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避难经过·闭户著述

避难经过

闭户著述

第二章 日本投降前后

第三章 谈家常·离开北平

谈家常

离开北平

逗留上海

通识课堂

第一章

避难经过·闭户著述

避难经过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火一响，我就对朋友说这件事情要扩大。朋友说，北平以东方为缓冲地带，塘沽是有条约的，日本一时不会再有举动，恐怕此事是误会。我说《塘沽条约》(即《塘沽协定》)乃受日本人欺骗，日本侵略，绝无止境，此次恐怕我们政府不能容忍了，而宋哲元他们还抱着讲和的希望。过了两天日本军队进了北平，我就把我所有国剧学会的东西安排装箱，把它保藏起来。事还未起手，一日在东交民巷散步，遇到友人余天休君，他坐着汽车，看到我赶紧跳下车来，背人问我：“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问：“何事？”他说他才由日本使馆出来，见抗日人员单上有我的名字。我问：“我向来与政治无关，何以有我的名字呢？”他说：“我也知道你向来不搞政治，但是单子上确有你的名字，你得预备。”我听到这话，自己寻思，总是半信半疑。晚间与家兄竺山讨论此事，家兄云：“我们虽然不搞政治，但日本欺侮我们，我们心中当然是极愤恨的，我们又爱随便说话，平常谈话中，常常露出这种论调来，有时且至大骂，由这种地方得罪了日本人或汉奸们，也是有的事情。我认识人少，得罪人也少，你认识人多，当然得罪的人也多。此事不可疏忽，应该早些预备，倘被他们抓进去，虽然不敢说一定要命，但他收拾的罪过就受不了。”

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当即说：“我们反对日本人侵略我们，这是人情之常，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做过抗日的工作，这正是我们应该惭愧的地方。他虽说我们是抗日分子，但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凭据，我也不会有什么罪过的，可是倘抓了我去一审问，我可就有罪了，因为我虽没做过抗日的工作，但这‘不抗日’三字，我一定不肯说，安能没有罪呢？”当即想托东方文化会理事长桥川代为一询，又一想，我同他虽极熟，但此时亲身去问，有点不妥。乃托与他相熟之友人代问，旋即得到回话，说他往使馆去查过，确有我名，并云至晚三两日内，必要前来逮捕，嘱我早为躲避要紧。当天我就躲到亲戚家去，家兄舍弟，也都暂且躲避。次日夜间果然来了，而且是五个人，两个巡警，两个便衣，一个刑警，这足见很严重了，叫门时家中只剩妇女，当然受惊不小。叫开门后，在门洞中问了许多话，问这是齐如山家不是，又问有几人同居等这些话，问了十几分钟，才进内检查。检查得倒很严重，查完后走的时候，一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从前在富连成，我认识齐先生。”家人等一夜当然都未睡好，第二天一早家人来告知此事，家兄亦到，我们听到这些情形，以为很奇怪：叫开门先问话，有一刻钟之久，才进内检查，这明明是有放人越墙逃走之意，暗思何以这样紧的逮捕，又放人逃走呢？过后托人探听，才知道彼时日本虽已进城，但他们的特务、宪兵及警察等，还未行使职权，一切案件，先嘱中国旧警察局办理。承办此案者，为余友人蒲子雅君。蒲为福建人，正在警局任司法处长之职，他派人办此案之时，对五人说明此案，并问：“你们知道齐某人吗？细瘦高身材，常穿一蓝布大褂，他与前任白朵乡处长认识，所以我见过他。”白为蒲之老师，十余年前，曾任警局司法处长，亦余好友。他说这套，是明明有放走之意，常办案的警察，对此还有不在行的吗？一听就明白，所以此案便缓和了许多。

以上乃是后来才知，当时仍不敢回家，乃搬到法国医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知道前边说的蒲子雅这件事情，以为既是缓和了下来，似乎可以回家了，又一想，中国方面的警局虽然缓和，日本方面是否缓和，尚不得知，仍以暂躲为是。果然过了四五天，又有便衣警察来了，问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家人告以早已离开北平，至于目下在何处，也实在不知。他们说如果在北平可以出来，不会有什么罪过的，麻烦了有半个钟头就走了。有周大文者，亦余熟人，当了日本人广播电台的台长，台中我的熟人很多，其中有代我求桥川之人，他们明知我在北平，辗转找到法国医院，跟我商量，请我出去广播，并言明只广播戏剧，并且特别优待。我问第一二次只播戏剧，以后呢？他们说他们敢担保，不会广播别的事情。我自己心中说，你们保我，谁保你们呢？但在那个时期，我只可心中这样想，绝对不敢说出口来，又麻烦了会子，一位旗门中的朋友说：“最要紧的，不过是让你骂骂中央，还有比这个厉害的吗？中央并非不可骂，且离这样远，就是骂了，中央也怎么样不了呢不是？”我说：“做一件事情，但问应该做不应该做，不应该管‘怎么样的了’‘怎么样不了’。我们中央政府未尝没有该骂的地方，但我要骂，我往四川重庆去骂，我不能在此地骂。”他们听了我这话很动容，我请他们吃了一顿点心，并告诉他们，我再考虑考虑，他们才走了。他们所以能来法国医院者，是因为家兄抹不开面子，才带他们来的，当然预先跟我说好喽的。

他们走后，我同家兄说：“他们来的四个人之中，有三个满洲人。按满洲人不同蒙回藏三族，那三族都另有宗教，有地盘；地盘还是小事，宗教团结力最大。满洲人无宗教，现在完全汉化，我们一毫不应该歧视。但他们虽然汉化，有些人心中总有点不舒服，本来把他们皇帝给赶掉，全族全家，失业没有饭吃的人很多，则他们心中不舒服，也是人情之常。如今日本人一抬举宣统，他们精神为之一振，请看这几个人脸上，都有兴奋的神气，所以说了许多得意的话。我很想抢白他们几句，转而一想，此时岂可再得罪人呢？所以才说了那几句话，然这几句，他们已经很不爱听。这个法国医院，怕又住不成了，倘他们再来时，一定就不好应付了。然仍不敢回家。”家兄很以为然，出去替我安排一切，当晚又搬到亲戚家。后王叔鲁到北平，亦系老朋友，他手下我的熟人也不少，又来找。我一概未见，此后便无人再来，过了两个月，仍然搬回家去。此次回家，决定一人不见，因为我向来认识人多，倘若有人见到，则难免有人提起来，无意中便可出乱子，所以至亲本家都不见。东单牌楼裱褙胡同舍下之房，南北短而东西宽，共四个院，最东边一院，为客厅院，客厅为三间北屋，我就住在里边，把门一锁，到晚间无客来之时，方与家人相见。白天偶遇阴雨，客人来得当然少，也偶尔在廊下或院中散散步，可以换换空气，然仍嘱咐家中，倘有人叫门，必须先来告我，然后再开。如是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过了八年之久，虽夜间也没有在大门口望过一次，这可以算一种很特别的生活。在这样长久的时期中，当然也很经过些次麻烦或危险，兹在下边，大致谈几件，也算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情。

第一先说国剧陈列馆。我既为逃亡之人，不敢出面，则这陈列馆，当然是非停办不可，乃同家兄商议，把所有物品装在箱中，觅一妥当地方暂且保存。次日带人去装，装了不多，一位傅君提出异议，说这些东西，以不收为是，倘若一收，则怕惹起日本人的注意及干涉。傅君为国剧学会帮忙之人，而且同日本人来往很多，或者他另有所闻，也或者别有用意。无论如何，先装起来再说，没等装完，又有其他中国人及日本人说来要这个房子开一俱乐部，是某一机关的俱乐部，看到这些东西，他们也不让装了，他们说他们用不了这许多房，以一半仍归国剧学会用，仍然把这些物品陈列出来，于本俱乐部也好看，于国剧学会也无损，岂非一举两得？也未答应他。此时大致已经装完，尚未能运走，又有人来说，某机关想借去陈列，并云管保代为保存，亦未应允。总之以上这几次交涉，意思虽不善，而态度尚不十分强横，倘他们强横地抢夺，彼时也无法抵抗。最末前边所说的傅君来云，他在电台做事，这项物品，可以存在电台，并可陈列，一定可以保存，两天就派车来运。此时外边的闲话已经很多，朋友都来说，姓傅的没安着好心，尤其沈兼士先生更注意此事，连来了几次，说外边人都如此说法。但彼时就是确知其如此，身后有日本人，也无法抵抗。后他果然运到西长安街旧交通部内广播电台，也陈列了一部分，只有铜的乐器等，其余均未开，想因地方不够之故耳。沈兼士兄又来云，他果然抢走了。

此时北平学界人大多数人都已知道，南边袁守和诸君也得到此消息，大为不平。盖傅君在学界向不利于众口，尤其是北大、孔德、清华、辅仁、燕京等大学及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些地方，他想进门都进不去。他运走后，家兄大为难过，且很生气。我对家兄云：“不必生气，此事我已想到，这背景确有日本人。年余以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组一班学生毕业后旅行，共五十余人，先到上海，后到北平，参观的地方当然不少，最注意的是图书文物。他们来国剧学会参观的工夫很长，且有一班人又来过一次。他们回到东京，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此次到北平，所看到的东西，自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存书为最多，‘但其中除四库全书外，其余我们国中都有，且都看见过。唯独国剧陈列馆所陈列的物品，大多数都是我们没看见过的’。以上这段报，我虽未亲眼得见，但告诉我的是很靠得住的人，则此事不至假。如此是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些东西了。此次他们抢这项东西，是奉机关之命抢？抑系他们私人抢了去预备将来卖出发财？则不得而知。但他们想要这项东西，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此事可以放心，无论他搬到什么地方去，将来我们一定还能要得回来。因为此次战事与从前不同，从前友邦也未尝不想帮忙，但因自己不争气，友邦无从帮起，所谓有力使不上；倘自己不要强，专靠别人替出力，那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要抗战到底，则友邦自然帮助，因为我们果然败了，他们也受不了，所以知其必帮，如此则我们焉有不胜之理？此时只管任其所为，胜利之后，他运到什么地方，都能找得回来。”

一次沈兼士兄来谈（此时我已不见人，他来时总是与舍弟寿山谈天），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从前总是不赞成你们把国剧学会的东西让别人拿去，现在却明白了。”舍弟问何以明白，他说：“现在傅某之兄，已进国立北平图书馆了。我问馆中为什么要他，他们说，背后有日本人，敢不要吗？国剧学会当然也是如此。”后来屡有朋友来信问及此事，由中央来的信也很多，有的只是不平，有的因为认识日本人，想替挽回此事。我对家兄说：“这件事情最好不提，倘再翻腾起来，难保不另生枝节。”对友人热心，一一婉谢才罢。这票东西，在西长安街电台存了一年有余，又搬至东城南小街禄米仓左右一所房中，在此处并未打开，存放而已。后来美国出来，日本渐渐不支，家兄向他要过几次，总不肯交还，又托几位友人代为说项，亦未交还。按他们已经抢去几年了，何必此时这样着急呢？实因珍珠港事已起，则美国定有时要轰炸日本，倘他们运到东京，则难免被炸，我们这些东西，倘被炸毁，实在有些冤枉。然要不回来，也是无法的事情。在日本投降之前两个月，又找人去问，他们说可以运回来，大概他们也是看日本快支持不住了，所以才肯交回。于是雇车运到顺治门外自己的栈房中保存，此事才算告一段落，然其中要紧的物品，则已丢了几件，只好将来再说了。

以上乃是第一件麻烦的事情。第二件则是普查户口，我想这件事情，真不容易应付了，听说是家家要查，且须全家站齐，一个个点名验看。在这期间，跑到谁家去也不成，不用说人家不敢留，就是敢留，也难免连累人家，自己也不肯。自己正在想法子的时候，忽然有一友人来了，一进门就大哭，哭完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前几天就听说要查户口，以前他检查就检查，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是搞政治的人，家中更不会有违禁的物品，任凭他检查，没什么可怕的。昨天果然来了，来了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巡警。这两个日本人，不但不够尺寸，且长得不像个人，一进门就嚷：‘都出来。’当然就都出来了，他又说：‘站齐喽！’我说：‘你们要检查谁就检查好了，何必站齐喽呢？’他一句话没说，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巡警也喊：‘快站好喽！’家人害怕，都赶紧站齐，且劝我赶紧也站好。他点了一次名，都细看了一看，倒没有搜检身上，各屋中都看了一看，也大致检查了检查就走了。我们堂堂华胄，黄帝的子孙，就让他们这样侮辱吗，这以后还怎么活着呢？”说罢又大哭。家人说：“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劝了好久才罢，晚上家人把此事告诉我，我听到这话，又添了许多烦恼，固然可以说是“素夷狄行乎夷狄”，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倘挨一嘴巴，乃是终身之辱。而且我的事情，还不在站齐不站齐，而是可以出面或不能出面，岂不更多一层难处？于是想届时伏在房顶上，或藏在一木箱中，或装病。房顶地方，已经看好，并在一间破屋中，放上一个大木箱，都预备妥当，等他来时，再随机应变。过了不到两天，有人来送信，说某友人去世了。问他什么病？他说因为日本人检查户口，命其站班，他受刺激太厉害，登时脑充血，就躺在地下，当晚即去世。我听到这话，更是难过，心中说：此公比我有血性，然仍应留有用之身，做将来的事业，故仍以躲避为是。

又有人来谈，某人因恨日本人，随手写了“小日本”三字，即掷于字纸篓中，日本人去检查，看见有此三字，便打了某人两个嘴巴，并命他说“大日本”，他无法，说了三声“大日本”才饶了他。家人听此，就想把家中旧纸都烧了。又有人说，都烧了不成，字纸篓中无纸，他说你有了预备，他倒疑惑你，最好还是设法写上一点恭维日本的话，放在字纸篓里，还得让他看着像无意中写的，倘若他看着你是故意写的，也许出麻烦。家人说，反对日本的话，固然是不敢写，恭维日本人的话，也不甘写，只好听其自然吧。然而终归把各字纸篓，详细检查了一次。以后听到的这种事情很多，不必尽述，也无法可想，只好到时候随机应变了。幸而舍下住的裱褙胡同，前后左右都是日本人，二十余年以来，就是如此，谁家是怎么回事，彼此也都知道，而且住的日本人极多，于是他对这一带的住户，注意力较小，检查的比别的地方松得多。他来检查的那一天，家人也没有站齐，我在床上躺了一个钟头，也没有问，含含糊糊就过去了，这总算不幸中的一个大幸，以后虽然仍不断有这种麻烦，但因日期长了，尤其东单牌楼一带，几乎都是日本人，就是检查也容易应付了。

还有麻烦的就是租房，舍下之房，在裱褙胡同，是日本人最多的地带。前边已经说过，当然有许多人想占此房，最初是天天有人来看房，当时我正在医院，都经家人应付过去，也是因为我们房虽多，但住的人也太多，无一间空房，所以容易应付。只有两次较难：一次是一女子来租房，面貌相当漂亮，她说她奉某机关命令，来租此房，倘租不成，她回去不但受申饬，恐怕饭碗就得丢了，“至少也得租给我一两间”，说罢大哭。其实这话一听就是假的，一个机关，倘若要占，至少也要占一整所，岂有只用一两间之理。说了许久，她不应允，看情形光说好话是无济于事，后来对她说起大道理来，问她你们是什么机关，可以随便就用人家的房，你们政府有这种命令吗？倘乎我们这房是空闲着，还可商量，现在我们每一间屋都有人住着，你让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你说一两间都可以，请问一个大机关，在此要两间房，有什么用处？你让我们把两间中之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你机关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同你去见你们长官，我们可以央告他，也要跟他讲讲理；我想你们政府，也不能允许这样做法。一套话说得她闭口无言，又说了一会儿，她才说她回去商量商量，就走了，以后没有再来。

一次又来两个日本人看房，不敢阻拦，只好让他看，亡国之惨，以至于此。各屋都看完后，说某机关须用此房，问租价若干。答以人太多无处可搬，不能出租。他说话之神气，相当客气，笑笑说不租怕是不成的，你们先打算打算，我们明天再来，说罢就走了。大家以为此二人说话虽然相当和气，但来头似乎很凶，很难应付，但也无法可想，只好应付到哪儿算哪儿。按从前与日本人，直接或间接，认的人也不少，当时北平政府的汉奸，也多系熟人。再者我被逮捕及逃亡的这个消息，大家早已知道，有许多通日本文的朋友，及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朋友，前来舍下安慰，说倘有危险，务必告诉他们，定可挽回，就是现在回来，也敢保无事，就是以后倘有为难的事情，只管告诉他们，必能尽力云云。我们果然去求求他们，或能得到其帮助，斟酌了许久，我说：“这些人的好意实在可感，在我遭难的时候，还肯前来安慰，这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并且我也真知道，有几个人说话，不是假的，果真求他，他必能出力无疑。但私交是私交，现在他们都是汉奸，以堂堂男子去求汉奸，心中有所不甘，不必说我去求北平政府，就是去求他日本使馆的人，也尽有熟人。我最初求桥川，是求他给探询探询，是否果有我的名，并未求他设法帮助，倘若肯求他，我此时想已早平安无事了。最初还不求他们，现在更不必了。”家兄也说：“可以不去求他们，因为倘去求人，则房子或者可以保住，但又恐怕把你的事情翻腾起来，更要多事，更要麻烦。”家人都以为然，遂决定不去求人，倘日本人来了再说。次日果然又来，因为昨日各房都已看过，只未到客厅，一进大门，就直到客厅来。我向来由里边锁上门，我一看不好，倘他们看到由里边锁着门，就更要当心有别的事情了，赶紧把门锁开好，自己假装伏在书桌上写字。幸而我早有安排，在日本进城之后，约半个月之久，并无逮捕我的消息，所以我还常到各朋友家去走走。一次到观音寺胡同友人施秉之家中，正谈时事，忽有两日本人进来，说话很不客气，东翻西看，后见到两个日本人的名片，此名片上的两个日本人，都是日本使馆的高级职员，亦都是施君的好友。他们看到这两张名片，脸神登时改为笑容，问认识这两位吗？施君答，都是我的好朋友，并给述说了认识的经过，此两人赶紧拉手，又说了些客气话就走了。施君说：“哎呀可怕呀，幸而有这两张名片，中了大用了，否则不晓得出什么麻烦呢。”我看到这件事情，心中很有感触，以为这却是一种办法，回家来，把从前所有朋友来往的名片都找出来，共有四百多张，其中有日本人有三十几张，我把它摆在一玻璃盆内，放在条案一头很容易看到的地方，并且挑拣了几个跟日本人来往最多的中国人，摆在大面上，又把饭岛（是否名曰饭岛，记不清了）的名片放在极容易翻到的地方。饭岛者，为吾从前中央政府之顾问，自然有强迫性了，而他又是此时日本北平居留民会的会长，也与我极熟，此人是一中将，又为日本贵族，日本人之在北平者，第一必须先认识他，所以把他放在容易看到之处。

我又佯为与两三日本人写信，一为好友龙居枯山，乃大文学家龙居濑三之子，亦一大文学家；另一人为长泽规矩也，乃一汉学家，对于中国书之版本极有研究，专买中国旧书，北平之古物保存会最注意他，每逢他到北平，总有人跟着他。这些人平常就不断通信，每逢年节，必有贺年片寄来。在日本军到北平之后，龙居来过一信问候，长泽则在前十几天中，来过两信，彼时我固然不能给他们写回信，而且也不愿写，此时不得不利用他们了，也可以说是借重他们，我先写了一个信封，放在旁边，便接着写信。在这个时间，这两个日本人进来了，我立身一招呼，他便看到这个写好了的信封，他脸神为之一变，便问认识此人吗，我说是老朋友，便随手把长泽来信给他看。他便说：“我同他也是好朋友。”正说之间，那一位果然检出饭岛的名片来，手拿着来问我：“认识此人吗？”我说：“也是老朋友，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有这两段情节，就完全缓和了。一位说他也认识长泽，他来北平，永远住他的旅馆，又谈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并说打搅对不起。他们走后，家人初则害怕，后则高兴极了，说怎么这样凑巧，他们就看到这些名片，我说这不是偶然的，都是预先安排布置好了的。我就把在施秉之先生家中遇到之事说了一遍，并且说这一着总算是用上了，效力还是很大，不过幸而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何人，更不知我是抗日单上的人，倘若知道，则此事怕不能这样容易就会过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商人，想占我们的房开旅馆。

当我在法国医院住着的时候，同住者有李君润章，名书华，表弟段子君二人，都是避难，白天都藏在房中，不敢见人，晚间三人谈天，都是想设法逃走，几乎天天所谈的都是此事。但各人地位情形不同，只好自己想自己的法子。过了二十几天，润章居然走了，都是法国人帮助保护。子君劝我也照他的法子去办，我是不能出面，家兄为此事也跑了几天，说：“事情可以办到，但须慎重，听说逃走的人很多，抓回来的也不少，应该暂看看风头，再打主意。”我说：“此话极对，而且我不同润章，润章认识人较少，他所认识的，只有政学两界，我则不然，五行八作，我都认识的人很多。常说笑谈，我到戏馆去看戏，观客中，我总认识百分之三十，其余我虽不认识他们，而他们认识我的人也很多。还有到公园散步，举目一看，有百分之七十的茶桌上都有熟人，当然不会全桌都认识，但总有熟人在里头。倘在火车上，有人一招呼，就许出麻烦，还是看看情形再规定为是。”后来听到，有两个熟人逃走，都被抓回。一位是赵君，他化装为工人，穿的工人衣服，脸上抹了些黑烟子等，没想到在天津车站，一下车就被日本人扣下了。天津车站的检查站，是预备一盆水，其中有一块布，日本人提起这块布来，在你脸上擦，黑颜色自然就掉了，他便扣下问话。赵君在天津被扣了两天，又押回北平，幸亏没有什么大罪过，只若能同他合作，肯帮他忙，也就可以饶了呢。家兄听到这些话，来同我述说。我听过之后，便说：“照这情形，现在万不可走，别的事不必说，就他用那一块布在我脸上抹一下，我就受不了。”另一位就是管翼贤，他也是佯为工人逃走，也是被人用布一抹，脸上颜色被人抹去，被扣留在天津，幸亏把守门口的是中国人，他花了几百元钱，就放了他。他逃到中央，因为不能如自己之意，又逃回北平，经日本人盘问了几次，他说的都是赞成日本人的话，日本才放了他。他当然得做几件投降日本人的事情，北平有句话说得“卖几手”，方能得日本人的信用，于是他便干脆做起汉奸来。他到处对人说，中央对不起他；也有人帮他说话，说北方逃去的人，中央应该特别优待，不应该不理。有人对家兄谈，说：“中央这种情形，令弟也不必往南逃走了。”家兄听到这话，很不以为然，来对我谈及。我说：“他这话自己以为很是，大家也有赞成的，但是这种思想，是整个的错了。请问他，中央是该他的，或是欠他的呢？自己逃走，是凭自己的思想，即是自己的良心，想做汉奸，就可以不逃，不甘做汉奸，就得逃走。逃走不了，是没法子的事情，不必于逃回去之后，便趾高气扬，以为大家对我都得另眼看待，中央也必须奖励我，给我好的事情。果真这样想法，那就完全错了。总之逃回去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自己做了，这岂非平常事体呢？大家为什么要恭维你呢？在中央一方面说，由北边回去的人，自然应该帮助或安插，但能帮助，自己应该感激，不能帮助，也是平常的事体，自己可不应该抱怨。再说中央处的是什么景况，所谓军书旁午，一日万机的时候，怎么能顾到一两个人呢？若因为中央没有优待，自己就逃回来，这天然是汉奸的思想，就让他当汉奸吧。”不过因为他们都说天津查得很严，其办法很多，不只用布擦脸，我当然就不敢逃走了。

虽然不敢轻易说走，但无时不想走，不过在北平无法可想。想求人，就得把我的名字说出去，倘说出去，就难免又生枝节；若用假名逃走，倘被查出，更是不了。北平既无法可想了，只好另想法子，彼时小儿煐在香港，舍侄焌、熨弟兄都在重庆，用别人的名义，给他们去信，问他们有法可想没有，并嘱其如“无法不必写回信”。过了一年多的工夫，焌侄来信云，已与德国顾问团及大使馆说妥，国剧学会所有的物品，一切可以交德国使馆，代为运到重庆，我本人亦可由德使馆人员保护南去。接到此信，与家兄斟酌，焌与德国顾问团中人都熟，与团长塞将军尤靠得住。家兄住德国多年，我与德使馆汉文参赞斐色耳君，也是好友，此事办成与否，或不至于有意外不幸的事件出来，不管能成功不能成功，总可前去接洽。次日家兄即到德使馆，说明来意。使馆人员却非常客气，他说他们也已经接到来信，问共有多少件。告诉他们宽高各三尺，长约四尺之箱，共三十余只。他听到此数，已经皱眉。问有多重，答以尚不能详知，但每一个空箱，总有七十余斤，因为都为寸板，且都是榆木制成，所以分量相当重。他此时已有为难之色，他问：“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吗？”答以当然可以，但其中稍有为难的地方。便将此事之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哎呀，这里头还有坏人哪！”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再调查调查，你再计划计划，我们后天再斟酌吧。”家兄回来告知此事，大家斟酌：这票物品，在汉奸手中已经存了一年有余，探听着并未损坏，亦未偷走（最初偷走几种重要物品，后来未偷），已往算是安定下去，此时再一交涉运走，恐又惹出许多是非来，《易经》上云“吉凶悔吝生乎动”，还是不去交涉的好。再说以往看到日本人的行为，凡他们抢到东西，大致都未运走，又相传日本人有命令不许运走，窥其意是将来战胜，得了中国，物品存在什么地方，也是他们的；倘战败，虽然把东西运到东京，也得给人家运回来，而且运往东京，则比北平危险得多，所以一切东西都不运走。以上乃是朋友们揣度之词，但也确极有理，如此则这票东西仍以不动为是。至于我个人，也已经平静了一年多了，或者不至于再发生任何危险，亦以不动为是。家兄又到德使馆，使馆人员又非常客气，他先说，这件事情，我们得详细谈谈，问家兄有工夫吗，家兄答以有工夫，遂拿定主意，自己先不说，光听他的。他说：“府上与敝使馆的关系与他人不同，自一九○○年，府上就与敝使馆有来往，到现在令弟之名，使馆中人无不知者，府上的少爷、小姐、姑爷等在德国留学者，有十几位，都与敝国感情很好，有几位少爷小姐，到我们国防部去过，经部长给大家介绍，都很钦佩，都很融洽。齐焌与吾赛将军，又系好友。照以往的关系说，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应该尽力的。但有三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详细斟酌，从长的商量商量再定行止。第一个问题是，不知这票东西是他官场需要，或是私人抢去，无论哪一种，总是其中有坏人，现在以德国同日本国交的情形来看，我们要这票东西，或者要得出来，但其中既有坏人，则难保他们不另鼓动风波，由此闹得令弟也走不成，或另有事故，都不敢预定；第二个问题，这票东西相当多，运到半途，不敢保不出危险，被日本飞机炸毁，已不敢保，沿途土匪更多，也难保不出意外，再者日本小鬼，诡计多端，他虽然跟我们说得很好，但若非情之所甘，他们便可能另想坏主意；第三个问题是，以目下的战况来看，这票东西，在北平存着，似较重庆为安全。因为日本不时有飞机去炸重庆，而中国倘有一线之路，则必不肯来炸北平，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他说完问家兄：“您以为我说的这话有理没有，我绝不是推诿，至于令弟个人走，那是没有问题的。”家兄说：“您这话极对，我们回去商议了商议，也以为是不动的好，否则又恐生出别的枝节来，就是舍弟个人，也是暂以不动为是。舍侄焌所以来此信者，他实不知此地目下之情形，我们分头各去一回信好了。”他说如此甚好。这票东西先不往回要，我自己暂且也先不走，经此次斟酌之后，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就没有人再提。

闭户著述

我搬回家来，又住了一年有余，日本人没有再来麻烦，看情形是冷淡下去了。然拿定主意，仍然是自己把自己锁在屋中，一人不见，每日除了看看书外，是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解闷的，因思战事不知何年才完，此时正好写点东西。最好是把从前问的戏界老辈的各种话，再接着整理，但所有关于戏剧的书籍或材料，都在国剧学会箱子中，一本也拿不出来，无从整理。转而一想，何不把社会上的零碎事情写些出来，不但好玩儿，而且这些东西，以前也没有写过。

我自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做买卖之后，与五行八作各种小作坊、小生意等，接触很多，有的交往也很融洽，知道他们各种情形很多，且多是书本上不见的，而且都与社会民生有重要的关系。最初留心此事，不过是好奇，也以为好玩儿，所以常同他们各行人闲谈并讨论，并没有顾及民生的大道理。说句不客气的话，彼时还没有那样高尚的思想，不过确认为它是研究社会情形必要的材料，而且有许多也真是中国的国粹。

吾国大学问家著书，向来只引证经史，不管社会中实在的情形。夫研究经史的大家，著书当然要引证经史，但也不能忘了社会，因为经史中许多地方，都是与社会有关系的，所以也应该引社会中的习惯来做证据。虽然说，古今社会情形不同，但一个民族传统下来的习惯，也不会差得太多。以上还说的是研究经史的著述。有许多研究社会中零碎事情的人，写点东西也爱引证书籍，一切事情，不去实地调查，光靠引证书籍，引一句来，便奉为准绳，作为铁证。经史中的意义，当然是有准则的，但文字则有时如此说法，有时就如彼说法，于是这位引了这一句来做证，那位引了那一句去做证，同是一本书上的话，两个人可以抬起杠来。这里不是说书不可引，而是对于实情也必须注意，倘乎是研究这门学问的专书，则引了来做证，还相当可靠。偶有笔记中有一段，原来不过随便谈谈，且并非真有考据的意思，可是他引来，也认为就是铁证。比方随便说一件事情，戏界人传说，二黄始自黄陂、黄冈，故名二黄，我也对这样说法跟着说了十几年，我也很相信，但是后来因为欧阳予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往黄陂、黄冈去调查皮黄的产地，结果一点影儿也没有。由这一句话，我这种信念就动摇了，因为皮黄果然产生自该两县，则该两县必然尚有相当的艺术存在，经过不到二百年，何至就一点儿也没有呢？后来又听到几个大学的学生来问我，说怎么全国风行的皮黄，和我们家乡的土腔一个味儿呢？他们都是陕西省汉南人，由这一句话，提起我的兴趣来，我认为这是一个线头，顺着它找，一定可以有新的发现。于是我每遇到一位汉南人，总要问问他，且是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说法，又问到陕西几位老角，他们都说，陕西早就有二黄，后来天津、北平的二黄班到西安，大家遂管平津之二黄叫作二黄，或曰京二黄。管本地之二黄叫作土二黄，或曰本地二黄。问他们本地二黄产自何处，有的说不上来，有的说产自汉南，并且把所以发达的情形，说得也很详细。后来有几位友人到汉南去，我托他们调查，果然是野老、农夫、妇人、孺子，一张嘴都是二黄，即皮黄产自汉南，是毫无异议的了。此事余另有文字详记之，此处所以写这一段话者，意思是凡有实事可以考查的事情，便应顾及事实，不可专靠书本。如今尚有人依仗《扬州画舫录》等书中的几句话，永远说它是产自黄陂、黄冈，不过不迷信这种说法的，目下已大有人了。

我因为以上这些情形，写点东西，总不愿引证书籍，固然是我读书太少，但也实在是不愿大段地抄了书来，充数自己的著作。按此处正好引用蒋心余暗讽陈眉公之句曰“獭祭诗书充著作”以证自己宗旨不错，但又想，倘读者不知早有此句，则他看着与我自己所说的话，分不出轻重来，于本书也添不了什么力量；倘他早知有此句，则你不引证，他看到本文，也一定可以联想到这句。是引证与否，没什么大的关系。我写点东西，不愿多引证书，不愿专靠旧书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话虽如此说法，但仍不能免，这也是这些年历代传下来的一种习惯，一时谁也去不掉，离不开。

不过我有特别一种兴趣，就是好研究社会中的零碎事情，无论在铺中或是大街上，遇到一种不明了的事情，我必要追究追究它，绝对不会放过去。

这里有一件小事情，随带着述说述说。我初次到广州，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人挑着两个桶，上边写着三个大字曰“肉冰烧”，我看到这三个字，不知是卖什么的，我跟着跑了很远，没见他放下挑子。自己回来路上想，这三个字怎能到一起呢？后来问了几个朋友，因为我不能说广东话，问的都是能说国语的广东人。他们都是住北平多年，于家乡之事，反倒有些不明了，他们都说不知道，并且说此三字不能到一处，或者我看错了。末后问到一人，他乐了，他说：“肉就是油，冰是冰糖，烧是烧酒，这是另一种酒。”我才明白，不但一事如此，可以说事事如此。我自到北平后，就很爱研究街面上的事情，光绪二十六年之后，与各种小生意接触得更多，对于各种事情，早想把它记录出来，但没有这些闲空，如今闷在屋中，不能出门，正好借此解闷，于是写了六七种，兹为之大略介绍于下。

《烹饪述要》 共六章六七万字

我早想写这么一本书，原因是我与北平许多饭馆子都很熟，有人请客，我往往到饭馆子较早，我总要到厨房，同厨师去谈天，随带着看看他们的情形，尤其是东兴楼、泰丰楼、丰泽园、春华楼、恩承居等这些地方，我同他更熟。又一次看到他们炒菜，很快地就得了，永远不用口尝一尝，我问他们：“你们不尝，倘若太咸太淡，怎么办呢？”他们反问我：“尝尝？凡吃火候的菜（就是快熟的菜），不必说不能尝，连放各种作料，如酱油、醋、料酒、油、盐等，用小勺一舀，就得赶紧放入大勺，倘每一种舀出来，都要看一看，斟酌好了，再往勺里放，那所炒的菜，就过了火，老得吃不得了。总之非快不可，能快且能够口味合宜，这就全靠熟练了。比方倘有几个月时间没有做菜，再乍做时，也难免矜持，且不一定合口味。”

一次又看到他们分工合作的情形，也很有趣味，每一样菜都须两人合作，要想做得可口好吃，必须两人都做得合宜，否则不会好吃。北平的规矩，凡稍大一点的饭馆，案上的，灶上的，都是分开的，案上的人不管灶上，灶上的人不管案上。案者案板也，灶者炉灶也。厨行中又分红案白案，白案者专管做面食，一切饼、面条、包子等，都归他做，因为面是白色的，故名白案。红案者，专管切肉切菜等，因为肉是红色的，所以曰红案，这种师傅，本行亦名曰配菜的，因为每一种菜，所有应用固体的材料，都归他支配，如肉类、菜类、黄花木耳、葱蒜等皆是，某一样应该用多少，怎样的切法，由他备好，交给炒菜的，他预备多少，炒菜的就用多少，倘若替他减一些，那于案上人的面子，是很不好看的，也可以算是跟他过不去，或者因此二人可以吵起架来。炒菜的人名曰灶上的，亦曰掌灶的，一个饭馆之中，不止一个掌灶的，最好者名曰头灶，次者曰二灶，炒菜时，所有流质的作料，就是前边所说的油醋酒酱等，都归他支配。

有一次看到他们炒的菜不够熟，我问他：“这个不太生吗？”他说：“这是楼上要的菜，天气又热，端到桌上就熟了，倘在楼下吃，再是冬天，就得炒得火候大一点，因为天冷座又近，则半路上不能生变化，所以火须稍大。”因想到一次我在家中请客，有一位极好的厨师给做菜，他做的爆肚，也是不够熟，他说：“在东院吃，就够熟了，若在本院吃，则尚须火大一点。”因为舍下是平行四个院，厨房在最西院，客厅在最东院，所以他如此说法。总之好厨子对于吃火候的菜，于这些地方都要注意，足见他们不但有技术的传授，而且都是有心传的。后来我把这些事情，同他们说过，他们说就是如此，又说：“说起油爆肚来，乃是一种极容易做的菜，也是极难做的菜，若有两个火三个勺，二人合作，则没个做不好；倘一个火两个勺，还可以对付，若一个勺一个火，那就很不容易做得恰到好处了。”因为肚或肚仁，切好后，先用开水一抄（煮的工夫极短者曰抄），捞出就赶紧倾入沸油，微一炸不许黄，即倾入另一勾汁儿之勺，如此则无不嫩而香，油炸之时间最要紧，时间少短则不香，稍长则有焦味，不合爆肚之味矣。

以上三种情形，都是西洋烹饪所没有的。第一，中国最讲究切法，行话曰刀口，只是一块肉，一根葱，其切法就分几十种，在唐人《酉阳杂俎》中，就有蝉翼切等名词，所以后来炒菜的与切菜的，都各成了专门手艺。在西洋没有这种情形，绝不讲多薄的片，多细的丝。总之可以这样说法，西洋的离原始还稍近，厨房担任一部分工作，饭桌上吃饭的人，还得担任一部分，所以肉多是大块，提不到切字；如此一来，厨房的工作就较少了，可是吃饭的人，必须有刀叉，自己吃自己切。中国菜则不然，一切工作都在厨房做好，吃的人只用一双筷子便足，这是中国烹饪比西洋进化的地方。详细情形，详该书中。

第二是在做菜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斟酌，可以说是多一秒少一秒都不成。

第三是做菜时把送菜的时候都得计算在里边，否则便不能算是恰到好处。按这两种情形可以算是一种，总之时间非详细保持不可。这也有它的原因，中国这些年来，所有的菜品，都分速成、慢成两种，因之做法的名词，也就都有了分别。例如最早发明的腌菜，便有两种，一名老腌，一名暴腌。如腌咸菜、佛手疙瘩等，可以腌几年；如腌白菜帮、黄瓜丁等，则过几个钟头，就不好吃了。如冷拌的菜，北平行话，就叫作冷拌，也分两种，不过没有专门的名词，只是说预先拌、临时拌而已。如拌洋粉、海蜇等，早拌一两个钟头，没有关系，如拌黄瓜丝等，拌好后过几分钟，便不对味儿了。

如熟菜即前边所谈者，名词的分别就很多了。大致煨、炖、烧等，都是慢熟之菜；炒、爆等，都是速成之菜，加水之菜亦然，如煮、熬等便为慢成者，川（似应写爨字，此字有平声一念，但字画太多不适用）、暴川等便为速成，也是多几秒钟，口味便差。以上这些速成的菜，西洋可以说都没有，也不讲究，至于中国的蒸菜，用蒸汽做熟之菜，他更少见。而中国这种发明，已有几千年之久，古字中之“甗”“鬲”字，都是蒸菜所用之具。西洋速成之菜，最重要者为拌生菜，也讲随拌随吃，不能稍为耽搁，至吃早点心之煮鸡蛋，讲究煮三分钟或几分钟，但中国炒菜，几乎以秒计，若用几分钟计时候，便不得谓之速成了。以上这种种情形，我看得很久，也看得很多，才写这部书，把做法分成了一百多种，由最初原始的风干，到极复杂的做法，都包括在内，并把中国菜为什么演成到如此切法及菜样之多，都也相当下了一点考据的功夫，仍然不忘我的宗旨：除书本中的考查外，并搜集到大饭馆中之菜单一百余张，在彼时这个数目已不算少，因为彼时许多饭馆还不预备菜单也。其余已详该书中，兹不赘了。再此书第一章，已译成法文，在巴黎登报。

《北京零食》 共两章约五万字

在光绪年间，因为住在齐化门内，离宰猪的地方很近，彼时北平所有的猪，都在东四牌楼豆腐巷内宰杀，所以我常去看热闹。见他们宰了猪，都不自己卖，各有专行包销，猪鬃、猪血、猪身、猪头、猪油、猪腰以及肚中各物，都各有专行，我随便问了他们一句说：“为什么不直接卖给饭馆子呢？”这一句话，问出来了许多的事情。他们说：“先生可是不知道，大饭馆子买不了多少肉，他们大量用品是鸡鸭等，至于猪身上的东西，最多就是用些猪肚中各物，肉是用得很少。”我一想他们这话很有道理，由此就引起我研究调查这件事情的兴趣来了。

中国人向来是分阶级的，对于饮食更厉害，平常像我们北方人一年之中，不见得吃到几次肉食，而北平最阔的人，可以说是不大吃肉，所吃的总比肉还高，大约总是鸡、鸭、鱼、山珍、海错等，最平常者，也是猪肚里的东西，这种情形在饭馆中最看得出来。讲究的大饭馆子中，难得卖一次炖猪肉、烧猪蹄等这一类的菜，连一个要炒肉丝的人都很少，牛羊肉在从前是不能算数的，从前有句谚语，就是牛羊肉上不去台盘，北平羊肉有时还可算一个菜，牛肉则绝对不许，以上说的是大的阔饭馆子。次一等的，因为来吃的人不同，卖肉的菜品就多得多了。由此调查，不但吃的分了阶级，卖的也分了阶级了，大致最好的叫饭馆，次者叫饭铺（北平从前饭馆与饭铺有分别，菜为重要、面食为附属品者为饭馆；面食为重，菜只预备几样者为饭铺。不过有时饭铺也许大于饭馆），最次者叫街头小贩制熟零售。比方只以猪来说，腰子、肝、肚、脊髓等是上等的肉，蹄、心、脑子等是中等的，肠子、肺、头等是下等的，羊差不多也是如此，牛则只有肉，其余肚中的东西，可以算都是下等的。凡下等东西都归街头零卖，由此可以调查出许多关于阶级的情形来。经我有些年调查，不但肉类如此，其余一切一切的零食品，都有这种现象。我写的这本书，共有二百多种，且都是由生做熟，带手艺的，若卖瓜果水菜等现成物及只做原料者还不算，而且连饭馆、点心铺、蒸锅铺等都有房屋门面者亦不算，只是街头巷里，挑担、推车、挎蓝、背筐等小买卖人便有这许多。关于这所有的东西，我不但都吃过，他们所有的作坊制造所等处，我都去过，且有些家很熟，常同他们谈天，所以他们所有原料的来源及制法，我知道得很清，由此更可明了许多下层社会的情形。全书大部分经北平《世界日报》登过，不知是否全部登完，我就来台湾了，后遇到成舍我君，亦未问及。

《北京三百六十行》 共三卷约七万字

此书取名三百六十行者，因南宋京城已有此名，故沿用之。其实北平之行道，还多得多，本书已收到七百多行，当然还短不了遗漏，而且还只是带手艺之行，至完全商业商号，还未收入，可见北平行道之多，分工之细。或者有人说，怎么会有这许多行道呢？其实说明了，也就不觉稀奇了。比方以木工一行来说，未研究过者，以为木工就是木工，还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分别极多，虽然都是木工，但这行绝对不会做那一行工作的。比方：

建筑师：梁、柱、门、窗、斗、拱等，他都在行。

小器作：瓶座、盘架、盒盘、神主、佛龛等，他都在行。

船工：货船、客船，又有分别。

车工：轿车、大车、推车，又有分别。

轿工：宫车、轿、驼轿，都归这行。

鞍工：马鞍、驼鞍等，又有分别。

柜箱工：有时兼桌椅，桌椅亦算另一行。

牙子作：各种隔扇、门窗、桌椅等所用之雕镂牙子，都归这行。小器作制者，比此较细，木工有能兼做者，但不及它好，而且比它费工费钱，所以另是一行。

鞋楦：此万非其他木工所能做，有时兼带旗人女子穿之木底，然从前缠足女子所穿之木底，则又是一行，有时两种合作。

点心模：造点心之模子，看看不难，而另有传授，不但花样好看，而它对于每块用面的分量，极有规定。

箍桶行屉：此行各国都是专行。

笼匠：专做蒸食之屉，有时兼做帽盒。

棺材：此亦系专行，他行不能兼。

此外尚有，不必全举。再谈谈中国之鞋匠，在表面看来，只不过是鞋，其实也分多少行，比方剪裁鞋帮的不会做，会做的不会上，会上的不会做鞋底（上者乃帮底缀在一起），而底又有红底、布底、千层底、山底等分别，鞋帮之制法亦各有不同，总之这行不能做那行的事。请看只这两行，又分出二十几行来，其他各种手艺，都是如此。说到绸缎布匹针工的工作，那种类就更多了，若再往详细里一分，岂止七百多行呢？其实这种情形，并非始自现在，《周官考工记》就是如此，不过古今变化太大，各时代有各时代之不同，北京建都六百余年，又有宣德、乾隆等皇帝的提倡，工艺当然特别发达，越发达越得分工，这也是一定的情形。我写的这本书，其中都是前清时代的情形，所以名曰《北京三百六十行》，民国以后改为北平，各种工艺，又有了极大的变化，再写时，与此又大不同了。

《故都琐述》 约六万字

前边说过，我生平对于书本中的情形很疏忽，对于社会中及街头上的情形，则特别注意。这固然是因为自己读书太少，也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尚无新的科学的时候，大家总是按着几本图书，所谓皓首穷经，一辈子不管别的事情。其实真正研究经学者，也永远不会离开社会，如顾亭林为研究经学，各处去访问，郝兰皋著《尔雅义述》，也多靠到各处实地调查。若讲到研究一国的政治，更是须要察看社会中的情形及政治的真际，才能洞知其真相。若研究其法律及公文等，那是不能真知道，且是绝对靠不住的。比方以前清来说，是光绪年间的法律，还是康熙年间的法律？光绪年间的公文程式，与康熙年间也差不了许多，可是全国的政治、社会的情形，可就差多了。我在北平住二十年的工夫，看到前清腐败及可笑的事情，不记得有多少件，后来就是民国了，民国之后，有许多事情比前清还腐败，但已划了时代，故此书只写前清的事情，兹在这里谈两件。

一是前清每晨上朝，时间总是在夜间两点钟，此即古人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意思，这是多么隆重的事情！所以每一门如东华、西华、神武等都有卫兵把守，有人进门，卫兵即喊一声“呵”，有人云这即是宋朝的唱喏，是尊敬进门之人，并表示壮胆之意。可是一次我随先君上朝，行至东华门洞，有人在地上躺着“呵”了一声，很唬了我一下子，细一看，他是在被窝中喊的。先君说，他们必须得喊，但都在睡觉，所以就在枕上喊之。最初我以为这可乐极了，后来与常上朝之人谈及，他们倒都讥笑我，说我没见过世面。

一次是民国选举总统，因为袁世凯贿选，我们去看热闹，本想到会场里头去参观，到了会场一看情形，不敢进去了。场外周围都有机关枪，场门当然封锁。窗外厨房，摆着大堆的馒头，可是听说场内连口水也不给喝，举出袁来有馒头吃，举不出来，则连水都没有的喝。眼馋口渴，安能不举呢，这岂非笑话呢？民国可笑的事情，当然也多得很。

这些事情本不应该写，因为写出来，被外国人看了，岂不给中国丢人？给中国丢人，就是给自己丢人。那么为什么又写它呢？这个原因也很远。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义和团初起，各国使馆当然都很害怕，都与总理衙门去公文，请派兵保护。由步军统领，每使馆派了八九个，多者十几个，都是扛着席去的，到各使馆门口，都是把席铺在地下，躺在席上睡觉或谈天，外国人看了又气又笑，赶紧各往本国去电请兵。我曾问过步军统领衙门的人，为什么派到外国使馆门口的人，不特别齐整齐整？他们说上头有交派，应该特别要好，所以都是现买的新席。我听到这话，一句话也没好再说，但这件丢面子的事情，则永远不能忘掉。此时闷在家中七八年，不敢见人，这是多愁苦的事情，因想到日本所以敢如此欺侮中国者，还不是由前清之腐败及袁氏之胡来所酿成的吗？则我受此罪，当然也是受他们腐败的连累，于是悲愤交加，想把这些腐败事情写出来，以便大家知晓，借以自励，然仍用轻松的文笔书写，以免有谩骂的嫌疑，但仍是只写前清的事情，民国的事，仍未肯写。

《谚语录》 约分四十门共约八万字

许多人都知道，小说、戏剧、大鼓、小曲等，于社会人心影响极大，这是不错的，但是还有一种东西，比这些种于社会人心关系更大，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中流行的谚语。凡学者，一切的观念和评判，都以经书上语句为标准，至于读书甚少或未受过教育之人，大概都是以这些谚语为准绳，凡办理一件事情，往往先引一语，作为办事之标准。谈论一事之后，亦往往引一语，作为做事之评判。比方有两位邻居口角，大家前去劝解，必先说“能恼远亲，不恼近邻”，解和之后，必又说“亲戚远来香，邻居高垒墙”这些话，若文人便说“不放鹅鸭恼比邻”等这些句子了。总之它就是国民心理中之格言，国民心理中之经典，国民心理中之法律。有人一提这种语句，大家好像便不能驳辩，且是心服口服。大致是全国不读书或读书较少的人，他们的思想，都不能跳出这种谚语范围的。所以它在社会中的势力，比任何经史格言及小说、戏剧、大鼓、小曲等都大得多。凡在社会中有声望的人，都记得很多，久经世故的老人，总可记得千八百句，最少者也有四五百句。比方：

劝人早起，总是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及“天明不起，睡不多时”等这些话。

劝人卫生，总说“顿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些话。

劝人勤，总是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耕种杂粮多费力，老天哪给懒人吃

“早起三朝当一工”“勤俭不愁贫”“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等这些话。

国民为什么重视这种谚语呢？它的来源很远，在《论语》中就恒见之。如孔子曰：“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孔子对定公曰：“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等等，便多得很。周秦两汉，差不多是每篇文章都有，兹随便列几种如下：

晏子《春秋内篇》曰：“谚曰非宅是卜，惟邻是卜。”

《史记·佞幸列传》：“谚曰力穑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孟子》：“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左传·虞宫之奇》云：“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

总之这种情形多得很，不必多录。几千年来，这种情形未改，民间乃是如此，我所记录这些句子的原意，并非专为保存它，它固然都是于人有益处的句子，但也不应该永远只说这些句，倘全国国民的思想永远被这些句子圈囿着，也是不幸的事，应该又有新的出来才好，因为有新句子，国民才能有新的思想也。我所以写出它来，略加注释，使研究社会学者，知晓了国民以往的心理所在，再输入新的，或可以说是对症下药，就容易多了。

《北平土语》 共五章约十五万字

土语者，方言也，中国这些年，对此很重视。《尔雅》已是研究方言之书，以后多得很，扬子《方言》等更较出名就是了。方言关于研究社会学者，乃极重要之事，因为各地有各地的土话，有些话，人人能说，人人能懂，但不知其来历，且有的尚不知其写法，而这些话，有的能翻成他处语言，有的简直不能翻成他处语言的。兹随便举一两句。比方广东之“夯不浪”（阴平声），上海之“一塔瓜子”，北平之“门儿通”（去声），也有说“归了包堆”的，这是可以翻的，虽不能说完全相同，但也差不多。北平之“坑坎谋则（阳平声），稽溜旯旮”意思仿佛都是“到处”，但意义则大不同；在北平已不同，更不易翻成他处方言，旯旮尚可翻，加上稽溜二字，便不易翻了。又如上海之嗲（的牙切）字，上海人常说“嗲得咧”乃舍北平酸浪等义，则无法翻为北京话，如此者甚多。

虽然这些话，似乎是不足登大雅之堂，但若想写文字，形容各地的情形，则非用此写不真切，尤其是形容野老妇女们说话，更非此不可，否则便是普通的话，而不是该地野老妇人的话。所以地方戏、大鼓书、小调等文字，都愿用它，你若不能洞彻该地的土话，那就有许多地方，你不能真懂。一次同几个友人在天津听小曲，有两句是“八月十五好时候，哈门鸦儿的阴了天。”“哈门鸦的”四字，他们就不能懂，可是吾乡则无人不知，意思好似北京话中之好模好样的，含有“没想到”的意思。又一段小曲曰《小姑贤》，女儿与母亲开玩笑，说我夸母亲两句吧，母亲当然高兴，女儿唱“头发好像干草垛”，母亲说我哪怕像“秫秸妈子呢”，妈码也，全场大乐；我朋友中有的懂一句的，有的两句都不懂的。因此我想把河北省的土话记出来，但太广泛，不易完备，乃改主意，先写了北平的，由一字句起，最多者八个字之句，再多的就没有写，但这些话，虽然说土话，也有许多是古字。比方，油炸鬼，果古音本念鬼；米猫，母古音本念米，如此者甚多，因为不知古音，便变成土话了。写至此，日本已投降，以后的事情，下一章再详述之。

第二章

日本投降前后

写到了前一章日本投降，我在那八年之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于一位旧式家庭不出阁的大姑娘，在炕头儿上坐了八年。以我这浮躁好动的性格，好交游爱说话的习惯，骤然闷在家里，一步路不能走，一句话不能说，这已经够难过了，再加上天天盼着抗战胜利的心情，刻刻探听北平光复的消息，种种的思想，更使心绪无法安定。总之是惧怕、沉闷、愤怒、希望。惧怕者，倘被逮捕去，则绝对不会好受。沉闷者，不但没人谈话，连消息也难听到。愤怒者，日本之侵略，实欲灭亡中国，而中国竟有人与之合作，这种人固然是丧心病狂，然也是毫无知识，怎能不使人义愤填膺呢？希望者，最初以为一两年的工夫，便可打回去，岂知越望越远，后来才知道了这种情形，是不得不然，但彼时因不知中央详情，则当然是时时刻刻盼望的。有这种种情形，在脑思中搅到一起，怎能会好过呢？照这种情形说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幸而脑子里头有两句书，就是“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这两句，因为这两句书，把紧张的心情缓和了许多。于是气才沉下去，心才安下去。固然是因为这两句话，但也因为深信中央可以必胜，绝对不会亡国，所以更特别沉得住气，安得住心。所以八年的工夫虽长，可也没有觉得有多么难受，也就过去了。长夜漫漫，一朝达旦，身安心静，其快可知，然回忆在日本占据时代，有许多有趣味的小事，也值得述说述说。

当南京陷落时，敌人在前门门楼用电灯扎了六个高有一丈余的大字曰“庆祝南京陷落”，彼时我正在东交民巷西口法国医院避难，看得最真，其难过就不待言了。有人说这六个字不通，陷落是我们陷落，庆祝是他们庆祝，他们应该庆祝占有，不该庆祝丢失。过了几天，家兄在外边抄了四句歌谣来，乃说相声的人所编，曰：“可恨贼盗太无知，抢得物件太便宜。不庆自家抢到手，反庆失主丢东西。”这四句虽然俚鄙，也确有道理，因为若说攻陷，还可做攻的方面说，若只陷落两字，则不能专属之攻方也。

日寇占据北平后，常常开会，尤其是他攻陷一个较大之城池后，必要庆祝一回，必约许多人到场。最初是去的人很少，后来勒令学界商界非到场不可，都是在天安门外，搭上高台，固然也有学界人上台演讲，为他捧场的汉奸，但大多数人则尚有爱国的观念，凡遇喊万岁口号之时，则张口发声者，永远是极少数的人，任凭政界的首领喊破了嗓子，平民总是不响应。日本人对此也还不敢十分强迫，后来乃召集小孩，中学以下以及小学的学生，每有庆祝，都要轮流到场。这些儿童，不知台上说的什么，命令喊万岁，他们就跟着喊，日本人当然很高兴。后又添上使众人或学生游行，每人持一小国旗，政学商界之人，总有一半手持小旗边走边摇，以示庆祝的，然总有一半不肯摇晃者。至于小学生则都是卷起来，或放在衣袖内，总之无一打开者。这种情形，并非成人之人不爱国，是他们怕日寇不答应，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得不尔。小学生则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一切不管，我不高兴我就不干。看起这些情形来，这些人之道德，比着一味想保持禄位的公务员、校长等，就高多了。日本人对之也无可奈何，因为人数太多，无法强迫也。余常对家兄说，这就足见人心不死。

日寇发一命令，使大家捐献钢铁，汉奸首领特献殷勤，命每人各献一物，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捐献。各学校教员对学生演讲此事，借以鼓励大家，学生问，每人应捐多少？教员说不拘，只要是钢铁，是一物件便妥。成年之人，当然都是买点钢铁搪塞。大一些的学生则在路间捡拾几个铁钉，也就对付过去了。唯独小学生，他们一切不管，也不知道怕日本人，都是每人捐了两三枚留声机唱片用过的钢针。大家事前并没有约会商量，而思想却是一致，这足见虽儿童亦有强烈的爱国心。这一来可使教员为了难了，因为他们说过，是钢铁，一件物器便可，这钢针不但是物器且是好钢，他们不能不收。但他们不能交给日本人，一个学校共有学生五百名，而只呈献五百枚钢针，恐怕不好交代，没有法子只得自己掏腰包，买了些旧铁交上才算完事。又一次命令献铜，各小学生又都献了些钉书之铜钉及绘图之按钉，日本人看到这种情形，也就不要这种面子了，用什么就命商会或政治机关代买，不说大家捐献了。这虽说是些小事，但亦可把日本强迫做而又说大家愿做之假面具，整个烘托出来，此事非儿童不敢，成年之人则无此胆量也。

日本人的规矩，对门口站岗之兵，都要鞠躬；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前之站岗者，地位仿佛更高，凡经过此处之人，都得向他脱帽鞠躬，不只此处，他处亦如此。但中国人都不屑行此礼，于是都是绕道而行，绝对不经过这种地方。日本一机关，在东交民巷西段，旧华俄银行处，几次派中国人到崇文门内日本观光团取东西，来回时间都太久，一次很误事，日本人问何以去这样久，大家才说都是要绕道走长安街，所以稍迟，问为什么必要走长安街，大家初不肯明说，后因逼迫，才说出不愿在日本使馆前鞠躬，所以才如此。日本人也无法，只好听之，后来这种礼节，就不强迫人执行了。

有大批的无线电收音机运到北平，强迫人买，因崇文门外东南一带多没有收音机，所以先交彼处警察等送到各家兜售，他没想到，那一带有电灯的人家就很少，没有电灯线，则此物无用，所以谁家也不买，并且说便宜话，倘他能给安上电灯，则家家可买。日本人知道这一地带销不出去，方在内城竭力推销，可是原来就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多，虽然不能收听远处之电，但他这种机器当然更不能收听，所以谁也不愿买，送到谁家谁家皱眉。日本人知道了这种情形，他每逢送到一家，必特别说一句，曰“重庆有”。重庆有者，是可以收听重庆之电也，因此就有许多人肯买，一则敷衍了他，二则用此收听重庆之电不算犯法。因此他推销得很多，固然也是强迫，但能听重庆之电，也是极大的原因。当时天桥说相声之人，编了有许多关于日本行政的歌，有两首是关于此事者，兹录于下：

日本推销收音机，家家看到都皱眉。听说一声重庆有，人人都愿买一只。（北平论箱匣之份数，总说一只两只，只读平声。）

官家命令我得听，叫我向西不向东。无线电匣我愿买，得先给我安电灯。（此就崇文门外一带而言。）

这些小事似乎没什么重要，但人民盼望胜利之心，是何等热烈，由这些地方最看得出来。

日寇未占北平之前，面价每袋不过合大洋两元。他到北平之后，面价日涨，几个月的工夫，涨到了几十元。天桥有一说相声者说了一段：甲说几个月的工夫，面粉价由几块钱涨到了几十块钱。乙说人民不容易生活了。甲说再过一年就好办了。乙说再过一年就几百块钱一袋了，怎么会好办呢？甲说再过一年每袋一块钱也没有人买了。乙问为什么呢？甲说人民都饿死了，谁还买面吃呢？此语被日本人听见，遂把该二人抓去，当然是训教了几天，又放出来。他二人在天桥仍说这一套，甲说再过些日子就好了，买一袋面有两角钱就够了。乙问怎么会那样便宜呢？甲说口袋小了，乙说口袋小也不容易那么便宜，你那是梦想。甲说我说的是装牙粉的口袋。日本听到此，也无可奈何。这些人彼时议论日本人的话还多得很，不要看他们没什么学问，可是他们的人格，可就比当时的局长、校长等高尚得多。我同这行人，有许多位都很熟，日本投降后，见到他们，我恭维他们真有胆量，别人不敢说的话，他们都敢说，他们回答得很好：“有什么胆量呢？不过是他们来侵占我们的土地，侮辱我们的人民，看着就义愤填膺，能把他们打回去，自然是很好了，而自己又没这套本领，只好是骂他们几句，讥讽他们几句，快活快活嘴就是了，这总算是最没出息的办法。再者你说这套，大家爱听，来听的人多，就可以多挣几个钱，这是饭碗的问题，说不到胆量二字。”我说：“你们说的这一大篇话，就很有道理，这也就是胆量。”他们又说：“我们知道您老先生闷在家中，我们大家常谈起来，倘齐二爷（北平戏界游艺界，对我多是这样称呼）在外边，他一定可以编许多有意思的词句。”我说：“这还是我不及你们诸位的地方。”

日寇怕吾飞机空袭，命令家家门口备一桶水，一筐土。有人问日本警察，倘该桶被人偷去将如何，他答以须自己看守，态度极强硬，大家自然不敢违抗。然果放一好水桶，则十之八九要被人偷去，一水桶固然值钱不多，但在一小家庭中，则损失亦不算小，于是有人在门口放一个小儿所玩之水桶，不过能盛半斤水，而门内则存有较大之桶，日本人见门口只有小桶，当然拍门查问，及至主人说明怕丢，所以把大桶放在门里，倘有用时，则一样可用，日本人见他是有计划的，也就不认真了。于是就有人效法，慢慢门内就不放大水桶了，倘日本人来问，便说刚才还在此，现在因使用拿到厨房去了，用完即拿回来，如此种种，日本人见问不胜问，也就算了。

一次吾中央飞机到北平上空盘旋，有许多人在东交民巷街上观看，一群洋车夫情不自觉地拍手叫好，旁边的中国人替他们担心，以为日本人非干涉不可，轻者是一顿打。而日本人说，他们以为这是日本飞机，所以欢迎，大家大乐。其实它所以不干涉者，就是因为是一群车夫，若文人公务员敢如此，则他们不会容忍的。然由此更可见国人盼胜利之心切了。

以上都是零星小事，我所以写此者，因为大事总有写国史的来写，但这些小事他不会写到，所以我特别写几件，如此者尚多，但无须尽写，就是这几件已可以反映出彼时人心内向之程度来了。按彼时居住沦陷区的中国人，可以说都是盼望中央回来，对于日寇都是痛恨的，不过一般公务员或稍有地位之人，不敢公然表现，而这些洋车夫等，头脑简单，只知爱国，不管其他，我想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日本人见其管不胜管，也就算了。然有一般当局长、校长等的人，则常常帮着日本人开会叫口号，大有唯恐风头出得不足，日本人对他们未能注意之概。其实这里头也不见得就一个爱国的也没有，不过有的想保存他的地位，有的还想再升一步。按想保持地位者，其人已无足取；想高升者，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世界上的人不顾廉耻者，多半是为地位的问题，现在仍是如此。孔夫子所说“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即是此义，学界中人不可不知。按前边所写，说相声之人，是因为吃饭而骂日本人；当局长校长之人，是因为吃饭而恭维日本人，用此一比较，真是使人为学界人痛哭，且也是很幽默的一种比较。

以上只不过补述了日本未投降以前的几件小事，现在才说到我中央的派遣人员初到北平。起初说到日本投降，大家未得到确实消息以前，还没什么举动，及至中央人员到了，大家自然是意外地兴奋。而我可忙了，以七八年不见人的我，忽然每天总有十几人或几十人陆续来访，简直有点不习惯了，然回忆起来，也颇有点趣味。都是什么人来访呢？在那短短的几十天中，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日本人；第二个时期，是留于北平的旧熟人；第三个时期，是由中央新到的友人。

第一是日本人先来的，因为他们得知道投降的消息，比中国人差不多可以说是早一两天。为什么有些日本人来呢？因为我住在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此胡同之中，及前后许多胡同，二三十年以来，住的日本人很多，我对他们虽然多不知其姓名，但因常常遇到，总有点头招呼的交情，他们都知道我曾被逮捕，所以来看我。当第一个日本人来时，我还不知道日本投降，心想多日不见日本人了，今日又来，难道又有事故吗？但日本人来，不能不见，因为他们屡次来，不想进屋则已，若想进屋就拦不住，而且家人来说，此日本人态度极谦恭，说要见我，只好见面。一看是我们左边的邻居，想不会有恶意，进屋一见面他就说：“敝国投降了。”

我一愣说：“哪有此事？”他说：“实在，我们所有的日本人接到命令，说天皇有御旨，大家都跪听的，无条件投降。”其实中国人也有的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不过我们家的收音机不够好，又因我避难，与外边联系太少，所以尚知不清，听他一说，当然也就知道了，但也不肯露出得意的颜色来，这是吾国传统的情形。西洋人的作风，则大多数都是喜不自禁，或者高唱一声万岁。在我受了八年的闷气，当时也未尝不想当面骂他国人几句，借以出气，但总不肯，这也就是圣人所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之义。我没说一句话，仅仅叹了一口气，几十秒钟没有说一句话，他亦低头不语。我便说了一句：“看你们的军阀，把我们毁了这个样子，把你们自己恐怕毁得更厉害。”他说：“当然更厉害，七八年来，我们国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满意他们的，不过有痛恨的，有不以为然的，有轻重之分就是了。”他又说：“先生你真是大国人的风度，我以为我此来，定然要被你骂几句。”我说：“骂有什么用处呢？”我这句话说得当然也很愤懑很沉痛。

他接说：“我们早就听见说，曾要逮捕你，你躲了，过了几月，听说你又回来了。我们在此胡同中的几个人，大家商量过几次，都说你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不应该随便侮辱，我们大家规定了一个办法，说如果真把你逮捕了去，我们大家可以集团作保，说你不但没有反对日本人，而且向来不搞政治。”我说：“若说我不反对日本人，也是屈心，但是中国人，除少数汉奸外，大大的多数都是反对日本人的，难道都得治罪不成？”他说：“这话当然极对，但在彼时同我们军阀说话，是很难说的，不必说贵国人同我们军阀不好说话，就是我们本国人同他们讲理也是不容易的。”我说：“你这话我极端相信，我知道倘把我逮捕了去，问我是否反对日本，我若说一句决不反对日本人，则我登时可以无罪，但是这句话我就必不说，因为日本来毁灭我们的国家，我怎肯说一句不反对呢？我虽然平时没有做过反对日本的工作，但这句话则绝对不能说，所以我只好避难躲开了。”

他说：“你躲开，大概他们也或者知道，他们所以没有再执行逮捕者也有原因，听说最初是有人坑陷你，于是他们就想因此利用你，因为你不肯出来，你又不是搞政治的人，于是也就松懈了下去。后又由中国人找过你几次，都没有见到，此事就放过去了。”我说：“你知道得很清楚。”他乐了，他说：“我们因为你的事情，曾商议过多次，倘逮捕你去，我们一定要保的。”我问：“在那个时候，你们作保可以有效吗？”他说：“按我们的职业说是无效，但我们许多人在北平时间很久，这个资格可以有效的，而且日本人知道你的人很多，倘肯作保一定是有效的。”我说：“不知道你们诸位这样费心，实在是应该感谢的。”他说：“感谢是不敢当，以后求你照应的时候，还多得很呢。”

他说完这话，起身告辞就走，我送出他去，回来想他此来大概是求我帮助他的意思，但还不敢断定。后来又来过些位，两三天的工夫，来过十几批，闹得我相当麻烦，而且他们总是说我这几年怎样不自由，但他们天天预备着营救我等这些话，末了总是请我照应他们，帮助他们，我才知道他们通通都是这个目的。我想他们的意思有两种：一是求我帮助他们；二是盼望我不要仇视他们。恐怕还是第二层的意思较大。按这些人当然也是侵略我们的分子，但几十年来，他们对于我国民没有欺侮越轨的行动，与各邻居虽然没有来往，但也毫无恶感，到此时我又何必落井下石呢，而且自有国法，当治罪者，吾国家定有办法。倘有恶迹，我本应该告发者则自应告发，此亦系帮政府之忙；倘无恶迹，仍以本中央规定诸事从宽为是。最末有几位同来，于是我就把此事同他说明了。我说：“你们放心，我国有一句谚语，曰‘杀人不过头点地’，意思是把人砍了头，他的头也不过落在地上，人既低了头，则其头亦等于落在地上，不能再行怪罪了。如今日本已经投降，则诸事自然由我中央而定。若你们的军阀，恐怕是要由各国联军规定的，其他政学商工各界之在中国者，当然由我们中央处理。我中国之作风，向以宽大为怀，所谓不咎既往，你们绝对不会受罚的，用不着我帮你们忙，然倘用得着时，我一定尽力而帮。不过有一层你们要注意，就是下级不规则的人或者有轨外的行动，那就不敢保了。这也如同甲午我们战败之后，李相国鸿章到门司去议和，还被匪徒打过一枪，虽然后经你们政府治罪，但这路人总是难免的。彼时你们完全是侵略，战胜之后还有人有这种举动，此次我们完全是被侵略，则人人心中之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一旦战胜，则大家遇机会想出出气，也是必有的事情。不过高尚人或受过教育之人，则不容易出此，唯下级人则难保，且几十年来，你们或者也难免有得罪人之处，如关于你们所用的下人等，便不敢说准没有这种情形，然倘有这种情形，我一定可以极力帮助你们。”

大家听完乃高兴而去。不幸而言中，以后跟他们为难及欺侮他们的人确也不少，我确也帮了他们的许多忙。跟他们为难的都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一些没受过教育，且无恒产之人。其实是受教育越高深的，仇恨日本人越深。因为自甲午以后，五十多年以来，日本欺侮侵略我们的事情，几乎是天天都有，就其大者说，山东之“二十一条”“九一八”等情形，难以尽举。这些事情，知识越高的人，知道得当然越清楚，大致除了少数汉奸，及与日本人合伙偷税之商人外，没有一个人不愤恨日本人的。现在他们既然打败投降，大家岂有不想借此机会出口气的吗？但是有许多人都不肯做落井下石的勾当，这是我国传统的作风，所以趁机同他们为难的都是下等人。最普遍的是乞丐，他们没有大的能力对付日本人，只不过想讹他几个钱，但也没有好的办法，也就是讹个三元五元而已。他的办法是夹一破碗或破盆，在要路口等待，有日本人经过，他上前一靠，把盆坠落，便说日本人挤掉了他的盆，非赔不可。有的日本人看此情形，便给五元十元了事。有的不给，他便拉住日本人不放，他不怕打不怕骂，他可以把日本人的衣服完全污毁，结果还是非给钱不可，而且彼时日本人真也不敢打他。他这样讹诈日本人，有许多中国人看着固然是不以为然，但日本人若真打他，则旁边的中国人也不会看着他挨打，因此日本人也只好给几个钱完事。这种办法，北平几百年来已有之，俗名叫作“碰瓷儿”，“瓷”也写作“词”，意思是端着一个破瓷碗，在人群中走，看到一个老实容易欺负的，就和他一碰，瓷碗落地当然要破，就得赔钱，所以名曰“碰瓷儿”。亦有人说，因为一碰，他便可借词，所以曰“碰词”。总而言之是北平一个惯技，这次被乞丐利用上了。诸君或者以为这是一种小事，但彼时日本人确很头痛，因为北平乞丐向来就多，又经日本人八年的工夫，制造的又多了若干倍，大家都是用这个法子，每人每日用不止一两次，简直是闹得日本人不敢出门，后来都到了中央指定集中的地方，才算完事。我在胡同中街上，看到过不知有多少次，看着两边都很可怜。一是日本人，从前何等凶横，一世之雄也，如今却受乞丐的欺侮；二是乞丐在此机会中，没有本领多弄几个钱，费半天气力，只不过得几块钱，还得赔上一个破盆，整齐的他舍不得毁，不要看破的一文钱不值，倘想每天寻觅几个也不是容易的事，倘预先多学一点本领，此时也可多闹几文。一次我把家中几个破盆破碗，给了两个乞丐，他们高兴极了，谢了又谢。但是我嘱咐他们，你们得日本人几个钱也很好，但不许在我门口左近，最好是我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得钱我高兴，但这样事情，我可极不爱看。到如今想起来，我的心思，仍在矛盾的。

其次就是吸白面打吗啡之徒，这种也很普遍。他们所讹诈的对象，多是高丽人，当然日本人也不少，大致都是卖白面开小押的人。所谓开小押者，北平数百年来早已有之，当铺是奉官家命令办的，须受政府的取缔，有许多物件他不收，比如说一双旧鞋，几个旧饭碗，或随便坐的小木凳等一切，他都不收；这种种都得往小押之家去算钱，他几乎是什么都要，这种小押，虽是私人所开，但与地面官人差役都有勾手，大致总是些光棍土豪。日本人到北平，业此者也都是下等人或高丽人，凡开此者都卖针药吗啡等，有许多有吗啡瘾之人当然极穷，偷了东西来卖或押给他换取白面过瘾。开小押之人固然不管法律，而打吗啡之人，更是无法无天。日本投降之后，这班吗啡客，因平常受小押之剥削，如卖押物时，估价之低，已经使这些人怒而无法，到这个时候，可就都来出气来了，大多数的小押店都被抢一空，且有殴打情事。其实这正是他们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再次就是打鼓的，这种人之恨日本人，也有原因。按打鼓的这一行，在北平人人知道的，但北平以外的人，则知者甚少。他是每天担着两个筐，到各胡同中去买货，外面买的是各家之废物或无用之物，骨子里买的多是黑货，多半是本家败类子弟或下人偷出者，而且他们都各有道路。比方这几个胡同归这帮，那几个胡同归那一帮，不能越界来买，所以他们可垄断居奇，合伙把持。住户卖东西，倘头一两位打鼓的给的价，你不卖，则再来者之给价，绝对不会高于前两个，所以忍着头疼也得卖。北平住户所有的黑货，都得卖给打鼓的。后来日本到北平，开了许多小押，专收买这样的东西，把打鼓的生意都给夺了，打鼓的焉有不恨之理。日本投降，所有日本人之物器，都不能带走，只好出卖，买此者都系打鼓之人，最初对于价值，还只是商酌争论，后来打鼓人则颇凶横，类似“就给这些钱而且非卖不可”等这些话都很多，并说：“你们这东西都是抢的我们中国人的，你们就应还我们，还要卖钱？本应该拿着走，给你们一文钱也不少，你们还会不答应！”这些话日本人听了当然很有气，因此动武的事情也很多，结果打鼓的人多，把日本人给打了之后，还把物器抢走若干，而日本人也无处控告，只好忍气吞声。因此当时打鼓的人得的便宜很多，都很赚钱，有许多人原非打鼓者，也打起鼓来了。也有些人来找我，请我出本钱，并说一元钱买了来，可以卖十元，而且几天就可以卖出去，“这是多高的利钱”！又说我已经被他们欺负了七八年的工夫还不趁此报报仇，倘我若肯出名去买，再少几个钱，日本人也不敢抵抗，几天的工夫，就可以赚几千元几万元。我问：“怎能赚许多呢？”他们说：“专靠住户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所有的买卖商号其中的货物都不能带走，都得卖出来，我们能买到三两家之货，便可赚许多。”当时谈的话很多，他们主意也很多。我所以问他们许多话者，也就是为的知道他们心理如何。

说完之后，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心思不过是趁此机会赚几个钱，这很好，我很赞成，不过你们得快办，这不过几天的工夫，等他们一集中，他们就不能卖了，你们也不能买了。至于我个人，当然很想报仇，但报仇的办法，至少要杀他们几个高级军官，可是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种权势，可以说是不能如愿的；若说赚个几千块钱就算报了仇，那未免离题太远。我在家中闷了八年，手中焉能有钱，这个生意我固然不想做，你们诸位赶紧到别处去设法，别耽搁了发财要紧。”说完大家一笑而散。类似这样的小麻烦还很多，虽然麻烦，后来一想也颇有趣。

日本占据北平时，留在北平的人前来看我的也很多，但分两种：一是旧日好友熟人，都来安慰。大家的说法，却不一致。有的人说，日本这样可恶，非设法报仇不可。有的人说我向来于政治无关，必是有本国人倾陷，探听出是何人来，非治他罪不可。有的说，他们早打听过，逮捕我并非要治罪，只是想我同日本人合作。种种谈论很多，且有人想出力代为探询倾陷我者，其意思固然可感，但都婉言谢之；二是帮助日本做事之人，这般人可笑，亦复可怜。在日本刚进北平时，他们是很露高兴之色，因为他们平常即与日本人有来往，有联系，都以为这是他们得手抓权的机会来了，纷相告语，有许多人约我合作，或请我暗中帮忙，那种得意忘形的情形，实在令人发指。到现在固然有许多人藏躲不见，而又来的却也不少，大致是当过日本红差使的人都不见了，凡又来的，都是差使较低，或是从前与我来往较多之人。一进门都带仓皇之色，他们的来意，大致与日本人一样，都是求我帮助他们，且有的人说，在日本时代，他们暗中都替我说过好话，这可以算是无聊到家了。但他们正在不得意的时候，我也不愿抢白他们，我说：“以往的话不必说，我可以帮你们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不过我对你们说，我们政府是宽大的，为首的汉奸，自然不能容恕，你们这些中下级的人员，是问不着的，只管放心不必害怕。”乃有较为更无聊之人，则说：“我们不过是求碗饭吃，谋个生活，何以说是汉奸呢？”我说：“这话不要说，你们认为从前是错了，以后做事为人，或者还可以另有一番斟酌，‘四书’中的‘过’字，不是很坏的字眼，可是过而不改，那就不可问了。你说怎能算汉奸，我问你们日本是不是侵略我们？是不是想灭了我们？一个侵略我们毁灭我们的国家，你们跟他合作，而且帮助他们，请问这样的人，不叫作汉奸叫作什么呢？你们说是谋生活，不错，为谋生活的人当然很多，但不给日本做事，自己也可以生活的人有没有呢？你们自己知道。而且有许多人，不但想谋高升，而且总要找机会，在日本人前献殷勤买好。更有人找机会出风头，类似这些情形，这就不只是为谋生活了。”类似以上的种种事情，每日总有一两批，真可以算是麻烦至极。在彼时我是已经身安心静，而他们正在多所畏惧、多所顾虑的时候，我又何必说他们的闲话呢？其实这样的人，心目中既无道德，又无是非，连自己的行为都不知检点，迨国家容恕了他们，他们还以谋生活为借口；就是真正是简单地为谋生活，也似可不必借以文过，提起来实在令人浩叹。

由中央到北平的朋友，来得就更多了。如老友张溥泉及张道藩兄诸君，都枉过慰问。我说：“中国之受灾难者，不晓得有几千万，伤亡者是不必说了，就是未亡未伤者，哪一个不比我受罪受害较重？我在家中虽然八年之久，但毫未受罪，只是不能行动，而看点书写点东西，于精神亦毫无损伤，实在值不得诸公慰问。再有一层，我固然说不到有学问，但按知识二字说，虽不够高明，在全国国民中，也可以算是中等以上，总之国民的知识，比我强的人，大致到不了一半，不及我的总在一半以上，当国家有这样严重的国难之时，我这种程度的人，总应该替国家出点力量，方不负国家的栽培，家庭的教育。八年的工夫，我对国家或人民，是丝毫的帮助也没有，我自己正深惭愧，而乃劳诸君慰问，岂不羞死？”也有人说我不肯降日本，不与日本人合作，就令人钦佩。我说：“这更笑话了，不投降敌人，不与敌人合作，乃是自己分内之事，应做的事情，有何可钦佩之处？若说一个人做了自己应该做事情便可钦佩，那世界上的事情就钦佩不过来了。”又有人说我可以媲美于孟之反不伐。我也笑了，说：“那更比不了，孟之反虽然是逃回去，但仍整理政治，重整军马，与敌人一战，我这个无声无臭、毫无作为地等候中央胜利的到来，实在无的可‘伐’，又焉能说到‘不伐’二字呢？”以上乃与朋友闲谈的话，自然也有些笑谈的性质，但确都是实情，实在是乏善可述。

最麻烦的是报界的友人来看，多想使我给写点稿子，我本最懒于写这种文字，而且不长于写；他们说我从前在报纸及杂志中，都很写过，何以说不能写呢？我说：“不错，从前确写过一些，但虽经友人催索，十几年的工夫，也不过写过短文一百余篇，后来凑到一起出了版，名曰《京剧之变迁》，其实这不过是仿沪上报中的情形，述说梨园故事而已，于真正研究国剧实没什么重要关系。有许多人以为这就是研究戏剧，其实这只可以说梨园演戏的小故事，充其量可以说是小掌故，若说它就是研究戏，则隔膜太远。”友人说：“不管它于研究国剧有关无关，总之国人多爱听述说旧事。”我说：“这话自然不错，但现在也无可写的了，我从前所写，都是关于从前老名角特别技术的点点滴滴。彼时写此，有许多人或者见过那些老名角，就是没有见过，而知道那些名姓的还很多，所以写出来，许多人看着有趣。如今的人对于那些名角，连姓名都不知道了，就是写出来，大家看着也就不会感兴趣了。”友人说：“你可以写现在的好角。”我笑了一笑说：“现在的角是无可写的了。”友人说：“你太小看现在角儿了。”我说：“这并非我鄙视他们，如今青年的角色，我认识的还不少，就是不认识本人，倘是戏界的子弟，则他们的祖和父，大致我也都认识，且大部分是好朋友，而且我得他们的益处也很多，我又何必鄙视他们的子弟呢？倘我能唱能登台，我说他们闲话，好显着我好，如此则说他们闲话，还算有所为；而我既不能唱，又不能登台，更非仗此吃饭，我说他们闲话，于我有什么益处，而且损处极大。我若说他们好，他们对于我当然有好感的，这等于互相标榜，我又何乐不为呢？我若说他们坏，他们当然也要说我坏话，我又何必如此呢？但我是专从艺术着眼，并非对何人有所褒贬。不信请举一件极小的事情来谈谈。比方《问樵闹府》一戏，问樵一场，范仲禹丢失妻儿，急要寻找，踉跄前行，致把鞋子落于头上，此身段乃老名宿王九龄所创，因其有幼工，故能如此。后谭鑫培演此，完全效法九龄，而做得也非常利落美观，两人做此身段，都绝对不用手，只一抬腿，鞋即落于头上。后来所有学谭之角，演此戏时也都有此身段，但都是用手帮忙，自余叔岩、王又宸便是如此，后来者更无论矣。按这样身段，并不是非有不可，有它可以算是给本戏添精彩，最少也可以说是添花头，但没有它也不能算是缺点。不过有一层，倘若想做此身段，则非多用功不可。由足踢高，把鞋落于顶上，方能点出踉跄急促的情形来。若用手帮忙，则毫无道理了，不但不合理，而且也不美观。可是若想用足把鞋踢落于顶上，那非腿上有功夫不可，至少也得几个月的练习，而乃须腿有幼工，否则一年两年也不见得练得好，而如今的角，没有肯下这种功夫的。总而言之，是从前的角，都想用些长久的功夫，在戏中特别添点精彩，以便吸引观众。

如今是都不肯特别下苦功，只学得老角一点皮毛，便得意自豪，如此则哪能有高深的造诣，特别的技术呢？所以就是写也无可写的。”友人说：“这件事情不写，可以写点别的事情。”我说：“自中央人员到此，每日人来人往，又不断出门看友，真是没有兴趣写东西。”友人说：“如此把旧日写的东西拿出来登登报也好。”不得已只好把七八年来所写者交给他们去登。这一位持去，那一位也来要，彼时北平各报差不多都有我的稿，尤其是天津《益世报》登得更多，这一来不要紧，可给我出了广告了。因为我所写关于戏剧的几种，没有往外拿，所见于报者，都是关于北平的故事，如《故都琐述》《北平土话》《北京零食》《三百六十行》，以及《小说勾陈》等。我自光绪庚子以后，出了书房门，对于书本中的学问，就算是没有实在用苦功夫研究过，但对于家庭社会中的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庆吊、酬应、来往、买卖、工艺、技术、娱乐、游艺、饮食、游逛等，我都极感兴趣，极愿研究。倘有一种情形，不能明了，则必想各种方法去研究它，因此我知道的零碎事情特别多。因为研究无论任何学问也不能离开社会的实在情形，倘若不管真的实事，而只知研究书本的记载，那总是近于空虚的学问，所以我对此特别注意。但我这种工作，外边知道的人并不多，只有些好友稍知，如朱桂辛、袁守和诸君便常以此夸奖我，而外人并不知道，因这一登报，可以说是给我登了广告，知道的人可就多了，都说我知道的北平掌故最多。其实这不过是零碎事情，够不上是掌故，不过由小的事情可以得到重要的理论，也可以说是由细微的情形可以发现有关历史的学问。这种例子很多，不过人多不注意，现在把我所感觉的事情谈一件。

我因为研究北平的零食及各级饭馆子的菜品，而得到下边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理论。西洋的筵席，基本原料是牛羊猪鸡等物，多少年来，可以说是没有重大的变化，至于烹饪法，则当然另有进步。中国则不然，在周朝时，牛羊猪兔狗鸡等是极平常而离不开的原料，两汉到唐朝，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是侧重猪鸡等物了，此在正史中不容易考究，然从《玉芝堂谈荟》《酉阳杂俎》等书中，往往可以看得出来。宋朝以后差不多是专在猪身上想法子，元朝又兼用牛羊，此在《饮膳正要》一书中，可以稍稍看出。到明清两朝，差不多牛羊肉就不能上席了，我收藏有明朝的两张半饭馆中的菜单，其中都没有牛羊肉。按这两张菜单，固不足为凭，但散见于各种笔记中的这种情形，也恒看到。到清朝后半季，则乡间之席，可以说纯是重用猪肉，尤其北方更是如此。比方河北省乡间之席，是一碗条子肉、一碗方块肉（亦名东坡块），一碗肘子（蹄子）、一碗拆骨肉、一碗杂碎、一碗猪肉丸子，或加一碗鸡、一碗鱼，几乎都是猪肉。大城池中之席，中等席仍以猪肉为主，高等席则以鸡鸭鱼及猪腹内之心肝肚腰等物为主要品了，虽然也仍用猪肉，则整用者至少，大多数是细切或剁碎，炒丝炒片，或做丸子等。如炖肘子、东坡块等虽亦恒见，但都非重要菜品。以上乃说的席间菜品之本质，至于山珍海味的特别品，那是踵事增华，特别要好，特别的花头，类如南方之鳝鱼席，北方之全羊席、全猪席（西四牌楼南之砂锅居，即专做此种）等，那是特别又特别了。

以上所说之由重用牛羊猪，进而为重用猪，又进而为重腹内各物，在这种过程情形中，可以有三种的感想或研究。

一是原料的关系。这与国家疆域变化有关。所谓周朝重用牛羊者，因唐虞三代发达都在山西、陕西一带。西北地带，虽非寒带，但山多宜于牧畜，所以彼时重用牛羊。两汉时代及以后，渐渐重用猪鸡等物，此已是家畜，大概彼时内地开发已广，荒地少，时农田多，牧畜便减少，家畜便发达；西北一带，虽仍是游牧之地，但匈奴已强，则其地所产之牛羊，便不易来到内地，此所以席间牛羊渐少，猪肉渐多也。在唐宋几百年中，牛羊亦微，而海味渐渐地大风行起来，此盖系朝廷对北方力弱，而渔业比从前发达了许多，所以食品也多往海产中追求。元朝来于蒙古，当然又重牛羊，乳酪气味，普遍了北几省。明朝后牛羊肉亦未十分发达，其实清朝势力远及蒙古，由彼来牛羊极易，之所以不十分畅销者，也有原因：古时所食者，都是山野的牧牛，俗名菜牛；两汉之后，牧牛渐少，耕地之牛渐多，所食者多系耕牛，大家遂说，牛之一物，拉车耕地，给人类卖一辈子力气，结果还落一个宰而食之，以为太忍，于是便有不食耕牛的说法。其实蒙古之牛，何尝能耕能运呢？但因为不食耕牛的说法盛行，于是牧牛吃得也就少了，尤其羊肉不适于热带，所以南方吃得很少，而北方亦止秋后食之，到初春吃得就很少了。周朝及以前，建都在山陕及河南北部，较为寒冷，故食羊肉较多，以上乃原料变化的由来。

二是割烹的关系。西洋到现在仍是只讲烹而不讲割，中国古来便是割烹并重，不过古代割也很简单，如“割不正不食”等记载，只是割得正当与否耳。两汉以后的切法已有进步。唐朝《酉阳杂俎》一书中，已有“蝉翼切”等名词，则其薄可知。因为地面开发，牧畜业日微，全靠家畜，则当然不够吃，对于肉类不能不节俭用食，于是乃创出细切的办法，以配合各种菜蔬使用。因为细切，又创出炒、爆、炮、涮等速成的做法来，其原意大致就是因为俭省肉类，而这种种速成的做法，可以说是又省原料又好吃，至今世界为中国独有之菜品。

三是卫生的关系。周朝时代，食各种兽类，似乎是只重用其肉，对于腹内各脏，是不讲吃的。西洋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尚是如此，近三十几年以来才加重视，从前几乎是废物。我国则千余年来就重用它了，尤其肝、肚、腰子、大肠等更为重要，再细者则为鸡鸭腹内之物，再细则为鱼类腹中之物，类如鱼肚、鱼骨等也是大馆子恒见之菜。中国人早就说，肚肝等之滋养料比牛羊肉多，吾国从前化学不发达，这种理论当然指不出确实的证据来。近来据西洋人化解，已知道这都是于人营养极好的物品了。吾国对于鸡鸭鱼等腹中之物，虽早已极有研究，但牛腹中之物，则至今尚不重视，按牛肉滋养料多，则腹中之物滋养料亦不会少，然这些东西，到目下仍是在街头上卖的，大饭馆中尚不见，可以说仍都是下等食品，阔人都不吃。这大概是因为两汉以后，不容易吃到牛肉，对于牛肉的吃法，没有许多研究的机会，所以至今牛肉的吃法还很简单，则对它腹内的物品，就更不肯研究了，因为千八百年的时期吃得很少，口味已失掉了习惯，后来简单地就不大爱吃，于是更没有人研究了。所以至今牛腹中之物，在北平仍是街头小贩的下等食品。

以上说的这些话，证据似乎不够充足，理由也似乎不够圆满，我从前有搜索的这种材料，但不在手下，无法填补利用。再唐宋以来各种笔记中，亦常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记载，但手下无书，记忆力又不够，亦不能引用，只好就这样大略随便说说。按此事诸君或者笑我胡说，也或者说我随便瞎扯，不错可以说是胡说，也可以说是瞎扯，但这确是一种理想。世界上的事情，有理想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就可成为实事。我是因为在北平多年，看到许多物品在街头背筐挑担卖食品的小贩处买得到，而饭馆中则无有；也有许多饭馆中有，而小贩担中却没有的，所以我才研究此事，知道国民的食品，是与政治国势有极大关系的，若再能详细调查，再由书本中街头上找证据，则未尝不是一种学说，此事容另详之，兹不多赘了。

最后是由中央到的一般新旧朋友，怂恿我把国剧学会还办起来，把所有物品也再陈列出来。这自然是我极想做的事情，但我既没有地方又没有钱，怎能办得到呢？“七七事变”之前，我用的那一所房子异常宽大，在西城绒线胡同路北，共有大房间三十余间，然陈列已满，尚有许多物品不能陈出。日本军进城，被他们占据，日本投降之后，又被某机关使用，用了很大力量，也没有要回来，再找这样一所房子，实不容易。有人建议，演义务戏筹款。又有人说，我虽与戏界人都相熟，但筹款不能完全靠戏剧界，因为既想筹款，则票价须高，仍须观众帮忙，若戏价只卖物之所值，则余款太少，若想筹款，自然就须增高票价，若销票听其自然，则未必能卖好，这必须组织一个推行委员会，以便分力推销。又有人说，组织委员会也不可勉强，最好是先把国剧陈列馆中之物品陈列出来，请大家看看，方能引人之兴趣。陈列固不难，但房子则不易觅，且东西太多，若陈列出来，就得陈列一个相当的时期，长久固好，最短也得有半年，否则太费事值不得，于是就有许多朋友帮助找房。出力最多者有陈纪滢、梁实秋、王向辰、袁守和、张伯谨、许惠东、沈兼士、胡伯翰诸兄，故宫博物院诸君也很帮忙。由袁守和君建议，借景山之观德殿陈列，地方是极好，但此在故宫博物院范围之内，这些东西送进去是很容易，倘有时须往外取时，则手续相当麻烦，乃改借前清之堂子。堂子者，乃前清祭祀远祖之所，原来在御河桥之东边，规模极大，凡有大典，如出征祭大纛旗及凯旋献俘等，都由皇帝亲身致祭，王公陪祭，礼极隆重；光绪庚子，被意大利占用，此处原为一小宫殿，不得已将就用之，所以很小，正殿不过十间，本不够国剧学会各物之陈列，但房不易觅，只好将就用之，然能得此房已很不容易了。没有想到，陈列出来之后，虽然未尽陈列，而且地方不够，虽陈列出之品亦不能按科学方法，分类界限清楚，更无暇每件做一说明（从前陈列时，每类每件，都各有一说明牌，经此变乱，都遗失了），虽如此将就，观者亦颇感兴趣，都以为得未曾有，盖这种文献之物器，大多数都是不容易见到的，尤其是文献，恐怕全中国，也就是只有这一份，所以大家都觉新奇而感兴味。

因此遂提起了大家的精神，都说一定得筹款设法维持。筹款的方法，只有演戏最为合宜，而且省事，用什么名义呢？王君向辰说，南京国立编译馆，改正许多剧本，总没有人演，此时可否找人排演几出？我说大概可以办到，但这种性质的事情，似乎须找老角。大家问为什么非老角不可呢？我说不是非老角不可，但老角有种种的优点：

一是老角久未演戏，或不常演者，偶尔一演，其号召力当然比青年角色大得多。

二是戏词虽经编译馆酌改，但经青年角演出来，不见得能得到戏界及观众的重视，若经老角一演，则必为大多数人所注意，则于已改之本或将来再改之本，均有极大的助力及影响。

三是青年角色大多数都是一出戏，只会唱一种词，如此你使他骤然改念词句，是较为难。老角则会的种类较多，一出戏往往会两三种词。比方随便说一句，《长坂坡》糜夫人跑箭一场后见赵云之词，就有三种之多，有的唱人辰辙，有的唱幺条辙。这种地方，旦角得听武生的，因为武生先唱，他用什么辙，旦角就得跟着唱什么辙，所以有时唱“大将无马怎能行”，有时唱“大将无马怎能逃”等这种情形很多。这还只是说同别人合唱，有时自己唱，其词句也不一样，老角会的多，听见说过的也多，他改念词句，不但不甚难，且也不觉得新奇，倘使青年角色改念词句，他便以为是很大的事情。因为自初学唱，就是这一套词，永未改过，所以让他改，是较难的，甚至他不肯改，也是平常事体。老角对此，则看法较活动得多。

大家很以我这话为然，于是决定先与各老名角接洽接洽，好在老名角我都认识。没想到，开首一访问，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而且感叹了许久，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原来这八年的工夫，去世的老角很多，这大概是生活不能如意，精神大受损害的关系，简直地说，除尚和玉一人外，没有比我年长的了，最老者也都比我小一两岁，其余就更不用提了。回头一想，从前的老角，如杨小楼、王又宸、曹心泉、吴彩霞、俞振庭、余玉琴、阎岚秋（九阵风）、慈瑞泉、冯蕙林、程继仙、时慧宝、余叔岩、范宝亭、钱金福、张彩林、郭春山、孙怡云等这些老朋友，从前有的往往遇到，有的天天对谈，是何等有味，如今一问，都去世了，真真是“访旧半为鬼，安得不惊呼”呢？本来想都找老角，但人太少了，只好找年轻一点的，除尚和玉外，如萧长华、马德成二人算是最老的了，萧长华比我小一岁，马德成比我小两岁，其余谭小培、王瑶卿、王凤卿，还可以算是前清的名角，若贯大元、侯喜瑞，只可以算是清末民初的名角了，然年最少者也已五十多岁，也只好得算老角了。约他们几位来，同他们一商议，他们说，我们都是几十年的交情，又是为国剧学会筹款，一切都好办，只是光演旧戏，恐怕不够看，不能满观众之意。尤其是尚和玉先生说得更好，他说：“现在国家胜利，一切维新，我们也得有出新戏演演，才算够劲。”萧长华同他开玩笑说：“你这是最老的角，偏要演新的戏。”说得大家大乐。陈君纪滢说：“正好有南京国立编译馆修改的剧本，请你们诸位演演，不过得现念新词，恐怕难一点。”尚和玉问：“改的多少？”王向辰说：“改的不多，不过略事修正而已。”尚和玉说：“那不难，有两天的工夫就够了。”我说：“我曾说过，老角倒往往不怕改词句。”尚和玉说：“那是不错的，下像他们年轻的人，只会一种词句，老一辈的角唱《空城计》，哪一位不是会两三种词句呢？如今的角，都是只会一种，差一个字，他就以为不对，因为他们学得太少，所以才有此现象。说起这话来，在北平唱戏是最便宜的，大家都在一处，所唱所念，都差不了许多。若在乡间唱戏，就不是这样子了。这个班离那一个班，至少也有几十里路，这个师傅离那个师傅，相离或至几百里路，谁跟谁学的也不一样，不论搭哪一个班，也得与各角对戏，否则在台上非碰不可。北平虽也有对戏这个名词，但不过是大略说一说，因为大家学的都差不了多少，所以在京外演过戏的人，心思都活动。谭老板唱的词句就往往不同，有一出戏，我听过他三次，一次一个样，这固然是他特别的天才，但他二十岁时，他同刘景然、李顺亭等，在京东一带演过两年多的工夫，于他也未尝没有帮助。”大家见和玉说得这样有趣，于是也都高兴，商量演何戏，在编译馆改正的戏中，找了两出，又特别改良了一出，定规共演四出，先规定了《芦花荡》《翠屏山》《夜奔》。戏界诸君便又说，光是这样的戏，怕不能餍观众之望。第一，只是我们这些老古董，老是够老的了，但是不能叫座，必须找一两位年轻的，且须旦角才好，说得大家大乐；第二，光这旧戏，虽经改过，也不够新鲜，要想保险，还得有一出新戏。大家说，现编是来不及了，问我有无编就现成之戏？我说还有两本未演过，但一本不合此次之用，其余一本曰《桃花扇》，倒可将就，不过也有不大合宜之处。这本戏我编时有两种主意，一是反对借外力来侵略中国，如清兵之下江南；二是描写当时之政局之腐败，如马士英、阮大铖等，所以使李香君把他们大骂一顿，这恐怕有讥讽现政府之嫌。再者听说已经有人编了一出《桃花扇》，倘我们演时，恐怕有同他打对台的嫌疑。大家说这三个问题，都没什么关系。第一项的借外力侵略中国，正合目下情势。第二项的官员腐败，现在虽然不是这个样子，但这样的官员仍然不少，演出来使众官知所警惕，借以自省也好。再者不能说现在没有坏的官，就不能演坏官员的戏了吗？至于别人也要演《桃花扇》一层，更没有关系，本子不一样，演的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妨害呢？于是便规定了演此戏。此戏主要的角色，当然是李香君，因稍微年长之角，念新本子太慢，且别的戏忙，不克演此，遂选定了杨荣环。为什么演这四出戏呢，都有些理由。第一，前三出都经国立编译馆改正过，《桃花扇》也经国立编译馆转呈教育部审定过；第二是这四出戏，都各有它的特别优点；第三是前三出戏，都是各该角的拿手戏。兹在下边大略谈谈各剧的优点。

《芦花荡》为《西川图》中之一折，乃歌舞并重之戏，不但所有身段都与词句呼应，而美观之外，尤饶潇洒滑稽之致，出场起霸，花样繁多，与他剧不同，从前特名之曰“芦花霸”。

《翠屏山》一戏，为观众所皆知，似乎不必介绍，但此剧的构造及演法，实为旧剧之代表作，不可不略加说明。按《翠屏山》，乃明朝人一部传奇之总名，清初翻成梆子腔，演来比传奇紧张，常演得吵家一场，由传奇中之《反诳》及《交账》两折翻来，比传奇紧凑精神。而杨雄遇石秀一段，尤为精彩绝伦。按此段为杨雄刚出家门，欲往外走，忽闻石秀咳嗽声，杨心中自忖：“这是石秀的声音，他对我妻室如此无礼，本应与他翻脸绝交。但因多日交情，且立此地，不理睬他，看他有何举动，或有何话说，再作道理。”遂背立，佯为不理。石秀见杨不理，心想：“杨雄与我至交，平日甚相亲爱，今日如何这般情形，其中必有缘故，但他是兄长，我应当先上前去招呼才是。”于是上前一揖曰：“杨仁兄起床来了！”杨雄此时想：“我虽然想不理他，但他向我施礼，也不好不予招呼。”但仍不愿直接答礼，乃望空念出一句成语：“贫贱之子不压富。”石秀一闻此言，心中自忖：“他为何不直接理我，而念起则儿来？”（念则儿为北京土语，又作嘴儿。）于是亦答以“背地听妻反谈吾”。杨又念“沙滩无鱼怎落网”，石又念“男子须称大丈夫”。杨问：“哪一个是大丈夫？”石云：“俺便是大丈夫。”杨云：“近前来讲话。”于是啐石三口而去。石秀愤极，乃曰：“我与他朋友相交，就是这样地待我？”又一想：“看此情形，我须赶上前去，分辩几句。”及至赶了几步，见他已去远，又自忖道：他既已去远，何必再赶，而且看此情形，辩亦无益。于是幡然改计，但仍持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态度，只好自言自语：“不免清算账目早离他家。”乃持账簿，进二门与潘巧云相遇。以上情节，虽是极短的时间，但情节则相当复杂，请闭目一思，编剧时须用多少话白，方能全盘写出，而他编这出戏，只用了六七句话，将二人的心事及各种情节，完全烘托出来。他所以能如此者，全赖有背供、神气、身段、舞式四种功用，遂使演者轻松而美观，观者明了愉快，这种场子，在旧剧中亦不多见。

《夜奔》系《宝剑记》中之一折，本为歌舞并重之戏。所有舞的姿势，除与词句音乐配合外，都极优美，可以说是安排尽善之剧，可惜各角所演，失传之处甚多，例如杨小楼之身段，就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其实他是张淇林所授。淇林之身段，都很讲究，教与小楼自不会错，不过因小楼年岁之高，力不充足，所有费力之处，都不易做到，不得不设法通融办理，所有身段，遂大走样，不合理之处，就很多了。吾乡之昆弋腔班，当年老角之演法，都是由北京传去，而且尚无大变更。一切扮相穿戴，都仍是旧谱，所以特演此戏。再此次特演两出北曲者（《夜奔》与《芦花荡》），因其为国剧中存留最早的腔调，且极多精美的舞式，若南曲则较此相差尚远。又有人谓本会以皮黄为国剧，实属误解太甚，本会之所谓国剧，乃国内所产生之戏剧，一切中国之戏剧，均包括在内，如弋腔、昆腔、秦腔、梆子腔，川腔、滇腔、皮黄，粤剧，以至越剧、蹦蹦等都不能例外，如有好剧本，好演法，无不尽力提倡。

《桃花扇》传奇，共为四十出。此次翻成皮黄，只摘取四出，即由《媚座》《守楼》《寄扇》《骂筵》诸折改编而成，宗旨是借鉴往事，警惕来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按抵抗侵略，固属重要，而斩除贪污，清明政治，实为强国之根本。然究止官邪，不得专赖政府，贪污枉法，亦非专指官吏。凡我国民，应群策群力，尽量协助政府，消灭暴力，扫尽贪污，排除一切建国之障碍，则是此剧的微旨。如李香君以一妓女，而对马、阮大僚毫不惧怯，侃侃而谈，激怒对骂，不顾生死，此种精神，如果能发扬光大，奸邪小人、贪官污吏何愁不除？国家社会，何愁不安邪？

组织就绪以后，在银行公会演了两天，华乐戏团演了三天，居然天天满座，而且大受欢迎。所以受欢迎者有两种原因：一是前三出都是经国立编译馆改正过，有许多人要看改过的本子如何，而且尚和玉、马德成二君，都是七十岁以上，尤其尚君特允唱开场戏，大家更以为新奇；二是《桃花扇》之剧本，在我初编的时候，是针对彼时之腐败政治而言，没想到日本投降以后，由中央来的官长，能使民众满意的，实不多见，观众以为剧中李香君骂马士英、阮大铖的词句，就是骂接收的高级人员，所以听着特别起劲，且特别兴奋。咳，我实在没有想到此戏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演全了戏，每角都送了几个钱，又请他们吃了一回饭，借以长谈。我当然对他们客气几句，谢谢他们。没容我的话说完，尚君和玉就说：“齐先生什么客气话也不必说了。我们几人这回演戏，就算是名利双收。第一，我们两个人都是许久未曾登台，马老板（德成）固然是二十年不常演了，我也是十几年未唱过，不经您这一提倡，谁还知道我们啊？第二，每人又给这许多钱，可不是名利双收吗？”马君德成，为黄月山的入室弟子。在光绪年间，北京武生分三派，一是俞菊笙兼唱花脸，如《拿高登》《金钱豹》等；二是黄月山，兼演老头儿戏，如《独木关》等；三是李春来，专演短打的戏。黄月山外号黄胖，得意弟子首推李吉瑞，次则为马德成。他吃着饭，叹了一口气说：“曲不离口，技不离手，如今二十多年不登台，所有身段都退化了。”我说：“有幼工还可将就，倘无幼工则一时不练，便要退化。”尚君同我玩笑，向我：“您有什么幼工？”他不过是随便问问，我说：“敝村有花拳门，能者极多，我虽未正式学过，但自幼常看，也会个几手。”他说：“花拳讲究打飞脚，您还能打吗？”我一字未回答，站起来就来了一个，他们都非常惊讶。萧长华说：“没想到您有这套本领，您这个飞脚打得还是很高，要早知道，早请您到富连成当教师去了。”我说：“光会打一个飞脚，也不够教师的资格呀。”尚君说：“如今什么也不会，就想当教师的人多得很呢！”萧君说：“圣人说诲人不倦吗，把人都毁了完事。”时陈君纪滢、梁君实秋、王君向辰诸君都在座，他们也没有想到我能打一飞脚。尚和玉兴致来了，也打了一个。萧君说：“你看你这个飞脚不及齐先生打得高，然而你的身份，已够教师的师父了，那齐先生有什么不可以当教师的呢？”大家谈了几个钟头，真可以说是尽欢而散，临走时还特别说，以后国剧学会有何事情须用他们，只管告诉他们，随唤随到，绝对没有问题，这也很可以钦佩。

第三章

谈家常·离开北平

谈家常

前章谈的是日本投降前后的情形，本想接着就把离开北平的情形来谈谈。奈有许多友人到北平舍下去过，他们都说舍下家庭的情形，极为特别，极有意思，必须也要谈谈，且有许多外国人因听说舍下情况特别，而来拜访参观者也很多，也可勉强谈一谈。按舍下之家庭，在前清以前是极普通的情形，到民国以后似乎是有点少见了。因为舍下是旧式的家庭，所谓大家庭，我们老弟兄三个人，一同居住。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家兄竺山七十九岁，我七十一岁，舍弟寿山六十六岁，家嫂等妯娌三人，也都六七十岁，下一辈男女二十余人，有（三位女家的）甥男甥女等，因在北平上学的关系，也多住在舍下，全家共有三十余人。自从光绪二十九年搬到裱褙胡同，到现在已经住了五十余年，没有口角过一次，全家永远是和和睦睦，这也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外国人之到北平者，常常有人来舍下参观，他们都以为非常之新奇，问长问短，各方面的情形都要问问，甚至拉住小孩，也问许多的话，且有人极愿在舍下吃一顿饭，并有应报酬多少钱，极愿照付等这些话。如此热心者，当然就要留他吃一顿饭。台下每顿饭，总是分三四桌，他们也夹杂其间，尤以为有趣。他们最以为新奇者，是舍下吃饭永远用粗瓷碗碟，且每顿饭只是两样菜一样汤。他们常常问到，为什么用粗瓷盘碗，且中国人吃饭用菜样很多，何以独否？我回答他们，一则我们生长在乡间，永远保存着乡间的习惯；二则用粗瓷家具，乃先严留下的习惯。先严常说，杜甫诗有句云：“莫笑田家老瓦盆，也曾盛酒长儿孙。”一个瓦盆使用几十年，吾等虽不必一定用老瓦盆，但如今之奢侈，必用细瓷者，则万不可效法于它，至于每饭之菜肴，必用四样八样，所谓成席者更可不必。按吾国每饭之菜品，必四样、八样、十六样等，实自三代已然，《礼记》一书中记载颇详，一直传到现在，但似应于行礼宴会时用之，家居实可不必。且每日烹饪，耗费时间太多，可以说是无谓，不及每饭只用两三样，如嫌不够吃，则可每样多备一些，亦可足用，是菜样少，而数量并不少，一样可以食饱，只省烹饪之时间耳。所以舍下不但平日吃饭如此，即过年过节，除有外客正式宴会外，也不用成桌之菜，只比平常吃的较好就是了。其实这种吃法，也就是仍然保留着乡间的习惯，并没什么新奇。西洋人都说这种办法实与西洋一样，西洋稍讲究之家，平常也不过一汤两菜，不过吃的前后不同，西洋人先喝汤，中国人后喝汤耳。外国朋友因为在他们社会中，看不到大家庭情形，他们多说，在历史中也曾读到过，从前西洋家庭也是这样的组织，但现在已绝迹，偶尔在文字中看到，也实在不知其真相，且有时半信半疑，今天居然真正见到，所以对各种情形，问的话很多，我对他们讲得很多，兹归纳着写在下边。

外国人以为最奇怪的是这许多人住在一起，永远和睦而无争论之事。我对他们说：“这固然很难，而也很容易。所谓难者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际遇之难。吾兄弟三人，受先严的教育，弟兄和睦，可以算是平常事体，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人人不把钱财放在心里头，也就够了。所难者是她们妯娌三人，未来吾家之前，谁也不认识谁，是毫无感情的，以毫无感情的人同居一处几十年，且各有利害关系，日久不伤感情，则确系不易的事情，所幸的是她们三人天性都很好，这就是前边所说的际遇了。虽然是际遇好，但这许多人同居，也得有特别的办法，不过虽然说是特别，其实也很平常，即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果能诸事平均，则自然没有竞争的事情发生，韩退之所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就是这个道理，吾家衣食费都是平均的，每年每人衣服钱多少，都各交本人，小孩的则交其母，有余则归其母安置，吃食是大家一样。偶与小孩等买些糖果玩品，则必须每个小孩都要得到，倘偶不够分，则视该物宜于较大之小孩，或宜于较稚之小孩。且宜于较大者，则由最大者分起，分到谁谁就可得，再小者就得不到了，如糖果等则当然是尽小者先分，也是分完为止，最大者就没有了，如此则没有人心中不平。再者还有一件事情，诸君当然也知道，就是世界中的女子，多数爱在细微处注意，这种情形几十年来我看到的很多。比方从前的家庭，一家父母有两个儿子，且都已娶妻，又各有小孩，大儿读书，二儿务农，则大儿当然穿得总要好一些，如此则二儿当然有点不愿意，可是还不重要，倘给大儿妇添一件衣服，而不给二儿妇添，那她可以怒形于色，其实这比大儿读书多花的钱少得多，但她则视为比那个重要。再往细微里说，倘给大儿之子买点玩物，或买块糖，而不给二儿子，则二儿妇之怒便可终身不忘，甚至从此便可永远不会和睦了，从前家庭中这种情形多得很。按大家庭的制度，西洋从前也是如此，不过早已打破，而中国则到现在仍保存着这种办法。从前的学者都是极力提倡，所谓张公九世同居，社会认为是极可取法的道德。其实详细一审查，真正和睦之家，乃是千不见一，所以父母一死，都是即刻分居，还有许多因实在难处，在父母在时便已分居，单给父母留一部分产业自己度日，或父母愿与最小儿子合居，倒可把自己产业与小儿合并。且有不给父母留产，使父母在各儿子家轮流吃饭者，甚至有平常吃得较好，在父母来吃饭之时期，则特别吃得较差者，种种怪现象，不可胜举，这都是同居的遗毒所致。往日大家一家同居了多少年，外面虽不至斗殴，但积怨甚深，兄弟不交谈者，都往往有之，所以分居之后，多少年尚不能恢复感情者，亦恒有之。也有同居时常常口角争斗，不得已始分居者。总之都是受旧学说的约束，以为同居是美德，分居怕人讥笑丢面子，结果是为这点虚面子，而受了很大的实祸，因为兄弟不和，乃至冤仇难解，则其财产之枉费，更是可想而知的了。那么有这样大害，为什么大家还要同居呢？这固然是为点虚面子，但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不过这话说起来太长，这与工业国或农业国，有极大而直接的关系。工业国家无须大家庭同居是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分居也是各人做各人的工作，同居与否没什么分别。农业国在南方影响还小，因为南方多水田，耕地只用一人一牛便足，田多则多养几头牛，田少则有一头，也一样地耕种，毫无妨碍。北方都是旱田，耕地非两头牲口不可，最好是两头驴马，耕得深而较快，两头牛则虽可深耕，而行动则慢，至少要两头驴亦可耕地，但力小而不能深耕，倘稍耕深它便拉不动。种地最要紧的是深耕，深耕则土翻上来的当然多，则土有休养的时间，去年生殖禾苗之土，今年便可以在地下休养。若耕得浅，则每年滋养禾苗都是这一部分土，庄稼收成当然减少。若养不起两头驴，则地便算无法可种。比方说：一家父亲之下，有三个儿子，而有一百亩地，养两头牲口，三个儿子合作，便可把田种得很好，便是小康之家。倘一分居，则每人只可得三十亩，三十亩地之家，养一头驴还可将就，再多就养不起了。然一头驴绝对不能耕地，这于耕种度日等，都发生了极严重的问题，若地再少一些，则一头驴也养不起，那可以算是无法耕种了。因为有这种情形，在同居之时，虽兄弟有不和之处，他父亲也要提出这些情形来警告他们，使他们彼此和睦，不要分居。而做兄弟者对于这些地方，也要想一想，料到分居后各种为难的景况来，也只好暂且不分。以上乃是吾国北方乡间兄弟多同居的一大原因，至今犹然，这可以说是不只礼教的关系，也有利害关系。若城池中人，则务农者较少，北平尤甚，多靠做官当差为生，各人当各人的差使，同居与否无大关系，所以父母去世之后兄弟同居者就很少了。再者北方还有一种陋俗，也是于同居很不方便的，就是无论谁家，娶了媳妇来，多是只管吃住，不管衣服。每个媳妇都由她娘家赔补，甚至生了几个小孩，也由小孩子之外祖家供给衣服，所以每个媳妇都盼望往娘家去住，以便添点衣服，但也相当不舒服，因为回娘家去时，须请示婆婆给多少天的假，定规多少天后，婆婆要还给这些天的工作，带回去做。且总是工作较多，大致若住一个月的工夫，要给四十天的工作，如果做不完，便须请娘家的嫂子及弟妇帮助；好在娘家的嫂子弟妇等，也有娘家，她们回娘家去时，也是这样办法。还有最厉害的恶习，是儿媳妇住娘家，回来的时候，必须给婆婆带些吃食来，乡间没什么好的东西，不过是蒸的馒头包子等，有句谚语曰：‘媳妇娘家走，婆婆张着口。’足见回来时，是非有吃的不可，而且是越多越好。乡间送礼，没有盒子匣子等，只用一个篮子，婆婆看待儿媳妇的好坏，全看篮子的大小，比方大儿媳妇家富，送来的篮子大，则婆婆待大儿媳妇便特别好，二儿媳妇家穷篮子小，便要虐待。这在家庭间暗潮就很大了，媳妇之衣服专靠娘家供给，因娘家贫富不同，平常穿戴，已经相形见绌，使人难堪，再加婆婆之鄙视，这种家庭怎能平静？所以有许多家庭，外面虽同居，而内容实际，则有许多苦恼。舍下本无须同居，且向来也不以此为自美自豪，实因清末民初之间，有十几年家兄与舍弟，一在德国，一在法国，而家眷则留在北京，辛亥年先严去世，本可分居，但家嫂弟妇，她们都不愿分，小孩等更不愿分，而且舍下小孩对我们三人，向来没有父亲叔伯之分，他们脑思中一样同是长辈，分居之后人少，不及合居热闹，因此就一同住到了现在，也没有人愿分。好在也无的可分，从前做买卖虽能赚几个钱，也都供给十几个小孩到欧洲留学花完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有一所旧房及每人身上的衣服，还怎能分法呢？虽还有一两个买卖，这个年头还能倚靠它生活吗？不过可庆幸的事情，就是老老少少，都自己能谋生活，不至于冻饿。到现在出来，就算分开了，将来回去，仍住在一处，一处吃饭，就又算没分，而且这种不分，也于下辈很有趣味，这话乍听当然更是新奇。二十余年以来，下辈的子弟，多已男婚女嫁，舍下的章程，是无论男女，婚嫁之后，愿自己在外边单住，或回来居住，都可随意，谁挣的钱，家中也一文不要。可是婚嫁以后，就只供吃住，不供衣服了，自己单住，偶尔回来，亦无不可，尤其是男子有事外去，一时不能携眷，则当然是在家来住一时，较为方便。我们大家同住，他们来家，则所有骨肉都可见到，所谓合家欢聚；倘我们分了家，则他们回来时，便须到各家去看，方能通通见到，且感觉人少而寂寞，所以他们都不愿我们分居。”与西洋朋友前后谈的话很多，他们都极感兴趣而新奇，有的人把此种情形与他们的夫人写去，往往接到回信，使他们补充着又问各种情形，且问得有非常有趣及可笑的言语，我现在是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一些，兹写在下边：

大太太想吃什么，是否须与二太太、三太太商量，或各人愿吃什么就吃什么？

大太太给她的小孩买糖果玩物时，是否也须给其他小孩照买？

大太太娘家来了客，是否也是二太太的客？

三位太太与三位先生，于共桌吃饭时谈话，是否对外来的客人一样的情形？

此位的太太，是否一样可以管教别人的小孩，是否可以与管自己小孩一样的申饬？

每晚睡前，是否彼此都说一个晚安？

三位太太，遇有各人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否可以自己单独购买？

大太太以为二太太的小孩有过失时，是否可以就管，或须告于二太太？

此位先生是否可以与彼位太太互吻？

问的话很多，不必尽举，他们接到这样信，就往往来问，有时候一个问题，就得解说十几分钟，结果互以为极有趣味。比方说他问嫂子、小叔等是否可以互吻，我对他说：“您可以给您太太写回信，说中国的习惯，不但小叔、嫂子等不能互吻，连夫妇二人，当着人也万不许互吻。”他大乐说，这封信写回去，不晓得他太太以为多奇怪呢！在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的工夫，与西洋朋友这样的谈话，就很有些次，虽然相当麻烦，但也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位美国人，他来舍下谈过五六次，他说过一段话，也极有趣味。他说，他在北平住了二十几年了，前次回国，就住在他的儿子家中，有儿媳妇及两个小孙子，一家连他老小五人，应该相当地快乐。一次一个小孙子淘气，他说小孙子，小孙子不听话，他就在小孙子肩上拍了一下，虽然是责打的意思，但也绝不会疼，可是儿媳妇提出抗议，问他有什么资格可以打她的小孩？他听到这句话，心中难过极了，勉强住了两个月，乃决心回北平，永远不再回美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北平太好，像你们这样大家庭，固然不多，但父亲同儿子、儿媳及小孙子等，住在一起的还不少，一切家政归儿媳管理，父亲挣了钱来也交给儿媳，一切衣服吃住，甚至应酬等，自己都不必操心，都归儿媳张罗，自己一切都是现成的。晚上谈天，一家融融和和，真是快乐，偶尔小孙子淘气，他妈妈训教他，说不听话爷爷是要打的，这句话听着从心里舒服，如此方是一家。在美国绝对听不到这样话，所以我永远不回美国去了。

他这番议论，虽然是很特别，但也很有道理。西洋之讲人人独立，固然是对人自谋生活没有依赖性的教育，但若老夫妻全在，则夫妻二人自可单住，若只剩下一位老头儿，儿子毫不关心，使其自己独住。西洋人数百年来，固然有了这种习惯，但总是难免感觉寂寞的，这在中国旧道德中，固然说不过去，就是在西洋于人伦上，也总有些缺点。可是这话又得两面说着，西洋父子虽不同居，但感情上不会坏，而且是好就多来往，坏就少来往，一切情形都是真的，不像中国外面虽好，骨子里头却很坏；他绝对没有供养父母而过分量的那种笑谈。这是怎么一种故事呢？也可以作为笑话来谈谈。有一家父母养了两个儿子，都又娶妻生子，到了父母年老，两个儿子不但不和，而且非常不孝，结果分了家，所有财产，归两个儿子平分，父母则跟着儿子吃饭，上半月跟大儿子吃，下半月跟二儿子吃，这个名词叫作吃轮顿饭，北方是恒有的事情。过了几个月，老夫妻都瘦了许多，外边有许多旁人议论，都说他二人不给父母吃饱，他二人也要面子，老大说老二不给吃饱，老二也这样讥讽老大，于是二人订下章程，在老大家里半月满期，往老二家中去之前，两人共同把父母都过了秤，倘下半月分量小了，那就是老二给父母吃得不好，由老二家再往老大家时，也要过分量，因此大家都说他兄弟二人养父母过秤。诸君不要以为这是笑谈，这种情形也实在真有，而等于这种情形的事情则更多。

离开北平

以上所有的话，乃是三几十年以来经过的事情，并非都是日本投降以后的事，然日本投降以后所说的也不少。总之日本投降以后，与新旧朋友及外国友人，时时这样的闲谈，就模模糊糊过了两年，可以说是熙来攘往的，把大好的岁月就白过了，什么工作也没有做，不能不算可惜。

在这个时期中，认识的新朋友很多，都是中央新到的人员，以为从此国家便可日臻强盛，人民亦可从此享乐太平了，岂知不然，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我说看现在这个情形，是应该离开此地的时候了。

不久就听说要把东单牌楼南空地改建飞机场，于是人心惶惶了。当局还想安定人心，说绝对不要紧，但大家都知道，既是在城内建筑机场，那当然是城外的机场靠不住，不能用。这个时候，北平想走的人已很多，但是大多数无法走了，南苑机场已无飞机降落，城内机场尚未修好，就是修好，也不过只能降落坐一二人之小型飞机；火车沿路有危险，几乎是无人敢坐。我在此时，走的心思虽然已经坚定，但已无法可走，幸而遇到一个机会，是中央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合伙疏散公司人员之眷属。某人有眷属几人要走，须预先报名，结果报名者有五百人，按彼时的情形，飞机在南苑降落，已有极大的危险，而偌大飞机又不能落于北平城内。他们特别定了一个办法，所有报名疏散的人，每人准带一小箱及一小行李卷，都预备妥当，等候电话，接到电话，便即刻在公司聚会，人物都上车后，即刻开往南苑机场，另有五架大型飞机停在青岛等候电报，接到电报即刻起飞。如此则人与飞机，到南苑之时间，前后差不了多少，可以避免袭击。

在这个时候，机关已有命令，凡公务人员都不许走。过了几天，北平教育局长走了，李宗仁下一道命令把他逮捕，固然没有逮捕到，可是过了不到三天，李宗仁也走了。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是命令，公务员不敢不遵。航空公司报名的人，有的人是公务人员，当然就不敢走了。我有一位亲戚也报了名而非公务人员，他固然可以走，但因为有其他亲友不能走，连带关系，他也不能走了。他来告诉我，我问可以顶名否，他说可以，我说我就顶你这个名字走吧。说妥了，我就收拾行李，每人不得超过六十斤。我预备妥当之后，第三天（大约是十二月十九日）早晨五点半钟，就接到通知，嘱即刻到公司聚齐。一到就上车，共六七辆大汽车，及四五辆大卡车装行李，即刻出发，看办事员的情形相当紧张。可是到了永定门，门是关着的，交涉了半天才开门放行。出城之后，由永定门到南苑，中间有四五道战壕及卡子，虽带有机关的通行证，但交涉着也很费事，有的须与北平城内机关打几次电话才能放行。因此到了南苑机场，时已过午，五架飞机早已来到，停于机场。一面命卡车上行李装上飞机，一面点名，他所以要点名者，并无稽查的性质，不过是每几十位乘哪一架飞机，为的载重平均耳。不意点名不到几个人，在百步之外就响了一个炮弹，不但听得真，看得也很真切，于是所有客人都慌了神，而驾驶员更害怕，所有推动器都转动了。连行李的卡车也不敢等候装飞机了，都赶紧加快开回北平城内。

所有的行李，装了不到百分之一二，乘客更乱，纷纷登机。但人员上飞机之正式梯子，未曾推到，只有飞机上原有小窄梯子，上飞机时必须用两手握着梯子的栏杆才能上去，不但不能携带物件，连插手笼都不能带，所有插手笼无绳不能套于颈上者，都完全扔了。虽然十分紧迫，我等当然也得让女子先上，我是倒数第二人上的，我后边一位，方站在梯上，尚未进机门，飞机就前行了，真是危险万分。上飞机之后，往下一看，见地下留下许多东西，手笼最多，箱子行李也不少，点心水果等筐篮尤多，这大概是预备在飞机上吃食者，都未能带上。这还不要紧，最令人难过的，是有一两个小孩留在地上，斯时飞机已离地，而送客之所有车辆都已逃回，这两个小孩是无人照管了，真是伤心惨目，然而无计可施，以后不知这些小孩都怎么样了。我们坐的飞机上，有一位客人抱上来了一个小孩却无主，小孩很哭，大家也很难过。我说此事倒不必难过，他的父母一定在这五架飞机之中，好在都在青岛降落，不会找不到他的父母，不过几个钟头的工夫。大家都说对极了。但小孩才一岁多，和他说不懂，只有设法对付他，让他喜欢而已。可是同机上有一位太太，用大衣盖着头只是哭，而机上没有一个人不具有悲惨的心情，所以也没有人劝她。偶尔有人问她句话，她也不回答，只是蒙头而哭，大家都以为她太悲伤了。我说这飞机中的人，大致十位有九位是悲伤的，不过她这样悲伤，似乎不是专为离家的关系，孔子所谓“意似重有忧者”，或者她丢了小孩也不一定，但是这句话也没有人好去问她。我说这个小孩就是她的也不一定，大家说不见得，世界上哪有这样巧的事情。我说固然是如此，但也不能说绝对不会有，好在此事我有办法，也不必叫起她来问她，我们只嚷一句就够了，我就大声地问道：“这个小孩是谁家的？”蒙着头哭的那位太太，听到这句话，立刻就掀起大衣，往这边看，她一看果然是她的儿子，赶紧跑过来，抱着孩子大哭。大家说小孩已经找到了，何必还哭呢？我说她这种哭与前此之哭，心情不同了，让她哭一会儿就好了。不一会儿不哭了，就问是哪一位先生给救上来的。大家指给她，她叩了一顿头。大家大乐，有人说齐先生可真能衡量事情，我说这是幸中耳，好在就不是她儿子，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忽然心中暗想：在此处姓名簿上我并不姓齐呀，他怎知我是齐先生呢？于是便拿一本书自看，便不再与人谈话，恐怕假名姓被人知道了，有点不好意思的。不意我正在看书，那一头有人大喊齐先生。我佯没听见，且不知果否是唤我。旁一人告余曰，那边有人喊您，我不得已一看，乃系一熟人。他过来谈话，我小声告诉他，我此次是顶的朋友之名出来，故不敢招呼人。他大乐，他说您问问这飞机上有几位是真名姓的人，大家听说也大乐。

飞机到青岛，天已昏黑，幸尔该公司预备的饮食尚好。在吃饭的时候，公司登出布告，说所有大的行李都未能装上飞机，适才接到北平的电报，说所有行李都已运回北平城里，暂存公司，有机会便可运出；唯运时一定直运上海，运到时定有个布告，届时大家到彼接洽领取不误。大家问行李有丢失的没有，他回答“有丢的大概不多”。大家说，这就要碰运气了。大家只剩下了随身的衣服，箱子行李一概未到，住宿都成了问题，而公司中万没有这些房间床位，大家都纷纷出去寻觅处所。所有旅馆，都已住满，毫无隙地，只得在公司中对付一夜。本拟在公司地下睡，奈因是洋灰地，硬而凉，躺一夜是很难过的，公司中有人说，有许多邮政局托运之邮件口袋，可以铺在地下，较为好一些，便如法办理，虽然不平，但还不凉。我对友人说，同来的人都已找到住处，我因想调查本处的情形及本地人的思想，与他们多谈了几十分钟，以致闹得几人没了住处，同我受到这种的罪，真是对不起。大家说得倒很好，说：“这样就算受罪吗？以后还不知遇到什么样的境遇呢。”我说这话也是诚然，而且也只好如此想法。将就睡了一夜，有一位因铺得不平，夜间滚到地上睡了半夜，醒来时自己也乐了，说他当了一夜孝子，大家问故，他说做了一夜卧冰的王祥，到现在背脊还没温暖过来，大家大乐。我们所睡，虽然比冰较暖，但硌得脊背也相当疼，大家说虽无剑树也像刀山。我生平怕冷，虽夏天也离不开棉袍，就是极热的天气，我每晨由卧房到书房去的时候，也要把棉袍搭在臂上，这是许多朋友都知道的，至今犹然。

这一夜却不能如常了，幸尔我穿得还很多，小棉裤棉袄之外，有皮袄、皮马褂，外面还有很厚的皮大氅，在他人是不会冷的，而我则一夜没有暖过来，但幸尔还没有冻病，这是万幸了。大家对我说，您这个岁数年纪，受这个罪，身体差一点的人，可就受不了。我说自幼生长在乡下，永远是走路，身体较为结实，受一点苦，受一点累，或受一点折磨，都没有什么要紧，况且圣门说过，“素患难行乎患难”，又道是天将降大任，必先劳其筋骨。这一夜的工夫，筋骨是够劳的了，但不知老天给我们什么样的大任。七点多钟，大家说飞机要起飞了。我说：“好在我们谁都没有行李的累赘，不用整理，就此到机场可也。”

上了飞机，见换的新客不多，大多数还是昨天那些人，大家也就熟了，心情也不似昨天之紧张，起飞之后，大家就畅谈起来。昨天丢失小孩而哭的那位太太也又来了，我说您昨天可谓不幸中之幸，她说可不是么，这就是皇天保佑。我说固然如此，但也是遇见好人了，皇天也要感激，那位救您小孩的先生，也永远不可忘了。她说那是自然，这要忘了人家，自己还是一个人吗？可是那位先生，今天未上飞机，姓什么叫什么，谁也不知道了。那位太太说：“我侥幸不是？还有一位比我还侥幸呢，咱们坐的是第一架飞机，有一位太太坐的第三架，她上机的时候，把她三个小孩都丢在地上了，她就整整哭了一路，到此下了飞机，别人劝她等候第四、第五两架，倘乎她的小孩在上边，也不一定。她等了一会儿，第四架落下来，果然她三个小孩都在上边，你说她又哭又乐，成了疯子了。有人告诉她，三个小孩都是一位照料飞机的美国人给抱上来的，她给人家叩了一顿头。别人说，其实小孩果真抱上飞机，是丢不了的。”我说若在太平年间，就是丢在机场，也是丢不了的，由此打个电报回去，总有人照管。别人说，此次可真不敢保，机场的电话，恐怕也不通了。

逗留上海

大家谈笑之间，已到上海。下机后有舍侄焌来接，即住在他家，即与梅兰芳打了一个电话，挂上电话，他就来了。先问我短什么，我乐了，说：“什么都短。”当即把来的情形，大致同他说了一遍：“别的不要紧，只是没有换的衣服，相当难过。我侄子他们穿的都是西服，无可借用。虽然在年终的时候，但大毛皮袄，在上海穿着总是太热。这还不要紧，只有贴身的小衣，无法更换，更是难受。”他说他也是二十年来只穿西装，所以中国旧衣服也没有了。我说你就是有，也太瘦小，我也穿不了的。他太太说有两身新做的单裤小褂可以拿来穿，我问她何以有此。她说：“是因为夏季天太热，有客人来，大爷永远穿一身西服，不肯脱，未免太热，客人可都是很薄的大褂，所以我给大爷做了这么两身，可是他永远没穿过，尺寸很宽大，您穿着一定合适。”说完话她告兰芳：“大爷您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取来。”我说：“您真是贤德的夫人！”工夫不久即取来，而且穿着很合适，这两身衣服至今犹存。晚上他要请我吃饭，我说在家中几时都可，所有饭馆子一概不去，于是晚上就在他家吃的涮羊肉。我在上海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他是天天到我家，也共同吃过几顿饭，谈的话当然很多，除谈起我二人共同工作的情形，相与感叹外，大致谈的话可以分两个部分：一是他拍摄电影的情形，一是他是否离开上海的事情。我们为这两件事情，所谈的话，大致还值得述说述说，兹分记如下。

他在上海只拍了一部电影，就是《生死恨》。他未拍之前，就与我去过一个电报云，因为他要把《生死恨》一戏拍成五色电影，请我去一趟；我当然没有工夫，又来一封信，问我的意见。我给他去了很长的两封信，当时这两封信，都被人在南京报纸上发表了。信中大致的意思，一切拍摄对光等事情，当然是非听摄影师的话不可，若戏台的事情，他们一点主意也不许出。这两句话当然说得很武断而生硬，听者当然有点觉得刺耳，话虽说得生硬，但确有充足的理由。当时他回我的信说，一切当照我的意思办理，但非通融不可的地方，恐怕也得通融。他这几句话，确也没有什么毛病，也可以说是很合情理，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拍好，以后也就未再通信。此次到了上海，说起这件事来，他第一句就说，敢情拍电影完全照中国戏是不成的。我问他：“您这句话，都是指的什么地方？”他说比方慢板工夫太长，在电影里看着不合适，再则全靠全部人员同场的情形拍照，则个人的神气显不出来，等等这些理由很多。我又问他：“拍出来之后怎么样？”他说大家倒以为不错，而导演者自己则不大满意。他并且让我多住几天，借一个戏馆子，演一次我看看。我说不必看，不会好的。他问：“您怎样可以断定呢？”

我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理由，说来确是够理由，听着也没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可是有一件要紧的理由，得说在前头，就是必须得先懂得中国戏。要真懂了国剧之后，无论怎样改动，也不会出了国剧的原理；若不懂国剧，那是你一动就必要出毛病。我敢说你们那位导演，绝对不会懂国剧，不光他不懂，连您也不懂。我们二人共同工作了二十来年，我的情形，你尽知道，你的情形，我也尽知。若按技术说，您比我强万倍，不但您比我强，是一个票友都比我强，因为他们能登台，能唱几出，我则不会；若按理论说，不必说您不及我，就是谭鑫培他们我都很领教过。我们离开之后，已经又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之中，您的情形，我虽然不能详知，但我理想不会有什么进步。因为我所看到这里的人写的书、在报上的文章及谈的话等，证明他们对戏剧原理了解还不够深刻，所懂者乃浮浅的一部分。我这话说出去当然得罪人，但系实事。我常听到他们所谈的，不是这个名角是这样唱法，就是那个名角是那样的做法，这在技术上说是未尝不可，但他们不管名角所唱所做，是否都合乎道理？合于道理的自是应该学他，不合道理的就不应该学。可是他们是好也恭维，不好也恭维，这便是盲从，由此就可以知道他们了解得确是不够深刻了。比方说谭鑫培演戏，其技术之超妙，是无人否认的，但也看是哪一类的戏，如《南阳关》一戏，便不合道理。他是因为《昭关》这类的戏他不能演，所以不能演者，因为是程长庚他们留下来的腔调，都是悲壮苍凉，盖伍员乃一英雄豪杰，光是悲便不合他的身份，所以必须悲中带壮，而谭的嗓音不够壮，所以他永不演这类的戏，这正是他聪明的地方。可是他总以为是一个缺点，不得已乃特别用心思气力，把《南阳关》改了改，于是唱红了，学他的人也极多。但是照原理说仍不对，因伍云召这流人物与伍员差不了多少，唱的腔调也应该悲壮，可是他所创的腔都很悠扬，这就违背了歌唱的原理，但大家也非学他不可，这就不免盲从之讥。此外就是一般做戏评的先生，他们的论调也是多以好角演来为原则，不管原理。而且有许多未看到某好角，他也随便说说。而许多的戏评，多是评角；评角的言语，总是恭维该角一顿，然后再挑几处错，言外是他懂。这种戏评，不必说一定是错，但千篇一律，词句也差不了多少。再者便是仰慕你的声名，喜欢你的面貌。再者就是想认识了你，借以自豪。再则想靠你吃饭的。您在上海所认识的人，以这几类的人为多，他们都不能帮助你，使你知识有进步，所以我敢断定你只有退化而无进境。反回来说到我自己，我对于戏剧的知识如何，你是尽情知道。我们二人认识虽早，但民国二年才天天见面，那个时候，我的戏剧知识，可以说是刚入门，以后每年都有进步，这都是你亲眼得见的。我的知识，固然是由全戏界人员得来，但还是得的几十位老角的谈话较多得多。自从你搬到上海，老角几乎尽都去世，那么我的知识是不容易再增长的了，但是仍有很多增长，因为从前所有问各老角得来的话，我都有记载，日后无事，我每条都曾很详细地研究过，由此又发现了不少的理论。比方从前因为往美国演戏，我写了一本书，是专为宣传的，名字叫作《中国剧的组织》，我的名气就是由这本书得来的。当我写成的时候，也很自负，可是到现在一看，错处多得很，这就是我的进步。为什么陈谷烂芝麻地说这些事情呢？因为这可以证明，我的知识比你进步，在你离北平的时候，我们二人对戏剧的知识差不了多少，现在你差得相当多，在理想来说，你已经比我差了。现在听你所述说导演人的话，更知道你对于国剧的理论，又模糊了许多：你既不明了国剧的原理，导演家是绝对不知道的，那你们怎能拍好电影呢？”

我说完这一大套的话，他也大乐。然后我才同他解释说：“比方你所说‘到时候须最近的镜头，按西洋摄近镜头，必是哭笑气等这些情节，哭时满脸是泪，情景逼真’，在国剧中则万要不得。因为国剧的哭，是歌式、舞式的哭，简言之曰艺术的哭，绝对不许真哭。你是唱旦角的，我们只谈谈旦角，你演了这些年的戏，你真流过泪吗？不但不许落眼泪，而且脸上不能有大哭的样子。哭的艺术的表现，在于袖子拭泪的姿势，在于脖颈曲就袖子的姿态，在于腰身曲弯形式。我想你们摄近镜头，绝对不会注意到这种地方。你们照的近镜头，一定只是一张脸，面貌生得美，摄了大镜头，观众看得真，当然也可以欢迎，但把国剧艺术的精神要素，完全给毁掉了。不但哭如此，其余一切的举动都是如此。外国电影中，遇有人发怔的时候，也必要摄近镜头，以便该人发怔的神气显露出来。国剧之发怔，眼神固然也要紧，但其美观能得好的地方，全在用手指摩腮颊，而手指之姿势最重要，大致是用中指摩，食指靠于中指，小指微伸张，并且还须上身往后往外微闪，而头则往前微低，如此才是不明白而发怔姿势。这些地方你会，且不会做错，但你说不出来。比方要有徒弟问你，你话挤话也可以讲得很清，可是你对导演家绝对说不到此处。所以国剧真正的要点，真正的精华，你们不会摄出来的。你所说，慢板腔太长，胡琴过门也长，摄为电影太僵。这话当然也有些道理，但这是技术的问题，果真唱得好，胡琴拉得好，再长两分钟，听者也不一定讨厌，不信请看各国的音乐片子，歌唱片子，岂不都受人欢迎吗？倘歌得不好，拉得不好，不但在电影里头讨人厌，就是真正演戏，遇到这种地方，何尝不使人厌烦呢？请看每天的开场戏，如《龙虎斗》等，观众何尝不盼它早些完了呢？谈到布景，更是糟糕，大概可以说是：无论什么样的布景，于国剧总是有损而无益，甚至把国剧完全毁掉。请看现在维新的演员，大多数都有布景，但是谁也没有利用上过那个布景，不过是给不懂国剧的人，看着热闹好玩儿就是了。话可又说回来啦，他不利用布景还好，毁得国剧还轻，倘利用上则毁得更重。以旧戏来说，《御碑亭》这一出戏，永远要有一个亭子布景，其实演戏的人不管那个亭子，看戏的人也不管那个亭子，看戏的人也以为得有那个亭子，上边这些话怎样讲法呢？比方你演这出戏，大致是自第一次演一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这个亭子，你虽然永远坐在亭子里头，但是进亭子上台阶，出亭子下台阶，听小生之行动，看天气之雨势，你都是照你心目中的亭子做身段，你永远不会管那个布亭子的，倘乎你要想顾到那个布亭，那你一切的身段都不能做，强做出来不对味儿，也不会好看。照这样说法，倘真有亭子，岂不是把戏毁了呢？但是演戏的人都不知道这个理，一件事情如此，件件事情如此。比方《生死恨》一戏，要点全在末一场，倘有布景，则有重病之韩玉娘便非躺下不可，倘不躺下，则与布景不呼应；倘一躺，则国剧之要素，完全毁坏，且不好看，与前之逃跑、滑跌等美的身段，尤为格格不入：既有布景便须像真，既要像真，则跌倒后衣服上必须有泥，此虽是小节却是情理。见过他们所摄的《四郎探母》，一时骑真马，一时拿马鞭（又见有摄的《借东风》，在山坡使一个身段。《玉堂春》起解一场，在树林中行走，可是穿那样的漂亮衣服，有是理乎？而且把一段紧张的西皮闹得毫无精彩。会审时各角都摄了几次大镜头，不必说它不好看，简直是把问案的话白精神，回话的歌唱情形，所有紧张的精神，毁了个干干净净）。我想你摄的《生死恨》也不过如此，你说你们的导演者很不满意，他不满意，自是不会好；就是他满意，也不过是拍摄的光线、颜色、距离等的成功，而于国剧仍是毁了，这是毫无疑义的。总而言之，不懂旧剧的元素是绝对不会摄好了的。因为不懂国剧的原理，则他出一点主意，必要牵连到话剧写实的办法，稍有一点这种情形，则国剧便算是毁了。所以你这部片子，我看不看，没什么关系，理想着同别人照的没什么大的分别。”（再有须声明者：《借东风》《玉堂春》两部电影，乃来到台湾才看到的，不过附带着说在里边了。）

谈到来台湾，这层在最初两天并未详谈。后有友人请吃饭，在座除梅外，多是银行界人，他们问我为什么往台湾，我说往南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谋生活，这便很难，因大小儿在台湾，只好去投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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