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影中的军队：黑水公司和他的平民勇士 / （美）普林斯著；张晓红，周勇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

书名原文: Civilian warriors: the inside story of Blackwater and 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War on Terror

ISBN 978–7–5086–4825–5

I. ①阴… II. ①普… ②张… ③周…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6516号

Civilian Warriors: the inside story of Blackwater and 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War on Terror

by Erik Prince Copyright©2013 by BW Productions,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4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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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rtfolio,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LLC,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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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中的军队：黑水公司和他的平民勇士

著者：[美] 埃里克·普林斯

译者：张晓红 周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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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中的军队

——黑水公司和他的平民勇士

[美]埃里克·普林斯 著

张晓红 周勇 译

中信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的黑水人，尤其是奉献了生命和身负重伤的41位同仁，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们。

我为我们共同创造的成就和辉煌而备感自豪！

目录

中文版序 一篇预先构思好了的“辩护词”

前言 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

第二章 大迪斯默尔沼泽

第三章 科伦拜、科尔号、癌症

第四章 黑水公司的崛起

第五章 继承传统

第六章 布雷默和商业模式

第七章 扩张计划

第八章 费卢杰

第九章 黑水公司与迈赫迪军之战

第十章 路上的规则

第十一章 性格决定成功

第十二章 费卢杰事件的受害家庭

第十三章 尼苏尔广场

第十四章 冰冷而胆怯的心

第十五章 噩梦与奇迹

第十六章 帝国毁灭

第十七章 再造未来

后记 中央情报局与埃里克·普林斯

致谢

中文版序

一篇预先构思好了的“辩护词”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首次听说“军事承包商”这个词恐怕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中的“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据报道，当时除了众所周知的中央情报局的身影，还有一支充满神秘色彩的“阴影中的军队”在该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支军队就是军事承包商（PMC）。它们以平民的身份，在全球为美国政府执行了许多军方不便出面的安保任务，可谓是现代版的雇佣兵。而这些承包商中最为知名的，要数这本书的主角——美国黑水公司，而它的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本身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是美国精英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队员，在美国可谓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如果读者朋友们读完这本普林斯亲笔所著的《阴影中的军队——黑水公司和他的平民勇士》，一定会有一种他在为这些军事承包商“洗地”的感觉。比如普林斯在书中辩解道，他的黑水公司职员们并非雇佣兵，而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是为了美国利益而在危险地区执行任务的平民勇士。诚然，这种“高、大、上”的写法出自黑水公司的创始人，也丝毫不奇怪。因为这些军事承包商要在军事占领中寻找商机，戴上一顶“勇士高帽”，可以说是逻辑上的必然。

我想重点指出的是，这本书揭示了另一个少有人知的侧面——现代美国军队打“长期战争”时的力量重组。按照这本书里提供的数据，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长期战争”中，美国国防部雇佣的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至少超过了20万人。雇佣的合同金额，从1996年的851亿美元，到2006年已超过了1500亿美元。那么美国国防部为什么要雇佣那么多承包商呢？自越战结束后，美军就取消了义务兵役制，转而实行志愿兵役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职业军队的人数从250万人逐渐下降到了130万人。伊拉克战争开打前，小布什在国会作证时估计战争费用为600亿美元，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最终的费用超过了当时小布什总统预估的十倍都不止。同时，随着部队轮换周期的拉长，需要控制、占领的地域越来越大，美国国防部不得不在海外应急行动费用（OCO）中拿出大笔款项，雇佣富有军事经验的私人承包商，来替代现役军人完成相应的使命。其实，这种策略就是美国利用承包商对两场“长期战争”进行的一次性“消费”。

当然你可以问，为什么美国没有准备好打“长期战争”的职业军人呢？原因在于，后续支付给职业军人的费用太高了。按照美国战略预算评估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即便是维持现有的职业军队规模，到2040年后，随着仍要领取津贴的老兵的退役，届时所有的军费将只够支付全部现役人员开支和老兵的养老、医疗等开支。这是美国军队目前遇到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2014年11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字显示，2000年到2014年两场“长期战争”期间，美国国防开支中人员开支增加了46%，大大高于活动与维持和采购与研发费用的增幅。可以预料的是，在没有找到现役军人开支不断增大的解决方案前，未来美国发动的战争中，只要有地面部队的出现，一定会有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的身影。

如今，虽然埃里克·普林斯已经金盆洗手并将黑水公司出售，但这支“阴影中的军队”却不会消失，它作为美国军方讳莫如深的“秘密武器”，还将长期活跃于全球各个充满了纷争与动荡的角落，从中寻找并拓展自己的商机。在这个意义上，这本《阴影中的军队——黑水公司和他的平民勇士》，不仅意在向世人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可以说是代表这些承包商所作的一篇预先构思好了的“辩护词”。

宋晓军

2014年11月

前言

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

在我离开黑水之后，这个世界仍然远未平静。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在我创立黑水公司时早已支离破碎；而今天的世界格局则更加动荡，充满了各种矛盾冲突：宗教、资源、贫困、腐败、盗窃、贸易纠纷以及部落争斗。“阿拉伯之春”已经迅速变为冷冽的寒冬，一些本来只为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抗议事件很快遭到了极端势力的绑架。

西方政府依旧在为解决这些危机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案。冷战时期，他们投入巨资试图打造最具威力的“大锤”。如今，“大锤”完工了，但是似乎所有一切都变成了钉子。北约和美国不断耗费巨资部署大批常规部队镇压本来可以轻松解决的小规模冲突，与派遣小股现役部队或签约的特种部队相比，这种“挥动大锤”式的兵力部署不仅不够灵活机动，而且成本昂贵。更麻烦的是，派遣传统部队不仅不会平息事态，而且往往是火上浇油。

权威人士可能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动用私营业力量解决冲突的合法性，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担负安全和维和任务的政府机构的工作已经一败涂地，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根据我二十多年参与军事和安全行动的经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所谓的跨部门合作机制已经彻底失效。中情局、国务院和国防部臃肿低效、反应迟缓，它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不仅如此，他们表面上取得的“成功”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些行动在财政上难以为继。看看美军地面部队部署了将近十三年之后全面崩溃的阿富汗经济，一切就很清楚了。我们的援助机构毫无建树地投入重金，但是却对矿产能源等领域视而不见。我们本可以让阿富汗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国家，而并非仅仅是一个受援国。

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改革，但是很明显，国会和行政当局却对如何解决问题束手无策。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重新回到美国人最擅长的起点上——独创精神和自由竞争。必须允许私营业的参与，通过合同外包让他们来执行维和、后勤、政治战和情报战等任务。但是，在准备签约之前，我祝这些私营公司好运——建议你们在签约之前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政府是如何出卖黑水公司的。

最近，我正在运营一家小型基金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在非洲的能源、矿产和农业领域进行私人投资。我们致力于为非洲开发基本商品，一方面满足各非洲新兴经济体所需的食品需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出口，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我还创办了一个新公司“先丰服务集团”，为非洲市场提供航空、建筑和物流服务，未来将推广至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将为大型可开采能源和基础设施公司乃至政府机构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按时、按预算完成项目。

我体会到，二十多岁创办公司，要比四十多岁创办公司容易得多。像我在黑水公司时一样，今天我的工作也需要经常出差，加班是家常便饭。最糟糕的是，这份工作经常要把我从我最爱的人身旁拉走，我希望他们有一天会理解我。

在您读了《阴影中的军队》这本书之后，我希望您也能理解我为什么还有未竟的事业要完成，请欣赏一个真实的黑水故事吧。

船的爆炸声与想象中的别无二致。

我第一次听到船的爆炸声时才13岁，当时家人乘坐家里那艘43英尺长的维京游艇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水道度假。父亲驾驶游艇带着母亲埃尔莎、三位姐姐中的一个、我的一个朋友还有我，一路北上穿过密歇根湖，驶过北上岛。我们的游艇后面拖着一艘长13英尺的老式波士顿威拿钓鱼船。这是父亲通过一则报纸广告买下的，我在这艘船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度假期间的一个凌晨，我朋友和我还不到6点就从维京游艇跳进威拿钓鱼船，开到附近的一处捕鱼区。我们刚撒下第一网，天边就突然闪过一道橘黄色的光芒，我赶快转过头望去。紧接着就听到一阵低沉的爆炸声隆隆地从湖面传到耳边。那艘机动游艇顶部被炸开，冒出滚滚的白色浓烟。我在远处只见到爆炸的残骸如雨点般落下，桅杆的碎片像纸风车似的飞向空中。

我能听到呼喊声。当时还没有手机，我的船上也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用于求助。我们用曲柄发动了40匹马力的舷外引擎，这个引擎是父亲和我最近才安装到威拿钓鱼船上的。我们蹲伏在像知更鸟蛋一样的蓝色船体内，迅速驶往那片混乱的爆炸现场。

浪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我想起父亲最开始教给我的一节驾船课：保持通风换气！如果船上是燃气发动机，就尤其需要注意，他会专门强调——这与汽车发动机不同。他说就汽车而言，车身下有气流会吹走危险的烟气。但是，自然风很少能穿过浸水舱，甚至在例行加油时，那里也会聚集很浓的烟气。如果不充分通风吹散烟气，那就相当于制造了一枚炸弹，只消一个火花就能引爆。我记得几年前在《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杂志上读到，一杯汽油具有和十几根炸药同等的爆炸力。在北水道，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目睹爆炸的实际威力了。

短短一分钟内，威拿钓鱼船就抵达了800多米外的事故现场。机动游艇遭受的破坏令我震惊。舱顶已经被炸飞，船头炸出一个吓人的大洞，甲板也着火了。

有两个人从船上弹飞落水，一个女的看上去有70来岁，另外一个女的已近中年，我猜是她的女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人都还活着。不过，我们把船开到她们身旁之前，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她们受到的烧伤，听到她们痛苦的呻吟。两人正挣扎着浮在水面上。

朋友和我一起把她们俩拽到威拿钓鱼船上，让她们躺在宽敞的木制长椅上，这些长椅由父亲和我在密歇根用了好几个小时打磨并且重新上了漆。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她们头发烧焦的味道。

她们俩还算幸运，我调转威拿钓鱼船的船头并加速驶向岸边时，岸上那些也目睹了爆炸的当地人正在呼叫救援人员。我们抵达湖岸边不久，护理人员就赶来了，我们帮忙把她俩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们后来情况如何。其实，那个清晨我记得最后一件事就是突突突地把船开回维京游艇那里，系好威拿钓鱼船，爬上游艇，回到家人身旁。那时家里其他人还没睡醒呢。

“恒心加决心，”父亲过去常说，“恒心加决心。”这是塑造他一生的箴言。我希望这也将塑造我的一生。

密歇根州的霍兰镇风景秀丽，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就每天跟着祖父彼得在镇上给郁金香镇的农产品公司送货。祖母伊迪丝是个裁缝。这个宁静的镇子坐落在密歇根湖东边，在那里父亲受到的教诲是要为人勤奋，他在能抡起榔头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家装工程。1943年，彼得突然因心梗过世，祖母没有找政府申请救济，也没有请求教会施惠，甚至都没有从亲戚那里要过钱。有两个姊妹的埃德加就是一家之主了。他将要养家糊口。他已经12岁了。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当地的一个油漆匠打工，负责刮平和打磨墙壁，每小时才挣几美分。那年夏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他丈量好新热水器所有管子接头的尺寸，走进一家五金商店，让人切割好镀锌管并加工上螺纹，再一件件地把新热水器安装好。不用请水管工。反正也请不起。

在父亲的孩提时代，有关欢乐时光的故事并不多。他从没谈到过在海滩度假或家庭聚会。他只参加了一个赛季的高中橄榄球比赛。他勤奋好学，因为这是家人的殷切期望。他努力刻苦，因为他别无选择。13岁时，父亲开始在当地的克莱斯勒–普利茅斯车行工作，时薪为40美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所有关于汽车的知识——如何拆卸、如何诊断故障、如何销售。三年之后，只要车行的老板不在，车行的生意就由父亲料理。

父亲养活了全家人，还攒够了钱读完大学。他在密歇根理工大学主修工程专业，求学期间还赢得了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奖学金，并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基地服役两年，担任空军的空中照相侦察官。退役之后，他返回霍兰，在当地的布斯机械厂当一名压铸工，后来一直升到总工程师的职位。他娶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学校老师，名叫埃尔莎·兹韦普，他们俩是两年前在暑假滑水时初次相识的。不久之后，我的大姐伊丽莎白就降生了。随后出生的是艾琳和埃米莉。我出生于1969年的夏天。

1965年，布斯机械厂被出售。在过渡期内，父亲召集了两位同事，把自家房子重新抵押出去，又从他母亲那里借来1万美元。他深信附近的制造商很快就需要亲自做压铸的活儿了。他对如何满足这个需求有着自己的高见——这可得感谢我的母亲和一场歌剧。那个晚上，他俩在大急流市歌剧院约会，父亲觉得那段时间既冗长又乏味，就都用来琢磨压铸机的新颖设计了。虽然竞争对手如林，家中也在不断添丁导致财务开支过大，年迈母亲的储备金又面临风险，他还是精神抖擞地着手成立了普林斯制造厂。

六名员工夜以继日地工作，建造600吨重的压铸机。普林斯成立数月之后，完成了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的第一批订单，该公司需要一对机器用来制造军械。不久之后，霍尼韦尔追加订制3台机器。后来又订了15台。这之后，通用汽车开始购买普林斯的机器，用来制造所有新的气缸。制造厂的每个人都看到自己辛苦的付出得到回报。“如果我的员工加入比赛，如果他们对战术对策感兴趣，比赛胜利就会有他们的功劳，”父亲说道，“之所以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随着订单的增多，机器的尺英寸也在变大：1969年1月，通用汽车公司需要一台1 600吨的压铸机来生产铝制变速箱。于是，16个小时的工作日延长为18个小时。对父亲而言，完成形状极为特殊的机器的订单关系到的不仅仅是生意，甚至失去的也不仅仅是生意。这事关尊严。“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很高的期盼，你对工作就应该有同样的期盼。”他说。7个月后，普林斯制造厂的压铸机就安装到通用公司的工厂并开始运转。

很快，父亲就开始多元化经营。普林斯制造厂逐渐发展成为普林斯公司。父亲的公司不再限于制造生产机器的机器，也开始设计自主产品。1972年，他给凯迪拉克发明了一种带照明灯和化妆镜的遮阳板——这个装置在当今随处可见，我们很难想象轿车没有这些配置的样子。普林斯接着开始给轿车设计内部仪表板——当时的仪表板杯托、可移动的扶手、数字罗盘/温度计、计算机程序控制的车库门开门器。父亲能设想出多个全新的行业去开辟。时任克莱斯勒大型车采购经理的戴维·斯威特利克有一次对《福布斯》杂志表示：“普林斯进来就说，‘你肯定会看上这种产品。’”

三大汽车制造商很乐意看到我父亲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研发工作。如果样品失败了，所有损失就由他自己承担。这样做生意也使父亲变得不屈不挠又讲究策略：公司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按时间顺序记录在他办公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他把这些错误称为“令人谦卑的礼物”。这个方法很奏效：普林斯公司成立七年之后就成为霍兰镇最大的雇主。

取得这些成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72年，一次心梗差点让父亲丧命。他当年42岁。在霍兰医院卧床的三周里，他反省了他把自己和周围的每个人逼到什么程度；他想起年仅36岁就去世的父亲；他回想起自己的坏脾气如何占了上风。我记得在手忙脚乱地送他去医院之前，母亲和我在家发现他的那一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中午的时候躺在那儿。“就是在他躺在病床上反思如此辛劳带给他什么的时候，他重新树立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家的好友加里·L·鲍尔后来这样说，“埃德加把个人的未来和生意的未来都交给了上帝。”很快，父亲对工作的专注程度就没那么高了，陪伴我的时间也更多了。

对父亲而言，向我展示祖父母的欧洲渊源十分重要，这是对故国的情怀。我们家与荷兰–德国的渊源非常明显：我在一个名叫霍兰的镇子里长大，一些躲避家乡宗教迫害的荷兰移民1847年开始在此定居。这里有很多郁金香色彩的节日，建筑物也带有传统的荷兰风格——甚至还有一个从荷兰进口的古老风车。木屐到处可见。荷兰基督教归正会是我们镇子的中流砥柱，我母亲是归正会虔诚的信徒。

我们家族的历史和一般的世界史都很令我着迷——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部分。我收集的第一组士兵玩具是纯铅打造的——这些士兵身高5厘米，齐刷刷地成排站立在我卧室的窗台上。士兵数量多达好几百个，都被刷上了不同的颜色，与现实中的英军、法军和大陆军对应。我用从国外旅行带回来的铸模，还有父亲和我在铸铁坩埚里熔化的重达18公斤的铅，打造出了这些战士。我当时才7岁，不过我已经从父亲和他的几个也服过役的朋友那里听过一些关于军队的故事，他们令我惊叹不已。

对家庭的责任感也很重要。母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但是为人和蔼，对我尤其如此。父亲身高六英尺（约1.8米），中等身材，长着一双大手，由于在铣床工作时间太长，手都变厚了。父亲经常出差跑生意，我看到自己就像父亲当年那样逐渐成为家里的一家之主。家庭与生意交织在一起，当父亲指定母亲、姐姐和我担任不断壮大的普林斯公司的大股东时，我对生意有了些许认识。父亲主持召开家庭会议，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公司的决策。周六，他会带我走遍公司的各个工厂和办公区，教给我制造方面的知识，指出哪些做法效率太低。那里闻着到处都有股液压油的味道。他从不让我错过跟任何一个人结识的机会，从机械师到主管，我都要逐一握手，对他们的贡献表示认可。那时我才只有7岁。

在心梗之后的那些年里，父亲真的像变了一个人。家庭和健康的重要性增加了。除了横穿异国大陆开车旅行，我们还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和诺曼底。他对追求身体健康也变得十分执着——家里不再有甜甜圈——这份执着还使他为1 500名员工的健康担心。

普林斯公司的主管们每周有3个下午就会聚在附近的霍兰网球俱乐部，父亲在这家俱乐部就快要破产的时候将其收购。在那个年代，别处的午餐聚会都流行豪饮三巡马提尼酒，而普林斯的高管们凑在一起，讨论的是双发失误和反手击球的赢家。后来公司在1987年建成了一大片综合建筑群，在那里还建造了篮球场和网球场。父亲也给员工提供针对重大疾病的定期筛查。

对父亲而言，生意不仅仅是赚钱，还涉及人际关系。父亲的员工们对他忠心耿耿，所以他觉得要对员工的福祉负责。他乐意看到员工随着公司的成功而过上红火的日子：有的机械师通过勤奋工作把孩子送去读大学，有的工程师能够为自己有特殊需求的子女请最好的护理。父亲从公司派出飞机，接回远在外地开会的销售人员，让他们能够及时返回家中与家人共进晚餐。办公室周日一律关门。

父亲在成功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社会的回馈。在工作之外，父亲每年捐出至少10％的收入。普林斯公司在其使命的第四条指出：“全力做好慈善捐赠事业”。我父母也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援助了霍兰镇商业区——包括一笔100多万美元的捐赠，用于建造老年活动中心——常青家园（1985年12月时任副总统乔治·H·W·布什参观了该中心），这是全美首批专为老年人建造的活动设施之一。父母的捐赠也使砂岩大钟塔得以修复。这座钟塔自1892年起就耸立在商业区，已成为颇受当地人喜爱的地标性建筑。这种感激之情是相互的。如今，在商业区的杜鹃花公园内，顺着人行道上的青铜足印，可以来到几个唱歌的乐手和儿童雕像面前，那里有一块纪念我父亲的牌匾。“我们将永远听到您的脚步声，”上面写道，“霍兰商业区的人们敬重您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方。”

父亲给当地的霍普学院以及加尔文学院——我母亲的母校，位于附近的大急流市——捐赠了数百万美元。两所学院都因循归正信仰而建，我父亲自从首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坚定不移地皈依了这个信仰。198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加里·鲍尔和詹姆斯·多布森成立了家庭研究会，这个公共政策团体提倡保守的价值观，颇具影响力。“我们得到了上帝的保佑，”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有责任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

我上高中时父亲没有让我打工；他想让我充分享受校园岁月，而不是像他贫困的青年时期那样。我在霍兰基督高中参加了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和摔跤队；在高中三年级那年，我们赢得了该州的乙级橄榄球锦标赛。我记得在那个多雨的秋天，父亲不论在世界何处都会乘飞机赶回来，与母亲坐在露天金属看台上观看我比赛。

我在高中从来都算不上是最受欢迎的孩子。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身为运动员，我有一个社交圈子，但是一起长大的亲密朋友并不多。我的家庭背景是个礼物，但也有劣势。我从来都拿不准人们看上的是我自己，还是仅仅把我当作霍兰镇最大雇主的儿子。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父亲探讨政治，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我参与教会的活动。我在17岁学会了驾驶飞机，在郁金香城机场获得我的私人飞行执照。

我热衷于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一次在课堂上，我向一位老师提出质疑，因为这位老师称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冷战时扩充军备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对此予以反驳，滔滔不绝地列出我们应对苏联各种威胁所需的每种战略防御计划武器系统。我像同学们点评密歇根大学橄榄球运动员那样，分析了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我都想亲自上阵与苏联人战斗。

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驾船并酷爱这项运动，父亲十分在意激发我对海军的兴趣。他在预备军官训练团时培养出了领导力，他说军校能对我产生同样的影响。父亲患心梗之后，不再吝惜时间——但是对子女的施舍把关很严。他不想让我依靠家族的生意。他明确地表示，我享有人生的各种优势，如果还成不了才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得靠自己成才。他说，我大学毕业后不会为普林斯公司工作，也不会得到任何信托基金。我必须靠自己打拼。

1987年7月1日，我前往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报到入学。我喜欢新找到的目标及其与历史的联系。我喜欢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油船卡卢萨哈号上待的那一个月——纵然我得了水痘，并被隔离了3周。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海军学院不适合我：当时影片《壮志凌云》刚刚上映，学院里既有海军航空兵尾钩协会[1]的男生，又有对政治正确性荒唐的监督，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不自在。我觉得就好像人们指望我从毕业生助教那里学本领，可他们除了比我在学院待的时间长之外，学识也多不到哪儿去。我很快开始纳闷儿这所学院是否培养出了伟大的领导者——抑或本来就有伟大的领导者来这里入学，忍受了这里的环境，离校后才功成名就。

三个学期之后我就离开了不靠谱的安纳波利斯，期望重返严肃的学术道路。我选择了希尔斯代尔学院，这是一所文科院校，有1 400名在校生，位于密歇根州南部，在俄亥俄州边界以北约25英里处。

希尔斯代尔真正吸引我的是其对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重视。课程扎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信奉没有政府干预的长期放任政策。1977年，里根在希尔斯代尔发表了题为“自由企业怎么了？”的演讲，我真希望当时在场聆听。我主修经济学，辅修政治科学，并且开始意识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像父亲那样作为一个企业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希尔斯代尔是一所笃信宗教的院校，对待联邦和州教育拨款方面的态度也是出了名的：不接受任何拨款。学院行政机构决心通过极度的独立来保护其学术自由，不需要也不想受制于跟这些拨款挂钩的官僚式监督。我记得学院要给我提供全额的院校奖学金，但是我没有要。“留给需要这笔钱的人吧。”父亲说。

早在1986年，我就在影片《战火云霄》中看到我最喜爱的演员之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影片中，伊斯特伍德饰演的海军陆战队枪炮军士咕哝着说：“你可以抢劫我，你可以饿着我，你可以打我，还可以杀了我。就是别让我感到无聊。”时至今日，我都喜欢这句台词——我可不是那种能长时间坐得住的人。长期以来我都怀着一个孩提时代的梦想，比如成为一名消防员，所以很快我就成为首个报名参加希尔斯代尔城市消防队的学生。

要知道，多数在希尔斯代尔就读的学生都家境殷实。自愿来消防队或在消防队上班的都是肉贩子、油漆匠和屠宰场工人，他们一开始都视我为一个傲慢的大学生。但是我一大早就出现在消防队，更换破拆锯的锯片，并留下来清洗水泵，直到很晚才离开。我拽着沉重的帆布水带，扛着梯子。每次救援返回之后，其他志愿者都坐下来，打开一瓶酒享用，我则会去把水带卷起来。渐渐地，我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每小时还赚7美元——之后我开始扩大活动范围。

我在安纳波利斯时已经获得了潜水证，开始和警察局一起开展潜水援救行动，帮助打捞溺亡遇难者的尸体以及他们沉入湖泊的车辆。我记得自己在冬天使用链锯在冰上切出一个洞，在穿上潜水服之前，还要向湿式潜水服里灌入几瓶热水以便在冷水中保温，防止在水下冻伤。

沉入黑暗的水中，只能听到自己通过呼吸调节器喘气的声音时，或者紧紧抓住警报器声大作的消防车时，我就感到前所未有的专注或肾上腺素激发的冲动。我喜欢这种感觉。做什么事都要动作迅捷，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履行使命，这性命攸关。这比我上的任何课都重要。我参加考试的时候都带着消防队的无线电设备。只要警报一响，就能立刻出发。

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孩：琼。我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班克罗夫特宿舍楼里第一次见到她，那是在一个学员房间墙上挂着的一幅照片里。她有一头金色长发，眼睛是蓝色的，整个房间仿佛都因她而熠熠生辉。我以为她肯定是吉米·基廷的女朋友——当时我都想到把吉米的女朋友撬过来。结果发现更糟糕：琼·妮可·基廷（Joan Nicole Keating）是他的妹妹。“我不会让任何学员接近她，”吉米警告说，然后他笑了笑,“他们无法应付心碎的感觉。”

我终于在1989年1月份遇到琼，当时海军学院的一位老友联系我，他有新上任的乔治·H·W·布什总统举办的青年就职舞会的入场券。这是布什打算举办的八场就职舞会中的一场，地点在万豪酒店。老友的女儿想与吉米同去——所以我立马威胁吉米，如果他不同意带上妹妹，我就不给他入场券。于是，我从密歇根飞过来见她。

那天晚上，琼彻底征服了我。她来自纽约州北部萨拉托加附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她谈起任何话题都头头是道。琼对我的家庭或背景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海军里也没人知道——我只不过是比她小两岁的一个前海军学院学员。她穿着专门为这个场合买的有褶边装饰的海军蓝塔夫绸连衣裙——尽管这个场合似乎并没有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及地长的连衣裙凸显了她眼睛的颜色，但是并没有衬托出她的身材。说实话，这可能就是为何我从未真正在意过这身连衣裙。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眼见到穿着它的琼的情形。哪怕整个晚上和她站在警戒线边上我都会很开心。

1990年，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三年级，就申请在乔治·H·W·布什的白宫做实习生。希尔斯代尔学院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关系紧密，我支持他们的总统竞选活动。几个月前，我捐出人生第一笔政治献金：给共和党国会委员会捐赠15 000美元，这笔钱来自我父母很早之前给我购买股票的投资收益。

与此同时，琼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也在华盛顿特区给一家非营利性基金会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一有空闲就待在一起，很快我就坠入爱河，但是也以同样的速度对国家政治失去了兴趣。我来到国家首都，满怀期望地把这里当作为国无私奉献的堡垒。在我的家乡，里根政府被称颂为远见与奉献精神的胜利。这证明政府可以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通过支持创新和创业的国内政策，以及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可是在华盛顿我却发现，职业政客和尸位素餐的官僚的存在纯粹是在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包括那些在政府身居高位的政客们。

我在当时被称作老行政办公楼的公众联络处办公室工作，那是一座装饰华丽的第二帝国时代风格的宫殿，白宫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公众联络办公室是普通百姓给白宫提供反馈的一个主要途径——而我自己对这一届政府也有些看法。没过多久，我逐渐感到，布什总统在和有些人讨价还价，这些人想削弱婚姻的神圣性，用预算妥协来提高税收，并推动将给国内各大雇主增加不合理费用的环保政策。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固执任性。我向来直言不讳，这为我赢得了一次去白宫西楼的机会：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听说了我对这届政府的不满，就训斥了我一顿。

这是我与高级政府官员的唯一一次见面，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我在白宫的实习生涯在5个月之后匆匆结束了。不过幸运的是，一天晚上我与朋友们打保龄球的时候遇到了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

现在是罗拉巴克作为南加州第48选区众议员的第13个任期。1988年罗拉巴克首次当选众议员，此前是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当他的演讲稿高级撰写人之一达七年之久。在白宫，罗拉巴克在制定总统的“经济权利法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法案支持政府对自由市场采取很少的干预。他也协助打造了“里根主义”，这项激进的军事政策公开支持反共活动。“自由不是少数被选中者的特权，”里根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自由是上帝所有孩子们的普遍权利。”这些话让我深受鼓舞。当罗拉巴克提出让我给他当实习生时，我立刻抓住这个向他学习的机会。而引领我踏入下一段冒险征程的则是罗拉巴克的一位工作人员保罗·贝朗兹（Paul Behrends）。

贝朗兹当时是海军陆战队的预备役少校——2005年他以中校军衔退休——参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任务。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特别感兴趣，我俩很容易就找到聊天的话题。我还注意到他每天午餐时就溜出办公室，闭口不谈去了哪里。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去参加弥撒。贝朗兹在我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91年3月，我跟随他访问萨格勒布，见到了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他们讨论了脱离由塞族主导、共产主义统治的萨拉热窝的计划。我记得自己参观了城里的一家大医院，看到了一排排受伤的克罗地亚人。

之后那个月里，我陪同贝朗兹前往尼加拉瓜，调查关于在该国发现大屠杀地点的报道。尼加拉瓜人权协会认为丹尼尔·奥特加（Dandiel Ortega）一直在谋杀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奥特加1979年领导的军事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然后他就上台掌权。在首都马那瓜，我们不得不甩掉一个来自桑地诺阵线，开着苏制拉达车盯梢的人。出城向北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在农民的引领下来到一处偏僻的延绵起伏的山坡——那里有令人发指的证据。我们看见几十具农民的遗体。他们手腕被绑，头部中枪，都被扔进坑里。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些碎骨头，一堆堆破碎的头骨在地上瞪着我。

我从尼加拉瓜回国八天之后，琼和我就站在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圣玛丽天主教堂的圣坛前。那年我21岁，琼23岁。我们所有的亲友都出席了婚礼。紧张准备婚礼的那段时间，我在国外倒是省心，对此琼可能有点不满。尽管如此，我俩都为能在1991年4月27日结婚而兴奋不已。

婚后不久，我在国会的实习结束了，琼和我就去度蜜月。我们先去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我们称之为“波罗的海解放之旅”。从那里，我们又去了贝尔格莱德以及位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石筑城堡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甚至在北非兜了一圈后才返回密歇根。随后，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大学四年级，仍然是志愿消防员——仍然喜爱潜水和飞行，还有狩猎——但是我需要完成更重要的使命。

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要遵守的承诺。在海军学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在安纳波利斯的退学面谈中，我告诉学籍管理主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并且不需要学院的帮助。他对此嗤之以鼻，而我只是点点头。所以从希尔斯代尔毕业之前，我向海军候补军官学校提出了入校申请，这是我重返海军必须要采取的第一步。“我们在海军只待几年，好不好？”琼说道。

美国有8支现役的海豹突击队，每支突击队由6个分队组成。一个分队有16名海豹突击队员——2名军官、1名水手长，还有13名水兵。我被海军候补军官学校录取之后，就立刻投入了训练：每天游泳数小时，增加做引体向上和俯卧撑的数量。在海豹突击队里，训练的要点不是你能举起多重的东西，而是你在陆地和水上如何自如地行动。每位海豹突击队员都必须是战斗潜水、高空跳伞、导航、爆破和其他一系列技能的专家。

递交最后一门大学考试的答卷之后，我就立刻开始收拾我们的全部家当——甚至都没去参加毕业典礼——然后马不停蹄地奔赴位于罗得岛纽波特的海军候补军官学校报到。16周之后，琼和我再次举家搬迁，这次是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多，我要在那里的海军特种作战中心接受基础水下爆破训练。

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总共持续6个月，但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开始的“基础适应”阶段：计时两英里游泳，在柔软的沙地上跑4、6或14英里，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科目。这是一生中最可怕的训练，一周七天天天如此。正如海军所描述的那样：“由于训练要求特别高，很多考生开始质疑自己来这里的决定。”一次，一名队友和我因为偷懒而受到惩罚——当时，我们在海浪中冻得瑟瑟发抖，这位队友突发奇想，带头领着全班挨个儿排起来转着圈开跳康茄舞，还想以此显示我们的团结——教官罚我们当“搁浅鲸鱼”。我们不得不脸朝下趴在沙滩上，任由海浪砸在我们的头上。在一波海浪退去下一波扑过来之前我们赶紧吐掉海水，呼吸成了一件需要择机而为的事情。沙子进入身体最隐秘的地方。简直是苦不堪言。

我们第六周的训练被称为“地狱周”：要忍受着寒冷和疼痛，连续132个小时在泥里摸爬滚打。我们这些考生要跑200多英里，每天的体能训练长达22个小时。五天半的时间里才睡了大约四个小时。尽管每天摄入7 000卡路里的食物，但还是没止住体重的下降；“地狱周”快结束之时，“跑步”其实都算不上在跑，而是强行蹒跚，因为肌肉已经僵硬，膝盖发软根本使不上劲儿。

我们班的训练比其他很多班更苦。按照传统，“地狱周”的训练在科罗纳多海军两栖基地里和基地附近举行。可是，在2月初考试之前的六周里，当地降雨高于平均值，这样一来圣迭戈湾和附近的海域里充满了地表污水、医疗废物以及从10英里以南的蒂华纳冲过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教官就带我们去圣克利门蒂岛的海军辅助着陆机场——那是圣迭戈以西60英里的一个阴冷的海峡小岛，往最好里说可以称之为“土气十足”。我记得这段经历主要是因为在圣克利门蒂岛上，我们匍匐前进穿过的一片地里长满了仙人掌。我倒是宁愿泡在科罗纳多的污水里。

几天来，教练们都在嘲笑这些考生：不如赶快承认失败，去敲响一直挂在营地里的铜钟，结束这苦日子。我们班有120个学员，其中有将近100人敲响铜钟退出。退出的水兵中很多人继续在海军服役，而且很出色——但是他们将永远不能成为海豹突击队员，那些熬过训练的人们将在今后的人生中永不言弃。

“地狱周”结束后我回到家，收到父母寄给我的一份特殊礼物：一尊牛仔青铜铸像。雕刻家在上面刻着：“在牧场不成文的律条里，至高无上的工作价值观依然存在。当你加入一家牧场时，你就要尽职尽责。真正的承诺怎能轻松兑现？”我很骄傲地接受这种道德观：如果需要，可以离家数月，风餐露宿，时刻面临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威胁。牛仔凭借勇气和智慧得以生存。他给受他照顾的人们提供保护。经历了“地狱周”的洗礼，我知道我的招牌将会是海军海豹突击队。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之一。

训练结束后，我们在科罗纳多只待了几个星期。琼要在当地一所小学教完余下的课。我是已婚军官，不住在基地里；我们在城里的家就成为其他受训人员所熟知的“探戈旅馆”。在最后这几个星期里，琼遵循她母亲的意大利传统，给我所在班的海豹突击队员们烹制了好多千层肉酱面，量大得惊人。她在家里是性格外向的人——她能够也的确在跟任何人交朋友。她带修女、军官和学校同事来家里吃饭，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到深夜，话题从时尚到哲学无所不包。虽然我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几天下来精疲力竭，我还是喜欢在家里边擦靴子，边看琼让一屋子的人为之着迷，直到我困得睁不开眼为止。

1994年12月22日，我的女儿索菲娅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比奇，她是我有幸拥有的七个漂亮孩子中的老大。一年前，我加入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琼和我当时就举家搬到这里。在索菲娅的洗礼上，神父邀请她的祖父在她的额头上画十字。我记得父亲用一根很粗的指头在我女儿的脸上比划着，当时父亲已经63岁，但仍然仪表堂堂。他专程从密歇根赶来，看上去精力和以往一样旺盛。可是不知为何，送别他时，我三番五次返回去跟他说再见。我亲吻了父亲。“爸爸，我爱你，”我说，“我很想你，我都等不及想再次见到你。”

洗礼四天之后，即1995年3月2日，埃德加·普林斯离开公司总部高管餐厅，走进电梯，然后突发大面积心梗。一刻钟之后，员工们发现了他，但为时已晚，他再也没有苏醒。我的英雄就这样离我而去了。

之后的几天里，霍兰镇降半旗志哀。那时普林斯公司雇用了大约4 500人。公司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对当地报纸表示：“大家觉得自己就像他的家人一样。当听说这个噩耗时，我都哭了，虽然我甚至都不怎么认识他。”1 000多人来到基督纪念归正教堂出席父亲的葬礼。“埃德·普林斯并没有缔造一个帝国，”加里·鲍尔后来给家庭研究会的成员写道，“他缔造的是一个王国。”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回想起在索菲娅的洗礼上与他相见的情形，想起琼问他身体感觉如何。“你知道的，”我父亲说，“我就是感觉不大对劲儿。”父亲可是个永远都很乐观的人，我意识到那可能是我第二次听到他这么说。

葬礼之后不久，母亲就召集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父亲留下的颇为丰厚的遗产。这时，我在内华达州的法伦参加的为期数周的战斗搜索与救援训练刚刚结束。我向指挥官请了假，两名海军战友开车把我送到机场。不过，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送机。我母亲已经派了一架飞机来接我：这架中型公务机属于父亲的公司。它降落在法伦机场，朝小航站楼滑行过来，我们三人站则在航站楼内。海豹突击队中没有人了解我的家庭背景，我喜欢这样，我跟其他人一样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和尊重。可是，这架飞机尾部有我父亲的特选号码，那组号码以巨大的字母EP（我父亲姓名的首字母）结尾，当这一切完全映入眼帘时，我也吃了一惊。飞机停止滑行，飞行员们从机舱里走出来。

“你好，埃里克！”他们朝我打招呼。

我的战友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终于，有一位战友脱口而出：“要是你不在海军，你就可以退休了吧？”

几天之后，我在弗吉尼亚州又遇到海豹突击队的战友们。从法伦来的两位战友保守了我家庭的秘密，或许没准他们告诉了每个人，只是没人相信他们所说的。无论如何，1994年我依然跟随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部署到海地，这次任务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把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赶下台的行动之一。我们负责绘制登陆海滩图，并开展特种侦察，不过我们抵达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次维和行动。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乘船返回诺福克途中的情形，就如同我们在海地时一样清晰：我们遭遇了一场来自东北的大风暴，这是我在船上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大风，人们不得不用链子把甲板上的桌子拴住，防止这些桌子成为伤人的凶器。那天晚上我们吃的都是花生酱和果酱，因为根本没法儿试着做饭。

后来在1995年后期，由于南斯拉夫分裂为几个相互交战的国家，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被部署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里已是残垣断壁，街道满目疮痍，与我和妻子几年前看到的平静社区完全不同。我们这些海豹突击队队员在那里执行搜救被击落的飞行员的任务，或者针对雷达站实施“直接行动”任务。

我在海外执行任务时，我和琼过得都不容易，尤其是家里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1996年5月，我妻子还怀着第二个孩子克里斯琴，却发现乳房有一个肿块。她当时29岁。我在海豹突击队服役到那年的年底，虽然非常期望执行将来的任务，但是我知道很快家里就会有两个年幼的子女，而她们的母亲则面临着与癌症的斗争。出门在外突然变得不可能了。于是我提出退伍。

与此同时，家人一直在无休止地争论如何打理父亲的生意。父亲过世一年多后，我母亲、姐姐和我以13.5亿美元的价格向密尔沃基的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出售了普林斯的汽车业务。这笔钱分给了父亲的几个生意伙伴、持股员工、我母亲、姐姐还有我。我们保留了普林斯机械，以及父亲的房产生意卢米尔公司和租赁飞机的翼展租赁公司。江森自控有限公司重新命名了父亲在霍兰建造的75万平方英尺的厂区，称之为埃德加·D·普林斯技术园。

我父亲已经打造了一个了不起的企业。我有幸继承到一笔财产。现在我得明智地使用这笔财产了。

[1] 尾钩协会（Tailhook Association），美军航空兵的社团组织，包括现役与退役人员，类似于军人联谊会，因“尾钩丑闻”而为人所知。——编者注

创建黑水公司的想法源自横越地中海的一艘20世纪60年代的航空母舰的作战值班室。那是1995年的夏天，当时北约正在准备对入侵波黑斯雷布雷尼察的塞尔维亚军队发起反击，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刚刚在亚得里亚海完成一次备战训练。这一时期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训练：几个星期在内华达，几个星期在波多黎各，然后又去了密西西比、印第安纳、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我们的特种作战队员只要能找到场地，无时无刻不在训练。当瞬间的判断和反应就能决定你的生死时，训练绝不是什么可以怠慢的事情。

在波斯尼亚的演练让我对无休无止而又效率低下的军事部署的前期安排深有体会，这种情况正在军队中变得十分普遍，这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国防开支大幅削减所造成的后果。我们这支海豹突击队的作战任务可能只会持续6个月，但是在此前的12个月中我有10个月都在赶路，只是为了训练。

美国历史上，预算削减时常发生，可以追溯到建国前的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军队在出现矛盾激化时集结，矛盾解决后大多数人又会解甲归田。这是一个“大炮与黄油”谁优先的问题。有一种理论简单地认为政府或花钱搞国防，或投资抓生产，不能两者兼得。1993年10月，比尔·克林顿总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毫无争议地实施了军队转型。当年，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全面防务审查报告》，报告开篇提到：“冷战远去，苏联不再构成威胁。过去45年，是它驱动着美国的国防决策走向——美国的战略战术、作战理念、部队数量和建制、武器设计和国防预算。”

这个观点没错，我也强烈地认为压缩不必要的国防开支很重要。但是重点方向却选错了，因为在削减军费的同时，传统冲突迅速让位于非常规攻击。在“美国”号航母上，我们聊起了波斯尼亚维和行动的失败，也就是我们此行的原因：波斯尼亚塞族军队指挥官拉科·穆拉迪契和战时政治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被控在1995年7月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后精心安排了针对8 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平民和男孩的大屠杀。联合国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指控这两个人犯有种族屠杀罪，以及“针对平民的非法拘禁、谋杀、强奸、性虐待、虐待、拷打、抢劫和非人道待遇；针对政治人物、知识分子以及专业人士的迫害；非法驱逐并转移平民；非法炮击平民；非法挪用并掠夺平民的不动产和个人财产；摧毁住宅和商业设施；破坏宗教场所。”本书完成时，对他俩的审判仍在进行之中。

塞族军队袭击斯雷布雷尼察是为死于穆斯林游击队之手的塞族平民复仇。联合国维和部队此前曾阻止穆拉迪契进入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但是到了7月份，由大约600多名荷兰人组成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并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阻止塞族人，结果导致了“二战”以后欧洲最残酷暴行的发生。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承认：“当时既没有对进攻安全区的塞族人部署决定性空中打击力量的决心，也缺乏在地面上阻击他们的手段”。我和其他的海豹突击队员都认为，如果派遣一支中等力量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去维和，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悲剧。

问题是去哪里训练所有这些队员。我们海豹突击队几乎难以找到训练的地方了。1989~1997年，国防部的开支削减总共导致现役武装减员32%，同时，包括训练场地在内的“永久性军事设施”中的任职人员减少了28%，100多个军事基地被关闭。射击场数量裁减得太厉害，以至于各军种的人员基本上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训练。1995年，有一次在北卡罗来纳州国民警卫队巴特纳营区（Camp Butner）的1 000码精准射击场，我们海豹突击队员在射击场右侧200码线处练习，而陆军特种部队的神枪手们则在左侧1 000码线处射击。那种做法在任何射击场都是违规的，但是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那时，我们抱怨说，就是因为海豹突击队没有自己的专用训练场地，才被扔在像巴特纳营区这样的地方。我们没有室外射击场、室内射击馆或舰船模拟器。我们飞到陆军弗吉尼亚皮克特堡进行陆地作战训练，然后去波多黎各的海军营地开展潜水和潜艇作战训练，再去印第安纳州陆军的国民警卫队营区进行狙击训练，接着去任何可以找到的地方进行空中训练。即使我们到达这些地方，如果射击场安全教官没有来，或是救护车不能到位，抑或是基地保障人员无法告诉我们可以使用的无线电频率，我们还是不能训练。还有，如果濒危鸟类飞过，那么所有活动都要停止。有时候陆军军官没来组织训练活动仅仅是因为下雨了。他们会说，“我想你们这群小伙子不想把自己淋湿吧。”

所有这些折腾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对于我这样刚成家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在训练期间，我时常想起琼和可爱的索菲亚，还有即将出世的第二个孩子以及我们的未来。我在海豹突击队的经历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是1996年下半年我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一直在细读劳埃德·谢菲斯凯（Lloyd Shefsky）的大作《企业家不是天生的》（Entrepreneurs Are Made Not Born），书中介绍了比尔·盖茨之类的先驱者和“本·杰里冰激凌”的幕后人物所给出的商业建议，这本书颂扬了冒险精神、挑战了传统观念。在“美国”号航母上，我告诉队友，我想一退役就去建一家世界一流的训练机构，就在诺福克基地附近，特种作战队员可以在那里接受他们所需要的最好的一站式训练。

在很大程度上我需要把握好游说分寸，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说服我妻子。我经常在路上给琼写信，她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读了那本书，我对于自己创业信心满满，”我1995年11月给她写道，“书中鼓励读者列出所有将来有一天想创办的企业的梦想清单。但是我脑海中不停出现的只有开办一家训练机构。”

我告诉她，在弗吉尼亚威廉姆堡以西建一个训练中心，可以吸引海豹突击队、弗吉尼亚州警察、来自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狙击手，还有中央情报局人员以及特警。可以请一位退役军官打理中心事务，那我就不必朝九晚五待在那里。军费削减意味着政府实际上有求于私人机构来承揽各种训练任务——尤其是在异国开展的特种行动所进行的训练，其全部目的是要把人装备成武器，而不是像传统训练机构那样把人培养成操作武器的技术员。长期以来，海豹突击队任务明确、定位清晰，大多数战略规划家都无需为其担心；而且它预算如此之低，那些希望把巨额资金砸在大型战舰和战机上的政治家们又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在国防开支剧减的年代，理所当然，这些精英部队期待着看到更多行动，他们的培训应该得到更多优先关注。

我首先意识到这种培训并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另辟蹊径：如果你想跑马拉松，长跑俱乐部可以培训你；想成为飞行员？你可以去飞行学校。如果你想接受全套最好的军事训练，唯一合乎逻辑的就是找到可以提供这些训练的地方。有人对我说这个想法很浅显，他们没有这么做的唯一原因是缺乏资金。

我是幸运的。我父母非常强调对子女的引导和子女自身的努力，为此，父亲最初的遗嘱规定我30岁之前别想拥有任何继承权。不过，我一加入海豹突击队，他便修改了那份遗嘱的内容。他说，从此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我的工作精神了。因此，尽管我才26岁，资金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我告诉琼：“我觉得不到100万美元就能把它全部拿下。”“如果我们一年能租出去40个星期，每年就可以有20万美元进账”。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她同意。尽管我并不知道她是否完全明白这个概念。琼对武器不感兴趣，甚至一次都没去过我向她描述过的这类机构。但是她知道我有热情，有能力，而且目标明确。

事后的一切证明了对于我将要遇到什么，我当时同样一无所知。

正如我父亲当年开办普林斯制造公司那样，我知道自己创办企业需要一个由经验丰富的人才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不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且还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是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我想起海豹突击队的培训和第八分队在射击场上的训练场景，我们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练习，一遍又一遍地扣动扳机，直到手指磨出水泡、磨出血，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精准。我准备以同样的方式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且我的团队也必须明白这一点。我聘请的第一拨人包括阿尔、吉姆和肯。

阿尔·克拉克（Al Clark）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驻扎在弗吉尼亚比奇的海豹突击队的资深教官。他是我认识的教官中最出色的一位。对于应该如何创建未来的训练机构，他和我有同样的想法。长期以来他一直想搞自己的武器训练中心，但是没有资金。阿尔是带领我们推进培训项目的不错人选。

然后我们说服了吉姆·德哈特（Jim Dehart）。他为军队设计射击场长达15年，我们请他负责射击馆。他懂设计草图、电路图、电器工程，甚至水暖。我曾开玩笑说，如果像游戏或电影《僵尸启示录》里的僵尸出现，他是我们第一个想到可以抓来搞定电路、建起围墙的人。吉姆总是有非凡的想法，同样重要的是，他能想出物美价廉的办法把想法变成现实。

肯·比埃拉（Ken Viera）是前海豹突击队员，曾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他还是我在第八分队时的训练教官。他同意当总经理。因为他的自律和专注，我和这个清瘦的长跑健将相处得非常好。他不是那种很随意的人，我也不是。但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人，也是我们后来组织的黑水公司午间体能训练的最佳选手。他会定期出现，和我们一起拖轮胎、推车、骑山地车穿过沼泽地，他能与任何一位愿意加入体能训练的员工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就像当年我父亲在霍兰做过的那样。

我们的创始团队刚一成立，便带着地图和指南针，在周边重点军事基地方圆4小时车程内的地方画圈选址。第一个找到的地方是位于弗吉尼亚比奇的海军水路两栖基地“小溪”，那里驻扎了海军海豹突击队第二、四、八、十分队。

我们找到的其他目标是北卡罗来纳的两个基地。一个是海军陆战队乐琼兵营（Camp Lejeune），位于杰克逊维尔以南，它是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部队、海军陆战队第二师，海军第二后勤团以及其他具备战斗能力部队的所在地。另一个是陆军布拉格堡，位于费耶特维尔城外，驻扎了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和第82空降师。

重要的是我们来往弗吉尼亚非常方便，而且中情局的特工培训中心也在那里，人们常称之为“农场”。最后一点，联邦军事和执法机构的中枢——华盛顿特区也在那里。

把所有这些点连接起来，黑水公司就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军工综合体中间。这些圈子相互交织，汇集于北卡罗来纳州州界一个万人左右的小镇莫约克附近，也是在“大迪斯默尔沼泽”的东部边缘。

对于将要建立的训练机构，我们团队的设想是它介于射击场和特种部队人员的乡村俱乐部之间。客户可以事先规划好培训科目的各个方面，当他们报到时所有装备和辅助人员都已到位。我们的训练机构将建成7个射击场，配有降噪音和吸附子弹的高大碎石护堤。还将在草地上建设小型机场以及练习高速追车和真正的“防御性驾驶”的特制车道——培训车队遭受伏击时的特殊应对驾驶技巧。学员宿舍可以容纳70人。附近的主办公区感觉上更像一个狩猎小屋：除了木框结构和高高的石头墙，屋内中央有一个大壁炉可以让人们在射击场待了一整天后聚在一起。这是我很享受的圈子，我们从未想要把谁派到海外去执行任务。焦油脚州[2]的这片土地是我的“梦想之地”。

我花了90万美元买下了3 100英亩土地，约为5平方英里。它是足够大的一块地，任凭子弹再怎么乱飞也飞不出去。1997年6月我们破土动工，马上开始学会了DIY式的自力更生。那块地真够烂的：看上去如月球表面一样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前一年伐木留下的木桩和缠绕的树根，还有大量的蚊子和肆虐的有毒生物。我前几次去那片领地时，还杀死了一条蛇。而且，那里还酷热难当。

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开挖出射击场和人工湖，我们的一小队人马安装了电缆，铺了新路，竖起了南方松木做电线杆来铺设电线。大约90天之后，基建工作结束了。接着我们考虑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备选的名字“汉普顿路战术射击中心”有职业范儿，但是太正统了；“战术射击潮水学院”也有点意思，但是首字母缩写不行。后来当我们步履艰难地跋涉在我们的领地上开挖壕沟时，炭黑色的泥浆不断地糊在我们的靴子和机器上，我们眼看着每个新洞都被不停冒出的黑水灌满。

就是它了，“黑水”，我们都同意启用这个名字。

可是没过几天，黑熊为了标记它们的领地把我们新竖起的南方松木电线杆给推歪了。这帮家伙在欧洲人定居美洲新大陆之前就这么干的。现在，我们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了，我们又从当地传统中创造了我们机构最初的图标：艺术化的步枪十字准星包围的一只熊掌。

万事俱备，只欠一人，那就是加里·杰克逊（Gary Jackson）。如果不是因为有两名水兵在和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打架的过程中被咬掉了耳朵，我还不可能认识他。1993年，我是一名海军少尉，海军军官中的最低军衔。像多数年轻的海豹突击队军官一样，我被分配值“副班儿”。这是海军的行话，主要是指那些简单乏味的行政事务性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军事法庭的检察长进行调查。见到杰克逊的时候，我正负责调查缅因州不伦瑞克海军航空兵队的一起斗殴事件。当时，有一群水兵是“生存、脱险、抵抗和逃脱”学校的学员。该学校教授士兵们落入敌人领地后成了战俘，然后训练被讯问时应该怎么办。显然，那里没有教会这两个人不要在士兵俱乐部门口和海豹突击队员打架。现在他们三个人都要接受纪律处分。当时海豹突击队正在该学校受训，杰克逊是学校负责监察的海军准尉。

杰克逊出生在英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他比我年长10岁，在海豹突击队已经待了20年。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20世纪70年代加入海军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当时还是一名田纳西州高中生的他陷入了一起纠纷。他说，当时审理那起民事纠纷案子的法官告诉他：“我不能判你入狱一年，但是我肯定可以让你在里面待上11个月零29天。或者你去找那个坐在法庭后面，穿蓝色军装招兵的人。你自己定吧！”

我还知道杰克逊擅长电脑，这在20世纪90年代可是一门新技术。我不知道在不伦瑞克见面时我给他留下了多少印象，但是十几年后，当比埃拉提议杰克逊过来看看我们在莫约克办的培训机构，他仍记得我的名字。那时他已经在海军服役23年，马上面临退役。他对我们的商业计划很感兴趣，还在自己笨重的笔记本电脑上设计了一个初步的黑水公司网页，用3.5英寸的软盘给我们寄了过来。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的首个网页就像是顶级的福特猛禽F150皮卡堆里突然冒出个老土的福特T型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都会觉得好笑。但是我们被他的努力打动了。1998年，杰克逊一递交退役报告，就来为我们工作。

伴随着清理沼泽地的进展，我们的野心开始膨胀。1998年5月15日黑水公司山林小屋和培训中心正式对外营业时，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射击培训机构。我们拥有东海岸唯一的1 200码射击场。我们创建了全新的射击馆，采用了厚重的不锈钢建筑，内部安置了可移动式墙壁。这样我们可以不时地变换布局和场景。同时上面还配备观察台，方便给学员指导和打分。我们甚至挖掘了一个20英亩的人工湖来练习海上特种作战，以便学员从船舷、直升机和水下开展登舰训练。那块地的面积实际上已经扩大了一倍，达到6 000英亩，差不多是曼哈顿面积的一半大小。我自己在其中的投资超过600万美元……可是，刚开始时，连续数天无人光顾。

起初我们有一笔价值25 000美元的小合同：培训海豹突击队第一分队，可笑的是他们竟然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海军用信用卡进行了支付，感谢上帝，因为对于我们的现金流来说，1.5%的信用卡手续费花得非常值——我们等不起30天（或者有时是90天），政府才能给我们支票，因为我们已经让小时工提前回家了。杰克逊试图在武器展览会上招揽生意，但是被撵了出来，因为我们无力负担一个像样的展位。他的妻子也伸出援手，来到总部帮忙我们打理财务。

当然，黑水公司并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现金库。为了办起公司我可以大笔投入，但是作为我和琼最初约定的一部分，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动用孩子们的大学基金。莫约克的经理们需要紧盯预算，他们明白我希望他们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所幸杰克逊非常擅长此道。

我们给当地的猎人开过武器安全课程，这样好歹有些进账。黑水公司第一年的收入是40万美元，多数是靠给附近的执法部门和联邦调查局特警队做培训。

与此同时，我家里则经历了另一番磨难。1996年我离开海军不久，琼开始了与癌症的长期抗争，而且有一段时间她还战胜了病魔。1997年，家里添丁了，我们全家搬回了密歇根州，这样离亲戚们近点。在那里，我当上了普林斯机械制造公司的总裁，经常开着单引擎小飞机回北卡罗来纳州视察黑水公司的工作进展。但是那年，正当琼准备生我们的第三个孩子时，医生却告知我们一个不祥的情况。他们介绍说女性怀孕时雌激素水平提高，这会增加肿瘤恶化的风险。他们建议采取极端的措施。

“琼，”一位医生告诉她，“我们不得不中止这次妊娠。”

“那什么时候才能再怀孕呢？”她反问道。琼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流产。这样我们的第二个女儿伊莎贝拉在1997年9月出生了。

五个月之后，乳腺癌回来了。琼熬过了癌症手术，然后是化疗和放疗。医生告诉我们，她长长的金发经过这些治疗可能保不住了。这一点在我真正再见到她之前，从她的照片里察觉到了。我和琼去了贝弗利山庄的一家美发店，剪短了她的金发。她哭了，美发师也哭了。

1998年5月10日早晨，预言变成了现实。琼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我从黑水公司飞回密歇根和她及孩子们一起过周末。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她让我帮她剃光了剩下的头发。我不能忘记那个日子，那天是母亲节。当时，我哭了。

[2] 北卡罗来纳州的绰号。——译者注

加里·杰克逊入伙后，他估算了一下，黑水公司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能达到170万美元，可是我最初估计数字的好几倍。但怎么把这个数字变成真金白银，我们都还一筹莫展。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公司的实际收入数字是太清楚不过了。为尽快把业务开展起来，我们这个小团队一周七天连轴转，每天要干上18个小时，就像我父亲当初创业时那样不知疲惫。循着父亲的足迹，一种莫名的坦然油然而生。此外，繁重的工作使我无暇考虑妻子琼的病情，也多少得到一丝解脱——尽管这个时期的黑水公司上上下下对生意上的事还没有摸着门道，充满了我们后来所总结的各种“理念分歧”。

公司最初招进来的职员特种作战经验相当丰富，但却不谙经商之道。这些军事精英虽然身怀绝技，却未必懂得怎样提高企业效率，如何控制成本，或如何解决供应链的低效和浪费。我们亲眼目睹了其他一些大型承包商也受到同样问题的拖累，这些安全公司聘用了很多上校甚至将军级的军队人员，仅仅因为考虑到他们在军界的名气。但对于黑水公司这样的小企业来说，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我们是否能够尽快完成从作战人员到商务人士的转变将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有些人做到了，例如比埃拉和杰克逊，就能成功地跨越这一鸿沟，我由衷地佩服他们。而另一些人，比如克拉克，就未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定位，也无法尽到对公司团队的责任，最终在那段充满挑战的时期不得不离开了公司。

能够坚持下来的人是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必须想办法开始挣钱。德哈特当时就选择从靶场的标靶系统做起。

德哈特为黑水公司设计了一个测试射手反应能力的培训科目，用移动标靶分别标示敌方战斗人员和无辜平民。受训人员必须在瞬息之间迅速做出判断：是扣动扳机还是停止射击。这个科目可以帮助受训人员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掌握射击精准度，同时强化其判断能力——结果这套移动标靶很快就被子弹打得彻底散了架。控制这套移动标靶系统的传动链条、轨道、铰链和转轴等零件用的可都是高强度钢材。我们对客户的训练强度如此之高，连价值12 000美元的顶级商用训练标靶也在短短数月之内就被打得千疮百孔，变成了一堆废铁。要知道，生产厂家也不愿为这种标靶提供保修服务，因为它很难承受得住像特种部队那样高强度的射击训练。不过，黑水公司的座右铭是“要么刻苦训练，要么干脆别干”，但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预算超支问题。

谢天谢地，德哈特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他设计了一种新型标靶系统，命名为“熊式”标靶，采用的是500HB（布氏）硬度的悍达牌耐磨合金钢，这种合金钢主要用于制造挖掘机的挖斗和装甲运兵车。“熊式”标靶系统集成了多达12个的旋转标靶，既能通过专用电脑软件来控制，也可以遥控。

随后，德哈特又制作出了一套改进型“对决射击训练桩”，配有六个标靶，标靶被击中后，就会从中央立柱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受训人员两人一组，对准标靶同时射击，首先将全部6个标靶击到另一侧的射手为获胜者。这套系统就像是我们黑水公司自己玩的绳球游戏。

受训人员对德哈特设计的标靶系统赞不绝口，以至于莫约克基地的受训人员在临走时都想买一套带回去。没过多久，在基地简易宿舍楼的边上，一座钢结构厂房拔地而起，工人在里面不停地切割、焊接，制造各种印有黑水公司商标的射击训练设备，从利用集装箱改装的设施齐全的室内射击场，到气动式移动标靶。这些设备在创业初期为公司创造了50%的收入。真没想到，使黑水公司一举扭亏为盈的，并非我们最初打算推出的训练科目，反倒是德哈特设计的标靶系统。

随着公司依靠标靶销售业务步入平稳运作阶段，杰克逊负责的销售业务也开始渐有起色。杰克逊在海军服役后期，曾在加勒比海地区海岸警卫队担任缉毒队队长，他的人脉关系终于在1999年派上了用场。以前曾在海岸警卫队共事的熟人向他问起，黑水公司能不能为海岸警卫队新成立的直升机战术拦截中队训练射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HITRON中队，其基地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机场，是美国首个获准使用空中武装力量的执法单位。在此之前，海岸警卫队估计其截获的通过水路贩运至美国的毒品还不到总量的10%。在能以140节航速巡航的“黄貂鱼”武装拦截直升机身上，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要使高速行驶的走私快艇失去动力——好让警察在海上截停目标并登船抓捕毒贩——远比干脆将其炸翻要复杂而且精细得多。海岸警卫队想让我们利用海豹突击队的战术来训练他们的射手使用点50口径重狙击步枪击毁目标船的舷外发动机。

这是当时黑水公司拿到的首份政府保密合同——这对一家正力图打开知名度的小公司来说却是往前迈出的坚实一步。很快，我们就发现，有件事我们可以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更好：那就是洞悉时事、吸取经验，找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创造性方案。不幸言中的是，1999年和2000年发生的两起事件，使多年积弊终于得到暴露，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1999年4月20日星期二，上午11点刚过，两名青少年，埃里克·哈利斯和迪伦·克莱伯德携带霰弹枪、半自动卡宾枪和自制钢管炸弹进入科罗拉多州杰斐逊郡丹佛市南部的科伦拜中学，在49分钟的时间里横扫整个校园，打死13人，最后两人开枪自杀，酿成了美国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一起校园枪击案。事件发生后，这两人的作案动机一时间成为舆论的争论焦点，例如青少年使用抗抑郁药的问题、对哥特文化的盲目崇拜，抑或是受到工业重金属摇滚的影响等，不一而足——这些分析后来大多被证实是毫无根据的臆想。但黑水公司却独具慧眼，看到了此案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

我们注意到，在这两名枪手开枪自杀时，已经有超过75名警察包围了学校，可在此后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名警察进入大楼搜寻这两名枪手。我们还听说，据报道当天共有47家执法部门出动了1 000余人前往现场，但其中绝大多数人到现场之后指挥官从始至终都没对他们下达任何任务。我们为戴夫·桑德斯老师的不幸身亡扼腕叹息，他是当天案发现场15位遇难者中的最后一名，在上午11点26分被击中胸部，却因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最后失血过多死在一间教室里。医务人员在近4个小时之后才找到他。此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显而易见，特警队需要接受处置类似事件的训练。在作案枪手不留活口也不想扣押人质的情况下，此前要求巡警在原地警戒等候后援——而不是主动冲进去搜捕枪手——已经行不通了。

黑水公司当时已经在莫约克基地建起了一个15 000平方英尺的射击训练场，看上去就像一个小镇，场内设施齐全，有铺设好的街道，每座建筑物都装有摄像头，受训人员可在这里进行城市环境模拟训练。我们联系了美国国家战术顾问协会（NTOA），该协会成立于1983年，是一家非营利的全美巡警和特种作战部队训练计划的权威测试认证机构。在科伦拜校园枪击案后六周之内，黑水公司就矗立起了一座设有16间训练室的钢结构大楼，不但可以开展室内实弹射击训练，甚至可以进行爆破入室之类的“强行突入”训练。训练楼里还能同期播放各种报警声，以及遇袭者受到惊吓时发出的尖叫声。我们把这座庞大的建筑物称为“处突训练营”。

本来国家战术顾问协会同意拨款50万美元参与建设，但钱却迟迟未能到位。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先垫付费用马上开工，只希望建好之后，特警战术分队能立即进场接受全新的科目训练。这又成为黑水公司的一次信心之搏。

1999年9月，国家战术顾问协会派出了首批400名特警到莫约克基地接受训练。我们安排演员扮成学生，倒在血泊之中并大喊救命。装有模拟炸弹的双肩包、藏匿在“学生”人群里准备随时伏击救援警察的“枪手”。模拟场景实在是太恐怖了，这是黑水公司故意制造出来的氛围——此类行为也成为批评者声讨我们的冷酷无情，说我们借流血事件来壮大公司的理由。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们的初衷，正如一名记者在描述我们的工作时所写：“总得有人来干这件事，我们必须提前想到可能会出现的最坏情况。”

模拟伤亡——即医学界和军界所熟知的利用“石膏模”道具所制造的效果——是在训练中培养警察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心理强化训练能够激发受训人员身上某种叫作“全面职业素养”的特性。有时候，训练模拟场景会让绝大多数从未遇到过此类情况的参训人员——包括地方警察和联邦政府警员——感到毛骨悚然。国家战术顾问协会执行董事拉里·格里克一行在首次考察黑水公司之后讲道：“在模拟训练结束时，根本没人像平常训练那样还有心情谈笑风生或击掌庆贺，”他说，“有好几位受训警官告诉我们，他们做梦都未曾想到会遇到这么恐怖的场景，更不用说还得接受这种适应性训练。”这些模拟场景正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一旦现实生活中发生类似严重事件，他们才能立即做出反应，并予以正确处置。

在这之后，国家战术顾问协会开始抽调全美50个州的警察到我们的训练场参加轮训，此外还有来自加拿大、海地、比利时和英国的警察。科伦拜校园枪击案过去一年之后，我们已培训了1 000多名警察。还有一些警察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我们的培训科目，即使无法报销学费也情愿自掏腰包参加培训。受训人员在训练中撞坏或炸毁的门板难以计数，以至于我们每个月都要从当地的家得宝家居连锁店订购好几卡车的新门板。

在丹佛市郊制造了校园枪击惨案的这两名青少年使全美执法部门大为震动，但同时也给黑水公司带来一次发展壮大的机遇。仅仅一年之后，又有两个人在地球另一端的也门亚丁港震撼了整个美国海军——也由此改变了黑水公司的发展进程。

造价高达10亿美元的美国海军科尔号军舰，是一艘舰身长达505英尺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装备有鱼雷、机枪、战斧式巡航导弹，以及各种先进的雷达设备。2000年8月，科尔号驶离诺福克海军基地，随美国海军第5舰队部署到阿拉伯湾。两个月后，科尔号在也门南部港口亚丁临时停靠以补充燃料，此时的科尔号处于“三级戒备”状态[3]。两名基地组织成员驾驶一艘装满C4塑胶炸药的小型玻璃钢渔船撞向科尔号的左舷。有目击者看到渔船上的这两个人突然立正，随后引爆了炸药，爆炸威力相当于700磅TNT，连海边的房屋都被冲击波震得晃动起来。科尔号的钢制加强船体被撕开了一个40×40英尺的口子。此次袭击事件导致舰上17人当即身亡或受重伤而死；另有37人受伤。当时，这是自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大使馆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爆炸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针对美国目标的恐怖袭击事件。

然而远比此次袭击事件本身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海军事后在对早已过时的处置条例和训练程序反省时所发现的致命弱点。船上官兵汇报说，即使哨兵已经提前发现威胁，可能也无法阻止军舰遭到袭击：因为根据舰长参照海军条例拟定的交战规定，哨兵在敌人未开枪之前禁止先开枪。海军军士约翰·瓦沙克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爆炸发生后，他在科尔号的舰尾发现又有一艘渔船在向科尔号靠拢，当时他准备开枪，却被命令调转枪口，除非渔船上的人首先向他开枪。“在部队上，我们现在好像被训练得缩手缩脚了，”瓦沙克说，“如果有人发现情况不对并开枪的话，他很有可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美国海军军法署（JAG）对此次袭击事件的调查还有更多令人不安的发现。调查报告得出了以下结论，在科尔号加油停靠期间，舰上指挥官根本没有按要求采取防范措施，差不多有一半的规章制度都没有落实。但更为严重的是，即使采取了所有的防范措施，也未必就一定能阻止这起导致伤亡惨重的恐怖袭击。时任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兼第五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查尔斯·摩尔（Charles W. Moore Jr.）在报告中坦承：“所有看过调查报告的海军将领们一致认为，即使科尔号当时完全按照三级戒备采取了所有防范措施，也不一定能阻止或挫败此次袭击。”

完全可以想象，五角大楼看到这份调查报告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连第五舰队司令（这可是负责500万平方英里海域的堂堂第五舰队，活动区域包括红海、阿拉伯湾、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部分海域）居然也认为其麾下驱逐舰上的官兵无法阻止破渔船上的几个恐怖分子。这份调查报告逼得五角大楼马上甩出一份“强制性紧急”训练合同，这是一项临时性应急弥补措施，美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像平常一样磨蹭好几个月再按惯例进行极为繁琐的公开招标程序了。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就接到海军打来的电话，问黑水公司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在四个不同地点为2万名海军官兵提供部队安全保护训练。

这个电话不过是国防部按标准程序开展的一个市场调查，以评估有多少家服务商能够满足这份订单的条件。原黑水公司合同和法务部副总裁弗雷德·罗伊兹（Fred Roitz）解释说：“海军在做此类调查时，基本上就是在问，‘我们打算在汉普敦路训练设施多少英里范围内，利用多少种训练场，训练多少名什么类型的海军人员，我们想统计一下有多少家公司能够完成这样的合同？’”到了这时，训练场地离诺福克海军基地的远近便成了能否赢得这份合同的关键因素。“海军可不想让参训人员乘飞机或坐火车长途跋涉去受训。”罗伊兹说——这正是黑水公司创建者们当初在选址时所预见到的情况，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让我们在坐标图上圈定了莫约克。

我们是符合海军所有条件的唯一一家公司。不过，我们也反复研究过到底有没有能力接受这一挑战。因为当时黑水公司只有30名全职员工，开张三年来训练的人员总数还不到3 000人；可现在海军问我们能否在半年之内训练2万名海军人员。到底能不能做到，我们当时心里并非有十足把握，但我们的企业精神就是积极进取、攻坚克难，况且公司管理层从来不会临阵退缩。杰克逊当即拍下胸脯保证做到，并马上付诸行动，他甚至为手上掌握的业务资源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在每位联系人姓名后面标上“T”和“D”：这两个字母分别表示此人是个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还是个踏实做事的“实干家”。

我们当然立志要做“实干家”，于是同意了合同内容。海军只给了我们30天的准备时间，而且他们表述得很清楚：虽然合同标的有近700万美元——但所有履约事项和相关设备都由我们自己掏腰包。就像我父亲开公司时自己拿钱搞研发那样——我们自费采购了设备、武器和弹药。在德哈特的指导下，我们搭建了一艘“装在箱子里的军舰”——一座浮在水面、模拟军舰甲板上层建筑的庞然大物，由好多40英尺长的平板拖车和货运集装箱改装而成，然后涂上海军灰，装上水密门和扶手。看到它就会情不自禁想到电影布景中精心搭建的军舰舰桥，但能够经受真枪实弹折腾的仅此一艘。在这30天里，没有一人睡过一次囫囵觉，终于在第30天的时间节点上如期完工并交付给了海军，并在第二天顺利通过了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的验收。

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我们平均每周训练近1 000名海军官兵，训练科目包括威胁识别、遭遇敌人，以及阻止敌人对停靠港口或海上行进中的舰船的攻击。训练伊始，就暴露出了海军的一个要命问题：受训官兵中有部分人员虽已配枪多年，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们的教练彻底无语，因为他们除了刚参军时在海军新兵训练营打过枪之外，就再也没有开过一枪。

首次接手这么大的一笔合同，疲于应付的接待与我们仍显稚嫩的运作手法形成巨大的反差，呈现出一种很搞笑的喜剧效果。黑水公司的住宿和培训中心才刚刚起步，但每周都有数百名海军官兵涌入莫约克训练基地。我们每周都能挣上好几万美元。即使是这样，每到周五的时候，黑水公司还得安排某位员工拿着海军的通用信用卡，到基地简陋的专卖店里，在紧挨着简易书刊架和一堆过期能量棒的柜台里忙着刷卡。（而且要刷无数次。如果该卡的单次消费是5 000美元最高限额时，要在周五下午一次刷满60 000美元，就意味着这名员工要待在那里忙活上好一阵子了。）

但是，我们打动了合适的人物。2001年5月，时任海军作战部长冯·克拉克（Vern Clark）海军上将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科尔号遇袭事件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也是美国海军在全球行动中日常面临的典型威胁，这足以说明当前及今后部队安全防护工作的重要性。海军已经在国内外采取措施应对这一挑战，按照我们的规划彻底改革军队的自卫原则。我们已加强了海军的力量部署、训练科目和武器装备，以便更有力地保障军人的人身安全，把反恐和军队保护工作列为每次任务、行动和重大活动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努力向每位海军官兵灌输安全防范意识。”

我们的培训工作成效斐然，以至于两年后这份“紧急合同”刚刚到期，海军就又立即启动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合同招标，为海军官兵进行为期两周的站岗执勤、舰上武器使用，以及登船检查、拦截搜寻其他可疑船只方面的轮训。我们赢得了这笔订单，最终的合同总价超过了4 000万美元，到2008年，黑水公司的训练基地将培训差不多7万名海军官兵，每天用班车把他们从诺福克海军基地送到那艘“集装箱军舰”上进行训练。合同到手后，我们感觉自己就像电影场景中那只在校车后面紧追不舍的小狗，精力充沛，永不放弃，终于赶上了那班校车。

在赢得首笔政府大单之后，针对国内警察和特警部队的培训业务也越做越大，再加上9月份联邦调查局一笔40万美元的“熊式”标靶系统采购订单，我们现在手头上已经很宽裕了。我开始想象未来的生活——帮助美军和警察部队开展训练，不赚不赔就行，闲暇时再叫上一帮老朋友到黑水公司训练场上来比试一下枪法。这种生活肯定很惬意，虽然简单但却很充实。

我们又一次扩大了训练基地——达到了7 000英亩，超过了12平方公里。我们建立了保护区，保护湿地环境，以恢复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并重新种上了数百亩原生沼泽红栎和水松。我们还给莫约克基地添置了一件独特的纪念品——早年在黑水公司大沼泽猎杀的一头大黑熊标本。走进基地主楼大厅，就能看见这头大黑熊后腿直立，重达598磅的壮硕身躯象征着黑水公司的坚韧不拔——张着大嘴，高举右掌，随时准备奋力一击。

在密歇根，一切也都没有闲着。普林斯制造厂的利润翻了四倍，公司的股值也一路攀升，在2000年股市最高位的时候我们把这家制造厂卖给了意大利一家竞争对手意德拉集团。厂里的225名职员持有公司20%的股份，他们也在这笔买卖中赚了一笔——新成立的意德拉–普林斯集团延续了我父亲的事业，现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铸造设备供应商。现在，我终于可以腾出手一门心思地经营黑水公司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琼又有了第四个漂亮的孩子，埃里克·泽维尔。他出生于1999年7月，小名叫“爱克丝”。琼更是喜出望外，她已经是第二次接受癌症治疗，在病情刚有所好转时，医生断言说由于强化治疗，她不可能再怀孕了。不过，我们是一个骄傲的罗马天主教家族，并骄傲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医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这一信仰——拜她所赐与我——给了她与病魔抗争的力量，也使她成为我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我从琼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忠贞不渝和信任感。她从不关心我从老父亲那里继承了多少家产，也不在乎我能为家里挣多少钱——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提及这个话题。我在数年后才得知一件事，还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她到我家里，临走时和我父亲拥抱告别时，父亲偷偷地在她钱包里塞了1 000美元。父亲本希望她能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可她回到家发现钱包里的钱之后，却把这些钱分给了她的兄弟姐妹。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和鼓励，黑水公司绝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在2000年的时候，琼同意全家搬回到弗吉尼亚，这里离朋友们和莫约克基地都很近。作为一名海军家属，她热爱海豹突击队，并与我们一同分享了创业的激情。在各种聚会上，与她交谈的人都会被她的魅力所吸引——她总是说，对于没完没了的闲聊，要想让对方不扫兴，关键在于掌握好在什么时候插上一句：“你说的这些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们最后决定在弗吉尼亚州的麦克林定居。我要在这里租间办公室打理普林斯集团的生意，这是我创建的用于掌控黑水安保公司和其他附属企业的母公司。当琼得知我们家离天主教阿灵顿教区只有15分钟的路程后更是激动不已。我也希望能在家里多陪陪家人。琼当时还开玩笑说假如我们要看病的话，这里还有当地最好的医院。

不料琼一语成谶。就在琼收拾行李准备这次搬家时，突然感到腰背下方一阵刺痛，犹如肌肉被拉伤似的疼痛。在做了X光、核磁共振和骨骼造影后，得出的诊断是癌症再次复发，并已转移到脊椎和骨盆。从医生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妻子的病情很不乐观。当时是2001年1月，我妻子才33岁。感谢医生们的努力，让琼的生命得以延续了两年半的时间。

[3] 三级戒备（Threatcon Bravo），美军五级戒备状态的第三级，表示恐怖活动威胁的可能性增加。——译者注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北弗吉尼亚州，夏末的一个晴天。早8点刚过，我在校门口放下孩子，然后打开汽车的收音机，前往理发店。琼在家里休息，为第二天早上去下曼哈顿的圣文森特医院再次接受可怕的理疗做好一切准备。不用说，她的预约后来取消了。

在车里，我听到新闻，美国航空公司第11次航班刚刚撞上世贸中心。我和我的理发师阿里一起观看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第175次航班撞上世贸中心南楼的新闻，当时我正坐在理发椅上。接着传来新闻，美国航空公司第77次航班撞击了五角大楼，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地区坠毁。

那个星期二，我公司的员工如常出现在莫约克。所有的人都待在电视前，目瞪口呆。加里·杰克逊在达拉斯，因为航班停飞，他租了辆车，开了28个小时才回到公司。新闻里的消息令我们感到无比恐惧——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感到震惊。2000年在亚丁港，我们已经见到过成本很低、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攻击如何成功躲过了美国的基本安保程序。

军队的内部人士和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都在监视日益膨胀的反美极端主义，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此类攻击显然必定会越来越常见。我记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大校在1999年推出了一整本书，名为“超限战”。据中情局对外广播谍报处翻译的文本，该书提出“采取大量手段，包括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尤其是非军事手段，在冲突发生期间打击美国”。“提出的手段包括黑客入侵网站、攻击金融机构、恐怖主义、利用媒体和城市作战。”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双子塔倒塌的画面，我能够感觉到美国大众正在本国领土上面对面地遭遇了超限战。问题是，我们的政客们将会采取什么措施。

那时，我们黑水公司的员工并不十分在意政策辩论。我们以前是士兵、水手、警察和陆战队员。我们着眼于未来，考虑得很实际。在“9·11”事件之后不久，电视上还在辩论美国是否应该反击那些谋杀了美国平民的人，在莫约克我们就已经在集中讨论这场必须要打的反击战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以及黑水公司能够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然，我们可以训练那些特种兵，由他们来追捕基地组织头目，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参与更多，因此必须找到那个愿意让我们帮忙的人。

因为之前我一直忙于组建公司和照顾家人，就没有费心维持我在华盛顿政界仅有的几个联系人。自从我多年前结束在白宫的实习之后，再没有踏足过那里，而且当时乔治·W·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主要由专业人员和从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留任下来的人员组成。我与他们最近的一次接触就是8个月前我与琼买票参加布什总统的就职舞会那次，换言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搜遍了我在莫约克的办公桌，寻找我仅有的一张中情局某人的名片。他叫“巴泽”——阿尔文·伯纳德·“巴泽”·克朗加德（Alvin Bernard“Buzzy”Krongard），中情局的执行官。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儿子是海军海豹突击队员，曾在黑水公司受训。

克朗加德同意立即与我见面。为什么这么急？除了想提供训练服务之外，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报也有助于这场战斗。我们带来了一个军阀的联络信息。

在不断变化的阿富汗政治中，阿卜杜拉·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比任何人都转变得更为频繁，也更为成功。在苏联控制时期，这个乌兹别克人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天然气田里工作，是一个工会的头目，之后他于1978年加入阿富汗军队，和伊斯兰圣战者游击队作战，后者寻求将俄国人赶出阿富汗。在短短几年内，杜斯塔姆就晋升至陆军大将，统率阿富汗北部诸省多达两万人的民兵武装。至1997年时，43岁的杜斯塔姆拥兵自重，统治了阿富汗北部草原的多种族混居的6个省，俨然成为一个小国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只要政治上有利，杜斯塔姆就愿意改变政治立场。（这包括在1992年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成功掌控阿富汗之后，他转而与新政府结盟，后来又再次反水，并最终加入北部联盟。）杜斯塔姆控制下的主要城市是马扎里沙里夫，这是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新兴家园——这个脾气暴躁的头目的家园也在这里。据报道，他曾经用坦克将一个窃贼碾压处死。美国情报系统都认为杜斯塔姆的行为不可预测。

1998年杜斯塔姆被极端保守的塔利班赶出阿富汗。塔利班自1996年占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一直致力于分裂北部联盟，以便扩张自己的权力基础。杜斯塔姆被迫流亡土耳其，但是到2001年年初，他又回到人迹罕至的偏远的阿富汗东部兴都库什山区，与聚集在那里的忠实追随者们会合。这一回归之所以能够成行，多亏了他与伊斯兰圣战者的传奇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达成联盟。杜斯塔姆曾经与沙阿·马苏德为敌，但是沙阿·马苏德也是北方联盟硕果仅存的一位反塔利班领袖。马苏德被称为“潘杰希尔的雄狮”，人们以此来纪念他的家乡。他在1989年将苏联人赶出阿富汗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曾在一段时间内担任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而且中情局自1984年以来一直时断时续地支持他的军事行动。[4]

2001年9月9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先发制人，试图削弱上述联盟的稳定性并在“9·11”事件之前除去中情局的重要盟友，马苏德被一对伪装成记者的自杀式袭击者杀害。[5]杜斯塔姆突然之间被推上了北部联盟的首领位置。他需要马苏德曾有过的那些盟友。

通过我以前在国会的联系人，我们在黑水公司得知杜斯塔姆并不信任美国人，就像美国人也不信任他一样。我们听说，这位将军只信任一位美国联系人：查利·桑托斯（Charlie Santos）。桑托斯是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戴尔塔石油公司的美国代表，以前曾与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一起工作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戴尔塔公司曾派桑托斯去协商修建一条穿越阿富汗的石油管道，这将给塔利班提供一个免费的、持续的大笔收入来源。谈判破裂后，塔利班实际上宣布桑托斯为不受欢迎的人——而杜斯塔姆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信任他。

刚巧，保罗·贝伦斯曾在戴尔塔石油管道项目中与桑托斯合作过，而且他们两人一直经常联系。我也与保罗经常联系——这就使得查利成为我们的朋友。

“9·11”事件之后没几天，我接到贝伦斯的电话。他有新消息：“杜斯塔姆一直给查利打电话，问查利：‘你需要我做什么？没人跟我联系。我想帮忙。’”贝伦斯这么告诉我们。显然桑托斯和杜斯塔姆一直坚持每天通话。

在“9·11”事件之后的日子里，中情局一直试图通过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联系人获取情报，但是不敢确定他们所获情报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因为众所周知，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很不可靠。中情局与杜斯塔姆将军没有联系。几年前，中情局在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担任局长期间曾经清理过线人队伍，清除了一些“不干净的”线人——那些人的背景可疑，甚至可能更糟。从1995年5月至1996年12月，中情局以所谓的“多伊奇规则”为标准，摒弃了大约1 000名领取报酬的线人——尤其是在阿富汗之类的地方，那里的政治站队似乎每小时都在变化。这一政策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保护了中情局，但它也使得中情局无法与杜斯塔姆之类的人开展合作。杜斯塔姆是领导者也是战士，最起码他接受这样的想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当然不是背景清白的童子军——但是童子军也不会成为叛军的指挥官。而且在“9·11”事件之后，他的影响力和权威都使得他成为中情局极其需要的那种联系人。

随着美国开始制定针对“9·11”事件的军事反击计划，部分中情局高官一直在呼吁应该采取一些非常规举措。他们知道五角大楼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即CENTCOM）正在考虑多种可能的方式来摧毁基地组织并将塔利班赶下台——其中包括极其传统的方法：先派特种兵打头阵，接着派出数以千计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去与残余的塔利班士兵作战。但是中情局和国防部经常争执不下，兰利（中情局总部所在地）那帮人认为乔治·W·布什总统曾公开宣称，此次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伊斯兰或阿富汗人民的进攻。为了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牢记两条军事策略：第一，大型联合地面部队可能激起阿富汗人的怒火；第二，时间很重要。联军完成任务的时间越短，将政治权力移交给反塔利班的阿富汗人的速度越快，大家就越好过。

这些因素使得中情局的决策者们转向一种新型的战争形式——突然开始依赖坐拥1.5万兵力的北部联盟。兰利那些人希望的是，中情局特工和陆军特战队小组能够跟随北部联盟的指挥官，散布在阿富汗各处，解放村庄，联络实施对塔利班据点的空中打击。计划制定者们认为，那将最大限度地降低美国地面参战部队的人数，并且还给任务披上了当地人的幌子。但是这么做就需要阿富汗的当地联系人，而这一点中情局并不具备。

通过贝伦斯和桑托斯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那些联系人，黑水公司给中情局提供了一个阿富汗境内的线人名单。除了杜斯塔姆，我们还提供了哈吉·穆罕默德·莫哈奇克，他是阿富汗中部反塔利班力量的指挥官；以及伊斯梅尔·汗，他以前在阿富汗国民军里当过军官，1997年被塔利班囚禁，三年后逃脱，现在正急着复仇。名单里还有帕延达·穆罕默德·汗，以前是杜斯塔姆手下的一个指挥官，当过谈判者、翻译和谋士。这些人全都声名狼藉，但是他们却知道如何将事情办成。阿富汗的官员没有一个干净的。甚至马苏德也曾向欧洲走私鸦片和海洛因，将其作为他的叛军联盟的经济来源之一。中情局被政治束缚了手脚，一直没能与这些身居要职但声名狼藉的领导人发展关系。庆幸的是，黑水公司没有这样的束缚，当然，我们在与这些联系人打交道时非常注意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且我们成功地帮助中情局建立起了与该地区最有用的几个人物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的帮助下，在“9·11”事件刚刚发生15天之后，中情局就派出了由7人组成的北阿富汗联络小组，代号“碎颚者”（Jawbreaker），抵达喀布尔北部约60公里处的潘杰希尔峡谷，开始为绿色贝雷帽[6]的到来做地面准备。这个小组的任务非常明确。在出发之前，中情局反恐负责人科弗·布莱克（Cofer Blake）曾直接借用好莱坞剧本中的台词给小组组长发出指令。“我不想逮捕本·拉登及其爪牙，我想让他们死，”布莱克说道，“我想要你们把本·拉登的首级装在干冰盒子里运回来。我想把本·拉登的首级拿给总统看。”

于是，2001年10月7日，“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开始了，5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陆基轰炸机、20多架攻击机、美国与英国的战舰和潜艇上连续射出。它们在美国轰炸机到来之前就将阿富汗简陋的防空系统摧毁大半。

美国陆军的首批12人组成的A队（ODA）——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A小组——于2001年10月17日到达潘杰希尔峡谷，与“碎颚者”先遣队会合。作为旨在控制阿富汗北部城市的“匕首”特遣队的两个分支之一，这些绿色贝雷帽将把注意力放在喀布尔。两天后，第二个A小组“ODA595”在深夜被直升机投送到马扎里沙里夫南部约70英里的一处着陆点，与杜斯塔姆将军和他的50名骑兵会合。在位于佛罗里达坦帕湾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总部，桑托斯通过卫星电话与杜斯塔姆协调，告诉他何时可以令手下点亮着陆点。

接下来发生的事被ODA595小组成员称为“摩登原始人遇上杰森一家”[7]，堪称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之一。一连几个星期，这些绿色贝雷帽们都在马背上痛苦不堪，在杜斯塔姆的带领下朝北进发。他们骑在木制马鞍上，穿越灼热的平原，沿着悬崖边约两英尺宽的窄道前行。距离美国骑兵最后一次在战场上出现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到2001年，美国陆军实际上已经不再训练绿色贝雷帽的骑术。但是凭借着他们用电话招之即来的炮火，再加上杜斯塔姆的精明，特遣队和北部联盟一口气解放了几十座城镇。他们联络来的空袭敌营的炮火极其猛烈，以至于ODA595小组用来引导炮弹的激光目标定位器都被阿富汗人称为“死亡之光”。

在2001年11月9日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杜斯塔姆的600名骑兵从山上冲进马扎里沙里夫，很快便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4天之后，“匕首”特遣队重新掌控了喀布尔。在数星期内，阿富汗近三分之二的面积易手，“9·11”事件102天之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政权完全被推翻——而领导着完成这一切的仅是相对较少的一批美方人员。“我要求派几个美国人来，”杜斯塔姆后来这么谈到特遣队，“他们带来了整个军队的勇气。”还带来了国际联系，而提供这种联系的是位于北卡罗来纳沼泽地里的一个不断扩张的训练中心。

我们从未把黑水公司对“持久自由”行动的贡献视为一个商业决策。我们当然没有从中收取金钱。莫约克的团队希望帮助美国反击那些攻击了它的人，而开放我们的联系人名单并充当中间人是我们实施帮助的一种方式。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报名申请加入中情局国家秘密行动处特工科，这个科是中情局最精英、最隐秘的一个准军事单位。我经历了大量的审批程序，包括多次用测谎仪对我的忠诚度进行标准测试和一组心理测试。直到今天，我仍然对我职业生涯中的这个最大讽刺暗暗发笑：中情局把我淘汰了。他们说我没有足够的战场经验。但不管怎么样，更多中情局的人开始熟悉我的名字——并注意到像黑水公司这样的私营企业能以怎样的方式充当重要联系人，为政府的军事和情报工作服务。他们知道我们想帮忙。

很快，中情局提供给我们一个帮忙的机会：安保。随着塔利班的倒台，中情局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其他地方纷纷建起基地。喀布尔易手之后不久，克朗加德就造访了阿富汗首都。他发现当地人装备落后，无法应付那里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安保细节——尤其是一些当地人的忠诚度还值得怀疑。他知道中情局并不直接拥有资源来配备这些工作人员，他也知道应该打电话给谁。

事实上，克朗加德的海外之旅与我们早已在莫约克进行的讨论不谋而合。给官员或军事设施提供安全保障的工作，起初似乎偏离了我们的经营范围，但是多亏了黑水公司训练项目的顾客名单，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一个由退役的特种部队人员组成的联系网，中情局或许会感兴趣。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特种部队的任务就是给重要个人提供安全保障。从事过这些任务的优秀人员已经了解危险评估、无线电协议和护送程序，我们意识到他们经过最小限度的学习培训就可以进入黑水公司充当类似的角色。随着我们目睹“持久自由”行动展开，参与其中的想法突然找到了合适的渠道。

我们于2002年初成立了分公司：黑水安全咨询公司。在那一年的4月，黑水公司接到中情局的一个紧急合同，为中情局喀布尔总部提供安保人员——而且要让他们几天内就上飞机。在那里的前六个月，我们公司是这份生意的唯一提供方，但是六个月之后我的公司参与了竞争，并赢得了后续合同。

批评者们认为，黑水公司一定是在哪里行了贿才获得这头一桩国际生意。这么多年来，与我们公司有联系的人都经常听到这一说法。真相是，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我们95%的合同都是通过公开竞标获得的。而在2002年，对中情局而言，我们的运作纪录，以及我们“先答应，再解决细节”的思维模式，显然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获得合同。“黑水公司获得合同，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能将人配置到场地的公司。我们处在别人的枪口之下。我从喀布尔回来之后，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克朗加德在2006年如是说道，“我们唯一的考虑是为我们的人配备最好的安保。假如我们认为火星人能够提供这些，我猜我们也会追着他们不放。”

我随第一批保安一起去了阿富汗。这项工作可没什么令人兴奋的——我们肯定不是前线的治安警察，一脚踢开大门，然后一路射击，杀出一条血路，横穿塔利班的堡垒；也不是公众印象中演变出的黑水公司人员的种种样子。安保意味着采取守势——站在大门前检查驶近的车辆，确保不会遭到叛军袭击，以免影响即将到来的其他外交任务。我们给我们的工作设定了极其严格的关注点——我在那里就是要亲自确保黑水公司的人员能够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而且更高效地检查车辆并站岗——并很快适应了新工作地点的节奏。我对那个首趟阿富汗之旅的一个最持久的印象就是，我在到达当地的第一个夜晚的凌晨四点半突然从床上直直坐起。我以前从未听过唤礼声——而营房外面的巨大扩音喇叭保证了附近的任何人都不会听不见这个声音。

黑水公司对效率的追求成为我们整个企业文化的基石。它或许是我们简化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最终好处。公司只有一位老板——我，所以不用对股东负责。没有董事会扯皮，也没有政府组织的那种冗长繁琐的官僚作风。我可以将我的大部分权力委派给特派员驻扎海外，也可以选择自己去。我们机动灵活，有进取心。而且正如我几个月后了解到的，我们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4] 具体事例请参阅《国家威胁》，亨利·克伦普顿，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编者注

[5] 具体情况请参阅《重任在肩》，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编者注

[6] 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真实名称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是美国陆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特种部队，组建于20世纪50年代，经常被派往世界上许多国家，执行各种使命。该部队士兵具备多种语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可在复杂环境中训练当地部队。——译者注

[7] 摩登原始人遇上杰森一家（The Jetsons Meet the Flintstones），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动画片，常译为《摩登原始人》，此处是美国士兵套用动画片的名字。——译者注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我最喜欢的政府外包商。

当然，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一个来自热那亚共和国的航海家，他接受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和国王斐迪南的资助航海远行，并发现了新大陆。但是我更愿意把哥伦布看作是创业家，而不是水手。他足够疯狂，敢于用小小的商贸船去勇闯辽阔的大海——而且，当时他估算到达东方所需的航行距离是实际距离的三倍，这更显出他的举动之疯狂。他是个行动派，试图说服王室资助他的梦想，被拒绝了多次也不放弃。最终，在1492年年初，他的时机终于到来：卡斯蒂利亚王室从摩尔人手中抢来格拉纳达的控制权，一个更加有效的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西行路线将允许西班牙借着基督教的名义再次扩张自己的全球足迹。随着《圣菲协议》的签订，哥伦布得到许诺，如果他发现那些航海路线，他将获得财富和名望。伊莎贝拉大笔一挥，哥伦布便实际上成为一个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即PMC）。

哥伦布提出的要求很高，但是考虑到他面临的巨大风险——哥伦布的儿子后来承认那些君主从未真正相信他能活着回来——这些要求也不过分。40岁的哥伦布要求获得海军上将的军衔，并且可以世袭罔替，子孙传承，这在当时的欧洲并不少见。此外，作为王室代表，对于可能发现或接收的任何土地，他要求成为总督。哥伦布还要求获得这些土地净利润的十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报酬。此外，他还要求有权选择在那些土地上开展未来的商业开发行动，以此作为对自己的进取心和冒险的回报。

很快，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便给他们的这位新晋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任命了他所要求的职位。这位意大利探险家现在摇身变为西班牙的海军上将。作为被王室征用的武装私有商船，尼尼亚号、平塔号和圣马利亚号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新大陆。在随后的超过5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命运便与军事任务承包商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今天，在华盛顿特区——这个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行政区[8]——有一个占地7英亩的公园，位于白宫的正北方，名为拉法耶特广场。这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种有许多当地的树木，还有开阔的空间，宽阔的砖砌道路通往公园中央的雕像：马背上的安德鲁·杰克逊。我在华盛顿时经常去逛这个公园——在它的四个角落里还有其他的雕像，分别纪念萨丢斯·科什乌兹科（Thaddeus Kosciuszko）上将，弗雷德里奇·威廉·冯·斯托伊本（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男爵少将，吉尔伯特·拉法耶特（Gilbert de Lafayette）侯爵上将和让·罗尚博（Comte Jean de Rochambeau）伯爵少将。他们谁也不是美国人，但是他们都深远地影响了美国独立的进程。他们也深远地影响了我后来对黑水公司所创事业的理解。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奇怪：美国所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主要归功于承包商的帮助——在独立战争这个例子上还是外国的承包商。但是，只要他们了解这种商业模式的历史，他们就不会这么觉得。例如，在1607年，约翰·史密斯上尉戴着脚镣手铐[9]踏上了弗吉尼亚的土地——他与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的关系后来成为传奇故事（和迪士尼电影）的素材。这位27岁的英国士兵和战争英雄被合资企业伦敦弗吉尼亚公司派往新大陆，任务是在危险的北美荒野负责安保工作。该公司打算在今天的切萨皮克湾区域挖掘金矿，并勘探附近有没有其他有利可图的天然资源，以期在那里建立一个更为永久的英国殖民定居点。他们需要一个军事任务承包商，来保证他们商业利益的安全。

历史记载显示，史密斯像狼獾一样好斗，但只有狼獾一半可爱。他之所以戴着脚镣手铐上岸，似乎是因为他在航行过程中激怒了这支探险队的头领们，他们指控他兵变。但是他很快便证明，他是这个新大陆里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勘探了切萨皮克湾地区，画出了详细的地图，这些地图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该地区的权威地图。史密斯协助建立了该殖民地的定居点詹姆斯敦（他以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定居点），并监督建造了这个殖民地的堡垒。他组建了一支安保力量，并用英国武器加以训练，这一举动最终使得他成为詹姆斯敦的领袖。这位脸色苍白，蓄有火红胡子的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还远行到土著居民的地盘——在迪士尼的不同版本中，他此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此外，在他待在该地区的两年时间里，他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有力地保护了这个英国殖民地，使之安然渡过了具有潜在破坏力量的种种挫折。在我创建黑水公司和我们开始培养自己的保安力量时，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我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1614年，史密斯绘制了北美海岸线地图，将之命名为“新英格兰”，这使得另一个英国公司，也是另一个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得以有机会塑造美国的历史。1620年，新英格兰顾问公司——此前称合资普利茅斯公司——获得英王詹姆斯颁发的皇家特许证，得以勘探史密斯的那块新地区。他们需要愿意前往殖民地定居的人。同时，清教徒和分离主义者正需要一片新的家园，以躲避英格兰的宗教迫害。于是该公司租借了一艘老旧的，原本从事葡萄酒生意的货船，名叫五月花号，将那些拓荒者送上了旅途。谁是那趟改变命运的航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乘客？35岁的迈尔斯·斯坦迪什（Myles Standish）上尉，他或许对分离主义者持有同情态度，但是在宗教上他没有理由加入他们的远征。事实上，斯坦迪什是位英国士兵，在进入私营行业之前他曾经在荷兰作战。他是一位军事任务承包商，拓荒者们雇用他来领导未来殖民地的防御事务。

斯坦迪什是41位在登陆前签署《五月花号公约》的人之一。最终，他在普利茅斯殖民地负责的设防和训练工作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他成为第一位被永远铭记在官方政府徽章上的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1780年约翰·汉考克州长批准了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印章设计。占据该印章主体部分的盾形纹徽最早于五年前（1775年）草拟构图，一个阿尔冈昆族印第安人手持着弓箭。在盾的上方是一个穿制服的右臂，举着一把金色的剑，那个胳膊和剑被大家认为代表了斯坦迪什。国民警卫队至今依旧以斯坦迪什为荣，尊崇他是“一位职业士兵，受雇训练殖民者如何在新大陆里自我保护。他教会他们正确使用滑膛枪和其他武器，帮助他们形成更为有效的防御力量”。

到新生的美国反抗英国君主统治之时，这种做法——雇用私人公民来承担今天被认为是政府的传统军事功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1775年，在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一位杰出的南方种植园主提出，如果大陆会议不能创建一支稳定的军队，他愿意私人出资建立一支军事力量来对抗英军。这位42岁的前任弗吉尼亚民兵军官相信，在政府不能——或不愿意——的情况下，私营机构有能力提供解决办法。对于美国的命运而言幸运的是，大陆会议将殖民地民兵整编为一支国家军队，乔治·华盛顿实际上不需要自己出钱资助这支武装力量。

但是那支大陆军是乌合之众，在能力、训练和经验方面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差距——而这正是拉法耶特公园的那些雕像人物切入的地方。大陆会议为了填补差距，不得不转向外国职业军人，请他们编制、训练、甚至指挥华盛顿的士兵。这就是外包的蓝图，我直到今天还对之崇拜不已。在巴黎，本杰明·富兰克林，时任美国派驻法国特使，以私人名义招募了萨丢斯·科什乌兹科。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军人，毕业为了波兰的独立而战，是大炮和工程方面的专家。他在费城、萨拉托加和西点修建的防御工事十分成功，今天科什乌兹科被视为美国炮兵之父。

普鲁士军官弗雷德里奇·威廉·冯·斯托伊本男爵被以类似的方式招募来，负责大陆军的训练和人事，并实际上成为美国军队的第一位总监察长。与此同时，法国贵族拉法耶特侯爵，在1777年首次在殖民地首都费城遇见华盛顿时，只有17岁。但是他给华盛顿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他便成为华盛顿的副手，与之关系最为密切。“那位雄心勃勃的法国少年”——斯密森学会后来这么称呼他——在大陆军中一路晋升到少将。今天，在美国，有20多座城镇被命名为费耶特维尔、拉法耶特，或拉格兰奇的其他变形，以纪念拉法耶特在法国的庄园。

最终，在1780年，康姆特·让·罗尚博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派去统领大约3 500人的法国军队，前去与美国殖民定居者并肩战斗，并最终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围困战中打败了英国军队。因为有了刚刚崛起中的美国人获得法国支持这一先例，罗尚博之援也奠定了现代军事援助的基础。在英军中将康沃利斯勋爵在约克敦投降从而有效地结束这场战争之前的几天，华盛顿曾给大陆会议写过一封信。正如他在这封信里所说的：“我必须承认，我无比受惠于罗尚博伯爵阁下。”

这一切都是在陆地上发生的，而与此同时，私人战船也扮演了同样关键的角色，捍卫了美国的港口。在18世纪70年代英国皇家海军太强大了，有大约150艘战舰，任何的挑战之举似乎都是徒劳的。即使当时大陆军有海军，也只有64艘船。然而，如果不能破坏英军的补给线或港口封锁，美国的事业就面临失败。所以在1775年年末，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州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启用私人战船在公海上发起海战。使用武装民船攻击敌船——实质上就像是政府批准的海盗行为——并不是个新鲜的想法，但是当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在当年11月通过法案，“鼓励武装民船出海，防御美国的海岸线”时，它便给新英格兰的商人和渔民们开启了绿灯，允许他们将渔船改装成为敏捷的小型战船。突然之间，弱小的美国大陆军海军的1 200门炮就得到了1 700艘武装民船上近15 000门炮的补充。

很快，在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的领导下，第二次大陆会议授权武装民船和海军进攻悬挂英国旗帜的“所有船只”。海军承诺与武装民船共享劫掠所得，将自己所得那份用于应付战争开销。大陆会议印刷了空白委任状，颁发给“私人战船”，并给那些身兼企业家与战士于一身的人授以“捕拿劫掠特许证”，给予武装民船攻击敌船的合法权利。那些起草了美国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宣言和条款的历史人物，清楚地理解私营公司在更大的政府运作中的价值。那次大陆会议就私人战船如何执行任务制订了立法方针，这大约是这个国家对私营企业最早出台的一批政府管理规章。

鼓励企业家去修建和运营自己的战船，这一举措有着深刻的影响：到战争结束时，武装民船已经俘获了2 283艘英国船只，与之相比，正规大陆海军仅俘获了不到200艘。

随后，在超过240年的时间里，在美国的冲突中使用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的例子只多不少。在1812年战争中，武装民船再次前往公海，协助打败英国人。

接着，半个世纪后，亚伯拉罕·林肯依赖平克顿国家侦探社建立了他的国内情报网——该社原名“私人眼”侦探公司，由阿伦·平克顿（Aron Pinkerton）于1850年创立。1861年，平克顿发现了一起针对尚未就职的新当选总统林肯的刺杀阴谋，联邦将军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立即雇用了这位苏格兰移民去创建一个“秘密部门”，于内战期间在美国南方收集军事情报。中情局称赞平克顿“发展出一种新型的谍报观，他从事的工作在今天我们称为‘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的情报’。”

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那些决心与德皇威廉二世战斗的美国飞行员自愿加入法国空军。1916年创立了一支飞行中队，一般口头称之为“美国飞行队”，不久，这个由38名飞行员组成的飞行中队得到官方命名，为了纪念拉法耶特侯爵，被称为拉法耶特飞行队。两年后，随着美国卷入战争，他们并入美国陆军航空勤务队的第103驱逐机中队。

然而，最为著名的外包飞行员或许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记得我还是孩子时，夜里坐在密歇根家里的床上，阅读有关美国援华志愿队的报道，他们还有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飞虎队”。我读到，在1941年年初，就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月，日本人入侵了中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派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前往中国，协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不能直接牵涉美国军方。陈纳德指挥的三个飞行中队——每个中队约有20架飞机，从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招募飞行员——据官方统计共击毁了297架日本飞机。在我小时候，“飞虎队”队员们是我的英雄——他们简直是传奇人物。我难以想象，那些柯蒂斯P–40飞机漆上鲨鱼头后会有多酷。甚至在那些飞行员完成任务的30年后，他们仍然是最早给了我梦想的人，使我想在未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倚重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这种联姻成为时尚潮流，甚至连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注意到了。艾森豪威尔曾经在“二战”期间担任过盟军欧洲战区统帅。在接受这一任命的20年后，时任总统的他于1961年在白宫发表他的告别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警告说：“在政府议会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联合体获得的不当影响力，而不论它们是否主动谋求过这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一种错置的权力，它的增长具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它现有具有，将来也会持续具有增长的潜力。”

然而，对承包商的依赖势头不减地持续了下去。在充满政治争议的越南战争期间，从1954年美国开始直接卷入起，五角大楼就开始雇用私营公司去修建和管理军事基地，以及提供水陆运输。“现在承担军事运输的那些（在越南修建的）机场、道路和桥梁，可以成为在越南全境调配物资和服务的生命线，”美国驻南越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在1972年这么说道，“在太多力量都在蓄意摧毁一切的时候，RMK–BRJ公司十年的成就，在我看来，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篇章之一。”

1991年年初，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再次派上用场。因为那次冲突时我正好在乔治·W·布什的白宫班子里短暂实习，所以我是从华盛顿的决策圈内部目睹这一切的。继这次战争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的余下时间里，五角大楼一直求助于承包商来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由私营公司提供政府无法自行提供的后勤、情报和军事援助服务，这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一传统并非美国独有。在全球50多个国家里都有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年产值接近1 000亿美元。）当我们第一批黑水公司分队于2002年踏上阿富汗的土地时，我们就成为这一传统的一部分，我对此感到十分自豪。或许美国陆军的描述最到位。在描述陆军已经存在近30年之久的后勤民事补给项目的合同时，陆军部官方后勤公告这么写道：“后勤民事补给项目通过提供应急支援来增强陆军的供应能力。随着大型全球任务的出现，陆军必须雇用承包商为战区提供后勤补给，以便将军事单位解放出来从事其他任务。实际上，承包商给陆军提供了额外的渠道，来充分保障部队的补给。这并不是陆军的一个新概念，自独立战争以来陆军便开始雇用承包商来提供补给和服务。”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们构成了美方近2%的人力。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使用承包商的数量开始以指数递增——这不仅因为事实证明承包商用途广泛，还因为他们方便五角大楼的计划制定者在参战人员数量上做手脚。例如，1995年以北约为主导的波斯尼亚维和任务，美国国会强制规定美国军队的参战人数不得高于两万人上限。但是国防部希望美国参与的人数更多，因此它悄悄地在上述数额之外增加了2 000名承包商，他们不构成“军队”，但却能在幕后完成各种各样的后勤任务。这一迂回策略运作得极其完美，以至于在随后的十年间，国防部与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的合同从1996年的85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超过1 500亿美元。

这其中当然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人们把这些国家发生的冲突描述为首批承包商战争，而且这个说法实至名归：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人数超过了20万——最终构成了国防部在这些国家的工作人手的54%（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直接为国务院服务的约3 000名承包商，例如黑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国防部的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绝大多数用于提供运输和工程服务，或者从事洗衣工作，或者在前沿作战基地的餐厅里服务——这些必需的后勤服务使得军队得以充分展示战斗力。这即是一些分析专家所称的“尾牙比”[10]。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很快便成为美国战争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零件，以至于五角大楼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承包商纳入其中——与现役部队、预备役和文职雇员并列——使之成为国防部“总兵力”中的四大核心构成成分之一。

在有些分析员看来，此类数据强调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美国的军队已经不再拥有发动战争所需的人员数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有78万部队；十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四成，降至约48万。自从1972年12月最后一批人应征入伍以来，美国再也没有实施过义务征兵制——然而，没有征兵制，今天的美国就缺少有效发动战争所必需的兵力。

2007年，在伊拉克冲突的最高潮，即使有承包商提供超过半数的工作人员，美国陆军仍然难以完成募兵的最低人数，他们只能降低标准，提高年龄上限，接受更多凭“道德豁免证”消除犯罪记录的人参军，并给那些同意在30天内（含）报到参加基础训练的新兵提供2万美元的奖金（那一年的陆军新兵中只有71%的人有高中学历，是25年来的最低值）。“没有私人保安公司，我们在伊拉克就没法运转，”负责管理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F·肯尼迪在2008年说道，“如果撤走承包商，我们将不得不离开伊拉克。”前海军上校杰克·霍利的表述稍有不同：“在非义务征兵制的环境下，我们再也不可能在没有私人保安参与的情况下开始打仗。”

不论哪任总统，什么政治党派，对承包商的这种依赖都经久不衰。1995年签订的波斯尼亚维和合同发生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签约合同额的增长发生在布什总统任期。今天，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左派的批评家们多少有些吃惊地发现局势鲜有变化。事实上，在奥巴马上任的第一年，国防部将在阿富汗使用的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的份额提高了28%，在伊拉克提高了23%。后来，“私人军事公司”一词开始在公共舆论中变为邪恶之物，这时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发布了。该报告指出，国防部在不断努力逐渐“降低提供支援服务的服务承包商的数量，以有助于建立一个均衡的兵员队伍，实现各类功能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理分配”。

但是它还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国防部）所面临的任务范围日趋广泛、纷繁复杂。为了确保满足未来要求的人力资源，我们正在对目前和未来的人员要求进行审慎的评估。以此确保国防部拥有一支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员队伍，以及合适的人员规模和人员比例（军人/文职/承包商）……承包商们提供的服务将被继续当作均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加以重视。”

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提供洗衣服务，开卡车或者清扫厕所——这些“维系生命”的关键工作给美军提供了保障——这些工作的历史与美国历史一样悠久。但是，那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工作的数以千计的承包商中，有一小部分——仅占约10%——被雇来从事这一产业的一个相对新兴的分支产业。国务院当时需要，现在仍然在全球各地都需要这个产业：安保业，即对一个人、设施或财产的积极保卫，“为了实现这一点，”《国防授权法》这么写道，“就要求承包商配备武器。”

对于许多批评家而言，以上条款带来了彻底的不同：黑水公司的人员可以携带枪支。而由此引发的主观臆想式道德评判却耐人寻味。

在美国国内，私营武装安保人员帮助保护机场、银行和办公大楼。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军事基地的检查点，并驻防在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机关。与之相对，私营企业给美国军队提供子弹和防弹背心，来复枪和通讯装置，坦克、舰船和喷气机。美国公众从未真正质疑过——国会更没有——这些任务是否应该被外包。然而黑水公司却因为将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而出了名——有人或许会说是臭名。我们是一个给战区提供武装安保的私营公司。就因为这个，批评者们给我们打上了“战争投机商”的烙印。可是从来没有人会这么称呼那些每天给士兵们送邮件的承包商。

我知道安保工作可以十分戏剧化。黑水公司的员工——特种部队的精英，受过比当地的一般军人更为良好的训练——保护着该地区的最重要人物，并从事着可能是那里最为危险的工作。截止到2009年，在伊拉克牺牲的承包商员工人数超过军队人员，2011年同样血腥的一幕在阿富汗的新闻中重现。正如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学者所说，这是“最高牺牲的私有化”。和那些打扫食堂卫生的人不一样，担任安保工作就意味着很可能有人会失去性命。

我还意识到，我的保守政治立场使得我们成为左派批评家的目标，他们将我们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威胁性的力量，篡夺了在他们看来“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能”。

然而，我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批评的矛头似乎只指向我的公司。我们并非是驻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最大的军事任务承包商，亦非是最挣钱的。尽管如此，奇怪的是，除了我们，普通公众能叫上名字的其他承包商寥寥无几。如今谈起军事任务承包商来，似乎不可能不条件反射似的提到黑水公司，而且就在几年前，这样的议论还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黑水公司这个商标现在仍然出现在偏颇的杂志文章和报纸社论里，并且不幸的是，还出现在国会山的各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里。

但是这些议论恰好凸显了那些专栏作家和各党各派政客们宁愿公众忽略的一个事实：承包商在美国的历史远比我的公司要悠久得多，而且在我们离开之后这个工作仍然需要有人来做。关于工资标准、工作策略或承包商豁免权问题的争论——我在下文中将一一澄清——只是掩盖了以下重要结论：“如果不依赖私营企业，美国将再也无法在任何一段时间内展示出具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武力。”列克星敦研究所的一份2010年的评估报告这样说道。这个研究所是一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正是在它的命名地，两个多世纪之前，美国人挑战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军事力量。“今天，平民已经成为一种新型服务的代名词。”

作为参与这种服务的一分子，我们的下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去伊拉克为最为重要的平民提供保护——似乎显得水到渠成、合情合理了。

[8] 华盛顿特区的正式名称是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是以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译者注

[9] 史密斯在船上被控违反军令，被处罚上岸后立即绞死，后来因为正值用人之际，船长饶了他一命，允许他戴罪立功。——译者注

[10] 尾牙比（tail-to-tooth ratio）是一个军事术语，指为了给每位作战士兵（“牙”）提供足够补给保障所需的后勤人员（“尾”）的数量。——译者注

2003年5月，为了度身测量防弹衣的尺码，我第一次见到了刘易斯·保罗·布雷默三世。

当时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白宫办公大楼的蓝色发言台发表电视演说不到两个月。“十多年来，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耐心等待，试图不用战争解除伊拉克政权的武装，其行为令人尊敬。”布什总统说道，“和平解除伊拉克政权武装的努力接连失败，因为与我们打交道的人并非爱好和平的人。”在这次电视演说中布什总统也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几十年的欺骗和残暴该画上句号了。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结果只能是由美国来选择战争开始的时间。”

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拒绝离开伊拉克。

两天后，3月20日的空袭警报响彻巴格达的黎明。随着美军舰驻扎红海，对伊拉克发射数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黑水公司的高管们都开始密切关注电视新闻的报道。“伊拉克自由”行动正式打响；4月9日，美国军队包围了位于伊拉克首都的萨达姆的总统府，在伊拉克人民的庆祝和欢呼声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推倒了天堂广场中央矗立的独裁者雕像。之后的一周，伊拉克军队在联军赶到之前放下武器，美军攻占了伊拉克提克里特市这一萨达姆政权最后的重要堡垒。2003年5月1日，布什站在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向全美国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使命完成”演说。在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的45天后，布什总统宣称“对伊拉克的主要作战已结束。美国和美国的盟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场臭名昭著的演讲随后就引发了大问题。

2001年12月，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四个阶段交付于布什总统：第一阶段，为战争构建国际联盟，并获得支持；第二阶段，群策群力，拟定精确的作战计划；第三阶段，执行成功的战斗作业；第四阶段，重建破碎的国家。与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作战计划相似的是，伊拉克作战计划的第四阶段需要在将权力迅速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的同时，维持最小规模的军事存在。然而也正是在2001年12月，阿富汗临时政府任命哈米德·卡尔扎伊为临时政府总统，并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以期尽快建立阿富汗过渡政府。避免美国政府的长期干涉看上去似乎对阿富汗行之有效，更让很多国防部规划者认为该方法在伊拉克会同样奏效。

此外，美军方领导人认为，第四阶段的计划其实应该由平民，尤其是国务院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指挥官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上将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在中央司令部向战争发号施令时，华盛顿却将注意力放在政策层面的问题上……我知道总统和唐·拉姆斯菲尔德会支持我，因此才能无所顾忌地对他们下面的官僚阶层表示：你们关注未来，而我却关心现在（此段为弗兰克斯的原话）。”就在布什总统宣布任务结束的数周后，这位将军便提出辞职，并指出此后维护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落在各种民间组织的肩上。“正如我一直在战略部署的过程中指出的，公民行动和公民安全是息息相关的——环环相扣，难解难分，”弗兰克斯在书中写到，“人们普遍认为，倘若连安全都无法保证的话，任何民事行为在伊拉克都会行之无门。我将进一步论述如若民事行为不存，安全又将焉附？”

尽管如此，平民们却在战前策划开始之时便提出警告——伊拉克的过渡期不会像阿富汗一样轻松和顺利。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伊拉克的流亡领袖们不会像卡尔扎伊在阿富汗那样被视为归来的英雄。此外，在2002年12月的一份名为“一场完美风暴”的备忘录中，负责近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瑞恩·克罗克以及国务卿特别助理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提出，以萨达姆为首的复兴党派的倒台很有可能引发伊拉克各民族和宗派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而周遭的部分国家，如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也很可能从中插手，对伊拉克施加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这份备忘录才导致美国国务院的首要领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向布什总统发出了那份著名的警告：“当前局势正如一个美丽的高脚水晶杯，只需轻轻一击便会粉身碎骨，”鲍威尔如是说，“政府将形如空壳，民众将发生暴乱。2 500万伊拉克民众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令人惊恐的是，鲍威尔的预言随后都一一得到了印证。巴格达地区充斥着抢劫和谋杀犯罪，几乎随着萨达姆雕塑像倒下的瞬间突然袭来。伊拉克重建特别监察长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军队对伊拉克全国的扫荡——以伊拉克中部为最终目的地，据称萨达姆就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匿于此地——意味着巴格达地区仅余25 000名美国士兵镇守，而巴格达地区居民人口则高达600万,其规模已可与美国第二大城市相提并论。在只有零星美国军队镇守的情况下，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首都爆发有组织的大规模犯罪的情况已然不可阻挡。

很快，各种暴力行为便扩散至整个伊拉克。拉希德和拉菲丹等地的银行网点和伊拉克中心银行成百上千万的现金遭到抢劫或销毁。“在一个名义上由美军保卫的军事基地中”，这份监察长报告指出，“一伙儿暴徒推倒后墙，用起重机运走了用来制造飞毛腿导弹的贵重精密研磨设备。”这份报告还指出，摩苏尔地区一所监狱的狱警甚至将监狱的所有床位当作废金属出售。在首都，卫生部多次被放火烧毁，而当地零星的美国军队根本无力阻止。就如副总统迪克·切尼所预测的那样，伊拉克人民可根本没把美国部队视作自己的解放者。就在伊拉克的独裁者倒下的几天后，伊拉克公民无法无天的复仇行为，威胁着要将伊拉克拖入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

就在这一片混沌之中，布雷默站了出来。他既是国务院资深官员，又是国家反恐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他受布什总统的委派，担任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给当时已经62岁的布雷默下了一道干脆彻底的命令：“你要负责伊拉克临时政府的管理工作，更要监督、领导和协调各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机构以贯彻落实涵盖人道主义救济、战后重建以及协助伊拉克临时政权重组工作在内的各项职责。”

随着领导层大笔一挥，布雷默这位职业外交官就成为伊拉克最有权势的人。入侵已然要成为一场持续将近十年之久的血腥占领，而作为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的布雷默首当其冲地成为暴徒们的头号目标。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必须有人站出来保护布雷默的安全。而对于黑水公司安保咨询公司说，这正是我们入驻伊拉克的大好时机。

布雷默大使在巴格达地区的安全由陆军刑事调查部监管，而刑事调查部下属的安保防护营则为美国国防部高管层提供安保服务。这工作看上去还不错，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军队的主要职能是构筑军事力量，而不是为了保护目标。安保防护营是整个军队中少数接受此类训练的单位之一，常常人手紧缺。因此，为加强布雷默的安保力量，国防部从黑水公司请了一对前海军海豹突击队搭档，加入安保队伍。我也出席了两人与布雷默在五角大楼的第一次会面。

与每一位要员（即受保护人）见面的情形一样，我们与布雷默探讨了他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以及我们为他设计的安保措施。我无法与他们一同前往伊拉克，但我希望布雷默能够知道即便远在美国，我也会时刻关注他的安全——我也知道他即将遇到的危险：2003年5月12日这位新任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抵达巴格达时，整座城市正在被大火所侵袭。布雷默大使接管的是一座正处于政治和经济混沌时期的国家，正如监察长随后的报告中所言，“没有政府，没有电力，没有任何能起作用的安保力量。”在占领巴格达之前，萨达姆行使的最后几项权力行动包括大开监狱，将关押的大约10万名罪犯放了出来——而这些罪犯大多都是暴力犯罪分子。而短缺的安保人力根本无法保护人道主义车队以及集结地，更别说政府部门了——这一问题在布雷默点燃他在伊拉克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时变得尤为激化：他解散了伊拉克全部的军队。

这位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的二号命令——将所有忠于萨达姆的复兴党成员从伊拉克社会的权力部门中撵走——让50万伊拉克陆军、海军、空军、共和国卫队、特别共和国卫队以及情报部门人员失去了工作。可这位行政长官在遣散费的问题上却并不大方。驻伊拉克多国过渡安全部队总司令的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少将后来指出，布雷默的法案使伊拉克国内的暴动更加此起彼伏，最终只能给那些绝望的暴徒们一个使他们共同团结起来的理由：对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的憎恶。彼得雷乌斯提出，二号令招来了“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联军的敌人”。

在接下来痛苦的三个月里，黑水公司的员工帮助布雷默大使躲过了路途中的各种埋伏、目标为绿色管制区的火箭攻击以及越来越多怀有敌意的伊拉克民众。“抵达巴格达后，”布雷默后来说道，“我每天都得戴着耳塞睡觉，（外面四处的枪战声）实在是太吵了。”尽管如此，布雷默也从没受过伤。但到了2003年8月时，伊拉克本已糟透了的局势变得更加每况愈下。

8月初时，一辆汽车炸弹炸毁了位于巴格达的约旦大使馆，19人不幸遇难。就在这起悲剧发生不到2周后，在一次长达12小时的袭击中，叛乱者炸毁了供给巴格达大部分水源的管道；用迫击炮轮番向阿布格莱布监狱开火，导致65人遇难或受伤；还点燃了通向土耳其的主要运油管道。8月19日，一辆从萨达姆战前兵工厂开来的装载500磅炸弹的水泥罐车在巴格达运河酒店——联合国办公室所在地——前爆炸。在诸多伤亡人员之中，联合国驻伊拉克首席特使塞吉奥·比埃拉·德梅洛受困于乱石堆数小时，最终因伤不治身亡。8月底，一颗汽车炸弹在纳杰夫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外爆炸，80多名参加清晨祷告的教徒——其中包括伊拉克战后什叶派运动领导人阿亚图拉·默罕默德·贝尔·艾尔哈基姆不幸遇难。这些恐怖主义袭击“清晰地表明这里存在更高级别的暴力行动，”布雷默后来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士兵一直在牺牲，尽管之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从没有任何一次像现在这样严重，规模巨大。”

与此相对应，布雷默大使的安保任务立刻全面外包给了黑水公司。五角大楼的安保服务战线已经越拉越长，自伊拉克主要战争行动结束的三个月以来，国防部已经见证了150余名士兵在伊拉克不幸遇难，600名士兵受伤。他们相当乐意让其他人接管安保这个烫手山芋。而黑水公司也充满热情和干劲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拉姆斯菲尔德的要求下，”后来布雷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特勤局认真研究了我的安全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我是全世界受威胁最严重，安全问题最为严峻的美国官员。”

由于安保队伍人员流动的速度太快，国防部根本没有组织招投标的时间。2003年8月末时，在没有通过任何竞标程序的情况下，五角大楼给了我公司一纸2 130万美元的合约，委任我公司保护布雷默大使的安全直至伊拉克临时政府11个月后掌握政权为止。对我公司而言，这可是又一次自我展示的好机会。如果能确保大使的安全，那么我们就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任何地方保护任何人的安全。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搞砸了这次安保工作，黑水公司就将举步维艰。我们不能在向潜在客户介绍公司安保服务的时候说“对于布雷默的安保工作一切顺利——除了他最后不幸被杀之外”。黑水公司与国防部的合约长达22页——虽然后来才认识到这个篇幅对于我们所承担的业务而言实在是短得可笑。五角大楼的官员们给出的指示是，“做一切你们该做的。保护布雷默的生命安全。”

“布雷默安保任务”是一份价格固定的专项合约。“这份合约的审核过程十分紧迫，”黑水公司负责合同及履约的副总经理弗雷德·利尔兹回忆，“国防部需要尽快安排人手将布雷默保护起来。而当时部队中的某些人联系并推荐了我们公司。经过全面审查后，国防部认为黑水公司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可以这样说，我们让国防部减轻了压力，因为双方共同商议的费用就是我公司最终能够获得的报酬——这就意味着倘若花销增长，我们也只能承担相应的财务风险。这也是我所偏好的运营方式——毕竟既然这一方式已在荷兰和密歇根州等地奏效，那么它也应该适用于巴格达地区。然而造价失控的可能性很快便凸显了出来。

黑水公司最初组建了一支36人的安保队伍，带队的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弗兰克·加拉格尔，此人也曾担任过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安保主管。布雷默曾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基辛格协会常务董事时见过加拉格尔。二人相处愉快，而我们也知道一旦加拉格尔提出安保方面的建议时布雷默一定会听从。

我们每天向每位布雷默安保团队队员支付600美元的酬劳，此外，此项安保计划还根据我们在特种作战部队的经验，包括了一项附加项目：直升机。实际上，我们一共派了三架直升机从空中保护地面部队的安全，执行快速侦察任务，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执行救援任务。

2003年4月，随着黑水公司的安保队伍第一次驻扎伊拉克，我们又并购了墨尔本公司——一家总部设在佛罗里达的全球航空服务公司，使我们可以向客户提供航空训练和后勤援助。黑水公司又为布雷默安保团队购买了三架麦克唐纳道格拉斯530，这是一款在越南战争时期研发的执行侦察任务的黑银相间、机身柔韧的直升机，随后又被特种部队采用了。这款直升机的大小以及可操作性意味着它可以降落在屋顶以及城市街道这类大型军队直升机无法接近的地方。几十年前，特种兵给这款泪珠形状的四人飞机取了一个“小鸟”直升机的绰号。

除了投入成百上千万美金购置硬件装备外，拥有一个直升机机队还意味着我公司不仅能为布雷默提供保镖服务以及受过专业培训的安保驾驶员，更有能够弥补五角大楼不足的直升机飞行员、直升机舱门机枪射手以及机械技师。因此大大提高了黑水公司的投资。由于和五角大楼签署的合约规定只有区区30天的时间购置“小鸟”直升机并配置必要的设备、招募并训练飞行员，最后把上述物资和人员一同运往南加州的查尔斯顿再装船运往伊拉克。这么做的代价是我们的花销已经大大超出了公司内部的财务预算，但倘若上述设备运晚了，黑水公司的未来就将举步维艰，毕竟一旦进入政府的黑名单，我们公司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再也接不到生意了。

理查德·皮尔是我们新上任的机队队长，他充分理解当前公司承担的压力，甚至通过他的努力让这批直升机得以提早运输。不光是运往查尔斯顿——皮尔把这批直升机装入一架C5A军用运输机的货舱，然后与我一起搭乘该机从查尔斯顿飞往位于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然后又从当地飞往西班牙转机，最后在第28天凌晨3点亲自将这批“小鸟”直升机运到巴格达国际机场。这是我们在伊拉克开展工作的首次大好机会，又怎么可能迟到。

对于布雷默所需要的保护方案，公司之前还没有任何类似案例。布雷默大使只要一走出任何建筑，就会被我们的10名身穿卡其色马球衫、米黄色背心上插满弹药夹、手持M4卡宾枪随时准备战斗的安保人员所保护。而当布雷默在巴格达城内巡视时，他的安保人员则增加为30多人，同时辅以直升机空中支援、监控以及反袭击小组的参与。

与此同时，布雷默的随行车队规模也得到加强，包括开路的两辆装甲悍马车，三辆安装铅质装甲的萨博班越野车——布雷默坐在三辆车中间的那辆，而另外两辆则载着黑水公司的“射手们”——在队列中间，队末另有两辆悍马车提供掩护。空中的“小鸟”直升机上坐着另外一批射手，同时具备紧急疏散功能，但是“小鸟”直升机更为重要的功能是为前方不明的道路情况导航，为布雷默的车队节省宝贵的时间。

在电视上看到过巴格达城区状况的美国公民可能会认为我们的预警措施有些太过了，但是危险往往有可能会在最安全的地方发生。我们必须安排一系列应急计划，以防止布雷默的别墅在他入睡时被周遭那些经常向联军加固过的“绿区”胡乱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尽管如此，布雷默还是被我们转移进了那幢别墅——这与先前让他与其他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官员们一同住在经过改造的萨达姆共和宫的计划正相反——因为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布雷默一直位列武装分子攻击目标的首位。“共和宫的工作人员中，从守门人到负责与我们管理团队联系的高层联络员共有上千名，大量的房间为暗杀提供了可能性，”布雷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黑水公司尤为重视的一份报告显示，共和宫中的一位理发师已经受雇在我理发时杀掉我。”加拉格尔和他的黑水公司团队在工作中应对了各种各样的威胁——其中包括2003年12月一次发生在死亡之路上的伏击——并开创了一套后来被美国政府拿来保护高危雇员的安保方案。

布雷默大使的安全小组确实滴水不漏，因此到了2004年夏天，即便是奥萨马·本·拉登本人似乎都失去了耐心。“我们以基地组织的名义保证，如系天意，只要谁能够杀掉统治者布雷默，我们将奖励他一万克黄金。”这位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在一份录音带中说道。2004年时22磅黄金的价值已超过13万美元。布雷默身边工作人员的性命也在悬赏名单之列。据报道每拿下一位黑水公司安保人员的性命，叛乱分子即嘉奖3万美元。然而加拉格尔的计划以及黑水公司安保人员的工作能力不仅保证了布雷默的安全，而且他的安保团队中也没有一位成员在长达11个月的合约期间受到任何伤害。

2004年6月28日早晨，在简短庆祝布雷默将权力移交给伊拉克新任首相伊亚德·阿拉维后，黑水公司安保团队将大使护送到一架停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的西弗吉尼亚国民警卫队的C130航班上。他们在布雷默临行前拍照留念的时刻贴身保护，并与布雷默一同登机。登机梯收起，机舱门关上，飞机即将起飞。而我们的安保人员就坐在华氏120度的高温中哪也没去。

恐怖分子们在权力移交前的日子里一直通过地对空导弹袭击来往飞机，他们也清楚了解布雷默总是搭乘C130飞机。与其承担大使在空中遭受袭击的风险，黑水公司团队选择一直耐心等待，直至拥挤的人群被疏散开来，然后他们协助布雷默翻过机舱内的货物，从机尾走出飞机并迅速穿过机场，登上另一架飞往约旦的小型喷气式飞机。这是确保工作顺利进行的最后一项预防措施。有了这么一次出色的业绩后，黑水公司的知名度迅速增长，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安保服务。

黑水公司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访问巴格达、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巴格达会见伊拉克高层领导人提供过安保服务。黑水公司团队保护过伊拉克调查小组的安全，承担过美国中情局分遣队潜入伊拉克调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安保任务。2013年夏天在总部受到汽车炸弹的袭击后，联合国无视美国的抗议大量撤回了对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援助，驻伊员工从500名缩减至零星散布在伊拉克北部的几十名国际援助人员。而这剩余的几十名援助人员则受到了我们公司的保护。与此同时，每一位驻伊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的员工，不分年龄或级别，都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而此时美国国务院又陆续派遣了成百上千名工作人员前往伊拉克协助战后重建工作。我们也将这些人的安全纳入工作职责之中。

截至2004年夏天，黑水公司已经和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中情局签署了在诸多国家提供安保服务和安保培训的协议。我们越来越受到华盛顿高层的信赖，在巴格达当地也越来越有威望。仿佛眨眼间我们公司的熊掌标识开始遍布大街小巷——普通保安、伊拉克公民甚至是每一个人的T恤和棒球帽上都印着熊掌，讽刺的是我的员工们却从来不这么穿，他们连背的武器装备上都没有商标。更重要的是，我们赢得了其他冒着生命危险致力于重建伊拉克的男男女女的尊重。欧文·鲍威尔是一位前驻伊士兵，曾以“罗伊·贝迪中士”的笔名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巴格达轰鸣之星》的文章：

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声，就在这个小小的（前哨作战基地）周围那些建筑物的后面。初闻似是昆虫的叫声，刚刚能听到，但很快便随着晨风增强……这阵轰鸣一度有所减弱——因此一定是从其他建筑物后面传来的——随后便不负众望地越来越响，我能够从这片噪音中感受到蕴藏的期盼，就像一大批观众在节目开始前所爆发的掌声，最后响声震天！几架小型直升机伴随着巨响，闪闪发光的黑色轮廓在我们前方出现，离我们的头顶50英尺高度，又呼啸而过，瞬间消逝在远方。

“小鸟”直升机远不止能为护卫车队提供空中安全防卫，更能为我们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苦工作增添一份热忱、一份团队合作精神，使我们拥有业界精英的荣耀感。每当看到这些专业的安保人员时，你都会觉得自己正身处于一部制作精良的动作电影之中，有了这些专业人士和专业装备作为自己的团队成员，我们又怎么会输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呢？无论何时，只要看到空中的黑水公司标识，我周围的士兵们就会说出同样的话——“只要能干上这活儿，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我也是这样。

这段时间无疑是黑水公司业务和声誉的全盛时期——但对于我来说却正逢家庭生活的低谷。我的太太琼不幸患了癌症，治疗却一直不太顺利，每一次化疗的结果都比上一次更加残忍。琼正在接受环磷酰胺和阿霉素治疗。环磷酰胺这种药物最初起源于一种名为芥子气的化学武器，阿霉素则以其红色的外表以及令肌肤灼烧的能力而被人称为“红色魔鬼”。琼自己则给阿霉素起了个“来自地狱的蔓越莓果汁”的绰号。

我只能寄希望于20年后当人类回顾现在治疗癌症的方法时——切除癌细胞，烧坏癌细胞或者用药杀死癌细胞等——会认为这些方法就像放血术一样残忍。然而，上述治疗方法已经是现今最佳的治疗方案了。作为对琼第三个治疗周期的鼓励，我建议她开始规划自己的“化疗巡游”：“与其干坐在那里遭受病痛的折磨，不妨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自己想要游览的地方去，”我这么告诉她，“想一想谁会跟你一起旅行，想一想你会品尝的那些丰盛的美食。试着想想看，任何你想去的地方都可以。”

琼的医院位于新泽西哈肯萨克市，我还记得当我躺在她病房中无法入眠的那些夜晚，脑海里一直转着这样的念头——我的妻子正在被死神召唤，而我却无能为力。活到现在我第一次觉得如此无助。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是，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创造力——我二者兼具——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太太的病让无论金钱还是意志力都无能为力，我没法治疗她的癌症。

上帝为证，我和琼真的已经试过各种方法了。我们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遍寻最为前沿的医生，接受最为大胆创新的治疗。我们咨询了大量业内知名的医生，如威廉·格雷斯，圣文森特内科肿瘤学带头人等。放疗和化疗失败后，我们又转向了干细胞疗法。不幸的是干细胞疗法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琼和我干脆出资50万美元资助了布拉格的一家诊所，研发那些不会被美国法律所认可的实验性疗法。我的性格、我在海豹突击队所接受的训练让我变得和太太一样勇敢。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比起自己的死亡，琼似乎更加关心我失落的心情，更加担心我即将到来的悲痛情绪。“埃里克，你要记得，没有我你照样能活得好好的，”琼这么说道，“但你决不能失去信仰。”

我们尽可能在痛苦的日子中寻找欢乐。虽然已经买了很多顶假发，但每天中午只要门铃响起，琼就似乎一顶假发都找不到了。“快点孩子们，帮妈妈找一顶假发出来！”她总这么喊道，“最先找到假发的人晚上能吃水果卷！”

我是个呆瓜，总想不到其他逗乐琼的方法。因此，我开始亲切地用德语唤她夫人，每次她都被逗得咯咯笑，因为她从不认为德国人性格温和。“好吧夫人，我需要你给我点建议。”

琼撑过第三轮化疗后，她的朋友们和亲人们大概将近50人聚在了一起，和我们踏上丘纳德公司海之女神号游艇，展开为期一周的加勒比海旅行，从维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岛到圣克罗伊克斯岛，东至圣巴特岛，南至圣约翰岛、瓜德罗普岛和巴巴多斯岛。我从来不是一个海上环游的爱好者——我已经同5 000名战友一起在灰色的巨大船只上待得够久了。但我仍然很庆幸拥有这次旅行。这次“化疗巡游”为我带来了一生的美好回忆。

随着琼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她庞大而又忠诚的家人们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市。我为她的家人们租了一座离我家1英里远的独立洋房，方便他们既能整日陪着我太太，晚上又有住所休憩。而琼开始在自己的床头摆上一支录音笔，里面只有一段她和她的朋友们的录音：“明天早上记得醒来。”

还记得每当广播上伊特·珍的歌《终曲》响起时，我就会坐在太太的床边，抱着她虚弱的身体，仿佛还像当年夜幕降临在房间里翩翩起舞那样。即使是在她临终前的日子里，哪怕戴着氧气面罩，琼还是竭力表现得十分坚强。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每当听到我回家的脚步声，琼总会努力扬起微笑挣扎着从枕头上坐起，就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开心一些。

可我根本不值得她这么做。在此之前，我们的生活面临重重压力，我和琼被隔离。随着黑水公司在业内声名鹊起，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一共生了四个漂亮的孩子，但即便是在有保姆的情况下，照顾他们也实在是让人精疲力竭。而且，琼的亲人总围在她身旁，这让我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陌生人。2003年年初时，我和太太已经没有什么相处的时间了，重重压力——加上癌症、手术以及化疗的影响——消除了我们曾有过的浪漫和亲密。

我觉得自己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不让一切完全失控，而此时一位名叫乔安娜·霍克（Joanna Houck）的女士的出现给我带来了慰藉。她是我们在密歇根时的保姆。我家于2002年夏天搬回了弗吉尼亚州，而乔安娜则在我们莫约克的房产中当起了管家。琼去世前乔安娜就怀孕了。

2003年3月，琼在前往科罗拉多韦尔城滑雪的路上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她把这封信放在了我们度假屋的梳妆台上。我太太清楚这有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去我们共同喜欢的地方旅游了，9个月后我赶回来过圣诞节的时候就能发现这封信。而那个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这是一封我读到过的最温暖，也是最可怕的信。

她知道我与乔安娜的一切。我深深地伤害了琼，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琼找到了原谅我的勇气。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没有一天不后悔自己伤害了琼。

忍受了多年的痛苦和治疗后，我美丽的太太于2003年6月14日魂归天堂。她不过才36岁而已。我剪下了她一小段头发作为纪念，又问了医生是否能够把植入琼胸口的化疗插管取出来。

“你是认真的吗？”医生问道，“这可是你太太的痛苦之源。”

“可这是最靠近我太太心脏的东西了。”我回答道。这段插管我一直保留至今。

很快，在琼的亲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我们为琼换上她初遇我时穿的那条海军蓝色的塔夫绸皱褶长裙，将她下葬。我们的孩子当时分别才8岁、7岁、5岁和3岁。

琼的去世和压在我心头浓浓的羞耻感让生活像喷气式飞机发出的噪声那样击垮了我。我更加忘我地沉溺在工作中。我的生活曾一度陷入一片黯淡，对周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甚至忽略了我的家人——我的四个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才刚刚失去了他们的母亲。由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把所有名为失落的感觉都转化为动力，力争将黑水公司打造成我和琼梦想中的样子。我告诉自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实现这个梦想。

2004年初的一个下午，理查德·皮尔（Richard Pere）来到黑水公司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停机坪的集结区，与他随行的还有两名隶属总统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一位是装卸长，另一位是机长。在他们的身后，停落着一架敦实的由欧洲宇航防务集团–西班牙航空制造公司生产的CASA C212型运输机。这是属于黑水公司的飞机。

总统航空公司是我在一年前收购的环球航空服务公司旗下的运营子公司。这是我集中全力扩大黑水公司实力期间的一次大手笔，尽管当时我面临着重重困扰。无论此次收购对公司业务的促进作用如何，单就其对公司发展的深远影响来说，是我平生少有的一次重大经营决策。

之所以收购总统航空公司，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想买下该公司拥有的这两架号称“西班牙驮马”的双发涡轮螺旋桨运输机。再者，也是想借此机会把该公司的飞行精英收入麾下。皮尔，总统航空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兼总裁，是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一名老兵，该团代号就是赫赫有名的“黑夜潜行者”，其飞行员具备在漆黑如墨的夜航条件下遂行特战任务的高超技能。他的军旅生涯能一直追溯到1983年驾驶直升机切入暗黑夜空，发起对格林纳达的军事干预行动。

此外还有约翰·海特（John Hight），总统航空公司的副总裁，后来成为黑水公司驻阿富汗的航空运营主管。他是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一名资深老兵，参加过越战，一直为美国效力，战功显赫。他那天也与皮尔一起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们在那里负责黑水公司的常规货运和客运业务。

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急匆匆地打来电话告诉皮尔说，执行长途巡逻任务的第82空降师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山区与塔利班武装分子遭遇。鏖战数日之后，阵地上弹药已几乎消耗殆尽。但由于补给投放区尚未经过“勘查”，或者说未得到上级正式批准，所以空军无法执行补给空投任务，这名军官问我们能否帮这个忙？

其实黑水公司所有人都很清楚，迟早会暴露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当时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从推翻塔利班政权转为沿巴基斯坦边境一侧的山区追剿叛军，陆军的特种部队必须冒险深入这片世界上最为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地区。叛军在兴都库什山脉的茫茫群山之中积聚力量，那里的山顶终年积雪，山峰高耸入云，海拔高度是落基山脉或阿尔卑斯山脉多数山峰的两倍。在喀布尔南面贫瘠的萨费德科山区，全长33英里的开伯尔山口蜿蜒盘旋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山区和阿富汗边境的崇山峻岭之间，沿路散落着被藏在山里的叛军伏击炸毁的北约后勤补给车辆的残骸。山口以西30英里处就是托拉博拉——在普什图语中意思是“黑色尘埃”——臭名昭著的奥萨马·本·拉登藏身的大本营，一个由地道连成一体的洞穴群，当时有数百名本·拉登的忠实追随者藏匿于此。美国国防大学对该地区的一份评估报告这么写道：“偏远贫瘠，群山阻隔，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冲突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各部落之间利益盘根错节，敌人熟悉地形，暴虐成性，再加上地方政府治理不善，腐败频发，以上综合因素导致美军和外交官等类人员在该地区面临异乎寻常的挑战。”

由于该地区没有任何大型民用基础设施，美国的精英平叛搜剿部队只能想办法建立前进作战基地（FOBs），其实就是一个重兵把守的野外营地，通常和城市的一个街区差不多大。为了扼守基地，他们需要不断地补充各种给养：食物、水、燃料和弹药等。

他们的物资补给如果通过公路运输往往会遭到伏击——何况那里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公路。（当时整个阿富汗的铺装公路里数总共才30英里，这个数字还不一定靠谱。）直升机虽然可以飞抵前哨作战基地，但巨大的噪音无疑会暴露部队的位置，而且很容易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攻击。空军虽然拥有各式重装披挂的战略轰炸机和高速对地攻击机——昔日大型战争留下的经典装备——但是在阿富汗山区却很难找到适合重达150 000磅补给飞机起降的着陆场。就在皮尔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五角大楼正绞尽脑汁，想办法为前哨作战基地空投600磅单位的集装装备。但是，为了保护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军用飞机免遭地面炮火的袭击，飞机只能保持足够的飞行高度。从空中俯瞰，基地只有一张邮票大小，因此很难做到精确空投。结果很多物资都飘走了，迫使地面部队不得不执行危险重重的回收任务，以免物资落入敌人手中。

总统航空公司这两架敦实的小型螺旋桨运输机，生来就是干体力活儿的好手，不但飞行作业成本低廉，且易于维护。这种飞机刚好能装运2吨多一点的人员和物资。位于机舱尾部的装卸跳板非常适合超低空伞投。如果运用得当的话，一架C212运输机完全可以完成让人抓狂的低成本/低海拔补给任务，而这恰恰是地面部队所迫切需要的。所谓低成本，就是采用较为便宜的、用于空投小型包裹的降落伞装置；那么低海拔呢？指的是在离地面不到50英尺的高度，以160节航速穿梭于山峦之间——当飞机从牧羊人的头顶上空掠过时，甚至可以看清他的脸庞。这个高度足以确保空投物资不会偏离投放区，但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

皮尔当即同意帮这个忙——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签字画押或征求律师意见。面对这名急需援手的军官，他们只是简单的一句“没问题”，然后黑水公司的飞机就满载着改用热收缩薄膜简单包装的弹药，义无反顾地扎向群山之中搜寻地面部队。阵地上的士兵此时已在悍马车顶摆放了一个用于标识投放区的橘红色大三棱标，简称RAM。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飞行员就紧贴地面飞行而至，投下的集装托板甚至撞倒了悍马车顶上的三棱标。我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承担了此次飞行任务的成本费用。在又执行了几次类似紧急空投任务之后，五角大楼终于让我们正式承接这一任务。2004年7月，空军第FA4428–04–D–0036号合同开始竞标，由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斯特科空军基地的空中机动司令部负责招标工作；当年9月，我们与其达成了谈判条件，利用C212这种固定翼短距起降运输机为部署在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及周边地区的第76联合特遣部队运送部队和军需物资。没有丝毫耽搁，总统航空公司就开始着手履行这笔价值3 480万美元的合同，在一年之内空投550万磅物资——比我们当时手上所有的联邦政府合同总额还要多。

当然，这么大的一笔合同意味着我们需要立即在阿富汗部署一个C212机群。公司团队从得克萨斯州、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买来二手C212运输机。不过，这种小型运输机的航程还不到900英里，因为这种飞机的设计初衷本是用于海岸巡逻，而不是飞越大洋。但约翰·海特自有解决办法，他先计算出C212运输机执行飞行任务需要的燃油量，然后在飞机里塞满55加仑装的油桶和他自己设计的一套油泵系统。在飞越大西洋的远航任务中，当飞机引擎每隔37分钟就风卷残云般地吸干一桶汽油之后，机组人员就赶紧把油泵插到另一个油桶里。就这样，飞机能不间断地坚持飞行40个小时。

在此提醒各位，在喧嚣狭窄的机舱里，没有自动驾驶仪，也没有机舱加压一说——当然更不可能有厕所。可每次执行任务时，总统航空公司都能征募到满怀激情的飞行员和其他空勤人员，他们都想再次参加飞行任务，愿意为团队做出贡献，以实现远比自己能力所及更为远大的抱负。我们很顺利地招募到了愿意驾机横越大西洋的机组人员。

不久之后，我也前往阿富汗亲身体验了这种“低成本/低海拔”飞行任务，用安全带把自己拴在机舱尾部，身边堆放着六捆固定在集装托板上的空投物资，旁边还有一个装卸组。随着机舱尾门的装卸跳板缓缓抬起，黄褐色的乡村渐渐消失在身后快速退去的残影之中。临近投放区时，装卸长和领航员开始倒计时，1分钟、30秒、10秒——当尖锐的“投放”铃声刚一响起，催促声紧跟而至：“快、快、快！”一位装卸员猛地一下解开固定集装托板的拴绳，我们其余人则顺着机舱尾部的装卸槽奋力将集装托板一一推出舱外。不到几秒钟的时间，空投物资已砸在地面上，几乎就在同时，CASA运输机的飞行员做出几个急剧的连续大幅度转弯动作，侧斜的机身从投放区上空擦地而过，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此时也会感到一阵眩晕。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为危险、但也最令人亢奋的固定翼运输机飞行任务。

对于我这个团队的有些人来说，黑水公司就是一家企业。不过，也有人将其视为肩负更多使命的一个“特遣团”，犹如军队的第六军种。要知道，五角大楼可是把军事承包商当作其“总体力量”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有些工作属于紧急而且刻不容缓的合同任务，政府迫切需要有人以正确的方式解决某个问题。对于蒸蒸日上的企业，我更愿意将其看成是两者的完美结合：这种做法从各方面来讲对军方都有好处，而且不受任何官僚作风的羁绊。我总是告诉人们说：“可惜国防部很多人才被官僚体制给埋没了。”

我所遇到的某些最具奉献精神、最有抱负的人都在美国军队效力。但我也知道，凡是五角大楼要让100个人干的活，私营企业只需要10个人就能做到。我把黑水公司比作是替国防部办理邮差业务的“联邦快递公司”：我们从未想过要取代军队；我们只是想让其更有效率，并尽量弥补五角大楼计划中不可避免因各种变故而始料未及的后勤保障缺口。这种做法既能使五角大楼受益——同时也能给公司创收。

2001年，黑水公司从联邦政府合同中挣了差不多73.5万美元。200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40万美元，而从2003年到2004年的18个月时间里，我们的业务竟然增长了600%。在我们签下总统航空公司与军方的供应合同时，公司各个业务部门都在盈利——并不只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生意才挣钱。在莫约克基地，德哈特设计的熊式标靶系统每套能卖到15 000美元，由于人手不多，生产速度已经快得不能再快了。公司高管层那帮不知疲惫的企业干将们认为1 500美元的手枪射击培训课程远比休假打高尔夫有趣得多，他们与从世界各地接踵而至的警察、军人、联邦特工、护林员和安保人员一起待在训练场上。没过多久，作为培训纪念留下来的各参训单位的制服贴章就贴满了食堂里两块和墙面一样大小的宣传栏——回想当初我们不得不打发员工回家的日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莫约克基地射击训练场上消耗的子弹不计其数——每个月差不多有150万发——我们干脆让当地的童子军来清扫满地的黄铜子弹壳，然后把回收的子弹壳拿去卖钱。

穿过北卡罗来纳州莫约克基地的15英亩湖面，我们把原先的总部大楼扩建成占地面积达65 000平方英尺的指挥中心，成为卡姆登县最大的一幢建筑。我们甚至在正厅的双扇门上安装上点50口径重机枪枪管的仿制品作为门把手。为了容纳络绎不绝的客流量，最初的简易住宿楼也被改建成了一个拥有206个房间的招待所。

在国外，我们拿下了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防部等部门的外包合同，其中包括对多个国家重要设施和要员实施保护的安保合同。我们还为美国缉毒局训练阿富汗边境执法人员和缉毒警察。国务院甚至让我们培训安保人员，来应对希腊奥运会上不同寻常的威胁。此外，还有一些涉密合同，即使到今天我也无权透露有关内容。这部分合同只占公司整个业务量的15%左右——不过，借用加里·杰克逊喜欢说的一句话：好些时候我们甚至不能向一个政府部门透露我们正在为另一部门所做的事。

我们在巴格达和约旦安曼设立了办事处，美国黑水公司也改名为黑水国际公司。在公司快速发展阶段，我们成立了诸多子公司，分支机构远远超过了最初成立的黑水公司培训中心、黑水公司装甲和标靶系统以及黑水公司安全顾问等业务部门。早期增设的一家分公司叫黑水K9，在莫约克基地培训执法警犬队，并给全球近一百个小组提供德国牧羊犬和雪橇犬等搜爆犬。

针对海上活动和亚丁湾地区的反海盗安保事务，我们又创建了黑水公司海事安全解决方案有限公司。其核心装备是“麦克阿瑟”号炮舰，一艘183英尺长的原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局的海洋测绘船。我们对其进行了翻新和改造，搭载了两架“小鸟”直升机，三艘硬壳充气艇，并配备了几十名黑水公司的武装护卫人员。不久之后，经美国政府批准，我们与阿塞拜疆海军开展合作，为其提供设施升级服务和海上拦截行动培训。这个从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小共和国试图绕过邻国俄罗斯和伊朗，把里海的石油出口到国际市场，它的这一努力获得了国会山那帮人的支持。但是，要想保护其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还得靠顶尖的战术分队，但阿塞拜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部队。让我感到自豪的是，经过差不多十个月的训练，黑水公司的教官们就把阿塞拜疆海军特种部队从最基础科目带到了最高级别的登船搜捕战术训练科目。

与此同时，在莫约克基地，另一支团队正致力于护运车辆的研发工作。鉴于我们的护卫车队在伊拉克的遇袭经历，我们开始自行研制重型装甲人员输送车，并命名为“灰熊”。这匹重达15吨的车可搭载10人，巡航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英里，并能够抵御点50口径枪弹的攻击——相比在伊拉克经常挨枪子儿的悍马车，这是一项重大改进。我们估计黑水公司的这款装甲运输车能达到一年300辆的销售量。

后来，我们又建造了一艘软式飞艇。这不是开玩笑。“二战”期间，固特异公司说服海军，用飞艇执行反潜侦察任务非常划算，自那以来，飞艇在国防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根据国会研究事务处的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用于空中无人机（UAVs）的国防经费翻了十番。所以黑水飞艇公司也打造了一艘170英尺长的远程遥控软式飞艇样机，能够在空中停留长达数天时间，而价格却只有固定翼无人机的一半。“我们可以把飞艇部署在离巴格达18 000英尺的上空，观察地面上的一切动静，”当时杰克逊向记者保证说，“问题在于如果它真的管用的话，飞艇的生产速度反倒有可能跟不上。我相信飞艇业务将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结合所有新增长的业务能力，我们向国务院推介一个私营的拥有1 700名训练有素人员的一揽子维和方案，有自己的空中力量、直升机、货轮、空中侦察、医疗保障体系和作战小组。我们把这个分支机构命名为“灰石”有限公司，并在巴巴多斯将其注册为一家国际公司，以方便今后将人员派往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例如苏丹的达尔富尔，以取代难以发挥作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因为维和部队的部署进度拖沓缓慢，而且受到官僚习气的重重羁绊。

诚然，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能成功付诸实施。美国陆军最终没有同意采购“灰熊”装甲运输车。黑水公司开发的侦察飞艇也未能悬停在巴格达上空。而“武装快速救援”的想法（我这么称呼我们的人道主义救援小组），也没能被华府内部人士所接受。但这是黑水公司保持创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政府需要什么，无论政府有任何措手不及之需，我的团队定有良策妙计。

整个算下来，我可能花费了1亿美元用于黑水公司各种最后都不了了之的项目。但是我很清楚，如果我们往飞镖靶投出足够多的飞镖，肯定会命中靶心的——而且肯定不止一次命中。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曾见过我父亲设计了一台用螺旋桨驱动的雪地车，却从未被市场接受。此后，他又制造了一台火腿剔骨机——估计在保加利亚一定很畅销——接着又设计了一种安装在抽屉里的照明灯。这些设计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可谓全军覆没，但父亲却从不缺少创意和想法。终于有一天，父亲决定在汽车遮阳板上装上照明灯。结果，普林斯制造厂甚至还没来得及将第一套生产出来，通用汽车公司就订购了5 000套。到2006年年底，黑水公司已经多次命中靶心，我们拿下的联邦政府合同给公司带来了总计10亿美元的收入。

我从小在密歇州长大，所以知道“三巨头”指的是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黑水公司的“三巨头”客户则是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防部。赢得大客户固然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但是在大客户寥寥无几的情况下，这些大客户肯定会尽量压低价格。站在他们的角度，这种做法当然符合生意场上的准则。如果是你，你也会尽量挤压生产商的利润空间，以达成更划算的交易。在我父亲的制造行业，汽车制造商为了与同行竞争，不惜接受已经很微薄的利润空间。我也必须让黑水公司遵循同样的准则。你知道吗？我居然完全赞成这种商业模式。

2000~2005年期间，正是黑水公司的快速发展时期。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的一项特别调查统计报告，政府采购经费在此期间增长了86%，到最后达到了每年3 775亿美元的规模。到2005年的时候，联邦政府创下了每1美元开支就有40美分用于私企承包合同的纪录。其中，国防部的外包合同额增长最多，考虑到此期间发生的世界大事，这也不足为奇。依据上述报告的数据，“在2000年，联邦政府合同里国防部的开支为1 335亿美元。到2005年，国防部的开支急剧增加了1 365亿美元，达到2 700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102%。”“2005年，国防部的开支超过了整个联邦政府预算的70%。”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外包合同增长幅度最高的又是哪个部门呢？是国务院。在2000年，国务院用于联合政府合同的开支为12亿美元。5年之后，国务院的外包合同开支增加了41亿美元，达到53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330%。

黑水公司与这两个政府部门都有合作。但是我的客户与我父亲的客户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府是用你们纳税人的钱，当然也包括我的钱，来购买承包商提供的服务。战争经费，还有向私营军事承包商提供的经费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尽量达成符合纳税人利益的承包合同是政府的本分。为此，政府就应该按照固定成本采购物资和服务，并要让承包商意识到一旦疏忽懈怠就有赔钱的风险。作为承担风险的交换条件，如果承包商履行了合同义务，就能够拿到合理的利润。这种固定成本模式正是黑水公司的为商之道。你可能会认为这种方式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承接政府合同就应该这样做。

一般来讲，承包商总是千方百计地谋取基于成本的定价模式。根据这种模式，承包商无论最终支出多少成本，在完成合同后都能收回自己的总成本支出。甚至更坏的情况是，他们采用一种“成本加成法”的模式，就是在总成本基础上再附加额外的百分比作为纯利润。这种机制不但难以让承包商认真对待纳税人的钱，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在成熟规范的自由市场，商业的激励机制应该是通过尽量降低成本来争取利润空间的最大化，”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学者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表示，“成本加成定价法，却是变相鼓励承包商抬高成本，因为你的利润是根据总成本的百分比来定的，成本越高，利润就越多。这有悖于自由市场的准则，（成本加成法）完全颠覆了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学说。”

换句话说：这样做生意是相当荒谬的。同样荒谬之处在于，喜欢采取这种定价模式的不只是那些傲慢的承包商。我们发现有许多僵化的负责联邦政府采购的官员们也喜欢这种怠惰的结算方法，只要按照总成本支付相应比例的费用就行。实际上，根据国会的调查统计，在2000年至2005年间，政府按照成本加成定价法签订的承包合同量增加了75%，达到1 100亿美元。更糟糕的是，根据该报告，“有将近一半的经费花在了采用‘成本加奖励定价法’的承包合同上，这是成本加成法的类型之一，根据这种模式，即使合同超出了预算，承包商仍能获得动辄数百万美元的利润。”难怪某些承包商因为贪婪而声名狼藉——这一问题甚至成为时任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首次总统竞选答辩时的辩论话题。“尤其是在占整个政府财政拨款最大比例的国防开支领域，”麦凯恩强调说，“必须废除这种成本加成模式的采购合同。”

到了2005年，也就是出兵伊拉克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国防部占了整个联邦政府成本加成合同采购经费的近70%——在合同额超过10亿美元的11项单独招标合同中，国防部就占了7项。（剩余4项，太空总署和能源部各占2项。）国防部在2005年光这7项合同加起来的经费开支就已近180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合同是美国哈利伯顿——凯洛格·布朗·路特集团（Halliburton-Kellogg Brown & Root）与美国陆军签署的公务后勤补给项目合同，为驻伊拉克、阿富汗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提供食品、居所和其他后勤保障服务，这笔订单为哈利伯顿公司带来50多亿美元的营业收入。

这说明了很重要的两点：首先，黑水公司并没有拿到这些订单。我的背景，以及黑水公司的名气，总会让公众舆论浮想联翩，认为我们一定挣了不少钱。人们认为我们的企业很成功，对此我并不否认。但是，我们到2006年所有联邦政府合同总计才10亿多美元，相比那些一年靠一笔订单就能挣50亿美元的国防部军事承包商来说，证明我们一直在和超过我们公司重量级的对手竞争。其次，即使不通过神秘莫测的成本加成合同来操纵市场，也能赚到足够多的钱。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为当初没有让黑水公司赚更多的钱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以下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我没有赚更多的钱：

2003年11月22日，我们的“小鸟”直升机刚派驻到巴格达不久，恐怖分子用地空导弹击落了敦豪速递公司的一架空客货机。机上的三名机组人员勇敢地完成了迫降——当时飞机已经漏油并着火，机组人员在没有任何飞行自动控制仪可用的情况下，从8 000英尺高空驾驶这架严重损毁的A300飞机成功着陆——他们的壮举一时传为航空业界的佳话。经此事件，敦豪速递的保险公司迅速对承保风险予以重新评估，我们的保险公司也不甘落后。他们立即翻出我们公司的飞机保险单，并重新开出价码，不但保额减半，保险费还涨了一倍。我们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就决定为我们的直升机自行保险——这意味着，一旦有飞机被击落，黑水公司就要自行承担所有物质损失。而这样的损失必然会发生。

如果按照成本加成合同，一家公司只需要把这些保险费纳入他们的日常管理费用，在给甲方代表播幻灯片报告时一笔带过，然后由纳税人买单就行了。但是，我知道，根本用不着在账本上做假，我的公司仍然可以进取，仍然可以盈利。我们的经营方针更为诚实、更为坦荡，致力于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以节省纳税人的辛苦钱。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当然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我们的为人处事终于打动了许多被束缚在联邦政府官僚体系里的精英人才。这些精英人才的加入，很快就为黑水公司的业务扩充再次带来契机。

约瑟夫·科弗·布莱克曾经告诉我，在那一次他因找不到车位最后只能从车窗里爬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从政府部门辞职了。

这个后来成为黑水公司副董事长的人，于1974年开始在中情局的职业生涯。经过近20年的摸爬滚打，他被派往苏丹喀土穆担任中情局驻苏丹站站长。在他上任之时，时值国务院宣布将苏丹列为恐怖主义国家，部分原因是因为该国为当时羽翼未丰的“基地”激进组织领导成员提供庇护。那时，才35岁的基地组织头目奥萨马·本·拉登并不为穆斯林之外的国际社会和情报界所熟知。至少当时情报界的特工在喀土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伊里奇·拉米瑞兹·桑切斯（Ilich Ramirez Sanchez）。桑切斯是一名杀手，出生于委内瑞拉，后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近20年时间里犯下多起炸弹袭击暴行，得到了“豺狼卡洛斯”的绰号。此人兴许是当时最为出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科弗·布莱克拼了老命也想要抓捕的目标。

经过布莱克数月的严密监视，中情局驻喀土穆的特工搜集到了关于“豺狼卡洛斯”的情报，并与同样想要抓捕此人的法国情报特工联手。1994年8月13日，桑切斯在做了一次小手术后据称被苏丹警察从伊本·赫勒敦医院转到了一座私人别墅里，因为警方宣称他们发现了一起企图暗杀桑切斯的阴谋。实际上，警察是在配合布莱克的团队——这座别墅的“警卫人员”在午夜时分麻醉了这名恐怖分子，然后将其五花大绑，塞进了一架准备飞往法国的私人飞机。

这是布莱克特工生涯的一次杰作，并因此于1995年晋升为中情局近东和南亚处特别工作组组长，此后又于1998年担任中情局拉丁美洲处的要职。不过，这时候的本·拉登已崛起成为国际头号危险人物。本·拉登此时已潜往阿富汗，中情局获悉此人应对1993年18名参加“恢复希望行动”的美国陆军人员在索马里遇袭身亡事件负责，“恢复希望行动”是联合国向索马里饥饿儿童运送粮食的一项援助计划。本·拉登还在幕后策划了1995年11月在利雅得针对美国运作的沙特国民警卫队训练中心卡车炸弹袭击事件，导致5名美国人死亡，以及1998年导致数百人死亡的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事件。

基地组织的野心和破坏力不断膨胀。1998年12月，时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George Tenet）在向情报界通报的一份备忘录中宣称“我们正在同恐怖主义组织交战”。不久之后，布莱克被任命为中情局反恐中心（CTC）主任，同时负责领导中情局驻亚利克情报站——专门负责搜捕本·拉登的一个特别情报单位。

这位在情报界浸淫25年之久的老手当然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有例为证，布莱克是本·拉登亲自悬赏处死但未能得逞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早在1995年还在喀土穆的时候，本·拉登就已发觉布莱克的中情局特工身份——并把瞄准镜对准了他。在布莱克经过城区时，很快就被恐怖分子盯梢；负责对恐怖分子实施反监视的情报人员甚至看到他们在市区一个偏僻小巷里进行模拟伏击演练，准备暗杀这位情报站站长。（最后，美国驻苏丹大使就此威胁向苏丹政府提出抗议，才挫败了这起阴谋。）特内特意识到，布莱克的个人命运从此将与本·拉登的垮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布莱克同时也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别忘了，后来就是他下的令，要求前往阿富汗的“碎颚者”小组将本·拉登的首级装在盒子里带回美国。（也难怪他要这么做）这位老兄的自信心后来被某些人歪曲成他的刚愎自用和狂妄自大，但有一点毋庸质疑：那个时候的情报界恰恰需要他身上的那种逼人锐气。甚至连前白宫首席反恐安全顾问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他曾因“9·11”事件预警情报工作失利而与布莱克相互公开指责对方——也承认布莱克是情报界的核心人物。“他有西部牛仔的劲头，”克拉克说，“所以当我敦促特内特必须派一名得力干将主持反恐中心的时候，他跑回来对我说，‘太好了，我正好有个人选，虽然我个人不太了解他，不过所有人都说这个人有种。’后来当他（布莱克）上任后，其工作表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在“9·11”事件之后的日子里，布莱克成为中情局追剿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急先锋。当然，自那时算起，到最后本·拉登被击毙，整整耗费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这位反恐中心主任与政府之间的角色，以及他对这份工作的兴趣，已然发生转变。

2002年年底，布什总统任命布莱克为国务院反恐协调员，负责协调美国与外国政府的反恐合作事务。布莱克同时还被授予巡回大使头衔。

布莱克脱离中情局之时，美国情报系统也正在经历重大调整。21世纪初，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开始热衷于外包各种情报工作，其狂热程度丝毫不逊于同样沉迷于外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在2001年，政府情报部门每年的情报外包合同经费差不多才200亿美元。可到了2003年，滚雪球般的情报外包合同就把这个数字推到了400亿美元。

比预算超支更严重的是，“9·11”事件后情报系统内部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反复无常，纯粹依靠人力的做法一夜之间突然升级，令人眼花缭乱。一天下午，当布莱克以国务院新任大使身份驱车回到兰利市参加一位老朋友的退休欢送会时，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变化。据说他在驶入中情局内部停车场之后，却发现整个停车场早已车满为患。甚至连贵宾区也停满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非常窄小的空位。布莱克勉强把车塞了进去，然后熄火——但人要出来却只有一种办法，他最后不得不从驾驶员一侧的窗户爬出车外。

他在宦海中又耗了两年，最后效仿国务院的两位最高长官——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就职之前辞去了政府公职。2005年2月4日，布莱克带着他的情报专业经验，加入了黑水公司。

不久之后，我们组成了黑水集团，与公司同名[11]并且拥有30年政府工作经验的布莱克出任CEO，成为集团的掌舵人，主营业务是为《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提供安保服务。“我们致力于预测并击败下一个恐怖袭击的手段——破坏供应链，对关键资产或客户发起协同攻击，甚至暗杀企业高管人员，”公司网站上的一则声明这样描述道，“企业是最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目标。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它们的安全。”

在当初勾勒黑水公司射击训练场和培训中心的发展蓝图时，我从未想过会涉足情报领域，但这个市场却不容置疑地摆在那里。多年来我们看到风险评估和安保规划往往是大型企业的薄弱环节。但这正是我们所擅长的领域。与此同时，布莱克的加入，凭着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和我不谋而合地发现了眼前的契机，准备在弗吉尼亚州组建一支与当初莫约克训练场上那帮军事精英们一样优秀的情报团队。

就在同一年，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罗伯特·里彻（Robert Richer）辞去了中情局行动处副处长职务，成为黑水公司集团主管情报业务的副总裁。在中情局工作20年之后，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发现，我们公司有着联邦政府官僚机制里所没有的高效率——以及我们在全球拓展商业情报业务的潜在优势。“布莱克能够打开门路，”里彻说，“我也能打开门路。我们基本上能联系到我们想见到的任何人。我们不会帮他人行贿。我们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行事，但我们可以和合适的部长们或其他要员打交道。”在他俩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就让黑水集团与另外两家独立公司，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和技术防卫公司，联合组建了情报完整解决方案有限公司（TIS）：公司有65名职员，总部设在阿灵顿，24小时不间断运营，面向全球企业提供威胁分析研判、政治局势简报和安保培训服务。

之后不久，石油企业、邮轮公司、银行和生物技术公司——甚至还有沃尔特·迪士尼公司（他们需要为海外的取景地进行恐怖威胁评估）——就为情报完整解决方案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投下了数十万美元。私企的高效运作很快就给布莱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甚至公开建议每一位联邦政府中层官员应该轮流到黑水公司集团来待上两年时间，好好学习集团的办事效率和效益。

能聘请到这位前国务院大使无疑是黑水集团的意外收获。我们的批评者则宁愿相信，布莱克从政府公职转到一家美国私企，其中定有猫腻。实际上，事情远比想象要简单得多：商业情报公司早就存在；如果我们想在该领域拓展业务，肯定是想聘请最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以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这也是每家企业所梦寐以求的。回到2002年，打个比方，退役的陆军中将哈里·爱德华·索伊斯特（Harry E. Soyster）在担任军事承包商巨头军事专业资源公司的副总裁之后，曾发表过一番引起轩然大波的吹嘘之词，“我们公司现在每平方英尺站着的将军人数比五角大楼还要多。”但是，在我心目中，引进一位退休的国防部高官恰恰是私人军事承包商最不应该炫耀的一件事。我想聘请的是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员，而不是混迹官场多年早已染上一身官僚习气的高级领导人。

布莱克为什么愿意和我们一起奋斗？因为他亲眼目睹我们的人力资源在国内外都大有作为。他亲眼见识到我们公司的组织架构是多么精干。他亲眼看到我们这个团队为支援美国军队从不拒绝任何要求。布莱克对此更是有着切身感受：当时，布莱克的儿子还是一名陆军中尉，驻守在阿富汗蒂尔曼前哨作战基地——该基地以帕特·蒂尔曼军士的名字命名，蒂尔曼以前是一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后来参军入伍，不幸殉难于友军炮火。蒂尔曼前哨作战基地位于崎岖不平的阿富汗东南边境，两座难以逾越的险峰横亘其间，与巴基斯坦相隔而望，美军将这两座山峰取绰号为“丑八怪”和“邋遢鬼”。黑水公司定期向驻守在那里的部队空投给养；我也曾亲自参加过向蒂尔曼前哨作战基地空投补给的飞行任务。作为一名美国人和一位父亲，布莱克被我们的工作感动了。“我来到黑水公司，是因为公司担负起了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援的使命，”布莱克后来说道，“黑水公司向我的儿子提供空中补给，我对此引以为荣。”

[11] 布莱克的英文名字为Black，与黑水公司（Blackwater）的前半部分重名，故有此语。——译者注

2004年年中，起初在伊拉克进行的地面战已经结束，让位于“伊拉克自由行动Ⅱ”，即美国为了稳定这个破碎国家所开展的新使命。当时，五角大楼轮换进出伊拉克的设备达20多万件，人员共计23.5万人，以接替部署在那里将近一年的部队。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部队换防——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军将领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yers）将其描述为“一个可与历史上任何换防相匹敌的后勤壮举。”他对记者们表示，“这个系统将会出现很多混乱的情况，这是在大家预料之中的事。”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则相当轻描淡写地补充说，这种混乱“总是不尽如人意”。

萨达姆·侯赛因从伊拉克被赶下台的一年之后，伊拉克各地每天发生的袭击有几十起。自主要作战行动结束以来，已有200多名美军死亡，民众和草草拼凑起来的伊拉克安全部队遭受的伤亡继续增加，这二者都越发成为机会均等的暴动目标。在“伊拉克自由行动Ⅱ”实施轮换期间，大批涌入的美军尚未树立敌情意识，也不了解不断改变的伊拉克敌人，这使得恐怖袭击几乎可以大行其道——情况最严重的莫过于众所周知的逊尼派三角区。这片区域位于伊拉克中部，面积有几百平方英里，基本上东边以巴格达、北边以提克里特、西边以拉马迪为界。当时，伊拉克所有游击队袭击中的80%都发生在该三角区。这里忠于萨达姆的全副武装分子袭扰联军部队，用的是简易爆炸装置或路边炸弹，以及从瓦解的前政权内务安全机构搜罗来的火炮。

这些萨达姆的部队遭到联军临时管理当局二号令发布后的突然解散，其中就有十万多人是逊尼派教徒——如今他们渴望大开杀戒。“联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面临的暴动成分复杂，都抱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暴动分子包括前政权成员和伊拉克的伊斯兰教徒、外国的圣战者、愤怒或伤心的伊拉克人、部落组织和罪犯，他们相当大的力量源自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部落的荣誉和复仇观念，以及逊尼派三角区根深蒂固的同仇敌忾和团结一致，”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院撰写的一篇2005年分析报告指出（该研究院是一个旨在推动中东和平安全的非营利性智库），“从根本上讲，暴动是为了权力：谁过去拥有权力，谁现在拥有权力，谁将在未来获得权力。”

尽管在巴格达发生的袭击仍然占据新闻头条，不过在2004年年初，逊尼派三角区最为动荡的地方可能就是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一座城市，这就是伊拉克首都以西40英里的费卢杰。这座城市大约有30万人口，基本上靠自己维持治安，因为按照国防部的计划，陆军第82空降师要巡逻整个三角区，这使得该师的战线过长，处境危险，根本无暇顾及费卢杰。

费卢杰的局势一直很紧张，血战稀松平常：2003年4月，伊拉克人为庆祝萨达姆66岁生日举办了一次集会——当时联军尚未抓获这个被赶下台的领导人——陆军的部队坚称集会游行者朝他们开枪射击。第82空降师开枪还击，打死十几个伊拉克人，打伤75人。不久之后，武装暴动分子就采取报复行动，在城外击落一架美国运输直升机，导致机上16名士兵丧生。费卢杰当地人在直升机的残骸上载歌载舞。等到了2004年3月，距离美国当局向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移交权力还有约100天的时间，极端保守的逊尼派据点已经成为对抗联军活动的爆发点。

在那个月，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接替驻扎在三角区的第82空降师，这是“伊拉克自由行动Ⅱ”部队换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后勤保障队也要变更：当美军开拔时，负责保障伙食的承包商们也要跟着走——这次的承包商是ESS世界保障服务公司。ESS是哈利伯顿子公司KBR的分包商，KBR是主要承包商，通过承揽规模庞大的陆军公务后勤补给项目（LOGCAP）得到报酬。ESS需要从费卢杰以西的李奇微营区转移走好几卡车的锅碗瓢盆和厨房设备。随着海军陆战队的进驻，陆军的承包商们就在撤出——这意味着得有人保护ESS穿过沙漠的车队。这正是黑水公司擅长的事情。

我们与科威特的摄政酒店和招待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为给ESS提供安保的转包商，这样黑水公司就成为陆军承包商之下分包商的转包商。我们于2004年3月8日签订了协议。之后甚至又增加了额外的一批文件：黑水公司的安保任务都计划得相当周详，我们很快担心,如果与业务伙伴发生争执，我们可能就被迫在后勤方面做出令我们不安的妥协。所以四天之后，我们与摄政公司签署了一份经过调整的协议，使我们成为这家公司的分包商，虽然这样一来黑水公司就位于合同链条的第四个层级，但这给我们赋予了对实际安保措施的控制权。我们同意派出由34人组成的一支安保组护送ESS的人员和车队。我的公司工作一年，摄政公司将要向我们支付1 108.232 6万美元——平均每个月差一点就到100万美元——并且在第二年有续约的选择。

黑水公司从ESS之前的安保提供团队风险控制集团（CRG）那里接手这个肥差。自那时起，有些人就争辩说此举肯定涉及可疑的幕后交易。其实现实更加简单：风险控制集团拒绝接这个活了。ESS曾两度请求这家英国公司在逊尼派三角区为其车队提供保护。“该地区十分动荡，而货物又移动缓慢，护送运输车队经过此地风险明显太大，所以这个请求两次遭到我们的拒绝。”风险控制集团的运营经理后来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于是ESS就找能接这个活的人。

私营公司之间移交安保责任期间，经常设一个长达30天的过渡期。过渡期间，接手的安保组跟着一起执行任务，从当地指挥中心那里监控已立足的安保提供商的行动。这也给新来的承包商提供足够的时间来获取合适的车辆和武器来干活。黑水公司——摄政安保组是在3月8日与ESS签署的初步协议，这意味着我的人将在30天的窗口期过后，也就是4月8日上岗——但是风险控制集团一失去合同，就立马宣布该公司的人员只继续给ESS提供三周的保障，等3月29日一到就撤走。

与此同时，ESS还有自己的合同要履行，想让其人力和物资在4月8日之前就转移到位。如果在合同约定日期之前开工，就意味着摄政公司计划给我们提供的战术越野车和重机枪届时可能还无法到位。我的手下也不会有整整一个月来充分摸清这片地方。然而，ESS是一家举足轻重的全球供应商——给这家公司留个好印象绝对值得。黑水公司的人总是先满口答应下来。我们会边干边设法处理细节。

3月30日，黑水公司代号为“十一月一日”的安保组一行四人抵达陆军位于巴格达以北几十英里的塔基营区。这四个人——48岁的韦斯·巴塔洛纳（Wes Batalona）、32岁的杰里·佐夫科（Jerry Zovko）和38岁的迈克·蒂格（Mike Teague）都曾是陆军游骑兵，还有38岁的前海军海豹突击队员斯科特·赫尔文斯顿（Scott Helvenston）——此行的任务是护送ESS的一名雇员从首都巴格达来到北部。他们把该要员顺利送达目的地。

不过送达之后，计划就发生了变动：ESS的管理人员致电我们在巴格达的现场经理汤姆·鲍威尔，提出既然黑水公司的安保组目前抵达了塔基营区，就请求“十一月一日”安保组再辛苦一趟。膳食服务提供商在费卢杰另一侧的李奇微营区还有些厨房设备需要运过来，这些设备要16辆卡车才能装完。黑水公司的四人小组能护送一支平板空车车队即刻离开塔基营区去装运这些物资吗？

“十一月一日”安保组的成员个个都是精英，这毫无疑问。巴塔洛纳是夏威夷州比格艾兰的当地人，在陆军游骑兵部队服役20年。作为一名退役的上士，这位老兵正是在危急关头领导一支小组的理想人选。他在越战结束之际加入陆军，年龄48岁，一头银发，喜欢穿人字拖和夏威夷衬衫，甚至在巴格达都保留着这个爱好。1989年，巴塔洛纳所在部队为入侵巴拿马打头阵，第二年他又参与解放科威特；后来在1993年，他参加了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一年之后他就退伍返回夏威夷，与自高中时就在一起的妻子琼团聚。几经波折之后，他终于在希尔顿唯客乐度假村酒店干起了保安的工作，但是对有他这样背景的人而言，上夜班并不怎么激动人心。所以在2003年晚些时候，巴塔洛纳与军事职业资源公司签了一份培训伊拉克新兵的合同。他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与比他小16岁的另外一名前游骑兵杰里·佐夫科成为莫逆之交。

佐夫科是克利夫兰人，19岁入伍之前在俄亥俄州待过一年。他服役了6年，开始是第82空降师的宪兵，但是在陆军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游骑兵。这个克罗地亚裔的美国人1995年在波斯尼亚亲历了军事行动，两年之后就从陆军退伍。他身高6英尺3英寸，体形魁梧，几乎可以卧举起这个世界。他会说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和泰语，还有阿拉伯语，这使得他在承包领域尤其弥足珍贵。他起初效力于私营军事承包商德阳公司，给美国在卡塔尔的使馆提供安保，后来根据与军事职业资源公司签的协议在2003年夏天去伊拉克报到。2004年2月，他和巴塔洛纳与黑水公司签订合同，在伊拉克从事安保工作：每天执行任务600美元，待命150美元。

“十一月一日”安保组的第三名游骑兵是蒂格。这个大块头来自田纳西州，曾在陆军第160航空特勤团，也就是“黑夜潜行者”服役，该团驻扎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蒂格曾参与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在阿富汗获得了铜星勋章。他2004年1月作为上士从陆军退伍，退伍当天就为黑水公司效力，到这时才刚刚过去两周的时间。他加入黑水公司之前刚刚与他妻子朗达度过结婚七周年的纪念日。“他意识到形势有多么凶险，”他的朋友约翰尼·拉特利夫后来表示，“他自告奋勇地提供服务，尽量去帮助更多的人。”这符合他的性格：在家里，这位38岁的男子汉还抽出自己的时间，给他儿子所在高中的摔跤队提供帮助，在当地的坎伯兰大道浸信会教堂也很活跃。“来自刺刀特遣队的迈克，”一名“黑夜潜行者”的战友日后在一个军事留言板上写道，“放下你的帆布背包，迈入天堂之门时请放松稍息，因为你已在地狱服役。”

虽然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杰出的退伍兵，最后一名成员也与众不同：斯蒂芬·斯科特·赫尔文斯顿从高中辍学后才在海军找到自己衷心热爱的事业。他获得高中同等学力之后，参军直接去接受海豹突击队训练。赫尔文斯顿完成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时年仅17岁；由于当时还不够参加选举的年纪，他需要父母的同意才能留在海豹突击队，于是他就成为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海豹突击队员。海豹突击队派这个佛罗里达人去执行过四次任务，后来安排他在老家所在的州过渡成为基础水下爆破训练和加速自由落体跳伞的教官。他一直干到1994年，当年一次跳伞时他的伞衣出现故障：他的两条腿都摔断了——康复后他又重新站起来，尽量像没事一样走路。

跟特种部队的很多成员一样，赫尔文斯顿竭力在民用工作领域给自己的超凡技能谋求用武之地。在海军的时候，他在军事五项世界锦标赛——这一度被描述为“可能最接近被称为这个星球上最优秀军事运动员的称号”——中赢得过两枚金牌，于是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开了一家健身公司，名叫两栖体育。他偶尔给好莱坞影片做特技替身演员，还训练过在《魔鬼女大兵》中饰演海豹突击队员的女演员黛米·摩尔。可是他日子仍过得紧巴巴的，在黑水公司这里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再次效力于他所认可的战争，同时也可以给他非常喜欢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攒一点钱。2004年年初，赫尔文斯顿来到中东，我们的员工立即就认可了他，这个家伙一直在说：“我在这里简直太高兴了！”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派；一位海豹突击队战友兼朋友后来回忆说：“他的感受就是，‘如果你上路归西的时刻来临，那里就会有一枚刻着你名字的子弹。’”

在塔基营区，鲍威尔与“十一月一日”的组长巴塔洛纳商议了一番。他们都知道费卢杰那里杀机重重。在与ESS公司约定的正式合同起始日之前，“十一月一日”小组在那里还没有重型班用自动武器，这些由摄政公司提供的武器仍在运送途中。更为糟糕的是，我的人知道他们将驾驶ESS公司的两辆旧三菱帕杰罗，要等到摄政公司提供的装有保护装置的车辆到了之后才能换车。由铁甲组成的保护装置使越野车更加结实，胜过你从本地经销商停车场那里开走的任何车辆，但还是不如全装甲的车坚固。ESS公司的帕杰罗只不过是后座背部安装铁甲的常规越野车。我的人知道如果背部受敌，这个档次的保护没多大用处。

最后，还有一个人手的问题。黑水公司和摄政公司与ESS公司起初签订的合同专门确认了我们的人在费卢杰可能面临的威胁，并且明确了开展工作需要的人员数量。“黑水公司就ESS公司的要求和伊拉克战区当前的威胁进行了分析，最近在费卢杰、拉马迪、塔基和希拉针对非军方单位的事件就表明存在这些威胁。为了对此分析作进一步说明，”合同中写道，“在伊拉克有些地区每辆车上将至少要有三名安保人员。”这样才得以让一个人开车，一个坐在前排的乘客导航——在这个行当导航可不仅仅是个花里胡哨的词组——第三个小组成员坐在后座，负责关注背后的动静。

我们在合同里做出此项规定，因为黑水公司的经理人们一直以来都关注新闻。2004年早些时候，一架美国黑鹰直升机在费卢杰郊外被击落，机上9人丧生——尽管伊拉克目击者说该直升机上面有明显的红十字标志。此事发生后第二个月，武装分子朝载着约翰·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将军的车队发射火箭弹，阿比扎伊德当时已接替汤米·弗兰克斯将军成为新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我们与ESS公司签署协议的三周之前，伊拉克各地已有十多名外国平民承包商被杀。“十一月一日”安保组开车把被护送人员从巴格达送到塔基营区，这一路并不需要六个人——即每辆越野车上各三个人，但是去费卢杰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只要你看上去像美国人，都可能相当于给判了死刑。

去李奇微营区然后再返回，这意味着巴塔洛纳和副组长佐夫科得乘坐开道的帕杰罗，赫尔文斯顿和蒂格则驾驶另外一辆越野车给ESS的卡车车队押后，这些卡车将由伊拉克人驾驶。由于这是ESS公司提出的紧急请求，黑水公司的人必须当场决定去还是不去。这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的安保组正常情况下执行每个任务之前都有一天的时间来评估风险。

巴塔洛纳决定，就算没有完全装甲的车，也未配备标准的人手，他的小组也能完成任务——但是只能押送3辆平板车，而不是16辆。这些人并非被迫或糊里糊涂受命去执行这项任务——一家私营公司不存在这种军事权威。像这样的风险评估是现场的黑水公司承包商通常需凭判断力做出的决定，以确保行动安全。没有人对巴塔洛纳接受任务的决定提出质疑，尤其是他坚持缩小车队规模，这表明他意识到了风险。

在抵达塔基营区的那个下午3点，“十一月一日”安保组和三辆红色ESS公司平板车从塔基出发，开始执行新的任务。车队来到海军陆战队基地费卢杰营区，这位于暴动温床以东5英里处，一行人就在那里停下过夜。

3月31日早上大约9点钟，黑水公司的4个人和3辆ESS公司的卡车离开十号公路旁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向西赶赴李奇微营区。巴塔洛纳给我们在巴格达的行动中心打电话，汇报说“十一月一日”的确切路线仍有待确定；径直穿过费卢杰虽然更加危险，但是会近很多。这座清真寺之城耸立着几十座宣礼塔，最高的能有150英尺，不过这里其他盖好的建筑物都是低矮的平顶房，一座紧挨着一座，颜色跟其周围的沙漠一样。无穷无尽的屋顶和巷子给枪手们提供了藏身之所。还有一排排没完工的房子，门口的街道上丢弃着报废的汽车，旁边扔着一堆堆松散的垃圾。谁也不知道某个指定的一天车流如何穿过费卢杰——或者一个新的路障是否属于武装分子策划的阴谋。陆军换防结束的三周前，如果没有满载士兵的车队，就很少进入费卢杰，这是有原因的。

要想避开这座城市，黑水公司车队可选另外一条线路，先向北去，然后再往西走，这就可以绕开费卢杰——这是军方所知的“机动线路”——但是这条路来回都得多用三个小时。这不仅增加了时间，还会加大车队面临的风险。此外，负责这片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当时也在定期封堵当地的道路。离费卢杰更近的地方设有一个伊拉克民防团检查站，巴塔洛纳要等他的小组抵达检查站后才能确切知道哪些主要公路走得通。作为平民承包商，黑水公司的人没有获取军事情报的正式渠道，反之亦然。海军陆战队也不知道“十一月一日”安保组在那天清晨要前往费卢杰。

检查站由20个伊拉克民防团成员把守，他们挥挥手就让黑水公司的安保组通过了，一句话都没说。围绕接下来发生的事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美国的情报报告认定，巴塔洛纳打算与费卢杰东边沙地的其他伊拉克民防团人员接头；在那里，伊拉克民防团将带领“十一月一日”安保组走一条能绕过早上交通拥堵的路穿过费卢杰。如果有这个计划，前一天晚上就得从费卢杰营区与伊拉克民防团协调，可是巴塔洛纳从未跟黑水公司行动中心说他这么做了。不过，他如果肯定协调会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天清晨，随着“机动线路”的四叶苜蓿叶形立交路出口在他们车的后视镜中消失，黑水公司小组的确与两辆破旧的皮卡车接头，车上载满身穿黄褐色制服的伊拉克民防团人员，他们要带我的人穿过这座城市，只不过他们显得过于殷切了。

走了一英里，“十一月一日”安保组的车队就被领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交通灯都坏了。一个伊拉克警察站在那里指挥交通；黑水公司的人问他怎么走才能到李奇微营区——这可能证明他们此时不再信任伊拉克民防团的护卫了。

我们知道伊拉克警察部队内部腐败丛生；负责管理警察部队的是伊拉克内务部，可是内务部的安全环境险象丛生，西方国家的官员去内务部办公室开会，有时都得穿着防弹背心。就在几周之前，阿比扎伊德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做证时说，“毫无疑问，恐怖分子和暴动分子会试图渗透进安全部队。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渗透，并且我们知道已经渗透进来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监督及调查小组在事后的报告中说，“内务部担心很多国民警卫队单位存在不专业甚至犯罪的行为，就开始从反暴动行动中撤出国民警卫旅，再重新加以训练。”几分钟前，民防团的官员们只是挥挥手就让巴塔洛纳的车队通过了检查站，此举可能并未激发黑水公司的人对这些人的信任——尤其是刚通过十字路口，城市各处的路障使费卢杰清晨的交通寸步难行，他们的车队此时已被团团围住。抄近路就到此为止了。

“十一月一日”的人往西缓缓穿过费卢杰时，一直在察看人行道、烤肉串店和街边店面是否有威胁。会说阿拉伯语的佐夫科应该会要求后面ESS公司的卡车司机跟紧点，走成一条直线。当伊拉克民防团的卡车在前方停下来的时候，赫尔文斯顿和蒂格肯定从后面监控着车队。整个车队都走不动了。

大约在上午9点半的时候，一群男孩凑近这些车。这一幕并不陌生：世界各地，不论美军人员在哪里出现，好奇的儿童们就想凑过去聊天，或者可能想讨糖吃。一个男孩双手搭在巴塔洛纳那辆帕杰罗靠乘客座位的车门上。黑水公司的人摇下车窗，与男孩友好地交谈。

离开越野车之后，其中两个男孩赶紧跑到正在人行道聚集的一群人那里。他们跟两个30多岁的男子说话，这俩男子都穿着雪白的长至脚踝的迪士达沙袍子，肩上披着相配的黑白相间纱巾。是的，那两个男孩说，第一辆车和最后一辆车里都是美国人。然后他们坐在地上，脸面对开道的越野车。

不出片刻，从周围的商店里至少冲出来五个枪手，手持的AK47突击步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噼里啪啦声，回荡在拥挤的街道上。一发发子弹打穿车队尾部的越野车；7.62毫米的子弹穿过越野车的后部，透过装甲板，然后从侧窗倾泻而入。赫尔文斯顿和蒂格压根儿就没有机会举起他们的武器。

巴塔洛纳一听到身后有人袭击，就猛踩开道越野车的油门。前面的路给堵死了。暴动分子沿着平板卡车一拥而上。本来负责护送的伊拉克民防团卡车一溜烟开走了；当时被吓坏的一个ESS司机后来报告说，他看到一辆全副武装、蓝白相间的皮卡车——他认为是一辆警车——从一条小街逃离现场。巴塔洛纳把方向盘往左一打，飞驰过中央隔离带，在拼命掉头的过程中三菱车的一个后胎爆了。现在车面向东，可是俩人又被路上停的车给挡住了去路，接着袭击者冲上前来，将两人置于如雨般的机关枪火力之下。黑色帕杰罗撞到一辆停驶的车上，然后停了下来，巴塔洛纳的身体侧歪在乘客座位里，佐夫科的头朝后仰着。正如一次调查后来不详地汇报说：“没有证据表明黑水公司的人还击了。”

整个袭击几秒钟就结束了。四人遭到背叛，并且中了埋伏；那天早晨要是两辆车里有六个人，另外两个人肯定也会遭遇不测。如果连开火的时间都没有，火力再强也同样无用武之地。面对这种精心策划的近距离杀戮，越野车上的保护装置也不可能挽救车上人的性命。ESS公司三辆卡车的司机得以脱身——当然因为他们不是美国人。

最糟糕的情况这才开始。暴动分子点燃并毁损四具尸体，拽着其中一具尸体游街示众，然后把另外两具尸体悬挂在这座城市横亘幼发拉底河的钢铁架柱桥上。一群群疯魔般的男子——还有儿童——边击打尸体边唱道：“费卢杰是美国人的坟墓。”没有警察或者消防员出面制止这野蛮的亵渎行径，结果这持续了数小时之久。后来，据报道附近医院的护士试图把尸体从桥上移走；枪手就威胁连她们都会杀。这个片段在福克斯新闻上播出时，海军陆战队才了解到这次袭击，那时这四人都已丧生，海军陆战队也无力回天——除非更多人流血，否则他们也无法平定暴动。于是海军陆战队就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两名袭击者正一手握着AK47突击步枪，另一只手举着摄像机。他们全程录下这惨无人道的场面。很快，正如暴动分子所期望的那样，世界各地的电视新闻播报员都在播出这条消息。

大约凌晨3点半的时候，我在弗吉尼亚的电话突然响起来。那时——伊拉克当地时间是上午11点——我们当地的行动中心已得知费卢杰发生了一起野蛮袭击。当时掌握的细节还不全面，但是触目惊心。听起来像是我们的人遇袭了。果真如此，他们就不光是黑水公司的第一批死难者，也是我整个军事生涯中遭遇不测的第一批手下。

为黑水公司效力的每个人都深知，干我们这行某些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员损失。可是我接到电话后受到的震动远比我意料的要大。我站在那里回忆起自己当海豹突击队员的时光。我禁不住设想，要是我家人被告知我回不了家，他们会经历怎样的悲痛——接着想到被杀人员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很快就要面临的悲痛。我想起门厅另一头卧室里盖被子睡觉的孩子们。我赶紧穿上身边够得着的衣服；户外一片漆黑，我迷迷糊糊地驱车来到我在麦克莱恩的办公室。

半岛电视台先在电视上播出片段——点火，欢呼，被残毁的尸体悬挂在那座绿色的桥上。很快，美国所有电视网都在播出稍微经过编辑的片段，就好像加一点马赛克就能稀释看到死者被暴徒四分五裂的惨状。这一幕立即让人想起索马里和1993年在摩加迪沙发生的著名的黑鹰直升机坠落事件。在那里，数名阵亡陆军游骑兵遭到亵渎，拍摄下来的画面扭转了美国国内舆论，以至于克林顿总统最终下令美军彻底从该国撤出。我们看到的正是像战争一样古老的心理武器的现代版：袭击越发恐怖——看到的人越多——越少的实际死亡人数就能激发最大程度的厌战情绪。费卢杰的暴动分子“知道如何发起那个（进攻），”恐怖主义研究机构“全球安全”（GlobalSecuirty.org）的主任约翰·派克当时评论道。“他们想把我们吓出伊拉克。这是有预谋，有策划，并熟练实施的恐怖活动。他们知道这能对美国家庭成员施加多大程度的恐惧。”

不管电视上的人是不是黑水公司的雇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派一个年轻人过去，三周前我在费卢杰郊外跟他谈过话，当时我去现场视察我们的安保行动。这位前陆军游骑兵对这片地区、所用语言和当地人的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有人能追踪到对美国人下手的这些暴动分子，我心想，那就非杰里·佐夫科莫属了。

不过，等东海岸到了上午的时候，我们得到确认被杀的是黑水公司的人，我悲痛地得知佐夫科也未能幸免。我要是能和父亲谈谈就好了，这是我当时迫切希望做的第一件事。我在打造自己公司的过程中时常会萌生这个愿望，当时那一刻我父亲会知道对员工、对死者家属、甚至对我该说些什么。

我一直记得刚参加海军时父亲让我读的一本书：《战争论》，19世纪的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书中对战争进行了哲学探讨。“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所以勇气是军人所应具备的首要品质，”克劳塞维茨写道，“勇气有两种：一种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体格勇气，一种是在外来压力（权威审判席）或内心压力（良心）下都敢于负责的道德勇气。”

我真希望当时就能和父亲谈谈道德勇气这个话题，谈谈如何才能正确地领导公司。可惜他已不在人世。另外唯一一个能给我同样分量意见的琼也不在人世了。作为黑水公司的当家人，我要强忍住内心的悲痛，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并且调查这起灾难——并且得不到曾经帮我做出最艰难决定的两个人的支持。我感到无比孤独，但是我知道我们能渡过难关。我们不得不如此。

在莫约克，加里·杰克逊以同样沉重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噩耗。在那里，我们后勤部当时的负责人安娜·邦迪为应付这种意外制定了一份伤亡人员援助计划。杰克逊在几周前曾在我们的训练中心见过蒂格，她奔赴田纳西州的克拉克斯维尔去找这个退伍兵的遗孀。黑水公司的另外一位副总裁克里斯·泰勒（Chris Taylor）去加利福尼亚州欧申赛德会见赫尔文斯顿的前妻。我们安全咨询的负责人迈克·拉什（Mike Rush）前往夏威夷去告诉琼·巴塔洛纳这个噩耗。数年之后，我们会得知邦迪的通报规程如此之全面，以至于国务院都将这套规程适用于其所有的私营安保承包商。当然，我当时还不了解这个情况。我只知道我要搭乘飞机去克利夫兰，与佐夫科的母亲唐娜见面。我对自己该说什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我到了俄亥俄州的威洛比，那个夜晚十分萧瑟，令人不快。杰里在公司的文件上把他哥哥列为最近亲属；晚上7点半，当地的一位美国警察局长和我敲了敲汤姆·佐夫科的家门。开门的是杰里的嫂子。她给唐娜和杰里的父亲乔打去电话，他们很快也到了。当天被杀人员的名字就泄露出来了，这家人都观看了那个新闻片段。世上没有什么能减轻一家人对此感到的悲痛。但是我坐在餐厅餐桌旁，告诉唐娜和乔我见过他们的儿子。告诉他们我觉得如果有人能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这个人就应该是杰里。我听他们诉说杰里年少时的故事；我给他们讲了讲我儿子。我们谈到了家庭，回忆了失去的亲人，分享了琼与癌症做的斗争。我们一起祈祷。他们虽然深感到悲痛，但仍非常大度。

我那天晚上离开时，给了佐夫科家人一笔钱用作丧葬费——这样做看起来才近人情。黑水公司给每位被杀的员工准备了巨额保险丧葬费用赔付。一旦军方移交这些人的遗体，黑水公司就会派出一个代表在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会见每个家庭，在那里对DNA、牙齿和医疗记录做出评估，然后颁发死亡证明。我们护送遗体从多佛来到指定的殡仪馆；我们还派一架C212飞机从多佛把迈克·蒂格的遗体运抵田纳西州的家。

遇袭后的那几天，记者们联系到了每一个人。很快，我们听说尽管家里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可是总有电话没完没了地打过来。在佛罗里达州，赫尔文斯顿的一位家人用电子邮件给我们发来一个手机号码“供家人和朋友留存，万一有事必须联系就用这个号码。我们正设法准备一个对外的声明，希望（让）媒体一次了解到位。”没有这个运气。杀戮之后过了两天，赫尔文斯顿的母亲凯蒂就给我们发来电邮：“算了，我们受不了了。请叫警察来把记者们赶走。”我们照办了——黑水公司给当地警察打电话，叫他们让记者离这家人远点。

我们完全可以为黑水公司的每个人这样做。过去六年，我们所有人共度时光，一起承受压力，体验人生际遇，使得我们的团队打造了坚固的纽带——这个纽带也延伸到韦斯、杰里、迈克和斯科特，以及所有为我们工作的人们那里。他们是“黑水公司之家”的一部分，正如琼·巴塔洛纳在丈夫死去不久发来的一封电邮所描述的那样。“首先，你们为帮助我，尤其是（我女儿）所做的一切，我该如何向你们——包括黑水公司的所有人——表示感谢？”她写道，“我家人只要谈起黑水公司就无不感到敬畏；他们为你们每个人都感到非常骄傲，请相信我，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请把我们的谢意传达给每个人，能成为你们黑水之家的成员让我感觉太自豪了。”

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乐意结识了解这些家庭，哪怕当时的情形颇为悲壮。赫尔文斯顿的遗孀帕特里夏·厄比给我们发来电邮，讲到跟孩子过暑假的安排，提到住进新房——甚至举办一次烤肉大餐的想法。半年之后，厄比来信说孩子们需要钱，可是斯科特最后一笔9 000美元的工资支票无法兑现，因为家里尚未指定遗嘱执行人。我们立刻以她的名字开出一张新支票。“如果执行人找我们要钱，那就来找吧，”当时我们内部的一封员工电邮上写道，“听起来孩子们好像要用钱。”

我们记着每位逝者的生日和纪念日——我现在感念于回复的电话和感谢信。蒂格死后的那个生日我们也予以纪念，迈克·蒂格的遗孀朗达后来给安娜·邦迪发了一封短信。“你们记得他的生日，还惦记着我们，这太让我感动了，”她写道，“我知道大家没有忘记他。为此要感谢你们。”黑水公司的团队甚至安排克罗地亚总理伊沃·萨纳德给杰里·佐夫科的父母发了一封慰问信。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遇袭十天之后，我来到克利夫兰的圣约翰福音大教堂，与大约800人一起讴歌一位前游骑兵的一生。圣保罗克罗地亚大教堂的合唱团用这家人的母语唱起了礼仪行列《接近你，我的上帝》。他们从《马加比二书》选择了一段来读，讲的是一位高贵的武士与阿拉伯游牧民媾和。杰里的哥哥汤姆·佐夫科告诉哀悼者，“他想帮助伊拉克人，他想以他们的方式来帮他们。”教堂会众然后驱车35英里，来到俄亥俄州西部保留地国家公墓，杰里·佐夫科的遗体就按照军队全套礼仪葬在那里。仪式包括七声炮响，现场还有两名陆军司号兵和一名警方风笛手。他的花岗岩墓碑上镌刻着“骄傲”、“爱国”、“坚强”和“勇敢”这些字眼。

6个月之后，我们与丧生者的家人一起在黑水公司的训练中心举行一个花园的落成典礼，以纪念韦斯、斯科特、迈克和杰里，以及其他为我们效力时可能会献出生命的人。这里十分僻静，离原来的莫约克住处很近，环绕一个小湖泊铺就了一条鹅卵石的小径。沿着小径耸立着一些大石块，上面刻着黑水公司逝去者的名字。人们可以坐在长凳上或者在遮阴的树下独处。花园入口处耸立着一尊真人大小的男孩铜像，铜像手中握着一幅卷起的美国国旗。

就在黑水公司和亡者家属强忍悲痛，处理葬礼与财产的具体细节时，媒体对这次杀戮的报道开始升级。起初，新闻报道仅仅把被弑者描述为平民。这么说恰如其分：四名安保承包商是一家私营公司雇用的，向公司老板汇报。当时他们乘坐的也不是军用车辆。再说，黑水公司的人没有在五角大楼的指挥构架内开展行动；进入费卢杰之前并没有与海军陆战队协调，出事之后军方也没有出兵救援。但是对普通公众而言，“平民”意味着像红十字会或联合国的人员，或者是投递邮件的承包商那样的人。或许是头脑发热不怕死的游客。所以平民这个字眼就立即与新闻片段脱离了：黑水公司的人就像士兵那样穿着防弹衣，携带机枪进入暴动分子的堡垒。他们有着优秀的军方背景，为国防部在伊拉克开展任务而效力。报道一直跟踪到转分包合同链，并查明最终从五角大楼流进这些合同的钱。《日内瓦公约》第三条明确把在战区的非战斗人员定义为“不在敌对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这在历史上使这些负责送邮件的承包商免于被认定为战斗人员。然而，如果4名黑水公司员工那天早上在费卢杰来得及反应，他们就可能非常积极地加入战斗。

所以他们不是战斗人员——但他们也不是非战斗人员。巴塔洛纳、佐夫科、赫尔文斯顿和蒂格都是平民，但是他们都携带武器，最终听命于国防部，执行危险的任务。这四人落入了国际法显眼的灰色地带，维也纳和其他地区的专家们已经为此持续争论了多年。

与此同时，那可怕的新闻片断无休止地反复播出，把我公司的名字深深刻入公众的意识。记者约瑟夫·内夫会全面报道这次遇袭事件，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2004年4月1日在早餐桌旁，我第一次知道了黑水这家私营安保公司。我为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报纸《新闻与观察家》工作，这份报纸头版的照片展示了一辆燃烧的卡车和一群面露喜色的人；报纸里面有一张甚至更加恐怖的照片，上面有两具燃烧过的尸体悬挂在桥上，一群包括儿童在内的人正对着尸体欢呼。我悄悄地把头版那部分拿走，确保我当时6岁和9岁的孩子只能看到体育和漫画部分。”

此前有的人对私营军事承包商丝毫不了解，现在印象里只有一幅可怕的场景——和一个名字——可以与这个行业联系起来。我向来对主流媒体心存疑虑——这种疑虑也是从我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在1980年前后，父亲接受了一家报纸关于公司的采访，但是觉得他被错误地引用了，就基本上这么说：“再不接受采访了。”突然之间，这种感觉好像是共有的。狂热的左派评论员和政客们要么不清楚黑水公司业务的历史，要么就对了解这些历史不感兴趣，径直把我的人称为“雇佣军”。自此以后，我就被贴上了战争投机商的标签。这触发了呼声越来越高的煽动性言论，在随后的几年里淹没了任何理性讨论的意识。

这种声讨也产生重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布雷默大使领导的联军临时当局明显没有给伊拉克所有的城市带来和平——然而美国公众竟要相信这个国家在三个月后就准备好权力移交？还有，美国军队被派去要解放的就是这些唱歌的野蛮人吗？在国内，2004年3月布什总统正在与参议院约翰·克里为再次当选展开角逐——布什近一年前发表的“达成使命”的演说看上去更加不靠谱。在莫约克，我们想知道五角大楼对我们四个人被杀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个问题突然要纳入军事筹划，具有道德紧迫性，也是竞选招数的一部分。

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联军部队怀着推动和平与安全的希望，试图赢得费卢杰的“人心”。美军已经帮助整治基础设施，提供了现金，尽力与费卢杰的官员建立起关系。这些努力全不奏效。这座城市里的暴动分子从一开始就与联军作战——从暴力袭击到龌龊侮辱无所不包。有件事十分蹊跷，令人难忘。士兵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在市中心建了一个新的社区足球场，结果他们前脚刚走，暴动分子就后脚过来，扯掉球门的网，铲掉球场的土，给整个球场铺满了垃圾。“什么样的人还抢土呢？”一位士兵问道。后来，当海军陆战队在逊尼派三角区替换第82空降师时，暴动分子开始在城里散发传单，给新来的部队起了个绰号“awat”，意思是一种一碰就掉渣的易碎蛋糕。

詹姆斯·康韦（James Conway）时任第一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司令，负责开展行动平定整个逊尼派三角区的暴动。黑水公司的人遭袭前一天，他承认说：“费卢杰可能是我们行动的重心所在。我们知道，费卢杰周围的坏蛋比在我们所有其他作战区域的坏蛋都多。”3月31日的暴行发生后，很明显国防部内部有人想把整座费卢杰炸成一片瓦砾。

另外，我们知道当地的海军陆战队员虽然与他们领导一样厌恶这个新闻片段，但是对全面发起入侵颇为犹豫。征服一座10平方英里的城市可是一项大任务，甚至对像美军那样装备精良的部队而言也是如此。此外，可用的兵力会局限于两个海军陆战队步兵营和附近两个作战准备最充分的伊拉克民防团营——城市战是挨家挨户的行动，难度大，伤亡多，需要的可是更加强大的兵力。再说，重大的军事反应将会立下一个复杂的先例：黑水公司的“平民”毕竟不是给医院工作的人——我们的人在战区携带着武器。为了给我们四个武装承包商复仇，五角大楼会包围一座30万人的城市吗？现在五角大楼会对伤害安保承包商的每个人施以报复吗？康韦后来会解释说，海军陆战队“觉得……我们或许应该让事态平息一下，然后再发起进攻，这才显得不像是在复仇。”

我并不因此怪罪海军陆战队。军队的任务并不是保护安保承包商。身着戎装的男女战士们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的人在伊拉克是支持他们的。事实是，我并不期待五角大楼做出反应。但是，黑水公司的所有人会感激这种考虑和同志情谊吗？绝对会感激的。

在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当中，对杀死平民的反应是毫不含糊的：据报道，布什总统对此十分不安，深受触动。黑水公司的人遭到谋杀几个小时后，伊拉克美军主要发言人马克·金米特准将对满满一屋子的记者们说：“这个世界某些地方的有些人家将听到有人敲门，来人会告诉他们所爱的人的遭遇。我可以告诉大家，站在门的哪一侧都不是愉快的经历。”要知道，金米特准将并非轻易多愁善感的人。由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闭门会议上支持采取严厉行动，金米特很快补充说军事反应将会是“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从容不迫的精准打击。”

黑水公司的人遭袭之后不到24个小时，费卢杰第四阶段的重建努力就不复存在了。美军给海军陆战队和伊拉克民防团营制订了攻击计划，先包围这座城市，然后从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坦克、直升机、战斗机和大规模的AC130‘幽灵’炮艇机（C130运输机经过全副武装的类似机种）会予以支援。驻伊拉克美军总司令、陆军中将里卡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向海军陆战队介绍了攻击费卢杰的决定。“总统知道这次是场血战，”他说，“总统接受这一点。”

随着联军在费卢杰的郊区各就各位，逊尼派三角区其他地方以及别处的叛乱分子也涌进费卢杰占据有利地形，协助增强暴动的实力。4月4日，五角大楼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费卢杰的长老们交出谋杀黑水公司的人的凶手。这些长老们拒绝了。

很快，在世界的另一头，一封发自布雷默大使办公室的吊唁信送达乔和唐纳·佐夫科在克利夫兰家外面的邮箱里。“请放心，我们的政府当局正在积极调查杰里被谋杀之事，除非犯下这个卑鄙罪行的人受到惩罚，否则我们就不会罢休，”信中写道，“未来的日子不容易，你们在面对这个可怕的悲剧时，我们会惦念并为你们家祈祷。我会尽我的职责确保伊拉克人民永远记得杰里给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

2004年4月5日，黑水公司的人被杀五天之后，五角大楼对费卢杰展开雷霆般的攻势。

代号“警惕决心”的武装行动开始了，大约总共2 000人参战，出动了装有17英尺长加农炮的M1A1坦克，能击中4 000码外的目标；一队履带式突击车，每辆车搭载18名海军陆战队员；还有一个装备了M198榴弹炮的炮兵连，这是海军陆战队重达8吨的大炮，能发射各种致命弹药，射程最远可达14英里。海军陆战队第五团第一营从费卢杰东南发起进攻。海军陆战队第一团第二营冲进费卢杰西北的居民区尤兰区，在那里开始了长达36个小时的持续战斗，一撮撮暴动分子从清真寺和学校建筑里朝美军射击，用火箭弹和机关枪守卫他们的堡垒。

贝尔公司轻盈的AH1W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和更重的UH1N休伊直升机向叛乱分子据点发射“地狱火”导弹。战斗机出动100多架次，向武装分子固守的阵地投下几十枚激光制导炸弹，摧毁多达75座建筑物。在地面坦克里的海军陆战队叫来AC130“飞行炮艇”进行夜间打击，这种对地攻击机就是广为大家所知的“杀手”。这之后，海军陆战队才隆隆地冲进费卢杰市中心区，与此同时暴动分子四处散开。但是由于费卢杰的街道有墙阻隔，步行通过该城的海军陆战队步兵班施展不开，那里2 000名暴动分子发动袭击之后就跑，其中还有200名主要来自叙利亚和也门的国外战斗分子，以及前伊拉克特别共和卫队的成员。叛乱分子躲藏在平民当中，飞奔进附近街坊的家里。

这里人家的房子在建造之初，都是为了保护其居民免遭伊拉克炎炎夏日之苦，一般用混凝土墙，房顶也是3英尺厚的混凝土，往往上面再铺3英尺厚的土。屋子的前门要么是金属要么是木头的，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铁门起保护作用。这些房子基本上是地堡——所有房子都得一间间清空，这个过程极其血腥，导致十几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近一百名受伤。这掀开了驻伊拉克美军伤亡最为严重的一个月。

在2004年4月的进攻中，大约700名暴动分子被消灭。不幸的是，在加速提升攻击强度的过程中，没怎么制定预防平民伤亡的计划。战斗仅开展几天之后，媒体——阿拉伯媒体由暴动分子提供消息，同时西方记者在费卢杰面临绑架或砍头的危险——就估计平民死亡人数高达700人。伊拉克卫生部长估计的人数则少得多：220人。两种估算都无法得到证实。两种估算都十分悲惨。可以明确的是，随着战区恐怖的影像传遍全国，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这是一群给布雷默的联军临时当局建言献策的政治、宗教和部落领袖——的逊尼派成员发出威胁，除非布雷默大使实施停火，否则就要辞职。这时距离移交权力还有两个月，伊拉克的民主处于一个险象环生的交叉口——管理委员会发出的信息很直白。结果海军陆战队开始包围费卢杰五天之后，就被命令停止进发。三周之后，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出费卢杰。

在随后几个月里，这座遍布清真寺但已满目疮痍的城市里反美情绪更加高涨。在首次袭击新闻报道的刺激之下，费卢杰发展成伊拉克各地暴动袭击的集结地。2004年年初，每周才发生大约200次袭击，那年夏天就猛增到每周500多起。到了秋天，我们在莫约克的所有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都很清楚，如果布什政府打算确保2005年1月伊拉克人民参加首次民主选举，美军就得重返费卢杰。

2004年11月7日，第一次灰溜溜地撤离费卢杰的七个月之后——布什业已在国内稳稳地再次当选，在伊拉克的联军临时当局也把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多达15 000人的美军发动了自1968年越南顺化战役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他们打算完成上次半途而废的任务。

代号“幻影愤怒”的行动很快成为伊拉克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交战，两个陆军装甲营全副武装开进费卢杰街道，为紧随其后的四个海军陆战队步兵营引出暴动分子。美军又开展了数百次空袭；在对费卢杰发起的两次进攻之间，他们投下足以损坏或摧毁该市3.9万座建筑物中大约半数的弹药。激战两天之后，军方官员宣布美军已经控制了该市70%的地区。一周之后就拿下了其余的地区。超过90名美军牺牲，500多名美军受伤。行动结束后，美军留下一片炸弹炸毁的废墟，剿灭大约1 350名武装分子——还有，如果多项研究没有错的话，在这座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一直持续的毒性污染似乎导致今天当地的出生缺陷率畸高。

2004年11月14日，周日，海军陆战队第五团第三营卷起沿幼发拉底河岸边铺的蛇腹形铁丝网。自从我的两个人被悬挂在费卢杰那座臭名昭著的桥上之后，他们成为近八个月来首批走过这座桥的美国人。在美国，这对我们的员工而言是个动情的时刻。我们在800件黑水公司衬衫的袖子上印了“3/5”，以向海军陆战队第五团第三营表示感谢。“武装分子把桥关闭了，我们重新再将其打开，这具有象征意义。”该营的副营长托德·德格鲁西耶告诉记者们。

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用黑色记号笔在这座桥的一根桥柱上留下这条信息：“谨以此献给2004年在这里遭到谋杀的黑水公司的美国人。永远忠诚3/5。”

“另外，”这条信息的结尾写道，“滚你妈的蛋。”

在黑水公司的车队进入费卢杰之前的几周时间里，保罗·布雷默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地吸引到伊拉克南部地区的一个逊尼派大本营——纳杰夫小城。

这座小城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寓言般的神奇建筑空中花园所在地、古老的巴比伦城城外，是穆罕默德先知的堂弟及女婿阿里·本· 阿比· 塔利卜的长眠之所。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在其后的岁月里，塔利卜开始崛起并继任哈里发（早期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及宗教政府领袖），由此导致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伊斯兰教派的严重分裂。今天，伊玛目塔利卜被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奉为最受尊敬的人物。在纳杰夫，他的陵墓所在的那座巨大的金色圆顶清真寺，被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什叶派信徒视为世上的最高圣殿。

当联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什叶派教徒大概占人口的60%，主要分布在南部地区。然而，几乎自近代伊拉克从分崩离析的奥特曼帝国中诞生之日起，这个国家的逊尼派——大约仅占全国人口的20%——就一直主导着伊拉克的政治舞台，有时还会对教派冲突进行残酷镇压。在目前这种动乱的军事占领时期，这座拥有超过250万人口之众的纳杰夫城的什叶派领袖们看到了暴力反抗的机会——不仅针对联军，而且也针对数十年来的宗教和政治压迫。到2004年年中，随着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向伊拉克政府移交权力日期的迫近，布雷默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一位什叶派特殊人物身上：穆克塔达· 萨德尔（Muqtada Sader），此人脾气暴躁，年仅30岁，是刚刚成立不久的迈赫迪军领袖。他领导的迈赫迪军是一个民兵组织，名义上为“救世主”，但实际上其背后支持者是伊朗人，而伊朗人绝非什么神圣的拯救者。

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之前，萨德尔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他的父亲什叶派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直言不讳地批评萨达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伊拉克最具影响力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之一。穆克塔达· 萨德尔在老萨德尔的四个儿子中排行第三，从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曾经一度因为痴迷电子游戏而被戏称为“雅达利游戏机之王”。但他非常聪明，知道如何借助父亲的威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据称，在父亲穆罕默德·萨迪克·萨德尔严厉指责伊拉克政府时，他曾经负责家人的安全。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他干得却不咋样：1999年2月19日，在纳杰夫不远处的库法圣城，时年60岁的父亲及其两个儿子穆斯塔法和穆阿莫尔在结束祷告离开清真寺时，遭到伊拉克秘密警察枪手袭击身亡。一夜之间，25岁的穆克塔达·萨德尔就被迫卷入了父亲领导的风起云涌的运动，并跻身领导层。

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成功了。尽管起初其他宗教领袖对他不屑一顾，还称他为“扎塔特”，即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但是，萨德尔却拥有对一些什叶派知识分子颇具感召力的显赫家世。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饱受萨达姆政权压迫的躁动不羁的年轻人而言，在其他宗教领袖眼里不屑一顾的萨德尔形象恰好让他们产生了很强的认同感，他们逐渐聚拢在以小搏大、敢打敢拼的萨德尔的身旁。低调行事从来不是他的做派：他高调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也谴责任何与其观点相左者。据称他甚至策划了谋杀他的什叶派宗教竞争对手阿卜杜勒·马吉德·阿尔–胡维的行动。此人曾经在推翻萨达姆时帮助过美国人。萨德尔领导的与其说是一场宗教运动，倒不如说是一场社会运动。他打破了众多传统观念，并开始逐渐赢得人心站稳脚跟。据国际危机组织（ICG）的一封报告称，“穆克塔达发迹过程中最让人不解之处在于，任何成功的政治家所具备的主要条件他都不具备，而且也难以从他的社会基础中找到答案。”“尽管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但是他既没有过人魅力，也没有演说天赋。他没有党派后盾，也缺乏宗教资质。另外根据大部分人的说法，他的物质资产也少得可怜。”

人们起初往往会对萨德尔不屑一顾，将其视为一个不起眼的捣乱分子——该报告指出：“他的批评者，甚至一些同盟者都说（他）智力不健全”。但是，这位宗教人物的影响力却迅速扩张开来，既出人意料，又确凿无疑。2003年夏天，萨德尔向外界展示了他的武力，他组建起了一支民兵武装，成员全部黑衣加身，以萨德尔父亲的宗教思想为引领（他父亲声称，什叶派救世主迈赫迪伊玛目将引领由信徒组建的武装队伍勇往直前）。在以什叶派教徒占大多数的伊朗——它急切地希望在邻国伊拉克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作用——萨德尔武装得到了武器弹药和路边炸弹，并接受了军事训练。然后，萨德尔的迈赫迪军开始攻击美军、逊尼派教徒，甚至攻击在伊拉克政府中作为其对手的什叶派分支。据2004年一份海军陆战队的战场报告：“在纳杰夫的库法地区，萨德尔民兵武装显示出了比当地政府组织更强的实力和管理能力”，“这些民兵横行街头、设置路障、随心所欲恐吓路人。一次，萨德尔的部下绑架了一名伊拉克政府警察，一边折磨他，一边还占用政府广播频道直播这一暴行。”

根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在美军占领期间，萨德尔领导的恐怖组织不断壮大，麾下聚拢了6万多人，这些人大多都被剥夺了公民权——从而一举取代基地组织成为这个国家“潜在的自发宗教暴力的最危险推手”。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权力真空时期，这位毫不起眼的宗教人物开始对家乡的政治生活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到2004年春天，萨德尔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影响力，不仅引起巴格达的关注，也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

黑水公司的安保人员不仅一直关注他富有煽动性的演说，也时刻监控着萨德尔发行的拥有1.5万读者、8页厚的《阿尔–哈瓦扎周报》。不用说，这份报纸充斥着各种鼓噪宣传和不实报道，包括一个被萨德尔指控为“叛徒”——联军合作者——的124人名单，并很快导致其中两人被杀害。2004年2月，该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布雷默和萨达姆是一路货色》的文章，指责这位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负责人故意让伊拉克儿童挨饿。几周之后，《阿尔–哈瓦扎周刊》刊登了萨德尔的一则疯狂煽动性讲经语录，他把“9·11”事件渲染为“上帝创造的奇迹”。到这时，大使先生已经受够了。“我们必须关闭这份混蛋报纸”，布雷默厉声说道，“我无法再忍受这一切了。”

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命令将萨德尔的报纸关闭60天。3月28日，美国士兵将报社人员赶到巴格达大街上，然后用挂锁封闭了报社大门。

这一行动带来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我记得，有报道说数百名抗议者一连数日在报社大楼外面集会抗议。他们手举萨德尔的画像高呼：“发令吧，穆克塔达——我们再来一场1920年革命！”。示威者的情绪不断高涨。“今天我们和平示威，”他们发出警告，“明天咱们战场相见。”

报纸被查封三天后，在100英里之外的费卢杰城，4名黑水公司员工被逊尼派暴徒杀害。整个事件导致两条战线上的冲突，也成为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在伊拉克所面临的一次最大危机，阿里·阿拉维是伊拉克战后首位文职国防部长，他在《占领伊拉克》一书中这样写道：“一些主要什叶派社区和逊尼派社区，在两处相距很远的地区不约而同拿起了武器。”后来，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采访时，布雷默说道：“伊拉克政治系统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看到阿尔贾齐拉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报道，尤其是关于‘警惕决心’行动期间平民伤亡的蛊惑性报道，伊拉克管委会中的逊尼派成员感到义愤填膺。另外，什叶派也对穆克塔达·萨德尔的现状担忧，因为他是什叶派教徒。”

布雷默相信，加大武力威慑——即便与后来在费卢杰展开的军事行动的规模有所不同——是恢复巴格达秩序的唯一方式。于是他对萨德尔的打压开始升级。到4月3日星期六，联军逮捕了萨德尔的高级助手穆斯塔法·阿尔–雅各比，理由是他涉嫌一年前杀害宗教人物阿卜杜勒·马吉德·阿尔–胡维。这进一步激怒了萨德尔，他立刻采取应对行动，鼓动示威者和手下的武装分子在多个伊拉克南部城市发难，一下子让联军——或者至少是某些联军成员——猝不及防。后来，帕特里克·科伯恩在《穆克塔达》一书中写道：“一些伊拉克南部重镇的安全由意大利、波兰、乌克兰、萨尔瓦多和西班牙部队负责。他们是在2003年美国大胜伊拉克军队时派驻伊拉克的，他们的政府根本没想到他们会参战。”

萨德尔计划的核心是占领纳杰夫——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心目中的圣城。一旦得手，他就可以要求释放阿尔–雅各比。

当时，纳杰夫城没有驻扎美军作战部队，只有少数穿军装的通信技术人员。西班牙部队负责那里的治安，受他们指挥的还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少量部队。但是，驻纳杰夫联军临时管理当局指挥部以及美国派驻纳杰夫的最高联军官员——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菲利普·寇斯内特（Philip Kosnett）——的安全却由8名黑水公司员工负责。他们即将在2004年4月初改写承包商与战斗人员的关系准则。

4月4日，随着太阳在纳杰夫上空冉冉升起，一卡车接一卡车的什叶派示威者涌入城区，他们制服了西班牙部队，而且后者也没有真心想阻止他们。纳杰夫城内外驻扎着1 300名西班牙士兵，正式任务是民事支援，主要负责帮助农民灌溉农田，协助建立当地的司法体系。他们脑海中浮现着一幅残酷暴力的画面：三个星期前，基地组织实施了马德里地铁爆炸案，导致191人遇难，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伊斯兰恐怖袭击案。恐怖分子威胁如果西班牙军队不从伊拉克撤军，将要发动更多恐怖袭击。爆炸案发生后三天之内，西班牙选举中社会党人出人意料地异军突起，其候选人萨帕特罗击败保守的人民党候选人拉霍伊，成为西班牙首相。

萨帕特罗就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兑现大选中的承诺，从伊拉克撤军。而且显而易见，在那个4月的早晨，没有一位驻守在纳杰夫的西班牙士兵愿意在几周后就可以离开伊拉克战区之际，甘冒被子弹击中的危险。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安保”人员。

同样，当地伊拉克警察也对冲进城区的大批民众熟视无睹，袖手旁观。似乎眨眼间，近一万名萨德尔的示威者就从纳杰夫城东北角涌进城里，逼近了驻纳杰夫地区联军临时管理当局总部的大门。大门后面，寇斯内特和他的黑水公司安保团队开始考虑行动方案。

为了制定这座大楼的安保计划，黑水公司参考了这座院落的空中拍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座政府办公设施坐落于尚未完工的库法大学校区一隅的一幢小楼内。大学校区位于规模不断扩大的库法城市建筑群和纳杰夫的中间。放眼寇斯内特所在的高墙大院的四周，全是一马平川的黄土地，偶尔有星星点点的矮灌木和为数不多的顽强生长的大树。而且当时在办公大院内部及其四周几乎没有任何高过两层的建筑物；整个地区充斥着尚未建成的教学楼，都是半拉子钢筋水泥结构，一根根裸露的钢筋枝枝蔓蔓伸出来，大批老鼠在这里安营扎寨。这一地区最高的建筑物是大学校区里一座八层教学医院，在办公大院前门三分之一英里开外，俯瞰着大院的楼顶和前院。

纳杰夫临时管理当局总部大楼内的人员已经可以听到前门外积聚的人群的鼓噪声。人们的怒火正旺，一触即发。作为寇斯内特的安保团队，黑水公司的警卫人员告诉这位联军临时管理当局地区首脑，情况明摆着：现在可能还是个不错的撤离时机。根据合同，我们的人员未被授权、我们的人手配备和武器装备也不足以参与任何形式的主动进攻行动。平息暴乱是军方的任务。作为一个防卫型安保单位，黑水公司的职责是保护我们的当事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保险的方案是在攻击发生之前提前离场。“提前撤离危险地带”这一原则已经在训练中深深植入公司安保人员的头脑。首选方案一定是要避开武装分子即将实施攻击的现场。在交火中坚守阵地几乎总是最后的选择。

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寇斯内特却总会选择身先士卒、坚守阵地。事后他说道：“我加入（国务院）驻外机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召唤为国服务。”“伊拉克当时正处于外交战线的中心战场；我希望能做出贡献。”他刚到伊拉克才三个月就已经在纳杰夫城外遭遇了一次袭击。几十名武装分子在他从巴格达返程路上袭击了他的车队，但是被他的萨尔瓦多护卫击退了。今天，如果从城市撤离，就几乎意味着将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办公室——以及这座城市——拱手让给萨德尔，寇斯内特拒绝在一群乌合之众面前临阵逃脱。“我们的协会喜欢说自从‘二战’以来，在行动中殉职的美国大使的数量要高于殉职的美国将军的数量”，寇斯内特说，“作为一个现代美国外交官，绝非仅仅意味着开会和参加鸡尾酒会。”

上午刚过11点，在一位人到中年的前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克里斯·怀特的带领下，黑水公司安保团队正在和大家提前共进午餐。当时在场的有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人员、几个萨尔瓦多士兵，还有两位来自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711通信营二连的人员。其中一位国民警卫队队员是个专业军士，名叫迈克尔·阿奎维瓦（Michael Acquaviva），他正在为基地架设通信网络。此外，就在临时管理当局大楼后面，一小队海军陆战队队员刚刚在西班牙驻军总部架设好基地电台。25岁的朗尼·扬（Lounie Young）下士身材魁梧，来自肯塔基州德赖里奇市，是美国国防讯息系统管理员。他估摸着开饭前还有几分钟的闲暇时间，于是就爬进他的卡车后座，准备小憩片刻。

在前门外面，萨德尔的支持者还在要求释放雅各比。过了不久，大约11点25分左右，从大路那边传来一阵完全不同的声音：钢筋水泥建筑群那里回响起了AK47突击步枪的射击声。这已经不再是一场和平示威了——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黑水公司小队立刻敦促临时管理当局的人员撤离餐厅，进入大楼的安全防护区域。安保人员抓起防弹服、任何可以携带的弹药以及政府配发的武器（主要是M4卡宾枪——著名的M16突击步枪的升级版本，特点是枪管很短，操作灵活，特别适合执行安保任务），但是，如果说到建筑物阵地保卫战，这种武器可就不那么合适了：超过大约1 000英尺，M4的精度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对移动目标更加如此——而区区1 000英尺，在咬牙切齿的民兵分子和你之间，可不够那么安全。几支卡宾枪上配有M203型单发40毫米榴弹发射器，可用来驱散聚集的目标人群——但是，隔着如此远的距离，也不是十分有效。

清点武器时，我的人看到阿奎维瓦带有一只M249自动武器——一种用弹链供弹，配有两脚架的轻机枪，每分钟可以射出800发子弹。阿奎维瓦说，海军陆战队已经知道当地存在潜在的危险。为了以防万一，他就带上了这种擅长远距离压制敌人的武器。大家强烈建议国民警卫队员们一同前往临时管理当局总部，于是，这支队伍的人员得到了加强，大家冲进一辆悍马车，风驰电掣般驶过拐角，向临时管理当局两层办公大楼疾驰，路上又捎带上了几位萨尔瓦多士兵。他们冲向楼顶，这时扬早已被枪声惊醒了，不久在大家身后的楼梯上就传来了他的呼喊声，他手里也提着一把轻机枪。

8名黑水公司人员，以及为数不多的联军士兵很快呈360度在楼顶卫星锅型天线和空调排风口四周散开，俯瞰着整个城市。大楼楼顶其实是由两部分拼成，中间有一个四周加固过的塔楼，里面是楼梯间。楼顶外沿环绕着一道黄沙颜色的矮墙，这为监视逐渐增多的人群提供了有利的观察位置。但是，头顶上没有任何遮掩，从不远处的医院大楼上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楼顶上的我方人员，那天上午，迈赫迪军在冲进城区的同时占领了政府机构。不久黑水公司的人就会知道，他们也早已占领了那座医疗机构，把拥有450个床位的医院变成了一座狙击手营地。

突然，大街上传来了更多喧嚣——紧跟着一声爆炸物的巨响。前门外，4名试图冲回临时管理机构办公大楼的萨尔瓦多士兵被暴徒截住。他们被从卡车中拖出，遭到暴打，据称萨德尔的部下将一枚手榴弹塞进一名年轻的萨尔瓦多士兵的口中，并拉开了撞针。在离联军阵地不到1 500英尺的距离内，游行示威愈演愈烈，人们开始变得疯狂无比。

从机枪准星中，扬看到从迈赫迪军的卡车上跳下一伙人，迅速在下面的街道占据了射击位置。他们身着白袍，那是典型的伊拉克葬服颜色。他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信念，要殊死一战了。“一个伊拉克人迅速卧倒，朝我们连发数枪”，后来，扬在接受当地一家报纸采访时这样讲述道，“我高声呼喊说我锁定了（一位目标），我大声问道，‘长官，锁定目标，请指示！’”他再次喊道，“长官，锁定目标，请指示！”

但是，周围没有指挥官回答他的请求。

后来，这位25岁的通信专业军士说，作为他所在楼顶位置上的唯一一位美军现役士兵，当他从楼梯冲上楼顶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对自己周围的承包商发出指令。他说：“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帮家伙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们一遭到射击，30秒内我就到楼顶上了。黑水公司的人早已就位——他们眼睛盯着望远镜，手中的武器开始锁定目标。于是，我决定不给他们下达命令，而是开始和他们并肩战斗。”

他的这一决定是明智的：那天在临时管理当局楼顶上的黑水公司人员中有半数都曾是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还有一半是其他军方和警方特种作战部队的老兵。这显然是纳杰夫最训练有素的一支队伍——不论属于军方还是地方，也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这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标志着第一次由私人承包商——毫不夸张地说在实战中——指挥美军现役人员的战斗。

黑水公司的人员向扬发出了“开火”的命令。于是，这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瞄准了一位白衣枪手，那家伙儿正在冲向一个隐蔽处。他射出一排5.56毫米的子弹，只见他倒在人行道上。“我停下片刻，”扬回忆道，“从枪上略微抬起头，看着那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大街上。”

阿奎维瓦在矮墙后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离这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不远。在国民卫队队员的旁边，是陆军上尉马修·埃迪。黑水公司的人让阿奎维瓦负责11点至3点方向的区域，包括前方的道路直到医院楼的西南角。在他下方，伊拉克暴乱分子正在试图撞开临时管理当局大院的前门。楼顶传出火箭弹呼啸飞过的声音：黑水公司的人开始报销射程内的目标了。43岁的阿奎维瓦从未真正打过仗——在国内时，他一直驻扎在伯明翰北部。这位专家一直担任卡尔曼县公路局建筑工地上的重机械操作手。他想道，这太超现实了，好像自己刚刚投身某个大手笔战争片的拍摄现场一样。

他注意到远处更多伊拉克人正从大巴车上蜂拥而下。阿奎维瓦可以看到他们都手拿武器。他用机关枪瞄准了这些650英尺开外的增援部队——并且平生第一次领受了开火的命令。“当我就要扣动扳机时，我停顿了片刻。”阿奎维瓦后来对记者这样说，“你看着眼前的人群，心里明白，你要夺去他们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生命。因此，我迟疑了似乎一段无休止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一刹那间。但是，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我听到子弹射到楼顶反弹的声音，立刻清醒过来，就按照训练开始做我必须做的事情。”这位交通技师一人就撂倒了一整车的迈赫迪军战士。“清除威胁！”阿奎维瓦不断告诫自己，“清除威胁！”

他和扬一道朝着远处的民兵车队射出了一排又一排的子弹。逼近前门的武装分子则受到了黑水公司人员的枪榴弹的攻击。不久威胁开始从天而降：一位敌方狙击手潜伏在医院的五楼，我们都处于他那只俄制AK47突击步枪——枪身几乎有4英尺长——的射程内。对于这支身材修长的武器，距离0.75英里之外的目标，绝对可以一枪毙命。只听“啊”的一声惨叫，楼顶上位于扬和阿奎维瓦之间的陆军上尉埃迪突然倒地。狙击手从侧面击中了埃迪，一颗7.62毫米的子弹从他的防弹衣后面射入他的体内，击中了左臂，然后从胸膛、背后穿过。阿奎维瓦立刻朝埃迪冲过去，刚好躲过一劫——另一颗狙击步枪子弹啪的一声射中了锡制通风管道，片刻之前，他的头就处于那个位置。

阿奎维瓦和扬冲到上尉身旁，解开他防弹背心前胸上的纽扣和牢固的尼龙搭扣，然后从他的褐色T恤衫上斜着剪下一长条布。上尉还活着，大量鲜血从他的胳膊和背后流出，在他们身下的灰色瓷砖上形成了一摊积血。扬从自己的背心中抓出大把纱布，阿奎维瓦把纱布按在埃迪的伤口上止血。

黑水公司的一个枪手，唐纳德·罗比是前海军海豹突击队军医，他的无线电呼号为“医生”（Doc）。他从楼梯井一边高声叫道：“扬、阿奎维瓦赶快把上尉搬离楼顶。”扬后来说：“我们想出了一个计划。（埃迪）说他还可以跑得动，于是，我让他用右臂搂住我脖子。我一边大呼‘火力掩护’，一边搀着埃迪朝门那边奔去。这时只听到每个人都在猛烈射击。”这位健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将上尉拖下台阶，来到一楼临时准备的简易医疗室。然后，扬冲过地下室来到黑水公司的弹药库，用绳子捆扎起150磅的弹药，飞奔回到楼顶继续参加战斗。

他把弹药扔给黑水公司的弟兄们，刚刚回到矮墙后边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医院楼上的AK47狙击步枪又响了，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过，他声旁的黑水公司的阿拉伯语翻译应声倒地。血从他的脸上喷涌而出。扬再次冲到被击倒的战友身旁，但是这一次已经无法用纱布压住伤口了，翻译的下巴被射出了一个四分之一大小的大洞。血从扬的手指间喷涌而出。“我当时对自己说，必须阻断他的颈动脉。”扬说，“我用食指伸进伤口四处探查，几秒钟之内就发现了它，但是最后我感觉像是一个大静脉血管。我用手指卡住它拼命按压。”

同时，扬用自己的另一只空闲着的手抓住伤员的防弹衣，把他往楼梯间那边拽。在他们四周子弹到处飞溅，突然，一发子弹击倒了这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可能是藏匿在医院大楼里的射手射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肩，那里刚好没有防弹背心的保护，子弹从他心脏后面钻进他的后背，在就快击中他的脊椎时停了下来。

扬强忍着从未有过的剧痛，挣扎着欠起身朝四周望去，可是他的左眼突然被弹片击中，肿胀得厉害几乎无法睁开。“我知道自己准确无误听到了有人被击中的声音，但是好像没看到有人倒下。”他说。他全身肾上腺素急剧亢奋，这位已经打红了眼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拼命拽着伤员，把他放在一处水泥通风口后的安全地带。黑水公司的“医生”从通风管道的另一侧溜过来，朝翻译下巴的伤口处撒凝结剂粉。然后，扬又一次将伤员从楼梯上拖到一楼的医疗室，又一次将弹药运回楼顶，在那里黑水公司的人员正在一轮一轮地拼命射击，枪声震耳欲聋，大家全都笼罩在烟雾之中。

必须干掉狙击手。黑水公司的一个枪手埃里克·撒克逊（Eric Saxon）是一位前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呼号为“皮罗”（Pyro）。他手指医院，大叫着让一位萨尔瓦多士兵发射枪榴弹。但是，高高在上的狙击手早已有所防备，那位萨尔瓦多战士正要瞄准时，狙击手的AK47步枪射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脸部。黑水公司的另一位人员冲过来将伤员拉到安全地带：皮罗捡起枪榴弹了结了狙击手。枪榴弹发射器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片刻之后，医院五楼升起一团橘红色的火焰，水泥碎片腾空而起，狙击手哑了。

那一刻，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看到楼顶四处喷溅的血迹，以及大家脚下成堆的弹壳，阿奎维瓦不禁开始合计：“两分钟之内，我们就有三人被击中，”事后他说，他当时这样想，“如果两分钟之内有三人被撂倒，那么不出一刻钟我们全都会报销。”

轻机枪一直喷射出大量子弹，阿奎维瓦和扬每隔几分钟就得停一下，恐怕机枪枪管被熔化掉。但是，在前门外面，每倒下一个伊拉克人，似乎就有十几个人跨过尸体往前冲。不出多久，医院大楼上还会出现另外一个狙击手。临时管理当局大楼楼顶的人们开始清点弹药，大家面面相觑：每人都只剩一个弹匣了。

当国民警卫队队员再次将他的轻机枪瞄准楼下的民兵分子时，一个问题开始在他脑海中出现：我还能回家吗？

当这座伊拉克南部城市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巴格达“绿区”里的布雷默和我们的黑水公司经理那里时，正值午饭时分。大使正在阅读一篇关于逮捕萨德尔的副手阿尔–雅各比的报道，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打来了紧急电话。桑切斯告诉布雷默：“穆克塔达开始闹事了。”“我们得到各方来报……街道上到处都是示威者，很多人手持AK47步枪和火箭筒”。不久，桑切斯又打来第二个电话：“大批穆克塔达的手下的确在我们的基地四周聚集，特别是在萨德尔城和纳杰夫那边。他们似乎认为可以逼迫西班牙人就范。”

迈赫迪军这样想是有道理的：驻扎在纳杰夫的西班牙部队并不同意联军逮捕阿尔–雅各比的决定——而且在马德里当局的指挥下，西班牙人试图远离此次冲突。正像布雷默后来在他的日志中所写的那样：“今天上午，西班牙人就逮捕雅各比一事发表了一份愚蠢的声明，声明说，逮捕行动是由‘来自巴格达的联军’实施的，西班牙人没有参与。”声明还说，逮捕雅各比是因为他涉嫌枪杀一位美国士兵。我指示（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新闻发言人）丹·赛诺让伊拉克内政部发表一份声明，表明逮捕雅各比的命令是伊拉克政府签发的，因其涉嫌枪杀什叶派领袖胡维。必须彻底清除西班牙声明带来的影响。”

下午12点45分，消息传到巴格达，情况远比示威游行要糟糕得多。布雷默获悉，成百上千的民兵在进攻联军驻纳杰夫临时管理当局大院，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纳杰夫地区首脑寇斯内特急需军用武装直升机和地面增援部队的支援。当听说西班牙部队——用他的原话就是——“拒绝参战”时，大使的脸色变得铁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桑切斯的副官乔·韦伯少将叫了过来，问他们如何增援纳杰夫的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我说，‘我认为应该立即派多兵种联合特遣部队去解除西班牙指挥官的职位。我给西班牙大使通了电话，对他大发雷霆。’”

与此同时，黑水公司的人也在向巴格达发出紧急呼救——紧急呼叫布雷默的安保队队长弗兰克·加拉格尔。他们告诉加拉格尔，纳杰夫临时管理当局大院面临被占领的危险。他们需要更多弹药和更多人手——可能最需要人手来转移临时管理当局的工作人员和伤员。军方答复是，在援军到来之前，他们必须再坚持几个小时。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加拉格尔答复说他明白——并立刻呼叫了史蒂文·“钢锯”·奇尔顿——黑水公司驻伊拉克直升机队长，他是另一位来自大名鼎鼎的美军“黑夜潜行者”特种部队航空团的老牌驾驶员——现在又成为一位自豪的黑水公司直升机驾驶员。“屁猴、屁猴”，终于地面上传来了布雷默黑水公司安保队呼叫直升机的无线电声音。他们可让这帮技艺熟练的飞行员兄弟们一阵好等，这些飞行员们一直坐在机库附近等待紧急升空的命令。这时，奇尔顿就在停泊在华盛顿LZ区——巴格达“绿区”内被飞行员称为“家园”的直升机着陆区——的直升机拖车里待命。一收到呼叫他就立刻发回了无线电回复，内容也是“屁猴”一族的非官方经典呼号：“滚蛋——给我们饭吃的朋友已经够多了（‘屁猴’一词是‘蹭饭者’的双关语）。”反正奇尔顿肯定要起飞了，骂他们两句也无妨。

奇尔顿协调好了前往那座受困城市的飞行路线，命令所有黑水公司的直升机整装待命。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形。黑水公司与国务院签署的每份文件都规定，部署在巴格达的“小鸟”直升机的任务是保护布雷默。合同中任何条款都没有提到——军事救援或军事补给行动——当然我们的人也分析过，同样也没有具体条款禁止这些行动。大家对在费卢杰发生的恐怖事件依然记忆犹新——以至于当加拉格尔一说在纳杰夫的美国人遇到了麻烦，更多的黑水公司人员都主动请缨，要前往救援，这大大超出了我们的四座直升机所能承载的人数。同样，也无需说服布雷默来放飞我们的“小鸟”直升机。“先生们，在明天上午8点之前，我手头啥都没有，”他说道，“去做你们该做的吧。”

还需要最后一个人发话。因为这些直升机不属于美国政府的财产，所以布雷默的安保队必须得到财产主人的同意。加拉格尔向我们在当地的直升机事务负责人做了报告，后者又报告给我们在莫约克的机队队长理查德·皮尔，机队队长又把电话打给身处弗吉尼亚的我，那时还不到凌晨5点钟。皮尔说：“我们在纳杰夫的弟兄们处境不妙。我们能派直升机前去支援他们吗？”

“当然，”我说，“你们有什么都可以派去。”

“直升机没上保险。”皮尔回答。

“不管它，”我说，“派它们去。”

在纳杰夫临时管理当局大楼楼顶上，战斗早已进入了第二个小时，这时，扬感到自己从背后被人拽了一下。这是一位黑水公司人员，他拽了扬一把，提醒这个年轻人为何他脚下有一摊血迹。大家一起解开了扬的防弹衣，用卡巴军刀将他身上已被血迹染透的绿色T恤衫割开一半，露出了他左肩上触目惊心的伤口。当扬挣扎着下楼来到简易医疗所时，已经感觉天旋地转，体温也高到极限。医生很清楚，必须将他尽快运走接受治疗。万幸的是，“小鸟”直升机已经抵达，运来了食品、饮用水、药品、20多件武器以及成千上万发子弹。“甚至都没有等我们把全套个人武器和装备放进来，”特拉维斯·黑利——一位黑水公司的直升机舱门机枪射手，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团服役15年——后来这样说，“否则恐怕驾驶员起飞都会有困难。”

到下午两点，桑切斯中将通报给布雷默，已经派出陆军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空军喷气式歼击机前往纳杰夫，为正在楼顶鏖战的人员提供空中支援。这对于黑水公司的飞行员而言，却意味着他们将飞进一个强大的空中交战区——如果我们的平民飞行员无法同军方飞行员保持通信联络的话，情况将更糟。在飞往纳杰夫的途中，我们的“小鸟”直升机机队在位于伊拉克历史悠久的古城遗迹——巴比伦的军事营地短暂停留，加满油，同时询问了阿帕奇直升机可能使用的无线电频率。然后，在纳杰夫城外5英里处，奇尔顿与一架军方武装攻击直升机“攻击六号”建立了通信联系。这架军用直升机暂停攻击敌方目标，一直为飞抵战场的黑水公司“小鸟”直升机提供空中掩护。

奇尔顿在临时管理当局大楼后面的一个灰尘飞扬的着陆点安全着陆，与此同时，其他两架“小鸟”直升机在楼顶上方盘旋——他们的飞行高度如此之低，起落架几乎碰上了楼顶上的围墙——空投下一包一包的武器装备和给养。然后，这两架“小鸟”直升机也在奇尔顿的直升机旁着陆，黑利抓起自己的狙击步枪急不可待地跳下直升机，大步流星冲上楼顶。

在临时医疗室内，刚从巴格达赶来的黑水公司人员正在和军方协调试图将扬转移出去。但是，军方认为战斗太激烈，医疗队无法进入大楼。军方表示，很不幸，伤员必须自己撤离。于是，在这样一种对于每位现场人员而言都难以置信的困难场景下，奇尔顿开始指挥。这位前军方飞行员发动了他的“小鸟”直升机，同时，头昏目眩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搀扶着走出临时医疗所，他脑海里肯定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看到有厚重装甲保护的军用直升机在等待自己，而是看到了黑水公司三架毫无装甲保护、大开舱门的海军蓝色和银色相间的民用直升机。奇尔顿命令他进入乘客席。“在我们起飞时，我感到非常紧张，”扬后来回想起当时自己的心情，“我身上没穿任何防弹服，手里也没有任务武器。我朝下面望去，看到每个人都在猛烈射击，感到自己坐在那里几乎完全无助。”

当奇尔顿将直升机升空时，楼顶上，阿奎维瓦又射出一轮压制火力。其余黑水公司安保队成员补充好了弹药，全都和阿奎维瓦一样朝敌人猛烈开火——这期间，黑水公司的枪手之一黑利无意间成为一段视频的主角。视频很快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黑利一跃成为军事网站和聊天室中的明星。

在那段视频中，黑利蹲伏在楼梯井塔楼左侧一角。在灰色大楼、灰色防弹背心和帽檐朝后反戴着的棒球帽的映衬下，他所佩戴的橘黄色耳麦被映衬得分外显眼。在他手边的矮墙上放着各种备用弹药。他的步枪依托在被阳光长期暴晒的楼顶围墙上，眼睛盯着步枪瞄准镜捕捉目标。“墙上有个家伙在跑？”黑利问自己的目标观察员。

“对”。

他戴着手套的手指扣动了扳机，砰!砰!砰!

一片寂静。

黑利退出空弹夹，又顺手从墙上抓过一个新弹夹。目光重新回到瞄准镜。“来了一群人，”他说，“在墙上，开火！”砰!砰!他轻轻调整枪口。砰!

“哇，”目标观察员禁不住叫出声来，“你把他们全报销了。”

又射出更多子弹。这位黑水公司狙击手稳稳地呼出一口气，听起来几乎像是一声普通的口哨音。

黑利后来讲到，攻击刚开始时，这些武装分子“简直就是直冲着我们冲过来的，但是在我们的火力压制下，他们学乖了，不敢轻易进入我们的射程。”“然后我抓起特种作战步枪，他们再远也躲不过我的子弹了。”在视频中，当黑利用狙击步枪清除隐藏在半英里之外的武装分子时，背景里可以听到目标观察员在无线电里向其他黑水公司枪手通报目标方位的声音：“一伙儿坏蛋，12点方向、距离二号楼800米。”“大约15人，朝这里跑来。”

很快，武装分子放弃了原来的阵地，试图包围大楼。身穿长袍的枪手从大树和墙后跳出来，狂扫片刻，然后迅速躲起来。黑利说：“你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跑出来，胡乱扫射一通。”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们就不会撞大运蒙上目标。“的确有迫击炮弹击中了楼顶，甚至有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身后（大约15英尺距离）——万幸的是，那是一发哑弹。”黑水公司的狙击手说道，“那一刻，你真应该看看我们的脸色。”

不久，楼顶上的他们就发现了远处的敌方援军。在视频中，可以听到黑利在问：“身上有绿旗图案的家伙？”楼顶上的人们群情振奋。“是迈赫迪军！绿旗！是迈赫迪军！”目标观察员叫道，“只要他们一露头，就对准他们狠狠干！”。

砰!砰!砰!砰!砰!

在黑利左侧，黑水公司人员手里的M4冲锋枪又射出一排排子弹，空弹壳噼噼啪啪落了一地。“他们开始躲了，”观察员说道，“好了，还有一个，好像手里拿着火箭筒。看到了吗？”

“好的，找到他了。”黑利说。

砰！然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他们在朝我们还击呢。”观察员指着敌人说。

“是的，”黑利说，“他们是在还击。”好像这与他毫不相干似的。

到下午4点，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

完成医疗救护任务之后，奇尔顿又为他的“小鸟”直升机装满弹药，重新飞回纳杰夫。谢天谢地，弹药已经消耗不少了。到午后时光过半，萨德尔命令支持者停止在所有伊拉克南部城市的游行示威，告诉他们这是徒劳的——取而代之，他发出了一道新命令：“给敌人点恐怖看看。”“安拉会奖赏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口信传到纳杰夫，人们就开始疏散开来，黑水公司的人开始小心翼翼离开楼顶。至少还有一个敌方狙击手躲在医院大楼内，但是，很快被萨尔瓦多士兵发现了。美军特种部队前来增援，击退了迈赫迪军的反击企图。

不久，桑切斯中将亲自乘一架黑水公司直升机赶来视察现场，随行的还有马克·金米特准将。桑切斯在人群簇拥中登上楼顶，他一踏出楼梯门，迎接他的是一地打点滴用的空瓶子以及一摊摊血迹。

中将后来说，首先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一个他叫不出名字的列兵和一位军士——可能是那位国民警卫队队员——他们为了躲避医院大楼里的狙击手，正挤在一起蹲在楼顶矮墙后面。在他2008年出版的传记《战场智者：一个士兵的故事》中，桑切斯讲到，他立刻奔跑过去，猛地蹲在那位军士身旁，把那位军士吓了一跳，身旁怎么突然有一位三星中将从天而降。军士告诉将军，他们一直想逮住那位狙击手，就是没得手。不过，另一个小组正在医院大楼里迂回包抄他。军士还说，大楼外面的人群现在已经散去了。桑切斯指挥士兵们朝医院大楼开火来掩护他，然后走下楼梯。“当桑切斯中将离开大楼时，我正往楼顶走，他注意到了我，于是他感谢我们反应迅速，很好地支援了他的部队。”奇尔顿在战后报告中这样写道，“他一边摇头一边说道，‘黑水公司，我们早就应该知道，干得好。’”

但是，后来世人听到的版本却不是这样的。在不到24小时之内，金米特在巴格达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纳杰夫发生的事件。《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金米特没有评价黑水公司保安人员所起的作用，他描述了战斗结束后自己的亲眼所见。‘昨天在纳杰夫一座大楼的楼顶上，有一小股美国士兵和联军士兵……他们刚刚奋战了三个半小时。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出，不存在什么危机。他们清楚他们是因何而来到这里的。他们中有三人受伤。在我们坐的地方，地上全是空弹壳，而且，说实话，还有他们的战友刚刚留下的血迹。他们一直信心十足。”对黑水公司没有一句褒奖，连名字也未提及。

伴随这篇文章，就在首页折缝处上面，是一幅令人瞩目的插图照片，显示我们的人员就在楼顶上和那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道并肩作战。在照片中，克里斯·怀特——黑水公司在纳杰夫的队长——身穿一件马球衫，头戴太阳镜，但是没穿防弹衣。我立即给他打电话：“克里斯，我刚刚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我说，“你的防弹衣去哪了？”

他说：“老板，我们正在吃饭枪战就开始了。”“我把我的防弹衣扔给寇斯内特，告诉他待在楼下，战斗不结束不要出来。”黑水公司的安保队长就这样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作战长达四个小时。

在纳杰夫之战以后的岁月里，五角大楼的高官们就没有停止过抨击曾经救过他们性命的这些人。尤其是桑切斯中将，退役后他对所发生事件的描述充满了混乱。在他的书中，这位将军写道，他最初收到了一个海军陆战队少校的无线电紧急呼叫，所以就向纳杰夫派出了空中支援。少校报告说他和他的人正受到敌人的大举进攻，西班牙部队也抛弃了他们。但是，他又声称，当空中支援飞临该地区时，却根本没有看到敌人。将军写道，他又重新用无线电呼叫少校以确认情况，得到的回复还是“到处都在战斗，在我们被攻占之前，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呼叫了。赶快增援。”桑切斯说，正是因为情况不明，他才决定亲自前往。

他接着写道，他来到纳杰夫现场之后，西班牙指挥官完全推翻了这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说法。桑切斯说他被告知：“黑水公司和临时管理当局的人们想让我们把所有部队都调回来，把他们的大楼围起来。”“但是，我们没必要那样做，因为大院根本没有被占领的危险。”桑切斯写道，然后他亲自告诉那位海军陆战队少校，临时管理当局大楼实际上并未遭到暴徒的袭击，西班牙驻军并未临阵退缩，他们根本就没有面临任何危险。桑切斯告诉他：“这些（黑水公司）人没有给你提供准确信息。”将军说，一回到巴格达的“绿区”，他就立刻将情况汇报给布雷默。“尽管大使不想相信，”桑切斯写道，“真实情况是，（听到枪声后）临时管理当局的人员变得惊慌失措，黑水公司的人又让那位年轻的少校传递了虚假信息，让事态更加混乱。”

这是全然不顾事实真相的一派胡言，我至今依然无法理解他为何这样说。也许，我们当天的行动使桑切斯显得颇为无能，或者显得他对伊拉克局势失去了控制，他为此感到恼怒。毕竟，桑切斯中将是伊拉克安全稳定的最高负责人。而且，当天如果没有少量黑水公司人员以及我们的“小鸟”直升机的话，临时管理当局在伊拉克的一个重要前哨站将被敌人占领。《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的那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写得很清楚：“成百上千名伊拉克民兵对美国政府在纳杰夫的办公大楼发动了袭击，击退他们的不是美军，而是来自一个私营安保公司的8名突击队员——据了解该事件的消息来源说。”

不仅如此，而且在枪声开始响起之后，在数小时之内，桑切斯都没能将美军派往现场。他连撤离美军伤员都办不到。而且，可能因为当天在楼顶作战的黑水公司人员用行动表明，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他的帮助，这都使这位中将感到恼怒。正如前美军宪兵兼民政事务官菲尔·卡特在他的微博中所写的那样：“这样看来，难道这些（黑水公司）人员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而不是听命于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和多兵种联合特遣部队的指挥体系？”“这些承包商拥有如此强大的火力，还有自己的直升机队，他们在干什么？”“几乎可以推测，在《华盛顿邮报》刊登此篇报道之前，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和多兵种联合特遣部队对事件真相一无所知，他们到底拥有怎样的指挥体系？”

不久之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时任黑水公司副总裁帕特里克·图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军事领域出现的一种全新现象，”他说，“大家想想：这实际上是和平民签约让他们执行军事类职责。”

也许，因为纳杰夫事件，或者因为发生在费卢杰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或者因为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这位将军30载的军旅生涯于2004年6月因此戛然而止），桑切斯一直对承包商心存芥蒂。所谓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案，讲的是这座位于巴格达城外的监狱中,伊拉克犯人受到美军士兵和CACI国际公司和泰坦公司签约审讯员酷刑折磨和性虐待的事件。[据美陆军总监察长在2004年7月提交的一份报告：“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35%（31人中有11人）的签约审讯员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审讯技巧、政策和原则的培训”，更不用提具备相关国际法基础知识了。]最后，一些美军人员因虐待犯人而被判刑，九年之后的今天，针对那些承包商的诉讼依然处于冗长的法律进程之中。虐囚照片被刊登出来之后，美国公众大为震惊，几乎同时，桑切斯便被免除了联军驻伊拉克指挥官一职。他回来说，阿布格莱布事件是“招致我被迫退休的关键和唯一的原因。”

就在桑切斯的书出版之前，我和他曾经在弗吉尼亚美国陆军举办的一次晚宴上见过面，假如当时我知道这位将军后来对黑水公司的评价，我一定要亲自问个究竟。

真让人难以恭维。不过，这位将军的描述不仅遭到了当年在现场的黑水公司人反驳，而且也受到了自己的老下属部队的直接驳斥。

海军陆战队为朗尼·扬下士颁发了紫心勋章和附“V”字（Valor，勇敢之意）的铜星勋章，表彰他作战勇敢。陆军也为专业军士迈克尔·阿奎维瓦颁发了附“V”字的铜星勋章。参加纳杰夫战斗的黑水公司承包商没有任何奖章，他们只是低下头，开始为执行下一次任务打点行装。

同时，重新回到巴格达绿区内的华盛顿直升机着陆区之后，我们这些代号为“屁猴”的“小鸟”直升机的飞行员们依然不愿结交新朋友——只是，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临时充当医疗救护人员将扬安全撤离战场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奇尔顿在机库迎来了一位造访者，这是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专程前来感谢奇尔顿解救了另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说，知道黑水公司的团队总会救人于危难之中，这一点意义重大。他只是想来和奇尔顿握握手。当奇尔顿欣然应允握紧这位年轻人的手时，从年轻人肩膀上放眼望去，身穿浅棕色制服和绿色T恤的一大群人正朝着黑水公司的驻地涌来。那一天，奇尔顿几乎握了上千号人的手。

纳杰夫之战的三个月后，盟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随着权力的交接而宣布解散，美国与伊拉克新建主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依据联合国1546号决议，在这个火药桶一样的国家，联邦权力转移到临时总理伊亚德·阿拉维和他的伊拉克临时政府手中。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在2005年1月之前举行一个民主的全国大选。届时，伊拉克人将投票选出一个国民议会，并由该议会随后选出总统、总理和内阁成员。

随着权力的交接，在巴格达起到关键作用的美国人不再是保罗·布雷默，而是64岁的约翰·D·内格罗蓬特，新任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这位资深外交官负责监管新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建在“绿区”的原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宫殿内，大约有1 000名美国工作人员，向将近12个政府部门提交报告，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农业部、商业部、国土安全部、国际发展署和其他部门。它是美国最大的驻外使馆。“距美国国旗上一次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降下来，已经过去了13年。那一天有多么黑暗，今天就有多么光明，”2004年6月30日内格罗蓬特在新使馆的启用仪式上这么说道，“今天下午，我们有幸再次目睹了美国国旗重返她应在的位置。”

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美方人员的安全。“绿区”的核心，包括总统宫殿，周围都设置有防爆混凝土路障、刀片刺网和大量的岗哨检查点。但是正如美国驻伊拉克前大使爱德华·L·佩克所指出的，国务院的工作不可能交由“蹲在沙袋后面的一千人”完成。事实上，那时美国正处在与伊拉克政府实现双边关系的过渡时期，据当时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所言，在伊拉克全国，美国人监管创立、训练和指导了18个省议会，90个地区议会、194个市议会、445个社区委员会和十几个国家部门。有大量的协调工作需要在“翡翠之城”——有人这么称呼“绿区”——的安全保护之外进行。与此同时，大使馆的所有人都知道当时的伊拉克是个多么危险的地方。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据，当时伊拉克境内活跃的敌对力量的总数大约在2万人左右：约1万名的前政权人员，约3 000名萨德尔的什叶派民兵，约1 000名逊尼派恐怖分子，隶属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领导，以及约5 000名的罪犯、宗教极端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在美国大使馆启用之前的仅仅六个星期，伊拉克执政委员会轮值主席伊兹丁·萨利姆被刺杀，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将车停放在萨利姆的护送车辆旁边并引爆了炸弹，炸弹威力十分巨大，将道路都熔化了。这次袭击就在进入“绿区”的一个检查点前实施——这种策划是为了放大它的恐怖效果。

此外，“绿区”的内部正在进行一项关键的过渡。依据国防部在伊拉克的政策，军方提供安全保障的对象仅限与战斗部队部署在一起或以其他方式直接保障军事任务的承包商和政府文职人员。除去特别安排，其他的政府机构——包括国务院——都得自己保障安全。然而，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拼凑出一个驻外前哨站对于国务院而言是家常便饭，但是要给那么多即将派往巴格达的外交官及相关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后勤挑战。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国务院长期以来一直设有一个官方的外交安全局，简写为DS或DipSec。依据该局的任务说明，该局“开发和执行有效的安全项目，来保障每一位参与美国全球外交任务的人员的安全。”这是一个非凡的职责，对于美国在境外的发展和人道主义工作都至关重要，并有利于在战乱地区恢复稳定秩序，从而允许美国军队能够撤回国内。

但是，在2005年，外交安全局只有约1 000名特工，而国务院在全球的任务多达近300个。这两个数字无论如何也无法以任何可操作的方式匹配起来——国务院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自从1983年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大使馆爆炸案开始，国务院求助于使用承包商这一途径，为美国驻全球的外交站点和领事馆提供周边安全保障。”国会研究服务中心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有关私营安保承包商的报告如此陈述，“国务院的外交安全局最早于1994年开始使用私营安保承包商，当时，MVM公司被雇用来保障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重返海地之后的安全。这之后，私营安保承包商被用于波斯尼亚、以色列、阿富汗和最近的伊拉克等地。”

我作为海豹突击队员在海地和波斯尼亚服役期间曾亲眼目睹这一切。有了承包商，国务院不需要再花费约三年的时间来招募、审查和培训一个外交安全局特工——而且他们不需要给这些人支付长期工资或者给他们提供退休金。承包商们是一次性的安保人员，为某一特定任务专门雇用，工作一做完便可以结束合作。作为政府国防部门的一员，我曾经很欢迎这一进展，现在我也很开心能为国务院的安全做出贡献。

2000年，国务院与承包商戴恩公司（DynCorp）签订了一项独家授权合同，雇用后者保护其在前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的外交官。该合同被称为“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WPPS）。及至2004年夏，国务院在“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条款中增加了新的职责，以保护内格罗蓬特大使和其他派往巴格达巨大的新使馆里的工作人员。但是戴恩公司没有能力满足这一新增的任务订单。突然之间，国务院面临着一个难以维持的局面：在派出一拨又一拨的外交官前往巴格达的同时，它并没有力量保障他们的安全。

与此同时，我们黑水公司的员工刚刚圆满完成保罗·布雷默的安保任务。我们有人员、车辆和保护策略，足以应付更大的任务——任务已经在“绿区”等着我们了。我们已经颇具声望，既能完成任务，又不会找借口或者导致预算超支。所以，美国政府再次发现，对于它所面临的急迫任务，我的公司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可以加以解决。我们也急于提供帮助。

2004年6月，国务院依据“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条款，跟黑水公司签署了一年的独家安保合同，给驻巴格达的大使及其人员立即提供他们所需的安全保障。这一举措还给国务院在时间上提供了一个空档期，允许它为巴格达的安保任务制订竞争性的合同，并于2005年夏天拿出来让各种承包商竞标。我们签订的那个“交货期不明确、数量不明确”的生意是“在需要时给美国和/或某些外国的政府高级别官员”提供保护。这个巴格达的任务订单最终总价值达到4.88亿美元，启动了黑水公司与国务院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虽然赚钱、喧闹、成功，但最终却是灾难性的。

在随后的五年中，“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的多次签订给我的公司带来了超过5亿的收入，并使得伊拉克在任何时间都有近千名我们的员工——简直就是一个私人军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情总是发展得很顺利。由于普通民众对这一生意的范围以及监管承包商在伊拉克行动的规章制度存在重大误解，黑水公司很快成为矛头所指，承受了那些批评伊拉克战争人士的炮火。我们完成“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工作给我的公司带来了空前的重要性和媒体曝光率——而这最终摧毁了公司。

对于国务院而言，形象大于一切。中情局在伊拉克是正义的力量，它的高层们如是说，而且他们希望别人也这样看待他们。“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以伊拉克民众将会如何看待事物为基准，规定了一些要求，甚至具体到黑水公司员工的着装要求上。“政府要求正面的形象，”合同上写明，“并认为它是正义之师的主要资产。”

国务院坚持，美国的外交官不必因为恐惧而藏在表皮坑坑洼洼的当地汽车里，以隐藏行踪躲过武装分子的雷达。他们也不需要选在夜深人静时出行。我在巴格达时，常常会乘坐当地平民常用的那种表面凸凹不平的车辆出行，以求融入其中。但是，国务院希望它的外交官们能够在全副武装的警卫护送下，乘坐着SUV车队，每辆车都把蜡打得亮光闪闪，车顶上还林立着天线阵列，在巴格达招摇过市。一开始，我们解释过，这种态度会实际上挑衅武装分子，促使他们在外交官最脆弱的时候——在公路上，从一个会议向另一个会议的转场间隙——实施打击，但是国务院坚持认为这种对权威的展示十分重要。

依据合同的条款，国务院制定任务——它的人员应该去哪里，以及何时去——并且规定使用何种车辆。黑水公司安保人员携带的武器也由它提供。我们的工作则是为他们创造一个“显眼的威慑物”，以震慑攻击者，并且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保障国务院人员的安全。至于这种招摇过市的政策是不是国务院为了实现其在伊拉克的外交目标而采取的最差手段，这并不重要。

对于黑水公司里像我一样的前军人而言，这些讨论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与国务院之间的这场“文化”冲突旷日持久，直至我们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我们的合同不再是只有20页厚。国务院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长达千页——最终该合同的所有文件装满了黑水公司总部的5个4英寸厚的文件夹——详细规定了一切事情，从承包商们应该佩戴“奥克利”牌太阳镜的要求，到警棍的合理使用，再到警卫跑完1.5英里所需的时间。

与国防部不同，国务院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要求：绝对的零伤亡。国务院不希望它的人员被刺杀，强调这一事实似乎有点傻气，但是从2003年军方的主要战斗行动结束到2004年6月黑水公司开始执行我们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职责的时间内，已有超过500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的“敌对行动”中牺牲。将数以百计的高价值外交官、援助工人、情报官员和来访重要人物派往那个冲突丛生之地还指望零死亡率，这一点甚至更加疯狂——尤其是考虑到国务院的运送要求使得这些人成为极其显眼的目标。

那么，黑水公司的员工怎么才能将这些人员——乘坐着炫耀夺目的护送车队，在国务院选好的时间——护送着穿过巴格达的那些无法无天的区域，还要从头至尾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那些批评我公司的人很快指出了答案：我们开车开得很猛，有时甚至惹人厌恶——而这么做的依据是合同里的战术标准作业程序，该程序的说明文件多达180多页，详细指示了从安保任务的规划到任务后的重建工作等一切事情。

从费卢杰事件[12]中，每个人，包括国务院，都明白了在交通信号灯坏掉的一个拥堵路口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在巴格达，一群伊拉克人在路边挤在一辆车旁，他们可能是在修车，也可能是拿着重机枪和火箭筒的一些武装分子等着伏击。任何在公路上靠近的车辆都可能是一个汽车炸弹。在2004年有超过400个汽车炸弹被引爆，2005年则超过800个。到处都有承包商、商人、记者和传教士被残害、被劫持——但是作为目标，他们都不及美国外交官的价值高。与此同时，2004年伊拉克约有5 600个路边炸弹爆炸（2005年该数字飙升至近11 000例），在完成布雷默保护案之后，仍然留下来的黑水公司员工对这些炸弹造成的损失有亲身体会。

所以，我们的车队在城镇中疾驶而过，有时还逆向行驶。而且，当手势信号或者闪烁的灯光不能阻止当地司机太靠近我们的车队时，黑水公司的员工一定会向他们投掷水瓶。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这之后又向来车的引擎盖上射出几颗子弹，这是一种截停该车的战术，被称为“射击以使其停止运行”。国务院要求维持美国不可战胜的表面光鲜，而实际上要实现这一要求，我们就得尽可能快地将我们的委托人带离公路。我们的一些员工几乎立刻因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2004年6月2日，理查德·布鲁斯（绰号“加藤”）——49岁的前海豹突击队员，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门尼菲，一个孩子的父亲——成为第五位死亡的黑水公司员工，也是“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签订后第一位殉职的黑水公司员工。他乘坐的汽车随着车队飞驰时撞上了一道壕沟导致翻车，他因而殉职。三天后，又有四名黑水公司员工在爱尔兰路被伏击身亡。爱尔兰路是连接巴格达国际机场和“绿区”的那条死亡公路的军方名称。当时,武装分子呼啸而至，尾随他们的车队，用小口径炮火和火箭弹对SUV车队狂轰滥炸。车队里乘坐重装甲的萨博班SUV的三名员工，虽然受伤，但竭力摆脱了袭击者，勉强回到“绿区”。但乘坐“软皮”或者说未装甲的SUV的四个人则全部遇难。

我对这一生命的损失甚至感到更加愤怒，因为黑水公司的员工不得不凑合着用那些未装甲的萨博班，我们已经等了好几个月，国务院也没有给我们送来配备了合适装甲的、威斯康星州制造的SUV。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失控的例子，国务院本可以先从它已经拥有的上百辆装甲陆虎车和丰田车中选几辆送来，但是由于《萧条时期购买美国货法案》——这一联邦政府的规定曾被国防部的《采购评论季刊》嘲弄为“美国保护主义的最为明显、最为恶劣的残余物之一”——国务院只能给我们符合“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工作提供美国制造的车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自掏腰包购买更好的装甲车辆。尽管合同的价钱是固定的，但是我不能坐视更多我的员工因为政府的拖延而被炸死。如果中情局想要展示武力，我就让他们如愿以偿。

在那次袭击之后的几天内，我就站在了伦敦郊外的一个陆军过剩物资处理场，以大概一辆1万美元的价钱购买退役的装甲运兵车。我购买了两辆10吨重的“萨克松”（英国陆军使用的巨型箱式运兵车）和四辆“曼巴”——独具特色的南非装甲运兵车，它倾斜的外壳有助于改变子弹、火箭弹和炸弹冲击波的方向。一些加强型的运兵车曾经在北爱尔兰服过役，还有的在科索沃服过役，但是所有的车都需要大修，以适应华氏130度高温的沙漠环境。我将它们运送到科威特，在那里，黑水公司的工程师给它们装上空调，并将它们改装到适合运送平民及其行李到达机场的程度。从那里，我们驾驶着它们向北行驶，跨越边境来到伊拉克。在我购买这些车辆之后没几天，黑水公司在巴格达就有了一个仅逊于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装甲车队。

这些装甲运兵车到的一点儿也不早。到夏末时，爱尔兰路已经恶化成为一个射击场。每周在这条公路上都发生无数的自杀性汽车炸弹袭击，每一次都会造成伤亡。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部署有约1 000名士兵守卫这条公路，但他们也没法阻止这些流血事件。多亏了那些装甲车辆以及我们生猛的驾驶策略，黑水公司的团队一连数月每天都用那些招摇的车队将大约一打人从“绿区”送往机场,再接回大约两倍多的新人。装甲运兵车对于我们的护送团队至关重要，我最终购买了20辆此类车辆，而国务院在将它纳入其为了安全出行而可以签约选择的车辆调配范围之后，又租借了其中的一半。

到2004年12月初，其他车队遭遇的屠杀数量之多，足以使美国大使馆宣布，国务院人员仅被允许乘坐直升机往来于机场和“绿区”之间。巴格达其他区域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环绕“绿区”的整个外延区域已经变为一个野蛮残忍的地狱场，被称作“红区”。国务院的车队政策起初主要是依赖十人一组的安保小组而用尽可能少的车辆，但很快，前往“绿区”之外的几乎任何地方的护送队都需要增加保安并且以重型车辆形成的车队穿越城区。当我们开始介入这个工作时，国务院坚持要求他们的车队要显眼夺目。而现在，我们想躲开注意也不可能了。

当我们签署“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时，黑水公司大约有100名员工在巴格达工作。到2004年年底，该数字膨胀到约375人。在这个伊拉克的首都，我们有20个小组一周七天地工作。约有15个小组有永久签约的重要人物需要保护，其余的小组轮流用于国务院每天的各种护送要求。虽然我的员工与布雷默的安保人员有过大量接触，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重新思考安保小组的基本原则。

例如，在签署“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的三个月后，我们研发出由悍马车和装甲SUV组成的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它可以冲到交战地点并将伤者运送回来。这支快速反应部队执行任务规划和演习，并与国务院协调行动——而且，一旦我们的任一车队遭遇困境，他们都会整装待发，严阵以待。以同样的思路，我们把那些“小鸟”（以前仅用于布雷默的安保小组的车辆）重新定位为普通用途的支援车辆，用于为我们所有的国务院护送队提供掩护。我们还创建了一支先遣队，用于评估国务院指定的会合地点的安全情况，以及在任务开始之前进行路况侦察。先遣队员使用那种专门负责侦测爆炸物的K9搜爆犬[13]——我们一直在我的弗吉尼亚农场里饲养这种犬类——在预定时间之前仔细搜索会合地点。

接着我们与国务院一起创建了一个TOC，即战术作战中心，将它设置在萨达姆·侯赛因以前的一个宫殿内。在那里，我们协调各种安保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国务院的区域安全官员口头指示给我们。依据我们合同的细节，黑水公司的人员仅听命于该区域安全官员和美国驻巴格达大使——我们并不位于军方的指挥链条之上。我们是为国务院工作。

每天傍晚，一名国务院官员将会给我们提供一份次日的国务院官员行程表清单。到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安保小组就会给他们提供一个类似于起飞前计划的东西，包括首选道路和备用道路的卫星图像，发生伏击时官员可以暂避的安全区域和其他保护性的地形地貌，与护送队的行进路线邻近的军方前线作战基地的地理位置，救援直升机前来接人的预定降落地点。安保小组来回路线的每一段都在计划中被分割处理，每一段路程的完成都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事件加以实时监控。

黑水公司的每辆车和每架飞机均有指定编号，每个小组在我们的数据库中都与某一具体设备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则与某一具体小组捆绑在一起。这使得我们能够追踪定位每一位在全球任何地点执行任务的黑水公司职业保安，而且基本上是实时定位，只需将来自车辆的GPS信号叠加在谷歌的地图上即可。随着任务过程中的每一个里程碑，或者说“事件”完成，小组的行进状态在宽屏监视器的状态图板和状态行上得以显示，使得黑水公司的监管人员、区域安全官员和内格罗蓬特大使能在屏幕上监管我们的小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肯定地反击军方或媒体认为武装分子劫持了黑水公司员工为人质的指控。“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记录。”我们说。“但是人质戴着黑水公司员工的帽子！”他们会说。）

在2005年年初的一次护送过程中，爱尔兰路沿线的武装分子攻击了我们的一辆有25年使用历史的曼巴车，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爆炸力很强的路边炸弹，被称为“爆炸成形弹丸”（EFP）。该武器是一种简单的装置，约一个咖啡罐那么大，通常用一小截套管制成，里面装满了烈性炸药。在管子的开口端贴着一块铜制衬板。当炸弹爆炸时，那块板子熔化成一定的形状，以每小时4 500英里（约6马赫）的速度呼啸着冲向目标。在那次前往机场的护送任务中，那枚伊朗制的特超音速射弹击穿了那辆曼巴车的装甲，我们的一个保安因此失去了右肘以下部分，另一个保安被金属碎片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些伤害十分可怕——但是假如他们驾驶的是一辆装甲萨博班的话，那个炸弹能将它炸成两半，令全车人死亡。

这一次的袭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另外一个原因。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导致曼巴车里的一位委托人耳膜破裂。多亏了我们的装备、提前准备、战术策略和驾驶技术，这是受黑水公司保护的人员遭受的唯一一次真正伤害。

国务院得到了它要求的100%的生存率。然而，在我们以某种方式来严格完成国务院的指示时——且不论国务院的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是判断失误——黑水公司却迎来了它的公关噩梦。匿名的“美国军事官员”告诉记者这样的事情：“（黑水公司的安保人员）对许多事情反应过度。他们蛮横、无礼地在城中穿行，用枪指着老百姓，截断人群，当然了他们还超速——我是说他们经常做许多类似的事情。”甚至到了2013年年初，在我的公司赢得“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的近十年之后，美国众议院女议员简·沙科斯基（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还天真地将这个长篇大论贴在她的网站上，并且还附有她“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我是众议院中格外关注武装私人安保承包商的少数议员之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武装私人安保承包商超过27 000人，他们为像声名狼藉的黑水一样的公司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这些私人承包商（或者雇佣军）的西部牛仔式的行为威胁了美国军队的男男女女的生命，破坏了美国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威胁了美国的使命。”

批评者们认为我们在执行那些护送任务时不必那么警惕。我的回应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从未坐在卡车里受到路边炸弹的袭击。甚至更重要的是，任何承包商在执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时都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措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托马斯·X·黑姆斯曾于2004年年初在伊拉克服役，他最终大胆地说出了他的意见——反对使用私人军事任务承包商这一群体，不过，他至少准确地描绘了形势。“黑水公司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职责任务：保护委托人，”他这么告诉PBS电视台的《前线》节目的，“问题是，为了保护委托人他们不得不十分具有进攻性。每一次出行，他们都不得不冒犯当地民众，将他们赶到路边，（黑水公司）表现得过于强大且令人惧怕，有时还迫使其他车辆驶离公路……这么做将黑水公司置于一个极其棘手的处境。为了完成我们与他们所签合同的要求，他们需要表现得那么咄咄逼人，那么强大有力。他们极其出色地完成了我们要求他们完成的工作。但问题是，我们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伤害了我们镇压武装分子的努力。”

即使撇开我们的战术策略不谈，关于黑水公司为国务院所做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基本误解——它直接与那些我公司的批评者所热衷使用的“西部牛仔式行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个完全错误的见解就是：承包商们在伊拉克是超越法律的存在。

随着公众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我们在巴格达按照合同要求而采取的那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无情的新闻头条叫嚷着黑水公司“正在伊拉克自由通行，”或者暗示我们是在“军事法则不适用”的地方执行操作。这些故事不可避免地被博主们杜撰为这样的声明：“没有法律约束（黑水公司），阻止它为非作歹。”

许多关注焦点落在保罗·布雷默担任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期间的最后举措之一：他发布了第17号令，阐明驻伊拉克承包商适用的法律原则。批评者们进一步煽动错误信息的火焰：“第17号令给‘自由世界’这一词组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汤姆·安吉哈德在《民族》杂志上宣称，“它事实上是一张免于入狱的永久自由卡片……那些私人士兵，大多数都受雇于五角大楼或美国国务院——因此还是花着美国纳税人的美元——被授予了在那个国家的任何地方恣意妄为且完全免责的权利。”这些评价（如果是真的话）其含义将是震撼性的。但是此类的武断观点是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最多表明了说话人对事实做出了匆忙的判断，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我怀疑，他故意歪曲事实。

在2003年6月，布雷默领导的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颁布了一则公告，为在伊拉克运作的联盟军队和承包商规定了最初的法律框架。该公告的相关部分写着：“依据国际法，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联盟军队、和随同他们的军方及文职人员不受当地法律的约束，也不接受当地法院的审判。涉及刑事、民事、行政或者其他的法律程序，他们将只受派遣国的司法管辖。”这意味着，黑水公司（以及军方，还有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官员）不受伊拉克当局的法律监管——当时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伊拉克当局根本不可能提供一个公正或者全面的司法体系——但是仍然受制于美国的监管。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公告在结尾处写道（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

这里提供的豁免权并不会阻止对联盟人员的违反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它仅确保这些法律程序将会在该人员的派遣国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此外，这一豁免权仅适用于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在伊拉克执政期间的行为或过失。

所以，事实上，从黑水公司的员工踏上伊拉克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受到美国法律的管辖。

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解散之后承包商的法律监管问题在一年后被更加清晰地加以阐释。布雷默在移交权力之前最后签署了第17号令，它的相关部分这么写道（强调部分为本书所加）：

对于依据合同或其分包合同的条款而实施的行为，承包商享有对伊拉克法律程序的豁免权。本规定不禁止（多国部队）人员阻止承包商的严重不当行为，或者在其他情况下暂时扣押给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危险的任何承包商，直到将其迅速移交给其派遣国的相关机构。

这个命令阐明了一个关键事实：承包商只有在履行其与美国政府的合同时，其行为才豁免于伊拉克的民事和刑事责任。第17号令“规定，为了履行经过授权的合法合同所需的任何行为，不能依据伊拉克的法律被判断为违法，”黑水公司前战略规划副总裁克里斯·泰勒在2007年这么告诉《国家评论》杂志，“强奸、谋杀、走私、性虐待、儿童性骚扰——这些行为永远不会成为履行合同行为。因此这些行为也会受到法律的审判——伊拉克法律、军事管辖权法案、战争罪法案、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案等，我还能列举更多。”他总结道，“人人都说布雷默大使签署了一份文件，使得承包商享有豁免权：‘他们不会在伊拉克因为犯罪而受指控！’胡说八道。第17号令可不是这么说的。”

还有一件事要明白：不同于国务院详细规范黑水公司员工行为的长达千页的合同，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第17号令只有总共16页纸。第四部分——具体涉及承包商的部分——只有一页的篇幅。那些批评者似乎还挺不容易呢，对在短短七个编号段落里表达的信息就能产生如此尖刻的误解，尤其是美国承包商在伊拉克的法律责任与他们传统上在其他国家的法律责任十分相似。比如，1949年签署的北约协约国关于军队地位的协议这么规定：“对于军人或文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因为某一行为或不作为而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派遣国的军队机关有权对其首先实施司法审判。”它还规定：“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受援国享有首先实施司法审判的权利。”

黑水公司的员工不仅不豁免于伊拉克的法律——更不豁免于美国的联邦法律——而且第17号令其实不过是遵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贯适用于承包商的整体国际框架。

此外，2007年1月承包商的法律责任变得甚至更为严格。那一年，《国防授权法》增加了一个新的条款，补充存在已久的《军事审判统一法典》，该法典以前一直管理所有的军事人员，以及——“在战时”——政府的承包商。然而，“在战时”这一词组的存在就意味着，不在正式的战区行动的承包商不受制于《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尽管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美国的军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派驻海外，但是美国只经历过五场官方正式宣战的战争：反抗大不列颠的1812年战争、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70年的事例暴露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的局限性。当时，美国军事上诉法院推翻了对西贡的一名承包商的定罪判决，因为越南并不是一个经过正式宣战的战区。

因此，在2006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也是一名预备役军官，任军法长——给上述法典增加了一个关键词组“或应急行动”。“该条款阐明了，不论是在应急行动还是在官方宣布的战争期间，（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将随同军队前往战场的平民承包商置于军事法庭的司法审判权之下。”他说。这其中也包括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员工。

有关我们的车队政策和法律责任的失实报道和错误理解是我们在莫约克的所有人都急于澄清的。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个小困难：“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严禁承包商在未得到国务院的明文批准的情况下与媒体会谈。合同的第H.7 H–020条款涉及“保密问题”（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

承包商及其雇员应该对所有涉及其任务和职能的事务保持高度谨慎。他们不应该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他们因为执行本合同而获知的未公开信息，除非是为了完成任务所必需，或者是有甲方代表的书面授权许可。在完成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文件和案卷（包括照片）将仅供美国政府使用，并成为美国政府的专有财产。此外，涉及本合同所需工作的任何方面的文章、书籍、手册、录制品、广播、演讲、电视节目、电影或照片均不得在未获取甲方代表的书面授权批准之前出版或通过任何媒体传播。

碰巧的是，在华盛顿负责黑水公司合同的保密政策的公共事务长官是一位资深的官僚主义者，名叫格雷丝·莫。她十分惧怕媒体的负面报道。尽管我们无数次提出申请，国务院却不给我们提供适当的官方文件来允许我们自我辩护，而是威胁要中止合同——假如我们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那些消息不灵通的滥发议论者对我们持续严厉批评的话。我们不仅要为他们在巴格达的人挡子弹，我们被明确地告知，我们还必须在国内接受批评。当我们偏离这一角色时，国务院的反应毫不含糊。

莫发给黑水公司高层的一封电子邮件凸显了紧张形势——邮件针对2007年泰勒接受《国家评论》采访一事，指出她之前没有预先批准该采访。“我刚看完，还感受到了其中的自负、大男子主义和完全无视（此类）采访将会造成多大麻烦的态度。”她写道。很快，作为对我们的回击，国务院取消了黑水公司已经赢取的海地和以色列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

国务院将信息一清二楚地传达给我们。于是突然之间，“黑水公司的发言人拒绝评论”很快成为新闻报道里不断重复的内容。每次它一出现，我在莫约克的团队都想把电脑摔到墙上去。

不论国内的媒体都说了什么，我们在巴格达的效率不证自明。承包商业似乎在盟军入侵之后一夜之间红火起来，带来了各种各样昙花一现的“两个人加一台手提电脑就入行的竞争者”——我经常这么描述他们。在这一片繁荣中，黑水公司的职业性一枝独秀。“他们到那里是去帮忙，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黑姆斯这么说我们，“我从未感觉黑水公司是为了挣钱。当然了，有钱的因素在里面，因为他们必须得在行业里生存下去。但是这是些将生命献给美国的人。他们曾经在我们最棒的特战队里服过役。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担当，有献身精神的美国人。而且为了把事情做好，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包括拿生命来冒险。”

我们在伊拉克的努力为美国军方人员所目睹，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对结果表示尊重。于是，2005年6月，我们的一年合同期满，国务院将“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工作拿出来竞标，黑水公司通过公开竞争脱颖而出，获得了该工作的最大份额。

这个五年期的合同通常被称为“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II”。依据该合同，伊拉克的个人安全保障被三家公司分割负责：戴恩公司将负责在相对安宁的北部地区活动的国务院人员的安全，包括埃尔比勒和基尔库克两个主要城市；三蓬防务（Triple Canopy）被指派到了南部，包括海港城市巴士拉；而黑水公司则负责保护巴格达大使馆人员和在变化不定的中部伊拉克活动的省级重建小组成员，保护了“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II”合同覆盖的驻伊拉克人员的主体部分。“该合同是按照最优价值的原则来评判谁会中标，意即它以对联邦政府最为有利作为评判基础，”国会研究服务中心一份2008年的报告这么总结道，“‘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II’认为技术水平比成本更为重要。”

成本很重要：五年时间每位承包商的上限是12亿美元，而且这五年里只有第一年是有保障的，其余四年都是机动的。每个合同的总金额并不固定，但是每个劳动者的每日花费是固定的。按照预期，各种任务订单的需求随着时间而发展和增长——所需的人力时间也随之增长——同样增长的还有国务院的支出。很快，随着黑水公司的任务变为保护国务院的数量日益增长的驻伊拉克人员，我公司通过“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II”实现了一年约3.4亿美元的营业额。我们保护主要的重建中心，而另外两家承包公司则保障一些零星的外围办公室。黑水公司的收入远远高于戴恩公司（4 700万美元）和三蓬防务（1 550万美元）的收入，这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国务院每年为该合同的伊拉克部分支付的金额超过4亿美元，这其中黑水公司拿走了约85%。我们的人力——很快就上升到将近1 000人——占了履行该合同的专业人员的70%还多。

这对我们的公司而言又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它也提供了一次转折性的机会，深入思考21世纪的国家建设问题。

国防部已经将伊拉克炸得四分五裂，并向伊拉克人民许诺一个更为美好、更加民主的未来。在一片武装反叛的混乱之中，国防部将重建工作移交给人手不足的国务院——没有我们这些承包商，美国大使馆人员便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安保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石，”一份2005年的国会研究服务中心报告如是说，“如果保障（国务院人员）安全的努力没有成功，美国的外交将可能无效。”于是，凭借着“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II”，国务院从一家公司雇用了它近四分之三的承包商，来承担它最为核心的工作。这家公司是唯一能在巴格达完成这项工作的公司。

从我们签下合同的那一刻起，黑水伊拉克公司的任何讨论都涉及比安保合同更为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车队不能运转，国务院便不能运转。没有我的公司，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努力便不能运转。对于许多国会山的人而言，意识到这一点十分可怕——但是这一认知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替罪羔羊。

到2005年6月，关于伊拉克冲突和越战泥潭的比较随处可见。《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份联合民意调查显示，近60%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战争一开始就不应该发动，52%的人相信那里的军方行动并不有利于美国的长期安全。“这是头一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不赞同布什（总统）给出的支持开战的核心观念，这一观念提出在那里（伊拉克）打的这一仗将使得美国国内更加安全，使之远离恐怖主义分子的威胁。”《华盛顿邮报》如是报道。民主党试图拉开自己与战争的距离，希望借此安抚选民——但是想实现这一点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困难。

布什总统的公众支持率在那年夏天达到历史低点，但即使如此，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少数派仍然表达这样的意思：民主党国会成员，除了于事无补的口头抨击之外，采取不了什么措施来改变布什政府的政策。“掌握了总统职位和国会的多数席位，我们现在制定议程更为方便，”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众议院发言人J·丹尼斯·哈斯特在2005年年末这么说道，“当另一党只能空谈和抱怨时，我们可以采取行动。”很快，专栏作家们称呼南希·佩洛西、哈里·里德和霍华德·迪恩——他们三位分别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为“三傀儡”，而他们党派的漫无目标激起了这样的报纸头条:“民主党：很多单曲，却无和声”、“民主党为了抓住机会而挣扎”。（《洋葱报》的讽刺性时事综述甚至更为一针见血,“民主党人誓不放弃绝望感”。）

公开抨击我们的军人也是一种冒险行为。40年前，从越南回来的老兵被诽谤为“杀婴者”或者更糟，而且这种做法似乎被视为反战运动的一种可接受策略。然而，在互联网时代，风向已经转移。例如，《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乔尔·斯坦因在2006年因为一篇以“我不支持美军”开头的文章而受到美国上下的批评。他写道：“我不支持这场战争。和平主义者一方面反对战争，一方面又说他们支持军队，这是他们采取的最为懦弱的立场之一——他们在自我定义上就很懦弱……当你志愿参加美国军队时，你很清楚地知道你并不会有机会去抵挡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入侵。所以，你是自愿签约，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战争工具，不论好坏。有时你够幸运，能够去科索沃制止种族屠杀，但有时候却是去越南。”斯坦因受到的反击可想而知有多么激烈——没有一个政客希望受到那种批评。

民主党人铁了心反对一切冲突——然而又没有力量动摇发动这场战争的政府，并且清楚真正打这场仗的那些军人是不能批评的——因此，民主党人需要一个新的反面角色。他们需要某个人成为他们公开抨击的靶子。于是他们瞄准了这些“雇佣兵”。

[12] 2004年3月31日，四名黑水公司的员工执行护送任务时在费卢杰的一个交叉路口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用一辆汽车阻截，四人全部被杀，尸体惨遭蹂躏。——译者注

[13] K9是对警用犬、军用犬的俗称，是英文“犬科动物”（canine）一词的谐音。——译者注

什么样的人愿意为黑水公司工作？这是我经常听人问起的问题。通常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曾经读过一些文章，其中揭露出的秘密让我非常惊骇，布什总统事实上拥有一支不受任何约束的军队，任其随时调遣。这支雇佣军主要由一群没有良知的杀手组成，他们训练有素，拿着突击步枪去执行‘维和’任务，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或者说是恶魔中的恶魔，就看你怎么想了。”

这些令人厌烦的言辞出自《国会山蓝报》的博客，但是这种把黑水公司的人员等同于“雇佣军”的说法直到今天还是到处都是，无论是在博客上、书籍中，还是在国会的大厅里。“雇佣军”是一个很有煽动性的词语，很容易唤起像《国际红十字评论》中所述的对“无良杀手和利用百姓苦难发战争财的奸商的严厉谴责”。这不仅对为私营安保公司海外行动资金提供授权的立法者造成了影响，而且很有可能对承包商们造成更加致命的影响，因为这涉及他们被敌人抓住后与之相关的合法待遇。然而，不论“雇佣军”的说法重复多少次，它也不能让黑水公司承包商真的成为雇佣军。我必须严肃地说，这两者是不同的。事实上，已经有两部国际公约对雇佣军行为进行了界定，并明确指出它是非法行为应予以取缔。这两部国际法分别是1977年颁布的《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和1989年颁布的联合国《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根据《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判定一个人为雇佣军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六个条件：

（一）以武装作战为目的，专门从当地或海外招募；

（二）事实上直接参加了敌对行动；

（三）参加敌对行动的根本动机是希望获得私利，并且冲突一方或其代表承诺给予其的物资报偿实际上远超过于该方武装部队类似等级和职责的战斗人员得到或被承诺给予的物质报偿；

（四）既不是冲突一方的国民，又不是冲突一方所控制领土的居民；

（五）不是冲突一方武装部队的人员；

（六）不是“冲突各方以外的国家所派遣的作为其军队成员执行公务的人”。

《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的结果是，雇佣军被俘后不能享受战俘待遇，这些战俘待遇包括：被俘人员不能因其敌对行为被起诉，冲突结束后可以要求将其释放和遣送回国，保护他们被俘后不受暴力侵害和恐吓，规定了关押时住宿、食品、衣物、卫生和医疗方面的最低条件。联合国公约也对雇佣军一词有类似的定义，但是增加了惩罚条款，即该公约的签约国可以对雇佣军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不管依据上面哪个公约，如果“雇佣军”被敌人抓住，只能靠自己，并且很可能会永远消失。所以，“雇佣军”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使用的称谓。

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条款来看，黑水公司的人员受雇于保护平民和建筑免受暴徒袭击，而不是蓄意在武装冲突中参加战斗；他们和敌人的交锋纯属防御性的，与武装冲突中交战一方采取的进攻性措施截然不同；他们去伊拉克的动机一般来说既出于谋求物质利益也出于爱国；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执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特派任务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为美国各部门服务，而这些部门属于合法的冲突当事方。（在黑水公司一些非安全性岗位，我们偶尔会雇一小部分外国人，但是他们从不承担安保性质的工作。）

法律学者可以继续找出“雇佣军”这个词不能滥用的种种情况，但是只要说它不适用于黑水公司的人就够了。“事实上，只要我听到有人把私营安保承包商称为雇佣军，我便嗤之以鼻。”大卫·伊森伯格（《影子部队：伊拉克的私营安保承包商》的作者）是这个行业公正的批评家。他曾在《赫芬顿邮报》上撰文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信口开河的表现。”

而且，尽管关于雇佣军的风言风语不断，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没有从黑水公司与政府签订的合同中获得资源或宪法授予的权力去组建一支常备部队。黑水公司负责安保的部门从根本上说只是一个强有力的临时机构而已。我们从美国各地招募人员并与他们签订短期合同，但是这和民兵组织完全不同，我们只是利用《黑水公司战术周报》，向其成千上万的订阅用户发布招募信息。

加里·杰克逊在公司成立之初创办了这份周报，当时主要是为了向特别行动部门和执法部门及时通告莫约克基地的最新动态。刚开始它不过是个在社交媒体中类似“脸谱”的尝试，但是后来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招募工具。当我们承接“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业务时，随着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合同日益增长，需要迅速找到可以派出的人选，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警卫、医务人员、情报分析员、装甲车机修工、直升机飞行员、直升机机枪射手等。于是我们把招聘启事放在通讯上，三天以后，我们就能收到数百份应聘申请。

毫无疑问，我们要找的是具备特殊专长的人。不过，我们找到的不仅有担任武装安保工作的高水平军事人员和专业执法人士，还有我们自己所需的语言学家、农业和卫生专家、电力网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会计、律师、心理学家、建筑师、经理、物流人员、机械师以及从空气动力学到通信等各种专业的博士。甚至还有一位牧师，他是D·R·斯塔顿，弗吉尼亚比奇警察局的退休警官和教官。这些职位根本不适合那些亡命之徒，而是需要成熟稳重、具有敬业精神和洞察力的人。

对于那些想加入黑水公司的人来说，性格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我一再强调的。我们需要的是扣动扳机时会动脑子的人，需要对工作充满激情的人。因为你从来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这些性格特质要经受住考验。

蒙塔泽尔·阿尔–扎伊迪肯定没有意识到他的生命掌握在一个安保承包商的手里。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2008年12月，这位阿尔·巴格达迪亚电视台30岁的记者上了全球媒体的头条。他大嚷布什总统是一条“狗”，然后朝他一只接一只地扔了一双鞋，从而打断了一场巴格达新闻发布会。在随后迅速传遍全世界的电视镜头里人们看到，布什和伊拉克总理在总理官邸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另一位记者试图从前面阻止扔鞋子的记者，同时另一个人从后面拽住他。接着，阿尔·扎伊迪被抓住，最后，一群身穿西装、打着领带、戴着耳麦的美国特勤局特工蜂拥而上。

房间里后方架设的长枪短炮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留胡子穿着卡其色军服的年轻人，外套一件长袖的灰衬衣，再套一件短袖黑衬衫。实际上正是他制服和拘捕了阿尔·扎伊迪。这个年轻人看上去不像特勤局的人。没错，他是黑水公司的人。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那个房间里是因为有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也出席了那次新闻发布会。在会场出现骚动的刹那间，在第二只鞋被扔出之前，他已经拔出了配发的手枪，瞄准了袭击者的头部。但是考虑到没有更严重的威胁，又顾忌在两位国家元首和一大群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面前、在拥挤的房间中射杀该名男子的影响，黑水公司的人收起枪，绕开记者，把袭击者按倒在地。

此后，特勤局的人包围过来，蜂拥而上，不过他们要接受公众的质疑：为什么没能阻止一位记者扔出两件东西——对美国总统进行了连续有效的袭击。“在理想世界，（特勤局）应该在那个记者扔第一只鞋子之前就制止他”，前特工约瑟夫·J·芬克告诉《洛杉矶时报》。“但是查看录像会发现（鞋子扔得）太快了，一只紧接着另一只。我怀疑是否有安全部队或执法部门的人员能够及时阻止第二只鞋飞过去。”黑水公司的人办到了，然后他又终止了行动，那可不是什么事故。

我们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承担地面任务的承包商，绝大部分在军队当过士官，或是来自特战队和精锐轻步兵团。他们平均年龄37岁，有十年的军旅生涯和此后三年的职业安保经验。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来自美国陆军，四分之一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其余的是前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警察中的特警队员以及来自联邦调查局、特勤局和其他部门的前联邦特工。一半以上的人是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所有的人都知道即使在压力最大的情况下如何做出最清醒的决定。“干这份工作，必须要训练有素”，我们在巴格达“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一个供应商2005年曾告诉《华盛顿邮报》：“如果有人鲁莽行事，他会害死所有的人。”我们的空中团队中，承包商的平均年龄是48，许多飞行员加入黑水公司时飞行时间超过7 000个小时。

有些加入黑水公司的男女是由于伤病提前退役，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职业素养、天分和洞察力却是交战区的宝贵财富。“在有些地方哪怕很小的疏忽都会要了你的命，我喜欢待在这里，因为你可以和那些总是三思而后行的人一起共事”，这是《华盛顿邮报》援引我们团队中另一位承包商的原话。他还说，回到国内，发现美国社会已被宠坏了，“连咖啡杯上面都有小心烫伤的提醒”，这与爱尔兰大道的情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的公司工作的人具有引以为豪的爱国精神。我想到我们聘用的许多承包商，他们因为家庭原因放弃了军队生活。还有一些人是从国防部退下来，但是“9·11”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觉得应该重新投入战斗。这些人在军队都有过成功的职业生涯，在此期间国防部投入资金训练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后来，与在军中服役的航空机械师或潜艇反应堆技师的情况差不多，这些特种部队的家伙也发现了在私营部门施展他们技能的机遇。政府应该公开致谢，感谢他们能够重返战场协助执行海外任务，不要去管他们胸牌上所写的公司名字。

我们的雇员也许是从军队退役的，但是黑水公司并不是聘用了你所认为的那种“退休人员”。在莫约克完成八周的训练计划使这些老兵们转变成了老练的外交安保专业人员，我们最后对男士的体能测试标准是：十分四十五秒内跑完1.5英里；完成十二个连续的引体向上；每次一分钟,两次内完成75个俯卧撑；每次一分钟,两次内完成75个仰卧起坐；一分钟之内把175磅（约79.4公斤）重的假人拖动80英尺（约28.4米）。这些和海豹突击队的体能标准差别不大，也是国务院人员经常来黑水公司培训机构检查的项目，以保证培训质量并且符合他们的要求。

我们的教官严格按“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规定的选拔程序对这些出色的、敬业的申请者进行挑选。相关程序有500多页，详细规范了每一项训练科目，甚至详细列举了实弹模拟演练时建筑物的房间里要求摆放的家具数量。

我们还详细审阅了申请者的职业背景和心理档案。他们都必须通过身体检查和犯罪背景调查。每个新进成员的简历信息都会提交给国务院外交安全局高等级威胁保护办公室，国务院有专门的人员审查新招募人员的资料。在通过外交安全局的审查之后，黑水公司每位负责“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签约人还要接受国务院的另一项国家安全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具有接触“秘密”以上级别信息的资格。

只有美国公民才能通过这些安全审查，因此陪同美国政府官员的黑水公司员工都是美国人。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雇用所在国家的本地人，或者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雇用第三国公民，用于周期性的内勤安全岗位，例如值守检查点和大门，或者担当保洁和厨师。事实上，我们执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二期合同的时候，在巴格达的黑水公司承包商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是伊拉克人或第三国的公民。

有些人觉得聘用薪酬较低的外国员工只是一个节约开支的好办法，但他们显然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当地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当地的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理解，这对任何安保任务的执行来说都是无价之宝。他们有可能通过外国人无法具备的方法发现异常和陷阱，并且能与警察和周围的百姓建立起私人联络网，这是外来的人员无法办到的。批评家们还忽视了以下事实：我们和国务院签订的合同里明确规定，我们只有在“特定和指定的”情况下才能雇用非美国籍人员。“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中规定（引文中强调部分是我所标注），“在特定条件和特殊指令下，可以要求承包商按照既有的私人安保程序，招募、评估、培训当地外国政府或第三国的外国公民，与其共同执行海外的安保任务，而且提供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执行短期或长期的国内特别安保行动。”

我们招收的所有非美国籍黑水公司员工都进行了类似的审查程序。我们要求他们必须拿到国务院中等危险公共安全认定书。该认定书允许他们参加具有一定敏感性但并不触及国家安全信息的任务。这些任务有可能涉及对政府项目和设施的潜在破坏从而导致“公共信任”受到一定的威胁。众所周知，巴格达黑水公司的人，不论是不是美国人，他们所接受的筛选要比大多数美国士兵和国内执法部门人员更加严格。2008年美国国会大厦警察部门爆出的丑闻就是一个例子，该部门15名新招收的警察实际上并没有通过犯罪背景调查和心理测试，或是在申请书中提供了虚假信息。

此外，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绝大多数黑水公司保护过的人员在某个时候都曾被要求许下传统的誓言：“我，庄严宣誓，我将支持并捍卫合众国宪法，防止被国内外一切敌人侵犯。我将忠于宪法，恪守不渝。我自愿承担这项义务，毫无保留之意，也决无推诿之心。我必忠勤尽责，为执行我即将承担的职务鞠躬尽瘁。愿上帝助我。”鉴于此，我在整个普林斯集团都要求所有的管理人员、雇员和黑水公司独立的承包商，如果他们的岗位需要通过安全审查，那么当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时也要进行同样的宣誓。

这并不是说我们从不出错。事实上，由于海外合同的需要，我们的员工人数几乎是一夜之间呈现指数级的增长，黑水公司的人事经理和国务院背景审查人员最详细的审查也不能完全杜绝一小撮作假者的进入。这是所有公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上面显示差不多70%的美国雇主每年都会受到招聘失败的影响，其中超过40%的公司承认这种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心急火燎地重新招人。对此，我深有同感。）

我深信，如果我们的员工和承包商犯下无心之错，我仍会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的经历会让我们大家从中吸取教训。但是如果我们仓促招人，当碰到那些动机不良、故意犯法，或是无视我所提倡的职业标准的人，我解雇得更快。“你雇了人，他们干不好，你要处理他们”，这成了我的口头禅。没有人会说过我对手下人过于宽容。

那些导致解雇的违规行为甚至不会造成太过引人注目的后果。这些年在伊拉克，与我们签约的数千人中，有超过120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我们解雇，例如非法携带武器（此人的序列号与分配给此人的武器不符，或他携带了未经合同授权的仿真或伪造武器）、吸毒和违规饮酒，有时甚至是因为态度不端正。公司早期曾发生过一件令人瞩目的事件，可以很好地解释聘用和解雇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像我的公司一样的私人企业的能力产生过的那些较大误解。

黑水公司承包商安德鲁·穆恩，2002~2005年曾在陆军第82空降师服役。2006年12月24日，他在参加完在“绿区”举办的一个节日派对后离开。几乎每个人都说他喝了不少酒。穆恩是一位修理武器的军械师，不是安保专业人员。他独自离开派对不久，遇到了拉伊木·卡利夫·撒东，32岁的守卫，负责保护伊拉克副总统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的驻地。

后来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已经无法再现。不过，我总觉得有意思的是，大约六个月后，迈赫迪的几个安全警卫抢劫了巴格达的一家银行，拿走了差不多500万美元的现金后被捕。那些保安队的家伙可不是什么善茬。

再回到那个圣诞节前夜，撒东中了三枪。第二天早上他在一家美军医院死去。穆恩是这次杀人事件中的唯一嫌疑犯。当时在“绿区”相对来说很少有枪击事件，因此那些指责黑水公司人员行事不顾后果的人这回可找到了好靶子。

对此，我们公司采取了法律允许条件下最严厉的反应措施：几小时后，我们解雇了穆恩，理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了黑水公司关于禁止酒后携带武器的政策。无论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违规豪饮让他身陷牢狱之灾。然后，穆恩被取消了3 000美元的圣诞节奖金，并且我们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立即让其登机并遣送回国——他还要自己付机票钱。与此同时，美国多家机构着手调查此次枪击事件。对于不能遵循我们规定的雇员，他能做的选择只剩下一个：（飞机上）靠窗的座位还是靠走道的座位？（实际上，可以算算穆恩因这次事件造成的金钱损失：根据合同几个月之后他本来有3 000美元的7月4日国庆节奖金，如果他合同期满表现不错的话还有7 000美元的奖金；加上他意外付出的回国机票1 600美元，这次喝酒引发的违规让他损失了15 000美元。）

批评家们对我们的答复不满，他们显然认为这起事件中是否有犯罪行为尚无定论，我们有义务将这名平民拘禁起来。其实即使那个晚上事件发生的过程非常明朗，黑水公司这样的私营公司也无权执行美国法律；对其人身自由进行控制相当于犯下了非法拘禁罪。我们因为穆恩违反了公司规定而解雇他，我们还对其做了罚款处罚。但是，正如我后来公开说的，我们不能鞭打他，不能拘禁他。我们只能按照国务院的指示把他遣送回美国，尽我们所能协助调查。我们一直鼓励这种监督，同时我们公司的人只要发现有违反行为就会被处理。加里·杰克逊当时告诉记者：“我们支持调查，如果大陪审团决定要审讯的话，黑水公司同样会给予支持。正像我们一直说的那样，我们强烈支持这一点：如果有人行为不轨，他就要为此负责。”

接下来的四年中，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的警员多次来巴格达询问目击者，收集案子的有关证据。2010年10月，基于战区内进行证据保全的难题和司法管辖权方面的问题，司法部门最终决定不对穆恩提起谋杀诉讼。最初国务院的调查对他适用免于起诉，即“加里蒂警告”，作为惩罚，穆恩如果不据实回答问题将会失去工作；但是他同时享有权利，即他所说过的话以后不能用于自证其罪。对此，黑水公司每一步都十分配合，并且迅速解雇了穆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要清除了有问题的雇员，马上就会有一大堆求职者盯上他的岗位。

但是，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我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大家传说中的高收入。《华盛顿邮报》的早期报道说：“（黑水公司的）武装突击队平均一天挣1 000美元”。《洛杉矶时报》的一个专栏也学的有模有样：“许多承包商一天可以挣到接近1 000美元，比现役士兵挣得多多了”。这个数字被一遍又一遍地被提起。然而不管人们说多少遍，一天挣1 000美元的说法一点都不靠谱。

黑水公司的工资水平在热点地区是每天450美元至650美元。整个承包商队伍都算上，平均下来是每天500美元。通常工作日要工作12个小时。整个公司，在可以想象到的最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平均每小时挣40美元多一点。这并不是说不能把这些钱加起来算，比如巴格达每天500美元，6个月的合同的话，大约是9万美元。而如果不算特殊技能的额外津贴，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平均年收入是5.4万美元，不过加上额外津贴他们的工资还会高不少。毫无疑问，黑水公司的基本工资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薪酬，以便能够吸引我们需要的那些具有精湛技能的人才。但是就像许多人常常做的那样，简单地对比这两个数字，就得出关于报酬相当片面的、被禁锢了的看法。当然，你们可以不信我的话。

陆军招兵的宣传材料中自豪地宣称，“参军不只是为了薪水。”“国会预算办公室最近估算现役军人的所有收入平均下来价值9.9万美元，其中差不多60%是非现金薪酬。非现金薪酬包括卫生保健、退休金、儿童托管、免费食品或食品补贴、住房和教育。与普通的现金薪酬合在一起，构成了对于士兵们来说颇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这种推销说辞是陆军近年来着力打造以吸引青年才俊。如果高中毕业生或在家学习达到同等学力的青年同意服三年或三年以上的兵役，应征入伍的奖金最高可达4万美元。士兵可获得最高73 836美元的大学助学金，大学贷款偿还计划为第一次入伍的士兵报名参加各种军队职业技能培训提供最高为65 000美元的贷款。现役士兵一年有30天带薪假期，有需要时可以休病假。接下来的物质激励包括16 000美元的住房补贴，3 900美元的食品补贴，2 700美元的税补，基本上全军都享有上述各种补贴。

在黑水公司，上面提到的这些明面上的补贴一项也没有。我们雇来承包商，需要时再请他们离开，所谓职业安全的概念在黑水公司这里从来没有真正的适用过。我们没有给过承包商们定期薪水或加班费。我们没有负担过他们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或联邦所得税。公司里也没有退休计划、健康保险、生命保险或带薪病假，如果休假的话收入会减少许多。而且黑水公司不会为任何人的大学教育支付费用。我的公司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基础工资是为了吸引最好的求职者，但是就这份工作而言，它实际上只值这么多钱。“一旦你干了这行，钱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理查德·希克斯是黑水公司在巴格达的营运总监，2005年他曾告诉过《华盛顿邮报》，“因为你可能第二天就死了。”

2007年6月国会预算办公室曾有一份无党派的全面报告：“评估军队薪酬”，进一步地探寻了其中的经济问题。《军事时报》这样总结了这份44页的研究报告：

根据（该报告）……，不管是军队的人还是决定其工资水平的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他们都不理解现金报酬和军队非现金福利的真正价值。（该研究报告的）作者提出，问题在于军队的人光盯住基本工资和住房补贴，没有把家庭的卫生保健、购物打折、儿童保健补贴等福利项目考虑进去。上面说，加上退休和退伍军人福利这种延期的报酬，军队人员报酬的实际价值会翻倍。所以作者们说当把这些福利都考虑进去，所谓军队和地方工资的收入差消失了。

另外，这些满天飞的、片面的、不实的有关报酬的数字让人们觉得黑水公司这样的公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挖军队墙脚或动摇了军心。但是，无党派的政府问责局2005年7月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特种部队和军事警察的军官确信，（引文中强调部分是我所标注）军队中专业人员的日益缩减应部分归因于私人安保机构提供的更多就业机会时，国防部的数据却显示，虽然2004年财年的减员情况与2002和2003财年相比更加严重，但是与推出减少人才流失措施之前的2000和2001财年相比水平却差不多。”政府问责局的调查人员发现，减少人才流失措施“阻止了军人退役，即使他们达到了服役或退役年限”，从而人为地减少了2002和2003财年的退役人员数量。“两者类似的水平表明，前特种部队和军事警察人员离开军队的比例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前的一样。”

我仅能推测1 000美元一天这个不实的数字也许来自黑水公司起诉国务院引起的困惑。那点数字游戏在2007年上了多次头条，当时经常被引用的国会备忘录中有关我的公司的一段是这样说的：“利用黑水公司代替美国军队来保护使馆官员是昂贵的。黑水公司一名私人军事承包商提供的服务要向政府收取一天1 222美元的费用。这相当于一年445 000美元，这比一名执行同样任务的美国士兵花费的6倍还多。”

问题是，提交给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们的备忘录中，费用计算方式没有考虑到黑水公司派出每一位安保人员收取的1 221.61美元费用仅限于他在热点地区执行任务期间，而不是国会备忘录数学计算中预想的365天，并且这笔费用包括了我们所有的日常开支。它涵盖该承包商的日薪、我们公司为他提供的装备、他的培训和航空保障。每一个机构都有日常开支，不论是在莫约克还是在西点，正如我后来向国会解释的那样：“我相信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喔，这个军士花了我们这么多钱’，是因为那位军士出现（在伊拉克）时既不是赤条条的，也不是未经训练过的菜鸟。”除了日常开支之外，我们的报价中还包括10.4%的收益，这个收益率远低于成本保利交易允许的15%，而且我们将它压得足够低以便在竞争中拿下投标合同。在胡乱收费和漫天要价的指责声中，最糟的说法是暗讽黑水公司采用某种方法欺骗政府，引申开来也就是欺骗了美国纳税人。2007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众议员约翰·邓肯说过：“这场战争产生了一撮世界历史上最浪费、财政上最过度、最有利可图的合同。在我看来财政保守派应该觉得没有任何义务支持签订（黑水公司）那样的合同。事实上，在我看来财政保守派应该是对这些合同最深恶痛绝的人！”这个说法可以用来做一段精彩的电视演讲片段——但是黑水公司没有欺诈任何人，而且，这些上了1 000次头条的付费标准实际上给政府节省了开支。

几年来，我们黑水公司的人一直恳请立法者分析一下政府自己提供安保服务需要的真实花费，并能将其与我们的收费做一下对比。我的公司的整个商业模式都是建立在超高的效率和卓越的成效上的；我们会很乐意调查清楚如果让军方或国务院内部做我们承担的外交安保工作需要多少费用。后来，我们再也不必为此操心了。因为2008年8月，国会预算办公室有一份题为“承包商对美国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支持”的报告，对此提供了详细的、无党派的审查。它首先质疑了国会备忘录中常引用的那些数据，得出如下结论：

这些数据……并不适合用来比较外包安保任务和交由军队人员完成安保任务两者的成本和效益……更有效的对比方法需要估算一名士兵所有的“花销”，即政府每拥有一名可以外派执行安保任务的士兵一年所需投入的所有费用……

国会预算办公室对私营安保承包商的花费和军方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分析。该分析表明，外包给私营承包商的花费与同等水平军事单位承担类似任务的费用基本没有差别。但是在和平时期，军队单位需要保持兵力建制并会继续产生费用，而对于私营安保承包商，则不必再续签合同。

该报告明确指出，对于在巴格达执行的短期安保任务，黑水公司比国防部性价比更高。此后，在2010年政府问责局题为“作战人员支持：国务院人员与承包商承担伊拉克安保服务的费用比较”的关于“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Ⅱ”的分析报告中，把比较的对象转向了国务院。

报告的开头指出：“鉴于国会对有关伊拉克的事务的广泛兴趣，局长倡议对此进行评估并授权开展相关审查。”政府问责局的结论是什么呢？“对于巴格达使馆安保合同中的内部警卫工作，如果当时的决定是由国务院自己完成这项任务而不用承包商的话，估计国务院每年的花费（比使用黑水公司）至少增加7.85亿美元。”

该报告指出，如果由联邦雇员完成黑水公司那种车队护卫安全服务，国务院也许每年花费不到2.4亿美元，而黑水公司的报价差不多要3.8亿美元。但是，“由于目前国务院没有足够训练有素的人力可以派往伊拉克执行安保任务，国务院需要另外花费1.62亿美元去招募、聘用和训练额外的人员。”另外，“（国务院）说需要花三年或更长的时间聘用、训练和安排好需要的所有岗位人员（以完成各种不同的安全任务）。”这些统计数据与2007年瑞恩·克罗克的说法遥相呼应。他当时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他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事实非常简单，国务院外交安全服务局根本没有足够的全职人员派往伊拉克执行安保任务。除了找私人公司签合同没有其他办法。”

当然，在黑水公司，你无需等待，当场就可以找到需要的人，而且他们上手极快。这些工作我们驾轻就熟。但是紧随而至的一场战斗却让我们措手不及——因为我发现军人和承包商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区别：我们被人起诉了。

在韦斯·巴塔洛纳、斯科特·赫尔文斯顿、迈克·蒂格和杰里·佐夫科被杀多年以后，他们的一些家人依然无法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杰里的母亲唐娜·佐夫科，那晚在餐厅餐桌旁非常亲切地招待了我，谈起儿子之死她简直痛不欲生。据说她常常驾车从南克里夫兰到相距45英里的俄亥俄州西部保留地国家公墓，那个我们曾共同将杰里安葬的地方，在杰里的墓前哭泣。杰里被杀的四个月之后，她甚至前往梵蒂冈，晋见教皇保罗二世，希望聆听圣父的教诲从中得到解脱。“上帝已接纳了杰里的灵魂。”教皇对她说——但这根本无法缓解她巨大的悲痛。

凯蒂·赫尔文斯顿–韦腾格尔,斯科特的母亲，有着同样的艰难时光。她曾恳求黑水公司的人帮她在巴格达找一份工作，去看看那片夺走她儿子生命的土地。她认为那样或许可以为失子之痛带来一丝慰藉。不幸的是，除了正式的官方商务往来，美国政府限制公民前往那个国家；我们根本无法帮她实现愿望。据说，饱受失眠和悲痛的折磨的赫尔文斯顿–韦腾格尔，翻来覆去看了大量关于那场谋杀的新闻报道。

这些家属原本的要求是了解黑水公司关于此次致命护送的所有内部信息，以及获悉有关亲人死亡的相关事件详情。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媒体已经报道了几乎所有我们知道的信息。

可赫尔文斯顿–韦腾格尔却突然将重点转移，转向新闻报道中提出的关于黑水公司的政策及分配给斯科特的任务这些问题上来。她认为我们一定隐藏了什么信息。据说后来她建议唐娜·佐夫科帮她找律师事务所来起诉我们。她在给唐娜·佐夫科的邮件中写道：“我们雇用的律师必须要难缠，并且还要不缺钱，因为我们在两个月内都不会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丹尼尔·J·卡拉汉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了，他是“卡拉汉和布莱恩”的合伙创始人之一。“卡拉汉和布莱恩”是加州圣安娜的一家专门从事民事和商业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在费卢杰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卡拉汉因为在一场为期十周的关于公司欺诈的官司中胜诉而一举成名，这个官司价值9.34亿美元——奥兰治县的最高纪录。正如赫尔文斯顿–韦腾格尔期待的那样，此人是一个“有钱并且难缠”的人。

根据《OC周报》2006年的一则报道，卡拉汉在名片上自诩为加利福尼亚律师杂志评选出的“2003年度最佳律师”，同时是国家法律杂志选出的2004年“十佳美国律师”之一。他是一个从不羞于放过任何一个提升名气的机会的人——因雇员意外死亡起诉黑水公司，这位律师肯定看到了这样做带来的机会。那场杀戮使承包行业具有了广泛的知名度，而这起针对黑水公司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起诉，则会使各地的私营军事承包商受到更加广泛的谴责。

至于卡拉汉为了拿下这一诉讼案的代理权都跟那些家属暗示了如果赢得官司他们将能挣多少钱，我们只能去想象了。无论他是怎样游说的，都足以让赫尔文斯顿–韦腾格尔劝说佐夫科家、巴塔洛纳家，最后是蒂格家入伙共同对抗黑水公司。

2005年1月5日，在北卡罗莱威克郡，作为四位已故承包商家庭的代理律师，卡拉汉团队以“赫尔文斯顿等家属起诉黑水公司安全保护不利”为名，提起黑水公司雇员意外死亡诉讼案。诉讼指控黑水公司在费卢杰任务中没有提供足够的人力或装甲车辆支援。此外，黑水公司没有给执行任务的人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审查任务路线和完成风险评估。“如果提供了当初他们在进公司时许诺在执行任务时给予的安全保护措施，包括武器和信息方面的保障，赫尔文斯顿、蒂格、佐夫科和巴塔洛纳现在就可能还活着。”诉讼中这样说。我一直认为这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个案子标志着黑水公司唯一一次因未提供足够火力，或因在特定环境中未做出足够猛烈回击而被起诉。

家属们要求陪审团裁定每个家庭得到超过10 000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而惩罚性赔偿金则“由陪审团决定”。根据《OC周报》的报道，“（卡拉汉）称他恨不得能早点儿在陪审团面前质问黑水公司管理层，‘这起诉讼案所涉及的真实情况是如此可怕，它必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他说，‘我认为会像烟草案件和枪支案件一样被广泛讨论。’”

事实上，我觉得卡拉汉的诉讼带有明显的偏见，他们非常狂妄地对我们发起了捕风捉影式的攻击。但是相比这些律师的哗众取宠的表演和对黑水公司的公开指责，他们对诉讼事实的准确性却不怎么关注——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他们根本不考虑对我们的攻击是否有任何事实根据。法律条款或许因地域不同而稍有差异，但在各地司法实践中，对政党、律师和证人在司法程序中所做陈述的保护原则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不能因诽谤或中伤而起诉这些人，不管他们在法庭上说的话和在法律文件上写的有多么离谱，只要这些叙述与司法程序中待解决的问题相关就可以。

这种保护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或证人提出合法要求和做出事实陈述提供保护而不用担心潜在的法律报复。因为法律陈述作为法律程序的一部分，理论上讲，被诽谤的一方就有机会在法庭上进行反驳，洗清冤情。黑水公司就在重复地做着这件事。然而像卡拉汉这样的案子通过司法程序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而在这期间，甚至是最荒谬的指控都会被当作噱头供那些批评家和伪专家们指指点点。正是为了在公关层面达到这种破坏效果——而非为了寻求公正——人们才会定期对名人的所谓耸人听闻的不当行为提起各种诉讼。他们要把故事编得足够荒诞，是希望名人们因为承受不了公众指责，甚至都不会等到法院开庭审理，就用钱买通原告使其撤销这些头条丑闻。

但我，却是决不会从任何战斗中败下阵来的。

四位死者的家属那时意识到卡拉汉将他们卷入了一场荒谬的、会持续七年之久的法律纠纷吗？不，我想他们当时并未意识到。他们后来逐渐明白了亲人对黑水公司的重要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以及黑水公司对这些死者家属的尽力支援——即使是在法律诉讼期间。事实上,在2005年3月,在提起诉讼两个月之后,黑水公司在莫约克举行周年纪念活动中,邀请了这四个对我们提出起诉的家庭来做客。那是一种我们悼念死者的方式。在那次活动的准备期间，朗达·蒂格还写信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致谢。

“您和您的员工将我和儿子都感到非常恐惧的一个日子变成了我们非常向往的日子……你并不清楚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记起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黑水公司职员是如何与那些家人变得如此亲近的。诉讼从每个方面来讲都非常地悲惨和痛苦——让我的公司卷入一种新形式的战斗之中，这预示着第二次行动的开始以及对公司整体基础的逐步侵蚀。

卡拉汉自一开始就理屈词穷，诉讼中对有关黑水公司忽略了是四人而非六人执行此次护航任务这一事实的争论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十一月一日小组”之前已经提出只需要四人即可完成初定任务——将ESS公司的配套服务工人从巴格达运到塔基营。但是，小组领导韦斯·巴塔洛纳决定可以用“十一月一日小组”人力及装备去承担那项额外的任务，并因此报告给了他的上司。大家都知道，黑水公司的管理层实际上从未指派任何人去执行到李奇微营的这项致命任务。

至于控方提出的我们在不足标准的24小时内来规划和侦察路线这一指控，这也是因为小组自愿匆忙接受新任务所造成的。我们的安全合同规定，“根据帝豪酒店的要求，对于需提供安全服务的任务活动和行动，以及《黑水公司保护服务细则》中规定的所有任务，ESS务必至少提前24小时提供一份相关计划。同时，对紧急需求（通知时间不足24小时）亦将予以考虑，但是考虑伊拉克环境的威胁水平以及不能改变之前所承担的任务等因素，紧急需求不可能总是得到保证。”由于韦斯·巴塔洛纳决定执行这项紧急任务，“十一月一日小组”于3月30日下午5时30分左右抵达距离拟定目的地尚有一半路程的费卢杰营，并停下来在那里过夜。小组于3月31日上午9时左右离开，在这之前应该有数小时时间来考虑其下一步行动。因此，有关这是一次匆忙的、组织混乱的任务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支持的。

另外，卡拉汉还恶毒地声称，黑水公司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安全方面偷工减料。“卡拉汉和布莱恩”的一个合伙人马克·麦尔斯曾表示，“黑水公司若不购买装甲车，可以节省150万美元，并装进自己的腰包。”有关这些人是因黑水公司追求利润而致死的指控是非常恶毒的。而且，作为我们与帝豪酒店及医院公司签署协议一部分，车辆由帝豪酒店负责提供，我们不负责车辆开支。合同明确规定，“自签署该协议之日起，帝豪酒店将向黑水公司提供足够34人使用的装备，其中包括12辆车，以及安全保护工具等。”

这一事实在一封后来公开的公司内部邮件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在黑水公司驻巴格达营运经理汤姆·鲍威尔（Tom Powell）与其中一位副总裁麦克·拉什的往来邮件中，鲍威尔对黑水公司人员在费卢杰发生袭击的情况下在没有装甲的多功能车中行动所面临的危险感到惋惜。他希望知道，更加坚固的车辆何时才能到达。“没有提供‘加固车辆’的命令，”拉什回复称，“（与帝豪酒店的）合同中只包括提供‘尽量加固’的车辆，但是，我认为那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我在邮件中提及（与帝豪酒店的合同），是因为实际上应该由帝豪酒店负责提供你所提到的那些东西，尤其是（提供）可靠的车辆。”

提供者真正依据合同规定提供设置、武器和车辆的速度之缓慢，在合同领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斗争——这在一年之后便得到证实，当时我自己掏钱购买了“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中规定的装甲运兵车，因为美国政府在巴格达没有投放可接受的多功能车。而且，“十一月一日小组”在黑水公司的安全合同正式生效之前的一天抵达费卢杰。也就是说，当黑水公司人员在2004年3月底执行那项任务的时候，帝豪酒店提供的带有保护设施的车辆根本没有抵达。

但是，随着律师们就重复请求、反诉、上诉以及进一步上诉等相互交涉后，卡拉汉的团队面临比案件事实本身更大的挑战。

黑水公司的每名签约雇员和员工在进入公司之前都必须签订一项服务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弃权条款，即：签约人清楚自己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可能遭受的严重伤害、肢解和/或死亡。该弃权条款规定：

这些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签约人被杀，以及被武器或军火、飞机或直升机坠落、狙击火力、地雷、炮兵火力、火箭弹、卡车或汽车炸弹、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中毒、民间暴动、恐怖活动、白刃战、疾病等造成永久性伤残或者死亡；乘客在直升机或固定机翼飞机中被杀害或伤害、失聪，以及视力受到损伤或者失明；吸入或接触生化污染物（不论是否是空气中传播的）和/或飞行碎片等。

我们手中有四人签署的合同，这表明他们是自愿接受这些潜在危险的。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利好因素：已故战士的家属有权享受抚恤赔偿金和遗属抚恤金，四名遇害签约雇员的遗孀和未成年子女——尽管不是父母——一直在依据《美国国防基地法案》（DBA）领取救济金。1941年出台的《美国国防基地法案》规定，安全提供人员、建筑工人、翻译、医生以及与政府签订合同在美国大陆以外工作的其他人等文职职员有权享受残疾赔偿金和福利。自费卢杰袭击事件发生以来，这些家属一直依据该规定，每个月领取几千美元的钱款。但是，《美国国防基地法案》同时也禁止受益者起诉投保公司。因此，原告的律师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辩称该案不适用于《美国国防基地法案》——这样，那些家属实际上就不应该领取政府已给予的所有钱款。

无论如何，为了竭力阻止已进入程序的诉讼行动，黑水公司的法律团队首先采用了分别寻找证据进行论证的做法。律师们主张，根据主权豁免原则（比如严禁受伤战士起诉政府）因为五角大楼视承包商为国防部“总体兵力”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免于遭受此类诉讼。我们表示，由私人军事承包商平息战区战事发生的侵权诉讼引发的愤怒，可能从根本上削弱统帅执行美国外交政策中有关军事部分的能力。这是一种易获支持的主张。因此，我们的律师团千方百计地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而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拒绝受理该案。

最后，处理该案归结到服务协议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在签订服务协议时，四名签约雇员已经同意（我们的所有签约雇员都同意）与我们公司发生的任何纠纷都将“依据美国仲裁协会的规则，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美国仲裁协会是一个在法庭外私下解决争议的非营利组织。在仲裁中，不需要证明原告的权利，而且合同明确规定订约人放弃因在黑水公司工作而发生的“可能需要陪审团进行审判的任何权利”。我们的律师团解释称，这种闭关政策“对保护我们自己的机密信息和涉及处于战争中的美国利益的敏感信息”都非常关键。

原告辩称，他们不受其死亡亲属签署的个人服务协议的约束，2007年5月,美国地方初审法院的法官杰姆斯·福克斯同意了黑水公司的意见，命令双方由一个三人组成的仲裁小组进行调停。

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黑水公司承担了我方和家属方成千上万美元的调停费用。一度我都非常愿意去做这件事，因为我们都希望事情得到解决。最终，由于原告们无论怎样都拒绝为调停掏一分钱，导致我们被迫停止向双方提供资金，于是，仲裁小组威胁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要终结此案。

卡拉汉的团队被激怒了，直接给仲裁小组发邮件说：“当你的家人和爱人在课本或者新闻中读到费卢杰事件时，问你怎样处理这事的，你会告诉他们因为你没收到费用就把它扔到一边了？”

在2010年6月，仲裁小组叫停了此案。“根据记录显示全体仲裁小组成员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已尽力工作了，但此种情况不能再持续，原告、被告双方目前就费用问题未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他们解释说，“我们因此只能遗憾地终止了仲裁，此案到此结束。”6个月后，法官福克斯拒绝将案子发给州法院，2012年1月，此诉讼立案7年后，家属们默默同意了最终解决办法。相比此案的实际花费，他们所得的赔偿金少得可怜。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并不开心，只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因为看到了事件自始至终的肮脏过程。有人与我有同感，“它差不多毁了我的生活。”赫尔文斯顿–韦腾格尔形容这场诉讼。

对于黑水公司来说，这场胜利得不偿失。在这场冗长持久的案子中，卡拉汉一定向他的代理人许诺过会稳操胜券，当他面对越来越小的胜诉机会时，这位律师阴险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舆论引导和宣传方面，歪曲事实以玷污我们所做的贡献，玷污我所建立的品牌。

在犯罪案件中，被告理所当然的是先被假定无罪的，必须有证明其有罪的有力证据，而不能单凭一个合理的怀疑对其定罪。就好像是清扫一个大障碍。在个人受伤害的案件中，像费卢杰案，原告们需要的是有绝对优势的证据。这个标准低多了：如果一个法官或陪审团相信有超过50%的可能是由于被告的疏忽造成原告受伤害，原告就胜了。所以，演技和证据同样重要，无论是在法庭内外——还是在为陪审审判做准备的过程中，尽管这个审判永远都没发生。卡拉汉雇用了一个充满自负并且酷爱吹嘘的公关公司，该公司声称：“另外，还应当对公众舆论的走向进行察言观色。最好的舆论导向策略就是削弱对方的影响，鼓励对己方有力的解决方案。”

该公司总部设在华盛顿，名字叫来维克（Levick）战略公关公司。该公司自诩为“全球高风险公关”经销商。我记得曾看过那个公司的网站上对于潜在客户的两个设计选择：“把我弄进新闻”和“把我弄出新闻”。我第一次听说来维克公司还得追溯到2002年，当时他们正在为12个被监禁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的科威特人进行公关斡旋。在“9·11”事件的余波中，那些人被指控和基地组织及塔利班有关联；而他们在科威特的家人雇用的律师却坚称他们在阿富汗是在做慈善工作。律师雇用了来维克公司进行公关斡旋，制造并散布有利于他们的消息。“可以确定的是，”不久后，来维克在公关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解释说：“（律师们）认为仅通过法律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这个案子不仅需要在法庭上辩护，也需要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进行辩护。”

来维克公司每月花近4万美元，设计出了一个公关战略：“打造氛围，让记者们了解这件事是值得放下偏见进行报道的”。根据来维克网站的统计，他们为此事件共制造了“上千条新闻”。当时我还为其中的一些报道感到震惊。但是，有了这些舆论的支持，尽管美国军队强烈反对，指出这些羁押犯依然十分危险，这些律师还是要求释放其中的10个人。“经常听到律师和客户说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影响陪审团和法官，”来维克总结道，“胡说！我们的公关就做到了这点，而且做得恰到好处。”

经过他们的努力，其中的5个人，包括阿卜杜拉·萨利·阿尔–阿杰米（abdallah salih al-ajmi），于2006年7月被释放。而后，在2008年3月23日上午6时15分,30岁的阿尔–阿杰米开着一辆装满10 000磅爆炸物前往伊拉克摩苏尔外的“英曼”哨所。随着巨大的闪光，阿尔–阿杰米引爆了炸弹，在地上留下了30英尺宽的弹坑，这次爆炸杀死了13个伊拉克士兵，40多人受伤。我就一直好奇来维克怎么看待这事的。

不管怎样，有件事他是对的。在来维克网站“操纵舆论”版块曾出现过的这样的话，“世界上，你公司80%的信息传播取决于他人，原告们提供故事素材，写博客的人按照指示进行编辑，网站监管人确定何时发布更新。”准确性的考证根本不必被计入其中。

评论家们如此炮制出关于费卢杰案的约24至27条新闻，并为了高收视率不择手段——包括2008年3月那次荒谬的突然袭击式新闻报道，当我在地下停车场准备进入雪佛兰SUV时，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布莱恩·罗斯和他的摄像师突然冲向我，制造了这条新闻，我相信这件事的幕后推手一定是来维克团队。看起来卡拉汉也知道这所有的一切。

很快，费卢杰案就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卡拉汉对那些热衷此案的记者们说：“我已经找到了黑水公司在此案中令人震惊并且具有压倒性意义的证据。”博客中抛出了《黑水公司在费卢杰案中探索出了最新的无耻底线》这样标题的故事。

当黑水公司的法律团队正忙于应付各种诉讼和反诉讼，我偶然发现AlterNet博客上的一个煽动专栏，作者是卡拉汉和迈尔斯,这件事戏剧性地逐渐升级成了一场公关战。标题为《黑水公司索赔千万起诉已故雇员家属，试图掩盖真相》。他为这个左翼的网站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文中称：“黑水公司已经把暴行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用1 000万美元起诉那些家属。这些家属鄙视黑水公司这样的枪杆子，他们全副武装，利用有政治影响的律师，正在对这些家庭进行诉讼……这些家庭只是没有资金与黑水公司对抗。黑水公司试图通过法律，消除那些家属发现关于黑水公司卷入4个美国人的死亡事件真相的能力，并让他们对于公众舆论保持沉默。”

这又是一个由公关操纵的指控，完全不顾事件的准确性和真实背景。我从未起诉那些家属，也没有所谓的赫尔文斯顿、蒂格、佐夫科和巴塔洛纳留给家人的地产。从读到那篇文章的那一时刻开始，此项诉讼生意——本是场民事诉讼，却被当成是一桩“生意”了——就把我个人牵扯了进来。

在这些细节中，卡拉汉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4位死者均不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也就是黑水公司总部所在地。所以卡拉汉的团队必须申请司法管辖权，在那里起诉我们。就这样，他聘请了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卫·卡比和不光彩的前民主政治家约翰·爱德华，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为那些已故的人每人都建立了一处“附属房产”。这举动最初对我毫无意义，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所谓的“附属房产”是一个法律行话，专指那些只存在于纸上，用以转移资金的房产。他们根本没有房产，这个“附属房产”就是个空壳公司。

为了阻止这场诉讼，黑水公司一起反诉讼那些空壳公司，以及理查德·诺丹，他是卡比的合伙人，卡比是这些空壳地产的管理人。起诉理由是这四位雇员违反了他们签署的不得发起诉讼的黑水公司服务协议。但是，我们对家属或他们任何的房产都没有提出索赔要求。

黑水公司无人可以出面澄清那些事实。因为在那时，我们还要按规定遵守美国国务院的保密协议，不能开口为自己辩护。随着案子一再拖延，公司在公众舆论的关注度也迅速下降，谁知却引来了华盛顿从未有过的严格审查。那时，伊拉克战争成了一个尖锐的党派问题，加上新闻中关于黑水公司的种种不实报道，黑水公司深陷政客们的战争中。如果说卡拉汉在这种情况下做了点儿什么好事的话，那就是可以依靠审判律师行业协会——民主党最大的捐助者之一——不知不觉地把与黑水公司的民事诉讼引入到全国范围内的大型政治辩论之中。

很快，我了解到，如同法院案件中给予律师的绝对特权一样，立法机构豁免权是为国会的声明和文件而存在的。管理一个国家，从理论上说，立法者更担心的是认定基础事实和立法过程中的错误表达或引用的统计数据不准确。事实上，这确实是有必要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美国宪法第六章第一款就确立了立法保护的形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演讲和辩论条款”，这一款中指出“除犯叛国罪、重罪以及扰乱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该院会议及往返各该院途中，（参议员和众议员应）有不受逮捕之特权；两院议员在议院内所发表之演说及辩论，在其他场合不受质询。”

不仅卡拉汉在法律文件里妄下断言，提出一些会被媒体不断重复直至成为根深蒂固的惯常说辞的观点，同样的指责也在国会大厅肆意散布着，而对那些通过哗众取宠累计政治资本的人也无任何处罚措施。在国会山讲坛上高谈阔论的立法者对公众认知的影响远超上诉法庭的某位法官——卡拉汉只需找出如何让这些立法者宣扬其谈话观点的方法。

诸如北达科他州参议员伯恩·多根（Byron Dorgan）和加州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的民主党人在此之前就表现出了对搜查黑水公司内部运作的急切热情，在还处于国会少数党时期他们所取得进展并不多。但在2006年11月的选举中，民主党从选民手中得到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这部分得益于厌战情绪对选民的鼓动。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南希· 佩洛西一跃成为众议院议长。而就在选举后的一个月，佩洛西还有韦克斯曼和多根都收到了卡拉汉的来信，他在信中谴责“诸如黑水公司这样战争投机商的恶劣行径”，并写道我“极端亲共和党”的公司“在企业贪婪的名义下至少导致了四名美国公民的遇难身亡。”

但我发现有一点极为惹眼，那就是无论是有权管理五角大楼预算的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还是负责监督国务院经费的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都未收到此信。现如今，事情得以再一次明了，这根本就无关获利——至少是与我公司的获利无关。

卡拉汉在信中向佩洛西、韦克斯曼和多根［还有新当选的多数党领袖内华达州参议员亨利·里德（Harry Reid）和民主党国会选举委员会新主席马里兰州众议员克里斯·范·霍利（Chris Van Hollen）也收到了信］讲述了自己“针对黑水公司不当行为首开先例的起诉”。他还保证将曝光“在伊拉克行动的私人安全承包商的责任缺失”。卡拉汉在信的结尾请求道：

作为美国公民，我们请求您发起、支持并继续对战争投机商，特别是黑水公司行径的国会调查。由于国会的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这些像黑水公司一样到目前还不肯配合的极端亲共和党公司必将严肃对待您以及参议员多根和国会议员韦克斯曼的调查，对此我们满怀希望，并相信这些调查将取得丰硕的成果和非凡的意义。我们将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您或国会委员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们期盼着美国的新方向，也期盼您对终结诸如黑水公司这样的战争投机商对美国纳税人的剥削和给美国公民带来死亡做出贡献。

韦克斯曼已然蓄势待发。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时年67岁的国会议员一直是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中的资深民主党人。该委员会的使命就是“与公民监督机构开展合作，不懈努力地向美国人民传递事实真相，对联邦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得益于中期选举的胜利，韦克斯曼摇身一变成了委员会的主席和头号“丑闻揭发人”，这一头衔几乎被收进了这位洛杉矶人的所有简介中。现在，这位在利用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中冲在最前沿的人急于挥舞起新获得的传票权。

在收到卡拉汉来信数周后，我就得知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将召开一次听证会，对KBR公司的LOGCAP项目与陆军合同下的转包商的律师吹毛求疵，“重点是黑水公司”。这次于2007年2月7日召开的名为“伊拉克重建：对私营军事承包商的依赖和现状报告”的听证会表面看来关注的是不断攀升的战争费用，据韦克斯曼所言重点是在私营军事承包商中“理清总承包商、转包商、次级转包商的获利与表现”。

但韦克斯曼在听证会上的开场发言还没结束之前，事情就已经被引到了熟悉的但是毫不相干的老生常谈上去了。“今天来自四个遇害黑水公司员工的家人将向我们做证，”他说，“他们相信黑水公司未经准备就将他们的亲人派往费卢杰，没有装甲车，没有车尾射手，也没有重型自动武器来保护他们不受袭击。他们的经验告诉自己，纳税人的钱永远不会流到一线安全人员的手中。他们相信，与一层一层承包商的利润相比，用于购置保护设备的钱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法律顾问安德鲁·豪厄尔（Andrew Howell）作为公司代表之一同意出席听证会。但是我们发现就在豪厄尔出席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别有深意的事情，韦克斯曼取消了原定出席当天听证会的另一个陪审团。这个陪审团包含来自政府问责局、国防合同审计局和特别检察长办公室的审计员，而他们都能回答韦克斯曼自称很感兴趣的政府开支方面的具体问题。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原告律师在此事上对我方其中一位按时出席听证会的证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已然变成是试图利用委员会和本次听证会来推动他们的私人诉讼，对此我深表关切，”委员会成员、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人林恩·威斯特摩兰（Lynn Westmoreland）在知晓陪审团被取消后给韦克斯曼的信中如此写道，“委员会的公务正事应当是监督政府活动而不是提升个别人的私利。原告将在法庭上有一整天的时间，但美国人民理应看到这些事务的处理不受私人诉讼的影响。”

这些努力没有取得成效。我的公司已然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避雷针——这一点对民主党开展任何独立公正的复审来说太过于珍贵了。所以2月7日那次表演般的审判最终只留下了两个陪审团——第一个完全由起诉我们的家庭组成。他们开场朗读了一份对自己委屈不平的全面阐述，并承认文章是由卡拉汉操刀执笔。“对于开庭陈述我有一个问题”，在听证会上加州共和党人达雷尔·伊萨（Darrell Issa）向那些家属问道，“是谁写的？我这样问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是由一位律师写就，虽然案件还在审理当中，但很明显的是他在文章中不失时机地插入了很多他们自认为是事实的东西。”

当天的另一个陪审团包括了黑水公司的豪厄尔和陆军以及承包商的代表，其中就包括帝豪酒店和KBR的代表，虽与此事毫无牵连，但他们还是处于得忍受政治迫害的尴尬境地。

整场表演对审理者来说是一无所获——我早知就会如此。我的公司毫无阴暗面可供他们曝光。但是这帮政客就是坚定不移地极力迎合大众，他们知道在公众眼里黑水公司已然是罪人。人们说我们是“雇佣兵”，是“牛仔”，我们挣得太多而又不受任何人约束，是由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战争投机商经营的，归属布什的私人武装。

我开始思考，公众舆论对一家公司的嘲弄能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混杂着私人诉讼、国会调查、对增加我们海外人员的无尽要求，以及国内急转直下的公关影响，一场大风暴正在开始形成。而这场风暴最终在七个月后降临在巴格达市中心的尼苏尔广场。

2007年9月16日，星期天，接近中午时分，闷热的伊拉克西部。

随着一声巨响，浓烟冲天而起，一颗汽车炸弹在“阿尔–曼苏尔”城市的富人区爆炸，摧毁了五六辆停在当地人称为“伊兹迪哈尔大院”门外的小轿车。这是一座四周被防爆墙环绕着的建筑群——巴格达“绿区”之外最大的一处建筑群——美国国际开发署驻伊拉克能力建设办公室主任凯利·佩尔兹曼（Kerry Pelzman）刚刚和伊拉克同行开完会，商讨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振兴伊拉克私营业、创造就业机会的长期项目。凯利·佩尔兹曼已经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十年之久，此前她在中亚指导各国卫生教育部门的工作，刚刚才来到伊拉克。对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巴格达的事业，她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她刚才是在黑水公司保镖的保护下来到这里的——突然，看起来她来到这里的消息并非只有我们一家知道了。即使在爆炸发生前，我的人就已经提高了那天的警惕性。根据我所看到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到2007后期，伊拉克已经进入了一场全面“内战”——报告中只有一点没有写清楚：那就是这个词还不足以表达伊拉克地面上所发生事件的悲惨程度。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指出：“我相信”伊拉克实际上是在同时打四场战争。“一个是什叶派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在南部；一个是教派冲突，主要在巴格达；第三个是叛乱分子发起的战争；第四个是基地组织发动的战争。”自一月份以来，根据国务院的统计，在伊拉克全境已经发生了超过54 230次袭击——几乎是每天发生200次——截止到伊兹迪哈尔大院爆炸事件发生，谁都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伊拉克平民、安全部队人员和联军人员在这些袭击之中丧生。黑水公司的签约雇员知道，执勤中的任何懈怠，哪怕片刻，也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当天我们的另一个担心是，斋月开始后，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分子袭击事件。斋月是在伊斯兰日历上的神圣的第九个月。2007年，斋月于9月13日开始，在发生伊兹迪哈尔爆炸案之前这段时间里，武装分子针对黑水公司的外交人员安保护卫队伍发动了数起精心策划的伏击。他们用火箭筒击落了我们的一架直升机，当我们的救援小队前来解救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时，他们又使用自动武器伏击了我们。（谢天谢地，此次袭击中，我们的8位人员全都幸存了下来。）第二天，几十位武装分子袭击了我们的车队，黑水公司的人同他们展开了激烈交火，并把我们的安保对象安全带离了现场。此后的一周刚到一半，我们的人又在死亡之路“爱尔兰路”遭遇了一次路边炸弹袭击——炸弹炸毁了我们一辆装甲车的发动机，导致我们的人受伤住院——两天之后，我们又在大路上遭遇了伏击，这一次袭击者使用了小型武器。在我们执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任务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黑水公司已经有23位签约雇员在岗位上以身殉职——在此次执行佩尔兹曼的安保任务中，将这一数字改写成24的危险可是再真实不过了。

随着爆炸的发生，每个人的日程都改变了。典型情况下，在发生类似爆炸后，黑水公司人将把受保护人“团团围着”，此次就是将佩尔兹曼按倒在他们能发现的最安全的地方15到20分钟，直到情况稳定能够迅速撤离为止。此外，我们最近发现了另外一种袭击趋势：最初的爆炸只是诱饵，更加致命的爆炸等在后面，敌人想在混乱中造成更大伤亡。尤其是当会场外的炸弹爆炸过后，附近的所有伊拉克警卫人员似乎都想急于逃离现场。为此，造成更大伤亡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因此，今天，我们的人在不确定随后将要发生什么的前提下，肯定不想待在那里等着看看究竟了。于是，黑水公司人下令紧急疏散这位美国国际开发署大员。

安保小队将她紧急带离现场，塞进一辆等待我们的黑色装甲越野车里。在她乘坐的这辆萨博班越野车抵达3英里外的最近的“绿区”大门之前，还不能说佩尔兹曼已经脱离险境了。因为害怕有人企图实施绑架，黑水公司行动中心的人员立刻派出了一组增援队伍，他们驾驶拥有厚装甲的战地悍马军车前往伊兹迪哈尔大院去接应佩尔兹曼的车队。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些悍马车能在萨博班越野车前开出一条通道。此外，在国务院地区保安官的要求下，我们又派出了另外一个装甲车队，代号“乌鸦23”小队，去提前守住佩尔兹曼的车队必经的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好让她的车队迅速驶过。

在大约午后12时08分，由19人组成的“乌鸦23”车队抵达了那个十字路口，它的正式名称叫“尼苏尔广场”——但是，它根本不像是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实际上是一个交通密集的环岛，四周布满了多个进出口，行人和车辆交织一起，交警一直都在手忙脚乱的维持秩序。我们都很清楚，在武装分子眼中，这些交通环岛就和猎鹿者眼中林中小径的狭窄交汇处一样——显然是设伏的最佳位置。必须尽快让佩尔兹曼一行通过这个环岛，这一点生死攸关。

“乌鸦23”车队的四辆装甲车从东面驶入了尼苏尔广场，然后左拐，“逆着”人流开过去。他们很快摆开阵容，将环岛的西南和东南出入口保护了起来。

到这一时期，我的公司的签约雇员数据库已经十分庞大，我已经叫不出某个小队里所有人员的名字了。但是，对于这个小队的成员，后来我还是对大家的背景有了不少了解——我为有这样的员工而感到自豪。在他们中间有唐纳德·鲍尔（Donald Ball），他曾经是最高军衔的童子军，也是一位荣立过战功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曾经作为班长三次前往伊拉克执行严酷的作战任务。他是“乌鸦23”车队一号车的车尾机枪手——这个位置几乎是战场上“逢签必中”的最危险位置。在执行最危险的任务时，即使操控车队中火力最强大的重机枪，也不会让人感到多少安慰。而且还是在酷热难当的夏季，身体几乎全部暴露在装甲车顶部，其他队友却能猫在钢铁护甲之内，享受空调的待遇。尽管这样，鲍尔完全可以应付这一切。在加入黑水公司之前，在一次执行战斗中，他曾冒着“无数路边炸弹的爆炸和小型武器的袭击”，坚守岗位，英勇作战，荣获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功勋奖章。

埃万菲·利伯蒂（Evan Liberty），也曾经是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是3号车的驾驶员。利伯蒂曾经在大家熟知的海军陆战队安保营（现已改名为海军陆战队使馆安保队）服役。他曾经驻守在埃及和拉丁美洲，也曾荣立过战功，一直从战士干到警卫班长，手下有24名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战士。他的背景十分适合我们在伊拉克执行的任务。

保罗·斯劳夫（Paul Slough）是同台车的机枪射手。斯劳夫于1999年参军入伍，曾经是美军第三步兵师的一员，曾经在波斯尼亚参加国际维和部队执行安全巡逻任务，后于2002年光荣退伍。他荣获了陆军嘉奖和品德优良奖章，退伍返乡后又和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签约，于2005年被派到伊拉克。2006年，斯劳夫在29岁时加入了我的公司。

达斯廷·赫德（Dustin Heard）是4号车的车尾机枪手。这位27岁的得克萨斯州人是在19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的。他先后在巴林、科威特、卡尔巴拉、伊拉克南部执行任务，他所在的小队负责营救坠落飞机的驾驶员。在多次荣获奖励之后，2004年，赫德光荣退伍，并立刻加入了黑水公司。在我们公司工作期间，美驻巴格达使馆授予他证书表彰他的“出色职业表现”。

“乌鸦23”小队成员全都配有M4突击步枪、链式机枪、9毫米格洛克手枪。我们的车队一进入尼苏尔广场，阿里·哈拉夫，这是一位身穿笔挺的领口系着扣子的蓝色上衣和宽松的黑色长裤的伊拉克交警，立刻从环岛最南端的警卫岗楼里跑出来，挥舞着手，似乎是想命令所有交通都停下来。黑水公司的人很快各就各位。

但是，他们刚刚就位，一辆白色起亚牌小轿车就从南面驶进尼苏尔广场，直接朝着我们的3号车、4号车冲过来。我的人后来向我描述说，这辆起亚车的司机，20岁的艾哈迈德·海赛姆，根本不理会让他停车的警告。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些装甲车，或者我们的武装人员，很可能这些车辆和人员就在他的车前面。斯劳夫后来说道：“我和大家大声喊话，而且做手势让车停下来。但是，司机直直盯着我，继续向我们的车队驶来。”

斯劳夫相信这辆起亚车又是一个汽车炸弹，担心自己以及同事们的生命安全，他没有足够时间来衡量应该采取何种程度的武力响应会更合适。汽车越来越近了，于是，斯劳夫调转机关枪，冲着这辆起亚车的前挡风玻璃，扣动了扳机。

在整个黑水公司历史上，可能没有什么比签约雇员必须遵守的“交战规则”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指责了。这一规则实际上规定了在使用致命武力之前应该遵循的必要的响应级别。但是，对于我们的交战规则，媒体中传出的典型声音大致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如何解释以英美占领当局的名义出现在伊拉克各地的这些凶恶的，而且经常是毫无纪律性的雇佣军呢？……他们没有交战规则，而且很多人经常酗酒。”这是来自《独立报》的罗伯特·菲斯克的原话。这种说法反复被人传播来开，尽管说法有所变化，场合有所不同——变得更加邪乎、更加离奇，反而招致了更多人的注意。在一次主题为全球化与文化的会议上，长期对黑水公司持批评立场的评论家杰里米·斯卡希尔说：“对于身处伊拉克的承包商雇员而言，没有什么交战规则，没有使用致命武力的限制。他们接受的命令是：‘为了保护我方人身安全，杀死多少平民也在所不辞。你们要用武力强制推行自由市场的信条。’”

的确，黑水公司在伊拉克执行国务院和中情局的任务时，签约雇员并不对国防部交战规则负责。该交战规则详细规定了士兵在军事行动中被允许采取的武力应对行为。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指责我的人在动用武器时不遵从任何标准，那是不顾事实的说法。请看以下事实：

执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任务的所有承包商都被要求遵守美驻巴格达使馆的“武力升级”政策，该政策规定了在面对威胁时应该采取何种适当的武力应对步骤。2007年，负责外交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格里芬（Richard Griffin）在国会做证说：

这一政策总共规定了根据当时“环境”所应采取的7个步骤：（1）车辆上必须有英文和阿拉伯文的警示文字；（2）手势和口头警告；（3）使用明亮的灯光；（4）使用笔式照明手电；（5）使用武器指向违法车辆；（6）向车辆发动机舱射击；（7）朝车辆前挡风玻璃射击。应予注意的是，在具体环境下，如有必要，即可立即使用致命武器。

此外，作为执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任务的一个条件，所有黑水公司人员都必须签署协议同意遵守以下政策：与外交安全事务相关的概括性致命武力和武器使用政策，以及巴格达使馆的具体武器应用政策。从一开始，使馆的这项政策就清楚规定了“使用致命武器的原则”（以下为原文）：

美国国务院承认并尊重所有人员的生命完整和至高价值。与这一最高价值相一致，且执行比这些规定更加严格的标准，国务院及美国驻巴格达使团将采取一切合理步骤避免使用致命武力。巴格达使馆对于使用致命武力的最根本衡量标准时“必要性”。在任何条件下，对于当时的单个当事人而言，使用致命武力的前提必须是客观上具有足够的必要性。

2007年的巴格达使馆政策列举了两种使用致命武力的“允许情况”：第一条“为了避免即将对特定个人或他人发生的重大危险，当所有可以使用的手段都已经失败或可能失败时，这时才有必要使用致命武力。为此，如果没有其他武力选择而且如果不使用致命武力某个个人或他人即将面临重大危险，则允许使用致命武力”；第二条“在确定是否有必要使用致命武力时，可能需要立刻做出判断，而这将包括很多因素，例如：被观察对象将针对某个个人或其他多人使用致命武力的可能性，如果后者自己不先使用致命武力的话。”

至于开始使用致命武器之前应该遵循的步骤，执勤中的武器使用政策也做了明确规定，这也正是黑水公司饱受公众诟病的原因之一：关于鸣枪警告以及对抵近车队的车辆开枪射击的条款。

对鸣枪告警并未明确授权。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为了终止危险的发生而向地面或空中发出警告射击，因为鸣枪警告可能对附近的其他人带来危险。

为了缓解危险而朝车辆射击，属于授权可采取的适当的武力应对行为。为了确保在车队和疑犯等威胁之间留有安全距离，可以根据需要朝车辆的发动机舱开枪，以阻止威胁目标靠近车队。

从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黑水公司遵守了这些规定：2005年6月至2007年6月，我的公司共计记录了195次射击事件。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一数据遗漏了那些可能发生的但没被统计上来的射击事件——只是这些人并不了解国务院的事件报告制度。不论黑水公司人何时开枪，都要立刻通过对讲机汇报并在事后任务通报会上加以确认。黑水公司人的子弹由外交部配发，具体数量都有记载。任何开了枪而不汇报的黑水公司人都会立即被辞退——团队中的其他人如果替他撒谎也会遭到同样处理。

在这些射击中，至少有一部分导致了伤亡事件——不过我承认，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确切数字。我的人是保镖，不是调查员。留在原地分析射击造成的后果有悖于我们尽快让受保护人离开危险的任务宗旨。“我们枪枪致命，不会去停下来检查脉搏。”一位前黑水公司雇员这样说。

结果显而易见，这几乎让伊拉克人或者说代表他们的新政府机构对我们没有任何好感。例如，2007年2月，美国外交官正在司法部开会，在司法部大楼楼顶上执勤的黑水公司狙击手遭遇了子弹袭击，他立刻反应，对着附近一座大楼阳台上的3个潜在威胁开枪还击，将其击毙。一份伊拉克警方报告将那次黑水公司开枪事件描写为“恐怖行径”，但是，外交部内部调查报告认为我们的枪击事件属于防御性质，目标明确，使用得当，而且“符合相关规定”。

3个月之后，我的一个人开枪重伤了一位红色轿车司机，当时我们的车队正在伊拉克内政部门前通过，这位司机的车子没有与车队保持安全距离。我们的枪手做出手势，并用阿拉伯语大喊“停车”，但是这位司机拒绝听从——黑水公司人先朝他的水箱开枪射击，在没有起到阻止他的效果后，再朝他的前挡风玻璃开了枪。这次合法射击引发了我们的雇员和伊拉克内政部部队之间的武装僵持，最后在一个过路军车车队指挥官的调停下才打破僵局。当时，伊拉克内政部的美国顾问马修·德根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这种枪击事件“可以破坏过去四年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现在，有很多人对此都感到义愤填膺。”

随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以东大路上又发生了枪击事件。根据一支美国工兵部队的报告，当时我们的安保车队正在执行保护美陆军工兵雇员的任务，这时一辆“黄白相间的出租车”以“极高的速度”朝车队驶来。我的雇员最终朝那辆车开了枪，击伤了三位伊拉克平民。对于黑水公司的这种“牛仔”方式，有多种推测。唯一的问题是我的人那一天根本不在基尔库克附近。开枪的人其实是来自英国“厄里倪斯（Erinys）国际公司”。到2007年后期，即使在伊拉克已经有了170多家私营安全公司，只要发生了承包商开枪事件，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是黑水公司的人干的。

正如我们公司的批评者一眼就看出来的那样，黑水公司发生了195次枪击事件，相比戴恩公司和三蓬防务两家的总和都要多。这两家公司和我们一样也是美国“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的承包商。结论似乎不容置疑——只是没有放在实际环境中去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我们同时在伊拉克执行任务的两年多时间里，黑水公司执行了16 000次人员安保任务，因此，数字195表明我们发生枪击事件的概率是我们执行的任务的1.2%。在几乎99%的时间里，我们根本没有开枪。

尽管我努力不去拿我们和其他公司做比较，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我们公司自己执行任务的次数比另外两家公司所执行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任务的总和还要多。那些撰写（并要求我们必须执行）规则手册的人，似乎对于我们的做法没有什么异议。“黑水公司的行为显然得到了国务院的默许，这也是国务院期待他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是国务院负责对承包商进行监督的。”2007年，杰克·霍里（Jack Holly）对《华盛顿邮报》这样说道。杰克是位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担任美国陆军工兵的后勤主任期间曾经负责监督几家私营安保公司。“如果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是可以改变。”

在伊兹迪哈尔大院爆炸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像每个早晨一样，黑水公司人拿到了当天的任务通报，也收看了最新的安保情报。通报内容包括每台车中每位黑水公司人员的具体职责和任务。那天早晨，国务院地区保安官向我们的人强调了交战规则，以及使用武力的具体步骤——我们的人当天都一一遵守了这些规定。

自2007年9月16号以后，关注点开始转移，他们开始问黑水公司人在武装冲突中本应该意识到什么？或者本应该预知些什么？或者本应该采取什么不同的策略？这种质疑自从战争出现以来就有了，现在提出来太容易了。但是，我不在现场，我无权事后评论我的人在瞬间做出的判断。当天在尼苏尔广场所发生的具体细节成为冗长的诉讼过程以及大量媒体报道中反复提到的话题。我下面的描述来自政府调查报告、国务院无线通话记录、照片、新闻报道以及黑水公司人在法庭上的宣誓证词等原始资料，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理由怀疑我的人的证词。

有可能当“乌鸦23”的安保人员挥手示意司机停车时，阿勒鲁比亚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这是一种猜测。但是，不论出于什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的原因，那辆白色起亚轿车那天没有停下来。最终，斯劳夫相信黑水公司人面对即将发生的严重威胁，于是，他扣动了扳机，射出一颗子弹。子弹冲过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击中了司机的额头。如果有更多时间来衡量潜在威胁，可能斯劳夫会注意到那位20岁的年轻人并不是车里的唯一人员，或者他并不是在自言自语，或者其他一些特征，这样他就会知道那位年轻人不是汽车炸弹恐怖袭击者，而只是一位开车和妈妈一起途经这里的医学院学生。

在阿勒鲁比亚被击中片刻之后，坐在这辆白色轿车中的妇女梅哈欣·穆赫欣·卡迪汉姆（Mehasin Muhsin Kadhum），这位46岁的病理学家怀抱儿子那毫无生命迹象的身体，开始大声呼救。现场交警阿里·哈拉夫冲向汽车，从司机一侧将身体伸进车内。他也在高声呼救。那辆起亚车，在自动传输轴的作用下，而且阿勒鲁比亚的右脚可能还搭在油门踏板上，继续朝着黑水公司车队冲去。这位交警也是一个威胁吗？我的人在想，他是在让车继续冲向我们的人吗？

仅仅十天前，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就针对伊拉克安全部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黑水公司人多年来就一直熟悉的一个事实：伊拉克安全部队腐败严重，“内政部只是徒有虚名，”委员会主席、前海军陆战队将军詹姆斯·L·琼斯（James L. Jones）这样说道。“拉帮结伙、腐败现象充斥着伊拉克内政部，使该部门无法有效行使为伊拉克人民提供国内保护的职责。”我们对任何身穿蓝色警察制服的人员都不信任。

突然，我的人看到远处枪口喷出的火花。AK47子弹射在了我们的车身上。“紧急呼叫！紧急呼叫！紧急呼叫！”绿区中国务院的战术行动中心传来了“乌鸦23”小队刺耳的呼叫声。斯劳夫后来说道：“我开始受到车后部大约50米开外的来自交警岗亭方向的射击”，“我开始调转枪口朝着向我们开枪的方向射击。”他开始反击。人声嘈杂的环岛顷刻之间变化了一次全面作战行动的战场。

当斯劳夫向袭击者开枪时，在远处，第二个交警冲向白色的起亚轿车。黑水公司车队4号装甲车车顶上的枪手杰里米·里奇韦（Jeremy Ridgeway），可以看到汽车依然朝着我们缓慢驶来。每个人都在尖叫。危险依然没有解除。因此，里奇韦瞄准了车，冲着前车窗，他的M4突击步枪射出多发子弹，当场将卡迪汉姆打死。更多黑水公司人参与进来，朝着汽车射出更多子弹，希望能够让车停下来。

那几位交警逃回他们的岗哨中，“乌鸦23”的几位枪手一直在瞄准镜中锁定他们，另一个黑水公司人朝着起亚车扔出一个手榴弹。手榴弹在起亚车的下方爆炸，将车炸飞。巨大的爆炸引燃了油路，起亚车瞬间被大火吞噬。

从环岛四周射来更多子弹，枪手中有身穿军装的，也有身穿便装的伊拉克人。那时，武装分子和伊拉克警察手里拿的都是AK47步枪。这些身穿蓝色制服朝着我们的车队瞄准的人是乔装打扮的敌人吗？或者这些人就是伊拉克的军方人员，只是被牵扯到这场同邪恶的承包商雇员的枪战中了？我的人开枪反击，清脆的射击声，夹杂着大声叫喊以及挡风玻璃被击碎的噼啪声。“我们在尼苏尔广场遭遇枪战，请求空中支援！”我们的人开始通过无线电发出求援。“‘乌鸦23’报告：伊拉克警察朝车队开枪了！”

街上到处都传来了射向我们的人的AK47子弹的枪击声，黑水公司卡车的白色装甲被打得凹凸不平。他们所经受的训练告诉他们应该迅速撤离这里——躲开危险地带——“乌鸦23”小队的人员非常希望能够采取撤离行动。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发生了后来很多主流媒体报道中都未曾提及的一个细节，一颗子弹射在了我们由铅制护甲保护的卡车下面的地面上，又反弹起来击碎了冷冻液传送管。这辆车是从运钞车改装而成的，与你在银行经常看到的那种车一样，是由国务院配发给我们的。车虽然有了护甲保护，但是根本无法经受战场的检验，车底盘下面的脆弱的散热片装置没有任何防护。突然，冷却剂四散喷出，在黑水公司人射出的5.56毫米铜制空弹壳周围形成了一个个水坑。司机开始打火，但是，车纹丝未动。车的电子控制模块，也就是所有重型卡车都安装的监控发动机性能的现代车载计算机系统，监测到车辆不具备启动条件。后来，国务院的一份初期事件调查报告（撰写者是行动中心的一位黑水公司员工，但是在报告发布前，获得了国务院驻伊拉克地区保安官副手的同意）写道：“黑水公司小队在自卫还击的同时试图开车撤离最初的埋伏地。”“但是，”报告继续写道，“小队队长‘壮汉’（BearCat）的车辆在袭击中受损，无法启动。”

更多子弹打在黑水公司卡车的车帮上。于是，车队通过无线电通知了佩尔兹曼的撤离小队，坚持让他们离开广场。“乌鸦23”小队成员跳下卡车，开始向被击中的车辆上系拖车绳索。

其余队员只要看到喷火的枪口，就保护自己予以还击。平民纷纷蜷伏在他们的汽车车座后面，保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辆蓝色大众轿车在环岛南侧试图掉头，结果招来了一顿子弹，整个后挡风玻璃都被打飞。这辆车一头扎在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台上，车内鲜血喷射出来。

尼克·斯莱顿（Nick Slatten），我们3号车的狙击手，看到远处大树后面有两位枪手，于是射出两颗子弹，击中了其中的一位。在我们最后一台车中，达斯廷·赫德朝起亚车后面的一个枪手射出了10发子弹，击中了目标，但是目标并未停止射击。赫德换上枪榴弹发射器，射出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在远处传来。

我们刚刚把拖车绳安装好，一架“小鸟”直升机也来到空中，从空中更好地瞭望着地面态势。车队开始向环岛西南角驶去，我们的枪手随时朝着可能的威胁射出子弹，最后，我们的车队终于跌跌撞撞撤离了现场，并最后摆脱了与敌人的纠缠。

黑水公司人员估计，在环岛里这几位混乱的几分钟中，大概有8至10位攻击者朝我们车队射击。“乌鸦23”小队中没有人受伤。但是，他们留下的破坏效果却非常明显：大树、电线杆以及广场最南端的大楼都被子弹射的弹痕累累。很多车都被摧毁了。大约有几十位伊拉克平民被射中，其中11人丧生。（后来伊拉克当局又声称17人死于此次枪战。）死者年龄从9岁到55岁不等，有些人是在逃离现场的过程中被射中的，可能是被错误当成了逃跑中的武装分子。这是在伊拉克战争中涉及承包商的最血腥事件之一——很快就变得众所周知。

我最早听说这次枪击事件时，正和家人待在一起。公司一位管理人员发来电子邮件，提到我们的人在伊拉克出事了。他告诉我，关于事件的详情还在搜集之中，但是，我要准备好这一周可能要延长工作时间了。实际上，此次枪击事件引发了一场很大的国际争端，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很快，十分清楚的是，到了2007年后期，不只是武装分子在盯着我们的人了。

“乌鸦23”小队一回到“绿区”，外交安全保卫局的人员就一一询问了我们的19位小队成员。根据国务院驻伊拉克地区保安官马克·亨特撰写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计划执勤中使用武器情况报告制度》备忘录的规定，黑水公司人员在发生射击事件之后，都必须立刻向战术行动中心汇报情况。正如一年前圣诞前夜发生的事件一样，这些问询过程——以及每位被问询人员事后提交的宣誓不做假证的书面报告——都遵守加内特警告条款（Garrity warning）的约束。该警告条款如下（以下的斜体字是我加的）：

1. _______谨此应_______（他已向我表明了其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保卫局特工的身份）的要求提交如下证词。我清楚地了解，此证词的提出，将有助于官方开展针对履职中可能存在的潜在不当行为或不良表现的官方调查；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拒绝或者不能完全真实地提供此证言，我将面临处罚，包括中止国务院的环球人员保护服务合约。我还清楚地了解，我的证词和由于我的证词而获得的任何信息或证据均不得用于针对我的法律诉讼，除非我故意提供错误证言或信息，如果我这样做，根据美国法典第1001章之内容，我将可能受到法律起诉。

但是，此次调查中，他们恰好没有遵守这些成熟的规定。驻外人员保护计划的汇报制度允许国务院询问一个当事人，但是从未听说由国务院的人员在发生枪击事件之后逐一问询整个作战单位的所有人员。负责此次问询的外交安全保卫局特工特德·卡彭特（Ted Carpenter）后来做证说，这是他第一次被命令问询整个团队的每个人。后来，当他同其他枪击事件调查做了比对，他发现在此次枪击事件调查中，调查文件“主要包括涉及此次事件的人员（包括开枪射击的人员）的证词，小队队长的事后报告，可能还包括该安保小队中另外一个队员的证词。”对于我的人来说，似乎非常明显，这些国务院调查人员只是在以钓鱼手法问询我的人，以便获得细节来印证他们早已形成的结论。

同时，在我们车队驶离尼苏尔广场之后，几十位伊拉克国民警察立刻涌入广场搜集证据，开始着手他们的调查工作。在枪击案发生30分钟之内，美国陆军上校大卫·博斯莱格（David Boslego）就来到这些身穿蓝色制服人们的身旁。在枪击案发生时，上校正好在伊拉克警察总部。到下午一点半，负责监督巴格达地区军事行动的指挥官迈克尔·塔萨（Michael Tarsa）中校也来到枪击案现场。

军方对媒体介绍的事件经过，和我的人描述的截然不同。军方认为这完全是一次单方枪击案。塔萨对《华盛顿邮报》说：“一切迹象都证明，这是一次过度枪击事件。”这位中校又补充说，“我没有看到任何显示（承包商）被击中的证据。”军方报告得出结论：“没有发现敌人行动。”并将此次枪击案描述成为一次“犯罪行为”。当然，我的人、我自己都不同意这一评价结论。

枪击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国务院外交安全保卫局特工面谈了十多位伊拉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当天在环岛执勤的交警——他们声称自己看到了一切。同一天，“乌鸦23”小队成员被要求向国务院提交事件发生时的个人行动书面报告——斯劳夫、斯莱顿、鲍尔和赫德开始接受各类政府人员反复问询中的第一轮问询。

一夜之间，安保车队成员宣誓不做假的那些秘密证词——部分或全部——就被泄露给了媒体，他们都在急不可待地盼望从这次刚刚发生的黑水公司丑闻中搞到什么负面消息。耸人听闻的标题开始出现“黑水公司屠杀事件聚焦伊拉克雇佣军角色”。博客圈开始发问：“尼苏尔广场发生的大屠杀是否会延缓黑水公司的扩张速度？”

同时，在高强度的审查之下，护卫车队中的3个成员——亚当·弗罗斯特（Adam Frost）、马特·墨菲（Matt Murphy）和马克·米利（Mark Mealy）——开始承认他们对当天小队成员的行为感到不安。在一篇报道中，甚至提到“乌鸦23”小队的一位成员甚至为了阻止同伴开枪而高声叫道：“不！不！不！”当然，这些回忆也被媒体渲染的充满戏剧色彩。多年之后，一位华盛顿特区的巡回法庭法官将做出如下判决：“政府把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人所做的证词作为主要依据——这些证人包括‘乌鸦23’小队成员：亚当·弗罗斯特、马修·墨菲和马克·米利——但是，他们承认曾经阅读过这些新闻报道，显然，这就显示他们的部分证言很可能受到了这些内容的影响。”

枪击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外交安全保卫局的人员才终于来到交通环岛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主要检查了黑水公司人指出的对方枪手所在的位置。与军方和伊拉克警方的发现完全相反的是，卡彭特后来讲，“我们搜索了这些区域，收集到很多显然是AK47突击步枪的弹壳”，“我们对这些区域进行了拍照取证，包括子弹弹痕，以及搜集到的AK47弹壳。”回到黑水公司的基地，我们也对我们的装甲车车身上的累累弹痕进行了拍照取证——证明我们的车队遭到了敌人的直接攻击。

当然，根据“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的规定，我们必须保持随时保持这些车辆的完好无损。“乌鸦23”小队的装甲车必须立刻重返大街。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复水箱，重新给车身喷漆，也就基本上把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所需要的证据给毁掉了。但是，是国务院地区保安官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的，我们也就遵照执行了。

不久，国务院要求联邦调查局接受此次枪击事件的调查工作，到10月初，大约十几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来到巴格达，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调查取证，确定黑水公司雇员是否涉嫌违反美国法律”，《纽约时报》对此做了报道。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问询了有伊拉克警方确认的超过75名的伊拉克证人和受害者，也对我的人进行了几十次询问。当然，只要他们一踏出“绿区”，这些与国务院有工作关系的调查人员就需要保护。因此，出现了一个充满苦涩的讽刺场面，这些前来调查黑水公司人员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首先要接手黑水公司保安的护卫服务。（后来，联邦调查局对此做了其他安排。）

最终，这些政府取证专家无法确认从尼苏尔广场现场搜集到的口径为30毫米的AK47弹壳到底是我们的人还是武装分子射出的。“根据实验室的检验结果，联邦调查局的专家无法将2007年发生在伊拉克的一次致命枪击案中的空弹壳与美国政府承包商黑水公司的雇员所使用的枪支匹配起来，这就意味着武装分子有可能躲在交叉路口的密集人群中射出了这些子弹。”美联社一篇关于此次实验室检验的报道中在导语中这样写道。然而，在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中，他们的确在“乌鸦23”小队的1号车的水箱上发现了一发子弹，这发子弹就嵌在了水箱的网格中。这正是当天敌人射出的那颗从地面弹起射穿了冷却剂管，从而使车辆无法启动的那颗子弹。

尽管如此，司法部最终还是判决鲍尔、赫德、利伯蒂、斯莱顿和斯劳夫犯14项蓄意杀人罪，20项未遂杀人罪，以及在暴力犯罪中使用武器并开枪等罪名。（调查人员认为三人之死——起亚车中的两位成员和附近一位路人——可以视为对可能到来的威胁的合理应对措施。）

后来，针对斯莱顿的指控被取消了。出于我至今依然无法理解的理由，杰里米·里奇韦，我们的4号车的车顶主射手，也承认有罪，被判一项杀人罪，连带犯有未遂谋杀以及协助及教唆罪。他同意做出对自己的车队同伴不利的法庭证词。

在听到此次判决结果——以及里奇韦的认罪行为之后——我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我们在黑水公司的同事“非常失望和惊讶地获悉一位独立的承包商签约雇员表示他在2007年9月16日当天行动中犯下了错误”。我们自始至终对这些受到指控的人员提供了全力支持，我们坚信，因为“这些个人是在遵照美国政府制定的规则行事……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然而，除了这些被指控的个人之外，我的公司和我本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指控——这一点气恼了那些一心想要找茬的国会民主党议员们。众议员沙科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让这些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黑水公司也承担责任，是他们培养的文化导致了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如果被判有罪，这些承包商的签约雇员可能会在狱中度过余生，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个或其他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黑水公司却可能毫发无损。”

这并不是来自华盛顿的唯一反应。此次枪击案发生后不久，新就职的受民主党议员控制的众议院就迅速行动起来，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所有在伊拉克的美国政府承包商置于美国刑法的管辖之下。

与国防部签约的承包商雇员，依照现行法律，可以根据海外驻军管辖法（MEJA）对其判罪，但是对于像黑水公司这样的受雇于其他政府机构的承包商，可适用的监管法律却很不明确。因此，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议员大卫·普赖斯（David Price）的带领下，他们试图通过一项2007年的海外驻军管辖法扩大加强法案，意在将所有处于战区的承包商置于该法案的管辖之下。“正是因为法律存在漏洞，这一点不容置疑，”普赖斯说道，“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对发生在尼苏尔广场的此类犯罪行为加以惩处的借口。”

尽管布什政府坚持认为通过该法案将给“重大的必要的国家安全活动和行动带来意外和不可忍受的后果”，但是众议院依然以389票对30票的结果予以通过，但是，最后该法案还是夭折了。

某些参议员利用这个机会大肆表演。当普赖斯的法案正处于媒体热议时，时任参议员和总统热门人选巴拉克·奥巴马在几天后也推出了自己的2007安全承包商问责法案。该法案是他早先提出的2007军队与安保承包商透明及问责法案的翻版，其目的也是为了扩大海外驻军管辖法的覆盖范围。结果该法案也步其前任的后尘，中途夭折了。

不甘落后的希拉里·克林顿，时任纽约民主党参议员，于2008年初更进一步对承包商展开了全面攻击。她和来自佛蒙特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道，推出了“停止外包安全法案”。这一完全不切实际的法案要求只允许军方人员——而不是“私营雇佣军公司”，这是她用的词——来为国务院驻伊拉克外交人员提供安全保护。克林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本届政府就允许成千上万的配备有重型武器的私营承包商大摇大摆出现在伊拉克街头，他们不受任何法律或法庭的约束，也无法对他们采取问责”，“这些私营安保承包商表现得无法无天”。

对于他们对尼苏尔广场事件的指控，很多事情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最令我不解的是这一条：对我们的人提出的35条指控，是第一次按照海外驻军管辖法法案对非国防部承包商提出诉讼。此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生过多起承包商枪击事件，每起事件都可以被政府拿来示众，只要司法部想这样做（不过，我依然认为黑水公司根本不应该受到指控）。

那么，为何专门针对我的人？为何选择这个时间？我认为，答案是，我的人成了国务院的替罪羊。

此次枪击事件后几天，在一次接受付费采访时，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表示，尼苏尔广场时间构成了对他的国家独立的直接挑战。他对美联社讲道：“伊拉克政府对其公民负责，不能接受一个安保公司来大开杀戮”，“这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严重挑衅”。他补充说，“我们和美方进行了协调，将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事实真相，实施问责。”美国一方派出了赖斯（时任国务卿），她拜访了马利基总理，亲自对此次枪击事件表示遗憾。她表示将展开公正透明的调查，对对此事负责的人必须接受惩罚。

然而，到那时，参与此事的每个人都已经了解了黑水公司在国务院伊拉克事务中所扮演的关键和困难的角色。枪击事件发生后，为了安抚伊拉克人，国务院立刻停止了绿区之外的地面任务，因此让所谓的黑水公司恶行从巴格达大街上彻底消失了。问题时，如果我们不出动，国务院的人也不会出动。让我们停手也就意味着让美国外交官停止工作。因此，这项措施仅仅持续了三天时间。

甚至伊拉克政府（当时我们已经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也不是真的希望我们离开伊拉克。“如果黑水公司此刻离开伊拉克，就会留下安保空当，因为大部分驻伊拉克使馆和在伊拉克开展工作的大部分外国机构的安保工作都依赖承包商来完成，”伊拉克安全部队发言人奥赫欣·阿勒谢赫里（ahseen al-Sheikhly）在尼苏尔广场事件发生后不久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了这一点，“这将带来安全失衡。”

此外，尽管他们非常恼火，但是伊拉克人没有权利惩罚我们。事件发生后不久，内政部发言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哈拉夫少将（Abdul-Karim Khalaf）就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他宣布：“我们已经撤销了黑水公司在伊拉克工作的许可证。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他们在伊拉克共和国的任何地点开展工作。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所有对星期日枪杀案负责的人都将接受伊拉克法律的审判。”但是，这些话纯属假消息：黑水公司根本没有从伊拉克内政部获得什么许可证书，因此也不会有什么撤销之说。在尼苏尔广场事件发生后之前几个月时间里，我们的许可证需要年审了，但是由于这个腐败的部门内部屡次提出贿赂要求，年审工作一拖再拖。在这种局面下，国务院地区保安官告诉我们，不用年审了，就这样继续工作就可以了——毕竟我们只是为国务院服务。

然而，许可证以及让伊方获准承包商在该国开展工作等事务，倒是给了伊拉克内政部一个施加影响力的抓手。到2008年年初，相比弄清楚尼苏尔广场发生的事实真相，美国外交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伊拉克方面的合作。

回到2004年6月，当布雷默领导的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准备向伊拉克过渡政府移交权力时，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重申允许多国军队“在伊拉克过渡政府的要求下”可以继续留在该国家。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所有指令——包括经常谈到的涉及承包商“豁免权”的第17号命令——都作为一揽子法律框架内容移交给了这个主权国家。但是，该决议的期限是2008年12月31日。此后为了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伊拉克，两国之间必须签署军队地位协议（SOFA）。

美国和100多个国家都签署有此类协议，美国在这些国家都有长期驻军。每份协议的内容都不尽相同，有的只有3页纸（例如2002年我们和东帝汶签署的协议），有的长达150页（例如1966年同韩国签署的协议，该协议还有30多个附件）。这些协议覆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士兵犯罪和民事管辖权、税费征收、携带武器的权力、无线电频率分配以及海关规定等。对于此类协议，东道国和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之间具有很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在总统最后签署这些法案之前，他们之间必须做好谈判工作。每次都一样，据国会研究局介绍，“最常见的谈判重点是对驻扎在外国的美方人员免受该国司法审判的法律保护问题”。这也包括承包商的人员——当我读到这里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可能有麻烦了。

此次和伊拉克进行的军队地位协议谈判任务很重，从一开始，国务院和国防部就在执行布什总统关于必须保证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的命令，而且是“许多年”的存在，以便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稳定，避免该国家受到来自邻国叙利亚和伊朗以及极端分子的影响。据报道，美国谈判代表要求为美国保留50处军事基地，要求美方具有在不事先获得伊拉克批准即可逮捕恐怖分子嫌犯的权力，以及控制伊拉克领空的权力——以及为美国民间承包商提供法律豁免权的事项。

在谈判的另一方，类似穆克塔达·萨德尔及其在伊朗的支持者之类伊拉克激进分子，则指责美国是“横行的毒瘤，必须加以清除”。他们给马利基施压，不要接手任何条件，只要求美国彻底撤军。这引起了这位总理的注意：美国最初的提议将“严重影响伊拉克主权”，马利基对记者说，“这是我们永远不能接受的”。

涉及承包商的事，国务院做了一些公开姿态，让伊拉克人看到国务院会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务院承诺将在每个执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任务的车队里安排一名自己的外交安保特工人员（尽管当时在巴格达总共只有36名外交安保特工），另外，将对所有无线对讲通话录音，并在每辆车里安装摄像头。我们发现第三条建议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两年前，当黑水公司被诬告执勤中行为野蛮时，我们就曾经要求国务院允许我们在每台车里安装摄像头。我们知道，如果有了任务影像记录，将会洗刷人们对我们的种种离奇说法。我的人甚至都已经选好了经济实惠的“猎犬牌”系统——正是所有警车中安装的那套系统。然而，身处华盛顿的国务院官员于2005年5月拒绝了我们的提议，因为他说国务院的律师们“不满意”摄像头这个建议。

然而，除了以上这些公开姿态，国务院意识到，在军队地位协议谈判中，摄像头和电台通话记录根本不能满足感到受到冒犯的伊拉克政府了。《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国务院内部报告提到：“自从尼苏尔广场事件之后，书面和广播媒体开始把美国黑水公司及其雇员称为‘私有化战争中的雇佣军，战争爪牙，滥杀无辜的枪手，为钱而战的战士，受雇的枪手’”。报告还说：“几乎全球的观察家都表示愤慨，黑水公司——以及其他私营安保公司——竟然能够作为‘私营公司’游离在灰色司法地带，因为……美国没有和伊拉克签署正式军队地位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国务院人士越来越感到，由于人们对我的公司的偏见，这就意味着赖斯给伊拉克总理承诺的“公众和透明的调查”将很难实现。

终于，在2008年11月，瑞恩·克罗克大使和伊拉克外交部长霍希亚尔·泽巴里（Hoshyar Zebari）签署了长达24页的“美利坚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就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及其在伊拉克暂时存在期间的活动组织协议”。至今我依然认为，对黑水公司人员就尼苏尔广场事件的起诉是他们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据报道，“司法部几周来一直在考虑针对黑水公司保安提起过失杀人罪和侵犯人身罪诉讼”，然而，只是在伊拉克总统委员会正式于2008年12月4日批准了军队地位协议之后，对我们的人的判决才宣布。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

这是布什总统在任期间最后签署的法案之一。自2009年1月1日开始，伊拉克允许美国在伊拉克保留130 000名军人，直到2011年12月31日——同时，伊拉克政府被允许对在这个国家开展工作的美国承包商行使司法管辖权。而且，未来将有更多的私营承包商进入伊拉克开展工作。

于是，国防部领导的军事任务被完全移交给国务院领导的外交团队，但是，这个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并没有看到多少稳定的迹象。“恐怖分子和武装组织不再那么活跃，但是依然不肯罢休；伊拉克军队继续成长壮大但是依然没有能力遏制地区行为者；在伊拉克颇有争议的内部边界线上，种族紧张局势依然存在，”美国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给出了以上不祥评价，“尽管政府终于组建完毕，但是这个政府的团结稳定依然有待观察。”该报告继续写道：“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以及一些卫星网点，例如，摩苏尔城外的前方作战基地每天都受到迫击炮和火箭筒袭击的威胁。”

随着美军撤军日期的临近，国务院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了军方的支持，国务院在伊拉克即将面临的安全问题不仅将是巨大的，而且将是闻所未闻的。边境线上的恐慌是可以预见的。“确保在伊拉克地面和空中活动的安全，对于国防部目前和将来的部署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这些活动之所以可以得到安全保障，是因为我们拥有强大美军的支持，”国务院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在写给国防部副部长的信中这样说道，“对于我们而言，持续的后勤和人身安全支援，非常必要。这种支援的规模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对于国务院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帮助外交官完成他们在伊拉克的使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其主席是民主党议员约翰·凯利（John Kerry）——建议国会增加预算，其用途只有一个：雇请更多的承包商。这笔账太好算了。如果国务院不去聘请5.5万名私营安保人员，以及数千名各类“生命之源”的承包商雇员，由他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使馆内和遍布伊拉克各地的前哨站上的联邦雇员提供食品、医疗、航空服务，美国作战军队就不可能回家。毕竟，这里依然是战区。必须有人站岗放哨。与此同时，在国内，在华盛顿，我的同事和我正在准备打另外一场截然不同的战争。

2007年9月27日，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对于每个人都是忙碌的一天，尤其是对我们的律师更是如此。公司团队的每个人都还在试图弄清楚前几天从尼苏尔广场传来的消息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是我们要弄清楚这些。枪声几乎还没停多久，另外一封信函就又送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写信人是国会议员韦克斯曼。他宣布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将举办针对黑水公司的听证会。显然，对他来说，2月对承包商效益进行的走过场式审判，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打击效果。从尼苏尔广场事件中，韦克斯曼又看到了新的攻击目标。听证会邀请函这样写道：“此次听证会将主要关注黑水公司美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任务及其表现。”“审查要点之一是，政府对私营安保承包商如此高的依赖程度是否符合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另一个问题是，贵公司的具体行为到底有助于还是有碍于美国使命的完成。”有很长一会儿，我眼睛直直盯着手中的信。

我知道韦克斯曼早就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闻名——只要这个目的符合他的日程表。记得1994年，大烟草（Big Tobacco）公司的七位高管在他面前做证说“尼古丁不上瘾”，因此被永远列入耻辱簿中。2007年3月，当瓦莱丽·普拉姆的中情局秘密特工身份被时任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泄露给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之后，此后也是在他的听证会上，瓦莱丽·普拉姆第一次正式发声。随后的一个月，就军方掩盖帕特·蒂尔曼死于友军误击的真相一事，韦克斯曼再次向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发难。我还知道，2007年7月，仅仅因为韦克斯曼提到了即将对“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有毒拖车简易房”（他就是用的这个词）进行听证会，这家机构就立刻宣布对两年前为卡特里娜飓风灾民搭建的临时简易房中的甲醛含量进行检测。

早在2006年对这位新任委员会主席的介绍性报道中，《时代周刊》就预见到“韦克斯曼可不是什么坚持公平的揭发贪污腐化者”。民主党人士和业界组织都说，他的调查热情仅限于保守派目标：在克林顿时期，他一直都在阻止国会开展调查，包括针对白宫选举筹款活动的调查。而且曾经有一次，当共和党人士公布针对解雇白宫行程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事的调查报告时，他还率领全体民主党议员退席。尽管用韦克斯曼的话说，他承诺将实施监管，但是在共和党看来却“更像是一场巫师大追捕”。现在，我成为他的追捕目标了。

过去几年对我的所有负面关注都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旅行时我更愿意乔装打扮、隐姓埋名，只要完成政府客户交办的任务就行了。在面对大批摄影记者时，我还经常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及家人的隐私。我喜欢为人低调。但是，在2007年年中，我白手起家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公司，正在被华盛顿的政治派系之争拖垮。毫无疑问，此刻如果我不为公司站出来，可能就不会再有机会了。当我看着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发来的信函时，一位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了罗斯福总统一个世纪之前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一段精彩演讲内容：

起作用的不是评论家；也不是那些指出强手如何犯错误或是选手本应该采取哪些更好战术的旁观者；荣誉属于竞技场中的竞技者，那些脸上沾满灰尘、鲜血和汗水，奋勇搏杀，犯下错误却又屡屡站起的人。任何努力都会伴随错误和失误。但是，他充满激情、全身投入，为了正义事业而战。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会品尝到胜利的喜悦；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失败，至少他已竭尽全力。因此，他绝对不会与冷漠和胆怯的灵魂为伍，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胜利，什么叫失败。

我下定决心，为了所有与黑水公司有关的人，我将去做证。我不会再派我们的某位总顾问前往。我清楚我将再也不会躲在暗处发号施令了。如果国会真想对我们开火，我挺身而出的时候到了。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其他普林斯集团高管对我亲自参加听证会提出强烈质疑，他们担心当我面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客们对我们公司表现的质疑时，可能会失控，冲过去狠揍他们一顿。当然，这主要是在开玩笑。另外，国务院却真的非常担忧我可能会大谈我们的行动机密——尤其是黑水公司人在伊拉克的每次行动都受到国务院的直接指挥这一事实。由于这种担忧，那个9月的一天，我们收到的不仅仅是韦克斯曼的信函。国会的邀请函刚到我们在弗吉尼亚的办公室，弗雷德·罗伊茨——黑水公司负责合同履约的最高官员，就接到了国务院负责合同的官员基亚扎恩·莫尼彭尼（Kiazan Moneypenny）的来信。

莫尼彭尼几乎是要完全搞砸这次调查行动。莫尼彭尼的来信这样写道：“此信旨在通知黑水公司，美国国务院要求贵公司严格遵守‘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中关于合同内容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她例举了“未经许可不得接受媒体采访”这一合同条款，然后总结道：

从以上条款中可以明确看出，合同履行期间所生成的所有文件和信息资料的所有权均完全属于国务院。为此，我谨命令黑水公司不得泄露依照合同所产生的任何文件或信息资料，除非得到本合同官的书面授权。

她基本上是在要求我们不得向韦克斯曼领导的委员会提交任何背景文件，我在国会和电视上出现时，几乎只能一言不发。

这还不是那同一天传递给我们办公室的最离谱的要求。不久，丹尼尔·卡拉汉，那四位费卢杰家庭的律师，也似乎是这些国会调查的脚本撰写者，就给我在普林斯集团的私人法律顾问打来了电话。

约瑟夫·施米茨律师已经在我的公司工作两年了。此前，从2002年至2005年，他曾经是五角大楼的总监察长，在其领导下的办公室拥有1 250位现役和文职人员，专门负责军队的防浪费和防诈骗工作。离开五角大楼后不久施米茨就来为我工作，既担任法律顾问，还兼任普林斯集团的首席运营官，负责黑水公司和位于密歇根州的普林斯制造厂的运营工作。卡拉汉的办公室就在我位于麦克莱恩–泰森斯大道1650号第八层的办公室的隔壁。因此，他一接到施米茨那令人意外的来电，我几乎同时就获悉了这一消息。施米茨提出了一种调解方案。

那天下午那位民主党加州政客要求我到他的国会委员会前参加听证会，而同时那位加州法庭辩护律师又重新冒出来提出了调解方案。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什么巧合。在电话里，卡拉汉坚持说黑水公司可以“埋葬”媒体负面报道，前提是“拿出2 000万美元，每个家庭500万美元”。

我们明白，作为这四个家庭的律师，从意外事故诉讼代理费中，卡拉汉通常可以从调解费中获得25%或从法庭判决费用中获得30%。经过与我们公司多年来的无果诉讼，如果能拿到500万，对于卡拉汉来讲，听起来一定很不错。

2007年10月2日，我先到我所在的麦克莱恩教区参加了一个弥撒。妈妈埃尔莎在密歇根州的家中的一天是从祈祷开始的。

我对此类国会场面完全没有经验，但是，显然这将是一场煎熬。为了有备而来，我带上了黑水公司开始执行伊拉克任务之后的所有内部事故报告文件。我仔细研读了“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中对我们在莫约克的人员的培训要求，也详细阅读了对我们这些承包商参加海外战术行动的要求。我们请来了BKSH环球公司——人力资源巨头伯森–麻斯泰勒（Burson-Marsteller）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来操练一下如何面对这些政客可能对我们公司提出的各种攻击。几乎一周时间内，罗伯特·塔潘（一位前国务院高级公共事务官员，目前他在为BSKH公司工作）及其团队主办了多场听证会进行演练，以便让我适应国会的调查程序。

在参加听证会前夜，我收到了两个人的打气电话。这两个人对于我的一生影响深远。第一位是查克·库尔森，前白宫特别顾问，他曾经于1970年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政治发言人”——这是尼克松总统的原话。后来他因为在水门丑闻事件中妨碍公正而被判入狱7个月。库尔森后来总说“我是自愿入狱的”，“我咎由自取”。在狱中，他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变。他发起组织了狱友牧师团，将他生命中最后40年的时光全部投入感化狱中人犯的事业。对于我，他就像是一位导师一样。

另外一个电话来自奥利佛·诺思，前海军陆战队员，他在里根总统时期发生的伊朗反政府丑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因此而闻名于世。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私下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金钱以及让伊朗方面释放他们扣押的美国人质。不仅这样，美国政府还暗中将其中一些资金转移到尼加拉瓜，用于扶持与桑地诺政府作战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你是一个‘海豹’，”诺思告诉我，“而我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我参加了大约45场听证会。就这么一次听证会，你完全可以应付得了。”这些电话对于我来说意义极为深远。

当我到达雷伯恩–豪斯办公大楼时，刚过10点钟，2154房间前我们排的长队已经一直沿着白色大理石走廊延伸开来。我在一群律师和顾问的簇拥下走进议会大厅，他们中间包括加里·杰克逊，他是专门从莫约克飞来参加此次听证会的。巨大的蓝色地毯一直伸向两排木制讲台，后面是委员会成员的座位。我在几英尺外面对他们坐下，面前的一张巨大的褐色桌子上简简单单摆放着一张白纸名签，上书：普林斯先生。

在当天各大媒体上几乎都刊登了的听证会现场报道中，对我是这样描述的：我身穿一套蓝色西装，笔挺的白衬衣，扎着红色的领带——可能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显然认为我会身着‘海豹’的作战服出现在这些国会议员面前。（我是几天前特意在尼曼百货选择的那身蓝色西服，它是整个店里最轻薄的一套西服，当我看到衣服的价签时，我几乎窒息了。但是我的顾问告诉我，有那么多的摄影灯和挤进来的人群，届时听证会房间里的温度会上升的。我是不会让任何人看到我冒汗的。）

那天上午，我的身后就坐着黑水公司的律师史提芬·瑞安，麦克德莫特律师事务所政府策略和政府合同部门的合伙人和总经理。他身后两排的座位上是唐娜·佐夫科和其他费卢杰家庭成员：朗达·蒂格、乌内·巴塔洛纳及其女儿克里斯托。佐夫科后来对一位《克利夫兰公平交易者报》记者说，相比三年前她首次看到我，当时的我看起来完全变了一个人，“好像生活把他压垮了”。也许，她说对了。

至少，我新近被允许在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前比较自由地阐述我的观点了。在国务院发来要求黑水公司保持沉默的第一封信函几天之后，莫尼彭尼在国会的指责下低下了头，又给我们发来了第二封信，口气缓和了不少。“我理解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要求黑水公司提供某些文件和信息，”她在2007年9月25日的信中这样写道，“（国务院）不反对黑水公司根据要求向该委员会提供非保密的文件。如果任何以上文件引发关于披露隐私信息；敏感、安全和作战信息；或者专属数据的担忧时，我们要求你们在将上述文件提交委员会时，向他们提出这些担忧，这样委员会成员就可以对其加以妥善处理和保护。”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听证会上，任何人都没有对引发此次整个听证行动的事件提出质问。在我出现在国会调查委员会的前一天，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尼苏尔广场枪击案进行调查。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时机的选择不可能是偶然的，是有人试图将媒体注意力从该案件身上吸引开来。我的看法却与此迥然不同：一旦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此案，就似乎表明我的人有麻烦了。我一直认为，只要联邦调查局不介入，让我能够把整个案件讲清楚，证明我们的人是无辜的，那就很难对我们的人提出指控或进行迫害了。

鉴于尼苏尔广场枪击案已经不在听证会的议程上了，韦克斯曼被迫在他的开场白后面又增加了以下内容：“今天早晨，司法部给本委员会发来信函，要求我们随着事件的最新发展，此次听证会上，本委员会将不再对发生在9月16日的事件举行听证。”

于是，这些委员会成员们就只能将他们对黑水公司以及我们所做工作的长期不满和误解一一抛出了——他们并非不愿意这样做。“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直接对在费卢杰被害的黑水公司员工的家人说的。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现场。”韦克斯曼在开场白最后这样说道，“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认为黑水公司不必为我们政府中的任何人负责任，我想让你们知道，今天，黑水公司必须解释清楚！”

一如既往，这位主席的表现很加分。就是这种夸夸其谈的风格，不久就促使《华盛顿邮报》此后定期对那些“将议会的监管职能提升到更高层次”，因此“极大提升了他的委员会的知名度”的国会议员们开出了“本周韦克斯曼之星”的讽刺称号。然而，在那一天，他的委员会却一直都在费尽心机为他们这种风格多配上点实际内容。

在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当我一边用手转着一支白色圆珠笔时，这些议员们也在结结巴巴地抛出一个又一个充满偏见的质询。

韦克斯曼说道：“通过使用军事任务承包商，今天的美国的确经历了一场相当精彩的前无古人的实践。”只是几乎几个世纪以来都有证据显示这并非什么前所未有的事务。

“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我们必须问清楚，（黑水公司）是否打造了一支无需对美国政府和任何其他人负责的雇佣军影子部队。”马里兰州民主党议员伊莱贾·卡明斯说道。只是，黑水公司压根就没有这样做。

“我……担心，纳税人被忽悠了，我们为每位黑水公司承包商雇员付出了高出每位美军士兵五倍的代价。”密苏里州民主党议员威廉·莱西·克莱说道。只是，这也从未发生过。

“你做的就是剥夺了（安德鲁·穆恩的）奖金，7月4日国庆日奖金、圆满完成任务奖金、圣诞节奖金。他自费回的家，因为他无法再为你工作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议员保罗·霍兹就圣诞前夕枪击案这样说道，“难道普林斯先生，这就是你所谓的企业责任？”的确，是的。（在听证会后，穆恩的律师斯图尔特·赖利致信该委员会，指责这位议员的责难口吻使用不当。）“人们会想象犯下谋杀暴行的人甚至未被起诉，”赖利稍后对一家西雅图报纸这样说，“无罪推定到哪去了？”2010年，司法部决定不因巴格达枪击案对穆恩发起诉讼。

一而再再而三，议员们抓住每人手中的时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向我发问。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议员埃莉诺·霍姆斯·诺顿问我，黑水公司的休假和退休计划是什么样的。戴安娜·沃森，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却开始攻击起了那位在广播上很出名的右翼人物林博，以及那些“对伊拉克行动持批评态度，把我们的士兵称为‘冒牌’战士”的人。

“我很气愤，”她声称，“你也应该感到气愤。”

我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我应该表达我对美国医院的尊敬，他们甚至在一天时间之内，竟然要被召集起来考虑如此多的问题。在我来到国会山之前的几周时间里，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已经举办了数次听证会，听证的主题也五花八门，从中情局泄密到糖尿病药品——因此不用说，我应该比这个委员会中的任何成员都对私营军事任务承包商行业更加了解。但是，我三番五次看到一些国会工作人员急匆匆进入会场，往某个议员前面塞上一张写着准备好的问题的纸，而那些议员们却似乎根本不知道这张纸上写了些什么内容。我一面反复纠正他们的各种误解，一面清楚地意识到，不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听不懂我的回答，而且，他们其实连他们自己的问题也没有搞懂。

“此次听证会显示一个有趣的同时也让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国会对私营军事任务承包行业了解甚少。”布鲁克林研究院的彼得·辛格写道，他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两党的政治家都在反复试图弄清楚围绕160 000名在伊拉克的承包商成员的最基本事实：从承包商的人数和任务，到他们的地位和责任，或者这种地位和责任的缺失。显而易见，对于他们中间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不得已考虑这一问题。”

当然，有一些指责我还是愿意给出回应的，这些问题大都涉及金钱，这个所谓的万恶之源。而如果这些政客可以将钱的问题和悲剧捆绑在一起，那只能说明他们的表现是在哗众取宠。

回到2004年11月27日，总统航空公司的一架CASA C212型飞机N960BW——即大家熟知的“黑水61”飞机——刚刚从阿富汗喀布尔以北50英里的巴格拉姆机场起飞。飞行目的地是法拉赫，这个国家的一个省府城市，大约在西南方450英里开外。因此，在其飞行航线上要穿越高耸的兴都库什山脉——翻译过来就是“印度杀手”。

两个月前，总统航空公司刚刚赢得了3 480万美元的订单，负责在阿富汗境内运输部队及给养，此次任务中，这架CASA飞机装载着400磅81毫米迫击炮弹，还有两位军人乘员：一级准尉特拉维斯·格罗根和专家哈利·米勒。事后我听说，在飞机起飞前最后一刻，正在朝着3号跑道滑翔的飞机被叫停了，然后，陆军中校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登上了飞机。

麦克马洪是军刀特遣部队的指挥官，这支部队的任务是负责监督阿富汗西部地区的重建工作。据称，这一天他正在要赶回所在部队。刚过七点半，“黑水61”从巴格拉姆起飞，很快就爬升至海拔1万英尺高度。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慢慢了解了那天早晨在那架飞机上的人员的很多事情。他们的背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机长诺埃尔·英格里希（Noel English），一位37岁的英国人，具有丰富的山地飞行经验。他持有运输机飞行员证书，共计飞行了57 000小时——飞CASA C212机型的时间也几乎有700个小时了，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地区那些没有导航设施和无跑道的地面条件下起降的。

洛伦·“屠夫”·哈摩（Loren“Butch”Hammer），35岁的副驾驶，已经拥有了22 000的飞行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西部崇山峻岭和山谷沟壑中空投山火救火队员。在那些飞行任务中，他也担任副驾驶，所飞机型也是CASA。这也为他后来在总统航空公司和自己的团队一起进行低空飞行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那天前往法拉赫的飞行中，黑水公司的空中机械师梅尔文·罗（Melvin Rowe），43岁，系上安全带，坐到了驾驶舱中的折叠加座上。从严格意义上看，他并不属于机组成员，但是他却是三人中在阿富汗时间最长的人，也为当天的机组提供了另外一套导航工具，那就是他那双在兴都库什练就的从不迷路的眼睛。

英格里希和哈摩都是在我们和五角大楼签订了合约之后一周内被我们雇佣的。英格里希于11月14日抵达这个国家，两周内已经飞行了30多个小时；哈摩也是同一天抵达这里的，他在这个战区的飞行时间仅仅少了3个小时。

他们开始讨论飞越法拉赫山区的航线，最常见的传统航线是先通过西南部35海里外的喀布尔山谷，然后再向西飞行。

起飞后不久，“黑水61号”并未向西南方飞行，而是朝西北方向飞去，然后朝着山里的一处峡谷——巴米扬河谷——极速下降。那天上午的天气很好，天空一片蔚蓝色，在巴格拉姆地面温度大约39华氏度。单凭目测就足够了——没必须启用复杂的导航设备。如果谁想探索一条新航线，这将是非常合适的一天。

飞机驾驶舱中的录音机上显示，英格里希说道：“希望我走的是那条正确的峡谷。”

“是那条还是这条？”哈摩回答说。

“我要飞这条峡谷。”

“我们从未——至少我自己从未——飞过法拉赫这条线。”

哈摩说。

“我们要看看这条峡谷通向哪里。”

这条峡谷的前方是一处箱形峡谷，在巴格拉姆机场西面大约80英里开外，两面全是14 000英尺的山峰。不久，飞机前面也将遇到这样的山峰。但是，这还不足以成为担心的理由。“好吧，我们飞到一个箱形地带了，”英格里希说，“我想这个峡谷可能会就此到头了。”

此时，飞机已经飞出了巴格拉姆雷达的服务区，很有可能他们之所以选择下降高度并沿着这块农村地带的边缘飞行，其原因是和我们每次进行这种低空飞行一样，为了不吸引武装分子的注意力。英格里希似乎都一切都胸有成竹，即使最好的情况发生，这条峡谷也会有足够宽度，让这架CASA C212飞机来个180度大转弯，原路返回。

“嘿，（地图）显示你还要飞大约12——我不知道——30英里？（山峰以上）的高空飞行距离，然后在和我们大致相同的飞行方向上，还有另外一个峡谷。”哈摩说道。英格里希明白。“只要沿着峡谷一直飞着就行。”他说。

英格里希显然认为，到一定时候，他会爬高飞越这些山峰。但此时，这位37岁汉子似乎开始信马由缰想起别的事情了。声音记录仪显示几位飞行员开始谈起了摇滚乐。他很享受自己。“我向上帝发誓，”英格里希脱口说道，“如果他们知道这差事多过瘾，他们肯定不会付钱给我的！”

是这些飞行员迷失了他们的确切方位，还是没有注意到飞机重载时的最大爬升高度，或者他们完全沉浸在飞行的兴奋之中，我无从知晓。但是，很快，我知道他们的谈话口气开始大变，陡峭的山峰出现在他们前面，而飞机的爬升速度却非常慢，不足以飞越山峰。

“OK，好吧，你……”罗说道，“喔……”

“好吧，”哈摩说道，“我们折返吧。”

“好的，放下四分之一副翼。”英格里希说道。

但是，山峰还在他们面前不断上升着。

“是的，你需要，唔，决定。”罗说道。驾驶舱的声音记录仪中传出了急促的呼吸声。“天啊（更多咒骂）！”英格里希大喊。

飞机正在竭尽全力全速爬升，同时，英格里希给飞机来了一个向左的急转弯，希望能够调转方向。背景里传来了飞机的紧急停机警告系统的报警声。飞机的转弯角度太急了，机翼开始发出要停止输送推力的威胁了。此时此刻，发动机停车则很可能意味着要撞向山坡。向下调转机头就可以解除停车危险——但是，那样则会让紧急爬升的速度降下来。

“降速降速——帮他一把！”罗呼喊道，“把他的飞行速度降下来，屠夫！”

哈摩喊道：“你的速度是95（节），”“95！”

“啊，天啊！”英格里希喃喃自语道。停车报警又重新响起来。“天啊（更多咒骂）！”

“我们在下降！”罗喊道。

“天啊！”

“天啊！”

在起飞35分钟之后，飞机很可能在爬行中掉头时停机了。调查人员发现，在离16 580英尺的巴巴山的最高峰还差2 000英尺处，“黑水61号”撞上了山崖。飞机的右翼和发动机被撞飞，飞机似乎翻转侧滑了大约500英尺，最后才侧翻倒地停了下来，整个机身将左翼压成了麻花，机身本身也散落在已经断裂开来的主起落架的前方。英格里希和哈摩也被抛出飞机，他们的尸体在驾驶舱残骸前方150英尺处被找到。罗的遗体在飞机的舱壁我们被发现，格罗根和麦克马洪的尸体依然被安全带系在座位上。

调查人员随后估计，在飞机失事后，米勒可能在山坡上还存活了10个小时之久。一种猜测是，尽管肋骨骨折，还有大量内出血，这位21岁的年轻人从飞机残骸中爬了出来。附近发现了一只烟蒂，机身上搭着一只金属梯，似乎有人爬上机身残骸四下搜寻过。机身附近地上有一只开过口的瑞士军包，可能米勒翻看过飞行图。附近雪地上有两处冻僵了的小便痕迹。

救援小组后来在机身内发现有人曾经从驼峰水袋中喝水。不远处，有一个开了口的速食餐盒。他们在一个已经打开了的睡袋中发现了米勒的尸体，他脸冲着机身前面，俯身躺卧，头枕着双手。

只是当收到一位等在法拉赫准备搭乘返程飞机的乘客的询问时——这是已经是下午一点半，离飞机失踪已经5小时了——军方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人们开始向附近基地打电话查询飞机下落，并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问询无果后，大约在三点一刻将飞机失去联络的消息报告给联合搜救中心（JSRC）。很快，联合搜救中心的搜救飞机就开始升空——这时离“黑水61号”失事已经过去了大约8小时。但是，搜救工作最初是沿着传统的巴格拉姆——法拉赫航线开始的，最后，在大约24小时之后，才在北部25海里处接收到了失事飞机的紧急定位发射器传来的信号。我的人不断从巴格拉姆传来坏消息，首先是恶劣天气使得救援工作又耽搁了两天，然后又传来消息，原本可能还抱有解救生还者的希望，后来发现已经没有生还者，只能把人员遗体和飞机残骸运送回来了。

不久，陆军附属事实调查委员会对事故进行了调查，结果认为公司监管方应对事故负部分责任——这一结论遭到了我们在黑水公司和总统航空公司的人员的强烈反对。总统航空公司当时就发布了一则声明，指责该调查报告“仅仅基于两周的调查工作，错误百出，结论不实，主观臆造成分太多。”

我们指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调查人员涉及利害冲突：该委员会委派的两名主要调查员其一是约翰·林奇，曾经是麦克马洪中校手下工作多年。2003年，林奇甚至是作为麦克马洪的继任者开始担任驻夏威夷惠勒陆军空军机场第25作战航空队队长的。林奇自己从未亲自到过失事现场，难以给出公正的观察结论。

另外一个问题是飞机失事现场保护历来都是一个难题，因此现场调查同样十分困难。在飞机失事49小时之后，一个山地特种作战小队和一个空降救援小队才搭乘CH47支奴干直升机抵达半山腰的飞机失事现场。这些人员估计自飞机失事后这里大约落下了将近2英尺厚的积雪，因此在试图搜集失事残骸和驾驶舱声音记录仪之前，CH47直升机大约在现场上空盘旋了十分钟，才通过螺旋桨产生的风力把积雪吹散。但是，这么一架以大约时速100英里的速度飞行的直升机卷起的风力之大，意味着现场几乎遭遇了一场飓风，之后他们才开始调查现场的。那么，残骸是否已经被吹离了原来的位置？是否有证据已被毁坏？到底因此失去或污染了哪些重要物证，无从得知。

在陆军附属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出笼之后，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NTSB）又开展了自己的调查，该调查也对我们公司提出了指责，而且内容很不扎实。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通常被国会议员和媒体视为绝对权威，但是在“黑水61号”事件中，他们的报告也和第一份报告一样充满了漏洞，他们同样也对我们公司提出了非议。实际上，他们怎么可能不这样呢？

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的错误非常简单。30多年来，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分析队伍是它的“现场”调查小组——这是由十多位专家组成的团队，据该委员会自己声称，这支专家队伍可以“迅速抵达失事现场开展调查”，并且“拥有解决复杂的交通安全事故的各类专家”。但是，这些航空调查小组仅仅对发生在美国国土或国际海域的事故进行调查。那意味着，对于“黑水61号”直升机事件，缺失了这个重要的现场调查环节。相反，“调查工作主要集中在听判（机舱声音记录仪的）声音以及阅读军方的调查报告。”2007年，前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常务董事兼总统航空公司顾问彼得·戈尔兹说道。

总统航空公司两次向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提交了详细的申诉书，坚持认为对方的调查结果几乎是完全基于那个严重失实的军方报告做出的。但是，我们的申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三位军人的家属基于这些报告对黑水公司发起了诉讼，声称由于公司的一系列行为（或不作为）导致他们亲爱的家人遇难。

他们对公司疏忽的指控与费卢杰诉讼案的指控叠加在一起，更加促使韦克斯曼及其委员会下决心要我出席这次听证会。当我出现在这次2007年听证会之前，这位主席向每位委员会成员都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讲道：“根据委员会获得的政府调查报告等其他文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原告方的法律诉讼要求——“机组人员以及乘员撞机丧生，是黑水公司飞行员的鲁莽行为以及黑水公司的多重错误的双重作用下所导致的。”

即使飞机失事三年以后，关于那一天，也还存在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当天飞行员为何选择走那条航线。控制台记录了他们在起飞前与巴格拉姆机场地面控制人员的通话，通话清楚地显示这一黑水公司飞行小组的最初飞行意向：“巴格拉姆机场塔台，‘黑水61号’准备滑行，飞行角度170，飞行高度1万英尺。”飞行员计划将呈罗盘170度角起飞——几乎是正南方向——飞行高度是1万英尺。但是，当飞机起飞几分钟之后，“黑水61号”却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去。

在这段通话和飞行员改变飞行方向之间仅仅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接上了麦克马洪中校。

由于CASA机舱声音记录仪的时限所致——它仅能记录飞行任务最后30分钟的机舱声音，因此，无法记录起飞前的声音，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到底中校对飞行员选择当天的航线施加了什么影响。麦克马洪实际上不应该有任何权力来命令承包商，但是当天发生的事情是，飞行员已经在起飞的最后一刻不惜停机来等待他登机。因此，我肯定如果他提出任何航线要求都将深深影响这些随时准备更好地满足用户需要的承包商员工。

我们知道的是，根据该中队的网站，麦克马洪指挥的第4骑兵队第3骑兵中队最初被派往南阿富汗的任务是监督“坎大哈省的重建和教育项目”。然而，在这次11月份的致命飞行之前几周时间里，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敌对的阿富汗军阀之间开始战斗，麦克马洪的骑兵部队被派往那里平息战乱。根据该网站的消息，“军刀特遣部队留在当地继续解除民兵武装，同时，成功完全保护十月总统大选投票点，以及防止塔利班向西部站点渗透的任务。”当天“黑水61号”直升机所选择的朝北方向的新航线将直接飞越麦克马洪骑兵部队负责巡逻的新地盘。

鉴于当天发生的所有这些难以确认的因素，面对韦克斯曼的委员会，我说出了一句大白话：“不论何时发生事故，它就是一次事故。”“如果做得好一点，这次事故本可以避免的。”显然，首先坐在驾驶舱中的几个人应该更加了解他们的飞行环境。

尽管如此，因为一次飞行员的错误行为，就认定公司存在更大范围上的渎职行为，并不一定有道理。根据一篇报道，总统航空公司总裁理查德·皮尔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一个60分钟时长描述此次坠机事件的短片中，有一段被多方引用的话。在片中，我们在阿富汗执行任务的另外一位飞行员凯文·麦克布赖德回忆说：“理查德·皮尔把我拽进他的办公室，他说，‘你看到机舱声音记录仪内容的文字稿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真难以置信，这几个人在谈论星球大战战斗机等等诸如此类，他们简直太开心了，就直接撞到（诅咒语）山上了。’”当被问到皮尔怎么会这样说时，麦克布赖德回答道：“我认为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

皮尔后来坚持说他从不记得有过这样一次对话。但是，无论如何，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同意，仅仅因为两个飞行员在一次危险的山地飞行中对安全爬升高度的误判，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公司管理方式中就一定有问题。

此次事故后，总统航空公司被中止飞行达一个月，等待军方调查结果的出炉。然后，当飞行禁令被解除之后，我们的飞行人员被召集到一个军方委员会面前，回答了各种关于我们的飞行政策的问题达4个小时之久。回来后他们将情况向我做了简要汇报。第二天上午，该委员会同意我们的人继续在阿富汗执行运输飞行任务，一周之后，我们又被允许在战区运送乘客。当天，我们就横跨这个国家运送了一位将军。

当我出现在韦克斯曼的委员会面前时，黑水公司已经在为国防部每月执行1 000次飞行任务。就在几天前，国防部重新和我们续约，而且新的4年合同标的得到了提高，我们将在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执行飞行任务，总合同标的为9 200万美元。“我们审查了他们的飞行记录，他们曾经发生过一次事故，”一位军官告诉《华盛顿邮报》，“一个客人不会，比如说，因为美国航空公司出现一次事故就要取消飞行计划吧。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

在国会山，面对电视摄像机镜头，韦克斯曼对我们竟然在一次灾难之后还能继续赢得合同表示十分不解。他说：“我想看到你们在得到所有这些甜头的同时，是否也要吃点什么苦头。”姑且不论总统航空公司除了此次事故之外的其他一流飞行记录，韦克斯曼忘记了另一个重要因素：军方没有我们就难以完成任务。“雇用我们就是为了弥补他们的空缺……在阿富汗非常短的跑道上起飞降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飞行任务，”我告诉这个委员会，“我们在弥补这些空缺，因为这些跑道对于C17机型来说太短了，对于C130机型也太短。我们的人是在军方的机型不能起飞降落的地方发挥作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这些任务订单。”

如果说韦克斯曼对于公司赢得的资金提出异议，其他的议员则关注的是我们花费的资金——特别是对所谓的“抚慰金”，这是黑水公司对经受残酷战争痛苦的平民所给予的慰问金的叫法。

每当我向他们解释这一款项时，人们往往都感到十分惊讶，其实，这并非什么新颖的事务。自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之后，五角大楼就开始悄悄发放资金——主要以两种形式，慰问金和抚慰金——给那些在我们的作战行动期间受伤的无辜外国公民家庭。对此，并没有正规的国际标准或义务要求，但是帮助那些遭受痛苦的牺牲者及其家人却包含着很强的道德价值。此外，这一做法还有其战术价值：五角大楼知道，误伤事件时有发生，如果不对美军引发的伤亡加以处理，显然将使得人们更加同情敌人。政治家们常常谈到战争中的人心向背这一话题，这些欠款恰好为军方赢得人心的提供了工具。

从2003年开始，国会就批准了大约1.8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实施所谓的指挥官应急响应计划（CERP）。此项基金的设立其实源于一次偶然的幸运事件：在美军将萨达姆·侯赛因赶出巴格达之后不久，美军第三步兵师的士兵就在萨达姆的一处官邸的墙壁内发现了大约7亿美元的现金。美国政府和联军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将该笔资金的四分之一用来设立了指挥官应急响应计划资金。后来国会又从联合国拨款中拿出部分资金加以补充，在战争期间，每年增加的拨款数额和上面提到的启动资金大致相等。

按照国会议员们的最初想法，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让指挥官来满足当地居民对食品供应、饮水和卫生设施、教育计划等方面的需求。

但是实际上，这笔款项的用途却是为那些在美军作战行动中死伤的无辜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民众的家人提供补偿。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康威上将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当我们认为我们犯下错误，或者导致了不必要的平民伤亡时，我们当然应该尽快为他们的家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努力为他们提供补偿金或抚慰金，以此承认我们可能存在不当行为，这不是承认我们有罪。这是承认有平民被杀，而我们牵扯其中这一事实。”

以上两类支出款项仅仅存在细微差别。如果说慰问金支出更像是美方对伤亡事件做出的正式慰问，那么抚慰金这更符合当地习惯，属于为了弥补错误行为所立刻采取的象征性补偿行动。在很多穆斯林文化中，立刻承认对方的损失远比金钱本身重要得多。康威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化里有某种独特之处。”“这里有一种几乎属于认命的态度，我觉得这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不太一致，他们会说‘以真主的名义’——这种事情发生了，真的很不幸。我们当然痛惜失去家人，但是生活必须继续。”

批评家却盯着款项数额不放，一些人认为钱给的太多了，一些人却认为给的太少了。但是，是五角大楼而不是黑水公司确定的基本补偿数额：为每个死亡人员或重大财产损失补偿2 500美元；为致残或毁容人员提供1 500美元；对轻伤者提供大约200美元的补偿。可是，当现场指挥员支付现金时，数额却比较灵活。他们往往从部队的行动和维持账户中拿钱，这种账户有点像是办公室里的零用钱小金库。一份政府问责署报告指出：“国防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对抚慰金和慰问金的使用方法”，甚至导致了以下这种不幸的数学结果，“假如同一家庭的两个成员在美军袭击车辆时丧生，这个家庭最多可以得到的慰问金数额为7 500美元（每位死亡人员得到2 500美元，车辆损失也得到2 500美元）”。

不可避免地，博客圈里充满了如下标题：“在阿富汗杀一个人需要花多少钱？”国防部只得承认战争是一个肮脏的交易。2007年安妮·D·埃奇库姆，军方发言人，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军队从不瞄准平民……但是不幸的是，敌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术将无辜平民置于不必要的危险之中。”

这种花费变得如此常见，以至于到我站在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前时，五角大楼自己估计，自从2005年开始实施该项计划以来，花在慰问金上的钱大约已经有4 240万美元了。按照2 500美元一个人计算，那就几乎相当于17 000个类似案子。

当我向委员会解释时，在出现平民无辜死亡时，黑水公司早已和国防部一样，依照国防部赔偿和慰问金支付计划来处理相关事宜。国务院一般都建议承包商为每起伤亡事件、重伤和重大财产损失支付2 500美元，但是具体金额可以根据具体案例上下浮动。

我们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来确定所付款项，有时甚至为单个案例支付2万美元（给当事人的家人，例如在穆恩枪击案中）。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想过要拿金钱来评估人的生命价值，这笔欠款的接收者也不这样看待我们所做的姿态。

韦克斯曼的委员会成员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但是起初他们将这一表示同情的姿态看成了某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丹尼·戴维斯声称：“我关心的是缺乏问责。”“如果我们的战士射杀了无辜的伊拉克人，他或她将被告上军事法庭，但是，如果黑水公司的保安这样做了，国务院会帮助他们出钱搞定，他们就可以脱身了。

我竭尽全力澄清事实：“那种花钱的处理方法与国防部所采取的方法类似，”我回答道，“比如说空投炸弹导致伤亡事故，或者坦克倒车时压坏了某个人的汽车或伤到某人时，国防部就会采取这种方法。”为了弥补过失而支付钱款，但是，这一切都是通过国务院来处理的。并非为了封口或掩盖真相而花钱消灾，“这只是常规做法的一种”。

然后，这些政客们开始从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来攻击这种做法。戴维斯因为我们这样花钱而恼火，但另一个众议员，来自爱荷华州的民主党议员布鲁斯·布雷利却不顾逻辑，指责我们没有支付足够款额。“你们觉得（2万美元）来补充一个逝去的生命足够吗？”他指的是穆恩射死的那位保安，“如果你们……看一下美国的人均寿命图，你将会看到在这个国家，某个与你年龄相仿的人的预期寿命将是40岁。因此，如果你将你们（黑水公司承包商不该这样支付的）每天1 222美元额度乘以365天，再乘以40岁预期寿命，那么根据你一生的预期收入，你将得到17 841 200美元的补偿金。这样看来，你会同意我的观点，不管你们支付了15 000美元还是20 000美元，这点钱都是微不足道的。”

布雷利的思维方式让我感到措手不及。我最后说：“让我看来，你的计算方法没有什么道理。”我并不认为就慰问金的支付额度开展辩论有什么不对的。不幸的是，这些国会议员们并没有准备好要继续讨论国务院的计算方法是如何的冷血无情。

在圣诞前夜误杀案发生后的日子里，黑水公司的管理团队就给副总统的警卫的家人支付多少款额同国务院继续了多次讨论。如果钱太少，很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在羞辱人——特别是对于一位具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亡者更是这样——美驻巴格达大使馆代办帕特丽夏·A·布特尼斯建议支付高达25万美元的抚慰金。但是，在一个战火弥漫的国家里，绝望可能会促使人们做出可怕的事情。我们的国务院联系人表示，由于受伤或者甚至是死亡而获得大笔收入，这样的先例可能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2006年12月26日，国务院高威胁目标保护办公室的一位特工人员给我的同事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布特尼斯提议的抚慰金数额“太疯狂了”。这位特工写道：“起初她建议25万美元，后来又改为10万。”“当然，我认为这一数额太高了，将形成一个危险的先例。这将导致某些人不惜死于黑水公司的枪口之下，以便为其家人赢得收入，确保其未来生活衣食无忧。战争是一个肮脏的交易。”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斯蒂芬·林奇在听证会上大声朗读了那封电子邮件的内容——引发在场议员一片惊呼，他们的见识似乎仅仅局限于国会大厦那大理石建筑物这么远的距离。林奇再次错误地将抚慰金和封口费混为一谈，他对我说：“如果（你们）邀请独立监察长来审查此类案件，而不是每次基本上都由国务院来决定让你们支付5 000美元，将有助于（你们）公司的信誉。”

我本想回应一下他的说法，但是林奇因为发言超时而被打断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希望强调一下，在战区内悲剧事件的确会发生——这一点国防部了解得很清楚。像五角大楼一样，我会告诉他们，黑水公司向受害者家属提供此类慰问金是承认发生了不幸事件，也是为了帮助大家让生活继续下去。而且，我还要一直读完林奇没有读完的那份涉及圣诞前夜枪击案的国务院内部电邮的结束部分。

邮件最后写道：“这是一个不幸事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反映出黑水公司的整体表现。”“他们在极具挑战的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妥善处理此事，以便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安保任务。”

到听证会大厅内的钟表敲响下午两点的钟声时，在座的委员会成员几乎开始胡乱质询，也不管是否有道理。他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相关性或主题性，而是漫无目标，杂乱无章。

我看到了清晰无误的党派战线。民主党议员质问我，黑水公司是否在挖军队人员的墙角（我们没有）；他们问我是否支持对私营军事任务承包商实行更严格的法律监管（我支持）；他们也问到了“黑水61型”直升机的失事事件。共和党人却对我们的出色表现大加赞扬。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林恩·威斯特摩兰补充说：“国会中有这么一个党派，他们不想看到公司盈利……他们不明白，某位企业家可以提供优于其他竞争者的、物美价廉的价值服务。”即使质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众人对我们的行业——以及对我——的集中审查对搞清楚一些微妙的事宜几乎一无所获。

后来，共和党议员达雷尔·伊萨改变方向，开始讨论我妹妹伊丽莎白及其政治立场。1980年，贝齐嫁给了迪克·德沃斯，后者很快成为安利国际的副总裁——后来又成为总裁。我妹妹后来被选为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主席，2006年，她成为共和党提名的该州州长竞选人。“您的家人——至少那一部分家人——是著名的共和党人，对吗？”伊萨问道。

“是的。”我回答。

当然，不仅是他们：从我在大学期间的第一次政治捐款到今天我出现在国会为止，我个人共计为共和党事业捐赠了23.5万美元。我们的父母是保守派，我们的兄弟姐妹是保守派，我自己也是保守派——我们中的任何人对此都不隐瞒。伊萨，他本人就是一位共和党人，是把来自通道另外一侧的攻击总结为一次党派之争。“是否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黑水公司视为一个亲共和党的公司？”他问道。

不论是哪一派政客问的这个问题，但是，暗示我们公司的10多亿收入增长和我的家人为之投票的那个党派有关，这种逻辑太牵强了。

尽管对我们公司的描写让公众（显然也包括我们的政治家）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但实际上，公司业务的不断壮大并非得益于我们的保守立场。多年来，不论哪个党派执政，政府都会找上门来和我们做生意。从科伦拜枪击案后的合作，到科尔号军舰被炸后的水兵培训订单，到中情局阿富汗临时基地的保安需求，到五角大楼为布雷默寻找保镖，再到国务院为外交官寻求安保人员，以及许许多多各色订单，美国政府机构不断找到黑水公司，由我们来满足他们的各种紧急需要，这与谁坐镇椭圆形办公室没有多大关系。

截止到我站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我的公司已经接手了50多项美国政府订单，每年大约收账7亿美元。一年到头任何时候，我们都有2 000多名签约雇员，在20多个国家执行各种任务。从我们几个人在大迪斯默尔沼泽清理出了一片沼泽地，刚刚过去了10年，我的公司已经成长成为壮大起来，拥有了一个由40架飞机组成的机队、一条装甲车生产线、一艘改装的国家海洋与大气局的183英尺的舰艇——而且我们还有无数个前景广阔的业务发展思路。我们的安保目标也覆盖广泛：从中情局驻阿富汗基地，到日本北部的导弹防御局的反洲际弹道导弹雷达设施。同时，在我们的莫约克总部，每年依然有2.5万男男女女接受我们的培训。他们不仅来自这个国家最精英的部队，而且也来自其他地方的精英部队，比如：台湾“国安局”特勤中心，他们负责“总统”的安保任务。

到2007年后期，每次我们公司接到新订单，都会引起媒体关注——例如五角大楼的反毒品制造恐怖主义行为技术项目办公室邀请我们和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格鲁门、莱斯隆等几家承包商巨头同台竞争一个150亿美元订单中的分包项目，这个订单是为了打击毒品犯罪恐怖分子。甚至我们如果没拿到订单也会引起轰动——比如在此次听证会后不久就发生的惨案，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度过8年流亡重新回到她的祖国后，提出由我们来负责她的安保任务。（不幸的是，穆沙拉夫总统拒绝了此项提议。他说：“这是对巴基斯坦、我们的警察、美军的侮辱”，“怎么可能接受黑水公司的安保服务，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这种羞辱。去他的吧。”）在穆沙拉夫拒绝我们执行此项任务两个月后，伊斯兰国家的首位女总理在拉瓦尔品第的袭击中丧生。一份联合国调查报告指出：“如果采取了严密的安保措施，布托夫人之死是可以避免的。”“黑水公司不是一个党派公司。”我向委员会驳斥道。我们按照要求来执行任务，不论是培训海军水兵还是保护国务院人员。

政府找到我们，是因为黑水公司能够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情，或者不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或者，经常是他们压根就不想去做的事情。在听证会期间，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安娜·沃森的提问几乎最接近这个问题的实质。“你们得到了10亿多美元的订单，”她说，“而且将会得到更多的订单，这样你们就会有足够资金购买被击落的直升机。为此，我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没有通过培训来完成你们所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继续依靠私营承包商吗？”

我的思绪立刻朝着几个方向发散开飞转起来，首先我想给出一个不容置疑的肯定答复：是的，黑水公司将继续填补军方和国务院无法完成的任务空白。但是，要想很好地回答沃森并没有问到的那个问题——也是多年来政客们一直不愿意提及的那个问题——对于今天的讨论同样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填补哪些空白？

政治家声称，他们想要摆脱承包商。我乐意看到他们向伊拉克派出更多军人，比拉姆斯菲尔德所计划的135 000位军人更多。即使在2007年的“清理”之后，由165 000多名军人组成的驻伊拉克美军部队，也无法和同在伊拉克的私营军事任务承包商超过180 000的雇员队伍相比。难道国会议员们真的期望国防部长会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自己错了，他手下的将军们要求更多士兵参战的做法是正确的；难道在未来我们还让将军们继续冒着断送自己的职业前程的风险来公开质疑自己上司的决定吗？

拿到这些政治家们准备看到更多阵亡战士数字，准备接受由此带来的所有调查吗？当我站在国会调查委员会前面时，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据，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有1 000多名承包商雇员丧生，受伤的承包商雇员更是多达1.3万人。但是我们的媒体却从未刊登过从特拉华的多佛空军基地上卸下的这些棺材的照片。

问题是，国防部从哪里去找到这些部队呢？如果那样，就意味着国会必须大规模征召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人员，也就意味着更多破碎的家庭，参战的大学毕业生、教师、经理人员等等——那也就意味着这些政治家们难逃在竞选中落败的下场。或者，他们希望看到北约盟军前来参战——然后迫使五角大楼将重大军事行动的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以便换取联合国对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的支持。（你尽可以提出恢复征兵制的建议——这种想法今天看起来如此荒诞，肯定会被人们传为国会山的笑柄。）

或者政治家们可以选择继续派出像黑水公司这样的承包商队伍。说白了，正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威廉·法伦海军上将曾经直言不讳地提到的那样，我们就是政府的“代理军队”的一部分。我们为这些政客提供了他们真正关心的东西。

最后，我看着坐在木制讲台后面一排一排的议员，看着那些虎视眈眈的调查委员会成员们。“我们还要继续依靠私营承包商吗？”众议员沃森这样问我。我亮出了底牌。“如果政府不需要我们做这项工作，”我最后说道，“我们会去做其他什么工作。”

当我讲完自己的证言后，我抓起桌上写有“普林斯先生”的名牌，塞进我的口袋里。这份纪念品至今就摆我家里的办公桌上。

听证会结束后，我离开了国会山，终于狼吞虎咽吃下一个能量棒，其实，律师坚持不让我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吃东西。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沮丧的日子之一。巧合的是，就在这些摄像机灯大约两英里之外，上次我来华盛顿特区时，我却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之一，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2007年年初，我曾经在国家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学院坐落在麦克奈尔堡，位于在华盛顿最南端的波托马克河和安那考斯迪亚河的交汇处。这所学院隶属于国防大学，来自美军各兵种以及国务院和其他联邦机构的中层军官，来这里接受培训，为即将晋升到更高指挥序列做准备。我受邀就领导话题进行演讲。演讲完毕后，一位刚刚从伊拉克回国的陆军上校走到我跟前。他在伊拉克领导一个旅的兵力，他说共有5 000名军人。“我想让你知道，”他告诉我，“当我的人驾车穿过巴格达街道时，在他们的悍马车前挡风玻璃上方，都贴着一张写有黑水公司的呼号和无线电频率的纸条。”他们知道，上校说，当危机发生时，黑水公司的人总会前来帮助他们，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

其实，我过去早就听说过这种说法了——只是从未出自一个肩扛陆军银鹰肩章的人物口中。黑水公司的男女雇员在伊拉克期间曾经解救、治疗和用直升机运送了40多位美军士兵、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政府官员。

在阿富汗执行安保时，我们也同样多次完成类似任务——包括参议员乔·拜登、查克·哈格尔和约翰·凯利，以及一位中将，在他们乘坐的直升机紧急降落在危险的“印度杀手”山地上之后。在一次突降的大暴风雪中，他们的直升机驾驶员决定无法继续飞行，必须降落。于是，军方派出一队人马前往接应，但是他们在寻找直升机的过程中迷路了。黑水公司的人冒着潜在危险，艰难跋涉前往，赶在军队之前找到他们，将所有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到巴格达机场。在2008年一个竞选点的演讲中，拜登说：“如果你要知道哪里住着基地组织成员，你想要知道本·拉登在哪里藏身，请跟我来阿富汗。”“来看看我们的直升机迫降的地方，在那里一位中将和三位参议员被困在海拔10 500英尺的崇山峻岭之中。我会告诉你他们身处何地。”这几位心存感激的乘员们——他们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未来的副总统、一位未来的国务卿以及一位未来的国防部长——甚至在被护送离开这处临时降落点之前，还在摆着架势留下快照做纪念。

黑水公司的人员整天应对的是枪林弹雨，以及能将一处街区夷为平地的迫击炮轰击和自杀式炸弹袭击。2006年10月的一天，在执行完护送国务院人员的安保任务后，我们的两架“小鸟”直升机正在返回基地的航行中，这时我们的人看到一个陆军车队刚刚遭到爆炸成形弹丸的袭击。士兵在被炸毁车辆的四周散开，卧倒在地。第一架直升机——上面有我们的医生马克·约克（Mark York）——立刻调转机头，紧急降落在他们身边；同时，另外一架直升机盘旋在空中做掩护。

约克立即开始查看地面伤员的情况，将最严重的伤员转移到直升机上——连他自己的位置都让了出来。当他乘坐的直升机重新升空朝“绿区”的战地外科医院疾驰而去时，约克蹲在袭击现场，等待黑水公司援兵的到来。军方说，那天黑水公司解救了5名伤员。

与我们公司有关的任何人员，他们的付出都不是为了得到勋章、赞扬或是把自己的大幅照片刊载在期刊杂志上。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满足就来自听到一声简单的“谢谢”——从诸如这位上校之类人员的口中。有了那句话就足够了，这正是我想听到的。它说明了我的公司已经做到了什么，而且能够做到什么。

不过，我认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个精彩的故事依然十分重要，是关于黑水公司雇员执行任务的故事。我之所以想讲这几个故事，是因为在我离开国会听证会会场之后，我想到会场中的那些认为我们是一群牛仔和雇佣兵的政治家们；我想起那些远在7 000英里之外受到死亡威胁却把我们叫作英雄的男男女女们。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会带来更多头条新闻。

我到国会做证后不出几个小时，就接到了我们在巴格达作战中心的电话，传来了另外一个关于我们的队伍的坏消息。

在我来国会做证的第二天，当地时间10月3日上午10点钟，在巴格达东部比较富裕的卡拉达街区，波兰驻伊拉克大使跨进了一辆安有装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车。这位大使名叫爱德华·皮尔托基克，他乘坐的那辆白色萨博班越野车周围有另外两辆丰田车护卫者，里边坐满了波兰特种兵警卫人员。车队驶出波兰大使馆，然后转了一个弯进入两旁长满棕榈树的一本僻静街道，朝着市中心开去。车队刚刚驶出200码，一颗路边炸弹突然爆炸，整个车队被迫停了下来。车队刚刚停下来，又有另外两个炸弹相继炸开，汽车轮子被炸飞，高耸入云的烟雾将他们吞噬在其中。紧接着，数十名武装分子朝着燃烧着的汽车残骸冲了过来。

皮尔托基克的警卫人员勇敢地投入抵抗。事后报告中写道，大家浑身沾满鲜血，惊慌失措，很多人身负“重伤”，甚至有人的肢体都被炸飞——他们将已经受伤的大使从车中拽出来，冲进附近一个住家的房子做掩护。此次袭击的真正原因一直未能完全搞清楚，但是，从一开始波兰就是美国在伊拉克行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自从他们投入兵力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之后，4年间共计20位波兰士兵丧生。在10月3日这一天，波兰大使的警卫之一巴托兹·奥热霍夫斯基成为第21位牺牲者。似乎大使本人即将成为下一位牺牲者。

大使的警卫部队一边抵抗武装分子的进攻，一边紧急联络国务院战术行动中心。国务院地区保安官答复说，美国士兵即将到达，当时，该街道作战区域的路灯灯柱和电线使得军用直升机无法降落。地面部队难以立刻到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大使馆紧急呼叫了黑水公司的作战室，要求：即刻赶赴现场。

几分钟之后，我们的快速反应部队就升空了。起飞后三分钟之内，驾驶员丹·拉古纳——他像黑水公司的很多直升机驾驶员一样都曾经在著名的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服役过——就通过发烟枪榴弹发出的红色烟雾锁定了降落地点。拉古纳朝着下面的狭窄街道大角度俯冲下去，如果没有我们发明的特别系绳——我们叫它“拴猴链”——飞机的舱门机枪手都要被甩出飞机了。驾驶员驾驶着直升机躲开弧形的路灯灯柱，以免自己的螺旋桨被切成几段，将直升机降落在被炸出弹坑的道路的碎石面上。

听到直升机声响后，武装分子四散开来，躲进三层高的灰色大楼之间的小巷内。直升机一落地，黑水公司的直升机舱门机枪手就打开了系绳，成扇面状散开，为救援小组提供火力掩护。这时，另一架“小鸟”直升机也降落在附近，头顶上是还盘旋着一架体型更大一些的黑水公司“贝尔412”直升机。皮尔托基克的萨博班越野车已被炸成漆黑一片，车体部件散落在黄白相间的马路牙子上。

我们的人找到了体格健硕的大使，他身上仅仅剩下一件脏兮兮的白色T恤衫。在屋里，他的警卫人员将他的上衣和裤子的右裤脚扯了下来——仅仅留下了他的外交官名牌，依然挂在他的脖子上。这位57岁的大使身体有20%被烧伤，同时，由于火焰通过口鼻进入他的呼吸道系统，因此他身负内伤。他的腿、手和头都被严严实实包扎着，但是他人还清醒，还能走。

头戴头盔身穿防弹背心的黑水公司人员和皮尔托基克的警卫人员围成一圈，簇拥着大使，迅速将他转移到拉古纳的直升机上。大使和奥热霍夫斯基被塞进了第一架“小鸟”直升机上，其余受伤的警卫爬进了第二架直升机。拉古纳载着波兰大使径直飞向“绿区”里的美军战地医院，在大使状况稳定之后，由立即被空运到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最后又转移到波兰北部格雷菲采的一家医院，在那里经过两周的人工昏迷治疗。这所医院的院长对一份波兰报纸介绍说：“病人无法自主呼吸，因此我们给他用上了人工呼吸机。”“他的状况非常严重，预后还不好估计。”我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波兰关系来关注这位大使的进展情况。皮尔托基克接受了多次手术，但是，这位勇敢的前波兰陆军将军拒绝向死神屈服。

波兰外交部部长很快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黑水公司的团队“无疑救了深陷致命埋伏中的波兰大使皮尔托基克先生及其随员的性命。”（牺牲了的那位警卫——奥热霍夫斯基，被追授波兰指挥官十字勋章，并被追认少尉军衔。）仅仅三个月之后，大使就重返巴格达。他一抵达巴格达，就立刻坚持要让黑水公司的人员立刻见他，他要亲自为他们授予勋章。地点就在“绿区”内的波兰大使馆内，自从上次遭受袭击后，波兰使馆就搬进“绿区”里了。

2008年1月25日，在美国大使瑞恩·克罗克、联军驻伊拉克司令大卫·彼得雷乌斯上将的簇拥下，皮尔托基克将一枚银星勋章佩戴在拉古纳的胸前。其他黑水公司雇员弗兰克·保罗、瑞克·斯托特、埃布·布朗、约翰·努斯鲍姆、保罗·铂利斯、迪克·奥内鲁德、霍伊特·弗雷泽尔、克林特·马鲁恩、乔希·金尼、布赖恩·奥马利、丹尼尔·普雷、威尔逊·马克森、内森·波尔、安东尼·桑加乃迪、斯科特·布吕格曼，和阿里·米尔詹被授予铜星勋章，以表彰他们的勇敢精神。这是自“二战”之后，波兰首次授予外籍人士奖章。皮尔托基克满含感情，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道：“托大家的福，我今天才能站在这里。你们不愧于‘黑水公司’这个名字。”“我们全家——我的妻子安娜·阿里奇加、两个儿子简和尼古拉斯以及我自己——将永远记住你们这些几分钟之内就赶到现场，救我们于危难之中的美国人。”

当我看到那次授勋仪式的照片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每当针对我们公司的流言蜚语让人难以忍受，似乎我们的公共关系之战将要完全失控时，我们就会看看这些照片。在2007年后期，针对我们公司的攻击日益甚嚣其上——甚至包括我们的人救出皮尔托基克的那一天。那天下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每周三的新闻通风会上，开门见山宣布：“针对（黑水公司）的各种指控如此之多，这意味着它不再适合继续在伊拉克工作。”

我不清楚，当天早些时候他是否听说了我们解救了波兰大使一事。不过，即使答案是肯定的，我估计也于事无补。长久以来，我们公司的公众形象早就被描写得一塌糊涂、一成不变。但是，我们从未忘记父亲留给我的教诲——我们黑水公司人对成为一支世界向善力量的追求将永不停歇。

回到2005年8月末，总统航空公司刚刚接收了一架双引擎SA330美洲豹牌通用直升机。当时，黑水公司的航空公司刚满一年，理查德·皮尔清楚，一架货物载重高达7 000磅的全天候直升机将会满足我们的不时之需。没有人想到不到一周时间，它就派上了用场。

8月29号，卡特里娜飓风在墨西哥湾沿岸登陆，以超过每小时140英里的速度席卷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每小时的降雨量超过1英寸。很快，新奥尔良及其附近地区的多处堤坝就被冲垮，75%的城市面积都被洪水淹没。那是一个星期一，我正在我们开展培训，电话响了。是皮尔从佛罗里达州的总统航空公司基地打来的。我俩此前都一直在收听相关新闻报道。

“我们有美洲豹直升机。”他说。

皮尔给海岸警卫队、国民警卫队以及红十字组织打电话，主动提出免费派直升机及其机组人员参与志愿行动。这通电话其实更像是在履行一种形式上的手续，到海岸警卫队大喜过望地给出肯定答复时，我们的直升机早就在空中了。黑水公司的志愿机组先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国民警卫队、红十字机构等其他所有救灾组织抵达了新奥尔良市。与此同时，在莫约克总部基地，加里·杰克逊和阿纳·邦迪率领50名雇员登上了另外两架货物直升机，朝墨西哥湾沿岸地区飞去，前去增援从佛罗里达过来的队伍。在卡特里娜飓风登陆36小时之内，已有超过100多位黑水公司人奋战在灾区。

他们并肩作战，迅速行动，共同向该地区运送了11吨的供应物质，并解救了121位受困人员。两周内，我们的美洲豹直升机一直在该地区为海岸警卫队执行飞行任务，大约提供了价值百万的飞行服务，运送食品、饮用水及其他物资。我们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由海岸警卫队担负油料成本。“我手里的每架飞机都在执行任务，根本不够用，找不到任何人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飞机。”海岸警卫队指挥官托德·坎贝尔——他指挥了大部分救援行动——对《弗吉尼亚州飞行员报》这样说。“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黑水公司的人）挺身而出，脸上充满自信——对发生的一切毫无畏惧。

“他们只是听完了我们的需求，然后立刻出发去加以执行。”正如比尔·马修斯，时任黑水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对报纸所讲的那样：“我们扑向大火，是因为它正在燃烧”。这是我们历来的一贯做派。

当然，很快，地面上的任务开始变化。在遭遇暴风雨袭击几天之内，超过15 000人丧生。几乎一夜之间，哄抢事件出现在新奥尔良——有些是为了生存，有的仅仅是出于顺手牵羊。从这座城市传出的故事让人难以置信：猖獗的犯罪活动、警察被射杀、居民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在暴风雨过去不久，新奥尔良警察总监埃德温·P·康帕斯出现在奥普拉脱口秀节目中，他说：“游客来到这里，但是那些人一看到他们，他们就遭殃了。他们在大街上遭到毒打和强奸。”

我在外国战争期间所看到的那种无序状态开始出现在这里，确信无疑。“这个地区看起来就会像一个小索马里一样。”飓风横扫这里之后不久，加利·琼斯准将，路易斯安那州国民警卫队联合特遣部队司令，就对《陆军时报》这样说道。琼斯说，他正在准备派遣成百上千位军人来真的“平定”新奥尔良。他声称：“我们要行动起来，重新夺回这座城市。”这将是一次作战行动，其目标是重新控制这座城市。

谢天谢地，这些说法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事实证明这些说法中大部分都是在捕风捉影、夸大事实。但是，左右当时的地面行动的却是这些犯罪传言。城市看起来像是一片废墟。大街上随洪水中漂浮的尸体真真切切。“这里和伊拉克的唯一区别是，这里没有路边炸弹。”56岁的丹·伯伦斯对《大急流市报》说，他在此次加入我们的新奥尔良团队之前曾两次作为黑水公司雇员在伊拉克执行任务。“这里就像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真让人难以相信这里是美国。”来到这里的游客几乎可以相信任何传言，这是情有可原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些传闻中不应该出现关于我们的一种不可思议的说法。

在他们相信的各种传闻中，有一种说法提到了“社会秩序的崩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雇请了英国安保公司AKE集团——他们在伊拉克期间就为CNN记者提供保护——来保护他们的新奥尔良的新闻小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雇请了武装警卫来保护自己的新闻报道人员。紧跟着，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也开始效仿。不久，当地商界、大公司，甚至私人业主也开始寻求我们的安保保护。黑水公司拥有家大业大的名声，这毕竟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喜欢的——但是，轮到他们需要找人为自己看家护院时，这就不重要了。于是，突然间，我们在墨西哥湾沿岸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志愿性工作了。克里斯·泰勒，时任黑水公司战略活动副总裁，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电话像洪水一样涌进来。”“这并不是我们主动想去开发的什么事情。”

我们的一些人开始为贝尔索斯公司提供安保服务，因为该公司的员工需要挨家挨户工作，以恢复这座城市的电信基础设施。其他黑水人的保护服务对象包括银行、企业、发电厂、化工厂——甚至在巴吞鲁日之外的砖库，当时，救灾尸体清理小组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临时太平间。我们为博物馆提供珍贵藏品保护，也为私人家庭提供祖传物保护。在法国街区，黑水公司保安人员为历史悠久的勒莫安城堡假日酒店提供了保护——几乎是偶然而为之。酒店经理凯瑟琳·扬说：“暴风雨过后，我赶回了法国街区，一路上都害怕的要死。”“当我来到这里后，发现两名黑水公司人员搭着帐篷宿营在大堂里。”一切都完好无缺。“一连几周，他们都和我待在一起。我从未看到任何人敢挑战他们。”

很快，我们就为五家酒店派去了安保团队，包括同处法国街区里的新奥尔良喜来登酒店。警察缺乏足够人力来保护运河大街的酒店设施——更不用提那些被困在这些酒店里的15 000名客人，以及在酒店外面活动的员工了——因此，喜达屋酒店管理集团（喜来登酒店就是它的旗下酒店）找到了我们。9月2日，在喜达屋打来电话的第二天，我们就向该酒店派去了一个安保小组。“他们对酒店安保工作就像平时执行作战任务一样认真负责，”凯文·里甘这样评价说，时任喜达屋酒店东南部业务副总裁，“他们不是你想象中的美国大兵之类的人物。”

然而，黑水公司的一些狂热批评者——以及阴谋论者——不能忍受这个比较。一份愚蠢的报告这样写道：“根据（一篇报道），美国黑水公司的雇佣军大摇大摆走上新奥尔良街头，全副武装、装备齐全。”另一篇报告这样写道：“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消息说，在新奥尔良，警察和（或）黑水公司和（或）国民警卫队不经过法律程序就杀人。”

还有一篇报道说：“黑水公司——如果我们的雇佣军转而攻击我们该会怎样？”这篇报道出自克里斯·赫奇斯之手。赫奇斯曾经做过长达15年的《纽约时报》驻外记者，还是该报纸2002年因报道恐怖主义主题而获得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后来，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沦为一名阴谋论者——而且，还完全投入到这一新的角色之中。他在报道中写道：“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都建立了恶棍满盈的准军事化部队。”“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过后，出现在新奥尔良街头的全副武装、身穿典型的黑水公司黑色制服的巡逻队伍，可能让我们体会到一丝严酷未来的味道。”

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很多网络专家指出了一张路透社2005年8月30日刊发的新闻图片，图中显示6名身着黑衣，肩扛机枪，斜挎武器，有的还戴着宽边墨镜的人，行走在新奥尔良大街上。但是，显然这些批评者甚至没有认真看一下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

除此之外，有些人认为我把一场自然灾害转变成了一次绝佳的商业机会。就像他们所谓的那种证据图片一样，这些人对历史的了解也是错误的。承包商业务——各行各业都如此——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总会剧增。在此次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私营公司蜂拥来到新奥尔良，因为众多政府机构手中握有1 000多亿美元的救灾重建项目。

美国工兵部队聘请了来自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和明尼苏达州的公司来清理废墟。根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救护车车组、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霉菌清理专家，以及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灾后重建顾问也来到现场。记者发现，海军花1 660万美元请KBR公司对新奥尔良的海军设施进行损失评估并负责三处密西西比海军设施的电力恢复工程。该公司也是伊拉克众多私营承包商中的一员。对于临时住房建设项目，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未经招标即把合同交给了贝克特尔、弗卢尔、肖集团和西图集团等公司，为2万名无家可归者提供移动式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就是前面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对其开展调查的那些“有毒简易住房”）。

黑水公司也接手了一些安保工作——我们当然并不是唯一拿到订单的公司。除了一些在新奥尔良为媒体报道团队提供安保服务的私营军事任务承包商，英国公司装甲组织国际公司（Armor Group International）向墨西哥湾沿岸派去了大约50名雇员。来自得克萨斯的本能射击国际公司（Instinctive Shooting International），负责奥杜邦宫大门外执勤，这是图兰大学附近的一处数百万美元高档社区。

此外，在我们整天为维护秩序和重建工作忙碌之时，国土安全部又找到我们，让我们立刻紧急前去保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机构及其人员。该机构有理由相信，在深陷困境、损失惨重的环境下，新奥尔良居民可能会围困保卫他们的人员，将怨愤发泄在他们身上。“我们过去上街时经常身穿背后印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字样的T恤衫，”加利·马拉塔这样说，他是该局一名安全事务协调员，“后来我们不再那样做了——因为有一天一个家伙对我说：‘你知道吗，E和M中间的空白区刚好可以用作射击靶心。’[14]国土安全部的联邦保护局无法给他们提供有效保护——这帮人都离新奥尔良最危险的区域远远的，因为他们‘感觉形势不够安全。’”

这份国土安全部订单的总额为3 330万美元，截止到2005年年底，黑水公司负责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路易斯安那州分局、灾难响应中心以及医疗救护人员的安保任务。几乎在接到订单的同时，我们就向新奥尔良城区派去了大约700名签约雇员，每位受保护的当事人每天向我们支付950元安保服务费。“考虑到黑水公司过去履行其他政府合同以及目前履行国土安全部合同中的出色表现，联邦保护局认为这样做对政府最为有利。”在一份国土安全部备忘录中，时任墨西哥湾沿岸飓风灾难恢复工作特别总监察长马特·贾达基这样写道。国土安全部保留无限延长此行合同的权力——而且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在一年之内，先后有1 600名黑水公司签约雇员在墨西哥湾沿岸工作，国土安全部为我们支付了近7 500万美元的报酬。

根据当时新奥尔良传来的耸人听闻消息，黑水公司人在最初来这里执行安保任务时的确身穿防弹衣，裤腿上配有手枪，手持滑膛枪或M4卡宾枪。同时，的确新奥尔良街头也到处都是特警队、路易斯安那州自然资源部的队伍以及5万名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队员，相比他们的武器装备，黑水公司的人就更不显眼了。而我们黑水公司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已经让他们习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付诸武力。我们的每位雇员都随身携带一张身份证卡，卡的背面书写着司法部规定的允许使用武力情景下的六个步骤——也就是我们的交战规则。

可喜的是，我们的人谁都没有用上这些规则。我们的签约雇员在新奥尔良没有放过一枪一弹。而且，在我们充分评估了当地存在（或不存在）的威胁之后，我们非常高兴地改变了此前我们那种令人生畏的阵势，更加低调了。当时，我们派往卡特里娜飓风灾区的一位督察人员说：“这不是要占领路易斯安那州，这是美国同胞之间的互助行动。”

我最喜欢听的一个故事是我们公司的人员帮助他们的美国同胞的故事，这件事情发生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发生几乎一年之后——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西非国家的一座城市，大部分人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而且大部分美国人甚至都不会读这座城市的名字。2006年7月，在离新奥尔良大约6 000英里的布基纳法索首都城市瓦加杜古——我们简称它为“瓦加”——一架总统航空公司的飞机升空，前往执行一次医疗救护任务，当时，空中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飞机穿过云层朝北面的马里边境地区飞去。

一年前，美国政府发动了“跨撒哈拉反恐合作行动”。该行动在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展，旨在消灭西非、北非一带极端主义组织。此项行动的目标是为来自七个撒哈拉国家（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的相关人员提供反恐战术方面的培训。这些培训教官是由国防部下属的美国非洲司令部委派的，都是美国特种部队成员。经过竞标，黑水公司的总统航空公司赢得了为这些培训教官提供固定翼空运支持的订单。因此，我们的雇员也来到了布基纳法索。这些飞行员驾驶的正是闻名遐迩的CASA C212机型。

公司的现场项目经理大卫·达尔林普尔对我说，我们的飞行一般沿着沙漠边缘开展，任务相对比较明确，只是一些飞机着陆点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后来他回忆道：“一天早晨，我飞往马里去运送补给，我必须在一个简易沙漠跑道上降落。”我拿到了跑道的坐标信息，但是，等我飞抵那里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跑道，只有一条土质简易机场跑道，而且跑道两面全是土地，我一直飞到跑道正上方时才看到它。”他说道。他降落在这条跑道上以后，就赶快步行丈量了这条跑道两端，获取了全球定位数据并记录下来供今后使用——他告诉我，作为跑道两头标记物的仅仅是一小堆石头。

仅仅过了几天，这些位置信息就派上了重要用场。那天接近傍晚时分，总统航空公司的另一位飞行员埃里克·汉弗莱斯的紧急救援电话打了进来。他们几个那天飞行在这条航线上，为身处马里的特种部队培训教官运送补给，但是在他们降落到马里后遇上了瓢泼大雨，马里的雨季隔三岔五就会来这么一场飑。达尔林普尔说：“在飑线到来之前先是时速达每小时上百英里的狂风”，“所到之处将席卷一切。”

这场7月的狂风暴雨从这个马里前哨战横扫而过，停在跑道上的汉弗莱斯的CASA型飞机被吹得横向移动了大约50英尺，一只轮胎被吹掉，整个机身猛烈颠簸，一支机翼触地受损，汉弗莱斯无法起飞了。而损失最惨重的还数这个培训营地。帐篷被连根拔起，随风吹走，临时建筑也都被吹得横七竖八，一片废墟。当暴风雨平息下去时，汉弗莱斯看到有一人丧生。还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美军士兵，被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面，显然很多人伤势严重。他紧急呼叫来了达尔林普尔：这些人员需要紧急转移以便接受治疗。

在瓦加杜古，我们的这位项目经理登上一架配有担架和急救设备的CASA，坐在驾驶员席位上。同时登机的还有副驾驶杰西·拉拉克斯、战地军医伊利·汉森、地勤组组长兼技师罗伯特·曼内斯。他们知道，整个距离需要90分钟的飞行时间，如果遭遇零星暴雨，时间可能还会更长。他们也预计天黑前只有90分钟时间了。每过一分钟，天一黑下来，就越难找到那条建议跑道。飞机即刻起飞朝北飞去。

在离马里营地还有大约20分钟时间时，空中机组成员接到了汉弗莱斯从地面打来的电话。他警告说：“风又来了”，“到处都是肆虐的飞沙，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黑暗正在逐渐覆盖这一地区，一场沙尘暴一样的天气即将遮住飞机着陆灯光的光亮。达尔林普尔盘算着，白天找到这个跑道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开始立刻采取行动，他从着陆区飞奔而出，找到了这个培训营地的指挥官。“我们需要灯光！”他大声喊道。

不久，12台绿色悍马隆隆地开上跑道，在2 500英尺长的跑道两边一字排开。飞沙打在这些卡车一侧的车帮上噼啪作响。那些马里司机在达尔林普尔的大声吆喝下，将大灯打开，照向跑道。最后一台卡车开到跑道尽头，就在石头堆过去一点儿，司机打开了双闪灯，以便让达尔林普尔知道应该在哪里停机。

总统航空公司的机组成员沿着跑道飞了两圈，以便全面了解地面上的布局——毕竟很少有人会经常在夜间降落在如此偏远的地方。但是，飞到第三圈时，达尔林普尔将飞机稳稳降落在跑道上，很快就停在了停机坪区里。

机械师曼内斯卸下了千斤顶和备用轮胎，开始抢修汉弗莱斯搁浅的飞机。达尔林普尔很快就和马里指挥官确认了：两名重伤员和一名牺牲士兵的尸体需要运回瓦加杜古。他回来想起，当时，当他站在那里时，狂风夹杂着飞沙扑面而来，“像是无数钢针在扎你”。

机械师很快做出判断：要让飞机重新恢复飞行，至少需要一天的维修时间。于是，达尔林普尔决定让两人留在马里，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将伤员抬上飞机，开始返航。在悍马灯光的帮助下，飞机重新升空，这位项目经理心里默默数了一下，飞机上共有一位副驾驶、两位机械师、两位重伤员、一位可以行走的伤员，还有一位牺牲的士兵。达尔林普尔后来告诉我，飞机里充满了血腥味。

90分钟之后，这架CASA降落在瓦加杜古。可是，工作并未完结。汉森军医立刻拨通了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的一位外科军医的电话。他一路上都在护理着的一位重伤员需要实施紧急脾脏切除术。他需要专家通过电话指导他们完成这个手术。他还需要一个可以做手术的地点。“那个当地医院……”达尔林普尔后来说道，“我是说，我无法描述它。尽管他们尽量让它卫生，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够卫生。”

而且，汉森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临时急诊手术室几乎没有什么药物。后来总统航空公司的人告诉我，汉森和一位当地医生剪下了那位战士的衬衣，准备开刀做手术时，他们飞一般冲到当地大街上那个药店，买来了第三类麻醉剂。自始至终，汉森都在协助那位医生做手术。

在弗吉尼亚，我高兴地接到消息说，紧急转运的两位重伤员都活过来了。显然，每位瓦加杜古的人员都和我一样感到无比高兴。同时，他们也亲眼目睹了这些黑水公司签约雇员奋不顾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精神。达尔林普尔说道：“我们到这个国家刚四五天，就开始了那次救援行动。”“我想，当地人在这之后简直把我们当成了偶像。汉森救治的那位特种兵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我们的人的英雄事迹广为传播。”

在那一周之后，在弗吉尼亚进行的一次仪式活动上，我们遇到了威廉·H·麦克雷文将军，当时他是一位正在冉冉升起的海军少将，现在，他已经是美国特种部队司令部司令，一位海军上将。他展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他说：“我听说你的人在马里实施了一次勇敢的飞行救援行动。谢谢你。”

“我们非常愿意帮忙，”我说道，“我们有一批非常勇敢的飞行员。”

到2006年后期，我们决定在国内其他地方创建新的培训基地的时机已经成熟，目的是就近服务那些无法来莫约克营地接受训练的军队和执法部门。我们的团队在伊利诺伊州卡罗尔山之外开辟了一处80英亩的场地，位于该州西北部很远的一个叫作“无冰渣地带”的地方。这里成了黑水公司北方基地。在这之后，创建黑水公司西部公司的计划又把我们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那是一块824英亩的土地，位于圣地亚哥东南45英里外一个叫波特雷罗的小镇上。

这是一个只有850个居民的小社区，从1868年出现首批定居者至今，除了很少的几处现代化便利设施——两个餐馆和一个百货商店，小镇似乎一切都没有什么改变。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考察期间，我们看到了美洲野猫和长耳鹿，鹰和鹫在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橡树上盘旋栖息。

我们在94号州际公路不远处的宽大峡谷里找到了一处曾经用来养鸡和牛的废弃农场。我们想象着这里将建成10多处靶场、一处大型驾驶训练场，以及一个直升机停机坪。这里离西海岸一带的客户非常近，包括圣地亚哥海军基地的2万名水兵，海军两栖基地的海豹突击队，以及附近彭德尔顿营地、米拉马机场、29号棕榈营地的空地作战中心，共计大约5.5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对于未来的黑水公司而言，我更看重的可能是这里离边境很近。

离波特雷罗最近的城市是特卡特，向南开车8分钟，即可抵达墨西哥。早在2005年5月，当加里·杰克逊前往众议院国土安全管理、整合和监督小组委员会做证时，我就开始考虑，黑水公司如何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做些什么，就像我们已经为一些政府机构所做的那样。

我们知道，对于国会授权的几星期的培训课程，一个安保人员的培训费就比任何一个议员把一个孩子送到哈佛学习4年的费用都要高。因此，我们制订了一个为期18周的培训计划，将一次性为海关与边境保卫局培训2 000名新人，而费用则是过去费用的很小一部分。杰克逊对国会委员会说：“就像私营物流业开始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在全球投递邮件和包裹一样，黑水公司也可以用同样方式来满足海关与边境保卫局的紧急和必要的培训需求。”

此前，当我们试图在波特雷罗开展边境业务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订立过类似合同。但是，过去我们也曾经有过先做产品再去寻找需求的成功案例。这项工作值得一试，而要想尝试，首先必须建好基础设施。

2006年12月，波特雷罗小镇的七人规划小组——当时该小组没有任何实际授权，其最终授权是后来才由圣地亚哥县监事会批准的——全票同意开展这一项目。规划小组认同黑水公司的远景计划，并且看到了我们拟创建的设施将为这座四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小镇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但是，波特雷罗的小镇居民却不这样看。

几个月之内，大约300多位居民就联署签订了一封抗议信，反对我们的扩建计划。绿色T恤衫和汽车标上贴的“阻止黑水公司”字眼到处可见。在抗议黑水公司的集会上，小镇居民表示，他们担心实弹射击将给这处山火易发地带来山火。他们反对噪声，反对可能给当地野生动物带来的影响，反对峡谷交通量的持续增长。

但是，在一切表象深处，我理解，实际上大部分小镇选民仅仅是在表达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以及对长期以来把我们公司描绘成的邪恶卡通形象的反感。很快，这些选民甚至罢免了七人小组中的五位成员，取而代之的几位候选人都是坚定不移的黑水公司反对者，他们坚决要求阻止我们的扩建计划。

对于我们所有人，这都是一场让我们感到尴尬的经历。但是，尽管我对他们反对我们的理由感到愤懑不平，我依然对他们这种全体社区团结一致的精神表示尊敬，这是美国民主进程的真实写照。他们不希望和我们打任何交道。我接受了这一信息。

就在这时，加利福尼亚南部发生了一场大火。

2007年10月20日，在安赫莱斯国家森林公园里最初的一处着火点开始出现，紧跟着大约20多处着火点开始弥漫。不久，大约50万英亩的森林被燃烧殆尽。几乎有上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成为加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员迁徙行动。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浩劫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第二天，哈里斯大火——仅在圣地亚哥县境内就发生了8处大火，这是其中之一——开始从波特雷罗的哈里斯牧场大路那边开始燃烧，在这座安静的山区小镇的里里外外大约9 000英里的面积都笼罩在山火之中。450多处建筑被化为灰烬，8人遇难。食品、燃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电力中断，导致饮水也成为问题，因为很多居民依靠电子泵从井里取水。去他的抗议传单吧，只要我们黑水公司人可以做到的，我们谁都不会眼看着小镇人受罪。

我们的很多签约雇员都曾经当过消防队员，或者参与过救灾活动。我们立刻向小镇派出了一支快速反应小队，几天之内，他们就开始在巴雷特交叉路口一带平整场地搭建大型救灾中心。然后，我们又运来了重达1万吨的救灾物资：睡袋、衣服、儿童玩具、微波炉等。

3顶米黄色大帐篷——一顶用于妇女，一顶用于男人，一顶用于家庭，每顶帐篷中都安装有灯光和空调——为200名无家可归的居民提供了临时住处。第4顶帐篷内部安置了电视机和DVD播放机。附近的拖车式简易房提供了淋浴和干洗设施。

正当我们协调救灾中心的建设事宜时，另一个组织，来自佛罗里达州西墨尔本的基督教堂灾难响应小组也派人过来负责这处救灾中心的日常管理和食物分配工作。黑水公司为这处帐篷城捐助了所有的物资和供应，这90天，我们帮助波特雷罗的居民渡过难关，重新恢复日常生活。即便这样，还有人对我们持不信任态度：“他们只是想在社区面前充好人，但是这一切都是一种策略，是一场游戏，”小镇居民唐·莱特尔对圣地亚哥当地公共广播电台（KBPS）这样说，“（黑水公司）只是想成为社区英雄。”

我们在巴雷特岔路口的3个月的救灾行动一结束，我们公司就彻底离开了这里。我们收回了在这里建营地的计划，给出的理由是射击场枪声分贝数太高了，恐怕不符合县里的相关规定。大家理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真实原因。这里的居民不欢迎我们在那里。因此，黑水西部公司又在圣地亚哥县找到了另一处地皮。

即使这样，现在回想以来，我依然认为我们在波特雷罗做得很成功。

想到我们是第一批向当地受灾的男男女女伸出援手的救援队伍，我就由衷地感到自豪——而我们的扩建计划和业务前景和救灾工作毫不相干。在一个遭受大火袭击的山谷地带为孩子们分发玩具时，谁还会关心或许某一天我们可能和边境巡逻机构达成的那个设想中的合同呢？“即使遭人白眼，我也要继续（救灾工作），因为这是正确的选择，”布赖恩·邦夫利略，黑水公司西部公司副总裁，站在被大火包围中的巴雷特岔路口救援中心这样说道，“这是我们的一贯坚持的做法。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我总是会想，我们在波特雷罗的几个月里的行动，恰好可以视为我们黑水公司参加人道主义行动的一个缩影。而且，这也证明我们的人具备更多的各种救援技能，任何常规救援人员都难以和他们相比——我喜欢的另外一个关于我们公司的故事发生在南加州一个更远的地方。

在此次哈里斯大火发生3个月之后，我接到了一个从密歇根州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讲的事情发生在8 000英里之外。我被告知，3名来自大急流市的学生，作为一个国际援助小组，“拯救教会”（Set Free Ministries）的成员，被派往肯尼亚很远的西部地区。3人中有一对姐妹布里顿尼和奥布里分别为21岁和19岁，以及她们20岁的朋友杰米·库克。他们原本计划在位于内罗毕西部180英里的基米利利待两个月，在奥姆瓦比尼医疗中心照顾HIV阳性或身患艾滋病的孤儿。

我知道在东部非洲国家，经常可以看到外国援助人员。长期以来，肯尼亚和西方社会就保持着密切的社会文化纽带关系——尤其是和邻国乌干达、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相比——到后面的事件发生前，肯尼亚是该地区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国家。

但是，到2007年12月30日一切都改变了。在一场势均力敌为期3天的总统选举之后，执政的国家团结党候选人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宣布赢得大选，但是出现了大量贿选传闻。当晚，他立刻宣誓就职，随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暴力之中。大批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的罗族人走上街头抗议，和齐贝吉所属的人口占多数的吉库尤人爆发了大量冲突。

几周之内，大约有1 150人丧生。整个国家大约有350 000人被强行赶出家园，流离失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这里发生了很多耸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男人、妇女和女孩被强行施以割礼，或遭到强奸。到2008年1月1日，离奥姆瓦比尼几英里之外的一处教堂被人们点燃，付之一炬。当时里面还有很多吉库尤人在避难。愤怒的暴徒将避难者的毛毯和垫子浇上汽油，堆在大门上点燃，将教堂夷为平地。多达50多名妇女儿童命丧火中。

到我听到这些情况时，那3位女大学生——她们的肤色太白根本不可能混到当地人之中——就藏在拯救教会的孤儿院内，祈祷那些暴民不要进入她们所在的大院。逃跑则太危险。附近基米利利城通向外界的几条道路都被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着。为数不多的马萨伊武士保护着这所孤儿院，但是如果暴力绵延到这里，后果可想而知。

布里顿尼和奥布里的父亲，范德·梅伊（他也是该教派的执行董事）简直快疯了。他曾经试图租赁直升机前往解救女孩们，但是，他没有租赁到直升机。他向当地官员、国际援助机构和国会议员求助，但是都没有效果。“他们说：‘待着，不要动。’”

范德·梅伊回忆说：“他们就是这样让我们（告诉女孩们），你们处境危险，但是不要动。”通过和孩子们通话，前面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揪心，“她们害怕极了，我告诉她们，‘宝贝，我不知道怎么做。’”

范德·梅伊一家就住在密歇根州离霍兰30英里的地方，最后，他终于想起来他的亲戚中可能有人认识我的亲戚。不久，我们就通了话——紧接着，我就给阿富汗喀布尔的人打去了电话。如果是我的孩子身处险境，哪怕是地狱我也敢闯。我的黑水公司团队和我抱着同样的信念：要帮助这些家庭把他们的孩子们带回来。我们的航空公司总裁理查德·皮尔立刻呼叫了里基·“C.T.”钱伯斯。

里基·“C.T.”钱伯斯是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被昵称为“巧克力炸弹”——他的人就像这个昵称一样让人印象深刻——他曾经领导1997年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爆炸案调查工作，他对该地区十分熟悉。在2008年早期，“C.T.”也是黑水公司在阿富汗的地区培训总监。我们在阿富汗执行各种缉毒任务和边防警察培训任务。钱伯斯立刻搭乘时间最近的航班直奔内罗毕。

一抵达那里，他就和其他几人租赁了一架小型飞机，前往执行此次紧急人道主义援救任务。他们自己驾机飞抵基米利利郊外的一处简易跑道，迅速潜入教堂，将教堂里避难的妇女以及其他传教士带到飞机那里，然后飞回了内罗毕。两天之后，3位女孩搭乘的民航班机抵达了位于大急流市的杰拉尔德·R·福特国际机场。我从密歇根州那里的朋友处听说了当时的场景，姑娘们手拉手跑下舷梯，一头扎进翘首期盼的父母的怀抱。很多人从当地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

作为感激，女孩家人要为我们支付相关费用。我们没有接受。实际上，整个事件中，唯一谈到钱的一次是钱伯斯给他的上司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可以在返回喀布尔时升到头等舱。他说：“这一周时间太漫长了。”我们当然都这样认为。

所有这些事件——卡特里娜飓风、瓦加杜古城、波特雷罗小镇以及肯尼亚援救行动都与我的信仰息息相关。由于某些原因，很多指导我笃信基督教，但是，不知为何，他们难以想象我还是一个热衷慈善的人。实际上，我的信仰影响了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我犯错时，我总是体会到上帝的恩惠——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大一次恩惠与我那不断添丁加口的家庭有关。

琼去世一年后，我娶了乔安娜。我感到，这样做是正确的，尽管我在第一次婚姻中犯过错误。我希望成为我们的儿子拉里的父亲，他是在琼去世后不久降生的。在婚礼之后不久，我们的第二个儿子杰克出生了。最后，在2007年，受上帝的恩惠，乔安娜和我又得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儿子。我在自己一生中通过我们所有的孩子切身感受到了上帝的影响和恩惠，尤其是通过儿子查理，我的确感受到了上帝之手的温暖。

2008年9月下旬，小查理不知道怎么搞的，自己溜出了我们弗吉尼亚家中的后门。当时，我正在阿富汗实地巡视，乔安娜也正在外出购物。家里的保姆刚刚在厨房给查理洗完澡，转身去查看一下其他孩子。就这么一会儿，1岁的小查理竟然爬出门外，直接奔向游泳池。他一头扎进池内。

不久，我们最大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当时才12岁），发现了查理。那时查理已经一动不动漂浮在池里。克里斯蒂安跃入池中，将小查理救了出来。然后立刻为他实施了人工呼吸，这是他在黑水公司的红十字认证课程中刚刚学会的。在一片混乱之中，索菲亚尽量保持冷静，她拨打了911并通知了一些家人好友，等救护车赶到将查理送到医院。

下午两点，喀布尔，我的手机响了。一大群人来到医院，乔安娜吓得不知所措。我立刻改变了原定行程计划，本来那个周末还要在巴基斯坦停留一下的。几分钟之内，我就登上了回家的飞机。对于这次15小时的飞行，我几乎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占据我头脑的全是失去我儿子的恐惧，让几乎难以呼吸。

然后，当我冲进家门时，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查理在冲我笑。他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精神很好，几乎看起来和我几点前离开家出差时没什么两样。他们让他出院回家，而且最后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显然，上帝不让查理死去，”友人这样讲到，“但是，我感觉，所有发生的事情皆有原因。”

后来，在我不断换台浏览电视新闻时——我几乎把遥控器掉在了地上——伊斯兰堡时间当晚8点，正是我原本计划入住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的时间，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装满13 000磅炸药的六轮大卡车冲向酒店大门口。根据政府官方调查报告：“这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爆炸案”。此次爆炸炸毁了酒店大楼，导致53人丧命，至少260人受伤。克里斯蒂安救了查理一命。我相信，查理救了我一命。

今天，由于克里斯蒂安那天的英勇表现，费尔法克斯县消防救援局为他颁发了公民奖。索菲亚那天在紧要关头，顶着压力从容应对，让我想起了她妈妈的很多往事。每当我向人们讲到这些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脸上放光、无比自豪。

看到我们的黑水公司家庭能够解救他人——不论是战士、自然灾害的难民乃至受困的援助人员——一种似曾相识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如果要我猜一下的话，这个数字可能在175人左右。我们通常不会对这些数字做很精确的记录。“黑水公司一直都很优秀，”唐·范德·梅伊——布里顿尼和奥布里的祖父——在那几个孩子安全返回密歇根之后，这样对当地媒体说，“最近，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负面公开报道，但是，他们的行为是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

范德·梅伊教长对整个事件的描述与孩子的爷爷略有不同：“这是一场噩梦，也是一个奇迹。”他这样说道。

我理解这种感受。

[14]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英文名称是FEMA。——译者注

2009年伊始，对黑水集团来说并非奇迹的来临，倒更像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公司似乎已经难逃终结的宿命。

2009年1月1日，美国与伊拉克新修订的《驻军地位协议》正式生效；作为彰显行使国家主权的措施之一，伊拉克政府官员宣布不再向黑水公司颁发在该国的营业执照。伊拉克内政部官员阿拉·阿尔–塔伊亚（Alaa al-Taia）告诉《纽约时报》：“他们提出了这一要求，但被我们拒绝了。”

由于我们在伊拉克的任务隶属美国国务院领导，所以此前并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但在《驻军地位协议》生效之后，国务院通知我们说，能否继续留在那里，得到伊拉克政府的允许至关重要。但伊拉克政府是不会同意的。“当地对这家公司反对意见很大，特别是他们在此之前劣迹斑斑，而且涉嫌滥杀大量无辜。”伊拉克内政部发言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哈拉夫准将宣称，根据新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所有军事承包商“必须得到伊拉克政府的授权，那些没有获得执照的公司，例如黑水公司，应立即离开伊拉克。”

考虑到我们在伊拉克的诸多麻烦，其核心在于我们完全按照国务院的合同规定行事，国务院不敢出面对我们的事业给予支持。我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或许我的想法很幼稚，或许纯属异想天开，但我始终信守对团队的忠诚与奉献。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那些国务院的项目主管却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为国务院提供的安保服务，已经获得国务院“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Ⅱ”的年审资格，并准备在2009年5月初继续承接该项目。但就在伊拉克内政部宣布上述决定两天之后，我就获悉国务院也做出了他们的决定：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工作已经结束。三蓬防务保安公司将接替我们的工作。据当时一位美国高官声称，任何关于黑水公司能否继续在巴格达执行安保任务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不现实的，因为无论怎样都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在伊拉克开展业务了。”

这样一来，我公司大约50%的收益就要化为泡影。在国务院出于礼节当面通知我们之前，我已在一篇博客上看到了上述内容。

多年来与国务院日趋紧张的关系终于达到白热化。由于黑水公司在公众舆论面前名誉扫地，国务院也难以撇清关系。国务院并不看重我们无可挑剔的成功业绩，却在背后算计我们所引发的负面新闻，以及可能给他们造成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国务院工作人员错就错在与我们扯上关系——或者仅仅因为跟我们沾上边，而且自从我到国会做证之后的几个月里，对黑水公司的诋毁与日俱增。

例如，国税局（IRS）对我们把地面安保人员归类为“独立签约保安”而非“公司雇员”的会计做账方式展开调查；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立即抛出一份新闻稿并到处散布，指责我们避税。我们实际上成了这位左翼官僚借机攻击其对手国税局的一种试探。我们公司的会计做账完全合法，我们针对这一指责拟定了一份长达14页的回应声明，但这位主席却对声明中提出的一项要求置之不理：“黑水公司会继续配合委员会的审查”。声明指出，“同时郑重请求委员会对我们这份（澄清声明）给予同等的社会关注和考虑,就像对待主席先生您在2007年10月22日发表的那份新闻稿一样。”

甚至多年以前的事情也莫名其妙地再次成为媒体的报道焦点。2005年，黑水公司军械库的两名雇员——肯尼斯·卡斯韦尔和威廉·“马克斯”·格鲁米奥——被公司内部调查人员发现做假账。他们把准备配发给国外签约保安的枪支偷出来拿到黑市上贩卖。

我们当即就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和烟酒、枪械和爆炸物管理局对莫约克基地所有涉案人员进行查处。但即使这样仍事与愿违：面对可能长达10年的刑期和25万美元的巨额罚款，卡斯韦尔和格鲁米奥两人与联邦调查人员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了3年缓刑和1 000美元罚金的认罪条件，同意在今后任何涉及黑水公司的枪械走私案件审理中做不利于我们的指证。“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格鲁米奥在认罪时表示，“作为一名曾在部队服过役的军人，我觉得很丢脸，这也是我的终生之憾。”

在我前往国会做证之后，这件两年前的旧事不知何故再次被抖出来；在这些新闻报道的末尾才能看到寥寥数语的轻描淡写：“在2005年这两人被开除时，联邦官员证实黑水公司主动报告了此事，并寻求调查部门给予帮助。”

到这时，哪怕是涉及我们公司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也会成为令人浮想联翩的新闻头条。例如，我们曾购买了一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EMB–314型“超级巨嘴鸟”攻击机，该机型的最初设计主要是用于边境巡逻和平暴行动。我们购买的这架飞机是作为教练机生产的，完全符合此类设备的标准进口规定，不啻为进一步提升莫约克基地培训能力的一种绝好途径，与当初利用“集装箱里的军舰”训练海军的模式如出一辙。但不出所料，我们本来只买了一架战斗/教练机，却立即在网上被大肆渲染成：“黑水公司正在打造自己的‘对地攻击机’空中力量，并刚刚从巴西飞机制造厂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那里购进了一批‘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

似乎这还不足以博人眼球，我们在巴格达的一位签约保安后来又卷入一起开枪致死事件——但这次被打死的是一只狗。这只狗的名字叫亨特西，是《纽约时报》巴格达分社记者驻地“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我被告知，打死这只狗的枪手是我们K9警犬公司的一名驯犬员，在美国使馆人员到访之前对分社的媒体采访区进行全面检查时，亨特西——这只平日靠记者喂给它剩饭的流浪狗——表现出很强的领地意识，并攻击我们的搜爆犬。在多次试图将两只狗分开无效的情况下，这名驯犬员实在是不想看到黑水公司极为贵重的搜爆犬遭到一只野狗的伤害，迫不得已拔出手枪清除了这一威胁。结果，第二天这件事就登上了新闻头条。“黑水公司保安射杀《纽约时报》的狗”——很快，国务院多次派人前往分社进行调查。《纽约时报》报道称：“他们非常重视此事。”

在2009上半年，我每天总能听到据传我的公司又在干坏事的阴谋论——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阴谋论远比事实更合乎情理。哪怕是对我们的安保工作以及国务院在巴格达的任务目标所做出的澄清，他们也要添油加醋地演绎一番。此时的我已是心力交瘁。

正如一位支持黑水公司的博主形容的那样，当时黑水公司所处氛围“就像一杯掺着恐惧、无知和妄想症的烈性鸡尾酒”，诸如《纽约时报》弗兰克·里奇这样的专栏作家也对黑水公司加以口诛笔伐。2007年，美国空军装备采购负责人查尔斯·瑞切尔斯被一名记者曝料，称其在军事承包商“国民研究协会”担任虚职期间挣了一笔微不足道的外快，瑞切尔斯随后自杀——“我的确没有为国民研究协会做任何事，”瑞切尔斯坦承，“虽然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张薪水支票。”——里奇在评论文章上写道：“巧合的是，他（瑞切尔斯）和黑水公司之间仅有‘三度分割’[15]的关系。”事实上，瑞切尔斯与我的公司没有丝毫瓜葛——但是在这些人的牵强附会之下，“黑水公司”这个名字莫须有地成了贪腐的代名词。

还有更为极端的例子，有一个更新频次很快的博客，总让我觉得多少有些黑色幽默，博客取名为“你只需要一个疯狂的阔佬和一支私人武装就足够了”。博主是新西兰人伊芙琳·吉尔伯特，她毫不掩饰创建这个网站的目的：“开设此博客的前提（是）预先假设埃里克·普林斯，‘黑水公司’雇佣兵公司的创始人，很可能就是派出机组人员制造了‘9·11’事件的人。”

国务院人员对我们奉命执行任务时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危险很不以为然，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他们不喜欢危险鲁莽的驾驶行为。他们也不喜欢听到枪声，甚至认为我们在国务院监管下的战术行动可能会阻碍他们重建伊拉克的努力。据报道，我们在伊拉克开展业务期间担任国务院驻伊拉克顾问的杰西卡·甘斯告诉《洛杉矶时报》说，在看到“全副武装的签约保安恐吓伊拉克平民，随意毁坏他们的财产”时，她甚为愤怒。

媒体的肆意抨击我可以忍受。但同样还是这些批评人士，却不得不承认一旦离开“绿区”后所面临的危险境况，他们的虚伪着实让我愤怒——要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形容的那样：“你当时肯定希望让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最具破坏力的一帮人来保护你。”

相比媒体的负面报道，黑水公司多年来的业务水准对国务院决策层更具说服力——这正是我一贯秉持的朴素经营理念：“让自己成为必不可缺的人，就一定能找到活干。”但是，在巴格达尼苏尔广场事件影响的波及下，国务院显然开始重新评估形势。国务院海外保护行动办公室——高等级威胁保护处的项目官员保罗·埃萨克在2008年7月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中指出，“在2007年夏末和秋天，黑水公司负责国务院‘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合同的管理人员所采取的行动……导致项目办公室对他们的信誉和管理能力失去信心。”

到了2009年1月，在巴拉克·奥巴马宣誓就任总统并提名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之后没几天——两人在竞选时都力主停止聘用私营安保服务商——国务院取消了我们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Ⅱ”合同，一下击中了黑水公司的要害。

但就在国务院突然终止合同时，新一届民主党政府很快就吸取了上届政府同样的教训：“不可或缺”这个词确切地诠释了这一点。自我们首次赢得在巴格达的主要安保合同这几年来——其职责范围从技术上来讲就是众所周知的第6任务订单——我们又先后拿到了另外两份任务订单：第8任务订单，向巴格达以南的希拉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派出安保小组；还有第10任务订单，国务院正式批准使用我们的空中支援，包括搜索和营救能力、救护直升机和我们的快速反应小组。

我们为国务院在巴格达执行的安保任务本应在2009年5月结束，但部署在巴格达南部城市的第8任务订单要到8月份才到期，距伊拉克内政部要求我们彻底离开该国的通知时间延后了8个月。国务院很担心突然失去我们的空中支援，所以在给予我公司毁灭性的财务打击之后没几天，又和我们达成一份新的第10任务订单。国务院告诉我们说，他们得花上大半年时间才能重新找到一家公司来接替黑水公司的空中支援能力。根据新达成的合作条件，我们的航空专家将一直在伊拉克待到9月份，国务院为此将向我们额外支付2 220万美元。

2009年年底，当黑水公司终于结束在伊拉克为期4年的多项“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Ⅱ”合同任务时，国务院已为我们的工作支付了10多亿美元。

就在伊拉克政府宣布拒绝给我们颁发营业执照的当月，我们公司涉嫌尼苏尔广场事件的当事签约保安在法庭上针对14起过失杀人和20项蓄意谋杀指控提出了无罪辩护。当时这一案件审理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我很明白，在那个时刻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给任何人留下任何法律起诉的把柄。然而，就在黑水公司地面安保小组撤离巴格达的时候，我们又有两名签约保安在阿富汗首府喀布尔卷入一起枪击事件。

2009年5月，隶属黑水子公司“帕拉文特”的两名签约保安，在护送3名阿富汗翻译穿过喀布尔前往保安驻地几英里远的一个出租车站时，发生了枪战。不久之后，这两名签约保安，克里斯托弗·多特勒夫和贾斯汀·坎农依照《海外军事管辖法》遭到起诉，他们被指控犯下多起罪行，包括过失杀人和蓄意谋杀等罪名。

这起事件终于彻底激怒了我。我对这两名签约保安的胆大妄为感到十分惊愕——并对其可能给公司总部造成的后果而大发雷霆。似乎国务院在伊拉克的怒火还不足以摧毁黑水公司打拼出来的基业，现在我们的团队又要在公司的另一个业务主要开展国疲于应付新的枪击事件。

我们通过“帕拉文特”子公司在阿富汗履行与雷神技术服务公司签订的一份转包合同。我知道，即使我们在伊拉克的安保工作大幅收缩，阿富汗战区仍然能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商机。这正是维持公司正常运转的最佳时机。作为国家重建进程的举措之一，就是北约联军能够撤离阿富汗，北约为此设定了阿富汗国家警察（ANP）和国民军（ANA）的建设标准:在2013年之前经过训练的阿富汗国家警察部队达到16万，具有作战能力的国民军规模扩大到24万。美国率先承担起了阿富汗军警部队的训练工作，仅2010年就准备拿出90多亿美元帮助建设阿富汗军警部队。确保我们能参与阿富汗军警的训练工作，是巩固公司发展基础的关键一环。

雷神公司从美国陆军那里获得了一份为期10年，价值高达112亿美元的合同，在阿富汗“为陆军的实战、模拟和建设性训练系统提供运行和维护的整合、系统集成和工程保障服务。”简而言之，就是雷神公司必须确保阿富汗国民军能尽快达到预期训练效果。他们找到了黑水公司，然后和“帕拉文特”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 500万美元的转包合同，把我们的地面实战教练派往阿富汗为该国的新兵提供基础培训。

我所说的“基础培训”，意思是据说阿富汗国民军有许多来自部落地区的士兵，他们甚至从未见过自来水管和家用电器。我们的教官得从“厕所使用指南”教起，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当然，我并没有贬低阿富汗人的意思。这些士兵，还有一小部分曾经用长袍把全身都遮掩起来的妇女们，为能够帮助他们的国家恢复秩序而感到无比自豪。在我前往当地实地考察时，看到他们的工作热情之高，是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的。

他们的付出从训练效果上得以体现：每六个星期，就有大约1 300名阿富汗国民军完成“帕拉文特”公司的训练计划，其军事技能远胜过阿富汗军队其他部门。我仍记得，当时我坐在当地一辆破损不堪的越野车里，在喀布尔市区充满呛人尾气的拥堵车流中，观察到这些阿富汗士兵挤在皮卡车里，手里端着枪，扣扳机的食指向前伸直并紧贴在机匣上，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样子。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和他们一样的自豪感。

多特勒夫和坎农是负责新兵培训的其中两名教练。通过实地考察，他们向我证明了他们的工作质量。我们公司总部的管理层很快意识到，我们在阿富汗遇上的麻烦与我们这些签约保安的工作表现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因为其中某些人在非工作时间段的所作所为而引起的。

我被气得脸色铁青。为了履行所有合同，公司战线越拉越长，要同时兼顾北卡罗来纳州的约700名雇员，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安保小组的1 200名签约保安，派驻到这两个国家的航空业务部门的100名签约保安，还有负责训练阿富汗边防警察部队和缉毒部队的200名签约保安。新签下的阿富汗国民军训练合同意味着还要向阿富汗增派75名签约保安——结果这两人突然卷入枪击事件。黑水公司当时正面临比以往更多的舆论关注，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回应方式吗？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涉及此次枪击事件的所有当事人几乎都被我开除了。

如果还有一线补救希望的话，就是黑水公司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区的实际工作表现均堪称典范。到2009年9月，我们训练了超过38 000名阿富汗国民军士兵，考核结果证明我们的签约教练“表现优秀，富有灵活性，并提供了优质服务。（雷神公司的）报告一向认为……在‘帕拉文特’公司的努力下，阿富汗国民军的训练合格率超过了90%。”除此之外，我们还训练了3 700名阿富汗边境警察和5 700名缉毒警察。

在国内，我们的三个训练基地一直在培训来自军队、联邦政府和地方执法部门的人员——仅2009年就培训了近两万人。尽管已是阴云密布，但这些业务量足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即使国务院削减了我们的合同，我的公司仍然能够得以存续，但必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内部运作——并考虑如何低调行事，以往的行事风格显然对公司发展不利。

在此之前，黑水公司的品牌形象曾经有过小幅调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过后，公司网站上除了身着佩枪，一袭黑衣的安保勇士宣传画面之外，又增加了我们能够胜任的人道主义救援宣传。我们策划了一幅广告，主题是正在用汤匙给嗷嗷待哺的婴儿喂奶粉，并配上了宣传语：“既然已经认识到这个星球上的种种暴行，我们这些正享受着安全、和平和自由生活的人应该响应使命的召唤，向全世界播撒希望贡献微薄之力。怀着对全人类的无私奉献和怜悯之心，黑水公司致力于在全球发挥影响，为那些仍深处绝境的人们带去希望。”

在巴格达尼苏尔广场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把公司最初的徽标图案——曾被《纽约时报》描述成“红十字准线里的一只熊掌印，上面‘黑水公司’这个单词的字体设计看上去就像是从威士忌酒瓶商标五分之一处撕下来的。”——进行了柔化处理，减轻了步枪瞄准镜图案的视觉冲击力，并对此前具有威吓性的熊掌骨骼图案进行了钝化处理。调整后的徽标设计使我们更像是一家“《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强企业”，而不是此前的“枪展会”形象；我们还彻底删掉了徽标上“黑水公司”这个名字。到了2007年年底，那些想要找到我们的人通过徽标一眼就能辨认出我们公司。

然而，到了2009年，面对媒体多年来的严厉批评，仅凭更改徽标设计图案显然已于事无补。我的心头始终萦绕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难以释怀，那就是美国毕竟不是精英政治。事实很清楚，最能干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够成功——尤其是当有如此多的人似乎都急于把我们拉下台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面临的“公关噩梦”注定要给黑水公司带来厄运的话，那么“黑水公司”也就在劫难逃了。

我们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探讨如何建立全新的企业形象，考虑了各种品牌设计方案。最后，公司管理层投票表决通过将公司更名为“Xe服务公司”，它的意思是……其实没有什么意思。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Xe”这个单词的发音为“Zee”，是元素“氙”的化学周期表符号，一种存在于地球大气层中的微量无色、无味气体。除非有人特意指出来，否则你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这种特性正好切合了公司全新的、低调行事的发展方向。我们发誓重新回到训练中心的基础业务，拓展培训项目，且不为人注意。作为公司的主要训练场，莫约克基地也被重新命名：从此前的“黑水公司接待和训练中心”改名为更为简约的“美国训练中心有限公司”。

批评人士认定公司更名是一种止损策略，并将其视为公司的濒死哀鸣而幸灾乐祸。我们当时进行了公开澄清，黑水公司的改头换面“并非因为失去国务院合同而导致的直接结果，但的确反映出了我们所定义的业务发展方向”。批评人士总是将其视为反对军事承包商所赢得的象征性胜利。因为他们认为重塑企业形象肯定是我们想出来的主意。

事实上，首次专门提出给公司改名的是珍妮弗·乔伊（Jenniffer Joy）。乔伊是雷神公司派驻阿富汗负责监管阿富汗国民军训练工作的一位项目经理。当时任黑水公司副总裁的吉姆·希尔洛斯基（Jim Sierawski）第一次找到她协商我们公司参与转包合同竞标事宜时，“乔伊女士表示，她对黑水公司的名字出现在（雷神公司）审核通过的（训练）合同承包商名单上有些担心，”2010年我们在国会做证时说，“希尔洛斯基先生记得，乔伊女士当时曾询问黑水公司是否考虑更改名称。”

我对乔伊的这个想法并不以为然。但如果像雷神公司这样的客户都想采用这种本质上的推诿方式——也是聘请黑水公司的一种手段，以便在事后宣称，“我们不知道这家公司就是黑水公司！”——我认为最好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吧。无论合同文本里写的是什么，公司里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处何方。准确地说，我心里自然清楚，足有20英尺宽的“黑水公司”这两个字仍然镶铸在莫约克基地公司总部大厅的水泥地板上。

很快，我们就成立了“帕拉文特”公司以接手阿富汗国民军的训练工作，我们也越来越依赖于公司旗下近36家分公司和子公司构成的运营网络来帮助公司获取业务。黑水公司一直都设有各类分支机构——例如，数码备份培训公司开设有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执法培训科目；远洋海事公司负责经过改装的科学测绘船的调用；易居控股公司则是负责房地产和物业的分公司，包括莫约克基地的扩建工程。在黑水公司声名远扬之时，这一系列分支机构也变得更有价值。没多久，我们就通过总统航空公司、灰石有限公司、联合顾问集团、GSD制造厂、渡鸦开发集团以及其他分公司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订单。

这种经营方式虽然抑制了公司的知名度——但从法律角度来看，也限制了我们在各领域的法律责任风险。黑水公司这样做只不过是效仿其他大型承包商的做法，通过创建子公司去争取各种商业机会。诺斯罗普·格鲁曼集团旗下就有听上去很神秘的子公司，比如利顿工业公司、TRW有限公司，泰勒·雷恩航空公司和防务信息技术公司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掌管着近20家分公司，包括高级海洋系统公司、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有限公司和职业管理系统公司，以及众多涉及导弹、太空和航空领域的子公司。批评人士指责我们利用“幌子公司”和“空壳公司”——这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拥有所有的子公司。而且大部分公司的注册地址就是众所周知的莫约克布丁岭路850号——与黑水公司总部同一个地址。

我们的客户都知道他们聘请的是谁——国务院也不例外，他们和其他客户一样，给我们下达了清楚而明确的口头指示，即把公司名字掩盖起来对每一位当事人都有好处。因为无论在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国务院都迫切需要我们在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为其提供帮助。

2009年3月27日，奥巴马总统站在华盛顿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450室的演讲台前。他的右侧是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他的左手，是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总统宣布说：“今天，我宣布针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采取全面新战略。”

自美国出兵阿富汗8年来，局势的稳定非常缓慢，其进展只能说聊胜于无。塔利班武装分子仍在这个新生民主国家肆意妄为地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该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总统选举原本定于2009年5月举行，但由于武装分子的袭扰，导致选民登记人数不足，选举不得不推迟了3个月。美国刚刚经历了在这场战争中美军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年，在2008年有155名在役人员牺牲。到了2009年，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作为“全面新战略”的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决定向阿富汗增派21 000人的部队，随后在当年晚些时候又决定再向阿富汗增兵12 000人，总兵力超过了布什政府在这场失败战争中驻阿美军人数的两倍。但是奥巴马总统在新战略中增添了一项他认为不同于上届政府的新内容：“这项行动必须与大幅度加强我们民间努力的工作同时展开，”他表示，“为了不仅在喀布尔，而且在阿富汗各省自下而上地加强安全、增加机会和促进正义，我们需要农业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工程师和律师。”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民事增兵”政策，在国务院领导下向阿富汗派出数百名文职人员——那么就得有人来保护这些文职人员的安全。听到奥巴马总统的这番讲话，我就意识到该计划的实施对我们新更名的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自2005年以来，黑水公司根据“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Ⅱ”合同第4任务订单，先后为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卡尔·温弗雷德·艾肯伯里）、驻喀布尔使馆工作人员、到访的外交官和国会代表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派出安保小组负责安全警卫工作。仅2008年一年时间里，我们就执行了2 730次安保任务，国务院为我们这项服务总共支付了1.74亿美元。“美国训练中心（USTC）在阿富汗营运的整个期间，受其保护的人员没有发生一起伤亡，也没有发生过度使用致命武力的事件。”这是2009年国务院对该中心进行绩效审计时的总体评价，“（受该承包商保护的）代表们反映，美国训练中心的雇员非常专业，让他们感到很安全，而且这些雇员对任务主管部门官员和阿富汗同行们都很尊重。”

面对驻阿富汗民事人员的激增，立刻联想到此前国务院在伊拉克面临的一塌糊涂的安全形势，国务院和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采取了和以往一样的解决办法：他们授予我们的美国训练中心一份为期18个月，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为设在赫拉特省和马扎里沙里夫地区的领事馆提供据点警卫和防御性安保服务。这是国务院在2010年完成新部署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Ⅲ”之前的一项权宜之计。让此前在伊拉克的负面新闻见鬼去吧！国务院的外交使团一旦抵达阿富汗，肯定会聘用他们认为最具实力的私营军事承包商。

国务院并准备把我们在阿富汗的现有安保工作扩展到其他领事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合乎情理之事——但国会山那帮批评人士，包括国会下属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时承包委员会却不这样认为。由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任命的委员克拉克·肯特·埃尔文在三天之后的听证会上声称，“当然，我们所担心的是，在当前安保任务最为重要的阿富汗，今后是否还会遇到此前我们在伊拉克所看到的同类事件。”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查伦·兰姆对此回应道，在决定是否应该把这份合同授予我们的问题上，“其过去的业绩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她补充说：“就本合同而言，之所以授予Xe公司，是因为履行国务院‘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Ⅱ’合同的三家公司中目前只有这家公司在阿富汗开展业务，而且他们已经在那里建好了基础设施。”

我的公司似乎即将再次迎来发展契机。但在敲定这份合同之后，我们和国务院接下来的一笔业务却引发了更多的新闻头条报道。2010年8月，国务院对黑水公司开出巨额罚单：4 200万美元，作为针对黑水公司2003年至2009年间总共288起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行为的罚款。但这些违规行为绝非一般人可能认为的理由。

《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用以管制面向境外实体的国防物资和服务出口，以及技术数据的出口——从培训项目到制导导弹，无所不包。这两项法律的实施本属于国务院的管辖范围，但是当商务部和财政部也插手各类出口物项的管控时，傲慢且自以为是的官僚作风也随之而来。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出口装备被归类为“双重用途”或某类物资可作为军、民两用的时候。

束线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轻薄型束线带一般用于封紧垃圾袋（民用）；但加强型束线带却被执法部门用作临时手铐（军用）。为了给负责训练阿富汗新成立缉毒警察部队的训练团队寄出一盒塑料束线带，我们必须先向国务院递交半英寸厚的申请材料，由其签字同意作为我们的防务和训练器材出口；然后我们还要再向商务部递交一份申请，因为束线带属于具有“双重用途”的物品。如果不等上数周时间办齐两个部门的审批手续，那么我们出口这么一盒塑料条就构成了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行为，所以实际情况根本没有常人对国际武器走私的想象那样富有戏剧性。

仅在2009年，这三家负责出口监管的政府部门总共审批了来自美国公司的130 000份出口申请，其中大多数都是诸如束线带之类的重复申请。审批程序实在是过于繁琐，以至于美国政府于2012年开始推行一项涉及广泛领域的出口管制改革计划。根据国务院的说法，此项改革计划旨在建立单一的，“透明、可预见和及时的”出口许可证发放机构。但在我们当初扩大黑水公司海外业务而且必须确保我们的团队配齐装备以圆满完成任务的时候，上述改革尚未出台。

我记得在很多情况下，只等待一个部门的审批就需要6个星期，可是国务院又要求我们必须在30天之内启动海外业务，导致我们在办理像防弹衣、枪械光学瞄准镜和其他装备的出口手续时处于两难境地。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宁愿选择先处理战场上至关重要的任务，为我们的男、女保安配备所需武器、防弹衣和其他装备，以确保完成任务和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我们大部分违规行为并未涉及属于有形资产的物资装备，反倒是因为我们所出口的知识产权。

负责实施《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执法部门一贯严防危险分子获得和美方人员及其盟友相同的有价值的培训。黑水公司违反这些规定，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获得培训许可，哪怕是为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友邦部队提供培训，以及没有正确上报每年审批的数千名境外受训人员的个人身份和背景信息。（在这些违规行为当中，包括为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国安局”的狙击手提供培训，国务院认为该培训项目“对国家安全具有潜在影响”，以及为一名碰巧是伊朗人的阿富汗边境巡逻官员提供培训。）

除此之外，我们聘用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两名顾问参与“灰熊”装甲运兵车的研发项目，也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根据国务院的指证，由于我们没有提前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导致这两名顾问“在未得到授权情况下接触到了属于《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管控的技术。”

在接受了国防部、司法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财政部和商务部，以及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检察长办公室等部门调查人员长达3年的调查之后——并经过我们的长期谈判，我们最终签署了同意罚款4 200万美元的协议。我们是当时因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而被罚款最多的公司，远远超过了休斯电子公司和波音公司在2003年因向中国政府提供远程火箭数据和防务业务而缴纳的3 200万美元罚款。

这意味着要拿出我们年收入的近十分之一来缴纳这笔罚款，我深感被冒犯，特别是我们这种行为与把机密卖给中国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务院也公开承认，“这些违规行为并不涉及敏感技术，也未对国家安全构成已知危害。国务院注意到大多数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行为都发生在Xe公司为美国政府项目和海外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服务期间。”两年后的2012年，联合技术公司（UTC）因向中国政府出售极度敏感软件，使对方军事竞争同行得以研制出自己的首款攻击直升机，共涉及500多起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行为，结果该公司最后却化险为夷，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极为愤慨。联合技术公司同意达成缴纳5 500万美元罚款的解决方案，但这个数字只占其高达640亿美元年收入的0.08%。

黑水公司此前深受官僚机构的拖累，之后又在谈判桌上被坑了一把。可我们还必须确保在谈判时把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协商好，因为我知道这对公司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自2008年12月以来，政府拒绝了我们大部分的出口申请，已经影响到我们履行海外合同的能力（没有人愿意雇用一家无法及时把设备送到工作场所的承包商来干活）。在达成同意罚款协议之后，我们此前被拒绝的出口申请终于得以放行。

此项协议同时免除了针对其中某些违规行为的犯罪指控，一旦提起诉讼的话，无论这些指控是否成立，都有可能使我们失去为政府工作的能力。因为一旦有任何假设的指控被定罪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公司将被完全排除在美国政府合同的竞标范围之外，这很可能导致公司倒闭。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向国务院缴纳了罚款，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下一单合同——这份合同近在咫尺。因为即使国务院对我们倍加指责，但绝不敢完全不搭理我们。随着罚款的事不再成为阻碍，我们在第二个月就获得了国务院“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Ⅲ”合同。

2010年9月，国务院把为期5年，价值100亿美元的“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Ⅲ”合同进行了拆分，并将其更名为WPS合同，即“全球保护服务”合同，分给了8家独立公司：宙斯盾保安公司、德阳集团、爆炸物处理技术公司、全球战略集团、国际开发解决方案公司、特别行动咨询公司、托雷斯国际服务公司和三蓬防务公司。国务院想通过此举避免出现我们在履行“全球驻外人员保护服务Ⅱ”合同时的一家独大局面。

黑水公司——或者说，其关联公司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国务院的中标公司名单上。甚至连国务院竞标候选名单上的61家“感兴趣竞标者”中也没有我们公司的名字。但我们确实就在中标者里面——国务院也知道这一点——国际开发解决方案公司就是我们的掩护，这是一家由我们的美国训练中心和弗吉尼亚州的同行凯斯曼公司联合成立的一家合资企业。

国际开发解决方案公司赢得了“全球保护服务”合同的第二任务订单，合同价值8 400万美元，在以色列局势动荡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提供安保服务，主要是保护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车队。此份订单招募了46名全时签约保安，负责保护总统特使和中东和平四方集团美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来自美国、欧盟、俄罗斯独联体和联合国的代表，他们正在为该地区脆弱的和平进程展开艰苦斡旋。

就在我们拿到这份合同的一个月之后，国务院证实了国际开发解决方案与黑水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份即将在耶路撒冷展开的业务随即被叫停，并招致我早已预料到的来自国内的批评声音。但没想到的是，在国外的另一个角落也有人恶言相向。哈马斯发表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声明，声明表示：“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决不能容忍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成为这家臭名昭著的公司的犯罪场所。”哈马斯是逊尼派穆斯林极端组织，早在1997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境外恐怖组织”，该组织在2006年成为巴勒斯坦议会多数党。我对此倒颇感自豪。我不敢肯定一个人是否会以敌人的言辞来评价其工作的好坏，但如果我能在某种程度上让哈马斯、塔利班和亨利·韦克斯曼这些人感到不安，那说明我肯定做过一些非常正确的事情。

正当我们在董事会上重新梳理公司更名之后的业务发展规划之时，一帮卑鄙小人仍在法庭上对我们穷追不舍。尼苏尔广场事件不久之后，国务院直接找到部分受害者，提出愿意向每位死者支付高达12 500美元的抚恤金——国务院非常罕见地没有在事前和承包商协商抚恤金的事，就是想尽快平息事态。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发言人米瑞比·南顿戈表示：“这并不是承认我们有过失，也不会因此而免除今后（对黑水公司）的指控。”遗憾的是，在华盛顿特区人身伤害案件代理律师苏珊·伯克的鼓动下，并与纽约宪法权利中心主席迈克尔·拉特纳串通一气，各种指控一窝蜂地向我袭来。

伯克和拉特纳这俩人简直是绝配。宪法权利中心于1966年由威廉姆·库斯特勒共同创立，他自诩为“一名激进律师”，其最有名的一起诉讼案或许就是1989年说服最高法院判决焚烧国旗属于合法行为。库斯特勒曾经向《纽约时报》吹嘘说：“我就像一名双重间谍，利用体制内的法律诉讼来打败体制。”他的这个观点使他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为一系列绝对有问题的嫌疑人进行辩护，包括“一名开枪打死六名警察的毒贩、一名被控参与声名狼藉的轮奸案并在纽约中央公园殴打一名慢跑者的15岁被告（后被判无罪），一名被控刺杀犹太人领袖（拉比）梅厄·卡赫纳的伊斯兰好战分子，以及数名参与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被告和黑手党头目约翰·高蒂”。根据其女儿艾蜜莉·库斯特勒后来在总结其生平的纪录片中的描述，“我们希望他的委托人都是无辜的，而且希望他代理的所有案件都是为争取正义和自由而进行的抗争，但在某些时候，我们认为他已不再坚持所有值得争取的事情。”

库斯特勒去世后不久，迈克尔·拉特纳接任宪法权利中心主席，他对现代战争怀有同样的偏见，“我们代表（那些）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被夺去生命的受害人提起了难以计数的诉讼。”该中心的网站上写道，“2008年6月12日，在宪法权利中心的帮助下，取得了‘布迈丁诉布什案’在联邦最高法院胜诉的历史性胜利，确保关塔那摩监狱在押人员和其他非美国公民有权通过人身保护令就拘禁合法性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2006年，拉特纳在接受周刊报纸《社会主义劳工报》采访时明确表达了他对国家安全的看法：“当我在‘9·11’事件之后开始在这一领域从事我的工作时，我就认为我们正在滑向一个极权国家，”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极权国家。”

与此同时，已做了几年企业诉讼案件代理律师的伯克转变了职业方向，从2008年开始就各种所谓的滥用武力指控起诉五角大楼和私营军事承包商并得到法庭的受理。当怒不可遏的伊拉克政府要求黑水公司拿出1.36亿美元赔偿给尼苏尔广场事件受害者时——每位死者800万美元——伯克和宪法权利中心借机跳了出来，想用他们的方式从这场战争中捞取名利。

我到国会山做证之后不久，他们的律师团队就对我们发起了攻击，提起了“西蒙·赛义德·阿巴坦等受害人家庭诉普林斯等人”的法律诉讼，委托该律师团队代理此案的受害人及家属超过了61人。伯克将我描述为“当代军火贩子”。她的律师团队在诉状里声称，“黑水公司在其雇员中造就和培育出了胡作非为、漠视法律的企业文化，鼓励他们以无辜生命为代价，为公司赚取经济利益。”他们声称，我和我的公司触犯了《外国人侵权行为法》，犯下了战争罪、草率处决和其他多项罪行。

然而伯克却未能得逞。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她又牵头提起了6起以上针对我个人和黑水公司的法律诉讼，对我们的指控都是非常卑鄙和荒谬的事情。

最开始是由黑水公司前雇员布拉德和米兰·戴维斯提出来的欺诈罪名，指控我们在合同中多收了政府的钱。这份诉状中甚至还包括他们捏造的一项不实指控，声称黑水公司把一名在阿富汗的菲律宾妓女列入公司员工名册，作为公司团队的“士气、福利和文化娱乐活动”经费（这份诉状还没送到陪审团面前就被法官给驳回去了）。戴维斯夫妇已丧尽良知；他们根据《虚假申报法》起诉我们，根据该法案，举报者可以获得赔偿款的25%作为奖励。

紧接着，伯克又策划由4名伊拉克人对黑水公司提起诉讼，声称“普林斯非常清楚他的手下员工，包括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莫约克基地的高层行管人员都将射杀无辜平民视为竞赛。”证词还提到，“在普林斯的公司里，击毙或打伤过无辜伊拉克平民的员工要比遵纪守法的人升职更快。”更为荒诞的是，诉状声称黑水公司的一名雇员曾拍下了公司高管安娜·邦迪将非法渠道获得的武器偷运到伊拉克的照片，但律师接着又声称这名雇员不久之后离奇身亡。“应该查明普林斯是否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导致这名拍下安娜·邦迪走私武器证据的年轻人死亡的行为，”原告声称，“有一位雇员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这些照片‘是被灭口的原因’。”

在我看来，对正义的崇高追求绝不是这一系列诉讼案的根本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似乎都是想“从普林斯挣得的大笔收益中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作为对其一直以来的不法行为和漠视生命的惩罚。”

我无法想象，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把大量精力耗费在法庭之上。每一次诉讼案，对方各种荒诞不经的证词都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不攻自破，或者干脆被驳回。有例为证，在戴维斯夫妇提起的合同账目造假诉讼案中，初审法官判定没有证据支持他们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除一项指控外，其他指控一律驳回。这唯一的一项指控最后也因没有公司的责任，被陪审团予以否决。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来一直被判决承担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费。但相比其他任何因素更为麻烦的是，为了应对此类稀奇古怪、动机贪婪的诉讼案，公司耗费了大量精力，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向客户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到2010年，我每个月都要拿出200万美元来支付打官司的费用。虽然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并不会削弱公司的财务状况，但他们的指控却在其他方面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因为每次诉讼都会招致新闻媒体的集中报道。

伯克的确也获得了一次小小的胜诉：在尼苏尔广场事件的诉讼案中，经过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长达两年的唇枪舌剑之后，我们终于在2010年1月与7位受害者家庭达成和解。我现在仍然无权透露具体条款，但美联社对此有过报道，声称每位死者家庭获得10万美元；每位伤者3万美元。“我们非常高兴原告同意接受最初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一位辩护律师彼得·怀特当时表示，“这使得Xe公司新管理层得以继续推动公司向前发展，不用再为无休止的诉讼支付费用，也不再因为此案而牵扯精力，同时也为伊拉克受害人家庭提供一些补偿。”

然而，在伯克与我们纠缠多年却一事无成之后，她的律师团队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卑劣手段。就在双方达成和解后没几天，原告突然要求伊拉克政府出面干预，并企图撕毁双方达成的协议，因为他们声称是在其律师的压力和欺骗之下达成的协议。其中3名伊拉克原告声称，美国律师谎称Xe公司即将破产，我也可能会被捕，以此迫使他们签下协议。马哈迪·阿布杜·霍德尔告诉《洛杉矶时报》：“他们告诉我说，黑水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他们的经理将被送进监狱，政府要没收他们所有的资产。”另一位原告法兹亚·谢义夫则声称：“我觉得我被他们骗了。他们告诉我说，这家公司就要破产，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但现在让我感到疑惑的是，这些事怎么会发生如此大的一家公司身上呢？”

但是，这份和解协议最终得以执行。两年后，我们在另一起单独诉讼案中，与另外6名尼苏尔广场事件受害者达成了和解，拿出了同样适度的赔偿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以为黑水公司终于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

但遗憾的是，在那时候，我们从事的任何商业活动，都会被人们放到显微镜下挑刺，从我们的签约保安招募手续，到对公司合规程序的事后指责。在莫约克基地的公司总部，我们认识到，要想拯救公司，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远比公司更名和了结诉讼案更为激烈的措施。作为这些措施的一部分，加里·杰克逊，我的亲密战友，这位和我一起创建黑水公司的汉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退休。

杰克逊和我为公司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有商业眼光；而他则具有统筹业务规划的天分。他这一点做得相当好，《哈佛商业评论》认为他的领导才能不逊于诺基亚的CEO，可口可乐公司、安永国际会计公司和其他大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他解释说：“如果一件事现在做能够完成80%，要100%完成的话则可能还需要再花3周时间，我向来都是选择前者。”在他的管理下，黑水公司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他本人也被《快公司》杂志评选为2006年度“世界50名领军人物”，这是对“在商业、技术、政府、艺术界以及其他领域书写未来十年历史人物”的一个全球排名。“坐落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不起眼小镇的黑水公司，已发展成为在伊拉克和全球最大的私营安全公司之一，”该杂志的评语写道，“考虑到……关于军事私营化的统计数据，作为公司总裁的加里·杰克逊势必将带领该公司步入非常强劲（和较长）的十年发展时期。”当年列入这一排名的还有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杜邦首席执行官查尔斯·霍利迪（Charles Holliday）、比尔·克林顿以及其他杰出人物。

杰克逊和我一起拼搏，百折不挠，同为前海豹突击队队员的我俩凭借一笔接一笔的合同打造出了一个商业帝国。我们一直相互尊重对方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创立了我非常欣赏的“生气不超过15分钟原则”：公司职员——在这件事情上，也包括行管人员——允许他们对不赞成的公司决策宣泄15分钟的怒气，然后再回去工作。杰克逊和我是非常完美的生意搭档，但这种关系远远超越了业务关系。我们成了一家人。在妻子琼生病期间，在我和乔安娜再婚时，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一起经受住了费卢杰和尼苏尔广场事件所引发的暴风雨，一起在国会山听证会上做证。没有他的领导，黑水公司永远不会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无论是在公司发展壮大，向前开拓和加速发展时期，还是到最后越来越难以掌控的时刻，他和我一样始终深爱着这个公司。为了让Xe公司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公司需要有人来填补他离开之后空出的重要岗位。

公司更名后不久，我就聘请了约瑟夫·约里奥出任公司的新总裁。这位在宾夕法尼亚州珍妮特市出生长大的人有着辉煌的军旅背景，先后在陆军第10山地师、第1游骑兵营、第7和第11特种部队服役10年。他同时也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宝贵经验，曾经是纸业销售商尤尼索斯国际公司、荷兰办公用品集团Corporate Express和敦豪国际快递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这些经历使他具备我和杰克逊从未有过的企业管理经验。

和约里奥一同问鼎Xe公司高层的还有新任首席运营官兼执行副总裁丹妮尔·埃斯波西托。她已在公司干了近十年，我了解她很有才干，而且熟悉公司的运作，可以帮助公司完成重要过渡。埃斯波西托和约里奥两人携手，进一步优化了公司内部的运作程序，使公司更能被华府人士接受。

短短数月之间，就有9位副总裁——总裁人数的一半——和16位董事离开了公司。有些人是我们让他走的；而另一些人则是不赞同约里奥对公司发展的规划，或者因为受够了公众舆论的指责而主动辞职。约里奥和埃斯波西托扩大了公司的出口认证和合规计划，他们承认：“在前些年，公司的出口合规计划很难满足为美国政府海外任务提供支援的装备出口管制要求。”他们重新聘请了克里斯蒂安·伯纳特担任公司的法务总顾问，此人曾在奥巴马首届总统任期担任国防部总法律顾问的高级顾问，负责对相关诉讼和立法事务提供咨询和建议。他们还开通了由独立第三方运作的一个全球匿名举报热线，可接听包括不同阿富汗方言在内的多种语言。

随后，这个新团队又在Xe公司建立了一套将董事会纳入公司治理结构的全新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我的行事风格大相径庭，但我意识到“黑水”已进入新的时期，所以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这种改革。这个新团队表示：“公司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防止今后出现失误，才能向前发展。”

到了最后，我发现黑水公司还有最后一个多余的人应该离开，那就是我。

对我来说，在此情形下离开公司，其决定之艰难，心境之复杂，实难描述。面对我们所完成的所有难以置信的事情，总会情不自禁地反省在我执掌黑水公司期间未能实现之事：如果当初我们能够获得行动授权的话，凭借我们的雄厚资金和顽强毅力，完全可以为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事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曾设想让消防工作私营化，后来我还想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警察部队人才机构，以在危急时刻通过该机构调遣精英部队。我们从不缺乏创意。与感觉就像一家人的同事们分手告别是一件很难的事；在我们共同奋斗的事业刚到半途时就离开公司实在令人心碎。

在北卡罗来纳州这片沼泽地上创立我的公司12年之后，我辞去了黑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职务，只保留了新一届董事会名誉主席的头衔。我不再每日事必躬亲。我给公司职员发了一封内部电子邮件：“在为公司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感到由衷的骄傲，并对Xe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同时，我宣布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我感觉就像一位充满自豪感的家长。公司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我就一直精心照料着他，一直把他养育到上大学。”从这一刻起，我与黑水公司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了结。

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司法部仍不愿放过我们。

2010年4月，司法部对杰克逊、公司原行政副总裁威廉·马修斯、原法务部总顾问安德鲁·豪威尔、原枪械经理罗纳德·斯勒扎克和原副总裁安娜·邦迪等5人提起了多达15项指控的诉讼，声称这几人不适当地持有和配发武器，同时涉嫌做假账和虚假陈述。这些指控令人感到特别恼火，因为司法部提起诉讼的事实依据居然来自于黑水公司所使用的武器，而这些武器肯定要在海外安保任务中代表合同甲方使用。

这些指控大部分都是针对登记在卡姆登县治安官办公室名下的17支AK47突击步枪和17支布什马斯特公司生产的M4卡宾枪——但却是由黑水公司经手采购并存放在公司的军械库里——以及我们应中情局要求，在2005年3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参观莫约克训练基地时送给他的5支手枪。司法部随后还加上了一项该死的行为不检点指控，并宣称综合以上所有指控，证明我这几名雇员“故意勾结、密谋、合伙并同意犯下损害美国利益的罪行。”

对他们的每一项指控如果被定罪的话都有可能使其面临长达10年的刑期和高达25万美元的巨额罚款。政府向公司高管人员施加压力，指望其能吐露一些调查人员真正想要整治的那个人的违法行为。司法部肯定以为他们当中会有人能说出直接牵连到我的一些情况。但令检察官们感到失望的是，他们一句想要的话也没得到。

但是，一些勇敢的前政府官员主动站了出来，揭露政府在起诉书所有指控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法庭经过近三年时间权衡被告是否应该被判处十年刑期之后，这5名前黑水公司雇员到最后基本上都被判无罪。辩护律师拿到了前政府官员的声明，证明对这几名雇员的所有指控都是黑水公司按中情局的要求行事，不久之后，政府就撤销了对其中三人的起诉，并允许另外两人承认在一项记账中有失检行为，属于不用判刑的轻罪。

更重要的是，黑水公司团队所有人对政府合同保密规定的严格遵守令我深受感动，即使在说出真相会对个人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决不吐露秘密。例如，在一次接受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新闻与观察》节目采访时，杰克逊被问及在治安状况良好的卡姆登县，当地治安官和他的19名下属为什么会和黑水公司签署一份17支“军用步枪”的采购协议，起诉书声称“这种步枪基本上或者根本不适合美国的执法部门。”杰克逊回避了这个问题，最后只说了一句：“我想，是因为他们确实需要枪吧。”

显而易见，治安官的这些下属根本用不上AK47——真正需要的是我们。但我们不能披露背后的真相。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参观莫约克基地也是同样的道理，此外黑水公司执行的很多秘密任务只能见诸媒体报道的零星暗示，或网上的各种捕风捉影。除了使公司得以立足的国防部合同，以及后来使公司名扬天下的国务院合同之外，所谓的“其他政府机构”——军方称之为“OGA”，多年来也一直与我们保持着合作。至于中情局，我们从未谈过这方面的情况——遗憾的是，即使到现在也不能说。

[15] 三度分割，是指幸福感在社会网络中往往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一个人快乐，那么他的朋友就多了25%的快乐机率。——编者注

我42岁生日那天上午，接到我母亲打来的一个电话。“生日快乐，”她说，“要记住，你父亲第一次患心梗时就42岁。”我家族中的男人往往都活不到老。

当我看到十几岁的子女们在厨房冰箱里找吃的，听到他们谈论夏天的计划，或者拿最近一个在海滩上接近我其中一个女儿的男孩开玩笑时，我有时就想起母亲的这个电话。（“请你千万不要吓人家！”我的女儿们在男孩子来家里接她们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别担心，”我说，“我只会坐在那里，清理几支枪。”）我在跟律师打交道，处理我在黑水公司期间遗留的问题时，但凡觉得胸口发紧就想到未来的岁月。这让我回忆起在索菲娅的洗礼上见父亲的最后一面，和坐在她年仅32岁就过世的母亲的病榻旁的情景。

母亲的电话让我想起我毕生的心血。因为一讲到黑水公司，如果让我全部重来一遍，我不能肯定是否愿意尝试。至少，我会更加严格地挑选为哪几家联邦部门效力。否则，我可能就会给1988年发送一个便条，告诉我自己去开创自己的制造业生意。或者在世界其他地方从事别的事情——不论在哪里，什么行业都可以。

我仍然难以忘怀与我的会计有关的一件事：当他陪着一个经验丰富的国税局官员在我的农场开展又一次税务审计时，这名官员提到他处理广受关注的税务案件有25年了，可是“从来没有为了揪出埃里克·普林斯而面临这么大的压力”。我真不确定我从我选择的人生道路上获得了什么好处，也不知道美国的哪一部分渴望对我实施这种残酷的政治迫害。

2010年3月，我把航空世界服务（Aviation Worldwide Services）——包括子公司总统航空（Presidential Airways）——出售给了AAR公司，这是一家当时打算为国防工业增加服务的总部设在芝加哥郊外的多用途后勤提供商。我们的机队不断发展，已包括73架飞机和大约700人。这笔交易价值为2亿美元。“自2005年以来，”AAR当时在新闻稿中表示，“总统航空已经在世界各地执飞7万多架次，运送27万人次，输送5 000万磅重的货物和邮件。”

之后不久，我把黑水公司——或者官方名称为Xe服务公司——出让待售。我告诉莫约克的经理们这个决定时几乎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官僚机构中有些人对我发起了三年半的攻击，国会中有些人对我开展了像直肠检查一样的调查，”我当时说，“现在是退出的时候了。”这感觉好像又一次失去心爱的人。

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的公司已经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片泥泞沼泽地发展成为收入20亿美元左右的公司。我个人从这份工作中获得的只是典型的经理人薪水，公司所有收入都投入运营，帮助黑水公司发展，扩大设施和能力以更好地给未来的客户服务。2007年在其影响力处于顶峰时，黑水公司有接近2 500名承包商部署在十几个国家，其数据库中有大约5万名前特种部队士兵和退休执法官员的数据，我们可以找他们签署培训和安保合同。由于政客和寄生虫般出庭律师的无情攻击，我的公司估值低于2004年时的价值。

批评者们可能质疑我公司的战略，但是时至今日，没有人怀疑过我们的业绩：我们共完成大约5万次给个人提供安保人员的任务，我们保护之下的人从未有丧生或受重伤的情况。

令人伤心的是，我们的承包商们可没这么幸运，他们当中有41人在执行他们认为正确的任务中献出了生命，帮助美国在海外推进其利益。其他的黑水公司承包商在岗位上遭受了改变一生的伤害。说他们离开战场时远比我要糟糕几乎是轻描淡写这些词的意思。

我定期查看一个名叫“小胜利”的“脸谱”网页。上面发的帖子都是德里克·赖特写的，他是前陆军游骑兵，后来当过野外生存教练，然后是黑水公司在巴格达一个应对高度威胁安保组的组长。他的成就总能超越人们的预料，今天这个页面记录着他最新使命的辛酸历程： 2007年4月，黑水公司在“绿区”的住房遭遇火箭袭击，赖特如何从那次遭受的脑外伤恢复过来。

赖特以表现他性格特点的冷峻式幽默简单地说：“我的大脑被炸出来了。”他的幽默感在爆炸中完好无损。他并不讳言那天晚上爆炸的弹片如何打爆他的脑袋，穿过他卧室墙壁的金属碎片击中他的左膝、后背和脖子。爆炸发生后，在大院展开搜索的黑水公司队员发现赖特瘫倒在房间地板上，周围是一摊从他额头附近洞开的伤口中正在流出的鲜血和脑浆。“不管怎么说，我听说当时是这番情景，”他说，“那天晚上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被火箭击中之前我刚穿上一只鞋。我丧失了整整一个月的记忆。”

袭击发生几分钟后，我们在弗吉尼亚的办公室就听说了遭受损失的情况。我被告知赖特实际上已经脑死亡。

黑水公司在巴格达的医务人员稳定住赖特的伤情，把他送上一架运输机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国内派一名员工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接到他的妻子辛蒂，陪着她赶赴位于德国的陆军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德里克被飞机送到那里，希望能获救。辛蒂的行程要经过弗吉尼亚，我记得在我们的办公室见过她一面。我想起了琼，想起痛失自己的配偶；辛蒂和我一起痛哭流涕。我们一起祈祷。

如同奇迹一般，这些外科医生还把德里克救活了。很快，他就醒过来恢复了意识；当我们听说他用手指捏辛蒂的手时，在黑水公司的每个人都为此庆祝。不久，他就乘飞机回国来到位于圣安东尼奥的一家医院，最终回了家——可是家里他得坐在轮椅上，无法行动自如，还要接受看似永无止境的康复训练，余生要用来学会如何成为他称之为的“新德里克”：之前是应对高度威胁的专家，现在视力却有重影；之前是陆军游骑兵，现在却说周围发生的事情太多时自己得费力认知才能跟得上变化；之前是野外生存向导，现在却口若悬河地谈起最近辨认家乡公交车地图得到的满足感。

当起初的一系列康复告一段落时，我很自豪地再次雇用德里克，让他回到黑水公司在莫约克的文档部门上班。我要尽我所能帮助赖特一家，这对我很重要，我不仅付钱重新改造他们的房子，还设法提供一点职业上的稳定性。不幸的是，出售公司之后，就保不住赖特的职位了，不过他很快在得克萨斯的一家当地博物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这样离家、妻子和三个孩子更近。他希望成为一个激励演说家，毫无疑问他可以给人们传授很多智慧。

“我回顾‘这件事’时把它当成一种从头再来，”赖特现在说，“这强迫我后退一步，看看我要优先处理的问题。这真的让我睁开眼睛看到周围的朋友和家人。”让我无比感动的是，赖特经历如此大的磨难之后，还心甘情愿地主动说道：“我会永远把我在巴格达担任黑水公司安保组组长视为我从事过的最好的工作。”

一想到来我公司工作的男男女女的敬业精神，我就颇受鼓舞。我喜欢跟他们在莫约克合作，并且前往工作现场拜访我们的安保队。我们在一起实现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的预料。我记得一天上午打开报纸，看到一张美军士兵的照片，这名士兵独自坐在阿富汗一处荒凉的山脊上，正在读他手中的信。我很高兴是黑水公司把信送到了这名士兵手中。这一幅画面好像就充分总结了我的公司的能力。

今天，人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何时觉得公司开始分崩离析。我想，这始于公司的爆炸性增长。随着签下一份份的合同，不断有客户向我们提出需求，我们全体都努力帮助我们的顾客完成其使命。我不断提醒我们的承包商，不要局限于履行合同，还要完成使命。这是有区别的。

对这些顾客而言，最重要的标准可能就是交付时间，所有杰克逊支持的80%的解决方案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方案涉及改变用途的飞机、用过的装甲车和大多其他避免军方过分繁琐的超级解决方案的选择。在国内做好我们的工作就意味着我们在危险地区的员工能干好他们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人们能活下来。我们不走运的是招募的几个人不合适，但重要的是看待这种问题要用洞察力：我们监督的是数千人，而不是机器。就算是运动部件不多的涡轮发动机也时不时地出毛病。况且这是战争。黑水公司的人并不刚好在人们自上次事故就跟踪每一天的地方上班。

然后就发生了尼苏尔广场的枪击事件。黑水公司在费卢杰失去4个人所遭受的损失虽然颇为广泛，却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尼苏尔广场的枪击事件不亚于一个引爆的雷管，震惊了整个公司、司法系统、（并且最重要的是）为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一门心思攻击布什政府的民主党。这件事引发了媒体第二次大规模的口诛笔伐。

国会大部分议员对安保合同或武装冲突的种种现实了解并不多，但是他们的确知道黑水公司的所有者是一个有宗教信仰和军方背景的人士，来自一个显赫的保守家庭。他们知道我的公司全靠努力工作才极其成功，靠的不是联邦专款资金。对政客及其在官僚机构的亲信而言，最终要紧的不是业绩，而是政治，我代表的所有正好是民主党所深恶痛绝的。于是他们把公司大卸八块，烧死了他们眼中的女巫。

“这不仅仅事关违法或浪费税收，”当时竞选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2007年在爱荷华城发表竞选演说时表示，“这关乎我们宣称在世界拥有的道德领导地位。当我们把重要的任务外包给不负责任的承包商时，我们就不可能赢得人心。”

当然，在美国政府的官僚机构内部，唯一真正变化的是办公室门上的名牌。自从他当选，奥巴马总统就欣然接受承包商，这与他的竞选说辞截然相反。

奥巴马开始只是象征性地做出姿态，要时私营军事承包商行业的透明度和监管程序做出改革，后来就很快往伊拉克派去更多雇用的武装，以便让穿军装的美国男女军人回国。“最后一名美国士兵将昂首挺胸地穿过国界离开伊拉克，为他们的成功深感自豪，”奥巴马总统2011年10月份表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努力就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没有提到的是美国政府留下一个陆军师规模的承包商队伍以替换美军，这些承包商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留在那里。美国并没有离开伊拉克，离开的只是美军。“奥巴马政府会看到随着军队撤出……在伊拉克的承包商数量将猛增，”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贾森·查菲茨在2011年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我们只是在这里玩一种小骗局吗？”

我记得读到过2011年12月18日最后一批大约4万名美军撤出伊拉克，当时100辆军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伊拉克南部，在深更半夜进入科威特。我知道美军离开后真正没依没靠的是国务院；直至2011年，国务院的14个重要安保相关的职能都依靠军方人员，此外还有“后勤保障、食品燃料和大约1 000个其他具体的任务”，这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时承包委员会统计的数据。展望未来，国务院在伊拉克的工作人员总数预计很快达到17 000人，分布在驻巴格达大使馆以及伊拉克境内近十几个领馆和分支办事处内。其中只有大约1 750人会是承包商。（他们当中大约5 500人会从事黑水公司已经完善了相关流程的私人安保工作。）

面对这个前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同奥巴马总统一样，事实证明她不愿意实施竞选时削减使用承包商的承诺，我不禁注意到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公众再很少听说取代黑水公司地位的新的“战争投机商”。

2009年戏剧性地中断与黑水公司的关系之后，希拉里的国务院把我们在巴格达的安保工作交给了三蓬防务公司，这是一笔价值9.77亿美元为期五年的合同。我的公司在巴格达首当其冲受到公众的负面评价，但是别搞错了：三蓬防务公司在战争最高潮时在伊拉克有大约2 000名员工，所服务的客户众多，这家公司也不是无可非议。

据该公司的一名前经理反映，三蓬防务公司的承包商用酒从美军那里换来枪支和其他装备，然后用从伊拉克黑市购买的武器充实他们的个人武器库，这很可能就资助了他们在伊拉克要防备的人。［“我们这么做，（在财务上）支持的是谁？”三蓬防务公司的前经理罗纳德·伯莱恩2007年6月在一次法律诉讼的证词中说，“我们在支持想方设法杀美国人的那些人，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三蓬防务公司的官员否认公司做错任何事。

在另外一起2007年发生的备受争议的丑恶事件中，三蓬防务公司在巴格达的三名承包商说他们的组长在结束一次机场护送任务简报的时候漫不经心地说，“我今天想杀个人。”一名组员问为什么，据说他这样回答，“因为我明天就要休假。兄弟，这假期可不短。”根据执行那次任务的承包商所言，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的组长在“爱尔兰路”上向两辆伊拉克汽车的挡风玻璃射击。承包商们记得组长说：“这件事没有发生，明白吗？”（组长矢口否认这些指控。）但是三蓬防务公司不是黑水公司，这些故事公众从来没有听到过多少。

如今，由于没有看到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在“善政所需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方面实现的明显转变，很多人仍然怀疑在伊拉克以及很快将在阿富汗掀起的新一轮承包商淘金热将如何收场，要知道2014年年底美军就要撤出阿富汗战区。“我们非常担心，”战时承包委员会的成员德福·扎赫姆（Dov Zakheim）向国会表示，“我可以给你们最糟糕的（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是你们有另一起尼苏尔广场事件，也就是说……一切都失去控制。”

我与黑水公司的狂野之旅在2010年12月告一段落。我将其挂牌出售的6个月后，Xe服务公司由USTC控股公司收购，这是由私募公司复地投资集团和曼哈顿增长伙伴牵头、位于洛杉矶的一家投资者财团。

很快，一家猎头公司招募了时任大型承包商公司KBR一个业务部门总裁的特德·赖特为Xe的新任首席执行官。他很快按照KBR的形象开始重塑黑水公司，更换了我们在莫约克超过80%的教官，还把公司在泰森斯角的办公室搬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华盛顿特区。他聘请了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再次打造公司的品牌：Xe服务成为ACADEMI。赖特说公司的新目标是变得更加“无聊”。有一段时间，好像我每次翻开报纸，他都在撕毁我或者之前的管理团队。

不管怎么说，ACADEMI的一些战略步骤似乎与我们最开始摸索道路时采取的措施相似。在赖特的领导下，公司把培训项目扩大到墨西哥、阿富汗和中亚，接了一份价值1 760万美元的合同，给国防部在阿富汗的反毒反恐技术项目提供情报分析。

然后在2012年5月，ACADEMI悄悄地并购了国际发展解决方案公司，Xe公司与这家公司合作，以赢得国务院最新WPS合同的西岸部分。赖特当时告诉美国在线的防务博客，要重新赢得国务院的恩泽将需要改变公司的“文化”——尽管他也承认我们遇到的同样的困难。例如，在告诉这个博客网站所有ACADEMI承包商必须签署一份新的公司行为规范时，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海外工作人员的假设：“他手里有枪，他从事危险的工作——你怎么控制他？我无法控制他。他在8 000英里以外。我能做的就是给他行为规范。”

我读到这一句话时差点就冲我的电脑屏幕大喊起来。“黑水公司的人都签署了行为规范！”我想大喊，“有一本书那么厚！”

赖特专门提到的这份文件多大程度上能控制做出恶劣决定的少数承包商，这仍待观察。如果赖特能说服国务院接受黑水公司目前的化身，这位新的首席执行官就能设想公司回到之前公司创始人离开时到达的地方：“我认为我们最终要得到一个执照，”他向《华尔街日报》表示，“我们将要在伊拉克开展业务。”

说真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计划。政府客户要是能接受他们就很明智。伊拉克当地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地类似的战区——正急需私营企业的各种创新。黑水公司很显然证明了企业家如何能很好地填补军事实力的空白。美国政府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私营军事承包商的用途扩展到邮差和保镖之外。这是让国防开支恢复理性最有把握的办法。

例如，美国在长达九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花费超过8 000亿美元，然而在那里取得成功的设想依然像以往那样不可触及。美国2011年底撤军后没过几天，什叶派的总理努里·马利基就逮捕了伊拉克副总统塔里克·哈希米的保镖，而副总统是逊尼派穆斯林。马利基指控保镖们带头策划在“绿区”企图用汽车炸弹暗杀他。哈希米因为与该图谋有关遭到通缉，就逃亡去了土耳其——这时他的逊尼派立法委员们抵制伊拉克议会长达一个月之久。到了2012年后期，哈希米被缺席审判为绞刑。马利基离伊朗首都德黑兰这个马蜂窝里的什叶派穆斯林更近了。

随着副总统的支持者们发动新一轮的教派暴力活动，在伊拉克的挫败感散布到了街头。内战的可能性仍然若隐若现——我怀疑马利基一天不下台，逊尼派激进分子就不会善罢甘休——增大了国际部队被重新卷入这个泥潭的可能性。在这场冲突中很难说美国“赢得”了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对战略探讨之外的东西来说同样重要。

虽然军方已经在最大程度减少冲突人员伤亡这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五角大楼的财务责任感却按照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不需要做生意就能看明白的。美国一年的国防支出近7 000亿美元，花的钱比排在其后19个国家总共的开支都要多，其中40%左右都是间接成本。一些支出估计与在国外美军秘密基地的数量挂钩，有人认为美军有900个基地（其他人认为接近600个），驻扎在大约150个国家。这还不包括每年政府情报机构花的另外800亿美元。

我仍然定期看到当今受误导的打大仗思维的例子：比如，“9·11”事件之后的10年里，国防部增加了100位新的海陆空军将官——使将官总数达到近1 000名。海军现在的将军数量（根据美国海军研究所的数据，2012年5月为331人）超过他们能指挥的舰船数量（282艘）。2010年，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一份内部的国防部审查发现“某些情况下我和一名行动官员之间隔着最多有30层的距离”。（《新闻周刊》指出1948年冷战开始之际，国防部长有1个副手组成的三人参谋组，监管50名雇员。盖茨的26个政治任命官员管理3 000人，而他还是控制超编冗员的国防部长。）

自1995年以来，政府问责办公室把国防部的财务管理定性为“高风险”，这是因为监管不力，“影响国防部控制成本；确保基本问责；预测未来成本和对预算需求；衡量业绩；维持资金控制；预防并发现欺诈、浪费和滥用；以及处理急迫管理问题的能力。”一个预计有2 500个项目的组织没有能力适应，或对伊拉克、阿富汗或任何其他地方不断变化的形势做出反应。五角大楼的开支已经变成压垮国家预算的负担，这种情况会继续恶化，直到政客们——这里指多数共和党人——最终承认他们得探索如何更为便宜、有效和明智地使用我们的军力以及多国维和的选项。

我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13年，通常所知的“财政收缩”，也就是一系列自动财政削减开始生效，旨在大幅度降低“9·11”事件之后10年翻番的国防预算（从2 940亿美元增长到7 160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巴克”·麦基恩（Howard“Buck”McKeon）警告说，即将实施的削减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预言这将成为“世界末日”。现实情况是，五角大楼340亿美元的预算削减意味着国防部的65万名文职雇员最开始计划在2013年无薪休假11天——最后这个天数减到6天。除此之外，这种歇斯底里都明显有些过分夸大了。

这只强调了一个明显的道理。削减国防预算——40%或更多——应该成为任何未来预算协议的关键部分。政府需要认真地在所有方面勒紧裤腰带，这包括国防部支出。如果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们想找到一个下手削减的地方，那么从合唱团和对体育赛事的赞助开始如何？

2012年，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杰克·金斯顿（Jack Kingston）和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贝蒂·麦科勒姆（Betty McCollum）启动了两党的一个调查项目，发现五角大楼过去四年在军乐上花费15亿美元，包括合唱团和乐队。这两位众议员补充说，国防部2013年计划为140个军乐团和5 000多名全职专业音乐家支出3.88亿美元。

此外，他们指出，五角大楼将在这个财政年度用7 000多万美元纳税人的钱赞助纳斯卡和印地赛车车队、职业巴斯钓鱼和终极格斗大赛。2012年五月期《今日美国》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在2012财年超过24 800名个人因为对赛事的赞助联系了国民警卫队并表示愿意加入”。当然，只有20名是合格的候选人。而且，没有人最终加入警卫队。

这在我看来是国防部效率低下的典型事例。黑水公司做的任何事都展示出一个组织如何能够给每一笔投资带来最大回报。我们像汽车制造商运行生产线那样履行合同——我在詹姆斯·沃马克（James Womack）、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和丹尼尔·卢斯（Daniel Roos）所著的《改变世界的企业经营体制：精益生产的故事》中读到了这种方式。我们创造了一个线性流程，对从一端进来的“原材料”或者承包商进行加工，然后作为成品从另一端出来，交给顾客。

在和琼完成一次欧洲旅行后，我拾起那本书读了读。一次我们行驶在德国的公路上，我的后视镜出现了一道白色的闪光。一眨眼，这辆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那是一辆前西德生产的梅赛德斯S500，开得特别快，就好像要起飞一样。然后突然那辆车的驾驶员踩住了刹车：在他前面有一辆笨拙的前东德的塔奔特牌汽车——一个轿车评论员丹·内尔（Dan Neil）一次描述其为“用回收废物建造的……一个空洞的谎言”——变换车道，挡住梅赛德斯，几乎导致大规模的汽车连环相撞事件。

我后来着手打造培训设施的时候，那一天的隐喻在我看来变得清晰起来：庞大政府控制之下创造的东西远比自由市场公司提供的低劣，因为公司的生存就靠工作的质量。我告诉我的手下，要像梅赛德斯那样思考，我们把黑水公司打造成了自给的机器，能够招募、审查、装备、培训、部署和支援各种人来完成世界上最艰难的一些任务，所花费用只是国防部通常支出的一小部分。

五角大楼当然是比黑水公司更加庞大的组织，但是这不意味着运营时可以不计效率。费用昂贵的轰炸机只能降落在精心挑选经过改善的机场跑道，为什么还用来在阿富汗投放货物？我们耐用的小CASA C212涡轮螺旋桨式飞机更加便宜，也更加实用。为什么让政治继续左右采购？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臭名昭著、价值640美元的马桶，20年过去了，幕后交易仍然司空见惯。就举一个例子，2009年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哈罗德·罗杰斯（Harold Rogers）为黑鹰直升机的“防漏”滴油盘拨款，每件花费17 000美元——这是凤凰公司制造的，也是给他赞助的公司之一。另外一个州、关系也颇广的竞争对手估计这些盘子的价格应该在每件2 500美元左右。

当我看到《军事贸易》杂志上的广告并不详细说明新武器多么迅速、强大或致命，而是讲生产所在地有多少个国会选举区时，我知道这个体制从根子上就出问题了。自1971年推出以来，这个胆大妄为的采购流程经过了反复修改，然而要走的路还很长。“要是财务监管到位，”退役的海军中将杰克·沙纳汉（Jack Shanahan）告诉CBS新闻频道，“我们能在那座建筑物中找到480亿美元的零钱，不需要去找纳税人要。”

我也认为多国行动会从类似的创新中受益。2012年，联合国成千上万的蓝盔维和部队部署在世界各地十几个地区，花费达70亿美元，其中20%都是美国纳税人支付的，相比这些蓝盔部队，私营承包商则是个不错的选择。联合国部队中的美国人不到150个；有1万人来自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部队的人数也差不多，这些部队所在的国家都把国际组织几乎当成一个快速致富的途径。他们派去的士兵接受的训练很差，装备低劣，可是每名士兵每个月从联合国那里得到1 028美元的统一补偿，支付给他们所在的国家。我看到过这些派出维和部队的国家给士兵一天才发几美元，把剩下的钱都截留了。

费用上涨得太快，联合国现在一年要支付大约5.25亿美元在利比里亚开展维和行动，这都超过了该国全年整个预算的4.59亿美元。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驻扎在刚果共和国的17 000人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在2012年后期叛军攻下主要城市戈马时就没怎么抵抗。这些没用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项目的一部分，其全部任务就是稳定刚果——这个年运营预算达14亿美元的机构似乎无法发挥作用。

企业家们替代这些蓝盔会有多大成功的把握？我记得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听到过当时就给出的答案。

1995年，经历了四年毁灭性内战之后，塞拉利昂政府向南非公司“执行结果”求助，以帮助他们与“革命联合阵线”做斗争。很快，200名承包商就把塞拉利昂无能的军队打造成有战斗力的部队，然后合并人力攻打“革命联合阵线”的阵地。曾经是叛军据点的金属采矿营地又回归政府控制；雇用“执行结果”10个月之后，“革命联合阵线”同意签署和平协议，并且停止敌对活动。两百名承包商就让战争完全停止。我被告知，“执行结果”收费大约为3 600万美元，这只是联合国可能花费数目的一小部分。

很快，塞拉利昂举行了20年来第一次民主选举。然后私营军事承包商的影响突显得更加清晰：美国国务院作为中间人帮助新政府和“革命联合阵线”之间开展和平谈判；作为谈判的条件以及向“革命联合阵线”展示诚意，国务院坚持承包商全部离开塞拉利昂。“执行结果”照办了。4个月之后，叛军推翻了新的民主政府，又大开杀戒。联合国的反应是派出数千名维和人员，很多都被疯狂的叛军扣为人质。

我理解私营军事承包商永远不会替代美军，或者联合国维和部队——他们也不应该替代。但是如今，这些机构过时的办事方法就是让美国纳税人花钱太多。美国实际上已经让自己打不起下一场战争。

继续推开承包商的常见借口是这些承包商不是“真正属于政府”。政客们该找出一个更好的理由了。我已经看到这个借口早已站不住脚，无法作为任何标准。例如40年前，没有人能想象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会依靠一家私营承包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这家公司研发、建造并运营自己的火箭和航天器——来给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但是国家航空航天局现在就这么办，五角大楼也该沿着航空航天局的路子走了。现在该接受私营企业之美了，美就美在它不像政府那样行事。

我对ACADEMI从今往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很感兴趣。我好几年没有踏上莫约克的院子了，不过我仍然密切关注这个行业和相关新闻，我一直如此。仍然会出现一些悲剧，可能会改变我们对外交安全的看法，同时彰显我的公司曾经从事工作的质量。

不幸的是，2012年9月11日晚九点半刚过，利比亚东部就发生一起事件，一群武装分子涌入了美国在班加西的外交人员驻地。

可能因为这里是一个临时的场所，而不是官方的使馆或领馆，该驻地外围没有驻扎美国海军陆战队。相反，这个有围墙大院的安保是由政府批准的一个利比亚民兵小组负责，再加上英国安保承包商蓝山集团雇用的大约六七个保镖。在大院内，保护外交官是国务院常设机构外交安全局的三个人的职责。

自从黑水公司10年前第一次协助减轻外交安全局的工作量，这个局的人数就未曾大幅度增长，不过，当地有人就觉得班加西只靠三个外交安全局的官员负责安保有点过于势单力薄。埃里克·诺德斯特龙（Eric Nordstrom）在班加西袭击事件发生前不久是国务院在利比亚的地区安全官，他后来告诉国会他本来要求最多十几个外交安全局人员，但是上司告诉他这是在“痴心妄想”。

“条件艰苦无所谓，有战火也无所谓，有威胁也无所谓。难就难在跟本来应该支持我的民众、项目和个体人员打交道、做斗争，”颇受挫折的诺德斯特龙向国会表示，“对我而言，塔利班就在我们楼里面。”

对于像利比亚这样的前线，我发现这些外交人员多数依靠当地安保服务，这种安排简直违背良心。在袭击发生的那天晚上之前，那里驻扎的几位外交官就明显惦记着院子里的安全——院内有一栋租借的别墅还有两座附属建筑，周围是一大片果园。班加西在一年前是反对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暴动的策源地，到了2012年后期，这座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已经成为极端民兵的避风港。他们明显知道美国人就在他们中间：国务院记录了班加西领馆从2011年7月到2012年7月遇到过50多次“安全事件”，2012年6月，一名袭击者把一枚炸弹放在大院的外围墙上，炸开一个12英尺宽的大洞，这个洞被描述为“大得足以让40个人穿过去”。

9月11日那天晚上，班加西的外交官驻地最终有5名外交安全局官员，因为美国大使J·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J. Christopher Stevens）从美国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大使馆赶过来，随身带着自己的2名外交安全局官员。他在那里是按照希拉里国务卿的吩咐，2012年5月她让史蒂文斯宣誓就任大使一职，是她要求史蒂文斯把班加西建成永久性驻地的。史蒂文斯不得不在9月中旬去班加西，因为他得在财年结束也就是9月30号之前提交报告，要求执行希拉里指令所需的资金。9月11日晚上九点左右，他返回大院里有着黄色围墙的别墅C的卧室内，里面有住处，还有万一遭遇袭击可以躲避的一个小的安全室。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就发生一起爆炸。然后值守大院中一座附属建筑——战术作战中心的利比亚卫兵就看到大批武装分子携带各式武器穿过大院主要街道的大门。5名外交安全局官员中的3个人赶紧跑到附属建筑去拿枪和其他装备；第四名官员在袭击开始的时候在战术作战中心；最后一名官员引导史蒂文斯和国务院信息官肖恩·史密斯（Sean Smith）来到别墅C的安全屋内。

国务院安全官中有一位打电话给附近的一个政府建筑，这位于领馆西南大约1英里远的地方。“大院遭袭了，”他说，“有人从大门进来了。”据报道，中情局赶紧组织一个6人的安保队，驾驶2辆车来到交火地点。他们路上还捎带了1名中情局的翻译和3名利比亚的志愿者。

大院的战术作战中心很快就被袭击者攻占。不清楚当地的卫兵是否做了很多努力来阻止袭击者。我有一个朋友在袭击发生之后那一天参观了那个大院，他汇报说墙上明显看不到多少凹痕和碰撞点，地上也没有什么弹壳。开枪次数如此之少，强烈表明卫兵逃跑了。

由于是租用的地产，大使住的别墅设计时就没考虑过要经受得了武装分子的袭击。没有防弹的窗户或其他先进的保护措施。别墅外唯一的防御设施是两道低矮的沙袋墙。很快，叛乱分子就冲进那座别墅，点燃家具，然后点着别墅。

史蒂文斯、史密斯和外交安全局的官员斯科特·斯特里克兰（Scott Strickland）当时正躲在浴室里，浴室充满烟雾之后，斯特里克兰就临时想办法。他用力钻出一个紧急逃生窗户，然后掉到窗户下面的露台。当他意识到史蒂文斯和史密斯并没有跟着他出来时，他很快通过窗户反复多次返回安全屋找他们，直到灼热和烟雾完全把他逼出去。

斯特里克兰仓皇地爬到屋顶向其他同事发送无线电信号。他们当中的3个人驾驶一辆装甲的汽车来到别墅C，但是他们重新进入这个居所时，只能找到史密斯。他已经因为吸入烟雾而死亡。

快到晚上十点半的时候，中情局的人员到达了大院，在前门外向武装分子开火。扫清了通往别墅C的一条路之后，他们也开始寻找史蒂文斯大使，但是反复被熊熊大火和袭击者的轻武器火力给赶出来。

很快，大院里的枪战不再那么激烈，使国务院的人得以把史密斯的尸体装上装甲车并逃离现场。中情局的人员指引他们去了1英里之外的政府附属建筑；然后又最后一次到处寻找史蒂文斯的踪影，却无功而返，只能从大院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政府的附属建筑。在那里，他们都遭遇了当晚谋划的第二波袭击。

在附属建筑，30多个中情局和外交安全局的人员遭到武装分子的迫击炮袭击，这些武装分子就趴着等他们返回。美国人冲到大院后面的建筑物，那是离路最远的地方；那里2名安保承包商——蒂龙·伍兹和格伦·多尔蒂，这俩人作为后备队的一部分从的黎波里飞过来刚到这里——跑到屋顶与袭击者交火。很快，连续几发迫击炮弹落在建筑物上，炸开了屋顶，杀死这两人。

最后到了凌晨五点半袭击才结束。附属建筑那里的大约30个美国人挤进车里，奔向班加西机场。那时，抢劫者已经洗劫了国务院大院的别墅C，他们遇到了大使，根据视频证据，大使当时似乎还有一口气。一些抢劫者开车把他送到班加西医疗中心，但是那里的医生发现他已经没什么反应。他也死于吸入烟雾。

利比亚人把大使的尸体带到机场，中情局的人再把尸体用飞机运回的黎波里。52岁的史蒂文斯是1979年以来首位在任时被杀的美国大使。

这次杀戮之后的几周内，有人暗示国务院与中情局的人员曾达成某种协议，给国务院的外交使领馆提供人力作为一种安保备选力量。职责不明可能导致了那天晚上的安保失误。不过有一件事在我看来很明显：奥巴马政府对威胁的看法，以及针对威胁的恰当反应导致世界各地外交基地的安保松懈，十分危险——正因为如此，4名美国人装在棺材里回到美国。黑水公司的运营策略随便你怎么评价都行，但是只要有我们的人在执行任务，没有哪位国务卿得在多佛或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露面，去迎接殉职外交官的遗体。

2010年，我对接二连三无聊的官司和多年负面的媒体报道厌烦透顶，就迁居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带上了我的四个最年长的孩子还有我们身形巨大的南非獒犬埃兹拉。有些人猜测我这是想逃避美国法律的管辖。据报道，国会女众议员简·沙科斯基甚至告诉英国的《独立报》：“要是普林斯先生没有移民阿联酋，而阿联酋与美国没有引渡协议，他可能也会面临起诉。”

这只不过是贬损我的噪音，也绝非事实。我仍然是弗吉尼亚州的居民和纳税人，还行使着我的选举权。我2013年11月从大老远飞回去亲自到米德尔堡市政厅投票选举。可能有朝一日选民们能再次拨乱反正。我在阿布扎比有个家是因为便利。我现在给一家初创的私募公司做事，给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难度大的地区的农业、能源和采矿项目提供资金。这家公司发挥了我很擅长的后勤协调能力，我还能在晚上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这是我父亲当年竭力做到的事。

我仍然定期回到美国，去科罗拉多州滑雪，看望我最小的三个儿子，他们与他们的妈妈住在一起（我与乔安娜的离婚可能不可避免）。我还是很喜欢回到在弗吉尼亚州的农场。山上的射击场还在，里面都是旧的黑水公司的标靶还有吉姆·德哈特的一个小型的熊式标靶训练系统。我们打开电路盒里的开关时，这个系统还能运转，不过现在主要都是我十几岁的孩子们用。看到这一切都在让我感到既欣慰又心酸。我想心酸要多于欣慰。

不过公司的品牌依然存在。我虽然出售了公司的业务，但是保留了黑水公司商标和熊掌标识的所有权。我知道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品牌——但是在某些地方仍然有为之自豪的追随者。

最大的讽刺是，我展望未来时，我实际上有可能创立另外一个培训设施，探索从事更多的安保工作。我经常听到有些老朋友说，“再次创业吧！召集部下，我们会打造一个新的黑水公司！”对这个专业的需求永远不会休止，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否看到这个变成现实。这与业务毫无关系；这事关我个人。丧父之痛对我震动很大；琼去世之后，我砌起了一道感情的围墙，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拆光。看到我打造的公司莫名其妙地被肢解，这几乎难以承受。

黑水公司传奇结束的方式仍然让我耿耿于怀。我不是什么英雄。世人非常清楚我的错误。但我从未有意去扮演恶人。

因为我知道最终历史会给我以及我们在黑水公司的所有成就一个说法，我从中得到些许慰藉。可能有一天孩子们会读到我们，就像我读到牛仔，还有公海上与海盗的斗争，以及带领飞虎队的陈纳德。可能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黑水公司的遗产远非枪击案——也包括我们在阿富汗给孤儿和被赶出家门的寡妇设立的避难所。可能人们也会理解正是因为我虔诚的信仰，使我坚持在我们海外的基地建造清真寺，这样我们的邻居就能有地方追随他们的信仰。

可能我人生旅途的一些事会激励美国腹地的一个孩子，就如同我曾经受到的激励那样，这个孩子也会用自己的一生变成世界上为善的力量。我无需往远处看，只需看看纽约北部的一个村镇就知道我实现了这一点。

2006年，在斯克内克塔迪北部一个平静的郊区社区里，我投资建了琼·尼库尔·普林斯之家。没有家的晚期患者可以待在那里，在最后的时光中找到安宁。这个两层的建筑物外有一个冥想花园，花园周围是一圈石径，后门廊那里开着粉红色的绣球花。

如今，这个慈善组织有了自己的理事会；我并没有以任何可以察觉的方式涉及其运营。我不想冒险让我的名字影响那里的男士和女士做的极好的工作。这样做很难，但是不管我如何极少地去那里，我知道起居室的壁炉上挂着一幅琼微笑的肖像。肖像下面的壁炉台上摆放着小的雕像，让我想起我俩第一次过圣诞节我买给她的雅致瓷偶——那时还没有任何遗产、癌症或黑水公司的东西。

我的未来如何仍有待观察。明天一到我的生命就少一天，只有上帝知道我还能在世上活多少天。但是与此同时，我在享受更加安静的生活。我家人迁居之后不久，我找人给我们在阿布扎比的家送来一只霍比猫。孩子们仍然在学习驾驶玻璃纤维的双体船，就像我当年在密歇根琢磨我们家的波士顿威拿船一样。但是在阿布扎比的大多时间都可以放眼海湾，赶上下一阵风，就能教我自己的孩子在水上感觉自由自在的气氛。

后记

中央情报局与埃里克·普林斯

马克斯·布特

这一节是中情局不想让你们读到的。

原本埃里克·普林斯给此书写了一章讲述他与中情局的关系。可是正因为他过去与中情局的关系密切，受到保密协议条款规定的约束，要把手稿提交给中情局的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审批，该委员会负责删去任何涉密的信息（该机构往往过于热心行使职责，甚至连维基百科上通常几秒钟能查阅到的可获取的信息都被删除了）。等到中情局的审查者审完稿后，删除了太多内容，普林斯和他的出版商认为这一章这么写就无可救药了。于是出版商就请我撰写这篇后记，后记内容基于仅仅可公开获取的报道，提供了普林斯与中情局打交道的基本信息。撰写过程中，我没有渠道获得任何秘密素材，也没有与普林斯通过话，我与他没有私人交往或生意往来。其实，我与他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几年前，他带我参观黑水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设施，多年以来他带领无数其他作者和记者参观过那里。下文凡是引用他的地方，都来自此前媒体的报道。

撰写本文并没有采用普林斯自己或其辩护者的视角，而是通过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根据公开可了解的资料尽可能提供最精确的描述——当然，无需指出这并非全部的内幕。只有那些可以调阅中情局高度机密文件的人士才了解所有内情，甚至连这些人可能也无法了解，因为政府官员在做事的过程中往往避免写下最敏感的信息。这不过是我尽最大努力写的一个总结，把我们这些圈外人所了解到的埃里克·普林斯与中情局打交道的情况呈献给世人。

——马克斯·布特，外交关系委员会国家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有五本书，最近的一本是《隐形的军队：从古至今游击战的宏大历史》（Liveright出版社，2013）

2001年9月11日，当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驾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大楼和五角大楼时，美国就投身于针对一个隐秘网络的斗争，对此美国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正是因为他们缺少准备，就给黑水公司和其他私营行业公司创造了一个商机，这些公司纷纷出来帮助负责开展艰巨而陌生的反恐战争的武装部队和各个情报机构。

在海湾战争之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武装部队都专注于高科技传统战争，这属于“网络中心战”的范畴——这个手段更适用于消灭伊拉克沙漠中萨达姆·侯赛因的坦克，而不适用于定位击毙躲藏在平民人口中的单个恐怖分子。诸如三角洲部队这样的军方特种部队对在阴暗处搜捕恐怖分子更有经验，但是在华盛顿讨厌风险的政客们害怕发生另外一起“黑鹰坠落”事件，因此很少号召他们去承担这个角色。彼得·斯库麦克尔将军曾担任陆军参谋长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他感叹道：“过去从来没有给特种部队下过这样的任务。这十分令人懊恼。就好像车库里停着一辆崭新的法拉利，由于担心可能会把挡泥板撞出凹痕，就没有人想开出去飙车。”

对美国人力情报（例如谍报）最重要的机构中情局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在老挝发动“秘密战争”那令人陶醉的岁月，甚至20世纪80年代给圣战者提供武器把前苏联红军赶出阿富汗以来，其隐蔽行动能力就急剧下降。中情局与目前重新组合为北方联盟的某些前圣战者们维持着脆弱的关系，北方联盟是一个与塔利班极端分子及其基地同盟争夺阿富汗控制权的叛军组织。但是中情局都没有官员常驻在塔利班控制之下的阿富汗或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没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没有使馆给假装是外交官的中情局行动人员提供平台和掩护。

国家隐蔽行动部是中情局负责人力谍报的部门，由于冷战后削减预算，该部门已经萎缩。隐蔽行动部内负责准军事行动的是特别行动处，这个名字起得颇为委婉的部门缩减得更加厉害。2001年11月，鲍勃·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上报道，特别行动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其缩写描述得恰如其分（与英文“忧伤”拼写一致）——只有“150名战斗人员、飞行员和专家”，这才相当于陆军一个连的编制。

但是，不论规模多么小，特别行动处仍然有能力打击高于它重量级的对手。伍德沃德写下这些文字时，特别行动处的行动人员和陆军的特种部队“A组”已经来到阿富汗当地，比更加庞大的传统军事力量能到达的时间提前很久。中情局“碎颚者”特工组于2001年9月26日乘坐一架中情局运营的俄制直升机率先抵达，携带了几百万美元的现金来收买北方联盟的军阀。A组就是常人所知的“绿色贝雷帽”，过了数周之后来到阿富汗，带来了精密的通讯设备，使他们能呼叫空中力量发起空袭。这有效组合了各种能力，迅速提高了北方联盟的打击能力，结束了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控制。

特种部队提供的是中情局所不具备的军事能力，而中情局的准军事人员大多都曾经是特种部队士兵，事实表明他们能够比穿军装的对等人员部署得更快，受到的束缚更少。这是因为中情局遵照《美国法典》第50部的规定运作，该法律根据总统的结论授权中情局开展隐蔽行动，而军方按照第10部的作战权力运作，使其受到更多公众和国会的审查——指挥链也更加庞大。军方的任务往往都是“秘密的”，意思是采用秘密的成分来保存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但是一般会承认美国武装部队实施了这些行动。相比之下，中情局有权开展“隐蔽”行动，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就是旨在“影响国外的政治、经济或军事状况，同时不让美国政府的角色显而易见或公开承认其角色。”换言之，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旨在具备“可否认性”，穿制服的军方采取的行动就自然不具备这一点。（军方特种部队人员穿便衣开展行动的事例倒是有一些，但是相对罕见。）

至少从理论上来讲，中情局也带来更多与棘手的外国人打交道的当地专业知识和经验——也更愿意在不具备军方所要求的全部支持基础设施（例如附近部署快速反应部队以及随叫随到的搜救部队）的情况下执行危险的任务。“9·11”事件之后在阿富汗被杀的第一个美国人就是约翰尼·“迈克”·斯潘，作为特别行动处的一员，他于2001年11月25日在阿富汗北部恰拉伊将吉监狱的暴动中被害。

对中情局和特种部队而言——两家机构都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服务办公室，其创办者是埃里克·普林斯心目中的英雄“狂野比尔”·多诺万——2001年秋推翻塔利班是他们最为开心的时刻。不过虽然他们攻下了喀布尔，把哈米德·卡尔扎伊扶持上台，作为塔利班之外一个西方支持的选择，可是他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已经溃败，但还没有赶尽杀绝。二者都在国界对面的巴基斯坦寻求并找到避难所，开始重新集结发动新的袭击。在华盛顿看来，追剿这些极端分子势在必行，反过来这需要大幅加强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情报能力。

“9·11”事件之后，中情局开始招募数千名新雇员，在全球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开战。新雇员中很多都是年轻人，缺乏经验，多数从事收集情报或分析情报的工作——而不是作为准军事人员。然而，在像阿富汗或后来伊拉克这样混乱的国家收集情报并不同于冷战时期在东欧收集情报。在冷战时期，中情局的主要对手是克格勃，这个对手是按照规则行事的情报机构。双方都试图阻挠对方搜集情报，但是各方都承认对方的外交豁免权。中情局的官员可能在俄罗斯被捕，如果被捕他们就会被驱逐出境，但不会被杀死。（中情局在当地招募的“间谍”就会面临不同的下场——作为祖国母亲的叛徒，他们将面临死刑或者漫长的监狱徒刑。）相比之下，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就不按照“文明”的规则出牌。他们把凡是能抓到的西方人都置于死地，不论是军人、援助工作者、记者、外交人员或间谍。塔利班垮台之后的阿富汗仍然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来自塔利班或普通罪犯的袭击对中情局任何决心搜集情报的行动人员都构成致命的威胁。

不幸的是，中情局自己没有足够的准军事人员，无法给搜集情报、招募阿富汗同盟并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目标发动袭击的情报官提供保护。2004年，《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提及中情局在编有“600到700名隐蔽行动人员”（实际数目保密），这比三年前鲍勃·伍德沃德提到的总共150人多了不少，但仍不足以满足他们服务迅速增长的需求。2003年春天美国入侵伊拉克之际，这个供需压力就更大了。眼下中情局要发起两场战争。他们试图通过从军方借调特种部队来填补缺口，这种做法被称为“绵羊浸水”。尽管如此，特别行动处的战线仍然拉得过长，具体负责给国外的隐蔽行动提供保护服务的全球反应处也是如此。

黑水公司原本只在北卡罗来纳州莫约克那一大片建筑群中培训军方和警方人员，这时也打算扩大行动，部署其雇员保卫并协助美国先在阿富汗后在伊拉克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美国政府打仗依赖私营承包商的趋势有增无减，黑水公司的参与属于该趋势的一部分。在海湾战争中，大约每60名军人就配有一个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对军方现役最终实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削减之后，该比例接近于一比一，这意味着如果部署了10万部队，就要有10万承包商提供支援。情报机构这方面的数字是保密的，但是无疑也大同小异。例如，2010年《华盛顿邮报》报道经审查获准接触绝密的85.4万人当中，26.5万人就是承包商，大约占情报界全部员工的三分之一。《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仅在中情局就有来自114个不同公司的1万名承包商。

黑水公司只是走上前来满足这个迅速增长需求的众多私营公司之一，而且并非最大的公司。（比如说《华盛顿邮报》曾报道：“在2009年第二季度，通用动力负责大部分绝密工作的情报和信息相关部门收入从2000年的24亿美元上涨为100亿美元。”）“你要记得‘9·11’事件之后中情局当时的处境，”曾是2004年至2006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后任该委员会副主席的退休议员皮特·胡克斯特拉如是说，“中情局在20世纪90年代被掏空了。他们派到阿富汗和其他危险地区的都是新招募的人。他们在寻找各种技能和能力，他们只能求助于像黑水公司这样的外部承包商，以确保使命必达。”

普林斯回忆他渴望在“9·11”事件之后帮助保卫美国。他曾申请加入特别行动处，据他说对他进行了充分的严格审查，但是以缺乏足够的“战场经验”为由将其拒绝，想必是因为他在海豹突击队的服役时间相对较短。

普林斯并没有轻言放弃。他在中情局的人脉并不广，不过他倒是认识中情局的执行局长“巴泽”·克朗加德，克朗加德的儿子与普林斯一样，也曾经是海军海豹突击队员。普林斯述说找到克朗加德，然后通过他让中情局与阿富汗当地的情报来源接上头。根据普林斯在本书中所述（他讲的这些情况尚未在别处有过报道），他最初与阿富汗打交道是通过一个名叫查尔斯·桑托斯的朋友，此人是在沙特一家石油公司的员工，碰巧也是阿富汗一个重要军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的朋友。普林斯说他让桑托斯与中情局联系，从而促成中情局和杜斯塔姆之间直接建立联系，这个联系在2001年秋天被证明非常有价值。从一开始，黑水公司参与的就不仅仅是其特色鲜明的安保服务，而且还有情报搜集——这个角色并没有得到大肆宣传。

黑水公司在中情局发挥的作用很快就会大幅增长。2002年年初，黑水公司得到一份保护中情局在喀布尔所设新情报站的合同，这据说是个秘密的地点，但是却广为人知，就位于美国使馆和多国部队司令部附近的阿丽亚娜酒店。普林斯说他自己就在那里参与第一批站岗，并给黑水公司的保卫人员制订规程，所设立的策略、技巧和程序很快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更大范围内得到使用。

为了开展日常工作，黑水公司主要从美国军方特种部队招募雇员。给中情局工作的人必须要经过特别审查，要满足高于普通护卫的标准，包括通过使用测谎实验。凡是满足了中情局苛刻要求的人就由一家名为黑水公司精选的子公司所雇用。他们每天的薪酬为550美元，这种工作比他们在部队更加灵活，部队的文化中等级更加森严，规矩也更多。他们甚至有望在下班后讨到酒喝——在一个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教规的国家，中情局的“塔利吧”是为数不多的酒精饮料的合法来源，而美军在阿富汗自己的基地内都禁酒。

由于黑水公司保证了喀布尔情报站的安全，就得到了中情局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多合同为更多的中情局基地提供保护，这些基地都设在阿富汗的东部和南部——这都是塔利班的腹地。黑水公司不仅给每个基地部署护卫队；黑水公司的分支总统航空公司还帮助给军事基地和这些中情局基地提供给养。黑水公司出动了数千架次飞机运送给养，飞机低空飞行给地处边远地区的前方哨站伞降给养。与中情局的所有活动一样，黑水公司不断扩大的作用都是隐蔽的；只有出了问题才受到媒体的关注。

2009年12月30日，在查普曼“前进”行动基地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该基地是中情局在阿富汗东部霍斯特省设立的一个飞地，距离巴基斯坦边界只有几英里。中情局在该基地的负责人詹尼佛·马修斯、她的几个下属以及一位约旦情报官聚在一起欢迎胡马姆·哈利勒·阿布–穆拉勒·巴拉维，此人是个约旦医生，也是圣战者，中情局和约旦的情报认为已经招募此人打入了基地组织的上层。其实，巴拉维早已被基地组织“策反”成为一个三面间谍——以及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巴拉维并不是去见他在中情局的联络人，而是用藏在袍子里的自杀背心把他们都炸死了。除去巴拉维，九个人在爆炸中丧生，这成为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事件之后中情局人员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丧生的人中有两位是Xe服务公司（这是当时黑水公司的掩护身份）的员工：46岁的前绿色贝雷帽成员戴恩·帕雷西，他此前曾因在阿富汗英勇作战而赢得铜星勋章，还有一位是35岁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杰里米·怀斯。巴拉维竟然能在黑水公司安保人员的眼皮底下启动炸弹，这可能意味着帕雷西和怀斯处置不力，但是爆炸后开展的调查免除了他们任何不当作为或玩忽职守的可能。

《华盛顿邮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乔比·沃里克所著的《三面间谍》对这起袭击给出了最为详细的记述，根据该书的描写，帕雷西和怀斯比那些自满的中情局同事更为警惕巴拉维构成的危险，而中情局的人坚持要求此人不经搜身就可进入基地。沃里克写道：“帕雷西对中情局官员演练的安保方案十分怀疑，他也这么说过，跟他在弗吉尼亚（黑水）的主管和中情局在霍斯特的安保负责人斯科特·罗伯逊（此人也在爆炸中身亡）都表达过他的忧虑。”

沃里克补充说，帕雷西“以他临危不乱的镇定和寻找细枝末节时禅定般的坚持而闻名”，当他上级的决定“激怒他”时，他愿意直言不讳，但是他“明白自己的位置”——“他要养家，就算不喜欢这份工作，也会尽心尽力”。

出事的那一天，帕雷西和怀斯都尽职尽责，哪怕他们未能阻止巴拉维的自杀式袭击。沃里克叙述说，两人“在巴拉维不愿意从他们那一侧下车时就出于本能地举起了枪”，并且“当他们看到巴拉维一瘸一拐地绕过汽车时就越发警惕，因为巴拉维一手抓着拐杖，另一只手不怀好意地藏在披肩下面。”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举起手来！把手从衣服里拿出来！”巴拉维没有照办，而是拉响了炸弹背心。

中情局后来为了向帕雷西和怀斯表示敬意，在纪念墙上为他们加了两颗星星，尽管纪念墙是用来表彰执行任务时丧生的中情局雇员，虽然作为承包商他们没有资格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确，黑水公司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挫败了很多针对中情局官员的其他袭击，尽管黑水公司容易产生争议，但是在保护其负责“要员”的安全方面有着可做典范的记录——美国政府反复与黑水公司续签安保服务的合同，这本身就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

黑水公司给中情局的基地提供“据点”安保，但是其职责不仅限于基地的外围。2005年，随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的暴动越来越多，中情局强制规定其官员在无随行安保人员陪同的情况下不能贸然走出在喀布尔和巴格达的总部。黑水公司提供了好几组保镖，陪着中情局的官员执行各种任务。不可避免的是，由于黑水公司的雇员都是特种部队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也密切参与任务的制定与执行。的确，年轻的中情局官员要是没有向头发花白的“三角洲部队”老兵请教执行某项任务的最佳办法，就可能犯下玩忽职守的错误。结果黑水公司的人员超越了范围狭窄的防卫职责，几乎每天夜里都参与“抓捕”任务。有时，承包商与秘密的军方特别任务单位一起行动。他们和中情局的同事也与由当地招募战士组成的“打击部队”合作。他们押运被拘留者到中情局的“黑站点”加以审问并拘留，这一路也由精心挑选的黑水公司雇员提供安保。

一名前黑水公司官员对《纽约时报》说，他们的人员“本来应该是洋葱的外层，只在外围活动”，但是却变成中情局任务的“驱动者和拎枪者”。一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解释说：“中情局或特种部队都没有替补，所以有时他们就向承包商求助，而承包商通常有很多同样的技能。”

黑水公司的职责发生转变，这得到现场中情局人员的充分支持——的确也是应他们的要求，哪怕中情局在华盛顿的领导们并不总是了解现场承包商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所扩大。埃里克·普林斯说他也不了解自己的手下做的所有事，因为他们开展的都是秘密行动，但是他反复鼓励他们“尽全力”去帮助中情局的客户。“好几位前黑水公司保镖”告诉《纽约时报》“他们几乎是例行参与行动，区分中情局、军方和黑水公司之间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了。”“一位前中情局高官”补充说：“这发展成为兄弟般的关系。人们有种感觉，黑水公司最终成为中情局的一个延伸。”

中情局和黑水公司之间不仅仅在这个方面界限变得模糊。普林斯雇用了一连串高层级中情局官员来黑水公司工作，最著名的要数中情局反恐中心前主任科弗·布莱克，此人行事高调，以在“9·11”事件后向乔治·W·布什打保票而闻名，他保证说中情局干完活之时，“苍蝇就会在”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同伙的“眼球上爬来爬去”。其他官员包括反恐中心前行动主管恩里克·“里克”·普拉多和国家隐蔽行动部前助理副部长罗伯特·“罗布”·里彻。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马克·马泽蒂认为，普林斯也“定期邀请中情局的高官去肯塔基州郊外或者往南去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部大沼泽的黑水公司总部，在公司开阔的训练场射击一整天”。

从中情局新录用的人帮助普林斯创办了一家名为“总体情报解决方案”的新子公司，旨在给海外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风险评估。这些人也帮助黑水公司从情报界获得更多合同。这么做并没有什么邪恶之处；这在华盛顿是标准的运作程序，例如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和后来当国家情报总监的詹姆斯·克拉珀都给比黑水公司更大的博兹·艾伦·汉密尔顿公司效力。

黑水公司赢得的合同中有一单是操作无人机，中情局遥控这些无人机从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基地飞到巴基斯坦上空。最著名的无人机就是“捕食者”，加以武装并更新配置的叫“死神”，但是也有其他曝光不多的无人机，有些专门是为能隐蔽而造的。这些无人机安装了“地狱火”导弹和500磅重的激光制导炸弹，是反恐战场上的尖端武器。“9·11”事件之后首次使用了这些无人机，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急剧扩大了这些无人机的使用。网站“漫长战争日志”是非营利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一个项目，被认为是无人机打击数据的重要来源。根据这个网站，美国在巴基斯坦实施无人机打击的次数在2008年是35次，2009年是53次，到了2010年增加到117次，多数是在瓦济里斯坦的北部和南部，这里是哈卡尼网络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据点。由于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的愤慨，无人机打击遭到了诟病，但是它们无疑扰乱了基地组织的预谋，使这个组织更加难以重整旗鼓。

中情局的人员坐在美国本土，就可以远程遥控驾驶无人机并发射携带的弹药；承包商不负责决定美国政府该炸谁。但是得有人在现场收回、保养并给无人机装备武器。黑水公司——或者更准确地说是Xe服务公司——赢得了一份合同就做这种工作；这份合同也包括保卫无人机基地，其中最大的基地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那里将是海豹突击队突袭杀死奥萨马·本·拉登的出发地。黑水公司的人前往内华达州内力斯空军基地为执行任务而接受培训，该基地是空军遥控驾驶航空器项目的所在地。这样，正如黑水公司对布什总统反恐战争十分重要一样，该公司对奥巴马总统继续打击基地组织的斗争也证明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总统的一些支持者对黑水公司表现出了敌意。

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最后在2009年终止了Xe的无人机行动合同，这之前就有人向《纽约时报》透露了消息，公司在开展例如军事进攻和情报行动等“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职能”中所发挥的作用引发了争议。（美国军方继续依赖其他承包商维修保养战场上的飞机。）

在取消“捕食者”无人机合同的同时，2010年6月帕内塔续签了Xe继续给在现场的中情局行动人员提供安保的合同。为了得到这份估值1亿美元的工作，Xe在竞争激烈的投标中击败了其他两家承包商戴恩公司和三蓬防务，这两家公司都在伊拉克从事保护国务院人员的工作。

毫不奇怪的是，中情局的这份新合同招来众议员简·沙科斯基的批评，他抱怨说，“这种关系继续并且越发让我迷惑不解。这个公司长期以来反复违法，跟这种公司打交道太鲁莽。”然而，帕内塔公开为这个决定辩护，说黑水公司已经“改邪归正”。一名政府官员以匿名为前提向《华盛顿邮报》解释说为什么黑水公司击败了竞争对手：“黑水公司已经进行了一些认真的整改。他们要想生存下去的话不得不这么做。他们必须要向政府证明他们是个负责任的单位。他们满足所有的法律规定，有权参与合同竞标。他们的人干活都不错，有时还身处一些非常危险的地方。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黑水公司曾参与被描述为“确定基地组织高层行动人员所在位置并实施暗杀”的秘密项目，这是黑水公司与中情局关系最隐晦之处。该项目可以追溯到“9·11”事件刚发生之后的那段时间，当时里克·普拉多仍然在中情局工作，他试图发展一种力量来部署小组刺杀或抓捕被通缉的恐怖分子。

尽管无数电影已经描述中情局有大批刺客可以调用，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20世纪70年代，丘奇委员会的听证会揭露了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帕特里斯·卢蒙巴和世界其他领导人的图谋，中情局实施致命行动的能力就被停止了。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后来发布了总统行政令禁止暗杀。

在“9·11”事件之后，普拉多渴望重新构建这个能力，以扩大对恐怖分子的抓捕，美国军方以及军方和中情局的飞机都在实施抓捕。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合法的。2001年9月14日国会通过的《军力使用授权法》和布什总统签署的总统行政令都授权上述机构像军方杀死其他敌方战斗人员那样追杀基地组织成员。

新的中情局直接行动组起初都是全职的，为了训练他们，普拉多向黑水公司寻求帮助。“由于小心提防怕引起过度的关注，”亚当·西拉尔斯基在《名利场》报告说，“这个小组没有去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大院，而是在普林斯自己的地盘上训练。这在华盛顿特区外一小时车程的地方，看上去像拥有地产的绅士的一个基地，有草地还养着马，但是也有不那么传统的特点，比如室内射击场。”

据报道，直接行动组的目标包括居住在汉堡的一位基地组织金融师马蒙·达卡赞利和巴基斯坦的流氓科学家A·Q·汗，此人已帮助伊朗、利比亚和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中情局的小组据说已经被部署到德国追踪达卡赞利并且到迪拜追踪汗，但是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从来没有授权动手开枪。很明显，他们愿意用炸弹和导弹杀死恐怖分子——但不是狙击手的子弹。

2004年普拉多加入黑水公司之后，他试图重振这个项目，这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普林斯的帮助。这时普林斯已经被中情局招募成一个通过审查的“眼线”［这是2004年发生的事情，需要高层级的批准，并且生成一个代号为“201”的（人事）文档］。这并没有使普林斯成为中情局的雇员，但是却指定他为一个可以信任并为中情局效力的个人。这种委任通常授予为美国偷窃本国秘密的外国人，但是有时也授予具备突出才干、资源和人脉可以帮助中情局的美国人。例如，霍华德·休斯就在1974年被招募为中情局的眼线，建造了一艘名为“格洛玛探险者”的船，让中情局得以打捞俄罗斯一艘沉没的潜水艇。

以同样的方式，普林斯能够动用他广泛的资源以及黑水公司的资源，帮助中情局完成其使命。“我当时着眼于打造小型、专门的能力，”普林斯后来解释说，“正如‘狂野比尔’·多诺万多年前做的那样。”的确，多诺万以招募像艾伦·杜勒斯和朱莉娅·蔡尔德这样神通广大的人而闻名，这些人能利用在私营行业的经验为战略情报局效力；中情局在早期尚未变得严重官僚化的时候，也遵循一种类似的传奇历险模式。因此，招募普林斯就相当于恢复了中情局早期的做法。

普林斯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碰运气”的事，先是自己垫钱帮助中情局，正如他父亲主动给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开发产品一样。“我长大时周围都是汽车工业，”普林斯后来解释说，“顾客们会对父亲说，‘我们有这个需求。’父亲就会用自己的钱创造试用品以满足这些需求。他的理念是‘如果你造出来了，顾客自然就会登门’。”

普林斯和普拉多悄悄打造的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非官方的外国间谍网络，这不仅在普通公众视野之外，大多数黑水公司同事也不知情。“根据熟悉他工作的两个消息来源，”《名利场》报道说，“普林斯当时正在打造打入‘硬目标’国家的非传统方式——中情局在这些国家极难开展工作，要么因为没有可以开展行动的情报站，要么因为当地情报机构具备所需的资金技术来挫败中情局的图谋。”2007年10月，普拉多向美国缉毒局推销其服务时写道，“我们有一个迅速发展、遍布世界的人力情报网络，从监控到获取地面实况再到干扰行动无所不能。这些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可以矢口否认，这是一大优势。”

关于这个“遍布世界的网络”实际所做的事，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什么细节，但是《名利场》报道说：“他和一组外国人在2008年10月帮忙找到并确定一个目标，然后把消灭目标的任务交给其他人完成。‘在叙利亚，’他说，‘我们在难以涉足的区域开展了信号情报侦查，确定了坏蛋的位置。’”这之后，一只美国特种部队启用直升机开展袭击行动，追捕基地组织中间人阿布·加迪亚。加迪亚的真名是巴德兰·图尔基·希山·马齐迪，据说其他六个人都被打死了。

普林斯也采取了普拉多的提议，设立刺杀恐怖分子首领的小组。普林斯这么做显然是作为中情局的眼线以个人而非黑水公司所有者的身份开展行动。很显然，科弗·布莱克和罗布·里彻都没有参与这个计划。普林斯后来对《名利场》解释说：“我们当时在打造一个单边的、无从追究的能力。如果事情搞糟了，我们不指望情报站站长、大使或任何人捞我们。”

不过，虽然打造了执行这些任务的能力，却从来没有派上用场。2006年，中情局因普林斯所描绘的“机构骨质疏松”现象停止了这个项目。这时，中情局“强化审讯”的计划已经在国际上引发争议，中情局内部官员很少有人主动推动一个“暗杀”计划，因为参与者可能被负面曝光，甚至会被起诉。

“我让自己和我的公司接受中情局的调遣，执行一些风险非常大的任务。”普林斯后来说。他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在公众面前曝光。2009年6月，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向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汇报了已经取消的刺杀恐怖分子的隐蔽行动计划，还指名道姓说普林斯和黑水公司是参与者。这条消息几周之后就泄露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将其刊登为头条新闻，忙不迭地进行报道，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的那样，“中情局雇用公司实施暗杀计划”。这之后《纽约时报》就紧接着揭露了黑水公司在“捕食者”项目中的角色。

普林斯对此十分愤怒，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的身份被暴露了。“左派抱怨（中情局行动人员）瓦莱丽·普莱姆因为政治原因被暴露了身份，”他后来对《名利场》表示，“（法院甚至）为此指定了一位专门的控方律师。可是，我遭遇的情况比这个更糟糕。人们为了政治原因不仅披露存在一个十分敏感的项目，还把我的名字给透露出来。”中情局把这个案子转到司法部，但是与瓦莱丽·普莱姆的案子不同，法院没有指定专门的律师来调查这件事，更没有人因为透露这个高度机密的信息受到起诉。

普林斯说，他作为中情局线人的身份被公开挑明，导致他被列入基地组织的刺杀名单，迫使他和家人采取广泛的安全预防措施。围绕黑水公司的所有喧嚣也造成了法律影响。

2008年对黑水公司的诉讼开始了，当时烟酒枪械管理署的探员持枪突袭了黑水公司在莫约克的大院，以执行一个联邦搜查令。该管理署的探员过去是这片设施的常客；黑水公司是在联邦登记的枪械交易商，要遵守无数的州和联邦的规定。现在，烟酒枪械管理署的探员来寻找黑水公司违法的证据，普林斯斥之为“卡通般的力量展示”。这些探员带走了17支罗马尼亚制造的AK47步枪和17支大毒蛇公司生产的M4步枪。

联邦检控官随后就针对黑水公司5名前员工提出很多项重罪指控，其中包括前总裁加里·杰克逊、前执行副总裁威廉·马修斯和前总法律顾问安德鲁·豪厄尔。2010年4月在北卡罗来纳州东区提起的联邦公诉书指控“被告人图谋违反美国的法律，包括在一个联邦授权枪械交易商的记录中做虚假陈述、拥有机关枪和未登记的枪械以及妨碍司法”。

这些指控源于三起独立的事件。第一，被告人被控利用康登县警察局安排自动武器（M4和AK47）的“稻草购买”，这些武器只有执法部门才能合法拥有。第二，被告人被控送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枪械（一支M4、一支雷明顿猎枪和几支格洛克手枪，上面都雕刻着黑水公司的标志）作为礼物，国王于2005年3月19日访问这处设施，被告人随后在文件上作假掩盖这笔转移。第三，被告人被控监督黑水公司军械工把227支长筒步枪削短为短筒步枪，却“未登记此类武器”。事实上，所提到武器的一部分被放到狗粮袋子里运到伊拉克去了，这吸引了记者们的注意；黑水公司解释说有必要采取这种秘密手段，以防武器被腐败的外国海关工作人员偷走。

一名黑水公司员工加里·弗兰内利此前对在一份联邦枪械表格上做出虚假陈述而认罪，但是本案中的5名被告否认做错任何事，靠着公司的支持在法庭上反击。他们辩护的核心是黑水公司以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代理人的身份做这一切事情。为了支持这个辩词，黑水公司提交了前中情局资深官员的证词，包括布兹·克朗加德，以及各种电子邮件、备忘录、照片和其他文件。这个过程中，甚至发现中情局在黑水公司的总部拥有自己的保密电话线路和机密隔间信息设施，用于处理涉密信息。

黑水公司在一份辩护文件中指出：“中情局例行雇用黑水公司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开展这些工作的依据是书面或非书面的合同以及非正式的请求。在很多情况下，中情局并不给黑水公司的协助任何报酬。黑水公司也雇用中情局官员和间谍，为执行隐蔽任务的中情局间谍和官员提供掩护。在很多方面，黑水公司，或者至少黑水公司的某些部分就是中情局的延伸。”

黑水公司的经理们说，在黑水公司为中情局执行的大量任务中，其中一项是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供枪支。国王与中情局官员参观了黑水公司总部，但是中情局忘记了给他准备礼物，就让黑水公司送给国王礼物。

这份辩护词足够有说服力——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也令其十分尴尬——北卡罗来纳州东区的美国检察官托马斯·G·沃克最后同意撤销所有的重罪指控。2013年2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联邦政府对黑水公司5名前官员为期3年的诉讼终于在周四消解，此前针对3名官员的指控被取消，其他2名官员同意承认减少的轻罪指控，并不在监狱服刑。”政府获得唯一承认有罪的是黑水公司前总裁加里·杰克逊和前执行副总裁威廉·马修斯。他们认罪内容是做出错误记录的轻罪，同意缓刑3年，在家中禁闭4个月，罚款5 000美金。

这个案子非常高调，如此收尾却颇不光彩。批评黑水公司的人们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慰藉：2010年在承认遵守出口管控法律方面犯下“无数错误”之后，黑水公司与国务院达成协议，支付4 200万美元的民事罚金。之后在2012年8月，黑水公司与司法部达成协议，支付750万美元民事罚金解除对公司的指控，当时公司叫ACADEMI，所犯罪行包括：“未经授权在苏丹销售卫星电话；未经授权给包括加拿大的外国政府提供军事训练；非法持有自动武器；其他犯法行为。”但是所有针对公司及其雇员定重罪的企图都消解了，大部分原因是黑水公司与美国政府作战部门——包括中情局——的关系盘根错节，十分紧密。

致谢

如果没有几十个人的帮助，黑水公司以及关于黑水公司这本书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首先，我想感谢肯·比埃拉、吉姆·德哈特和所有在1997年那片沼泽地中帮我启动一个小生意的人们。我想感谢加里·杰克逊：我可能是个有想法的人，但他把这个想法转变为行动，把几个人在一片沼泽地做的生意发展为一个高效的全球机器。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朋友。

我也想感谢理查德·皮尔和加入我们打造自美国航空以来最佳航空运营公司的人们。他编辑这份手稿的技术跟他当飞行员的技术一样高超。

我感谢所有同意谈及在公司的情况以及我们了不起成就的所有前黑水公司雇员和承包商。我感激在北卡罗来纳州莫约克的人们和爱国者，他们接受这家公司以及我团队的使命。我仍然乐于在世界各地见到穿着我们熊掌品牌的衣服的人们。

感谢艾德里安·扎克赫姆、布里亚·桑福德以及其他在Portfolio／企鹅团队的其他成员，他们接手这个项目，虽然进度加快的幅度很大，仍然不知疲倦地把一份手稿打造成一本书。还要感谢戴维·库恩和其他在库恩项目的人们，是他们最开始进行联系。我想真心感谢并赞赏达文·科伯恩，他给我的思绪和回忆一个前后一致的声音。没有你的文笔，这本书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也想感谢迈克·沃勒博士，他记录并研究了很多这本书中提到的事件。还要感谢乔和维多利亚，他们像守护天使那样守在我背后。

我永远都感激斯塔西·德鲁克，感谢她在这个项目每个阶段给予我的爱、支持和指导。我想感谢我所有的7个子女，他们耐心地忍受父亲面对压力、外出旅行和频繁不在他们身边。我对你们的爱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感谢我的父母埃德和埃尔莎·普林斯，他们为我的成长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我特别想感谢我父亲，因为他的冒险和随后的成功促使我自己去冒险并锻炼成为今天的我。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扉页

目录

中文版序 一篇预先构思好了的“辩护词”

前言 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

第一章 有其父必有其子

第二章 大迪斯默尔沼泽

第三章 科伦拜、科尔号、癌症

第四章 黑水公司的崛起

第五章 继承传统

第六章 布雷默和商业模式

第七章 扩张计划

第八章 费卢杰

第九章 黑水公司与迈赫迪军之战

第十章 路上的规则

第十一章 性格决定成功

第十二章 费卢杰事件的受害家庭

第十三章 尼苏尔广场

第十四章 冰冷而胆怯的心

第十五章 噩梦与奇迹

第十六章 帝国毁灭

第十七章 再造未来

后记 中央情报局与埃里克·普林斯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