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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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告别虚妄 维护历史的尊严

第一辑 回顾风波

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李鸿章：几个无可辩驳的史实

太平天国：“中国魔鬼”的化身——答《世纪中国》记者张文中

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答容若先生

“史实”与“更惨”——敬答谢蔚明先生

第二辑 另眼看人物

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

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

袁世凯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答彭晓芸问

多维视角下的大元帅府和中山舰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

宋美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探寻

那个被误解了一个世纪的人——胡适120周年诞辰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

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

觅路的艰辛与清障的功勋——20世纪中国历史框架下的邓小平

历史机遇与历史眼光：再说邓小平

第三辑 另眼看时代

1899留给中国的启示

二十世纪的启示

回顾二十世纪

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

寻找历史的脉络——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重新审视北洋时代

抗战：文明的进展与中国的反思

第四辑 中日关系纠结

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

近代中日关系冷思考

多维回眺近代中国

附：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答《深圳商报》特约记者汤万君、魏甫华先生

版权信息

缠斗：方生与未死

著　　者：袁伟时

责任编辑：杜 语 孙嘉镇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自序：告别虚妄　维护历史的尊严

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

中国文化有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传统：“疾虚妄”！

其倡导者是两千年前的王充。面对独尊儒学和谶纬迷信风行，他大声疾呼：“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论衡·自纪篇》）“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篇》）深思细想，如果没有忘掉这个传统，20世纪的中国人，可以避免遭受多少苦难！

1985年，我的第一部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杀青后有感，信笔写下几句话：“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三十多年来，“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是我执著的追求。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屡有风波相随。

虚妄是人造的。构筑华丽或壮烈的故事，始作俑者往往宣称这就是正义；追随者多半出于思维偏激，某些人则渴望从中分一杯羹。从学术文化层面看，谎言是渣滓，最终会变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把谎言奉若神明，不过是社会病态的表征。

人，总有一点热血吧！面对虚妄，沉默还是道破？说穿了，有人会暴跳如雷，通常还有阴招伺候。可是，没有对固有结论的挑战，人云亦云，倒来倒去就是那几句，个人自然安逸，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全部付诸东流了！不说，社会责任感安在？内心如何安宁？

嘴巴总要吃饭、说话，意见纷纭是常态，虚妄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各种观点的纠缠无可避免。制造虚幻与求真的缠斗不可能止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进入21世纪，虚妄的破灭在加速，各界泰然接受，没有激起旋风、巨浪。多年来，笔者参与了戳穿泡沫的过程，有时招致始料不及的反应。不过，不管潮涨潮落，我的心情都特别宁静。说的是陈年旧事，结论有根有据；没有亵渎自己的良知，维护的是自己的尊严；追求的是迟来的中国梦：人人可以自由说话、自在生活，以文明和蓬勃创新的高大身影赢得举世尊重的一流大国。任何纠葛都妨碍不了按时漫步校园、伏案工作和呼呼大睡！

应该特别说明，书中涉及的具体人，都与笔者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们不幸成了某种观点或思潮的俘虏。彼此的分歧，说到底是不同思潮不可避免的论辩。观念变革是社会变迁的先导或侧影。从更广阔的层面去观察，最近几十年的思想文化冲撞，不过是现代文化与尚未消逝的思潮的缠斗。这部小书收集的文章，是这个尚未止息的过程的侧影。是耶，非耶？留待历史和读者去审判吧！

2012年12月5日

第一辑　回顾风波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

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风靡海峡两岸开始，重写晚清历史和人物在史学界和文艺界蔚然成风，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热烈欢迎，又令这一热潮升温。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也因对晚清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许多读者关注，有的读者说：“翻了许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样看待这一学术和文化现象？

所谓“翻案”的实质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可以虚构，把《三国演义》看成《三国史》那不过是笑话。可是，这次《走向共和》深受观众欢迎，却明显带有重新发现历史的意味。这与20世纪中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息息相关。

任何学术结论都是相对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本来就应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不断推陈出新，抛弃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存在什么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1.神化领袖人物，并以拥护还是反对他们作为是非标准，窜改历史。

例如，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谁是谁非可以从容讨论（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但为了神化孙中山，国民党却认为陈炯明是“叛变”乃至“叛国”，组织御用文人编造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并且不准人们说半个不字，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也一笔抹杀，历史就变为一笔糊涂账了。而随着多年来官方审定的教科书的灌输，人们习非成是，听到真实情况评述，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

2.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

如吴晗笔下的朱元璋，抗日战争时期好些人骂袁世凯、曾国藩，揭露明代的特务统治，其实都有影射蒋介石的企图，有的就不免有过头之处。又如，为了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文化的摧残，人们热衷于写乾隆爷统治年代的文字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皇帝更是贬损唯恐不及；于是，18世纪中国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当《戏说乾隆》之类的影视剧推出后，新鲜感便油然而生。

3.以历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孙中山口中，却是“外国人”灭亡和占领中国的历史。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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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动员人们为推翻清帝国出力，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统统被戴上汉奸帽子！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曾风行一时，蒋、宋、孔、陈是四大财阀几成定论。这对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腐朽的统治起过很大作用。可是，离开大陆后，陈立夫在美国靠养鸡活命，太不像财阀了。

4.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贬低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史学家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的贡献，乐于抬高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

5.为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全盘抹杀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中国内地最早的现代报刊是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万国公报》，都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当时的新式教育和对西学的介绍，也无一不依靠外国人。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史家们，无不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论著仍把为这些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外国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律称之为文化侵略！

多数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很少重读历史。认真研究史料，从愚弄人们的历史谎言或史家们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弄歪了的历史图景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力求将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借助小说、影视，普及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这件事迟早都要做，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得迟了一点。

让我们从几个公案看看葫芦僧如何乱断葫芦案，就会对“翻案”的是非得失有进一步的了解。

太平天国公案的由来

太平天国研究历来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派。这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但政治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

开其端的是孙中山。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因而命追随者编就《太平天国战史》，并赞之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换句话说，赞扬太平天国就是赞扬革命，就是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崛起后，不少史家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踵事增华，并摘引马克思的话以证明太平天国确是一场革命。以后进一步推到极端，一部近代中国史被说成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标准教科书，还是跳不出这个窠臼。

可是，不但义和团怎么说都与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国是否称得上革命，也大有疑问。

从理论上看，洪秀全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公有制，“物物归上主”，实行一切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政治上则规定从最基层到中央，层层实行绝对的专制统治，政教合一，军政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百姓的劳动、教育、日常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基层官员严密监控之下进行。总之，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军事化社会。洪秀全更申明，“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面情不欢喜”“有喙不应声”都“该打”！明白无误是坚持三纲。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哪里有什么革命气息？

从实践看，更为荒唐。占领南京后，军政官员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无所不为；杀戮臣下，互相残杀，血流成河；愚弄百姓，掠夺财物，劣迹斑斑；摧残文化，烧书删书，激起公愤。一般士兵夫妻不能团聚，军政官员则按级别分配女人，无不妻妾成群。这样的造反集团，哪有不覆灭之理？说他们比清帝国的统治集团更为进步，甚至不惜为他们加上一袭革命外衣，真是匪夷所思！

有人以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作为他们思想先进乃至革命的根据。《资政新篇》确实是非常卓越的先进思想文献。洪秀全写下31条批语，除4条有所保留外，其余都写上：“是”或“此策是也”。洪仁玕1859年到达天京，20天后就受命掌理朝政。要是真正按他的思想办事，太平天国的历史确实可能改写。可是，洪秀全连当时可以立即施行的如改进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一些建议都不予理睬。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覆没，洪仁玕生活在其中五年，权力较大的时间只有一年半，1861年2月后的权力便一再削弱，眼见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以他的思想作为判断太平天国性质的根据过于勉强了。

有的史家还以马克思的赞扬作为肯定太平天国的根据。对现代学术来说，某一先哲的语录本来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根据，何况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就是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确实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对情况有更多了解，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延安时期的两个曾国藩

再看看曾国藩的有关情况。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的蒋介石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例如，范老拾孙中山的牙慧，以替清廷服务而断定曾国藩是“出卖民族的汉奸”，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他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确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汉奸卖国史。

曾国藩是不是特别残忍的刽子手呢？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6%。从现有史料看，只能说双方的责任在伯仲之间，把这说成是曾国藩特别残忍的结果，未免肤浅和偏激！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范文澜大骂曾国藩的同一年，毛泽东却在延安“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与此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学习，并且于1945年重版发行。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

但历史挺会捉弄人，延安的这类让不同观点并存的现象被人们淡忘，致使20世纪80年代至今还曾氏本来面目的努力，居然被不少人认为是新鲜的“翻案”文章。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条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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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袁世凯的脸谱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他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他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在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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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的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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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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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

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此外，在21条交涉过程中，他尽心尽力，努力减少损失；被迫签字后，布置官员拖延抵制，使之成为废纸。

创巨痛深的历史教训

中国人重视以史为鉴。近代中国是今日中国的昨天，“殷鉴不远”，晚清、民国时期许多经验教训正确加以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有些地方其实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代价非常沉重。不能责怪学者没有及时提出警告，关键在有没有着力维护一个让学者们敢于讲真话的宽松、自由的环境。历史人物在我们的读物中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不过是学术文化环境不正常的体现。

时至今日还要用政治和阶级标签去干涉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蠢人，大约已经极为罕见；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受干扰的情况却并不鲜见。可是，半个多世纪让我们付出代价最巨的恰恰是后一领域的失误。让人们头脑清醒的最好办法是掐指算一算，有哪次学术批判是搞对了的？

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学术大批判后，创造社巨子、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说了一句话：“这是以无知批有知！”著名经济史学家、先师梁方仲教授则说：“乱拳打不倒老师傅！”他们一语道破困扰中国学术文化几十年的噩梦的实质，这两句警世箴言应该永远记取。

学术文化研究承担着国家学术文化传承和更新的重任。学术文化的是非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让时间和读者自行作出判断，任何行政干预都只能带来负面效果。应像延安当年对待曾国藩那样，既有人斥之为汉奸，也有人力倡拜读其家书、治兵语录。

广东不是说要建设文化大省吗？离开正常的学术文化环境建设，只能培植一批谨小慎微的庸才，还会产生一些不学有术的鼠辈。那些叱咤风云、冲破陈腐的大师可能刚一露头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2003年5月13日星期二写完

原载于2003年5月14日星期三《羊城晚报》

李鸿章：几个无可辩驳的史实

丹祖的大文《李鸿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羊城晚报》2003年6月14日），重述了流行多年的观点，读后的感觉是作者对有关史料和史实很不熟悉。作者也是中国近代史错误观点的受害者，不必苛责。思想和学术本来应该多元并存，定于一尊，窒息文化、学术，让中国蒙羞、中国人受难的岁月不应重演。史学应该用史实说话，拒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的扭曲。李鸿章其人其事非常复杂，即使说清一个重大问题，也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这里只能对有关问题略加评点，聊博有兴趣的读者一粲。

太平天国的“革命”

作者说：“李鸿章正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著名刽子手。”这里的要害在于太平天国是不是真的是一场“革命”。

时至19世纪中叶，以绝对平均主义加绝对专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无论从现代自由、民主的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上毫无疑义是反动的。实践呢？腐朽、荒淫、惨无人道地互相残杀……与历代末世暴君毫无二致。摆脱意识形态的扭曲后，要从中找到什么革命的气息，难度很大。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妇女的状况是文明的标尺。让我们看看半边天的遭遇，也许对“天国”实际生活可以略窥一二。“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连同母妻姐妹女儿。”在此基础上，出个把女将领本在情理之中。此外，还开过一次女科，傅善祥中了女状元，被任命为东王府簿书，成了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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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被一再吹捧的所谓妇女解放外，还有一些绝对不能触犯的制度性的规矩：

1.罕见的男女隔离制度。男孩从4岁起，女孩从5岁起就要隔离，即使是兄弟姐妹和父母见面都要距离一丈以外。不管军民，即使是夫妻也要分别编入男营、女营，男馆、女馆，不能同住。

2.天王正式承认的妻有88个，编号为记，省得天王费脑筋；另有近两千妇女在宫中为他服务。其他文武官员则按级别配给几十至几个老婆。在1855年以前，除几个王爷外，其他官员和普通士兵、老百姓，如有男女交合或同性恋者一律砍脑袋！

3.坚决维护三纲。洪秀全的《天父诗》说得清清楚楚，妇女们：“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洪秀全他们压迫妇女不限于打、杀，而且使用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其中一种叫‘煲糯米’：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第四百九十：“‘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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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愿意歌颂这样的“革命”，自然有他的自由。但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觉悟不高，总觉得李鸿章剿平这样的“革命”，实在算不上是什么罪过！

“大投降派”证据：“不敢出兵救援”琉球和“放弃新疆”！

丹祖严厉谴责李鸿章是“大投降派”，为此列举了多条证据，证据之一是“不敢出兵救援琉球”。

琉球即冲绳，1372年接受朱元璋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属；直至19世纪70年代，仍是向中国进贡的藩属国。它的特殊之处是同日本关系也很密切，从1609年开始，日本派兵入侵，迫它向日本朝贡。1975年6月10日，日本宣布派兵驻扎琉球；7月14日，日本内务大臣在硫球首府宣布禁止入贡中国，不再受中国册封，命令它奉行日本年号，遵行日本法律制度，允许日本驻兵。琉球于7月27日被迫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直到一年半以后，1876年12月4日，琉球才派遣使节向中国求援。如果中国当时有强大的海军，当然可以立即“出兵救援”。在此前后，清流派干将张佩纶气冲斗牛，提出要举兵东征，荡平日本，绝对是爱国楷模。假定让李鸿章等“大投降派”统统靠边站，让张佩纶那样的爱国志士统领一切，丹祖先生的救援主张当可顺利实施。不幸，当时清政府不但连一艘像样的铁甲舰都没有，而且周身蚂蚁，自顾不暇。如何飞渡重洋“出兵救援”？无疑是个难题。私心以为张佩纶之流的大话与“何不吃肉糜”实在是异曲同工。清政府确实不争气，到第二年6月才命即将出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同日本交涉，并打发琉球求援使臣回国。何如璋到任后，虽一再据理交涉，但日本置若罔闻，至1879年4月干脆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以后两国虽然还有多次交涉，实际上中国只能徒呼奈何了。另外，此事主要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处理，李鸿章虽有参与，但他既不是主要经办人，又务求尽可能争得一些权益。怎样成了“大投降派”，也是令人费解的。

李鸿章成为“大投降派”的又一证据是“要求清政府放弃新疆”。丹祖提出这个问题，可能由于没有读过第一手资料。1874—1875年间，清廷内部曾因日本入侵台湾引发一场如何抵御外敌的争论。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是海防优先还是西北的塞防优先？朝廷要求大臣发表意见。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当时的情况是：“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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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简单地“要求清政府放弃新疆”。主张塞防优先的左宗棠倒认为两种主张“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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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内部的讨论，无论谁是谁非，都不能乱戴帽子；否则，大家只能察言观色，谁也不敢讲真心话。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史家从中嗅出爱国、卖国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是当时以“路线斗争为纲”、讲错几句话就大祸临头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折射。时至21世纪，丹祖仍然坚持左毒泛滥时期提出而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的观点，殊堪惋惜。

中法战争的几点史实

关于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丹祖写道：“继马尾海战，台湾、镇海保卫战连续取胜后，由爱国老将冯子材率领的抗敌军，又于1885年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一意主降的李鸿章不顾抗法爱国军民的愤怒抗议，1885年代表清廷同法国驻华公使签订了屈辱的《中法和约》。”

要弄清此事的是非必须了解当时的全局。当时的越南是在腐败的专制王朝统治下，越南军民虽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全境三十省中，法国通过1862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尔群岛；1867年又强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归其所有，并设总督于西贡治之。此后，法国侵略者处心积虑攫取整个越南。阮氏王朝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支援下同法国交锋，互有胜败。至光绪九年（1883）终于被迫同法国签订《顺化条约》，确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刘永福最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根本就没有力量外抗法寇，内抚全越。而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帝国自顾不暇，也无力帮助越南扭转全局。

面对这样的局面，李鸿章的主张是：“法之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将来能照实议划存北圻近边一带，已为幸事。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办理不得人，则祸机潜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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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同意法国在云南通商的要求，力争把河内以北的地区仍在中国保护之下。这是两害相权求其轻的对策。光绪十年（1884）四月间他主持谈判缔结的《中法简明条约》就是这些思想的体现。一年后所订《中法新约》基本上是简约的翻版。这个新约是清廷通过海关的洋员赫德、金登干在巴黎已同法国谈妥，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公使的谈判只是条文的最后敲定。

《简明条约》订立后，由于双方的原因，没有签字，结结实实地打了几仗。其中镇南关大捷确实打得漂亮，局部地区也击退了法军的入侵，但是基本局面没有变化。中国的部分领土反而被法军侵占（如澎湖、基隆等地），损失十分巨大。例如，马江不但没有像丹祖同志说的“取胜”，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我国被击沉之军舰计七艘，舰中军官士卒及办事人员等计一千五百余人，又艇船中士卒亦有五百余人，统计约二千余人，生还者只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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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击沉者包括福建水师旗舰，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行凿沉，龙槽船十余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二百万以上。已耗官帑六七十万的台湾基隆煤矿也于战火中被迫炸毁。此外，还额外支出军费三千余万两，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主要靠借外债（近2200万）填补这个窟窿。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有的史家甚至说：“所蒙经济损失，估计在一万万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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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李鸿章那样主和而挨骂对国家有利，还是张之洞那样主战博得一片赞扬对国家更为有利？今天的读者应该不难作出判断。

甲午战争后的“卖国”与“贪污”

在19世纪大清帝国的内外战争中，李鸿章真正应该对失败负重大责任的是甲午战争。众所周知，限于篇幅，不必赘说。但要看到，这不但是两国之战，而且是两种制度之战，是不思改革的宗法专制帝国与新兴资本主义强国之战。李鸿章不过是无法挣脱极端腐朽的旧制度的牺牲品。问题是多年来不少人冀图超越这个基本框架，从李鸿章的人格缺陷中去寻找失败的原因，仿佛要是由其他品德高尚的大臣当政，历史就会改写，这就失之肤浅甚至误入歧途了。指控李鸿章是巨贪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

李鸿章是贪官还是清官？此事过于复杂，很难简单断定。有的史家说了两件事：

一是李鸿章死后，吴汝纶负责编他的全集，编好后财力不够，只好删掉三分之二，仍需刻印出版费用二万七千两，李家出不起全部，辗转找到袁世凯拨给二万两，其余七千两由李氏后人筹集，全集才得以出版。

二是1895年，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离任，淮军公所的余款尚有八百多万两，全数移交后任（当时官场风气，从中化公为私若干，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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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略见一斑。

丹祖说：“他接受了沙俄的巨款（300万卢布），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这是剿袭旧说没有认真阅读史料带来的错误。当时同李鸿章谈判的俄方代表维特（1849—1915，时任财政大臣）在他生前留下的回忆录中便明确地说：“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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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讹传讹，不足为训。

东南互保的是与非

丹祖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当时正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积极参与英帝国主义策划的企图以此分裂中国的‘东南互保’活动。”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难道东南也应按照慈禧的“上谕”，支持义和团的发展，像华北那样拆铁路、毁电线、杀洋人、烧教堂、诛教徒，让早已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有机可乘才叫爱国吗？既然国家不是慈禧一人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为减轻人民的苦难，挽救国家的危难，而“乱命不理”呢？须知当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斩钉截铁表示：“廿五矫诏（指与列强宣战的诏书），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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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专制制度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但如跟着慈禧宣战，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站在当时慈禧的立场上，他和张之洞、刘坤一合作维护东南半壁江山是大逆不道；如果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上，三位大臣是冒着危险立了一大功！连慈禧事后也承认他们做得对。国家不但没有因此分裂，还大大减少损失。“分裂中国”云云，既不符合实际，又混淆了是非界限，早就应该抛弃了！

2003年6月26日星期四

太平天国：“中国魔鬼”的化身——答《世纪中国》记者张文中

太平天国研究有两派观点

张文中：最近，电视上播放了太平天国的电视剧，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对这套剧集有什么评价？

袁伟时：我很少看电视剧，这套剧集没有看过，所以，无法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在历史研究上，太平天国是一个很热的课题。最近二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五十年来坚持不变的，基本上全盘肯定太平天国，是肯定派，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多数学者是这样看法。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派观点不以为然。大陆史学界的主流，一直坚持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为纲。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尽管作用不大，成就甚少，多数人还是肯定的。义和团，现在越来越少人对它感兴趣。排外，太愚蠢了！争论比较多的，是太平天国。

对太平天国怎么看？我想，要是认真研究有关材料的话，会对太平天国提出许多疑问。

首先，带根本性的推陈出新，才称得上革命。我实在找不到太平天国有什么革命气息。农民造反，除洪仁玕等少数不能决定大局的人之外，对新的文明毫无所知，革什么命？

其次，从后果来看，我认为是很坏的。从1851年到1865年，经过十四年的战乱，全国减少了一亿一千二百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这是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出来的一个成果。这不能光怪太平天国，清王朝也有责任，两边互相屠杀；太平军内部还自相残杀。1856年，洪秀全策划了天京事变，9月2日东王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月20日开始，又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两万多将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杀杨秀清的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全都被杀。直杀得元气大伤。

再次，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最需要安定的环境去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的时候，却发生了十几年的战乱。主战场是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和长江流域。左宗棠在行军中看到“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1875年，战争结束12年了，郭嵩焘仍向皇帝报告：“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破坏如此之大，恢复艰难，改革更谈不上。

洪秀全有邪教的味道

张文中：其实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很多牵涉到对洪秀全的评价。毛泽东曾经把洪秀全称为近代少数几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而在历史上，洪秀全究竟有没有把西方的真理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

袁伟时：照我看来，洪秀全并不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信基督教，如果仅作为个人的一种信仰或精神寄托，那就同任何正常的宗教信仰一样，是应该尊重的个人选择。可是，洪秀全对基督教本身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没有领会它的精华，学了点皮毛，便将这个皮毛跟中国传统的民间迷信以及落后的中世纪思想结合起来，改变为非驴非马的一个宗教。最近，有人撰文指出洪秀全、太平军那一套有邪教的味道。我认为不无道理。认真看一看洪秀全现存的十几万字的文章和歌谣，整体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先进”。

张文中：西方的真理，人们一般理解为自由、民主、科学以及人权这些观念，洪秀全在所谓“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内容？

袁伟时：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而且对这些观念是坚决排斥的。他的《天父诗》说得清清楚楚：“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都“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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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三纲”那一套，完全保留下来。你看他像不像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

张文中：建立太平天国时，在政治制度的层面，洪秀全有没有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

袁伟时：那些“正统派”的太平天国研究者，拿着洪秀全对洪仁玕《资政新篇》的表态说，你看，他对洪仁玕学习西方，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那一套主张都是肯定的。洪秀全确实在《资政新编》上加了好些“此策是也”的批语，表明他最少在表面上有接受这类思想的雅量。这应该肯定。

但不是说要听其言，观其行吗？他光说不练。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实行过洪仁玕的主张。这不能都推到环境不许可。例如，劝他“自今以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这一类建议不过对专制略有牵制，与民主、自由尚距十万八千里，且是历史上开明专制君主奉行已久的东西，他也置若罔闻。同时，洪仁玕参与朝政的时间很短，到后来根本不起作用。

太平天国真正实行的，是跟《资政新篇》完全相反的东西。洪秀全自己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反动纲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逆历史潮流而动。经济上它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不能有任何私有财产，收入完全要归入“圣库”，一无可取。政治制度层面，它要实行完全军事化的中世纪专制主义。在底层，老百姓的劳动、经济收入、教育、思想信仰及其他日常生活和种种纠纷，一律听从官员的严格监管、专断和安排。清政府的官员很少，帝力不及之处，人民仍有较大活动空间。按太平天国那一套，把人紧紧箍住，可不得了。发点牢骚，被人听到打小报告，立即斩首的记录屡见不鲜。至于中上层的政治建构，名字上有点古怪，实质与历代专制王朝没什么差别。这些都是很荒唐的东西。

无知农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

张文中：洪秀全作为个人来说，他在性格上有一些什么特点？

袁伟时：他这个人文化程度很低，知识面很窄。他宣扬自己上天见到上帝，到了天上，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邪视”，上帝教他“两脚要八字排开”！这些胡说八道表明一个农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不过如此。他文化程度不高，秀才考不上，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另找出路，但又没有什么才能，所以他的思维跟历代的那些草莽英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另外，他心胸特别狭窄，很多疑，那些跟他一块儿起事的人，一个一个被他消灭。

张文中：不管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怎么样，它总是一种社会运动。而洪秀全的个性缺陷，是不是造成这个社会运动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袁伟时：假如他真有一点儿历史上那些开国君主的气魄，太平天国或许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历代草莽英雄，有一些人胸怀宽广，讲义气，很有气魄。比如刘邦，后来也屠杀功臣，但在造反的时候，还是能够团结各种各样的人物。洪秀全远远还没有达到成功的境地，就已经开始屠杀功臣了。前期的太平军，全部工作是杨秀清在主持。杨是很能干的人，但有野心，洪秀全妒忌他，结果引发了天京互相残杀的悲剧。屠杀功臣，洪秀全的罪恶是非常大的，整个太平军的事业都断送在他手上了。

受到革命党思潮的影响

张文中：在太平天国研究中，老一辈史学家罗尔纲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他对洪秀全的评价，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

袁伟时：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就对罗尔纲的著作很感兴趣，几乎把当时所有能找到的文章都找来读了。对于太平天国史料的整理，我认为他功不可没，他和简又文的开创性工作，对历史研究是一大贡献。至于怎么评价历史事件，是另外一个问题。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几乎全盘肯定，我觉得是有点走火入魔了。他把洪秀全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加以吹捧，是与49年以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考虑问题。但是，不少号称马克思信徒的人，往往没有认真去读马克思的书，片面地认为凡是革命、凡是农民战争就应该肯定。当然，对一个老历史学家，不应苛求。

张文中：可是，史学界对洪秀全的肯定评价，似乎也不完全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如罗尔纲，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应该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了，那时，他应该还没有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吧？我觉得，是不是与辛亥革命前后反清的革命情结有所关联？对太平天国的肯定，是不是当时革命党思潮的一个反映？

袁伟时：也有这个原因。辛亥革命前后，有一种思潮，认为对反清反满的社会运动，都应该肯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请人写太平天国史。这是民族方面的考虑，是汉人反满。另一方面，也从革命这个角度来考虑，两个方面都有。而到了1949年以后，就更厉害了。反满的一面，不强调了，但是革命的一面，阶级的一面，分量大大加重了。

张文中：或者也可以说，把一个社会运动贴上革命的标签之后，就忽视了对它消极面的研究，甚至把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也当作是很正面的东西？

袁伟时：对。如果你把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以后，在研究时你只要找到一两句话，再尽量夸大，得出的结论往往很可笑。比如，洪秀全说“天地之间人为贵”。有人便说洪秀全有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其实，洪秀全的“人为贵”，是与“三纲”结合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从人的解放的角度来谈人。何况这种思想儒家早就有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孝经·圣治道第九》中的话。

张文中：经常有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四六开呀，三七开呀，你觉得对洪秀全可以几几开？

袁伟时：很难。洪秀全是一个基本上应该否定的人物。但是，他是不是有几句话说得对的？这个可以慢慢想，慢慢考虑。而在基本方面，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在洪秀全身上，找不到什么可以作为后人典范的东西。无论政治理想，还是道德人格，都一无可取。有人还写什么论洪秀全哲学思想之类的文章。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哪里有什么哲学思想？屎里觅道！

学术讨论是学者的事

张文中：好像马克思对洪秀全也有所评价？

袁伟时：是的。马克思开始时对太平天国是有所肯定的，但是后来，当他了解更多情况后，他把太平天国形容为中国魔鬼的表现，是一种很腐朽很反动的一种势力。

不妨看看我五年前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老大爷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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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到后期，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已经清楚显示跟清帝国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实行专制主义。一般老百姓，不论男女，不可以正常结合，但是洪秀全以及他身边那些文武官员却可以拥有几十个乃至更多女人。在太平天国的制度下，是按地位高低来分配老婆数目的。洪秀全到后来根本不理朝政，荒淫无度，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的皇帝也不过如此而已！

张文中：太平天国运动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这一段历史可以让我们反思一些什么？

袁伟时：最基本的一点，是中国人要承认自己落后了。对世界文明的所有成就，特别是世界文明主流的那些成就，应该好好研究，好好吸收，不要总是“走偏门”。“走偏门”就非常麻烦了。中国人因为“走偏门”吃了大亏。另外，不要简单地以革命或不革命来划分是非。我们面临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要把整个社会从前现代改变为现代社会，这是历史的任务。革命的也好，不革命的也好，都要很客观地研究它。哪些对中国现代化有利的，就应该肯定；不利现代化的，就应该否定。至于是不是革命，也应该认真分析具体情况，不要好像拿起刀枪就是革命，那是不行的。到现在，还有人说中国近代史要以“三大革命”为纲，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义和团叫革命？根本不是嘛，排外，见到洋鬼子就杀，甚至中国人学一点儿外国的东西，进过洋学堂，都杀。铁路拆掉，电线剪掉，那个叫革命吗？我怎么也想不通。

2000年8月

2000年9月22日发表于《世纪中国》网站

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火烧圆明园，150年了！这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痛定思痛，有些事应该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始建于明代而历经有清以来六代皇帝150多年营造，占地350公顷，拥有中外建筑师精心设计建造的二百多座各式建筑，汇聚了中西文化瑰宝。

不幸，1860年10月，这个文化宝藏被罪恶之手毁灭了！

它被毁于英法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1860年10月6日，法国侵略军占领了圆明园，7、8两天，英法两方联手抢掠。看看当时在场的法军翻译官的记录吧：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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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们在这一场合分到的东西最多，因为他们有马匹，有弹药箱，还有车辆。他们利用了弹药箱的每一个角落，而当弹药箱都塞满的时候，他们又把放炮后用来冲洗炮管的水桶也都塞得满满的，最后他们甚至把直到炮口的整个炮身也都塞满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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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也不后人。他们与法军一样防守抢劫。同时，为了掩饰罪行，抢掠伴随着焚烧：

“十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才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

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在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Very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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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开始，“火三昼夜不息”，整个园子被彻底烧毁：

“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们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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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指出，侵略者不但焚烧了圆明园，还焚烧、抢掠了万寿山、玉泉山等处。

顺便说说，圆明园不但毁于侵略者，它还被跟在侵略者屁股后面抢掠的本国流氓、地痞和愚民彻底戮尸，剥去最后一件内衣。

19世纪，法庭无法审判胜利者。可是，任何权势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正直的人，正直的笔，记下了他们的罪行。

从当时到今日，这场灾难一直遭到中外有识之士一致谴责。作为文明罪人，他们将遗臭千秋万代！

丧失了的三次机会

如果把认识停留在谴责抢掠和毁灭文化财富，那就过于肤浅了。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四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应该追寻为什么战火会点燃并且最终烧毁了圆明园。

就英法方面而言，拓展世界市场的冲动难于抑制，难得的是对方提供了借口。

大清帝国如果应对得体，这类战火可以及时熄灭，清政府可以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时间。不幸，它丧失了三次扑灭烈火的机会。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第三，亚罗号事件。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没有必要一一重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着重指出：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枏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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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

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

1859，僧格林沁的蠢行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佬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唯一理由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爱珲城和约》；6月13、18、26、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

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2.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3.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2.5%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

4.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

5.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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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

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触目惊心！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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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Generai Sir Hope Grant）的日记和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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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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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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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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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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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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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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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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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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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一百年，至多不超过二百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刊登在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圆明园专刊第12—16页，10月5日北京出版

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答容若先生

拜读了容若先生的大作：《也谈孙中山之五大罪——评袁伟时关于护法的“翻案”文章》（《明报月刊》2001年十月号；以下凡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后，感触良多。此文不仅涉及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表明一种曾经为祸多年的文化现象尚未消失。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张作霖、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哪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再次，容先生指责“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公式化”，也是很不严肃的。大陆史学界人数众多，是谁写了已趋公式化的“翻案”文章，必须拿出确凿证据来。笼而统之谴责一种学术现象，而又提不出具体证据，纯属信口开河。对大陆史学界有基本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几十年来“左”的毒害很深，在史学为政治服务或路线斗争服务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的现象比比皆是。史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是拨乱反正。例如，骂曾国藩、郭嵩焘、胡适是卖国贼或洋奴买办；乱杀在华外国人和本国的“二毛子”、毁铁路、拆电线和一切带洋味的事物的义和团事件是革命；骂戊戌后的梁启超是“顽固分子”，说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如此等等，举目皆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样的案能不翻吗？而大陆史学界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术自由仍是奋斗目标，思想惰性和利益纠缠不清，致力于拨乱反正，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和压力。如果对此有起码的了解而又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恐怕对他们致敬唯恐不及，更不致不拿出确凿证据便轻率地谴责他们了。

（二）文化专横洗刷政治污秽

为了给孙文洗刷政治污秽，容先生不惜用“诬蔑”“颠倒是非”“不择手段”“笑话”“沿袭旧军阀旧调”等恶毒和专横的语言痛斥笔者。如果容先生说得确实符合事实，笔者自当敬受教诲。可惜，我们讨论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进入学术领域，除了摆事实，讲道理，任何专断都无济于事。

在容先生笔下，笔者如何“诬蔑”孙文呢？

1.笔者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桂系仍是孙中山的盟友……由于在招军、官员任命和财政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孙中山竟两次悍然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容先生说：“妙在袁文只谈孙‘对待’莫（荣新，桂系军阀），不提莫如何‘对待’孙。其实，莫‘动用武力对待盟友’例子更多，最重要的是派兵绑架陆军部长张开儒、枪杀陆军次长崔文藻。”窃以为容先生的论断顶多能证明孙文与莫荣新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人物。而作为寻求历史真实来说，容先生却犯了史学不能容许的错误：置时间和逻辑顺序于不顾。孙文炮轰督军府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的事，而莫荣新捉拿张开儒监禁于督军署和枪杀崔文藻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按照容先生的逻辑，孙文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所以提前半年就决心摧毁督军署，以免张开儒有牢狱之灾吧？

2.容先生否认孙文及其追随者暗杀程璧光，又提不出直接证据，只好借助几个推论。

其一说引用陈炯明旧部罗翼群的回忆文章不足为凭。这可有点违反史学常识了。拙作已经说明，还有张慕融的《张民达传略》和李朗如、陆满的《从龙济光入粤到粤军回事期间的广东政局》都证明此事是孙文当时的主要助手朱执信找萧觉民、李汉斌两人干的。容先生要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同时证明张慕融、李朗如、陆满、罗翼群四人全都说谎。但容先生不这样做，只说罗翼群是陈炯明旧部，这已经很不严肃，违反了史学常规。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容先生连粤军和罗翼群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便妄加论断。

陈炯明是粤军总司令，很多著名将领都是他的部下，要是说他们必然对陈炯明忠心耿耿，那就既有美化陈氏之嫌，又犯了不了解具体情况信口开河的错误。陈氏旧部许崇智、蒋介石不是同他打得你死我活吗？罗翼群是不是死心塌地跟着陈炯明跑呢？“民国12年（1923）6月15日夜陈炯明部将叶举炮击总统府，罗（翼群）在战乱中逃亡香港，后与古应芬乘轮返黄埔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旋奉命经香港、汕头沿粤赣边境至南雄向胡汉民、许崇智传达孙中山命令，调北伐军回师进攻陈炯明部，但进攻失败转江西瑞金整编，罗任北伐军代理参谋长”。这段话摘自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广东省志·人物志》第六百八十二页。罗翼群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反被容先生说成是为维护陈炯明而造谣诬蔑孙中山，如此“颠倒黑白”，实在罕见。

其二，容先生说：“孙中山会在最需要海军支持护法时‘暗杀’海军总长？他下令为程于遇刺地点建立铜像供人瞻仰，难道是‘柴桑口卧龙吊丧’？”这里运用的手法是道德诉求加上主观推论。这又一次表明容先生对当时的基本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请读一段国民党元老邵元冲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下的《总理护法实录》中的一段话：“迨海军既抵粤以后，军政府无大发展，而桂系……允月任饷项，海军遂骎骎倾向桂系……桂系对分化海军之策略相当成功，乃进一步对军政府横加压迫。总理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宣布戒严……二十日，总理之侄孙振兴乘泰山轮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总理以程既不能与之言讨伐桂系事，乃于一月三日亲至同安、豫章两舰督率炮击督署。此事发生后，程……深怨总理之轻率，且欲严惩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愤，两舰长隐匿得免。此后程与总理遂表示隔阂矣。”尽管邵元冲完全站在孙文一边，但其记述已足以证明在孙文及其追随者眼中，程璧光不但不是忠实支持者，而且与桂系站在一边。容先生的论断又成了不实之词。程惨遭暗杀后，为了掩盖这一罪行，“杀程者桂系也”的谣言不胫而走，并且成了国民党文人的标准答案。至于隆重追悼、厚恤、竖铜像等热闹演出，不过是承袭了历代统治者的小伎俩，与卧龙先生相提并论未免亵渎先贤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阅……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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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李烈钧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李烈钧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李烈钧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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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李烈钧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李烈钧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李烈钧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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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请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请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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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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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

即使是这次事件恐怕同谋杀还有点差别。因为叶举他们不想杀死他，只想将他赶出广东。于是，开炮前故意让人打电话透露消息给他，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是：旧国会已经恢复，黎元洪也已复位，护法已失去依据，请孙文兑现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这个要求当时颇得人心。比叶举他们早十多天（六月三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二百多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今日，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旧国会已恢复，“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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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议会召集各界代表商议的决议是：“1.通电赞成统一。2.请陈回省主持。3.严限双方停战，如有一方不停，即视为三千万粤人公敌。4.组欢送孙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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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海军也表态：“请孙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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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先生还说：“陈炯明……唆使《群报》的黄璧魂暗杀孙中山”。我想，可能对黄璧魂的基本情况不太了解，容先生才说出这样的话。黄璧魂（原名碧魂）是个博学多才而又正义凛然的爱国志士。清末经受重重磨难，到英国、日本留学，回国后翻译了不少英国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五四运动后，她在上海从事女工工作，深为女工的非人生活所震撼。1920年粤军回师广东后，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应邀赴穗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想找广东人协助，便聘她为秘书一同到广州；陈独秀离开后她仍留在家乡工作。1921至1922年间，她在广州创办了广东女子职业学校，组织车衣工会，设立女子图书室等等，成绩卓著。同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妇女和劳工等弱势群体说话。1922年5月29日澳门葡警调戏中国妇女，引起在场华人反抗，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华人一百多，拘捕一百多。惨案发生后，已移居澳门的黄璧魂立即参与抢救伤员，调查真相；第三天赶回广州，揭露真相，联合各界进行抗争。此后半年多，为同澳葡当局交涉与为受难同胞募捐做了大量工作。1923年年初，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占领广州。3月，吴铁城出任广州公安局长，借机报复（据说是因竞选香山县长时产生的矛盾），审讯中曾诬陷她企图暗杀孙中山，但这个罪名太无稽了。据现有资料，她确实面谒过孙中山，时在1921年4月，广东省议会讨论《县自治条例》，议员们要把草案中原有的“妇女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删去，广东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到省议会请愿，与议员冲突，有的代表被殴伤；她们便列队到军政府请孙中山主持公道，孙中山接见并支持她们的要求，代表之一就是黄璧魂。据1923年3月11日《申报》的报道：“大本营昨枪决女子黄璧魂，谓系陈炯明密探。”可见他们不敢按“暗杀孙中山”定罪。不过她的这个正式罪名也极为荒唐。1921至1922年陈炯明在位时，不需也不可能要她这样不能随便接触机密又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密探”，去探听孙文及其追随者的情报。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她正为澳门死难同胞奔走，也不可能充当密探。同时，她被捕时孙陈双方的战事并未结束，如她确实是密探而加以杀害，这就犯下文明社会所不齿的杀俘暴行，降到19世纪清帝国无知官员的水平上去了。对这些所谓罪名，内地研究过黄璧魂的人士早就嗤之以鼻，为什么容先生还要拾人牙慧肯定这样的冤案或暴行呢？

容先生说：章太炎说孙文要黄大伟暗杀陈炯明“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非常遗憾，容先生又一次说错了！1922年6月24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惟孙中山在梧州时，以手枪授黄大伟，命杀竞存，黄不肯奉命。”而同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内部情报，也已谈及孙文在梧州会议上说要刺死陈炯明。孙文是当着一些人的面要黄大伟杀陈的，所以才流传那么广。至于孙文下令通缉黄大伟，准确时间是1923年5月10日。按照容先生的说法，岂非人们在1922年便对1923年的通缉令作出“敌对回应”？

（三）再谈护法运动有没有合法性

容先生指摘笔者“掩护护法运动真相”，把“护法说成‘非法’，毁法当做‘合法’”。其论据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北洋军阀违法，所以孙文“护法”是合法的；二是护法得到一些名人和地方的支持。

北洋军阀当然有大量违法的言行。拙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治的障碍”，然后用整整一节的文字（约占全文四分之一）评论北洋军阀及有关问题。其中写道：

“风浪更主要的根源在军人干政……在各种因素汇合下，这些武装力量没有改造演变为对国内政治纷争保持中立的现代国家军队，反而在私利驱动下，进一步堕落为大小军官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民国时期政治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些督军和政客们互相勾结，纵横捭阖，把袁世凯逝世后的中国弄得鸡犬不宁。”

具体说到张勋复辟后的状况时，笔者的判断是：“诚然张勋逃跑后维护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是，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北京政府决心绕过旧国会，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成立新国会；而孙文等人则坚持要重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围绕合法与非法之争，纵横捭阖，枪炮与笔墨并举，历时5年以上。北方军人政客固然干了很多践踏法治的勾当，南方诸人也很难说是法的守护神。历史已经证明，要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神圣目标，决不是兵戎相见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结论包含三点不容忽视的意思：

1.双方都践踏了法治。

2.双方都在设法确认本身的合法性。

3.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不是兵戎相见所能实现的。

第一、第三两点是无法涂改的历史。那么，在寻求合法性方面，两者的状况如何？

如何确定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只有两条标准：1.通过定期的选举，由公民通过法定程序授予和确认。2.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权利（自由）、改善了生活环境，这个政权的施政得到公民的认可。在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的状态下，有可能爆发革命。但这个革命有没有正当性，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上述两个标准去验证。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代理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他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李烈钧、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可是，这不合孙文口味，竟把“护法”大业弃如敝屣，跑到上海去了。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伯自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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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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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段氏曾含笑答复说：‘协约国所给远较此为多。’因而德方向段氏行贿未能成功。”“德使辛策于3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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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姚文元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限。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姚文元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四人帮”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21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

2.拙作说：“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时依靠的是四支武装力量：海军、滇军、桂军和粤军，孙中山及其助手不但没有体现现代政治家应有的团结一切盟友的胸怀和政治技巧，反而使用极端手段去一一处置他们，直接后果固然很坏，更可怕的是培植了一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和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里点名严厉批评了孙文及其追随者。容先生不但闭着眼睛说同“贬孙”无关，还断章取义去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如此深文周纳，令人寒心。

3.孙文为自己建立唐绍仪所说“非合法政府”的错误决策辩护，提出一个“除尽假共和”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颇为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旧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明明是批评孙文的错误言论，容先生又说与“贬孙”无关，大叫这里有“弦外之音”！如果容先生认为“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思想”这个观点错了，必须借助权势加于整肃，大可明明白白说出来，何必阴阳怪气指点别人去追究什么“真正用意”！

其五，容先生说：“更妙的是，袁文结语把北洋政府时期说成‘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状态’……这不妨作为弦外之音看。”连拙作的结语是什么都没有弄懂，这已经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容先生在提及这个论断时竟完全不遵守讨论问题的起码准则。首先，拙作说的是“护法”时期，而不是“北洋政府时期”。“护法”时期恰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和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更新和学术繁荣创造了罕见的好环境。如果容先生不同意我在文章中说的“护法”时期，“从全国范围看，言论自由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少应该拿出事实来证明1928年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比新文化运动期间言论的自由度更大；应该批判鲁迅写下“吟罢低眉无写处”“怒向刀丛觅小诗”是诽谤！不敢回答问题，却妙想天开去发现什么“弦外之音”，真是叹为观止了！

容先生追究“袁文真正用意”的根据，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他的“真正用意”何在，笔者就不便也不屑揣测了。

2001年11月25日星期日

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

“史实”与“更惨”——敬答谢蔚明先生

拙作《执着为新文化运动辩护》在《随笔》（2002年第5期）发表后，有累谢先生法眼并不吝赐教（《不明史实乱说一通》，《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0月25日），感谢之余仅就基本史实敬向先生请益。

两个不同的问题

谢先生对拙作的责难可以归结到一点：没有肯定通过国民革命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特别是统一全国的功勋。窃以为这个指责表明谢先生没有弄清拙作的意思。读过拙作的朋友都应知道，这是一篇诉说人生和学术追求的文章，没有提出更没有回答全面评价20世纪中国任何政权的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20世纪写的是什么？70年战争和动乱，30年改革。世纪初的改革，揭开了制度转型的第一页。三次打击扭曲和中断了这一进程。

第一次是清帝国拒绝加快民主进程……

第二次是统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于披上龙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开启了军人干政，拥兵自重，扭曲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过程。

第三次更惨，“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被毛泽东概括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恶果。从而确立了独裁专制统治；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

显然这里评价三次打击，是紧紧围绕“制度转型”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谢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就国民党政权在“制度转型”上的建树赐教，证明它如何尊重和推进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或者证明它极端爱好和平，与1922年的内外战争的爆发毫无关系。谢先生回避了这些，大谈统一的功劳（即使谈统一也谈得难以令人信服），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了。

在后学看来，这不过是智者千虑，偶有一失。加上近年已故史家黄仁宇先生的史书很流行，其中有些可疑的论述，不少人也深信不疑了。谢先生已经说明，他的论述的重要依据就是来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先生提倡“大历史观”，有些地方能发人深省，但运用于20世纪中国已有流于为现状辩护之嫌。在他笔下，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所作所为包括乱杀无辜都是合理或可以谅解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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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的高层或低层都没有面临彻底改革的任务，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远。不加分析接受这样的结论，“以史为鉴”的史学反思功能就要丧失殆尽。

“史实”备忘之一：“北伐总司令”及其他

谢先生断定笔者：“不明史实乱说一通”，后学请教就从史实开始。请恕后学冒犯，先生一开始“讲点看法”，便说错了好多“史实”。为免先生查找的麻烦，仅略举数例如下：

1.“孙中山……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列宁派特使来华通过陈独秀与孙中山见面共商援华大计。”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是1921年5月5日的事，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历史上没有什么“列宁派特使来华”）与孙中山会见是1920年11月在上海的事。历史事件不是积木，不能随便搬动。而且准确地说，维经斯基来华的任务也不是与什么人共商援华大计，而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来华推动中国的共产党的建立。会见孙中山不过是“高兴地接受了陈（独秀）同志的建议”，因为“认识了孙中山，我（维经斯基）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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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中山为讨伐吴佩孚，在广东韶关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均为北伐军总司令”。

据查，李烈钧从未做过北伐军总司令。

3.“后因陈炯明叛变停止北伐。遂决心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又得到苏联的支持。”

关于1922年6月16日的陈炯明部将叶举驱赶孙中山的事件，即所谓“陈炯明叛变”，当时除国民党的报刊外，大都另有看法，近年学术研究更有许多新进展。此事说来话长，此处不赘。至于“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云云，不但与这一事件无关，而且是否值得谢先生那么热情去肯定，也是大有疑问的。

早在1919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但俄国自己则“必须防止同日本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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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俄共又考虑“拟把新疆省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中地点……驻扎在俄罗斯中部的中国军队（指在俄国的华人组成的红军-引者）已同南方首领孙逸仙举行了军队合并的谈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动”。孙中山为此派出的代表已经到达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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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事件后，根据越飞给斯大林的报告，唯一的变化是：“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回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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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意以为这是引狼入室的错误行为，不论任何人干的都不值得肯定。在这件事上先生不但“不明史实”，而且认同了不该认同的东西。

4.“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庭”。

遍查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名单，不见鲍罗庭其人。当时确有大名鼎鼎的鲍罗庭顾问，头衔不少，就是没有“军事顾问”这几个字。

应该指出，对近代中国有所涉猎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后学不敢责备先生“不明史实乱说一通”，但这的确表明先生尚未进入史学界。“术业有专攻”，近代中国头绪繁复，行外人士开口便错不足为怪。

“史实”备忘之二：关于“统一”

最令先生愤愤不平的是拙作没有歌颂国民党统一之功。祖国的统一无疑应该赞许，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用理性的态度观察一切。因此，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国民党“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国民党“统一”的实际状况究竟怎样？让我们先说说后一问题的“众所周知”而谢先生不屑一顾的“史实”：

第一个无法否认的“史实”是：从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发布《统一宣言》宣布统一“已告完成”后，直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除了国共两党愈打愈烈外，国民党各派之间，几乎没有哪一年不兵戎相见。规模最大的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历时七个多月，死伤官兵三十余万。

第二个无法否认的“史实”是：出现了三个国民政府和三个国民党中央的今古奇观，除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一个是1930年9月成立的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北平国民政府，另一个是1931年5月27日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他们相应地组织了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北平和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主要要求都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这是真正的“统一”，还是对统一的嘲弄？七七事变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共赴国难，那是出于民族大义的感召和国家兴亡的责任感，不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功劳。

为什么说第三次打击“更惨”

说了史实，就该说说“更惨”了。首先应该说明，任何人如要编写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或这一时期的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专史，对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就都应有所论述。笔者不敢不自量力写作这类鸿篇巨制，但也追随先进，偶有涉及。

去年的一篇拙作写道：

清末新政“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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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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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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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既充分肯定20世纪上半叶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几代政府的经济成就，又严肃提出了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所以说国民党确立被毛泽东痛斥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独裁专制统治，带来“更惨”的后果，正是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出发的。

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确实乏善可陈，但是除袁世凯统治时期外，它保持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都只能在运作中逐步完善，消灭自身的种种污秽。20世纪20年代的国会留下了贿选总统的很不光彩的记录，但有各省、市议会和强大的民间团体在，有当时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改选和重组，这些污秽完全有可能在民主政治的运行中逐步消灭。而国民党则消灭了这样的基本框架，不但没有独立的国会，还实行“党化司法”，取消司法独立，实行“党国”不分的专制制度。这是往后倒退，退回到前现代的政治制度。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之一是推进了清末新政开始的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进程。新文化运动既是这一自由制度的成果，又是这一制度在20世纪中国的巅峰。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历史罪恶之一是基本上摧毁了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制度。北京政府时代侵犯自由的事也时有发生，但言论结社自由的基本制度毕竟还在。国民党则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从在广州开始，就公开践踏新闻和言论自由；实行“党化教育”，控制和毒化人们的思想；接着变本加厉，全面取消学术和言论自由。至1934年它竟然规定：凡文艺及社会科学图书杂志，出版前必须“将稿本呈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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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制造了不少以言治罪的文字狱。在这一领域，它倒退至接近大清帝国最黑暗的年代了。

先生高寿，一定对国民党的全面腐败记忆犹新，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恶果。没有民主、自由和保障自由、民主的法治、宪政，现代社会自我更新的机制就被摧毁，政党和社会的黑暗面无由自我纠正，从而敷设了走向极端腐败甚至自我毁灭的道路。说声“更惨”有什么错？

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得主亚玛蒂亚·森说得好：“确定无疑的是，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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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老报人，应该知道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大旱引发的一桩镇压报刊的事件。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所写的《豫灾实录》，第二天又发表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的述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在县衙门威逼下，农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要纳粮的悲惨现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竟立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据老蒋的秘书陈布雷透露，原因是蒋介石看报后勃然大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谎报灾情……‘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收不得缓免。”结果是300万人活活饿死，占该省人口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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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领袖”独裁专制的后果。说“更惨”不是挺符合实际吗？

人们无不对国民党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官僚资本主义义愤填膺。在经济制度上，国民政府也在向洋务运动的覆辙倒退。而这恰恰是专制统治的产物。

先生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赞扬八年抗战的胜利。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可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如果国民党不是实行独裁专制制度，中国有起码的自由民主，国民党各派因而不互相残杀，国共两党也不杀得你死我活，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屹立在东方，日本侵略者敢轻易尝试和步步进逼吗？严酷的现实却是中国共产党和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力量都指着鼻子骂国民党独裁专制、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极端腐败，后者是因此丧尽人心，丢掉在大陆的统治。而这一道路选择错误给中国人增加了多少痛苦——例如，十年内战死了多少人？20世纪40年代的相砍相杀又杀了多少人？相应的财产损失又是多少？恐怕至今没有什么人说得清楚。

还应指出，在对外关系上，国民政府当然有建树。关税自主、收回治外法权等等都是这时实现的。但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北京政府奠立的基础上完成的。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会外谈判签订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大体上解决了收回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问题。1925年10月开始至1926年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已经通过了以裁撤厘金这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方案，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仅因政治风波迭起没有最后签字，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坐享其成。收回治外法权的谈判，也是在北京政府时代开始的。

总之，对任何国家说来，制度都是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笔者断言近代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独裁专制制度带来的后果“更惨”，史实确凿，恐怕是难以推翻的结论。

有损盛名的文风

后学深信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论大小都没有。”行文用字，总有临深履薄之感。先生的提醒，更使后学警惕。但先生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袁伟时所谓‘第三次更惨’纯属曲解历史，有亏史德，而且应负误导青年读者的责任。”这里给后学加了三条罪名：

1.“曲解历史”。学术是在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中自行更新的。估计先生一定会同意，是否“曲解历史”，不能由某个人说了算，完全应该让广大读者和时间去作出判断。

2.“有亏史德”。知人论世，十分困难；没有认真研究，很容易说错。请恕直言，先生很可能没有读过后学的史学著作，断定在下“有亏史德”，这个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

3.“应负误导青年读者的责任”。这段话表明，先生可能受自己的职业习惯桎梏，没有注意学术与宣传有重大差别。学术唯一的职责是求真，它只有真与假、是与非之分，而不负任何“正导”或“误导”的责任，这是它与听命上级的宣传的最大不同。只有刻意掩盖事实真相、歪曲历史的书籍或报刊，才会误尽天下苍生，流行多年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其中最恶劣的典型之一。但那正是与学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宣传。不分清学术与宣传的性质差异，要求学术也唯命是从，必然给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总的看来这些指责似乎言重了。认识或学术歧见，所在皆有，通过心平气和的讨论，求同存异，十分有益。但不恰当的用词容易伤人，先生自己就曾深受其害，谅必深恶痛绝。这种文风有损盛名，敬请先生三思。

2002年11月24日星期日于广州中山大学原载上海《文汇报》2003年6月1日第8版

第二辑　另眼看人物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容许和鼓励对各种理想的追求，一个对历史进程有所建树的人的眼光必然超越个人的目前利益。对一个社会的特征的认识必然有很多变化，值得珍视的是人们对更加美好社会的勇敢追求。

康有为思想转变的当代启示——答《深圳商报》记者夏和顺

今年3月19日是康有为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也是岭南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3月8日，本报文化广场记者寻访了康有为的出生地，以及他在广东求知治学的主要地点，之后我们来得当今岭南学术重镇中山大学，采访了袁伟时教授。袁教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他就戊戌维新的得失、康有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康有为个人品质与戊戌维新失败之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今年是康有为诞辰150周年，而那场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站在今天的立场，应该如何评价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呢？

袁伟时：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的领袖。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并非始于康有为，此前，魏源、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王韬等人已经拉开了启蒙运动的序幕。他们的思想并不亚于康有为，只不过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还停留在士大夫范围，没有造成广泛的群众影响。

记者：为什么康有为能把维新运动推向更广泛的群众层面？其契机又是什么？

袁伟时：其契机就是甲午战败。1894年爆发的那场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以中央帝国之尊竟然败给一个“蕞尔小国”，这就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中国所谓的同治中兴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而我们的所谓中兴却走向了没落？这个问题朝廷也在思考，关于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到这个时候，他们也有了较明确的思路。1895年，光绪帝更是在一道圣谕中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等人通过给皇帝上书请求变法、成立强学会、办《时务报》等方式，终于把启蒙维新运动推广到群众层面。

记者：康有为本是岭南一传统知识分子，他幼承家学，所受的都是传统文化的教育。他后来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帅。他的思想是何时开始转变？

袁伟时：我认为这个转变始于甲午战争以后，即1895年以后。这个时期，他的两篇上皇帝书，观点鲜明；他的《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是披着儒家外衣，鼓吹西学、鼓吹众生平等的传道者；特别是他的“万身公法”书籍包括三部书其中的《实理公法全书》，旗帜鲜明地反对三纲和其他宗法专制思想，提倡科学，要求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可以视为19世纪杰出的启蒙运动纲领。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将《实理公法全书》的写作时间提早到1886年，他这个人有将自己作品写作时间提前的偏好，我们一定要认真分析考证。我认为此书的写作时间不早于1897年，不迟于1902年，最有可能是在1897或1898年。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康有为思想根本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据梁启超介绍，1889年，康有为受廖平影响，才从古文经学转为今文经学，专治公羊之学。1880年，康有为第一次游香港，大开眼界，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进京会试，回归时途经上海，“大购西书”。但那个时候，他的著作中只能见到一些现代思想的萌芽。这一点还可以从《新学伪经考》中可见，这部书写于1891年，但其结论从学术史上经不起推敲，从政治上又容易引起分裂，做的工作很不扎实。所以说，甲午战争前的康有为，不是先进的思想家。

记者：那么康有为的思想又是怎样转变的呢？

袁伟时：前面说到，康有为游香港，经上海，买了不少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他正是受这些书籍的影响，才逐渐开始思想转变的。启蒙运动的先驱者魏源著有《海国图志》、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也给康有为以很大启发。还有，当时新兴的报刊也开始大量介绍西方思想，如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等等。特别是《万国公报》，主张“中国必须变法，但变法须不存畛域之见，由洋人为导师，走西方的道路”，给康有为以极大的启示。

记者：戊戌维新是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变法自强运动，这在当时顺应时代潮流，又顺应了民意，为什么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呢？

袁伟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当时的体制造成的，但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变法中抓不住关键，搞形式主义的一套，带来很多副作用。比如主张改服饰、剪辫子，最容易触动民族感情，引起朝廷反感。其次，康有为一介书生，实际政治经验严重不足，动辄斥责别人反对改革，在变法过程中树立对立面太多，这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再次，妄想利用袁世凯的力量搞政变，这很糟糕，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另外，他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主张迁都、打仗，都不利于变法的推进。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假传圣旨，引起了广泛争议。

康有为集纳当时西方先进思想，反复呼号，直至广为人知，这是康有为在学术思想上成功的一面。但是戊戌时期康有为还有另外一面，他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想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他自己则想成为这个国教的教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是这种活动的代表作，它们的学术成就不高，其价值主要是负面的。他在《保国会章程》中提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来说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记者：康有为思想转变及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有什么教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

袁伟时：戊戌维新运动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但其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值得我们不断追问。尤其康有为的思想转变以及他晚期的保守倾向，已经形成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教训。康有为思想中闪光的一面都是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的内容，而西方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经形成普世价值；相反，凡是他想创造自己体系的著作，作用都不太大，比如《新学伪经考》，甚至《大同书》，其价值并没有一般学者认为的那么高。时至今日还有人试图创造自己的所谓中国式的学术和思想体系，他们并没有吸取康有为及戊戌维新的教训，其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当年在广州的重要活动场所，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您是怎么评价万木草堂的呢？

袁伟时：万木草堂是康有为自创的学堂，也是一个半政治化的团体，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政府宽容的一面。其主要作用是为戊戌维新运动培养了人才，积聚了力量。但它的教育水平并不高，因为当时康有为本人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达到郑观应《盛世危言》和林乐知《万国公报》的境界。万木草堂的教育水平也比不上后来梁启超在长沙办的时务学堂。

记者：康有为也是近代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应该如何看待康有为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呢？

袁伟时：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写过几篇文章专门讨论，这里不想详述。简单地说，康有为出生在广东，而广东又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与外面世界有一定联系，地理因素的优势影响了康有为。除此之外，康有为的求知和政治活动的经历反而显出广东的落后。康有为接受西方思想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从上海买到的，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而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上海。

康梁都是广东人，但康梁的主要活动——启蒙和推动改革都不在广东，维新运动广东是落后地区。为什么得天时地利的广东却没能保持先进性呢？广东人应该反思这一问题，尤其在强调思想解放的今天，广东人更应该追问。

2008年3月8日

原载于《深圳商报》2008年3月21日

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听报告。今晚的讲题我准备了一份一万六千字的讲稿，但我不准备念了，简单一点，将一些基本观点介绍一下，再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提问。我想朋友之间平等地交换意见，这样可能更适合大家的要求。

讲到袁世凯，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我就讲一些比较关键的。五个问题。

一、“窃国大盗”袁世凯

现在为止很多历史书都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了。这个说法，我认为根本站不住。袁世凯能当上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并不是偶然的，他是清末最有才干的一个大臣。原来说是他出卖了戊戌变法，现在很清楚，戊戌变法的失败不是袁世凯出卖的，历史学家大部分都同意这条。他是清朝的大臣，谭嗣同要他抓直隶总督荣禄，是让人造反，这跟他支持戊戌变法是两回事。他去告密，假如承认他是清末的大臣，这就是正常的，不是罪恶。何况现在证明，戊戌失败并不是这个原因，戊戌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康有为太幼稚了，有些做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光绪也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二十来岁，跟你们年纪差不多，见识恐怕还没有你们高。所以这怪不得袁世凯。

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时期具体有什么建树，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时间也不够，反正清末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太后开始改革，袁世凯做出了很大成绩。当时国内外都认为，最有能力管理中国的就是袁世凯。当时直隶（河北）拥有六间高等学校，四千多间新式学堂，现在看来没什么，但那时在全国是最多的。甲午战争将旧式中国军队完全摧毁了，他重新建立了中国新军，练新军功劳很大。同时他将李鸿章时代创办的军事学校加以整顿，在保定办了一系列军事学校，辛亥革命后变成保定军官学校。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所学校总共培养了六千多人。一直到抗日战争，整个中国军队的领导主要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国民党各战区的军事长官，大部分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1944年各战区36位正副司令长当中，一半是保定毕业的，黄埔毕业的只有1个；95位集团军正副司令当中，38%毕业于保定，33%毕业于黄埔。保定军校在1927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就停办了，还有那么大的贡献，这是袁世凯打下的基础。经济发展，河北的经济在当时发展得不错，华新纺织公司、启新阳灰水泥厂等等有他的份，北京自来水厂是他搞的，詹天佑修的京张铁路是他搞的。清末的时候，原来中国的政权直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没有政府官员，社会要转型怎么办？向三权分立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转型，走在全国前面的是袁世凯做总督的直隶，其次是浙江。辛亥革命后大家认为，这个总统非他莫属。

孙中山做总统行不行？两个原因决定了不行。

第一，革命军方面没有钱，力量不够，支持不下去。现在有大量文献，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如《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孙文的迷误》是我写的，里面有详细的分析，也有很多史料。当时孙中山军队支持不下去，没有钱，就拼命跟日本人谈判，谈条件。

第二，孙中山没有行政能力。他当时的秘书长是胡汉民，胡汉民写自传讲过，孙中山经常做些批示，有时突然发现为什么我说的没有贯彻，就问胡汉民，你作为秘书长我的批示为什么不贯彻？胡汉民告诉他，哪条是错的，哪条是贯彻不下去没办法执行，把孙中山说得哑口无言。

广东有一句话：“有中错状元，没改错花名。”中状元有时是胡来的，皇帝喜欢哪个就是哪个；而花名（绰号）通常是很准确的，给别人起个绰号则要认真观察他或她的特征。广东人把孙中山叫作“孙大炮”，因为他讲话没准头，没经验。他长期搞革命，很多都是军事冒险，而他主要的责任一是宣传一是筹款，实际组织工作很多方面他没有做。所以他做总统不行。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报纸文章上肯定还会说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了，不是那么回事。“窃国大盗”这个说法出自陈伯达，不可信。袁世凯通过选举当临时大总统然后做正式大总统，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他不是窃国。

二、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建树

袁世凯失败是由于政治原因。那么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政治上有没有建树？现在看来是有的。

他最初接受大总统的职位后，还是想遵守约法，将国家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来运作。怎么讲呢？他制订了国会选举法，组织进行国会选举；需要交给国会讨论的决议，也中规中矩交给国会，遵守有关的制度。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将现代政治的制度推翻，搞独裁做皇帝。他想将国家变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做了一些工作。

一是推行军政分开。原来在大清帝国时代，总督是所谓“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管军事又管政治，全部权力都抓在手上。他推行权力分开，军事由督军管，另外各省设民政长，也就是省长，推行手法相当有力。国民党一些都督说他别有阴谋。他撤了三个都督，都是国民党人，就有人说他夺权，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要建设现代国家就要这么做。如江西都督李烈钧，江西商会和议会揭发李烈钧有严重问题，既贪腐又霸道，举了十多条罪状。李烈钧当时没怎么答复，到抗日战争期间他写回忆录也没有答复，按道理如果真的受了那么大冤屈应该要答复的，而且那时袁世凯老早不在人间了。他将李烈钧撤掉，军权交给欧阳武，也是国民党人。而在广东，他撤掉胡汉民，任命了陈炯明。陈炯明当时是国民党当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重要人物，国民党元老邹鲁写信给陈炯明，让他不要接受任命，胡汉民和陈炯明一起回信说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所以，说袁世凯有军事阴谋的说法站不住脚，其实他是要推行现代国家制度。另外他实行了文官考试。有些人为了说明科举制度好，发明了很多想当然的说法，而袁世凯将科举制度的优点在文官考试制度中继承下来了。这个考试当时所设的科目我认为很合理，国际知识、法学知识，还有财经知识，总共五个科目，只要加上一门电脑课，拿到现在考公务员，我觉得也很合适。

不但这样，袁世凯是最愿意使用海归人才的。他编练新军就大量使用从国外回来的军事人才。比如段祺瑞是19世纪80年代由李鸿章送到德国学习炮兵的，但1890年回国后李鸿章要他去教书，做军事学校教员，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直到袁世凯1896年小站练兵，才将段祺瑞找来，一方面管保定的军事学校，一方面训练炮兵，到后来他就成了新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袁世凯的很重要的军事将领。凡是留学归来的人才袁世凯都很重视，很会用人。他是想将中国搞好的，另外这个人很勤政，每天很早起来，从白天到黑夜都忙碌处理政务。政治上是有建树的。

三、袁世凯在经济上的建树

经济上，袁世凯是个坚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清末他在直隶抓建设时如此，就是在民国，他为经济发展所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正确的。

首先他把财政整顿好了。清末经过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太后开始改革，决心很大，整个中国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政府的税收增长很快。19世纪末，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年就有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期，财政收入达到将近三亿两。十年期间增加那么多，很不简单。但这个好势头被革命打断了，因为军费大量增加，各地增加了所谓“革命军”，其中很多是民军，民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民间所谓自卫团，另外一部分说得直接点是土匪，加起来就是革命军。当然还有新军是经过训练的体制内的军队。大量的民军打着革命的旗号进入政府系统。养兵要钱，遣散也要钱，军费增长几倍，政府财政无法负担，到了非常穷困的地步。财政被搞乱了，要恢复平衡很困难。袁世凯一方面保持了全国的统一，在1949年以前，全国统一的时间并不长，袁世凯时代是一个。另一方面，他着手整顿全国经济，用了几年工夫，到了1914—1915年，实现了财政平衡而且有所盈余，当年盈余二千多万两，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他制订了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减免税收，还为创立新公司实行保息制度，保证新公司首年可以得到政府股息补贴，五六年以后慢慢归还。建立严格的专利制度，而且纠正了原来的专利制度的误解。清末的专利制度就是垄断制度，并不鼓励技术创新。袁世凯将这些都加以改革，所以辛亥革命后整个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现在大家都说“一战”期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实不但“一战”期间是这样，“一战”前和“一战”结束后好几年，经济都是高速发展的，这里就有袁世凯的功劳，因为他在制度方面下了功夫。

经济上袁世凯很有成绩，而且很会用人，用了一些很能干的企业家，包括张謇、周自齐、周学熙这样一些人。所以经济上做了很大贡献。

但是，一些人指责袁世凯为了帝国主义利益甚至私人利益，出卖了国家权利，搞出了一个善后大借款。到现在我们很多历史书还在讲，袁世凯借了两千五百多万英镑的外债是出卖了国家主权，借款也没有经过国会讨论是违反了制度。

对于这点，必须首先搞清楚当时为什么借款。连孙中山、黄兴他们都承认，不借款的话政府根本无法维持下去。1912年，中国政府的支出是一个月九百多万两，而国库只剩九万两，这就是革命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外债。不借就完蛋了，国民党也不否认这点。所以借款是有必要的。那程序合不合法？当时财政总长后来拿出了记录，1912年12月，国会讨论的结果是通过借款条款。但史料上说，后来国会又发表声明，说不同意借款。其实原来就通过了，而且按国会通过的条件签订了合同，签了字以后又说要讨论。这是故意捣乱还是为了国家？出尔反尔。再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违法，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四、关于袁世凯“卖国”

这个说法很多。其实他在外交上也有相当大的建树。

第一，他解决了蒙古问题。原来大清帝国时代，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到辛亥革命后，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要求独立，搞出很大问题。可以说，袁世凯时代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1915年《中俄蒙协定》签订，一方面承认蒙古自治，另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做到这一步，至少维护了中国的主权。这应该算是一个成就。

第二，他最大的成就是21条的谈判。过去都说21条卖国，现在全部材料都公布出来了，袁世凯怎么批示，怎么签字，怎么改，都有影印件，一条一条非常清楚。当时日本提出的21条分成五个大的部分，称为“号”，“号”下面设多少条款。其中最厉害是第五号的七条：一、要求中国中央各部都请日本顾问，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由日本派驻顾问来控制；二、所有重要地方的警察由双方合办，实际等于控制警察权；还有一条，中国要用日本军械，最少一半以上，或者在中国办厂制造军械，用日本材料，请日本技术人员。也就是说，军事上也全面控制起来。这就是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日本原来在朝鲜就是这样做的，做到一定程度再宣布朝鲜和日本合并，完全变成殖民地，日本想让中国也走这一步。对此袁世凯批示，第五号的七条根本不用讨论，坚决不同意，没有商量，坚决抵制。其他凡牵涉到中国主权的也抵制。比如提到，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办病院、寺院、学校、工商企业和耕作等，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他批示：租可以，但土地不能卖。现在我们认为，外企买卖土地无所谓，只要在中国管理下就不用怕，商业行为而已。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袁世凯坚持不同意。凡是一牵涉到主权他就这样。另外他采用拖延战术。日本人要求天天会谈，他说太忙了，改为一周会谈一次，日本人不同意，最后妥协为一周会谈三次。而且尽量减少实质的谈判时间。他用的是拖的办法，因为他知道中国没有能力对抗日本，想将消息透露出去，请其他国家对日本施压力，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减少中国的损失。他真是这样做的。每次谈判前后，他都要亲自听取汇报。当时的外交次长曹汝霖说，每天早上七点到总统府，总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大家一起早餐，商量谈判怎么处理，每次谈判后必须立即到总统府汇报。另外还派顾维钧，一个外交家，当时袁世凯的外交秘书，到英国和美国的使馆通报谈判消息，让他们充分掌握情况，给日本施压。这样各方面共同努力。从1915年1月18日提出，经过三个多月谈判，一直到了5月7号，日本人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没有办法，经过最后的讨价还价，一直到5月9号离最后期限差一个小时，才签了字。所谓21条，实际上真正接受的不过10来条，而且经过谈判，有不少修改。在当时中国那么弱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步真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讲袁世凯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他的一个功劳而不是罪过。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换取日本支持，网上书上都这样讲，其实没有那回事。袁世凯的称帝是一个罪过。但他在21条谈判过程中，并没有以此做筹码来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现在看到的史料显示，日本人和其他列强的外交代表一开始就表示不同意袁世凯称帝，提醒他不要轻举妄动，改变局势会带来很大危险，造成不可控制的局面。袁世凯没有听。当中日本和英国都有私下表示支持的记录，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他曾到总统府当面跟袁世凯谈话，其实是表示支持，对袁世凯决定称帝起到很大作用，日本人也有过这类记录，但都是少量的，而且到最后，他们都明确表示反对，尤其是日本驻中国的公使讲得非常明确。所以从外交上来讲，这个人没问题，在称帝这件事上他没有采取卖国求荣的方式。

五、袁世凯真正的错误

袁世凯真正的错误或者说罪恶，就是称帝。从1915年开始筹备，到1915年12月10号举行登基典礼，宣布从1916年元旦开始改为洪宪元年。民国的总统来做这个事，违反了约法，是背叛民国，是罪恶。这样一来众叛亲离，不但孙中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领导人反对，而且北洋军内部的实力派也一个个表示反对。段祺瑞当时是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后来是代理国务卿，请病假，根本就不愿意上班；他另外一个重要的军事将领王士珍也说病了，不上班；冯国璋之前一再问他是不是称帝，他一直否认，最后成为事实，冯国障也反对。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反对。连他终生的朋友，文人徐世昌，是他没有发迹的时候就认识的，还曾支持徐到北京考试，也请假，跑到天津根本不理。

袁世凯一正式宣布登基，蔡锷他们马上起兵反抗，很快就完蛋了。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分崩离析。这是袁世凯的一个最大的罪恶。中国本来是个稳定的国家，他的称帝开始了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六、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从中我们要吸取什么启示？

前面所讲的那些，在网上也许能找到一些资料。当然有些讲法会不一样。最重要的，你们不要当成在听故事。

为什么中国当时会出现一个袁世凯？从这些史实来看，应该吸取什么教训？这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我想有这么几条。

第一，分析历史人物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过去我们对待一个历史人物，常常不是好就是坏，其实都是上当受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什么材料，但肯定很多和我今天讲的观点不同。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当时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一定要丑化袁世凯，妖魔化他，以此来反证自己的行动是对的，所以尽量将他的一切作为都批得一无是处。比如把撤掉国民党的三个都督说成是扑灭革命势力。各种材料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这里的逻辑是，假如北洋政府的人那么坏，国民党的造反就完全有理，完全正确。所以要制造一系列的资料。这是一个教训。对这种宣传，我们首先要抱有一个疑问的态度，是不是它的政治目的，是不是故意歪曲历史的？

第二，当时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没有培养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能够帮助中国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很坦率地讲，真正有眼光有水平能够团结各方力量把中国推进到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道路上的，没有。例如孙中山，是不是真的了不起？你们看过《十月围城》《走向共和》。《走向共和》开始拍的时候就找过我，他们告诉我最后有孙中山的一段演讲，很精彩，我听了就笑，都是假的。但是编剧这样写有他的用心，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简单，当时袁世凯走上这条道路，其实国民党要负很大责任，说得不好听就是逼良为娼。

不相信？我就分析一下。

（一）临时约法的制订就有问题，有点居心不良。

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实行总统制，行政权归总统。孙中山的思想中本来有“三权分立”学说，由参议会制约总统权力，但到制订约法的时候，有些革命党人不甘心，就想办法在《临时约法》规定，行政权名义上归大总统，但大总统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每一个决定都要有国务员副署。所谓“国务员”就是国务总理和国务院下面各部的部长，每个东西都要有副署。内政的有内务总长，军事的有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要是外交事务，外交总长不签名，总统的决定就没有法律效力。这就等于内阁制，由内阁总理掌握实权。那些革命党人根本没有管过国家，却处心积虑把权力夺到手上；而外交内政最有经验的袁世凯又受到束缚，什么事都干不成。怎么办？一开始就错了。

《临时约法》有两个大的致命弱点。

约法的第一个致命弱点是，它规定了中国人拥有很多自由，很多权利，但带了一个尾巴，“得依法限制之”。不要小看这条，它是很危险的。举个例，执政党掌握权力，只要它说这是国家利益，你就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例如说总统是不能批评的，国家内政也不能随便批评。假如《新闻出版条例》规定了什么情况下新闻出版必须受限制，你的自由权就可能化为乌有了。言论自由就是让老百姓讲话，天掉不下来，但如果弄了个尾巴就危险了，当权派可以为所欲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是，美国宪法是18世纪制订的，之后的《权利法案》也就是宪法修正案是1789年制订，1791年底开始实行，其中规定，国会和政府不能制订法令来限制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是绝对的。中国约法没有了美国那样对政府的约束，后来一百多年，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除北洋政府时代，言论自由很难兑现。

当时有个思想家叫章士钊，他鼓吹革命很厉害，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不干了。他说很多东西没搞清楚，就去了英国学法律。到辛亥革命前夕，他学成归来。《临时约法》一公布，他马上发表文章指出约法有个大漏洞，它是说了很多自由，但假如政府不给，怎么办？不但不给自由，还一下子把人抓起来，警察在我手上，监狱由我管理，军队由我管理，就抓你怎么样？你又跑不掉。他说，这些自由，要有保障就要建立一个制度，人身保护令。他称为“出庭状”。当事人、被逮捕的人或者他的亲友，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保护被逮捕人的自由，法院应该立即出具人身保护令，要求逮捕机关将人交给法院，然后法院依法处理这个事，审查这个逮捕是否合法，起诉有没有道理，是否成立。公民的自由要得到保证，一定要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后来，从1913年制订的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的曹辊宪法，到1949年以前也就是1947年的宪法，都接受了章士钊的意见，有了“人身保护令”这条，可是没有真正实行。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宪法，但蒋介石说共产党作乱，我们要戡乱救国，先剿灭“共匪”，自由就先不讲了。这就完了，从制订约法开始，国民党就搞了小动作。

《临时约法》还有个致命弱点，凡是有现代政治常识的都知道，行政权和司法权，跟国会的立法权，三权是应该互相制约的。要是国会跟行政有冲突，总统就有权解散国会，再向国家主人申诉。通过合法选举的途径、法治的途径，重新投票，重新选举，或者由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机关解决这个要求是否合法，那矛盾就解决了。但是约法没有这个规定。它对国会、参议会权力做了充分肯定，但袁世凯就没有权力可以解散国会，这就不能互相制约。这是逼良为娼的第一条。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参议会和国会确实做了很多坏事，国会议员很腐败，袁世凯想做的它都去捣乱。次次冲突的情况下，在清末时袁世凯还感觉自己很有作为，一到民国，有了“三权分立”反而觉得无法作为了，他就想方设法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是不是逼良为娼呢？

（二）在修订宪法草案的过程当中，袁世凯要求派代表申诉他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当时的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是由国会议员组成的，制宪会议是国会两院组成的。他们说得很冠冕堂皇，说约法当中没有总统有权向制宪会提出意见这条，你的要求没有依据；另外，宪法制订委员会明确规定，除了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旁听权也规定了哪些人可以参加，没有总统代表这一条。不给袁世凯发言的机会。制订宪法从理论上来讲很好，但实际上要使袁世凯动弹不得，权力大大受到限制。这就逼得一个能干的政治家想办法伸张自己的权力，于是就有了冲突。

（三）宋教仁案，大家都说这是袁世凯做的一个大坏事。当时宋教仁到处讲实行宪政，内阁制，他是准备当总理的。袁世凯当然不会愿意。从现有史料来看，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还有内政部秘书洪述祖，都参与了这个事件，他们跟会党头目应夔丞的来往信件和电报，都被公布了，里面讲到如何“毁宋”。成功了，梁山匪首被剿灭，我军无一损失，等等，说得很清楚。既然赵秉钧跟事件有关系，就会牵涉到袁世凯。

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上海虹口公园宋教仁的石像背后有个碑文，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他是当年宋教仁案的现场人物之一，开枪时他不在宋教仁身边，一听到枪声马上出来，指挥找到汽车，将宋教仁送进医院，后来一直陪着宋教仁。宋知道自己不行了，口述遗嘱，他是记录人。于右任在碑文中说，这件事讲真话还是讲假话？“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那就留给后人，看后人的良知如何了，期待后世出现良史，将事情的真相还原。这很奇怪，当大家都说这件事是袁世凯所为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元老恰恰在1914年留下这段文字，什么意思呢？现在有人解释，跟当时国民党的另一元老陈英士有关。陈英士又叫陈其美，是蒋介石恩师，蒋介石的发达完全是他一手提携的。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有江湖大佬的作风，凡妨碍自己利益就用不法手段处理。最有名的是对陶成章，陶成章跟他都是同盟会元老，大家都认为陶应该出任浙江都督，跟陈其美就有了矛盾。于是陈派蒋介石干掉他，蒋那时还是个小萝卜头，到医院开枪打死陶成章后，就逃到日本去了。网上的文章分析，宋教仁当时正在国民党内部清理会党势力，他认为这些人留在国民党内不合适，会影响党的形象，所以陈其美不能容忍，要下手暗杀。这是一个根据。另一个根据，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1920年出了一本回忆录，里面提到一件事，袁世凯完蛋后，袁克文沦落到上海，他本身是个花天酒地的人，跟会党来往很密切。有人告诉他，宋教仁在上海期间，陈英士请他吃过饭，而且提出，将来的内阁应该是国民党的人。宋说不行，为了国家考虑，最好不要从党派利益出发。他们认为宋教仁将来执掌权力后必不重用国民党人。陈英士更认为，这人应该除掉，否则对国民党不利。当时孙中山没有在党内掌握实际权力，因为他说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建铁路，十年内要建20万里的铁路。孙大炮就是喜欢放空炮，一直到21世纪了，我们的铁路还不到20万里。当时大家选孙中山当理事长，他不干，让宋教仁做代理理事长。陈英士如果派人暗杀宋教仁，被派的最好是陈英士的死党和亲戚，恰恰就是刚才讲的应夔丞。所以，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当然这是分析，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我的判断是，两方面利益交叉了，一方是袁世凯，一方是陈英士，都想要除掉宋教仁，他们两方的利益在应夔丞身上交叉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在现代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肮脏的事，很多曲折的事。问题是怎么对待。国民党出错了一步棋。当时宋教仁案发生的时候，司法系统是很硬的。民国初年的司法有很大的特点，第一清廉不贪污，第二很专业不徇私，收买不了。当时上海地方检察院已经发出命令，要求国务总理赵秉钧到上海协助调查，要他把事情说清楚，整个矛盾就集中到了司法系统去了。而全国人民特别是工商界、知识界，都认为社会安定是很重要的，不能乱。但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要搞“二次革命”，起兵打倒袁世凯，而以黄兴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妥，因为力量对比悬殊，包括地方都督都说打不过袁世凯。应该通过法律解决，不能通过武力。但是孙中山一意孤行。在南京附近有个第八师，孙中山派人去收买一部分军官，对他们说，假如师长不听话，不起义，就干掉他。一定要起兵搞二次革命。迫使黄兴明知道不能打，还是到南京组织起义，其他地方也响应，结果不到两个月全军覆灭，还给了袁世凯借口，说国民党是叛乱组织，不能存在。凡是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都被收缴了当选证书，国会因此不够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当时《宪法》草拟好了，没法通过。袁世凯进一步趁机说，不行，这个国会没用，还处处跟我捣乱，于是解散国会，各省的议会也解散，这样下来行政权力不再受到任何牵制。那时他一方面外交上抵制、修改了21条，另一方面国内他进一步将权力完全集中在手上，独裁一步步推进，再加上其他人附和，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终于干出了称帝的罪恶勾当。

所以，这不是袁世凯一个人的责任。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的重要性在于，一个好人，在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情况下，会变坏的，会做出很多坏事。假如有个良好的制度，即使有缺点的人，也会在制度下慢慢走上一条不能不走的循规蹈矩的实行民主自由的道路。当时一是制度设计有问题。国民党本身是一群很不成熟的政治家，还有一批有理想但没有实际经验的年轻人。孙中山最初的想法是，不但现在的总统应该袁世凯做，第二任也应该是他，十年内让他连续当下去，我就去修十年铁路，大家合作，中国就会发展起来。实事求是地说，行政权由袁世凯掌握，国民党来监督，按照这个制度设计，袁世凯会接受的。但是下面的人不听，宋教仁被暗杀时32岁，其他议员大部分二三十岁，这些人掌握国家命运，按照理想来干，根本就不曾实事求是地管理国家，只想将袁世凯的权力夺过来。这样的情况下，迫使袁世凯一步步往专制方向发展。

这就教会我们几条教训：

第一条，不要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解读历史。

第二条，制度设计要合理，政治上要实事求是。民主制度是逐步发展，逐步生长起来的，不能光凭着理想来。

第三条，跟整个中国文化有关系。中国文化本来没有民主自由的传统，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也没有法治的传统。英国在11世纪司法就独立了，12世纪就有《自由大宪章》，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所以在中国发展一个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是要逐步进行的。很多事不能光凭简单的意愿去处理，要逐步培育一个土壤，让法治、自由、民主在中国生根、生长。最重要的，是将世界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输入中国。

有些人说，中国五千年文明，为什么要学洋鬼子那套？民族主义是很厉害的。所以辛亥革命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我的一篇文章，叫《辛亥革命的失败与启蒙》，里面有些史料。在全世界的革命当中，辛亥革命是很特别的，所有革命都产生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献，美国有《独立宣言》，制订了美国的宪法；法国有《人权宣言》，影远很深远；英国革命也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文献。我们的辛亥革命，对不起，没有什么值得一提。最初五天发的文告都讲要统一，国家要统一，民族要统一，各方面统一，这方面说得很到位，但还有一条是汉族复兴，无聊到要去拜祭朱元璋，告诉他你的理想我们已经实现了，终于将满族赶走了。同盟会的四条，其中有一条是“驱逐鞑虏”，就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整个中国革命就这样。辛亥革命到了第五天，要向外国使馆发个文告，宣布国家宗旨，到那时才开始提民主自由的理念。这是整个文化的问题。

现在促进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还是现代文明，但很多人在主张读《论语》，读孔子。我也赞成读，特别在大学中作为选修课，很好，有兴趣就读，但不要从小学开始读经。那不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一条道路。中国最缺乏的是现代公民。钱学森所说，我们的大学还不如国民党办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温家宝总理说过，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都学会“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十三个字就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离开了这条道路，中国现代化必定艰难曲折。这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提问】

问题1：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是国家力量相对下降、公民力量的兴起？我认为欲先建和谐社会，必先建公民之社会。

答：你问的是一个常识问题。一个现代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政府是我们公民授权管理国家的机构，是一个分工负责执行国家权力的系统，而不是只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这是现代国家的常识问题。政府应该依据宪法行事，宪法的核心在于公民自由和保障。第二个核心内容是，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立法权力这三大权力如何行使？邓小平不是说坚决不同意三权分立吗？那是他在那个时期的个人观点。但无论怎样，客观上存在着三个权力，应该互相制约，这点谁都不能否认。这又是宪法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掉这两个中心内容，公民如何授权组织政府，政府如何运作，也是宪法的重要内容。

宪法要得到执行，社会要能够变成现代社会，怎么做？公民要行使自己的权利，除了通过选举政府授权管理国家以外，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应该受到监督，这个也就是我们这届政府一再声明的要“建立一个服务型的公开的透明的政府”，各级政府要欢迎公民的批评监督。假如我没有记错，从胡到温都一再声明，公民有五种权利，包括对政治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所以，公民除了授权以外还要监督与批评。

但公民以单个的人存在力量是有限的。政治除了每个人要参与以外，还有必要找到适当的方式。一方面公民的私人生活领域要抵抗外来权力的侵入，政府不能随便侵犯公民生活领域，不但是政府，其他的公权力如宗教组织，其他民间组织，也不能随便侵犯公民的私人生活领域。除此以外，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就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才能充分表达它的意愿，包括NGO，等，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但体现在这些组织上，而且每个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发表意见，我想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活动形式。比如网络上很多人发表意见、写博客，都是表达权的实现形式之一。所以我认为，公民社会也就是除政府以外的另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它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形式体现，但也不一定完全是组织，还可以通过公民个人的行动体现。

是不是现在减少国家权力就是让公民权利增长呢？更准确的表达是，大家都要遵守自己的边际，不要随意侵犯权利，也就是严复讲的群体权界：个人，权力，两者要有一定界线，这个界线必须适当。我想，凡是现代国家都不是跟公民对立的，宪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保障公民权利，它不是一个对立的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在民主、法治轨道上合作的问题。

问题2：感谢袁教授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声音。刚才提到作为新公民的前提是独立思考和自主表达，人是否一生下来就具有这种本领，还是要通过教育才能达到这样的能力？我们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另外您刚才说到边界问题，我想这种边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最终通过法律来界定，请问现在的法律框架对这种边界的界定是否适当，在这个框架下能否平稳地达到民主、法治的改革？

答：第一个问题，在没成年的时候，每个人行使公民权利都是受到监护的。即使是小孩，也不能随便侵犯他的权利。公民权利是人人生下来就已具备。我很欣赏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它都说到这一点，人生下来，造物主便赐予他同样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拥有的权利，就是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的人权宣言还加上了财产权。我想生命权利、财产权利以及自由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但如何实现？人类都是从野蛮的动物状态慢慢发展过来的。为了继承人类文明的成果，必然需要教育。但教育往往被统治者当做灌输理念的工具。怎样得到正确的教育？正如温家宝总理说的十三个字，现代教育必须通过那种途径才能达到。这十三个字其实不是温总理发明的，是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申明的，是现代大学的一些基本观念，而完整的观念又是德国人总结出来的。现代文明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我认为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权利当然要通过教育，但能不能得到正确的教育？很难说。所以你必须自己学习，自己寻找知识，了解现代社会的运作。假如老师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就只能靠自己努力寻找了。

另一方面，你讲到现在的法律。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有良法与恶法，不可避免的，任何国家都会这样。怎么办？需要自由讨论。一方面不要随便触犯现在的法律，社会的进化最好是在现有秩序下逐步改良，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拿起刀枪干革命，将原有的社会秩序推翻，那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就中国来讲，每一次革命，最少让民主自由的到来推迟三四十年。所以，你们这代人应该明确一个信念，你们没有革命的任务了，你们有改革的任务。要帮助政府完善他的治理，应该帮助完善法律，要讨论，发表意见，行使公民的权利。现在网上批评和建议的文章多得很，我们就应该做这个工作。我有几篇文章就谈到这个，最好的方式是“小骂大帮忙”，“小骂”是不断批评，“帮忙”则是帮中国人民逐步得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政府。最好的办法是批评监督现有的政府。

问题3：您刚才讲袁世凯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都很有建树，他当总统是众望所归，最后成为一国之皇帝，历史冤枉他了。那么，民主共和的思想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哪种才是大势所趋，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答：你刚才可能听得不留心，我讲的实至名归，是说他当选第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当时由他来掌握行政权力那是实至名归的，孙中山都讲，这个政权应该由他——袁世凯来领导。但建立帝制是绝对错误的，是罪恶。我们只能将它列举出来，哪些是建树哪些是罪恶。

问题4：你讲过公民民主的问题。从清政府倒台以后，中国尝试了很多种共和的道路都失败了，一般人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的民主程度不及欧美国家。就出现了一种论调说中国人天生有奴性，民主没有办法建立，只有一种类似的极权的专制制度才能好好地发展生产力。也有人说是中国民主程度的发展远没有欧美国家那样悠久的传统，我们没有《独立宣言》，没有《人权宣言》。不知道中国以后真的会与民主无缘，还是会像欧美国家一样？

第二个问题，刚才您讲到袁世凯称帝，一方面是外部英美法日的压力，一方面是不怀好意的政客怂恿，当然也有袁世凯本人的野心。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知道当时共和不适合中国，帝制也不行。可是当时袁世凯在那种环境当中，按照新的观点他并不是窃国贼，是个有识之士、爱国能臣，是不是他身在其中，看到别的国家有的通过民主，有的通过共和，都可以富强，是不是他也有一种想法，认为用一种强有力的集权制度比如重回帝制可以让中国发展起来？

答：中国人天生不能有自由民主，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民都会要求拥有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必然会走上这条路。但你刚才讲的，因为中国本身没有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传统，要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传统在中国牢固地树立起来，特别艰难，这有道理。所以我们要特别爱护这来之不易的萌芽，认真地培植，让它慢慢生长，而且一直走下去，稳定下来，必然会走上这条路，必然会生长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稳定，不要乱，通过逐步改革达到这个目标。举个例子，在我生活的广州，五年前发生过一件事，番禺有个村的村民怀疑村干部贪污了卖土地的钱，要求重新选举村干部。外国记者就要来采访，有些知识分子参与，于是就被定性颜色革命，想推翻政府，弄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2009年也发生了一件事，番禺地区规划了一个垃圾发电厂，居民不答应，有上千人到市政府上访，结果市政府答应重新考虑，让整个番禺市民重新讨论，停止了这个计划。公民表达的意见政府采纳了，说明公民权利、自由权利在生长。我们就要走这条道路。至于你讲到袁世凯那些，我觉得答不答复问题不大，最重要的是着眼于现有的制度，逐步促使中国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生长。

我就讲这些，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2010年5月7日在南昌华东交通大学）

袁世凯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答彭晓芸问

维修袁世凯旧居完全正确

彭晓芸：近日，河南项城政府宣称，要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也有的人对“该不该修复袁氏旧居”存在不同看法。在您看来，该不该维修、保护袁世凯故居？

袁伟时：维修、保存袁世凯的旧居这没有什么不好。两方面来看都应该做：一是它本身是建筑艺术，是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另外，这个人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从这两个意义上，讲保留、维修他的故居没有什么不好。这不是没有办过的事，到处都有。合肥就修了李鸿章旧居；清末的恭王府也要大修。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历史人物很复杂，并非非黑即白。

彭晓芸：据报道，当地为这项工程做出这样的“动员”：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副科级200元，正科级500元，副处级1000元。此举在当地引发争议。公众对项城政府“强制捐款”此举多持批评态度，您如何看待以这种方式集资修建袁世凯故居的做法？

袁伟时：用强迫摊派的方法筹集资金做任何工作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条是很荒唐的，但能够曝光就表明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不合理的政府行为受到舆论监督和谴责。如果暂时没有钱，可以慢慢修，申请上级拨款修，在全国募捐也可以，有些基金会或者企业可能会愿意支持。但是，绝对不能滥用政府权力强迫别人出钱。

彭晓芸：当地政府对媒体辩称这只是“动员”，没有“强制”，但按照机关的“潜规则”，“动员”下来就是指令，实际上就得执行了，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东西？

袁伟时：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政府权力很大，党委或政府发个通知，不管是否合法，下面都非办不可。

彭晓芸：另外，据报道，项城市的有关领导提出号召：“动员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抢抓机遇，共同支持和参与袁宅的开发建设，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使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据当地媒体调查采访，市民对参观袁世凯旧居似乎兴趣不大，您怎么看待当地政府的这种从旅游开发及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的策略和市民兴趣之间的矛盾？

袁伟时：如果温饱没有解决哪有心情旅游？生活水平提高了，他的观念会变，将来旅游行业会越来越兴旺。另外，就是舆论的影响。如果片面地把这个人说成是罪恶滔天的大坏蛋，愿意去看的人恐怕也不多。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学术研究成果慢慢普及，这些会慢慢改变的。

中国经济发展是很快的，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是由政府推动的。这种政府推动利弊都很大。这其实是中国一大堆问题包括经济上很多问题的根源。比如银行很多坏账就跟这个有关。一元化领导，包括银行在内，各行各业都归当地党委和政府管，书记、市长说一声，不得不贷款，一贷款可能就变成坏账，成为大包袱。前一段咸阳市市委书记到处推广洗脚，说我们市里名牌就是“洗脚”，这是很无聊的举措。一个现代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们不少官员不是想办法保障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比如治安要好，比如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要好，更重要的是执法要公正，官员要清廉，保证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很公正的法治环境，让各种各样的经济实体能够大显身手。建设好这些，资金、人才自然会涌入，但目前好些地方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

彭晓芸：修建袁世凯故居，应该有助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但当地政府的做法可能不完全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模式也是相对比较脸谱化的，一贯以来的教科书都将历史人物分成了“好的”和“坏的”，那么，对袁世凯，您总体上的评价是什么样子的？

袁伟时：在有些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多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我认为袁世凯主要做了六件事：

甲午战争以前作为清政府在朝鲜的代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改革，也维护了宗主国和朝鲜的正常关系，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办军事教育，对中国的军事建设有很大的贡献。甲午战争标志中国旧的军队体系全面崩溃，清政府接着筹划练新军，其中最有贡献的就算袁世凯。1906年创办的保定军官学堂，在中国的军事教育史上，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期间。多年来我们的报刊争相宣传黄埔军校，一方面黄埔军校确实有他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有些地方言过其实，特别是抹杀了中国军事教育中其他军事学校的作用。保定军官学堂在清末民初的军官教育中贡献是最大的，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蒋光鼐、傅作义、张治中、叶挺、陈诚等一大批抗日名将都是它的学生。据有些学者统计，1944年，各战区36位正副司令长官中，有一半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只有一个；95位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中，38%毕业于保定军校，33%毕业于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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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是支持戊戌变法，又促成戊戌政变。1897年他两次上书提出改革建议都是很有建设性的。他赞同康梁的改革主张，但在改革步骤方面，比康梁理性、扎实。一开始他就提出来所有旧的官员要妥善安排，要给予荣誉职务，而实质的改革要依靠真正有才能的、思想开明的人做，这比康梁稳妥。学术界对如何评价他在政变前夕的告密行为有争议，不妨从另一角度看：他仅是支持改革的将领，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旨在夺权的大阴谋家；康有为要他派兵围困颐和园逮捕慈禧，是极其荒唐的政变阴谋，这个阴谋和其他极端举措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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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报这个阴谋，不必苛责。

第四件事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他参加“东南互保”，镇压义和团。东南互保使山东以南半壁江山免遭外来侵略者和暴民荼毒。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的福祉有好处。

第五件事，他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

清政府最后10年是非常辉煌的10年，是20世纪中国很重要的历史阶段，对中国转型贡献很大。它的三大改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1）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2）从改革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着手，然后过渡到采用西方的大陆法系，推动中国司法的现代化，这也是了不起的变革；（3）在预备立宪过程中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或政治体制的变革，推动旧的国家机关转变成新的国家机关；着力推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各级地方自治；各省建立咨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是现代议会的雏形。与此同时，注重发展现代经济，推动了私营经济大发展。

袁世凯是直隶总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不但与张之洞联手，促请清政府当机立断，废除了科举，而且他领导下的直隶的教育发展是走在全国前面的。1902年直隶已经有6间大学和高等学堂。这在全国很少见，广东高等教育就比它落后，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比他们落后。1902年，废除科举之前三年，直隶已有4千多个小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外，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官制方面，他也走在前面。义和团事件之后，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了，交还时规定中国不得在这里驻军，袁世凯就编练了3000警察，你不准我驻军我总可以有警察吧？警察进去，一下子将这个地方管住了，中国的警察制度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端的。更为重要的是勇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中国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县议事会是1907年8月18日成立的天津县议事会；县董事会则是它的行政机关。相应地他率先在直隶建立新式的司法机关，强调“司法独立，万国通例”，中国也要走这条路。与此同时，他裁撤靠需索百姓为生的众多门丁、差役，改用有固定薪金的精干的书吏、衙役；裁撤官员的陋规，同时改善他们的待遇，如此等等，努力建设一个新式的政府机关。

在经济建设方面，脍炙人口的修建京张铁路的故事，袁世凯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从利用铁路余利修路，到全部依靠中国人自己修建，决策者都是袁世凯。他为抵制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而开办滦州煤矿，为解决北京饮用水的水质问题而倡办自来水公司，如此等等，为数不少，有益国计民生。

第六件工作，是当民国总统。

他当上总统以后，还是有不少建树。

首先是稳定了全国局势，五年没有出现大的动乱。在一次天崩地裂的革命后和列强虎视眈眈、频频挑衅的状况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扭转了辛亥革命后财政混乱的局面。革命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财政体系崩溃，赤字高达3亿多元，中央财政库存剩下9万多元。袁世凯起用周学熙等理财，1915年实现了财政平衡，堪称奇迹。

此外，着手统一币制；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立法、修法，减免一些不恰当的税收；如此等等，延续了清末新政，为民国初年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行政体制方面，他顶住国民党很多人的反对，推行军政分开，认为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坚持军队和民政机构要分开，分别设置民政长和督军。这些都做得不错。

此外，他非常勤政，重用留洋归来的青年才俊，口碑甚好。

彭晓芸：对于袁世凯的外交策略，似乎评价很不一样，有的说他签订二十一条是“卖国贼”，而曾经做过袁世凯英文秘书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则对他评价颇高，他在书中写道：“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颇有外交手腕的领导人。”您同意这种看法吗？他为什么给袁世凯如此高的评价？

袁伟时：首先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他还是力图维护国家主权的。顾维钧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问题在“二十一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大体有个共识：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卖国贼，他有妥协、让步，但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力图减少损失。日本提出来的“二十一条”里面分5大项，第5项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在一些地方的警察“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另外“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需在日本采办，或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实际是要求完全控制中国。对这些袁世凯坚决拒绝谈判。当时他问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是打的话陆军能支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支持48小时。48小时以后怎么办？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损失，包括让世界各个政府给日本施加压力。

当时欧战正酣，各国无力帮助中国。袁世凯指示外交总长陆徴祥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宗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到六点，其中礼节性的东西又占了很多时间。这样会谈从一月拖到五月，迫于日本的最后通牒，袁政府在修改后的文本上签了字。有损失，但是也减少了很多损失。

彭晓芸：您的意思是，袁世凯是在压力之下，衡量了力量对比之后有坚持、有退让，尽量减少损失的一种外交策略，最终无奈签订了“二十一条”。这种做法究竟该怎么评价？算不算“卖国贼”？

袁伟时：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忽视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情境。当时有的国民党领袖冀图趁机争取日本援助，主动答应出让很多利权；但日本当局认为他没有实力，不屑与他合作。国民党内部以黄兴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提出：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不要再挑起事端。同时日本人要求保密，不要泄露出来，但是袁世凯想尽办法把这些事情传出去，让美国和其他列强知道内情，让他们对日本施加压力，也鼓动舆论批判日本，在复杂情况下减少了损失。对其中损害主权很厉害的条款则坚决抵制，绝不谈判。相比之下，袁世凯的骨头似乎不是特别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不能说他是卖国求荣。

专制制度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彭晓芸：那么，您认为袁世凯对历史造成的罪恶，主要是什么？您认为造成他的这些罪恶的历史原因和他的个人原因分别是什么？

袁伟时：民国以后，袁世凯确实有罪过，一个是暗杀宋教仁，一个是复辟帝制，这两条是袁世凯真正的罪恶。

为什么会暗杀宋教仁？袁世凯不过是专制体制下有改革思想的大臣，辛亥革命后他宣誓接受民主共和制度，实际上思想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不是什么中国的华盛顿。当他感到宋教仁咄咄逼人，冀图当国务总理，从他手中夺取实权的时候，他不愿意让出手中的大权，就采用暗杀手段铲除这个威胁。

袁世凯本来就是专制体系下的一个人，你用恰当的方式推动他，用恰当的制度牵制他，他有可能变成民主共和制下面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要是弄得不好他会退出去。袁世凯在十字路口上。不幸，国民党有些重大问题处理不恰当，把他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蓄意从他手中夺权对不对？二是暗杀罪行发生后，应该怎样处理？

《临时约法》本来规定实行总统制，当不能不让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突然改为总统的各项命令，必须有国务总理或有关部的总长副署，否则无效。权力收归内阁和国会了，但是，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个总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应有的权力，矛盾尖锐时无法诉诸国民通过选票去裁决。这个约法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制度设计没有顾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其指责个人，不如记住制度缺陷带来的惨痛教训。

再说宋教仁案。当时凶手抓到了，凶手与袁世凯的心腹、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来往电报也缴获并公布了，上海地方检察院显示了司法独立的气概，发出传票，传讯赵秉钧。完全有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如果走这条路，中国有可能走上法治的康庄大道。可是孙中山不顾党内多数人的反对，不考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硬要搞“二次革命”。他不相信选票和司法系统，他相信枪杆子，结果不到两个月，全军覆没，丧失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好时机。

至于称帝，更是背叛共和的行为。与袁世凯共事多年、深知其人的徐世昌说：袁世凯一生谨慎，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怎么会走上这一步。背叛民主共和制度，确实是犯罪行为。

彭晓芸：所以在评价袁世凯的时候觉得他有一种矛盾，一方面他维新，最后居然变成一个皇帝迷，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导致帝制的幽灵在中国徘徊不去？

袁伟时：当然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没有法治的传统和民主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家长制的；政权是家或家族形式扩大化，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体系。在这样文化熏陶下面的人，他的思维、习惯都是集中的，专制的，大权在握，建构的必然是大权独揽的体制。所以很容易出现大小不同的专制统治者。

彭晓芸：从袁世凯个人经历来说，有一些资料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比较游手好闲的，后来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做出成绩，他后来有所作为是从什么资源发展出来的，他这种思想是不是不够牢固？

袁伟时：袁世凯原来连秀才都没考上，靠父辈的关系投奔驻在山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但是这个人进入吴长庆幕下之后，他就勤奋了，而且很有危机处理能力和应对能力。1882年7月，朝鲜兵变。8月，吴长庆率军进入朝鲜；所部军纪松弛，奸污妇女，抢掠财物；袁世凯砍掉7个违纪者的脑袋；剿灭乱党，亦极其果敢。吴长庆赞扬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一下子就赏识他提拔他了，他很年轻便在朝鲜发达起来了。他是为个人前途奋斗，新思想是后来慢慢学来的，既不系统，也不巩固。

神化和鬼化都歪曲了历史

彭晓芸：最近广东的学者骆宝善在媒体对袁世凯做出新的评价，有人就提问说：“可不可以说孙中山是革命者，而袁世凯是渐进改革者？”骆的回答是：“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实际工作都是袁世凯做的，他做的实际工作远比孙多”。有人问为何拿破仑称帝法国人能接受，而袁举国皆讨之，骆答：“国情不同，其实民初袁有两个称呼，一为中国的拿破仑，一为中国的华盛顿。”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袁伟时：他的建树比孙中山多，那是肯定的。孙中山后来鼓吹国民革命，收获的是蒋介石独裁专制。孙中山声名在外，但是实际建树不多。国民党执政之后不遗余力造神，把孙中山偶像化。一个神化，一个鬼化，那样就歪曲了历史。孙中山民主、法治精神不够，不是华盛顿。袁世凯雄才大略不足，也不是拿破仑。不同文化，结出不同的果。

法国之所以会产生拿破仑，是因为大革命以后混乱了10年。从1789年革命爆发年到1799年拿破仑上台，10年动乱，杀了很多人，革命者之间互相残杀；再加上对外战争，生活很动荡，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拿破仑代表一种安定力量出现了，所以老百姓接受他。这个时候他当执政府执政，后来当了10年皇帝，很有建树，对外战争建了一个很大的帝国。但是他也站不牢，整个法国也安定不下来。法国革命之后70多年才安定下来，民主制度建立后才慢慢安定下来。在现代一个专制制度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实施民主，尊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让制度与公民的权利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彭晓芸：那么，袁世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留下的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有什么经验教训？

袁伟时：袁世凯有所作为的地方可以留给我们参考与借鉴。比如改革首先要重视人的观念变革，特别重视开官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又如改革要从社会基层和社会各个方面去培育，他推行地方民主自治，建立新的独立的司法体制，都是有成绩的；另外他重视培育人才，办任何事情相应建立有关学校；重视开放，延揽海归，勇于学习外国的东西。

从整个历史发展的高度看，袁世凯这样的人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中国专制体制、专制文化要转变到现代社会，要让现代文化在中国牢固地扎根的话，有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袁世凯是新旧过渡、两种文化、两种体制过渡里面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新的思想让他有所作为，建树来自现代文化；但是传统毁灭了他，最后前功尽弃。

俄罗斯不是给赫鲁晓夫立了一个纪念碑吗？艺术家给他建了一个黑白纪念碑，一边黑一边白，赫鲁晓夫确实是这样的。假如给袁世凯立一个纪念碑的话，我想他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物，传统和现代同时体现在他身上。

2006年12月13日星期三

多维视角下的大元帅府和中山舰

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应该用多维的视角，从多方面去观察这个繁复的世界。

用士敏土厂（水泥厂）厂房改建的大元帅府有过两度辉煌：

1917年7月，孙中山抵达广州进行“护法”战争，同年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选定这里为大元帅府。1918年2月军政府改组，选举七个总裁代替大元帅，孙中山虽是总裁之一，抱负难以施展，只好黯然离去。当时广东的实权掌握在桂系军阀手中，军政府没有多大作为。

大元帅府二度辉煌是1923年把陈炯明逐出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1925年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直至1927年迁往南京为止。一方面它可说是革命圣地，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统治的各项专制统治的政策（例如取消新闻自由、党化教育、党化司法等等）都是首先从这里制定并在广州施行的。

中山舰（永丰舰）是因1922年6月16日事变而扬名后世的。

陈炯明是护法战争期间（1917—1921）孙中山事业的主要支柱之一。1920年10月陈炯明领导的粤军从福建南部回师广东，攻克广州；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12日，粤军兵变，炮轰在今越秀山的总统府。这就是通常说的“陈炯明叛变”。不过，如果换个角度去观察，这次事变实质是孙中山武力统一全国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全国的两条路线之争。他们的分歧还有：要不要选举总统，成立所谓“正式政府”；孙文要扩军，要发2000万纸币，陈炯明坚决反对。当时全国和广东的舆论倒是支持陈炯明的居多。蔡元培等是反对武力统一的。胡适甚至说粤军的举动是“广东的革命”，痛斥所谓“叛逆”的说法坚持的是“旧道德的死尸”。广东省议会也通过决议公推陈炯明出任临时省长，敦劝孙文下野。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让世界的眼光再度聚集在这艘小小的军舰上。这件事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是蒋介石夺取权力的一个计谋。有些细节可能成为千古之谜。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假如蒋介石夺权失败，国民党当权的还是汪精卫、胡汉民他们，执行的政策会更好一些，从而使中国的发展更顺利，还是两者没有多大的区别？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领导人有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政治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2006年5月10日星期三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5月13日　D08版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

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

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来说绝非小事。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肆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借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5月5日宣布自任凇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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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19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颜惠庆、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政府。

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为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事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丘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而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分要求后，美国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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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塔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哪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宪政之路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河南灾民的惨状。第二天王芸生奋笔写就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尖锐指出：“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量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尚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当天，《大公报》就接到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是委员长）的命令：停刊整顿三天。

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一是蒋介石刚愎自用，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加上他的政府腐败透顶，赈灾款半年到不了灾民手中，还要照样征粮！

二是一贯蔑视言论自由。就在河南大灾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邀请王芸生访美，一切手续已办好。但在启程前的两三天，国民党中宣部长潘公展打电话给他说：“委员长（蒋介石）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此行于是泡汤。背后的原因是这个中宣部长打小报告，托陈立夫上签呈，说王芸生不可靠，不可令其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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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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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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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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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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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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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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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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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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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以德、苏为师与官僚经济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玛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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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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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言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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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

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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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则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赞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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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1944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

2003年3月19日星期三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7月号

宋美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探寻

宋美龄逝世半个月，悼念文章铺天盖地，罕见的哀荣显示的是历史的公正还是健忘？见仁见智，本来不应求同，何况还体现了来之不易的某些宽容。仅就其中若干问题略抒管见，为有兴趣的读者添点谈资。

蒋宋结合再审视

蒋宋结合无不看做政治婚姻，盖棺论定，究竟如何看待这桩婚事？

宋美龄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传教士家庭。这个家庭引人注目，是从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始的。其父耀如是孙中山的朋友；大女蔼龄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的秘书，当她找到正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孔祥熙，要结婚了，荐二妹庆龄自代，促成了一桩历时十年的革命婚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要是美龄不是这个革命新贵家族中的一员，不管她长得如何漂亮乖巧，蒋总司令如何喜新厌旧，也不一定会抛弃美丽不亚于美龄，而贤惠体贴则无法比拟的“国民革命”年代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在给分手已35载的陈洁如的信中仍然一往情深：“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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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抛弃结婚七载年仅21岁的太太去迎娶30岁的宋美龄，显然出自强烈的功利动机。愚见是：说1927年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是确切的，但流行的解释却不尽恰当。

一个说法是与宋家攀亲可以与美国拉上关系。这不符合事实。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没有宋家，蒋氏政府就不能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这样的论断不合逻辑，更与历史事实背离。不应忘记，抗日战争前十年，国民政府固然力争美国的支持、援助，但不是以美国为唯一的依靠。它先是同时拼命拉拢日本，信使往还不绝；30年代起则以德国为楷模和靠山。蒋介石不可能在1927年就谋划以宋美龄为媒介，与美国佬拉关系。

另一说法是这是与江浙财团结亲。且不说原籍广东海南的传教士宋耀如一家当时说不上对江浙财团有什么重大影响，而且1927年4月“清党”以前，通过张静江、杜月笙等人的关系，蒋介石老早就跟这个财团搭上关系。没有江浙财团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广大知识阶层和士绅的支持，这次“清党”和后续的发展不可能那么顺利。

比较准确的解释是当时的孙中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早已以“总理”继承者自居，已经掌握了精锐的“党军”但暂时受到排挤，冀图全面、牢固控制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如果能与孙夫人如此美丽、活泼、饱受美国教育的妹妹结合，不是如虎添翼吗？

不能忽视的是，不但蒋需要宋，而且孙文逝世后，孔、宋家族也需要依傍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宋氏姐妹明知“介石那讨人厌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宋美龄还是愿意告别情郎，投怀送抱，其原因用何香凝在北伐前的话来说就是：“介石已经是广州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引人垂涎的猎物。”宋氏姐妹早已虎视眈眈蓄谋夺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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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第一夫人”

在1948年蒋介石当上总统以前，其实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是法定的国家元首。从1925—1948年，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1931年12月规定国家元首是国民政府主席，从1931年12月至1943年8月，担任这个职务的常常是林森而不是蒋介石。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一直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军职，加上国民党中央的执委或主席之类的头衔，但是人人都知道大权在蒋介石手上，不管名分如何，宋美龄是实际的“第一夫人”。

各国的第一夫人大都热心公益事业，树立亲民形象，为夫君广结善缘。除了履行这些传统职责外，这位“第一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还积极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务活动。评价她的这些活动，同评价一切政治人物一样，只能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中国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

西安事变的应对是宋美龄至今仍被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之一，是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张学良冒着生命危险，逼蒋抗日，义薄云天。这是迫不得已的对付独裁者的办法。当时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军事解决，实际要把蒋介石推向死地。共产党内也有好些重要人物赞成把蒋介石杀掉。这些极端主张要是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国更加激烈的内战，而让日本侵略者得利。斯大林、共产国际纠正了中共的错误主张，而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国民党其他一些领袖则制止了何应钦的错误，毅然带领一批官员飞赴西安，在各方之间斡旋，促进了这一事件和平解决，为各派携手准备抗日战争立了一大功。

张学良在1934年1月从欧洲回来后，就已经直率地向蒋氏夫妇提出了停止内战、进行改革、准备抗日战争的建议。他们的外国顾问端纳也已忠告他们：“中国要想得救，你必须知道真相。这真相就是当官的已经腐败透顶——诈取、腐化、黩武、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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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夫妇不但西安事变前没有把这些箴言听进去，就是西安事变后也没有真正把改革摆到议事日程上，丧失了一个可贵的时机，摧毁了一支有用的抗日军队（东北军）和一个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将领。至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长期监禁，更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因为国民政府已经明令赦免张学良。宋美龄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待张学良背信弃义、践踏法治，仅限于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感情上拉拢，劝导他们夫妇信仰基督教，寻求内心的安宁，显示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屈服。

慰劳军队，历来是各国第一夫人和妇女领袖们的工作。宋美龄的可贵之处，是不顾危险，到战火纷飞的阵地慰问将士。1932年10月12日，为到前沿阵地慰问淞沪抗战的士兵，她在车祸中受伤，断了几根肋骨，仍然坚持把慰问品送到前沿阵地并向士兵发表了演说。这样的英勇行为难能可贵。

不过，宋美龄无法超越蒋介石、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而且是这个体制的一根支柱。忘记这一根本点，就无法比较准确勾勒她的形象。

蒋介石视军队为命根子，宋美龄也与军队关系密切。办励志社（军官俱乐部）、遗族学校，卓有成效。但有一件奇事：抗日战争前，宋美龄曾经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为组建中国空军出力！一个对空军毫无所知的女人担任这个职务，当然是由于夫贵妻荣。她也确实很卖力，协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购买飞机，培养飞行员，写文章鼓吹航空的重要性，如此等等。延揽陈纳德为顾问，到中国帮助整顿空军，为后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后来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奠立了基础，也是其政绩之一。“但是，当端纳和蒋夫人向他揭露空军的勒索丑闻时，蒋介石又拒不清除那些不诚实的人，声称那样会使他失去一支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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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宋美龄只好黯然辞职。

权力不受民主、法治约束，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亲友关系的羁绊，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贪污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且腐败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危险往往在最高层。“宋美龄爱权”，从抗日战争开始，她也成了玩弄权力包庇亲友的高手。孔祥熙一家和宋子文等人，是抗战时期和战后弄权贪污的众矢之的。他们特别是孔祥熙及其子女一再受到宋美龄的包庇。

例如，1948年，国民党山穷水尽，孤注一掷，发行金圆券，进行金融改革。这个举措，冀图搜刮民间的黄金、外币，禁绝走私，控制物价。当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根源是内战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从本源着手，企图用暴力手段搜刮民间资金挹注巨大的军费支出，既是摧毁民生的反动措施，又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整顿经济秩序，不准私人私存黄金和限制物价，使之固定在8月19日的水平；禁止走私和投机倒把，也是其中内容之一。当查封孔家的杨子公司之际，人心为之一振，为这次演出增加一笔壮烈色彩。可是，孔令侃到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位第一夫人迫使蒋介石出面训斥小蒋，蒋经国被迫辞职，演出戛然终止！

外交领域的建树

宋美龄是蒋介石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

所有派到中国的美国军政要员，或国民政府请来的外国顾问，几乎都对这位“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化解了不少矛盾。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与对外宣传，撰写文章，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呼吁支持中国。

仅凭以上两点，已经足于成为出色的“第一夫人”；而三次重大外交活动，更使她声誉鹊起。

1942年2月蒋氏夫妇的印度之行，在与英国殖民当局会谈的同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民族领袖，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主要是两大民族在道义上的互相鼓舞。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她在美国的活动。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19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这两次演说的主要特点是力图让美国人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参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荡。”“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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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一切专制统治的特征都是摧残这些自由。说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是为四大自由而战，当然是当面撒谎；国民党后来丢掉大陆，说到底与它以自由为敌息息相关。

可是，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不过，这些政治家的语言往往真假参半。这次罗斯福的诺言，或是原有成案的宣传，或是口惠实不至的空话。其实，美国援助中国的计划，在上一年大体已经敲定，无论是宋美龄这次访美，或者同年11月的开罗会议，都没有促使美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这一年11月陪同蒋介石到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在7天的活动中，宋美龄确实非常卖力。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给她颁发了勋章。不过，在这次会议中，除了肯定中国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外，军事上讨论得最多的缅甸之战，经济上蒋氏要求10亿美元贷款，后来都一一落空。

要比较准确评价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必须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了解。

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以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其要点是：1.世界和平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在欧洲，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既是传统外交政策，又符合当前需要。2.不允许日本进一步扩张，但又要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冲突。3.中国是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虽然蒋介石政府专制、腐败、无能，但目前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因此，它一方面不肯坚决制裁日本，听任战略物资源源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不激怒日本和不违反美国《中立法》的前提下，尽可能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8年秋到1940年秋，美国给了中国总计7000万美元的三笔贷款，1940年11月30日又宣布给中国一亿美元贷款。1941年3月11日，国会通过给有关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租借法》后，中国也纳入其中。这一时期争取这些援助的经办者，主要是宋子文等人，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的创办人陈光甫也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巴黎对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说：“他认为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对于陈光甫本人，他完全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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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中国政府派陈光甫赴美谈判贷款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一举成功。在这一阶段，笔者阅读过的有关争取美国援助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宋美龄。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

首先是极力扶持中国。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英、苏、中）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与此同时，决定给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租借物资；加大对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支持力度；帮助整编中国陆军，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师；应蒋介石的要求，推荐拉铁摩尔为蒋的政治顾问；捧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美国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和腐败非常不满，相应地采取了好些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给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租借物资，受援国都可自主支配，唯独给中国的由美国政府的代表史迪威控制。又如直截了当要求中国军队打破派系和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和整编，使之真正成为战胜日本的主力。

美国这些政策和措施后面，是它的宏大的战略安排。在当前，它把中国视为在亚洲的最主要盟国，是战胜日本的主要同盟军。战后则希望中国继续充当主要盟国，扶持中国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支柱。1941年2月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到重庆考察，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现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也可以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朝着后一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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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1942—1944年间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是贯彻这一战略意图过程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蒋介石的专制、小集团利益和腐败的矛盾。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调子，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看作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那就有美化蒋介石独裁统治之嫌了。这样的认识也无法理解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坚决支持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同时，竟建议战后以中国为主，派兵占领日本。不过，美国政府和史迪威过于天真，对改变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后来，美国日益清楚蒋介石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罗斯福自己说及中国尚在十七世纪，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出面担当二十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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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就相应作了调整。

宋美龄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动，不过是这个大框架下的小插曲。无论她多么卖力和能言善辩，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

坚持一个中国的贡献与败笔

宋美龄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独。这赢得许多人的赞扬。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她仅限于表明自己态度，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台独思潮所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国民党错误地镇压1947年的二二八群众运动；一贯听任特务横行，摧残言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迫使一些人走向极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个体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必然日益抬头，社会需要新的制度整合，必然出现强烈的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的呼声。当时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幡然醒悟，或恳切陈词，或努力抗争，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如果及时聆听民意，推进改革，就有可能化解极端，化解戾气，实现社会平稳发展，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在这些问题上长期反应迟钝，乏善可陈，延误了时机，正好为台独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后来她在台湾的影响日益式微，也与她没有察觉社会迫切需要向自由、民主转型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宋美龄主观上坚持国家统一，客观上却为台独力量的成长种下孽根。就纠正国民党的历史性错误而言，她的认识和行动远远落在政见常常与她相左的蒋经国后面。

性格与绯闻背后

宋美龄的成就与不足，首先决定于环境。20世纪头30年的革命风云造就了包括宋家在内的一批革命新贵，把宋氏兄弟姐妹推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但各人的性格差异，又决定了日后各自书写的历史。与蒋介石关系很僵，但与宋美龄接触颇多的史迪威是这样描绘她的性格的：蒋夫人“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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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近处观察过她的外国人士的评论大同小异。

史迪威的描绘从一个侧面证实：宋美龄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面的表现是爱国。而另一面是以民族特点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现代文化。为什么一个在美国成长的知识女性没有留下追求民主、自由的记录？蒋宋结合，互相影响，蒋的影响是主导一面；蒋氏口口声声强调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特点”掩蔽了她的眼光。蒋介石鼓吹按照中国“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各级军政大员既是为民做主的君，又是教化民众的师，宋美龄没有超越这个“君师合一”的视野。在她眼中中国人要的是吃饱饭，仿佛还不配享有现代人应该享有的其他权利。这应该是观察其成败得失不能忽视的一个基点。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位“爱权”的夫人爱不爱钱？人们现在说，宋美龄除在上海有一处房产外，没有地产，也不过问金钱，晚年更靠孔家供养。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专制统治者往往国库与私人财富界限模糊，臣下巴结唯恐不及，不惜随时动用公帑满足其欲望；或者早已为之留下足够的储备，即使不在台上了，也自然有人供奉，这类人完全可以不像升斗小民那样必须掐着指头计算收支。20世纪中国统治者中这不是孤例。孔家钱财有多少是靠“最高领袖”夫妇庇护下取得的，恐怕是永远没法计算清楚的糊涂账！

再看看蒋家贴身侍卫披露的一个细节吧：宋美龄有数不清的旗袍。一个专用的裁缝师傅张瑞香，“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他“除了过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三百六十四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们知道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东西多半有衣料，这些绫罗绸缎，就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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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御用裁缝，当然是用纳税人的钱养着的。如果在民主国家，这一定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丑闻；在蒋家统治下的中国，却不过是小菜一碟！

宋美龄是蒋介石合法迎娶的第四个女人。蒋氏本来是花天酒地，在上海染上杨梅大疮的角色。宋美龄也有不少绯闻。不过，人们绘声绘影讲述的1942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与她幽会，蒋介石亲自捉奸的故事，已经证明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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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即使是政治人物，如果不是靠贪污、受贿等不正当收入去满足其私欲，他们的成败得失都不取决于是否好色。宋美龄的绯闻，不管是真是假，都无足轻重。应该摒弃的倒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卫道士文化，以及体现人性弱点的偷窥癖，而对私生活应有足够的宽容。

更值得重视的是罗斯福夫人记下自己目睹的宋美龄故事：“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路易士（John Lewis）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只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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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饱受西方教育的号称“民国”的第一夫人居然不假思索，立即想到用杀戮工运领袖的办法去解决罢工问题！要是说蒋宋婚姻体现着中西文化结合的话，那么基本框架是“中体西用”，是西学附属于扼杀人性的东方中世纪意识形态。不能轻视这玉手轻轻的一划，它显露出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吞噬了这位夫人的灵魂！

2003年10月28日初稿

2003年11月10日星期一修改定稿原载于《看世界》2003年第12期

那个被误解了一个世纪的人——胡适120周年诞辰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

记者：今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无论在生前还是生后，胡适似乎总是生活在各种争议的旋涡中。近一个世纪以来，总是遭遇各种误解。为何会如此？

袁伟时：这绝不仅仅是针对胡适个人的争议，而是现代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传播过程中避不开、躲不掉的争议。胡适是现代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使者，所以这些争议集中在他身上也不奇怪。实际上，这种新文化的传播并非自胡适而始，而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只是在辛亥革命后，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这种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高潮。

毫无疑问，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围绕他的争议，表面上是个人问题，本质上却是中国要不要接受作为人类文明演进成果的现代文化的问题。胡适所倡导的那种文化，是人类东西方文化的结晶。其内容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向现代转型的国家中，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公民怎样培植独立人格，国家、社会如何实现民主、法治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这样的理想要化为现实要克服很多困难，所以引起争论几乎是必然的。

记者：胡适一方面因其卓越的思想和行动深得许多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文化对立的两个阵营中都不受待见。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如今常说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时，提倡的是“人权与科学”，1919年开始改为“民主与科学”，实质是一样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当时许多人不理解现代文化，对否定“三纲”的新文化非常反感，他们是当时文化界的右翼；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新文化运动领袖不久向左转向马克思主义。在这两部分人中，胡适都不受欢迎，处于被“左右夹击”之势。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胡适面临的问题，不能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而要放在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上来看。

记者：你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全面关注和研究胡适的，为什么？

袁伟时：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我对鲁迅的关注和研究很早，但对胡适，我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始读的。当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一套《胡适文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一位尽职尽责的图书馆馆员何永钟费了很大劲才帮我把《胡适文存》找齐，记得当时找齐的还有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读了胡适的全部著作后，我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建设理念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可以说深得我心。

记者：胡适的治学方法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袁伟时：他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成为我很重要的师承。不但我个人自觉接受，而且我会通过各种方式向我的学生传授这种治学方法。胡适的治学观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怀疑精神。他曾经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胡适文集》第五册第518页）。怀疑是所有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这种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严格论证的方法，是现代学术应有的理性。

记者：当代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中，对胡适的关注领域可谓林林总总。你觉得对于胡适我们最应该关注他哪一点？或者说最不应该忽略哪一点？

袁伟时：胡适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如何将当代世界代表人类发展潮流的现代文化坚定地引入中国，坚持将其传播开来。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他毫不含糊。比如，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他批判一切导致专制的源泉，对专制统治毫不留情。这些立场，都值得现在的人们思考和景仰。

记者：1987年，你曾经就对胡适的评价问题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展开论战，并发表了《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等文章，影响广泛。如今已时隔20多年，当你回首往事，如何看待那场争论？

袁伟时：我跟林毓生教授在私人关系上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确实不认同他对胡适的评价。他居然说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胡适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等等。他的观点至今都得到国内一批人支持。我认为他对现代文化与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偏差，对胡适的批评不符合实际。所以我一连发表了3篇文章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会让问题越辩越明，很有价值。

记者：胡适总是习惯地被人们视为鼓吹“西化”的人。但你却说他“对祖宗文化遗产无破坏之罪，而有发扬之功”，对其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极为肯定。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胡适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用英文所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国近现代对传统文化的清理，并非是从胡适开创的，而是由梁启超、王国维开路。胡适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系统的挖掘。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早期著作之一，开风气之先。特别是他对中国中古思想史和清代学术和有关学人的研究，学术价值颇高。又比如，他率先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推崇和研究，有开创之功，对中国古代小说遗产的研究和推广，贡献很大。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片面质疑，而是在现代学术的框架下进行了客观研究、理性对待。

记者：常有一种观点认为，胡适的文学成就略逊于他在思想上的成就。你怎么看？

袁伟时：我个人认为，他的文学成就确实不是很高。虽然他是新诗的开创者，在文学体裁上对新文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我觉得他的古典诗词功夫反而比新诗要好。在新诗中，有一首值得向大家推荐。那是他写给表妹曹成瑛的一首情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这首诗很有艺术性，他的其他新诗则稍显粗糙。

记者：对胡适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八卦传闻你是否在意？

袁伟时：我有关注过。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他的个人品德没有大的问题。他有几次婚外情，结发妻子江冬秀在文化和情趣上相差太远了。不过他一直维持了家庭的完整。在友情方面，虽然与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为谋”，然而在生活上，当陈独秀的著作出版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为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友情丝毫不减。

记者：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胡适？

袁伟时：我近年来两次到台湾，都会去看胡适的墓。他的墓志铭写得非常好：“这个为学术和文化进步，为思想和言论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苦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亡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思想价值。当然这不是他创造的，而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但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理解和传承这种精神遗产，坚持现代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我们纪念胡适的意义所在。

2011年12月15日星期四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1年12月16日C2版

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

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说来，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国有几件大事是广为人知的，但这些大事与傅斯年的关系，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卷起史学、语言学大潮的学者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和语言学都在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列，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新潮社成立到《新潮》出版，首先是第一批21位新潮社员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作为主任编辑的傅斯年为这份刊物的发展殚智竭力，其作用自然不可低估。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

说到学生运动，5月4日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

出人意表的是，游行过后他却立即退出学运，忙着到英国留学的准备工作。救国需要知识。1919年底，傅斯年就赴英国留学了，1923年又转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到1926年秋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在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造诣颇深的学者。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翻开《傅斯年全集》第六卷，一篇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记下的就是中国史学研究进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重要贡献之一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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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直截了当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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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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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1928年5月写下这段话的。国民党正在扼杀学术自由，捏造和歪曲历史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歪风也开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时的，尽管一介书生无法阻挡这些祸国殃民的洪水泛滥。

没有考古学就没有真正的古代史研究，而中国过去只有金石学而没有考古学，古代中国研究，靠的是传说和《尚书》等文献，局限性很大。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城子崖等处的发掘也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明清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当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懂得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建议学部接收下来负责保存。辛亥革命后由教育部接收，后来拨归历史博物馆。1922年，历史博物馆竟以经费短缺为由卖给一家纸店。该店除了挑选一些零星出卖外，大部分打包运至造纸厂准备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罗振玉闻讯急以三倍价钱赎回，整理出版10册后，无力长期保存而卖给了商人。此后，日本人一再觊觎，满铁公司已经订好买约，买下后运回日本。马衡等著名学者听到消息后通过新闻媒体激烈抗议，掀起轩然大波，制止了这桩交易。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量后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教育部）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以成此大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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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接纳了他的建议，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之初，他便清醒地看到，不能在传统文字学的圈子里打转，“坐看章炳麟君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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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学术成就，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于是，他吸纳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专才，依靠他们对14省区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采集工作，建立语音实验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崛起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罗致和培养一大批杰出人才，也是这个研究所蜚声遐迩的一大功绩。20世纪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大师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等人都是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夏鼐、胡厚宣、梁思永、郭宝均、劳干、丁声树等一大批年青学者也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他提交的代表作是《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前者是他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系列研究中的一篇，有的学者认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差不多牵涉到全部中国的古代历史”。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更指出：《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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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性命古训辨证》“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的问题……在中国尚为初创。其中泛论儒墨诸家之言性与天道，引起不少哲学史上之新问题，富于刺激性。其地理及进化的观点，自为不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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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顺利当选，可谓实至名归。

维护大学应有之自由传统与学术水准

检视历史，人们无不惊叹新文化运动中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破土而出，迅速成长为杰出人才。首要原因在于有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环境。想当年，蔡元培不但拨给经费，放手让傅斯年等学生们去创办包括《新潮》在内的各种刊物，而且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向执政当局打小报告，攻击《新青年》和《新潮》如何“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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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他又挺身而出，在给教育总长的复信中义正词严维护学术和思想、言论自由：“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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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负责校务的蒋梦麟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以致蒋梦麟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两人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年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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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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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一批教授和校长坚持大学独立的观念，即使在专制统治的淫威下，还是出现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术净土。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蒋介石提出要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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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他们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本加厉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他挺身而出，努力营救被捕师生，并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这位、那位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义正词严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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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下令大学一年级的新生都要读《三民主义》，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后则将之剔除；也不准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内公开建立组织。“像政治系萨孟武教授一直批评法统，撒布民主法治的种子……他的所言当然使当局头痛，但因傅斯年的关系，萨孟武还是可以一直教下去。不过傅死后党团进入校园，一切就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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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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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言行，凸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淫威下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高大形象。与此同时，特别是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大陆的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被视为反动言论而横遭批判，学校“兼警察任务”司空见惯，国家和知识阶层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在逝世前不久，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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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台湾有家报刊写道：“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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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在他看来，当时的大学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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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把办学当作买卖做，尚不是最坏的；若当作走狗制造场，乃是乱国害政之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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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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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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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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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和“驯服工具”的恶果历历在目；加上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比比皆是。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心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把腐败高官轰下台的“大炮”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均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4年，当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财政部竟公开说谎：“至分送美金储蓄券一（事），并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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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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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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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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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不同年代都不难找到一些骨鲠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如何，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了。民国时期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要原因当时以《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等为代表的独立报刊坚定不移履行传媒的职责，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的声音也因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而广为人知。其次是国际舆论频频施压，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盟国——美国对其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执政的国民党虽然专制，还是不能不考虑利害得失，努力争取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合作。

可是，在一个民主制度尚未确立，言论自由没有保证，新闻、出版检查横行无忌的专制国家，舆论的压力又是有限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统治者对这些诤言有时不得不听，有时不但不听还视若寇仇，而总的说来还是无视民意的情况居多。因此，他们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传承的文本，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而言，依然无补费精神！

傅斯年他们对这些基本态势不会茫然无知。可是，对如何改变这个局面也有明显的盲点。

盲点之一是对建立以民间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对保障自由的重要性缺乏彻底的认识。当时官僚资本胡作非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傅斯年也没有停留在抨击某个大官贪污这些表面现象，而直指官僚资本制度。他说：“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这些官僚资本往往打着国营的招牌，但他们“化国为家”，“这是‘国赔’而已”！这些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可是，他又认为“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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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无法解脱，其中蕴涵着他的一个认识误区。

从办《新潮》开始，傅斯年就向往社会主义。1945年他又重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念念不忘“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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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自由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思潮。他们没有哈耶克那样的睿智。傅斯年甚至认为：“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因而‘契约’‘信用’等等名词都非绝对性……政府应该有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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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语汇中，所谓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实际是官僚资本的华丽外衣。傅斯年不懂得肆意侵犯乃至没有了真正的经济自由，社会上剩下一个或几个雇主，公民只能被迫一切都听命于这些雇主，自由也就化为乌有了；而摧毁了信用、契约等支柱，市场经济无法正常运作，权利和命令就会取而代之成为运作的动力，自由的基础也就随之坍塌了。当时迫切的任务是抗击官僚资本的垄断和他们利用政府权力对公民经济自由的侵害。傅斯年不但没有为经济自由呐喊，反而从抽象的公平出发，一再鼓吹征用私人财产。

另一个重大盲点是怎样形成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从全能型的专制政权转变为服务型的有限政府。胡适、傅斯年他们曾经认真考虑过组织反对党的问题；特别是胡适曾直接向蒋介石提出非有反对党不可。不过，不但他们自己迟疑不决，当其他政治力量冀图有所尝试之际，傅斯年又作了不适当的挑剔。在他看来，“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不管他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明显地体现了他内心的担忧。接着他又说：“国民党要交出政权来，容或有之，然而残余势力如北洋派、安福系、研究系、政学系等，都没有这个资格起来接受。”而当时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力量，如广州的胡汉民及其支持者做的不过是“撤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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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凸显了他的一个认识误区：不是从建立民主制度的角度去考虑稳定中国的长远大计，而苛求在野的政治势力。

在民主政治中，只要通过选举，胜者都可上台，被称为“残余势力”的人既未剥夺公民权，怎么就没有“这个资格”呢？除了这样的基本概念错误以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讲这些话的前几个月，研究系的健将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联合罗隆基、黄炎培、梁实秋、罗文干等人正好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并创办了《再生》月刊，发布了这个党的政治纲领。这是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正义事业。国民党内的粤系等非主流派系对蒋介石的独裁的抗争有利于推动国民党改造，也不应承受那样的苛责。何况“取而代之”和执政党必须受到别的政治势力严格公开的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国民党当时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收获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40年后，它才在台湾摆脱自己锻造的这副枷锁。这期间胡适曾一再劝说蒋介石抛弃这副枷锁，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支持雷震办《自由中国》，筹组中国民主党，国民党的回应是镇压！副产品是培植了又一极端反对派。

实践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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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是有坚信学术和言论必须自由的大学领导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支持。他们不但拨给经费、房子，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办，而且当一些顽固分子指责《新潮》和《新青年》一样是“洪水猛兽，邪说横行”之际，蔡元培等人还站出来严厉驳斥那些谬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批杰出人才就破土而出了。除傅斯年外，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都是20世纪中国卓有成就的人物。

他们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尽管一再受挫，仍然坚持办报办刊。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让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艳羡的是，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1922至23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以傅斯年来说，1932年，他直截了当说：“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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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任何政治人物都应受到公民公开、严格的监督，否则就会贻误自身和政务。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汪、蒋虽然没有因而迫害他们，却不能虚心受教，埋下了后来覆没或失败的祸根。

对关注近代中国研究的读者来说，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望眼欲穿企盼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的出版，却偏偏难以如愿。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不应缺席的迟到者之一。

198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曾经出版过一套《傅斯年全集》，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编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在联经版的基础上，除了第六卷（16开本共615页）全部内容是新增的以外，其他各卷合计增加论文、文章、谈话、提案等48篇和200余封书信，共120多万字。虽然由于不是编者所能解决的困难，有些资料没有收进这套全集，但它仍然是当前收集傅斯年著述最多的文集；将来条件成熟，加上一册补编便成全璧。感谢编者的辛勤劳动，这套《傅斯年全集》的出版，为研究这位一代英才提供了坚实基础。可是，这套《全集》除了校对不精等中国大陆出版业的常见病外，还有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的错误。例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适的信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全文早在1980年已经收入北京中华书局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页，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均可借到；《全集》却硬将其中傅斯年认为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环境下何去何从的六点意见删掉两点！对中国出版现状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会猜到，这不能责怪《全集》的编者，而是出版社没有摆脱愚民政策阴影而干下的蠢行！这类让中国当代文化蒙羞的蠢行早就应该扫进垃圾堆了！

2004年1月

觅路的艰辛与清障的功勋——20世纪中国历史框架下的邓小平

从1922年夏秋之际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始，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驰骋了55年，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百年中国，小平百年，斯时斯地斯人，对我说来，全面评论，力不从心。兴之所至，勾勒几笔，管窥蠡测，见笑大方！

岔路迷茫中的抉择

一部20世纪中国史波诡云谲，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觅路”。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和政治模式在中国轮番尝试。

清末新政的目标是君主立宪。1917年张勋把溥仪再次捧上龙椅，康有为又力图使之回归这条道路。在他所拟文告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准绳：“主照英制为虚君共和，为中华帝国，及其他除满汉，免拜跪，去御讳，合用新旧历，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召集国会等谕数十纸，皆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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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辛亥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共和；收获的却是战乱频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在重新思考自己国家的出路。

十年左右一次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加上引发历时四年零三个月、死伤3500万人、损耗财物2700亿美元的世界大战，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值得效法吗？1919年岁末，在欧洲漫游的梁启超看到的是：“在战败的德奥等国，固然是加倍艰难，就是战胜的英法等国，还不是一样的荆天棘地！”“……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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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22岁的瞿秋白经过将近一年在饿乡——饥寒交迫的俄罗斯的考察，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挥笔写下意味深长的一些话：

“唉！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同梦同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同样的盘旋。”

“我这个东方稚儿却正航向旋涡，适当其冲，掌舵得掌稳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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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他便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稍后，他译出国际歌，谱出《赤潮曲》，宣布：“从今后，福音遍被，只待共产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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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比瞿秋白进入赤色俄罗斯早两个月，16岁的邓小平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到达法国。出国之前，他是怀着“工业救国”愿望的少年；满怀希望赴法勤工俭学，无非是“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无独有偶，他也在1922年夏秋之交，只比瞿秋白晚几个月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

两人当时都不可能意识到这是他们成为中国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的第一步。

睿智的瞿秋白当时曾敏锐地感受到两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1.尽管中俄“同梦”，“想求一‘终南捷径’”，但历史却“不容你躐级陟登”。

2.任何人在思考国计民生的时候，都必须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深刻的理解，方能把舵掌稳。

历史已经判定瞿秋白没有把舵掌稳。他有比较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到了俄罗斯，接触的依然是俄国牌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角。

邓小平于1920年抵达法兰西，过了几天，便在10月21日进入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1921年3月13日因钱已用光而离开学校，结束了在法国不到五个月的学习生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全面了解法兰西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的机会。他对这段生活有个总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准确的名称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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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成为职业革命家。1926年初，他来到莫斯科，进入以“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职志的中山劳动大学学习，在不到一年的学习中，接受政治灌输，便奉命回国投身革命风暴了。

两个年轻人在同一年在俄、法两国作出相同的选择，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历史信息。

以邓小平来说，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到了法国，“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走上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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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来到法国之际，正值“法国经济萧条，工厂开工不足，物价上涨。由于大批复员军人返乡，使得就业问题益发突出”。这个状况直至1922年才开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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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接后果是使他的求学之梦破灭，在工厂中做了四年工，感受了工头和资本家的面目。当时这些正在经历幻灭煎熬的年轻人中弥漫着激愤之情，他们大声疾呼：“苦工吃饭而不得，勤工学生复有何法？”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家庭虽然大都比较清贫，但在国内温饱一般不成问题，也没有做过苦工；来到法国，反差太大，因此，即使有些找到工作的学生，也愤愤不平说：“我们现在实际每天八点钟工作，此外还消耗二小时，总共有十点多钟……每天不过得来十四法郎……这种魔鬼式的掠夺，比人杀人、放火、打劫的强盗，还要厉害些呵。”邓小平在最好的状况下，每月可以剩下二百多法郎（按当时的汇价，一个中国银元可换8—14法郎，他们在法国每天的生活费约需3—5个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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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邓小平不是仅仅关心个人蝇头小利的鼠目寸光之辈，这些激愤情绪不可避免浸润着他的年青的心灵。

应该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解读邓小平的选择。

世界大战、一次又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十月革命，是决定20世纪上半叶乃至整个世纪世界面貌的决定性因素。面对这些重大事件，各国、各党和各种社会力量都在调整自己的对策。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强斗胜。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争斗！这是一场在各式各样的神圣旗号下以超过一亿人的生命和鲜血烹成的鸿门宴！在如此复杂纷纭的环境下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谈何容易！

邓小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这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表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图景。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容许和鼓励对各种理想的追求，一个对历史进程有所建树的人的眼光必然超越个人的目前利益。重要的不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某些具体特征的描绘，对一个社会的特征的认识必然有很多变化，值得珍视的是人们对更加美好社会的勇敢追求。当1927年年初邓小平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以身许国的革命者，念兹在兹的理想、信念是国家富强和社会公正。

其次，这意味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对他说来，一个有切肤之痛的体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用于某个时期和范围，越雷池半步便导致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

再次，他在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邓小平毕生的成就、失误都与他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息息相关。

清除发展障碍的历史功勋

俯观历史长河，邓小平对中国历史发展最为深刻的岁月，是他的最后20年。在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期，他是独当一面的战将，而在这20年，他已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主将。

这时他面对的是由三大事件构成的复杂局面：

1.“文化大革命”走到尽头，民怨沸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2.官僚计划经济加专制统治，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的衰朽破败景象已经难以掩盖，几经拖延挣扎，终于在1991年轰然坍塌，东欧诸国跟随苏联的政权应声而倒。瞿秋白的预言不幸言中，“终南捷径”没有找到，“不容你躐级陟登”却成了不争的事实。

3.新兴工业地区——所谓四小龙悄然兴起。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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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

第一个十年，他毅然运用自己的权威，决定打开国门，改革开放。

第二个十年，当有些人沉迷于所谓“反和平演变”的时候，他又一次走上前台，敲响警钟，让人们不要作茧自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冲破姓资姓社之类的老掉牙的思维模式，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及有关运作机制在中国生根。

这是力挽狂澜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决策。归纳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这么一句话：中国“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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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降，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步履维艰，归根到底就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障碍太多。这些障碍说到底是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直接表现则是颇大一部分知识阶层和执掌权力的人们，被前人和自己制造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教条捆住手脚，陷入极端愚昧而无法自拔！威权加见识，他顺应历史潮流成了在认识和一些制度上清障和破茧的巨人。

人们公认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然不仅是企业经营的概念。它既包括市场经济制度，也包括社会经营、管理方法的其他方面：法治、民主、宪政、保障人权、培育非政府组织……如此等等。1997年2月，邓小平辞世，市场经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选择，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严重滞后的局面。以20世纪末中国签署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并在2001年参加WTO为标志，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普世性的运行规则改革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这是邓小平生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必然结果。

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策？愚意以为这是三大因素的汇合：

1.现实世界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毫不含糊地肯定，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十月革命特别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坚持改革，包括吸收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既保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又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消灭三大差别的要求，并使人权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在法国除了深刻感受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本来就对它的另一面有所感受。那时，他患过一次伤寒，“幸亏当时法国的公共医疗已具相当水平，因此他得以住院治疗，并于出院后在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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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毕竟同那些闭目塞聪不知天高地厚的极“左”分子不同，深知本国的落后。1974年，“四人帮”借一艘国产万吨论远航归来，别有用心攻击什么“崇洋媚外”，他直截了当批评那些人：“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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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切身体会，对他后来理解现实世界的变化不会没有助益。

2.马克思主义给他的思维方法训练。一系列清理发展障碍的决策都需要冲破思想牢笼的巨大勇气。马克思早就说过：“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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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深刻的哲理，到了邓小平口中变为妇孺皆知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神化个人，用所谓阶级斗争的观点故意扭曲世界的种种胡话（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如此等等），全都在照妖镜下露出原形！

3.吸纳众智的胸怀。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巨人，任何人对世界的认知都是非常有限的。这是民主制度、自由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首先站出来为市场经济呼喊的是顾准、孙冶方等经济学家；提倡法治等等莫不有先行者。作为强势的政治领袖，邓小平不耻下问，不少真实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他的耳中，从而保证了在现行制度下作出巨大贡献。

2004年7月20日星期二

历史机遇与历史眼光：再说邓小平

十五年前小平南巡，推动了中国巨变。当时，苏联瓦解和东欧各国剧变的冲击，与89风波的余震交缠，中国向何处去？众说纷纭。小平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澄清思想混乱，帮助领导者抓住了历史机遇，功勋卓著，有目共睹。

这一历史大事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历史机遇，稍纵即逝；唯有高远的历史眼光，方能烛幽知著；只有战略家的胸怀，当机立断，成熟了的改革要求才可能化为现实。就小平某些具体的意见而言，15年的实践可能已经超越，而他观察问题的方法、眼光和胸怀却提供了永恒的启示。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争论背后的历史视野

尽管一再申说“不搞争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牵动各方的问题归纳起来不外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究竟是魔鬼还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把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视为妖魔的人们，他们忧心忡忡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二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的殖民地。与此相适应，他们力图把反和平演变变为全国的中心任务或中心任务之一。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而来的中国经济迅速上升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公正的观察者都会承认这两大忧虑都是想当然的幻影。

这些幻觉从何而来？

首先是斗争哲学的烙印根深蒂固。他们脑子里翻腾不息的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忘掉了现代世界交往的基础是经济。海内外企业行为的基本驱动力都是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势力确实会力图介入企业逐利过程，但这只是局部性的，不可能改变当前国际经济交往的基本性质是企业商业行为。

其次是冲不破苏联模式和西方左派理论的桎梏。

苏俄的革命和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壮的探索，但不必讳言就其全局而言，它是一部漫长、残酷的悲剧，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留给后人的大都是不堪回首的教训。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们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自觉、不自觉把他们的败笔当做必须奉行的金科玉律。例如，在国际关系上以狭隘民族主义反对“世界主义”，输出革命；在经济领域实行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政府直接经营企业和垄断市场；剥夺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乱批判，乱整人，并把这些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一些留洋归来的新左派主要是美国左派的徒弟。他们的师傅在发达国家对统治者的批判，体现了对政治和经济权力傲慢的抗议；他们原封不动把那些理论肩挑背负搬到中国，则成了东施效颦。

邓小平的观察和分析显示了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和历史眼光。

怎么看世界？中国错过的机遇太多了。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德国在废墟中崛起。20世纪60年代后我们起劲“破四旧”“闹革命”“全面内战”；亚洲四小龙却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机会我们都错过了。小平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要不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再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出路何在？要从端正思想方法入手。“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僵化会导致对抗。对立的双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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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要坚决“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把中国融入世界。从历史纵深去考察，这是17世纪以来中国人由于昧于世界大势，抗拒全球化，抗拒市场经济，因而一再与机遇擦身而过的悲惨教训的总结。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扭转乾坤的决断，不是由于他是超人，而在于实事求是的思维习惯让他敢于如实认识世界，敢于排除斗争哲学的干扰，吸取各方智慧，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帮助领导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为此要结束老是在姓资姓社这类问题上纠缠的状况，他一针见血揭露左的危害：“根深蒂固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132

十五年过去，明目张胆反对市场经济和融入世界的论调十分罕见了。但错误思潮没有彻底消逝。一有风吹草动，“拿大帽子吓唬人的”比比皆是。企业并购，修铁路、核电站采用哪国技术等等，都被泛政治化，卖国、爱国帽子满天飞。贫富差距扩大，三农问题严重……选择什么对策？计划经济那一套轻车熟路。

应该毫不含糊肯定：参加WTO，融入全球化大潮，“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制度，是福国利民的康庄大道。解决任何经济问题都不应从这条大道上后退。这是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

政治体制改革与战略眼光和胆略

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课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6年，他就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33

20年过去，这一重任更是迫在眉睫。官员腐败，市场局部失序，贫富差距扩大，创新能力缺失，四大难题能否和如何破解，决定中国未来的面貌。这些都不是单靠加强原有体系内部措施的力度能够妥善解决的。改革呼唤学习邓小平当年的眼光和胆略。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宪政。

中国是有宪法但欠缺宪政的最大国家。

15年来，这个领域的巨大进步之一是宪政和宪法至上的观念开始上升为主流话语。“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写进了宪法。国家领导人纷纷宣示宪法和宪政的重要性：胡锦涛说“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温家宝说“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地方领导人也显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心。以广东来说，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申明：“和谐广东是法治广东”，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话）。人们不能不激赏这些观念的明确和正确。

没有人会低估观念转化为现实的困难和过程的漫长。

不过，细心观察生活的进程，公正的观察者必然承认宪政绝望论是没有根据的。宪政的基础正在中华大地上生长。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公民权利意识在觉醒，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逐步开通。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例俯拾皆是，但受害者不再沉默，找律师、找传媒、找法院、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那些批评、揭露话语和诉状体现的正是法治和反法治在博弈。

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是公民表达自己意愿不可或缺的领地。15年前，它还是学究们谈经论道的话题和实际生活中的禁忌，今天已在各地势不可遏地生长。

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就没有真正的宪政，宪法不可能在司法体系中落实，违宪也无法得到正常的救济。建立这一化解矛盾、维护公民权利重要机制的呼声此呼彼应，它的诞生不可能再遥不可及。

从大清帝国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至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一百年。任何国家宪政的确立和完善，都是执政者和民间双边乃至多边互动的过程。曙光在前，需要的是关怀祖国命运的仁人志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息地耕耘，也需要邓小平那样的历史眼光和胸怀。

“文化主体性”梦醒何时？

改革是全面的，文化教育领域是重要的方面。23年前，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次南巡中，他又重申：“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些意见，符合实际，是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判断文化教育问题的正确视角。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公民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取向和主张，十分正常。问题是执掌文化教育权力的官员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近年来“国学热”在全国各地蔓延。这个热潮高举“爱国”大旗，仿佛谁敢对“国学”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卖国胚子。其理论支柱则是所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他们对行为艺术的精髓领会颇深，连续不断以各种有趣的表演冲击人们的眼球。

最新的一幕是抨击圣诞节。操刀者躲在幕后，把十位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推上前台，发表一篇题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声明。这篇逻辑混乱、不堪卒读的文章，尽管也说上几句“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之类的门面话，却同一切狭隘民族主义者一样，以挥舞政治大棒为看家本领。没有必要苛责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学业尚未完成，即使是在别人起草的取向有误的文章上签名，也不过是小平所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侧影。但是，他们认同的那些观点恰恰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值得认真分析。

这个声明说：“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接着提出五条建议，努力消减圣诞节的影响，核心是：“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回归传统，承续斯文……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

首先应该问一问：怎样的文化状况叫作“安全”？按照声明的意见，把儒学奉为镇国之宝，天下自然太平。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国的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到头来却只落得山河破碎，哪里有什么安全？

声明说：正常的宗教传播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彻头彻尾反对信仰自由的谬论，完全是19世纪顽固分子的心态。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19世纪以降，中国社会转型所以一再延误，关键在于夜郎自大，不愿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愿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从而不能为改革本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奠立坚实的知识基础。公民的文化取向和宗教信仰，纯属个人的自由权利，政府和他人都无权干预。说选择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和什么“文化安全”，不过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变态心理。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竟然为如此轻率的言论背书，实在令人惋惜。这一现象后面体现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失败，值得认真检讨。

最蛊惑人心的莫过于高喊：“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在公民的意义世界中，一个无法逾越的前提是：要不要确立公民的自由观念和独立精神？如果不要，人的解放就会落空，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完成。如果要，按照陈寅恪教授的研究，三纲六纪（六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这恰恰与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格格不入。

在公共生活中，文化最大的载体是教育。这里怎样体现“文化主体性”？

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在课堂上教授“中国的”数理化等学科，岂非痴人说梦！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又如何？只要称得上是学术的结论，就必须经得起各国学者反复检验和证伪。即使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没有给民族主义者留下满盘满钵的美食。西方的汉学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天，中国研究更成了许多国家常见的项目。从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思想文化到今日的方方面面，海内外都有许多学者在辛勤探索。任何中国学者只能在和海内外同行自由、平等地交流乃至辩论中显示自己的功力；成果真假、是非和水平高低都不是中国某个“权威”或某个机关可以说了算的。

还应指出，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国学”的护法，是十分滑稽的佞妄。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的重要财富，摆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它的研究和传承必然日趋繁荣。但是，任何文化和学术只能在自由交流中发展，挥舞“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安全”的大棒，只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再次推入死胡同。

与这个声明相表里，近年来，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拼命推动读经运动。

作为私人的爱好，如果有人愿意用毕生精力把十三经读得倒背如流，人们也应尊重他或她的个人自由。问题是他们鼓吹要把读经纳入国民教育系统，成为小学、中学的必修课。有些教育官员也被这些“专家”意见弄得晕头晕脑，冀图把他们的宏图远略付诸实施了。

判断此事的是非，必须学习邓小平“三个面向”的高远眼光。中国教育的根本性缺陷一是负担过重；二是以培养乖孩子为实际的指导思想，不适应建设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法治国家的要求。国民教育是涉及数以亿计的公民和国家未来的大事，说现行教育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别有用心的危言耸听。国民教育阶段光是语文课，就必须背诵200多篇优秀的中外名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古代的名篇。如果觉得这个分量不够，应该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比较中外教育的得失，合理增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根本缺失何在，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远？什么才是今天改革教育的急需？把读经纳入课程体系究竟是对症良药还是摧残性灵的毒药？这些都需要真正教育家的眼光和系统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任何匆促的决定，都不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负责任的态度。

小平离开我们十年了，伟人时代也结束了。改革者需要继承他的历史眼光和高远的胆略，不要让庸人的鼠目寸光延误了历史的进程。

2007年1月16日星期二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9日星期一 A02版

第三辑　另眼看时代

时至21世纪，全世界的一个新话题是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会不会再度幻灭？现实层面是有待解决的三道难题：（1）如何建设健康的市场经济？（2）如何化解台海两岸的矛盾？（3）如何善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深入一步看，依然离不开文明的反思。

1899留给中国的启示

兔年新春，本报记者采访了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袁伟时教授。

记：又是世纪末，回望百年前的1899，您有什么感想？

袁：新世纪应从2001年开始，把1999年看作 19或20世纪的终结，也许体现了人们期盼跨入新时代的急切心情，应该理解和欢迎。

1899年的大清帝国，处在迈向大改革还是滑进大灾难的十字路口上。历史的行程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大灾难、大屈辱为19世纪中国的压轴戏；又以10年的改革奏响20世纪悲壮历程的第一章。上一年的和平改革演变为流血悲剧，非要经过又一场大灾难才走上改革之路，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记：1899年承先启后，似乎不是毫无作为。

袁：鸦片战争后大约10年左右必有一次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或内战，一次又一次与外敌较量，结局都是丧权辱国；终于在甲午战争后令朝野上下认识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戊戌政变杀了一批维新派后，确实并非一切复旧，这在经济领域特别明显。

例如，主动开放南宁、秦皇岛等口岸；在重要省区建立商务局，保护和支持私商；修铁路、开矿等等都在继续；相应地新办了一批直接为工商发展服务的技术学堂；还派遣了一些留学生。可是，在急需大改革的年代，这些作为没有也不可能遏止大灾难的到来，也无法抵消朝廷的倒行逆施带来的恶劣后果。

记：说得宽一点，从1899年回溯至1840年，留给后人的最重要历史启示是什么？

袁：这是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年代。化解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境，需要冷静、沉着推行全面系统的改革，随波逐流和片面的新政，不过是杯水车薪。

说到历史启示，我想有三条是最重要的：

第一，狭隘民族主义是最危险的。

清帝国为什么步履蹒跚？症结在于文化观念十分奇特和狭隘。从上层统治者到草根小民口口声声“严华夷之辨”，事事问个姓中还是姓西。“以夷变华”或后来说的“西化”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不得不承认洋人的“物质文明”高出一筹了，还固执地认为中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举世无双，两个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翻开1899年的历史文献，向老佛爷——慈禧打小报告，说某某“离经叛道”的材料俯拾皆是。有的地区的无知小民则热衷于反“洋教”，蔑视和仇视外来事物。这些都为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点燃了导火索。

现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应该是多元并存，自由交流。在这种状态下，民众才能既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又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各适其适。专制统治以思想文化认同为重要标志。任何国家向现代转型都必须走出强制性的文化认同，实现民主、法治的认同。清帝国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这是19世纪中国民穷国弱、战乱频仍的重要根源。

顺便说说：我十分怀疑和反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列强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侵略中国，有没有思想文化“侵略”？这要慎重考虑。外人在近代中国办学、出版书刊，总的说来是有益的文化交流还是“侵略”？传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还是“侵略”？有些传教士或其他洋人的不法行为，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个人罪责，还是有全盘计划和系统实施的侵略阴谋？在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教会史以前，不宜匆促作出结论。有人大叫反“文化殖民”，却满口福柯、德里达……这不是挺有趣吗？一个落后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最好道路，就是敢于承认落后，勇于打开国门，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优秀思想文化。任何时候为思想文化自由交流设置樊篱，其后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第二，改革必须全面和及时。

要是说1899年的清政府在经济领域保留甲午战败后逐步推行的改革措施的话，封闭报刊、不准上书、恢复科举旧制继续以四书五经取士等措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却是向后倒退了。

恶果立即显现：慈禧和一些大臣曾经冀图制止“反洋教”等蠢行，但在弥漫朝野的狭隘民族情绪笼罩下，很不得力，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反而迅速蔓延。加上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连达官贵人也没有可靠的人身权利。大臣以揣摩主子心理的奴才心态代替独立人格，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敢于不同老佛爷保持一致，发表逆耳忠言，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灾接踵而至。

大清帝国的最后覆灭，也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造成的。清末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经济和财政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废科举，建立新法律体系，推行地方自治，方方面面都有作为。但是，久拖不决的立宪，加上经济政策失误（铁道干线收归国有），终于断送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甲午以前不改革，失败了。甲午以后片面和丧失时机的改革，依然失败。这就是历史。

第三，自由既是基本目的，也是基本手段。

富强，救国，这是清帝国朝野上下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富强梦一再破灭。严复一语道破了其中奥秘：中西富强与贫弱的差异，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五个大字（《论世变之亟》）。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一改以官办为主发展经济的错误路线，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大体有了保障，至辛亥革命为止，私人工业资本，年平均增长15%。

思想没有国界。至戊戌前后，“人有自主之权”已成了沿海地方接触现代学术文化较多的士阶层广泛的共识。慈禧及其他闭目塞听的满汉权贵，则直至1899年后仍要回到传统的纲常伦理中去。虽然废科举、学现代科学，仍不愿国民拥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于是，思想最敏锐的知识精英，转向革命。动荡不安和社会分裂的20世纪中国由是浮现。

简单说来，这就是1899年留给中国人的启示。

1999年2月19日

原载于北京《合作时报》1999年3月1日

二十世纪的启示

我相信科学家的结论：21世纪开始于2001年。不过，这年头商风凌厉无比，加上世纪云云本来是人为的，不必过于认真。都说新世纪始于2000年，编者要我说几句话，盛情难却。历史无法割断，欲知未来，不妨看看过去。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1928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哈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不幸，朝野上下迟迟才有所认识，而是否充分仍有疑问。

参加WTO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

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

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奇难杂症的百宝箱，唯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以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为己任。

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与传统思维方法结合，演出连台好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非此即彼。这是宋明理学留下的奇特的思维方式。你主张吸收现代主流文化吗？准要骂你是买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追究你姓社还是姓资！说不定再加上一顶卖国帽子。认识的分歧，提升为政治对立。虽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风余韵不可低估。

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落后了，怎么办？要是说19世纪的中国人还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时至20世纪，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几近绝迹。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性化解，卫道心切。有的则热衷追赶时髦。他们染上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国心态。不过，现实是这样无情，不建立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就无法告别落后，摆脱困境。

什么是现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缺一不可。这些制度和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人们结合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而与实行什么主义无关。

中国人渴望统一。其实，随着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两岸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统一进程早已开始。形势比人强，政治家的作秀，挡不住这个进程。参加WTO　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助推器，长远看无疑将造福所有中国人，促进两岸融合。不可能万事大吉。但竞争如此激烈，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发展，非完善制度环境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澄清吏治、扩大个人自由；而这些又要民主政治为之保障。

不管姓社姓资，要富强、统一，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这是百年中国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均增长8%～9%，可谓不俗。考虑到中间适逢世界经济大危机，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1）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2）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毛泽东语），剥夺公民的各项自由，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3）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社会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公民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4）建立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一些善良的朋友开出种种药方，希望对救治时弊有所裨益。这些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应该考虑的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有的着眼于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后现代理论、道德规范，如此等等。应该提醒这些朋友不要忘记三个情况：1.20世纪上半叶的统治者无不口口声声子曰、诗云；中华道德文章，世界第一。2.我国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任何族群都无法割断传统；加上现代公民意识觉醒，价值取向成了不容干涉的私人空间；靠思想文化如何凝聚统一？3.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没有健全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各种思想观念无所附丽，亦无从传播、讨论、发展。

“知识经济”大约是目前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这当然是好东西。睿智如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撰文指出：不是资金、科技，而是制度才是决定因素。不管政府的意愿如何，资金和人才总是在国家和地区间流动。流向自由，流向法治，流向美好的环境，流向廉洁、高效的管理。

“环境保护”，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科技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资金也不可缺少。但关键仍在制度。中国的环境为什么破坏得如此悲惨？

首先，没有确立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一个代表（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讲人口问题，居然成了弥天大罪！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议员（代表）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是不受追究的。我国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不但留下一个很不光彩的记录，而且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人多，热气高”的吆喝声中，多生了几亿中国人。要活下去怎么办？造田！湖泊，山林，草原，江河，一一遭灾。

其次，建立了一个命令经济体系。领袖和领导的指示就是真理。于是，“大跃进”、大干快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界史上罕见的资源、环境稀奇古怪的大破坏，一一见诸神州大地。时至今日，不少地方，仍是权比法大，领导拍板，环保部门不敢说话；加上黑箱作业，公民和传媒即使有勇气也无从监督。

再次，全面确立无人负责的公有制。资源、财富，样样公有，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不花白不花！到处都是掠夺式经营，各显神通化公为私，哪里顾得上环境？

第四，关起门来我最大。老子的制度无比优越，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与我无关。翻一翻20世纪60—70年代的报刊，领略当日嘲笑别人的豪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闭关锁国，文化教育不发达，必然导致群体愚昧，特别是当官的知识水平低下，眼光短浅。

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我们学不到足够的东西。统一、富强、民主、自由、现代化，多少年了，中国人翘首以望。百年梦寻应成真。

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勇敢地“与国际接轨”，这些流行语汇蕴藏着20世纪的历史经验。眼睛紧紧盯住制度环境，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这是对21世纪中国最好的祝愿。作为史学工作者，继续在20世纪中耕耘，寻找有益的启示，是我的心愿。

1999年11月25日

原载于《开放时代》2000年1月号

回顾二十世纪

告别20世纪已经整整十年，应该对有关问题做一些回顾。

有一个观念总是在我的脑袋里纠缠：中国人对人类欠了一笔大债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偿还历史欠债，包括思想上的债务。中国走过那么曲折的道路，但是没有产生跟这个苦难的历程相适应的学术和思想成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希望有年轻人、中年人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我愿意将自己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提供给大家做靶子。

中国人20世纪的路走得那么坎坷，是由于三个关键的时刻被打败了，而且首先在思想上被打败。

这三个关键时刻，一个是辛亥革命前后。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1906年以后进入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阶段，本来发展比较正常，但几方面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中断了，宪政进程中断了。

首先是大清帝国朝廷腐败、软弱，没有改革和发展的全盘计划。

其次，在汹涌澎湃要求改革、要求宪政面前，不能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再次，做出错误的决策，把民营铁路收为国有。无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不但不全力支持民营经济，反而走回头路，将民有铁路收归国有。

最后，当民众不满，保路运动兴起，不是顺应民情改正错误，跟群众对话，而是派兵镇压，激化了本来可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并且由于调军入川，留下一个空档，革命力量揭竿而起。

武昌起义，政权易手，宪政机会再次浮现。不幸，眼巴巴看着机会再次消逝。

在世界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一个很窝囊的革命。

思想上很窝囊！英国革命产生的《权利请愿书》是辉煌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思想高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但是辛亥革命怎么样？非常可怜！孙中山就任总统的宣言只讲了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统一，就是没有讲到怎样切实保障中国人的权利。5天以后发表《对外宣言书》才提到“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而这个宣言还是外国人帮忙起草的！这些不是偶然的失误，这次革命的主要思想支柱本来就是大汉民族主义！

实迹也很窝囊！经济、文化教育，没有革命也会持续发展，考察革命业绩主要看政治。可是，不但没有实现民主共和，反而走向极端，袁世凯和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的宪政。

1912年到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代，辉煌与苦难并陈。

经济发展是辉煌的。1912年到1920年工业年平均增长幅度为13.8%，欧战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当其他国家在欧战结束以后陷入危机的时刻，中国经济一直到1922年仍然快速增长。1922年以后总的趋势也是发展的。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也受到国内多次内战的损伤，整体上是比较好的。1912年至1936年间，工业年平均增长9.2%。这些业绩最主要的缘由是市场经济确立。一个落后国家确立市场经济后，总有一个比较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也与革命无关。革命的直接后果是财政破产，徒增困扰，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实证据。

思想文化上，北洋时代是20世纪最自由的年代，有过军阀杀记者或其他摧残自由的记录，但那是个案，总的说来自由度是最大的。

报刊，不必讲实际的业绩，1921年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致国务院的公函直截了当指出：政府颁布的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是违反《约法》的，“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这种气概，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力量和大无畏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大家更知道，蔡元培北大的办学方针开创了中国教育的一个辉煌年代，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真正地在中国开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再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学术史，几乎20世纪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大师大都产生在北洋时代。

所以，我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北洋时代。

但是，中国人又一次被打败，把1924年至1926年间段祺瑞挽救中国的最后努力打败了。

段祺瑞1924年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到1926年4月19日黯然下野，是挽救共和的最后一跃，希望用和平手段挽救中国，而以失败告终。他是被谁打败的？这就讲到今天的主题：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结合。辛亥革命所以那么窝囊，因为它的主要思想动力是民族主义，是想推翻少数民族政权。段祺瑞所以被打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联手。

段祺瑞复出，就任临时执政。他的颇具远见的计划是首先召开两个会议，解决几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城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会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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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坐下来，不要再打仗，联合起来结束国内的混乱局面，商量如何召开国民会议，仿照美国的费城会议，制定宪法，解决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

当时以孙中山和国民党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怎么样破坏这个和平救国计划的？

首先，他说你这个会的代表性不足。段祺瑞从善如流，孙中山说人民团体的代表不够，他谋求在现有条例框架下妥协：

“照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应设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兹决定聘请左列各团人员为委员：一、省议会议长一人。二、省教育会会长一人。三、省城总商会会长一人。四、省农会会长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一人。六、各特别区与省同，无者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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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选或民间团体的代表，都应邀参加了会议。如果不吹毛求疵，应该承认缺陷大体得到补救。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办法坐下来好好商量呢？

为了解决建设国家的根本问题，段祺瑞提出开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说我要开国民会议！其实是一个东西，玩的是文字游戏。那时5亿中国人当然不可能一起开会，还是要派代表。在这个文字游戏后面有更严重的问题，段祺瑞为了恢复国家的主权，相应地召开了好些会议，一个是关税会议，跟列强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一个是关于恢复司法主权的会议。两个都是半途而废。关税会议的已经达成协议了，最后在3·18事件冲击下无法签字。

3·18事件其实是用极端的口号蛊惑学生，冲击正常外交交涉酿造成的恶果。起因本来是军阀之间的矛盾，1926年3月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进击国民军，日军军舰冀图带领奉系的军舰运送直系部队在大沽口登陆，国民军开炮，引起各国抗议。通过交涉已经达成妥协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鼓动学生上街，提出很激进的口号。

共产党人，以李大钊他们为代表，你说他没有理想？不是，有理想。你说他为人坏？不坏，特别是李大钊，我研究过他的东西，很善良的一个人，很忠厚的一个人。但是在极端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提出了很多很极端的口号。比如开关税会议要收回关税主权，他说不，我们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非常彻底，但是中国有这样的力量吗？你要是有这样的力量不用喊口号，就可以很自然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没有力量的一个弱国，一步步地废除，行不行？当时还提出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驱逐出北京，非常革命，非常可爱，也非常愚蠢！

20世纪20年代流行全国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两个基本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当时一部流传很广的书是漆树芬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经济》。现在重读这部书，将近一百年了，他讲的那些东西是非常片面的，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一下，是非就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的主要行业有很多外资，我们的外贸至今还有一半左右是外资和合资企业占有的。你能说今天的中国是殖民地吗？另外，即使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极不平等的状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是不断发展的。

1925年10月26日关税会议开幕的时候，他们也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代表甚至提出：中国的关税权是被外国武力夺走的，“依武力剥夺而去的，还须用武力夺回来”。这样的情况下一再冲突，到最后就酿成了3·18事件。最主要的是，在那种极端思潮下，背后有不上场的俄国佬鼓动、操纵，还有头脑简单的冯玉祥支配下的国民军上场，结果把段祺瑞赶下台了。军队包围执政府和他的住宅，迫使段祺瑞在4月19日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和平收回主权和改革的路中断。原来商量好1929年1月1日实现关税自主，达成协议了，但是没有办法最后签字。国民党北伐，建立了全国政权，继承了这个成果，仍然在1929年1月1日收回关税自主权。但政治上是一个专制政府在执政，肆意侵犯自由，民主进程大大推迟。我想这一个又是非常沉痛的教训。

还有一个第三次的打击，1946年的政协决议，是20世纪挽救中国宪政最后一次机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极都不愿意退让，眼睛都盯着权力，盯着政权，就是没有盯着中国人的自由、中国人的权利。两边都说自己有理，谁没有理，其实那些都是小道理，最大的道理没有受到尊重。以后的历史都是1946年失败的恶果，具体就不用说了。

从这三次打击得出什么教训？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很多理论上的问题需要答复。

首先是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19世纪以来中国人一再走错路，根本原因是对时代认识不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年代。但是我们只看到这个过程不合理的一面、强权的一面，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压迫我们的一面。

资本追求的是通商、利润、拓展世界市场，和平通商达不到目的，就用血与火开路。历史以铁血开路的，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怎么应对？日本人半成功，中国人完全失败。这里面就是由于对全球化的时代认识不清，“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与你们贸易不过是大皇帝的恩典！这样的愚昧思想至今还有市场。新老左派仍然想出各种离奇古怪的理由在经济和文化乃至学术领域“反对帝国主义”，反“殖民化”！

中国政府2001年毅然参加WTO，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终于认识到这一条了。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还是不断有人要抵抗、反对。

说得更彻底一些，我想现在的时代不但是全球化时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迈向大同年代了？今后的一百年，世界大战不可能了，国与国的战争即使有也是很小规模的，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能了。中国跟日本打不起来了，中国跟美国打不起来了，欧洲更加不可能再打了。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承认世界走向一体化，而且世界管理委员会或者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已经涌现出来了：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法院，还有联合国下面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是地球管理委员会的雏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举动，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我想就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了。现在民族主义思潮那么厉害，怎么化解？不从这个背景上，从整个时代的性质上，彻底去化解，彻底去剖析，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我们面对民族主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极端的思潮兴风作浪。随之而来有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知识阶层怎样认识自己。江平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坚持独立性、批判性，这非常正确。历来界定知识分子的特性都坚持这两条。独立性，批判性，绝对不能丢。但是为了化解极端思潮，我认为应该加一个建设性。作为文学语言来讲，村上春树所讲大墙与鸡蛋之间，永远站在鸡蛋那边，完全正确。知识分子是政府的监督者、批判者，这是对的，但有没有合作的一面？从江平先生，还有不久前过世的我们非常尊敬的蔡定剑教授的实践来讲，也有跟政府有合作的一面。既然纳税人拿出20%—30%的GDP来组建一个政府，为什么当它施政正确的时候，我们除了监督它、批判它，不能跟它合作办事？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蔡定剑教授和各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合作，推进党的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工作，推动地方政府民主化，我认为是对的，正确的。江平先生在中国政府的立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参与那些立法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生活在转型社会，面对一个转型政府，它有很多专政的习惯和作为，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和平转变为现代政府？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转变为现代社会？我想这不能含糊。要是强调这个过程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除了批评和监督以外，不能否认建设性。又如吴敬琏教授参与过很多次党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他在里面起的作用是很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参与这个工作，尽可能地想办法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宪政的道路。对这些人的努力，我们应该非常尊敬。所以我认为对知识分子性质要有全面的认识。当然，肯定建设性，不排除有些人愿意选择做永远的反对派，以批判和监督为终身职志。社会需要分工，需要多样性；人各有志，各自努力，都是对社会的贡献。

第三个理论问题，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我想中国社会转型既然是和平的，我们是不是要等待哪一天突然有个英雄下一道命令，明天实行宪政？我想这个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我们现实生活里宪政的生长。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中国人在不断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觉醒，这是宪政最深厚的基础。它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公民的自由权、财产权。只要市场经济在发展，这个过程不可能中断。我们看到宪政在生长，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我们应该积极参与这个过程，批评妨碍宪政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又支持那些积极的因素。我想这也是个大问题。

第四，我们要是不想中国再走一次大弯路的话，思想上要争取打赢。现在的民族主义思潮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利用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应该尊重，文化革命这样摧残传统文化无疑是罪恶，希望永远不会重新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但是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边界，在我看来，这个边界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它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了。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它的制度在各国是大同小异的。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发挥儒家的“外王”作用，我想这是错误的。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枝节之处它可以有这样作用，总体上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现代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特点，但是根本上的要求达不到的话，你就不是现代社会，不是现代制度。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能含糊，应该非常彻底地想清楚，说清楚。

作于2010年12月12日

删节后刊登在《羊城晚报》2010年1月2日B2版

关于辛亥革命的若干问题

首先要谢谢大家周末的晚上来听这个很偏的题目。我想，辛亥革命的过程等一般人知道的就不用讲了；要讲的大致上是我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我认为需要特别突出介绍一下的情况。

我一直做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主要做1949年以前那上半叶。做这个研究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现代化的路走得那么坎坷，那么弯弯曲曲，到现在还是一个奋斗目标？我想，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希望得到比较确切答案的问题。辛亥革命研究应该与这个大背景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令中国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名义上非常先进。日本是现代化强国吧，但是它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跟一般的立宪国不同，天皇还有很大的权力。1911年中国一下子成了共和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占有什么地位？首先介绍一个人的评价。你们知道不知道章士钊？一般念过中学的人可能都知道。鲁迅就讽刺他是“老虎总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司法总长，也做过国会议员等。但是他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宣言、通电就是章士钊起草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曾拼命拉拢他。这就要讲到袁世凯是怎样飞黄腾达的。袁世凯讲武，不是行伍出身；讲文，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不是所谓“正途出身”。在当时，这些是很不利的条件。但是他投靠了清帝国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在他手下做幕僚，后来参与镇压朝鲜内部的动乱和练兵等活动，得到吴长庆的赏识和提拔。也就是说，吴长庆是袁世凯在军界和政坛得以迈开第一步的恩公。吴长庆的孙女吴弱男嫁给了章士钊。袁世凯对这位恩公的亲戚自然特别关照。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命章士钊做北京大学校长，报纸都公布了，但是章士钊坚决不干。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章士钊明知道这是要失败的（等一下我再说明原因），还是跟着黄兴到南京坚决起兵，反对袁世凯。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又参加护国运动。梁启超他们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他是军务院的秘书长，又是两广（广东、广西）都司令部（所谓“都”就是总的意思）都司令的参谋长。他在1961年的时候写道：“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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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有些人夸大辛亥革命的胜利，牛皮吹得太厉害了。

平心静气而论，辛亥革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作用不大。说得简单一点，它只是换了个招牌。一个主要作用是将皇帝推翻掉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摧毁中国早已僵化的意识形态有作用。原来有三纲，没有皇帝了，君为臣纲还站得住吗？站不住了。这一个纲站不住的话，整个三纲的基础就动摇了。在思想上对促进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有作用。除掉这个以外，我没有想到其他更重大的意义。

但是，思想变革也不能讲辛亥革命就是最重要的。中国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变革，从什么时候开始，谁点起这把火呢？1833年，鸦片战争前七年吧，一个德国传教士就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传教士当然要讲点宗教，但这份杂志的基本内容是介绍现代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基本常识。它介绍英国，说英国有一个公会（国会），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人有自主之权”。它说的自主的意思是自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有自由权利”。它还讲到从国王到一般老百姓都遵守“律例”，即遵守法律，遵守法治。没有这些，国家就会怎样呢？“百工废”，百业都会萧条；有了这些，就会慢慢兴旺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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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英美等国，都着重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着眼。可以说，现代思想的传播和传统思想的变革，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外来的有识之士（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本国的思想家、留学生、驻外使节，包括魏源、郭嵩焘、王韬、严复等等，办报刊、出书、写文章，艰辛地不断耕耘，慢慢就开始变化了。特别是1895年中国给日本打败以后，掀起了第一次启蒙运动，那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前后的启蒙。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严复。严复在1895年提出：“国贵自主，人贵自由。”揭示国家的独立自主，公民在方方面面的自由，既是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又是决定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他说为什么西方那么富强，而中国学西方却还是那么贫弱，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这五个大字！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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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量一下，以后的所有政治口号，恐怕都没有这八字箴言说得那么深刻、到位。“反封建”就是争自由，打破各种枷锁，争取经济、政治、学术、言论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离开公民的自由这个根本去谈“反封建”，必然离题万丈。对这个基本内涵的偏离，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国家的问题则在独立，摆脱殖民地、附属国之类的不平等地位。有一个说法是要“讲国家的自由，不能讲个人的自由”。始作俑者是孙中山。这是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口号。

1.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两种不同的事物。但是，在一定的任期内，政府又是国家的正式代表。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限制政府和军阀为所欲为的自由，即独裁专制的胡作非为。对一个社会生活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是特别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反封建”的基本内涵。提出“国家自由”作为奋斗目标，为有些人有意无意混同国家和政府，建立专制政体服务。马克思早就嘲笑过“自由国家”这样的概念的荒唐，我们应该坚决与荒唐划清界限。

2.不讲个人自由是专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又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对一个国家说来，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顶多是沙滩上建大厦，终有一天像苏联那样垮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回顾一下大清帝国以来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扶植官僚经济带来的恶果，就不用多说什么了；没有政治、言论、学术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造成的伤害，更用不着细说。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义和团杀洋人和本国教徒，摧毁铁路、电线、洋学堂等一切外来事物，加上清军围攻外国使馆，招致外敌入侵，北京、天津等地给八国联军占领了，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才觉悟，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变，不变不行。怎么变呢？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已经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同外国签订的条约，跟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本来是稍具理性的人应有的常识：你是弱国，没有力量迫使列强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就只能卧薪尝胆，致力改革，为日后收回利权准备条件。不顾力量对比，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既爱国，又革命，可爱得很！但会招来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大祸。这是稍具理性的人都懂得的常识。令人惊奇的是：20世纪90年代，居然有人跳将出来，出卖良知，向常识开战，大骂这是鼓吹卖国投降的自由化观点！20世纪尚且如此，19世纪70年代，更是除了几个无权无勇的先觉之士外，没有人支持和响应。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1864、1865年就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到了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期间，这个变法才真正开始。变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原来走的是官办路线，什么都是政府出钱办，而凡是官办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效率低下和亏本的。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到了新政时期这方面就打破了，实际上甲午战争之后已经开始改变，不再走官办路线，到了新政时期官办的企业已经不多了，反过来支持私人资本发展。原来办一个企业是要经过各级大官的批准，甚至要报到朝廷去批准。刚才我讲的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国的公使，他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联合湖南的士绅，想办小火轮公司，从长沙到武汉的小轮船。打过三次报告，张之洞都拒绝批准，“不行，不合国情”！经济上没有自由，更加不要讲政治了。到了新政期间就放开了，不但支持一般人创办企业，而且支持商人自己组织起来，组织商会，这个事也起到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商会是真真正正商人自己的组织，什么事都是自己商量决定，而且好多地方还办了很多公益事业。消防事业（救火会）那个时候由商会办。另外，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维持社会秩序。工商登记也通过商会，商会的权力很大。有了经济自由，经济上慢慢发展了，新政时期还开始修改沿用几千年的法律。先是废除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进而请日本的法学教授来帮忙修改法律，实际是把大陆法系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全套移植过来。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而且立宪工作也开始了。这个移植法律的过程就是观念变革的过程。其中一点是要把整个法律从原来以家族为本位转到以个人为本位。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知道有个人“隐私权”这些观念，从整体上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才慢慢知道还有个人“隐私权”。但这些在清末制定的法律里面已经有了，有好些具体规定保护这些权利。甚至婚姻自由也开始写进法典。我曾经做了个比较，那个时候定的关于结婚的规定，跟《拿破仑法典》相比差不了多少。所以说观念慢慢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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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牵涉到皇帝、皇族的问题，有关法律还是不平等。辛亥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皇帝了，法律上变成了人人平等了。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有没有贡献呢？即使有，贡献也不多了。所有其他方面做得好的地方，清末新政都已经开始做了。比如发展经济、继续完善法治，这些都做了。所以这些方面是新政的延续，新创的东西不多。

这样说来，辛亥革命岂不是白搭了，白干了，为什么还会爆发这个革命呢？可以说完全是清帝国自己埋葬了自己。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哪些东西引发辛亥革命，使之成为历史的必然呢？我想是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贪污。清帝国的贪污非常厉害，从他那个总理大臣开始贪污，甚至慈禧那样的最高领导人也贪污。袁世凯本身就是行贿的能手，庆亲王奕劻当总理大臣，他派专人打探，家里面一有什么事，他已经什么东西都给你弄好了。盛宣怀也是这样干的。现在留下的档案里面，有很多他手下怎么替他行贿的记录。他不直接给奕劻本人，而是给这个亲王的公子或其他亲友。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这个总理大臣至少贪污了几百万银洋。这个几百万银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全国的预算三个亿，那几百万占多少，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贪污而且是群体性的贪污，几乎是无官不贪，当然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第二个是民族矛盾。满族有五百万人，跟汉族四万万人这个关系没有搞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了最后说要预备立宪了，他还弄一个皇族内阁出来，基本权力都掌握在皇族手上，这个矛盾就非常尖锐了。同盟会他们所做的宣传，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很容易得到汉族士绅和一般老百姓的共鸣。你满族人那么少、那么腐败，我为什么要你做皇帝呀，我推翻你不是很好吗？

第三个就是一些主要的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原来洋务运动失败在官办经济嘛，辛亥革命直接的导火线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一下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外国资本来修铁路的很多，中国人慢慢自己经济力量有所发展，也想自己办铁路。办铁路包括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这一带的老百姓，买铁路股票，还没有修路先买股票，甚至按照田亩——我有多少田地我就出多少钱入股修铁路。筹办这些铁路有些管得好，有些则贪污呀、浪费呀，搞得乱七八糟。管交通的大臣盛宣怀认为这样修铁路不行，还是要收归国家来办。收归国有，国家没有钱怎么办？借外国的资本来办。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民间办腐败，公家办、官府来办更加腐败。那应该怎样来解决呢？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民间自己整顿，不断引导人们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来治理，逐步就会走向轨道。他不走这条路，而收归国有。这直接跟大部分的股东在利益上冲突，冲突引起突发事件——保路运动，政府又没有妥善处理，派兵去镇压，火上添油，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第四，归根到底是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和其他难题，在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下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难题实质是利益冲突。民主、法治程序可以使之纳入和平、理性解决的渠道，避免暴力冲突。可是，清政府从1906年开始老说“立宪”，却老是“预备”，同时钳制言论自由，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民间的怨愤，没有正常宣泄、表达的渠道；关乎他们利益的处理，没有自己选出的代表参与，终于导致矛盾极端尖锐而爆发革命。

所以辛亥革命是必然的，是清政府拒绝彻底改革自食其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革命爆发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名号，叫作民国，但是我们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后来还带来了连绵内战。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应该从三方面去分析。

首先看当时的执政当局，就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势力，状况怎么样？

袁世凯在清末时期可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进步到什么程度呢？国内外公认他是新政的支柱之一。他是直隶（现在的河北）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有特殊地位的角色，不单纯是个地方官，而且直接参与中央很多决策。练兵，练就了中国最强大的陆军，六万人左右。教育上做得非常出色，河北办新式学堂，是全国最多的。清末废除科举，直接促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联名上奏章给皇帝（实际上给慈禧太后），说应该打破原计划立即废除科举。你不废除科举的话，一般老百姓一般年轻人不会认认真真进学堂念书，接受新式教育。结果促成清政府决定在1905年废除科举。这是一个造福整个国家的大事，从此中国人不必花主要精力和黄金年华去念四书五经，可以接受现代的科学文化。这件事是他和张之洞做的。

政治方面，中国第一次搞地方选举，在哪里呢？袁世凯治下的天津。中国办警察卓有成效的也是袁世凯。戊戌年湖南试办过，但是大规模办也是在天津。大家都很熟悉詹天佑。詹天佑修京张铁路，不是我们经常有文章歌颂吗？这个当然对，应该歌颂。但是少讲了一半。这一半是：是谁励精图治，决定修京张铁路？又是谁决定要用中国的技术人员，由中国人来修这条铁路？其实都是袁世凯。所以，讲京张铁路，第一功臣是袁世凯，其次才到詹天佑。辛亥革命后让袁世凯做总统，可以讲内外都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清末致力新政；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支持，只是反对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清末办新政，直隶很多事情都走在前面。

此外，在他做总统期间，他在经济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比清末新政还要做得出色。怎么这样讲呢？

他很聪明，用两个很有名的内行来管经济和财政。一个是周学熙，是官僚子弟，做过两江、两广总督的周馥的儿子；他本身也是大资本家。袁世凯就用这个人。另一个是南通弃学从商发了大财的著名实业家、前清状元张謇。这两个人当然知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在哪里。

他们上台首先抓法治，从立法着手，完善经济立法。在袁世凯统治时间，通过了八十多件有关发展经济的法律，完善了清末新政经济方面的法规。

另一方面抓减轻负担。比如矿山，原来开采矿山，矿山税是25%，到张謇当农工总长的时候，减到10%—15%。与此同时，还废除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些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办法。原来清末的时候，为了鼓励人们发展经济创办企业，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叫专利制度，其实是曲解了。你创办企业，创办以后我给你在这个地区多少年的专营权。比如说在广东办一个纺织厂，那我给你一个十年的所谓“专利”，在此期间其他人不准办同类企业。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把这个垄断经营权废除掉。诸如此类的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大家从中学开始读的教科书，都是这样讲的：中国经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给了中国一个空隙，就发展起来。是不是这样讲？这样讲又对又不对。因为首先它没有讲，清末新政以来建构的经济制度基础。全世界人都不笨，哪一民族都不是劣等民族，盛衰的关键在你的制度，你处在什么制度下。清末新政在制度基础方面就打下基础了，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民族的工矿业一直在上升，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不低吧？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制度基础已经打下来了，整个经济已经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看看财政收入，情况就清楚了。19世纪末，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七八千万两银子，顶多到八千多万的样子；到了1910年已经三个亿。离开制度基础，这些现象无法理解。

在政治方面，袁世凯有没有建树？也有建树。开始做总统，他是按照当时的宪法——《约法》来组织国会的选举和召集国会。按照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来选举国会议员。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有很重要的一条：坚持军政分开。在大清帝国时期，总督是真正军政、民政一起抓的，所有军事和民政都是归他管的。袁世凯当上总统就坚持军政要分开。他要求都督只管军事，各个省另外设一个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大家上历史课的时候就知道袁世凯要撤掉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李烈钧、胡汉民呀，柏文蔚呀，这三个都督他撤掉。标准答案是此举目的在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解读：他是要推行军政分开。证据是江西、广东的军事还是由国民党人管。同时，后来所谓“二次革命”平定以后，政权已经不容国民党染指，他还是照样推行军政分开。任何现代国家都应军政、民政分开，进一步还应由文官去管军队，让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如此说来，政治上不能说他没有建树。

袁世凯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的思想停留在清末新政的水平上，不能跟着时代前进。当时中国人政治、经济都比较自由，有的记者就指出来：你看这个总统的那些文告，老是讲现在这些百姓怎么不行，老是教训老百姓，说你应该加强道德怎么的；跟前清那些皇帝的上谕（圣旨）一个样，还是冀图教化子民。不是不要讲道德，而是除了公共道德外，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政府不应随便干涉。我遵守儒家的道德行不行？行。我遵守西方基督教的道德行不行？也行。道德有个人选择问题，政府应该认真实行法治，不应该侵犯私人空间。对那些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或底线伦理，可以按程序制定法律或条例让人们遵守。

中国有个“政教合一”传统。这个教不是指宗教，而是教化。统治者以圣贤的礼教——三纲五常教化被统治者。与此相适应就有所谓“君师合一”。“君”不但指君主，也包括各级官员。“君师合一”，就是各级官长不单管政府该做的事如治安、收税等等，而且管理和教导老百姓的言行要合乎圣贤制定的规范。在中世纪，在前现代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袁世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没有想到自己首先要遵守法律，严格遵守法治，而讲法治必须记住三个要点：

第一，法律至上，司法独立。“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上帝当然不能侵犯，但是法律和上帝一样也是不能侵犯的。不过不是随便制定一个法都合乎这个要求，那不行。你要制定一个错误的“法”，例如剥夺公民应有的自由，那不是真正的“法”，那个叫恶“法”。任何法律必须首先受到自身是不是具备合法性的审查。

第二，法治的属性是限制政府的。政府必须依法运作，在法律之外做事，那不行。首先你的一切作为都要纳入法律范围，法律上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要通过议会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但议会的决议也不能违法，不能违反宪法。如果政府或议会违反宪法，任何人都可告到宪法法院去。不幸，一部中国宪政史，却找不到宪法法院的踪影；多少违法勾当，无法通过法治途径去解决，从而为暴力活动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法治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身权（安全、自由）和财产权（也是一种自由权利）。法律就是为保障这些权利而产生的。公民的自由，公民的私人领域，是政府不能干涉的。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私人空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三个要点，是真假法治的试金石。

但是，袁世凯和许多中国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一样，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大清帝国时代。他认为只要能够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就行，我可以运用一切权力和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于是，他要求像清代的皇帝一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思想停留在那样一个水平上，经济上起初还可以做点好事，在政治上就不行了；当经济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制为屏障的时候，连经济发展也深受损害。

总的看来，他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典型，认为我主观上为老百姓办事，就可以不管其他了，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人物。20世纪中国这样的人物颇多。面对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办？通过革命打倒他，行不行？即使有那么大的力量推翻那些专制统治者，法治和民主、共和制度不健全，上来的那些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货色。这不是个人品德问题，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才是根本。

这样就碰到下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来监督他、牵制他，让他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政治往往是博弈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个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还是不善良为转移。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力量对比，是在良好制度环境下的力量对比。当时最大的反对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国民党能不能牵制他？应该讲能牵制的。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一些军队，还有好些地方都督是国民党员，这是一个方面。除掉这个以外，因为革命胜利不久，它的威望是非常高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870名国会议员里面，国民党员占392席，是第一大党（进步党占223席，还有185席跨党分子，70名无党派人士）。那个国会开会时也打架。任何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初期必然毛病百出。贿选、贪污、打架……什么都有。不奇怪，也不要紧，只要有这个制度，加上有言论自由，可以在各方监督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你这个家伙好事不干，你就打架，你就贪污，还有贿选，我在报纸上揭露你，犯了法，更要依法处理，下次就没人选你了。反复操练、反复较量，慢慢就会走上正轨。全世界的民主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性复杂，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管不好，坏的方面就发作。但是，管得好，制度约束他，纪律约束他，舆论监督他，能够让他变好。不要指望老天发善心，选中一个大好人；这样偶然性太大，太危险了；没有牵制和监督机制，好人也会变坏。希望在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将这些官员们管起来。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国民党完全有条件监督、推动袁世凯这些人走上正轨。你想不民主，你想捣蛋，我就揭露你，通过法定程序监督你。当时的报纸是自由的，揭露袁世凯的文章很多；加上当时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间社会——商会、教育会等等力量很强，并在迅速成长，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牵制力量。假如依靠这些力量，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坚持走维护民主、法治的道路，兵连祸结的中国近代史完全有可能改写。

1913年突然发生一件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成立，选出的理事长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连做出几个错误的决定：

1.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唯一尚待解决的任务是实现民生主义。

2.一再宣扬可以完全相信袁世凯，说袁总统治理国家有一套，我相信他。没有把制度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他没有真正理解离开分权制约和反对党的监督，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共和。既然政权已经落到袁世凯手上，国民党在准备通过选举夺取政权的同时，应该忠实地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毫不松懈地监督袁世凯的言行。

3.放弃政治，专心致志修铁路。他说，要在10年内修20万里铁路；以后铁路修好了，袁世凯练兵也练得差不多了，我们中国就强盛了。20万里是什么概念？他没讲是公里、英里还是中国里，中国铁路通常是按公里计算的。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中国的铁路大致上可以达到7万公里，要达到20万公里更是遥遥无期。他根本没想到一个政治家，不搞政治搞实业，这个角色就错位了。

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

当时国民党内头脑比较清醒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批人。他反复宣扬应该实施内阁制，公开表示应该由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当然不肯轻易放权。他给宋教仁送去50万大洋，冀图收买，宋教仁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于是，他就派人将他暗杀掉。暗杀事件发生以后怎么办？那个时候最容易显示一个政治家水平。当时全国多数舆论有两点共识：

1.中国不能乱。特别是各地的商会纷纷发表意见，你们不能乱。一乱我的生意就没得做，损失太大。辛亥革命的时候说是有损失，还能将清朝皇帝拉下来，你现在乱了没意思。民心思定。

2.宋案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当时也确实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3月20日晚上10点，宋教仁被暗杀。三天后，就先后将凶手应夔丞、武士英抓获，并搜出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来往电信。4月27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把这些电信公之于众，全国舆论哗然，都知道这件事是袁世凯及其爪牙干的。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给北京地方检察厅，说委托贵厅协助将国务总理赵秉钧解送到我这里来！请大家翻一下中国的历史，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传当朝宰相来受审。我想迄今为止这是空前绝后的。20世纪没有。20世纪以前我的记忆里也没有。这说明通过司法途径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案件。即使不彻底，在政治上，也可赢得巨大胜利。

但是孙中山政治经验不足，革命意识很强。他说不行，我要动用武力反抗，搞“二次革命”。一征求意见，上海的陈其美说不行呀，我力量不够呀。再征求胡汉民、李烈钧等实权人物的意见，也说力量不够。为什么辛亥革命的时候要让袁世凯做总统呢？很简单，就是力量对比处于劣势，临时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没有钱，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到这个时候形势更加严峻。可是，孙中山不计后果，还是要起兵。下面不听怎么办？当时上海附近孙中山唯一可以调动的一支部队，是驻在南京的一个师。那个师长也认为不行呀，不能打，力量太悬殊了，怎样打呀。结果孙中山拿出钱叫人去唆摆下面的军官，要他们坚决起兵反抗袁世凯，说你那个师长不听话的话，就给我宰掉他。但是下面的军官跟那个师长关系很好，对这个师长说：孙中山派人来了，说你不起兵的话就宰掉你，那个师长为免自相残杀，只好含泪决定起兵。黄兴最初也不同意，说肯定要失败，不能这样干。但是最后为了尊重孙中山，带着章士钊他们到南京去，宣布起兵讨袁。好了，这个“二次革命”一打，不到一个月全军覆没。

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一“革命”，授人以柄，把国会摧垮了。袁世凯趁机宣布国民党是非法政党要解散，凡是国民党的议员都撤消议员资格。国民党是国会的多数党，这样一来国会不够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完了。袁世凯就另外成立一个参政会。他名义上也是讲民主呀，成立“参政会”！但找的都是乖孩子，听话的。你是“参政党”，来参政吧，很光荣！到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就是这些“参政会”的所谓参政的参议员吧，他们上书袁世凯说：你英明伟大，四海同钦，应该当皇帝！袁世凯假意推诿说：不行，我不能当皇帝。这些参政诸公心领神会，一而再、再而三上书袁世凯，请总统大人俯顺民心、体察国情，终身执政，当皇帝。他们还假造民意，御用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所谓公民意见，御用团体一再递交请愿书，说袁总统怎样德配天地，怎样能干，怎样应该当皇帝！专制政权机关及其爪牙玩弄这一套驾轻就熟，易如反掌！假如国民党不走这条错误的道路，它还是国会的多数党，这些无耻勾当能演出吗？恐怕不行。那样，袁世凯的皇帝就很可能当不成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野党不成熟，还是革命造反派的劲头，没有及时将革命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不懂得应该坚持和逐步健全议会民主，珍惜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推动整个国家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也不能够体察民意，按百姓的意愿通过民主、法治营造长治久安的局面，让老百姓利用经济自由发展工商和其他事业，改善生活。历史大反复就无法避免了。

在野的力量当然不止国民党，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民间各种独立自主的组织。清末不是预备立宪吗？是什么力量牵制它，使得清政府要走这条路呢？除掉国外的压力，国内主要是三方面的力量：

一个是商会。国内的经济发展很迅速，商会也相应地迅速增加。到辛亥革命时已经有1000个；辛亥革命后每一年还以100个的速度增加。这些商会都是独立的，刚才讲过都是有力量的。遇到问题，它才不管你政府怎么看，它认为对我做生意有利的是这样，它就发表通电宣布自己的主张。报纸也如实登出来，真正表达社情民意，也跟踪报道政府有何反应，评论这些措施是对还是错。那样就形成很强大的压力。

另外一支是知识分子力量。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结社很容易，办报也很容易。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出来讲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各种各样的主张。知识分子的意见通常比那些商会更厉害、更尖锐。很多很有名的政论家出来了。

再一个是各省的咨议局。虽然不是通过普选产生，但进入咨议局的议员大都是各省很有威望的士绅，维护地方公益的愿望很强。他们的独立性很强，绝对没有当橡皮图章的意识和习惯。他们是清末民初各省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些都是牵制力量。这些力量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有紧密联系，说得准确一点，他们就是构成立宪派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开始组织政党。除了大家熟悉的所谓保皇会之外，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名义领袖是马相伯，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他们跟国内的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结合起来，领导清末的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声势非常浩大，到后来迫使清政府宣布从原来以九年为期开国会，缩短为五年，在1913年提前召开国会。结果1911年就爆发辛亥革命，差了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公布所谓“十九信条”（宪法），那是完全符合现代宪法要求的。但是晚了，你早不说，你早半年说，中国就不会闹出那么多事了。不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误国害己。

辛亥革命后，这些牵制力量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清末能够迫使清政府走向宪政道路，辛亥革命后就不行了？一方面国内的商会还在活动，也发表自己的政见，但是它没有进一步组织起来。原来代表他们的立宪派，后来成为“进步党”。但是这个党也走错路。路怎么走错呢？一开始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民众水平不行，文化程度太低，政治水平太差了，民智未开。所以中国不能够搞民主，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其实这个基本判断大错特错了。中国所以不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不能富强，不能现代化，关键在官智未开。执政的那些人水平太差了，太蠢了，没有把制度建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保障公民各项自由，看作国家盛衰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这个地方。梁启超没有觉悟到这一条。所以一开始他就寄希望于袁世凯。他在信中赞扬袁世凯辛亥革命后“指挥若定……功在社稷，名在天壤……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袁世凯则吹捧梁启超：“凡所指导而激励之者，皆荦荦大计，而又切于事情，循诵数四，如豁髳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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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决计合作，实行开明专制。

康有为、梁启超最初鼓吹要“虚君共和”，希望保留皇帝，实行共和立宪政治。假如这个皇帝是汉族，比较好办；是满族，多数人不接受，没有搞成。跟袁世凯怎样合作？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回国，袁世凯立即每月给他三千大洋补贴家用。他要求袁世凯出钱办个大报纸，袁世凯也答应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化解极端情绪，配合袁世凯施政。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报纸没办成，梁启超直接进入政府做官。他要组织政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四十万；进步党的经常活动经费也是袁世凯给的。这样梁启超走了一条跟政治强人合作的道路。这下完了。

原因很简单：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不可能将实权交给他人。进步党不是执政党，顶多是做做摆设和工具的“参政党”。袁世凯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任何人执政都需要监督。当时梁启超是国内外公认最有煽动力的一个政论家。他不做政论工作，不做监督工作。结果另一批力量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人将他们团结起来。问题不是出在他接受袁世凯的钱。梁启超不是出卖灵魂的人。他逃亡日本的时候，日本政府也供给他呀；但是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讲话，骂日本政府。日本舆论就说，你梁启超忘恩负义了，当时你逃亡的时候我们供养你呀。梁启超答复他们，那个时候你供养我没错，你认为我是一个爱国志士，所以供养我。假如你供养对了，我是爱国志士，我今天就要坚决反对你。因为“二十一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假如我不反对你的话，就证明那你供养错了，你供养了一个坏人。所以接受袁世凯那些钱，他也感觉到心安理得，认为自己不是出卖灵魂。后来的事实证实确实是这样。袁世凯要称帝了，他就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揭露批判非常尖锐。袁世凯知道他要发表文章了，提出来“我给你十万，你不要发这篇文章”，梁启超不答应，不但发表这篇文章，而且叫他的学生蔡锷跑到云南去组织起义。许多讨袁文告都是他写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灵魂是梁启超。但是他觉悟晚了。假如他从1912年开始就做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团结原来拥护立宪派的那批社会力量，认真监督袁世凯政府，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个监督实际是教育老百姓的过程，也是教育那些政府官员的过程。认真做这个工作，国民的认识、国民的素质就会慢慢提高。不幸，他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走错了路。

还应指出，关于梁启超接受袁世凯津贴，上面只是客观叙述。此事绝不是无可非议的。此事开始于梁启超刚刚回到国内。当时他还没有固定工作，作为总统的国事顾问，给予临时津贴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项津贴何时终止，如果后来还给，那是违法贪财。至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则开创了国库、党库不分的恶劣传统。

简单总结一下，辛亥革命为什么会走错路呢？这是由三种力量的状况决定的：

袁世凯本来就是专制政体培育出来的新旧参半的人物。没有力量牵制，必然专制独裁。

孙中山、国民党则没有真正领会西方民主、法治理论，在言行上陷入三大误区：1.不懂政党政治，没有及时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政党，忠实履行反对党的重任。2.藐视个人自由，错误地鼓吹“国家自由”，从而既抹杀法治的根本目的——保障个人自由，又抽掉民主的前提和最重要的条件——充分的自由。3.煽动狭隘民族情绪，盲目自大，急急忙忙想驾乎欧美之上，创造中国特有的理论，“毕其功于一役”。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革命的名义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就把中国黑社会那一套变为国民党的党规，留下无穷的祸根。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理论了解较深，但一介书生，却染上策士遗毒，与军政强人合作而一事无成。

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说中国有什么办法能够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呢？当然不可能。所以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识民主、法治都是外来的观念、外来的制度，这些现代文化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特有的，它具有普世性，必须认认真真学习。

后来有人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是怎样总结的呢？你看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西方那一套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这样总结，我们的教科书都这样写的。仿佛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不配享有民主、法治！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好好学习西方，那些政治家还很不成熟。假如当时的政治家老老实实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虽然最初会有很多腐败，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各种力量牵制和监督下，会慢慢通过自身的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不要陷入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动不动说这个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消息：中国不是要搞股票、证券交易吗？没有人才从哪里找？从香港找来。最初找到一个顾问叫梁定邦，一年要一块钱人民币的工资。一个人和他的家属消费有边际性，钱多了没处用，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唯利是图。后来朱镕基总理说再下决心从香港或国外找一些，就将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找来，做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她叫史美伦。前些日子有人问她：“你说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监察委员会，是不是要建一个有中国特点的监察制度？”她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特点，我知道就是要加强监督。”（大意）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乃至每个家庭克隆别人是不可能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涉及制度性的领域，首先应该承认共同性。例如，在经济领域，企业、银行、市场管理……一味追求中国特点，把国际规则放在一边，在激烈的竞争中，只会弄到企业破产，市场衰败！在学术、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情况也大同小异。总之，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共同性是第一位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是第二位的。后者主要是实现共同性中形式和步骤的差别，这当然要认真对待。而在有些领域，有些特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差别最大的是文化，各民族传统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迥然不同。但保障信仰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基本人权谁也无法阻挡。一夫多妻，通奸就用石头砸死，思想有罪，专制统治，如此等等，能万世不变吗？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违反这些普世适用的现代性的东西，只应放进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归人们研究。最重要是要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中国人不要自由了？不要民主了？不要宪政，不要法治了？走来走去一百多年，回过头来还是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山大学一个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是二三十年代创造社的著名人物，叫冯乃超，他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搞什么学术批判呀，思想批判呀，都是无知批有知！确实是这样，无知批判有知。1987年，我们有个报纸发表言论，说你看，这一年中国真伟大。伟大在哪里呢？一个香港回归，另外是新通过的刑法第一次把法治的三个原则（法无明文不得定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引进到中国来了。他不知道大清帝国定的法律，定的新民法、新刑法就有这三条原则了。这个情况不过证明中国九十年代回过头来做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做那时开了个头没有做完的工作。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走来走去，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人类文明共同成果是无法抗拒的，不要以狭隘的民族国家情绪去考虑问题。特别是“中国可以说不”呀之类的叫嚣，那些是很廉价、很低级的煽动。真正让老百姓和整个国家得到益处的，是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都要拿来，都要学习。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最重要就是这一条。

我讲得可能太多了。还有二十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很乐意给大家解答。

1.如何去接受世界文化的共同成果，你对现今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意见吗？

袁：接受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恐怕要首先从了解世界开始，知道人家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程度。任何人除掉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自己专业工作以外，恐怕要多读一点书，读一点好报刊，那样很有好处。假如要我介绍的话，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来讲，《南方周末》很值得一看。在现在的条件下办成这样的水平，是很不简单的事。我今天刚刚看过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讲美国怎样走出孤立的道路，写得很好。作者叫丁林，另一个笔名叫林达。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们夫妇三本关于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虑》等），总的书名叫《近距离看美国》。基本内容是讲一个现代国家是怎样运作的。我想我们有一些观念应该转变了，观念不要再停留在姓“社”还是姓“资”、姓“中”还是姓“西”那个水平上，以这样的观念观察和处理问题会害死人的。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讲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就讲那些垄断企业、银行、邮局这些大企业，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一百年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社会主义因素是不是在增加？我想是在增加。香港公认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系，也是最资本主义化社会。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0%是归政府支配的。它对那些低收入阶层、弱势阶层的援助，那些社会保障，是不是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要完备？香港政府对医疗、教育各个方面的投资，按人口平均计算是不是比内地要多？有一次我去加拿大，一下飞机接我的朋友就说：“我们这里才是社会主义。”同意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无关紧要。但你应了解，他们这样说是因为那里从摇篮到墓地整套的福利制度非常完备。社会主义是不是追求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对弱势群体更加公正、消灭三大差别，使社会更加平等？也就是说，社会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平等，无非是追求这些吧。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好东西。其实这些是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剥开它的一些表面现象和无关紧要的差别，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要通过这些现象看它的本质的东西。所以，应该多了解、多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否则，你拼命地骂，拼命说这个怎么错误，人家会说你根本骂错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说了等于白说，说了令人脸红。

至于说到教育，现在不是大讲素质教育吗？我总是感到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没有抓住要点。要点在哪里？培养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应该从小尊重每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从家庭到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在培养乖孩子，迫使人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如此摧残生机，太残忍了。你就是要让他小时候调皮捣蛋，要让他自由自在，敢想敢说敢干；长大了才会敢于挑战一切过时的和错误的东西。一个社会要是让人心惊胆战，说一句话都生怕有人录音，去打秘密报告，“这个家伙怎么怎么样”，那就太可怕、太反动了。你不改正，社会精英就会用脚投票，跑到外国去了。

2.你是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为什么？李泽厚有本《告别革命》，更多否定词，你怎样评价这本书？

袁：我想革命没有什么告别不告别的问题，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你告别它，它存在；不告别它，它也存在。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告别呀，拥抱呀，都太感情化了。对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只能够讲这是客观的历史事件，应该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李泽厚的书有启发人们思考的作用。中国的历史研究太公式化了，提出这个问题，不管同意不同意，你都必须思考它，这样就很好。李泽厚这个人是书生，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发表这个意见，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可以讨论。能启发人们思考的书，不是很好吗？

我想再简单地归纳一下辛亥革命，我讲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的作用不大。正确的地方是延续了清末新政的所做的工作，唯一的新作用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辛亥革命跟法国大革命有什么联系没有呢？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法国大革命那种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形式，一直延续下来，表现在中国辛亥革命乃至后来的十月革命。现在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副作用很大，摧毁掉很多不应该摧毁的东西。法国社会一直到1871年才逐步安定下来。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间太长了。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可能对社会的损失更少。民主、自由、法治思想当然要传播，但很多东西必须水到渠成，通过改革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文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观念必然会变革。这个改革过程很复杂。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传播那些应该传播的东西，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批判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黑暗，为改革指路和开路。

前天不是法治宣传日吗？今年法治宣传日很重要的一条，是从李鹏到其他中央的宣传部门，都强调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过去，中国的宪法是不能司法化的，办案的时候不能引宪法的条文作为根据。所有现代国家都有宪法法院，都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宪法理所当然是司法的最重要的依据。你违反宪法了，那就一错百错。现在从中央开始，都讲了宪法很重要，是至高无上的；有些地方法院也开始引用宪法条文办案。既然宪法重要，那你作为一个公民，就要坚决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就要广泛宣扬教育那些官员们。整个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关键是官智开不开。官智开不开的关键，是知道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应该让官员懂得法治首先是治自己的，约束官员不要胡作非为，不要侵犯公民的自由；应该依法行政，做你该做的事，不然老百姓纳税养着你们这班人干什么呢？修路，搞治安，搞好制度环境，一切按法治办事，按法律办事。那样人才就来了，投资也来了，不这样干你这个地方就衰落，经济发展不快。所有的公民不断坚持，身体力行，官员也是公民一部分，他慢慢知道我应该依法办事，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情况就会逐步变化。宪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保障公民的权利，所谓公民权利和自由是同一个概念，可以互换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言论的权利。

3.你是不是宣扬制度万能论？

袁：我反复讲制度的重要性，一个重要前提是考虑到人的本性。人性是复杂的，他有善良的一面，有社会性方面；但也有破坏性、反社会性，有野蛮方面，有动物性的遗传方面。这两个方面兼有并存。文化的积累、观念的变迁会对人性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积累可以逐步固化为制度约束。

这样说是不是“制度万能”？制度确实对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盛衰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制度是逐步进化而来，凭空去设置一个制度相当困难，要不断改进得来——要靠人的观念变化，不断推动它改良、改革乃至于革命。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制度的制约。但怎么运用制度也很重要。没有人那么傻，会认为有了制度以后，就不用主观努力了，那是废话。制度本身还要不断改进，怎么“万能”？为什么梁馆长他们佛山图书馆会那么辛苦不断推出讲座呢？无非希望传播一点好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观念变革应该聚焦于制度层面。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得理想一点，那样大有好处。制度才是一个根本性的约束。好的制度会使坏人难于做坏事，或者做了坏事以后很容易发现，而多数公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我认为着眼点在这个地方。

4.批评梁启超没有监督袁世凯，当时办报刊那么容易吗？对现在的报刊又怎样看？

袁：他进步党、梁启超自己就办几个刊物。梁启超自己最初办《庸言》，后来办《大中华》。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都是在梁启超、进步党（后来叫研究系）影响下的，他还办《解放与改造》。言论自由很重要，是公民权利的基础。那个时候办报刊不难，知识分子待遇也高，言论自由有切实的物质基础。高到什么程度？胡适他们办刊物，十个八个教授每人每个月拿5%的工资出来，就办成了（我们现在找十个教授，一个月不吃饭，也办不成一个刊物，全部工资拿出来也办不起）。此外，客观上办刊物也比较容易，登记一下，找当地公安局去批一下，不用严格审查就办起来了。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一下子就办起了四五百份报刊（有一说是一千份）。

要相信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好人，而且绝大部分知识面比较宽，不是那么愚蠢的人。他会利用很多机会介绍很多有用的知识，包括现代社会管理知识。现在不太欢迎谈什么政治现代化。我们就讲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这个领域全世界是有共同点的。现在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在努力传播这些知识，我们的出版机构也努力在传播。里面很多书特别是翻译的书很有用，但是这些翻译的书也有一些是很极端的，因为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它传进来也是多元文化。你怎样选择？现在有什么后现代呀、后殖民呀、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反市场经济呀，还有反自由主义等等流派，很多新名堂，要仔细鉴别。联系社会实际认真思考，就会知道哪些对哪些是不对的。

5.你说的和教科书不一样，我们考试时怎么办？

袁：在中国现在情况下，考试的时候我建议你照教科书答。假如我做老师，你就按照你的意思答。一般情况下你只能按教科书答，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到尊重自由表达成为社会习惯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会看到这一天到来的！

谢谢大家。

2001年12月7日在佛山图书馆论坛的报告

寻找历史的脉络——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时间：2011年9月14日晚7：30—10：00

地点：北京华远中心

嘉宾：袁伟时、马勇

主持：王维嘉

王：欢迎大家来到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第三期。我叫王维嘉，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还有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很不容易，袁老师以八十高龄专门从广州飞到这里为我们讲座。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两位中国近代史的顶级学者都有非常繁忙的学术活动，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听到他们两位和我们一起谈中国的近代史，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闲话少说，进入主题。

刚才在饭桌上和两位老师聊天，像我这代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学开始在教科书上学习的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或者加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随着这些年的历史研究，历史真相越来越呈现，我发现过去这套体系好像逐渐在瓦解。那么到底中国的近代史的主线、主题是怎样的？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袁老师给大家讲讲。

袁：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聊天。我第一个发言，今天晚上这个题目出得很好，寻找历史的脉络，我们不能很快将整个人类历史讲下来，实际就是寻找中国近代历史的脉络。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很多。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自己感触很多。其中一个感触是，究竟怎么理解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讲，确实是很屈辱的。屈辱在哪儿？有个数字很重要：十九世纪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一亿多人。这是根据清代官方的史料算出来的。鸦片战争发生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三千多万，但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是清政府的统计资料，剩下三亿多人。有些地方人口恢复得很慢，比如江苏、浙江、安徽，二十世纪初人口才恢复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水平。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不是洋鬼子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其实洋鬼子杀得很少。我们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六次大的战争，五次是对外的，一次是内战。绝大部分死亡的中国人，都是中国人自己相砍相杀，太平天国、捻军，再加上大饥荒，那样死去的，怪不了洋鬼子。战争里死去的人数是非常少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在哪里？我想每个人都要考虑。二十世纪，又有一亿多人非正常死亡。为什么中国人命那么贱，死那么多？应该严肃考虑原因在哪里。

我想找原因，首先应该回忆一下《共产党宣言》，对理解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理解《共产党宣言》其中一些基本观念，是把很重要的钥匙。共产党宣言中有段论断：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市场。自从这个世界市场产生以后，任何民族的堡垒，各种各样的障碍，都抵抗不了。这样就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共产党宣言有段话，主要意思是：任何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竞争。就是说，接受还是抵抗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而十九世纪的中国，恰恰就抵抗这个全球化的趋势。应该讲，一直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还是这个问题。

是接受还是对抗？清代的对抗非常明显，甚至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了三十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西方的商人的嗅觉很灵敏，想在中国修铁路，他们一再想尽办法，遇到很多挫折，有很多听来很悲惨的故事。不用详细讲，两件事最明显，一个是西方商人在上海修了十来公里的铁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以修马路的借口修起来的。修起来以后，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撞死了中国人。以此为借口，他们就说这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等等，各种说法。结果当局拿出几十万两银子将铁路买了下来，买了由中国人经营？不，拆掉。因为这个东西不能接受。后来要将这些铁路放到台湾。这是一件。七十年代，李鸿章冲破层层障碍，他在河北开煤矿，要运煤，也以修马路的借口，修了一条运煤的小铁路。让中国人脸红的，这个铁路最初运行真是用马来拉的。不是当时中国人不能造火车或者买不到，而是让那些顽固派找到借口，说是洋奴，损害中国利益，西化。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解释起来，我想就是这样，天朝大国，不许以夷变华，只能让洋人学中国，不能我们学洋人。线索就在这里，很多具体的不去说它。

然后到抵抗西方文化的最高峰，就是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不说了，但是在发生的十年前，已经有人给朝廷上书，说今天，即使孔子复生，也不能不学西方。而且光绪皇帝表态这是正确的。然后举出应该学哪些东西，将奏章批下来。但就是有了这样的认识，还是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其中很多故事，但核心一条，就是要不要接受普世性的现代文化。

这个现代文化不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问题，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但古希腊的文明来自东方。即使进入文艺复兴以后，它的思想家也吸收了很多东方的智慧，现代文明形成完整的一套是在西欧，但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我们是不是承认这点？对不起，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不承认，还在提倡一套，说我们要搞另一套，如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左派们提倡的。儒家那套能够救中国吗？孔子儒家在先秦时候是有杰出贡献的，但这一套碰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势的时候，能适应吗？要不要吸收人类文明的结晶？我想这是理解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

到二十世纪，学习西方最积极的是慈禧太后，清末新政十年是辉煌的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由八九千万两发展到，预算三亿，但由于革命的爆发，实际的收入也达到两亿六千万。税收那样增加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程度，以民族工矿业为代表，以每年15%的速度发展。这样一直发展下来，到后来又碰到一些问题。回到《共产党宣言》里面有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当时写《共产党宣言》是个正义的呼声，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和批判。在人类的思想史是有重要位置的，但是人类到底是不断前进的，那时即使马克思这样的学者，他的思想也有不足的地方甚至失误。这个正义的呼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黑暗面的抗议，概括起来，共产党人全部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一句：消灭私有制。二十年代中国人接受了这一套，结果形成了局面，我们在俄国人帮助下组建的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上就写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后来一再出现的问题都和这个有关。为什么共产党内一再出现“左倾”的思潮，根源就在这里。

经过二十年代到现在，这么多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算了不起的人物，与任何政治家一样，他有缺点错误，但是他决定要改革开放，要实行市场经济。光是这样的决策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甚至六十年，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六十年的历史发展都被扭转了。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接受全球化的思想。

所以寻找思想脉络我想就是这样。我们要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整个近代史的基本脉络。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十九世纪是传统文化在抵抗，二十世纪，除了传统文化的抵抗外，再加上一个苏联模式。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摆脱列宁歪曲马克思的那一套建构起来的制度。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摆脱苏联的那种体制，走向一个适应全球化的新体制。我理解的历史脉络就是这样。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王：刚才袁老总结很清楚，近代史就是一部接受还是抗拒世界潮流的历史。袁老师评价了两个历史人物，慈禧太后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做得还是不错的，当然邓小平比她做得更好。

说到开放，最近我读马勇老师的《中国大革命》，晚清时候中国的开放程度，完全不是过去教科书上看到的情况。我记得袁老师以前说过，胜利者总要在历史上刷一层自己的油漆，康有为、梁启超可能在晚清历史上刷了层油漆，国民党又刷了一层油漆，四九年以后共产党又刷了一层。现在我们隔了三层油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幸好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为我们一层层地剥掉，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迹。我非常想知道，晚清时候社会的百态全貌到底是怎样？和今天的社会相比，开放程度怎样？有请马老师。

马：刚才袁老师将近代史的大的脉络都说了，我个人觉得都能认同。这么多年来我在研究当中，觉得是个困惑，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个问题。我今年在《安徽史学》上发了一篇专业文章，叫《重构晚清历史记忆》，就是重写晚清史。因为我觉得，至今天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晚清，我们所知道的近代史，其实从我们专业立场来讲，人名、时间，大致是真的以外，我们知道的与历史真相差距太大了。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一层层地被遮蔽了，被意识形态的东西影响、掩盖了。

这里当然有许多障碍，我不去分析这六十年来意识形态对近代史的遮蔽，主要想分析之前的两个。第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对近代史的表达，第二个是孙中山、国民党对近代史的表达。

康有为、梁启超为我们呈现的晚清史是什么呢？我们近代史的教材一直在讲，晚清的政治架构当中存在着两个实力人物，一个是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另一个是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开明势力，因为它促成了1898年的改革。这点是康梁在一百年前，1898戊戌政变结束后，一直告诉我们的故事，有这么两个集团。这个肯定是假的了。我马上分析这个问题。讲到第二个遮蔽的时候，孙中山、国民党对第一个遮蔽是根本不认同的。等到1895年以后，孙中山和革命党起来了，他对康梁对晚清的表达根本不认同。我们现在看革命党和清政府，整个一丘之貉，不存在帝党后党，不存在什么改革和保守的。这样一来，我们讲两次晚清史的遮蔽，大概要从这个意义上讲。

要是按我们今天来讲，将这两层油漆抹掉，晚清是什么格局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腐败、落后、不堪。其实晚清是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探索过程，曲折的道路。我个人这两年讲，我们用温情去回望我们的先人，就觉得中国人在近代真的不容易。1840年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经过二十年思考，到1860年，中国人找到了一个方向，向西方学习。但对西方中国人的学习又很有限，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很漫长的文化传统，因此1860年的学习只学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愿意在政治体制上向西方学。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在十八世纪以前，确实应该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也认同，我们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在欧洲中世纪以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认为是一种典范。所以中国人这方面不愿意进入变革。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它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他们向西方学习上来就是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当时中国人并不认同日本的选择，认为是没有文化才会这样。中国经过那么一种单一学西方的技术，富国强兵这点上，经过三十年时间，从1860年到1891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有三十年的高增长。到1891年，中国北洋海军已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也有人说是第八），这三十年的发展应该很厉害。但这个发展是一种畸形的，因此经过1894年甲午战争，一下子就把这个戳穿了，这三十年增长没有用了。我这几年做甲午战争研究发现，基本上中国的军队没有打过。在朝鲜战场上，当时朝鲜半岛从南到北，我们的陆军都有布防，但日本到朝鲜一打，我们就全面崩溃，很快退到中国本土。三十年举国之力建的北洋海军，也就是在大东沽打了大概七个小时，就完全被围歼了，没有什么可打。军队这样，国家也就这样。幸好当时清政府像李鸿章、恭亲王及时阻止了，出局决定不打了。所以我们看到1895年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过去我们一直在讲，这几年我觉得我们近代史的研究，过去表达一直有问题的是，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悲情的。我们老是和别人打，但就不反省我们的问题在哪儿。我们的条约，也没有揭示它的本质在哪儿。《马关条约》给我们中国今天留下最深的印响是，把台湾割了，巨额赔款，花钱赎回辽东半岛。都是教材里面讲的。当然这几件事都非常大，但《马关条约》真正给中国的影响，是它的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在之前是不允许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是严格管制的。《马关条约》把这条作为一个条约提出，日本臣民的资本可以自由进入中国，日本臣民的这种在中国租界的贸易往来是实行优惠的税收。而之前西方列强与中国达成一个条约是利益均沾，现在我们看世贸就是这样，双边可以改成多边，利益共享。《马关条约》就达到了这种效果，《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就没有任何障碍地进入了中国。

所以我们看1895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快。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其实还在管制经济，并没有让外国资本或中国资本自由地在这块土地上创业。《马关条约》当时就做了这一条。刚才袁老师讲，我们修铁路修得那么艰难，除了观念问题，还有就是没有资金，而1895年以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只用了很短时间，到1903年中国的铁路网络，南北干线，已经大致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间资本也开始发育，到1903年，有个很重要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要求修铁路，清政府也改变了政策，允许中国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这个高盈利的行业。这种状况到1903年已经是很正常了。所以晚清的经济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完全国际化的，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外国列强老在欺负我们。外国资本和中国民间资本谁好谁坏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在座很多民营企业家，我就不好意思说了。我在研究晚清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心得，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得很明白：资本是没有阶级属性也没有国别属性的，资本就是资本，不存在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之别。这个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王：其实好的企业家，包括最近的几次争论，包括娃哈哈之类，好的民营企业家和您的看法是一样的。

马：对。晚清最尴尬的，包括辛亥革命闹得最厉害的，就是民族资本出了问题。民族资本用集资的办法坑蒙拐骗，把外国资本挤走。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事件，1903年民族资本要进入中国铁路经营，怎么进入的？从美国承包的协议上，美国和中国达成粤汉铁路协议后，并没有马上修，就像我们今天的房地产商一样，先倒一次地皮，赚一笔。我觉得在资本运作上这应该可能是正常的。但中国的民族资本就抓住这条理由，要求清政府把这段路权收回来，由民族资本进入。民族资本进入后来就引发了辛亥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我们今天不可想象的快。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晚清的经济发展，慈禧太后当政的四十多年时间，应该是近代中国一百七十多年变化最快的。吃穿住行，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刚才袁老师讲的，中国在大的问题上抵制西方化，但应该说，中国在那四十几年，半个世纪，穿的吃的住的，思维方式都在世界化，都在变。只有这种变的基础，到1901年时候才走向新政，到1906年才走向君主立宪，预备立宪。

这种选择，我个人研究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共识。第一次重要共识，是1860年达成的中体西用。我们只学习西方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会全面学习。这个是坚持了中国本位的学西方，大概坚持了三十多年，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原来这个政策就不行了。1895年中国人进一步探索，到了1905年走向了第二个共识，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是什么，就是从原来的君主专制状态向君主立宪状态改变。这个体制的好处，在1901年有个分析，时人认为民主立宪、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三个体制，只有君主立宪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选择。所以从1906年开始，当时清政府要用九年准备时间达到一个完全的立宪，从1906年算起到1915年完成。当然后来历史的发展扭转了，不再是九年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要重新建构对晚清二十年、晚清七十年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讲，除了外国人一个劲打我们，我们一个劲处在很悲情，不是这样。我个人从研究角度讲，不应该是那样一个状况。

王：当时推动君主立宪的，都是哪些社会力量？除了一些开明大臣以外，民族资本家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这样的运动？

袁：对这段历史，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出问题出在我们内部，不是洋人在阻碍我们。有没有？有，事情很复杂，不要简单化。要是抓住这条说袁伟时否定反对帝国主义，我没有这样说过，而且，中国的国家独立，其实很重要。晚清那个时候，甲午战争为什么打败，严复有一个概括，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关键是八个字：国贵独立，人贵自由。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我们就要考虑这条。十九世纪的中国有国家独立的问题，洋人想控制侵略我们，夺了我们很多地方。要是按照《尼布楚条约》来看，整个西伯利亚的大部都是我们中国的。但为什么后来都被抢去？俄国人你可以说它侵略，基本原因还在我们内部。清帝国就不给当时中国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不准中国人移居到满洲，清廷认为那是龙兴之地，汉人去就不行。更不让中国人向西伯利亚一带移民。所以那一大块地方，条约上是我们的，但中国人进不去，虽然有我们的政权组织在，但基本控制不了。连库页岛一带，我们念中小学都认为那本来是中国的地方，但实际上我们进入的力量很小，人家一冲过来，根本没有办法抵抗。

另外我同意马勇刚才所说，那时学西方促进了我们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政府采取了一个严格措方色来控制经济活动。很简单，两个行业当时发展很快，一个是轮船交通一个是棉纺织。当时的商人很厉害，他们提出我们购买船舶来经营，清政府说不行。当时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北京，十九世纪时就有很多清醒的大臣看到要改革，因为运过去费用很大，损失很高，要走海运。连这样一个改革，朝廷都设置了很多障碍，后来太平天国打起来，很多地方被控制了，没办法才让走海运线。甚至太平天国以后，江浙的商人提出我到辽东、河北去做生意行不行？不行。买轮船来发展这一带的交通？不行。为什么不行？他们说，那样的话，原来内地的交通船舶，沙船和码头，那些人就要失业，一些人就会没工作。这里就有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日本学西方一下子经济就发展了起来，我们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关键就在这里，日本允许百姓有经济方面的自由，当然它也抛弃了官僚企业的道路，但我们就不给百姓自由，结果十九世纪，经济上我们就碰到很大的困难，发展远远不如日本。

刚才马勇教授讲，《马关条约》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关条约》给外国人自由设置，就不能不让中国人也自由设厂，经济自由就慢慢开始有了。就是说，十九世纪中国之所以不能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关键还是我们的官府把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剥夺了。这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后来经过甲午战争的失败，经过义和团的失败，知道再这样不行了，改弦易辙，要学西方。在很多地方学西方：教育方面，很勇敢，废除科举，引进西方的教育体系；法律方面，将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废掉，一个大的革命，引进了大陆法系，引进独立的司法系统。刚才主持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怎样。跟着就摔在了政治体制改革上。

当时为什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当时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以后，常常感觉到政府的决策是错的，他们没有发言权，需要发言权。当时还有一个外来的刺激，俄国和日本在中国打仗，1904年，出乎意料的是庞然帝国俄国输了，日本赢了。为什么日本会赢？大家总结，日本学西方，普及了教育，另外它实行了宪政，很团结。其实这点错了，日本没有真正实行宪政。但当时就是这样。同时日、俄得寸进尺，除了占领西伯利亚、朝鲜外，还要将东北吞并，其他国家也一再威逼中国。在外来的威逼下，要救亡就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所以中产阶级、立宪派团结起来，要求参政，要让君民共主。一方面皇帝有作用，朝廷有作用，但民间也要发挥作用。在这样的压力下，清政府就说，要考察世界的宪政，派人出去考察，得出的结论都是说，实行宪政对皇室是没有威胁的，皇帝可以保持它的尊荣，另一方面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整个国家是有好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认为，可以实行预备立宪。

我在跟许多读者交流时，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清末的改革是不是假改革？我告诉他们，它是真金白银地改革。教育改革废除科举是真的，司法和法律改革是真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说假也不是，在各个地方，原来中国的体制是很粗陋的，不要说中国是文明大国，其实中国的国家机构是很落后的，当然一方面它有好的，比如科举制后来变成公务员考试制度，这方面是好的。但另一方面，整个国家架构不像西方那样，中国没有封建制，地方不能牵制中央，因为封建是彼此有权利义务的，各地的封建诸侯在完成自己的义务之外是有自己的权利的，在中国则是大一统，没有这种东西。中国也没有像西方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也没有地方自治的体制，但是从1906年预备立宪以后，它开出一个单子，哪年做什么哪年完成什么，用九年时间把一个古老的大国变为一个宪政国家，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不过，一个它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什么那么蠢的贵族，而且是个个贪污，我还要容忍你的统治？对汉族为主的士绅阶层、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知识阶层来讲，是很难容忍的。最初是因为儒家的教育应该忠君，还要接受，但后来就想为什么你不能让我也参政？更深层的原因，市场经济一发展，必然带来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市场经济就是一个法制、平等、自由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没有自由、平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或者说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而清末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所以，资产阶级团体是非常强大的。在那时有将近1000个商会组织，这个商会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有组织、层层严密控制的，而是各地商人自由组织起来的。这个商会自己有报纸，很多东西是交由商会管理的，比如消防，为了保证地方安宁，商会还有武装。所以民间的力量非常强大。在那个情况下，民间要求参政，要求分享政权，而清政府的态度在好些方面也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的。原来清政权是建立到县一级，清政府预备立宪期间，推动了从省到县乃至县以下，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权，这一条是非常明确的。用三权分立的体制代表了原有的前现代的政府机构。这些很多地方是做出了很多很实在的成绩，直隶、浙江乃至广东，各地都有很多记录，各地省议会的预备机构叫咨议局，国会的预备机构叫资政院。那些机构监督政府，尖锐的批评，各种建议。

王：您提到当时清朝的民间社会的压力特别大，但我想那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今天比，肯定要弱小很多，那时公司的数量、企业家数量、中产阶级数量，可能都是今天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但它居然对朝廷有这么大压力。今天我们两亿人在微博上让红十字会公布账目都做不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差？我一直想不通。

袁：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我讲的基本观点。中国面对的现实，是上了俄国人的大当。俄国人那套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是将马克思的理论，加上俄国的专制传统，还有俄国的那种秘密组织黑社会的传统加起来，建构起来的。列宁主义有时很不讲道理。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读过列宁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搞物理学的一看，就说这个列宁连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搞清楚就在拼命批判。批判马赫，但马赫在物理学是很有贡献的，我不懂，但列宁批判他，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了阶级斗争。那样的话，为什么后来在文化教育方面搞得那么惨？老是批判资产阶级，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都打倒，中国的科学文化破坏得很惨，是列宁开的头。以后苏联的那一套，什么批判世界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全都是错误的，根本就不懂。就是说，对抗人类文明。另外政治上，它实行特务政治，实行严格的控制、剥夺公民的自由。

我们以俄为师，学过来就以为是真经，其实是假经。那样，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这个严格控制的社会，现在要摆脱苏联体制，是太艰难了，因为无所不在的控制。这个控制怎么办？一个是造反闹革命，拿起刀枪，一个是改革。拿起刀枪干革命，至少在今天是绝对错误的道路，因为已经形成一个很完整的社会控制体制，在政治学上也好，社会学上来讲也好，一个社会要进步，很重要的，一定要稳定，要有秩序，这个秩序是变动的。我们不同意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要改革当中形成新的秩序。所以我接受一个读者的建议，秩序和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特别在现代社会，要是将原有的秩序全部推翻，那个代价非常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书，在网上查一下，他有一篇文章叫《中国政治随想录》，很值得一读。他有一个论点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每革一次命，民主自由的到来要推迟三四十年。这是从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事实。因为你可以用各种借口，说这个政府要推翻，贪污、卖国。贪污，全世界的政府都贪，你可以惩治它，砍脑袋，不行，新起来的那些还要贪污，唯一的办法是实行法治，实行民主。南京天价烟的局长贪污是老百姓监督揭露出来的，这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更重要的要有法治，推翻原有的制度再重新建构，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革命，要告别革命。

王：今天新浪微博在实时转播，上面有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晚清时主流认为应该君主立宪，革命党好几次被边缘化，但最后君主立宪没有成功反而革命成功了。请马老师讲讲这是为什么？

马：还是讲晚清，从君主专制往君主立宪走，为什么往这儿走？当时根本没办法去想民主立宪，因为革命党就要民主立宪。从1895年后，孙中山就决心要走向民主立宪。但当时，就如袁先生刚才讲，有一个既成事实，满族人不好，但满族人毕竟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状况下，毕竟当时奉行的观念是家天下。

回到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个问题，晚清改革真不真诚？其实我们只要想，这是人家的东西，我们骂晚清这个卖国那个卖国，人家讲，卖的话也是我有权力卖，你没有权力卖。康有为当时指着刚毅骂，刚毅回过头就骂康有为：卖国也轮不到你呀，也是我的事！这就是一种家天下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清廷的统治者究竟怎么治理国家？在一次次的挫折之后，他当然希望自己国家好，毕竟董事长是人家，法人代表是他。所以这点，我们不必怀疑晚清政治改革的真诚，要去分析它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个人感觉，刚才主持人讲怎么走向君主立宪，就要回到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大家现在讨论的分歧很多。我不讲事件本身，只讲义和团之后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应该是近代史上第三重要的国际条约，刚才讲了《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影响，马关条约之前有一个《江宁条约》，第三个条约是1901年达成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在我们过去的叙述中依然是很悲情的，把国家都赔完了，赔了多少亿两，而且外国人很坏，还多算了账，不给我们退回来。其实研究，过去讲民主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那个时候，这种说法是可以的。但一百年后，我去做《辛丑条约》谈判过程的研究，当时各大国的态度，根本不是让中国赔钱，美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个主要国家，都觉得不能让中国赔得没办法再生产，没办法生产中国市场就完蛋了。当时两个国家真想让中国赔现金，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俄国，但其他国家不干，这样赔中国破产了怎么办？破产了就更没办法了，中国是巨大的市场啊。当时总税务司的赫德，做了严密的测算，我们赔偿的钱是直接的战争损失。德国人为了多挣钱，派了一个很庞大的远征军来，这笔费用得付，日本出兵的费用要付，每个国家出兵的费用都要付；另外赔偿的一拨，是在北京和外地被杀的外国人，这个要赔；第三是中国人在这次事件当中被牵连杀掉的，也要赔。主要的战争赔款在这里。

详细情况我们不去讲它，我讲的是这个条约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辛丑共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形成的基本看法，中国必须要在政治上改革。所以辛丑条约在谈判过程当中，清廷就发布了新政的诏书，就是同一年，开始政治改革往前走，这里有国际压力，也有内部的一种要求。等这种改革到了1903年，我们去看，清廷的做法真的是很真诚的。中国两千年没有建立起这种司法体制，我们的行政官就是处理所有司法事务的，我们没有什么公检法几个分工，所有的行政官都包揽，从侦察破案判案行刑，一个人就拍板了。1903年的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行政官从司法体制当中脱出来，使司法专业化。还有教育方面的改革，废除科举制，建立新的教育体制。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机会。当然中国的民营经济、民间资本家、中产阶级，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当然如果从总量说和后来的没法比，不但和今天也没法比，和进入民国时期也没办法比，但那时经济体本身就不大，它占的比例就很大了。

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清廷本身有所觉悟。到了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后，清廷觉悟了，我们不改革就要等着被推翻。刚才袁先生讲的忽略了一个问题，俄国在1904年被日本打败后，俄国本身也有个改革，沙皇立马进行政体体制改革，允许工人罢工，允许开议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中国产生了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是对革命党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看1905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在8月份集中到东京，东京一下成为中国反政府、反体制力量的大本营，同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一成立，清政府就面对了一个很强大的反对派，虽然在国外的反对派，对它的影响也很大。另外俄国的改革对清政府也有正面影响，所以清政府在1905年开始很同步地像俄国人一样改革，大臣出洋，第二年宣布立宪，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觉得应该换政策了。

所以我们在讲晚清史的时候，应该说，它的统治者，对自己的国家是有担当，愿意负责任的，因为是自己的东西呀。改为君主立宪体制差别在哪儿？君主并不要负责很直接的责任，有议会在帮助我出谋划策，在管着官僚，另外还有一个有责任的执行党执行对国家的管理。这一点可能在晚清史的讨论当中应该有所正面地涉及。

王：从两位刚才讲，晚清的变革动力主要有国际压力，中国当时落后挨打等，但是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现在在全世界算最有钱，不光要救美国还要救意大利，那我们今天的改革动力从哪里来？

袁：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答复。因为本来我要讲历史，又讲到现实了，这是个陷阱，不过，即使陷阱，还是跳下去吧。

有人讲，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改革共识了。我感觉这个判断不对。一个，党内还有相当一些人，是愿意改革的，有责任改，想把中国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另外，很重要的，公民在觉醒。其实这是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们的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互联网发达了，微博发展很快。这实际上是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行使自己权利的很重要的平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改革都不行。这是一个。

另外，有中国人就业的压力，那么庞大的劳动力要活下去，还要求活得越来越好，经济要发展，光靠政府不行，一定要让民营经济发展起来。这里政府的控制和民间的发展要求又有矛盾。这里，发展的动力我感觉还是有的。

所以，这样有些基本观点是要确立的。一个，永远永远不要再消灭私有制。这是绝对不行的。人类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制度学派诺斯他们总结出来，一个基本的，为什么一些国家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比较快，西方走在了前面，关键就在这里。它保护产权，保护私有制。这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是产业革命发展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在中国，当前的改革里面，我想，一方面老百姓的要求成为一个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现在有没有可能改革，我想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只能很冷静地分析。在我看来，实际上有这样的可能。从2001年参加WTO，我想，中国在经济领域要走回头路，不可能了，它已经跟世界市场、世界经济连接在一起。回头不可能。这样一连接，其他方面的改革必然要相应地进行。这样的话，你看它是不是在前进。我想民生方面是在前进，比如废除农业税，普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这些它都愿意做，关键就是一条，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做，能不能做？我想，也在做，但那个速度远远满足不了百姓的要求。像广东广州的人大会、政协会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我认为好很多。比如去年，原来要求上海公开财政预算，上海说这是机密不能公开，广州带头一公开，现在已经成为很平常的事，而是公布得够不够的问题。这是不是改革？我认为是。这方面要冷静地考虑，共产党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愿意改革，这方面要肯定。另外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假如采取另一条路，损失太大。所以这方面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的道路。但要这样正常地发展下去，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不要再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多疑症，老是感觉到这个是敌人，那个是敌人，是不是这样？你一进入一个部门，就代表了国家，你就那么爱国？我不相信。一个人不在于是不是拿公务员工资，甚至拿五毛，拿五十万。我有个创造，大家都注意到小五毛，我说还有大五毛，大五毛就是拿国家的项目，五十万五百万乃至更多，但他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批判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结果他搞出来的，就是歌功颂德。实际上党和政府需要的，是揭露他的不足和错误。我想这是推动它前进的最好方法。

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官员，让他们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自由和秩序是任何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读一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玛蒂雅·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有中译本，人民大学出版的，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论点，自由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要自由自在生活，经济上思想上各方面都有自由，他的创造性就出来了。老在讨论教育怎么改革，老讲中国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都是假的，要点是不该你管的事不要管。赵丹生前就对官员的不当干预很反感。要领导赵丹怎么表演，你会做演员吗，你是影帝吗？一个学者和科学家，肯定知道怎么做研究，你来指导我，你是我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你怎么指导我？这些东西你就不要管了，少管一点。要从苏联模式下解放出来。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有自由，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为什么比不上韩国，比不上日本？自由不够。

王：谢谢袁老师以八十高龄跳进我挖的坑里，不过您放心，肯定没人找你麻烦，因为您这个年龄现在过马路都没人敢扶了。今天其实两位大学者还有很多要讲的。时间关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开放给听众，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听众提问一：刚才您提到教育官员，请问谁来教育？

袁：就是靠我们大家。现在实际上，所有的报刊都在教育官员，也教育百姓。当然搞媒体的很惨，老是收到指示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但他们讲的东西还是不少。那些官员只要是看微博、看博客、看报纸，我想他们会受到教育。现在我们每年出版三十万本书，里面只要有1%是有价值的，官员又在里面看到万分之一，我想他就会受到教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教育方式是通过个案。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宪政，过去基础不够，官员印象不深。从2003年开始，是不是可以称为公民觉醒元年？因为那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延安农民看黄碟，被抓入派出所，全国人民支持他，讨伐派出所。那时候大家就知道，家，住宅是有自由的，公民的住宅不能随便侵犯，用英国人的话，住宅是堡垒，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中国过去随便有人进入你的房子，检查户口，三更半夜地来敲门，现在要是有公民意识的话，你就说老子要睡觉，明天再来。敢于顶他就没办法，因为他违法。从那个时候开始，居住的自由、住宅的自由不能侵犯，大家慢慢就懂了。以后公民要有言论自由，现在还在博弈。一些专制思想很严重的人，要做“民主”、人民的主人的人，就想跨省追捕。但现在的博弈，多数情况下，那些“人民的主人”是输了，不能不承认错误。我认为就是要抓住这些典型案例不断教育官员。

我住在广州，广州过去破坏环保很厉害，但不告诉你。珠三角长期受污染，不知道是因为两个大电厂，因为省钱，没有安装脱硫设备，结果珠三角的酸雨很厉害。现在补安了，前几年装了新的脱硫设备。2005年广州番禺发生了太石村事件，其实几个村干部贪污，村民要求改选，很小一件事，但当时的定性是颜色革命，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的异见分子联手要推翻共产党领导，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事，因为那些记者看到有新闻，法新社等都去采访，不是很平常的吗？另外一些人支持，结果不是这样，抓起来。说是颜色革命，现在还是红旗飘飘，没有颜色革命。但是去年在同一个番禺地区要搞垃圾焚烧厂，污染环境，地方居民反对。怎么办？到广州市政府请愿上访，它不叫请愿叫散步。官方承认有三百人，但据说有一千五百人，官方没有镇压，这个就是进步。而且后来官方说这个方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我们再去广泛征求意见。那样慢慢就将矛盾化解了。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公民意识在觉醒，只要大家坚持关心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命运，碰到这些事要发言、要监督，我想那些官员也是人，会接受教育，很多人也想国家进步、社会进步，慢慢他们的观念就会改变。其实现在已经变了不少，但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听众提问二：问个历史问题，历史有很多偶然性，当时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如果没有发生暗杀，他到了北京，这个宪政能不能搞得像样一点？

袁：首先我真是想大家看看我的那篇文章，看了以后，我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跟你们的想象不同，宋教仁这个年轻小伙子，政治上也是很幼稚的。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历史选择了袁世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最有行政经验的，是个政治强人，真要孙中山当总统是不行的，他没有行政能力。这不是我说的，胡汉民自传就有些有关的记录，其他一些人，黄兴、谭人凤、宋教仁，对孙中山也有很多评论，他那个能力不强。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稳定下来，怎么办？实行三权分立，监督袁世凯把中国慢慢搞好，有这个可能。当时袁世凯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当时的国民党，从孙中山到宋教仁，都有革命幼稚病。为什么要南北议和？因为革命派力量不够，经济力量不够，武装力量也不够，根本不可能用武力统一全国。那时国民党还没有成立，是同盟会革命派控制下的临时参议院出了个歪主意，制订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宪法性文件，制订它要很慎重。临时政府孙中山当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但是他们不甘心，战场上打不过袁世凯，也不能继续打下去，就用其他办法把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抢过来。所以它要监督袁世凯，想通过制订一个约法的手段把政权拿到手。当时制订临时约法，突然一变，就从总统制变为实行内阁制，就是说，袁世凯当总统是名义性的，实际的权力在内阁总理手上，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再加上革命派这些人，临时参议院这些，他们的宪政知识就很弱，抄日本的宪法，但又理解不透，对世界各国的宪政经验也认识不够，所以他们制订的临时约法有五大错误。具体哪五大错误，看我的文章。

宋教仁就是按这个路径走的，他的计划，要夺回政权，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这方面，特别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是与宋有利益冲突的。这条线是想消灭他。另外他要当总理，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跃跃欲试，陈其美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想当总理过过瘾。两条线汇合，都通到一个人身上，造成了宋教仁被暗杀。

这个结论，两条线的联合，袁世凯这方面至少是当国务总理，现在袁世凯能够直接指挥，不清楚。但最少赵秉钧和陈其美两条线，消灭宋教仁。即使这个计划没成功，宋教仁没有被消灭，他跑到北京，那个情况也会出问题。因为宋教仁本身没有行动能力，他三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用现在的讲法是少数，要治理整个国家可能也有问题。同时必然和袁世凯冲突。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有个协议，让袁世凯当十年总统，建设国家，孙中山就去修十年铁路。但是宋教仁要插一竿子，将政权夺过来，那种情况也会发生内斗。后果怎样，很难讲。当时已经发生的事，革命派方面想将直隶的武装、督军位置夺过来，对唐绍仪提出来，唐绍仪也傻乎乎对袁世凯提出，袁世凯最初同意，后来一想这个实权不能给你，又是一场风波。这里其实就是一条，同盟会，革命派，承不承认当时辛亥革命是三种力量的联合才达成的，立宪派、革命派还有北洋实力派，三派联合才有中华民国。要是承认这个，有政治家的胸怀，就要联合各方面，共同建设国家。但当时没有这样的政治家，结果一连串的事情出来了。这就叫作在劫难逃，中国当时没有培养出那样的政治家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的文化状况，以及各方面社会条件造成的。对宋教仁事件我这样看。

听众提问三：在今天上午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说起他们在搞一个新闻教师的道德规范，然后有个小讨论，是不是对老师的道德要求高一些？我一直在困惑我们到底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普世的道德价值给我们，而不是对不同的行业职业进行不同的道德限制。我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样的道德观？

袁：首先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代社会，所以谈道德也离不开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下，应该确定一个什么是现代公民的标准。我想最通俗，最能让大家接受的，就是陈寅恪教授所说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就是，你有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来谈道德规范。我是现代公民，现代公民要有现代公民的一切权利，也尽一切义务。最简单就是这个。另一方面，更具体的，现代公民应该享受什么。这就有一个文明史观要确立。就是说，文明进展到今天，你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文明人，应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明确这个再来讨论道德问题。这个标准有没有？有，它不是西化的标准。1948年联合国制订了世界人权宣言，是各国政府东西方学者共同参与草拟的，据说主要起草人当中，就有两个中国人，也有说法两个起草人之一是中国人，反正中国有学者参与了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的草拟，而且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所以这个宣言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就是这样的标准。然后到1966年，根据近二十多年的实践，就更具体化制订了两个公约，一个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中国政府在1997—1998年都签了字，经济权利公约还完成了法律手续，有点保留，好像对罢工权等有所保留，但政治权利公约还没有完成法律手续。国家领导人一再声明，我们是要批准这个公约的，现在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准备了十多年还没有准备好。这说明，这两个权利公约的原则和基础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原则基础是什么？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就是联合国的宪章。你看它的序言就肯定了这个，然后是具体的。所以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就是这个标准。具体的你就要看这些文件。这个基础上再谈道德。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一成立，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提出，新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很好记，我讲过你终生不会忘记。很简单，他说新的道德标准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再从伦理学的角度，所谓道德，有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这方面，凡是对公民的道德要求，就在法律上规定下来，这个道德可以法制化。讲得更深一些，整个法律，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规则，里面就包含了很重要的道德原则，除此以外所有道德，都是公民的私事，国家不应该干预，社会团体不应该干预。比如我信基督教，完全遵循西方道德，行不行？没问题。我是儒家信徒，完全遵守三纲五常，也没问题。只要不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打老婆就不行，所以那个夫为妻纲就有问题了。除了这个，仁义礼智信，用现代精神加以改造，也可以。但原来的仁义礼智信是讲等级的，一定要经过改造，这就不具体讲了。各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有私人的道德，各方面都有，道德规范是很不相同的。只要不违法，在道德上就不要以判官的面目出现，那样会犯大错误的，会干预到公民的自由。我想是这样，顺便回答一个问题，现在老是有人讲社会人欲横流，我这样的“八零”后倒在地上没人扶，这是一方面。整个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证明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但说服力够不够，没有足够的比较完整的数字作为根据，是不足为凭的。

在我看来，整体上，随着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整体上是上升的，你不相信，为什么那么多人做慈善、做志愿者，做各种各样的善事？就是在恢复、发展道德水平。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所以不要听信那些否定改革开放的那些人的意见，说现在道德水平低怎样，那个不足为凭。应该坚定不移地讲，我们市场经济的改革，融入世界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逐步改革是非常正确的。这是我的答案。

王：两位嘉宾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读书会，请两位向在场的推荐几本很好的书。

马：我推荐了几本是比较早的，最简单的，我推荐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三十年前在大陆印了几十个版本，比较好找，份量大概几万字，读过这本书，前面写的我比较推崇，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过程的表达，没有我们后来讲的那么多的问题，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有问题，他归结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里肯定有问题。第二本，我推荐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规模也不是很大，上下两册，里面没有更多的新的观念，但也是站在世界背景下观察中国从明清以来的变化。大家也不是近代史专业的，看了这两本，可能对原来学的内容会有所补充和调整。

袁：首先读中国近代史，应该看一看《剑桥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读中国历史，我都推荐剑桥中国史，它每个朝代都有，其中晚清和民国部分涵盖了整个近代中国。它有两个翻译本，好处在于，它体现了当时世界上研究中国的学者，包括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视角很特别，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感觉。再进一步，我想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那本书是很值得读的，它不单讲鸦片战争，其实是讲的很深刻地研究历史，怎么考察近代中国，写得非常精彩非常严谨的书，三联的。假如不嫌弃的话，大家也不妨读读我的《晚清大变局》。

除此以外，我建议大家注意几个学者的著作，一个是秦晖的《田园诗与交响曲》，副标题是“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考察”，是第一次利用土改材料来重新考察中国社会，过去说反封建，归结为土地改革。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过去有人提过关中无地主，对不对？秦晖利用土改材料论证确实这样，土地问题至少在关中不是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问题，而利用政治上的特权来牟取经济利益才是关键。那本书很薄，但分量很重。另外，中年史学家杨奎松教授，他的著作很值得重视，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里面一些文章分量很重。

王：我想请问一下唐德刚的历史书最近很火，但大家评价不一样。我想听你们两位的意见。

袁：唐德刚的主要贡献是在口述历史——回忆录方面，有开创的功劳。包括胡适的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和《李宗仁回忆录》，三大经典，是对史学很了不起的贡献。另一方面，我对他的其他的历史著作既欣赏又不欣赏，作为通俗的读物，他嬉笑怒骂、天上地下什么都讲，很有启发，很好读。但另一方面，风格不够严谨，论证不够确凿，这是他的弱点。假如你真想读唐德刚，就读他的经典的东西。

马：唐德刚跟我是老乡，二十多年前就接触过，几年前去世了。他的作品对我们国内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但现在把他作为研究对象看的话，可能他的史观有问题，就是他对近代史的看法，他的角度就不对。他的角度完全是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所描绘的故事框架，大量使用的是野史笔记。现在看，近代很多故事，野史笔记是不足为凭的。在这点，唐德刚的作品现在可能没办法经得起学术的检验。像《晚清七十年》，学术上就很站不住。刚才袁先生讲，他的几个回忆录的整理是典范之作，到现在为止，我们做口述历史还是拿他作为范例。我觉得他有两本书还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现在在大陆比较火的《袁氏当国》，他的史观还是有问题，还是把袁世凯描绘成原来所描绘的窃国大盗，但毕竟他开始注意到袁世凯在这个过程中，在民国初年，也有可取之处。另一本书是大陆见不到的《新中国三十年》。

重新审视北洋时代

“复兴论坛”系列讲座之十六

时间：2011年4月28日晚

地点：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活五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各位同学老师，各位来宾，我们今天晚上很荣幸请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专家袁伟时先生。今天这场报告会是我们复兴论坛的第十六讲，论坛已经进行到第三年。复兴论坛是由兴业全球基金提供支持，由中科大人文社会学院和校友基金会联合承办，它的宗旨是“心怀天下，复兴中华”，心怀天下指的是视野和心胸，而复兴中华并不是沙文主义的复兴中华，只是说，希望从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反省、反思、提炼中，走向未来。

关于袁伟时我们在海报上已有基础介绍，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有了解。他是中大哲学系的教授，但他的主要研究，相当长的时间集中在中国的晚清到民国，他有一系列的著作，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思考以及所秉承的理念，也曾经在国际国内引起很多关注和讨论。袁先生今天主讲的题目是“重新审视北洋时代”，他讲课的风格是希望能够多交流多提问，他觉得这样会有比较多的激荡。希望各位就这个专题有些想法提出来交流。

袁伟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聊天。

跟做自然科学研究或者技术的朋友聊天，好像特别容易沟通。去年十二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做了个报告，来了很多老专家。有些人直截了当说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解答，到最后，一位老先生叫董光弼教授最后说同意我的意见，我感觉非常高兴。

今天下午几个小时跟吴明卫教授和其他几位教授一起聊天，他们的见解很深刻。上个月我到香港参加两个思想沙龙，一个在香港大学，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印象很深的是，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来听，老师也来听。你们的朱清时院士到深圳办南方科技大学，他的理念我认为非常高明，对中国的教育思想是很尖锐的冲击。所以来到这里向你们学习交流，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想，你们多数人过去对北洋政府和那个时代的认识恐怕是错的。错在哪儿？一般讲“北洋军阀时代”，这个词的表述就有问题。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前面那段，1912年到1927年是不是全是军阀统治？这就有问题。另外，一般还认为这段时间是卖国的，经济落后，整个国家很混乱。这个说法有些是对的，比如当时跟国民党统治时代一样有多次内战，其他方面基本上都错了。

举例来说。首先，这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良好的一个阶段。1912年到1920年这段，中国的工业增长平均每年是13.8%，不错吧！从1912年到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是9.2%，不简单吧！是这样一个时代，怎么能够说经济很糟糕？糟糕的只是，那时政府的财政收入经常不平衡，要借外债来平衡，但那时的税收低得惊人，平均只占GDP的4.6%。现在我们的税收，政府说占GDP的20%，但这只是税，中国还有种不合法的税叫作“费”，政府部门可以随便收费，税和费加起来总共达到GDP的30%左右，等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税收水平。他们的税收高，大部分用于民生的保障，福利也好。中国不是这种情况。

北洋那时的政府困难，是因为它税收很低，这也无法相比。那时为什么这样？很简单，政府不管，让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就发展起来了。政府没有拿出大把钱投资，因为本身收入不高，而且常常连公务员或大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税收太低，经常要借外债。

文化领域。到现在为止，思想文化最辉煌的年代是北洋政府统治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起来了，以蔡元培为代表，1912年民国政府一成立，他做教育总长，上任第一件事是废除读经，说读经与信仰自由不合，应该废除。后来出任北大校长，推行教授治校，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个主张在制度上加以保证，学校确实由教师会治理。这个制度不但大学纷纷仿效，而且一些中学也仿效。现代大学制度在北洋政府时代建立起来了，跟国际完全接轨。后来西南联大的学风不过是北洋时期的延续。那时民办教育也有很突出的成绩，其中著名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都是那时民间自己办起来的。

除了这个，所有中国的现代学术文化、现代科学，都在那时起步发展起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师们，都在那时涌现出来，包括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后世再没能出现一整批能比得上他们的大师，因为他们的学术制度是自由的。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最突出的一个成绩还有言论自由。当时在报纸上主张推翻袁世凯政府的比比皆是，基本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即使出现个别事件，整体上还是没问题。举个例子，1922年中国报业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现在政府有些法令限制新闻自由，按照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下位法应该服从上位法，宪法、约法是至高无上的。根据约法，你们那些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完全无效，所以我们宣布即日起不承认不执行。

不但新闻界这样，民间社会发展也很好。商会不但有自己的报纸，还有自己的武装，消防等民生设施都是由商会自己管。在强大的民间社会基础上，政府不敢随意践踏百姓。它的学术文化最自由是不是有根据？

政治上表现在，三权分立的体制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学后来苏联，搞了个“党国体制”，党和政府不分，以党治国，国民党要领导政府，取消了民选的国会，并限制言论自由。他们宣布，“总理遗嘱”就是中国的宪法，谁都不能批评，然后推行党化教育、党化司法。胡适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之间拍案而起：为什么我们连上帝都可以批评，孙中山不可以批评？！而北洋政府统治下没有这样的情况。

文化教育上是这样，政治上三权分立体制建立起来了。那有没有问题呢？有人攻击北洋是卖国政府，是不是卖国，以事实为例。

第一，二十一条。在这条上，袁世凯没有卖国。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立场。日本人强迫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当中，以第五条最厉害，第五、六、七款说，你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请日本人做顾问，使用的武器或者向日本采购，或者由两国联合制造。袁世凯当即说，这条绝对不讨论，侵犯中国主权太厉害。对其他条款，他也尽可能抵制，比如日本商人在中国购买土地，袁世凯也说不接受。结果二十一条讨论下来，最后不得不让步接受的有十条左右，二十一条只是最初提出的。签订以后，袁世凯马上召开会议，上下一条心想办法拖延，实际上二十一条是没有执行的。“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经为大英百科全书写关于日本的词条，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百年激荡史》，里面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说，日本人除了遭到骂名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收益。所以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没有犯错误。这个不是我袁伟时一个人讲，史学界多数人都持这种看法。

第二，袁世凯死了以后，段祺瑞也被称为卖国，他借日本人的钱，贷款共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被说成丧失国家主权，是被日本人利用了。实际上，当时换任何人主政都不能不借外债，但这一亿多，是从清末到民国最优惠的一笔贷款。因为当时中国政府的信用不好，往往借一百只能拿到九十，但这笔是实数支付，而且利息很低。所以，说段祺瑞卖国也没有根据。

还有其他事情这里不讲了。但有一条，收回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大家知道“五四”运动是因为山东问题而起，怎么解决的？是在北洋政府时代，1921年末到1922年2月，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怎么解决中国问题，一致同意要尊重中国主权，逐步解决不平等条约，并且在会上达成了协议，首先青岛要还给中国。结果青岛和山东主权被收回来了。

还有关税自主和司法自主问题。当时中国的司法因为有领事裁判权也不能自主。华盛顿九国会议决定要另外开关税会议解决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正是在段祺瑞最后一次出任执政，1924年到1926年初那段时间，开了关税会议，结果达成协议，从1929年1月开始，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但是，由于国共操纵学生造成冲击，这个已经达成的协议没有最后签字解决，1928年国民党执政以后，才正式签字实行，但还是按照北洋时代谈妥的条款。司法权收回也是北洋政府时候开始的。当时有个地质学家叫丁文江，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创者，孙传芳找他商量现在上海租界的问题怎么解决，要建立一个大上海，怎么办？丁文江说我不想做这个事，我想办军校；中国为什么一再出现混战局面，就是因为军人没有现代知识；我来培养军人的话，就要让他们懂得现代历史、现代政治，让他们懂得人文社会科学，了解这些东西，然后也学军事，这样培养出来的军官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孙传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让他把上海搞好，我是督办，你来做总办，怎么做我都支持。丁文江于是开始规划上海，做得非常漂亮。其中一个成绩，就是通过交涉，将上海的司法权收了回来，将领事裁判权废除掉。这样的政府是卖国政府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这个断言是不成立的。

确实北洋时期有问题，问题在于军阀混战。在袁世凯时代，因为袁的威望很高，没有人敢反抗，全国是统一的。袁世凯死后，因为北洋政府练军不是按照国家军队去做，马上就面临分裂。北洋本身内部分裂，冯国璋与段祺瑞分裂，打了起来，但那只是一方面，打起来的规模也不大，另一派是上海，整个基本局面是比较稳定的。

问题出在国民党捣乱，有很多具体事实。

第一，袁世凯时期，1913年3月20号国会前夕，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当时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代理理事长。孙中山则表示要去修铁路，说十年要修二十万里铁路，中国到现在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是谁将宋教仁杀死的？现在史学界研究，越来越多人同意，一方面袁世凯政府有人，包括国务总理赵秉钧和秘书洪述祖，他们想通过上海的青帮头应夔丞杀掉宋教仁，因为宋教仁想做国务总理，与赵秉钧等有利益矛盾。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有矛盾。上海是陈其美的范围，陈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为什么宋案发生后，为什么那么快抓到人，又为什么很快从监狱出来，又很快被毒死，只有陈其美才有这个能力。当时大家都以为是袁世凯干的。1914年在上海虹口公园落成宋教仁的石像，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字，他说：究竟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讲真话天会谴责，讲假话也不允许。没办法，只能留给后来的优秀史学家解决。这里话中有话，当时都认为宋教仁是被袁世凯所杀，不对，这里另有内幕。于右任在事件发生前后包括宋教仁临死都在场，完全知道内幕。现在的研究证明，两条线合在了一起。我的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摧毁了民初宪政》里面进行了具体论证，博客上有全文。

第二，袁世凯死后，本来国家可以安定了，但国民党孙中山在广东搞了个护法政府。护法政府本身是不合法的，因为国会议员八百人，到广东只有两百多议员，达不到法定人数，但是一直搞了四五年，造成国家分裂。到二十年代，非常国会通过决议，要设立七个总裁与孙中山共同具体领导，孙中山就不愿意了，跑去了上海。后来依靠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东，国民党又有了势力范围。对于全国统一，多数省份认为不要打仗了，由各省自己解决问题，然后逐步联合起来。孙中山说不行，一定要统一要北伐，陈炯明说财政支付不了这样的战争，孙中山就撤掉陈炯明总司令和省长的职务，陈炯明的部下不服，于是有了1922年6月16号的炮轰总统府事件，把孙文赶出了总统府。不过1923年孙中山重新回到广东，还是要北伐，他不愿意接受和平统一的方针。国家乱就乱在这里。假如用正确主张统一全国也好，但他的统一有些什么呢？他在广东搞党化教育，说黄埔军校是武学堂，广东大学是文学堂，学校都要成为国民党的工具，跟现代教育背道而驰。后来北伐，由苏联出钱、出武器并派出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提供帮助，统一了全国，结果带来的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将在广州实行的取消新闻自由、取消国民党内自由等措施都写在党章上，规定总理对国会决议有最后决定权，这不是独裁专制是什么？国民党就是这样干的。乱就乱在这里。

最后一乱，是中国二十世纪灾难的最后引爆，是在段祺瑞最后出任执政期间发生的。北洋时期已经初步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架构，但是，所有的现代政治都有一个完善过程，制度设计不合理，就必然有腐败过程，对腐败要通过内部的完善逐步解决。北洋国会腐败的最高表现是曹锟贿选，将国会变成了“猪仔国会”。曹锟是想过总统瘾，其实他做总统一年多，并没有做大的坏事，但是破坏了整个制度。于是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方联手，通过冯玉祥倒戈，将曹锟政府推翻了。段祺瑞出面做了执政，总统总理都是他，都是临时的。1924年10月，段祺瑞出山，提出自己的治国纲领，步骤包括：召开善后会议，全国各方商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善后会议后，筹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以美国费城会议为榜样，制订中国的宪法，解决中国怎么成为美国式的联邦政府。这个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对不对？到现在美国还是最民主最有生命力的国家，完全对了，但又被孙中山国民党破坏了。孙中山先说善后会议代表不够，没有民间团体代表，段祺瑞马上改，让各省的商会、教育会、工会等团体派出代表，担任咨询委员，正确的意见同样接纳。政府本来要有妥协，但对本来想捣乱的，妥协也是不够的。孙中山又说开国民代表大会才正确，其实国民会议和国民代表大会完全是一回事，反正不是他主导的就不行，国民党于是坚决不参加会议，造成了分裂。同一时期，关税会议同时召开，决议草案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三·一八”事件。

“三·一八”事件的实际情况，不是我们过去被告知的那么简单。当时在河北天津塘沽等地发生冲突，张作霖要派军舰进来支持他的盟军，直系反对，双方就在那里冲突，国民军派人布防封锁了大沽口。但按照当时的条约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列强抗议，这一抗议，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包括李大钊，就联合起来，说凡是武装失去的，我们就要武装收回，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其实他们就是要捣乱，而不是想实在解决问题。但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其实都是行不通的。于是一次两次游行，包围了执政府，也包围了段祺瑞的住宅。在这样的情况下，卫队开枪打死了十几人。这当然是惨案，是北洋政府的罪恶，但要看到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国共一些人合作，不顾现实情况，设下陷阱，让北洋政府犯错误。段祺瑞当时不在现场，也不是他下令开枪，事后他说事件跟国民党有关，通缉国民党的组织人员，同时下令抚恤学生家属。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再次发动政变，段祺瑞于是于四月份下台了，按照费城会议的模式挽救中国的机会也丧失了，带来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

先讲到这里，请大家提问。

答问：

1.我的问题比较多。第一，在北洋政府的时候，许多人批评当时的国会是花瓶国会，你是怎么看的？第二，我看过彭德怀自述，他说二几年他加入共产党前，南方各省要搞联省自治，彭德怀他们认为这套是欺骗百姓的，你怎么看？第三，“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先是道歉、下跪，并发誓以后不再吃肉以示忏悔之心，段祺瑞当时是很有名的青年总理，被称为“六不总理”，在中国后来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你怎么评价后来的领导人与段祺瑞表现的区别？

答：说当时的国会是花瓶国会，其实不对。国会一开始独立性就很强，举几个例子，袁世凯对当时的约法不满，国民党控制国会制订“天坛宪法”，袁世凯想派代表参加，宪法制订委员会说不行，条例中没有这条，这就是独立。这样的事例很多。再讲临时参议会，当时孙中山在南京政府时期没有钱，想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借五百万日元，当时的参议会讨论时，多数人反对，说汉冶萍公司是中国的骄傲，不能随便作为抵押品，另外它是民间的公司，政府也不能随便拿来抵押。所以当时国会并不是花瓶，这是过去所受教育造成的错误印象。但约法制订本身在国民党时代有问题，结果造成大批腐败。

联省自治其实就是美国的联邦制，没有什么不对。过去攻击联省自治就是一个借口，说是掩盖军阀割据。这样说的人忘了一个事，当时各省是有省议会的，各省的议会要制约当时地方的军政大员是有可能的，地方议会对本省施政做出的决议，军政大员不能不听。你去看看当时各省制订的宪法，在湖南好像是正式通过了，其他省都是草案，那些宪法都是很好的。当然书面的东西要变为实际生活，还有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民间社会的发展。相对来讲，当时是二十世纪最自由的时期，那个方向是完全有可能的。

你讲段祺瑞的事情都是错的，有些是他的后人造出来的。首先段祺瑞下跪道歉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不可靠，说他因此吃斋也不对。我曾有一篇文章证明，他吃斋是从一九二零年直皖战争他失败了以后就开始了，跟“三·一八”完全没有关系。他当时下了抚恤令是对的，他知道学生上当受骗，是无辜的，元凶应该惩治。我认为相对来说，他处理得比较好。

2.您的题目“重新审视北洋时代”非常有趣，你的新观点是相对于旧观点来说，这个旧观点指的是什么时期，谁提出来的观点？我们在一百年后看那个时期，但一百年当中会不会，比如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人审视二十年代的事，八十年代又有人重新审视六十年代。我们现在又在看前人的观点。

答：我想学术总是不断进步的，一再重新审视，逐步接近真相，一点儿不奇怪。但是中国有个情况，1928年以后甚至更早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就以历史为工具，歪曲历史，他在同盟会时候就叫人写太平天国史，他说是汉族反抗满族的光荣历史，其实太平天国是很腐败的。用政治的目的去歪曲历史，我感觉很错误。国民党统治全国以后，这个风气也很严重，因为要证明国民党的统治是合法的，民国的历史从国民党开始才是正统，违反国民党或孙中山的意志就是错误的，所以他们搞了一套完整的解释系统，把北洋时期都说成卖国、专制，一大堆帽子。其实都是错误的。这样歪曲历史为他的统治利益服务的方式，不足取。假如有学术自由，这些问题会逐步解决。

3.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叫唐绍仪，想听听你对他的评价。第二，中国有“隔代写史”的传统，是不是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可以比较客观地写清史和北洋史？

答：唐绍仪是第一批中国留美幼童之一，在美国受到良好教育，然后在清末改革起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会谈中，他是袁世凯的代表，但他支持共和。成立政府以后，他出任第一任总理，但跟袁世凯的施政观念有不和。说得具体点，其实唐绍仪有上当受骗的经验，最直接的原因关于直隶都督的问题。直隶、山东都是原来北洋的势力范围，国民党弄了个小计谋，将一个驻扎在南京的亲国民党的第三军军长王芝祥推荐为直隶都督，唐绍仪觉得没有问题，直隶省议会也接受。但袁世凯因为直隶是他的势力范围不愿意，最初敷衍，后来下令任命另外一人。唐绍仪因此认为袁世凯说的与做的不一致，坚决辞了职。这件事当中，袁世凯本身有问题，但国民党的计谋也不足取。对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拿不到的东西，想通过计谋手段，将一个省的军事权拿到手，我想是不对的。

隔代写史，重要的是史学家本人的史德和史实。史学家能不能坚持史德，讲真话，讲实在话，这是学术立场，现代学者坚持这条，就能逐步接近历史事实。要完全还原历史真相不可能，只能大致接近实际。任何人、任何学科都是这样，只要史学家坚持现代学者的立场，或者坚持传统史家的所谓正气，秉笔直书，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我想修史，跟隔不隔代关系不大，最重要是研究者的立场。但为什么会出现隔代修史的情况？跟政治环境有关，官方修史要服从当时统治者的意志，所以要隔一段代才能比较正常地修史。

4.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五四运动学生火烧赵家楼，是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运动的，它本身是个启蒙运动，但却用不合法的手段，想听听您的看法，并且它产生的影响；第二个是孙中山提出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他反清，但清朝也是中华，我觉得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

答：五四运动分两个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按我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就慢慢开始了，具体不说；另一个是五四爱国运动，当时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手段确实不合法。当时舆论认为，学生虽然不合法，但出发点是好的，主张原谅。唯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对，即使曹、陆有错误罪行，都应该通过法律审判，学生没有权烧人家的房子，没有权打人。这样做是违法的。他认为学生应该主动到法院投案，让法院通过审判定罪，他说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法制的道路。这个人是梁漱溟。这个见解是非常高明的，但不被当时的多数接受，就种下了一个祸根。后来一直乱，学生运动也走向一个错误道路。二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根据台湾一名近代史家吕芳上教授研究，他有一本书叫《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指出后来的学生运动是被利用了，一成以上都发生暴力行动，这是很错误的倾向，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教训。我在1999年写文章就分析过这个事，很不幸也受到批评。

孙中山的口号反映一个问题。你们不要有偶像崇拜的心理。任何人都是人，认识有局限性。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对此要平等看待，所有主张、口号都要分析，对就信，不对就不信。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一定要坚持这一条。孙中山当时的认识水平是不高的，包括他提出的“驱逐鞑虏”，而且一再给日本人开支票，说执政以后就将东北内蒙一带交给日本管理。他也不是卖国，他冒险造反连生命都不顾，说他为了卖国不合情理，而是因为他没有到这一步，认识水平不够，没有现代民族的观念，他的观念中认为汉族就是本部十八省，十八省以外的边疆都不是中国本来的地方。这个情况还有很多史料证明。所有这些只要不偶像崇拜就能正确理解。

5.你讲关于北洋与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点，你的意思是，本来可以取得成就，但因为各方干扰不了了之。我有个很大的疑问，西方列强为什么甘愿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毕竟中国是一块很大的肥肉，而且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北洋政府有什么优势让西方列强为它放弃已经得到的权益？难道就因为中国已经从清政府变成北洋政府？你刚才基本是从教育文化和经济来讲，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北洋政府连年打仗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您为什么不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任何社会如果群众连自己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话，任何其他对他们都作用不大。有句俗话“今天来了李大帅，明天走了王大帅”，在这样的环境下，其他都是小事吧。

答：过去我们受的教育，国与国之间特别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利益都是相对的，是绝对冲突的。但你要知道，列强首先都希望中国安定下来，对他有好处。因为这样一个大市场，只有不发生冲突，他才能从中得到贸易投资的最大利益。另外，列强也不希望某个国家独占中国，大家有利益共同享受。当时日本的力量很强大，英美法不愿意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所以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这是他们愿意放弃的一个原因。

同时，不要受过去那种观念影响，列强不想中国现代化？不对。你看看世界史，贸易利益、投资利益，最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殖民地附属国在他们的投资贸易当中反而占的比重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要是发展起来，对这些国家不是没有好处的。不要简单认为，他们就是想消灭中国，使中国永远是个贫穷国家。不要简单地看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同样也会得到好处。比如当时中国对国外投资是没有抵抗能力的，甲午战争后的条约有一条，外国可以在中国口岸随便设厂制造各种产品。这是不平等，但对中国的发展很有好处，不平等条约里面有些是合理要求。因为让列强设厂制造各种产品，相应的对中国公民也要开放，那样中国的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比如当时金融业比现在还要开放，一般以为中国金融完全受列强支配，其实不完全这样。三十年代，上海是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东京还远远排不上队，这是中国经济很大的成就。你以为都是洋人的资本吗？不，根据经济学家研究，当时上海的资本当中，中国人的资本占多数。所以，开放不都是错误的。

你刚才没有仔细听，我只讲两个半小时，不会重复你小学到中学已经学过的所有内容，没有必要。我刚才有讲，为什么当时会乱，“除了军阀当时本身的战争外”。不是我不承认，而是可以忽略不讲，我讲了，当时战争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所以经济发展还是一直前进的，同时还是真正让民间资本唱主角，真正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才有一开始我讲的经济方面的成就。

6.您对北洋时期的普通民众的思想状态怎么看，比如鲁迅笔下麻木愚昧的人物能代表那时的国民吗？当时那些底层民众的思想状态怎样影响了历史？

答：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育，都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能批评。那样错了。我想，一个合格的国家是让公民不受干扰、自由自在生活的国家，政府只管自己的事，不要去干扰普通民众的生活，私生活领域更是，那就是合格的现代社会。作为文学家或思想家，可以从自己的立场批判各种社会现象，比如鲁迅当时批判国民性，你想，当时的所谓的知识阶层和领袖精英的水平都那么低，怎么能埋怨百姓不懂这个。其实是你带错路了，采取的决策就不对，不符合社会的方向。另外，任何时候都有社会分工，政治就是一个职业，应该让一部分人去管，但公民应该有权利有责任管住这些政治家，通过投票决定是不是相信。他只关心自己是非常正常的。假如去调查社会也是这样，公民最关心我的职业我的生活，这是公民最正常的状态。你可以批判他麻木不仁不关心国家，但他非常清楚某个官员是不是真心实意为他服务，他这个觉悟很高。提高到政治学的理论，就是公民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在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都说得清楚，公民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才需要政府。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上位置要摆对，不要对普通百姓提出过高要求。

7.从您今晚的演讲，发现你的思想充斥了两点，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分权。这也是中国各种网络各种论坛比较热门的话题。你对北洋时代的看法，我都有不同看法。你说北洋时期的经济，我相当不认同，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好不好，如果光从增长率来看，非常不合理不科学。虽然教科书从小到大给我们灌输北洋时代黑暗，这说得有点过分。但不可否认在那个时代中国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证，难道就因为13%的增长率就说它的经济好？第二，你说北洋的教育体制，的确不能否定近现代的教育思想家都在那个时代产生，但也要看到，在中国基本没有科学和教育基础的情况下，这些所谓的思想家都是它的成果，而当我们聚焦在需要一个国家基础、需要提供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的情况下，北洋时代的中国基本可以为零。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是自然科学大爆发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基本没有中国人的声音。这是值得反思的。我总结了一下，难道一定要非常自由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能发展很好？我觉得要从一个国家的国情来考虑。我不算愤青，都是经过思考得到的结果。中国的国情和西方的确是不一样的，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时候只有几千万人，那时他们的民族各种思想都比较统一。而中国就不一样，你刚才说的权力的制约，的确一个人独裁会造成国家灾难，但如果权力太分散，中国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和北洋一样都有个共同特点，军阀混战。当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我们还在说权力分散，是不是不负责任啊。

答：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国家要发展起来，最基本的条件是：稳定，自由。同时要有保障自由的法治，这是现代社会要发展起来的最基本条件。注意我没有讲民主，总结有些国家的历史经验，他没有民主但经济发展了，这跟他稳定和扩大自由有关系。

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起来，主要问题是有没有自由。通过三十年的实践可以证明这条，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没饭吃，三十年后发展起来？很简单，第一，解散人民公社将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后来的改革也无非是将经济自由一点一点、半遮半掩地还给公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发展起来，这是自由带来的效果。城市一开放，私人资本恢复，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提高到理论层次，经济学的制度学派有个观点，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是保障财产所有权。这个问题含糊不得，不能再搞没收私人资本的事情，侵犯私有财产是会误国误民的，重复人民公社的错误。你说自由不合中国国情，是不是中国人生来就只配做奴隶、不能做现代公民？我认为这是骗人的鬼话。中国人过去显得特别恭顺、特别尊重等级，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影响，另一方面跟中国的自然经济、农业经济有关系，在那种情况下，宗法关系就会很强烈。但实行市场经济，前提就是自由，假如一个人没有独立性，对自己的财产没有自由支配权，市场经济是没有办法正常进行的。这个问题绝对含糊不得，我们为什么要分权制约，为什么实行法治宪政？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我建议你们再读一读《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里面提到，没有分权制约的地方，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宪政。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不妨慢慢想清楚，这是很重要的观点。中国人也要自由，不这样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

谈到科学文化的发展，当时北洋政府是在经济很落后的状况下发展科学文化，它能够做到这一步，很了不起。那时不可能大规模投资去建高级实验室，以地质学来说，当时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只有一个，但已经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只要稳定下来，随着经济发展，会有很多实验室建立起来，这个不奇怪。但是假如有现代实验室，没有学术自由，我想学术的大师、思想家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含糊。

8.我是来反驳您的。您刚才说到北洋时代思想文化大师的成就，确实像陈寅恪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做到很高成就，但也仅此而已。比如他们写了很优秀的文章，思想很深邃，但是在当时那种识字率，有多少人看了那些文章，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有多大贡献？我觉得没有多大。您刚才说到北洋时期的教育特别高等教育，几位大师、几个学府有多大作用？当时基础教育做到什么程度，人们识字率多少，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另外您说到北洋时期13%多的增长率，我的观点北洋时代根本没什么工业。这13%是些什么东西，采棉花织布，做火柴，北洋执政十几年，中国根本没有发展出像样的重工业，如果他们有所作为，在中国建立了像样的重工业，就根本不会有日军侵华。北洋政府和一直打压民族工商业的国民党政府应该对此负责。我觉得你从头到尾有个观点，北洋政府不应该被推翻，国民党推翻北洋是捣乱，五四也是捣乱，如果北洋稳定了三权分立制度，那今天的中国会像美国一样发达。

答：首先我非常敬佩你的勇气，但你们的教育缺陷比较大。我们的报纸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一再宣扬，中国制造了第一艘万吨轮，通篇大标题庆祝。错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是北洋时期制造的，一九一几年。另外当时中国修铁路，很多铁轨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那个不是重工业吗？我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兵器工业，但我看过俞大维的年谱，他在抗日期间管兵器工业，他说抗日期间那些武器基本是自给的，美国给的只是一部分。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国家的工业一下发展起来。东亚第一个最重要的钢铁厂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张之洞办的汉阳钢铁厂，当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但这个汉阳钢铁厂经过盛宣怀接手以后变为汉冶萍公司，一直都是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到二十年代都是东亚最大的钢铁厂。日本本身的钢铁不多。这个问题，要看中国原来的基础怎样，在那时能够做到这一步就很不简单，不要轻视那些人的劳动。我没有意思说现在的工业就没有发展，现在的经济不行，不过可以提供一个数字，现在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改善，劳动就业的状况有很大提高，工人很多，但是，就单个工人来看，现在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工资水平，还是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一样。那时基本是十小时还是十二小时工作，现在珠三角同样是这样，实际的劳动时间在十小时以上。工资水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般工人十来块钱，毛泽东在北大是拿八块钱，跟纺织工人的水平差不多。技术工人的收入达三四十块，可以在城市维持四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跟现在没有多大差别。过去大家受《包身工》的影响很大，那是在纺织工业里面，一些学徒的培养受到黑社会的控制，就出现了包身工的现象。由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太低，即使这种情况，有些人还是愿意子女去做包身工，他们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后成为独立的工人，就能逐步改善。这个情况就是说，不要动荡，社会要稳定，希望大家不要再讲什么革命，安定下来，稳定社会，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要再走回头路，造反、革命都是误国误民的。为什么要坚持那些观点，坚持自由和改革开放就是这个意思，今晚整晚都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

科大一直都有些高水平的理工科的讲座，去年连续几次的院士讲坛，实际也是跟人文相关的问题。我们发现在著名科学家来讲的时候，听众提问的角度和立场比较一致，不像我们对历史有这样丰富的角度，这可能也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今天这个题目，重新审视北洋时代。关于历史学本身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因为历史一直处在不断的审视中，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一些像袁先生这样的思想者，很认真地审视他所研究的历史阶段。今天讲的是北洋时代，明天下午要讲的是辛亥革命。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光临。

抗战：文明的进展与中国的反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滞留在那里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因“对抗皇军”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压抑伤痛，穿透黑暗，寻找“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国！”

对诗人说来，他用“残损的手掌”一再抚摸的黑暗的中国土地是具体的，那个“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的“永恒的中国”则是朦胧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战争，而且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里程碑。通过这次战争确立的文明原则，把“永恒的中国”的基本轮廓描绘出来了。

“二战”与人类文明的新水平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上野蛮和黑暗的积淀：蔑视人权，践踏生命，敌视自由，肆意侵略，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为战胜他们，需要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凝聚正义，压倒邪恶。于是，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有三条：

1.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国家独立，民族平等。

3.确保人类自由特别是四大自由。

针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创造的剥夺公民自由，种族优越、种族屠杀和“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的统治形式，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这四大自由成了激励各国人民奋起反对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旗帜。《大西洋宪章》把“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列为目标。《联合国宪章》则以“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为基本宗旨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更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这三项原则与法西斯极权主义相对立，澄清了他们的蛊惑，拓展了自由的内涵，是人类文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标杆，划分正义与邪恶的基本界线。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的自卫战争有了更充实的内容。

中国是这些文件的签署国，国民党政府固然承担了落实这些原则的义务，毛泽东也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

追寻“永恒的中国”，讨论中国历史的发展，无法抛开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新水平。纪念“二战”和抗战胜利，离开文明的反思只能得到虚幻的情绪满足。

强国梦的破灭与现代文明

19世纪，中国人的“自强”梦破灭了。原因安在？把接受现代文明视为离经叛道！

20世纪上半叶，为什么继续成为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的第一美食？关键在拒绝接受人类现代主流文明。

“二战”给予中国的荣誉是跻身于“四强”的行列。

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领衔签署的是号称“四强”的美、英、苏、中四国。这是“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成果和荣誉。环顾当时的世界，能够抵抗侵略者那么长的国家屈指可数。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文件签字，中国人奋斗多年的废除这些条约的目标实现了。同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布：“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中国人收复失地、维护主权的斗争，终于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确认。

会谈中，罗斯福曾建议战后由中国为主占领日本，蒋介石不敢答应。美国这个时期的战略考虑之一是扶植中国取代日本，在战后成为与美国合作稳定东亚的重要支柱。尽管当年的中国还没有为担负这样的重任做好准备，但是，如果善于自处，强国梦也许已经梦幻成真。

当时确实曾露出一线曙光：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各党派代表就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的纲领达成协议。

先是在1945年8至10月间，在蒋介石、毛泽东参与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声明：“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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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31日，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21天的协商，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其他决议。当时，国共两党的经济政策主张没有什么重大分歧。争议最大的政治民主化、军队整编和公民自由保障三大问题均达成了原则协议。

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军事方面实行军队国家化，为此规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并由“地方参议会、律师公会及人民团体组织自由保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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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协议完全符合人类文明达到的新水平。但是，历史在胜利纪念碑金色碑文旁边加上一个黑色的注脚：“惨胜！幻灭！苦难的历程开始！”

贪污腐化成了无所不在的官场文化，胜利的喜悦转眼变为党政军官员赤裸裸的抢夺（“劫收”）。

贪泉汹涌的后面是严重的制度缺陷：没有民主选举和罢免程序，公仆不怕丢失选票；没有分权制约，没有法治，官员可以肆意妄为；言论自由被剥夺，失去舆论监督的权力，不可避免往腐化的深渊滑行。世界上最严重的腐化渊源于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府。

与此同时，拥有武装的国共两党尖锐对立，和平建国的协议成了废纸。

于是，预定派驻日本的占领军——在滇西缅北与日寇搏斗战功赫赫的新一军所属部队被转派到内战前线，十几个人组成的先遣组在日本无所事事黯然回国。

于是，理应用于建设的生命和财富在刀光剑影下虚掷。

历史本来有比较美好的一面：两大政党都曾表达过和平建国、实行宪政的善意。在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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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1945年5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并在《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决议中决定：“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省临时参议会也要跟着进行选举。“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依法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党政分开，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陆续移政府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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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的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化剑为犁，民主、宪政、法治的框架早就矗立在神州大地了。

不过，十多年厮杀留下的伤疤和仇恨理论，汇聚为互不信任的积习，两党领导人都把权力在谁手上而不是建构什么样的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代价之一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成为历史祭坛上的供品。20世纪40年代，中国趁来之不易的胜利攀升为现代化大国的机遇丢失了！

“永恒的中国”融入现代文明

19世纪最后一年，以身许国的梁启超动情地指出：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

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勇敢跟进人类现代文明，还是在它面前迂回却步？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时至21世纪，全世界的一个新话题是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会不会再度幻灭？现实层面是有待解决的三道难题：（1）如何建设健康的市场经济？（2）如何化解台海两岸的矛盾？（3）如何善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深入一步看，依然离不开文明的反思。

市场经济的弊端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发展是从逐渐归还公民被剥夺了的经济自由，逐步踏上市场经济台阶的。甜头，我们尝到了。转型的痛苦和伴生的腐败，举目皆是。

人人都知道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为依托，不幸我们没有法治传统。“法治国家”是宪法目标，本届政府也一再申明要建设法治政府。可是，法治就要确立法律至上、司法独立。这是人类文明已有的水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跃上这个台阶，社会就会迅速腐化，国家就要逐步衰亡！这里牵涉到制度的改革和文化的变迁，需要担当的勇气和足够的政治智慧。

人们悲叹中国人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处处受到跨国公司掣肘。如果不走出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吞噬个人的阴影，不确立张扬个性、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观念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治。

两岸统一与现代文明：如果不被政客作秀的花招蒙蔽，台海两岸的统一过程其实从二十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时至今日，经济上已经难解难分，统一的经济基础已经奠定。2005年，台湾三大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会谈成果得到多数台湾民众支持，舆情转变，和解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还有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路程在前。减少失误，请以史为鉴。

许多中国人痛恨台独，但请不要忘记：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造就了台独。公正的史家都承认，蒋氏父子主观上是坚定主张国家统一的。可是，蒋介石缺少战略眼光，恰恰是他从两个方面培育了台独的基础：

1.他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统治的伴生物——腐败，引起社会不满；而扼杀言论自由，又堵塞了社会安全调节阀。这些都成了台独蔓生的温床。

2.他拒绝了胡适等人多次提出的培育反对党的建议，亲手扼杀了雷震筹建的温和、稳健的中国民主党，为极端的民进党登上历史舞台清理好场地。

与此同时，近年陆续公布的史料透露，20世纪50至60年代，国共两党信使来往不断，并曾一度接近达成统一协议。1957年，是反右派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60年代，蒋氏父子在曹聚仁先生协助下，已经拟好统一谈判的六项条件，要点是：把外交和国防交给大陆，台湾保留四个师；台湾自治，蒋经国任省长，文武官员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障不准降低；蒋介石回到大陆，划出庐山地区为其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等等。这些条件比现在大陆的承诺低得多，很易办到。可是，“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国共和谈又一次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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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法后悔，但教训必须记取：背离文明，摧残文明，必然损害国家的发展、统一和人民的福祉。

国际矛盾的化解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崛起自然会触动世界固有的格局。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

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为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互利体系。产生希特勒、东条英机、北一辉之类的战争狂人的社会基础消失了。

唯一有可能引爆雷管的是台海。两岸多数人越来越成熟、冷静，中国人完全可以携手不给美、日介入的机会。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正确的文化取向非常重要。这里有东西两面镜子。

东向看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中取得卓越成就的这个国家会成为那么残暴的侵略者？关键在于他们在制度上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在文化上拒绝转变价值观，坚持什么“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科学技术）”。他们不但利用儒家道德培育忠于天皇的恭顺的国民，而且提倡“国学”，制造大和民族优越论和侵略有理论，把朝鲜、中国视为其“生存空间”，应该由它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终于成为人类一大祸害。今天他们不愿彻底忏悔，背后依然是极端民族主义作祟。

西面看苏联，想当年他们反对“世界主义”的劲头可真大！俄罗斯民族自大狂，不但没有给苏联的发展增添什么光彩，却因拒绝外来文化而埋下国家坍塌的重要根源。

中美、中日在经济上是互利和合作的。中国人最讨厌日本政客信口雌黄，死不承认侵略罪行。但是，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迫民主化后的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文化，那些民族主义不过是残存的传统烙印罢了。要清除这些狭隘的民族情绪是非常困难的，既然中日两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再等待它六十年又如何？

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以自由、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长治久安必不可少的制度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最足以赢得各国人民尊敬和增强本国人民凝聚力的“软实力”。如果步日本早年的旧尘，不顾中国各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现实，不顾确立法治和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重要性，把儒学意识形态化，冀图以“国学”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我们还会遭受重大挫折！

2005年8月5日星期五

删节后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0期（8月15日）

这是没有删节的全文

第四辑　中日关系纠结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改善，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我们还在承受冷战的苦果。只有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清明，民主、自由、法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才能赢得各国人民足够的尊敬。

甲午战争：中日双输的历史教训——答《经济观察家》报记者李翔

记者：今年是甲午战争110周年，您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回顾这场战争，您认为有什么教训应该记取？

为什么中日自强、维新结果迥异

袁伟时：从1874至1945年的71年间，中日有过三次半战争：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借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湾遇害。那时的台湾没有设防，中国没有反抗，算是半次战争吧。第二次就是1894（甲午）年的战争。第三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参与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为序幕，延绵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八年抗战。

甲午战争之前，相对来讲，两国之间算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后这种局面就改变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那么大的转折，这跟两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有一些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汲取，不能够轻易忘掉。

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中国的自强（洋务运动）则是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逐渐开展的；同时起步，结果迥异。是上帝偏爱日本人吗？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们没有。在封建制度下，权力分散，并受到有力的制约。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间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间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举措不对，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约和纠正；不是一权独大，可以为所欲为。推翻幕府就是长州藩、萨摩藩领导下，与天皇结盟取得的。

第二，我们有科举制度，他们没有。科举制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构建了一条比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画地为牢，限制青少年的认知范围，并将知识意识形态化，让他们戴上难以冲破的紧箍咒。这是为害千年的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闭堡垒的基石，也是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本没有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明治维新开始时天皇发表的《五条誓约》就宣告：“欲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求知识于世界”。不久，就学习西方，在全国范围内建构了新式的国民教育体系，现代科学技术得以源源不断流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逐步展开。而中国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多少中国青少年的黄金岁月都虚耗在四书五经上了！

近年流行一个说法：科举的废除把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良好制度搞掉了，内容变一变，考现代学术、文化不就行了吗？其实，废除科举后，清政府也实行过本国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归国人员类似科举考试的制度，主要考新学，按成绩“赏给”进士、举人等头衔。可是，没有几年就受不了啦。道理很简单，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即类似后来的公务员考试。当教育逐渐普及，就业渠道多样化之后，既容纳不下那么多“候补官员”，也没有必要保留这样的独木桥。1905年宣布的过渡的办法也颇为稳妥，那些秀才、举人们年轻的重新学习，年长的尽可能安排到学堂教书等适当的工作。这个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说废除科举，导致士绅阶层不稳定，从而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书斋中想象出来的假问题。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商业化，士绅阶层的构成必然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和商业化水平提高而变动，社会可以随着中产阶层的形成，在新的基础上稳定下来。如果这个进程不顺利，那是另有原因，与废除不废除科举无关。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酿造出来的苦果。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没有太大意义。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或李鸿章领导的淮军、北洋海军的腐败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只看到这一层还是表象，更本原因是制度。

记：以科举为基础的制度？

袁：是整个宗法专制制度。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用了将近3000万，其中挪用不少海军经费。光绪皇帝大婚用掉500万。北洋海军哪里还有足够的经费？1888年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正式成立后就不买军舰了。而日本海军在1888年之后接连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他们的速度比中国的更快、火力更强。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来解释了。

记：有没有同治中兴呢？和明治维新相差是不是很远？

袁：同治年间是1862—1874年。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1868年剿平捻军；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同一期间，云南等地的叛乱也平定了。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皇帝（1851—1861）统治时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称之为“中兴”，也许有些道理。但是，这个年代没有为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可靠的基础。这个“中兴”实在不足为训。

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政府的运作影响很大。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统治者，其知识构成已经不足应付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皱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慈禧权力欲很强，几次选择皇帝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尽挑小孩。同治皇帝（1862—1874）六岁登基。1874年同治皇帝龙御上宾，选择光绪继任，年方五岁。1903年，她快咽气了，又拣一个三岁儿童当皇帝。在皇族里面，有比他更强的。比如恭亲王的孙子小恭亲王溥伟，那时候已20多岁，相当能干；但是她就不要，宁可选择一个三岁的孩子。绝对专制的政体下，国家命运取决于个人。这同日本的对比就很明显。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清帝国强多了。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是要比中国走先一步。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大致上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从制度改革方面来讲，日本比中国早30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的失败。

又如，报刊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支柱，19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有《读卖新闻》，1874年创刊，现在还是日本第一大报。更早一些是明治维新开始那一年（1868）就创办了《中外新闻》《日日新闻》等报刊。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报纸。这也是制度问题。

记：《读卖新闻》是谁在办？政府还是民间？

袁：是日本的民间资本。

记：中国早期的报纸大都是传教士李提摩太一类人办的？

袁：对。当时也有中国人私人办的报纸。王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但是只能在香港办，在内地办不了。甲午之前，主要还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纸。1872年创办的《申报》，是外国人办的。在现代社会，传媒很重要，报刊的言论自由很重要。甲午战争中，《万国公报》等报刊，尖锐揭露了中国政府的腐败、北洋海军的腐败，也揭露了各个方面的对私营经济的不合理限制等等。这些都是外国人办的报纸。但是有中国人参与，包括蔡尔康他们都参与了。但是主要是外国人。

现代国家的管理必须有民众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明治维新，最初是想建立一个开明专制的政治体制。后来慢慢开放，有了一个比大清帝国和沙皇俄国先进的政治体制。中国则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体制变革。于是，最高权力失去制约，一切大事慈禧一个人说了算。这种机制的恶果是一再酿成大灾难，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体制方面的原因。

经济道路的选择，也很致命。清政府坚持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所谓的自强、同治中兴，就是发展官办的军火工业，或者搞点民用工业如纺织厂什么的也是官督商办。路子错了。日本开始也和我们一样主要是官办，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发现财政负担不起。于是他们开始卖。清帝国是一条死路走到底；而日本则一发现路子不对头，就赶快把国有工厂卖掉。

记：而且是很廉价地卖。我在想，放在今天，会不会也被攻击是国有资产流失。

袁：对啊。当时在日本也引起一场风波，双方斗得很厉害。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暂时的国有资产流失，从长远看对国家发展很有利。首先是甩掉了财政包袱；其次是吸收劳动者就业；归根到底是促进了社会转型。

弄清上述制度性的差异，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甲午战争中国会失败、日本会战胜。

双输局面是如何造成的？

记：甲午战争后，双方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袁：不过，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甲午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输了。

中国固然没有因此发愤图强。甲午战争之后，接连发生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这样的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灾难。国际法传进中国60年了，义和团事件中还是将外国传教士及其家属231人杀掉，有些还是儿童；围攻人家的使馆；再加上大约杀了几十万中国人，中国的教徒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教师，见到就杀。另外铁路、电线以及其他沾点洋气的东西都毁掉；北京最繁荣的前门一带的4000多家商店都被烧掉；翰林院也烧掉了。如此残忍和愚昧，却至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革命”，简直匪夷所思！

日本除了把台湾夺到手外，拿到中国两亿三千多万两的赔款。这等于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等于中国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要是拿这笔款发展经济，用于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用于改善国民的生活，那就很可观了。但它拿来扩军，85%的赔款都用于扩军和相关的项目，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一部分拿来建了一个钢铁厂。这就导致日后侵略别国反过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灾难性后果。同样输得很惨。

记：您的意思是说甲午战争双方都是受害者，即使是对胜利的一方来说也是这样？

袁：中国固然输了，日本也不是真正的赢家。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中日两国的四次战争，是人类摆脱野蛮过程中一个令人痛心的记录。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就蓄谋要向外扩张。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一些错误措施的恶果。日本走上错误的道路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发展经济中没有把提高本国人民的收入、发展各个地方的经济放到突出地位。

那个时候日本人的生活是穷困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百姓也不富裕，中日两国城市乃至农村生活水平还是很相近的。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互相来往很容易，不需要办什么签证之类的手续。日本的穷人往往跑到中国来与中国下层民众争活路。在东北和不少大城市，日本人做小商小贩乃至卖淫的都很多。如果走以满足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的道路，它还有很宽的发展余地。但它错误选择了向外扩张作为主要出路，而且是以侵略而不是和平贸易为主要手段。

这是人类的野蛮史的一个部分。不但是日本，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比如英国啦，还有德国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全球化过程加速，开始出现世界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出现世界政府的雏形。联合国，不管它有多么大的毛病，实际上是一个地球管理委员会；经济上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还有国际法院。地球管理机构，在慢慢形成。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另一重大错误，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辨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其《教学大旨》规定：“教学之要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而“道德之学则以孔学为主”。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别国，就是这些愚昧的价值观念的恶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魂——现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如果价值观念不现代化，必然或迟或早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严重灾难。

日本人曾经热衷“脱亚入欧”。有的人甚至说要全盘西化。东方国家和东方民族要全盘西化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在“脱亚入欧”口号下，日本学了很多西方的好东西，如教育体制、经济体制、科学技术等等。这些成为它迅速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它的民族文化保存了下来。日本人到现在为止还在学习世界先进的东西，学习美国和欧洲先进的东西，它的民族特性没有因此消失。任何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民族其特性都不可能完全消失。把现代化看成是与保存民族文化势不两立的，是文人学士制造出来的假问题。

它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制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员”；“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君主。在国会之外，它还设立枢密院为天皇的顾问，举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颁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询这些元老的意见。国会分元老院和众议院，内阁也不完全对国会负责，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天皇。军部可以干政，现役军人也可以担任内阁要职。加上特务、警察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具文。总的说来，在天皇统领下，元老、军阀、财阀在操纵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践踏，这样的国家走上歪路是必然的。

中日都缺乏反思精神，而狭隘民族情绪太强

记：东方国家要现代化，都很艰难。

袁：的确如此。应该把中日的这四次战争，看成是人类摆脱野蛮所付的代价。人类要学会总结，不要那么狭隘。这四次战争，日本人应该反省，它确实自我反省精神不够。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反思精神够不够？我认为不少人也缺乏这种精神。有些人动不动就把一些事情同爱国、卖国或国家关系联系起来。

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例如，去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其实日本人嫖妓到处都是，什么时候都有。中国人到海外嫖妓的也很多。你说这是违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条例处理就是了，没有必要提高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妓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敌人吧，学他的科学技术有什么错？何况日本是与我们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的邻邦。

一个封闭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没有希望的；不讲改革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弱点很多。以现在来讲，中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开放程度在好多方面也比不上日本。

记：您指的是哪一方面？

袁：总的说来，日本的开放程度要比中国强。

记：但是中国的每年吸引的直接外资投资数额是全球最高的。

袁：日本的确曾经为外资和外国商品进入设置了很多障碍，但近年已有很大改进。有的大学校长是外国人。有些海外商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很高。当然，这是近几年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结果。包括马自达被兼并掉。要是中国一汽什么的被日本人兼并，岂不是要闹翻天？

有些东方文化的毛病在日本还在起作用。中国在这方面更为突出。总体来看，日本比中国做得好。

记：您指的毛病是他们的封闭性？

袁：封闭性，讲等级。这些是很大很大的毛病。

记：文化的封闭性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儒家文明讲究封闭吗？

袁：严华夷之辨，不准以夷变夏，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文化，它形成一种天朝心态，即便是要吸收外来的，也要以我为主。像佛教，被中国化了，成为三纲五常这个基本架构的一个分支。

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情绪是敌视呢，还是有一段黄金时期？比如像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同日本政治家的关系相当好，那时候日本似乎是整个中国的学习对象和好邻居，希望它来帮助我们。

袁：情况比较复杂。义和团事件以后，日本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有一个留学日本的高潮，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中国留学生。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清政府聘请的是日本法律专家，给中国官员和候补官员开系统的讲座，讲现代法律知识，并且帮助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起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国的民法、刑法都是在日本法律专家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帮助兴办各种学堂，很多新式学堂都请了日本教习，最多的时候约有五六百人。有个美国学者专门写了一部书称这十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另外一方面也有被打败和被掠夺的深仇大恨，不少看见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后写的感怀诗都表达了这种情绪。这两方面同时存在。

记：可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他们都把日本作为一个可支持他们的力量。

袁：中国的改革先驱有两个想法：一是认为日本的改革成功，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另一是认为两国同文同祖。其实国际关系中，讲的不是种族文化，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孙中山和日本人都讲同是东亚和黄种人之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种族和地缘的假象。另外一方面，割让台湾，巨额赔款，又让中国人受不了。

情绪很复杂。但相对来讲，那个时候是两国相处比较好的时期。

记：难道那个时候日本政府的思路跟以后日本政府的思路就有很大变化吗？

袁：1890年以后，日本实行政党政治。哪一个党或哪一位政治家组阁，推行的政策会有较大的差别。如果存在一个相对而言的双方关系比较好的年代，应该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到“二十一条”出来，这个好邻居时代就彻底结束了。

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都在推进。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有较大推进的时期。经济发展，从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可以看出来。从十九世纪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那时候中国的一年财政收入大概有8000万两。到了辛亥革命前，达到3亿两，这个可都是真金实银啊。这是一个指标了。另外有几个大动作，一个是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新式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的，日本派了很多教师来帮助中国教学。当然也有英美教师，但是日本的占大多数。例如，1909年，有549位外国教习和教育顾问在中国工作，其中424位是日本人；而19世纪中国新式学堂的外国教习则绝大多数来自西欧、北美。

记：是一种政府行为吗？

袁：日本政府和民间合作。从1901年到1911年，是日本教习最多的年代，他们大多数是在日本文部省支持下，由日本的帝国教育会选派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中国进行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这些法律稍加修改一直沿用到民国，包括解放区都曾经用过。所谓的君主立宪，基本上也是以日本的宪法为蓝本。日本民间友好人士还组织了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各地办学，加上其他友好人士，共在中国办了十多间学校，吸收中国人入学。

日本政府里面也有不同派别，不都是侵略者，确实有一些对中国友好的政治家。但是总的国策是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向外扩张。

记：包括改良派、革命派都得到了日本的友好帮助。

袁：对，日本政府内部的理念也很复杂。有些确实是同情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希望中国强大的。梁启超他们，包括孙中山，日本政府都是给了钱的。梁启超反对“二十一条”，有些日本人就说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就说，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爱国的，我主张中国改革，你支持我，我很欢迎。但是现在假如我现在不反对你，我就违背了我的初衷。我的初衷一直都没有变，就是要中国强大，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

记：我感觉“一战”之前民众的态度和政府的态度比较一致。而到“一战”之后民族情绪和一些军阀对日本的态度就开始分裂。

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民族情绪。现在中国和日本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况，两个国家中都有一些人在煽动民族情绪，不少中国人非常仇视日本人，而日本人在自己的国内也比较仇视中国人，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会刊登一些到日本的中国人会干什么坏事情。这种民族情绪是从什么时候被煽动起来的呢？同时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发生过战争的有很多国家，英法俄等，中国人对这些国家的民族情绪，都没有对日本的这样强烈。

袁：中日双方民族对立情绪那么强烈，我想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物质和精神都伤害很深，而日本政府和主流文化没有深刻反省这些罪行。

深一层看，这与东方文化带来的盲目的民族优越感有关，公民独立判断的意识很差。日本的教育在价值观上老是强调要忠君、爱国、绝对服从。结果，公民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就淡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情绪很容易被一些政客或极端分子操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

这是东方文化的弱点。到现在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

记：我看您的书里面讲两种爱国主义，我觉得现在民族情绪这种也算是您讲的一种爱国主义吧。

袁：很狭隘、很致命的爱国主义。例如中日足球比赛，足球就是足球，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啊？你把它提升到国家关系的层面上来。让足球运动员来代表整个国家，这恰当吗？一个足球运动员可能足球技艺很高，但是他的其他方面水平怎么样就很难说了。任何人的意见、想法我们都要尊重。但是身份却要恰如其分，是国务院总理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一个平民百姓则只能代表自己或自己的公司。

记：这种爱国主义是不是有它的文化底蕴在里面的？你看我们的课本里面几乎都是把爱国者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比任何一个贤明的君主位置都要高。

袁：东方文化总是把集体放在第一位。国家有危难，应该捍卫国家，国家的正当利益应该维护，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什么是国家利益应该理性地判断。

中国除了上面说到的文化因素，还由于这几年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以后，那种潜意识里面的天朝主义，要恢复我们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应运而生。人口众多的中国应该成为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公民自由、实行法治的大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应该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民族。世界各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对待。这种转变，在心理基础上，缺乏足够的教育。什么东西都提高到整个国家的层面。其实是你这个公民怎样对待其他公民包括其他国家的公民的问题。尤其对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要不要反思？

记：对，如果这点处理不好的话，强大反而促使了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

袁：对啊。我们受侵略很厉害，这样就会老是感觉人家欠着我们的。新的基础上，怎样塑造一个公民的世界观？鲁迅和梁启超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怕中国人消失，而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不怕中国人消失指的是什么？

袁：中国人不可能消失，但是是不是具有世界公民的水平和意识？思想上，知识上，文明程度上，能不能达到世界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平？国家实现现代化以前，总体的素质显然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所以他们担忧中国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人。

记：世界人？世界人这个概念包括同化的意思在里面吗？

袁：不是同化。但是，对所谓“同化”也要具体分析：

第一，不要把同化说得那么恐怖。

要是以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大清帝国的宗法专制“同化”掉，对中国是福音还是灾难？几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穿T恤、牛仔裤。人总是爱舒适，图方便，为什么一定要穿上自己的民族服装才叫爱国？据说，目前到处在复制的孔子的标准像是吴道子画的，除了演戏，谁愿意穿上那样的宽袍大袖？十三亿中国人中又有几人愿意穿长衫马褂？

第二，清醒地认识文化更新的规律。

文化通常是自然淘汰、自然进化的，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在文化领域，受群众喜爱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可能死亡的。反过来则是不受人欢迎的东西，不论如何保卫，也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历史上的确有些族群被文化水准较高的族群同化。被同化的族群原有文化便成了保留在博物馆中供人研究的文化。那些消亡了的东西，即放进博物馆的东西，即使是民族文化也并不可惜。现在还有人愿意缠小脚吗？保留三妻四妾行吗？这些都是地道的中国文化。

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不关注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民族的文化倒真的会随着民族衰亡而成了博物馆文化。玛雅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现代化是保持民族特性的最好途径。生活富裕了，文化水准高了，保护民族文化瑰宝的自觉和能力必然随之提高。说现代化不利保留民族性，完全与历史实际不符。

第三，像汉族有那么悠久历史的民族不可能被同化，它的特点不可能完全消灭。

不过，其发展有两个可能性：一是现代化再一次失败，汉族等民族文化沦为供人鉴赏的博物馆文化。另一是现代化事业成功，中国人有充分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制度环境，人才辈出，文化创造的高峰迭起，哪里用得着为中国文化发愁？

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完善自己的社会制度，关注中国各民族总的认识水平、知识水平和文明素养能不能达到人类文明已有的高度。你到国外去大声喧哗、赌博成风、不遵守交通规则，甚至随地吐痰，这能行吗？一群人没有知识、没有礼貌、没有修养，人家批评你行为不当，反过来说人家侮辱我们国家。这是不可能赢得别人尊敬的。世界上很多著名人士包括马克思都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其实这个称号不是少数人的，应该是所有公民都具有的素质。只有从世界公民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有那样的素养，才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关键时刻能最好地捍卫国家的正当利益。世界公民就是现代公民。不光是人种意义上的黄皮肤的中国人，而是提升到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中国人。要是有这样的素养的话，就不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动辄把很小的事情提高到国家关系的层面。

记：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积极的东西吗？比如像义和团，我觉得也是民族情绪达到高潮之后才出现的。包括三元里抗英了。

袁：当一个国家被奴役，国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民族主义能够动员民众对抗外来侵略者，它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国家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三元里抗英很多东西被夸大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历史情况，应该让史学家讲真话，讲实话。有人不同意这个、那个说法，通过自由讨论去弄清事实真相不是很好吗？不要用大帽子去压人。真正的史学家，就要说老实话，将经过鉴别的史料介绍给读者。这是对国家对民族最负责任的做法。用主观意图去歪曲事实，会把读者引入歧途。

记：我在想，中国和日本，中国人对待日本的态度，是不是具有阶段性，甲午战争之前是带着藐视的心情在里面。甲午之后，突然发现这个邻居很强大，而这个邻居以前跟他很相似，所以他觉得可以用来学习，他们关系很融洽，比如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关系就很融洽。再到后来，中国和日本因为一系列的战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发现他们不是诚心地要帮助中国人，又产生了敌视情绪。

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日本要取代德国，霸占青岛和山东其他被德国攫取的利权，跟着又提出“二十一条”，这就引发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乃至仇恨了。这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冲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需要分析。在山东问题上，确实是侵略。但是有一些是不是侵略，需要具体分析。不要讲日本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侵略或者为了侵略。比如西原借款是不是侵略者的圈套？以现在的眼光看，就大有讨论的余地。那时候的日本内阁首相寺内相对来讲，对中国比较友好。山东问题是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华盛顿开的九国会议上解决的，是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不是靠打回来的。北洋军阀时代就开始收回帝国主义侵略而丧失的主权。国民党上台之后，说中国人丧失的主权是我国民党收回来的。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中国关税自主确实是1929年实现的，但是1925、1926年就基本谈好了，规定到1929年实行。国民党政府当然也有贡献。

记：是一种什么样的途径呢？

袁：就是外交手段，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利权主要都是靠谈判，相应的条件是内政要弄好，要改革。好多时候，谈判已经基本达成协议，内部一乱，政权易手，又泡汤了。

2004年12月6日

摘要刊登在《经济观察报》（2005年1月3日）第46版

原题目改为《抛弃狭隘》

近代中日关系冷思考

近日中日关系波澜迭起。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风波尚未平息，一些日本政客又信口雌黄，甚至说“日本已经不再将甲级战犯视为罪犯”，“士兵在战争中互相杀戮，无须道歉”！臭名远扬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更口出狂言，要为钓鱼岛领土争端“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要是说参拜靖国神社还以日本文化特殊性来搪塞，这些言论已经是明目张胆向国际法和人类的良知挑战。

海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同声谴责这些政客们的胡言乱语。连日本首相小泉也赶快声明这些政客的言论“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态度”。这些风波意味着什么？今后中日关系走向何方？重温昨天的历史，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为什么日本会走上侵略中国的道路？

日本为什么会走上军国主义、侵略别国的道路？鄙意以为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制度选择的错误。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就蓄谋要向外扩张。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中一些错误措施的恶果。

首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注入了很多专制的因素，没有完成政治体制现代化的任务。

一直沿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任命文武官员”“天皇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专制君主。在国会之外，它还设立枢密院为天皇的顾问，举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重要法律之制定及修改、重要敕令的颁布和重要行政措施，都要咨询这些元老的意见。国会分元老院和众议院，内阁也不完全对国会负责，在很大程度上要听命于天皇。

特别严重的是军队独立于内阁之外，直属天皇。“事关军机”，军部可以“直接上奏”。军部和军人凭借这一体制，肆意干政。与民主国家由文职官员管理国防的惯例相反，内阁中的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由现役军人出任。因此，只要军部对内阁总理大臣人选不满意，就可以通过拒绝选派这些大臣而使内阁无法组成。更恶劣的是一些右翼军人干脆暗杀与自己政见相左的政治家，把内阁变为惟军部马首是瞻的驯服工具。“初是政党内阁的首相原敬（1921年11月），接着是民政党内阁的滨口首相（1931年4月），都被右翼分子暗杀了，使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受到致命的打击”，而1932年5月15日犬养毅首相被暗杀，则是政党内阁终结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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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特务、警察横行，公民自由成为一纸具文。

总的说来，在天皇统领下，元老、军阀、财阀在操纵日本政治，民主、自由被践踏，这样的国家走上歪路是必然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强制下，才废除了这部宪法，另定新宪，被迫进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

第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另一重大原因，是明治维新过程中他们坚持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

所谓“和魂”就是神道，说日本是“神赐的土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万世一系。因此，日本和日本人是特别优越的。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辨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天皇颁布的《教学大旨》规定：“教学之要务在于阐明仁义忠孝，探求知识才艺。”而“道德之学则以孔学为主”。1890年发布的《教育敕语》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辅佐天壤无穷之皇室”，“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随军阀侵略别国，就是这些愚昧的价值观念的恶果。现代社会需要现代魂——现代公民的自由、民主、法治观念，如果价值观念不现代化，必然或迟或早给国家和公民带来严重灾难。

第三，受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

翻开17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各大强国无一不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开疆掠土，而挤入强国之林。不说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以号称最为文明的美国来说，除了西进过程中驱赶、屠杀印第安人外，从1845年至1848年就从墨西哥手中夺得23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在1898、1899年还将夏威夷、菲律宾和波多黎各收入自己的版图。

日本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崛起的。在这期间，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冀图以超越前人的野蛮手段，重演18、19世纪列强的扩张史。不过，他们生不逢时，登峰造极的野蛮遭遇日益觉醒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人权的时代潮流，两者的撞击，以后者的胜利告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发了横财。以伤亡两千多人和损失四艘舰艇的代价，攫取了德国在南洋群岛的殖民地的委任统治权和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工业生产能力增加四倍以上，钢铁、造船和化工产业增长尤其迅速，工业产值并且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尽管直至1935年，它的钢产量还不到360万吨，只是美国钢产量十分之一多一点、英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但统治阶层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八纮一宇”，日本应该支配中国和亚洲，“满洲”乃至整个中国是日本不可缺少的“生存空间”。

这是人类的野蛮史的一个部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的野蛮性才开始减退。

（二）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被侵略的对象？

19世纪中国所以会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说到底是自我封闭，“天朝上国”的好梦未残，不愿意接受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即使学西方，也仅在技术层面学，拒绝移植科学技术赖以生长的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

20世纪的中国，公开反对学习西方的言论已极为罕见，问题在学习哪一个“西方”？从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之日起，以“不合国情”和“老百姓程度不够”为借口，拒绝推行民主，保障公民自由。除从俄国搬来一套奇特的体制外，还公开提倡以纳粹德国为师，造成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

1.国内四分五裂，内战的枪声几乎从未止息。

由于不承认国家必须实行以地方自治和民主、自由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内部也不尊重不同派系，拒绝民主联合。不但国民党与共产党打，国民党内部也打得不可开交。胡汉民、陈济棠领导下的广东，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冯玉祥……无一不同蒋介石兵戎相见。

2.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政权迅速腐化，民怨沸腾。

3.失去自由、没有民主权利的公民，正当要求、不平的怨恨和各种言论无从表达，常常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理性的优势无法树立。

蒋介石高喊“攘外必先安内”，但他舍弃了通过实行民主、保障自由以安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导致安内成了乱内，四分五裂的中国成为日本侵略者敢于肆意宰割的对象。

（三）历史不可能重复

地理环境决定中日两国永远是邻居。19、20世纪历经四次战争后，21世纪中日两国会不会爆发第五次战争？三大状况决定中日关系在新世纪的走向。

首先，日本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已经确立。1947年5月3日施行的《日本国宪法》不但在绪言中申明“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的战祸”，而且在第九条中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随着今后形势变化，也许个别条文会有所修改，但这些规定不可能成为一纸具文。原因在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受到严重的惩罚，同时在战后的发展中已经充分享受到和平发展的好处，要再度驱使日本人用武力去夺取“生存空间”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了。

其次，中国亦已今非昔比。正处在现代化上升阶段的中国，不是日本敢于随便侵犯的对象。

再次，也许是最重要的，在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背景下，中日经济关系正在融合。2004年中日贸易达到1678亿美元，占双方各自外贸总额的15%左右，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也是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华投资发展迅速，截至2004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达468亿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目前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高达920万人，许多日本企业都把生产基地搬到中国，2004年日资企业缴纳的税收约达人民币490亿元。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已经难解难分了。

即使有个别政客发疯，中日两国也不可能有大的战争。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日益成熟的课题。

（四）错误思想靠什么去化解？

如何化解中日矛盾？通人高士已有许多高招、妙策。愚鲁下士还能说些什么？

事关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那些事比较好办，依法据理力争或者暂时放下，留待子孙后代去解决。反正现在与1945年以前的情况不同，除钓鱼岛外没有日本军占领着我们国土，非跟它拼命不可。

难办的倒是政客们参拜靖国神社、如何评价历史事件这一类道义上的冲突。

刚出炉的右翼教科书有多少学校采用，要到下半年开学后才知道。上一部右翼教科书则只有0.039%的学校选用。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影响不算太大，说明多数日本教育界人士是比较理性的。至于一些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实在可恶，但要弄清他们作秀的动机何在。以小泉来说吧，以前当议员的时候，他足不踏这个神社之门；2001年当上首相，却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年年去参拜。这些政客都算盘很精，深知有一批日本人赞许他们的参拜，此举能赢得选票。他们是迎合部分日本人的错误认识。因此，不管事情如何严重，其实都可以归结为错误思想如何化解。思想深藏在各人的脑袋，任何暴力和强制都无能为力。转变观念是最困难的。

中国人应该如何用力？愚意以为有几条也许是可取的：

1.据理批判，以理服人。

对日本政客的错误言行，应该毫不含糊地批判，不能让他们信口雌黄，否认侵略罪行。但是，这些批判应该有理有据，经得起反驳。为此应该保障学术自由，让学者自由探讨，把史实和学理弄得清清楚楚。

2.耐心说理，耐心等待。

当错误观点成为思潮乃至群众习惯以后，要改变是非常困难。

中国女人缠小脚，多么残忍和丑陋，但绵绵一千年间，竟认为是美的极致。

美国对黑人、印第安人、华人等少数民族的歧视不是延续几百年，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步解决吗？主要发达国家的妇女得到平等的投票权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先驱们为男女平等呐喊也有好几百年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实质是人权观念普及和提高过程。

我们一再称赞德国人忏悔态度好。但不要忘记，德国人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交手，给世界带来极大灾难、全国被盟军占领后才回头的。而且学界还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人才开始认真反思本民族的错误。在此以前，批判纳粹的著作主要是外国学者写的。

东方民族没有忏悔的传统。要日本人深刻反思本民族的错误，不再过半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恐怕难以见到显著成效。

不说理和说理没有足够的耐心，都是错误的。

3.增强中国自身的软实力。

无可讳言，中国的形象在冷战年代受到极大损害。25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改善，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我们还在承受冷战的苦果。只有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政治清明，民主、自由、法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才能赢得各国人民足够的尊敬。其中重要一环是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不要讳疾忌医，敢于反思自己的错误。

日本人应该反省，他们确实自我反省精神不够。反过来看中国人的反思精神够不够？中国近代以来的愚昧排外，迄今仍没有好好清理。有些人至今还在胡吹义和团是“革命”！挽救国家，使列强不敢瓜分中国！他们就是不敢正视：如果不乱杀外国人，不是慈禧主动对11国宣战，八国联军会打进来吗？

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坚决说不。有些人动不动就把一些事情同爱国、卖国或国家关系联系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谁要是讲几句日本的好话，这个人就是卖国贼！

例如，修高速铁路，有人建议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便招来一片谩骂。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太不理性了。就算是敌人吧，学他的科学技术有什么错？何况日本是与我们各方面关系都很密切的邻邦。

去年9月18日，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其实日本人嫖妓到处都是，什么时候都有。你说这是违法的，按照既有的法律和条例处理就是了，没有必要提高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民族仇恨的高度。说“九一八”这天到中国嫖妓就是蓄意侮辱中国人，其他日子就不是。这种言论太可笑了。

甚至足球比赛也政治化。

游行示威是公民应有的权利。可是，在右翼教科书和日本争取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触发的游行示威中，居然发生砸日本商店和使领馆的事件，事后中国政府不得不拿出纳税人的钱去修理、赔偿。

国家现代化，通常包含多数公民的理性化。我们应该推动这个过程早日完成。

2005年6月12日星期日

《中文导报》（东京）2006年4月27日A3版

多维回眺近代中国

由日本《读卖新闻》社编纂出版的《检证战争责任》中文版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读到这条新闻，如释重负，为终于看到这一天而喜不自胜！《读卖新闻》是日本和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发行一千多万份），以保守出名。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它毅然成立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将调查结果在该报连载一年，并集结成这部反思日本侵略罪行的书。这标志着战后肇始于少数左翼学者的日本国内清算战争罪行的学术研究，由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洪流。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多元的，右翼的历史观不会消失；但有了这个转折，假以时日，多数日本人对19、20世纪本国侵略罪行的认识必然越来越清醒。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文明与野蛮交织、光明与黑暗并陈的。反思、揭露自身的污秽既是自信和智慧对愚昧的征战，又是前进的动力。同日本不同，1840—1945年间的中国是列强蹂躏的对象。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大清帝国和民国的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有没有过错？反思慈禧老佛爷和民国时期的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成就、过失乃至罪过，与离经叛道不搭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史学家应该有勇气揭示真相，从自身寻找创伤的根源。

中国最少从明代开始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水平，或者说不再是文明发展的领先者。1405年郑和初次下西洋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开端，就是社会机制存在自我更新能力不足的表征。与当年西欧各国以重商主义为国策相反，明清两代奉行的主要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从事沿海和海外贸易的商人和居民被视为刁民，受到严格限制乃至打击。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这些所谓萌芽——大商人和大工场先秦时期就有了）根本无法壮大成为支撑从宗法专制、自然经济社会转型为工商社会的推动器。

鸦片战争是屈辱的开端。请看一段战争前夕经过林则徐审阅的官方文件吧：

“洋奸（用今日习惯用语来说则是“汉奸”）名目，人所共闻，其在官者为洋商（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为通事（翻译），为买办，为引水；其在私者为马占（左边有：口；merchant十三行外从事中西贸易的商人或掮客），为沙文（servant仆人），此外慕羶逐臭之徒更不可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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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界定“洋奸”，不是林则徐的发明，而是当时官方的共识。其实他们都是中国最为缺乏的对外贸易的中坚。把他们视为必须严密监控的敌对分子，等于打断了撬动社会转型的一支强大杠杆。

19世纪的朝鲜是大清帝国的藩属。历史上形成的两者的关系与列强对殖民地的盘剥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世纪下半叶的朝鲜是中、日、俄、英四大国的博弈场。1882、1884、1894年中国曾三度进军朝鲜，导火索都是他们内部的不同派别的政治纷争，背后则是不怀好意的日本。回首话当年，愚意以为我们应该有勇气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仔细考虑来自别的国家（比如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多视角观察19世纪的中朝关系，大清帝国政府有几条看来是处置不当的：

1.打击了朝鲜内部的革新势力。

1882、1884中国两次派兵入朝，支持的都是他们内部的保守势力，而打击了冀图革新的开化派。韩国学者的主流意见认为，朴珪寿、金玉均等开化派领导人“是把脱离清朝，建立完全独立的国家作为方向的”。他们发动的三日政变“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性质的一个初期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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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5年，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领袖宋教仁已经赞誉金玉均为“东亚之英雄”。
149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习惯称为“东学党之乱”的甲午变乱，在韩国史学界“并不只把它视为东学教徒的‘叛乱’，而把它理解为东学教团领导下的、农民大众参加的战争或革命，或把它理解为与东学集团几乎没有关系的、由农民主导而爆发的农民战争”。
150

2.昧于形势，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下，引火烧身，触发了甲午战争，带来巨大屈辱和罕见的损失。

3.没有调整过时的思维，不恰当地介入了藩属国的内政。

用著名思想家何启、胡礼垣的话来说是：“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
151

结果割地赔款，把大清帝国的主权、尊严和百姓的安宁都搭上去了！当时朝野上下民族主义的糊涂油蒙住了心窍，一心维护早已过时的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喊打的声音响彻四方，比较清醒的李鸿章则被目为“汉奸”！

政治和外交总是有斗争，也有妥协。极端无知之辈则只认得一个斗字，只顾宣泄情绪，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放到脑后。不幸，19世纪以降，此类蠢人并不少见。

胡适说得好：“凡是民族主义运动都带有保守性，而且排外的，他们总认为老祖宗的东西是应该保守的，这不仅是国民党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的。”
152

大清帝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更是极端保守愚昧。时至21世纪，不但国外不少政客冷战思维尚未褪色，肆意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围堵中国；国内一些少不更事的愤青与不愿更新观念的老左，客观上也与他们互相呼应，乱派“汉奸”“卖国贼”帽子。以史为鉴，这些人该照照镜子了！

2007年8月6日星期一

原载《国家历史》2007年9月，成都

附：把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答《深圳商报》特约记者汤万君、魏甫华先生

问：袁老师，从您的简历看，您的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经济学，但是为什么您后来的研究却转向了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

袁：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1950年，高中毕业，少年多梦。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推翻了；国家、政府、共产党在我心目中浑然一体；热盼为祖国富强出力，顺理成章选择读经济，于是，进了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加上“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连不断；饿死人了，还要说：“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只能跟着上面的调子宣讲，不准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经济数据都成了机密，客观的学术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是，长期养成的对任何事物都要独立思考的个性，绝对无法容忍人云亦云的安排。环境与性格无法协调。于是，我就转向历史研究了。后来的遭遇证明，其实史学领域自由空间也很窄。顺便说说，尽管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没有做过纯哲学研究。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问：可能大家对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这本书影响很大。对我们有强烈震撼的是，您首先从史料和方法论的角度，对我们以往历史认识的颠覆。

袁：这部拙作的遭遇，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书在1991年就写完了，到处寻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深圳毕竟是特区，思想开放一些，海天出版社顺利放行。十多年来，读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但另一方面，风风雨雨，故事不少。没有想到今年形势大变，有的文章发表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甚至有些多年前的文章，也被编辑挖出来重新发表。这部书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改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就要上市了。在这部书中，我追寻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基本的信念是“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必然的选择是用史料说话。不是我有多么高明，而是人们对连篇累牍的假话和套话十分腻烦，有机会听到真话，觉得新鲜、惊奇。

问：但实际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这本书里，已经有了您对历史史料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框架。但是为什么您只写了上卷就没有再往下写了呢？

袁：《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在方法论上有几个特点：（1）把1840年至1949年的思想文化变迁看做是一个整体，不强分为近代、现代。（2）以是否“有助于中国的民主、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作为判断一切理论是非的标准。（3）改变哲学史就是阐释哲学家个人的理论的传统，从思潮变迁的角度去论述。（4）严格区分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阶段性。（5）申明“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在20世纪80　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坚持这些当然是有感而发。我后来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66万字，从19世纪60年代写到1927年，1985年交给出版社后（1987年才印出），按理应该接着往下写，可是，1927年至1949年间，那些不能不涉及的人物和思潮容许我自由评说吗？命运注定我们这一代冀图说点自己的话的人，只能在缝隙中寻求话语空间！避之为上，只好掉头写晚清。

问：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命运，可以说一直纠缠着您的整个思考，或者说，是现实而不是学术，首先决定了您那一辈学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思想史。我们那一代其实分化得很厉害。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心甘情愿，大都成了驯服工具。反抗这样的命运的人很少。就我个人来说，九一八那一年出生，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中长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买书、读书的习惯；生活和书本催促我思考，关怀祖国命运是顺理成章的。

问：让我们回到您的具体研究上来。您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对晚清历史人物进行翻案，例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我们经过刚才的历史方法论的讨论后再来思考您的具体研究个案。

袁：其实，我关注的不是为某一历史人物翻案。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谈曾国藩、李鸿章，不过是为敢于迈出改革、开放第一步的爱国者辩护。“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同洋人打交道，不要在无关痛痒的小事上纠缠，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和发展自己，这是曾、李等人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救国纲领。这些主张被漠视，不但是先驱者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直至20世纪还在他们的头上扣上“卖国”的屎盆，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太远了。意识形态歪曲历史。这样的案不翻行吗？洪秀全那一套主张和实践，明明祸国殃民，却说是革命英雄！一批外国传教士为中国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和推动中国改革殚精竭虑，却被污蔑为“帝国主义分子”！如此等等，能不说话吗？可是，历史问题只能凭史料说话，不管多大的义愤都无济于事，面对不学有术的辩论对手更是如此。拙著特别注重史料的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

史家必须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领

问：什么是民族？安德森就写了一本《想象的共同体》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民族主义就更复杂了，斯尼德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就写了208页。您一方面对民族国家有非常大的认同，但同时对建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存有深刻的警惕，因为民族主义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不同的面相，尤其是在不同的运用者手中。

袁：西方近五百年的历史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大体是同步的。近代中国的起点却是统一的大帝国被宰割和欺凌。这个差异使“民族”在中国语境中含义非常复杂。我想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

1.中国的概念先于中华民族的概念，直至辛亥革命以后，包含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才逐渐流行。而自汉唐至19世纪末，知识阶层一直有个根深蒂固的共识：中国是天朝大国，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华夏文化的载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排他意识，非常强烈。

2.清末的民族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推翻满族统治。在孙中山口中，满族是“外国人”。即使不像孙中山那么极端，心中把满族视为异族的人，在知识阶层中比比皆是。这是辛亥革命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二是“理藩”，即处理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

3.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说“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说的是汉族的传统文化。

简单地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在近代中国具有强烈的自大、排他的特性。于是，对外成了拒绝接受人类现代文明共同成果的思想堡垒，而在内部则成了各民族和谐、平等相处的障碍。大清帝国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呐喊为19世纪的休止符，集中体现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黑暗面。中国民族主义最辉煌的岁月，莫过于八年抗战，前仆后继，可歌可泣。可是，就是这样的反对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正义事业，也被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借口，掩饰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但延误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埋下了把中国人再次推向内战血泊的根源。19、20世纪“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亿以上，很可能高达两亿。这些死在灾荒或战火中的冤魂，说到底是我们的祖国顽强地以民族“传统”或“特点”为盾牌，拒绝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以这些数以亿计的冤魂为代价，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清醒地告别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而是有没有自由、民主、法治制度才是现代公民应该关注的焦点。现代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各族人民凝聚力最可靠的基础。离开制度现代化这个基本点去奢谈“凝聚力”，奢谈民族命运，只能误入歧途。世界任何民族，概莫能外！看看当今世界相砍相杀、血流成河的景象，当听到那些政客们口中念念有词的“民族”咒语的时候，各国人民都不妨冷静想一想：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杜赞奇提醒人们注意：（1）以民族区分自我和他者，谨防还有潜在的他者。“隐蔽的他者可能是其他群体，也可能是其他组合群体的原则。”（2）“所有真正的民族主义都有一种跨国界的想像力：……大亚细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等。他提出的问题，对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人来说，可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问：李猛对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批评中指出，历史不是杜赞奇指出的在某个环节分岔了，而是历史本身是分层的，是层层累积的历史，而且大多数层的历史是完全沉默的。他引用试图书写人民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米什莱的研究悖论：“他们不说话。”您在研究中是否遭遇过同样的历史困境？

袁：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中国人造出世界第一张纸，却没有确立书写自由的制度。不但大多数人“不说话”，少数人说了，留下白纸黑字，会招致更大麻烦。焚书坑儒、以言贾祸，史不绝书。不过，史家必须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领。灰烬、血污下面有残迹，艰苦的寻觅总会有所发现。

反启蒙思潮存在极大的误区

问：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您之后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是方法论上还是和前面研究一样，是通过对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具体人物，例如陈独秀、胡适等，来重新思考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既成认识。您关注较多的是其中的“激进主义”思潮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您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来评论这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革命？

袁：思想和制度是互动的，观念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开端。任何国家和地区要走向现代化，都必须经历推动观念变革的思想运动的洗礼。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实现以前，这样的思想运动不会终结。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漫长过程是成功的典型。从甲午战败直至今天，中国的启蒙运动屡扑屡起，就是这个过程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无非是这个至今尚未终结的启蒙运动的高峰。

近年来，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启蒙思潮。思想、文化本来是多元的。作为对现代世界众多存在问题的批判，反启蒙思潮有警世作用，可以启迪人们反思，更好地注意解决环境和社会和谐发展等诸多问题。不过，这个思潮有很大的片面性。

例如，他们把由于认识不足招致的环境破坏等问题，说成是发展和现代化本身就应彻底否定，不承认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环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人口不断膨胀，在不发达状态下，为了活命，连草根都啃光，谈什么环境保护？在专制制度下，一道圣旨可以导致把全国山林砍得七零八落，有谁敢于抗议，不砍你的脑袋已是莫大恩典，又有什么环境保护、消灭贫富差距？

又如，他们断言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这首先没有弄清传统的性质。中国沿袭几千年的以三纲为基本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不反行不行？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新文化运动又何曾“全盘反传统”？文学艺术领域不但没有什么“全盘反传统”，还把一些长期被掩盖的瑰宝的尘土抹去，显露出璀璨夺目的本来面目。先秦诸子和佛学研究也空前繁荣。何况这不过是民间文化运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倚仗，也没有出现“破四旧”一类荒唐行动。如此平和而且功勋卓著的新文化运动，有痛加讨伐的必要吗？

反激进主义是必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会有极端思潮，它在揭露社会弊端等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是，没有经过冷静审视，把激进主义的极端主张变为行动指南，往往招致巨大的灾难。正是启蒙运动提倡的自由、民主、法治、理性为消除这类灾难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证。反启蒙思潮反对的不是那些极端主张，没有找到激进主义的真正体现者。在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笼统地反对启蒙，无疑是对历史全局的认识出了差错，从而混淆了是非。

制度才是国家盛衰的关键

问：您和其他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您更多的是在一个世界史的视野里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袁：要懂得中国，必须懂得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长处和短处，这些都只能在比较中显露。揭短是前进的开端。诋毁揭露本国、本民族的不足的有识之士，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帽子往他们头上戴，只能显示诋毁者无知和蛮横，恰好为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狭隘、排他的负面因素提供新的佐证。

19、20世纪中国的挫折不是偶然的。孽根在秦汉之际甚至更早已经种下。比较一下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和社会状况，人们应该有所感悟。中世纪中国没有自治城市，没有典型的封建制度下等级之间的契约关系，没有多元力量（王权、神权、领主等等）互相制约，没有议会制和法治的雏形……这些缺陷决定了日后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艰辛。热闹一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自行缓慢发展资本主义”，全都是想当然的假问题。种族没有优劣之分，制度却有先进、落后的界限。中国人至今还在为祖宗建构的落后制度还债。

问：您最近的研究有一个转向，就是对宪政问题的关注，例如您近两年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的《政治策略与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2000年第6期），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2001年2月号）。

袁：《政治策略和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是1998年的旧作，是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的一部分。1997年，中国有两个大回归：一是香港回归；另一是全国人大批准经过重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罪行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三个基本原则完整地写在其中，是意义不亚于前者的向现代刑法回归，是向清末新政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的基本原则回归。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些法律学者在阐述这次修改刑法的意义时，居然认为这是现代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次写入中国刑法。于是，我撰写了《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着重评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法律变革及其深远影响。以此为开端，20世纪中国的制度变革问题，成了我关注的焦点。

制度是国家盛衰的关键。革命、改良或改革都是制度变革的手段。过去研究近代中国，把手段之争作为叙事的中心，那是本末倒置。现代国家终归要实行宪政。保障公民自由和规范政府权力及其运作规则，是宪法的两大基本部分。法治、民主是宪政的工具。离开这些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政治家或政客以及武人之间的搏斗，不管口号如何冠冕堂皇，不过是卑劣的权力之争。因此，愚意以为总结中国宪政之路的经验教训，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课题。

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

问：您在清末新政一文中提出，新政的最大成就在于经济自由。

袁：严复在甲午战败后尖锐地作出一个论断：“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也是中国和西方根本差别所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挫折和成就都证明，严复的这些论断是无法反对的常识。说得郑重一点也可叫作：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37年，外国史学家誉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尽管战乱频仍，还发生了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1912—1936年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9.2%；而1894至1913年间，民间产业资本年均增长更高达15.08%。其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就是办企业原来要由政府层层批准，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改为鼓励民间办企业，手续越来越简便，把经济自由还给了公民。新政期间，经济自由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成了经济运作的正常制度。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也实现了千年未有的变革：废弃了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废除了科举，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政治体制改革也迈出了第一步：成立了作为国会和省议会基础的资政院和咨议局，并开始推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这个制度在延伸和完善，从而奠立了经济较快发展的制度基础。

当代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同样会感受到，有没有经济自由究竟有什么不同。

当然，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它与法治是一体两面的，而法治又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保障。说到底是“身贵自由”，现代公民必须是自由人。

问：您认为清末新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袁：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可以举出不少。

例如，人们对这个政权贪污、腐败成风极为厌恶；满汉矛盾，死到临头，还为小集团的利益算计，弄出一个皇族内阁，为推翻这个政权提供更多口实；侵犯广大群众利益，违法把群众集股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而引发民众怒潮后，又对突发危机处理不当，竟然派兵镇压。如此等等，都是重要原因。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不愿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以反对贪污腐败来说，在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下，没有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独立的舆论监督，没有以法治为后盾的公民权利的伸张，没有权力互相制约的制度设计，靠执政者自己净化自己，无论有多大决心，也只能治标不治本。又以对付突发危机来说，如果有正常的民主制度，以民众为敌的错误措施是不可能实行的。这些都牵涉到政治制度。原有的以统治子民为职志的官员和官府，如果观念不彻底转变，不会心甘情愿受民主和法治制度约束。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要拖到1913年。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大清帝国的江山也就坍塌了。

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是根本而不是策略

问：您在《政治策略》一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一个是不守法的反对派。

袁：没有多元力量牵制，任何人执政都可能滥用权力。有了良好和正常运作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独裁者也会在重重压力下就范。

袁世凯、段祺瑞是北洋政府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铁腕人物。他们干了不少违法勾当。当时是20世纪中国民间社会发育最好的时期，为什么没有迫使他们走向民主、法治、共和之路？

翻检20世纪的革命文献，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夺取政权的方法和策略，如何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即使谈到，也是作为策略去考虑，服务于夺权这个根本目的。

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国民党是最大的反对党。可是，它先是为袁世凯打保票，说他是忠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孙中山干脆放弃政治家的职责，不致力于监督政府，转行做企业家，开出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空头支票。1913年，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多数舆论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凶手已经抓到，凶手与国务院有关官员的来往电信也已搜获并已公诸报端，传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的传票已经发出……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进行“二次革命”。结果一败涂地，反而给袁世凯抓住把柄，取消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他失去牵制力量，不但摆脱了被动的困境，而且顺利称帝。

在对付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时候，孙中山及其支持者选择的也是拉起一支队伍，占领一块地盘，用武力去“护法”。在自己支配的地盘中，却不把公民的自由放在眼里，仿佛挂起革命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是与民主、法治越走越远，直至建立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这些政治家不理解，武力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用的。法治和民主的根基在强大的公民社会，在独立的舆论监督，以及善于运用和平斗争手段的反对党。这些观念不被广泛接受，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平稳发展是不可能的。

没有法治观念的教训是非常沉重的。

问：您平常的生活一般除了读书写作之外还做些什么？

袁：我最喜欢的是散步，每天走上一万米才过瘾。还有就是看小说，看各种各样的杂书，听听音乐。偶尔看看电影。老想去游山玩水，但好像老忙不过来，只好一次又一次把机会放弃了。不过，我已计划好十年后开始还债，以玩为主，那时有什么好玩的可不要忘了我！

2003年7月31日星期四于广州中山大学

刊载于2003年8月9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1]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1页。

[2]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3]
《张謇全集》第二卷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200—201页。

[4]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页。

[5]
《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40页。

[6]
潘旭兰：《太平杂说·“天堂”的妇女》，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7]
史式主编：《太平天国大辞典》。

[8]
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

[9]
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

[10]
李鸿章：《复张蒉齐副宪》（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

[11]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三）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2]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中华书局，第1089页。

[13]
翁飞：《李鸿章官场艺术与人际权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页。

[14]
《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3页。

[15]
李鸿章：《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1987年版，第955页。

[16]
《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04、39页。

[17]
《曾国藩·马克思·毛泽东》，拙著《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8]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9页。

[19]
同上，第362页。

[20]
同上，第368页。

[21]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18页。

[22]
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页。

[23]
参阅拙作：《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双月刊2002年第6期，广州。

[24]
伯纳·布立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25]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3、394页。

[26]
夏燮：《中西纪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6页。

[27]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69页。

[28]
同上，第155—156页。

[29]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0]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24页。

[3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541页。

[3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中华书局版，第616页。

[33]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34]
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编译说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三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289页。

[36]
方声涛：1917年12月31日致唐继尧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合编：《护法运动》，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

[37]
《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59—1460页。

[38]
《申报》1922年6月19日。又：14、18日该报已有此次谈话的简略报道，内容一致。

[39]
《晨报》1922年6月4日。

[40]
《申报》1922年6月21日。

[41]
同上，22日。

[42]
《曹君伯自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625页。

[43]
《赠勋一位海军上将前海军总长程君碑》，同上，第1557页。

[44]
《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李国祁：《民国史论集》，台北：南天书局1980年版，第316、319、320页。

[45]
《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5页。

[46]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4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这套书收录的全是苏联档案资料。

[48]
同上，第44、45页。

[49]
同上，第149页。

[50]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9、858页。

[51]
白吉尔著　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52]
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二十一世纪》2001年二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53]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54]
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55]
钱钢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411页。

[56]
郑志廷、张秋山等：《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人民出版社2005年北京版，第327页。

[57]
参阅拙作：《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72页。

[58]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482页。

[59]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台北：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16—517页。

[60]
周雨：《大公报史》第11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61]
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6页。

[62]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页。

[63]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64]
《总统蒋公言论总集》卷二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第261—262页。

[65]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24页。

[66]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5页。

[6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总裁言论选集》卷十，第2276页。

[68]
《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69]
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70]
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总统蒋公言论总集》卷五，第24、26页。

[71]
《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卷第245页。

[72]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5日），《申报》1931年5月6日。

[7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74]
《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75]
《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208页。

[76]
泽勒：《端纳在中国》，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38、341页。

[77]
泽勒：《端纳在中国》，第370页。

[78]
陈平译：《蒋夫人一九四三年访美之行》，《传记文学》总第398期（1995年7月）第16页。

[79]
《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2页。

[80]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81]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53页。

[82]
《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页。

[83]
翁元口述：《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6、107页。

[84]
杨天石：《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85]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台北：商周文化公司1995年版，第545页。

[86]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页。

[87]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61页。

[88]
同上，第一卷第12页。

[89]
傅斯年：《致蔡元培》，《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71页。

[9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同上第三卷，第5页。

[91]
转引自《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第40—41页。

[92]
转引自同上，第39页。

[93]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第292页。

[94]
《蔡元培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403页。

[95]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第67页。

[96]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序言，第13页。

[97]
同上第七卷，第326页。

[98]
转引自岳玉玺等著：《傅斯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99]
钟博：《傅斯年是怎样一个校长》，台北：《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第38页，1998年2月。

[100]
关贝亮：《傅斯年校长二三事》，台北：《传记文学》第48卷第2期第69页，1986年2月。

[101]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78页。

[102]
李泉：《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103]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24页。

[104]
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同上第8页。

[105]
傅斯年：《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同上第14页。

[106]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同上第27页。

[107]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第25—26页。

[108]
《财政部对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询问案答复书》，同上第278页。

[109]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同上第四卷第332、334、333页。

[110]
傅斯年：《致胡适》（1947年2月4日），同上第七卷第326页。

[111]
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同上第四卷第349页。

[112]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同上第332、334、331页。

[113]
傅斯年：《评英国大选》，同上第299页。

[114]
傅斯年：《黄祸》，同上第301页。

[115]
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同上第33、31页。

[116]
傅斯年：《致胡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七卷第327页。

[117]
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同上第四卷第13页。

[118]
康有为：《致冯国璋电》，《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9页。

[119]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7、3页。

[120]
瞿秋白：《饿乡纪程跋》，《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121]
瞿秋白：《饿乡纪程跋》，《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122]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23]
同上，第67、112页。

[124]
同上，第87、97页。

[12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第89-90、87、91、99-100页。

[126]
《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

[127]
《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

[128]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42页。

[129]
同上，第77页。

[130]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16、18页。

[131]
《邓小平年谱》第1313—1314页。

[13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13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134]
段祺瑞：1924年11月21日电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五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35]
段祺瑞：1924年11月21日电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五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36]
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1962年），《章士钊全集》第8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137]
原文是：“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心竭力矣。”（《东西洋每月统纪传》道光乙未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186页）“我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国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同上，道光戊戌年三月，第339页。）

[138]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页；《论世变之亟》（1895年元月），同上第2页。

[139]
参阅拙作：《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4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619页。

[141]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142]
《政治协商委员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上卷，第474—484页。

[143]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44]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2、932页。

[145]
《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第57页。

[146]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147]
转引自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148]
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5页。

[149]
《宋教仁日记》，《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7页。

[150]
同上，第222页。

[151]
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页。

[152]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