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2011-03-31T16:00:00+00:00

决不妥协

桂公梓

凤凰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黑社会团伙

第二章　田间小道

第三章　我要结婚了

第四章　命运太强悍

第五章　陷入僵局

第六章　狭隘的成就感

第七章　年轻的生命

第八章　一场平静的晚宴

第九章　流光溢彩的行人

第十章　宣判的法庭

第十一章　宣读判决书

第十二章　五颜六色的包袱

第十三章　醒目的告示

第十四章　美好的感觉

第十五章　理想的孩子

第十六章　特工的神秘感

第十七章　北京的接访

第十八章　两会闭幕了

第十九章　杨局长是冤枉的

第二十章　亲自汇报

第二十一章　单纯和求知欲

第二十二章　粉红色的棉花糖

第二十三章　要懂得服从

第二十四章　当事人的利益

第二十五章　政治乱伦

第二十六章　对方是个硬角色

第二十七章　毫无征兆

第二十八章　嚣张的背后

第二十九章　未曾谋面的新人

第三十章　安检通道

第三十一章　指引着我

第一章　黑社会团伙

早晨下了场雾，阳光稀薄。我裹着围巾出了门，迎面一阵凉意。发动摩托车的时候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省高院刑一庭的老陈。

老陈是一个资深审判长，资深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原因很简单，他太过正直，不够圆滑。他是个好法官，更是个好人。由于很多业务上的联系，我跟他关系不错，算是忘年交。

接起电话，老陈的声音很低：“高玉虎越狱了。昨天晚上的事。”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脑子里空白了几秒钟。

老陈顿了顿，说：“你得小心点，那小子估计还惦记着你。”

我想起高玉虎看我最后一眼时阴冷的眼神，怔了一下，然后尽量平静地说：“放心吧老陈，我会注意的。……谢谢啊。”挂了电话。

路上雾气很重，可见度很低，车辆都亮起黄色的雾灯，小心翼翼地前行。我的摩托车驶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头盔的护目镜上结起了一层薄薄的水汽，眼前的景物好像都罩上了一层毛玻璃。这个城市似乎被这场大雾净化了，所有的秽物都被浓浓的雾气过滤掉。身边的一切是如此朦胧和纯洁，我仿佛置身童话。

我是个审判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官。

进入法院已经六年，一个长到足够改变一个人的时间。从最初的阳光热情到现在的成熟老练，我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激情与梦想一天天褪去，剩下的就是日复一日平凡而琐碎的重复劳动：阅卷、开庭、讨论、汇报、判决。从小案子到大案子，如今我已经是涂城中院年轻刑事法官中的佼佼者了。

而高玉虎案无疑是我的案子里影响最大的一个。

那是2006年，在省公安厅与市公安局联合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称霸涂城多年的以高玉龙、高玉虎兄弟为首的黑社会团伙被彻底摧垮。在行动中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两名警察殉职。高玉龙当场被击毙，高玉虎及其情妇落网。查封两兄弟名下的洗浴城、夜总会、酒店十余处，冻结款项六千余万元。随之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涂城市检察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窝藏枪支、弹药罪、组织卖淫罪、洗钱罪等十余条罪名向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是我办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我十分慎重，看侦查卷宗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两百多本，堆在我的办公室墙角，一米多高堆起了三摞。

案子开了三次庭，每次都在电视上全程直播。旁听席爆满，群众在法庭门口排起长队。

最终经过审委会讨论，高玉虎数罪并罚，判处死缓；其情妇高敏将开枪打死警察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那天我带着书记员小潘去看守所。在会见室里，隔着铁丝网，高玉虎穿着囚服，双手被铐在身前，被剃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半寸来长的发楂。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民警。

在小潘宣读判决书的过程里，高玉虎一直低着头，安静地坐在那里。面前的这个男子，看上去只是个三十多岁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如果不是那两百多本卷宗和无数如山的铁证，真没法让人相信他曾经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的黑社会老大。

高玉虎一直听到判决书的最后一句。然后他抬起头，似乎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刑罚并不关心，他问：“高敏怎么样？”

我如实告诉他，高敏抗拒抓捕，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

高玉虎一下子焦躁起来，额头上的青筋突出，两眼通红。他嘶哑着嗓子说：“我哥哥都已经死了，你们不能放过我的女朋友吗？”

我感到于心不忍。高玉虎情绪激动，浑身颤抖。对恋人的关切，魔鬼与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穿着制服，戴着法徽，我没有同情的权利，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告诉他，他女朋友犯了重罪，必须枪毙。

高玉虎哭了，铁笼里的他哭的像个大孩子。

在场的人都不做声了。等他哭完，狱警让他在送达回证上按了手印，拉起他，押着往门外走。

在出门前，高玉虎回过头来，看向我的眼神忽然变得异常恶毒阴冷。

他说：“桂法官，我会记得你的。”

那是八月份，看着他的眼神，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感觉浑身冰冷。

半年后，最高院下达了核准死刑裁定书，高敏被枪决。

作为案件承办人，我去了刑场，因为行刑前需要我给死囚核对身份。那不是我第一次目睹犯人被枪毙，但是看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不光彩地结束短暂的生命，心里还是十分别扭的。

高敏跪在沙地上，头发凌乱，面容清秀，两只手臂被反绑在身后。我站在她的正面十米远处，风扬起了沙尘，我看不清她的目光看向何处。她的家人没有得到许可，此刻也许正在刑场的铁门外哭泣。

在行刑前，高敏请求武警能够尽量保留她的容貌。以往的枪决为了减少犯人痛苦，力求一枪毙命，通常都会瞄准犯人的后脑勺，经常将脑袋打爆，面容全非。家属收尸的时候看到这副死无全尸的惨状往往悲从中来，痛不欲生。

行刑的武警轻轻点了点头，端枪站在高敏身后。他说：“低头，张嘴。”

高敏乖乖地低下脑袋，张开嘴巴。

武警继续说：“再张大些……好，你准备好，我数到三。”

高敏没有动。武警数道：“一、二……”

“二”刚出口，一声闷响，子弹从高敏的后脑勺贯穿，从张开的嘴巴里钻出，钉入松软的沙地里。

血迹很少。高敏的身体向前方倾倒，姣好的面孔上没有一丝皱纹。

我到单位的时候雾已经散去了大半，远远看见门口拥堵了二三十个上访户。这出戏是每天早上都会上演的。随着涉诉信访案件越来越多，法院如今更像是信访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都在这里汇集。老百姓希望法院为他们解决问题，政府希望法院替他们摆平问题，结果法院不但搞不定这些问题，还弄出了很多新问题。

我穿过这些上访户的时候，有几个扯住我的衣袖，情绪激动地向我诉说他们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门口的法警过来将他们拉开，他们立刻和法警产生了冲突，推推搡搡，骂骂咧咧。原先围观的群众又多了几层，场面混乱。我赶紧逃进了大院。

我将摩托车停在地下车库里，然后坐电梯到十一楼，电梯里几个民庭的同事都在讨论高玉虎越狱的消息。我走出电梯，刷门卡打开办公室的门，小潘还没有来。我泡了杯铁观音，打开电脑上网，新闻头条都是关于越狱的，我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高玉虎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得非常老实，按时起床，按时劳动，五讲四美，简直是个模范青年。估计暗中也给了监管民警不少好处，所以看守所上下对他都比较放心。昨天将他从看守所换押到监狱的途中，他说想回家看自己的老母亲一眼。这些民警拿人的手短，平时又相处得不错，不好意思拒绝，就押着他回家了。结果高玉虎乘人不备，戴着手铐从自家四楼阳台跳下，摔在对面二楼平台上。一群人急赤白脸地赶下楼来，高玉虎早跑了。

新闻上说几个监管民警已被革职查问，搜捕工作仍在进行。

小潘进门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打水拖地忙开了。我看着他忙碌心想这小伙子挺不错的，嘴甜腿勤，看着他就想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小潘拖完地，走到窗户边上，把窗户拉开透气。忽然楼下一个尖锐的女声叫道：“打人啦！”

我从窗边看下去，大门口依然是闹哄哄的一团。叫嚷的是一个身材壮硕的妇女，在争执中被法警推搡了一把，坐在地上撒泼：“都来评评理啊！法院的打人啦！”许多路人围上来指指点点。

小潘也在旁边皱着眉头看，表情严肃。

“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我将窗户关上，“想看每天都有。”

小潘问我：“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我说：“因为会闹。”

小潘又问：“闹什么？”

我回答：“要求解决问题呗。……各种各样的问题。”

小潘不依不饶：“那就给他们解决啊！”

我很无奈地告诉他：“很多问题，法院是解决不了的。”

小潘没再问下去，但看得出他很疑惑。这个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孩子，二十出头，和所有法律出身的学子一样，胸怀正义，心系苍生。进了法院恨不得终日手执天平口念法条，以为自己可以主持公道裁决是非普度众生超度冤魂。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他这些活是神仙干的，法官干不了，无疑会对他的世界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很多事情没法言传身教，需要自己一件一件地去经历和体会。

比如在对待上访户的问题上。人们都觉得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愿意上访啊！整天长途奔波，风吹雨淋，老实点的求完爷爷告奶奶，放弃尊严，好话说尽，好脸赔尽；暴躁点的咒完爷爷骂奶奶，撕破脸皮，脏话用尽，体力耗尽。大家都不容易，往法院门口一站，拉条横幅喊个口号的也特能招人同情。

我曾经非常同情他们。六年前，我第一次接待上访户，是陪一个三十多岁的前辈老白，接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纠缠了一个下午，结束时老头子颤巍巍地走了，老白看着他的背影大骂：“妈的，这个刁民！”

当时我听了非常不爽，跟他据理争论了半天。我情绪激动地阐述了一些义正词严的论点，语无伦次地向他表达了强烈的谴责。

老白从头到尾都很慈祥地看着我，听我絮絮叨叨地说完，然后温柔地跟我说：“孩子，你还是太幼稚啊！”

之后我自己见识了很多当事人，领教了很多上访户，每每被搞到焦头烂额之后，我往往情不自禁，发自肺腑地大喊一声:“妈的！这个刁民！”

是我变了吗？或许是的。怎么说呢？其实对这些闹上门来的上访户们，我是既同情又厌恶的。我对他们的感情是如此的纠结，正如同他们上访的动机是如此的复杂。只要同他们交谈三分钟，你就已经可以了解他们究竟是为了争一个理还是为了挣一笔钱。在这个上访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形势喜人的新兴产业并且越来越多的人由此发家致富的时代里，实在让人很难对这些上访户们提起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同情心。看到他们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烦很头疼，尽管他们其中的某些人真的是很冤很可怜。

事实上，真正有道理的、受了冤屈的老实人们，往往早已放弃了申诉，吃下苦头认了命。而这些闹得最凶，喊得最响的人，往往都是没什么道理的。这些人全职上访，毅力坚定，形式新颖，花样层出不穷。

下午带着小潘去接待了一个肥胖的老女人。这个女人在一九九六年被人骗了三十万，一年后法院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她本金、利息和预期利益共六十万。从此她就不做生意了，全职上访。她认为，在那一年内她可以用三十万鸡生蛋蛋生鸡地赚个三百来万的，法院只判六十万太少了。而且由于法院不改判，她一年一年地上访，每年都耽误她赚三百万。所以她现在已经要求法院赔偿她四千多万了。她的案子是我去年办的，裁定驳回了。之后她每周都要光顾一到两次，每次都要点我出台接待。谈话过程中她从头至尾都用白眼球招呼我，仿佛是我欠了她四千多万似的。这个老主顾不停地对我重复两句话：“我不管你们哪来钱，反正要给我钱”和“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去天安门自焚”。

这样具有独特逻辑思维模式的偏执狂在职业上访户中并不少见，一开始我觉得他们很可怜，还能耐心听他们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当他们发现我满足不了他们的时候冲我嚷嚷，我也还能礼貌地保持虚伪的微笑。但时间长了，换成谁也受不了这个。我毕竟不是来坐台的，客人点了我我就要陪着几个小时，服务周到，尽量让他或她满足。客人咬牙切齿指手画脚，我们卖笑卖乖弄傻装疯，直到伺候舒服为止。虽然我也知道这样的心态不好，但现在我更同情我自己。做千篇一律的事情总是让人厌烦的，我也终于明白了在诸如电信和银行这种窗口单位总看不到好脸色的原因。

这个女人喷了我们一脸口水后离开了。看着她袅娜的背影远去，我情不自禁地说道：“妈的！这个刁民！”

小潘擦干女人留在他眼镜上的口水，一脸真诚地对我的言行进行了谴责。

在那一瞬间我想到了六年前的自己。我迅速在内心里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反省。为什么短短六年的时间，我的心态变化这么大，我的同情心都被狗吃了吗？难道说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我曾经鄙视的那种人了吗？我已经如此冷漠，如此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了吗？

但我很快谅解了自己，因为屁股决定脑袋。身处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和立场肯定会有变化。毕竟和六年前相比，现在的我更了解事情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盲目地相信和同情，这也是群众们总是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的原因。尽管利用群众的人各有立场，有时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动或分裂分子，有时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权力或利益集团，但唯一不会改变的是群众们不明真相的状态和被利用的命运。

我慈祥地引用老白的那句“孩子，你还是太幼稚啊！”来评价他。听了我的评价，小潘一脸书呆子气的迷惘，像极了我年轻的时候。

第二章　田间小道

出台归来，我心情烦躁，打电话约朋友晚上一起吃个饭消遣。

每个男人都会有很多朋友，其中也有很多被我们称为兄弟或手足。但我们真正当做手足般信任和不可或缺的朋友，往往就只有那么一个。

我给我这唯一的手足打电话：“喂，老朱，晚上出来聚聚？”

朱舜尧一如既往地爽快：“时间，地点？”

我说：“你安排吧，你了解地形。”

朱舜尧说：“妈的，你的意思就是又让我请客。行，我通知张计一起。晚上带个姑娘给你瞧瞧。新的。”

朱舜尧是我的发小。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来他老爸对他的期望很高。可惜他并没有学习名字里的先人，只学习了名字里的动物。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是同桌。我们兴趣相投，经常携手并肩地揪女生的小辫子，同仇敌忾地欺负小个子同学，视死如归地气哭女班主任……我们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兄弟。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成为了一生的铁子。我们永远都记得光荣的那一天……

那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去郊游。一群小屁孩兴高采烈，在山上玩了个筋疲力尽。下山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个公厕，坐落在郁郁葱葱的田间小道中。老师让同学们手拉手排好队向公厕进发。有个性的孩子和没个性的孩子这个时候就明显区分开了。我和朱舜尧同学从小就不爱走寻常路，脱离了大部队，在路边的田地中独辟蹊径。我们从一块田跳到另一块田，不亦乐乎。

快跳到厕所的时候，我看见前方的那块田的颜色和土地的颜色很像，但正中央有一坨颜色鲜艳的屎，于是我很嫌弃地跳到了一边。而身后的朱舜尧勇猛地一路向前，直接跳了过去。扑通一声，他掉进了粪池。

全班同学都吓傻了。我看着朱舜尧在粪池中手舞足蹈地扑腾，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当时情况危急，我的思维运转得很迅速，我首先想到朱舜尧是不会游泳的，因为夏天的时候一起去泳池他都没敢下水，怕淹死，接着我想到难道我的手足最终不是淹死在水里，而是就要淹死在这堆屎里了吗？我一阵难过，脚下不禁又后退了几步。

观察出真知，很快我得出一个结论：大便的浮力要比水大得多，因为朱舜尧扑腾了半天还没有沉下去。他还剩一个脑袋和一只胳膊露在屎平面上。他紧闭着嘴，挥舞着胳膊，无助地看着正在思考的我。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我在书本杂志中看到某人陷入泥潭或者沼泽的段子，朱舜尧在粪坑里挣扎的画面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奔进女厕所，把老师叫了出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闯进女厕。老师当时还是个小姑娘，显得十分羞涩。但当她跟着我跑出来看见粪坑当中的朱舜尧时，她立刻抛弃了羞涩，毫不犹豫地跳进粪坑把我的手足拉了上来。这让多年后我们想起来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对她相当敬佩。

同学们都捂着鼻子，围成一圈观赏一身是屎的朱舜尧。我走过去想安慰安慰我的手足，却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开场白。我觉得一个人在遭遇这样的不幸的时候感情一定会很脆弱。

朱舜尧用手抹了把脸，接着把手上的屎擦在裤子上，然后真诚地对我说：“我保证，我一口屎也没有吃到。”

我说：“我不信。你牙都黄了。”

后来朱舜尧在全班同学包括女同学的围观下在池塘里洗了个澡，一群苍蝇在他的头顶盘旋。他屎黄色的身躯在夕阳映照下的剪影，成为了大家多年后对懵懂的小学生涯最清晰的记忆。

从此我们形影不离。大概是因为我救了他一命，他非常感恩，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除了我也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再和他一起玩了，连路过都小心翼翼地怕碰到他的身子。这让朱舜尧很难过，他常常哀怨地问我：“我的身子是不是很脏？大家都嫌弃我。”

我安慰他：“不要这样想。至少你的灵魂是纯洁的。”

他说：“我保证，我真的一口屎也没有吃到。”

我说：“嗯，我相信你。”

他非常感动，每次都拍着胸脯跟我说：“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有什么事尽管开口，赴汤蹈火。”

接着他就会为我买早点或者抄作业。他的老爸是个包工头，所以他的零花钱比别人都多。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腐败得像两个少爷。他发育很早，小时候又高又壮，隔壁班的孩子有时候欺负了我，他也一定会去为我出头。只是每次事情结束后，他总会反复地对我说：“我保证，我真的一口屎也没有吃到。”

我们情同手足地一路从小学到大学，我学法律，他学经济。我们废寝忘食地打CS和玩传奇，夜以继日地睡觉，死皮赖脸地泡妞，年复一年地旷课。最终，我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毕业后我进了法院，朱舜尧跟着他老爸做了一段时间房地产，前几年开了个广告公司，开业后给自己狂做广告，在涂城搞得沸沸扬扬，从此以后这个广告公司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广告。之后他开展了形形色色的选秀活动，号称要淘尽涂城的美女，用来做公司的平面模特和产品形象代言人。他经常身穿各种昂贵花哨的名牌，携带各种风情婉约的美女，出席各种无聊虚伪的社交场合，俨然一个江湖骗子。

我经常忧心忡忡地告诫他说：“你可不要把自己搞成导演之流了。”

朱舜尧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你看我像那样的禽兽吗？我是一个很正经的人。你看我戴上这副眼镜像不像一只叫兽？”

自从朱舜尧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成功人士后，他装逼的潜能开始蓬勃地爆发出来。从此他经常把“我是一个××的人”挂在嘴边，试图用这个貌似忠良的陈述句让听众认可他对自己颠倒黑白的定位。比如“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从不装逼的人”，他乐此不疲。但遗憾的是，往往人们想方设法展示的一面都是自己所不具备的那一面，朱舜尧的陈述句里的每一个定语都跟他的本来面目扯不上半点关系。如果用本子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结集出版，那一定是一本童话，一本属于朱舜尧一个人的成人童话。

所以我常常称赞他：“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的神韵！”

他很谦虚：“哪里哪里，寡妇抱着夜壶哭，我不如你。”

晚上我们在涂城最大的金地大酒店里吃饭。朱舜尧定了个有落地玻璃窗的包间。

我到的时候人已经齐了。公安局的张计和市纪委的乔燕都是大学同窗，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腐败。还有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的胖子不认识，朱舜尧介绍说是酒店的温州老板金业发，是他的生意伙伴。

金业发站起来跟我握手，用温州普通话寒暄道：“哎呀！久仰！久仰！……先生您贵姓啊？”

我心说都不知道贵姓还久仰个鸟啊，这生意伙伴的智商叫人好生放心不下。我热情洋溢地握着他的手，说：“金老板客气啊，免贵姓桂啊！”

金业发的脑子明显打了个结，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朱舜尧赶紧过来介绍：“金老板，这是我的手足，市法院的桂公梓。”

金业发赶紧又握了握我的手：“哎呀！桂法官，桂公子啊！我老金今天出门遇贵人啊！”

他的口音让我听起来像是“出门遇鬼”，连忙说“金老板不要客气”，把他按坐在椅子上。

朱舜尧说：“在座的都不是外人啊！随便坐随便坐。”然后自己坐在主座，旁边坐了个浓妆艳抹的姑娘，估计刚二十岁出头。

朱舜尧意气风发地向我们隆重介绍：“各位，这是我们公司在刚刚结束的二○○九金地大酒店杯我爱写歌词江南风情美女十二钗之原生态超级广告模特小姐选拔大赛中评选出的全国赛区总冠军——曹卉卉小姐！”

我很诧异他居然没有结巴而且没有把比赛名称说错——当然说错了我们也不知道。

曹卉卉站起身来，面带微笑向大家点头致意。挺好一姑娘，就是看不清楚长什么模样，妆浓了点。

金老板使劲鼓掌，两眼色迷迷地盯着姑娘穿的紧身旗袍。

朱舜尧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眼光独到的人，所以我选出来的美女，必定是有过人之处的。我们曹卉卉是色艺……不是，才艺双绝。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身材又好，在泳装比拼环节PK掉了其他所有选手，奠定了胜局，更重要的是有内涵，能歌善舞，还会写歌词哦！”

金老板又带头鼓掌，于是我们都拍了拍手。服务员进来问新鲜的龙虾要不要，张计回答说：“来一个吧！来一个。”

曹卉卉羞涩地说道：“好吧，那我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首我自己写的歌，叫《想动就动》。”

她清了清嗓子，摆好姿势唱起来：

“推开夜的天窗

对流星说愿望

给我一对护翼

能够伴我成长

我有一张很大的床

什么姿势都能躺

安乐是快乐的保障

不怕大流量

想动就动要动得舒爽

就算大姨妈提前拜访

丝毫不影响我

每天的大运动量

想动就动要动得干爽

就算千万人在观赏

除了我没有人

能知道我的异常……”

曹卉卉声情并茂地将副歌唱了两遍，说了声“谢谢”，然后款款坐下。

大家都听傻了，连金老板都忘记了鼓掌。

朱舜尧对目瞪口呆的我们解释说：“这是我们公司最新代理的产品，安乐牌卫生巾，曹卉卉自己写的广告歌曲，而且她将在广告MV中担任主演。”

金老板回过神来，带领大家一起鼓掌叫好。曹卉卉娇羞无限地道谢，给大家一一敬酒。

一圈酒喝下来，金老板自知多余，借口说其他包间还有客人要陪，让我们吃好喝好，就出去了。

我们愉快地吃喝着。乔燕问朱舜尧：“今天规格很高啊，龙虾鲍鱼都上了，有什么喜事啊？”

朱舜尧嘿嘿笑着说：“放开吃放开吃，今天金老板请客。”

乔燕问：“那秃子为什么请客啊？对了，你们是什么生意伙伴？”

朱舜尧支吾了一下，对曹卉卉说：“卉卉，去帮哥要瓶果醋来。”

曹卉卉甜甜地说：“好的，朱总。”婀娜而出。

等她出去了，朱舜尧压低声音说：“那什么，我之前不是搞了好多选秀吗，选出来的姑娘们都在我手下闲着，也没接到生意，整天吃我的喝我的，我都亏死了。这姓金的跟我商量，说他的这个酒店是全城最高档次的，服务员也要上档次，要我把姑娘们都送来当服务员。”

张计说：“姑娘们乐意吗？”

朱舜尧点上一支烟：“怎么不乐意，总比没事干强。再说了，公司和酒店发她们双份工资，都高兴着呢。我的姑娘们个个漂亮，这酒店肯定得火。”言语间俨然是个资深老鸨。

酒足饭饱之后，朱舜尧提议打麻将。乔燕不会，先回家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三缺一。涂城麻将打法复杂，不亚于尖端科技，熟人都不会打，会打的人都不熟。

实在想不出办法，张计说：“老朱你下次应该举办个麻将美女选秀大赛。”

朱舜尧听了若有所悟，赶紧叫住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回家的曹卉卉，问：“你会打麻将吗？”

曹卉卉说：“会啊。”

我们大喜，心想这姑娘果真是色艺双绝。

于是大家一起钻进朱舜尧的奥迪A6。朱舜尧说：“去我家吧，我新买的自动麻将桌。”

车开在宽敞的中山北路上。外面北风呼号，车辆稀疏，冬天已经正式来临。车窗上结了一层水汽，橘黄色的路灯一盏一盏不停往后退。

我把高玉虎脱逃的事情跟朱舜尧讲了一遍。他听完对我说：“放心吧兄弟，我是一个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明天我就给你派个保镖来。”

我当时就笑了起来，因为我想起了朱舜尧一件重色轻友的旧事。那是在我们初二的时候，朱舜尧暗恋起坐在他前排的一个扎了两个朝天小辫子的小女生。那正是生理和心理开始发育的年纪，喜欢个女孩子也算正常，班里也有男女之间传个纸条写个情书表白的事情。当时的朱舜尧还是个很害羞的小男生，跟女孩子说句话都会脸红，更别提表白了。但这个害羞的小男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表达爱慕的方式，这个方式在当时看起来相当特别，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让人相当费解：他居然在上课时脱掉了鞋，用没穿袜子的脚丫子不停地踢前面那个女生的屁股。

现在看起来，朱舜尧从小时候起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猥琐男了。那女生对他的恶劣行径表示了严正的谴责，无奈朱舜尧踢上了瘾，不知道是因为表达爱意的决心还是柔软舒适的脚感，总之他对这一举动钟爱异常，并在短时间内一意孤行地反复实施。最终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并敏感地将此事上升到性侵犯的高度，除了通知朱舜尧的父母来校商议如何共同教育，还把朱舜尧树立成为“青春期性迷惘”的典型代表，也就是同学们普遍理解的“不要脸的臭流氓”，在全年级通报批评，以作警戒。

于是，继在小学时代的“屎人”形象后，朱舜尧又给初中同学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流氓”印象。他就是永远这么具有轰动性和知名度。后来听说，最初将朱舜尧耍流氓的事迹报告给老师的并不是屁股被侵犯的那个女生，而是坐在朱舜尧周围的同学们，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朱舜尧的臭脚丫子味儿了。

朱舜尧在得知这个事实后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认为，那女生没有告发他，说明她心里对自己是有好感的。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被恋爱冲昏头脑的人是很容易盲目地乐观的。

人一旦成了流氓，胆色果然就大了许多。重新振作起来的朱舜尧决定写情书跟女生表白。无奈他天生在文字上难有建树，作文从没上过70分，只好求助于我。作为手足，我义不容辞地捉刀代笔，替他炮制出一封又一封火热的情书。

后来的事情是，女生动摇了，她对朱舜尧表示了好感，两人开始出双入对。有一天女生对朱舜尧说：“真想不到，看上去像个大老粗的你能写出那么细腻和真挚的情书。”

遗憾的是，事实证明了朱舜尧果然是个头脑简单的大老粗，他口无遮拦地告诉了那个女生情书是我这个枪手的作品。我至今不能理解他当时的主观构成要件是疏忽大意还是过于自信，总之造成的危害结果是那个女生抛弃了他，开始明目张胆地倒追我。

这让我很难堪，因为那时候我只知道“朋友妻不可欺”的古训，而尚未接受“要想欺，等他上飞机”的教诲。我觉得这个女生毫无原则的倒戈是对我和朱舜尧之间友情的一种伤害，于是婉言拒绝了。但很明显的是这并没有影响朱舜尧的判断，他依然坚持把这看做是对他的一种伤害，并且是赤裸裸的。于是他提起笔，给我写了封满纸病句的绝交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大学才被他偷回去毁掉了，其间一直是我嘲笑他重色轻友的铁证，一提及此信他就满脸通红，绝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笑眯眯地看着朱舜尧，说：“嗯，你啊，咱兄弟这么多年了，我也不需要你为兄弟两肋插刀，你别为女人插兄弟两刀就行了。”

朱舜尧从后视镜里挤出了个尴尬的笑容，说：“撇开小时候的事情不算，我一直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啊。”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遭遇了红灯。朱舜尧将车停下，打开车窗抽烟。曹卉卉坐在副驾驶位上，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涂画。我感觉酒劲有点上来了，靠着椅背闭目养神。

车再次开动的时候朱舜尧忽然问了我一句：“最近和章小璐联系没有？”

我的心一紧，不知道该不该回答他的问题。最近每次当我想到这个姑娘的时候，都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会想到她，还是一想到她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正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左边的路口突然冲过来一辆奔驰，速度极快，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反应，“嘭”的一声巨响，两辆车在路中央撞在了一起。

第三章　我要结婚了

在曹卉卉的尖叫声中，我们的奥迪被撞得原地转了二百七十度。车在剧烈的晃荡后慢慢平稳下来。

大家从抱头屈膝的姿势复原，纷纷抚摸自己的脑袋和四肢。万幸，该在的都还在。除了张计的脑门磕在玻璃上，肿了一大块，流了点血，似乎没其他人受伤。

回过神来之后，张计骂骂咧咧地就下车了，我们也纷纷下车准备找开奔驰的孙子算账。这时候朱舜尧惨叫一声：“妈的！我的腿断了！”

大家一看，朱舜尧的左腿正以一种极为怪异的弯曲度宣告自己暂时报废。

朱舜尧不愧是条汉子。只见他拖着废腿，蹦跶着下了车，跳到车屁股后面，从后备箱里找出一把扳手，大骂一句：“妈的！叫你开车不长眼！”然后左手高举凶器，右手扶着大胯，一跳一跳地向变了形的奔驰飞蹦。

蹦了一半，朱舜尧突然身子一软，摔倒在地。我们赶紧上去将他扶起，发现他已经晕过去了。

张计说：“估计是脑震荡了。”曹卉卉在一边哭了起来。

这时候交警赶了过来，围观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交警闻到我们身上的酒味，皱着眉头，语气严厉地喝令我们：“谁开的车？驾照拿出来！”

张计把工作证递过去。交警打开看过，变得异常热情，亲热得像亲兄弟似的。他仔细询问了我们的伤势，然后叫来一辆出租车，我和曹卉卉把朱舜尧搬上车，送去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朱舜尧已经醒了，他看了看四周的白墙，迷迷糊糊问我：“我穿越了？”

医生给他的左腿打上石膏，安排了病床让他住下。办完住院手续已经十一点多了。张计打电话过来说事情处理妥了，我们这边是没喝酒的曹卉卉开的车，开奔驰那小子是酒后驾车，而且闯红灯，负事故全责。我给了曹卉卉一千块钱，让她给自己和朱舜尧买点宵夜，晚上照看着点。曹卉卉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回到家里冲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觉得浑身酸痛。心里琢磨着邪门了，章小璐真是我克星，一提到她就会出事。想来想去睡不着，拿出手机，想给她发个短信。说什么好呢？踌躇了五分钟，打出了三个字：“睡了吗？”又踌躇了五分钟，按了发送键。

好几个月都没联系了，她会不会不理睬我了？她会跟我说什么呢？她不会把我的手机号给删掉了吧……她已经换手机号了也说不定。

不到十秒手机就“叮咚”响了，我正在胡思乱想，被吓了一跳。

打开一看，她的短信很简洁：“没有。”

我对着屏幕扬了扬嘴角，忍不住想象了一下她此刻蜷缩在被窝里发短信的样子，给她又发过去一条：“那你在干什么？”

发完等了十秒，没回音，又等十秒，还没回。我想，这次她一定打了很多字。

十分钟过去了，手机还是安安静静的。我打开收件箱检查了一下，最后一条短信还是十分钟前的“没有”。试着拨打家里的座机，电话响了，证明手机没有欠费。

我将手机丢在床头柜上，关掉灯，钻进被窝里，瞪着眼看天花板。最初眼前一片黑暗，慢慢地四周一点一点亮起来。对面墙壁的正中央挂着章小璐的艺术照，正反射着窗外的月光。她最喜欢这张照片，当初为了把它挂上，不惜让我在新粉刷的墙壁上钉了两枚钉子。她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她所有的东西，就留下了这张照片，说是给我做纪念。我眯着眼端详了一会，觉得照片上的小璐妆化得妖艳，没有本人漂亮。我还是喜欢素面朝天的姑娘，淳朴，真实。

迷迷糊糊地我就睡着了。梦里章小璐拉着我的手，漂亮的大眼睛笑成了一条细缝。我们像往常一样溜达在大学里的广场喷泉旁边，听着大喇叭里的音乐，看喷泉一会高一会低地跳跃。她似乎没有跟我一起长大，还是22岁的样子，穿着碎花连衣裙，步伐轻快，头发随风飞舞，像个骄傲的公主一般，毫不在意周围男孩子们注视的眼光。

我对她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说我想她，问她为什么要离开我。

她低下头哭了。我一下没了主意，手足无措想说些什么。她忽然抬起头，恶狠狠地对我说了一句：“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公子吗？醒醒吧！”

于是我醒了。太阳刚升起半个。我尝试着再睡一会，闭上眼睛翻来覆去，发现已无睡意。我坐起身，抄起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有一条未读信息，是章小璐，她对我说：“我要结婚了。”

朱舜尧的伤势恢复得很好。我和张计隔三差五去看望他。曹卉卉一直在病房里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晚上也陪到深夜才回家。护士们跟我称赞道：“瞧人家媳妇儿多好，长得漂亮，又知道疼人。”

朱舜尧也很感动，一手培养出那么多的美女，没一个对他照顾得这么周到的。他对我说：“这就叫患难见真情！等老子出院了，我要把她打造成一线巨星。”

我说：“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你潜规则失败了。”

朱舜尧瞪我一眼，说：“你不明白。虽然我潜规则过的姑娘千千万，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个很正经的女人。……再说了，我那不叫潜规则，我那是帮她们处理负能量。”

我说：“你得了吧。你要知道，女人没有纯正经的。她们都是双重人格，一个人格正经另一个人格不正经。表面上再正经的女人也会因为某些东西展现不正经的一面，比如钱，房子，车子，……还有爱情——当然这个情况现在已经不多了。她对你正经，只说明你没有她想要的东西。”

朱舜尧说：“我不跟学法律的玩嘴皮子，你不明白。你要是真懂女人，怎么章小璐就要跟别人结婚了呢？”

我们沉默了一会，都在想换个话题。他忽然一拍大腿，不料拍到了伤腿上，疼得龇牙咧嘴地直叫唤，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越狱的孙子，抓到没有？”

我说没有。已经一个星期了，高玉虎似乎人间蒸发掉一般，没有了任何消息。

朱舜尧说：“别怕啊，孩子，这事包哥哥身上了。”

我说我还真没怎么怕，再说高玉虎也不一定有心情来找我，搜查队就够他躲一躲的了，能逃掉比什么都强。

朱舜尧说：“跟我就别嘴硬了，你难道不记得当年哥哥为你打抱不平的峥嵘岁月了吗？”

恍惚间我又回到了那个白衣如雪的年纪。天空湛蓝，校园广阔。我们头脑简单，无忧无虑。

朱舜尧说：“还记得那次我们俩横扫播音专业吗？”

我说：“记得，一猥琐男调戏章小璐，我们就杀过去了，后来我们被十几人围殴，被打惨了。”

朱舜尧说：“值得啊。章小璐不是为你哭得稀里哗啦的吗？”

我说：“嗯，只是不知道是感动的还是被吓的。”

朱舜尧说：“那是赤裸裸的感动啊！我还记得你给她写第一封情书，我帮你送去的，哎，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偷偷看过了。”

我说：“我知道。你要能不看那才是见鬼了。我多了解你啊。你一撅屁股……”我本来想说“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这句话是老妈常常对我讲的。但话到嘴边我忽然觉得实在是太粗俗了，毕竟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于是我想改口说“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话”。

结果我说成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意外，这是一个意外。

朱舜尧愣了一下，估计在思考这句话里的逻辑联系。思考未果后，他说：“我还记得你给章小璐写的那诗，写得真是好啊。……我都没看懂。”

我说：“那不是我写的，是海子写的。我写不出那么好的诗。”

他说：“那首诗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说：“早忘了。那时候傻，觉得写诗洋气，现在谁还写诗啊，写诗的就是鸿星尔克的代言人。”

他问：“什么意思？”

我说：“土逼NO.1。”

曹卉卉从外面打水回来，对朱舜尧说：“朱总，洗脸。”

我们都不说话了。我忽然发觉，虽然从小到大，我和朱舜尧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从前我们都是在海阔天空地畅谈理想，憧憬我们的未来，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得更多的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有人说，当你开始回忆，你就已经老了。是啊，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已经过了憧憬的年纪，过了写诗的年纪，过了如诗的年纪。

唯一还记得的诗，就是曾经写给章小璐的那首，海子的《眺望北方》：

我在海边为什么却想到了你

不幸而美丽的人我的命运

想起你我在岩石上凿出窗户

眺望光明的七星

眺望北方和北方的七位女儿

在七月的大海上闪烁流火

为什么我用斧头饮水饮血如水

却用火热的嘴唇来眺望

用头颅上鲜红的嘴唇眺望北方

也许是因为双目失明

那么我就是一个盲目的诗人

在七月的最早几天

想起你我今夜跑尽这空无一人的街道

明天，明天起来后我要重新做人

我要成为宇宙的孩子世纪的孩子

挥霍我自己的青春

然后放弃爱情的王位

去做铁石心肠的船长

走遍一座座喧闹的都市

我很难梦见什么

除了那第一个七月，永远的七月

七月是黄金的季节啊

当穷苦的人在渔港里领取工钱

我的七月萦绕着我，像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

——她将在痛楚苦涩的海水里度过一生

其实当初我并不理解这首诗到底在说些什么，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不知道，我只是单纯地喜欢它而已。我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跟喜欢的姑娘分享。

临走前，听见朱舜尧对曹卉卉动情地说：“不要叫我朱总，叫我尧哥吧。”

曹卉卉甜甜地说：“好的，尧哥。”

我回到办公室继续上班。内勤黄娟娟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章小璐的请柬：

送呈桂公梓先生台启。谨定于二○○九年公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在金地大酒店为杨洋洋先生、章小璐小姐举行结婚典礼，敬备喜宴。恭请光临。

妈的！没想到是他！这个可以给恒源祥做代言人的杨洋洋，就是大学时欺负章小璐的猥琐男。这小子仗着老爸是市国土局的局长，从小横得要命，眼睛都朝天上长的，大学时死皮赖脸地缠着章小璐，被我和朱舜尧打了一顿，从此嫉恨在心。唉，章小璐啊章小璐，你何至于急着把自己嫁掉急成这样啊！

我想不通章小璐究竟图什么嫁给羊羊羊先生。图他帅？他那众星云集的尊容：赵本山的脸型，巩汉林的小眼睛，成龙的大鼻子，郭敬明的身高……我看不像啊，我比他帅多了。图他爸的权？那不如做他后妈，更直接。图钱？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当年我那么一个穷小子她都没嫌弃，现在的我怎么也不至于让她过苦日子啊！

百思不得其解，就像我至今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我一样。自从章小璐离开的这一年来，我一直处在这样的费解里。可能女人这种动物，就不是可以用逻辑思维去理解和解释的。

第四章　命运太强悍

下午孙芸有个故意杀人的案子开庭，审判长是老储，我是合议庭成员。

给别人的案子开庭是一件比较无聊的事情。审判长主持，承办人提问，书记员记录，从头到尾不需要我做任何事。我的作用就是坐在审判席上充人头。

我们在审判席坐定。老储抄起槌子清脆地敲了一记，说：“带被告人徐歆入庭。”

我正在琢磨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法警带着一个女人进来了，我吃了一惊，是我的小学同学。

徐歆抬眼看了看审判席上这三个即将决定她命运的人，随即又低下头去。不知道她认出来我没有。

审判长对她宣读法庭纪律和权利义务。老储说：“本案合议庭由审判长储爱军、审判员孙芸、桂公梓组成。被告人徐歆，你申请回避吗？”

徐歆又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不申请。”

我赶紧翻案卷。检察院的起诉书写得很简单：“被告人徐歆在2003年与被害人钱某结婚后，因不堪忍受钱某长期的酗酒和打骂，产生了杀害钱某的念头。2009年7月21日，钱某因琐事再次殴打被告人徐歆，徐歆遂趁钱某不备，将事先购买的毒鼠强投放于钱某碗内。钱某不知，吃下含毒鼠强的食物，毒发身亡。”

我心里五味杂陈。小学的时候我和朱舜尧最讨厌的女生就是徐歆，因为她是班长，考试总是第一名，而我和朱舜尧每次都是争夺倒数第一的。差生总要有个差生的样子，在欺负女生尤其是成绩好的女生这件事业上我们向来是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于是我们整天想办法整她，在座位上涂胶水，往抽屉里塞蛤蟆，经常会把她气哭。我们幼小而扭曲的心灵在此刻就会获得巨大的满足感，以此奠定了我们在坏小孩们中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小学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徐歆，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毕竟她只是个安静的小姑娘，不是话题女王。偶尔，只是偶尔，在和朱舜尧聊天时会提到她，我们都承认她是个好姑娘，自己当年只是孩子气的嫉妒。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她被我们欺负了从来都没有向老师告过状，这让我们对她有点想念。我们一直觉得，这样品学兼优的女孩子，将来一定会找到份好工作，嫁给个好丈夫的，这一切就像国产电视剧本一样没有悬念。没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次见到她，我坐在审判席上，她站在被告席里。

庭审进行了三个多小时。从头到尾我都低着头看卷宗材料，心里觉得莫名的愧疚。一直到老储宣布“庭审结束，择日宣判”，徐歆被法警押走后，她穿着橘黄色囚服的身影还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觉得造化真是弄人。

十几年的岁月发生过什么不得而知，我也不能想象是怎样的生活将这个勤奋单纯的小姑娘变成了杀人犯。原来生活不是永远只有一种套路的国产电视剧，而是希区柯克，天才，变态，最大的爱好就是拿人开涮。徐歆的丈夫能想得到昨天的结发妻子，今天就是送他一程的投毒犯吗？当两个人一起憧憬未来时，徐歆能想到将因为杀了爱人而身陷囹圄吗？——生活果然是最好的导演，你永远猜不到它为你安排的下一幕剧情。

命运真是太强悍了。我常常恍惚地觉得，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命运赏赐给我的，我曾经得到的，失去的，珍爱的，错过的，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的人生程序其实在我之前已经编写好，我所做的，只是践行而已。我的渴望，我的追求，我的不满，我的抗争……在这个程序面前，都是无关紧要的，没有意义的。街头步伐匆忙的行人们，每个人心里都塞满了千百种的欲望，但他们也都只不过是一颗一颗任人摆布的小棋子罢了。他们忙碌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吃饱穿暖，以免在设定好的程序结束之前就意外退出自己人生的舞台。我们对不可捉摸的命运是如此的逆来顺受，没有一点掌握自己人生的力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之类的论调只是小人物们的意淫，互相给予的精神慰藉，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别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手里。号称要主宰人生的人也许明天就被生人宰了，叫嚣着要挑战命运的人最终都被命运挑了。所以，还是心存敬畏的好。

徐歆的案子让我觉得，渺小的我们是禁不起命运开的玩笑的。大家都是命运的奴隶，而理想、爱情及其他，只是我们在苦难生活中意淫出来的精神消遣品。

打电话和朱舜尧聊了会，病床上的他对我的宿命论表示反对，他说：“未来是不可能被安排好的，未来都是随机的。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未来是安排好的，而我能预见未来。我预见到明天我出门会被车撞死，那我明天就待在家里了，结果我没被撞。那我预见并改变了未来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注定的呢？也就是说在那个注定的未来里，究竟是我被撞了还是没被撞呢？”

我说：“你不是预见了被撞了吗？”

他说：“那应该被撞的未来就被我改变了，说明未来不是注定的。”

我说：“那没被撞。”

他说：“那就和我预见到的被撞的未来矛盾了。”

我说：“那很简单，你预见错了。说明未来是注定不能被预见的。”

朱舜尧没声音了，明显在思考他的理论的硬伤。

我说：“别想了，我已经很欣赏你了，你居然开始有一点思想了。”

他说：“妈的，在医院太无聊了，曹卉卉给我带了一堆《科幻世界》。”

他想了想，说：“我现在觉得你刚才说得挺有道理，好像很多事情是注定的。比如我为什么是我啊？我为什么不是你呢？我为什么不能是陈冠希呢？我为什么不能是一只猪、一块石头呢？为什么我能思考呢？”

我赶紧打住他说：“你别再想了，这个问题稍微想一下就可以了，想多了容易疯掉的。”

他说：“我是一个热爱思考的人啊。……我们刚才算是在讨论哲学问题吗？”

我说：“算吧。”

他说：“以前我们晚上跑出去吃羊肉串，半夜回家总跟我妈说跟你去谈人生，谈哲学了。妈的，今天终于真的谈了会儿哲学。……哎，你说我究竟为什么是我呢？”

我觉得我的想法确实太消极了，让人一点动力都没有了，总不能每天吃吃喝喝一路等死吧。就往积极的角度想了想，反正也不知道未来究竟把我注定成什么样子，那现在还是可以有点目标有点理想的并为之而奋斗的，也许未来就是这样注定的呢？人活着总是要做点事情的，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尽人事，听天命嘛。对命运必须敬畏，但敬畏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妥协。只是有一些事情，是应该向命运妥协的，因为已经注定，或者我们无力改变。比如投胎的技巧性，比如脸蛋的可观度，比如彩票的中奖率，再比如……爱情的得与失。

这样的想法让我心情爽朗，全身又重新充满了幸福感。下班后在食堂吃了晚饭，骑摩托车回到家，上网玩了会儿三国杀，登录天涯灌了灌水，把QQ农场里几天前就熟了的菜收掉，感觉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正在我到处乱窜偷菜的时候，门铃响了。

自从章小璐走后，家里晚上就很少来客人，一般也就是抄水表的和收煤气费的。

我趿拉着拖鞋，懒洋洋地走到门口。这个收煤气费的似乎很有闲心，把门铃按得响个不停。我一边开门一边说：“来了来了！再按就没电了！”

门外站着一个小姑娘，睫毛很长，她说：“你就是桂公子吗？”

我说：“是啊。”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自言自语地说：“还真的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啊，我还以为是编的。”

我莫名其妙地问眼前这个姑娘：“姑娘，你找我干吗？”

她立正站好，对我伸出右手，说：“你好！桂公子，我叫小双，我是来保护你的！”

小双进到房间里，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屁股坐下来，说：“哎！真暖和！我坐的公交车都不开空调，冻死我了。”

我给她倒了杯水，然后跑到阳台上给朱舜尧打电话。

我说：“我家里来了个姑娘。”

朱舜尧说：“手足理解你，你也空窗期这么久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措施。你在百忙之中还不忘通知我，我很感动。我是一个乐于和兄弟分享的人，但是你看，我有伤在身，还下不了床，不方便去啊，你吃独食吧。”

我说：“不是我叫来的。”

他说：“嗬，现在服务行业很周到啊，主动送货上门。”

我说：“你还贫是不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曹卉卉还不知道你在粪坑里游泳的光荣事迹。”

他沉默了一下，坚定地说：“我保证，我一口屎也没有吃到。”

我说：“好，你没吃屎。告诉我这姑娘是哪来的。”

他很骄傲地说：“这是去年我们公司主办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杯功夫美女选秀大赛的冠军。跆拳道黑带，再凶残的歹徒也能一脚秒杀。”

我回头看了看小双，她把电视捣鼓开了，正在炯炯有神地看韩剧。我对电话说：“不能吧，她好像也就一米五几，另外，她看上去还没成年啊。”

朱舜尧说：“不要以貌取人。她今年十九了。”

我说：“我觉得这样很不合适，孤男寡女的，放这么一姑娘在我家，我怕我把持不住自己啊。”

他说：“你还想物尽其用啊。你放一万个心好了。她的主要功能是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其他功能你想用也用不了，你如果硬是要用，你的人身安全就没保障了。我就被她踢过一脚，那是生不如死啊。”

我说：“我觉得我还有必要再推辞一下。”

朱舜尧说：“行了，你也别假装正经了，就这么着吧。这姑娘就交给你了，反正在我这也没用，天天上班就光看韩剧了。”

我回到客厅坐下，小双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我觉得有必要跟她交流一下，于是咳了一声作为开场白，遗憾的是没能吸引她的注意。

我只好说：“哎，那个……小双啊。”

她的眼睛盯着电视“啊”了一声。

我说：“你来的时候，你们朱总怎么跟你说的。”

她说：“朱总说，让我保护你的安全。”

我说：“你看，我一个大男人，能保护我自己。你家住哪？我送你回家吧。”

她说：“我家在凤凰。”

我说：“凤凰？凤凰西路还是东路啊？”

她说：“湖南凤凰。”

我感到沟通上有点难度，俗话说“三年一代沟”，算一算，我跟这姑娘之间有差不多三代宽的沟了。这何止是沟，都快成大峡谷了。

我继续问：“你在涂城的家在哪？”

她说：“我在这没有家。我去年过来参加比赛的，然后就没回过家。”

我说：“你住哪？”

她说：“住公司。”

我说：“那我送你回公司吧！”

她终于将眼光从电视转移到我身上，她坚决地说：“不行！朱总说了，要我寸步不离地保护你。”

我说：“你干吗听朱总的？”

她说：“因为他会给我发工资啊。”

我算是没辙了。

我说：“那你就先住我这吧，反正房子大。你睡客厅行吗？”

她点点头。

我将沙发床摊开，从卧室里抱出一床新被子，一个新枕头，对她说：“那今晚就委屈你睡沙发了。”

她说：“没关系，反正我在公司也是睡沙发的。”

我觉得找不到话说了。默默地看了会电视，我说：“呃……小双，我困了，我明天还要上班，我先去睡觉了啊，你也早点睡吧。”

她盯着电视说：“睡去吧，不用管我。”

第二天早上我被煎鸡蛋的气味香醒了。睁眼一看，小双正在大半年没使用过的厨房里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我爬起床，刷牙洗脸，然后坐下蘸着醋吃了两个煎鸡蛋，喝了一大杯牛奶，心里暖洋洋的。我回想了一下，这种一起床就有可口的早餐吃的日子离我已经有多久远了？在章小璐走掉之后，我就没怎么正经吃过早饭。在章小璐还在的时候呢……每天都是我起床去买早餐。

再往前想，要追溯到高中的时候，每天起床有妈妈做的早点。

原来这两个煎鸡蛋是十年以来头一次不用自己下厨的早餐。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的人生真是个杯具。

我一边吃鸡蛋一边表扬了小双的手艺，她坐在餐桌对面笑眯眯地吃麦片粥。吃完了我对她说：“我上班去了，你待在家里看电视吧，出门的话钥匙就在茶几上。”

她说：“不行，我要跟你去。”

我说：“我上班的地方很严肃，不能随便带人进去。”

小双听了很不服气，嘟起嘴撒娇道：“不嘛，人家的任务是寸步不离地保护你嘛。”

我一向觉得，女人对付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撒娇，无论是漂亮姑娘还是丑丫头。美女撒娇固然让男人骨头轻飘不忍拒绝，但其实丑女撒娇的效果更加明显。一方面这样自暴自弃的做法会让人不禁心生恻隐，另一方面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会让人觉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为了脱身不惜答应任何要求。相比之下，美女的撒娇让人身心愉悦，恨不能多享受一会，最终答应了也算是公平交易；而丑女的撒娇则令人惊悚，近于胁迫，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的可以考虑定敲诈勒索罪。

小双是美女。所以五分钟后，她坐在了我的摩托车后座上。

我从后备箱里拿出以前章小璐戴的头盔，小双戴上，晃了晃脑袋，对我说：“呜呜呜呜呜……”

我说：“你说什么？”

小双说：“呜呜呜呜呜……”

我把她头盔的面罩掀起来，她吐口气，说：“头盔好重啊！”

我骑上摩托车，发动，小双两只手攥住我的皮夹克。我回头说：“坐好。”然后拧上油门，绝尘而去。

第五章　陷入僵局

我把小双丢在法院的立案大厅，叮嘱她老实待着。

刚进办公室，小潘就很兴奋地跟我说：“公子，来大案了。”

我泡了杯茶坐下，说：“淡定，上菜。”

小潘从桌子下面拖出一个大纸箱，打开，我一看，满满一箱的卷宗。

小潘说：“故意杀人，八十二本卷，公子满意否？”

我望着一箱子卷出了一头汗。

一般来说，一个刑事案件移交到法院的时候，随案的材料就是几本侦查卷而已，包括案发情况、抓捕情况、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物证等一些证据。复杂一点的比如贪污、受贿和经济犯罪案件，因为审讯次数多，又牵涉到会计账目、经济往来凭证等证据材料，有的会多到有十几本。高玉虎那案子是黑社会犯罪，罪名又多，所以搞了两百多本，属于极个别的情况。基本上，故意杀人的案情都比较简单，侦查卷一般就只有一两本，而眼前这个故意杀人案，整了一箱卷，我倒是第一次遇到。

我翻开立案材料，“案件名称”一栏写着：“邢勇故意杀人一案”，“分案情况”里邹庭长批示道：“请桂公梓同志办理。”

看到案件名称我的心就是一阵狂跳，因为这个案子实在是太出名了。从案发到现在，媒体追踪，网友关注，全国人民都在讨论这个案子。我也曾在网上跟帖讨论过，没想到最终真的由我来办了，看来领导还真是信任我啊。小潘已经把卷宗从箱子里搬出来，按照卷宗上标注的顺序堆放在我桌边的墙角。我拿起第一册翻开——虽然案情已经大致了解，但媒体和网上流传的都太过简单，而且并不可信，所以卷宗还是非看不可的。

报案的是一个姓张的老太太。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早上，张老太太和往常一样去菜场买菜。买完回家路过西川巷，在一个垃圾桶边上看见两包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张老太太打开一看，是两包切放得整整齐齐的肉片，每包有四五斤重，而且全是熟肉。

张老太太觉得捡了个大便宜，拿回家放进了冰箱。当天中午用其中一包做了一大碗水煮肉片，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吃掉了。

第二天晚上，张老太太为全家准备晚餐。她从冰箱里将剩下的那包肉片拿出，打开黑色塑料袋，准备放入锅里的时候，从袋子里掉出了一根手指！

张老太太当场疯了，拿筷子捅穿了自己的喉咙。张老太太的儿子报了警。

涂城公安局接到报案后，以最初发现地西川巷为圆心展开了搜索，耗时一个月，最后一共找到了二十一包肉片、内脏和一颗头颅，没有骨头。这些包裹被抛在垃圾桶，臭水沟，郊区树林里，护城河下游，几乎散落在涂城的各个角落。

凶手将肉片切得很仔细，每片只有2～3毫米厚，切了一千多片。每一包都像是准备摆上超市货架一样，精心叠放得整整齐齐。

更重要的是，每一块肉片都已经被煮过，这使查明被害人身份的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法医费了很大的劲才将碎尸拼凑起来，分析之后只给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死者是个女性；第二，根据身高和脂肪含量推测，死者体重大约是一百二十斤，而现在发现的尸骸包括张老太太家吃掉的一包，算上流失的血液重量，一共只有一百零五斤，也就是说，少了十五斤没有找到。

于是警方分成两组进行侦查，一组继续搜寻剩余的十五斤碎尸，搜寻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一无所获；另一组经过比对近期报案的女性失踪案件，通知可能的死者家属前来认尸，最终确定了死者身份为本地人，名叫梁素梅，二十岁，涂城师范大学大三学生。

我看得嘴巴张大，瞳孔缩小。饶是我经手的杀人案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这案子还是看得我心惊肉跳。凶手真他妈是个人才，他似乎一点也不惊慌，反而把分尸当成一种艺术般追求和享受。我似乎已经看到他手执利刃，面带微笑，气定神闲地在尸体上划开一道一道的口子。纵是想象，这场景也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我正看得入神，内勤黄娟娟敲门进来，说：“会议室集合，开会。”

大家来到会议室，围着圆桌坐下。邹庭长巡视了一圈，干咳一声作为开场白，大家顿时安静下来。

邹庭长说：“嗯，除了没到的，大家都到了。”

这句话是邹庭长一贯的开场白，就像郭德纲总要说“人来的不少我很欣慰”一样。小潘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被雷到了，我教育他要深刻领悟领导们的幽默感。

邹庭长说：“今天叫大家来开会，是为了深入地学习和贯彻院领导关于法院工作要服务‘三保’的重要讲话精神。‘三保’嘛，大家都知道，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三保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针，法院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应当自觉把三保作为工作的重心来抓，要抓得硬，抓得紧，抓得牢，必须要一抓到底，常抓不懈，狠抓不放。我们在以后的审判工作中，要自觉地把三保作为工作方向，随时注意经济动态，把依法断案和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

念完稿子，邹庭长抬起头，对大家慷慨激扬地说：“啊，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就是不够积极主动，流于机械，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认为法官的工作仅仅就是搞搞案子，经济工作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嘛！是吧。经济，虽然只是法院工作的一小块，但它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一大块嘛。”说完把自己吓了一跳，没想到脱稿后还能说出一句完整对仗的话来，深感得意，于是略作停顿，等待大家的掌声。

无奈大家此刻都在神游，没人注意到邹庭长口吐莲花。场面陷入了僵局。

还是谭副庭长政治意识敏锐，充分领会了一把手的意图，准备带头鼓掌。但遗憾的是终究晚了一步，巴掌刚拍了一声响，邹庭长已经继续往下说了：“所以，大家以后要提高自己的经济敏锐性，自觉、自主、自动地将案子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另外，给大家提个具体明确的要求，每个人都要联系一到两家公司或者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保障经济发展做贡献。”

谭副庭长只好假装打死了一只生命力顽强的蚊子，搓了搓手掩饰尴尬，为刚才的反应迟钝后悔不已。为了弥补过失，邹庭长话音甫落，他就接口说道：“刚才邹庭长说得很好，妙语连珠啊！邹庭长立足实际，立意深远，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论证了法院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指明了我庭今后工作的重心和发展方向，并给各位同志提出了明确细致的要求。希望大家散会后充分学习领会邹庭长的重要讲话，认真贯彻落实邹庭长的讲话精神，把院领导的指示落到实处，把工作做扎实。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没有了。邹庭长还有什么指示？”

邹庭长说：“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再补充两句吧……”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我走出会议室接听，是立案大厅的接待员，电话那头很嘈杂，我听见她说：“桂法官，你带来的女孩子在这打人啊！”

我赶紧跑下楼去。进了立案大厅发现有很多围观群众，小双脸通红地站在中间，地上坐着一个老头。

我上去问：“你打谁了？”

小双指了指坐在一边揉胳膊的法警，这哥们正哭丧着脸看着我。

我心里松了口气，还好打的是自己人，要是打了当事人或者来上访的，麻烦可就大了。我赶紧去安抚挨打的伙计：“兄弟，你没事吧，怎么回事？”

法警对我控诉说：“这姑娘从早上就坐在这里跟我们聊天，聊得好好的，后来来了几个上访的，在这闹，我正在维持秩序，她突然就上来踢了我一脚……哎哎哎，我这个胳膊好像脱臼了。”

我把脸拉下来，责问小双：“说，为什么打人？”

小双很委屈地说：“那告状的老爷爷很可怜啊，但是他不让老爷爷进门，还凶巴巴地推人，太过分了！我看他穿警察的衣服，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

围观群众纷纷称赞小双做得对，那老头也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法官同志啊，别怪你女朋友，她是为我们老百姓想的啊，是个好姑娘啊……”

我一头的乱麻，先给老头道了个歉，让大厅的接待员赶紧接待他，又给法警道了个歉，要送他去医院，他说：“算了，我自己去吧，你女朋友练过的吧？真厉害啊，脚抬得比我的头都高。”

小双得意地说：“我跆拳道黑带！”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抿着嘴不做声了。

我把小双带回办公室，一路上她都在做乖巧状，一句话都不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没好气地说：“你才来半天就给我惹这么大个麻烦，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

小双撅着嘴说：“这不怪我啊，那老爷爷真的很可怜啊……”

我说：“可怜的人多了去了，跟你有关系吗？”

小双说：“我看到了啊，我就要管。我们学武之人，讲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她说得还挺扬扬得意的，我没词了。她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遍，说：“桂哥哥，你是个法官？”

我“嗯”了一声。

小双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哇”的表情，说：“我好崇拜你哦，我从小最崇拜法官了。我在楼下和你的同事聊天，他们都说你很厉害，经常杀人。”

我说：“嗯，杀人嘛，是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的。我杀的都是坏人。”

小双说：“那你是好人喽？”

我说：“基本上算是吧。”

小双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帮助刚才那个老爷爷？他说他很冤枉的。”

没想到绕了一大圈，她在这里挖了个坑等着我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得太多已经麻木了，从来没有意识到这还算是个问题。

我只能说：“冤枉的人有很多，我也很想帮，但事情都得按程序来。我们的力量太渺小，想得到做不到，改变不了任何问题。这么说你听得懂吗？”

小双想了想，看着我说：“差不多。但是桂哥哥啊，我觉得这只是你找的借口。你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喝热茶，当然不知道别人的辛苦了。我觉得啊，能帮就要帮，帮一个算一个。”

小双的话让我想起了刚进法院那会儿的雄心壮志。我也曾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过，但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幼稚。我对小双说：“嗯，也许你说得对，但是没办法，屁股决定脑袋。”

把小双安顿好，看看时间，我已经溜号半个多小时了。偷偷摸摸回到会议室，会还没结束。我坐下又听了十来分钟，终于听见邹庭长说：“好了，我就说刚才这两句，散会。”

大家“哄”的一声就散光了。小潘边走边跟我抱怨：“怎么法院也要为经济做贡献啊？法院的工作不就是按照法律判案吗？”

我说：“小伙子，你的政治敏锐性还是不够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前两年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我们还要为环保节能做贡献呢，现在又开始讲低碳了，估计不久又要开始拉闸省电了。”

小潘抱怨着进了办公室，一眼看到小双坐在他的座位上，惊得结巴起来：“你……你……”

我介绍说：“小潘，这是我妹妹小双，小双，这是我同事小潘。”

小双叫：“小潘哥哥。”

小潘显得很紧张，一直说：“你好你好。……你坐吧，我不坐……你坐你坐。”

我给朱舜尧打电话，跟他说我们要求找企业联谊的工作任务。我说我也不认识别的什么公司了，你的公司就跟我们联谊一下吧，帮我完成政治任务。

朱舜尧说：“没问题，不用给你开工资吧？”

我说：“指望你的工资我早就饿死了。话说回来，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很不满地说：“我的公司你都不记得啊，记住这个响亮的名字，联合大华广告公司。”

我说：“好，很俗很山寨。很好记。”

我把朱舜尧的联合大华广告公司报给内勤备案，表示我完成了领导布置的任务。回到办公室，对窘迫的小潘说：“你最近不是有很多卷宗要装订吗？让小双帮你的忙吧，有人问起就说是新来的实习生。”

小潘说好，小双也很有兴趣地向她的“小潘哥哥”学习。我慈爱地看了一会这对青涩的小男女，又继续看起邢勇的案子来。

第六章　狭隘的成就感

每个法官看卷宗的习惯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直接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一审卷的直接看内卷，这样比较容易掌握案情梗概和争议焦点，从而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在哪，做到心中有数；有人喜欢先看检察院的公诉卷，可以跳出局外评判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否成立，相对于自己分析案情要轻松一些。而我喜欢按照卷宗的顺序，从案发到现场勘察、侦查过程、搜集证据、抓捕、审讯、供述，一直到公诉，一本接一本看下去，这样就好像在看一个故事，有起因，有发展，有承接转折，情节的每一个发展都在预期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在这个过程里，故事的主角展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犯罪，而是他的整个生活——他的童年、家庭、事业，他的喜怒哀乐、贪嗔妒怨。而我，只是一个静静的旁观者，从头到尾都在。虽然在最初的时候，他们绝不曾想到自己的秘密将被我窥视——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最终，我要来评判这一切的是非对错，并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是我的工作，亦是我的使命。

由此我获得了一种成就感，是当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候才会获得的那种满足。

但是不久后我就发现，这样的成就感其实非常的狭隘。虽然我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由来和发展，旁观前因与后果，但是所有我能做的，也只是旁观而已。——也就是说，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毕竟只能看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机会身临其境，挺身而出，成为英雄，或者烈士。当我出现的时候，这场故事已经成为了一个案件，有编号，有档案，故事的主角们有的成了凶手，有的成了死者或被害人——一切已成定局。纵然我给出我的评价，也无法使时光倒流，起死回生。这个事实让曾为此自命不凡的我感觉非常沮丧。

有一次我对朱舜尧说：“我很惆怅，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太小了，本来想主宰的事情，最终发现根本不在我的掌握之内。”

朱舜尧沉思了一会，说：“你又被哪个姑娘甩了吗？”

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跟兄弟聊美女，聊足球，聊政治，聊经济，聊明星，聊网游，聊房价，聊八卦……聊我们想聊的任何话题，但就是不能聊他妈的惆怅。

由此，我又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姑娘，特别是在我们惆怅的时候。姑娘，尤其是漂亮姑娘，她们能够抚平我们虚无缥缈的惆怅，让我们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掉进另一个幻想中去。不幸的是，漂亮的姑娘们往往肩负着普度众生的重任，满足任何一个人的幻想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公，于是她们往往在让我们掉进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之后，转身而去抚平其他人的惆怅。这不禁让人更加惆怅得要绝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姑娘的作用如同毒品，越是漂亮的姑娘毒性也就越强。她们在让你忘却烦恼和惆怅的同时使你脱离现实，抛弃理性，沉溺在短暂的感官快感之中不能自拔。但快感终究是暂时的，换来的是无尽的空虚和落寞。

问题是，在如今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谁都需要这样的毒品来麻醉自己。我们都不能离开姑娘，所以我们的日子都过得如此的空虚和落寞。

邢勇案的卷宗里有20多本全是照片，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头几本全是发现碎尸的现场，黑色的塑料垃圾袋，背景是河滩或者乱石岗，之后是打开袋子拍的照片，满眼肉色。有一张大照片上，一颗红色的人头赫然摆在桌面上，把我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人脸已经面目全非，鼻子、耳朵、嘴唇被割掉，头发稀疏。因为被煮过，所以是暗红色，龇着两排牙齿，面目狰狞。

梁素梅的父母就是通过这颗红色的脑袋认出了自己的女儿。我实在不愿去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

卷宗里有一张被害人生前的生活照。照片上的梁素梅很漂亮，身材高挑，站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的假山下面，笑容灿烂。才刚刚20岁啊，这个如花般的姑娘现在变成了这颗红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和一千多片的碎肉，纵使我竭尽所能也不能挽救她。这让我的心一直像被揪着一样。

案件的侦破比预想的要简单得多。不难想象，凶手之所以费尽心思，将尸体细致切割又下锅煮熟，就是为了给侦破增加难度，企图逃脱制裁。而侦查工作也确实一度陷入了僵局。但就在警方因没有线索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凶手自首了。

五月十八号的上午，在案发一个多月后，犯罪嫌疑人邢勇在双胞胎弟弟邢智的陪同下，来到涂城公安局自首。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方对二人进行了大量的审讯和问话，装订这些笔录的卷宗多达30本。

邢智的证词从头到尾都很稳定，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刑警问：“说说你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

邢智说：“我和邢勇是双胞胎兄弟，今年都是30岁。其实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三胞胎，邢勇是老二，我是老三，老大在出生第二天就夭折了。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都去世了，母亲在去世前对我们说了我们还有个三胞胎哥哥的事情，从那时候起邢勇就不太正常了。”

刑警问：“怎么不正常？”

邢智说：“他认定自己还有个大哥，经常自言自语，不爱跟人交流，还对我说大哥来找他了。后来我带他去看了医生，诊断结果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还有自闭症。”

我看到证据卷里有一份《患者精神疾病诊断书》的复印件，诊断结论是：“患者双亲早逝，童年缺乏关爱，这样的经历导致其在得知曾经有一个哥哥的时候，幻想哥哥还活着，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这样的幻想使患者分裂为双重人格，一个人格是自己的哥哥，这个人格的特征为坚强、冷静；另一个人格是自己，特征为软弱，自闭，依赖性强。”

刑警问：“你们现在从事什么职业？”

邢智说：“我是涂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我哥哥在涂城师范大学的锅炉房，烧锅炉的。”

刑警问：“你怎么知道你哥哥杀人的？”

邢智说：“他告诉我的。”

刑警：“说说当时的情况。”

邢智说：“在几个月前，我哥哥就跟我说，他跟学校里一个女生谈恋爱了。我没见过那个女生，但是我哥哥显得很高兴，那段时间精神状态也很好。但是前阵子他突然变得很抑郁，跟我说那女生要跟他分手。他说他不愿意分手。后来就出事了。我最早是在新闻上看到的，就去问他，他一开始不说，后来害怕了就告诉我了。”

刑警：“他怎么说的？”

邢智说：“他说他把那女孩杀了。那天女孩到他的宿舍，说跟其他男生好上了，叫我哥哥以后不要再纠缠她。我哥哥一着急就发病了。我估计是他的另一个人格在当时表现出来了，因为平时他很老实很胆小的，鸡都不敢杀，见血就晕的那种。他说他把那女的压在枕头下面捂死了，然后觉得必须要把尸体处理掉。白天人多眼杂，他等到天黑之后，把尸体搬到锅炉房里，在地上铺了厚厚的报纸，上面又撒了厚厚的煤炭粉，在上面把尸体切割了，装在很多个袋子里，然后把报纸和煤炭粉都铲到锅炉里烧掉了，销毁了血迹。”

刑警问：“那他怎么抛尸的？”

邢智说：“他平时给学校食堂运泔水，有个摩托车，后面挂两个很大的泔水桶。他趁晚上把装尸体的袋子藏在泔水桶里，每次装个四五袋，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扔掉。这样跑了很多趟。”

刑警问：“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把尸体切成一千多块？”

邢智说：“没有。我哥哥精神分裂很多年了，但平时表现出来的人格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所以我对他的另一个人格并不熟悉。感觉那个人格是很冷静，很残忍的那种。可能那个人格出现的时候，做事是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毕竟是精神不正常啊。”

刑警问：“现在还有十几斤的碎尸没有找到，你哥哥跟你说过在哪里吗？”

邢智说：“没有，他只说他跑了很多趟，具体都去了哪些地方他已经不记得了，他说他自己当时就像在梦游一样，身体是被自己的大哥控制的，迷迷糊糊的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刑警问：“被害人的骨头在哪？”

邢智说：“不知道。他没说。”

刑警说：“你以上的证言属实吗？”

邢智说：“属实。”

每份笔录下面都有邢智的签名，他的字写得很潇洒，笔锋厚重，骨架凌厉，跟通常医生手下的“蚯蚓体”书法有很大的差别。

再看对邢勇本人的审讯，内容就少得多。可能是自闭症的原因，邢勇的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就算说也经常就这一句：“不是我干的，是我哥哥杀的。”

一般这个时候刑警就会追问：“你哥哥在哪呢？”

笔录上记载邢勇对这个问题很回避，有时候不回答，有时候没头没脑地说：“我哥哥是保护我的，我也会保护我哥哥的。”

到了审讯后期，倒是有几份笔录很完整，里面有邢勇大段的供述，内容和邢智的证词相吻合，但是说得也并不详细。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这和他之前的供述风格差别比较大，而且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们的公安部门获取口供的办法是很多样化的。

于是我给张计打了个电话，问他知不知道邢勇案的审讯情况。他偷偷告诉我说，这个案件影响太大，是侦查处领导亲自审讯的，省公安厅派员监督，全程保密，他们局里的一般干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

打完电话，看看时间已近中午，到饭点了。小潘喊我一起去食堂，我想到卷宗里的那些照片，食欲全无，让小潘带着小双去吃饭，自己待在办公室里继续看卷。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邢勇案的所有卷宗。这一个星期内我去看望了两次朱舜尧，第一次在医院，第二次在他的家里。他已经出院，曹卉卉依然陪护着他。

我每天带小双上下班，她学会了帮小潘装订卷宗，录入文件，整理案件材料。她在上班时间一般不来打搅我，除了做事，就上网看电视剧。下班回家后她会做好晚饭，跟我愉快地炫耀今天做了多少事情。

她说：“桂哥哥你看卷的时候好投入哦，我都不敢跟你讲话，怕打搅了你。”

我说：“不会的，有话你就跟我说呗。”

小双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好神圣的，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且你工作起来真的好认真，半天都不动一下，也不说话，好敬业哦，我要向你学习！”

我笑起来：“好，你要怎么学习啊。”

小双拿出一本书，黄色封皮的，我一看是一本《刑法学》。

她很得意地对我晃了晃黄书，说：“我也在学法律哦。小潘哥哥借给我看的，他说等我看完了就能跟你讨论案子了呢。”

我说：“很好，那我就期待那一天了。”

我从宜家买了一张单人床，放在客厅里。我跟小双说你睡卧室吧，我睡客厅。小双不同意，说那样的话她做早餐时会把我吵醒的。

后期的卷宗比较简单，都是一些程序上的东西：接警记录、出警笔录、现场勘验笔录、逮捕证、提押票、精神病鉴定书……几眼就可以扫过。当终于看完最后一本时，我合上卷宗，长出一口气，闭上眼把整个案子从头到尾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隐约总觉得哪里不是很踏实。

我跟小潘说：“安排个时间，咱们过两天去看守所提审邢勇。”

小潘应了一声好。我看到他正在忙碌，桌上摊了一大堆材料。我问：“你在忙什么呢？”

小潘说：“忙结案啊，孙芸的那个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是个女的，叫徐歆的。”

我很诧异：“不是新案子吗？刚开了一次庭，这么快就结案了？”

小潘说：“嗯，被告人在看守所死了。”

第七章　年轻的生命

分管刑事的郭院长找我谈了次话，大概意思是邢勇这个案子社会影响很大，现在媒体和网络都在密切关注，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领导嘱咐我要认真谨慎，不能出差错，而且随时要把审理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听取院领导的意见。

院长的意思就是：虽然这个案子名义上的承办人是你，但你可不能乱来啊，怎么判要听领导的，不然出了事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一般来说，重大的、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案件，法院在判决的时候都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有这么多的眼睛在盯着，一不小心弄出点纰漏来就难逃被口水淹没的命运。

我跟郭院长说，这个案子目前卷宗里的证据不足，邢勇的口供很简单，没有详细的认罪供述，被害人的骨头也没找到，检察院仅凭邢智的证言就公诉了，这让我很难办。

郭院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这是个大案子，你要办踏实了，办成铁案。”

我还能认出徐歆的妈妈，在我们小时候总爱板起脸来教训我不要欺负她家的女儿，每次家长会的时候也总会向我爸爸告状，让我难逃一顿打。

这让我一直很怕她。印象中她是一个严厉得有点凶巴巴的阿姨，穿得很漂亮整齐，说话时嗓门很大。但是当她在我们法院门口痛哭失声的时候，看上去显得那么的苍老，那么的脆弱，脆弱得让人心疼。当她拉着“严惩凶手，还我女儿”的横幅，情绪激动地向过往的路人倾诉的时候，她的声音也已经暗淡嘶哑，嘶哑得让我鼻子发酸。而且，当我从她身边低头走过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

十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总是欺负自己女儿的顽童已经长大懂事了，而一直放在心头呵护疼爱的宝贝女儿，却丢掉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她不回家不吃饭，连续几天守候在法院门口，不顾法警扯破了她的棉衣，围观的人群换了一批又一批。她只为讨个说法，虽然什么样的说法也无法换回女儿的生命。我不知道几天里她流了多少泪，也无法理解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怎样的一种心碎，但每当我低着头匆匆走过她的身边，她声泪俱下的控诉敲打在我的心上，那种绝望的心酸总让我忍不住为这个曾经害怕的小老太太流下眼泪。

关于徐歆的死，看守所给法院发了一份内部函，给出的解释是徐歆在看守所内企图自杀，经劝说无效，为防万一，值班民警命令同监女犯将徐歆绑在床板上。之后交接班的民警三次去牢房观察，徐歆的情绪一直不稳定。在被捆绑23个小时之后，徐歆出现深度昏迷。送到医院之后被宣告死亡。法医的鉴定结论是“长时间捆绑引起的肺动脉血栓栓塞”。现在值班民警已经被停职。

我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虽然我知道这很可能是事实。但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就这么没了，多少让人感觉欷歔。

徐歆的妈妈在哭闹了一个星期之后住进了医院，我和朱舜尧去看望了她，带去了很大的一束康乃馨。徐歆的尸体被火化，我们没有去参加葬礼。

朱舜尧跟我说：“就这么没了。我要为以前欺负过她忏悔。其实小时候她挺漂亮的，我有点喜欢她。……其实我欺负她就是因为我有点喜欢她。”

我说：“是啊。其实我也有点喜欢她。”

之后我们就沉默了。朱舜尧腿上的石膏还没拆掉，行走不便，曹卉卉不在的时候只能以拐杖维生。

他拄起拐杖跟我说：“心里怪郁闷的，我回公司工作去了。”

我问：“曹卉卉今天怎么没陪你来啊？”

朱舜尧说：“她今天上午拍MV，下午有一组平面摄影，你忘了，我说过要捧红她的。”

他挥了挥拐杖跟我告别，钻进新买的别克，留下一股尾气而去。

几天之后我带着小潘来到看守所提审。办完登记手续之后，我们沿着铁栅栏围起的过道进入会见室，邢勇还没被带过来。我环顾四周，忽然想起来上次就是在这里对高玉虎宣判的。

想起高玉虎我就想起了小双，这个自称为了保护我而来到我身边的小姑娘。我看了看正在写笔录头的小潘，心想这两人倒可以成为不错的一对。

正想着，邢勇被民警带进会见室。他穿着橘黄色的囚服，身材不高，两眼无神，坐下来之后盯着面前的地板，一动不动。

我说：“犯罪嫌疑人邢勇，我是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桂公梓，这是书记员潘庆峰，我们今天依法对你进行提审，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听清楚了吗？”

邢勇略微点了点头，还是没有看我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的那个角落，似乎那里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可实际上那里什么也没有。

看来沟通上可能会有困难，我决定直奔主题。我问：“邢勇，你对检察院指控你的故意杀死被害人梁素梅并碎尸、抛尸的事实可有异议？”

邢勇的身体开始有些发抖，他低声重复说：“是我哥哥……是我哥哥杀的……不是我……”

我问：“你哥哥？你指的是你已经去世的大哥吗？”

邢勇喃喃地说：“我哥哥没有死……他没有死……他说他要保护我……”

我问：“怎么保护你？”

邢勇不说话了。

我继续问：“杀了梁素梅就是为了保护你？你是这个意思吗？”

邢勇还是不说话，只是抖得更厉害了。

我有点生气了，不客气地说：“邢勇，你不要以为装疯卖傻就可以蒙混过关，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多么恶劣吗？才20岁的女孩，被你残忍地杀害，分尸，烹煮，你还有人性吗？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希望看到你被枪毙？你知不知道网上有多少人联名倡议要判你死刑？你现在还说不是你杀的？还说是为了保护你？啊？保护你的方式就是杀人吗？”

邢勇抬起头看向我们，眼神还是那么空洞。他浑身颤抖，如筛糠一般，嘴唇也哆嗦得厉害，坐的椅子也左右摇晃发出吱吱的响声。看着他越抖越厉害，越抖越厉害，我有点不安，担心他就这样抖到口吐白沫昏死在地，心想还是先安抚一下他吧，毕竟精神有问题。

我正准备开口，四周突然安静下来。邢勇的身体停止了抖动，平静地坐在椅子上，我看见他的一双眼睛正看向我，那眼神不再空洞无物，而是非常的明亮、深邃，让人感觉不可捉摸。一瞬间，邢勇整个人变了，给人的感觉焕然一新，仿佛已经不是一分钟前坐在这里的那个人。

他开口说：“梁素梅是我杀的，和我弟弟没有关系。”

我目瞪口呆。小潘也傻了，捏着钢笔忘记了记录。

邢勇接着说：“那个女孩，她不配活着。她欺骗了我弟弟的感情，骗走了钱，还一直跟其他男的保持关系，她就是个荡妇。我弟弟太软弱了，他只知道伤心难过，但是我不同，我看不惯的东西，就没有资格留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净化这个污浊的世界。”

我回过神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想分辨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怎样一个状况。从表面看上去，似乎是邢勇死去的哥哥在这一刻灵魂附体了。我知道这想法很傻，但我实在是没忍住，还是问了句傻话：“你是谁？”

他微笑了一下，说：“你们应该早就知道了啊，我是他哥哥。”

我问：“你不是早死了吗？”说完自己都觉得脑残，看了眼小潘，还好这孩子还没回过神来，没有记录我的话。

邢勇说：“我没死，我只是换了个形式活着。这样我和我的兄弟的距离更近。”

我心想这样的谈话真是太荒谬了，这不像是在提审犯罪嫌疑人，反而像灵异小说里的对白。我赶紧把话题转上正轨：“不管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杀害被害人梁素梅？说说你的动机。”

邢勇说：“我刚才说过了，为了解脱我弟弟，那个女的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说：“好吧，说说你的犯罪经过吧。”

邢勇呼出一口气，停顿了一下，调整了一下坐姿，让人感觉他要说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仔细观察他的举止和神态，发现他整个人的气质和刚进会见室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刚进来时的邢勇，缩成一团，看上去猥琐、自闭、自卑，但现在这个邢勇，举止优雅、自然，眼神自信、坚定，一举一动都不令人反感——如果他的身份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话，甚至可以说，他的举止散发出一股难以名状的魅力。这让我感觉很诧异，因为邢勇一直就在我们的眼前，除了颤抖，动都没有动过，但前后表现差距如此之大，又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我心里想，这样的大变活人，还是头一回遇到。

邢勇说：“那天，应该是三月二十号，那女孩来找我弟弟，正好我也在，我坐在门后面的凳子上，她没看到我。她进来就跟我弟弟说，她已经跟一个男同学好上了，说那男孩子很有钱，叫我弟弟以后不要再缠着她了，她怕丢脸。我弟弟又生气又伤心，说不出话，就坐在床边上哭。我看了一会，心里越来越焦急，你就会哭，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就是因为你软弱，所以大家才都会来欺负你，现在连这个黄毛丫头也来欺负你。我越想越觉得不公，越想越为我弟弟感到委屈，我冲上去掐住那个女孩的脖子，把她按倒在床上。”

邢勇停了一下，闭上眼睛，似乎在回忆，但脸上却写满了回味的表情：“她的脖子很细，很软，皮肤凉凉的，摸在手里感觉很舒服。她的眼睛也很大，睫毛很长，两只眼睛就那样圆圆地瞪着，瞪着我……她使劲地扑腾，但是她的力气太小了，我压在她的身上，她很快就不动了。我弟弟把我拉下来，我们一看，她已经死了。”

我说：“接着说。”

邢勇说：“我弟弟很害怕，还是不停在哭。我没理他，我把女孩子藏在被窝里，让弟弟看着，然后出门找了个网吧，上网下载了一张人体解剖图。你知道我还有个弟弟是医生，解剖这回事我以前也懂一点。下载完图后我去超市买了一把剔骨刀，两个纸篓，几卷黑色的塑料垃圾袋，然后回到弟弟的宿舍研究解剖图。

这样到了夜里，大概凌晨1点多的时候，我让弟弟守在房间里，我把女孩的尸体扛到锅炉房里去了。我带了很多旧报纸，在地上铺了好几层，又铲了厚厚的煤灰铺在报纸上。然后我把女孩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掉，扔进锅炉里烧掉。女孩的身材真好，光溜溜的，像一整块玉，又凉又滑。我把她放平在煤灰上，把两个纸篓放在一边，每个纸篓里面套上两层垃圾袋，接着就开始切割了。

我从她的胸部开始，沿着她的乳沟，一直切到腹部接近耻骨的地方，然后两手伸进去，把肋骨往两边掰开，这样她的胸腔就打开了。我先把心脏切下来，丢进垃圾袋里，然后是肝、胃、肾、脾，这些内脏差不多装满了一个纸篓，我就把垃圾袋的口系紧，拎到一边，重新换上新的垃圾袋。接下来是肠子，我必须很小心，因为弄破了会流得到处都是，收拾起来很麻烦。我把肠子一节一节叠起来，单独扎在一个垃圾袋里。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从手腕开始，先按每个关节把骨头卸下来，然后把肉一片一片地切出来，我尽量切得薄一些，这样煮起来比较容易熟。因为当时天气还比较冷，所以血流得不多，切割进行得很顺利。”

说到这里邢勇停顿了一下，我说：“继续说，说详细点。”

邢勇点点头，继续往下说：“我这个人喜欢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我把切下来的肉叠在一边，放整齐，再一摞一摞地塞进垃圾袋里，一袋满了就系上口，换下一袋。这样不知道切了几个小时，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切完了。我就招呼我弟弟过来一起把袋子拎到房间里去。然后我把煤灰和报纸都铲进锅炉里烧掉，把地扫了一遍，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留下血迹。

我们把袋子塞到床下面，等了一天，到了21号晚上，我烧了一大锅开水，把切下来的肉片放进锅里煮。先煮内脏，然后是大腿肉，比较嫩的先煮。一开始煮得很熟，后来因为气味实在是太香了，我担心被周围的人闻到，就煮得急了些，半熟就捞上来了，比如最后煮的脑袋，捞上来还是红的。

煮完之后我还是把它们塞回垃圾袋里，然后骑上我弟弟的摩托车，把袋子藏在泔水桶里，出去找地方扔掉。每个桶能放3袋，我记得我跑了四五趟，每次方向都不同。只要路过偏僻隐蔽的地方就丢一袋，后来天快亮了，我有点着急，就开始扔在马路边的垃圾箱里。你们最开始发现的那两袋就是。”

邢勇说完后身体往后靠了靠，显得非常轻松。他的供述和侦查卷里的基本一致，但是听着他像讲故事一样当面娓娓道来，和在办公室里看笔录是完全两样的感受。小潘还没记完，正在奋笔疾书，我趁这机会缓了一下，毕竟他说的这些内容不是那么好消化的。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尸体切成一千多块？”这是我最大的疑问，毕竟杀人分尸的不少，凌迟的还是头一次遇到，而且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邢勇似乎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喜欢把事情做得有条不紊。我胡乱切几下，大卸八块，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来看起来不美观，没有艺术感，二来块头太大锅里放不下，三来袋子不好装，扔的时候不方便。其实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多切几块，切细一点，好装进袋子里，但是切了几刀之后我就发现，我上瘾了。”

邢勇的呼吸变得急促，两眼放射出异样的神采。他回忆着当天的经过，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回味，又像是在反刍，他的整个身心状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当时那个昏暗的小锅炉房。他看着我们，绘声绘色地叙述道：“锋利的刀刃切割在光滑细腻的皮肤上，那种无可比拟的快感，你们是无法想象的。就像切割一块上等的丝绸一般，皮肤随着刀刃的游走，哧的滑出一道缝隙，白色的脂肪首先翻出，接着露出粉红色的嫩肉，暗红的血泛着泡沫地涌上来，瞬间就溢满了你切出的口子。仔细听，你能听见皮肤绽破时发出的沙沙声，虽然轻微，却那么美妙，每一声都像挠在你的心窝上，让你心痒痒地，忍不住要继续去切下一刀。这样一刀又一刀，一刀接着一刀，每一刀都有不同的感觉，既让我兴奋，又让我遗憾，因为每一刀都不完美，都有缺憾，这让我更加全身贯注在下一刀上，下一刀都要比前一刀更精准，更完美。我不停地追求着这样的完美，这种感觉让人像吸毒一样沉溺其中，忘了时间，忘了周围的一切。锅炉房没有灯光，只有熊熊燃烧的火焰，把我的手，我的刀，和我眼前的女孩的身体都映成了火红色，我的影子和刀子一起跳跃。就这样一直到我得心应手，刀就像长在我的手腕上一样，随心所欲，女孩细嫩的皮肤也跟我慢慢熟悉，亲热，随着我的刀刃唱起歌谣，歌声是如此销魂，如此荡人心魄。我的身上染上了血迹，我把衣服全部脱掉丢进了火堆里，就那样赤身裸体地蹲在女孩身边，细致地抚摸她的每一片肉，每一块骨头，我和她这样的坦诚相对，看着她在我手下从一个裸体的天使慢慢变成一具血色的骷髅。当我最终完成这件艺术品的时候，仿佛和这个女孩经历了世上最纯真的一场恋爱，我抛下了对她的所有成见，她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美丽、纯洁。我非常感动，忍不住躺下去拥抱这具白骨，抚摸她的头发，吻她的嘴唇，她的下嘴唇厚厚的弹性十足，沾着血沫，甜丝丝的，让我控制不住吃掉它的欲望……”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大声打断他：“够了够了！……你、你……”

邢勇微笑地看着我，似乎猜透了我的心理，他说：“你是想说我变态吗？也许吧，我也许是心理变态，但是那种难以名状的快感，你没有体会过，如果你体会过，我相信你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我说：“我确实没有体会过，也不想体会。邢勇，你故意杀人，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极大，造成的危害后果极其严重，你将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邢勇还是微笑，这样的微笑让我非常的愤怒，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似乎是他占据了主动，而原本应该掌握局面的我却方寸大乱。

他说：“法律责任？莫过一死。我既然自首，就没想过怕死。”

我问：“你为什么自首？”

邢勇说：“我弟弟害怕，我想我既然做了，就不怕承担，这也是为了我弟弟着想。”

我说：“要是你被枪毙了，你弟弟不也就死了吗？你怎么保护你弟弟？”我觉得我已经接近精神病了。

他微笑，只说：“你不懂。”

我不甘心，继续追问：“那你为什么要把尸体煮熟？”

邢勇说：“你不明白吗？破坏DNA。而且一开始我是想把她吃掉的——我实在不舍得就那样把她抛弃。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没办法吃完，最后还是丢掉了。”

我不寒而栗：“这么说，没找到的那些尸体，是被你吃掉了？”

他点头，说：“嗯，心脏和乳房，还有屁股、大腿，比较嫩的地方。”

我感觉要吐了。我强打精神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骨头呢？你把骨头藏哪去了？”

邢勇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就回答道：“扔到长江里了。”

我们匆匆结束了提审。小潘把笔录递给邢勇签字的时候，他又恢复了原先委靡不振的状态，不看人也不讲话，当然也不肯签字。我让看守所的民警在笔录上签了名，作为见证。

回法院的车上我在回味邢勇的语言和种种表现，总觉得心里别扭得很。不光是因为他所说的内容让人难以接受，也因为我实在吃不准应该怎样对待这样的精神分裂的犯罪嫌疑人。

小潘说：“我感觉有点奇怪。如果说他的两个人格一个是正直但是懦弱的，一个是凶残而且变态的，为什么站出来坦白的却是这个变态的人格呢？而且还是为了袒护这个懦弱的人格。”

小潘说的正是我觉得不对劲的地方。我说：“是啊，我也觉得奇怪。……还得再做一次精神病鉴定，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那这个案子就不好判了，至少是不能判死刑了。”

小潘说：“那你就要被全国人民的口水淹没了，想想张明宝啊。”

在一片杀声中，上星期南京中院宣判张明宝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人民们显然对此结果不甚满意，现在只要一上网就能看见对南京中院的口诛笔伐。

我想了想，说：“嗯，压力很大。”

第八章　一场平静的晚宴

尽管最近的日子过得非常忙碌，每一天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就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办法不知不觉地错过章小璐的婚期。乔燕是伴娘，星期四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出席。我说当然出席，干吗不出席啊？咱又不缺那点红包钱。乔燕幸灾乐祸地说：“嗯，你一定得来啊！你不来就不好玩了。”

我心里骂了一句，挂了电话发呆。旁边小双问我为什么发呆，我说：“我的女朋友要结婚了。”

小双逻辑清晰：“既然要结婚了，又不是跟你结婚，那就是前女友，不是女朋友了。”

我说：“嗯，你说得很对。”

小双问：“你们为什么分开的啊？”

我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性格问题吧，她觉得我不体贴，不关心她。”

小双说：“不会啊！桂哥哥你很体贴的啊，我都看出来了。”

我精神大振：“是吗？你从哪看出来的？快跟我说说。”

小双歪着头想了想，……又想了想，……脸上浮现出为难的表情。

她不好意思地说：“突然这样问我，我一时半会的还真想不起来了……总之就是一种感觉啦！”

把别人的客套当真是让双方都比较尴尬的事情，就好比对一个背影打招呼“美女”，结果她转过一张火星脸很开心地追问哪里最漂亮一样，你既不愿意昧着良心编造谎言侮辱群众的审美，又不忍心自食其言实话实说伤害对方的天真，反复纠结之后只好用气质或者感觉来敷衍，反正气质或感觉就像鬼魂一样虚无缥缈，我非说我看见鬼了，谁也没有办法。子非我，焉知我不是阴阳眼呢？

我收下了小双无法圆谎的好意，感觉还是非常失望。小双很愧疚，忙着去洗衣服了。

我在心中反复设想婚礼的场景，因为我总觉得这不会是一场平静的晚宴。章小璐会不会哭泣？我要不要去安慰她？杨洋洋会不会还怨恨我？如果他要跟我过不去怎么办？我是应该看在小璐的面子上顾全大局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打他丫的？他会不会要跟我拼酒？

我很矛盾，一方面我有点期待出点事情，因为我很难接受章小璐这样平静地就嫁为他人妇；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事情是因我而出，因为那样很容易被人误解成我在嫉妒。如果真的有事情发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主角不应该是我，最好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的理想状态是：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以一种阴暗的心态观察鸡飞狗跳的婚礼，偷偷地享受阴暗的快感。

我跟朱舜尧描述了一下我的理想，朱舜尧赞叹道：“你丫的太阴暗了。”

周六如约而至，朱舜尧驱车载着我和小双、曹卉卉，一同来到金地大酒店。一进停车场我们就看出今天的排场浩大，一大片牌照以0打头的公车、警车、军用车，私家车最差的是奥迪A8，奔驰宝马泛滥，一些平常在这个小城市难得一见的名车像兰博基尼、法拉利、大切诺基、加长林肯都紧挨着停在酒店门口，像开名车博览会。驾驶别克的朱舜尧非常羞愧，说早知道这个形势还不如打车过来。思前想后，不忍心散场时再次受刺激，于是把车开出了停车场，停在马路牙子上。

一进酒店的广场就看到新郎新娘在门口迎宾。章小璐穿了件纯白的婚纱，裙摆一袭至地，铺在大厅的红地毯上，杨洋洋人模人样地穿着西装，比章小璐矮了半头，昂首挺胸地杵在旁边，怎么看都不谐调。

看到我们走过去，杨洋洋一步上前，非常热情地握住朱舜尧的手：“朱总来了啊！欢迎欢迎，楼上请啊！”接着更热情扑过来要握我的手，我大出意料，措手不及，本能地往后躲了一下，无奈他来势凶猛志在必得，我躲闪不及，被他一把握住。

他笑容洋溢地说：“哎呀！公梓哥，你可算赏脸来了，盼了你半天了！以前的都过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亲兄弟啊！楼上请，楼上请。”

我看他的表情似乎很真诚，又似乎很得意，一时分辨不出，只好也堆起笑脸说了几句恭喜。走过章小璐身边的时候，她正在跟其他的客人寒暄，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

我很郁闷，这个开场跟我预想的太不一样了，一开始就这么出乎意料，真是太被动了。

楼梯口摆了张登记桌，负责收红包的是章小璐的表妹，她以前常来家里玩，跟我很熟，天天姐夫长姐夫短地叫。我和朱舜尧走过去，在登记本上签名。章小璐的表妹看着我，犹豫了半天，叫了我一声：“桂哥哥，你来啦？”

我对她笑了笑，把红包递给她，转身上楼。朱舜尧低声问我：“你包了多少？”

我说：“你多少我就多少。”

朱舜尧显得很不满：“你怎么不多包一点，你应该多包一点的。”

我说：“我为什么要多包？难道我要通过多给红包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恭喜之情比你们要大吗？”

朱舜尧不说话，小双似乎要帮我出气似的加了句：“是的，给就不错了！”

整个二楼被包了下来，一眼看过去有四五十桌，热闹非常。正前方的舞台上布置得五彩缤纷，无数朵玫瑰拼成一个大大的红心，贴满了整个背景墙。由于杨洋洋老爸的关系，来了很多大领导，副市长带队，政府机关的一把手来了一大半，衣冠楚楚地客套寒暄，握手的握手，敬烟的敬烟，互相谦让了半个小时还没落实具体座位。我们和张计这些老同学一起，被安排在离舞台最远的一桌，如我所愿，这里果然是个阴暗的角落。

灯光暗下来，人群也随之安静，司仪跳上舞台，大声宣布婚礼开始。一束灯光打在大厅入口，章小璐在一对童男童女的簇拥下婀娜而出。守候在半路的杨洋洋赶紧跑上前去，单膝跪地献上鲜花，两个人手挽手，幸福地走上舞台。

在司仪的暗示下，全场给予了这对新人热烈的掌声。两人明显已经彩排多次，但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没有表演经验的章小璐笑容还是有些僵硬。

副市长上台发表了证婚词，大意是新郎新娘郎才女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人的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说完背好的台词，大家鼓掌叫好，热烈捧场。副市长兴致高昂，接着现场发挥，信口开河，说今天的盛会意义重大，作用深远，关系到涂城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能解决医疗保障和下岗工人再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结果酒店的服务员听得入神，不慎把红酒倒在建设局长的大腿上，当场失业。

副市长回到现实，意识到自己身在婚礼而不是会场，平时烂熟于胸的台词有些不合时宜，无奈话题扯得太远，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只好匆匆结尾，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下台。司仪又蹿上台面，睁着眼说瞎话地赞美了一番副市长的口才。菜已经上得差不多，我早看中一盘红烧鸡翅，碍于面子一直没有动手。此时司仪宣布晚宴开始，灯光亮起，我抓起筷子发现鸡翅已经没了，朱舜尧面前一堆骨头。大家用愤恨的眼光看他，他扬扬得意。我代表大家说：“我已经很无耻了，你怎么能更无耻到这个地步。”

朱舜尧对我说：“我是为你好，你要少吃肉多吃菜，为一会儿拼酒作准备。”

酒席过半，章小璐换了套婚纱，和杨洋洋一起开始挨桌敬酒。我们一桌人严阵以待，张计说：“兄弟们，待会儿我们一定要把那孙子给放倒啊！”

乔燕很不满，说：“你们太狭隘了，这是人家的婚礼！”说完看我，仿佛是我安排的。

我赶紧表明立场：“是啊，各位淡定点，我们是来捧场的，不是来砸场的。”

这时候司仪说道：“大家请注意了，我们在每一个来宾的椅子下面都贴了一张幸运请柬，请大家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每张请柬都有编号，下面我们将从中抽取三位幸运来宾，他们将获得我们精心准备的奖品哦！”说完拿出抽奖箱，叫了个小男孩上台抽奖。

大家纷纷低头找请柬。司仪宣布：“我们的三位幸运来宾的号码分别是……193号、301号、082号！请他们到台上来！”

周围一片叹息声，小双很不甘心地说：“唉！太可惜啦，我是81号，就差一个数字诶！”

朱舜尧也说：“我也是，83号，差一点。”

两人说完停了一秒，然后一起盯住坐在中间的我。小双问：“你的呢？”

我说还没撕下来呢。

小双身形一晃，低头沉腰，指若流星，手如闪电，迅速地欺近我的座椅，一把抽出请柬。——我终于见识到了她的武术功底。待我回过神来，她已经高举请柬兴奋地大叫起来：“桂哥哥你中奖了！82号！”

司仪耳朵灵敏，对我们这边说：“请那位中奖的帅哥到台上来！”

我有点慌乱，又是意料之外的情况。一桌子人开始起哄，我几乎被朱舜尧和小双推到了台上。正在贵宾区敬酒的章小璐看到我就愣住了，杨洋洋也停下动作，一脸紧张。

舞台上的灯光强烈，下面黑压压的几十桌人，大部分看不清眉眼。我感到一阵紧张，只听见司仪问我：“请问这位幸运的来宾，你和这对新人是什么关系？”

我被问得一时语塞，忍不住向章小璐看去，她正端着一杯红酒看着我，婚纱上的亮片闪耀，晃得我有点头晕。远处的角落里，朱舜尧带领一桌人在卖力地起哄。

我说：“呃……我是新娘的朋友。”

司仪开玩笑说：“原来是娘家人啊。看你回答这个问题这么犹豫，不会是和新娘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吧？新郎你可要小心啊！哈哈！”

台下一片哄笑。杨洋洋表情尴尬。

司仪为自己的幽默感得意地微笑，不知好歹地继续跟我说：“这位帅哥，现在当着这么多来宾的面，跟新娘有什么想说的吗？”说完把话筒递到我面前。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只看到章小璐嘴角上扬，一脸挑衅地看着我。周围起哄声不断。

我定定神，说：“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暗恋章小璐很久了。”

全场哗然。司仪也傻掉了。朱舜尧大喊一句：“好！纯爷们！”

我继续说：“但是，我知道自己远远配不上她。今天的新郎杨洋洋先生年轻有为，财华横溢，和章小璐是天生的一对。我祝他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听众们一阵释然。司仪也抹了把汗，说：“说得真好啊！让我们用掌声感谢他给新人的祝福吧！”

在全场的掌声里，我抱着奖品——一只一米八的大玩偶狗熊，从台上走下来，想起大学时也曾经送过这样一只大熊给章小璐。杨洋洋满脸感激，章小璐面无表情地转过头去，我看到她的眼角闪烁了一下。

一桌人迎接英雄一般欢迎我归席。我坐下，把熊给小双，说：“送给你了。”

小双抱着比她还大的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

我很奇怪，问：“小双你怎么了啊，你不高兴吗？”

小双说：“桂哥哥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你忍住难受会更难受的。我是为你感到难受。”

我心里一颤，差点就没忍住眼泪，深呼吸一口气，摸摸熊的脑袋，说：“瞎想什么呢，我有什么好难受的。桂哥哥可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啊。你看你把熊的脑袋都哭湿了。”

小双擦了把眼泪，又擦了擦熊的脑袋。我开玩笑地说：“快吃东西，我们可是给了红包的，不吃就亏啦。”她笑了一下，默默地拿起筷子，给我的碗里夹了只鱼丸。

一对新人敬了一圈酒，最后终于来到我们这一桌。杨洋洋的父亲率先出马，端着一只二两五的酒杯，抄起桌上的五粮液满上，器宇轩昂地对我们说：“各位，今天我很高兴，我代替我儿子先敬你们各位一杯！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说完一仰脖将整杯酒一口吞下，把杯底对我们照了照。

大家心里暗叹厅级干部果然酒精考验，酒风非凡，这一杯喝得大将风度尽显，让我们一桌人自惭形秽。看来今天想放倒新郎是不可能了，新郎的老爹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大家硬着头皮将酒杯满上，纷纷强撑笑脸道喜，然后低下头咬牙切齿地应付各自的杯中酒。

喝完一杯坐下，旁边立刻有人端起我的酒杯倒酒。我赶紧去抢，嘴里连说：“不喝了不喝了。”忽然看见端着酒杯的那只手戴着蕾丝白纱手套，手臂纤白，无名指上戴着一颗光芒闪耀的钻戒。

章小璐将酒杯递给我，举着自己的红酒杯，望着我说：“桂公梓，来，我敬你一杯。”

我连忙站起身来，看着她慢慢地将手中的红酒一口一口喝下。印象中我没有见过她喝酒。她穿着露肩的蓝色婚纱，脸颊和脖子微微绯红。

章小璐喝光了最后一口，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挺想说一句你不该喝酒的，想了想这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仰头把酒灌下，听见她俯在我的耳边轻声说：“谢谢你。”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琢磨这句“谢谢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对我过去所做一切的肯定，还是对她自己曾经经历的总结，抑或两种意思兼有。但是在当时没能想那么多，只是直觉告诉我，我的一段青春到这里终于画上了句点。不管一直装得多么平静和不在乎，曾经属于我的都已经被别人占据，没有波折，没有插曲，就这么波澜不惊的，最珍爱的姑娘成为了别人的新娘。

后来我意识到现在的我终于已经和学生生涯再也没有了丝毫的瓜葛。我一度从学校里带走很多东西，吉他、书本、篮球、知识、幼稚、勇气、冲动、理想……后来它们被我一一抛弃，只剩下一段校园爱情，到今天也宣告结束。这是否意味着我彻底成熟了？

小双抱着熊，扑闪着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她笑了笑。杨洋洋走过来一惊一乍地说：“哎呀，桂公梓，你带来这么个小美女，怎么也不给大家介绍介绍？”

我还没开口，就听见身后传来酒杯碎裂的声音，随之一阵骚动。大家纷纷围拢过去，看见杨洋洋的父亲瘫坐在椅子上，满头黄豆大的汗珠，呼吸急促。

杨洋洋和章小璐赶紧过去扶住老头子，又掐人中又按太阳穴。杨洋洋的母亲找出降压药给他服下。旁边一个目击者说：“刚才杨局长接了个电话，说了几句就不行了。”

杨洋洋从父亲手里拿过手机，我们都凑上去看通话记录，那是一个本地号码。乔燕说：“这是我们纪委的电话。”

第九章　流光溢彩的行人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酒席至此戛然而止。高官们各有所思地散场离席，我们安慰了一下茫然失措的新人后也纷纷告辞。

出得酒店大堂，我们站在这条涂城最繁华的马路边上。马路两旁五彩的霓虹闪耀，时间二十点三十分，这个城市一整天的鸡飞狗跳的喧嚣刚刚结束，藏污纳垢的夜生活就迫不及待地将要开始。一个大幕落下，另一个已经拉启。路上各种各样的车辆穿梭而过，车身反射出来的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车里形形色色的人面孔模糊地赶往各自的目的地，有的走在过去一天的尾声，有的奏响未来一夜的序曲。

我们说起杨洋洋的老爹，二十分钟前他拈花把酒的飒爽英姿依然在目，没想到二十分钟后就被通知去纪委谈话，难逃双规命运了。大家纷纷欷歔不已，感叹世事无常。

我们问乔燕：“你们纪委也太牛逼了吧，人家好歹也是个厅级干部，说搞就搞啊？你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

乔燕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纪委书记是刚刚从省政法委空降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估计是要搞出点动静来，杀鸡给猴看。国土局是高危部门，首先拿国土局开刀也很正常。”顿了顿又说：“你们法院也是高危部门哦。”

张计问我：“看样子是要搞真的了。哎，桂公梓，你是法律专家，你估计这老头子要怎么判？”

我说：“不清楚具体犯罪数额啊。不过看他家这个情况，应该是数额特别巨大了。不管是贪污还是受贿，十年以上是跑不掉的。”

大家都沉默了几秒钟。章小璐刚嫁过去就遭遇到这个情况，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让我忍不住有点担心。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想心事的时候，一直沉默的朱舜尧说话了，问了我们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问题，他说：“老子的车呢？”

大家左顾右盼了一阵子，这条马路前后一览无余，没有朱舜尧的别克的影子。难怪朱舜尧从一出门就很低调地保持沉默，我还以为他在看夜景，原来是在找车。

朱舜尧指了指身边的梧桐树，说：“我记得我就停在这棵树下面的。”

我和小双、曹卉卉努力地回想，经过反复地辨认和激烈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车确实是曾经停在这里的。

朱舜尧大骂道：“妈的！老子的车被偷了！”

在正视这个现实之后我们纷纷在第一时间义正词严地对小偷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在这条车水马龙灯火通明流光溢彩行人如织的马路上明目张胆地偷车，这是多么丧心病狂的行为啊！

路人听见朱舜尧的骂声自发地形成围观，很多人难以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受害者朱舜尧目前的情绪极不稳定，眼看要与围观群众发生冲突，事态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

朱舜尧被吵得没了主意。我看到酒店的围墙上安装了两个广角的摄像头，小偷作案时被拍下来了也说不定。我跟朱舜尧说了，他掏出手机拨打了110。周围一下安静下来。朱舜尧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两眼放空，屏气凝神，期待着生平第一次听见电话里传来人民卫士的声音。

电话通了，朱舜尧激动地大声叫道：“喂！喂？”

话筒里传来一个甜美的女声：“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 disbusy now…”

朱舜尧一下子泄了气，对我们说：“妈的，占线。”

周围的人们立刻对这个现场发生的案例进行了讨伐。大家普遍认为，110指挥中心的电话打不通分明是一种渎职，话务员肯定在用电话聊天或者谈恋爱。一个老大妈义愤填膺地说：“幸好只是丢车了，如果是被抢劫呢？被追杀呢？电话打不通命就没了！”旁边的人纷纷称是，一个声音补充道：“被强奸呢？”

一个小伙子理性地分析道：“大家冷静一点，毕竟快过年了，盗窃案件频发，报警的人也多了，110电话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多打几次就好了。”

另一个年轻人跳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小伙子的观点，并用短短两个字指出了对方的荒谬，他言简意赅地说：“放屁！”

理性的小伙子立刻冲上前去，照着年轻人的面门就是一拳。挨打的看到自己一个屁轰得对方放弃了理性，得意之余连忙挥拳招架，嘴里还不停地叫道：“放屁！你放屁！”两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如破竹地打作一团。

围观群众沸腾起来，分成两派，各自为本方代表团的英雄加油助威。战事吸引了更多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将我们和两个斗士围了个水泄不通。

朱舜尧又打了几次110，依然占线，不禁烦躁异常。我跟张计说：“不如你叫你们局的警察过来啊？”

张计说：“没用的，盗窃案太多了，根本没警力去破案。警察来了也没用，只会让你回局里做个笔录。”

我说：“妈的，你身为人民警察都这么说，看来警察确实不怎么样。”

张计斜睨了我一眼，悠悠地说：“你身为人民法官，从你的言行来看法院也不怎么样。”

正作没理会处，忽闻圈外警笛大作。几个警察分开人群，边走进来边大声喝道：“有人报警说这里打架，怎么回事！”接着他们看到两个人抱在地上打得热火朝天，我们几人站在旁边，一群人围观——我忽然觉得这情形很像斗鸡。

一个胖警察认定我们是罪魁祸首，目光凌厉地盯着我们，刚要开口，张计走过去亮出工作证，问：“你哪个派出所的？”

胖警察脸色立马缓和，说：“啊，我们是鼓楼分局的，刚才在这边巡逻，有人说这里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张计掏出烟分给他们，说：“我这个朋友的车被偷了，你们给看看。”

胖警察想也不想，对朱舜尧说：“好，你跟我们回局里做个笔录吧。”

我指着摄像头对他说：“你看，那边都有摄像头的，要不要把录像调出来看一下。”

他一眼都没看，说：“那摄像头没用的，上车吧。”

朱舜尧让其他人各自回家，我和小双、曹卉卉陪着他一起爬上警车。20分钟后抵达鼓楼公安分局，胖警察带我们到值班室坐下，对值班民警说：“车被偷了，别克。”说完就走了。

值班民警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比刚才的胖警察更胖一些。我们坐在他旁边看着他打开电脑，使出二指禅，敲打半天打出朱舜尧的名字，经查询确定不是被通缉人员，然后对朱舜尧说：“今天因你报警称别克车被偷一案与你谈话，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清楚吗？”

朱舜尧说清楚。

民警说：“你为什么报警呀？”

朱舜尧：“……”

我们一下子都糊涂了，这个问题就好比问我“桂先生你贵姓”一样，实在让人很难回答。

朱舜尧犹豫了一下，民警已经大展二指神通在屏幕上打出“答：我的别克车被偷了。”

之后是长达一个小时的提问、回答和打字时间。我感觉很不自在，因为提的问题都非常无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民警似乎对于朱舜尧对车的合法占有性问题非常有兴趣，反复询问车的购买时间、地点、牌照、证明人，又很八卦地详细了解了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来酒店干吗的，几点进门几点出门的……相反的是他好像根本不关心丢车的细节，一句没问。最让我受不了的是看着他打字实在很作孽，戳啊戳啊的半小时还没打够一页。

谈话结束的时候小双和曹卉卉已经靠在沙发上快要睡着了。民警把笔录打印出来，让朱舜尧签字。完事之后他表示我们可以走人了，并按套路跟我们告别：“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朱舜尧痴痴地等了一个月，伤腿基本痊愈了，石膏也拆了，撞坏的奥迪也修好了，被偷的车还是杳无音信。他终于对警察失去了信心。

当他像个怨妇一样打电话给我倾诉他对公安部门的不满时，我正在准备邢勇案的开庭材料。我匆匆应付了他几句就挂掉了电话，这使他很不满意，直接跑到法院来找我。腿脚好了之后他很喜欢步行，以体验脚踏实地的感觉。他从公司步行了半个小时后给我打电话，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再过半个小时他就可以走到我的办公室。我说好，不过半个小时后我在开会。

从三天前公告开庭日期起，每天都会有记者来院里要求采访。按照院长的吩咐，我统统拒绝。不过上下班时总能看见大门口有电视台或报社的车守着，这阵仗让我不免感到了压力。为了明天上午的顺利开庭，合议庭进行了最后一次庭前合议。

我准备将案情从头再说一遍，孙芸说：“不用说了，都听了好几遍了。事实很清楚，邢勇口供也非常明白，也有邢智的证人证言相印证，物证也找到了，抛到河里的刀子。事实是可以认定的。关键是邢勇的精神病问题，你重新鉴定了没有？”

我说：“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委托涂城市脑科医院进行了重新鉴定，小潘，读一下鉴定结论。”

小潘拿着鉴定结论读了一遍，参与鉴定的医师的一致意见是邢勇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病，且作案时应处于发病状态，不能完全控制和辨认自己的行为。

老储眉头紧锁，说：“这么说，邢勇作案时就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了。这样的话……”

我们都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老储叹口气，说：“开了庭再说吧，反正不可能当庭宣判的。”

合议庭讨论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朱舜尧坐在我的座位上。他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打开，得意扬扬地说要给我播放一段视频。

他说：“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已经把曹卉卉打造成广告明星了。这是最新录制的广告MV，其他的好几款广告都要在近期投放各大电视台。这段是要在CCTV放的。”

我凑上去一看，视频里曹卉卉打扮得十分清纯，一会瞪眼撅嘴做可爱状，一会眯眼吐舌头做俏皮状，活蹦乱跳忙个不停，居然还能两不耽误地唱那首亲自作词的《想动就动》。

我说：“这个水准，能上CCTV？”

朱舜尧说：“嘿，这不比脑白金强？广告就是要恶心人，越恶心别人越能记住你。

接着他又放了另一个广告给我看，客户是涂城某个不知名的妇科医院。一大段香艳的激情戏后，曹卉卉掩面哭泣。背景音是个女中音，低沉地说：“激情过后，意外怀孕怎么办？”紧接着画面明亮起来，巨大的“涂城市××妇科医院”的招牌映入眼帘。女中音欢快高亢地说：“不用担心，××妇科医院照顾您！”接着曹卉卉躺在手术台上，娇弱地睁开迷离的双眼，轻启朱唇，虚弱地问：“开始了吗？”一群医生扮相的老太太摘下口罩，喜兴地宣布：“已经结束了！”最后，在一片少女银铃般的笑声中，几个女孩纷纷表示：“××妇产医院，专业、服务好，价格也便宜！”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接下来要说“我们一直用它！”结果她们出人意料地总结说：“意外怀孕，请认准××妇产医院！”片尾是曹卉卉天真的笑脸。

我被雷了个里焦外嫩。朱舜尧很满意这样的效果，说：“我做的广告，就是要人看一遍就再也忘不掉。”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电视上充斥了如此多的恶俗的广告。原来恶心人也可以转化成生产力的。我违心地夸赞了一番朱舜尧的广告天赋，他挥挥手，说：“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说：“有话就讲有屁就放，没看见我这么忙啊。”

朱舜尧说：“我爸的房地产公司最近在城东拍下了一大块地皮，准备建高档住宅。听说那边要建地铁，房价肯定要涨。但是拆迁的时候遇到麻烦，都不愿签协议，你也知道，城乡接合部那些人，就指望着靠拆迁一夜暴富，恨不得祖孙几代都吃这一笔拆迁款。那条街上的人知道要拆迁，都把房子加盖了好几层，能围的地都围上，全他妈违章建筑。要起价来狮子大开口，一个破车棚敢要100万。”

我说：“现在拆迁都是这样的，跟我说有什么用？”

朱舜尧说：“我爸琢磨着这群刁民的胃口大得很，是不可能满足的，你今天答应赔他们每平米三千，明天他们就跟你要五千。看样子非强拆不可了。我爸跟城东区街道办事处商量了一下，他们的意思也是要强拆，但是我爸那公司和办事处都没有拆迁资质，想跟市拆迁办联系一下，借个资质，你在法院，跟政府那边肯定有熟人，帮我找找。”

市拆迁办是由市政府、规划局、建设局等部门抽调一群人组成的，而这些部门跟法院的交情都不错，因为它们经常是案件的被告。这些部门的头头脑脑我都认识一些，找拆迁办的负责人应该不难。我想了想，说：“行，我给你们牵个头，剩下的你们自己去谈。”

朱舜尧说：“嗯，就是要你牵个头，谈还不容易，拿钱砸晕他。”

下班后我留在办公室写开庭提纲，小双出去买了盒饭回来。她把自己那份的肉全部挑给我，然后端着饭盒坐在电脑前，边吃边看韩剧。

吃盒饭的时候我上网逛了逛。

我登上涂城在线，进了社会杂谈版块，发现整个论坛都在讨论明天将要开庭的邢勇案。可以看出网民们情绪都非常激动，因为每个标题里的感叹号都比汉字要多。我看了几个，不禁感叹草根皆人才。

比如这个明显就是“文革”时期负责写大字报的：“邢勇：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还有个楼主我怀疑是从《知音》退下来的编辑：“如花女子惨遭千刀万剐变态男友难逃法网恢恢”。

有论文写手：“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不能废除死刑——从邢勇案说开去”。

有预言家：“邢勇不死，司法必亡。”

有民意代表：“99％网民支持邢勇被判死刑，请法律倾听群众的呼声！”

有民运领袖：“万人签名支持邢勇死刑（盖杂谈版第一高楼）！！！”

我点进号称万人签名的帖子，这里果然异常火暴。网友们群情激奋，不遗余力地声讨禽兽不如的邢勇，坚决要求枪毙。我看了几页的回帖，发现网友们都很有激情，有个人的发言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说：“坚决要绞死邢勇！还要绞死他的律师！妈的，都是畜生！！！”

有个人说了一句邢勇的精神病问题，马上跳出来一群自称法律硕士或者博士的人，骂他是法盲，说，精神病怎么了，罪大恶极也得判死刑。

我忍不住回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一定坚持要邢勇死啊？”

大家纷纷用同一句话回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

我一向很不喜欢“平民愤”这个说法。学法律的多少都有对法律至上的信仰，我从不认为应该有什么东西凌驾在法律之上。法律既然已成法律，就必须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否则难成法治。

我在回帖里呼吁大家要尊重法律，这引来了各方面的口水。身揣着强烈正义感的网友对我破口大骂，说不搞死邢勇，邢勇出来就要搞死我吓得我赶紧打住。

第十章　宣判的法庭

在后来，我看庭审邢勇的录像的时候，对自己当天的表现很不满意。我觉得自己的发挥大失水准，看上去明显没底，缺乏自信。——当然，换成别人，如果在知道自己决定不了判决结果的情况下走过场，相信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好在老储经验老到，在摄像机面前表现镇定，颇有大将风度。这让我不得不承认姜还是老的辣。看来对于走一个漂漂亮亮的过场，老储已经很熟练啦。

庭审当天来了上千名旁听群众。像机场一样，审判大厅入口设了安检，每个人都要被检查有没有携带违禁品，通过安检后才能领取旁听证入场。我们安排了最大的一号法庭，能容纳400人，但这还是远远不够，于是在大厅外安装了扩音喇叭，来得晚的只能站在门外听。因为案件受到了民众极大的关注，这次庭审将全程在电视上直播。除了负责摄像的技术人员，我们谢绝了其他所有媒体的入场和录音录像要求。

我们三人站在审判席后的过道里，小潘在对全场宣布法庭纪律：“……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下列纪律：1．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2．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3．不得发言、提问；4．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他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

孙芸问我：“哎，看看我的法徽歪了没有？”

我看了看她衣领上的法徽，红通通的底色上一盏金黄的天平。从古至今，天平都是法律的象征物，我很喜欢这个象征，曾下定决心将这盏永不会倾斜的天平挂在我的心里，但随着经验的累积，我觉得，能够将它挂在衣襟上，这已经足够奢侈了。

我对孙芸摇摇头，说：“一点也不歪啊，很正！”

小潘宣读完法庭纪律，宣布审判人员入席。于是我们三个鱼贯入场。我看到整个法庭满满当当的座无虚席。老储敲响了法槌，宣布带邢勇入庭。

法警押着邢勇进场的时候引起了一片喧哗。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坐在前排的一对老夫妇突然间号啕大哭起来，我才意识到他们是梁素梅的父母。

梁素梅的母亲冲出旁听席，扑向身着囚服的邢勇。两名法警赶紧上前拦住。老储使劲敲了敲法槌，厉声喝斥道：“旁听人员回到座位上去！保持安静！”

法警和其他家人将梁素梅的母亲拉回座位，她兀自啼哭不止，低声咒骂。周围的人欷歔不已，有的同情，有的愤怒。

我们的庭审就在这样的喧闹声中开始了。

女检察员宣读了兀长的公诉词，我看到很多旁听的已经快要睡着了，有人不停在左顾右盼似乎想找出门的机会，估计大家赶来就是想看一眼杀人犯长什么模样，没想到还有这么繁杂的程序，真是始料未及。

检方读完公诉书后，出示了各项物证、书证，并带来证人邢智当庭作证。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邢智本人。大约是常年生活环境的差异，和在锅炉房干粗活的邢勇相比，他要胖一些，皮肤白皙一些，这些导致了他和邢勇看上去并不是非常相像，尽管他们的五官如出一辙。

邢智在检察员的提问下作出了证言，证实了邢勇杀人并分尸和抛尸的犯罪事实。内容和侦查阶段的证言并无二致，和邢勇之前的供述也基本能够互相印证。

在邢智滔滔不绝的时候我一下子出了神。我想到了他的身份——外科医生，这个职业向来被公认为社会的精英。的确，他的举止优雅，谈吐不凡。特别是在说话的时候，他总是自然地比画出各种手势，显得大方、潇洒、充满自信。

这让我注意到他的双手，那是一双完美的外科医生的手。——皮肤细腻，五指修长，指关节间肌肉均匀，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他的手指很灵活，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势，动作张弛分明，干净有力。

我突然想到，这双手在握着手术刀的时候，一定是拿捏有度，游刃有余的。……如果要把一个人切成上千片，那一定得有一双这样的手才行！！！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把我的胸口撞击得喘不过气来。转头看了看邢勇的手，那明显是一双体力劳动者的手，五指粗短，皮肤干裂。这样的手是用来拿铁锹的，注定拈不起绣花针，干不了细活。

我脑海里在那一刹那变成了空白。邢智剩下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耳朵里去。直到老储碰了碰我，我才回到现实，发现已经到了我问话的环节。我定了定神，发现还是很难进入状态。只好低头看了眼开庭提纲，照着读道：“被告人邢勇，对公诉方提出的犯罪事实，你可有异议？”

邢勇说没有异议。我发现他今天自始至终都镇定异常。面对镜头，邢勇将上次提审时的供述基本复述了一遍，对杀人和抛尸的种种事实供认不讳。旁听席上不时传来阵阵惊叹。梁素梅的父母几度情绪失控，痛哭失声。

邢勇没有委托律师。按照法律的规定，我们给他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进行法律援助。邢勇说完后，他的律师说：“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是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被告人邢勇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在犯罪时其神志处于不清醒的状态，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完全的认识和控制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说完他出示了邢勇的精神病鉴定书。

旁听席一下子炸开了锅，看样子很多人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在强烈的正义感的驱使下，对这个律师破口大骂起来，大意无非是指责其没有人性，妄图杀人不偿命。我们的人民总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表达自己正义感的机会的，这让老储又费了半天劲来平息群众的怒火，维持住法庭的秩序。

由于控辩双方对事实部分均没有异议，所以之后的法庭辩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邢勇的精神病问题。检察院认为，邢勇的精神病属于间歇性精神病，而邢勇犯罪的时候精神是正常的，所以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辩护律师则一口咬定邢勇犯罪时精神是不正常的，证据就是鉴定结论。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庭开到这里也差不多了，老储跟我交换了一下意见之后宣布庭审结束，择日宣判。在场群众纷纷叹息表示失望，梁素梅的父母再次冲进审判区，被法警硬生生拦住。老头子的脑袋磕到了桌沿上，血一下子冒出来。梁素梅的母亲扑通一声跪在我们面前，哭喊道：“法官大人！为我的女儿做主啊！……”

我和孙芸赶紧过去扶她，连声劝慰。她不肯站起，挂在我们的手臂上，泪如雨下。我心里一阵酸苦，孙芸轻声细语地说：“大妈，人死不能复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你要相信我们法院，相信桂法官，我们一定会公正判决的。”

老太太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老头子也过来跪在我面前，脸上血水和泪水涂成一片。我手足无措，恨不得也给两个老人跪下。法警把邢勇押出法庭后过来把他们搀起，才算解了我的围。

离开法庭的时候，我听到外面聚集的人群整齐地喊起了口号：“杀人偿命！杀人偿命！！……”

网上很快登出了新闻，称邢勇案未能当庭宣判，愤怒的群众自发在法院门口喊口号抗议。网页上附有几张群众代表振臂高呼的照片，有图有真相，以此表示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媒体。

我从办公室窗户往下看，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比春运时的火车站售票大厅火暴，比全场特价时的家乐福壮观。法警寡不敌众，早躲到值班室里不管不问了。来往的人群纷纷受到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很多闻声而来的人兴奋地询问最边上的人这里在干什么？很多人回之：我也不知道。但不明真相并不能阻挡他们迅速融入组织的欲望，几秒钟之后这些人就整齐划一地喊起口号来了。

小双看了一会儿，说：“这些人也太好事了，拼命喊拼命叫的也不嫌累。”

我说：“哎，随他们去吧。”

这些兴致昂扬的公民们一直将权利行使到夕阳西下红霞满天，纷纷想起菜还没买或者孩子还没接，方才意犹未尽地散去了。

好几个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飒爽英姿了。他们喜乐不可抑制，调侃溢于言辞。我根据平时对他们人品的深刻了解，挨个嘴皮子卷了回去。这些人八成一边看电视一边乐不可支地通电话，互相交流我的衣服有多锉，我的表情有多木。

后来我接到了老爸的电话，他说他跟老妈在家里守着电视看了庭审的直播。看到我穿着法袍戴着法徽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时，二老激动地不能自已，不禁流下了骄傲的泪水。我嘴上说老爸你至于吗？心里却非常感动。

我跟老爸说：“你们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啊，我每星期都开好几个庭呢，这就是一普通的工作。……嗯，你们注意身体啊，空调该开就开，不要想着省电。……好，这个案子办完我回家看你们去。”

挂了电话，邢智那一双精致的手又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把握不住的想法左冲右突地要提醒我的注意，我心里却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

第二天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在家里睡了个好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是太阳当空。小双买菜去了，我独自出门闲逛。还有十多天就是除夕，路边店家张灯结彩，街上采办年货的行人穿梭如织，已经有了浓郁的新年气氛。路过易初莲花，想起很久没有逛过超市了，于是进去溜达了一圈，新奇得像第一次进城，看到什么都想买，拿到手里想了想都没用，又一个个地丢掉。最后只拿了一袋小芒果和一盒酸奶。路过体育用品区的时候忍不住抓起个篮球拍了几下，发现球不跟手，已然生疏了。站到旁边的体重秤上过了过磅，又重了几斤。想不起来多久没有上过球场了，倒是常常上酒场，很久没有体会挥汗如雨的感觉了，只有杀人如麻。大学时那件11号的球服长年挂在我的衣橱里，已经穿不上了。每次看到街边跳跃的篮球少年总是非常的羡慕，他们总有一天会走到我现在的位置，经历我的经历，体会我的感受，而我已经不可能再体会到他们现在的感受了。

我百无聊赖地在超市里乱逛一气，每个货柜都仔细看一遍。一个导购小姑娘笑脸盈盈地直向我走过来，我站住，环视一下四周，发现自己正站在婴儿奶粉货架跟前。

小姑娘说：“先生您好，您看，我们的奶粉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质量都是有保证的，多美滋、美赞臣、施恩都不错。”

我摸摸下巴上的胡楂，若有所思。

姑娘见我不为所动，继续推荐：“我们还有国产的奶粉，质量也是不错的，价格也便宜。先生你看，这款贝因美奶粉现在做活动，买一送一。买一罐奶粉，送……一个奶嘴。”

我说：“嗯。”随便抓起一罐奶粉，装模作样地研究起来。

小姑娘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示意我拿错了，她说：“先生，这一罐是给三岁以下儿童准备的。这边……”她用手在货架上比出一片广阔天地：“这边都是给三岁以上儿童设计的。”

我看着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坚定地说：“你知道么，我儿子已经断奶了。”

走出奶粉区，心情全无。满打满算，过完年才29岁啊，还是朝气蓬勃的年纪啊，难道我看上去就这么老了吗？我对着墙上的镜子照了照，头发凌乱，满脸青须，皮肤松弛，两眼无神——看上去沼气蓬勃。我大愠，转头奔向出口。每个收银台都排了一列长队。我站在队末尾左顾右盼，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怎么有这么多人闲着没事干，大袋小袋地买了这么多东西，还要兴高采烈地排这么长时间的队。

邹庭长打来电话，问：“小桂啊，你在哪儿呢？”

我说：“我在超市排队。”

邹庭长说：“哦。考虑到你昨天挺辛苦的，本来想让你多休息休息。但是刚才郭院长说这案子要抓紧，他下午要听汇报，你还是赶过来吧。”

我抛下小芒果和酸奶，悲愤地离开了超市。

下午我向郭院长汇报了案子的庭审情况。听完之后，郭院长很满意，说：“控辩双方对事实都没有异议，很好。那这个案子就可以定了。”

我提醒他说：“可是邢勇的精神病问题怎么解决啊？”

郭院长说：“管他什么精神病！他又不是完全疯掉了，我看他走路说话都挺正常的。就按照正常的来判！”

我有点心虚，说：“可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一块是需要专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的。”

郭院长端起面前的紫砂壶，吹了吹浮在表面的茶叶，吱溜了一口，轻叹一声，对我说：“小桂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有学历，有能力，有干劲，我很欣慰啊！但是，你们书读得多，就容易读死了，不能读死书啊！不要盯着法条不放，那不就成了书呆子了吗？不能死板，要会变通！”

郭院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又吱溜一口茶，继续说道：“是吧？我们法官不光要讲法律，还要讲政治！我们判案子不光要看法律规定，还要看社会效果！邢勇这个案子，杀人分尸，手段残忍，犯罪行为恶劣，主观恶性深，民愤极大啊！领导有指示，判不判死刑，要以人民群众的感情为标准。你看看昨天下午门口闹的，人民群众都希望判他死刑，那我们就要判他死刑！不然怎么让人民群众满意啊？要记住，我们是人民法院，是要为人民服务的。”

我想说这个案子还有一些疑点没有搞清楚，比如死者的骨头没找到，还有我心里关于邢智的那个不停涌动的想法，但都没说出口，因为我知道多说无用。领导这么说了，就是要这么定了。这不是商量，是命令。用这样教育的口气，那算是跟我客气了。

我说：“那……精神病鉴定不做了？”

郭院长往椅背上一靠，说：“做什么做啊，犯罪时精神正不正常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转眼都要过年了，赶紧在年前把判决下了，各方都满意。过几天就要召开两会了，这个案子肯定有人大代表要提，判得不好我们会很被动。明天你就把案子提到审委会汇报一下，已经都安排好了。记得，把判决书写好喽，别有瑕疵，要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第十一章　宣读判决书

从院长办公室回来，我把老储和孙芸召集起来，把郭院长的意思说了一下，让合议庭复议。

孙芸说：“复议什么啊，院长都发话了，就按院长的意思办呗。”

老储说：“嗯，程序还是要走一下的，毕竟分管院长的意见不能作为法定的定案程序。小潘你做个合议庭笔录，我和孙芸都同意郭院长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小桂你晚上就加班写报告吧，明天审委会开完你就能出文书了。”

我说：“你们不觉得这个案子不是很踏实吗？到现在骨头都没找到呢！”

孙芸说：“哎，找不到尸体的案子多去了。口供和证言对上了不就行了吗！再说了，还有那么多物证呢。”

我说：“我有个想法，我觉得邢智很可疑啊。”

孙芸白了我一眼，说：“可疑你个头！别瞎想了，院长都帮你判决了，你还有胆子不按照院长的意见办啊？”

我没那个胆子。所以晚上我待在办公室里加班写判决书。

写判决书很容易，但想写一份表述清楚、说理充分的判决书，很难。尤其在事实本来就不清楚，理由也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更难。

我就这么为难地对着电脑字斟句酌。小双过来陪我，坐在一边，捧着一本书安静地看。

一开始写得很顺利，事实部分很清楚，证据似乎也足够充分。写到“本院认为……”的时候，我卡壳了。怎么避开邢勇的精神病问题呢？我很是发愁。毕竟鉴定是清清楚楚的，要拿什么证据说他犯罪时精神是正常的呢？现在的判决书都是要上网的，尤其是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肯定不能出一点问题。

忽然小双叹了口气。我抬头看她，发现她正在盯着我。

我说：“叹什么气，有什么想法？”

她幽幽地说：“我觉得自己好没用啊！”

我很奇怪，说：“怎么突然这么说啊，你怎么没用了？”

小双说：“我看到桂哥哥、小潘哥哥还有你们的同事每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整天什么事也做不了，在这里闲着，哎，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

我忍不住笑起来。小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我只好忍住笑，安慰她说：“不会啊，小双，你看，你会跆拳道，会做饭，会做家务，会整理材料、装订卷宗，还是选秀冠军，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小双嗤了一声，说：“朱总那个选秀算什么哦！我要是上过大学，才不会去参加他那个选秀。”

我想起来一直没问过她的学历。于是我问：“你为什么没上大学啊？”

小双说：“为了赚钱呗。我考上大学了，但是家里没钱给我上。爸爸说女孩子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弟弟还在读高中，所以我出来打工啊。”

在大三的暑假里我去过小双的家乡，小镇凤凰，美丽又古朴，像落在湘西的一颗珍珠。我和章小璐一起，数过柳树丛下每一块沾满露水的青石板，听过乌篷船上每一个老艄公抑扬顿挫的行船号，逛过彩虹桥下每一家别具风情的小酒吧，住过沱江两岸每一栋历经百年的吊脚楼。凤凰的美在于她的自然，没有人工开发的痕迹，不幸的是，在中国，没有开发过的非常美丽又非常古朴的小镇通常都会非常穷，凤凰亦不例外。在那里的土家族和苗族住户中我没能看到几个年轻男子，当地人告诉我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守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她们穿着五彩缤纷的旧衣服，在街边向游客兜售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我问小双：“你考上哪个大学啊？”

小双说：“湖北民族学院。我考的是服装设计，我喜欢做衣服，在家的时候我就自己裁过好些衣服，我妈妈还拿出去卖过。”

我说：“你想上大学吗？”

小双说：“当然想啊。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攒钱给弟弟上大学。如果赚得够多，我也可以去上大学的。”

我看到小双的大眼睛光芒闪烁，我忍不住说：“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去考啊，钱不够我可以借给你的。”

小双很开心，说：“桂哥哥，你有这个心我就很高兴啦！我不用你的钱，我妈从小就跟我说，不能随便花男人的钱。”

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一时语塞。

小双说：“我准备啊，等钱赚够了，就重新考大学，考个更好的大学，而且这次我要学法律。”

我说：“为什么？现在随便是个学校都有法学专业，连工学院、科技学院都有，过一阵子恐怕连医学院都要开法学了。学了四年什么实际的能力都学不到，工作也不好找，一毕业就失业，要是考不过司考，这大学就等于白上了。”

小双眼睛瞪得老大，问我：“那你干吗还学？”

我说：“我当时不是不懂吗！当时就是没有人像我现在指点你一样指点我啊！你去学个会计、精算什么的，比较容易赚钱。”

小双想了想，像立志一般坚定地说：“我想像桂哥哥一样，当个法官！”

我说：“好，等你成了法官，我就辞职做律师去了。你罩着我。”

三天后我们在第一法庭公开宣判。对着摄像机我宣读了判决书：

“……本院认为，邢勇犯罪时精神状态正常，其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辨识力和控制力，辩护人提出的关于邢勇犯罪时精神状态异常的辩护理由没有证据证实，不予采纳。邢勇因被害人梁素梅提出分手而心生嫉恨，故意剥夺梁素梅的生命，并将尸体切割、抛投，试图毁灭罪证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依法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读到“立即执行”的时候我心里颤抖了一下，毕竟前面的说理是如此的虚弱和没有说服力，像身穿着皇帝的新装一样，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心虚。可是旁听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邢勇看着我，脸色苍白，遗憾的是我没能读懂他的表情。

宣判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了一番，标题无不充斥着“公正”、“偿命”、“大快人心”之类的字眼。媒体的赞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老百姓们对这个判决的期待和满意。几乎每个人都想邢勇死，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如此没有安全感的社会里。我们吃着随时可能致命的五花八门的有毒食品，住着随时会倾倒碎裂的高价豆腐渣楼盘，坐的公交车可能随时会自燃，走在斑马线上随时会被70码的车速撞飞，祖宅随时会被强拆，祖坟随时会被推平，被比自己穷的人偷，被比自己富的人骗。于是大伙儿很愤怒，而这样的愤怒需要宣泄。这个时候邢勇很适时地出现了。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社会里，大家是不容许邢勇这么危险的人物继续存在的。

舆论一边倒的赞扬声让院领导们非常满意。向审委会汇报宣判情况的时候，郭院长狠狠地表扬了我一番，一把手戴院长也对我和蔼地微笑表示赞许。邹庭长看在眼里，回到庭里就宣布我年终考核成绩为优秀，并评为办案先进个人。

邢勇没有上诉。我跟小潘把卷宗整理好，十本一捆打包，装在纸箱里，寄到省高院立案庭，等待省高院核准后再上报最高院核准。

做完这些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对我来说这个案子到此结束，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无愧于心。桌上的台历已经好几天没有翻过了，我连续撕掉几页，发现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六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写年终总结，填绩效考核表和各种各样的数据汇总表格。一年的工作告一段落，终于可以有几天休整的时间，不用再拼命地忙碌。我很想回忆一下过去的一年我究竟忙出了哪些成果，但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一年我接了一百零九个案子，结掉了七十一个，六个死刑，十二个死缓，十七个无期。开庭九十二次，提审、讯问、询问、谈话两百八十次，出差五十天。接待了十一个老上访户，谈话一百余次，其中一人得到省信访基金补偿款三十万，写下书面保证息诉息访，其余十人依然不服，闹访不止。

我在绩效考核表的工作量统计栏里写下这些数据，心里空荡荡的。又是整整一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同事们见到我都恭喜我成为先进，要我请客，我却高兴不起来，反而倍感失落。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家最期待和热衷于讨论的事情就是年终奖。当然阳光工资之后，“年终奖”这个名称已经作古了，所有的奖金、福利已成历史，传说中的全勤奖、高温费我也从来没有荣幸能够亲身见识一下。但是辛苦奉献了一年了，大过年的，单位总得表示表示吧，这也是常情，哪个单位不发点过年费呢。可是令人发指的是，我们院在过去的两年里当真是两袖清风，一毛不拔。

我一直很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做公务员之前，总听人说公务员待遇有多么多么好，自己也理所应当地认为公务员的待遇是相当拿得出手的。但是在进入法院之后，之前听说和想象的一切就像传说中的绝色美女一样，只在口耳相传中，从未亲身体验过。这倒也罢了，最郁闷的是，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觉得，你丫的好处都得着了，还不承认。还记得刚上班那会，跟同学哭诉工资低，大家都批评我不该哭穷，纷纷以内行的口吻跟我说：“哪个公务员还指望工资啊，灰色收入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没搞明白这个灰色收入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每次对着工资条看到自己的收入时的心情倒是够灰的。同学们不理解我就算了，连老妈都不信，说邻居家二大爷的侄女的男朋友在一派出所，整天发钱，钱多的都数不过来，气得我咬牙切齿，跟老妈说您是打算相信你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还是相信一个跟您毫无瓜葛的邻居二大爷家的侄女的男朋友？

打那时候起我就不爱跟人说我的收入问题了。觉得特没劲。像怨妇一样唧唧歪歪的，别人还拿异样的眼光看你。本来嘛，男子汉大丈夫，对钱就不该太在意。但是偏偏有很多人对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很感兴趣，经常愿意同我探讨一番，由于我的懒得解释，结果我现在在他们眼中的生活状态是：上班喝茶看报纸，下班自然有当事人或律师备好酒席，因为老话就是这么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嘛。酒足饭饱之后自然是洗个桑拿，叫个小姐，如果缺钱了打个业务麻将，原告、被告及其律师们争先恐后地输钱给我，一晚上赢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每个月除了工资，还有各种名目的奖金、福利、津贴、车贴、房贴、加班费打到我的账户里，我常常会在查询账户余额的时候陷入迷茫，不知从哪里又多出了一大笔钱。年终狠发一笔，抵得上一年收入。出门可以开警车，随意闯红灯，走逆行线，只要打开警灯就没问题。高兴了可以随意赌博，随意嫖娼，不高兴了可以随意打人，因为公检法是一家子的。单位动不动就给我们分房子，要不就集资建个几栋，就算心血来潮想买商品房，也能比市价便宜一半。

由此我总结出：

第一，人民群众的想象力果真是无穷无尽的。

第二，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在意识形态上的流毒颇深，其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根除。

第三，我说怎么有这么多人骂法官不是东西呢！

第四，怪不得每年有那么多人挤破了头要考公务员，孩子们脸上的憧憬让人好生心疼啊。

这让我想起同事转给我的一个形容公务员行业现状的短文：“一方面城里土壤早已肥尽，小苗只能望着大树兴叹，可是另一方面，城外土壤盐碱化严重，好苗也多数不得成活，难难难……于是围城啊围城……站在城楼上面的大喊：不要进来，里面阳光了，进来真的月月光了……外面人不信啊：你丫里面埋头吃肉，不带外面弟兄们混，拼死也要进去看看啊！！”

最后我想说，你们所说的那个美好的生活，可能是我们领导的，也可能是你们领导的，但肯定不是你和我的。我只是众多小人物中的一个，跟你们一样，也只有意淫的份。

这几天全院人员明显对过年费充满了渴望，并对院领导对年终奖连续两年的漠视和不作为充满了愤怒，这股愤怒伴随着年三十的临近和周边单位年终奖的陆续发放而不断升级。老储代表大家说：诚然，院领导是不需要年终奖的，但是我们需要啊！没有年终奖，回家就要面对老婆鄙视的眼光，当老婆的年终奖已经超越了我一年工资的时候，我如何维持一个法官所剩无几的尊严呢？于是大家纷纷响应，均表示：没有年终奖就没有一个安定祥和的幸福年。更有情绪激动的干警发表过激言论称：不发年终奖是逼着大家走上司法腐败的不归路。在这股愤怒的冲击下，很多人消极怠工，上班时间纷纷打牌或者溜号，更有人发泄性质地使用办公室电话打一整天长途，连食堂的大厨都由于牵挂年终奖而变得心不在焉了。或者说虽然大厨一年到头都是心不在焉的，但是在不发年终奖的压力下，他更加不愿自省而甘心堕落了，以往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顶多是忘了在麻婆豆腐里放花椒，现在居然连豆腐都忘了。

迫于这股排山倒海的愤怒，院领导开会对年终奖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郭院长在会上答复大家说：“过去的一年里，全院干警兢兢业业，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在此我代表院党组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最近很多干警关心的年终奖的问题，我们院党组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讨论。（台下窃窃私语）首先啊，大家都知道，自从两年前阳光工资改革之后，我们就不容许发任何奖金了，包括年终奖，（抗议声）但是院领导考虑到在年关之际，不给大家一些补贴，也说不过去，毕竟我们要讲人性化嘛。（鼓掌）发，肯定是要发的，但是怎么发？这是个严肃的问题。（窃窃私语）发得不好就是违反纪律。财政局那边最近管得很严，禁止我们发福利，所以发钱肯定是不行的。给大家发点水果什么的也不实惠，可能你们也不需要。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啊，每人补贴过年费五百元，（遗憾声、叹息声）不发现金，以庭为单位落实，大家可以搞个聚餐或者茶话会，当然搞不搞随便你们，关键是以聚餐的名义，回头想办法开发票到财务报销，发票必须开食品或餐饮费，不然不好入账。”

很明显的，大伙儿非常不满，散会之后都不愿走，抱怨声四起。这事情确实很让人郁闷，若当真坚持原则一分钱不发倒也罢了，还能安慰自己不管怎么说算是遵守财政纪律了，毕竟这是王八的屁股——规定。但现在原则也违反了，纪律也破坏了，却只用五百块把大家打发了，也怨不得很多人说当做打发要饭的了。

还是老同志们看得开，教育年轻同志说：“已经不错了，有五百块总比没有好，当真一分钱不给你发，你又能怎么样？领导已经做出让步了，再闹下去就不和谐了。想想那些农民工，累死累活，回家过年能讨到工钱就满足了，哪还有过年费这一说啊。所以说，做人要知足，要学会往下看，往下看，你会过得很快乐。”

闹得凶的几个同志接受教育后情绪逐渐稳定。众人一看带头的没有斗志了，只好接受现实，纷纷散去。这证明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果然是不彻底的。

回到庭里，邹庭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开会传达的精神你也听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去弄发票。我们庭一共二十个人，要开一万块钱的发票。这事情交给你了。”

我赶紧说：“我哪有办法去弄发票啊？”

邹庭长说：“没有办法就要想办法嘛！年轻人不要轻易就说做不到，要去试试才知道啊。去吧，整个庭对过年费的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这可愁坏我了。给朱舜尧打了个电话求助，他说：“哥哥啊，我还想要发票抵税呢。再说了，虽然你一万块数目不大，但是要开食品，我可开不起来，我这是广告公司啊。”

我说：“那怎么办，我身上背负着整个庭的希望啊。”

朱舜尧说：“你笨啊，火车站附近都是开发票的。”

我眼前一亮。我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很疑惑火车站周边怎么总有那么多面目可憎的妇女每天什么事都不做就杵在那里神神叨叨地对南来北往的人群像念咒一样反复念叨两个字：“发票，发票，发票……”每当我路过她们都会凑过来，用一种神秘的姿态和期待的口吻，像跟我对暗号似的说：“发票，要不要发票？”我每次都赶紧绕道而行。现在我终于明白都是些什么人需要买发票了，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我发现火车站附近卖发票的是越来越多，看来她们生意不坏。每一笔生意的背后都是公家的财政埋单，最终的冤大头还是广大不明真相的纳税人。所以我觉得，任何人见到卖发票的都可以摁到地上揍一顿，因为他们正在光明正大地偷每个人的钱。

我跟朱舜尧说：“好，正好我下午要送小双去火车站，顺便就把发票买了。”

第十二章　五颜六色的包袱

小双前几天跟我说她想回家过年，结果我一问，这丫头连火车票都还没买。

春运已经开始了，一票难求啊。我托了不少人，都跟我说买不到了。最后是小潘像变魔术一样搞来一张票，小双才不至于回不了家。

小双很感激，跟小潘说：“小潘哥哥，你好厉害啊，你从哪买到的票啊？”

小潘不好意思地说：“我有朋友在火车站，我托他给我买的。”

小双说：“谢谢你啊，幸亏你有朋友在火车站，要不然我就不能回家过年了呢。”

小双掏出钱包，按照票价数了二百三十元给小潘。小潘不愿意收，两人推搡了半天，结果练武出身的小双倒是比小潘这样一个文弱书生的力气更大些，硬是把钱塞到了小潘的口袋里。

后来我问小潘：“现在火车站站长都不一定有票。跟我说实话，票哪来的？”

小潘红着脸说：“找黄牛买的。”

我问：“多少钱？”

小潘说：“八百。”

凤凰不通火车，所以火车票是到株洲的，然后还要转汽车去凤凰。我估计这个时候汽车票也不容易买了，于是给株洲中院的一个朋友打了个招呼，让他去车站接小双，然后开车送她回凤凰。

小双从家里打电话告诉我东西都已经收拾妥了。我问小潘说：“你跟不跟我一起去送小双？”

小潘说：“不去了，我还有事。……你不要告诉她我买的是黄牛票啊！”

我说：“知道。那我先走一步，七点的火车，现在都四点半了。领导要是过来就说我去联系发票的事了。”

小潘点点头。

我骑车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客厅满地都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包袱。我吓了一跳，问：“这些是什么东西？”

小双说：“我买的涂城的特产啊。朱总昨天给我发奖金了，我就多买了些东西带回去给妈妈和弟弟。”

我粗略地数了数，各种式样的编织袋和蛇皮袋不下十个。到底是女人啊。我看着小双乐滋滋地摆弄着这些袋子，整理内存，排列整齐，扎紧封口，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忍不住问了正在试图往一个袋子里再多塞点东西的小双一句：“你就只有两只手，这么多东西你怎么拿啊？”

小双当场就愣住了。看到她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原来她压根就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赶到超市买了只最大型号的拉杆箱，回家把地上杂七杂八的袋子一股脑丢进去，好不容易把拉链拉上，看一眼手表，已经快六点了。我一只手拖着箱子另一只手拉住小双，冲出家门，拦下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火车站，快！”

涂城的火车站坐落在城市的正北边，从地图上看位置相当于一个人的脑袋。和其他很多没有什么著名旅游景点、经济不发达、产业没特色、城市规划又乱七八糟的中小城市一样，涂城火车站的作用确实相当于撑住这座城市的脸面。涂城的领导们都很重视和爱护这个脸面，历任市长上台后都要首先拿火车站开刀，三年一翻新，五年一扩建，充分反映了领导们对形象工程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具备了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深入贯彻了与时俱进的政绩观。于是涂城火车站以舍我其谁的气势成为了全城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可是由于每个领导在欣赏水平和审美观上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差异性，这座火车站也不可避免地在建筑风格上出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不协调。东边是前任市长远赴东欧考察后建起的哥特式钟楼，西边新装修的售票大厅却洋溢着现任市长大力推崇的民国风情，花园挨着停车场，树木种植在喷泉边。整个建筑的风格堪比暴发户的别墅群，土大款的小洋楼，一眼看上去像是将很多张剪碎的宣传画极其不负责任地随意拼凑粘贴之后的成果。负责整体设计的规划局长对这种驴唇对上马嘴的现象的解释是：这充分彰显了涂城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蕴。

出租车停在站前广场上。我和小双下车，从后备箱里提出箱子，打开拉杆拖着，穿过这片号称华东最大的广场。我把箱子办了托运，把小双送到候车大厅门口。

我说：“进去要检票的，我就送你到这里吧。”

小双低着头，“嗯”了一声。

我说：“你不要把车票弄丢了，身上的钱装好，这段时间贼多，小偷也是要过年的。”

小双点点头，说：“嗯。”

我又说：“到株洲会有个姓赵的哥哥去接你，让他帮你把箱子取出来，你搬不动的。他会送你回凤凰。”

小双说：“嗯。”

我说：“记得谢谢人家。”

小双继续点头。

我想了想，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了，说：“那你进去吧！”

小双站着没动，咬着下嘴唇思考了一会，抬起头问我：“你怎么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愣了愣，不知道她何来此问。但是看到小双表情严肃，心想还是顺着她比较好一些。于是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双开心地笑起来，说：“你初七上班，我就初七回来！我回来陪你过元宵节哦！”

我心里感动了一下，拍拍小双的脑袋，说：“好，我等你回来过元宵节。快进去吧，你看排队的人都已经那么多了。”

小双点点头，转身走了两步。我刚准备对她喊一声“一路顺风”，只见她突然折转，快步跑回来，张开两手一把抱住我的腰。

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还保持着挥手道别的姿势，脑子里的思维也没切换清楚，不知道该说什么。顿了一顿，不由自主地按照原计划说了句：“一路顺风啊！”

小双松开手，脸上笑容灿烂。她一边后退一边跟我喊：“桂哥哥再见！再见桂哥哥！……”很快就融入了人群的海洋里。

我站在原地发了一会愣，心想这小姑娘的行为好生诡异，难以琢磨。

在我发愣的当口，一个老妇女径直走过来，皮黑牙黄，脸上长了一颗硕大无朋的痦子。她龇牙冲我一乐，嘴里说道：“发票，要不要发票？”

我醒过神来，还有正事要办。

我像买苹果一样地问：“怎么卖的啊？”

老妇女说：“4个点。”

我一时间没想明白4个点是什么意思，看来是行话，真是隔行如隔山啊。为了不显得自己外行更为了避免被宰得血肉模糊，我跟她说：“你等一下啊，我要接个电话。”

我躲到一边，打电话给朱舜尧，问他4个点是什么意思。

朱舜尧不失时机地嘲笑了我一下：“哎，你一个大法官连4个点都不明白啊，就是4块钱买100块钱的发票啊。”

我说：“我估摸着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不是要确认一下吗。……我靠，这也太贵了吧？”

朱舜尧说：“贵得离谱，这个价格可以去开真发票了。”

我疑惑地问：“什么真的假的？”

朱舜尧说：“大哥，你不会以为火车站卖的发票是真发票吧？都是假的啊。”

我说：“假的有用吗？”

朱舜尧说：“能报掉就有用，你们单位要拿发票入账本来就是个假招子，用假发票也没什么，反正只认领导签字的。”

我表扬他：“嗯，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那假发票的价位一般在几个点比较合适啊？”

朱舜尧说：“点个屁啊点，假发票都是论本卖的。一本30块，最多50，别犯傻多给啊。”

我挂掉电话，庆幸自己及时了解了行情。回头发现那老妇女已经不见了。

连生意都不做了？我心想反正卖发票的多的是，走到广场上随便找就可以。

在广场上溜达了几圈，不断有人过来跟我招揽生意。卖地图的、卖报纸的，还有一群的哥不停过来问：“去哪啊？”“去哪里的？”“去×县上车吧。”我只好一直摆手。一条汉子无声无息地欺近我身边，把我吓了一跳，他双眼往下一瞥，我顺着他的眼光向下看去，发现他左右手各捏着一只手机，仔细一看，左手NOKIA，右手MOTO，我脑海里不禁响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口水彩铃声：“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我左手一只挪鸡鸭右手一只摩托骡拉……”

我向这个有钱人投去崇拜的眼神，他开口了，用沙哑低沉的嗓音跟我说：“手机要不要？”

我摆手说不要。

他抓住衣襟把风衣扯开，我又被吓了一跳，风衣两侧挂满了各种品牌的手机，当真是个琳琅满目。他说：“看看，要什么牌子都有，便宜。有三星松下LG夏普阿尔卡特多普达OPPO联想海尔熊猫天宇金正至尊宝……”

他一口气从名牌到山寨给我背了一遍，像说了一通贯口，中间都不带换气的，我怀疑丫的以前练过相声。我心想老子今天要是有空就给你普普法了，同谋销赃等同盗窃。但我还有要事在身，恕不奉陪了。于是扭头便走。这汉子兀自在后面念叨：“迪比特海信步步高……”

我找了几圈还没找到卖发票的，不免心浮气躁起来。这卖发票的平时都一窝一窝地往上赶，真要用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时候打对面又过来一个中年妇女，我端详了一下，从年纪、面相、衣着打扮上来看都极符合假发票销售行业的要求。我乐不可支地迎上前去，还没开口，她就拉住我的胳膊，说：“大哥累了吧，到我们那里去休息一下吧。”

我说我不休息。她不依不饶：“大哥去我们那休息一下吧，就在对面，我们那的姑娘可勤快了。”

我很不耐烦地说我不休息。

她停顿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光盘，问我：“要碟吗？日本欧美都有！”

我再也按捺不住，大吼一声：“我不要碟！我要买发票！”

周围的路人纷纷投来惊奇的目光。我定了定心神，只听那妇女跟我说：“要发票啊，早说啊，跟我来吧。”

我跟在这个身兼数职深藏不露的妇女身后，走过广场，她站住跟我说：“等等我几个同事啊。”

纵然我见多识广，还是差点被她这句话雷晕过去。我已经认识到火车站方圆百米之内实在是个卧虎藏龙之地，三步内必有高人，没有一定的综合素养肯定是应付不来的。想在这里混，必须要同时具备见风使舵的智力、运筹帷幄的手段、当仁不让的气魄和风吹浪打的阅历，所以，能在火车站附近混出头的绝对是不世出的奇才，放到国务院办公厅也算是大材小用了。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连路过火车站都得小心翼翼快速通过，否则稍不留神就会绊一跤或者掉一坑里去。难怪经常看报纸上说有进城打工的农村小伙子刚出火车站就被骗得连裤子都不剩了。这里不适合淳朴和憨厚的人群，下次进城来记得坐汽车，免得还没开始新的人生，人生观就崩塌了。

没过几分钟，几个中老年妇女纷纷赶来，我一看，之前那个痦子脸也在。她们会合后简短地商议了几句，然后对我说：“跟我们走吧。”

我说：“先说好价钱。”

痦子脸说：“之前不是说了4个点吗？”

我说：“太贵了。”

她们说：“那你说几个点？”

我心想果真不简单，这几个妇女貌不惊人，一开口就暗藏机锋。这不是做好了套让我自己去钻吗。幸好我虚心向学，不耻下问，随时注意丰富自己的理论素养。于是我内行地说：“什么几个点？老规矩，都是按本卖的，30块一本。”说完得意不已，摆出一副你们怎么可能骗得了我的架势。

痦子脸吃了一惊，表情大变，很明显，她万没有想到仅仅事隔几分钟，我的业务知识已经如此迅速地完全更新了。几个人对视一眼，跟我说：“小兄弟，生意不好做，40块一本，你看行吗？”

我跟着她们离开广场，走上立交桥，穿过地下通道，沿着小路走街串巷。向北走了快半个小时，天色越来越暗，景色也越来越荒凉。到面前出现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道：“还有多远？”

痦子脸踏上独木桥，回头跟我说：“不要急，马上就到了。就在前面那个村。”

我问她：“之前我打个电话你怎么就跑得没影了？”

痦子脸说：“不瞒你说，最近查得紧，我一看到你打电话我就害怕，还以为你是城管。”

我说：“哦，你们也知道卖假发票违法啊？”

痦子脸说：“知道是知道，但我们不干这个还能干啥呢？”

我说：“种地啊。”说完环视四周，发现只有散落的农舍没有一亩田地——建筑工地和失地农民，典型的城乡接合部的构造。

痦子脸说：“田都被政府征收啦，没地种了。男人都到工地上干活了，我们在家干吃饭心里也不过意，就想找点事情干干。”

我说：“没别的事好干了吗？”

痦子脸说：“我们这里都干这个，都是乡党带着做的。邻村的老娘们都出来搞发票卖，都发了，我们看着也眼红啊。再说干其他的也不来钱，我们也干不了。”

我说：“这么说你们卖发票很来钱啊？”

痦子脸意识到口误了，连忙说：“哎哟，来什么钱哦，我们都是替人打工的。小兄弟跟你说实话，发票我们都是从别人手上30块钱一本批发来的，卖给你40就只能赚个辛苦钱。”

说话间我们又走了一阵子，天已经黑透了，周围的环境异常陌生。带头的妇女走进了一条小巷子，我不愿再走，跟痦子脸说：“要不我就在这等你们吧。你们回去拿发票。”

痦子脸说：“行，那兰花你回去拿票，我在这等着。小兄弟你先把钱付了吧。一本发票是五千块，你要一万就是两本，80块钱。”

我说好，掏出钱包找零钱。

几个妇女一下子都不讲话了，我点出80块，递给痦子脸，她不伸手，看了我几秒钟，掉头就跑，其他几个人赶紧也跟着跑掉了。一瞬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纳闷了好一会，这是个什么情况？她们回去拿发票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像。从头到尾就是在耍我？行为艺术？丫们演技也太好了吧。

猛然一低头我才恍然大悟。我懒得装体积巨大的钱包，平时都是用工作证的夹层装钱的。工作证的封面嵌着枚法徽，刚才她们肯定是看到法徽当成警徽了，以为我是卧底呢，所以一下子作鸟兽散了。

想明白之后我就发愁了，她们散了不要紧，我要从哪儿去搞发票呢？

漫步游荡回火车站，在广场上又转了几圈，再没找到兜售发票的，倒是多了很多浓妆艳抹衣不蔽体的姑娘们。

第十三章　醒目的告示

发票问题最终是这么解决的：

我来到涂城最大的连锁超市的办公室，跟他们说我要买购物卡。虽然政策明令禁止发售购物卡和购物券，但这些经营出色的地方性超市总是有足够强硬的后台的。

热情的售货员带领我来到位于偏远角落里的购物卡发售窗口。窗口的玻璃上醒目地贴着一张告示，上面温馨地提示道：“亲爱的购买福利卡、券的顾客朋友们，我们可以提供以下类型的发票：1．食品　2．家居用品　3．办公用品　4．电脑耗材　5．其他方便您入账的开销形式。”

窗口的生意很是不错，在我前面等候了好几个衣冠楚楚的男子。窗口里坐着个戴眼镜的姑娘，不停跟外面的客户核对发票开具的单位、用途和金额。我从中得知前面几位分别来自国安局、地税和发改委。我很是不忿，不是都声称自己彻底阳光了吗？尤其是发改委，不是还整天标榜着要“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阳光一样透明”的吗？

发改委的同志买了二十万元的购物卡，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发改委在编的总共也不过二十个人。他把卡装进信封，然后对窗口的售货员说：“我买了这么多，你们都没有什么活动啊？”

戴眼镜的姑娘说：“什么活动？”

发改委的同志说：“没有优惠、奖励或者回扣什么的？”

姑娘说没有。发改委的同志很不满，说：“别家超市都有，就你们没有，你看我下次还来不来你这买了。”

里面一个主管模样的妇女走过来，对窗口的姑娘说：“发改委是老客户了，给点优惠吧。”两人商量一下，返还给男子五百块现金。

发改委的同志很得意，把钱装进自己的皮夹里，回头对后边的人说：“你们看，无奸不商啊。你不主动找他要，人家就自己得着了。其实这都是行业规矩，我一直做这个的，我懂。”

等了好一会才轮到我。我对姑娘说我买一万块的购物卡。

姑娘收过钱，问我：“开哪个单位的？”

我说：“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只要一万？”

我点头，心想自己肯定代表法院被鄙视了。

她说：“开什么用途啊？”

我说开食品就可以。

然后清点卡片，签字，拿发票，走人。在超市大厅明亮的灯光下，我细细端详手中这张来之不易的发票，感慨万千。不管上头有多少的政策，下面总会有各方各面的力量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地提供方便快捷的对策。超市赚到了钱，我拿到了发票，同事们可以领到过年费，单位会计可以把账做平，领导不用担心被曝违反纪律——这就是传说中的共赢啊，各取所需，一举多得，当真是非常非常的和谐。

第二天我把发票拿到财务室报掉，拿了一万块现金回来发给同事们。众人拿钱时感觉像遭受了羞辱，拿了嫌少，觉得丢人，不拿又心有不甘。我跟思想斗争剧烈的人们说：“拿着吧，大过年的，就当图个彩头。”

我这事办得邹庭长很满意，赞赏了我几句，接着说明天省高院纪检监察室来人，检查春节前干警们的廉洁自律情况，让我陪同一起接待一下。

我推辞说我不擅长应酬，酒量也差，还是算了吧。

邹庭长不容分说，说：“差才要锻炼嘛！不然以后怎么办？”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邹庭长驱车到高速公路收费站路口，等了一个多小时，省高院的领导们姗姗来迟。一共两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腆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啤酒肚，胳膊腿脖子样样都短，只有脸长，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如同一只肥胖的种马。还有一个小姑娘，很年轻，应该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到底是大衙门来的，气度不凡。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忍不住要笑，这姑娘拥有一个奇特的脸型，底部丰满，顶部尖锐，脑后扎了个朝天辫，视觉效果很像一个带把的柚子。

胖马脸下车来跟我们握手，抱怨路途遥远，路况不佳。邹庭长赔笑说：“领导长途跋涉辛苦了，咱们赶紧吃饭休息去。”

午饭档次不低，郭院长出席陪同，邹庭长和胖马脸推杯换盏，不时眼神示意我出动出击敬酒。我敬了一轮后就假装看不见，只顾埋头吃菜。柚子姑娘坐在我的身边，突然转过脸来问我：“我们住的宾馆安排好了没有？”

我说：“安排好了，昨天晚上就给你们订好了。”

柚子叹了口气说：“嗯，我也不要条件太好的，有室内游泳池就可以了，我最近在健身。”

我差点被一口气噎住，想了想，镇定地对她微笑点了点头，转身出门给内勤打电话，让她给重新安排宾馆。

打完电话回到包间，看见邹庭长正手忙脚乱地指挥服务员：“你们这没有？出去买啊？……哎，小桂，正好，你赶紧出去到附近超市看看有没有卖矿泉水的，要……什么牌子来着？”

胖马脸矜持地说：“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

邹庭长说：“啊，对，刘主任要喝这个水。你出去买几瓶过来。”

刘主任倨傲地补充道：“我胃不好。我只喝这个水，其他的水我是从来不喝的。”

邹庭长连连点头道：“嗯，这就叫生活的品位。真是不好意思，刘主任，您看我们之前也不知道，不然提前就给您准备好了。下次我们就晓得了呵呵……”

我转身出门，顺着街道溜达，路过转角的一家超市，买了瓶绿茶，打开瓶盖几口喝完，然后把空瓶狠狠扔进垃圾箱，愤恨地想：“妈的，丫就可着劲儿装吧！只喝5100，之前没5100的几十年丫是怎么活过来的？贵族不是装的，孙子才是装的！”心里骂完往回走，在路边看了一会两个老头下象棋，一老头苦思冥想举棋不定半天动也不动，我急了，指点他把早就忘记了的卧槽马跳出来，几步之后马后炮把对方将死了。对面的老头抬眼谴责了我几句，我灰溜溜地离开棋局，慢吞吞走回饭店，上到最后一截楼梯时快跑几步，气喘吁吁跑进包间，说真是抱歉，跑遍了附近几条街，还是没找到卖的。

刘主任的脸拉得更长了，嘴上说没关系，反正饭也吃得差不多了。邹庭长连连赔不是地说不好意思刘主任我们小城市高档商品卖的少一会我找人一定给您买到送宾馆房间里去。

邹庭长说下午还要陪他们去市里的几个景点游玩一圈，准备些给带走的特产和纪念品，晚饭安排在城南一家渔港，附近有足浴和桑拿。我悄悄地说我就不去了，下午我安排了当事人来谈话。邹庭长说：“好吧，你回去吧，工作要紧。对了，刚才你出去的时候那个小姑娘说你太闷，嫌你光知道吃不说话，要我给换个有意思的人来。我就说我把你赶走了，哈哈！”

第二天我跟邹庭长请了假，说要提前回去过年。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老爸老妈打过好几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理论上，我们的假期从正月初一才开始，也就是说，班要一直上到大年三十。但一般来说，最后几天大家都无心工作了，各自找借口请假，领导也懒得管，毕竟要讲人性化。

邹庭长说：“这么急啊，明天是全庭一起聚餐呢。”

我说：“算了，我就不去了，好一阵子没回去看爹娘了，年货也没买，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邹庭长说：“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最近邢勇的案子你操了不少心，年后你可以多歇几天。嗯……你过完元宵节再来上班吧，反正之前也没什么正事。不算你休假，我特批的。”

我感动得差点涌出眼泪来，连说几句“谢谢，谢谢领导关心”。事情就是这样，领导偶尔给予的些许关怀就能让我们非常感动，因为那全都是意料和常理之外的。

我到商场里买了一大堆年货，给老妈买了一套雅诗兰黛，给老爸买了两条中华和两条苏烟。我将一堆东西搬出超市，站在路边等出租车。街上一片新年景象，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等了二十分钟都没有见到一辆空车，我掏出手机，给李小元打去电话。

“嘿！桂哥！有什么指示？”李小元很热情。

我说：“我在大洋百货，我买了一堆东西，打不到车，你忙不忙？不忙的话过来接我一下。”

李小元爽快地说：“不忙不忙！桂哥你开口了，院长叫我都不理他。等着啊，我马上到！”

我笑笑挂了电话。李小元是我们法院车队的司机，跟我关系不错。这小子跟我同一年进法院，比我小两岁，一起出过几次差就熟悉了，后来我每次出差都点名要他的车。他车速很快，开得又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酒量极大，跟他在一起，酒桌上我会轻松很多。关于他的酒量，有一个传说，在法院系统内广为流传。

据说在某一个淫雨霏霏百无聊赖的夜晚，李小元年轻的心里荡漾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具体的缘由已经无从考证，总之为了消遣心中的郁闷，他来到一家烧烤摊，点了二十串羊肉串和一瓶白酒，准备借酒浇愁。酒是二两装的红星二锅头。他很快地喝完了整瓶酒，又招呼老板送来一瓶。后来他又要了第三瓶、第四瓶……不到半个小时，他面前的桌上已经排列了十个空酒瓶。他抬起头来准备结账，却发现自己已经引起了围观。周围桌上的客人都放下手中的烤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目光中有震惊，有崇拜，更多的是期待。烧烤摊的老板往李小元的桌上又放了五瓶二锅头，说如果喝掉，就让李小元免费吃一个月。

李小元不是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人，也从来不爱出风头。但是那天他没有让所有的人失望。那个夜晚的天空很低，风很轻灵，雨很稀疏，满天的乌云遮住了星月，李小元左右眼视力都是一点五，在炭堆上飞扬的火星的照耀下，映入双眼的是老板挑衅的嘴角和周围食客期许的眼神。如果说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注定要成为一段传说，那只能怪都是月亮惹的祸。

李小元站起身，从酒柜上又拿下五瓶二锅头，和老板拿来的五瓶并排放在桌上，一一拧开瓶盖。接着他从料理台上取来一只大号的搪瓷杯，将十瓶酒一齐倒入杯中。他吃下最后一串羊肉串，端起搪瓷杯，在几十号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转身就走，空留给呆滞的人群一个惊为天人的背影。我常常忍不住去想象那个经典的瞬间，时间仿佛停滞，一米六八的李小元昂头痛饮，在众人的仰视中变成了参天的巨人。总之，从那之后，那一片的烧烤摊上都流传着一个小伙子用二十串羊肉串喝下四斤白酒的故事，而那个赢得了一个月免费吃喝权的小伙子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李小元对此的说法是：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对此传说的事实是否确凿，我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予以证实。当事人没有口供，只有无数的证人证言，作为间接证据，证明效力有限，且细节诸多出入，无法相互印证。但是从内心确认的角度来讲，我足以认定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因为我同李小元出差几十遭，经历大大小小的酒场上百次，我从没见他喝醉过。他永远是我这一方的绝对主力，有万夫不当之勇，以一敌百之势，敌方的绝大部分精锐都在他的手下消耗殆尽。战况激烈之时他一天两场，每场少则一斤，多则二斤有余，我从没见他有过醉态。酒罢出席他从来都是面不改色，呼吸均匀，连酒后驾车都是稳稳当当，绝不让人有丝毫放心不下。

有李小元开车出差，我是不用喝多少酒的。他一个人就能让一桌人趴下。我需要做的，就是在次日大家酒醒之后，跟他们娓娓道来那个美丽的传说。因为一般来说，在酒席开始的时候，接待方的主要目标是我，或者是我这边更大的领导，但最后都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司机喝倒了，从内心来讲，这让他们很难接受。所以，我必须告诉他们李小元的这个传说，让他们知道，他们并非败给无名之辈，而是输给了一个传说中的男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继续耿耿于怀，而是彻底地心悦诚服，五体投地。于是，随着我们出差次数和地点的增多，李小元的传说逐渐传播到了整个省法院系统的每个角落，正是所谓声名远播。每次只要听说驾车的司机是李小元，接待方就如临大敌，紧急整合全院的能喝善饮之士，必要时还要借调外援，务求不要输得太惨，从而被人耻笑院中无人。

有句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又有句话叫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才，注定是不会被埋没的。很快院领导们就发现了天赋异禀的李小元，没想到手下还有这样一个喝酒如水的奇人。院领导在惊喜之余不免对李小元器重有加，将其随身携带，作为居家旅行、出差开会、饭桌酒场上的必备凶器。

十分钟后李小元就将警车开到了商场前。我将东西放进后备箱，然后坐到副驾驶位置上。

我说：“今天没被领导征用啊？”

李小元一边发动车一边说：“嘿，别提了，今天刚刚消停。上个月陪戴院长去省里开会，连续喝了半个月，上个星期又被郭院长拉着，去各个基层法院收贡，一顿没少。纵是铁人，也经不起这么喝啊。我现在放个屁都是五粮液的味儿。”

我说：“小伙子，不错啊，院长收贡都带着你了，这是把你当自己人了你知道不？”

李小元说：“哎，我跟你说，我还真看不惯这个。年底了，到基层法院转一圈，说是去听年终汇报，意思明摆着，就是要进贡啊。上级去下级单位打秋风，我都觉得挺丢人的。”

我说：“你小子得了便宜卖乖，你跟院长一起的，能少了你那份？”

李小元说：“哎，塞红包肯定是偷偷的啊，我也就得点礼包什么的，谁稀罕啊，我不缺那点东西。”说着他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只是没看出来啊，郭院长也是个好色的货。还吃着饭呢就猴急了，看到服务员就伸手往屁股上摸。”

我说：“那不是正合你意，你这回爽了不少吧？”

李小元一脸得意地说：“那是，开大荤了，桑拿、推油、按摩、双飞都上了，那姑娘们都是高品质的，啧啧，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那胸，那屁股……”

这个小伙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我看他一脸陶醉的样子，打断他说：“行了，你小子，酒色全沾，以后身体好不了。”

李小元嘿嘿一笑，说：“谁管那个去，不趁着年轻好好玩玩，老了想玩也玩不动了啊。”

我说：“既然你今天没工作，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你直接把我送回老家吧。”他之间送过我几次，跟我爸妈都认识。

李小元说：“桂哥你这话就见外了，你就是不说，我也要把你送回去啊，难道还让你自己打车不成？”

我家在涂城下面一个名叫云梦的小县城，离市区70公里，没有高速，大约一小时的车程。当初我放弃了很多高薪外企和更高级别的公务员，回到涂城，我的导师和同学都表示了不理解。我对他们的解释是：“双亲在，不远游。”这也是我唯一能为父母做的一点事情了。

李小元说：“是应该回去孝敬父母了。你刚才往后备箱里塞那么一大摊，都买了些什么了？”

我说买了烟，化妆品，一些年货。

李小元说：“我记得你爸有高血压啊，医生不是说不能抽烟吗？”

我说：“唉，都这个年纪了，想抽就让他抽吧。不抽更难受。”

在柜台买烟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但转念一想，无论我买或不买，老爸的烟断然是戒不掉的，虽然每次抽烟都要被老妈说一通，他还是躲起来偷偷地照抽不误。快六十的人了，也没其他不良嗜好，就好这一口，既然如此，还是让老人家抽几条好烟吧。每次回家看到老爸一脸享受地抽着几块钱一包的烟，我心里就酸酸的，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听到过很多说法，说80后是不幸的一代，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比如上小学时大学免费、上大学时小学免费，毕业不分配，结婚不分房，当我们踌躇满志地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时，却发现这已经是个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的年代了。没错，这些都被我们赶上了。但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烙印，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幸与不幸。在我懂事之后，曾试图追溯父辈们走过的路，发现那些崎岖的道路和父辈们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不用经历动乱浩荡的十年“文革”，也无法想象上山下乡对正值青春的人生会造成怎样深远的影响。我们不理解父辈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像我们也不理解90后的自私与叛逆一样，不同的生活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

我常常痛恨现在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是因为自己生活的疲累，而是因为无法尽孝的惭愧。我曾经立志工作后不让父母操心我的生活，却发现现实让这个志向变得毫无可能。当攒钱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时，我怎么可能说服我的老爸和老妈对此袖手旁观呢？父母的心永远是在孩子身上的。为了我在城里有一套小小的安身立命之所，老人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为我支付了房子的首付，还安慰我说：“没关系的，我们的钱迟早都是你的。”在那之前我不记得有多久没有哭过，但接过老爸老妈手中的存折的时候我哭了。我忍不住地号啕大哭，我羞愧，我自责，我打内心深处鄙视我自己！

为父母，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已近而立，却仍然不能真正为他们做些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让自己体面地生存已属不易。我们的父母所要求的是如此之少，在绝大部分时候，孤独守候家中的老人们需要的只是我们偶尔的陪伴而已，而被工作和生活搞得焦头烂额的我们却让这点小小的愿望都变得奢侈。

离家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兴奋。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老妈接的。我说我半个小时后到家。老妈的声音掩饰不住地喜悦，连声说好，还责备我说：“你这孩子，要回来怎么不早说，我菜也没买。”

我说：“不用特意买什么菜，随便吃点就可以。”

老妈开玩笑地说：“那怎么行，我们怎么可能用馒头咸菜招待大法官呢！我让你爸买菜去，做好等你。”

我挂了电话，心想平时老爸老妈在家是怎样粗茶淡饭地凑合着的。最近被邢勇的案子搞得连轴转，算起来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回过家了。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啊，我真应该多回来看看的。

第十四章　美好的感觉

在家的日子总是那样的轻松和幸福。吃着老妈亲手做的饭菜，跟老爸海阔天空地聊聊时事，骂骂国足，这种美好的感觉是如此熟悉，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顶屋檐的庇护。远离了案子，远离了上访户，不用谄媚和应酬，不用拍谁的马屁，无须虚伪和做作，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在父母面前，我永远还像是个从来没有长大的孩子。但是老爸灰白相间的胡楂和老妈鬓角的白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父母老了，并且还将继续不停地、日复一日地更加老下去。这让我既恐惧又绝望。

我想起还是孩子时的那些理想：为爸爸妈妈买一套很大很大的别墅，雇一群经验丰富的用人，给老妈买满橱柜的金银珠宝，给老爸准备最高档的美酒香烟。当幼小的我大胆地说出这些理想的时候，长辈们都不停地夸我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我分明记得爸妈看着我的眼睛里那带着泪花的欣慰。但现在呢？我只能说那是童言无忌，现在的我非但不敢说，连想都不敢去想了。我不敢想自己能有所作为地改善父母的生活，就连不让他们因我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我都不知道还需要多久的努力。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在不得已之间我已经成为自己所鄙视的“啃老族”了。

可是，这能怪我吗？在从小到大的同学中间，我觉得自己已经算是混得不错的了。在很多人眼里，我也是年轻有为，事业有成的。厚着脸皮地讲，在这个小城市的同龄人里，我已经算是个佼佼者了，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我尚且如此，别人呢？别人的父母呢？所以，如果要抱怨说我们的人生已经是个杯具，那我们父母的人生简直就是一整套不折不扣的餐具了。

所以我只能尽力做好我所能做的：用不多的假日来好好陪陪我可爱的老爸和老妈。和老爸支起了搁置很久的象棋，老爸的攻势不如往常那么凌厉了，我轻松地连赢两局，第三局我故意输掉，老爸好像看出来了，收起象棋，摆弄起我给他买的苏烟。

老爸说：“下次别买这么好的烟给我了，浪费。有这个钱你不如买几条便宜的。”

我说：“就因为贵，所以你抽的时候要算计着，这样每天就能少抽点。”

老妈在厨房里一边忙活一边说：“你爸才不会少抽呢，他这个人就是不信邪，医生说了他血压高，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他就是不听，每天该抽的一根不少。我说他不听，你要多说说他。”

我跟老爸说：“是啊，你是得少抽，医生说的话虽然不能全听，但你也不能不听啊。”

老爸嘿嘿一笑说：“好，儿子让我少抽，我以后肯定少抽！”

我到厨房帮老妈择菜，老妈低声跟我说：“你爸啊，现在谁的话都不管用，就听你的。我在家每次劝不了他，我就说，你要是把身体搞垮了，儿子还不得耽误工作回来照顾你？他听了还真就能忍住不抽了。”

我往客厅里望去，老爸正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点上一根苏烟叼在嘴上，缓慢地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他一脸的满足。

曹卉卉火了，真的火了。

家里没有别的娱乐，每天晚上散步回来只能看电视。我平时基本不看电视，因为总觉得看久了智商会降低，但爸妈爱看些电视剧，我就陪着老爸老妈一起看电视。这两天我看电视的时间比过去的一年加一起都多。结果我发现不管在哪个频道看哪出电视剧，插播广告的时候总是能看到曹卉卉的身影。不但有欢快的《想动就动》，××妇产医院，还有很多我没见过的新款广告，而且已经开始和一些国际级的妇孺皆知的大牌明星联手合作了。

比如和巨星庞龙龙一起出演的奶茶广告。奶茶的牌子很山寨，叫“洋人”。从商标法的角度来讲，“洋人”确实够不上侵犯“小洋人”的商标权，可见商家还是下了一番工夫去研究的。广告一开场，曹卉卉在悠扬的金曲《两只蝴蝶》的伴奏下，袅娜而出，眼神迷离，手中举着一杯“洋人奶茶”。遗憾的是奶茶杯是圆的，自然无法将品牌全方位展示，左右两字皆被遮挡，从正面看过去只剩中间的“人奶”两字。于是只见曹卉卉手中端着一杯“人奶”，款款向观众走来。接着庞龙龙一脸深情地迎出，与曹卉卉四手相握，擒住那杯人奶，他永远紧锁的眉头和沙哑的嗓音展示出了少女无法抵挡的沧桑魅力。面对风情万种的曹卉卉，他风骚万分地说：“你就是我的洋人奶茶。”曹卉卉闭上眼享受地说：“嗯，我闻到了你浪的味道。”

我满嘴的饭都喷到了电视屏幕上。

还有和口水歌天王杨臣臣搭档的饮料广告。饮料的名字很长很霸气，叫“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地上红牛跑牌健康营养双动力快车双黄线”。广告大概讲述了一个超市里发生的故事。年轻时尚又帅气的杨臣臣在超市的货架间游荡，潇洒地仿佛漫步在西湖边，修长的手指随意地拨动货架上的一排饮料瓶，像轻抚岸边的垂柳。忽然间，他发现了闪耀着光芒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地上红牛跑牌健康营养双动力快车双黄线，仅剩下最后一瓶了。他欣喜地伸出双手，却握到了同时伸来的曹卉卉的小手。两人对视一眼，双双放开了手，羞红了脸颊。在一阵谦让后，杨天王拿起了最后的那瓶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地上红牛跑牌健康营养双动力快车双黄线，并在结账之后丢在了收银台。身后的曹卉卉拿起那瓶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地上红牛跑牌健康营养双动力快车双黄线，焦急地对杨天王的背影喊道：“你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地上红牛跑牌健康营养双动力快车双黄线！”杨天王回眸一笑，双手背后，半转身弯腰屈膝妩媚地说：“是你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地上红牛跑牌健康营养双动力快车双黄线！”

我看得惊呆了。我想杨臣臣的出场费一定很高，因为饮料的名字太长了，最后那句台词得把腰说断。

我给朱舜尧打去电话。我说：“你挑选演员的时候是不是按照彩铃下载量的排名来的？”

朱舜尧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我选人都是有针对性的，是完全面向潜在的消费目标群体的，我选的这些个人在城乡接合部拥有大量的支持者，有广阔的市场。”

我说：“那倒是，山寨产品拍出来的山寨广告，用的人肯定是唱山寨手机最青睐的山寨铃声的。”

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说过的话就肯定能兑现。现在火了吧？从中央台到地方台，轮番轰炸，先用广告混个脸熟。下一步我就安排曹卉卉去拍偶像剧，先在湖南卫视拍个山寨的，然后去台湾。”

说了一阵，终于想起正经事，跟我说：“对了，上次说的让你联系市拆迁办的事，咋样了？”

我说：“我跟拆迁办的周副主任打了个招呼，等年后我联系一下，你们坐到一起谈吧。”

朱舜尧很开心，说：“我就知道你有路子。事成了让我爸谢你。”

我说：“你说的这还叫人话吗？我帮你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还用谢？”

朱舜尧说：“嗯，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谢不谢你就让我爸自己决定吧。他最近可发愁死了，你不知道那些村民有多刁，知道要拆迁了，都在圈地盖简易棚子，指望着到时候按面积补偿呢。”

我说：“违章建筑不赔，这是原则啊，叫你爸给他们普普法。”

朱舜尧说：“普个屁，他们谁跟你讲法啊，就认得钱。不赔就赖着，跟你耗，看谁耗得过谁。他们没事做整天守着房子，我爸可耗不起啊，银行贷款在那摆着，时间就是银子啊！所以只能强拆，赶紧强拆，不然他们能把马路都盖上屋顶说是自家的。”

我说：“知道了，过完年就给你联系，一个电话的事。”

过年期间在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第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四国赛上中国男足3比0战胜了韩国队。当时我刚刚打开电视，一看是中国队，赶紧换台，匆忙间余光躲闪不及，还是扫到了比分，3∶0，心里不禁骂道：“国足这群废物啊！”刚骂完朱舜尧和张计纷纷发来短信，声称自己家的电视机正在显示中国队3∶0领先韩国队，怀疑是电视出了故障，找我求证。我才知道，我生在了一个多么神奇的年代啊，国足赢球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呢？

第二件事情是我差点把自己的脚给烤熟了。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感官神经是那么的迟钝。我把脚踩在电暖片上看书，温度开得并不算高，我也没觉得烫，当后来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左脚心已经被燎了好几个大水泡。这让我身体力行地领悟到了文火煮青蛙的科学性。第二天我的脚就瘸了。

第三件事情是我被逼无奈地去相了回亲。虽然现在相亲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但从来不追求时尚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一天沦落到也去相亲的地步。

这事情是这样子的：

自从我跟章小璐分手之后，家里就分外地着急。老爸老妈还比较淡定，其他亲戚们可急坏了，尤其是我奶奶，像是怕我要打一辈子光棍一般，每次见面都要催问我觅偶的成果。我说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去找对象呢。结果奶奶说：“你没时间，我有，我帮你找！”从此还真的留意上了，发动了一批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闲人，常常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好些个待嫁的姑娘，然后让我回来相亲。我每次只能哭笑不得地听着奶奶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地详细描述那些来历不明的姑娘的身高、学历、收入、父母的工作……然后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推脱掉。我跟奶奶说：“奶奶，你真是人老心不老啊，你都可以去开婚介所了。没有你，我还真没意识到身边有这么多找不到对象的姑娘，看来我还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嘛。”

奶奶骂道：“你个小龟孙子，给我上心点！我还等着你给我抱重孙子呢！”

我心想奶奶生在旧社会，一定没机会学习遗传学，不然就不会骂我是龟孙子了。

大年三十在奶奶家吃年夜饭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她又把这茬提起了。当时大家正吃到兴浓，杯来盏去，奶奶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丢，长叹一口气。

大家都吓得不敢做声。老爸是长子，察言观色一番后小心翼翼地问道：“妈，大过年的，叹什么气啊？”

奶奶说：“我能不叹气吗？人家隔壁老王头，才六十出头，都有两个重孙子了，小孩子满地跑，四世同堂，那才叫个热闹，才有年味儿啊！我都七十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个重孙子。”

大伙儿都将目光投向我。我正在对付一条鱼尾巴，看到这个形势立刻感觉到压力颇大，只好放下筷子，跟着叹了口气，对奶奶说：“您啊也别叹气了，您还担心我找不到老婆吗？”

奶奶说：“我担心我看不到那天！”

我说：“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过完年我就抓紧去找，您放心吧，到时候我给您带十几二十个回来，您可着劲儿挑。”

大伙儿都哈哈地笑了起来，奶奶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长舒一口气，心想过关了，拿起筷子继续吃那条鱼尾巴，只听奶奶悠悠说道：“我已经给你挑好了，隔壁老王头的外孙女，漂亮、懂事，我给定了初二，到时候你们见面谈谈吧。”

我立刻就被鱼刺卡住了喉咙，有话说不出，憋得我满脸通红，差点背过气去。奶奶看着我，慈祥地说：“这孩子，这么大了，还害羞呢。”

于是，被迫无奈地，在大年初二的下午，我踏上了人生中第一次相亲的道路。地点是一家名叫“大和风尚”的日式餐厅，那姑娘选的。电话里约好的时间是五点半，我心想要是去得早了倒显得我急哄哄的呢，老子要矜持一些。于是快六点我才慢悠悠地抵达目的地，心里盘算着我是说堵车好呢还是根本不做解释会显得更潇洒一些。结果发现那姑娘比我更矜持，我又等了半小时她才到。一见面就抱歉地跟我说：“不好意思啊，堵车。”

我说：“嗯，我估计也是堵车。”

她对我笑笑，坐下看菜单。我看了她一眼之后就没敢再深入观察，低着头喝柠檬汁，心里反复在想奶奶形容的“漂亮、懂事”。姑娘的相貌是一目了然的，属于比较刺激的那种，挂墙上不一定能避邪，但挂床上肯定避孕。看来老一辈人跟我们的审美标准果然相距甚远啊。至于“懂事”，我是相信的，不漂亮的姑娘一般都懂事，就算先天不懂事，后天也会被逼着懂事的。

姑娘轻车熟路地点了一大堆日本料理，三文鱼刺身、鳗鱼寿司、鱿鱼手卷、海鲜拼盘……全是生的。服务员提醒说差不多够两个人吃了，姑娘才抬起头很体贴地问我：“你想吃些什么？”

我仔细地看了一遍菜单图片上那一堆红白肉色，问服务员：“你们这里有什么熟的东西吗？”

服务员说：“有牛排，炒饭，薯条。”

我说：“好，给我来份炒饭。”

服务员说：“您是要鳗鱼炒饭还是金枪鱼炒饭？”

我：“……鸡蛋炒饭有吗？要不扬州炒饭也成。哎，再给我来份薯条嘿！”

服务员拿着菜单走了，我转脸对目露鄙夷的姑娘说：“见笑啊，我很少来这么有档次的地方。”

她扑哧一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她笑起来更刺激，我血压一下就高了，赶紧东张西望装作欣赏店面装修，目光游移，嘴里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奶奶没告诉我。”

她说：“嘻嘻，你先说。”

我头都大了，又问：“你多大年纪了啊？”

她说：“嘻嘻，我不告诉你，女孩子的年龄是保密的哟！”

我心里不停地想我的好奶奶呀！千万别再整这些个幺蛾子了。

她见我不说话，问：“你在想什么？”

我实话实说：“想我奶奶。”

她又笑起来，说：“你很幽默，男孩子就是要幽默点才可爱哦。”

她又问：“你做什么工作的啊？”

我说：“我奶奶或者你爷爷没跟你说吗？他们怎么跟你介绍我的？”

她想了想，说：“你奶奶跟我爷爷说你：体健貌端有婚房，工作稳定，无各种不良嗜好。”

我差点晕过去，看来我奶奶还真是搞婚介的好手。

菜上来了，十来盘精致的小碟，每盘只有几片生鱼肉，铺在碧绿的菜叶子上。我看着这些价格昂贵的生鱼片，实在是下不去筷子。姑娘熟练地夹起一块三文鱼，囫囵丢进嘴里，抿着嘴嚼了几下，发自内心地赞叹道：“哇，这味道真是太美了！真的好好吃哦！”

我不说话。她问我：“你确定你真的不吃吗？”

我只好说：“我肠胃不好，不能吃海鲜。”

她说：“哎呀，那真是太可惜了，你的人生多没乐趣啊。”

我点头称是。终于薯条来了，一大盘。我快乐地蘸着番茄酱吃薯条。

姑娘问我：“我爷爷跟我说你是法官，是真的吗？”

我心说你这不是知道的嘛，点点头。

她说：“哇！你好厉害啊，我最崇拜法官了。”

我想起同样的话小双也说过，怎么听起来感觉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呢。在见到这个姑娘之前，我还真没发现自己原来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她的第二个问题就问得让我很失望了，她问：“那你们法官是不是有很多钱？”

我说：“为什么法官就要有很多钱？”

她一副“什么都瞒不过我”的表情，说：“当然了，公务员本来就有钱啊，而且法官权力那么大，吃了原告吃被告啊。”

我心想懒得跟你解释，就说：“嗯，钱多少有一点吧。”

她的语气明显温柔起来，问：“你们一年工资多少啊？”

我心想寒暄结束，这是正式开始摸底了啊，说：“每个月3000多点，一年不到4万。”

她说：“其他的呢？”

我说：“什么其他的？”

她说：“奖金啊，福利啊，补贴啊？”

我说：“没有，阳光工资了。”

她不相信，说：“什么阳光啊，当我们不知道啊，肯定还是有很多油水的啦，全勤奖啊，高温费啊，房贴啊，车贴啊，加班费啊……”

我打断她：“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你说的我都没有见过，听都没听过，你要是当我们院长就好了。”

她一脸的难以置信，说：“反正你们肯定有很多的灰色收入，不然公务员怎么都那么有钱。”

这倒也怪不得她，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公务员肯定是有钱的，我也这样“被有钱”很多回了。

她又问：“你有几套房子？”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年头，一套房子都够全家砸锅卖铁的了，你还想有几套，照实说：“一套。”

她问：“多大？”

我看她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趋势，索性一次说详细：“70平米不到，一室一厅，郊区，刚买一年，首付爸妈出的，贷款20年，每个月工资的一半要还贷。”

她一副听说书的表情，笑着说：“哈哈，看你说得一本正经的，跟真的一样。”

我莫名其妙：“就是真的啊！”

她说：“怎么可能！你们公务员不分房子啊？还用自己买啊？再说了，你们就算真的要自己买房子，也比我们普通老百姓买便宜得多了！你们都有好几套房子的。你肯定没说实话吧。”

我实在是懒得解释了，心想你又不是纪委的，我也不找你贷款，还拿出资产评估的架势来了。我不说话，低头吃薯条。估计是吃相不雅，姑娘皱着眉头看了一会，跟我说：“你能帮我倒杯可乐吗？”

我说没问题，拿起她的杯子就走向自动饮料机。由于左脚心那个成长饱满的水泡，我走路的姿态实在是不甚美观。当我一瘸一拐地端着可乐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发现姑娘正疑惑地看着我的左腿。

她吞吞吐吐地问：“你的腿……”

我立刻收起脸上的笑容，表情肃穆，语气沉重地说：“我奶奶没有告诉你？”

她很无辜地摇了摇头。

我咬了咬下嘴唇，像是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终于我叹了口气，下定决心一般地说：“好吧，我也不瞒你，在我17岁的时候发了一场高烧，留下了后遗症，左脚的神经末梢被烧坏了，失去了知觉……”

姑娘目瞪口呆，我继续信口胡扯：“后来我做了手术，遗憾的是手术失败了，神经没能修复，伤口还感染了，导致左脚严重畸形。所以现在有点跛，虽然我已经尽力想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路，但还是会明显的有一点瘸……”我一边说一边恨恨地用拳头砸了砸左腿，哀叹道：“唉，我的腿哟！”尽力做出痛苦而坚韧的表情，偷偷抬眼瞄了瞄她。

姑娘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终究没能说出来。我对她摆摆手，继续侃侃而谈：“你也不用安慰我，我已经习惯了。一开始我也接受不了，也痛苦过，也绝望过，也自怜自艾过，也自暴自弃过。我以前很爱打篮球，但脚坏了之后，我再也跳不起来了。我一度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也想到过死，但最后关头我想起了张海迪姐姐、桑兰姐姐、金晶妹妹、郑智化叔叔，想到了我的父母，想到了很多很多。所以我坚强地撑过来了，说到底我这个人还是很乐观的，真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嘛。当端正心态之后，我接受了这个改变不了的事实，而且并没有放弃努力，现在我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我觉得人生是很公平的，老天给了你一个畸形的左脚，就会给你一个健全的心灵。我认为身体上的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理上的残疾。你说是不是？”

姑娘听得连连点头。服务员端来我的鸡蛋炒饭。那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各自默默地吃东西。很快她接到个电话，说还有事要先走了，我站起来作势要送，她赶紧阻止我，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我重新坐下，吃完我的炒饭，下定决心这将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亲。奶奶打来电话问进度如何，我说姑娘已经跑掉了。奶奶急得直跺脚，我跟她说：“您这都什么眼光啊，长得难看就算了，光是说话那范儿我就实在接受不了。您不说是邻居老王头家的我还以为是台湾来的呢，张嘴就是偶像剧的味儿，估计平时最多也就看看还珠格格和流星花园的水准。还找了个小日本餐厅，吃了一大堆生肉，张嘴就问我拿多少工资有几套房子，说了还不信，简直是羞辱我嘛。这跟我理想的姑娘差距太大了。我看以后您也别操心了，浪费您的时间还浪费我的金钱。这顿饭可不便宜。”

在结账之前我还是忍不住吃了一块三文鱼。酒桌上经常有，但从来没吃过，只知道这东西似乎挺贵的。今天是自己买单，琢磨着不尝一下就浪费了，结果品了半天没品出个味儿来。咬在嘴里渣渣的，冰凉的有点腥，像一块放久了的冻豆腐，口感不适。我总是吃不惯这些据说很高雅的食物，不知道是嘴贱还是胃贱，看来这辈子是没有富贵的命了。

第十五章　理想的孩子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我基本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和爸妈一起走亲访友，在各个亲戚家串门了。茶余饭后也没其他消遣，无非就是打个麻将斗个地主。我不善于此道，几天下来输了不老少，但都是家里人，所以也并不以为意。

这几天手机也没消停过，从腊月二十九开始，祝福的短信一条接着一条。我觉得这种短信群发的行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显得态度很不诚恳，有的仓促转发的短信甚至连署名都没改，常常闹出A发来短信满纸喜庆地祝福语最后署名“B君敬祝”的笑话。这与其说是祝福，更像是一种敷衍，一种流于形式的应酬。所以我下定决心绝不流俗，绝不群发，如果真要拜年就打电话。

但手机提示音响个不停，短信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不安。人家给我发短信至少表示人家的电话簿里还记有我的号码，还觉得值得在我身上浪费10分钱。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个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被频频祝福的我却无动于衷，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后来连邹庭长也率先给我发来一条祝福短信，我更觉得自己是耍大牌耍过头了，不但没有先给领导拜年，还让领导抢了先机，这可真是太被动了。于是赶紧选一条流传不算甚广尚有新意的短信，署上名字，群发之！连续发掉两百多条，直到手机电池耗尽自动关机了。

于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里，想要不从众、不流俗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啊。记得大学的班主任曾经跟我们说过，人不能没有一点个性，但也不能太有个性。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想有一点点的个性都真的好难啊。我们的环境总是要求我们只能有共性，不能有个性，因为集体利益总是高于个人利益的。

比如小潘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公务员很难做到洁身自好。我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如果你和领导们一起出去办事，当事人给你们塞红包，领导们都拿了，你拿还是不拿？”

这个问题很让人为难，尤其让小潘这种抱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和天真理想的孩子更是为难。拿了，就是堕落，而且到了出事的那天，多半你还要做个替罪羊，因为数你的职位最低；不拿，就是不和谐，自命清高，给领导难堪，今后量身定做的小鞋是穿定了。

小潘想了很久也没能回答出来，从此不再问这样的问题。而这是我工作第一年时的亲身经历。看到领导们将信封装进口袋时一脸心照不宣的笑意，我知道这钱我是非拿下不可的。钱不算多，一千块，领导们的信封明显比我的要厚实些。在那之前我的角色只是个出差时倒茶拎包的小跟班，但从那以后领导们就认识了我，记住了我的名字，像是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一般。我甚至都不知道那算不算领导对我的一次考验。所以说环境改变人是个真理，而人改变环境只是个幻想。整个体制和氛围像是一座大山，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撼动不得的。

正月初五的晚上，各路亲戚们都在我家里团圆。我一边打麻将一边群发又一批的祝福短信。这时候高阳给我打来电话，语气焦急，说让我赶紧给他打两万块钱。

高阳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在涂城干律师。他的职业生涯命运悲惨，经历曲折。由于国家规定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必须在律所实习满一年才可以申请律师执业资格证，高阳同学在毕业第一年就顺利通过司考，然后找了家律所就开始实习。没想到遇人不淑，每次实习到十个月左右就被扫地出门，因为律师们只想找廉价的助理，而不想培养未来的竞争对手。高阳拿着不到一千块的助理工资，如此折腾了三年多，才终于在一家律所善终，干满了一年，开了实习证明，领到了执业证，正式成为了一名律师。我忘不了领证的那天他激动的泪水顺着满脸的横肉自由流淌的感人场景。

我问他：“大过年的，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他说：“你快点把钱打给我，急用！等会再跟你解释！”

我心生狐疑：“你是骗子？”

他急了：“靠！我是高阳啊！”

我考他：“我是谁？”

他说：“你是桂公梓！快点，别玩了。我急死了。”

我说：“再考你一个，你外号是什么？”

他骂开了：“妈的你耍我啊，快点，你不借我我就找别人了！”

我不急不慢：“现在骗子那么多，我得谨慎一点。不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答出来我就去给你打钱。我们同学平时叫你的外号是什么？”

他骂骂咧咧地说：“妈的，你们叫老子痔疮！行了吧，快点！”

我乐了，说：“我满足了，马上就去。”

高阳由于大学时每次霸占公用茅坑时间巨长，导致厕所拥堵，且如厕时喜爱大声哼哼以配合用力，故被众人怀疑患有严重痔疮，并因此得名。我手机通讯录上他的名字至今还是“痔疮”二字。

我跑到最近一条马路上的ATM机，给高阳卡里打过去两万块，然后溜达着回家。不一会，他又打电话过来，说：“谢谢啊，我过阵子还你。”

我说：“不急，倒是你这么着急用钱干什么啊？”

他说：“刚才不方便跟你说，现在完事了。刚才在陪你们法院民二庭的两个审判长打麻将。”

我说：“哦？业务麻将？”

高阳说：“是啊，最近接了个买卖合同纠纷的案子，风险代理，标的有三百多万，谈好40％的代理费。”

我说：“那就是一百多万啊，你发了啊。”

他说：“不一定能成呢，有风险啊！所以现在在活动，今天晚上就是联络感情。”

我说：“输了多少？”

他说：“十多万。”

我吓了一跳，说：“你还真下本钱！”

他哼了一声，说：“哪啊，我也没想到。我只带了五万块现金，以为足够了，谁知道那两个审判长胃口大得很，上来就说要打两千块一番的。两圈下来五万块就输光了，后来就开始记账。我多少次大牌忍住没和，就指望这个案子回本了，不能黄啊！最后输掉十几万，出来取钱发现卡里一共也没那么多，还差将近两万，就想起你来了。”

我说：“嗯，等你案子成了，除了还我钱，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他说：“那当然，不用说。……谢谢了兄弟。你们刑庭的我不知道，不过民庭那些法官，真不是好伺候的。”

我说：“哪里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一样的游戏规则，大家玩法不同而已。好好混吧你。”

回到家里，电视里正在重播春节联欢晚会。我一向以看春晚和国足为耻，所以扫了一眼就继续坐回到麻将桌上。没想到突然就听见了一阵熟悉又陌生的旋律。

“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

我飞奔到电视机前，果然是小虎队——或者说是老虎队更合适。这三个老男人一如青春年少时一样的白衣飘飘，在舞台上用尽全力地绽放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承载了太多人太多的青春回忆，三个人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但这一点也没影响他们在这个不合时宜的舞台上狠狠地感动了一把像我这样不合时宜的一代人。我在“蝴蝶飞呀”的歌声中仿佛一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最纯真最懵懂的童年，那个每天在笔记本上抄满歌词，对着电视学三个大男孩手舞足蹈的童年。

在那些岁月里，我曾经梦想未来能够像蝴蝶一样展翅飞翔，快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我还是一事无成。看着老迈的小虎队高声歌唱，我忍不住湿了眼眶。

“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

我的心情在此之后很久都没能平复下来，一直处在一种缅怀和伤感的情绪之中。其实我并不追星，这三个人随便单独摘出来一个我也不喜欢，但是他们一旦站在一起，就代表了那个时代，唤起了每个人的一段青春，这是让人很抵抗不住的。我一边打麻将一边分神，心里琢磨着我现在的事业，和年少时那个最初的理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奶奶问我：“小桂啊，你什么时候上班啊？”

我回答她：“过完十五再走，领导特批的，让我多休息几天。”

正说着电话又响了起来，是邹庭长。我心想邹庭长真是太客气了，多给了我一周的假期，还要主动打电话来拜年。我酝酿好情绪，按下接听键，语气欢快高昂地“喂”了一声。

邹庭长在电话那头说：“小桂，赶紧准备准备，明天跟我去北京。”

我的心一下子跌到谷底，尚且不甘心地问了句：“去北京干什么啊？”

邹庭长简洁明了地回答我说：“接访。”

“接访”作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术语，主要是指一种以粉饰太平为目的，以谈判、诱骗、威胁、强迫等为手段，将进京上访的当事人遣送回原籍的行为。这个词在不同的主体间有不同的说法。法院称之为“接访”，这个“接”可以理解为接待，也可以理解为接受，或者更为直观地理解为接送。春运期间就有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说是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农民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于是扯起一张硬纸板，写上“上访”二字招摇过市，很快就被接访单位开车送回老家，一路上还管了两顿饭。老农万分感动，感谢不已。

但在上访户的口中，这个词被称为“截访”，更有人称之为“劫访”。我个人觉得，从贴近事实的角度来说，上访户们的用词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正月初六的上午，我陪同邹庭长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同行的还有立案庭的牛庭长和一个姓于的小伙子，还有两名法警，一个姓洪，一个姓叶。

在飞机上邹庭长简单跟我讲了这次接访的工作任务。这次接访是为即将到来的“两会”服务的。邹庭长说，很多上访户瞅准“两会”时机，闻风而动，纷纷去最高院和国家信访局上访。现在最高院对每个省的上访户数量有个排名，以此作为衡量各地区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的标尺，据内部人士透露，最近本省的排名一路飙升，为此省高院的院长非常生气，后果非常严重，下令各中院纷纷派人驻扎北京，力争在正月初七最高院信访接待室正式上班前，将上访人员拦截并送回。

立案庭的牛庭长算是个接访专家了。他跟我们介绍说，立案庭在正月初四就派了两个审判员去北京了，带了四名法警，开走两辆大巴车。他们将分成两批，一批守候在北京南站，一批在进北京城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蹲点。两个审判员都是专门搞信访接待的，熟悉涂城的每一名上访老户，只要看到熟悉的脸孔，立刻拉到大巴上送回涂城，一个也不放过。

牛庭长说：“这算是我们对上访户们布置下的第一道关卡。第二道关卡是我和小于，我们的任务是在信访接待室前巡逻，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他看我一脸茫然，问：“第一次接访？”

我说是的。

牛庭长挺和蔼地笑了一笑，说：“最高院的信访接待室在永定门幸福路，离北京南站很近，大部分上访户也是坐火车到南站的。从南站到接待室大概有五百米的距离，中间有道天桥，南站的同志不可能拦下所有的上访户，我和小于就在这段路上守着，来北京上访的我都熟，平时都盯着他们不让往北京跑的，手头也有名单，等到了北京，我把名单给你一份。”

邹庭长说：“老牛，那这次你可没盯好啊，是你的责任。”

牛庭长呵呵一笑，说：“话不能这么说，上访户都不傻，前几年还能拉去办个学习班，搞个政治培训什么的，现在不行了，到敏感时期都躲，上门都找不到人。再说了，我们又不能去逮捕别人，人家还是有人身自由的。”

邹庭长说：“要是我就不躲，学习班多好啊，说是学习，其实就是公家出钱旅游。去年去的海南，奥运会的时候集中在黄山，前几年还有去张家界的，吃得好，住得好，干吗要躲？”

牛庭长说：“你看看你这点追求。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其实谁不想省心过日子，上访户也是被逼上梁山，就像古时候告御状一样，冤屈无处申，只好往京城跑。他们每个人都有坚定的目标，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些偏执，但在他们来讲那就是最高的理想，所有的追求，可以放弃一切。我搞了半辈子信访工作了，在这一点上，我是理解他们的。”

牛庭长一字一句说得很诚恳，不像有的干部满嘴官腔，说一套做一套。我看着他锁紧眉头时额上簇拥的皱纹，心想这是个好人。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个好法官，因为接访似乎不是一个好法官应该做的事情。但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不能不做，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

牛庭长继续说：“就比如这次，最高院那边反馈说，还没正式上班呢，涂城现在信访值班室登记的上访户已经超过三十个了。其中有个叫蔡志华的，之前是个著名的钉子户，涂城这几年搞城市化开发，当时要在蔡志华家那一片建个高架桥。他不愿搬，带了村民反抗，最后给强拆了。后来他就一直上访，省里解决不了，北京也去了好几趟了。这次他带了十几个人过去，是我们要应付的大头。”

我问：“是补偿没到位还是怎么的？”

牛庭长说：“该给的补偿当时都给了，他们不满足，最近两年房价涨得厉害，蔡志华提出要按照现在的补偿标准来赔给他们。”

我说：“这不可能啊，明显无理取闹啊！”

牛庭长摇摇头，说：“虽然是明显没有道理的，但有个问题是，当时负责强拆的是涂舟区政府。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只有市级和县级政府有拆迁权，区一级政府是没有拆迁权的。”

我对行政法不是很熟悉，听牛庭长这么一说，我也感觉不妥：“政府行为明显违法啊，这应该赔的。”

牛庭长说：“赔什么啊，蔡志华一审、二审都败诉，后来几次申诉也都被驳回了。”

我感觉很疑惑，问：“这是为什么？条文很明确啊？”

牛庭长苦笑着说：“强拆是当时的市委书记拍板的，他天天跑到工地上去督办，看见房子还在就生气，说怎么还不拆掉。最后涂舟区政府就开了推土机过去了。在强拆过程中还逮捕了个钉子户，一老头，在看守所里自杀了，当时影响很坏。”

我沉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市委书记现在已经是省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了，升迁之时这座洋溢着现代气息的高架桥也算是他的政绩中光辉的一笔。难怪这案子翻不过来，法院怎么敢判呢，除非是院长不想混了。

牛庭长说：“现在蔡志华他们就抓住这个不放，政府违法是明摆着的，他也知道我们不敢判，就放心大胆地要钱，现在他们六十多户人家一共要价两个多亿，把信访基金掏空了也远远不够。省里也给不起这个钱。这个案子最高院的意思是让我们按下来，拖下去，所以我们也一直重点关注蔡志华。这人特别能闹，蛮不讲理，再加上这个案子他抓住了政府的小辫子，嚣张得很，到时候你们跟他打交道要小心。”

我们都说知道了。我忽然想起什么，问牛庭长：“刚才您给大家都布置了任务，但没说我到时候要做什么啊？”

牛庭长笑着说：“小桂你啊，是机动部队，暂时不给你分配明确的任务，但是你放心，到时候肯定轻松不了，哪里需要往哪上。”

中午时分，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我们乘坐机场大巴到西单，大家都饿了，找了个馆子吃了碗牛肉面。牛庭长说：“都吃饱啊，下午就要开始干活了，任务很艰巨啊。”

吃完面我们打车去北京南站。一上车，司机就问我们：“哪来的啊？”

我说：“涂城。”

司机问：“哦，涂城人民的生活现在怎么样啊？经济发展如何？”

我们都傻了，心想这司机莫非是中央领导人乔装改扮体察民情来了。结果没人敢出声。司机见大家反响不够热烈，有点失望，停顿半晌后自顾自地说起来，把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侃了一通，又将中央政治局常委挨个评头论足了一番，一路说到目的地。我们赶紧付钱下车。久闻北京出租车司机能侃，连乘客放个屁都能搭话问“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今日亲见，没想到一能如斯！

一下车我就迫不及待地要观赏咱们伟大首都的火车站，因为新闻和报纸上说首都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这里就是政治文化交汇的圣地，是可以代表伟大祖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一看之下我就彻底惊到了，因为我终于见到了比上下班高峰时的公交车里密度更大的人群。人杰地灵的首都火车站广场上挤了不下数万人，像雨前满地搬家的蚂蚁队伍，正不停蠕动着。一刹那我脑海里浮现出了很多小学写作文时常用的形容词：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我为小时候由于生活经验的匮乏而轻率地使用它们感到脸红。我看着眼前壮观的场景，不由得感叹道：果真是一派盛世之景啊！

由于订的酒店在广场对面，所以我们不得不勇敢地将自己投入人流，在人肉间艰难穿梭。其中我看到了几个外地人因为拥挤和踩踏而发生争吵，互相用粗鄙下流的语言辱骂，并很快大打出手的场景。这让我非常心痛。太不和谐了！与周围的环境太不协调了！看来我们的人民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我扭过头去不看他们扭曲的脸，转而观察其他人，我相信绝大部分有素质有觉悟的中国人民当身在首都的时候，应当是充满幸福感的，特别是还处在这样一个喜庆祥和的新年里。但我失望地发现，每个人都是无精打采的，脸上写满了疲惫、无奈和焦虑。我的耳边充斥着吆喝、争吵和小孩子的啼哭声。

我很难接受，这一切跟我的预想和期待实在相差太远。我总觉得这不对劲，肯定有哪里出了什么问题。我相信新闻是不会骗人的，思考后我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我心里。于是我深呼吸一口气，调整心态，闭上双眼，两张和蔼可亲的脸庞浮现在眼前，一男一女。他们五官端正，嗓音柔和。他们说道：“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

不得不感叹《新闻联播》的神奇功效，不一会儿我就感觉神清气爽，阴霾一扫而空。眼前的人们都可爱起来，无论是在争吵的还是打闹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呵！就连来上访的，也是民主法治的监督者呵！新北京需要你们，新中国也需要你们，你们都是最最可爱的人！

到酒店办好入住手续，我进房间放下行李物品，简单洗了把脸，收拾妥当，然后到大厅和大家集合。牛庭长安排道：“老邹，你带小于和法警小洪、小叶先去天桥上守着，小桂你是第一次来，我带你去认认门，熟悉熟悉情况。”

大家分头行动。我和牛庭长穿过拥挤的站前广场，汇进一条一条的人流里。正月初六的北京火车站门口大多是年后返城的白领和民工。其实白领也是民工，最多是贴着小资标签的民工，他们和传统意义上的民工的区别只是他们坚持要喝咖啡并鄙视吃大蒜的民工而已。除了各种民工，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户们。

上访户分两种，外向型和内涵型。外向型就是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是来上访的，比如我前方就走着一个老妇女，棉袄外面套着一件白色大汗衫，上面用毛笔写满了“冤”字，手里还拿着一张硬纸板，上书：“敬爱的温总理，您在哪里？湖南人民想念您！”这样的一般是新手，大部分是第一次进京，不懂得隐藏身份，如此惹眼地走在街上，肯定走不到信访接待室就要被接访的抓走。内涵型的一般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将自己打扮得和民工无异，手上也不拿任何诉状和材料，一直很低调，直到杀进信访接待大厅才脱下马甲表明真身，让接访的无从下手。

牛庭长拿起手机拨了个号码，然后说：“天桥上有个你们湖南的，快来。”

两分钟后对面过来两个穿便装的，拦下前面那个老妇女，说了几句，那女的掉头就跑，两人眼疾手快一把拽住，连拉带拖地带走了。

牛庭长对我解释说：“我们各地来接访的都有联系方式，互相方便。其他人发现涂城的也会通知我们。这一路上到处都是接访的，几乎全国每一家法院都有，他们看到像上访的就会上去问，听口音就知道是哪里人，然后就通知当地接访的来接走。”

我“哦”了一声。此后我特别留意地观察了一下散落在马路两旁的人，那些装作无所事事却又绷紧神经左顾右盼的，我猜他们全是来接访的。他们大多身着便装，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站在路边的角落里努力不让人注意到自己。他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停地跺着脚，北京刺骨的寒风吹得他们缩头缩脑的，看上去很是有点猥琐。我心里有点可怜他们，这些平时养尊处优的法院干警们啊，不说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卖毛片的。

走进小胡同，前行几十米就是传说中的“幸福路18号”，低矮的门脸上挂着一个落满灰尘的国徽，“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的牌子贴在门边。这个看上去像是某县城汽车站候车厅的小房子就是中国最高审判机关的信访接待点，就是中国数万怀揣着判决书的上访户最后的希望所在。在上访户们的心目中，这里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的麦加，他们的终极圣地。

胡同里没有人，接待室的门关着。牛庭长说：“明天才上班，上访户今天也不会过来，但是明天这里就会非常热闹。这里早上七点上班，上访户从五六点钟就会聚集了，很多坐夜班火车来的可能更早。我们明天早上六点过来，到时候你们要随时注意这里的情况。不管用什么手段，不能让涂城的上访户进到这个房间里去。”

我说：“不择手段？”

牛庭长说：“对，不择手段。跟他们讲道理是没用的，到时候法警小叶会来帮你，只要把人弄走，其他的以后再说。明天起这里都是各地法院来接访的，什么场面都会有，混乱得很，没人会管你的。最高院的也不会管，大家都清楚得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走出胡同，牛庭长指向北边，对我说：“你看。”

我顺着牛庭长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几百米外簇拥着上千个黑糊糊的低矮的窝棚，又脏又乱地连成一大片，像煤矿坍塌后的废墟。

牛庭长说：“那是东庄，著名的上访村。这里住了好几千个上访户，短的一两年，最长的已经住了十几年了。因为最高院信访接待的规矩是一个月内不许重复登记，所以很多人就住在这里守着，每个月去登记一次。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来这里上访，还有去对面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信访局接访室上访。”

我观望了一阵子那片窝棚，不远处有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正向“上访村”走去，左手的破塑料袋里装着几只压瘪了的塑料瓶，右手拖着一只纸箱。

牛庭长说：“这些人就靠捡破烂为生。他们每天凌晨起床，趁天还没亮就出去捡些废品，拿回住处，然后一天就奔波在上访路上，到傍晚的时候接待室都下班了以后，把废品拿去收购站卖掉，这就是第二天的口粮钱。前几年我跟他们中的一些人深聊过，有的确实是冤，但问题也确实没法解决。你知道的，不是有道理问题就能解决的。他们说的有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们说，学不会捡饭吃、捡破烂卖，这官司就一辈子打不赢。他们是打定了主意哪怕赔上下半辈子也要争一个道理啊！唉，不容易啊，都不容易。”

我们开始往回走。走到天桥下面的时候，看见邹庭长和法警小洪正在拉扯一个老头，旁边一个小伙子往上冲被小于拉着，一片混乱。我们赶紧跑过去，小于看到我们就喊：“来帮忙！”

牛庭长上去对老头说：“老张，你怎么又来了？上半年你不是给我写了保证书说不来了吗？”

老张看见牛庭长就老实了，邹庭长和小洪也撒了手。老张脸涨得通红，说：“牛庭长啊，不是俺老张说话不算话，是基层政府太黑啊。之前您说让县政府补偿我该得的青苗费和安置费，我才跟您保证说不上访了，但大半年过去了，县政府硬是拖着不给啊！我去中院找您，立案窗口说不重复受理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去省法院，人家说我越级上访。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啊！”

牛庭长安抚了老张一阵子，说肯定给他处理好。老张不肯，说让牛庭长现在就给县政府打电话。他说：“你市法院的讲话，县政府不敢不听。”

牛庭长着实很犹豫。在行政权远大于司法权的社会里，县政府是不会把法院放在眼里的，不管你是区区市法院还是省法院。牛庭长只好说：“今天政府都还没上班呢，明天，明天我给你催，好不好？你相信我吧？对嘛，你得相信我。”

老张站着不肯动，他儿子也杵在旁边，一脸敌意地看着我们。这时候小叶开着大巴过来了，停在一边。邹庭长一使眼色，小洪拦腰抡起老张就往车上走。老张儿子还没反应过来，小于从后面把他一把抱住。就这样连推带搡地，两人被抛进大巴里，车门迅速关上。邹庭长说：“小洪你上去看着。”小洪跟上了车，小叶把大巴发动了。

老张的儿子在里面踢门，小洪按住他的肩膀，喝道：“撒什么野！老实点！”老张坐在第一排座位上，脸色青紫。牛科长在窗户下对他说：“老张，你们先回去，相信我，我回去给你妥善解决。”

老张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呸”地一声往地上吐了口痰。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小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说：“妈的，真难对付。”

我问牛庭长：“车开到哪去？”

牛庭长说：“回涂城啊。”

我说：“就装这俩人？”

牛庭长说：“就算只有一个人也要送回去，留在这里就是麻烦。”

老张和他儿子是我们抵达北京第一天的全部工作业绩。为了做足充分的准备以迎接第二天的大场面，我们吃完晚饭就各自回房间休息了。

我冲了个澡，打开电视，捏着遥控器胡乱换了会儿台，没有爱看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感觉特别孤独。我关掉所有的灯，拉开窗帘，向外看去——远处那一片窝棚里正星星点点地闪烁着灯光。那些人们此刻正在做什么呢？清点今天微薄的收入？准备明天要提交的材料？交流道听途说的信息？评论曾经遇见过的法官？还是回忆这么些年来走过的路？我很想知道当他们回忆的时候是会为自己感觉到有一点不值，还是觉得义无反顾。迷迷糊糊地躺在柔软的床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忽然明白，当期待的目标还在遥远未知的前方时，人们是不会想到要去回忆的。

第十六章　特工的神秘感

我醒来的时候才五点，房间里光线昏暗，淡淡地飘着昨晚用过的沐浴露的香味。我赤脚走到落地窗边，把厚厚的深色窗帘拉开一条缝隙，月光冷冷淡淡地照射进来，北京的天空中正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

我把窗帘重新拉上，整个房间又重新没入黑暗里。我很喜欢这种厚实宽大一拖到地的窗帘，以及这种窗帘创造出的封闭感，这让我觉得很安全。没有人会在暗中窥伺我，也没有人能破门而入，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而一旦我出了这个房门，我就会失去自由。

我走进浴室，又冲了个澡。在有充足的热水的时候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洗澡，而且我实在是很懒，懒到不想按部就班地刷牙洗脸，我就那么叼着牙刷站在花洒下面，一步到位。

刚穿戴整齐，牛庭长就在外面敲起门来：“小桂，速度，出发了！”

我一开门牛庭长就皱起眉头，说：“小桂，你怎么还穿着制服的裤子？你看你还系着法院的皮带。你穿得太正式了，不要穿正装，我不是让你们都带了一套便装吗？”

我说带了。我带了一套大学跳街舞时穿的套头衫，很HIP-HOP，下摆拖到膝盖，穿起来像是个大鸡罩子。

牛庭长说：“带了就穿，这就到了用的时候了。穿的太正式上访户会起戒心的。一定要穿便装，越便越好。”

我换上那件好几年没有穿过的便装，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还是俗话说得好：“女人靠脸蛋，男人靠衣衫。”穿上这件鸡罩子，我明显比刚才年轻了好几岁。

记得刚工作那会儿，我还经常穿着从学校里带出来的各种运动服和休闲装上班，导致门卫经常会把我拦下来盘问。后来经前辈指点，机关里须着正装，不可以像我这么随便，这样会显得很不成熟，办事必然不牢靠，轻易就失去了领导的信任。我听得一头冷汗，连连点头多谢指点，当天下班就跟章小璐一起去商场，直奔商务服饰专柜，专挑衬衣和西装，抢购了几套看起来很正式的“正装”。第二天就喜滋滋地穿上，感觉自己摇身一变俨然是个成功人士，仰首挺胸地走进法院，门卫屁都不敢放一个。电梯里遇到院长，毕恭毕敬地问了声院长好，院长扫我一眼，皱起眉头，问：“你是哪个律所的？”

后来又经前辈指点，乃知道章小璐给我挑选的所谓“正装”实在是很不正经，甚至可以说是臊气逼人。衬衫是暗花加钉子扣的，西装是燕尾加收腰身的，这样的休闲正装是穿给年轻人看的，当然入不了领导的法眼。在领导眼里，穿成那副模样的只能是来办事的三流律所的律师，而不能是正儿八经的法院工作人员。于是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敢穿制服上下班，反正制服有两套，一洗一换。我就那么一天接着一天地穿制服，大概穿了有两年。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院里那么多人爱穿制服了，领导都很挑剔，可能看不惯我的长相，我的身材，我的口音，我的做派，但至少不会看不惯我穿的制服。于是终于有这么一件我不用因为领导的喜好而操心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从此跟同事们都穿着雷同程度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衣服。走在院里大家全是情侣装，不同的也就是衣领的宽度或者纽扣的花纹而已。一开始我很难接受，因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80后。但我改变不了别人，只能被人改变。大学时烫卷的头发早已长直了，打过的耳洞也已经长实了，一大堆印有稀奇古怪的涂鸦的大号衣衫也被塞进了衣橱的最深处。我终于成功地变得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了。

在出门前我最后又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愤懑地心想：老子这些年丢掉了多少个性啊！

邹庭长已经去和南站门口的同事会合，我和牛庭长、小于一起简单吃了早点，牛庭长说：“我得先去一趟信访接待室，跟最高院那些人打个招呼，到时候办事方便些。你们俩跟我一起，到幸福路的胡同口守着。那是必经之路。”

清晨六点，冬末春初的北京还是一片漆黑。天上雪花飞扬，路上的积雪还不算厚，地势凹陷的地方结上了冰，小于大大咧咧地走在最前面，不留神踩到冰上，立马滑了个趔趄。我和牛庭长都伸手要扶，无奈距离太远，鞭长莫及。还好小于反应灵敏，猛扎马步稳了下来，没有一屁股摔在地上。他长出一口气，惊魂甫定，不知道怎么的灵光一闪想到了《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台词，开始摇头晃脑地唱起段子来：“幸好我当时护住了脸，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全！……”

我和牛庭长纷纷表示祝贺：“小伙子平衡能力不错。”

正说着，旁边啪唧一声，我们扭头一看，一个老太滑到在地。

牛庭长和小于赶紧过去将她扶起。不知怎么我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南京的徐老太，不禁迟疑了一下，再想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在两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她龇牙咧嘴地直吸冷气，看样子摔得不轻。我在心里狠狠地鄙视了一下自己。

牛庭长问：“老人家摔伤没有？”

老太太说：“么得！么得！多谢你们哒。”

老太太一头银发，看样子有六十多岁了，穿着厚厚的花布棉袄，衣襟和手肘处有几个补丁。胳膊上戴着袖套，右手拎了只环保袋。

牛庭长问：“老人家一个人啊？天这么冷，来北京干什么来了啊？”

老太太没回答，对我们上下打量了一遍，犹犹豫豫地说：“么得事，过来耍的。谢谢你们哒。”说完就走掉了。

牛庭长掏出手机打电话：“一个老太过去了，听口音是你们四川的，留点神。”

我忽然有种做特工的神秘感。

在距离信访接待室百米之外，路两边的警车已经排起长龙，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车都有。我们走到幸福路胡同口，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群。几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接访工作者排在巷子两边，把信访接待室门口堵得水泄不通。这也算是个奇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狭长的巷子里挤了这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上访户想走进接待室要经过重重的盘查，不停被两边的人揪住问话。我听见嗓门最大的一个在喊：“你是不是吉林的？你是不是吉林的？哎，说你呢！身份证呢？把判决书拿出来给我看看！……老唐，这是你们黑龙江的！”

那个叫老唐的汉子立刻过来接管了这名黑龙江的上访户。看着他们井然有序配合默契地布下一道又一道关卡，我很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人能走得进接待室的大门。

牛庭长说：“有的，有那种打死不肯说一句话的，还有硬冲的，这样的就没办法了。之前还有人从后面翻墙进去的，现在有人看守了也就翻不了了。”

我们走到接待室门口，果然有不少上访户已经成功抵达了这里，正排起队来等待填写登记表。牛庭长进去和工作人员谈话，我和小于在门口等。

小于说：“这些人真是挺可怜的。”

我说：“是啊。”

小于接着说：“大冷天的，还下雪，千里迢迢要来北京，来了还不一定能进得了接待室，进了接待室还不一定能被接待，被接待了还不一定能遇到好法官，遇到好法官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小于又说：“我们也挺可怜的。”

我看着簇拥在胡同里的接访法官和法警们，他们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人，觉得可疑就得上去搭讪，从白眼和咒骂声中分辨此人是否属于自己的辖区。

我说：“是啊，我们也挺可怜的。”

这时候一个穿着法警制服的人走到接待室门口，对排在队伍末尾的一个上访户说：“周××，跟我们回去吧。回去给你解决问题还不行吗？”

那周××正眼都不看他一眼，说：“我这个官司打了十年了，你们说过多少次给我解决了？不去！除非叫你们院长过来，亲自给我保证！”

法警在旁边说了半天，周××都不再搭理他。法警无奈地走开了。过了一分钟，又来了一个穿便装的。他对周××说：“同志，你是麻城来的吧？”

周××警惕地看他一眼说：“我不认识你。”

那人说：“不认识不要紧，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周××打断他，说：“不要介绍了，你只要是来接访的，我跟你就没话好讲。我来北京这么多次了，每次都被你们生拉硬拽地带回去，这次我一定要把问题反映上去，我倒要看看，中国到底还讲不讲法律，这法律到底还有没有用了！我就不信还没有个说理的地方了！”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那人说：“你不要激动，你听我说啊，你越级上访，最高院不会受理的。你跟我们回去……”

周××大声说：“我不跟你们回去！我不信我的冤没处申了！最高院不受理，我就去中纪委！去全国人大！去找温总理！去找胡主席！你想抓我回去？我就看你怎么把我抓回去！你找法警来拉我啊！你们不是会来硬的吗？”

那人往前一步，说：“哎，你不要这样讲……”

周××看样子是个老江湖，经验丰富。他伸手一指，大声喝道：“你别过来！你再过来一步，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打你！在这里你敢跟我还手？”

那人一愣，连连后退几步，说：“好好好，你不跟我们回去，你别激动啊，别激动。你慢慢排队吧。”说完转身就走。

周××余怒未平，转头对前面围观的人说：“这些法院的人都坏透了，欺上瞒下，每次想尽办法要抓我回去，他们就是怕我把事情兜出来……”

他正说着，不料穿便装的那人已经回转来偷偷接近了他。旁边的人正要提醒，那人一把抢过周××胳膊下挎着的皮包，掉头撒腿就跑。

周××遭遇此偷袭，不禁一怔，想到包里的东西十分紧要，丢了包就无法上访，焦急之中无暇分辨，立马追了上去，嘴里大骂道：“操你妈逼的，还我的材料！”

他果然掉入了陷阱。追出不到二十米，就从两边杀出几名法警，把他一把摁住，往胡同口的车上拽。他在几个大汉的拖拉下手舞足蹈，奋力挣扎。看得出他愤怒异常，额头青筋暴出，声嘶力竭地大骂着：“操你妈的，你们现在敢明抢了啊！操……”

一巷子的人呆呆地目送他被塞进车里呼啸而去，心中暗暗敬佩便衣男子智勇双全文武兼备，不由得看得痴了。待回过神来，接访众人纷纷摩拳擦掌意欲效仿，现场气氛顿时剑拔弩张起来。

这时，接待室里最高院的一个法警出来喊道：“闹什么闹！都安静点！不然都赶走！”

瞬间就安静了。

牛庭长从里面出来，对我们说：“走。”

我们走出小巷，牛庭长说：“我们院今天还会来好几个人，现在各个点的人力差不多足够了，领导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是去上访村。”

小于问：“去上访村？干吗？”

牛庭长说：“上访村里有好几个涂城的上访老户，在这住好几年了。我每次来都要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能劝回去最好，就算劝不回去，我们也得去劝，这个工作我们至少得去做。”

这个我能理解，在很多时候我们决定不了事情的走向和结果，明明知道做了没用的工作，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做，就为了以后领导问起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这个工作我做过了”。就好比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差距巨大犹如天上地下的案件，明明知道不可能调解，还是要反复地调，反复地做工作，就是这个道理。调不成不是我的错，但根本没调就是我的不对了。虽然领导只关心结果，但只要我有一堆厚厚的调解笔录，领导也不好把气撒在我的头上。

息诉息访也是如此。如果换成我是上访户，我绝不会因为接访的几句话就放弃诉求乖乖回家。但由于我不是上访户，只是个接访的，所以不管我怎样理解他们，领导让我做的事我还是必须去做的。

我们跟着牛庭长走进了上访村。

进村前，牛庭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数码相机递给我，低声叮嘱我们说：“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是记者。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我和小于愣愣地点头。

这里到处是低矮破败的平房和窝棚，横七竖八地杵着，没有一点秩序。到处都是小路，又好像每条路都走不通。我和小于像是走进了迷宫，分不清方向。牛庭长轻车熟路，带领我们转过一个又一个狭长的弯道，在泥泞的小路间穿行。

牛庭长说：“马上见到的这个人，你们就叫他老王。他在这里上访十二年了。”

我和小于一起问：“什么案子？”

牛庭长说：“他儿子被人打死了，一审判凶手无罪，二审判了缓刑。老王想不通，去省高院申诉，省高院复查给驳回了。老王在省高院门口上吊，被救了下来，之后他就来北京了。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我问：“为什么不判？”

牛庭长说：“具体情况不清楚，听说那凶手是个太子党，判决之前省里领导就批条子下来给意见了，法院按照意见判的。”

我们都无语了。

牛庭长在一个红砖砌起的平房前停下来，转头对我们说：“到了。”然后轻轻地敲了敲门。

门里一个女声问：“谁啊？”

牛庭长说：“我啊！”

这是个顺理成章的回答。我心想谁知道你是谁呢。里面果然没动静。牛庭长补充道：“我找老王！”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妇女站在门口，警惕地打量着我们，问：“你是什么人？”

牛庭长说：“我是老王的朋友。”

妇女不说话，狐疑地盯着牛庭长看。

我赶紧上前一步，晃了晃手里的相机，说：“我们是记者。”

妇女这才让开身子，让我们进门。

屋里没有开灯，昏暗得很。我一进来就吓了一跳，没想到这六七个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居然挤了十来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都是眉头紧锁，满面愁容，我脑子里当场就跳出一个成语：“苦大仇深。”正中央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个一两岁的孩子，孩子见到我们进来就开始使劲地哭，老太太轻拍着哄道：“别怕，别怕，不是法院的坏人。”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站在屋子当中，面面相觑。开门的妇女跟我们说：“老王死了。”

牛庭长吃了一惊，说：“啊？什么时候的事？”

妇女说：“死了有小半年了。”

牛庭长问：“怎么死的？”

妇女说：“他们省里来接访的人拉他回去，他不肯走，被打了一顿，在床上躺了一星期就死了。”

牛庭长不说话了。我想起办过的一个贩卖毒品的案子，罪犯的老父亲不停在为儿子申诉，我接待过他不下二十次。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年纪很大了，头发也掉光了，两眼浑浊，泪水也浑浊。那案子铁证如山，无可置疑。我很同情他养了个不成器的儿子，但也体会到了父爱的厚重。像这样的父亲为儿子的申诉，如果有停下来的那一天，那原因一定是死亡。

死亡为我们消灭了一个顽固的老上访户。我不知道回到涂城之后，当院领导听汇报时得知一桩多年的上访案件就此了结的时候，是将一声长叹，还是一笑开怀？

牛庭长和屋子里的人聊了一会，他们真的把我们当做是记者，所以毫不忌惮地向我们诉说自己的冤屈。他们展开写着冤情的材料，举在胸口让我们拍照。

牛庭长问当中的老太太：“你为什么案子上访的？”

老太太说：“我给我爱人平反，他在83年严打的时候被判了投机倒把，枪毙了。”语气异常的平静。

老太太接着说：“我来北京不知道多少次了。每次最高院都是给我开个信访处理意见函，让我回地方解决，地方不给解决，我只能再来北京。二十多年了，我被打击报复过，被拘留过，被地方干部殴打过，被送过精神病院，被抄过家，被拆过房，被罚过款，被强制进过学习班，去年我来北京之后我就下定决心不走了，除非问题解决，否则我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牛庭长说：“您这也不是办法，没想过其他法子吗？找找律师，或者有名的学者？”

老太太嘴一撇，说：“律师都是认钱的主，前几年被律师骗走不少钱，后来也请不起了。学者也是用钱才能收买的，是不会替我们老百姓说话的。”

她怀里的孩子又“哇”地一声哭起来，开门的妇女过来把孩子抱走。老太太接着说：“我们现在就相信媒体，相信记者，希望你们能把我们的情况公布到网上去，我相信社会上还是明眼人多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喜欢记者，觉得这个行业的人掌握着话语权，却一直没有说过几句像样的真话，而总是会为钱或者为权睁着眼说瞎话。我从来没想到，对上访者来说，记者比法官值得信任得多。我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观又一次被动摇了。

牛庭长问老太太：“这屋里的都是您的家人吗？”

老太太说：“不是，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老家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都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他们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不认我了，我也不想牵连他们。我一个人来去也自在，就这样吧，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眼泪也早就哭干了，哪天死就算到哪天吧，也是个了断。”

开门的妇女说：“我们都是来了才认识的，一起租房子住的。”

小于惊讶地问：“啊？这么破的房子还是租的啊，多少钱？”

妇女说：“每人每天3块。”

小于问：“钱花光了怎么办？”

妇女苦笑说：“早就花光了，捡破烂呗！”

我看见屋里的角落里有个旧的油漆桶，还有几个方便面的纸碗。妇女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家伙。油漆桶就是锅，刷干净了煮开水，煮从附近菜市场捡来的菜叶子。我给这些所谓的餐具也拍了张照片。

可能是我们的表情看起来比较沉重，那妇女似乎要安慰我们一般地说：“我们这日子过得算好的了！你出去看看，好多交不起房租的，只能在墙角用树枝支几块塑料布睡在里面，还有的身上裹块塑料布就睡在铁路大桥的桥洞里，经常有人被冻死。之前还有收容遣返制度的时候，我们都不敢上马路，半夜经常有警察和联防过来踢门，查身份证，把人带走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老太太补充说：“带回去都关起来了，有的就送精神病院里了。”

谈了一个多小时，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冤情。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了好几十人，都是住在附近的上访户。原来大家听说有记者，都想来给记者倾诉自己的冤屈。

牛庭长赶紧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要回去整理整理材料了。要不，改天再来？”

门口的人不允，堵着门不给我们走。

这时候老太太站起来了，我这才发现她的左腿有点变形，看样子是外伤。她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对外面的人说：“你们不要这么急，把人家记者吓到了谁还敢再来？今天时候不早了，就算了吧。人家说了改天来，就肯定会来的。”

老太太在上访户里算是资历老的，应该颇有些威信。她发话后，外面的人也不为难我们了，让开了路。中间有个男的握住牛庭长的手，说：“记者大人们啊，你们一定要再来啊！你们一定要来听听我们这些人的冤屈啊！我们的苦没处去说啊。你看看我，才40岁，就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听到他说他40岁我吓了一跳，他头发掉光，胡须花白，满脸刀砍斧劈般的皱纹，看上去像是70岁。

牛庭长说：“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再来的。”

人群里有人说：“我们给记者大人唱首上访歌吧！”众人哄然说好。

他们站拢在一起，放声唱起来。我举起相机，给他们拍了张合影。

离开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千叮万嘱：“一定要发表到网上去啊！”我一个劲地点头，不敢正视他们的眼睛。

出来的路上牛庭长告诉我们说：“最高院的信访接待室就要搬到红寺桥去了，这个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上访村的寿命估计也没多久了。”

出得东庄，旁边就是繁华的开阳路，中间只隔着一道矮矮的围墙，仿佛划开了天堂和地狱。不远处的铁路桥上，一辆和谐号动车呼啸而过。这番景像让人感觉是如此的不谐调。

我打开数码相机，看刚才给上访户们拍下的合影。由于是雪天，光线不够，很多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模糊。照片上，他们正张着嘴巴引吭高歌，那首《上访歌》还不停地在耳边回响：

“正月里呀正月正，百姓含冤访京城，盼望清官断公平，我说哥们儿呀，盼望清官在京城哪，哎咳哟

二月里呀龙抬头，百姓上访有理由，建国已逾五十年，我说哥们儿呀，法律法规很健全哪，哎咳哟

三月里呀两会开，年年都喊反腐败，可叹国法无尊严，我说哥们儿呀，追求真理难上难哪，哎咳哟

四月里呀有十八，人打官司别想家，贪官污吏掌大权，我说哥们儿呀，秉公执法成空谈哪，哎咳哟

五月里呀是端阳，人权入宪心欢畅，百姓有冤向党诉，我说哥们儿呀，党是我们的亲爹娘哪，哎咳哟

六月里呀六月六，池塘水沟都发臭，苍蝇蚊子在水沟，我说哥们儿呀，睡着之后它吃够哪，哎咳哟

七月里呀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神仙都有团圆日，我说哥们儿呀，告状无钱梦难圆哪，哎咳哟

八月里呀月儿圆，百姓上访最艰难，月儿弯弯缺一半，我说哥们儿呀，我与亲人两分离哪，哎咳哟

九月里呀是重阳，百姓上访细思量，千辛万苦告御状，我说哥们儿呀，依靠亲人共产党哪，哎咳哟

十月里呀十月一，它是国家成立日，千秋功过后人记，我说哥们儿呀，伟大领袖毛主席哪，哎咳哟

十一月呀天气寒，雪花纷飞心打战，百姓上访最可怜，我说哥们儿呀，焦点访谈是青天哪，哎咳哟

十二月呀又一年，天天上访年年盼，青丝都把白发变，我说哥们儿呀，司法腐败至何年哪，哎咳哟

伟大的呀共产党，党是我们的贴心人，儿女有冤向党诉。我说哥们儿呀，党胜我们的亲爹娘哪，哎咳哟……”

在围墙的尽头，我看见一条油漆刷成的标语：“文明上访，共建和谐。”

第十七章　北京的接访

晚上小双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回到涂城了，问我在哪里呢。我说我在北京出差。

小双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说：“快则一星期，慢则半个月。估计是要等两会结束才能回去了。”

小双的语气变得埋怨起来，说：“哎呀，你怎么还要那么久才回来啊，早知道我就晚点来了。”我都想得到她在电话那头撅起嘴唇使性子的样子。

我安慰她说：“别闹，我这是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和谐，你懂吗！你这样一闹，就不和谐了。”

她听了好像有点小郁闷，喃喃地说：“那我回公司住去了哦。”

我说好。

她不挂电话，闷声闷气地说：“可是……可是……我还有好多东西在你家里呢！”

我说：“找你们朱总，他有我家的钥匙。”

小双低声说：“哦……那我拿了我的东西就走。”

我心里暗笑，装作很发愁地长叹一口气，说：“你就住我家里吧，比公司暖和，反正不收你房租。”

小双开心地叫道：“好！谢谢桂哥哥，我给你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出门，因为院里又来了几个人增援，接访的人手足够了。牛庭长觉得我的长项是动嘴而不是动手，于是让我留守宾馆候着，他们出去抓到人了再带回宾馆，由我来游说，尽量把人劝服，让他心甘情愿地回去，如果其油盐不进屡教不改，再强制拉回去，这也算先礼后兵。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宾馆房间里。连续好几天他们没能带回来任何一个上访户，结果我除了上网和看电视没其他任何事情可做。常常看着窗口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很想出去走一走，又怕牛庭长突然带人回来却找不到我，只好在QQ上像个怨妇一样跟朱舜尧抱怨自己的工作任务居然是独守空房。

朱舜尧说：“啊，你这是被重用了啊！”

我问道:“此话怎讲？”

朱舜尧说：“在那年代久远古老又神秘的母系氏族原始社会里，地位低下的男人们都要出去狩猎，流血流汗，而只有地位高高在上的妇女才守在山洞里，等候着胜利的果实。”

我骂了一句“滚你丫的”，问他：“小双有没有去你那里拿钥匙？”

朱舜尧说：“昨天就拿走了。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啊，她是我的员工，却不给我干活，死心塌地住你家了，我可还在给她开工资的。”

我说：“嗯，按道理来说你还应该给我房租的，看在多年的交情上，我就不提这个事了。我知道你想给，你这个人就是太客气，不给你心里过意不去，但咱俩这么多年的手足了，你也知道，提钱伤感情，我不提，你也就不要提了。”

朱舜尧憋了半天，说：“哎，你一跟我提感情吧，我就伤钱。”

我说：“你钱多，人傻，不怕这点磕磕碰碰的小伤。”

他还挺得意：“那是，别的不说，捧个把明星的钱还是有的。哎，跟你透露个内部消息，曹卉卉接拍了一部电影，大片，导演、男主角，那都是腕儿！这下曹卉卉肯定上位了。”

我说：“祝你成功啊！不过我是肯定不会糟蹋钱去看那电影的。”

朱舜尧笃定地说：“没关系，我请你看！”

我就这样百无聊赖地过了快一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晚上在餐厅里看到老陈，才结束了我无所事事的生活。

当时我正端着一只大盘子，在自助式餐厅的菜品陈列桌上一片接一片地夹西瓜，并耐心细致地将它们排列整齐。我以专业级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手法来从事这项事业：瓜瓤冲里瓜皮冲外，大片在下小片在上，在每层西瓜中间涂上沙拉酱以黏合加固，确保每片西瓜间充分结合，并保持整体重心的稳定。我以永不满足现状的精神对付面前的这盘西瓜，在已经高如小楼的西瓜片上继续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块又一块。我一边投入地工作着一边想：“杯具啊，我已经无聊到这个地步了。”

然后我的肩膀就被人轻轻拍了一下。由于我全神都贯注在西瓜上，所以被这一拍惊了一下，不禁虎躯一震，盘子里的一摞西瓜轰然倒塌，在台面上摔了个稀烂，场面甚惨。

我又尴尬又心痛，情绪复杂，一时恼羞成怒，猛地回头就要发作，不料却看到老陈微笑的脸。

我又惊又喜，抛下盘子，在裤子上反复擦沾满西瓜汁的双手，问：“老陈！你怎么来北京了？”

老陈笑眯眯地看着我把手擦干净，跟我说：“你来干什么的，我就来干什么的。”

我说：“你也是来接访的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啊？……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是接访的？”

老陈说：“你们每个中院来接访的名单都报给高院的，我早就看到你的名字了，只是前几天忙，没联系你，没想到在这碰上了。”

我说：“你也住这里？你在哪个房间？”

老陈说：“610。”

我说：“我510，你就在我楼上啊，哎，要是早知道我早就去找你了。”

老陈慢悠悠地说：“现在也不晚啊，走，去我那坐坐？”

我说：“好啊！”放下盘子就要走。

在走之前老陈瞄了一眼满台面的碎西瓜，揶揄地说：“怎么，小伙子很有钻研精神嘛？”

我羞惭得无话可说，挺不好意思地对他笑了笑。老陈就是这样，一直微笑着轻声慢语，一副沉稳不惊的样子，相比起来，我就像一只蹦跶个不停的猴子。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事就往老陈的房间跑。老陈曾经在省高院立案庭工作过，接访经验非常丰富，跟我讲了很多上访户的故事。他说这几年的信访状况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变化，以前的上访户没现在这么多，而且无论是因为法制不健全还是地方政府的违法、违规操作等原因，以前的上访户确确实实都是受害者。他们大多是有道理、有冤屈的，所以在接访的时候，大家都能感受得到这些人是值得同情的。而现在呢，虽然还有很多不足，虽然前路依旧漫长，但法制毕竟在逐步走向健全，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现在的上访户非但没有减少，却是一年比一年多。

老陈叹了一声，说：“现在这些上访户啊，真让人没法跟他们讲道理。很多都是无理取闹，说到底，就是图个钱。有道是无利不起早啊，这些人都指望着靠上访一夜暴富，胃口大得吓人，动不动就要几百万上千万的，真以为法院是开银行的。”

我说：“是啊，现在有些上访的真是气人，让人没法同情。”

老陈说：“现在的信访，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职业化了。好多人什么都不做，全职上访。对于他们来讲，上访就是他们的工作，好比一锤子买卖，想着后半辈子就靠息访换来的钱过好日子。最近两年还出现了上访代理，我们前两天刚抓到送回去一个。”

我问：“啥叫上访代理啊？”

老陈说：“就是代理别人上访的呗。”

我很诧异，因为上访在我的理解里一直是个蓬头垢面风餐露宿的辛苦活，还有人有钱去雇代理人？

老陈说：“上访属于普通的民事行为，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代理的。有些人想靠上访发财致富，自己又没时间或者不想吃那个苦，就花钱找人代替自己来上访。他们找的代理人，一般都是会闹的，胡搅蛮缠不讲理的，我们遇到了也很头疼。”

我说：“以前还真没听说过。是不是就像我老家农村里那些专门替人哭丧的人一样，有人家办丧事了，就花钱请这些人来哭。他们哭得那叫一专业，时间又长，调门也高，感情真挚，台词丰富，不做作不单调，听着比真正的亲属哭得还悲痛，不知道的真以为全是孝子呢。这真是哭成艺术了。”

老陈说：“对呀，他们也是上访成了一门艺术了。上访户之间是有自己的小圈子的。这些做上访代理的一般也是之前自己上访过，访出名声来了，所以人家才会找他们代理。说他们不懂法吧，他们背起法条来比你们这些科班生还熟；说他们懂法吧，他们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法条讲，断章取义，业务稍微差点的还真能被他们唬住。而且这些人又会哭又会闹，敲锣打鼓拉横幅，拐棍血书汽油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当真是无理胡搅三分，有理吃倒富翁。前两天我们送回去的那个，上访了二十七年了，代别人上访也有十几次，那叫一个能闹！思维偏执，容易激动，根本没法沟通。据说他靠上访已经挣了三百多万了，包括他自己的案子法院赔了二百多万，还有代理上访的佣金。在上访户的圈子里，每个人都认识他，大家都喊他‘老师’。这样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两个，就能闹得一整个部门鸡犬不宁，要是他们再搭上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什么的，那法院可真是焦头烂额了。”

我对此是深有体会，赶紧应和说：“哎，可不是嘛，这些人大代表没几个懂法的，上访的还就爱给他们写信寄材料，这些人也看不懂，随便批示个依法办理就转来法院，偏偏领导还特别重视，可苦了我们这些办案子的人喽。还得向这些代表汇报，他们也心安理得地觉得这都是应该的，一身正气地说自己是为人民说话的。奶奶的，他们让法院判他们自己的公司胜诉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为人民说话的？我现在是看到这些代表就头疼。老陈，你看，马上两会就要开了，这些代表、委员不知道又要给法院提多少意见。平时正事不干，一开会一堆牢骚。”

老陈说：“提意见是难免的，法院总是面对相互冲突的两个利益体，不管怎么裁决，都至少会得罪其中一方的。这些代表委员的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那点小利益或者背后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是对法院没有意见才是怪了。”

说笑了一会，老陈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你们涂城那个重点上访老户，叫蔡志华的，露面没有？”

我说：“没呢，我们邹庭长和牛庭长带队天天就等他呢。”

老陈说：“你们这个蔡志华也算是个上访代理了，听说他们村每家每户都出钱供他上访的。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物，胆子大点子多，煽动性强又敢于出头，你们得小心应付。上次在我们省高院门口，他就跟法警打起来了，结果把法警打住院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我说：“你们那法警也太没用了吧？”

老陈说：“哪儿啊，那法警根本没敢还手。省院制度严格，之前就有法警动手被开除了的，这小伙子被几个人围着打都没敢动，旁边的人也拉不开。”

我说：“这……最后怎么处理的？”

老陈“哼”了一声，说：“怎么处理？蔡志华他们到省委门口去闹，说法院干警殴打上访户，写了一堆举报信给省委、省人大、省政法委、省纪委，想把事情闹大。我们院长去省委把情况汇报了，政法委书记说让我们安抚。结果我们法警队长给蔡志华他们赔礼道歉，蔡志华这还不乐意呢，还说要我们赔偿医药费。最后赔没赔我不知道，反正是挺丢脸的。这之后再有上访户在门口闹，法警都躲在岗亭里不肯出来了。”

我心想是挺丢人的。不过这事儿没法说。法院被人打了还要给人赔礼道歉，说出去谁信哪？大家都知道，法院多横啊，那叫一个牛叉，法院不欺负别人就万幸了，还有人敢骑到法院头上？如果不是在法院摸爬滚打了这些年，我最多也就当笑话那么一听。但这不是笑话，而是让人难以消化的事实。其实法院一直被人骑在头上，只不过是以前不习惯，现在习惯了而已。

跟老陈聊了几天之后，我的生意变得好了起来。可能是因为两个会开幕在即，大量的上访户也陆续拍马赶到。牛庭长每天都会带回房间一两个，让我做思想疏通工作，叮嘱我说：“一定要像接待客人一般接待他们。”这句话让我很不满，因为听起来好像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接客一样。每一天我都会接到新的客人，可惜我的服务不太到位，基本上没有成功疏通过，往往是越做越堵。不过这也怨不得我，疏通思想就像疏通下水道一样，堵了一天两天的还好打理，堵了十年八年的，基本上就可以宣告报废了。

两会如期召开了，窗外上访的人群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这天牛庭长和小于又送了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过来。我跟牛庭长抱怨：“这思想都堵得死死的，你让我怎么疏通啊？”

牛庭长微笑着告诉我：“没指望你疏通，主要是因为咱们的车不够用，需要你稳住他们，等车回来。”

我说：“原来我就是一摆设啊。”

牛庭长在外套外面又披上一件风衣，对我笑笑，说：“外面风大雪大，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要真想干脏活累活，明天就让小于替你当摆设，你跟我出去跑。我得走了，蔡志华随时都可能来，回头再说。”说完转身就出门了。

于是我也就放弃了做工作的念头，跟工作对象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他的脸被北方的风吹得通红，低头坐在椅子上，话不多，回答起问题来相当简略。

我问他：“你为什么事来的啊？”

他瞟我一眼，说：“跟你说也没用。”

这句话把我噎住了。他说得对，确实没什么用。我也就不再问他，自顾自地上网。过了一会，他开口了，说：“我知道你们一会要把我送回去，但我还会来的。”

我心说他还真什么都清楚。我对他说：“你要是真有道理，在地方上就给你解决了，你要是没道理，来北京也解决不了。再说了，最高院就算受理了你的申诉，还是要转到下面去处理的。”

他说：“我坐了七年冤狱，妻离子散，我就不信没有能申冤的地方了。”

我劝他：“想开点，已经出来了，干点什么不好。人要向前看，不能再把以后的生活都浪费在这上面，你说是不是？跟你说句实话，我在刑庭七年了，就没见过几个能翻案的。”

他沉默了。我从桌上拿起烟盒，递给他一支中华，他伸手接了过去。我拿出打火机给他点上，他歪过身子把脸凑过来深吸一口，然后重新坐正，眉头紧锁，慢慢吐出烟雾，抬眼问我：“你是中院刑庭的？”

我说是啊。

他说：“我认识你们庭的好些人。”接着就开始念叨当年二审是某法官判的，后来申诉到某某法官那又复查过，合议庭都有谁，某某庭长说这案子确实有问题……

当事人说起这些来往往如数家珍，口若悬河。我摆弄着手里中华的烟盒，低着头让他尽情倾诉。我平时不抽烟，这盒烟还是邹庭长留下给我专门招待上访户的。等他说完，我告诉他，他说的几个法官都已经调走了，某某庭长已经下到基层法院当副院长了。

他听完给我们下了个定义：“你们刑庭的法官都很黑，不调查，不阅卷，开庭走过场，跟检察院的穿一条裤子。”

我问他：“在你眼里，法院有不黑的部门吗？”

他想了想，说：“也就审判监督庭好些吧。”

我心说那当然了，审监庭是给你减刑的。不过估计他再继续申诉下去，再被审监庭驳回一次，也就彻底对整个法院绝望了。

老陈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他也要出去接访了。他旁边站了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冲我咧嘴一笑，一说话满嘴地道的京片子：“小桂战友，我们又见面了。”

我惊喜不已，他是最高院刑一庭的审判长，满清后裔，祖上镶黄旗，可以说是贵族之后，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大伙儿都叫他大张。与他的相识是在去年7月份，让我记忆深刻。当时最高院组织了一场刑事专题研讨会，地点在乌鲁木齐，我代表涂城中院去参加。7月5号上午报到，结果晚上就发生了那场著名的骚乱。

暴乱发生之后我们的一切通讯全部被切断了，手机打不通，网络也没了信号，唯一可以使用的固定电话线路也被暴徒破坏了。我们被困在会场里一筹莫展。到6号中午的时候暴徒砸毁了马路对面的派出所，里面的民警都跑到我们的会场里来避难。大家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知如何是好，连警察都抖得筛糠一般。这时候大张站了出来，他指挥众人将门窗关紧，然后拎着半截钢制水管杵在门前，冲所有人高声喊道：“拿出法官的正气来！拿起武器来！外面不是人，是一群野兽！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法官都是真汉子！要玩，我们陪他们玩！老子玩死他们！”

一米八五的大张攥着不到九十公分的水管站在三米多宽的大门前，用一百二十分贝的大嗓门鼓舞了所有人的勇气，十秒钟后我们感觉浑身豪气顿生。大家纷纷拆桌腿、折教棍准备工具。后来会场管理员从地下室找出一堆派出所以前收缴的砍刀、三棱刀和自制枪械。大家全副武装，虎视眈眈地盯着门口，就等不要命的送上门来。

大张自始至终都站在第一线，巍然不动。我端着一把双管猎枪站在大张的身后，两手不停发抖。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那天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恐惧。大街上杀声震天，血泊满地，横七竖八地倒下了很多人，有的在痛苦地挣扎，而有的已经僵硬了。门外不停地跑过疯狂的追杀者和绝望的逃亡者，他们沾血的面孔都令人惊惧地扭曲着。其实除了少数几个部队转业的，在场的法官大多是一介书生，莫说这样真刀实枪的血腥打斗，普通的争吵都经历得很少。后来我想，如果那天没有大张，我们可能不会有拿起武器抗争和死守的勇气。

骚乱分子发现了我们，开始死命地撞门，用砖头砸玻璃。大家顿时都紧张起来。在暴徒们兴奋的叫声中，门很快被砸了一个窟窿，最前面的一个维族小伙子探出脑袋，恶狠狠地朝我们看来。大张毫不迟疑地抡起水管，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棒。

这一棒打得非常结实，那个脑袋发出一声惨叫，赶紧侧着脑袋想往回缩，大张又是重重一棒，正砸在他右侧太阳穴上。他闷哼了一声就瘫软下去。

大家发出一阵欢呼。那个晕菜的家伙被同伙拉了出去，其他人开始更加疯狂地砸门，并用维语大声叫骂。大张招呼一声，靠得近的都围拢到门前，见脑袋就砍，见手就剁，只听门外惨呼不断，哀号一声接一声。

这些暴徒已经陷入了癫狂，身上的伤痛让他们更加亢奋和疯狂地往里冲，眼看门已经被砸得千疮百孔，支撑不了多久了。外面人多势众而且丧失理智，一旦冲进来我们必然全军覆没。

大张已经俨然是战时最高指挥，他手一挥，冲后面的喊道：“还犹豫什么？拿枪的开枪！”

我们几个端着枪的小年轻都迟疑着不敢动，都是中国应试教育出来的人才，谁有开枪的胆子？谁有杀人的胆子？我们连杀鸡都看不得。

大张看我不动，急了，喊：“开枪啊！”接着一把夺过我的双管猎枪，从门上的窟窿里瞄准，冲着一条大腿就是“砰”的一枪。

外面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喊叫和砸门都停止了，变得让人不习惯的安静。

大张又冲地上开了一枪，外面一阵惊呼，接着就听见一阵骚动，从破窗户里我看见他们狼狈地跑掉了。

之后为了防止他们再来复仇，大张带了我们几个年轻人继续站岗放哨，让其他人休息。可是直到傍晚救援到来，那群骚乱分子都没有再回来过。看来，再凶恶的暴徒也是欺软怕硬的。

事后我们纷纷请大张吃饭，大家都说是大张这条霸气的旗人汉子让我们躲过了被血洗的命运。解除战斗状态的大张慵懒又贫嘴，卷着舌头跟我们说了很多足以让手机被停机的黄段子。

事隔半年多重见，我分外惊喜，上去握着大张的手就开始说个不停。大张慢条斯理地跟我说：“待会儿啊桂子，待会儿，你看老陈这拉着我去陪他应付一老上访户呢，还特急。我跟他说现在接访这手段不好使了，现在都讲和谐，咱们要跟人讲道理是不是？老陈就是不信。他这人思想迂腐了，我特不待见他，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回味一下咱们并肩作战的反恐时刻来着。但老陈年纪大了，咱让着点他吧，不然他一着急一上火血压高了还得咱把他往医院送呢。你说是不？你在这等我一会啊，待会我回来咱们好好聊聊。”

老陈一直微笑着听他贫，我也大笑起来，说好，我在这等你，你们先去办正经事吧。

如果我能提前得知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肯定不会放老陈和大张离开。但遗憾的是我并不能预知未来，无法预料他们这一行的血腥和惨烈，更没有想到这会是我见到大张的最后一面。

他俩走后我继续上网查资料。昨天院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着，网民们也在热烈讨论着，为了配合法院的汇报工作，并且给法院系统带来积极正面的舆论导向，我们这批网评员都要撰写评论文章，发表在各大论坛上，据说事后还要评奖。

我打开word对着屏幕憋了半小时连题目都没憋出来，大脑像短路般一片空白，那种非要写点什么不可却什么也写不出来的感觉，相信只有我这样业余的五毛和病入膏肓的便秘患者才可以体会得到。

我是个坚强的人，从不畏惧困难，好在我还有百度和谷歌。上网一搜之下，心花怒放，几十万个搜索结果任我采撷，看来我不入地狱，谁爱入谁入去，我不唱赞歌，抢着唱的人多呢。如果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一首赞美诗，那足够十个唱诗班唱到老死都唱不完。看到这么多同志们精于此道，我很是欣慰。为了表达我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我赶紧ctrl+c、ctrl+v地忙活起来。这个活儿我很擅长，三万字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在半小时内拼起来的。论起剪接的技术，我自信不比任何一个学术砖家或者大学叫兽逊色，绝对有实力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剪辑奖。

百忙中我看了一眼我的工作对象，他正坐着发呆。我一边保存网页一边不经意地问：“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他说：“有三四天了。”

我问：“住哪啊？”

他说：“东庄旁边一个新盖的小楼里。”

我说：“条件不错啊，你自己住？还是跟别人一起的？”

他说：“老乡带去的，没收我的钱。我去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很多人了，都是涂城的。他们都是为同一个拆迁的案子去的。”

我心头一凛，扔下鼠标问他：“有没有一个叫蔡志华的？”

他说：“有，他是带头的。”

我赶紧拨打牛庭长的手机，想告诉他蔡志华早就到北京了。电话通了，但没人接听。我又打一次，还是没人接。我正作没理会处，手机仓促地响起。我低头看了下来电显示，是法警小叶。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闪过，心好像被一只粗糙的大手一把揪住，胸口堵得喘不上气来。

小叶几乎是扯破了嗓子冲我喊的。他喊道：“桂审，出事了！赶紧过来！”

第十八章　两会闭幕了

在省高院的牵头组织下，在各市县的积极协作下，全省的涉诉信访案件数量在两会期间明显走低，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名次，接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最高院公布的两会期间信访登记表里，涂城的涉诉信访案件数量是零。作为全省唯一的零登记上访地区，省高院在电视电话总结会上对涂城中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特别提出了表扬，号召其他法院学习涂城中院的工作方法。

院领导很欣慰，要求研究室立刻总结本院的先进工作方法和成功经验，抓住机会宣传推广，供全省法院学习。研究室果然是才子云集，第二天就炮制了一整套工作经验总结。在省高院的大力推广下，这套经验很快就在全省法院系统里传播开来，赞扬声不绝于耳，很多法院慕名组团前来参观学习，戴院长忙于接待，不慎喝坏了胆囊，住进了医院。后来院领导要求主动出击，组织了一个报告团，由邹庭长任团长，到处巡回讲演，获得了热烈反响，涂城中院名声在外。

相反的是院里的人对这套工作方法都比较陌生。我是后来到其他城市出差的时候，才在当地法院的宣传栏里学习到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明白那篇文章的文体是宣传稿而不是科幻小说。在那篇令人振奋的文字中，涂城中院的先进工作方法被总结为“为民工作法”，具体又分为“三个动”、“四个心”和“五个必须做到”。文中详细地阐述道：“三个动”：服务主动、形成互动、真情打动。“四个心”：与当事人沟通要有耐心、对承办案件要有责任心、对上访人要有同情心、解决矛盾要让人民放心。“五个必须做到”：必须做到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必须做到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必须做到千方百计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必须做到脚踏实地地办好每一个案件，必须做到问心无愧地履行法官的各项职责。

由于这次接访工作的圆满成功，院领导给每个参加接访的同志都给予了表扬。牛庭长由于功劳卓著，又因公致残，被授予了个人二等功。但我们都比不上大张，那个贫嘴又闷骚的旗人汉子无论干什么都会比我们更胜一筹，在接访工作总结会上，他被光荣地追认为烈士。而同样牺牲的小于由于在殴斗中先动手，院里认为不适合作正面宣传，所以除了一笔抚恤金外，没有给小于和他的家属任何荣誉。

那天我心急火燎地赶到现场的时候，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去，只剩下白色雪地上一摊猩红的血迹和不远处三三两两还在议论的路人。我再赶到医院的时候，牛庭长和小于都已经被送进了急救室。邹庭长和老陈受了轻伤，正在包扎。我只看到几个立案庭的年轻同事坐在急救室外面哭。由于置身事外而带来的加倍的内疚和焦虑，我抓住那几个小伙子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他们很没出息地一直在哭，除了一个劲地摇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事情的经过还是后来老陈告诉我的。

那天牛庭长从我的房间离开后，继续带小于蹲守在上访村附近。老陈和大张也在他们附近。由于之前的收获，牛庭长的心情很是不错，点起烟跟大张一起贫嘴。

当蔡志华带着几个村民出现在视线里的时候，牛庭长刚抽完那包中华的最后一根。他转脸找老陈又要了一包烟，然后独自走向蔡志华，小于犹豫了一下跟了上去。蔡志华看到牛庭长就戒备地站住了，牛庭长迎上前去，递过一根烟，被蔡志华一巴掌打掉。蔡志华说：“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拦住老子。”

小于年轻气盛，看到领导被弄得下不来台，当场血往上涌，冲上去当胸推了蔡志华一把，说：“你干什么？警告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蔡志华站住后瞟了小于一眼，似笑非笑地说：“给我吃罚酒？就凭你？”

小于受了挑衅，脖子一梗，说：“就我，怎么了？”

牛庭长看势头不好，把小于往后拉了一把，说：“别吵。”然后对蔡志华说：“老蔡啊，这个案子你也了解，不是我们法院能说了算的。这工作要慢慢去做，你来上访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要不你先跟我们回去，我们到省里去跟省高院还有政法委坐下来慢慢谈？”

蔡志华“哼”了一声，说：“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你们工作做的还少啊？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没有？不还是那副死样子。哦，你们也知道你们理亏啊？要跟我谈了，早干什么去了？我不跟你们谈，我代表我们整个村来的，我同意回去我身后的老乡们也不会同意。我们今天就是要去上访。”他转身大步前行，牛庭长和小于赶紧跟上。

牛庭长小跑着还在劝蔡志华：“老蔡，你的问题领导很重视，开了多次协调会了，你要耐心等结果啊！你知道我们的工作也不好做，做不了主，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蔡志华脚下不停，眼角都不斜一下，说：“做不了主就让开！老子知道你们做不了主，老子今天就是要去找能做主的。最高院不做主老子去人民大会堂！”

小于紧走两步拦住蔡志华，气鼓鼓地说：“你懂不懂礼貌？我们好好跟你讲话，你这是什么态度？”

蔡志华笑起来，说：“我就这个态度。你这个小年轻知道什么，当初我求爷爷告奶奶想让你们法院主持公道的时候，你们法院是什么态度？现在你们来跟我讲态度？”

说着又要走。小于一把抓住蔡志华的衣袖，蔡志华一挣之下没有挣脱，腋下哧地撕开了一道口子。蔡志华急了，去扯小于的手，嘴里说：“你给我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小于毕竟年轻力气大，紧紧地抓住蔡志华不放，低声说：“跟我们回去。”

蔡志华扯了半天没有效果，于是开始撒泼。他身子一软，往小于身上靠住，大声喊道：“救命啊！截访的打人啊！还有没有法律啊？还有没有申冤的地方啊！截访的在大街上就打人啊！救命啊！”

小于后退一步，喝斥道：“你喊什么？谁打你了？”

蔡志华不理他，继续大声呼救。

周围的上访户听见喊声纷纷围拢上来，很快就将几人围住了。由于都经历过截访，很快就产生了共鸣，各种声讨和辱骂迅速淹没了圈里的小于和牛庭长二人。之前跟着蔡志华一起来的几个村民也慢慢靠近上来，虎视眈眈地盯着小于。

老陈远远地看见，暗叫一声“不好！”赶紧带着大张上去。

蔡志华见自己身处舆论的制高点，占据了场面的主动，不禁得意万分，有恃无恐地对小于连续推搡了几下，嘴里说：“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平时徇私枉法、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后果！你们不是说人民利益至上吗？人民怎么不向着你们呢？失道寡助，你懂不懂？”

小于不说话，脸涨得通红，冲蔡志华瞪着眼睛就是不撒手。牛庭长对围观的上访户喊道：“误会，误会！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说着使劲拽了拽小于，说：“别冲动，走！”

小于看样子被气急了，他死死盯着蔡志华得意扬扬的脸，喘着粗气，太阳穴上青筋直暴。

牛庭长看着要坏事，赶紧扳住小于的肩膀，在他耳边低声说：“千万不能动手，记住你是干什么的，先走！”老陈和大张也挤进了圈子里，一起劝小于松手。

小于的情绪这才稍稍平复下来。他放开紧抓着蔡志华的手，看了看围观的人群，想说句什么，还没开口，脸上就被蔡志华抡起胳膊抽了一个大耳光，声音清脆响亮。

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叫好声。蔡志华摇头晃脑地对被打怔住了的小于说：“你个小崽子我本来不想跟你一般见识，但不教育教育你怕你不长记性。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告诉你们，你们法院的权力都是我们给的，法院应该是给我们老百姓服务的，但你们不但没有给我们服务，还成了政府的走狗，来剥夺我们合法的上访权利。送你的这个嘴巴子是让你记住，以后不要这么嚣张，多行不义必自毙！”

周围的上访户们纷纷喊好，蔡志华像英雄一般向观众微笑致意。他知道愣在原地的小于不敢还手，和被他打过的那个小法警一样，年轻人的血性已经被一身的制服阉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信条深入人心。蔡志华不相信有人会为了逞一时意气而丢了公务员的饭碗，他觉得自己抓住了对手的软肋。牛庭长拍拍小于的肩，说：“回去再说。”然后和老陈一人挽住小于的一只胳膊，在周围的辱骂声中，心情沉重地往圈外走。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上访户获得了胜利，截访的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走。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个圆满的结局，正义的一方取得了上风。

可是突然间，就在快要走出圈子的时候，小于低吼一声，挣脱了二人，发疯一般地向蔡志华扑去。

还沉浸在大获全胜的喜悦中的蔡志华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眼看着小于像疯牛一样扑近眼前，居然忘记了躲闪。小于狠狠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顿时鲜血长流。蔡志华捂着鼻子连连后退了几步，周围群众爆发出一声惊呼：

“狗日的截访的真的动手打人了！”

犹如在油桶里丢下了一根火柴，上访户们的怒火腾腾地燃烧起来。没有人招呼，大家一拥而上，将小于摁倒在雪地里。小于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被淹没在拳脚和拐棍之中。小于冲动的一拳唤醒了所有人沉冤待雪的辛酸、常年奔走的愤懑和东躲西藏的委屈，每个人经过长久发酵的愤怒终于在此刻寻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突破口，他们威武地挺直了已经习惯低三下四的腰杆，亢奋地抬起了已经习惯唯唯诺诺的头颅。无论年纪老小，性别男女，在法不责众的信仰下，他们将多年积攒的仇恨尽情地发泄在这个万恶的动手打人的截访者的身上。申诉状、举报信、上访材料全被丢在一边，这些看上去尽是老弱病残的人群同仇敌忾地殴打着企图阻扰他们上访的小于，打得异常专注，异常敬业。

牛庭长、老陈和大张三人大惊失色，连忙往人群里冲，试图救出小于。但小于身边的人实在是太多太乱了，牛庭长和老陈力不从心，根本冲不进去，试了几次都宣告失败。人群已经集体陷入了疯狂。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行为能影响周围的人，从而演变成集体行为，反过来，这个集体行为又能鼓舞原本缺乏勇气作乱的个人，煽动起每个人潜意识里的不愿循规蹈矩和妄图打破规则的自由欲望。就在这样不停的相互影响和激化的过程里，最终整个群体都变得肆无忌惮。

大张靠着身高体壮硬是挤了进去，一句话没说出来已经挨了好几拳，只能蹲下来用身体护住躺在地上的小于。透过无数挥舞的拳脚，老陈看见一开始还抱头缩成一团的小于已经瘫软了，没了任何遮挡和保护的动作，血糊糊的脑袋被人踢得晃来晃去。

牛庭长和老陈在圈外眼睁睁地看着无计可施，急得直跳脚。法警们接到老陈的电话赶了过来，短短几百米，牛庭长和老陈等起来是那么漫长。这时候蔡志华悄悄从人群里脱身而出，顺着墙根想要溜走，牛庭长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接着就冲了过去。

蔡志华身后跟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妇女，穿了一身的黄色羽绒服。她没有参与群殴，一直站在一边，两手握着一只盛满液体的透明玻璃杯。当时牛庭长只想着坚决不能让蔡志华溜掉了，根本没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女村民。可就在他靠近的时候，那个妇女突然毫无先兆地拧开了玻璃杯的盖子，猛地将里面的液体全部泼到了牛庭长的脸上。

那是一整杯的硫酸。

那妇女看着在雪地上痛苦地翻滚的牛庭长，大骂起来：“你是活该，我家老头子就是被你们害死在看守所里的！”

法警们赶来将围殴的人群驱散，小于遍体鳞伤，已经没有了呼吸，大张也是出气多进气少。救护车将三人送到一条街之外的监狱局管理中心医院，小于和大张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而牛庭长面部、脖颈和双手被浓硫酸深三度烧伤。

可能是事后宣传处的公关做得好，我在报纸和网上都没有看到有关这场冲突的报道，就连院里也有不明就里的来问我牛庭长怎么不来上班了。我笑笑回避了他们的问题。虽然并没有领导特别叮嘱此事要保密，但看样子大家都没说，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到处宣扬的好。毕竟我们干的活儿是并不露脸的接访，一个在北京接访的法官献身了，即使事迹再怎么可歌可泣也是比不上在海地点背的维和英雄的。更何况牛庭长和小于也没有多么可歌可泣的事迹。虽然我们的社会需要塑造英雄，但永远不会塑造一个接访的来做英雄，因为英雄需要对老百姓的口味，而不是领导们的口味。他们能获得的唯一的肯定也就是领导在会议上的一句表扬：“该同志很有大局观。”仅此而已。

朱舜尧在金地大酒店设宴给我接了个风，我带着小双一起去了。曹卉卉没有来，朱舜尧解释说她去北京拍戏了，是个清末的宫廷戏，主要场景在故宫，曹卉卉演一个跟太监偷情的小妃子。我们纷纷感叹这戏的难度很大。

朱舜尧说：“这电影是大制作，主要针对国外市场，对白都是全英文，冲着奥斯卡就去了。”

我很质疑：“曹卉卉是什么学历？”

朱舜尧说：“初中。”

张计说：“初中还能英文对白啊，她也就会说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HanMeimei吧。”

朱舜尧说：“那都是次要的，嘴巴动动就可以了，后期再配音嘛！现在连新闻都是这么拍的。”

金业发老板又进来陪了一圈酒，看到小双眼睛一亮，不住地上下打量着。我有些不爽，他看出来了，收回眼光讪笑着问：“桂法官，菜的味道还可口吗？”

我说：“还过得去。”

他“嘿嘿”一笑，说：“你们吃得满意就好，吃得满意就好。吃完以后可以到休闲区休息休息，我给你们安排。”说着眼睛看着朱舜尧。

朱舜尧对他点了点头，金业发笑着出去了，顺手带上了包间的门。

我对朱舜尧说：“我看这金业发不爽，一副急色鬼的样子。”

朱舜尧说：“我也看他不爽，生意人嘛，素质难免低些。”

乔燕说：“生意人也有素质高的啊，但这金老板确实不怎么样。”

吃完饭，朱舜尧对小双说：“小双，你先回家去吧，我们跟你桂哥哥有事情要谈。”

小双不情愿地看看我，说：“为什么不能带我一起说话啊？”

朱舜尧说：“我们兄弟几个要谈男人之间的话题，你不懂的。”

乔燕说：“是啊是啊，你们男人之间总有话题的。小双我们走，我开车顺路送你回去。”

小双跟着乔燕回去了。朱舜尧带着我和张计走上楼梯，来到三楼的休闲区。我第一次上到三楼，看见这里装修得金碧辉煌，很是壮观，娱乐设施也很全，有健身房、台球室、棋牌室，还有足疗、按摩，门口的服务员都是十八九岁的姑娘，穿得很清凉，细皮嫩肉的，隐隐有些淫靡的味道。

朱舜尧说：“三个人，打不起来麻将，就洗个脚吧。”

我们进了一间足疗房，各自躺下。领班过来就冲我们鞠躬：“朱总您好！”

朱舜尧摆摆手：“这两个都是我兄弟，把手艺最好的叫来。”

不一会进来三个姑娘，长得都挺漂亮，三人进来都先问候朱总好。我和张计乐了，跟朱舜尧说：“看来你是熟客！”

朱舜尧说：“哪儿啊，我没来过几次，这些女孩子都是我公司的啊，都是我选秀选出来的！”

我们恍然，原来他和金业发的合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扎马尾巴的小姑娘搬了木盆在我面前坐下，试了试水温，然后就伸手来给我脱袜子。

我连忙说：“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这种场合来得不多，我还有点不习惯被人服务。我赶紧把袜子脱掉，看到小姑娘抿嘴一笑。

朱舜尧说：“哎，人家就是干这个的，你什么都要自己来，你让人家指什么吃呢？”

我给自己解嘲：“我怕我脚臭，给人熏着了。”

结果马尾巴接得挺快：“没关系的，我们都习惯了的。”

我没再说话了，心里挺委屈地想其实我的脚不臭的。马尾巴将我的双脚摁进水里，又捏又揉地折腾。

朱舜尧随口问我：“在北京怎么样？”

我说挺顺利的。

朱舜尧问：“有没有遇到不听话的当事人？”

我想了想，说：“没有，都很配合，都很有大局观！”

沉默半晌，他问：“哎，年前跟你说的那事你没忘吧？”

我说：“什么事？”

朱舜尧气坏了，半个身子欠起，像个受了委屈的小怨妇似的埋怨我：“你看你！你看你！你根本没把兄弟的事情放在心上！”

我说：“别激动，我最近太忙，真给忘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你给提示一下？”

朱舜尧气鼓鼓地说：“我老爸公司拆迁的事啊。”

我“哦”了一声，说：“这事啊，没忘！过年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市拆迁办的黄主任了，说是给他拜年，顺便就把这事提了一下，他说没问题。这种事情他们经常操作的，让城东区街道办事处开个函，借市拆迁办的拆迁资质用就可以了，黄主任负责给你盖个章。到时候我把他约出来，你跟你老爸请他吃个饭，另外再表示表示。”

朱舜尧很开心：“好兄弟！我错怪你了！……我表示多少？”

我说：“你这还用我教啊，你们不是老干这事的吗？”

朱舜尧说：“他不收怎么办？”

我说：“不可能，政府可没有五个严禁。”

可能因为老总在场，三个小姑娘洗得格外卖力，原本四十分钟的脚洗了一小时，洗完还按摩了半天。倒腾完毕果然感觉神清气爽，看来领导们爱来享受是有道理的。

洗完脚已经十点多了，我们起身要走，金业发跑进来笑眯眯地问：“朱总，要不要带你两位朋友去四楼休息一下？”

朱舜尧看看我们说：“不了，他们不好那口。改天我带拆迁办的领导过来，你再给好好服务吧。”

金业发连连点头，一直把我们送出酒店大门。

出了门了问朱舜尧：“四楼是什么地方？我看金业发那副鬼头鬼脑的样子，不会是什么好场所。”

朱舜尧回答道：“好像是搞按摩的，桑拿推油什么的。”

我说：“估计没那么简单吧。”

朱舜尧随口说：“可能会打点擦边球什么的吧，不然哪来的生意。嘿，酒店是他的，他爱怎么搞就怎么搞，谁管他那个去啊！”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朱舜尧去市拆迁办，将他引荐给黄主任。黄主任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这厮装得很矜持，一会打电话一会翻材料，把自己搞出一副很敬业的样子，对我们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啊，手头忙，你们稍坐一会。”如果这是第一次见面我简直会被他感动的，多好的干部啊，上班不喝茶，不看报，不泡女下属，不上网收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可惜我早就认识他，看他在那里忙忙碌碌演个不停真担心他一个下午把一年的工作都做完了怎么办，以后会无聊死的。

朱舜尧不失时机地拍上了马屁：“黄主任真够辛苦的，这拆迁办的工作可不好做啊。”

黄主任皱着眉头长叹一口气，深沉地说：“是啊！拆迁是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工作肯定是不好做的。”

朱舜尧继续拍：“所以黄主任的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桂公梓经常跟我说起您，说您工作认真，能力强，又没有官架子，是我们后辈学习的好榜样啊！”

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么肉麻的话了。黄主任在酒桌上的工作态度的确是蛮认真的，根据女秘书的数量来看性能力也确实是很强的，整天吊儿郎当的当然端不起架子来。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可没有想过树立这样的榜样。朱舜尧这马屁拍得太露了，一点档次都没有，恨不得直接拿顶高帽子扣人头上。

不料黄主任并不嫌弃，反而显得相当受用，慈祥地微笑着说：“是吗？小桂这么说我啊？”

我连忙点头称是，心想谄媚果然可以降低人的智商。

黄主任很满意，哈哈一笑，继而恢复到深沉的状态，说：“怎么说呢？榜样不敢讲，我也就是做好分内的工作而已。我们手中有点小权力是不错，但那都是老百姓给的！所以我搞拆迁工作时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让老百姓吃亏。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老百姓心里都是有杆秤的，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同，我们当官的就算没白干。”

我和朱舜尧一起拍案叫绝，嘴里不停地赞叹“黄主任你说得太好了”，心里想起周星驰的那句台词：“其实，我是个演员。”

当天晚上朱舜尧的老爸设宴款待黄主任，标准很高，菜色很是花哨。下班前朱舜尧接到他老爸的短信，通知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于是向黄主任发出邀请，没想到黄主任居然说要回家陪老婆孩子，让我们大吃一惊，少不了又一顿马屁伺候。半推半就拿腔拿调间，最终黄主任盛情难却，跟着我们到了金地大酒店。一入席他就正襟危坐，摆出一副抗腐拒变一身正气的豪迈架势。我们赶紧轮番劝酒，推杯换盏，三巡之后，黄主任明显松弛下来，靠坐在椅背上。当穿着高叉旗袍的服务员给他的碗里分鲍鱼的时候，他伸开蒲扇大手照姑娘的屁股蛋上狠狠捏了一把。

朱舜尧和他老爸对望一眼，脸有喜色，大概意思是：这事成了。

那小妹到底是训练有素，没有辜负朱舜尧的慧眼识珠。屁股遭受侵犯后她一声娇呼，顺势熟练地朝黄主任怀里一躺，身法灵动，衔接自然，瞬间变被动为主动，我在一旁看得叹为观止。

小妹坐在黄主任的大腿上，娇滴滴地说：“你好坏啊，吃人家豆腐，不行！要罚酒三杯！”声音嗲得能将死人的心电图颤跳起来，我隔着半张桌子都一阵战栗，泛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如果林志玲能够有幸听到这一声娇呼，必然要羞愧地退出娱乐圈，悲叹既生瑜何生亮呢。姑娘粉嫩的面部肌肉也没有一寸一刻闲着，撅嘴耸眉，巧笑倩兮，秋波荡兮，如此立体的感官冲击相信任何一个心理和生理健全的男人都无法抵抗。

黄主任果然立刻就不行了，迎着小妹递过来的酒杯就喝，两眼迷离地盯着姑娘的脸不放，笑得嘴巴都合不拢，刚喝进的酒顺着咧开的嘴角流到啤酒肚上也浑然不觉，我估计递过去王水他都照喝不误。

眼看大事将成，我怕自己在场黄主任不好施展拳脚，于是找了个借口告辞。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一开门看见客厅的灯敞亮着，小双正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我心中诧异，还没来得及开口问，就听见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说：“桂子，你回来啦？”

第十九章　杨局长是冤枉的

这是多么熟悉的感觉啊！在我们一无所有租房蜗居的那几年里，章小璐这句轻声细语的问候，总能让一身疲惫的我感觉到安宁，像一条饱经风浪的船终于驶进了避风的港湾。不管工作多么不顺，此刻我总会心情大好，像蜡笔小新一样嘟哝一句：“你回来了……”

但也已经很久了，我没能再听见这句问候。所以当看见章小璐袅袅娜娜地从沙发起身的时候，我没能反应过来，一下子愣在了当场。

小双站起来跟我说：“小璐姐姐来找你，我说你去吃饭了，她说要等你回来。”

我对小双点点头，她很乖巧地拿了本书躲进书房，并且关上了门。

我和章小璐面对面坐下。她换上了以前穿的拖鞋，鞋头是憨笑的绿豆蛙。看来她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的，我都不知道这双拖鞋原先究竟放在哪里。

我们半天都没有说话。她低着头看自己的脚，我低着头看她的拖鞋。电视里正放着小双爱看的偶像剧，一男一女深情相拥，互相诉说着没羞没臊的露骨对白。

气氛有些尴尬。我看到茶几上摆着一盒待客用的苏烟，心想这种时候我应该点上一支，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手伸到一半想起我不会抽，又缩回来。章小璐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

我想了一会，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了。我抬起头，发现章小璐也在看着我。

于是我说道：“最近还好吗？”

章小璐说：“小双跟你住一起啦？”

我说：“你来应该提前电话告我一声啊。”

章小璐说：“你没事就少喝点酒，你一喝就上脸，瞧你脸红的。”

我说：“你怎么一个人来，你老公呢？”

章小璐说：“明天要下雪，你有鼻炎，要注意保暖啊。”

我说：“晚上给朱舜尧办事去了，你们也好久没见了吧。”

章小璐说：“我正巧路过，没事就来看看你。”

我说：“你这双拖鞋是在哪里找到的？”

章小璐说：“嗯，我爸妈身体都挺好的。”

很快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原来培养默契需要好几年，而失掉默契只需要几个月而已。

各自调整思路后我们终于可以正常沟通了，章小璐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她是为了她的公公杨局长的事来的。

她说：“你知道的，我结婚那天我公公接到纪委的电话，说让他去谈谈。第二天他去了就没再回来。后来我们就接到通知说他被双规了，因为有人举报他受贿。我们打听到他被关在市里一家宾馆里，纪委和检察院一起审讯。现在我们全家都没了主心骨，整天什么事都做不了，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想来想去，在司法机关里认识的也只有你了，就来找你帮忙给出出主意。”

我说：“恐怕我很难帮得上忙啊，杨局长这个案子纪委和政法委肯定会有明确意见的，法院做不了主。”

章小璐说：“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想你给分析分析情况，看看他会不会被判有罪？我婆婆说他这么多年没有收过别人一分钱，是个清官，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啊？”

我思考了一会，想怎样委婉地把情况告诉她。首先，我还真不相信杨局长从没收过别人一分钱；第二，我还真的很少见到纪委把人双规之后能无罪释放的，纪委总是有办法让人讲实话的。

据说新任纪委书记从省政法委空降到涂城来任职前，接到的上级指示就是严肃贪腐，毕竟像涂城这样的小城市，山高皇帝远，鸟少蛀虫多。新官上任三把火，自然要找一只用来儆猴的鸡，于是杨局长不幸成为了纪委书记上台后查办的第一起重大贪腐案件，也是近年来涂城倒台的最高级别官员。我对杨局长的前景很悲观，既然组织上对他下手了，就肯定有十足的把握。

我对章小璐说：“估计无罪的希望不大，这是个政治案件，而且纪委肯定是有证据才会查他的。”

章小璐不说话了，脸色苍白。我看着她，想着她现在的境况：刚结婚公公就出了事，之后肯定还要被定罪、没收财产，一大家子人都要承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他们怎么承受得住这巨大的落差啊。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有同情，也有龌龊的愉悦：当初你若从了我又哪会有今天呢。

当然这种想法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我还是好言好语地安慰了她一阵子：“别想太多了，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杨局长是冤枉的，说不定还能好好地出来的。”

章小璐说：“你不用安慰我了，我也知道那不可能了，我公公去纪委前那个晚上就跟我们交代过了，说他是做了省厅领导的替罪羊……这可怎么办呢，杨洋洋在土管所的工作也是他爸爸安排的，这回也不知道会不会受牵连。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仿佛就在不久前，章小璐还只是个骄傲任性的小女孩，现在却已经成了费心劳神的大女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盘起了发髻，眼前的章小璐看上去成熟了许多。女人变得沧桑也许只是一瞬间的事，还来不及操心月子就已经要开始操心日子了。

我说：“你说的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我经手的案子里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可能真是清白的，也可能是拿了钱了但没拿那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利益冲突，可能是得罪了人，可能是点背，总之是有人要搞他了。现在的官员，只要查总能查出问题来，所以想搞谁一般都能搞掉。”

章小璐说：“那怎么办啊？”

我说：“这案子是由于举报案发的，从年前到现在也一个多月了，没什么动静，我估计纪委和检察院手里也没什么直接证据。受贿这种罪名，除了行贿人和受贿人，没第三个人能证明，不像贪污，还能通过查账查出来，受贿一般来说，证据只有口供和行贿人的证言。所以现在对杨局长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嘴严。”

章小璐有些疑惑：“嘴严？”

我说：“是啊，嘴一定要严。你死活不肯说，侦查机关就没办法，一拖再拖，最后还是得把人放了。就看杨局长能不能死扛得住了。”

章小璐说：“那如果有口供了呢？”

我说：“有口供就好办了。只要当事人肯说，真的假的都无所谓了。我们几千年的刑事审判原则都一样：口供是证据之王。”

我想起自己还在做书记员的时候，跟着老储办过的一个颇典型的受贿案件。被告是当地某国税局的副局长，也是在纪委收到匿名检举信后被双规了，关在宾馆里，纪委和检察院一起审，侦查卷里记载了很多次的讯问笔录。一开始被告不承认，四天后有了第一次有罪供述，之后出现几次反复，最终还是认了，而且每次说的内容都相当一致：“X年X月X日，在我办公室里，行贿人来了，给我个大信封。他有××事求我，他说：×××××。我说：×××××。他把信封放在我桌上就走了，我打开一看啊，里面都是一万一扎的钱，有二十扎。我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收了。”之后就有了行贿人的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出奇的吻合：“×年×月×日，在他办公室里，我去了，给他个大信封。我有××事求他，我说：×××××。他说：×××××。我把信封放在他桌上就走了。信封里面都是一万一扎的钱，有二十扎。”

结果在基层法院一审的时候，他当庭翻供，说根本没这回事，做有罪供述是因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最后法官认定供述和证言一致，受贿罪成立。

二审的时候老储带我去提审他，他非常努力地想让我们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跟我们说：“一开始我不认罪，他们就一直审问我，不让我睡觉。检察院的人三班倒，一天审问我五六次，我一打瞌睡就拿强光电筒刺我眼睛。几天下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意识也模糊了，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认了。我那有罪供述基本上都是他们一句一句说，我一句一句重复着学的。他们问：你是不是拿人家钱了？我说：拿了。他们问：拿了多少？我不知道。他们就问：是不是拿了二十万？我说是的。他们又问：拿了谁的？我还是不知道啊。他们又提醒我：是不是××经理的？我只好说是的。之后就是问钱怎么花的？是不是买车了？是不是炒股了？他们怎么说我都说是的。这口供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后来我意识清醒了就不承认，他们就又逼我承认。最终我受不了折磨，就想算了吧，反正是没有的事，我就算承认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不能光凭我的口供就定我的罪吧！所以我就认了。”

老储问：“然后呢？”

他说：“然后他们就找到××经理，问他是不是给过我二十万。人家当然不承认了，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啊。检察院的人就说：人家受贿的都已经承认了，你还不承认啊？你是行贿人，在追诉前主动承认是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但是你如果抵赖，作假证，后果就难说了。你是不是想进监狱啊？把人家吓怕了，只好说是啊，我给过他二十万。这样就好了，受贿人的口供和行贿人的证人证言都有了。”

他说得很真实，让人很想要相信他，如果我只是个街坊或者网友我肯定特替他鸣不平。但职业要求我们要用证据说话。老储跟他说：“你的意思是你被刑讯逼供了，你的口供不真实，是吗？”

他说：“是啊是啊。”

老储说：“你有证据吗？”

他想了想说：“你们可以看卷里的讯问笔录啊，我一个月被讯问了将近一百次，特别是第一个星期，每天五六次，笔录上都有时间的。”

老储说：“我看到的侦查卷里只有二十多份讯问笔录，而且没有一天超过两次的……你别激动，由于这个案子不是简易程序，所以按照法律规定来讲，检察院向法院移送案件的时候有权利不移送全部的案卷材料，只需要移送他们觉得可以证明犯罪事实的材料就可以了。即使有你说的其余的笔录，检察院不给我们也没办法，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被告人当时就呆了，怔怔地愣了半天，对我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叫我怎么举证啊？应该是你们去调查啊？”

老储说：“你说的刑讯逼供的情况，我们法院也很难调查……不过我们会尽力去调查的。”

提审结束后，按照老储的要求，我给检察院发了个司法建议函，是这么写的：

涂城市××区人民检察院：

鉴于被告人××反映在其受贿一案的侦查过程中存在有刑讯逼供的情况，建议贵院予以重视并充分调查核实，速将结果告知本院。

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年××月××日

很快我们收到了检察院的回函：

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调查，本院在××受贿一案的侦查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

特此函告。

涂城市××区人民检察院

××年××月××日

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告诉他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受到了戏弄，他有点不可思议地问我们：“你们让检察院去调查自己有没有刑讯逼供，人家肯定说没有啊！”

老储说：“没办法，法院没有侦查权。你啊，当初就不该承认。”

他说：“我有办法不承认吗？一星期不让你睡觉试试？让你说什么你都说。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承认，过了这一关再说，当时我相信上了法庭什么都能讲清楚，法院会主持公道，我不相信莫须有的罪名就能这么定下来了。结果上了法庭，法官根本不听我讲的，直接问我：你有证据吗？我没有。法官就说没有证据不能认刑讯逼供，就这么定罪了。”

老储说：“从法院来讲，就是这样的。我们只认证据。刑事案件十个被告人里有九个会说被刑讯逼供了，但关键在于证据。我们拿什么相信你呢？”

那个案子最终维持了原判。听说他之后在监狱里不停地写申诉状，前段时间审监庭的朋友还告诉我这个案子已经在第二次复查了，由于案情简单，供证一致，所以驳回申诉通知书都已经早早写好了。

我把这个案子给章小璐讲了一遍，完了我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还是编的，我不是说我相信他，只是他说的情况在技术上完全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现在对杨局长来说，一认罪就基本算完了。所以我说要嘴严呢。杨局长是党员吧？到了发挥党员坚定意志的时候了，好好向革命先烈学习吧。”

章小璐不在意我话里的戏谑，焦急地说：“哎呀，那我得赶紧回去跟家里人说说。可现在我们谁也联系不上他啊！你有办法吗？”

我赶紧说：“我可没那本事。你们找找人吧。”

章小璐站起身来，我送她到门口。她把拖鞋脱掉，放回鞋柜第二层的一只鞋盒里。我心说难怪我没发现，平时我从来不把鞋子往鞋柜里放，进门都是一脱一甩完事。章小璐穿上高跟鞋，一边迈步出门一边说“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我站住了。她回过脸，我们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她说：“桂子，怎么说呢，谢谢你。不是客气，是真心的。”

我点点头说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家都这么熟了是不是。

她笑起来，走前跟我说了句：“小双这姑娘不错，挺乖的，挺配你的……你不是一直嫌我不听话吗？”说完也不看我，呵呵笑了一声就走掉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等到章小璐走远，楼道里的感应灯熄灭了，我才关上门。我打开鞋柜，挨个鞋盒打开，发现除了章小璐装拖鞋的那一只，其他都是空的。我忙乎了半天，把自己的鞋子都装进了鞋柜里，发现果然清爽不少。

小双从书房跑出来，嘟囔着：“闷死了闷死了……小璐姐姐来有什么事啊？”

我跟小双简单说了，她瞪圆了眼睛问我：“啊？那杨局长会不会有事啊？”

我说会的。

小双很担忧地说：“唉，那个杨局长看着挺和蔼的，怎么会是个贪官呢？这下他们一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了……肯定有事吗？”

我心里想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没有跟章小璐说。在现在的司法环境下，经常左右法院判决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政治，二是舆论。杨局长这个案子，政治因素具备了，而舆论也已经炒得火热。贪官倒台永远是大快人心的，杨局长已经成了坊间茶余饭后的首选话题。最近流传一个段子，说是检察人员去杨局长家里抄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保险箱，很先进，锁是声控的，必须说出八个字的语音密码才可以打开。检察人员找了很多高手，试了很多句，比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水无鱼，何官不贪”，连“芝麻开门”都整出来了，就是打不开。最终只能把杨局长本人带回来，让他亲自来开锁。只见杨局长气沉丹田威上眉梢，对着保险箱字正腔圆地吟道：“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只听“咔嗒”一声，锁扣弹起，保险箱应声而开，在场之人莫不叹服。

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从人们乐衷于传诵这样的段子可以看出，大家是很享受“论杨局长的倒掉”这一过程的。老百姓最恨腐败，既然已经被揪出来作为贪官的典型，那么大家想让他完蛋，他就必须完蛋。如果法院不让他完蛋，那法院就要完蛋。

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回到了氏族社会，那个靠全民公投来裁决的时代。我梦见杨局长被绑在广场中央的一个大十字架上，四周的人群都捡起石块砸向他。杨局长被砸得头破血流，呻吟不止。周围的人兴致高昂，乐此不疲。我也兴冲冲地捡起一块石头，一抬眼却忽然发现十字架上的那张鲜血淋淋的脸正冷冷地盯着我。是邢勇！！！

我一下子惊醒了，背上起了一层冷汗。风从虚掩的窗户吹进来，窗帘轻轻地摇摆。我下床关好窗户，重新躺下，回味了一下刚才的梦。这时候我心里想起一个前辈说过的话：“任何职业，都不能像法律那样给予如此开阔的眼界，去感受人类灵魂内在的力量，去深刻体验生命的激流。它能够让它的从业者以目击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去分享生命的情感、奋斗、失望和凯旋。每当我想到这一宏伟的主题，我都难以自制。”

第二十章　亲自汇报

听说牛庭长已经转回到涂城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了，老陈特地从省城赶来探望。我们买了个果篮和一束鲜花，邹庭长从车队派了辆车，跟我们一起去医院。

邹庭长在车上说：“这次的事情，院领导也很痛心啊。郭院长早就说要来看望牛庭长的，但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一大早又赶到省高院去汇报案件去了。”

我们都问什么案件这么重要，让院长亲自去汇报。

邹庭长说：“老案子了，医疗事故。手术失误了，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家属要医院赔偿，医院不愿赔。关键是那外科主任是省人大代表，所以一审二审死者家属都败诉了。他们又申诉到我们院来，拖了两年了一直不敢判，审限扣除在那里。这次省里两会，这个代表又向省院提意见了，省院让我们给结果。院党组研究了几天，自认倒霉，这钱我们法院掏吧。好在家属要的也不算多，十万多块。”

我和老陈都“哦”了一声，我说：“破财消灾，破财消灾。”想了想觉得不对，改口说：“花钱买平安吧。”

邹庭长修正道：“是花钱买稳定。”

老陈总结说：“花钱买和谐。”

我跟邹庭长表示赞同。

刚工作那会儿，我对法院自掏腰包解决纠纷的做法十分不理解。因为在教科书上以及我的认识里，法院只是个居中裁判的机构，虽然不指望靠解决纠纷赚钱，却断然没有赔钱的道理。但现实再荒谬也总是现实，理想再实际也终究是理想而已。不知何时开始，解决社会矛盾的重任落到了法院的头上，随着法院门口聚集的上访户远远超过了信访局，法院就慢慢习惯了做花钱买和谐的冤大头。

邹庭长继续说：“郭院长今天就是去省院汇报这个处理方案了，准备把钱赔给死者家属，给那个代表写个汇报材料，赶紧把案子结了了事。不然总是个人大代表交办案件摆在那，多难受啊。”

我们点头称是。

不一会到了医院，值班的护士长告诉我们牛庭长被安排在四楼的特护病房里。我们提着鲜花和果篮往楼上爬，都没有说一句话，看来感觉忐忑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一进病房看到牛庭长，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心痛。牛庭长仰面躺在病床上，头上层层叠叠地缠满了纱布，只露出了一张嘴，一道溃烂后结成的疤痕从纱布里延伸到上嘴唇，人中已经扭曲变形了，整个脑袋看上去像一只露了馅的粽子。牛庭长的妻子正坐在病床边，看到我们进来，俯下身子在牛庭长耳边说：“老牛，你同事看你来了。”

我过去喊了声“嫂子”，她点点头，把我手上的花束接过，摆在墙边的五斗柜上。

邹庭长问：“孩子呢？”

牛庭长的妻子哑着嗓子回答说：“上学去了……我去打水，你们跟老牛说说话吧。”拎起暖水壶出去了。

我们围着病床坐下，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老陈轻轻拍了拍牛庭长的肩膀，说：“老牛啊，感觉怎么样？”

牛庭长露在纱布外面的嘴唇动了动，说出一个字：“疼。”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牛庭长的双手上也缠着绷带，应该是捂脸的时候把手也烧伤了。邹庭长和老陈把手搭在牛庭长的胳膊上，絮絮地说了很多宽慰的话。“好好休养，早日回来”、“大家都很担心你”之类的。虽然我们都知道牛庭长的回归可能是遥遥无期，但这样的话还是不能不说的。

牛庭长说话比较吃力，只能默默地听。邹庭长把我们院接访工作受表彰、牛庭长立功的事说了，意在让牛庭长知道他的工作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牛庭长听后没作任何的反应。

牛庭长的妻子打水回来，要给我们倒水喝，我们赶紧说不用了。邹庭长说：“老牛，嫂子，你们放心，凶手肯定会被严惩！狗日的蔡志华和他带的那几个农民，还有泼老牛硫酸的老女人，现在都在看守所里押着，就等着检察院起诉了。这个案子还不知道会在哪家中院办，现在在等省高院指定管辖的裁定下来，但不管是在哪审，他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罪名肯定逃不掉了。我看他们以后还他妈的上访，在监狱里上访去吧！”

牛庭长的妻子一直看着牛庭长满是纱布的脑袋，轻轻点了点头。出事后她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眼睛已经哭得红肿了。

我跟她聊了一会，她低声跟我说：“老牛伤得很重，已经完全毁容了，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我现在就盼他能康复得快一些，好一些，医生说等伤口基本痊愈后，要去大医院做植皮整形手术。”

我说嫂子你受累了，我相信牛庭长肯定能康复的，他一直是一条刚硬的汉子。

她对我笑了笑，眼望着病床上的牛庭长说：“没错，我家老牛一直是个标准的男子汉，这么多年了一点没变。”她的笑容苦涩，但语气坚毅，望向爱人的眼神充满深情，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牛庭长的妻子，但我已经确定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妻子，好女人。因为好女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质，能够让人信任，让人安心。牛庭长的妻子就有这样一种气质，让我觉得她对牛庭长的感情真挚而炽热，也肯定会将牛庭长照料得无微不至。被毁容的牛庭长或许是不幸的；但身畔有这样一个善良贤淑的妻子，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邹庭长在临走时跟牛庭长的妻子说院领导将会来看望牛庭长的，院里也会负责住院和整容费用，让她不用为花销担忧。走之前我又看了一眼牛庭长。不久前他还在风度翩翩地跟我们畅谈民生，一吐胸襟，现在却被包裹得像只木乃伊一般来掩住那张被硫酸变得可怖的脸孔。牛庭长肯定不曾想到，他最关心的上访户，却把他视为最可恨的敌人，他最想了解和帮助的人群，却将硫酸泼到了他的脸上。也许一切都因为他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以及这项工作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宁愿相信，即将面临牢狱的蔡志华一干人等，他们的愤怒不是针对小于和大张，他们的硫酸也不是为牛庭长而准备。也许他们的诉求毫无道理，但他们应当享有诉求的权利。他们想与之抗争的是枷锁，而不是手执枷锁的佣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牛庭长和蔡志华之间、上访户与接访人之间原本不应该像现在这样针尖对麦芒，牛庭长被毁掉的面孔和蔡志华即将失去的自由，都是无从归责于自身的一种牺牲。

出来后大家心情沉重，话都不多，唯独老陈说了一句：“下星期我要去北京参加大张的追悼会了。”

我回到办公室，坐着发了会儿呆，没什么心思做事，打开电脑，发现内网信息系统里发布了通知，题为《关于两会期间舆论宣传工作情况的通报》，实际上就是总结我们这些五毛们在两会期间写的用以引导舆论的评论文章。通报里对网评员们的辛勤工作表示了肯定和表扬，声称“广大网评员们兢兢业业，第一时间发布评论文章，抢占了舆论高地，给法院工作带来了积极、正面的评价，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我倒是在论坛里看到了几篇出自网评员的文章，例如《法院工作报告闪耀的人性光辉》、《公正司法人民福祉》、《天平在心中》等，满嘴跑火车，我都看不下去。我真想告诉他们正常的帖子没有这么写的，这样的文章只适合发在机关的主页上，而且是不容许跟帖评论的那种，否则很容易被骂到狗血喷头——当然我估计楼主发完了这样的文章自己也没兴趣再去关注跟帖了。我看了看跟帖，果然满是“兰州烧饼”、“楼主五毛”之类的鉴定结论，看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想要利用网络的人的智商永远低于使用网络的人呢？

通报里给评论文章评了奖，当然也批评了一些没有完成任务的同志，比如我。我特意拜读了一下荣获一等奖的评论文章，内容是关于“三保”的，新意不多，没能耐心看完。这样的文章太多了，我八分钟能拼凑出十篇。

我关掉了那个获得冠军的文章窗口，心想：“倒是能写，改天让你丫也去接个访试试！”

老陈来办公室跟我聊了会儿。我留他吃饭，他说不了，一会就回省城。我送他下楼，走到审判楼的阶梯前，他说：“哦，对了，你办的那个邢勇杀人分尸的案子，我们庭复核完了，估计下周就报送到最高院去了。这案子影响很大，也很受关注，你抽空写成个案例吧，我给你发表到我们院的刑事案例选里去。”

我说好。

邢勇的案子从开庭那天起我心里就不踏实，邢智那双精致的手总在脑子里晃来晃去。但一来结果是领导定的，我想得再多也是徒劳；二来之后事情不断，我一直无暇去仔细思考个中的问题，所以判决后就将这个案子放下了，也没有过多深入地去推敲心里那个隐隐约约的不安感。现在老陈提起了这个案子，我心里忍不住又咯噔一声，欲言又止，要不要把我的质疑告诉老陈呢？

老陈走下阶梯，司机已经将警车发动等候。老陈坐进副驾驶位，关上车门，按下车窗跟我挥手告别。我也挥了挥手，决定还是把疑问烂在自己的肚子里。现在判决早已作出，并已经上报核准，而且被告人自首认罪，供述能够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公正，各个方面看上去都没有问题。整个案子唯一的瑕疵就是被害人的骨头没有找到，但这不妨碍犯罪事实的认定。这似乎是一件标准的铁案。

仅仅因为内心的一点没来由的怀疑，是不足以推翻这样的铁案的，看样子我是过分敏感了。虽然老陈毫无疑问是值得信任的，但如果把这么不成熟的质疑告诉他，那我未免也太没谱了。

下班前接到朱舜尧的电话，说晚上一起吃个饭。我知道这是拆迁的事成了。但他不会也用不着对我说感谢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是很含蓄的，大部分时候在兄弟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比上百句的感谢更令人满足，而一个“谢”字就会毁了这种默契。

这次没在金地大酒店，而是在涂城最著名的烧烤一条街，也就是当初李小元一战成名的地方。这片烧烤摊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初具规模，我和朱舜尧小时候就常常来这里宵夜。至今换了不少老板和摊主，其间也经历了数次市容整顿，但这片烧烤摊仍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且阵容越来越庞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已经成为了涂城的一道夜景，是晚饭宵夜、闲人聚会的首选胜地。比起一些所谓高档酒店装腔作势的高雅格调，我还是更喜欢这里不加粉饰的市井氛围。

我带了小双一起过去，到了我们常去的那家“老九烧烤”的时候，看见桌上已经摆起了一大堆的烤羊肉串、羊腰子和三瓶开了盖的啤酒。朱舜尧和张计二人坐在桌边正巴巴地看着桌上热腾腾的美味。朱舜尧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操，你还知道来啊，我们等你老半天了，流口水都快流到脱水了！”

我说：“我不是得先回家接小双吗，你们先吃不就得了？”

朱舜尧说：“那怎么行，肯定要等你来啊，我是个很讲究的人，今天请你吃饭，你不来我们不能动筷子，这点规矩还是要讲的。”

我们坐下来。我问朱舜尧：“曹卉卉怎么没来啊？”

朱舜尧面带得色地说：“小卉现在是大明星了，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游手好闲的啊，她很忙的，今天晚上去上海出席一个颁奖典礼了。”

大家嘴里嚼着东西，用剩余的面部表情表示惊叹。

朱舜尧对我们的反应很满意，继续说：“最近她都不能跟我们一起鬼混了，日程都排满了，没档期了。你们不关注娱乐圈，不知道她现在火成什么样了。这么说吧，就前几天，韩国媒体还在说曹卉卉是韩国人呢！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哈哈！我们都请好律师准备打官司了，这也是个炒作的好机会嘛。”

大家瞪着眼珠子频频点头。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哎，你就不怕她出名了，火了，把你蹬了？”

朱舜尧自信地摆摆手，左右看了一圈，俯下身子，压低嗓子，神神秘秘地跟我们说：“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跟小卉……已经订婚啦！”

我们都停下手里的动作看向朱舜尧，他昂首接受我们的目光，满脸的幸福和甜蜜。我腻歪极了，捶了他一拳，说：“靠，看你那副德行！”

张计也说：“我是看不惯他这一脸贱相。跟怕找不到老婆似的！”

小双拍着巴掌，大声叫到：“噢……恭喜朱总！一坨好牛粪终于找到鲜花插喽！”

朱舜尧连忙阻止：“低调，低调。你们知道的，明星可以有绯闻，但坚决不能公布结婚的消息的。我只告诉你们几个，千万别声张啊！”

张计说：“你把心放腔子里，我们才不操心你那点事。”

我说：“是啊，我听完就忘了……你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来着？”

小双不爱吃肉，于是叫了碗砂锅，而朱舜尧、张计和我都是肉食动物，吃个百八十串烧烤不在话下。我们边吃边聊，吃了一个多小时，桌上就堆满了竹签，地上也躺满了空酒瓶。

朱舜尧酒量不行，最先犯迷糊了。他对我们提出：“喝完这杯不……不喝了吧，差不多都……都吃饱了。”

我没意见，张计不乐意了，他酒量大，也好酒，这似乎是公安的职业特点。他说：“老朱，这才喝多少啊，就萎了？是不是条汉子嘛？”

朱舜尧口齿已经不清了，但还死要面子，磕磕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能喝了，……主要是这两天……身体不好，医……医生说了，不能喝……喝酒。”

张计不信，问：“生病了？什么病啊？”

朱舜尧挥起右手朝下半身比画了一下，说：“唉，痛……痛经。”

小双“噗”的一声把刚喝的一口汤喷了一地，我们都愣住了，半天没人敢吱声。

朱舜尧咽了口唾沫，定定神说：“操，说错了，是痛……痛风。”说着用手指了指膝盖，“一喝酒……关节就疼。”

张计不失时机地挖苦了一番：“你看你个病秧子样，才多少岁啊，就痛经……不是，就痛风了？你小子肯定就是纵欲过度导致的。”

我说：“既然痛……风就不要喝了，都是自己人，不需要像在场面上应酬一样。我看也吃得差不多了，要不今天就这样，改天咱们再聚吧。”

朱舜尧说：“好。……但是这阵子我也要忙了，我老爸在城东那片地要开始拆迁了，我得去帮忙。”

张计说：“小伙子行啊，也算是个搞房地产的了。你都去干什么啊？开推土机啊？”

朱舜尧说：“主要是帮我爸跟居民谈补偿，动员他们迁走。我们委托的城东区街道办事处借了市拆迁办的资质，要是遇到不肯迁走的就他妈的强拆。”

张计说：“最近强拆出了不少事，要注意点，特别是要小心那些钉子户啊，他们宁要房子不要命的。”

朱舜尧说：“狗屁！什么要房子不要命，他们都是他妈的要钱不要脸的！去调查的公司的人说，那街上的人为了多拿补偿款，不但抢盖违章建筑，还有好多家搞假离婚假结婚。”

张计很感兴趣地问：“假离婚假结婚？有什么用？”

朱舜尧说：“补偿面积是按户口本上的人头来算的，好多人家为了增加人口，夫妻先假离婚，再各自找人假结婚，这样可以多补偿一些。”

张计说：“妈的，真有办法！你对付这些人可不容易。”

朱舜尧打了个酒嗝，说：“放心，我搞得定，我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张计说：“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就给我打电话，兄弟带队伍去给你平事！”

朱舜尧醉眼朦胧地乜了张计一眼，说：“你……行吗？靠……靠得住吗？”

张计说：“放心。警察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我在一边笑呵呵地听着他们俩对话，直到听朱舜尧说“智勇双全”的时候，脑子突然变得一片混乱，之后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见了。我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这个词：“智勇双全……智勇双全……智勇……智勇……”

我一直觉得不对劲但说不上哪儿不对劲的念头被朱舜尧这句话提醒了。智勇双全、智勇双全，智勇……为什么不是勇智？先智后勇，先智后勇……先有智，后有勇啊！

耳边忽然闪过提审时浑身发抖的邢勇不停重复的那句话：“是我哥哥……是我哥哥杀的……不是我……”

邢智和邢勇，究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我没有回家，直接载着小双向法院的方向飞驰。

十点多的办公大楼已经人去楼空，我快步走在一片漆黑的大厅里，感觉血往头上涌，耳边只能听见太阳穴突突地跳动和四面回响的急促的脚步声。我在心里直嫌电梯的速度太慢，门一开我就冲了出去，一头撞进办公室，将已经打包装好的邢勇案的卷宗拆开，急切地翻阅起那堆厚厚的侦查卷来。

小双一路上都没有多问，这时只是默默地给我倒了杯茶，就坐在一边看我忙碌了。

我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公安机关对邢智和邢勇两人的问话，心中的那个疑惑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不安和惊惧。在侦查阶段，唯一能确认邢勇是邢智兄长的证据就是邢智的证人证言，而邢勇本人根本没有说过！

我想起了邢勇说过的那些似是而非又莫名其妙的话：“我哥哥没有死……他说他要保护我……我也会保护我哥哥的。”

我努力回忆着当时邢勇的表情和每一句话，脑子又嗡嗡地乱成一团。如果，只是说如果，根本不存在那个死掉的三胞胎哥哥，邢勇口中的“哥哥”，指的就是这个有着一双精致双手的外科医生邢智呢？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法官一生中难免会有错案，但唯独刑事法官绝不能有错案。因为刑事法官的错案后果是常人无法承受之重。就像现在我手中的这件案子，如果那个假设被证实，那就不止是一件错案，更是一条人命。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心烦意乱。小双凑上来说：“桂哥哥，喝口水吧。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慢慢来，总能处理好的。”

小双这个似乎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却总能敏锐地发现我情绪的每一点点波动，看来情商真的比智商重要得多。我对她笑了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心情慢慢从躁动中平复。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别在这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了，还是先查清楚了再说吧！”

于是我站起身，抓起车钥匙对小双说：“走，回家。”

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问题是，怎么查呢？

我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天花板，琢磨着现在最大的两个疑问是：第一，邢智和邢勇出生时究竟是双胞胎还是三胞胎？第二，他们二人中间，究竟谁才是哥哥，谁是弟弟？查清这两个问题，基本就可以确定这个案子究竟有没有错判了。但是，这两个问题都不好查。虽然说户籍登记制度从1958年就开始施行了，但涂城在九十年代初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县城，这样的小地方大多没有严格地执行户籍登记制度的规定，所以，能不能用户籍查询的方式查明邢智、邢勇二人的出生登记情况还是个疑问，我对此很是没底。而且两人的父母早亡，多年来相依为命，没有可以了解情况的亲戚朋友，无法从侧面获得证人证言。我总不能直接去审问邢智吧，案子已经结了，无凭无据地去讯问证人，不符合常规程序。而且如果他真的是凶手，此举无异于打草惊蛇。

踌躇啊，踌躇。挠头啊，挠头。

像是黑暗中闪了道火光，忽然间我有了个主意。我翻身下床，打开电脑。既然是常规程序之外的调查，就用常规方法之外的手段！我点开浏览器，键入google.hk.老子要人肉邢智！

我在google的搜索栏里输入“邢智邢勇”，搜出6万多条网页，我翻了几页，全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新闻和评论，对我来说没有价值。我想了想，把“邢勇”删了，改成“邢智涂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次出来的相关结果不多，而且第一页的第一条就相当有用。

那是一个名为《参加本院外科副主任职位选拔候选人个人情况公示》的网页，链接在涂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网站里，时间是2008年。网页的下方有很多候选人的名字，其中第二个名字就是邢智。

我点开邢智的个人情况登记表，那是个word文档，右侧附有邢智的标准照。我逐项往下看，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线索。当我看到“家庭成员”一栏时，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在这一栏上赫然填写着：

姓名：邢勇　关系：孪生弟弟

在那一瞬间，好像有一声惊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轰隆隆地回声响个不停。惊恐！无比的惊恐像一股巨浪一样迎面袭来，眼前的屏幕一下子模糊起来，我的身体僵硬得动弹不得，思维也变得一片空白。邢智就是邢勇口中的哥哥！无意中搜索到的这张表格，我最担心的事情几乎就要被证实——我杀错人了！！！

如果说在此之前还只是个模糊的怀疑让我感觉不踏实，有些许的忐忑的话，现在就是不可置疑的事实摆在面前，而这个事实就要证实我的愚蠢和轻率。我知道我将为此付出代价。被惊恐和焦虑淹没的我找不到一点心存侥幸的理由。

不知道怔了多久，也许二十分钟？也许只有几秒。我仿佛灵魂出窍一般，时间的概念已没有意义。直到小双推门进来，我的灵魂才回归肉体。

小双手捏着门把站在门口，疑惑地看了我一阵子，开口说：“桂哥哥，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我能有什么事。”

小双“噢”了一声，说：“没事就好。”轻轻把门关上，嘴里小声地嘀咕：“我好像觉得你出了什么事一样呢……”

注定一夜无眠。

在这一夜里我想了很多。首先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了下来。我劝自己，即使邢智是双胞胎中的哥哥，也不能直接证明他就是杀害梁素梅的真正凶手，毕竟事实尚未明晰，证据尚未收集，真相尚未可知，结论尚未定局。虽然从内心确认上来讲，我没有办错案的可能性已经比中国男足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概率还要渺茫，但无论是从法律还是社会认定的事实来说，这起案情严重影响恶劣的杀人分尸案的凶手仍然是邢勇，至少现在还是。并且，他可以继续是。

邢勇将继续是个故意杀人犯。要做到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我停止调查，闭紧嘴巴。我所要做的就是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杞人忧天，我的无端的怀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杀人犯就是邢勇，有口供也有证人证言，无可置疑。这是一件毫无瑕疵的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我将把它写成一篇典型案例，发表在省高院主编的案例选上。

然后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顺当当的了。省高院将会把案件上报到最高院复核，大约三至六个月后，最高院将作出复核裁定，核准对邢勇的死刑判决。无依无挂的精神病人邢勇将被枪决，行刑时我会到场。到场的可能还有邢智，因为他是邢勇唯一的亲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关注邢勇的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会因为邢勇的死而产生哪怕一点点的波澜。哦，可能还有媒体记者，他们会拥挤在刑场的门外，在我出来时争先恐后地想让我说几句，当然我会按照院宣传处要求的那样保持沉默。电视和报纸等媒体会重点报道杀人恶魔邢勇被正法的新闻，他们很热衷并善于用妖魔化阶级敌人的手段来拍老百姓的马屁，当然他们也会大肆歌颂司法机关的执法严明，他们同样也很热衷并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借题发挥来拍领导的马屁。邢勇的死会让市民们兴奋上好几天，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热点论题，网络上也会讨论得热火朝天，但是跟以往的热点讨论不同的是，这次不会有太多的争论，因为邢勇的死刑是顺应民意的，是大快人心的，是令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欢欣鼓舞的。

然后，再然后，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半年，一切归于沉寂。总是会有新的热点和新的话题出现，人民的注意力总是很容易被吸引和分散的，而偏偏我们最不缺乏的就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话题。无论是矿难也好，地沟油也好，博士自杀也好，艳照门也好，哪怕是明星离婚或者领导包小三都好，它们都会取代邢勇，成为新的话题。而邢勇，注定将慢慢被人遗忘。

可能多年后偶尔还会有人无意间提起这桩惨绝人寰的杀人分尸案，用来作为一个话题，或者一个故事。但那已经是一种演绎，或者说是一个传奇，而不是真相。唯一能还原事实真相的，就是涂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里的那几册卷宗，里面的每一页材料都经过我的整理。如果有人再翻起它，首先就会在封皮上看到我的名字，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一声：“噢，原来这个案子是桂公梓办的啊！”那时候的桂公梓可能已经做了领导，至少也是老资格的审判长了。大家议论的时候会说：“年纪轻轻就连续办了几件大案，高玉虎、邢勇的案子都是他办的。案子办得漂亮又扎实，业务能力强，也难怪领导都信任他。”那时候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卷宗里记载的，不是真相。

似乎结局很完美，一切都很正常。我要不要这样的结局？我要不要保持沉默？？我要不要忘掉怀疑，删掉表格，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很犹豫，犹豫了很久很久。我想沉默，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相；我又不愿沉默，因为毕竟我知道真相。

我年纪尚轻，有文凭有能力，业务扎实，工作努力，成绩卓越，同事喜爱，领导信任。我有大好的前途，光明的前景。我想要保持现状，保持进步，那就绝对不能有错案。至少，不能让人知道有错案。我想起在北京接访时，邹庭长闲聊时似乎无意间给我透露说，因为邢勇案办得迅速爽快，赢得了舆论好评，一把手戴院长很赏识我，庭里正考虑提拔我做庭长助理，给我个锻炼的机会。

好吧，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我这么对自己说。反正邢勇自己都承认杀人了，我还在这较什么劲呢？为了安抚自己那点可怜的良知，搭上美好的前途，值吗？大不了下次加倍审慎就是了。也许隐瞒了这么一次，我就有机会在法律审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为我所钟爱的司法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呢！

“是啊，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份事业，这份我寄托了太多的热爱和期冀的中国司法事业！”我在心里如是说，试图以崇高的理想来迫使自己下定决心。但发了几次狠心，使了几次猛劲，总是无法让自己坚定起来。好像总有一个很微弱但很坚定的声音在威胁我：“别这么做，否则你将迷失自己。”我默默发了几次力，试图将这个异议者打败，但每次刚一触碰到它，就立刻会感觉到彻至心扉的剧痛。我这才发觉，原来这个声音就来自我的内心深处，那一块最柔软又最坚硬的地方。那里承载着我的理想，我的浪漫，我所有的原则和价值。那里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我想起大学毕业时，我最尊敬的班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以后要叫你桂法官了，记住你肩上的责任。”

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恐怕我的肩膀还不够强壮，怎么办呢？”

他也笑了笑，然后板起脸孔，严肃地对我说：“你真正要强壮的，不是肩膀，而是你的心。”

从来身无长物，一介书生；

苦熬廿年寒窗，终有所成；

读破万卷律法，心系苍生；

若能掌公扶平，了无他恨。

想到此我心里豪气顿生。有什么好犹豫，有什么好权衡，我为之前的瞻前顾后感到羞耻。我爱我手中的法律，因为它的核心价值——公平、公正。虽然在现在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坚持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但既然已经选择法律作为我的信仰，哪怕只能浪漫地坚持，在任何情况下我也绝对不会动摇，更不会妥协！对，我决不妥协！

愿得铁肩担道义，

誓铸侠胆映乾坤。

但露棱角君莫笑，

水无波澜镜无痕。

我决心已定，决不转弯。望向窗外，天色已然微明。

第二十一章　单纯和求知欲

一大早我就给张计打了电话，让他查询户籍登记，想碰碰运气，看有没有邢智和邢勇的登记材料。毕竟想翻案就要有证据，而网上找到的那张表格是远远不足以作为改变判决的证据的。我总不能在裁定书里写“邢智的犯罪事实，有在谷歌香港的搜索引擎上人肉到的表格证实，证据充分，足以确认”吧。

张计说：“桂子，我很为难啊，不知道户籍管理科的会不会让我查，局里的规定是不能因私查档的。”

我说：“我是因公。如果查到有他们俩的材料的话，我再给你开介绍信和调查函。快去，你为难什么啊，户籍管理科的小姑娘不是跟你熟得很吗？”

张计马上澄清说：“哎，我说桂子，你别信口开河啊，我跟谁熟啦，我告诉你，我可是有家有室的人啊。”

我说：“你那次酒后吐真言，我和朱舜尧还有小双可全都听到了。别磨唧了，快去查，查了我就给你保密，不查我就给你老婆告密。你看着办吧。”说完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把电话挂了。

小潘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把邢勇那个案子的卷宗翻出来啦？我都打好包准备退卷了的。”

我说：“先别退了，跟我出去调个查。”

小潘一边收拾笔录纸一边问我：“哎，去哪调查啊？调查谁啊？”

我说：“去第一人民医院，查邢智。”

小潘眼睛瞪得溜圆：“这个案子不是过年前就结掉了吗？还查什么啊？”

我看着眼前这个言行举止都跟六年前的自己如出一辙的孩子，他干净的脸上写满了单纯和求知欲。我很喜欢小潘，不仅仅是因为他手脚勤快工作认真。我知道他跟我有同样的理想和信仰，同样的原则和坚持。

在路上，我把情况跟小潘全盘托出。看得出他有点吃惊，但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皱着眉头，很投入地一直听我讲完。之后他沉吟半晌，跟我说：“桂审，你做得对。但是这样的话，你……”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担心这样做无异于公布我办了件错案。我打断他，说：“没什么但是，做得对就行了。既然我们都觉得这么做对，就继续做下去。”

小潘点点头。

我再次来到了第一人民医院。和上一次不同的是，昨天来是看望牛庭长的，既是公事也是私事：于公是代表法院，于私是出于交情；而今天来调查邢智，这算公事还是私事？我也说不清楚。案件已结邢勇已判，此行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解开我的心结。

外科在医院的二楼，值班台坐了个眼睛圆圆的小护士。我走过去问她：“请问邢智邢医生的办公室在哪边？”

她回答说：“噢，你们找邢主任啊，他现在不在啊。”

原来邢智真的竞选上外科主任了。我继续问小护士：“邢主任今天不上班？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

小护士睁着溜圆的眼睛说：“邢主任休假了，最近都不会来上班了呢！”

我的心一沉，赶紧问：“什么时候休的？休到什么时候？”

小护士看我着急了，表情很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他休到什么时候啊，过年前就休了，听说出国去了，领导的事情我们怎么好多问啊……对了，你们是？”

我不吭气，转头就走。小潘跟上来，问我：“怎么办？”

我也没主意，顺着走廊一边走一边想：邢智出国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国？他还准备回来吗？

小潘拉住我，说：“看。”我转头一看，旁边的办公室门楣上写着“副主任办公室”，门边的墙上贴着两张照片，其中一人额头宽大，白白胖胖，正是邢智。

看来，这是邢智的办公室。门关着，但不知道有没有上锁。我握住门把手，轻轻一拧，门开了。房间里没有开灯，看来没人。

我左顾右盼了一下，走廊里只有几个坐在椅子上候诊的病人，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迅速将门推开一人宽的缝隙，像做贼一样闪身进去，对还在门口发呆的小潘招招手：“愣什么，快进来！”

小潘进来后就赶紧把门推上，一脸紧张地问我：“干什么啊？”

我把灯打开，一边开始观察这间办公室，一边回答他：“不要紧张，随便看看，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

办公室中间有两张办公桌，面对面靠在一起的，桌上有电脑、打印机、一堆医学书籍，还有很多文件数据，乱七八糟地堆放在桌上，看来外科医生也不一定都是井井有条型的。我走过去看了看，朝窗户的那张桌子上的玻璃台板下压着几张照片，全是邢智的单人照，有在海边沙滩上的，有在瀑布前的，还有一张穿着军装的，看样子他还当过兵。

小潘做贼心虚地说：“你看，那台电脑还是开着的，这办公室另一个人肯定没走远，说不定就要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我一边翻邢智桌上的材料一边说：“怕什么，真来了给他看执行公务证，说我们在查案。”

我在邢智的桌上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想查看抽屉却发现锁上了，拉不开。我使劲拽了几只都拽不动。小潘在旁边还在絮絮地念叨：“这里不会有什么发现的，办公室里怎么会有……”

小潘说着说着就停住了。我感到奇怪，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正冲着门对面的墙角发怔。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发现那是整个房间光线最暗的角落。在那个角落里，竖着一个衣架般的物体，白花花的。

我眨了眨眼，努力把目光在那个物体上聚焦。慢慢适应了昏暗的背景后，那东西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那是一副骨架。人体的骨架。这副骨架并不完整，少了颗头颅。

我一下子屏住了呼吸。如果说邢勇案有什么明显的漏洞和不足的话，那无疑就是至今没有找到被害人梁素梅的骨头。被发现的只有那一包又一包触目惊心的人肉和令人作呕的内脏，而除了头骨外的全身的其他骨头，都不翼而飞。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瑕疵，我曾经想过，如果要翻案，这副骨头也必然要成为案件的关键所在。但要找到骨头谈何容易？公安动用了那么多警力，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找，都没能找到，我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而现在，就在疑似真正凶手的邢智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这么一副没有头颅的人骨头！

我和小潘对视了一眼，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一步步地走近那副骨架。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除了脑袋，骨架看上去是齐全的，盆骨的位置插入了一根不锈钢支架，固定在底座上，脚是悬空的。我目测了一下骨架的高度，从底到脊椎的顶端大约有一米五，如果加上头颅，整个身高应该是一米六几，这差不多是正常女性的平均高度。

我和小潘在骨架前看了半天。小潘摸了摸前臂上的骨头，叹口气，跟我说：“唉，是塑料的，这是个模型。”

我也伸手去摸了摸，确实，太光滑了，重量也比真的骨头要轻。我用指甲刮了一下锁骨的表层，牙黄色的涂料随之剥落。看来确实是我想多了，如果真是梁素梅的骨头，邢智怎么敢光明正大地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呢？

确定了这副骨架只是塑料模型，我心里说不上是大失所望还是如释重负。一方面，我急切地希望能够找到证据来证明邢勇的无辜；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真的找到了这样的证据。我不能说服自己不去证实每一个合理的怀疑，又害怕这个怀疑在突然间真的得到了证实。我想，如果一切并没有出错，杀人犯确实是邢勇，那该多好啊。

一个穿白大褂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推门而入，看见我和小潘，他一下子愣住了。我赶紧对小潘说：“走，我说了不是这里了，这是人家办公室。”说着就往门外走，送给还没反应过来的男子一个憨厚的笑容：“不好意思啊，走错了。”迅速出门，快步下楼逃离。

走出医院的时候张计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找到邢智的户籍登记了。

“户主是邢智，家庭成员只有一个邢勇，是户主的弟弟，两个人是双胞胎。这两人都这么大了，还没分家呢。”张计在电话里说。

这就是证据。人肉可以得到真相，但不能得到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但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

我心里有底了。我跟张计说：“我知道了，如果需要的话，回头我找你出个证明。”

张计说：“没问题。”

我说：“谢谢啊，等这事完了以后，我请你吃饭。”

张计说：“行了，跟我还客气啥啊。”

我说：“我真不是客气，我本来没抱多大的希望，只是想让你查查看，碰碰运气的，没想到还真给你查到了。哎，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张计问：“什么结论？”

我说：“你跟户籍管理科的小姑娘确实有一腿！”

张计笑骂了一句，挂了电话。

我跟小潘说：“走吧，回院里，这下真的要向领导汇报了。”

回到院里我直接去找了邹庭长。

我走进邹庭长办公室的时候，他正盯着电脑在打字。看到我进来，邹庭长很高兴，招手跟我说：“你来得正好，过来帮我看看这个表格怎么弄，我搞了半天了，总也搞不好。”

我走过去，从邹庭长手里接过鼠标，帮他在word里绘制表格。邹庭长在一边说：“小桂啊，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件事，我又跟戴院长说过了，戴院长说提拔年轻人是好事，同意给你个锻炼的机会。”

我知道邹庭长说的是让我做庭长助理的事，心里挺感激的，于是说：“谢谢邹庭长，只要领导信得过，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邹庭长继续说：“呵呵，年轻人有激情，有冲劲，这是好事啊！我们老喽，以后法院还是得看你们的！”

我说：“邹庭长您这话就太谦虚了，论业务水平，论能力，论经验，我们年轻人都要向您这样的前辈学习呢。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没有您给我把关，我还不知道要犯多少错误呢。”场面话我也会说，而且说得不差。

邹庭长很是受用，哈哈大笑起来。说话间我已经把表格做好了，邹庭长看了看，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不错，不错，还是你们小年轻电脑玩得好。我刚才搞了半天了，怎么也搞不好，你一来两下就搞好了……对了，你来找我有事吗？”

我犹豫了一下，刚才的对话让我差点失掉了说出真相的勇气。我想着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看着邹庭长笑眯眯的脸，心想对不起了，肯定要破坏你的好心情了。

我低着头说：“邹庭长，那个邢勇的案子……我们可能判错了。”

出乎我意料的，邹庭长哈哈大笑起来。我很疑惑，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抬起头看了眼邹庭长，发现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邹庭长说：“哈哈，我说小桂啊，你以为只有你们小伙子小姑娘过洋节，我们老头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今天愚人节嘛！想骗我，你要想点更高明的点子喽！”

我抬起手腕看了眼手表，今天果真是四月一号。我都忘了今天是愚人节了，邹庭长倒提防得挺牢！

我很郁闷，怎么这么巧，看着邹庭长得意地笑，我心里只想要哭了。不行，今天必须要说出来，否则很难讲我还有没有勇气再提这事。

我表情凝重地说：“邹庭长，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那个案子，最近我发现确实有点问题……”

邹庭长看着我的眼睛，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了。他往椅背上一靠：“说。”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从开庭时看见邢智的双手产生怀疑讲起，到我上网查到的登记表格，再到张计查到的户籍证明，从头到尾地讲给了邹庭长。

邹庭长一声不响地听完，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问我：“所以呢？”

我被问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啊，所以什么？”

邹庭长说：“你说你查到邢智其实是邢勇的哥哥，所以呢？”

我说：“所以我们原来认定的事实就有问题啊！”

邹庭长说：“有什么问题？我怎么看不出来有问题？”

我急了，说：“肯定有问题啊。邹庭长您看，本来邢勇就是个精神病人，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都跟正常人不一样。在侦查阶段和我提审的时候，他一直在强调他不是凶手，人是他哥哥杀的。当时邢智自称是他弟弟，所以我们都没有怀疑到他。但开庭时我发现，邢勇的手很粗糙，是干粗活的，很难让人相信那双手有那样的手艺，能把尸体切割得那么细致。邢智就不同了，他是外科医生，还是副主任，平时就是拿手术刀的，手艺精湛。从那时候起我就怀疑他了，但只是怀疑而已，没有什么证据。而现在有证据证明其实他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弟弟，而是邢勇的哥哥，这难道不令人怀疑吗？邢勇口中反复说的杀人的哥哥，可能就是邢智啊！再说了，如果邢智不是心虚，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是邢勇的哥哥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案子判决之后就跑到国外去了呢？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

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邹庭长抽着烟听我讲完，慢悠悠地问了句：“有证据吗？”

我又被问得一愣神：“证据？……有啊，公安局那有户籍登记啊。”

邹庭长说话还是慢条斯理的：“户籍登记，能证明什么呢？”

我说：“证明邢智是邢勇的哥哥啊！”

邹庭长继续问：“哦，好吧，邢智是邢勇的哥哥，那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邹庭长又追问一句：“这就能证明邢智是杀人凶手吗？”

我老实回答道：“不能证明……但是非常可疑，不能排除他是真凶的可能。而且从内心确认上来说，我相信邢勇就是凶手。”

邹庭长整个人都靠在椅背上，左手捏着烟头连吸几口，脸都被青色的烟雾罩住了。他对我笑了笑，不过我看出这个笑纯粹就是礼节性的了。

邹庭长说：“小桂啊，首先你的态度是很好的，法官吗，对自己办的案子肯定是要慎之又慎的。你有自我怀疑的精神，不是说结案了就把案子扔在一边，这很好，说明你工作很认真，很负责。”

我心想您直接说但是吧。

邹庭长果然说：“但是啊，什么事都要有个度，不能过，知道吧？你这就过了。你别急啊，听我慢慢跟你说。可能这个案子影响太大，而且侦查机关也没把工作做到位，所以你压力有点大，这个我可以理解。但你也不能乱怀疑啊。哦，邢智是哥哥，那他就是杀人凶手啦？这说得通吗？说不通啊！”

我说：“可是邢勇一直说……”

邹庭长对我摆摆手，说：“邢勇说是他哥哥杀的，所以你觉得是在说邢智，是吧？”

我点点头。

邹庭长说：“邢勇也承认过是他杀的人啊。两种口供都有，看你采信哪个了。我们采信了他的有罪供述，为什么？能跟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嘛！每个罪犯一开始都否认自己犯罪，你还都信啊？说是哥哥杀的你就对号入座，这太武断了吧。邢勇要是说是他姐姐杀的呢？是大姑二舅三叔杀的呢？你还去找他有没有姐姐，有没有大姑二舅三叔？他是精神病人，说话不过脑子的。小桂，你是个法官，法官看案子最重要的是看什么？证据嘛。证据是案件之王，口供是证据之王，这你们都学过的。现在我们判邢勇有罪，有口供，有证据，还要怎么样？有问题吗？一点问题没有嘛！哦，你现在张嘴就说你怀疑邢智，证据呢？就算他是哥哥，就算他证言里对他们兄弟的关系说谎了，这就证明他杀人了？他出国就是跑路了？我觉得不能证明吧，你说呢？”

我刚要说，邹庭长又继续说了：“所以说，没有证据就不能瞎怀疑嘛，怀疑是要有根据的！还内心确认，不要跟我说这些理论上的东西，这是在法院，我们是法官，法官只看证据，不看内心确认！”

我知道邹庭长是不打算相信我了，但我还要坚持说出我的话：“邹庭长，我确实是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现有的证据的确不够证明邢智有罪，但靠我是不可能找到更多证据的。”

邹庭长看着我说：“哦？那你的意思是？”

我说：“侦查是公安机关的事。如果我们都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可以建议公安重新侦查，调查邢智。另外向最高院那边把情况汇报一下，先中止核准死刑，等查清楚再说。如果真的判错了，就提起再审，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改判……”

“嗵”的一声响，邹庭长拍了桌子，桌上的茶杯跳了一下，溅出不少茶水。邹庭长大声呵斥道：“胡闹，胡闹！”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闭嘴，不敢吱声。

邹庭长气呼呼地说：“这么大的案子，多少眼睛在盯着，啊？你说重新侦查就重新侦查，说中止就中止？你当儿戏啊？小桂，你简直是胡闹嘛！”

领导生气了，后果很严重。虽然我没觉得自己是在胡闹，而且我挺认真的，来之前还琢磨了好半天怎么开口邹庭长会容易接受些。我虽然知道邹庭长不会轻易同意，但也没想到他会发这么大的火。领导发火的时候，就是表示你该歇火了，即使再有道理也不能说了，否则就是火上浇油。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的话语权就像在游戏里爆了怒气一样处于无敌状态，说什么都是真理。说我胡闹，那我肯定就是胡闹，哪怕把清一色说成诈胡我都得点头承认。

我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地说：“邹庭长您说得对，说得有道理。”

看我态度不错，邹庭长的语气稍有缓和：“小桂，不是我说你，你到法院也有……已经有六年了吧，对，今年第七年了。怎么还这么天真呢？哦，你看到问题了，怀疑了，自己去还求证了，这算什么啊？你是法官，不是侦探。好，就算我承认你的怀疑有道理，那又怎么样？还真能去翻案，去改判不成？”

我抬眼看着邹庭长，没敢说话，但眼神热切，向他传达一种“您说，您继续说，我就爱听您说”的意思。

邹庭长继续说：“这案子肯定动不了。第一，你没有证据，也不可能让公安去重新侦查，人家之前侦查没问题；第二，就算你有证据，这案子也不能再改了。你不是不知道，这案子影响多大，多少人在看着？之前判得挺好的，认定事实、证据什么都没问题，庭也开得漂亮，老百姓反映都很满意。现在法院有几个案子能让老百姓竖起大拇指夸我们判得对，判得好的？难得现在有这么一个，别人没提意见，我们自己倒要改？一改老百姓都说了，哦，原来这又是个冤假错案啊！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法院形象不要了？别说我不同意了，院长会同意？省高院会同意？政法委那边能同意？”

我木讷地一直点头，什么也不说了。

邹庭长叹口气，说：“唉，小桂啊，我了解你，你这人就是太追求完美，怕办错案，心里又藏不住事。这不能说是缺点，但是钻牛角尖总是不好的。今天这些话，幸亏你是跟我说的，你要是去跟院长说，或者让他们知道了你想动这个案子，院长们对你会有什么看法？你想过没有？你以后还想不想在法院混了？啊？我看啊，这事你跟谁也别提了，自己也别琢磨了，没什么好琢磨的，都是你自己瞎想想出来的。”

我站着不说话。

邹庭长说：“你回去想想是不是吧。”

我还是站着没动。

邹庭长提高声调说：“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咬着下嘴唇，拿捏了一下说话的分寸，用尽量让他听起来不是在唱反调的缓和语气说：“邹庭长，我想了想，心里还是不踏实……您看，能不能跟郭院长汇报一下？”

郭院长是分管刑事的副院长。案件改判必须经过审委会讨论决定，而上审委会前必须经过分管院长的许可，向分管院长汇报又必须经过庭长的同意。内部程序就是这么复杂，一步都乱不得。越级汇报跟越级上访的后果一样：达不到目的不说，还要从此被定义成刁民一个。

邹庭长惊奇地盯着我，半晌没说话。我心里有点慌，但面上一点没怂，用内涵丰富的坚定眼神跟他保持对视，试图传达“我这是为了工作可不是针对您哪”的意思。

很遗憾，邹庭长没能领会我眼神里的深意。他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恨恨地说了一句：“行，你回去等着吧。”说着低下头不再看我，朝门的方向挥了挥手，示意我滚蛋。

我默默地滚出了邹庭长的办公室，心里知道自己从此将被他定义成一个刁民了。

第二十二章　粉红色的棉花糖

晚上回到家里，我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小双看我情绪低落，在餐桌对面小心翼翼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自我从北京接访回来后，小双对我的态度似乎有了变化。可能是因为知道我爱静，她的话明显少了许多，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唧唧喳喳个没完了。更多的时候，她总是默默地陪着我，我不找她说话，她便也不做声，小脑袋里不知道在思考什么样深邃的问题。在我们无意间对视的时候，她总是慌忙地把眼神游离开，看向旁边无甚紧要的物事，毛茸茸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眨个不停。同时她也爱上了看书，没事就抱着一本厚厚的大部头坐在我旁边看。我问她为什么不再看偶像剧了，她是这么回答的：“桂哥哥你这么有文化，我要向你学习，我也要有文化。”闻言我很欣慰。

但这都是表面上的。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似乎已经对我的脾气了如指掌，并单方面同我之间建立起了某种默契。她总是能敏锐地感觉到我的喜悦与烦躁，快乐与烦闷，并适时地与我分享，或给我安慰。这让我觉得非常舒适。不得不承认小双的EQ不仅要胜出她的IQ不少，也胜过了绝大多数刁蛮任性的城市姑娘。和一个漂亮可爱又善解人意的姑娘一起生活确实是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我大口吃着小双烹制的可口食物，回答她：“没什么，工作上的一些烦事。”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被任何事情影响食欲和睡眠，这个优点可以保证我的身心健康。要知道，因为普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法官行业可是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

小双听我这么说也就不再追问，只是一个劲地往我的碗里夹菜。她对法院一直保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敬畏和景仰，认为法官的工作是神圣的，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过问的。所以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我说是工作上的，她就不会再追问下去。

随着肚子渐渐饱胀，邢勇案未知的真相和不明确的走向带来的焦虑、烦躁和不安都渐渐消退，看来化悲愤为食量的老话是有道理的，古人诚不我欺也。

吃完饭，我把自己摊在沙发上，努力地放松了一下紧绷了一天一夜的神经。小双刷完碗筷，过来建议我说：“要不要出去散个步啊？”

我闭着眼睛哼哼道：“累啊，不想动啊。”

小双一个劲地推我：“起来，起来，吃完就睡会胖成猪的。”

我不理她：“胖就胖吧，我喜欢胖。”

小双说：“哎呀，出去逛逛多好啊，正好我要去超市买保鲜膜。”

我很不情愿地坐起身来，挠挠脑袋，想着找个什么借口推脱掉。转脸看见小双正满眼期待地盯着我，觉得于心不忍，叹口气，从茶几上抓起摩托车钥匙，说：“不要逛了，我带你去兜兜风吧。”

我载着小双，在涂城的霓虹下驰骋。晚上没有交警，于是我们都没有戴头盔。晚风凛冽，吹得我有点睁不开眼，小双一头长发随风飞舞，像一团黑色的火焰。在超市买完东西，回家路过涂城师范大学的时候，一片狭长的花瓣飞到我的脸上，我看见学校门口的桃树林像是罩上了一大朵粉红色的云彩，原来已然是桃花盛开的季节。

小双兴奋地大叫：“粉红色的棉花糖！”

我说：“想看吗？”

小双迎着风大声说：“想！”

我将摩托车停在路边，和小双顺着街道漫步。脚下的石板上落满了桃花瓣，像未干的油彩让人不忍落脚。桃树下有很多路边摊，卖着各种各样的小吃，生意很好，很多学生排着队光顾。我想起大学时常常流连在这样的地方，眼高手低地想尝遍所有的美食，现在想起来，当时不知道吃进了多少地沟油啊！

走了一会儿，行人渐少。在路灯昏暗的地方，我看见一对面容稚嫩的男孩女孩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突然觉得这场景很可笑，忍不住就咧开嘴傻笑起来。

小双奇怪地问我：“笑什么？”

我说：“你看，小小年纪，什么都不懂，就谈恋爱。”

小双看着我说：“完啦，你老啦！”

我无语，想起自己也曾经稚嫩过，也曾经这样在昏暗的夜色里紧紧拥抱过自己心爱的女孩。那种恨不能互为血肉的爱恋，曾经是那么天真却又那么坚定。只是当时自以为是的刻骨铭心，现在看起来却只是一段不咸不淡的过往而已。这就是现实，现实总是令人感觉悲哀的。当你错过了那个可以为爱豁出一切的年纪，就再也没有机会遇到愿意为之豁出一切的爱人了。

我回头再次望了望那对孩子，有点羡慕。至少，他们拥有我已经失去了的东西。

我想起在大学毕业的散伙饭上，喝得脸红脖子粗的班长抱着吉他哑着嗓子唱自己写的歌：

“有个地方，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有一些人，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有些东西，会渐渐被时间埋葬，

而我，也终将被人遗忘……”

那天班长肯定喝多了，因为号称“吉他王子”的他居然拨错了好几个和弦。但这看起来并没有影响他歌声的感染力，因为全班的女生哭倒了一片。

在班长的歌声中，章小璐紧紧攥着我的手。当时的我欣慰地想，我至少从大学里带走了些什么，我并非一无所获。

“有些名字，在铭记里忘了，

有些爱情，在紧握中放了，

有些思绪，在温习时淡了，

有些故事，在记录时乱了……”

我一直认为，如果班长去参加快乐男声，就没陈楚生什么事了。

忽然起了一阵风，小双抱起双臂，说：“我冷。”

都四月了，还这么冷，反常的天气一直想要提醒人们2012的临近。去年的冬天顽强得那么不要脸，今年的春天却矜持得至今不露脸。

我脱下外套给小双披上，她两只小手抓着衣襟不停地跺脚。我说：“咱们回去吧。”她点点头。

我们转身往回走。一个卖糖葫芦的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忽然感觉手里多了一只温润的小手。

我看向小双，她冲我好看地一笑，说：“桂哥哥，我想吃糖葫芦。”

我叫住卖糖葫芦的小贩，选了只最大的递给小双。她伸过右手接了，左手还一直停留在我的右手里。

小双的手很小，皮肤光滑，柔若无骨。说实话，这感觉很好。我没有说什么，小双也没有。我拉着小双的手走在满树的桃花下，心里似乎很自然地洋溢出一股幸福的感觉。

走回停摩托车的地方，小双才撒开手，我手心里已经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旁边的桃树林里，几个学生正拿腔拿调地念对白，似乎是在排练话剧。我听见一个女生清脆地朗诵道：“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我跨上车，示意小双看那几个排练话剧的学生，说：“真够矫情的。”

小双应和地说：“是啊。”然后扶着我的肩膀上了车。我踏下发动杆，松开离合，一捏油门，车就蹿了出去。小双从后面一把抱住我的腰，把脸贴在了我的背上。

“桂哥哥，我喜欢你。”小双的声音很轻，轻得话一出口就被风吹散得七零八落。

我没有说话，只感觉到后背很温暖，心里像春风拂过的湖水，荡起了一片涟漪。

老妈打来电话，说清明将至，想让我回家一趟。我想了想手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再说邢勇这个案子尚无结果，等郭院长的答复等得心焦，回家放松一下也不错，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小双不愿落单，于是我带小双一起回了家。从一开门看见小双起，老妈就笑得嘴巴没有合拢过。她拉着小双不放手，叨叨地拉起家常来，弄得小双很不好意思。老爸还比较端庄，没有那么大惊小怪的，一直保持住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老妈嗔怪我：“你看你，带个女孩子回来也不先跟爸妈说一声！”

我说：“老妈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们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跟小双是什么关系呢？是朋友？还是恋人？抑或是兄妹？总不能说“妈，这是我保镖”吧。

倒是小双抢着说：“阿姨，我是朱舜尧公司的员工，我跟桂哥哥还只是朋友啦。”

老妈带着明显感情色彩地“哦”了一声，表示遗憾。我心里很不满，你就这么担心我找不到女朋友吗？真是的，在这种时候老妈往往就是没有老爸这么识大体。

老妈做了异常丰盛的晚餐，席间不停给小双夹菜。我看着都嫉妒，忍不住跟老妈抱怨：“哎，我说老妈，你给我夹过一筷子没有？这桌上谁是你亲生的啊？”

老妈正眼都不瞧我，给小双又夹了只鸡翅，嘴里说：“你自己不会夹啊？我看你不是吃得正欢吗？人家小双是第一次来我们家，我怕她客气，不好意思吃啊。你是第一次来吗？你说你会不好意思吃吗？”

小双不说话，低着头瞟了我一眼，哧哧地笑。

吃完饭，小双跟老妈为洗碗权抢了起来。我跟老妈说：“你就让小双洗吧，平时在家都是她洗的。”

老妈一听眼睛都瞪圆了，几步跑出厨房，把老爸拽进卧室，然后神秘兮兮地冲我招手。

我进了老妈的卧室，她反手把门关上，压低嗓门说：“你们同居啦？”

我吓了一跳，涨红了脸，赶紧摆手说：“不是的……没有！怎么可能！”

老妈听了，表情颇为失望。

我看到老妈失望的表情，不禁对老妈颇为失望。

老妈说：“小双这孩子，我一看就喜欢！漂亮，勤快，懂礼貌，不爱打扮，又不多嘴多舌，多好的女孩子啊！不像现在好多城里姑娘，又懒又馋还糟蹋钱。小双这样的，不多啦！我说小桂子，你可要上点心，别过了这村没这店儿了啊。”

我哭笑不得，对老妈说：“得，您的意思是？”

老妈一瞪眼：“你说我的意思是什么？你还能找到比小双更好的女孩子吗？”

我说：“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去追她啊？”

老妈说：“嗯，我看成。”

我一摊手：“没追过，不会！”

老妈怒了，作势要打。今天一直表现不错的老爸终于发话了，他教育起老妈来：“你个老太婆，这点形势都看不出来吗？小桂把人都带回家来了，他们是什么关系不是很清楚嘛！你还在这里瞎操个什么心哦！”

老妈一想，转怒为喜，冲我咧嘴赞赏道：“小伙子眼光不错，这个儿媳妇我们同意接收了。”

我说：“您同意管什么用啊，我还没同意呢。再说了，就算我同意，人家还不一定同意呢！”

老妈说：“你怕小双不同意啊，我去帮你问问她吧。”

我说：“您赶紧歇着吧。我们认识时间还不长，哪有这么快的。你别这么着急啊。过阵子再说吧。”

老爸也说：“年轻人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你别在一边咸吃萝卜淡操心了，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老妈心有不甘地作罢，去厨房帮小双忙活去了。

隔了一天，到了清明，我们一大早就去给爷爷上坟，上完后去奶奶家里吃午饭。奶奶见了小双，惊喜万分，拽着小双的手，免不了又是一通问长问短。各路亲戚陆陆续续到来，见到小双都纷纷赞美。看到小双这么讨喜，我也多少感觉有点骄傲。

离家前奶奶千叮万嘱，让我好好待小双。我不好多说什么，怕拂了奶奶的兴致。小双很适时地挽住我的胳膊做小鸟依人状，一脸乖巧，奶奶喜欢得几乎快要老泪纵横。

回城的车上，我斜眼打量了一番小双，说：“行啊，挺会讨人喜欢的嘛。”

小双得意地说：“那是！我本来就讨人喜欢啊！”

我心里承认，但表情不屑，鼻子里哼了一声。小双不以为意，笑眯眯地问我：“难道小双不讨公子喜欢吗？”

我摆起脸说：“我是公子哎，你是保镖哎，分清楚尊卑关系哎！”

小双跟我斗起嘴来：“你没看过鹿鼎记吗，双儿也是韦小宝的保镖，最后不是成了老婆了嘛。”

“嗯，好吧好吧，那等我也娶了七个老婆再说。”

“你敢！我告你去，这是重婚罪！”

“……你的刑法书算是没有白看。”

从这趟回家之后，小双再也不叫我“桂哥哥”，而是称呼我为“桂子”了。我对自己被称呼为一件家具极其不满，并多次严正地提出了抗议，但她不愿改口，坚持这样叫我。

在我们回来后的第二天，杨局长自杀了。张计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看电视里直播的王家岭煤矿救援。

还未等我开口，张计就说：“知道了没有？章小璐那个公公，国土局的杨局长，自杀了！从宾馆十六楼跳下来，摔得没了个人形。我刚从现场回来，妈的，恶心得我差点吐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一摊肉泥。”

张计说照例去了很多记者，但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拒绝采访。张计在现场没能找到章小璐，但看见章小璐的婆婆在众人搀扶下跪倒在警戒线外哭号了许久，好几次晕厥过去，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

三天后，蔡志华和其手下几名村民被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到邻城的中院。谭副庭长说，省高院已经向承办法院传达了省政法委的意见：本案主犯包括蔡志华、泼硫酸的妇女、动手打人的几名村民，一律死刑，其余从犯死缓。省政法委的领导认为，这是一起极其恶劣的闹访伤人案件，冲突导致两名法院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最高院的审判长死亡，一人重伤。据说省政法委领导在会议上拍了桌子，强调本案必须从快、从重地判罚。他激动地说：“接访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工作，接访人的血不能白流！重判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安抚！”

次日，我去医院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牛庭长。牛庭长依然没法畅快利索地说话，他妻子告诉我，下星期牛庭长就要转去上海的一家大医院了，将在那里进行植皮和整形手术。她看上去挺乐观：“能整成啥样啊……我也不清楚。呵呵，管他帅不帅呢，怎么整还不是我家老牛嘛！”我看见躺在病床上的牛庭长嘴角也微微地上扬起来。

等了几天后，郭院长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眼看着手头上其他案件的审限在不停流逝，我只好先定下心来办案子。阅卷、开庭、合议、判决，让自己忙碌起来后日子过得倒也挺快。小双从朱舜尧的公司辞了职，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健身会所当了跆拳道教练，一周只上两天半的班，倒也轻松自在。我不再让她陪我上下班，轮休的时候她就待在家里看书复习，准备自考涂城师范的法学本科。每天吃完晚饭，我们都会靠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有的没的聊会儿天，她总爱俯在我的耳边，跟我分享她新近学会的冷笑话。这是我一天最轻松愉快的时刻。有时我会骑上摩托车，载着小双绕着不大的城区感受一日暖似一日的春风。小双单纯而简单的快乐总是能轻易地感染我，使我暂时忘却了一切世故与琐事。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仿佛回到了没心没肺没烦恼的学生时代，就像是时光倒流。

若不是心中还悬着一块大石头，这样的生活实在是让人满足。

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我恢复工作状态后效率奇高，迅速结掉了四件二审案件和一件一审案件，并且安排好了接下来几个案子的工作。

这天上午我们又开庭审理了一个刑事再审案件。本来再审案件应该是审监庭的活儿，但审监庭人手少，光民事复查就把那几个人忙得够戗，刑事再审这一块就推给了我们。

这是个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是个女的。案发后警察从被害人的阴道里提取到了精液，于是认定这是奸杀，通过DNA测试锁定了有强制猥亵妇女前科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声称与被害人素不相识，但无奈铁证如山，他也无法解释自己的精液怎么会出现在被害人的私处的。于是一审判了张某死刑，二审维持。不久后真凶丁某自首了。原来丁某和被害人素有间隙，一次争吵时失手杀人。由于丁某经常看CSI等连续剧，自学成才，积累了丰富的反侦察理论经验。他利用自己在桑拿洗浴中心工作的便利条件，捡了嫖客张某使用过的避孕套，塞在已死的被害人私处，将现场伪装成奸杀。成功嫁祸后丁某得意非常，酒后向家人炫耀，结果在家人一致劝说下自首。所幸的是死刑尚未执行，不然张某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替死鬼，冤魂难散了。

我手上的这个案子就是要再审改判张某无罪。这是个很轻松的工作，开庭完全是个过场，保住性命的张某也十分配合，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当庭宣判。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张某无罪。听到判决后张某当场就哭得一塌糊涂的。

在回办公室的电梯里老储感慨地说：“现在案子真是不好办，铁证都不能轻易相信啊，DNA测了都不管用的。一不留神就是个错案。幸亏这个张某还没枪毙掉。”

我在旁边听了心头一紧。孙芸界面道：“是啊，特别是我们搞刑事的，真不能有一点放松。民事案子错了也就是多点钱少点钱的问题，实在不行还可以执行回转，刑事的怎么回转啊，命都没了！”

我听着他们议论没有说话，小潘投过来一个理解的眼神。

到了十一楼，我们走出电梯。老储对我一挥手：“小桂，来我办公室跟你说个事。”

我跟着老储进到他的办公室。他掩上门，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桂，跟你商量个事啊。”

我说：“您说，您说。”心里想你是审判长，你说啥就是啥呗，还跟我商量什么啊。

老储问：“咱们庭里的钱，是不是在你那里保管的？”

我说：“是啊！怎么了？”

庭里有个小金库，来源主要是先进集体的奖金和会议、支部活动经费的节余，退还的党费，还有编写出版一些书籍的稿费。几年下来不多不少也有个十多万块。按庭里的规定这笔钱应该由内勤保管，但上任内勤调走后，现任内勤年纪大了，算不来账，邹庭长就一直让我保管。

老储有点不好意思，磕巴了一会，跟我说：“这是么回事……我吧，前段时间刚买了辆车，从信用卡里透支了五万块。这眼看着还款期限要到了，但我最近手头确实比较紧……小桂，你看能不能这样，从庭里先借我五万周转一下，我过两个月再还给你啊？”

我没想到老储会开口要借这笔钱，一下子愣住了。我本能地觉得这么做不合适，想拒绝他：“老储，这是公款啊，我做不了主的……用这个钱得邹庭长签字批准才可以的。”

老储劝我说：“咱庭里平时根本用不到这笔钱，再说了，十几万呢，我就要5万，而且很快就还，别人不会知道的。”

我很想说：“那你找邹庭长签个字，我就给你。”但我实在是说不出口。从我进法院起，老储就是我的指导老师，做我的审判长六年多了，关系可以说非常不错。而且老储是个比较老实的人，这点我很清楚，否则他也不会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穷得买个车都周转不开。

老储看我在犹豫，鼓动我说：“小桂，你别有什么顾虑，如果领导说要用这笔钱了，我第一时间还给你。我告诉你吧，其实上一任内勤小张保管这笔钱的时候，经常自己拿出来用的。她家里装修啊、买家电啊，都用的是庭里的钱，不用给利息嘛！这我们老同志都知道的。没什么的，你别把问题想得那么严重……你要是实在不放心，我写个借条给你。”

听到老储这么说，我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我笑着对老储说：“老储你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啊。放心吧，把你的卡号给我，我明天就把钱打给你。”

老储把银行卡号写在一张笔录纸上。我折起来放进衬衣口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一坐下电话就响起来。我拿起话筒，邹庭长在电话里说：“小桂，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知道，有结果了。

第二十三章　要懂得服从

我来到邹庭长的办公室，他和颜悦色地招手示意我坐。从上次的争执之后，邹庭长就没有给我过好脸色看，我忐忑地坐下来，心里琢磨着他将会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

邹庭长开门见山地说：“小桂啊，上次你跟我反映的邢勇那个案子的情况，我已经跟郭院长汇报过了。”

我一阵紧张，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

邹庭长用手里的签字笔敲着桌面，放慢了语速跟我说：“我是完全按照你说的意思传达的，郭院长听了，当场就大笑起来，认为这很荒唐……你别急，听我说完。我跟郭院长说你要求这个案子再审，他一口回绝说不可能。当然了，我反复跟他强调过了，你的意见很坚定，坚持要求再审……”邹庭长的语气有点讽刺，我明白他对我那天的坚持还是有些不满，“郭院长的意思跟我那天说的是一样的，他也认为，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个铁案。我们退一万步说，别说现在没有发现问题，就算真的发现判错了，这个案子也不宜动。”

看我不说话，邹庭长语气缓和了一些，说：“小桂啊，跟你推心置腹地讲一句，其实你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点我和郭院长都不否认。听了你的分析，我也怀疑啊！我在心里也想啊，这个案子是不是判错了？我相信郭院长也会这么怀疑的，毕竟这么大的疑点摆在这。但是，怀疑归怀疑，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想一想就行了，哪能像你这样，真的大张旗鼓想改判啊？你要知道，这个案子要是改，会捅出多大的娄子？本来法院工作就不好做，还要让老百姓看笑话吗？还是那句话，要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注意社会影响啊！”

我嗫嚅着说：“可能领导站的高度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跟我们不一样。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法官，应该维护公平和正义。”

邹庭长提高了声调：“对，你说得没错，你是个法官，但你同时也是个公务员！是国家工作人员！你要懂得服从！懂得大局为重！”

我心里很不服气，声音也忍不住大了起来：“服从就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吗？重大局就要不顾真相地妥协吗？”

邹庭长盯着我看了半晌，叹了口气，说：“小桂，你工作这么些年了，成绩有目共睹，性格大家也都相当了解。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吗？”

我摇摇头。

邹庭长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说：“天真、幼稚！这么多年了，还像刚毕业的小孩子一样。你要是这样下去，迟早会在这个性格上吃亏栽跟头的啊！你看这次，本来领导打算让你担任庭长助理，是准备重点培养你的，都已经报给政治部准备出通知公示了。结果你闹了这么个事出来，现在搁浅了。不光如此，郭院长的意思是要把你下放到基层去，工作个一年半年的，一来是个锻炼，二来让你暂时放下手头工作，冷静冷静。本来我是不赞成郭院长这个意见的，但现在看起来，确实有这个必要。我们已经联系好了，就到涂舟区法院，民庭。”

我脑子里空白了一下，随即有些混乱。我明白这个案子我改不了了，但实在心有不甘，想再争取争取：“邹庭长，那邢勇的这个案子……”

邹庭长打断我说：“你怎么还想着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这么着了！没下文了！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为什么让你下去，还是下到民庭？就是想要你换换脑子，别整天琢磨刑事案件了。你明白没有？”

我木然地点头，站起身来要走。邹庭长在身后安慰我说：“你不要多想啊，当初你新进院的时候，按规定是要统一下派锻炼一年的，当时因为案多人少工作忙也就没让你下去。这次呢就算补上了。其实这也是个磨炼，好好把握，以后还是有进步的机会的。希望你能理解领导这个决定的苦心……”

我意识到自己失败了，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我办错了案，杀错了人，想起来就令人感觉悲哀。更加悲哀的是明明知道错了，却没法去纠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继续错下去，这真是让人悲哀到绝望。

小潘听了我的转述，沉默了很久后安慰我说：“桂审，你也别觉得有什么负担，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了。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法改变的。尽力而为就好，但求问心无愧。”

小潘顿了顿，又说：“这件事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提，也不要再想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吧。没有切实的证据在手，再想也于事无补了。现实就是如此，到了最后终究还是要妥协的。”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但这话一点都不像是从小潘这个小书呆子嘴里说出来的。我觉得我应该释然了，根深蒂固的客观存在不会因我微不足道的主观能动而改变。小潘都能接受，我为什么不能呢？

我望着他，我认为我的眼神里一定充满了怜爱、痛惜和自怨自艾。我说：“小潘啊，有机会的话，还是跳出法院吧！没什么前途的。”

小潘坚定地说：“我不，我一定要做个法官！”

我笑着摇摇头。小潘说：“上个月北京还有个单位要我去呢，我都没去。”

我问：“什么单位啊？”

小潘说：“名字叫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比较生僻，据说是司法部的一个下属机构。”

我琢磨了一会，说：“没听说过。这样的野鸡部门不去也罢。法院虽然堕落了，但还是比这些光吃粮饷不做事的单位要单纯些。”

回到家里，发现饭菜已经摆在了餐桌上。见到笑吟吟迎接我的小双，我把心中委屈一股脑都倒了出来。小双给了我一个拥抱，像哄个小孩子一样地哄我说：“乖，别难过了，这又不是你的错。去涂舟法院挺好的，这下离家更近了，而且不用整天琢磨那些抢劫杀人的案子了，多轻松啊。那种案子看得多了会变态的。”

我把下巴放在小双的脑袋上，抱怨着说：“有什么好的！这是领导给我小鞋穿呢你知不知道！”

小双问我：“你想当官吗？”

我说：“在机关里干的谁不想啊，不想当领导的司机不是好厨子。”

小双说：“如果当官的条件是要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我想了想说：“如果要我违背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向所谓的现实和规则妥协，那我宁愿不当。”

小双笑起来，说：“那不就行了？你呀，就像你们庭长说的，天真、幼稚、胡思乱想，就没有当官的命！所以……管他大鞋小鞋呢，自己过得高兴就行了！”

我也笑起来：“你个小屁孩，还说我天真、幼稚、胡思乱想？我看你才是天真、幼稚、胡思乱想吧？”

“不，就是你天真、幼稚、胡思乱想！”

“我再怎么天真、幼稚、胡思乱想，也没有你天真、幼稚、胡思乱想吧？”

“你就是比我更天真、更幼稚、更胡思乱想！”

“你怎么就不天真、不幼稚、不胡思乱想了呢？我觉得你比我天真得多、幼稚得多、胡思乱想得多了！”

两个从没有拜读过琼瑶的人把一句车轱辘话从兴高采烈一直扯到筋疲力尽，连饭菜都凉了。吃完饭我又载着小双出门兜风，结果遭遇了一场雷阵雨。我把外套脱给小双遮雨，自己被淋成了落汤鸡。回家冲了澡换了身衣服，狂打了一阵喷嚏。躺在床上的时候，忽然发觉心情也像是被这场雨洗净了浮尘，变得逐渐澄净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五。邹庭长交待我下周一去涂舟区法院报到，今天就可以休息了。许久没有机会赖床，小双叫我吃早饭我都没舍得起来。一直睡到了十一点，我才不情愿地睁开眼，明晃晃的阳光穿透阳台飘窗上的落地玻璃，直刺得我两眼涨痛。我喊了小双几声，没有反应。我下床，伸了个冗长的懒腰，觉得浑身畅快，精力充沛。洗漱之后，我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发现眉头的皱纹又深刻了几许。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我很少照镜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我每次观察镜中人的时候总觉得变化显著。我看了一会，越发觉得陌生，似乎不认识眼前的这张脸。

这是张不令人讨厌的脸，如果眼界不高的话甚至会觉得有些许的讨喜。口方鼻阔，眉黑眼正，皮肤由于常年的室内工作显得有些苍白。岁月和难缠的案件联起手来在他的眉间与额头上浅浅地刻下了几道与实际年龄不符的皱纹，这些皱纹将脸孔上残余的稚气抹褪，用成熟和睿智取而代之。

奔三的人啦。我对着镜子习惯性地抿了抿嘴。我一向觉得，皱纹和废话是成反比的。一个人的年纪越大，皱纹越多，阅历越丰富，就越习惯于闭紧嘴巴。我明显地觉得自己的话一年比一年少，看来我真的是成熟了。

“一个大男人照这么久的镜子！”不知什么时候小双已经回来了，站在卫生间门口嘲笑我。

我对她笑了笑，说：“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都是自恋的。”

小双说：“切！你还浪漫啊！我可没发现。”

我说：“浪漫主义可不是你们小姑娘常说的浪漫。”

小双很有求知精神：“那是什么？”

我想了想，解释道：“跟你说你也不懂，简单地讲，浪漫主义就是喜欢追求完美的结果，坚持不切实际的理想，就算明明知道不可能，还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初衷。你明白了吗？”

小双似懂非懂，歪着脑袋问我：“桂子，你的不切实际的理想是什么？”

我回答小双：“我的理想……嗯，是房子降价……怎么样，够不切实际了吧。对了，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小双被我一问，就哭丧起脸来，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表情：“我切肉骨头的时候把刀切豁了个口，坏了不能用了。我去超市想买把菜刀，结果收银员说要实名登记。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说我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本地户口，不卖给我！”

我乐了，说：“朱舜尧没把你的户口转过来吗？”

小双说：“没有，我嫌麻烦就没转，谁想得到现在买把刀还要本地户口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亮给我看。

还是一代身份证。照片上的小双表情严肃，一本正经，跟平时嘻嘻哈哈的样子反差甚大。我忍不住微笑起来。小双有点不好意思，收起身份证说：“几年前的照片了，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呢……你说这是什么规定啊，买个刀还要登记，怎么这么变态啊！”

我说：“变态的规定多去了，这算什么。下午我去买吧。”

小双发愁地说：“那我中午怎么做饭啊！”

我说：“别做了，出去吃吧。正好给你庆祝生日。”

小双很惊喜，说：“哎呀，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我说：“难道你刚才给我看身份证的目的不就是让我注意到你的生日就是今天嘛。”

小双脸红了，解释说：“才没有呢……我可没那个意思啊。”

我带着小双去西餐厅里吃了顿牛排和比萨，然后带她去商场里买衣服。小双很开心地穿梭于各个试衣间，兴致盎然地换上一套又一套新衣服，然后美滋滋地在试衣镜前转来转去，问我好不好看。我坐在沙发上一律回答好看。

看到小双这么开心，我也很高兴，因为长久以来我似乎没能为她做过点什么。虽然小双很少逛商场，但有哪个女孩子会不喜欢逛商场呢？尤其还是个美女。

章小璐就非常喜欢逛商场，非常非常的喜欢。在她的熏陶下，我也积累了丰富的陪逛商场的实战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当女人问你她身上的衣服看上去如何的时候，你只需要回答好看就可以了。因为当她这样问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征求你的意见，莫如说是在期待你与她保持眼光的一致。所以千万要忽略自己的审美，抛弃自己的主见，这个问题只有这么一个标准答案。另外，为了节省体力并钝化枯燥感，一定要充分利用专柜里的沙发。我清楚掌握了涂城所有商场里的所有品牌专柜里的所有沙发的颜色款式和摆放位置，并熟悉每只沙发的坐感软硬和舒适度。在女人们流连在衣架之间和试衣间里的时候，男人们可以在沙发上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看会儿书，睡个觉，炒炒股，思索一下人生和哲学。我曾经在一个月时间里坐在这些沙发上看完了存在手机里的《明朝那些事儿》，我还记得那个月章小璐刷爆了两张信用卡。我想如果我和章小璐没有分手的话，可能几年后我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然了，是个很穷的历史学家。

小双穿了一条百褶裙从试衣间走出来，我顿时眼前一亮。小双捏着裙摆走过来，问我：“怎么样啊？”

“好看，”我发自内心地说，“是真的好看。”

小双很喜欢，低头左看右看，低声跟我说：“好贵的！”

我说：“贵什么啊，喜欢就买了呗。”

付钱的时候小双坚持要自己来，她脸通红地按下我要付钱的手，态度坚决。我说这就算生日礼物，她不同意，说：“你已经请我吃饭庆祝生日了，不能再让你给我买衣服的。再说了……”她脸更红了，低着头说：“我不能花你的钱。嗯……等我成为你的女朋友了，你再给我买。”

我忍不住笑起来，说：“你这是在胁迫我吗？”

小双急了，说：“不是啦！总之，反正不能让你付钱！”

我想在小双心里这事儿可能关乎尊严，于是没再坚持。小双付了钱，拎着纸袋，开心地挽起了我的胳膊。我们又逛了几圈，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准备回去。

一走出商场大门，就看到很多人在围观外墙的大液晶电视。我也往上瞟了一眼，发现正在直播娱乐新闻，屏幕上一行醒目的标题是“独家爆料：影坛新星曹卉卉已与韩国富商秘密订婚”。

朱舜尧又喝醉了，而且醉得很快。他趴在桌上，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小双递给他一包纸巾，他撕了半天，将包装袋扯得支离破碎，才抽出一张面纸来，胡乱擦了把脸。

我安慰他：“别太难过了，娱乐圈本来就没什么好人，这你应该比我清楚。”

朱舜尧说：“我清楚，当初我他妈的瞎了我的狗眼，看错人了！”他抓着酒瓶子，气愤地控诉着：“当初还跟我山盟海誓来着，老子花钱花精力终于让她红了，她怎么样？送老子一顶绿帽子！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呢？这女人真他妈不是个东西！……碧齿！”

我说：“算了算了，反正你朱总又不缺女人，美女多得是，随随便便你就能再找一个。”

朱舜尧给我倒上一杯白酒，自己也抖抖嗦嗦地将酒杯斟满了。他晕乎乎地举起杯子，还没开口就洒了一半。

他慷慨激昂地说：“兄弟啊，我是看透了！看透了！女人，没一个好东西！靠不住！……小双，当然了我不是说你啊，你是个好孩子。……我他妈的还就不稀罕了！什么玩意都是！还是兄弟靠得住，只有兄弟……来，手足，为我们的兄弟情，干一杯！”

我说：“你不能再喝了，你舌头都大了。”

朱舜尧说：“没事！来……干一杯！”

我说：“你不是还痛经呢吗？”

朱舜尧摆摆手，仰脖就把酒倒进嘴里，然后嘟着嘴，煞有介事地把杯底亮给我看。我正准备端酒杯，只见他眉头越皱越紧，终于一侧身一低头，“哇”的一声吐了起来。

我赶紧过去给他敲背，小双起身倒了杯热茶。我说：“吐吧，吐出来就好受了。你说你，不能喝还使劲喝，二两的量八两的胆，菜都没吃几口，一瓶酒给喝光了。”

朱舜尧哇哇地吐完，又哭了一阵子，哭完坐起来喝了几口茶，漱了漱口，瘫坐在椅子里一脸颓然。我安慰他：“舒服点了吗？你吐的不是酒，是寂寞。”

可能是觉得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他开始跟我们胡说八道起来：“寂寞个球！我说桂子，你知道吗，其实我哭啊，不是因为曹卉卉。曹卉卉是什么样的人，我难道真看不出来？我一开始就没认真。虽然说她骗了我，但我损失的也就是一些钱而已，我可没对她动感情。”

我说：“哦？那为什么？”

朱舜尧说：“你们都知道的，我是一个很专一的人。直说了吧，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初中那个姑娘。……对，就是我踢她屁股然后她追你的那个。”

我说：“想起来了，就是导致你要跟我绝交的那个。”

朱舜尧无力地挥了挥手说：“你别打岔……十几年了，我一直没变心啊。唉，前天听同学说她要结婚了，今天的婚礼。”

我说：“你不装逼能死啊，刚哭成那样，现在掩饰什么啊。”

朱舜尧一脸真诚：“不是掩饰，真的不是掩饰。唉，年轻时最爱的姑娘，到最后往往都会成为别人的老婆。”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忍不住心里一阵酸楚。转脸看见小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挤出个笑容，跟朱舜尧说：“不说了，大丈夫何患无妻，长点出息。我送你回去吧？”

朱舜尧说：“不用。”

回家后小双问我：“你是不是还喜欢小璐姐姐啊？”

我说：“没有。人家已经是有夫之妇了，我还惦记她干什么。”

小双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连个谎都不会说，眼睛都不敢看我。”

我瞪大眼睛盯着她，说：“没说谎。”

小双推了我一把，咯咯地笑起来。过了一会，她扭捏地问我：“那你喜欢我吗？”

我说：“呵呵，你年纪还小，就像我的一个小妹妹。我当然喜欢妹妹了。”

小双撅起嘴来表示对这个回答的不满意，还准备接着说些什么。这时电话响了，听起来朱舜尧的酒已经全醒了。他垂头丧气地告诉我自己酒后驾车被交警抓了个正着，十二分一次扣光。为了不被拘留，让我带钱去赎他。

我赶到交警大队，交了两千块的罚款，又交了五千块的保证金，认真聆听了值班交警的一通训斥后，才顺利把朱舜尧带出来。我打车送他回家，一路上他不断地骂骂咧咧。

我说：“行了，少说两句吧，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明明知道现在酒驾抓得严，你喝得一塌糊涂的还要顶风作案。这下好了，分被扣完了，你今年也不用再开车了。”

朱舜尧满不在乎地说：“无所谓，我有司机。再说了，下周开始我就去拆他妈的迁了，咱不开轿车了，咱开推土机！哥们我所向披靡，一马平川……”

我把他送到家门口，看着他掏出钥匙开了门，我就转身要走。朱舜尧在背后叫道：“哎，你垫的钱我改天给你啊！”

我说你跟我还客气这个啊。懒得再理他，径直下了楼。

朱舜尧住的这条巷子风水不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民俗一条街，因为这条街上的门面房只有两种营生，第一种是饭店，第二种是洗头房，集中体现了市民日常的生理需求，切实做到了急人民之所需，想人民之所想。当然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很多事情其实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和明显，比如很多打着第一种产业招牌的店面其实也兼营第二种产业的主要业务，在这条街上的许多饭店里，服务员做的鸡要比厨师做的鸡畅销得多——前提是他们还有厨师这个摆设。

我感觉口干舌燥，这是酒后的正常生理反应。于是我左顾右盼寻找超市，但映入眼帘的尽是半遮半掩欲盖弥彰的玻璃门脸。从门里面投射出的粉红色灯光暧昧地抚摸在每个行人的面孔上，勾引着你忍不住望向里面蜷缩在沙发里的慵懒姑娘。那些过往男人的眼神既复杂又飘忽，努力用表情的鄙夷来掩饰内心的渴望。这样矛盾的反应通常可以在两种情况下看到，一是假道学面对妓女的时候，二是伪君子谈论权力的时候。很多热衷于批判皮肉生意伤风败俗的人本身就是资深嫖客，身体力行地支持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而更多擅长于大骂行政不力和贪污腐败的人，一旦有机会也将毫不犹豫地做个贪官。所以我本能地对一说到此类话题便亢奋异常浑身散发着荷尔蒙滔滔不绝的人持怀疑态度，并对他们的言论一笑了之。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只不过是用来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并维持蒙在他们脸上的象征正义的面具而已。我们都习惯于戴着面具示人，因为我们的本来面目总是不够美好，难以尽如人意。但总有那么些人，由于深藏的面孔太过丑陋，不但从不敢拿出来示人，甚至连自己也失去了面对自己的勇气。

一个眼神飘忽的男人闪身进了一扇玻璃门，随后从里面拉上了门帘。有姑娘从门里对我微笑着敲了敲玻璃门，大约是我的左顾右盼给了她一些业务上的期待。街边一个腰肢纤细胸部丰满的女人甚至上前来试图拉住我，嬉皮笑脸地向我表现她有如何的不正经，吓得我赶紧侧身躲过，表情严肃地向她表现我是如何的正经。终于，我在街道拐角处找到了一个小卖部，面容可疑的老板娘卖给了我一瓶冰镇的红茶。

我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回家。由于口渴难耐，一坐进车里我就打开冰红茶的瓶盖，咕咚咚地灌下半瓶。这时一个路灯闪过，我一瞥瓶盖内侧写着四个字：“再来一瓶”。

我不由得兴奋异常。我是一个极少中奖的人，从记事起我基本与各种大奖小奖无缘，无论有多高的中奖率。双色球最高中过5块，足彩连火锅也没尝过，发票刮出来的永远是“谢谢您”，商场抽奖永远获得面巾纸，连观看《非常6+1》的时候，我看好的金蛋里也永远是空空如也的。总之我从未在任何性质的射幸合同中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收益，这使我曾经一度怀疑自己的人生遭到了某种形式的诅咒。要不是后来老妈告诉我在我两岁的时候曾经在街头摸奖摸出过一床床单，我几乎要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所以可以理解，这只瓶盖对我具有非凡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看着这只瓶盖，我仿佛看到自己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开心地端详着那只幸运的瓶盖，将瓶子里的红茶喝了个精光。我忽然觉得，作为一个首次中奖的消费者，我应该了解一下兑奖方式。于是我将瓶身凑到车窗边，借着路灯仔细地看了半天……妈的，兑奖日期已过。

人生新的篇章尚未完全揭开就被发现已经过期了，这使我感觉一阵沮丧。不过很快我就释然了，多年残酷的经历使我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我安慰自己：本来无一物。我又看了看生产标签……妈的！连保质期都过了！

回到家里我就开始拉肚子，昏天黑地地拉了一夜。

第二十四章　当事人的利益

星期一，我拖着虚弱的身躯去涂舟区法院报到。院长亲切地跟我交谈了半晌，给我安排了一楼大厅旁边的办公室。

办公室门口挂着“民庭”的牌子，这让我很不适应。房间里有两副桌椅，没人。我坐在安排给我的位置上，像个客人一样打量四周，心想就要在这里工作个一年半载的了。在这里没有邢勇，没有人大代表，没有那么多的血腥和争斗，只有离婚、欠款纠纷、劳动争议和道路交通损害赔偿等等让人想起来就头疼的民事案件。我随手翻开散落桌上的民事案例选，漫不经心地浏览起来，一目十行，心情沮丧。

老陈适时地打电话来安慰我。我趁机向他抱怨了我的不满和愤懑。我一向不喜欢搞民事，也觉得自己不适合搞民事。我认为下派这件事很明显是领导硬塞给我的一双小鞋。老陈赞同我的观点，并对我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同时，他认为，我应当随遇而安地做好工作，民事案件也可以拓展我的眼界，学习另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老陈说：“涂舟区法院民庭的名声很响亮的，去年好像还获奖了的。据说他们的调解率极高，有一个季度还达到了惊人的零判决。”

我鄙夷地说：“零判决？这是好事吗？都不用出判决了那还要法院干吗？要调解，再资深的法官也比不上居委会大妈。干脆把法院检察院都撤了吧！民事案件都交给居委会来办，刑事案件公安和纪委侦查，政法委断案，实质和现在差不多，程序更简化，更专业，更高效。”

老陈被我逗得直笑，说：“你这个想法很不错，跟领导建议一下，干脆把你下放到居委会去锻炼得了。”

我说：“那也成，反正差不多。总比现在挂法官之名，行居委会之实要好得多。”

我继续说：“刚才我来报道，院长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炫耀过他们的调解率如何如何高，怎样案结事了。他还举例说很多法官为了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自己掏腰包来解决纠纷，有些法官甚至为此举债。我听着像神话，他还挺骄傲。”

老陈说：“是有这样的，现在各个法院都有这样的事情。”

我骂了一句：“妈的，现在是什么世道啊，这是要走什么路线？在我看来这他妈都是病态的司法！”

老陈慢吞吞地说：“你说得都对，但你又能怎么办呢？”

我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理解，也赞同你的看法。”老陈说，“我年轻时跟你一样，为身边的事感到不平，对现实不满，于是我抱怨。这是一种良知，一种责任。但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抱怨根本改变不了任何现状，也就是说，于事无补。反而，会使自己和身边的人陷入消极。于是我学会了沉默，坚守自己的立场，做好手上的事情，这样，至少我改变了我这一部分。我想，如果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你说呢？”

我说：“嗯，你说得对，我也不能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老陈笑了：“呵呵，你能这么思考，并坚持自己的立场，这就是好的。抱怨的话谁都会说，但能坚持去做的人，少之又少。”

老陈顿了顿，继而少有的严肃地说：“对于中国的法律人来说，现在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并且这个环境正在日益恶劣着。但是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切都只是个过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并不理想的体制下坚持理想，不妥协，不放弃，那么终有一天，会是黎明。”

直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办公室的另外一个人才回来。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制服，戴着法徽，人模人样的。他进门来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友好而热情地跟我握手，介绍说自己姓茆，一上午开了八个庭，刚忙完回来，下午还有六个庭要开。

我一直不是很了解基层法院的工作情况。虽然我知道基层法院案多人少，大家工作繁忙，但还是无法理解一个上午八个庭是怎样的概念。要知道，我一个上午能完整地开完一个庭而不用拖到下午继续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跟他客套了几句，忍不住问他：“茆……茆兄……”

他笑着说：“叫我名字吧，我叫茆磊。”

我问：“茆磊，你是如何可以做到一个上午开八个庭的啊？一个上午也就是三小时而已，我最多就能开一个庭。”

茆磊说：“你们中院肯定没必要这样啊，我们不行，案子太多。就拿我来说吧，一年三百多件案子，审限管得又紧，不赶时间根本来不及啊。”

我说：“那你都是怎么开庭的啊？”

茆磊说：“把一些程序简化掉就可以了。比如上午八个庭，先把当事人集中起来，一起告知诉讼权利义务，询问是否申请回避，然后让他们都出门等着，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来呗！反正关键就是分配好时间，不能让当事人啰里啰唆个没完。反正案情都简单，几句话就搞定的事。……哎，饭点到了，走，我带你去我们食堂。”

我听得很新奇，和他并肩走向食堂的时候又继续追问了他一些问题，就像是个初来乍到的小实习生。茆磊很耐心地回答了我，又把法院的大概情况跟我介绍了一遍，拍着胸脯说：“有什么不清楚的，就问我好了。”

涂舟区法院的食堂比中院的小一些，但菜色倒是不少。吃饭的时候很多人过来跟我这个新同事打招呼，茆磊挨个给我介绍。我一个劲地冲他们笑，一直憋在心里的委屈感被新同事们的热情融化了许多，感觉到很温暖。遗憾的是我向来不大擅长记人名，往往是刚刚介绍完，转脸遇上了就光觉得眼熟干着急叫不上名字来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不用心或不尊重别人，实在是使不上劲，天生的不是那块料。每每遇见想不起姓名的人跟我热情打招呼，我就很尴尬。惭愧过，自责过，努力过，尝试改进过，刻意去背过，甚至偷偷记在纸上过……都以失败而告终。记下了名字却对不上号啊！我总不能每认识一个人就给他或她拍张照再写上名字编成备忘录吧！

我不得不佩服朱舜尧在这一点上的天赋和造诣。只要介绍给他认识过的人，哪怕只见过那么匆匆一面，在若干年后遇上，他照样可以大声叫出别人的名字，满脸兴奋地和人握手，亲热得像从未分离过的亲兄弟。他曾经很得意地跟我炫耀过这项本事，并且告诉我说这是成功学中罗列出的成功人士必备本领之一，可以使自己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事半功倍。我告诉他：“你算是白瞎了，浪费了，知道不？你有这等天赋异禀，就应该去做公务员。在中国的官场上，人脉就是进步的阶梯。你这么会跟人打交道，人际关系不成问题。再加上你无知且无畏，胆子大又舍得不要脸，天生就是当官的好料子。如果你的嘴能再甜一点，马屁再拍得高明点，再练出八两以上的酒量，给个县委书记当都是委屈你了！”

我只恨自己没有朱舜尧慧眼识人过目不忘的本事，只好一边低头吃饭一边在心里暗暗下功夫，反复默念刚认识的几个同事的名字。有人打开食堂里的电视，新闻里正在直播玉树地震灾区的情况。说笑的声音渐渐就小了，大家都抬着头看电视。地震后的灾区满目疮痍，灾民流离失所，这些场景让人心情沉重，电视机前的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很想多看一些玉树的现状和救援的场景，多看看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战士和志愿者们的脸，但这些镜头就像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电视剧里的吻戏一般往往一闪而过。终于看到一个伤者被担架抬出来，镜头前的女记者激动地说：“救援队员刚刚营救出一名男子，该男子已经被掩埋了七十二小时以上……”

接着女记者风风火火地冲到担架前，掀开蒙在伤者脸上的布，摄影机的强光立刻打在他脸上。那男子呻吟一声，我估计眼睛是要报废了。

女记者饱含热泪，把话筒伸到灰头土脸的伤者嘴边，用带着哭腔的煽情嗓音问道：“请问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们看了很久，大部分时间只是看到体恤民情的领导和感激涕零的灾民，歌颂英雄，呼唤爱心，场面和谐，催人振奋。看不到想看的内容，大家纷纷离开了。

下午茆磊继续去开他的庭，留下一对找上门来闹离婚的夫妻让我调解。我笨口拙舌地劝了半天，两人越吵越凶，有大打出手之势。我看见那个膀大腰圆的彪悍女人目光游梭，似乎正在周围寻找凶器，只怕再调解下去就要在我报到这天闹出人命。于是我大喝一声镇住二人，义正词严地告诫他们说法院是个严肃的说理的地方而不是用来吵架的，言外之意是你们如果想吵就等出去了再吵。我严厉地训斥了他们一番，又拉开架势苦口婆心地劝解了一通，“夫妻没有隔夜仇”、“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把会说的谚语俗语歇后语全都说了一遍，“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吧！”说完就把横眉冷对的两人打发走。我听见他们一出门就厮打在一块了。

我口干舌燥疲惫不已，端起茶杯才发现热水瓶空了，于是拎着空水瓶想去过道打水。迎面冲过来一个满面怒容的老汉，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说，暗号是什么？”

我有点莫名其妙：“什么暗号？你找谁啊？”

老汉提高了声调：“就是你们法院的暗号啊！谁知道你们规定的什么暗号，一面让俺们上诉，一面还不告诉俺们暗号！”

我看着他气愤的脸，愣了半晌，琢磨着基层法院是不是有些我不知道的内部程序啊。

老汉看我一脸茫然，恨铁不成钢地跺了跺脚：“嘿！就是俺去中院上诉，他们找我要的暗号啊！说没暗号不给立案！”

我又好气又好笑：“老伯，你说的是案号吧？是你案件的编号，不是法院规定的暗号！”

老汉脖子一梗：“俺不管你们是什么暗号，你告诉我就成！”

我有点不耐烦地告诉他我不知道，打发他去了立案庭。老汉非常不满意，瞟了我一眼后转身走了，我听见他一边往出走一边在问候我的母亲。

我心里堵得慌，刚回到办公室座机就响了，接起来“喂”了一声，就听见一个女人像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一样开场道：“你好，我是××县的××X，感谢你接听我的电话，我的问题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她接下来的话会犹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滔滔不绝，又会像打翻了一筐子臭鸡蛋一发而不可收拾，赶紧表明身份：“你好，茆法官现在不在，我是实习生！”

无奈对方已经迅速进入状态，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一个劲地现场直播早已烂熟于心的内容：“我的案子是去年十一月份起诉的，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我再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

我听得烦躁，兜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我对话筒里抑扬顿挫的女声说：“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接着放下听筒，接起手机。

内勤黄娟娟说单位正在组织给玉树灾区捐款，考虑到我毕竟编制在中院，问我是不是跟中院一起捐。

我说那就一起吧，捐款是应该的，早就想捐了。

黄娟娟跟我贫：“哟呵，看不出来，觉悟不低嘛。对了，领导通知了，科级干部最少五百，处级干部一千。”

我一阵恼火，这个还有硬性规定？虽然即使没有这个规定，我的捐款可能也不会低于五百，但这么一规定，整个事情就变味了。仿佛我们都是觉悟低下，需要领导们强制提醒我们要高尚一般。刚刚要被无私奉献鼓励起来的那一点点自豪感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我差点冲口而出“老子就不捐了又怎么地！”从感情上来说，我非常不能接受连献个爱心都要被行政命令绑架。没错，我有捐款的道德义务，但我也有一毛不拔的人身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堕落的权利，凭什么轮到你来提醒我要高尚？凭什么总有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手画脚地告诉我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为什么处级一千科级五百科员只能是二百五？谁规定的？

黄娟娟见我半天不做声，在电话里问：“喂？怎么了？”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对她说：“哦，那我捐五百吧。本来准备捐一千的，结果发现没那个资格。”

挂掉手机，从桌上拾起座机听筒，那女的还在兀自喋喋不休。我配合地“嗯”、“哦”了几声，就把听筒继续扔在桌面上。技术处的小伙子过来告诉我说我的内网用户名已经设置好了，我谢了几声，打开电脑登陆到个人系统，发现名下已经分配了四十几件案子。我大致看了一遍案由，大部分都是离婚纠纷，不由得一阵头大。我暗想从我的面相哪里可以看得出我擅长调解感情纠纷了？把活的说死好的说离我还有点信心，要我劝人和睦相处导人和谐向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真是要了我的亲命了。

印象中在大学时我曾经这样劝过一个伤心欲绝的姑娘，结果却是相当的令人扼腕。

她是章小璐的室友，和其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同学一样，在毕业七年后我早已忘记了他们姓甚名谁了。她长得很清秀，不算漂亮但尚可远观，身材高挑气质淡雅，宛如一枝含蓄的雏菊。大二时她交了机械专业一个面容猥琐的男朋友，因为一封让她怦然心动的情书。她第一次将男朋友带给我们看的时候，那男的两只贼溜溜的三角眼盯在章小璐的身上转来转去。我当时就跟章小璐说那是个标准的好色之徒，章小璐的回答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结果半年后这位君子被我们捉奸在操场后面的小树林里，当时他正昂首挺胸双手叉腰地矗立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颇具绅士风度地跟一个肥胖的女生操练后进式，而一个星期前雏菊姑娘刚为他打过胎。

我当场怒火爆发，一脚踢在他的作案工具上，将这个人面兽心的君子按在地上暴打一顿。他抱住我的腿说自己对雏菊是真心的求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章小璐心软了跟我说劝和不劝离，拉着我去跟雏菊姑娘促膝长谈。我昧着良心说了些温言软语的劝诫，我还记得说“哪个男人不犯错呢”的时候章小璐还意味深长地微笑着看了我一眼。雏菊姑娘梨花带雨地哭诉，悔不该当初施工不带安全帽，全因他说没有橡胶阻碍的接触才能交流最诚挚的爱情。结果我一腔柔情蜜意全化作愤慨，指挥朱舜尧带了一群小兄弟再次暴殴了猥琐男。

这次劝解之后是二人彻底的分道扬镳。伪君子真风流的面具被揭破，那小子在学校里再也抬不起头来。而雏菊姑娘成了舆论的牺牲品，在大家的口耳相传中被演绎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荡妇。结果到最后她果然成为了一个荡妇，水性杨花，招蜂引蝶，像一朵庸俗并艳丽着的黄牡丹。据说全校半数男生与她有染，声名远播以至于外校浪子常常慕名前来朝拜。到后来长期夜不归宿，堕胎习以为常。在大学毕业前一个月的一个凌晨六点，她穿着洁白的连衣裙从教学楼的楼顶一跃而下，手中那封撕得粉碎的情书纷纷扬扬地从漫天飘落。起床后的我们赶到现场，只看到空地上留下的一大朵绽放的血色牡丹和散落一地染成殷红的碎纸屑。

我常常后悔，当初是不是应该劝他俩重归于好？但理由呢？为了什么？爱情？那爱情又是什么？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相匹配，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过所谓的爱情。每当我怀念起这个已经忘记姓名的曾经像雏菊后来像牡丹一样的女孩，我都会觉得恍惚，究竟哪个才是她？是那个不施粉黛人淡如菊的背影，还是那个浓妆艳抹嘴叼香烟的皮囊？她不断地对自己放纵，不断地透支着俗媚的快乐，是出于前情时刻苦铭心的忠贞，还是对背叛变本加厉的报复？在她独自坐在顶楼栏杆上的那一个夜，也许曾经衡量过这一切的值与不值。那件在风中飞扬摇曳过的白裙，我一相情愿地将它理解成这个人尽皆知的荡妇在固执地诉说自己清白的灵魂。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常自责，情不自禁地将她的死亡的责任归咎于我，至少有那么一部分，我觉得是我不可推卸的。那段时间里我不断向章小璐表达我的自责与忏悔，导致她一度怀疑我也在这盆公用火锅里动过几次私人筷子。其实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当时劝得更艺术些，把话说得更高明些，把事情做得更完满些，或许她就不会走上后来的绝路。所以从那以后，我从不掺和协调和解感情的工作，像是屁股上长出的疖子留下的伤疤，一遇到这样的场合我就无法安坐。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一直这样坐立不安地从事调解工作，见识了各种年纪各种性格各种理由各种手段要闹离婚的夫妻，说尽了所有谚语所有典故所有好话所有道理也往往无力回天。看着那些为了一点鸡毛蒜皮争执得面红耳赤的男女，我忍不住想起和章小璐争吵不断的那段时光。一份又一份的离婚判决书在打印机吱吱呀呀的呻吟声中流畅地接踵而出，我仿佛见证了一段又一段或许也曾无比美好过的爱情在眼前不可挽回地消逝，并最终由我来宣告死亡。每每念及于此，我心里就无可救药地充满了绝望。

第二十五章　政治乱伦

看来我的价值观并不像我之前想的那么牢不可破，因为以前我对“调解”一词恨之入骨，觉得它是司法和政治乱伦的产物，是个畸形的怪胎，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调解。每当我成功地说服一对男女打消劳燕分飞的念头，看他们相视一笑泯恩仇，再小手拉大手地离开时，心里就充满了成就感。我觉得自己的心态老了，变得满怀慈爱，开导的口气像久经风霜的老一辈。我常常用关怀的目光望着重归于好后远去的小夫妻，得意扬扬地对茆磊感叹：“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和谐！这就是和谐啊……”茆磊总结说我现在是80后的年纪，60后的思维，40后的语气。

我不知道这是成长还是苍老，但我开始相信某个岁数的人终将会有属于那个岁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我逐渐理解了前辈们的人生经验和立身法则，那些在我看来的保守、固执、冥顽不灵，或许终有一天会成为紧贴在我身上的标签，在我评价后生的冒失、轻佻、离经叛道的同时，也被他们如此地评价着。

在法院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人不停地更替着另一代人，但看上去却永远是神似的面孔，仿佛每个位置上都搭配了一个固定的灵魂。这是个稳定而又强大的轮回。当轮到我的那一天，我会成为一个例外吗？我有什么理由能成为一个例外呢？又是为什么，我曾经会那么相信自己将会是个例外呢？

我想渺小的自己或许逃不过这场轮回的更迭。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对是错，正如我不知道那即将会是升华还是堕落，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高兴还是悲哀。

这几天整个民庭都很忙碌，因为6月20日是上半年的结案“扎口”，也就是各种资料、指标统计的最后期限。这一天之后受理或者办结的案件都只能算到下半年里了。所以，为了完成办案指标和提高绩效考核的各项数据，每年6月20日和12月20日之前是整个法院最忙的时候。

茆磊就不停地跟我抱怨：“唉，你们上级法院的真是理解不了我们基层的苦衷啊，你们开个会，调个研，轻易地就规定个指标下来。我们可就倒霉了，拼命搞吧，一个数字能把人逼死。”

我附和着他说：“是啊是啊，真搞不懂法院还要规定什么指标！交警规定罚款指标已经很荒唐了，法院规定结案指标更荒唐。还定得那么高，案子不够总不能让我们自己上街去拉案子吧！”

茆磊看着我眨眨眼，狡黠地笑着说：“谁说我们不能上街拉案子？”

我瞪着眼睛看他：“你们还自己去拉人打官司？就像跑业务一样？”

茆磊点点头。我脑子立刻就乱了，我说我的世界观又一次被颠覆了。

茆磊说：“你太年轻了，世界观这么容易被颠覆。下午我带你去见识见识，拉拉业务。”

我立刻连连点头表示期待，并睁大纯洁的双眼做崇拜状。

吃罢午饭回到办公室，茆磊收拾好细软，拨了个电话，然后吩咐我换上制服，别上法徽。不一会听到院子里响了声喇叭，他对着镜子正了一正领带，冲我潇洒地一招手：“来，死狗。”

我不悦，心想怎么说话呢，站着没动。

他一只脚已经跨出门去，回头看我还待在原地，很不满地质问我：“怎么不走啊，外面车等着呢，来死狗！”

我对他怒目而视：“……”

他看我表情不善，想了想，换上一种鄙视的眼神，问我：“你不会没学过英文吧，让你跟我一起走啊！”

我脑子里迅速琢磨了一下，差点崩溃。我冲他咧开嘴，拿起公文包跨出门，学他带着浓厚的乡音说：“好吧好吧，来死狗！”

他锁上门，嘴里不停嘟囔着嫌我没文化。

门外院子里停了辆面包车，白色的车身上刷着蓝色的字样：“CHINATELECOM”。下来个胖子，茆磊给我介绍说：“这是任经理。”

任经理堆着笑跟我握手，请我们上车。茆磊说：“不上你那车，开警车走。”

我小声问他：“我们去干什么啊？”

茆磊说：“收电话费！”

茆磊驾驶警车一路开到城东的郊区，拉响警笛，“呜啊呜啊”地开进一片居民区，行人纷纷侧目。

在路上的时候茆磊已经详细给我解说了此行的任务。他说：“我们就是来帮电信局收电话费的。现在很多郊区和农村家庭都有手机和小灵通，固定电话都不怎么使用了。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家都没有去电信局报停，偶尔打打电话，也懒得跑去交电话费。于是很多家庭每个月都会欠下一笔座机费和通信费，每个月最多十几块钱吧，电信局催缴也麻烦，来人收过，人家说没用凭什么交钱，不愿给。所以得靠我们法院出马了。”

我问：“人家不交电话费关法院屁事啊？怎么我们现在还有收电话费的业务了？”

茆磊说：“这你就不懂了吧。用户和电信局签订了固定电话使用协议，就是订立了一份服务合同啊。欠费虽少，但也是一种违约行为嘛！是违约，我们就要管啊！你看，我们把警灯这么一亮，警车往路口这么一停，穿着法院制服把门这么一敲，欠费的立刻就乖乖交钱。反正就几十块钱，谁还为这点钱跟法院过不去啊！”

我说：“敢情我们就剩这点能耐了。”

茆磊吩咐我说：“一会儿啊，我们去欠费的人家里收钱。任经理负责出示账单，我们负责收钱。我事先打印了几十份调解协议，都是统一格式的，到时候你让他们在协议上签字就行了！桂子，你要知道，这每一户都是一个民事案件啊，而且都是调解结案的！顺利的话，我们今天下午能办结四五十个案子，哈哈，回头让书记员每个案子加一份起诉状，装订起来就齐活了。”

我五体投地，敬佩地说：“茆兄，你忒敞亮了！”

茆磊得意地说：“电信局收回了欠费，我们凑齐了案子，双赢啊！哎，这话说回来，要不是你们上级法院定指标，要数据，咱们至于这样搞吗？所以说，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我连声称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

茆磊将车停在路边，依旧亮着警灯。红蓝闪烁的警灯迅速地转个不停，晃得令人心慌。

任经理带路，我跟着茆磊挨家挨户地敲门。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年轻人大多在市区上班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第一家开门的就是个老头，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看到警车人都傻了。

茆磊的表情相当严肃，板着脸出示执行公务证，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地跟傻掉的老头子说：“你好，我们是涂舟区人民法院的，我们已经受理了涂城电信局起诉你固定电话服务合同违约一案，现就此案向你了解有关情况……”

老头还没回过神来，茫然地看着我们，跟木桩子似的。

茆磊突然提高声调，对老头大吼一声：“你现在是被告了！被告！大爷，你明白了没有？”

老头被这一声断喝吓得浑身一哆嗦，赶紧连连点头。我很怕他突然跪下来大喊“我冤枉我没罪！”

茆磊很满意，继续说：“大爷，简单地讲，你们欠了电信局的钱，人家到法院来告了你们，明白吗？”

老头解释说：“我们没有找人借过钱……”

茆磊说：“你们家装电话了吧？电话费没交吧？”

老头说：“我们很久没打过电话了。”

茆磊有点不耐烦了：“不打电话也要交钱，有座机费的！不要废话了。”他从任经理手里拿过账单扫了一眼，展示给老头看：“你们半年一共欠了一百一十八块三毛，你看看这是详细的清单。证据确凿，铁证如山啊！”

老头眯缝起眼睛，一手扶起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还想仔细研究一下。

茆磊的语气越发严厉了：“我们法院还能骗你不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情！”

老头胆怯地偷看了正气凛然的茆磊的一眼，嗫嚅着说道：“是呢，是呢。俺相信法院，相信政府。”

茆磊很满意自己的震慑力，稍有温和地问：“大爷你看，我们今天来就是解决这个事情的。你也不想为这么点钱闹上法庭吧？你……愿不愿意调解？就是双方好好谈谈，私下里把事情解决了？”

老头连连点头：“愿意，俺愿意呢。”

茆磊抽出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调解协议，对老头说：“大爷，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嘛。你把你家欠的一百一十八块三毛交了，然后在这份协议和送达回证上签个字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事情都很顺利。除了几家没人，和一个泼妇不愿交钱之外，欠费的用户都自觉自愿地和任经理达成了调解，并缴纳了所有欠款。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访了将近四十户人家，也就是说，这个下午我们结掉了将近四十件民事案件，并且调撤率是百分之百。

任经理下车时跟我们握手，说：“谢谢你们啊！辛苦啊！”

茆磊发自内心地说：“不用不用，我们应该谢谢你才是啊，哈哈！”

回到办公室，茆磊把账单、调解协议书、送达回证分类整理好交给书记员，跟我说：“咱们明天下午再去啊！去个四五趟就差不多了！”

我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这个事情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问他：“民事案件都是这样搞的？我总觉得不踏实呢？哪有法院主动出击的？”

茆磊摇头晃脑地说：“哎，法院就一定要被动的啊，只能坐堂问案啊？你奥特了！”

我说：“嗯，我一直是个奥特曼。你得启发启发我。”

茆磊打开电脑，进入涂城中院的网站，在“审判资讯”版块里找了篇文章，指点着让我看：“你看啊，这可是你们中院表彰了的。”

我过去一看，是中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发的一篇通讯，题目是“能动司法树新风服务经济促双赢”。文章中写道：“涂城市涂舟区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三保’精神，转变审判作风，树立服务意识，积极开展追缴通信欠费活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自今年一月份以来，涂舟区法院先后审结拖欠通信话费合同纠纷案件四百余件，追回被拖欠话费十万余元，发出支付令十一件，司法建议函四件，使中国电信涂城分公司的话费回收率同比增长了四个百分点，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以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通信企业的营运服务工作……”

我看得心生敬仰。茆磊说：“电信还给我们送锦旗呢！中院也要给我们表彰的。”看到我崇拜的眼神，茆磊谦虚地说：“哎，你也不要崇拜我，其实我也就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没想到歪打正着，遇到个服务企业的大环境，居然还被树立成典型了。惭愧，惭愧啊！”

我对他表示肯定：“不用惭愧，成功都是偶然中的必然，正如掉在牛顿头上的苹果一样。如果当初掉在牛师傅头上的不是苹果，而是榴莲，就不会有伟大的万有引力定律了。”

茆磊深以为是。他先是微笑点头肯定了我的观点，接着赞扬了一番我在哲学基础理论上的高深造诣，然后大肆议论了一番成功学上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最后再次谦虚了几句，并对我的成长和成功表示了高度的期许和最美好的祝愿。我也适时地表达了向他学习的意愿和努力与之看齐的决心。在恰如其分的吹捧与自我吹捧的过程中，我们惺惺相惜地紧握双手，互相肯定了对方在今天收话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专业性和敬业精神，并共同展望了明天的收话费工作。最终，在友好而热烈的气氛里，我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分别下班回家去了。

黑白的影像不断更迭：暴乱、难民、战争……冯小刚在画外音里说：“人类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文明薪火相传的背后，是永无休止的分歧。当分歧无法解决时，悲剧就发生了。历史的车轮还会这样转下去吗？……”

马丁·路德·金充满激情地说：“I have adream…”

画面变得生机勃勃，飞翔的鸽子，秧歌队，热火朝天的农业大生产，跳跃的景物看上去令人充满希望。“我梦想有一天，有一样东西，能将世界上所有的争端都化为无形。刀枪入库，铸剑为犁。我梦想有一天，有一个方法，能解决人类所有的分歧。大地鲜花盛开，孩子们重展笑颜。我有一个梦想……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和谐。”

吃晚饭的时候电视在播《非诚勿扰》。我一度很喜欢开头的这个桥段，在这么一本正经的铺垫之后出现那么一只令人啼笑皆非的“分歧终端机”，这样的落差是非常令人喷饭的。小双看得嘿嘿直笑。

我又不得不想到那个处处给予我教导的前辈老白，当初我第一次看完这部电影后，曾经跟他分享这个笑点。当时他板着脸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我，一句话就让我笑不出来了：“法律不也是这样的吗？”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下他确实有很大的装逼成分，但也不可否认他说得挺在道。在很多场合里，我们的法律也好比这台分歧终端机一样，以“一切皆可解决”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却只是个可笑的摆设而已。充其量，法律也就是比分歧终端机更能唬人些，可有些时候还不如石头剪子布来得公平，来得实在，来得有效。这是事实，尽管是个我不愿承认的事实。

那个前辈也很喜欢冯氏台词，不过他最欣赏的一段是《功夫》里的。我常常听见他在办公室里撕心裂肺地大呼：“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这么清楚的一个案子，就因为当事人去北京上了一个访，就要我做调解息诉工作？？？”凄厉的嘶吼震人心脾，扑面袭来的酸楚和悲怆直催得闻者怅然，思者潸然。

小双说晚上要去健身会所上一节跆拳道的课程，吃完饭就要出门。我说我送你去吧，我也没去过，正好去看看你的工作环境。小双挺高兴，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唧唧呱呱说个不停。

她说：“哎，我告诉你啊，有好多学员暗恋我呢！这回你去展示一下正好，可以让他们都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说：“那可说不准。说不定别人觉得信心更足了。”

小双说：“不会的，他们没一个比你帅的，更何况你这么有气质，有内涵呢！”

我夸奖她：“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但是你让我觉得此行异常险恶啊，你的粉丝们会不会围殴我啊。他们可都是练过的，你得保证我没有人身危险啊。”

小双笑着敲了我一记，说：“放心吧，有我呢！”

健身会所很近，几分钟就到了。跆拳道馆在三楼，玻璃围墙，里面灯火通明。场馆不大，但设施还算专业，场地的正中央是一块高出地面的正方形平台，中间是蓝色的比赛区域，四周是红色的警告区。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不少身穿道服的学员在场上操练起来，馆内响彻一片“嘿嘿哈兮”的叫声。

小双去更衣室换衣服，我在休息区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几个小孩子互相追逐着跑来跑去，家长们挎着大包小包拿着可乐巧克力跟在后头。场地里几个明显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小伙子在比赛高抬腿，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小男孩本领惊人，一脚踢出后在空中完成了华丽的侧转身，并最终别出心裁地用脸着陆，趴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他的朋友们哄笑成一团。我也乐不可支，但身为事外之人不好意思笑得太过放肆，怕被孩子家长看到指责我没有同情心，只好咬牙切齿地想些悲伤的故事，努力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小双换了一身道服出来，看到我一副便秘晚期的样子，奇怪地问：“你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小双脸上现出一片红晕，羞涩地低下头说：“真的吗？你很少夸我的。”

我说：“嗯，是不经常，不过你得谅解一下，要知道，昧着良心说话是很累的。”

小双巧目一瞪，嗔道：“你找打？”说着就两腿前后一分，拉开架势。

我赶紧讨饶：“我错了，我错了。你们习武之人，是不能跟我这样不会武功的人动手的，有辱身份。这么多学生看着呢，你为人师表，要注意形象。”

小双用鼻子“哼”了一声，说：“我去上课了，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先回家去吧。”

我说：“好，你下课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你。”

小双让几十个学员排好队伍，开始上课。我跟一群孩子家长坐在一起看了一会儿。一群小毛孩子和半大小子跟着小双出拳踢腿，嘴里哼哈有声。旁边几个家长在互相交流育儿经，七嘴八舌地数落着自己的孩子报了多少个培训班，每周要上多少节教学课。我这才意识到场上这些戴着厚厚眼镜的小屁孩们都是小天才，而且都是文武双全的奇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乒羽跆拳无所不能。我立刻就震惊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应试教育扼杀了的一代人，没想到素质教育还在继续扼杀下一代人。我很同情孩子们。

一个中年妇人指着刚才当众出丑的男孩子，无不骄傲地对我说：“那个是我儿子！”

我看那孩子也有十七八岁了，心里诧异这么大了还要妈妈陪，但嘴上还是恭维她说：“不错不错，身手矫健，出人意表。”

她继续夸奖自己的生理产品：“他学什么东西都快，就说这跆拳道吧，刚练几个月，就升成黄带了！”

旁边另一个家长接口道：“哎呀那你儿子真厉害，我家小孩都半年了，还是白带呢。”

几个妇女纷纷应道：“是啊是啊，我们孩子也是白带。”

我身为外行，不太懂“黄带”和“白带”是什么意思，难免浮生许多遐想。转头望向场地里，看见学员们腰上都缠着五颜六色的带子，红的黄的白黑的绿的都有，才恍然大悟。想起大学时朱舜尧买了两箱袋装牛奶，一箱原味的，包装袋是白色的，另一箱是可可味的，包装袋是深色的。我们都说他浪费，结果他冒出一句：“白天喝白袋，不瞌睡！”大家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纷纷回过味来，大呼恶心。朱舜尧当时正津津有味地用吸管喝着一袋“白袋”，当场就喷了。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喝牛奶，而且看到喝牛奶的就想笑。

我不自觉地笑出声来，白带们的家长都奇怪地看向我。我挺不好意思地冲他们笑笑，心里觉得自己思想猥琐，笑容必定也非常猥琐。小双系着一条黑腰带，动作一板一眼得很是好看。我欣赏了一会儿，起身出门去透透气。

刚一出跆拳道馆，迎面遇上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刚刚从隔壁的拉丁舞培训班里出来。她一见到我就很客气地一笑，举止很雍容。我觉得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只好也对她点头微笑，就像我们早就约好在此见面一般。

她一边走一边靠近我，也不说话，只是微笑着看我，眼神很温情。我搜肠刮肚地想啊想啊，也没能想起来她是谁，场面一时有点尴尬。我想尴尬的肯定只是我一人，因为很明显她知道我是谁。那么我应该说些什么。

于是我吭吭哧哧地说了句：“这么巧啊……很久没见了啊……”

她说：“是啊！白法官现在还好吗？”

我这才想起来这个女人是好几年前我还在做书记员的时候，陪老白接待过的一个上访户。当年她作风彪悍，有勇有谋，撒泼打滚的事迹遍布法院的每一个角落，给尚且天真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未见，她白胖了一些，气色红润，浑身干干净净，跟那个要死要活的泼妇判若两人，我居然没能认出来。

我跟她客气：“他还好，就那样。你很久没来了啊。”说完觉得不合适，这话听上去似乎是个邀约。

她哈哈大笑，说：“问题解决了还去干吗，谁没事爱往法院跑啊！”

我点头称是：“那是那是，法院确实不是什么好地方，能不打官司就不要打官司……你那个案子最终怎么解决的？”

我回想了一下她的案子，那是个拆迁补偿纠纷案件。房子在2002年拆了，按当时的标准补偿到位了，由于她家是钉子户，还多拿了六万多。到2005年的时候，她以房价上涨，补偿款不够买新房子为由，起诉要求多补偿二十万。一审驳回了。上诉，再驳回。申诉，驳回。之后就不停闹访。那时候老白在立案庭挂职，接待了她无数次。这案子拖了一年多，房价不停在涨，她的要价也一路攀升。最终如何案结事了的，我还真不清楚。

她眉宇间颇为得意：“政府给我在市区安置了一套新房子，一百二十多平米，另外补偿了十万，其中你们法院掏了五万，另外五万说是省里的信访基金。让我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上访，而且要保密。说是怕其他拆迁户效仿，引起集体诉讼呢。其实我那几年为打官司也亏了不少钱，这样处理我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实在也是累了，官司打下去也没个尽头，我家里人也劝我退一步，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就这么算了吧！”

我听得气结，差点忍不住一脚把她踹下楼梯。我带着明显的讽刺语气说：“是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您这退了一步，我们真是要空了。”

她对我的不满不以为意，总结性地说：“该进的时候要进，该退的时候要退，跟你们这些政府机关打交道啊，就不能太文明，太讲道理了。讲道理达不到目的啊！我们跟你们讲道理，你们就跟我们讲法律；我们跟你们讲法律，你们就跟我们讲政治；我们跟你们讲政治，你们就跟我们讲国情，我们跟你们讲国情，你们就跟我们讲和谐……我们讲不过你们啊！你们的嘴大！”

我想告诉她法院不是政府机关——至少名义上不是。想了想，没说，因为毕竟实质上是的。她的话让我很不爽，但没法反驳。句句属实，句句在理。如果这话是个天可怜见的苦人儿说出来的，我真有替他振臂呐喊的冲动，但现在说这话的是这样一个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无理闹访户，我没法认同更没法赞扬她。

这时我们已经走出了会所，头顶上“健身娱乐”的招牌霓虹闪耀，将她的脸映照得五彩缤纷。她意犹未尽地跟我打开了话匣子，说了一通她的现状：“回头见到白法官帮我问他好啊！我这个案子他也出了不少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现在日子过得吧，还行，大体上还过得去！拆迁补偿时得了两套房，政府又给了一套，现在住一套，另外两套出租。我那几年打官司把工作丢了，现在也不去上班了，靠租金也能过下去……”

我憋了半晌，说不出话。等她说完了，我表达了一下恭喜和羡慕：“那你现在这日子过得比我们可潇洒多了。有事没事还能来跳跳舞，健‘贱身’。”

她哈哈一笑，说：“不贱不行啊！不健身哪有好日子过呢！”

我说‘贱身’是好事，没事你多‘贱’一‘贱’，我还有事，先走了。

她跟我告别，最后挺真诚地跟我说：“我知道你们其实挺讨厌我这样的人的。但是没办法啊，现在不都是图个和谐吗？你们要维稳，搞息诉息访，是为了社会和谐；我们小老百姓打官司，要上访，也是为了自己生活得和谐。所以说啊，不管什么事，大家都要互相理解，你说是不是？”

她扬手拦下一辆出租走了，我发动摩托车，回味她最后的话，感觉复杂。她也许没错，每个人都有争取更好的生活的权利，她行使了这个权利，只是手段不是非常恰当而已。我为之前在心里把她归类为“贱人”道歉，的确有点不厚道。

不管怎么说，她成功了。在这个“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时代里，她准确地把握住了游戏规则，抓住了机会，一夜暴富，下半辈子和下一代都不用发愁了。别人也许要为止辛苦奋斗三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她用一次拆迁和两年闹腾，就全部解决了。

第二天我和茆磊去收电话费的路上，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什么世道！妈的，这样看起来老子也应该去上访！……咱们组队上访吧？”

第二十六章　对方是个硬角色

说归说，做归做。上访致富只是我和茆磊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替电信服务给法院打工才是我们不得不从事的现实。

这天我们在城东一片老小区收电话费，境遇和前一天大不相同。看样子这里面临拆迁，两边的平房都在顶上加盖了阁楼，还沿街砌了围墙、车棚，铺上了最便宜的瓷砖。整条街的气氛古怪，既紧张又冷清。两边的民房门边和墙上都被贴上了红色的动迁标语：“早动迁，早受益”、“顾全大局，实现共赢”、“拆旧房，换新房，条件好，环境美”……抬头一看，街道正中拉了个巨大的横幅，看样子是居民们的口号：“强烈要求提高补偿标准，誓死与强拆斗争到底！！！”

右手边第一户人家的门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大字：“信凤姐，不被拆。”我暗自佩服这家主人的幽默感。敲了半天，门开了，里面投射出几双审视的眼光，看样子是一大家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茆磊刚开口说：“我们是法院的……”里面的人就冲出来，围住我们吵闹成一团。好几个声音不停在控诉开发公司的罪恶和拆迁办的腐败，一个中年男子手持一本《物权法》，熟练地翻找法条给我看，里面红红蓝蓝地画了很多条杠杠。

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他们搞明白我们只是来收话费的，和拆迁没关系。他们的热情立刻退去，看我们的眼光也鄙夷起来。那个男子翻脸比翻法条还快，语气强硬地说：“房子都不给我们住了还要我们交话费？不交不交！有本事你们判去！”说话间挺直了民族脊梁，俨然是个壮士。

茆磊说：“一码归一码，你们拆迁跟我们没关系，该交的电话费你们还是得交的。从法律上来讲，你们这已经构成合同违约行为了……”

男子破口大骂道：“违个鸡巴约啊！老子欠个费都犯法了啊？好啊，你把我抓起来啊！来抓啊！”说着把双手并拢递给茆磊。茆磊没想到对方是这么个硬角色，愣了一下，随即也上火了，怒道：“你怎么说话呢？”

男子猖狂道：“老子就这么说话！怎么了？我就不信我不交电话费还犯法了不成？最烦你们这些当官的，整天张嘴闭嘴一套一套的，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你违法了，你犯罪了……你他妈以为纲线是妓女啊，你们说上就上？”

我被男子绝妙的措辞打动了，恨不得当场记在笔记本上。遗憾的是这时候茆磊没有鉴赏绝句的心情，我看到他牙关紧咬十指紧握，很明显已经出离愤怒了。我赶紧一把拽住茆磊，将他拉回车上。我好言好语安抚了他半天，茆磊舒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吧，我再生气也不会动手的。动了手不管怎样都是我理亏。这个道理我懂，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我知道你有分寸……看样子这里的拆迁户经常跟政府和法院的打交道啊，吃透我们了。今天工作不好做！”

果不其然，这条街上民风粗犷，压根不把法院当回事。很多人家已经搬迁，大门紧闭。剩下的大多是钉子户，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几句话就敷衍了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把我们打发走了。两小时下来，我们只收到了两笔话费。

茆磊垂头丧气，我也没了干劲，正要打道回府时，我一下子想起来，这条街不就是朱舜尧他爸拆的吗！

我给朱舜尧打了个电话，他半天才接，我听见那头人声嘈杂。

我说：“我在丘南街上，这可太乱了啊！”

朱舜尧说：“我也在，我这肯定比你那儿乱。”

我赶紧让茆磊把车沿着街道开下去。快到街道尽头的地方，我看见有一大群人围在一栋三层别墅下面，有警察，有消防员，还有大批围观群众。附近停了几辆推土机。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站在顶楼的窗口，手扶着窗台，纹丝不动。两扇打开的窗户上分别挂了两条长长的红色绸布，正对着我的一条上面写着：“誓与房子共存亡！”

朱舜尧站在人群最外面，靠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冲我招手。我和茆磊下车走过去，给二人介绍了一下。

茆磊问：“怎么了这里是？”

朱舜尧说：“动迁好几个月了，还有十几户钉子户。这户是面积最大的，街上其他人家也都盯着这家的。现在我们要强拆，这女的寻死觅活的，就是不肯出来，说要是拆房子她就自焚。”

茆磊说：“这么勇猛？是虚张声势？还是要来真的？”

朱舜尧说：“不知道，刚才已经往自己身上泼了一桶汽油了。”

我定睛一望，那女人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浑身湿淋淋的映着夕阳金黄色的光芒。我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侧窗户上挂着的标语：“向唐福珍烈士学习！”

拆迁办的黄主任举着扩音喇叭在别墅前喊话：“牛二咪同志！我们完全是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合理地进行拆迁工作的！这街上百分之九十的人都签了协议，拿到满意的补偿了！我们是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整个拆迁工作的进程的！牛二咪同志，你要顾全大局啊！”

身在高处的牛二咪不为所动。对峙了一会儿之后，黄主任明显不耐烦了。他冲周围的的民警挥了挥手，低声指挥道：“把她拉下来。”一队人马向别墅的前院挺进。

猛然间一个男人从房子里跳出来，挥舞着手中的菜刀，大声叫道：“都给我退后！谁过来我砍谁！”

一队警察齐刷刷站住，双方展开了紧张的对峙。

我问朱舜尧：“这家为什么不愿意搬？对这地方有感情？”

朱舜尧说：“有个屁的感情！对钱有感情是真的！你看他们这样闹啊闹啊闹啊闹啊，还不是想多闹点钱回来？”

茆磊说：“也不一定，有的钉子户就是对老房子有感情的。”

正说话间，只听得牛二咪惨呼一声：“不要逼我！”

我们转头发现那边勇猛的警察已经一拥而上，缴了男人的械，并将其按在地上。几个民警冲进了房屋，正在上楼。牛二咪方寸大乱，眼看已成瓮中捉鳖之势。

就在我们都以为这场闹剧即将就此收场，钉子户终于束手就擒的时候，只听得忽然间“轰”的一声，一团耀眼的光芒腾空而起，闪得在场之人都眯起了双眼。

在一片惊呼声中，牛二咪变成了一个胖胖的火球，从三楼窗口摔落而下，“嘭”地跌落在地面上，溅起了一圈炫目的火花，像是无数条昂首吐信的蛇。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愕地凝固在了原地，呆呆地望向场地正中央这个熊熊燃烧的女人，像是在欣赏一场璀璨的烟花秀。被警察按在地上的丈夫撕心裂肺地大吼了一声，人们才蓦然惊醒，上去七手八脚地扑灭牛二咪身上翻腾的火焰。

我跟茆磊都傻了。想冲过去帮忙，但已经拥挤了太多人，根本没法靠近。朱舜尧也在发愣，转头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穿过混乱的人群，我看见黄主任和朱舜尧的老爸低着头钻出人群，一头钻进车里开走了。

当天晚上，从网上的新闻里我得知牛二咪死了。抢救无效。但不知道究竟是摔死的还是烧死的。我有点希望是前者，因为相对不会那么痛苦。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个女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点燃了自己身体，焚烧了自己的生命，是勇敢？抑或愚昧？我不敢妄下评断。每个人都有权利留守在属于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去衡量所有拥有的和失去的，并决定舍弃什么，保护什么，牺牲什么，捍卫什么。从内心里，我为牛二咪女士感到惋惜，但更多的是敬佩。她认为这是值得的，并勇于为此付出生命。她用燃烧的肉身书写了中国拆迁史上的又一段关于钉子户的不朽传奇。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第一段；悲哀的是，这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段。

自焚事件之后，朱舜尧对拆迁工作明显失去了热情，对驾驶推土机也没了兴趣。他有些一蹶不振的意思，终日郁郁寡欢。我好几次给他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我放心不下，中午抽空去了他家里，敲了半天门，没反应。我有他家钥匙，自己开门进去。客厅乱得一塌糊涂，茶几上散落着好几只方便面碗，几个空啤酒瓶。我很惊异，什么年头啊，方便面也能下酒了。我推开卧室紧密的门，扑面一阵阴风，冷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卧室里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我立刻想起了《天龙八部》里虚竹度过没羞没臊的性福生活的那个地下冰窖。我踏进两步，试探地叫了声：“梦郎？”

回应我的是一片鼾声。借着电脑桌上调制解调器闪烁的微光，我看见朱舜尧趴在床上，像个需要关爱的小女人一样紧紧抱着被子，睡得不省人事。我走到床头边，我轻轻推了推他，没反应。我拉开紧闭的三层窗帘，正午的大太阳一下子照得人睁不开眼。我又轻轻地推了推朱舜尧，他皱着眉头哼哼两声，还是不肯睁眼。我闻到酒味刺鼻，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正踩在一堆呕吐物里。我当即一阵恶心，粗暴地一把拽开朱舜尧怀里的被子。他闭着眼睛着急地探出双手，急切地呢喃着“给我，给我……”我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大吼一声：“你妈喊你起床！”

朱舜尧带我在楼下吃饭，没想到在这满街错落有致的洗头房中居然坐落了这样一个小饭馆，桌椅简陋，墙壁斑驳。朱舜尧双眼迷蒙地点菜，还问服务员：“你这有大盘鸡吗？”我很担心服务员会神秘地说：“嘘……我就是！”

吃饭的时候朱舜尧一直像个怨妇一样絮絮叨叨，对我的关心置若罔闻。他说：“你担心个屁啊？我能出什么事？我是一个心理很坚强的人。拆迁自焚也不是第一次了，哪里拆迁不出点事啊？我真没琢磨这事。我就是累了，想休息几天。睡觉是一门艺术，你不能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

我说：“行，你没事最好。主要是你这几天不接我电话，我他奶奶的以为你跑路了呢！”

朱舜尧笑起来：“我跑什么路啊，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事儿自然有我爸和拆迁办那些人摆平，他们有经验着呢。我就一普通打工的而已。”

我说：“你爸也挺有本事的，舆论控制得挺严密。这么大一件事，电视上居然都没报导。网上倒是有人在炒，不过也只是涂城在线这样的地方性论坛，其他的大论坛里都没有。”

朱舜尧说：“那当然了，现在这种事情能压则压，很容易就会被炒作成官民对立。别有用心的人太多了。”

沉默了一会，他悠悠地问我：“你说，我们算不算杀人凶手啊？她是被我们逼死的。”

如果这是个案例题的话，我可以跟他侃侃而谈一小时，就“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作深入研讨，并写篇三万字左右的论文。但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跟白纸黑字的案例讨论是有天壤之别的。

好在朱舜尧并不期待我的回答。他继续说下去：“以前总在网上看到百姓疾苦，寻死觅活，没有切身体会，总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站的立场不一样，考虑问题自然也不一样。之前我理解不了为什么为了一套房子就可以不要命，但是对他们而言，那不仅仅是一套房子，而是他们的所有，是生活的全部。之前我老觉得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现在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看问题。我们太自私了。”

我对他的肺腑之言评论道：“作为一个对社会有害无益的富二代，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很惊喜。”

朱舜尧很不满，说：“这是我这些天来的思考成果，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我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了。只不过，知道应该怎样做和真正那样去做，完全是两件事情。”

就像我面对我的当事人们。也许我可以做到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去衡量价值，但我无法做到行动上的一致。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力不从心的事。我想帮助他们，但我总不能为他们摇旗呐喊，上访助威。有一些东西是我无法违背和偏离的，这就是立场上的区别，角色上的限制。我是如此热爱我的职业，却又如此痛恨它。它给了我直视不公的机会，让我的视线可以触及别人无法看到的黑暗角落，却没有给我一盏冲破雾夜的明灯，一柄劈开冷漠的利剑，和足够改变所有病弊、扭曲和不公平的力量。就像举着一颗珍美无比的夜明珠，却只能走在荆棘满地粪水横流的小道上。这常常使我感觉到某种虚妄，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否还有哪怕任何一点点价值。

我对迷糊不解的朱舜尧说：“不要想了。我们的力量太渺小，有心无力，什么也改变不了。再想也只是空想，尽人事而听天命吧。”

茆磊交给了我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写一篇关于电话费收缴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是写给中院研究室和司改办的，主要目的是邀功。茆磊认为我是中院的人，脸面上熟络一些，所以表述上就可以更露骨一些，请赏时也有理由更厚颜无耻一些。我向来很怵写总结报告、讲话稿之类的应用文，因为我实在是写不出来。我很佩服那些将这类文体写得出神入化的人物，闭门也能造车，无米也能为炊，往往乍一看好几千上万字，仔细一读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这种无中生有大实若虚的境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我对茆磊说写东西太麻烦了，不是我的长项，要不我直接给你打个电话吧，研究室有我的哥们，司改办有我的姐妹，我可以无耻得很销魂，你要先进还是嘉奖我都能给你要来，你再更不要脸一些甚至可以把你塑造成明星级的模范，像陈燕萍那样的，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茆磊眯缝着眼睛斜着看我，颇为鄙夷地说：“劳驾，你能不能稍微表现得有内涵一点？”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茆磊凑上来小声说：“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都写进报告里吧！要矜持一些，在确保对方看明白的基础上，尽量委婉。”

我表示力不从心，茆磊扯下一张纸，三五下就给我列了个写作思路：“金融危机的大环境——转变法院审判职能的必要性——能动司法观念的科学性——本院深入学习和贯彻能动司法精神——主动出击、收取话费，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总结经验，形成模式——希望得到肯定和推广。”

我看着他写下的提纲由衷地赞叹：“你太有才啦！”

茆磊谦虚地摆摆手：“一般一般，彼此彼此。”

我说：“如果我是你们院长，肯定要提拔你，人才难得啊！”

茆磊说：“我算什么啊，法院里卧虎藏龙，有很多人才的，当然了，废柴也不少。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被公认为是人才的，混得都不如意，而混得风生水起的，往往都很平庸。”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老白。他算是我进法院后的启蒙老师，当真是才华横溢的一个人，聪明、有激情，敢说敢做又不乏幽默，业务能力更是没的说，理论扎实，办案利落。如果不做法官，他肯定是个出色的大律师，或者在公司里当个业绩骄人的业务经理。令人感到遗憾和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才却似乎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从处在审判一线的刑一庭被调到二线业务庭审监庭，三十七八岁正当年，干事业的大好年纪，却还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助理审判员。

另外一个就是老陈，大案要案不知道办过多少，资历也不比谁浅，却一直提拔不上去。好几个他带起来的年轻后辈都上去了，他却在审判长位置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现在五十好几了，基本上是没有希望更进一步了。

我说：“好像真的是这样，有才的人领导似乎不是很待见。”

茆磊拉开一副参透世事的架势，教导我说：“告诉你三句真理：第一，你干活干得好，那你就只配一直干活；第二，能当上领导的那个，永远不会是最聪明的那个；第三，单位里不需要人才，只需要奴才。记住这三句话，也许对你有用。”

我回味了一下，顿觉精妙无穷。满腔赞美之词将欲出口，茆磊及时阻止了我：“所以，请不要夸我是人才！谢谢！”

我改口夸赞道：“你真他妈的是个奴才胚子！”

茆磊大悦，握住我的手惺惺相惜道：“与君共勉，与君共勉哪！”

小潘打电话到办公室来的时候，我正在愁眉苦脸地写“能动司法观念的科学性”那一部分。我被下放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随口聊些院里的事情，或者问问我的情况。这孩子跟我比较谈得来，可能觉得有些话题也只能跟我说，不像跟其他人交流，需要句句小心处处提防。我也乐意跟他聊几句，因为觉得他很像过去时的我。他的一些想法、说的一些话，都是我曾经想过的、说过的，面对他就像是面对小几岁的自己，这种感觉相当有趣。

我提起电话，小潘就问：“桂哥，干吗呢？”

我说：“便秘！痛苦得很。”

小潘善良地关心我：“那吃点去火的中药啊！或者多吃香蕉也行。”

我进一步解释说：“其实不是便秘，我只是形容一下那种感觉而已。我本来是想帮别人个忙，放别人的屁，让别人无屁可放的。结果发现那个屁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一时半会还放不好，所以比较纠结。”

小潘明显不得要领地“哦”了一声。我觉得话题流于低俗，不愿继续讨论下去，就问他：“怎么，有事吗？”

小潘说：“哦，跟你说个事，老白今天辞职了，你知道吗？”

“老白？”虽然我一直觉得老白的性格和行事风格不是很适合做公务员，但突然听到他辞职的消息还是让我感到很意外，“为什么？”

小潘说：“他上个星期在我们院大门口跟当事人打架的事情，你没听说吗？”

我更加惊讶地说：“没，我前几天一直在乡里收电话费。他打架？不会吧？”老白是个典型的书生，高高瘦瘦，戴着金丝边的半框眼睛，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形象。面对再怎么刁难再怎么无理取闹的当事人，他都没有跟人当场红过脸，不管有多无奈有多生气，最多也就是等人走后暗骂几句过过嘴瘾而已。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动手打架？而且是和当事人？

小潘说：“我们院有个老上访户，叫魏千森的，你知道吗？就是经常在大门口用擀面杖敲脸盆的那个。”

我说有印象。那是个审监庭的老冤家了，不停地申诉上访，不停地复查，再不停地被驳回，接着继续不停地上访……如此往复得有十来年了吧。最后一次复查正是老白办的，所以这一年多来他一直缠着老白。他可不是个善茬，从他的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村子里算是个恶棍，偷抢扒拿什么都干，不管男女老少，一言不合动手就打，甚至对自己的老父亲和妹妹也拳脚相加，还曾经拿开水瓶泼过老头子。所以老人死的时候，在遗嘱里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了女儿。他霸占了房子，在妹妹起诉至法院后又篡改遗嘱，当然最终还是败诉了。从此他就开始走申诉和信访的道路，结果发现自己居然十分精于此道。一来，他身为无业游民，有的是时间折腾，有的是精力周旋；二来，他身为资深无赖，具有丰富的无理取闹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且心理素质硬于常人；三来，他演技出众，估计闲暇时勤于阅读《演员的自我修养》等专业书籍，并主动投身实践检验理论，既善于吵闹恫吓，需要时又可以装得楚楚可怜。在他坚持不懈的闹访之下，几任领导出于和谐温控的考虑，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免不了花钱消灾，只望息事宁人。如此几番下来，魏千森倒也获得不少甜头。此人善于总结，欣喜之余颇有心得，更加坚定地要以上访为业，立志要在这个无赖有理、和谐有偿的时代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家致富之路。于是他全天候地守在法院门前，敲锣打鼓吹哨鸣笛，赤裸裸地要钱。审监庭的同志们都称呼他“为钱生”。

小潘说：“对啊，就是他。老白就是把他打了。其实院里很多人都暗地里喊好，只是不敢说出来。”

我说：“为什么打？他缠着老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小潘说：“那天老白开庭，他母亲从老家过来找他，门卫不让进，她说自己是老白的妈，结果被旁边的魏千森听见了，就缠上了老太太，扯着嗓门地喊她儿子贪污枉法，判决不公什么的。老太太哪见过这个，躲又躲不开，拉拉扯扯地被搡了一把，摔在地上，把脚扭了。正好老白开完庭，接到门卫的电话后赶过来，看到这个情况立马急了，二话不说冲上去就动了手。”

我心里想换成是我能忍住吗？……嗯，估计很难。但毕竟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冷静地分析起来，可能谁都会没心没肺地来一句：“身为一个法官，应该随时保持头脑的冷静，不管怎么说，动手就是不对的。”

小潘挺愤愤不平，觉得老白没有理亏。我想为了他的前途，还是不要给他施加负面的影响。于是我冷静地对他说：“嗯，虽然事出有因，但身为一个法官，应该随时保持头脑的冷静，不管怎么说，动手就是不对的。”

小潘说：“天哪，你跟院长说得几乎一字不差。”

我接着说：“而且关键是他这么一动手，魏千森就得了理了，他肯定乐坏了，手里有资本了，以后闹起来就更理直气壮了。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不至于辞职啊？”

小潘说：“老白辞职是因为不愿意道歉。魏千森闹得厉害，还在网上炒得挺火。院长就做老白工作，想让老白赔礼道歉。结果老白坚决不肯，僵持了几天，老白就辞职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事想起来其实挺正常的，经常听说类似的事情发生。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或者“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些日久弥新的真理都可以解释这个事件里的胜负。但就好比地震、战争，或者遭遇外星人，这些听起来早已见怪不怪的事情真的发生在眼前，还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无可理解的荒谬。

小潘说：“我上网看了，魏千森估计请了网特，用一面之词抢占了主动，把事情描得很黑。你可以想象，在一篇帖子里出现了‘公务员打人’、‘法官枉法’这些词之后会引起怎样的口水。清一色的声音，都是骂老白的。已经有人开始人肉搜索老白了。我给老白辩解了几句，被人骂个半死，全家老小都被问候了一遍。”

我安慰他：“别往心里去。永远不要试图战胜那些纯傻逼，他们会把你的智商拉低到跟他们一个档次，再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挂了电话，我把这事又琢磨了一遍，心里觉得挺窝囊的。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公务员是绝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怒发冲冠的权利的，甚至是不能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的。在有的时候，我们被寄望像长老一样主持公道；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被理所应当地期待如孙子一般逆来顺受。我听见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公务员就是我们纳税人养着的！”言下之意就是“你伺候我是应该的”。我想说，我朝八晚六，周末加班，细心阅卷，战战兢兢地办好每一个案件，我跟你们一样上班，一样劳动，一样纳税。我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养着的。我们共同养起来的是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国家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的一些蛀虫，而不是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除了工作性质的些许差异，作为一个个体，公务员只是个普通的小伙子，或者普通的老头子，总之，是个普通人。我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丢在人群里并不会特别显眼，也不会给看见我的人带来任何不适。我有哭或笑的权利，有爱或恨的权利，也有愤怒、激动和发泄的权利，推而论之，我同样应该具有动手打人的权利。当然，前提是：首先，我承认我是个粗人，素质不高；其次，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负面评价以及所有民事和刑事责任。

问题是，大部分人并不会这样想。中国人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诸如地域、职业、经济状况等等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个层次的人群，再自以为是地给他们贴上一个统一的标签。我把这个歪曲事实的过程称为“脸孔化”。我们总爱给别人戴上各种各样的脸孔，比如河南人都是骗子，新疆人都是小偷，有钱人都在为富不仁地吸取血汗，而公务员均无一例外的腐败无能，并执意认为这些统统是真知灼见。仿佛一个人在当上公务员的前一秒还是个根正苗红具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而在考官宣布“你被录取了”之后立刻堕落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官僚和贪污犯。这些可笑的偏见主导着很多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缺乏原则的信仰里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调剂品。

我给老白打了个电话，想安慰安慰他，我以为他现在肯定很消沉。

结果老白一接电话就嘿嘿直笑，接连对我感叹道：“我终于解放啦，解放啦！”

我连忙安慰他：“你想开点，不要受刺激。”

老白骂道：“你他奶奶的小兔崽子，你才受刺激了！我是真开心！其实我早想跳出去了，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终于有理由走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准备去做律师赚大钱了，小桂你看着啊，两年后，我就是称霸涂城让你们见到我都头疼的大讼棍了！哈哈哈……”

我问他：“你不是一直都挺看不上律师的吗？你不是说中国的律师不需要讲法律，只需要讲关系吗？你干法官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老白说：“是啊，律师是不太讲法律，问题是咱们法官有时候也不讲法律啊！呵呵，而且咱们的法官不是法官，是公务员！束手束脚的好生不自在！既然都不讲法律，那我不如自由一点！其实你知道的，我的性格一直都不适合做法官，我出来也是迟早的事。”

我无语。我想起了老白带着我开过的庭，审过的案子，他“杀”过的人，我心存怜悯，他不置一词。我想起他每一起顶住压力宣告无罪的案件，如果不是他的坚持，那些被告人很可能就成为了下一个佘祥林或者赵作海。我想起在审委会上他面对所有院领导拍案而起，慷慨陈词，最终扭转乾坤，将枉坐冤狱的被告人改判无罪。当院长最终点头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还很鄙视地说：“哭个屁，这就是我们的本分。领导考虑的是稳定无上访和国家赔偿，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只需要还原事实的真相。”

那些激动的泪水，澎湃的激情和豪迈的理想，都是我法官事业最初的印记。

老白就像个斗士一样，除了真相，他从不向任何东西妥协。可现在他却说自己并不适合做个法官。这样的法官却要离开法院，我想，一定是我们的法院出了什么问题。

最后老白对我说：“其实你的性格也不适合做公务员。你太懒，不活络也不会迎合，不拍马屁也做不好表面工作，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当然了，我并不鼓励你离开法院，只是想让你认清现实。你跟我说过你的那些理想，太过天真。好好干工作吧！能当个法官，已经很幸福了。”

第二十七章　毫无征兆

如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海面总是风平浪静，巨大突兀的变故在发生之前往往毫无征兆。

在张计出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喝酒聊天直到深夜。那天是他结婚一周年，请我和小双还有朱舜尧小聚庆祝。他的老婆在大学里当辅导员，学生工作繁杂琐碎，平时挺忙，不大来凑我们的热闹。我们不常能见到她，所以吃饭时格外恭维。

赞美别人的老婆是个技术活，尤其是当着这个男人的面。为了不让人觉得虚伪和油滑，必须慎重选好切入点，并且随时注意分寸和尺度。否则很容易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张计的老婆身材稍胖，五官尚可，于是我跟朱舜尧不约而同地将重点放在夸奖她的端庄与贤慧上，兼而有之地歌颂几句她的美貌，但均点到为止，不可露出半分陶醉或垂涎之色。我们左一个“嫂子”又一个“嫂子”地分外嘴甜，张计的老婆开心不已，算是认同了我们这对狐朋狗友。

张计说下午去接老婆下班时，老婆带的那个班正在搞讲座，张计也坐进去装模作样地听了一会，结果发现是在讲如何避孕的。张计说：“讲课的那男的猥琐极了，瘦得跟猴一样，一看就是纵欲过度。我去的时候他正在讲男用避孕套和女用避孕套的区别，我看他那个样子恨不得当众示范一下。”

我和朱舜尧纷纷感叹：“到底是时代不同了啊，我们上大学那会儿，讲座还在教育我们不要早恋呢，现在都开始教育大学生们如何不要搞出后代来了。”

张计喝了一小杯后，在老婆屡次的眼神威慑下，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端杯子了。我们询问端由，张计说自己正在封山育林，嫂子扭扭捏捏地解释说，他们准备要个孩子。

我和朱舜尧大感扫兴，说我们难兄难弟俩连孩子他妈尚未落实到位，你就开始造人计划了，既不拉手足们一把，也不等兄弟们一步，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而且如此年轻就要孩子，今后岂不是要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再无机会常斟短叙，把酒言欢？

张计犹如被宣判后的罪犯，满面失去自由的愁容，想说实话又担心老婆怪罪，半天才吞吞吐吐字斟句酌地跟我们说，其实他也不想要，实在是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催得紧。

中国人实在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对无数破坏公共秩序和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习以为常并且熟视无睹，却对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的结婚生子、吵架分手这样的纯个人隐私问题尤为关注，分外操心。

我对张计这种为别人的眼光而妥协的生活态度表示了鄙夷。张计并不以为耻，反而关切起我来：“兄弟，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操心操心自己的后事了……呃，我的意思是你该操心操心婚姻家庭了。我看小双就不错啊，你们俩挺配的，赶紧把事办了吧！”

小双垂下了头表示羞涩，两只大眼睛向我瞟过来。我冲她一乐，对张计豪迈地说：“大丈夫何患无妻？不急这三年五载的。”

张计批评我说：“你这话就不对了，你不急，人家女孩子急啊！三年五载对你来说没什么，人家女孩子等不起啊！”

朱舜尧言简意赅地总结道：“你这个自私的东西啊！”

我反驳张计道：“什么人家不人家的，搞得好像你就是那个被我辜负的女孩子一样。”

张计的老婆也加入批斗会：“小桂，男人嘛，要有责任心的。你看你们现在都同居了……”小双脸上一阵飞红，想解释又不好意思，欲言又止，张计的老婆继续说道：“这要是被人知道了，影响多不好啊！何况你又是个法官呢。未婚同居可是违法的哦！”

我哭笑不得，赶紧岔开话题：“各位，今天主角是张计和嫂子，怎么着，都约好了针对我了？来来来，我跟嫂子喝一杯，祝你们早生贵子啊。”

我们一直聊到快夜里十二点才散。朱舜尧毫无意外地又喝多了，拉着张计老婆的手不放，嘴里一直念叨：“嫂子，我……我是一个重……重感情的人，真的！”

张计照他屁股上踹了一脚。我拦下出租车，先把烂醉的朱舜尧塞进去，跟司机说了地址，付了钱，关上车门。朱舜尧上车后就把鞋脱了，在车后座上躺倒，冲我们挥手：“再见！有空常来玩啊！……再见！”

张计住得近，说两人溜达回去，我骑车带小双回了家。回家后给朱舜尧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安全到家没有，结果无人接听，估计是睡死过去了。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朱舜尧才给我回电话。我心想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接起来就揶揄了几句，那边没声音。我觉得有些异样，大声喂了几声，朱舜尧声音低低的，说：“张计把人打死了。”

警察杀人的新闻成为了这些天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电视里长篇累牍地连续报道，街头巷尾，论坛内外，无不在热议此事。在绝大部分的声音里，张计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是一个人品低下劣迹斑斑披着警服的畜生和败类。

张计被羁押在涂城市看守所。拒绝所有采访和探视。我们帮他请了高阳做辩护律师。高阳进去看了一趟，回来跟我们说张计身体还行，就是精神相当委靡，叮嘱我们帮忙照顾好他老婆。

张计就是在正在拆迁的城东丘南街上开的枪，离牛二咪自焚的屋子不到五十米。朱舜尧说那是他回到工地的第一天，钉子户们和强拆队伍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牛二咪点燃的不仅是自己，更是丘南街上所有钉子户的愤怒和勇气。他们意气风发，同仇敌忾，一夜之间，整条街上都挂满了奋战到底的战斗檄文，家家户户都预备了棍棒、铁锹和自制燃烧弹。大家像生活在抗日时期的敌后根据地，每个人都神情戒备，蓄势待发。尤其是在一觉醒来发现牛二咪的三层小别墅已经被推倒，她的丈夫也神秘消失了之后，这种紧张和血脉贲动的气氛更是令所有的人胸闷气短，呼吸急促。坊间开始传言政府给牛二咪的丈夫在市中心安排了一套房，并多补偿了一百多万。这个小道消息让捍卫领土的斗士们更加信心百倍，热血沸腾。他们紧握双拳，目光炯炯，对即将发生的未可知的结果既期待又忐忑，但毫无畏惧，就像渣滓洞里随时准备为信仰而牺牲的革命英雄一样，他们随时准备豁出自己，将牛二咪一个人的行为艺术发扬成一群人的行为艺术。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市拆迁办和朱舜尧老爸的公司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公关交涉，金钱封口，行政命令，千方百计地将自焚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舆论压力逐步消弭，但却对钉子户们的这种强烈的对立情绪束手无策。工期日益逼近，又担心酿成群体事件，于是拆迁工作陷入了僵局，进退不得，几近停滞。朱舜尧的老爸急得抓耳挠腮，眉毛胡子掉了一半，思来想去，带着朱舜尧一起给黄主任又送去一个大红包，求他主持大局。黄主任义正词严地痛斥了一番朱舜尧老爸试图腐化党员干部的卑鄙行为，并熟练地背诵了公务员行为守则的些许章节。朱舜尧的老爸毕恭毕敬地聆听教诲，很识时务地连连点头，解释说“此乃私交，与公无干，但收无妨。”黄主任这才接过朱舜尧递上来的信封，两指轻轻一捏，喜上眉梢，双眼一闭，口里声称“尔等美意，不忍推辞，下不为例。”

黄主任是条说到做到的汉子，收钱的当天下午就亲临工地，下令重新动工。果然，在推土机重新启动之后，钉子户们倾巢而动，像捅了马蜂窝一般，男女老幼操起家伙，从门里户里成群结队地拥出，和拆迁队伍形成了对峙。朱舜尧一看情形不对，立刻给张计打了个电话，张计说马上带队赶过来。黄主任举着扩音器对群众们进行了说理教育，效果显著，群众们纷纷用草泥马回应。黄主任拉下脸来，抖擞官威，厉声呵斥道：“闹什么闹？不就是想多闹些钱到手里吗？看看你们这副贪得无厌的嘴脸！再闹抓你们去劳教！……你们谁带的头？”

人群里扔出一个燃烧瓶，砸在推土机的挡风玻璃上，用实际行动回馈了黄主任的提问。车头熊熊燃烧起来，驾驶员赶紧跳下了车。黄主任准确地判断了形势，迅速闪身后退，躲到联防队员身后，告诫钉子户们“冷静！你们要冷静！这样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钉子户战线里一些攻击欲望较强的年轻人已经慢慢逼上来了，拆迁队伍里的联防队员们站成一排，试图阻挡，在推搡中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很快扭打在一起，演变成了群体斗殴。后排扔出的燃烧瓶划出一道道弧线，不断碎落在推土机周围的地面上，燃烧的汽油到处冒着青烟，散发出一股令人迷醉的芳香气味。一个小个子男人抄着火钳冲着朱舜尧冲过来，朝脑袋上就是一记，完事后看朱舜尧没有还手的意思，颇觉失望，转投其他战团之前不忘对朱舜尧说了句“对不起啊”，朱舜尧还冲他笑了一笑。身在骚乱中心的朱舜尧脑子已经木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应该做些什么，只能傻乎乎地矗立在混乱的人群里。周围充斥着嘶吼、尖叫、逃散和追逐的声音，血顺着侧脸颊滑落，他站成了闹剧中的一尊塑像。

呼啸而至的警笛并没能使狂乱的人群收敛下来，于是张计朝天上开了一枪。现场顿时安静了。几个警员将对立的两拨人分开，向离自己最近的人了解事件情况。张计在问一个长头发光着膀子的男人，一转脸看见朱舜尧头上的血，问：“谁干的？”朱舜尧摇摇头说：“忘了。”张计挺恼火，光膀子男人不是很配合，有些出言不逊，张计也不客气，拉过旁边一个小警察，指着光膀子男人说：“把他带回去。你，上车。”

光膀子男人是个典型的愣头青，打了个酒嗝，眼睛一瞪，梗着脖子说：“我凭啥跟你回去？你是老几啊？他们拆我家房子你怎么不抓他们回去？你们一伙的啊？”

旁边的都附和道：“是啊，你们一伙的啊？”

光膀子男人得意地补充道：“怎么，你是拆迁办养的狗啊？听人使唤啊？”

张计横惯了，哪受得了这个。他向来不爱多废话，抬起右手指着光膀子男人的鼻子说：“你走不走？”

光膀子男人一巴掌把张计的手扇到一边，朝张计挑衅地努了努嘴，挺嚣张地说：“不走，怎么地？别他妈的指我，老子就恨别人指我。”

张计额头上青筋暴出，咬着后槽牙鼓起腮帮子吐出一句：“挺牛逼，是不？问你最后一次，走不走？”

光膀子男人自豪地一挺胸：“老子就是牛逼，说不走，就不走！”

张计胳膊一探，将手伸到了光膀子男人的脑后，一把捏住了他的后脖子。那男人身高一米七左右，张计一米八三，整整高出一个头，这么一掐，光膀子男人就像一只被铁钳夹住的田鸡，被张计推搡着往前走，急得手脚乱挥却怎么也够不着，嘴里兀自骂个不停。

其他人不乐意了，纷纷围上来堵住张计，声讨加上痛骂，说警察打人了，警察不要脸耍流氓了。张计无路可走，心里思量着这样也不合适，就撒了手。那光膀子男人重新获得了自由，满腔怒火急欲舒展筋骨，回身就给了张计当胸一拳。

这下张计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愣头青居然愣到了这个程度，敢打警察？看样子光膀子男子也没想到自己居然愣到了这个程度，因为他也愣住了。不过很快他就在周围人的欢呼声中陶醉了，他像个英雄一样斜眼藐视着张计，似乎在说“老子打就打了，你能拿我怎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非常突然了。张计回过神来后，将手摸到了腰间的手枪护套上。身边的小警察吓坏了，赶紧揽住张计的膀子。张计一把挣开，掏出了枪。光膀子英雄大惊失色，朝着张计的手猛扑过去。清脆地两声枪响，光膀子男人仰面躺在水泥地上，脑门上黑洞洞的枪眼汩汩地往外冒着血泡，从英雄升级成了烈士。

围观的人们目瞪口呆，一个小孩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张计呆呆地站在原地，双眼失神，警服的胸口溅上了一抹鲜红，周身弥漫了一股残酷的硝烟味儿。

事后张计跟高阳说，当时他只是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想掏枪吓唬对方一下。没想到那小子压根是个不怕死的二百五，不是太愚蠢就是太勇敢，居然还敢往上冲，往天上鸣了一枪也用，扑上来就要夺枪，他脑子一热，拉扯中也不知道枪口对着哪儿，就扣了扳机……

为了打捞张计，我和朱舜尧东奔西跑，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风头正劲，爱莫能助。我们焦急万分，有心无力，只好每天上网看案件的最新进展。

高阳去看守所看望了张计一趟后，就被通知不准再探望了。高阳说我是代理律师，掏出来之不易的律师证晃了晃。看守所的民警说谁都没用，这是省政法委下的指令，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对张计进行任何形式的采访、沟通和谈话。高阳说你们这不符合法律规定，我是代理人，我有会见权。民警笑了，说那你去法院告我们吧。

朱舜尧很焦虑：“不会出什么事吧？躲个猫猫，喝个开水，洗个脸的，怎么办？”

我说：“你以为看守所傻啊！看守所每次出么蛾子都是自以为没人知道，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还够不上故意。现在可是亿万群众都盯着呢，他们哪敢。”

朱舜尧还是不停叨叨：“我很焦虑，非常焦虑。”

我被他念叨得心烦意乱，恨不得踹他一脚：“去你的，你以为你在演奋斗啊！我也焦虑，被你唧唧歪歪的一烦我就更焦虑了。痔疮，你准备怎么给他辩护？”

高阳说：“我准备给他辩无罪。那死者要上来抢枪的，枪毙了活该。这应该算是正当防卫吧？”

我说：“我对你真是彻底绝望，出了人命的案子有几个能认定正当防卫的？你这个律师当的一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钱少人傻比李庄还不如。这种民愤极大的案子怎么可能无罪，领导都说了的，要考虑广大老百姓的感受！现在官民矛盾这么尖锐，张计铁定逃不了。”

高阳很迷惘：“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你只能往过失杀人的方向去靠，主观方面一定要咬死是过于自信，是想吓唬死者而不是真的想开枪杀人，如果被定故意杀人就完蛋了。要强调他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初犯、被害人有过错这些酌定情节，争取从轻判罚。去做做被害人家属的工作，主动赔偿。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案子，能判到无期，已经很幸运了。”

朱舜尧听到无期二字，面部表情明显有些崩溃。我宽慰他说：“我知道你接受不了，天天在一起的好兄弟，我也很难过。但没办法，杀人是重罪，何况他又是个警察，判轻了说不过去。再说了，无期徒刑也不是就真的要蹲一辈子牢，表现好的话十二年就出来了，那时候才四十岁，还是一朵花的年纪，我们几个在一起还能像现在一样，组个F4什么的。……我受不了你了，大男人哭什么？”

朱舜尧抽噎着说：“是我打电话喊张计过去的，他是为了来帮我的……都怪我，都怪我……”

我说：“闭上你那怨妇口，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多想想办法吧。其实现在张计被封闭起来，未尝不是好事。现在这事被炒得很热，就需要这样的冷处理。民众的注意力是很容易被转移的，说不定过一阵子没人再关注这个案子了，就会有转机也说不定。”

高阳说：“那我走了，我去找被害人家属谈民事赔偿去。回头还要准备准备开庭的材料。”

我本来想说开庭你也就是一摆设，去走一过场。但还是忍住了没说。朱舜尧抽泣一阵，起身告辞，说要去看望张计的老婆。

我知道像这样影响重大的案子，虽然名义上是中院一审，但检察院在起诉前，肯定要先送到省高院去的。省高院和省检察院、省政法委共同研究然后给出个处理意见，中院就按照这个意见判决。我给老陈打电话，想在第一时间知道省高院的内部意见。

老陈的声音很绵柔，听起来有些许缥缈：“喂？小桂？”

我迟疑了一下：“老陈，你在忙啊？”

老陈舒了一口气说：“我在睡觉。”

我看看手表，上午十一点。我问：“这个时候你睡个什么觉啊！”

老陈说：“唉，你不知道，我现在改上夜班了。”

我疑惑地问：“省法院现在搞轮班制度了？”

老陈说：“别提了。有几个上访户，扬言要去世博会闹访。领导说丢人不能丢到外国人面前去，命令我们一定要稳控住。结果我负责的那个上访户人间蒸发了，怎么也找不到，他奶奶的！现在我带着人每天三班倒守在他家门口。我早上八点刚交接回来，睡一会。”

我说：“算你倒霉，领导们都是很重视世博会的。”

老陈说：“这些人太可气了，昨天我跟一个比较熟的上访户闲聊，他神神秘秘地问我，你想不想去上海看世博？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想去哪就告诉我，我去哪儿，你们领导就要派你上哪儿接我，我去上海你就能去上海，我去北京你就能去北京。”

我说：“这老兄真实诚，是自己人。”

老陈说：“不说我的事了，你找我有啥事？”

我说：“前几天开枪打死人的那个警察，是我朋友。哥们。”

老陈沉吟半晌，说：“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不过老哥我劝你一句，这事你耐心等结果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白费劲了，估计没用。”

我说我懂，谢谢。

高阳第二天去被害人家里谈赔偿，没说几句街坊四邻纷纷凶相毕露，三拳两脚将高阳赶出了街道。被害人家属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告诉你，我们不要钱，我们就要张计死！”

高阳脑袋上挨了一板砖，眼镜被打碎在地。带去的小实习律助吓得花容失色，从地上捡起残破的眼镜，一脸哭相地问：“高老师，你没事吧？”

高阳微笑着拍拍屁股上的脚印，接着拍拍小姑娘的肩膀，镇定地保持着风度说：“不用为我担心，我没事……”转头怒而教训三两围观的路人道：“散了吧！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喜欢看热闹？”说完收拾好散落一地的档案材料，揉揉脑袋上的肿包，打电话给我委屈地说：“他奶奶的，新闻里不是说被害人家属目前情绪稳定吗？”

一周以后，省政法委就张计杀人案开了个协调会，省、市两级的公检法都坐到了一起。高阳被通知出席听会，回来告诉我们说，他被下了封口令，不准公开发表针对此案的任何意见。

朱舜尧听了又开始焦虑，他觉得这样的做法往往是暗箱操作的前兆。我告诉他这符合类似案件的一贯处理方法。

我们问座谈会研究出什么成果来了？高阳告诉我们说：“意见不统一。检察院和法院都主张从严，说现在民愤很大，为了安抚民意，维护社会稳定，要从重处理。特别是你们中院那个很胖的院长，大段大段地背诵了最高法院的领导讲话，什么人民群众利益至上，死刑要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司法在兼顾法律效果的同时尤其要重视社会效果，要保证和谐稳定……”

朱舜尧骂道：“妈的！还法院院长呢，他到底是搞法律的还是搞政治的？”

高阳说：“公安厅还是想保自己人的，很是给张计说了几句情，说死者出事前喝了酒，事发时不配合公安机关维持秩序，并有夺枪的行为，要尊重客观事实，建议从轻判处。政法委也同意公安的意见。”

我说：“公安厅厅长就是政法委书记，当然要穿一条裤子了。政法委比法检的嘴大，既然政法委想保，张计至少死不掉了。这是好事。”

高阳问：“我们现在还应该做什么？”

我说：“看这个局面，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啦，等吧！”

朱舜尧说：“谁说做不了，我已经在做了。”

我问：“你做什么了？”

朱舜尧说：“张计的事情是因我而起，我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我让我爸去找关系打点了。另外，金地大酒店的老板金业发路子很广，我托他帮我从内部找找人，看能不能把张计捞出来。”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怎么可能捞得出来。现在不是系统里的人要搞他，是全国人民在盯着他，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你现在找内部关系顶个屁用？再说了，金业发路子再野，他也是个外地人，对涂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一知半解，很容易乱了分寸。而且我看他做事鬼头鬼脑的，不像个规矩人，你找他办事，可得小心出纰漏。”

朱舜尧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病急乱投医吧。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吧！”

晚上很晚我才回到家里，屋子里没有开灯，小双还没有睡，坐在电脑前面，屏幕的荧光把她的脸映得惨白。张计出事后我整日奔走，回到家都很晚，又觉得很疲惫，就很少再和小双说话。她也知道我心里着急，越发小心翼翼地不敢打搅我。我看到沙发上叠起了我新洗的衬衫和制服，熨烫得平平整整，一下子觉得安心许多。想到自己最近对小双颇为冷落，很是过意不去，招呼她到沙发上坐下聊了会儿天，把张计的情况跟她说了。

小双说：“我一直都在上网看，我觉得网上的人很不理智，他们把张计说得很坏很坏，还说司法系统的都很黑暗，互相包庇，肯定不会公正处理。”

我说：“网民的想法虽然常常失之偏颇，但还总是有根有据的。很多事情都给了他们这样想的理由。”

小双说：“可是张计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十恶不赦啊！现在网上很多人像疯了一样，说不但要让张计偿命，还要杀了张计的家人，有人都在人肉搜索张计有什么亲属了。”

我安慰她说：“不用担心，网民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第二十八章　嚣张的背后

我也在网上看到有仁人义士登高一呼号召大家对张计展开人肉，认定在一个警察如此嚣张的背后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靠山和黑幕。更有愤世嫉俗者声称要打听到张计有没有儿子，在哪个幼儿园上学。我看罢不置一哂，压根没往心里去。

不幸的是，很明显，我低估了网民们的行动力。

首先是张计家的防盗门上被人涂了大粪，所有的窗户玻璃在一夜之间被敲得一块不剩。张计的老婆百般无奈，只好搬进学校的宿舍。

接着被人肉出来的是朱舜尧。他打电话邀请我去参观他的新车，停在露天车位一晚上之后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车的挡风玻璃被敲碎，驾驶座上泼满了粪便，车前盖上锐器划出一句声明：“你会遭报应的！！！”朱舜尧审视着车里斑斓的秽物，久久不言一词，仿佛想到了一些难忘的往事。

我在惋惜的同时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只要觉得有充足的说得过去的正当理由，那些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人并不惮于侵犯他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而每个对执法者心存不满的人只要有机会也十分乐意于亲自执法别人；第二，粪青们果然爱岗敬业忠实本分，无论去哪都会随身携带大量粪便，以备不时之需。这让我感到心悸，尤其是第二点，实在是太令人恐惧了。

网民们对人肉的成果非常满意，在兴奋地庆祝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朱舜尧。在论坛铺天盖地的帖子里，朱舜尧的罪名有：富二代、结交朋党、权钱勾结、与杀人凶手狼狈为奸、奔走钻营、收买办案人员，等等。朱舜尧平时上网不多，知道现在整个网上都在讨伐他之后，他更加不愿意上网了。过了两天，他在走出一家超市的时候被两个迎面跑过来的一身行头很嘻哈风格的半大小子打了一顿，之后他连门也不愿出了，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那几天我异常气愤。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身陷囹圄，另一个被无理骚扰，这让我变得满腔怒火，脾气暴躁。我打心眼里痛恨那个酒壮怂人胆的光膀子愣蛋，不是他的叫板就没有后来的这些熊事。我痛恨那些推波助澜的媒体和网特，痛恨偏听偏信不明真相的网民，痛恨头脑简单不分青红皂白的愤青。我眉头紧锁，目露凶光，茆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我一副要吃人的样子也不敢问。小双话说得更少，眼睛里盛满忧虑。

我不分昼夜地上网，斗志昂扬地和各式各样的ID论战，口不择言地跟五花八门的马甲对骂。我像一只面无惧色的大喷菇，面对着一大群面目可憎的僵尸，竭尽全力地喷出最有攻击性的言辞，来反击最难听最下流的辱骂和最令人不齿的诋毁。我尽情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和愤懑，仿佛受到了全世界的迫害。那几天我自以为是唯一掌握着真相和真理的人，好像一台在高速公路上马力全开的跑车，却发现所有的车都在向我迎面冲过来，我只顾着疑惑怎么有如此多的傻逼，却没发现真正傻逼的正是逆行的自己。

我突出的活跃表现成功引起了对手们的注意和尊敬，一天后我的照片和资料就被贴到了网上，有人嗤笑道：“这傻逼，黑白不分，也能做法官！”

那一刻我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虽然不同的声音往往可以使自己更加坚定信念，但当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时，反思就势在必行。我得感谢那个讽刺我的人，他提醒了我——我是个法官。法官就应当有法官的思维，虽然我并不是个圣人，也有私心，也有情感，但是我愿意坚持一名刑事法官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那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无论我怎样辩白，怎样强调客观理由，张计都是有罪的，我知道这一点无可置疑。试图对抗民愤是愚蠢而徒劳的，我说服不了所有的人，也说服不了自己。我于无意之中正在群体意识的洪流里逆向行驶，与我探求真相和尊重事实的初衷背道而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既羞愧又不安，我不但帮助不了张计，稍有不慎还会毁掉了自己。

于是我悄悄地退出争论，在网上销声匿迹。我希望在事态进一步扩大之前，一贯喜新厌旧的网络会一如既往地迅速将我遗忘。

但网民们并没有失去热情。他们拿出了穷追猛打赶尽杀绝宜将剩勇追穷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势，看样子是要将群众路线贯彻到大快人心为止。关于他们这么干的原动力，无论说是八卦精神作祟也好，出于社会责任感也罢，或者干脆是单纯地爱看热闹，总之，他们把这事干得挺棒。很快，有人发帖声称经过更深一步的发掘，发现了以张计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新的犯罪事实。他指出，朱舜尧的广告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卖淫机构，以选秀和拍广告为幌子，招募和培养了大批的色情服务者，在宾馆和酒店进行大规模的卖淫活动，服务对象包括党政机关领导、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体经营者、外来务工的民工兄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猖獗程度堪比天上人间。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媒体记者开始到金地大酒店明查暗访，许多闲得蛋疼的男性市民也有事没事进去晃悠几圈，期待有机会过过眼瘾。金业发搞不清楚状况，只以为生意忽然间火爆起来，一时乐得合不拢嘴。

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队警察杀进金地大酒店，直奔四楼，带走了金业发。第二天新闻报道：“昨夜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果断出击，连夜捣毁金地大酒店内的卖淫窝点。警方带走窝点内十余名工作人员协助调查，并抓捕酒店总经理金业发……”

我赶紧打电话给朱舜尧，他说他也在看电视。他说：“那些姑娘都跟金业发签了合同，早就不是我公司的人了，我把人给了金业发后我就撒手不管了。”

我问：“你知不知道你的姑娘们是去干的这事？”

他说：“也不全干这个，不是也有在一楼当服务员的嘛。这事吧要说知道我确实是知道，但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咬着后槽牙恨恨地跟他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事，你只要知道就跟你有关系了！”

两天后，市检察院以涉嫌组织、容留卖淫罪，批准逮捕金业发。我好几次拨打朱舜尧的手机，均无人接听。当天晚上，朱舜尧用固定电话打给我，说自己在市公安局，早上被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过来，讯问了一整天。他垂头丧气地说：“警察不让我走了，说我是金业发的共犯。他们容许我打一个电话，我只能打给你。”

我赶紧问他：“你都说了些什么了？”

朱舜尧吞吞吐吐地嗯唧了几声，看样子是旁边守着警察说话不方便，半天才说：“根本不用我说，姓金的全推给我了。”

我急了：“全推给你？什么意思？”

朱舜尧说：“听他们的口气，好像认为我是主犯。”

我在心里大骂，想说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生意伙伴。想了想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只能告诫他说：“不要乱说话，小心讯问陷阱，一定要想好再回答，不是你干的千万不能承认。我在外面给你想办法。”

朱舜尧“嗯”了一声，低低地说：“我不能跟你说了，他们催我挂电话了。”

我说：“行，记住，别犯傻乱认！你说出来的全都是口供，没有修改的机会的！”

朱舜尧的嗓子一下子哑了，我听出他哭了，不知道是因为委屈还是恐惧。他抽抽搭搭地叫我：“桂子……我……全靠你了。”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成了一团。在话筒的那一头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最铁的兄弟，同穿一条裤子清楚知道对方身上有多少根毛的手足。我们一同成长，一同奋斗，一同历经洗礼，一同遭遇挫折。我们有相同的童年，相同的青春，相同的理想和相同的默契。多少年来我们互相依靠，互相扶持，互相信任，是实打实的知心换命的交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很多人罄其一生，也无法觅得一个可以视作同怀的朋友。而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手足，尽管他有时头脑简单，做事不靠谱又不太讲原则，但我已经足够幸运。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另一个对方，不用交流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彼此的想法、立场和态度，思想对方的思想，体会对方的体会。正因为此，在朱舜尧失声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无助，它们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击打得我一阵阵头晕目眩。

我竭力地压抑住情绪的波澜，希望自己貌似镇定的声音能给他带来些许心理上的平静和渡过难关的信念。我跟他说：“不用多说了，放心吧。”

我给朱舜尧找了涂城最好的刑事律师，一个姓方的小老头子，代理过好几件我办的案子，头脑清楚，口才突出，善于抓案件的关键，给我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我说要找他辩护的时候，他夸张地瞪圆眼睛，开玩笑地问我：“你忘了你们那一大堆规定，若干个严禁、若干个不准了？不能给案件当事人介绍律师！”

我说不是为当事人，是为我最好一朋友。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向他保证朱舜尧不是金业发的共犯，他也许知情，但绝对没有通谋，更没有获利。

老方听完我的叙述，说：“组织卖淫这个罪名是很容易往人身上靠的。你说你那朋友朱舜尧没有通谋，那姓金的就说他们通谋了，你说朱舜尧没有获利，姓金的就说他给朱钱了，你能怎么办？就他们俩知情，关键证言就是姓金的一个人说了算。”

我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都明白。我来找你就是相信你的能力的。我只要你一句话，辩还是不辩？”

老方嘿嘿一笑，说：“桂法官，你让我辩，我怎么可能不辩呢？一切交给我老方吧！我准备准备，明天我就去看守所找你朋友谈。”

我打电话让朱舜尧的老爸过来办了委托代理手续，说了一番感谢的话。临走时我握着老方的手千叮万嘱，搞得老方都不耐烦了，说：“桂法官，你这是不放心我老方啊！怎么说我也是涂城数得上的辩护人，这点小案子我还是摆得平的。再说了……”他压低声音，嘿嘿笑着说：“就算一审不利，反正上诉到中院你再把它改掉呗！”

我说：“你可千万别抱这个指望，我已经被下放到基层了，没那个能力了。所有希望所有压力所有包袱都在你方大律师身上，你一定要拨乱反正，不负众望。”

出了律师事务所，安慰了几句朱舜尧失魂落魄的老爸，骑车径直回到家。刚进门就接到小潘打来的电话。他语调有点气急败坏地问我：“桂审你怎么牵扯到那个警察杀人的案子里去了？网上已经把你的信息都公布了，院里的同事都知道了，都在议论你！领导也都知道了，最近可能就要找你谈话！”

我听他急吼吼地说完，平静地跟他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小潘。”

把电话挂掉，我陷进沙发里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谈话就谈话吧，我又没有做什么，有什么好谈的呢？谈些什么呢？我觉得脑袋有点木木的，像患了重感冒一般，思维像爬行在棉絮里的乌龟，很是迟钝。

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先后身陷囹圄，突然地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也必须要做些什么，但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不是一个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人，手中没有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权力，身边也没有飞天遁地神通广大的人脉，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年近而立一事无成的小法官而已。和其他80后一样，我只是个小齿轮，或者一颗小钢钉，唯一不同的是，我服务的这台机器是负责判断其他齿轮的质量并决定它们的命运的，合格的通过，不合格的改造，或者销毁。当有朝一日，这台机器将我自己放到作业线上的时候，我除了接受之外，无能为力。这是本分，也是命运。

我掰着指头数了一数，已经连续四天没去上班了。中间除了茆磊打过一次电话询问之外，没人找我。要放在以前，这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我是下派锻炼的，涂舟区法院不会管我太严，也不会给我安排过多的工作，在这里，我就是个摆设，这让我感觉被边缘化的同时，也感觉到久违的轻松。没有案子的羁绊，没有审限的压力，没有领导的催促，这是多么梦幻的生活。尤其想到这个时候同事们都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这生活就显得更加梦幻了。

沙发很柔软。我闭上眼睛，全身放松，好像听见身体里一根根紧绷的弦在慢慢舒展，松弛，舒服得咯吱有声，像用细顺的毛刷轻轻地拂过一把松木小提琴。从进法院的头一天起，日子似乎一直是在焦头烂额的忙碌中匆匆流逝而过的。总有办不完的案子，开不完的庭，写不完的判决，息不完的诉，没完没了的讨论和无休无止的汇报，总是维而不稳地应付案结事不了的信访……我忙到没时间去思考自己究竟在忙些什么。大学时的班长曾矫情地感叹时光如白驹过隙，他说时间太细而指缝太宽，我们的青春像一把抓不住的细沙，从紧握的指缝里悄悄流逝，抓得越紧，便流得越快。我觉得他很浪漫，但不切实际，因为我的青春在与理想或正义都无关的状态下就被轻易挥霍掉了，不似一捧细沙，更像是一抔黄土，或者一车毫无用处的废弃物，在一瞬间就被倾倒在庸碌的垃圾场上，臭气熏天，除了扬起的漫天尘土，没有留给我任何的纪念。

我的青春，我的事业，我夜以继日耗费的时光，熬掉的落得满地的头发，眉间的皱纹，佝偻的背脊……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吗？是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奋斗已经背离了我最初的那个方向？又是什么时候，胸中的那团火焰已经被熄灭了光芒？

小潘发来短信说：“你没事吧？刚才你挂得太快，没来得及告诉你，最高院已经核准邢勇死刑了，今天收到的裁定。”

我想起尼采的话：“上帝已死，众神在堕落。”他很无奈，因为他身不由己。他是个疯子，因为他不肯妥协。

我很无奈。因为我身不由己。我改变不了我想改变的，不知不觉中连自己也已经被改变了。

我迟早也会发疯的，我想。

家里没人。小双应该是去健身会所上课了。我掏出手机想找个人聊天，把电话簿翻了一遍发现我的朋友简直少之又少，扣除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我居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让我有说话欲望的人。

我又发了会儿呆，想了想张计和朱舜尧，心烦意乱。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从书架上摸出本书，翻了几页又放下。走上阳台，窗外阳光明媚，对面的商场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只巨大的米奇。我琢磨了一下，还有几天就是儿童节了。

我从茶几上抓起钥匙，出门跨上摩托，沿着街道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我浏览路过的每个行人，这是我在无聊空虚的时候常做的事。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在有阳光的午后，登上一辆线路漫长的公交车，坐在最后一排右手靠窗的座位上，从起点到终点，就这样没有目的地地一直坐下去。我喜欢从高高的窗户里面看出去，观察过往的各式各样的行人，看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穿着，他们茫然四顾的眼神和举手投足间的散漫或狼狈，然后不负责任地猜测他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他们的性格和职业，他们是穷困潦倒抑或富甲一方，是孑然一身抑或朋伴妻随。我喜欢这种感觉，像是俯瞰各色人等五彩斑斓的人生。不知道我选择做一个法官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总之现在的我可以更真切地了解许多人的人生，甚至决定它们。但我并不享受。我发现任何一件事情在充分地了解之后都远比我们原先想象得要丑陋。也就是说，生活永远比意淫要不堪得多。

我沿着护城河干道一路前行，途中看见两个遛狗的女人在吵架，金毛把雪纳瑞按在了地上。一个板寸头男人把车停在路边，对着绿化带的冬青树撒尿。两个90后男孩驾驶着公路赛狂飙而过，车载音响大声播放着超级口水歌：“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一万个够不够……”一个穿睡衣出门的大嫂被惊着了，站定在路边对着公路赛的尾气破口大骂。一个拿腔拿调的交警在抄一辆超速的比亚迪的牌照，司机在一边赔着笑脸递烟。一支街道老年业余合唱团正在练一首《走进新时代》，为首的老太颇有文艺风骨，声情并茂地朗诵：“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里……”一个浓妆艳抹穿紫色大网眼丝袜的姑娘叉着腰站在没有招牌的饭店门口，举止可疑地招徕生意。一辆公交车靠站，一群人争先恐后窝蜂而上，两条汉子满头大汗地卡在了门口。我在一个红灯前将车停下，看着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字不停倒数。一个老头蹬着车从身边一溜烟蹿过马路，其他人立刻开始蠢蠢欲动。红灯还有十秒的时候，等待的人都纷纷跨上车重新出发，我扶着车没动，身后一个妇女催促道：“快走啊！”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是个皮肤黝黑的胖女人，烫了一头卷发，骑一辆小型电动车。她的衣服看上去很是有档次，我恶毒地估计她是个暴发户的老婆，典型的那种指甲缝里的泥还没洗干净就带着八只金戒指攥着杯把喝咖啡的那种。她见我对她的催促无动于衷，大为光火，绕过我的摩托车时冲我骂了一句：“呆逼！”

我抬头看了一眼，红灯还有五秒呢，这儿就只剩我一个人了，而且因为不闯红灯被人定义成呆逼了。我很委屈啊。

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们的法院没有尊严，我们的判决没有公定力，得不到尊重。当然很大程度上，问题出在更深更基础的层面上，例如社会制度、贫富差距、司法腐败等，但我一直认为，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也许不那么本质，但更明显，更有劣根性，也更一脉相承。那就是，我们的国人是从来不屑于讲规则的。

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混乱、拥挤、违规和冲突比比皆是。我们的国人不讲规则，不尊重规则，自然也不会尊重应当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行为规则，法律。我们没有信仰，没有畏惧，自然也不会信仰和畏惧法律。所以我们不服判，无论有理与否。哪怕心里明知道自己毫无道理可言，也要一审、二审，申诉、再申诉，上访、再上访……周而复始地折腾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反正申诉是不用花钱的，闹得凶的还能赚钱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难怪我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民国家。无论经济如何发展，对外如何开放，在世界的眼里，我们永远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农民形象，这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就可见一斑。这个农民形象和出身地域无关，和是否有钱无关，和学历高低无关，只和素质有关。我们似乎一直停留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描绘的那种生存形态，城市化和社会化都只是生态上的，浮于表面，像一群永远学不会站直坐正的小孩。这让我感觉灰心丧气。当然我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像对待顽劣的孩子，我们首先责怪的通常是他的家长和老师。

记得去年有德国的法官来访问讲课，有同事举手问：“你们德国法院怎么处理信访问题？”结果引起了讲台上的一阵慌乱，因为翻译根本不知道怎么翻译“信访”这个词。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崭新和陌生的概念。

同事更换角度，深入浅出地问：“如果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怎么办？”

女法官微笑着回答：“他可以上诉，德国法规定三审终审制度。最高可以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同事问：“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仍然不服怎么办？”

女法官说：“判决如果有错，我们的法律规定有审判监督程序，可以进行重新审理的。”

同事很执着，问：“如果判决没错，但当事人就是不服呢？”

女法官瞪大眼睛，说：“不会的，判决没错，当事人怎么会不服呢？”

我们都开始笑。那同事不依不饶，坚持问道：“如果，如果当事人就是不服，怎么办？”

翻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将问题翻译给德国女法官听。女法官听完呵呵笑道：“你怎么有这么多不可能的如果，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已经有了判决我们不会再受理的，一事不再理是原则。我们有公民申诉制度，当事人可以去相关机构申诉，不会再来纠缠法院的。”

那同事看来是坚持要得到最终的答案，他继续问道：“如果当事人就是不服，整天在法院门口静坐，闹事，或者扬言要报复，你们怎么办？”

德国女法官惊讶地张大嘴巴，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当事人呢？他们不敢的，这样是要坐牢的。”

同事问：“如果你们把他们抓去坐牢，不怕他们指责你们吗？法院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啊！”

女法官听了翻译后立刻正色道：“除了法律之外，法院不应该服务于任何人或事物。”

文化的差异，确实能说明很多的问题。我一边骑车一边想，至少在很多国家，等红灯不会成为被人谩骂的理由。

我拐了个弯，周围景物异常眼熟，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平时上班的路线上。走过这个十字路口再穿过红绿灯，就是涂城中院。路边有一家台湾商人开的小型超市，门口正聚集了大批抗议者，手里举着“富士康N连跳”的牌子，喊着抵制血汗工厂的口号，每个人脸上都绽开了兴奋的笑容。国人真的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他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只要有热闹可凑，有好戏可看，就可以觉得幸福。无论是轰轰烈烈万众一心地抵制家乐福时的热闹，还是随后家乐福打折时争先恐后互相踩踏时的热闹，大家都是那么毫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

一个额头上绑了头巾的汉子抄起一块砖头，喊了声“大伙儿上！”我没有多看，径直骑过，背后响起了一阵玻璃碎裂声。有个青年似乎是被自己感动了，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嗓子，发自肺腑地：“这就是我们的凝聚力啊！”

民族凝聚力？这也算吗？

第二十九章　未曾谋面的新人

我惊喜地发现，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院门口的熟脸一个都没有少，还多了几个未曾谋面的新人，大大充实了上访阵容。看着他们威风八面地各据一方，我就在想涂城的“零上访”数据是怎么搞来的。

我注意到有个老头，穿着一件没有肩章的破旧军装，坐在大门边围墙下的树荫里。他面容焦枯，满脸皱纹，看上去得有八九十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两眼炯炯有神。他不像其他上访户一样吵吵闹闹，只是平静地盘腿端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张硬纸板。我靠近去看了一眼，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大字：“孟启功，昔日抗日英雄，如今流落街头，国家就是这样对待革命功臣的吗？？？”

老头见我在看他的招牌，抬起头眯着眼打量了我一阵，开口跟我唠叨起来：“小伙子，你看看我，我是个老革命了，江山都是我们打下来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你们现在的生活都是我们拿血拿命换的。可是国家是怎么对待我的呢？你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

看样子他想跟我长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今天出门没穿制服，穿的是JASONWOOD的牛仔裤加上一件香芋色的POLO衫，胡子早上刚刮过，看上去还像个学生，或者刚毕业的愣头小青年，或者二五郎当的待业啃老族，总之非常不像个法官。于是我放心大胆地将车停好，坐在他的身旁的台阶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与人相处的习惯，每个法官对待当事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法官，秉承了法律人的优良传统，热衷与人争论，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时都能将合同法的要约与承诺一章展开讨论三个小时，更不用说与意见相悖的上访户交谈了。我常常在接待室里看见他们和当事人你来我往吵得面红耳赤，一心想说服对方，恨不得拎起当事人的耳朵直接把自己的观点灌输到对方的脑子里去。我不喜欢与人争论，因为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争论是最无稽最没有意义的行为，争论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让争论的双方更加顽固地坚信自己的观点。作为任何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早已树立成型的成年人，是不可能被三言两语彻底说服的。没有谁会因为谁的几句话就推倒自己的世界观，哪怕这些话是至情至理，掏心掏肺。除非，在争论的背后有暴力的威慑，抑或利益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强国的说客出马总是能够水到渠成，小国的使臣却经常要沦为阶下之囚。所以，空口白牙的辩论带不来任何实质的利益，是不能真正说服别人的，就更加说服不了多多少少有些偏执的上访户了。

除了这些辩论爱好者外，还有些法官习惯于打同情牌。他们经常满含深情地望着当事人，经常因当事人的叙述感同身受地热泪盈眶。我不是不认同他们的做法，有同情心总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街道大妈的做派。法官应该用法律解决问题，而不是眼泪。而且他们在说完“我真的非常同情你”之后，下一句通常都是“但我也无能为力”。所以同情是无用的，对当事人来说于事无补，反而只会显得虚伪或者幼稚。

通常，我所做的只是聆听，因为我也做不了更多了。我觉得这个态度至少是老实的。我不愿意浪费虚张声势的口水，对方也不需要伪善徒劳的同情。在很多时候，很多当事人，尤其是那些有冤却无处伸张的当事人，他们需要倾诉。倾诉是他们最基本和最急切的诉求，有时也是唯一的诉求。当我给不了他们更多的时候，我愿意做个照单全收的听众。

老头看到我在他身边坐下并摆出了一副准备听故事的姿态，大感意外之余显然甚是开心。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将腿盘得更舒服一些，歪着脖子问我：“知道抗联吗？”

“东北抗联？”我说，“知道，当然知道。”

老头子很满意地冲我连连点头，说：“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们小年轻知道历史的已经不多了。我就是抗联3军的，赵尚志的队伍。我从十三岁开始干革命，不知道杀了多少鬼子、汉奸，立了多少战功……”

我应和着说：“大爷，这么说您可真是个老革命了。我听说国家对抗联的革命英雄是很优待的啊，您怎么……”

老头撇了撇嘴，说：“优待个屁！就把我优待成这个样子！都是过河拆桥，翻脸就不认人的……唉，也怪我，娶了个日本女人。”

听他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位东北的同事说过的故事。当年日军战败后从东北撤军，慌乱中丢下了大批随军的日本籍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原本在国内就大多属于社会最底阶层，加上战败后的日本力图复兴无暇他顾，于是多年里无人问津。当时东北许多煤矿的矿工讨不到老婆，很多人就打起了这些日本慰安妇的主意。当时这些日本女人大多并不情愿，但一是生活无着，二是迫于暴力威胁，在对日本人仇恨颇深的东北，也没有人会站出来维护她们的利益，很多人也就从了。我就听说有矿工因女人不肯，于是戳瞎女人一只眼睛或者在女人脸上剌几道口子，迫使女人就范的。

老头似乎看出了我在想什么，解释说：“不是的，我娶的是干净的女人。”

这时候又有几个路人围拢了过来。老头兴致越发高了，开始讲述他的经历。我必须得说，这是我听过的所有上访户的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老头说他叫孟启功，他娶的那个日本女人，原是个随军的医生。女人的丈夫是煤矿的工程师，日本投降前一年被炸死了，踩着了抗联的地雷。日本鬼子跑了以后，女人跟妓女们混在一起被丢了下来。孟启功看中了女人，但一开始女人并不情愿。孟启功掏了枪，女人才答应了。老头说，结婚以后他们过得也挺好，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到了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开始联系这批遗留在中国的妇女和她们的后代，号召她们归国。不久之后，日本皇室来人找到了孟启功和他的女人，这时候孟启功才知道，原来跟自己结婚的这个女人是日本的皇室成员，而且，用我们的话来说，辈分很高。

女人说想回日本。孟启功坚决不肯。老头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大半生都在抗联打日本鬼子，怎么也接受不了移民到日本这个鬼子的国家去。

日本皇室给孟启功寄来了很多照片，有洋房、别墅、有豪车、花园。日本人说，只要你退党移民，这些都是你的。

老头说到这里的时候显得非常懊悔。他说，我没有抵挡住鬼子的糖衣炮弹。

听众都问：“那你退党啦？移民啦？”

老头沉痛地点头，表示往事不堪回首。他说：“我退党的时候村支书的唾沫吐了我一脸。”

不过那时候的孟启功并不把这一脸的唾沫放在心上。他满怀欢喜又满心忐忑地要去日本开始奢华的皇族生活。载着孟启功一家人的飞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的时候，他终于结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而被眼前的大场面彻底震撼了。

老头说：“那天有上千人在机场迎接我们，拿着花，挥着彩带。门口停了上百辆小轿车，最前头那辆车顶上还用丝绸扎了一朵大红花。我都看呆了，没想到会有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

孟启功被簇拥着进了第一辆车。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坐在不曾坐过的豪华轿车里穿梭于东京闹市的街头，我想这个抗联的战斗英雄当时必然是浮想联翩。

然而，令他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车门在一栋三层建筑前突然打开了，司机狠狠一脚将他踹下了车。当他满身尘土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车队已经驰骋而去。

孟启功抬头一望，面前的门牌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

被皇室抛弃了的前抗联英雄孟启功在大使馆门前痛哭流涕。不再是英雄也不再是党员的他始终没有勇气抬脚进门，最后转身离去。

老头欷歔不已，说：“我是后悔莫及啊！当时我身无分文，又不会讲日本话，想活下去只能沿街乞讨了。但我看着马路上那些日本人，实在是伸不出手。我是越想越后悔，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还活着干什么，我死了算了我！当时我走到一个饭店门口，我是真不想活了，一头就撞在饭店的石头柱子上。”

一个听得入迷的人赶紧问：“死了吗？”

大家一起看他，他有点迷茫。老头继续说：“没死！但昏过去了，流了很多血。过路的人从我口袋里找到了护照和身份证，就把我送到大使馆了。后来大使馆就把我遣送回国了。我被送回来后，一开始回到村里，但村里没人愿意帮我，也不给我地种，我实在是过不下去，只好背井离乡。这些年我跑了不少地方，老了跑不动了，就留在这里等死了。”

“哦！……”众人听完故事若有所思，有个女青年遗憾地说：“太可惜了，如果你能留在日本现在不就是皇亲国戚了吗？那得多有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一个中年男人表示愤慨：“做梦！这不明摆着是骗你的吗？你还上这个当！不过也不能全怪你，日本人这一招太狡猾了。……妈的，日本人就是坏，从来不讲信誉，小汽车都是偷工减料的，一点都不安全，电器做得也差，我家那台冰箱……”

我跟老头说：“说实话啊，这事虽然你算是受害者，但也不值得同情，你明白吧。”

老头连连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不对。”

我问他：“那你现在上访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老头说：“我那批老战友，后来国家都给他们分了房子，给家属子女都安排了好工作。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得到？虽然我有错的地方，但我打仗立的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没要求过什么，现在老了，想让国家给我解决生活困难，让我一个老头子有钱吃饭，有点看病，死了总得有个地方埋吧！”

围观人群里那个买了次品冰箱的男人说：“你也是活该！”其余人纷纷赞同。

老头子有点激动了：“我怎么活该了，我怎么活该了，谁不犯点错误啊！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就算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国家也不能不管他的死活吧！更何况我给国家流过血，做过贡献，这都是实打实的功劳，有军功章作证的！”

众人起哄道：“拿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啊！”

老头脸涨得通红：“村支书到我家抄家，都给他毁了。我说的都是实情，没必要骗你们。这法院里有个姚法官，通事理，他都说了，我是有道理的，法官都这么说了……”

众人一阵爆笑，纷纷说：“对啊，那你去找法官要钱啊！谁说你有道理你就找谁要钱去！”

老头子听罢不再做声，低头默默看纸板上写得歪歪扭扭的字。听众们等了一会，看到不再有下文，很快自觉散场，一下子就没人了。

我对这个满脸褶子的老汉还是挺同情的，但也不好多事说些什么。看到周围的路人都散去了，我也站起身来，拍拍屁股，重新推上我的摩托车。直到我离开，老头子都没有再抬头。这么一个瘦削的老人就那样窝在墙边的一个角落里，还没有身旁的冬青树高大，看上去甚是可怜。

法院的门卫冲着我招招手。我推着车过去，门卫神神秘秘地问我：“桂审，你认识那个老头啊？”

我说不认识，刚听他说了个故事。

门卫说：“这老头难缠得很啊，坐在这里半个多月了。搞信访接待的几个法官都跟他谈过了，没有用。听讲是历史遗留问题，没法解决，而且他要价很高呢。”

我问：“都谁跟他谈过啊？”

门卫说了几个立案庭的同事，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他说：“姚审跟他谈的时间最长了，没去信访接待室，就在我们门卫室里面，一张桌子两个椅子谈的，谈了一下午。老头子就一直哭哦！怪可怜的。”

我问他：“那效果怎么样？”

门卫说：“效果挺好的，姚审对付这样的上访户是挺有一套的。谈话结束的时候老头激动极了，说姚审是青天大老爷，哭着喊着要给姚审下跪，硬是被我们拉起来了。”

我心说这姓姚的平时看起来挺油的，但没想到人还不错。

门卫接着说：“姚审走的时候跟我们说啊，叫我们以后不要再理这老头子了。他说这个老头是个神经病。”

我愣了一下。孟老头还蜷缩在外头的墙角里，抱着双膝迷迷瞪瞪地打起了瞌睡。在五月底和煦的阳光里，我感到一阵寒意。心里感到有一些不值，不知是为他，还是为我自己。

领导很是体贴，没有让我等得太久。第二天我就接到邹庭长的电话，通知我下午去院里一趟。

在路上我打了个腹稿，想着怎么回答领导的问题。上次因为邢勇的案子得罪了邹庭长，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刁难我。虽然他一直待我不错，但我也不认为他会在这件事情上对我网开一面。毕竟领导不同于朋友，朋友之间讲交情，而领导只跟更大的领导讲交情。

管他呢！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友呐喊，为己正名，仅此而已。

在电梯里遇到几个其他庭的同事，纷纷跟我打招呼：“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去哪发财了？”

我回答他们：“被发配到基层法院了。”

他们客套起来：“哦！下派锻炼去了啊，要高升，要高升了啊！恭喜恭喜！记得请客啊！”

我笑笑。上楼先回办公室跟小潘打了个招呼，小潘一脸紧张地跟我说：“省高院来人啦，要跟你谈话。”

我感到有些意外，就这点破事，还至于省院来人。我走进邹庭长的办公室，邹庭长正在电脑上玩纸牌。看见我进来，他将纸牌最小化，然后板着脸跟我说：“来了啊。”

我讪笑点头：“来了。”

邹庭长说：“去吧，六楼纪检监察室，省院的领导在等你。”

我问：“邹庭长，什么事啊？省院还来人了。”

邹庭长摆着脸，不冷不热地说：“你有什么事你自己不清楚吗？去了就知道了。”

我心里骂了一句，悻悻地出门，想邹庭长如此记仇，这心眼真是比针眼还要小。再想想也怪自己，领导给面子的时候不接着，现在领导就只给架子了。没什么说的，怨不得别人，什么叫给脸不要脸，我这就叫给脸不要脸。

电梯停在顶楼，我左等右等它就是不肯下来。孙芸路过看见我，神秘兮兮地靠近过来问我：“哎，领导跟你谈什么了？”

我说还没谈呢。

孙芸咧嘴一笑，飘然而去。又过来几个同事，看见我之后都显得非常内敛，冲我轻轻一点头，再羞涩地一笑。我心想这批孙子怎么变得这么矜持了，看来都知道老子是来挨领导骂的。电梯还是没动，得，我也丢不起这人了，还是走楼梯吧。

我沿着空旷的消防楼梯一级级下楼，心想纪检监察室这鬼地方我还真的一次都没去过呢。里面的人我也不认识几个，他们平常似乎都很神秘。几年来我对纪检监察室的印象似乎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前年纪检主任因为受贿被双开了，还有一件是纪检监察室在去年年底院里的扑克牌大赛里垄断了冠亚军，在比赛里他们体现出了深厚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天人合一的完美默契，面对其他选手由衷地赞扬和溢美，他们谦虚地表示：成功的秘诀无他，每日苦练而已。

我到了六楼，敲门，一个眼熟的柚子脸姑娘给我打开门。房间里烟雾缭绕，几个人正围坐在桌边打牌，我立刻就被感动了，怎样才能成功？成功就在于如此日复一日分秒必争的苦练之中。

坐在当中的马脸胖子气势非凡，我想起来他就是省高院纪检监察室的刘主任，再环顾一下周围，果然在茶几上发现了几瓶传说中的5100矿泉水，心中敬佩尤甚，纪检的同志们做工作到底是要比我们细致到位。

刘主任看到我，皱起眉头质问道：“怎么才来？”神情埋怨得仿佛已经等了我几十年。

我赔着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柚子姑娘在一旁补充道：“刘主任早来了，等你半天了。”言下之意刘主任是等我未果才无奈靠打牌来打发时间的。我理会了她的意思，赶紧连连点头，心中不禁对柚子姑娘的敬仰大盛。

刘主任把牌一丢，说：“不打了。”

其他几个纷纷劝：“打完这一把，打完这一把。”

刘主任义正词严：“不打了，先干正事。”

我再一次被他的敬业打动。其他几个附和道：“对对，先干正事……中午吃过饭再继续。”然后开始收拾牌局，一边不忘恭维刘主任的高超牌技。

几个人收拾完退了出去，房间里除了我只留下刘主任和柚子姑娘。刘主任坐到办公桌后，柚子给我搬来一把椅子。刘主任和蔼地招呼我说：“坐吧。”

我坐下。柚子坐到了刘主任旁边，摊开笔录纸准备记录。房间里的气氛忽然大变，棋牌室一下子就变成了审讯室，我有点局促，忍不住开始左顾右盼，并且很自觉地将两手放在了膝盖上。

刘主任一直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半晌才开口说：“你就是桂公梓吧？”

我说：“是啊，刘主任您忘啦，我们去年年底还一起吃的饭呢。”

刘主任没有丝毫表情地发出笑声：“哦，呵呵，是吗，我不记得了。”

我：“……”

刘主任说：“虽然你可能认识我们，但是按照规定，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身份的。我是省法院纪检监察室的刘大明，旁边这位是我们的书记员顾婷婷。今天我们来，有一些问题要向你了解一下，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好吗？”

我点头说好。

刘主任低头看了眼笔记本，抬头问我：“你跟张计是什么关系？就是你们涂城前段时间开枪打死人的那个警察。”

我说：“大学同学，好哥们。”

刘主任说：“哦？仅此而已吗？没别的关系？”

我心想这话问的，好哥们你还不满足，非得我承认我们是GAY吗？想是这么想，还是老老实实地点头，说：“没别的关系。”

刘主任继续问：“你们平时都有什么来往？”

我说有时候在一起聚聚，吃个饭，聊个天，打个篮球，玩个麻将什么的。

刘主任眼一亮：“你们玩麻将？经常玩吗？”

我说：“还好，都比较忙，难得打一次。”

刘主任问：“还有谁跟你们一起打麻将？”

我说：“我朋友不多，就那么几个，一般都是大学同学。”

刘主任问：“有那个开公司的朱舜尧吗？”

我说：“基本上都有他，他是我死党。”

刘主任满意地点点头，问：“一般都谁赢？”

我感到奇怪，刘主任对麻将运动如此上心，还是回答道：“不一定，打麻将嘛，都是有输有赢，看谁运气好了。”

刘主任质问道：“他们没有故意输给你吗？”

我恍然大悟，丫这是怀疑我变相受贿，可能他打的业务麻将比较多，所以对这块领域比较敏感。我跟他解释说：“我们都是同学过来的，关系很单纯。而且我们打麻将都打得很小，输赢一两百，图个好玩而已。”

刘主任脸上的表情十分怀疑，又苦于手中没有如山的铁证可以当场将我驳倒，只好虚张声势地反问道：“是吗？”

我又好气又好笑，反问他：“他们为什么要输给我啊？他们根本没打过官司。张计是公安的，谁都知道公安比法院强势，他有什么事要求我的？朱舜尧就更不可能了，他家大业大，想收买关系直接找省里领导了，根本不用在我这样的小喽啰身上费心。”

刘主任问：“据我们所知，在法院搞服务三保联系企业的工作里，你的联谊企业就是朱舜尧的联合大华广告公司，这是不是事实？”

我承认：“是的。”

刘主任冷笑着说：“有人反映你跟公司老总朱舜尧关系密切啊。”

我说：“当然密切了，他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能不密切吗。”

刘主任严厉地问我：“这是理由吗？这是理由吗？你不知道避嫌吗？”

我不说话。

刘主任皱起眉头，又低头翻了翻笔记本，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抬头问我：“高阳是你什么人？”

我说：“也是大学同学。”

刘主任说：“他是律师，你是法官，你有没有帮他办过事？”

我说：“没有。”

刘主任说：“他是张计那个案子的代理人，他没找过你说情？让你找关系？”

我实话实说：“张计出事后我们是在一起讨论过，分析各种结果，毕竟是好朋友，这也是人之常情。找关系什么的没有，毕竟案子又不在我手上。”

刘主任冷笑一声，说：“不在你手上，可是会在你同事手上啊！你可以从中疏通啊！”

我说：“说实话，还真没有。而且这案子闹得这么大，也不是找找关系就能决定的。”

刘主任不放弃地问：“高阳有没有给过你什么好处？”

我说：“没有。”

刘主任眼中忽然精光大盛，十分犀利地逼视着我，仿佛掌握了我的全部罪行。他一字一句地问道：“可是据我们所知，今年三月份他刚刚通过张计给了你两万块！你，怎么解释？”

我说：“那是过年的时候我借给他的，他还我钱而已。我用工行卡打给他的，可以查明细。”

刘主任盯着我不说话，眼神似有深意，像是要看到我的内心里去。我被注视得有些不自然，莫名其妙地有些心虚。我想起来大学上刑事侦查学的课，老师教过在讯问的时候，眼睛要盯着犯罪嫌疑人的眉心部位，而不需要跟嫌疑人对眼。这样的注视方法容易击溃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自觉罪行败露，从而不敢与侦查人员对眼，迫使其交代罪行。看来这刘主任并非不学无术，至少还恶补过刑事侦查学的基本理论。

想到这里，我挺直腰杆，瞪大眼睛，开始目不转睛地盯住刘主任的眉心。我用眼神告诉他，丫不要徒劳了，我问心无愧。哼哼，毕竟我也不是吃素的，咱们也是用知识武装起来的。

互相瞪了几分钟后，刘主任败下阵来。他咳了一声，垂下眼睛，又翻起笔记本来。我赶紧眨了眨眼，活动一下劳累的眼球。

刘主任重新抬眼，向我投来凌厉的目光，清了清嗓子正要开口，我的手机在口袋里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来：“接电话啦，快接电话吧……”

刘主任皱起眉头，我连连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掏出手机低头一看，是小双，我按了接听，将电话放到耳边，又对刘主任做了抱歉的手势，刘主任面无表情地转过脸去。

小双急吼吼地说：“哎呀你看新闻了没有啊湖南有个法院闯进了一个带冲锋枪的男的打死了好几个法官啊怎么这样啊你们太危险了吧你现在在哪呢啊？……”

我压低声音跟她说：“我开会呢，一会我再打给你啊。”

小双“哦”了一声。我把电话挂掉，抬头对刘主任绽开微笑。

刘主任瞟了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说的这个借钱的事，我们会去查的，希望你说的是事实，我们也不希望任何一名法院干警因为一点点利益毁了自己的前途，这也关系到法院的名声。”

我将头点成小鸡啄米状，说是是是，刘主任您说得对。心里想，你们领导带头腐败，光靠咱们这些虾兵蟹将遵纪守法，这名声恐怕是难以挽回了。

刘主任继续说：“这两万块的事情，我们就先不谈了。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你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的手机又叫起来：“接电话啦，快接电话吧……”

我又忙不迭地抱歉，掏出手机一看，是老妈。我捂住手机申请刘主任批准：“是我妈，可能有事，我接一下啊。”

刘主任不理我，又转过头去。我接了电话，老妈说：“儿子啊，我跟你爸在家看新闻，湖南永州有个法院的几名法官……”

我小声说：“老妈，我在开会呢，现在讲话不方便，我等会给你打回去好不好？”

老妈说：“哦，哦，我不知道呢，那不打搅你啊，你继续忙。”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调成震动，放进口袋，给刘主任赔笑脸：“呵呵，真不好意思，我调震动了，这下没事了。”

刘主任板着脸说：“我们现在是代表省高院在跟你谈话，谈你的问题，你这个态度是很不端正的，你知不知道？”

我认错：“我知道，我知道，真对不起。”

刘主任越说越气：“你们这些年轻人，进法院没有几年，什么坏毛病都染上了，工作工作不好好干，案子案子不好好办，贪图安逸，到处攀关系，吃好处，浮躁！像你这样的我见得多了，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你还笑，看看你那个样子！”说得激动，刘主任咳嗽起来。

柚子脸抛下笔，温柔地给刘主任抚背。我有点尴尬，涎着脸说：“刘主任您别生气啊，慢点说，不要着急，慢点说。”

柚子脸瞟了我一眼，嗔道：“你还好意思说，都是被你气的。刘主任就是关心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才会这么生气的。”说着站起身来，到旁边桌上拿了一瓶5100，打开盖递给刘主任。

刘主任仰脖喝了几口，状态复苏，放下瓶子和柚子脸相视一笑。我胳膊上浮起一层鸡皮疙瘩。

刘主任转头向我，脸上暧昧的表情立刻变得狰狞。他恶狠狠地命令我：“有个问题你要跟我们好好交代一下！”

我态度极其端正：“您说您说，我一定老实交代！”

刘主任问：“你们庭是不是有个小金库？”

我为难地说：“这个……要问领导吧？”

刘主任说：“你也不要藏着掖着了，我们都了解过了，这个小金库是不是在你手上保管的？”

我实话实说：“是的，上一任内勤调走后，领导就让我保管了，可能觉得我年轻，算账比较清楚。”

刘主任冷笑一声：“哼哼？清楚？你这账算得是挺清楚的，只怕是说不清楚吧？”

这话听着刺耳，我有些不舒服，但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他：“我有记账本，说得清楚的。刘主任您的意思是？”

刘主任大喝一声：“说得清楚？那你给我说说看，你们的账上少了五万块，被你弄到哪去了？”

刘主任问完，往椅背上一靠，双臂抱胸，笃定地凝视着我，一副胜券在握，大局已定的销魂气势。

我说：“呃，借给我们审判长老储了。……老储，储爱军。”

刘主任大为意外。可能他原本觉得这个问题抛出来是必然可以一击制胜，达到秒杀我的效果的，我面对这样的诘问必然会惊慌失措的，所以他对我如此从容不迫的回答难免有些准备不足。他一下坐直了身子，探着脑袋，提高了声调问我：“借给储爱军了？他借钱干什么？”

我说：“他买车，周转不灵了，借去还信用卡。”

刘主任急了，说：“你，你要跟我们说实话！我们会去查的！”

我一脸真诚地看他：“刘主任，我说的是真的啊。”

刘主任咬牙切齿地问：“你要是借给他了，你为什么不入账？”

我心想我抽屉里的账本果然也被翻过了。我说：“入账得有邹庭长签字的支出证明单。老储这属于私人用途，不方便去跟庭长说。他跟我关系不错，私下里跟我借的。我一方面碍于情面，另一方面他说两个月就还，所以我就借给他了。这事我做的不妥，我承认，不该私自动用庭里的公款，我愿意接受领导的处分。”

刘主任见我积极认错，态度稍微平和了一些，说：“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你这个做法也是欠妥的。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么？挪用公款啊！数目不小，五万啊！够得上刑事处罚了，你还是刑庭的你能不知道？”

我连连点头，说：“我知道，我错了。”

刘主任开始教育我。柚子脸放下笔，幸灾乐祸地冲我抿嘴笑。我像小学迟到初中旷课高中早恋大学打架时被老师批评那样垂头丧气地听刘主任劈头盖脸地对我臭骂一通，还要不时配合着嗯啊有声点头叹气以促使对方的高潮迅速到来并保证其发泄畅快。刘主任越说越兴奋，满面红光，像一只斗胜的公鸡。

手机在口袋里又嗡嗡嗡地震动起来。我抬眼看了看刘主任，他唾沫四溅状态正佳，我掂量着如果这时候再接个电话他可能就此早泄不举了，难免将欲求不满的怒气发泄在我身上，于是忍住了没接。手机连着震动了好几次才平息下来，我的大腿外侧都快被震麻了。

刘主任讲了二十分钟，终于告一段落。我赶紧做出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说了一番悔不当初的告白，把自己十足演成了一不慎误入歧途如今当头痛遭棒喝从而迷途知返的失足青年。刘主任对我塑造的艺术形象十分满意，心里的成就感一旦得到了满足，性格中的变态成分相应收敛，相反地作为长辈的慈爱和同情就会被适当地激发。

刘主任语气和蔼地总结说：“小桂，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会去跟老储再沟通，如果你说的确实是事实，我们相信你也是一时糊涂，但具体怎么处理，我们还要向领导汇报，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段时间，你先自己好好想想，总结总结自身的问题，如果想到有什么需要交代的，随时跟我们联系。”

我感激涕零地跟刘主任握手：“谢谢刘主任关心，给刘主任添麻烦了。”

出了门，钻进电梯，直接下楼奔车库而去。想想刚才的一番谈话，一会儿觉得可气，一会儿觉得可笑。像莫名其妙被人从脑后给了一记闷棍，一会儿头疼，一会儿愤怒。

想起刚才手机震动个不停，掏出来一看，有四个未接来电，都是老陈。我打过去，老陈接了，我赶紧跟他解释：“哎，老陈，你不知道，刚才我被你们高院纪检组的谈话……”

老陈打断我，说：“张计那个案子有结果了。”

我的心一悬，像钟摆忽然在一瞬间停止了晃荡，无着无落地吊在半空。我等了一下，老陈没继续说，我觉得心里一下子虚了。

我心惊胆战地问：“怎么样？”

老陈说：“最后是省政法委拍板定下来的。政法委书记说，最近在搞从严治警，张计正是典型，必须严办……死刑。”

第三十章　安检通道

最近几天法院门口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平时大敞着的伸缩门终日紧闭，只开放门卫室旁边的小门。法庭入口处连夜加设了安检通道，增派了几倍人手，安保级别一下子上升了好几个层次。门口熟悉的上访户们也一反常态，不再苦大仇深念念有词，反而扬眉吐气，往往在我们进出之时以胜利者的姿态睥睨我们，嘴角微扬眼神稍带挑衅意味。我们只好目不斜视低头不语，生怕一言不合惹恼了哪位神仙。大家见面时很有默契地不去讨论永州的冲锋枪和梧州的硫酸，尽量将事件的影响力降至最低。毕竟，这是一个效仿成风的时代，连杀幼都可以被推崇，那杀法官简直是舍身成仁的壮举了。

与全院内外的一片肃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上火热的欢腾和庆祝。在网民的道德审判所里，“诛杀三狗官”的朱军俨然成为了英雄，并即将成为烈士。我看到有很多人倡议给朱军家属捐款。我想笑一笑但没有笑出来，想回复几句什么，打了几行字，又删掉。不想看满眼的庆功赞美之词，关了论坛，在微博上又看到一条转播最多的留言：“叔叔终于找对地方了，这是儿童节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这真的是孩子们的心声吗？

逝去的生命成了“狗官”，谁给的定论？持枪的偏执狂被如此推崇，谁立下的规则？孰是孰非，谁说了算？面对铺天盖地针对我们的指责和诅咒，我要怎么反驳？

我无力反驳，无法反驳。我只知道，我的同仁死了，还要被人用污言秽语唾骂，用各种罪名鞭尸。而他们生前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基层法庭的审判员和书记员而已，像其他千千万万的一线法官一样，他们没有官衔，工资少得可怜，福利没有保障，灰色收入更是无从谈起。他们办着最多最琐碎的案子，干着最苦最乏味的工作，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机会当上什么官但却要被骂成狗官，他们死了以后还没有开始腐烂就被公认为腐败。他们用一辈子的机械劳作成就了少数领导们的光彩的政绩，却因为这些领导们的不光彩的做派背负了莫须有的骂名。

妈的！

这是谁的错？

是不明真相的群众错了吗？好像是的，但不能怪他们。

是我们错了吗？好像是的。但我并没有错，身边的很多人也并没有错。

那究竟是谁错了？从民乐到梧州，从遵义到永州，是谁，让法官的荣誉、法院的名声、法律的尊严堕落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在深圳做律师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慰问，嘱咐我注意安全，说深圳有法官被盯梢，家庭住址、老婆单位和女儿上学的学校都让当事人查得一清二楚，现在每天过得胆战心惊。同学说：“最近你们法官挺不招人待见的，你要小心，跟当事人打交道要客客气气的，不要得罪人。”

我说：“我知道，我一直都很客气，装孙子嘛，谁不会。”

同学呵呵一乐，说：“瞧你这性格，我早就说你不适合做公务员。哎，我准备辞职自己干，跟几个老同学在深圳合伙开个律所，你来不来？算你一份。你要是做律师，肯定成功，肯定是大律师。你那么聪明，我还记得大学时我们一起玩传奇，谁都玩不过你，不管到哪个区你都是老大。”

我说：“游戏玩得好有什么用？生活要是能像玩游戏那样简单就好了。你这是要我辞职啊？只怕我老爸老妈不乐意哦。他们一直觉得公务员是吃皇粮的，叫我抱住铁饭碗不能撒手。”

同学说：“嘿，你教育他们老脑筋要改一改了，皇粮饿不死也吃不饱，凭你的能力只能守铁饭碗啊？出来混金饭碗吧。说实话，你这法官干着有意思啊？”

我想了想，说：“这有意思没意思的事谁说得清楚……你让我考虑考虑。过几天再说吧。”

检察院已经将张计的案卷移交到了中院，承办人是老储。由于有了明确的意见，老储办得相当顺畅，两天写出了审理报告，接着一天内完成了合议庭、审判长联席会、庭务会几次讨论，分管院长听完报告后直接将案子提交了审委会。我没去找他，知道找他也没用。一个跟张计共事过的小警察从看守所里给我们带了个口信，他说张计让我们不要再问他奔走了，他已经认命了，让我们不要把自己再折了进去。我想他可能还不知道朱舜尧已经折进去了。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压根没有如何奔走。我除了像疯狗一样上网撒泼，像怨妇一样跟人倾诉，什么有用的都没有做。

高阳有点撂挑子的意思，他对我说事已至此，回天乏术，无奈终归无奈，我们还是要逝者已去生者坚强的。

我说你就这么甩手不管了？张计跟你大学还是一个寝室的。

高阳耸耸肩膀说有什么办法，省政法委定的，你去找国家领导人翻案啊？司法厅已经给我打预防针了，我们律师现在也要讲政治，要做又红又专的律师，不然就要步李庄的后尘。张计这事我很心痛，但既然已经这样了现在我们就要向前看。我手头的事情还很多，我姥爷家拆迁做了钉子户，政府还让我去做工作呢，不做通他们的工作就不让我上岗执业了，我压力也很大啊。说真的，我混口饭吃也不易，你在法院干的你本事大，你再想想办法吧，我可得劝我姥爷去了。

我说，去你妈的。高阳看着我咬牙切齿的样子，笑了笑，转头留给我一个背影。

我觉得自己性情大变。我沉默寡言，郁郁不欢。不论做什么事都会突然陷入沉思，然后莫名暴怒。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觉得餐桌有些不平，四条桌腿似乎长短不一。我晃来晃去地调试了半天，总是不能让自己满意。突然一下子我感到十分愤怒，一脚踹断了那只我觉得捣乱的桌腿。桌面哗啦一声倾倒，碟子和碗摔落一地，米饭和菜汤洒得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小双一声不吭地蹲下去拣拾碎片，我在原地傻站了一会，躲进房间里关上了门。

我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脑子里面在激烈地自动运转，但我分辨不出它究竟在想些什么。电话响了好几次，我一动不动。身体仿佛脱离了我的控制，我漂浮在半空，看着床上摊开的自己，像是一堆没有灵魂的腐肉。

不知道过了多久，小双敲了敲门，我没有反应。她将门推开一条缝观察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走进来，说：“怎么也不开灯？”说着揿下开关。房间一下子亮堂起来，我用胳膊捂住眼睛，烦躁地大声嚷着：“别开灯！别开灯！”

小双靠近我，问：“你晚上都没吃东西，饿不饿？我重新做了菜。”

我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一把抱住了小双。小双轻轻推了我一下，然后趴在我肩膀上嘤嘤地哭了。

这样下去我肯定会变成精神病的，我对自己说，要振作。

我让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我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给每个当事人泡茶倒水，保持微笑，客客气气，有礼有节，服务周到。调解了很多离婚案件，上午开庭下午写审理报告。每天中午和茆磊一起去食堂吃饭。晚上下班前还常去中院转一圈，和每个见面的同事点头打招呼。见到领导格外殷勤地问好。晚上回家吃小双做的晚饭，吃完出去散步。晚上十一点准时睡觉。早上七点半准时起床。如此周而复始。

唯一不习惯的是周末，张计和朱舜尧都不在了，我形单影只，显得分外冷清。

老同学又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他们的律所已经在筹建中，名字都想好了，叫“法道”律师事务所。我说这名字好，大气上档次，意味深远，境界悠长，乍听之下就有好几层含义，一是法治的道路，意指中国法治之路漫长而艰辛，吾辈仍需加倍努力；二是法律的道义，点明做律师要捍卫法律尊严，铁肩担道义；三是司法的规律，暗示律师业要精通司法界的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否则难以成功；还可以把“法”解释成“学习”的意思，理解为“学习规律”，取“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意。这名字太好了，你取的？太有才了。

同学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憋出一句：“你们院长把你放刑庭真是昏招啊，你这么能扯，就应该去研究室。我们取这个名字完全只是因为大学玩传奇的时候我们全都是法师和道士而已。”

于是我也沉默了。

同学说：“行了，你来了以后就负责企业文化这一块吧，向客户阐明我们的服务宗旨和执业理念。现在不都要有企业文化才能做大做强吗？发挥你的长项！”

我对同学的提议想了很久。我到最近才终于明白，我所钟爱的是“法官”这个名字，而不是我正在做的这份工作。或者说，我钟爱法官工作，但我现在做的好像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法官。要放弃吗？去做律师？我也并不喜欢律师。

那我究竟想做什么呢？

打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向往那种半包行囊一路风尘的流浪生活。跋山涉水，穿城过乡。风餐露宿，草长泥香。闲云野鹤，春雨秋霜。一人一狗，亦颠亦庄。世界尽在眼底，足下即是天涯。在天性里，我渴望挑战，渴望探求未知的刺激和满足，而无比厌恶平淡和庸碌的生活。而生活总是不给我们选择的机会，可恶的生活最擅长和最乐于做的就是破坏每个人最初的梦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现实和想象相差得太远。可恨的是，生活总是很善于发挥它的长项。于是讽刺的是，我正在过着原本我最厌恶的生活。可以让我稍感平衡的是，身边的人们好像都跟我境遇相当，甚至比我还惨，让我觉得我还没有理由自叹命薄。可是这又变成了我们这一整代人的悲剧。

我们这代人，被寒窗十余载，被教育大半生，不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而且脑筋退化思想禁锢，大部分人唯一可以胜任的，就是不需要动手生产和动脑创造，一杯浓茶一张报纸即可打发的机关工作。所以公务员大热。大热必死是颠扑不破的规律，绝大部分的热门所谓精英或者所谓骄子都在这道门槛前倒下了，被迫怨声载道地去过他们不情愿过的生活。我曾经感谢命运眷顾了我，让我幸运地从竞争中存活，但后来当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以这样的方式生存时，我怨恨地觉得，命运其实并没有临幸我，它只是捉弄了我一下，也许并无恶意，却足以让我狼狈不堪。我悲哀地承认，我不是命运的宠儿，最多只是个小丑而已。在被天真的狂热冲昏头脑的时候，还曾经狗仗人势地狂吠过几声，但随着年纪渐长认清形势，再也羞于出声只顾勉力藏拙，终于悄然销声匿迹，逐渐泯然众人矣。

年轻时日日精进，年长后自我否定，这似乎也是个规律。我曾经以为自己能逃脱一些规律，逃脱一些条条框框，但现在看起来它们一个不落地都砸在我的脑袋上，将我罩了个密不透风、耳聋目盲。我无能为力，只好劝自己，其实我混得不错，只是贪求不满、不懂知足而已。这样的自我催眠相当有效，我愤愤不满的嘟嚷越来越轻，抱怨越来越少，逐渐心胸宽广，兼容并包，原先看起来多么难以接受的事都能慢慢被消化掉，即使错判邢勇让我失掉了原则和尊严，即使即将失去张计这个多年好友，即使我的手足正身处高墙之内，都不能刺穿我麻痹的神经，刺痛我昏花的双眼，让我放弃现在的稳重，重新回到年轻时那个幼稚和可爱的穷小子，那个头脑容易发热、爱走极端、经常不管不顾孤注一掷、自以为是、手无寸铁却想拯救世界的小屁孩。

眼看梅雨季就要到头，一直干涸的涂城却突然下起了暴雨。这场雨气势磅礴，势不可挡，连续下了三天还没有丝毫颓势，似乎要把整座城市淹没。

邹庭长再次通知我去院里谈话。我想之前自己捅了娄子，这次领导们肯定是要听我最近的思想汇报。我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表明自己刚刚下定的决心，要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地好好工作，珍惜手中的审判权，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全心全意地办好案子，维护法院形象和法律尊严，公正廉明，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促进和谐。

一进法院我就觉得气氛不对，每个看见我的人都表情怪异，眼神中似有怜悯。我心里一下子就没底了。忐忑不安地上了楼，走进邹庭长办公室，发现政治部人事处处长也在。他看见我非常客气，站起身来给我让座：“来来，小桂，这里坐。”

我心一凉。领导让座，一般不会有好事。

我说处长您坐您坐我不坐我真不坐。

处长试探着跟我说：“小桂啊，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吧？”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事您说吧。”

处长表情沉重，欲言又止。邹庭长表情同样沉重，欲说还休。两个表情沉重的人对视一眼，然后一起看我，把我看得浑身毛毛的。

处长递给我一纸公文，红色的标题是《人事任免通知》，落款加盖了政治部的公章。

处长说：“小桂，省高院纪检组认为你私自出借庭里公款，已经是违反财政纪律了，本来说要公事公办处理的。后来考虑到都是一家人，我们也给你求了情，省高院才答应这件事就不深入追究了，但这件事在院里影响挺不好的，完全不给你处分也说不过去。你明白吧？……所以经过几个院长讨论，我们考虑让你暂时就不要办案子了，在家歇一段时间，也是给你一个休息调整的机会……”

我低头看公文，上面写着：“……经院党组研究决定，免去桂公梓的助理审判员职务。即日生效……”

我愣了一下，问他：“我被停职了？”

处长说：“嗯，这是省高院的意思，我们不得不照办。不过，小桂你放心，你什么时候想回来上班了，跟我说，我给你安排一个综合部门的岗位。你的能力我们都很清楚的，不能办案子了，搞搞行政，写写材料，也是一把好手嘛！”

我说：“谢谢处长。”

处长说：“不谢不谢，你喝水吧？给你倒杯水。”

我说：“不用麻烦了，我正好还有事一会就要走，谢谢。”

处长说：“哦，还有事啊，那你去忙，出去散散心，想回来就跟我说。”

我说：“好，处长谢谢啊，邹庭长谢谢啊。”

邹庭长站起来把我往外送，跟我打趣说：“小桂其实这是好事啊，你看我们现在忙得，案子这么多，还有谁想办案子啊，你能不办案子真是讨了巧喽，还能回家休个长假，我们都很羡慕你啊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呵，呵。”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刷卡开门，房间里没人。小潘的卷宗乱七八糟堆得到处都是，我翻了翻他桌上的日程表，得知他今天去监狱提审。我的桌子擦得很干净，桌面一尘不染，看样子小潘经常帮我打理。

我简单收拾了几件东西，用小纸箱装起来准备带走。审判手册以后是用不上了，满书柜的案例参考也不用带走了。墙面上挂着几面锦旗，正中间最大的一面是两年前一个案件的被告人送来的，他被指控故意杀人，除了漏洞百出的口供之外无其他证据。我跟合议庭一起顶住公安和检察院的压力，坚持宣告无罪。最终真凶亦被抓获，皆大欢喜的结局。这个案子上了省高院的案例选，也是我的得意之作。

我想带走它。伸手扯了扯锦旗，一股灰尘扑面落下。我松了手，想还是让它挂着吧。它对我已经意义不大了。

小双给我打来电话，说家里停水停电，做不了饭。我说你过来吧我带你出去吃，庆祝一下。小双说有喜事？我现在就去。

我打开每个抽屉看还有什么需要带走的东西。在一个没有锁的抽屉里有很多未拆封的信件，应该是小潘帮我收起来的。我一封封地拆开，大多是送达回证、申诉状和信用卡账单。

突然我看到一封用英文写的收件地址的信，收件人是我，发件地是加拿大。我很诧异，因为在印象里我没有哪一个朋友在加拿大。信很薄，我小心翼翼地拆开，里面只有一张信笺。我摊开扫了一眼，心立刻狂跳起来。

信中写道：“桂法官：恭喜你办成大案，想必升迁在即吧？梁素梅究竟是不是邢勇杀的，想必你也知道了几分，因为听我的助手说你曾经去过我的办公室。本来我把弟弟当成替罪羊，是以为他有精神病，不会被定罪判刑。没想到你们还是判了。我对中国的司法表示遗憾。怎么说呢，桂法官，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相信你跟我一样，都是无心之失。很多事情走到了那一步，接下来发生的就无法挽回了。我现在已经拿到加拿大的绿卡，定居在这里了，本来想把邢勇也接过来的，但看起来没有机会了。哦，对了，我把那个女孩的骨头就放在医院的标本室里，用纸箱子装的，很显眼。你可以去找到它们，然后用我这封信替邢勇申冤，说不定会成功的，真的，Justdoit，祝你好运！不用为我担心，加拿大和中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祝你官运亨通，同时也欢迎你随时来加拿大做客！——你的老朋友，邢智。”

信里的字迹清晰有力，字体潇洒，笔锋厚重，跟之前看过的邢智的笔迹如出一辙。我捧着这满纸的嘲弄，像是被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光，头晕目眩。

我愣了一会，将信装进口袋，转身下楼。外面雨下得声势浩大，尽管撑了伞我还是在几步之内就被淋得浑身湿透。我从安检口走出法院大门，由于连日暴雨，缺席了很多上访户，连那个老革命也没有在往日的角落里。门外稀稀拉拉地站了几个路人，在氤氲的水汽里看上去面目模糊。

我掏出手机准备给小双打电话，刚拨号，就听见身后有个低沉的声音阴仄仄地叫我：“桂法官。”

我想告诉他我已经不是法官了。刚一转身就发现他已经距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快要贴上了我的脸。我只看见一双冷冰冰的眼睛，似曾相识。只听他说：“桂法官，我们又见面了。”

我一惊，本能地想往后退，突然腰上一凉，接着开始火辣辣的疼痛，像是被火灼伤了一样。

我的手一松，伞掉在了地上。我低头看见高玉虎狰狞的脸和他手里紧握着的刀，鲜红的刀刃正不断地从我的体内抽出，瞬间就被雨水冲刷地雪白耀眼，接着再次淹没在我的腰际。我奋力将他一把推开，用手捂住伤口，转身往法院里面跑。法警都在门卫室里躲雨，没有人看见我遭遇危机。我拼命跑了几步，脚下一软跌倒在地。我躺在地上转过身，看见高玉虎转身逃向马路对面。

我浑身松弛，思想飘忽，那一瞬间漫长得像一百年。原来在濒死之前，人生真的会像电影一般从眼前流过。我看见我天真烂漫的童年，懵懂无知的少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我看见自己牵着章小璐的手在林荫小道上漫步，我看见自己揽着朱舜尧的肩膀畅谈我们未来的人生。我看见自己进法院工作伊始的兴奋和忐忑，还有初入衙门后的不适和挣扎……在那之后呢？我便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只有一片模糊。

人群纷纷围拢过来，法警大呼小叫着奔来奔去。我听见小双唤着我的名字，似乎就在耳边，又似乎离我越来越远。在失去意识之前，我只记得漫天瓢泼的雨水不停地击打着我的身体，殷红的鲜血不断地从每个伤口涌出，溢出我的指缝，很快又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第三十一章　指引着我

我好像走在一个漆黑的甬道，不知道有多长，也看不见出口在哪里。我扶着墙壁一步一停，似乎一直有个声音在指引着我摸索向前。我走啊走啊，不知道走了多久，也许是一年那么久，又也许只有十分钟，我终于走到了尽头。但我发现那是一条死胡同，在面前有一堵很厚很厚的墙，厚得几乎要让人绝望。我摸起一块石头，不停地砸啊，砸啊，又不知道砸了多久，也许只有十分钟，也许快要有一年那么长，一直砸到筋疲力尽。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墙上突然透出一道亮光，一下子划破了整片黑暗。我适应不来，赶紧使劲地闭住双眼。

这时突然一个声音叫道：“他醒了！”接着人声嘈杂。我睁开眼，看见病房里喜极而泣的老爸、老妈、小双，还有冲我微笑的老陈和小潘。

我意识到自己重回人间。

苏醒后我静养了几天，身体各项机能逐步恢复稳定。我跟老妈开玩笑说我感觉去鬼门关走了一遭，似乎临走之前还跟阎王握了个手。老妈告诉我医生连续抢救了九个小时才让我度过危险期，接着我又昏迷了六十多个小时才醒过来。我的胸口和腹部一共中了十一刀，最严重的一刀刺穿了左肺叶，差点捅破心脏。脾和左侧的肾都被刺伤，用护士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左半边上身被捅成了一只筛子，还是大网漏形的，这样都没有死真是个奇迹。我听完之后认为，这不但是生理学和医学上的奇迹，更是人品的奇迹。在被捅了十一刀之后的生还史上，只有我和保罗·皮尔斯两个人做到了这一点。

小潘告诉我，高玉虎在行凶后准备逃跑，被正好赶到的小双一脚踢翻在地，接着被法警们当场制服。在我昏迷不醒的三天里，高玉虎已经被收监并重点看管，接下来检察院就会提起公诉，脱逃罪、故意杀人罪，和之前的多项罪名数罪并罚，难逃一死。

我望望小双，她冲我抿着嘴笑，眼睛肿肿的。我说：“哎，你从认识我的第一天就说要来保护我，一直没给你表现的机会，这次终于让你如愿以偿了。”

小双“扑哧”笑出声来，说：“我都恨我去晚了，我要是早去一点该多好，你就不会出事了。”

我说：“没用的，高玉虎肯定不知道暗中盯着我多久了，这才找到了机会下手。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他肯定不会现身的。唉，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我想起邢智的那封信，摸了摸身上，发现自己像个木乃伊，全身除了裹着厚厚的绷带之外，什么都没有穿。我问老妈：“我的衣服呢？”

老妈说：“你说之前穿着的那套啊？手术的时候医生给剪了，估计已经扔掉了吧。”

我急了，用力想坐起来，不料一动就扯到了全身的伤口，疼得我一下子倒在床上，不停地倒吸冷气。我龇牙咧嘴地说：“不能扔！我口袋里装着东西的，我还指望靠它给邢勇翻案呢！”

小潘停顿了一会，跟我说：“邢勇已经被枪毙了。就在前天，你出事的第二天。”

我一点也不意外网友们将我被捅一事作为谈资，他们乐此不疲地互相传诵并且为此欢欣鼓舞。我躺在病床上用手机上网看论坛里关于这件事的帖子，看得津津有味，有好玩的跟帖还读给小双听。

小双劝我：“你别看了，看得自己生气。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只要听见是公务员出事就会兴高采烈的。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说：“我还真没生气，没什么好气的，反正我以后也不再做法官了。我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要知道，这世界上没用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法官是个招人恨的群体，这既然已经是个现实，那么需要反思的就是我们自己。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法院，我们的法官，自己出了问题，才让这个本应让人尊敬和爱戴的职业变得像现在这样卑贱和遭人唾弃。规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规则能否被平等地遵守和执行。如果能，法官们就是天使；如果不能，法官们就是恶棍。

如果不做法官，我能做些什么？嗯，我想我也许会是个中医。诸葛孔明就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想做良相实在太难，做个良医可能会相对单纯些。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我既然没有扭转乾坤之力，医国治世之才，那么就安下心来，研读本草之学，修习经方之术，妙手仁心，治病救人，也不失为安身立命之道。

做个中医曾经是我小时候的理想之一，在高中时代我钻研过不少中医的书籍。虽然现在医生这一行也已经跟法官一样名声丧尽，跟诸多红包、潜规则之类的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以悟本兄为杰出代表的中医，几乎已经成了江湖骗子的代名词。但在我小的时候，医生还是个很高尚的职业，高尚得令我心向往之。在那个还比较单纯的年代里，还比较单纯的我有过很多还比较单纯的理想，科学家啊，教授啊，警察啊，老师啊……结果现在回头一看，那些曾经因为高尚而令我心向往之的职业已经全部声名狼藉，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全部道德沦丧还是因为我已经不再那么单纯。

邹庭长提了水果来看望我，给了我一个红包，说是单位给我的慰问金，两千块。我笑着说受个伤真实惠，抵得上一年的加班费了。邹庭长说院里领导们经过讨论要给我记二等功，已经报到人事局去审核了。我说这不是搞笑吗，我以前那么努力工作，连个嘉奖都没拿过，现在被歹徒捅了几刀，就荣立二等功了。邹庭长说你这算公伤，领导们也是考虑到从精神上给你些鼓励。我说不用鼓励了，我很振作，等伤好了我就下海挣钱去了。邹庭长瞪大了眼睛问你要辞职？我说暂时不急，等痊愈了再说，我这不是还需要享受公费医疗呢嘛。

我躺在特护病床上终日无所事事，除了看书和玩PSP，就是胡思乱想。小双整天守着我，陪我说话，老爸和老妈轮流来给我送饭，和小双换着班地给我陪夜。

当我看完第二本书的时候，电视新闻公布了张计的死刑判决，没有上诉。广大市民拍手称快，被采访的群众们纷纷表示对判决结果相当满意。一周后，张计被枪决。

当我看完第六本书的时候，朱舜尧来病房里看望了我。给老方的律师费没有白花，果然给辩成了无罪。他在我身边坐下，叫了声“兄弟”，我回他一声“手足”。然后他默默坐了一整个下午，一句话都没有讲。

当我把PSP也玩腻了的时候，小潘告诉我老储被双开了，因为出差的时候嫖娼，恰逢公安临检。据说在警察冲进房间之后，老储还掏出工作证跟人家说：“我是法院的，公检法一家子，通融通融啊。”警察把一丝不挂的老储拖出房间，说：“逮的就是你法院的！”

夏天过去，秋天到来。病房窗户外面的梧桐叶纷纷变黄落下的时候，我也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了。有一天下午阳光和煦，小双搀着我在花园里散心，顺着鹅卵石铺就的小道溜达的时候碰巧遇见了挺着个大肚子的章小璐。她说预产期就在这两天，托人做了B超，是个儿子。她说话的时候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神采，看得我恍若隔世。陪着她的是保姆，她说杨洋洋最近真的很忙。我盯着她的大肚子说了很多恭喜和祝福的话，她很客气地跟我表示感谢，分别时很礼貌地说了再见。从头到尾，她没有问我是怎么受的伤，我想她也许已经知道。

我坐在长凳上看小双带来的报纸。娱乐版报道曹卉卉星途黯淡，韩国富商已经跟其分手，目前两人正在打财产纠纷的官司。

我跟小双说：“你看，这明星过气怎么会这么快的。”

小双说：“是啊。”

我说：“她之前还那么出名呢。”

小双说：“是啊。”

小双指着医院门口的枫树林说：“你看，枫树叶多红！”

我看向那片枫树，果然叶子都已经通红通红，一棵挨着一棵，远观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圣洁、纯净、沁人心脾，我们仿佛置身童话。我不由得看得痴了。

朱舜尧牵着一个姑娘穿过枫树林，远远地向我们招手。我和小双也向他挥手示意。他走近来跟我说：“不错啊，能出门晒太阳了，伤口还疼吗？”

我说痒痒的。

朱舜尧说：“痒，说明伤口快好了。”

朱舜尧拉过身边的姑娘，给我们介绍说：“姑娘，这位是我的手足。手足，这是我的姑娘。”

姑娘挺好看，有点羞涩地冲我们笑。我和小双都笑：“新的？”

朱舜尧点点头：“嗯，新的。”

我们坐了一会，有个清洁工过来清扫落叶，于是我们起身离开。我行动利索多了，扶着小双的肩膀快步向前走，踩在枯叶上沙沙作响。走到住院部楼下的时候，我跟朱舜尧说：“我想打麻将了。”

朱舜尧说：“好兄弟，我等你这句话已经很久了。”

小双说：“你还在住院呢，怎么打麻将啊。”

我说：“明天就办出院手续！”

坐在我的病床边，朱舜尧和我聊了聊过去的一年里发生过的那些事情。他说：“我感觉自己的想法改变了很多，好像是老了。”

我说这是个好事，你终于长大成人了。

朱舜尧认真地说：“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一本小说，不为别的，就算是纪念吧，纪念我们曾经有过的年轻岁月，生活状态，还有理想，纪念我们是怎么奋斗的。”

我补充道：“还有怎么被迫向现实妥协的。”

朱舜尧说：“乐观点来看，这也是一个从幼稚转向成熟的标志。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开始写。”

一阵凉意袭来，我望了眼窗外，阳光稀薄。小双走过去关上窗户，回头说：“朱总你写吧，到时候我去买一本捧场。”

我说得了吧，他是半文盲，书连看都没看过几本，还写。

朱舜尧很有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对我说：“不会可以学嘛，我是一个乐于学习的人。怎么样，你准备好做小说的主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