个信号来排列搜索结果——包括地址、个性化、时间表、质量（e.g.垃圾信息/内容农场）等，每一个信号都代表一种信息之相对价值的判断。
随着谷歌的重点从关键词搜索过渡到语义搜索，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言辞分析必然涉及道德判断、甚至政治判断。比如“独裁者”，一个搜索引擎要如何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否是独裁者？如果你要搜索“人生的意义”呢？……当越来越多的诸如“独裁者”之类的概念知识被融入我们获取信息的方法之中，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系列隐含的假定。搜索引擎不再只是信息重要与否的裁决者，他们还是真相的仲裁者。会不会有一天，它也成为道德的仲裁者，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在《机器的力量与人类的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一书中，麻省理工的科学家乔瑟夫·魏泽保认为，人类永远不应该允许计算机为我们做出重要的决定，因为它们缺乏某些至关重要的人类特质，比如同情心与智慧。他还认为选择与决定是两回事——决定是一种计算行为，可以最终被编程;选择则是判断的产物，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复杂的人类判断包含非数学的因素，如情感、道德。任何算法都不应该混淆二者之间的界限。
但今天，这条界限早已模糊。大数据的采集不再仅限于文本性质，而是扩展到从神经生理学指标（我们燃烧的卡路里太少了吗？）到情绪指标（我们感觉焦虑还是兴奋？）等非语言数据。这意味着我们的喜好、思想、行为、价值观都成为可计算可预测的内容，并最终被用来决定你应该知道什么，如何知道，以及如何行动，甚至如何参与社会。
一个叉子能计算你的吃饭速度，牙刷就能监控你的刷牙时间，鞋子就能纠正你的走路姿势……去年4月，苹果的一项专利技术利用智能手机的内置传感器，分析一辆车是否在移动以及手机使用者是否在移动，如果两项条件都符合就会自动屏蔽手机的短信功能。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菲律宾的一些公众厕所里新添的一种智能洗手液，一旦内置传感器感知到有人开门离厕，就会发出警报，你必须按下洗手液按钮才能关闭警报。感谢物联网，连最微不足道的日常用品都拥有了规范我们行为的能力。
这种“算法式说服”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以“产品工程设计”（Product Engineering）的表象掩盖“社会工程设计”（Social Engineering）的本质，以为只要有了足够的数据和正确的算法，就能对人的行为进行精确分析、判断、预测，并做出引导。人类不再被视为能够独立思考的公民，而是在一个个痴迷于自我优化的系统中被当作螺丝钉，对系统本身的构成毫无怀疑，甚至根本没意识到它的存在。
随着“物联网”的兴起，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充斥着各种“会思考的机器”——它们能感知周围的环境，从经验中学习，并自动做出决定，而且其速度与准确率往往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它们不会质疑自己的行动，也无法理解行为的后果，所以，伴随其强大力量的，是加诸人类的巨大风险。正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所说：“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控制危机，而且，危机不在某个反乌托邦的未来，而是现在。”

“座架”与万物的命运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对我们今天的现状也许不会感到奇怪。他死于互联网正在构建成型的时候，但他对技术的批判已经预见到了互联网的到来，以及社会操作系统可能造成的后果。
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硅谷的黑客之道应用于社会现实，反映的是一种异化的世界观，即“技术座架”（Technological Enframing），德语叫Gestell——在德语中，ge表示把许多具有相同属性的东西聚集起来，stellen表示“构设、限定、摆置、安置”等意思，因此Gestell的意思就是“聚集着的摆置”。“摆置”意味着所有事物只在技术层面上有意义，“座架”则意味着技术对人的强行控制和逼迫，它使人以订造方式将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来对待，使事物失去本真状态。
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最主要的洞见之一，是提出人是“揭示世界”的主体。人揭示世界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如何参与人与物。如果我们让事物自成其是，尊重它们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概念与关心之外的权利，则现实呈现出无尽的深度和神秘性。但如果我们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利用精确的计算、规划、调查和研究促逼自然，要求自然满足我们的需求，适应我们的概念和系统，世界就会变成我们自身行为的镜像，充满可以任由我们处置的有用或无用之物。这就是“技术座架”。
从“座架”的角度看，所有现实的东西，甚至包括人在内，都是抽象的，可任意操纵的资源——以河流为例，一条河流流淌了千万年，滋养了无数鱼虾，维系过数以亿万计的生态系统，但一旦人类在河流上建了大坝，河流就变成了电网的供给者，电能的源头，它成了一种资源，在人类创造的技术系统内运行。这是技术时代世间万物的命运——自然、世界，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都变成原料，人则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之人的材料。
他回顾“技术座架”是如何统治现代社会的——在古代，农夫种植葡萄只是守护着植物从自身中结出果实，他们的耕作包含着对土地和作物的关心与照料;猎人捕猎要观察虫鱼鸟兽的自然迁徙;工匠根据木头或者石头的原型原貌天然去雕饰。但是，这种顺应自然的态度在技术主导的工业化社会已经过时了——科学概念使得人们可以对世界进行范畴化，而机器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工具。这种“座架”延续至今天，人类不再将自身融入现实，而是攻击和挑战世界，以揭示它隐藏的财富——“空气为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为原子能而被摆置，原子能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摆置，就连莱茵河也是为了水力发电而被摆置……”
当我们将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应用到硅谷的黑客文化，它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实用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是将现实“座架”为一种可操控的资源。如果软件正在鲸吞世界，那是因为世界被技术之光照亮，被重新想象成一堆阀门、电线、二极管，正可怜兮兮地等着被修理。一切都是可操纵的，也是可抛弃的，没有什么东西有其内在的价值。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现代技术呢？
海德格尔的答案是：“对物的泰然处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是;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不，因为我们拒斥它们对我们独断的要求，以及对我们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 □

为什么我们没有会飞的车？

■ 陈赛

Terrafugia 公司推出的飞行汽车“Transition”体积小巧，可容纳四个人乘坐，拥有一对可折叠的机翼的飞行记录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创新性厕所实验：
假设你需要在A选项和B选项之间做出选择：A选项是保留2002年以前的电子技术，包括谷歌、亚马逊、维基百科，可以使用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但不能使用2002年之后发明的任何新东西。B选项则是保留过去10年内发明的任何东西，如Facebook、Twitter网站和iPad平板电脑等，但不能使用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你必须自己提水进入房间并把废水提出去，即使在雨夜的凌晨3点，你也只能走过湿漉泥泞的道路去外面上厕所。你会选哪个选项？
这个思想实验会让你意识到，近年来的诸多发明都没有100年前出现的抽水马桶的一半有用。罗伯特·戈登还认为，我们的科技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工业革命之后的250年技术高速进步时期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例外。未来会有更多创新，但不会再像电力、内燃机、暖通设施、石油化工和电话这样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与罗伯特·戈登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雷·库兹维尔关于“奇点临近”的未来假说——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呈几何级数加速发展，人类正在接近一个人工智能超越人脑的时刻，届时人类（身体、头脑、文明）将发生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改变。他认为，这一刻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根据他的计算，纯粹的人类文明（“人类纯文明”）的终结是在2045年。“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真正第一次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受衰老、疾病、贫穷以及死亡的困扰。”
在这场关于科技大停滞的辩论中，彼得·蒂尔站在中间位置。首先，他认为，西方世界的经济和科技的确陷入了停滞，而且他将科技进步/停滞的分水岭时间点划定在40年前。更确切地说，是1969年——“那一年，伍兹托克音乐节替换了‘阿波罗11号’登月。嬉皮士文化取代了进步主义。”
从1945年到1971年是人类科技进步真正的黄金时代，足以定义现代社会的各种发明——从避孕药、电子器材、计算机、互联网、核能、电视机到太空旅行，大都来自这个时期，或者在这个时期种下了种子。经济学家也在这段时间内发现了几乎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经济繁荣：美国与欧洲的人均GDP急剧攀升，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再度崛起为新的工业强国，德国也经历了自己的经济奇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部分国家也变得更加富裕。为什么会这样？
一种解释是，冲突刺激创新，这段科技进步的黄金时代只是“二战”的副产品。战争推动了武器与医学的进展。如果不是航空工程师冯·布劳恩和V-2弹道飞弹，阿波罗太空计划根本不可能发生。“阿波罗登月计划”不是出于对未来的乐观，而是出于对“冷战”的恐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正处于财力极度雄厚的状态，低石油价格加上高军备预算，巨大的投入和宽松的政策刺激了科技创新。但之后的40多年里，随着“冷战”的威胁渐去，西方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科技进步也逐渐趋于停滞的泥沼，尤其在交通和能源方面。
在为《国家评论》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未来的终结》中，蒂尔列出了关于科技停滞的几个主要症状：
首先是速度的停滞。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的最高速度保留在每小时25英里。1900年增加到每小时100英里。70年代，从伦敦到纽约的飞行时间是8个小时，现在仍然是8个小时。唯一以3个小时飞完这段航程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已于2003年退役。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纪录是2.5万英里/小时，由1969年“阿波罗10号”创造。今天如果有人谈论太空火箭、月球度假或者太阳系载人探险，简直像痴人说梦。1964年《大众科学》的封面故事是《谁会带你飞2000m.p.h？》，真是旧欢如梦。
关于速度停滞的官方解释是石油的高价，这又指向能源创新方面的巨大失败。1974年，尼克松号召要在1980年实现能源独立，30年后，奥巴马对未来的展望是到2020年实现1/3的石油独立。清洁科技已经变成“太昂贵”能源的代名词，在硅谷几乎是稳赔不赚的生意。如果再没有重大突破，石油的替代品将不可能是清洁昂贵的风能、水能、太阳能，而是脏而便宜的煤炭。
在农业领域，科技上的创新枯竭直接导致了真实的饥荒。绿色革命从1950年到1980年期间粮食收成增加126%，从80年代到现在却只增加了47%，勉强跟上世界人口增长的步伐。
医疗也是一样。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05年，癌症的死亡率只降低了5%。尽管数千亿美元花在了研究上，但除去年龄、诊断是否及时等因素外，就癌症的治疗方法而言，2014年和1974年并没有大的区别。从50年代开始，批准投资10亿美元研发的新药数量每隔9年就会减半，生物技术领域的这一“倒摩尔定律”深刻揭示了药物开发面临的困境。
1962年，肯尼迪说，我们要把人类送上月球，6年后，人类真的实现了登月。1970年，尼克松向癌症发起“世纪之战”，此后40多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累计为这场战争投入1000亿美元，但胜利仍然遥遥无期。为什么二者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与人的生命机制的复杂性相比，登月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挑战、一颗“低垂的果子”吗？
“低垂的果子”是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柯文在《大停滞》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过去200多年来，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受益于“低垂的果子”，包括自由土地、大量移民劳动力以及19世纪以来发明的新技术的拉动作用，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也都是在对这种“低垂的果子”的预期下构建起来的。但最近40年来，低垂的果实开始消失，美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已经于70年代就到达空气稀薄的“高原”，人们却浑然不觉，或者掩耳盗铃。
这个理论在经济学界招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称他“以一种脆弱的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并逃避停滞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所提出的更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蒂尔也不认同这种“自然说”，但他的反对是基于一种行动派的逻辑——“我从不认为有低垂或高挂的果子，果子永远都是在枝头，问题是你去不去采。”
事实上，蒂尔在骨子里并不认为科技进步放缓了，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在他看来，科技停滞真正的根源是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力和激情。40年前，对未来世界发展各种可能性的讨论是人们日常对话的常见主题，看着《杰森一家》和《星际迷航》长大的一代人大都有一张关于未来的发明清单：力场、飞车、心灵传输台、反重力滑板。想象着兴建水下城市，变沙漠为森林，跟机器人在月球上度假。但40年后，他们得到的却是Instagram、Twitter、Uber。正如他那句著名的宣言：“我们想要一辆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

为什么飞车比Twitter重要？

他的回答是：“人不是信息，而是血肉之躯。我们作为物质性的存在，比作为信息性的存在更重要。所以，世界各地的照片不重要，如何以更廉价的方式到达那里更重要;发明癌症的治疗方法比发明癌症的诊断工具更重要。”
蒂尔说：“第一流的创新是那种你一眼看到就能明白的，就像阿波罗计划、高速公路系统、曼哈顿计划……这些发明能将人类带到更高级的文明层次。”（相比之下，iPhone和特斯拉都只能算第二流的发明，因为它每个部分的技术都是原来已经存在的，只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整合起来而已。）但过去40年，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集中在比特世界，是因为这个领域的政府管制最少，最为自由，所以吸引了最多的资金、人才与想象力，摩尔定律支撑着这个行业以每18个月翻一倍的速度急剧增长。但是，比特世界里的一切突破都是在“模拟”，以便于创造、转换和重新安排那些已经存在的，或者永远不会存在的东西的虚拟映射，而“真实”世界的环境并没有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他还注意到现代社会对技术越来越明确的敌对态度。“看看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他说，“《终结者》、《黑客帝国》、《阿凡达》……看完《地心引力》，你永远不会想到外太空去，你宁可死死抓住地球的泥沼不放。”
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明出可以飞的车？因为我们宁可沉溺于iPhone的每一次琐碎的更新，也不再幻想可以飞的车。因为我们忘记了科技还有更壮阔的理想。在他看来，这就是“未来的终结”，也是现代美国社会大部分问题的症结所在，包括制造业的崩溃、工资停滞不涨、层出不穷的金融泡沫（科技已经停滞，但人们却仍然期待高回报值），以及整个世界日益加深的不平等。
那么，如何重启科技创新的引擎？彼得·蒂尔并没有真正给出答案。他不认为政治是答案——登月计划在今天不可能成功，因为民众和政府都无法接受其中的风险。也不会再有政治家试图说服民众向老年痴呆症宣战，尽管美国85岁以上人口中有1/3患有这种疾病，因为这个目标看起来简直痴人说梦。一直以来作为科技创新前沿的大学研究机构，在他看来也已经被官僚体制和政治化腐蚀，真正天才的科学家根本无法容身。所以，人类历史如果真的要有新的科技大创新，只能发生在私人领域，拥有远大理想的创业公司才是天之降大任者，就像埃隆·马斯克创办SpaceX，准备将人类带往火星，甚至在那里建造一个百万人口的火星大都市。
在他的《从0到1》那本书的结尾，蒂尔引用了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对人类未来可能出现的四种模式的描述。
模式一：未来将兴衰更替。这是古人的观点，直至最近，人们才敢于期待永远避免灾难，但还是怀疑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稳定能否持续。
模式二：未来将稳定发展。这是保守派的观点，全世界会融合，并最终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状态，类似今天最富裕国家的生活。在这一情景下，未来与现在很相似。
模式三：未来人类将灭绝。考虑到当今世界紧密相连的地理环境，以及现代武器史无前例的破坏力，能否阻止大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是必须要问的问题。
模式四：未来加速腾飞。这可能是最难想象的一种。突破可以有很多种形式，但任何一种都与现在大相径庭，因而难以描述。
彼得·蒂尔将自己的赌注压在第三或者第四种模式之间——他既不相信科技创新已经终结，也不认为“奇点”很快就会到来，“那至少是100年以后的事情”。他说，对于未来，是无所作为，还是尽力而为，取决于人类自己，取决于我们能否抓住独一无二的机会，在日常工作中创新，但传统的商业智慧和资本规避风险的本能正在阻止我们做出更大的创新。所以，蒂尔认为：“对我们——全宇宙、全球、全国、全公司、整个人生，乃至此刻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是独立思考。只有重新认识世界，如同古人第一眼看见这个世界一样新奇，我们才能重构世界，守护未来。” □

尚未到来的奇点时代

■ 苗千

2013 年8 月6 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位于硅谷的奇点大学利用无人机监测农业生产状况
计算机科学的创始人之一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在1958年首次把“奇点”（Singularity）这个大多被用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的词，引入到一个对于当时人类来说更加陌生的语境中，以此来描述在未来人类文明的某个时期，计算机所拥有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类的智慧，并且也远远超出人类的控制，人类文明因此而发生巨变，人类甚至可能失去自己对于地球的主宰地位，转而沦为自己所创造的已经拥有了智慧的机器的附属品。
目前在影视作品中，对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最为美好的想象无过于电影《星际穿越》中的机器人TARS，电影中的物理学家可以实现太空探索，TARS的帮助不可或缺。现在不仅有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乐于描述这种目前还仅存于想象中的场景，在美国加州的硅谷，无数的风险投资和创业大亨也在一边激烈地争论着人类的奇点时代何时到来，一边对于这种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研究领域进行大手笔的投资，他们希望可以出现更快速的机器，更聪明的软件，以至于这些机器能够迅速在各个领域都全面代替人类进行工作，他们希望人类创造的机器可以超越人类，为人类解决一切难题，甚至包括死亡。硅谷的科技精英们甚至以“奇点”为名创建了一所大学，专门培养为人类设计未来的人才。这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充满美国西部牛仔精神的赌局，在“大数据”概念之后，硅谷终于又找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兴奋的词：人工智能。这并不算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它已经有60多年的发展历史，只是这一次，硅谷精英们把赌注押在了不远的未来，那时人类将开始进入奇点时代，机器需要比人类更加聪明。
计算机是否可能比人类更聪明？这在奇点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机科学家、未来学家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看来，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到来。奇点大学虽然并不是一所正式的大学，但是如果单纯以录取率来衡量，它是世界上最难申请的学校之一，只有2%左右的申请者能够有机会花费上万美元来到这个由Google公司参与投资的建在加州北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研究中心内的学校，参加一个10周的课程。在这里，学生们可以与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进行交流，催生学生的创业理念。参与创建了奇点大学的Google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也说过：“如果现在我还是一个学生，这里就是我想来的地方。”奇点大学听上去更像是一个颁发硅谷特色MBA学位的产业孵化器，无数个创业公司可以一夜之间在硅谷成立，然后可以拿到一笔数额不等的来自风险投资的资金，大多数创业者都怀着对人工智能产业和未来的信心，在各个领域寻找商机。
硅谷精英们之所以对人工智能领域爆发出巨大的热情，在于他们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终于到了人类和机器交流方式发生改变的时期，机器开始能够学习，通过给计算机输入海量的数据，机器可以从中寻找到特殊模式，并且做出预测，人类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训练机器，让机器逐渐取代人类进行工作。
不仅仅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奇点大学还涉及到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神经科学和能源系统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这所成立于2008年的特点鲜明的学校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硅谷遍地开花的创业公司也急于把各种最新的进展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组奇点大学2010年的毕业生设计出了方便航天员使用的太空3D打印机，这个发明得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资助，而且这种3D打印机已经被运送到了国际空间站;一组2012年的毕业生设计出在紧急情况下向特殊区域运送物资和药品的无人机，这个项目也得到了风险投资的资助;还有一组2012年的毕业生利用3D打印机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人造“肉”和“皮”，希望以此弥补畜牧业的不足。不仅是在奇点大学，一些互联网巨头也在进行各自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Google公司研发的智能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在YouTube视频中找到猫的形象，Facebook公司开发出了一个可以自动识别人脸的系统，IBM公司则一直致力于问答系统Watson的开发。 奇点大学创始人之一雷·库兹维尔
人工智能领域的市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海量的数据需要被挖掘和分析，每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都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在健康、保险、电子商务、网络安全领域，都需要计算机进一步地智能化。此前很多被认为是只有人类才能操作的领域，人工智能系统也开始介入，计算机开始通过海量的数据进行学习，模拟人类的行为方式。机器的智能化已经让一些人开始感到恐惧，害怕奇点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失去主导地位。硅谷大亨、特斯拉汽车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阅读了牛津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著作《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之后，在他拥有120万“粉丝”的推特账号上说：“我们对于人工智能需要非常小心，也许它比核武器更加危险。”奇点大学的创办者之一、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在几十年之内，计算机可以实现强人工智能（Strong Artificial General，指计算机的智慧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人类），那个时候就如同外星生物降落在地球上，人们关心的不会是它们是否可以帮助人类发展经济，而是它们会不会伤害人类。史蒂芬·霍金教授也曾经评论说：“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不幸的是，这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个事件（指人工智能可能终结人类文明）。”
无论人工智能的研究多么火热，或是它带给人类关于未来的何种想象，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无可回避。人类对于智慧并没有严谨的定义，而人工智能在目前也只能通过模仿人类的智慧来实现，同样缺少一个严谨的定义。随着科学和工程的进步，尽管各种机器可以帮助人类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但是究竟什么样的计算程序真正地具有智慧？计算机如何通过观察人类的行为进行学习？不解决这样的基本问题，人类就无法通过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来突破人类智慧的上限。
计算机究竟是否能够超越人类，人工智能又最终能够帮助人类做什么？计算机的发展，受制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创始人艾伦·图灵（Alan Turing）就认为，当时计算机的存储能力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想要模仿人脑，困难在于软件的编写。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手中的智能手机的计算速度已经超过20年前人类所有的超级计算机，但是在模仿人类的逻辑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设计专家系统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仅仅使人类现在的软件运转得更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人类需要创造出更具有“智慧”的软件，而这就需要对人类自身的认知行为和意识状态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作为参照，人类需要理解人类大脑中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的组织形式，其产生意识以及创造性思维的来源。
而在另一方面，未来学家们对于计算机全面超越人脑的强烈信心也来自计算机计算性能的不断进步，摩尔定律始终生效。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1965年预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在过去的50年内，随着计算机科学和基础物理学的进展，摩尔定律一直没有被打破，这正是人类计算机科学得以飞速进步的最基础的保证。树可以长高，但终不能抵天，现在晶体管的尺度已经被降到纳米级，注定无法无限度地缩小，摩尔定律终有被打破的一天。库兹维尔相信摩尔定律还可以继续维持10年，量子计算的研究在未来可能会使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再次发生飞跃，但是即便如此，计算机芯片的运算性能在未来也注定无法像过去的50年一样持续增加。
库兹维尔通过计算，宣称奇点时代将在2045年到达，他是根据技术发展的“指数式”加速得出这个结论的，但是并没有任何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可以支持这个预测。人类在20世纪的科技大爆炸，是19世纪和20世纪人类在数学、逻辑学和基础物理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步的时代背景下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产生的，这些条件，在当前都还不具备。
库兹维尔相信，奇点大学建立的基础就在于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进步，计算机将可以产生出自我意识，进行自我学习，并且最终产生出“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计算机的智慧在各个方面都全面超越人类的智慧，这也将是奇点时代的开始。库兹维尔本人是一位出色的计算机科学家，他曾经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语音识别系统之一，他希望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奇点时代的到来能够使他克服死亡，达到某种程度的“永生”，甚至让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死而复生。这个目标听起来难免让人觉得狂妄而且不合实际，实际上，在奇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们在为人类奇点时代的到来做准备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声音出现。
即使暂且不考虑人类尚未完全理解生命现象的本质，对于人工智能领域进展的速度，人类始终过于乐观，并且始终绕不开“图灵测试”的难题。20世纪人工智能研究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就有科学家预言，计算机将在10年之内在国际象棋领域击败人类，实际上这花费了30年的时间;而图灵在20世纪50年代预言，计算机将在50年之内通过图灵测试，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文字聊天的方式完全模仿人类对话，但60年过去了，仍然看不到计算机通过图灵测试的希望。用计算机模拟人类聊天，这需要拥有人类的常识，并且能够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这仍然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难题。而在图灵测试的背后，则是意识的本质问题，人类的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意识存在和变化的基础是什么？不说明这个问题，就很难解释人工智能的本质。库兹维尔也感到困惑，他说之前计算机被认为是无法达到人类智慧的层次，但是当计算机可以下国际象棋了，人们又不认为这是人工智能。图灵希望利用图灵测试来绕开人类意识这个本质问题，但是库兹维尔认为计算机可以产生出自我意识，实际上是让人工智能领域开始直面意识的本质问题，由集成电路构成的计算机是否可能产生和人类一样的“意识”，并且最终超越人类，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答案。
奇点大学的领导者之一尼尔·雅各布斯坦（Neil Jacobstein）认为，现代人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已经具有了奇点时代的某些特性。人们上街如果忘记了带自己的智能手机，就感觉像是没穿衣服一样——这说明人类的生活已经被计算机所改变，但是这种现象与库兹维尔所预言的，在21世纪中期人类的奇点时代到来，人类将与机器和为一体，毕竟还相去甚远。奇点时代是否会如硅谷的未来学家们预想的一样如期到来，人工智能领域究竟可以进展到什么地步，现在还远远不是下断言的时候。 □

谁在为难奥巴马

■ 徐菁菁

2014 年11 月4 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共和党支持者们在得知该党赢得州参议院控制权后欢呼庆祝

消失的中间派

在最新上线的美剧《纸牌屋》中，凯文·史佩西扮演的民主党总统安德伍德尽失两党支持，内政外交举步维艰。而奥巴马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真实境遇或许比安德伍德更令人唏嘘。
3月9日，47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发表了一封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也许你们还不太了解我们的政体。如果你们与美国政府签署的核协议不经过国会的批准，该协议将只是一种行政性协议。因此，你们要搞清楚，谁有权力签署国际协议，各联邦部门间有何不同。”参议员们明确表示：“下一任总统有权推翻此前的行政性协议，并且国会也有权对协议的内容进行修改。”
按照伊朗核谈的时间表，3月31日是美、德、英、法、中、俄六国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这份协议将是奥巴马最重要的外交遗产。共和党人决定死磕到底。上周，在众议院，共和党绕过白宫，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发表了反伊朗核谈的强硬演讲。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50多名民主党议员以缺席的方式表示抗议。
这一次，两党博弈的游戏界限被突破了。国务卿克里愤怒谴责公开信违背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惯例。伊朗外交部则揶揄说：“有趣的是，现在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政治势力就在担忧协议达成后恐怕形成的后果，这在外交历史上也算前所未有了。”
3月4日，汤姆·科顿将自己撰写的这封信带到了共和党的午餐会上。汤姆·科顿，37岁，来自阿肯色州，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刚刚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拿到参议员席位。
公开信并不是科顿的第一次惊人之举。他批评与伊朗谈判相当于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公开号召在伊朗实现政权颠覆。2013年，在众议院，科顿甚至曾提议，任何违反对伊朗制裁规定的人都应该被处以最多20年的监禁，包括其配偶、“父母、孩子、叔叔、姑母、侄子、侄女、祖父母、曾祖父母、孙辈、曾孙辈”在内的亲属都应当受到惩罚。就在不久前，他还在电视节目上呼吁美国直接派兵攻打“伊斯兰国”：“在他们杀死我们之前，我们必须杀死他们，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对他们实施的轰炸越多，我们就越安全。”
反对者咒骂科顿是疯子。为回击公开信，他们援引1799年签署的《罗根法案》指控他“叛国”。根据该法案规定，美国的任何公民，在未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与外国政府、政要和机构举行任何外交活动。这项法律在过去200多年里从未有机会被使用。
支持者则视科顿为英雄。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说汤姆·科顿是共和党最有前途的新面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瑞巴斯称赞科顿是共和党招募的最佳新兵。一个事实是，参议院54名共和党议员中居然有47人在这位“一年级新生”大胆的公开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其中包括赵小兰的丈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的潜在热门候选人兰德·保罗。
汤姆·科顿公开信所引爆的尖锐对立再次提醒人们，国会山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说，政治家本应学会妥协、凝聚民众共识，这是民主精神的核心。上世纪70年代，当纽约市濒临破产时，民主党人、时任纽约州州长的休·凯里（Hugh Carey）减少了纽约州与纽约市的税收，砍掉了纽约市十余万份工作岗位。通常，这是任何一个自由派民主党人都不应该采取的做法。同样是在1970年，共和党议员马克·海特菲尔德提出修正案，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兵，冻结一项核武器计划，他还经常投票支持将部分军事支出转拨给社会项目的提案。凯里和海特菲尔德是美国政治中典型的“交易撮合者”——民主党内的右派，共和党内的左派，必要时始终愿意进行跨党合作。
但在今天的国会山，妥协已经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投票团结分”用于反映两党议员投票与所属政党的一致程度。这个指标已经从第92届国会时的0.75上升到了第112届国会时的0.91。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表决中，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全部投反对票。在这个过程中，唯一一个曾经对法案表示过支持的共和党参议员奥利匹亚·斯诺也由于受到党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而放弃了个人观点。在此之前，美国重大的国内政策立法投票中还从未表现出如此极端的党派对立。 赢得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候选人汤姆·科顿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向他的支持者们致意
皮尤公司一项基于对1.0013万名受访者的调查表明，99%的共和党受访者的立场较民主党中温和派更为保守，98%的民主党受访者的立场较共和党中温和派更为自由，换言之，不只是伊朗核问题，两党在所有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成员皆已极为罕见。

部落化生存

前白宫预算主任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相信，两极化是美国政治正在经历一场长期结构性转变。这场转变是从70年代开始的。
“‘二战’结束以后的30年里，国会一度非常平静。”马里兰大学教授弗朗西斯·李说。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60年代初期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旧的左和右的意识形态不再占统治地位——至少在知识分子中间，取而代之的是对福利国家、混合经济、权力分散和政治多元主义的近乎一致的期望。在“冷战”背景下，两党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致。而在国内政策上，用尼克松的话说：“我们一下子都成了凯恩斯派了。”
弗朗西斯·李指出，70年代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在于许多新议题的诞生：除了医疗救助制度、老年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金的扩张，环境问题、公民权利问题等社会文化和道德议题也被引入了政治议题的核心。“这些新的领域使得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60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今天还在不断激化的党派冲突实际是因为政府在美国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2014年，共和党保守分子在美国地方和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将汤姆·科顿们引入国会山的，并不是颠覆伊朗这样的外交话题。《右派国家》一书的作者约翰·米克尔思韦特观察他们的支持阵营：“那是一幅由枪支俱乐部、福音派教会、家庭教育者、反堕胎人士和自由派小团体组成的肖像画。”而民主党的依靠是：少数族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单亲妈妈（她们认为堕胎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公共部门员工（国家扩张的既得利益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们不像支持共和党的老白人们一样反对同性恋）。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在201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支持同性婚姻的判决后，有45%的民众在民调中支持这一裁决，而反对者也高达40%。
面对移民、堕胎、同性恋等文化和道德议题，两党在价值观上的分裂从里根时代就开始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将民主党又向左狠狠推了一把。但在那个时候，议员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表达极端观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一个选区内的选民群体对某一议题存在巨大分歧时，从选票出发，政客必须巧妙协调折中。
那么，极化是如何被激化的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美国的政治竞争并没有像当初那样激烈了。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双方总统候选人及各自的竞选伙伴露面的竞选活动，有近三分之二发生在佛罗里达、俄亥俄和弗吉尼亚三个州，而这三个州只占美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坎塔媒体竞选分析集团的伊丽莎白·维尔纳表示，与2008年相较，总统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在电视广告时段上的“角逐的战场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
如何理解这个变化？专栏作家比尔·毕绍普与社会学家罗伯特·库什研究了1976和2004年的两次总统大选。这两次大选都以竞争激烈著称。但在1976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选区出现两党得票率相差20%以上的压倒性优势;到了2004年，这样的情况已经接近半数。2008年和2012年，趋势更为明显：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胜负已经分明到无需浪费竞选资源了。
2004年美国大选，布什以多出对手几百张选票的微弱多数险胜。剧作家阿瑟·米勒感慨地说：“投票结果咬得如此之紧，可是我身边为何连一个布什的支持者都没有？”比尔·毕绍普与罗伯特·库什在《大归类》一书中回答了他的疑问：以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为首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对美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风习造成了严重冲击。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人在不断地迁居之中。这种迁居的主要动力不再是谋生就业，而是寻求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经历了一场自我归类。
毕绍普与库什收集了选举记录、收入指数等数据，探寻美国人自我归类的方式。他们指出：美国人越来越严格地选择着自己习惯的便利店、有机食品超市、宗教活动场所。同时按照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关注点、政治立场等订阅博客、关注网络新闻，选择有线电视频道，定制出属于自己的私人文化世界。志趣相投者自发地聚集到各州、各市，甚至是各个邻里街区，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小圈子，彼此间的生活方式、信仰和政治态度都极为接近。与外界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这种同类相聚的大趋势愈演愈烈。
《大西洋周刊》指出，美国的教育大潮助推了这股迁徙大潮。从1960到2008年，美国女性获得本科学历的比例翻了5倍。研究显示，教育的溢出效应之一是极化：受过越高教育的自由派越自由，保守派越保守。教育还加快了人口的流动。从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有45%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5年内重新选择了居住地。
“越是混合的团体越温和，越是思想相近的团体越极化。”而对立双方实力相当时，达成妥协就变得无比困难。毕绍普与库什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与隔绝，国家被分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思维群体。
里根时代，一到晚上6点半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转向CBS、NBC和ABC三大电视网播出的晚间新闻。但现在，左翼和右翼人士都有自己的电视网和网络媒体。“矛盾的是，正是多种频道的存在……才导致许多人躲在狭小的空间逃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凝聚力中心主任格雷戈里·罗德里格斯说，“超连接生活”的问题在于，“我们会逐渐决定与我们类似的人交谈，只在Twitter和Facebook上互动”。
政客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毕绍普是民主党人，他在《大归类》一书中提到，自己唯一的共和党邻居从奥斯汀的一头搬到了另一头，他怀念与这位邻居之间的谈话和争论。而这位共和党邻居之所以要搬家，是因为周围的民主党邻居让他感到不自在。
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在过去20年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相互间的反感程度激增。今天，两党成员只愿意与本党人士社交、为邻，甚至希望他们的孩子与持本党观点的人士结婚。
约翰·丁格尔出生在民主党政治世家，在众议院任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回忆说：过去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家人都住在华府周边，这为政客之间的社交和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国会的健身中心，他和老布什一起打板球，和共和党人一起抽烟、打牌、闲聊。记者科基·罗伯茨的父母都是民主党议员，她从小住在华盛顿，童年的好玩伴是共和党众议员比尔·米勒的女儿。那时候，“夫人们彼此熟识，有专门的议员夫人俱乐部，我和尼克松的女儿一起去舞蹈学校学习。不少夫人一起加入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和一些慈善组织……如今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了”。“现在呢，大家谁也不认识谁。”约翰·丁格尔抱怨说。如今大多数议员的工作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周二至周四”。一到周末，他们就会返回选区，和选民见面，争取保住席位。
对于拿到选票，他们比前辈们更有办法了。共和党会研究教堂的通讯录，查阅基督教刊物的订阅名单，以了解选民的宗教倾向。通过直邮广告和用户调查，政客们能知道选民们开什么车、有何种媒体消费习惯，曾经支持过什么利益团体。“今天的科技让候选人可以准确了解到每个街区乃至每个住户的投票偏好，通过对这类信息的处理和分析，选民分析专家能识别出更加稳妥、更加同质化的选区，结合每10年一次的联邦人口统计，这些数据是立法者竞选时的重要参考。”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戴维斯告诉《宾州大道》的作者约翰·哈尔伍德和杰拉德·塞伯，“现在不是选民选议员了，而是议员在挑选选民。”
于是，保守派议员为了连任，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找到保守派选民宣传竞选纲领。对于自由派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国会议员只需照顾好自己的地盘。了解对方、寻求政治妥协已经不再是一种必需。

“少数派”政治

奥巴马上台以来，核心议题从反恐战争转向国内。从经济议题上的财政预算案、税收和债务上限，到福利和社会议题上的医改法案、移民法案，再到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议题上的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几乎都持截然相反的立场。但事实上，尽管美国社会呈现出“大归类”的趋势，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以意识形态自居。皮尤中心的最新调查显示，只有21%的具有选民资格的美国人明确认为自己是“自由派”或者“保守派”，39%的人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混合的。
很显然，政治精英们的表现比大众要极化得多。一个解释是：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是最激进的选民。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初选中，民主党左翼人士克里斯·墨菲击败了民主党温和派人士苏珊·比斯维克。表面上看，墨菲获得了67%的选票，但如果考虑到极低投票率，在该州具有选民资格的公民中，实际只有3%的人是墨菲的支持者。而正是这一小部分左翼人士将墨菲送入国会山。
在当选参议员、写出那封公开信以前，汤姆·科顿已经在国会干了3年。他是唯一一名两次对农业法案投反对票、5次反对灾害援助基金法案的阿肯色州议员。这两项政治观点在阿肯色州的普遍民意中并不受欢迎。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不讨好选民的举动时，汤姆·科顿说：“告诉你一个真相：人们不再想让那些传统政治家继续坐镇了。”
但更为接近真相的是，汤姆·科顿是茶党的人。根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2010年4月对茶党运动进行的一次广泛调查，茶党支持者大多为共和党人、白人、男性、已婚，其中四分之三的支持者年龄在45岁以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定期去教堂，而且多属于保守的福音派基督教教会。大多数为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一般教育程度偏高，75%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主要焦虑在于社会“失序”。在他们看来，政府在面对外部敌人时不应该软弱;累进税率、房地产遗产税、各种扶持基金以及类似的财富重新分配机制等同于共产主义;性问题以及道德滑坡必须被纠正;开放性的移民政策更是本土主义所不能允许的。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18%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茶党。但实际上，这些人中大约只有200万的人会参加茶党的会议、购买其书籍资料、参加地方或全国性的茶党抗议，而运动最核心的群体其实是六大茶党网站的注册成员，大约只有25万。但这一“少数派”足以让科顿脱颖而出。
3年前，最大的茶党政治运动委员会宣布支持科顿在阿肯色州第四国会选区参选议员。“汤姆·科顿正是我们在华盛顿需要的那种保守主义者。”该组织主席说。在那以后，科顿全力支持茶党议程。以“食物救济券”政策为例，尽管阿肯色州1/3的“食物救济券”领取者都在他的选区内，科顿还是对该政策投了反对票。这并不妨碍他青云直上。
汤姆·科顿是极化时代政治明星成长的典型样本。1977年，他出生在阿肯色州一个人口不到4000的小城。他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农场主。父亲同时为当地卫生部门工作，母亲是教师。1995年，汤姆·科顿进入哈佛学习。在哈佛，保守主义倾向的研究生会去听政治系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的课程和研讨会。曼斯菲尔德以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著称，反对多元文化。在他的引荐下，汤姆·科顿进入了保守主义智库的圈子。
在研究生最后一年的夏天，科顿被推荐到加州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研究所做研究员。当时，研究所的主席是拉里·安（Larry Arnn）——保守派大本营“传统基金会”现在的董事会成员。安同样来自阿肯色州。科顿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得到了拉里·安的欢心：“杰出的人总是在做杰出的准备工作。”经过10分钟交谈，拉里·安已经明白，科顿想要进入政坛，对拉里·安在阿肯色州的人际网十分感兴趣。
有了关系网，汤姆·科顿还需要知名度。2003年，科顿放弃了自己的律师工作，成为一名士兵，走上伊拉克战场。2006年，《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指责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通过设在比利时的一家国际银行信息数据中心，对全世界8000家机构的金融交易信息进行秘密调查。该报批评说，这种做法有违保护消费者隐私的法律。尚在伊拉克服役的汤姆·科顿以一位浴血士兵和法律专家的身份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件的最后说：“当我们回家的那一天，你们（《纽约时报》的编辑和记者）应当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不是普利策奖的颁奖典礼上，而是监牢里。” 2015 年3 月3 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右）在美国国会发表反伊朗核谈演讲
《纽约时报》没有在乎这封信，但科顿为它找到了出路。他将信件同时发给了由两名保守派议员开办的博客媒体Powerline。以那儿为起点，信件很快就在美国的各个保守主义网络媒体传播开来。汤姆·科顿第一次成为保守派别的互联网英雄。其热度甚至引起了自由派人士的揣测，他们怀疑汤姆·科顿是否真有其人。
2009年，科顿退役时，他已经具备了成为职业政客的条件。在拉里·安的引见下，他结识了美国贸易研究机构“增长俱乐部”主席、前议员乔科拉。“增长俱乐部”是最有势力的右翼压力团体之一，致力于“净化”共和党，在各类竞选中为右翼共和党候选人送钱卖力。作为哈佛高材生、伊拉克老兵，乔科拉立刻意识到，科顿“是国家政治的光明未来”。“增长俱乐部”成了支持汤姆·科顿参选议员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
3月3日，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受共和党之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抨击伊朗核谈判时，一只紫色的爱马仕钱包从楼座上掉了下来，砸到了一位议员的脚。人们开玩笑说：“真应该打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钱。”钱包的主人是米里亚姆·阿德尔森，赌业帝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as Vegas Sands）掌门人谢尔登·阿德尔森的妻子。在过去4年里，阿德尔森是共和党的最大金主，也是各类反对伊朗核协议组织的最大注资者之一。除阿德尔森，对冲基金大鳄保罗·辛格、赛斯·克莱曼，建材企业家得宝的创始人伯纳德·马库斯也持有同样立场。从2011到2013年，他们向反伊朗核协议组织注资1100多万美元。在2012年大选和2014年中期选举中，他们为共和党砸出1.1亿美元。意料之中，4位巨贾投资的政治团体都是汤姆·科顿去年11月竞选的支持者。
现在，履新9周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已经听到了更具诱惑力的呼唤。在家乡阿肯色州，右派议员们已经提出一项新法案。他们的目标是确保在2016年，39岁的汤姆·科顿将拥有同时竞选参议员以及总统的双重资格。 □

吕厚民，红墙摄影师传奇

■ 丘濂

吕厚民

走进中南海

在吕厚民和妻子刘钟云家中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张夫妻两人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这是吕厚民生前十分珍惜的照片。时间定格在1957年：这一年，吕厚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和新华社合并。根据机构调整的安排，也是为了能够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身边工作人员应该下到基层锻炼的建议，已经在中南海里工作了7个年头的吕厚民即将前往新华社报到。临行之前，夫妻两人一同向主席告别，也提出了想要拍一张合影的请求，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照片上的吕厚民刚刚28岁，笑容灿烂，正是要有一番作为的年龄。“我心中不舍，但并不失落。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这样吃不得苦，越是到艰苦的地方去，越觉得光荣。”吕厚民曾经回忆说。
如果时局安稳，吕厚民大概会以手执教鞭度过此生。1948年3月，吕厚民在家乡黑龙江省依兰县担任小学教员。同年7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到依兰县招聘工作人员，这是一个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电影厂。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周遭的同龄人都抱着为国效力的热情积极投身到新的建设事业中，吕厚民也想出一份力。学生时期，他就见过一个热爱摄影的老师总爱摆弄“黑匣子”，那撩起过吕厚民的好奇和渴望。他顺利地被东影厂录取，分配在照相科学习照片拍摄、冲洗和放大等专业知识。1949年11月，吕厚民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照相科工作。两个月之后，他又被调到中南海摄影科。吕厚民并不太确定组织上选中他进入中南海工作的原因。“可能看我年轻、从解放区来，干活也很卖力吧。”进入红墙之内，吕厚民的命运也从此改变。
此时中南海摄影科只有侯波一人，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她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女摄影师，曾经拍过开国大典的场面，是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随着吕厚民和另外几位工作人员的到来，摄影科的任务也明确起来：给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留下一些工作和生活的记录，并做一些影像资料的归档。红墙作家顾保孜向我介绍，当时领导人配专职摄影师的制度还没有建立，除了毛泽东外，其他几位领导人都还没有专门跟随的摄影师。1960年开始，新华社第一次明确给中央领导人分配摄影记者：1961年，吕厚民由新华社的社会新闻部再次调入中南海，接替侯波成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另外的摄影师杜修贤拍周恩来，孟庆彪拍刘少奇，张彬拍朱德。从1950年到1957年吕厚民担任“红墙摄影师”的第一个阶段，他既拍摄毛泽东，也拍摄了其他领导人会议和走访等场面。 毛泽东在庐山（吕厚民摄，1961）
谈起初入中南海的感受，吕厚民最常说的就是“压力”两个字。摄影科配置的是德国产的禄来双反相机。它具有优质的镜头，机震极小的镜间快门，这使它成为上世纪中期120相机中成像质量最好的一款。即使已经是最先进的相机，它也不能更换镜头、片匣和取景器，摄影师需要精确判断被摄物体和镜头之间的距离，再手动把焦距调到最佳位置，稍有不慎就会焦点不实，画面模糊。并且这种相机的闪光灯使用的是钨丝灯泡，拍一张就要换一个灯泡;它的暗盒里一次也只能装两张片子，拍完一张之后就得立即拉开暗盒，翻转片子。这一切都意味着摄影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遇见精彩的瞬间，几乎只有一次拍摄的机会。吕厚民后来就说，每次拍摄，整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对活动内容都是充耳不闻，只是在观察领导人的神情与动作，相机而动。
1953年，刘钟云和吕厚民结婚。即使两人生活和工作都在中南海，她对吕厚民的工作内容也知之甚少。刘钟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机要员，负责文件的收发和登记。她告诉我，在中南海里工作，一定要遵守保密要求。“经常我回到家，看到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写着‘我出发了’，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一次，他上午出发，我下午也接到任务上了火车。结果在餐车上，我就看到他在我斜前方用餐，但从头到尾我们都没说过一句话，也是各回各的车厢。”刘钟云和三个子女每年最盼望的就是国庆节的到来，“因为主席和其他领导要在天安门进行检阅，他一定会在北京的”。按照要求，吕厚民从来没有把相机带回家，也没有用相机给家人拍过照，一副胶卷所拍出来的12张照片每次都会如数上交。“他要么就有拍摄任务，要么就在办公室琢磨怎么拍好照片，很少着家。孩子小时候见到他也觉得生，不愿意叫爸爸。” 吕厚民摄影作品：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4 次会议上交谈（1953） 毛泽东和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在一起（1954） 毛泽东、朱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 周年体育运动会闭幕式（1952） 毛泽东在写唐诗（1961）
对于照相的勤奋钻研，让吕厚民很快拍出了经典之作。那是1953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会上，吕厚民顺利拍到了全体代表参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彭德怀宣读报告等记录会议时应该有的场景照片，已经算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他仍然觉得缺乏一张带有亮点的作品。散会后，台上台下的人都陆续开始离开座位退场，他看到总理站起身来，并没有向退场门的方向走去，而是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转过身来，和在看文件的主席谈话。吕厚民感到一定能拍到两位领袖一起交流问题的照片，于是赶紧大步走近主席台，端起相机，做好了准备，最终捕捉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交谈的场面。这张照片将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默契呈现得淋漓尽致，也在之后的岁月里被制作成招贴画走进了千家万户。回忆起这张照片，吕厚民带着一种技术过硬的幸运：“我按动快门，只来得及拍下这一张，留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性的一瞬。”

捕捉情怀与情感

在吕厚民诸多记录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摄影作品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拍摄的毛泽东工作与生活的系列。它们不仅表现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情怀，还展示了毛泽东普通人的一面，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家庭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情感。
1958年到1960年，吕厚民暂离中南海后，作为新华社社会新闻部的记者大量走访基层，拍摄了工农业发展的照片，也去到朝鲜，报道志愿军战士归国。1958年，吕厚民在朝鲜采访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战士时，抢拍到了这样的照片：朝鲜人民热情欢呼着，将两位手中持有鲜花、满含热泪的志愿军战士高高举起。这张照片是吕厚民灵机一动爬到路边的吉普车车顶拍到的，它为吕厚民赢得了莫斯科国际摄影展的金奖。毛主席也对他有了这样的评语：“吕厚民同志，你还不错嘛，短小精干！”1961年，当中南海里出现人事变动，再次调吕厚民回到中南海时，他对拍摄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即使是对于领导人工作方面的拍摄，也不一定局限于日复一日的对公务、友好会见和访问的记录，应该充分利用毛泽东专职摄影师的便利，深入到领袖活动的每一个地方，去展现领导人作为政治家的魅力。
1961年吕厚民拍摄的《毛泽东在庐山》充分体现了他这一想法。那一年，正是中国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的一年。当年受灾面积6175公顷，受灾人口1.6亿，仅次于1960年。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美国派特种部队入侵越南，都使1961年的中国处于新中国成立后最艰难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自然心理压力很大。一个晴朗的上午，毛泽东终于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出去散步。见到毛泽东出来了，吕厚民和其他人也紧随其后。在含鄱口的一个长条石凳上，毛泽东先是和英文秘书林克谈话，林克离开后，毛泽东一个人侧身坐着，好像在想问题。这时候，吕厚民突然发现毛泽东身后的背景非常奇妙：天空湛蓝，白云时卷时舒，漫天飞渡;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显得愈加挺拔和坚韧;山下的鄱阳湖上云蒸霞蔚，紫气蒸腾。眼前的这一切让吕厚民萌发了灵感，天空中的景象不是恰如主席此时的心境以及风云变化的时代吗？他没有马上按快门，而是在镜头前加上了一个黄色的滤镜，这样就把蓝天压暗了一些，将白云更加突出。于是这张黑白照片中，天空灰暗了，白云更白了，坐在其中表情凝重的毛泽东被烘托得更加鲜明。照片将时代背景、自然背景和人物心情巧妙融合，堪称完美。2003年，吕厚民携这幅作品参加毛泽东诗词意境影展，并为它取了一个更贴切的名字“乱云飞渡仍从容”，这正是1961年庐山会议中毛泽东写下的七绝诗中的一句。 毛泽东和少先队员一起观赏校园活动照片（吕厚民摄，1951）
在呈现日常生活方面，作为毛泽东的第二任专职摄影师，吕厚民拍摄主席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从1950至1957年这段时间，吕厚民就住在中南海里，他和妻子的住处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很近。而之后的专职摄影师作为新华社的工作人员都住在红墙之外，有任务再进入中南海，因此就少了拍摄毛泽东日常活动的机会。再有，“窃听器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65年进行了办公人员行为的重新规范，摄影记者不再能够贴身跟随领导人活动。吕厚民担任红墙摄影师的时间正好是1950至1957年，和1961至1964年两段。此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并未受到太多政治运动的干扰，虽然步入老年，但精力十分充沛，这都为拍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李树峰看来，吕厚民能够拍摄出让人感动的毛泽东形象更离不开他个人的探索。“他的眼里逐渐呈现出了两个毛泽东，一个是在党务和国务中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个是在生活中亦师亦友的毛泽东。我猜他心里一定充满了矛盾：一方面要完成新闻记者的任务，恪尽职守地拍出可敬的毛泽东;一方面又努力在本职工作中体现人情和人性，拍出可爱的毛泽东。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实现了矛盾的统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拥抱毛泽东》就是这样一张杰作。1952年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归国观光团和朝鲜人民军访华团要在中南海接受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接见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草坪上。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后的吕厚民发现，主席那天的脸色一直很凝重。要知道，也许这样重逢与相聚的场面更加触及毛泽东的痛处——儿子毛岸英已于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再也不可能回来。在代表们向国家领导人献花的时候，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位女文工团员为毛泽东献花并握手之后，竟突然扑到毛泽东的怀里，紧紧拥抱着毛泽东，并激动得泪流满面，而毛泽东也动情地闭上了双眼。吕厚民就在这一刻按下了快门。正如吕厚民当时预料的一样，这张举动有些“大胆”的照片当时并没能够发表，它作为摄影科的资料档案被保管，之后又全部移交给了新华社。等到30年后这张照片重见天日，所有人都被照片中流露的深情打动。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吕厚民越来越将镜头对准生活中的毛泽东，也和他个人的感触有关。刘钟云告诉我，对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而言，主席非常平易近人。“那时每周末在中南海的春藕斋都会举行舞会。一次我有机会和主席跳舞，主席得知我和吕厚民正在恋爱，就暗示我说：‘这个小同志很不错的！’之后我们俩结婚去向主席汇报，主席对我们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吕厚民不仅亲身感受到了来自主席慈父般的关心，也目睹了毛泽东为人父的一面，情不自禁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所以在家庭生活方面，毛泽东才留下了许多照片：在中南海里，毛泽东拉着李讷的手在悠然自得地散步;北戴河的沙滩上，毛泽东光着膀子坐在那里与孩子们闲聊;在北京西郊，侄子毛远新抓住了一只白兔，毛泽东与女儿李敏和李讷一起投来了开心和好奇的目光。这些照片背后，体现的是摄影师和被摄对象之间的融洽与默契。吕厚民就说，他拍下这些照片前，基本上是想拍就拍下来了。即使是那些身着泳装的照片，换作别人可能会担心不雅，主席也非常洒脱，毫不介意吕厚民在一旁拍摄。

放逐与回归

1965年，在中南海工作了12年的吕厚民调至新华社江苏分社担任摄影组组长，他和刘钟云以及三个孩子举家迁往江苏南京。1966年，吕厚民到南京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远离北京的他也没有能够逃脱这场厄运。刘钟云向我回忆，首先受到攻击的是她。“当北京炮打司令部揪斗刘少奇的时候，有人就提过，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拍刘少奇的家庭，并同他们家有合影。联想到我也姓刘，他们就说我是刘少奇的女儿，说吕厚民是刘少奇安排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有没有亲戚关系很快就得到了澄清，造反派却继续为难吕厚民。
刘钟云告诉我，吕厚民的父母曾经在日伪时期合伙买过一个旧机器，改装来磨豆腐。“吕厚民就被说成是富农、是磨坊主，造反派要求我和这位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吕厚民又气又急，给新华社总社写了一封申辩信。“当时写信都要在末尾写上几个字‘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想到这份铅笔写成的信稿竟然被篡改成‘无寿无疆’，成为吕厚民反革命的证据。”此后吕厚民天天被批斗，“胸前挂着‘反革命分子吕厚民’的牌子，名字上还有三个红叉”。1966年的一天上午，经过一场残酷的批斗之后，吕厚民回到宿舍，感到万念俱灰。他在一张纸上端端正正写下了“毛主席万岁”后，便服下了一大把安眠药。正当他刚刚要躺下的时候，造反派又冲进他家，拉他去批斗。“才几分钟，他就倒在地上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送去医院，总算抢救过来了。”
1967年，吕厚民一家被下放到江苏省兴化县钓鱼公社杨家大队第四生产队进行劳动改造。王虹军就是在这个阶段认识吕厚民一家的。他告诉我，他当时在兴化县的文化馆工作，因为上面布置了大量的拍摄宣传任务，他一个人完成不了，就想请人帮忙。“我听说吕厚民在这里，便向领导提议叫他来。这个名字一般百姓可能不熟悉，但在摄影圈里是如雷贯耳，《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上常能看见有他署名的作品。”在王虹军的印象里，当时的吕厚民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的遭遇。“他不怎么提过去，也没有怨恨谁，反而是听到周围的人如果议论两句主席，他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主席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由于王虹军的推荐，吕厚民得以经常放下农村的体力劳动，继续发挥他在摄影方面的才能。王虹军说，在摄影技术上，吕厚民可是高手。“比如去工厂拍摄，他说一定要带两盏灯去，这样才能拍出人物的肌理以及质感来。还有去粮仓拍传送带运输粮食，吕厚民就给我讲将快门调慢一档，更能突出谷物颗粒的饱满。”王虹军之前只知道吕厚民在拍摄领袖人物上颇有心得，却不知他早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下农村的经历让他对基层拍摄也同样精通。在兴化农村，吕厚民也因发现了另一片拍摄的天地而兴奋起来。“兴化城东，有一片奇特的垛田，那是当地人在河网低湿地区用小河里的泥土堆积而成的高田，用来栽种瓜果蔬菜。吕厚民第一次来到垛田，就惊呼从来没见过。特别是春天来临，一垛垛的菜花，满目金黄，农民的小船在垛田中游弋穿行，让他感到十分震撼。”为了拍摄兴化垛田，吕厚民专门找了一卷过期的柯达彩色胶卷。当时主要是黑白照片，彩色胶卷可是稀罕物。两人在金黄色的垛田中穿行，乘小船，走独木桥，乐在其中。最后，他们拍摄了一组彩色的《垛田春色》。当时两人是共用一台旧的德国罗莱福相机，王虹军记得，《中国摄影》复刊的时候，选中了这幅照片来做封面，吕厚民坚持要署名‘吕厚军’，以体现这是他们共同创作的结果。
1973年，在江苏下放将近7年的吕厚民从当地一名宣传干部的口中得知上面对自己实行工作上的“三不”政策：不能离开下放地，不能当领导，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吕厚民想不通，为什么已经过去这么久还要对自己实行这种管束。“他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里没有提任何挨斗的经历，就说已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7年多了，希望能够继续做摄影工作。他想尽办法到了北京，通过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交给了主席本人。”不久，新华总社将电话打到了南京分社，告知那里江西分社缺人，调吕厚民担任江西分社的摄影组组长。到达江西之后，吕厚民又碰到了新的苦恼：“文革”后期的江西很乱，两大派的斗争使得省委工作无法展开，身处夹缝中的吕厚民非常为难。“吕厚民就又去北京，给主席写信，希望能去《人民日报》或者《人民画报》工作，托张玉凤转交主席。我们后来知道这封信也同样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批示：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亲自安排。”1978年3月，在朱穆之的帮助下，吕厚民终于从江西分社调回了北京总社，并在7月份中国摄影家协会恢复后，调到筹备委员会担任领导。
1964年底，吕厚民给毛主席拍照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1965年，毛泽东巡视路过南京，特意让秘书打电话给吕厚民，他当时正在苏州采访。等他到了江西分社后，毛主席的专列路过南昌，让秘书找吕厚民，他又因为在井冈山采访错过。吕厚民在江西等候调动工作时，最先等来的却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刘钟云说，他立即给中央写信要求参加追悼会，但是却始终等不到回音，这也成为他在之后岁月里反复念叨的遗憾。

一生的情结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保存在中南海档案科和新华社资料室的红墙内老照片经过申请之后得以逐步公布。吕厚民的女儿吕芳告诉我，父亲在家中有若干盛放老照片的箱子，没有他的允许，别人是不让动的。许多时间，吕厚民就一个人闷在里面，一面整理和编号，一面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对于这些老照片，吕厚民感到有缺憾的地方还很多：“比如有的关于主席日常生活的照片，当时被认为意义不大，就被销毁了;有的照片，因为当年照完就马上上交的缘故，自己也想不完整究竟一共有哪些，不知道从何找起;还有的场合，就像主席、总理、少奇等同志去观看京剧四大名旦的演出，我只顾拍领导人与演员握手的照片，现在想想，如果也能一起拍下四大名旦的演出剧照，也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在女儿吕芳看来，父亲作为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主席的忠诚和敬仰是流淌在血液当中的。吕厚民生前一直有在衬衣上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跑去西单图书大厦看看有没有出版什么和主席相关的书籍。每年毛主席的生辰和忌日，吕厚民都要和其他一些曾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除了那种忠诚、严谨和认真，父母的身上还有一种那一代人特有的优雅和浪漫。”吕芳记得，每次参加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聚会，酒过三巡，话到兴处，大家都会载歌载舞。“他们会跳当年在春藕斋那里跳的交际舞，当年他们都是跳舞的好手。”
吕厚民到晚年兴趣广泛，人物、风光、花鸟都是他的拍摄题材。然而他最主要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对早年资料的整理、画册出版筹备和相关展览策划。他希望把真实的毛泽东展现给更多人。《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一书的作者李鸣生告诉我，当时他正是被这些陆续公开的图片打动，所以决定采访吕老，并写这样一本纪实文学。他认为，这些图片以及背后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示毛泽东不为人知的一面，还在于让人了解历史是如何被塑造的。“比如《毛主席在上海打乒乓球》这张，其实是‘艺术的真实’而非‘生活的真实’。毛主席酷爱读书、游泳和散步，但是乒乓球并不是常做的活动，只是当时路过乒乓球台，在吕老的建议下做出了挥拍的动作。之后这张照片广为传播，给大家一种党和国家领导人喜爱、重视乒乓球的印象，也推动了这项运动的发展。”
就在去年11月，吕厚民还在湖南举行了名为“毛主席回家了！”的图片展。一同出席展览的摄影家朱宪民告诉我，当时其实周围的人都已经知道吕老是前列腺癌晚期，只是他自己还不太清楚。“当时地方安排了采风活动，吕老像以往一样全部都自己背设备，不用别人帮忙。我们其实都为他的身体暗自捏了把汗。”
（本文照片由吕厚民家属提供。感谢实习生付雪航、王宇、郭木容对本文提供的协助;参考书籍：李鸣生著《毛泽东的随行摄影师》，海天、肖炜著《红墙摄影师》） □

风险管理挑战赛与“非学霸”的胜利

■ 阿润

由四名中国学生组成的芝加哥大学代表队在2015 年PRMIA 世界风险管理挑战赛中获得芝加哥区域冠军。代表队成员：（左起）林无寒、冷麟阁、徐文泽、李扬帆

不被看好的队伍

进入芝加哥大学金融数学系读研之后的几个月，冷麟阁进入了对职业规划迷茫的状态，他打电话给父亲说，觉得不确定自己究竟适合哪一个领域。父亲问他：“那你觉得自己擅长什么？”冷麟阁没有想好，对话就没有进行下去。正是这个阶段，同年级的好友李扬帆邀请他参加PRMIA世界风险管理挑战赛。
“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人的工作都离不开风险量化、风险建模，参加一个风险管理比赛是一个不错的机会。”22岁的合肥男生李扬帆显得更成熟，他从本科开始做研究助理，对公司实际的风险管理算是熟悉，相比于同年级的同学，他职业规划清晰，对机会更敏感。
PRMIA是知名的国际性教育机构，冷麟阁刚刚入学的时候，就在芝加哥大学的官网上看到了前一年参加PRMIA世界风险管理挑战赛地区冠军的照片：四个很精干的美国学生，穿着正装，看起来意气风发，和他之前参加辩论赛的感觉很像，但是更有职业感。一场专业性的比赛正是一次检测兴趣和能力的机会，他愿意尝试，也希望以此来发现自己。
组队需要四个人，平时总一起行动的林无寒和徐文泽也欣然接受参赛邀请。但他们其实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除了1993年出生的林无寒是GPA全满，另外的三个人在成绩上只能算是中等，和竞争对手差了一大截;专业上看，四个人本科也不是学金融的，只有来自天津的徐文泽修了金融的双学位;很多队伍在组队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要找英语国家的同学，演讲环节能表现得更自如，但他们都是本科开始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学生，都有过被语言困扰的经历。
比赛之前呼声最高的是一支由“学霸”组成的队伍，也来自芝加哥大学，“即将读博”、“八个精算证书”、“罗素投资实习”、“GPA全满”……“学霸队”被贴上了一系列标签，让不少人觉得这场胜利对他们而言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与被贴上各种标签的学霸队伍相比，他们看起来确实没有很大的优势，四个人平时更愿意把在芝加哥大学读金融数学的研究生当作一个工作之前的准备经历，学习更实用的工具、结识更多有趣的人，学业之外，实习、社交、各种社会活动也是正经事儿。徐文泽是学校里操盘手俱乐部的主席，经常会组织校友的交流活动，人脉广泛;冷麟阁在国开金融、香港中银国际、中信建投有过实习经验。
不过，对于冷麟阁和他的朋友们，学霸或者不是学霸，有什么关系呢？从准备比赛开始，他们就没有背过得奖的包袱，只是找个机会一起锻炼一下。
风险管理比赛和他们所学的金融数学算是比较对口的方向，考核的内容需要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冷麟阁觉得，他们四个人虽然都不算是很学术的学生，但是拥有更多的实习经历，认识更多风险管理的从业者，而且性格都很外向，有演讲能力。“这不是一场考试，答完题交卷子走人，”他对于站在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自信满满，“只要比赛有站在台上演讲这个环节，我们就有戏。”

来自业界的经验

地区决赛的规则是在距离正式比赛64个小时的时候公布演讲的话题，凑巧的是，题目是“关于管控中国P2P商业模式的相关法律和商业风险”，和中国有关，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独特的机会。
64个小时的准备时间里，他们需要对“中国即将面临的三大宏观经济风险”、“中国储蓄市场现状和结构性缺陷”两个大问题做出分析，还要“基于分析为指定P2P公司设计借款平台和理财平台自动化运营系统”。冷麟阁觉得，他们的身份是学生，不可能短时间内做出一个直接可行的成熟方案，重要的是，提出自己的创见。
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专长，徐文泽之前在纽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实习，项目经历里不乏分析中国经济的经验，他说：“前两个题目主要是做一个逻辑清晰的阐述，更重要的工作是以分析作为背景做一个实用的模型来评估风险。”
建模的任务主要在林无寒身上，他是四个人当中学术能力最强的一个。他很小就发现自己对数学的兴趣，从上海延安中学读完高中之后就决定到美国读数学，他很喜欢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本科申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应用数学系，并且提前一年毕业，之后选择了金融数学，用数学的强大来解决实际问题。而李扬帆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他在本科的时候和一个博士生一起在业界的基础上做过一个风险评估模型，计算速度更快，准确率也更高，但是和真正的从业者交流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很多的想法都太天真了，“把研究里的模型用到业界真实的操作中，成本太高，而且很多时候需要深厚的数学背景，一般的公司不会采用这样的复杂模型”。
“我们希望呈现的方案和模型更贴近一个真实的金融市场，我们四个人各自都有不少实践经历，可以从真实的P2P公司拿到一手的资料，竞争对手用非常复杂的数学和统计模型来测算，但是评委是从行业里请来的专家，不是数学老师，放在实际的商业世界里，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冷麟阁说。
四个人利用各自的社交网络和风险管理的从业者做到了尽可能的沟通。在模型的指标选择上，冷麟阁想到之前和一位做P2P行业的朋友聊天，他当时也很好奇：“你们做P2P凭什么能确定还上钱呢？”对方提到请国际上的第三方评级机构来做评级，减少自己模型的偏见和误差。“一个哥哥建议我们可以把信用卡的上限作为一个评分标准，现在中国银行面临很大风险，所以银行给一个人的上限也代表了银行对这个人的信任评估，相当于是在借力。”冷麟阁说，这两个来自业界的建议都是他们被评委认可的亮点，和真正的风险管理从业者的沟通让他们的模型显得很有可行性，在演讲时，他看到评委在频频点头。
比赛只公布前两名，从第二名开始，进入地区决赛的八支队伍安静地坐在台下。冷麟阁和三个同伴有点另类，因为平时不在学霸的圈子里，他们和同校的另外几支队伍之间还隔着几行空座位。宣布之前的几分钟里，他听到旁边两支队伍的同学在热情地相互夸奖，但没和他们说话。平时外向的四个中国男生此时显得格外安静，心里盘算着，如果能得第二名也不错。
但是紧接着宣布的比赛结果让大家感到意外，这支被看好的队伍并没有拿到名次，评委似乎被他们过于复杂的数学模型绕晕了。最终拿到冠军的是四个中国男生，冷麟阁和他的队友得到了代表芝加哥参加全球比赛的资格。四个人穿着颜色不同的西装，很自信地走到台上，面对着刚才坐在旁边相互捧场的几支队伍，正面遭遇了竞争者们惊讶的表情。

发现自己

冷麟阁第一次发现自己天赋的经历也是在台上。那时候他还在北京八中读初二，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男孩，父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传统，除了学习，他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爱好，也不算是一个自信的孩子。一次辩论赛的机会，老师希望作为班干部的他代表班级参与，他没有多想就上场了。
再回想起9年前那一次辩论赛的经历，冷麟阁还是觉得很奇妙。“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谁都没有想到我是这么能说的一个人，在辩论场上，我很享受说话的过程，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天赋，完全是机缘巧合。”
之后他在美国听到奥巴马演讲时提到了如何发现自己的天赋，觉得特别赞同。“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有用之才，而发现自己的才能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对自己担起的责任。教育给你们提供了发现自己才能的机会……或许你能成为一名议员或最高法院法官，但假如你不去加入什么学生会或参加几次辩论赛，你也不会发现自己的才能。”
自信心也是在这个过程里积累的。冷麟阁初二到高三的五年里，每年都带着班级的队伍打辩论赛，高中三年一直是北京八中的最佳辩手。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去美国读书，冒险之外，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发现自己。
但是适应的过程并不顺利。刚到香槟市的第十天，冷麟阁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个中国同学一起骑车到学校附近的一片草原。那是一个很宁静的下午，人迹罕至，微风吹拂，远处可以看到很悠闲的几匹马，同行的同学特别兴奋，这是他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自然风景。“你看，活的马、活的牛，太棒了！”同学大叫。
冷麟阁却毫无兴趣，此情此景，对同伴来说是美好的体验，但他“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从小生活在北京，几乎没有离开过父母，对刚刚开始的留学生活很不适应，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突然把我从北京扔在这儿呢？”
直到大学二年级的一次突发奇想的志愿者活动，他才觉得自己真正融入到美国的校园生活里。那是一个去厄瓜多尔支教的机会，报名者要到最艰苦的山区里给孩子们上课。冷麟阁最初看到通知，觉得很有新鲜感，平时一起行动的伙伴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圈子不大，他也没有去过南美，如果能有机会去看看，也是体验另外一种生活的机会。
报名之前，冷麟阁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谁知父亲并不同意，理由是太危险。但他已经对南美某个陌生的村庄充满想象，开始憧憬之后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新鲜事，父亲的否定不足以左右他的决定。
从报名到出发中间隔着一大段时间，去厄瓜多尔本来就是一个源于突发奇想的决定，在舒适区待久了，兴奋感渐渐淡下来，新鲜之外，方方面面的困难凸显出来：山区条件艰苦、当地人只能听懂西班牙语……临出发之前，冷麟阁又打了退堂鼓，想退出活动。但是父亲这时候又坚决地站在了另一方：“如果你报了名，就应该坚持，没有理由中途又退缩。”
突击学了几天的西班牙语，冷麟阁是哭着上飞机的。到了那个叫卢比西的村庄，他才真实地相信自己要开始面对这一段他事实上并没有做好准备的旅程。最初很难融入各国同学的圈子，他刚刚到美国一年多，还习惯用中文和朋友聊天。一连几天的格格不入让这个本来外向的男生觉得痛苦，他开始逼着自己和不同国家的伙伴说话，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和夸张的动作给村子里的孩子们上课。
一天夜里，他和一个美国男孩把团队里的每一个女同学送回住处，两个人在荒凉的黑夜里朝着住处走，一面担心碰到可能伤人的动物，内心忐忑，另一面又是第一次敞开心扉聊天。冷麟阁那晚和这个之前并不熟悉的男孩聊得特别投机，再回忆起来，他仍觉得那是一次愉快而有意义的谈话。“那是第一次了解美国人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个男孩考虑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我们聊到各自的感情，他说不用那么复杂，就用‘happiness’去衡量，快不快乐可能就是最重要的标准。”
冷麟阁后来细想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觉得很多时候中国人总是化简为繁，希望每一个选择都足够正确。但事实上，胜负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发现自己内心的感受，并且遵从，才是更好的标准。
虽然没有在全球的比赛上得奖，但过程本身已经让他们满足，并且在拿到区域冠军之后，四个人都收到了几个实习邀约（Offer）。冷麟阁即将到他心仪已久的蒙特利尔银行风险管理部实习，他觉得，自己的兴趣和信心都得到了确认。“有自信的时候，你的特点才能发挥出来。”他说。 □

罗静：乔戈里峰，去看生命禁区的风景

■ 邱杨

2014 年7 月，罗静登顶乔戈里峰后向2 号营地下撤

野蛮巨峰

不同于干城章嘉峰登顶时劫后余生的怆然，也不同于迦舒布鲁姆峰登顶时带着老友遗照的悲痛，登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那一刻，罗静的心出乎意料的平静。“好像有点做梦的感觉，这就登顶了？”站在峰顶，罗静第一时间给9岁的儿子打电话报喜，小家伙却说：“你安全下撤才是我最高兴的事。”
出发前，儿子曾阻止罗静去乔戈里峰。“因为《三杯茶》这本书，他知道乔戈里峰的凶险。”这本风靡世界的畅销图书，将乔戈里峰喻为“地球上最大也最凶险”的山峰：“和喜马拉雅山脊东南方1000多公里远处的珠峰相比，乔戈里峰是座杀人峰——金字塔形的锐利岩峰，陡峭到连冰雪都无法附着在它刀刃般的岩壁上。”
这样的描述并非夸张。登山圈里有这样一句话：登珠峰玩的是钱，登乔戈里峰玩的是命。按照国际登山界不成文的惯例，如果房间里只有一张椅子，那么所有登顶珠峰的人都会让座给登顶乔戈里峰的人，因为与珠峰成熟的商业登山运作相比，乔戈里峰更像是与世隔绝的秘境，充满了危险。
在罗静眼里，乔戈里峰就是女神般的存在。早在2012年杨春风、饶剑锋和张京川登顶乔戈里峰时，罗静就有意同往。“我在马卡鲁峰大本营听说老杨他们6月要去登乔戈里峰。”罗静记得，“当时已经是4月，连续一周时间里我在马卡鲁大本营什么都不干，每天都在心理斗争，想象自己去登乔戈里峰会是什么样。”后来由于短时间内筹集资金有困难，罗静只能放弃。“决定放弃的那一刻，反而松了口气。现在想来，那时候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直到2014年，罗静的乔戈里之行才真正成行。经过两年的等待，她做好了攀登两三次才能登顶的准备，所以反而轻松。“如果没有登顶的机会，至少自己也来过了。”
从北京出发那天，儿子哭着鼻子反复念叨着：“妈妈，我希望你误机回来就好了。”可惜没能如儿子所愿。罗静从北京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再坐小飞机到达距离乔戈里峰最近的巴基斯坦北部最大城镇斯卡度，换乘当地专用越野车抵达奥斯克力小山村，从这里开始长达7天的徒步行军。顶着烈日行进在山间蜿蜒盘旋的羊肠小道上，有时是滚石、泥石流等危险地段。徒步3天后则进入长达100多公里的冰川，道路更加崎岖，海拔也渐渐升高。2014年7月初，经过将近11天的一路辗转，罗静终于来到了这座传说中“拒绝女性”的山峰面前。

高海拔的温暖

乔戈里峰又被称为“K2”，它所属的喀喇昆仑山脉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绵延数千公里，耸立在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边界上。罗静此行选择的是从巴基斯坦境内出发，沿东南山脊攀登的传统路线。尽管是传统路线，由于乔戈里峰垂直高差极大，攀登路线异常陡峭。
不仅地形险恶，气候也十分恶劣。与喜马拉雅山区不同，喀喇昆仑山区的天气甚至可以用喜怒无常来形容，一天之中阴晴转换很快，多种气象交替出现。“即使在7月和8月短暂登山季的好天气里，要目睹乔戈里峰金字塔形的峰顶也要依赖难得的机遇。总有乌云或云层笼罩在山体上，体现在山上就是高空风和暴风雪。”罗静在适应期就遭遇暴风雪不得不撤回，没想到，真正出发后却连续几天都是好天气。她心怀感恩地说：“这也许是老天爷的恩赐吧。”
从大本营到前进营地的冰川中布满了明暗裂缝，而前进营地到1号和2号营地间是非常陡峭的雪坡。抵达2号营地前，有一段被称作“烟囱”的路段，是在高约50米的岩壁中间的一个窄槽，三面是岩石，中间仅容一人上下。罗静说：“1号和2号营地几乎没有平整的地面可供建营，搭一顶帐篷要在冰雪中挖很久才能找到平地。”
“从2号营地到3号营地这段路是最陡的悬崖冰岩混合路段，落石非常频繁。不幸的是，有两位队友就在这段路上被落石砸伤。”罗静眼看着一块巨石从身旁加速下落，触地弹起，摔落到碎石坡上。“我整个人悬在半空中，头顶不断有冰块碎石散落，多停留一秒危险系数都在增大。”心理近乎崩溃，但罗静还是选择坚持。这个声音温柔、笑容甜美的小女人，娇小清瘦的身体里却神奇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和勇气。“即使马上就要崩溃，仍然能不知从身体何处纠集起一股能量，注入早就不属于自己的腿上，所有努力只为再迈出一小步，再挪动一小点儿。”
3号营地到4号营地之间是东南山脊的刃脊，冰雪和岩石混合路段，雪坡上积雪较深，又有大的裂缝。4号营地再往上，是一段被称为“瓶子颈部”的陡峭路段，坡度约有80度，上部堆着庞大厚重的冰壁，随时有冰崩和雪崩的危险。沿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的许多登山者就在这里遇难，有的是迷路滑坠，有的是体力耗尽活活冻死。 在拉练适应中，罗静从乔戈里大本营前往1 号营地途中
“如果跟着大队伍，经过最难通过的悬冰川地段时，务必要等待大家慢慢通过，而多人通过会加大冰崩风险，在下头等待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危险。”出于安全考虑，罗静谋定而后动，晚于大部队一两个小时，最后才从4号营地出发。她的状态非常好，快要登顶前，最晚出发的她已经快速到达了队伍的最前方。
冲顶前最后一段三四百米的大陡坡，却遇到了路绳用尽的问题。“当时已是中午12点，登顶的时间很紧迫。如果我和夏尔巴单独上去，速度会很快。但除了我们，接下来还有巴基斯坦、美国、意大利的登山队伍也要冲顶，他们中很多人还是无氧攀登。如果我们这时不修路绳，下撤时必然大大增加整个队伍遭遇危险的概率。”几乎没有犹豫，罗静和夏尔巴向导开始收集绳索，把所有的绳索拼凑起来，修成了一条单薄却关键的路绳。
“如果因为没有修路绳导致有人遇到危险，我会很内疚。”在罗静的心里，一直有一道不忍触及的伤痕。2013年5月攀登干城章嘉峰时，正是因为没有修理路绳，攀登者各自为战，最终导致两名夏尔巴向导、一位韩国登山者和两位欧洲登山者滑坠，永远地留在了山上。
在那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攀登中，罗静失去了最好的韩国朋友Namsoo。“韩国队有先进的设备，随时与国内保持联系，包括天气预报，他们总有别的队伍所没有的讯息。队长Kim也总想偷偷利用这些讯息成为首支登顶的队伍，这样的心态让他们和其余国家的队伍孤立开。”在其他队伍没有任何冲顶安排前，韩国队就安排了两次冲顶，Namsoo每次都会跑来悄悄告诉罗静这些讯息。
“正是在第二次冲顶时，他们的夏尔巴向导经过两次辛苦奔波且被横加责备后，在4号营地坚决放弃冲顶。韩国队最后只争取到一位性格平和的夏尔巴向导留下来，为队长Kim服务，其他队员则没有夏尔巴向导。每个队员在经过多次冲顶尝试后，体能都被消耗，最后冲顶时更背负着比常人更多的负重。最终有两个队员没能登顶，Namsoo成功登顶后却在下撤时力竭滑坠，只有Kim一人登顶并撤回。”
在生命禁区的海拔高度，人的自私会放大100倍，而人性的美好也同样会放大。罗静记得在登山途中曾遇到一个俄罗斯人。“他手里捏着一个皱巴巴的空矿泉水瓶，往空瓶里抓雪。”有些心疼的罗静晃着自己的水壶要给他灌水，他却慌忙拒绝，说罗静的水也不多，他可以喝雪水。“有登山经历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时候资源的珍贵，他越是这样我越是心疼。”罗静把他的瓶子抢过来给他灌水，告诉他，自己还有水，让他安心。“灌的时候，他一直说够了够了。直到登顶再遇到他时，他还一直对我表示感谢。”在罗静眼里，这才是真正的攀登者。“他懂得感恩，懂得为对方着想。他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可能会记得这份抵御8000米高寒的温暖来自一个中国女人。”

山，还没有空

2014年7月26日下午14点15分，罗静率先登顶，成为第一位成功登顶乔戈里峰的华人女性。
下撤时刮起了暴风雪，乔戈里峰最狰狞的面目，慢慢开始展露。“冲顶这一段路，下撤时最容易发生滑坠。很多路段没有路绳，只在远处有一个红色的小旗子做标识。”暴风雪越刮越大，能见度变得极差，当完全看不见旗子时，就相当于什么标识都没有。罗静与她的夏尔巴向导决定，不再只是回到计划中的4号营地，而是直接下撤到2号营地。“这段路我们走走停停，一旦看不见前路，就停下来，哪怕在那儿过夜也不能盲目地乱行动。”
“老饶（饶剑峰）常说的，步步可死，步步求生，用在这里最合适。”罗静感慨，“人在紧张的时候会浑身用力，体能消耗很大，灵活度也会下降许多，这也是很多体能强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失误导致各种问题的原因。”攀登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选择题都有可能关乎生死。第二天，罗静和夏尔巴向导最早回到了大本营。不久后，她遗憾地听说，一位西班牙登山者由于没有了氧气和体力耗尽，永远留在了4号营地。
这让罗静想起了1个月前在道拉吉里峰顶看到的遇难者。“他的皮肤真切、透明，手上没有手套，脸上也没有痛苦。看上去应该遇难好几年了。”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死亡，让罗静感到震惊。“尽管有人会说，能将生命停止在梦想的路上，是登山者最好的归宿，但我相信，最后一刻，他仍然是最想回到亲人身边。正如我从未想过要留在山上一样，生的渴望会将人的潜能挖掘到最后，只要尚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
凑巧的是，当罗静来到乔戈里大本营，一个大胡子希腊人找到她，打听这位遇难者的消息。“1999年，他的朋友和另一个同伴自主无氧攀登道拉吉里，到3号营地时，同伴觉得天气不好，状态也不好，决定放弃。而他的朋友则决定自己一个人前往，从此一去未归。”罗静和希腊人细细研究了山顶遇难者的照片，发现遇难者手腕上有块手表，并且胸前的带子很像相机带，也许相机就塞在怀里。“大胡子准备将照片带回去给朋友的亲人认认，同时他也决定第二年来道拉吉里，希望能将遇难者的手表或相机带回去确认。”
生死一直是人类无法逃避的现实，而攀登使得生死增加了一层颜色。茫茫白色的世界里，有一些不朽的灵魂在这里坚定守候。罗静想起了遇难的老友杨春风和饶剑峰。遇到老杨之前，罗静还是一位爱好登山以排解生活压力和负面情绪的单亲妈妈，从未想过自己与8000米的高峰有什么关系。“直到2010年8月登曲儿山时认识了老杨，跟他接触多了才真正有了登8000米山峰的想法。”罗静还记得，“老杨形容我说，已经全副武装到牙齿坐到了8000米的门口。”罗静常常用老杨说过的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或许有些人技术比我好，但你比我勇敢吗？”
2013年6月23日，杨春风和饶剑峰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营地遭遇恐怖袭击遇难，用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也让所有人无法接受的方式终止了他们的攀登步伐。在此之前，罗静与饶剑峰说好要一起去迦舒布鲁姆I峰II峰连登，原计划于当月24日到达巴基斯坦。“几乎一个星期，我无法从悲伤情绪中挣脱，行程也一再反复被取消，又被提起。”所有得知罗静要去巴基斯坦的朋友都强烈反对，她在朋友们的关爱阻挠中左右摇摆着，主意一天三变。“我频繁约见不同朋友，想从他们那里吸取能量，希望有人能替我做决定，也希望有人的阻挠可以见效。”然后，所有的阻挠却抵不过朋友奥斯卡的一封邮件：“为什么要被外界的恐惧占据我们的内心？”
罗静就这样被说服。短短几天后，她再次出发巴基斯坦，在动荡的局势和心态中，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8000米双连登。“出发前我还有一个小小愿望，希望带上老饶的照片一起登顶，我们曾说好同去，即使他已经离去，愿望我来继续完成。”登顶的瞬间，罗静哭出声儿来，内心在说：“老饶，我们终于上来了。你们尽管走了，但山，还没有空。”
老友的逝去反而越发坚定了罗静攀登14座“8000米俱乐部”的决心。她辞去IT行业的白领工作，开始全心全意追求梦想。短短4年时间里，包括乔戈里峰在内，罗静已经登顶了7座8000米高峰。“钱以后还可以赚，但好状态却不能再等。人总要做一些事对得起这辈子，而登山值得我去付出。老饶说过，登山是为了卑微的存在感。每个人都很渺小，怎么能证明我在这个世界走过、活过？也许，对我来说，登山是最好的方式。” □

苏成捷：换一个角度看历史

■ 邱颀

苏成捷
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三楼苏成捷（Matthew H.Sommer）教授的办公室里，被熟悉的中文包围着，被玻璃门外的红瓦露台和土黄色的墙面拦隔着，就好像突然来到一个有着不同文化的岛屿。用苏成捷自己的话来说，他从事的领域对一个像斯坦福这样以理工、科技著称的学校来说就像一个精品店，不热闹但也不可缺少。他的领地是清代历史。更确切地说，清代法制史。
1990年，苏成捷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时，在导师黄宗智（Philip Huang）的研讨课上，他第一次接触到清代法律案件。清代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是一个法制法令走向成熟健全的时代，保留下来的法律卷宗很多。但这些资料却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关注，没有什么专门研究。这是律令如何实施的第一手资料，刑事案件中对当事人家庭、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详细描述简直就是一部微观社会史。在几千个现存的法律案件档案中，苏成捷注意到有很多涉及性别与性问题的案件。“就在那堂课上，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感到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接下来的25年里，苏成捷逐渐成为清代法制史领域的中坚，主要运用法律案件和其他资料进行婚姻、性别、生育、性犯罪等方面的研究。在当初，即使在西方这也是一个不受重视，或者说经常被误解、被轻视的领域;在中国深厚的儒家传统中性犯罪等问题更是正统史学不会触碰的禁区，即便是婚姻、家庭和情爱之类的社会风貌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等经典文献中也少有记录，人们大都只能通过小说、传奇故事来体察清代的社会生活和习俗。不过这些描写的多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层社会生活，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全景仍然知之甚少。苏成捷的研究在运用法律档案研究社会史、尤其是下层平民的历史方面打开了崭新的思路;而对清史研究甚至是历史学来说，他突破了传统的制度史、重大事件和人物的局限，将视野拓展到从未被探究过的领域、拓展到几乎被历史湮灭的普通人，意义深远。
今年苏成捷将有两部著作面世。一部是他在2000年出版的《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的中译本——《清代中国的性、法律、社会》，这部从法律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犯罪的著作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探讨清代社会一妻多夫现象的英文著作将在9月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这个题目苏成捷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性工作：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和《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等。一提到中国传统婚姻形态，我们通常会立刻联想到妻妾成群、包办婚姻，但这些文章揭示出传统婚姻体系中不为人注意的具体表现为招夫养夫、卖妻、妻子卖淫的一妻多夫现象。这些由于贫困、男女比例失衡等原因而造成的穷人的一妻多夫其实和富人的一夫多妻同样典型。这无疑是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贡献。
对苏成捷来说，“那些生活在乡村、身处底层社会的流浪汉，或者说‘光棍’，还有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都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这些小人物是我的‘主角’”。在写作《一妻多夫》的同时，苏成捷的下一部著作也已成型，探究清代的男同性恋关系及其对男性认同的影响。同样，苏成捷关注的不是梨园或宫廷内的同性关系，而是平民中的这一现象。由于清代的女性短缺问题非常严重，农村地区及城市周边有很多没有财产、为谋生而背井离乡的流浪汉或光棍。虽然历来为学者忽视，但这些社会底层男性亚群体内部的同性或一妻多夫关系成为一个特殊的现象;通过揭开它们的面纱，像苏成捷这样的学者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和思考：清代不仅有紫禁城、康熙、乾隆、《红楼梦》，也有太平天国、鸦片战争，还有众多无名的老百姓，他们挣扎、困顿，用尽各种方式生存。
无论从学术本身还是从社会认知度来看，清代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海外汉学从19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学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正逐步去除“西方中心论”的痕迹，不再拘泥于西方殖民对中国的冲击，转而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动因，也出现了大批研究明清史和近代中国的汉学家。苏成捷作为年轻一代，试图打破 “大历史”、大全景的阐述，转向地方史、社会史和普通人。他视角独特，选题石破天惊，但绝不哗众取宠，用严谨丰富和多样化的史料，用平实的叙述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现实。在完成清代同性关系的著作之后，苏成捷还有一个计划：重构清代法制体系。由于现有的清代法制研究大都着眼于基本律例和静态的执法架构，苏成捷希望为我们构建一部既有法律体系，又有具体案例审理、有人物生活其中的清代法制史。这对当代中国也具有重要意义。要发展和改革基本从苏联模式发展而来的中国司法体系，传统也许是最好的灵感。历史和现实之间深层的连续性要求我们不断深入了解过去，而清代作为近代中国的源头可以为很多当代社会问题提出启示。
去年夏天，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讲座上，苏成捷向30多位中国学者介绍了他在《中国乡村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堕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日常节育抑或应急措施？》（Abor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Routine Birth Control or Crisis Intervention？）。由于事先就把中英文章都发给了与会者，讨论非常热烈。来听讲座的大都是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从未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出现过的话题感到很意外，或许还有一点不好意思，但专业训练让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一研究的独特性和价值。通过大量法律诉讼案中相关的实例、传教士留下的记录、临床报告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苏成捷反驳了堕胎在晚清时期是一种安全的日常节育措施的观点，指出这种做法对身体的危害和作为一种补救措施的无奈。对中国所有成年人特别是女性来说，这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本，它揭示了一段被隐蔽的身体的历史。
在从黄宗智到苏成捷的一脉相承的清代法制史、社会史研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使用清代司法档案，研究的问题也涉及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妇女的社会地位、民间婚俗、休妻到犯奸案等，成为清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分支。不难看出，现代学术对学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已经提出了极高的挑战：在各个领域难以逾越的前代建树面前，在看似已经穷尽的方法和结论面前，后来者需要有超凡的想象力和勇气，不断寻找新的道路和突破点，留下自己的印记。回想大学一年级的暑假每天坐着轻轨从北加州东湾的佛里蒙（Freemont）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中文时的情景，苏成捷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把两种爱好——中文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变成职业，并且留下印记。 1890 年前后，上海一桩公堂审案场景 □

阿土

■ 小刀微微

聊天群里，有人突然发了条消息，“阿土病危”。我正走在嘈杂吵闹的北京前门大栅栏步行街上，右手边是雕梁画栋的“同仁堂”，朱门金匾。“不去看他了。”回复完消息，我杵在这老字号门口，突然间怒气冲冲：倾尽这三层楼里的各式药材，难道治不好阿土吗？
在文艺青年还没有成为今天“文艺青年”的定义时，阿土就是个文艺青年。我和他，还有另一位同学（我当时的房东）曾坐在地板上，在炎炎夏夜里，仰着脖子，喂着蚊子，就着一台14英寸电视机，看完一部冗长的欧洲电影。有了精神食粮，谁在乎那硬邦邦的地板呢？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所有姑娘们都爱阿土，因为他每次拼车吃饭都抢买单，上车先帮女生拉门，脸圆圆声低低，爱吃剁椒炒鸡蛋，感觉很容易养活。
阿土做了文艺青年才会做的三件事情：留长发，业余时间在电影学院修导演系的学位，交外国女朋友。长发很快就剃了，业余导演毕业后看的片子反而比之前少了（太忙），而那个温柔可爱沉默寡言的韩国女朋友交往不久也分手了。“她说她不是不想吵架，是实在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吵。”阿土这么交代分手原因。围观群众热心地要做红娘，但阿土处女座上身，指定女方的星座血型和出生年份。
文艺青年阿土的本职工作是文化/娱乐圈的媒体合作，跟各路明星经纪发行公司演出团体院线等打交道。共事多年，谁都没从他那里套出半点某某包养或者某某某整容的八卦来。最大的新闻是他自己，某一天被传言得肺癌了。大家的反应都是：“同名同姓吧？”阿土没有通知任何人，但新闻还是慢慢被确认了。有朋友自发地在各类社交媒体上募捐，无数人默默转发，没有用任何组织或公司的名义。善款涓涓而来，有知名演艺人士，有十几年前的同事，有朋友的朋友。不只姑娘们，所有人，都爱阿土。
据说，阿土在病中瘦脱了形。最后的那几天，我在北京，也不去看他。阿土走了。彼时，我在酒店的花洒下洗头，哗哗地流着自来水洗发水，还有眼泪水。
告别仪式的那天，我没有特地赶往京城安慰生者。若干天后，几位老友偶然在上海相聚，选在一间老洋房餐厅。我们点了牛肉、炸鱼薯条、有机蔬菜沙拉——这些都是四川人阿土不会太喜欢的食物。我们不会堕落到在那些合家就餐的外国人或者妆容精致喝下午茶的上海女生面前落泪的地步。眼泪不合时宜。所以，我们沉默，桌上的牛肉炸鱼薯条和沙拉也凝固在食客的沉默中。
布洛克在《繁花将尽》里写道：“我们常会站在朝南的窗边，凝视着远方。我不确定伊莱恩看到什么，甚至也不确定我自己想看到什么。或许我们在眺望过往，或者，我有时想着，我们是在眺望着不确定的现在。”在这个沉默的现在，我只想为阿土点一个红黄相间油光喷香的剁椒炒鸡蛋。 □

海伦在加拿大

■ 柯曼

如果你有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你的微信朋友圈里一定充满了雪景;如果你有个在东北的朋友，却不一定会看到雪景。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人更寂寞。
海伦除了发雪景之外，主要是儿子去学冰球以及冰球比赛的各种汇报。海伦的儿子叫509，孩子出生时的海伦家的门牌号。509同学小学一年级，法语进步神速，已经可以写出100字左右的作文了，配上童稚十足的插图，看了很令人惊喜。海伦说，上次老师写了警告信给她，因为发现孩子会九九乘法表，而学校压根儿还没教到这个，警告家长不要拔苗助长，影响孩子的成长。“老外”死心眼的劲儿挺可爱的。关键上学不要钱，学什么不重要，我很俗气地想。
以前我去深圳出差的时候，总会约上海伦去逛世纪广场，淘便宜衣服。女人的友谊在共同砍价之后会迅速拉近，虽然淘回的衣服，多数后来都扔到一边，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逛完街后，会去到她在松坪村的家里，她会给我展示她从广州、惠州等地淘来的各种小玩意儿，钱包、发饰、手表等。然后我们带她那个鬼精灵的儿子509去吃饭。509同学是个话痨，有他在，我们从不冷场。
海伦总说“你下次来深圳，住在我这里”。我说好。只有一次，我问：“你老公在加拿大，为什么自己一人带了孩子回来？”海伦说：“你知道我婆婆是干吗的吗？医生！医生的儿子，唉。”一声长叹，说不尽的故事。我也不好多问，只说那今后怎么打算，她说等儿子上学时回加拿大。
去年海伦退掉深圳的房子，装了一整个集装箱的东西，带着509回加拿大了。似水流年，我们常常在微信聊聊。有阵子，海伦告诉我她在学SAP，加拿大SAP顾问的工作机会相对多。我问怎么学，她说远程方式。我说：“你一个单亲妈妈，还能从事顾问那样飞来飞去的工作吗？不现实。”她说暂时没有其他机会，先学着吧。又有阵子，她摩拳擦掌说要当演艺经纪人，让我找国内的演出机构，她可以联系加拿大那边搞中国艺术进口。又有阵子，她发了些海参图片给我，说冰球队有位农场主，正招商呢，人参蜂蜜冰酒陈皮酱草莓酱各种加拿大土特产直供。我说挺不错的，可以去淘宝开个店。后来我去查了查，发现网上类似商品多如牛毛，就意兴阑珊了。
我说别折腾了，把加拿大政府的补贴给拿好就行了。海伦说，就靠补贴活着呢，偶尔能赚点钱，但赚多少花多少，或者花多少赚多少，其他时间就玩。转而她又说，在考牙医助理证，等证下来能找工作了。还计划考房产中介证，来加拿大买房的中国有钱人太多了。眼下呢？我问。她说，兼职当客服。会讲究，能将就，这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

好东西

哈雷戴维森CVOTM Street Glide（大道滑翔CVO）
配备了Twin-Cooled Twin Cam110 TM引擎，156Nm@3750min-1峰值扭矩的动力系统第一次在大道滑翔车系中出现。侧置油箱顶部有一个新的控制台照亮CVO标志。其他定制元素包括镀铬前后五辐铸铝轮辋，鞍囊，Airflow配件，CVO TM定制座椅，Daymaker TM LED灯和空气分流罩。

萧邦Happy Sport Medium Automatic腕表
18K玫瑰金表壳，动力储存42小时，扭锁状的银色表盘致礼经典制表装饰传统并与表盘上的7颗可移动钻石相得益彰。背面的蓝宝石水晶配以C？tes de Genève花纹，可供窥探自动发条机芯的运动。

华硕ZenBook UX501笔记本
采用了分辨率为3840×2160的UHD 4K画质显示屏，拥有8倍于FHD屏的显示效果，达到了72%的色域覆盖，具备178°可视角度，搭载的Intel酷睿I7四核处理器，以及512GB的PCIe*4 SSD硬盘，可提供每秒1400MB的惊人读写速度，具备2/4GB GDDR5大容量显存的NVIDIA GeForce GTX960M。

路易威登“MONOGRAM V”男士皮具系列
将蓝色的“V”以丝网印刷的技术呈现于Monogram印花之上，主打款N/S Tote大手袋有三种不同的佩戴方式：手提、斜挎、肩背，内部更是有专门为iPad以及数码产品收纳设计的内袋。可拆卸式的肩带与装饰行李牌皆使用Monogram帆布。

Gucci2015春夏系列迷你竹节包
精致的竹节手柄由意大利纯手工创作，展现品牌精湛技艺。在颜色上，迷你Bamboo Shopper提供了天空蓝、柠檬黄、桃红、薰衣草紫等多种选择。包身简洁轻便，搭配可拆卸与调节肩带。

苹果手表
采用屏幕多点触控设计，拥有无线充电装置。支持MagSafe技术以及苹果最新支付技术Apple Pay，电池续航能力约为18小时，拥有音乐、地图、运动健康管理、汽车遥控组件、航班天气查询、GPS导航等插件功能，分为运动、标准、定制三个不同系列，入门运动款价格349美元起，而玫瑰金定制版本价格最高可达1.7万美元。

玛莎拉蒂Alfieri 2+2概念跑车
基于玛莎拉蒂GranTurismo MC Stradale底盘打造，Alfieri采用2+2座椅布局，搭载4.7L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463马力，最大扭矩为520牛·米。这款车还将配备碳纤维陶瓷刹车盘和蓝色Brembo刹车卡钳。

彩色头盔
Lacoste L！VE的彩色头盔系列，赋予摩托车头盔新鲜的时尚感觉，色彩搭配令人耳目一新。除了色彩之外，头盔上还有一些精致的细节，如小鳄鱼和星星图案的浮雕纽扣。

空心立方体
Noor Fares的珠宝设计以优雅流畅的线条为特征，比大多数珠宝显得更加轻盈细腻。这款立方体耳环突出了空心几何形的造型，与耳钉上的实心镶钻立方体形成呼应。

世界旅行
GP芝柏表旅行家系列世界时腕表，直径44毫米玫瑰金表壳内，叶形指针与圆点时标覆有夜光涂料，乳白色表盘中央的纹理象征地球经度及纬度。表盘边缘有24个时区代表城市名称斜面圈环，里面是一圈24小时日夜圈环，全球24个时区时间一目了然。

碗椅
Arper重新推出丽娜·博·巴尔迪标志性的“碗椅”，由两个松散的部分组成，金属支架上一个球形软垫外壳，可以自由地向各个方向移动。巴尔迪的构思让人置于中心，提供更加放松的坐姿，1951年发布的时候属于相当激进的设计。

太平鸟
DecoBird，一件栩栩如生的木雕太平鸟装饰品，手工椴木雕刻加上手绘的环保油漆。太平鸟属于一种贪食的小鸟，据说它一天能够吃掉相当于自身重量的花楸浆果。

手工刺绣
多希·莱维恩设计的Rabari系列地毯，采用新西兰纯羊毛，鲜艳的色泽结合富有节奏感的平面图形设计。地毯制作源自印度的手工刺绣和编织技术，由印度卡奇地区Rabari部落的妇女完成。

陶土锅
Sambonet新款Terra Cotto锅具系列，以赤色陶土为材质，结合了陶土的传统感觉和新鲜的用色。Terra Cotto锅希望让人重新发现传统地中海美食的烹饪乐趣，用逐步提升的热扩散来提高食物的风味。 □

Apple Watch来了

■ 杨聃

标题
2011年，当乔纳森（Jonathan Ive）看到谷歌眼镜的时候，他觉得手腕明显比脸部更适合这种和手机配对并具有提醒功能的可穿戴设备。库克也认为它们太“显眼”了，相反，苹果一直把技术“圈”在后台。“这不会在你我之间造成沟通的屏障。如果我收到了一条提示，它会轻轻敲打我的手腕，我可以随意查看是什么事。”库克看着手腕上的Apple Watch，对《纽约客》（New Yorker）的记者说。即便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库克仍然习惯看着助手在不打扰会议的位置，静静举着提示信息来把握时间和日程。
乔纳森有收集手表的习惯，他经常和同事讨论手表设计的问题，当然纽森（Marc Newson）也是其中之一。乔纳森认为人们可以接受自己的手机和成百上千人的一样，但不能接受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穿戴的东西上，于是出现了Apple Watch如此多的版本，但都是四角圆润的长方形表壳，毕竟名字或者约会提醒等信息被罗列的时候，圆形显示器没有意义。这个最终的表壳形状来自纽森佩戴的卡地亚Santos腕表，一个1904年就诞生了的系列。苹果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产品都得益于新的输入装置，就像Mac与鼠标、iPod与滚轮、iPhone与多点触控。而此次对于Apple Watch，手表右侧凸起的旋钮——数字表冠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形状和名字都源于传统制表。旋转数字表冠并不会如同机械表那样给手表上弦或是校时，用乔纳森的话来说，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陌生的熟悉感”。
这不免让人觉得传统制表业受到了侵袭。三个款式从349美元到1.7万美元的价格跨度，相当于传统手表的入门级到高级的价位。从去年9月份开始，智能手表会不会是传统制表的第二次“石英危机”这个话题就被关注着。LVMH集团钟表业务负责人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它看上去很完美，但完美有时就不性感了。对我来说，它有一点冰冷，并且缺乏个性。”但对于时尚人士来说，它的功能很酷。苹果公司近两年就在拉近产品与时尚的关系。他引入了多名在时尚行业的高管，包括了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前CEO保罗·德莱夫（Paul Deneve）、巴宝莉（Burberry）前CEO安吉拉·阿伦茨（Angela Ahrendts），以及来自瑞士制表公司的豪雅（Tag Heuer）前全球销售副总裁帕特里克·普鲁尼奥克斯（Patrick Pruniaux）。即便如此，时尚界对Apple Watch的设计也并不完全认同。The Doneger Group时尚总监罗珊妮·莫里松（Roseanne Morrison）表示，它的设计并不漂亮，其未来感太强，一点也不女性化。
另一方面，采用了高级手表使用的蓝宝石水晶玻璃和18K金等材质上的概念，让Apple Watch朝着奢侈品的方向更近一步。克莱夫·格尼耶尔（Clive Grinyer）知道乔纳森一直想做奢侈品。几年前，格尼耶尔也考虑过和英国手机制造商Vertu合作，这家连内部零件都实现手工打磨的品牌实现了电子产品的奢侈化。而在发布会上，库克花了大部分时间介绍了“非奢侈”的两个版本，对于Edition系列只用了相对少的时间，可以窥见苹果对“奢侈版”的保守态度。高级钟表行业内部人士认为，Apple Watch非但不会影响高级钟表的市场表现，反而会有推动的作用，让那些“局外人”通过对比和了解，认识到高级钟表的价值。以18K金来说，黄金版Apple Watch如此高的价位让人开始关注合金面盘的铸造过程。其号称“新型超硬度”的材质不仅黄金含量被质疑，其原理也被Ars Technica推翻。而在高级制表行业，宇舶表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EPFL）联合研发的黄金与陶瓷复合贵金属——魔力金（magic gold）被成功认证为防划痕合成黄金材料，早在2011年已经推出。
苹果并不是第一个推出智能手表的品牌，但智能手表对传统制表业影响的舆论却因苹果而起。哈佛商学院教授瑞恩·拉弗利（Ryan Raffaelli）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回应道：“苹果并不是第一个推出数字媒体播放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的制造商，但是毫无疑问iPod、iPhone、iPad都在各自的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基于这点，分析师们会假设Apple Watch的技术可能对制表行业产生相同的作用。”事实上，钟表行业对此的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卡西欧最为畅销的G-shock早就可以在表盘上读取邮件;天梭的T-touch系列也在完善其功能;Swatch Touch Zero ONE是一款专为沙滩排球运动设计的智能腕表;万宝龙e-Strap实现了传统的转换，表带里内置的加速度传感器，通过配套的APP可实现计步功能。
Ryan Raffaelli认为Apple Watch和瑞士的传统手表的“价值”不同。“8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块机械表让我学学如何看时间。我至今仍然记得每天早上给它上弦的感觉，就像被赋予了照看一个手腕上小生命的责任一样。对此，我非常着迷。”上世纪50年代，当圆珠笔出现时钢笔遇到过类似的境遇，可如今像万宝龙这样的书写工具仍然很畅销。“在不同的场合，智能手表和机械表完全可以相互切换。”Raffaelli补充道，“苹果和瑞士制表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致力于开拓和客户之间的个体关系。苹果产品用我们想不到的方法追踪个人数据，而瑞士手表以更原始的方式与其拥有者形成情感联系。第二，他们都通过以上形式的沟通变成了人们身份和性格的一部分。” 斯沃琪推出专为沙滩排球运动设计的智能腕表 宇舶表" 魔力金" 材质改变分子原有的成分 □

谷歌模块手机，真正定制机

■ 钟和晏

谷歌先进技术和项目部ATAP 总监瑞吉纳·杜根曾经是美国国防部DARPA 第一位女性负责人
我第一次看到“模块手机”的创意是在荷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毕业展览“自我/非自我”上，2013年的硕士毕业生戴夫·哈肯斯（Dave Hakkens）设想了一个由固定在基座上的独立组件构成的手机PhoneBloks。手机的每个部分都可以自由拆卸，如果一部分坏掉很容易被替换，也容易更新升级。
哈肯斯的构想起因是自己的数码相机坏了，却没法修理。于是，他考虑如何设计出容易维修、升级的电子产品，模块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他的兴趣和目的不在手机本身，把它变成一个专利性的商业项目，而是如何有效地减少电子垃圾。他决定公开他的构想，制作了一段颇具说服力的视频。
他在视频中说：“每天，我们丢弃上百万的电子产品，它们用旧或者坏了，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组件出了问题，但我们还是把整个装置都丢弃。因为电子产品从设计上就不是以持久耐用为出发点的，电子废弃物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垃圾。”
哈肯斯和几个同伴建立了一个开放平台Phonebloks.com，想把自己的概念传递出去，并邀请更多的个人和机构积极参与其中，共同让“值得保留的手机”成为现实。他的视频在YouTube上获得2100万次点击观看，因为庞大的人群数量，很快不少企业也参与进来。
最早是摩托罗拉公司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决定研发模块手机。当时，摩托罗拉推出了第一款定制智能手机Moto X，使用者可以选择按钮、边框和后背盖的颜色。但摩托罗拉很快发现，用户在意的不只是产品的外观，相比之下可以定制的功能更重要。
摩托罗拉被谷歌公司收购又出售之后，谷歌保留了对模块手机的研发，并把它命名为“Ara计划”。今年初，谷歌决定和迈阿密手机制造商Yezz合作生产第一款模块手机。3月份第一周，巴塞罗那2015年移动世界通信大会（MWC）上，Yezz展示了一款Ara手机的原型机。在Yezz公司看来，这一项目既挑战多多，又蕴含了巨大的潜力。
究竟什么是模块化？简单来说，模块化是一种特殊的设计结构，作为大系统单元的模块在结构和任务上既相互独立，又共同发挥作用。因此，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提供一个框架，将设计或任务分割成模块，来保证结构的独立性与功能的一体化。
管理或解决一个复杂系统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将系统分解，模块化设计把任务分割成不同的模块，也可以把新模块加入系统中或者从中排除某个模块。在许多具有复杂系统的领域中，比如工业工程、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等，模块化都是非常有用的概念。
具体到模块化手机，这将会是有趣的、自己动手的智能手机，就像乐高玩具一样，使用者可以自己随意搭配如摄像头、显示屏幕等硬件。谷歌“Ara计划”让你从一堆零件中挑选和混合，构建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手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手机制造商提供的最终产品。
Ara模块手机的最早开发版本是“螺旋1”（Spiral 1），在原型阶段，它看起来像一个基本的矩形框架〔他们称之为内骨骼（Endoskeleton）〕，细分为更小的矩形块。这些不同尺寸的矩形小块分别是处理器、显示屏、摄像头等模块，用电永磁体连接到触点电路板上。
在谷歌硅谷总部，如今已经展示出“螺旋2”原型机，体积比“螺旋1”要小，目前有8个可互换的模块。“螺旋2”采用ASIC集成电路，它没有常规的CPU，而是通过芯片连接到电路板上。
“螺旋1”的电子组件分布在三块独立电路板上，而“螺旋2”的组件被安排在单一的电路板上，这是很大的改善，它们通过高速UniPro相互连接。为此，Linaro软件公司还专门开发了一个Linux系统版本。
“螺旋2”主要用于模块测试，谷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天线、摄像头、传感器、电池等外部硬件的开发，用手机架把各个部分融为一体，还有确保不同供应商的部件可以兼容的软件。“螺旋2”的目标是用户可以把模块插在任意位置，比如把摄像头放置在你认为使用起来最方便的地方。 谷歌“Ara 计划”让你从一堆零件中挑选和混合，从而构建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手机
不同的硬件厂商来生产这些硬件，除了Yezz，东芝已经开发了无线网络、显示屏、摄像头、活动跟踪器、TransferJet无线传输技术等模块。生产追踪温度、湿度和阳光辐射等传感器的Lapka公司，为Ara设计了一系列概念性的传感器，用7个模块装置，比如空气质量监测器、心脏监测仪、血糖传感器等，把手机变成一个便携式健康监测站。当然，所有这些商业构想都需要提交谷歌批准。
某种程度上，“Ara计划”属于定制手机的终极形式，你自行选择每个模块，挑选放置的地方，决定色彩和视觉设计。它给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无论是想要的配置还是愿意承担的价格。高端配置无疑花费更多，也许你喜欢一个高分辨率的显示屏，但不见得需要一个高像素的摄像头。
令人兴奋的还在于可能为手机加入特殊组件，比如一个迷你长焦镜头或心脏速率监视器，自己进行技术升级，在原来的手机架上加入最新的处理器或镜头。这些可互换的零件，意味着你能够在不同场合、不同使用需求下，安装不同的模块。
“Ara计划”源自谷歌先进技术和项目部ATAP，部门总监瑞吉纳·杜根（Regina Dugan）说过：“Ara以一种非常朴素的想法开始，如果我们给予人们工具和创造的自由，将会发生什么？”
今年51岁的杜根是机械工程师及反恐专家，曾经是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究机构DARPA的第一位女性负责人。过去，从DARPA催生了全球定位系统、隐形战斗机等，持续地用创新技术打开新的科学领域。
从搜索引擎、语音识别到机器翻译等，谷歌公司同样擅长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变成产品。模块手机连同谷歌的其他创新项目，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或传感器隐形眼镜，说明了它在年收入500亿美元的搜索及广告业务以外，正在寻找未来的其他收入来源。
ATAP作为谷歌的“特种部队”研究团队，总共只有75名全职成员，但是拥有300多个外部合作伙伴，包括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美国大学、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实验室、大型系统集成商等。对于Ara手机，谷歌定下的开发期限只有两年。
“Ara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保罗·叶廖曼科（Paul Eremenko）之前也曾任职于DARPA，他是模块卫星的专家。他和他的团队正在把手机工程学科向其他领域推进，包括构建连接模块的微型电永磁铁到可以移动和重新配置的天线。
1月份，谷歌宣布将把波多黎各作为试点市场，在今年底的时候推出“Ara计划”的试验性手机，并为此签署了当地两个运营商合作伙伴克拉罗（Claro）和开放移动（Open Mobile）。为什么选择波多黎各？保罗·叶廖曼科认为那是理想的试验国家，因为它多样化的用户群，拥有智能手机和功能手机用户的合理比例，以及75%的互联网流量发生在移动设备上。
利用波多黎各的数据，谷歌再进一步规划模块手机的全球性推出，它也在为用户购买模块手机做准备。除了创建实体零售商店，还将建立一个模块在线市场，类似于苹果的APP商店或者谷歌自己的Play商店。
目前为Ara模块手机定价显然还为时过早，它的价格取决于很多因素，如你选择的手机框架大小和零件配置等。另外，运营商可能也会有自己的定价，如果他们卖给你一个组合。谷歌把入门级Ara手机的成本定在50到100美元之间，他们希望由模块供应商自己设定模块的在线市场销售价格，就像移动应用程序开发者在APP商店的方式。
“螺旋3”原型机的开发据说已在进行之中，这一全新概念手机潜在的技术缺点也不断被质疑。Ara的模块开发套件被设计为同时连接内骨骼和插入模块，有一个软件层帮助它们相互连接，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和更换组件的操作中，可能会产生失误。
还有兼容性的问题以及打开、插入式设计的防水问题，一个低端处理器和高端相机可能不会兼容，一旦零件损坏，用户必须分别联系不同的模块制造商。所以，Ara手机可能对那些喜欢自己鼓捣和控制配置的技术迷更有吸引力。
但是，比起技术实现上的困难，Ara模块手机这样一项新设计很可能会改变整个手机制造业，对它所处的行业经济系统构成挑战，这是更具有冲击力的商业策略。一直以来，智能手机制造是封闭的、垄断的系统，由硬件生产商们决定新款手机的设计和配置，其他公司的产品无法加入到手机中。
如果Ara手机成功推出的话，显然能够加快手机硬件的创新速度。垄断被打破之后，比如一些制造高级音响或相机的公司，可以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它们的手机模块。
在计算机发展历史上，IBM的360系统是第一个模块化产品线，使用模块化原理创造一系列兼容机器。在此之后，IMB的新产品就不再整机制造，而是几乎全部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其他数字设备公司也很快掌握了这种模块化设计方法，以此形成灵活又相互兼容的产品线。最后，旧的计算机产业解体，出现了新的产业结构。
某种意义上，“Ara计划”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的设计、制造和销售流程，这是一个真正的转型。也许，谷歌实现这个项目更大的困难是如何打破垄断、获得一个手机行业全新的商业结构和经济系统。
至于戴夫·哈肯斯，起初谷歌公司因为“Ara计划”提供他一份工作，但他拒绝了。他更愿意选择保持独立设计师的状态，同时向其他手机公司推广这一资源开放的概念。如今，他又构想了一个可以回收塑料的机器，并把设计图放在网站上，让世界各地的人参与提高设计，希望有一天变成现实。 □

重组地方债

■ 谢九

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向地方政府下达1万亿地方政府置换债券额度，用于置换存量债务。置换范围是经过审计确定、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部分。
在官方正式文件发布之前，市场已有关于地方债置换的多个版本流传，一说置换规模为3万亿元，一说置换规模高达10万亿元，而且由央行购买，相当于开启了中国版的QE，不同版本的传言也在市场引发了剧烈震荡。从最终官方公布的文件来看，此次地方债置换并没有新增债务余额，和此前市场流传的中国版QE无关。
具体来看，债务置换的操作思路是，财政部向地方政府分配1万亿元的额度，地方政府依照各自额度发行新债，用以偿还2015年即将到期的债务，相当于一次“借新还旧”;而新债和旧债的区别在于，新债的信用等级更高，利息也相应更低，而且新债的期限也相对更长，从此前的3到5年，延长至7到10年，更低的利息成本，更长的还款期限，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地方政府的还债压力。按照财政部的表示，此次债务置换的意义在于“有利于保障在建项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处理好化解债务与稳增长的关系，还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缓解部分地方支出压力，也为地方腾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加大其他支出创造条件”。此次1万亿元地方债置换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未来几年地方债陆续到期，类似的债务置换可能还会继续推出。
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来看，此次债务置换可以极大缓解地方政府的当前压力。按照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30日，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偿还1.8578万亿元，1万亿元的总债券额度占2015年到期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53.8%。这也就意味着，在土地财政萎缩之后，地方政府有超出一半的即期债务压力被迅速化解。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债券置换避免地方债的违约风险，确保了不发生大规模金融风险的底线;但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债券置换确保了刚性兑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而这正是我国金融市场乃至中国经济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此次地方债置换的一大悬念在于新债如何发行。在财政部正式发文之前，市场流传过不同的版本，比如由政策性银行购买，甚至央行直接购买等等，不过最终的方案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自发自还，发行和偿还主体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政府。地方财政部门按照市场化原则组织债券发行工作，开展相关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这种发债模式看似市场化，但实际上可能会扭曲当前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可以参照的是去年开始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试点。2014年，国务院批准上海、浙江、广东、北京、山东等10省市可以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这原本是对我国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的重大突破，但是从去年的实际操作来看，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成为最大的短板，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发债根本无法形成市场化定价。无论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还是宁夏、江西等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无一例外都是最高的AAA级，地方债的信用足以和国债媲美。不仅如此，去年山东自主发行的债券，其利率甚至比国债利率还低，按照市场化定价来理解，这意味着山东省的信用等级高于国家，以至于市场戏言，以后可以请山东省代发国债。
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信息披露很不透明，如何给地方政府准确评级将是一个巨大挑战，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水平、自身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状况、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拥有国有资产的变现能力以及上级政府的支持力度等等，都是决定地方政府信用等级的关键因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强势，以及对本地资源的掌控分配能力，使得当地金融机构不得不积极配合其债券发行，这就使得地方债的定价失去了市场化定价的基础。
山东省自主发债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地方债定价的不足，以至于财政部不得不修改了发债规则，从北京市政府债券起，招标发行规则更改为：投标标位区间为招标日前1至5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相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0～15%，而不是之前的上下各浮动0～15%，以此避免地方债信用高于国债的尴尬。
在新预算法出台之前，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债平台大量发债，虽然带来了很多潜在隐患，但从资金定价的角度来看，还是基本上体现了市场化定价，一些风险程度较高的项目，必须通过更高收益的银行理财甚至信托渠道，支付更高利息才能够募得资金。新预算法规定以后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只能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务的渠道，城投债平台可能将逐渐消失，此举在规范地方债市场的同时，对于资金的市场化定价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理论上而言，地方政府发债的信用等级应该低于国债，对应的发债利息也应该高于国债，但由于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实际操作上，地方政府信用等同甚至高于国债信用，凸显了地方政府发债的最大短板。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缺失，对于中国金融系统也将带来冲击。新预算法实施后，大量地方政府的融资通过低成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完成，有可能形成新的资源垄断。如果地方政府债务长期以低于市场价的成本发行，可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抬高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一直在致力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在整体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始终难以有效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的国有僵尸企业对于资金成本极不敏感，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务硬约束，这些原本应该被市场淘汰的落后产能占据了大量的资金资源，进而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新预算法实施之后，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债券，如果没有必要的信用评级约束，无论财政状况如何，地方政府都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发债，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资金黑洞，抬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此次地方政府发行置换债券的消息出台之后，银行股闻风大涨，理由是地方债的置换将会大大降低银行的坏账风险，但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以低于市场价参与地方债的购买，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失利息收入，坏账风险和利息损失究竟孰轻孰重，其实还很难量化。根据财政部的匡算，债务置换后地方政府一年可以减轻利息负担400亿～500亿元，缓解地方支出压力，让地方腾出部分资金加大其他支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减轻的利息负担，其实也是银行的利息损失。市场似乎开始逐渐消化债券置换对银行的影响，在经过了短暂大涨之后，银行股也开始冲高回落。
对于中国的地方债而言，此次以新换旧的债券置换，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争取到了化解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如果后续没有实质性的改革，只是一味将问题往后拖延，地方债的风险并不会因为时间的延后而自动消失。 □

被“数字化”升级的大众驾驶方案

■ 李三

大众汽车集团动力总成研发负责人海因茨·雅各布-诺伊瑟博士在日内瓦车展上介绍全新途安
今年日内瓦车展前的“大众之夜”被命名为“移动的技术”（Mobile Technology），因为这个主题，大众首席执行官马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的演讲似乎比以往都更强调“技术含量”。汽车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更智能的交通解决方案呼之欲出，文德恩在发言中说：“未来汽车工业的走向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消费者手中。自动驾驶是未来汽车工业的核心技术，欧洲人应该更勇敢、更开放，为未来贡献更多的智慧。”
大众集团对未来发展技术的投入堪称大手笔，去年投入金额已经达到了115亿欧元，集团目前拥有1万名IT技术人员储备，目的就是要打造未来汽车发展的引擎。今天的大众拥有全系列电动车、自动驾驶的解决方案，有57款车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5克/公里的欧盟标准，文德恩自信地说道：“我们已经有明天的技术储备。”文德恩所说“明天的技术储备”在大众汽车一套名为“未来之道”的解决方案中有具体体现。在数字化方面，大众汽车集团的目标是：到2020年让生产的新车型都能接入互联网。文德恩强调：“集团已经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联网车型。”数字化未来发展的另一个关键话题是“工业4.0”。目前，集团旗下工厂正在通过3D打印机的应用以及人机合作来推动“工业4.0”的发展。智能IT服务则囊括了内部客户分析以及涉及汽车各个方面的创新业务模型。
在车展现场，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海兹曼（Heizmann）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参观者，观展对他而言，不仅仅因为兴趣使然。“了解竞争对手的动态，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告诉记者，“在车展现场，我会观察竞争对手的车型，还会亲自试驾他们的车。我也特别想了解中国自主品牌的车型。”今年日内瓦车展现场，随处可见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SUV以及各种各样的跨界车。放眼望去，海兹曼自认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产品的多样性上具有明显优势：“我们的产品组合准确并且符合市场需求。未来几年，我们会陆续发布一些新车型，而这些新车型的亮相在时间的选择上也会非常准确。”
在大众汽车集团动力总成研发负责人海因茨·雅各布-诺伊瑟博士（Heinz Jakob-Neusser）眼中，传统的驾驶方案正在被数字化改写。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化和移动互联正在成为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你认为现在汽车和移动互联的结合到底是谁引领了谁？
海兹曼：与苹果、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合作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消费者习惯使用智能手机，更希望在汽车上也能运用相同的应用程序。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要求，我们尝试和这个领域最好的公司合作，争取每年都给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汽车集团未来是否会把车联网技术视为一个主要战略？
海兹曼：车联网技术在全球正处于发展阶段，参与的厂商良莠不齐，市场也不成熟，信息安全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大众汽车始终严格遵守全球统一的高标准，在车联网领域，我们同样拥有相同的目标：给消费者提供稳定、可靠以及安全的解决方案。当然，我们的服务也需要符合市场的要求，所有的服务都基于顶尖的计算机硬件——从车内的导航系统到后台的基础设施。
随着车联网技术的普及，需要防止黑客的攻击，避免信息的泄漏。利用智能手机获取关于车辆的信息或者可以直接打开车门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但前提条件是在数据安全且可得到保护的环境下进行操作。
三联生活周刊：何时才能在中国真正看到搭载互联网技术的大众汽车？
海兹曼：应该说这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现在你就可以买到奥迪或者大众汽车品牌搭载智能配置的车型。大众汽车集团旗下拥有诸多车型，这其中也蕴含巨大的潜力，如果可以让各品牌的车型相互沟通，分享关于路况、天气、停车场等信息，这不仅在中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更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我们与中国联通、思维图新、高德地图进行了合作，致力于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保证客户的满意度始终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汽车去年收购了黑莓位于德国的研发中心，目前该研发中心的进程如何？眼下大众汽车在车联网方面有哪些实质进展？
诺伊瑟：黑莓研发团队进驻到大众汽车和我们的团队成员一起工作，他们从事的工作重点就是车辆互联功能或是车联网。来自黑莓的工程师主要负责车联网的工作，以及研发供后排乘客使用的车载娱乐信息系统。
今年5月即将在上海举办的亚洲消费电子展上，我们将展示未来车载系统、车联网智能系统的操作理念。对我们而言，操控以及功能选择的直观性，以及触摸技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未来当你选择某些功能操作时，无需用手触碰显示屏，只要挥手做出手势，系统就会做出回应，这会改变汽车内部的构造。在驾驶者和乘客的视野中，会出现我们所需要的所有重要信息。驾驶舱内会应用一系列的显示器，显示器的长度可能较长，以便显示更多的信息。在这个技术领域，未来大众汽车会具有明显的优势。 大众UP！ 电动车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新技术，从概念产品到最终落地需要多久？这是否意味着大众汽车未来在车内人机交互领域将会有革命性的改变？
诺伊瑟：未来，在汽车的驾驶舱内将不会出现物理按键或者按钮，它们都将被LED液晶显示屏取代。2015年后，我们会采用大尺寸触摸屏技术，现在其实已经应用于新车上。当车内装备大尺寸的触摸液晶显示屏后，我们需要的物理按键或按钮的数量会越来越少。用手在触摸屏上选择功能，它就会发出声音给予反馈，但有的功能还会继续以按钮的形式出现，比如电子手刹、自动驻车以及音量控制调节。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车型上应用物理键和虚拟键的比例是多少？
诺伊瑟：比例目前还无法公布。但我们在此事上的发展战略和方向非常清晰，尽量降低物理按键的数量，多采用虚拟触摸按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而且基本上都是采用虚拟触摸的操作方式，人们的使用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已发生改变，所以，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汽车目前在车载智能化产品搭载车型的选择标准是怎样的？
诺伊瑟：基于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MQB）生产的车型会配备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其中包括车载联网功能和最新的娱乐信息系统。现在中国市场上有部分大众汽车车型还没有采用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MQB）生产，但之后推出的新车型会应用此平台，采用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和娱乐信息系统。
电子和智能化的设备，以及显示器的尺寸会变得更大。原来5英寸的显示屏会变为6.5英寸，现在6.5英寸显示屏会改到8英寸。除此之外，还有一款更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甚至会达到9英寸或者10英寸。在这方面，车载联网和网络功能非常重要，可通过Wi-Fi、智能手机，或者云计算来实现上网功能。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汽车研发的十速双离合变速箱是否会出现在家用级别的量产车型上？相比竞争对手，多挡位变速箱具有什么优势？
诺伊瑟：在这方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车辆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到底有多高？如果车辆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很高，传动系统的挡位数量比较多，车辆对不同行驶条件的适应性就越好，这样就能有效降低油耗。在较低挡位时，车辆的动态驾驶性能有所提升。变速箱最多可以设置13个挡位，但我们认为10个挡位已经完全能满足消费者的日常用车需求。变速箱的结构和尺寸符合大众汽车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MQB）的生产、组装条件。未来，我们的车型最少会配置7个挡位，最多会有10个挡位。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大众汽车正在研发一款全新的V6双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诺伊瑟：我们正在努力研发全新一代VR6发动机，配有涡轮增压技术、燃油直喷技术，所有先进技术都将应用于全新一代VR6发动机。搭载这款发动机的车型也会引入中国市场。另外，我们还在提升四缸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参数，这点非常符合运动车型的特点，输出功率超过400马力的运动车型会搭载这款发动机。
总体而言，我们的发动机技术是非常先进的，尤其在涡轮增压技术方面，我们也一直在努力降低涡轮增压器的结构和体积。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在中国市场会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未来，大众汽车也会推出搭载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传统的动力系统在高效减排方面还有多少潜力可挖？混动或者是插电式混动是否能进入大众汽车车型的主要阵营？
诺伊瑟：我们正在研发下一代发动机，2017年新一代发动机将正式应用于大众汽车车型。从2017年开始，大众汽车会应用新一代的内燃机，变速器也会换代，这样可以降低20%的排放量。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是大众汽车电气化战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纯电动模式下，所有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续航里程可达到50公里，完全满足新能源车型的标准。与此同时，大众在中国也会推出纯电动车型。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为部分车型匹配纯电动发动机或是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中包括紧凑级车型如捷达、桑塔纳、速腾、宝来以及朗逸，中级轿车为帕萨特。一旦装配新能源技术，这些车型都会国产，电池和电动机也都会在中国进行生产。未来，大众汽车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MQB）生产的新车型完全能够匹配这种动力总成技术。
三联生活周刊：在混合动力技术方面，丰田和本田都已经进化到第二代技术，大众汽车要绕开日系品牌专利，又要实现同样的性能，你认为还有哪些技术难点需要突破？
诺伊瑟：这里谈到的技术都受到专利的保护，所以我们也会把大众汽车的技术带到中国市场。应该说像采用混合动力系统的GTE车型，它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很高，但是工程师会略微降低输出功率。在中国，我们会采用新一代的电池技术，电池的能量密度高于现有电池的水平。我们正在和三星公司以及LG公司共同研发下一代的燃料电池，三星和LG均已在中国建立了合资工厂。
之所以我们将混合动力技术作为现阶段新能源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因为目前充电的基础设施数量还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混合动力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性技术。
三联生活周刊：虚拟显示器是否只是先应用在帕萨特GTE上，其他车型是否考虑推广？
海兹曼：虚拟显示器不会只使用在GTE这款车型上。在欧洲，用户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选择显示器。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不尽相同，可选择的范围也并不多，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决定将虚拟显示器装配到特定车型上。中国的客户群普遍偏年轻，他们对于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更加开放，一些数字化产品也非常普及且得到追捧。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汽车在国内市场推出的电动车只有up！一款，关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今年有没有更多新能源车计划？
海兹曼：关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今年还会在中国市场发布高尔夫GTE、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奥迪A3 e-tron以及高尔夫电动车，但更多的变化将会发生在2016年。2016年我们将国产新能源车型，第一个国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将是奥迪A6，第二款是与奥迪A6拥有相同定位的一款大众汽车品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我们已经在和两家中国合资厂商就下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发展在做计划，不久的将来，大众汽车集团将会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超过20款电动车。到2020年，在中国会出现许多国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及纯电动的新能源车，届时新能源车的销量可能会比预期要高，预计将是10万辆左右。
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新能源车产量是多少，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新能源技术的费用埋单，如何平衡制造成本和定价之间的关系，在国产化后如何控制和降低成本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不仅仅是大众汽车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考虑的。 大众e-高尔夫 □

脚踏大地

■ 何潇

台湾编舞家林怀民舞蹈作品《白水·微尘》剧照。舞台服装由马可设计 马可《无用之土地》系列作品中的《大地之母》（2007）

一

“物有‘物命’。一个投入情感的东西，不是静止的生命状态，它会成长，有其命运。创作者投入的心力，赋予的生命，会随时间延展。”——马可

无用之用

下午3点时，我来到北京的“无用”空间。这是一间老厂房，位于东城区77文创园，是马可辛苦寻觅的结果。它位于城市中心，却不似商业区那般喧哗，难得地保持着老北京的安宁与静谧。出门向外，顺着成荫槐树一径直走去，有古老的胡同，还有菜市场，这是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走到街道尽头，再转个弯，看得到美术馆和三联书店。“在写稿之前，你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在台北接受采访时，马可对我说。
我初入“无用”空间之时，大厅空无一人，陈设简单，少许水滴声飘将下来，像水滴敲石一般——听来仿佛是坂本龙一在《东尼瀧谷》中的音节。300平方米的空间，开敞却不十分明亮，倒有些幽玄的意味。大厅中陈列着一些老陶器，都是生活器具，多来自晚清或民国时期，是马可从民间人家搜集而来的。马可将这些陶器放置在水中——因为“陶是水与土的结合”。老物件沐在幽暗的灯光之下，呈现出了全然不同的面貌——它们看来好似有了生命一般，在水中缓慢地呼吸。“马可觉得，把陶瓷放在水里，物件的生命就会被释放出来。”无用的品牌经理王在实告诉我。
在此之前，马可向我说起“物命”——她觉得，物件本该和人一样，具有生命。“一个物件是不是有生命力，不是物件本身决定的，而是创作它的人决定的。很多人做东西，用的是大脑和思维。但我做一样东西，一定要用‘心’。用脑制造的是死物件。‘用心’是投入情感。一个投入情感的东西，完成之后，生命就诞生了——是你把它孕育出来的。在后来，它可能会有它的命运，会跟某人一起，一直陪伴着那个人。但你之前投入的用心，赋予的生命，会随时间延展。这样的物是有灵性的。它不是静止的生命状态，会成长。”
“创造一件东西，这是上帝才会做的事情。如果你不负责任地把它做出来，这个原本可以有‘物命’的事物，因为你的不用心，就成为没有生命的一件物品。”马可对我说。
空间的新近开幕，是“无用”创立8年以来，第一次向公众敞开大门。在此之前，“无用”是神秘的——创建7年，没开过一家店，也不对外售卖。人们在媒体上读到关于“无用”的种种报道，却鲜有人一窥真容。2006年，马可在珠海创建无用设计工作室，开始“无用”的创作。此前两年，她经历着精神的煎熬。由她与前夫毛继鸿共同成立于1996年的“例外”，已不再像她最初定位的那样，是一个“小众品牌”。她感到，“例外”的工作，不再符合她的精神追求。“无用”与“例外”，自一开始便不相同。马可这样给“无用”定位：“致力于传统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其目标在于通过手工精心制作的出品向世人倡导：过自求简朴的生活，追求心灵的成长与自由。”
原以为，“无用”二字来自《道德经》，“无用乃大用”，马可却说，没有那么高深。“我从‘例外’出来以后，经历了一段转型期。以前在‘例外’做品牌，每年都要做春夏秋冬，做几季，但那个不是我要的东西。你到底爱什么？我问自己，发现中国民间的手工艺是最让我感动的部分。”2000年以后，她开始在中国乡村行走，看到普通人家的日用物什，代代相传，破旧不堪，每每“感动到流泪”。而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些精致至极的宫廷器物，她承认它们巧夺天工，完美无缺，却只觉华丽，不觉感动。“那是匠气，不是情感。”马可说。
“民间的器物为什么让我这么感动呢？后来我发现，虽然都是手做，但他们不是为了商业销售，没有功利性，只有情感。”马可说。乡村行走之后，她回到城市，对身边人说，要做手工，他们的回复却如一瓢冷水：这些都是过时、无用的东西。农村的手工艺人，给她相似的回答。“我对手工艺人说，你们的东西很宝贵，他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城里人看不上，本地人也不要了，都是没用的东西。所有人都在跟我说‘无用’。当时我就想，既然他们都认为是无用的，那索性就叫‘无用’算了。我认定最宝贵的东西，为什么被认为是最无用的呢？想不通，一定要亲身做一下。”马可说，语气中有孩子般的执拗。
2006年，马可辞去了“例外”的设计总监职务，将全部的心思放在了“无用”上。经过几年时间，“无用”从一个艺术性的个人工作室，变成了现在的开放空间，是“民间工艺与社会大众的桥梁”。支撑起这个空间的，是马可过去的全部积淀。“我就是属于那种，一门心思认准了，就可以孤注一掷的人。可以把过去的积蓄全部抛在这上面。我觉得我做了，我就值了。”马可说。
“很多人做一件事，都是尝试性的，量力而行，但马可是全部扑上去，置之死地而后生，她生命的后半场都在这里。现在的设计师都热衷混圈子，但马可不是。她是个很纯粹的人。她做事情不是为了赚钱，这点让人钦佩。”王在实对我说。在过去，他干过许多工作，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在后来，他看了贾樟柯拍摄的纪录片《无用》，为马可的理念所触动，便想与她一起工作。
在他的带领下，我穿过一扇古旧的木门，进入到无用的内部空间。门上木纹斑驳，依稀还留着没有被撕干净的年画痕迹。正对木门的，是一个室内天井。没有吊顶，依然保持着原来老厂房的钢管结构。窗户上挂着麻布窗帘，被阳光衬得透亮。向右拐，是一间禅修室。墙面依然保留着未经装修的样子，一束幽光打将下来，照亮了石床与蒲团。这里总有一种幽冥庄重的氛围，让你无法厚起脸皮来大声说话，或是穿一双高跟鞋，任鞋跟咚咚作响——这或许因为寂静，也或许因为房间的荫翳。 “无用”品牌创始人马可在无用生活空间二楼创办了亲子生活区
中庭左边，是一个类似会客厅的房间。午后的阳光透过古旧的木头窗棂，洒在木头桌上，将一盘金色的橘子衬得发光，倒有些南方乡下的冬日情致。原来以为都是他们收来的旧物，一打听，却都是用旧物回收后的重新制作。马可说，“无用”也有“无所不用”的意思，在此处倒是形容得妥帖。在楼上的卧房和儿童房中，亦可以看到相似的“旧物重生”物件。过去的物件，在重新制作后，拼接出缤纷斑驳的颜色，煞是美丽。在一个荷兰设计师的工作室中，我曾见过类似的美丽物件。
或是因为相信“物亦有命”，马可为无用空间的每一件物品命了名。衣橱里，有两件厚实的外套，一件叫“暮鼓”，一件叫“晨钟”。饮水的杯子，有大小两只，大的一只叫“妈妈”，小的一只叫“我的”。马可将家中的情景，一一复制到空间里来。儿童房里有一只手工布娃娃，没有面孔，很是朴拙。还有一只小木马，是她的丈夫舒雷多年前为女儿做的，女儿长大了，便搬来了这里。“这里会唤起很多人的回忆，想到爷爷奶奶家，或是小时候的情景。”马可说。曾经有两个客人，来到无用空间，当场泪流满面，回去之后，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购物的情景。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能暂时从浮躁的现实中逃出来，回到本真，我觉得就达到目的了。”
“我相信她做的东西。我想这可以向中国人展示，什么是真正中国的东西。无用很深厚。”米雪（Michelle Chan）对我说。她是法国人，穿一件中式服装，因为迷恋中国文化，在中国生活了20年。在担任“无用”的顾问之前，她与丈夫都在时尚行业中工作。丈夫是香港人，给意大利Vogue等许多时尚杂志工作。有一天，她在YouTube上看到“无用”的作品，感到“这是我想要的东西”。通过朋友的介绍，米雪与马可结识，并决定与她一起工作。“无用”开放以后，有许多年轻观众慕名而来。“他们没见过这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了解。在中国，依然有很多像马可这样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她做的东西很简单，但是很美。”
“当你相信自己所做的东西，你总会找到跟随者。马可是个真实的人，她不取悦他人，真心热爱自己做的东西。”米雪对我说，“‘无用’的风格可以属于所有人。马可也可以走到国外去，很多人喜欢中国文化。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也遇到过跟马可相似的设计师。他们并没有特别大的名气。他们相信自己做的东西，而且总是有人跟随。” 无用生活空间“家园”内景：（由上至下）前院中庭俯瞰、起居室、厨房及餐厅陈列区
来到“无用”空间的人，通常有几类。一类是马可的忠实“粉丝”，与她有着相似的生活理念;一些是慕名而来，看了杂志与新闻的报道，好奇这位“异类”设计师的作品是何种模样;另有一类，是偶然的走入，却发现这里有自己想要找寻的东西。在我参观之时，进来一位先生，打扮朴实，即不时髦，也不文艺。他是在附近工作的一个木匠，来向工作人员买一包茶籽粉。茶籽粉是南方乡下的天然清洁剂，马可希望能推广它。这是“无用”空间里售价最低的东西，“不伤手，也不伤害地球”。
“理性地购买，珍重地拥有，有一些惜物的心情。”为了避免浪费，“无用”采取定制的方式。这是一种传统裁缝式的方法，定一件，做一件，不会产生多余产品，也就没有打折一说。空间里的每件物品，从衣服到家具、床单、窗帘、灯具……都可以下单定制，却不能立刻带走。客人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方可拿到物品，至于等待的时长，取决于每件产品的生产周期——如果遇上需要“看天吃饭”的植物印染，更是“取决于自然”。一般情况下，客人会试穿一下衣服，再根据其具体尺寸做出大小的调节。跟奢侈品定制不同的是，在这里，客人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却不能“说改就改”。与“无用”理念背道而驰的修改，会被无情地拒绝，因为那样会影响设计初衷和风格。
“那么，穿‘无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向马可抛出了这个“设计师必答题”。
“‘无用’对人的气质的选择，超过对身材的选择。‘无用’的衣服不是尺码合适的人就能穿。它是给为自己穿衣的人穿的。他们很清醒，不会随波逐流。”马可说，“衣服在很多场合里扮演的是道具——你需要通过衣服达到一些目的。衣服变成了一种武器。但在‘无用’，你可以把这些武器放下，面对你的内在就好了。你不可能见到任何人，都把心掏出来给他们看，但衣服会传递很多信息。衣服是内心延展出来的东西。” “无用”的手工艺人在绕沙 “无用”出品的服装、家纺等产品均用天然棉麻材质制作，纯手工缝制、刺绣，植物古法染色
“世界上这么多人买衣服、穿衣服，其实只有两类。就像河上行驶的船，只有两条，一条为名，一条是为利。穿衣服，一类为自己穿，一类为别人穿。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是为别人穿衣。多数人买一件衣服，想的是别人的评价。而不是想，这个衣服是我内心真实的写照吗，是不是能感觉到自然、真实的我？很少人会去做这个选择。”

白水微尘

我初次见到“作为真人的马可”，是在台北，云门舞集的八里排练场。在林怀民的邀请下，马可担任其新剧《白水·微尘》的舞台服装设计。这是一个雨天，云门一团的舞者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最后几场连排，雨声、钢琴声，与林怀民的指导声混合在一起：“慢一点！再慢一点！”马可的出现，几乎是无声无息的，没有打扰任何人，就像进来了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她的样貌，与法国《世界报》描述的“美丽的马可”一般无二：乌黑的辫子、亚麻外衣、便鞋，不施粉黛，依稀有些少女气。贾樟柯拍摄《无用》，是在7年之前，出现在我眼前的马可，与当年镜头里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化。
这不是马可第一次到八里排练场。此前一天，她落地台北，顾不上去酒店搁置行李，便一头扎到八里，将几十件衣服送到排练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与她同行，只有她的丈夫在一旁帮手。《白水·微尘》是一出两幕舞作，一轻一重，风格迥然。2013年11月，马可开始着手制作舞衣，到第二年5月，“白水”便已完成。而“微尘”的服装，却直到我见到她的前一天，才被送到舞者手里，此时距离首演不过三两天。
“她太了不起了。”林怀民对我说，“我跟马可说，简单就好，但她非常认真。每一件她都手缝，手工上色。”看到衣服以后，林怀民感到“非常心疼”，“衣服非常漂亮，每一件都可以上秀场。但在舞台上，观众看不到衣服上的那些细节”。在一件戏服上，马可缝制了一个口袋，再将它翻转过来，以达到服装的空间感，十分特别。“这样弄，不生病都是奇迹。”林怀民说。
在排练场的后台，我看到了《白水·微尘》的戏服。“白水”的主色调是白色，“马可的招牌”。凑近了可看出其上经过特别的染色处理，有浅淡的颜色渐变，非常漂亮。质地是棉麻混合，却比我们日常所见的棉麻要更加柔软、轻盈，宛若丝绸。“一个原因是我全部使用的是手织布。当自然性质完全释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麻本身具有的垂感。在日常生活里，麻的处理通常达不到这样的程度。穿旧了麻布服装，会呈现这种空荡荡的效果。”马可告诉我，这其中的秘密，在于布料处理和空间设计。在剪裁的处理上，设计师赋予了服装足够宽松的空间，这令服装看起来更为飘逸。“‘白水’的格调很干净。它需要透明感，在光线下要呈现出层次，因此不能太实。太实，会看不到舞者身体在布料里的阴影。”
“微尘”则是另一种气质，厚重、有力，似雕塑一般。依然是棉麻材质，却显出皮革的光泽和质感。这是特别的“大自然方式”制作而来。一开始，布料轻薄，反复印染后，染料和衣料相结合，“每染一次加厚一层”。染色完成，是后续的打磨和固定，直到呈现出皮革般的光亮感。“‘微尘’讲究的是造型和力量，”马可说，“它需要很强的力度和支撑感，布料如果过于柔软，对于力量的表现就会不够。因此要增加布料的硬挺度，并不是所有植物染色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是一种延续了大约400年的古法技艺。在此之前，马可曾经尝试用化学染剂，却发现怎么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在速度上，化学染剂的完成速度比植物印染速度快上许多，几天时间便可完成。采用传统印染方法，不仅耗时耗力，而且要“看天吃饭”。这是因为，印染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阳光照晒。只有在强烈的强光紫外线下，经过长时间的晾晒，布料跟阳光发生反应，植物染剂才能“抓牢纤维”。如果只是染色，不经晾晒，颜色便无法留住，过水即掉。
“微尘”将马可狠狠“折磨”了一番。在制作期间，广东一带阴雨连连。马可着急得不得了：“我对林老师说，请你们的舞者也跟我一起祈祷出太阳，我一个人可能力量不够大。”仿佛是听到了这些祈祷一般的，天公颇为赏脸得给了广州大半个月的灿烂阳光，马可抓紧了时间，马不停蹄地染、晒，终于如期完成。“衣服做出来之后，天又开始下雨了。”
几年之前，马可做过一次舞台服装——她的合作对象是歌手朱哲琴。那场设计中，也有现代舞者的服装，但舞者角色仅为陪衬，并不承担表达的角色。在《白水·微尘》的设计中，林怀民在舞蹈中要表达的东西，成为马可的出发点。
“我必须先了解他的想法，再做构思。”马可说。林怀民与马可的第一次碰撞十分有意思，从音乐开始。林怀民家有一间专门用来听音乐的屋子，两人坐在那儿，开始听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开得很大，就像发梦一样。他闭着眼跟我讲：你看，那里是不是有一道光出来了？那里有个演员衣衫褴褛的……就像一个导演说戏一样投入。我就知道了大致方向、情绪和氛围，慢慢的想象和构思。”马可描述起当时的情景，“音乐可以给你很多想象力，我一边摸着布料，一边听着音乐，慢慢的，结构和形象就出来了。”
“马可老师很有经验，独树一帜。我以前觉得，舞蹈服装就是要合体，这次破天荒地穿了很多衣料，而且不贴身，反而有另外一种语言。”云门舞者周章佞告诉我。在舞台上，她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连衣裙，做一段独舞。“即使你做的是简单的旋转，衣服的纹路已经在说话了。加上灯光以后，你会发现，它表现得非常丰富，因为有皱褶和阴暗面。因此，在情绪上，就不要再加油添醋，我变得很冷静，做什么动作都干干净净，适可而止。”
舞者的身体敏于常人，能觉察到至为细微的差别。“衣服是身体的衍生，它并不只是身外之物。我今天发现，衣服的衣料跟湿度也有关系，天气比较潮湿，衣服会比较重，跳舞时需要更多的力量;天气干燥的时候，衣服就会比较轻。我们练习的时候，需要穿着衣服跳，才会知道什么是对的时间，什么是对的力度。时间跟力量差一点，差别就会很大。”周章佞说。舞者蔡铭元觉得，舞衣像是舞台上的一个伴侣，要“和平相处”。“我在跳的时候，会观察衣服，原本很快的动作，可能会做得很慢，因为衣服浮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度。心情舒服一点，衣服就会舒服一点，心情就紧张，衣服就显得不那么漂亮。” 2008 年7 月3 日，中国设计师马可获邀参加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图为马可在时装周上发布的作品“奢侈的清贫秀”
在排练场，马可像一个随队的裁缝，一会儿帮助舞者整理衣服，一会儿缝缝补补——“微尘”的衣服首次与舞者见面，舞者对于服装不熟悉，某些动作上力度太大，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损害。“昨天舞者说，希望能穿着衣服暖身——暖身的过程，就是身体与衣服见面的过程。为上台做准备，此时就开始了。舞者是很有童心的人，他们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跟世俗的距离比较大。从某种角度说，他们是一群发梦的人。他们更多地活在梦境里，而不是每天去面对残酷的现实。”马可对我说。
“您也是一个发梦的人吧？”
“哦，是吧。”马可支吾了一声，脸上没有太多表情。遇到正面夸奖的时候，她经常露出不置可否的神色。“每个人看重的东西不一样。我始终觉得，对于一个创作人，内心的纯真是很重要的财富。一个创作人，有很高的知名度，却比较世故，那么他在创作上没有太多的未来。”
在《白水·微尘》排练场，马可安静地看完了整出连排。她与林怀民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睛都是湿的。“当时我就看哭了。许多人的痛苦要表现出来。”马可说。
马可心细如发。像舞者一样，马可懂得服装上细微差别的意义。多年来，她保持着自己试衣的习惯，即使男装，她也一一感知。“我需要知道材质和衣服的感觉，它是涩的、滑的？是自由的，还是流畅的？”马可说，如果不试，她便感到“不放心”。这就好像是，每件衣服都是她的孩子，她需要亲手摸摸它，了解它们。
独立设计师马凯，曾是“例外”的主设计师，跟随马可工作多年，也与山本耀司一起做过项目。他对我说，马可与山本耀司在一件事情上高度统一：对衣服的尊重。“在他们看来，衣服上的0.5毫米，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不能把设计的衣服看作与人无关。如果要说是什么在支持我，给我力量，20多年做下来，情感是很重要的。”马可说，言辞恳切地，双手紧紧握着手中的杯子，“你用心做的东西，别人会感动，得到以后，会去珍惜它。这样，它的生命就被延长了。不像买一件工业制品，坏了你也不可惜，丢了也不会舍不得。有生命的东西才有故事，才会被人珍惜。”

大地的真实

2007年，我第一次知道马可这个名字，却是在一本法国杂志上。那时，中国设计师刚开始去巴黎走秀，国内同行感到十分振奋。打前锋的两名设计师，是谢锋跟马可——马可的秀，取名《无用的土地》。第二年，马可继续去巴黎，这一次，她走上了高级定制时装周，成为走上这一“时尚最高平台”的中国第一人。在巴黎的两次走秀，让马可获得了国际声誉，海外媒体给予了她近乎一致的好评。然而，在一片掌声之下，马可却忽然隐遁了。
“为什么不继续在巴黎走秀了？”
“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没打算长期走。那可是一个商业体系。”马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去巴黎走秀，是想进入巴黎时装周日程、定期发布。我去，只是想表达我的态度，发出我的声音，一个跟目前的时尚行业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声音。把这些话说完了，我就走了。我不会流连那个舞台，没有必要，我有要做的事。所有的选择都意味着放弃。不可以放弃一些东西，就无法真正选择。”
巴黎发布会之后，马可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来思考未来的方向，这是她人生中面临的最重大抉择之一。创建“无用”的初衷，是做个远离商业的艺术家，而在那时，艺术似乎也向她敞开了大门。但最后，她还是放弃了做艺术家的想法。“做艺术家是一条独善其身的路，做公益才是兼济天下之举。”马可说。
“她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对自己的想法很坚持——就像我们熟悉的很多设计师或者艺术家一样。但马可还会有一些跟社会脱节、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在谈到马可的时候，法国时装公会中方代表赵倩这样对我说。
马可迷恋“安静”——创作时，她关门、关机，拒绝所有打扰。“我跟他们说，除了火灾逃生，什么都不要叫我。”马可对我说，“我最大的要求就是安静，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们觉得讲个电话就一两分钟的事，签个文件才几秒钟。不是这样，感觉就断了，一两个小时都找不回来。否则会浪费很多时间，出来的东西还很差，一气呵成，才能找到那个感觉。”这些要求，保证了她的专注。“马可很少有不专注的时候。”这是西方媒体对她的评价。
在媒体上，马可保持着“高冷”的形象，总是“不接受采访、不提供照片”。“创作的人要拿出作品来。你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评论家，没有作品出来，就讲这讲那，很空洞。”如果不是因为“无用”，马可“一直想躲在衣服后面”。“‘无用’出来之后，总要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没有人可以替代我的角色，我也是不得不出来。”她的语气间有一丝无奈。
“有时你必须自动屏蔽一些东西。虽然外界会说你不切实际，但我不能完全扎到现实里去。”马可说着，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靠在桌上。“这个社会是立体的，人们提供的价值和作用不一样。比如一个餐厅服务员，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他的价值已经体现了，他帮助你维护了你的肉身。大多数人是为人的肉体需求服务的，但艺术家，或者说创作者，他不是为肉体服务的，如果他也做同样的事情，那他的独特价值就没有了。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和滋养，来自于他们。”
这种想法，与她对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解读有关。“我没有认定自己是一个做实用穿着功能的设计师。”马可说，“我设计的东西是一个传递媒介，通过这个媒介，人们能感知到的，不仅是实际的功能，还有一些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了解自己内心的需求。设计师如果有这样的用心，会让人有这样的启发。所有物质的东西都留不下来。有一句话说，在关系中修行。关系才是幸福的来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一个关系。”
从2007年的《无用的土地》，到2008年的《奢侈的清贫》、2011年的《吾土吾民》，再到《白水·微尘》，马可的作品保持着连续的传递关系。尽管服装的外在、颜色、形状和材质在发生改变，但创作者的内在价值，从来未曾发生变化。“我的东西不是华丽、炫耀，过多装饰的，我不会做那些，这里面有一种价值的取向，是本质的、朴素的、有力量的东西。”马可说。
马可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土地的眷恋，在她的设计中溢于言表。谈到儿时在农村的经历时，她总是十分愉快：“我要是一阵子没下乡，就会有思乡病。我姥姥住在乡下，寒暑假会跟妈妈去乡下。长大后回忆，城市里的生活总是很淡，但农村的记忆就非常清楚。”她记得筑坝捞鱼，上树爬墙。也记得雨后采蘑菇，被松毛虫蜇到的滋味。还记得跟着农村的孩子，赤足走在田埂上，被轧得龇牙咧嘴。
“当时只是感到开心，后来才发现，是小时候这样的经历让我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农民对于土地是有敬意的，他们可能说不出来。你看到他们的劳作，就知道为什么土地里的东西吃起来那么香。农民是很真诚的一个职业，因为你没有办法欺骗土地。投入耕耘的努力，大地从来不会让你失望，但你不能作假。你问我对土地的情感是从哪里来，就是从这里来。”
“农村生活非常符合人性，因为你每天会都会脚踩大地。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你只要往天地里一站，看看农民，只有那么一丁点儿，背后是开阔的田野和山峦——时刻地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就会觉得人很渺小。知道自己不能掌控，人就会变得谦卑。城里的人容易自大，技术让他们觉得可以控制一切……但人永远都是自然的孩子，你不可能扭转自然，只有顺应自然去生活。”这形成了马可最初的价值观：“要用心、要有情感，懂得尊重，用爱投入工作，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赚钱的方法。”
马可说自己是：“住在城市，心在乡村。”她的父亲是大学教师，教授哲学和经济学。母亲也是教师，闲暇时爱做衣服，一方面为了勤俭持家，一方面因为痴迷。家里有三个女孩儿，百分之八十的服装出自母亲之手。在80年代，许多人家都有一台缝纫机。逢到周末，母亲就把尺子、剪刀和布料拿出来，一做一整天，不眠不休。对于母亲的这段回忆，让她走上了设计之路，高考时，她选择了设计专业。作为一个标准的“教师子弟”，马可在校园里长大，从子弟小学，念到附中。她还记得，学校对面，是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工厂的孩子很野，经常拿石头砸他们。学校的孩子不懂打架，只会说理：“你们不可以这样。” 马可《无用之土地》服装系列作品（2007）

在教师之家长大的马可，有一套坚固的为人准则。她喜欢孟子那句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所谓大丈夫也。”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风骨。在某些方面，她像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坚守着“士大夫”的守则——这种老派美德，在当今社会变得罕有而珍贵。她脑中有很多理念，爱思考，也爱讲道理，一开始谈，便思如泉涌，信马由缰。她诚恳的眼睛和认真的态度告诉你，她对你讲述的这些，发自她的内心。与她长期相处的人，往往受到她言传身教的影响，感到她像一个先生，主动称呼她为“马可老师”。
在台北两厅院，《白水·微尘》首演的记者会上，她与记者谈“中国人的高贵”：“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不需要取悦于人，也不需要通过别人来肯定自己。中国的高贵跟西方的贵族不一样，不在于血统或外在的礼仪，不靠这些外在的标榜，而在于内在气节。这是内在的高贵，不是符号性的东西所赋予你的。中国的贵族是两袖清风，是心甘情愿地去过清贫的生活，但他是一个‘士’。这是中国人最高贵的东西。它是内敛的，没有显示的欲望、目的和功利心，人到无求品自高。”马可说。
具体到服装设计上，她说“适度”。“在时尚里，经常看到设计过度，这样的结果是只见衣服不见人。看到衣服没什么，要能看到这个人。重要的是，你看到的不是衣服，而是这个人，把内在的美好传递出来。如果衣服跑在人的前面，那么，这个设计是非常失败的。人不能用‘漂亮’和‘不漂亮’这么浅的词来形容。”这些言辞，令台湾记者十分惊讶，问我道：“现在内地的设计师，都像她这样吗？”并在采访结束后，要求与她合影，照例没有成功。
马可的名字彻底溢出小众圈子，是在2013年的春天。她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即使是年长的一辈，也知道马可——那个给彭丽媛做衣服的设计师。马可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她拒绝了几乎所有的采访邀约，其中不乏名人。那时，我怀着被拒绝的准备，给她的工作室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做一个邮件采访，她意外地答应了。时间很紧，她却回复得一丝不苟，竟有3000余字。其中有一句令我记忆犹新：“人们追逐时尚，却对美浑然不知。” 林怀民导演的云门舞集作品《九歌》中《云中君》片段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时尚光鲜背后的东西。我知道时尚圈的一个现象是，许多公司的库存堆积如山。原因很简单，大部分时尚品牌，正价销售的货品只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就已经赚钱了。剩下的东西，通过各种渠道卖掉，资金才可以运转。商家的思维是，为了冲击更高的营业额，要保证更充足的备货量。多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成了库存。但这对于自然意味着什么呢？一件衣服，有人的劳动，还有自然的付出，它是吸取的地球的养分生产出来的。人类从自然剥夺了大量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却浪费掉，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人类的贪婪让自然压力会越来越大。生产商和使用者的这种态度，最后都会变成对自然的剥夺。”马可义正词严地说。
长久的设计生涯里，马可经历良多——她经历过“三年三份工”的职业初期，成立过自己的品牌，参加过时装周，为名人做过定制，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奖项和荣誉。在“时尚圈”这个狭小的场域里，她走近、观察、说话，然后抽身出来。她了解时尚圈，也了解服装行业。但她还是做了自己的选择。“无用”选择了定制的方式——这意味着拒绝量产。而在时装行业，想要有大规模的发展，前提条件就是“量产”。
但她似乎是铁了心，要走到“消费的背面”。“我对于时尚界这一点很痛恨。就像把牛奶倒进大海，从资本的角度看似乎合理，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是违背道德的。你的每一样制作都应该有目的，而且应该为人的需求制作，不是因为金钱的欲望制作。如果为了欲望而制作，那么明明不需要的东西，也会被制造出来，推销给他人。不仅是对于自然的破坏，社会的信任关系也被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变得只有金钱关系。这不是商业和购买那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失了，幸福感就消失了。”
“一个人是不可能因为只爱自己，而得到幸福的。”马可说。
为什么坚持不给媒体提供照片，是为了保持神秘吗？她摇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一点吗，就是为了保持别人不认识我。”马可语气轻松地说，像谈论一件寻常不过的事请，“一旦被人认识了，就会受到干扰。比如你去书店，在路上遇到三个认识的人，你一定会停下来。这就干扰了你原来要做的事，本来是个很简单的过程。人在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很难呈现真实的状态。中国人讲，要留有余地，你很难把所有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所以我尽量回避这种情况。不出席场合，不公开照片，这是最真实的一种状态。”
这种坚持确实给她省去了一些麻烦。有一次，她在广东一带出差，一个陌生人对她说：“你知道吗，我跟马可很熟，就是那个设计师。”马可莫名惊诧，但她没说什么，默默走开了。“我的生活没什么改变，还是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不论是在巴黎的走秀，还是“为彭丽媛做设计”，在她看来，只是一些外在的机遇。这些东西或许是“锦上添花”，但马可明白，“它们都是短暂的，是会很快消失、过去的”。
对于名誉，她始终保持着警惕。“名誉是会害人的。它很容易就把你的自我喂饱。我这么多年努力，就是为了去掉自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而，你知名度大了以后，周边会有很多赞扬、恭维，有时是真的，有时是假的，你要明白这些。一定要保有清醒的自知。另外，你还需要成长。”马可得过许多奖，却不出席颁奖，每每找人代领。“领奖的那一刻，你就是明星，被抬得很高，然而，你总要下来的，总有不在人前的时候。外界一会儿把你抬上去，一会儿把你摔下来。为什么要把我的精力，放在这些忽起忽落上呢？”
“你要主动去避免一些东西。”这是她第二次说这句话。她不喜欢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感到那些客套与礼貌，太过虚假。“这些场合会慢慢地改变你。如果你不加节制，只想结识各路名人的话。如果没有这种警戒心，那些本来是虚假的东西，会慢慢变成你心里认定的东西，这些东西认定以后，会最大地约束你。它们会害了你。我是个创作人，依靠的不是所谓‘人脉’，依靠的是内心的东西。”
马可着迷于“日常生活里的真实”。在北京，她坐地铁，与汹涌的人群一起、淹没在城市的地下迷宫里;去农村，她坐在长途车上，与拿大筐的农民挤在一起，观察他们的面孔与表情。这让她感到开心，觉得自己“活得实在”。“我跟真实的人在一起，我需要这种感觉。”马可说，“我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是平等的生命。”她的眼中带着近乎喜悦的神情。在这一刻，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
“我内心一直有一个认定的方向。你要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你不能把自己的方向，定在外界给你的机遇上，那你就偏离轨道了。一个人做事情，不可能取决于外界的因素。如果取决于外界因素，那么，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左右你的发展。”她做了自己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取舍。但马可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在过去的时间里，她看着它，一点一点靠近。一切就像她坚持的那样——她走的路是什么模样，未来就是什么模样。

二

“跳舞如果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你做的情，你跳的舞，可以引起土地上人的共鸣。”

“大家的云门”

云门舞集的排练场在八里，距离台北港不远。这里在淡水河入海口的西边，颇荒僻，除了山与水，没什么可观看的东西。在过去，这里是一个老工业区，做石材和造船。练舞场的大铁皮房子，就是这些旧工厂留下来的，没有梁柱，空间宽大。尽管就在公路边上，却也十分不引人注目。 云门舞集作品《九歌》
我们到达的时候，天正下着雨，雨水顺着铁皮屋顶流下来，滴到身上，很冷。进门处，停着许多摩托车——舞者大多住在八里或淡水，每天上午10点，骑车来这里，先上课，再排练。铁皮屋冬冷夏热，对于舞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练舞场上，有一张大电热毯，这是给舞者暖脚用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他们在这里跳上一整天，脚底依然冰凉。
台北的出租司机都知道云门舞集。如果跟他们说要去八里，会有人问你，是不是要去云门。他们未必都看过云门的表演，但知道云门和林怀民，这是台湾最有名，也最令他们自豪的“文化土特产”之一。有时，他们会将车上的林怀民认出来，就跟他聊天，问云门的近况，还问去别处演出的情况：格鲁吉亚好吗？北京的进步真的那么大吗？
在获得国际名声之后，云门舞集在世界各地演出。一次，《纽约时报》的舞评家问林怀民，为什么那么爱在舞蹈里讲台湾？他回答：“我们不是在温习台湾的历史，我们是在学习台湾的历史。”林怀民的好友、作家蒋勋说：“云门思考的不只是空间上的自己，同时是时间上的自己，如何活在自己的时代，如何与自己一整个时代的人有共同的呼吸、脉搏。”
1973年2月，26岁的林怀民，带着他舞蹈科的学生，在“美新处”进行一场现代舞的示范讲座。是年4月，这群人跟着林怀民，开始在租来的25平方米的公寓中练舞。他们称自己为“云门舞集”，台湾的第一个现代舞团就此诞生了。“云门”的名字来自《吕氏春秋》：“黄帝时，大容作云门。”“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如今，舞容与舞步均已失传，只留下这个美丽的舞名。
“我给自己闯了大祸。”林怀民回忆说。在那之前，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职业舞团，但他觉得，台湾应该有自己的舞团，这个意念超过了一切。那时的台湾有京剧团，有歌仔戏班，但没有人知道现代舞团该是个什么模样。云门舞集的第一场演出，在台北的中山堂。一开始，大家觉得，现代舞团的票不可能卖出去的。然而，或许是出于好奇，或许是因为此时的青年人对于文化的渴望，首场演出的3000张票，悉数卖空，场外还有人倒卖黄牛票。演出两场，两场爆满。林怀民完全吓呆了。“我必须认真学习如何编舞。”
创立初期，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自己宣传、写新闻稿，海报也要自己去贴。有一次，林怀民与同伴在台北西门町转了一个下午，只有一家皮鞋店允许他们将海报贴上。朋友颇为愤懑，说社会不支持艺术。林怀民说：“你有没有支持清道夫？清道夫会不会说社会不支持我？凭什么觉得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要来挂你的海报呢？”有人愿意贴，他就感到非常开心，送人家演出票。“人家不帮忙是应该的。有人帮，就要感激，要珍惜。” 云门舞集作品《松烟》 云门舞集作品《九歌》
“决定云门走向的，是人民。如果他们不买票、不拍手，你做不下去。看到他们开心，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下去。一直是有这样的一种互动在。”林怀民对我说。2008年，云门在八里乌头山租赁的排舞场遭遇了一场大火，新闻播出之后，云门收到了4000多笔捐款，一些来自企业，一些来自民间。“他们就是觉得，云门是我们大家的。”林怀民说。
在社会的帮助之下，云门未来的新家——淡水的“云门剧场”，将在2015年4月开幕。筹备新家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林怀民对云门的舞者说：“我们今年不要编新舞了。”但舞者们不同意。“云门的舞者都很辛苦。但他们很爱跳舞，能留下来的人，都是因为喜欢。他们不是把跳舞当作一个工作，就是爱。”
“沈从文在《边城》里说，要离开家乡，出去看更大的太阳。要向前，看更新的东西。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在路边死掉了，那就死掉了。云门的舞者，有同样的东西。”林怀民对我说。
在舞场，林怀民指导舞者，一半在看，一半在说。“脚不要抬得太高。头发要落下一点儿，要毛毛的，自然一点。”林怀民说，编舞是“大家一起冒险犯难”。他无法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苦吟半天，只为了三五动作。编舞时，他离不开舞者。编舞是一个“提问、回答”的过程，他会让先舞者“动动看”——抬左脚还是抬右脚？是蹲下还是立着？跳跃要跳到多高？有时候，舞者的动作会跟不上他的嘴。有时候，讲的人流利，动的人流畅，舞句就出来了。“不能想，要动。”
“所以，舞者是音符，您是指挥？”
“不只是这样，我连音符都会改写。”林怀民说。
“厨师是他，我们只要保持好我们的素材就可以。”舞者蔡铭元对我说，“老师要求我们用肢体，要客观，用内在的东西呈现出来。”在那《水月》里，蔡铭元有一个轻蹲的动作。林怀民对他说，要像一滴墨水，“用一滴墨水的力量去渲染整个舞台”。这让蔡铭元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他逐渐明白了林怀民要的东西——自在，却有力量。“回想起来，你会知道这其中的艺术性该怎么表达，身体该怎么展开。跟他对话，要有一定积累，不然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没法跟得上他。”
蔡铭元在云门跳了15年。在转到一团之前，他在云门二团跳舞，是云门二团的创团舞者。“云门舞集2”创立于1999年，与云门一团相比，风格更为年轻，主要培育年轻优秀的编舞家和舞者。二团的另外一个重要责任，是做舞蹈扎根工作，深入台湾各地校园和城乡，为学生和基层民众演出。他们还给学生上课，告诉他们什么是现代舞。下去表演的时候，往往全场爆满，进不了场的“疯狂”观众，会从窗户爬进来。蔡铭元记得这些“眼睛对眼睛”的回馈：“最感动的就是看到小朋友的眼睛，他们的眼睛会发光，会学你的动作，很直接，很疲劳，但因为这些，感到很有动力。”
林怀民认为，“有怎样的生活，就会呈现怎样的舞者”。他指导学生，有一套“匪夷所思”的方式。2012年，林怀民担任第六届“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舞蹈类导师，指导全球选岀来的巴西编舞家艾德瓦多·福岛。这名巴西学生与他见面之后，林怀民并没有告诉他该如何舞动身体，而是把他一个人扔在花莲，让他“重走妈祖路”。巴西学生说，在他的人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严厉的老师。 合作者马可与林怀民
“林老师讲话很大声，好像在用生命跟你交流。”周章佞笑着说。她在云门待了21年，是年头第二长的舞者。当她告诉我，她今年已经45岁，女儿明年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很是吃惊。这不仅因为她的脸上没有太多岁月的痕迹，更因为她的舞蹈。我看过她在《行草》里的表演，也在连排现场看她独舞，轻盈的体态和流畅的线条，让人以为这是一个年轻舞者。
云门的女舞者，是十分特别的一群。舞者的职业生涯原本有限，对于女性，则更为短暂。除了要像男性一样抵抗身体机能的衰老，还要面对人生中的一些特别关卡，比如养儿育女。在许多舞团，女舞者选择做母亲，意味着选择了告别舞台。但在云门，成为母亲后，舞者依旧活跃在舞台上，这是自第一代舞者开始的传统。林怀民认为，孕育会增加女性的生命内涵，使她们更为敏感，只要愿意倾听身体，她们可以成为更强大的舞者。“那样强烈的突破，不会发生在男舞者身上。”
“台湾这个环境，可以让云门这样的舞团活着。换一个地方就不会这样，比方在纽约，绝对不是这样的舞。大部分欧洲舞团，都规定男舞者35岁就要退休。还有一些团，规定舞者不能生小孩。可我始终不信这个，我希望他们能做得久一点。你看京剧团，90多岁都还在演。有很多经验，是你没法教他们的。舞蹈与你整个的人生，有共通的美学和哲学基础。”林怀民说。
周章佞加入云门，是1993年，跳的第一支舞是《九歌》。云门是她毕业时的第一志愿。在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称得上专职的舞团，只有云门舞集。一些舞蹈学校毕业生，会在毕业后选择出国，希望加入海外的某个舞团。但周章佞没有这么想。“云门经常跳一些与自己文化有关的东西，我是那种有文化使命感的人。”她说。
台湾每年有许多舞蹈毕业生，能进入云门的舞者却是凤毛麟角。新舞者进来后，通常有两年适应期，在这期间，他们要融入环境，还要学习“云门的技巧”——学习的项目包括：芭蕾、现代舞、京剧身段、静坐、太极导引、内家拳、书法……云门采用传统的训练方式，却不做传统的表演。“它只要那个养分。最古老、最传统的养分，一定是最好的养分。那个东西可以存活这么久，一定有它的必要性。”
“经历了这些新的身体训练，舞者的身体会更丰富，你的内观——也就是观察自己身心的状况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周章佞对我说，“我之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这个岗位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训练。你可以重新去发现，让你的舞蹈生命更长。”
“林老师用情至深。在他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出来。他对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用情很深的人，对人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知道你身上有这个力量，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他看得到这一切，每个孩子身上有的东西，他会把闻到的东西诱出来。一个人没有情，就没有太多的要求。”李静君对我说，“林老师只是坚持，他知道事情可以做到更好，就不会停滞。”
李静君是云门最为资深的舞者，在云门工作了31年，现在是云门舞集助理艺术总监。加入云门那年，她只有17岁。“决定跳舞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有一天不能跳了怎么办？要是想那些，一开始就不会来了。我爸当时就认为我是发疯了，未成年，不理智。”李静君对我说，“我想林老师肯定也没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不会做了。把条件都写出来，吓都吓死了，真的就不用做了。”
她加入云门，是在1983年。那时云门成立10周年，重新演出经典剧目《薪传》。此时的李静君是一个高中学生，看这出舞时，她感动得直掉眼泪，“连鼓掌的力量都没有”。“《薪传》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非常震惊，不知道舞蹈可以传达这样的力量。我当时还小，但是感到有一种东西打到了心坎里。”
《薪传》是一出讲述先民筚路蓝缕的舞剧，“用舞蹈书写了台湾的身体记忆”。演出很特别，在一个篮球场——它的剧场性，来自四面八方，在平常的剧场里，观众只可以看到一个面。舞蹈中有一段“插秧”，可以听到很多声音，在篮球场那样开阔的场地里，劳动者的回声特别大。“这些声音是直接到血液里去的，你听到这些声音，感到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李静君说。在看到《薪传》之前，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跳现代舞。
“我从没想自己要跳怎样的舞。就是跟着这个编舞家，这个团。身体是这个舞团的工具，要跳什么舞，身体就跟住，同心协力找到身体的方向。”李静君说。她生长在高雄，那时的台湾，没有特别的城市概念。此时，云门已经有了很大影响。即使是高中学生，也知道舞团的名字，并非小众文艺。“那个时代也比较单纯。云门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影响着它的观众。”
“那时没有舞蹈系，想要跳现代舞的人，是真的想要跳，铁了心也要跳。他们可以不在乎任何代价，就是要跳舞，怎样严苛的条件都打不倒他，怎样的经济状态都打不倒他。”李静君对我说。她感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很幸运，可以跟云门的创始团员一起跳舞。“我知道那样的精神。云门很幸运，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奠定了云门的精神。”
什么是云门的精神？“是对于这片土地的爱。”
“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力量从哪里来？跳舞如果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你做的事情、你跳的舞，可以引起这个土地上的人的共鸣，而且是很深的共鸣。不是你看了，鼓个掌说，这个还不错。不是这种。它有更深的意义。”李静君对我说，“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你有更大的目标，就是关怀这片土地。”

大地上的舞者

林怀民的家在淡水河边，离闹市很远。这是一栋老居民楼，从外墙的颜色可以看出已经建造了一些年头。楼层不高，楼内没有电梯，颇似北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居民楼，充溢着市民生活气息。在楼外，可以看到爬出居民院子的丝瓜花，还有一只流浪狗。林怀民给这只小狗取了一个名字叫“格格”，每天喂它。他的门上，贴着一张老海报，是少女时代的林青霞，双手托腮，出现在她的第一部电影《窗外》里。
我们的谈话从一杯咖啡开始，然后是《白水·微尘》。它的诞生，因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这是林怀民很早便想做的东西。年轻时，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感到“被电在那里”。10年前，便希望将《第八号弦乐四重奏》编成舞作。“但我不敢编，因为太过伟大。”林怀民说。直到近些年，频繁的天灾人祸，让他感到人之渺小，“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微尘”的名字出自《金刚经》，“微尘众”。取的是字面上的意思，感叹人类渺小，宛若微小尘埃。
为了给“微尘”找一个“伴儿”，林怀民找来了萨蒂的钢琴曲来做“白水”。林怀民说，这些都是“他口袋里的东西”，原本是各走各的，走着走着，就碰到一起了。“我自己做什么，我也拿不准，没有剧本。结果就是，本来要东，结果就跑到西。”他跑到池上，掏出手机将熟悉的河流拍了拍，再叫摄影师处理成黑白，当了“白水”的影子。跟“微尘”放在一起，他觉得很好。
“北京有多少次能看到河？我们对于大自然的印象，是影像给我们的。我就把自然里的一个影像，拉来变形。重点还是在舞蹈，但有一个相同的感觉在里面，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其实都是修饰过的。”林怀民说。
“白水”与“微尘”，一白一黑，好似天堂与地狱。“白水”透亮，沁人心脾;“微尘”浓烈，震撼人心。在舞蹈的最后一幕，舞台只余炽热的红黑二色，演员好似迷失在浓雾中的难民。他们奔逃、反抗，却一再溃败。在越来越浓郁的烟雾中，舞者相互支撑、勉强站立，“无言的嘴”一张一合，宛如水面上，残喘的魚。
作家骆以军说，《白水·微尘》是云门的“归零”。从《薪传》、《九歌》、《流浪者之歌》、《水月》……在40余年之后，林怀民回到了舞蹈本身。“这不是哪个世界、哪个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是上帝看到的、普世的东西。20年后世界就会好吗？也不会吧。人的处境总是这样，有一种悲苦。可以做挣扎，它们有意义，但是没结果。”林怀民说，这个舞蹈，表达了“一种愤怒”。
林怀民成长于上世纪60年代。“时代的潮流让年轻人觉得有责任，也有能力改变世界。”60年代末，他去到美国，正赶上嬉皮士运动。舅舅去纽约，看到侄子一副“邋遢模样”——长头发，破牛仔，还不爱穿鞋——跑回来跟他父母说，快让他回来。那时的纽约可以光脚，西海岸可以坐顺风车。“那时人跟人有种信任，现在谁都不信任谁。那个时代是好时代。”最大的挫折，来自一件小事。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时，一个洋人对他说，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水墨，最爱“八大山人”。“我那时就以为是八个老头，真的这么以为。”林怀民告诉我，他当时25岁。回到台湾后，他开始想了解中国的传统。
所有人都说，林怀民爱在舞蹈中用“传统”。但他自己却说，在舞蹈中对于“传统”的运用，是他的“一种补习”。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做传统。”林怀民对我说。《水月》是一出取自佛经的舞蹈，他用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作为配乐。海外首演在柏林。德国人问他，为什么要用德国音乐？林怀民回答：“巴赫在我家已经入籍了。”“对我来说这就是现成的。我不会说，什么是‘东方’和‘西方’，也不会说，什么是‘传统’。”
14岁时，林怀民开始写小说，那是60年代初期。台湾的氛围十分紧张。在他还小的时候，大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勿论国事。”但人还是抑制不住，在半夜里谈论“2·28”事件，作为孩子的林怀民便在沙发一角听。“那时你什么都没得读，没有鲁迅，没有巴金。你的出路，只有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如果那个时代不是这样，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时期。”林怀民对我说。
7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也是一个“戒严”的年代。方言节目一天只能播一集，许多文学作品不能出版。年轻人追逐以西方思潮为主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推动着第一波本土文化思潮的爆发。云门舞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一开始，朋友建议他弄个现代舞团，林怀民说，如果要弄，就要到社区和农村去演。“我是在60年代长大的。我没有想过要当一个创作者。我想要当的是舞蹈的赤脚医生，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有了这个，才有了云门。”林怀民对我说，“云门的初心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不能上剧院的人演出。”
文字曾一度成为他的障碍。“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把文字的束缚洗脱掉。”林怀民告诉我，“舞蹈本身就是动作，文字会牵绊它。我常常说，你看白蛇，她就只能做这样一套动作，青蛇怎样做也做不了白蛇的动作。你要把角色勾勒好，就必须这样。但舞蹈应该有很多的可能性，有解释空间。舞蹈是民主的。”
在林怀民眼中，云门最壮烈的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旧秩序崩解，人民要求更全面的自由开放与权益。连农民都跑上街头请愿，无壳蜗牛躺在忠孝东路与他们一起抗议。80年代初，云门号召起一批人，开始搞“艺术下乡”。那时的台湾，没有多少戏院。
“台北有，那其他地方怎么演？我们去体育馆，自己搭，平地起高楼。”舞台的所有地板，都是舞团从台北带过去的。在表演之前，最忙碌的工作是拼地板，一块一块搭起来，就像歌仔戏搭台一样。开演后，涌进来三五千观众，几乎要把体育馆挤破。“那个时代，大家就这样做了。”
从1980年开始，云门举办“艺术与生活”联展，到1982年，“艺术与生活”的活动做了3届，演出了200多场。全台湾最好的艺术家，满乡遍野地跑。知名歌唱家，领了两张火车票，跑到一个乡下地方，在破钢琴旁边做他的美声唱法。“没有人想到赚钱，就是艺术家的行为。”林怀民说，“经济的平权自古以来就不可能发生，但文化的平权，台湾的希望非常高。”艺术下乡的传统，云门一直延续到今天。
透过舞蹈，云门对80年代的社会现象提出反思。1986年的《我的乡愁，我的歌》，是台味最浓的一支舞。然而，这也是云门暂停之前的最后一支大型舞蹈。80年代后，台湾社会发展急剧，精神却遭遇着危机，大环境一片“乱、贪、躁、争”。人民对于金钱的追逐，不分城市与乡村地蔓延开来。安定淳朴的社会，逐渐走了样。罗大佑在歌里质疑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云门。
此时的云门，在国际上影响逐渐攀高，回到自己的土地，却感到斗志虚脱，“不知道这拼是为了什么”。社会富了，但云门自创团以来便存在的财务问题，却丝毫未见改善。“大家的云门”，无力感越来越强。林怀民不得不重新思考舞团存在的意义和云门人的未来。1988年9月18日，成立了15年的云门舞集，宣布无限期暂停活动。
云门停掉以后，林怀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流浪”，他称为“伟大的、最喜欢的日子”。
一个月之后，他已经在西安了，再到洛阳、兰州、敦煌、北京、连云港、苏州……又去印度、尼泊尔……这段经历，成为云门复出的养分。暂停期间，林怀民有过难忘的经历，是一个出租司机给他的。他下车后，司机打开车门，在后面大喊：“林老师加油！”“我问他看过云门吗？没看过。可是他说没有云门，好像就少了些什么。”林怀民说。
1991年春，云门舞集宣布复出，似乎重新找回了与社会对话的力量。“在90年代的最后，林怀民似乎回到了自己，放下背负了很久的‘使命感’，以更自由的方式为人的动作找到美的可能。”蒋勋说。这一点，从云门舞集此后编排的作品可以窥见一斑。过去的云门强调身份意识，现在的云门，更关注于艺术本身。
云门复出后的一个重要作品，是屈原的《九歌》。“跳舞的人读一点书，就会掉到一个陷阱里，那就是九歌。”林怀民对我说。这或许是缠绕在他脑海中最久的一个作品。在印度和巴厘岛绕了一圈之后，他忽然想明白，《九歌》的世界可能是怎样的。“有人问我要不要去长沙，我说去有什么用了，都是现在的世界了。”林怀民不以为然地说，“在印度和巴厘岛，人和神是生活在一起的。《九歌》就是在那里找到的钥匙。”
“林老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作品跟人的关系是什么，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随着他年纪的增长，他看的东西更宽广了，中西古今的界限也就不见了。他后期的东西是通的，就是‘游于艺’。”李静君对我说。
林怀民说自己，不会“做研究”，是在“过日子”。“读书是慢慢看，烦了就丢掉。我不会去做研究，研究必失败，我就是过日子，有些东西会变成一种内分泌，留在你的身体里。”
有时候他很认真，比如在做舞剧《稻禾》的时候，一本正经地买了几本关于稻米的书来看，但他也说：“没有一行帮我的忙。”
有一年，云门在高雄演《红楼梦》。从贾宝玉诞生开始，天便下雨，演出被大雨砍断3次，90分钟的演出硬是演了3个小时。雨停之后，林怀民叫工作人员打扫舞台，准备隔日再演，谁知，看到满场的观众都留在原地。“我说，下雨了，大家回家，明天再来。他们说，不要！”3万多人就这样，在雨里面看完整场演出。“结束后，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全部为自己拍手。”这是林怀民最为感动的演出之一。
“云门的户外公演，是一个社会的定期的仪式。不只是艺术，也是一个活动。演出的时候，他们碰在一起。演出结束，他们一起去搭地铁。云门的东西是，我们在一起，是这种感觉。”林怀民说，最开心的事情是没有开演之前，“那个感觉真好”。
云门的观众，经常给他带来难忘的回忆。1999年，“9·21”台湾大地震之后，舞团去灾区医院演出，现场的观众特别的多。后来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跑来对他说，请他向云门的全体舞者说谢谢。在地震那一年，他的家没了，全家在车棚下过日子。云门来演出时，全家大小跑去看，特别开心，他永远记得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收获。”林怀民说。
他经常重复一句话：没有坏观众，只有坏演出。“他们为什么会看完，因为台上演得好看。知识分子习惯通过知识，来看懂一出表演。普通观众只是觉得，好看，这就好了。”在一场演出里，有一个农民大伯蹲在演出场里，一边看，一边抽烟。林怀民问他，好看不好看？他说好看。再问，为什么好看？农民说：他们（舞者）的脚踩得很实。“他在那里看了两三个小时，看到的全都是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觉得好看的东西。”
林怀民对于农村怀着特别的感情。“云门喜欢往乡下跑，马可也喜欢，这一点我们很像。”林怀民笑着说，“她做的是手工艺，我们做的也是手工艺。”
林怀民的家乡，在台湾嘉义的新港。他在这里度过童年。离开后，每个寒暑假都会回乡，去祖父母那里“承欢膝下”。他的家离农贸市场不远。那里人来人往，农人拿着农产品来，久了便相识，谈话之间，农民会给这个小朋友一把花生、一些地瓜。街道之外，是嘉南平原，天气好的时候，看得到阿里山。农人四季忙碌，收获时节，在厝前空地，摊开一地金色的稻米。当我们向他提及所谓“田园生活”，他哈哈大笑：“你说的这个就是鲁迅先生写的，士大夫坐着乌篷船，曰，好一幅田园行乐图。”
“牧歌是没有的，农村有的是粒粒皆辛苦的生活。他们坐椅子的时间很少，一直蹲着。”林怀民说，“水和稻米，这些都是本能的东西。”
在他的舞蹈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稻米的意象。这是林怀民的稻米情结。在70年代的《薪传》里，有“插秧”一幕;在90年代的《流浪者之歌》里，他用了真实的稻米;2013年，在云门创立40周年的时候，林怀民创作了舞剧《稻禾》，借以向大地和尊重大地的农民致敬。《稻禾》在池上演出，这里是台湾知名的稻米产地。舞台搭在田地之间，舞者背后，是起伏的山峦和连绵的稻田。
“我没有期待的观众。一旦开始编舞，我就掉入陷阱，就糊涂了。我没有想过，观众是谁？是不是合适农村？从来没有。农民就一定要看花鼓灯吗？也不一定。我拿去纽约、莫斯科演的东西，一样拿去农村演。到乡下演出，比去纽约演出难，要真的好看，他们才会认可。”林怀民对我说。
民谣歌手林生祥说，云门40年的行动，像在创造一种“与土地和解的力量”：“跟乡亲父老和解、跟土地和解，似乎在补偿着台湾土地的创伤。”
但林怀民说，他是一座桥梁。“是舞者和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是台北跟乡下的桥梁，艺术跟社会的桥梁，不是一个媒体，不是一个网。很多事情的完成，是很多力量一同来完成的，不是我。我一个人做不来。”
“你问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快乐吗？云门没有庆功宴，首演完后，大家在后台吃点小东西，聊聊天，就回家睡觉，第二天还要演出。我没有时间开心，也没有时间非常难过，永远有下一桩事。我永远觉得，‘截稿日期’到了，来不及了。”在《说舞，说人生》里，林怀民这样写道。
“我一直在想，林老师为什么要编这么久的舞。除了热爱以外，应该是透过舞蹈对土地的爱，只有真爱，才会让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很久。做一个舞团，是要经历很多挫折和沮丧。你每天面临挫折的机会，比面临顺利的机会要大得多。”李静君说，“只要拿出心来，人跟人是很一样的——只要愿意的程度一样，不论你是30岁，还是80岁，统统都一样。这是人最珍贵的。艺术就是你的内在反应。”
2009年，林怀民获得了欧洲舞动国际舞蹈大奖颁赠的“终身成就奖”。评审团称他为“创新舞蹈的先驱，与乔治·巴兰钦、威廉·弗塞斯、莫里斯·贝嘉等20世纪独创性的编舞大师同层级的艺术家。”2013年，继玛莎·葛兰姆、默斯·坎宁汉、皮娜·鲍什之后，林怀民获颁了美国舞蹈节“终身成就奖”：“对舞蹈无惧无畏的热忱，使他成为当代最富活力与创意的编舞家之一。”
“我不觉得自己有天分。”林怀民对我说。40余年坚持下来，一开始是因为想跳舞，后来是因为，“跑不掉”。“我必须编舞，跟创作欲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创作冲动？有。不做，也可以。这是牵牵绊绊的东西。舞者都这么认真。不是说我要编舞，我要做艺术家。”甚至连称他为编舞家，他也不置可否：“我是吗？”
在林怀民家中，我没有看到一张与舞蹈相关的照片。这是他自己说的：媒体上那个林怀民，不会带回家。他过他的日子，做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不论演出是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剧院，还是在无人知晓的台湾乡野，他从头到尾感到的只有两个字：紧张。演完后，一定会去拜拜，喝一口酒，压压惊。即使得了奖，“面对下一个舞，还是会发抖”。得了什么奖，这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他比较在意的，依然是，如何面对发抖这件事。 □

《纸牌屋3》的文本溯源

■ 张月寒

美剧《纸牌屋3》海报
英语的“政治”（Politics），来源于古希腊语“Poly”，意思是“很多”;后面的“tics”则来源于“ticks”，意思是“吸血的小虫子”。
——迈克尔·多布斯《纸牌屋》（House of Cards）
自今年2月11日Netflix网站错误地泄露了《纸牌屋3》的前10集，这部一、二两季惊艳绝伦的美剧就又掀起新一轮的热潮。对于被前两部波谲诡诈的美式政治蛊惑得如火如荼的观众来说，第三季无疑更拥有一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期待。
然而，观看完整个13集以后，我的第一感觉却是它没有前两季那么惊艳。褪色的原因有很多。前两季男主角安德伍德（Underwood）虽在每集的开头大都处于劣势，但在每集中段或末段总能漂亮地扳回一击、一雪前耻。但在第三季里，已经当上总统的安德伍德却似乎在各方的夹击下始终处于守势，一、二季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惊险美感被剥夺了。同时第三季将安德伍德对“道德”的不屑塑造得太过形式主义，在父亲坟上撒尿、往圣母像上吐口水这些行为由于和政治斗争本身并无多大关联，除了削弱主角的魅力外，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我什么都不需要而只需依靠自己、什么都不相信而只相信自己”——这个教条本应是主人公终其一生自然化出来的东西，却经由这两个符号化的处理，被过度架空，让安德伍德这个人物，也不如一、二季中那么深刻得自然。
总体来看，美版《纸牌屋》的一、二季就像一个横空出世的美女，让人过目不忘、深深回味;第三季却更像一个昔日的“舞会皇后”，试图保住自己的后冠，所以显得太过固守经验。 《纸牌屋3》剧照
翻出《纸牌屋》最初的文本，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的三部曲小说——《纸牌屋》（House Of Cards）、《玩转国王》（To Play the King）、《最后切牌》（The Final Cut），抱着“为什么《纸牌屋》第三季没有前两季好看”的心态，追根溯源，揣摩原作者对这个故事最初的谋篇构架和全局思考。尽管在主要人物设置、主要情节走向等方面，美剧《纸牌屋》遵循了很多原著小说和BBC版电视剧，但是，通读完整个三部曲后，我却发现《纸牌屋》原著和美剧《纸牌屋》，已经基本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
英、美两国基本国情的不同，决定了《纸牌屋》从文本到美剧的差异。英国是一个与乡村关系紧密的国家，因此在《纸牌屋》原著中，有大量对于乡村、郊外以及打猎的描写，这一点，在美剧中却缺失了。原著小说中有大量将“打猎”、“猎人”、“猎物”隐喻官场政治的意象。在英国，打猎是充满贵族意味的行为，“蓝血”的一个标志。主人公从小熏陶于这种英式打猎哲学，在官场上也有着作为一个猎人的狠酷、稳准、无情，正如原著小说所写：“他好像又回到了荒原之上，双脚坚定稳当地踩在草上，等着鸟群起飞，好开弓放箭。”
由于英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英式政治总是不可避免地裹挟着一丝贵族气息。英版主人公弗朗西斯·厄柯特（Francis Urquhart）出身于苏格兰高地的贵族之家，“Urquhart”就是一个古老的苏格兰姓氏，他的家族城堡也修建在尼斯湖两岸。相比之下美国版《纸牌屋》的草根气息更浓，体现了“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价值观。主人公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小巷里的一个平民男孩，他用自己的奖学金考上大学，本科从军事院校毕业后去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那里他认识了太太克莱尔。克莱尔富裕的家底成为他竞选的最初经济来源，这样一步步地，他从政界的小角色跃升为多数党党鞭，党鞭至副总统，最后终于通过自己和妻子的层层谋略、合纵连横，成为美国总统。
从文本到美剧，主角的姓氏变化也颇值玩味。在原著小说中，男主角的名字是弗朗西斯·厄柯特（Francis Urquhart），美剧中则是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Urquhart”是一个苏格兰姓氏，发源于尼斯湖（苏格兰境内）区域，从中衍伸出某种威尔士语元素，意为“on”、“by”（英语里的两个介词）。而“Underwood”则来源于英语里的某种地形特征，就是“在……之下”的意思。无论是Urquhart还是Underwood，都含有“木”的意思。Urquhart有一个意思是“灌木丛”，而Underwood中的wood，就是“木头、树木”的意思，整体意为“在森林和树木之下”。Underwood最初来源于英国的德比郡和诺丁汉郡等区域，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美国团队向原著文本的致敬吧。
在文本和美剧之间跳跃，我发现，英式野心与美式野心，其差异，在于含蓄与更直截了当，完全无法掩饰。英版男主角在书里狡黠地说：“自愿带领一支队伍冲在前面固然是值得称颂的英雄行为，但最好还是退后几步，让别人冲锋陷阵，你只需静候时机，踩着他们的尸体冲出去一举得胜。”我们在《纸牌屋》的英式文本间看到的是一场老谋深算、心机颇深的角力游戏，在美剧《纸牌屋》中，特别是最新推出的第三季，则更像目睹了一场赤裸裸的巷战。从威斯敏斯特到白宫，文化早已大不同，但唯一不可忽略的是，没有原著小说的深思熟虑也无法换来今日美版电视剧的大获成功。然而，虽然原著以及BBC拍的电视剧，都有英式政治的诙谐、小巧和英国人特有的穿针引线的智慧，美版《纸牌屋》却因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强势地位而变得在资本主义政治剧中更具代表性。
从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看，任何在当时或后世受欢迎的作品，似乎都可看成是一个人的看法变成一群人的共识的过程。《纸牌屋》最初诞生于马耳他岛度假酒店的泳池边，却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人的文化盛宴。由此可看出，越是私人的东西，越是难得。作家就是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和看法，变成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和看法。
美剧《纸牌屋》对原著最大的改动就是，加重了主人公妻子（美剧中称克莱尔）的戏份，从而丰满了这个角色。原著中弗朗西斯的妻子更像一种附属和辅助，“喜欢听瓦格纳”，若隐若现的贤内助影子;美剧中克莱尔则更平等、独立、自信，并且在第三季中，俨然有超越安德伍德之势。在第三季中她一步一步怀疑着自己在这场婚姻中的平等地位，终于在最后一集离开弗兰克（弗朗西斯的昵称）。加重对女性角色的着墨和塑造，无疑是电视剧制作方Netflix为了配合当今社会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是由于不想得罪女性观众群体。
与主人公在英剧和美剧开篇“打破第四堵墙”的莎式独白不同，《纸牌屋》原著是以女记者的视角为开端，从新闻切入政治，体现了作者在这两个领域的真实经历。《纸牌屋》原著小说产生的年代，还是一个纸媒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英版主角就是靠暗中操纵报纸的舆论把他不喜欢的首相拉下台，自己取而代之。但是，美剧《纸牌屋》发生的2013～2015年，却是一个数字媒体日新月异的年代，于是主创人员适时地将新闻网站Slugline介入剧情，这也是美剧《纸牌屋》能获得如此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故事背景离我们如此之近，让当下的“数字人类”能产生更强烈的共鸣和反馈。
原著和美剧相似的一点是，都浸润着对旧时领导人的追忆和现任领导人的不满。原著和美国创作团队都希望历史上再出现一个像劳合·乔治、丘吉尔、罗斯福这样有决断力、行动力、真正能带来改变的领导。对于现在世界的领导人，迈克尔·多布斯在《纸牌屋》中这样说：“现在的世界被一群‘侏儒’掌管着，他们没什么高度，没什么野心。他们被选中并非出类拔萃，而是因为他们不会冒犯别人，循规蹈矩，而不是自己改写规则。”所以，无论在小说还是电视剧，创作者都寄希望于他们共同创造的这个虚构人物——弗朗西斯，他具有过去领袖的诸多优点，在当今欧美共同面临经济不振的时代背景下，是一个呼之欲出的铁腕人物。
《纸牌屋》在全球大获成功和它充满意味的名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政坛厮混多年的迈克尔·多布斯将政局比喻为一场扑克牌，这是整个三部曲的文眼，它的比喻之精妙、遐想之连篇让很多人不由得对这部美剧的内涵也油生敬意。在原著小说中，这种扑克牌的圆形结构比电视剧更加完整。从首部曲《纸牌屋》第一章的“洗牌”，到末部曲的“最后切牌”，这场异彩纷呈的纸牌游戏正等着我们去观看、评论、学习。但是在美剧《纸牌屋》里，作者这种精心构建的“纸牌”意象却似乎被冲淡了，而只剩一个空名。
原著中有一段话道出了沧桑政治的本质：“威斯敏斯特曾经是个河畔沼泽地。然后他们改造了这片土地，建造了一座宫殿和雄伟的修道院，到处都是贵族建筑，处处都弥漫着永不满足的勃勃野心。但在深处，这里依然是片沼泽地。”这段话和美剧开头掠过的华盛顿建筑意象群如出一辙：当下所有的华美建筑，追溯起来也许都曾经只是一个褴褛的影子，但可悲的是人们始终都被外表迷惑，而很少思索华美外衣下的虱子。
最终，政治上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像迈克尔·多布斯在《纸牌屋》中总结的那样：“权力就是令人上瘾的毒药，好像让飞蛾献身的烛火。大家都趋之若鹜，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将近。他们愿意牺牲一切，婚姻、事业、名声甚至生命。”在美版《纸牌屋》第三季中，刚出场时正直不阿的人权律师希瑟·邓巴，在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后，一步步被脑中“椭圆形办公室”以及它所带来的权力、捭阖、刺激而迷惑，最终达到了“安德伍德标准”的不择手段。这种转变，恰是多布斯这段话的形容。
尽管最初的故事发生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但据迈克尔·多布斯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采访中称：“政治剧中，地点其实是不相关的。”伦敦或是华盛顿并非多么重要，同样的故事也可以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因为这样一个“包含激情、野心、弱点和邪恶的故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共通的”。 □

阿赫玛托娃式爱情：炽热的雪

■ 周翔

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
“他的手里有许多发光的戒指，他征服的是少女的心事。金刚石在欢跃，蛋白石在做梦，璀璨的宝石刁钻古怪地发红。苍白的手里不曾有我的戒指，我从来不曾给他人送上戒指。”1907年，这首诗作为阿赫玛托娃在刊物上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刊登在诗人古米廖夫主编的杂志《天狼星》第二期上。而当时，她终于接受了古米廖夫的求婚。疯狂爱恋她已经三年多的古米廖夫，在经过数次求婚失败之后，终于赢得了他的“美人鱼”对于婚姻的应允。然而在这首诗中，女诗人的情感却显得坚硬而冰冷，仿佛是此后俩人婚姻不幸的谶语。
两位少年诗人初次相逢于1903年圣诞前夕的皇村。阿赫玛托娃在与女友瓦列里娅前往购买圣诞树装饰品的途中遇到了古米廖夫兄弟。这次邂逅并没给阿赫玛托娃留下特别的印象，而瓦列里娅发觉，弟弟尼古拉·古米廖夫从此以后却常常出现在她们住处附近，希望与阿赫玛托娃的哥哥安德烈认识，并展开了对阿赫玛托娃的追求。
像许多少年诗人一样，古米廖夫敏感而热情。他比阿赫玛托娃大三岁，神色高傲，有着神经质般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他博览群书，很早开始写诗，当时正狂热地崇拜着法国象征派作家。他和阿赫玛托娃一样熟读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的诗歌，他认定这个有着浓密黑发、灰色眼睛与迷人刘海的姑娘是他的缪斯。然而阿赫玛托娃对他的追求却反应冷漠。1905年的复活节，古米廖夫因为阿赫玛托娃的拒绝而试图自杀，这导致他俩大吵一架，一度断交，直到1906年春天才恢复了来往。彼时阿赫玛托娃父母离婚了，她的父亲退休后打算定居彼得堡，母亲则带着孩子们南下。阿赫玛托娃1906年整个冬天都住在基辅，并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着比她大十岁的彼得堡大学生库图佐夫，却对此无能为力。
在这个冬天，阿赫玛托娃多次给在彼得堡大学任教的姐夫斯坦因写信，主要目的是一再恳求对方寄给自己一张库图佐夫的照片：“我亲爱的斯坦因，如果您知道我是多么的愚蠢和天真！我甚至羞于向您承认：我到现在仍爱着弗·戈-库。除了这种感情，生活中什么也没有，没有。”在1907年2月的信中，她告诉斯坦因自己答应了古米廖夫的求婚，声言：“我相信，我的命运是成为他的妻子。我爱不爱他，我不知道，我依稀感觉会爱他。”然而在得到库图佐夫的照片之后，她仍在信中无限依恋地描述着心中的情人：“照片中他完全是我所认识的、爱慕而又极其畏惧的样子：文雅而冷漠，他用明亮的近视眼疲乏而安静地凝视着我。”继而又痛苦地感叹：“我不能把我的心从他那里挪开，我毒化了全部的生活，不可分解之爱地狱般的痛苦！我可以重新生活吗？当然不能！然而古米廖夫——我的命运，我将驯服地献身给他。” 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和他们的儿子列夫（摄于1915 年）
阿赫玛托娃是在分裂的痛苦中开始品尝所谓爱情的滋味。11岁就写诗的女诗人一开始就被她的父亲称之为“颓废派诗人”，这让她看起来早熟而与众不同，但她的爱情萌芽与普通的少女实在没有区别：对不能得到的情人的疯狂迷恋，因为无法实现，情人的形象在想象中才变得更完美、更理想。早年的诗《在海边》中，阿赫玛托娃塑造了对她而言“风的声音”远比人类语言更为明白晓畅的少女形象。她是自然的理想化身，与人类世界疏离，她拒绝深爱她并想娶她的“灰眼睛男孩”的求婚，只等待着自己的王子。这无疑与她在现实中的处境和自我想象有某种对应性的关联，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用这种诗化手段来理解和处理现实生活的方式。这才是她与普通少女相比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诗性或许在不少人的情感萌芽阶段都产生过，但敏感地意识并且保留和强化这一点，则是作为诗人的自觉。
王子最终没有来到女主人公的身边——他淹死了，这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首次同时也是永远的断裂。阿赫玛托娃就在这种断裂中走向她生活的另一阶段：与古米廖夫的婚姻。尽管在答应对方的求婚后她又曾经反悔，但最终两人于1910年4月25日在尼古拉村教堂举行了婚礼。阿赫玛托娃的亲戚们都认为这个婚姻注定会失败，没有一个人出席。
被不幸言中，这次结合是裂隙在现实中的正式显现，作为精神的爱情与作为现实的爱情在诗人早期的朦胧混沌中被残酷区分。而痛苦和对痛苦的意识也源于此：阿赫玛托娃偏偏要在以后的人生中清醒地认识并且坚持这种区分。她认为，这个婚姻并非他们夫妻关系的开端，而是“终点的开始”。事实看起来如此：阿赫玛托娃对古米廖夫几乎没有热情，她的选择是一种妥协;而古米廖夫的热情在追逐时最为炽烈，在得到的时候便开始失去。“他仅以旅行来治疗自己的灵魂……一切（好的和坏的）都从这种感情产生——旅行和追逐女性。”阿赫玛托娃这样描述古米廖夫。在追求阿赫玛托娃的时候，古米廖夫也与其他的女性保持一种相当暧昧的关系，例如诗人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诗人的热情某种意义上并不仅仅源于他的对象，还来自对这种热情本身的热情。对此阿赫玛托娃早有认识：“你的狂热的眼神/和被冰封的言谈/还有爱情的表白/都是在初遇之前。”
婚后两人动身去巴黎度蜜月，在那里阿赫玛托娃认识了画家莫迪利阿尼。据她回忆，他们坐在卢森堡花园树荫下的长凳上，躲在硕大的黑檐下朗诵魏尔伦的诗，有时在月光下漫步于巴黎街头。彼时他们都还未成名，也不知道未来在何处。阿赫玛托娃和莫迪利阿尼的亲密关系也曾一度为后人揣测，然而与其将之理解为伴侣般的情意，将莫迪利阿尼理解为一个倾慕并理解她的朋友或许更为恰当。在阿赫玛托娃此后的岁月中，众多倾慕者与欣赏者对于她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耀眼光芒并开始懂得这种光芒的意义，起着不可否认的作用。
1910年6月底，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回到皇村，最初住在街心花园街，后搬进小街63号底楼。9月25口，古米廖夫沿着阿比西尼亚开始长期旅行，直到1911年3月才回来。而阿赫玛托娃则潜心于诗歌创作，她的第—本诗集《黄昏》中几乎所有的诗都写于这一时段。被抛弃的、失去爱情的妇女成为诗集的基本主题，也成了她早期最擅长塑造的形象。阿赫玛托娃对于这种内心状态有极为细致的观察，在表述它们时又有着将之作为镜像呈现一般的冷静甚至冷酷。戏剧性的高潮被凝固在极为简洁的口语表达之中，就像巨大的热情被封锁在冰雪的外表之下。阿赫玛托娃1911年写成的最有名的诗作，勾勒的是家庭争执之后的一个场景：“我跪下来，不碰一下栏杆，跟在他身后来到了大门。我喘着气喊：‘一切全是开玩笑。你走了，我唯有一死。’他面带苦笑而又安静地向我说：不要站到风口里。”无论诗中场景是否完全是发生在她和古米廖夫之间的真实，阿赫玛托娃对此的呈现却有一种极为冷酷的鲜活。女主人公对生活竟至于如此无解的绝望被隐藏得如此平静，而她又是那样敏感地意识到彼此关系的改变。
正是这些诗为阿赫玛托娃赢得了丈夫的肯定。阿赫玛托娃在回忆中说：“尼古拉不喜欢我早年的诗作——这是实话。这又有什么可喜欢的呢！然而，当他于1911年3月从亚的斯亚贝巴归来后，我向他朗诵了以后就被冠以《黄昏》之名的诗作，他马上说：‘你——诗人，应该出一本集子。’”从那时起，古米廖夫开始对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充满敬意，尽管这对他们的现实生活并无帮助——一位诗人娶了一位女诗人，是一种“滑稽的处境”。多年以后和阿赫玛托娃接近的传记作者阿曼达·海特这样评价。
阿赫玛托娃很快在艺术圈中成名，无论是在伊万诺夫被称为“塔”的家中参加聚会朗诵诗歌，还是在“浪荡狗”的地下酒馆集会中，她都光彩熠熠。画家尤里·安年科夫描绘过当时的阿赫玛托娃：“这位腼腆、典雅、大方的美人儿，梳着直直的刘海，盖住额头，带着非凡的半似走动、半似手势的优雅朗读——几乎是演唱她的早期诗歌。我不记得，还有谁能像阿赫玛托挂那样掌握这种朗诵技巧，这种音乐的含蓄美。”阿赫玛托娃还与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一起，成立了“诗人车间”团体，并随后在俄国诗坛上提倡“阿克梅主义”。他们提倡与象征派的朦胧相对立的清晰，追求用最高超的技艺对诗歌进行锤炼。他们拒绝到另一个世界去求解救，坚信上帝就在现实生活中，把诗人当作为万物命名的“命名者”。阿赫玛托娃的诗作被认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阿克梅派的诗歌理念。 俄罗斯画家内森·奥尔特曼画作《安娜·阿赫玛托娃》
1912年阿赫玛托娃怀孕，10月份，他们唯一的儿子列夫出生。尽管有对诗歌的共同爱好，但他们的婚姻却不能成为古米廖夫想象中“玫瑰色的天堂”。从现实的方面来说，他们都没有生活的经验与才能，经济常常陷于困窘中，而且不会照顾孩子;从精神的方面来说，当诗人的意识与身份认同越发强烈之时，阿赫玛托娃在爱情中的断裂经验不断被思考、被强化。从一开始，不可能的爱情就是痛苦的源头，与情人的相逢注定只在想象的世界里，因而在现实中阿赫玛托娃写到“我们想要针刺般的痛苦代替安宁的幸福”。对于两者的关系，她的好友瓦列里娅回忆说：“当然，他们都太自由，太著名，不可能成为一对喃喃细语的‘蓝灰色小鸽子’。他们的关系很快就暗藏危机。从阿赫玛托娃一方来说，她要确信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女性;从古米廖夫一方来说，他想要保持独立，绝不屈服于这个永远游离在他之外的、多变的女人。”
古米廖夫1912年出版的《异国天空》诗集有注明献给阿赫玛托娃的《她》，描述了二人这段时期的矛盾关系，他写道：“我了解这个女人：沉默/痛苦地厌倦了说话/她是活在她张大了的/瞳孔的神秘闪烁中/她的心灵只会如饥似渴地/为诗句的铿锵的音乐而开放/而对愉快的人世生活/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尽管阿赫玛托娃并不喜欢这首诗，但她不得不承认古米廖夫对她的理解却异常准确。表面看来，这段时期她的生活没有剧烈的变化，但是潜在的变化却暗流于作为生活核心的诗歌当中。在现实生活中的挫败体验与震惊感只能转向诗中寻求安慰。1912年出版的《黄昏》中阿赫玛托娃还在低吟被情人遗弃的感伤歌曲，而在1914年的诗集《念珠》当中，她却逐渐找到并且在特有的绝望中呈现了得救的道路。情人没有在一起，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分离，爱情恰好以这样的形式超越了尘世的困难而永存：“我不需要/令人厌恶的窗边的等待/也不需要折磨人的约会/啊！爱情已消失/你自由了，我也自由了。”
1914年战争爆发，古米廖夫充满激情地参军，“战争对于他是荷马史诗”，此时阿赫玛托娃与他的关系已近于结束。他们直到1918年才办理离婚协议，但早在儿子列夫出生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同意给予双方充分的性自由，并“停止干预对方的私生活”。阿赫玛托娃在此时认识了画家鲍里斯·安列普。遇见她之前，安列普已经从自己的诗人朋友涅多布罗沃那里对她有所了解。涅多布罗沃极其理解阿赫玛托娃诗歌，同时也是她的爱慕者。他从她的诗中“听见一系列沉默至今的事物的声音”，他认为对于阿赫玛托娃而言，“诗歌是生命的拯救者”。而阿赫玛托娃却爱上了安列普。安列普曾先后在巴黎及伦敦侨居，回国是为了参战。他们会面时双方产生了奇妙的吸引，在奔赴前线之前，安列普送给阿赫玛托娃一件礼物，是他在一座被毁的教堂里发现的一个祭坛上的十字架。而当安列普从前线归来再次见到阿赫玛托娃时，她则送给安列普一枚黑戒指，据说这是她的鞑靼外祖母相信能够保护她的神物。
如果能够理解戒指对于阿赫玛托娃的重要性，大概就能理解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巨大热情。在阿赫玛托娃的诗中，“戒指”是多次出现的特殊意象，它不仅意味着承诺与爱情，甚至还意味着阿赫玛托娃所拥有的上天给予的天赋：她的诗歌才能。这对她而言几乎是不可让渡的。阿赫玛托娃对安列普的热情有些类似少女时代对于库图佐夫的热情。写于1916～1917年的《白色的鸟群》中许多爱情诗都探讨了一个主题——王子的复活。在一首写于1916年但直到1921年才收入《车前草》的诗中，她写道，真正的情人拿走了她的戒指。
然而这段感情却因为安列普1916年选择离开俄罗斯而结束。阿赫玛托娃无法接受离开自己的国土，她将安列普的离去视为对俄罗斯的背叛。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流亡，而阿赫玛托娃仍然坚持拒绝自我流放，她要留在彼得格勒这座“光荣和灾难，花岗石般的庄严的城市”，把一切离开的蛊惑斥之为“卑劣的谰言”。又一次，阿赫玛托娃的爱情断裂在现实中，而这恰恰成全了它作为理想之爱的存在。但较之早年对库图佐夫的充满绝望的单恋，这段感情之中阿赫玛托娃却不再是无助地在海边等待的少女，而是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与位置做出选择的诗人。
“我的声音微弱，但意志不弱/没有爱情我甚至更加快乐。”当情人遗弃她或她离开情人时，生活变得空虚，同时也变得明朗。诗歌给予了她摆脱这一切的力量，看起来她已经可以正视存在于生活之中的裂隙。虽然有时她乐意牺牲自己的诗歌天才，但她的力量与权威性得以充分体现，恰恰是在她宣布自己是个诗人之时：“不，王子，我不是/你所希望见到的人/很久以来我的双唇/已不再亲吻，而用来预言。”因此，当阿赫玛托娃在1918年与古米廖夫离婚后随即与希列伊科结婚，她的行为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解释，以至于她的朋友们都极为困惑。
希列伊科与阿赫玛托娃在“浪荡狗”时期就已经认识，他是著名的亚述学者，早年也曾经写过诗，据说十三四岁时就已翻译了一篇用古埃及文字写成的文章。对于阿赫玛托娃的选择，她的女友安德罗尼科娃曾理解为也许是她想在革命的混乱中寻觅一个坚强的依靠。而阿赫玛托娃后来坦言自己是希望为这位学者做点事情。她的选择看起来充满了献身的精神与近乎宗教皈依般的色彩：“我走向他……感觉自己是这样的肮脏，我想净化自己。”而阿曼达·海特则在传记中分析说：“也许她觉得，若为了丈夫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才华的话，她就能解决婚姻问题，而且她不会再有同古米廖夫共问生活时的那种对抗。”
阿赫玛托娃的举动看起来像是她归顺世俗生活的最后一次尝试，结果却是失败的。希列伊科并不欣赏和尊重她的诗才，而她最终不能够放弃她的诗才。他们的生活显然不是和谐的：“你不许我欢笑，也不许我吟诗，而祈祷早被你列入禁条。”“你不愿同我生养孩子，又厌恶我写的诗。”和希列伊科的共同生活大约持续了三年，虽然生活中并非没有一丝温馨之处——他们共同收养了一只叫塔巴的狗，阿赫玛托娃在通信中多次谈到它——但最终不可避免要分离。在这三年中，阿赫玛托娃前所未有的沉默，几乎没有写诗，直到1921年她写下了告别的宣誓：“我以天使的花园向你发誓/以创造奇迹的圣像向你发誓/以我们度过的那些热情的夜晚向你发誓/我永远不会回到你身边。”
1921年同时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情，是古米廖夫的被捕和遇难。因被认为参与反布尔什维克党的阴谋活动，即“塔甘采夫事件”，古米廖夫被逮捕并迅速遭枪决。阿赫玛托娃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获得了恐惧，而处理这一切的形式只能是诗歌。古米廖夫死后，从俄罗斯全国各地狂热的崇拜者的来信中，她了解到他享有崇高的声望，他的书已经广为流传。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内心与古米廖夫对话一样，在回溯的视野中，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之间似乎有了更多对话的空间以及重新审视的可能。“他说过，我没有竞争对手/对他来说，我不是尘世的女人/而是冬天的暖人的阳光/是故乡粗犷的歌声。”古米廖夫在出发去非洲时曾告诉她，旅行对他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解剖都十分必要，并且，这种“逃跑”不意味着他不再爱她，他们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同于他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但她并不这么认为，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现在她不得不承认：限制爱人的自由等于束缚他的‘翅膀’。”——也许两个诗人的结合的确会陷入阿曼达所谓的“滑稽的处境”，他们会在生活中给彼此制造苦难，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最幸运的组合，因为他们“最为相似”且能够彼此理解。“阿赫玛托娃老年时谈论与古米廖夫一起度过的生活时期，似乎在谈两个生物间的某种结合，而不是真正的婚姻。他们住在神秘的高空，互相承担某些模糊的义务，彼此之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维系。”阿曼达·海特在她的传记中写道。
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苏联文艺界，阿赫玛托娃遭到官方的批评，古米廖夫、勃洛克、涅多布罗沃已不在人世，许多朋友侨居国外，她陷入艰难而孤独的处境。艾亨·鲍姆曾对阿赫玛托娃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做出著名的、客观的分析：“因双重性（更准确地说——矛盾性）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已开始定型——不知她是情欲强烈的荡妇，还是一贫如洗的能求得上帝宽恕的女修道士。”而这一评论被赋予恶毒的攻击含义广泛使用。1925年，苏共的机关刊物以非正式的决定禁止发表阿赫玛托娃的所有作品。这一时期，她开始与文艺理论家尼古拉·普宁同居。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她与普宁共同生活的时间最长，却始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妻子的身份对于她看起来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作为一名女性、妻子、母亲的现实与作为一名诗人的理想间的张力，并力图保持平静的生活。
由于不能发表诗作，阿赫玛托娃开始对普希金的创作与生平进行研究，同时也帮助普宁在美术学院的工作，为他口译过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学术著作。搬入普宁在喷泉屋的住所后，阿赫玛托娃与普宁及他的第一位妻子安娜·阿连斯以及女儿同住。这是一种颇为奇怪的情形，直到1928年曼德尔施塔姆向她询问家中状况时，她仍然回答“不好”。这种特殊的格局将阿赫玛托娃置于一种有损尊严的境地，但她并没有表现出反抗情绪。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讲，生活的裂隙仍然存在着，她尝试过弥补，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激烈的方式，最终失败了。此刻她所采取的方式变得平和得多，试图寻找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不再伴随着必须放弃诗歌天赋的痛苦。在她与普宁的关系之中，常常是普宁成为嫉妒、失衡的一方，她变成了强者。1930年，当阿赫玛托娃打算离开普宁时，普宁阻止这样的选择，声称这对自己来讲是“生与死的问题”。而到1940年她结束与普宁的这种同居试验时，据她后来的密友楚科夫斯卡娅回忆，普宁在经过长久的沉默之后说：“您哪怕与我再过上个一年半载也好。”
从那时起，阿赫玛托娃与爱人们共同生活的经历就此结束。1942年，因为战争而居住在塔什干的阿赫玛托娃得知，普宁一家在撤离列宁格勒前往撒马尔罕的途中将经过塔什干。当撤离者的专列在塔什干车站停下时，阿赫玛托娃已在站台上等他们。第二天又到车站为他们送行。到达撒马尔罕后，普宁从医院给阿赫玛托娃寄去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第一次那样全面和广泛地理解您——恰恰是由于这毫无私心杂念，因为对再次见到您我当然不曾有过奢望。这确实是我离开人世前与您最后的见面和告别。人生能像您那样完整从而完美的，除了您别无他人。从您最初创作的那些稚气未脱的诗歌到有先见之明的暗暗自语和与之并存的长诗的轰鸣声。我当时认为，这种生活对我来讲似乎是特别珍贵的东西，它的完整并非由人的意志所决定。……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您都是我在生活中方才发现的那种不朽之魂的最高体现。”1940年分手之后，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的关系一度并不理想，而这封充满和解的信成为阿赫玛托娃最为珍贵的纪念品。当然，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见面，他们注定还要再一同经历战后的风雨，阿赫玛托娃还要写出她最漫长的诗歌。
但对阿赫玛托娃而言，某种程度上，她的爱情与诗歌已经完成。她不再是那个在海边盼望着却又不得不面对永恒残缺的少女，而在“忍受生活”中获得了作为诗人的“完整”，“所有亲爱的人的灵魂都在高高的星空上/多好啊，没有朋友可失去/而且可以哭泣”。她写道：“普希金是那么害怕幸福，就像别人害怕痛苦一样，他有多么愿意承受痛苦，在幸福面前，当然也就是在失去幸福的必然性面前就有多么恐惧。”她和普希金一样，意识到苦尽未必甘来，而对这一切的体验和书写，正是她被赋予而不得不去完成的天赋之债。 □

科林·费斯：钟情边缘的英伦绅士

■ 李东然

《王牌特工：特工学院》剧照

动作演员科林·费斯

《王牌特工：特工学院》（Kingsman：The Secret Service）改编自马克·米勒的同名畅销漫画，神秘的秘密特工组织金士曼招募新血，老牌精英特工哈利（科林·费斯饰）推荐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年轻男孩艾格西（塔伦·埃格顿饰）加入，原本的问题少年如何经过史上最危险的测试从而加入这个拯救世界的现代骑士组织。在此同时，野心勃勃的科技天才（塞缪尔·杰克逊饰演）引发的全球性威胁正在蔓延。
英国电影人马修·沃恩制作过《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双面任务》等黑帮电影，也指导过包括《海扁王》、《X战警：第一战》在内的漫画改编电影。这部意在成为“007版本的《窈窕淑女》”，又完全以男性为主角的动作间谍电影，让奥斯卡影帝、全球女性的“英伦男神”科林·费斯穿上萨维尔街高级定制西装，拿出全部的绅士雅致温和风范，再展示些不凡的打斗身手，做个理智到冷血的杀手特工。
马修·沃恩初次与科林·费斯讨论剧本时，便毫不讳言：“你会全身伤痛，你最后一定会恨我的！”如今费斯笑道：“他说的都是真的！”训练长达半年，科林·费斯的教练团队成员包括6次世界泰拳冠军、奥运金牌体操选手、跑酷冠军，还有特种部队退役军人，专门负责指导如何用枪。“一天三小时，每天都得跟这群厉害的团队一起训练。我从出生就完全不是个当运动员的料。这等于让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从头开始练起，幸运的是，我以前也会做一些一般中年男子为了维持健康体态会做的运动，他们很感激我平时有做那些运动，不然训练的起点又得更往前推一点。”费斯说。
整个训练计划，并不只是让费斯看上去像詹姆斯·邦德，而是让他真的能呈现出不输于任何邦德的追逐打斗和枪战片段。“如何握枪、翻滚、射击，接着是如何操作枪械，如何填充弹药，以及更好看地使用各式各样的器具，以此对抗众多的敌人。打斗跟跳舞很像。就像是个编排好的舞蹈，必须相互配合。如果你开始加快速度，那很自然地就会有出错的风险，你没抓好时间，就有可能会被打到，或是害别人受伤。就像是足球场上一样，一转错方向，你的膝盖就要当心了。” 科林·费斯（右）和《王牌特工》中艾格西饰演者塔伦·埃格顿在拍摄现场
甚至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守在拍摄现场，保证费斯能在比如翻跟头扭到肩膀之类的“家常便饭”发生以后，仍旧能在10分钟之内回到镜头前，但事实上每当费斯受伤之后，不管是淤青还是其他，往往是拍摄花絮部分的团队先把他围住。“因为没有观众会相信这些打斗是我自己完成的，他们希望记录证据，其实我开始拍摄的时候，我总为自己动作上的笨拙感到丢脸，我不欢迎这些花絮团队，但后来也把淤青看得像勋章一样，我想没有什么更重要，我是发自内心想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事实上特工本身对科林·费斯而言并不是全新的角色，2011年上映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改编自约翰·勒·卡雷的同名小说，迄今是谍战题材的经典之作。科林·费斯扮演的裁缝比尔·海顿（Bill Haydon）是被莫斯科中心的传奇人物卡拉（Karla）策反，并安插在英国“马戏团”里的双面间谍“鼹鼠”，在原著小说中海顿也几乎是一个影子一般的存在，于是到了电影里的费斯，几乎只用眼睛在表演，对同性恋人的爱意和忧伤，对于史迈利妻子安的轻佻色诱，城府老辣，柔软苦痛，一切都摆在了眼里。
“其实我本来就喜欢各种各样的间谍类型的作品，侦探小说是每个英国男孩成长中都经历的英国阅读传统。但其实这个类型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是一种，它是比较黑暗的间谍小说，并且比较真实，涉及到道德、政治等等，对世界各个方面的剖析，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类似‘詹姆斯·邦德’的间谍题材，还有比如《王牌间谍》这个类型的，它涉及到一点喜剧的快乐元素，这个我也很喜欢。这次拍的既有动作，同时又有喜剧，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费斯告诉本刊记者。

真正的英国人

被策反的“鼹鼠”，或者哈利（《王牌特工》）这样亦正亦邪的杀手特工，他们才更符合科林·费斯人生的“边缘主义”原则。费斯的祖父母是神学家，父母大卫和雪莉都是大学教师，这使得他有机会在尼日利亚度过了与众不同的童年;也是因为父母职业的原因，全家人来来回回迁徙于美国和英国之间，这曾经让从小适应能力并不很好的费斯倍感压力，他的父亲曾经回忆：“科林在任何学校里都不自在，一部分是因为搬迁，一部分是因为他更想干自己感兴趣的事。”
少年费斯最感兴趣的事情首先是前卫摇滚，不仅抄起吉他苦练，还做过乐队的主唱。而看过经典影片《公正的人》中保罗·斯科菲尔德的演出后，14岁的他开始不可救药地想要从事表演，18岁放弃大学录取，前往伦敦逐梦的费斯常常身无分文，每天穿着露了洞的鞋走两英里路去剧院打杂厮混。于是和很多英伦演员一样，费斯同样是从戏院起步。大银幕上的第一部成名之作是《另一个国家》（Another Country），他饰演盖·本尼特，事实上当时的费斯又成为戏剧学院的学生，电影本身也是从大热的舞台剧改编而来，扮演费斯同性恋人的是举世公认的英伦帅哥鲁伯特·艾弗雷特。
显然艾弗雷特的俊美脸庞已抢走了不少年轻费斯的光彩，但他至今庆幸自己的脸相对平凡：“因为我在外貌上有种‘中立’性，这很有助于我，我的脸既可以装扮得比本人帅得多，也可以丑得多，只取决于我想怎么样。”话虽如此，凭高大的身材和宽阔的肩膀，年轻的费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展开了自己的演艺事业，虽然早期的戏院剧评对这个舞台新人可谓苛刻——“科林·费斯的个人魅力甚至不足够点亮一盏50瓦灯泡。”
1989年，因拍摄《最毒妇人心》（Les Liaisons Dangereuses），费斯与梅格·蒂莉坠入爱河，并且成为一段“私奔”佳话。为躲避好莱坞，他们离群索居在加拿大的原始丛林，住在一幢小木屋里，亲手做家具，过起粗糙原始的生活，直到6年之后与爱人分手。费斯重回伦敦的舞台，然而舞台早已忘了科林·费斯的存在，于是胡乱接了几部商业制作，“只是为了赚钱维生”。
幸运的是，1995年费斯成为BBC电视剧版《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先生。事实上面对达西的角色，费斯自己的第一本能反应是拒绝，费斯对自己的魅力并不肯定，何况自觉从来没有迷恋过简·奥斯汀的作品。而费斯的弟弟听到这个消息更是脱口而出：“他演达西先生？这个角色难道不应该性感点么？”
然而时至今日，每当人们回顾漫长的《傲慢与偏见》改编史，都会发自内心地再次感慨1995版BBC改编的独特动人，电视剧的形式与长度刚好成全了科林·费斯内敛慢热的表演节奏，甚至每一遍的重播之时，那个达西在庄园大湖里沐浴的镜头仍会一遍又一遍地令举国上下的女性迷醉。从湖水中起身的费斯只穿了一件薄透的白色衬衫，本来这应该是完全裸露的一幕，导演安德鲁·戴维斯希望呈现一个自然的人，而这也确实是那个年代的男性的沐浴方式，最后却因为费斯担心自己的腰部线条，才穿上了白色衬衫。即便如此，在一年又一年地当选为“最难忘英剧情景”之后，2013年海德公园干脆在自己的湖面立起一座巨大的高出水面12英尺高的“费斯湿身”半身玻璃钢仿真雕塑。
《傲慢与偏见》的导演安德鲁·戴维斯曾经在电视采访中坦言，自己从电视剧《摇摇欲坠》（Tumbledown）里那个福克兰群岛上的瘫痪士兵罗伯特·劳伦斯开始，认定费斯是非同寻常的演员，并且早在那个时候，费斯就是他心中的达西。“事实上费斯为角色增色很多，他是个优雅的英国人，一个很有魅力的坏人，并且他确实能成就独一无二的达西，他是绝对聪明的演员，深刻把握和体会自己的一丝一毫，但是看上去他就像是那种凭借直觉演戏的天才。”
而于费斯自己，达西也是某种人生转折式的存在。2006年在接受一家法国杂志采访的时候，法国人问费斯，谁是你生命中的女人？费斯如是回答：“我的母亲，我的妻子，还有简·奥斯汀。”正如安德鲁·戴维斯的记忆，在片场的费斯就像是一个大学里的书呆子。演《戴珍珠耳环的女孩》时，费斯把全部的时间用来研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作品和生平，每天带着厚厚的传记和美术史到片场，但是搭档斯嘉丽·约翰逊问起时，他的措辞仍旧非常谨慎。“科林大约觉得维米尔是自己去画所有作品的。”
甚至他不止一次表达自己多么享受曾经只做演员而不成为明星时的舒适感：“演员不小心就成了明星，他们无论去哪里，人们都能把他们团团围住，当作一个奇迹去欣赏。最幸运的是那些处在两者之间边缘上的人，人们喜欢他们也有点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我觉得就像人们对乙级球队的热情，那种追随中有真正的伙伴式的感情成分。”

影帝之路

费斯好像也曾有意去减低自己严肃忧心的阴郁形象。《傲慢与偏见》之后，简·奥斯汀的超级“粉丝”海伦·费尔丁写出了畅销小说《BJ单身日记》，人物一五一十参照着费斯版达西写就，甚至人名都毫不忌讳地延用。结果就是，前后两部《BJ单身日记》引发了彻底、震撼性的“费斯热潮”。科林·费斯的脱俗冷傲气质，完美辅助了两部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心理，并且展现某种成熟男子独有的外在疏离而内在坚忍的魅力。从《BJ单身日记》到《妈妈咪呀》再到《麦卡菲阿姨》，这些戏谑娱乐的小品之作，以及如《真爱至上》、《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等一系列的“友情出演”，竟部部都成为大热级的银幕之作，费斯几乎在全世界女性观众心中掀起了一轮英伦热潮。
但令整个世界猝不及防的是，费斯转而选择去诠释更为禁忌的同性情感世界。2009年，费斯接下了时尚界大师汤姆·福特的邀约，主演其处女作《单身男子》，影片改编自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1964年的同名小说，故事主人公乔治是一位在美国洛杉矶的大学里教书的英国教授，他相恋16年的同性爱人遭遇车祸突然辞世，在生无可恋的绝望之中，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准备自己的自杀。
银幕上的费斯展示着英伦绅士对优雅的坚持，甚至为自己死后即将穿上的那身考究的西装选好了配套的领带，旁边又附上写着“温莎结”的字条。精美考究的复古气质贯穿全片，而事实上这部电影本身在洛杉矶完成只用了21天的时间。“剧本写得简单极了，薄薄几页而已，并且汤姆也没有告诉我该如何去做，甚至整个剧组都很少听到那种非常口头上的命令，导演给我们足够的自由去发挥，所以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与众不同的经历。”费斯回忆道。
更重要的是，也许难有他人可以如费斯这般优雅迷人地表现消沉。威尼斯首场放映后，费斯已是当年的影帝热门人选，显然这对于被电影节奖项忽略已久的费斯而言，是重大的突破，但费斯仍旧将自己宠辱不惊的从容风度从观众席保持到领奖台，直到等了太久的银狮奖杯交予他的手上，巨大的喜悦之情终于让这个从来也不会乱了方寸的男人有那么点手足无措。
紧接着2010年科林·费斯就用另一个乔治，乔治六世，夺下奥斯卡影帝小金人。那一年刚好50岁的费斯觉得，事实上两个乔治和两座影帝奖杯都在演绎着同一个故事——一个普通人去对抗人生中最令人绝望的恐惧时刻。“乔治六世最终仍旧没有克服口吃的毛病，我觉得电影说的是，他学会了如何适应和安排。你知道在最后的演讲里你还是可以看到他非常挣扎，他需要他的治疗师在身边。他每个词都很挣扎。我曾试着模仿原版演讲中的音调，有些词比较流畅，即便如此你可以听到每个字都是一个个地被分开念的，你可以听到他念三个向上的音节就会念一个向下的音节，然后再次卡住。每个在场听他演讲的人，王后、丘吉尔，以及其他人，都如坐针毡，直到演讲结束。他就像那个失去爱人的乔治，承受生活给他的一切，孤独地承受那种永远无法摆脱的恐惧，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科林·费斯

我8岁时就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间谍

——专访科林·费斯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为如此年轻一代的导演和演员阵容，甚至是漫画改编的电影题材感到不安么？
费斯：没有。马修·沃恩有办法让你有种当头棒喝的感觉，他有一种态度，让你觉得他是在做一件特别的事，并且我也不是全凭抽象的感觉，我真的看过《海扁王》，他的X战警系列以及《双面任务》，我都很喜欢。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哈利这个温和绅士但却又冷酷无情的特工形象，尤其他的身上还有点喜剧效果，事实上这一切都会出乎观众意料，毕竟大家的印象里，你更多是浪漫的达西，或者严肃的乔治六世？
费斯：《国王的演讲》真的是一个惊喜，没想到影响这么大，这么受欢迎，我当然非常高兴，如果能够有机会再拍喜剧的话，当然前提是题材和导演是我喜欢的，我也欣然接受。这部电影里马修加入了各种类型电影的元素，然后再几乎将它们一一颠覆。虽然这是一部谍战电影，但我们想让它欢乐一点;但当你觉得要开始欢乐时，又变得有点黑暗。他知道如何操作这些东西，引导观众的期望，又不落俗套。好导演一定要擅于掌握电影的氛围，这是个无法言喻的天赋，特别是当你想要刻意且大胆地去截取某些类型或经典的东西，并将它转化为自己的风格时，这种天赋就更重要。
我从8岁的时候就看过詹姆斯·邦德的电影，当时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间谍。当马修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等于是唤醒了我心中的这个梦想。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里那些你穿着笔挺的英伦高级定制西装的打斗场景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你怎么看待那些传统的英式西装？并且穿着那样的衣服完成动作场面是不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费斯：这些衣服很美，非常的优美，在英国的萨维尔街是非常知名的，他们花了百年的时间研究怎么把衣服裁剪得合体好看，那样的优雅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这个电影其实也在呼应阿瑟王时代的圆桌骑士传统，那些骑士会时刻穿着盔甲，拿着佩剑，对他们来讲，这些就是他们的器具，或者是小工具。我们搬来了现代，找到或者发明了相应的一切，我觉得传统是优雅的根本。
但是确实穿上这样的衣服去打斗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把鞋子做得更加松一些，更加柔软一些，衣服稍微大一些，这样才容易去拍。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心里，“绅士”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费斯：对于一个绅士来讲，举止当然很重要，但并不是说有了好的举止，你就能够成为一名绅士。 □

浮士德、死神与玛格丽特

■ 何潇

芭蕾舞剧《浮士德》剧照

2007年春天，编舞家让-克里斯托弗·马约决定重新发掘《浮士德》传奇。这是一个难以处理却又最合适用抽象语言呈现的故事。“芭蕾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音乐已经足以创造非凡的动感，通过它，你可以朝着不那么依赖叙事结构的方向走。在文学维度之外，音乐也是制造力量的元素。音乐变成了要破解的方程式、要做出的选择，并且就在浮士德无力控制由欲望驱使的过程时，音乐可以让你超越所有的极限和局限，这正是这出舞精彩的地方。”马约说。本月，他将这部经典作品带到中国，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关于约翰·冯·浮士德，我们听到很多，又知之甚少。这个生活于十五六世纪的传说人物，有着一个炼金术师和魔术师爱用的名字，Faust——在这个名字的拉丁写法Faustus里，包含着“幸福”的含义。研究者们试图打探他的真实身份，却始终莫衷一是，结果扑朔迷离：有人说他是住在威丁堡的流浪魔术师，曾在威尼斯上空坠落受伤;有人说他是名噪一时的占星家、古典学者眼中的江湖骗子，他与魔鬼签订契约，失却了灵魂。
自中世纪开始，炼金术士、神秘主义者、哲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导演……纷纷为浮士德的魔力所吸引。在许多猜想中，他被形容为一个为了享受极乐，出卖灵魂的恶徒;在另一些阐释中，他是与普罗米修斯相似的英雄，为了接近永恒真理，以身犯险——他是人类精神乌托邦的创造者，带领“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肉体消亡，灵魂永生。他被看作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的典型。海涅说，浮士德的出现，象征着中世纪信仰时代的结束、批判科学时期的开始：“知识化为语言，语言化为行动，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
大众对于这个名字的最初关注，在1587年前后。约翰·施皮斯将其改编成通俗故事，在歌德的故乡法兰克福出版，极受欢迎。很快，浮士德的故事被改编成韵文，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海外。在英国，浮士德引起了莎士比亚竞争对手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关注，将其改编成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并在1593年登上舞台。在马洛那里，浮士德的形象第一次高大起来，成为拥有知识的巨人式人物，但依然没有摆脱被恶魔劫持进地狱的结局。100多年后，莱辛提出了对浮士德灵魂的拯救，他让天使对魔鬼说：“天主把高贵的冲动授予世人，并非让他们承受不幸。”
芭蕾舞剧《浮士德》，改编自歌德的同名诗剧。1773至1775年间，歌德致力于《浮士德》第一和第二部的创作。1831年，《浮士德》完成，这是歌德病逝的前一年，其80余年的生活及一生思想，皆倾注于这部鸿篇巨制之中。作品分为两部：第一部关注主观世界，是一个“半蒙昧状态”的人、“焦躁而热情”的人生;而第二部，则倾向于客观，呈现的是更广阔明朗的肃穆世界。在《歌德谈话论》中，歌德说：“谁要是没有四面探索过，没有一些人生经验，对下卷就无法理解。”
在描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歌德将科学称为“概念真理”，把艺术叫作“形象真理”。换言之，艺术倾向于“观看”，而非“言说”。当复杂宏大的文学作品《浮士德》，作为一种视觉体验出现在舞台之上，线性叙述变得力不从心——充斥其中的神话、传说、轶事及历史典故，宛若纷繁浩渺的星云宇宙，令观众眼花缭乱，不知所终。然而，编舞者马约并没有因此失去方向。从剧情上看，舞蹈《浮士德》仅仅汲取了歌德作品第一部的内容。做完“去除”工作之后，他建立了自己的结构，十分简洁，却是一个完全的整体。
作品的结构，是通过对音乐的选择来建立的。一开始，马约选择的背景音乐是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浮士德》。马约决定重新演绎浮士德之时，正是其导演古诺歌剧之际。马约版本的歌剧《浮士德》，比古诺短：依然是五幕，却没有间奏曲，时长少了40分钟。“我仅仅保留了抒情部分。不论如何，要不是我导演的这部歌剧，就不会有这部芭蕾的面世。这次编导将我永恒地引向了《浮士德》。”马约说。
2007年3月19日，舞蹈《浮士德》首演于威斯巴登国家剧院，大获成功。然而，在其全球首演之时，马约却舍弃了古诺的音乐，选择了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作为配乐。作品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时，使用的依然是李斯特的曲子。
选择《浮士德交响曲》作为背景音乐，是马约出人意料的举动之一。显而易见的是，他并不打算对古诺进行简单重复的利用。起初，马约用半年时间对现代作曲家耶恩·马瑞兹的音乐进行编舞。不幸的是，马瑞兹因病而中断了创作。在马瑞兹病逝后，马约感到了迷惘。他需要抓住某种“牢固”的东西。他请从事作曲的弟弟贝尔当·马约谱写了一个序曲，这段音乐表现了马约最开始坚持的编舞构思。《浮士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长达30分钟，序曲的加入，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贝尔当·马约的序曲之后，李斯特的交响曲徐徐展开。
“我有两个选择：取消首演，或者推迟首演使用另一部音乐。我内心里有一种东西驱使着我继续完成编舞。”马约说。在试听了12部乐谱之后，他在无意中听到了从未听过的《浮士德交响曲》。然而，在众多的演绎中，他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版本，直到听到乔治·索尔蒂的表演。“我感到节奏非常契合，用三幕的形式呈现作品，每一幕分别以清晰明了的方式表现三个敌对角色的特征，这种想法简直棒极了。”马约说。乔治·索尔蒂为这部交响曲赋予了新的诗意，也让音乐在舞蹈中发挥了串起剧情的作用。 芭蕾舞剧《浮士德》剧照
“如果说歌剧具有局限性，那么芭蕾则更为灵活，伴随着像《浮士德交响曲》这样的管弦乐，我们可以在编舞方面比简单的故事叙述走得更为深入。我着手对比并剔除了每个人的个性，最后仅仅保留了它们相同元素中的精华部分。”马约解释。
马约热爱“意外”。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中，他重新演绎了“神父”一角，让这个为所有人遗忘的配角，成为叙事主干;在《天鹅湖》中，他为这出经典编写了一个“史前史”，白天鹅在上半场中完全消失。打破故事与结构的“意外”，是马约作品中至为吸引人的地方，观众期待它，就像站在多棱镜之前、期待一个意想不到的画面——它是熟悉而陌生的视觉影像，是我们认识已久却未曾了解的“第二现实”。
1960年，马约生在法国的图尔。在家乡，马约接受了艺术启蒙，在图尔大区国家音乐戏剧学院学习舞蹈和钢琴，此后拜入名师罗塞拉·海托华（Rosella Hightower）门下，在戛纳继续舞蹈学习。1983年，他被任命为图尔大剧院芭蕾舞团编舞及团长，为该团创作了20部芭蕾，该团后来发展成为国家舞蹈艺术中心。1987年，马约与蒙特卡洛芭蕾舞团结缘，作品《神奇的满大人》获得巨大成功。1992年，马约正式加入该舞团，起初担任艺术顾问，一年后晋升为舞团的总监及编舞。
视觉是吸引观众进入马约世界的“第一眼吸引力”。《浮士德》的布景呈现出了一种难以抗拒的美感，令人感到宗教仪式般的神圣与肃穆。在颜色选择上，布景师采取了“少即是多”的原则，舞台由黑、白、红三色组成，布局精巧，明朗强烈。这一切，得益于布景师罗尔夫·萨克斯。萨克斯喜爱从日常生活的“生命痕迹”中汲取灵感，擅长在熟悉的事物中创造情感关联，寻觅“物质内在的灵魂”。这样的理念体现在了《浮士德》之中：玛格丽特所坐的床，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架;浮士德书房中的红色扶手椅，与大天使在末日审判中所坐的高背椅如出一辙。宗教的神圣感，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移植进了日常生活。
像歌德一样，马约在作品中使用了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芭蕾舞《浮士德》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组对立关系。浮士德与梅菲斯托费勒斯组成了传统的对立关系，象征人与魔、善与恶。另一组对立关系，是马约创造的，即玛格丽特与死神——在这出舞剧中，这个由两名女性组成的二元对立，较之前面的经典对立，更具魅力。颇有意思的一点是，死神在舞剧中被设立成了女性的形象，马约说，在他的意识里，死神应该是一个女性。在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死神一袭黑色、长着一双长若藤蔓的手，宛若魔女般迷人。
作为死神对立面的玛格丽特，是一尘不染的白色。在舞台上，她的表演者是一名亚洲女性（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舞蹈演员均演出过这个角色），马约感到，“亚洲女性更贴近玛格丽特”。然而，不论是玛格丽特还是死神，都不是歌德意义上的“永恒女性”——尽管在舞剧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女性背影，仿佛象征着“永恒的女性，带我们上升”，然而，这只是一个“永恒的幻觉”。作为人类女子的玛格丽特，犯下了谋杀亲子的罪行，远非完美。而死神，则来自人类努力远离的黑暗世界。死神与玛格丽特，映照着我们内心的两种欲念：玛格丽特象征着生与爱;作为女性的死神，则揭示了人类更为隐蔽的渴求：死欲。
浮士德与死神的“死亡之吻”，是全剧最为特别的一幕。死神与浮士德如恋人一般热烈地亲吻，令人想到马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墓穴之吻”。死亡也因此被搬上舞台，然而，它并不是第四个主角，而是揭示其他主角的事物。“死亡是无法避免的，我无法赋予它戏剧形式。”马约说。他一度将贝尔尼斯·科皮泰尔构想为梅菲斯托费勒斯的一部分，但经过了十几天的排练后，他感到不对。“死亡是一个中性的点，它使一切得以推进。魔鬼和上帝（或者恶与善）都可以被感知，但我们无法与死亡对抗，因为它是无法避免的。”
在最后一幕中，舞台为死亡占领。玛格丽特与浮士德躺在舞台上，他们距离死亡仅一步之遥。被死亡遗弃的梅菲斯托费勒斯早已消失，舞台上站立的唯有死神。一架发光的“天梯”从舞台上空垂下，它象征着至高无上，无法改变。死神抓住它，攀爬上去之前，她将脸转向观众，露出谜一样的微笑。这彰示着死亡的最终胜利吗？马约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苏格拉底在临刑前说：我走向死亡，而你们活着，谁的结局更好，我不得而知。或许，浮士德博士的话可为一辩：“时间，是我的田地。” □

“发明家”，建筑师弗雷·奥托

■ 贾冬婷

2015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弗雷·奥托 1972 年慕尼黑奥运场馆俯瞰图（弗雷·奥托）

建筑飞翔梦

“我一直试图用自己肌肉的力量来飞翔，虽然根据精确的计算表明，通过人类身体的力量只能‘飞翔’很短的距离——但是我仍会想象如果我的身体非常轻以至于没有哪怕一克多余重量时的情景。虽然我从未取得成功，但是我没有停止我飞行的梦想。如果我的母亲能看到我飞行，她将会无比开心。”弗雷·奥托（Frei Otto）说。
1925年，这个出生在德国西格玛尔一个雕刻世家的孩子被取名为“弗雷”，德语意思是“自由的”，据说是母亲参加了一次关于自由的讲座后给他取的。而自由，也成了奥托一生的写照，他从来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有着无拘无束的灵魂。10岁时，奥托开始把对自由的渴望寄予飞翔，一种超越身体力量的飞翔。两种力量将他的这一梦想带入现实的建筑世界里：作为雕刻师的父亲常常对天然石头进行雕刻加工，培养了他的审美兴趣。而另一方面，他在学校里就喜欢设计制作飞机模型，同时接受了滑翔机和动力飞机的飞行员训练，这培养了他的工程兴趣。18岁那年，在完成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预科学习三个月后，奥托应征入伍，成为德国空军飞行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后沦为战俘。在法国沙特尔被囚禁期间，他接受了修复一些被损坏的房屋和桥梁的任务，为了尽可能节约材料，开始了对轻型建筑物的研究。战后，他返校继续学习建筑，个人兴趣已经转移，致力于用最少的材料，创造出与周围环境和谐、节能、可移动、适应性强的轻型建筑。“我的愿望是用更轻更柔的建筑，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新更开放的社会。” 弗雷·奥托设计作品：慕尼黑动物园索网结构的鸟舍 1967 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德国馆 曼海姆多功能大厅的网壳结构屋顶
“对于年轻的建筑师而言，战火中燃烧着的城市是一门惨痛的导论课。”他坦率地承认，在他的青年时代曾经屈从于纳粹主义的宣传，而要想真正地从30年代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必须清楚地认识这个时期，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正是由于他的个人经历，他坚决抵制一切笨重、坚固和固结于地面的建筑形式，在他看来，这种结构形式是日耳曼人对于本国的一种伤感情绪的体现，也是纳粹主义对血统和土地崇拜的体现。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建筑博物馆馆长温菲尔德·奈丁格（Winfried Nerdinger）认为，总的说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对于轻质建筑的呼吁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战后在世界各地建造了一系列像帐篷一样的轻质而可移动的建筑，正是和平主义者在看到战争带来的毁灭之后所发出的建筑净化和非物质化的呼声。但是，建筑的非物质化往往被理解成了对玻璃材料的大量使用以及透明效果的形成，最初只有弗雷·奥托将“用轻型反对野蛮”的建筑理念上升到一个与社会相关的哲学层面，他认为轻型结构的概念包含了在自然资源受到限制的时候，如何在自然界中创造出生命基础的含义：“我们这代人是成长在战争时期的一代人，我们渴望重建这个世界，我们渴望走出战争的阴影，我们渴望摆脱狂热主义与盲目的个人崇拜，我们渴望生存，而且是有节制的。”
1950年，还在读大学的弗雷·奥托前往美国旅行。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多顿体育馆的索网屋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更深入的思考凝聚在1954年的博士论文《悬挂屋顶》中，试图从基于生物学和原始建造技术的帐篷结构中探索出一种新的建筑形式：重量轻、价格低、可拆卸，又呈现出优雅的形式和开放的空间，能够轻易地将参观者吸引进来，却没有任何束缚感。帐篷建筑标志性的起点是1955年奥托为卡塞尔联邦庭园展览的设计，他依靠边索给膜施加预应力，搭建了一种新颖的马鞍状的四点支撑帐篷，尽管在展览后即被拆除，但这种坚固却轻盈的结构形式、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设计手法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弗雷·奥托富有诗意地将这种帐篷建筑称为“云景般柔和的屋顶”，他认为这种结构是人类地球上最轻的建筑，“它从来不会为我们的地球带来笨重的感觉，也不会为人类的活动带来阻碍”。而他第一次有机会将这种景象大规模地实现，是在1967年为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设计德国馆，这个设计甚至为德国转变为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形象赢得了国际性的赞誉。当期的《时代》周刊称：“弗雷·奥托的帐篷，有一种不可抵挡的魅力，同时又极具想象力。这样一个轻快的结构，居然可以提供支撑保护，展示着谦逊和优雅，它站立在那里，像一个暂时的过客。加拿大人称它为‘摇摆着的德国’，而这是一个美丽的称赞。”一个小插曲也充分表明了奥托帐篷的稳定性，当一个夏日午后的暴风雨略过展览地点时，席卷了会标、展柜，折断了树枝，但帐篷结构却完好无损，专业人员称这种现象为后弹性承载力。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奥托和他参与设计的索网结构的体育场屋顶更是赢得了世界性的轰动。连绵起伏的屋顶把游泳馆、体育馆、体育场看台以及人行通道区域联系起来，借助轻若无物的漂浮式形态、巨大的跨度、轻灵的空间造型和丰富的光影变化，将巨大的建筑体量处理得轻盈自由，如同湖边宿营的帐篷一样。在2002年的建筑杂志《Hauser》举办的一次投票中，这个壮观的体育场被评为德国最佳建筑，超越了科隆大教堂和包豪斯校舍。
因为功能的临时性，弗雷·奥托所设计的大部分轻型建筑都只存留了很短的时间，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持久的深远影响。他谦虚地说：“我建造得不多，我只是梦想能够建造一些‘空中城堡’。”

肥皂泡和蜘蛛网：从自然中来

慕尼黑奥运会场馆落成后，多次被人拿来与蜘蛛网相比较，弗雷·奥托本人也将自己所设计的建筑称为“自然建筑”。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雷纳·巴特尔（Rainer Barthel）指出，实际上，奥托坚定地提倡建筑设计应该与自然界和谐而不是对立，但他所设计的建筑与许多具有生物形态外观的现代建筑的差异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奥托而言，何谓“自然”呢？首先，他将自然界中的物体都看作一种“结构”，因为所有的物体都具有一定的形状、由分子构成，并且都承担某些外部的荷载和作用力。奥托着力研究自然界中的“找形”过程，而他的建筑都展示了“找形”过程清晰的逻辑性：在指定的一系列条件下，找出自然界的形式生成规律，通过模型试验的方法，找出结构的形式和构造方式。在这样“自主构形”过程下生成的自然建筑有许多特质：效率高，建筑的性能参数可以到达最小值，比如建筑物材料使用的最小值。
奥托著名的“帐篷”就始于肥皂泡里的实验。他将围合的框架浸入到肥皂泡液体后取出，在框内形成的薄膜表面积最小，表面压力完全相同，所有方向受力均等，此时得出的弯曲形体就是“最小曲面”。“最小曲面”呈现的“膜结构”遵从自然的规律，形式和结构互为一体，为奥托早期的各种帐篷结构形式提供了灵感。而在蒙特利尔世博会和慕尼黑奥运会场馆设计中，奥托运用的是与膜结构相同受力模式的“索网结构”。不同的是，由于钢索的存在，索网结构可以比膜结构产生更大的跨度，而且随着索之间的角度改变，也可以任意改变成曲线构成的曲面形状。那么，蒙特利尔的尖顶帐篷以及慕尼黑体育场的屋顶结构就是蜘蛛网的完全模仿吗？雷纳·巴特尔说，弗雷·奥托发现这其中的相似性时，蒙特利尔的结构施工已经完成，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反向研究自然界的蜘蛛网结构，发现有些蜘蛛可以编制三维蛛网，而且当张拉到某些固定点之后，它们呈现出与尖顶帐篷十分相似的形状。
1960年，弗雷·奥托与柏林理工大学的生物学和人类学教授格哈德·赫尔穆克（Gerhard Helmcke）相遇，让他进入了一个新的有机形态的世界，也促使他将研究方向完全转向“自然建筑”领域，而自然建筑研究项目是德国自“二战”以来最大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项目。弗雷·奥托曾说：“我吃惊地发现自己不再是一名建筑师，而变成了世界上不同生物体形状和结构形式的观察者，我能从我所看到的所有事物中发现我所研究的压力结构、肥皂泡、纤维以及网状结构……”
在赫尔穆克的影响下，奥托对自然形态的产生和构造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也对这些形态结构与实际工程技术的联系和转化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1975年的曼海姆多功能大厅屋顶堪称将结构形态与建筑造型结合得登峰造极的产物，它既是弗雷·奥托设计的最大的受压结构，也是网壳结构的代表。奥托将水平的网格进行悬挂倒置，在自重荷载下发生变形以形成具有双曲率的曲面。曲面的形状由链网的悬挂模型得出，通过改变悬链的长度和调整悬挂模型的边缘支撑来得到理想的曲面形状。进入光线柔和的大屋顶中，游客们惊叹于一种在太空中失重的感觉，孩子们更是把这条隆起的巨大弧线想象成一条鲸。
曼海姆大厅中所取得的经验，在多年后的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日本馆中再一次得以运用。日本馆由以纸板建造临时建筑而闻名的日本建筑师坂茂设计，弗雷·奥托协助他工作。这个场馆约16米高，覆盖面积3600平方米，而建筑材料仅仅是400个直径12米、长40米的再生纸板卷。这些纸板卷有三个波形径向背心，其结构由与轴线横切的曲形捆绑木质梯固定，山形墙端部由索撑纸板蜂窝网格曲形装订构成。汉诺威世博会日本馆是有史以来使用纸板卷建造的最巨大的建筑，它在世博会后期被拆除，但这些作为建材的纸板卷得到了重新利用。
弗雷·奥托对于生物学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是建立在将轻型建筑概念运用到生命有机体结构领域的基础上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开始解答人类如何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奥托就设计了对于被动太阳能建筑的研究。他发现一座建筑的能源消耗可以通过将该建筑进行优化隔离或者嵌入到地下的方式来降低至最小，于是他提出并设计了地下房屋的形式，该房屋具有一扇朝南的可活动玻璃墙的地下房屋，用来更好地利用太阳能。
温菲尔德·奈丁格说，弗雷·奥托对于为个别人设计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认为建筑应该是为了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条件而设计建造的。同时他的兴趣也不在于设计单独的建筑，而在于如何形成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过程，从而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与自然相和谐的建筑。他甚至不在乎这样的建筑是否能够实现，比如他所进行的“北极之城”和“沙漠绿洲”工程，就是典型乌托邦式的。“北极之城”的概念是奥托1953年提出的，他看到地球上很大一部分面积被冰雪覆盖，环境恶劣，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这些地区开采石油、天然气、煤和矿物。奥托设想，如果在他们的房屋外面能构建一个封闭外壳，使里面形成气候宜人的环境，将极大地提高居住条件，并且节约能源。这个巨大外壳的表面积比里面所包含的所有建筑的总体表面积要小，而且在白天可以利用太阳能对外壳内部的空间进行加热。另一个“沙漠绿洲”方案则是针对地球表面15%面积的干热地区的，他提出在建筑物之间，用绳索结成一张大网，或者利用周边的自然环境，把整个居民区都罩在网下，在这张网中构建一个不仅应用于农业生产区域，也应用于城市交通和建筑物遮阳的大规模气候控制生态圈。“北极之城”和“沙漠绿洲”可能是弗雷·奥托一生中所设计的最不切实际的工程，但让他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北极之城”在若干年后差一点就在加拿大东北部建造出来。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并打算开采，但这里冬天的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50摄氏度，而在夏天经常受到黑蝇侵袭，所以人们希望能够建造一座整体被覆盖的城镇。
“你最想建造什么类型的建筑呢？”在弗雷·奥托心目中确实存在这样一座理想建筑：“首先，我会先立一根主桅杆，然后将它建造成松树的形状，在上面建造房屋和花园。这样一来，花园里的植物可以很好地生长，因为松树的形状能够确保它们最大限度地接受光照。而且，所有楼层的住户都将有属于自己的花园，将不再是最高层住户的专利。我们还将在每一户的门口都种植草坪，这是住户生活空间的延伸。”

发明家

在普利兹克奖的颁奖词中，评委会赞扬弗雷·奥托：“他创造了富有想象力的、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空间和结构。同时，他还创造了知识。他给整个建筑界带来的深刻影响并非只是形式上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他的研究和发现打开了全新的创新路径。”
弗雷·奥托曾将建筑师分成三类：发明家、改进者以及抄袭者。他认为，“发明家”进行的是建筑中基础性的工作，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往往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被大家发现，而且他们中间只有极个别的人可以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工程设计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弗雷·奥托显然应该被归类为建筑师中伟大的发明家，或许这也是他的贡献推迟了那么久才被认可的原因吧。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雷·奥托在建筑圈里都扮演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他很少被邀请去参加设计竞赛或者被委任参加竞赛的评审小组。温菲尔德·奈丁格认为，弗雷·奥托一直致力于对自然界中所存在的自组织过程以及经济性原理进行研究，这种理念也与他本人排斥建筑设计中的个体表现是一致的。与很多建筑师狂热地追求个性相反，他认为最好的建筑形式应该是“无名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地出现并与自然规律相和谐的形式。而在当时，“艺术性建筑师”都把目光集中在单个形式固定的建筑作品上，而且这样的作品也统治了当时的建筑杂志，即使这样，奥托却认为这样的作品只是一些简单地用来炫耀的建筑，他甚至一度将自己称为一名“反建筑师”。
在沉寂了那么久之后，弗雷·奥托为何会重新被普利茨克奖发掘出来？或许正如普利兹克评委会所说，弗雷·奥托的价值在于“通过他的研究和发现打开了全新的创新路径”，具体来说，是他的“创新的想法、持续的钻研精神、对知识和发明的无私分享，以及慷慨的协作精神和对于现有资源谨慎使用的态度”。他所倡导的轻型建筑的深远影响，一个显著例子就是对当代数字化建筑设计的影响，参数主义设计先锋扎哈·哈迪德就自认深受其影响：“弗雷·奥托关于拉膜结构的研究和探索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越多地涉及他的研究成果，就越感激他的那些先锋作品。他将继续影响下一代的建筑师与工程师。”建筑评论家雷纳·格拉芙（Rainer Graefe）指出，从建筑史来看，早在建筑现代化早期，建筑界就期望从已有的建筑方法中发展出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而这种期望也成为早期建筑现代化发展的一股内驱力。在大量的现代轻型建筑中，弗雷·奥托所创造的大规模的建筑造型有着独特的风格。也许，只有在建筑领域和结构领域的交叉之处，才能创造出这样一种具有浪漫风格的建筑形式。实际上，一直都有人在这两种学科的叠合处进行尝试，但他们中间却鲜有人能够像弗雷·奥托一样跨过自己研究领域的范围，也没有人具有像他一样的技能和勇气来对一个非常偏僻的学科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弗雷·奥托始终问自己：“将来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他永远会给自己这样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进一步研究，去发展、创造、评估，让所有的人能够在自己可控的自然中安详地生活。”温菲尔德·奈丁格说，也正是由于他始终坚持将建筑设计建立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基础上，他的设计最终得以实施的并不多，正如他宁缺毋滥的建筑观所阐释的：“密斯的‘少即是多’是我学到的最初的、最基本也是最正确的内容，而且其内容不仅限于年轻时在美国求学时所理解的形式风格层面。更重要的是，建筑中消耗更少的材料、更少的混凝土、更少的能源，而尽量采用现存的资源——泥土、水以及空气等。宁可什么都不建造，也不要建造得太多！” □

官僚制批判

■ 薛巍

大卫·格雷伯和他的著作《规则乌托邦》

官僚制的吸引力

大卫·格雷伯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2011年，他帮助制定了“占领华尔街”的计划，提出了“我们是99%”这一口号。也是在那一年，他出版的《债：第一个5000年》意外地成了畅销书。他的新著《规则乌托邦》并不是广泛考察官僚制历史的一部著作，而是一组结构较为松散的论文，是“左派对官僚制的批判”。
官僚制是什么呢？格雷伯说，民主的意思成了市场，官僚制就成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自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制度，往往成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借口，然而格雷伯认为，事实不然。维持市场经济绝对比一个专制政府更加有“填表”的需要。私有制下也有官僚，在私有企业，官僚机构通常被称作办公室。所以，美国也是一个很官僚的社会，只不过美国大部分官僚习惯都出现于私有部门。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理性化的管理组织结构。它必须遵循一套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有明确的权威登记，权责自上而下传递。在科层制中，一切行为皆以明确的分工及章程规定。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科层制例子就是填表、填文件。下级向上级汇报，要填表;上级向再上级汇报，要再填表，如此类推。
“没有人很喜欢科层制，然而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却越来越常见。人们不难发现，它无处不在。”格雷伯说，在当今世界，科层制已经像水一样遍布我们的生活。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全面的科层化”。
古往今来，总有人批评科层制的繁复与无聊。没人喜欢填表，既然如此，为什么科层制依然深入民心，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如此巨大？格雷伯指出，首先是因为科层制度强大的生命力：它会自我膨胀。如果你创造一个科层制去解决一个问题，那在创造这个科层制的时候必然会衍生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创造科层制去解决。另外，科层制为了强化高层人员的权威，往往会选择掩盖起一部分信息与知识，不与部下分享，这导致下层无法对上层展开批评。
格雷伯引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科层制一旦生成，几乎无法清除。现在已知最早的科层制度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些制度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不幸的是，“把人抽离于科层制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他们杀光”。
科层制不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不仅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连被统治者也觉得它很有吸引力。对此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它的非人性化。冷漠、非人性化，官僚制下的人际关系就像现金交易：一方面它们没有灵魂;另一方面它们简单、可预测，差不多同等对待所有的人。谁又真的想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关乎灵魂的世界上呢？官僚制使你在跟人打交道时，不用忙于各种复杂、累人的劳作。就像你只需把钱放在柜台上，不用担心收银员怎么看你的着装;你只需掏出带照片的有效证件，无需向图书管理员解释你为什么想看关于18世纪英国同性恋诗歌的书。“科层制提供的不只是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理性、正义、自由等观念的基础。”
“二战”后，韦伯和福柯这两位大陆思想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特别出名，他们都在美国获得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实现的知识霸权。他们为什么对美国学术界那么有吸引力呢？吸引美国学者的主要是他们对官僚制的态度。在20世纪，只有这两个聪明的人真诚地相信，官僚制的力量在于其有效性。韦伯认为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是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体现，它明显优于其他任何组织形式，以致有可能吞没一切，把人性关进无趣的铁笼，消灭灵性和魅力。福柯更具颠覆性，但他的颠覆反而强化了官僚制的力量。在他关于精神病院、诊所、监狱等机构的著作中，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健康、性、工作、道德、真理观——都不是自己了，都只是某种职业或行政话语的形式，行政官僚制决定了人类存在的范围。在他看来，一切形式的知识都成了权力的形式，通过行政手段决定了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学科分支中，韦伯较为乐观的一面在改造后，以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训练官僚，他较为悲观的一面被归入福柯的理论。
格雷伯认为，韦伯之所以认为科层制是理性的体现，是因为那时德国的科层制真的很有效。其旗舰式的机构就是德国邮政。德国邮政是第一次尝试把自上而下、军队式的组织形式用于公共产品。邮政源于军队和帝国的组织，本来它们是长途传递战场报告和命令的。纽约中央邮局的大门上仍刻着希罗多德描述波斯帝国传令官的话：“下雪、下雨、高温、暗夜都阻止不了信使飞速地通过他们的指定路线。”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国家一半的预算花在了邮政上。列宁在俄国革命爆发前不久写道：“上个世纪一位风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典范，这话很对。按照邮政组织全国经济，让技师、工头、会计以及官员领取不高于工人工资的薪水，一切都在武装了的无产阶级的控制和领导下，这是我们当下的目标。”

官僚制与暴力

在格雷伯看来，官僚制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认为可以按照某种理想改进人们的行为，实现不了这种理想的人就会受到指责。这样官僚制就会导致谎言。制定出的规则应该公平地实施。但人们都知道规则的实施是不公平的。当我们用规则取代非正式的、随心所欲的体系后，随心所欲上升了一个等级，随心所欲地决定谁该遵守规则，谁不用遵守规则。
格雷伯分析说，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实行非人格化的规则和管制，非人格化的规则和管制只有得到暴力威胁的支持才能运行。官僚的基础是暴力，官僚结构的权威来自政府实施的暴力的威胁。所以，“警察就是带武器的官僚。从警官变成社会学家的吉姆·库珀注意到，许多遭到警察殴打的人都是无辜的。他说警察不打小偷。原因很简单：肯定会激起警察的暴力反应的行为是，挑战他们解释某个情境的权力，说这不是犯罪情境，而是公民付了你的薪水给他遛狗的情境，所以你让开。或者质问警察为什么要把某个无辜的人铐起来，这意味着挑战一位警官经过自由裁量，施用某个行政规定。官僚机构的暴力首先就包括攻击那些提出别的解释的人”。
格雷伯说，福尔摩斯和詹姆斯·邦德是官僚制下典型的富有魅力的英雄人物。
詹姆斯·邦德显然是一位神话式的人物。跟他相对的是谁呢？邦德是福尔摩斯的逆转。他们都是置身于伦敦的犯罪克星，他们都各自永久地处于青春期，甚至有些反社会，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相反。福尔摩斯是个性冷淡，但喜欢可卡因和鸦片;邦德则风流成性，但是对毒品没兴趣，只爱喝酒。邦德很职业，他好像在工作之外没有生活;福尔摩斯是业余的，但特别训练有素、干练，比苏格兰场的间谍要职业得多。邦德是一个总是走神、穿帮、被俘、不服从上司命令的职业间谍。最关键的逆转是，福尔摩斯寻找的是关于国内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的信息，邦德则是获取关于境外将要发生的暴力行为的信息。 □

谁是英雄

■ 马凌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和他的著作《英雄》
《英雄》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要写的“历史人物四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是《知识分子》和《创作大师》，第四部《魔鬼》还没出版。
从严格意义上讲，保罗·约翰逊不能算“历史学家”，但却是杰出的“历史作家”。1928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父亲从事艺术教育。约翰逊从小接受耶稣会的教育，大学上的牛津莫德林学院，导师之一是著名史学家泰勒。毕业后加入英王皇家步兵团、随后是皇家教育团，驻扎在直布罗陀。此后他在巴黎从事新闻记者职业，政治立场左倾。1955年回到伦敦，受雇于《新政治家》，在1969年巴黎学生运动时曾对学生采取赞同的态度。后来，约翰逊的立场逐渐转向保守的右翼，到70年代后期他成为撒切尔夫人最亲近的顾问之一，并为其捉刀撰写一些演讲稿。作为支持保守党的著名知识分子，约翰逊一直是个活跃的政治人物，2006年获得乔治·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从50年代开始，约翰逊就是个勤奋而多产的作者，差不多以每年一至两部的速度出版历史、时政、艺术、宗教类著作。从80年代开始，他的专栏文章遍及英美媒体，包括《观察家》、《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等。在英语世界的风头之健，大约可以与西蒙·沙玛和尼尔·弗格森三足鼎立。
约翰逊自述说，自1954年开始给《新政治家》写“个人档案”，短小的传记性随笔就深深吸引了他，事实、评论、性格分析、钢笔肖像画（大约受父亲影响，约翰逊是个业余画家）、还有大量轶事，这种混合风格结合了历史、新闻、评论与艺术，恰是他的所长。半个世纪以来，他写了上百篇这样的随笔，但从未收录成册。直到1988年，《知识分子》出版，《纽约时报》书评说：“约翰逊揭露了这些伟大思想家干过的所有缺德事，读来很有趣。”此书招致的欢迎和抵触同样热烈。到2006年他出版《大师》和2007年出版《英雄》，老读者们对那一部炸弹般的《知识分子》依然记忆犹新。
算起来，在约翰逊作为畅销历史书作者的生涯中，他为之独立作传的人物就包括了亨利三世、伊丽莎白一世、拿破仑、华盛顿、丘吉尔、达尔文，外加他写过英国人的历史、爱尔兰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埃及的历史、文艺复兴的历史、天主教的历史，因此写这本《英雄》如探囊取物。《英雄》作为一部传记性随笔的结集，写了13章，收入30个人物，大部分是“合传”，在一章里容纳2人、4人乃至5人。
一些传主入选“英雄”席位当毫无争议，比如参孙、大卫、亚历山大大帝、尤里乌斯·凯撒、华盛顿、纳尔逊、惠灵顿、林肯、李将军、丘吉尔和戴高乐。如果从和平主义的视野看，很多战争英雄，也可以视为战争罪犯，“崇拜英勇的杀人者自有其危险”，约翰逊深明这一点，经常要跳出来理性批判一下。可是归根结底，“主要的标准是公众的裁决，而裁决是武断的、怪异的、往往毫无理性（又反复无常），这点让此事有点尖酸的况味”。没办法，大众还是最钟爱“战争英雄”的，当然，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一个民族的英雄或许是另一个民族的罪人，比如法国人和英国人看待拿破仑——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约翰逊绝没有冒英国人之大不韪。
约翰逊的个性体现为，除了大众公认的人，他还勇敢地夹带个人私货，还振振有词地辩护说自己“尽可能以宽泛的概念来界定英雄人物，事实上，只要某一个人被一个理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人长期不懈地热烈拥戴为英雄，他就是英雄。在这本文集里，我放入了一两个我个人认为的男女英雄，因为我认为个人癖好在英雄崇拜中合情合理”——那些希望看到英雄史观或者英雄理论的读者难免失望，这里只有“形象”，没有“抽象”。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逊有些怕老婆，又长期有个情人，在本书中倒是很女权主义，女性占了将近一半，比如犹太先知底波拉和女英雄朱迪斯、不列颠女英雄布迪卡、诗人艾米丽·狄金森、书信作家简·威尔斯·卡莱尔、女演员梅·韦斯特和玛丽莲·梦露、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乃至《每日电讯报》的老板夫人帕梅拉·贝瑞。他写道：“如果说梅·韦斯特是老板式的女英雄，梦露就是牺牲品式的女英雄，一个悲剧式的女英雄，从一无所有升为女神，又湮灭到了尘土中。”
通读本书总会被一个个跳将出来的“我”所打断，因此我相信，如果读者耐心地把约翰逊忍不住跟传主们“套近乎”的地方一一列出来，一定会发现这部书几乎就是他私人的“万神殿”，甚至悄悄地，灌入了一部他的个人历史。他会轻飘飘地写道：“有一回，我给已经故去的戴安娜王妃上历史课……”
他在第四章写的是亨利五世与圣女贞德。约翰逊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女王学院正对圣埃德蒙厅的部分是向外突出的，因为那里一度有亨利五世的寝室。“如果我必须选一位英格兰历史上无污点的英雄，那么这个人就是亨利五世。”那位法国女英雄呢？约翰逊嘲讽法国人不把贞德当回事儿，倒是英国人萧伯纳的杰作《圣女贞德》感人至深。
第五章写莫尔、格雷夫人、苏格兰玛丽、伊丽莎白一世、雷利爵士。约翰逊说，他服兵役时，伦敦塔是皇家火枪团的总部。“我还记得与长官们在阴森的塔墙内共进晚餐的情景。”他说。因此写写伦敦塔关押过的四个著名囚犯，是题中应有之义，然后捎上一个未在伦敦塔关押过的（苏格兰玛丽一世），就是简明的都铎王朝史，英国人很少有拒绝写这个王朝的意志力。
第六章写的是华盛顿、纳尔逊和惠灵顿。约翰逊在英国军队做办公室实习生的时候，司令官告诉他：“留心那些小个子将军。”于是，他写了身高1.91米的华盛顿，1.62米的纳尔逊，介于二者之间的惠灵顿。
第八章写的是林肯与李。1994年，约翰逊在一份拍卖目录上看到林肯写给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一封信，含蓄地建议该州给予有色人种选举权。约翰逊认为，这封信“很好地揭示了林肯含蓄、敏感和直觉的一面”，外加林肯型的妙语。
所以说，这些人物之所以得以入选此书，除了自身具备英雄的素质——独立的头脑、行动果断、坚持不懈，以及最重要的勇气——还需要与约翰逊本人有着某种“个人关系”。至于我本人，并不是一直喜欢这个“左撇子、红头发、英国天主教徒”，但是偏偏他的一句话令我有知音之叹——他确信：“最后一位伟大的画家是约翰·辛格·萨金特，卒于1925年，此后艺术史上的20世纪是个令人沮丧的世纪，未来的人们回头看我们时，会认为我们都是疯子。” □

《奥克诺斯》：塞尔努达的散文诗

■ 孙若茜

路易斯· 塞尔努达 中文版《奥克诺斯》
“对奥克诺斯而言把灯心草编起喂给驴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也可以不编，但是不编草该去做什么呢？所以还是喜欢编灯心草，让自己忙着做点什么;所以驴会吃编好的灯心草，尽管没编的它也一样吃。可能编起来更好吃、更有营养。也许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奥克诺斯就这样在他的驴身上找到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长方形大厅内，右墙壁画的是特洛伊之战，左墙壁是古希腊画家波留克列特斯的湿壁画《奥德赛降至哈迪斯》，画作已经失传，唯有歌德这段描述将这幅画中编草绳喂驴吃的小人物奥克诺斯带到我们的眼前。
“奥克诺斯”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懒散”、“无所事事”，作为名字，它带着一种“无用”的暗示。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却用“奥克诺斯”命名了他倾注大量创作时间、心血的散文诗集，因在这个关于奥克诺斯的故事中，他找到了某种令人愉悦的讽刺，并将吃草绳的驴视为时间的象征，它吞噬一切，或又可象征公众，无意识而具有毁灭性。这也正是他第一本被译作中文的作品。
路易斯·塞尔努达（Luis Cernuda）1902年出生在塞维利亚，是西班牙“二七一代”的代表诗人，同时被公认为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第一次写下一组诗时，21岁的塞尔努达正在服兵役，像诗人们都常说的那种所谓“不是我在写诗，而是诗歌找到了我”的状态，诗歌在那时找到了塞尔努达，使他忽然拥有了别于往日的感受和表达欲。大学毕业后，和当时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一样，塞尔努达去了马德里，并与同样是“二七一代”的诗人加西亚·洛尔卡、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和马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不久便是西班牙内战，它结束了这些青年们终日聚在一起弹琴唱歌的日子，甚至可以说，它意味着一场盛大的集体“死亡”降临在了这“二七一代”的诗人们的身上。用阿莱克桑德雷的话说：“他们都离开了，所有人，同时一起离开，走向不同的方向。”塞尔努达也在此时离开了祖国，虽然最初他并非主动地逃离，但此后的25年直至去世，他都未再踏上西班牙的土地。
1938年2月，英国诗人斯坦利·理查德森以邀请塞尔努达讲座为由，为他争取到了通往英国的签证。塞尔努达原以为此行不会超过两个月，却在讲座结束并已动身前往巴黎即将回国时，被关于内战的一些最新消息阻止在门外。他回到英国，开始了在格拉斯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任教。此后，他又前往美国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最终在墨西哥辞世。
《奥克诺斯》的创作几乎充斥了塞尔努达的整个流亡时期。他从1940年5月就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1942年第一版付梓。在此期间，诗人还因书中所写尽是关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而将书名一度暂定为《献给青春的花环》，直到某日他读到歌德文章中的“奥克诺斯”才将其正式定名。《奥克诺斯》1949年发行了第二版，从原本的31篇增至46篇，其中加入了包括他有关最后一次离开西班牙和第一次见到美洲大陆并踏入美国时的回忆。而在此基础上增至63篇诗作的第三版，则在1963年，诗人去世后的几天才登上书店的货架。所幸他本人参与了这本书所有的编辑流程并多次修改了校样，在致学者卡洛斯·奥特罗的信中，他说道：“阅读《奥克诺斯》的校样带给我未曾料及的满足。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
中文版的《奥克诺斯》除了收录其原第三版的63篇诗作外，还将曾出现在第一版，后又被塞尔努达在其余两版中删掉的诗作《写在水中》一并收纳在册。据说诗人当时删掉这一诗作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觉得该诗过于夸张不够克制;其二是这首诗用于第一版的收尾，如果保留，新增的诗篇则无法加入。因此，中文版将这篇诗作放到附录的位置。
“你证明我的存在：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没活过;如果至死不认识你，我没死，因为我没活过。”——这本散文诗集的译者汪天艾，最初就是被这首《如果人能说出》的最后两句震撼，而开始着迷于塞尔努达。现攻读于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文哲系博士学位的她，此前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比较文学系，她的研究方向一直锁定在20世纪的西班牙诗歌，并从本科论文起，论题就没有离开过塞尔努达。而此前，国内从未出现过关于塞尔努达的学术专著或任何一部译作，只有几首诗作零星地被翻译在了文学杂志上。

“最不西班牙的西班牙诗人”

实际上，塞尔努达在西班牙的认知度，也并没有与他“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地位相称。政治原因，他的作品在1978年才正式开始在西班牙出版，虽然此前的50年代西班牙地下已经开始能够读到他的作品，但研究还是相对滞后。英、美对他的评价在整体上早于西班牙，有关他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就出现在美国。即便是在今天，塞尔努达也还是那种在西班牙诗歌圈内闪闪发光，但并不广为人知的诗人。
除了流亡的客观因素外，塞尔努达在他创作生涯的大半时间中都未得到西班牙诗坛应该给予的关注，其原因还有多重，帕斯的话或可将其概括：“塞尔努达的诗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批判;他的诗里，毁灭与创造密不可分，有什么增强稳固了就意味着社会上有什么消散了，这一点公平、神圣而不变。塞尔努达的作品是一场颠覆，其中的精神宝藏正是在于它试探了整个群体的道德系统，无论是传统的权威里创立的东西还是社会改革家们向我们提出的东西。”
帕斯曾称他为最不西班牙的西班牙诗人。他更像是一位“欧洲诗人”，这在西班牙是罕见的。这听起来很矛盾，西班牙也确实在欧洲，但就像法国人时常嘲弄的“欧洲到比利牛斯山就结束了”那样，西班牙的文学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当时，大部分西班牙诗人的阅读视野最多扩展到法国，而无法延展至德国、英国，但塞尔努达是个特例。
为了阅读其他语种诗歌的原著以汲取养分，塞尔努达学习法语、德语、英语。他始终不喜欢在当时西班牙年轻诗人中盛行的风格，因此在他最初的两本诗集《空气的侧影》和《牧歌，哀歌，颂歌》中都没有出现20年代西班牙诗歌中常见的民俗风和学究气。从第三部作品起，他开始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一条河，一种爱》、《被禁止的欢愉》和《遗忘安居之地》都是如此。对于超现实主义的体验，他曾引用兰波在《文字炼金术》中的一句诗作为表达：“一部滑稽剧的标题在我眼里呈现出恐怖的景象，而后，我用文字的幻觉来解释我的魔法。”
更深的影响来自此后他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阅读和翻译，此前荷尔德林的作品还尚未被译介到西语世界。译诗的过程是逐字推敲体会的过程，塞尔努达在其中得到了共鸣。汪天艾认为，其中最关键的影响是，他得到了诗人是天赋圣职的概念，因而作为诗人的自我认知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英国诗歌给予他的，更多是技巧上的东西。首先在语言上，他摒弃了西班牙诗歌传统中对于华丽辞藻和巴洛克风格的偏爱，试图去找到一种简化的精准的语言。另外，华兹华斯等人的自然诗，让他对于意象的处理有别于传统的西班牙的处理方式，同时，他还在广泛的英文阅读中收获了理论，等等。此后，塞尔努达的诗歌正式地走向了成熟期，从诗集《云》开始，此后的8本诗集都拥有了稳定的风格。

“精神传记”

之所以选择《奥克诺斯》这本散文诗集作为第一本中文译介的作品，除了这是她个人最喜欢的塞尔努达的作品外，汪天艾还有很多的考虑。首先，单本的诗集不足以展示塞尔努达诗歌的整体面貌。如上文提到的，塞尔努达的创作直至中晚期才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阶段，但此前，他一半的诗集却都已经出版。在这些早期的诗集中，每一本都无法单独代表塞尔努达，每一本又都有在其所尝试的风格下生出的好作品，如果译介则很难取舍。 《奥克诺斯》中译者汪天艾
汪天艾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将塞尔努达的诗歌以流亡为界，分为早期的150首左右和中晚期的200首左右，将它们一并出版。“这样会让读者在第一次接触他的诗歌时就能有比较全面的把握，而不太会因为某一种偏见错过这个诗人。”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于诗歌，散文诗的篇幅较长，甚至有一些情节化的东西存在其中，这意味着提示更多，理解相对轻松，不论是读者还是译者都能对它更准确地把握。
与这本散文诗集在创作时间上平行的流亡诗歌——那些几乎都是在记录着平日所见、平日所及的现实映像的创作相比，《奥克诺斯》完全是过去映像的。汪天艾认为，这种用回忆来体现的诗人对于时间的执念，似乎是诗人在流亡的打击下，所做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平衡。另一方面，塞尔努达是在对自己的童年回忆中给自己当下的执迷和想法找一个理由，比如对永恒的痴迷，或是第一次感觉到美究竟是什么等等，他的很多作品都不断地回到这些主题，仿佛在不断地找寻：“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都是他非常个人化、主观化的内容，满满的回忆中加入步入中老年后的思考，哪怕其中出现了别的人称、别的名字，那些事件和地方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比如其中常会出现的一个小男孩阿尔巴尼奥，就被很多学者理解为诗人的另一个自己。这个名字来自西班牙诗人加尔西拉索的《第二牧歌》，阿尔巴尼奥在其中是坐在泉水边哀叹自己被牧羊女卡米拉拒绝的角色，他没有认出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为那是需要与之争斗的“别人”，因而差点儿落入水中被淹死。
“对塞尔努达来说，唯一有价值的神话，即一个人和他自己之间的关系，他与水中的倒影争斗，实则关注的是他和记忆之间的争斗，他和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甚至自己不曾认识的自己之间的一个争斗，对他来说有意义的是一个人经历了所有的变化，却依然忠实于自己。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意味着极端的自我认知的过程。”汪天艾说，塞尔努达喜爱的另一个神话，是阿波罗对达芙妮的追求。因为他始终认为，一个人所痴迷的、追求的东西，和最后得到的总不能一样，就像是达芙妮最后化作月桂树一般，欲望和现实永远不可调和。他从最初的创作起就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题，虽然他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此题无解，也因此他给自己的诗歌全集起名为《现实与欲望》。
帕斯曾说，塞尔努达的《现实与欲望》可以看作是一本精神传记，记录的是他经历过的一连串瞬间，是他对这些重要体验的思考。他的精神品性恰在于此。诗人用传奇向我们讲述真实的东西，从真实的事件中创造寓言。 □

颠覆式创新产品

■ 邢海洋

苹果发布了手表，谷歌也在伦敦开办了第一家实体店，乐视宣布造汽车，360打算造手机，科技巨头们制造话题的能力空前。可惜，苹果手表未能提振股价，这不由使人联想到了年初无疾而终的谷歌眼镜。科技巨头们把宝押在智能手机之后最伟大的大众消费品，但正如颠覆式创新理论的发明人克里斯坦森教授所宣扬的，颠覆式创新产品往往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完成的。
谷歌在伦敦开始了一家实体店，展示了谷歌手机和笔记本等一系列产品，最显眼的位置则是一块大屏幕。不用说，未能亲临店铺的“谷歌粉”想必也能够“身临其境”：在谷歌地图上，浏览者早就有了街景体验，随着谷歌街景从发达国家向世界各地延伸，南美、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加入进来，鼠标一点，我们就站到了异域的街道上，街道两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于是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谷歌地球又提供了更极限的体验：空中俯瞰，既有太空远眺，也有低空俯冲的动感。尽管数字化的建筑物还显得有些突兀笨拙，驾驶飞机的视角还是令人难忘。其实，这种体验中心完全可以建在家里，足够的带宽，四面白墙，把谷歌用来拍摄街景的过程反转过来，用穹幕投影的方式放映，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身不动，心已远”了。如果再装上一台跑步机，配上负氧离子发生器，蜷缩于地球一隅的人们，随时随地零成本去“旅行”，带来的恐怕将是颠覆传统影视业与旅游业的大市场。
只可惜，四壁皆空的居室已不易得，谷歌街景拍摄设备“逆”使用的放映设备，恐怕更是高昂的大成本。与街景相比，谷歌眼镜是与消费者更为接近的大众消费品，概念提出时刻，真是万千宠爱与期许，可上市短短几个月后，市面上就不见了踪影。谷歌眼镜的确很酷，不是么，当施瓦辛格扮演的机器人进入陌生情境，画面上经常出现他所需要的资讯。可人类的眼睛毕竟不是机器人的传感器，随时挡在视线中的文字或图片，妨碍了人与周边环境的交流。在满足需求方面，谷歌眼镜没有任何非凡之处，可让一群消费者能一直购买、使用并佩戴。有了智能手机，没有人会觉得智能眼镜是不可取代的。
在《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使大公司破产》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首次提出了颠覆性创新概念。创新分两种，一种是对原有模式、产品进行改良的创新，这种叫渐变式创新。正因为大企业专注于最有利可图的顾客，聚焦边际利润最诱人的产品项目，那些大公司的领导者一直在走一条持续创新的道路，而恰是这一经营路线，为颠覆性新技术埋葬他们敞开了大门。另一种创新，即颠覆式创新，它来自于主流市场之外，在大企业的眼光之外。小企业通过满足某一特定人群的需要，通过不断改进，最终形成一种颠覆式能力，取代大企业的市场。苹果在手机行业的异军突起，堪称颠覆式创新的经典范例。
谷歌虽贵为行业巨擘，却也是颠覆式创新的引领者，他们一次次推出引导技术潮流的新产品，从谷歌搜索到安卓操作系统，从智能眼镜无人驾驶汽车，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即便如此，其庞大的研发项目中，相当一部分都失败了。时至今日，谷歌利润的绝大部分仍来自于其最初的颠覆性产品：互联网搜索。智能终端的搜索收入还被一些更小更新的公司侵蚀。创新性产品从研发到投产到被市场认可，可谓九死一生，成功的概率少之又少。可一旦成功，就将带来颠覆式的市场。
颠覆式创新产品可遇不可求。那些高调宣传出来的炫酷电子消费品，十之八九还是渐进式创新产品，本不应该受到资本市场的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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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为何不适合表演马戏？

■ 贝小戎

美国林林兄弟马戏团的大象表演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了，3月5日，该团宣布，他们巡回演出的13头大象将于2018年退休。动物保护组织对此表示欢迎，一些马戏专家则认为此举有些可惜。
林林兄弟马戏团一直还使用其他受过训练的动物，如马、狗、老虎、狮子表演节目，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被打扮成独角兽的山羊，但亚洲象一直是他们的形象和营销的核心。马戏团很少用非洲象，因为非洲象个头更大、更具攻击性，也更难训练。
林林马戏团的官网说，大象能够对大约60种口头命令做出反应，在跟人类和动物朋友分别多年后仍能认出他们来。大象有时也被称为厚皮动物，因为它头顶和背部的皮肤有一两英寸厚（2.5到5厘米），其他地方要薄一些。大象鼻子可以有多达15万块肌肉，所以它的用途很广。大象鼻端的手指使大象能够像人类的手指一样抓东西。它们的鼻子虽然很有力，但也非常灵巧：能够捡起一个鸟窝而不打破里面的鸟蛋。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珍妮特·戴维斯说，过去大象确实会受到虐待。但现代马戏团里的大象很长寿，活得很充实，跟驯兽员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亚洲象跟人类一起辛勤劳动了几千年。至今仍有动物从事劳作。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关系，就失去了马戏史一个关键的部分，也失去了跟这种神奇的动物的直接情感关联。
表演马戏的大象已经让美国观众高兴、惊叹了200多年。1796年第一头大象抵达美国——一位船长把一头两岁的雌象从加尔各答运到了纽约。自那以后，大象在美国一直非常受欢迎。当年，上万名美国人，包括总统约翰·亚当斯，都蜂拥到客栈或庭院观看这种动物。随后的9年间，这头大象的饲养员都是在夜幕的掩盖下运输大象，生怕有观众免费看到了它。
马戏史专家多米尼克·扬多说，马戏在联结人和动物世界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马戏如实地展示动物：庞大、鲜活、散发着气味、有威胁性、可爱、丑陋、漂亮，是宇宙中正当、必要的部分。它证明人类和动物可以共处、互动。
但夏威夷动物保护协会主席帕梅拉·伯恩斯指出，马戏团的动物经常会遭受不人道的对待，尤其是训练时。以奖赏为基础的训练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是许多马戏团的驯兽员所缺乏的。相反，他们经常求助其他非人道手段，包括殴打、电击、不给它们食物、用铁链拴起来等方法。这样训练之后，动物虽然看上去很温顺，但仍然很野，受到刺激时它们的本能就会显现出来。当动物衰老或由于性情不能表演时，它们就会被丢掉或卖掉。大象一般8到10只一群共同生活，象群里有一只年长的雌象做头领，雄象独居或与其他雄象一起生活。但马戏团的环境把它们隔绝了开来。经常有人说，马戏团和巡演有教育意义，但是观看那种演出能学到什么？观看野兽穿着裙子表演它们天生不会的技巧，只会让公众觉得动物唯一的作用就是供人类娱乐。
大象只有在交配时，或者努力用鼻子从很高的树上摘水果时才用后腿站立。雌象通常不具备这种能力。成年大象做这种姿势时看起来很不舒服。但在马戏团，大部分大象都要表演这一动作，虽然对它们的体型来说，这种动作是不自然的，这也许是因为这种动作在马戏团里很常见，大象后腿站立时会显得更大、令人印象更深刻。也有许多驯兽师以此来表现自己对大象的控制力。
大象马戏表演遭到抵制是因为大象尤其会触动人类，它们跟人类有着差不多的寿命和幼年期。在北美，大象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5年，有记录的最老的大象活到了80岁。小象的幼年期有12年。大象拥有很大的脑，同海豚和一些灵长类动物一样，非常聪明。它们是能够在镜子里认出自己的动物之一。它们能够表达悲痛的情绪，会经常去看望和抚摸死去的同伴的骨头和长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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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不简单

■ 张斌

世界排名末席的不丹队赢得了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一场比赛
要说世界杯的节奏快得让人透不过来气，德国人在里约捧起大力神杯之后的第242天，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就在3月12日打响了，还有3年时间，无论距离决赛圈是近在咫尺还是万水千山，国际足联209个会员协会的球队都要打起精神，又一次上路。
亚洲区预选赛分为三个阶段，中国队候在第二阶段40强赛，拼命想挣脱命运桎梏，冲进亚洲12强，无限接近一下俄罗斯。第一阶段的12支球队都是国际足联排名100多位甚至更低的默默无闻者。亚洲足球大家庭角色各异，“神龙之国”不丹静静地安卧在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小国2000年加入国际足联，如今静陪世界排名末席——第209。此前，关于不丹排名我们只有一个印记，那就是关于“快乐国度排行榜”上世界第八，亚洲第一。
不丹抽签与排名第171位的斯里兰卡遭遇，先客后主，几乎没有人看好排名世界最后的小国，此前曾惨败于斯里兰卡手下，与马尔代夫交锋都会输个2比8。如果再向前追述一下，2000年亚洲杯预选赛，首登世界赛场的不丹还曾0比20被科威特狂虐。往事休要再提，不丹足协此番破天荒搞了海外集训，将全队拉到泰国适应高温，与斯里兰卡比赛是下午15点开球，气温35摄氏度。
不丹国家队全队上下几乎清一色业余球员，只有18岁前锋申科曾在泰国武里南联队有过踢球经历，在维基百科的不丹国家队页面上，这位1996年出生的年轻人还被标注是属于武里南联队，但武里南联队2015年官方名单里却不曾查到，年轻人一定还需努力。战斯里兰卡之前，不丹队在泰国备战一月，足协不仅要帮助各位国脚向雇主请假，还要发放补助，每人1万努扎姆（不丹货币），约合人民币1000元而已。
比赛前两天的深夜2点，不丹队从泰国匆匆赶至科伦坡。在斯里兰卡，网络几乎直播所有重要的海外足球联赛，但国家队的比赛很少有人关心，39岁的塞尔维亚籍主教练科瓦佐维奇能被媒体约一次专访就会大喜过望，但据说唯一的一个赛前采访邀约还爽约了，让塞尔维亚人在主体育场里忍受着湿热天气白等了一个下午。在板球主导一切的国度里，这几乎是可以被原谅的。科瓦佐维奇无奈地小声抱怨道：“我做好准备我们得不到主场任何的支持，很不幸，我判断对了。”
赛前，斯里兰卡队球员们曾经预测比分是4比0，争取在主场就能解决问题了。比赛当天，两队在警车的护送之下，穿过科伦坡令人窒息的糟糕交通，来到了空空荡荡的体育场，不丹球员紧张得没人说话，他们牢记斯里兰卡队队长的嚣张论调——“与世界上最糟糕球队的比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数百名球迷在体育场里制造着声浪，其中有在科伦坡学习医科的不丹大学生。比赛中，两队各有一次击中对方门柱的险情，临近比赛结束时，不丹队21岁的前卫多吉补射空门得手，世界上排名最低的国家队终于赢得了一场与世界杯赛有关的胜利。科瓦佐维奇面对稀稀落落的发布会现场，只说了一句话：“希望可以客场赢球，否则我就要迎来几个月的意外假期了。”
离开赛场回到酒店，不丹队做了一个决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一起去了楼下的肯德基吃个痛快。有消息说，3万球迷将在主场为他们加油助威。不丹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电视播出系统的国家，1998年开始屏幕里有了足球影像，齐达内是第一个全民偶像，如今的国脚们都是看着电视学会了踢球，与斯里兰卡比赛后，他们先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老板们也许已经等着急了。 □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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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脸

■ 卢长平

我有一位相貌并不出众，甚至可以说长相有点砢碜的同事，但她的一双手却不仅皮肤水嫩白皙，而且还修长、光洁匀称。在人群中无意伸出时，总是如同惊鸿一瞥，引得不少人啧啧赞叹。每每听到人们夸赞她这双手时，性格爽快的她，总是夸张地用那双美丽的手，将脸捂起来，一边调侃地笑着说：“既然这手比脸还要好看，那我以后出门时，就这样走路咯……”
同事这句让人捧腹的话，的确也道出了手在工作、劳动职能之外的另一种功能——交际。
同事形象地把手喻为人的“第二张脸”，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相比于那双为自己赚足面子的同事的手，在有些场合，我的手实在有些拿不出门。因为我的手不仅存在关节粗大、外观丑陋等严重的先天不足，更由于后天体力劳动过度操劳的原因，我两手的皮肤粗糙皴裂，苍老而无光泽，如朽木一般。在人多需要露手的场合，我的这双手实在有些羞于“出手”。也就因为这双手，出门在外和别人交流时，我显得拘谨了许多。
春节长假回老家，是天各一方的儿时伙伴们难得相聚的时间。出于礼节，我一般很少讨论对方从事什么职业、挣多少钱等等之类的问题。因为对于“混”得好的伙伴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对于“混”得不咋样的伙伴来说，这样的问题未免让人有些难堪。但通过自己对“第二张脸”的一些体会，我很自然地揣摩出自己了解伙伴生活境遇的一套方法：
有时候，从衣帽穿着上很难分辨对方生活优裕与否，但对方不经意伸出的手，却可以将这些问题比较真实地暴露出来。当然，这和麻衣相术中的看手相完全不同。手是劳动最直接的工具，对方如果伸出来是一双细皮嫩肉的手，我就可以初步判定对方生活应该比较安逸，然后，我便可以毫无顾忌地问对方从事什么工作，当然，对方也会很高兴并自豪地介绍自己的“成绩”。如果对方伸出的是一双粗糙的大手，那基本可以断定对方是靠劳作为生，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不要再打探对方究竟干什么活儿。同时我也惊讶地发现：但凡和我一样拥有一双粗糙大手的人，也和我一样，在伸出自己的手时显得十分拘谨。
但我这屡试不爽的经验也有例外。我有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儿时伙伴，虽然多年没有见面，但依稀听家人讲，由于家庭的变故，他的日子过得很不轻松，为了生计，他在都市靠打零工挣钱，生活得颇为辛苦。春节和他一起聊天时，我很自然地观察起他的那双手。在我的意料之中：这也是一双因过度操劳而毫不光华的手，手掌面满是厚厚的老茧，粗糙的手背上是蚯蚓一般一条条虬曲盘旋的青筋……出乎我意外的是，就是这样一双伸出来几乎让人触目惊心的手，他却竟然丝毫没有顾忌地不时伸到我的面前。最后，临分手时，他还用他的手握住我的手，笑着在我们两人的胸前摇来晃去，搞得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看出了我的尴尬，他疑惑地问我缘由，当我把对自己的双手不自信的原因说给他时，他愣了好大会儿才豪爽地笑着说：“咱用自己的这双手挣钱吃饭养家，我们应该以这双手引以为荣才对，如果反过来以此为辱，那未免太不应该了吧……”
儿时伙伴爽朗的笑声，又让想到那位相貌并不出众，但拥有美丽双手的同事。对自己的外表，想必她比谁都清楚，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孩子，她却没有丝毫的自卑，相反，她毫不掩饰地调侃自己“脸还不如手漂亮”的举止，忽然让我倍觉她可爱……
儿时伙伴的话，让我一下子觉得自己的“第二张脸”其实并不丑陋。以后再有需要露“手”的场合，也许，我应该再也不会感到拘谨了吧…… □

——本期完——

Table of Contents

- “军民融合发展”与马桶盖
- 环球要刊速览
- 读者来信
-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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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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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式爱情
- 食堂主任的饭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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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万富翁“创世纪”：技术、资本与未来
- 硅谷锤子与未来神话
- 为什么我们没有会飞的车？
- 尚未到来的奇点时代
- 谁在为难奥巴马
- 吕厚民，红墙摄影师传奇
- 风险管理挑战赛与“非学霸”的胜利
- 罗静：乔戈里峰，去看生命禁区的风景
- 苏成捷：换一个角度看历史
- 阿土
- 海伦在加拿大
- 好东西
- Apple Watch来了
- 谷歌模块手机，真正定制机
- 重组地方债
- 被“数字化”升级的大众驾驶方案
- 脚踏大地
- 《纸牌屋3》的文本溯源
- 阿赫玛托娃式爱情：炽热的雪
- 科林·费斯：钟情边缘的英伦绅士
- 浮士德、死神与玛格丽特
- “发明家”，建筑师弗雷·奥托
- 官僚制批判
- 谁是英雄
- 《奥克诺斯》：塞尔努达的散文诗
- 颠覆式创新产品
- 大象为何不适合表演马戏？
- 不丹，不简单
- 漫画
- 第二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