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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游吟之 生命咏怀乎 此人何其者 罗老夫子也

一枚胸腔穿刺针，长尺许

要活得货真价实，要活得理直气壮

那种感觉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才能找到

好了，版费就是这杯酒

在北京定居的8个月像做梦一样

中国人是站在中间的

喜欢音乐的人没有完全幸福的

借着有情表达无情

一个不得不随遇而安而随遇而安的人

想搞出来的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

舞台从来就是残忍的

罗大佑

没有哪个华人艺术家像罗大佑那样使用了那么多的政治材料，可以说他懂得如何把一个男性对政治的天然兴趣升华为音乐，也可以说，当一个人足够优秀乃至拥有情怀，那么他对于历史、政治、人类生活毫无感觉是不可能的。

政治游吟之 生命咏怀乎 此人何其者 罗老夫子也

没有哪个华人艺术家像罗大佑那样使用了那么多的政治材料，可以说他懂得如何把一个男性对政治的天然兴趣升华为音乐，也可以说，当一个人足够优秀乃至拥有情怀，那么他对于历史、政治、人类生活毫无感觉是不可能的。罗大佑对男女之情不敏感也是不可能的，不会写精美的音乐小品也是不可能的。不强悍是不可能的。不痛苦是不可能的。不有点神经质是不可能的。不迁徙流离是不可能的。当《人物》记者问他政治问题时，他不怒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不答也是不可能的。

罗大佑先生对“能量”非常敏感。4月25日下午，在三亚海风吹拂的阳台上，一连串关于北京和政治的话题之后，他觉得气场不对了，“你们搞什么搞？像审犯人一样，天哪，我觉得好紧张啊，你们把这个悠闲的三亚的气氛弄得波涛汹涌，蓝色的游泳池跟蓝色的海，顿时开始变色。”

罗大佑并不忌讳谈政治，甚至乐于谈政治，但要看以什么样的节奏切入。他开始帮助《人物》记者调整座位，不要跟他面对面，而是坐成三角形。他建议以一种缓慢迂回的姿态进入，“像谈恋爱一样”，谈谈天气，谈谈音乐，谈谈女儿。最后，话题总离不开政治。

一枚胸腔穿刺针，长尺许

发行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时，罗大佑一夕成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及代言人”。那是1982年，他28岁，这是一张积累了6年的专辑，专辑封面上，他烫着爆炸头，戴着墨镜，暗红色的背景营造出一种沉郁严肃的形象。

专辑卖出了14万张，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从抨击政治审查的《之乎者也》到感怀城市文明冲击的充满幻灭感的《鹿港小镇》，再到《童年》《光阴的故事》，10首主题迥异的歌曲在台湾引发了自省风潮。

从保钓失败到与美断交再到蒋经国上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台湾弥散着巨变的气息。一场关乎自由与民主的美丽岛事件刚刚结束；街头小巷传来甲壳虫乐队的声音：Hey Jude……

第一张专辑与社会环境的高度契合是罗大佑始料未及的。此前，他只是一名爱好音乐的实习医生。在用父亲的钱自费完成了专辑大部分录制工作后，他甚至找不到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发行这种和主流风潮相差极大的音乐，主流风潮是男欢女爱或歌功颂德，“我想表达第三种声音”。两年后，刚刚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给了他机会却不敢高估市场。罗大佑把这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算是没辜负青春吧，他这样安慰自己。按照父母的规划，他要披上医袍救死扶伤。

“哪有什么政治嘛！”罗大佑对《人物》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台湾人都太沉默了，就变得一个医生歌手出来唱歌，好像他的东西就多了不起一样。你现在回去看看那些歌词哪有什么，对不对？”

与那些坐在校园草坪上弹吉他的文科生不同，医院为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1980年2月28日，与1947年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同一天，罗大佑正在为一名受伤的小孩缝头皮，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孩被送到医院，伴随着好多便衣刑警。她是美丽岛事件发起人林义雄的长女，和母亲一起遭遇了政治暗杀。罗大佑后来把这事写成了散文《梦魇》：“整个气氛在内内外外的奔腾下，生平仅见。吃紧的手术后留下了一枚胸腔穿刺针，长尺许。当所有人都离开后，当班的我将它拾起，保存了起来。很难忘记这件事。”

到了1982年，在医院放射科工作的罗大佑收到送来的台北“议员”体检病历，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叫谢长廷，一个叫陈水扁。

一年后，罗大佑将责任、叛逆与独立表达延续到了第二张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未来的主人翁》描写现代人在喧嚣都市的恐慌；《现象七十二变》表达时代巨变下个体的无力。这张主题精准、情绪饱满的专辑再次击中台湾社会，年轻自信又具有活力的罗大佑开始主动投身社会运动。1983年，他的朋友歌手杨祖珺竞选“立法委员”。黑夜里，戴着墨镜的罗大佑出现在募捐现场，他大声诵读了一篇关于民主自由的文章，毫不担心会被当局封杀。

这一年，罗大佑当时的朋友侯德健出走大陆，罗大佑非常震惊，“他去的那天对老婆都没讲，这种事情你跟老婆起码要有个交代对不对？”他和朋友彻夜讨论侯德健出走的原因，其中讨论到的一个可能是侯德健不满国民党当局的歌曲审查制度。“你别看现在国民党很开明啊，大家都因为时间走过了，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被牵扯进去的，我认识的一个人就被抓去问过。”

早在1976年，罗大佑平生发表的第一首歌《闪亮的日子》就遇到了麻烦。“我们曾经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欢笑”，因为“哭泣对社会来讲太负面了”，最终改成了“我们曾经欢笑，迈向成功之路”。罗大佑形容修改歌词时的心情：不遗余力小心翼翼，这样才能够获得演唱这些歌曲的基本权利。

1984年，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以“原乡”为主题的专辑以温情取代了沉重，比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专辑却遭到政府当局和党外势力（或曰民进党前身）的双双非难，前者嫌他不规矩，后者嫌他不够激进。这也是罗大佑审查未获通过歌曲最多的一张专辑。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和迷茫。“音乐本身是和谐的，但现在是对立的；要走的路不是自己想走的，而是别人期盼的，似乎没有一件事情是令人满意的。”

1984年12月31日，罗大佑开了一场个人演唱会，决定和台湾告别。他回忆自己“撑不下去了”。1985年的3月9日，被父亲押着，他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在东京停留了4天。到纽约是1985年3月13日”。时隔近30年，他仍旧清楚地记得时间。

父亲曾两次提醒罗大佑不要涉足政治。第一次是第一张专辑之后，父亲边看报纸边说了一句：“这个政治的事你要小心一点。”语气轻描淡写，目光甚至没有望向他。第二次是在第二张专辑之后，在楼梯间，父亲上楼，忽然回头对罗大佑说：“是不是这个政治的风险要小心一点？”

罗大佑现在感念父亲提点他的含蓄方式。“我父亲经历过台湾‘二·二八’，他躲到水沟里面的。他经过那种年代，看到别人杀成一团。”他觉得父亲内心深处对政治是高度紧张的，但又不想将这种情绪过度传染给他。

罗大佑成长在一个医学世家，父母哥姐都从医。哥哥姐姐早已赴美。父亲希望罗大佑考取医生执照后多少别放弃医生这一条路。罗大佑是家中老幺，很得父亲宠爱。

1985年底，在美国的罗大佑接到消息，他为“台湾光复40年”（结束日本殖民统治）谱曲的歌曲《明天会更好》成为了国民党的竞选歌曲，国民党参选口号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罗大佑怒不可遏，从此也对这首歌耿耿于怀。这歌给他带来的麻烦是：“当时，党外的人批评我变节跑去帮国民党，国民党又觉得我写出这样的歌不伦不类。两边都不是人。”

罗大佑原以为自己在写一首公益歌曲，事后回忆，“那首歌基本就是被政治操作出来的。”他笑，“歌词一改再改，好像开批斗大会，因为一切要光明，不能有灰色的，还好最后保留了一句‘胭脂沾染了灰 ’。”

罗大佑不喜欢这首歌还有一个原因：觉得它过于煽情而少了责任感。

要活得货真价实，要活得理直气壮

1986年，旅居美国的罗大佑应邀去香港参加一个音乐创作比赛，他发现香港正面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件大事：1997年的回归。

“我在感受一个大时代，一个超级大的时代，20世纪最大的一个事件之一。其实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对垒，它把人类社会分成两种想法。在香港这个时候它们混在一起。”

他将香港回归等同于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这种兴奋感再度燃起了他的创作激情，希望见证这个时代。“这个感受给我一种力量，可能会变成创作的力量，活下去的一种力量，或者说活得更好的一种力量。就这么简单。你要想说，我当时在想，这个香港的基本法怎么写，我没有想那么多。”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罗大佑写出《东方之珠》。他将香港塑造成一个温柔的女性形象：用一种沉默的充满母性的力量将一切异议者缓缓化解。

歌曲发表后在香港大获成功。罗大佑意识到香港是自己寻找到的绝佳的创作土壤。“香港既是中文歌的天下，又拥有资本主义的唱片工业，还有一个姓资姓社的未来。”最吸引他的是：香港英雄不问出处，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以及，这是一个自由港，没有审查制度。

在纽约生活的一年时间里，忙于考取医生执照的罗大佑没能写出太多旋律。陌生的城市让他找到了一种自我放逐的轻松感。吴宇森在美国拍摄《英雄本色》续集时给他打电话：“大佑，我这边的朋友说，你住的地方他们平时连开车都不敢在那里下车，你怎么会住到那里？”

他居住在纽约第七街，是一个混杂着波多黎各人、野猫和白粉的街区。搬入这个街区，在一个暴雨的清晨，他带着吉他和旧书走进了一栋七层高的旧楼。他特意回头望了望，街上空无一人。做医生的姐夫叮嘱他：在纽约你一定会遭到抢劫。但他很快发现：抢劫者只会对斯文人下手。

“做不了狮子老虎，起码看起来像只山猫，千万别像个兔子。”他写道，“这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仍保有强烈的原始森林弱肉强食的风貌……我从这个都市学到一件事情，要活得货真价实，要活得理直气壮。”

决心移居香港后，罗大佑给父亲写了一封11页的信，希望父亲放弃让他成为一名医生的期许，这是1987年的4月。他说，你们要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做音乐，收入不会比做医生差。

尽管如此，事实上，直到1995年，41岁的罗大佑才第一次在“职业”一栏填：作曲。之前一直是：医生。

1988年，罗大佑出版了散文集《昨日遗书》，写到自己曾经的复杂纠结：“我夹处在两种职业的选择之间，在东与西的矛盾之间，夹处在政治势力的对立间，夹处在爱情的绝对谎言与真心之间……我想到了我该像是黄昏，至少必须带点美感。”

一家名叫“音乐工厂”的音乐制作公司在香港湾仔成立，罗大佑希望“音乐工厂”生产出能够表达自己的、又符合市场行情的音乐。办公室设在22层，方便他随时俯瞰维多利亚港湾。他在接受香港一家杂志采访时带着记者远望窗外，“往前是九龙，九龙之后是新界，新界之后就是大陆了，”他说，“住在这里，我觉得像个掮客一样，做着一宗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最大买卖。”

1988年，罗大佑在台湾发行了专辑《爱人同志》，再次引发轰动。所有歌曲送审一次就全数通过，罗大佑受宠若惊。这张专辑创下53万的销售纪录，也是他至今为止最畅销的唱片。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形容这是一张“呈现黄种人整体处境”的专辑，拥有“宏伟的野心和企图”。《爱人同志》写“文革”背景下的人情冷暖。至于波澜壮阔、层层叠叠的《京城夜》（又名《台北京城夜》），群众运动场面在罗大佑的摇滚声中惊心动魄。这首歌写于1988年9、10月间的香港，这年1月蒋经国去世，罗大佑感受到台湾社会上出现一股奇怪的氛围，又害怕又期待，一股年轻的力量要汇集起来，“我在写的时候就感到好像有一种特别强的能量，开始在转。我看到一群年轻人在开很大的狂欢舞会，好像是露天的。打下来的灯光不是特别亮的灯光，是属于星光的那种感觉。”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新旧交接的时代：香港掀起了大批移民潮；台湾民进党成立，蒋经国逝世，戒严令解除；内地经历着最为激烈的政经巨变。随后，罗大佑推出三张专辑：粤语《皇后大道东》、台语《原乡》、国语《首都》。

“罗大佑是一个放浪的人，这也让我的胆子大了起来。”林夕回忆说。那时罗大佑粤语还弱，林夕是《皇后大道东》的填词人，后来在罗大佑的称赞下辞去工作加入了音乐工厂，成为一名全职词作者。《皇后大道东》是罗大佑进入香港市场的第一首歌，它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回归前香港社会的人心动荡，1991年发表后很快进入TOP10排行榜，成为香港第一首非情歌冠军单曲。

《原乡》封面上，罗大佑将自己设计为一名戴着雷锋帽和墨镜在红色旗帜下眺望远方的社会主义青年。他毫无禁忌，直接对意识形态发言。“一些歌词我记得特别狠，是对一些事情发表评论。”一位曾在罗大佑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多年后，他成为罗大佑刚刚进入内地演出的宣传负责人，在准备演出批文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搜集罗大佑的敏感歌曲进行“洗白”。

在香港，罗大佑也逐渐清晰了自己的身份认知。在接受一家香港媒体采访时，罗大佑不客气地批评香港人把那些刚刚从大陆到香港的人叫“阿菜”，有歧视的味道，老土的意思。他说：“假如你自己不是阿菜的话，你爸爸会是阿菜，你爸爸不是阿菜的话，你爸爸一定是阿菜的子孙嘛。每个人到香港一定是从大陆过来的嘛。所以，你来香港很久的人，去笑一些新来的人，这心态是比较有问题的。”

罗大佑父母两脉都来自大陆。“我父亲这边广东梅县，第五代，母亲这边福建漳州，第六代。”

1995年，罗大佑接受日本作家平野久美子的访问，说：“我实在无法像外省人一样，把大陆视为祖国”，但是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又说：“不，应该还是中国人吧! ”最终，“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是没有国籍的中国人”。

1997年6月30日，香港举行了盛大的回归仪式，当晚的庆典进行500万人卡拉OK联唱。10首歌曲中，罗大佑占了两首：《东方之珠》《明天会更好》。

“我为什么没有参与？”罗大佑告诉《人物》，“因为当时归还的时候，政治气氛哪……对不对？离得越远越好。”

回归当晚，他在香港的录音室举办了一场名为“告别97”的私人聚会。罗大佑在窗前摆了一台小电视，因为不想挡住香港回归前的最后夜色。他对窗而坐，窗外的会展中心就是中英政权交接的地方。有人让他说说感觉，罗大佑头也不回：“大家说得太多了，这种复杂的情绪，怎么说得出来？”英方在添马舰举行告别仪式时，他定定地看着前方。整个夜晚，他时常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那种感觉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才能找到

九洲文化传播中心隶属台办，是一家专门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而设立的文化公司，也是国内少数拥有A类演出资质的公司。

“一般来说，在中国任何一场海外歌手的演出，至少需要一家有国家A类演出资质的公司，像九洲，还有中演，也就是文化部的批文。而并不是由演出的承办者或者是执行投资商来报的。”陈戈告诉《人物》。他是罗大佑2000年一系列内地演唱会的投资人。

此前，陈戈做的最轰动的事情是把崔健带到美国巡演。他也想把罗大佑引入内地。他身边有很多拥有同样想法的文化商人，他们生于20世纪60到70年代，是与罗大佑骨血相融的歌迷。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罗大佑的歌曲已经开始被内地翻唱，比如成方圆的《童年》。90年代初，罗大佑在两岸三地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和崔健并列成为内地年轻人心中的音乐领袖，但与崔健一样，他的一些歌曲因为过度敏感不被允许公开传播。

1992年，罗大佑第一次到内地，入关的时候，本来签证官脸色很不好，看到护照上“罗大佑”三个字，问：“你是写《光阴的故事》那个罗大佑吧？”然后脸就笑成了灿烂的一朵花。

罗大佑从小接受的是“反攻大陆”“消灭共匪”的教育。他想了解大陆，“老毛和老蒋打个样子，势不两立，非要消灭万恶的共匪，不消灭不行，有到那个地步吗？总得了解一下吧，双方最欠缺的就是了解。第二个也想说，音乐是不是有可能在这边录点音呀或是什么。”

就像柏林墙倒塌后操着同样语言的人群间所产生的微妙反应一样，1992年，罗大佑和返乡的朋友第一次来到上海时，他深深地震惊了。他第一次在内地的一个大餐厅吃饭，是在一个叫“老上海”的饭店，“吃完饭以后，那边有人在请客，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一看，哎，大陆同胞不是很穷吗？他们吃饭以后怎么剩下那么多菜在那里，那是我的感觉你知道吗？大陆不是很穷吗？怎么都不打包，剩下这些菜，真的就这样走了？”

更早一些的1988年，罗大佑为徐克和严浩执导的电影《棋王》制作配乐，《爱人同志》就是为这部电影所写的，这是一部涉及“文革”的电影，为了解背景，罗大佑曾花了很多时间遍读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共党史。

“当你想到能做点事情的人都是这样的下场，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人性，研究一下中国人，会发现最丑陋的那个本性中心是围绕两个字走的：嫉妒。”罗大佑这样看待“文革”。

“他对大陆一直非常感兴趣。”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告诉《人物》，“从《爱人同志》的歌词就能看出他对‘文革’式语言的兴趣，至于20世纪90年代两岸三地的关系，他写了一首歌叫《五十块钱》，态度表达得很清楚。”

1992年，录制《首都》时，罗大佑希望加入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合唱声音。“一群人在那里唱歌比一个人唱歌能量更大。”通过内地的一位指挥家，他联系到北京人民合唱团。“北京人民合唱团有30人做和声，在香港找三倍（的人数）都唱不出那种气势。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生活背景，那个文化，那个根本，所以那种感觉一定要回到那个地方才能找到。”

在北京，罗大佑寻找到一种隐秘的快感，灰蒙蒙的天空，街上穿梭着灰衣行人，街道两侧喷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标语。“我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呼吸空气，这种空气是一种能量。”他独行穿过长安街，走到天安门广场。“从1000年前的专制到建国，很多运动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我想去经历那个感觉，这个地方的历史感一定很强。”他对这个地方的第一感觉是“很厉害”，以及，“把毛泽东的像挂在……”

日后每次来北京，罗大佑都会选择住在长安街沿线，最接近北京心脏的地方：从贵宾楼到南池子的招待所。包括2002年决定定居北京后，罗大佑租下距离天安门不到5公里的华侨村作为北京办公室，天气好时，站在17楼的窗前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罗大佑在内地的演唱会经历了两年准备。2000年9月，九洲终于拿到在上海演出的正式批文。那时已经有很多港台歌手在内地开过演唱会，罗大佑来得很晚。

演出审批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有关部门希望罗大佑先要对一些敏感歌曲进行书面解释。罗大佑接受了，他以一种轻松的口气向《人物》回忆当时的心情：“以前在台湾时也有解释的，我只是碰到同一件事情而已嘛。”有关部门认为《亚细亚的孤儿》是一首关于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的挽歌。罗大佑解释说，这是讲述孩子们在战争中所受到的伤害。

2000年，在接受一家内地媒体采访时，罗大佑谈到台湾和香港已经不能带给他太多冲击。那年3月，台湾的民主选举中，民进党获胜，陈水扁上台。“这时候再去骂，我觉得很虚伪。我那个时候要骂，是因为真的有个紧箍咒在脑袋上，既然那个紧箍咒已经松开了，就没有必要用从前的方式去强调：我还是一样的，我还是很愤怒。我还是很年轻。”

这似乎是罗大佑登陆内地的合适时机：民进党上台，陈水扁奉行的台独主义不被大陆认可。在台湾，罗大佑是陈水扁最激烈的反对者。他批评陈水扁把台湾“搞得好像文革”。“你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像我这种无党无派的人，就被（他们）搞成蓝的。我什么时候支持过国民党啊，我的歌都是在国民党时期被禁止的。但就是被打成蓝色了。”

很难说是否这一立场令有关部门加速了决定，罗大佑的内地演出从未接到过任何正式禁令。

好了，版费就是这杯酒

2000年9月的罗大佑上海演唱会被认为是一场迟到20年的露面。2000名北京歌迷一路吟唱他的歌曲乘坐火车或者飞机南下，他们已经成长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像一场怀旧盛宴，在3个小时的演出中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罗大佑选择了1979年到1984年间的创作。很久没开演唱会了，不习惯那个舞台的声音，他戴着耳机，没有听到掌声，“我真的以为唱糟了，回到房间我垂头丧气的，真的。”直到走进庆功宴会场，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

深圳演唱会中途下起暴雨，罗大佑坚持不打伞，淋雨完成演出；为了拉动在西安的演出票房，罗大佑先后两次飞去宣传，他亲自给当地歌迷写了一封信，称赞西安是“龙的心脏”。在和朋友谈到为什么坚持去西安演出时，罗大佑解释说因为这里是十三朝古都。“我做完才知道演出场馆旁边地下埋了几十个庙里面僧人的尸体哦，很惊险，那地方还蛮诡异的。”

“他和崔健一样拥有话语权，应该围绕高端市场操作。”罗大佑在内地的工作团队为他制订了一个“精神偶像”的营销计划。内地数量庞大的歌迷的万千宠爱，令罗大佑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上。

当时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经理的左罗写文记录了罗大佑在北京的一次出现，早在演唱会的筹备阶段，一次活动后他们决定在一个酒吧一起唱罗大佑，陈戈突然跑来对他说：“罗大佑来了。”演唱者罗坚方寸大乱。“第一首歌唱的是《童年》，前奏音乐一起罗大佑马上从包间走了出来，站在吧台旁边仔细聆听，并和颜悦色地接受了几位认出他来的记者来访。第二天，某报便引用了罗大佑当时说的一句话做标题：我喜欢听你们唱我的歌。”左罗写道。

此前在内地市场，罗大佑从来没有收到过合理的歌曲版税。他把盗版称为“必要之罪”。

文化名人“老六”张立宪曾主编了内地最早的关于罗大佑的书，先是2000年的媒体报道和粉丝文章合集《之乎者也罗大佑》，两人认识后罗大佑将自己的《昨日遗书》交给他在大陆出版。在老六的印象中，罗大佑是个很爽气的人。“央视‘足球之夜’从1996年开播时，每到年底就用《光阴的故事》剪一首足球MV。后来刘建宏见到罗大佑时，把历年的MV转录到带子上送给他，并向他道歉，说一直没征得同意，就用了这首歌。旁边人纷纷起哄，让足球之夜赔偿版费。刘建宏把大家拉到一家饭馆，罗大佑端起一大杯啤酒：‘好了，版费就是这杯酒。’然后一饮而尽，从此结清。”

置身蓬勃发展的内地，罗大佑目睹了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办世博成功。2002年3月，罗大佑决定把“音乐工厂”迁到北京。罗大佑的朋友，乐评人马世芳告诉《人物》，对于事业重心转到大陆，罗大佑曾告诉他：“想在第一现场亲身见证中国百年未有的激荡。”

新闻发布会的地点选在拥有700年历史的孔庙，这个特殊的场所需要北京市文物局的特批，它符合罗大佑的身份，代表了历史、成长和生命的坚韧；日子精心挑选定在2002年4月21日，这是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问世20年的纪念日。

因为过于兴奋，罗大佑在活动前夜失眠了。新闻发布会上，他用马上要跨入新世界的豪情宣布：“到北京办工厂，就是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罗大佑告诉媒体，此刻，他甚至感到自己讲话时脚下的土地在颤抖。

创业伊始，罗大佑和几个同事在南池子一家宾馆办公。老六说：“那是一家招待所级别的宾馆，我去看他时，正值冬天，一起去简陋的餐厅吃饭。坐在被脏兮兮的粗布罩住的椅子上，用缺口的碗盛些米饭，就着麻婆豆腐吃下去，又喝了一碗酸辣汤，身子才有些暖意。我往一次性纸杯里倒满啤酒：‘大佑，敬你一杯。’”

罗大佑那时迸发出的热情，着实让老六吃了一惊。“有一次我和罗大佑一同步出宾馆，他突然按住我的肩头说：‘老六，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在未来若干年里，北京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座城市。’”

“他是真的热爱北京，想在这里长住。我们的计划包括培训新人，做音乐剧。”一位当时在罗大佑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人物》。

罗大佑有时和内地的朋友约在后海聊天，坐过两次地铁，还骑上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悠，跟着人潮骑。“人潮我试过，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我们技术没有人家好（笑），人家骑了几十年。”现在回头看，罗大佑觉得北京蛮有趣，“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

罗大佑还迷上了研究四合院。通过观察房屋细节，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判断主人的官职。在参观完一栋四合院后，他告诉朋友：“这是三品的官，但是弄了一个二品官的四合院，被人知道告发了就有杀头的危险。”

2002年的12月31日，距离1982年台北国父纪念馆开的首场演唱会20年，罗大佑将他的个人演唱会开到了北京，北京“围炉演唱会”是罗大佑在内地的第十场巡演。两年内，他吸引了约20万人涌入他的现场，票房收入8000万元。

这段时间，罗大佑接受内地媒体采访，回顾10年历程，他说自己：依然愤怒，但是奸诈了很多。

他向《人物》记者解释“奸诈”是一种保留底线之上的发声：底线是你的声音能不能被听到，是不是有可能性因为这样的讲话去改变，对不对？这个才有用。我要是只是在抱怨在骂，骂了半天，这个人觉得你他妈讲这些，我们都不骂，你骂，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就跟那种很笨的、二十几岁搞摇滚乐的年轻人一样嘛，他们就希望有更多的愤怒来帮助他们宣泄体内更多的愤怒，其实那个有什么用呢？我早就过了那个阶段好几代了。你们需要这种声音，你们可以找很多人，这不是罗大佑会帮你们做的事情。那个声音对我来讲都太大声、太嘈杂，那是无意义的。我觉得它既不会被真正听到，也不会被接受。我希望我的音乐跟我讲出来的话是一样的，都是有沟通性的，初听可能不是那么适应，听完他会觉得舒服。我希望可以有这样的效益。歌曲和我的意见都可以这样发声。

在北京定居的8个月像做梦一样

2003年5月11日，在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罗大佑登上了一架开往巴厘岛的飞机，他放弃了在这里定居的计划。

他试图努力适应内地的环境，但两地间横亘的巨大的差异：从意识形态到文化背景，让他不得不竖起耳朵，抱紧双臂，以警惕的姿态守住底线。

一次签售活动现场，一位员工帮助疲惫的罗大佑完成了一些签名。这引起罗大佑的不满：你是不是还能帮我签别的？他了解了一下这位员工的背景，发现他父亲是总参的，他在军队大院长大。罗大佑很快辞掉这位员工，并给各媒体发送传真，以一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宣布辞退此人。

“其实我觉得在他内心最深处，对政治的关心和敏感，在这件事情上有点过度的反应。”这位被辞掉的员工对《人物》说，时隔10年回忆此事，他仍感委屈。“艺术家关心政治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把所有的事都硬要政治化……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阴谋论，但在他看来，所有的事之间都有很诡异的内在联系。”

2001年5月27日，法国一个著名的服装品牌联合文化部下属的一家演出公司在工体开办演唱会。罗大佑和6个台湾艺人获邀同台。临近演出前，他忽然想到演出时间靠近一个敏感的政治事件。在一次和朋友私下的抱怨中，他愤怒地摔了杯子。“好像，哎，你罗大佑过来粉饰太平。一定有人在搞这个事情。”罗大佑对《人物》回忆。

那场演唱会安排罗大佑唱了八九首歌。第一首《你的样子》之前，罗大佑临时加了一段两分钟的键盘弹奏：《京城夜》。

很多事情让罗大佑感到为难：要妥协又要守住底线；珍视内地市场又不愿意被一些事情利用。这种纠结的情绪令他无法放松，直接导致生活在北京的罗大佑没能按照此前的愿望，创作出一首成熟的作品。

“我在北京写歌会比较有问题，这个地方杂音大，官僚气重，北京隔墙有耳的感觉特别重，并不给你一个安宁。写歌其实安宁很重要。我在上海其实有写出一些歌，北京也写出一些歌。但是北京的歌里面能听到有浮躁的感觉。在北京太小心了嘛。人一太小心就不够自然，就不够放松。最好的创作都是在最放松的情况下，都是这样子。”

乐评人戴方曾经和罗大佑一起吃饭，他说：“在这点上罗大佑和崔健很像。一方面非常热爱政治运动，一方面又格外警惕被政治利用，很多事情过分敏感。”

2003年2月18日，罗大佑原定在广州开一场演唱会，那也是他父亲过世5周年的纪念日。此前，这座城市就弥漫着“非典”的传言。演出前，台湾一家媒体提醒罗大佑广州是疫情中心。曾经是医生的罗大佑知道在疫情传播时聚集众人是多么危险。“如果真的有人感染了，我不就是杀人犯了？”

罗大佑问主办方，对方答复：“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演唱会。”

罗大佑说：“我去你的，我替你唱歌，碰到这个事情，你让我注意？你该让我来决定（开不开）。”

最终演唱会如期举行，逼近演唱会的两三天里罗大佑反复纠结，要不要说点儿什么。现场唱完《乡愁四韵》后，罗大佑喊了两句话，一回头看到台下公安啪啪啪啪啪开始集合，观众席一片沉默，气氛陷入一种悲壮的沉重。“很囧哎！”如今回忆罗大佑哈哈大笑。

经历了这件事情，加之“非典”暴发，罗大佑决定离开北京。他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份长达10年的无限搁置的音乐计划书，这代表了他最初的宏愿和最后的意兴阑珊。因为停留得太短暂，他甚至没能为“音乐工厂”进行工商注册。

“在北京定居的8个月像做梦一样。”他说。

中国人是站在中间的

坐在《人物》记者面前的罗大佑59岁，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能够清晰总结自己政治主张的阶段。

王洛宾是罗大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王洛宾被国民党关了3年，被共产党也关过。一个是左，觉得他太右；一个是右，觉得他太左。我觉得他是真正的中国人，中国人是站在中间的。”

罗大佑说自己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他定义自己是一个“比较游离的分子，一直在寻找平衡感”，“环境太安静，我就弄出一些声音来。环境搞得太政治的时候，我就不要政治的东西。你弄得太左，我就给你弄右一点，太右我就给你弄回来”。

2004年，50岁的罗大佑马不停蹄。3月香港演唱会，然后台湾大选，4月台湾演唱会，11月出唱片。

台湾“总统”大选前一天是陈水扁和吕秀莲的3·19枪击事件。在泛蓝15万人游行上，罗大佑主动要求讲话。台湾《联合报》报道：一上场，他不发一语，闭起双目，以独特充满爆发力的哭腔清唱改编的《思想起》。整整两分钟的时间，全场数十万人鸦雀无声，有人泪流满面地跟着低唱。一曲唱罢，罗大佑以中英文一字一顿地复诵：“谁要利用21世纪全世界最唾弃的恐怖分子心理来影响选情、制造社会恐慌，就是罪、魁、祸、首！”罗大佑伸出手指指向群众，问：“台下彩虹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这么多颜色，曾几何时，台湾会变成只有蓝跟绿呢？”他带领大家一遍遍朗诵着：不分蓝绿，只要黑白。

“在台湾，我怕什么？”罗大佑说。

他不想让台湾陷入蓝绿对峙，为了表达这种诉求，2004年，他在台北举办了一场演唱会，这是1985年离开家乡后他的首次登台。结尾曲是《现象七十二变》，罗大佑忽然拿出报纸，在台上念起“美国国会众议院建议台湾向伊拉克派兵”，然后掏出美国护照，当场撕毁。“台湾号称民主自由，不想与对岸打仗，难道要为美国打仗，太荒谬了，台湾要和平，必须对自己的命运有主导权。”

罗大佑说，美国国会要求台湾出兵一事，反映出美国政府是海峡两岸对话的阻力，因此注销护照来表达不满。

这年底，罗大佑自费独立发行了积累10年的新专辑《美丽岛》。这是他自己，也是华语歌坛政治指向最清晰的专辑：《绿色恐怖分子》嘲讽3·19枪击案的陈水扁、吕秀莲。《阿辉仔饲着一条狗》写于1999年，抨击李登辉和苏志诚。在罗大佑看来，陈水扁是“吓死人，前所未有的吓死人”。

2011年，罗大佑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明确表达自己对“统独”的态度：“我对台湾独立怎么看都觉得它有问题。”

在台湾，罗大佑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从来没有任何参政的意愿。30岁时，他曾拒绝台湾地区立法委员的提名。他非常反感被拉入任何一个阵营。那些急于表态站队，或者要求别人表态站队的人，在他看来是“最有可能变成专制者的人”。罗大佑解释如何免于权力的诱惑：“我假如相信音乐的力量的话我为什么需要那个力量呢？我知道音乐是有力量的啊，我自己是被感动的啊，看到旁边的人是被我的音乐感动的啊，我有那么实质的力量，我为什么需要那种很虚幻的力量。四年选一次的立委，五年选一次的市长，对我来讲是屁嘛。市长，30年才几任。我要做的是罗大佑可以写歌这件事情啦，那个对我来讲，当然不重要。”

“罗大佑是无党无派的，他从来不曾归属于哪个政治组织。”马世芳对《人物》说，“在我的理解，他在政治立场上从来不是一个激进者，有的只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感。他的政治倾向似乎比较接近稳健的体制内改革。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城府，更缺乏口吐莲花的本领。简单讲，罗大佑从来都不是政治领域的革命家。”

在台湾，罗大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参与者。对香港，他是感情复杂的观光客。对于内地，罗大佑的态度耐人寻味。“我会批评，但是我不能用像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样子来批评。因为事情有客有主。对，我又没有受过那么多的‘文革’的伤害，我凭什么以一个‘文革’的受伤者的心情和语气来骂这些所谓的……但是我会讲，从一个外观者，从一个创作者，这样的角度我去骂这个东西不对。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在面对20个人的时候，和面对两万人的时候，那个规格不一样的时候，你要知道中间怎么去取舍，这才是对的方式。”

2009年罗大佑和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登上了央视春晚。经历了一系列马不停蹄的内地巡演后，乐队解散。罗大佑已经很自如地使用内地的语汇，比如谈到春晚，“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哪里不能做就不做”。

2011年，罗大佑重新以单枪匹马的姿态进入内地演出市场。“我是为人民而唱，毕竟这个土地本身还是有几千年历史在，真的有血有肉。我看的是历史，看的是人成长，看的是整个土地上人的这种自省。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就是要能够把坏的东西拿掉，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受过一两次伤你就不行？你就‘哎呀，都是×××不好？’那表示艺术家本事就不够嘛。”他说。

罗大佑的理想政治图景是两岸三地以一种联邦的方式存在。各自民主自由，彼此互通有无。在他的音乐版图上，这种尝试一直在进行。10年前西安的演唱会是他最为骄傲的一场演唱会，使用香港的舞台技术人员、台湾的乐队和北京的执行团队，而且是在西安这个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地方。

作为自由人的罗大佑，倡导“一种有安全感的自由价值。就像罗斯福讲的，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我把原来的东西统统不要都没关系，假如那不是我最重要最重要爱的人就没有关系，海阔天空嘛。”戴着年轻人现在最流行的那种机车帽，斜倚在沙发上的罗大佑看上去清爽愉悦。

在三亚一家酒店的顶层阳台上：风吹过，有阳光。不远处是大海。他说，这里很像台湾南部的垦丁。

图2：白色衬衫Xuan Prive，黑色马甲Masion Martin Margiela from I.T，黑色西装外套Saint Laurent from I.T，黑色西裤Valentino

图3：罗大佑专辑封面《之乎者也》《爱人同志》《原乡》

喜欢音乐的人没有完全幸福的

创作代表一种永无止境的奋斗，奋斗对我来讲，就是你一定要去受苦受难的。

罗大佑先生没有办法像陈奕迅一样时不时冲观众席上的粉丝扮鬼脸，也绽放不出如章子怡般令人如沐春风的微笑，或学学慵懒倒在桌上的郑钧，一副“爱谁谁”的放肆劲儿。大部分时候，在《中国最强音》的导师席上，他双手抱胸、正襟危坐。

绝非刻意摆出这种姿态以显示江湖地位，而是罗大佑太不适应电视了。他担任音乐评委的唯一经历是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这是一档选拔创作者的比赛，而且在正规演奏现场，我记得在香港学院礼堂，700人座位，钢琴都是9尺的。”

“我是很反感摄像机对着我的。”4月10日，《中国最强音》上海站的录制结束后，罗大佑在下榻酒店接受了《人物》记者的第一次采访。他的对面摆放了一台用来拍摄本刊视频的摄像机。“这是做什么？你们不是一家杂志吗？”他立刻显得很不高兴，“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罗大佑几乎难以安坐，试着几次开启话题却语不成章。在他强烈的要求下，摄像机被撤掉了，他如释重负地瘫倒在椅子间：“这就好很多了嘛。”

罗大佑安然处于一种“被遗忘的边缘状态”。他说自己不怕，“我是那种死掉之后，只要我的歌还能流传，不用记得我是谁都没有关系的。只要歌还在就好。”

他的歌不断被传唱，30年间创作了200多首歌曲，华语歌坛没有人像罗大佑那样，持续不断地写歌、写那么多好歌——但他讨厌别人叫他“音乐教父”。“谁说我是音乐教父？我从来没有认过这个事情，我不喜欢。”他说，“我不好为人师，这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罗马教皇不是刚刚辞职了吗？搞这种类似宗教的称呼，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在里面，迟早被暗杀掉。”

他仍然在创作，已经写了70多首歌曲，只是尚未达到他的发表标准，这些歌不是口水歌，他不想以娱乐方式证明自己。60岁的年龄要写一些“更有分量的歌”，他力图在这个更快的世界用缓慢的创作频率存活下来。

他告诉《人物》记者：“我是因为唱了自己的歌，而变成了大家熟悉的那个人。我是可以完全放弃歌手这个身份的，没有问题啊，可是我不能放弃自己是一个音乐创作人。没有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了。”

借着有情表达无情

《中国最强音》深圳站，两位歌手上台解释他们并不是组合而是一支乐队，一个成员有事来不了。罗大佑很气愤：“乐队必须所有人都在才算一个乐队，少一个人就不是乐队。”

“我非常生气。”罗大佑事后当着记者依旧无法平息这股怒气，“不能这个样子的，这个笑死了。乐队是一个team，有一个人不能来演出，一定大家都不要来。我觉得太马虎了，太混了，太不尊重乐队这个字了，不是临时工一起凑和玩玩就算了，怎么会是这个态度的？”

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罗大佑就以一种极为严格的方式自我要求。

罗大佑出生在台湾一个医学世家。6岁在父母严格的注视下开始学习钢琴：每日练习30分钟，一分钟都不能差，精确到秒针越过12点位置才准停，有时为了保持手背平直，会在上面放一枚硬币。1973年，考入医学院的罗大佑和同学成立了一个乐团，他担任键盘手。

玩音乐是一个奢侈的爱好：要买唱片、乐器。这一切得到父亲慷慨的支持，他是个“老嬉皮”，送了罗大佑人生第一把电吉他。录制《之乎者也》时，罗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当时乐坛截然不同的摇滚乐，而台湾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达到他要的音色和质感。通过日籍同学，他把作品送到大阪，委托当地的乐手编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带子寄回来配唱，辗转周折，费用昂贵。父亲掏出新台币60万支援，这笔钱在当年的台湾几乎可以买下一幢房子。

《童年》断断续续写了5年，这首歌一共5段，一年写了一段。当时的女朋友张艾嘉心急，抢先拿去唱了。《伴侣》开头用“起初”还是“首先”，他想了3个月，和音都录好了，词还没决定。“在词和曲配合100%和谐前，我是不会拿出来发表的。”就像一股在牙齿与喉咙间吹糜生长的气体，罗大佑的词曲意境绵延难以分开，这让他在华语乐坛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词曲咬合。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认为，20世纪80年代，罗大佑的3张专辑在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未来的主人翁》丰富、深遂的音场令人赞叹，《亚细亚的孤儿》动用儿童合唱、军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唢呐交替出的摄人的气势，《爱的箴言》简单一架钢琴，自弹自唱营造出空间感。罗大佑彻底推翻了“流行歌曲就是风花雪月”的论断，用精确饱满的旋律表达生命体验。

日后罗大佑曾谈到医科背景对他的影响：“我想整个医生的行业，都是在学习怎样面对生命、尊重生命。音乐也是这样。创作都要讲感情，感情是生命力最重要的东西。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借着无情表达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表达无情。”

一个不得不随遇而安而随遇而安的人

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后，罗大佑每一张新专辑都代表令人吃惊的进步和对自我的超越。他的创作主题繁多：从政治民生到情歌小调。高晓松说：我很羡慕罗大佑能写出大情怀的歌又能写出精妙的小品。

“很多人以为重点是歌词，不对，重点在旋律。”罗大佑解释为什么他的歌那么容易上口。常常在梦中出现一段旋律，醒来后马上用苹果手机录下来。如果这段旋律在脑子转过至少3个星期，他才敢确定这段值得写下来。他要求自己的歌曲一面承载教化功能，一面通俗易懂，一针见血。“光是找这种最简单的东西最花精神。喏，一听，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又是原来没有的。”

罗大佑曾对朋友马世芳说：“每写一首歌，都觉得这或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首了。”

“他从不是‘文思泉涌’的创作者，也沒办法像若干同行那样摸出一套生产线模式的作业标准，按表操课定期交货。”马世芳告诉《人物》，“他只能用‘老师傅’的‘手工业’方式创作。每一件作品都是手工制作，偶尔形状未臻完美，或许也不似工业产品整齐划一，却不可否认，它们每一件有每一件的姿态。”

“我一直觉得我的创作在枯竭中。”罗大佑形容“枯竭”好比“海绵中的水被榨干，你得考虑怎样把水吸回来，怎样让它重新充满了水”。他的对抗方法是不断搬家，去听新的音乐，去接触新的土地，去接触不同文化的事情。从台湾、美国，到香港、北京，他搬过至少19次家，每次必带一把用于写歌的吉他，剩下的东西“用脑子带着走”。

罗大佑告诉《人物》：“我潜意识在告诉自己，不停地走。因为没人可以帮助你，艺术的创作本身就是很孤独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一个人商量说，这个音我要怎么用，完全就不可能。完全就要自己去走啊。”

他最欣赏的音乐人，王洛宾之外就是陈达。陈达是台湾最后一位传统民族歌手，由乡下被带到台北演唱却不能接受文明，最后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回乡以后被车撞死。罗大佑欣赏他，“因为，他把整个台湾的生命历史，凡属土地的那种生命力，完全表达出来了。”——罗大佑相信音乐来自土地，灵感来源于土地的能量，哪怕是负能量。

从纽约搬到香港不到两个月，罗大佑创作出《东方之珠》。这首歌开头是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副歌借用了欧洲音乐的传统和声，就如同香港这个城市的中西交融。“我早期的歌一直是很西方，可是那个时候一到香港，中国的、汉族的五声音阶突然就出现了。”

乐评人金兆钧称赞罗大佑：“他的旋律永远是中国和欧洲的民歌民谣缠在一块儿，没有谁比他更杰出。极和谐，就那么完美。天才，与生俱来。”

不断搬家寻找创作力的方式让罗大佑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矛盾：每一次搬家都深感无奈不舍，但创作……“甚至可能家庭都没有这个东西重要”。“我是一个不得不随遇而安而随遇而安的人。”罗大佑说。

《中国最强音》录制现场，一位抱着吉他的数学老师在唱完崔健的《一块红布》后说：“我一直坚持音乐，但这个过程真的很痛苦。”“喜欢音乐的人没有完全幸福的，没有痛苦就没有享受。”罗大佑严肃地告诉他。

他认可并身体力行一种顽强中充满痛苦的创作状态：“贝多芬耳朵聋了还能写出《第九交响曲》，我们要向他学习。创作代表一种永无止境的奋斗，奋斗对我来讲，就是你一定要去受苦受难的。”

想搞出来的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

现在的音乐环境早已和30年前罗大佑身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子合成器诞生以来，电子音乐成为新时代的趋势。科技的进步让很多年轻创作者选择软件制作音乐：一台iPad加一台电脑，很容易写出一首歌曲。

罗大佑曾跟马世芳说：“电脑编曲技术极其先进，乐曲音色取样都可以乱真，长此以往，谁还要穷半生之力练琴？”

“按几个键子都可以录音，都可以录到我25年前那么好的效果。”罗大佑感叹，“年轻人都变懒惰了，一懒就不想用最苦的方式去学歌去写歌。都变懒了，都变懒了。这个是最糟糕的，现在似乎不需要学乐器就可以玩乐器。科技使所有人变懒，这是很危险的。”

对于罗大佑来说，音乐从来都是昂贵的。早年为了在专辑中加入一个合适的呼气声，他几乎寻遍了全世界最顶级的DEMO（demonstration缩写，中文“样本唱片”）。在听过一张自己30年前的录音专辑，他吓了一跳：“那么简单的鼓、吉他的声音，现在很容易做出来，但那个年代，我花费了一整年时间。”

“现在做一个键盘什么声音都有，以前做音乐多小心呐，我等了一年、等了两年，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可以有一个管弦乐队，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录音室也那么贵，100多个人在等我，我写了两三年，终于要录音了。戒慎恐惧，哪里敢错一个音。今天MIDI（一种解决电声乐器之间的乐器电音接口）一下去，什么声音都有了。”

1993年，罗大佑在香港的录音棚看到别人把人声取下来，唱得不准，节奏不准的都可以修正，他觉得这东西很可怕：“如果谁都可以唱歌的话，这说明唱歌越来越不值钱了，人的情感越来越不值钱了。”

机器、技术取代了人工，互联网和新媒体让一首歌曲更易传播，一个MP3就可以收录10万首歌曲。“其实变退步，就像以前卡带10首歌，我们每天可以反复听，现在的MP3标榜可以收纳1万首，但这一点也不重要，谁会去听那1万首？音乐就是被科技害死的！”

“以前网络歌手，一片好景的样子。可是10年下来就是一首《老鼠爱大米》而已嘛。你说哪些歌曲在网络上真的出来是那么棒的？没有啊。而且《老鼠爱大米》又不像是一个真正的歌。”

什么是真正的歌？罗大佑说：歌除了感情以外，什么都不是。

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在疲惫工作一天后，当跟记者谈论起这个话题时，罗大佑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用双手在记者耳侧扇风以此证明这才是“真的风声”：“音乐是用活着的人脑、活着的乐曲和空气共振所产生的活着的声音。”而太多的电脑合成——“这样做很有问题，这是一个会死人的问题。”

“我倒觉得罗大佑未必是通通反对（科技）。”马世芳告诉《人物》，“早在1988年《爱人同志》他就把MIDI和原音乐器集合得极漂亮，树立了华语流行乐的编曲高标。他曾说以当年的条件，节奏不妨试着电子合成。但必须把真实乐器比重拿捏好，以免人工感喧宾夺主。”

事实上，罗大佑比其他台湾音乐人更早意识到技术的重要。20世纪80年代，刚创办“音乐工厂”，他就在香港搭建了第一个48音轨录音室。同一时期，崔健正在刻苦钻研24轨录音技术。

罗大佑相信科技可以帮助音乐但不能为行业带来质变。“要人家帮你弹奏啊，帮你做所有的事，那一定要人，人是最贵的。我觉得音乐从来就没有便宜过，只是机器可以变得很便宜。”罗大佑说，“我想搞出来的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科技没有办法帮我们找回这些价值。”

舞台从来就是残忍的

2000年前后，罗大佑在内地时，一些歌迷建议他可以把老歌开发成彩铃。他十分排斥：“原来我们听歌曲是要人一直听下去的，它这个要赶快把它停掉。我觉得那比较无聊。歌曲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告诉人家，听电话！听电话！”

巨鲸音乐网创始人陈戈曾投资过罗大佑2000年后的一系列大陆演唱会。他跟《人物》谈道：“一般歌手都是打工心态，你给我钱我给你演出，演完出我就走了，然而罗大佑是操着老板的心。有一次他真跟我，在酒店里面，然后就把茶几给翻了，玻璃都碎了。他直接问我：‘还有什么难点？’他只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先不说挣钱不挣钱，这个事的标准和质量是不是独到。”

《美丽岛》之后，罗大佑没有发表新专辑，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实际上，这张2004年推出的作品早在1996年就在纽约开始录制了。“录完10首歌曲后，我一听，感觉不对，于是全部放弃。那真的是很贵，整个算下来都可以买一个楼了。”这张唱片，他做了10年，一共创作了40首歌曲，录了30首，再从里面选了15首。

因为题材敏感，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发行，罗大佑自掏腰包。在向记者解释这件事情时，他说：“歌曲是一个表达，我得表达我在这一段时间的整个想法，它丢下这么大的投资我觉得是值得的，有什么东西比投资在你自己生命里的表达更值得的？”

试图用商业维度理解罗大佑，他显得很难搞、格格不入；作为歌手和创作人，他从来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唱片公司；他曾在香港、台湾、北京尝试建立自己的音乐团队，最终都草草收场。“财务压力，各方面的压力，我这个完整的自我还是不要送掉了。”他挥挥手，扮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对于目前的状况，罗大佑非常满意：“缺钱的时候就出来唱一唱，赚一点钱，写一些歌，做一点电影配乐。政治人物像陈水扁那样的，看着不爽就骂一骂，好像也不错的。”

戴着一副红色镜框的眼镜，在排山倒海的欢呼中，4月的一天，罗大佑走进《中国最强音》录制现场。他的头发吹得很高，有一种年轻偶像的时尚冷酷感。节目中，一位年轻人选唱了他的作品，他给了“No”。“这是一种谄媚。”走出现场，他告诉身边的人。

在很多人的感觉里，罗大佑就应该是坐在幕后的一个高人，他不应该再在台前出现了，像个流行歌手。“我不能体会，”罗大佑说，“但我知道这样的声音和意见是存在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因为他们的意见而活，我为什么要依着他们想的，而不活成我的样子？”

前一天，他从清早持续工作到夜晚，“对不对，很厉害。我是从清晨7点到夜里12点呢，17个钟头哎。不是也挺过来了吗？不是还活着吗？”

靠在沙发上，他跟记者讨论当天的《中国最强音》学员，谈到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早就被包装好了一样”。“我那个时候想的，对，也许不要去拿什么第一名，要干吗？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话讲出来，想把写的歌发表出来，除了国民党那种歌颂的声音，除了这种男欢女爱的声音以外，好像有另外一种声音，我想表达第三种声音。”

坐在导师席上的罗大佑看着年轻人上台下台或欢笑或哭泣，舞台提供希望、憧憬、绝望、失望，唯独不能指明通途。“舞台从来就是残忍的。没有这个舞台，这个世界会更不残忍吗？不会吧，还是一样的残酷。”他说。

在谈及残忍的空隙，他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这座城市第一次演唱《恋曲1980》，那时邓小平还没有南巡。他开始感慨时光飞逝：30岁的愤怒青年转眼变成59岁的幸福奶爸。

8个月前，女儿出生。他抱着她，为她换尿不湿。她哭泣，他哼起自己发明的儿歌。“我是属于很容易被吵醒的人。现在我发现可以让女儿搬进来睡，已经习惯了她的那个叫声，我还可以起来帮忙去搞定那个小屁孩。做父母你自己要做一些转变，这在我以前是不可能的。”罗大佑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了，她自己开心就好。但最好持久一点，任何一种关系，婚姻啊或者其他。”

“如果她爱上一个罗大佑呢?”记者问。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罗大佑了。59岁的罗大佑，很好；28岁的罗大佑……”他哈哈大笑，摇了摇头。

“你知道写歌从20世纪写到21世纪有多困难吗？”罗大佑说，“我该如何写下去，我必须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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