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 书名：米奇·阿尔博姆作品

- 作者：【美】米奇·阿尔博姆

- 译者：吴正　吴洪　赵晓春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责任编辑：黄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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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重生

- 相约星期二

- 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 来一点信仰

- 时光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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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一日重生

- 作者：【美】米奇·阿尔博姆

- ISBN： 9787532742387

- 译者：吴正

- 责任编辑：黄昱宁

-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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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温暖而奇妙的瞬间

- FOR ONE MORE DAY

- 1.午夜

- 鸡仔的故事

- 鸡仔想一了百了

- 2.早晨

- 鸡仔的妈妈

- 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

-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 鸡仔回到老宅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 走调的旋律

- 屋子里的人

-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 全新的开始

- 共进早餐

- 离婚后的家

- 散步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 罗丝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 尴尬的孩子

-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 罗丝道别

- 3.中午

- 鸡仔上大学

- 那天中午

- 鬼魂再现

- 塞尔玛小姐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 鸡仔的选择

- 你非做不可的事

- 达到顶峰

- 第二次访问结束

- 4.夜晚

- 残阳渐褪

- 他希望能够重过的一天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时候

- 比赛

- 鸡仔发现家没了

-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

-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时候

- 真相大白她是你爸爸的老婆。

- 故事讲完了

- 鸡仔最后的感想

- 结局

- 致谢

◆◆◆◆ ◆◆◆◆

那个温暖而奇妙的瞬间

——《一日重生》导读晚上，偏卧着开始读这本书，泪水渐渐注满了一侧的耳涡。

这本书适合什么人读？

我想，第一是适合家中死过亲人的人读。你可能要说，这一条实在是太宽泛了，谁家里没有死过人呢？我们的祖先基本上都已经死了，我们自己也会死。是的。死亡是我们的必修课。本书的作者米奇·阿尔博姆是一个对死亡有着持之以恒高涨兴趣的人，他的前两本书——《相约星期二》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都和死亡如影随行。这一本，更是如此。如果你家中不单死过人，你还和死者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你还有很多悄悄话没有来得及同他说，还有很多谢意没有表达，你还要为他做一件哪怕最小的事， 你还要向他微笑和请求他的抚摸， 感受他手指的力量和眼神的温度……那你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它赠与了你一个神奇的机会，书页为斧砍出一条秘道，让你从现实的密林潜回以往，你会了结夙愿荡涤脏腑并对这一体验刻骨铭心坚信不疑。这同任何信仰和科学无关，只和我们的心灵和情感有关。为了拥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奇妙的瞬间，你需要这份阅读。

作者曾说，他确信：几乎每一个人，不管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快乐，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块小小的地方，那块地方装着自己深爱的已经故去的亲人，他们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逢。

第二是适合有过种种不幸遭遇的人阅读。本书中的主人公实在是够黯淡倒霉的：单亲家庭，几乎一事无成，酗酒，离婚，母亲临去世前他还在撒谎，唯一的女儿连结婚都不愿告诉他，他最后决定自杀……也许我们无法把悲惨量化，评出谁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但他不是个成功人士，这一点似无疑义。然而主人公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幡然改变。他和妈妈的灵魂重逢之后的岁月里，重打鼓另开张创出新高。他和女儿修补了关系，和前妻变成了朋友，经常组织棒球比赛，坚持每个孩子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他心满意足地对别人说：“要记着现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结局是满意的，那个点石成金的转折点就是本书中描绘的重逢之日。

重逢之日就是这样有魅力。作者说：“用一天的时间，和你所爱的人共同度过，一天就能改变一切。”

既然如此，那么第三类适合读此书的人，可能就是希冀改变并力图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更美好的人。

当我们越来越富裕之后，快乐和美好并没有像买一赠一的面包圈那样同步进入我们的篮子。甚至更糟糕的是，食可果腹衣可蔽体的物质进步，反倒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再无法用简单的增加物质保障的方法让自己快乐，只有尝试挖掘更深的源泉和更广阔的水域，才有可能拥抱幸福。这本书为有志于此道的人刈出一条清风徐徐的小径——爱你的亲人，爱你的兴趣，爱你的工作，爱你的生命。

走下去，通往天堂。

毕淑敏

2007.3.17

FOR ONE MORE DAY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

——鸡仔贝奈特[1]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这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故事里出现了一个鬼魂，所以你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鬼故事。其实，谁家没有一个鬼故事呢？那些已经辞世的亲人其实都还在我们餐桌边上坐着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查尔斯·贝奈特的人身上。大家都叫他“鸡仔”。他不是鬼，是个活生生的人。我遇见他，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当时，他坐在一个小棒球场旁的露天看台上，穿着一件海军蓝的风衣外套，嚼着薄荷口香糖。或许，你觉得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熟，那是因为他曾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棒球运动员。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记者，所以这个名字我还蛮熟的。

现在回想起来，遇见他纯属命运的安排。我们家在椒谷海滩镇有一处多年来闲置不用的房产，那次我是去处理房子的事情。回机场的路上，我找了个地方停车下来喝杯咖啡。街对面有个小棒球场，几个穿紫色棒球衫的孩子们正在练习投球击球。我还有时间，就随意走过去看看。

我站在球场外，手抓着网眼铁丝栅栏往里看。草坪上，一个老头正用割草机割草。他肤色黝黑，满脸皱纹，嘴里叼着根雪茄烟。看到我，他把割草机关了，问我是不是有孩子在里面玩。我说没有。他问我到镇上干吗。我告诉他房子的事。他问我是做哪一行的，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的职业。现在想来，那可能是个错误。

“作家，呃？”他吸了口雪茄，指着露天看台上一个孤独的背影说：“你应该和那个人聊聊。他的故事有点意思。”

常常有人这样对我说。

“噢，他为什么有意思？”

“他曾经是个职业棒球运动员。”

“嗯……哦，”我有些不以为然。

“我记得他参加过一次棒球世界系列赛[2]。”

“嗯……嗯。”

“他还自杀过。”

“什么？”

“是啊，”老头吸了吸鼻子。“我听说，他还活着纯属运气。他叫鸡仔贝奈特。他妈妈过去住在这个镇上，叫宝儿·贝奈特。”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一个野性十足的女人啊。”

他把雪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碎。“要是你不信，上去问问他就知道了。”

他又开始割草。

家家都有鬼故事。

我朝着露天看台走去。

下面的故事就是鸡仔贝奈特那天早上告诉我的——谈话后来持续了远远不止一个早上——我在故事里还摘录了一些他收藏的母亲留下的便条，那是我后来从他的记事本里找出来的。我整理出下面的故事，用他的口吻来讲述。因为我不肯定如果不是用他的口吻，你们是不是还会相信这个故事。

也许，不管我用什么方式来讲这个故事，你们都不会相信。

但是，扪心自问：你有没有失去过亲人，那个你想能够再说上一次话的亲人，能再多一次机会，弥补上那些你原以为永远不会消逝的相聚时光？如果真有这样一天，那么，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的其他时光，都会在这一天面前黯然失色。

如果，你真的得到了这样一天呢？

2006年5月

1.午夜

鸡仔的故事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

你想知道我怎么没死成。为什么我失踪了。这些年我去了哪里。但首先我为什么要自杀，对吧？

没问题。人人都这样问。他们都在拿我和自己做比较。大家都觉得人生可能存在某种底线，如果没有越过那条底线，人是不会去考虑跳楼啊，吞安眠药啊——但如果你超越了底线，就有可能那样做。大家觉得我肯定是过了底线。大家还会想：“我会走到他那一步吗？”

但事实是，没有什么底线。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把生活搞砸了，搞砸了之后，有没有人来拯救你。

或者，那个可以拯救你的人，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你。

追忆往事，我试图弄清楚，我妈过世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过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旁。我应该在的。所以，我撒了谎。这是个馊主意。这样的秘密在葬礼上是瞒不住的。我站在她的墓碑旁，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没有在最后时刻陪在她身旁不是我的错。就在那时，我十四岁的女儿拉起我的手，轻声说：“爸爸，我很抱歉你连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她的话，让我崩溃。我跪了下来，泣不成声。湿漉漉的草地弄脏了我的裤子。

葬礼后，我烂醉如泥，昏睡在沙发上。生活起了变化。一天可以改变一生。对我而言，那一天彻底压垮了我。我的生活，曾经被笼罩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意见，她的批评，她那让人窒息的母爱。我还曾一度暗自希望她不要再来管我了。

但她真的去了。她死了。没有了探望，没有了电话。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放任自己，好像被连根拔起的草，让生活的波浪把我推向边缘。妈妈的存在给孩子们某种有关自我的幻觉。我的一个幻觉就是：我对自己的状态挺满意的，因为她挺满意的。而她一过世，那个幻觉就随之消失了。

实际上，我对自己一点也不满意。我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也不再是运动员了。我成了个中年推销员，早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母亲去世差不多一年后，我做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投资决定。我听信了一个女人的花言巧语。她年轻、漂亮、自信、态度可人，衣服总是敞着两粒扣子。上了年纪的男人从她身边走过，难免恨由心生，懊恼自己生不逢时——除非她主动和他搭话。然后，那男人就昏了头。我们见了三次面，讨论投资的事情：两次在她的办公室，一次在一家希腊餐厅。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但我的脑子显然被她的香水熏懵了，我把几乎所有的存款都投到了那个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基金里。她很快被“调任”到西海岸，留下我面对我老婆凯瑟琳，向她解释我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那以后，我喝酒更凶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球员都爱喝上几口——但那成了一个问题，以至于让我两次遭人解雇。而解雇又加重了我的酗酒。我睡不好，吃不好，迅速衰老。有工作的时候，在见客户前，我都得迅速冲到卫生间里，用随身带着的漱口水和眼药水，掩饰一下自己的酒气。钱成了一个问题；凯瑟琳和我总是为此争吵。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婚姻完蛋了。她厌倦了我的萎靡，而我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她呢。一天晚上，她在地下室找到了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的我。我的嘴唇摔破了，怀里抱着棒球手套。

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家——或者说，家离开了我。

我对自己的痛恶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搬进了一间公寓。我变得顽固、自我封闭。除了酒友，我不再和任何其他人往来。如果母亲还在世，她说不定有办法帮我，因为那是她擅长的事情，她或许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好了，查理，说说看你到底怎么了？”但她不在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了父母，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在孤军作战，没有了那个永远在那里守候你的后援。

后来，一个晚上，一个十月初的晚上，我决定要去自杀。

或许你会觉得惊讶。或许你会想，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参加过棒球世界系列赛的人，怎么着也不至于沦落到要自杀的地步啊，因为至少有过了梦想成真的辉煌。但你错了，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不过是一个缓慢的、渐渐融化的过程，让你发觉，这跟你想象的是两回事。

那个东西救不了你。

*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真正把我推下了悬崖、让我彻底完蛋的，是我女儿的婚礼。那时她二十二岁，有一头直直的褐色长发和性感丰满的嘴唇，和她妈一个模样。婚礼是在某个下午举行的，她嫁了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我知道的，就那么多，因为她就写了那么多。我是在婚礼举行过几个星期之后，才从她寄给我的短信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显然，因为我的酗酒、抑郁，以及其他种种糟糕的行为，对于任何家庭活动来说，我都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尴尬的包袱。所以，我只配收到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我女儿和她的新婚丈夫手拉手，站在一棵树下；另一张照片上这对快乐的小夫妻正举杯庆贺。

把我打倒的是第二张照片。那是一张极其生动的抓拍照，那个精彩的瞬间永远无法再现：他们看起来像是话讲到一半，笑了起来，手里的杯子有点倾斜。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纯真，那么年轻，那么……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照片像是在嘲笑我的缺席。你不在那里。这个现在和我女儿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认都不认识。而我的前妻认识他。我们的老朋友们认识他。你不在那里。再一次，我在重大的家庭事件上缺席了。这一次，我的小姑娘不会再拉起我的手，安慰我；她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连问都没有问我。他们只是通知了我。

我看看信封上，落款用了夫家的姓氏（玛丽亚·朗，而不是玛丽亚·贝奈特）。信封上没留他们的地址（为什么？难道害怕我去看望他们吗？）我沮丧到了极点，万念俱灰。我唯一的孩子拒绝我介入她的生活，好像锁上一扇铁门不让我进去。你去敲门，他们听不到。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无人理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所以，我决定自杀。

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样做更多的是因为：做了又怎么样呢？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怀抱，

歌谱了一半，曲唱了半首，

有谁知道，他肿胀的双脚跋涉了怎样的路途，

征服过哪些平静的，或是痛苦的山峰？

我希望上帝给他微笑，拉起他的手，

说：“你这个逃学的可怜虫，多情的傻瓜啊！

生命之书难以破解；

你如何能够不留在学校里呢？”

(诗歌，作者查尔斯·汉森·唐维，被抄录于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

鸡仔想一了百了

收到我女儿的来信是在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是在昏醉中度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星期一早上，尽管洗了个长长的冷水澡，我上班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办公室待了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支撑不下去了。我的脑子要爆炸了。那地方像个坟墓。我先溜到复印间，然后躲到卫生间，再蹿到电梯间，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拎公文包，这样，就算有人注意到我的走动，也不会想到我是要从公司开溜。

那样做蛮愚蠢的。根本没有人注意我。那是一家大公司。我的存在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到公司。现在看来，在电梯到停车场的那段路上，我走完了作为那家公司雇员的最后一段旅程。

*

接下来，我用公用电话给我的前妻拨了个电话。她在上班。

“为什么？”她一拎起话筒我就问。

“鸡仔？”

“为什么？”我重复了一遍。积蓄了三天的焦躁、愤怒，爆发出来的就只有那么三个字。“为什么？”

“鸡仔。”她的语气弱了下来。

“连个邀请都没有？”

“那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

“觉得什么？安全？怕我来搞破坏？”

“我不知道……”

“我成了瘟神了？是不是？”

“你在哪里？”

“我是瘟神？”

“别说了。”

“我看我还是走了算了。”

“听着，鸡仔，她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如果……”

“那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听到她吸了一口气。

“你要去哪里？”

“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很抱歉。事情挺复杂的。还有他的家庭。而且他们……”

“有人陪你去参加婚礼吗？”

“噢，鸡仔……我在上班，知道吗？”

那一瞬，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那孤单好像压住了我的肺，让我根本无法呼吸。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不论是这事，还是其他任何事。

“好吧。”我无力地说：“打扰了。”

话筒那端又传来片刻的寂静。

“你要去哪里？”她问。

我挂上电话。

*

接着，我又喝醉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先去了泰德酒吧。那里的酒保是一个身材瘦削、长圆脸的小伙，可能和我女儿嫁的人差不多大。回家后，我又往肚子里灌了一点酒。我撞在了家具上，还在墙上乱涂乱画。我好像还把那两张结婚照扔进了垃圾桶。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我决定要回家，我的意思是回椒谷海滩镇的老家，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地方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去了。我在屋子里转着圈，像是要为回家做准备。但终结之旅并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到卧室里，从抽屉里拿了把枪。

我摇摇晃晃走到车库，找到我的车，把枪放在方向盘旁的储物箱里，把夹克衫扔到后座，或者是前座，也有可能那件夹克衫早就在车上了，我不清楚。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开上了街道。城市很安静，街灯闪着微黄色的光，我准备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那里。就这么简单。

我们骄傲地宣布：

查尔斯·亚历山大·贝奈特出生了

8磅11盎司重

诞生于11月21日，1949年

雷奥纳多和宝琳·贝奈特

（来自鸡仔贝奈特的文件中，1949年）

天很冷，且飘着小雨，幸运的是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我的车在四条车道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你可能会想，会希望醉成像我这样的司机，应该会被警察拦下，可奇怪的是，居然没有。途中，我还把车开进一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从一个留小胡子的亚裔店员手中买了六罐啤酒。

“来张福利彩票？”他问。

多年来，我已经练就了在烂醉如泥时保持正常嘴脸的本事——能让“酒鬼”变成“行人”——于是我假装把这个问题琢磨了一下。

“这次就算了，”我说。

他把啤酒装在一个袋子里。看到他的注视，我注意到他眼睛里的那两个黑眼珠，心想：这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了。他把找零的钱，推到我面前。

*

路牌上写着：“椒谷海滩，出口，1英里”。在公路上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两罐啤酒已经下肚了，还有一罐倒在了前面的座椅上，洒得到处都是。刮雨器左右摇摆，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闭上。我恍恍惚惚想着：“出口，1英里”，想着，想着，就看到了另一块路牌，写着另外一个小镇的名字，这才意识到已经错过了出口。我狠狠地敲着汽车的仪表板，然后在公路中间就地来了个急转弯，逆向行驶起来。路上没有其他车辆，就算有，我也顾不上了。看到那个出口近了，我猛踩油门。突然，一个坡道就出现了——可居然是一条进入式的，而不是出口坡道——车轮擦着地面，发出尖厉的啸叫声冲入坡道。那条坡道绕了好几个圈，我打足了方向盘，车子转着圈，急速下行。

突然，两股巨大的光束冲我直射过来，像两个大太阳，然后传来了卡车喇叭的轰鸣，接着是猛烈的撞击，我的车飞出护栏，重重落在地上，然后往下冲。到处是碎玻璃，啤酒罐飞来撞去，我紧紧抓住方向盘，车突然向后仰，让我的肚子压住了方向盘。不知怎么我拉开了车门把手。我记得眼前闪过黑色的天空，绿色的野草，耳边传来雷鸣般的巨响，有样东西从高处结结实实地砸下来。

*

睁开眼，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车被半埋在一块被撞倒的大广告牌下。显然是我的车把这块雪佛兰经销商的广告牌给撞翻，并碾了过去。在古怪的物理力学的作用下，我肯定是在汽车翻转之前，被甩了出去。你刻意去寻死，死却放你一马。谁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慢慢地，痛苦地站起来。后背全湿透了，浑身疼痛。天依旧在下雨，周围很安静，只有几只蟋蟀的鸣叫。通常，到了这种地步，你肯定会想，我一定庆幸自己还活着。但其实我没有那样想。我抬头去看高速公路。雨雾中，我看到了那辆迎面撞上来的卡车。它躺在那里，像一艘巨大的沉船。卡车的前车厢被狠狠砸过，好像被人拗断了脖子一般。有一个车头灯还亮着，射出的光柱照着泥泞的坡道，玻璃碎片发出钻石般的光芒。

那个驾驶员去哪里了？他还活着吗？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在流血吗？在呼吸吗？那一刻，如果是个真汉子，应该爬上去查看一下情况。但在那一刻，勇气却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没有那样做。

我垂着双手，掉头向南走，那是家的方向。我是个懦夫。我已经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我像一具僵尸，一个机器人，意识中没有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我早把自己给忘了。我忘了我的车，撞上的卡车，车厢里的手枪，我都扔在了脑后。碎石在我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还有蟋蟀在鸣叫，像是嘲笑我的存在。

*

走了有多久，我说不清。反正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边传来第一缕曙光。我已经到了椒谷镇边上，那里有座大水塔。水塔的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它就矗立在棒球场的后面。在这样一个小镇，爬水塔是每个人的童年的组成部分。我和棒球伙伴们常常在周末，腰里插着喷漆罐，爬上这座水塔。

现在，我又站在了这座水塔前。湿漉漉的我，一把年纪，失魂落魄，浑身酒气，恐怕还害别人丧了命，因为在事故现场，我压根没有看到卡车司机。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已经完全无须考虑了，我坚定地认为，这会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我在水塔下找到了往上爬的梯子。

我开始往上爬。

梯子绕着水塔转来转去。我爬了很长时间。终于爬到了塔顶，我喘着粗气，一下子瘫倒在那里。虽然糊里糊涂的，但记得我脑海里还有个声音在责备自己：怎么临了还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不堪呢！

站在塔上往下看是一片树林。树后面是那个棒球场。我爸爸就是在这个棒球场上教我如何打棒球的。眼前的景象还是勾起了一些让人悲伤的回忆。为什么童年总是缠着人不放，就算你潦倒至此，就算你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以前也是个孩子。

天慢慢亮了起来。蟋蟀的叫声更响亮了。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回忆：小玛丽亚躺在我的胸脯上，她的皮肤散发着痱子粉的香味；然后，我好像看到自己闯进她的婚礼，湿漉漉的，脏兮兮的，就像我当时那样。音乐停住了，每个人都惊恐地看着我——玛丽亚是最为惊恐的那一个。

我低下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留恋我。

我跑了两步，抓住扶手栏杆，翻越而过，人飞了出去。

*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解释。我撞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还活着，我没法告诉你。我所能想起来的就是旋转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擦着，碰着，最后是“嘭”的一声。我脸上的这些疤痕？我估摸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应该下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周围全是掉落的树枝、树杈、树叶。石头压着我的胸口和肚子。抬起下巴，我看到了：年少时的棒球场，沐浴在晨光中，还有球场边的两个球员候场区，以及投手站立的地方那撮隆起的尘土。

还有，我妈妈，我去世多年的妈妈。

2.早晨

鸡仔的妈妈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么是妈妈的好宝贝，要么是爸爸的乖儿子，但不可能把两者都给占全了。”

就这样，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我学他走路的样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因为他喜欢棒球，所以我总是戴着我的棒球手套，他扔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呆到晚饭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而无云的春天的早晨。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

“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

“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

“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动作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

“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吗？”

“爸爸不在这里了。”

“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候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她不见了。

我不指望你相信我。我知道，听起来我像是疯了。我们看不到死人，死人也不会来看我们。一个人从水塔上跳下来，一心要把自己给摔死，结果非但没有死，还奇迹般地看到了他死去的妈妈，拿着包，在棒球场三分线的地方站着。

你脑子里可能正在怀疑的事情，其实我都已经怀疑过了：那是幻觉，是想象，是酒鬼的神志不清，是稀里糊涂的脑瓜在犯稀里糊涂的傻。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指望你相信我。

但是，这事确实发生了。她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有多长时间，反正，我勉强让自己站了起来，往前走。我拍掉了膝盖和手臂上的沙土和瓦砾。我身上有十来处伤口，大多是些小擦伤，也有几个比较厉害。我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我穿过一片熟悉的草地。晨风吹过，树木摇动，带起黄色的落叶飞舞，宛若细密的、飞旋的雨幕。我已经两次自杀而未遂了。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我朝着自家的老屋走去，决意要在那里结束一切。

亲爱的查理：

祝你今天在学校里过得愉快！

午饭时间我会来看你的，我们可以一起喝奶昔。

爱你每一天

妈妈

（引自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1954年）

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

妈妈喜欢给我留便条。不管送我去什么地方，分手的时候，她总喜欢塞张纸条给我。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不直接把纸条上的话说出来呢，她真是不嫌麻烦，既要浪费纸，又要用难闻的胶水粘信封。

我收到的妈妈的第一张纸条是在一九五四年，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那时候我有多大？应该五岁吧。学校的操场上都是边跑边叫的孩子。我紧紧拽着妈妈的手，走近学校。有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老师站在校门口。我看到别人的妈妈亲亲她们的孩子，挥挥手就离开了。我肯定是在这个时候哭了起来。

“怎么了？”妈妈问。

“不要走。”

“放学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你的。”

“不。”

“没关系的。我会等着你的。”

“那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不会找不到的。”

“那我把你给丢了怎么办？”

“妈妈是不会丢的，查理。”

她笑了，手伸到衣服口袋里，递给我一只小小的蓝色信封。

“拿着，”她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我，那就打开信封看看。”

她从包里拿出一片纸巾，擦了擦我的眼泪，然后用力抱了抱我，和我说再见。我依旧能够记得她那时候的模样：她穿着印花布的裙子，嘴唇上涂着露华浓的红色唇膏，长发在耳边飘拂。我举起她留给我的信，向她道别。现在想起来，她可能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我刚上幼儿园，字都不识呢。但那就是我的母亲。关键是那份心思。

*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湖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拣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一九四五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的，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

我爸叫雷奥纳多，但人人都叫他雷奥；我妈叫宝琳，但人人都叫她宝儿。妈妈有一双大大的杏眼，飘逸的黑发，奶油色的皮肤，和好莱坞明星奥黛丽·赫本颇有几分相似。在我们那个小镇上，长得像妈妈这样漂亮的可不多。她喜欢化妆——睫毛膏，眼线，腮红，样样齐全——大家都觉得她“有趣”，“有个性”，或者是“怪怪的”，有点“犟头倔脑”。而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她是个麻烦。

我穿没穿套鞋？带没带外套？学校的作业完成了吗？为什么我的裤子拉破了？

她还总是纠正我的语法。

“我和罗伯特要去……”[3]我说。

“罗伯特和我，”妈妈打断我的话。

“我和杰米想要……”

“杰米和我，”她总是纠正我。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有特定的形象。妈妈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涂着口红，向我弯下身体，竖起一根手指，教育我要好好努力。而爸爸的形象则是一个身体后仰，肩膀靠在墙壁上休息的男人。他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看着我，任我起起伏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看得出，妈妈要靠近我，爸爸则要远离我。但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小孩能懂啥呢？

*

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的结合，等于把上帝、罪孽和人生百味搅和在一起，弄得火候过了头。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折腾不休。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

滑稽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对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战争结束后，爸爸在镇上开了家卖烟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来，他更关心的是利润。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还不能走路的时候，他就扔球给我。在妈妈还没有让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木质的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划”，并且“坚持执行计划”，那么总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级棒球队。

当然了，在你如此年幼的时候，你会把父母给你设定的志向当成栖身之所，而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棒球比赛积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队的名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在爸爸的店里放了一副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几分钟的空余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停车场里掷球给我，帮我练习。我甚至会穿着钉鞋去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因为赞美诗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就要赶去参加美国循环赛。人们说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满意我穿着钉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试着踮起脚尖走路，可是爸爸却小声说，“见鬼了，你干吗呢？”我赶紧放下脚跟。

*

而妈妈呢，并不喜欢棒球。她出身贫寒，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战争期间，不得不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的高中文凭是上夜校得来的，后来她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完了护士学校。在她看来，只有书本、大学以及它们替我打开的一扇扇门才是正途。对于棒球，她觉得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

但我打棒球的时候，她总会来看。她坐在观众席上，戴着大大的太阳眼镜，头发总是吹得整整齐齐，那是当地美容院的杰作。有时候，我会从球员候场区偷偷看她，发现她总是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但轮到我出场击球的时候，她会拍着手叫：“耶，查理！”我想，对我而言，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全部意义所在了。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前，他是我参加的每一个业余棒球队的业余教练。有一次，他看到我朝着观众席方向张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着球，鸡仔！那里可没有能帮你打好球的东西！”我赶快回过头。

我猜，妈妈，她不是爸爸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

*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崇拜妈妈，就像小男孩崇拜他们的妈妈那样理所当然。而且，她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崇拜的妈妈。首先，她很幽默。她不介意把冰激凌抹在自己的脸上，就为了让我们笑一笑。她还会发出怪怪的声音，模仿大力水手[4]说话，或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5]唱歌时的沙哑嗓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他，你如何去摆脱他……”她挠我的痒痒，也让我挠她的痒痒，然后夹紧了手臂笑个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到我床前来给我盖被子，摩挲着我的头发说，“给妈妈一个吻。”她告诉我，我很聪明，而聪明很划算，所以我应该每星期看一本书。为了确保完成这个指标，她总带我去图书馆。有时候她穿的太过耀眼，还有时候她会和着我们小孩子的音乐唱歌，这让我有些难为情。但我信任她，从来没有，没有一刻对此有所怀疑。

妈妈说的话，我都相信。

别搞错了，她并不溺爱我。她打我。她责备我。她惩罚我。但她爱我。她真的爱我。我不小心从秋千上摔下来，她爱我。我穿着满是泥浆的鞋子踩在自家地板上，她爱我。面对我的呕吐，鼻涕，流着血的膝盖，她还是爱我。不管来来去去，顺境逆境，她都爱我。对于我，她盛满了爱的井深不见底。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让我去追逐她的爱。

明白了吧，我有一个理论：孩子们喜欢追逐他们得不到的爱。对我来说，那就是爸爸的爱。他把他的爱藏着，像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我，想法设法要得到它。

妈妈过世多年后，我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列着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另一张单子上列着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很悲哀，两个单子长短差距很大。为什么对于爸爸妈妈，孩子会向其中的一个，索取很多很多，而对另一个，标准却会放得又低又松呢？

或许，我老爸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是爸爸的乖儿子，或者是妈妈的好宝贝，但你不可能把两者都占全。所以，你就紧紧抓住你以为可能会失去的那一个。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五岁。妈妈带我去范尼利市场。有个邻居，穿着浴袍，头上顶着粉红色的卷发筒，推开纱门，招呼妈妈。乘着她们讲话，我松开妈妈的手，走到隔壁人家的后院玩耍。

突然，有只德国牧羊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冲着我大声吼叫，还好它被拴在了一根晾衣杆上。“汪，汪，汪！”它竖直了后腿，绳子都要被它拉断了。“汪，汪，汪！”

我调转屁股,一路狂奔。我失声尖叫。妈妈冲了过来。

“怎么了？”她拽住我的手肘大声问，“那是什么？”

“一条狗！”

她舒了口气。“一条狗？哪里？在那里吗？”

我点点头，哭了出来。

她陪我绕过屋子，回到后院。狗就在那里。它又冲着我们叫了起来——汪，汪，汪！——我吓得往后缩。但妈妈拽着我，向前走了两步。然后，她学狗叫。她学狗叫。她发出的狗叫声，是我所听过的人类发出的最好听的狗叫声。

狗呜咽了一声，蜷起身子。妈妈转过身。

“查理，你得让他们知道谁是主人，”她说。

（来自在鸡仔贝奈特的物品中发现的记事本）

鸡仔回到老宅

此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晨曦斜照过来，像是从我家和邻居家中间的空地掷过来的球。我眯缝起眼睛。那是十月初，马路上街沿两旁已积起厚厚一层落叶——落叶比记忆中的厚——天上的云很密。我想，那些离家多年的人重返故乡，首先会注意到记忆中的那些树，它们看起来好像长得更高大了。

椒谷海滩。你知道这个镇的名字的由来吗？这事说起来还真让人有些尴尬。许多年前，有个商人运来了几卡车沙子，他觉得如果这个镇子拥有一片沙滩，那是件很光彩的事。可问题是，这个镇子并不靠海。但他是当地商会会员，挺有办法的，还说服镇政府把名字给改了——从“椒谷湖”改成了“椒谷海滩”——尽管我们的“海滩”也就够放一副秋千、一个滑梯，如果有超过十二家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么一准会坐到别人的浴巾上。这差不多成了我们成长岁月中的一个笑话——“嗨，去海滩吗？”或者“嗨，我觉得今天是去海滩的好日子。”——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反正我们家离湖——以及那个“沙滩”——很近。妈妈死了以后，我和妹妹没有立马把房子卖掉，我猜，可能是我们指望它总有一天会值几个钱吧。但老实说，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房子处理掉。

现在，我弯着腰，像个逃犯一样朝老家走去。我逃离了事故现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早该发现了我的车，那辆撞上来的大卡车，被撞坏的广告牌和手枪。我的身体又重，又疼，还流着血，人处于半麻木，半惶惑状态。我估计随时都会听到警笛响起——这就更坚定了我自杀的决心。

我跌跌撞撞，走上台阶，在一个花盆里找到了压在一块假石下的房门钥匙。（那是妹妹的主意。）我回头看看，什么都没有，没有警察，没有路人，也没有一辆来往的汽车。推开房门，我走了进去。

*

屋子里有一点发霉的味道，隐约还有一点甜甜的地毯清洗剂的味道，好像有人（难道是殡仪馆的殡葬师？）刚刚洗过地毯似的。我从门厅的衣柜和小时候常常被我们当作滑梯用的楼梯间穿过，走进厨房。厨房里的瓷砖地已经上了年头了，墙上挂着樱桃木的橱柜。我拉开冰箱的门想去找酒喝，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我的下意识动作。

我后退了一步。

冰箱里居然放了不少吃的。

有食品盒。有吃剩的意大利面条、脱脂牛奶、苹果汁、浆果酸奶。一刹那，我觉得该不是有人搬进来住了，现在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房子弃之不管所付出的代价。

我打开一扇橱门，里面有立顿茶，一瓶杉卡牌咖啡速溶粉。打开另一扇门，里面有糖、莫顿盐、胡椒粉和色拉酱。我看到水槽里洗洁精的泡沫中浸着一个盘子。我很慢很慢拿起盘子，又放下，好像努力要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什么。

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

“查理？”

然后又重复了一次。

“查理？”

那是我妈妈的声音。

我跑出了厨房，手指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六岁。那是一个万圣节，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所有的孩子都参加，沿着附近的街道行进一圈。

“给他买套衣服吧，”爸爸说，“店里有的是，五美元零一毛。”

但我妈妈说：“不”。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万圣节活动，所以她决定要亲手为我做一套特别的衣服：木乃伊外套。因为木乃伊是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恐怖形象。

她弄了些白色的旧纱布，旧毛巾，把它们扯成布条，把我包裹起来，然后再用安全别针把布条固定住。她又用了许多卫生纸和透明胶带缠绕在我身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完。出发前，我透过布条的缝隙，看了一眼镜子里的我。我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木乃伊。我耸起肩膀，前后摇摆。

“欧，你看起来可真吓人啊，”妈妈说。

她开车带我到学校。我们开始游行。越走，裹在身上的布条就越松。走过两条街道后，天开始下雨。卫生纸融化了，布条往下滴水。很快，布条就滑到了我的脚踝、手腕和肩脖上，露出了我的内衣和内裤。那时候的我，总穿着宽松式的花短裤，那是妈妈的意思，因为她觉得那样的短裤更舒服。

“看查理啊！”我边上的孩子们叫嚷着。他们都在嘲笑我。我的脸涨得通红。我希望自己能够立即消失，但是，走在游行队伍中的我，怎么可能消失呢？

走回学校操场的时候，家长们都已经拿着相机在那里等着了。我湿漉漉的，披着一堆烂布条和碎纸片出现了。我先看到了妈妈。然后她看到了我。她抬起手，遮住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你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我冲她嚷道。

“查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躲在后门廊下，心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几秒钟前，我还缓缓拖着自己的身体，力不从心地站在冰箱前；几秒钟后，我的心却狂跳不已，觉得氧气不够。我的身体在颤抖。厨房的窗就在我背后，我却不敢回头看。我已经看到过了我死去的妈妈，现在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身体以前也受过伤，但这一次，我想我不仅身体伤了，脑子大概也坏掉了。

我呆在那里，胸部一起一伏，眼睛不敢离开眼前的草坪。小时候，我们把那叫做后院，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小片草地罢了。我想过要穿过后院，翻到邻家的院子里去。

然后门开了。

然后妈妈走了出来。

我妈妈。

就在那里。就在门廊下。

然后她转向我。

然后她对我说，“站在那里干吗呀？外面挺冷的。”

*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解释清楚，我是怎么迈出那一步的。那一步像是让我从地球上跌了出去。如果你看到的事情和理智告诉你的不相符，那么你就得决定相信什么。我看到了我妈妈，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我听到她叫我的名字。“查理？”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叫我的人。

是我的幻觉吗？我应该朝着她走过去吗？她会不会像一个肥皂泡那样消失呢？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四肢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好像是别人似的。

“查理？发生什么了？你怎么浑身都是伤？”

她穿着蓝色的宽松长裤和白色的外套——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就算是清晨刚刚起床——她看起来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模样差不多。那次看她是为了她七十九岁的生日，她戴着一副红边眼镜，那是一件生日礼物。她慢慢抬起手，用眼神招呼我走近她。我没有意识到，吸引着我的还有她的眼镜，皮肤，头发，开门的动作。那是个熟悉的动作，以前我不小心把网球扔到屋顶上去，她常常这样开门去捡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融化了，好像她的脸庞所散发出的光芒，温暖到了我的心底。那股热量，顺着我的脊背流下去，一直流到脚底心。那时候，有样东西轰然倒塌了，我几乎能够听到倒塌的声音。倒塌的是那堵竖在相信和不信之间的高墙。

我屈服了。

飞出地球。

“查理？”她又开口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做了一件你也会做的事情。

我抱住妈妈，仿佛永远都不会松手了。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年我八岁。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要我准备在全班面前解释：“回声是怎么发生的？”

放学后在爸爸的烟酒店，我问爸爸：回声是怎么回事？他正在货架间，拿着一本货品登记本和一支铅笔，弯腰清点货品。

“我不知道，鸡仔。大概和打弹子差不多吧。”

“回声不是发生在山里面的吗？”

“唔？”他一边点着瓶子，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你打仗的时候不是在山里吗？”

他看了我一眼。“问那个干什么？”

他又回头查看他的本子。

那个晚上，我转而向妈妈求助。她找出一本字典，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

“让他自己去解决，”爸爸在一旁说。

“雷，”妈妈说，“我有权利帮助他吧？”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帮我理解并背出了那段解释。然后我站在她面前排练。

“回声是怎么发生的？”她问。

“声源在停止发出声波后，声波继续传播，”我回答。

“发生回声必须有什么样的条件？”

“声音必须碰到障碍物反弹回来。”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听到回声？”

“安静，其他声音被吸收掉的情况下。”

她笑了，“很好。”然后她喊了一声“回声”，接着，用手遮住嘴，学着样子发出一声声“回声，回声，回声”。

一直站在边上看我们排练的妹妹，指着妈妈嚷道，“那是妈咪！我看到妈咪的嘴巴在动！”

爸爸打开了电视机。

“真是浪费时间，”他嘟囔道。

走调的旋律

你还记得那首歌吗？《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那是一首轻松的快歌，歌手通常穿着燕尾服，在大爵士乐队的伴奏下演唱。歌词这样唱道：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对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妈妈很喜欢那首歌。不要问我为什么。五十年代，电视台在史蒂夫·阿伦主持的娱乐节目开始前总播这首歌。在我的记忆中，那还是黑白片。不过，回想起那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黑白的。反正，妈妈认为那首歌很“摇摆”，那是她的说法——“噢，听啊，这歌很摇摆！”——每当电台里放这首歌的时候，她就会打起响指，好像指挥着一个乐队。家里有一台音响，有一年生日她得到了一张鲍比·达林的唱片，里面有这首歌。每次吃完晚饭，洗碗碟的时候，她就放上这张唱片。那时候爸爸还在。他通常坐在一边读报纸，她会走到他的身后，轻轻敲打他的肩膀，嘴里唱着：“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通常，他是不会抬头的。然后，她会走到我这里，一边唱，一边假装把我的胸脯当成鼓来敲。

你在“二十一”餐厅吃饭，想着不能点太多，

拒绝了巧克力慕司蛋糕，要了一颗无花果，

突然蓝色的天边，走来少女或少男，

那么，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想笑——特别是她唱到“无花果”的时候——但因为爸爸连头都没有抬，如果我笑出声来，感觉像是对爸爸的背叛。但妈妈开始挠我痒痒，我就忍不住了。

“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接着唱，“大男孩，大男孩，大大大男孩。”

有一阵子，她天天晚上放这首歌。但爸爸离开我们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放过。鲍比·达林的唱片就此搁在了架子上。唱机上积起了灰尘。起初，我还以为是因为她对音乐的口味变了，因为我们孩子通常就是这样，这一阵觉得约翰尼·雷是个很棒的歌手，过一阵觉得还是吉尼·文森特更棒一些……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不想让那首歌触动到那个“重要”的伤心往事。

屋子里的人

老屋的厨房里有一张橡木圆餐桌。有天下午，还在上小学的妹妹和我突发奇想，试图用餐刀在桌上刻下我们的名字。刻到一半，听到开门的声音，妈妈下班回来了。我们赶紧把刀扔回到抽屉里去。妹妹随手抓起一个她能够得着的大家伙，也就是一个半升容量的苹果汁盒，放在桌上，企图遮住我们的作品。妈妈进门的时候，还穿着护士制服，胳膊里还抱着一摞杂志。“妈妈”，我们的招呼打得又急又快，让她立即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她的脸上立马有了“你们两个小孩子又干了什么调皮事”的表情。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情景一看就很不对头，才下午五点半，我和妹妹就坐在平常本应该空空如也的餐桌旁，桌子中间放着半加仑苹果汁。

反正，她抱着杂志，用胳膊肘把那盒苹果汁推开了一点，看到桌上刻着“查”和“吕贝”几个字——我们还没来得及全部刻完——她的喉咙里先发出响亮的、像是非常生气的喘气声，然后大声嚷道：“好么，非常好么！”我的小脑袋瓜想：或许我们干得还真不赖。好就是夸赞的意思，对不对？

事情发生的时候，爸爸不在家，外出旅行了，妈妈威胁我们说，爸爸回家来肯定会发脾气的。那天晚上，妈妈做了肉饼塞蛋——这道菜是妈妈照着菜谱学着做的，菜谱说不定就是她从那些杂志里看来的——我和妹妹坐在餐桌旁，忍不住瞟我们的作品。

“你们把这张桌子彻底给毁了，”妈妈说。

“对不起，”我们嘀咕道。

“说不定，你们的手指还会被刀切到。”

我们坐在那儿听妈妈的教训，头低低的，好像很忏悔的样子，但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妹妹说了出来。

“那，是不是让我们把名字刻完呢，至少那样就完整了？”

听她这样说，我差不多屏住了呼吸。妹妹太勇敢了。妈妈狠狠瞪了她一眼，但旋即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妹妹也笑了出来。我呢，笑得把满嘴的肉饼沫子都喷了出来。

我们再也没把那名字刻完过。桌上永远留下了“查”和“吕贝”的字样。爸爸回家发现这件事情后，自然免不了吹胡子瞪眼。但后来的那些岁月里，在我们离开椒谷海滩镇很多年以后，我觉得，其实妈妈还挺喜欢我们在家里留下了一些印记，尽管那些印记不完整，还缺了几个字母。

*

现在，我又坐在了这张餐桌旁，我看到了那些刀痕，还在那里。我还看到了我的妈妈——或者是她的鬼魂，管她是什么呢——她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了一瓶消毒药水和一块毛巾。我看着她把消毒药水倒在毛巾上，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衬衫袖子撸上去，好像我是一个从秋千上摔下来的小孩。或许你会想：在这样荒谬的情景下，为什么不大声地把疑问说出来呢。这一切，显然都是不可能的，首先要问的就是：“妈妈，你不是死了吗？”

我只能说，事后想来，这样问，就好比我现在跟你能解释清楚一样，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看到死去的妈妈再生，我的震惊程度让我无力去求证其真实性。那像是一个梦，或许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做梦，我不知道。假设你已经失去了妈妈，你能想象看到她又站在了你面前，近到伸手可以触摸，可以闻到她的气息吗？我知道我们已经埋葬了她。我还记得葬礼的情景。我还记得自己象征性地往她的棺木上掀了一锹土。

但是，她现在就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用毛巾擦我的脸和手臂，看到那些伤口，她皱起眉，小声嘟囔道：“看看你！”——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内心的感受。那一刻，温情冲塌了我心里的防线。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和我靠得这般近了，愿意这样温柔地帮我卷起衬衫的袖子。她关心我。她为我而紧张。我已经失去了让自己活下去的自尊，而她却在这里帮我擦伤口，我又感觉到了自己是个儿子；我倒在她的怀抱，就像晚上睡觉倒在枕头上那样自然。而且，我不希望这一刻结束。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解释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是不希望它结束。

“妈妈，”我喊，声音微弱。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过这两个字了。死亡夺走了妈妈，好像也把那个词儿给永远地偷走了。

“妈妈？”

那其实只是一声哼哼，一声因嘴唇的颤动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可是，这个世界上纵有千言万语，还有哪两个字，你从嘴里喊出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妈妈？”

她用毛巾轻轻柔柔地擦擦我的手臂。

“查理，”她叹了口气，“看看你闯的祸。”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一年我九岁。我在镇上的图书馆。图书登记柜台后的那个阿姨喜欢从眼镜上方看人。那天我选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喜欢封面上的插画，觉得住在海里一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仔细看书里面的生字是不是太多，太难。那个图书管理员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我衬衫的一个下摆露在了裤子外面，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上。

“这书对你来说太难了，”她说。

我看着她把书放回到她身后的书架上。这书说不定会被锁到柜子里。我走回到儿童图书区域，选了一本关于猴子的图画书，回到登记柜台。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在书上敲了个出借章。

妈妈开车来接我，我开了车门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看了看我借的书。

“这本不是已经读过了吗？”她问。

“那个阿姨不让我借我想看的那本。”

“哪个阿姨？”

“就是管图书的那个阿姨。”

她熄了车子的引擎。

“她为什么不让你借？”

“她说太难了。”

“什么太难了？”

“书。”

妈妈把我从车子里揪出来，拖着我昂首阔步走回图书馆，直奔出借柜台而去。

“我是贝奈特太太。这是我的儿子，查理。是你告诉他，那本书对他来说太难了吗？”

那个图书管理员绷直了身体。她比妈妈年长许多，但妈妈说话的语气与平时里她和长辈们讲话完全不一样。我很吃惊。

“他想要借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她摸了摸眼镜，说。“他太小了，你看看他。”

我低下头。我看着我自己。

“书在哪里？”

“你说什么？”

“书在哪里？”

那个阿姨转身拿出那本书，“扑通”一声扔在柜台上，好像要用书的重量来证明她的观点。

妈妈抓起书，塞进我怀里。

“请您永远也不要告诉小孩子，某件事情对他来说太难，”妈妈冲她嚷道，“特别是永远——永远不要——对这个孩子这么讲。”

还没回过神来，怀里紧紧抱着《海底两万里》的我已经被妈妈拽出了门。我感觉我们刚刚抢劫了一家银行似的，妈妈和我，我很害怕我们是不是闯了大祸。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我们坐在餐桌旁。妈妈正在端晚餐上来。意大利肉酱面。

“还是不对，”爸爸说。

“又来了，”妈妈说。

“又来了，”妹妹模仿着妈妈的语气重复了一遍。她把叉子放在嘴巴里转来转去。

“当心，你会戳到自己的，”妈妈把叉子从妹妹的嘴里拔出来。

“是奶酪，或者是油没有放对，”爸爸看着面条说，好像那盆面条让他打恶心。

“我都已经试过几十种不同的烧法了。”

“不要夸张了，宝儿。难道烧一点能让我下咽的东西就这么难吗？”

“你吃不下去？这面条你咽不下去？”

“上帝啊，”爸爸继续埋怨道，“你又来了。”

妈妈转过脸，不去看他。

“好吧，你吃不下，”她一边说，一边怒气冲冲地往我的盘子里舀了一大勺。“你不吃，我吃，好了吧？我吃饱了撑的和你来吵架。吃，查理。”

“这么多啊，”我说。

“我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她语速极快。

“太多了！”

“妈咪，”，妹妹插嘴道。

“我只是想说：宝儿，我要你做，是因为你能做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告诉你成千上百次了，这个肉酱面味道不对。如果味道不对，它就是不对。你希望我撒谎来哄你开心吗？”

“妈咪，”妹妹又插嘴了，手中摇晃着叉子。

“呸，”妈妈一边反驳，一边把妹妹的手往下拉。“别这样，吕贝塔。听着，雷，下次你还是自己做吧。你自己做你的意大利美食去吧。查理，吃！”

爸爸冷笑一声，摇了摇头。“你又是老一套，”他抱怨道。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用叉子卷了些意大利面送进嘴里。他向我扬了扬下巴。

“你说说看，你觉得你妈做的意大利面条味道怎么样？”

我嚼。我咽。我看看他，再看看妈妈。她气得肩膀都耸了起来。现在，他们俩都等着我说话。

“不好吃，”我看着爸爸，嘟囔着说。

他发出呼哧一声，给了妈妈一个白眼。

“连小孩子都知道，”他说。

全新的开始

“那么，今天，你就留在这里吧？”我妈说。

她站在煤气灶前用塑料勺打蛋。土司已经烤好，白脱油已经放在桌上。边上还有一壶咖啡。我靠在椅子上，神思恍惚，好像连吞咽食物都很困难。我觉得如果我动作太快的话，身体就会爆炸。她腰间系着一条围裙，她的行事举动，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开始，就好像这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就好像是我突然出现，来看望她，而她就像往常那样，替我做早饭。

“查理，可以吗？”她问，“抽空和你妈待上一天？”

我听到了锅子里黄油和鸡蛋嗞嗞冒着热气的声音。

“呃？”她说。

她举着平底锅朝我走来。

“为什么不说话？”

我花了好几秒钟才让自己的喉咙发出声音来，就好像我在努力回忆应该怎样发声一样。怎么和死人说话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表达方式？还是有一套暗语？

“妈妈，”终于，我说出话来，但声音很轻。“这不可能。”

她从锅里舀出鸡蛋来，一勺一勺盛在我的盘子里。我看着她满是青筋的手。

“吃吧，”她说。

从美国历史上的某一点开始，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父母能够两个人一起通知孩子，他们离婚了。让孩子们坐下。告诉他们家庭规则的变化。而我的家是在这个启蒙时代来临之前破裂的；爸爸一走，就没再回头。

以泪洗面过了几天后，妈妈重新涂上口红，抹上睫毛膏，下厨房为我们做煎土豆。在递给我们盘子的时候，她说：“爸爸不住这里了。”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就像戏台上换了一个场景。

我已经不记得爸爸是什么时候把他的东西拿走的。有一天放学回家，我们发现屋子一下空了许多。门厅的柜子里空出许多地方。车库里也少了很多工具和盒子。我记得妹妹哭着问妈妈，“爸爸是不是因为我不乖才不回来的？”她还向妈妈保证，如果爸爸回来，她一定做个乖孩子。我记得我当时也想哭，但那时候，我已经能够意识到，以后这个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了，不是四个，而我是其中唯一的男人。尽管只有十一岁，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肩上担负着的男子汉的责任感。

何况我以前哭的时候，爸爸常常要我“振作”。“振作起来，孩子，振作起来。”就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那样，我努力想表现好一点，好让那个离去的家长重新出现。所以我没有流眼泪：鸡仔，你不能哭。

*

最初那几个月，我们以为爸爸的离去只是暂时的。爸妈吵架了。他们需要分开来冷静一下。天下的爸爸妈妈都会吵架，不是吗？我们的爸妈就常常吵架。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常常趴在楼上的楼梯口，我穿着白短裤，妹妹穿着浅黄色的睡裙和芭蕾舞鞋式样的拖鞋，听他们在楼下争吵。有时候，他们是为了我们而争吵：

“在这件事情上，你就不能站出来，管一管吗，雷？”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怎么不是！你总是让我当恶人去教训他们！”

有时候是关于工作：

“你就不能多花点精力在家里么，宝儿！医院里的病人不是唯一需要你照顾的人！”

“他们病了，雷。你的意思是让我对他们说：不好意思，这些事我干不了，因为我丈夫还等着我回家，帮他烫衬衫？”

或者是关于我的棒球。

“训练太多了，雷！”

“这对他有好处。说不准他就是棒球明星的料。”

“你看看他！他都要累死了！”

有时候，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妹妹会用手捂住耳朵，嘤嘤地哭。而我总努力去听他们在楼下到底讲了些什么，就好像我蹑手蹑脚，偷偷闯入一个成人的世界。我知道爸爸总是工作到很晚，在最后那几年，他常常彻夜不归，陪他的批发商，他告诉妈妈：“宝儿，你要知道，如果我不陪他们应酬，他们就会在生意上耍我。”我知道他在克林斯伍德开了另一家店。那个地方离开家大概有一小时车程，他一周去那里工作几天。我知道一家新店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好的车。但我也知道妈妈一点也不觉得那样有什么好。

所以，是的，他们争吵，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会导致任何严重的后果。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父母离婚的。他们会想办法解决。夫妻总是一起的。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爸爸穿着租来的燕尾服，妈妈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红裙。宴会上，爸妈站起来跳舞。我记得我看到妈妈举起右手，爸爸用他的大手握住妈妈的手。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能够看出，他们是舞池里最漂亮的一对。我爸个头很高，身材像运动员，白衬衫下的肚子平平的，一点也不像其他人的爸爸那样有一个啤酒肚。那妈妈呢？哦，她看起来好开心，涂着红色唇膏的嘴唇向上微微翘着。妈妈开心的时候，漂亮得没有人能比得上。她舞又跳得特别好，你除了盯着她看没别的办法。她的红裙成了一个焦点，全场的目光都随着她转动。我听到桌上有几个老妇人在那里颇为不满地嘀咕，说着“有点过分啊”，“一点都不检点”之类的话。虽然小，但我也能分辨出，她们是因为嫉妒她的美丽才那样说的。

那就是我眼里的爸爸妈妈。他们争吵，但他们也跳舞。爸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我还几乎让自己相信，他会回来再看看她穿着红裙子的模样。他怎么能够不来呢？但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没有了这个念头。再回想起那场婚礼，我感觉像是在看一张褪了色的，度假时拍的照片。照片记录的不过是一个很久以前曾经去过的地方罢了。

“今年，你们有什么计划？”爸妈离婚后的第一个九月，妈妈这样问我。学校又要开学了，她是在问我们有什么“新打算”、“新计划”。妹妹要求去看木偶剧。我看着妈妈，第一次学会皱起眉头说话。

“我想打棒球。”

共进早餐

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厨房待了有多久——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的，就好像脑袋撞上了汽车——但不知道哪一刻开始，可能是妈妈说“吃吧”以后，我的身体开始适应了在那里的感觉。妈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放了一勺子炒蛋到嘴里。

我的舌头几乎立即起了反应。我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我像个监狱囚犯那样把食物囫囵吞枣似的往肚子里塞。咀嚼让我暂时忘了所处情境的荒谬。老实讲，与其说那盆炒蛋的味道好，还不如说它带来了我熟悉的滋味。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做的食物，味道就是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家常菜——煎饼、肉饼、吞金枪鱼色拉——那些食物里带着记忆的味道。我妈妈喜欢在炒蛋里放一点香葱——我称之为“绿末末”——它们果然又出现了。

所以，我吃着一顿过去时的早餐，在一张过去时的餐桌旁，和一个过去时的妈妈在一起。

“慢慢来，别噎着了，”她说。

这句话，也是过去时的。

我吃完后，她拿起盘子走到水槽边开始洗碗。

“谢谢你，”我小声说。

她抬起头。“你刚才说‘谢谢你’吗，查理？”

我轻轻点点头，幅度小到让人几乎难以察觉。

“为了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为了早餐吧。”

她笑了，继续擦着盘子。我看她站在水槽边，熟悉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坐在餐桌边，她站在水斗旁。就这样，我们聊过多少次天，聊学校，聊朋友，聊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我是不是应该相信，哗哗的流水声总让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

“你不可能在这里……”我开口道，但又打住了。我是这么渴望和她说话——然而，在那一刻，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关上水龙头，用毛巾擦了擦手。

“噢，看看时间，”她说，“我们该出发了。”

她回到餐桌旁，弯下腰，用双手把我的脸拢住。她的手很温暖，还有点湿乎乎的。

“不用客气，早饭而已，”她说。

她抓起桌子上的手提包。

“好了，现在乖乖穿上衣服吧。”

7月20日，1959年

亲爱的查理：

我知道你很害怕，但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都做过扁桃腺摘除手术。你看看我们，我们不都还好好的么！

拿着这封信。在医生进来前，把信塞在枕头下。他们会给你一些药，吃了药，你会觉得昏昏沉沉的。在你睡着以前，你要记得妈妈的信就在枕头下陪着你。如果你醒来的时候妈妈还没有来，那你就从枕头下把信拿出来，再读一遍。读这封信的时候，你就想象妈妈在你身旁对你讲话。

我很快就会到的。

然后，你就可以吃冰激凌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怎么样？

爱你每一天。

妈妈

离婚后的家

爸妈离婚以后，我们试图和以前一样过日子。但是，左邻右里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小镇的生活像个节拍器；只要有一丁点抖动，节奏就变了。人们对我和妹妹更和气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们总能多拿几根棒棒糖，我们买到的冰激凌球，也总比别人大些。在街上遇到老妇人，她们会热切的搂住我们的肩膀问：“孩子们，过得还好吧？”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她们像是在对大人说话，因为如果是对孩子说话，通常会问：“孩子们，在玩什么呢？”一般对孩子的问题，关键词总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孩子得到了更多善意的关怀，那么妈妈则没有。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离婚。我生活中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小孩的家庭有这样的问题。离婚，至少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是丑闻，其中的一方，必遭谴责。

这个谴责落在了我妈妈身上，主要因为她还留在镇上生活。没有人知道雷和宝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雷已经离开此地，而宝儿还留在了这里给人审判。她拒绝寻求别人的同情，趴在他人的肩膀上哭泣。更糟糕的是，她还年轻，又漂亮。所以对女人来说她是一个威胁，对男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对孩子来说是个奇怪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会发现这真不是什么好处境。

好几次，我注意到我们在超市的货架之间，推着购物车的时候，人们用特殊的眼光看着妈妈。这种特殊的眼光在妈妈送我们去学校的时候也能看得到。那是爸妈离婚后的第一年，她总是穿着她的护士白大褂和白鞋白袜送我们去学校。在校门口，她总是走出汽车和我们吻别，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其他人的妈妈们盯着我们看。吕贝塔和我变得很不自在，离学校越近，我们就越局促不安。

“给妈妈一个吻。”有一天，妈妈弯下腰说。

“不要了，”我边说边闪开。

“不要什么？”她问。

“就是……”我耸起肩膀，皱着眉。“就是……不要啦。”

我不敢看妈妈的脸，所以我就看着自己的鞋。她弯着腰，一动不动，过了几秒，才直起身子。我听到她吸了一下鼻子。我感觉到她捋了捋头发。

等我抬眼看时，她已经开车走了。

*

有天下午，我和一个小伙伴跑到教堂的停车场玩球，教堂的后门突然开了，走出来两个修女。我们以为做错了什么事情，站着没敢动弹。但两个修女朝我招了招手。她们各自端着一个铝制的餐盘。我走近她们，可以闻到盒子里肉饼和青豆的味道。

“过来，”其中的一个对我说，把铝盘子递给我。“这是给你家的。”

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给我食物。但我又吃不准是不是可以对修女说“不，谢啦”。所以我默默接过盘子，端起盘子往家走，心想大概是妈妈特意定的。

“你拿的是什么？”进屋时，妈妈问我。

“是修女给我的。”

她打开包住餐盘的保鲜膜，嗅了嗅食物的味道。

“是你问她们要的吗？”

“没有啊。我在那里玩球。”

“你没有问她们要？”

“没有。”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食物，查理。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施舍，你要弄明白。”

我觉得需要为自己辩护。我还不太明白“施舍”是什么意思，但我听得出来，施舍不是什么人人都想要的好东西。

“我没有问她们要！”我抗议说。“我压根不爱吃青豆！”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

“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说。

她从我手中接过两个盘子，把里面的食物统统倒在水槽里。她用一把大勺子，把肉饼一勺勺塞进水槽的下水口。然后是青豆。她的动作里充满了怒气，我的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她。她把所有的食物都塞进了那个小孔。然后，她拧开水龙头，打开安装在水槽孔里的搅拌机。搅拌机发出轰鸣声，一会儿轰鸣声突然变强了，说明塞进去的东西都已经被粉碎干净。妈妈移开水槽孔的盖子，关上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好了，”妈妈转过头对我说，“饿了吗？”

*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称妈妈为“离婚的女人”，是在一次全国性的棒球巡回赛后。教练把队员们的球棒都扔在他的客货两用车的后备厢里，另一个球队有个队员的爸爸从里面错拿了我的球棒。我跑去对他说：“这个是我的。”

“是吗？”他边看着手里的球棒，边问我。

“是啊。这根球棒是我放在自行车后带过来的。”

他确实有理由怀疑我。大多数孩子是坐他们爸爸的车去参赛的。

“好吧，”他说着，把球棒递还给我。然后，他眯缝起眼睛，问我：“你就是那个离婚的女人的孩子吧？”

我看着他，无言以对。离婚的女人？这个词听起来好古怪，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词和妈妈联系起来。人们通常会问我，“你是雷·贝奈特的孩子吧？”我不知道哪种问法更让我不舒服，是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新称谓，还是那个熟悉的、但已经不再是我爸爸的那个人的名字。

“那你妈妈，怎么样啊？”他问。

我耸耸肩。“她很好。”

“是吗？”他说。他在观察我脸上的表情。“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感觉妈妈好像就站在我的背后，我是她和前面这个人之间唯一的阻隔。

“她很好，”我重复道。

他点了点头。

某些人的点头是不可信的。我就没有相信他的点头。

*

如果那天是我开始熟悉“离婚的女人”这个字眼，那么，我还清楚地记得，是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个让人惧怕的名词。那天，妈妈让我去食品店买一些番茄酱和卷饼。为了少走一点路，我绕到院子后面。转过隔壁家的房子，我看到学校里两个年级比我高的孩子，正鬼鬼祟祟靠在一起。其中那个颇为健壮的孩子，雷恩，似乎是想挡住胸前一样什么东西，不让我看到。

“嗨，贝奈特，”他招呼我，语速显得有些急促。

“嗨，雷恩，”我回答。

我看了看另外一个男孩。“嗨，卢克。”

“嗨，鸡仔。”

“去哪里？”雷恩问。

“范尼利食品店。”

“噢，是吗？”

“是的。”

他藏在衬衫后面的手伸了出来。原来他拿着一个望远镜。

“用这干吗呢？”我问。

他转过脸看看后面的树。“这可是军用物资，”他说，“是双筒的。”

“能够放大二十倍，”卢克补充道。

“让我看看。”

他把望远镜递给我，我举起来，放到眼前。镜筒的四周还带着体温的余热。我朝上看看，又向下看看。先看到模模糊糊天空的颜色，然后是一片松树，然后是我自己的脚。

“他们打仗的时候用这个来侦查敌人，”卢克说。

“这是我爸爸的，”雷恩说。

我最恨听到爸爸这两个字。我把望远镜递还给他。

“再见，”我说。

雷恩点点头。

“再见。”

我继续往前走，但总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雷恩刚才迅速把脸转向树丛的方向的样子，让我心生疑窦。所以，我又绕过那幢房子，躲进树丛，想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接下来，我所看到的那一幕，现在想来依旧能让我怒火中烧。

那两个人，紧紧挨着对方站着，他们不再面对着树丛，而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我家的方向。他们轮换着举起望远镜。随着他们望远镜的方向看去，镜筒正对着妈妈卧室的窗口。我看到她的身影从窗框边闪过，看到她把双手举过头，我立即意识到：下班回家，换衣服，卧室。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冰冷。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身体里，从脚底心一下子蹿到了脑脖子上。

“噢，耶，”我听到雷恩小声欢呼着，“看那个离了婚的女人……”

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愤怒过，以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过。我的双眼冒着怒火，向比我年长的他们冲了过去。我从他们背后扑上去，一把抓住雷恩的脖子，拳头像雨点般，落在一切正在移动的事物上。一切。

散步

妈妈穿上了白色的粗呢外套，然后稍稍晃了晃肩膀，让外套妥妥帖帖落在身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妈妈常去给那些年老得无法出门的老太打理头发。她挨家挨户地去，让这些老太太们能继续享受美发的权力。她说她有三户人家要去。我随她穿过车库，脑子里依旧一片混沌。走到房子外面。

“想不想沿着河走过去，查理？”她说，“一天中的这个时候非常美好。”

我无语，点点头。自从躺在湿草丛里，看着撞成了一团的车皮，时间过去有多久了？我还尝得出嘴里的血腥味，疼痛像波浪一样，一阵阵向我袭来，这一分钟还没事，下一分钟就浑身疼痛起来。但我不知怎么就在这里了，走在老镇的街道上，穿着呢子外套的妈妈走在我边上，我还替妈妈拿着她装了美发工具的紫色塑料包。

“妈妈，”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你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样，亲爱的?”

我清了清喉咙。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住这里，”她说。

我摇了摇头。

“不，”我小声说，“你已经不住这里了。”

她抬头看了看天。

“你知道吗，你出生的那一天，天气跟今天一模一样。有点冷，但很舒服。我是黄昏的时候被推进产房的，记得吗？（妈妈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应该回答她，‘噢，是的，我记得。’）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莱珀索？对，莱珀索医生。他让我一定要在六点以前把孩子生出来，因为那天晚上，他老婆给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晚餐，他说他可不想错过。”

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

“炸鱼条，”我小声附和道。

“炸鱼条。想不到吧？这么简单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是牛排，才说得过去吧。哎，算了，我才不管呢，反正他吃到了他的炸鱼条。”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些许调皮。

“而我呢，得到了你。”

我们又走了几步。我头疼欲裂，用拳头敲了敲额头。

“怎么了，查理？是不是很痛？”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却无法回答。痛？我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撞车？翻车？三天来靠酒精维持的生命？婚礼？我的婚姻？抑郁症？过去的八年？我还有不痛的时候吗？

“我好久没有感觉这么好了，妈妈，”我回答。

她继续往前走，眼睛注意着路旁的草丛。

“你知道吗，我和你爸爸结婚后的三年里，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结婚三年还不生孩子，算是很长的时间了。人们开始议论，是不是我身体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

她轻轻吸了一口气。“我不能够想象没有孩子的生活。有一次，我甚至……等等，让我看一看。”

她带着我，朝我们院子一角的一棵大树走去。

“这是有一天深夜，我睡不着，”她拍打着树干，摩挲着树皮说，好像要挖掘出一件宝藏。“哦，还在呢，”她说。

我凑过去，看到树干一侧上刻着“求求你”几个字母。小小的，弯弯扭扭的字。要仔细看才看得清，但确实是那几个字。“求求你”。

“不是只有你和吕贝塔才在木头上刻字呢，”妈妈笑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祈祷。”

“祈祷有个孩子？”

她点点头。

“为了生我？”

又是点点头。

“在一棵树上？”

“树每天都向上看，望着上帝的方向。”

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知道，”她举起双手，像是向我投降。“你总是老一套，妈妈，”她模仿我的口气说道。

她又摸了摸树皮，发出了轻轻的吁声。她似乎在回忆自从我降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她知道了我的状况，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现在，你知道妈妈是多么希望把你生出来了吧，查理，”妈妈的手松开树干，“做孩子的，常常会忘记这些。他们觉得自己的降生是个负担，而不是父母实现了的心愿。”

她拉了拉外套。我想要哭。实现了的心愿？有多久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温暖的话了。对此，我应该心存感激，感到羞愧，并对自己的自暴自弃感到后悔，对吧？但是，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酒，我想要喝上一杯，最好是几杯。我渴望陷入酒吧的昏暗之中，在灯泡微弱的光晕下，我渴望尝到让人麻木的酒精的滋味，看着一杯杯的酒变空，知道自己喝得越快，就越快超脱于这个世界。

我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多少有点期待着我的手会直接穿过她的身体，就像我们在鬼片里看到的那样。但是，没有。我的手落在她的肩膀上，我可以隔着衣服感觉到她瘦弱的身躯。

“你已经死了呀，”我脱口而出。

一阵风突然翻卷起地上的落叶。

“你不要想太多了，”她说。

*

宝儿·贝奈特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大家都这么说。但是，不像其他善于讲话的人，她同样善于倾听。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她倾听病人的诉说；在炎热的夏天，坐在折叠式的沙滩椅上，她倾听邻居们的闲聊；她喜欢听人讲笑话。她会笑得弯下腰去，顺势推推讲笑话的人的肩膀。她是个好听众。她很迷人。那是人们对她普遍的看法。有魅力的宝儿。

但显然，这些都只是爸爸的手还揽着她肩膀的时候的情形。离婚以后，离开了他的臂膀，其他女人就不希望这样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离他们的丈夫太近了。

就这样，妈妈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就好像得了鼠疫一般。她和爸爸以前不是一直同邻居们玩扑克吗？结束了。不是常常收到邀请，去参加生日派对吗？再也收不到了。每年七月四日的国庆野外烧烤会还是举行的——到处可以闻到炭烧的味道——但是没有人邀请我们参加。圣诞节，照例会看到别人家的屋子前停着许多车，透过客厅窗户可以看到许多大人走来走去。而我们的妈妈却待在家里，和我们在一起，和面粉做饼干。

“你不去那个派对吗？”我们问她。

“我们在这里不就是个派对吗，”她这样回答我们。

她让我们觉得，留在家里是她自己的选择。就我们三个。很久以来，我以为新年之夜就该待在家里，在冰激凌上洒上巧克力糖浆，在电视机前吹喇叭敲铃铛。直到有一年，我吃惊地发现我同龄的少年玩伴都利用这天晚上，偷家里酒柜中的酒喝，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总在这一晚穿戴整齐，八点一到就出门了。

“你的意思是，新年的晚上，你被你妈套牢了？”我的伙伴问我。

“是啊，”我悲哀地说。

但是，事实是，我魅力十足的妈妈，被我们套牢了。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老爸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已经过了相信圣诞老人的年纪了，但吕贝塔只有六岁，她还相信那不是个游戏：她留下一些饼干，写一张纸条，圣诞夜乖乖上床，然后偷偷摸到窗边，指着星星问：“那是圣诞老公公的驯鹿吗？”

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的那第一个十二月，妈妈想为我们准备一个特别的节目。所以她准备了全套的圣诞老人服装，红外套，靴子和白胡子。圣诞节的晚上，她嘱咐吕贝塔九点半上床睡觉，还有不管发生了什么，十点钟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客厅——这自然意味着，吕贝塔会在十点不到的时候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像个小夜鹰一样偷看客厅里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跟在她后面，拿着一个手电筒。我们在楼梯上坐下。突然间，屋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我们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妹妹紧张地大声喘气。我拧亮了手电筒。吕贝塔小声尖叫起来：“不要，鸡仔！”我关上手电筒，但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我，不知怎么又拧亮了手电筒。在光影中，我看到妈妈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背着一个枕头套做的礼物袋。她转过身，压着嗓子低声说，“驾！驾！驾！是谁在那里？”妹妹的身子往后躲，而我，不知为什么，用手电筒的光追着妈妈的身影，并把光直接打在她的脸上，她只能抬起一只手去挡光。

“驾！驾！”她继续着那个游戏。

吕贝塔像个小虫子一样蜷缩起身子，用拳头捂住眼睛，但又忍不住透过指缝向外张望。她小声哀求道，“鸡仔，关掉手电筒！你会把他吓走的！”但当时的我，觉得这一切都很荒谬，难道从此以后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假装吗，假装我们的餐桌坐满了人，假装扮演圣诞老人，而且还是女扮男装，假装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虽然四分之一个角已经没有了。

“那不过是妈妈而已，”我残忍地说。

“驾！驾！驾！”妈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不是的！”吕贝塔说。

“是的，就是的。你这个傻瓜。是妈妈。圣诞老人不可能是女的，笨蛋。”

手电筒的光束一直没有离开妈妈，我看到她的姿势变了，垂头丧气的样子，好像是被警察抓住的潜逃犯。吕贝塔哭了。我可以感觉到妈妈那一刻一定想大骂我一通，但是她不能够，因为她还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所以，她只能用露在圣诞帽和棉花做的假胡子中间的眼睛狠狠瞪了我几眼。那一刻，这个家好像到处都在发出“你们没有爸爸了”的声音。终于，妈妈不得不妥协，她扔下背上的那个装满了礼物的枕头套，从大门口走了出去，没有再发出“驾，驾”的声音。妹妹跑回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放声大哭，留下我独自一人坐在楼梯口，手里的电筒照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和房间里的圣诞树。

罗丝

我们继续在老镇的街道上走。此时，我已经云里雾里、恍恍惚惚地接受了——怎么说呢——暂时的错乱？我决定跟着妈妈，随她走到哪里，直到我能够明白过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说实话，我还真不希望这一切马上结束呢。亡故的亲人重又出现在眼前，跳出来捣蛋的是你的理智，而不是你的心。

她要去的第一户人家在雷哈街上，是一幢小小的砖头房子，离开我家只隔了两个街区。房子的门廊上有铁皮的遮棚，门廊前还有铺着鹅卵石的花坛。早晨的空气特别爽洌，此时的晨光有些奇怪，把笼罩在其中的景色的边边角角勾勒得特别清晰，好像是用墨水画出来的一般。一路上，我们什么人都没有遇到，但此时是清晨刚过的时分，可能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始工作。

“敲门吧，”妈妈对我说。

我敲了敲门。

“她耳朵不好，敲重一点。”

我又砰砰敲了几下。

“再敲。”

我几乎是在砸门了。

“不要那么用劲，”妈妈说。

终于，房门开了。一个穿着罩衫、拄着拐杖的年迈的老妇人出现了，她的嘴噘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笑容。

“早上好啊，罗丝，”妈妈的声音悦耳动听，“今天我带了个年轻人来。”

“哦……知道了，”罗丝说。她的嗓音非常尖细，几乎像唱歌的小鸟。

“还记得我儿子查理吧？”

“哦，当然，当然记得。”

她往后退了几步。“进来吧，进来吧。”

屋子小小的，但很整洁，里面的摆设像凝固在了七十年代。地毯是深蓝色的。沙发上盖着塑料防尘布。我们跟着她向洗衣间走去。跟在拄着拐杖的罗丝后面，我们的步伐放得又小又慢。

“今天过得还好吧，罗丝？”妈妈问。

“哦，是的。那都是因为，今天你来看我了。”

“还记得我儿子查理吧？”

“哦，是啊。很英俊啊。”

她背对着我，看也没看清楚我，就这么说了。

“你的孩子们怎么样，罗丝？”

“你说什么？”

“你的孩子们？”

“噢，”她挥了挥手。“一星期一次，他们来看我。像完成一桩任务。”

那一刻，我无法判断，这个罗丝是谁，或者说，这个罗丝是什么？是鬼魂吗？还是活生生的人？她的屋子看起来很真实，屋里的暖气实实在在的，空气中还漂浮着吐司的香味。我们走进洗衣间，水槽旁放着一把椅子。屋子里有一台收音机开着，正放着音乐。

“能关上吗，年轻人？”罗丝头也不回地说，“那个收音机。有时，我开得太响了。”

我找到收音机的开关，摁下按钮。

“真糟糕，你听说了吗？”罗丝说。“今天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刚才新闻里说的。”

我僵住了。

“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撞上了一个大广告牌。活活把牌子撞倒了。很恐怖。”

我瞟了妈妈一眼，看她是不是会转向我，要我老实交待。承认你做的一切吧，查理。

“罗丝，别想那个了，新闻总是让人沮丧，”妈妈一边从她的工具包里拿东西，一边说。

“噢，这倒是的，”罗丝回答，“说的对。”

等等。她们已经知道了？她们还不知道。恐惧涌上我的心头，好像马上会有人敲玻璃窗，要我出去。

罗丝朝着我的方向，先转过她的拐杖，然后是她的膝盖，最后是她羸弱的肩膀。

“你能够抽出时间，和你妈妈待上一天，真是不错，”她说，“做孩子的应该多陪陪父母。”

她摇摇晃晃地扶住水槽边的椅子。

“好了，宝儿，”她说，“现在，你能够让我变得漂亮一点吗？”

*

或许，你会想，我妈妈什么时候变成了剪头发的了呢？我已经提到过，她是个护士，而且，她非常喜欢那个职业。对于为病人包扎伤口，扎针验血，用好话安慰忧心忡忡的病人之类的事情，她有无穷无尽的耐心。男病人们自然喜欢像妈妈这样年轻漂亮的护士；而女病人们也爱妈妈给她们梳理头发、涂抹口红。我猜想这可能是当时护士们的工作之一，但妈妈还常常额外帮她们抹腮红、涂眼线。她觉得这样做会让她们自我感觉好一点。住院就是为了自我感觉好一点，不是吗？“住院不意味着等死，”妈妈过去常这样说。

有时候，在饭桌旁，妈妈会看着远方，若有所思，提起患了肺气肿的“可怜的哈维森太太”，或者是患了糖尿病的“可怜的罗伊·安迪哥先生”。时不时妈妈会突然不再提起某个人，妹妹就会问，“老奶奶格林克丝今天怎么样了呢？”妈妈会回答说：“亲爱的，她回家了。”爸爸会扬起眉毛，看妈妈一眼，然后继续吃饭。我懂事以后才明白妈妈所说的“回家”，其实是死了的意思。通常在这种时候，爸爸会想办法改变饭桌上的话题。

*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只有一家医院，自打爸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妈妈加班加点工作，这就意味着她不能到学校去接妹妹放学。这个任务常常落到了我身上，陪妹妹走回家，然后再骑自行车去练棒球。

“你觉得爸爸今天会在家里吗？”妹妹有时候会问。

“不会，你这个傻瓜，”我会告诉她，“为什么他今天要在家里？”

“因为院子里的草长高了，他该除草了，”她会这样回答，或者是：“因为院子里有很多落叶要叉走”，或者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妈妈星期四会做炖羊肉给我们吃。”

“我不觉得那是个好理由，”我说。

她总是会想一想，然后冒出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那鸡仔，爸爸为什么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就是不回来了，知道吗？”

“那也不是什么好理由，”她嘀咕道。

那一年，我十二岁，妹妹七岁，有天下午我们两个刚从校门口出来，就听到街对面有人冲着我们摁汽车喇叭。

“是妈妈！”吕贝塔说，冲过马路。

事情有点奇怪，妈妈没有开门下车。妈妈常常教导我们说，对别人摁车喇叭是不礼貌的行为。很多年后，她还警告妹妹说，任何不跑到车门旁为她开门的男孩，都不值得她去约会。但那一刻，她居然摁了喇叭，也不下车。我跟在妹妹后面，穿过马路，上了汽车。

妈妈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她的眼皮下有黑色的污痕，她还不停清嗓子。她没有像通常那样穿着护士的白褂子。

“你怎么在这里？”我问她。那个时期，我对她就是这样不礼貌。

“给你妈妈一个吻吧，”她说。

我斜过头，让她亲了亲我的头发。

“他们让你早下班了吗？”吕贝塔问。

“是的，甜心，差不多是这样。”

她吸了吸鼻子。透过车窗外的后视镜，看了看自己。然后她擦干净眼睛下的黑痕。

“我们去吃冰激凌怎么样？”她问。

“耶！耶！”妹妹欢呼道。

“我要去练球，”我说。

“噢，今天要不就别去了吧，好吗？”她说。

“不，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训练是不能不去的，我必须去。”

“谁说的？”

“教练，人人都这样说。”

“我要去吃冰激凌！我要吃冰激凌筒！”吕贝塔嚷嚷道。

“那我们快去快回？”妈妈问我。

“别烦了！不！没有听到吗？”

我抬起头，瞪着她说。我所看到的妈妈的眼神，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妈妈看起来不知所措。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工作的医院在那一天把她给解雇了。不少医院的工作人员认为她的存在，对男医生来说是一个诱惑，因为她离婚了，变成了独身。后来，我还知道医院里有一个颇有地位的人对妈妈有所企图，妈妈为此而投诉其行为不轨。她为自己挺身而出的结果是得到如下建议：“这样做再也不管用啦。”

你知道吗，奇怪的地方在于，就在我看到她那个眼神的时候，我好像明白了一切。当然，细节我不清楚，但不知所措就是不知所措，我能够看懂那个眼神，因为我也曾经不知所措过。而且，我恨她流露出那种表情。我恨她像我一样软弱。

我下了车，告诉她说：“我不想吃冰激凌。我训练去了。”我穿过马路，妹妹从车窗里伸出脑袋：“要不要我们给你带一个冰激凌筒啊？”我心里想，吕贝塔，你真蠢，冰激凌是要化掉的。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她发现了我的香烟。我把香烟藏在了放袜子的抽屉里。那一年，我十四岁。

“这是我的房间！”我嚷道。

“查理！我们需要谈一谈！我告诉过你，不要抽烟！这是你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了！你怎么了？”

“你是个虚伪的人！”

她愣住了。她挺直了脖子。“请你不要用那个词。”

“你自己不抽烟吗？你就是个虚伪的人！”

“不许用那个词！”

“为什么不，妈妈？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说话更文雅一点吗？现在，我就讲给你听：我妈妈抽烟，我不能抽，我妈妈是个虚伪的人！”

我一边叫嚷着，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走动能给我力量，给我信心，好像在走动中，她就不能打我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已经脱下了护士的白制服，在美发厅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穿得比以前时髦了——那天她穿着中裤和松石绿色的外套。这套衣服将她的身材勾勒得很棒。我恨这些衣服。

“我把香烟带走了，”她抓起香烟，冲我喊道，“而且，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出去了！”

“我无所谓！”我瞪着她。“为什么，你非得穿成这样？你让我恶心！”

“我，什么？”她跳了起来，给了我一巴掌。“我，什么？我让你”——啪！——“恶心？”——啪！——“让你恶心？”——啪！——“你是这么”——啪！——“说的？”——啪！啪！——“是吗？你就是这么看你妈妈的吗？”

“不！不！”我叫喊道，“住手！”

我抱着头逃了出去。我跑下楼梯，跑出车库，在外面一直躲到天黑，捱到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她的卧室房门关着，我想我听到了她在里面哭泣。我走进我的房间。香烟还在那里。我点上一支。我，也哭了。

尴尬的孩子

罗丝低下头，让头发都垂进水池子里，妈妈轻轻用接在水龙头上的花洒，把她的头发弄湿。很显然，她和罗丝之间配合得非常熟练。罗丝的脖颈处垫着枕头，围着毛巾，这样她就可以舒服地弯下头，妈妈好腾出一只手来摩挲罗丝的湿头发。

“亲爱的，水温够热吧？”妈妈问。

“噢，是的，亲爱的。温度正好，”罗丝闭着眼睛答道。“查理，你知道吗？很多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你妈妈就开始给我剪头发了。”

“你的心仍旧很年轻呢，罗丝，”妈妈说。

“那是我唯一还年轻的地方，”她说。

她们都笑了。

“如果我去美发厅，我只要宝儿给我剪头发。如果宝儿不在，那我就改天再去。他们会说，‘你不要其他人帮你剪吗？’我告诉他们，‘除了宝儿我可不要其他人碰我’。”

“你真好，罗丝，”妈妈说，“其他的理发师也不错啊。”

“噢，亲爱的，别插嘴。听我说。查理，你的妈妈，总是花时间陪我。后来，我走不动了，去不了美发厅了，她就到我家来，每个星期都来。”

她颤巍巍地用手拍了拍妈妈的手臂。

“谢谢你，亲爱的。”

“那是我应该做的，罗丝。”

“那时候你可真是个美人。”

我看着妈妈，她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她不过是帮人在水池子边上洗头罢了，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得呢？

“那是你没有见过查理的小女儿，罗丝，”妈妈说。“要论漂亮，她才是呢。”

“是吗？她叫什么？”

“玛丽亚。查理，她真是个迷死人的小心肝，对吧？”

我该怎么回答？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八年前，妈妈过世的那一天。玛丽亚不过十多岁。我怎么开口说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告诉她女儿的生活里早已没有了我？告诉她玛丽亚已经出嫁了？告诉她我是那么不成器，以至于没资格参加她的婚礼？她过去是爱我的。她真的爱过我。过去，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她就会张开手臂向我跑来，嚷嚷着：“爸爸，抱我！”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因为我而抬不起头来，”最后，我喃喃说道。

“别犯傻了，”妈妈说。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搓着手里的洗发香波。我低下了头。我是如此渴望给自己灌一杯酒下肚。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可以听到她的手指在罗丝的头发中摩挲的声音。不能做一个好父亲是让我在母亲面前最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你知道吗，罗丝？”妈妈突然开口说，“查理从来没有让我给他剪过头发。你能相信吗？他坚持要去理发店剪。”

“为什么，亲爱的？”

“噢，你知道，他们长到一定的年纪，突然之间就会摆出‘走开，妈妈，走开’的架势来。”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她说。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妈妈重复了一遍。

是这样的。青少年时期的我，常常拒妈妈于三千里外。我拒绝在看电影的时候坐在她边上。她的吻让我感到浑身难受。妈妈的好身材让我感到不舒服；她是我生活中唯一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为此感到愤怒。我希望她能像别人的妈妈那样，穿着便服，剪剪报纸，烤烤布朗尼蛋糕。

“有时候，孩子的话最伤人，是不是，罗丝？你忍不住要问，‘这究竟是谁的孩子？’”

罗丝噗嗤一声笑了。

“但通常，他们是因为受了伤才这样做。他们想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她朝我看了一眼。“记住，查理。有时候，孩子只是想让父母和他们一样受伤。”

和他们一样受伤？我是不是这样做的？我是不是因为被爸爸抛弃，所以想让妈妈一样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我女儿这样对我，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

“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妈妈，”我小声道。

“做什么？”她问。

“感到尴尬。因为你，你的衣服，或者……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她用水把沾着香波的手冲洗干净，然后接着冲洗罗丝的头发。

“一个因为母亲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罢了，”她说。

*

隔壁的房间里，有一只布谷鸟钟，微弱的钟摆声和齿轮转动的声音，打破了屋子里的静寂。妈妈开始用梳子和剪刀给罗丝剪头发。

电话铃响了。

“查理，亲爱的，”罗丝说，“能帮我接一下电话吗？”

我走到隔壁房间，顺着铃声，找到了挂在厨房门外墙壁上的电话。

“喂，”我拿起话筒。

形势突变。

“查尔斯·贝奈特？”

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

“查尔斯·贝奈特！能听到我吗？查尔斯？”

我整个人呆住了。

“查尔斯？我知道你听着呢！查尔斯！我们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说话啊！”

我双手颤抖，把电话挂上。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时候，爸爸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年了。午夜时分，我朦朦胧胧听到妹妹咚咚跑下楼，她常常跑去妈妈的卧室睡觉。我翻了一个身，把头埋进枕头，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查理！”突然，我听到妈妈压低了嗓子，呼唤我。她已经在我房间里了。“查理，你的棒球棍在哪里？”

“什么？”我在床上，迷迷糊糊用手肘把身体半撑起来。

“嘘！”我听到妹妹说。

“球棍，”妈妈说。

“要球棍做什么？”

“嘘！”妹妹又说。

“她听到了有动静。”

“屋里有贼吗？”

“嘘！”妹妹再说。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小时候，一直听人说起飞贼（我们小孩子一直以为飞贼真的会飞）翻墙入室，把屋子里的人都给绑起来。我立马联想到这些事情，并且把情况想象得更加糟糕：这个入侵者的唯一目的，说不定就是要杀我们呢。

“查理？球棍？”

我指了指衣柜。我的胸脯上下起伏得厉害。她找到了我用的那根黑色的路易斯维尔牌球棍，妹妹松开妈妈的手，跳到我床上。我的双手死死撑住床垫，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妈妈轻轻推开门。“待在这里别动，”她小声说。我很想告诉她，她拿球棍的姿势错了，但她已经出去了。

妹妹靠着我，浑身发抖。和她一起躲在床上，我觉得很羞耻，所以我踮起脚尖，走到房门边。妹妹跟在后面，紧紧拉住我睡衣的一角，差点把我的睡衣给扯坏了。

贴着走廊，我可以听到房子里每一个轻微的响动，每一声响动都让我觉得是拿着刀的贼在走来走去。我好像听到了一声闷响。我听到了脚步声。我觉得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正爬上楼梯，来抓我和妹妹。然后，真真切切的，我听到了撞击的声音。再然后，我听到了……人说话的声音？是有人在说话吗？是，不，等等，那是我妈妈的声音，是不是呢？我想跑下楼梯，又想跑回房间，躲到床上。接着，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是另一个人在说话吗？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咽了口唾沫。

一会儿，我听到了关门声。重重的关门声。

然后是越走越近的脚步声。

妈妈的声音响了起来。“没事了，没事了，”她不再压着嗓子，快步走进房间，摸摸我的头，然后向妹妹走去。她放下球棍，棍子落在地上，发出“哐啷”一声。妹妹还在哭。“好了，好了，现在没事了，”妈妈说。

我一屁股靠到墙上。妈妈抱起妹妹。她长长吁了一口气。我从没有听过别人呼出这样长的气来。

“是谁？”我问。

“没有，没有人，”她说。但我知道，她在说谎。我知道是谁来过了。

“过来，查理，”她伸出一只手。我挣扎了一下，她拉了我一把。“吻妈妈一下。”但我拒绝了她。为了这件事，我一直很生她的气，一直到我长大成人，离开家的那一天。我知道那天晚上来的是谁。我生气，是因为她没有让我爸爸留下来。

“好了，罗丝，”我回到洗衣房，听到妈妈说，“再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变得很漂亮了。”

“亲爱的，是谁的电话？”罗丝问我。

我几乎无法摇头。我的手指在发抖。

“查理？”妈妈问我，“你没事吧？”

“没，没……”我艰难地回答道，“电话接起来没有人。”

“可能是推销员，”罗丝接口说。“他们常一听到男人接电话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他们只喜欢和像我这样的老太太说话。”

我坐下。我突然感到精疲力竭，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刚才发生了什么？电话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人？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还不来抓我？我越想，越觉得头昏脑涨。

“你累了吗，查理？”妈妈问。

“让我，让我……静一静。”

我闭上眼睛。

“睡吧，”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但我分不清是妈妈说的，还是罗丝说的。是的，我已经不清醒到了那种地步。

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一年，我15岁，到了第一次刮胡子的年龄。我的下巴和上唇都长出了乱蓬蓬的胡髭。有天晚上，吕贝塔睡着后，妈妈把我叫到浴室。她买了一把吉列安全刮胡刀，两把可替换的不锈钢刀片和一罐伯玛牌剃须膏。

“你知道怎么用吗？”

“当然”。我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那玩意儿。

“那你来试试看，”她说。

我挤了点刮胡膏到手上，然后沾了一点到脸上。

“要先揉一揉，”她说。

我揉了揉，脸颊和下巴处起了泡沫。我拿起刮胡刀。

“小心点，”妈妈说，“顺着一个方向刮，不要上上下下地动。”

“知道，”我说，语气里带着点恼怒。在妈妈面前刮胡子让我很不自在。这事该由爸爸来教我。她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们都没有开口点破。

我按照她的指示，顺着一个方向刮去，看着刮胡泡沫渐次退去，露出一道皮肤来。当刮胡刀转过下巴，往下走的时候，刀片卡了一下，我感到一阵刺痛。

“啊呀，查理，你没事吧？”

她向我伸出双臂，但马上又缩了回去，好像突然意识到她不该这样做。

“不用担心，”我说。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刮下去。

她在边上看着。我继续刮。剃须刀在我的下巴处和脖子间游走。刮完后，我看看妈妈。妈妈用一只手掌托住自己半边脸，看着我，微笑了。“我的天，你还真学会了，”她轻声说，语调里故意带上了英国腔。

这让我觉得挺快活。

“现在去洗脸吧，”她说。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那是一个万圣节。那一年，我十六岁，已经过了挨家挨户去索要糖果[6]

的年龄。但妹妹还是吵着要我在晚饭后带她出去——她认定天黑以后出去讨糖果能够讨来更好的——我勉强答应了，因为我的女朋友琼尼应允和我们一起去。读大二的琼尼是学校拉拉队的队长，而我那个时候可是学校棒球队的明星队员。

“让我们走远一点，这样我就可以要到以前没有见过的糖果，”妹妹说。

室外挺冷的。我们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吕贝塔把所有讨来的糖果都装在一个棕色的牛皮纸购物袋里。我穿着棒球夹克，琼尼穿着拉拉队的套头衫。

在一户人家门口，妹妹敲了门，门一开，她就兴奋地喊道：“不发糖就捣乱。”

“哦，亲爱的，你是谁啊？”开门的女人说。我猜她和妈妈差不多年纪，但她的头发是红色的，穿着家居服，眉毛画得很糟糕。

“我是个海盗，”吕贝塔说，“哇呀呀。”

那个女人笑了，往妹妹的口袋里扔了一小块巧克力，她那样子，好像是往银行里扔了一个分币。巧克力落在袋子里，发出“扑通”一声。

“我是她哥哥，”我在一旁说。

“我，我是……我和他们一起的，”琼尼说。

“你们的父母我认识吗？”

她又拿出一块巧克力，准备往纸袋里扔。

“我的妈妈是贝奈特太太，”吕贝塔回答。

那个女人愣了一愣，捏着巧克力的手缩了回去。

“你是说贝奈特女士？”她问。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个女人脸上的表情变了，两道画过的眉毛向下拧在了一起。

“你们好好听着，宝贝儿。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丈夫不需要她天天在他店门口，穿得花枝招展的晃来晃去。告诉她休想打主意，听到了吗？休想打主意。”

琼尼转头看我。我的脖子一下子红了。

“这块巧克力也给我吗？”吕贝塔问，她的眼睛还看着那块巧克力。

那个女人把巧克力举到了胸口前。

“走，吕贝塔，”我闷声说，拽着她就走。

“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那个女人说。“你还什么都想要。回去告诉你妈，休想打什么主意。休想，听到了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落荒而逃，跑到了她家院门口草地的中间。

罗丝道别

我和妈妈走出罗丝家的时候，太阳光更强了。罗丝一直送我们到门廊的尽头，她站在那里，拐杖靠在铝制的门框上。

“好了，再见了，亲爱的罗丝，”妈妈说。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希望很快再见到你。”

“当然会。”

妈妈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亲。我必须承认，妈妈的手艺真是不错。罗丝的头发现在又整齐又有型，她好像比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

“你看起来真不错，”我告诉她。

“谢谢你，查理。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去呢。”

她调整了一下扶拐杖的姿势。

“什么地方？”

“我要去见我的丈夫。”

我没敢追问她的丈夫在哪里，怕答案是老人院，或者医院这种地方。所以，我敷衍道：“哦，是吗？那可不错。”

“是啊，”她轻柔地说。

妈妈从自己的衣服上拉下一个散落的线头，然后看看我，笑了。罗丝往后退了几步，这样，她就可以把门关上了。

妈妈扶着我的胳膊，小心走下台阶。我们走到街边，她向左指了指，我们便转弯向左。这时候，太阳已经直直地照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回去吃午饭，怎么样，查理？”她说。

我几乎笑出声来。

“怎么了？”

“没什么。好呀，吃午饭。”这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吧？——刚才你在罗丝家打了一个小盹呢。”

我耸耸肩，“可能吧。”

她慈爱地拍了拍我的手。

“她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谁，罗丝？”

“嗯。”

她对着太阳眯起眼睛。

“我不懂，她看着挺好的。”

“她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今晚？”

“对。”

“但她不是说要去见她丈夫吗？”

“她是要去的。”

我停下了脚步。

“妈妈，”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

“因为，我已经帮她准备好了。”

3.中午

鸡仔上大学

我猜想，妈妈生命中最快乐的那一天，是我去上大学的那天。至少，在那一天开始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专长，大学给了我一笔棒球奖学金，相当于一半的学费。妈妈告诉亲朋好友的时候，只说我拿到了“奖学金”，她喜欢这个词，虽然大学招收我，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让我给校队打棒球，而不是为了让我读书。

我还记得妈妈开车送我去大学的那一天。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了，等我下楼的时候，餐桌上已经有满满一桌子好吃的在等着我了，煎饼、培根、鸡蛋——就算家里有六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吕贝塔想和我们一起去，但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我的意思是，有妈妈陪我去，已经够让人尴尬的了——所以她只好用洒满糖浆的法式吐司安慰自己。我们出发前，先把吕贝塔托付给一户邻居照顾，然后，开始了我们四个小时的车程。

因为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大事，所以她穿得很隆重：紫色的套装，一条围巾，高跟鞋和太阳眼镜。她坚持要我穿衬衫，打领带。“你是去上大学，不是去钓鱼，”她说。我们两个穿成这样，在椒谷镇上就够扎眼的了，更不要说是在六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那时候，越是“不得体”的打扮就越入流。所以，当我们终于开车到了大学校园、走出我们的雪佛兰车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女孩都穿着凉鞋和乡村风格的长裙，而男生们都套着汗衫，头发留得长长的，遮住了耳朵。我和妈妈站在那里，领带加紫色套装，我再一次感到，妈妈所招引来的目光，连带落在了我身上，让我感到无比难堪。

妈妈问了一个路人，学校的图书馆在哪里。我们走进图书馆大厅的时候，她激动地对我说：“查理，看看，都是书啊。你就是把大学四年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也看不完一个角落啊。”

她不停地指指点点——“看，那是书桌，你可以在这里看书”，“看，那是餐厅的桌子，你可以在那里吃饭”——我忍受着，盼着她快快离开。我们穿过草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涂着白色唇膏、嚼着口香糖、留着前刘海的漂亮女孩。我的肌肉顿时绷紧了，说不准她会成为我大学里的第一个女朋友，谁知道呢？但就在那一刻，妈妈在边上问：“你没有忘记带上盥洗用品吧？”

这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有？没有？或者“上帝啊，妈妈！”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好像听到了妈妈的问题，忍不住要掩口而笑；或许，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其实，我和她的世界还完全不搭边。我看着她袅娜地走近横躺在一棵大树下的两个男子。她嘴对嘴吻了其中一个，然后在他们旁边躺了下来，而我还在妈妈边上，接受她关于盥洗用品的询问。

一个小时后，我把行李箱提到了宿舍的楼梯口。妈妈替我拿着两根棒球棍，它们是我的幸运棍，我靠着这两根球棒打出了不少本垒打，赢得了椒谷县的比赛。

“给我吧，”我伸出手说，“我来拿吧。”

“我和你一起上去。”

“算了，不用了吧。”

“但我想看看你的宿舍。”

“妈妈。”

“怎么了？”

“算了吧。”

“为什么？”

“你明白的，算了吧。”

我实在想不出应该怎么说，才能不伤害她的感情，所以我只是把手伸得更长一些。妈妈的脸沉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比妈妈足足高了六英寸。她把球棍递给我。我把棍子放在箱子上面。

“查理，那给妈妈一个吻吧，”妈妈说。她的声音一下子温和了许多，听起来和往常不同。

我把箱子放下，箱子着地时发出轻轻的“咚”一声。我朝她靠了过去。就在这时，两个年长的学生正好从楼梯上下来，他们边走边大声说笑着。我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去，和妈妈保持一定的距离。

“借过，”两个学生中的一个说，从我们身旁绕了出去。

等他们走开后，我再次向妈妈靠去，只想在妈妈的脸颊上轻轻啄一口，但她用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搂得很近很近。我可以闻到她的香水、发蜡、润肤露、以及其他各种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而使用的化妆品的味道。

我从她的怀里挣扎出来，提起箱子，转过身，走上楼去，留下妈妈独自一人站在楼梯口。就在那个楼梯口，妈妈站在了这辈子离大学殿堂最近的地方。

那天中午

“凯瑟琳怎么样？”

我们又回到妈妈的厨房，按她的建议，一起吃午饭。自从我一个人过日子以来，我基本上都是在酒吧或者快餐店解决就餐问题的。但妈妈一直不喜欢到外面去吃饭。“我们干嘛要付钱去吃那些难吃的东西呢？”她总这么说。我知道，自打爸爸离开我们以后，是否外出吃饭成了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家吃饭的原因是我们负担不起到外面就餐的开销。

“亲爱的，查理？”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凯瑟琳怎么样了？”

“她还不错，”我在说谎。我根本不知道凯瑟琳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玛丽亚因为有你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羞愧，是怎么回事？凯瑟琳是怎么说的？”

她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一个粗粮面包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烤牛肉、番茄和芥末酱。她用刀把三明治对角切开。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看到对角切开的三明治是什么时候了。

“妈妈，”我说，“老实告诉你吧……我和凯瑟琳已经分开了。”

她停下了切三明治的刀，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嗯，”她回答，轻轻的，没有抬头看我。“是的，查理。我听到了。”

“不是她的原因。是我不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过日子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自杀的原因？她把盘子推到我面前。

“妈妈……”我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又放下三明治。“我们已经埋葬了你。你已经去世很久了。”

我的眼睛盯着那块对角切开的三明治，嘴里小声说：“现在情况都变了。”

她伸过手，摸摸我的脸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她看起来好像很痛。

“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她说。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查理：

喜不喜欢我的打字啊！上班的时候，我一直在练习用海丽爱特牌打字机打字。感觉很先进！

我知道，等我走了你才会读到这封信。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想我从没有亲口告诉过你，也可能因为你上大学这件事情太让人兴奋，而忘了说：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查理。你可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查理，记住，在大学里要好好待人。对老师要客气。见到他们要称呼先生，或者女士，尽管我听说，现在大学生们对老师都直呼大名。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要好好对待和你交往的女孩子。我知道，你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并不需要妈妈的指导，但就算女孩子

觉得你长得很帅，你也没有资格对她们不好。与人为善。

还有，睡眠要充足。我听到美发厅来做头发的乔希说她儿子常常在上课的时候睡着了。查理，你不要这样，这对你的老师来讲是一种侮辱。不要在课堂上睡觉。你能够在大学里接受教育，学习知识，而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打工，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爱你每一天。

从现在开始，我每一天都会想念你的。

爱你的妈妈

鬼魂再现

我曾经做梦，我找到了爸爸。在我的梦里，爸爸只是搬到了椒谷镇隔壁的镇子上。有一天，我会骑着自行车到他住的地方，敲开房门，他会告诉我，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我在前面，爸爸在后面踩着车追我。我们到家的时候，妈妈会从屋里跑出来，脸上挂满了欣喜的泪珠。

能够想象出这样的画面，真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实际的情况是，我压根不知道爸爸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他的新家。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还是会经过他经营的烟酒店，但他总是不在。他的朋友，马蒂，替他照管商店，马蒂告诉我，他搬到了克林斯伍德的新店里。那里离开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小时的车程，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那距离就像月球那么遥远。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再去他店里，看他有没有来过。我也不再幻想我们一起踩着脚踏车回家。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在此期间，老爸音讯全无。

他成了一个鬼魂。

但我，还是能够看见他。

每天，我挥动棒球棍或者掷球的时候，都能看见他，这就是为什么我非但一直没有放弃棒球，而且一场不拉地参加每个春夏季比赛的缘故。我可以看见爸爸站在本垒处，纠正我打垒的姿势。我可以看见他挥舞着拳头，朝着向本垒奔跑的我，高声喊叫着：“跑啊，跑啊，跑啊！”

做为一个男孩，总能在棒球场上看到爸爸。所以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一年又一年，我穿上了一件又一件新队服——红袜子，灰短裤，蓝上装，黄帽子——每一次穿上新队服，都像是为爸爸的到来而做的准备。我的青少年时期，就这样在妈妈喜欢的书香味和爸爸喜欢的棒球手套的皮革味中度过了。我的身体发育成了爸爸的样子，我有了爸爸般宽阔的肩膀，而且比他还高了两英寸。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放弃棒球。棒球，就像是我在颠簸的汪洋大海中紧紧抓住的一个竹筏，无论风向如何变幻。

最后，它把我带到了爸爸那里。

我知道，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

失踪八年后，他重新出现了，在1968年的春天，从我参加的第一场大学生比赛上冒了出来。他坐在本垒左侧边的第一排观众椅上，那是观察我的表现的最佳位置。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下午风很大，天空是青灰色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我走到本垒处。通常，我是不会抬头去看观众席的，但那天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抬头看了一眼。他就坐在那里。他两侧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有些灰白，肩膀好像也没有以前魁梧。他的腰身比以前粗壮，好像对自己的身材有些自暴自弃了。不过，除此以外，他看起来和以前还没有太大的两样。如果他有什么不自在，那他一定没有表现出来。就算他有些不自在，我也未必能够看出来。

他朝我点点头。一切，都在那一刻凝固。八年。整整八年。我觉得我的嘴唇在颤抖。我记得那一刻，有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响起：“鸡仔，你小子不许哭，你这个混蛋，不许哭。”

我看着我的脚。我努力移动它们。我一直看着我的脚走回了球员休息区的座椅上。

在打一垒的时候，我击中的球重重地打在了左外野的墙壁上。

塞尔玛小姐

妈妈说她接下来要去的人家在镇上的平房区。那里住的大多是穷人，房子一家连着一家。我很肯定我们一定得开车才能到得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门铃就响了。

“去看看是谁，查理，好吗？”妈妈一边说，一边把碟子放进水槽。

我有些犹豫。我不想去开门，也不想接电话。但妈妈又催促起来：“查理？能帮我去开一下门吗？”我只得站起来，慢慢向门口走去。

我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去开门吧。但就在手摸到门把手的那一刻，我感到背后有一个瞬间的爆炸，一道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和我在罗丝家的电话上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喊叫。

“查尔斯·贝奈特！我是警察！”

那声音感觉像暴风，离我那么近，好像几乎可以碰到。

“能听见我吗，查尔斯？我是警察！”

我踉跄退后几步，用手捂住脸。那道光不见了。风停了。我只听到自己粗粗的喘气声。我转头看了一眼妈妈。她还在水槽边上站着；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或许只是我头脑里的幻想。

我愣了几秒，长长吸了三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转动了门把手。我低下头，以为站在门口的会是一个朝我喊叫的警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来抓我的会是个年轻的警察。

但当我抬眼看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戴眼镜的黑人老太太。她的眼镜上拴着链子，头发乱糟糟的，手里还有一支没有吸完的香烟。

“是你吗？鸡仔仔，”她说。“哇，看看你，长得有多大了。”

*

那时候，我们都叫她塞尔玛小姐。她是帮我们打扫屋子的。她人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性格直爽。她的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她总是在吸烟。她把“幸运”牌香烟放在她胸前的口袋里，像男人一样。虽然在阿拉巴马出生长大，她不知怎么就到了椒谷镇。那是五十年代末期，住的镇上这一边的人家都雇佣像她这样的人。人们或是叫她们“做家政”的，或是更直接一点，称呼她们为“女佣”。我爸爸总是在星期六早上，到哈德特咖啡馆边上的公共汽车站去接她。送她到家后，他会先把工钱给她。钱总是被折起来，垂着手从屁股的部位悄悄塞给她，好像两个人都不应该提及钞票这回事情。然后，爸爸就领着我们去打棒球，而她就在家里干上一整天家务活。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的房间总是已经一尘不染，尽管我并不喜欢那样。

我妈妈坚持要求我们叫她“塞尔玛小姐。”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进入她刚刚吸完尘的房间的。我还记得，她曾经陪我在后院玩过掷球的游戏，她的掷球和我一样有力。

她还在不经意间创造了我的绰号。爸爸曾经试图叫我查可（但妈妈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女性化）。因为我从后院奔回屋子的时候，嘴里总是叫喊着：“妈妈，妈妈”，或者“吕贝……贝塔”。有一天，塞尔玛小姐颇为恼怒地看着我说，“小家伙，看你嚷嚷的样子，真像个小公鸡，咯咯达，咯咯达，没个停。”妹妹那时候还没有上学，她学着塞尔玛小姐的样子，朝我喊起了“咯咯达，咯咯达”。就这样，大家开始叫我“鸡仔”。我想，爸爸因为这个缘故，还有点迁怒于塞尔玛小姐呢。

“宝儿，”这会儿她对妈妈说，“我一直想着你呢。”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是吗，谢谢你啊，”妈妈说。

“真的，我一直在想你呢。”

她转向我。

“鸡仔，现在我再也不能陪你玩扔球啦，”她笑着说，“我太老喽。”

我们坐上了她的车，我想她会载我们到她家。我觉得妈妈去为塞尔玛小姐做头发和美容有些奇怪。但是，我又想到我对妈妈最后十年的生活完全不了解，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那十年里，我完全被自己生活的起起落落给吞没了。

我们开着车，这是我那天里第一次看到车窗外有人。我看到一个满脸皱纹、留着灰白胡子的老头，拖着一个耧耙往车库里走。妈妈朝着他招招手，他也招手向我们示意。我还看到一个老妇人，头发的颜色像是法式香草冰激凌。她穿着日常的衣服，坐在自家的门廊下。妈妈向她招手。她也向我们招手。

开了一会儿，街道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不平。我们转到了一条石子小路上，在一户两家连在一起的平房前停下来，房子有个斜顶的门廊，两边有通往地窖的门，门上的油漆斑驳，急需修补的样子。车道上停着好几辆车。有一辆自行车倒在门前的草坪上。塞尔玛小姐把车停好，转动钥匙熄了火。

就这样，我们一下就进到了屋子。卧室四周的墙镶着木板，地上铺着橄榄绿的地毯。床是老式的带着四根柱子的那种。突然间，塞尔玛小姐已经躺坐在床上了，身后垫着两个枕头。

“发生了什么？”我问妈妈。

她摇了摇头，好像是在说：“现在就不要问了。”她开始把化妆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我听到隔壁屋子有小孩子的叫喊声，还有电视机里发出的沉闷的声音和盘子在餐桌上移来移去的声音。

“他们都以为我在睡觉呢，”塞尔玛小姐轻声说。

她看着妈妈的眼睛。

“宝儿，非常感谢你能为我这样做。”

“那当然，”妈妈回答。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我没有告诉妈妈，我看到了爸爸。第二次比赛的时候，他又出现了，我向着垒位走去的时候，他再次向我点点头。这次，我也朝他点了点头，不过动作很小，让人难以察觉，但我确实朝他的方向点了点头。在那场比赛里，我打出了一个本垒打和两个双杀。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他坐着，看我比赛。我发挥神勇，球棒总是扎扎实实地落在击球点上。有一场比赛，我打出了两个本垒打。他走到了校队的车子边，等我过去。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风衣，里面是件白色套头衫。我注意到，他两侧的胡子已经有些灰白了。看到我走近，他抬起下巴，好像还不习惯我已经比他高了两英寸。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问问你教练，能不能让我开车送你回学校？”

那一刻，我可以有很多种回应。我可以朝他吐口唾沫，告诉他见鬼去。我也可以不理睬他，就像他这么多年来不理睬我们一样。

我还可以谈谈妈妈的情况。

但是，我只是按着他的话去做了。我告诉教练，我爸爸来接我回去。他尊重教练的权威，我尊重爸爸的权威。或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我们都表现得像个男人。

“我不知道，宝儿，”塞尔玛小姐说，“除非有奇迹发生。”

她看着手中的镜子。妈妈从包里拿出了几个小盒子和小罐子。

“会有的，这是我的奇迹包，”妈妈说。

“噢？你包里有治疗癌症的仙丹吗？”

妈妈举起了一个瓶子。“我有润肤霜。”

塞尔玛小姐笑了。

“你不觉得，这有些傻吗，宝儿？”

“你说什么呢，亲爱的？”

“想把自己收拾得好看一点——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我觉得非常正常啊。”

“哎，你知道，我的孩子们都在外面。还有他们的小孩子。我希望我能看起来健康一些，你懂吗？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的模样，而感到不安，看到我像一块破抹布一样。”

妈妈擦了一点润肤霜在塞尔玛小姐的脸上，并用手掌划着小圈把润肤霜抹开。

“你永远也不会看起来像一块破抹布的，”她说。

“噢，宝儿，我爱听你这话。”

她们两个又笑了起来。

“有时候，我还真怀念那些个星期六，”塞尔玛小姐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是不是？”

“我们确实很快乐，”妈妈回答。

“我们确实很快乐，”塞尔玛重复道。

她闭上眼睛，任妈妈在她的脸上摩挲。

“鸡仔啊，你妈妈是我最好的搭档。”

我有点不太确定她指的是什么。

“你也在美发厅工作过吗？”我问。

妈妈微微一笑。

“没有啊，”塞尔玛回答。“我根本就没有帮别人打扮的本事。”

妈妈盖上了润肤霜的瓶子，拿起另一个罐罐。她拧开罐子，用一块海绵从里面沾了一点粉底膏出来。

“是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说。

妈妈举起那块海绵，像艺术家对着画布举起了画笔。

“我们一起帮人打扫屋子，查理，”妈妈插嘴说。

看到我脸上惊讶的表情，她挥了挥手，好像这件事情不值一提。

“否则，我怎么能够负担得起你们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呢？”

上到大学两年级的时候，我长胖了10磅，我的投球也反映了我体重的变化。我的平均投球时速，在全国大学生运动员中可以排到前五十位。在爸爸的要求下，我参加了几场为专业球探举办的选秀赛。那些颇有些年纪的球探们拿着笔记本，叼着雪茄烟，坐在观众席上看比赛。有一天，他们中有一个，在赛后找到了我们。

“这是你儿子？”他问爸爸。

爸爸狐疑地点点头。那个人头发稀稀的，长着一个硕大的鼻子。他穿着一件薄外套，可以清晰地看见里面贴身的汗背心。

“我是圣路易斯主教队的。”

“是吗？”爸爸说。

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接手的位置空缺。”

“是吗？”爸爸又说。

“我们注意到了你儿子，如果他感兴趣的话。”

那人吸了吸鼻子，发出湿乎乎的噪声。他拿出一块手帕，擤了擤鼻子。

“问题是，匹兹堡那边对他也有兴趣，”爸爸说，“他们和我们谈了有一阵子了。”

那个男人盯着爸爸的下巴看。爸爸的下巴一动一动的，正在嚼一块口香糖。

“是吗？”那个男人也说。

*

当然，这些对我来说，都还是新闻。等那个男人走开后，我问了爸爸一连串问题。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个男人真的是球探吗？匹兹堡那边真的对我有兴趣吗？

“如果他们真的对你有意思呢？”他说，“这并不能改变你现在必须做的事情，鸡仔。你得继续好好练球，跟着你的教练，做好准备，等着机会来临。其他的事情，有我呢。”

我顺从地点点头，脑海里闪过许多念头。

“那上学怎么办？”

他抓了抓下巴。“什么上学怎么办？”

我的脑海里闪过妈妈的脸，陪我走进图书馆的妈妈。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

“圣路易斯红……衣主教队，”爸爸拖长了声音，慢慢说出这几个字。他用脚跟狠狠踩了踩脚下的草，几乎把草都给碾碎了。一股骄傲的情感涌上了我的心头，让我激动得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他问我，是不是想喝上一杯啤酒，我回答“好”，于是，我们一起去喝了啤酒，就像男人和男人那样。

*

“爸爸来看过我比赛了。”

我用宿舍的投币电话给妈妈打电话。这时候，离爸爸第一次来看我比赛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用了那么久的时间，才找到勇气告诉妈妈。

“噢，”妈妈愣了半晌才回答。

“他一个人来的，”我很快补充了一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那好像很重要。

“你有没有告诉你妹妹？”

“没有。”

又是长长的沉默。

“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你的学习，查理。”

“我不会的。”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

“良好的教育是一切，查理。教育能让你出人头地。”

我等着她继续往下说。我总是等着她给我讲那些糟糕的事情。像所有离异家庭的孩子，我总是等着，这样我情感的天平就能够倾斜，我就能够选择父母中的一方，拒绝另一方。但我妈妈从来没有向我们讲起爸爸离开的原因。我和吕贝塔好像在她面前放好了那个诱饵，但她完全不理会，她没有给我们仇恨，或者痛恨爸爸的理由。她所做的，就是把一切都给咽到了肚子里。她咽下了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对话。无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她都咽下去了。

“可以吗，我和爸爸见面？”

“爸爸和我，”妈妈先纠正了我的语法错误。

“爸爸和我，”我重复了一遍，有些恼怒。“这样行了吧？”

她吐了口气。

“你不是小孩子了，查理。”

那么，为什么，我还感觉自己像个小孩子呢？

*

现在回想起那一切，我发现我忽略了许多事情。我不知道她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她是否很生气，还是很害怕。我和爸爸坐在酒吧喝啤酒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妈妈靠着和一个曾经帮我们打扫屋子的女佣一起给别人打扫房子，以赚钱来付我的学费。

现在，我看着她们两个在卧室里，塞尔玛小姐靠着枕头在床上坐着，妈妈用海绵刷子给她打粉底，用眼线笔给她画眼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问。

“告诉你什么？”妈妈问。

“就是，你知道，为了钱……”

“拖地板？洗衣服？”妈妈笑了。“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看着我的那种眼神吧，让我无法开口。”

她叹了口气。“你总是很骄傲的，查理。”

“我没有，”我反驳。

她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转头继续给塞尔玛小姐化妆。她小声嘟囔了一句：“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请你不要那样，”我有些恼怒了。

“怎么样？”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要那样。”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查理。”

“不，你说了！”

“不要大喊大叫。”

“我一点也不骄傲！只是我……”

我哽咽住了。我在干吗呢？我低下头。难道就那么一点时间，和我死去的母亲只相处了半天，我们就又开始吵架了？

“为了生存而工作没有什么好害羞的，鸡仔仔，”塞尔玛小姐插嘴道。“但是，我这辈子会做的工作就是给人打扫卫生。所以你妈妈问我，‘那么，我也来做怎么样？’我反问她，‘宝儿，你真的肯给别人打扫卫生吗？’她回答：‘塞尔玛，如果你可以放下身段帮别人打扫屋子，为啥子我就不成呢？’还记得吗，宝儿？”

妈妈吸了口气。

“我可没有说‘为啥子’。”

塞尔玛笑成了一团。“是的，是的，你是对的，你没有那样说。我很肯定。你没有说‘为啥子’。”

她们一起笑了起来。妈妈还在帮塞尔玛小姐涂眼影。

“不要动啦，”妈妈说，但她们依旧笑个不停。

*

“我觉得妈妈应该再嫁个人，”吕贝塔说。

有一次，我从大学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这么说。

“你为什么这么想？”

“她还很漂亮。但没有人能够永远漂亮。她也没有以前那样瘦了。”

“她不想嫁人。”

“你怎么知道？”

“她不需要再嫁人，吕贝塔，知道吗？”

“如果她现在不嫁人的话，她就永远也嫁不出去了。”

“别说了。”

“她现在都穿上束腹裤了，查理，我看到的。”

“我不管，吕贝塔！上帝啊！”

“你以为你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吗？”

“胡扯。”

“你没有听过那首歌吗，‘好吃，好吃，真好吃？’真是傻极了。你们大学里怎么还会不停地放呢？”

“结婚的事情是妈妈和你提的吗？”

“可能是。”

“吕贝塔，不要开玩笑。她到底说了什么？”

“没有，好了吧？但鬼知道，爸爸死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妈妈不应该总是一个人。”

“不要说脏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查理。你管不着我。”

那一年，她十五。我二十。她一点也不知道爸爸的事情。她不知道我看到了爸爸，还在和爸爸交往。她希望妈妈开心。我希望妈妈维持原状。离开妈妈用手掌心碾碎玉米麦片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九年过去了。九年了，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家。

在大学里，我选修了拉丁文，有一天我学到了拉丁文中“离婚”这个字。原来，我一直以为离婚的词根来自于“分割”，其实，这个词的词源是“改道”。

我觉得很有道理。所有的离婚都是“改道”，把你从熟悉的生活道路，改道到另一条陌生的路上，把你从你以为你需要的事情中带走，然后让你的生活陷入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去，比如说，讨论妈妈的束腹裤和她该不该再婚的问题。

鸡仔的选择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大学生活中的两天，因为那分别是我大学生活中的最高潮和最低点。最高潮发生在我大学两年级，秋季开学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学校棒球队，所以还有时间在校园里结交朋友。中考过后一个周四的晚上，学校兄弟会的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大派对。派对上，灯光很暗，人很挤，音乐很响。旋转的灯光把人人照得光怪陆离。我们大声笑着，嚷着，举着装满啤酒的塑料杯不停干杯。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梳着小辫的长发男子跳到一把椅子上，开始和着音乐，装模作样地弹吉他、对口形——那是一首杰佛逊·艾普林的歌——很快，派对成了一个演歌会。我们纷纷开始在放唱片的纸箱翻寻，看有什么可以用来表演的歌。

我也不知道那些纸箱子里的唱片究竟是谁的，但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很奇怪的唱片，我招呼朋友们说，“嗨，看哪。这里居然有这张！”

就是那张妈妈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放的鲍比·达林的唱片。唱片封套上他穿着白色的燕尾服，头发又短又整洁，让人都觉得替他有些尴尬。

“我知道这首歌，”我说，“歌词我都能背下来！”

“上台去唱啊，”一个朋友说。

“放这首，放这首，笨蛋啊，”另一个人说。

我和朋友们围住了唱机，把指针放到“有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这首歌上。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傻掉了，因为这显然不是摇滚乐。突然之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两个同伴身上。他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很尴尬，然后他们晃动着屁股，手指向我。我倒是感觉很放松。我想，管它呢！所以当鼓声和小号奏出的音乐通过扩音器、充满了整个房间的时候，那些烂熟于心的歌词便很自然地从我的嘴里唱了出来。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对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打着响指，就像是斯蒂芬·艾伦的演出里出场的情歌艺人那样。突然间，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闹了起来。“耶，干得好，小子！”我越来越放松，做出了各种令我自己都匪夷所思的动作来。我想，大概没有人想到，我能够唱这样一首甜得起腻的老歌。

不管是什么原因，等这出戏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朋友们推搡着我，我们打闹成了一团。

我就是在那一晚认识凯瑟琳的。所以那一天就成了最高潮。她和几个朋友看了我的“表演”。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心里就打了一个颤——尽管那一刻我还挥着我的手臂，嘴里还假装在唱着歌，可心里不由地一颤——她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棉布小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涂着草莓色的唇彩。和着我“唱”出的鲍比·达林的歌，她调皮地打着响指。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果那一晚，我不是那样丑态百出地耍宝，她会不会看我一眼。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我从啤酒桶里给自己倒啤酒的时候，她走上来问我。

“噢，我妈妈，”我回答。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谁会和一个女孩子的对话是从“我妈妈”开始的呢？但她好像挺喜欢我的回答的，反正，我们的交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第二天我拿到成绩报告单，还不错，两个A，两个B。我迫不及待给妈妈上班的美发厅拨了个电话，别人接的电话，然后叫她来听。我告诉她我的成绩，还告诉她唱歌和遇见凯瑟琳的事。我中午突然给她打电话，显然让她很开心。在电吹风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中，她大声说：“查理，我真为你骄傲！”

这就是快乐的巅峰。

一年以后，我从大学退学。

那是谷底。

*

在爸爸的建议下，我从大学退学去参加青年棒球联盟赛。我的决定是妈妈永远的遗憾。匹兹堡海盗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他们冬季的比赛，然后，如果可能，再给我一个正式的队员名额。爸爸觉得时候到了。“你和大学队的那些小子们比赛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他说。

我第一次向妈妈提起退学的事情的时候，妈妈尖声叫了起来：“绝对不可以！”至于棒球队会支付我工资，球探认为我有巨大的潜力——将来可能可以成为甲级队的正式成员——这些根本不是妈妈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这就是她的回答。

而我，绝对没有把她的意见当回事。

我去了学生注册处，告诉他们我要退学。我把自己的东西打了包，装在一个筒状行李袋里。那时候，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都被征兵去了越南战场。我抽到的征兵号非常靠后，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上战场的可能。我那一向狂热爱国的退役老爸居然因此而感到很庆幸。“还好你没有要去战场的麻烦，”他说。

我没有听从祖国的召唤，我听从了爸爸的召唤，我朝着爸爸希望我战斗的地方进发：我加入了波多黎各圣胡安那里的一支乙级队，正式告别了学生生涯。怎么说呢？我究竟是被这项运动吸引，还是为了实现爸爸的意愿？我想可能两者皆有吧。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感觉天经地义，好像我又成了那个跟着面包屑走路的小男生——回到了家庭破裂之前，回到了我成为妈妈的好宝贝之前。

我还记得我从圣胡安的汽车旅馆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是从大学退学后直接飞过去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不想回家，因为我知道妈妈会很不开心，说不定我们会大吵一架。

“你儿子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要不要给你接通？”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接线员问妈妈。

当妈妈搞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以后，她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她的愤怒，表现在了她冷淡的声音中。她问我带了些什么衣服。吃些什么。她好像是从一张提问单上把问题一一读出来。

“安全吗？你住的地方？”她问。

“安全？我想是的吧。”

“在那里你还认识谁？”

“没有人。但队里有不少人。我还有个室友。他是从印第安纳州，或者是爱荷华之类的地方来的。”

“嗯。”

沉默。

“妈妈，有机会我还可以回大学读书的。”

这次的沉默更长了。在挂上电话之前，她说：

“回到过去，比你想象的要难。”

我想，无论我再做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次退学更让妈妈伤心的了。

你非做不可的事

塞尔玛小姐闭上眼，头靠回到了枕头上。妈妈重新开始给她化妆。她用海绵一点一点擦着塞尔玛小姐的脸，看着她们俩，我心情复杂。一直以来，我确实把身份地位看得很重。鸡仔贝奈特，职业棒球运动员。不是鸡仔贝奈特，销售员。现在，我知道了曾经是护士、美发师的宝儿贝奈特成了清洁女佣。她允许自己做这么低等的工作，确实让我感到很生气。

“妈……，”我迟疑地说，“你为什么不问爸爸要钱呢？”

妈妈板起了脸。

“我不需要你爸爸的任何东西。”

“嗯，唔，”塞尔玛小姐在边上附和道。

“我们不是过得挺好么，查理。”

“嗯，唔，确实是。”

“你为什么不回医院工作呢？”

“他们不要我。”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论理呢？”

“如果我那样做，你会开心一点吗？”她叹了口气。“那时候不是现在，人们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去打官司。这个地方只有这一家医院。我们又不能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是我们的家。你和你妹妹已经承受了太多变化。不能当护士也没有什么，我不也找到工作了么。”

“打扫卫生？”我嘟囔道。

她停下手里的活。

“我并没有像你那样因为这份工作而感到羞耻，”她说。

“但是……”我搜寻着字眼。“你不是就不能做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事情了吗？”

妈妈看着我，眼里有一点点不服气的意思。

“我做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她说，“我是一个母亲。”

*

之后，我们沉默了许久。最后，塞尔玛小姐睁开眼睛。

“说说你现在在干吗，鸡仔仔？”她问，“你是不是还在那个大体育场里打棒球比赛？”

我摇摇头。

“噢，那是以前了，”她说，“棒球么，是年轻人的玩意儿。不过在我的眼里，你还是个小男孩，总是戴着棒球手套，练起球来顶真得很。”

“查理都有自己的家了，”妈妈说。

“是吗？”

“和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就对了。”塞尔玛的头又往后靠了靠。“你混得还真不赖，鸡仔，真不赖。”

他们都错了。我过得很糟糕。

“我恨我的工作，”我说。

“噢……，”塞尔玛小姐摇摇头。“有时候是会这样。但是总比在家擦浴缸好，对不对？”

她做了个鬼脸。“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个完整的家。对吧，宝儿？”

我听到隔壁房间有孩子玩耍的声音。我暗自想，塞尔玛小姐不知道吸了多少年的灰尘，擦了多少年的浴缸，才把她的孩子给养大。而妈妈呢，她给多少人洗头染发才能养活我和妹妹两个人啊。而我呢？我在棒球上浪费了十年的时间——而我还觉得二十年才够。突然间，我为自己感到非常羞耻。

“你的工作到底怎么不好了？”塞尔玛小姐问我。

我脑海里出现了那个销售办公室，一色的铁质办公桌，昏暗的日光灯。

“我不想做个普通人，”我喃喃地说。

妈妈抬头看着我：“什么叫做普通，查理？”

“就是那种很快被人遗忘的人，你知道的。”

隔壁房间传来低低的谈话声，间或还穿插着孩子们的尖叫声。塞尔玛小姐侧头听了听，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不被遗忘的原因就在隔壁。”

她又闭上眼睛，这样妈妈就可以继续给她化妆。她吸了口气，头陷到枕头里。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脱口而出。

妈妈举起一个手指放到嘴边，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说。

给结婚那一天的我的查理

我知道你觉得这些纸条很傻气。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看到你拿到纸条时皱起眉毛的样子。但你要明白，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希望能讲得有条有理。把它们写下来，能够让我说得更清楚。我真希望自己的文笔能更漂亮些。我希望自己上过大学。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会好好学习的，我的词汇量肯定会比现在大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翻来覆去使用那些字眼，就好像每天穿的衣服都不变花样的女人，实在让人厌烦！

我想说的是，查理，你娶了一个非常好的女孩。我想起凯瑟琳，和我想吕贝塔的感觉是一样的。就像我的女儿。她人好，脾气也好。你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她，查理。

你会发现婚姻是这样的：你们两个必须一起努力。而且，有三样是你非爱不可的：

1)爱对方。

2)爱你们的孩子（当你们有的时候！明白我的暗示了吗？）。

3)爱你们的婚姻。

我说的最后一条的意思是，可能有时候你们会争吵，有时候你们会发现一点也不爱对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你一定要爱你们的婚姻。婚姻就像是你们中间的第三方。看看你在婚礼上的照片。看看任何让你铭记的信物。如果你还相信那些回忆的话，它们会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

今天，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查理。我把这张纸条放在你礼服的口袋里，因为我知道你总是丢三拉四的。

每天都爱着你！

妈妈

来自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1974年

达到顶峰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我的职业生涯里最好的和最不好的事儿。我曾经到达过职业棒球生涯的巅峰：棒球世界系列赛。那一年，我还只有二十三岁。海盗队的后备接手在和跑垒手冲撞的时候，意外摔断了脚踝骨，球队需要一个可以立即替换的人。我就是这样收到召唤的。我还记得我踏进铺着地毯的更衣室的那一天。我无法相信更衣室可以造得如此之大。我给凯瑟琳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们结婚已有半年——在电话里，我不停地唠叨：“一切令人难以置信。”

几星期后，海盗队赢得了当年锦标赛的冠军。如果说获奖和我的加入有关，那纯粹是胡扯。我加入的时候，这支队伍就已经排名第一了。在一场决胜赛的加赛中，我确实打赢了四局，还有在第二次上场击球的时候，把球打到了右外野的深处，球被接住，我出局了，但我记得自己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现在还只是开始，我能行。”

但那不是个开始。至少对我而言。我们确实打进了世界杯，但在接下去的五场球赛中，我们都被巴尔蒂莫奥利奥队给打败了。我连击球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一场比赛的比分是五比零。最后一局结束的时候，我看着巴尔蒂莫队的球员们跑到场地中间，滚在一起，欢呼庆祝。看起来，他们欣喜若狂，但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松了一口气，从巨大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

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人们流露出那样的表情，但有时候，我会梦见那样的表情。我在那堆人中，看到了自己。

*

如果海盗队赢了比赛，那么匹兹堡市的市民就会上街欢庆游行。但是，我们输了，所以我们去巴尔蒂莫的一个酒吧为我们的赛季做一个了断。那个时候，比赛输了，自然会大喝一通，在酒精中把失败的耻辱给洗去。我们洗得很彻底。作为队里最新的一个成员，我基本上是坐在那里听其他队员抱怨。我喝了我应该喝的酒。他们诅咒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诅咒。我们摇摇晃晃走出那个地方时，已近黎明。

几小时后，我们坐上飞机回家——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乘坐普通商用飞机——大多数人因为酒精的缘故在飞机上昏睡了一路。队里安排好了出租车在机场外排队等。我们握手道别，说着“明年再见”。一辆接着一辆车的门关上，“啪”，“啪”，“啪”。

接下来的三个月，也就是春季集训季，我摔坏了膝盖。在我滑向三垒的时候，我的双脚撞上了外场手，他的整个身体倒在了我身上，我听到自己的身体发出前所未有的“噼啪”一声；医生说我拉伤了前韧带、后韧带和内侧韧带，三度膝盖伤。

伤愈合还算及时，然后我又开始打球。但在接下来的六年中，我再也没有能够打进甲级联赛。无论我如何努力，无论我觉得自己如何出色，笼罩在我身上的奇迹般的光环消失得无影无踪。唯一能够证明我曾经打入过甲级联赛的证明，就是1973年报纸体育版上的赛事成绩表和我的球员卡，上面贴着我举着棒球杆的照片。我看上去很严肃，我的名字用粗体的大字印着，卡片上还散发着口香糖的味道。球队给了我两盒这样的卡片。我把其中一盒给了爸爸。另一盒自己藏着。

在棒球里，他们把昙花一现般的出场称之为“喝杯咖啡的时间”。那正是我的经历，只不过“这杯咖啡”是在城里最好的咖啡馆，最好的座位上喝的。

这样的经历，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

你明白吗，在加入海盗队的那六个星期里，我感觉自己没有白活。聚光灯下，我觉得自己将是不朽的。我怀念那个巨大的、铺着厚厚地毯的更衣室。我怀念和我的队友走出机场时，被球迷的目光所追随的感觉。我怀念那些巨大的体育场和里面的观众、聚光灯和喧闹的欢呼声——那种让人感到伟大的感觉。我痛苦地想要找回那种感觉。爸爸也是如此。我们两个都渴望我能重回那个舞台，虽然没有说出口，但这是无法否认的。

就这样，在我该退役的时候，我还坚持着，寄希望于每一份球约，转战于二线城市的乙级队。像很多体育运动员一样，我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年龄的挑战。我拖着凯瑟琳全国各地跑。我们在波特兰、捷克森威尔、阿尔巴奎其、菲亚特威尔和奥马赫都租过房子。在她怀孕期间，妇产科医生就换了三个。

最后，玛丽亚是在罗德岛的帕特维克出生的。当时，我在打一场比赛，观众也就八十来个人。她出生前两小时，大雨倾盆而下，观众们都散了。我等了许久，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去医院。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和刚刚降临到人世的女儿一样，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

之后不久，我退役了。

接着，我尝试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成功。我试图自己做老板，结果只是亏钱。我到处寻找棒球教练的位置，但什么结果都没有。最后，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推销装食品和药品的塑料瓶子。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工作既枯燥，又费时。更糟糕的是，我得到这份工作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可以和客户聊棒球的事情，在男人和男人唾沫横飞谈体育的时候，拿到几份订单。

这很滑稽。有次我碰到一个喜欢爬山的客户。我问他哪样更难，上山还是下山？下山，毫无疑问，他这么回答。因为上山的时候，人的思想会很集中，一心想着要到达山顶，可以避免很多错误。

“而到达了顶峰之后，下山的路，是挑战人性的一个过程，”他说。“你必须像上山那样小心翼翼。”

我可以花上很多时间来讲退役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但这句话基本上为我的退役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

毫不奇怪，随着我运动员生涯的结束，爸爸也逐渐从我的生活中隐退。哦，当然，他还是来看过几次他的小孙女。但他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因为当上了祖父而欣喜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可以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少。那时，他已经把他的烟酒店给卖了，然后买了一家批发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他基本上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而且生意也不需要他怎么操心。滑稽的是，我需要一份工作，他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想要加入他的公司。我猜，那是因为他花了那么多时间想让我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所以，他无法容忍我回到了平凡人的行列之中。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棒球是我们共同的国度，没有了它，我们就像两条驶向不同方向的小船。他在匹兹堡郊外买了一套公寓。他加入了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他患上了轻度糖尿病，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按时给自己注射胰岛素。

就像他毫不费力地从灰色天空下的大学棒球场冒出来一样，我的老头子，就这样又消失了，消失在我生活之外的迷雾中。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是偶尔通个电话，还有就是每年的圣诞卡。

你可能会问，他有没有解释他和妈妈之间的事情。他没有。如果我问起，他只是简单地说：“我们感情破裂了。”如果我进一步追问，他就回答：“你不会懂的。”对于妈妈，他的不满之辞最多就是：“她是个倔女人。”

这就好像他们两个达成了某种协议：绝不提分手的原因。我分别向他们两个问起这个问题，两个人都不说，不过，爸爸在回答的时候垂下了眼睛。

第二次访问结束

“宝儿，”塞尔玛小姐轻声说，“现在我该和我的孙子孙女们待一会儿了。”

她看起来比在妈妈屋前敲门的时候好看多了。她脸上的皮肤光滑了许多，眼睛和嘴唇画上了简单而漂亮的妆。妈妈把她染成橘红色的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塞尔玛挺吸引人的，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

妈妈在塞尔玛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合上包，招呼我跟着她一起走。我们到了走廊上，一个梳着辫子的小女孩“啪嗒啪嗒”朝着我们走来。

“奶奶？”她说，“你醒了吗？”

我往边上让了让，但女孩从我们身旁走过，压根没有看我们一眼。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吧——他站在房门口，一个手指含在嘴里。我向他挥挥手。没有反应。很显然，他根本看不到我们的存在。

“妈妈，”我有些结巴起来，“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那一刻，妈妈回头看着塞尔玛。她的孙女已经爬上了床，两个人玩着拍手的游戏。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

“塞尔玛也快死了吗？”

“很快，”妈妈回答。

我站到她面前。

“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召唤了我，查理。”

“塞尔玛小姐？她召唤了你？”

“不，亲爱的。我只是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如此而已。我只是她的一个想法。她希望我还在她身边，能让她看起来精神一些，不是那么病怏怏的，所以我就出现了。”

“一个想法？”我看着地上说。“我不懂。”

妈妈靠近我，声音柔和下来。“你有没有梦到过一些死去的人，查理，但那并不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新的交流？这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世界。”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的手上。“如果你的心里有某个人，他们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他们可以再回来，甚至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小女孩爬上了床，玩弄着塞尔玛的头发。塞尔玛看着我们，朝我们微笑。

“你还记得高林斯基老太太吗？”妈妈说。

我记得。她是妈妈在医院工作时的一个病人。她得了绝症，没剩下多少时间了。但她常常告诉妈妈每天都有人来“看望”她。她过去认识的人来看她，他们在一起说笑聊天。妈妈在餐桌边上讲起过这些事情，讲她如何从门缝里张望，看到老太太的眼睛闭着，面带微笑，嘴里念念有词。爸爸说她“脑子不正常”。一个星期后，她就去世了。

“她没有疯，”妈妈说。

“那塞尔玛小姐她……”

“快了，”妈妈眯起眼睛。“离死亡越接近的人，就越容易对话。”

我感觉到一股凉意，穿透整个身子。

“那你的意思是我快要……”

我想要说的是：“死了”，或者，“走了”。

“你是我的儿子，”她轻声说。“我的儿子”。

我咽了下口水。“我还剩多少时间？”

“一些，”她说。

“不多了吗？”我问。

“多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妈妈。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吗？还是，一分钟内你会突然消失？”

“就算一分钟，也能让你明白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她回答。

突然间，塞尔玛小姐家所有的玻璃，从窗户到镜子到电视机屏幕，都炸了开来。玻璃的碎片绕着我们急速打转，就好像我们站在了暴风中心。有一个声音，像雷鸣般在外面响了起来。

“查尔斯·贝奈特！我知道你能听见我！回答我！”

“我该怎么办？”我朝着妈妈喊。

她平静地眨眨眼，玻璃在她四周旋转。

“那要看你自己了，查理，”她说。

4.夜晚

残阳渐褪

“如果奶奶在天堂待够了，我们希望她能够回来，谢谢。”

这是我女儿在妈妈的葬礼留言簿上写下的话，话里多少带着少年人的倨傲和调侃。但现在，又看到了妈妈，听她解释“死”是怎么一回事，听她解释她是如何被那些回忆她的人召唤回来的——说真的，也许玛丽亚还是有些道理的。

塞尔玛小姐家的玻璃风暴已经过去；我不得不紧闭起眼睛让风暴过去。玻璃的碎片落在我皮肤上，我想要把它们掸去，但这么个简单的动作也费了我很大的劲。我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憔悴。和妈妈在一起这重生一日的阳光，正渐渐褪去。

“我快要死了吗？”我问。

“我不知道，查理。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

“这里是天堂吗？”

“这里是椒谷海滩镇。你不记得了吗？”

“如果我死了……死了……我能和你在一起吗？”

她微微一笑。“噢，原来现在，你倒是想和我在一起了。”

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些冷酷。但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点风趣，喜欢和人开玩笑，如果她还活着，和我在一起，她肯定就是这么说的。

她也完全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她在世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拖着不去看她，陪她。太忙了。太累了。不想面对妈妈。一起去教堂？算了吧。一起吃晚饭？对不起。回家看看？不行，或许下个星期吧。

如果把应该和妈妈在一起而没有在一起的时间累加起来，恐怕也有一辈子那么长了。

*

现在，她拉着我的手。在看望过塞尔玛小姐后，我们步行前进，周围的场景在不断变化，我们短暂地闯入了一系列人的生活。有些是我认得出的妈妈的老朋友。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头，那些都是她的爱慕者：一个叫阿曼多的屠夫，一个叫赫华德的税务律师，还有一个长着扁平鼻子的修理匠，杰哈德。妈妈微笑着，坐在他们面前，各待了一小会儿。

“那么，他们是在想你喽？”我说。

“嗯，”她点点头，说。

“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不，”她回答，“不是随便哪里。”

我们出现在一个向窗外凝视的老头面前。然后是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

“那么多，”我说。

“他们都是男人，查理，不错的男人。有些是寡居的。”

“你和他们一起出去过吗？”

“没有。”

“他们邀请过你吗？”

“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现在去看望他们？”

“噢，女人的特权吧，我想，”她双手合十，摸了摸鼻子，隐藏起一个小小的笑容。“被人想着的感觉总还是好的，你说是吧？”

我看着妈妈的脸。毫无疑问，妈妈还很美，虽然她已经七十出头，快八十了。她满是皱纹的脸显得很高贵，老花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明亮，她的头发曾经像午夜那般黑，现在则如同午后多云的天空那样白。我们见到的这些男人都把妈妈当作一个女人去思念。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从没把妈妈看作宝琳，也就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也没有把她看成是宝儿，那是朋友们叫她的名字；对我来说，她就是妈妈，我给她的称呼。我只看见她戴着厨房用的手套，把热气腾腾的晚餐端上桌，或者是开着车接我和朋友们去保龄球馆。

“你为什么不再婚呢？”我问。

“查理，”她眯起了眼睛，“算了，别问了。”

“不，我很认真。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离开家以后——难道你不感到孤独吗？”

她眼睛看向别处，回答道：“有时候。但很快，你和吕贝塔就有了孩子，我就变成了祖母。我在这里还有其他女伴——哦，你知道，查理。时间过得很快。”

我看她摊开双手，朝我微笑。我已经忘记了听妈妈讲她自己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妈妈不谈我，而是谈她自己，是一种多么好的解脱。

“人的一生过得很快，对不对，查理？”

“是啊，”我喃喃道。

“浪费时间是多么可耻啊。而我们呢，还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

我想起了我把自己交给酒瓶子的那些日子，那些我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的夜晚。那些我在昏睡中度过的早晨。那些拼命逃避自己的日子啊！

“你还记得吗？”她笑起来，“那次万圣节，我把你装扮成一个木乃伊，然后天上下起雨来？”

我看着地上回答她：“你毁了我一生。”

还那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埋怨别人了，我心想道。

*

“你该吃晚饭了，”她说。

她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回到了厨房里，坐在了圆餐桌旁，这是最后一次。桌子上有炸鸡、黄米饭和烤茄子，热腾腾的，散发着熟悉的味道，这样的晚餐，妈妈为我和妹妹煮过有上百次了。但不像我最初回到房子里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快感，现在，我觉得有些焦躁不安，好像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看了看我，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分散她的注意力，所以我说：

“讲讲过去的事情吧。”

“查理，那些往事我都告诉过你啦，”她说。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

“再讲一次。”

她叙述了起来。她提起了她的父母，他们都是移民，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她告诉我她有两个叔叔和一个疯狂的姑姑。姑姑拒绝学英语，而且很迷信。她还说起了她的表哥，乔伊和埃迪，他们都住在西海岸。每一个人都有个小故事（“她怕狗怕得要命”，“他十五岁就想参加海军”），现在我把这些小细节和一个个名字对应了起来。过去，妈妈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吕贝塔和我都翻着眼睛，没有耐心听她讲下去。但很多年后，在葬礼以后，玛丽亚问起我家族里的许多事情——谁和谁是什么关系等等——我常常答不上来。我记不得了。我们的很多历史已经随着妈妈一起被埋葬了。你，可绝对不要让你自己的历史就这样消失。

所以这一次，我仔细听妈妈把家族里每一个分支的故事都讲述了一遍。家里人的故事，凡是妈妈想得起来的，她都扳着指头讲完了。最后，她合拢双手，交叉起手指——就好像每根手指都代表了故事里的亲人，他们也都交织在了一起。

“反正，”她愉快地说，“那是……”

“我想你，妈妈。”

这话脱口而出。她露出了微笑，但没有立即回答。她似乎是在想句子，揣摩我的意图，好像捕鱼的人慢慢拉网。

然后，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世界，看到的是哪里的地平线，反正太阳到落了地平线以下，她小声而快速地说：“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查理。”

他希望能够重过的一天

现在我该聊聊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了。我还要告诉你，那次我们见面，我都干了些什么。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们去看她，参加她的七十九岁生日派对。她要大家都去，并开玩笑说过完了这个生日，明年她就“再也不告诉人家自己几岁了”。当然，她在六十九岁、五十九岁，说不定二十九岁生日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

生日派对放在星期六中午，是在家里举行的。参加的有我，我老婆和女儿，我妹妹吕贝塔和她老公艾略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五岁的洛桑娜。和当年她妈妈一样，她到哪里都穿着芭蕾舞鞋式样的小皮鞋）。除此以外，还有二十多个老街坊邻居，其中包括妈妈在美发厅常年服务过的老客人。很多人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还有一个是坐着轮椅，被人推了来的。但是，她们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定型水喷得足足的。我都怀疑妈妈办这样一个生日派对，是不是为了让这些老太们有机会好好打扮一下。

“我想让奶奶给我化妆，好不好？”玛丽亚一蹦一跳走过来问我。她十五岁了，一举一动里带着少女的活泼与笨拙。

“为什么？”我问。

“就是因为我想要奶奶帮我化妆啊。她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她就帮我弄。”

我看了看凯瑟琳。她耸耸肩表示无所谓。玛丽亚像个小兔子一样捶着我的胳膊。

“答应吧，答应吧，答应吧！”

我已经讲过，自从棒球生涯中退役以后，我的生活有多么阴暗。但我必须要说的是，玛丽亚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在那段时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她在一起。我努力做个好父亲。我努力关注她成长的一点一滴。她吃薯条残留在嘴角边的番茄酱，我帮她擦去。她坐在小桌旁，握着铅笔做数学题的时候，我会陪在她身旁。还记得她十一岁的时候，我让她上楼回自己房间换衣服，结果她穿了件吊带背心下楼来。为了不让她太早熟，我赶紧逗她和我玩球，或者是送她去青年会上游泳课，我最好她慢慢长大，一直像个假小子那样。

后来我才知道，我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她上了大学，为大学的校报报道体育新闻。我终于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管喜欢与否，女儿所从事的职业，正是把我和她妈妈分别钟爱的体育和写作给结合了起来。

*

派对在继续，觥筹交错，乐声飞扬。屋子里到处能听见人们的交谈声。妈妈大声朗读着她收到的生日贺卡上所写的祝福语，好像每一张卡片都是外国元首寄来的贺电一样。就算是那种廉价的、用水粉颜料在封面上画着小兔子的那种贺卡（贺卡上一律写着“希望我能够蹦蹦跳跳地来告诉你……祝福你的生日像我的胡萝卜一样棒！”）每读完一张卡片，她都会把卡片反转过来，给大家看里面写的字，然后向送卡的人送上一个飞吻。

在读完贺卡、蛋糕还没有切、礼物还没有拆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在妈妈家里，电话铃可以响很久，因为妈妈不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去接电话，她常常会给最后一个角落吸完尘，或者擦完最后一块玻璃窗，才拿起电话，好像在拿起话筒之前，电话这样东西是不存在的。

因为没有人去接电话，所以我去了。

如果我能够再活一遍的话，我会让那个电话一直响下去的。

*

“喂？”因为屋子里很吵闹，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妈妈用的还是很老式的皇后牌电话机。电话线足有20米长，因为她喜欢边听电话，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喂？”我又说了一遍，把话筒紧紧贴住耳朵。

“喂，喂？”

我正准备把这个没人回答的电话挂上，但听到话筒那端有个男人清了清嗓子。

然后，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鸡仔？是你吗？”

*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愣住了。尽管妈妈的电话号码从没变过，但我还是很难相信爸爸会拨这个号码。他离家的时候是那么突然，那么带有毁灭性，在这个屋子里重新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看着他走进被他亲手焚毁的屋子。

“是，是我，”我小声回答。

“我到处找你。我给你家和办公室都打了电话。我想试试看……”

“今天是妈妈生日。”

“噢，对，”他说。

“你要和她说话吗？”

我说得极快。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在电话的那一头翻了翻白眼。

“鸡仔，我和皮特·贾那通过话了。”

“皮特·贾那？”

“海盗队的。”

“啊？”

我抱着电话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离我不远有两个老妇人坐在沙发上，端着纸盘子，吃着金枪鱼色拉。

“他们一直举办‘昔日球星赛’的，知道吧？”爸爸说，“皮特告诉我佛莱蒂·冈塞雷斯不能参加了。因为他的签证没有搞定。”

“我不懂，这和我有什么……”

“他们要找一个能够替补他的人，但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所以，我对皮特说，‘嗨，鸡仔就在城里啊。’”

“爸爸，我不在。”

“你可以啊。他又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昔日球星赛？”

“所以他问：‘哦，是吗？鸡仔的状况如何？’我回答他说，‘很不错啊……”

“爸爸……”

“然后皮特说……”

“爸爸……”

我知道这样的对话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比我更难放弃我的棒球生涯的人，就是爸爸。

“皮特说他会把你放在队员名单上的。你要做的就是……”

“爸爸，我只参加了……”

“……快点过来吧……”

“……六周的甲级赛而已……”

“……明天早上10点左右……”

“我只打过……”

“然后你……”

“我怎么有资格参加昔日球星赛？”

“你有什么问题，鸡仔？”

我痛恨这个问题。它终止了一切讨论的可能性。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还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回答显然不符合事实。

我叹了口气。“他们说把我放在队员名单上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他们要我参加比赛？……”

“……你聋了吗？我刚刚不是说了么。”

“什么时候？”

“明天。俱乐部的人会过去……”

“明天，爸爸？”

“明天，怎么了？”

“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你要是去比赛，坐着候场的时候，肯定会撞见那些人。你和他们攀谈攀谈。”

“撞见什么人？”

“随便谁。安德森。莫利尼。我觉得麦克·屈内兹，那个光头，好像还是教练。你应该有意识地和他们接触接触。你要和他们谈谈，说不定就能有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机会就会来了么。教练的职位。击球训练员。乙级队里的一个空缺。那么你就踏进了一只脚……”

“他们干吗要我这样的……”

“事情都是这样一步步……”

“我都有多少年没有摸棒球杆了……”

“……发生的。就是这样来的，鸡仔。你踏进一只脚……”

“但是我……”

“你知道一旦这些工作机会……”

“爸爸，我有一份工作了。”

沉默。任何人对我的伤害，都比不上爸爸的沉默。

“听着，”他呼出一口气说，“我不择手段才给你弄到一个机会，你想不想要？”

他的语气变了，好像准备好了要打架，拳头举了起来，怒火在胸中涌动。我知道自己活得很糟糕，而他也如此明显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想法。这让我羞愧。在打架的时候，心生愧意的一方肯定会先败下阵来。

“你快点滚出来，听到了吗？”他说。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明天就不是了。”

*

现在，回想起那段对话，我真希望当时的我，能够多问老爸几个问题。难道他对前妻正在举办的生日派对，完全没有一点好奇心吗？难道他不想知道她的心情吗？他不想知道有谁参加了派对吗？他不想知道我们的老房子看起来怎么样了吗？她是否还念着他？想到他会开心？难过？还是根本不想？

我真希望当时我问了他这些问题。但是，我只是说我会再和他联系的，就把电话挂了。我脑子里满是对爸爸“不择手段”给我谋来的那个机会的幻想。

我盘算这些事情的时候，妈妈已经切开了香草奶油蛋糕，把一片片蛋糕放到纸盘子上。她打开礼物的时候，我想的还是爸爸提的那事。凯瑟琳，玛丽亚——她的眼睛上已经画上了紫色的眼影——我和妈妈一起拍照片的时候，我还是在想。拍照的是妈妈的朋友伊迪，她举着相机说：“笑一笑啊……呃，等等，这个机器我怎么就是用不来呢？”

我们站在那里，露出牙齿微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是我挥动球棒的样子。

我努力集中思想，让自己融入到妈妈的生日派对中去。但我的父亲，从很多方面来讲他非常像一个小偷，把我的注意力给偷走了。在大家吃蛋糕的时候，我悄悄溜到地下室，打了个电话预订好第二天的飞机票。

妈妈说话的时候，常常以“做个好孩子……”的句式开头，比如说“做个好孩子，帮妈妈把垃圾倒掉……”或者是“做个好孩子，帮妈妈去店里买……”我到妈妈家的那一天，还是妈妈的好孩子，但爸爸的一个电话，让那个好孩子转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

我不得不和每一个人都说谎。这并不太难。我带着公司的寻呼机，跑到楼下没有人的角落自己呼叫了自己。然后跑上楼。寻呼机响的时候，凯瑟琳就在我身旁。我装作很恼怒的样子，骂骂咧咧地去看我的寻呼机，一边还嘟囔着“星期六也不让人安宁”。

我假装回了一个电话。假装很生气。我编了一个谎，说一个客户坚持要在星期天开会。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不能等等吗？”妈妈问。

“我知道，这太不像话了，”我回答。

“我们明天还计划好了一起吃早午餐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不能再和他们通个电话吗？”

“不行，妈妈，”我回嘴道，“我打回去不好。”

她低下头。我吐了口气。越为自己的谎言辩护，越让人生气。

一个小时候后，出租车来了。我抓起包。我抱了抱凯瑟琳和玛丽亚，她们两个从皱着的眉头间勉强挤出半个笑容。我对大家嚷嚷着“再见”。众人都对着我说：“再见啦，再见啦，一路顺风……”

最后，在众人的喧嚣声中，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爱你，查……”

车门关上，把妈妈说出来的最后那个字也关在了车门外面。

而我，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活生生的她。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时候

“但是对于经营饭店，你懂多少？”我老婆问。

“那是个体育酒吧，”我回答。

我们在家里，坐在餐桌旁商量。妈妈当时也在，正和小玛丽亚玩躲猫猫游戏。这是我从棒球生涯退役后的事情。一个朋友，以前的队友，邀我入股开一个餐厅兼酒吧。

“酒吧生意不是更难做吗？”凯瑟琳说。“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他都懂，”我说。

“妈，你觉得呢？”凯瑟琳问。

妈妈拉过玛丽亚的手，上下摇晃着。

“查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在晚上工作？”

“什么？”

“晚上。你必须在晚上上班？”

“妈，我是投资人，又不是酒吧服务生，”我说。

“那是很大一笔钱，”凯瑟琳说。

“如果不投钱，怎么赚钱？”我反驳。

“难道除了这个，你就不能做别的事吗？”凯瑟琳问。

我吐了口粗气。实际上，我对棒球之外的事情一窍不通。当运动员的时候，受到的告诫是不要去想太多别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坐在办公桌旁的样子。这是个酒吧。我了解酒吧。我已经开始慢慢把酒精作为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这也成了我想要开酒吧的一个私密的原因。这样，至少我自己喝酒可以方便一些。另外，这个酒吧不是还带着“体育”这两个字儿嘛！

“酒吧开在什么地方？”妈妈问。

“开车过去一个半小时。”

“你一星期要去几次？”

“我不知道。”

“但不是在晚上吧？”

“你为什么不停提晚上，晚上呢？”

她的手指在玛丽亚的脸上滑来滑去。“查理，你有个女儿了。”

我点点头。“妈，这个我知道。”

凯瑟琳站起来，开始收拾盘子。“我只是感到害怕，没有其他的。我实话实说，”她说。

我有些沮丧，人陷在椅子里，眼睛看着地上。当我再抬起眼睛的时候，发现妈妈正盯着我。她把一个手指放在下巴下面，然后慢慢把下巴顶起来，她在用她的方式告诉我，我也应该这样做。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她突然宣布道：“我觉得人的一生，应该尝试各种事情。查理，你真的觉得自己应该开这个酒吧吗？”

我点点头。

“信心，努力工作，爱——如果你有了这些，什么事情都能做成。”

我挺了挺身。我老婆耸了耸肩。屋子里的气氛变了，一扫刚才的僵局。

几个月后，我参与投资的体育酒吧开张了。

两年后，酒吧关门大吉。

显然，光有那三个条件是不够的。在妈妈的世界里，那可能行得通，但在我的世界里，那是行不通的。

比赛

在昔日球星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赛场边的宾馆住下，这让我想起我的职业生涯和到处旅行的生活。我睡不着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打转：球场里会有多少观众，我会不会连一个球的边都擦不着。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我起床，试着做了一些伸展运动。我发现房间电话的红灯在闪，说明有人给我留言。我给前台挂了个电话，铃声响了起码有二十来次，才有人接。

“我的留言信号灯在闪，”我说。

“唔……”接电话的人打了一个哈欠，“……这里有个留给你的包裹。”

我到楼下的大堂。服务生拿出一个旧的鞋盒子，上面贴着我的名字。他打着哈欠。我打开鞋盒。

我的钉鞋。

显然，爸爸这么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双鞋。他肯定是半夜到宾馆来过，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到我房间里，只是把盒子留下。我翻了翻，想看看里面是否有他的留言。但盒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双鞋，那双满是褶皱沧桑的鞋。

*

我到球场的时间还早。按照以前养成的习惯，我在球员入口处附近下了出租车，但球场的保安告诉我应该从员工出入口进去。员工入口处有卖啤酒和热狗的小贩。入口的走廊犹如洞穴般深邃，还散发着火腿肠的味道。重新回到球场的感觉很奇怪。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默默渴望能够重回赛场。现在，我回来了，但参加的只是一场助兴的非正式比赛。昔日球星赛只是正式比赛前的暖场，一种增加门票销售量的噱头——像出售球队的帽子啊，球啊，或者是放焰火之类。

我找到了给老球员换衣服的附属更衣室。更衣室的管理员在一张单子上找到我的名字，勾了一下，然后发给我一套当天穿的队服。

“我用哪个……？”

“随便哪个都成，”他指了指一排刷着蓝漆的金属更衣箱。

房间的角落里，有两个花白头发的人在讲话。他们只是冲着我抬抬下巴，嘴里的话还是没停下来。我感到很尴尬，好像是在参加别人的高中同学聚会。毕竟，我只参加过六个星期的甲级联赛。六个星期的时间，不太可能交上一辈子的朋友。

*

球衣的后背上绣着“贝奈特”的字样。但如果仔细看，可以看出球衣原来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因为从针脚的印迹中还可以看出来原来那个人的名字。我把衣服套在头上，然后两只胳膊从袖管里钻出来。

我把衣服拉下，转过身，看到曾经大名鼎鼎的威利“炸弹”杰克逊就站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

人人都认识杰克逊。他是个了不起的击球手，他击球的力量，和在球场上桀骜不驯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有一场比赛，他的球棒对着右外野的栏杆，大喝一声，打出了一个绝好的本垒打。一个棒球运动员一生中只要有一次这样的表现，就可以随着电视画面的反复重播而“永垂不朽”了。而他也确实如此。

现在，他就坐在我边上。我从没有和杰克逊同场竞技过。他胖了很多，穿着蓝色的绒制球衣，看起来几乎有点虚胖。但他仍旧散发着一股子高傲的气息。他朝我点点头，我也朝他点了点头。

“还好吗？”他说。

“鸡仔贝奈特，”我伸出手说。他抓住我的手，握一握。他没有介绍自己，因为我们都清楚他是不需要自我介绍的。

“噢，贝奈特，现在在干吗哪？”

他说错了我的名字，但我没有纠正他。我告诉他我是干“市场营销”的。

“你呢？”我问他，“还在广播电视？”

“嗯。一点点。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投资银行这一块。”

我点点头。“酷。好行业啊。投资。”

“共同基金，”他说，“有些避税投资，单位信托基金，类似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共同基金。”

我又点点头。那一刻，我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又重新穿上了球衣。

“你进过股市吗？”

我翻弄着手掌。“你知道，这里投一点，那里投一点。”我在撒谎。我根本没有钱投在股市里。

他转了转下巴，带着探究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听着，我能够介绍人给你认识。”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大名鼎鼎的杰克逊要介绍人让我认识，我已经在盘算着如何去投资那些并没有揣在我口袋里的钱了。就在他把手伸进口袋、可能是要摸他的名片的时候，后面有人喊了一嗓子：“杰克逊你这个死胖子！”我们两个转过头，站在那里的是“钉子”亚历山大。两个人各自上前几步，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差点被他们俩挤倒。我不得不退后几步。

几分钟后，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们两个走到了更衣室的另一边。那就是我和共同基金发生关联的仅有的几分钟。

*

昔日球星赛安排在正式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举行，这就意味着我们比赛的时候，大多数座位都还是空的。风琴响过。扩音器里传来了欢迎词，观众席上的观众稀稀拉拉的。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我们被一一介绍出场。最先亮相的是在四十年代末活跃在球场上的外场手鲁斯特·阿伦贝克，然后是六十年代的明星，内场手本尼(外号“波波”)巴博沙。他的笑容颇具感染力。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露出招牌式的笑容，跑出场向观众挥手致意。等轮到我出场的时候，不少观众还在为他而鼓掌。只听到播音员说，“来自于一九七三年锦标赛冠军得主队的……”可以听出播音员故意顿了一下，好像要吊起人们的兴趣一般，“接球手查尔斯‘鸡仔’贝奈特”。鼓掌声一下子变得稀稀拉拉的，热情的掌声变成了应付的掌声。

我从球员候场区的座椅上站起来往外跑，差点撞上了往回跑的巴博沙。我努力想在掌声彻底熄灭前完成我的亮相，以避免面临那让人尴尬的来自观众席的寂静，以及听到自己踩在沙石地上发出的声音。在观众席的某个角落里，必定坐着我的老爸。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我可以想象他抱着双臂坐在那里的情形。他是不会为我鼓掌的。

*

然后，球赛就开始了。球员候场区好像成了一个火车站，球员们抓起球棒进进出出，还不时发生互相碰撞，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哐铛哐铛的声音。我有一次内场接球。对我来说，这样一次也就足够了，因为这么多年没有运动了，在三垒处下蹲的姿势就已经让我大腿酸痛的不行了。我在那里不停地把自己的重心从这个脚移到那个脚，直到一个手臂上全是汗毛、绰号叫“屠夫泰德”的击球手冲着我喊：“嗨，伙计，你可不可以不要在那里晃来晃去？”

对于陆陆续续到来的观众来说，这可能看起来还像是场棒球赛。场上有八个守场员，一个投手，一个击球手，一个穿着黑色球衣的裁判。但我们这些球员都已经不年轻了，动作不再流畅而有力。我们的行动是迟缓的，笨拙的。挥棒的时候，我们的胳膊里好像注了铅那么沉，投出去的球则轻飘飘地往高处飞。

在候场区里，很多人上了年纪，挺着个大肚子坐在那里，有人嘴里还自嘲地嚷嚷：“哦，上帝啊，给我输点氧气吧。”但也有很把这场比赛当回事情的球手。我坐在一个至少有六十开外的波多黎各外场手的边上。他嚼着烟叶，不停往地板上吐烟草汁，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加油干啦，小子，加油干！”

轮到我上垒位的时候，场里还有一半多的位子空着。我先试着挥了几下球棒，热热身，然后踏上击球位。一片乌云飘过，挡住了太阳。我听到场外小贩的吆喝，感到脖子上汗水吱吱往外冒。我移动了一下下蹲的重心，抓紧球棒，耸起肩膀，绷紧了下巴，眯起眼睛——尽管这个位置，这个动作，我一定已经做过不下一百万次了——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因紧张而狂跳不已。这样的状态，我估计我支撑不了几秒钟。一个投球来了。我没有去接。裁判喊道：“一投失误！”我几乎想要跑过去谢谢他。

*

你有没有想过，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事情在同时发生。离婚后，妈妈常常站在后院的阳台上，抽着烟，看着夕阳西下，感慨道：“查理啊，你知道吗，这里的太阳落下了，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太阳就升起来了。澳大利亚、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查一查百科全书。

她吐了一口烟，怔怔地看着和我们家连成一排的邻居家们正方形的后院，他们院子里的晾衣杆和秋千架子。

“世界那么大，”她若有所思地说，“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

她说得很对。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那一刻，我站在昔日球星赛的垒位上。那个头发已经变成银灰色的投手，用曾经扔出过无数个强有力的快球的手臂投出一个速度一般、飘飘忽忽、冲着我的胸膛而来的球。我挥起球棒，听到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砰”的一声，我扔下球棒，冲向垒位。我相信我击出了一个好球，但其实我已经丧失了我过去的判断力，忘记了我的胳膊和腿脚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忘记了随着你一点点变老，球场变得越来越大。我抬起头，才发现我以为的好球，甚至可能是本垒打的球，原来不过飞到了二垒位球手的手套前，只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威胁性的上飞球，是个浸过水的炮仗，一个哑炮，有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了起来：“扔掉它，扔掉它！”二垒手的手套牢牢地抓住了我对于这场愚蠢的比赛的最后的贡献——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椒谷镇的家里出事了，就像妈妈曾经感慨过的那样，每个角落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

她的收音机还在播放爵士乐。她的枕头还是松松蓬蓬的。但她的身体倒在了卧室地板上。她回卧室去找那副新的红边框眼镜的时候，跌倒了。

心脏病突发。

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

昔日球星赛结束以后，我们通过长廊退出球场，在过道里撞上了参加正式比赛的球员。两队人马互相打量。他们年轻，皮肤光洁。我们发胖，开始秃顶。我迎面碰到一个肌肉发达、拎着接球手面具的队员，我向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我感觉像是看着年轻的自己走出球场。

在更衣室里，我很快就把我的东西整理好了。有人开始洗澡。我觉得实在毫无必要。我们又没有出多少汗。我把球衣叠好，收了起来，好歹是个纪念。我拉上包的拉链，穿好衣服，又呆坐了几分钟。参加这场比赛似乎毫无意义。

我沿着进来的路线，经过员工通道走出球场。外面站着爸爸。他正吸着烟，抬头看着天空。看到我出来他显然很吃惊。

“谢谢，钉鞋，”我举起鞋子说。

“你在这里干吗？”他恼怒地说，“你就不能在里面多待会，找人聊聊吗？”

我刻薄而嘲讽地一笑。“我不知道，爸爸。我想出来和你打招呼。我们有两年没有见了吧。”

“上帝啊，”他带着痛恨的表情，摇着头：“见我有什么用，见我又不能让你回到球队里去。”

鸡仔发现家没了

“喂？”

我老婆的声音有些颤抖，害怕。

“嗨，是我，”我说，“对不起，我……”

“哦，鸡仔，哦，上帝啊，我们都不知道你上哪里去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谎话——客户啊，会议啊，——但这些谎言，像堵墙一样倒塌了。

“怎么了？”我问。

“你妈妈。哦，上帝啊，鸡仔。你在哪里？我们……”

“什么？什么？”

她哭了，泣不成声。

“快告诉我，”我说，“怎么了？”

“心脏病。玛丽亚发现的。”

“什……么？”

“你妈妈……她死了。”

*

我希望你永远没机会听别人这样对你说。你妈妈，她死了。这些话和其他的言语不同。这些话太过沉重，让人的耳朵无法承受。这些话属于某种奇怪、沉重而有力的语言，像个伤人的球，不停锤打你的脑袋，直到在你的脑壳上砸出一个洞，正好可以让这些词儿嵌进去。这时候，人就感觉被割裂了开来。

“在哪里？”

“在家。”

“哪里，我是说，什么时候？”

突然间，细节变得无比重要。好像通过这些细节，可以抓住些什么东西，通过细节让自己进入这桩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中去。“她是怎么……”

“鸡仔，”凯瑟琳轻轻说，“你先回家，好不好？”

我租了一辆车，连夜往家赶。我带着震惊和恐惧，带着罪恶感，一路回家。我在太阳快要升起前赶到了椒谷镇。我把车子停在院子前。熄灭引擎的时候，天空一片灰紫色。我的汽车里充满了啤酒的味道。我坐在那里，看着太阳从我面前升起。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通知爸爸，告诉他妈妈的死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他了。

我确实没有再见他。

那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双亲，一个让我蒙羞，另一个让我茫茫不知其所终。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

妈妈和我走在一个我从没有到过的小镇上。小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拐角处照例有个加油站，对面是家小小的便利店。街道两旁的电线杆和树杆有着差不多的纸板箱的颜色，大多数树上的叶子都已经落尽了。

我们在一幢两层楼的公寓楼门口停下。那是一栋浅黄色的砖房。

“我们这是在哪里？”我问。

妈妈看看远处的天空。太阳已经落山了。

“你应该多吃点晚饭的，”她说。

我转了转眼睛。“怎么了嘛，妈妈？”

“没什么啦。知道你已经吃饱了会让我比较安心。就这个意思。你得学会照顾自己，查理。”

在她脸上，我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表情，那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关切。在那一刻，我意识到，看妈妈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爱。

“我真希望我们以前也能这样。妈妈，你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在我死以前？”

我的声音变得有些怯懦：“是啊。”

“我一直在啊。”

“我知道。”

“你很忙。”

听到“忙”这个字，我打了个寒颤。现在听起来，一切借口都是那么空洞。我看到她的脸上现出了无奈的表情。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两个都在想：如果一切能够重新来过的话，事情将有多么大的不同。

“查理，”她问，“我是个好母亲吗？”

我张开嘴要回答，但一道刺眼的闪光让她突然消失在我面前。我感到脸上呼呼发烫，好像太阳直射在上面。然后，我又听到了那个洪亮的声音：

“查尔斯·贝奈特。张开眼睛！”

我使劲眨了眨眼。突然间，我落在了妈妈后面，我们俩中间隔着好几条街，好像她一直往前走，而我停了下来。我又眨了下眼，她离得更远了。我几乎要看不见她了。我想要往前跑，我的手指拼命指向前方，我的肩膀好像要从胳膊肘里掉出来了。每一样东西都在旋转。我感觉自己要叫她的名字，但发出的只是气声，在喉咙口打转。这让我精疲力竭。

但突然，她又和我在一起了，抓着我的手，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又滑到了原来的状态。

“还有一个地方要去，”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

她带着我到了那幢浅黄色的砖房前，下一个瞬间，我们就已经在房子里了。公寓的天花板矮矮的，里面家具放得满当当的。卧室很小，墙纸是绿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葡萄园的风景画。床头挂着一个十字架。卧室一角有一面大镜子，镜子下是一个香槟木色的梳妆台。镜子前坐着一个留深色长发的妇人。她穿着一件粉紫色的睡袍。

她看起来有七十来岁，长而窄的鼻子，颧骨高高的，皮肤是健康的橄榄色，但已经松弛下来了。她心不在焉，慢慢梳着头发，垂下眼帘看着梳妆台的桌面。

妈妈走到她身后。两个人没有打招呼。妈妈伸出双手，两个人的手交汇在一起，一只手拿着梳子，另一只手顺着梳子的方向抚平头发。

那个妇人抬头看了一下，好像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但她的眼睛迷惘地望着不知名的远方。我想她看见了妈妈。

谁都没有说话。

“妈妈，”我忍不住轻声问，“她是谁？”

妈妈转过身，她的手还留在那个妇人的头发上。

“她是你爸爸的妻子。”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时候

牧师用眼睛示意我拿起铲子。我应该铲起一点土，洒在妈妈的棺材上。棺材已经有一半落进了穴位里。牧师解释说，妈妈在看到犹太人的葬礼后，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也有亲人这样做。妈妈觉得这个仪式能够让生者接受亲人的肉体已经死亡的事实，能够帮助生者从精神上去怀念死者，我几乎可以听到爸爸在一旁说：“宝儿，我敢打赌你又在胡思乱想，随口胡诌了。”

我拿起铲子，像孩子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杆长枪一样，不知所措。我看了看妹妹吕贝塔。她蒙着黑色的面纱，身体明显在颤抖。我看了看妻子，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泪水一串串从脸上滑落，她的右手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只有玛丽亚看着我。她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爸爸，别去动它。还给他们。”

打棒球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出手里的棒球棍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我拿着铲子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那把铲子不是属于我的。拿起那把铲子的不应该是一个对妈妈撒谎的儿子。拿起那把铲子的不应该是一个在最后的对话中，冲着妈妈发火的儿子。拿起那把铲子的，更不应该是一个为了满足疏离已久的父亲的异想天开，而从母亲身边溜走的儿子。更糟糕的是，这个儿子是从母亲的生日聚会上逃走的，因为那个儿子觉得“还是不在的好，免得惹什么人不开心”。

那个拿起铲子的儿子，在那个周末，应该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和他的老婆睡在妈妈家的客房里，早晨起来和家人一起吃个早中饭。在妈妈倒下的时候，那个儿子应该在现场。那个儿子有可能救妈妈一命。

但那个儿子开溜了。

这个儿子咽了下口水，按照牧师的意思做了：他铲起土，洒到棺材上。泥土落下，散落开来，泥土中掺杂着的小石块落在棺材木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尽管这是妈妈的主意，但我好像还是听到妈妈责备的声音：“噢，查理。你怎么可以这样？”

真相大白她是你爸爸的老婆。

让我怎么解释这句话呢？我做不到。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妈妈的鬼魂告诉我的，当我站在那间奇怪的、墙上挂着葡萄园风景画的公寓里。

“她是你爸爸的老婆。他们是打仗的时候认识的。你爸爸被派到了意大利。他告诉过你，对不对？”

对，爸爸提起过很多次。意大利，1944年底。亚平宁山脉。坡奥山谷。博洛尼亚省。

“她是那边一个村庄里的人。家里很穷。他是个士兵。你知道这种事情的。你爸爸，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他很……英勇？”

妈妈看着自己的双手。她的双手正在帮那个妇人梳头发。

“查理，你觉得她漂亮吗？我一直觉得她很美。现在，她还是很美。你觉得呢？”

我有些晕眩。“你是什么意思，他的老婆？你才是他的老婆。”

她慢慢点点头。

“是，我曾经是。”

“他怎么可以有两个老婆呢。”

“是啊，你是对的，”她轻声说，“人不可以有两个老婆。”

*

那个妇人吸了吸鼻子。她的眼睛有些红肿，充满了倦意。她完全没有理会我，但妈妈说话的时候，她好像在倾听。

“我想你爸爸在打仗的时候，对将来感到害怕，他吃不准战争会持续多长时间。很多人战死在那里。可能她给了他一个安全的保障。可能他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谁知道呢？他是个很有计划的人，你爸爸，他总是说，‘制订一个计划，制定一个计划’。”

“我不明白，”我回答，“爸爸不是写了那封信给你吗？”

“是的。”

“他求婚了。你答应了。”

她叹了口气。“当意识到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猜他需要调整他的计划——也就是回到他的老计划，娶我。危险消失以后，情况也随之改变，查理，所以……”她一边说，一边从那个妇人的肩膀上捋起她的头发，“他就抛弃了她。”

她停顿了一下。

“你爸爸擅长于此。”

我摇着头说：“但是，为什么你……”

“他从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查理。他什么人都没有说。但好多年后，他又找到了她。或者是她找到了他。最后，他把她弄到了美国。他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他还买了第二栋房子。在克林斯伍德。就是他开了第二家店的地方，还记得吗？”

那个妇人把梳子放下。妈妈也松开握着她的手，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搁在下巴下面。

“你爸爸一直要我做的，就是她做的那种意大利通心面，”她吸了口气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至今让我想起来就难过。”

*

接着，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我。她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她是怎么开始怀疑他的：家里从来没有收到过来自克林斯伍德的宾馆账单，他撒谎说他每次都付现金，这让她起了疑心。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安排好照顾我们的保姆后，六神无主地开车前往克林斯伍德。她在街道上来来回回地开，直到看到爸爸的别克车停在一幢看起来有些奇怪的房子的停车道上。顿时，她泪如泉涌。

“我浑身发抖，查理。每迈出一步，都得费很大的力气。我悄悄走到一扇窗下，往里张望。他们在吃晚饭。你爸爸的衬衫敞开着，露出里面的背心，就像他和我们在一起那样。他慢慢吃着面前的食物，不紧不慢，很放松，就像他一直住在那里一样，他还把盘子递给那个女人，还有……”

她停住了。

“你肯定你想知道全部吗？”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点了点头。

“他们的儿子。”

“什么……？”

“他看起来比你大几岁。”

“一个……儿子？”

我的声音因震惊而显得格外尖利。

“我很抱歉，查理。”

我脑袋发晕，人好像在往下掉。就算已经隔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和你讲起这事，我仍旧很难把这些话说出来。我的爸爸，那个要求我站在他一边，要求我完全忠诚于他的爸爸，他有另外一个儿子？

“他打棒球吗？”我的声音很轻。

妈妈无助地望着我。

“查理，”她几乎要哭了，“我真的不知道。”

*

穿着浴袍的夫人打开一个小抽屉，从中取出一些文件，快速翻阅起来。她真的就是我妈妈说的那个人吗？她看上去确实像意大利人。她的年龄也符合。我试着去想爸爸和她在一起的样子。我试着把他们想成一对夫妻。我对这个女人的存在，对这个家的存在毫不知情，但我还是可以感到老爸在里面的踪迹。

“那晚我开车回到家里，查理，”妈妈说，“我坐在上街沿上。我等着。我都不想让他把车再开回到我们的车道上。他是午夜以后回来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的他脸上的表情，当时他的车头灯正照在我身上。我想，那一刻，他明白他的事情被戳穿了。

“我坐到他的汽车里。我让他把所有的玻璃窗都摇上。我不想任何人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我就发作了。我的发作让他无法再说任何谎话。他最后彻底坦白了她是谁，他们是在哪里相遇的，他是如何计划的。我的头在犯晕。我的胃难受得利害。我几乎无法坐直。查理，你知道，对婚姻人们总是寄予很大的希望，谁会想到自己这样被人给取代了呢？”

她转过身，目光停留在墙上那幅葡萄园的画。

“这个事情对我真正的打击，几个月后才慢慢显现出来。在汽车上，我有的只是愤怒。愤怒，伤心。他赌咒说他对不起我。他发誓说他也不知道那个儿子的存在，但他知道以后，他觉得他需要担负起他的责任。我不知道他告诉我的事情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算是我冲着他大喊大叫，你爸爸也总是有一套说辞的。

“但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了。事情结束了。你明白吗？我可以为了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而原谅他。但是，他背叛了你和你的妹妹。”

她转过身对着我。

“你有一个家，查理。不管是好是坏，你只有一个家。你不能替换你的家。你不能对你的家人说谎。你不可能在两个家之间周旋，更换。”

“坚守一个家才让家成为家。”

她叹了口气。

“所以，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我试图想象那个可怕的时刻是什么样的。在车上，午夜之后，所有的车窗都摇上了——从车窗外看，两个身影在无声地尖叫。我试图想象我们一家在这幢房子里睡着的时候，另一个家在另一幢房子里睡着，两幢房子的衣橱里都挂着爸爸的衣服。

我试着去想象，椒谷海滩镇的漂亮女人宝儿，在那个夜晚，发现往日美好的生活一下子在眼前烟消云散。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个“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迹表上，这一个必须要排在最前面。

“妈妈，”我鼓足勇气，轻声问，“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叫他走。永远不要回来了。”

现在，我知道了，在那个妈妈把玉米麦片捏碎的早晨的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情我希望能够重新来过。很多时刻，最好重新发生。但如果只有一件事情可以选择，那么我会希望替我女儿玛丽亚，而不是我自己选择。我希望改变那个下午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那个周日的午后，她走进房间去找她奶奶，结果发现她倒在了卧室的地板上。她想要把她摇醒。她尖叫起来。她冲出房间，又冲回来，想要找人救奶奶，但又不敢把奶奶一个人留在房间里。这一切都不应该发生。她不过是个孩子。

我想，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自己难以面对玛丽亚和凯瑟琳。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我开始酗酒。我想那就是我为什么会堕落到另一种生活中去。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不配再和以前一样生活了。所以，我逃跑。就这点而言，我想我和我父亲有着令人悲哀的相似之处。两个星期后，在安静的卧室里，我向凯瑟琳坦白了那个周末我到底在干吗：我没有去出差，我在匹兹堡的球场里打球，而妈妈则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等死。凯瑟琳看着我，好像要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最后，她只是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

妈妈走到那间小卧室唯一的窗口处，把窗帘拉开。

“天黑了，”她说。

在我们后面，在镜子里，那个意大利女人低着头，还在翻看那些文件。

“妈妈？”我问，“你恨她吗？”

她摇了摇头。“我为什么要恨她？她和我想要的其实一样。她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婚姻后来也破裂了。你爸爸后来也离开了她。我说过，你爸爸擅长于此。”

她抱起手臂，好像有点冷的样子。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用手捂住脸，开始小声哭泣。

“查理，知道吗，秘密，秘密能把人给撕扯碎了。”

我们三个呆呆地在那里静默了一会儿，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妈妈转向我。

“你现在该走了，”她说。

“走了，”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去哪里？为什么？”

“但是查理……”她拉起我的手，“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为什么你要寻死？”

我的身体在颤抖。有那么一秒钟，我似乎无法呼吸。

“你知道……？”

她给了我一个悲哀的笑容。

“我是你的妈妈。”

我的身体几乎要抽搐起来。我喘息起来。“妈……你不知道我的事情……我把事情搞糟了。我酗酒。我一事无成。我家都没有了……”

“不，查理……”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我的声音在颤抖。“我支撑不住了……凯瑟琳走了，妈妈。我把她赶走的……玛丽亚，她都不认得我了……她结婚了……我都没有去参加婚礼……我是个局外人了……所有我爱过的，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的胸脯一起一伏。“还有你……那最后一天……我根本不应该离开你的……我不应该对你撒谎的……”

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很抱歉……真的，真的很抱歉……”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倒在了地上，无法自控地抽泣了起来。在哭泣中，我好像要把自己给掏空了。整个房间都缩成了一团热量凝聚在我双眼之后。我不知道我哭了有多久。当我能够重新说出话来的时候，我的声音沙哑到了极点。

“我想要丢掉它们重新来过的，妈妈……我的愤怒，我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了死……”

我抬起眼睛。第一次，我承认了事实。

“我放弃了，”我小声说。

“不要放弃，”妈妈小声回答我。

我埋着头。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再感到羞耻。我的头埋在了妈妈的臂膀里，她的手抱着我的脖子。我们就这样互相依偎着，虽然只是一小会儿。我很难用语言向你描述我从中所得到的安慰。我只能说，现在我说起这事，还是希望能够回到那一刻。

“你死的时候，我没在你身旁，”最后，我轻声说。

“你有事情要做。”

“我撒谎了。这是我撒过的最糟糕的谎……我不是去工作的。我是去打球的……一场愚蠢的比赛……我是那么想要讨好……”

“你爸爸。”

她轻轻点点头。

我意识到妈妈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房间的另一边，那个意大利女人把浴袍的带子拉拉紧。房间里，我们三个人的组合，是多么奇怪。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我们都希望得到同一个男人的爱。我似乎还能够听到爸爸问我的声音，他逼我做出一个选择：妈妈的好宝贝，还是爸爸的乖儿子，查理？你想成为哪一个？

“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轻声道。

妈妈摇了摇头。

“一个孩子不应该面对那样的选择。”

*

此时，那个意大利女人站了起来。她擦了擦眼睛，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形象。她把手放在桌子边，把两样东西推在了一处。我妈妈示意我向前走几步，好看清她刚才看的是什么。

一个是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戴着毕业帽的青年男子。我想那应该是她的儿子。

另一件东西，是我的棒球卡。

她抬起头看着镜子，好像透过镜子看到了我们。镜子里是我们三个人，框起来像个奇怪的家庭。就在那个唯一的，也是仅有的一刻，我肯定她看见了我。

“Perdonare[7]，”那个妇人喃喃地说。

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

故事讲完了

你有没有试过把你人生最初的记忆分离出来？我最初的记忆是我三岁的时候。那时是夏天。附近公园有一个嘉年华活动。公园里有气球和棉花糖。有一群刚刚参加完拔河比赛的男人，在饮水机前排起了长队。

我肯定是渴了，因为妈妈两只手托在我的胳肢窝下，把我举起来，走到队伍前面。我记得她就这么插进了队伍里，挤进那些流着汗、光着上身的男人堆里。我还记得她用手肘挤开压到我胸前的一个男人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拧开水龙头。她对着我耳朵轻声说：“喝水吧，查理。”我俯身向前，脚晃在半空中，哗啦啦喝下几口水，那些男人就等着我们。现在，我还能记起她把胳膊环绕着我的感觉。我还能看到水汩汩地从龙头里涌出来。这就是我人生最初的记忆，她和我，我们两个人的世界。

此时，和妈妈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同样的事情好像又发生了。我感觉我的身体摔坏了。我几乎不能够动弹。但她的手臂环绕着我，我再一次感觉她抱起了我，空气划过我的脸庞。我看到的只是黑暗，好像我们在一个长长的黑幕布后飞行。突然间，黑幕布拉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星星。成千上百的星星。她放下我，让我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把我受伤的灵魂还给这个世界。

“妈妈……”我的喉咙干巴巴的，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来。“那个女人？……她说了什么？”

她轻轻把我的肩膀先放到地上。“原谅。”

“原谅她？……还是爸爸？”

我的头接触到了泥土。我感觉到血顺着我的太阳穴往下流。

“原谅自己，”她说。

我的身体像是被锁住了。我动不了我的胳膊和腿。我在滑向另一个世界。还有多少时间剩下给我？

“是的，”我喘着粗气说。

她困惑地看着我，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是的，你是个好母亲。”

她用手遮住嘴，试图掩饰她的笑容，但她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活着，”她说。

“不，等等……”

“我爱你，查理。”

她挥手向我作别。我哭了。

“我要失去你了……”

她的脸在我上方漂浮起来。

“你是不会失去自己的母亲的，查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然后，一道强光让她踪影皆无。

“查尔斯·贝奈特。你能听见我吗？”

我的四肢一阵刺痛。

“现在，我们要把你搬到车上了。”

我想要抓住她，把她拉回来。

“你能听到我们吗，查尔斯？”

“我和我妈妈，”我含糊不清地说。

我感到前额被人轻轻吻了一口。

“我妈妈和我，”她纠正我说。

就这样，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

我使劲眨了眨眼。我看到了天空，星星，然后星星开始坠落。它们越掉越近，越来越大，又圆又亮，好像是一个个棒球。我下意识地张开手掌，好像自己戴着棒球手套可以接住它们。

“等等，注意他的手！”

声音变得温柔起来。

“查尔斯？”

更温柔了。

“查尔斯？……嗨，这样就对了，伙计。醒醒吧……对了，好样的！”

他朝另外两个警察挥了挥手电筒。他和我想的一样，是个年轻的警察。

鸡仔最后的感想

就像你刚刚坐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的那样，我并不指望你相信我。在此以前，我还从没有告诉过别人这些事，但我一直希望有人能听我讲。我等着这样一个机会。我很高兴这个机会来了，我也讲完了我的故事。

我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已经忘了，但和妈妈在一起的最后一天的每一刻，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看到的人，她说的那些话。很多只是寻常的话语，寻常的时刻，但就像她说的，在寻常的时刻里你可以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你可以觉得我是疯了，整个事情都是我的臆想。但在我的内心最深处，我相信这一切：我的妈妈，在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边缘，给了我一天的时间。我是如此渴望有这样一天。现在，她所告诉我的事情，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既然是我妈妈说的，我相信。

“什么是回声？”她曾经这样问我。

在声源停止发射以后，声波的继续运动。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听到回声？

当其他声音被吸收、四周安静的情况下。

安静的时候，当我静下心来，我还可以听到她的回声。

回想我当初试图轻生，我甚感羞愧。生命是那么珍贵的东西。我的生活中居然没有人能够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那是个错误。人需要和人亲近。人需要打开心扉，让别人靠近你的心灵。

至于那件事情发生后的两年来，我到底又经历了什么，那就说来话长了：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就这么说吧，现在我感觉自己很幸运。我还活着。在那次事故中，我没有让别人送命。从那次事故以后，我彻底戒了酒，再也没有喝醉过——戒酒本身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对于那个夜晚，我想了很多。我相信是我妈妈救了我一命。我也相信，父母，如果他们是爱你的，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你的安全，这也就意味着有时候你并不知道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子女可能待父母不好，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父母为他们付出了多少。

每桩事情后面都是有故事的。墙上的那幅画是怎么挂上去的。你脸上的那个疤痕是怎么来的。有的故事简单明了，有的则让人心碎，难以接受。但一个人所有的故事之后，都还藏着一个妈妈的故事，因为妈妈的故事，是所有故事的起点。

所以，我讲的就是我妈妈的故事。

也是我的故事。

对于那些我们爱的人，我想补上那些欠他们的情。

结局

查尔斯(鸡仔)·贝奈特上个月死了，在他企图自杀五年之后，距我们相遇的那个周六，则过去了三年。

他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少数几个家庭成员参加——包括他的前妻——以及他在椒谷海滩镇的几个童年玩伴，就是和他一起爬上水塔把自己的名字用油漆喷在塔身上的那群人。他当棒球运动员时的朋友一个都没有出现。海盗队只是寄来了一张悼念卡。

他的父亲也来了，站在教堂的后排。他很瘦，肩膀有些驼，头发已经全白了，而且稀稀拉拉的。他穿着件棕色外套，戴着太阳眼镜。仪式结束后，他飞快地离开。

鸡仔的死因是突发的中风，脑部血管堵塞导致突然死亡。医生们推测说那次车祸对他的头部血管造成了伤害，进而导致这次突发的中风。但中风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无法肯定。他死的时候才五十八岁。人人都说他走得太早了。

他“故事”里的那些细节是否真实？为了把他的讲述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按着所有的线索追查了一遍。那一年的那个晚上，那条高速公路的入口处确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汽车撞上一辆行驶中的大货车的车头，汽车被撞出高速路护栏，撞倒了路旁的广告牌。汽车司机从车子里飞了出去，落在公路边的草地上。

椒谷海滩镇确实有一个叫做罗斯·坦普敦的寡妇。她住在雷拉街，她的死亡时间稍晚于那起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镇上也确实有个塞尔玛·布莱德烈小姐，她也是在事故发生后不久死亡的。当地的报纸刊登了她的讣告，说她是个“退休的勤杂工”。

当地的婚姻登记所在一九六二年签发过一张结婚证书——也就是贝奈特夫妇离婚后一年——当事双方为雷奥纳多·贝奈特和吉娜·图斯奇，证书认可他们先前在意大利签署的婚姻约定有效。还有在克林斯伍德高中六十年代学生的登记录上，有雷奥·图斯奇的名字，那应该是他们的儿子。除此之外，没有能够找到关于他的其他资料。

至于宝琳(宝儿)·贝奈特？她七十九岁那年死于心脏病，鸡仔对她的描述完全符合她生前的点点滴滴。她幽默而热情，具备为人之母所特有的智慧，她家里人都这么说。她工作过的美发厅至今还挂着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戴着大耳环。

鸡仔贝奈特的最后几年，过得还不错。他把他妈妈在椒谷海滩镇的房子给卖了，卖房子得来的钱他都给了女儿。后来，他搬进了女儿家附近的一所公寓，和女儿改善了关系，每个星期六早上他们会一起去面包店吃早餐，就着咖啡和甜甜圈，谈论一周以来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能够和前妻重修旧好，但两个人恢复了联系，常常通话。

他没有再去做销售员，但直到临死之前，他一直在当地的公园和体育场管理办公室做兼职。他常常参与组织棒球比赛，对于这样的比赛，他有一条严格的规定：每个孩子都有参与的机会。

在中风发生前的一个星期，他似乎已经感觉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告诉周围的人：“要记着现在的我，而不是以前的我。”

他被埋在了他母亲身边。

既然这个故事里有一个鬼魂的存在，或许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鬼故事。但谁家没有鬼故事呢？只有分享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人的故事，我们才能避免真正地失去他们。

尽管鸡仔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故事仍旧在别人之间流传。我就是故事的流传者之一。我觉得他没疯。我认为他确实和他死去的母亲度过了一天。用一天的时间，和你所爱的人共同度过，一天就能改变一切。

我懂。我也有这样的一天——在那个小小的棒球场边的观众席上——用一天的时间去听，去爱，去道歉，去原谅。还有，去决定。数年后，现在我怀中所抱着的这个小宝贝的名字叫查理，和他的外公一样。

我婚后的名字是玛丽亚·朗。

出嫁前，我的名字叫玛丽亚·贝奈特。

鸡仔贝奈特是我的父亲。

既然是爸爸说的，我相信。

Acknowledgments

致谢

本书作者愿在此对莱斯礼·威尔斯和威尔·施瓦布的编辑工作致谢；对鲍勃·米勒的耐心和信心致谢；对爱伦·阿切，简·柯明斯，凯特·威宁特，克莉丝汀·莱格索，萨莉安·麦克卡汀，莎拉·西佛和玛哈·卡里所给予的不懈支持致谢；对费尔·罗斯的美妙插画致谢；对米兰姆·温格和戴维·洛特的敏锐眼光致谢。此外，我还要向依旧活跃在一线的克利·亚历山大致谢；向无数次用鸡肉晚餐来为我鼓劲的戴维·布莱克致谢；还要特别感谢杰妮，在清晨聆听这个故事，朗诵这个故事，并成为第一个因这个故事而微笑的人。

这是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所以，我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家庭——向那些在我之前，在我之后，以及现在围绕着我的家庭成员致谢。

怀一腔热爱，谨以此书献给“木乃伊”之母——萝达·阿尔博姆。

[1] 主人公的本名为Charles，通常的昵称应该是Chuck，但这个Chuck和Chick正好发音相近，再加上根据后文，主人公小时候喜欢跑来跑去，像个“鸡仔”的样子，所以得此外号。

[2] 棒球世界系列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有球队30支，分为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世界系列赛（World Series）指的是美国联盟和国家联盟的联盟冠军之间进行七场四胜的总决战，冠军便加冕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最终冠军。

[3] 英语语法中，人称代词有主格和宾格之分。此处对话中，鸡仔把主格和宾格的使用方法给混淆了。

[4] 大力水手：美国著名卡通人物。

[5]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著名爵士歌手

[6] 索要糖果：西方万圣节的一个传统，孩子们天黑以后到邻居家索要糖果，如果不给，孩子们就可以玩恶作剧。

[7] 意大利语，意为“对不起”。

版权信息

- 书名：相约星期二

- 作者：【美】米奇·阿尔博姆

- ISBN：9787532742707

- 译者：吴洪

-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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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课程

- 必修课程

- 课程大纲

- 学生

- 视听教学

- 入校

- 教室

- 点名

- 第一个星期二

- 第二个星期二

- 第三个星期二

-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 教授

- 第四个星期二

- 第五个星期二

- 第六个星期二

- 教授，第二部分

- 第七个星期二

- 第八个星期二

- 第九个星期二

- 第十个星期二

- 第十一个星期二

-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 第十二个星期二

- 第十三个星期二

- 第十四个星期二

- 毕业莫里死于星期六的早上。

- 结尾

◆◆◆◆ ◆◆◆◆

最后的课程

——《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一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稍稍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

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二

翻阅这份听课笔记时我还留有一点担心，生怕这位叫莫里的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出现一种装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装扮，不管是稍稍夸张了危急还是稍稍夸张了乐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让人不安。

莫里老人没有掩饰自己的衰弱和病况。学生米奇去听课时，需要先与理疗师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呼吸。请想一想，学生用拳头一下一下重重地叩击病危老师裸露的背，这种用拳头砸出最后课程的情景是触目惊心的，没想到被砸的老师喘着气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B!再来一下重的!”

——读到这样的记述，我就放心了。莫里老人的心态太健康了，最后的课程正是这种健康心态的产物。

他几乎是逼视着自己的肌体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步步为营，逐段摧毁，这比快速死亡要残酷得多，简直能把人逼疯。然而莫里老人是怎样面对的呢?

他说，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觉得也终于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体的机会，而以前却一直没有这么做。

对于别人的照顾，开始他觉得不便，特别是那种作为一位绅士最不愿意接受的暴露和照顾，但很快又释然了，说：

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的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

这就像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罢了。

这种心态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剧，然而作为教师，他又必须把这种化解上升为课程。他对学生说，有一个重要的哲理需要记住：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总会来，你为此担惊受怕，却又拒绝不了它，那还会有幸福吗?他由此得此结论：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

这真是一门深刻的大课了。环顾我们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视青春，或炫耀强壮；有的中年人或揽镜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讳年龄，或倚老卖老……实在都有点可怜，都应该来听听莫里老人的最后课程。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莫里老人虽然参透了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恭恭敬敬地体验，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备课。体验什么呢?体验死亡的来临。他知道这是人生课程中躲避不开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前却无法预先备课。就在临终前的几天，他告诉学生，做了一个梦，在过一座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感觉到我已经能够去了，你能理解吗?”

当然能理解，学生安慰性地点头，但老人知道学生一定理解不深，因为还缺少体验，于是接下来的话又是醍醐灌顶：如果早知道面对死亡可以这样平静，我们就能应付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学生问。

——与生活讲和。

一个平静而有震撼力的结论。

在死亡面前真正懂得了与生活讲和，这简直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审美现场。莫里老人说，死亡是一种自然，人平常总觉得自己高于自然，其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了。那么，就在自然的怀抱里讲和吧。

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莫里的境界时时让大家喜悦。那天莫里设想着几天后死亡火化时的情景，突然一句玩笑把大家逗乐了：“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

然后他设想自己的墓地。他希望学生有空时能去去墓地，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学生说，我会去，但到时候听不见你的说话了。

莫里笑了，说：到时候，你说，我听。

山坡上，池塘边，一个美丽的墓地。课程在继续，老师闭眼静躺，学生来了，老师早就嘱咐过：你说，我听。说说你遇到的一切麻烦问题，我已作过提示，答案由你自己去寻找，这是课外作业。

境界，让死亡也充满韵味。

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三

描画至此，我想人们已可想象这门最后课程的主要内容。

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更觉得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告诉学生和社会。

他不希望把最后发现的“重大问题”留给只听不说的静宁墓地。这个重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什么误导呢?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内容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潢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

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想拥有物质而不可能，在权位和虚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餍足，其后果比物质追求更坏，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经济生活逐步展开，原先的追求并不减退，又快速补上物质的追求，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里老人想呼吁人们阻断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

他认为躲避这种文化灌输不是办法，实际上也躲不开。躲不开还在躲，那就是虚伪。

唯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莫里老人很温和，不想成为破旧立新的闯将。他说，在文化的一般性生活准则上，我们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任何能言善辩的旁人和从者如云的诱惑，来代替自己的选择。简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闹剧”。

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他想来想去，最满意的安排是这样的：

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的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老人回答：“就这些。”不可能再有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享受奇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太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因无聊而受到嘲弄；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放到了人生追寻的中心。在莫里看来，只要明白了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就会走向关爱和奉献。他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莫里老人对爱的呼唤，总是强调社会的针对性：

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

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我忍不住摘录了莫里老人的这么多话，我想人们如果联想到这些话字字句句出自一个靠着重力敲打才能呼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会同样珍惜。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学生米奇听的，米奇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目的是为了不让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奇的眼神一定有点慌乱，因为他毕业后狠命追求的东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摈弃的，而老人在努力呼吁的东西，自己却一直漠然。老人发现了学生的神情，因此讲课变成了劝告：

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看了学生一眼，问：“我就要死了，是吗?”学生点头。他又问：“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呢？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

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这样，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本质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莫里老人最后课程的主旨。

因此，学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态不仅仅是心理调节的结果，他有一种更大的胸怀。床边的人在为他的病痛难过，他却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结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转化成了关爱；学生不止一次发现，原来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让他看新闻，而他却突然扭过头去，为新闻中半个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泪。

四

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因此，请原谅他把最后的课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时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刚刚才获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自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既能在任何时候准备讲课内容，又能在任何情况下设计讲课环境，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师，瘦小的莫里当之无愧。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正要搁笔，脑海中怎么也挥不去远方老人的身影。他在调皮地眨眼，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说“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那么，我们真的不要在另一个意义上把他“烧过了头”，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课程。是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师，讲了一辈子课，最后一课有关人生。

余秋雨

1998.10

相约星期二

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

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回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

我就是那个学生。

*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Ｔ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1]。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流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2]，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账户。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熔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法再站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抽水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气，吸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

学生

现在，我必须交代一下自从那个夏日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我那位可亲、睿智的教授、并答应和他保持联系后我所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和他联系。

事实上，我同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个和我早晨一起醒来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几年把我磨炼成了另一个人，他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当年离开校园准备去纽约向全世界贡献才智的年轻人的影子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吸引人。我浑浑噩噩地打发着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付房租，看广告，寻思着生活为何不向我开绿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我那时在弹钢琴），但几年昏暗、空虚的夜总会生活，从不兑现的允诺，不断拆散的乐队以及除了我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终于使我的梦想变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败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死亡。我最亲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那个为我取名、教我音乐、教我驾驶、和我开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个在我眼里仍是个孩子、也是我长大后要学习的楷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死于了胰腺癌。他是个矮小、漂亮的男人，长着浓浓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一直陪伴着他，我住在他楼下的一间公寓里。我看着他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后又开始浮肿，看着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体趴在餐桌上，手按着肚子，闭着眼睛，嘴巴痛得都变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耶稣！”其余的人——我舅妈、他两个年少的儿子，以及我——则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着盘子，眼睛躲避着这痛苦的场面。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阳台上。天气很暖和，微风习习。他望着远处，从牙缝里硬挤出几句话来，他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子读下一个学期了，问我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我让他别这么说。他哀伤地望着我。

几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葬礼之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感觉到时间突然变得宝贵起来，年华似水，而我却追赶不上。我不再去空着一半座位的俱乐部弹琴，不再呆在屋子里写那些没人要听的歌。我又回到了学校，读完了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找到了一份体育记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转而开始写那些渴望成名的运动员。我给报纸和杂志专栏撰稿。我夜以继日、没有节制地工作着。我早上醒来后，刷完牙便穿着睡衣坐到了打字机前。我舅舅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后来十分怨恨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于是我发誓不要有他那样的结局。

我从纽约又跳槽到佛罗里达，最后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当《底特律自由报》的专栏作家。这个城市对体育有着疯狂的需求——它有职业的橄榄球队、篮球队、棒球队和冰球队——这给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机会。几年后，我除了撰写体育报道评论外，还开始写体育方面的专著，制作广播节目，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对暴富的橄榄球明星和好矫饰的大学体育活动评头论足。我成了淹没这个国家的传媒风暴的一部分。人们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开始买房。我买了一幢山间别墅。我买了汽车。我投资股市并建立了有价证券组合。我就像一辆推到最高挡速的车子运行着，任何事情我都规定了最后日期。我玩命似地锻炼身子，发疯似地开着汽车。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宁的黑发姑娘，她很爱我，不嫌弃我毫无时间规律的工作。经过七年的恋爱我们结了婚。婚后一个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里。我对她说——也是对自己说——我们会生儿育女成立一个家庭的，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却遥遥无期。

相反，我仍热衷于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来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后的快乐。我认为舅舅的厄运也将是我命中注定的结局。

至于莫里？是的，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但这一切总显得有些遥远，似乎来自另一种生活。这几年里，凡是从布兰代斯大学寄来的邮件都被我扔进了废纸篓，我认为它们无非是来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晓莫里得病的情况。那些能告诉我的人早已被我遗忘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早已束之高阁，埋在了顶楼小屋的某个盒子里。

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随手调换电视频道时偶尔听见了那几句话，我的生活仍会这样继续下去。

视听教学

1995年的3月，一辆小客车带着美国广播公司“夜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驶到了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莫里家外面覆盖着积雪的路缘上。

莫里现在整天坐着轮椅，他已经习惯了让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难的事。他的两腿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丧。相反，他的思维比以前更加活跃。他把自己的思想随手写在黄拍纸簿、信封、文件夹或废纸上。他片言只语地写下了自己在死亡的阴影下对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没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条这样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们谈论起它们。布兰代斯大学一位名叫毛里·斯坦因的教授深深地被这些话语所感动，于是就把它们寄给了《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一名记者，后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标题是：

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的死亡

这篇文章被“夜线”节目的制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华盛顿的科佩尔手里。

“读读这篇东西，”制作人对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摄制人员来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科佩尔的小客车停在了莫里家的门口。

莫里的几个朋友和家人一起等着见科佩尔，当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进屋子，他们都兴奋地骚动起来——只有莫里是例外，他坐着轮椅上前，扬起眉毛，用他尖细、富有音调的话语声打断了眼前的喧闹。

“特德，在我同意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得对你作些考查。”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寂之后，两个人进了莫里的书房。

“我说，”门外有一个朋友说，“希望特德不会使莫里太难堪。”

“我希望莫里别使特德太难堪，”另一个说。

书房里，莫里示意科佩尔坐下。他两手交叉着搁在腿上，对科佩尔笑笑。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莫里问。

“最关心的？”

科佩尔端详着眼前这位老人。“好吧，”他谨慎地说，他谈起了他的孩子，他们是他最关心的，不是吗？

“很好，”莫里说。“现在谈谈你的信仰。”

科佩尔觉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个只相见了几分钟的人谈论这种话题。”

“特德，我快要死了，”莫里从眼镜的后面盯着对方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科佩尔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对他很有影响的马可·奥勒利乌斯[3]的话。

莫里点点头。

“现在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科佩尔说，“你看过我的节目吗？”

莫里耸耸肩。“大概看过两次。”

“就两次？”

“别感到不好受。‘奥普拉’我也只看过一次。”

“唔，那两次你看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莫里有些迟疑。“说真话？”

“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自恋狂。”

科佩尔哈哈大笑。

“我这么丑还配自恋？”他说。

不一会，摄像机在客厅的壁炉前转动起来，科佩尔身穿那件挺括的蓝西装，莫里则还是那件皱巴巴的灰毛衣。他不愿为这次采访而特意换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学是，死亡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愿为它涂脂抹粉。

由于莫里坐在轮椅上，摄像机一直拍不到他那两条萎缩的腿。加上他的手还能动——莫里说话时总喜欢挥动双手——因此他显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阐述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

“特德，”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问自己，‘我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退出生活舞台呢，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我决定活下去——至少尽力去那么做——像我希望的那样活下去，带着尊严、勇气、幽默和平静。

“有时早上醒来我会暗自流泪，哀叹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时候。但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我起床后便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经能应付了。可我能继续应付下去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自己押这个宝。”

科佩尔看来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问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错了名字，他很快纠正了自己。“我是说特德……”

“这句话引出了羞怯感，”科佩尔大笑着说。

两人还谈到了来世，谈到了莫里对别人越来越多的依赖性。他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么。

莫里迟疑了片刻。他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种事。

科佩尔说没关系。

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

“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阴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4]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心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入校

当我那辆租来的车子拐上莫里在波士顿一个僻静的郊区西纽顿的那条街时，我手里握着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间夹着一只手机。我正在跟一个电视制片人谈一个节目。我的眼睛在数字钟——离我返回的班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和树木成行的街道上那些邮箱号码之间跳来跳去。车上的收音机打开着，那是新闻台。这就是我的生活节奏，一心可以五用。

“把带子倒回去，”我对制片人说，“让我把那部分再听一遍。”

“好的，”他说，“稍等片刻。”

突然，那幢房子跃入了我的眼帘。我踩下刹车，咖啡晃出了杯子。车停下后，我瞥见了车道上的那棵日本大槭树和它旁边坐着的三个人。坐在两边的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中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莫里。

一看见我的老教授，我惊呆了。

“喂？”制片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你还在听吗？……”

我有十六年没有见到他。他的头发更稀了，几近花白，形容枯槁。我突然感到我还没有准备好重逢——至少，我眼下还得先应付完这个电话——我希望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再驶过几个街区，办完我的公事，做好心理准备。但莫里，这位我曾经是那么熟悉但现在又是那么陌生、那么憔悴的老人，此时正对着车子在微笑。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等待着我从车子里出现。

“喂，”制片人又在喊。“你在听吗？”

为了我们多年的相处，为了莫里曾经给予我的那份体贴和耐心，我应该丢掉电话，跳出车子去拥抱他，去吻他。

但我没那么做。我关掉了引擎，蹲伏下身子似乎在找东西。

“是的，我在听，”我压低嗓门继续同制片人在交谈，直到把事情谈妥。

我做了我最擅长的事情。我仍在关心我的工作，尽管来日无多的老教授在他门前草坪等着我。我并不引以为自豪，但这正是我所做的。

五分钟后，莫里拥抱了我，他稀松的头发擦过我的脸颊。我告诉他刚才我在找钥匙，所以在车里呆了那么久。我更用力地抱住他，似乎想挤碎我的小谎言。虽然春天的阳光暖融融的，他却穿着一件风衣，腿上还盖着毯子。他嘴里发出一股淡淡的酸味，那是正在服药的人常有的一种气味。由于他的脸凑得离我很近，我能听见他吃力的呼吸声。

“我的老朋友，”他轻声说，“你终于回来了。”

他倚着我摇晃着身子，始终没和我分开。当我俯下身去时，他的手抓住了我的肘部。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能保持着这份感情，我感到十分惊讶。但再一想。正由于我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了一堵石墙，所以我会忘记我们曾有过的亲密，我记起了毕业的那天，记起了那只皮包和我离开时他的泪花。但我没有流露出来，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他记忆中的赠送他礼物的好学生了。

我所希望的是，我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蒙住他的眼睛。

进屋后，我们坐在一张胡桃木的餐桌旁，靠近一扇能望见邻居宅院的窗户。莫里在轮椅上不停地动，想使自己坐舒服些。他想请我吃点什么，这是他的习惯，我说好的。助手中有一位名叫康尼、长得很结实的意大利女人端上了切好的面包、土豆，以及放有鸡肉色拉、鹰嘴豆泥和小麦色拉的盘子。

她还拿来了药片。莫里朝它们看看，叹了口气。他的眼睛凹陷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颧骨也突得更出了。这使他显得更苍老——只有他笑的时候，那松垂的脸颊才像帷幕一样收拢起来。

“米奇，”他轻声说，“你知道我离死期不远了。”

我知道。

“那好，”莫里吞下了药片，放下纸杯，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慢慢地呼出来。“要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死亡是怎么回事？

“是的，”他说。

虽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开始了。

*

那是我大学的第一年。莫里的年龄比大部分教师大，而我却比大多数学生小，因为我提前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为了在校园里不显得稚嫩，我身着旧的灰色无领长袖衫，常去当地的体育馆打拳，走路时还叼上一支没有点燃的烟，尽管我不会吸烟。我开的是一辆水星牌的破车，震耳的音乐声从没有摇上的车窗里传出来。我竭力表现出粗野的个性——然而，莫里的和蔼吸引了我，而且，也正因为他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孩子，于是我释然了。

我上完了他的第一门课，又选了他的另一门课程。他是个打分很宽松的教授，不太注重分数。据说有一年，那是在越战期间，莫里给所有的男学生都打了Ａ，使他们能获得缓役的机会。

我开始称呼他“教练”，就像我称呼高中的田径教练那样。莫里很喜欢这个绰号。

“教练，”他说。“好吧，我会成为你的教练，你可以做我的上场队员。凡是生活中美好但我又老得无法享受的东西，你都可以替我上场。”

有时我们一起在餐厅用餐。令我高兴的是，他比我还要不修边幅。他吃东西时爱说话，还张大嘴笑，从他满嘴的鸡蛋色拉和沾着蛋黄的牙缝里传出富有激情的思想。

他让我捧腹大笑。在我认识他的那段时间里，我最强烈的两个愿望是：拥抱他和给他一张餐巾纸。

教室

阳光从餐厅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硬木地板。我们在那儿已经谈了近两个小时了。常有电话打来，莫里让他的助手康尼去接。她把所有打电话来的人的名字记录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记簿上：朋友，默念师，讨论小组，想为某本杂志给他拍照的摄影师。显然，我不是唯一有兴趣访问他的人——“夜线”节目使他成了名人——但我还是对他有那么多的朋友而感到惊讶，甚至还有些忌妒。我回想起大学时那些围着我转的“哥们”，他们如今在哪里呢？

“你知道，米奇，因为我是个快死的人，所以人们才对我感兴趣。”

你一直是个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并不好，我心里在想。

“原因在于，”他说，“人们把我视为一座桥梁。我不像以前那样活着，但我又没有死……我类似于……介于两者之间。”

他咳嗽起来，随后又恢复了笑容，“我已经踏上了最后的旅程——人们要我告诉他们该怎样打点行装。”

电话铃又响了。

“莫里，你能接吗？”康尼问。

“我正在接待我的老朋友，”他说，“请他们待会儿再打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热情。我几乎已经与十六年前离开了他的那个有出息的学生判若两人。如果没有“夜线”节目，莫里也许到死也不会再见到我。对此我没有任何正儿八经的理由，除了人人现在都会找的借口。我一心一意关心着自己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么啦？我问自己。莫里尖细、嘶哑的嗓音又把我带回到了大学时代。我那时视有钱为罪恶，衬衫加领带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枷锁，没有自由、貌似充实的生活——骑着摩托、沐着清风，游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峦——并不是有意义的生活。可我现在怎么啦？

八十年代开始了。九十年代开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秃顶接踵而来。我是用许多梦想在换取数额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莫里却又在谈美妙的大学生活了，仿佛我只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

“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为社区贡献过什么吗？”

“你对自己心安理得吗？”

“你想不想做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来，我的心绪被这些问题彻底搅乱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为钱而工作，我会参加和平队[5]，去美丽的理想乐园生活。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雇同一个报社，进出同一家银行，光顾同一家理发店。我已经三十有七，比做学生那会更有能耐，整天泡在电脑、调制解调器和手机里。我专门写有关富有的运动员的文章，他们一般对我这样的人也是很在意的。我在同龄人中已不再显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无领长袖衫或叼着没有点燃的烟来作修饰。但我也不再有边吃鸡蛋色拉边长谈人生的机会。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然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感到不满足。

我怎么啦？

“教练，”我突然记起了这个绰号。

莫里面露喜色。“是我。我还是你的教练。”

他大笑着继续吃他的东西，这顿饭他已经吃了四十分钟。我在观察他，他手的动作显得有点笨拙，好像刚刚在开始学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在颤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费很大的劲，然后再咀嚼好一阵子才咽下去，有时食物还会从嘴角漏出来，于是他得放下手里的东西，用餐巾纸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皮肤上布满了老人斑，而且松弛得像一根熬汤的鸡骨头上悬着的鸡皮。

有一阵子，我们俩就这么吃着东西。一个是患病的老者，一个是健康的年轻人，两人一起承受着房间里的寂静。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寂静，然而感到难堪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开口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所以许多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

“唔，首先，我们的文化并不让人觉得心安理得。我们在教授一些错误的东西。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要比我——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更不幸。

“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份？”

他毫不自怜自哀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莫里，一个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个再也不能去开门，不会自己擦干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怎么会对命运表现出如此的乐于接受？我望着他费劲地使用着叉子，好几次都没能叉起一块番茄——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无法否认，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宁静，就像当年校园里的清风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表——习惯的驱使——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在想换一班飞机回去。这时莫里做了一件至今都令我挥之不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会怎么死吗？”他问。

我扬起了眉毛。

“我会窒息而死。是的，由于我有哮喘，我的肺将无法抵御疾病的侵入。它慢慢地往上跑。现在它已经侵蚀了我的腿。用不了多久它会侵蚀到我的手臂和手。当它侵蚀到我的肺部时……”

他耸了耸肩膀。

“……我就完蛋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嗫嚅道，“嗯，你知道，我是说……你不会知道……”

莫里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米奇。你不必害怕我的死。我有过美好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迟早的事。我或许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别这么说，我紧张地打断了他。没人能预料——

“我能预料，”他轻声说。“甚至还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是一位医生教我的。”

测试方法？

“吸几口气。”

我照他说的做了。

“现在再吸一次，但这次当你呼气时，看看你能数到几。”

我快速地边呼气边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吐完这口气时我数到了七十。

“很好，”莫里说，“你有一个健康的肺。现在看我做。”

他吸了口气，然后轻声、颤抖地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他停住了，气喘吁吁。

“当医生第一次让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能数到二十三。现在是十八。”

他闭上了眼睛，摇摇头。“我的油箱已经空了。”

我有些紧张地做了个拍大腿的动作。该结束这个下午了。

“再回来看看你的老教授，”当我拥抱着和他道别时莫里说。

我答应我会来的，这时我尽量不去想上一次我作这一允诺的时刻。

*

我在学校的书店买了莫里为我们开出的书，比如《青春》、《个性和危机》、《我与你》、《分离的自我》等。这些书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进大学前我不知道人际关系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门学术性课程。在我遇到莫里之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对书本的感情是那么真实且富有感染力。有时放学后，当教室里空无一人时，我们开始作认真的交谈。他问及我的生活，然后引用艾里奇·弗罗姆、马丁·布贝尔和埃立克·埃里克森的一些论述。他经常照搬他们的语录，然后再用自己的见解作注脚。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个真正的教授，而不是长辈。有一天下午，我在抱怨我这一代人的困惑：我分不清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什么是别人期望你做的。

“我有没有对你说起过反向力？”他问。

反向力？

“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又注定要去做另一件事。你受到了伤害，可你知道你不该受伤害。你把某些事情视作理所当然，尽管你知道不该这么做。

“反向力，就像是橡皮筋上的移动。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它的中间。”

听上去像是摔跤比赛，我说。

“摔跤比赛。”莫里大笑起来。“是的，你可以对生活作类似的诠释。”

那么哪一方会赢？我问。

“哪一方会赢？”

他对我笑笑：眯缝的眼睛，不平整的牙齿。

“爱会赢。爱永远是胜者。”

点名

几个星期后我飞往伦敦。我是去报道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的，那是世界顶级的网球比赛，也是少数几个没有观众喝倒彩、没人在停车场上喝得酩酊大醉的体育场合之一。英国很暖和，多云的天气，每天早上我在网球场附近的林阴道散步，不时碰见排着长队等退票的孩子以及叫卖草莓和冰淇淋的摊贩。网球场的大门外有一个报刊亭，卖五六种套色的英国通俗小报、裸体女郎的特写照片、“拍拍垃圾”的皇家新闻照片、星象算命书、体育杂志、抽奖比赛以及少量的时事新闻。他们把当天的热门报道写在一块倚靠着报纸堆的黑板上，它们通常是：戴安娜与查尔斯不和或加扎[6]向球队要几百万！

人们很欢迎这些通俗小报，津津有味地读着那些小道新闻。前几次来英国时我也这么做。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读到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就会想起莫里。我脑子里老是出现他在那幢长着日本槭树且铺着硬木地板的房子里数着他的呼吸次数、挤出每一分钟时间去陪伴他所爱之人的情形。而我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什么电影明星啦，超级模特啦，有关迪公主、玛多娜或小肯尼迪的传闻啦。说来也怪，虽然我悲叹莫里来日无多的生命，但我又忌妒它的充实。我们为何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无谓的琐事上？O·J·辛普森的案子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为了收看这一报道而情愿放弃整个午饭的时间，还要再预录下来不及看完的部分到晚上补看。他们并不认识辛普森，他们也不认识和这件案子有关的其他人。然而他们却甘愿为此浪费掉时间，整日、整个星期地沉溺在他人的闹剧里。

我记起了上次见面时莫里说过的话：“我们的文化并不让我们感到心安理得。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

莫里，就像他说的那样，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化——早在他患病之前就这么做了。小组讨论，和朋友散步，去华盛顿广场的教堂跳舞自娱。他还制定了一个名叫绿屋的计划，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他博览群书为他的课寻找新的思想内容，他走访同事们，与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他情愿花时间去享享口福和赏玩自然，而从不浪费在电视喜剧或周末电影上。他建立了一种人类活动的模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爱护——这一模式充实着他的生活。

我也建立了我自己的文化：工作。我在英国干四到五份新闻媒体的工作，像小丑一样地跳来跳去。我一天在电脑上要花八个小时，把报道传送回美国；此外我还要制作电视节目，跟着摄制组走遍伦敦的每一个地方。我还要在每天的上午和下午主持听众来电直播节目。这份负担确实够重的。几年来，我一直将工作视为我的伴侣，把其他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在温布尔顿，我就在小小方方的工作台上用餐，权当完成任务。有一天，一群发了疯似的记者拼命追踪阿加西和他那位有名的女友波姬·小丝，我被一个英国摄影师撞倒了，他只咕哝了一声“对不起”便跑得没了人影，他的脖子上挂着巨大的金属镜头。我不由地想起了莫里曾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想他是对的。

尽管我在反其道而行之。

公开赛结束了——我是靠无数咖啡才挺过来的——我关掉电脑，清理完工作台，回到了住处打点行装。已经是深夜了，电视里早已没有了画面。

我飞回底特律，傍晚时才到达。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头倒在了床上。醒来后看到的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我那家报纸的工会举行了罢工。报社关闭了。大门口站着纠察队员，请愿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作为工会的会员，我没有选择。我突然之间、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老板处于对立面。工会的头给我打来电话，警告我别同任何我以前的老总们接触，如果他们打电话来解释，就挂断电话。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电话和谣言传来，说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心绒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

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第一个星期二

——谈论世界

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一件宽松的全棉衬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立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他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的爱好。

“哈，这么多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明智的。

他有时要停下来上厕所，这得花上些时间。康尼把他推到卫生间，然后抱他离开轮椅并在他小便时扶住他。他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乏。

“还记得我对特德·科佩尔说过的话吗，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了？”他说。

我笑了。那样的时刻你是不会忘记的。

“唔，我想这一天就快来了。它令我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的最后界限：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但我在努力适应它。我会尽力去享受这个过程的。”

享受？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又要当一回婴儿了。”

这想法真与众不同。

“是啊，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能料理银行的账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这么说来，我既带着幽默又有些尖刻地说，我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不倒垃圾。

他大笑起来，于是我也释然了。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了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同情他们。”

他的眼睛湿润了。我想换一个话题，但他轻轻地拭了一下眼睛，挥手阻止了我的念头。

“我现在老是哭，”他说。“没事的。”

真不可思议，我暗自在想。我在新闻媒体工作。我报道过死人的消息。我也采访过那些不幸的家庭。我甚至还参加过葬礼。我从没哭过。可莫里却会为半个地球之外的人流泪。是不是人之将死都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它令互不相识的人也会彼此报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着手纸大声干咳起来。“你不会觉得奇怪吧，男人也流泪？”

当然，我脱口而出。

他咧嘴笑了。“嘿，米奇，说话别有顾忌。有那么一天，我会让你感到流泪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

是啊，是啊，我说。

“是啊，是啊，”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他二十年前就这么说过。大都在星期二说。实际上，星期二一直是我们的聚会日。莫里的课大部分在星期二上，我写毕业论文时他把辅导时间也定在星期二——从一开始这就是莫里的主意——我们总是在星期二坐到一块，或在办公桌前，或在餐厅里，或在皮尔曼楼的台阶上，讨论论文的进展。

所以，重新相约在星期二看来是最合适的，就约在这幢外面栽有日本槭树的房子里。我准备走的时候跟莫里提了这个想法。

“我们是星期二人，”他说。

星期二人。我重复着他的话。

莫里笑了。

“米奇，你问及了关心别人的问题。我可以把患病以后最大的体会告诉你吗？”

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他压低了嗓音说，“去接受爱。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如果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就不够坚强了。但有一位名叫莱文的智者却不这么看。他说“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他一字一句地又重复了一遍，“‘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我像个好学生那样点了点头，他很虚弱地喘着气。我探过身去拥抱了他。接着，我吻了他的脸颊。我感觉到了他无力的手按着我的臂膀，细细的胡子茬儿碰触在我的脸上。

“那你下个星期二来？”他低声问。

*

他走进教室，坐了下来，没说一句话。他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起初还有笑声，可莫里只是耸耸肩。最后教室里死寂一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声响：屋子中央的热水汀发着咝咝声，一个胖家伙呼哧呼哧喘着气。

有人狂躁不安起来：他准备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口？我们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不时地看手表。有几个学生转向窗外，显得毫不在意。就这么整整过了十五分钟，莫里才低声地打破了沉寂。

“这里发生了什么？”他问。

大家渐渐地讨论起来——正如莫里所期望的——讨论了沉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影响。沉寂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局促不安？而各种各样的响声又能得到什么有益的效果？

沉寂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尽管我也会和朋友们嘻嘻哈哈互相嬉闹，可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感情——尤其在同学面前。我可以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如果课堂是这么要求的话。

离开教室时，莫里喊住了我。“你今天没有发言，”他说。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你有许多想法。米奇，你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年轻时也喜欢把什么都藏在肚子里。”

谁？

“我。”

第二个星期二

——谈论自怜

我下个星期二又去了莫里家。以后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我盼着去看他，这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程度，因为我坐飞机跨越七百英里去看望的是一个垂死的人。可每当我与莫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似乎处在一种时间的异常状态，我的心情会格外的舒畅。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我不再租打手机。让他们去等，我仿效莫里的话对自己说。

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仍不见好转。事实上，由于发生了纠察队员和替补员工的激烈冲突，发生了人们遭到逮捕、遭到殴打、躺在街上阻拦运报车的事件，整个事件正变得越来越疯狂。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莫里的会面就像是一帖还人类之善良的清洁剂。我们谈人生，谈爱，谈莫里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同情，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缺乏同情心。前几次来的路上，我在一个叫“面包马戏团”的市场停了下来——他们那儿的食品袋我在莫里家也曾看到过，我猜想他一定喜欢这里的食品——我在熟食外卖处买了好几袋的东西，有蔬菜面条，胡萝卜汤和蜜糖果仁千层酥。

一走进莫里的书房，我提起袋子好像刚抢了银行似地大叫道。

“美食家！”

莫里转动着眼睛笑了。

我同时在观察他的病情有没有加重的症状。他的手指还能使用铅笔或拿起眼镜，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了。他呆在厨房和客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呆在书房，那里有一张很大的躺椅，上面堆放着枕头、毯子以及一些用来固定他日见萎缩的腿和脚的海绵橡胶。他身边还放了一个铃，当他的头需要挪动或要“上马桶”（这是他的提法）时，他会摇一下铃，然后康尼、托尼、伯莎或艾美——他的家庭助手服务队——就会进来。摇铃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他没能把铃摇响的时候他会感到沮丧。

我问莫里他是否自哀自怜。

“有时候会的，在早上，”他说。“那是我悲哀的时刻。我触摸自己的身体，移动手和手指——一切还能动弹的部位——然后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哀。我悲哀这种缓慢、不知不觉的死法。但随后我便停止了哀叹。”

这么快？

“需要的时候我就大哭一场。但随后我就去想生活中仍很美好的东西，想那些要来看我的人，想就要听到的趣事，还想你——如果是星期二的话。因为我们是星期二人。”

我笑了。星期二人。

“米奇，我不让自己有更多的自哀自怜。每天早上就一小会儿，掉几滴眼泪，就完了。”

我想到有许多人早上醒来后会花上很多的时间自怨自艾。要是稍加限制的话会有好处的。就几分钟的伤心，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莫里这种身患绝症的人能够做到的话，那么……

“只有当你觉得它可怕时，它才可怕，”莫里说。“看着自己的躯体慢慢地萎谢的确很可怕，但它也有幸运的一面，因为我可以有时间跟人说再见。”

他笑笑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

我审视着轮椅上的莫里：不能站立，不能洗澡，不能穿裤。幸运？他真是在说幸运？

趁莫里上厕所的空档，我随手翻开了放在轮椅旁边的《波士顿时报》。有一则报道说，在一个森林小镇，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折磨死了一个把她们当作朋友的七十三岁的男子，然后在他的活动房里举行了聚会并向众人展示了尸体。另一条新闻是关于即将要开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演员杀死了一个同性恋者，原因是后者在电视上说他非常喜欢他。

我放下了报纸。莫里被推了回来——脸上仍堆着笑容——康尼准备把他从轮椅扶到躺椅上去。

要我来吗？我问。

一时谁都没言语，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的。莫里看了看康尼说，“你能教他怎么做吗？”

“行，”康尼说。

照着她的话，我探过身去将前臂插进莫里的腋下，用力往自己这边拖，就像拖一根圆木那样。然后我站直身子，把他也提了起来。通常，当你把一个人提起来时，对方会紧紧抓住你，但莫里却做不到。他几乎是死沉死沉的。我感觉到他的头耷在我的肩膀上一颠一颠的，他的身体犹如一个湿面团紧贴在我的身上。

“哼——”他轻轻地呻吟起来。

我抱着你，我抱着你，我说。

就这么托着他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无法描述的感情，我感觉到了他日趋枯竭的躯体内的死亡种子。在我把他抱上躺椅、把头放上枕头的一瞬间，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做些什么。

*

1978年我在上大学三年级，那时迪斯科舞和洛奇系列电影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时尚。我们在布兰代斯开设了一门很特别的社会问题研究课，莫里称它为“小组疗程”。我们每星期都要讨论小组成员互相接触的方式，观察他们对愤怒、妒忌或关心等心理行为的反应。我们都成了人类实验鼠。常常有人在最后流下了泪。我把它称作是“多愁善感”课。莫里说我的感情应该更开放些。

那天，莫里让我们作了一次实验。我们站成前后两排，前排的人背对着后排的人。随后，他让前排的人向后倒去，由后排的同学将他们扶住。许多人都觉得不自在，稍稍往后倒几英寸便收住了身子。大家都窘迫地笑了。

最后，有一个同学，一个老是穿一件宽大的白色运动衫、长得瘦小文静的女孩把双手合在胸前，闭上眼睛，直挺挺地向后倒去，那架势真像立顿红茶广告里的那位掉进水池的模特。

那一瞬间，我肯定她会重重地摔倒在地。但情急之中，和她搭档的那位同学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和肩膀，毛手毛脚地把她扶了起来。

“哇！”好几个同学喊道。有的还鼓了掌。

莫里笑了。

“你瞧，”他对那个女孩说，“你闭上了眼睛，那就是区别。有时候你不能只相信你所看见的，你还得相信你所感觉的。如果你想让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应该感到你也能信任他——即使你是在黑暗中，即使你是在向后倒去。”

第三个星期二

——谈论遗憾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我同往常一样带了几袋食品——意大利玉米面食，土豆色拉，苹果馅饼——来到了莫里家。我还带了一样东西：一只索尼录音机。

我想记住我们的谈话，我对莫里说。我想录下你的声音，等……以后再听。

“等我死后。”

别说死。

他笑了。“米奇，我会死的，而且很快。”

他打量着这台新机器。“这么大，”他说。我顿时有一种冒犯的感觉，这是记者们常有的，我开始意识到，朋友之间放上一台录音机确实会令人觉得异样和不自然，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分享莫里的时间，我这么做是不是索取得太多了？

听着，我拿回录音机说，我们不一定要使用这玩艺。如果它让你感到不自在——

他拦住我，摇摇手指，又从鼻梁上取下眼镜，眼镜由一根绳子系着挂在脖子上。他正视着我说，“把它放下。”

我放下了机器。

“米奇，”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些，“你不明白。我想告诉你我的生活。我要趁我还能讲的时候把一切都告诉你。”

他的声音变得更弱了。“我想有人来听我的故事。你愿意吗？”

我点点头。

我们静静地坐了片刻。

“好吧，”他说，“按下录音了？”

实情是，这台录音机不仅仅起着怀旧的作用。我即将失去莫里，所有的人都即将失去他——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以前的学生，他的同事，和他十分有感情的时事讨论小组的伙伴，他从前的舞友，所有的人。我想这些磁带或许能像照片或影带那样，不失时机地再从死亡箱里窃取到一些东西。

但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勇气、他的幽默、他的耐心和他的坦然告诉了我——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更为明智的态度。而且他即将离我们而去。

第一次在“夜线”节目中见到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当他知道死亡已经临近时他会有什么样的遗憾。他悲叹逝去的友人？他会重新改变生活方式？暗地里我在想，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不会满脑子都是苦涩的念头，抱憾即将失去的一切？抱憾没有吐露过的秘密？

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莫里时，他点点头。“这是每个人都要担心的，不是吗？如果今天是我的死期，我会怎么样？”他审视着我的脸，也许他看出了我难以作出选择的心理。我想到有那么一天，我在写新闻稿时突然倒在了工作台上，当救护人员把我抬走时，主编们却急着拿我的稿子。

“米奇？”莫里问。

我摇摇头，没吱声。莫里看出了我的矛盾心理。

“米奇，”他说，“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你去思考这类问题，所以你只有在临死前才会去想它。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很自私的事情：事业，家庭，赚钱，偿还抵押贷款，买新车，修取暖器——陷在永无止境的琐事里，就为了活下去。因此，我们不习惯退后一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就这些？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

“你需要有人为你指点一下。生活不会一蹴而就的。”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在生活中都需要有导师的指引。

而我的导师就坐在我的对面。

好的，我暗想。如果我准备当那个学生，那我就尽力当个好学生。

那天坐飞机回底特律时，我在黄拍纸簿上列出了一份目录，都是我们要涉及到的话题，从幸福到衰老，从生育到死亡。当然，这类题材的自助书有成千上万种，还不包括有线电视里的节目和九十美元一小时的咨询课。美国早已成了兜售自助玩艺的波斯集市了。

但好像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该去关心他人还是关心自己的心灵世界？该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还是摈弃传统？该追求成功还是追求淡泊？该说不还是该去做？

我所知道的是：我的老教授莫里并没有去赶自助的时髦。他站在铁轨上，听着死亡列车的汽笛，心中十分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需要这份醒豁。每个感到困惑和迷惘的人都需要这份醒豁。

“向我提问题，”莫里一直这么说。

于是我列出了这份目录：

死亡

恐惧

衰老

欲望

婚姻

家庭

社会

原谅

有意义的人生

当我第四次回到西纽顿时，这份目录就在我的包里。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洛根机场的中央空调出了故障，人们打着扇子。忿忿地从额头上擦去汗水，我看见的每一张脸都像吃人一般的可怕。

*

大学的最后一年刚刚开始时，我已经修完了好几门社会学课程，离拿学位只差几个学分了。莫里建议我写一篇优等生毕业论文[7]。

我？我问道。写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写体育。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论文课程，写美国的橄榄球如何成为了一种仪式、成了大众宗教和麻醉剂。我没想到这是对我今后事业的一次实习和锻炼。我当时只知道它为我提供了与莫里一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

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了春天便写出了一份长达一百十二页的论文，论文有资料，有注释，有引证，还用黑皮子作封面，装订得十分漂亮。我带着一个少年棒球手跑出他第一个本垒打后的那份自豪和得意，把它交到了莫里的手里。

“祝贺你，”莫里说。

他在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好不得意。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书橱、硬木地板、地毯、沙发。我心里在想，这屋里凡是能坐的地方我都坐过了。

“米奇，”莫里扶正了一下眼镜，若有所思地说。“能写出这样的论文，也许我们该叫你回来读研究生。”

好啊，我说。

我暗暗在发笑，但这个建议一时倒也挺有诱惑力的。我既怕离开学校，又急着想离开它。反向力。我望着在看论文的莫里，心里忖度着外面的大千世界。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8]的童年生活。莫里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科佩尔。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Ｌ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

“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

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坦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坦因快要失聪了。科佩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要语言或听觉去感受这种关系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莫里给科佩尔念了一封他收到的信。自从“夜线”节目播出后，莫里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教师寄来的，她在教一个只有九个学生的特殊班级，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

“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莫里的手哆嗦着把眼镜架到鼻梁和耳朵上。“亲爱的芭芭拉……你的来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你为那些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我早年也失去了双亲中的一个……”

突然，就在转动着的摄像机前，莫里在挪动眼镜。他止住了话语，咬着嘴唇，开始哽咽起来。泪水顺着鼻子流淌下来。“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它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对着你们倾诉出我的悲痛，我一定会加入到你们中间来，因为……”

他泣不成声了。

“……因为我那时是那样的孤独……”

“莫里，”科佩尔问，“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这种痛楚还在继续？”

“是的，”莫里低声说。

教授

那会儿他八岁。一封电报从医院发来，由于他父亲——一个来自白俄罗斯的移民——不懂英语，只能由莫里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他像站在班级前面的学生那样宣读了他母亲的死亡通知书。“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他读道。

葬礼的那天早上，莫里的亲友们从位于曼哈顿贫困的下东区的经济公寓楼的台阶上走下来。男人们穿着黑西服，女人们戴上了面纱。附近的孩子们正在去上学。当他们经过时，莫里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一个姨妈，一个很壮实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啕大哭：“没了母亲你可怎么办呀？你将来会怎么样噢！”

莫里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同学赶紧跑开了。

葬礼上，莫里看着他们将土铲在母亲的坟上。他竭力回忆着母亲在世时家庭所拥有的那份温馨。她患病前一直经营着一家糖果店，患病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显得十分虚弱。有时她会大声唤儿子给她拿药，在街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装没听见。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会被驱走的。

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

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干的是皮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

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格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

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

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交流和关心。

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间，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她说。

她在替莫里兄弟俩盖被子时，会用意第绪语唱歌给他们听，尽管都是悲伤的歌。其中有一首唱的是一个卖香烟的女孩：

请买我的烟。

干燥的烟没有被雨淋，

谁能同情我，谁能可怜我。

即使处在这样的境遇，莫里还是学会了去爱，去关心，去学习。伊娃要求他在学校成绩优秀，她把受教育视作脱离贫困的唯一解药。她自己也在上夜校提高英语水平。莫里在她的怀抱里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

晚上，他在厨房餐桌上的那盏台灯下学习，早上，他去犹太教堂为母亲求主眷念——为死者作祷告。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父亲从不让他提起死去的母亲。查理希望幼小的大卫把伊娃当作亲生的母亲。

这对莫里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许多年里，母亲留给莫里的唯一信物就是那封宣告她死亡的电报。他收到电报的当天就把它藏了起来。

他将把它珍藏一生。

莫里十几岁时，他父亲把他带到了他工作的一家皮毛厂。那还是在大萧条时期，父亲想让莫里找一份工作。

他一走进工厂，那厂房的围墙就让他感到窒息。厂房既黑又热，窗户上布满了垃圾，齐放在一起的机器发出犹如滚滚车轮的轰鸣声。毛絮到处飞扬，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工人们佝偻着身子用针缝制着毛皮，老板在过道里巡视吆喝，不断催促他们干快些。莫里站在父亲的身边，害怕得要命，希望老板别对他也大喊大叫。

午饭休息时，父亲把莫里带到了老板那儿，将他往前一推，问是否有活可以给他儿子干。可成年人的工作都没法保证，没人愿意放弃手里的饭碗。

对莫里来说这是个福音。他恨那个地方。他又起了一个誓，这誓言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永远不会去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他不允许自己去赚别人的血汗钱。

“你将来准备做什么？”伊娃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他把学法律排除在外，因为他不喜欢律师；他把学医也排除在外，因为他怕见到血。

“你准备做什么？”

我这位最优秀的教授由于他的缺陷而当了一名教师。

*

“教师追求的是永恒；他的影响也将永无止境。”

——亨利·亚当斯[9]

第四个星期二

——谈论死亡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莫里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

这个星期二，莫里完全处于工作的精神状态。讨论的课题是死亡，是我目录上的第一项内容。在我到来之前，莫里在小纸条上已经作了一些笔记，以备遗忘。他颤抖的字体现在除他自己外谁都看不懂。快要到劳工节[10]了，通过书房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后院里深绿色的树篱，听见孩子们在街上的嬉闹声，这是他们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假日。

底特律那边，报业的罢工者正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向资方显示工会的团结。在飞机上，我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了正在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声称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坏人”的影响。在加州，O·J·辛普森案子中的律师们正成为新闻热点。

在莫里的书房里，宝贵的生命仍在一天天流逝。此刻我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一件新增添的设备：一台制氧机。机器不大，只到膝盖的高度，是便携式的。有些晚上，当他呼吸感到困难时，他就把长长的塑料管插进自己的鼻子，像是鼻孔被抽血的器械夹住了一样。我讨厌把莫里和任何器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莫里说话时，我尽量不去看那玩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莫里重复道，“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事实的话，我们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就会用戏谑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我说。

“是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

怎么能够去准备死呢？

“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

他转过头去，似乎肩膀上这会就停着一只小鸟。

“今天是我的大限吗？”他问。

莫里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他出生在犹太教家庭，上学后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那是因为孩提时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对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很感兴趣。但他最接近的文化还是犹太教。他在宗教上是个杂家，这就使他更加为学生们所接受。他最后几个月里所说的话语似乎超越了一切宗教的特征。死亡能使人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米奇，”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我点点头。

“我还要再说一遍，”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他笑了。我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想知道我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问，免得使我窘迫。这就是他当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患病前对死亡想得多吗？我问。

“不，”莫里笑笑。“我和别人一样。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将成为你所见到的最最健康的老人！’”

你那时多大？

“六十几岁。”

你挺乐观的。

“为什么不？正像我说的，没人真的相信自己会死。”

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死去，我说。为什么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呢？

“这是因为，”莫里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体验世界，我们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

去面对死亡就能改变这种状况？

“哦，是的。拂去外表的尘埃，你便看到了生活的真谛。当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时，你看问题的眼光也就大不一样了。”

他叹了口气。“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我注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当他把挂在胸前的眼镜戴上时，眼镜滑落在太阳穴处，仿佛他是在黑暗中替别人戴眼镜。我伸手帮他移正了位置。

“谢谢，”莫里低声说。当我的手碰触到他的头时，他笑了。人类最细小的接触也能给他带来欢乐。

“米奇，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行，我说。

“你也许不爱听。”

为什么？

“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听小鸟的说话，如果你能接受随时都会死去的事实——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耽于抱负了。”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你所做的工作——也许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你也许会让出空间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精神上？

“你不喜欢这个词，是吗？‘精神上’。你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玩艺。”

这个么，我无言以对。

他装作没看见我的窘态，但没装成功，我笑出声来。

“米奇，”他也笑了。“尽管我说不上来‘精神产物’到底为何物，但我知道我们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我们过多地追求物质需要，可它们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他把头扭向透进阳光的窗户。“你看见了？你可以去外面，任何时候。你可以在大街上发疯似地跑。可我不能。我不能外出。我不能跑。我一出大门就得担心生病。但你知道吗？我比你更能体味那扇窗户。”

体味那扇窗？

“是的。我每天都从窗口看外面的世界。我注意到了树上的变化，风的大小。我似乎能看见时间在窗台上流逝。这是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停住了。我们俩一齐望着窗外。我想看见他看得见的东西。我想看见时间和季节，看见我的人生慢慢地在流逝。莫里微微低下头，扭向肩膀。

“是今天吗，小鸟？”他问。“是今天吗？”

由于“夜线”节目的播出，莫里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只要有精神，他就会坐起来，对替他代笔的朋友和家人口述他的回复。

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来探望他的两个儿子罗布和乔恩都来到了起居室。莫里坐在轮椅上，两条瘦骨嶙峋的腿上盖着毯子。他感到冷的时候，他的助手们会来给他披上尼龙外套。

“第一封信是什么？”莫里问。

他的同事给他念了一封来自一个名叫南希的妇女的信，她的母亲也死于ALS。她在信中写了失去母亲的悲伤，并说她知道莫里也一定很痛苦。

“好吧，”信念完后莫里说。他闭上了眼睛。“开头这么写，‘亲爱的南希，你母亲的不幸令我很难过。我完全能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这种悲伤和痛苦是双方的。伤心对我是一件好事，希望对你也同样是件好事。’”

“最后一句想不想改动一下？”罗布说。

莫里想了想，然后说，“你说得对。这么写吧，‘希望你会发现伤心是一帖治愈创伤的良药。’这样写好些吗？”

罗布点点头。

“加上‘谢谢，莫里’，”他说。

另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简的妇女写来的，感谢他在“夜线”节目中给予她的启示和鼓励。她称他是神的代言者。

“这是极高的赞誉，”他的同事说。“神的代言者。”

莫里做了个鬼脸，他显然并不同意这个评价。“感谢她的溢美之词。告诉她我很高兴我的话能对她有所启示。

“别忘了最后写上‘谢谢，莫里’。”

还有一封信来自英国的一个男子，他失去了母亲，要莫里帮他在冥界见到母亲。有一对夫妇来信说他们想开车去波士顿见他。一个以前的研究生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她离开大学后的生活。信中还讲到了一宗谋杀—自杀案和三个死产儿，讲到了一个死于ALS的母亲，还说那个女儿害怕她也会感染上这种疾病。信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两页，三页，四页。

莫里坐着听完了那些既长又可怕的故事。然后他轻声说，“啊，我们该怎么回复？”

没人吭声。最后罗布说，“这样写行不行，‘谢谢你的长信’？”

大家都笑了。莫里望着儿子，面露喜色。

*

椅子旁边的报纸上有一张波士顿棒球队员的照片。我暗自想，在所有的疾病中，莫里得的是一种以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病。

你还记得卢·格里克吗？我问。

“我记得他在体育馆里向观众道别。”

那么你还记得他那句有名的话。

“哪一句？”

真的不记得了？卢·格里克。“扬基队的骄傲”？他回荡在扩音器里的那段演讲？

“提醒我，”莫里说。“你来演讲一遍。”

从打开的窗户传来垃圾车的声音。虽然天很热，但莫里仍穿着长袖，腿上还盖着毯子。他的肤色非常苍白。病魔在折磨着他。

我提了提嗓门，模仿格里克的语调，使声音仿佛回荡在体育馆的墙壁上：“今、今、天、天……我感到……自己是……最最幸运的人、人……”

莫里闭上了眼睛，缓缓地点点头。

“是啊。嗯，我没有这么说过。”

第五个星期二

——谈论家庭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返校开学周。连续三十五个暑期后的今天，布兰代斯大学第一次没有等我的老教授去上课。波士顿的街上到处是学生，小街上出现了双行停[11]的现象，到处在搬行李。而莫里这会却在他的书房里。这显得有悖情理，就像那些橄榄球队员离开后第一个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里望着电视，心里想，我还能上场。我常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学会了该怎么做。当赛季到来时，你最好别去招惹他们，什么也不用说。对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时间的弥足珍贵了。

我们录音谈话的工具已经由手提话筒——现在要莫里长时间地握一件东西是很困难的——换成了在电视记者中很流行的颈挂式话筒。你可以把这种话筒别在衣领或西服的翻领上。当然，由于莫里只穿柔软的全棉衬衫，而且衣服总是无棱无角地垂挂在他日趋萎谢的身体上，所以话筒会不时地滑落下来，我只得探过身去重新把它别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可以凑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拥抱的距离内。他现在对身体接触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我凑近他时，我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不易察觉的咳嗽声，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轻轻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们谈什么？”

谈家庭怎么样？

“家庭，”他思考了一会儿。“嗯，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围。”

他点头示意我看书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时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轻时同他弟弟大卫的合影，还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两个儿子的合影。大儿子罗布在东京当记者，小儿子乔恩是波士顿的电脑专家。

“我觉得，鉴于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所谈的内容，家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他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人们便失去了可以支撑的根基。我得病后对这一点更有体会。如果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爱抚、照顾和关心，你拥有的东西便少得可怜。爱是至高无上的，正如我们的大诗人奥登说的那样，‘相爱或者死亡。’”

“相爱或者死亡。”我把它写了下来。奥登说过这话？

“相爱或者死亡，”莫里说，“说得真好，说得太对了。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假设我离了婚，或一个人生活，或没有孩子。这疾病——我所经受的这种疾病——就会更加难以忍受。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应付得了它。当然，会有人来探望的，朋友，同事。但他们和不会离去的家人是不一样的。这跟有一个始终关心着你、和你形影不离的人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家庭的部分涵义，不仅仅是爱，而且还告诉别人有人守护着你。这是我母亲去世时我最想得到的——我称它为‘心理安全’——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着你。只有家庭能给予你这种感觉。金钱办不到。名望办不到。”

他看了我一眼。

“工作也办不到，”他又加了一句。

生育后代是列在我目录上的问题之一——一个在生活中必须尽早予以考虑的问题。我对莫里谈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生育孩子上的矛盾心理，我们视孩子为自己事业上的绊脚石，觉得他们在迫使我们干那些本不愿干的“家长”活儿。我承认我也有这样的情绪。

然而，当我望着莫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我处于他的境遇，将不久于人世，但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我能承受得了那种空虚感吗？莫里培养了两个富有爱心的儿子。他们像父亲一样勇于表露感情。要是莫里有这个愿望的话，他们会放下工作，分分秒秒地陪在父亲的身边，伴他走完最后几个月的旅程。但这不是莫里的意愿。

“别停止你们的生活，”他对他们说。“不然的话，被病魔毁掉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三个。”

因此，尽管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对孩子们的世界仍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自豪。当他们父子三个坐在一起时，常常会有瀑布般的感情宣泄，亲吻，打趣，相拥在床边，几只手握在一块。

“每当有人问我要不要生孩子时，我从不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莫里望着大儿子的照片说。“我只说，‘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就是这么回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它。你和朋友无法做这事，你和情人也无法做这事。如果你想体验怎样对另一个人承担责任，想学会如何全身心地去爱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有孩子。”

那么你想不想再有孩子？我问。

我扫了一眼那张照片。罗布亲吻着莫里的前额，莫里闭着眼睛在笑。

“想不想再有孩子？”他显得有些惊讶地说。“米奇，我是决不会错过这份经历的，即使……”

他喉咙哽咽了一下，他把照片放在大腿上。

“即使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他说。

因为你将要离开他们。

“因为我不久就要离他们而去了。”

他合上嘴，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的第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现在，”他低声说，“听你说了。”

我？

“你的家庭。我认识你的父母。几年前在毕业典礼上我见过他们。你还有个姐妹，是吗？”

是的，我说。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个兄弟，是吗？”

我点点头。

“比你小？”

比我小。

“和我一样，”莫里说。“我也有个弟弟。”

和你一样，我说。

“他也来参加了你的毕业典礼，不是吗？”

我眨了眨眼睛，想象着十六年前我们聚在一起的情形：火辣辣的太阳，蓝色的毕业礼服，互相搂着对着傻瓜机镜头，有人在喊，“一、二、三——”

“怎么啦？”莫里注意到我突然不作声了。“心里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说。我把话题扯开了。

我确实有个弟弟，一个金发褐眼、小我两岁的弟弟。他长得既不像我，也不像我那个一头黑发的姐姐。所以我常常取笑他，说他是陌生人放在我们家门口的。“总有一天，”我们说，“他们会来抱你回去的。”他听了就哭，但我们还是这么取笑他。

他像许多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一样，受到宠爱，受到照顾，但内心却受着折磨。他想成为一个演员，或一个歌手；他在餐桌前表演电视里的人物，扮演各种角色，整天笑声朗朗。我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他是调皮捣蛋鬼；我唯命是从，他常常违犯校规；我远离毒品和酒精，他却样样染指。高中毕业后不久他就去了欧洲，他向往那里更加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但他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当他一身玩世不恭、怪诞不经的打扮回到家里时，我总觉得自己太土，太保守。

由于有如此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一到成年就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我一切都很顺当，只有一件事是个心病。自从舅舅死后，我相信我也会像他一样死去，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凶疾把我带离这个世界。于是我发疯似地工作，我作好了患癌症的心理准备。我能闻到它的气息。我知道它正悄然而至。我像死囚等待刽子手那样等待着它的到来。

我是对的。它果然来了。

但它没有找我。

它找上了我的弟弟。

和我舅舅相同类型的癌：胰腺癌，很罕见的种类。于是，我们家里这位金发褐眼、最小的男孩不得不接受化疗和放疗。他的头发脱落了，脸瘦削得像具骷髅，原本该是我，我心里想。但我弟弟并不是我，也不是舅舅。他是个斗士。孩提时候的他就从不服输，我们在地下室里扭打时，他会隔着鞋子咬我的脚，直到我痛得哇哇直叫。

于是他反击了。他在西班牙——他生活的地方——同疾病作斗争，那儿有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这种药当时在美国买不到——现在也没有。他为治疗飞遍了整个欧洲。经过五年的治疗，他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是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我弟弟不让我接近他——不光是我，他不要任何家庭成员呆在他的身边。我们想方设法和他通电话，准备去看望他，可他却拒我们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说这种与疾病的抗争只能由他独自去进行。他会好几个月不递信息。我们给录音电话留的言常常是没有回复的。我既为没能帮他而感到内疚，又对他剥夺了我们这一权力而感到怨恨。

于是，我重又沉溺到工作中去。我工作是因为我能支配自己；我工作是因为它是理智的，是有回报的。每次在我给弟弟西班牙的公寓打去电话、听到请留言的录音时——他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表明我们相距遥远的显证——我便挂上电话，更长时间地埋头于工作。

也许这是莫里为何能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他能给予我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莫里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

那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冬天，在郊外一个覆盖着积雪的山坡上。我弟弟和我坐着雪橇。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下巴抵着我的肩膀，他的脚搁在我的腿上。

雪橇在冰块上滑动。下山时我们加快了速度。

“汽车！”有人喊了一声。

我们看见了那辆从左边驶来的车。我们尖叫着想转个方向，但滑板却不听使唤。司机按响了喇叭并踩了刹车。我们作出了孩子才有的举动：从雪橇上跳了下来。穿着连帽滑雪衫的我们像两根圆木一样从冰冷、潮湿的雪地里滚下去，心想我们就要撞上轮胎了。我们尖叫着“啊——”不停地翻滚，只觉得天地都在旋转，脸吓得通红通红。

接着，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停止了滚落，换了口气，从脸上抹去湿漉漉的雪泥。车子已经驶远了，司机对着我们在摇手指。我们平安了。雪橇一头扎进了雪堆。伙伴们跑过来拍打着我们说，“直够玄的，”“你们差点就没命了。”

我对弟弟咧嘴笑了，那份幼稚的自豪感使我们格外地亲热起来。这并不可怕，我们想，我们准备再次接受死亡的挑战。

第六个星期二

——谈论感情

我走过山月桂和日本槭树，踏上了莫里家的蓝砂岩台阶。白色的雨檐像帽盖一样突伸在门廊的上面。我按响了门铃，来开门的不是康尼，而是莫里的妻子夏洛特，一个漂亮、头发花白的妇女，说话很悦耳。我平时去的时候她不常在家——她按莫里的意愿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所以今天早上见到她我有些意外。

“莫里今天早上不太好，”她说。她的眼神有些恍惚，接着她朝厨房走去。

很抱歉，我说。

“不，不，他见到你会很高兴的，”她马上说道。“我肯定……”

她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微微侧过头去，似乎在倾听着什么。接着她继续说，“我肯定……他知道你来了会好受得多。”

我提起了从超市买来的食品袋——送来补给品了，我打趣地说——她似乎笑了笑，同时又流露出烦恼的神情。

“食品太多了。他自从你上次来了以后就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我听了很吃惊。

他没吃东西？我问。

她打开冰箱，我看见了原封不动的鸡肉色拉、细面条、蔬菜、肉馅南瓜，以及其他所有我买给他的食物。她打开冷藏柜，那里的食品更多。

“这里的大部分东西莫里都不能吃。硬得无法下咽。他现在只能吃一些软食和流质。”

可他从未说起过，我说。

夏洛特笑了。“他不想挫伤你的感情。”

那不会挫伤我的感情。我只想能帮上点什么忙。我是说，我想给他带点什么来……

“你是给他带来了他需要的东西，他盼望着你的来访。他一直谈论着你们的课题，他说他要集中精力、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给了他一种使命感……”

她的眼神又一次恍惚起来。我知道莫里晚上睡觉很成问题，他常常无法入睡，这就意味着夏洛特也时常睡不好。有时，莫里会躺着咳上几个小时——才能把痰咳出喉咙。他们现在请了夜间护理，白天又不断有来访者：以前的学生、同事、默念师，穿梭不停地进出这幢房子。有时，莫里会一下子接待五六个人，而且常常是当夏洛特下班回家以后。虽然这么多的外人占用了她和莫里在一起的宝贵时间，但夏洛特仍显得很有耐心。

“……一种使命感，”她继续说道。“是的，这对他有好处。”

但愿如此，我说。

我帮她把买来的食物放进冰箱。厨房的长台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字条、留言、通知以及医疗说明书。餐桌上的药瓶也多了起来——治哮喘的塞列斯通，治失眠的阿替芬，抗感染的奈普洛克森[12]——还有奶粉和通便剂。客厅那边传来了开门声。

“也许他准备好了……我去看看。”

夏洛特又看了一眼我带来的食品，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莫里再也享受不到这些食品了。

疾病的可怕症状在逐渐显示出来。等我在莫里身边坐下后，他比平时更厉害地咳嗽起来，他的胸部随着一阵阵的干咳而上下起伏，头也朝前冲出着。一阵剧烈的折腾之后，他终于停了下来。他闭着眼睛，吁了口气。我静静地坐着，觉得他正在慢慢缓过气来。

“录音机打开了吗？”他突然问，眼睛仍闭着。

是的，是的，我赶紧按下了录音键说。

“我现在做的，”他依旧闭着眼睛说，“是在超脱自我。”

超脱自我？

“是的，超脱自我。这非常重要——不仅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是这样，对像你这样完全健康的人也如此。要学会超脱。”

他睁开眼睛，长长地吐了口气。“你知道佛教是怎么说的？别庸人自扰，一切皆是空。”

可是，我说，你不是说要体验生活吗？所有好的情感，还有坏的情感？

“是的。”

那么，如果超脱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啊，你在思考了，米奇。但超脱并不是说不投入到生活中去。相反，你应该完完全全地投入进去。然后你才走得出来。”

我迷惘了。

“接受所有的感情——对女人的爱恋，对亲人的悲伤，或像我所经历的：由致命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你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

“可你一旦投入进去，沉浸在感情的汪洋里，你就能充分地体验它，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悲伤。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好吧，我已经经历了这份感情，我已经认识了这份感情，现在我需要超脱它。’”

莫里停下来注视着我，或许是想看我有没有理解透彻。

“我知道你在想，这跟谈论死亡差不多，”他说，“它的确就像我反复对你说的：当你学会了怎么死，你也就学会了怎么活。”

莫里谈到了最让他害怕的时刻：剧烈的喘气使他透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口气能接上去。这是最让人害怕的时刻，他说，他最初的感情便是恐惧、害怕和担心。但当他认识了这些感情的内容和特征——背部的颤抖，闪过脑部的热眩——后，他便能说，“好了，这就是恐惧感。离开它。离开它一会儿。”

我在想，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地需要这样的感情处理。我们常感到孤独，有时孤独得想哭，但我们却不让泪水淌下来，因为我们觉得不该哭泣。有时我们从心里对伴侣涌起一股爱的激流，但我们却不去表达，因为我们害怕那些话语可能会带来的伤害。

莫里的态度截然相反：打开水龙头，用感情来冲洗。它不会伤害你。它只会帮助你。如果你不拒绝恐惧的进入，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件常穿的衬衫穿上，那么你就能对自己说，“好吧，这仅仅是恐惧，我不必受它的支配。我能直面它。”

对孤独也一样：体会它的感受，让泪水流淌下来，细细地品味——但最后要能说，“好吧，这是我的孤独一刻，我不怕感到孤独，现在我要把它弃之一旁，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感情让我去体验。”

“超脱，”莫里又说道。

他闭上眼睛，接着咳了起来。

又咳了一下。

咳得更重了。

突然，他的呼吸急促了。他肺部的淤积物似乎在捉弄他，忽而涌上来，忽而沉下去，吞噬着他的呼吸。他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是一阵猛烈的干咳，连手也抖动起来——他闭着眼睛双手抖动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中了邪——我感到自己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我本能地把他拉起来，用手拍打他的背部。他把手巾纸递到嘴边，吐出了一口痰。

咳嗽停止了。莫里一头倒在海绵枕头上，拼命地呼吸着。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我说。我在竭力掩饰自己的恐惧。

“我……没事，”莫里低声说，他举起颤抖的手，“稍等……片刻。”

我们无声地坐着，等他的呼吸渐渐趋于平缓。我的头皮里也沁出了汗珠。他叫我把窗户关上，外面吹进的微风使他感到冷。我没有告诉他外面的气温是华氏八十度。

最后，他像耳语似地说，“我知道我希望怎样地死去。”

我默默地听着。

“我想安详地死去。宁静地死去，不要像刚才那样。

“那个时候是需要超脱的。如果我在刚才那阵咳嗽中死去的话，我需要从恐惧中超脱出来，我需要说，‘我的时刻到了。’

“我不想让世界惊慌不安。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接受它，进入一种安宁的心境，然后离去。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现在别离去，我赶紧加了一句。

莫里挤出了一丝笑容。“不，现在还不会。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

你相信轮回转世吗？我问。

“也许。”

你来世想做什么？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就做一头羚羊。”

羚羊？

“是的，那么优美，那么迅捷。”

羚羊？

莫里冲我一笑。“你觉得奇怪？”

我凝视着他脱形的躯体，宽松的衣服，裹着袜子的脚僵直地搁在海绵橡皮垫子上，无法动弹，犹如戴着脚镣的囚犯。我想象一头羚羊跃过沙漠的情景。

不，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教授，第二部分

莫里曾在华盛顿郊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好几年，那家医院有一个听上去挺宁静的名字：栗树园。如果没有这段人生经历的话，莫里就不会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莫里，也不会是众人所认识的那个莫里。那是莫里从芝加哥大学读出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最早找到的一份工作。他摈弃了医学、法律、商贸专业后，把搞研究看成是一个不靠剥削别人而有所贡献的工作。

莫里得到了医方的允许，他可以观察病人的行为举止，记录下对他们的治疗方法。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五十年代初它却极具挑战性和富有开拓精神。莫里看到了整天尖叫的病人，看到了整夜哭闹的病人。有的病人故意弄脏自己的内衣内裤，有的拒绝进食，得被人按倒后进行药物治疗，靠静脉注射让他进食。

病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天走出病房，俯卧着躺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医生和护士就在她身边走来走去。此景让莫里觉得非常可怕。他作了记录，这是他的工作。她每天都这样重复着：早上出来，在地上躺到傍晚时分，不跟别人说话，也不为他人所注意。莫里看了很难受，他也去坐在地上，甚至和她并排躺在一起，试图帮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后，他终于使她坐了起来，甚至回到了病房。他琢磨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最需要的其实也是许多人都需要的东西——有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莫里在栗树园工作了五年。虽然院方并不鼓励他这么做，但他还是和一些病人交上了朋友，其中有一个女病人和他开玩笑说，她能进这儿来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丈夫有钱，他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要是进那些价格便宜的精神病院，那才惨呢。”

另一个女病人——她朝任何人吐唾沫——也对莫里产生了好感，称他是她的朋友。他们每天交谈，其他的医务人员见有人能与她沟通，也都抱着赞许的态度。然而有一天她逃跑了，人们叫莫里帮着把她找回来。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她，她躲在很靠后的一个地方。当莫里进来时，她向他射去愤怒的目光。

“原来你和他们是一伙的，”她咆哮着说。

“和谁一伙？”

“看守我的狱卒。”

莫里观察到那儿的病人大多数在生活中都遭到别人的冷淡和厌弃，使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

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十年代并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阿比·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莫里的班上有许多激进分子。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入到社会和政治中去。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当学校当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莫里提出了建议：“给他们全打Ａ。”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课时开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他们改变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他们把学生送到南方腹地[13]去研究人权，送他们去内地城市做实地考察。他们还去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莫里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他颇觉有趣地看见一些穿戴着长裙和爱情念珠的姑娘们把鲜花放入炮筒，然后坐在草坪上，合拢着双手，试图去感化五角大楼。

“她们打动不了五角大楼的，”他后来回想道，“但是个不错的尝试。”

有一次，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布兰代斯校园里的福特教学楼，并打出了马尔科姆·艾克斯[14]大学的横幅。福特教学楼设有化学实验室，校方担心那些激进分子会在地下室里制造炸弹。莫里心里比他们清楚。他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

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这时莫里正好经过那幢大楼，里面有个示威者认出了这位他最喜欢的老师，于是大声喊他从窗口进去。

一个小时后，莫里带着一份示威者的要求从窗口爬了出来。他把这份要求送到了校长那里，形势得到了缓解。

莫里总是充当和平的使者。

在布兰代斯，他给学生们讲授社会心理学，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组疗程。教授们并不注重现在所谓的“职业能力”的培养，而是偏重于“个人发展”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也许会把莫里的努力视作既愚蠢又幼稚的行为。他教出的学生能赚多少钱？他们能打赢多少有高额报酬的官司？

然而，有多少企业管理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大学后会再去看望他们的导师？莫里的学生却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加州、伦敦和瑞士；来自公司的办公室和内地的学校。他们打电话，写信。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一次探望，一句话，一个微笑。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

随着我对莫里的探访的继续，我开始学习有关死亡的学说，研究不同的文化对人生最后这段旅程的不同诠释。比如说，在北美的北极地带有个部落，他们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存在着灵魂。它是一种缩小了的依附在躯体内的原我——因此，鹿的体内还有一头小鹿，人的体内也有一个小人。当大的躯体死去时，小的原我依然活着。它会投胎到诞生在附近的某某生物里，或者去天空的暂憩处——伟大女神的肚子里，等待月亮把它送回地球。

有时候，他们说，月亮因忙于新的灵魂的降世，于是便从天空中消失了。所以有的夜晚没有月光。但最终，月亮是要回来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第七个星期二

——谈论对衰老

的恐惧莫里输掉了这场较量。现在得有人替他擦洗屁股了。

他以一种特有的勇气去面对这个现实。当他上完厕所后无法自己擦洗时，他把这一最新的情况告诉了康尼。

“让你帮我擦洗你会觉得难堪吗？”

她说不会。

我觉得他不同寻常，因为他最先求助的是康尼。

这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莫里承认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完全向疾病屈服的表现。现在连做最隐私、最基本的事情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上厕所，擦鼻涕，擦洗自己的身体，除了呼吸和咽食外，他几乎一切都得依赖于别人。

我问莫里他是如何保持乐观态度的。

“米奇，这很滑稽，”他说。“我是个独立的人，因此我内心总在同这一切抗争——依赖车子，让人替我穿衣服等等。我有一种羞耻感，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能自己擦洗屁股，你就应该感到羞耻。但我又想，忘掉文化对我们的灌输。我的大半生都没有去理睬这种文化。我没有必要感到羞耻。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知道吗？真是太奇怪了。”

是什么？

“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的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

“这就像重新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罢了。

“事实上，当母亲搂抱我们，轻摇我们，抚摸我们时——我们没人嫌这份呵护太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渴望回到完全由人照顾的年代去——这是一种无保留的爱，无保留的呵护。许多人都缺少这份爱。

“我就是。”

我望着莫里，顿时明白了他为什么喜欢我探过身去帮他扶正话筒、抬抬枕头或擦拭眼睛。人类的接触。七十八岁的他像成人那样给予，又像孩子那样接受。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谈到了年龄和衰老。或者说谈到了对衰老的恐惧——另一个列在我的目录上、困惑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我从波士顿机场开车来这儿的路上，注意到了许多印着俊男靓女的广告牌。一个英俊的牛仔在抽香烟，两个漂亮的姑娘对着洗发水嫣然而笑，一个举止撩人的女郎穿着敞开扣子的牛仔裤，一个身穿黑丝绒礼服的性感女子和一个身穿无尾礼服的男子依偎在苏格兰威士忌的酒杯旁。

我从未在广告牌上见过年龄超过三十五岁的模特。我对莫里说，虽然我竭力想停留在华年的巅峰，但我已有了桑榆暮景的感觉。我经常锻炼，注意饮食结构，在镜子里查看有没有白发。我从原来颇为自己的年龄自豪——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少年有成——到不愿提起年龄，害怕自己步入不惑之年后就再也没有事业上的成就感了。

莫里以一种更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年龄问题。

“那是因为人们过于强调了年轻的价值——我不接受这种价值观，”他说。“我知道年轻也会是一种苦恼，所以别向我炫耀年轻的魅力。那些来找我的孩子都有他们的烦恼：矛盾、迷惘、不成熟、活着感到累，有的甚至想自杀……

“而且，年轻人还不够明智。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很有限。如果你对生活一无所知的话，你还愿意一天天过下去吗？当人们在影响你，对你说使用这种香水可以变得漂亮，或穿这条牛仔裤可以变得性感时，你往往就相信了。其实那都是胡扯。”

你从来没有害怕过变老？我问。

“米奇，我乐于接受老。”

乐于接受？

“这很简单。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阅历也更加丰富。如果你停留在二十二岁的年龄阶段，你就永远是二十二岁的那般浅薄。要知道，衰老并不就是衰败。它是成熟。接近死亡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你意识到这个事实后，它也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你会因此而活得更好。”

是啊，我说，可如果变老是那么有价值的话，为什么人们总说，“啊，但愿我变得年轻。”你从来没有听人这么说过，“但愿我已经六十五岁了。”

他笑了。“你知道这反映了什么？生活的不满足，生活的不充实，生活的无意义。因为你一旦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你就不会想回到从前去。你想往前走。你想看得更多，做得更多。你想体验六十五岁的那份经历。

“听着，你应该懂得一个哲理。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懂得这个哲理。如果你一直不愿意变老，那你就永远不会幸福，因为你终究是要变老的。

“米奇？”

他放低了声音。

“事实是，你总是要死的。”

我点点头。

“这不取决于你对自己怎么说。”

我知道。

他神态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接着叫我帮他调节一下枕头的位置。他的身体需要不停地挪动，不然会难受。他整个人凹陷在那只堆满了白枕头、黄海绵和蓝毛巾的躺椅里。一瞥之下，你会以为莫里是在被装箱送去海运呢。

“谢谢，”我移动枕头时他对我低声说。

没关系，我说。

“米奇，你在想什么？”

我迟疑了一下。好吧，我说。我在想你怎么一点也不羡慕年轻、健康的人。

“哦，我想我是羡慕他们的。”他闭上了眼睛。“我羡慕他们可以去健身俱乐部，可以去游泳，可以跳舞。尤其是跳舞。但当这种感情到来时，我先感受它，然后便离开它。还记得我说过的超脱吗？离它而去。对自己说，‘这是忌妒，我要离开它。’然后我就离开了。”

他又咳嗽起来——一阵声音刺耳的长咳——他把一张手巾纸递到嘴边，无力地吐着痰。坐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比他要强壮得多——多么荒唐可笑的念头——我觉得能把他提起来像一袋面粉一样扛在肩上。我为这一优越感而感到害臊，因为在其他任何方面我一点也不比他优越。

你怎么一点也不羡慕……

“什么？”

我？

他笑了。

“米奇，老年人不可能不羡慕年轻人。但问题是你得接受现状并能自得其乐。这是你三十几岁的好时光。我也有过三十几岁的岁月，而我现在是七十八岁。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

他长吁了口气，垂下眼睛，好像注视着他的呼吸消散在空气里。

“实际上，我分属于不同的年龄阶段。我是个三岁的孩子，也是个五岁的孩子；我是个三十七岁的中年人，也是个五十岁的中年人。这些年龄阶段我都经历过，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然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

我点点头。

“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

*

“命运屈从于

无数个种类：只有一个

会危及它自己。”

——Ｗ·Ｈ·奥登

莫里最喜欢的诗人

第八个星期二

——谈论金钱

我把报纸举到莫里面前，他看见了上面的一行字：

我不想在我的墓碑上写着

“我从未拥有过广播网”。

莫里笑了，然后摇摇头。早晨的阳光从他背后的窗户照射进来，落在窗台上那盆木槿的淡红叶子上。这句话是亿万富翁、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创始人、媒体大亨特德·特纳写的，他为未能在公司的一笔大买卖中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网而哀叹。我今天早上把这条新闻告诉莫里是因为我突发奇想，要是特纳发觉自己处于莫里的境地，呼吸渐渐地衰竭，躯体慢慢地变成石头，日子一天天地从日历上划去——他还会为失去广播网而大恸大悲吗？

“这是同一个问题，米奇，”莫里说。“我们树立了错误的价值观，从而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幻想破灭的失落感。我认为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莫里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他现在时好时坏。今天的情况算是不错。前一天晚上，当地的一个清唱组合来为他作了表演，他异常兴奋地讲述着这件事，似乎上门来为他演唱的是黑斑组合[15]。莫里患病前就十分喜爱音乐，如今这份爱好更强烈了，音乐会感动得他热泪盈眶。他有时在晚上听歌剧，闭上眼睛陶醉在激昂的歌声中。

“米奇，你昨晚要是来听就好了。他们唱得棒极了！”

莫里一向很容易满足，唱歌，跳舞，欢笑对他来说都是莫大的乐趣。如今，物质生活对他越来越无所谓了。人死的时候，人们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莫里似乎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国家提倡灌输的教育形式，”莫里叹道。“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灌输的吗？他们对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做法。拥有得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无论我生活在哪里，我都会遇到一些对新的东西充满了占有欲的人，想拥有新的汽车，想拥有新的财产，想拥有新的玩具。然后沾沾自喜地向你炫耀：‘猜我得到了什么？猜我得到了什么？’

“你知道我对此是怎么解释的？这些人都渴望得到爱，但又得不到，于是就接受了这些替代品。他们乐于接受物质的东西，期望能得到类似于拥抱的感情回报，但这是行不通的。你无法用物质的东西去替代爱、善良、温柔或朋友间的亲情。

“钱无法替代温情，权力也无法替代温情。我能告诉你，当我坐在这儿等待死亡时，当你最需要这份温情时，金钱或权力都无法给予你这份感情，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或权势。”

我环视莫里的书房。它同我第一次见到时的一模一样。书排放在书架的老地方。纸凌乱地堆满了那张旧的书桌。其他的房间也没有什么改善。事实上，莫里有很长时间，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添置过新的东西——除了医疗器械。他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完全放弃购物欲的那一天。

因此，电视机还是老牌子，夏洛特开的那辆车还是原来的型号，盘子、银器和毛巾——都是旧的。然而，这屋子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充满了爱、教诲和交流，它充满了友谊、柔情、坦然和眼泪。它充满了同事、学生、默念师、治疗专家、护士和歌手。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它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尽管莫里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在急剧地减少。

“这个社会在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很感困惑的，”莫里说。“你需要的是食物，而你想要的却是巧克力圣代。你得对自己诚实。你并不需要最新的跑车，你并不需要最大的房子。

“实际上，它们不能使你感到满足。你知不知道真正使你感到满足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给予他人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听起来像个童子军。

“我不是指金钱，米奇。我是指你的时间，你的关心，你的闲谈。这并不难。这儿附近开办了一个老年学校，几十个老年人每天去那儿。如果你年轻而且又有专长，学校就会请你去讲课。你在那里会很受欢迎。那些老人非常感激你。你给予了别人，于是你开始赢得别人的尊敬。

“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你不需要有非凡的才能。医院和避难所里那些孤独的人只想得到一点陪伴。你和一个孤独的老头打打牌，你就会发现新的生活价值，因为人们需要你。

“还记得我说过的关于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的话吗？我曾经把它写了下来；但现在我已经能背了：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你瞧，”他咧嘴笑道，“里面没有提到薪水。”

我把莫里说的记在了黄拍纸簿上。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不想让他窥视我的眼睛，不想让他揣摸出我的心思。我在想，毕业后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追求他所摈弃的东西——更大的玩物，更好的住房。由于我处在那些腰缠万贯、名声显赫的体育明星当中，因此我对自己说我的需求还是很现实的，同他们相比，我的欲望简直微不足道。

这是烟幕。莫里一针见血地说过。

“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我就要死了，是吗？”

是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的问题？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的健康。

“只要你做的是发自内心的，你过后就不会感到失望，不会感到妒忌，也不会计较别人的回报。否则，你就要患得患失。”

他咳嗽起来，伸手去拿椅子上的铃。他抓了几下也没拿住，最后我把它递到了他手里。

“谢谢，”他低声说。他无力地摇了摇铃，想叫康尼进来。

“这位特纳老兄，”莫里说，“他就不能在他的墓碑上写些别的？”

*

每天晚上，当我睡着时，我便死去了。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又复活了。

——圣雄甘地

第九个星期二

——谈论爱的永恒

树叶开始变颜色了，把西纽顿的林中骑马道染成了一幅金黄色的画。底特律那边，工会发动的那场战争陷入了僵局，双方都指责对方对谈判没有诚意。电视上的新闻也同样令人沮丧。在肯塔基，三个男子从公路桥上往下扔墓碑石块，石块击碎了从下面驶过的一辆汽车的玻璃窗，砸死了一个同家人一起去朝圣的十几岁女孩。在加州，O·J·辛普森一案正接近尾声，全国上下似乎都在关注这件事。就连机场里的电视机也都在播放有线电视网的节目，使你进出机场时也能了解这一案子的最新动态。

我给西班牙的弟弟打了几次电话，留话说我真的很想同他谈谈，我一直在想我们俩的事。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他短短的留言，说他一切都好，但他实在不想谈论病情，很抱歉。

对我的教授来说，折磨他的倒不是对病情的谈论，而是疾病本身。就在我上次探访他之后，护士给他插了导尿管，他的小便通过管子流进椅子旁边的一个塑料袋。他的腿需要不停地按摩（虽然他的腿不能动弹，但依然有疼痛感，这是这种疾病又一个既残酷又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征），他的脚也必须悬离海绵垫子几英寸，否则的话就像有人在用叉子戳他的脚，往往谈话进行到一半时，他就要让来访者移动一下他的脚，或调整一下他埋在花色枕头里的头的位置。你能想象头不能动弹的情形吗？

每次去看他，莫里总显得越来越坐不直身子，他的脊椎已经变了形。但每天早上他还是坚持让人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用轮椅推他进书房，留他与那些书本、纸张和窗台上的木槿在一起。他在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里发现了某些带有哲理性的东西。

“我把它总结进了我的格言，”他说。

说给我听听。

“当你在床上时，你是个死人。”

他笑了。只有莫里能笑对这种苦涩的幽默。

他经常收到“夜线”节目的制作人员以及特德本人打来的电话。

“他们想再制作一档节目，”他说。“但他们说还想等一等。”

等到什么时候？等你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许吧。反正我也快了。”

别说这种话。

“对不起。”

我有些忿然：他们竟然要等到你的最后阶段。

“你感到生气是因为你在守护我。”

他笑了。“米奇，也许他们是想利用我增加点戏剧效果。没什么，我也在利用他们。他们可以把我的信息带给数以万计的观众。没有他们我可做不到这一点，是不是？所以，就算是我的让步吧。”

他咳嗽起来，接着是一阵长长的喘气。末了，一口痰吐在了揉皱了的手巾纸里。

“反正，”莫里说，“我让他们别等得太久。因为我的声音很快就会消失的。它一旦侵入我的肺部，我就不能开口了。我现在说上一会儿就要喘气。我已经取消了很多约会。米奇，许多人想来探望我，可我感到太疲倦了。如果我不能集中精力和他们交谈，我就帮不了他们。”

我看了一眼录音机，心里有一种负罪感，好像我是在偷窃他所剩无几的、宝贵的说话时间。“我们就此结束好吗？”我问。“你会不会太累？”

莫里闭上眼睛，摇摇头。他似乎在熬过一阵无声的痛楚。“不，”他最后说。“你和我得继续下去。

“你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篇论文。”

我们的最后一篇。

“我们得完成它。”

我想起了我们在大学里共同完成的第一篇论文。当然，那是莫里的主意。他说我可以写一篇优等生论文——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此刻，我们在这里重复着十几年前的事。先立一个论点。由一个垂死的人对一个活着的人讲述他必须知道的东西。只是这一次我的论文没有时间的限制。

“昨天有人向我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莫里望着我身后的一块壁毯说，壁毯上拼着一条条朋友们为他七十大寿而写的题词。每一块拼贴上去的布条上都绣着不同的话：自始至终。百尺竿头。莫里——心理永远最健康的人！

什么问题，我问。

“我是不是担心死后会被遗忘？”

你担心吗？

“我想我不会。有那么多人亲近无比地介入了我的生活。爱是永存的感情，即使你离开了人世，你也活在人们的心里。”

听起来像一首歌——“爱是永存的感情。”

莫里咯咯地笑了。“也许吧。可是，米奇，就拿我们之间的谈话来说吧，你有时在家里是否也会听见我的声音？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或在飞机上？或在车子里？”

是的，我承认说。

“那么我死了以后你也不会忘记我的。只要想起我的声音，我就会出现在那儿。”

想起你的声音。

“如果你想掉几滴眼泪，也没关系。”

莫里，他在我上大学一年级时就想叫我哭。“有那么一天我会打动你的心肠的，”他常对我说。

好吧，好吧，我说。

“我决定了我的碑文怎么写，”他说。

我不想听见墓碑这个词。

“为什么？它让你感到紧张？”

我耸了耸肩。

“那我们就别提它。”

不，说下去。你决定怎么写？

莫里咂了咂嘴唇。“我想这么写：一个终生的教师。”

他等着让我去回味这句话。

一个终生的教师。

“好吗？”他问。

是的，我说，好极了。

我喜欢上了进门时莫里迎向我的笑脸。我知道，他对其他人都这样。可他能使每个来访者都感觉到他迎向你的笑是很独特的。

“哈哈，我的老朋友来了，”他一看见我就会用含混、尖细的声音招呼我。可这仅仅是个开头。当莫里和你在一起时，他会全身心地陪伴你。他注视着你的眼睛，倾听你的说话，那专心致志的神态就仿佛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人。要是人们每天的第一次见面都能像遇见莫里那样——而不是来自女招待、司机或老板的漫不经心的咕哝声，那生活一定会美好得多。

“我喜欢全身心地投入，”莫里说。“就是说你应该真正地和他在一起。当我现在同你交谈时，米奇，我就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谈话上。我不去想上个星期我们的会面，我不去想星期五要发生的事，我也不去想科佩尔要制作的另一档节目或我正在接受的药物治疗。

“我在和你说话。我想的只有你。”

我回想起在布兰代斯的时候，他在小组疗程课上常常教授这一观点。我那时候颇不以为然，心想这也算是大学的课程？学会怎样集中注意力？这有多少重要性可谈的？可我现在意识到它要比大学里的其他任何一门课都来得重要。

莫里示意我把手伸给他，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愧意。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理由去哀叹自己的痛苦和不幸的老人；只要他想这么做，他可以用醒来后的每一分钟去触摸他日益枯谢的躯体，去计算他呼吸的频率。然而，有那么多人仅仅为了一些琐事而如此的自我专注，他们的眼光只停留在你身上三十秒钟便游离开去。他们早已驰心旁骛——给某个朋友打电话，给某个地方发传真，或跟某个情人约次会。只有当你的话说完时，他们才猛地回过神来，和你“嗯嗯啊啊”、“是的是的”地敷衍几句。

“问题的部分症结，米奇，在于他们活得太匆忙了，”莫里说。“他们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所以忙着在寻找。他们想到了新的车子，新的房子，新的工作。但过后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同样是空的，于是他们重又奔忙起来。”

你一旦奔忙起来，我说，就很难再停得下。

“并不怎么难，”他摇摇头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当有人想超我的车时——那还是在我能开车的时候——我就举起手……”

他想做这个动作，可手只抬起了六英寸。

“……我举起手，似乎要作出不太友善的手势，但随后我挥挥手，一笑了之。你不对他举起手指，而是让他过去，你就能一笑了之。

“知道吗？很多时候对方也会用笑来回答你。

“实际上，我不必那么急着开我的车。我情愿把精力放在与人的交流上。”

他在这方面是做得极其出色的。你和他谈论不幸的事情时，他的眼睛会变得湿润；你和他开一个哪怕是蹩脚的玩笑时，他的眼睛会笑成一条缝。他随时向你袒露他的感情，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品质。我们很会敷衍：“你是干什么的？”“你住在哪儿？”可真正地去倾听——不带任何兜售、利用或想得到回报的动机和心理——我们能做到吗？我相信在莫里的最后几个月里来看望他的人，有许多是为了从莫里那儿得到他们需要的关注，而不是把他们的关注给予莫里。而这位羸弱的老人总是不顾个人的病痛和衰退在满足着他们。

我对他说他是每个人理想中的父亲。

“唔，”他闭上眼睛说，“在这方面我是有体验的……”

莫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父亲是在一家市停尸所。查理·施瓦茨生性寡言，他喜欢一个人在布朗克斯区特里蒙德街的路灯下看报。莫里小的时候，查理每天晚饭后便出去散步。他是个小个子的俄罗斯人，面色红润，满满一头浅灰的鬈发。莫里和弟弟大卫从窗口望着靠在路灯柱上的父亲，莫里很希望他能进屋来和他们说说话，但他很少这么做。他也从不替兄弟俩掖被子，吻他们道晚安。

莫里一直发誓说，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他一定会对他们做这些事的。几年后，他当了父亲，他确实这么做了。

就在莫里开始抚养自己的孩子时，查理仍住在布朗克斯区。他仍去散步，仍去看报。有一天晚上，他吃完饭后又出去了。在离家几个街区的地方他遇上了两个强盗。

“把钱拿出来，”其中一个举着枪说。

吓坏的查理扔下皮夹就跑。他穿过街道，一口气跑到了一个亲戚家的台阶上，倒在了门廊里。

心脏病发作。

他当晚就死了。

莫里被叫去认领尸体。他飞到纽约，去了那家停尸所。他被带到楼下存放尸体的那间冷气房。

“是不是你父亲？”工作人员问。

莫里看了一眼玻璃罩下面的尸体，正是那个责骂过他、影响过他、教他如何干活的人的尸体；他在莫里需要他说话时却一言不发，他在莫里想和别人一起共享对母亲的那份感情时却要他把回忆压抑在心里。

他点点头就走了。他后来说，房间里的恐怖气氛攫走了他所有的感官能力。他过了几天才哭了出来。

但父亲的死却使莫里知道了该如何去准备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他至少懂得了：生活中应该有许多的拥抱、亲吻、交谈、欢笑和道别，而这一切他都没来得及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得到。

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莫里会让所有他爱的人围在他的身边，亲眼看见发生的一切。没人会接到电话，或接到电报，或在某个既冷又陌生的地下室里隔着玻璃看他。

*

在南美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名叫迪萨那的部落，他们认为世界是个恒定的能量体，它在万物中流动。因此，一个生命的诞生就招致了另一个生命的终结，同样，每一个死亡也带来了另一个生命。世界的能量就这样保持着平衡。

当他们外出狩猎时，迪萨那人知道他们杀死的动物会在灵魂井里留下一个洞穴，这个洞穴将由死去的迪萨那猎手的灵魂去填补。如果没有人死去，就不会有鸟和鱼的诞生。我很赞同这个说法。莫里也很赞同。越接近告别的日子，他似乎越感到我们都是同一座森林里的生物。我们获取多少，就得补偿多少。

“这很公平，”他说。

第十个星期二

——谈论婚姻

我带了一位客人去见莫里。我妻子。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一直问我，“我什么时候能见詹宁？”“你什么时候带她来？”我一直在找借口敷衍他，但几天前当我打电话探望他时，我改变了主意。

等了好一会莫里才接了电话。我听得见有人把电话递到他的耳边，他已经拿不起电话了。

“你—好，”他喘息着说。

你怎么样，教练？

我听见他沉重的呼气声。“米奇……你的教练……不太好……”

他的睡眠越来越糟。他现在几乎整夜都需要吸氧。阵发性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了。有时，一阵咳嗽会持续一个小时，他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下来。他一直说当疾病侵入他的肺部时他就会死。一想到死神已离他那么近了，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星期二来看你，我说。到那天你会好些的。

“米奇。”

嗯？

“你妻子也在吗？”

她正坐在我的旁边。

“把电话给她。我想听听她的声音。”

我娶的是一位非常善良体贴的妻子。虽然她从未见过莫里，她却抓起了话筒——换上我，我一定会摇着头嘘道，“说我不在，说我不在”——不一会，她就和我的老教授聊了起来，那融洽的谈话声就好像他们早在大学里就认识了。我能感觉出这一点，尽管我听见的只是“嗯—嗯……米奇告诉过我……哦，谢谢……”

她挂上电话后说，“我下星期二去看他。”

于是就有了这次访问。

此刻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围在躺椅的周围。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莫里是个不怀恶意的调侃高手。尽管他常常要受到咳嗽或上厕所的困扰，但詹宁的到来似乎又为他增添了新的能量。他望着我们带去的结婚照。

“你是底特律人？”莫里问。

是的，詹宁说。

“我在底特律教过一年书，是在四十年代后期。我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一件趣事。”

他停下来想擤鼻子。他抖抖嗦嗦地去拿手巾纸，我拿起一张放在他鼻孔处，他无力地擤了一下。我轻轻地用纸捏了一把，然后扔掉了脏纸，就像一个母亲对坐在车子里的孩子做的那样。

“谢谢，米奇。”他望望詹宁。“我的护理工，挺不错的一个。”

詹宁笑了。

“好吧，讲讲那件趣事。大学有一帮社会学家，我们经常和其他系的教师玩扑克，他们当中有一个外科教授。一天晚上打完牌他说，‘莫里，我想听听你的课。’我说行。于是他去听了我的一堂课。

“课结束后他说，‘怎么样，想不想也来看看我的工作？我今晚有个手术。’作为礼尚往来，我答应了。

“他把我带到了医院。他对我说，‘把手清洗一下，带上口罩，穿上罩衣。’于是我和他并排地站在了手术台旁。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个妇女，腰部以下脱得光光的。他拿起手术刀就划了下去——就像这样……”

莫里举起手指划了个弧形。

“……我当时吓坏了，差点晕过去。到处是血。我身边的护士问，‘你怎么啦，医生？’我说‘见鬼，我才不是什么医生！让我出去！’”

我们笑了，莫里也笑了，但笑得很艰难，因为他的呼吸功能很有限。这是这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这么说笑。真不可思议，我想，看见别人的疾病曾差点晕倒的他居然能忍受自己如此凶险的顽疾。

康尼来敲门说莫里的午餐准备好了。午餐不是我那天早上在面包马戏超市买来的胡萝卜汤、蔬菜饼和希腊面食。尽管我挑最容易咀嚼和消化的软食买，可莫里极有限的咀嚼和下咽功能仍对付不了它们。他现在主要吃流质，顶多来一块搅拌成泥状、容易消化的麦麸松饼。几乎所有的食物夏洛特都要做成羹，他用吸管进食。我每个星期仍然去采购，带着食品袋走进房间。但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博得他的高兴而已。一打开冰箱，我便看见堆得满满的食品。我也许在期待有那么一天，我俩能在一起真正地吃上一顿午餐，我想见到他边嚼食物边说话的样子，嘴角油腻腻的。可这是个愚蠢的期待。

“那么……詹宁，”莫里说。

她笑笑。

“你真可爱。把你的手给我。”

她伸过手去。

“米奇说你是个专业歌手。”

是的，詹宁说。

“他说你很了不起。”

哦，她笑了。不，他说说而已。

莫里眉毛一扬。“你能为我唱首歌吗？”

自从我认识詹宁以来，我遇到过不少人对她提出这个要求。人们听说你是专业歌手，都会说，“给我们唱一首。”一半是出于腼腆，而且她又是个很计较场合的完美主义者，所以她从未答应过。她总是很有礼貌地推辞，我想她现在也会这样的。

但她却唱了：

“一想到你

我便心绪全无

尘世的一切全抛在脑后……”

这是三十年代的一首流行歌曲，由雷·诺布尔作的词。詹宁望着莫里，非常动人地演唱着。我不由得再次为莫里的能力感到惊讶：他如此善于开启人们心中的感情之闸。莫里闭着眼睛在欣赏。我妻子甜美的歌声盈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莫里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尽管他的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只沙袋，但你能看见他的心在翩翩起舞。

每一朵鲜花映着你的脸，

每一颗星星闪烁着你的眼神，

这是对你的思念，

一想到你，

亲爱的……

等她唱完，莫里睁开眼睛，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听妻子的演唱，可从来没有像莫里这么动情过。

婚姻。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对婚姻感到困惑。有的不知怎样走进去，有的不知怎样走出来。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想挣脱某种义务的束缚，把婚姻视作泥潭中的鳄鱼。我常常出席别人的婚礼，向新婚夫妇贺喜祝福。然而几年以后，当那位新郎与另一位他称作朋友的年轻女子同坐在饭店里时，我只会稍感惊讶而已。“你知道，我已经和某某分居了……”他会对你如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遇到难题？我问了莫里。当我等了七年后才向詹宁求婚时，我暗自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比我们的前辈更加谨慎，或者更加自私？

“咳，我为你们这一代人感到遗憾，”莫里说。“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可是现在这些可怜的年轻人，要么过于自私而无法和别人建立真诚的恋爱关系，要么轻率地走进婚姻殿堂，然后六个月后又匆匆地逃了出来。他们并不清楚要从伴侣那儿得到什么。他们连自己也无法认清——又如何去认识他们要嫁娶的人呢？

他叹了口气。莫里当教授的那会儿曾接受过许多不幸恋人的咨询。“这很令人悲哀，因为一个爱人对你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你会意识到这一点，尤其当你处于我的境地时。朋友对你也很重要，但当你咳得无法入睡，得有人整夜坐着陪伴你、安慰你、帮助你时，朋友就无能为力了。”

在学校里相识的夏洛特和莫里结婚已有四十四年了。我在观察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她提醒他吃药，进来按摩一下他的颈部，或和他谈论他们的儿子。他们像一个队里的队员，彼此只需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夏洛特和莫里不同，她性格比较内向，但我知道莫里非常尊重她。我们谈话时他常常说，“夏洛特要是知道我在谈论这事会不高兴的，”于是便结束了这个话题。这是莫里唯一克制自己情感世界的时候。

“我对婚姻有这样一个体会，”他对我说。“你通过婚姻可以得到检验。你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对方，知道了你们彼此是否合得来。”

有没有一条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婚姻的成功与否？

莫里笑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米奇。”

我知道。

“不过，”他说，“爱情和婚姻还是有章可循的：如果你不尊重对方，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如果你不懂怎样妥协，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如果你们彼此不能开诚布公地交流，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如果你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你们同样会有麻烦。你们必须有相同的价值观。

“而这一价值观里最重要的，米奇。”

是什么？

“你们对婚姻的重要性的信念。”

他擤了一下鼻子，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个人认为，”他叹了口气说，“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没去尝试，你就会失去很多很多。”

他用一句诗来结束了这个话题：“相爱或者死亡。”他十分虔诚地相信这句箴言。

*

好吧，想提一个问题，我对莫里说。他瘦骨嶙峋的手握着胸前的眼镜，随着他费力的呼吸，眼镜一上一下地在起伏。

“什么问题？”他问。

记得《约伯记》[16]吗？

“《圣经》里的那个？”

是的。约伯是个好人，可上帝却要他受罪。为了考验他的忠诚。

“我记得。”

剥夺了他的一切，他的房子，他的钱，他的家庭……

“还有他的健康。”

使他病魔缠身。

“为了考验他的忠诚。”

是的，为了考验他的忠诚。我在想……

“想什么？”

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莫里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手放回身边时抖得很厉害。

“我想，”他笑笑说，“上帝做得太过分了。”

第十一个星期二

——谈论我们的文化

“拍得重些。”

我拍打着莫里的背。

“再用力些。”

我又拍打下去。

“靠近肩部……往下一点。”

莫里穿着睡裤侧卧在床上，他的头陷在枕头里，嘴巴张开着。理疗师在教我怎样把他肺部的毒物拍打出来——莫里现在需要按时做这种理疗，不然他的肺就会硬化，从而丧失呼吸的功能。

“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莫里喘着气说。

没错，我一边用拳头叩击他雪白的后背，一边开玩笑地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Ｂ！再来一下重的！

我们都笑了，这是面对魔鬼的临近而发出的惴惴不安的笑，如果没人知道这是莫里临死前的健身操，这场面或许会挺有趣的。莫里的病现在已经危险地逼近了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肺部。他已经预见到他最终会窒息而死，这是我所无法想象的。有时他会闭上眼睛，用力把一口气吸到嘴巴和鼻孔处，就像在做起锚前的准备工作。

刚进十月，外面的气候开始转凉，吹落的树叶铺满了西纽顿周围的绿化地。莫里的理疗师比平时来得更早了。通常，当护士和专家在他身边忙碌时，我总是找借口避开的。但几个星期下来，随着我们的时间在不断缩短，我不再对人体的种种窘态那么敏感了。我想呆在那儿。我想看见发生的一切。这不是我平常的性格。但最后几个月发生在莫里家中的一切也是不平常的。

于是我看着理疗师对躺在床上的莫里进行治疗，她叩击莫里背部的肋骨，问他是否感觉到胸口的郁闷有所缓解。她停下来休息时，问我想不想试试。我说行。莫里埋在枕头里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别太狠，”他说，“我是个老头了。”

我在她的指导下，来来回回敲打着他的背部和侧部。我不愿去想莫里躺在床上的情形（他最新的格言“当你在床上时，你就是个死人”又回响在我的耳边），蜷缩着身子侧卧在床上的莫里显得那么瘦小，那么枯槁，简直就跟一个孩子的身材差不多大。我看见了他白皙的皮肤，零散的白色汗毛，看见了他疲软下垂的双臂。我想起了我们曾热衷于健身：举杠铃，练仰卧起坐；然而最终自然又将我们的肌肉夺了回去。我的手指触摸在莫里松弛的肌肉上，我按着理疗师的指导拍打着他。而实际上，当我在捶打他的背部时，我真正想捶打的却是墙壁。

“米奇？”莫里喘着气说，他的声音在我的捶打下像风钻一样振动着。

嗯？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Ｂ？”

莫里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他也看到了事物的可变性。

“人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变坏，”他那天对我说，“而这一威胁正是来自我们的文明社会，来自我们的经济制度。即使有工作的人也会受到威胁，因为他会担心失去它。当你受到威胁时，你就会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你就会视金钱为上帝。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他呼出一口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它。”

我点点头，握紧他的手。我们现在常常握手，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又一个变化。从前使我感到窘迫和拘谨的事情现在则成了家常便饭，通过一根管子连接到他体内、里面装满了黄色尿液的导管袋就放在我的脚边。早几个月它会使我感到恶心，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莫里如厕后留在房间里的气味同样对我没有影响。他没有条件更换居住的房间，也无法关上厕所的门往屋里喷洒空气清新剂。这是他的床，这是他的椅子，这是他的生活。如果我的生活也被圈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我想我留下的气味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就是我说的你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小文化，”莫里说，“我并不是让你去忽视这个社会的每一条准则。比方说，我不会光着身子去外面转悠；我也不会去闯红灯。在这类小事情上我能遵纪守法。但在大问题上——如何思想，如何评判——你必须自己选择。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社会——来替你作出决定。

“就拿我来说吧。我似乎该为许多事而感到害臊——不能行走，不能擦洗屁股，有时早上醒来想哭——其实生来就没有理由要为这些事情感到羞耻。

“女人拼命想苗条，男人拼命想富有，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都是我们的文化要你相信的。别去相信它。”

我问莫里他年轻时为何不移居他国。

“去哪儿？”

我不知道。南美。新几内亚。一个不像美国那么私欲膨胀的地方。

“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莫里说，他扬了扬眉毛，这是他最接近耸肩的表示。“我认为逃避并不是解决的方法。你应该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不管你生活在哪儿，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远见。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将来。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尽量去适应各种发展和变化。但如果你的周围尽是那些利欲熏心的人，那么结局便是一小部分的人暴富起来，军队的任务是防止贫穷的人起来造反，抢夺他们的财富。”

莫里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落在远处的窗户上。迎面偶尔传来卡车的隆隆声和风的呼啸声。他对着邻居的房子凝视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问题是，米奇，我们不相信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白人和黑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男人和女人。如果我们彼此不觉得有差异，我们就会乐意加入人类的大家庭，就会像照顾自己的小家一样去关心那个大家庭。

“相信我，当你快要死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这是对的。我们都有同样的开始——诞生——我们也有同样的结局——死亡。因此，我们怎么会有大的区别呢？

“投入到人类的大家庭里去。投入到人的感情世界里去。建立一个由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组成的小社会。”

他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我也用力地握握他的。就像在卡尼伐竞赛[17]中，你敲下锤子，看着圆球升向上面的洞口那样，我此刻似乎也看见了我的体热正从莫里的手传向他的胸口，又从胸口升向他的脸颊和眼睛。他笑了。

“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我们需要别人活着，对不对？在生命的终点，当你像我现在这样时，你也需要别人活着，是吗？”

他压低了声音。“可还有个秘密：在生命的中途，我们同样需要别人活着。”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康尼和我去卧室收看法庭对O·J·辛普森的裁决。当原告和被告都面向陪审团时，场面顿时紧张起来。辛普森身穿蓝色西服，被一群律师团团围着。离他几英尺的地方便是那些要他蹲大牢的检察官们。陪审团团长宣读了裁决——“无罪”——康尼尖叫起来。

“哦，我的天！”

我们看着辛普森拥抱他的律师，听着评论员的评述，成群的黑人在法庭外的街道上庆贺，而白人则目瞪口呆地呆坐在饭店里。人们称这一判决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尽管每天都有谋杀发生。康尼去了客厅。她看腻了。

我听见莫里书房的门关上了。我盯着电视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看，我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把莫里从椅子上拖了起来。我笑了：就在“世纪审判”戏剧性地收场时，我的老教授正坐在抽水马桶上。

*

1979年，布兰代斯的体育馆里有一场篮球赛。我们的球队打得不错，学生席上响起了叫喊声：“我们第一！我们第一！”莫里就坐在旁边，喊声让他感到困惑。终于，他在一片“我们第一”的叫喊中站起来大吼一声，“第二又怎么样？”

学生们望着他，停止了叫喊。他坐了下来，得意地笑了。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夜线”节目组的摄制人员回来进行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的氛围和以前的不一样。这次与其说是采访，还不如说是作伤心的话别。特德·科佩尔打了好几个电话后才上场，他问莫里，“你觉得行吗？”

莫里自己心中也没谱。“我现在整天都感到很累，特德。我还常常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一时说不上来，你能替我说吗？”

科佩尔说行。接着这位处事一向冷峻的主持人再次说，“如果你不想进行这次采访，莫里，没关系，我可以对着镜头跟观众说再见。”

后来，莫里颇感得意地说，“他被我感化了。”的确如此。科佩尔如今称莫里为“朋友”。我的老教授竟然激发出了电视业的同情心。

莫里在这个星期五下午的采访中仍穿着昨天穿的那件衬衫。他现在隔天换一次衣服。今天他也不想破这个例。

和前两次的科佩尔-施瓦茨会晤不同，这一次自始至终是在莫里的书房里进行的，莫里已经成了那张躺椅的囚徒。科佩尔一见到莫里先吻了他，然后侧身从书橱前挤到了镜头里。

正式采访开始前，科佩尔询问了疾病的进展情况。“变得有多糟，莫里？”

莫里无力地抬抬手，连腹部也没超过。他只能抬到这儿。

科佩尔有了答案。

摄像机转动起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开始了。科佩尔问莫里他对死神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了。他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变换颜色。

莫里知道还有其他的人也遭受着ALS的折磨，有些还是名人，比如说斯蒂芬·霍金，这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他的喉咙开了个洞，说话要靠一只电脑合成器的帮助，笔录靠一台传感器根据他眨眼睛的变化来作出判断。

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是莫里选择的活法。他对科佩尔说他知道该什么时候说再见。

“对我来说，特德，活着就意味着能和别人交流。就是说我必须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能同他人交谈，去感受他们的思想……”

他呼了口气。“当这种能力消失时，莫里也消失了。”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因为前两次采访中都提起过，科佩尔这次又提了“擦洗屁股”的老话题——也许想得到对方一个诙谐幽默的反应。但莫里累得连笑都很困难。他摇摇头。“当我坐在便桶上时，我怎么也坐不直身子。我老是往前倾，所以他们得扶住我，完事后他们还得替我擦洗，眼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他对科佩尔说他想安宁地死去。他当众发表了他最新的格言：“别走得太快，但也别拖得太久。”

科佩尔心酸地点点头。第一次“夜线”节目播出至今才过去了六个月，但莫里·施瓦茨显然已经垮了。他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在衰竭，如同一部死亡的连续短片。然而，尽管他的躯体在腐朽，他的人格精神却更加光彩夺目。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摄像机的镜头拉出了莫里的特写——甚至连科佩尔也不在镜头内，只传出他的画外音——主持人问我的老教授还有没有话要对成千上万被他感动的观众说。我不禁想到了死囚临刑前人们也会这么问，当然，科佩尔并没有联想到这个。

“要有同情心，”莫里声音微弱地说。“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他吸了口气，然后加上了他的祷文：“相爱或者死亡。”

采访结束了。但不知是什么缘故，摄影师仍让机器转动着。于是，最后的场面也留在了像带上。

“你干得不错，”科佩尔说。

莫里无力地笑笑。

“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了，”他低声说。

“你总是这样。”

“特德，这疾病一直在敲打我的灵魂，但它夺不走它。病魔可以夺去我的躯体，但无法夺去我的灵魂。”

科佩尔的眼眶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你做得很好。”

“你这么认为？”莫里翻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在和上帝谈判。我问上帝，‘我能成为天使吗？’”

这是莫里第一次说他在同上帝交谈。

第十二个星期二

——谈论原谅

“临死前先原谅自己，然后原谅别人。”

这是“夜线”专访的几天以后。天空中阴霾密布。莫里盖着毯子，我坐在他那张躺椅的另一头，握着他裸露的脚。脚上长满了硬皮，而且呈拳曲状，脚趾甲呈黄颜色。我拿着一瓶润肤液，挤一点在手上，然后按摩他的脚踝处。

这是几个月来我看见那些助手们常替莫里做的事情之一，我现在自告奋勇地要做这事，为的是能更多地接触他。疾病甚至剥夺了莫里扭动脚趾的功能，然而他却依然有疼痛感，而按摩可以缓解痛楚。再说，莫里喜欢有人去触摸他。在这个时候，只要是能使他开心的，任何事我都愿意去做。

“米奇，”他又回到了原谅这个话题。“记恨和固执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情绪——他叹了口气——这种情绪让我抱憾终身。自负。虚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问的是原谅有多重要。我在电影里常看到一些大亨式的人物临终前把疏远的儿子叫到床前，然后才平静地死去。我不知道莫里是否也有这种念头：在他临终前突然想说声“对不起”？

莫里点点头。“看见那尊雕像吗？”他斜了斜头，指向靠着对面墙的书橱上的一个头像。它放在书橱的高层，我平时从来没有注意到。雕像是铜的，塑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子，系着领带，一绺头发飘落在额前。

“那是我，”莫里说。“一个朋友大约在三十年前雕刻的。他叫诺曼。我们以前常在一起。我们去游泳，我们搭车去纽约。他把我带到他在剑桥[18]的公寓，在他的地下室里为我雕刻了这尊头像。这花了他好几个星期，可他干得一丝不苟。”

我望着那张脸，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个三维形的莫里是那么健康，那么年轻，他看着我们交谈。虽然是铜像，但仍透出几许活泼的神态。我觉得那位朋友确实刻出了莫里的一些内在气质。

“咳，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了，”莫里说。“诺曼和他妻子去了芝加哥。过后没多久，我妻子夏洛特动了一次大手术。诺曼和他妻子始终没跟我们联系，但我知道他们是知道这件事的。他们伤了我和夏洛特的心：竟连一个电话都不打。于是我们就中断了关系。

“后来，我只见到诺曼一两次，他一直想同我和解，但我没有接受。他的解释不能使我满意。我很自负。我拒他于千里之外。”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米奇……几年前……他死于癌症。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没有去看他。我一直没有原谅他。我现在非常非常地懊悔……”

他又哭了起来，那是无声的哭泣，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

对不起，我说。

“没关系，”他低声说，“流泪有好处。”

我继续在他坏死的脚趾上涂抹润肤液。他默默地哭了几分钟，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我们不仅需要原谅别人，米奇，”他又说道，“我们也需要原谅自己。”

原谅自己？

“是的，原谅自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你不应该陷在遗憾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尤其是处在我这个阶段。

“我一直希望自己工作得更出色些，希望能多写几本书。我常常为此而自责。现在我发现这毫无帮助。跟它和解。跟自己和解。跟你周围的人和解。”

我探过身去用纸擦去了他的眼泪。莫里睁了睁眼睛又闭上了。他的呼吸又粗又重，像打鼾似的。

“原谅自己。原谅别人。不要犹豫，米奇，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可以拖一段时间的。有的并不那么幸运。”

我把擦过的纸扔进废纸篓，继续为他的脚按摩。幸运？我用拇指用力地按他变硬的肌肤，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反向力，米奇，还记得吗？事物朝两个方向发展。”

我记得。

“我哀叹时间在无情地逝去，但我又庆幸它仍给了我弥补的机会。”

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雨水打在窗上，他身后的那棵木槿小而挺拔，依然生命旺盛。

“米奇，”莫里低声说。

嗯？

我神情专注地揉动着他的脚趾。

“看着我。”

我抬起头来，看见了他非常严肃的眼神。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回到我身边来。但我想说……”

他打住了话头，声音有些哽咽。

“如果我还能有个儿子，我希望他是你。”

我垂下眼睛，搓揉着他坏死的肌肤。一时间我感到有些害怕，似乎接受了莫里的感情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父亲。可当我抬起头来，看见莫里噙着泪水的笑容时，我知道这时候是没有背叛的。

我真正害怕的是跟他说再见。

*

“我已经选好了墓地。”

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在山坡上，傍着一棵树，可以俯视到一个水池。非常宁静。一个思考的好地方。”

你准备在那儿思考？

“我准备在那儿死去。”

他笑出声来，我也笑了。

“你会去看我吗？”

看你？

“来和我说说话。安排在星期二。你总是星期二来。”

我们是星期二人。

“对，星期二人。你会去吗？”

他的身体虚弱得真快。

“看着我，”他说。

我看着他。

“你会去我的墓地吗？告诉我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是的。”

你会回答我吗？

“我会尽力的。我不是一直这么做的吗？”

我想象着他的墓地：在山坡上，俯视着一片水塘。人们把他安葬在九英尺见方的土地里，上面盖上泥土，树一块碑。也许就在几个星期后？也许就在几天后？我想象自己独自坐在那儿，双手抱膝，仰望着天空。

不一样了，我说，没法听见你的说话。

“哈，说话……”

他闭上眼睛笑了。

“知道吗？我死了以后，你说，我听。”

第十三个星期二

——谈论完美的一天

莫里死后想火化。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夏洛特，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最妥善。布兰代斯大学的拉比[19]，阿尔·阿克塞尔拉德——莫里的老朋友，他们请他来主持葬礼——来看莫里，莫里把火化的想法告诉了他。

“阿尔？”

“嗯？”

“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

拉比听了直发愣。可莫里现在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越接近生命的终结，他越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个壳，仅仅是一具装有灵魂的外壳。它渐渐地枯萎成一堆毫无用处的皮肤和骨头，然后便可毫不费力地化去。

“我们很害怕看见死亡，”我坐下后莫里对我说。我扶正他衣领上的话筒，可它还是不停地滑落下来。莫里又咳嗽起来。他现在不停地咳。

“我那天看了一本书。里面说有个人在医院里死去时，他们立即用被单盖住他的头，把尸体推入了倾卸槽。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让它从面前消失，好像死亡会传染开似的。”

我还摆弄话筒。莫里看了一眼我的手。

“它不会传染的，这你知道。死亡跟生命一样自然。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又咳了。我退后去看着他，随时做好应急的准备。莫里近来晚上的情形也不妙。那些夜晚真叫人提心吊胆。他睡不上几个小时就会被剧烈的咳嗽弄醒。护士们跑进卧室，捶打他的后背，想办法挤出他肺部的毒素。即使他们使他呼吸变正常了——“正常”是指依靠氧气机的帮助——这一折腾也会使他第二天疲惫不堪。

氧气管现在插进了他的鼻子。我讨厌看到那玩艺。在我看来，它代表着彻底的无望。我真想把它拔出来。

“昨天晚上……”莫里轻声说。

昨天晚上怎么啦？

“……我发作得很厉害。它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不能呼吸。胸口一直堵着。有一段时间我快要晕厥过去了……然后又有了某种宁静的感觉，我感到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眼睛睁开了。“米奇，那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种既无奈又平静的感觉。我想到了上个星期做过的一个梦：我走过一座桥，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已准备好去任何一个地方。”

但你没有去。

莫里等了一会儿，他微微摇了摇头。“是的，我没有去。但我感觉到我已经能够去了。你能理解吗？

“这就是我们都在寻求的：平静地面对死亡。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这样去面对死亡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应付最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最困难的？

“与生活讲和。”

他想看后面窗台上的木槿。我把它托举到他面前。他笑了。

“死是很自然的，”他说。“我们之所以对死亡大惊小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觉得既然是人就得高于自然。”

他望着木槿笑笑。

“我们并不高于自然。有生就有死。”他看着我。

“你能接受吗？”

是的。

“很好，”他轻声说。“但你有回报。这是人类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的地方。

“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并把它珍藏在心里，我们即使死了也不会真正地消亡。你创造的爱依然存在着。所有的记忆依然存在着。你仍然活着——活在每一个你触摸过爱抚过的人的心中。”

他的声音变得粗糙起来。这通常表明他需要休息一会了。我把木槿放回到窗台，然后去关录音机。机子录下的莫里的最后一句话是：

“死亡终结了生命，但没有终结感情的联系。”

对ALS的治疗目前有了一些进展：一种处于试验阶段的药物有望获得通过。它并不能治愈患者，但能起到延缓的作用。也许可以延缓几个月。莫里已经听说了这事，但他的病情已经太严重了。而且这种药的上市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对我不管用了，”莫里打消了这个念头。

自从患病以后，莫里从未对治愈抱过希望。他非常现实。有一次我问他，如果有人能挥舞魔杖把他治愈，他还会成为以前的那个莫里吗？

他摇摇头。“我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我已经是一个不同于以前的我了。我有了不同的态度和观念。我更充分地感受着自己的身体——我以前没那么做。我还不同于以往地在思索一些重大问题，一些挥之不去的根本问题。

“就是这么回事，你瞧，你一旦涉足这些重大的问题，你就没法抽身离开了。”

什么是重大的问题？

“在我看来，它们离不开爱、责任、精神、意识等范畴。今天我如果是个健康人，这些还将是我要去思考的问题。它们将伴我一生。”

我在想象一个健康的莫里：他掀去盖在身上的毯子，从轮椅上下来，我俩一起去附近散步，就像当年在校园里一样。我突然意识到，看见站着的莫里是十六年前的事了。已经十六年了？

如果你有完全健康的一天，你会怎么做？我问。

“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

“我想想……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的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就这些？

“就这些。”

太普通了。毫不奢侈。我听了真有些失望。我猜想他会飞去意大利与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或想方设法去享受奇异、奢侈的生活。几个月躺下来，连脚都无法动弹——他竟然在极普通的一天里找到了那份完美。

但随后我意识到了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在。

那天当我离开时，莫里问他能不能提一个话题。

“你弟弟，”他说。

我心里一震。我不知道莫里怎么会知道我的心病的。我几个星期来一直在给西班牙的弟弟去电话，我得知——他的朋友告诉我——他正往返于西班牙和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医院。

“米奇，我知道不能和你爱的人在一起是痛苦的。但你应该平静地看待他的愿望。也许他是不想烦扰你的生活。也许他是承受不了那份压力。我要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继续他们自己的生活——不要由于我的死而毁了它。”

可他是我弟弟，我说。

“我知道，”莫里说。“所以你会伤心。”

我脑海里又出现了八岁时的彼得，他金色的鬈发蓬成可爱的球状。我们在隔壁的院子里摔跤，泥草透过牛仔裤弄脏了我们的膝盖；我回想起他对着镜子唱歌，拿着梳子当话筒；我还想起我俩躲进阁楼小屋，藏在那里考验父母亲的能耐，是否找得到我们吃晚饭。

随后出现了成年的他，拖着羸弱的身躯远离亲人，化疗使他骨瘦如柴。

莫里，我问，他为什么不想见我？

我的老教授叹了口气。人与人的关系是没有固定公式的。它需要双方用爱心去促成，给予双方以空间，了解彼此的愿望和需求，了解彼此能做些什么以及各自不同的生活。

“在商业上，人们通过谈判去获胜。他们通过谈判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爱却不同。爱是让你像关心自己一样去关心别人。

“你有过和弟弟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但你不再拥有这份感情了。你想把它要回来。你从未想让它结束。可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结束，重新开始，结束，重新开始。”

我望着他。所有的死亡我都见到了。我感到茫然无助。

“你会回到你弟弟的身边的，”莫里说。

你怎么知道？

莫里笑了，“你回到了我身边，是不是？”

*

“我那天听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莫里说。他闭了一会眼睛，我等他往下说。

“故事讲的是一朵在海洋里漂流了无数个春秋的小海浪。它享受着海风和空气带给它的欢乐——这时它发现，它前面的海浪正在撞向海岸。

“‘我的天，这太可怕了，’小海浪说。‘我也要遭此厄运了！’

“‘这时又涌来了另一朵海浪。它看见小海浪神情黯然，便对它说，‘你为何这般惆怅？’

“小海浪回答说，‘你不明白！我们都要撞上海岸了。我们所有的海浪都将不复存在了！你说这不可怕吗？’

“那朵海浪说，‘不，是你不明白。你不是海浪，你是大海的一部分！’”

我笑了。莫里闭上了眼睛。

“大海的一部分！”他说着，“大海的一部分。”我看着他呼吸，吸进呼出，吸进呼出。

第十四个星期二

——道别

气候又冷又湿，我踏上了莫里家的台阶。我注意到一些细小的东西，那是我以前从未留意的。山体的形状。房子的石墙。富贵草属长青地被植物。低矮的灌木丛。我慢慢地走着，踩着潮湿的枯叶朝上面走去。

夏洛特前一天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说莫里“不太好”。这是她的表达方式，意思他快不行了。莫里已经取消了所有的约会，大部分时间是睡觉。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他从来不喜欢睡觉，尤其是当有人能跟他说话时。

“他要你来，”夏洛特在电话里说，“可是米奇……”

嗯？

“他非常的虚弱。”

门廊的台阶。大门上的玻璃。我慢慢地、仔细地打量着这一切，似乎我是第一次看见它们。我感觉到了背包里的录音机，我拉开包的拉链想证实一下磁带是否也在包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总是磁带不离身的。

是康尼来开的门。她平时很欢快的脸此时显得有些憔悴。她轻轻地问了一声好。

“他怎么样？”我问。

“不太好，”她咬着嘴唇说。“我可不愿去想，他是那么的可爱，你知道。”

我知道。

“真是太叫人难过了。”

夏洛特来到客厅和我拥抱了一下。她说莫里还睡着，虽然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我们来到厨房。我帮她收拾了一下，桌上放着一长排的药瓶，犹如一排戴白帽的褐色塑料士兵。我的老教授现在靠服用吗啡来缓气了。

我把带来的食品放进冰箱——汤、蔬菜饼、金枪鱼色拉。我向夏洛特表示了歉意。这样的食品莫里已经有几个月没碰了。尽管我们都知道，但这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有时，当你即将失去某个人时，你就尽量想保持这份传统。

我等在起居室里，莫里和特德·科佩尔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进行第一次采访的。我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报纸。在明尼苏达，两个儿童在玩他们父亲的枪时被打死。在洛杉矶，一条街上的垃圾箱里发现了一个死婴。

我放下报纸，望着空荡荡的壁炉。我的脚轻轻敲打着硬木地板。终于，我听见了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接着夏洛特走了过来。

“行了，”她轻声说。“他在等你。”

我起身朝我熟悉的地方走去。这时我看见有个陌生的女人坐在客厅另一头的一张折椅上，她交叉着双腿在看一本书。这是值二十四小时班的专门护理晚期病人的护士。

莫里的书房空无一人。我有些困惑。随后我犹犹豫豫地转身来到卧室，他在那里，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毯子。我以前只有一次看见他是躺在床上的——他在接受按摩——我立刻想到了他的那句格言：“当你躺在床上时，你就是死人。”

我走了进去，脸上硬挤出一丝笑容。他穿一件黄色的睡衣，胸口以下盖着毯子。他的身体萎缩得这般厉害，我一时觉得他好像缺少了哪个部位。他小得如同一个孩子。

莫里的嘴巴张开着，脸上的皮紧贴在颧骨上，没一点血色。当他的眼睛转向我时，他想说什么，但我只听见他的喉咙动了一下。

你在这儿，我鼓起身上所有的劲说。

他呼了口气，闭上眼睛，然后笑了，这点努力看来也使他疲惫不堪了。

“我……亲爱的朋友……”他最后说。

我是你的朋友，我说。

“我今天……不太好……”

明天会好些的。

他又吐出一口气，使劲地点点头。他在毯子下面费劲地动弹，我意识到他是想把手伸出来。

“握住……”他说。

我移开毯子，握住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握进了我的手掌里。我尽量靠近他，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距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没有刮胡子，细小的白胡须显眼地扎在外面，好像有人在他的脸颊和下巴上均匀地洒了一层盐似的。当他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衰竭时，他的胡子却依然有着生命力。

莫里，我轻声叫道。

“叫教练，”他纠正了我。

教练，我说。我打了个寒颤。他的说话非常短促：吸进氧气，呼出词语。他的声音既尖细又刺耳。他身上有一股药膏味。

“你……是个好人。”

好人。

“摸摸我……”他低语道。他把我的手移向胸口。“这儿。”

我觉得喉咙里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教练？

“嗯？”

我不知道怎么说再见。

他无力地拍拍我的手，仍把它按在胸口上。

“这……就是在说……再见……”

他的呼吸很微弱，吸进，呼出，我能感觉到他的胸腔在上下起伏。他这时正眼望着我。

“爱……你，”他说。

我也爱你，教练。

“知道你……还……”

知道什么？

“你总是……”

他的眼睛眯缝起来，然后他哭了。他的脸就像一个泪腺还没有发育的婴儿一样扭曲着。我紧紧地拥抱了他几分钟。我抚摸着他松弛的肌肤，揉着他的头发。我把手掌贴在他的脸上，感觉到了绷紧的肌肤和像是从滴管里挤出来的晶莹的泪水。

等他的呼吸趋于平稳后，我清了清嗓子说，我知道他累了，我下个星期二再来，到时希望他有好的状态。谢谢，他轻轻地哼了一声，很像是笑的声音，但听来仍让人觉得悲伤。

我拎起了装有录音机的包。为什么还要带这玩意？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使用它了。我凑过去吻他，脸贴着脸，胡子贴着胡子，肌肤贴着肌肤，久久没有松开，比平时都要长，我只希望能多给他哪怕是一秒钟的快乐。

行了？我缩回身子说。

我眨眨眼睛忍住了泪水，他看见后咂了咂嘴唇，扬起了眉毛。我希望这是老教授心满意足的开心一刻：他最终还是叫我哭了。

“行了，”他低声说。

毕业莫里死于星期六的早上。

他的家人都在他的身边。罗布从东京赶了回来——他要和父亲吻别——乔恩也在那儿，当然还有夏洛特以及她的表妹马莎，她在那次非正式的葬礼上写的那首诗曾深深地感动了莫里，那首诗把莫里比作一棵“温柔的红杉”。他们轮流睡在他的床边。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以后，莫里昏迷了两天，医生说他随时都会走的。但他仍拖了一个难捱的下午和一个黑暗的夜晚。

最后，在十一月四日，当他的亲人刚离开房间一会儿——去厨房拿咖啡，这也是他昏迷后第一次没有人在他身边——莫里停止了呼吸。

他走了。

我相信他是有意这么做的。他不想有凄惨的时刻，不想让人看见他断气的情形从而抹不去这可怕的记忆，就像他无法抹去那份宣告母亲死亡的电报和陈尸所里父亲的尸体留给他的可怕记忆一样。

我相信他知道他是在自己的床上；他的书，他的笔记，他的小木槿都在他的身边。他想安宁地离去，他确实走得很安宁。

葬礼在一个潮湿、刮风的早上举行。草地湿润，天空是乳白色的。我们伫立在土坑的周围，听见了河水的拍打声，还看见鸭子在抖动羽毛。

虽然有很多人想来参加葬礼，但夏洛特还是没有铺张，来参加葬礼的只有几个亲朋好友。阿克塞尔拉德拉比诵读了几首诗。根据习俗，莫里的弟弟大卫——小儿麻痹症使他落下了跛脚的后遗症——挥铲将泥土洒向墓穴。

当莫里的骨灰下葬时，我抬头环视了一下墓地。莫里说得对。那儿确实是个好地方，树木，青草，斜坡。

“你说，我听，”他这么说过。

我暗暗试了试，令我高兴的是，我发现那想象中的对话是如此的自然。我低头看了看手表，明白了为什么。

今天是星期二。

*

“父亲走过我们面前，

唱着树上长出的新叶

（孩子们相信那到来的春天

也会和着父亲起舞翩翩）……”

——Ｅ·Ｅ·卡明斯的一首诗，在葬礼上由莫里的儿子罗布诵读

结尾

我有时回头看看以前的那个我，那个还没有重新找到莫里时的我。我想跟他交谈。我想告诉他生活中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样的错误。我想让他感情更开放些，不要受商业价值观的诱惑，去倾听你所爱的人的话语，就像你是在最后一次倾听他们的说话那样。

我最想告诉他的是要他乘上飞机去看望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一位可亲的长者，而且事不宜迟，要赶在他患上重病、连跳舞的能力也丧失之前。

我知道我是无法这么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擦掉生活过的痕迹，同样也不能重新再生活一次。然而，如果说莫里·施瓦茨教授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便是：生活中没有“来不及”这个词。他直到说再见的那一天还在改变着自己。

莫里逝世后不久，我在西班牙见到了我弟弟。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对他说我尊重他的距离感，我所希望的是能和他保持联系——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让我的生活中尽量拥有他。

“你是我唯一的弟弟，”我说。“我不想失去你。我爱你。”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几天以后，我在传真机上收到了他的信。信打印得很凌乱，标点不准确，而且全是大写字母，这是我弟弟的书写特征。

“你好，我也跨进了九十年代！”信的开头写道。他还写了几件小事，他这个星期的活动，还有几个笑话。他最后的结束语是这么写的：

我眼下得了胃灼热和腹泻——生活真他妈的差劲。以后再聊？

［签名］烂屁股

我大笑不止，直到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写这本书主要是莫里的想法。他把它称作是我们的“期终论文”。这项工作的最大收益在于它使我们靠得更近了。听说有好几个出版商对它表示出兴趣，莫里非常高兴，尽管他生前没来得及和他们见面。书的预付金帮助莫里支付了巨大的医药费用，对此我们都非常感激。

书名是有一天在莫里的书房里想到的。他很喜欢起名。他先提了几个建议。后来我说，“叫相约星期二[20]怎么样？”他不无腼腆地笑了，于是我知道书名已经定了。

莫里去世后，我翻出了几只装有大学旧物的盒子。我发现了一篇他的一门课的期终论文。它离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论文的封面上有我用铅笔写给莫里的话，下面是他写的评语。

我的开头是，“亲爱的教练……”

他的开头是，“亲爱的队员……”

不知怎么的，每次我看到它时，我就会更加怀念莫里。

你一生中遇到过一个好老师吗？他把你视作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他会用智慧把你打磨得璀璨发亮。如果你幸运地找到了一条通向他们的途径，那么你在生活中就不会迷失了方向。有时这条途径只在你的脑子里；有时这条途径就在他们的病榻边。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课堂上不需要书本。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这门课仍在继续。

[1] 源于哈莱姆区的一种黑人舞蹈，流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

[2] 卢·格里克是美国棒球运动员，患此症病故，后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3] 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

[4] 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着舒适的方头鞋。

[5] 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1961年，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6] 指英国著名足球明星加斯科因。

[7] 论文通过后可获得荣誉学位。

[8] 纽约市的一个行政区。

[9] 美国历史学家和作者（1838—1918）。

[10]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1] 指两辆车并排停靠在人行道的一边，常属违章停车。

[12] 药品的原文分别是Selestone, Ativan, Naproxen。

[13] 指美国南部最具南方特点的几个省份,尤指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

[14] 美国黑人领袖。

[15] 极有名的黑人歌手组合，共有四人。

[16] 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17] 一种游艺场里的游戏。

[18] 哈佛大学所在地。

[19] 指犹太教主持仪式的神职人员。

[20] 原文直译是“和莫里在一起的星期二”。

版权信息

- 书名：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 作者：【美】米奇·阿尔博姆

- ISBN：9787532742714

- 译者：赵晓春

-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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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在人间爱起来吧

- 结局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旅途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到达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一个人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第一课

- 星期天，下午三点钟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二个人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第二课

- 星期一，上午七点三十分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三个人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第三课

- 星期四，上午十一点钟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四个人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第四课

- 星期五，下午三点十五分

-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五个人

-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 最后一课

- 尾声

- 译后小记

◆◆◆◆ ◆◆◆◆

先在人间爱起来吧

——《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导读

假如你觉得自己满腹经纶，恨不得有一群弟子跟在后头随听随记，再编一部《论语》，这本书可以不看。这本书是写给准备“听话”而不是“说话”的人读的。它是小说，虚构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任何虚构都指向真实的生活，这本书也不例外。

跟别的小说不同，它虚构的不是一个人活着时候的生活，而是死后的“生活”（如果那也可以称为“生活”的话）。死了之后，还能想，还能看，还有人跟自己对话，实在超出我们的经验。一本谈死的书，谈天堂的书，通常比较神秘或恐怖。但读完此书，觉得并不神神鬼鬼、空洞玄虚，反而阳光灿烂。它给我们一个视点，跳出日常的纠纷，回观人的一生。就像在宇宙飞船上看到的地球。

作者很照顾人们对人生哲理的热爱，常常写出那些可以抄在漂亮本子上的句子。例如：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真爱的瞬间特写。

世上没有偶然的行为。我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无法将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分割开来，就像风和微风紧密相连一样。

这个叫爱迪的男人，瘸着一条腿，为救一个孩子死了。他在天堂遇见了五个人。他是不是把孩子救了出来，是不是在天堂乐不思蜀，这要看了书才知道。情节都在书中，写得很有章法，我不能抢先代作者透露。我可以说的是，爱迪在天堂，如同一个人得到珍贵的地图，终于看明白自己走了一生的道路，原来是那样勾连的。

我们也许没有救孩子的荣幸，我们没有经历战争也没钓过鱼，我们离天堂还远，但这些并不妨碍读读此书。当它是本闲书，可以消遣，可欣赏作者的细致与独到；当它是课本，可跟着走上一段，直到自己成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智者。那五次相遇，如同五声寒山钟声。就当它是一次清夜扪心，一次大汗后的冲淋。

我再想说的是，这是一本劝人学好的书，积极的书。它强调爱，爱人们和爱生活，强调家的价值，强调人与人的沟通。尽管上世纪的文学，经典地揭示了人的无奈处境，人毕竟需要一点自我欣赏，架构这个世界的主要材料正是爱而不是别的。天堂的事情比较遥远，我们在人间先爱起来吧。

陈村

2004.7.11

谨将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舅舅爱德华·贝赤曼，他是第一个向我灌输了天堂概念的人。每年感恩节，在餐桌旁，他都要讲述他在医院里度过的一个夜晚。他半夜醒来，看到他逝去的亲人们的亡灵正坐在床边上，等候着他。我永远记得这个故事。我也永远记得我的舅舅。

每个人对天堂都有自己的理解，大多数宗教也如此。每一种理解都应该受到尊重。我在这里展现的不过是一种猜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祈望。我希望我的舅舅，以及那些像他一样自觉在世上无足轻重的人们，最终能够明白，他们曾经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受人爱戴。

结局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字叫爱迪的人，故事从结尾处爱迪死在阳光下开始。从结尾开始讲一个故事，似乎颇为奇怪。但是，所有的结尾亦是开端。我们只是当时不知道而已。

爱迪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小时，像大部分其他时间一样，是在“红宝石码头”——壮观的灰色大海边上的一个游乐场里度过的。游乐场里有各种常见的游乐项目，一条木板搭成的海滨走道、一座阜氏巨型摩天轮、疯狂过山车、碰碰车、一个卖太妃糖的小亭子，以及一间你可以往小丑嘴里射水柱的电子游戏室。还有一座名叫“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巨大的全新游乐车，爱迪将在这里发生的一次事故中丧生，这事故将登上全州的各家报纸。

临终的时候，爱迪是一个矮墩墩的白发老人，短颈阔胸，手臂粗壮，右肩上一个刺身军记依稀可见。此时的他，两腿瘦削，青筋暴突，战争中受伤的左膝，因关节炎而致残。他拄着拐杖走路。一副宽厚的脸膛被太阳晒得粗糙不平，胡子坚硬，下颚微突，使他看上去比实际上自负。他的左耳朵上夹着一根香烟，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他脚穿胶底鞋，头戴一顶旧布帽子。从他身上穿的那套褪了色的棕色制服看，他是一个工人。他也确实是一个工人。

爱迪的工作是“维修”游乐设施，实际上就是保证它们的安全。每天下午，他在公园里巡视，检查每一项设施，从“漩涡激流”到“黑管历险”。他四处查看，寻找断裂的木板、松动的螺栓、损耗的钢筋。有时，他会停下脚步，两眼呆呆地凝视前方，过往的游人以为出了什么事。但是，他只是在聆听，仅此而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说，他能在这些机器的哼哼唧唧中听出问题来。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五十分钟，爱迪最后一次巡视“红宝石码头”。他经过一对老夫妇身边。

“伙计们，”他嘟哝了一句，手触了触帽檐。

他们礼貌地点点头。游客们认识爱迪，起码常客认识。年复一年，他们都会在夏天里见到他，那是一张会让你想起某个地方的脸。他工作服衬衫的胸口上有一块补片，上面写着“爱迪”，下面是“维修部”，有时，人们喊他，“你好！爱迪·维修部”，他可从来没觉得滑稽。

今天，碰巧是爱迪的生日，八十三岁生日。上星期，医生告诉他，他患了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爱迪从来没听说过。他过去身体强壮得可以一手举起一匹旋转木马。但是，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爱迪！”……“爱迪，带我！”……“带我！”

距离死亡还有四十分钟。爱迪走到排队等候疯狂过山车的人们前面。每座游乐车他一周起码坐一次，他要知道刹车和行驶都稳妥才放心。今天的节目是过山车——他们管这个叫“魔鬼过山车”——认识爱迪的孩子们嚷着要跟他坐一节车。

小孩子们喜欢爱迪。十几岁的少年不喜欢。少年们让他头痛。多年以来，爱迪估计，各式各样无所事事、出言不逊的少年他都见过了。但是，孩子们不一样。孩子们看着爱迪——他翘着下巴颏儿，总像海豚一样咧着嘴微笑——而且他们信任他。他们被他吸引住了，就像冰冷的小手伸向火焰。他们搂他的大腿。他们玩弄他的钥匙。爱迪通常只是哼哼，从不多言。他估计，就是因为他话不多，他们才喜欢他。

这会儿，爱迪用手拍了拍两个反戴着棒球帽的小男孩。两个孩子冲到车厢前，跌跌撞撞地坐了进去。爱迪将拐杖交给疯狂过山车的候车员，然后慢慢地放低身子坐进两个孩子中间。

“开车了……开车了……”一个孩子尖声叫着，另一个孩子把爱迪的手臂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肩上。爱迪把安全杆放下，压在他们的腿上，咔哒—咔哒—咔哒，他们朝上面开去。

有一个关于爱迪的故事到处流传。当爱迪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在这码头边长大，有一回他卷进了一场巷斗。皮肯大街上的五个孩子把他的哥哥乔堵住，要揍他。此时爱迪正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坐在门廊上吃三明治。他听到哥哥在大叫大嚷。他跑进巷子，抄起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男孩送进了医院。

过后，乔几个月没搭理他。他觉得没脸面。乔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子，然而出头打架的却是爱迪。

“再坐一次行吗，爱迪？行吗？”

还能活三十四分钟。爱迪抬起安全杆，给两个孩子每人一根棒棒糖，拿回他的拐杖，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修理车间，避开暑热凉快一下。如果他知道死亡将至的话，他也许会去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照例忙活他每天做的那些乏味事，好像世上所有的日子依然会到来。

一个身体瘦长、颧骨突出的年轻人正在一个溶解池前，把一个轮子上的油腻抹掉。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是车间里的一个工人。

“呦，爱迪，”他说。

“多米，”爱迪说。

修理车间里有一股锯屑味。低垂的天花板和挂满了钻头、锯和锤子的木板墙使车间显得昏暗狭窄。游乐设施零配件随处可见：压缩机、马达、皮带、灯泡，还有一个海盗脑袋的天灵盖。靠墙堆成一垛的是装在咖啡盒里的钉子和螺丝，另一面墙前堆着成桶成桶不计其数的润滑油。

润滑游乐车的轨道，爱迪说，跟洗碗一样不需要动脑筋；惟一不同的是，你本人会越干越脏，而不是越弄越干净。这正是爱迪干的活：抹润滑油、调整刹车片、拧紧螺栓、检查电路板。有多少次啊，他渴望离开这里，找一份不同的工作，建立另一种生活。但是，战争爆发了。他的计划落空了。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穿的裤子越来越宽松，便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他，他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鞋里揣着沙子，生活在机械的笑声和烤香肠的世界里。就像从前他的父亲，像他衬衫上的补片，爱迪就等于维修——维修部的头——或者，像孩子们有时称呼他的那样，是“‘红宝石码头’的过山车人”。

还剩下三十分钟。

“嗨，生日快乐，听说是你的生日，”多米尼克说。

爱迪哼一声。

“没有生日派对什么的？”

爱迪望了他一眼，好像他有毛病。一时间，爱迪忽然觉得，在这个到处是棉花糖味的地方日渐老去，真是奇怪呀。

“唉，别忘了，爱迪，下星期我不来上班，从星期一开始。去墨西哥。”

爱迪点点头，多米尼克跳了几步舞。

“我和特丽萨。去见全家人。派——对。”

他注意到爱迪在盯着他，停下了舞步。

“你去过吗？”多米尼克说。

“去过什么？”

“墨西哥？”

爱迪从鼻孔里出了口气。“孩子，我除了扛着枪被人运去的地方以外，哪里也没去过。”

他望着多米尼克回到水池旁边。他沉思片刻。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沓纸币，抽出仅有的二十元票子，一共两张。他伸手递过去。

“给你老婆买点好东西，”爱迪说道。

多米尼克望着钞票，绽开满脸笑容，说道：“得了，老兄。你肯定？”

爱迪把钱塞进多米尼克的手掌里。然后，他走出车间，来到车间后面存放杂物的地方。多年前，海滨走道的木板条上被锯开了一个小小的“钓鱼洞”，爱迪掀起钓鱼洞上的塑料盖。他用力拽了拽那条坠进海里八十英尺深的尼龙绳。一小块红肠还挂在上面。

“钓到什么没有？”多米尼克叫道。“告诉我，我们钓到了。”

爱迪不明白，这家伙怎么这么乐观。那条绳上从来没钓到任何东西。

“总有一天，”多米尼克大叫着，“我们会钓起一条大比目鱼。”

“对，”爱迪含糊地应了一句，虽然他知道，你永远都不可能将那么大的一条鱼从那么小的洞里拉出来。

还能活二十六分钟。爱迪跨过海滨走道，来到游乐场的南端。生意清淡。卖太妃糖的女孩子，正站在柜台后面，两手拄在胳膊肘上，吹着泡泡糖。

“红宝石码头”曾经是人们夏日的好去处，有大象、烟花和马拉松跳舞比赛。但是，如今人们不再热衷于到海滨公园来了，他们去主题公园，花七十五块钱买一张门票，同毛茸茸的巨型人物拍照。

爱迪拐着腿经过碰碰车，眼睛盯住一群身体趴在栏杆上的少年。好极啦，他自言自语道。正该我出场。

“下去，”爱迪说道，用拐杖敲打着栏杆。“马上下去，不安全。”

少年们朝他怒目而视。碰碰车上的长杆子咝咝作响，闪着电火花。

“不安全，”爱迪又重复了一遍。

少年们相互看了看。一个头发染着一缕橘黄色的男孩子，朝爱迪讥讽地笑了笑，然后，抬脚下到中间的横杆上。

“来呀，胆小鬼，撞我！”他大叫起来，朝开碰碰车的孩子们直挥手。“撞我——”

爱迪使劲地将拐杖敲在栏杆上，差点把它劈成两节。“滚开！”

少年们跑开了。

还有一个关于爱迪的故事广为流传。作为一个士兵，爱迪身经百战。他很勇敢，甚至得过一枚勋章。但是，在他服役快结束的时候，他同一个自己人打了起来。他就是那样负的伤。那个人怎么样了，无人知晓。

没人问过。

在地球上的时间还剩下十九分钟，爱迪最后一次在一张破旧的铝合金沙滩椅上坐下。他粗短的双臂像海豹的鳍一样抱在胸前。他的两条大腿被太阳晒得通红，左膝上依然露着疤痕。实际上，爱迪的身体就是一个幸存者的写照。他的手指七扭八歪，是各种机器造成的无数次骨折的结果。在他称之为“酒吧冲突”的殴斗中，他的鼻梁被打断过多次。他那张下颚宽阔的脸庞以前也许长得还不错，就像一个职业拳击手的脸，还没有被击中过太多次。

这会儿，爱迪看上去很疲倦。这是他通常在“红宝石码头”海滨走道上歇脚的地方，眼前是“杰克兔子”游乐车，这里，曾是八十年代的“电闪雷鸣”，七十年代的“钢铁鳗鱼”，六十年代的“摇荡棒糖”，五十年代的“神秘鬼屋”，再早，就是“群星荟萃音乐厅”。

那便是爱迪初遇玛格丽特的地方。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真爱的瞬间特写。爱迪心里的瞬间特写，发生在温暖的九月里的一个晚上，暴雨刚过，海滨走道上绵绵地积着雨水。她穿着一条黄色棉布裙子，头上戴着一个粉色发夹。爱迪言语不多。他紧张极了，觉得舌头好像粘到了牙齿上。他们随着音乐起舞，那是一个大乐队，“长腿戴乐尼”和他的“大沼泽地乐队”。他给她买了一杯柠檬苏打水。她说她得走了，不然她的父母该生气了。但是，在她离开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挥了挥手。

就是那个瞬间特写。在他的余生里，无论何时想起玛格丽特，爱迪便会想起那一瞬间，她侧过身朝他挥着手，乌黑的头发飘落下来，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于是，当年那份血脉沸腾的爱恋便再一次涌上他的心头。

那天晚上，爱迪回到家，把他哥哥唤醒。他告诉他，他遇到了他要娶的女孩子。

“睡觉吧，爱迪，”他哥哥含糊地说道。

哗——一阵海浪涌到沙滩上，摔碎了。爱迪咳出一些东西，他不想见到，啐掉了。

哗——他过去总是想起玛格丽特。现在不想那么多了。她就像一块旧绷带下面的伤口，他对这条绷带已经习惯多了。

哗——

什么是带状疱疹？

哗——

还能活十六分钟。

没有一个故事是孤立的。它们有时在拐角相遇，有时它们一个压着一个，重重叠叠，就像河底的卵石。

爱迪的故事结局，与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故事紧密相连。几个月前，一个阴天的晚上，一个年轻人同三个朋友一起来到“红宝石码头”。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尼克，刚刚开始驾车，还不习惯带着钥匙链。于是，他把车钥匙单独摘下来，放进他的夹克衫口袋里，然后，把夹克衫围在腰间。

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和他的朋友们坐遍了所有最快的游乐车：“飞鹰”、“滑浪飞船”、“弗雷迪自由落体”、“魔鬼过山车”。

“把手举起来！”一个孩子喊道。

他们把手都举到了空中。

后来，天黑了，他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停车场，一边笑，一边喝着藏在棕色纸袋里的啤酒。尼克把手伸进夹克衫口袋，翻了一通。他骂了一句。

钥匙不见了。

离死亡还有十四分钟。爱迪用手帕抹了抹额头。海上，阳光如钻石般在水面舞蹈，爱迪凝视着它们轻灵的姿态。战争结束之后，他一直不太壮实。

但是，在“群星荟萃音乐厅”同玛格丽特在一起的时候——他仍然很潇洒。他闭上眼睛，让自己唤回那首将他们带到一起的歌，朱蒂·加兰在那部电影里唱的那首歌。一时间，歌声，海浪的冲击声，疯狂过山车上孩子们的尖叫声，在他的脑海里融成一片。

“你让我爱上你——”

哗——

“——想，我没想这样——”

啪——

“——我爱你——”

咿——

“——你早就知道，早——”

哧——

“——知道——”

爱迪感觉到玛格丽特的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紧闭双眼，想把记忆拢得更近。

还能活十二分钟。

“对不起。”

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他面前，遮住了阳光。她一头鬈曲的金发，穿一双只卡着大脚趾的拖鞋，飞边的牛仔短裤，一件酸橙绿的T恤衫，胸前还有一只卡通鸭。艾米，他好像记得她的名字叫艾米。艾米或者安妮。今年夏天，她总在这里，虽然爱迪从来没见到她的母亲或父亲。

“对不起，”她又说。“爱迪·维修部？”

爱迪嘘了口气。“就是爱迪，”他说道。

“爱迪？”

“呃？”

“你能给我做……”

她将两只手掌合拢，好像在祈祷。

“行啦，小家伙。我可没有一整天时间陪你。”

“你能给我做一个动物吗？你能吗？”

爱迪抬起头，好像他得考虑一下。然后，他把手伸进他的衬衫口袋，拿出三个黄色的烟斗通条，他揣着这些通条就是派这用场的。

“太好啦！”小女孩拍手说道。

爱迪开始扭曲烟斗通条。

“你的父母呢？”

“在坐游乐车。”

“不带你？”

女孩耸耸肩。“我妈妈和他的男朋友。”

爱迪抬起头。哦。

他把烟斗通条弯成几个小圈，然后，再把小圈扭在一起。他的手现在有些颤抖，所以做的比过去慢了，但是，没过一会儿，烟斗通条就变成了脑袋、耳朵、身体和尾巴。

“一只兔子？”小女孩说。

爱迪眨了眨眼睛。

“谢……谢你！”

小女孩一转身跑开了，消失在那个孩子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脚步在动的地方。爱迪又抹了抹额头，闭上眼睛，坐进椅子里，想让那首老歌重新回到脑海里。

一只海鸥从头顶上飞过，厉声地叫着。

人们怎样选择他们的临终遗言？他们知道这些话的分量吗？注定是睿智之词吗？

到爱迪八十三岁生日的时候，他几乎失去了所有他在意的人。有些人英年早逝，有些人得以颐养天年，然后被疾病或事故带走。葬礼上，爱迪听到哀悼的人们回忆起他们的临终遗言。“好像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有些人会这样说。

爱迪从来不信这一套。就他的理解，你的大限该来的时候就来了，仅此而已。在行将上路之际，你同样可能说些愚蠢的话。

为了记录起见，爱迪的临终遗言将是：“退后！——”

此刻，爱迪听到了他生命里最后几分钟的声音。海浪的撞击声，远处摇滚乐的嘭嘭声，还有一架嗡嗡作响的小型双翼飞机，机尾上拖着个广告牌。还有这个——

“哦，我的天哪！快看！”

爱迪感到他的眼珠在眼皮底下竖了起来。多年以来，他已经谙熟“红宝石码头”的每一种声音，这些声音像催眠曲一样能让他酣然熟睡。

这声音不是催眠曲。

“哦，我的天哪！快看！”

爱迪骤然挺直了身体。一个胳膊胖出窝窝的女人，手拎一个购物袋，指着前方，尖声叫着。一小群人围在她的四周，眼睛朝天上望着。

爱迪一眼就看到了。在“弗雷迪自由落体”的顶端，那个新的“塔降”游乐车，其中有一部小车倾斜了，好像在卸货一样。四个乘客，两男两女，仅靠一根安全杆拦着，正狂乱地试图抓住任何他们能抓住的东西。

“哦，我的天哪！”胖女人大叫着。“那些人！他们要掉下来了！”

爱迪皮带上的无线电里传来一声嘶吼。“爱迪！爱迪！”

他按下键钮。“我看到了！叫保安！”

人们从海滩上跑过来，用手指着，好像他们演习过一样。看哪！在上面！游乐车中邪了！爱迪抓起拐杖，脚步咚咚地赶到了游乐车地面平台四周的安全栏前，一路上，钥匙串在他的胯上叮当作响。他心脏急速跳动。

“弗雷迪自由落体”一次降下两部小车，令人惊心动魄的降落在最后一瞬间会被一股强劲的液压气托住。一部小车怎么会这样脱轨呢？它倾斜在离顶部平台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好像就在它已经开始下降的时候忽然又改变了主意。

爱迪赶到了大门口，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多米尼克跑过来，差点撞上他。

“听我说！”爱迪说道，抓住多米尼克的肩膀。他的手抓得太重，多米尼克痛得咧了咧嘴。“听我说！谁在上面？”

“威利。”

“好。他肯定按了紧急刹车。这就是为什么车会吊在那里。从梯子爬上去，告诉威利用手解除安全控制，好让那些人出来。明白了吗？安全控制阀在车的后面，所以，你一定要拉着他，他才能将身体探出去。明白了吗？然后……然后，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不是一个，明白吗？——你们两个人一起将他们拉出来！一个拖着另一个！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多米尼克迅速地点点头。

“然后，把那个该死的车放下来，我们好弄明白怎么回事！”

爱迪头痛欲裂。虽然他的游乐场从来没出过任何大事故，但他听说过他这一行里的恐怖事件。有一次，在布莱顿，一架缆车的螺栓松动了，两个人掉下去摔死了。还有一次，在“奇境公园”，一个男人想从疯狂过山车的轨道上跨过去，结果掉了下去，身体卡到腋窝处。他像楔子一样被卡在那里，尖声叫着，一辆疯狂过山车风驰电掣地朝他驶过来，然后……唉，那次最惨了。

爱迪强迫自己不再想这些。现在，他的四周都是人，手捂在嘴上，望着多米尼克顺着梯子往上爬。爱迪努力地想回忆起“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内部结构。发动机、滚轴、液压、密封垫、电缆。车怎么会脱轨呢？他的目光顺着游乐车，从顶部那四个惊恐万状的人，看到塔身，然后看到底座。发动机、滚轴、液压、密封垫、电缆……

多米尼克爬到了顶部平台。他依照爱迪说的，拉着威利，让他探出身去，解除游乐车后面的控制阀。一个女乘客扑过去想抓住威利，差点把他从平台上拉下来。人群倒吸了口冷气。

“等等……”爱迪自言自语道。

威利又试了一次。这回，他成功地解除了安全控制。

“电缆……”爱迪嘟哝着。

安全杆抬了起来，人群中发出“啊——”的声音。游乐车乘客被迅速地拉到平台上。

“电缆要断了……”

爱迪说得没错。在“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底座里面，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几个月以来，拉动二号车的电缆，一直在一个被卡住的滑轮上摩擦。因为滑轮被卡住了，所以电缆的钢线在一根根地被扯断——像剥一粟米那样——直到整个电缆几乎被磨断了。没人注意到。怎么能注意到呢？只有什么人爬到机器里去，才能看到这令人难以想象的问题所在。

滑轮是被一个小东西卡住的。这小东西一定是在一个巧得不能再巧的瞬间掉进缝里去的。

那是一把车钥匙。

“别把车放下来！”爱迪大叫着，挥舞着手臂。“嘿！嘿——！是电缆！别把车放下来！电缆会断！”

他的声音被人群淹没了。威利和多米尼克将最后一个乘客从车里拉了出来，人群狂呼起来。四个人都安全无恙。他们在顶部平台上拥抱起来。

“多米！威利！”爱迪大叫着。有人撞到他的腰上，把他的对讲机撞到了地上。爱迪弯腰去拾。威利走到控制台。他将手指按在绿色的键钮上。爱迪抬起头来。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哇！”

爱迪转向人群。“退后！——”

他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停下欢呼，开始散开。“弗雷迪自由落体”的底部清出了一块空地。

然后，爱迪看到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张脸。

她趴在游乐车的金属底座上，好像是被人撞下去的，她流着鼻涕，眼里充满泪水，是那个手上拿着烟斗通条做成的小动物的小女孩。艾米？安妮？

“妈……妈妈……妈妈……”她几乎有节奏地啜泣着，身体僵住了，就像那些站在原地不动号啕大哭的孩子们一样。

“妈……妈妈……妈……妈妈……”

爱迪的眼光从她身上飞快地射向游乐车。他还有时间吗？她离游乐车……

呼！太迟了。游乐车落下来了——天哪，他把刹车放开了！——在爱迪的眼里，周围的一切骤然变成了水底下的慢动作。他丢掉拐杖，蹬了一下那条坏腿，一阵刺痛几乎让他摔倒。一大跨步。又一大跨步。在“弗雷迪自由落体”的里面，电缆上的最后一根钢线磨断了，散在液压线上。二号车飞驰而下，全无阻拦，像一块巨石滚下悬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爱迪好像听到了整个世界的声音：远处的尖叫声、海浪声、音乐声、风声，以及一个忽高忽低难听的声音，他意识到，原来那是从他自己的胸腔里迸发出来的声音。小女孩举起双手。爱迪扑了过去。他的坏腿一瘸。他半飞半跌地朝她扑了过去，栽倒在金属平台上。金属平台撕开他的衬衫，擦破了他的皮肤，正好在那个写着“爱迪”和“维修部”的补片下面。他感到两只手握在了他的手里，两只小手。

一场惊人的震撼。

一道炫目的闪光。

然后，一片空寂。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城里一个最贫穷区域里的一家拥挤的医院中，爱迪的父亲坐在等候室里，像其他父亲们一样，吸着香烟。一个护士手里拿着夹纸写字板走了进来。她喊了他的名字，读错了音。其他男人们吐着烟雾。那又怎么样？

他举起手。

“恭喜了，”护士说道。

他跟在她的后面，顺着走廊，来到了新生儿育婴室。他的鞋在地板上啪嗒作响。

“在这儿等吧，”她说道。

透过玻璃窗，他看到她查看木头小床上的号码。她经过一个，不是他的，又一个，不是他的，又一个，不是他的，又一个，还不是他的。

她停下脚步。在那儿，在毯子下面，一个戴着蓝帽子的小脑袋。她又核实了一下她的写字板，然后用手指了指。

爱迪的父亲喘着粗气，点点头。一时间，他的脸似乎沉了下来，好像一座桥垮了掉进河里。然后，他笑了。

他的孩子。

旅途

爱迪没有看到他生命最后一刻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没有码头，没有人群，也没有摔得粉碎的玻璃纤维游乐车。

在关于人死后的传说里，灵魂经常游荡在临别的那一刻，或者盘旋在高速公路上出事地点停泊的警车上空，或者像蜘蛛一样伏贴在医院病房的天花板上。这是那些获得了第二次生存机会的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又回到了自己原来在这个世界里占据的位置上。

显然，爱迪没有得到第二次机会。

哪里……？

哪里……？

哪里……？

天空是一片迷蒙的南瓜色调，接着，变幻成了绿松石的深绿色，然后，便是酸橙的一片鲜绿。爱迪飘浮着，依然伸展着手臂。

哪里……？

塔车正在坠落。他记得这个。那个小女孩——艾米？安妮？——她正在哭。他记得这个。他记得扑上前去。他记得摔倒在平台上。他感到了她的两只小手握在他的手里。

然后怎么了？

我把她救出来了吗？

爱迪只能从远处想象着，好像事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感到一种宁静，像一个被抱在母亲怀里的孩子。

哪里……？

四周的天空再一次变幻了色调，变成一种葡萄柚的黄色，然后，变成深林般的青绿，再以后，变成一片粉色，一时间，偏偏让爱迪第一个想到了棉花糖。

我把她救出来了吗？

她活下来了吗？

我的烦恼……

……在哪里？

我的疼痛在哪里？

正是这些东西不见了。他经历的每一份创伤，他忍受的每一种疼痛——都像奄奄的气息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再感到痛苦。他不再感到忧伤。他的意识，像一缕缕烟雾，只留下一片宁静。此刻，在他的脚下，色调又变幻了。什么东西在打旋。水。海洋。他飘浮在一片广阔的黄色大海上空。这会儿，大海看上去像蜜瓜。这会儿，大海看上去像蓝宝石。现在，他开始降落，朝着水面疾驰而下。速度之快，出乎他的意料，然而，他的脸上甚至不觉有一丝微风掠过，他也没有感到一点点恐惧。他看到了一片金色的沙滩。

然后，他沉到了水底下。

四周一片静谧。

我的烦恼在哪里？

我的疼痛在哪里？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五岁。这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在“红宝石码头”上。海滨走道俯瞰着绵延的白色沙滩，走道旁边竖起了野餐桌。一个香草蛋糕上插着蓝色的蜡烛。一碗橘子汁。人们在附近转来转去，有杂耍戏喊场人、杂耍演员、驯兽员，还有一些从渔场来的人。爱迪的父亲一如既往在玩纸牌。爱迪在他的脚边玩耍着。爱迪的哥哥乔正在一群老年妇女面前做俯卧撑，她们佯装兴致，礼貌地拍着手。

爱迪头戴一顶红色的牛仔帽，别着一把带皮套的玩具手枪，这些都是他的生日礼物。他站起身，从一伙人附近跑到另一伙人身边，拔出手枪，“砰，砰！”地叫着。

“小家伙，过来。”米基·希坐在一条长凳上招呼他。

“砰，砰！”爱迪叫道。

米基·希同他的父亲一起干活，修游乐车。他身体肥胖，戴着吊带，总是唱爱尔兰歌曲。爱迪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怪味，像止咳糖浆。

“过来，我给你来个‘生日碰头’，”他说道。“就像我们在爱尔兰时做的那样。”

突然，米基的两只大手伸到爱迪的腋下，把他举了起来，然后，他被翻转过来，头朝下倒挂在脚上。爱迪的帽子掉了。

“米基，小心！”爱迪的母亲叫道。爱迪的父亲抬起头，假装一笑，又回头打牌了。

“嘿，嘿，我抓住他了，”米基说道。“来啦，一年一碰头。”

米基小心地将爱迪放下，直到他的头擦到了地面。

“一！”

米基又把爱迪拉起来。大家哄笑着来凑热闹。他们喊着，“二！……三！”

大头朝下，爱迪分不清谁是谁。他的头沉重起来。

“四！……”他们喊着。“五！”

爱迪被翻过身来，放到地上。大家都鼓起掌来。爱迪伸手去捡帽子，踉跄一下，摔倒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米基面前，朝他的胳膊上砸了几拳。

“嘿——嘿！这是什么意思，小家伙？”米基说道。大家都笑起来。爱迪扭头跑开，刚跑两步，就被搂进了母亲的怀里。

“你没事吧，我亲爱的生日男孩？”母亲近在眼前，他看到了她涂着暗红唇膏的嘴唇，柔软丰满的面颊和红褐色的鬈发。

“我给倒过来了，”他告诉她。

“我看到了，”她说。

她把帽子戴回到他的头上。过一会儿，她会带他到码头上散步，兴许还会带他去坐大象，或者去看打鱼人傍晚收网，那些鱼会像湿润闪亮的硬币一样翻腾跳跃。她会拉着他的手，告诉他，他生日这天真乖，让上帝都替他骄傲，这样，他就会觉得世界又正过来了。

到达

爱迪在一个茶杯里醒了过来。

这是一座老式游乐车——一个硕大的茶杯，用乌黑发亮的木头做成，有一个贴着坐垫的椅子和一扇带钢折叶的门。爱迪的胳膊和腿搭在茶杯沿上。天空不断地变幻着色调，从皮鞋的棕色，变成了殷红色。

爱迪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他的拐杖。最近几年，他总把它放在床边，早晨起床的时候，他有时一定要依赖拐杖才能站起来。爱迪感到难堪，他过去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可是用手捶对方肩膀的。

但是，这会儿，拐杖不见了，爱迪嘘了口气，试着站起身来。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背不痛了，腿也不痛了。他再一使劲，结果，他轻松地翻过了茶杯沿，脚跟不稳地站到了地上。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三个念头。

第一，他感觉好极了。

第二，他独自一人。

第三，他还在“红宝石码头”。

但是，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红宝石码头”。帆布帐篷，宽阔的草坪，你几乎可以眼无遮蔽地看到海里长满青苔的防浪堤。游乐设施是消防站的红色和乳白色——没有蓝绿或棕紫——而且，每座游乐设施都有自己用木板搭成的售票厅。爱迪醒来时坐的茶杯，是一座很原始的游乐车，叫做“旋转茶杯”。游乐车招牌是用胶合板做成的，红宝石码头大街两旁的铺面前，都低低地挂着这样的招牌：

阿尔典雪茄！货真价实！

海鲜浓汤，十美分！

乘坐轰动本世纪的“风驰电掣”！

爱迪使劲地眨了眨眼睛。这是他童年时代的“红宝石码头”，大约七十五年前，惟一不同的是，一切都是崭新的，刚被刷过。那边是“螺旋滑行车”——几十年前已被拆除了的——那边是公共澡堂和海水游泳池，五十年代那会儿已经夷为平地了。再往那边，那高耸入云的，是最早的“阜氏巨型摩天轮”——仍然涂着原先的白漆——再过去，便是他童年时的老街区和拥挤的砖结构出租公寓的房顶，窗前扯着一道道晒衣服的绳子。

爱迪想喊，但是他的声音只是一团粗糙的气息。他用嘴做成一个“嘿”的形状，喉咙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抓了抓自己的胳膊和腿。除了发不出声音之外，他感觉好极了。他走了一圈。他跳了跳。不觉得痛。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已经忘记了走路不痛是什么滋味，每次坐下时都要选好角度避免腰背痛。从外表看去，他同那天早晨没什么两样：胖墩墩的阔胸老人，戴了顶帽子，穿着短裤和棕色工作衫。但是，他现在灵敏多了。实际上，他灵敏得可以伸手够到脚踝骨后面，可以把一条腿抬到腹部。他像婴儿一样探索着自己的身体，被身体的新功能给迷住了，就像一个橡胶人在做伸展表演。

然后，他跑了起来。

哈——哈！跑哇！六十多年了，自从战争结束以后，爱迪就没有真正地跑过，但是，他现在跑起来了，先是战战兢兢地试探了几步，然后，大踏步加速，快了，更快了，就像他年轻时那个奔跑的小伙子。他沿着海滨走道一路奔跑，经过玩钓鱼游戏的摊位（五分钱）和出租游泳衣的摊位（三分钱）。他跑过一架叫做“悠悠滑”的大滑梯。他沿着红宝石码头大街奔跑，头顶上是摩尔式的雄伟建筑，有尖尖的塔顶和洋葱形的圆屋顶。他跑过“巴黎式旋转木马”，一匹匹雕刻出的木马，玻璃镜子和乌力册风琴，全部簇新锃亮。似乎仅在一个小时之前，他还在车间里从旋转木马的零配件上刮铁锈来着。

他从旧游艺场的中心跑过，这里过去曾经是猜体重的人、算命的人和跳舞的吉卜赛人工作的地方。他像一架滑翔机那样，收拢下颏，伸出双臂，每跑几步便跳一下，像孩子那样，仿佛跑着跑着就能飞起来了。若是有人看见，可能会觉得滑稽，这个白发苍苍的维修工，独自一人，模仿着飞机在滑翔。话说回来，每一个男人身上都有一个正在奔跑的男孩子，不管他变得多么苍老。

然后，爱迪停下不跑了。他听到了什么。一个细微的声音，好像从喇叭筒里传出来的。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怎么样啊？你们见过这么可怕的景象吗……”

爱迪正站在一个大戏院前空寂的售票厅旁。头顶的招牌上写着：

红宝石码头杂耍表演。

举世无双的怪异人物。

天哪！他们胖得出奇！他们瘦得出奇！

再看野人奇观！

杂耍表演。怪异表演厅。喧闹的走廊。爱迪记得至少五十年前这些地方就被关闭了，时逢电视流行起来，人们不再需要杂耍表演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

“好好看一看这个怪物，生下来就这么奇形怪状……”

爱迪朝门里望去。他在这里遇见过一些怪人。有乔丽·简，五百多磅重，要两个男人才能把她推上阶梯。有一对连体姐妹，两人一根脊柱，能演奏乐器。有能吞剑的男人，长着络腮胡子的女人，还有一对印度兄弟，皮肤由于长年拉扯且浸在油里，已经变得像橡胶一样，一堆堆地耷拉在他们的肢体上。

爱迪小的时候，曾经为那些杂耍演员感到难过。他们被迫坐在小棚子里或者舞台上，有时还被关在铁笼里，人们打旁边走过，斜着眼睛，又是指点又是嘲弄。一个喊场人还会大吹大擂，指出这些人的怪异之处，爱迪这会儿听到的正是喊场人的声音。

“一定是命运的残酷安排，才叫人落得如此惨状。我们把他从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带来，请大家观赏……”

爱迪走进昏暗的大厅，声音变得更加响亮。

“这个悲惨的灵魂已经承受了自然的作弄……”

声音是从舞台另一端传过来的。

“只有在这里，在这举世无双的怪异人物表演中，你才能从近处领略到……”

爱迪拉开帷幕。

“大家来大饱眼福吧，这最不寻常的……”

喊场人的声音消失了，爱迪诧异地退后一步。

那里，一个中年男子，独自坐在舞台上的一把椅子上，上身赤裸，佝偻着瘦削的肩膀。他的肚皮松松地垂在皮带上。他梳着小平头。他长着两片薄嘴唇和一张瘦长憔悴的脸。要不是他身上一个明显的特征，爱迪可能早把他忘了。

他的皮肤是蓝色的。

“你好，爱德华[1]，”他说道，“我一直在等你。”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一个人

“别害怕……”蓝皮人一边说，一边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别害怕……”

他的声音很柔和，但是，爱迪只能瞪着眼睛发愣。他几乎不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现在要见他呢？他就像那种无端端地闯到你梦里的人，第二天早晨醒来，你说：“你怎么也想不到我昨天晚上梦见谁了！”

“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孩子的一样，是吗？”

爱迪点点头。

“你认识我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开头的时候，你的感觉会和过去一样。”

什么开头？爱迪想。

蓝皮人扬起下颏。他的皮肤颜色怪诞，像泛灰的蓝浆果。他的手指上布满皱纹。他走到外面。爱迪跟随其后。码头上空寂无人，沙滩上也不见人的踪影。整个星球上都没有人吗？

“我想问你点事情，”蓝皮人说。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一个有双驼峰的木结构“疯狂过山车”。“风驰电掣”。这座游乐车建于二十年代，是摩擦轮出现之前的产物，也就是说，它转弯速度不快——除非你想让它飞出轨道。“‘风驰电掣’还是‘地球上最快的疯狂过山车’吗？”

爱迪望了一眼那个铿锵作响、多年前就被拆掉了的旧东西。他摇了摇头。

“呵，”蓝皮人说道。“不出我所料。这里的一切永远不变。恐怕，也没有什么从云里朝下观望那一说。”

这里？爱迪心想。

蓝皮人微微一笑，好像他听到了他的问题。他用手触了一下爱迪的肩膀，爱迪感到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暖流流遍全身。他的思维像句子一样倾泻出来。

我是怎么死的？

“一场事故，”蓝皮人说。

我死了多久了？

“一分钟。一小时。一千年。”

我在哪里？

蓝皮人抿起嘴唇，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你在哪里？”他转过身去，举起双臂。霎时间，老“红宝石码头”里所有的游乐车都一起复活了：“阜氏巨型摩天轮”转了起来，“碰碰车”相互碰撞着，“风驰电掣”喀哒作响地爬上了山，“巴黎式旋转木马”随着乌力册风琴发出的欢快音乐，在黄铜柱子上上下起伏。大海就在他们眼前。天空是一片柠檬色。

“还能在哪里？”蓝皮人说道。“天堂呀。”

不可能！爱迪拼命地摇头。不可能！蓝皮人似乎被逗乐了。

“不可能？不可能是天堂？”他说道。“为什么不？就因为这里是你长大的地方？”

爱迪用嘴形示意，正是。

“噢，”蓝皮人点点头。“哎，人们往往太轻视他们出生的地方。但是，天堂可能出现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天堂本身有多重境界。对我而言，这是第二重。对你来说，这是第一重。”

他领着爱迪从游乐场里走过，经过了雪茄店、香肠摊子，以及那些“骗钱点”，傻瓜蛋们在那里浪费他们五分和十分钱的钢镚儿。

天堂？爱迪心想。荒唐。他用了大半辈子时间想摆脱这座“红宝石码头”。这里不过是一个游乐场，人们到这里来尖叫一通，浸个透湿，再用钱换个胖乎乎的洋娃娃，仅此而已。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里会是某种神圣的安息之地。

他又试着开口说话，这一次，他听到胸腔里有一个小小呼噜声。蓝皮人转过头来。

“你的嗓音会恢复。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刚来的时候都讲不了话。”

他笑了笑。“这样能帮助你倾听。”

“在天堂里你会遇见五个人，”蓝皮人突然说，“我们每个人在你生命里出现都有一个原因。你当时可能不知道，而这就是天堂存在的意义。让人们理解他们在地球上的生命。”

爱迪神情茫然。

“人们以为天堂是乐园，他们可以在云头飘浮，在河中嬉戏，在山间漫游。但是，景色再美，没有心灵的慰藉，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是上帝能够给予你的最好的礼物：理解你生命里发生的一切。让你的生命得到诠释。你一生所寻觅的正是这份宁静。”

爱迪清清嗓子，想发出声来。他厌倦了沉默。

“我是你要见的第一个人，爱德华。当初我死了之后，有五个人点明了我生命的真谛，然后，我来这里等你，排队告诉你我的故事，也就是你的故事的一部分。你还会见到其他人。有的你认识，有的你可能不认识。但是，在他们死之前，他们都曾在你的生命之路上与你相逢。而且，他们都永远地改变了你的生命里程。”

爱迪竭尽全力将一个声音从他的胸腔里挤了出来。

“谁……”他终于哑着嗓子说出来。

他的声音像一只雏鸡正在啄壳而出。

“谁……杀了……”

蓝皮人耐心地等待着。

“谁……杀了……你？”

蓝皮人看上去有些吃惊。他朝爱迪笑了笑。

“你杀了我。”他说道。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七岁，他的生日礼物是一只新棒球。他用两只手轮流捏着棒球，感到双臂充满了力量。他想象自己是Cracker Jack棒球收藏卡上的一个英雄，或许是伟大的投球手沃尔特·约翰逊。

“看这儿，扔过来，”他哥哥乔说。

他们正在游艺场里跑着，他们经过了一个游戏亭，如果你能击倒三个绿瓶子的话，你就可以赢一个椰子外加吸管。

“快扔呀，爱迪，”乔说道。“别自己霸着。”

爱迪停下脚步，想象自己在一个体育场里。他将球扔了出去。他哥哥双肘一夹，赶紧弯下腰去。

“太重啦！”乔叫道。

“是我的球！”爱迪尖叫着。“你该死，乔。”

爱迪望着棒球咚咚响地滚下海滨走道，从一个柱子上弹回来，落在杂耍团帐篷后面的一小块空地上。他跑去找球。乔跟随其后。他们趴到地上。

“你看到了吗？”爱迪说。

“没——有。”

一个沉闷的声音打断了他们。帐篷的一角掀开了。爱迪和乔抬起头来。一个奇胖无比的女人和一个浑身长满红毛的赤膊男人站在他们面前。怪异表演团里的怪人。

两个孩子怔住了。

“你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孩子在这后面干什么呢？”红毛人咧嘴笑着说。“找麻烦？”

乔嘴唇一抖，哭了起来。他跳起来，跑走了，两只胳膊还拼命地上下摆动着。爱迪也站起身来，然后，他看到了他的球，在一个锯木架子旁边。他眼睛盯着红毛人，慢慢地朝他的球挪动过去。

“是我的球，”他嘟哝一句。他拾起球，跑去找他哥哥了。

“你听着，先生，”爱迪粗声粗气地说，“我可没杀你，听到了吗？我甚至不认识你。”

蓝皮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笑了笑，好像要让他的客人轻松起来。爱迪依然站着，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

“让我先来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吧，”蓝皮人说道。“我洗礼时被命名为约瑟夫·克韦奇克，是波兰一个小村庄里一个裁缝的儿子。我们1894年来到美国。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我的母亲抱着我，把我举到船舷栏杆外面。母亲抱着我在新世界的微风里晃荡，便成为我最初的童年记忆。

“像大部分移民一样，我们没有钱。我们睡在我叔叔的厨房里的一张床垫上。我的父亲不得不在一家工厂里缝大衣纽扣，赚血汗钱。当我十岁的时候，父亲让我辍学，开始跟他一起干活儿。”

爱迪望着蓝皮人的麻子脸、薄嘴唇和松松垮垮的胸脯。他告诉我这些干什么？他心想。

“我天生是一个胆怯的孩子，车间里的吵闹使一切雪上加霜。我的年龄还太小，不该跟那些整天满口粗话、叫苦连天的人们待在一块。

“每次工头走过来，我的父亲都会告诉我，‘低下头。别让他注意到你。’但是，有一次，我绊了一跤，碰落一袋纽扣，撒了一地。工头大骂我没用，一个没用的孩子，必须离开。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情形，我父亲像街上的乞丐一样苦苦哀求，工头用手背抹着鼻涕，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我感到心中一阵绞痛。然后，我觉得腿上湿漉漉的。我低头看去。工头指着我尿湿的裤子，大笑起来，其他工人也跟着哄笑起来。

“打那以后，我父亲拒绝跟我讲话。他觉得我给他带来了耻辱，在他的世界里，我想，我是给他带来了耻辱。但是，做父亲的，是可以毁掉自己的儿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打那以后，我被毁了。我是一个胆怯的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是一个胆怯的年轻人。最糟糕的是，我晚上还尿床。早晨起来，我偷偷地把尿湿的被单拿到水池里浸上。一天早晨，我抬起头来，看到了我的父亲。他望了一眼脏被单，然后，呆呆地怒视着我，那眼神，我永远无法忘记，他好像恨不得扯断亲情，跟我一刀两断。”

蓝皮人沉默起来。他的皮肤好像在蓝色液体里浸过，一小层一小层的肥肉耷拉在皮带上。爱迪忍不住盯着看。

“我过去并非一直是这副怪样子，爱德华，”他说道。“但是，那时候，医药相当落后。我去见一位药剂师，想找些药控制我的神经。他给了我一瓶硝酸银，告诉我用水调开，每天晚上服用。硝酸银，后来人们认定那是毒药。但是，当时我别无选择，所以当它没有效果的时候，我只能认为我吃得不够。于是，我加大剂量。我喝两大口，有时三大口，还不掺水。

“不久，人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的皮肤变成了灰色。

“我感到羞耻，焦虑不安。我吞下更多的硝酸银，直到我的皮肤从灰色变成了蓝色，这是那毒药的副作用。”

蓝皮人顿了一下。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工厂把我解雇了。工头说我把其他工人吓着了。没有工作，我怎么吃饭呢？我到哪里住呢？

“我在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酒吧里很昏暗，我把自己藏在帽子和外套里面。一天晚上，一伙巡回游艺团的人坐在后面。他们抽着雪茄，大声说笑。其中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小个子，一直看着我。终于，他走过来。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已经同意加入他们的巡回游艺团了。我将自己当作商品出售的日子开始了。”

爱迪注意到蓝皮人脸上无可奈何的表情。他过去常常好奇，杂耍团里的那些演员是从哪里来的。他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巡回游艺团给我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爱德华。我是‘北极圈蓝皮人’，‘阿尔及利亚蓝皮人’，或者‘新西兰蓝皮人’。当然，我从来没去过这些地方，但我喜欢人们觉得我有异国情调，如果只需要出现在广告招牌上就好了。‘表演’很简单。我坐在舞台上，半身赤裸，人们从我身边走过，喊场人告诉他们我多么可怜。这样，我就可以往口袋里揣几个钢镚儿。经理曾经说我是他团里‘最好的怪人’，听起来让人伤心，但我觉得很得意。如果你是一个被遗弃的人，那么，一块朝你扔过来的石头，都可能是让你珍惜的东西。

“一年冬天，我来到了这里，‘红宝石码头’。他们正开始上演一出叫作‘怪异人物’的杂耍戏。能固定地呆在一个地方，不用再跟随巡回游艺团在马车上四处颠簸，这主意不错。

“这里便成了我的家。我住在香肠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晚上，我跟其他杂耍演员、白铁工，有时还跟你的父亲一起玩纸牌。清晨，如果我穿上长袖衫，头上蒙住毛巾，我就可以沿着这海边散步，而不会吓着别人。对别人来说这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自由。”

他收住话头，望着爱迪。

“你明白了吗？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不是你的天堂。这是我的天堂。”

取一个故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那是二十年代末，七月里一个阴雨天的早晨，一个星期天，爱迪和他的朋友们正在玩棒球，这个棒球是他将近一年以前得到的生日礼物。突然，棒球从爱迪的头顶飞过，落到了街上。身穿黄褐色裤子、头戴绒线帽子的爱迪跑去捡球，冲到了一辆汽车前面，一辆福特A型车。汽车发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掉转了方向，从他身边擦过。他浑身一颤，舒了口气，捡起球，跑回到他的朋友们那里。球赛不一会儿就结束了，孩子们跑到游戏室去玩“挖掘机”，机械手会像爪子一样把小玩具抓起来。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故事。一个男人正坐在一辆福特A型车的驾驶盘后面，这车是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练习驾驶的。早晨下过雨，路很滑。突然，一个棒球从街上横着跳过，一个男孩子跟在后面冲了过来。司机猛踩刹车，扭转方向盘。汽车打滑了，车轮发出刺耳的声音。

那个男人终于把车控制住了，A型车继续向前驶去。那个男孩从他的后视镜里消失了，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平复下来，心想险些闯了大祸。肾上腺素的突然变化，使他的心脏急速跳动。他的心脏本来就不健康，这样剧烈的跳动使他感到精疲力竭。他感到一阵眩晕，头垂了下来。顷刻之间，他的车差一点撞到了另一辆车上。另一辆车的司机按起喇叭，他赶紧掉转方向盘，脚踩刹车。他的车在大街上滑了一段路，然后拐上了一条岔道。车继续向前滑去，直到车头撞在一辆停泊的卡车车尾上。一阵轻微的撞击声。车前灯粉碎了。冲力使他扑倒在方向盘上。他的前额流血了。他从A型车里走出来，看了一眼车撞坏的地方，然后，整个人瘫倒在湿漉漉的路上。他的胳膊抽搐。他的胸口绞痛。这是星期天早晨。街上空无一人。他一直躺在那里，斜靠在车身上，没有人注意到他。冠状动脉里的血再也流不到他的心脏里了。一小时过去了。一名警察发现了他。医务检查员宣布了他的死亡。死亡原因是“心脏病”。没有可以通知的亲属。

取一个故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天，同一时刻，一个角度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在游戏室里，那个穿着黄褐色裤子的小男孩正在往“挖掘机”里扔一分钱硬币；但是，另一个角度看到的却是一场悲剧，在市陈尸所里，一个工人把另一个工人叫过来看新来的人，他们对新来的人的蓝色皮肤惊叹不已。

“明白了吗？”蓝皮人轻声说道，他的故事讲完了。“小男孩？”

爱迪浑身一颤。

“噢，不，”他低声说道。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八岁。他坐在一张方格布沙发的边沿上，两只胳膊气呼呼地交叉在胸前。他的母亲在他脚边帮他系鞋带。他的父亲站在一面镜子前扎领带。

“我不想去，”爱迪说道。

“我知道，”他的母亲说道，仍然低着头，“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有时候，伤心的事一旦发生了，我们就得做一些事情。”

“但今天是我的生日呀。”

爱迪惋惜地望着房间角落里的拼装玩具，一堆金属横梁和三个小橡胶轮子。爱迪正在拼一辆卡车。他干起拼拼装装的活来很拿手。他本来希望在生日派对上把拼好的卡车给他的朋友们看。可是，他们眼下非得去个什么地方，还得打扮起来。这不公平，他心想。

他哥哥乔穿着一条毛料裤子，扎着一个蝴蝶结领结，走进屋来。他左手上戴着一只棒球手套，啪啪拍着。他朝爱迪做了个鬼脸。

“那是我的旧鞋，”乔说道。“我这双新鞋好多了。”

爱迪脚一缩。他讨厌穿乔的旧东西。

“别扭来扭去，”他母亲说。

“好痛啊，”爱迪嗷嗷叫道。

“够了！”他父亲大喊一声，瞪了爱迪一眼。爱迪不作声了。

在墓地里，爱迪几乎认不出码头上的人们了。那些通常身穿金银线衣服、头戴红色穆斯林头巾的人们，现在都像他父亲一样穿着黑色西装。女人们似乎都穿着一样的黑色裙子，有些人脸上还戴着面纱。

爱迪望着一个男人往地上的一个坑里铲了一些土。那个男人说了一些关于灰烬的话。爱迪拉着母亲的手，眯缝着眼睛望太阳。他知道，他应该看起来很伤心，但是，他正在心里默默地数数，从一数起，他希望等他数到一千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的生日找回来了。

第一课

“求求你，先生……”爱迪辩解道。“我不知道。相信我……愿上帝帮助我，我真的不知道。”

蓝皮人点点头。“你不可能知道。你还太小。”

爱迪退后几步，两肩端平，摆出一副迎战的架势。

“但是，现在我得还债了，”他说。

“还债？”

“为我的罪孽。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对吗？为了公道？”

蓝皮人笑了。“不，爱德华。你来这里，是因为我可以教你一些东西。你在这里遇见的所有的人都会教你一件事情。”

爱迪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拳头攥得紧紧的。

“教什么？”他说。

“世上没有偶然的行为。我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无法将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分割开来，就像风和微风紧密相连一样。”

爱迪摇了摇头。“我们当时正抛球玩。是我犯傻，居然那样跑到街上去。为什么你要因我而死？这不公平。”

蓝皮人伸出一只手。“公平，”他说，“并不主宰生与死。不然的话，就没有好人会年纪轻轻地死掉。”

他将手掌向上抬起，霎时间，他们来到了一片墓地，站在一小群哀悼者的身后。一位牧师站在墓穴旁边，正在读《圣经》。爱迪看不到人们的脸，只看到帽子、裙子和上衣的背影。

“我的葬礼，”蓝皮人说。“你看这些哀悼的人群。有些人甚至不太认识我，但他们也来了。为什么？你想过吗？人死的时候，大家为什么都会来呢？为什么人们觉得他们应该来？

“因为，在灵魂的深处，人们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死亡把一个人带走的同时，也留下了另一个人，在被带走和被留下的短短距离中，生命改变了。

“你说死的应该是你，而不是我。但是，我在地球上的时候，人们也为我而死。这种事情，天天发生。你刚刚离开一分钟，闪电击中了你待过的地方。你本来可能搭乘的飞机坠毁了。你的同事病了，你却没有。我们以为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其中自有某种平衡。一个凋谢了，另一个正在成长。出生和入死，皆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小孩子……”他转向哀悼者。“喜欢参加葬礼。”

爱迪又望了一眼墓穴周围的人们。他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葬礼，不知道有没有人来。他看到牧师在读《圣经》，人们低着头。这是蓝皮人下葬的那一天，好多年前的事了。爱迪也在那里，一个小男孩，烦躁不安地等着葬礼结束，全然不知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还不明白，”爱迪轻声说。“你死了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你活了，”蓝皮人答道。

“但是，我们几乎互不相识。对你而言，我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蓝皮人将双手放在爱迪的肩膀上，爱迪再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温暖的、令人陶醉的感觉。

“陌生人，”蓝皮人说道，“只不过是你还没有遇见的家里人罢了。”

说罢，蓝皮人把爱迪拉到自己身边。顷刻之间，爱迪感到蓝皮人一生的经历都涌进了他的身体，在他的身体里漫游——孤独，羞辱，胆怯，心脏病发。所有这一切都倾注到爱迪的心里，像一个抽屉被关上了一样。

“我要走了，”蓝皮人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我渡完了天堂的这一重境界。而你还有其他人要见。”

“等等，”爱迪说道，竭力恢复神思。“就告诉我一件事。我把那个小女孩救出来了吗？在码头上。我把她救出来了吗？”

蓝皮人没有回答。爱迪感到一阵失望。“这么说，我的死是毫无意义的了，就像我的生命一样。”

“没有一个生命是毫无意义的，”蓝皮人说道，“只有当我们觉得孤独的时候，我们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蓝皮人退步向墓穴走去，脸上绽出了微笑。就在这时，他身上的皮肤忽然变了，变成了一种最可爱的淡褐色——光滑平整，毫无瑕疵。爱迪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完美的皮肤。

“等等！”爱迪大声喊道，但是，他突然被卷到了空中，远离了墓地，翱翔在灰色壮观的大海上空。在他的脚下，是老“红宝石码头”的一片屋顶、塔楼和塔尖，以及微风中飘扬的彩旗。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星期天，下午三点钟

在“红宝石码头”上，人们默默无声地围在“弗雷迪自由落体”残骸的四周。年老的妇人们用手捂住喉咙。母亲们把她们的孩子拉开。几个穿背心的强壮男人挤到前面，好像这是他们能应付的事情，但是，等到了前面，他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地观望。烈日炎炎，光线刺得人看不清阴影下的东西，他们用手遮住眼睛，好像在行举手礼。

到底多糟糕？人们窃窃私语。多米尼克从人群的后面挤了过来，他满脸通红，工作服浸透了汗水。他看到了这副惨状。

“啊，不，不，爱迪，”他抓着脑袋呜咽道。保安人员来了。他们将人群推后，然后，他们也只好无能为力地站在那里，两手叉腰，等着救护车来。所有人——母亲们，父亲们，捧着大罐饮料的孩子们——似乎都震惊得不忍再看下去，也不忍离开。死亡就在他们脚边，游乐场的扩音器里还在播放着狂欢节的曲子。

到底多糟糕？警报器的声音传来。穿制服的人们来了，拉起了黄色的带子。游戏室的窗栅拉了下来。游乐设施无限期关闭。坏消息在海滩上不胫而走，日落的时候，“红宝石码头”已经一片空寂。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爱迪从他的卧室，甚至透过紧闭的房门，都能闻到他母亲烤牛排、青椒和红色甜洋葱的味道，这是他喜爱的烧木头的浓烈味道。

“爱——迪！”她从厨房里大声叫着。“你在哪儿？大家都到齐了！”

他翻身下床，收起漫画书。他今天十七岁了，不该看这些东西了，但他还是喜欢这一类玩意——丰富多彩的英雄人物，比如“幽灵”，与坏人搏斗，拯救世界。他已经把他收藏的漫画书送给了几个月前从罗马尼亚来到美国的表弟们。爱迪一家人到码头上去迎接他们，他们搬进了爱迪和他哥哥乔一起住的房间。表弟们不会说英语，但是，他们喜欢漫画书。不管怎么说，爱迪找到了一个借口把它们留在身边。

“生日男孩到了，”他母亲一见他晃晃悠悠地走进房间便欢呼起来。他穿着一件领口系着纽扣的白色衬衫，扎着一条蓝色领带，领带卡着他粗壮的脖子。来访的客人中——亲戚、朋友和游乐场工人们——发出一阵问候声，啤酒杯也举了起来。爱迪的父亲正在角落里玩牌，笼罩在一小片雪茄烟雾中。

“嘿，妈，你猜怎么着？”乔大声吆喝道。“爱迪昨天晚上遇见了一个女孩儿。”

“噢，真的？”

爱迪感到一股血冲到脑门子上。

“是呀。说要跟她结婚。”

“闭上你的臭嘴，”爱迪朝乔说道。

乔不理睬他。“对呀，他走进房间，两眼痴迷地说：‘乔，我遇见了我要娶的女孩儿。’”

爱迪火冒三丈。“我叫你闭嘴。”

“爱迪，她叫什么名字？”有人问道。

“她去教堂吗？”

爱迪走到他哥哥身边，朝他胳膊上猛击一拳。

“唉哟！”

“爱迪！”

“我叫你闭嘴的。”

乔又冲出一句，“他还跟她在‘群星’——跳舞了呢。”

啪。

“唉哟！”

“闭嘴！”

“爱迪！住手！”

此时，就连罗马尼亚表弟们也抬起头来——打架了，他们明白——兄弟俩抓住对方，踉踉跄跄地从沙发上扭打开去，爱迪的父亲放下雪茄，大声喝道，“住手，不然我给你们俩每人一巴掌。”

兄弟俩分开身子，各自喘着粗气，怒目而视。一些年长的亲戚微笑起来。一个婶婶悄声说，“他一定很喜欢这个女孩儿。”

后来，特制牛排吃完了，蜡烛吹熄了，大部分客人回家了，爱迪的母亲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关于欧洲战争的新闻，爱迪的父亲议论了一番，说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话，木头和铜线就很难弄到了。这样，游乐场的维护几乎不可能了。

“这么可怕的消息，”爱迪的母亲说道。“过生日的时候可不能听这个。”

她转动旋钮，直到收音机里播放出音乐声。一支管弦乐队正在弹奏一首爵士摇摆舞曲，她微微一笑，跟着哼起来。爱迪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挑挑拣拣地吃着最后剩下的几块蛋糕。他母亲走过去，把围裙脱掉，搭在椅子背上，拖着手把他拉起来。

“给我看看，你是怎么和你的新朋友跳舞的，”她说。

“哎，妈。”

“来呀。”

爱迪站在那里，好像要被拖去刑场一样。他哥哥得意地笑了。但是，长着一张漂亮圆脸蛋的母亲继续哼着曲子，前后移动着，直到爱迪跟上了她的舞步。

“哒，哒，嘀，”她跟着曲子唱着，“当你和我在一起……哒，哒……星星和月亮……哒……哒……六月里……”

他们在起居室里旋转着，爱迪终于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他已经比他母亲足足高六英寸了，但是，她仍然能轻松地带着他旋转。

“这么说，”她悄声说，“你喜欢这个女孩子？”

爱迪的脚踩空了一步。

“没关系，”她说。“我替你高兴。”

他们旋转到桌子旁，她抓住乔，把他拉了起来。

“现在，你们两个跳，”她说道。

“跟他？”

“妈！”

她坚持，他们只好让步，没一会儿，乔和爱迪就大笑着抱作一团。他们手拉着手舞蹈着，故意疯狂地转着大圈。母亲欣慰地望着他们围着桌子跳了一圈又圈，一支单簧管主导着收音机里的旋律，罗马尼亚表弟们拍着手，最后几缕烤牛排的香味消散在空气中。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二个人

爱迪感到他的脚触到了地面。天空还在变幻着颜色，由钴蓝色变成了炭灰色。爱迪的四周是倒伏的树木和焦黑的瓦砾。他抓了抓自己的胳膊、肩膀、大腿和小腿。他感到比以前壮实多了，但是，当他试图伸手去够自己的脚趾头时，他却做不到了。他的身子不再那么灵活。孩童时的柔韧感荡然无存。他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像钢琴上的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

爱迪望了望四周毫无生机的土地。附近一座山坡上，横着一辆破烂的四轮马车和一些正在腐烂的动物尸骨。爱迪感到一股热风袭面而来。随着一阵爆炸声，天空燃烧成了一片橘红色。

爱迪又跑了起来。

这一次，他跑的姿势不同，是一个士兵的坚实稳固的脚步。他听到了雷声——或者近似打雷、爆炸、炮击一样的声音——他下意识地趴下，俯卧在地上，匍匐前进。天空爆裂开来，污浊的雨水倾盆而下。爱迪低着头，在泥泞里爬行着，不时地把积在嘴唇上的脏水啐掉。

终于，他感到自己的头碰到了一个硬实的东西。他抬起头来，看到一杆长枪插在地里，上面扣着一个钢盔，枪把上挂着一串士兵身份牌。他在雨水中眨眨眼睛，拿起那串士兵身份牌，立即惊慌失措地倒退着爬进了从一棵巨大的榕树上垂下的茂密的藤蔓中。他躲进藤蔓的黑暗中。他弓起膝盖蹲好。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即使在天堂，恐惧也不放过他。

士兵身份牌上写着他的名字。

年轻人上战场，有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但是，他们永远觉得，他们应该去。千百年悲哀的、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让人们误认为拿起武器便是勇敢，放下武器便是怯懦。

他的祖国参加了战争，一个阴雨天的清晨，爱迪醒来，剃了胡须，把头发往后梳平，报名参了军。其他人在打仗。他也应该去。

他母亲不想让他去。他父亲得知了这消息，点起一根烟，慢慢地吐出烟雾。

“什么时候？”他只问了一句。

爱迪从来没有放过真枪，所以，他开始在“红宝石码头”的射击室里练习。你付五分钱，机器嗡嗡响起来，你扣动扳机，用金属弹丸射击画片上的丛林动物，比如，一头狮子或一只长颈鹿。每天晚上，在“李氏迷你小火车”处扳完刹车杆之后，他就来这里。“红宝石码头”增加了几个新的小型游乐设施，因为在大萧条之后，疯狂过山车已经变得太贵了。“李氏迷你小火车”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还不及一个成人的腿高。

在报名参军之前，爱迪一直在干活攒钱，想去学工程学。那是他的理想——他想造东西，虽然他哥哥乔总是说，“得了吧，爱迪，你可没聪明到那个地步。”

但是，战争一开始，码头的生意就差了。现在，爱迪的大部分客人是带着孩子的妇女，父亲们去打仗了。有时候，孩子们让爱迪把他们举到头顶上，当爱迪这样做的时候，他会看到母亲们忧伤的笑容：他猜想，举是举得没错，但应该是用另一双手臂。不久，爱迪寻思，他应该加入远离家乡的男人队伍，这样他的润滑轨道和扳刹车杆的生活也将就此告终。战争是对他男子气概的召唤。或许，有人还会想念他。

最后几天里的某一个晚上，爱迪正弓着腰，趴在那杆小步枪上全神贯注地射击。砰！砰！他努力设想他正在实打实地朝敌人开枪。砰！当他射中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出声吗？——砰！——或者像狮子和长颈鹿一样，倒下去就完了？

砰！砰！

“正在练习杀人，是吧，小家伙？”

米基·希站在他的身后。他的头发是法国香草冰淇淋的颜色，汗津津的，他满脸通红，不知喝了什么酒。爱迪耸耸肩，继续射击。砰！又射中一个。砰！又一个。

“哼——”米基哼一声。

爱迪希望米基走开，他好继续练习瞄准。他能感到老酒鬼站在他的身后。他能听到他吃力的呼吸声，鼻子嘶嘶地吸进呼出，就像用气泵往自行车轮胎里打气一样。

爱迪继续射击。突然，他感到一只手落在他的肩上，抓得他好痛。

“听我说，小家伙。”米基的声音是一阵低吼。“战争不是游戏。如果你需要开枪，你就开，听到吗？别自责。别犹豫。你开枪，再开枪，别去想你在朝谁开枪，或者杀谁，或者为什么，听到了吗？你想回家来，你就得开枪，别想任何事情。”

他的手抓得更紧了。

“脑子里想太多的事情会让你送命。”

爱迪转过身，瞪着米基。米基狠狠地打了爱迪一记耳光，爱迪本能地举起拳头想还击。但是，米基打了个嗝，向后踉跄了几步。然后，他望着爱迪，好像要哭出来。机械枪的嗡嗡声停止了。爱迪的五分钱用完了。

年轻人上战场，有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几天之后，爱迪打起一个粗布圆筒行李袋，将码头留在了身后。

雨停了。爱迪躲在榕树下，浑身透湿，簌簌颤栗，他使劲地长长舒了口气。他拨开榕树藤蔓，见长枪和钢盔依然插在地上。他记得士兵们这样做的原因：为死去的自己人的坟墓做记号。

他跪着爬了出来。远处，一个小山丘下，是一座村庄的废墟，被炸弹烧成了一片瓦砾。一时间，爱迪目瞪口呆，他努力地想看清楚眼前的情景。然后，他像突然收到了噩耗一般，胸口一紧。这个地方。他认识。这是那个一直在梦里纠缠他的地方。

“天花，”一个声音突然说道。

爱迪猛转过身。

“天花，伤寒，破伤风，黄热病。”

声音从上方传来，像在树上。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黄热病。见鬼！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人得黄热病。”

那个声音很有力，略带点南方人拖长的腔调，粗糙沙哑，好像是一个连续喊叫了几个小时的人发出的声音。

“那些疾病的预防针我都打了，但是，我还是壮实得像一匹马一样地死在了这里。”

树叶抖动起来，一些小果子掉在爱迪面前。

“喜欢那些苹果吗？”那个声音说。

爱迪站起身，清了清嗓子。

“你出来，”他说。

“你上来，”那个声音说。

爱迪爬到了树上，靠近树尖的地方，树有一栋办公楼那么高。他两腿骑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脚下的土地好像离得老远。透过小树枝和茂密的无花果树叶，爱迪能辨别出一个模糊的人影，身穿军服，背靠在树干上。他满脸涂着煤灰一样的东西。他的眼睛像两只红色小灯泡熠熠闪光。

爱迪咽了口唾液，强抑激动。

“上尉？”爱迪轻声说道。“是你吗？”

他们曾经一起在军队里服役。上尉是爱迪的指挥官。他们在菲律宾并肩战斗过，在那里分手之后，爱迪再也没见过他。他听说他战死了。

一丝香烟味飘了过来。

“他们给你解释过这里的规矩吗，士兵？”

爱迪朝下望了望。他看到脚下遥远的土地，但他知道自己不会掉下去。

“我死了，”他说。

“说得没错。”

“你也死了。”

“说得也没错。”

“你是……我要见的第二个人？”

上尉举起香烟。他微微一笑，好像在说：“你能相信可以在这上面抽烟吗？”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小团白色的烟雾。

“料你没想到是我，对吧？”

爱迪在战争中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学会了坐坦克车。学会了用钢盔盛冷水剃胡子。他学会了在掩体里射击时要小心，免得子弹打到树上，碎片弹回来伤了自己。

他学会了抽烟。他学会了行军。他学会了跨绳索桥的时候，肩膀上同时扛着一件大衣、一台收音机、一支卡宾枪、一副防毒面罩、一个机关枪三脚架、一个背包和几条子弹带。他学会了喝最难喝的咖啡。

他学会了几句外国话。他学会了把东西啐得老远。他还体会到了一个士兵在第一场战斗之后幸存的那种神经兮兮的狂欢，士兵们相互拍打着，微笑着，好像战争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他也经历了第二场战斗之后幸存的那种沮丧，那时，他才意识到，战争不是打一仗就完事了，后面还有越来越多的战斗。

他学会了用牙齿吹口哨。他学会了在岩石地上睡觉。他知道了疥疮实际上是令人作痒的小疥虫钻到了你的皮肤里，尤其是如果你一整个星期都穿着同样的脏衣服。他知道了人的骨头从肉里露出来的时候，确实是白色的。

他学会了飞快地祈祷。他学会了把给家人和玛格丽特的信放在哪个口袋里，以防他的战友发现他死掉之后找不到这些信。他知道了，有时候，他正在跟一个战友在掩体里悄声念叨肚子饿，下一秒钟，嗖的一声微响，战友倒下了，他的饥饿便不再成问题了。

随着一年变成两年，两年靠近三年，他知道了，当运输飞机即将把他们放下的时候，即使再强壮结实的男人也会呕吐。他还知道了，指挥官们在战斗的头天晚上也会说梦话。

他学会了怎么抓俘虏，虽然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俘虏。然后，在菲律宾岛上的一个夜晚，他的小队遭到了猛烈的火力袭击，他们分散开找掩蔽，天空被照得通亮，爱迪听到一个战友躲在沟里像小孩子一样地呜咽着，他朝他喊，“别哭啦，行不行呀！”随即意识到一个敌人正站在他战友的头顶，用枪指着他的脑袋，爱迪感到脖子上一阵冰冷，他身后也站着一个敌人。

上尉捻熄了香烟。他比队伍里的其他人年长，当了一辈子军人。他修长的身材，坚挺的下颏，以及昂首阔步走路的姿态，使他看上去像一位电影明星。大部分士兵都还算喜欢他，虽然他脾气暴躁，惯于紧贴着你的脸大声叫喊，让你看到他被烟叶熏黄了的牙齿。然而，上尉永远允诺，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让任何人掉队”，士兵们对此甚感宽慰。

“上尉……”爱迪又说道，依然震惊不已。

“一点没错。”

“长官。”

“不用那样叫。但是，很感激。”

“已经……你看起来……”

“跟你上次见到我的时候一样？”他咧嘴一笑，然后，朝树枝后头啐了一口。他看到爱迪脸上茫然不解的神情。“没错，在这上头啐什么呀。你也不会生病。你的呼吸永远不变。还有，饭好吃极啦。”

饭？爱迪摸不着头脑。“听我说，上尉。肯定是搞错啦。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我一生默默无闻，明白吗？我做维修。我多年住同一套公寓。我负责维护游乐车，‘阜氏巨型摩天轮’、‘疯狂过山车’、无聊的小飞船。没有任何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随波逐流。我想说的是……”

爱迪咽了口唾液。“我在这里干什么？”

上尉用他那双红通通亮晶晶的眼睛望着爱迪，爱迪忍不住想问上尉另一个问题，这是蓝皮人让他想到的问题：上尉也是他害死的吗？

“你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上尉手摸着下巴说道，“我们小队里的人——他们保持联系了吗？威林翰？莫顿？史密迪？你后来见过他们吗？”

爱迪记得这些名字。事实是，他们没有保持联系。战争会像磁铁一样将人们粘合起来，同样也会将他们排斥开。战争中的所见所为，有时他们只想忘掉。

“讲实话，长官，我们都散伙了，”他耸耸肩。“对不起。”

上尉点点头，好像这不出他所料。

“你呢？你又回到了那个我们保证‘如果能活着回去就都要去’的游乐场吗？所有的大兵都可以免费坐游乐车？在‘爱情隧道’里每人有两个女孩子陪着？不是你说的吗？”

爱迪想笑，笑不出来。他是那么说的。他们都是那么说的。但是，战争结束了，没人来。

“是，我回去了，”爱迪说道。

“然后？”

“然后……我再也没离开过。我试过。我计划过……但是，这条该死的腿。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成。”

爱迪耸耸肩。上尉审视着他的脸。他眯缝起眼睛。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你还耍东西玩吗？”他问道。

“走！……你走！……你走！”

敌方士兵吼叫着，用刺刀戳着他们。爱迪、史密迪、莫顿、雷勃奏和上尉双手放在头顶，被赶下一个陡峭的山坡。迫击炮弹在他们四周爆炸。爱迪看到一个人影在树林里跑，一梭子弹扫过去，人影倒下了。

他们在黑暗中行走着，爱迪努力用脑子记住周围的景物——棚屋、道路和任何他能辨认出来的东西——他知道有一天他们要逃跑的时候，这些标记将成为宝贵的资料。一架飞机在远处轰轰作响，爱迪突然感到一阵令人恶心的绝望。这种自由和被俘之间的短短距离，对于每一个被俘士兵来讲都是一种内心折磨。爱迪好像只要一跳起来，抓住飞机的机翼，就能飞离这场失误了。

事实正相反，他和其余的人被捆上了手脚绑在一起。他们被放在一个竹棚式的兵营里。竹棚是吊脚式的，下面是泥泞的土地，他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天，几星期，几个月，他们睡在塞着干草的粗麻布袋上。一个泥罐充当他们的马桶。到了晚上，敌方看守会爬到竹棚下面，偷听他们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讲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们变得瘦弱起来，肋骨都露出来了——雷勃奏也不例外，他参军的时候可是一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他们吃的食物是咸大米饭团，每天还有一碗上面浮着草叶的黄乎乎的清汤。一天晚上，爱迪从汤里挑出来一只黄蜂，翅膀都没了。大家都吃不下去了。

抓他们的人似乎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晚上，他们会带着刺刀进来，一边在这些美国人鼻子面前晃动着刺刀，一边喊着外国话，等待回答。但是，这从来没什么效果。

据爱迪观察，他们总共只有四个人，上尉估计他们也跟大部队走散了，像在真实的战争里时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也是过一天算一天。他们面黄肌瘦，脸上长着一撮撮的黑毛。其中一个看起来当兵还太年轻。另一个长着爱迪见过的最歪的牙齿。上尉管他们叫“一号疯子”，“二号疯子”，“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

“我们不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他说。“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名字。”

在被俘的环境中，一些人的适应能力比另一些人强。莫顿是一个清瘦多话的年轻人，来自芝加哥市，每次听到外面有动静，他都会坐立不安，摸着下巴唠叨，“噢，见鬼，噢，见鬼，噢，见鬼……”直到大家叫他闭嘴。史密迪是一个消防队员的儿子，来自布鲁克林，他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但是，他好像常常在咽什么东西，喉结一上一下地移动；爱迪后来发现，他在咬自己的舌头。雷勃奏是一个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来的红头发年轻人，醒着的时候，他的脸上面无表情，但是，夜里他常常从梦中惊醒，大喊着：“不是我！不是我！”

爱迪大部分时间都是愤愤然的样子。他攥紧拳头，啪啪地打自己的手掌，一连几个小时，关节对着皮肤，他年轻时曾是个跃跃欲试的棒球手，当年的自己就是这副模样。晚上，他梦到他又回到了码头，坐在名叫“奔驰骏马”的旋转木马上，有五个人坐在马上转圈，直到铃声响起来。他好像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或者他哥哥，或者玛格丽特。然后，梦变样了，四个疯子坐在他身边的马上，一边戳着他，一边嘲笑着。

在码头上多年的等待——等待一部游乐车开回来，等待海浪退潮，等待他父亲跟他讲话——已经磨炼出了他的耐心。但是，他想离开这里，他想报复。他咬着牙齿，挥着拳头，回忆起他在自家的老街区里打的那些架，回忆起那次他用一个垃圾桶盖子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医院。他设想如果这些看守没有枪的话，他会怎么收拾他们。

一天早晨，俘虏们被一阵叫喊声惊醒，刺刀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四个疯子将他们拉起来，绑在一起，带到了一个竖井里。竖井里没有灯光，地上冰冷。他们看到一些镐、铲子和铁桶。

“这是个他妈的煤矿，”莫顿说道。

打那天起，爱迪和其他人被迫在矿井里从矿壁上刮煤块，供敌方战时之需。有人铲，有人扒，有人扛石板建三角架撑住矿井的顶部。还有其他的外国战俘在那里，不会讲英文，只是用凹陷的眼睛望着爱迪。他们也不许讲话。每隔几小时，他们会有一杯水喝。一天下来，战俘们的脸都黑得看不出模样了，他们的肩膀和脖子因整天哈腰而阵阵抽痛。

在被俘的头几个月里，爱迪睡觉的时候，总把玛格丽特的照片放在钢盔里，摆在面前。他不习惯祈祷，但还是祈祷了，每天晚上，他计算日期，用自己编的词儿祷告着，“上帝啊，如果你给我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六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九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九天时间交给你……如果你给我十六天的时间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我就会把现在这十六天时间交给你……”

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雷勃奏的身上长出难看的疹子，且伴有严重腹泻。他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半夜里，他浑身盗汗，把身上穿的脏衣服都湿透了。他大小便失禁。因为没有干净衣服给他换，他只好光着身子睡在麻布袋上，上尉将自己的麻布袋盖在他身上当毯子用。

第二天，在矿井里，雷勃奏几乎站立不稳。四个疯子毫无同情心。他一慢下来，他们就用棍子戳他，让他继续刮煤。

“别碰他，”爱迪吼道。

二号疯子是抓他们的人里边最凶残的一个，他用枪托朝爱迪狠狠地砸了下去。爱迪摔倒在地，脊背上一阵刺痛。雷勃奏又刮了几块煤，然后，瘫倒下去。二号疯子朝他叫喊着，让他站起来。

“他病了！”爱迪大叫，挣扎着站起来。

二号疯子又把他击倒在地。

“闭嘴，爱迪，”莫顿悄声说道。“别给自己找麻烦。”

二号疯子俯下身，把雷勃奏的眼皮扒开。雷勃奏呻吟了一声。二号疯子皮笑肉不笑，像哄小孩一样细声说道，“啊，”然后，大笑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望着俘虏们，目光与他们对视着，保证他们都在望着他。然后，他拔出手枪，将枪口塞进雷勃奏的耳朵里，开了枪。

爱迪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撕成了两半。他两眼模糊，大脑僵滞。枪声在矿井里回旋，雷勃奏的脸一片血肉模糊。莫顿把手捂在嘴上。上尉低垂着头。人们一动不动。

二号疯子朝尸体上踢了脚黑土，眼睛瞪着爱迪，在他脚上啐了口唾液。他朝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喊了些什么，他们两个似乎跟俘虏们一样惊呆了。有一会儿，三号疯子摇着脑袋，嘴里嘀嘀咕咕，好像在祷告，他垂着眼睛，嘴唇愤愤地动着。但是，二号疯子挥着枪，又叫了起来，三号疯子和四号疯子于是慢慢地抬起雷勃奏的脚把尸体拖走，矿井的地上留下了一道新鲜的血迹，黑暗中看去好像是洒在地上的油。他们靠墙把他放下，旁边有一把镐。

从那以后，爱迪不再祈祷。他不再数日子。他和上尉只谈论逃跑的事，他们不想遭到同样的下场。上尉估计，敌人正在孤注一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每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来挖煤。矿井里挖煤的人数日渐减少。晚上，爱迪听到炮弹的轰炸声，声音似乎越来越靠近了。上尉估计，如果形势再恶化下去的话，敌人可能就要撤了，他们会销毁一切。他看到了俘虏营外挖出的深沟和陡峭的山坡上竖着的大油桶。

“那些油将用来烧毁证据，”上尉低声说。“他们正在给我们挖坟墓呢。”

三个星期之后，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三号疯子在俘虏营里站岗。因为闷得慌，他拿着两块砖头大小的石头在耍着玩。石头不断地掉在地上，他又捡起来，高高地抛到空中，然后再掉到地上。满身煤灰的爱迪抬起头来，石头咚咚落地的声音使他恼火。他正想睡觉。但是这会儿，他慢慢地坐起身来。他的视线清晰了。他感到他的神经活跃起来。

“上尉……”他悄声说。“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上尉抬起头来。“你在想什么？”

“那些石头，”爱迪朝看守的方向点了点头。

“石头怎么样？”上尉说。

“我会杂耍，”爱迪耳语道。

上尉斜起眼睛。“什么？”

但是，爱迪已经在叫看守了，“嘿，你！你耍得不对！”

他用手掌做了一个环形的动作。“这样！你要这样做！拿来给我！”

他伸出手。“我会耍。拿来给我。”

三号疯子警惕地望着他。爱迪觉得，在所有的看守中，这个可能最好对付。三号疯子偶尔会偷偷地拿一些面包给俘虏，他会把面包从竹棚上那个当窗户用的小洞里扔进来。爱迪又做了一次环形动作，笑了笑。三号疯子朝他走过来，停下脚步，回头拿起他的刺刀枪，然后，走过来把石头交给了爱迪。

“像这样，”爱迪说道，然后，开始轻松自如地耍起石头来。这一招他是在七岁那年，跟杂耍团里一个一次能耍六个盘子的意大利人学来的。他曾经在海滨走道上花了无数个小时来练习——卵石、胶皮球，他用任何他能找到的东西来练习。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码头上大部分孩子都会杂耍。

这会儿，爱迪拼命地耍着两块石头，越耍越快，他想哄住那个看守。然后，他停下来，伸出石头说：“再给我一块。”

三号疯子哼了一声。

“三块石头，明白吗？”爱迪竖起三个手指。“三。”

这时，莫顿和史密迪也坐了起来。上尉慢慢地凑到近前。

“现在我们干什么？”史密迪含糊地说道。

“如果我能再拿到一块石头……”爱迪也含糊地答道。

三号疯子打开竹门，做了爱迪正希望他做的事：他大喊着让其他人过来。一号疯子拿着一块大石头进来了，二号疯子紧随其后。三号疯子把石头塞给爱迪，喊了句什么。然后，他退后几步，朝其他人咧嘴一笑，示意他们坐下，好像在说，“看着。”

爱迪抛着石头，有板有眼地耍着花样。每块石头都有巴掌大小。他唱起了狂欢节的调子。“嗒，嗒，嗒……”看守们大笑起来。爱迪笑了。上尉也笑啦。强装欢笑，为了争取时间。

“靠近点，”爱迪唱道，假装这是歌词的一部分。莫顿和史密迪悄悄地靠了过来，佯装来了兴致。

看守们饶有兴味地观看着。他们的身体松弛下来。爱迪屏住呼吸。再等一会儿。他将一块石头高高地抛到空中，耍弄着下面的两块，然后，他接住第三块，再来一个循环。

“啊——！”三号疯子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你喜欢？”爱迪说道。他耍得更快了。他不断地将一块石头高高地抛起，望着看守们的目光跟着石头移到空中。他唱道，“嗒，嗒，嗒……”然后，“当我数到三的时候，”然后，“嗒，嗒，嗒……”然后，“上尉，左边那家伙……”

二号疯子狐疑地皱了皱眉头，但是，爱迪微微一笑，就像“红宝石码头”上那些杂耍人在观众失去兴趣的时候那样笑起来。“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他用哗众取宠的腔调说道。“孩子们，看世界上最精彩的表演！”

爱迪耍得更快了，嘴里数着，“一……二……”然后，将一块石头抛起，抛得前所未有的高。疯子们望着石头飞起来。

“动手！”爱迪大喊一声。他接住一块石头，然后，拿出他那优秀棒球投球手的架势，将石头朝二号疯子的脸上狠狠砸去，打断了他的鼻梁。爱迪接住第二块石头，用左手将石头正正地砸在一号疯子的下巴颏上，一号疯子向后倒去，上尉扑到他身上，夺过他的刺刀枪。三号疯子愣了愣神，伸手掏出他的手枪，胡乱扫射起来，莫顿和史密迪抱住了他的大腿。门被撞开了，四号疯子闯了进来，爱迪将最后一块石头朝他扔去，石头从他脑边擦过，没有击中，但是，上尉此刻正手持刺刀候在墙边，在他弯身躲石头的时候，上尉将刺刀一下子插进了他的肋骨里，冲力之猛，使得两人一起栽到了门外。爱迪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跳到二号疯子的身上，用拳头朝他的脸上猛砸起来，在皮肯大街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狠地揍过人。他抓起一块石头，朝二号疯子的脑壳上狠狠地砸过去，一下又一下，直到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发现手上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淡紫色黏液，他意识到，那淡紫色黏液原来是血、皮肤和煤灰的混合物——然后，他听到一声枪响，赶紧抱住脑袋，手上的黏液抹到了他的太阳穴上。他抬起头，见史密迪正站在他身边，手上握着敌人的手枪。二号疯子的身体瘫软下去，胸口流着血。

“为了雷勃奏，”史密迪低声说道。

几分钟之内，四个看守都完蛋了。

这会儿，几个身体瘦弱、打着赤脚、满身血迹的俘虏正朝着陡峭的山上跑去。爱迪以为还会有枪战，还要跟更多的看守搏斗，可是，周围一个人影都不见。其余的竹棚都是空的。事实上，整个营地都是空荡荡的。爱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只有他们和四个疯子在这里了。

“其他人大概听到炮声都跑掉了，”上尉悄声说道。“我们是最后留下的一伙人。”

油桶竖在第一个山坡上。不到一百码远的地方便是煤矿的入口处。附近有一个储备供给物资的竹棚，莫顿弄清楚了里面没人，跑进去，捧出来一抱手榴弹、步枪和两个看上去很原始的喷火器。

“咱们把这地方烧了，”他说。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蛋糕上写着“祝你好运！狠狠打击敌人！”在蛋糕侧面的香草糖霜上，有人用歪歪扭扭的蓝色字体加上了一行，“愿早日归来，”但是，“早日”两个字挤在了一起，看上去更像“儿子”或者“愿儿子归来”。

爱迪的母亲已经把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洗好烫平，用衣架挂在他寝室壁橱的门把上，他的一双皮鞋摆在下面。

爱迪正在厨房里，跟他的小表弟们闹着玩，他把手背在身后，让他的表弟们用拳头打他的肚子。一个表弟用手指了指窗外的“巴黎式旋转木马”，这会儿它正为了迎接晚上的客人给照得通亮。

“马！”表弟兴奋地叫道。

前门打开了，爱迪听到了那个即使现在还会让他心跳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不该带到战场上去的一种软弱。

“你好，爱迪，”玛格丽特说。

她站在那里，在厨房的门口，样子美丽极了，爱迪的心中又滋生出那种熟悉的痒痒的感觉。她把头发上的一点雨水拂掉，轻轻一笑。她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

“我给你带来了点东西。为你的生日，嗯……也为你的远行。”

她又笑了一下。爱迪好想拥抱她，他觉得自己快爆炸了。他不在意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他只想记住她伸出手把它交给他的这一刻。跟玛格丽特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想让时间停止。

“好极啦，”他说。

她笑了。“你还没打开呢。”

“听着。”他凑近一步。“你……”

“爱迪！”有人从另一个房间里大喊道。“过来吹蜡烛。”

“过来！我们都饿啦！”

“噢，萨丽，嘘！”

“唉，我们真的饿了嘛。”

蛋糕、啤酒、牛奶、雪茄以及祝爱迪成功的祝酒词，有一会儿，他母亲哭了起来，拥抱着她的另一个儿子乔，乔因为平足将留在国内。

晚饭之后，爱迪陪着玛格丽特在红宝石码头大街上散步。爱迪能叫出每个收票人和食品贩子的名字，他们都祝爱迪好运。一些年长的女人眼泪汪汪的，爱迪估计她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

他和玛格丽特买了各种味道的盐水太妃糖——糖浆味、白珠树果味和麦根汽水味。他们从白色的小袋子里抓出一块块的糖，抢着舔对方手指。在一分钱游戏室里，爱迪套上一个石膏手套，箭头经过“需要努力”，“马马虎虎”，“再接再厉”，一路指到“酷！”

“你力气真大，”玛格丽特说。

“酷，”爱迪说道，抖了抖身上的肌肉。

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他们站在海滨走道上，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手拉着手，倚在栏杆上。沙滩上，一个捡破烂的老人用树枝和破毛巾升起了一小堆篝火，正蜷曲在火旁准备过夜。

“你不用说让我等你，”玛格丽特忽然说道。

爱迪咽了口唾液。

“我不用吗？”

她摇摇头。爱迪笑了。整个晚上，这个问题一直卡在他的喉咙里，现在，他从这困惑中解脱出来了，他感到好像有一条纽带从他心中射出，绕在玛格丽特的肩上，将她拉到自己身边，成为了他的所有。此时此刻，他爱她，胜过爱任何人。

一滴雨落在爱迪的额头上。然后，又一滴。爱迪抬头望了望正在聚拢的乌云。

“嘿，酷吗？”玛格丽特说道。她微微一笑，然后，脸色黯淡下来，眨着眼睛挤掉雨水，尽管爱迪说不上那是雨水还是泪水。

“你不能死，知道吗？”她说。

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士兵往往很愤怒。他失去的日日夜夜，他遭受的折磨和羞辱——都促使他想狠狠地报仇，一报还一报。

所以，当莫顿手上抱着武器跟大家说“咱们把这地方烧了”的时候，大家连想都没想就马上同意了。在这种新获得的控制权的鼓动下，大家拿着敌人的喷火器分散开去，史密迪朝着矿井入口处跑去，莫顿和爱迪奔向油桶。上尉去找运输车。

“五分钟，然后，马上回到这里！”上尉吼道。“炮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得离开这里。明白吗？五分钟！”

他们也只用了五分钟时间就摧毁了他们近半年来住的地方。史密迪将手榴弹扔下矿井，然后跑开。爱迪和莫顿将两个汽油桶滚到竹棚区，撬开油桶盖子，然后，搬动了喷火器的扳机，竹棚着起火来。

“烧呀！”莫顿叫道。

“烧呀！”爱迪叫道。

矿井在脚底下轰然爆炸，一股黑烟从井口升起。史密迪完成了任务，跑向会合地点。莫顿将油桶踢进一个竹棚，然后，用喷火器射出一道绳索样的火焰。

爱迪望着，轻蔑地一笑，然后，循着小路来到最后一个竹棚前。这个竹棚大些，更像一个谷仓，爱迪举起了喷火器。结束了，他自言自语道。终于结束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落在那些王八蛋的手里，那些牙齿歪斜、面目枯瘦、没有人味的看守，还有他们汤里的黄蜂。他不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起码不会比他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更糟。

爱迪扳动了喷火器的扳机。呼——火焰马上蹿了起来。竹子很干燥，顷刻间，谷仓仓壁便消失在橘黄色的火焰里。爱迪听到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隆声——他希望，上尉找到了他们可以乘坐逃走的东西——然后，天空突然传来了第一声炮响，这是他们最近每天晚上听到的声音。这会儿，声音更靠近了。爱迪意识到，不管那是什么人，都可能看到这里的火光。没准儿，他们能被营救出去。他可以回家了！他朝着正在燃烧的谷仓转过身来……

那是什么？

他眨了眨眼睛。

刚才那是什么？

有个东西在门洞里一闪而过。爱迪仔细分辨。热浪滚滚，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他不敢肯定，但是，他觉得他刚才看到了一个小身影在火里跑。

“嘿！”爱迪一边喊着，一边收起喷火器朝前走去。“嘿！”谷仓的屋顶开始塌陷，火花四溅。爱迪往后跳着躲开。他的眼睛被呛出了眼泪。大概，只是一个影子。

“爱迪，快走哇！”

莫顿正在小路的顶头，招手让爱迪过去。爱迪的眼睛刺痛。他喘着粗气。他用手指了指，高声叫道：“好像里面有人！”

莫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上。“什么？”

“有人……在……里面！”

莫顿摇摇头。他听不见。爱迪扭过头来，这一次，他几乎肯定自己看到了，一个孩子大小的身影在燃烧的谷仓里爬行着。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爱迪见到的都是成年男人，这个模糊的身影忽然让爱迪想到了他码头上的小表弟们，想到了他以前开过的“李氏迷你小火车”，想到了“疯狂过山车”，想到了海滩上的孩子们，想到了玛格丽特和她的照片，以及许久以来他强迫自己不去想的一切。

“嘿！出来！”他大声喊着，放下喷火器，又朝前走了几步。“我不会开——”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使劲地把他往后拉。爱迪猛转过身，拳头紧握。是莫顿，正朝着他大叫，“爱迪，我们得马上走了！”

爱迪摇摇头。“不——不——等等——等等——等等，我想有人在——”

“没人在里面！走哇！”

爱迪变得不顾一切起来。他又朝谷仓转过身去。莫顿又去抓他。爱迪猛转回身，拳头乱舞，打在莫顿的胸脯上，莫顿跪倒在地。爱迪头痛欲裂。他的脸愤怒得扭成一团。他再一次转身朝着火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在那儿。是那个吗？在墙后面翻滚？在那儿吗？

他朝前走去，相信一个无辜的生命正在他的眼前被活活烧死。这时候，剩下的仓顶轰地一声坍塌下来，火花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头上。

瞬息之间，整个战争经历像苦胆汁一样从他的身体里喷发出来。被俘令他恶心，屠杀令他恶心，鲜血令他恶心，沾在他太阳穴上的黏液令他恶心，炮击、火烧以及这一切的徒劳都令他恶心。此时此刻，他只想拯救一些东西，一些雷勃奏的痕迹，一些他自己的痕迹，无论什么东西。他踉跄着走进熊熊燃烧的废墟中，痴狂地相信，每个阴影下面都隐藏着一个灵魂。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子弹像鼓点一样咚咚响着扫射过来。

爱迪好像处在恍惚之中。他走过一摊燃烧着的汽油，衣服后面着起火来。一团黄色的火焰从他的小腿蹿到大腿。他举起双臂，大声喊着。

“我会帮助你！出来吧！我不会开——”

一阵刺痛撕裂了爱迪的腿。他狠狠地大骂一句，瘫倒在地。血从他的膝盖下面涌出来。飞机马达轰轰作响。天空闪着蓝光。

爱迪躺在地上，流着血，燃烧着，闭着眼睛躲避炙热的火焰，他平生第一次准备好去死。然后，有人使劲地把他往后拖，在泥里推着滚他，将火扑灭，他已经震惊和虚弱得无力反抗，他像一袋豆子似的滚着。不久，他就在运输车里了，其他人在他周围叫他挺住，挺住。他的背部烧伤了，他的膝盖完全麻木了，他感到头晕目眩，很疲倦，非常非常疲倦。

上尉缓缓地点了点头，回忆起那最后的时刻。

“你记得你是怎么从那里出来的吗？”他问道。

“不太记得，”爱迪说。

“花了两天时间。你一会儿昏迷，一会儿苏醒。你流了很多血。”

“不管怎么说，我们逃出来了，”爱迪说。

“是——呀。”上尉拖长了嗓音说道，嘘了口气。“那颗子弹够厉害的。”

事实上，那颗子弹还没有完全被取出来。子弹穿透好几根神经和肌腱，在一根骨头上击成碎片，骨头也垂直地断裂了。爱迪接受了两次手术，都没有解决问题。医生说他会变成一个瘸子，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畸形骨头的恶化，他会跛得更厉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医生说。是吗？谁知道呢？爱迪惟一知道的是，当他在一个医疗队里醒来时，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他不能再跑步，不能再跳舞。更糟糕的是，不知何故，他对周围的事情也不再有同样的感觉。他变得孤僻起来。一切都似乎滑稽可笑，毫无意义。战争浸透到了他的身体里，他的大腿里和他的灵魂里。作为一个士兵，他学到了许多事情。他回到家，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你知道吗？”上尉说道，“我出身于三代军人家庭。”

爱迪耸耸肩。

“是的。我六岁就会用手枪了。早晨，我的父亲会检查我的床铺，实际上，是把一个二十五美分硬币扔在床单上让它弹起来。在晚餐桌上，永远是‘是，长官，’和‘不是，长官。’

“在参军之前，我只会接受命令。一转眼功夫，我要发号施令了。

“和平时期是一回事，有好多贤明之士引导你。但是，战争爆发了，新人涌进来——年轻人，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向我敬礼，要我告诉他们做什么。我能够看到他们眼睛里的恐惧。他们觉得我好像了解战争的秘密情报。他们以为我能让他们活下去。你也一样，不是吗？”

爱迪不得不承认，他也是这样想的。

上尉伸出手，摸了摸脖子。“当然，我不可能做得到。我也是接受命令。但是，虽然我不能保证你们一直活下去，但我想我起码能让你们在一起。在一场大战中，你需要寻找一点小小的信念。当你找到了这个信念，你会紧握着它，就像一个士兵手里紧握着十字架在掩体里祈祷一样。

“对我来说，那个小信念便是我每天告诉你们的东西。没人掉队。”

爱迪点点头。“那太重要了，”他说道。

上尉两眼直直地望着他。“我希望如此，”他说。

他把手伸进前胸的口袋里，拿出一根烟，点燃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爱迪问道。

上尉吐了一口烟，用烟头指了指爱迪的腿。

“因为，是我，”他说，“开枪打了你的腿。”

爱迪看了看自己搭在树干上的腿。手术留下的疤痕又出现了，疼痛又回来了。他感到心里有一种东西在涌动，在死之前，事实上，好多年以来他都没有这种感觉了：这是一种翻江倒海似的愤怒，一种想去伤害人的渴望。他眯缝起眼睛，盯着上尉，上尉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目无表情地望着他。他让香烟从他手指缝里掉下去。

“来吧，”他轻声说。

爱迪大叫着，一阵风似的扑了过去，两人翻转扭打着，经过树枝藤蔓，一路跌落下去。

“为什么？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王八蛋！怎么会是你！为什么？”他们在泥地上滚打着。爱迪骑在上尉的胸脯上，用拳头连击他的脸。上尉没有流血。爱迪抓住他的衣领猛摇，把他的脑袋往地上撞。上尉眼睛不眨一下。每次当爱迪拳头砸过来的时候，他只是把头躲来躲去，尽管让爱迪发泄他的愤怒。最后，他伸出一只胳膊，抓住爱迪，把他翻倒在地。

“因为，”他平静地说，胳膊肘压在爱迪的胸脯上，“我们可能在那场火里失去你。你可能会死掉。但是，你的时辰还没到。”

爱迪气喘吁吁。“我的……时辰？”

上尉继续说，“你着了魔似的要进去。莫顿想阻止你，你他妈的差一点把他打晕了。我们只有一分钟离开那儿，你他妈的力气贼大，没人能打过你。”

爱迪仍然觉得有一口气没出，他抓住上尉的衣领，把他拉过来。他看到了上尉被烟草熏黄了的牙齿。

“我的……腿！”爱迪怒火中烧。“我的生活！”

“我毁了你的腿，”上尉不动声色地说道，“是为了救你的命。”

爱迪松开手，筋疲力尽地仰倒在地上。他手臂疼痛，头晕目眩。多少年以来，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瞬间，那一个错误，一直不断地折磨着他。

“竹棚里没有人。我当时在想什么？如果我没进去……”他的声音轻得好像变成了耳语。“我为什么没死呢？”

“没人掉队，记得吗？”上尉说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以前见过。一个士兵到了他的极限，就不能再往前走了。有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在半夜里。一个士兵从帐篷里翻身出来，打着赤脚，半身裸着，径直朝前走去，好像他在往家里走，他的家就在拐角处。

“有时候，这发生在一场战斗中。一个士兵突然放下枪，两眼发怔。他完了。不能再战斗了。他通常会被子弹打死。

“你的情况正是这样，在一场大火面前，就在我们即将离开的前一刻，你的精神崩溃了。我不能让你活活烧死。我琢磨，腿伤会愈合。我们把你从火里拖出来，然后他们把你送到了医疗队。”

爱迪喘着粗气，胸脯里像有一把重锤在敲击。他头上粘着泥巴和树叶。忽然，他想起上尉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爱迪说。“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

上尉站起身来，把腿上的一根树枝拂掉。

“你后来又见过我吗？”他问道。

爱迪没见过。他被空运到一家军事医院，后来，由于残疾退了役，被送回美国。数月之后，他听说上尉战死了，他想那一定是后来同其他小队在其他战斗中发生的事。后来，爱迪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个奖章，他把信收了起来，没有拆开。战后的日子黑暗郁闷，爱迪忘记了很多细节，他也没兴趣将它们回忆起来。后来，他改换了地址。

“就像我跟你说的，”上尉说道。“破伤风？黄热病？所有那些预防针？都是浪费时间。”

他朝爱迪身后点头示意了一下，爱迪扭过头去。

忽然间，他看到的不再是荒山野岭，而是他们逃跑的那个晚上，朦胧的月亮挂在天空，飞机俯冲过来，一片竹棚正在燃烧。上尉驾驶着运输车，史密迪、莫顿还有爱迪坐在车里。受了烧伤、枪伤，处在半昏迷状态的爱迪横躺在后座上，莫顿正在往他膝盖的上方绑一条止血带。炮击更逼近了。漆黑的夜空每隔几秒钟便被照得透亮，好像有一轮忽明忽暗的太阳。运输车开到了山顶，车头突然一转，停住了。一个临时用木板和铁丝搭成的门拦在面前，由于两边地形陡峭，他们无法绕过去。上尉抓起一杆步枪，跳到车外。他朝门锁开了一枪，把门推开。他示意让莫顿开车，然后，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意思是说他去查看前面那条蜿蜒着伸进一片密林的小路。他打着赤脚，竭尽全力地跑着，来到了小路拐弯处以外五十码的地方。

小路畅通无阻。他朝他的士兵们挥了挥手。一架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他抬头去看是哪一方的飞机。就在那一瞬间，就在他仰望天堂的时候，他的右脚下发出一个细微的咔哒声。

地雷在瞬间爆炸了，像从地心里喷出的一团火焰。上尉被炸到了二十尺高的天空，撕成了碎片。一团燃烧着的骨架，上百块烧焦的血肉。一些碎片飞越过泥土地，落进了榕树林里。

第二课

“噢，天哪，”爱迪说道，闭上双眼，仰头朝天。“噢，上帝。噢，上帝呀！长官，我一点都不知道。真让人恶心。真可怕！”

上尉点点头，移开目光。山峦又恢复了原先荒芜的景象，动物的尸骨，破烂的板车，以及闷烧着的村庄余烬。爱迪意识到，这里原来是上尉的埋葬地。没有葬礼。没有坟墓。只有他散落的骨骼和泥土地。

“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吗？”爱迪轻声说。

“时间，”上尉说道，“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他靠近爱迪坐下。“死亡？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我们以为是。但是，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个开端。”

爱迪若有所失。

“我想，这跟《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一样吧？”上尉说道。“就是亚当第一次在地球上过夜的时候，对吗？当他躺下睡觉的时候？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对吧？他不知道什么是睡觉。他的眼睛要合拢上，他以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对吧？

“当然他不会离开。他第二天早晨醒来，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待着他去开拓，而且，他拥有了另一样东西。他拥有了他的昨天。”

上尉咧嘴一笑。“依我看，士兵，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天堂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洞悉你的昨天。”

上尉拿出一个塑料香烟盒，用指头轻叩着。“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向来不善于教人的。”

爱迪紧紧地盯着上尉。他一直以为上尉很老。但是，由于上尉脸上的煤灰这会儿被抹掉了一些，爱迪注意到了他皮肤上寥寥无几的几条皱纹和他的满头黑发。他肯定不过三十几岁。

“你死了以后一直在这里，”爱迪说道。“那可是比你生命长两倍的时间。”

上尉点点头。

“我一直在等你。”

爱迪垂下眼帘。

“蓝皮人就是这么说的。”

“嗯，没错。他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他是你为什么活着和你怎样活着的一部分，他是你需要知道的故事的一部分。但他现在已经讲完了，他就超越了这重境界，我马上也会这样。所以，你好好听我说，因为这是你需要从我这里知道的东西。”

爱迪感到他的腰挺直了。

“自我牺牲，”上尉说道。“你做出一个牺牲，我做出一个牺牲，我们大家都做出了牺牲。但是，你对你做的牺牲感到愤怒，对你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

“你不明白，自我牺牲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应该是这样。它不是需要惋惜，而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渺小的牺牲。宏大的牺牲。一位母亲去工作，以便送她的儿子上学。一个女儿搬回家住，以便照顾她患病的父亲。

“一个男人去打仗……”

他顿了一下，眼睛朝灰暗的天空望去。

“你知道，雷勃奏并没有白死。他为国捐躯，他的家人知道这个。他的小弟弟在他的鼓舞下，成为了一个好士兵，一个好男人。

“我也没有白死。那天晚上，我们本来可能一起踩上了那个地雷。那样的话，我们四个人可能都完蛋了。”

爱迪摇摇头。“但是，你……”他沉下嗓音。“你失去了你的生命。”

上尉用舌头在牙齿上打了个响。“就是这意思。有时候，当你牺牲了一件宝贵的东西，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失去它。你只不过将它传递给了另一个人。”

上尉走到仍然插在地里的象征坟墓的钢盔、步枪和士兵身份牌前面。他将钢盔和身份牌夹在腋下，然后，从泥地里将步枪拔出来，像标枪一样扔了出去。步枪没有往下落，直冲云霄，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尉转过身来。

“我开枪打了你，没错，”他说道，“你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你也得到了一些东西。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

“我得以遵守了我的诺言。我没有让你掉队。”

上尉伸出一只手。

“能原谅我毁了你的腿吗？”

爱迪沉默不语。他想起了他受伤后的怨恨心情，想起了他对他所放弃的一切的愤怒。然后，他想到了上尉所放弃的一切，他感到一阵耻辱。他伸出手去。上尉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忽然，繁密的藤蔓从榕树上散落下来，嘶嘶作响地融化进了大地里。生机勃勃的新树枝懒洋洋地舒展开来，上面长满了光滑厚实的树叶和一串串的无花果。上尉只朝上瞥了一眼，好像这都在他意料之中。然后，他用两只手掌将脸上残留的黑灰抹掉。

“上尉？”爱迪说。

“什么？”

“为什么在这里？你可以挑任何地方等我，对吗？蓝皮人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呢？”

上尉笑了笑。“因为我是战死的。我死在这山上。当我离开的时候，除了战争以外我对那个世界一无所知——战事讨论，战争计划，战争家庭。

“我希望看一看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个人们开始互相残杀之前的世界。”

爱迪朝四周望了望。“但是，这里就是战争啊。”

“对你来说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眼光不同，”上尉说道。“你看到的未必是我看到的。”

他抬起一只手，眼前黑烟缭绕的荒芜景象立即变了样。瓦砾融化了，树木长成了繁茂的绿荫，泥土地变成了茂盛的绿草坪。乌云帷幕似的拉开，露出了蓝宝石一样的天空。一片淡淡的白雾笼罩在树梢，一轮桃红色的太阳光灿灿地挂在地平线上，光芒洒遍忽然出现在他们四周的粼粼碧波上。这是一种纯洁的、未被玷污的、原始的美。

爱迪抬起头来，望着他的老指挥官。上尉脸上干干净净，军服转眼间也熨烫平整了。

“这，”上尉说道，举起双臂，“就是我看到的天堂。”

他伫立片刻，将一切尽收眼底。

“顺便说一声，我不吸烟了。那也是你看到的。”上尉噗嗤一笑。“我干吗在天堂吸烟呀？”

上尉准备离开了。

“等等，”爱迪叫道。“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的死。在码头上。我把那个女孩儿救出来了吗？我摸到了她的手，但是，我不记得……”

上尉转过身来，爱迪把话咽了回去，想到上尉惨死的情形，爱迪感到一阵羞愧。

“我只是想知道，没别的，”他含糊地说道。

上尉抓抓后脑勺。他同情地望着爱迪。“我不能告诉你，士兵。”

爱迪垂下头。

“但是，有人能。”

上尉将钢盔和士兵身份牌朝他扔了过来。“是你的。”

爱迪低头去看。在钢盔帽檐下面，有一张压皱了的照片，照片上是那个每次见了都让他心痛的女人。他抬起头来，上尉不见了。

星期一，上午七点三十分

事故发生后的翌日清晨，多米尼克早早地来到了车间，他没有像往常那样顺路买一个烤面包圈和饮料当早餐。公园关闭了，但他还是来上班了，一来就到水池边把水龙头打开。他把手放在水下面，寻思他可以清洗一些游乐车零件。然后，他把水关掉，放弃了这念头。车间里显得比刚才更安静了。

“怎么样？”

威利站在车间门口。他穿着一件绿色背心和一条宽松的牛仔裤。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发生在游乐场里的悲剧》。

“睡不着觉，”多米尼克说道。

“是呀。”威利一屁股坐在一个铁椅上。“我也一样。”

他坐在铁椅上旋转了半圈，两眼茫然地望着报纸。“你想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开门？”

多米尼克耸耸肩。“问警察去。”

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好像轮番似的变换着坐姿。多米尼克叹了口气。威利把手伸到背心口袋里找口香糖。这是星期一早晨。他们在等老家伙来，好开始一天的工作。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三个人

骤然风起，爱迪被掀到了空中，他像挂在链子上的怀表一样旋转起来。云雾翻腾，将他吞没在一道绚丽的色彩中。天空似乎正在围拢过来，终于像一条毛毯似的将他紧紧裹住。然后，天空又倏地退去，绽出了一片玉绿色。星星出来了，成千上万颗星星，像盐粒一样撒在淡绿色的天幕上。

爱迪眨了眨眼睛。他这会儿正站在山上，壮丽无比的山脉绵延不断——白雪覆盖的山顶、嶙峋的怪石、陡峭的紫色山坡。两峰之间的平地上，是一片开阔漆黑的湖面，一轮明月映在水中。

爱迪注意到山脊下一片闪烁不定的彩色灯光，正在有节奏地瞬息变幻着。他举步朝那个方向走去，忽然意识到自己正踩在齐踝深的雪里。他抬起一只脚，使劲地抖了抖。雪花轻飘飘地落下，泛着金光。他用手摸了摸，雪花不冷也不湿。

我现在在哪里？爱迪心想。他再一次检查自己的身体，用手压了压肩膀、前胸、肚子。他胳膊上的肌肉依然绷得紧紧的，但是，腹部却已经变得邋遢松软。他迟疑片刻，然后，捏了一下他的左膝。一阵刺痛，他畏缩一下。他本来希望离开上尉以后伤痛会消失。然而，他似乎变回了在地球上时的模样，满身伤疤，肥胖丑陋。为什么天堂会让你重温自己的衰老羸弱？

爱迪循着飘忽不定的灯光，走下狭窄的山脊。四周空旷寂静的美景令人惊叹，更贴近爱迪想象中的天堂。一时间，他疑惑起来，他是不是已经莫名其妙地走完了最终的旅程，上尉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不用再见其他人了。他脚踩着雪，绕过一块突出的岩石，来到一大片空地前，灯光就是从这里放射出来的。爱迪又眨了眨眼睛——这一次，他满腹狐疑。

眼前的雪地里，一栋火车式不锈钢建筑独自兀立，红色的桶式屋顶上一块“吃”字招牌一闪一闪。

一家餐车式饭店。

爱迪过去常常光顾这样的地方。它们都一个模样——高靠背的车厢座、锃亮的台面，以及正面的一排小窗户，从外面看去，里面的客人像坐在一辆火车上。这会儿，爱迪透过这些窗户，看到了里面模糊的身影，人们正在打着手势攀谈着。他走上被雪覆盖的台阶，来到一扇镶有两片玻璃的门前。爱迪朝门里望去。

一对老年夫妇坐在右边，正在吃馅饼，他们没注意到他。其余的客人或者坐在大理石柜台前的转椅上，或者坐在车厢座里，大衣都挂在挂钩上。他们看上去来自不同的时代：爱迪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三十年代的高领连衣裙，一个长发年轻人手臂上刺着六十年代的和平标记。许多客人好像都受过伤。一名穿着工作服的黑人男子缺了一只手臂，一个少女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痕。爱迪在玻璃上敲了几下，但是，没有人朝他这边望。他看到厨师们戴着白色的纸帽子，一碟碟热气腾腾的食物摆在柜台上等着被端走——食物的颜色叫人垂涎欲滴：深红色的酱汁、黄色的奶油乳脂。他的目光移到右边角落最后一个车厢座里。他僵住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他听到自己低声说。他从门前转过身来。他深吸几口气。他的心怦怦直跳。他回转身去再看，然后，疯狂地地砸起玻璃窗来。

“不！”爱迪大叫着。“不！不！”他拼命地砸着，直到他觉得玻璃窗都快被他砸碎了。“不！”他不停地叫喊着，直到他想要的那个字，那个几十年以来他都没有用过的字，终于在他的喉咙里出现了。他喊着那个字——喊得那么响，头都快裂了。但是，车厢座里的那个人仍然伏在桌子上，不理不睬，他的一只手搭在桌子上，另一只手举着一根雪茄，尽管爱迪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连一次头都没有抬起来。爱迪喊着：

“爸！爸！爸！”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在退伍军人医院昏暗的消过毒的走廊里，爱迪的母亲打开一个白色的蛋糕盒子，从新摆了摆上面的蜡烛，两边对称，一边插十二根。其余的人——爱迪的父亲、乔、玛格丽特、米基·希，都围着她看。

“谁有火柴？”她悄声说。

大家都拍拍口袋。米基从他的夹克衫里找出一盒火柴，把两根香烟掉到了地上。爱迪的母亲点燃了蜡烛。一部电梯丁零一声打开门，里面推出一架轮床。

“行了，走吧，”她说。

他们一起向前走去，小小烛火摇曳着。他们走进爱迪的病房，轻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睡在隔壁床上的一个士兵惊醒了，大叫着“怎么回事？”他随即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又尴尬地躺下了。歌声被打断了，似乎已经变得太沉重，无法再扬起，只有爱迪母亲一个人的声音，颤巍巍地继续唱着。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爱迪——”然后，迅速地，“祝你生日快乐。”

爱迪倚靠在一个枕头上。他身上烧伤的地方绑着绷带。他腿上打着一长条石膏。床边竖着一副拐杖。他望着眼前的面孔，恨不得能马上逃走。

乔清了清嗓子。“嗯，你看起来气色很好，”他说。其他人赶紧随声附和。好。是。很好。

“你妈妈给你带来了一个蛋糕，”玛格丽特轻声说。

爱迪的母亲走上前来，好像这会儿轮到她了。她把纸盒子交给爱迪。

爱迪咕哝了一句，“谢谢，妈。”

她朝四周看了看。“我们该把这个放在哪儿呀？”

米基抓过一把椅子。乔腾出一个小桌子的桌面。玛格丽特把爱迪的拐杖移开。只有爱迪的父亲没有故意挪动。他背靠在后面的一堵墙上，手上搭着一件夹克衫，正在望着爱迪那条从胯骨到脚踝一路打着石膏的腿。

爱迪的目光同他对视了一下。他父亲垂下眼帘，双手在窗框上直蹭。爱迪绷紧身上的每一根肌肉，试图凭着毅力将眼泪硬憋回去。

所有的父母都会伤害孩子。谁都没有办法。孩子就像一只洁净的玻璃杯，拿过它的人会在上面留下手印。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脏，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裂，还有少数父母将孩子的童年摧毁成不可收拾的碎片。

起初，爱迪的父亲对他的伤害是忽略。爱迪幼时，他父亲就很少抱他；等他长大一点，他通常会被父亲扭住胳膊，这多半是出于厌烦而不是爱。爱迪的母亲给予孩子们的是温存，而他的父亲只会教训他们。

星期六，爱迪的父亲会带他到码头上去。离开家的时候，爱迪脑子里想象着旋转木马和棉花糖，但是，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他父亲就会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说：“给我看着点这孩子，行吗？”在他父亲回来接他之前，那通常是在下午很迟的时候，他还经常醉醺醺的，爱迪便一直跟某个杂技演员或者驯兽员待在一起。

但是，爱迪仍然在海滨走道上度过了无尽的童年时光——要么坐在栏杆上，要么穿着短裤蹲在修理车间的工具箱上，等待他父亲注意到他。他时常会说：“我能帮忙，我能帮忙！”但是，惟一派给他的差事，就是早晨在公园开门之前，爬到“阜氏巨型摩天轮”下面去捡头天晚上客人口袋里掉出来的零钱。

他父亲一周起码玩四个晚上的纸牌。桌子上摆着钞票、酒瓶、香烟和游戏规则。给爱迪的规则很简单：不许打扰。有一次，他站在父亲身边，想看一看他的牌，但是，老家伙把雪茄一放，大发雷霆，用手背掴了爱迪一记耳光。“别往我身上哈气，”他说道。爱迪大哭起来，母亲把他拉到腰间，愤怒地瞪着丈夫。爱迪再不往前靠了。

手气不好的晚上，待酒瓶见底了，母亲睡下了，他父亲就会把一肚子气带到爱迪和乔的卧室里。他翻腾他们的几件破玩具，将它们狠狠地摔到墙上。然后，他让两个儿子趴在床垫上，抽出皮带来打他们的屁股，大声嚷嚷，说他们浪费他的钱买破烂。爱迪总是祈望母亲能够醒过来，但是，即使她真的醒来了，父亲也会警告她“离远点”。见到母亲站在走廊里，手揪着睡袍，跟他一样无助的样子，爱迪觉得心里更难受。

握在爱迪童年的玻璃杯上的那双手坚硬，布满老茧，被怒火烧得通红，爱迪就在挨耳光、受鞭挞和遭棍打中度过了他的童年。这是被忽略之后的第二重伤害。暴力伤害。最后，爱迪甚至能从走廊里传来的咚咚脚步声中判断出，他要挨多重的打。

尽管如此，爱迪依然默默地崇拜他的父亲，因为儿子们永远崇拜他们的父亲，连最恶劣的行为也能够容忍。他们就是这样学会献身的。一个男孩子在将自己献身给上帝或者一个女人之前，他会将自己献身给他的父亲，虽然愚蠢，虽然无法解释。

偶尔地，就像在奄奄一息的火堆上添一把木炭，爱迪的父亲会让一丝自豪透过他冷漠的外表流露出来。在十四街学校操场旁边的棒球场上，他父亲站在栅栏后面看他打球。如果爱迪把球击到了外场，他父亲就会点点头，爱迪便蹦蹦跳跳地绕场把垒跑完。另一些时候，爱迪巷战之后回到家里，他父亲注意到他指关节上擦破的皮肤或撕裂的嘴唇。他会问：“那个家伙怎么样了？”爱迪会说，他好好地收拾了那家伙一顿。这一点，也会赢得他父亲的赞同。那一次，当爱迪把惹他哥哥的几个孩子揍了一顿之后——他母亲管他们叫“阿飞”——乔觉得很没面子，躲在房间里，爱迪的父亲却说：“别理他。你更壮实。你要做你哥哥的保护人。别让任何人碰他。”

爱迪开始上初中了，他模仿他父亲的夏日作息时间，天不亮就起身，在游乐场里一直工作到天黑。起初，他操作一些简单的游乐车，扳刹车杆，让车平缓地停下。后来，他在修理车间工作。他父亲拿关于维修的问题考他。他会把一个破损的方向盘交给他，说：“把它修好。”他会指着一根缠在一起的链条，说：“把它修好。”他会拿过来一片生锈的挡泥板和几张砂纸，说：“把它修好。”每次完成任务以后，爱迪就会把东西拿回去交给他父亲，说：“修好了。”

晚上，他们聚在餐桌旁边，体态丰满、汗水淋淋的母亲在炉子前煮饭，他哥哥乔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他的头发和皮肤闻上去有一股海水的味道。乔已经成为一名游泳好手，他在“红宝石码头”游泳池里找到了一份暑期工。他讲他在那里见到的人们，他们的游泳衣，他们的钱。爱迪的父亲不以为然。有一次，爱迪无意中听到父亲正在跟母亲谈论乔。“那一个，”他说，“窝窝囊囊的，只能跟水打交道。”

但是，爱迪仍然羡慕他哥哥晚上回到家时的样子，皮肤黝黑，干干净净。爱迪的指甲，像他父亲的一样，沾满了油腻。在餐桌上，爱迪会用大拇指的指甲去抠，想把油腻弄出来。有一次，他注意到父亲在看他，老家伙咧嘴笑了。

“说明你卖力地干了一天活儿，”他说道，举起自己肮脏的手指甲，然后用它们抓起一杯啤酒。

这时，已经长成一个魁梧少年的爱迪，只是点点头。他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开始跟父亲打起旗语来了，他不再从他那里寻求任何言词上或者身体上的疼爱了。这是一种内心的变化。你只要心知肚明就够了。这是对疼爱的拒绝。伤害已经造成了。

然后，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交谈完全停止了。那是战争之后，爱迪出院了，腿上的石膏已经拆掉，他搬回了滨林路上的家里。他父亲在附近一家酒吧喝完酒，很晚才回到家里，发现爱迪睡在沙发上。战争的黑暗将爱迪改变了。他闭门不出，沉默寡言，甚至很少跟玛格丽特讲话。他连着几个钟头凝视厨房窗外，一边望着旋转木马，一边揉搓他坏死的膝盖。他母亲总是悄声地说，他“需要时间”，他父亲却一天比一天恼火。他不理解抑郁。对他来讲，抑郁就是软弱。

“起来，”他大吼道，吐字有些不清，“去找份活儿干。”

爱迪动了动。他父亲又吼了一遍。

“起来……去找份活儿干！”

老家伙身体摇摇摆摆，走到爱迪身边去推他。“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去找份活儿干！”

爱迪用胳膊肘撑起身子。

“起来，去找份活儿干！起来——”

“够啦！”爱迪大声叫道，猛地站起身来，全然不顾膝盖的剧痛。他愤怒地盯着他的父亲，他们脸对脸地站着。他能闻到他父亲嘴里香烟和酒的臭味。

老家伙瞥了一眼爱迪的腿。他低声吼道，“怎么样？你……伤得……没那么重吧？”

他侧身击出一拳，爱迪本能地反应，一把攫住了他挥过来的胳膊。老家伙眼睛瞪圆了。这是爱迪头一回反抗，头一回没有束手待毙，没有摆出一副活该挨打的样子。他父亲看了看自己攥紧的拳头——没有揍人的痕迹，他鼻翼外张，牙关紧咬，踉踉跄跄地倒退一步，使劲地把胳膊抽了回来。他两眼盯着爱迪，好像在看一辆远去的火车。

他再也没跟他儿子讲话。

这是留在爱迪的玻璃杯上的最后的手印。沉默。他们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了。当爱迪离开家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他父亲沉默不语；当爱迪找到了一份开出租车的差事，他沉默不语；在爱迪的婚礼上，他沉默不语；当爱迪回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候，他还是沉默不语。母亲哭着苦苦哀求他父亲不要太固执，让一切都过去，但是，他父亲只是咬牙切齿地对她重复一句他跟别人说的同样的话：“那小子竟敢对我动手。”谈话到此结束。

所有父母都会伤害孩子。这是他们共同的生活。忽略，暴力，沉默。此刻，在死亡以外的某个地方，爱迪靠在一堵不锈钢墙上，瘫坐在雪堆里，那个男人对他的忽略又一次刺痛了他的心。令人无法解释的是，他仍然渴望得到那个男人的爱，那个即使在天堂里也不理睬他的男人。他的父亲。伤害已经造成了。

“不要生气，”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他听不见你。”

爱迪猛地抬起头来，一个老妇人正站在他面前的雪地里。她面目清瘦，两颊松垂，嘴唇上涂着玫瑰红唇膏，苍白的头发向后紧抿在头上，头发稀疏的地方露出了粉色的头皮。她那双狭长的蓝眼睛上戴着一副金属边的眼镜。

爱迪记不得她是谁。她衣着过时，一条丝绸裙子上套着一件短背心，上面缝着白色的珠子，颈下缀着一只天鹅绒蝴蝶结。她的半身裙上有一个水晶扣，裙侧是一溜儿按扣和钩扣。她姿态优雅地站在那里，双手举着一把阳伞。爱迪估计，她很有钱。

“并不总是有钱的，”她露齿一笑，好像听到了爱迪的心里话。“我差不多跟你一样，在城里的贫民窟里长大，十四岁被迫辍了学。我当过女工。我的姐妹们也一样。我们把赚来的每分钱都交给家里——”

爱迪打断她的话。他不想再听另一个故事。“我父亲为什么听不见我说话？”他毫不客气地问道。

她笑了笑。“因为他的灵魂——他灵魂的安然无恙——是我永恒生命的一部分。他其实不在这里。你在。”

“我父亲为什么要为了你而安然无恙？”

她沉默了一会儿。

“跟我来，”她说。

突然，他们来到了山脚下。餐车式饭店的灯光变成了一点光亮，宛如坠落在云罅中的一颗星星。

“很美，是吗？”老妇人说道。爱迪追寻着她的目光。她身上有一种熟悉的东西，好像他在哪里见过她的照片。

“你是……我要见的第三个人吗？”

“正是，”她说。

爱迪摸了摸脑袋。这个女人是谁？蓝皮人也好，上尉也好，他起码能想起他们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人？为什么是现在？爱迪曾经希望，死亡将意味着同那些比他先去的人们重逢。他参加过许许多多的葬礼，擦亮黑皮鞋，翻出帽子，站在墓地里，脑子里绝望地想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都走了，而我还在这里？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他的叔叔婶婶们。他的伙伴诺埃尔。玛格丽特。“终有一天，”牧师会说，“我们将在天国里重聚。”

那么，如果这里是天堂的话，他们在哪里？爱迪审视着这个陌生的老妇人。他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

“我能看到地球吗？”他轻声说。

她摇摇头。

“我能跟上帝讲话吗？”

“你随时都可以。”

他迟疑了一下，又问了一个问题。

“我可以回去吗？”

她眯缝起眼睛。“回去？”

“是的，回去，”爱迪说。“回到我原来的生活。回到最后那一天。我能做点什么吗？我可不可以保证做个好人？我可不可以保证，我会一直去教堂？能做点什么吗？”

“为什么？”她似乎被逗乐了。

“为什么？”爱迪重复了一遍。他用手去挥雪花，手上感觉不到任何凉意和潮湿。“为什么？因为这地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像一个天使，如果我应该那样感觉的话。因为我不觉得我把一切都弄明白了。我甚至不记得我自己的死。我不记得那事故。我只记得那两只小手——我想救出来的那个小女孩，明白了吗？我正在把她拉出来，我肯定抓住了她的手，就在那时，我……”

他耸耸肩。

“死了？”老妇人说道，微笑着。“过世了？去了？去见造物主了？”

“死了，”他说道，嘘了口气。“我只记得这些。然后是你，其他人，这一切。你死了之后不是应该得到安宁吗？”

“你会得到安宁，”老妇人说道，“当你不再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

“得了吧，”爱迪说道，摇摇头。“得了吧，才不会呢。”他想告诉她，打完仗后他每天都感到烦躁不安，那些噩梦，那种百无聊赖的心态，还有，他独自一人到码头上去，看大鱼网里打上来的鱼，他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无助地扑腾来扑腾去的生物一样，落入网中，在劫难逃。

他没有告诉她这些。他只是说，“请别见怪，女士，但我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她说。

爱迪叹了口气。

“噢，是吗？怎么会呢？”

“嗯，”她说。“你有空吗？”

她坐了下来，尽管她身体下面什么也没有。她悬空而坐，双腿高雅地交叉起来，腰身挺得笔直。长裙整齐地垂在她的身边。一阵微风拂过，爱迪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我说过，我曾经是一个女工。我在一个名叫‘海象烧烤’的地方端盘子。那地方就在你长大的海边附近。你大概记得吧？”

她朝那个餐车式饭店点了点头，爱迪忽然想起来了。当然啦。那地方呀。他过去常到那里吃早餐。油匙子，他们这样称呼它。他们多年以前就把它给拆了。

“你？”爱迪说道，差一点笑出声来。“你在‘海象’做女侍者？”

“是呀，”她自豪地说道，“我给码头工人端咖啡，给码头装卸工人送螃蟹蛋糕和熏猪肉。

“我当年可是一个招人爱的女孩子，顺便说一句。我拒绝了许多人的求婚。我的姐妹们责备我。‘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这么挑剔？’她们会说，‘趁早找个男人吧。’

“然后，一天早晨，一个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走进门来。他身穿一套深色带白色条纹的西装，戴着一顶德比圆顶毡帽。他的一头黑发修剪整齐，脸上永远露着微笑。我招待他的时候，他点了点头，我尽量不去盯着他看。他跟他的同事谈话的时候，我听到了他浑厚自信的笑声。有两次我注意到他在朝我这边看。付账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叫埃米尔，问可不可以拜访我。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姐妹们用不着再纠缠我让我做决定了。

“我们的恋爱令人振奋，因为埃米尔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他带我去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给我买我连想都想不到的衣服，带我去吃在我贫困潦倒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餐。埃米尔是通过木材和钢铁投资一夜暴富的。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人，一个冒险家——他一旦有了一个想法，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它。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一个像我这样的穷姑娘迷住。他憎恶那些富家出身的人，更喜欢做那些‘高深人物’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便是到海滨胜地度假。他喜欢游乐设施、咸味食物、吉卜赛人、算命师、猜体重人和潜水女孩。而且，我们两个都热爱大海。一天，我们坐在沙滩上，海浪轻柔地拍打着我们的脚，他向我求了婚。

“我欣喜若狂。我答应了他，我们听到海水里传来孩子们嬉戏的声音。埃米尔又突发狂想，他发誓不久就会专门为我建一座度假园，以纪念这幸福的时刻——让青春不朽。”

老妇人微笑起来。“埃米尔履行了他的诺言。几年之后，一家铁路公司正在想办法提高周末火车的乘坐率，埃米尔同他们达成了交易。你知道，大多数游乐场都是这样建起来的。”

爱迪点点头。他知道。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以为游乐场是神话中的小精灵用糖果棍建成的。事实上，游乐场不过是铁路公司的一个生意机会，通常建在铁路线的最后一站，好让人们在周末乘火车。你知道我在哪里工作吗？爱迪过去常说。就在铁路线的尽头。我就在那儿工作。

“埃米尔，”老妇人继续说道，“用他已经拥有的钢材和木头，建造了一个最奇妙的地方，一个巨型码头。然后，那些神奇的娱乐设施出现了——赛车、游乐车、游船和迷你小火车。一部旋转木马是从法国进口的，一座‘阜氏巨型摩天轮’来自德国的一个国际展览会。还有塔楼、尖顶楼以及成千上万盏白炽灯，一到晚上，灯火辉煌，你甚至可以从海面的船甲板上看到这里。

“埃米尔雇用了数百名工人——市政工人、狂欢节工人和外国工人。他引进了动物、杂技团和小丑。公园入口处是最后建成的，非常壮观。大家都这么说。竣工之后，他用布蒙住我的眼睛，把我带到那里。当他把蒙布拿掉时，我看到了这一切。”

老妇人从爱迪身边移开一步。她古怪地望着爱迪，好像有些失望。

“那个入口处？”她说。“你不记得了吗？你从来没想过为什么用那个名字吗？你工作过的地方？你父亲工作过的地方？”

她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触一下前胸，然后，膝盖微微一躬，好像要正式做自我介绍一样。

“我，”她说，“叫鲁比[2]。”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三十三岁。他突然惊醒过来，大口喘着气。他浓密的黑发浸透了汗水。他在黑暗中猛眨着眼睛，拼命地注视自己的胳膊，手背上的关节，或者任何东西，他要知道他就在这里，在面包店楼上的公寓里，而不是在战场上，在那个村子里，在那场大火中。那个梦。它什么时候能停止呢？

快到凌晨四点钟了。没必要再睡回笼觉了。他等着呼吸平息下来，然后，慢慢地翻身下床，尽量不去惊动他的妻子。出于习惯，他把右腿先放到地上，习惯性地企图避免左腿无法避免的僵硬。每天早晨起来都是这样。一脚着地，一脚蹒跚。

在浴室里，爱迪看了看布满血丝的眼睛，往脸上泼了些水。永远是同样的梦：在菲律宾最后的那个晚上，爱迪茫然地在烈火中穿行。村子里的竹棚已经是一片火海，一个尖锐的叫声不断地传来。一个无形的东西撞到爱迪腿上，他用手去拍，没有拍到，他又拍了一下，又没拍到。大火愈烧愈烈，像马达一样狂吼着，然后，史密迪出现了，呼唤着爱迪的名字，大叫着，“快走！快走！”爱迪想说话，但是，他嘴巴刚一张开，那个尖锐的叫声便从他的喉咙里传了出来。然后，什么东西攫住了他的腿，把他拖进泥泞的土地里。

然后，他醒来了。满身大汗。气喘吁吁。永远如此。最糟糕的不是失眠。最糟糕的是那个梦留给他的一片黑暗，那黑暗就像一张灰色的薄膜笼罩住他的日子。那些幸福的时刻也被黑暗包裹得紧紧的，仿佛在一块坚硬的冰上戳出的洞洞。

爱迪悄悄地穿上衣服，走下楼梯。出租车停在拐角处，那是它通常停的位置，爱迪将汽车挡风玻璃上的水汽抹掉。他从来没跟玛格丽特提起过那种黑暗。她总是抚摸着他的头发，说：“怎么了？”他会说：“没事，就是累了。”然后，不再多言。当她应该使他感到幸福的时候，他如何向她解释这种悲哀？事实上，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他只知道，有个东西出现在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终于，他开始自暴自弃，他放弃了修工程学的念头，他放弃了出外旅行的念头。他得过且过，就这样混下去了。

这天晚上，爱迪收工回来，把车泊在角落里。他缓缓地走上楼梯。他听到家里传出音乐声，那首熟悉的歌曲。

“你让我爱上你

我没想这样，

我没想这样……”

他打开门，看到桌子上有一只蛋糕和一个扎着丝带的白色小袋子。

“亲爱的，”玛格丽特从卧室里喊道。“是你吗？”

他拿起白色的小袋子。太妃糖。码头上来的。

“祝你生日快乐……”玛格丽特走出来，用她甜蜜温柔的嗓音唱着。她看上去好漂亮，穿着爱迪喜欢的印花连衣裙，头发和嘴唇都精心修饰过。爱迪感到他需要吸口气，好像他不配享受这美好的时刻。他同内心的黑暗搏斗着，“别老缠着我，”他对它说。“让我真正地享受这一刻吧。”

玛格丽特唱完歌，吻了吻他的嘴唇。

“想跟我抢太妃糖吃吗？”她耳语道。

他又凑上前去吻她。有人敲门。

“爱迪！你在家吗？爱迪？”

是面包师内敦森先生，他住在一楼面包店后面。他有一部电话。爱迪打开门，内敦森先生穿着一件睡袍站在门口。他看上去有些忧虑。

“爱迪，”他说。“你下来一趟。有你的电话。好像你父亲出事了。”

“我叫鲁比。”

爱迪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女人看上去很熟悉。他看过她的一张照片，在修理车间后面的某个地方，在早年公园业主留下的一堆旧手册和公文纸里。

“那个旧的入口处……”爱迪说。

她满意地点点头。“红宝石码头”最初的入口处是一座里程碑似的建筑，巨大的弓形结构架在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国神殿上，还有刻着凹槽的柱子和一个圆屋顶。游客就在圆屋顶下面进进出出，而屋顶下方有一张漂亮女人的画像。就是这个女人。鲁比。

“但是，那东西很久以前就给毁了，”爱迪说道。“有一场大……”

他顿住了。

“大火，”老妇人说道。“是的，一场很大的火。”她脸沉下来，两眼透过镜片朝下望着，好像在读一本搁在膝头的书。

“那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七月四日，一个节假日。埃米尔热爱节假日。‘对生意好，’他会说。如果独立纪念日搞得好的话，整个夏天可能都会很好。所以，埃米尔安排了烟花。他请来了一个游行乐队。他甚至为了那个周末额外雇用了一些工人，大部分是杂工。

“但是，就在举行庆典的头天晚上，意外发生了。天气很热，太阳落山之后，仍然很热，几个杂工决定到工棚后面露宿。他们在一个铁桶里生火烤东西吃。

“夜色渐深，工人们还在狂饮作乐。他们拿到一些小型烟花。他们把烟花点着。风一吹，火花四溅。那个年代，样样东西都是用板条和焦油做成的……”

她摇了摇头。“其余的很快就发生了。火势一直蔓延到游艺场、食品亭和动物笼子。杂工们逃走了。等到有人到我们家来把我们叫醒时，‘红宝石码头’已经是一片火海。我们从窗口看到了那恐怖的橘红色火焰。我们听到了马蹄声和消防车的声音。人们涌上了街头。

“我哀求埃米尔不要去，但是没用。他当然要去。他要冲到燃烧的烈火前，去拯救他多年的心血，让自己沉浸在愤怒和恐惧中。当公园入口处着起火来，那个载着我的名字和画像的入口处，埃米尔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他正在用水桶往火上泼水，突然，一根柱子倒下来砸在了他的身上。”

她将两手合拢，放在嘴唇上。“一夜之间，我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像埃米尔这样冒险成性的人，自然只给码头买了最低限度的保险。他破产了。他送给我的那份辉煌的礼物化为了灰烬。

“在绝望中，埃米尔将这片烧焦了的土地，以远远低于它实际价值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商人。那个商人保留了‘红宝石码头’的名字，终于，公园又开门了。但是，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埃米尔的精神像他的肉体一样被摧毁了。三年之后，他才能自己走路。我们搬了家，搬到了城外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公寓，我们在那里节俭度日，我一边照料我受伤的丈夫，一边默默地滋生一个愿望。”

她不说话了。

“什么愿望？”爱迪说。

“我希望，他从来没建造过那个地方。”

老妇人静静地坐着。爱迪注视着翡翠一样辽阔的天空。他想起了他自己也曾经好多次有过同样的愿望，他希望建造“红宝石码头”的人把他的钱派在其他用途上。

“我很同情你的丈夫，”爱迪说道，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妇人笑了笑。“谢谢你，亲爱的。但是，那场大火之后，我们还生活了好多年。我们养育了三个孩子。埃米尔一直体弱多病，老是跑医院。我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守了寡。你看我这张脸，看到这些皱纹了吗？”她仰起脸。“每一道都是我用辛苦换来的。”

爱迪皱起眉头。“我不明白。我们见过……面吗？你到码头上来过吗？”

“没有，”她说道。“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码头。我的孩子们去过那里，他们的孩子们去过那里，他们的孩子们的孩子们也去过那里。但是，我不会去。我理想中的天堂离大海越远越好，在那个繁忙的餐车式饭店里，过我简单的生活，让埃米尔追我。”

爱迪摸摸太阳穴。他呼气时哈出一团雾。

“那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的故事，那场大火，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

“在你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仍然会影响到你，”她说道。“在你之前的人们也会影响到你。

“我们到过的许多地方，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先于我们而来的人，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时常以为它们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开始存在的。其实不然。”

她轻轻地叩着手指。“如果不是因为埃米尔，我就没有了丈夫。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就没有了码头。如果不是因为码头，你就不会在那里工作了。”

爱迪搔搔脑袋。“这么说，你是来告诉我关于工作的事？”

“不是，亲爱的，”鲁比说道，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是来告诉你，你的父亲为什么死的。”

电话是爱迪的母亲打来的。那天下午，在海滨走道的东头靠近“小火箭”的地方，他的父亲倒下去了。他高烧不退。

“爱迪，我很害怕，”他母亲说道，声音颤抖着。她告诉他，那个星期头几天的一个晚上，他父亲在天快亮的时候浑身湿透地回到家里。他衣服上都是沙子，还丢了一只鞋。她说他浑身是海水的味道。爱迪打赌还有酒精的味道。

“他咳嗽着，”他母亲解释说。“后来越咳越厉害了。我们应该马上叫医生就好了……”她的声音变得恍惚起来。虽然病成那个样子，她说，他那天还是去上了班，同往常一样，带着工具腰带和圆头锤子——但是，那天晚上，他拒绝吃东西，躺在床上猛劲地咳嗽、哮喘，汗水把他的汗衫都湿透了。第二天更糟。今天下午，他瘫倒了。

“医生说是肺炎。噢，我早该做点什么。我早该做点什么……”

“你应该干什么？”爱迪问道。他恼火她把这些都怪罪在她自己身上。是他那酒鬼父亲自己的错。

爱迪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哭泣起来。

爱迪的父亲过去常说，他在海边生活了那么多年，连呼吸都有海水味。现在，他被困在医院的病床上，远离大海，他的身体像一条在沙滩上搁浅的鱼一样开始萎缩。并发症出现了。他胸部充血。他的病情从尚好转为稳定，从稳定转为严重。朋友们先是说“他明天就能回家了”，现在改口为“他过一周就能回家了”。在他父亲没法上班的那段时间里，爱迪白天开完出租车，晚上就到码头上帮忙，润滑游乐车轨道，检查刹车片，测试控制杆，甚至在车间里修理损坏的游乐车零件。

他实际上是在帮他父亲保住他的工作。公园业主们承认了他的努力，付给他相当于他父亲一半的工资。爱迪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每天去医院，大多数晚上睡在那里。爱迪和玛格丽特帮她打扫房间和购买食物。

爱迪十几岁那会儿，一旦他抱怨或者显露出对码头厌烦的情绪，他父亲就会没好气地抢白他一句：“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后来，当他建议爱迪中学毕业后在码头上找份工作时，爱迪差不多笑出声来，他父亲于是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在去打仗之前，爱迪讲到想跟玛格丽特结婚并且成为一个工程师，他的父亲又说：“怎么？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好吗？”

尽管如此，眼下，他还是在这里，在码头上，做他父亲的活计。

一天晚上，在母亲的催促下，爱迪终于来到医院。他慢慢地走进病房。多年来拒绝跟他讲话的父亲，这会儿连试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用一双沉重的眼睛望着他的儿子。爱迪想了半天，可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好做了一件他能想到的事：他举起他的两只手，让父亲看他的沾满油腻的指甲。

“别大惊小怪的，孩子，”其他的维修工人们跟爱迪说。“你的老家伙会挺过来。他是我们见过的最硬的一条汉子。”

父母们很少会对他们的孩子放手，所以，孩子就对他们的父母放手。他们向前走。他们向远处走。那些曾经让他们感到自身价值的东西——母亲的赞同，父亲的点头——都已经被他们自己取得的成绩所替代。直到很久以后，当他们的皮肤变得松垂了，心脏变得衰弱了，他们才会明白；他们的故事和他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基于父母的经历建立起来的，就像生命之河里的石头，层层叠叠。

当他父亲的死讯传来——“他走了，”一个护士这样告诉他，就好像他父亲出去拿牛奶了——爱迪感到一种极端空虚的愤怒，一种在笼子里打转的愤怒。像大多数工人的儿子一样，爱迪渴望他父亲会像英雄一样地死去，以抵消他一辈子的平庸。一个瘫倒在海滩上的酒鬼，没有任何光彩可言。

第二天，他来到父母的公寓，走进他们的卧室，打开所有的抽屉，好像会在里面找到一些父亲的影子。一些钢镚儿、一个领带夹、一小瓶苹果白兰地、一些橡皮筋、几张电费单、几支钢笔和一个侧面印着美人鱼的打火机。爱迪在这些东西中翻来翻去，终于，他发现了一副扑克牌。他把它揣进了口袋里。

葬礼规模很小，且过程简短。在葬礼之后的几个星期里，爱迪的母亲都生活在恍惚之中。她跟她丈夫讲话，好像他还在那里。她朝他吆喝，让他把收音机的声音调低。她煮两个人吃的饭。她把床铺两边的枕头都抖松，虽然只有一边睡过。

一天晚上，爱迪见她正往厨台上摞碟子。

“让我来帮你，”他说。

“不用，不用，”他母亲回答。“你父亲会把它们收起来的。”

爱迪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妈，”他柔声地说道。“爸去了。”

“去哪儿啦？”

第二天，爱迪去见调度员，告诉他自己辞工不干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和玛格丽特搬回了滨林路上的公寓，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单元6B——狭窄的过道和厨房里望得见旋转木马的窗子。他已经接受了游乐场里的一份工作，以便照看他的母亲，对于这项差事，过去他在年复一年的夏日里早已训练有素：“红宝石码头”的维修工。爱迪从来没跟人说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母亲，或者其他任何人——但是，他诅咒他父亲的死，诅咒他把自己陷在他一直想逃避的生活里，他好像听到老家伙在坟墓里高声大笑，显然，这生活现在对他来说已经够好了。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三十七岁。早餐开始变凉了。

“你看到盐了吗？”爱迪问诺埃尔。

诺埃尔一边嚼着满嘴巴的香肠，一边从车厢式座位里探出身去，伏在另一张桌子上，抓起一个盐瓶。

“给，”他嘟哝一句，“生日快乐。”

爱迪使劲地抖了抖盐瓶。“桌上留个盐瓶有什么难的呢？”

“你是谁呀，经理吗？”诺埃尔说道。

爱迪耸耸肩。早晨的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湿乎乎的。这是他们的惯例：早餐，每周一次，星期六早晨，在公园开始热闹之前。诺埃尔做干洗生意。爱迪帮他拿到了清洗“红宝石码头”维修制服的合同。

“你觉得这帅小伙儿怎么样？”诺埃尔说。他手上拿着一本《生活》杂志，翻到的一页上面有一个年轻政治家候选人的照片。“这家伙怎么能竞选总统呢？他是个孩子！”

爱迪耸耸肩。“他跟我们一般大。”

“你开玩笑吧？”诺埃尔说道，扬扬眉毛。“我还以为你得再老一点才能当总统呢。”

“我们本来就老了嘛，”爱迪嘟哝一句。

诺埃尔合上杂志。他压低声音说，“嘿，你听说在布莱顿发生的事情了吗？”

爱迪点点头。他呷一口咖啡。他听说了。一个游乐场。一部缆车。什么东西断了。母子俩从六十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摔死了。

“你在那里有认识的人吗？”诺埃尔问道。

爱迪用牙齿咬着舌头。他不时地会听到这样的故事，什么地方的公园出事故了，他会不寒而栗，好像有一只黄蜂刚从耳边飞过。他没有一天不担心这种事会发生在这里，在“红宝石码头”，在他的监督之下。

“没有，”他说道。“我在布莱顿谁也不认识。”

他凝神望着窗外，一群去海滩的人们从火车站里走出来。他们带着毛巾、太阳伞和装着纸包三明治的柳条篮子。有些人甚至拿着那个最时髦的东西：轻铝做的折叠椅。

一个老人从窗前走过，头戴巴拿马式草帽，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看那个家伙，”爱迪说道。“我敢向你保证，他肯定会把雪茄扔在海滨走道上。”

“是吗？”诺埃尔说道。“那又怎么样？”

“雪茄掉到木板缝里，会烧起来。你能闻到。他们涂在木头上的那些化学品，一点就冒烟。我昨天抓到一个小孩儿，可能还不到四岁，正在把一个雪茄烟头往嘴里塞。”

诺埃尔做了个鬼脸。“那又怎么样？”

爱迪把目光移开。“没怎么样。人们应该更加小心点，仅此而已。”

诺埃尔拿起一叉子香肠送进嘴巴。“你真可笑。你过生日的时候总这么没劲吗？”

爱迪没有回答。那个熟悉的黑影子又在他身边就座了。他现在已经习惯它了，他给它让位子，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给另一个乘客让位子一样。

他想了想今天的维修任务。“趣味屋”里的镜子坏了。“碰碰车”需要新的碰垫。胶水，他提醒自己，需要订胶水了。他想到了在布莱顿的那些可怜的人们。他不知道谁在那里负责。

“你今天几点钟收工？”诺埃尔问道。

爱迪吁了口气。“会很忙。夏天。星期六。你知道。”

诺埃尔扬扬眉毛。“我们可以六点钟到跑马场。”

爱迪想到了玛格丽特。诺埃尔每次提到跑马场，他都会想到玛格丽特。

“行啦。今天是你的生日，”诺埃尔说。

爱迪用叉子捅了捅鸡蛋，已经太凉了，没法吃了。

“好吧，”他说。

第三课

“码头那么糟吗？”老妇人问道。

“不是我自己的选择，”爱迪说道，叹口气。“我母亲需要帮助。事情一桩接一桩。时间一年又一年。我再也没离开。我从来没在别的地方生活过。从来没真正赚过钱。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你习惯了一件事情，人们依赖你，一天，你醒来，搞不清楚是星期二还是星期四。你做同样的令人厌烦的事情，你是一个‘游乐车’人，就像……”

“你的父亲？”

爱迪没吭声。

“他对你太苛刻了，”老妇人说道。

爱迪垂下眼睛。“是。那又怎么样？”

“或许，你对他也太苛刻了。”

“我不信。你知道他最后一次跟我讲话吗？”

“他最后一次想打你。”

爱迪瞪了她一眼。

“你知道他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去找个活儿干。’像个父亲的样子，哦？”

老妇人抿起嘴唇。“打那以后，你开始工作了。你振作起来了。”

爱迪感到心中一股火冒起来。“听我说，”他没好气地说道，“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家伙。”

“没错。”她站起身来。“但是，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现在该让你看看了。”

鲁比用她的阳伞尖，在雪地上画了一个圆圈。爱迪朝圆圈里望去，他感到自己的眼睛好像从眼眶里掉了出来，径直地向洞里飘去，进入了另一个时刻。图像清晰了。那是多年以前，在那幢老公寓里。公寓的上下前后，一目了然。

这就是他看到的情形：

他看到了他的母亲，神色忧虑地坐在厨房桌子旁。他看到了米基·希，坐在他母亲的对面。米基看上去糟透了。他浑身透湿，不停地用手摸着前额和鼻子。他哭了起来。爱迪的母亲给他拿来一杯水。她示意他等着，然后，朝卧室走去，关上了门。她脱掉了她的鞋子和家常便服。她伸手去拿衬衫和裙子。

爱迪能看到所有的房间，但是，他听不清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只是一片模糊的杂音。他看到米基在厨房里，没去碰那杯水，他从自己的夹克衫里拿出一个酒瓶，畅饮几口。然后，慢慢地，他站起身来，东倒西歪地朝卧室走去。他打开了门。

爱迪看到他的母亲，衣服正穿了一半，吃惊地转过身来。米基摇摇摆摆地走过去。她抓了一件睡袍裹在身上。米基走得更近了。她的手下意识地伸出去阻挡他。米基愣了一下，只有一瞬间，然后，他抓住她的那只手，抓住爱迪的母亲，将她推后倚在墙上，身体靠在她的身上，搂住她的腰。她扭动着，然后，大喊起来，一只手推着米基的胸脯，另一只手仍然抓着她的睡袍。他比她高大强壮，他将他没有剃须的脸埋在她的面颊下面，抹了她一脖子的泪水。

然后，前门打开了，爱迪的父亲站在那里，满身雨水，一把圆头锤子挂在腰带上。他跑进卧室，看到米基正搂着他的妻子。爱迪的父亲大吼一声。他举起锤子。米基抱住脑袋，冲到门口，把爱迪的父亲猛撞到一边。爱迪的母亲哭泣着，胸脯一起一伏，满脸泪水。她的丈夫抓住她的肩膀。他拼命地摇晃她。她的睡袍掉到了地上。两人都尖声叫着。然后，爱迪的父亲离开了家，在出去的路上，用锤子把一盏灯给砸烂了。他脚步噔噔地走下楼梯，冲进雨夜里。

“那是怎么回事？”爱迪疑惑地大叫起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妇人缄口不言。她走到雪地上的圆圈旁边，又画了一个圆圈。爱迪不想去看，但又忍不住。他又一次坠落下去，变成一双眼睛，望着一幕场景。

这就是他看到的情景：

他看到了一场暴风雨，在“红宝石码头”最边缘的地方——“北角”，人们这样称呼它——一条狭窄的防浪堤远远地延伸到大海里。天空是一片墨蓝色。大雨滂沱。米基·希步履蹒跚地朝防浪堤边上走去。他摔倒在地，腹部一起一伏。他就那样躺了一会儿，仰面朝着黑暗的天空，然后，他侧过身来，躺在木头栏杆下面。他跌进了大海。

几分钟之后，爱迪的父亲出现了，身体前后摇晃着匆匆疾行，锤子仍然握在手里。他手抓着栏杆，目光在水面上搜寻着。风吹雨斜。他的衣服被雨淋透了，工具皮带被水浸得几乎变成了黑色。他看到波浪里有什么东西。他停住脚步，拉掉皮带，拔下一只鞋，想去拔另一只，没拔下来，然后在栏杆下蹲下身，跳进了水里，笨拙的身体在汹涌澎湃的海水中溅起一片浪花。

米基在咄咄逼人的海浪中沉浮着，几乎不省人事，嘴角溢出一种黄色的泡沫。爱迪的父亲朝他游去，在风中大喊着。他抓住米基。米基扭开身。爱迪的父亲又回手去抓。天空雷声大作，雨水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浇下来。他们在惊涛骇浪中拉扯扭打着。

米基猛咳起来，爱迪的父亲抓住他的胳膊，将它勾在自己的肩膀上。他沉到水里，又浮了上来，他用自己的身体支撑着米基的重量，朝岸边转过身来。他用脚踢水。他们向前游去。一个浪头涌过来，将他们推后。他们又向前行。大海汹涌澎湃，但是，爱迪的父亲一直紧紧地将自己卡在米基的腋下，猛蹬双腿，拼命地眨着眼睛想让视线更清楚。

他们骑在一个浪峰上，被急速地推向了岸边。米基呻吟着，大口喘着粗气。爱迪的父亲嘴里吐着海水。大雨拍浪，白色的泡沫猛扑到他们的脸上，两个人吭哧吭哧地挥动着双臂，但是好像永远到不了岸边。终于，一个盘旋而来的巨浪将他们抬起，抛到了沙滩上，爱迪的父亲从米基的身体下面滚出来，用两手勾住米基的双臂，不让他再被海浪卷回去。当海浪退去，他使出了最后一次力气将米基拖上了岸，然后，他瘫倒在沙滩上，张着嘴巴，满嘴湿沙子。

爱迪的视线回到了他的身体上。他感到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好像他自己一直在海水里一样。他的头很沉重。他一直以为他很了解他的父亲，现在看来不然。

“他在干什么？”爱迪轻声说道。

“救一个朋友，”鲁比说。

爱迪瞪视着她。“这叫什么朋友。如果我知道他干的好事，我就会让那个酒鬼畜生淹死。”

“你的父亲也是这样想的，”老妇人说道。“他追在米基后面去收拾他，甚至想杀了他。但是，最终他做不到。他了解米基。他知道他的短处。他知道他喝了酒。他知道他是一时糊涂。

“许多年以前，当你父亲四处寻找工作时，是米基去码头业主那里推荐了他。你出生的时候，又是米基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借给你的父母，帮着养活这张多出来的嘴巴。你的父亲感念旧情……”

“等等，女士，”爱迪没好气地说。“你没看到那个混蛋对我母亲做的事吗？”

“我看到了，”老妇人忧伤地说。“那样做不对。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跟表面看起来一样的。

“米基那天下午被解雇了。他上班时又睡着了，醉得醒不过来，他的老板告诉他，够了。他听到这消息，像听到所有的坏消息时一样，喝更多的酒来麻醉自己，等他到了你母亲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喝威士忌喝得醉醺醺的了。他乞求帮助。他想要回他的工作。那天你父亲工作到很晚。你母亲正准备带他去找你父亲。

“米基很粗鲁，但人不坏。那一刻，他迷失了方向，糊涂了，他的所作所为是他孤独和绝望的表现。他一时冲动。恶性的冲动。你父亲也冲动起来，虽然他最初的冲动是杀人，但他最后的冲动还是救人。”

她手搭手地将两手放在阳伞把上。

“当然，他就这样病了。他浑身透湿、筋疲力尽地在沙滩上躺了好几个小时，才有力气挣扎着回到家里。你的父亲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五十六岁，”爱迪面无表情地说道。

“五十六岁，”老妇人重复一遍。“他的身体因此变得羸弱，海水使他更容易遭受病魔的袭击，肺炎乘虚而入，最终，他死了。”

“因为米基？”爱迪说道。

“因为忠诚，”她说。

“人们不会因为忠诚而死。”

“不会吗？”她笑了笑。“宗教？政府？我们对这些东西难道不忠诚吗？有时候，甚至至死不渝？”

爱迪耸耸肩。

“最好，”她说，“还是相互忠诚。”

说完话之后，两人在白雪覆盖的山谷里待了很长时间。起码爱迪觉得很长时间。他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

“米基·希后来怎么样了？”爱迪说。

“几年之后，他孤零零地死掉了，”老妇人说。“喝死的。对发生过的这些事，他从来没能原谅自己。”

“但是，我的老家伙，”爱迪摸着额头说道，“从来没提过一句。”

“他再也没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没跟你母亲提起，也没跟任何人提起。他为她，为米基，也为他自己感到羞耻。在医院里，他彻底不讲话了。沉默是他的逃避方式，但是，沉默很少会给人带来安慰。他的思想仍然纠缠他不放。

“一天晚上，他的呼吸缓慢起来，他的眼睛闭上了，再也叫不醒。医生说，他昏迷了。”

爱迪记得那天晚上。又一个电话打到了内敦森先生那里。又一次敲门声。

“从那以后，你母亲日夜守在他的床边。她总是轻声呜咽，自言自语地好像在祈祷：‘我早该做点什么。我早该做点什么……’

“终于，有一天晚上，在医生的力劝下，她回家去睡觉了。第二天清早，一个护士发现了你父亲，半截身子倒在窗外。”

“等一下，”爱迪说，眯缝起眼睛。“窗外？”

鲁比点点头。“半夜里，你父亲醒了过来。他从床上站起来，蹒跚地穿过房间，然后，用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把窗户拉了起来。他用他那微弱的声音呼唤着你母亲的名字，你的名字，你哥哥乔的名字。他还呼唤着米基。一时间，他好像有满腹衷情要倾诉，所有的悔恨和内疚。也许，他感到了死亡之光的降临。也许，他只知道你们都在外面的什么地方，在窗户下面的街道里。他趴在窗沿上。夜很冷。以他这种状态，他根本受不住这寒风和湿气。天亮之前，他就死掉了。

“护士们发现了他，把他拖回到床上。她们害怕丢掉工作，所以，对此事只字不提。她们只是说，他在梦里去世了。”

爱迪倒退几步，震惊不已。他想象着那最后的一幕。他的父亲，那个坚强不屈的硬汉子，正想从窗子里爬出去。他要去哪里？他在想什么？生与死，当得不到解释的时候，哪一个更糟糕呢？

“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爱迪问鲁比。

她叹了口气。“你父亲没钱住医院单间，隔帘另一边的那个男人也一样。”

她顿了一下。

“埃米尔。我的丈夫。”

爱迪抬起眼睛。他把头向后移了移，好像刚刚解开了一个谜。

“那么说，你看到了我父亲。”

“是的。”

“和我母亲。”

“我听到了她在那些孤独的夜晚里发出的低吟。我们从来没讲过话。但是，你父亲去世之后，我打听了你家里的情况。当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工作时，我心里感到一阵刺痛，好像我自己失去了一个亲人。那个载着我的名字的码头。我感到了它那被诅咒的阴影，我再一次希望它从来没有建造过。

“那个愿望一直跟随我到了天堂，即使在我等你的时候。”

爱迪茫然若失。

“那个餐车式饭店？”她说道。她用手指了指山中的那一点灯光。“它在那儿，是因为我想回到我年轻的岁月里，回到那简单却踏实的生活里。我想让所有在‘红宝石码头’受到伤害的人们——每一个事故、每一场火、每一次殴斗、失足和跌落——都安然无恙。我想让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我为我的埃米尔所期望的那样，被安顿在一个欢迎他们的地方，远离大海，过着温饱的生活。”

鲁比站起身来，爱迪也跟着站起来。他一直在想他父亲的死。

“我恨他，”他喃喃道。

老妇人点点头。

“我小的时候，他对我很残酷。等我长大了一点，他更坏。”

鲁比向他走过来。“爱德华，”她轻声说。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我教你一个道理。愤怒是一种毒药。它从内部噬咬着你。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仇恨当作一种武器，来攻击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是，仇恨是一个弯弯的刀刃。我们去伤害别人，实际上却伤害了自己。

“宽恕，爱德华。宽恕。你记得你刚到天堂时感到的那份轻松吗？”

爱迪记得。我的疼痛到哪里去了？

“那是因为没有人生来就带着愤怒的。当我们死了，灵魂便从愤怒中解脱出来。但是，现在，在这里，为了向前走，你必须明白你过去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而现在为什么不再需要那样的感觉了。”

她触一下他的手。

“你需要宽恕你的父亲。”

爱迪想起了他父亲葬礼后的那些年。他怎样一事无成，怎样无处可去。长期以来，他一直幻想着一种生活——一种“可能已经实现了的”生活——一种如果不是因为父亲的死以及继而母亲的病倒，便可能已经成为了现实的生活。多年以来，他都在美化这种想象中的生活，把所有的损失都归咎在他父亲身上：失去的自由、失去的事业、失去的希望。他从来没能超越他父亲留下的那份肮脏累人的工作。

“他死的时候，”爱迪说，“他将我的一部分也带走了。从那以后，我便无法脱身了。”

鲁比摇摇头。“你父亲并不是你没有离开码头的原因。”

爱迪抬起头。“那是因为什么？”

她理了理裙子，扶了扶眼镜。她起步要离开了。“你还要见两个人呢，”她说道。

爱迪刚想说“等等”，但一股冷风差点把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掀走。然后，一切变成了黑色。

鲁比不见了。他又回到了山顶上，在餐车式饭店的外面，站在雪地里。

他独自在寂静中伫立良久，直到他意识到老妇人已经一去不返。他转身朝门，将它慢慢地拉开。他听到了银餐具碰撞的声音和摞盘子的声音。他闻到了新煮出来的食物的味道——面包、肉和酱汁。那些在码头上遭到了噩运的人们的灵魂都聚集在这里，聚精会神地吃着、喝着、相互攀谈着。

爱迪踌躇着向前走去，心里明白他要干什么。他转身向右，来到角落里的车厢座前，来到了正在吸着雪茄的他父亲的幽灵面前。他感到一阵颤栗。他想到了老家伙从医院的窗户里探出身去，半夜里孤零零地死去。

“爸？”爱迪轻声叫道。

他的父亲听不见。爱迪靠近一点。“爸，我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感到胸口一阵憋闷。他在车厢座旁边跪下身来。他的父亲近在眼前，爱迪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的胡子和揉破了的雪茄烟头。他看到了他疲惫的双眼下面的眼袋、弯曲的鼻梁、手背上突出的关节和工人特有的宽肩膀。爱迪看了看自己的胳膊，他意识到，若论自己在人世间的躯体，他现在已经比他的父亲老了。从各方面来讲，他都已经活过他了。

“爸，我恼过你。我恨过你。”

爱迪泪盈满眶。他感到胸中一阵撼动。什么东西正从他的身体里排泄出来。

“你打我。你不理睬我。我不明白。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深深地、痛苦地吸着气。“我不了解实情，行了吧？我不了解你的生活，不了解发生的事情。我不了解你。但是，你是我的父亲。我现在不再计较了，好吗？好吗？我们能让一切都过去吗？”

他的声音颤抖着，越喊越高，直到那哀嚎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声音。“行了吧？听见了吗？”他嚎叫着。然后，轻柔地：“你听见我的话了吗？爸？”

他趋身向前。他看到了他父亲那双肮脏的手。他最后轻声地说出了那句熟悉的话。

“修好了。”

爱迪在桌子上猛击了几下，然后，瘫倒在地上。当他抬起头来，他看到鲁比远远地站在那里，年轻又漂亮。她微微一点头，打开门，飘进了翡翠一样的天空里。

星期四，上午十一点钟

谁来付爱迪的葬礼费？他没有亲戚。他没留下任何遗嘱。他的尸体仍然放在市陈尸所里，还有他的衣服和个人财物，他的维修工作服、鞋袜、布帽子、结婚戒指、香烟和烟斗通条，都等着人来认领。

最后，公园业主巴洛克先生用爱迪不会再兑现的工资支票付了账单。棺材是一个木头箱子。教堂是根据地段选的——最靠近码头的一个——因为大部分参加葬礼的人还要回去工作。

葬礼开始前几分钟，牧师把多米尼克叫进他的办公室。多米尼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运动上衣和他那条最好的黑色牛仔裤。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位死者的一些突出的品质？”牧师问道。“我知道你跟他一起工作过。”

多米尼克咽了口唾液。他不习惯跟牧师们打交道。他一本正经地勾起手指，好像在思考，然后，用他觉得在这种场合应该用的轻柔的口气开始回答牧师的问题。

“爱迪，”他终于说道，“真心爱他的妻子。”

他松开手指，迅速地补充一句，“当然，我从来没见过她。”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四个人

爱迪眨眨眼睛，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窄小的环形房间里。山峦消失了，翡翠一样的天空也不见了踪影。灰泥天花板低低地垂在他的头顶上。房间是棕色的——像包装纸一样单调的棕色——除了一个木头凳子和墙上挂着的一面椭圆形镜子以外，别无它物。

爱迪走到镜子前面。他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他只看到镜中的房间忽然伸展开来，多出了一排门。爱迪转过身。

然后，他咳嗽起来。

他吓了一跳，那声音好像是从别人嘴里发出来的。他又咳起来，一阵猛烈的、铿铿的咳嗽声，好像胸腔里的东西需要重新安顿下来。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迪心想。他摸摸自己的皮肤，比遇见鲁比时老化多了，变得更薄更干燥。他的上腹部，在见到上尉时还像拉紧的橡胶一样绷得紧紧的，现在松松垮垮的，长着在老年人身上常见的一堆堆肥肉。

你还有两个人要见，鲁比说过。然后呢？他的腰隐隐作痛。他的那条坏腿越来越僵硬。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每经过天堂的一重境界，变化就会产生。他正在渐渐腐朽。

他走到一扇门前，把门推开。忽然，他来到了外面，来到了他不曾见过的一家人的院子里，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来到了显然是正在出席一场婚宴的人群之间。客人们端着银盘子站在草坪上。草坪一端是一条覆盖着红花和白桦树枝的拱廊，另一端，在爱迪身边，便是他走进来的那扇门。年轻漂亮的新娘站在一伙人中间，正从她那乳黄色的头发上把一个发夹拿下来。新郎身材修长，穿着一件黑色的礼服，手上举着一把剑，剑尖上钩着一枚戒指。他朝着新娘把剑摆平，新娘拿过戒指，客人们欢呼起来。爱迪听到了他们讲话的声音，但是，他们讲的是外语。德语？瑞典语？

他又咳嗽起来。人们抬起头来。每个人似乎都在微笑，这微笑让爱迪感到恐惧。他迅速地退回他进来时通过的那扇门，以为会回到那个环形房间。然而，他却来到了另一场婚礼上，这一次，是在室内，在一个大厅里，好像都是西班牙人，新娘的头上戴着香橙花。她跳着舞，从一个舞伴移到另一个舞伴跟前，每个客人都递给她一小袋零钱。

爱迪又咳嗽起来——他忍不住——几个客人抬起头来，他退进门去，又来到了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婚礼，爱迪估计是非洲式的，家人把酒洒在地上，新婚夫妇手拉着手从一把扫帚上跳过。然后，经过那扇门，他又来到了一场中国婚礼上，烟花四起，人群欢悦。然后，另一扇门，另一个场景——大概是法国式的？——一对夫妇正在一起从一只双柄杯子里喝东西。

怎么没完没了呀？爱迪心想。在每一场婚礼上，都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是怎么来的，没有汽车，没有巴士，没有马车，没有马。离开似乎也不成问题。客人们转来转去，爱迪融合在他们中间，人们朝他微笑，但没人跟他讲话，就像他在世时去过的少数几次婚礼一样。他喜欢这样。在爱迪的心目中，婚礼上尽是令人尴尬的场面，比如夫妇们被邀请一起跳舞，或者帮忙用椅子把新娘抬起来。他的那条坏腿这时候特别显眼，他觉得房间对面的人好像都能看到。

正因为如此，爱迪回避了大多数婚礼，即使去了，他也时常站在停车场里，抽烟打发时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倒也没有婚礼可参加。只是到了晚年，一起工作的年轻人长大了，开始谈婚论嫁，他才把褪了色的西装从壁橱里翻出来，穿上会卡痛他的粗脖子的圈领衬衫。这时候，他曾经断过的腿骨已经变形。关节炎侵袭了他的膝盖。他跛得很厉害，所以不用参加跳舞或者点蜡烛之类的活动。他被认为是一个“老人”，独自一人，跟谁都没有瓜葛，除了摄影师来到桌子跟前时他需要微笑以外，没有人指望他做任何事。

然而，这会儿，他穿着一身维修工作服，从一场婚礼到另一场婚礼，从一个宴会到另一个宴会，从一种语言、一只蛋糕、一段音乐到另一种语言、另一只蛋糕和另一段音乐。婚礼的一致性并没有让爱迪感到吃惊。他一直认为，这里的婚礼和那里的婚礼不会有太大的分别。他搞不明白的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又跨过一个门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像是意大利人住的村子里。山坡上是葡萄园，还有用钙华石建成的农舍。许多男人长着浓密的黑发，都湿湿地向后梳着，女人们长着乌黑的眼睛，面目轮廓分明。爱迪找了个靠墙的地方站定，望着新娘和新郎用一把双柄粗齿锯把一根木头锯成两截。音乐声响起——笛子、小提琴、吉他——客人们跳起了塔兰台拉舞，他们在奔放的旋律中飞旋。爱迪退后几步。他将目光游移到人群的边缘。

一位身穿淡紫色长裙、头戴草编帽的女傧相正在人群中穿梭，手上拿着一篮子的糖衣杏仁。从远处望去，她好像有二十来岁。

“Per l’amaro e il dolce？[3]”她说道，一边递过甜品。“Per l’amaro e il dolce？...Per l’amaro e il dolce？...”

一听到她的声音，爱迪浑身一颤。他开始冒汗。他想逃走，但他的两只脚却僵立在地上。她朝他这方向走过来。她的一双眼睛从戴着纸花的帽檐下面看到了他。

“Per l’amaro e il dolce？”她一边微笑着说，一边递过杏仁来。“为了苦也为了甜？”

她的黑发飘落下来，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爱迪的心脏几乎胀裂了。他一时间张口结舌，喉咙里发不出声，但是，那个惟一让他如此心醉的名字刚一出口，一切都变得自然了。他跪倒在地上。

“玛格丽特……”他轻声叫道。

“为了苦也为了甜，”她说。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爱迪和他哥哥正坐在修理车间里。

“这个，”乔自豪地说，举起一个电钻，“是最新产品。”

乔穿着一件方格运动上衣和一双黑白相间的浅口便鞋。爱迪觉得他哥哥穿得太花哨——有虚假之嫌——但是，乔现在是一家五金公司的推销员，而爱迪却多年穿着同样的衣服，所以，他知道什么？

“没错，先生，”乔说道，“拿着。电钻就是用这种电池。”

爱迪用手指捏着那枚电池，是一个叫做镍镉的小东西。令人难以置信。

“试试看，”乔说道，递过电钻。

爱迪按动了扳手，电钻嗡嗡地响起来。

“很棒，是吧？”乔大声喊道。

那天早晨，乔告诉了爱迪他新拿到的工资，是爱迪赚的三倍。然后，乔恭喜了爱迪的提升：“红宝石码头”维修部的头儿，他父亲的老职位。爱迪想说，“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为什么不干？咱俩换换？”但是，他没吭声，他从来不把心里那么深的感受说出来。

“喂，这里有人吗？”

玛格丽特站在门口，手上拿着一卷橘黄色的门票。爱迪的眼睛，像往常一样，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她的脸、她橄榄色的皮肤、她那双深咖啡色的眼睛。这个夏天，她在售票处找了份工作，她穿着“红宝石码头”的正式制服：白衬衫、红背心、黑裤子、红色贝雷帽，还有一个印着她的名字的徽章别在她的锁骨下方。爱迪一见到这个就觉得恼怒——特别是在他的得意洋洋的哥哥面前。

“给她看看电钻，”乔说道。他转身向玛格丽特，“是用电池的。”

爱迪按动了扳手。玛格丽特赶紧堵住了耳朵。

“比你打鼾还响，”她说。

“哇！”乔大笑起来。“哇！这下子她可逮住你了！”

爱迪难为情地低下头，然后看见他妻子在微笑。

“你能出来一下吗？”她说。

爱迪挥了挥电钻，“我在工作。”

“就一会儿，行吗？”

爱迪慢慢地站起身，跟她走出门去。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

“生日快乐，爱迪先生！”一群孩子齐声叫了起来。

“噢，我会。”爱迪说道。

玛格丽特大声喊道：“好了，孩子们，去把蜡烛插在蛋糕上！”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朝着放在附近一张折叠桌上的长条香草蛋糕跑去。玛格丽特附在爱迪耳边悄声说道，“我答应他们了，你会一次把三十八根蜡烛都吹灭。”

爱迪用鼻子哼了一声。他望着妻子指挥着孩子们。每次看到玛格丽特融洽地同孩子们在一起，爱迪都会感到很愉快，但是，一想起她无法生育，他的心情就又会沉重起来。一个医生说，她太紧张。另一个医生说，她等得太久了，她应该在二十五岁之前生养。后来，他们没钱看医生了。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近一年来，她一直讲要领养一个孩子。她去过图书馆。把文件带回家。爱迪说他们年纪太大了。她说，“年纪大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爱迪说他会考虑。

“好啦，”她从长条蛋糕那里向这里喊。“来吧，爱迪先生！吹蜡烛啦。噢，等等……”她从一个袋子里翻出一架照相机，那是一个很复杂的玩意儿，上面配有小棍子、小薄片和一个圆形闪光灯。

“沙琳借给我的。这是‘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

玛格丽特把大家排好，爱迪站在蛋糕后面，孩子们簇拥着他，欣喜地望着三十八团小小的火焰。一个孩子用手捅了捅爱迪，说：“全吹灭，好吗？”

爱迪低头去看蛋糕，糖霜已经一塌糊涂，上面全是小手印。

“我会，”爱迪说道，眼睛却望着他的妻子。

爱迪的双眼盯着年轻的玛格丽特。

“这不是你，”他说。

她放下杏仁篮子，凄然一笑。人们在他们身后跳着塔兰台拉舞，太阳在一道白云后面黯淡下来。

“这不是你，”爱迪又说。

跳舞的人们喊起来，“呼嘿！”他们敲着手鼓。

她伸出手来。爱迪下意识地赶紧去抓，好像去抓一个将要落地的物体。他们的手指触到一起，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好像他的皮肉上生出了新的皮肉，柔软温暖，让人痒痒的。她在他身边跪下。

“这不是你，”他说。

“是我，”她轻声说。

呼嘿！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爱迪喃喃说道，把头搁在她的肩膀上，自从死后，他第一次哭了起来。

他们自己的婚礼是在圣诞前夜举行的，在一个叫做“洪山姆”的中餐馆里灯光昏暗的二楼上。餐馆老板山姆估计，那天晚上不会有什么其他生意，所以同意把二楼租给他们。爱迪把在军队里剩下的一点钱都花在了宴会上——烤鸡、中国青菜、葡萄牙红葡萄酒和一个手风琴手。婚礼用的椅子还要用来吃晚饭，所以，结婚宣誓刚一结束，侍应生们就让客人们起身，把椅子搬到楼下去了。手风琴手坐在一张凳子上。多年之后，玛格丽特还会开玩笑地说，他们婚礼上惟一缺少的“就是宾果游戏卡片。”

饭吃完了，小礼物送完了，最后的祝酒也结束了，手风琴手收起了琴盒子。爱迪和玛格丽特从前门离开。天下着濛濛细雨，有些凉意，新郎和新娘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家就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玛格丽特穿着结婚礼服，外面套了一件厚厚的粉色毛衣。爱迪穿着一件白色西装，衬衫把他的脖子都卡痛了。他们手拉着手，在路灯投下的一团团灯影里行走。四周的一切似乎都保持缄默。

人们说他们“找到了”爱，好像爱是藏在岩石下面的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爱是千姿百态的，对任何一对男女来讲都各不相同。人们找到的是某一种爱。爱迪找到的是某种与玛格丽特相守的爱，一种感激的爱，一种深切而无言的爱，一种他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代替的爱。她一走，他也就放任自己的生活。他让自己的心沉睡。

而今，她又出现了，就跟他们结婚那天一样年轻。

“跟我走走吧，”她说。

爱迪想站起来，但是，他的那条坏腿一瘸。她毫不费力地把他拉了起来。

“你的腿，”她说道，望着他腿上隐约可见的疤痕，眼里露出那份熟悉的温柔。然后，她抬起眼睛，用手摸了摸他鬓角上的头发。

“都白了，”她微笑着说。

爱迪的舌头动弹不得。他只能呆呆地望着她。她完全是他记得的模样——更漂亮了，真的，因为在他最后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比现在苍老且正受着病痛折磨的女人。他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直到她眯缝起那双乌黑的眼睛，调皮地翘起嘴唇。

“爱迪。”她几乎咯咯地笑出声来。“你这么快就忘记了我过去长得什么样吗？”

爱迪咽了口唾液。“我从来没忘过。”

她轻轻地摸了摸他的脸，一股暖流传遍他的全身。她朝着村庄和舞蹈的人群打了个手势。

“所有的婚礼，”她幸福地说。“这就是我的选择。一个婚礼的世界，在每一扇门后面。噢，爱迪，那永恒不变的东西，当新郎掀开面纱，当新娘接过戒指，你在他们眼睛里看到的那份期望，整个世界都一样。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爱和婚姻将是前所未有的。”

她笑了笑。“你觉得我们有过吗？”

爱迪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有过一个手风琴手，”他说。

他们离开了婚礼现场，走上一条砾石小径。音乐声渐远，隐没在背景的一片嘈杂声中。爱迪想告诉她他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发生过的每一件事。他也想事无巨细地询问她的一切。他心潮澎湃，欲言又止。他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也这样过来的吗？”他终于说道。“你见过五个人？”

她点点头。

“五个不同的人，”他说。

她又点点头。

“他们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你感觉不同了吗？”

她笑了笑。“完全不同了。”她摸摸他的下颏。“然后，我开始等你。”

他端详着她的眼睛，她的微笑。他想知道，她的等待是否同他的一样。

“你知道多少……关于我？我是说，你知道多少……从……？”

他仍然觉得那个字难以出口。

“从你死了之后。”

她摘下草帽，把一绺光亮浓密的头发从前额上拂开。“嗯，我知道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她抿起嘴唇。

“现在，我知道它们为什么发生了……”

她将两手放在胸口上。

“我还知道……你诚心诚意地爱过我。”

她抓起他的一只手，他感到温暖得快要融化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她说。

爱迪沉思片刻。

“我也不知道，”他说。“有一个女孩，一个小女孩，她不巧走到了那部游乐车下面，她有危险……”

玛格丽特睁大了双眼。她看上去好年轻。爱迪没有想到，跟他的妻子讲他死的那天会这么难。

“他们现在有那种游乐车，你知道，那些新的游乐车，跟我们过去坐的完全不同了——现在每部时速都得一千英里。总之，有这么一种车，车厢从高处落下来，液压系统会把它停住，慢慢地放到地面，但是，电缆被割断了，车厢脱轨了，我仍然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车厢掉下来了，是我告诉他们把车厢放开的——我是说，我告诉了多米，就是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孩子——不是他的错——但是，我告诉了他，然后，我想去制止他们，但是，他听不到我喊他，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那里，我想够到她。我想把她救出来。我感到了她的两只小手，但是，我……”

他不言语了。她歪起脑袋，催促他继续说下去。他长长舒了口气。

“我到了这里以后还没讲过这么多话呢，”他说。

她点点头，笑了笑，一个温柔的笑，爱迪一见，两眼便湿润起来，一阵悲伤涌遍全身。忽然间，莫名其妙地，一切都不重要了，他的死，或者公园，或者他朝着他们大喊“退后！”的那一群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他在干什么？他真的同她在一起吗？仿佛有一种埋藏在心底的悲伤浮起来揪痛人的心，他的灵魂倏然间遭到旧日情感的伏击，他的嘴唇开始颤动，他所失去的一切如同一股洪流将他卷入其中。他望着他的妻子，他死去了的妻子，他年轻的妻子，他销踪匿影的妻子，他惟一的妻子，他不想再寻寻觅觅。

“噢，上帝呀，玛格丽特，”他轻声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我说不出口。”

他两手抱住脑袋，他到底还是说了，他说出了那句人人都说的话。

“我好想念你。”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夏日的跑马场上，挤满了客人。女人们戴着太阳草帽，男人们抽着雪茄。爱迪和诺埃尔早早就下了班，来跑马场用爱迪的生日数字39玩“每日双重彩”。他们坐在板条折叠椅上，脚边到处是喝啤酒的纸杯，满地都是人们丢弃的马票。

早些时候，爱迪已经赢了第一场马。他把赢来的钱押了一半在第二场马上，又赢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赢了二百零九美元。输了两次小赌之后，他把剩下的钱第六次全部赌在一匹马上，他和诺埃尔兴高采烈地想，反正他们来的时候也几乎一无所有，空手回家又怎么样？

“想想看，如果你赢了的话，”诺埃尔说道，“你赚来的钱就都能给孩子了。”

铃声响起，赛马冲了出去。赛马在远处的直线跑道上挤成一团，马身上五颜六色的丝绸披挂随着赛马的奔腾跳跃晃成了一片。爱迪赌的是8号，一匹名叫泽西·芬弛的马，这马不赖，尤其在四对一的时候，但是，诺埃尔刚才提到的“孩子”——他和玛格丽特准备领养的孩子——让他感到一阵内疚。他们本来可以用这钱的。他为什么干这种事呀？

人群站起身来。赛马跑过来了。芬弛跑到了外围，抻长了身子驰骋起来。人群的欢呼声和雷霆般的马蹄声交错起伏。诺埃尔大叫大嚷。爱迪紧紧攥着他的马票。他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浑身生出鸡皮疙瘩。一匹马冲到了前头。

泽西·芬弛！

现在，爱迪赢了近八百美元了。

“我得挂电话回家，”他说。

“你会倒运的，”诺埃尔说。

“你在说什么？”

“你告诉别人，就会倒运。”

“神经病。”

“别挂。”

“我要挂电话给她。她会高兴的。”

“她不会高兴。”

他一瘸一拐地来到一个公用电话前，投进一个五分钱硬币。玛格丽特接起电话。爱迪将消息告诉了她。诺埃尔说对了，她很不高兴。她要求他回家。他告诉她别要求他干什么。

“我们就要有孩子了，”她嗔怪道。“你不能总是这样。”

爱迪放下电话，耳朵根嘣嘣直跳。他回到了正在栏杆处吃花生的诺埃尔身边。

“我猜着了吧，”诺埃尔说。

他们走到窗口，又选了一匹马。爱迪从口袋里掏出钱。他的心思有一半已经不想再赌了，另一半却想再翻倍地赢，这样，等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可以把钱往床上一扔，告诉他妻子，“拿着，买点你喜欢的东西，行了吧？”

诺埃尔望着他把钱推进窗口。他扬了扬眉毛。

“我知道，我知道，”爱迪说。

他不知道的是，玛格丽特因为没办法打电话找他，所以决定开车来跑马场。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朝他嚷嚷，她感到很难过，她想向他道歉，她也不想让他再赌下去了。凭着她以往的经验，诺埃尔会坚持一直待到跑马场关门——诺埃尔就是那样。跑马场离她家只有十分钟的车程，她抓起她的手袋，坐进他们的纳什兰布勒牌二手车，顺着海滨大道开去。她向右拐上了莱斯特街。太阳已经落山了，天空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大部分汽车迎面而来。她把车开到了莱斯特街的天桥下，这座天桥过去曾经是去跑马场的必经之路，客人们走上楼梯，跨过街道，再从楼梯上走下来；后来，跑马场付钱给市政府，建了一盏交通灯，这座天桥便基本上废弃不用了。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天桥上并非空无一人。桥上有两个十七岁的少年，不想被人发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在一家酒铺偷了五盒香烟和三瓶“老哈珀”威士忌酒，被人赶了出来。这会儿，酒喝完了，香烟也抽了许多根，今夜他们闷得慌，就将空瓶子放在生锈的护栏外面摇晃。

“你说我敢不敢？”一个说。

“你不敢，”另一个说。

第一个年轻人撒手让瓶子落了下去，他们弯下身子躲在铁栏杆后面观望。瓶子差一点砸到一辆车上，在马路上摔得粉碎。

“哇！”第二个叫道。“看到了吧！”

“胆小鬼，现在扔你的呀。”

第二个站起身，伸出手举着瓶子，选择了车辆稀少的右手车道。他将瓶子前后摇摆着，想选好时机，让瓶子落在两辆车之间，好像这是某种艺术，他是某种艺术家。

他的手指松开了，脸上几乎露出了微笑。

四十英尺以下的地方，玛格丽特绝对没想到要往上看，绝对没想到天桥上可能发生什么事，她除了想把爱迪在钱全部输光之前从跑马场里拉出来以外，没想其他任何事情。她正在考虑该到哪个看台去找爱迪，突然，一个“老哈珀”威士忌瓶子将她的挡风玻璃砸成了纷飞的碎片。她的车头撞到了路中间的混凝土分隔板上。她的身体像玩具娃娃一样被抛了起来，撞在车门、仪表板和方向盘上，她的肝脏被撕裂了，胳膊折断了，她的头受到了极大的撞击，她失去了对夜的听觉。她听不到刺耳的刹车声了。她听不到喇叭的鸣叫了。她也听不到胶底运动鞋跑下莱斯特街天桥，消失在夜色中。

爱情像雨水，从天而降，带给爱人们沁人心扉的喜悦。然而，在生活的灼烤下，爱情有时也会表面干涸，需要从地下滋润，照料它的根茎，让它保持生机。

发生在莱斯特街上的车祸将玛格丽特送进了医院。她在近六个月里卧床不起。她受伤的肝脏终于恢复了，但是，医疗费用和耽搁的时间让他们的领养计划化为了泡影。他们本来打算领养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无言的责备永远没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它只是像一个阴影一样从丈夫那里转移到妻子身上。玛格丽特好长时间都沉默寡言。爱迪埋头于工作。阴影在他们的餐桌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他们在它的陪伴下进餐，听着叉子和盘子单调的撞击声。他们即使讲话，也只是谈一些小事情。他们的爱情之水藏到了根茎底下。爱迪再也没赌过马。他同诺埃尔的交往也逐渐淡薄了，早餐桌上的谈话内容变得牵强。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游乐场首先引进了一种钢管轨道游乐设施——轨道扭曲的角度之锐利，是木轨道无法企及的——忽然间，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疯狂过山车”，又风靡起来。公园主人巴洛克先生为“红宝石码头”订购了一部钢管轨道游乐车，爱迪负责监督游乐车的建造。他朝安装人员大喊大叫，检查他们的每一个举动。他不信任速度这么快的东西。六十度角？他肯定有人要受伤。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倒也让他分了神。

“群星荟萃音乐厅”给拆掉了，“拉链车”也给拆掉了，还有那条孩子们现在觉得老掉了牙的、令人肉麻的“爱情隧道”。几年之后，一艘叫做“木头水槽”的新游乐船建成了，爱迪吃惊地发现，游乐船居然大受欢迎。人们坐在船上顺着水槽漂流，最后，掉进一个水花飞溅的大水池里。爱迪搞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被淋湿，况且，大海就在三百码远的地方。不过，他照样搞他的维修，光着脚站在水里，保证船不会脱轨。

终于，夫妇俩又开始讲话了，一天晚上，爱迪甚至提到了领养的事。玛格丽特摸摸前额，说道：“我们现在年纪太大了。”

爱迪说，“年纪大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岁月流逝。孩子没领养到，但是，他们的创伤却慢慢地愈合了，他们对彼此的依赖终于弥补了他们留给对方的空间。早晨，她给他烤面包片和煮咖啡，他开车把她先送到她做清洁工的地方，然后掉转头来去码头。有时，她下午收工早，她就会跟他一起沿着海滨走道步行，四处巡视，她会骑旋转木马或者乘坐涂着黄色油漆的蛤壳，爱迪会一边给她解释旋翼和电缆的道理，一边倾听发动机的声音。

七月里的一个晚上，他们在海边散步，吃着葡萄棒冰，光着脚踩在湿湿的沙子上。他们四下张望，发现自己是沙滩上年龄最大的人。

玛格丽特说起年轻女孩子们穿的比基尼泳衣，说她永远不会有胆量穿这样的东西。爱迪说那些女孩子们很幸运，因为如果她穿上的话，男人们可就不会看别人了。虽然玛格丽特这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臀部已经发胖，眼睛四周也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她还是打心眼里感谢爱迪，默默地望着他扭曲的鼻梁和宽阔的下颚。爱情之水又从天而降，滋润着他们，就像他们脚下的海水，实实在在的毋庸置疑。

三年后的一天，玛格丽特正在厨房里用面包屑裹鸡块。爱迪的母亲已经去世很久了，但他们一直住在这幢老公寓里，玛格丽特说这样会让她想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喜欢看窗外的老旋转木马。突然间，在没有一丝预兆的情形下，玛格丽特的右手手指不由自主地张开了。手指向后弯去，无法合拢。鸡块从她的手掌上滑下来，落到水池里。她胳膊抽痛，呼吸急促。她愣愣地望着自己僵硬的手指，它们好像是属于别人的，别人正用它们抓着一个无形的大罐子。

然后，一切旋转起来。

“爱迪，”她叫道，但是，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晕倒在地板上。

他们确诊说，是脑瘤，她的身体会像许多其他病人一样日渐衰弱。治疗似乎让病情有所缓解，头发一片片地脱落，早晨与嗡嗡作响的放射线仪器作伴，晚上在医院的马桶边呕吐不停。

在最后的日子里，当癌症被判定获胜时，医生们只是说，“多休息。别着急。”当她提出问题时，他们会同情地点头，一下一下好像从滴管里勉强挤出来的药水。她意识到这不过是客套，是他们无能为力时好心的表示，当一个医生建议她“把事情料理好”的时候，她要求出院了。与其说她是要求出院的，不如说她是通知医生她要出院的。

爱迪扶她走上楼梯，把她的外套挂好，她四下打量他们的公寓。她要煮饭，但是，他强迫她坐下，然后烧了一些开水沏茶。他头一天买好了羊肉排，那天晚上，他邀请了几个朋友和同事，他语无伦次地同大家说着话吃完了晚饭，大多数客人见到面色焦黄的玛格丽特都说：“嘿，看谁回来了！”好像这是一个庆祝她回家而不是向她告别的聚会。

他们用一只“康宁”盘子盛土豆泥，甜点是黄油巧克力方糕，等玛格丽特喝完了第二杯酒，爱迪拿起酒瓶，给她倒了第三杯。

两天之后，她惊叫一声醒来。他在破晓前的沉寂中开车送她去医院。他们简短地说着话，商量哪个医生可能当班，爱迪应该给谁打电话。虽然她就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爱迪还是感到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在方向盘里，在油门里，在他眨眼的瞬间，在他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要挽留住她。

她四十七岁。

“你带着卡吗？”她问道。

“卡……”他茫然地说道。

她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待她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更加纤细，好像那口气已经消耗了她过多的体力。

“保险卡，”她声音沙哑地说。

“对，对，”他赶紧说，“我带着呢。”

他们把车泊在停车场里，爱迪熄了火。四周骤然变得过于凝滞，过于安静。他听得到每一个细小的声音，他的身体在皮车座上发出的咯吱声，车门把手喀哒一记打开的声音，外面的空气急速流过的声音，他的脚踩在停车场上的声音，他的钥匙串叮当作响的声音。

他帮她打开车门，扶她出来。她的肩膀紧挨在下颚边蜷缩成一团，像一个冻僵了的孩子。她的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脸。她吸了吸鼻子，抬起眼睛，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她朝爱迪示意了一下，并朝那台白色大型游乐车顶部点了点头，游乐车上的红色车厢像挂在树上的装饰物一样摇来晃去。

“从这儿可以看到它，”她说道。

“‘阜氏巨型摩天轮’？”他说。

她避开目光。“家。”

爱迪来到天堂之后还没有睡过觉，所以，他觉得自己同每一个跟他见面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都不超过几个钟头。但是，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睡眠也没有醒来，没有日落也没有潮涨，没有三餐也没有日程表，他怎么知道呢？

同玛格丽特在一起，他只需要时间——越多越好——他现在如愿以偿了。他们穿过一扇扇的门，见识各式各样的婚礼，他同她畅所欲言。在一场瑞典婚礼上，爱迪告诉她，他哥哥乔十年前死于心脏病，死前一个月刚刚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套新的高尚公寓。在一场俄国婚礼上，她问他是不是一直住在他们的老公寓里，他说是，她说她听了很高兴。在一个黎巴嫩村庄里举行的户外婚礼上，他讲起他到了天堂之后发生的事情，她似乎在听，又似乎已经知道。他讲到蓝皮人和他的故事，讲到为什么一些人死掉而另一些人活着，他讲到了上尉和他的关于自我牺牲的故事。当他讲到父亲的时候，玛格丽特回忆起曾有许多个夜晚，爱迪为了父亲的事火冒三丈，他捉摸不透父亲的冷漠。爱迪告诉她，现在他已经把事情摆平了，她扬起眉毛，咧开嘴笑了，爱迪又体会到了他多年来怀念的那种熟悉、温暖的感觉，那便是做一件能让他妻子开心的事。

一天晚上，爱迪讲到了“红宝石码头”的变化，老式游乐车都被拆除了，游艺室里的锡管音乐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摇滚乐，疯狂过山车扭曲得像开瓶塞的钻子，车厢还倒挂在轨道上，那些“黑暗”游乐车，以前不过是把牛仔剪影涂上能在黑暗中发亮的油漆，现在使用的都是录像屏幕，好像一直在看电视。

他告诉她那些新鲜的名称。再没有什么“蜻蜓点水”或者“翻滚虫子”。样样都叫什么“暴风雪”，“疯狂之旅”，“极速之行”，“大漩涡”。

“听起来很奇怪，是不是？”爱迪说。

“听起来，”她叹惜地说道，“好像是别人的夏天。”

爱迪意识到，这正是他多年以来的感受。

“我应该到别处去工作，”他跟她说，“对不起，我从来没能把我们从那里弄出去。我的父亲。我的腿。战争之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他看到她脸上掠过一丝忧伤。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道。“在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事？”

他从来没真正地告诉过她。大家心照不宣。在他那个年代，士兵们做他们该做的事，回到家以后就不再提起。他想到了他杀死的那些人。他想到了那些守卫。他想到了他手上的鲜血。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得到宽恕。

“我迷失了自己，”他说。

“你没有，”他的妻子说。

“有，”他轻声说道，她不再出声了。

有时，在天堂里，他们会一起躺下。但是，他们并没有入睡。玛格丽特说，在地球上，当你睡着时，你有时会梦到天堂，在梦里勾画出天堂的模样。但是，现在没有理由再做这样的梦了。

所以，爱迪搂着她的肩膀，把鼻子埋在她的头发里，深深地呼吸她的芬芳。有一次，他问他的妻子，上帝知不知道他在这里。她微笑一下，说道：“当然了，”虽然爱迪承认，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时躲着上帝，有时觉得上帝根本没注意到他。

第四课

终于，在多次交谈之后，玛格丽特带着爱迪走进了另一扇门。他们回到了那个窄小的环形房间。她在那张凳子上坐下，手指交叠。她转身面向镜子，爱迪看到了镜子里她的影子。她的，但是，没有他的。

“新娘子在这里等候，”她说道，用手理着头发，望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但是，她似乎正在飘逸而去。“你在这里思考你在干什么。你选择的人。你将爱的人。如果没错的话，爱迪，这将是一个奇妙的时刻。”

她朝他转过身来。

“你多年来过着没有爱的生活，对吗？”

爱迪一言不发。

“你觉得你的爱被夺走了，你觉得我过早地离开了你。”

他慢慢地跪下身子，她那淡紫色的裙子铺展在他面前。

“你确实离开得太早了，”他说。

“你很恼我。”

“没有。”

她眼光一闪。

“好了，有。”

“这是有原因的，”她说道。

“什么原因？”他说。“怎么可能有什么原因？你死了。你只有四十七岁。你是我们大家见过的最好的人，你死了，你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我曾经爱过的惟一的女人。”

她拉起他的手。“不，你没有。我就在这儿。你照样爱着我。

“失去的爱依然是爱，爱迪，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你虽然见不到他们的笑容，不能给他们端食物来，不能揉乱他们的头发，不能带着他们在舞池里跳舞，但是，当这些感觉减弱的时候，另一种感觉正在升华。回忆。回忆变成了你的伴侣。你培育着它。你拥抱着它。你同它翩翩起舞。

“生命一定会终结，”她说。“爱却不会。”

爱迪想起了埋葬妻子之后的岁月，就像望着栅栏以外的世界，他知道那里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他也知道他永远不会成为那里的一分子。

“我从来没想要过其他任何人，”他静静地说。

“我知道，”她说。

“我仍然爱你。”

“我知道。”她点点头。“我能感觉到。”

“在这儿？”他问。

“甚至在这儿，”她微笑着说。“失去的爱可以如此强烈。”

她站起身，打开一扇门，爱迪跟在她的身后走了进去，他眨了眨眼睛。这是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摆着折叠椅，角落里坐着一个手风琴手。

“我把它留在了最后，”她说道。

她伸出了她的双臂。自从来到天堂之后，爱迪第一次主动地想去接触她，他来到她的身边，不再顾忌他的腿，不再顾忌所有与跳舞、音乐和婚礼有关的丑陋联想，他现在明白了，一切都是孤独造成的。

“惟一缺少的，”玛格丽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耳语道，“就是宾果游戏卡片。”

他咧嘴一笑，把手搂在她的腰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

“当然。”

“你为什么看上去还是我们结婚那天的样子？”

“我想你可能会喜欢。”

他想了一下。“你能变个样吗？”

“变个样？”她看上去被逗乐了。“变成什么样？”

“你最后的样子。”

她放下手臂。“我最后的样子，可不怎么好看。”

爱迪摇摇头，好像在说这话不对。

“你能吗？”

她迟疑了一下，又回到他的怀抱里。手风琴手拉着熟悉的曲子。她在他耳边轻声地哼着，他们开始缓缓起舞，陶醉在那首难忘的、只有丈夫能同妻子分享的旋律中。

你让我爱上你

我没想这样

我没想这样……

你让我爱上你

你一直都知道

你一直都知道……

当他转过头来，她已经回到了四十七岁，眼角的鱼尾纹，稀疏了的头发，下颚上松弛了的皮肤。她微微一笑，他也微笑起来，对他来说，她永远都是那么美，他闭上眼睛，第一次说出了跟她重逢的那一刻起他就想说的话：“我不想再往前走了。我想待在这里。”

他睁开眼睛，手臂依然是搂着她的姿势，但是，她已经不见了，一切都不见了。

星期五，下午三点十五分

多米尼克按了一下电梯上的按键，门轰隆隆地关上了。门里的一个窗口和门外的一个窗口对齐了，电梯抖动一下向上爬去，多米尼克望着一楼大厅在网线玻璃后面消失了。

“我不敢相信这电梯还能用，”多米尼克说道。“一定是，比方说，上个世纪的玩意儿。”

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一个地产律师，佯装兴趣地微微点点头。他摘掉帽子——空气闷热，他已经浑身冒汗——望着电梯铜制控制板上的数字一个个亮起来。这是他今天的第三个约会。再赴一个，他就可以回家吃晚饭了。

“爱迪没有什么东西，”多米尼克说。

“嗯，”那男人说道，用手帕擦了擦前额。“那么，应该不用很长时间。”

电梯一跳，停下来，门又轰隆隆地打开了，他们朝6B单元走去。走廊上依然铺着六十年代黑白相间的方格地砖，空气里是什么人煮饭的味道——大蒜和炸马铃薯。管理员把钥匙交给了他们——还有一个期限。下星期三。必须把这地方腾出来给新租户。

“哇……”多米尼克一打开门走进厨房，便叫了起来。“一个老家伙能这么整齐呀。”水池里干干净净，厨台也擦过了。上帝知道，他心想，他的家可从来没这么干净过。

“财务文件？”那男人问道。“银行结账单？首饰？”

多米尼克想象着爱迪戴首饰，他几乎笑出声来。他意识到他有多么怀念那个老家伙，真不习惯没有他在码头上吆喝他们干这干那，像一只母鹰似的盯着每件事。他们还没有把他的衣柜清理出来。没人狠得下心。他们把他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留在车间里，好像明天他就会回来一样。

“我不知道。你看过卧室吗？”

“衣柜？”

“是。你知道，我只来过这里一次。我确实只晓得工作中的爱迪。”

多米尼克俯在桌子上，朝厨房窗外望去。他看到了那个老式的旋转木马。他看了一眼手表。说到工作，他自己陷入了沉思。

律师打开卧室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面是一些袜子和内裤。袜子一双双整齐地卷在一起，一个套着一个；内裤都是白色的拳击手短裤，对齐了裤腰摞着。他把它们推开，发现下面藏着一个旧皮盒子，一件看上去很重要的东西。他把盒盖掀开，希望他要找的东西就在里面。他皱起眉头。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没有银行结账单。没有保险单。只有一个黑色的蝴蝶结领结，一份中国餐馆的菜单，一副旧扑克牌，一封夹着一枚军人勋章的信，以及一张褪了色的“宝丽来”快照，照片上是一群孩子围着一个男人站在生日蛋糕前面。

“嘿，”多米尼克从另一个房间叫起来，“这是你要找的东西吗？”

多米尼克抱着一堆他从厨房抽屉里找到的信件走过来，有些是当地银行寄来的，有些是“退伍军人管理局”寄来的。律师翻了翻，头也没抬，说道，“可以啦。”他抽出一张银行结账单，在脑子里记下了结余金额。然后，就像在此类访问时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他暗自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包括股票、证券和一个既得退休计划在内的投资方案。毫无疑问，他不会像这个可怜的笨蛋一样，临了除了一个整洁的厨房以外，一无所有。

爱迪在天堂里遇见的第五个人

白色，四周是一片白色。没天，没地，也没有两者之间的地平线。只有一片纯洁、寂静的白色，无声无息，宛如静谧的破晓时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爱迪所能看见的就是这一片白色。他惟一听到的声音，是自己吃力的喘息声和它的回响。他一吸气，便会听到一个更响的吸气声。他一呼气，周围也跟着呼气。

爱迪紧紧地闭上眼睛。那沉静，当你知道无法打破的时候，会觉得更难忍受。爱迪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的妻子去了。他不顾一切地想挽留她，哪怕一分钟，半分钟，甚至五秒钟，但是，他无法再够到她，无法呼唤，无法招手，甚至无法再看到她的照片。他感到自己好像从楼梯上滚下来，瘫倒在地上。他的灵魂是一片空虚。他万念俱灰。他被吞没在这虚无中，了无生气，好像被挂在一个钩子上，身体里所有的液体都流尽了。他可能已经挂在那里一天了，一个月了，也可能已经一个世纪了。

一个细微但持续不断的声音传来，爱迪挪动一下，抬了抬沉重的眼皮。他已经到过天堂里的四个空间，遇见了四个人，每个人虽然都来得神秘，但是，爱迪感到，这一次将截然不同。

那个颤抖的声音又传过来，清晰了一些，爱迪出于自卫的本能，攥紧了拳头，结果发现右手上正抓着一根拐杖。他的前臂布满了褐斑。他的指甲细小且泛黄。他裸露着的两腿上是那些红疹子——带状疱疹——他在人世间最后几个星期里得的毛病。他把目光移开，不想再看自己正在迅速衰朽的身体。在世人的眼里，他的身体已经陈腐不堪。

那个声音又传过来，是一阵断断续续、起伏不定、尖锐刺耳的叫声。爱迪活着的时候，一旦在噩梦里听到这个声音，记忆便令他不寒而栗：村子、大火、史密迪，还有这个声音，这个尖声叫唤，末了，他一旦开口，这声音便会从他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

爱迪咬紧牙关，好像这样就可以让那个声音停止，但是，那个声音还在，像一个没人理会的警报器，爱迪终于朝着令人窒息的白茫茫的空间叫道，“这是什么东西呀？你要怎么样？”

随着他的叫喊，那个尖锐的声音退到了远处，然而，另一个声音，一个哗啦啦奔流不息的声音却隆隆地传过来——原来是一条流动的河——四周白茫茫的空间开始收缩，凝聚成了粼粼河面上的反射的一点阳光。大地出现在爱迪的脚下。他的拐杖触到了坚硬的土地。他高高地站在河岸上，微风吹拂着他的面颊，薄雾将他的皮肤滋润得光滑闪亮。他低头去看，发现原来那个萦绕不散的尖叫声是从这河里传出来的，他如释重负，像一个手抓棒球棍的男人，发现家里并没有人闯进来。那个声音，似尖叫，似哨子，似单调的琴音，其实只不过是一群孩子在乱喊乱叫，成千上万个孩子在玩耍，他们在河水里嬉戏着，天真无邪地大声欢笑。

我一直梦到的就是这个吗？他心想。这么久？为什么？他望着那些小小的身影，有的在跳跃，有的在蹚水，有的拎着水桶，有的在茂盛的草地上打滚。但是，他注意到其中有一种相对的平静，他见不到通常孩子们在一起时的推搡打闹。他还注意到另一个现象。这里没有成人，甚至连少年也没有。这些都是小孩子，皮肤黝黑得像黑木头，似乎是在自己照看自己。

然后，爱迪的目光被吸引到一块白色巨石上。一个身材纤细的小女孩站在上面，离其他孩子远远的，面朝着他的方向。她两手挥动着，示意他过去。他踌躇着。她微笑一下。她又挥挥手，点点头，好像在说，对，就是你。

爱迪放下拐杖，试探着朝坡下走去。他脚下一滑，坏膝一瘸，两腿瘫软下去。但是，在他倒地之前，他感到一阵疾风从背后吹来，将他向前托起，然后，他直直地站到了双腿上，他站在那里，站在那个小女孩面前，好像他一直就站在那里一样。

今天是爱迪的生日

他今天五十一岁。星期六。这是他失去了玛格丽特之后的第一个生日。他用纸杯调了一杯“三卡”牌无咖啡因咖啡，吃了两片涂着人造奶油的烤面包片。妻子发生车祸之后，爱迪拒绝任何生日庆祝活动，他说，“为什么总让我想起那一天呢？”但是，玛格丽特坚持要搞。她会烤蛋糕。她会请朋友们来。她还总是买一袋太妃糖用彩带扎起来。“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生日送给人呀，”她会说。

现在她不在了，爱迪便试着忘掉自己的生日。上班的时候，他独自一个爬到疯狂过山车高高的拐弯处，腰上绑着带子，像一个登山运动员。晚上，他在家里看电视。他早早入睡。没有蛋糕。没有客人。像平常一样，没什么难过的，他心灰意懒，生活毫无色彩。

他今天六十岁。星期三。他早早地来到了车间。他打开一个棕色午餐袋，从三明治上撕下一块红肠。他把红肠挂在鱼钩上，然后把鱼线放下钓鱼洞。他望着鱼钩漂浮在水面上。终于，鱼漂消失了，被大海吞没了。

他今天六十八岁。星期六。他把药片散放在厨房台面上。电话铃响了，是他哥哥乔从佛罗里达打来的。乔祝他生日快乐。乔讲起他的孙子。乔讲起一幢高尚公寓。爱迪“哼哈”了起码五十次。

他今天七十五岁。星期一。他戴上眼镜，查看维修报告。他注意到有人头天晚上漏值了一班，“蚯蚓历险”的刹车没检查。他叹了口气，从墙上取下一块牌子——维修，暂停使用——他拿着牌子，跨过海滨走道，来到“蚯蚓历险”的入口处，他亲自检查了刹车片。

他今天八十二岁。星期二。一辆出租车开到公园入口处。爱迪坐进出租车的前座，把拐杖随手拉进车里。

“大家都喜欢坐在后面，”司机说。

“你介意吧？”爱迪问道。

司机耸耸肩。“不，不介意。”爱迪两眼正视前方。他想说，坐在前面更像在开车，两年前他们拒绝发给他驾驶执照以后，他就没再开过车。

出租车把他送到墓地。他来到他母亲的墓前，来到他哥哥的墓前，他只在他父亲的墓前停留了几分钟。像往常一样，他把他妻子的墓留在最后。他拄着拐杖，望着墓碑，浮想联翩。太妃糖。他想到了太妃糖。他想太妃糖现在可能会把他的牙齿粘掉，但是，如果能跟她一起吃，他照样会吃。

最后一课

小女孩看上去像亚裔，大约五六岁，一张漂亮的棕色脸蛋儿，乌梅一样漆黑的头发，一只扁扁的小鼻子，两片饱满的嘴唇开心地咧着，露出两排豁牙，一双极为引人注目的眼睛，黝黑得像海豹的皮肤，瞳仁是针头大小的两点白色。她微微一笑，兴奋地舞动着两只小手，直到爱迪又凑近一步，她才做了自我介绍。

“塔拉，”她两手平放在胸前，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塔拉，”爱迪重复一遍。

她微笑起来，好像游戏开始了。她用手指了指她那被河水浸透、松散地搭在肩膀上的绣花上衣。

“巴洛，”她说道。

“巴洛。”

她摸了一下裹在她身上和腿上的红布。

“萨亚。”

“萨亚。”

然后，是她那双类似木屐的鞋——“巴克亚”——然后，是她脚边五光十色的贝壳——“卡匹兹”——然后，是摆在她面前的一张竹编的垫子——“巴尼格”。她示意爱迪坐在垫子上，她也跟着坐下，两腿蜷曲在身下。

其他孩子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他们泼水、打滚、从河床上捡石头。爱迪看到一个男孩子用一块石头在另一个孩子的身上摩擦着，摩擦他的背部，摩擦他的腋下。

“洗，”女孩说。“就像我们的‘伊那’过去做的那样。”

“伊那？”爱迪说道。

她端详着爱迪的脸。

“妈妈，”她说道。

爱迪一生中听过好多孩子讲话，但是，在这个孩子的声音里，他察觉不到丝毫同大人讲话时的拘谨。他不知道，她和其他孩子们是不是选择了这片河岸作为他们的天堂，或者，鉴于他们的人生记忆如此短暂，人们为他们选择了如此宁静的景色。

她指了指爱迪的衬衫口袋。他低头去看。是烟斗通条。

“这个吗？”他说。他把烟斗通条从口袋里拉出来，像在码头时一样扭起来。她跪起身子来看他的动作。他两手颤抖。“看到了吗？是一只……”他最后扭了一下，“……小狗。”

她接过来，笑了——那是爱迪见过了上千次的微笑。

“喜欢吗？”他说。

“你烧我，”她说。

爱迪感到下颚绷紧了。

“你说什么？”

“你烧我。你让我烧成火。”

她的声音很平淡，好像一个孩子正在背诵课文。

“我的‘伊那’说要在‘尼帕’里面等。我的‘伊那’说要躲起来。”

爱迪压低了嗓音，吐字缓慢谨慎。

“你……躲什么东西呀，小姑娘？”

她用手玩弄着烟斗通条做成的小狗，然后将它放到水里。

“‘森达龙’，”她说。

“‘森达龙’？”

她抬起头。

“士兵。”

爱迪感到那个字像一把刀插在他的舌头上。他脑子里闪现出一幅幅画面：士兵。爆炸。莫顿。史密迪。上尉。喷火器。

“塔拉……”他轻声叫道。

“塔拉，”她微笑着重复着自己的名字。

“你为什么在这里，在天堂？”

她放下手里的小动物。

“你烧我。你让我烧成火。”

爱迪感到脑子里轰的一声，热血涌到了脑门上，他呼吸急促起来。

“你在菲律宾……那个影子……在那个竹棚里……”

“那个‘尼帕’。‘伊那’说那里安全。等着她。安全。然后，好大的声音。大火。你烧我。”她耸了耸纤弱的肩膀。“不安全。”

爱迪咽了口唾液。他两手颤抖。他凝视着小女孩那双乌黑幽深的眼睛，想朝她笑一笑，好像那是小女孩需要的一剂药。小女孩回报了他一个微笑，但这样反倒让他崩溃了。他脸色一变，将脸埋在手掌里，双肩抽搐，大哭起来。多年以来一直笼罩着他的那个阴影，终于显现出来，一切都是真的，有血有肉，这个孩子，这个可爱的孩子，他杀害了她，他把她烧死了。他做的那些噩梦，他活该受那些噩梦的折磨。他确实看到了什么东西！火焰里的那个影子！他亲手造成的死亡！就是他这双罪恶的手！眼泪如泉水般地从他的指缝里涌出，他彻底垮了。

他号啕大哭起来，这是一声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他从未听见过的嚎叫，是一声从他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嚎叫，是一声令河水翻腾、让天堂中笼罩着薄雾的空气亦为之震撼的嚎叫。他的身体抽搐着，头疯狂地扭动，直到那嚎叫渐渐地变成了祈祷似的喃喃自语，一字一句从心底里排出，又像屏住呼吸时急切的忏悔：“我杀害了你，我杀害了你，”接着，耳语般地说，“原谅我，”然后，“噢，上帝呀，原谅我……”最后，“我都干了什么……？我都干了什么呀……？”

他哭呀，哭呀，直哭到精疲力竭，浑身打颤。然后，他默不作声地跪在黑发小女孩面前的一个垫子上，身体前后摇摆着。小女孩坐在河岸上，玩弄着她的烟斗通条小动物，流水潺潺。

不知过了多久，当爱迪从极度的痛苦中缓解出来，他感到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他抬起头，见塔拉站在他面前，手上举着一块石头。

“你洗我，”她说。她走进河水里，背朝着爱迪。然后，她把她的绣花“巴洛”从头上脱了下来。

爱迪倒退了两步。她遍体烧伤，她的躯干和纤细的肩膀被烧成了炭黑色，烧起了水泡。她转过身来，天真漂亮的脸蛋上布满了令人怵目的疤痕。她的嘴唇耷拉着，只有一只眼睛睁开。她的头发不见了，露出一块块烧焦的头皮，头皮上结着硬邦邦的、颜色深浅不一的痂。

“你洗我，”她又说道，递过石头。

爱迪拖着身子走进河里。他接过石头。他手指颤抖。

“我不知道怎么……”他喃喃地说道，声音几乎细不可闻。“我从来没有过孩子……”

她抬起一只烧焦的手，爱迪轻轻地抓住，慢慢地用石头在她的手臂上摩擦起来，直到伤疤开始出现裂纹。他更用力地摩擦起来，结痂开始脱落。他加快速度，直到烧焦的皮肤退去，新鲜的皮肤长出。然后，他把石头反过来，开始摩擦她瘦削的脊背、纤细的肩膀和她的后颈，最后，她的面颊、前额和耳后。

她身体向后，靠在他的身上，将头倚在他的肩膀上，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他顺着她的眼帘轻轻地摩擦。然后，他摩擦她耷拉的嘴唇和头上的结痂，直到乌梅色的头发从根部长出，爱迪最初见到的那张脸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她睁开眼睛，眼白如信号灯般闪亮。“我是五，”她轻声说道。

爱迪放下石头，浑身战栗，呼吸急促。“五……哦……五岁？”

她摇摇头。她举起五个手指。然后，她用五个手指在爱迪的胸脯上推了推，似乎在说是你的“五”。你的第五个人。

一阵暖风吹来。一滴眼泪从爱迪的脸上滚落下来。塔拉端详着爱迪的脸，像一个孩子在仔细地观察草丛中的一只虫子。

“为什么难过？”她说。

“我为什么难过？”他轻声说道。“在这里吗？”

她指了指下面。“在那里。”

爱迪又哭泣起来，这是最后一次清肠似的哭泣，他的胸腔好像已经被掏空了。他放弃了所有大人与小孩讲话时的矜持，他像是在跟玛格丽特、鲁比、上尉、蓝皮人，尤其像是在跟他自己讲话时一样。

“我很难过，因为我一辈子什么也没做。我什么也不是。我一事无成。我迷失了方向。我觉得我不该在那里。”

塔拉把烟斗通条小狗从水里拈了出来。

“该在那里，”她说道。

“哪里？‘红宝石码头’？”

她点点头。

“修理游乐车？我应该那样生活吗？”他长长舒了口气。“为什么？”

她把脑袋一歪，好像在说，那不是明摆着嘛。

“孩子们，”她说道。“你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为我做好事。”

她把小狗在他的衬衫上扭来扭去。

“你就应该在那里，”她说道，然后，她用手触了触他衬衫上的补片，噗哧一笑，补充一句，“爱迪·维修部。”

爱迪栽倒在湍急的河水里。现在，他的四周都是象征他生命故事的石头，在河底下，一个牵连一个。他感到自己正在融化、消解，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无论在天堂里见过五个人之后将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了。

“塔拉？”他轻声唤道。

她抬起头。

“码头上的那个小女孩？你知道她的事吗？”

塔拉望着自己的手指尖。她点点头。

“我把她救出来了吗？我把她拉出来了吗？”

塔拉摇摇头。“不拉。”

爱迪打了个寒颤。他垂下了头。结束了，他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推，”塔拉说道。

爱迪抬起头来。“推？”

“推她的腿。不拉。你推。大东西掉下来。你让她安全。”

爱迪难以置信地闭上了眼睛。“但是，我感到了她的两只手，”他说。“我就记得这么多。我不可能推她。我感到了她的手。”

塔拉微笑了一下，用手舀起一些河水，然后，将两只湿漉漉的小手放在爱迪的大手掌里。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曾经握过这双小手。

“不是她的手，”她说道。“我的手。我把你带到了天堂。让你安全。”

小女孩的话音未落，河水骤然鼓涨起来，淹没了爱迪的腰、胸和肩膀。他还没来得及再吸一口气，孩子们的声音便在他头顶上消失了，他被卷入一股寂静无声的激流中。他仍然紧紧地抓着塔拉的手，但是，他感到他的肉身被激流从灵魂上冲走了，血肉脱离了骨头，聚积在他身体里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疲劳，每一个疤痕，每一个创伤，每一段令人伤心的记忆，全都随之而去了。

他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像河水里的一片落叶。她用手轻轻地拉着他，穿过光亮和阴影，穿过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蓝色、乳白色、柠檬色和黑色，他意识到，所有这些颜色都是他生活情感的写照。她拉着他从灰色大海上破浪而出，现身在一片光明中，俯瞰着眼前一幕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

一个码头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男人们和女人们，父亲们、母亲们和孩子们——那么多孩子——过去的孩子，现在的孩子，没有出世的孩子，肩并肩，手拉手，戴着帽子，穿着短裤，在海滨走道上，在游乐车里，在木板平台上，骑在彼此的肩膀上，坐在彼此的膝盖上。他们在那里，或者将在那里，正是由于爱迪一生简单平凡的工作，因为他而避免的事故，由他保证的游乐车的安全，以及每天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他在他们的生活中造成的转折。虽然他们的嘴唇没有翕动，但是，爱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多的声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感到心中滋生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宁静。塔拉的手消失了，他高高地飘浮在沙滩上，在海滨走道上，在娱乐场的帐篷和尖塔上，他朝着那个大型白色的“阜氏巨型摩天轮”上空飘移过去，一个轻轻摇摆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正张开双臂等候着他。他伸出手去够她，他看到了她的微笑，然后，所有的声音融化了，凝聚成从上帝那里传来的一个字：

家。

尾声

事故发生三天之后，“红宝石码头”重新开门了。爱迪的死讯在报纸上登载了一周，然后被其他死讯取而代之。

那座名叫“弗雷迪自由落体”的游乐车关闭了一季，第二年重新开放的时候，换了一个新名字“向魔鬼挑战”。青少年们将它视为勇敢的标志，它引来了许多客人，公园主人们很开心。

爱迪的公寓，他在其中长大的公寓，租给了别人，新房客把厨房窗户换成了涂铅玻璃，窗外的那个老式旋转木马也就看不大清楚了。多米尼克同意接受了爱迪的工作，他把爱迪留下来的几样东西存放在修理车间的一个大箱子里，箱子里还有一些“红宝石码头”的纪念物，其中包括一些公园最初的入口处的照片。

尼克，那个把车钥匙掉下去卡断了游乐车缆绳的年轻人，回到家以后又重新配了一把钥匙，四个月之后，他把车卖掉了。他时常回到“红宝石码头”，向他的朋友们炫耀，公园就是以他的曾祖母命名的。

年复一年，待学校放假了，白昼拖长了，人们便会回到这个壮观的灰色大海边上的游乐场里——虽然不如主题公园那么大，但也够大了。夏日来临，人们兴致再起，海滩上回响着波浪声，召唤着人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坐旋转木马，坐“阜氏巨型摩天轮”，喝甜甜的冰饮，吃棉花糖。

人们在“红宝石码头”上排队等候——就像在另外一个地方排成的那个队伍一样：五个人，为了五段不同的记忆，在等候一个名字叫艾米或者安妮的小女孩长大、相爱、衰老、死亡，从而最终解答她的疑问——为什么她会活着，以及她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在那等候的队列里，有一个满脸胡须、鼻梁弯曲、头戴布帽子的老人，在一个叫做“群星荟萃音乐厅”的地方，等着同一个小女孩分享天堂里的那份属于他的秘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会影响到下一个人，世界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故事都连成了一个故事。

译后小记

在北美生活多年，虽然时常阅读当地的小说杂文，但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甚至令我感动的书籍实在不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买回家来，不经意地开始翻阅。几个小时过去了，书读完了，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在不觉中潸然泪下。

在小说结尾处的天堂里，有一条神圣的河，流水潺潺，阳光闪耀，如梦似幻。书读完了，那条河却在我的梦中继续流淌，流啊……流啊……流过我的手指，流过我的键盘，流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于是，这本《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便变成了我的同胞们可以欣赏的文字。

小说译完之后，我开始注意它在美国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不出所料，此书同作者的上一本书《相约星期二》一样，亦成为各主要媒体竞相推崇的对象。《纽约时报》称其为“一部能够真正感动和鼓舞人心的书”。《出版商周刊》则说，这是“一部美国现代寓言，它将受到广大读者的珍爱”。小说在2003年9月出版以后，立即登上了《纽约时报》、《出版商周刊》以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位。在我撰写这篇小记之际，这本书已经在北美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前五位流连了四十周。

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八旬老人爱迪的故事。爱迪是一个海滨游乐场的维修工人，在他八十三岁生日那天，他为了从一部坠落的游乐车下面救出一个小女孩，不幸丧生。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天堂。但是，天堂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伊甸园，不是那个他可以同亲人相会，可以“在云头飘浮，在河中嬉戏，在山间漫游”的地方。他在天堂里遇见了五个人。这五个人中有他失去的亲人、熟人以及完完全全的陌路人。他们逐一地向爱迪讲述和解释了他生活中似乎与他毫不相关的故事和联系，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河底的卵石，一个牵连一个。爱迪终于领悟到，他在人世间自认为毫无意义的生活，其实正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

作者米奇·阿尔博姆以感人肺腑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而故事中揭示的人生哲理更为耐人寻味。每一位读过这本书的人，心灵都会受到震撼。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作者浓墨重彩所描写并贯穿故事始末的一个“情”字。正是因为这个“情”字，主人公爱迪才会扑到游乐车下去救一个小女孩；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才会那么深切地爱他的妻子；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才会在受到父亲的极大伤害之后，仍然无法将他忘怀；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才能抛开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兢兢业业地维护游乐车的安全；也正是因为这个“情”字，爱迪终于在生命的尽头，找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宁静和慰藉。天堂，对西方笃信上帝的人们来讲，是至高无上的境界；然而，这个“情”字，这故事中所展现的人类情感，不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极其缺少而人们又引颈渴盼的东西吗？

米奇·阿尔博姆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故事讲述者，而且还是一位巧夺天工的文字工匠。《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语言简洁优美，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情景描写如诗如画。我衷心地希望，我的笨拙译笔没有辱没这位大师的超凡技能。愿这本书，这个故事，带给你一份沁人心脾的清香和暖意。

赵晓春

2004.7.4

[1] 爱德华是爱迪的全称。

[2] 翻译成中文的英文名字“鲁比”，实际上同英文“红宝石”是同一个词。

[3] 意大利语，其含义即为后文所说的“为了苦也为了甜”。

版权信息

- 书名：来一点信仰

- 作者：【美】米奇·阿尔博姆

- ISBN：9787532751426

- 译者：吴正

-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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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话

- 故事开始的时候

- 春

- 那是一九六五年……

- 三月

- 遇见“大先生”

- 一点历史

- 亨利的故事

- 关于上帝的文档

- 那是一九六六年

- 亨利的故事

- 四月

- 那是一九六七年……

- 亨利的故事

- 信仰的考验

- 亨利的故事

- 五月

- 暮春

- 夏

- 那是一九七一年……

- 亨利的故事

- 我们失去的……

- “大先生”一九五八年的一份布道辞

- 亨利的故事

- 六月

- 再讲一点历史

- 亨利的故事

- 那是一九七四年……

- 七月

- 亨利的故事

- 八月

- “大先生”一九七五年的一篇布道辞

- 亨利的故事

- 九月

- 夏末

- 秋

- 教堂

- “大先生”一九八一年的一篇布道辞

- 九月

- 教堂

- 十月

- 教堂

- 美满的婚姻

- 亨利的故事

- 十一月

- 我们找到的……

- 感恩节

- 秋逝

- “大先生”的一篇布道辞

- 冬

- 冬至

- 十二月

- 卡斯的故事

- 致歉

- 正视现实

- 一月

- 教堂

- “大先生”二〇〇〇年所作的一篇布道辞

- 二月

- 悼词

- ……那些被留下的

- 后记

- 致谢

◆◆◆◆ ◆◆◆◆

作者的话

这个故事贯穿了八年。因为有了两个非常特殊的人，阿尔伯特·刘易斯和亨利·科温顿的配合，才有可能有这本书。他们和我详细地分享了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家人、孩子、以及孙辈们也参与其中。对于他们，作者将永怀感激之心。此书中所有的事情和对话都是真实的，但为了讲述的关系，有几处在时间点上和事实略有出入，比如说某年十月的一次讨论，被放到了次年十一月来讲述。

尽管这是一本关于信仰的书，但必须指出，作者并非宗教领域的专家，而且这本书也没有规劝人们信仰某种宗教的意图。写这本书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故事里发现各种信仰的某些共通之处。

此书的封面设计是受阿尔伯特·刘易斯所用的祈祷书的启发，那本旧书是用橡皮筋绑起来的。

谨遵什一税的规定，作者将写作此书所得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慈善事业，包括此书中所提到的基督教会，犹太堂和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最后，谢谢老读者们的一贯支持，并感谢新读者们的加入。

终于，要献上一本书给我的父亲，

艾拉·阿尔博姆

他是我始终信赖的人

故事开始的时候

故事开始的时候，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可以为我致悼词吗？”

我说我不明白。

老人重复了一遍：“我的悼词。我去世了之后。”他的眼睛在玻璃镜片后眨了眨。他修剪齐整的胡子是灰色的。他还有点驼。

你快要死了吗？我问。

“还没，”他微微一笑。

那，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理想的人选。而且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你会知道要说些什么。”

想象一下你所认识的最虔诚的人。你的神父。你的牧师。你的拉比。你的伊玛目[1]。再想象一下，他拍着你的肩膀，要你在他死后代他向这个世界致辞告别。

想象一下一个送人们去天堂的人，把他自己去天堂的送别任务交给了你。

“怎么样？你愿意接受吗？”他问。

******

另一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

“耶稣，你会拯救我吗？”

这个人端着一把猎枪。他躲在布鲁克林区一排连栋屋前的垃圾筒后。夜已深。他的妻子和幼女在哭泣。他盯着街上开来的每一辆汽车，非常确信下一盏车灯带来的就是要夺取他性命的杀手。

“耶稣，你会救我吗？”他问，身体在颤抖，“如果我发誓皈依你，你今晚会救我吗？”

想象一下你所认识的最虔诚的人。你的神父。你的牧师。你的拉比。你的伊玛目。再想象一下，他裹着一身脏衣服，拿着枪，在一堆垃圾筒后乞求上帝的拯救。

想象一下一个送人们去天堂的人，乞求自己不要被打入地狱。“上帝啊，如果我发誓……”

******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讲的是我如何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那里学会了信仰。写这个故事花了我很长时间。因为写这个故事，我拜访了很多地方，走进基督堂和犹太堂，步入郊区和闹市，去到这个世界上持有不同信仰的“我们这里”和“他们那里”。

最终，这个故事把我带回了家乡，带到了一个信徒众多的教堂，带到了一口松木灵柩前，带到了一个失去讲道者的讲道台前。

故事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最后的请求。

“你能为我致悼词吗？”

而且，就像在信仰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以为别人要我帮忙，其实被帮到的人是我。

春

那是一九六五年……

……爸爸像往常那样送我去参加周六早礼拜。

“那是你应该去的，”他这样告诉我。

我七岁，太小了，没能提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我应该去而他不去？我按照指示，走进教堂，沿着长走廊走到尽头，转个弯，走进边上一个专门为儿童开设主日学校的小礼拜堂。

我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别着领结。我拉开木门。几个小小孩在地上爬。另外几个三年级的学生在打哈欠。还有那几个穿着黑色棉质紧身裤的六年级女孩，正懒散地坐着，讲着悄悄话。

我抓起一本祈祷书。因为后排的座位都坐满了，我挑了个前排的位子坐下。门突然打开，房间里安静下来。

为上帝工作的人走了进来。

他走起路来像个巨人。他的头发又浓又黑。他穿一件长袍。他一开口，声音洪亮，他的胳膊舞动起来，长袍像被单一样在风中飘。

他讲了一个《圣经》故事，问了我们一些问题。他在台上大步流星。他走到我的近处，我感到一阵燥热。我赶紧祈祷，求上帝让我立马消失。上帝啊上帝，求求你了。

那是我一天中最虔诚的祷告。

三月

伟大的逃跑之传统

亚当躲进了伊甸园。摩西要替代他的兄弟。约拿跳上一艘船，后来落入鲸鱼的肚子。

人要从神那里逃跑。这是个传统。所以可能我只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从我会走路开始，我就想要离阿尔伯特·刘易斯远远的。当然，他不是上帝，但在我的眼里，他是和上帝最接近的人，一个神圣的、披着长袍的、说一不二的大拉比。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父母就参加了他主持的教会。我坐在母亲的膝头听他布道。

但是，当我意识到他是谁之后——一个为上帝工作的人——我就逃了。如果我看到他沿走廊走过来，我跑。如果我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我跑。当我长成一个少年之后，如果看到他走过，我就躲到走廊里。他很高，足有一米八三，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他透过黑边眼镜低头看我的时候，我很肯定他能看到我犯下的所有罪恶，发现我的缺点。

所以我逃。

我要逃得他再也看不见我。

******

想起这一切，是2000年春天一个暴风雨之后的早晨，我开车去他家的途中。几星期前，八十二岁高龄的阿尔伯特·刘易斯在教堂的走廊上，向我提出了那个奇怪的请求。当时我刚刚做完一个演讲。

“你能为我致悼词吗？”

这让我不知所措。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请求。从来没有人——更不用说一个宗教领袖人物。当时周围有很多人，但他微笑自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普通不过的问题，我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回答，说自己需要时间再考虑考虑之类。

几天之后，我打了个电话给他。

我说，好的，我答应。我会在他的葬礼上讲话——但前提是他必须让我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那样我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见几次面谈谈才成。

“同意，”他回答。

转个弯，我就来到他住的那条街了。

******

老实说，那个时候，我所知道的阿尔伯特·刘易斯不过是一个听众对一个演讲者的了解：他的演讲风格，表现力，他威严的声音和舞动的手臂是如何让会众全神贯注的。没错，我们曾经还挺熟悉的。我孩提时代他教过我，而且，但凡有婚丧嫁娶之类家庭大事——我姐姐的婚礼，祖母的葬礼——都是他以神职人员的身份主持的。但是，我差不多有二十五年时间，和他没有什么往来了。再说，我们对我们的宗教领袖能有多少了解呢？你听他布道。你尊敬他。但是从人的角度而言呢？从我的角度而言，他如同一个离得远远的君王。我从没在他家吃过饭，也没和他交往过。如果他有什么缺点，我不了解。他个人的生活习惯？我完全没有概念。

哦，那也不全对。我知道他的一个习惯。我知道他喜欢把他的话唱出来。我们教堂的每个人都知道。在布道的时候，他能够把任何句子转换成歌词。交谈的时候，他会突然唱出名词或者动词来。他一个人就是一小台百老汇演出。

在他上了年岁之后，如果你询问他近况如何，他会挤挤眼，然后像指挥家那样举起一个手指，当成指挥棒，吟咏道：

“白发苍苍的大先生，

已经比不得过去，

比不得过去……”

我踩下刹车。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不是个合适的致悼词的人选。我已经不是个虔诚的信徒了。我甚至都不生活在这个州。再说了，他是专门在葬礼讲话的人，我不是。谁能够为专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致悼词呢？我想我应该拖一拖，找个推辞的借口。

人总是喜欢从上帝那里逃开。

但现在，我正逆向而行。

遇见“大先生”

沿车道我走到门前，脚下的门垫四周散落着碎叶子和青草。我摁下门铃。这些平常不过的举动，却让我感觉很怪异。我想那是因为我从没有想象过一个神职人员会有门铃。但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在盼望看到什么。那就是栋房子。他还能住什么地方呢？难道住在山洞不成？

因为门铃都让我感到了意外，应门铃之人更让我没有思想准备。他穿着袜子，凉鞋，一条长款的百慕大短裤[2]，领尖带纽扣的短袖衬衫，衬衫没有束进裤子里。在此之前，我所见到的到“大先生”不是穿着西装就是长袍。我和我的少年朋友们那时都叫他“大先生”。这名号可以归类在我们对超级英雄的称呼里：“大石头”[3]，“绿巨人”[4]，还有“大先生”。我说过的，那时候他是个令人生畏的角色，高大，严肃，大脸庞，浓眉毛，密密的头发。

“哈——罗，年轻人，”他快活地招呼我。

噢，嗨，我一边回答，一边刻意地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

离得近了，他看起来似乎有点弱不禁风。我第一次见到他裸露的上臂，瘦弱且布满了老年斑。他鼻梁上架着的镜片很厚。他不停地在眨眼，似乎是要看清楚某样东西。他那样子，好像是个老学究，穿衣服穿到一半，被人打断了。

“进——来，”他唱了起来，“进——来吧！”

他捋到一边的头发，介于灰白与雪白之间，下巴上花白的范戴克式胡子修剪得很短，但我还是注意到有几处没有修干净的地方。他朝书房走去，步履有些蹒跚，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腿，尽量缩小脚步，害怕会撞倒他。

怎样才能形容我那天的心情呢？我后来发现在《以赛亚书》里，上帝是这样说的：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应该有那样的感觉——低微，没有什么价值。我的意思是，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我应该要仰视他的，对不对？

不过，我还是迈着小步跟上了他，这个穿着袜子和凉鞋的老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看起来傻呵呵的。

一点历史

我应该交代一下，我为什么不想接受这个致悼词的任务，或者说，故事开始的时候，我的宗教立场。老实说，我的立场是没有立场。你知道基督教是如何描述堕落天使的。或者再想想古兰经是如何形容拒绝向神的创造物低头的伊比利斯[5]的下场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堕落其实并没有那么戏剧化。你是不知不觉中走远的。走着走着就迷失了。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那样的。

唉，我是多么有可能成为一个虔诚的人啊。我有成千上万次的机会。我出生于新泽西郊区一个中产家庭，父母一周三次把我送到“大先生”主办的圣经学校。一种选择是欣然接受，另一种选择是像个犯人似地被拽去。我属于后一种情况。我（和街区里其他几个犹太家庭的孩子一起）坐在车上，羡慕地看着那些基督教家庭出生的朋友们在街上踢球玩。为什么是我？我愤愤地想。在课堂上，老师会发些小饼干给我们吃，我坐在那里，舔着饼干上的小盐巴，懵懵懂懂的，一心盼着快点下课，那样就自由了。

十三岁的时候，同样，在我父母的要求下，我不仅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参加了教会的坚信礼[6]，我还学会了如何吟诵《摩西五经》[7]，也就是《旧约》的前五卷。在周六的早礼拜上，我还经常上台读经。我得穿上唯一的一套西装（当然是海军蓝色的），站在一个木箱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够高，能够看得到经卷。“大先生”就站在几步之外看着我。我完全有机会在仪式结束之后和他攀谈，谈论那一周的宗教命题。但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仪式结束后，我会和他握握手，然后赶紧逃到我爸爸的车里，回家去。

读高中的时候——在我父母的再次坚持下——我上了一个私立高中，一半的时间学世俗知识，一半的时间学神学。除了几何和欧洲历史，我学习了希伯来文的《出埃及记》，《申命记》，《列王纪》，《箴言》。我还写过关于方舟，吗那[8]，卡巴拉教[9]和耶利哥城墙的文章。我甚至还学过古亚拉姆语[10]，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翻译十二世纪犹太哲学家拉什和马蒙尼德关于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论著。

到了该上大学的时候，我进了马萨诸塞州一所小型私立大学，布兰迪斯大学。这个大学有很多犹太裔学生。为了补贴学费，我到波士顿的一个教会里组织过几个青年社团。

也就是说，在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之前，我接受了一个非宗教人士所能接受的最好的宗教教育。

然后呢？

然后我几乎是逃跑一样远离了我的宗教。

******

那不是叛逆。也不是信仰的迷失。坦诚一点说，那是漠然。因为没有那样的需要。我成了一名体育记者，事业发展得不错。工作占据了我的生活。星期六早上我要报道大学橄榄球赛，周日早上则是专业橄榄球赛。我不再参加礼拜。哪来的时间呢？我过得不错，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要向上帝祈祷的，只要我不去害人，上帝对我应该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我们之间基本上达成了类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约定，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不再遵从任何宗教仪式。我约会的女孩，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最后我娶了一个漂亮的黑发女孩，她有一半黎巴嫩血统。每年十二月，我给她买圣诞节礼物。我们的朋友们打趣说：犹太小子娶了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祝你们好运吧。

岁月荏苒，我越来越无法忍受那些彰显与众的宗教行为。对于那些有着热诚宗教信仰的人，我退避三舍。我在政界和体坛所目睹的虚伪的虔诚——从情人住处赶去参加教堂礼拜的议员们；先是弄虚作假，再为了比赛结果而下跪祈祷的橄榄球教练们——这一切让信仰变得不可信。此外，美国的犹太人和虔诚的基督徒，穆斯林，或者是穿纱丽的印度人一样，内心总觉得太表露自己的身份信仰，会惹人不快，所以大家在宗教问题上总是欲言又止。

所以我也闭口不谈。

实际上，这些年里我和宗教的唯一关联就是我童年时代在新泽西加入的这间教会。我始终没有加入其他教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情况显然没有什么道理。我住在密歇根——那离我们的教会足有六百英里之远。

让我们这么说吧，我肯定可以找到一个更近的地方祈祷。

但是，我还是守着我的老地盘。每年秋天，我都飞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犹太新年日的礼拜。或许是我太顽固了，不愿意改变。或许是因为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没有必要去改变。但一个没有料想到的结果是，有一件事情因此而一直没有改变：

从出生那天起，我就有一名拉比——而且始终只有一位拉比。

阿尔伯特·刘易斯。

从始至终，他主持着同一所犹太教堂。

我们都是对一个教会从一而终的人。

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

亨利的故事

我在郊区长大的同时，有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男孩生活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有朝一日，他也在他的信仰问题上挣扎彷徨。但他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孩子睡觉的地方有老鼠出没。

亨利·科温顿在他爸爸威利和妈妈维尔玛·科温顿所生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他们住在华伦街一间非常小、非常破的公寓里。四个男孩挤在一间卧室里，三个女孩睡在另一间。

厨房里老鼠肆虐。

夜里，为了防止老鼠窜到卧室里去，他们会留一盆米饭在桌上吸引老鼠。白天，亨利的大哥用BB枪来对付老鼠。亨利从小就怕老鼠，因为怕被老鼠咬而总睡不安稳。

亨利的妈妈是个女佣——通常为犹太人家庭服务——而他的父亲则是个高大、壮实的混混，特点是喜欢在家里哼歌。他的声音优美，像奥蒂斯·雷丁[11]。到了星期五晚上，他在浴室里边刮胡子边哼“粗腿的娘们”之类的小调，他的老婆听了总是怒火中烧，因为她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鬼混。接下来夫妻俩多半要干上一架。大声且凶蛮。

亨利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父母酒后混战，在诅咒和尖叫声中，他的父母从屋内吵到了屋外。维尔玛拿出了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来复枪，威胁要把丈夫给毙了。就在她拉下扳机的那一刻，一个赶来劝架的人喊着冲了过来：“不，夫人，住手！”。

子弹射进了这个人的胳膊。

维尔玛·科温顿被关进了贝德福山监狱，那是一所警备森严的女子监狱。她在牢里待了两年。周末，亨利跟着爸爸去监狱看望她。隔着玻璃窗，他和她说话。

她会问：“你想妈妈吗？”

亨利会回答：“想的，妈妈。”

那几年，他瘦得皮包骨头，得吃一种奶油糖般的营养补充剂来增加体重。周日他会去家附近的一个浸礼会教堂，因为那个教堂的牧师在礼拜结束后带孩子们回家吃冰激凌。亨利很喜欢。他就是这样开始接触基督教的。牧师给他们讲耶稣和天父的故事。亨利看到过耶稣像，但上帝的模样却需要自己想象。在他的想象中，他觉得上帝像一块巨大的乌云。乌云有眼睛，但不是人类的那种眼睛。云上还顶着一个皇冠。

夜晚，亨利向云祈祷，让老鼠离他远远的。

关于上帝的文档

“大先生”领着我走进他的小书房。悼词这个开场白，显得太沉重，太尴尬，就好像医生和病人刚见面，病人就得脱掉自己的衣服让医生检查。你总不见得一见面就说：“让我们谈谈你死了之后我该说些什么吧？”

我开始闲扯。谈谈天气，再谈谈过去的老邻居。我们在屋里转了一圈，简单参观了一下。书架上塞满了书和文件夹。桌子上挤满了信和笔记本。到处都是打开的盒子，大概他在查看，或是整理什么东西。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

他说：“好像我已经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经历都给忘了。”

那把这些再看一遍说不定还得用一辈子。

“嗬，说得好，说得好！”他笑道。

能逗他笑感觉蛮奇怪的。感觉特别的同时，好像还有对他不够尊重的意思。离他近了，他似乎不再如我年少时记忆中那么高大雄伟。那个时候，我在教堂的观众席上总是要抬头仰视他。

现在，我们站在了同一高度，他看起来似乎小了好几号。而且很虚弱。他的身高大概是因为年岁而缩了几英寸。他的阔脸颊现在有些下垂，不过他的微笑依然充满了自信，眼睛眯缝起来，依旧是个睿智的凝视。他的步伐变得小心翼翼，显然是怕站不稳而跌倒，死亡真的是离他不远了。我想问他，简简单单一个问题：还有多久？

但是，张开口，我问他那些文件夹里都是什么？

“哦，那都是些剪报，为布道准备的。我剪报纸，杂志。我是‘扬基快船’[12]，”他咧嘴笑道。

扬基快船？

我看到一个文件夹上贴着一个标签，上写“老年”。另一个巨大的夹子上写着“上帝”。

你有一个关于上帝的文件夹？我问。

“是的。麻烦你把这个夹子挪到下面一层去。”

我踮起脚，伸手够到那个夹子，小心翼翼地抽出来，尽量避免碰翻边上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在了低一层的搁板上。

他唱道：“靠近你，我的上帝。”

******

总算，我们坐了下来。我打开一个记事本。多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使我养成了采访的习惯，他点点头，眨眨眼，似乎明白正事就要开始了。他的坐椅是低靠背，带轮子的那种，坐在上面可以让他在书桌和书柜之间滑来滑去。我坐的则是一把厚重的绿色皮扶手椅。太软了。我像个孩子一样陷在了里面。

“坐得舒服吗？”他问。

是的。我撒谎了。

“想要吃点什么吗？”

不用，谢谢了。

“饮料呢？”

也不必了。

“好吧。”

好的。

我还没有考虑过该如何开始提问。什么样的问题才合适做第一个问题呢？总结人的一生，该如何着手？我又瞟了一眼边上那个标着“上帝”的文件夹。或许，因此受到了启发（那个文件夹里会有些什么呢？），我冒出了一个对我面前的神职人员来说，答案再清楚不过的问题。

你相信上帝吗？

“是的，我相信。”

我把这记到我的笔记本上。

你对上帝说话吗？

“经常。”

你说些什么。

“最近吗？”他叹了口气。然后好像是自问自答：“这些天我说，上帝啊，我知道我很快就要和你见面了。见了面我们可得好好谈谈。但是，上帝，如果你真要带我走，请快快现在就带我走吧。如果你还要留给我一段时间，”说到这里，他摊开手掌，看着天花板，“那请你给我力量，让我做好应该做的事情。”

他垂下手臂。他耸耸肩膀。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谈到自己的死亡。我突然意识到我所答应做的，不单是致悼词这件事情。我现在问的每个问题，其实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那个我还没有勇气问出来的问题。

你死了以后我该怎么评价你呢？

“唉，”他叹了口气，又抬头看天花板。

什么？上帝回答你吗？

他微笑。

“我还在等，”他说。

那是一九六六年

……祖母来看望我们。我们吃完晚饭。餐盘被收拾走。

“今天是忌日，”祖母对妈妈说。

“在柜子里，”妈妈回答。

我的祖母矮矮胖胖的。她走到柜子前，以她的个子是够不到上面那层隔板的。

“跳起来帮我拿一拿，”她对我说。

我跳起来。

“看到那个蜡烛了吗？”

最上面那层隔板上有个盛着蜡的小玻璃杯。蜡烛芯在中间竖着。

“这个？”

“当心点。”

这是干什么用的？

“你祖父，”她回答。

我跳下柜子。我从没见过祖父。他死于心脏病。死的时候是夏天，在度假小别墅，他刚刚修好水槽。那年他四十二岁。

这是他的吗？我问。

妈妈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把这个点燃了来纪念他。你可以去玩了。”

我向外走，但又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妈妈和祖母站在蜡烛前，小声祈祷。

后来——等她们上楼之后——我又偷偷溜回那里。灯都关上了，蜡烛那微小的火焰照着灶台，水槽和冰箱的一侧。在我那个年龄，我还不懂那是个宗教仪式。我觉得那很神奇。我在想，祖父是不是在那里面呢，在那个小小的火焰里，孤零零一个人在厨房，困在那个小小的杯子里。

我不想死。

亨利的故事

亨利·科温顿接受耶稣为他救主的时候，只有十岁。那是在纽约州比佛希尔举办的一个小规模的圣经学习夏令营上发生的事情。对于亨利来说，这个夏令营意味着可以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远离布鲁克林的喧嚣。到了这里，孩子们在户外嬉戏追逐，抓青蛙，采薄荷叶，把叶子放到盛水的大罐子里，放到太阳下晒。到了晚上，辅导员们在大罐子里加上糖，就成了薄荷茶。

一天晚上，一个肤色白皙、长相漂亮的辅导员问亨利愿不愿意和她一起祈祷。她十七岁，苗条，举止温柔；她穿一条棕色的裙子和白色有褶皱边的上衣，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她的美丽让亨利无法呼吸。

是的，他回答。他愿意和她一起祈祷。

他们走到简房外。

“你的名字是亨利，你是上帝的好孩子。”

“我的名字是亨利，我是上帝的好孩子，”他重复道。

“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吗？”她问。

“是的，我愿意，”他回答。

她抓住他的手。

“你愿意承认你的罪恶吗？”

“是的，我愿意。”

“你要耶稣原谅你的罪恶吗？”

“是的。”

她用她的前额贴着他的前额。她的声音变轻了。

“你是否请求耶稣主宰你的生活？”

“我请求他。”

“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

“是的，”他喃喃地说。

天很热。夏季的暮色是红的。亨利感觉到女孩贴着他的额头很柔软，她的手紧紧抓住他的手，她低声的祈祷离他的耳朵是那么近。这一定就是救赎了。他全心接受这样的救赎。

第二天，他的一个朋友得到了一支BB枪，他们用枪追逐、射杀青蛙。

四月

和平教堂

我开着车，在霏霏春雨中慢慢前行。在约“大先生”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我要求去他办公的地方看看，因为给人写悼词需要知道他的工作表现，对不对？

穿行在我年少时所熟知的新泽西郊外的道路上，感觉怪怪的。那时候，这里是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父亲们外出工作，母亲们在家煮饭，教堂的钟声时时响起——而我呢，则急不可耐地要去外面的世界。上完高三，我去了波士顿附近的一所大学就读，然后移居欧洲，返回纽约，再也没有回到这里生活过。对于我想要成就的事业来说，家乡这片土地像是太小了，待在这里就好像是被迫穿着不再合身的中学校服。我梦想去旅游，去结交海外的朋友。我听到了“世界公民”这个说法。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现在，四十出头的我，又回来了。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我看到橱窗里有写着“果泥冰”的招牌。那是我们孩提时代喜欢的零食，有樱桃味的和柠檬味的，小的十美分，大的十五美分。在别处我还没见过有卖这个的。我看到有个男子舔着一杯“果泥冰”从店里走出来，我恍惚想着，如果我从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继续生活住在这里，舔着“果泥冰”，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思绪很快又回来了。我到这里是有目的的。等事情完成了，我也就该回家了。

******

停车场上几乎没有什么车。我朝有着高高玻璃穹顶的教堂走去，但心中并没有燃起什么怀旧之情。这已经不是我年少时参加礼拜的地方了。我们的教会，Beth Sholom（意为“和平之家”），和许多其他郊区的基督堂和犹太堂一样，几经搬迁，因为教会成员在不断搬家，搬往更富有的郊区，教会也就随着搬到更大的地方。我曾经以为基督堂和犹太堂应该像山那样，永远矗立在那里，永远是那个外形。但事实是，教会也得跟着顾客走。教堂也得建了再建。我们的犹太堂原来在一所改建的维多利亚式民居里，而现在的这个教堂，占地面积巨大，有宽敞的前厅，十九间教室和办公室，还有一堵墙用来纪念那些慷慨掏钱赞助教堂重建的信徒们。

就我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我少年时教堂所在的那幢破砖房。从后面进去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厨房飘出的香味。老教堂的每个角落我都再熟悉不过，包括放拖把的杂物间，因为小时候我们常藏到那里去。

我曾在那里躲过“大先生”。

话说回来，生活中还剩下什么东西是没有被改变过的呢？

******

“大先生”正在前厅等我。这次他穿着带领圈的衬衫，外罩运动款外套。他用一曲改编版的“你好，多莉”来欢迎我。

“你好，米奇，

你……好，米奇，

高兴看到你回来

回到你的故土……”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不知道我还能忍受他的“歌剧”多久。

我问他身体状况如何。他提到了常常发作的晕眩。我问严不严重。

他无所谓地耸耸肩。

“让我这么说吧，”他又唱了起来，“白发苍苍的老拉比……”

已经比不得过去，我抢着他的歌词说。

“哦。”

我突然感觉自己很糟糕，打断了他的歌。为什么我如此没有耐心呢？

我们沿着走廊朝他的办公室走去。因为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所以他的上下班时间完全由他自己掌控。如果他要完全待在家里，也不会有人反对。

但如同宗教是基于仪式的，“大先生”也喜欢上班的仪式。他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组建这个教会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十户人家参加，现如今，这个教堂的会众包括几千户家庭。我感觉“大先生”自己未必喜欢这样的大规模。成员太多了，他不可能去一一认识。教堂也请了新的拉比，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是助手级别的，他们负责处理日常运作。若放在当初，也就是“大先生”刚开始创建这个教会的时候，找个助手肯定是个可笑的主意。他过去一直自己带着钥匙，连锁门的事情也是他自己做的。

“看。”

他指着一扇门后一堆包扎起来的礼物。

那是什么？我问。

“新娘的房间。婚礼开始前，她们在这里换衣服。”

他上上下下地看着礼物，兀自微笑。

“真漂亮，是不是？”

什么？

“生活啊，”他说。

那是一九六七年……

……家家户户都已经为圣诞节装饰一新。我们的邻居大多是天主教徒。

一个雪后的早晨，我和一个小朋友步行去学校。我们都穿着连帽外套和橡胶靴子。我们路过一栋小房子，房子前的草坪上放着一组真人大小的基督诞生雕塑。

我们停下脚步，仔细观看那些雕塑。有智者，有动物。

那个是基督吗？我问。

“哪一个？”

那个站着的。戴皇冠的。

“我觉得那是他爸爸。”

那他边上的那个是基督吗？

“基督还是个宝宝呢。”

在哪里？

“在摇篮里。你真笨。”

我们伸长脖子。但站在街沿上是看不清摇篮里的基督的。

“我进去看看，”我朋友说。

最好还是别进去了。

“为什么？”

你会惹上麻烦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说。在那个年龄，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如果你是个犹太人，那你就不应该谈基督，或许连看都不该看。

“管它呢，我只不过看看，”我朋友说。

我紧张地跟在他后面走进去。雪在我们脚下发出很响的声音。走近了，那三个智者的形象看起来都很假，是用灰泥雕出来的，硬邦邦的“石膏皮肤”涂上了类似于橙子的颜色。

“那就是他，”我朋友说。

躲在他背后，我看到摇篮里，基督宝宝躺在画出来的稻草上。我打了个寒战。我似乎感觉到他就要睁开眼睛朝我们嚷：“我抓到你们啦！”

走吧，我们要迟到了。我一边说，一边往后退。

我朋友嘲笑我。

“胆小鬼，”他说。

亨利的故事

圣父是造物者，圣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些道理亨利很早就接受了，但亨利真正相信圣灵的存在，是十二岁那年，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在哈莱姆的真信堂。

当时教堂正在举行五旬节[13]礼拜——这个仪式出自于门徒们受耶稣召唤、接受“神灵降临”的典故。按照传统，人们要一一排队上前接受圣灵。亨利跟着人们走到讲坛前，轮到他的时候，有人在他身上涂了橄榄油，然后让他在铺在地上的报纸上跪下。

他听到有很多声音在说：“呼唤他吧。”

亨利开始呼唤。他喊着耶稣，耶稣，耶稣，一遍又一遍，声音越来越急，连成了一串。他的身体前后晃动，嘴里一遍遍喊着耶稣的名。几分钟过去了。他的膝盖开始作痛。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呼唤他！呼唤他！”教堂里的会众齐声附和着。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就要降临了！快呼唤他！”

他的头越来越沉重。他的胫骨抽筋了，很疼。

“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来了！来了！”

“呼唤他！呼唤他！”

他浑身是汗，喘不过气来。十五分钟，或许二十分钟过去了。那些从他嘴里冒出来的词，跌打滚爬，越发含混不清，所有的音节都连在了一起，听起来已经不再像“耶稣”这个词了。他像是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在咕咕囔囔，他的口水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打湿了报纸。他的舌头、嘴唇和牙齿好像组成了一台机器，疯狂地颤抖着……

“耶稣稣稣稣耶稣稣稣耶稣稣稣……”

“你要得救了！他要得救了！”

是的，他得救了。至少他认为自己得救了。他呼出一口气，长叹一声，几乎被自己的气息给呛住。他又长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擦了擦下巴。有人把他刚才跪着的那张湿报纸揉成一团，丢在一边。

牧师问他：“你现在感觉如何？”

亨利喘着气答：“我感觉很好。”

“主将圣灵赐予了你，所以你感觉很棒对不对？”

确实，他感觉很好，尽管他不确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但此时，面带微笑的牧师正请求上帝保佑亨利，那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一个能够保护他的祈祷。这会让他回家的时候多一点安全感。

那一晚，亨利接受了圣灵。但很快，他也接受了其他东西。他开始抽烟。他尝试喝酒。六年级的时候，他因为和一个女孩儿打架而被学校开除了。没过多久，大麻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一次，他听妈妈对亲戚朋友们说，在她说有的孩子中，论心肠论脾气，亨利是最合适的那一个。她的小男孩“有朝一日将成为一个牧师”。

亨利一个人偷着乐了。“牧师？知不知道我每天要抽多少大麻？”

信仰的考验

“大先生”在教堂的办公室和他家里的书房没有太大的区别。凌乱，东西堆得到处都是。纸张。信件。纪念品。还有些幽默摆设。门上贴着一张细数知足之福的纸条，几张搞笑海报，还有一个假的停车牌，上面是这样写的：

要是占了我的位子

我就让你没有面子

坐下后，我清了清喉咙。我的问题很简单。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内容，任何一篇像样的悼词都会需要。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

“这一行？”

宗教。

“哦。”

你受到了神的召唤吗？

“我不会那么说。没有。”

没有异象发生吗？没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吗？上帝没有以某种形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吗？

“我想你是读书读多了。”

嗯，你说的是《圣经》？

他咧嘴笑了：“那本书里可没有我。”

******

我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因为在我的脑海里，拉比，神父，牧师和教士，都是站在圣坛上的人。我觉得他们生活在人间和天堂当中的那个层面上。神高高在上，我们在地上。他们在中间。

这个联想特别适用于“大先生”，至少在我小时候。除了因为他有魁梧的身材，出众的名声，更因为他的讲道。他的讲道充满了热情与幽默，时而慷慨陈词，时而轻声细语。布道，对于阿尔伯特·刘易斯来说，就好比让明星投手投一个快球，让帕瓦罗蒂唱一曲咏叹调。人们聚集到他主持的教会，就是为了听他的布道——我想他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一点。而我还肯定在某些其他教会里，讲道还没有开始就有人开溜了。但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教会里。因为害怕迟到，错过了“大先生”的开场白，人们会紧张地看手表，并加快脚步。

为什么呢？我想那是因为他的讲道方式突破了传统。后来我才知道，他受训的布道方式是传统的、学院派的——从A点出发，通过分析和引用，到达B点——但经过两到三次的失败实践之后，他放弃了。听众们听着听着就走神了。太沉闷。他从人们脸上的表情就能够看出来。

他尝试从《创世记》的第一章开始，把文本分割成一个个最简单的章节，并把章节所传递的思想内容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他提问题。他分析答案。一种新的布道方式由此诞生了。

一年又一年，布道慢慢演变成充满激情的表演。他演讲的时候有魔术师般的魔力，把观众的情绪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高潮，一会儿是来自《圣经》的引语，一会儿又冒出一首辛纳特拉[14]的歌，一会儿是歌舞杂耍，一会儿是意第绪语[15]里的典故，有时候还会有观众的参与（“谁能上来帮我一下吗？”）。任何形式都是可能的。一次布道的时候，他拖出一个小板凳，坐在上面开始朗读苏斯博士[16]写的《乌龟耶尔特》的故事。还有一次，他为大家演唱了一曲《往日情怀》[17]。更有一次，他带来了一只西葫芦和一片木头，并分别用刀去砍这两样东西，他想要向大家证明，长得快的东西不长久，长得慢的才能保存更久。

他的布道，旁征博引，从《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本地的《周六晚报》，到花生漫画史奴比，莎士比亚和电视连续剧《辩护律师》，都是他的灵感来源。他能够用英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或者是假装出来的爱尔兰口音来传福音。他还在布道中加入音乐元素，从流行歌曲，乡村歌曲到古老的歌谣。我从“大先生”的讲道里学习到的语言的力量，要超过我从任何书本上所能够获得的。他布道的时候，你只要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被他吸引住的。就算他在责备大家，听众们照样聚精会神。真的，他的演讲能让人屏气凝神，一气听他讲完才能长舒一口气，他就有那么棒。

******

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到从选择职业的角度考虑，他是否是受了神的启示。我还记得圣经中摩西和燃烧的荆棘的故事[18]；以利亚和火里微小的声音的故事[19]；巴兰和他的驴子的故事[20]，约伯和飓风的故事[21]。我想一个凡人要传达神的旨意，必定是受了某种天启。

“并不总是以那种方式发生的，”“大先生”说。

那是什么让你入行的呢？

“我想过要当教师。”

一个神学教师？

“一个历史教师。”

在普通的学校里？

“就在普通的学校里。”

但是你去了神学院。

“我努力过。”

你努力过？

“第一次我失败了。”

你在开玩笑吧。

“真的。神学院的校长路易斯·芬克斯坦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阿尔，虽然你掌握了很多知识，但是我们觉得你不具备成为一个优秀的、能启迪人心的拉比的条件’。”

那你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我退学了。”

******

这，让我很吃惊。关于阿尔伯特·刘易斯这个人，有很多可以谈论的，但若说他没有启迪、引领一个教会的能力？对于熟知他的人来说，这太不可想象了。或许过去的他，为人太温和。或者太羞怯，不适合做教会领袖。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一失败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后来，他在纽约州波特杰微斯的一个夏令营找了一份当辅导员的临时工作。他辅导的孩子中有个特别不合群的。如果要求孩子们在某地集合，他必定会去另一个地方。如果要他们坐下，他就故意站起来。

这个孩子叫菲尼斯。那个夏天阿尔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他，鼓励他，听他诉说问题，耐心微笑。阿尔理解一个孤寂少年的反叛心理。他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一个生活在封闭的宗教环境里的胖孩子。几乎没有朋友。也从没正儿八经谈过恋爱。

所以菲尼斯在阿尔伯特·刘易斯那里发现了一个和自己相似，能够沟通的心灵。到夏令营结束的时候，那孩子已经完全改变了。

几星期后，阿尔接到菲尼斯爸爸的电话，邀请他去吃晚餐。原来，菲尼斯的爸爸是著名的犹太教学者和保守派领袖人物麦克斯·卡杜升。那一晚在餐桌旁，他说，“听着，阿尔，我真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你还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孩子。你还了一个年轻人给我。”

阿尔微笑了。

“显然你非常懂得怎么和人打交道——特别是和孩子。”

阿尔对此表示感谢。

“你有没有想过进神学院呢？”

阿尔吃惊到差点把嘴巴里的食物喷出来。

他回答：“我试过了，但没有成功。”

麦克斯想了一下。

“那再试一次吧，”他说。

有了卡杜升的帮助，阿尔伯特·刘易斯在神学院的第二次求学经历要顺当得多。他成绩出众。他顺利毕业。他当上了拉比。

此后不久，他搭乘公共汽车，来到了新泽西接受面试。那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讲道坛。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依旧在这个教会布道。

没有天使吗？我问。没有燃烧的荆棘吗？

“一辆公共汽车而已，”“大先生”回答，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答案。我所知道的最善于引领人们信仰的牧师，竟然只不过是通过帮助一个问题少年而开启了自己的潜能。

******

我收好我的黄色采访本，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从我们的两次会谈中，我获知的信息如下：他信仰上帝，对上帝说话，由于某种巧合而成为上帝的仆人，而且他善于和孩子打交道。总算是个开始。

我们走到大厅。我环顾了一下这幢我一年来一次的大楼。

“回家的感觉不错，对不对？”“大先生”说。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我问，你告诉我的这些事情，在……你知道……致悼词的时候用可以吗？

他摸了摸下巴。

“到了那个时候，我想你自然会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回答。

亨利的故事

亨利十四岁的时候，长期患病的爸爸死了。去殡仪馆的时候，亨利穿上了正装，因为威利·科温顿生前关照说，就算没有钱，其他事可以不管，但他所有的儿子一定要在他的葬礼上穿上正装。

一家人走近打开的棺材。他们看到了他的遗体。威利的皮肤非常黑，但殡仪馆把他的肤色妆成了棕色。亨利的大姐嚎啕大哭。她扑上去，一边擦掉涂抹在她爸爸脸上的油膏，一边扯开嗓子哭嚷道：“我老爸长得不是这样的！”边上，刚学会爬的小弟则想往棺材里爬。亨利的妈妈哭了。

亨利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他只想要他的爸爸活过来。

在相信上帝、耶稣以及其他任何高高在上的神灵之前，亨利崇拜他的父亲。他爸爸出生在北卡罗来纳，曾做过床垫厂的工人。这个身高足有一米九二的汉子，胸膛上满是枪伤。但他从来不跟孩子提这些疤痕是怎么来的。他是个硬汉，烟不离口，又喜欢喝酒。但晚上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以后，他常常变得温和了，会把亨利叫过来，问他：“你爱爸爸吗？”

亨利总是回答：“是的。”

“那给爸爸抱一抱。再给爸爸亲一亲。”

威利如同一个谜。他没有正经工作，但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靠着招摇撞骗和放高利贷过日子，但同时又绝对不允许偷盗的东西出现在自己家里。亨利在六年级染上抽烟的习惯以后，他父亲的唯一反应是：“你可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根烟。”

但威利爱自己的孩子，他爱问他们问题，常常考他们学校里学的知识，容易的问题答对了奖赏一美元，数学问题答对了奖赏十美元。亨利特别爱听他唱歌——特别是那些古老的灵歌，比如说那首《凉爽的约旦河边》。

但很快他就唱不了歌了。威利的背驼了，一直咳嗽。他得了肺气肿和肺结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几乎卧床不起。亨利给他准备吃的，并端到床边，尽管他爸在咳血，几乎什么都吃不下。

一天晚上，亨利给爸爸端去晚饭，他爸爸悲伤地看着他，用沙哑的嗓子说，“听着，儿子，要是你烟抽完了，可以拿我的。”

几个星期之后，他死了。

在葬礼上，亨利听到一个浸礼会的牧师说了些关于灵魂和耶稣的话，但没有怎么听明白。他无法接受爸爸死去的现实。他不断地想他爸爸会回来的，某天会突然出现在门口，唱着他喜爱的歌。

几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最后，失去了心目中唯一英雄的亨利，混混的儿子亨利，做了一个决定：从现在起，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五月

仪式

春天快要结束，夏季已经不远。近午的阳光从厨房的窗子照进来。这是我的第三次拜访。在我们开始前，“大先生”给我倒了一杯水。

“加冰吗？”他问。

不必了，我说。

他唱了起来。“不必加冰……那也很灵……那就不冰……”

朝他的书房走去，我们经过了一幅大照片，照片上的他还是个年轻人，站在山头，身后阳光灿烂。他又高又壮，头发黑黑的，朝后梳着，正是我孩童记忆中的他的样子。

好照片，我说。

“那是个值得骄傲的时刻。”

是哪里拍的？

“西奈山。”

就是摩西接受上帝十诫的地方？

“正是。”

什么时候的事情？

“六十年代。我和一群学者一起旅行。一个基督徒和我爬到了山顶。他给我拍的照。”

得花多少时间才能爬上山顶？

“好几个小时吧。我们爬了一整个晚上，日出的时候才到山顶。”

我瞥了眼他衰老的身体。这样的旅行他现在肯定是不行了。他的背驼了，腕部的皮肤又皱又松了，耷拉着。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的眼角又注意到了照片中的一个小细节。除了他的白衬衫和祈祷披巾，“大先生”身上还戴着传统的经文护符匣，那是一种小盒子，专门用来放赞美诗的，犹太教徒在做晨祷的时候会在头上或者手臂上绑上这种小盒子。

他说他一整晚都在爬山。

那就意味着他一直随身携带着这些小盒子。

******

像那样的仪式是“大先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晨祷。晚祷。吃某些特定的东西。不吃某些特定的东西。在安息日，不管刮风下雨，他必须走路去教会，因为这是犹太教义的规定。在犹太节假日中，他更要参加各种传统活动，比如说准备逾越节的宴席[22]，或者是在犹太新年把碎面包扔进小溪，象征抛弃罪恶。

天主教有晚祷、圣礼和圣餐；伊斯兰教有一天五次的礼拜，要穿干净的衣服，跪拜在祈祷垫上；就仪式而言，犹太教没有什么两样，那些仪式可以让你整天，整个星期，整年都很忙。

我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大先生”就告诫教会里的人——有时候是循循善诱式的，有时候就不那么客气了——要恪守各种传统仪式，对待诸如点蜡烛，说祝福语，特别是亲朋故去之后的哀悼祈祷，都马虎不得。

但就算他不断恳请教会会众严守传统，但一年又一年，传统还是一点点溜走，如同握紧的拳头越来越松。今天忘了一个祈祷，明天忘了一个节日。与异族通婚的也越来越多——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想到，现在他来日无多，这些仪式对他来说还有多重要呢？

“至关重要，”他回答。

但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只要在内心深处，牢记信仰，不是吗？

“米奇，信仰就是行动，”他回答，“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做的，而不仅仅是你信的是什么。”

******

现在，“大先生”不单执行这些仪式，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这些仪式而安排的。如果他不是在祈祷，那么他就是在学习经文——那是体现他信仰的主要行动——或是在做慈善，访问病人。他的生活因此而变得非常有规律，按照美国的标准而言，他的生活几乎可以称得上枯燥无味。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拒绝“陈规旧例”，拥抱新的生活方式。但“大先生”对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兴趣。他从不跟着潮流走。他不做普拉提，也不打高尔夫（曾有人给了他一根高尔夫球杆，那根杆子在他的车库里闲置了多年。）

但他虔诚的生活里有一种让人平静下来的东西：从一种仪式到另一种仪式；到了某个时间就做某件事情；每年秋天都要建造苏克棚[23]，并通过敞开的棚屋眺望星星；每个星期他都谨遵安息日的规定，把一周分成六个工作日和一个休息日，六比一。

“我的祖父母是这样做的。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接受了他们的信仰，但把这些传统给抛弃了，那对于他们所过的生活该如何解释呢？或者如何解释我的生活呢？代代相传，正是这些传统让我们……”

他搓着手，寻找着合适的字眼。

有了传承？我提醒他道。

他笑呵呵地看着我：“对了，传承。”

暮春

那天我们谈完一起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我心头涌起了罪恶感。我曾经遵循过这些宗教仪式。但我已经把它们遗忘了有几十年了。现在，我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和我的信仰有关的。哦，是的，我过着令人兴奋的生活。到处旅行。遇见各种有趣的人。但我日常生活的习惯——去健身房，浏览新闻，查收电子邮件——每一件都出于自身的考量，没一件和传统相关。那是什么让我传承了祖先们的生活呢？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晨报？我的工作需要灵活性。遵循仪式就会破坏灵活性。

此外，在我的心目中，宗教仪式虽然不错，但太过老套了，就好比在复写纸上打字一样。老实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中唯一一件接近于宗教仪式的事情就是拜访“大先生”。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去了他家，去了他办公室，我看到了欢笑的他，也看到了静默中的他。连他穿百慕大短裤的样子我也看到了。

这个春天我拜访他的次数，已经超过了我过去三年中见到他的次数的总和。我还是没有弄明白。我是那种令人失望的信徒。为什么他会选择我在他死后给他致悼词，我应该是那种在他生前让他失望的人。

我们走到了门口。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

他唱着回应我：“还有一个，在门口……”

你怎么能做到不愤世嫉俗的？

他停住脚步。

“做我们这样的工作是绝不能够愤世嫉俗的。”

但人类有那么多缺点。我们忽视仪式，忽视信仰——甚至忽视你。难道你没有感到厌烦的时候吗？

他满怀同情地窥探着我。又或许他意识到我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我？

他说：“让我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你的问题吧。有一个推销员。他敲了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人说：‘我今天不需要买任何东西。’

“第二天，推销员又来了。

“‘你别来了’，开门的人说。

“又隔了一天，推销员又出现了。

“开门的人冲他嚷道：‘怎么又是你！我警告你！’开门的人火气大极了，一口口水吐在了推销员的脸上。

“推销员露出笑容，用手帕将口水擦掉，然后抬头看看天空，说，‘肯定是下雨了。’

“米奇，那就是信仰。如果有人在你的脸上吐口水，你说那肯定是下雨了。然后你第二天再去。”

他再次微笑。

“所以，你也会再来的，对不对？就算不是明天……”

他张开手臂，好像是要接住一个包裹。我呢，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出了和逃跑相反的举动。

我给了他一个拥抱。

这是一个快速的拥抱。有点笨拙。但我还是感到了他的背上瘦削的骨头和他带胡须的脸庞贴在我脸上。在那个快速的拥抱中，一个犹如英雄般高不可及的为上帝工作的人，似乎缩小到了真人的尺寸。

现在回头想想，就是在那一刻，那个写悼词的请求变成了另外一些东西。

夏

那是一九七一年……

那年我13岁。那是个大日子。我低头看着经卷，拿着一根银色的教棒。教棒的末端做成了一个手的样子。我诵读着那古拉的经卷，尚未变声的嗓子显得有点刺耳。

前排坐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他们后面坐的是亲朋，好友，还有同学。

看着书，我默默告诫自己。不要搞砸了。

我又诵读了一会儿。我读得还不错。读完后，周围的一圈人过来和我握手，我的掌心湿漉漉的。他们小声用犹太语说着“祝贺你”——然后我转身，走过长长的讲坛，走到穿着长袍的“大先生”站着等我的地方。

他低下头，透过眼镜片看着我。他示意我坐下。那椅子看上去巨大无比。我看到了他的祈祷书。里面夹满了各种各样的剪报。我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他的私人洞穴里。他大声唱了起来，我紧跟着他也大声唱——非常大声，因为这样他就不会感觉我在偷懒了——但我的身体其实是在发抖。我已经完成了受诫礼仪式的规定部分，但接下来的才是真正让人不安的：和拉比的对话。这是没有办法事先准备的。需要随机应变。因为这是即兴发挥的。最糟糕的是，你必须站在他旁边。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逃走。

祷告结束之后，我站起来。我的个子还没讲坛高，下面的一些观众侧着身子才能看到我。

“大先生”说：“好了，年轻人，告诉我们你感觉怎么样？放松了？”

嗯，我嘟囔着。

我听到观众席上人们的窃笑。

“几个星期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过你觉得你的父母如何。你还记得么？”

记得一点，我说。

更多的笑声。

“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完美，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僵住了，说不出话来。

“你说他们并不完美，但是……”

他朝我点点头。说吧，往下说。

但他们不需要改进？我试探道。

“但他们不需要改进。”他肯定我的回答，“这个回答非常有见地。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更多笑声传来。

“这说明你愿意接受人本来的面目。没有人是完美的。就算是老爸和老妈也不例外。那是可以接受的。”

他微笑着把双手放在我头上，并背诵起一段祝福的经文：“愿主的容颜照耀着你……”

就这样，我被祝福了，上帝照耀着我。

我心里却在疑惑着：这意味着我要做得更多，还是可以少一点呢？

亨利的故事

就宗教意义而言，我在那个时候“成人”了。差不多同时，亨利成了一个罪犯。

最初，他偷汽车。大哥撬锁，他帮着望风。接着，他开始偷钱夹，偷商店里的东西，地点以超市为主，他把偷来的猪排、香肠之类藏在肥大的裤子和衣服里。

上学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同龄的孩子们在打橄榄球或参加毕业舞会的时候，亨利在实施暴力抢劫。年轻的，年老的，白人，黑人，都无所谓。他挥舞着手枪，要他们把现金、皮夹和珠宝交出来。

一年年过去。亨利结下了不少仇人。1976年秋天，在同一个街区混的另一个家伙把他扯进了一宗谋杀案的调查中。那家伙跟警察说亨利是凶手。后来，他又改口说是其他人干的。

警察来询问亨利的时候，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六年级、但时年已经十九岁的亨利自作聪明地以为可以借此报复对头，并从警察那里捞到一笔五千美金的奖赏。

所以，他没有实话实说，说自己“毫不知情”，或者是“我并没有在现场”，他开始胡吹，编造了有什么人在现场，做了什么事情。他撒了一个又一个谎。他说他自己也在现场，但不是个参与者。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事实上，他再蠢不过了。他扯的谎最终把他自己送进了监狱——陪着那个家伙——罪名是过失杀人。那个家伙在法庭上被判有罪，要蹲二十五年监狱。亨利的律师马上建议他主动认罪，这样可以减刑。七年。认命吧。

亨利垮了。七年？为了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

“我该怎么办呢？”他问他妈。

“七比二十五少，”她说。

他忍住眼泪，接受了法院的判决，被铐上手铐带走了。

在去监狱的车上，亨利诅咒着那不公的判决。但他没有计算如果他因为做过的那些坏事被抓，他会被判上几年。他满怀着怒气和不满，发誓等出了监狱，要把失去的给补回来。

我们失去的……

此刻是2003年夏天，我们在厨房里。他的妻子萨拉已经剥开了一个柚子。“大先生”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红色袜子和凉鞋——对他这样的穿着打扮，我已不再感到惊奇。他端过盘子。

他说：“来，吃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不饿吗？”

一点点就够了。

“这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吃了一片。

“喜欢吗？”

我转了转眼睛。他学我的样子也转了转眼睛。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在拜访他，因为三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有人提出要你帮忙写悼词，你一定以为所悼之人离死不远了。

但我发现“大先生”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暴风雨来了，树干弯曲了，但就是折不断。这些年来，他得过霍奇金氏症[24]，肺炎，心跳不规律，还经历了一次小中风，但他都扛过来了。

最近这些日子，为了让他八十五岁的老身子骨还能正常运作，他不得不吃很多药，包括治疗癫痫的狄兰汀（Dilantin），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洛汀新（Vasotec）和倍他乐克（Toprol）。最近，他还发了一次带状疱疹。就在我的这次拜访前不久他还摔了一跤，导致肋骨骨折，住院治疗了几天，医生要求他随身携带并使用拐杖——“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医生是这么叮嘱他的。但他几乎不那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教会上上下下会觉得他快要不行了。

每次去看他，他都等不及要见我，私底下，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和身体的衰老抗争。我不喜欢看到他日渐衰弱的模样。他一直有着伟岸高大的形象，是我心目中高大而正直的为上帝工作的人。

自私地讲，我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

其实，我经历过另一种情形。那是八年之前，我目睹了我所敬爱的老教授，莫里·施瓦茨，慢慢死于肌肉萎缩症。每周二我去波士顿郊外拜访他。尽管他精神熠熠，肉体却一点一点衰弱下去。

我每周二的拜访坚持了不到八个月，他就过世了。

阿尔伯特·刘易斯和莫里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希望他能够活得更长些。我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的老教授。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如果再有那么几分钟时间能让我……”

我开始期盼和“大先生”的见面——我坐在绿色的大椅子上，他在桌上无望地寻找着某封来信。有时候，我会直接从底特律飞到费城。但更多时候，我会在星期天早晨，在纽约录制完一档电视节目后，从纽约乘火车赶往那里。我到的时候，通常是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想我们两个人的会面也可以被称为小规模的礼拜，如果两个犹太人在一起谈论宗教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礼拜的话。

我的朋友们对发生在我们俩之间的交往纷纷表示了好奇，或者是不相信。

“你去他家，就像去任何普通人家里一样吗？”

“你不害怕吗？”

“你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你祈祷呢？”

“你真的和他讨论他的悼词吗？那不是很怪异吗？”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事还真的有些不同寻常。其实，在数次拜访之后，不去也可以了，因为我要为悼词而搜集到的信息已经足够用了。

但是我感到有必要再见他，了解他最新的情况，这样才能确保我的描述准确地反映他是怎样一个人。哦，好吧，还有其他原因。他在我心中激起了长久以来处于沉睡状态的某种东西。他一直在颂扬他称之为“美丽的信仰”的东西。如果其他人这么说，我肯定会觉得不舒服，最好能够躲得远远的。但看到他在这个年纪仍旧如此——该怎么说来着？——喜悦，让我觉得了解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信仰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很多，但对他来说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信仰给了他一颗平和的心。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拜访他。我们交谈。我们欢笑。我们读了他过去的一些布道辞，讨论了它们放在当下是否还有意义。我发现我对“大先生”几乎可以无话不谈。他有那种本事，当他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止了，你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许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才能，他才能做好他的工作。

也或许是这份工作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

不过现在，他更多的是听，而不是讲。他已经从“资深拉比”的位置上退休，会议和文件处理工作减少了很多。不像他刚刚到的时候，现在这个教会基本上可以很好地“自转”了。

现实的情况是，他完全可以搬到更暖和一点的地方去过晚年，比如说佛罗里达，亚利桑那。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他曾去迈阿密参加过退休人士的会议，当他发现很多退了休的老同事移居到那里的时候，感觉非常困惑。

“你们怎么能够离开你们的教会呢？”他问。

他们回答说不能够站在讲坛上，或者是新来的拉比并不喜欢他们还常常出现在教堂里，那种感觉不好受。

“大先生”经常说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最大的威胁就是“自我”意识。他显然没有这种受伤的感觉。退休之后，他自觉地从大办公室搬到了小办公室。一个安息日的早晨，他离开了讲坛上他最喜欢的一个位子，悄悄坐到后排他夫人的边上。整个教会为之震惊。

像约翰·亚当斯[25]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去农庄务农一样，“大先生”也隐退于人群之中。

“大先生”一九五八年的一份布道辞

一个小女孩带着她在学校里画的一幅画回到家。她蹦蹦跳跳走进厨房。厨房里她妈妈正在准备晚饭。

她一边挥舞着图画，一边叫嚷着：“妈妈，你猜猜？”

妈妈没有抬头。

她仍旧埋首于锅碗瓢盆之间，只是问：“怎么了？”

“猜猜么？”孩子重复道，依旧挥舞着图画。

“怎么啦？”母亲依旧在摆弄餐盘。

“妈妈，你没有听我说话。”

“宝贝，我听着呢。”

“可是妈妈，你没有用你的眼睛来听。”孩子回答。

亨利的故事

他先是被关在了东河中的里克斯岛上，靠近拉瓜迪亚机场跑道。监狱离家不远，只有几英里而已，这让亨利更加痛苦，因为这等于在提醒他，他的愚蠢让他有家回不得，只能在高墙之后度日。

在里克斯监狱服刑期间，他目睹了他这辈子都不愿再回想的情形。他看到了囚犯们是如何滥用暴力，互相殴打。攻击者会用毯子裹住挨打的人的头，这样被打的就看不到发起攻击的人的脸。有一次，有个家伙和亨利发生了争执，他走进亨利的房间，对着亨利的脸就是一拳。两周后，同样还是这个人，又试图用一把磨利的叉子扎亨利。

这个时期，亨利满脑子想到就是要证明他是无辜的，但那有什么用呢？监狱中的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过了一个月左右，亨利被送进了纽约州北部，一级戒备的阿尔米拉劳教所。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下，无法入睡，每天不停地抽烟。一个炎热的晚上，他满身大汗地醒来，爬起来给自己倒了杯凉水。睡意退去，他看到了牢房的铁门，想起了自己身在何处。他跌坐到自己的床上，哭了。

那个晚上，亨利问上帝为什么让他长大，为什么不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让他死去。朦胧中有一道光闪过，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圣经》上。他打开《圣经》，翻到的是《约伯记》中约伯诅咒自己的诞生日。

那是第一次他感觉到上帝在和他对话。

但是他没有听。

六月

社区

吃完蜜柚，“大先生”和我转移到他的书房。书房里依旧非常杂乱，到处都是箱子、纸、信和文件。如果精神更好一点，他会提议我们去户外走走，因为他喜欢到小区里散散步，但他也承认，自己对邻居越来越不熟悉了。

“我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时候，”“大先生”开始回忆，“大家都认识大家。一栋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照顾。

“我记得有一次，我很饿。有一辆装着水果和蔬菜的大卡车停在我们楼前。我用身子去撞车子，希望能够掉个苹果下来，而且这样，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偷窃。

“突然，我听到有个声音从天上对我喊，而且说的是犹太语，那声音说：‘阿尔伯特，不可以。’我跳了起来。我以为是上帝在对我说话。”

那是谁呢？我问。

“是我们楼上的一个女邻居。”

我笑出声来。这和上帝也差得远了点。

“不，但是，米奇，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活在对方的生活中。如果有人要跌倒了，边上会有人可以扶他一把。”

“这就是一个教会存在的核心意义。我们所谓的Kehillah Kedosha——一个神圣的社区。我们正在失去它。大型郊外生活区的出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一辆车。每个人都有无数事情要做。你还怎么能够帮到你的邻居呢？一家人能够凑齐了坐下来吃顿饭就不错了。”

他边说边摇头。总体来说，“大先生”不是个落伍的人。但我明显看出他显然不喜欢这方面的变化。

******

不过，就算已经退休了，“大先生”还是有办法维护他神圣的社区。他常常会拿起那本写得有些凌乱的通讯录，戴上眼镜，按下一个个电话号码。他家里的那部电话是孙辈送他的礼物，有着巨大的黑白色数字键盘，这样他拨起号码来就比较容易。

“你……好，”他会说，“这是阿尔伯特·刘易斯，我找……”

他总是记得别人的大日子——纪念日，退休日——并在这些日子给别人电话。他还给那些生病的人打电话。他总是耐心地听别人讲述他们的喜乐哀怒。

他特别留意给教会里那些最年长的教友打电话，因为，“这会让他们有归属感，”他说。

我想，他说的“他们”是不是也包括了他自己呢。

******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我一周要和一百多个人交流，但这些交流不是通过邮件就是通过短消息。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黑莓手机。我和别人的对话都非常简短：“明天再通电话”，或者是“到时候见”。我不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大先生”不搞这种简单交流。他不使用电子邮件。他说：“在电子邮件里，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出问题？他们可以写任何东西。我要看见他们。如果看不到，那我至少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我看不到他们，又听不到他们，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

他呼了口气。

“当然，想当初……”他说。

他突然唱了起来：

“想当初……我会挨家挨户去拜访……”

******

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先生”到我们住的那条街来拜访的情形。我曾记得拉开窗帘看到“大先生”的车停在屋子前。当然，那个时候，医生上门看病，送牛奶的把牛奶送到家门口。没有人安装家庭报警系统。

当人们经历丧亲之痛，孩子出逃，有人失业，“大先生”都会登门造访。要是放在今天，如果有人丢了工作，为上帝工作的人能够坐到你家的餐桌旁鼓励你，那该有多好？

但是，这种想法就算没有侵犯隐私之疑，至少也显得非常陈旧。没有人愿意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你现在还家访吗？我问。

“只在有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他回答。

那有没有不是你教会里的成员给你打电话的？

“当然。实际上，就在两个星期前，我接到医院的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有个女的，快要死了，她想要见拉比。’我就去了。

“到了那里，我看到了那位女士，她呼吸非常困难。她后面坐着一位男士。他问我：‘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告诉他：‘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人快要死了，想要找我说话。’

“他生气了。‘看看她，她能说话吗？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谁给你打的电话？’

“我无法回答。所以我任由他咆哮。过了一会儿，等他平静下来，他问：‘你结婚了吗？’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爱你的妻子吗？’我说是的。‘那你能活活看着她死去吗？’我回答：‘不，只要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我都会争取。’

“我们谈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最后我说，‘你能让我为你的妻子做个祷告吗？’他表示他对此非常感激。所以我就做了祈祷。”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就离开了。”

******

我摇了摇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我努力回想我上一次和陌生人交谈是什么时候。还有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搞清楚到底是谁给你打的电话了吗？我问。

“嗯，不算很清楚。不过，我走出医院的时候，我看到了以前在这家医院里碰到过的一个护士。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双目相对的时候，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是她给我打的电话。”

等等，一个基督徒给一个犹太拉比打电话？

“她看到有人在受苦。她想帮助他。”

她还真是够有胆量的。

“是的，”他回答，“还有很多很多爱。”

再讲一点历史

阿尔伯特·刘易斯居然能让一个基督徒女护士打电话向他求助，跨越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并非易事。还记得《圣经》中摩西称自己是“异乡的异教徒”吗？这个说法同样可以用在1948年，刚到新泽西海顿高地的“大先生”身上。

那时，这个社区刚因铁路的开通而兴起。铁路向西通往费城，向东直达大西洋。区里有八个基督堂，但只有一个犹太教会——如果那称得上是教会的话。教会在一栋改建的三层楼维多利亚式民宅里，左边的街上有天主堂，右边的街上则有一个基督教圣公教会的教堂。其他的教堂都有钟塔和砖墙立面，而“大先生”的教会则包括了门廊和厨房，教室是卧室改的，从旧电影院里拆下的坐椅安装在大厅里做听众席。房子中间有居家式样的楼梯通往二楼。

最初参加“教会”的约有三十多户人家，其中一些人住在离教堂四十分钟车程远的地方。他们写了一封信给神学院，恳请神学院能派一名拉比来主持教会的工作；如果神学院派不出人来，他们只能把这个教会给关了，因为维持教会的运作并非易事。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附近居民区内一些基督教徒还联名写信抵制。一个犹太人社群出现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阿尔接受了这个工作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状况。他参加了当地的神职人员协会。他和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交往。他拜访学校和教会，消除人们对犹太教的误解和偏见。

有一些误会的消除其实并不那么难。

一次，他坐在一间教堂的教室里向孩子们讲述什么是犹太教。一个小男孩举手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头上的角呢？”

“大先生”非常震惊。

“你头上的角呢？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头上都长角吗？”

“大先生”叹了一口气，请男孩走到教室前。他摘下他戴着的小圆帽（又叫“哥巴”），邀请小男孩摸一摸。

“你觉得我头上有角吗？”

男孩在他的头顶揉搓着。

“再找找，有吗？”

男孩终于确信他的头上并没有角。

“没有，”他小声说。

“哦。”

男孩坐回自己的位置。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大先生”继续讲课。

******

还有一次，“大先生”邀请了一位圣公会教派的牧师来他的教会讲道。他和这位牧师关系不错，“大先生”觉得神职人员进行工作交流是个不错的主意。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礼拜。祈祷歌唱完之后，“大先生”向会众介绍了这名牧师。他走到讲道台前。听众们安静下来。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站在这里，而且我非常感谢拉比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他说。

突然间，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睛。他开始讲述阿尔伯特·刘易斯是个多么好的人。他激动地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帮助我让你们的拉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死一般的沉寂。

牧师继续叹道：“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不希望看着他落入地狱……”

还是死一般的沉寂。

“主啊，让他接受耶稣吧，主啊……”

这是一次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永远难忘的礼拜。

******

但也不是没有棘手的情况。那时候“大先生”的教会里有一个叫根特·雷福斯的德国移民，有一年新年礼拜的时候，他冲进了教堂，把“大先生”拉到一边。

根特的脸惨白惨白的。他的声音在发抖。

“大先生”问：“怎么了？”

原来，几分钟前，根特在教会外的空地上维持停车的秩序。附近天主教会的一名神父气急败坏地冲过来，大声嚷嚷着犹太教会的人把他教堂外的停车场地都给占了。那是一个周日，他要把车位留给他们教会的人。

根特说这名神父咆哮道：“把他们都弄走。你们这些犹太人，现在就把车都给开走！”

“但今天是我们的新年，”根特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星期天过你们的新年呢？”神父继续吼道。

“这个日子可是三千年前就定下来的，”根特回答。他是个移民，所以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点德国口音。神父怒目相向，冒出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大屠杀怎么没有把你们都给杀了呢。”

根特气坏了。他的妻子在纳粹集中营里待过三年半。他冲上去想揍那个神父。还好有人过来劝阻，根特就这样脸色惨白地回到了教会。

第二天，“大先生”给负责这一教区的天主教主教打了电话，向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又隔了一天，电话铃响了。打电话是那个神父，问是否可以过来拜访。

“大先生”在办公室门口等他。他们坐下来。

“我要道歉，”他说。

“好的，”“大先生”回答。

“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

“是的，你确实不应该那样说，”“大先生”回答。

“我们的主教有一个建议，”神父说。

“什么建议？”

“哦，你知道，我们的主日学校现在正在上课。他们马上就要下课了……”

“大先生”听着。

然后他点了点头站了起来。

课间休息的时间到了，主日学校的教室门打开，孩子们冲了出来，他们看到利马圣玫瑰堂的神父和和平之家犹太堂的拉比手拉着手在校园里散步。

有的孩子眨着眼睛。

有的孩子直愣愣瞪着他们。

但所有的孩子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你或许会觉得这不过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两个人不得不在校园里走了一遭，手拉着手。你或许还觉得此事肯定给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留下了阴影。但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两个人后来真成了朋友。许多年后，“大先生”还踏进了那个天主教堂。

是为了神父的葬礼。

“大先生”回忆道：“我被邀请参加葬礼。我为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那个时候我想，他或许会觉得我们的这段经文也还挺不赖的。”

亨利的故事

亨利经常被告知“耶稣是爱你的”。这肯定是真的。因为他总是能够获得第二次机会。

在监狱里，亨利是个拳击好手，曾赢得过一个重量级比赛的胜利。他在狱中的学习成绩也不错，虽然连初中都没有上完，他还是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

出狱之后，他找到了一份消毒灭虫的工作。他和交往了多年的女友阿妮塔结婚。有那么几年，他们循规蹈矩过着正常的生活。阿妮塔怀孕了。亨利希望生个儿子。

一天晚上回到家，他发现阿妮塔疼得直打滚。他们冲到医院。孩子早产了三个月。那是一个连一磅都不到的小婴儿。他们为他取名为杰雷。医生说他存活的机会很渺茫。亨利用他的大手掌捧着小婴儿，亲吻着他的小脚。

“儿子，”他低声呼唤道。然后他向上帝祈祷。“上帝啊，请让他活下来吧，求你了，让他活下来吧。”

五天之后，婴儿死了。

亨利和阿妮塔把他们的孩子葬在了长岛的一座公墓里。有那么一段时间，亨利觉得这有可能是上帝在惩罚他以前做过的事情。

很快，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开心。生意越来越糟，他不得不把房子给抵押掉。当他看到从事贩毒生意的哥哥拿着大把大把钞票，而自己零钱都没有几个的时候，他背弃了上帝，背弃了重生的机会，重新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一开始他贩一点点毒，后来越搞越大。钱来得很容易。没过多久，他混成了小头目，周围围着一帮人，能够发号施令。他出入名牌服装店，去美发沙龙。他甚至还让求他的人在他面前下跪。只有抱着孩子的母亲能够让他心软。为了拿到毒品，那些吸毒的人情愿用任何东西来交换：刚刚买来的食物和日用杂货，有一次有人拿来了一对给小女婴的小耳环。

他给了他们一小包毒品，然后说：“耳环你们留着，但是从现在起那是属于我的了。每次你们到这儿来的时候，要给我看到这副耳环还戴在你们宝宝的耳朵上。”

有一度，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亨利月入上万美元。他混入了上流社会的派对兜售毒品，他的买主包括那些“受人尊敬”的法官，律师，甚至包括一名退役的警官。这些人在毒品前所表现出的软弱和那种权倾一时的感觉让亨利颇为沾沾自喜。但是，某个夜晚，亨利犯下了一个常见的、但也是致命的错误：他决定自己尝试一下他所贩卖的东西。

那是个悬崖。他跌了下去。

******

亨利很快就对毒品上瘾了。他满脑子想要的就是要在可卡因的烟雾中欲仙欲死。常常，本该卖出去的产品被他自己给吸了。然后，他不得不扯出千奇百怪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有一次他拿香烟在自己的胳膊上烫出一个洞来，这样他就可以告诉发货的人他被人打了，货被人偷了。

还有一次他让一个朋友用一把点二五口径的手枪对着他的腿开了一枪，这样他就可以对发货人说他被人抢劫了。发货的人还真冲到医院，要求查看他的枪伤。

还有一个糟糕的夜晚，他吸了毒，晕晕乎乎的，又需要更多的钱，他和其他几个人，包括他的侄子和妹夫，开着一辆敞篷车去布鲁克林的卡纳西。他们抢劫的手法是突然将车停到袭击目标的前面，从车里跳出来，抢到钱后立即逃走。

这一次，遭抢的是一对老年夫妇。亨利从车里跳下来，朝他们挥舞着手枪。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吧！”他吼道。

老妇人吓得尖叫起来。

“要么闭嘴，要么我就把你的头给打掉，”他朝着老妇人叫道。

老夫妻两人摸出钱，珠宝和手表。那两张苍老的脸庞让亨利感到了一丝良心不安。他的良知一时涌起。但这并没有让他就此打住。很快，他们驾着车沿弗特兰大街扬长而去。

然后，警笛就响了起来，警灯呼呼地旋转着。亨利叫喊着侄子的名字，让他快开。他打开车窗，把抢来的东西都扔出去。珠宝啊。钱啊。甚至他们的手枪。

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们。

在警局，亨利和其他几个嫌疑犯排成了一队。他等着。一会儿，警察把那对老夫妇带了过来。

亨利知道这回他栽了。

一旦那位老先生指认了他，他会被起诉，判定有罪，然后等着他的又将是十五年的牢狱之灾。他的生活就完了。为什么他要冒这样的险呢？他真是把一切都扔到窗外去了。

警官问：“是他吗？”

亨利咽了下口水。

老先生咕哝道：“我不太确定。”

什么？

“再看一下，”警官说。

“我不确定，”老先生说。

亨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老先生怎么可能不记得他的脸呢？他刚对着老先生的脸挥舞手枪来着。

因为身份无法确认，警察放走了亨利。他回到家。他躺下。他告诉自己是上帝在暗中帮他。上帝是仁慈的。上帝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而且上帝不希望他再偷盗，再吸毒，再恐吓别人。

或许那都是真的。

但是，他还是没有听。

那是一九七四年……

……我在我的教会高中上宗教课。主题是“红海分开”。我打了个哈欠。这还有什么好学的呢？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上百万次了。我看着教室另一端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心里琢磨着我怎么才能够引起她的注意。

“这里有一篇《塔木德》[26]的注解，”老师说。

哦，老天，我心里感叹道。这就意味着要我们翻译，那可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被吸引住了。

以色列人安全地跨过红海之后，追逐他们的埃及人很多被淹死了。上帝的天使想要庆祝敌人的灭亡。

那篇文章说，上帝看到这一幕，很生气。他说了大意如此的话：“别再庆祝了。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老师问我们：“你们觉得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有同学站起来回答。我心里有我自己的答案。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除了爱我们，也爱我们的“敌人”。

多年以后，我已经不记得那些课所教的内容，也不记得那个老师的名字，更不记得教室另一边那个女孩的模样。但这个故事我一直都记着。

七月

最重要的问题

在任何对话中，至少有三名参与者：你，别人，还有上帝。我是这样被教导的。

这个教诲，在夏日的某一天又浮上我的心头。当时，我和“大先生”坐在他的小书房里，我们两个都穿着短裤。我的光腿靠着绿色的皮沙发椅直冒汗，黏嗒嗒的，每次挪动腿脚都会发出小小的声响。

“大先生”在找一封信。他拿起一个本子，然后是一个信封，再是一张报纸。我知道他永远也找不到他想找的东西。我觉得他凌乱的办公室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似乎这样他的生活才能趣味盎然。我等着，我瞥了眼书架底层的搁板上放着那个名为“上帝”的文件夹。我们还没有打开过那个夹子。

“真糟糕，”他说，放弃了继续寻找。

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问吧，问吧，年轻的学者，”他唱着说。

你怎么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呢？

他停下。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他用手指捏了捏下巴。

那答案是什么呢？我问。

“首先，请证明他是不存在的。”

好吧，我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么说好不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基因可以被图谱，细胞可以被复制，脸蛋可以被改变的时代。不是吗，只要动个手术，你都可以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科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地球是如何产生的；火箭升空探索宇宙。太阳不再神秘。还有月亮——那个原来受人们膜拜的对象——我们不是已经把月亮上的东西装在袋子里带回地球了吗？

“大先生”鼓励道：“继续往下说。”

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那些巨大的谜团都已经被解开了，为什么人们还要相信上帝，或者耶稣，或者安拉，或者任何超人类的神灵存在呢？我们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像匹诺曹，那个木偶，如果他发现没有绳子拽着他，他也照样可以自己行动，那他还会那样看待他的老木匠爸爸吗？

“大先生”轻拍了几下手。

“你说得都够得上做个小小的演讲了。”

你不是让我反证么。

“嗯。”

他侧过身子靠近我。“好了，轮到我了。听着，如果你的意思是说科学终将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无论他们把人的起源追溯到哪里，蝌蚪大小的物体也罢，原子也罢，总归还有他们无法解释的地方，研究到最后还是有那个最终的起源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无论他们如何延长生命，干涉基因，克隆这个，克隆那个，活到一百五十岁——到了某一点，生命终将结束。那然后呢？生命结束了之后呢？”

我耸耸肩。

“你明白了吗？”

他向后靠了靠，露出微笑。

“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上帝就来了。”

******

有许多伟人都试图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往往他们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曾就信仰写下了大量文章的C·S·路易斯[27]，起初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挣扎了很久，后来他声称自己是“全英国最沮丧的皈依者”。伟大的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28]曾试图通过事实和研究来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但最终，人类的精妙结构让他推翻了先前的论点。

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图书，宣称上帝是傻瓜的理论，是魔幻主义的东西，是软弱心灵的万灵药。我觉得“大先生”一定会讨厌那样的书，但是他没有。他觉得通往信仰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容易的，甚至不是可以通过逻辑判断而达到的。对于任何经过思考的辩驳，他都是尊重的，尽管他未必同意。

从我的角度而言，我一直很好奇那些高调宣称不相信上帝的作者和名人。他们发出这样的论调，通常是自己身体健康、广受欢迎、拥有大批观众的时候。我想的是，在他们将要面临死亡，远离人世喧嚣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想呢？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舞台，世界不再是他们的世界。如果突然之间，在他们弥留之际，在恐惧之中，或者在向前看的那一刻，他们憬然顿悟，会不会改变对上帝的看法。可惜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无从知道。

******

“大先生”从一开始就是个信仰上帝的人，这非常明显，但我也知道对于上帝允许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大先生”也不是样样称心、件件满意的。很多年前，他失去过一个女儿。他差不多因此而崩溃。他经常去医院拜访教友，看到那些曾经生龙活虎的人只能无助地躺在病床上常常让他涕泪横流。

他会看着天，这样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把他们带走吧？这样有什么意义吗？”

我曾问过“大先生”一个关于信仰最常见的问题：为什么坏事情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关于这个问题，通过无数方式，有无数种答案：在书本上，在传道的时候，在网站上，在含泪的拥抱中。上帝想要他和她在一起……他献身于他热爱的事业……她是份礼物……这是一个考验……

我记得有位家族老友，他的儿子患上了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自此以后，只要有任何宗教仪式——哪怕是场婚礼——我都可以看到他逃离现场，躲到走廊里，拒绝听仪式中的宗教致辞。他是这样说的：“我再也无法忍受那些说辞了。”他丢失了信仰。

我问“大先生”，为什么坏事情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他没有用任何一种前人说过的答案。他只是说：“没有人知道。”他能这么说，让我很钦佩。但是当我问这会不会动摇他的信仰，他的答案很坚定。

“我不能动摇，”他说。

当然可以啊，你只要不相信有那么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就好了。

“做一个无神论者？”他说。

是的。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祈祷没有实现了？”

对。

他打量着我，叹了口气。

“我曾经有个医生，他是个无神论者。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他的事情？”

没有。

“这个医生，他很喜欢向我提问，质疑我的信仰。他还曾经存心把我看病的时间预约在周六，这样我就不得不打电话给前台小姐，解释我因为信仰的原因，不能在周六看病。”

好家伙，我说。

“反正，有一天，我在报上读到他哥哥死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去表示慰问。”

他那样对你你还打电话给他？

“大先生”回答：“干我们这行的，可不兴打击报复。”

我笑了起来。

“就这样我去了他家，他接待了我。我看得出他很沮丧。我告诉他我为此而难过。他板着个脸，对我说：‘我妒忌你。’”

“你为什么要妒忌我？”我问。

“因为如果你失去了你爱的人，你可以诅咒上帝。你可以朝他嚷嚷。你可以责怪他。你可以问为什么。我不相信上帝。我是个医生！而且我帮不了我的哥哥！”

“他几乎要哭了出来。‘我能责怪谁呢？’他不停地问我。‘又没有上帝。我只能怪自己。’”

“大先生”的脸绷紧了，好像很痛苦。

他轻轻地说：“那是，那是非常痛苦的自我折磨。”

比没有应愿的祈祷还要糟糕？

“那当然。知道有一个上帝在听你的祈祷，就算他说不，也比没有任何人聆听要强得多。”

亨利的故事

他快要三十岁了，是个罪犯、瘾君子、向上帝撒谎的人。他有一个妻子，但这并不能让他改邪归正。他有一个女儿。这也不能让他改邪归正。他的钱都没了，体面衣服也都不见了，头发乱糟糟的。所有这些都没有让他回头。

一个周六的晚上，他的毒瘾又发作了，他和另外两个人开着车去皇后区一个地方找他唯一想得起的一个既有钱又有货的主——那是他以前为之工作过的一个毒贩。

他敲他们的门。有人来应答。

他拔出一把手枪。

“你想要干什么？”他们不相信他居然有这个胆量。

“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回答。

其实那把枪连撞针都没有。但还好那些毒贩们没有看出来。亨利挥舞着枪嚷道：“拿来。”毒贩交出了钱、首饰和毒品。

他和他的那些朋友开车逃跑，他把值钱的东西都给了朋友，自己留下毒品。那是他身体需要的东西。那也是他唯一想要的东西。

那天深夜，他吸过毒，喝过酒，开始感到害怕。亨利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被他抢的人知道他是谁，住在哪里。他们肯定会寻求报复。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抓起一把猎枪，走到屋子前，躲藏在一排垃圾筒之后。他的妻子又奇怪，又害怕。

她哭着喊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把灯给关掉，”他叫喊道。

他看到女儿站在门廊处探看究竟。

“回屋里去！”

他等待着。他在颤抖。冥冥之中，他觉得被他逃掉的那些麻烦，会在今天晚上把他抓住。会有一辆车开过来，他会死在枪林弹雨中。

所以，最后一次，他向上帝祈祷。

“你会拯救我吗，耶稣？”他低声呼唤道，“如果我发誓把自己都交给你，今天晚上你会救我吗？”他哭了。他的呼吸非常沉重。犯下了那么多罪行之后，如果他还被允许可以祈祷，那么这次祈祷也是他最真诚的祈祷了。“耶稣啊，请听我的祈祷，请你……”

他从小就不是个好孩子。

一个少年犯。

一个坏人。

这样的灵魂，还能得救吗？

这个世界上我唯一能够接受的暴君便是我内心寂静的声音。

莫罕达斯·甘地

八月

为何有战争？

夏天过得很快。伊拉克战争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版，再有就是关于阿拉巴马州一个法庭要在门口竖一块十诫碑所引发的争议。除了拜访，我开始给“大先生”打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总是那么乐观。

“是底特律在呼叫吗？”有时候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或者是“拉比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比起我自己接电话的方式，这让我挺羞愧的（敷衍了事的一声“你好？”，好像我并不乐意问这个问题一样）。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没听他说：“等会儿再讲，我会给你电话的。”这也让我很是感慨，为那么多人服务的拉比，当真能够为每一个人都留出时间。

八月末，我去拜访的时候，来开门并领我走进书房的是他的妻子萨拉。萨拉是个慈祥、健谈的老妇人。她和“大先生”一起生活已经有六十年了。我走进书房的时候，“大先生”已经坐在里面了。尽管天很热，他还穿着一件长袖衬衫。他细软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我注意到他没有站起来迎接我，只是伸出手臂和我拥抱了一下。

你还好吗？我问。

他张开手臂。

“让我这么说吧。我没有昨天那么好，但……是……我会比明……天……好……”

哦，你和你的歌都会，我说。

“呵呵，我唱了一首歌，你跟着一起哼……”他笑了起来。

我坐下。

******

他的桌子上有一张摊开的报纸。“大先生”很关注时事。我问他，他认为伊拉克战争还会持续多久，他摇摇头。

你经历了许多战争吧，我说。

“是的。”

这些战争有意义吗？

“没有。”

我们一致认为目前的这场战争特别麻烦。自杀式袭击。暗藏的炸弹，我指出，这和过去的战争不同，过去是这边坦克开过去，那边坦克开过来。

“大先生”提醒我说：“但是，米奇，就算在这个新恐怖主义时代，你仍旧能够看到人性良善的一面。几年前我去以色列看望女儿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当时我坐在一个阳台上。我听到了爆炸声。转过身，我看到一个商业区的方向升起了烟雾。那是一次非常糟糕的，他们称之为什么来着……”

爆炸袭击？汽车爆炸袭击？

对了，就是这。我赶紧从公寓出来，赶到那里。我到的时候，有一辆车在我前面停下来。一个年轻的小伙跳下车。他穿着一件黄色的马甲，所以我就跟着他。

“到了爆炸现场，我看到了那辆被引爆的车。有个妇女显然是在去洗衣店送衣服的路上。她是遇难者之一。”

他哽咽了一下：“就在那里，在那条街上，那条……街上……人们在捡她被炸开的身体。任何东西。一只手。一只手指。”

他垂下眼帘。

“他们都戴着手套，走动的时候都非常小心，这儿是一条腿，那里是一些皮肤，甚至是血，也被他们收集了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是在遵循宗教法则，肉身应该被完整埋葬。他们是把生置于了死之上，尽管面对着这样的……暴行……因为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够把上帝所赐予我们的生命礼物就这样丢弃在街头呢？”

我听说过这个名为ZAKA的团体的故事。他们都是些穿着黄色马甲的志愿者，他们赋予自己的使命是确保死者也能获得应有的尊严。常常，他们比医护人员还要早赶到事故现场。

“看到这一幕，我哭了，”“大先生”说。“我哭了。他们所拥有的仁慈。信仰。捡拾亡者的尸块。这就是我们人类。这就是美丽的信仰。”

我们静静地坐着，不再说话。

为什么人类要互相残杀呢？我终于打破沉默，开口问道。

他举起两手的食指，碰了碰嘴唇。然后他推动坐椅，慢慢把自己移到一堆书前面。

“等我找一样东西出来……”

******

阿尔伯特·刘易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的。二战时，他是个神学院的学生。他的教会里有很多退役士兵和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有些人的手腕上至今还留着集中营刺青的编号。

过去那些年，他还目睹了年轻的教徒去参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的女婿和孙子孙女都在以色列军队服过役。所以他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也没有能够远离战争所能带来的后果。

1967年，以阿战争结束后，他去过一次以色列。他和一群人一起去了北部边境，参观过一些被废弃的房子。在那些被毁的房子里，他在尘土中发现了一本阿拉伯语的教科书。书本面朝下掉在地上，封面已经不见了。

他把教科书带回了家。

现在，他拿出书放在膝头。这就是他刚才想找的东西。一本有近四十年历史的教科书。

他把书递给我，“看，你翻翻看。”

书的边都翻卷了起来，装订都要松掉了。破破烂烂的封底上，用彩色的蜡笔画着一个小女孩，一只猫和一只兔子。这本书显然是个小孩子用的，整本书都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你为什么要保存这个呢？我问。

“因为我想提醒自己记住那里发生的事情。那些房子都空了。人都搬走了。

“我觉得自己一定得保存点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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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宗教都反对战争，但因为宗教而引发的战争恐怕要比为了其他原因而发起的战争多得多。基督徒杀过犹太人，犹太人杀过穆斯林，穆斯林杀过印度教徒，印度教徒杀过佛教徒，天主教教徒杀过新教教徒，东正教教徒杀过所谓的异教徒。这个单子你也可以倒过来说，岔开去说，反正都是对的。战争从来没有结束，只是暂停。

我问拉比，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战争和暴行的看法可有所改变。

“你还记得所多玛和娥摩拉[29]的故事吗？”他问。

是的，这个我还记得。

“那你记得亚伯拉罕是怎么做的吗？他觉到那都是些坏人。他知道他们满腹怨毒不满，心地险恶。但他怎么办呢？他跟上帝争辩，说不应该毁灭那些城池。他说，如果他们之中有五十个好人，你能放过他们吗？然后他又把数字改成四十，三十。他知道他们中间没有那么多好人。所以他一直和上帝讨价还价，直到把数字定成了十个，才算达成了协议。”

但人数还是不够，我说。

“是的，人数还是不够，”“大先生”接着说，“但你意识到吗？亚伯拉罕的潜意识是正确的。我们首先必须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和毁坏，因为那不是生活的正常方式。”

但那么多人借上帝的名义发动了战争。

“米奇，”“大先生”说，“上帝并不希望这样的杀戮继续。”

那为什么战争还在继续呢？

他挑高了眉毛。

“因为那是人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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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是对的。你几乎可以感受到战争的号角是如何被吹响的。被鼓吹的是报复。被嘲笑的是宽容。多少年来，我总是听到人们说我们这边是对的。而在另一个国家，和我同龄的人则受到了相反的教育。

“大先生”说：“我给你看这本书是有理由的。”

什么理由？

“打开书。”

我打开书。

“往下翻。”

我一页页往下翻，里面掉出三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来。照片的颜色泛黄，而且上面沾满了尘土。

一张照片上是一个黑头发的阿拉伯老年妇女，形象庄重。另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比较年轻、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蓄着胡子的阿拉伯男子。最后一张照片上是并排的两个小孩子，看起来像是哥哥和妹妹。

他们是谁？我问。

“我不知道，”“大先生”的声音变得很温和。

他伸出手，我把那张小孩的照片递给他。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看着这两个孩子，母亲，她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把书扔掉的原因。我觉得我得以某种方式让他们活着。”

“我想或许某一天，有什么人看到了这几张照片说认得这家人，然后把照片送还给生还者。但我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他把照片递还给我。

等等，我说。我不是太明白，从你的宗教立场而言，这些人都是敌人。

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愤怒。

“敌人，屁个敌人，”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先生”一九七五年的一篇布道辞

“有一个人到农场去找工作。他把一封推荐信递给新雇主。信很简单。信上只有一句话：‘他在暴风雨中睡觉。’

“农场主急需人手，所以没有多加询问就雇佣了这个人。

“几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晚上，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突然向这个山谷袭来。

“被暴雨和狂风吵醒的农场主急忙从床上跳下来。他去找新雇来的帮手，却发现他还在呼呼大睡。

“于是他独自一人冲到了牲口棚。他惊奇地发现，动物都关得好好的，并且还有很多饲料备着。

“他又冲到了田间。一堆堆麦子都用油毡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牢牢站立在风雨之中。

“他又冲到粮仓。门锁得牢牢的，谷子都是干的。

“这时候他才明白了那封信。（他在暴风雨中睡觉。）

“我的朋友们，如果对于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尽心照顾，如果我们善待我们爱的人，遵从我们的信仰行事，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诸多遗恨。我们的话语始终诚恳，我们的拥抱始终紧密。我们永远也不会沉浸在类似‘我本来可以，我应该可以’的恼怒之中。我们能够在暴风雨中睡觉。

“而且等时候到了，我们就能从容说再见。”

亨利的故事

亨利·科温顿一夜无眠。

他没有死。

不知道为什么，遭他抢劫的那些毒品贩子一直没有来找他；那些从他家门口开过的汽车里也没有人朝他开枪。他躲在垃圾筒后，抓着猎枪，一遍一遍地问：

“耶稣，你会救我吗？”

人类可悲的传统就在于当其他方法都不管用之后才转而向上帝求助。他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他以前也这样祈祷过，只不过在对付完一场灾祸之后，旋即把上帝抛在脑后，转而迎来另一场灾祸。

但是这次，太阳升起的时候，亨利·科温顿把手枪藏到了床铺下，在妻子和孩子身边躺下。

这是一个复活节周日的早晨。

亨利回想着他的生活。他偷盗，撒谎，用枪指着别人的脸威胁别人。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毒品上，他曾经不堪到只剩下了一小撮白粉，却没有可以用来做引信的东西，于是他跑到大街上找，找到一个香烟屁股。那个香烟屁股可能被很多人踩过，也可能有狗在上面撒过尿。但他不管。他把烟屁股放进嘴里。毒瘾就是一切。

此刻，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他突然觉得他生活中需要其他一些东西。这很难解释。连他的妻子也不明白。那天早上有个熟人过来，还给他带来了一点海洛因。亨利的眼睛留恋地看着那些白粉。他的身体充满了渴望。但如果他拿下，这东西会要了他的命。他知道。他很肯定。他已经在黑暗中，在垃圾筒后，向上帝保证皈依。现在，几个小时之后，第一个考验就出现了。

他让那个人滚开。

然后亨利走进浴室，跪了下来，开始祈祷。祈祷完毕，他喝下了一罐奈奎尔。[30]

第二天，他又喝了一瓶。

然后又是新的一天，他再喝了一瓶——那是为了麻痹自己，自我戒毒。三天里，他无法吞咽下任何食物，无法离开床半步。

三天。

三天后，他睁开眼睛。

九月

快乐

“大先生”睁开眼睛。

他在医院里。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尽管他通常不和我谈论自己的病情，我还是得知最近几个月以来，他无法站直。他在上街沿上滑倒过，跌破了额头。他还在屋子里滑了一跤，撞伤了脖子和脸颊。这次，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跌倒了，肋骨撞在了桌子上。这可能是由于短暂的昏厥引起的，也可能是小中风的症状，头晕，没有方向感。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是好兆头。

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更糟。医院。通往死亡的大门。我打电话询问我是否可以探访。善解人意的萨拉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医院门口我打起了精神。去医院探访病人所能看到的一贯景象让我心神不宁。消毒水的味道。电视机的嗡嗡声。低垂的帘子。其他病床间或传来的呻吟。我去过太多医院，拜访过太多病人。

我已经好久没有想起那件事情了。现在，它又冒了出来。

你会为我致悼词吗？

我走进“大先生”的房间。

“啊，一位远方的来客……”他从床上抬起头，面露微笑。

我不再去想悼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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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抱了一下——准确地说，我拥抱了他的肩膀，他用额头碰了碰我的额头——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医院访谈。他的病号服略微有些松开了，我瞥到他赤裸的胸膛，软而松弛，有些银色的毛发。我感到羞愧，赶紧把脸转向一旁。

一个护士轻快地走了进来。

她问：“今天感觉如何？”

“大先生”唱道：“我今天，我今天过得……”

她笑了。“他总是在唱歌。这个人啊。”

是啊，他就是这样的，我说。

“大先生”总是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情，这让我很是佩服。对着护士唱歌。和医生们打趣逗笑。一天之前，在医院大堂里坐在轮椅上等候的时候，一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得到他的祝福。他就把双手放在那个人的头上，为他祈福。

他拒绝自怨自艾。实际上，越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越是不想让他周围的人因此而心情沮丧。

我们坐在房间里的时候，电视上正好在播一种抗抑郁药物的广告。屏幕上出现了一些表情抑郁的人，或独自坐在长椅上，或看着窗外。

“我总觉得有什么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了……”电视上的声音说。

然后，在出现过药片和一些数据统计的图像之后，那些人又出现了，不过这时候他们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

“大先生”和我默默看着电视。广告结束之后，他问：“你觉得这些药片有作用吗？”

不像广告里播的那样，我回答。

他表示同意。“是的，不会像广告里播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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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快乐藏在一枚药片里。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百忧解，帕罗西汀，赞安诺，每年这些抗抑郁药品花在推广上的费用就高达上百万。更有上百万的钱花在购买这些药品上。你甚至不需要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心灵创伤；只要“抑郁”了，“焦虑”了，你都可以使用这些药片，就好像悲伤是一种可以像感冒那样被治愈的疾病。

我知道抑郁症确实是一种疾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药物治疗。我也知道抑郁这个词被滥用了。我们常常说的“抑郁”其实是不满足，是因为我们为自己设定了过高的目标，或是希望不劳而获，我知道很多人为了体重、秃顶、升职的事情而不开心，或者是因为无法找到完美的伴侣，尽管他们自己的行为并不表现得像一个完美的伴侣的样子。对这些人而言，不开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事情。如果服药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就服药。

但是药片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核心所在。想要得到你得不到的东西。在镜子里寻找自我价值。工作接着工作，在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仍旧没有满足之前，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

我了解这一切。因为我经历过这一切。曾经有一个阶段，除了必要的睡眠时间以外，我总是在工作。我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我赚了不少钱，我收获了很多荣誉。但是，越是如此，我越觉得空虚，就像往一只漏气的轮胎里打气。

我和老教授莫里谈话的那段时间，让我从疯狂的工作中停顿下来。看着他慢慢死去，见证了在他生命的尽头，对他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之后，我减少了工作。我放慢了节奏。

但我仍旧用自己的双手来掌控生命的轮盘。我不相信命运，也没有投入信仰的怀抱。对于那些将自己的日常事物交给神，说“如果上帝希望它发生，它就会发生”的人，我避之不及。我觉得这样的投降很傻。我觉得我自己知道得更多。但私底下，我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似乎要比我快乐。

所以我注意到，虽然“大先生”吞下了各种各样的药片，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而服药。他热爱微笑。他避免发怒。他从来没有被“为什么我在这里”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他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是为了给予别人，为了弘扬上帝之道，为了享受和荣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他的晨祷是这样开始的：“谢谢你，主，感谢你将灵魂还给了我。”

如果你是以那样的方式开始新一天的生活的，那么每一天都是奖赏。

******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他说：“好的。”

怎样才能使人快乐？

“这个……”他转动着眼睛，四下看看病房。“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是很妥当。”

嗯，你说的没错。

“不过，从另一方来讲……”他深吸了一口气，“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这栋楼里，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的人会好起来，有的人不能。所以这里可能是确定这个词真正含义的好地方。”

你是说“快乐”这个词的含义？

“没有错。社会惯例告诉我们，如果要快乐，我们必须要得到——新的这个，新的那个，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工作。这个概念是错的。我为很多这样的人提供过心理指导，他们拥有所有这些东西，但我可以明白告诉你，他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东西而不快乐。

“这些人拥有这一切，但他们的婚姻却一次次失败了。家无宁日，充满了争斗和吵闹。得到了更多，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想要更多。如果你一直想要得到更多——更富有，更美丽，更出名——你会忽略更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以我的经验告诉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永远不会拥有快乐。”

那你的意思不会是让我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而闻闻玫瑰的香味？

他呵呵笑了。“反正玫瑰的味道比这个地方的味道要好闻。”

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然后可能是母亲发出的哄孩子的声音。“大先生”显然也听到了。

“哦，这孩子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先知说过的话。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手是紧握着的，对不对？就像这样？”

他握起了一个拳头。

“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想要抓住所有的东西，好像是要说，‘整个世界都是属于我的。’

“但是老年人死去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呢？他的手是松开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学到了这一课。”

什么课？我问。

他放开拳头，伸直手指。

“我们什么也带不走。”

******

我们两个都看着他的手。手在微微颤抖。

“真糟，你看到了吗？”他说。

是的。

“我没法让它不动。”

他垂下手，放在胸口。我听到走廊上有一辆车被推过的声音。他的话是那么睿智，且充满了激情。有一个瞬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就这样吧，”他的声音轻了下去。

我真不愿意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我希望他能够回家，在那个乱糟糟的书桌前，穿着上下不搭的衣服。我挤出一丝笑容。

那么，我们找到了快乐的秘诀了吗？

“我想是的，”他说。

那你准备告诉我吗？

“是的。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知足。”

就这个？

“心怀感激。”

就这个？

“感激你所拥有的。感激你所得到的爱。感激上帝所赐予你的东西。”

就这个？

他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深深叹了口气。

“就这个。”

夏末

那天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接到“大先生”的小女儿吉拉尔的电话。她和我差不多年龄。我上学的时候就认识她了。我们间或有些交往。她很风趣，为人热情，很有主意，而且深深爱着她的父亲。

“那么，他有没有跟你说？”她问我，语调颇为沉重。

什么？

“肿瘤？”

什么？

“在他的肺里。”

癌症？

“他什么也没有说？”

我瞪着电话。

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秋

教堂

底特律市中心的特姆博大街上有一座教堂，教堂对面是一大片空地。教堂很大，是一幢由红砖和石灰岩建造而成的哥特式建筑。教堂像是被风从另一个世纪吹来的。尖顶。拱门。彩色玻璃窗。有一扇窗上描绘的画像是先知保罗在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拯救？”

这幢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八八一年，当时这一带聚集了很多独栋豪宅和富有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他们集资建造了这幢可以容纳一千二百个会众的教堂，这里曾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教会。现在，那些大房子和长老会教徒都已经不见了，这里成了一个贫穷、荒凉的街区，教堂像已经被人们遗忘。墙皮在脱落，屋顶在摇晃。一年又一年，一些彩色玻璃被盗走了，有些窗户被封了起来。

这个教堂在我开车去“老虎体育场”的必经之路上。“老虎体育场”是芝加哥著名的棒球场，离教堂约有半英里的样子。但我从没有涉足这个教堂。我也从没看到有人走进去过。

就我所知，这个地方已经被人遗弃。

我准备要看一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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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所讲的“敌人，屁个敌人”的论点，让我受到了震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开始反省自己的一些偏见。实际的情况是，虽然我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但是我仍会在脑子里划一条线，“我”这边，“别人”那边——无论是在文化上、种族上，还是宗教上。我们从小都听过这样的道理，行善要从身边开始做起，帮助自己人是第一位的。

但是，谁是我“自己的人”呢？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离我的家乡很远。我娶了一个有着不同信仰的女人为妻。我是个白人，生活在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占据了人口大半的城市。尽管我个人的财政情况还比较幸运，但是底特律这个城市却在我眼前一步步走向破产。这个国家很快就要面临的近乎大萧条的状况已经在我们的大街上看得到了。工作机会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很多住宅资不抵债被银行收回。大楼被遗弃。我们赖以生存的汽车产业正在分崩瓦解。失业和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

一天晚上，我去市中心一个基督教会办的救济所体验生活，准备在那里过夜，然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篇文章。我排队领了毯子和肥皂。我得到了一张床。我听了一个牧师关于耶稣的布道，我吃惊地看到那些神态疲惫的人用手托着头，依旧在聆听他们如何才能够获得拯救。

在排队领食品的时候，一个人转过头来，问我是不是他猜想中的那个人。

是的，我回答。

他慢慢点点头。

“那……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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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的经历促使我创建了一个为无家可归者而设的慈善组织。我们筹钱，分派给不同区域的收容站。我们这个组织没有任何管理上的费用，没有杂费支出，我们对此很自豪。所有筹得的善款一分一厘是如何花出去的，我们都要亲自看到，摸到，这就意味着一次一次的亲临现场拜访。

就这样，九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在特姆博大街那座古老、破败的教堂门口停下。我只知道这个教堂的牧师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收容所。我来这里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路口的一盏交通信号灯在风中摇晃。我从车里走出来，摁了摁车钥匙上的锁车键。两个黑人，一男一女，靠着教堂的墙坐在铝合金的折叠椅上。就是便宜的、人们带到海滩上去的那种。他们看着我。那个男人没有左腿。

我找这里的牧师，我说。

女人站起来，推开一扇铰链有些松脱的小红门。我站在门口等着。那个只有一条腿的男人冲着我笑。他的拐杖靠椅子放着。他戴着眼镜，前排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

他说：“今天挺暖和的。”

是啊，我说。

我瞥了一眼手表。我换了一下站立的脚。终于，阴影里有了动静。

然后。

然后出来了一个大块头男人。

一个块头特别大的男人。

后来，我才得知，他五十岁了——尽管脸看上去还很孩子气。他留着短短的、修剪得很齐整的胡子——有篮球运动员般的身高，体重肯定超过四百磅。他的身体似乎是一层层的，厚实的胸膛下面接着一大片肚皮，垂在腰带上，好像一个枕头。他的胳膊从特大号白色T恤的袖子里撑出来。他的额头在冒汗，呼吸很沉重，好像刚刚爬完楼梯。

如果这是上帝的使者，那么我肯定只能做月亮的使者了，我想。

他伸出手，粗哑的嗓音朗声说道：“你好，我是亨利。”

“大先生”一九八一年的一篇布道辞

“一个军中牧师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军人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去驻扎。他的小女儿和家人在机场等待飞机，随身带着他们寒酸的家产。

“女孩很困，靠着包裹打起了盹。

“一个妇人走过，停下，在她的头上拍了拍。

“‘可怜的孩子，连个家都没有，’她说。

“那个孩子吃惊地抬起头。

“‘我们当然有家，我们只是还没有房子把家放进去。’她说。”

九月

什么是富有？

“大先生”开始用助步器。我站在大门口，听见门里助步器“笃，笃，笃”敲打地板的声音向我走来。已经是九月了，离我去医院探望他，又过去了三年。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开始变色，我注意到屋门前的车道上停着一辆我不认识的车。他唱歌的声音从门后隐隐传来：“我来啦……等着……我来啦……”

门开了。他微笑着。比起我刚开始拜访他的时候，他更瘦了，胳膊更加嶙峋，皮肤更加松弛，头发全白了，高大的身躯佝偻下来。他的手紧紧抓着助步器。

“和我的新伙伴打个招呼吧，”他敲了敲助步器的把手，对我说，“现在我们形影不离。”

他放低了声音。

“我可拗不过他！”

我哈哈大笑。

“那么，进来吧。”

一如以往，我跟在他后面。他推着，挪着，蹒跚着走进了那间堆满了书和关于上帝的资料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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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那辆车是一个居家看护工作人员的。那意味着他的身体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现意外，也意味着随时可能有状况发生。他肺部的癌依旧在那里。但以“大先生”的年岁——现在是八十九——医生觉得没有必要开刀摘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大先生”的生理节奏慢下来，癌的发展速度也慢了下来，就像两个疲惫的竞争者，一起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终点走去。

医生委婉地说，把“大先生”带走的，很有可能是年龄，而不是癌症。

我们慢吞吞穿过客厅，我意识到另一个使我注意到那辆车子的原因：从我六年前拜访这个家开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家具没有变过，地毯没有换过。电视机的尺寸也没有变大过。

“大先生”对物质从来不是很在意。

不过话说回来，“大先生”本来也就没有多少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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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917年。他的双亲，就算用那个时候可怜的标准来看，也相当贫穷。阿尔伯特的母亲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是纺织品销售员，常常失业在家。他们生活在布朗克斯区陶品大街一幢破败的公寓楼里。常常没有什么吃的。小阿尔伯特每天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最担忧的就是看到自家的家具被人搬到了大街上。

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在一个犹太小学上学，从日出到日落。他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玩具。有时候妈妈会买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面包回来，涂上果酱，让他就着热茶吃。那是他回忆中“童年最美妙的食物”。

生活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下，阿尔伯特只有两套替换的衣服，一套是平日里穿的，一套是安息日穿的。他的皮鞋是补过的，他的袜子要天天洗，否则就没有更换的了。在他的成年礼上——也就是从宗教意义上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那天——他的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套新正装。他穿上新正装，无比自豪。

几个星期后，他穿着这套新正装，和爸爸搭乘电车去一个亲戚家。那个亲戚很富有，是当律师的。他爸爸带上了妈妈烤的蛋糕。

在亲戚家，一个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表哥跑过来，上下打量过他之后，哈哈大笑：“阿尔，你穿的是我的旧正装！”他高声嚷嚷着，“你们快来看啊，阿尔穿着我的旧正装！”

阿尔伯特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涨红了脸坐着，满心羞愧。在回家的电车上，他愤恨地看着父亲，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做儿子的明白过来了，父亲是用蛋糕换了一箱子旧衣服回来，那是富亲戚给穷亲戚的施舍。

回到家，他再也忍不住，爆发了。“我搞不懂，”阿尔伯特冲父亲嚷道：“你是个虔诚的人。你的表哥不是。你每天祈祷，他不。但是，他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的父亲点点头，然后用意第绪语，如唱歌般吟诵起来：

上帝和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上帝的惩罚不是无缘无故的

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是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讨论。

这也是阿尔伯特·刘易斯最后一次用他所拥有的物质来衡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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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就是七十六年之后，物质对他来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东西几乎成了开玩笑的素材。从上到下，他穿的都像是从清仓拍卖会里淘来的。他的格子衬衫、花袜子和裤子，都出自一个廉价品牌，那个牌子的主产品包括化纤面料的裤子和带十一个口袋的背心。“大先生”很喜欢那样的款式，口袋越多越好。他会在口袋里揣上便签，钢笔，小手电筒，五元的钞票，回形针，铅笔。

说起私人物品，他的态度就像个小孩子。价格没有任何意义，好玩才是最重要的。高科技？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一个能够为他播放古典音乐的带时钟的无线电。高级餐厅？他最喜欢的食品是全麦饼干和花生酱小圆饼。将谷物倒进燕麦粥，再加一点葡萄干，然后搅拌一下，那就是他的大餐了。他最喜欢采购食品，但只爱买打折的东西——这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给他留下的习惯——他的超市购物之旅几乎称得上是一种传奇。他可以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逛上几个小时，寻找最合适的商品。然后，在收银台处，他会掏出一张又一张打折券，一边和收银员开玩笑，一边骄傲地计算着他省下了多少钱。

那么多年来，他的工资一直是他妻子代领的，否则的话他根本不会在意此事。他刚开始做拉比的时候，每年的收入不过几千美元。在为教会服务了五十年之后，他的退休工资和其他现任神职人员相比，依旧少得可怜。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加薪的要求。他觉得那样做是不合适的。他在最初上班的那几年，车都没有。一个名叫爱德·爱德曼的邻居会开车带他到费城，把他在一个地铁站附近放下，然后他再搭乘地铁去迪普西大学听课。

“大先生”似乎用自己的生活验证了信仰和财富之间的互相排斥作用。如果有教会的教友给他财物，他会建议他们把东西捐给慈善组织。他讨厌筹款，因为他觉得神职人员不应该向人要钱。在一次布道时，他曾说过他唯一想当百万富翁的时候，是他想到如果他有了这些钱，可以解决许多家庭的财政问题。

他喜欢的是老东西。老铅笔。老油画。他自己的祈祷书也是又旧又破，里面塞满了用橡皮筋捆绑起来的剪报。

“我想要的东西我都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追逐更多呢？”他看着乱糟糟的书架说。

你就像《圣经》里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如果拥有了整个世界，但失去了自己的心灵，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那是耶稣的话。”

啊呀，对不起，我说。

“不用道歉，”他笑了，“这个倒说得还蛮贴切的……”

教堂

外面，芝加哥之城车流滚滚，我跟着“兄弟守护会”的亨利·科温顿牧师走进教堂内的大礼拜堂。礼拜堂大而壮观：高高的屋顶，桃花芯木的大讲坛，几层楼高的大风琴，二楼包厢式座位。

但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破败不堪。

到处都是脱落的油漆。墙上满是裂缝。地板的木条都松动了，踩在地毯上，脚随时可能陷下去把脚给崴了。我抬起头，看到屋顶上有个洞。

一个巨大的洞。

可能有十英尺长。

“那是个大问题，”亨利承认道，“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我注意到在大厅一些关键的地方，放着为接屋顶漏水用的红色的桶。白色的墙壁因渗水而变成了棕色。我还从没有见过有这么大破洞的宗教场所。看起来就像一艘船，被加农炮给打了个正着。

我们坐下。亨利的肚皮横亘在我们中间。他的手臂枕在坐椅两侧的扶手上，好像是为了保持住平衡。

“请问有何贵干？”他礼貌地问。

你收容流浪汉，对不对？

“是的，一星期有那么几个晚上，”亨利说。

你提供他们吃饭？

“是的，在我们的体育房里。”

他们睡在这里？

“是的。”

他们是否必须是基督徒？

“不一定。”

你是不是试图感化他们？

“不。我们为他们祈祷。我们只是问他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耶稣，但不会强迫人做任何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来。”

我点点头。我告诉他我们的慈善组织。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哦。不错，那可太好了，”他扬起了眉毛说。

我四处看了看。

这真是个大教堂，我说。

他呵呵笑了：“我知道。”

你说话有纽约口音。

“嗯……布鲁克林。”

这是你负责的第一个教区？

“是的。刚来的时候，我是个执事和看守。擦灰，扫地，吸尘，打扫卫生……什么都干。”

我想起了“大先生”，他刚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也要帮助搞卫生，锁门。或许神职人员的谦逊精神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

“很久以前，这是个非常著名的教堂。但几年前，他们把这座教堂卖给了我们教会。其实，他们说要是你们能够支付维护费用，你们就把它拿去吧。”

我又环顾了下四周。

那你是不是从小就想成为一名牧师？

他放声大笑。

“没有没有……”

那你从学校毕业之后本来打算要做什么？

“其实，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真的？为了什么？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吃惊。

“噢……我做了很多坏事。贩毒，偷车。我被关进监狱是因为过失杀人。但其实那个案子倒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是怎么从那里走到了现在这里？

“嗯……有一个晚上，我觉得那些被我打劫的人要杀了我。我就向上帝保证。如果我能够活到早上，我就把自己交给他。”

他停顿了一下，好像有些过往的痛苦又在内心泛起。“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他说。

他用手帕擦了擦前额。“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我知道歌词里唱的：‘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自从我卸下我的重担’意味着什么。”

哦，我应道，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

******

几分钟后，我们一起走到一扇边门旁。地板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沿着一道楼梯往下走，我们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小体育馆。他告诉我这就是给无家可归者们睡觉的地方。

那天，我对于提供帮助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只是说我会再来，需要再多谈谈。说实话，监狱的事情好像竖起了一面警戒的红旗。我知道人会变。但我也知道一些人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而已。

我是一名体育记者——而且住在底特律——所以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恶行：毒品，抢劫，滥用枪支。我还目睹过挤满了记者的“公开道歉”新闻发布会。我采访过的人能够非常熟练地让人相信，做坏事的那个他已经成为历史，记者们可以放心地为他唱赞歌了——但几个月后，一切又被打回原形。

在体育界，这种现象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我对于宗教界这样的状况更加深恶痛绝。通过电视传福音、募善款的人，因出格的性行为而被捕，但没过多久，便宣称已经悔罪，且重回讲坛——这些行径让我反胃。我希望自己能够信任亨利·科温顿。但我不想抱有任何天真的想法。

而且，老实说，他的宗教世界和我所熟悉的宗教世界相差太远。这个教堂，如此破败，如此将就，似乎从外到里，都在沦陷。亨利指着楼梯说，那上面住着五户人家。就像宿舍一样。

等等，你的意思是有人住在你的教堂里？

“是的。就几个。他们付一点点房租的。”

那维持教堂运作的基本费用哪里来？

“主要靠这些房租。”

那会众交纳的会员费呢？

“我们没有会员费。”

那你的工资哪里来？

他大笑。

“我没有工资。”

我们走出教堂，站在阳光里。那个独腿的男人还在那里。他依旧冲着我微笑。我也挤出了一个笑容。

好的，牧师，我会再联系你的。

我知道自己有点言不由衷。

“很欢迎你星期天来参加我们的礼拜，”他说。

我不是个基督徒。

他耸耸肩。我不太清楚那是不是意味着：好吧，我们不欢迎你来，还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欢迎你来。

你有没有去过犹太教堂？我问。

“有啊，十来岁的时候我去过，”他回答。

什么样的场合？

他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

“我们去偷东西。”

十月

老年

犹太会堂的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那些在停车场找不到位置的车沿街一直停到了半英里以外。这天是赎罪日，是信众祈祷上帝赦免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的罪恶的日子，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一天。据说在这一天，上帝决定谁能继续活下去。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天，也是“大先生”大显身手的一天，因为他总是把一年中最精彩的布道留到这一天。几乎每年这一天，人们离开的时候，无不热烈地谈论着“大先生”关于生命、死亡、爱和宽容的阐述。

但不是今天。今天他已经八十九岁了，他不再讲道。他不再出现在讲坛上。他安静地坐在听众席中，我则坐在大厅另外一个区域，我爸爸妈妈身边。这辈子，这个场合，我都是这么坐的。

这一天，我看起来像是个有归属的人。

******

那天下午，我穿过教堂去找“大先生”。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学，脸有些熟悉，但或是头发稀疏了，或是戴上了眼镜，或是出现了双下巴……他们朝我微笑，小声打招呼，我还没有认出他们，他们已经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觉得我自视高人一等，因为我已经离开了这里在别处发展。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我想我的行为确实会让人这样以为。

“大先生”的座位离走道还隔了几个位置，他正在随着一段欢快的祈祷词的节奏而鼓掌。他像以往一样穿着乳白色的袍子，他讨厌被人在公众场合看到的那副助步器，被倚在附近的墙角。萨拉坐在他边上，她看到我，便拍了拍她丈夫。“大先生”一边鼓掌，一边转过头。

“呵，从底特律大老远赶来了啊，”他说。

他的亲人们帮他站了起来。

“来，让我们说说话。”

他慢慢移出来，扶好助步器。坐在靠走道位置的人都往里缩了缩，但好像又都准备好了随时伸出手来帮他一把。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他们对“大先生”的敬畏和关心。

他抓住把手，往外走。

******

每走几步，他都要停下来和人打招呼。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在他的小办公室坐了下来。小办公室就在他以前的大办公室对面。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在这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里和“大先生”单独面对面。和他待在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在外面，感觉很特别。

“你妻子也来了吗？”他问。

和我家人在一起。

“很好。”

他对我妻子一直很和善。而且也从没有就她的信仰问题对我有意见。在这一点上，他很照顾人。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很糟糕，他们逼我吃东西。”

谁啊？

“那些医生。”

那就吃一点嘛。

“不，不行，”他握紧了一个拳头。“今天我们禁食。这是我一贯的传统。我希望能够坚持我的传统。”

他放低了拳头，手不自主地抖个不停。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我们都想逃离它，”他似乎在喃喃自语。

变老？

“变老，我们可以接受。但真的老了，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

“大先生”的布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次他的亲戚中最年长一个阿姨过世后，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双亲早已过世，他的祖父母更是早就落土为安了。站在阿姨的墓碑前，他意识到了一个简单，但又非常令人害怕的事实：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之下，当你被排到了最前面，当你再也不能够躲到后面想“还没有轮到我”时，该怎么办呢？

现在看到“大先生”坐在书桌后，我悲哀地想到，他在他们家族的这个名单上占据头号的位置已经有很多年了。

你为什么不上台讲道了？我问。

“我不敢想象，万一我讲错了一个字，万一我在关键的时刻忘了词，我会失去……”

你不需要为此感到尴尬的。

“不是我，”他纠正我说，“是听众们。如果他们看到我头脑混乱……他们会想到我快要死了。我不想吓着他们。”

我应该知道，他首先想到的，总是我们的感受。

******

小孩子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在天堂里，有一本巨大的，沾满了灰尘的生死簿。每年的赎罪日，上帝都会翻出这本书，用一支鹅毛大笔在里面圈圈点点——打钩，打叉，打钩，打叉——要么生，要么死。我总是担心我祈祷得还不够虔诚，我需要把眼睛闭得更紧一点，祈祷上帝的笔不要划过我的名字。

一般人面对死亡，最害怕的是什么？我问“大先生”。

“害怕？”他想了一会儿。“一方面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去向哪里？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是个大问题。

“是的，但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什么？

他向我靠了靠。

“被人遗忘，”他低语道。

******

离我住处不远有座公墓，墓地里最早的墓是十九世纪留下的。我从没有看到过有人来给这些墓碑献花。大多数人路过这里，读了读墓碑上的字，然后说：“哇，看看这有多古老。”

我想起了这些墓碑，是因为在“大先生”的办公室里，他诵读了一首美丽而哀伤的诗。那是托马斯·哈代写的，描述一个人在墓碑间穿梭，和亡者对话。那些新近被埋葬的为那些很久之前被埋葬、已经不为人所记得的灵魂而感叹。

他们早被世人遗忘，

如同没有存在过，

那是失去生的气息之后的再次失去，

是第二次的死亡。

第二次死亡。那些养老院中无人探望的老人。那些冻死在街头的流浪汉。有谁会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悼呢？谁会记得他们曾经活过呢？

“大先生”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去俄国旅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东正派教堂。教堂里有个老年人，独自站着，念着悼亡祷告词。出于礼貌，我们问他在为谁祈祷。他抬眼看了看我们，回答道：‘我在为自己念。’”

第二次死亡。就是你死了，没有人会记得你。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中，有那么多人努力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要为人所知。成名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多么重要。为了出名，我们唱歌，自曝家丑，减肥，吃虫子，甚至自杀。年轻人把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发到网上，广而告之；在自己的卧室架起照相机。就好像我们在呐喊：注意我！记住我！但恶名声是持续不了多久的。那些名字很快被人们淡忘，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

******

那么，我问“大先生”，你如何避免第二次死亡？

他回答：“从短期来看，答案很简单。家庭。我希望我能够活在我们家族后几代人的心目中。如果他们记得我，为我祈祷，那我就能够以某种形式还活着。我们一起创造了那些记忆，那些欢笑和眼泪。

“不过就算那样，也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

他用唱词回答我。

“如果……如果我做得还不错，那么，有一代人会记得……记得我，或许两代人……但是最终……他们会问：‘他是谁来着？’”

我反驳他。但开口没说几句我就打住了。我意识到，拿我自己来说，我就不知道曾祖父的名字。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曾祖父长什么样子。就算是关系很紧密的家族，牢固的关系又能够维持几代人呢？

“大先生”说：“这就是为什么，信仰是如此的重要。这是一根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拉住的上山下山的绳索。或许很多年过去之后，人们不再记得我。但是我所相信的，我所接受的——关于上帝，关于我们的传统——却能够生生不息地传下去。这些是我们的父母亲们，我父母亲的父母亲们，传给我们的。如果这些传统能够被我的孙子孙女，我孙子孙女的孙子孙女们继承，那么我们就有了，你知道……”

传承？

“没错。”

******

我们该回布道会去了，我说。

“没错。来，帮我一把。”

我意识到房间里除了他只有我。没有我的帮助，他无法从椅子里站起来。这离开他站在布道台上用洪亮的声音演讲，而我坐在人群中完全被他所吸引，多少年已经过去了？我努力不让自己再想下去。我笨手笨脚地走到他后面，嘴里数着“一，二……三”，扶着他的胳膊肘帮他站起来。

“啊，”他吐了口气，“老喽，老喽，老喽。”

我打赌你一定能够再来一次很棒的布道。

他抓住助步器。听到我的话，停住了。

“你真的这样想？”他轻声问。

当然，我说。毫无疑问。

他们家的地下储藏室里，有记录着“大先生”、萨拉和孩子们早年生活的录像带。

有五十年代初期，他们抱着第一个孩子沙洛姆，逗他玩的影像。

有几年之后，他们和双胞胎女儿，奥娜和蕾娜在一起的影像。

还有六十年代，他们推着最小的女儿吉拉尔的录像带。

尽管影像已经略微有些模糊，但“大先生”脸上快乐的表情却依然呼之欲出。他抱着，搂着，亲吻着他的孩子们。他看起来似乎是注定要成为一大家子之长的。他从来不打孩子。他几乎没有高声训斥过他们。他给孩子们留下的是一小段一小段温馨时刻的记忆：午后从教堂漫步回家，陪几个女儿晚上做功课，一家人在安息日的晚上吃一顿长长的晚餐，边吃边交谈，夏日里陪儿子玩棒球，转过身子把球从头顶抛出去。

有一次，他开车带沙洛姆和他的小伙伴们从费城回来，快要经过一座桥的收费站的时候，他问那几个男孩是不是准备好了护照。

“护照？”他们问。

“你们的意思是你们没有护照——没有护照你们就想进入新泽西？”他叫嚷道，“赶紧，赶紧藏到毯子下面去。屏住呼吸！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后来，他一直拿这件事情和他们开玩笑。就在汽车后座的那条毯子下，一个家庭故事就这么诞生了，一个父亲和儿子会记住几十年的笑话就这么诞生了。一份家族的记忆。一次一个记忆。

他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他的儿子是一个颇有声望的拉比。大女儿是图书馆馆长。小女儿是一名教师。他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有一张照片，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大先生”说。“每当我觉得死亡快要临近的时候，我会看着那张照片，每个人都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会对自己说，‘阿尔，你干得还不错。’

“‘你的不朽就在其中’。”

教堂

我走进教堂，一个额头高高，身材瘦削的男子朝我点点头，递给我一个白色小信封，那是为人们捐钱而预备的。他示意我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屋顶上的大洞似乎就在头顶。黑黑的一个大窟窿，淌着水。木条地板上放着的一列红色水桶，承接着不断滴落的雨水。

大多数长椅都空着。靠近讲坛的地方放着一架可移动的风琴，有个人坐在风琴前，不时奏出一个和弦来，边上的鼓手配合着——嘭，嘭——打在某个节拍上。小乐队的演奏在大厅回响。

亨利牧师站在一边。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袍，衣服的前裾后摆在飘摇。在他的几番盛情邀请之下，我决定来参加他主持的礼拜。我自己都不太肯定我为什么会来。或许是因为好奇。或许，说得更直接点，我是来看看他是否值得我信任，值得我捐钱给他。我去之前我们已经交谈过数次。他对他的犯罪历史毫无隐瞒——贩毒，滥用枪支，监狱生活——尽管他如此坦诚是件好事，但毕竟，如果计较他的个人历史，那你是绝对不会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值得托付。

但他脸上的神情中，有一种哀伤和坦诚，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就好像他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至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事情。虽然我总是想起一句老话：“千万不要相信胖牧师”，但我倒也不担心亨利·科温顿贪污教会的钱，因为他根本没有钱可以贪污。

他从自己的沉思中抬起头，看到了我。然后继续祈祷。

******

亨利·科温顿是1992年受纽约国际朝圣大会的罗伊·布朗主教的派遣来底特律的。布朗在他的教会里发现了亨利，听了他的见证，带他去监狱讲道，看到了囚犯们对他的故事的反应。在培训并教导了亨利之后，他任命亨利为执事牧师，并把亨利派到了汽车之城底特律。

亨利愿意为布朗做任何事情。他把整个家搬到了底特律市中心的一个华美达旅店。他每周可以从教会领到三百美元的周薪，使命是在这里建立起一个新的朝圣教会。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旧的黑色大轿车，是布朗主教给他的。这也是为了方便布朗主教周末到底特律来讲道。

数年中，亨利在三个不同的牧师手下工作过，每一个牧师都表扬他学习的热诚，并且发现他非常能够和周围社区的民众打成一片。他们把他升职为长老，最后他也成了牧师。但是，朝圣教会最终失去了对芝加哥的兴趣，布朗主教不再来了，亨利的工资也没有了。

他们告诉他，自己看着办吧。

因为无法支付按揭，他的房子被强行收回。当地警局在房子上贴上没收的标签。水和电也被掐了。同时，疏于管理的教堂锅炉坏了，水管上满是裂缝。当地的毒贩们放出话来，只要这个地方能够变成他们的秘密批发点，钱不是个问题。

但亨利不愿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他锲而不舍。他成立了自己的兄弟守护教会。他请求上帝的引领，他竭尽全力，维持教堂和一家人的生活。

******

此时，风琴声响了起来。有个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走上台。他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遇见的那个瘸腿人。大家叫他“卡斯”，是安东尼·卡斯特罗的昵称。他其实是教堂的长老。

“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他开始念祈祷词，眼睛几乎闭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有人鼓掌。有人叫好，“好……”，听起来更像“好……耶”。有人陆续进来，大门被打开时可以听到外面的车流声。

“感谢你，耶稣……感谢您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牧师，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一天……”

我数了数，教堂里共有26个人，全是黑人，大多数是妇女。我前面站着一个老妇人，她的裙子和加勒比海是一个颜色，她还戴着相配的帽子。就人数而言，这个教会比起加利福尼亚那些超级教会不知道小了多少，连一个郊区犹太堂的人数都不如。

“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一天，感谢你，耶稣……”

卡斯长老结束了开场祈祷之后，转过身，离开讲台。但他走的时候，拐杖绊到了电线，话筒掉在了地上，发出巨大的噗嗤声。

一名妇女赶紧上前把话筒拾起来。

教堂里安静了下来。

亨利牧师走了上去，他的脸颊和额头上已经满是汗水，亮晶晶的。

******

牧师出来讲道，对于我而言，意味着放松身心时刻的到来，因为我就要进入享受聆听的状态了。在“大先生”讲道的时候，我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出于习惯，我在长木椅上坐下，在风琴奏完《奇异恩典》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我调整了下脊背，滑坐到一个舒适的姿势。

亨利的身子朝观众倾斜着。他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好像在开口之前还需要最后沉思一下。然后他开口了。

“奇异恩典……”他摇晃着脑袋说，“……奇异恩典”

有些人在下面重复道，“奇异恩典！”有些人鼓起了掌。显然，这些人不是我所习惯的那种安安静静、沉思默想的观众。

“奇异恩典，”亨利低声吼道，“我本来应该已经死了。”

“嗯——嗯！”

“应该死了！”

“嗯——嗯！”

“该去死了！……但是因为他的恩典！”

“是的！”

“他的恩典……拯救了一个迷途的人。是的，我曾是个迷途的人。你们知道什么是迷途的人吗？我曾是个毒贩，酒鬼，我是个瘾君子，骗子，小偷。无恶不作。但是，耶稣来了……”

“耶稣！”

“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废物回收利用者！……耶稣……他拯救了我。他给了我新的生命。他给了我新的位置。靠我自己，我一无是处……”

“好……耶……”

“但他改变了一切！”

“阿门！”

“昨天……昨天，朋友们，我们的屋顶掉下来一大块。教堂在漏水。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说吧，牧师……”

“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知道……那首歌是怎么唱的……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无论何时何地！”

他开始鼓掌。管风琴也响了起来。鼓手在他后面敲。一时间，整个讲坛像是被聚光灯给照亮了。

“哈利路亚，无论何时何地……”亨利唱道，“……永远不要被生活的磨难给打倒……”

“无论你经历了什么，”

“放开声音说……”

“哈利路亚……无论何时何地！”

他的声音很美，纯净而明亮。从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身体里居然能够发出这样的高音，让人有些意外。整个教堂里的人都全神贯注，饱受鼓舞，开始鼓掌，摇动肩膀，而且一起唱了起来——所有的人，除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合唱团成员。

“哈利路亚……无论何时何地！”

歌声一停，亨利旋即接上刚才的布道。在祈祷、赞美诗、说话、唱歌、布道、恳求、呼唤和回应中，没有任何间歇。显然这都是完整的一体。

亨利说：“昨晚我们在这里，看着四周，看着四周，墙皮在剥落，到处都是裂缝……”

“没错！”

“你可以听到水灌进来的声音。到处都放了水桶。我问上帝寻求帮助。我开始祈祷。我说，‘主啊，请让我们看见你的悲悯和仁慈。帮我们修好你的屋子。只要修好这个洞……”

“现在呢……”

“有那么一阵子，我要绝望了。因为我不知道能够从哪里弄到钱来修房子。但是我停住了。”

“这就对了。”

“我停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

“是的，牧师！”

“你们明白么，主在乎的是你做了什么，主可不管什么房子不房子。”

“阿门。”

“主可不管什么房子不房子！”

“对了，对了！”

“耶稣说过，‘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主可不管什么房子不房子。他关心的是我们，我们心里的东西。”

“耶和华是万军之王！”

“如果这里是我们崇拜主的地方——如果这里是我们崇拜主的地方……如果这里是我们唯一崇拜主的地方……”

他停顿了一下。接下来他似乎是自己在呢喃：

“那这就是神圣的地方。”

“是的，牧师！……祷告吧，牧师！……阿门！……好……耶！”

人们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亨利的话语感动了他们每个人，虽然教堂的房子如此破烂，但他们的灵魂仍受关爱。或许主正透过屋顶上的破洞看着他们。

我抬起头，看到红色的水桶和滴落的雨水。我看到穿着蓝色大袍的亨利在往台下走，一边走一边还在唱着祈祷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有魅力，很神秘，还是有些不对劲？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妈妈说得还真是没有错。他注定是要成为一名传道者的，不管他花了多长时间才走到这一步。

我开始阅读有关其他宗教的书籍。我很好奇地想知道，这些宗教是不是其实比我想象的要更加相似。我读的内容涉及摩门教、天主教、苏菲教派[31]和基督教贵格会[32]。

我还看了一部有关印度教徒恒河朝圣的纪录片。朝圣的旅途从恒河的入海口一直到其在喜马拉雅山之源。传说中，当神在空中和魔鬼作战时，有四滴圣水从天空掉落，这四滴圣水分别掉在了地球上四个地方。朝圣就是为了到这些地方，用河水洗澡，洗去罪恶，带来健康和拯救。

参加朝圣的有数百万人。或许是上千万人。那绝对是壮观的一幕。我看见蓄须的男子在跳舞。我看见穿着唇环、皮肤上涂着粉饰的圣人。我看见为了朝圣在大雪山中旅行了好几个星期的老妇人。

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宗教聚会，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出自于信仰的统一行动”。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完全是异端。那部纪录片把恒河朝圣称作为“以个人的微小举动成就人类的集体壮举”。

我不知道我定期拜访新泽西的那位老人，是不是也属于这个范畴。

美满的婚姻

我还没有仔细介绍过“大先生”的老婆。我应该说几句。

根据犹太传统，每个男孩出生前四十天，上天会有一个声音宣布他将会娶谁为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萨拉”这个名字应该在一九一七年就向着阿尔伯特宣布了。他们的结合年深岁久，充满了爱和韧性。

他们是在布赖顿海滩的一个招聘会上认识的——他是校长，她正在找寻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面试时，他们在几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她走的时候心想，“这份工作看来没戏。”但是，他非但雇用了她，而且爱慕她。数月之后，他把她叫进办公室。

“你现在有男朋友吗？”他问她。

“没有，”她回答。

“好。请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我想我会向你求婚的。”

她觉得很好笑。但她竭力没有表露出来。

“那还有其他事情吗？”她问。

“没有了，”他回答。

“好的。”就这样，她离开了办公室。

******

因为害羞，他隔了好几个月才再度开口。他们开始约会。他带她去餐厅。他带她去科尼岛[33]游玩。他第一次试图亲她的时候，紧张地打起了嗝。

两年后，他们结婚了。

在共同生活的六十年中，阿尔伯特和萨拉·刘易斯一共抚育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早夭。他们一起在孩子的婚礼上起舞，为彼此的父母送终，迎来了七个孙子孙女，住过三幢房子，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对方，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他们互相爱护，彼此珍惜。他们之间也有争吵，甚至互不理睬，但到了晚上，孩子们透过门缝，看到他们坐在床边，手拉着手。

他们是真正的一对。有时候站在讲道坛上，“大先生”会拿她开玩笑，“对不起，那位年轻的女士，你能够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她会用她的方式来反击他。她告诉人们：“我和我的丈夫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三十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结婚的日子，1944年11月3日。”

“等等……”听的人打断她，“那这样算起来，你们结婚的日子可远远不止三十年啊。”

“没错，”她回答。“周一时有二十分钟在一起。周二还不错，有一个小时。如果把这些时间都加起来，那可不就是三十年么。”

大家都笑了，她的丈夫也不禁莞尔。在给年轻的神职人员提的建议中，“大先生”曾写过一条：“找一个好伴侣”。

他找到了他的。

******

丰收能够让农夫更明白耕种的道理。同理可证，多年的婚姻也让“大先生”更明白如何才能让婚姻成功——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会不成功。他主持了近千场婚礼，从最简单的到喧闹庸俗到让人尴尬的。有很多长久的婚姻，也有很多不成功的。

你能够预测哪些婚姻会成功吗？我问。

他回答：“有时候。那些能够很好地沟通的夫妻成功的几率很大。如果他们的信仰相似，价值观相似，那么成功的几率也就大一些。”

那么爱情呢？

“他们应该一直有爱。但爱是会变的。”

此话怎讲？

“爱——那种神魂颠倒的情感——‘他真帅，她真漂亮’——那是会萎缩的。一旦情况改变，那种爱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另一方面，真正的爱能够自我丰富。真爱会生出信任，越长越强大。就像《屋顶上的小提琴手》[34]里描述的那样。你记得吗？当特伊唱起‘你爱我吗？’的时候？”

他提及这出音乐剧，我应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觉得《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差不多代表了“大先生”的世界观。宗教。传统。社区。丈夫和妻子——特伊和格尔黛——他们用行动，而非语言，证明了他们的爱。

“她说，‘你怎么能够问我是不是爱你呢？看看我为你做的。除了爱，你还能怎么称呼这样的感情呢？’

“那种爱——那种通过生活创造出来的爱——那种爱是持久的。”

******

“大先生”和萨拉能有这样的爱是幸运的。他们历经磨难，互相依赖——而且无私。“大先生”喜欢这样告诉年轻人：“记住，婚姻和战争的唯一区别在于把‘我’字放在什么地方。[35]”

有时候，他也会讲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向他的医生抱怨，说他的妻子发起怒来‘就变得非常有历史感。’

“‘你的意思是她有些歇斯底里？’医生没有听明白，如此问。

“‘不，是历史感，’那个人回答，‘她会把我从前做错的每一件事情都一五一十列举出来！’”

不过，“大先生”也明白，在当今社会，婚姻是多么不牢固。他为很多新人主持婚礼，看着他们的婚姻破裂，然后在他们再婚的时候再为他们主持婚礼。

“我觉得现在的人对婚姻的期望过高，”他说。“他们期望完美。每一刻都是幸福的。那是电视剧或者电影中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不是正常的人类经验。

“就像萨拉说的，这里有二十分钟的好时光，那里有四十分钟，加起来就是一段美好的婚姻。秘诀在于当一件事情不那么美好的时候，不要把整件事情看得都很糟糕。争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另一个人烦你了，恼你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和一个人亲近相处必然发生的情况。

“但是，从这种亲近中所换得的快乐——当你看着你的孩子们，当你醒来的时候互相望着对方微笑——那就是幸福，那是我们的传统所教导我们的。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

为什么他们会忘记？

“因为‘承诺’这个词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上岁数了，我记得过去这可是一个褒义词。一个有承诺的人是人们仰慕的对象。他是忠诚的，可靠的。现在，承诺变成了人们极力避免的事情。人们都不想让自己安定下来。

“顺便说一下，这和信仰一样。很多人不想让自己被一种信仰所束缚，因为这样就要一直去做礼拜，或者遵循某些规矩。我们不想承诺上帝。我们只在需要的时候接受他，或者在情况还不错的情况下。但真正的承诺？那是需要持久的力量的——无论是信仰，还是婚姻。”

那如果不承诺呢？我问。

“那是个人的选择。但那样就错过了另一边的风景。”

那是什么样的风景呢？

他笑了。“那是你一个人无法找到的快乐。”

******

过了些时候，穿着外套的萨拉走进房间。像她丈夫一样，她也八十多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她戴着眼镜，笑容非常具有亲和力。

“我要出去买点东西，阿尔，”她说。

“好的。我们会想你的。”他的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有那么一刻，他们两个相视而笑。

我想到了他们之间的承诺，六十多年了。现在他是多么地依赖她啊。我想象着他们两个晚上坐在床边，互相握着手。那是你一个人无法找到的快乐。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大先生”对妻子说。

“什么问题啊？”

“啊呀……我把这个问题给忘了。”

她笑了。“好吧。反正我的回答是‘不。’”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她走过来，开玩笑似地握了握他的手。

“好了，反正很高兴遇见你。”

他笑了。“很高兴。”

他们亲吻。

我不太敢肯定那个关于出生前四十天定婚姻的说法，但是在那一刻，如果我听到天上有人喊出这两个人的名字，我想我是不会吃惊的。

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很肯定自己不会娶非犹太教的女孩为妻。

长大成人，我还是娶了非犹太教的女孩。

我的妻子和我是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结婚的。夕阳西下，天气温暖而舒适。她的家人朗读了《圣经》里的篇章。我的兄弟姐妹们则给了我们幽默的祝福语。我踩破了一个玻璃杯。主持婚礼的是当地的一个女法官，她给了我们她的祝福。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信仰，但我们达成了一个爱的解决方案：我支持她，她支持我，我们参加对方的宗教仪式。尽管在进行某些仪式的时候，我们会静默地站在一旁，但我们总是会说“阿门”。

不过总有艰难的时刻：遇到问题的时候，她会向耶稣寻求帮助，我听到她的低声祈祷，总感觉自己被锁在了外面。当你和不同信仰的人通婚，相结合的不单单是两个人——结合的是两种历史，两种传统，就好像圣餐故事和成人礼的照片混在了一起。尽管她有时候会说的：“我也信《旧约》；我们还没有那么不同。”但其实，我们是不同的。

你会不会因为我和外族通婚而生气，我问“大先生”。

“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他说。“生气有什么用处呢？你的妻子是个非常好的人。你们互相爱着对方。我看得出来。”

那从工作的角度，你是怎么考虑这一点的呢？

“如果有一天你来跟我说：‘猜猜发生什么了？她想要改信犹太教了，’那我会非常开心的。但在此事发生之前……”

他转而唱起来：“但在此事发生之前，我们会友好相处……”

亨利的故事

我常常忍不住会拿“大先生”和亨利牧师相比。两个人都爱唱歌。两个人的讲道都很出色。和“大先生”一样，亨利在他的宗教生涯中也只带领过一个教会，他也结过一次婚。跟阿尔伯特和萨拉·刘易斯一样，亨利和阿妮塔·科温顿也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并且都曾失去过一个孩子。

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之路截然不同。

比方说，亨利不是在招聘会上碰到他妻子的。他第一次碰到阿妮塔时候，她正在掷骰子。

“来吧，来个六！”她嚷起来。她正和亨利的哥哥在玩骨牌。“六啊，给我一个六！”

她十五岁，亨利十六岁。他一眼被她吸引住，人傻了，就像卡通片里丘比特的箭“嘭”地射中了他。或许你觉得掷骰子这事一点也不浪漫，而且对一个未来的神职人员来说，这也不像是一个找到长久真爱的合适的方式。亨利19岁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他对阿妮塔说，“我不指望你能等我七年，”她的回答是，“如果是二十五年，我也会等你的。”所以，谁能够说得清楚长久的真爱一定是什么样的呢？

亨利坐牢期间，阿妮塔每个周末都去探望他。她要在午夜时分搭乘公车，坐六个小时，赶到纽约州北部。当太阳升起，探望时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了。她和亨利拉着手，一起玩牌，聊天，直到探望时间结束。尽管交通如此不便，她还是几乎一个周末都没有拉下。她这样做是为了给亨利一点希望，让他的生活有个盼头。亨利的母亲在一封寄往狱中的信里写道：如果不能够和阿妮塔在一起，“你或许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女人，但你再也找不到你的妻子了。”

他一出狱，两人就在摩莱亚山教堂举办了个简单的结婚仪式。那时候他的身材很好，又高又英俊；她还留着刘海。结婚照里，她神采焕发，满脸笑容。在一家名为“射手座”的夜总会里，他们办了个酒会，然后在纽约成衣制造区的一家酒店过了一个周末。星期一早晨，阿妮塔就又上班去了。

那一年她22岁，他23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们失去了一个宝宝，丢了一份工作，看着热水管在冬天爆裂，天花板上悬挂着冰柱子。

然后，真正的磨难开始了。

******

“大先生”说好的婚姻需要经历得起磨难，亨利和阿妮塔的婚姻正是如此。但是，早些年，那些“磨难”的背后是毒瘾，犯罪，还有躲避警察。并不是《屋顶上的小提琴手》描写的那一类。亨利和阿妮塔都染上过毒瘾，但亨利出狱之后两个人就戒了毒。但在他们的宝宝夭折、热水管爆裂、阿妮塔丢了工作之后——特别是在亨利看到他贩毒的哥哥腰缠厚厚的百元大钞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而且陷得更深。亨利在各种派对上兜售毒品，也在自己家贩毒。很快，客人们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以至于他不得不让他们在街角排队等着，一个一个进屋。他和阿妮塔都染上了很重的毒瘾和酒瘾，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对警察和当地贩毒头目的恐惧。有一个晚上，几个曼哈顿的毒贩把亨利叫上一辆车，要他出去转一圈，亨利觉得自己很可能会送命；阿妮塔在家等着，揣着一把枪，做好了亨利再也回不来的准备。

但亨利终于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就是在那个躲到垃圾筒后的夜晚——然后开始往上爬，阿妮塔也是这样。

“是什么让你远离上帝的？”那个复活节的早晨，亨利问阿妮塔。

“是你，”她回答。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和阿妮塔戒了毒，丢弃了枪支。他们把所有的吸毒用具都扔出家门。他们开始去教堂，每天晚上读《圣经》。有软弱的时候，他们互相帮助，度过难关。

戒毒之后几个月的一天早晨，有人敲他们的门。当时还非常早。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门外响起，说他想要买点货。

亨利在床上回答他，让他走。他告诉门外的人他已经不干这行了。但那个人很执著。亨利喊道：“这里什么都没有。”但门外的人还是坚持不懈地敲门。亨利从床上爬起来，用毯子裹着身体，走到门口开门。

“我告诉过你……”

“不许动！”那个声音叫道。

亨利看到五个持枪的警察对着他。

“让开，”其中一个说。

他们推开房门，让阿妮塔也原样待着不许动。他们把房间搜查了个遍，翻了个底朝天，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藏有任何违法的东西，最好主动坦白。虽然亨利知道自己已经把那些东西都给扔了，但他的心还是忍不住狂跳。我漏了什么东西吗？他向屋子四周打量。这里没有，那里也没有……

哦，不。

突然，他无法呼吸了，感觉就像有个棒球塞进了他的喉咙。小茶几上放着两个红色的笔记本。亨利知道一本是他每天晚上读《圣经》所抄录下的箴言。另外一本要更旧一点。里面记载着上百次的贩毒记录，包括人名和交易金额。

他把这本旧笔记本翻出来是为了要将其销毁，但现在它可能毁了他。一个警官走了过去，拿起上面的那本翻看起来。亨利的膝盖发软，胸膛剧烈起伏。那个警官翻开一页，从上往下看了一遍，然后丢开本子，继续搜查。

显然，他对那些箴言没有什么兴趣。

一个小时后，警察们都离开了，亨利和阿妮塔抓起那个旧笔记本，马上付之一炬了。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不停地感谢上帝。

******

如果你的牧师告诉你类似的故事，你会怎么想呢？一方面，我钦佩亨利牧师的坦诚，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做尽了坏事，不配当牧师站在讲道坛上。不过，我已经听过他数次讲道，他引用过《使徒行传》，八福[36]，《所罗门书》，以斯贴皇后的故事，以及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来说明罪人可以得救的道理。亨利唱起赞美诗来神情专注，充满激情和吸引力。而且他好像总是在教堂里，要么是在二楼的办公室，要么就是在那个灯光昏暗的小型体育馆中。他的办公室窄而长，里面放着一张会议桌，是前面的租户留下来的。一天下午，我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去教堂拜访他，发现他坐在那里，双手合十，眼睛闭着，正在祈祷。

在天气转冷之前，亨利有时候会在教会边搭起一个烧烤架烤吃的：鸡肉，虾肉，还有各种信徒捐来的食品。无论是谁，只要饿了，都可以来拿。有时候他甚至会跑到街对面，站在一堵正在坍塌的水泥矮墙上布道。

“我从那堵墙上传播出的上帝的话，可不比我在教堂里传播的少，”亨利有一次这么告诉我。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有些人还没有准备好进教堂的门。或许他们有罪恶感，因为过去的行为。所以我就走出去，给他们带个三明治。”

就好比是上门推销？

“是啊。只不过这些人没有家，无门可敲。”

有些人是吸毒的？

“哦，当然。有些星期天来做礼拜的人也吸毒。”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在你讲道的时候？

“哦，是啊。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看到那些不停摇着头的人，你就知道‘嗯，这些家伙肯定吸了厉害的玩意儿了’。”

那这不让你感到不舒服吗？

“一点也不啊。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吗？我不在乎你们是不是喝醉了，是不是刚从毒贩那里出来，我不在乎。如果病了，我就去医院的急诊室。如果病没好，那么就再去。所以，无论你的病是什么，就让这间教堂成为你的急诊室。在你痊愈之前，记得要一直来。”

我看着亨利宽阔的、充满温情的脸。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好的。”

你从犹太教堂偷了什么东西。

他松了口气，笑出声来。“信不信由你——是信封。”

信封？

“是啊，信封。那时我不过是个毛头小子。那些比我年龄大的，早就溜进去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我只找到一盒信封。我逃出来的时候就拿了那些信封。”

那你还记得你用那些信封干吗了？

“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了，”他回答。

我看着他，看着他的教堂，想着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

我搬了一箱“大先生”过去讲道的稿子回家。我一页页翻阅。有一篇是五十年代写的，标题是《犹太会堂的意义》。还有一篇是六十年代写的，标题是《代沟》。

我还看到有一篇的标题是《雨滴不停打在我头上》。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作品。我读了一遍。我又读了一遍。

他呼吁大家帮助维修快要坍塌的屋顶。

“大先生”是这样写的：“每次下雨我们的屋顶都会流下很多眼泪。”他提到有一次坐在教堂里，他“差点被一块湿漉漉的屋顶瓷砖”给砸中。还有一次，因为连续下了两天的雨，为参加婚礼的人们而准备的鸡汤中“增加了诸多不该出现的调料”。还有一次晨祷会的时候，他不得不抓起扫帚敲打一块拱起来的砖，让积在里面的雨水流走。

在这篇布道辞中，他恳求会众们奉献更多，好让这个崇拜上帝的场所不至于坍塌。

我想起了亨利牧师和那个屋顶上的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个人经历过共同的事情。一个市中心的教堂。一个郊区的犹太会堂。

但是，我们的教会最终筹到了足够的钱。而亨利根本不可能从他的信徒那里筹钱。

十一月

你的信仰，我的信仰

我记得年少时，“大先生”布过一次道，逗得我哈哈大笑。他朗读了来自另一个教派的神职人员写给他的感谢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愿你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保佑你。”

我觉得好笑是因为这样说来，天上竟有两个上帝，还可能收到同样的信息。那时候我年纪太小，还没有办法领会这背后所藏的深意。

我曾在美国中西部生活。那个地区被人戏称为“北部圣经带”。宗教在那里是个严肃的问题。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有陌生人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弄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采访的运动员们将他们的成功触底和本垒打归为“上帝和救世主耶稣的荣耀”。在底特律，我和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天主教徒们一起参加过各种义工活动。因为大底特律地区号称有中东之外最大的阿拉伯居民区，穆斯林问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曾经有一场争论，一个清真寺每天播放提醒人们去祈祷的广播，这引起了住在清真寺周围的波兰裔居民的不满，因为清真寺的音乐和教堂的钟声混在了一处。

换句话说，“愿你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保佑你”——谁的上帝保佑谁——已经从一个好玩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我几乎是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发现很多信仰非主流教派的人也是这样做的。让我慢慢疏离信仰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说起这个问题就得为自己辩护。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理由。但事实确实如此。

******

感恩节前不久的那个周日，我从纽约搭乘火车去看望“大先生”。我走进他家，拥抱他，在他的金属助步器的开道下，跟他走进书房。他的助步器上挂着一个小篮子，里面有几本书，不知道为什么，还放着一只染成红色的葫芦。

“大先生”调皮地说：“我发现大家都喜欢看我把助步器扮成超市推车，这样他们就放心了。”

他要我为他写悼词的请求，现在俨然成了压在我心头的“期末考卷”。在有些拜访中，我觉得离交卷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而有些时候，我觉得恐怕时间不多了，可能几个星期都熬不过，也就剩那么几天的时间了。这一次，“大先生”看起来情况还不错，眼神清澈，声音有力，这让我感到很宽慰。我们坐下后，我告诉他我所参与发起的为无家可归者筹款的慈善活动，包括我去体验流浪者过夜的经历。

我不太敢确定我是否该对一名犹太拉比提及一所基督教堂的事情。我有罪恶感，就好像自己是个叛徒。我记得“大先生”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带老派的祖母去看棒球比赛。当每个人都为本垒打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她毫无所动地坐着。他转过身，问她为什么不鼓掌。她用希伯来语对他说：“阿尔伯特，这对我们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吗？”

但我的担心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先生”根本不做这样的价值判断。“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们。这是正义的。无论你帮助的是谁，”他说。

******

很快我们就进入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争辩。不同的信仰如何共存？如果一种信仰相信的是一套，另一种信仰相信的是另一套，那怎么可能两者都是对的呢？还有，一种信仰有没有权利——甚或义务——去改变别人的信仰呢？

“大先生”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面临着这些问题。他回忆说：“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教会信众的孩子们在上校车之前，都会把他们的犹太书籍用牛皮纸给包起来，不让人看到。你想想，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在我们之前，他们都没有见过犹太人。”

那是不是因此而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笑了。“哦，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母亲沮丧地来找我。她的儿子是班上唯一一个犹太男孩。学校排练圣诞演出的时候，派给了他儿子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耶稣。”

“我就跑去找老师。我向她解释了其中的尴尬之处。她的回答是，‘拉比，那正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他的原因啊。因为耶稣就是个犹太人嘛。’”

我记忆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小学时，我是没有份参加那些缤纷、盛大的圣诞剧，诸如“佳音报你知”或是“铃儿响叮当”的演出。我只能加入学校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犹太男孩，唱犹太圣诞歌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小陀螺，我用泥土做陀螺……”我们拉起手站成一圈，模拟一个转动的圆环。没有道具。没有演出服装。在歌曲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倒下。

我敢保证我看到了很多非犹太教的父母，强忍住不笑出声来。

******

在宗教的争辩中很难有一个赢家。谁的上帝更好一点？谁的圣经是对的，谁的是错的？我赞同影响了甘地的印度诗人拉杰昌地的说法：没有哪一种宗教比另一种宗教更优越，它们都让人们离上帝更近。就拿甘地自己来说，他结束断食的时候，会随兴念一段印度教的祈祷文，穆斯林的祈祷词，或是基督教的赞美诗。

这么多年来，“大先生”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但从不试图改变其他人的信仰。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犹太教不寻求改变他人的信仰。实际上，从传统而言，犹太教甚至不鼓励人们改变信仰投入犹太教的怀抱，而是强调信仰可能带来的艰难和困苦。

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如此。纵观历史，成千上万的人因拒绝改变宗教信仰，拒绝接受另一个上帝，拒绝批判自己的信仰而惨遭杀戮。二世纪著名的犹太学者亚科瓦拉比就是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宗教研究而被罗马人折磨致死。他们用铁耙碾过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听着，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是唯一。”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唇边挂着的最后的词是“唯一”。

******

那个祈祷——还有那个“唯一”——是“大先生”信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唯一，也就是唯一的神。唯一，也就是神的创造，亚当，是唯一的。

“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上帝只创造了一个人？’”“大先生”摇晃着一个手指头，问我。“为什么，如果上帝执意要不同信仰的人互相争吵，那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造很多不同的人呢？他创造了树，对不对？不是一棵树，而是无数棵树。为什么人就不是那样的呢？”

“因为我们都是从同一个人来的——也都是从同一个神来的。那就是一个信号。”

那么，为什么，我问，现在的世界如此分化？

“你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你会希望世界看起来到处都一样吗？不，生命的奇迹就在于其不同。

“在我们的宗教里，我们有问答，阐述，论辩。在基督教，天主教和其他信仰中，也是同样的情况——论辩，阐述。这就是其美妙之处。就像一个音乐家。如果你找到了一个音符，你不停地演奏同一个音符，反反复复，那你肯定会发疯的。不同的音符组合在一起才成为音乐。”

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呢？

“就是相信有比你更高一层的东西存在。”

那如果持其他信仰的人不承认你的信仰呢？甚至因为你的信仰而要你去死？

“那不是信仰。那是仇恨。”他叹了一口气。“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肯定坐在那里流眼泪。”

******

他咳嗽了，然后像是为了安慰我，脸上随即又露出微笑。家里人已经为他请了全职的家庭看护人员；看护中曾经有一个来自加纳的高个子妇女和一个强壮的俄罗斯男人。现在的看护是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漂亮印度小姐，从周一工作到周五。她叫蒂拉。上午，她帮他穿衣服，做一些轻微的运动，然后为他准备午饭，开车带他去超市和教堂。有时候，她会在车里放些印度宗教音乐。“大先生”挺喜欢那些音乐的，还会询问她歌词是什么意思。她谈起印度教中转世这一概念的时候，“大先生”还仔细询问了她，并向她抱歉说自己过去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印度教。

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你是怎么做到有如此开放的心态的？我问。

“你瞧，我知道我自己信的是什么。它在我心底里。我经常告诉我们的人：对于你们所拥有的信仰的真实性，你们应该确信，但是你们也应该谦卑地认识到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因为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就必须接受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的信仰。”

他叹了口气。

“我并不是这个说法的发明者，米奇。大多数宗教都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

此时，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位老人真令人敬佩。他从不横加指责其他信仰，也不对别人的信仰问题说三道四，即使是在私下，即使是在暮年。我同时意识到自己在信仰这件事情上实在有点懦弱。我应该为自己的信仰而骄傲的，不应该如此没有安全感。我大可不必对自己的信仰闭口不谈。如果你不认同摩西，你也不认同耶稣，如果清真寺，斋戒，诵经，麦加，佛，忏悔，或者重生，这些事情你都不认同——那么，问题恐怕是出在你自己身上。

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我问“大先生”。

他点点头。

如果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说：“上帝保佑你，”那该怎么回答？

“我会说，‘谢谢你，上帝也保佑你。’”

真的？

“为什么不呢？”

我发现自己无法回答他的反问。根本回答不了。

我读了一些佛教故事和寓言。

其中一则讲到有一个农夫，醒来发现他的马跑了。

一些邻居路过看到，说：“太糟糕了。运气真差。”

那个农夫回答，“可能吧。”

第二天，那匹走失的马带着几匹野马跑了回来。那些邻居祝贺农夫，说他时来运转了。

“或许吧，”农夫回答。

农夫的儿子试图骑一匹新来的马，结果摔断了腿。邻居们又上门表示慰问。

“或许吧，”农夫还是这样回答。

隔了一天，军队里来人想征他儿子入伍——但因为他摔断了腿便没有收他——大家都很高兴。

“或许吧，”农夫还是这样说。

我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很优美，因为它们简单，且有种听天由命的意味在里面。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对自己在意的事情做到如此不在意。我不知道。或许吧。

我们找到的……

离开“大先生”家之后，我又去了次犹太会堂，我想找出教会四十年代老楼的一些资料。

“或许我们的档案里有，”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接电话的女子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档案，我在电话里说。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有档案。我们还有你的档案呢。”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能看看吗？

“如果你想看的话，没问题。”

******

我走进门厅。教会学校还在上课，到处都是孩子。那些还没有成为少女，但已经带上点羞涩的女孩们蹦蹦跳跳地走来走去，男孩们则在大厅里奔跑撒欢。他们扶着自己的头，以防小圆帽掉下来。

一切都没有变，我想。通常，这会给我一种优越感。我已经远走高飞了，而那些可怜的家乡小男孩还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但这一次，我感到了距离，与空虚。

嗨，我的名字是——我对前台的一位女士说。

“我们知道你是谁。这就是你要的档案。”

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是啊，我几乎忘了我们家在这里居住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谢谢，我说。

“没问题。”

我接过档案，踏上回家的路。或者，那个现在被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

在飞机上，我靠坐在椅子上，解开扎在文件袋上的橡皮筋。我回想了一下我离开新泽西之后的人生。我年轻时的梦想——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我的朋友遍布不同的时区。我写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这么多年来，我换过很多住处。

但是，你可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那些事情到头来和你没有什么关系。我对于机场的熟悉程度要超过我对我所居住的小区的熟悉程度。我在全国各地所认识的人的数目，要超过我认识的邻居数目。我的“社交圈”就是我的工作圈。我的朋友都是通过工作而认识的朋友。交谈也都是关于工作的。我的大多数社会交往都是因为工作关系而发生的。

最近几个月，这些工作支柱正在坍塌。朋友们被解雇了。公司裁员。他们的工作期限被买断。办公室被关闭。那些你一打电话就能找到的人再也找不到了。他们发了电邮，说他们正在寻找“令人兴奋的新机会”。我根本不相信“令人兴奋”之说。

没有了工作联系，人际关系也就没有了，就像磁铁失去了磁性。我们承诺说要保持联系，但又无法兑现承诺。对有些人来说，失业的人就像是得了传染病的人一样接近不得。不管怎么说，没有了工作的共性——抱怨，八卦——还剩下些什么可以交谈的呢？

******

我将档案袋里的东西倒在飞机坐椅的桌板上，发现里面有成绩单，旧试卷，甚至有一篇我在四年级时写的关于以斯帖皇后的剧本。

末底改：以斯帖！

以斯帖：是的，叔叔？

末底改：到城堡里来。

以斯帖：可是我没有衣服。

里面还有“大先生”写的祝贺信的副本——有些是手写的——祝贺我考进了大学，祝贺我订婚。我感到很羞愧。他是要通过这些信件和我保持联系。而我都不记得自己收到过这些信件了。

我想到了我生活的关系网。我想到了那些被解雇了的，或者因病而辞职的朋友。有谁给了他们安慰？他们去了哪里？显然，他们没有找我。也不能找以前的老板。

通常，他们应该可以从他们的教会，或者寺庙那里得到帮助。各种宗教社团的成员会捐钱，煮饭，掏钱付账单。他们做这些是出于爱，出于同情，知道这是构成“圣洁的团体”的基础工作。这就是“大先生”口中所提起的社区的概念。这也是我曾经属于，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一个组织。

飞机降落了。我收拾起那些文件，重新用橡皮筋将它们扎起来。我感到了小小的悲哀，像是旅行归来，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旅途中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感恩节

底特律的秋天非常短暂，像是一眨眼的工夫，树秃了，城市的颜色也像被吸收殆尽，留下的是荒芜的水泥森林。头顶上的天空是惨白色的，初雪飘落。我们摇起车窗，取出冬衣。城市的失业率在飙升。很多人再也无法负担房屋按揭。有些人选择了打包出走，将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家，留给银行，留给那些弱肉强食者。这还只是十一月初。一个漫长的冬季就在眼前。

感恩节前的一个周二，我去了兄弟守护会，想亲眼看看他们帮助无家可归者的计划实行得如何。对亨利牧师，我还是无法做到完全放心。他的教会在每一个方面都和别家不同——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大先生”的话在我心中回响。他告诫过我：你可以完全相信你自己的信仰的真实性，同时又接受别人有别人的信仰。

此外，还有那整个关于社区的概念——底特律是我的城市。所以我决定要做尝试。我帮助亨利购买了蓝色的防水布盖在屋顶漏水的地方，这样至少教堂里面不会被水淹。翻修屋顶是个大得多的工程，建筑商估算说需要大约八万美元才能动工。

“哇！”亨利听到这个估算的数字后发出了一声惊叹。他的教会已经好多年没有接触过如此大笔的资金了。我很为他难堪。要拿出这个数目来，需要有对这个教会更有信心的慈善机构出面。我目前只能做到给一张防水布——也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这对我而言就已经够了。

******

我下了汽车，寒风打在脸上，冰凉彻骨。因为有了帮助无家可归者的项目，教堂边出现了很多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流浪者。有几个人在抽烟。我注意到有个体型瘦小的男子抱着个小孩，等走近了，我才发现这个戴着滑雪帽的人其实是个妇女。我为她把门打开，她在我之前先走了进去。孩子趴在她的肩头。

走进教堂，我听到了很大的动静，好像是很多小型引擎在工作，还听到了叫喊声。我站在可以俯瞰整个体育馆的天桥走道上。下面放满了折叠桌，大概有八十个左右无家可归的男男女女围坐在桌子旁。他们穿着破旧的外套和连帽衫。只有少数几个有棉外套。有一个人穿着底特律狮子队的夹克。

人群中站着亨利。他穿着蓝色的圆领长袖衫和一件厚重的外套。他在桌子中间穿行，身体的分量不时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上。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喊道。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众人跟着他喊。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又喊。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众人也跟着他喊。

“因为上帝爱我！”

“因为上帝爱我！”

有几个人鼓起了掌。亨利吁出一口气，点点头。一个又一个，很多无家可归者站了起来，围成一个圈，互相拉起手。众人开始一起祈祷。

然后，好像是出于一种默契，围成一圈的人站成一条直线，朝厨房走去，那里有热乎乎的食品等着他们。

******

我拉了拉外套。感觉教堂里出奇地冷。

“晚上好，米奇先生。”

我抬头看到了卡斯，就是那个独腿的教会长老。他和我打招呼的腔调——“你好，米奇先生”——让我感觉他好像要脱帽行礼似的。他坐在走道上，拿着一个笔记本夹。他叫我的时候声音里带着轻快的调调，我听说他几年前因糖尿病和心脏手术后的并发症而失去了一条腿，不过他总是很开心的样子。

嗨，卡斯。

“牧师就在里面。”

亨利抬头看到我，朝我挥了挥手。在卡斯的注目下，我朝亨利也挥了挥手。

“你什么时候听我讲讲我的故事，米奇先生？”

你也有故事要讲吗？

“我的故事，你非常有必要听。”

听你的口气，好像要讲好几天呢。

他笑了。“不会，不会。但你真的应该听一听。很重要。”

好的，卡斯。让我们想办法安排一下。

这个回答好像让他颇为满意。谢天谢地，他总算没有顺着这个话题再谈下去。我又哆嗦了一下，把外套拉得更紧一些。

这里可真冷啊，我说。

“他们把暖气给关了。”

谁？

“煤气公司。”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呢？没有付账呗，我想。”

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要几乎嚷着才能听到彼此说话。

那是什么声音？我问。

“鼓风机。”

他指着几台看起来像是黄色风向袋的机器说。机器开着，吹出暖风，吹向那些排队领取咖喱和玉米面包的无家可归者们。

他们真的把你们的暖气给关了？我问。

“是啊。”

但冬天就要来了。

“那倒是真的。来这里的人很快就会更多了，”卡斯低下头，看着排队的人群说。

******

三十分钟后，亨利和我哆哆嗦嗦在他办公室凑着一台取暖机坐下。有人进来，端给我们放着玉米面包的纸盘子。

怎么回事？我问。

亨利叹了口气。“我们欠了煤气公司三万七千美元。”

什么？

“我知道我们拖欠了一些账单，但都是小数目。我们总是想办法付账的。不料这个秋天，冷得特别快。有礼拜和圣经研习会的时候，我们就把暖气打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屋顶的那个洞……”

把暖气都给吸走了？

“往上，往外，都飘走了。机器就不停地工作……”

但产生的热气继续从屋顶漏走，都不见了。

他点点头。“都不见了。说得一点没错。”

那现在你怎么办呢？

“哦，我们还有鼓风机。我们会尽量把这里弄得暖和些让大家睡得着。他们一开始把电也给切了。我打电话求他们，多少留点活路给我们。”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居然还有一个教堂，冬季没有供暖。

那你怎么用信仰来解释这事情呢？我问。

“我一直在问耶稣这个问题。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像《申命记》第二十八章里所说的，‘你在城里必受诅咒，在田间也必受诅咒，’若不听从神的话？”

那耶稣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我还在祈祷。我说，‘上帝啊，我们需要见你。”

他叹了口气。

“这就是为什么你给我们的帮助是那么重要，米奇。我们的人需要看到一丝希望。上星期下雨的时候，雨水哗啦啦灌到了教堂里；这个星期又下雨了，我们安然无恙。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征兆。”

我打了个哆嗦。我可不想成为一个征兆。特别不想在一个基督堂里成为一个征兆。那不过是些防水布。蓝色的塑料薄膜。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当然。

贩毒的时候，你能够赚多少钱？

他举起一只手在头颈后搓了搓。“老兄，你知道吗，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吧，我赚了大概有五百万的样子吧？”

但现在你连煤气的钱都付不起？

“是呀，”他说，语气一下子低沉了下去，“煤气都给掐了。”

我没有继续追问他是否想念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单单是提起这茬已经非常残忍了。

******

稍后，在清理完盘子、折叠好桌椅之后，卡斯开始照着纸板夹上的名单点名：“艾佛瑞特！”……“迪麦卡斯！”……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流浪汉们一一站出来，领取一张薄薄的人造革床垫和一张羊毛毯子。他们一个接着一个，间隔几尺，铺好过夜的垫子。有些人随身带着装个人物品的塑料垃圾袋，有些人则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房间里冰寒彻骨，卡斯的声音在体育馆的上空回荡。大多数人保持着沉默，好像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真正开始直面眼前这残酷的事实：没有家，没有床，没有妻子和孩子的道别。

只有鼓风机在聒噪着。

******

一小时之后，卡斯结束了他的工作。他站起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前厅。体育馆里的灯光调暗了。人都躺下去睡觉了。

“记着，下次来，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卡斯说。

当然，没问题，我回答。我把手插进口袋，我的手臂和身躯都在发抖。我无法想象这些人在如此寒冷中如何能够睡得着。但他们别无选择，不睡这里，就得睡在屋顶或是被遗弃的车上。

我要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把一个笔记本忘在了亨利的办公室里。我走上楼梯，但他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上了。我又走下来。

出来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体育馆。我听见持续不断的鼓风机的嗡嗡声，朦朦胧胧看到那些裹着毯子躺下的人，有些人一动不动，有些人翻来覆去。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境，当时浮起的一个想法是，所有这些毯子下躺着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男人，每一个大男人都曾经是小孩子，每一个小孩子都曾经在他们妈妈的怀抱里，但现在，怀抱他们的只有这冰冷的体育馆地板，仿佛沦落到了世界的尽头。

我不禁又想到——就算他们过去的作为“不顺从”，如亨利所说——难道此情此景不会让上帝伤心吗？

出来的路上我还看到一个身影。那是一个高大、孤单的身影。亨利牧师会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看护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直到守夜的人来上班。然后，他会穿上大外套，从边门离开，走回家。

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我渴望赶紧回到自己温暖的床上。我推开门，外面开始下雪了，打在了我的眼睛上。

我和欢乐走了一程；

她一路叽叽喳喳；

但分手时我一无所获

尽管她聒噪不停

我和悲伤走了一程，

她一路无语；

但是，哦！我学到了多少，

当她伴我同行。

——罗伯特·布朗宁·汉密尔顿

秋逝

“出事了。”

“大先生”的女儿吉拉尔打我的手机。如果不是碰到了什么事情，她是不可能打我的手机的。她说“大先生”的身体状况恶化了，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他无法保持平衡，总是往右边倒。他认不出人，开始胡言乱语。

他进了医院，已经住了几天。他们在讨论“方案”。

那他是不是……？我问。

“我们也不知道，”她说。

我挂了她的电话，马上拨通了航空公司的电话。

******

我赶到“大先生”家的时候，是星期天的早上。萨拉出来迎接我。“大先生”出院了，坐在起居室角落的一张躺椅上。

“你最好知道一下，”她说，声音变得轻下去，“他不是那么……”

我点点头。

“阿尔？”她招呼他，“你有客人。”

她说得很大声，而且很慢，我能够感到情况和以前有所不同。我走近“大先生”，他转过头，微微抬起下巴，挤出一点微笑，然后试图举起一只手，但也只能举到胸部的高度。

“啊，啊，”他努力发出这样的声音。

他给裹在一条毯子里，身上穿一件法兰绒衬衫，脖子上挂着一个哨子似的东西。

我凑近他，用我的脸庞擦了擦他的脸庞。

“哦……嗯……米奇，”他呢喃道。

你还好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这不是……，”他回答了一半，然后停住了。

这不是……？

他扮了个苦脸。

这不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是不是？我说。这真是一个蹩脚的幽默。

他试图露出笑容。

“不，”他说。“我的意思是……这个……”

这个？

“哪里……看见……啊……”

我使劲咽了口水。我觉得我的眼泪冒了出来。

“大先生”还坐在椅子上。

但我所认识的那个“大先生”已经不在了。

******

如果我们爱着的人离我们而去，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准备，突然之间，那个灵魂就没了，我们该怎么办？

讽刺的是，能够最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现在就坐在我面前。

人一生中可能面临的最重大的损失，就曾经发生在他身上。

1953年，也就是他刚加入教会没几年。他和萨拉的家庭已经颇具规模：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沙洛姆，还有一对四岁的双胞胎，奥娜和蕾娜。奥娜的意思是光，蕾娜的意思是快乐。

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快乐”。

小蕾娜长着一头棕色的卷发，活泼可爱。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她突然呼吸困难。某天夜晚，她躺在床上，发出骇人的喘息声。萨拉听到后过去察看，然后飞奔回自己的卧室，喊道：“阿尔，我们得带她上医院。”

在黑夜中行驶，他们的小女孩痛苦挣扎。她的呼吸道被堵住了，胸口发紧，嘴唇变成了蓝紫色。这样的情形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先生”紧踩油门。

他们冲进新泽西卡姆登市路德圣母医院的急诊室。医生们急忙把孩子安排进一间房间。然后就是等待。他们孤独地等待着。他们能做什么呢？有什么人能够做什么呢？

在安静的走廊里，阿尔伯特和萨拉祈祷着，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活下来。

几小时后，她死了。

******

那是一次严重的哮喘的发作，是蕾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病。如果放在今天，她多半能够活下来。如果有喷雾剂，知道如何使用，那次发病或许都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大先生”听一个素昧平生的医生说出了他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那句话——我们救不了她——那是一个以前他们从没见过的医生对他说的。这怎么可能呢？白天的时候，她还一切都好好的，快乐地玩耍着，一整个人生在前面。我们救不了她？这是什么逻辑，生命的秩序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是在恍惚中度过的。举办了葬礼，葬礼上小小的棺材。在墓地边，父亲朗诵了悼亡祷告词。这段祷词他为很多人念过，虽然文中没有提及死亡，但总是在葬礼或祭奠上被朗诵。

愿上帝的名被荣耀光大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

一小铲尘土盖在坟地上。

蕾娜被埋葬了。

“大先生”那一年三十六岁。

******

“我诅咒了上帝，”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说，“我不断地问他，‘为什么是她？这个小女孩做了什么？她只有四岁。她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东西。’”

你得到答案了吗？

“我至今还是没有答案。”

这有没有让你感到愤怒？

“有一段时间，我怒火中烧。”

诅咒上帝有没有让你有犯罪感？

“不，因为尽管那样做了，我还是承认有一种高于我们人类的力量的存在。”

他停顿了一下。

“那也是我治愈自己的起点。”

******

“大先生”回到讲坛的那个晚上，教会里挤满了人。有些人是来吊唁的，而有些人，毫无疑问，是出于好奇。私底下，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现在你会怎么说呢？”

“大先生”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规定的30天哀悼期一结束的那个周五晚上就出现在教堂了。

他站上讲坛，听众们安静下来，他心底的肺腑之言自然地流淌出来——那是他唯一熟悉的讲话方式。他承认，是的，他生了上帝的气。他在痛苦中怒吼，他嘶喊着寻找答案。尽管是为上帝工作的人，当永远地失去了女儿，再也不能把女儿搂在怀中的时候，他还是一样会啼哭，会感到绝望。

但是，他指出，那些他不想，但又不得不遵守的哀悼期的礼仪，比如说祈祷，旧衣服，不刮胡子，遮盖起镜子，帮他保持住了一点清醒，认识到自己是谁，否则很有可能沉溺在悲伤中而无法自拔。

“那些我曾经对别人说的话，现在我不得不对自己说，”他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信仰接受了真正的考验：就好比他得吃自己开的药，自己治愈自己受伤的心。

他告诉他们，悼亡祷告词中的话引发了他的思索：“我是传承中的一部分；某一天我的孩子们会为我吟诵这些文字，就像我现在为我的女儿吟诵这些文字一样。”

他的信仰给了他安慰，尽管这无法让蕾娜死而复生，但因为有了信仰，她的死变得不再那么难以承受。信仰让他意识到我们都只是一个强大的生命体系中脆弱的一环。他说，他的家庭是有福的，因为有这个孩子，尽管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年。终有一天，他会再见到她。他相信这一点。这给了他许多安慰。

他讲完后，在场的每个人几乎都哭了。

******

他告诉我：“很多年后，每当我要去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特别是失去了小孩子的家庭——我会努力回想当初是什么给了我安慰。有时候我们只是安静地坐着。就是坐着，或许握住一只手。让他们讲。让他们哭。过了一阵子，我能够看到他们变得好过一些。

“我离开他们，走到屋外后，我会这样……”

他举起一只手指，碰了下嘴唇，然后指向天空。

“蕾娜，你又帮到了一个，”他微笑着说。

******

此刻，坐在他的屋子里，我握着“大先生”的手，就像他为许多人做过的那样。我努力保持微笑。他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似乎在微笑。

好吧，我说。我很快会回来看望你的。

他似乎是点了点头。

“你……好的……哦……，”他如同耳语般在说。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他已经不能够完整地说出一句句子来了。我觉得我的每一次试图交谈的努力，都只会让他感觉更沮丧。他似乎能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害怕我脸上的表情让他感受到我巨大的悲痛。这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睿智而雄辩的人，几个星期前还在就神性侃侃而谈，而现在他已经被剥夺了他最珍贵的能力。他无法再传授，无法再用他美丽的心灵和头脑，串出一个个美丽的句子。

他不能唱歌了。

他只能抓住我的手，无声地张开嘴巴，再合起。

在返程的飞机上，我写下了一些话。我恐怕我要作的悼词，马上就到交卷的时候了。

“大先生”的一篇布道辞

“如果你问我，你也确实该这么问，为什么一个这么好，这么美丽，能够给予人世这么多意义的小女孩，竟然死了？我无法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因为我也没有答案。

“但有一篇注释《圣经》的文章是这样讲的：第一个人类，亚当，应该可以活得比任何人都长久，他可以活一千年。但他没有活那么长。为了寻到一个答案，我们的智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亚当求上帝让他看到未来是怎样的。上帝说：‘那你跟我来。’他带着他去天庭走了一遭，在那里，灵魂都等着被投入人间。每个灵魂都如同一个火种。亚当看到有的火种火焰熊熊，有的则火光微弱。

“亚当看到一个漂亮的火种，火苗旺盛、纯净，发出金黄橙亮的光。亚当说，‘上帝啊，那肯定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它什么时候降生？’

“上帝回答，‘亚当，我很抱歉，那个灵魂，尽管美丽，但无法被降生。因为它注定了要犯罪，玷污自己。我选择了不让它自我玷污。’

“亚当恳求上帝说，‘但是上帝，人类需要教导和指引。所以，不要剥夺我儿孙的机会吧。’

“但是上帝温和而坚定地回答道：‘我已经做了决定。我没有剩下的年限分派给它了。’

“亚当大着胆子，回答道：‘上帝啊，那我是不是能够把我的年限分一些给它呢？’

“上帝回答亚当说，‘如果那是你的愿望，我可以做那样的安排。’

“就这样，亚当没有活到一千岁，而是在九百三十岁的时候死了。

“许多世代之后，有一个孩子在伯利恒降生了。这个善于歌唱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以色列王。他用一生引领他的人民。《圣经》是这样说的：‘看啊，大卫王在活了七十年之后被埋葬。’

“我的朋友们，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有的人早早地离世而去，我只能从我们的传统智慧中去寻找答案。大卫王确实没有活得很久，但是在世时，他教导人，指引人，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圣经》中的诗篇。人们常常在葬礼上，引用诗篇第二十三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魂苏醒……’

“能够和我的女儿蕾娜有四年的时光，是不是比根本就不认识她，要更好呢？”

冬

有四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病人来见耶稣。因为人多，他们无法把他抬到耶稣面前。于是在耶稣所在之处的屋顶上拆开一个洞。

马可福音2：3-4

冬至

周日的早晨，雪下得很密。我拉开教堂巨大的前门，走进前厅。教堂里寒冷彻骨——而且空无一人。屋顶上的那个大洞还在。我可以听到风吹动蓝色遮雨布的声音。隐隐传来管风琴的声音，但是看不到一个人。

“嘘。”

我转过身，又看到了那个额头高高、身材瘦削的男子，他指了指大厅边的一个门。我走过去，推开门，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怎么回事。

门后面的地方像是个临时的小教堂，只有两小排坐椅那么宽，一边的“一堵墙”是用块小木板隔出来的，木板上用订书机订着塑料薄膜。头顶上也是塑料薄膜，矮矮的，有点像孩子们在阁楼里搭出来的城堡。

显然，因为没有暖气抵御严寒，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在教堂里用塑料布搭一个帐篷出来。教堂的信众们挤在有限的座位上。因为空间小就不显得那么寒冷了，不过人们还是得穿户外的厚外套。这里就是亨利·科温顿牧师举行周日礼拜的地方了。大讲坛变成了小讲桌，身背后高耸的管风琴换成了一幅用图钉订在墙上的黑白色旗帜。

我走到最后一排坐椅，坐下，亨利正在这样说：“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给人带来希望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以耶稣之名，阿门。”

我四下看了看。屋顶上有个大洞，暖气被人掐了，人只能待在塑料帐篷里，这个教堂还能支撑多久呢。

******

亨利那一天布道的主题是改过自新。他一开场就先感慨，要改掉一个陋习是多么难——特别是在吸毒这件事情上。

“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用低沉的嗓音说，“我知道，你们发誓说，‘我再也不这么干了……下一次等我有钱了，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回到家，向爱人保证说，‘我错了，但是我会改的’……”

“阿门！”

“但是等你有了一点钱，那些誓言——统统被扔到九霄云外。”

“是……啊！”

“你过得很糟糕，不想再那样下去了，又累又糟糕……”

“又累又糟糕！”

“你不得不向上帝承认，那东西要比你强大——比那些戒毒中心也要强大——比教堂里的牧师也更强大……我需要你，上帝……我需要你，耶稣……”

他开始拍手。

“但你得像史摩基·罗宾逊[37]那样坚强。”

他开始唱歌，唱了两句“我是你的俘虏”[38]的歌词。

然后重新开始讲道。

“或许你揣着钱去超市，买了些吃的。然后碰到什么人，你的意志又软弱了……花了七十元钱买的食物，二十元的价格卖了出去换成……”

“十五元！”

“是的，先生们……十五元……没有错，如果你被那种要吸一口的感觉搞得要发狂的话……我告诉你们，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那种陷在里头的感觉。”

“阿门！”

“但我们必须要和它作斗争。而且自己戒毒还不够，如果我们周围有其他人在努力，我们也必须对他们有信心……”

“接着讲，牧师！”

“《使徒行传》中讲到保罗在转变信仰之后，人们不信任他，因为他以前迫害过教徒，后来却变得满口称赞。‘这是同一个人吗？不可能！不会的，不会的’……人们无法看清你，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你还是过去的你。我在做牧师的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总是以皈依上帝之前的我们来评判我们……”

“是的，没错！”

“保罗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看着他……他们无法相信他是耶稣派来的人，因为他们用他的过去来评判他……”

“是的，没错！”

“他们只看他的过去。如果我们也以自己的过去来审视自己，那么我们就是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我们就是没有看到我们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的改变……”

“赶快告诉我们啊。”

“如果别人夸我干得不错，我的反应是，‘我正在努力。’但是有些知道我的过去的人——每次回纽约都能碰到那些人——每次他们听到我成了这里的牧师，突然之间，他们的反应就变成了‘伙计，我知道你拿了钱。我知道你一定是拿了钱。我知道你的。’”

他停住。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变低了。

“不，我说。你知道的是过去的我。你可能认识那个人，但你不认识我正在努力变成的那个人。”

******

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我感到一阵尴尬。我对于亨利的看法，和他描述的那些人，非常相似。我猜想，他在纽约的时候，一定是笑着告诉别人：“是啊，我正在努力开拓新的天地。”

但实际上呢，他在一个塑料帐篷里布道。

“你不再是过去的你了！”他对他的信众们说。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牧师的布道好像是对着你的耳朵，对你一个人说的。当那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通常那是因为你自己的关系，和布道者无关。

十二月

善与恶

经过了那么多年和疾病的顽强斗争，我相信“大先生”或许能打败任何病魔；只是，当它们一起袭来时，他没有了胜算。

这一次发病使他无法站立，神智不清，言语含混。但那其实不是中风，而是因为数症并治、共同用药而造成的不良结果。在各种医生的各种诊断之下，他所服用的用来控制中风的药物狄兰汀过量了，导致中毒，使他丧失了知觉。

简单地说，“大先生”成了过量药物的受害者。

在经历了非常糟糕的几个月之后，这个问题终于被发现。医生调整了用药的剂量，之后没几天，他的意识就恢复了。

吉拉尔和萨拉先后给我打了电话，向我通报了这个情况。

“真是奇迹……”她们说，“真是太好了……”

她们的声音是如此欢欣鼓舞，就好像夏天突然降临后花园，给万物带来蓬勃生机。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她们用这样的语调讲话了。我赶紧从东海岸飞过去。走进“大先生”家，在他的书房里看到他的第一眼——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用笔墨来形容当时的感觉，我读过那些故事，说处于昏迷中的人，在数年之后突然醒转过来，提出要吃巧克力蛋糕，一旁的家人们目瞪口呆，无法相信眼前的情形。或许，我的心情和他们的类似。

我所看到的是：他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他穿着那种带很多口袋的马甲。他伸出骨瘦如柴的手臂，兴奋地眯起眼睛，尽管眼角皱纹密布，但那眼睛仍旧散发着光芒。他吟唱着和我打招呼：“哈……罗，陌生人……”那一刻，我真的觉得看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人。

******

在我们都坐安稳之后，我问他，那是什么感觉？

“像一场雾。又像一个黑洞，”他说。“我似乎是在里面，又不在里面。”

你是不是觉得那是……你知道……

“生命的终结？”

是啊。

“有时候。”

那些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呢？

“主要想的是我的家人。我希望他们能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但我又感觉到无能为力。”

你把我，我们，都吓坏了，我说。

“我对此很抱歉。”

别，别那么说，这并不是你的过错，我说。

“米奇，我问过自己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他用手摩擦着下巴说，“为什么……这么说吧，这一次我又逃脱了。毕竟，只要再多那么……”

几毫克？

“是的。我就完蛋了。”

你是不是很生气？

他耸耸肩。“这么说吧，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不高兴，但我还是相信那些医生们尽了自己的力。”

我无法相信他能够如此宽容。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绝大多数人肯定已经去找律师了。但我猜想“大先生”肯定觉得他能够再多活一些日子，不是为了打官司的。

“或许我还能给予这个世界多一点点东西，”他说。

或者是获得？

“只有给予，才能获得，”他说。

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

不要以为“大先生”说的是陈词滥调。我知道他完全出自真心。能够给予别人帮助是他最开心的事。但同时，我觉得那可能也和他的职业有关。因为宗教的关系，他得像林肯所说的那样，致力于找出“存在于我们内心中的那个善良天使”。

另一方面，拿破仑曾经说过，“宗教不过是让穷人不去谋害富人的东西”，那意思是说，没有了对神的敬畏——或者说是因为有地狱的存在——我们很多人可能为所欲为。

只要看看报上的那些大标题就可以证实这个想法。最近几个月的重大新闻事件包括，恐怖分子在印度炸了火车，破产的安然公司的前高管们被判刑，门诺教派的一所学校内发生了一个卡车司机射杀五名女生的事件，加州一个生活在游艇上的议员因收受上百万贿赂而入狱。

那一天，我问拉比，你觉得我们人类的本性是邪恶的吗？

“不，”他回答，“我相信人性中有善。”

那真的有一个善良天使驻守在我们心中吗？

“内心深处，是的。”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做出那么多坏事？

他叹了口气。“因为上帝给予了我们——有时候我会觉得给得太多了——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意志。我相信上帝给予了我们造就一个美丽世界所需要的一切，只要我们做出聪明的选择。但我们的选择可能很糟糕。我们可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人能够在善与恶之间转换吗？

“大先生”慢慢点点头。“两种方向的转变都是可能的。”

******

关于人类的本性是一个讨论了几个世纪的问题。如果一个小孩子被隔绝在社会、媒体和各种社交环境之外，这个小孩会长成一个善良、心态开放的人吗？还是会变成一个凶残、嗜血、只为自己的生存而考虑的人？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我们不是由狼抚养长大的。但很清楚的一点是，我们被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欲望所支配。基督教相信撒旦用罪恶来引诱我们。印度教则认为罪恶是对生命平衡的一个挑战。犹太教认为趋恶和向善是人类所面临的两股相冲突的力量；最初，罪恶的力量可能如同蛛网般脆弱，但是如果允许其生长，它则有可能变得如同缆绳一般粗壮。

“大先生”有次讲道的时候谈到，同样一件事情，在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下，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语言可以用来祝福，也可以用来诅咒。钱可以用来拯救，也可以用来毁灭。科学知识可以用来治病救人，也可以用来屠戮无辜。就连大自然的力量，也可能是建设性的，或是破坏性的：火可以用来取暖，也可以用来焚烧；水可以滋养，也可以淹没生命。

“但是在创世记的故事中，我们从没有读到过‘坏’这个字。上帝没有创造过‘坏’的事情。”

所以上帝让我们来决定？

“上帝让我们来决定，”他回答。“现在，我相信上帝有时候会握紧了拳头说，‘哦，不要那样做，那样做你会有麻烦的。’但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上帝不出来阻止？为什么他不消除那些负面的力量，让正面的力量变得更强大？

“因为，从一开始，上帝就说，‘我把这个世界交到你们的手里。如果我来统治一切，那就不是你们的世界。’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有神性的，我想上帝每天看着我们，怀着爱在为我们祈祷，祈祷我们用那个叫做自由意志的东西，做出正确的决定。”

你真的觉得上帝也祈祷？我问。

“我觉得祈祷和上帝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回答。

******

我注视着他，他讲话，分析，谈笑的本领让我钦佩。几个星期前，我们还搓着手，流着泪，为他担忧。他的女儿说这是一个奇迹。或许是的吧。而我呢，还因为他身体状况的好转而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我还不需要马上就写出他的悼词来。

我们听到门外有汽车喇叭的声音，出租车来了。

他总结说：“好吧，这就是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站起来，拥抱了他一下，比以往要更紧些。

不要再吓我们了，好不好？

“哈哈，那你得跟我的老板谈谈，”他大笑，竖起拇指，朝天指了指。

卡斯的故事

我近来的故事。我喜欢这个讲法。这比我一生的故事更讲得通，因为每个人在出生和死亡之间，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孩提时的故事，成年时的故事。找寻生活的道路，安定下来，陷入爱河，成为父母，因信仰而接受考验，意识到生命有限——少数幸运的人在意识到这一点以后，还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大先生”做到了。

有些人亦是如此。

我不是指亨利——虽然他有很多个人生故事可以讲。

我这里说的是亨利身边忠实的教堂长老，那个一条腿的卡斯。在数次提醒和敦促之后，我们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教堂的塑料棚里坐下。“米奇先生，我一定要和你说说我的事……”他的嗓音有些嘶哑。

听下来，安东尼·卡斯特罗（“卡斯”）确实有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人生故事：他来自一个大家族，曾经是个明星运动员，后来参军，退役，回到家，变成了一个毒贩。

“但那些都不重要，现在，我真正要给你讲的故事是……”

接下来就是他讲的他近来的故事。

******

“十八年前——那时候我的两条腿都还在——我在一个叫“甜心”的酒吧里被人在肚子上戳了一刀。那里是我贩毒的据点。两个家伙走进来，一个从后面抓住我，另一个抢走了我身上的毒品，然后给了我一刀。我被送到医院，差点死掉。我流了很多血。起初医生说我能够活过当晚就不错了。但出院后，我又干起了老行当。

“没过多久，我因贩毒而被送进监狱。三年。在那里我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穆斯林都很干净，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叫乌萨的人教我怎么祈祷，就是一天五次，跪在祈祷垫上，念‘感谢安拉’。

“但这个家伙，乌萨，在所有这些仪式结束之后，他会小声念：‘以耶稣之名，阿门。’一天，我把他拉到一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听着，伙计，我在这里是个伊斯兰教徒，但在外面，我家里人都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死了之后到底是安拉，还是基督说了算。我只是想能进天堂，你明白吗？我不会永远都不回家的，卡斯。你知道吗，但我也有可能就死在这里了。

“就这样，离开监狱的时候，我还是稀里糊涂的。我对上帝敬而远之，又开始贩毒——各种各样的毒品。后来，我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我回到小时候住过的杰佛理[39]。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房子马上要被拆掉。我踢开一个房间的门，睡在里面。

“那是我承认自己成为流浪汉的第一个晚上。”

******

我点点头，听卡斯往下讲，但仍旧不清楚他到底要讲什么。他戴着一顶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耳朵，他的眼镜和灰色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几乎有些艺术家的气质，貌似一个上了年纪的爵士乐手，不过，他身上破旧的棕色外套和截肢会让人马上打破那样的幻想。他的牙齿也没有剩下几颗了，稀疏地伫立在牙床上，像黄色的小篱笆柱子。

看起来他是非要讲完他的故事。我搓着手，一边给自己取暖一边说，“接着说，卡斯。”我一张口，嘴边就冒出一圈圈白烟。当时就是这么冷。

“好的。米奇先生。我真正要说的是：因为贩毒，我好几次差点死掉。一次，我晚上回去，一进门就有人用一把枪猛砸我的脑袋，在我的脑袋上砸出个大窟窿。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然后他们就让我躺在那里等死，他们把我的裤子拉下来，把我的口袋掏了一个空。”

卡斯凑上前来，把帽子摘掉。他的头上有一个三英寸长的疤。

“看到了吗？”

他把帽子又拉上。

“那时候，每一天晚上，要么是吸了毒昏昏沉沉的，要么就是喝醉了，要么就是走投无路地想该去哪里睡觉。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搞点小钱。我替一家酒吧倒垃圾。讨饭。当然，还有就是偷啰。有曲棍球和棒球比赛的时候，溜进赛场，偷一面橘红色的旗子，指挥开车的人‘就停这里’，如果你穿戴得还过得去，人家就会上当。拿过他们停车的钱，然后开溜，再去买毒品。”

我摇摇头。我去过那么多场曲棍球和棒球比赛，估计我也很有可能递过停车费给卡斯。

“几乎有五年的时间，我就这么着在街上流浪，”他说。“五年。在各种被废弃的地方睡觉。有一个雨夜，因为我实在无处可去，我睡在了一个公共汽车站，几乎活活被冻死。那时候我很瘦，因为总是饿极了，我的前胸和后背几乎就是贴着的。

“我一共只有两条裤子，都穿在身上。我有三件衬衫，我也都穿在身上。我还有一件灰色的外套，那是我的枕头和被子。我穿一双匡威的运动鞋，上面全是洞洞。我在鞋子里撒了很多苏打粉，这样脚味不至于太臭。”

“你从哪里搞到的苏打粉呢？”

“啊呀，你不知道吗——我们都吸可卡因。大家都需要用苏打粉来混着一起烧。大家都有苏打粉！”

我低下头，感觉自己很愚蠢。

“后来，我听说有个纽约来的家伙，科温顿。他开着辆老爷车，在这里兜圈子转悠。他是教会派来的，所以我们叫他‘破烂大先生’。”

“破烂”什么？我问。

“大先生。”

******

卡斯调整了下坐姿，眯缝起眼睛，好像刚才所讲的都是序言，这才刚刚要进入正题。

“大先生每天来，车上放着吃的——在后备箱里。蔬菜，牛奶，果汁，肉。饿了的人都可以分到一些。有一次他把车停下来，四五十个人排起了队。

“他什么回报都不要。他所做的，就是最后说一句：‘记住，耶稣是爱你的。’对于我们这些流浪汉，这话可不怎么中听。你知道，听了那么多耶稣爱你的话，可到了晚上，还不得照旧躺在被人废弃的楼房里。

“一段时间以后，大先生能够定期从慈善机构获得一些食品援助，他就在家边上的一片空地上发放这些食品。我们有几个人，就在那片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烧烤架，烘烤食品。有些人大老远地赶过来。他们会带上一个碗，或是一个调羹，如果他们有的话——我看到有人只有塑料袋子，他们就用手当作调羹，从塑料袋子里捞东西吃。

“牧师就会在他屋子外边给大家讲道。向上帝感恩。”

等等。屋子外边？就在他屋子边上？

“是啊，就是这样啊。很快，我们都喜欢上了这个家伙。看到他来，我们会说，‘破烂大先生来了。快把毒品给藏起来。把酒给藏起来。’他给我们一点钱让我们帮着他卸货——火鸡啊，面包啊，果汁啊。我和另外一个家伙一搭一档，暗中为我们自己搞点吃的，一份留给教堂，两份留给我们自己。我们把一部分食品扔到边上的树丛里，过后再去取出来。

“后来，牧师跟我说，‘卡斯，你有足够吃的了吧？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他知道我们的勾当。

“我很羞愧。”

******

“有天晚上，我刚刚吸完毒，人晕晕乎乎的，我听到牧师喊我名字。我不好意思出去见他。因为吸毒的关系，我的眼睛肯定瞪得像铜铃。他问我第二天是不是愿意帮他去院子里除草。我说，当然，没问题。他给了我十块钱，说明天见。他走了之后，我其实非常想回到我的阁楼，再弄点毒品，过把瘾。但我又不想把他给的钱花在毒品上。所以我跑到街对面，买了点午餐肉和饼干——总之不把钱花在毒品上就好了。

“那个晚上，那个和我待在一起的家伙，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水槽下的水管给偷了，他是要把这些水管当做废铜卖掉。他开溜后，管道里的水开始往外冒。我醒过来的时候，地上都是水。我几乎给大水冲走。

“我仅有的那些衣服都浸湿了。我去找牧师，对他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干活了，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然后我说我恨那个偷水管的家伙。他回答说，‘卡斯，别担心。有时候有人比你的遭遇还要惨。’

“然后他让我去教堂。他说，‘到楼上，我们有好几包衣服，你挑合适的穿。’就这样我又有了些衣服——米奇，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我终于穿上了干净的内衣。干净的袜子。一件衬衫。换好衣服，我又回到他那里，他问我，‘卡斯，那你现在准备住哪里呢？’

“我说，‘我不知道。我睡的地方现在全是水。’他走回屋子，和他老婆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走出来对我说，‘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住呢？’

“我惊呆了。我是说，我给这人干过一点小活，我还偷过他的食品。而现在，他居然让我住他家里？

“他又问，‘你要考虑一下吗？’我的回答是‘还有什么好考虑的？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啊’。”

******

亨利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些事，我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告诉你，”卡斯说。“那天晚上我就住到了他家。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一年呐。他让我睡在大房间的沙发上。他们睡在楼上。他们有小孩。我自己对自己说，这个人并不了解我。他不知道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他还是信任我。”

他摇了摇头，眼睛望着远处。

“他的仁慈拯救了我的生命。”

我们俩坐在那里，有一刻谁都没有说话，四周安静，而且寒冷。我居然耐着性子听完了兄弟守护会的一个长老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但，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动机。

******

这时候卡斯又开口了，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是怎么看牧师的。你来这里很多次了。或许他不是你心目中牧师应该有的样子。

“但是我真的相信，就是因为这个人，上帝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如果我死了，耶稣会站在那道分界线上等我，上帝会说，‘我认识你。’我想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科温顿牧师身上。”

但是亨利这辈子做了不少坏事，我说。

“我知道，”卡斯回答，“我也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上帝不会把你和其他的人来做比较。上帝比较的是你自己。

“或许你生活的环境让你从小就可以学好，就算你做了些小坏事，也其实并不那么坏。但那是因为上帝把你安排在了那样的环境里，让你可以学好。如果你学坏了——那是你让上帝失望了。

“还有一些人，从小就在不好的环境中，周围都是些坏事情，就像我们。如果我们最终变好了，上帝肯定很开心。”

说到这里，他露出笑容，那些不整齐的牙齿从嘴唇缝里露出来。我突然意识到他为什么那么想要告诉我他的故事。

故事的重点根本不是他自己。

你真的叫亨利“大先生”？我问。

“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没什么，我回答。

有什么是宽容不能够成就的吗？

维杜拉（印度教哲人）

致歉

离圣诞节还有几个星期，我把手插在口袋里，走到“大先生”家门口。几星期前，医生在他的胸腔里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尽管手术的过程颇为顺利，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无疑标志着他迈入了人生最后的里程。就像漏气的皮球，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过他已经活过了九十岁的生日——他还跟子女开玩笑说，九十岁之前，他是当家的，九十岁之后，孩子们想干什么都随他们了。

或许活到那样一个年龄就已经足够了。他几乎不再吃什么东西——一片面包或者一个水果就算是一顿——如果他沿着家门口的车道走一两个来回，那就是大运动了。他的印度护工朋友，蒂拉，还会开车带他去教堂。人们会把他从车上抱到轮椅上坐好，在教堂里，他会和参加课后圣经学习班的小孩子们打招呼。在超市里，他推着推车，把它当作助步器，攥牢了掌握平衡。他和其他购物的人们打招呼，聊天。和其他经历过大萧条的人相似，他总是从“对折”的架子上买面包和蛋糕。如果蒂拉表示不赞同，他会说，“不是我缺钱需要买减价的东西——那是我买东西的唯一方式！”

他是个快乐的人，是上帝的杰作。看着他一天天倒下，令人心碎。

******

在他的书房，我帮着他搬盒子。他努力拿起一些书递给我，说不能带着这些书一起走让他很伤心。我看着他从一堆书到另一堆书，看着，记住，拿起又放下。

如果一个人要为了上天堂而准备行李，恐怕就是这样的：抚摸每一样东西，但一样都不拿。

******

你还有什么需要宽恕的人吗？我问他。

“我都已经宽恕他们了，”他回答。

每一个人？

“是的。”

他们宽恕你了吗？

“我希望。我请求过了。”

他望着远处。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传统。参加葬礼的时候，你要站在棺材边，请求过世的人原谅你所做过的一切。”

他扮了个鬼脸。

“要我说，我可不想等得那么久。”

******

我还记得“大先生”所做过的最公开的道歉。那是他作为教会资深拉比在犹太新年里最后一次布道。

他可以用这个场合来总结他的成就。但他却用这个机会要求教会的信众们原谅他。他为了没有能够拯救更多的婚姻而道歉，为了没有能够更多地探访那些卧床在家的人而道歉，为了没有能够更多地缓解失去了孩子的父母的伤痛而道歉，为了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帮助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寡妇和家庭而道歉。他还向那些年轻人道歉，为了没能花足够的时间去教导他们。他为了自己不能够参加很多机构组织的午餐讨论会而道歉。他甚至为了自己没能每天学习而道歉，因为疾病和各种邀约偷走了宝贵的时间。

“为了所有这些，宽容的上帝啊，请原谅我，宽恕我……”他最后如此总结陈词。

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的、大规模讲道。

“宽恕我”是最后三个字。

******

而现在，“大先生”要求我也不要再等了。

“米奇，抱着怨恨和怒气没有任何好处。”

他握起一个拳头。“那会让你内心没有安宁。比起让你愤怒的事情，你的怨恨本身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就随它去吗？我问。

“最好就是根本不产生怨恨，”他说。“你知道这些年来我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吗？如果我和人家意见不合，人家来找我，我总是先告诉他们，‘这事情我已经想过了。从某种角度而言，你是对的。’

“其实，并不是每一次我都真的那么想。只是这么说，会让事情变得更容易解决。这样的开场，会让别人放松。这样彼此就有商量的余地了。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情况，那么我就先，怎么说来着……？”

先把导火索给拆了？

“对。拆了导火索。那就是我们需要做的。特别是在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

“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请求每个人的原谅——包括泛泛之交。但是对于那些我们最亲密的人——妻子，孩子，父母——我们经常怀着怨气，但又无所作为。不要等待，米奇。那样的等待真的是不值得。”

他接着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子埋葬了他的妻子。在墓地，他站在“大先生”边上，满脸泪水。

“我爱她，”他小声说。

“大先生”点点头。

“我是说……我真的是爱她的。”

泪水从那男子的眼睛里夺眶而出。

“我……有一次……我差点就要告诉她了。”

“大先生”看着我，满脸悲伤。

“没有说出口的话，比什么都更让人耿耿于怀。”

******

后来，就在那一天，我要求“大先生”原谅我所说过的，所做过的，可能伤害到他的事情。他微笑着回答我说，一方面他想不起来有任何那样的事情发生过，就算有，他觉得“所有这样的事情都已经被化解了”。

好吧，我很高兴我们俩之间不存在任何芥蒂了，我开玩笑地说。

“我们扯平了。”

发生的时间很重要。

“没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先知们要求我们在临死前一天悔罪。”

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死呢？我问。

他扬起眉毛。

“这正是问题所在。”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以西结书 36：26

正视现实

这周就要过圣诞节了，在底特律，屋子前竖着的“出售”的牌子，似乎比节庆的彩灯还多。人们购物的热情也不高涨。小孩子们听大人警告，对今年的圣诞礼物别有太多的期望。这个时代的大萧条的序幕正慢慢拉开，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你可以从人们的脸上看到这一点。

特姆博大街上，亨利牧师的教堂笼罩在黑暗之中——因为他们无法负担建筑物外墙立面照明的花销——除非你拉开那扇边门走进去，否则根本无法知道这栋建筑物里面还有人。我在教堂的那些时间里，从没有见过里面有光线充足的时候。因为线路老化的原因，教堂里总是很昏暗。

******

和卡斯交谈的那个夜晚让我意识到，认识亨利的另外一个方式是：和他教会里的人交谈。

教会信众里仅有的几个白人之一，一个叫丹的男子告诉我，年前，他是一个酒鬼，一个流浪汉。在那些日子里，他通常睡在底特律贝拉岛[40]上的一个手球场里过夜。每天，他给自己灌下五分之一加仑的烈酒，外加一打啤酒，然后昏睡过去，然后醒过来，然后再喝。一个寒冷的夜晚，他来到亨利的教堂，但门已经关了。坐在车上正要离开的亨利看到了他，叫住他，问他是否在寻找过夜的地方。

“他对我一无所知，”丹告诉我，“我搞不好是‘开膛手杰克’[41]呢。”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天里，丹在教堂里找到了安身之处，而且没有再酗酒。

另一个信徒，是个女子，叫雪莉。她个子不高，但浑身充满干劲。她回忆说在某些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下午，亨利会叫上二三十个孩子睡在他不大的家里。他把这个群体称作为“和平小使者”。他教他们如何煮东西，和他们玩游戏。最重要的是，他给他们安全感。亨利的行为感动了雪莉，使她成为一名教会的长老。

一个叫弗雷迪的男子向我展示了他在教会三楼的一个寝室，房间里有一张木板床。他说这个房间是亨利给他的，之前他睡在街上。一个叫卢安的女子特意告诉我亨利为人主持葬礼和婚礼的时候，从来不收钱。“上帝会给我们报酬的，”他总是这样说。

还有一个叫玛琳的女子，她长得挺漂亮，有一对忧郁的杏眼。她告诉我一个因为吸毒而引发的，充满暴力的悲惨故事。她吸毒的同居男友某天把她和两岁的儿子从床上拉起来，揍了她，把母子两个推下一段台阶。她和儿子落在一块旧木板上，木板上一个突起的钉子在她儿子的额头上拉出一条大口子。他不让母子两个上医院，软禁他们，也不管他们还在流血。

两天之后，他终于离开一会儿。玛琳抱起儿子就逃了出来——除了随身的衣服，两个人一无所有。在警察局，一位警官给亨利打了个电话，并让玛琳在电话里和亨利交谈了一会儿。得到了亨利的关心和抚慰的玛琳，让警察带她去亨利的教堂，尽管她从没有见过他。亨利给了玛琳和她儿子热腾腾的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从这以后，她就经常来他的教堂。

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通常是如何吸引来更多的信众的呢？有些开办学校。有些组织团体活动。有些举办单身青年之夜、系列讲座、嘉年华和外出自驾游。每年的年费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在兄弟守护会，没有年费，没有自驾游，没有单身青年之夜。那些新增的成员加入其中的唯一的，也是最古老的方式是：在绝境中对上帝的需要。

******

但是，这些都无法帮助亨利解决教堂取暖和运营费用的问题。人们还是都挤在一个塑料棚里做礼拜。那些接待无家可归者的夜晚，教堂里还是充满了鼓风机的噪音，那些流浪汉还是得穿着厚厚的外套睡觉。冬天还只是刚刚开始，教堂门口的雪已经堆积了起来。

我通常避免在交给报社的稿件中涉及宗教内容，但这一次，我感觉有必要告诉《底特律自由论坛报》的读者们这些情况。我采访了一些流浪汉，其中包括一个曾经战绩卓著的垒球运动员。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在一辆废弃的车子上过了一夜之后，十个脚趾都被冻得坏死。

发走了这篇稿子之后，我仍然感觉还有事情没有做好。

******

所以，某个晚上，就在圣诞节前，我去了亨利家。亨利住的地方离教堂只有一个街区之隔。16年前他移居底特律的时候，向银行借贷了3万美元买下了这个地方。现如今这个房子的价值可能连3万美元都不值。

房子的砖墙已经很旧了，前门松松垮垮的。房子旁有一片空地，他曾在那里为街区里的流浪汉提供食品，现在那片空地上都是冰雪和泥浆。他们用来储藏食物的篷房还在，上面盖着网罩，防止鸟儿来偷食。

亨利坐在前厅的一个小沙发上——就是卡斯睡了一整年的地方。他感冒了，一直在咳嗽。他的家很整洁，但很破落。墙皮在脱落，厨房的屋顶有一块已经塌掉了。他看起来比以往更忧郁。或许是因为节日的关系。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不少他孩子的照片，但显然，今年他们是得不到什么圣诞节礼物了。

在他贩毒的那些日子里，如果他需要一台电视机的话，他的买家会用电视机来换一小点毒品。首饰？名牌服饰？他根本不需要离开家门就可以获得这一切。

我问他，在加入教会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一天经济状况会得到改善？

“没有，”他说，“我打一开始就是想为穷人服务的。”

哦，这样啊，但你也不一定要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啊，我打趣道。

他看了看他破败的家，深深吸了口气。

“我在我该在的地方。”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低垂下眼睛。

然后他说了一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

******

“米奇，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我这一辈子所干过的坏事，永远也不能被抹掉。十诫中的每一诫，我都触犯过。”

得了，每一诫？

“是的，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某种意义而言，是的，每一诫。”

偷窃？伪证？妒忌？

“是的。”

通奸？

“嗯 —— 嗯。”

谋杀？

“虽然我没有真的扣动扳机，但是我参与了很多凶杀案件。在一条生命被剥夺之前，我有机会站出来阻止，但是我没有。所以我参与了凶杀。”

他避开我的目光。

“贩毒是个很凶残的行当，狗咬狗，弱肉强食。在我过的那些日子里，很多人被杀。每天都有人丧命。”

“我恨过去的我。虽然我被关进监狱是因为一宗我没有犯下的罪，但我出狱后犯下的罪行足以把我重新送进监狱。我很懦弱。我也很凶残。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样了，但过去的我就是那样的。”

他叹了口气，“那就是过去的我。”

他把下巴垂到了胸口。我听到他鼻子发出的粗重的呼吸声。

“我该下地狱的，”他低声说。“我过去做过的那些事情，上帝是不会忘记的。上帝是正义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我的会众们，不要把我放在圣坛上。我教导大家不要种下苦果，期盼收获美食。我自己就种下了那么多苦果……”

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恐怕收也收不完。”

我不明白，我说。如果你觉得你会受到惩罚……

“为什么还要服侍上帝？”他勉强地笑了一下。“但我还能怎么做呢？这就像每个人都离他而去的时候，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也会离去吗？’彼得回答说，‘主，我们能去哪里呢？’

“我明白他的意思。离开了上帝我们能去哪里？他是无所不在的。”

但是，亨利，你在这里做的所有善事……

“不，”亨利摇着头说。“进入天堂的道路不是靠积德行善而铺就的。如果我们每行一善都要以此作为上天堂的依据，那么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资格。我在这里每一天所做的，我的余生在这里所做的，都是在说，‘上帝啊，不管你为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永生，请让我对你有所回报。我知道这么做不能抵消罪恶。但是请让我在离去前，用我的生命成就一些事情吧……”

他长长地，吃力地吐了口长气。

“然后，主啊，我就任你处置了。”

夜已深，寒冷依旧。亨利的过去似乎充满了房间的角落。在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我站起来，拉上外套的拉链。道了晚安之后，我踏着雪离去。

******

我曾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我是个“聪明人”，我“善于解决问题”，因为如此，我获得的成就越多，我就自视越高，嘲笑一切看起来愚蠢或者简单的事情，甚至是宗教。

但那个晚上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我既不优秀，也不聪明，我只是比较幸运。我应该为自认为洞明世事而感到羞愧，因为就算你感觉懂得所有的事情，你还是会感觉无所归依。有那么多的人活在痛苦之中——不管他们多么聪明，多么有成就——他们哭泣，他们呼喊，他们受伤。但他们没有向下看，而是向上看，那也正是我应该看的地方。因为当世界安静下来，你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的时候，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关怀，爱，以及一颗安宁的心。

或许他的前半生过得比大多数人都要糟糕，或许他在后半生里做的不错。但是那个晚上之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亨利·科温顿的前半生会影响到他的未来。圣经上说，“不要评判。”但是上帝是有权那样做的，而亨利的每一天都活在这道训诫中。那就足够了。

一月

天堂

一月来了，日历又该换新的了，二〇〇八年伊始。在这一年里，美国换了新的总统，经济震荡，民众信心大跌，成千上百万人丢失了工作，没有了家。风雨欲来。

这期间，“大先生”所做的就是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默默沉思。在历经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不会为了任何头条新闻而一惊一乍。他远离外面的世界，转而聆听内心的世界。他祈祷。他和上帝交谈。他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他倍加珍惜日常生活：祈祷，燕麦早餐，含饴弄孙，和蒂拉坐车外出，打电话给老教友们。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又去拜访他。我的父母计划稍后过来接我，然后和我一起吃午饭。午饭之后我要飞回底特律。

两周之前的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教会为“大先生”组织了一次特别的聚会，纪念他从业六十周年。那次聚会像是一场庆功会。

“让我告诉你，”他边说边摇头，似乎是仍然无法相信，“好些多年没有见面的人都来了，我看着他们像离散多年的朋友那样互相拥抱、亲吻——我哭了。我哭了。看到我们一起创造出来的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我的老教会？那个安息日早晨人们聚会的小地方，那个各种节日里，孩子们从车子里跳出来，蹦蹦跳跳跑去上教会学校的小地方？不可思议？这样说好像太过崇高了。但是“大先生”合拢双掌，几乎像祈祷一样小声低语道：“米奇，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创造了一个社区，”看着他衰老的脸庞，松垮的肩膀，我想到他六十年来不知疲倦地投身于教育，聆听，努力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是的，相对于目前世界的走向，他所创造的，也许“不可思议”确实是个贴切的描述。

“他们互相拥抱，”他又重复了一遍，眼睛看着远处，“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堂的一部分了。”

******

我和“大先生”之间的对话无可避免地会涉及死后这一话题。无论你怎么定义——天堂，天界，往生，涅槃——死后的世界对每一种宗教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随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越来越少，“大先生”对于他所说的Olam Habah，也就是来世的思考也就越来越多。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身体的姿势，我可以感觉到他正在探索这个主题，就像站在山顶的人伸长了脖子想要看看山后是什么风景一样。

我得知，“大先生”买下的墓地，离他的纽约出生地不远，那里还埋葬着他的父母。他的女儿，蕾娜，也埋葬在那里。等到了那一天，三代人将重新相见，至少是在土里。如果他的信仰是真的，那么他们也将在别的什么地方相逢。

你觉得你会再看到蕾娜吗？我问。

“是的，我相信。”

但她离去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

“在上面，”他小声说，“时间不是一个问题。”

******

“大先生”曾经做过一次布道，讲述一个男子看到了天堂和地狱的景象。在地狱里，人们坐在宴会桌旁，桌上摆满了美馔佳肴。但是他们的胳膊都被铐住，只能前伸，无法弯曲。

“这太糟糕了，”那个人说，“让我看看天堂吧。”

他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同样一个宴会桌，同样的美馔佳肴。桌边的人也同样的手被铐住。

不同的是，那些人在互相喂对方吃东西。

******

你是怎么想的？我问“大先生”。天堂是不是那样的呢？

“怎么说呢？我相信会有天堂的。那就足够了。”

他用一只手指划过下巴。“但我承认……隐隐地，想到死亡，我有点激动，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困扰我的问题终于要有答案了。

不要再谈了。

“什么？”

关于死亡。

“为什么？这个话题让你不舒服吗？”

好吧，我是说，没有人愿意谈及死亡这个词。

我一定听起来像个孩子。

“听着，米奇……”他的声音变轻了。他将手臂交叉摆在胸前。他穿着一件外套，里面是一件格子衬衫，那颜色和他的蓝裤子完全不搭调。“我知道我的过世会让一些人非常难过。我知道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爱着的人们——比如说你，我希望——这些人会想念我。”

我会的。我无法告诉他我会有多么想他。

“天上的父啊，”他唱了起来，“我是个快乐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不少事情。我甚至让这个米奇……”

他伸出老迈而修长的手指，指着我。

“但是这个人，你看，他还在提问。所以，上帝啊，请让他再多活几年。这样的话，我们重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可以谈的。”

他顽皮地笑了。

“怎么样？”

谢谢你，我说。

“不客气，”他回答。

他调皮地在镜片后眨着眼睛。

你真的认为我们以后会有再见的一天吗？

“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好吧，我回答，有些勉强。可是就算这样，我也未必能够到你能够到达的地方。

“米奇，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是为上帝工作的人。

他慈祥地看着我。

“你也是为上帝工作的人，”他柔声说，“每个人都是。”

******

门铃响了，打破了当时的气氛。我听到我父母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和萨拉说话。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我告诉“大先生”几星期后的“超级碗”比赛——“呵呵，超级碗！”他应和道，我觉得挺滑稽的，因为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看过一场超级碗比赛。不一会儿，我的妈妈和爸爸走进房间，在他们寒暄问候的时候，我拉上了行李包。现在对于“大先生”来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是件挺困难的事，所以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一直坐着。

生活挺滑稽的，总是在不停地重复。此刻的情景和四十多年前的情形没有太大的区别，星期天的早晨，我父母到宗教学校来接我，爸爸开车，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唯一的不同是，当时的我就想着快快离开“大先生”，而现在的我，却不愿意离开。

“去吃饭？”他问。

是的，我回答。

“好。一家人。就应该这个样子。”

我和他拥抱了一下。他的前臂紧紧环绕着我的脖子，比我想象的要更紧实。

他突然唱起了一首歌。

“好好过……时间不多啦……”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唱得有多么对。

教堂

“你应该来这里看看发生的事情。”

电话里听起来，亨利很激动。我从车里走出来，注意到街上停着的车子要比以往多，而且有不少人正从教堂的边门进进出出——包括一些以前我没有见过的人。一些是黑人，一些是白人。他们都比通常来这里的教友要穿得好。

我走进教堂，亨利看到了我。他张大嘴巴微笑，张开手臂欢迎我。

“我可得热烈欢迎你，”他说。

我感觉到他巨大、裸露的胳膊拥抱住了我。这让我突然意识到，他只穿了一件T恤。

供热恢复了。

“这儿就跟迈阿密海滩差不多，”他快乐地嚷嚷道。

显然，报纸的文章让煤气公司感到难堪，决定恢复供气，并且和教堂达成了一个协议，允许教堂慢慢还清债务。那些进进出出的新面孔，也是在读了亨利的教堂的故事之后，被感动了，主动上门来帮助准备和分发食物。我注意到餐桌旁座无虚席，全是无家可归者，有男有女，很多人都把外套给脱了。没有了鼓风机发出的巨大噪声，你可以听到令人愉快的交谈声。

“挺壮观的吧，是不是？”亨利问我。“上帝是仁慈的。”

我走下楼梯，到了体育馆那一层。我看到我在文章中提及的那个丢失了脚趾头的男子。在我的文章里，我提及他的妻子和女儿八年前离开了他，她们的离去使他的境况更加糟糕。显然，有人看到了报上的照片，认出了他，代为联系到了他妻子和女儿。

“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们了，”那个男子说。

谁？你妻子吗？

“还有我的小女孩。”

马上？

“是呀。都有八年了，伙计。”

他抽了一下鼻子。我感觉他有什么话要说。

“谢谢你，”他终于憋出了这么一句。

然后他就走开了。

这一句“谢谢你”让我所感受到的，比任何其他的感谢词都要多得多。

******

正准备要离去的时候，我看到拄着拐杖的卡斯。

“米奇先生，”他抑扬顿挫地招呼我。

现在这里可暖和多了啊，我说。

“是的，先生。”他说。“我们这里的人们现在可开心啦。”

我看到男男女女们排起了长队。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在领食物，或许是领取第二份，但我又注意到队伍的顶端有一张桌子，一些志愿者们正在那里分发衣物。

一个大块头男人套上了一件过冬外套，然后冲着亨利嚷嚷道：“嗨，牧师，有没有特特特大号的啊？”

亨利呵呵笑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那些都是捐献来的衣物，”亨利说。

我注意到有好几大堆衣服。

数量可真不少啊，我说。

亨利看着卡斯。“他还没有参观过？”

下一刻，大块头牧师亨利和一条腿的卡斯长老就命令我尾随他们一起去一个房间，一边走，我一边感慨自己怎么老是跟在虔诚的宗教信徒的屁股后面。

卡斯找出钥匙。亨利推开了一扇门。

“看看，”他说。

教堂里堆满了一包又一包的衣服，夹克衫，鞋子，外套，还有玩具。从头到尾，每一排座位上都堆满了。

我咽了一大口口水。亨利是对的。在那一刻，使用什么样的称号是无所谓的。上帝是仁慈的。

“大先生”二〇〇〇年所作的一篇布道辞

“亲爱的朋友们，我快要死了。

“不要感到悲伤。我从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踏上了奔赴死亡的旅途。正如赞美诗中所唱的，“人生在世，有生即有死。”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讲讲一个关于死亡的笑话。有个牧师去访问一个乡村教堂，布道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开头：

“每个在这个教区的人都会死的！

“牧师四下看看。他注意到最前排坐着的男子，听了他的话咧开嘴大笑。

“‘你为什么笑呢？’他问。

“‘我不属于这个教区，’这个男子回答道，‘我不过是周末来这里看望我妹妹。’”

二月

道别

车子在超市门口停下。这是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地上还有积雪，“大先生”看着窗外。蒂拉停好车，熄灭引擎，问他是否下来一起去商店走一走。

“我有点累了，”他说。“我就在这里等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肯定是一个先兆。“大先生”非常喜欢逛超市——如果他放弃了去超市，说明事情有些不对劲。

“好吧，”她回答。她在买牛奶、面包和西梅汁的时候，“大先生”一个人坐着，在积雪的停车场，听着印度宗教音乐。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独处时光。

回到家以后。他看上去精神很不好，而且感觉疼。家人打了电话，然后把他送到医院。那里的护士问了他一些简单的问题——姓名、住址——他都一一回答。他记不住确切的日期，但知道这一天是总统选举日。他还开玩笑说如果他支持的候选人仅以一票之差落选的话，“那我要杀了自己。”

******

他被留院观察。他的家人赶来探望。第二天晚上，他最小的女儿吉拉尔在房间里陪护他。当时她已经订好了去以色列的机票，正在犹豫是走还是留。

“我想我还是先别走，”她说。

“走，”他说。“你不在，我不会轻举妄动的。”

他的眼睛有点耷拉下来。吉拉尔赶紧招呼护士过来。她问护士是不是可以早点服药，这样可以让他早点入睡。

“吉……”“大先生”嘟囔道。

她抓住他的手。

“记住那些回忆。”

“好的，”吉拉尔回答。她哭了。“我肯定哪里都不去。”

“你要去，”他说，“你在那里还是可以回忆的。”

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父亲和女儿。最终，吉拉尔站起来，依依不舍地吻了他，祝他晚安。护士给了他药片。在护士走出去的时候，他在她身后小声嘱咐道：

“拜托……如果你关上灯，能不能隔一会儿来看看我，别忘了我还在这里？”

那个护士笑了。

“当然。我们怎么会忘记拉比歌唱家呢。”

******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没有多久，“大先生”被护士叫醒。护士用海绵给他擦身。时候还早，四周很安静。护士温柔地给他擦着身，刚醒来的他轻轻地哼着，唱歌给护士听。

突然，他的头一歪，他的音乐永远地停止了。

那是个夏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我问他为什么会想成为一个拉比。

他掰了掰手指头。

“第一，我喜欢和人打交道。

“第二，我处事温和。

“第三，我耐心。

“第四，我爱做老师。

“第五，我对于我的信仰很坚定。

“第六，这让我传承历史。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这个职业能让我按我们的传统所教导的那样去活：活得好，做得好，受保佑。”

这些理由里怎么没有上帝。

他微笑了。

“上帝是排在第一之前的那个理由。”

悼词

座位都坐满了。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压低了声音互相打招呼，满含着泪水互相拥抱。大家都避免去看讲坛。大多数的追思会上，人们看着前方，但目视前方的时候很少会看到死者生前的座位。他过去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他过去站在那个讲桌后。

“大先生”在那次大中风之后又弥留了几天，留下足够的时间给他的妻子，儿女，孙辈，以及赶来向他道别的人们。我也这样做了，抚摸着他浓密的白发，把我的脸贴着他的脸，向他保证他不会有第二次死亡，他是不会被忘记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在我和他重新联系上的那八年里，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哭了。

但是我的第一次哭泣，他却看不到了。

我回到家，等着电话。我没有马上开始写悼词。我觉得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已经存了好多录音带，笔记，照片和记录便签；我也有他的布道讲稿和报纸剪报；我还有那本阿拉伯语的课本和其中夹着的家庭合影。

等到了那个电话之后，我开始写。我搜集到的那些资料，我一眼都没有看。

******

此刻，我摸了摸放在口袋里，折叠起来的那些打印讲稿。那是他对我提出的最后的要求。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我以为那是一件大约会用两到三周的时间来完成的事情，现在，八年过去了。我快要五十岁了。镜子里的我看起来老了不少。我努力回想八年前这一切开始时的情形。

你能给我作悼词吗？

感觉像是上一辈子的事情。

低声祈祷之后，他的追思会开始了，这是这个教会六十年来第一次阿尔伯特·刘易斯不能主持或参与的活动。几分钟后，几轮祈祷之后，“大先生”生前鼎力提拔的现任拉比，斯蒂芬·林德曼，怀着爱，用优美的词藻赞美了他的前任。他用了一个令人唏嘘的词语：“啊，逝者如斯。”

然后，教堂里安静了下来。轮到我上场了。

我走上盖着地毯的台阶，走过他的灵柩。那里躺着的人，在他的信仰，美丽的信仰的殿堂里让我成长。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想我可能得停顿一下才能调匀呼吸。

我站在了他过去站过的地方。

我向前靠了靠身子。

下面就是我的发言。

亲爱的拉比：

好吧，你成功了。你终于让我们在一个不是宗教节日的日子里，聚集在了这里。

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但是此刻站在这里，我多么愿意时光倒流。你还是站在台上，我还是坐在台下。这里是属于你的。我们总是企盼你在这里出现，来引领我们，启发我们，唱歌给我们听，出问题考我们，告诉我们犹太律法的知识，告诉我们现在学到了哪一页。

在宇宙天地的构成中，我们在地上，上帝在天上，而你呢，你在中间。在上帝太高远难以接近的时候，我们先来找你。就好像在老板的办公室外先和他的秘书套近乎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去哪里找你呢？

八年之前，在我的一次演讲之后，你找到我，你说你想要我帮个忙。这个忙是这样的：我能在你的追悼会上讲话吗？你的这个要求让我措手不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找我帮这个忙。

但既然你提出了，我知道有两点：第一我不能说不，第二我需要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不单是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所以我们开始交往。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里，这里一个小时，那里两个小时。

一周变成了一个月。一个月变成了一年。八年之后的今天，我有时候忍不住会想，这是不是聪明的拉比你故意给我设下的一个圈套，让我不知不觉中上了个成人犹太教育班。在我们的会谈中，你欢笑哭泣；我们争论探讨了大大小小的话题。我还认识到，除了教袍，你会穿黑色的袜子穿凉鞋——那看起来可实在不怎么搭——百慕大短裤，格子衬衫和羽绒背心。我还发现你热衷于收藏信件，文章，蜡笔画，过期的《圣堂闲话》杂志。有些人喜欢收藏汽车和衣服。但对于你来说，最值得收藏的是好的思想。

我曾经对你说过，我和你是不同的，我不是为上帝工作的人。你打断我说，“你也是为上帝工作的人。”你还告诉我，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该知道说些什么。

你走了，这一天来了。

这个讲坛感觉像沙漠一样荒芜。

不过没关系，接下来要讲的是你的一些基本情况，任何像样的悼词都该包括这些内容的。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在纽约，你的家庭非常贫穷，你的父亲曾坐了火车去阿拉斯加找出路——但无论在哪里他都一直恪守犹太的饮食戒律。你的曾祖父和岳父都是拉比——虽然你的家族史上出了很多拉比，你却想成为一个历史教师。你热爱教书。你上了犹太学校参加拉比培训，但失败过一次。一个著名的犹太学者对你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你也一直对我们中的很多人说：“再试试。”

你再试了一次。感谢上帝，你成功了。

你毕业的时候，最热门的事情是到西部去，到加利福尼亚去。那里的人富有，那里有很多新建的犹太教堂。但是，你却选择了离开新泽西两小时车程的这里，来到了这个教区最边远的一站，从一幢改建的民居里开始布道。你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像杰米·斯特华特在《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所说的那样，你觉得不应该远离家人。而且就像电影中的那个角色一样，你一辈子就待在了这个地方。你缔造了这个教会。有些人说，你是把这个教会的职责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在你的关爱下，这个教会从改建的民居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而且，我们的教会从地理位置而言，夹在了两所基督堂中间，更加不容易了。但你总是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街对面天主堂的一个牧师曾经辱骂过我们教会的一个教友，你要求他道歉。他那样做了以后，你接受了。作为一个姿态，你等那些天主教小学的孩子们下课之后，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故意和那个牧师手握着手，肩并肩地在院子里散步聊天，为了向孩子们证明，不同的宗教之间确实可以和平相处。

你就是那样来引领我们的，使我们有自信，使我们的会员越来越多。你建造了我们的学校，你创建了这个神圣的社区，直到人多到无法容纳。你带着我们去游行，去郊游。你家访。无数的家访。

你是一位人民的拉比，从来不高高在上，人们都想听你的布道，仿佛错过了你的布道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我知道你很不喜欢看到在布道结束后，人们吵吵嚷嚷离开的情形。但是“大先生”，请你想象一下，有很多教会里布道还没有开始，这一幕就已经发生了。

在做了六十年的拉比之后，你终于退休了。但你没有像其他很多人一样，移居佛罗里达，你只是坐到了教堂的后排座位上。这是一个谦卑的举动，但是在我们心里，你的地位是不能变的，就像心灵不能落后于身体那样。

这里就是你的家，拉比。你在椽上，在地板上，在墙头，在灯光里。你在走廊里响起的回声中。我们听得到你。我仍旧听得到你。

我怎么能——我们怎么能——让你离开呢？你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中，从出生到死亡。你给我们教育，你主持我们的婚礼，你宽慰我们。我们的人生大事总是离不开你，我们的婚礼，我们的葬礼。悲剧发生的时候，你给我们勇气。当我们向上帝嚎哭的时候，你点燃我们心中信仰的小火苗，提醒我们，如同一个智者曾经说过的那样，只有破碎的心才是完整的心。

看看这里曾经破碎过的心。看看教会里的这些面孔。我的一生，就只有你这么一个拉比。你的一生，就只服侍了这么一个教会。不和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道别，我们如何和你道别？

现在，我们去哪里找你呢？

还记得吗，先生，你告诉过我你童年生活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故事。那是一个拥挤的、人和人之间非常亲近的社区。有一次你推了一辆货车，指望会有苹果掉下来。一个邻居从五楼的窗户探出头来冲着你喊，“阿尔伯特，不可以。”从此以后，上帝似乎是在每一个楼梯口，摇着手指头看着你。

好吧，对我们而言，你就是那个摇指头的人，从窗口里伸来。阻止我们做不好的事情，那也就是你所行之善。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搬走了，有了新的地址，新的工作，适应了新的气候，但是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的拉比还是那个人。打开窗，我们仍旧看得到你的脸，听得到你的声音，在风中。

但是现在，我们去哪里找你呢？

在我们最近的几次交谈中，你经常谈到死亡，谈到死亡之后会是什么。你会仰起头，唱道：“天上的主啊，如果你要带我走，请带我走吧，可别让我受太大的痛苦。”

顺便说一下，大先生，关于唱歌。沃特·惠特曼唱《带电的肉体》，比莉·贺莉唱爵士。你唱……随便什么都行。你大概连电话号码本也能唱出来。我打电话给你问候你，你是这么唱的：“白发苍苍的老拉比，已经比不得过去……”

对此我嘲笑过你，但我其实很喜欢你这样。我想我们都非常喜欢，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上个星期你会为给你洗澡的护士唱歌，但那致命的一次发作终于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了。我愿意这么想，上帝一定是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子民那么开心——开心到能够在医院里唱歌——所以他选择了那一个时刻，在你哼歌哼到一半的时候，把你给带走了。

所以现在你一定是和上帝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你告诉我你最大的愿望，是在你死后，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和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你已经成功而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就算是死了，你也希望能够再布一次道。

但你也知道，因为那个令人发狂，但又是巨大而无可抗拒的原因，你今天不能再对我们讲话了。因为如果你能够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信仰这个东西了。而信仰正是你的一切。你就是你所讲过的那个犹太寓言中的推销员，每天都拜访客户，敲着门，面带微笑推销你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一位客户再也无法忍受你的执著，朝你的脸上吐了一口口水。而你呢，拿出一块手帕，擦掉口水，面露微笑，说，“肯定是下雨了吧。”

今天这里也有许多手帕，大先生，但不是因为下雨。那是因为我们许多人不忍心你离去。我们中的很多人想要向你道歉，因为我们以自身的行动一直在对你说，“走开”，因为我们一直对着我们的信仰吐口水。

我不想赞美你。我害怕。我想一个教友不应该赞美他的精神领袖。但我意识到上千的教友会在今天赞美你，在他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在餐桌上。悼词不过是记忆的汇总，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因为我们不能忘记你，因为我们每天会怀念你。想象一下，没有你的世界就如同一个上帝越缩越小的世界，然而，上帝是不会缩小的，我相信。

我不得不相信你已经融合在上帝的荣光里，你的心灵就像是一个恩惠，你是天空中的一颗星辰，我们心中的一股暖流。我们相信你和你的祖辈们，和你的女儿同在，和你的过去同在，复归于平静。

愿上帝保佑你，或许他会唱歌给你听，你会唱歌给他听。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找你呢，大先生？

我们会朝着你努力的方向——善良而甜蜜的上帝的人——你一路引领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我们朝天堂的方向看。

……那些被留下的

空虚是不可触摸的，但是“大先生”死后，我发誓我可以触摸到它，特别是在周日，也就是过去乘火车从纽约回来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把那段时间用在了拜访一个离家更近的地方和人，那就是亨利牧师和特姆博大街上的教堂。我与亨利教堂里的很多人都混熟了，我也喜欢听他讲道。尽管我自己感觉比以前对自己的信仰更为坚定坦然，亨利还是开玩笑地把我称作“此教会第一名正式的犹太教成员”。我又到“流浪者之夜”去了几次，发表了更多关于他们的报道。人们感动了。有些人寄来了钱——五元，十元。有个人沿着密歇根高速公路开了一小时的车来到这里，走进来，四处看了看，似乎是要哽咽的样子，然后递过来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随后就离开了。

亨利去银行开了个账户，专用于教堂的修缮。很多义工跑来帮助分发食物。有一个星期天，一个规模很大的郊区教堂，北山基督教教会，邀请亨利去那里讲道。我跟着他一起去了。他穿上了黑色的长袍，别上了无线话筒。他的讲稿投影在两个巨大的屏幕上，随着他讲话的速度而一起移动。灯光效果好极了，屋顶又坚固又干燥，声音效果堪比音乐厅——讲坛上居然还有一台巨大的钢琴——听众几乎全是中产阶级白人。但亨利不愧是亨利，到那里没过多久，他就四处转悠开了，和会众交谈，鼓励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就像耶稣在那些故事里所做的那样。他欢迎他们到底特律他的教堂去，在那里发挥他们的特长。“如果你在寻找上帝对生命创造的奇迹，”他说，“你眼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的讲道结束后，全体听众起立为他鼓掌。亨利往后退了几步，谦逊地低头向观众表示感谢。

我想到了他在市区那破败的教堂。我觉得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天花板上都有一个洞，那就是眼泪流下来，坏事情像西北风那样挂过来的时候的一个洞。我们感到很脆弱；我们为下一次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而感到担忧。

但是那天看到亨利的表现，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为他鼓掌，我相信，就像“大先生”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如果能有一点信仰，我们就能改变很多事情，世界也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在某些时刻，你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

所以，尽管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天还是很冷，雪还堆积在教堂屋顶那块蓝色的遮雨布上，但是一旦春暖花开——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总会来的——我们会把那个洞修补好。一天，我告诉亨利。我们会修补好那个洞。那些慷慨良善的心，会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够筹得足够的资金，换上新的屋顶。我们会这样做的，因为需要这样做。我们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我们会这样做的，因为教会的一个教友生了一个早产儿，她生下来的时候只有几磅重，医生说她很难养活——但她的父母不断向上帝祈祷，她挺了过来，现在，她活蹦乱跳，笑起来的模样能够让饼干从饼干桶里跳出来。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待在教堂里。她在那些无家可归者就餐的桌子旁蹦来跳去，让大人们摸她的头逗她玩。她可能没有太多的玩具，她也没有很多课后活动要参加，但很肯定的是，她有一群爱她的人，一个充满了爱的居所——和一个家庭。

她的父亲就是一条腿的卡斯，她的母亲从前是个瘾君子，叫玛琳。他们在兄弟守护会教堂结的婚。亨利·科温顿是主持婚礼的牧师。

一年后，他们的宝贝小女儿出生了。现在，她已经能够到处走了，好像每天在上帝的私人游乐场里玩。

她的名字，很贴切，叫“奇迹”。

人类的心灵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

我还一直在疑惑为什么“大先生”要我为他致悼词。我疑惑这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好。实际上，他在我做完悼词后几分钟还给了我一个惊喜。

就在主持人开始最后的祷告词的时候，“大先生”的孙子，容，在讲坛上的一个录音机里装上了一盘磁带。过去那个经常传递出阿尔伯特·刘易斯的声音的麦克风，又传来了他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们已经过世了的拉比在讲话……”

他为他的葬礼录制了一盘录音带。除了蒂拉，就是他的购物陪同和护工，谁都不知道这盘录音带的存在。他过世后，蒂拉将录音带交给了他的家人。录音带不长，但在这里面，“大先生”回答了他的一生最常被问及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他是否相信上帝。他回答是的。

另一个问题是死后是否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在这点上，他说：“我在这里的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会有一些东西的。但是朋友们，我很抱歉。现在我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我无法告诉你们。”

整个教堂里的人都笑了出来。

******

我没有忘记那些关于上帝的文件。几个月之后，我一个人去他的办公室把那些资料给取了出来。我从架子上拿下来。我拿着这些文件夹的时候，身体颤抖了，或许是因为八年来，我一直看着这些文件夹上贴着的“上帝”的字样，时间久了，还真恍惚觉得那里能够吹出仙气来。

我看着这间空荡荡的办公室。我感到了痛楚。我多么希望“大先生”能够和我在一起。我拉开了文件夹。

他就在那里。

因为，在那些文件里，有上百篇文章、剪报、布道笔记，都是关于上帝的，上面还留着他划的线，手写的箭头。这终于让我意识到，我和“大先生”和亨利在一起所花的时间，所有的意义都在于：不是结论，而是探索、学习、到达信仰的彼岸。你不能把上帝装在一个盒子里，但你可以搜集故事，传统，智慧，一定时间以后，你就不需要再把这些东西放在手边，因为上帝已经离你很近了。

你认识的人中有没有宗教人士？你是不是离他远远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不要再逃走了。或许就坐下聊一分钟。喝一杯水，吃一盘小点心。你或许会发现有很多美丽的事情可以学习，它既不会咬你，也不会让你变得软弱，它只能证明你我的内心都有灵性的火光，而那火焰或许能够拯救你的世界。

******

再回到教堂。“大先生”是这样结束他的录音讲话的：“请彼此相爱，经常交谈，不要让小事情磨损友谊……”

然后他唱起了一个简单的旋律，翻译过来后的意思是：

“再见了朋友，再见了朋友

再见，再见

我们会再次相见，再次相见，再见了”

全体会众，再一次，加入了他的歌声中。

你可以说这是他的整个生涯中所引领的最响亮的祈祷。

我一直知道，在结尾，他一定会安排一首歌。

后记

最后一个回忆。

那是在“大先生”去世前不久。

他谈及天堂，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冒出一个念头。

如果你和上帝只有五分钟时间，会发生什么？

“五分钟？”他问。

是的，五分钟，我回答。上帝很忙，只能分五分钟给你。你只有五分钟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然后“呼”的一声，你该去到哪里，就去哪里。

“那么在那五分钟里可以……？”他继续问，有些疑惑。

在那五分钟里，你可以提任何你想问的问题。

“哦，这样。”

他把身体靠到椅背上，好像要和坐椅周围的空气商量该如何回答。

“首先，我会说，‘上帝啊，请帮我一个忙，如果可以，请指引我需要帮助的家人在世间的路。给他们一点指引。”

好吧，那花去了一分钟。

“接下来的三分钟，‘上帝啊，你就给那些受难和需要你的帮助和关怀的人吧’。”

你放弃剩下的三分钟？

“如果有人真的需要，是的。”

好吧，我回答。那你还剩下一分钟。

“好的，在那最后一分钟，我会说，‘你看，上帝，我在人间做了那么多善事。我努力跟随你的教导，并传播你的话语。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邻居。而且，我善待别人。所以，上帝啊，对于这一切，我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

你觉得上帝会怎么回答你呢？

他微笑了。

“他会说，‘奖赏？什么奖赏？那不都是你应该做的吗？’”

我哈哈大笑，他也用手掌拍着大腿哈哈大笑，屋子里满是我们的笑声。那一刻，我想，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是任何人，来自任何文化，信仰——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探讨人生的意义，我们因为我们的发现而兴高采烈。

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结束的时候，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上帝唱歌，我们跟着哼。有许多曲调，但都是一首歌——一首同样、美好的，充满人性的歌。

我爱上了希望。

致谢

作者在此向亨利·科温顿和阿尔伯特·刘易斯全家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俩的妻子，萨拉·刘易斯和阿妮塔·科温顿；“大先生”的孩子们——沙洛姆，奥娜和吉拉尔；以及亨利牧师的孩子们——雷克玛，肯德里克，凯沙和蒂凡尼。读一本写关于自己的丈夫或者父亲的书，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对此书所表现出的容忍，我深表感谢。此外还要向他们的配偶们一并致敬——辛迪·刘易斯，施蒙·利普斯基，布莱恩·沙驰——以及“大先生”众多的孙儿孙女们。

这本书的完成，同样离不开以下这些人的帮助，他们包括安东尼·卡斯特（卡斯），底特律救赎会的查德·奥迪，拉比斯蒂芬·林德曼，蒂拉·辛加，艾迪·爱德曼，诺姆·特拉斯可，犹太教会“和平之家”的工作人员，兄弟守护会的成员们（有些书中所涉人员的名字经过了修改）。感谢麦蒂和丽莎·古德伯格埋头于旧纸堆中所做的整理工作，还有荣·利普斯基，他通过记录祖父的影像资料显示了他对祖父的挚爱。

最诚挚的感谢同样给予向来给我极大支持的亥伯龙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们：莱斯·利威尔斯，艾伦·阿奇，威尔·巴里亚特，菲尔·罗斯，大卫·罗特，文森特·斯坦利，克里斯汀·凯瑟，敏蒂·斯托克菲尔德，杰西卡·维纳，玛丽·库尔曼，玛哈·卡利，萨拉·洛克尔，萨里安·麦克卡汀和麦克·罗堂达。

此外，布莱克英克图书出版公司出色的团队成员们——大卫，苏珊，安通奈拉，安尼克，雷安和戴维，我同样感谢你们。同样，那些在此书还是初稿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的人们，还有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罗茜，杰尼，我自始至终感激你们。

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乡——新泽西南部——致意，我应该对我的家乡有更多的感激之情；我也要向我现在的家，底特律，表示致意，可能我比其他许多人更热爱这片土地。这是一个特别的城市，有着特别的人民，我很骄傲我生活在这里。

米奇·阿尔伯姆

底特律，密歇根

2009年6月

[1] 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人。

[2] 百慕大短裤：裤管至膝上一二英寸处，常以长筒袜相配，适用于步行。

[3] “大石头”（The Rock）：摔跤手德维恩·约翰逊的绰号。曾经是世界职业摔跤协会最年轻的冠军。

[4] “绿巨人”（The Hulk）：美国著名科幻片中的人物，拥有超人的巨大能力。

[5] 伊比利斯：来自犹太传承中的阿撒兹勒，字意即为“绝望”之意。神话中传说他原为魔灵撒以旦，被天使们抓住后，经过自身的奋斗坐上了大天使的职位，但在安拉创造了人——阿丹（Adam）之后，神很满意最初人类的完美，让他作为神新的代理人，而命天使群都要对人敬重，但伊比利斯以“不向神以外的偶像崇敬”为由，说：“火之子焉可拜土之子”。他因而被罚，变回原来的魔灵在人间游荡专吃人们死后的灵魂。

[6] 坚信礼：犹太男孩的成人仪式。孩子只有被施坚信礼后，才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

[7] 《摩西五经》：又译为《托拉》，为犹太律法。希伯来文意为“教谕”。狭义专指《旧约全书》前五卷中的律法，据说是上帝授予摩西的。

[8] 吗那《圣经》故事所述，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所得的天赐食物。

[9] 卡巴拉教：犹太教中的一支。

[10] 亚拉姆语（中文又译为阿拉姆语、亚兰语、阿兰语、阿拉米语或阿拉美语）是闪米特语族的一种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亚拉姆语有3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少数存活了上千年的古老语言之一。它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并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的日常用语，新约中的马太福音即是以此语言书写。

[11] 奥蒂斯·雷丁：出生于1941年9月，是美国著名灵魂歌手。

[12] 杨基快船：一个著名美国棒球手的绰号。此处“快船”的英文又可以解释为“剪报的人”。

[13] 五旬节：对基督教来说，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使门徒得到力量与说方言的恩赐，向别人传播福音的日子。

[14] 辛纳特拉：弗兰克·辛纳特拉，美国四五十年代流行男歌手。

[15] 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德语，波兰语和多种其他语言混合在一起的特殊语言，原来主要在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中间使用，现在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中间也通用。

[16] 苏斯博士：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

[17] 《往日情怀》：Those Were The Days，是1968年推出的一首流行歌曲，在当年欧美流行榜分别占据第一及第二位的位置，停留在榜十个星期以上，风靡一时，随即又推出了德文版、意大利文版、西班牙文版、法文版……后来翻唱此曲的歌手更是不计其数。歌词内容大致是讲述一群老朋友某日重聚，追忆往昔曾相聚在一间酒店，一起畅饮，谈论未来与理想。这是一曲缅怀意气风发，奋发进取的年轻时光的歌。

[18] 摩西和燃烧的荆棘：上帝在一丛燃烧的荆棘中和摩西说话，答应将以色列民族从埃及拯救出来。

[19] 以利亚和火里微小的声音的故事：神以一个微小的声音让以利亚了解真相，重整他的信心，可以继续勇敢地面对亚哈及耶洗别，扫除他以前胆怯的耻辱。

[20] 巴兰和他的驴子的故事：上帝使巴兰的驴子开口说话。

[21] 约伯和飓风的故事：上帝在飓风中对约伯晓以宇宙创造的奥秘，约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看到自己的渺小，承认世事太奇妙，是他无法明白的。

[22] 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是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按传统，逾越节那天，在黄昏的时候，要宰杀逾越节的羊羔，用火烤，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23] 苏克棚：苏克棚是犹太人在庆祝住棚节期间所住的临时棚屋。

[24] 霍奇金氏症：一种淋巴癌，为淋巴腺恶性肿瘤。

[25] 约翰·亚当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

[26] 《塔木德》（Talmud）：这是记载和解释犹太教律法、条例与传统的经典，经过历代扩充，如今已经超过250万字。

[27] C·S·路易斯：英国著名学者，文学家。

[28] 巴斯德：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

[29] 所多玛和娥摩拉：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所多玛和娥摩拉是两座城市。所多玛和娥摩拉罪恶深重，声闻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派两位天使去毁灭这城。

[30] 奈奎尔（NyQuil）：一种感冒药。

[31] 苏菲教派（Sufis）：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教派，其主安拉在苏菲信众心目中，是易于亲近和理解的形象，有别于其他教派较为严肃的诠释。

[32] 基督教贵格会（Quakers）：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成立于17世纪，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

[33] 科尼岛（Coney Island）：其实是个半岛，十九世纪后半期这里兴建了很多游乐场、餐厅和旅馆，提供纽约市民休闲娱乐，但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逐渐没落。

[34] 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的剧本是根据阿列切姆的犹太文学作品《特伊和他的五个女儿》（或者是《送奶工特伊》）改编的两幕音乐剧。该剧的灵魂人物是男主角特伊。他是一位养乳牛的东欧犹太人，平时给人们送牛奶维生。他具有非常开明的思想，并深爱着他五个未出嫁的女儿。为了她们的幸福，一开始他虽然接受了富有的屠夫的求亲，最后还是同意让大女儿如愿嫁给了青梅竹马的穷裁缝；勇敢地破坏了传统，让二女儿和激进的大学生自由恋爱；甚至突破了心理上极大的矛盾，让三女儿和俄罗斯族青年私奔。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慈爱父亲。

[35] 这里所用的“婚姻的”和“战争的”两个英文单词，marital和martial，区别在于“i”位置的不同。

[36] 八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登山宝训”中论“福”有一段说教，提到八种有福的人。

[37] 史摩基·罗宾逊（Smokey Robinson）：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黑人歌手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制作人，是摩城音乐的经典代表之一。八十年代，他因沉溺毒品而导致事业走下坡，但后来他皈依宗教，戒了毒，再创事业巅峰。

[38] “我是你的俘虏”（You Really Got a Hold on Me）：甲壳虫乐队著名的一首单曲。

[39] 杰佛理：芝加哥一个廉租屋项目，于1953年完工，十年后沦为贩毒大本营。70年代，因为年久失修，空置率高，枪战频繁，大部分房屋在2001年前后被拆除。

[40] 贝拉岛：底特律河中的一座岛，与市区有桥梁相同，岛上有公园和运动设施。

[41] 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开膛手杰克是于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在伦敦东区白教堂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妇女的凶手的代称。

版权信息

- 书名：时光守护者

- 作者：【美】米奇·阿尔博姆

- ISBN：9787532763047

- 译者：吴正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责任编辑：黄昱宁

-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 引子

- 1

- 开篇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洞穴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间奏

- 24

- 25

- 26

- 27

- 28

- 降落

- 29

- 30

- 31

- 32

- 人世间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城市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放手

- 55

- 56

- 57

- 58

- 59

- 新年前夜

- 60

- 61

- 62

- 63

- 停顿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未来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尾声

- 80

- 81

- 致谢

◆◆◆◆ ◆◆◆◆

文前辅文

将此书献给简宁。这是一本关于时间的书，正是简宁让我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充满意义。[1]

——米奇·阿尔博姆

引子

1

一人独坐于洞穴中。

他蓄着长发。他的胡子垂到膝盖处。他双手托住下巴。

他闭着眼睛。

他在聆听。声音。无穷无尽的声音。它们来自洞穴角落的一个水潭。

那些声音是地球上的人类发出的。

他们都想要一样东西。

时间。

那声音中有萨拉·雷蒙的。

她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个年轻的姑娘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研究手机里的一张照片：一个咖啡色头发的帅小伙。

今晚她和他有约。今晚八点半。她兴奋地重复着：“八点半，八点半！”她在琢磨该怎么穿。黑色牛仔？无袖衫？不。她痛恨自己的手臂。不能穿无袖衫。

“我需要更多时间，”她说。

那声音中有维克多·迪拉蒙特的。

他八十出头，很有钱。他坐在医生办公室。坐在一旁的是他妻子。诊疗桌上盖着一张白纸。

医生语气温和。“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他说。数月的治疗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肿瘤。肾脏。

维克多的妻子想开口，却哽咽了。维克多清了清喉咙，好像在替她说话。“格蕾丝想要问的是……我还剩多少时间？”

他的话音——萨拉的话音——都飘浮到了那个遥远的洞穴中，那个孤独的、留着长胡子的男人所坐的洞穴中。他是时间之父。

你会觉得他像个谜，像新年贺卡上所描绘的——一位古人，面容枯槁，手中抓着沙漏，比地球上所有人都年长。

他确实是时间之父。而且，他不会随岁月老去。在那象征着旺盛生命力的乱蓬蓬的胡子和瀑布般垂下的长发之下，他有着精干的身躯，光滑的皮肤。他所辖管的时间，对他并不起作用。

在还没有开罪上帝以前，他，曾经和我们一样，注定要面对死亡。

但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被放逐到了这个洞穴，听世界上每一个和时间有关的请求——再多给几分钟，几小时，几年。再多给一些时间。

他在洞里恒久居住。他已经放弃了希望。但在某个地方，时钟静静地为每个人计算着生命的长度。有一只时钟也在为他嘀嗒而响。

很快，时间之父将获得自由。

重返地球。

终结因他而起之事。

开篇

2

这个故事要讲述的是时间的意义。

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源于人类历史之初。一个男孩赤着脚往山坡上跑。他前面有一个赤脚的女孩。他想要追上她。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故事通常都这样。

他和她后来一直这样相处。

男孩叫多尔。女孩叫爱莉。

在他们这个年龄，两个人高矮差不多，都有着尖尖的童声，厚厚、黑黑的头发。他们的脸上都沾着泥巴。

爱莉一边跑，一边回头去看多尔，冲着他乐。那是爱的初体验。她抓起一块小石子，朝着他的方向，高高抛了出去。

“多尔！”她喊着。

多尔一边跑，一边计算自己呼吸的次数。

他是地球上第一个试图——数数、计算的人。最初，他将两只手的每根手指一一对应，并为每对手指命名。很快，他开始数任何可以数的东西。

多尔是个温和、柔顺的孩子，但他的思想要比周围的人深沉。他与众不同。

在人类历史的开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足以改变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关注他。

“多尔！”爱莉喊。

他抬起头，微笑着——看到爱莉他总是微笑——那块石头掉在他脚下。他昂起头，心里生出一个想法。

“再扔一块！”

爱莉又抛了一块石头。多尔数着手指，发出了一个代表一的声音，一个代表二的声音……

“哎哟喂！”

他被一个从后面袭击他的孩子给打断了。那个孩子叫尼姆，长得又高又壮。尼姆用膝盖抵住多尔的背，欢呼道：

“我是国王！”

三个孩子都笑了。

他们继续往前跑。

想像一下没有时间的生活。

我们可能无法做这样的想像。因为我们有了年、月、日的概念。墙上挂的钟，车内的仪表盘。我们根据时间安排日程，约定晚饭，安排看电影。

但我们周遭，其他生物是没有时间概念的。鸟儿不会迟到。狗不会看手表。鹿不会因为错过生日而懊恼。

只有人类计算光阴。

只有人类丈量时间。

也正因为这样，只有人类才要承受其他生物无需面对的巨大恐惧。

恐惧时间不够用。

3

萨拉·雷蒙怕时间不够用。

她冲了个澡，计算着时间。吹干头发要二十分钟，穿衣打扮半个小时，路上十五分钟。

八点半，八点半！

卧室门开了。是她的妈妈，洛林。

“亲爱的？”

“妈妈，记得敲门！”

“好吧，敲门敲门。”

洛林看到她的床上铺着备选衣服：两条牛仔裤、三件T恤、一件白色的外套。

“你要去哪里？”

“不去哪里。”

“和谁碰头？”

“没人。”

“你穿白色的好看……”

“妈妈！”

洛林叹了口气，捡起地上的湿毛巾，走了出去。

萨拉重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想着那个男孩。她掐着腰部的赘肉。嘿呀。

八点半，八点半！

她绝对不穿白衣服。

维克多·迪拉蒙特怕时间不够用。

他和格蕾丝从电梯里走出来，走进他们顶楼的复式公寓。“给我你的外套，”格蕾丝说。她把外套挂进衣橱里。

屋里很安静。维克多拄着拐杖穿过走廊。走廊里挂着某个法国油画大师的作品。他的腹部痛得阵阵抽搐，该吃药了。他走进书房。书房里有很多书、各种证书奖牌和一张巨大的桃花芯木书桌。

维克多想着那个医生的话。我们所能做的很有限。这是什么意思？几个月？几个星期？他就这样完蛋了吗？他不可能就这样完蛋了。

他听到格蕾丝的高跟鞋踩在瓷砖上走来走去发出的声音。他听见她在拨电话。“露丝，是我，”她说。她在给她姐姐打电话。

格蕾丝的声音轻了下去。“我们刚从医生那里回来……”

独自坐在椅子里，维克多计算着他所剩无几的生命。他觉得好像有人掐住了他的胸口，把一股气生生挤压出来。他的脸抽紧，眼睛湿润了。

4

孩子们长大了，被各自的命运裹挟。

山坡上的三个孩子，多尔、尼姆和爱莉也不例外。

尼姆长得很高，肩膀宽阔。

他的父亲是个造房子的，他为父亲搬泥运砖。他比其他男孩子都强壮，这让他很自豪。力量成为尼姆的痴迷之物。

爱莉长得更漂亮了。

母亲害怕她的美丽会招来男人的非分之想，告诫她要把头发编成辫子，要垂下眼睛。谦卑成为爱莉的束缚。

多尔？

他呢，他成了一个数数的人。他在石头上做标记，在棍子上刻痕。他摆弄小枝桠、小石子，任何一种可以帮助他计算的东西。他常常陷入一种梦幻的状态，想着那些数字。因此，他的兄长们外出打猎也不带上他。

所以他就在山坡上与爱莉一起奔跑，他的思想跑在他前面，呼唤着他去追逐。

一个炎热的早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按照我们的年龄计算法则，多尔当时是个少年。他坐在泥土地上，把一根棍子戳进土里。阳光很强烈，他注意到了棍子的阴影。

他在阴影的末端放了一块石头，独自唱起歌，心里想到了爱莉。他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现在他长高了，她则比以前更温柔，当她低垂的眼睛抬起来碰到他的目光时，他觉得一阵晕眩，好像站立不稳，要跌倒。

一只苍蝇飞过，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嘘……嘘，”他拍打着苍蝇，将它赶走。他再注意到那根棍子的时候，发现棍子的阴影已经达不到那块石头了。

又等了一会儿，多尔发现阴影变得更短了，因为太阳升得更高了。他决定把棍子和石头留在原地不动，明天再来看看。明天，在太阳照射下，棍子留下的阴影正好触碰到石头的那一刻，就应该是……和今天一模一样的时刻。

他继续推想到，那是不是每一天都有这样一个时刻呢？阴影、棍子和石头的位置关系完全一致？

他要把这个时刻称为“爱莉时刻”，他会在每一天的这个时刻想她。

他拍了拍额头，为自己感到骄傲。

人类就这样开始计时。

那只苍蝇又飞回来。

多尔试图再次赶走它。只是这一次它变成了一群苍蝇，长长、黑黑的一片，连接着一片黑暗。

黑暗中走出一个穿白色长袍的长者。

多尔因为害怕而瞪大了眼睛。他想要跑，想要叫，但是身体完全不听指挥。

那位长者手持一根金色的权杖。他戳了戳多尔用来查看太阳阴影的棍子。那木棍从泥土中升起，化作一群黄蜂。黄蜂也是黑压压的一片，像帘子那样飞舞着向两边分开。

那长者从中穿过。

然后不见了。

多尔逃走了。

他没有把这次遭遇告诉任何人。

连爱莉也没有说。

直到最后。

5

萨拉在一个抽屉里看见了时间。

她打开抽屉找一条黑色牛仔裤，但在抽屉最下面发现了她的第一块手表——一块紫色塑料表带的斯沃琪。那是父母给她的十二岁生日礼物。

两个月后，他们离婚了。

“萨拉！”妈妈在楼下叫她。

“干什么？”她喊道。

离婚后，萨拉跟着洛林过。他不再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洛林依旧把生活中每件不如意的事都怪罪在前夫身上。出于同情，萨拉总是支持母亲的。但她们两个其实是用各自的方式，对那个男人怀有期待：洛林期待他认错，萨拉则期待着他来拯救她。这两个期望都落空了。

“怎么了，妈妈？”萨拉又喊道。

“你要用车吗？”

“我不用车。”

“什么？”

“我不用车！”

“你去哪里？”

“哪里都不去！”

她看了看那枚紫色的手表，手表还在工作：此刻为六点五十九分。

八点半，八点半！

她关上抽屉，对自己喊：“抓紧时间！”

她的黑色牛仔裤放在哪里了？

维克多在一个抽屉里看见了时间。

他拿出记事本，查看自己第二天的行程安排。早上十点有董事会，下午两点要和分析师们开一个电话会议，晚上八点和一名来自巴西的首席执行官吃饭，维克多正在收购这家公司。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能够完成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就算是幸运的了。

他吞下一片药。他听到门铃响起。这个时候会有谁来呢？他听到格蕾丝向门厅走去的脚步声。他看到了书桌上他们的结婚照，照片里的两个人都非常年轻，健康，没有肿瘤，没有衰竭的肾脏。

“维克多？”

她和一个陌生人站在书房门口，那人是家政公司的，手里推着一台大号的电动轮椅。

“这是什么？”维克多问。

格蕾丝挤出一个笑容。“我们决定了的，记得吗？”

“我现在还不需要它。”

“维克多。”

“我不需要它！”

格蕾丝抬头看看天花板。

“把它留在这里，”她对那个人说。

“放在门厅里，”维克多下令道。

“放在门厅里，”格蕾丝重复说。

她跟着那个男人走了出去。

维克多合上本子，揉着肚子。他还在想医生的话。

我们所能做的很有限。

他必须做些什么。

6

多尔和爱莉结婚了。

一个煦暖的秋夜，他们站到了神坛上，互相交换礼物。爱莉戴着面纱。多尔往她的头顶洒香水，并宣布：“她是我的妻子。我会在她的膝头放满金银财宝。”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结婚宣言。

多尔说出“她是我的妻子”的时候，感到温暖而祥和，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她对于他而言就像天空，无所不在。只有爱莉才能让他忘却他所痴迷的数字。只有爱莉会为他从大河中取来水，坐在他身边，哼着甜美的歌曲，而他则喝着水，痴迷地看着她，记不得自己看了有多久。

现在他们结婚了。这让他很快乐。那个晚上他注意到云里穿行着四分之一个月亮。他以此来记录那个时刻，那是他们洞房之夜的月光。

多尔和爱莉生了三个孩子。

一个儿子，然后是一个女儿，然后又是一个儿子。他们和多尔一家住，在多尔父亲的房子里。附近还有三所同样用树枝和泥土建起的茅屋。在他们那个时候，一家人住一起——父母，子女，孙子孙女——都在同一屋檐下。子嗣只有获得了足够的财富才会迁居到自己的房子里去。

多尔注定无法获得财富。

他永远无法在她的膝头放满金银财宝。所有的公羊、母羊、牛，都属于他的兄弟或父亲。他的父亲常因为他把时间浪费在愚蠢的计算上而打他。他的母亲看到他勾着头专注于计算的样子则忍不住要哭泣。她觉得神灵们抛弃了他，任由他成为一个柔弱的人。

“为什么你就不能多像尼姆一点呢？”她问。

尼姆成为一个大权在握的国王。

他拥有很多财富，很多奴隶。他开始修建一座巨塔。很多个早晨，多尔、爱莉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巨塔边走过。

“你小时候真的和他一起玩过？”他的一个儿子问。

多尔点点头。爱莉拉过丈夫的臂膀，说：“你们的爸爸跑得更快，爬得也更高。”

多尔笑了。“你们的妈妈才是我们这里跑得最快的。”

孩子们嬉闹着问妈妈，爸爸是不是在骗他们。“如果爸爸这样说，那肯定就是这样的，”她回答。

多尔去数有多少个奴隶在为尼姆造巨塔，但是他把发明的数字都用完了也没有数清楚。多尔心里想，他的生活和尼姆的生活是有多么的不同。

那天晚些时候，多尔在一块泥板上刻下印记，记录太阳的轨迹。当孩子们过来玩弄他的工具时，爱莉轻轻吻着他们的手指，把他们的手挪开。

历史没有这样记录，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多尔几乎涉猎了时间的每一种记录方法，虽然在科学史上这些发明最终都归功于别人。

在埃及人发明方尖碑很久之前，多尔已经在记录太阳投射下的阴影了。在希腊人发明滴漏计时器之前很久，多尔已经在测量水流的运动了。

他可能发明了人类的第一个日晷。他也可能发明了第一座台钟，甚至是第一部日历。

“超越了他的时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多尔超越了任何人。

想一想“时间”这个词。

我们创造了那么多和时间有关的词汇。消磨时间。浪费时间。打发时间。失去时间。

过了很长时间。正是时间。没有时间。注意时间。准时。守时。节省时间。拖延时间。

和时间有关的表述是如此之多，多得就像一天里有多少分钟。

但是，人类的生活中曾经没有这个词。因为没有人计算时间。

但多尔这样做了。

然后，一切都被改变。

7

一天，他幼时的伙伴，尼姆国王来找他。那次访问发生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已经大到能够在山坡上奔跑玩耍了。

“这是什么？”尼姆问。

他拿起一只碗。那只碗在靠近底部的地方有个洞。

“用来测量的，”多尔回答。

“不，多尔，”尼姆大笑道，“这是一个没用的碗。你看这里有个洞。倒进去的水会漏出来。”

多尔没有反驳他。他有什么资格呢？多尔在摆弄他的那些骨头和棍子的时候，尼姆则率领队伍攻打邻村，夺取财物，宣布大家必须服从他的指挥。

这次拜访不同寻常，月亮圆了缺，缺了圆，尼姆之前从来没有找过他。尼姆穿着一件看上去很显赫的羊毛袍子，袍子染成紫色，象征权力。

“你知道我们在建造的塔吧？”尼姆问。

“它无可匹敌，”多尔回答。

“那还只是个开始，我的朋友。它会带我们进天堂的。”

“为什么？”

“有了它，我们可以打败众神。”

“打败他们？”

“是的。”

“然后呢？”

尼姆骄傲地吐出一口气。“然后我将在天上统治一切。”

多尔把目光移向别处。

“加入我吧，”尼姆说。

“我？”

“你很聪明。小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疯狂。你的知识和那些……东西……”

他指指那些工具。

“它们会让我的塔更厉害，对吗？”

多尔耸耸肩不置可否。

“让我看看它们是如何工作的。”

那个下午，多尔解释了他的想法。

他向尼姆展示了太阳棒的阴影如何与他的标记重叠，棒上的指针又如何将一天划分成不同的部分。他摆出他的石头，演示月亮的变化。

多尔所说的，尼姆大部分都没有听懂。他摇着头，坚持说因为太阳神和月亮神不停地在打仗，所以它们会有升有降。问题的关键是谁拥有权力。一旦塔建造完成，那权力将为他所有。

多尔耐心地听着，但他无法相信尼姆能够横行云霄。他有多大的把握？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尼姆抓起一根太阳棒。

“这个我要带走，”他说。

“等等……”

尼姆把棒子抓紧了放在胸口。“再做一根。你到塔里来帮我的时候带上。”

多尔垂下眼睛。“我帮不了你。”

这个回答让尼姆勃然大怒。

“为什么不？”

“我有我的事情。”

尼姆放声大笑：“就是给那些碗钻洞？”

“不单单是那样。”

“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

多尔不做声。

“那随你便，”尼姆叹口气道。他走到房门口。“但你必须离开这座城市。”

“离开？”

“是的。”

“去哪里？”

“这我不关心。”尼姆一边看着太阳棒上的刻度，一边说，“走得远远的。如果你不走，我的人会强迫拉你入塔的——其他人也一样。”

他走过那些碗，举起那只有洞的，翻转过来放下，然后摇了摇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童年，”尼姆说，“但是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8

萨拉·雷蒙没时间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二十五分了，她的黑色牛仔裤——最终在洗衣机里找到的——此刻正在温度调到最高挡的烘干机里旋转，不听话的头发乱糟糟的，让她恨不得把它们全给剪了。她的母亲已经又到她的房间里转了两次，后面那次她端着一杯红酒，还评论了萨拉的妆容。（“好了，妈妈，我知道了，”她是这样打发她的。）她选择了一件绛红色的T恤，一条黑色的牛仔裤——如果能够及时干的话——和一双黑色带跟的靴子。带跟的靴子会让她看起来瘦一些。

她要和她的男孩在一家便利商店门口见面——八点半，八点半！——或许他们会一起吃点东西，或者去什么地方。一切听他安排。到目前为止，他们只在周六早晨两个人打工的一个收容站共处过。虽然萨拉暗示了好几次他们可以出去见面，但直到上个星期他才说，“啊，好吧，那就周五吧。”

现在是周五，她觉得她激动得皮肤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像这样的男孩——长得超帅，又受女生欢迎——过去从来不会多看她一眼。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希望每一分钟都能过得很慢很慢，然而，直到她能够看到他时，时间才会飞逝如电。

她看着镜子。

“唉，该死的头发！”

维克多·迪拉蒙特没时间了。

已经是晚上七点二十五分了。东海岸的办公室马上要下班了，而西海岸的还在上班。

他拿起电话，给另一个时区的人打电话。他要求接线员帮他转研究室。等待的时候，他的目光扫过书架上的书，他在脑子里默默地想：读过，从没读过，从没读过……

如果他把医生告诉他的那些仅剩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还是没有办法读完这些书。这只是一个房间。在一套房子。无法接受。他有钱。他必须做些什么。

“研究室，”一个女性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喂，我是维克多。”

“迪拉蒙特先生？”她听起来有些紧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他想起了格蕾丝和她订的那台轮椅。他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

“我要你马上去研究一件事。把任何你可以找到的相关信息都发给我。”

“没有问题。”那个研究员敲了敲键盘。“是什么内容？”

“永生。”

9

那晚，尼姆走了之后，多尔和爱莉爬上山坡去看日落。

他们几乎每晚都去，边爬边回忆童年时代的嬉戏追逐。但是这一天，多尔沉默着。他带了几只碗和一罐水。坐下后，他告诉爱莉尼姆来访的事。听完，她哭了。

“那我们去哪里呢？”她问。“这里有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我们怎么活下去呢？”

多尔垂下眼睛。

“你想让我去那座塔当奴隶吗？”

“不。”

“那我们就别无选择。”

他为她擦拭眼泪。

她用手臂抱住他，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每天晚上她都会这样做。如此细小的爱的举动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每次，多尔都会感到心头涌起一股暖流，人好像被毛毯包裹着，他知道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爱他，理解他。他把自己的脸埋进她长长、黑黑的头发，他的鼻息只有和她在一起时才有那样的节奏。

“我会保护你的，”他承诺说。

他们坐了很长时间，注视着远方的地平线。

“看，”爱莉小声说。她喜欢日落的颜色——各色的橙，各色的粉红，各色的绛红。

多尔站起来。

“你去哪里？”爱莉问。

“我得去试试。”

“别离开我。”

但多尔还是兀自走到了一堆岩石边。他将水倒入一个小碗，把小碗盛在一个大碗里。然后，他把插在小碗的孔里的一块瓦片抽走——那个带孔的碗正是被尼姆嘲笑的——水滴出来，安静地落入大碗，一滴接一滴。

“多尔？”爱莉小声呼唤他。

他没有抬头。

“多尔？”

她将手臂绕住自己的膝盖。他们的将来会怎样呢？她在想。他们能够去哪里？她埋下头，使劲闭上眼睛。

如果有人记录下这段历史，那么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计时钟被发明出来的时刻：他的妻子孤独一人，柔声哭泣，而他则忘我地计算着那一滴一滴流出的水。

多尔和爱莉那晚留在山坡上过夜。

太阳升起时，她还在睡。他则强忍着倦意，看着黑色的天空变成深紫，然后又化成一片蓝。太阳好似金色的瞳孔，冉冉从地平线后面升起，它散发出的光芒似乎让所有的东西都变得白花花的。

明智一点的话，他或许该专注于日出的壮观景象，并为能够观赏到这一幕而庆幸。但是，多尔不是为了壮观的景象而来的，他想要的是测算它的长度。太阳出现后，他将大碗从滴水的那只碗下挪开，然后拿了一块尖利的石头，在大碗的水平线上划下刻印。

这个刻印——他推测——这点量的水——可以衡量黑夜和白天之间的长短。从现在起，没有必要祈祷太阳神的回归了。他们可以用这个水钟，看着水位线的上升，推测黎明何时到来。尼姆错了。白天和黑夜的转换并不是因为天神们的战斗。多尔用一个碗就破解了这个问题。

他将剩余的水倒掉。

上帝看到了这一幕。

10

萨拉很焦虑。

穿着还带着烘干机余温的牛仔裤，她匆匆往外奔，心里带着些许恐惧。她还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她仅有的几次和男孩约会的经历。那是一个冬季舞会。她的约会对象是数学班的一个同学。他的手黏糊糊的，呼吸里有股椒盐面包的味道。他没有送她回家，而是和朋友们离开了。她只能打电话让妈妈来接她。

这次情况不同，她对自己说。那是个古怪的男孩；而这次正儿八经是个年轻男人。他十八岁了，而且很受大家欢迎。学校里的女孩们都想和他约会。看看他的照片！他居然答应和她约会！

“你什么时候回来？”坐在沙发上的洛林问。她手中的酒杯快空了。

“今天是周五，妈妈。”

“我只是问问。”

“我不知道。行不行？”

洛林揉了揉太阳穴。“我不是你的敌人，宝贝。”

“难道我这样说了么。”

她看了看手机。她可不能迟到。

八点半！八点半！

她从门口的衣柜里拉出自己的外套。

维克多很焦虑。

他用手指敲击着桌面，等着研究部的人给他回电。格蕾丝的声音从室内对讲系统的麦克风里传来。

“亲爱的？你饿吗？”

“可能有一点。”

“给你弄点汤怎么样？”

他看向窗外。这套纽约的顶楼复式公寓是他们所拥有的五套房产之一。另外四处房产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夏威夷、汉普顿和伦敦市中心。自从他被确诊得了癌症之后，他还没有去过那四个家。

“那就来点汤吧。”

“我拿进来。”

“谢谢。”

自从他得病之后，她对他更温柔，更甜蜜，更耐心了。他们结婚有四十四年了。过去的十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室友。

维克多拿起电话想打给研究部，问问进展。但格蕾丝端着汤走了进来，他放下电话。

11

多尔和爱莉把他们少得可怜的家当装上一辆驴车，驶向高原。

他们决定把孩子留给多尔的父母，这样更安全些。爱莉的心都要碎了。她两次让多尔掉转车头，好让她再和他们拥抱一次。他们的大女儿问：“从现在开始我就变成妈妈了吗？”爱莉几乎崩溃，哭泣不止。

他们的新家很小，是用芦苇杆搭起来的，挡不了大风大雨。周围没有任何其他人家，夫妻两人相依为命。他们尽可能地去种一些作物，还养了几头绵羊和一头公羊，常常要跋山涉水地去大河里取水，然后省着用。

多尔还在计算，骨片，棍子，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他的计算工具。爱莉变得沉默寡言。一个夜晚，多尔看见她抱着曾是儿子襁褓的那条毯子，盯着天花板发呆。

多尔的父亲偶尔会来探访他们，给他们带些食物——那是在多尔的母亲的坚持下——每次来，他都会谈论起尼姆的塔：塔有多高了，塔砖是杉木做的，黏土浆是用西奈[2]的泉水调和的。

尼姆已经爬到过塔顶，并向天空射出了一支箭。他声称箭落下的时候顶端带着血。人们向他叩拜，相信他让天上的神灵们受了伤。很快他和他最好的勇士们将穿过云霄，打败可能遇见的任何东西，然后在天上统治世界。

“他是一个伟大、强悍的国王，”多尔的父亲说。

多尔垂下眼睛。他们因尼姆而被放逐。他们因尼姆而不能每天早晨抱一抱他们的孩子。他想起孩童时代，他和尼姆、爱莉在山坡上追逐。对他而言，尼姆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只是一个男孩，一个总是想着要成为最厉害的人的男孩。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食物，爸爸，”多尔是这样回应的。

12

“多尔，有客人。”

爱莉站起来。一对老夫妻向他们的茅棚走来。他们被放逐后，月亮已经变换了很多回——如果按我们的日历来计算，三年多过去了——爱莉看到任何来客都非常欣喜。她招呼那对夫妻，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水，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分享。

多尔对于妻子的慷慨很是自豪。但他对这两位访客却有些额外的担心，因为他们看起来很不好：眼睛红肿，流着眼泪，皮肤上有黑色的斑块。在只有他和爱莉两个人的时候，他警告她说，“不要碰他们。我害怕他们病了。”

“他们又孤独、又可怜，”她抗议说。“没有任何人能帮他们。我们想要别人对我们仁慈，我们就应该对他们仁慈。”

爱莉为这两个访客端出大麦饼、大麦糊和仅存的一点羊奶。她听他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原来，他们也是被驱逐出村庄的，因为村里人害怕他们身上的黑斑预示着一种诅咒。他们现在居无定所，靠一顶羊皮做的帐篷露宿。他们到处寻找吃的，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老妇人边哭边讲。爱莉同她一起哭了。她知道当这个世界容不下你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她为那个老妇人拿起杯子，喂她喝水。

“谢谢你，”老妇人啜泣道。

“喝吧，”爱莉说。

“你太善良了……”

她伸出手拥抱爱莉，满是皱纹的手在颤抖。爱莉斜过身子，用自己的脸颊擦了擦老妇人的脸。她感觉到她的泪水中混进了老妇人的泪水。

他们走的时候，爱莉塞给那个老妇人一个皮包袱，里面装着他们仅存的一些大麦饼。多尔查看了一下他的水钟碗，离太阳下山还有一个指甲的长度。

13

人类在计算年之前，先学会计算天。

在天的概念出现之前，人类通过观测月亮的变化来计算时间。多尔在被放逐期间，一直追踪着月亮的变化——满月、半月、四分之一个月亮、没有月亮。和每天看起来都一样的太阳不同，变换的月亮让多尔有了可以观测、计算的依据，他在泥土板上凿洞，记录下这些变化，直到发现其中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后来希腊人所称的“月份”。

每个满月的日子，他都用一块石头来代表。而每块石头之间月亮盈缺的变化，他则在板上用凿刻的符号来记录。就这样，他发明了人类的第一部日历。

从此以后，他所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有迹可查的。

在刻到第三块石头之后的第五个刻印时，他听到了爱莉的咳嗽声。

很快，她咳得越来越厉害，咳嗽让她的身体像要被慢慢炸开。她常常咳得站不直身子。

一开始，她还努力正常过日子，在茅草棚里打理两个人的日常饮食起居。但她变得越来越虚弱。一天，在准备伙食的时候，她倒下了。在多尔的坚持下，她在一块毯子上躺下。豆大的汗珠从她的太阳穴里渗出来。她的眼睛又红又湿。多尔注意到她的脖子处出现了一块黑斑。

“我们该怎么办呢？”爱莉问。

多尔用毯子擦拭她的额头。他知道他应该去找一位阿苏（即药师），他能给爱莉配些草根或药膏。但市镇离他们很远。他怎能抛下她独自一人呢？两人独自在这高原上，别无选择。

“睡吧，”多尔向她耳语到，“你很快就会好的。”

爱莉点点头，闭上眼睛。她没有看到多尔强忍着没有滴下来的眼泪。

14

萨拉对时间说：“走慢点。”

她快速走出家门，来到街头，脑海里想的全是那个一头棕发的男孩。她幻想着两人见了面，他出其不意地尽情拥吻她。

回头看看，她注意到母亲的卧室里亮起了灯。她加快脚步。妈妈完全有可能在此时打开窗户，冲着她大喊大叫，让整个街坊的人都听到。和很多同龄的女孩一样，她觉得自己的妈妈非常让人尴尬。妈妈太啰嗦，化妆太浓，而且永远在批评她——不要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好好梳梳你的头发——如果不是在批判她，她就是在向自己的朋友抱怨萨拉的父亲，虽然父亲都已经不在这个州居住了。汤姆这样了，那样了。汤姆忘记那个了。汤姆又没有准时寄支票来。萨拉曾经和母亲关系很亲近，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却越来越疏离。她们各自都觉得对方难以理解。萨拉不愿和洛林谈男孩的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能够谈的也不多。

八点半，八点半！

她听到了手机响。

她从外衣口袋掏出手机。

维克多对时间说：“走快点。”

已经一个小时了，他习惯于立马得到答案。对他而言，此刻正在发生的只剩下时间的流逝。他的书桌上有台座钟。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一秒一秒的流逝。他的手机、固定电话、打印机和DVD放映机上都有时间显示。墙上有一个能同时显示三个时区时间的钟——纽约、伦敦和北京——他拥有的一家公司在这三个城市设有办公室。

统统加起来，他的书房里共有九个显示时间的设备。

电话响了。终于。他拿起电话。

“喂？”

“我现在发传真过来。”

“好的。”

他挂上电话。格蕾丝走进来。

“谁的电话？”

他撒了一个谎。“是明天会议的事情。”

“你必须要去？”

“为什么不呢？”

“我只是觉得……”

她打住了，点点头，拿起桌上的碗向厨房走去。

传真机响了，维克多走过去，机器里慢慢地吐出一张张纸来。

15

多尔躺在妻子身边的泥地上。天上繁星点点。

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她浑身出汗，那沉重的呼吸让多尔心焦。

请不要离我而去，他想。他无法忍受没有爱莉的世界。他意识到自己有多依赖她，从清晨到黑夜。和他讲话的人只有她，而他只会微笑。她为两个人准备食物，食物不多，她总让他先吃，而他则常常坚持让她先吃。日落的时候，他们倚靠在各自身上。睡觉的时候，他抱着她，他感觉那是他唯一活得像个人样子的地方。

他的生命中只有两样东西，计时和她。从他有记忆起，他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多尔和爱莉，从小就注定在一起。

“我不想死，”她轻声说。

“你不会死的。”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她咳出一口血。他为她擦拭干净。

“多尔？”

“亲爱的？”

“请众神帮帮我们吧。”

多尔按她的请求做了。他彻夜未眠。

他祈祷，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祈祷过。过去，他的信仰是测量和数字。但现在，他向最高的神灵们祈求——那些掌管太阳和月亮的神灵——让一切都停下来，让世界保持黑暗，让他的水钟溢出来。如果能够这样，多尔就有时间去找阿苏，治疗他最心爱的人。

他的身体前后摆动。他不停地反复呢喃：“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他使劲闭上眼睛，好像这能让他的祈祷更纯净。但是，只要他让他的眼皮稍有松动，就能看到他害怕的景象，那是地平线上色彩的变化。他看到他的计时碗里的水线快要触碰到代表日出的那根线了。他看到了自己的计量是完全正确的，他痛恨他的正确性，他痛恨他所掌握的知识，他痛恨让他失望的众神们。

他在妻子的身边跪下，此时她的头发和脸都浸湿在了汗水中。他俯下身，用自己的皮肤贴住她的皮肤，脸颊对着脸颊，两个人的眼泪流成了一股，他低声呼唤：“我不要你再受苦了。我要结束这一切。”

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再也弄不醒她。

他揉搓着她的肩膀，拍打她的下巴。

“爱莉，”他低低地呼唤她。“爱莉……我的妻子……张开你的眼睛吧。”

她一动不动，头耷拉在毯子上，呼吸极其微弱。多尔觉得一股怒气冲出身体，那原始的吼叫像是从脚底而起，涌向肺部，然后从喉咙里一下子释放出来。

“啊，啊……”

他的嚎哭声在空荡荡的高原上空飘荡。

他站了起来，慢慢的，神志恍惚。

他跑了出去。

他跑了一整个早晨、一整个中午。他的肺像要炸开了，最后，他看见了它。

尼姆的塔。

它高高地屹立着；顶端已然高耸入云海。多尔朝着塔的方向冲去，心里存留着最后一丝希望。他观察过时间，记录下时间，测量过时间，分析过时间，现在他一门心思想要去一个可以改变时间的地方。

天堂。

他要爬上塔，改变神灵们的规则。

他要让时间静止。

这是一个梯田式的金字塔形建筑，它向上的楼梯是为了尼姆的荣耀、尼姆的攀登而建造的。

所以没有人敢擅自踏上一步。有些人经过的时候甚至会低下头。

所以，当多尔接近塔底时，好几个守卫塔的奴隶朝他看了看，没有人想到他要做什么事。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多尔已经站在了国王专用的楼梯上，并且飞快地往上攀爬。那些人看着他，糊涂了。这个人是谁？他是属于谁的奴隶？他们开始互相叫喊着，寻找问题的答案。有好几个人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和砖块。

很快，有几个奴隶也开始爬梯子，他们以为登天堂的比赛开始了。守卫们也跟了上来。塔基附近的人们也跟了上来。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一件非常容易被点燃、传播的事情。没过多久，几千人环绕着塔的四周，奋力向上攀爬。你可以听到人们的吼叫声，那是暴民们的吼叫，他们要夺取并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是一件尚存争议的事情。

根据历史记载，巴别塔要么被毁了，要么被遗弃了。但后来成为“时间之父”的人可以告诉我们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因为他的命运正是在那一天被改变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攀爬，整座塔开始晃动。砖块变得红通通的，像要被融化了。一声巨雷在空中炸响——塔的底部轰然倒塌，顶部着火，而中间部分则悬在半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景象。那些想要达到天堂的人们被甩了出去，好像雪花被风从树枝上吹落。

整个过程中，多尔依旧忘我地向上攀爬，直到他成为梯子上唯一一个还没有被甩出去的人。他爬过了晕眩，爬过了痛苦，他不再感觉腿疼，也不再感觉胸腔发紧。他一步一步往上爬，那些掉下去的身体在他四周打转。他的眼角瞥到了胳膊，胳膊肘，脚，头发。

那一天，成百上千的人从塔上掉下来，掉下去的人们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尼姆还没来得及再向着天空射出一箭，他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

只有一个人穿过了迷雾，好似有人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升腾而起，到了一个幽深黑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方。

16

这很快就要发生了。

一个海浪扑过来，冲浪板上的男孩迎着浪头随海水在空中升起。他的脚趾紧贴着冲浪板，冲进了海浪的漩涡中。

海浪突然凝固不动了。那个男孩也是。

这很快就要发生了。

一个理发师拉起一束头发，张开剪刀，用力一剪。剪刀碰触发丝，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掉落的头发停在了半空。

这很快就要发生了。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许腾斯特拉斯附近的一个博物馆里，一个警卫注意到一位外表古怪的游客。他很瘦，头发很长。他走进一个古钟展览会，打开一个玻璃柜。

“不，请……”警卫摇着手，赶紧上前去警告那个游客，但他突然感觉自己进入一种放松状态，脑子模模糊糊的，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觉得自己看到那个古怪的男人把所有的钟都从玻璃柜里拿出来，研究一番，拆开来，然后再原样装好，这样的过程恐怕得花好几周才能完成。

等他回过神，说完刚才说了一半的话：“不要动。”

访客已经不见了。

洞穴

17

多尔在一个洞穴中醒来。

虽然没有光亮，但他还能够勉强看清周围。他的脚下是高低不平的岩石，头顶上参差不齐的钟乳石倒挂下来。

他摩挲着自己的手腕和膝盖。他还活着吗？他是怎么到这个山洞里的？爬塔的时候，他浑身疼痛，但现在却全没有感觉。他的呼吸也不再急促。甚而，他摸了摸自己的胸膛，几乎无法感觉自己的呼吸。

这个洞穴是不是众神们居住的地方，他想。他又想到了那些从塔上掉下去的人，想到了塔的垮塌，想到了他对爱莉许下的诺言——我再也不让你受罪了——他跪了下来。他失败了。他没能让时间倒转。为什么抛下她？为什么要跑开？

他把脸埋在自己的手掌之间，哭了。他的眼泪从指缝间落下，染湿了脚下的岩石，让岩石发出一种阴森的蓝。

多尔不知道哭了有多久。

再次抬起眼睛的时候，他看到有个人坐在他面前——那个他小时候见过的老人。他的下巴搁在一根金色的权杖上。他看多尔的神情，像一个父亲看睡梦中的儿子。

“你追寻的是权力吗？”老人问。多尔从没有听过那样温和、轻柔、纯粹的声音。

多尔低声回说：“我要的，不过是让太阳和月亮停下来。”

老人回答：“那，难道不是一种权力吗？”

他戳了戳多尔的草鞋，草绳散开，多尔光着脚。

“你是至上的神吗？”多尔问。

“我不过是他的仆人罢了。”

“这是死亡吗？”

“你被免于一死。”

“那在这里等死？”

“不，在这个洞里，你一点都不会变老。”

多尔环顾四周，感到羞愧：“我不值得获得这样的奖赏。”

“这不是奖赏，”老人说。

他站起来，握着他的权杖。

“你在地球上的时候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

多尔摇了摇头。“你搞错了。我不过是个卑微的小人物。”

“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老人说。

他用权杖敲了敲地面。多尔眨了眨眼，他所有的那些仪器和工具：杯子，棍子，石块，石板，都出现在了他眼前。

“你是不是送走了其中一样？”

多尔想到了那根太阳棒。

“有一样被拿走了。”

“现在很多人在用这样的棍子。一旦开了个头，这欲望就无休无止，成为一种你无法想像的力量。”

“人类很快就要计算清楚每一天的长短了，然后是每一天的每个部分，然后是每个部分的每个部分——直到无法再分割，他们被赐予的神奇世界将不复存在。”

他又敲了敲权杖。多尔的那些工具尽数化为尘土。

老人眯缝起眼睛。

“为什么你要去测量白天和黑夜呢？”

多尔把眼光从老人身上移开。“为了要知道，”他回答。

“知道？”

“是的。”

“那你知道什么呢……”老人问，“关于时间？”

“时间？”

多尔摇了摇头。在此之前，他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所以这个问题让他无从回答。

老人伸出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画了一个圈。多尔先前流出的那些眼泪在岩石上留下的泪痕聚集在一起，在石头地上形成了一个蓝色的小圆圈。

老人说：“那你就学习你想学习的知识吧。你会懂得时间的意义的。”

“我该怎么做？”多尔问道。

“听听由此而产生的痛苦吧。”

老人把手指放在那个蓝色小圆圈上。泪痕变成了一个小水池，发出幽暗的光芒。一小股烟雾从池面上升腾而起。

多尔看着这些变化，目瞪口呆。他只想要回爱莉，但爱莉走了。他几乎无法发出声音。“求你了，让我去死吧。我不想再活下去了。”

老人站起来。“生命的长短你自己无法掌控。你很快会理解这一点。”

老人双手合十，缩成男孩般大小，继而变成婴儿般大小，随后像一只蜜蜂那样飞走了。

“等等，”多尔叫了起来。“我会被关多久？你什么时候回来？”

缩小了的老人飞到了洞顶，然后从岩石间的一个空隙飞了出去。一滴水从那个空隙里滴落下来。

“当天堂和世界相遇的时候，”他回答。

然后，踪影皆无。

18

萨拉·雷蒙确实擅长科学，

但这有什么用呢？她常常自问。在高中受人欢迎的关键——主要基于你的长相——而萨拉，虽然生物考试可以轻松拿下，但她并不喜欢镜子里看到的自己，而且她觉得别人也是这么想的：棕褐色的眼睛，分得太开，头发干干、卷卷的，牙齿太过分开，父母离异后她胖了许多，之后一直肉乎乎的。她的胸脯发育得不错，但同时她的屁股也很大，她自己这么觉得。母亲的一个朋友曾说她“长大了会挺有吸引力的，”但她并没有把这话当成赞美来听。

萨拉·雷蒙十七岁了，这是她高中的最后一年，大多数同学们要么认为她很聪明，要么认为她很古怪，或者两者兼有。上课的内容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她常常选择坐在窗边，方便打发无聊的上课时间。上课时，她常常在笔记本上涂鸦，画着孩子气的自画像，同时用手肘挡住别人的目光。

她总是独自一人吃午饭，独自一人回家，晚上则基本和妈妈待在家里。如果妈妈和她那伙吵吵闹闹的女伴们，也就是她称之为的“离婚俱乐部”，有活动安排，她就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吃晚饭。

在班里她的学习成绩排名第三，她已经开始申请附近一所州立大学提前录取的名额，这所大学也是洛林唯一能够负担得起的大学。

就是因为这个申请，她结识了那个男孩。

他叫伊森，

高高瘦瘦的，有一头浓密的咖啡色头发，眼神有些飘忽不定。他也是高三学生，人缘不错，总是被很多男女同学包围。伊森是田径队跑步的。同时还是乐队成员。在高中生的圈子里，按说他们两个人的轨道永远不会相遇。

但每周六，伊森会去一个流浪人员收容站打工，帮忙给运送食品的货车卸货——萨拉正巧也在这家收容站当志愿者。她申请的大学要求交一篇文章，讲述“一次有意义的社区活动。”她没有参加过任何社区公益活动。为了诚实地完成这篇文章，她申请在这家收容站做义工。收容站爽快地接受了她的申请。做义工的时候，她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厨房里，帮忙往塑料碗里装燕麦粥，因为直接和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相处让她感觉不舒服。（像她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生活在郊区的女孩，穿的是鸭绒外套，用的是苹果手机。除了说“对不起”，她完全无法和他们沟通。）

但是出现了伊森。第一天做义工的时候，她就注意到了站在卡车旁的他——伊森的叔叔拥有这家食品公司——他也注意到了她，因为她是那里唯一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他把食品搬到厨房的时候，和她打招呼：“嗨，怎么样？”

像对待一件宝贵的礼物，她把这句话在脑海里珍藏起来。“嗨，怎么样？”那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现在，每个星期他们都能聊上几句。一次，她从橱里拿了一包花生饼干递给他，他回答：“我可不想抢这些人的食物。”她觉得他太可爱了，而且很高尚。

像许多怀春的女孩一样，萨拉开始觉得伊森就是她命里注定要遇见的那个人。在收容站里，学校里谁和谁能说话、谁和谁不说话的那些潜规则不再起作用，她更自信了，腰板也更直了。她不再喜欢那些松松垮垮、印着口号的T恤，而偏爱起那些领口开得低低的、更显身材的衣服。有几次伊森看到她，调侃说：“今天看起来不错啊，柠檬……汁[3]。”这让她脸红。

几周之后，她越来越认为他对她也有相同的感觉，

她开始相信，他们俩的相遇，不是一次偶然。她读过一些关于命运的书籍，比如说伏尔泰的《查第格》[4]，甚至是《炼金术士》[5]这样的书。她开始认为她生活里发生这一切也都是命运的安排。上个星期，她鼓起勇气问伊森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玩，他回答说，“嗯，好吧，要么周五？”

现在就是周五。八点半，八点半！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知道她不应该为了一个男孩而神魂颠倒。但伊森除外。伊森打破了她的一切规则。

穿着绛红色的T恤、黑色的牛仔裤和高跟鞋，在离他们约定的地点，那个对她来说即将发生重大人生转折事件的地点，还差两个街口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滴滴滴，有短信。

她的心就要跳出来了。

短信是他发的。

19

据某财经杂志的排名，维克多·迪拉蒙特在世界富人排行榜上位列第十四。

那篇报道配有他的照片：手托下巴，脸颊微微抬起，红润的脸上挂着沉思中的微笑。文章说这个“眉毛浓密、行事低调的对冲基金大亨”出生在法国，是家中的独子，赤手空拳在美国闯出一番天下，谱写了一个移民从穷光蛋变身富豪的真实故事。

但因为他拒绝了杂志的采访（维克多对任何形式的曝光都避之不及），所以文章并没有提及他的童年往事，比如说：维克多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个水管工，在海边小旅馆发生的打斗中被人捅死。几天后，他母亲穿着一件奶油色的睡衣，从一座桥上跳了下去。

一个星期不到，维克多变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

他被送上了一艘驶往美国的船，去投靠他的叔叔。大家都觉得这安排不错，那个国家至少可以给他一个全新的开始。维克多后来把他的金融理念归功于那次海上航行。在旅程中，他带的那包食物——祖母为他准备的三个面包、四个苹果、六个土豆——被一群捣蛋的男孩们扔到了海里。他为这些食物的丢失哭了一整夜，这让他学到了珍贵的一课：执着于拥有某种事物，其结果“只会让你伤心”。

所以，他不眷恋所拥有的东西，这个理念让他的钱包越来越鼓。还在布鲁克林读高中生的时候，他就用暑期打工赚的钱买了两台弹球游戏机，放在酒吧里赚钱。八个月后，他把弹球机卖了，加上盈利，换来三台自动糖果贩售机。之后他又卖了糖果机，买进五台香烟贩售机。他不停地买进、卖出，再投资，等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一个贩售机公司。很快，他买了一个加油站，这门生意又把他带进了石油生意，在无数个恰当的时机收购了几个炼油厂，这让他的财富完全超出了他这辈子所需要的花费。

挣来的钱，十万美金给了抚养他长大的美国叔叔，其他的他都用来再投资。他收购了汽车行、房产公司，最后是银行：先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小银行，然后扩展成几家。他的资产遍布各行各业，因此他成立了一个基金公司，吸引了众多看好他的商业帝国的投资客。不出几年的工夫，他的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值钱的——也是最吸引投资者的——基金公司。

一九六五年，他在一部电梯里遇见了格蕾丝。

当时，维克多四十岁，格蕾丝三十一岁。她是他公司里的会计。那天她穿着一件低调的印花裙，白色的针织外套，颈上戴着珍珠项链，淡金色的头发扎成马尾辫。很漂亮，也很实际。维克多喜欢这样的风格。电梯门关上时他朝她点头打招呼，她垂下眼睛，和老板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相遇让她感觉很窘迫。

他通过公司内部的邮件系统约她出去。他们去了一家私人俱乐部吃晚饭。两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维克多得知格蕾丝高中一毕业就结婚了。但她的丈夫在越战中阵亡了。她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维克多完全能够理解那种感受。

然后，他们坐上了一辆加长豪华轿车。他们步行穿过桥洞。他们的第一个吻发生在河边的一个长椅上，对岸就是布鲁克林。

电梯相遇的十个月后，他们邀请了四百名宾客，举办了结婚典礼，宾客中二十六位是格蕾丝的亲朋好友，其他全都是维克多的生意伙伴。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打网球，去博物馆，去棕榈海滩、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马旅游。但随着维克多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他开始独自出行，在飞机上工作，到了目的地还是工作、工作。他们放弃了打网球。去博物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他们没有孩子。格蕾丝对此很是遗憾。多年来她一直因此事而耿耿于怀。这也是两人之间话越来越少的缘故之一。

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的婚姻像是覆水难收，格蕾丝总是责备维克多脾气急躁，喜欢纠正别人，吃饭的时候自顾自看报读书，在任何场合下都会接和生意有关的电话。他则讨厌她总是在抱怨，去任何地方都要花很长时间准备，害得他不停地看手表。早上他们一起喝咖啡，晚上偶尔一起去某个餐厅，但是，一年一年过去，财富像骰子一样在他们周围越堆越高——多处房产，私人飞机——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更像是不得不尽的义务。妻子扮演妻子的角色，丈夫扮演丈夫的角色。直到最近，特别对维克多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

死亡。

如何去避免死亡。

八十六岁生日过后的第四天，在纽约一家医院的癌症专家办公室里，

维克多被确诊肝附近长有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

维克多研究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手段。因为担心健康影响他的成功，所以在治病这个问题上他完全不吝惜金钱。他乘飞机去看专家，雇用了各种各样的健康顾问。尽管如此，一年过去了，治疗效果却不怎么样。这天早上他和格蕾丝去见了一位最顶级的专家。格蕾丝想要问那个专家一个问题，却哽咽了。

“格蕾丝想要问的是……我还剩下多少时间？”

“乐观一点的估计，是几个月，”医生回答。

死亡离他越来越近。

但死亡最终还是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找到了他。

20

第一个传来的声音说：“再多一点时间”。

“是谁？”多尔叫着问。

老人离开后，他一直企图逃离洞穴。他搜寻可能的出口，不断敲打由喀斯特熔岩构成的四壁。他还试图跳到那个泪水池里，但一股气流阻挡着他掉进去，好像有无数人在下面向上吹气。

现在，池里传来一个声音。

“再长一点，”那个声音说。

他看到池面上有一缕小小的白烟升起，水面上泛起蓝绿色的光芒。

“你出来！”

没有任何动静。

“回答我！”

然后，突然，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只是一个简单的词组。很软，很轻，几乎听不清楚，好像是从洞外飘进来的祈祷声。

“再长一点。”

“长什么呢？”多尔有些不明白。他蹲下来，注视着荧荧发光的水潭，感到绝望。陷入了孤独的他开始寻求和他人交流。

终于，第二个声音，一个女性的声音，出现了。那个声音说，“长一点。”

第三个声音是一个小男孩的，他说的是同样的话。第四个声音——声音和声音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提到了太阳。第五个提到了月亮。第六个声音是低低的耳语，不停地重复着“多一点，多一点，”第七个声音说的是“再多一天，”第八个声音则在恳求：“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多尔揉着他的胡子，他的胡子已经长得又长又乱了，头发也是如此。尽管被独自囚禁，他的身体状况却似乎没有问题：他不需要吃东西，也不需要睡觉。他可以自由地在洞穴里走动，或者触摸通过岩石壁上的缝隙慢慢渗进来的水。

但是他无法逃离那个发光的水潭中发出的声音——索取，不停地索取，再多点白天、夜晚、太阳、月亮，再多点小时、月、年。就算用手把耳朵捂起来，他还是一样可以清楚地听见那些声音。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多尔开始了他的刑期——

也就是听世界上每一颗心灵所发出的，和他首先发现的那个东西有关的愿望，那个让人类的简单生存不复存在，那个让人掉入万劫不复的欲望深渊的东西。

时间。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除了他，都觉得这样东西不够用。

21

萨拉看到伊森发给她的短信。

她的心一沉。

“能改下周见吗？今晚还有其他事。收容所见，OK？”

她的膝盖发软，像断了线的牵线木偶。她的内心在尖叫，“不！不能下个星期。现在就见面！答应好了的！我都化好了妆！”

她希望能让他改主意。但是，她必须回他短信，如果她迟迟没有反应，他可能会察觉出她生气了。

她没说不，而是说：“没问题。”

她还加了一句：“收容所见。”

结尾还写到：“玩得开心。”

她按下发送键，并注意到此时是八点二十二分。

她靠在路边一根交通信号杆上，努力告诉自己这不是她的错，他临时改变主意不是因为她太古怪了，或是她太胖了，也不是因为她太啰嗦，这些都不是原因。他只是临时有事情。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不是吗？

“现在该怎么办呢？”她思索着。这个夜晚成了一个空洞。她不能现在就回家。至少在妈妈睡着前不能回家。她无法向她解释为什么她穿着高跟鞋，盛装打扮，出去了五分钟就回家了。

她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店，给自己买了一杯巧克力玛奇朵咖啡，一个肉桂卷。她坐在黑暗中。

“八点二十二分？算了吧！”她对自己说。

内心深处，她已经开始盼着下周的到来了。

22

维克多总能看到问题所在，找出漏洞，解决问题。

公司业绩下降，市场放开，股市波动。所有这些问题后面都隐藏着关键所在。只是别人没有看到。

对于死亡，他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首先，他用传统的手段去和癌症抗争——手术，放疗，以及导致他身体虚弱、呕吐不断的化疗。虽然这些治疗起到了抑制肿瘤的作用，但对肝脏本身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他一周必须接受三次透析治疗。他能把这个过程忍受下来，是因为他让首席助手罗杰全程跟着他，随时汇报、记录，使他依旧能够实时掌控公司业务。工作日的每一分钟，他都拒绝不工作。他不停地看手表——“我们走吧，我们走吧。”他嘴里总是这样嘟哝。他痛恨被牵制在医院里。身上插满了连着机器的管子，清除血液里的垃圾？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陷于这样的处境呢？

他忍着，直到忍无可忍。维克多善于看到问题的底线，经过一年的治疗之后，他知道了底线所在：

这样下去，他是赢不了的。

传统的治疗没有用。那么多人已经尝试过了。期待奇迹发生，这不是一个好赌注。

而维克多从来不下坏赌注。

所以，他将注意力从疾病转移到了时间上——所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和其他拥有巨大权力的男人一样，维克多无法想像没有他的世界。他几乎感觉他有义务继续活下去。癌症不过是一块绊脚石，真正的阻碍在于人类必死的命运。

他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针对他所提出的“永生”的研究，一个西海岸办公室的研究员给他传来了一些关于人体冷冻法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他看到了一点希望。

人体冷冻法。

为了将来的复活而将人体冷冻起来。

把自己给冷冻起来。

维克多读着这些资料，几个月来第一次有了满意的感觉。

他可能无法战胜死亡。

但或许，他可以让自己在死亡之后依旧存在。

23

那个声音池里的水源自于多尔的眼泪。

但他只是第一个哭的人。随着人类开始执着于时间这个概念，失去时间的懊恼成为人类心灵上一个永恒的窟窿。人们因被时间带走的机会而懊恼，为没有效率的工作而焦虑；他们总是在为自己能够活多长而烦恼，因为计算我们活着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点。

很快，在每一个国家，每一种语言里，时间都成了最宝贵的商品。而对于时间的渴望，在多尔的洞穴里成了一曲永无休止的合唱。

时间再多一点。一个女儿握着生病的母亲的手说。一个骑马人追赶着落日。一个农夫赶着时间收获农作物。一个学生面对着一堆试卷。

再多一点时间。一个宿醉未醒的男人摔打着闹钟。一个精疲力竭的白领面对着一堆待处理的报告。一个钻进汽车盖检查机器的工人，边上是不耐烦的客人。

再多一点时间。这声音让多尔的生活不堪忍受，是他所听到的全部，像成群的小虫一样包围着他，每日里在他的耳边……尽管他生活在人世的时候，世界还只有一种语言，但是他在这个洞里已经被赋予了能够听懂人类所有语言的能力，通过听到的声音，他可以感觉到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而且人类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狩猎和修筑房子；人类工作，旅行，打仗，绝望。

人类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他们总是在乞求上苍能给他们更多时间。对于时间的欲望是无休无止的。对于时间的请求永远没有停止过。

慢慢地，多尔渐渐为先前的痴迷而后悔。

他不明白这样慢慢折磨他，背后的意义何在，他诅咒着他用手指计算出来的一天又一天，他诅咒那些碗和太阳棒，他诅咒所有他不能和爱莉在一起，听着她的声音，把头靠着她的身体的时刻。

最主要的，他诅咒这样一个事实：其他的人类都可以顺应命运的安排死去，而他，显然只能永远地活下去。

间奏

24

第二天早晨萨拉见到伊森，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至少她努力这样表现。他穿着连帽衫、破洞牛仔裤和耐克鞋。他把几箱意大利面和苹果汁搬进了厨房。

“怎么样，柠檬……汁？”

“没怎么样，”她一边盛燕麦粥，一边回答。

他在开箱子，她偷偷瞄了他几眼，希望发现他取消约会的缘由。她很希望他能主动提及此事——她当然是不会先提这件事的——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干练地拆箱卸货，像往常一样哼着摇滚歌曲。

“这首歌很棒，”她说。

“耶，没错。”

他继续哼着歌。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哦，上帝。她还是没有屏牢，她说了什么呀？太傻了，太傻了！

“我的意思是，没关系的，”她努力弥补。

“耶，很抱歉我没有能……”

“算了吧……”

“时间不巧……”

“别说了，挺酷的。”

“酷。”

他把空的大箱子踩扁，扔进大垃圾桶里。

“你真的没介意，”他宣布。

“当然啦。”

“那下周见，柠檬……汁。”

和平时一样，他双手插进口袋，轻轻快快地走了。就这样？她在想。他说的下周是什么意思？下周五晚上？还是下周六早上？她为什么不问他呢？为什么总要她开口？

一个戴顶蓝色帽子的无家可归者来到窗口取麦片粥。

“能多给点香蕉吗？”

萨拉把他的碗装满——每星期他都这样问——他说了声“谢谢你”，她嘟囔了一句“没问题”，然后抓起一块厨房纸巾，擦伊森从纸箱里取出的最后一瓶苹果汁；瓶盖有些松了，苹果汁洒得到处都是。

25

“就在那里面？”维克多指着一个机器问。

“是的，”杰德回答。他是这家人体冷冻公司的负责人。

维克多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纤维圆筒。筒扁扁圆圆的，差不多有十二英尺高，呈现出一种积了数天的雪的颜色。

“每个筒里可以装几个人？”

“六个。”

“现在里面有人？”

“是的。”

“他们是怎么……躺的？”

“背朝上。”

“为什么？”

“以防万一，防止头部附近有状况发生。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头部。”

维克多抓紧拐杖，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对他这样一个惯于出入豪华大堂，挑空双层大办公室的人来说，单单这个地方的样子就足以让他不舒服了。这家公司在纽约一个不知名的郊区工业园，是一栋单层的砖瓦结构建筑，楼旁有个装卸货物的小停车场。

里面也不怎么样。进入后先看到一排小房间。然后有一个用来冷冻人体的实验室。那些圆筒则安放在一个敞开式的大仓库里，一个接一个排列，每个存六具人体。整个仓库就像一个铺着油毛毡地毯的室内墓地。

维克多在看到这个公司的介绍后，坚持第二天就去现场查看。当晚他没有服安眠药，强忍着胃部和背部的疼痛，彻夜未眠，把手头所有的资料都读了至少两遍。这是一门相当新的学科（第一个尝试人体冷冻技术的人在1972年接受了冷冻），但人体冷冻学并非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将死亡的身体冷冻起来。等待科学的发展。将身体解冻。让身体恢复生命体征，然后再将疾病治好。

当然，最后这部分，是最难的。但维克多是这样推想的：在自己度过的这辈子里，科学的发展已经完全超乎想象。他的两个表哥小时候死于伤寒和咳嗽。如果放在今天，他们肯定能活下来。事情总在变化中。“不要太执着于事物本身，”他提醒自己，接受新的知识，也要抱有这样的心态。

“那是什么？”他又问。玻璃纤维舱旁有一个白色木盒，一格格分开，有数字代码，有几格里放着花束。

“那是家属来访的时候留下的，”杰德解释说，“每个数字代表圆筒里的一个人。访问者就坐在这里。”

他指了指一张靠墙放的芥末黄色沙发。维克多想到格蕾丝得坐在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东西上。这让他意识到，他完全无法向她开口提此事。

她不会接受的。没有可能。格蕾丝是个坚定的信徒。她相信人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他不准备在这一点上和她争论。

不。这个最后的计划还得由他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我们的死亡方式，维克多九岁起就习惯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了，所以在死这件事情上，维克多同样不会放弃行使他的权利。

他内心主意已定：不要访客，不要鲜花。无论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要躺进他的冷冻筒里。

就算要等几个世纪才能复活，他还是会义无反顾，独自去完成这件事情的。

26

所有的洞穴始于雨水。

雨水混合进气体。酸性的雨水腐蚀岩石，细小的裂缝慢慢变成通道。最终——或许要经过好几千年，这些通道才可能容纳下一个人。

所以，多尔待的洞穴，其实是一个时间演化的产物。而洞穴里，一个新的计时器已然滴答滴答响起。因为洞穴顶部，那个老人刻出一道裂缝，水滴下来的地方，渐渐形成了一个钟乳石。

钟乳石慢慢下垂，地面上长出一个石笋。

经历了几个世纪，钟乳石和石笋像被磁力吸引，越来越接近对方，但是它们生长的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至于多尔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曾经为自己能够用水来计算时间而骄傲。但是人类发明的一切东西，不都是先由上帝创造的吗？

多尔活在世界上最大的水钟里面。

他从没有这样想，其实，他已经完全放弃了思考。

他停止了移动，不再站起来。他用双手托着下巴，在震耳欲聋的各种声音之中一动不动。没有人像他这样，他不再变老，也就是说他一生中注定要发生的那些呼吸，在这个洞穴里一次也用不上。内心，已经崩溃。不变老不等于活着，没有了和人类的接触，多尔的心开始枯竭。

来自地球的声音爆炸性地增长，多尔已经无法辨别出其中的意思，就像各种雨滴落的声音那样无意义。他的脑袋已经麻木。他的头发和胡子，手指甲和脚趾甲，都已经长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对自己的外表完全失去了概念。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形象，还是他和爱莉一起走到大河边，互相看着对方在河里的倒影微笑。

对于那样的回忆，他无比渴望地要抓住它们。他紧闭双眼，努力回忆每一个细节。在这炼狱般的过程中，某一天他终于摆脱了黑暗的催眠，拿起一块小岩石，把石头的顶端磨尖了，在洞穴壁上画了起来。

活在人世的时候，他也刻画。

但那都是为了计算时间，测量变化，记录太阳和月亮的轨迹。他所画的，是这个世界上数学的雏形。

但在这个洞穴中他的画是不同的。首先，他刻下三个圈，每个圈都有一个名字，代表他的三个孩子。然后他又刻下四分之一个月亮，记录他对爱莉说出“她是我的妻子”的那个夜晚。他刻出一个盒子形状，记录他们的第一个家——他父亲的泥土屋——而一个较小的盒子则代表了他们被放逐之后所居住的茅草棚。

他画了一个眼睛形状的图案来代表爱莉的目光，爱莉那爱恋的目光总让他感到头重脚轻。他还画了波浪形的线条，那象征着爱莉又长又黑的头发，以及他把自己的脸埋进去时感受到的宁静。

每画出一个图案，他都大声地说话。

他所做的事情，是人类在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之后通常会去做的。

他在对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27

洛林知道肯定和男孩有关。

否则女儿昨晚出去的时候怎么会穿高跟鞋。她只是希望萨拉不要找一个像她父亲那样的混蛋。

格蕾丝知道维克多很受挫。

他痛恨失败。让她感到难过的是，这最后一役，和绝症的最后一役，是注定了会失败的。

洛林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莎拉不声不响走进来，上楼，闪进自己的房间。

这就是两人现在相处的方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彼此无法交流。

早几年还不是这样。萨拉读八年级的时候，一节体操课上，一个女孩把一个排球塞进自己的裙子，对着一群男孩说，“嗨，同学们，我是萨拉·雷蒙，能匀我一点薯条吃吗？”她这样做的时候不知道萨拉就在边上，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萨拉哭泣着冲回家，趴在妈妈膝头。洛林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安慰她，“学校应该开除他们，开除他们每一个人。”

她很怀念自己还能抚慰女儿的那些日子。她也怀念两个人互相依靠的那种感觉。她听到萨拉上楼的声音，很想走出房门和她说几句。但是，她的房门总关着。

格蕾丝听到维克多外出回来的声音。

“露丝，他回来了，我晚点再打给你，”她挂上电话。

走到门口，她取过他脱下的外套。

“去哪里了？”

“办公室。”

“星期六也去？”

“是的。”

他拄着拐杖，蹒跚着走进门厅和走道。她看到他胳膊下夹着文件袋。但她没有问，还是说：“想要吃点什么吗？”

“我没事。”

“吃点什么？”

“不了。”

她想起了过去，他把她稍稍从地上举起，在门口亲吻她，宠爱地问她各种问题，比如说“这个周末你想去哪里？伦敦？巴黎？”一次，在一个海边别墅的阳台上，她说要是能够早点遇见他就好了，他回答说：“这个遗憾我们会弥补的，因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她提醒自己，他们之间毕竟有过那样的时光，现在她必须保持耐心，给他更多的爱；她无法知道他的内心现在是怎么想的——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死亡越来越逼近。无论他的脾气变得怎样糟糕，怎样冷漠，她都下定决心要让这些最后日子，过得像刚开始的那些日子一样，而不是中间那段漫长、无趣的时光。

维克多走进书房。她有所不知的是，他心中想着的，已经完全是另一段人生了。

28

人类以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方式互相关联——这种关联同样发生在梦中。多尔能够听见他所看不到的人类心灵发出的呼唤，与此同时，有些人在睡梦中偶尔能够看到他的面目。

七世纪，有一张伊丽莎白女皇的画像，画像中有一个骷髅从女皇背后一侧看着女皇，另一边则站着一个长胡子的老人。骷髅代表着死亡，而那个神秘的、长胡子的老人，据画家称，是他曾经梦到过的时间的象征。

在一幅十九世纪的版画中，也出现了一个长胡子的老人，他抱着一个象征新年的婴儿。没有人知道画家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形象。他告诉他的同行们，他梦见过这样一个老人。

1898年出现过一座铜像，那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相当健壮的男性形象，他同样有着长长的胡子，手拿一把镰刀和一个沙漏。这尊雕像被安放在一个圆形大厅里的大钟顶部。没有人知道这个形象的原型来自何处。

但这座雕像被人们称作“时间之父”。

“时间之父”孤独地坐在他的洞穴里。

他用手托着下巴。

我们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三个孩子在山坡上追逐嬉闹。现在，故事讲到了这个孤独的山洞，山洞里有个蓄着长胡子的人，一池子各种各样的声音，一柱倒挂的钟乳石。钟乳石离石笋顶端的距离只差几毫米了。

萨拉在房间里。维克多在书房里。

此时。此刻。

地球上的这一瞬间。

多尔获得自由的时刻来临了。

降落

29

“关于时间，你知道什么？”

多尔抬起头。

那个老人又出现了。

在我们的日历上，六千年过去了。多尔张大嘴巴，难以置信。他想开口说话，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他的大脑已经忘却如何指挥嘴巴发声。

老人不声不响在洞里走来走去，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洞壁上多尔刻画的图案。他看到了各种各样无奇不有的图案和符号——圆形，方形，椭圆形，盒状物，线条，云朵，眼睛，嘴唇——那是多尔回忆的生命中的每一刻。这是爱莉扔出石头的那一刻……这是我们一起走到大河去的时候……这是我们儿子出生的时刻……

最后一个符号，在洞壁的一个角落，是一滴眼泪的形状，多尔用它来代表垂死的爱莉躺在羊毛毯上的那一刻。

他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至少，对他而言是这样的。

老人弯下腰，伸出手。

他摸了摸那刻出来的眼泪，眼泪即刻变成了一滴真的眼泪，凝结在他的指间。

他走到钟乳石和石笋即将相会的地方，两者之间只剩下刀锋般狭小的距离了。他把那滴泪放在缝隙之间，看着泪水变成石头，将钟乳石和石笋连接起来。现在它们变成了一根完整的柱子。

天堂和人世相会。

就像他所保证过的那样。

多尔觉得自己像被一根绳子拉着，离地飞起。

所有那些他刻下的符号，也都从墙上飞了下来，如同飞鸟般在洞穴里打转，然后缩小衔接成一根细细的项链，环绕在钟乳石和石笋交汇之处。

随即，钟乳石和石笋晶化成一个平滑的、透明状物体——它们分别变成上下两个半球体——那是一个巨大的沙漏。

沙漏里盛着白色的沙子，多尔从没有见过如此洁白、细腻、柔滑如水的沙子。它们从上半个玻璃球慢慢漏向下半个玻璃球，但上下两个半球里的沙子数量都没有明显的增加或者减少。

“这里存着宇宙间所有的时间，”老人说。“你试图控制时间。为了你的救赎，你的愿望现在实现了。”

他用他的权杖敲了敲玻璃半球，玻璃半球的两侧出现了金色的顶盖和底座，中间出现了连接顶盖和底座的扭花柱子。然后整个沙漏缩小，并落到了多尔的臂弯里。

现在，他手中握着时间。

老人说：“走吧。你该回到人世去了。你的旅程还没有完成。”

多尔茫然地瞪着眼。

他的肩膀塌下去。如果放在从前，这话可能会让他激动得跳起来。但现在，他的心已经空了。这个愿望已经和他无关。爱莉已经不在人世，永远地不在了。她已经成为洞穴壁上那一滴泪珠。他的人生——或是那个沙漏——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的胸腔里终于发出声音，一个微弱的声音。

“太晚了。”

老人摇摇头。“永远都不存在太早或者太晚的问题，该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

他微笑着继续说：“这都是安排好了的，多尔。”

多尔眨了一下眼睛。老人过去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

“回到人世间。去看看人类是怎样计算他们的时间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你而开始的。你是人类的时间之父。但是，有些事情你还没有弄明白。”

多尔摸了摸自己的胡子，胡子已经长到了他的腰际。他肯定比世上任何人都活得长。为什么他的生命可以延续这么长的时间？

“你测量出了分钟，”老人说，“但你们人类有没有合理地使用时间呢？是我行我素，还是珍惜感怀？有没有因此而更好地利用时间，提升自我呢？”

多尔垂下眼睛。他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那我该怎么做呢？”他问。

“到人世去找两个人，一个害怕时间不够，一个厌倦时间流逝。把你所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

“那我该怎么找到他们？”

老人指着那个声音池。“听听他们的抱怨。”

多尔看着池水。上百万个声音从那里冒出来。

“两个人能带来什么改变呢？”

老人说，“你也就是一个人，但你改变了整个世界。”

他捡起多尔用来刻字的那块石头，轻轻一捏，石头化为尘齑。

“掌握你最终命运的只有上帝。”

“上帝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多尔说。

老人摇了摇头。“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这里。”

他摸了一下多尔的脸。多尔觉得好像有一个新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身体，就像杯子里注入了水。老人从眼前渐渐消失。

“永远记住：这就是上帝安排人类只能享有有限时日的原因。”

“那原因是什么？”

“完成你的旅程，你就明白了。”

30

其实，伊森取消约会后，萨拉本应对再提约会之事三思而后行。

但一个极度渴望的心灵会让头脑迷失方向。所以，在那个黑色牛仔裤加绛红色T恤衫之夜过去两星期后，同时也是两个星期的枯燥课程之后，在电脑前吃了两个星期的晚饭之后，萨拉决定再做一次尝试。又一个星期六来了，又要去收容所做义工了，她早晨六点三十二分就起床了，并把自己打扮得像是要去参加派对。她上穿低领外套，下配贴身小裙子，并花了很长时间化妆，甚至还临时上网学习上腮红和眼影的小技巧。她自我感觉有些纠结，因为她一直都批评妈妈化妆太浓了。（“你看起来就像是在扯着嗓子喊人家注意你一样，”萨拉是这样抱怨她妈的），但她自我安慰说像伊森这样的男孩，时时刻刻被漂亮女孩子们包围，她们的妆更浓，衣服领口开得更低。如果她想要得到他，就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而且，反正洛林还在睡觉。

萨拉悄悄溜出门，开着妈妈的车去收容站。一开始，她对自己的决定还挺有信心，但走进收容所之后，有几个流浪汉看到她，冲着她吹口哨，并且嚷嚷说：“小妞，看起来不错啊，”这让她脸红了，她只能应付说打扮成这样是因为之后她还要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这突然让她觉悟自己傻极了。她在想什么呢？她绝不是那种能死皮赖脸，不管不顾的女孩。幸运的是，她还带了件运动外套。她赶紧套上外套。

就在这时，伊森两个胳膊下各夹着一个大盒子走了进来。萨拉有些猝不及防，赶紧挺直了身子，捋了捋头发。

“柠檬……汁，”他冲她点点头。

他喜不喜欢她这样打扮呢？

“嗨，伊森，”她尽量装出很随意的样子，但再次感到浑身上下发红发烫。

31

维克多坐在书桌前，看着文件夹里的资料。他还清楚地记得两个星期前，杰德，就是那个人体冷冻公司的负责人，对他说的话。

“冷冻就好比是一条通往未来的救生船——当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治愈你的疾病会和打个电话、做个预约般简单。

“你需要做的就是走进这条救生船，睡觉，等待救赎的来临。”

维克多揉了揉肚子。摆脱癌症。不再做透析。重头活过。就像打个电话、做个预约般简单。

他又研究了一遍杰德向他解释过的冷冻过程。一旦被宣布死亡，他的身体就会被覆盖上一层冰。一个血液泵将启动，使他的血液继续保持流动状态而不会凝固。接着，他体内将被注入防冻剂——一种生物防冻剂——以此来取代体液，这样他身体里就不会结冰，这一过程称之为“玻璃化冷冻方案”。随着温度不断降低，他的身体将被放置在一个睡袋里，然后进入一个电脑控制的降温舱，再被挪进一个可以慢慢注入液态氮气的舱内。

五天之后，他将被移放到他最后的安居地，也就是那个巨大的玻璃纤维舱，也被称之为“低温恒温器”——这里面也充斥着液态氮气——他将头朝下，以倒栽葱的姿势被悬挂放置。这样的状态将维持多久……谁知道呢？

直到他的生命之舟找到未来。

“那我的尸体就待在这里面？”维克多当时是这样问杰德的。

“我们不使用‘尸体’这个词。”

“那你们怎么说？”

“病人。”

病人。

如果这样去想的话，确实让维克多感觉容易接受一些。他已经是个病人了。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病人。一个非常有耐心的病人。就像一个长期投资的股票基金，或者和中国人冗长的、需要无数文件往来的生意谈判。耐心。病人。格蕾丝可能会不同意，但维克多在该有耐心的时候是会有耐心的。

被冰冻几十年，或许是几个世纪，但如果能够换得新生——那么，这样一桩买卖还挺不错的。

他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他可以抓住新的生命。

他拿出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杰德，我是维克多·迪拉蒙特，”他说，“你什么时候能来我办公室一趟？”

32

在那漫长的、无法计算清楚的洞穴岁月中，多尔尝试过各种逃脱的办法。

此刻，他拿着沙漏，站在水池边等待，冥冥中，他知道那是他逃脱的唯一路径。

这一切真的要结束了吗？他在想。这没有尽头的炼狱般的生活？现在，等着他的世界是怎样的呢？虽为时间之父，但他不清楚他离开人世有多久了。

他想着老人对他说的话。听听他们的抱怨。他低下头，看着泛着微光的池水，闭上眼睛，在喧嚣中听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老头的声音，一个是年轻女孩的声音：

“再过一辈子。”

“让它停下来。”

突然，一阵风咆哮着吹进洞穴，四周的墙壁陡然亮了，好像被正午的太阳照着一般。多尔把沙漏紧紧抓在胸前，后退一步，然后跳入池水。他轻轻地喊了一个名字，那是唯一能给他的心灵带来安抚的名字：

“爱莉。”

这一次，他直直地掉了下去。

多尔掉进了无限的空间里。

他一直往下掉，脚朝上，头朝下，然后转了个圈，继续往下掉，他穿过一片充满阳光和色彩的迷雾。他看到无数身体和脸从他的眼前滑过，那些是从尼姆的塔上掉下去的人，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在往上升，他则往下掉。他再度抓紧了手中的沙漏，随着下坠速度的加快，光线越来越亮，色彩越来越绚丽，风擦过他的肌肤，有如刀刃一般，他觉得自己快要被这速度给扯裂开来。他穿越严寒、酷热，穿过狂风、暴雪，然后是沙子、沙子，更多的沙子，呼啸而来，漫天遍地，让他的身体旋转起来，又好似保护着他，让他降落、降落，直到最后像沙漏里的沙子那样，直直掉下去，落在地上。

沙暴停了。

他感觉自己像被挂在了什么上面。

他听到远处有音乐和欢笑的声音。

他回到了地球。

人世间

33

洛林需要一支香烟。

她把车子停在一排街铺前，其中有一家是个美甲沙龙。她想起来曾带萨拉来过这里，那时萨拉十一岁。

“我能把指甲涂成红宝石色的吗？”萨拉问。

“当然，”洛林回答，“那脚趾头呢？”

“脚趾头我也能涂？”

“为什么不呢？”

一个美甲师过来帮萨拉把脚浸在一个小盆里，萨拉脸上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洛林注视着女儿，意识到女儿平时得到的关爱太有限了，她要工作，而汤姆总是很晚才回家。萨拉转过身，满脸欢笑，对她说：“妈妈，你涂什么颜色我也涂什么颜色。”洛林当时向萨拉保证，以后会常常带她来这个地方美甲。

但是，她们后来一次也没一起来过。离婚改变了所有的事情。洛林走过美甲店的橱窗前，看到很多位子都空着，但她知道，以萨拉现在这个年纪，怕是情愿被抓到警察局去，也不愿意和妈妈一起坐到美甲店里来了。

格蕾丝需要采购一些家用杂物。

她完全可以写下购物清单，让家里的用人们去买。“你不必再操劳家务了，”维克多总是这样对她说。但慢慢地，她意识到对于别人来说，家务可能费时耗力，而对她而言，没有了家务她的生活只能更空洞。慢慢地，她把家务事又给揽了过来。

她推着超市的购物车，在生鲜蔬菜柜台挑了芹菜、西红柿和黄瓜。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她又重新开始做饭做菜，为了让维克多吃上更健康的饮食——不吃任何事先加工的食品，所有的食材都是有机的——她希望通过好的饮食能让他多活上一些时日。她知道这只是个微小的举动，犹如大海捞针般徒劳。但是，她需要这样一个念想。

今晚，她要准备一个健康的色拉。但走过冰激凌柜台的时候，她还是拿了一品脱的薄荷巧克力碎冰激凌。那是维克多的最爱。如果他想要放纵一下，她也不想让他失望。

34

一个西班牙小镇正在庆祝十二月的一个节日。

街头艺术家们齐聚在镇中心的广场上，路边的餐桌上放满了西班牙式的小吃：虾、凤尾鱼、马铃薯。广场正中心是一座喷泉，里面满是情人们丢来祈愿的硬币。游客们坐在喷泉边，双脚浸在池水里。

离喷泉不远处，有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板模型人，模型站在一个胶合板做成的基座上。模型人是一个手握沙漏的长胡子老头。指示牌上写着El Tempo，也就是“时间之父”的意思。模型旁的地上放着一根黄色塑料棒球杆。

隔不了几分钟，总有路人停下来，拿起球棒拍打那个“时间之父”。这是当地的一个习俗。辞去旧岁，迎来新年。围观的人群则会欢呼“哦耶，哦耶”，并欢笑举杯。

一个小男孩挣脱妈妈的手，冲到模型前。他拿起球棒，转回头征求母亲的同意。

“好吧……好吧……”他的妈妈冲他挥挥手说。

就在这时，太阳从云朵后探出头来，一种奇怪的光芒笼罩整个村镇。广场中心刮过一阵莫名的风。男孩子还浑然不觉。他举起球棒，使出全身的气力，向那个纸制模型砸去。

“哐当！”

它的眼睛睁开了。

男孩尖叫起来。

挂在纸板墙上的多尔，感到身体一侧剧痛。

他睁开眼睛。

一个男孩在尖叫。

尖叫声让多尔的身体朝后倒去，他身上的袍子原来挂在墙上的两个钉子处，现在滑落了出来，他一下子摔在地上，手里的沙漏也掉了。

男孩的尖叫瞬间停止。实际上，那尖叫是被凝固住了，像渐渐淡出的长号尾音。多尔赶紧站起来。他周围的世界梦境般静止不动。男孩的脸定格在了惊恐之中。挥舞的黄色球棒停在半空。喷泉旁指指点点的人们也都被锁定了。

多尔捡起沙漏。

他开始奔跑。

起先，他竭尽全力，跑得很快。

跑的时候，他埋着头，希望没人会注意到他。但只有他是移动的。整个世界停滞了。没有风在吹。没有树枝在晃动。多尔看到的人都被固定在原地——一个遛狗的人，一群朋友拿着饮料坐在一家酒吧门口。

多尔放慢脚步，四处张望。按我们的标准，他不过是在西班牙郊外的一个小镇上，但是对他来说，那里的人和建筑物比他活在人世的时候看到的全部都要多得多。

这里存着宇宙间所有的时间，老人曾这么说。多尔想起了老人的这句话，便低头去看那个沙漏。他发觉沙漏也几乎停止，两个玻璃半球之间沙流的通道像被堵住了，只有非常非常细小的一点点沙子在慢慢地流过。

多尔拿着沙漏，走了好几里路。太阳在天空中几乎没有任何移动。

他身后的影子一直跟着他，而其他人的影子则好像画在地上一样。在跑到了一个荒芜之地后，他爬上一座山头，坐下。爬山让他想起了爱莉，他是多么渴望重新回到原来那个世界——空旷的平原，泥筑的房屋，还有那无边的宁静。而处于现在这个世界，他的耳边一直有持续不断的嗡嗡声，那是上百种声音混杂在一起的喧嚣。他还没有意识到，那嗡嗡声只是被放慢下来的一个时刻。

往下看，多尔看到一条笔直的、黑灰色的路，路当中刷着一条白线。建这样一条平滑的路需要多少奴隶啊，他想。

你试图控制时间，那个老人曾这样对他说。为了让你得到救赎，你的愿望现在实现了。

多尔回想着他是如何重回人世，如何掉下来，如何把沙漏掉在了地上。就是这个时刻，一切都改变了。

或许……

他把沙漏斜斜地倒向一侧，然后再扶正。

沙子开始正常的滴漏。那股嗡嗡声停止了。他听到了“唰，唰，唰”的声音，他看到山下车子一辆辆地经过——只是他还没有车的概念，他以为那些是都是速度惊人的不知名的怪兽。他再次把沙漏横过来放置，沙停止了流动。

车停了。

嗡嗡声又想起。

多尔瞪大眼睛。刚才，他做了什么，让整个世界停止转动？这种超能力令他不寒而栗。

35

那个夜晚刚开始的时候两人都有些尴尬，但酒精改变了一切。

伊森拿出一瓶伏特加，萨拉表现出毫不介意的样子。她从来没有喝过这玩意儿，但她装得满不在乎，飞快地喝了一口。就算是一个学习成绩名列前三的学生也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她得假装以前喝过。

他们坐在伊森叔叔的仓库里——那是伊森的主意。他直到八点十四分才发来消息，说自己有空，“如果想来找我，我在我叔叔这里”——伊森从货架上搞了些纸杯和橙汁，橙汁兑在伏特加里。坐在地板上，他们边笑边聊他们都在观看的一个傻乎乎的电视节目。伊森喜欢动作片，特别是《黑衣人》系列，那里面的男演员们都穿西装、打领带、戴墨镜，萨拉说她也喜欢那一类电影。但实际情况是，她还没有看过。

她穿着那天早晨在去收容所时穿的低领外衣，她觉得他肯定会喜欢她这样打扮，他也确实看起来挺殷勤的。其间，她的电话响过一次（天哪，是她妈妈！），她做了个鬼脸没有理睬。“让我瞅瞅，”他从她手里拿过电话，然后把她妈妈来电的铃音调成了一种刺耳的重金属音乐声。

“听到这个铃音，你就不要去理睬它，”他说。

萨拉哈哈大笑。“哦，这太棒了。”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萨拉有些记不清了。他说要帮她揉揉背，她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手放在她肩头，让她激动得发抖，感觉自己要融化了。她有些紧张，跟他聊起其实她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太不成熟了。他说是的，多数同学都是笨蛋，她说她对于申请大学这件事情感到很有压力，他加重了按摩她肩膀的力度，说她那么聪明，应该能够进任何想进的大学，这让她感觉很好。

然后就是接吻。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她的后脖颈能够感到他的呼吸，她向左边侧过一点，他向右侧，她转过脸，于是，他们的脸几乎撞在一起——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这样发生了。她闭上眼睛，坦白讲她觉得自己几乎要晕厥过去了（她妈妈过去总喜欢用“晕陶陶的”这个词，萨拉模模糊糊觉得这就是那种感觉了）。然后，他又亲了她，更用力，而且把她彻底转过来，紧紧抱住她，她还记得自己是这样想的：哦，他在亲我，他要我！但他的温柔很快变得有些狂暴，他的手在她身上到处乱摸，直到她紧张地把他的手拉开，然后尴尬地想要一笑置之。

他往她的杯子里又加了一点伏特加和橙汁，她喝得有点太快了。对于那个夜晚，她还有的记忆就是和伊森笑闹推搡，又亲又闹，每当伊森想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她就把他推开，然后他们再喝酒，再打闹，再推开，再喝酒，就这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来吧，”他说。

“我知道，”她嘟囔着，“我也想，但是……”

最终，他放弃了，又喝了一些伏特加之后，他倚着墙也几乎要睡着了。又待了一些时间后，他们各自回家。

现在，她有些不明白，

她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做对了，做错了，还是没有做对也没有做错。那是星期一早上，七点二十三分，她一边啃着全麦吐司焦香的外皮一边想着这个问题。她知道伊森这样一个男孩，长得比她这样一个女孩好看多了，她在思考，她对此应该表现出何种程度的“感激”。他们接吻了——接了很多吻——他还想要她。有人想要她。事情的关键在此。她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他的脸。她想象着他们下一次在一起可能发生的情形。终于，她枯燥、平凡的生活中有了值得期盼的事情。

她把碟子放进水槽，打开手提电脑。她上学要迟到了——萨拉过去从来没有迟到过——但是圣诞节快要来了，她突然强烈地觉得自己要给伊森买件礼物。他说过《黑衣人》中的演员都戴那种外形特别的酷酷的手表。或许她可以为他买一块。他会喜欢的，不是吗？或许只有她会为他准备这样的礼物？

她告诉自己，因为她是个细心的女孩，所以才会这样做。毕竟是圣诞节。但在内心深处，她的逻辑是这样的：

她为爱着的男孩买一样礼物。

而他，也会用爱来报答她。

36

你能想象用无限的时间去学习吗？

好比让一辆行驶中的车辆停下，没有时间限制，想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或者是在博物馆里慢慢转悠，触摸每一件展品，而那些警卫们完全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就是多尔研究世界的方式。通过那个沙漏的力量，他让时间停滞来满足他探索世界的愿望。尽管他不能让时间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停下来——一辆火车可能在他探索研究的过程中移动了一英寸——但也已经足够让他把人的活动停顿下来，绕着他们转圈，触摸他们的外套和鞋子，试戴他们的眼镜，摩挲他们刮得干干净净的脸。这和他生活的时代太不一样了，他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留着长胡子。这些人对于他的存在完全不知晓，在时间停滞中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无法察觉。

用这样方式，多尔在西班牙乡间徘徊，把每一天分解成每一刻来度过，了解各种房子，咖啡馆和商店。他找到了适合他身材的衣物（他喜欢那种他可以直接套进去的衣服，纽扣和拉链让他感觉不习惯）。某一刻，他逛到了一栋小楼前，楼房门口写着“PELUQUERIA”，那是一个发廊。看到一面长镜子的时候，他叫了出来。

然后他才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他自己。

多尔已经有六千年没有看到过自己了。

他向着镜子走近一步，边上有个人坐在高高的转椅上，看起来像个生意人。一位女理发师正把手放在抽屉里拿什么东西。多尔仔细观察镜子里的男人——蓝色的西装，红褐色的领带，短发，深色的，湿漉漉的——然后他又看到了自己的野蛮形象。不过，虽然他的胡子很长，头发乱蓬蓬的，他看起来还是比边上那个生意人要年轻。

在这个洞里，你一点都不会变老。

我不值得获得这样的奖赏。

这不是奖赏。

他向后退了一步，蹲到一个柜台后，把沙漏直立起来。

生活继续。那个理发师从抽屉里取出剪子，对那个人说了几句话，逗得他哈哈大笑。她梳理着他的头发，开始修剪。

多尔从柜台后偷偷看着这一幕，完全被吸引住了。她的动作是如此熟练，剪子咔嚓咔嚓，一缕缕头发掉落下来。突然，有人打开了音响，巨大的音乐声传来，那节奏让人心跳加速。多尔用双手捂住耳朵。他从没有听到过那么响的声音。

再抬起眼睛，他看到一个胖胖的、头发用塑料卷子卷着的中年妇女，矗立在他面前，盯着他看。

“Qué quiere？”[6]她高声叫道。

多尔抓住他的沙漏，侧过来，她——以及其他所有人——都在瞬间再次被凝固。

他站起身，绕过那个女人（她的嘴还张着），走到发型师边上。他从她手中拿过那把剪刀，把刀口贴住胡子根部，剪下去，然后又开始修剪那长了六千年的头发。

37

“让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想修改协议。”

维克多给杰德倒了一杯冰水。他们在一张长桌子边坐下。维克多不情愿地坐在轮椅里（他走路已经非常不稳了），为了方便他的轮椅进出，办公室里的家具已经重新摆放过。

“按照相关法律，我必须在被宣布死亡之后，冷冻程序才能开始，对不对？”

“是的，”杰德回答。

“但你认为——科学地讲也是这样——如果在心脏衰竭和脑死亡之前就开始冰冻，将来复活的几率就会变大许多，对不对？”

“理论上……是如此。”杰德摸着水杯回答。他看起来有些不安。

“我想要试验一下这个理论，”维克多说。

“迪拉蒙特先生……”

“请听我说完。”

维克多开始解释他的计划。他现在完全靠做肾透析存活。那个巨大的透析仪清洗他的血液，除去毒素。如果他不接受这项治疗，很快就会死去。可能用不了几天时间。他最多能捱一到两个星期。

“我死后的那一刻，医生会确认我的系统已经衰亡，再由验尸官检验，然后冷冻程序就可以开始了，对不对？”

“是的，”杰德回答，“但是……”

“我知道。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在你的公司里。”

“是的。”

“或者，在这一切发生之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又重复了一遍。“或者，假设这一切都已经发生……”

“但是，如果要这样做，他们必须……”

杰德打住了。维克多轻轻晃了晃下巴。他相信这个人已经明白他在暗示什么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交叉起双手。“而且，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杰德一言不发。

“我到你们公司去过。怎么说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那里真的很简陋。”

杰德耸耸肩。

“你不需要几百万美金的资金吗？一份来自一个满意的客户的馈赠？”

杰德咽了咽口水。

“听着，”维克多继续说，并且降低了声音，听起来更为友好。“我已经快要死了。早死几个小时，晚死几个小时，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不妨更坦诚些，”他把身子朝前靠了靠。“你也肯定希望自己有更大的成功几率，对不对？”

杰德点点头。

“我也这样想。”

维克多把轮椅转到自己的书桌前，打开一个抽屉。

“我已经让我的律师们起草了一些文件，”他一边说，一边举起一个信封。“我希望这些能够帮你做出决定。”

38

穿上现代人的衣服，剪好头发，多尔看起来就像是生活在这个世纪里的人了。

而且，在研究世界的过程中，他设法利用沙漏所产生的时间间隙，和这个世界发生了实时的接触。他把这些时刻主要用在了最关键的事情上——像学习字母，这个过程他是在一个成人语言学校的教室后面完成的。从字母到拼写，从拼写到词汇，因为他是时间之父，他本来就能理解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语言，只不过他又用他的头脑学到了完整的语言体系罢了。

一旦学会了阅读，所有的知识就触手可及。

他沉浸在马德里的一家图书馆里，读了那里三分之一以上的书籍。他读历史、文学，研究地图、画册。只需把沙漏侧过来，这些知识的学习不过花费了他几分钟而已。在真实的时间里，完成这些过程可能要花费数十年。

从图书馆出来后，多尔竖起沙漏，看夜晚是如何降临的。他看到了电——这个他从书本上获得的概念——是如何延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这让他充满了敬畏。多尔过去只知道油灯和篝火可以照明。现在，街边的路灯可以让整个小镇的街道如同白天般明亮，多尔在街灯投射下的黄白色光芒中行走。他一整夜都没有睡，被那些发光的灯泡给迷住了。

早晨，他暂停了太阳的升起，

在西班牙平原上漫步，沿着法国最大的河流步行，在比利时和德国的森林里穿梭。他看到了古代遗迹，也看到了现代化的体育场馆，研究了各种高楼大厦、教堂和购物中心。

无论去到哪里，他都注意寻找各种计时工具。那个老人是对的。多尔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时间的人，但在他之后，他所发明的太阳棒和水碗钟已经被人类发展、衍化出不计其数的计时工具了。

多尔研究了他所能发现的每一种计时工具。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博物馆里，他把展出的每一件古代钟表都拆开来，研究里面的弹簧和线圈是如何工作的，警卫站的位置离他几步之遥，但因时间停滞而被固定在那里。在法兰克福的一个跳蚤市场，他发现了一个带广播功能的钟。摁下电子按钮，时间就可以调前或者调后。多尔摁下倒退功能，看着时间后退，周三、周二、周一。他想要是能够让时间一直倒退回去，把他重新带回自己的家，那该有多好。

你是地球上的时间之父。

他真的需要为这一切负责吗？多尔想起了他被关在洞中受折磨的那些岁月。难道每一个关心时间的人都需要付出那样的代价吗，他想。

最终，多尔来到海边。

他在德国的北弗里斯兰看到一座灯塔。他在书上读到过关于灯塔和北海[7]的事情。他把沙漏侧过来，观察波浪的运动，然后再竖起沙漏。

他对于现代世界的了解已经趋于完整。因为他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来观察世上的一天。

他听风的声音。他听那些应该被听见的声音。

“再过一辈子。”

“让它停下来。”

他走进静止的水中。

开始游起来。

39

多尔游过大西洋。他用一分钟时间完成了横渡。

他离开德国的时候是晚上七点零二分。抵达曼哈顿的时候是下午一点零三分。理论上讲，或者相对于我们的钟表，他在时间上倒游了回去。

在水中前行的时候——对他而言，寒冷和疲劳都是不存在的——他的思绪在漫游，他想到了他经历过的事情，还有那些他没有来得及说再见的亲人，那些已经逝去了几千年的人。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孩子。他深爱着的妻子。

完成你的旅程，你就将得到答案。

他不知道答案什么时候出现。他不知道他会明白什么。在海洋中划开双手游向对岸的过程中，他最大的困惑是，他还会不会像其他所有人那样，终究要去面对死亡的来临。

到达彼岸后，多尔在一个船码头上了岸。

一个戴着帽子，留着厚厚胡须茬的码头工人拦住他。“嗨，见鬼了，伙计，你……”

但他没有能够把话说完。

多尔侧过沙漏。他注视着远方高楼林立的天际线，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最最奇怪的地方。

远方的纽约市，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大都会，

虽然多尔在欧洲花了一百年的时间去研究，他仍旧被纽约震撼了。高楼鳞次栉比，而且其间的空隙小得惊人。还有人流的那种密集程度！街口聚集的人，商店门口涌进涌出的人。就算多尔把整个城市的运转停下来，他发现自己还是很难在人群中自如穿梭。

他需要一些衣物，他在一家名为“Bravo！”[8]的商店里取了一条裤子和一件黑色套头衫。他在一家日本餐厅的挂衣架上找到了一件适合自己的外套。

在那些高耸入云的大楼间行走的时候，多尔想起了尼姆的通天塔。人类的欲望是否总是这样永无止境，他想。

城市

40

时针总是要回到起点的。

从多尔第一次记录下太阳阴影的那一刻起，这就成了一条真理。

还是个坐在沙土上的孩子的时候，多尔就预测到明天会有那么一刻，和今天的某一刻在同一个节点发生，后天也会有这样一刻。生活在多尔之后的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地完善这个概念，使时间的计量更为精准。

古代，人们在门口竖起日晷。后来，在市镇中心建造巨大的水钟。然后，进入机械时代——重力摆，摆轮芯轴，原始平衡摆——人们发明了钟塔，落地大座钟，最后是可以放在家具上的台式钟。

再后来，有个法国机械师在计时器的两边拴上绳子，戴在手腕上，人类就这样开始把时间随身携带。

人类计量时间的准确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在提高。尽管到十六世纪，钟表上的分针才被发明出来，但到十七世纪，摆钟的精确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天只误差一分钟。一百年后，钟表的误差率缩小到了每年一秒。

时间成为一个产业。人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时区，任何形式的交通运输都可以精确安排。火车准点出发；轮船为了准时抵港而加大马力。

人们在闹钟声中醒来。商家恪守“营业时间”。每一家工厂都有上下班的铃声。每一个教室里都挂着钟。

“现在几点？”成了世界上最常见的问题，任何一种语言教科书都会教这个问题。What time is it？ Qué hora es？Skol’ko syejchas vryemyeni？[9]

自然，第一个真正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类，也就是多尔，在抵达了那个将决定他最终命运的大都市——那个为“再过一辈子”和“让它停下来”这两个声音提供了各种嘈杂背景音的城市——因为对于计时的了解，他在一个充满时间感的地方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家钟表店。

他会在那里等待着钟表上的两根指针回归原点。

41

维克多的豪车驶入下曼哈顿区。

车子转上一条鹅卵石小路，再一个转弯进入一条弯弯曲曲的侧道。侧道一旁有家小小的店铺。店铺门上有一个草莓色的遮阳棚，遮阳棚上标着门牌号码，但没有店家的名字。店门上刻有太阳和月亮的图案。

“果园路四十三号到了，”司机说。

他的两名雇员先下车，然后帮维克多坐进他的轮椅。一个拉开店门，一个推着他进入商店。他听到轮椅铰链发出的咯吱声。

店内的空气有种陈腐的感觉，让人仿若一脚踏进了另一个世纪。柜台后面站着一个脸色苍白，上了年纪的白发男人。他穿着一件格子马甲和蓝色衬衫，鼻子上架着一副金属边眼镜。维克多看出来他是个德国人。因为常在世界各地旅行，他有很好的眼力，能够辨识出陌生人的国籍。

“Guten tag”[10]，维克多用德语向他打招呼。

那人脸上露出笑容。“你从德国来？”

“不，只是猜到你是德国人。”

“哦，这样。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维克多移动轮椅靠近货架。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钟表——落地大座钟，座钟，厨房钟，灯钟，学校钟，带闹钟和提醒功能的钟，做成篮球形状、吉他形状的钟，甚至还有一个做成猫咪形状的钟，钟摆就是猫咪的尾巴。自然，还有大摆钟！在墙壁上，天花板上，玻璃后面，左右摇摆，滴答滴答，这个地方的每一秒都充满了这样的摇摆。有一台布谷鸟钟，整点时，一只布谷鸟现身，随后十一扇小门里各自钻出十一只布谷鸟。维克多等小鸟回到门后，开口说话。

“我想要买你这里年代最古老的怀表，”他说。

店主拍着自己的嘴，思忖着说：

“价钱？”

“价钱无所谓。”

“好的……稍等。”

他转到柜台后，对一个人嘀咕了些什么。

维克多等待着。已经是十二月份了，离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圣诞节只剩几个星期，他决定给自己买一块表。他会要求把表上的时刻停留在他被冻起来的那一刻。在新世界醒来的时候，他会让手表重新启动。他喜欢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而且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笔好投资。今天的古董，到了几个世纪之后，肯定会更加值钱。

“我的伙计可以帮你，”店主说。

柜台后走出一个人，维克多猜他大概有三十多岁，瘦而精干，黑色的头发剪得乱糟糟的。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套头衫。维克多猜测着他的祖籍。高高的颧骨。鼻子有些塌。中东？或许希腊？

“我想要看看这里最古老的怀表。”

那个人闭上眼睛。他好像是在思考。维克多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看了看店主，店主耸耸肩。

“他非常懂行，”店主小声告诉他。

“好吧，只要不花一辈子时间就可以，”维克多说。想起了什么，他笑了，好像是对自己在说，“或者再过一辈子。”

“再过一辈子。”

那人睁开眼睛。

42

之后那个星期，伊森在收容所里看起来没那么殷勤。

萨拉告诉自己这没有什么大不了。或许他累了。她给他准备了一包花生酱饼干，系上一个小红蝴蝶结，算是个小玩笑。内心深处，她希望他会吻她。但伊森看到饼干后，只是撇嘴笑了笑：“好吧，谢谢。”

她还没有向他提过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羞于承认，因为酒精的作用，很多细节她已经无法想起（她，萨拉·雷蒙，在文学课上曾经背诵下整本《坎特伯雷故事集》），而且，她觉得那一晚的事情，还是少谈为妙。

她试图和他有更多的交谈，讨论她觉得他们都感兴趣的事情，就像他们在有身体接触之前那样。但情况变了。不论她挑起什么话题，伊森都三言两语就将她打发了。

“到底怎么了？”她终究忍不住问他。

“没什么。”

“你肯定？”

“我就是挺累的。”

两个人都陷入沉默，默默拆着箱子。最终，萨拉突然冒出一句：“那天的伏特加不错。”说完萨拉就觉得自己说这话说得很假，听起来也很假。伊森笑了笑，回答，“酒精最让人放松了。”萨拉笑了，但显然笑得很不自然。

走的时候，伊森举起一只手，挥了挥说：“下周见。”萨拉以为他会加上对她的昵称“柠檬……汁”；她只是想听他这么说，但是他不说，她就听到自己的嘴里居然蹦出了“柠檬……汁”这个词。哦，上帝——她就这样大声说了出来？

“是啊，柠檬……汁。”伊森敷衍着，走出门。

那天下午，萨拉在妈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取了钱，搭乘一个小时的火车，来到纽约市，给他买手表。

有时候，在得不到爱的情况下，给予爱会让人产生能够得到爱的错觉。

43

维克多不得不承认，那个伙计确实很在行。

他找到了一块1784年制造的怀表，怀表是18K镀金的，表壳上有一幅一家三口的绘画——父亲、母亲和孩子——在星空下。表盘是白色的，有突起的罗马数字。指针是银制的。表芯采用老式的边缘擒纵系统。每到整点，怀表会发声。按其年代论，这款怀表保存得相当完好。

凑巧的是，表是法国产的。

“我生在法国，”维克多说。

“我知道，”伙计说。

“你怎么知道？”

伙计耸耸肩，“你的口音。”

口音？维克多并没有口音。他想了一下，但没有深究。那一刻，他更感兴趣的是那块表，表握在掌心里感觉正正好。

“我能现在就带走它吗？”

伙计看看店主。店主摇摇头。“我们还需要几天时间确保它正常运转。毕竟是个古董。”

坐在豪车的后排座椅上，维克多想起他们还压根没有跟他提那块表的价格。

但那不重要。他已经很久没有过问过任何东西的价格了。

他服下几片药片，喝完剩余的姜汁水。胃和肾脏部位有规律的阵痛已经持续数月。他对付这种时日无多的恐惧，和他对待其他问题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步一步来。

他看了下手表。这个下午，他要和他的律师团队见面。接着，他会再细读一遍人体冷冻的文件。然后回家，格蕾丝肯定等着他，准备好她所谓的“健康”餐——淡而无味的蔬菜。这是他们之间最典型的区别，他心里在想。她的努力，不过是让他多活几天，而他，已经为下一次生命的开始做准备了。

他又想起了那块表。它握在掌心里感觉那么完美。他自己也感到奇怪，购买这块表居然让他感觉如此振奋。不过，这件事情同样不能告诉格蕾丝。

44

新闻播音员在讨论世界灭亡。

萨拉站在火车站的电视屏幕下。播音员在说按照玛雅人的日历，世界将于下周毁灭。有些人预测人将因此得到灵性上的觉醒。也有人预测届时地球将撞到一个黑洞。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聚集在教堂里，广场上，田野中，大海边，等待这一刻的来临。

她想把这事告诉伊森。她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伊森。她拿出手机，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有没有听说下周二是世界末日？”

她发出短信，然后等待着。没有回复。或许他的手机关掉了。或者手机在口袋里没有听到。

火车来了，她上了车。她大部分的存款正躺在她的口袋里——七百五十美元——她不知道像电影里那样款式的手表要多少钱。

45

尽管是周末，维克多的办公室里还是很热闹。

在他的公司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如果周六不来上班，那周日也就不必来了。”

罗杰推着维克多穿过公司走廊，一路上维克多向各种下属点头示意。罗杰高大、苍白、两颊深陷，犹如猎狗。他永远侍奉在维克多左右。对维克多，他相当忠诚，命令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然，维克多给他的报酬也相当优厚。

罗杰推着维克多进入一间会议室，五名律师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穿过百叶帘照进来。

“好，现在我们的进展如何？”

一名律师向前挪了挪身体，推过一堆文件。

“维克多，没想到这事情非常复杂，”他说，“我们只能根据现行的法律来拟定这些文件。”

“这些决定可能被将来的法律推翻，”另一个人补充道。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得到保护，”第三个人说。

“一切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时间长度，”第一个说话的人又作了补充。

“正常的情况下，你的不动产会由格蕾丝继承，”第四个人开口道。

维克多想到了格蕾丝，想到了格蕾丝对他的方案毫不知情。他感到了歉疚。

“继续往下说，”他指示。

“如果我们那样做，她将掌控一切。等她过世了，再把财产还给你，在这点上，法律是模糊的，将财产留给一个，理论上，已经……”

没有人接茬。

“死了的人？”维克多接话道。

那个律师耸耸肩。“更好的方法是现在就设几个基金、保险账户，以及一个特殊的信托基金……”

“……一个‘朝代信托’[11]基金，”刚才首先发言的那个律师插嘴道。

“对，就像那种为曾孙的教育而设立的信托基金。这样，钱就可以回到你这里，当你……我该怎么说来着？”

“复活？”

“对的，复活。”

维克多点点头。他脑子里还想着格蕾丝，他应该给她留多少钱才能让她衣食无忧呢？她一直说她不是因为钱而嫁给他的。但是，如果他不留足够的钱给她，人们会怎么看他呢？

“迪拉蒙特先生，”第三个发言的律师又开口了，“当你在计划，计划那个……”

维克多的鼻子哼了一下。每个人提起这个词的时候似乎都难以启齿。

“我计划今年年底前死去，”他说，“这对我们是否有利？”

律师们互相看看。

“从准备法律文件的角度，确实是这样，”一个人说。

“那就在新年前夜吧，”维克多宣布道。

“那没有多少时间了，”一个律师似乎在抗议。

维克多把轮椅推到窗口，俯瞰着周围建筑的屋顶。

“没错，”他回应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话没有说完，他的上半身向前倾去，瞪着远处，难以想象自己所看到的。街对面的一幢摩天大楼之上，有一个人坐在屋顶边缘，脚悬空着。他怀里抱着一个什么东西。

“你看到什么了？”一个律师问。

“有个疯子想要寻死，”维克多回答。

虽然如是作答，他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眼光挪开。这并不是因为他担心这个人会掉下去。事实是，这个人的目光朝着他们的窗口，直直地看着窗口后面的维克多。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你所拥有的那些商品的问题？”一个律师问。

“呃？……哦，是的。”

维克多拉下窗帘，重新开始处理他死后将带走多少财产这个问题。

46

萨拉站在钟表店门口，看着门上所画的太阳和月亮。

她觉得应该就是这里了，虽然店门口并没有招牌。

她走进店里，感觉自己像是进了一家博物馆。哦，老天，他们不会有我想买的，她心里说。看看这些旧东西。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一头白发，戴着窄框眼镜的店主看起来像她两年级时的一个化学老师。他和那个老师一样也穿着背心。

“你们有——大概你们这里没有——但是就是那种手表，我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生产那种手表，但是……”

老人举起一个手掌。

“让我找一个懂这些事情的人来，”他说。

他从柜台后找出一个表情严肃的人。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穿一件黑色套头衫。萨拉觉得他还算挺帅的。

“嗨，”萨拉说。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是电影里的一种手表。你们可能没有……”

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在解释。

她所说的没有多少是关于手表的，更多是关于伊森和她为什么觉得这会是样好礼物。柜台后的这个人很好讲话。他非常有耐心，而且似乎一贯如此。（他的老板一定对他很宽容，萨拉想。）她既不能对妈妈讲伊森的事情，学校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讲（伊森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俩的事，她自然也就这样做了），现在能够向一个局外人倾诉，解释他们的关系，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而且几乎是新鲜有趣的经历。

“有时候他挺闷的，”她说，“我发给他短信，他也不是都回的。”

那人点点头。

“但我知道他喜欢这部电影。那个手表，我觉得好像是三角形的？我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那人又点点头。一只布谷鸟钟响了。因为五点了。布谷鸟钻出来鸣叫五下。

“哦，哦，够了够了，”萨拉说，用手捂住耳朵。“让它停下来。”

那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好像她身处险境。

“怎么了？”萨拉说。

布谷鸟叫完了。

让它停下来。

两人尴尬地沉默着。

“那……，”萨拉试图打破僵局，“如果你能挑些手表给我看看，或许我能告诉你是不是我想要买的那种？”

“好主意，”店主插嘴道。

那个人走进商店后门。萨拉在柜面上敲打着手指。她看到收银机旁有一个珠宝镶嵌的盒子，里面躺着一块怀表，怀表外壳上绘着图画。看起来是样很贵的东西。

那个人又出现了，拿着一个盒子。盒子上有张电影《黑衣人》的海报照片。

“哦，我的上帝，你们居然有？”萨拉激动地说。

他把盒子递给她，她打开。里面是一块三角形的，线条流畅的黑色手表。

“是的！我太开心了。”

那个人斜着脑袋说，“那你看起来为什么这么悲伤？”

“呃？”萨拉皱着眉头问，“你什么意思？”

她转头去看那个店主，他看起来有些尴尬。

“他对于手表很在行，”店主带着道歉的口吻小声说。

萨拉努力不去理睬这个问题。谁说她悲伤了？再说了，她悲不悲伤不用他来关心。

她低头看到了盒子上的价钱。二百四十九美元。她突然感觉很难受，想要快快离开这个地方。

“好吧，我要了，”她说。

那个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

“伊森，”他说。

“怎么了？”

“他是你丈夫吗？”

“什么？”她尖叫起来，又忍俊不禁，“不，上帝。我还只是个高三学生。”

她往后捋了捋头发。她的心情突然轻松起来。“我的意思是，我们或许有一天会结婚。我想。但现在……他只是我的男朋友。”

她还从来没有用过“男朋友”这个词，而且就在那个瞬间，她突然对自己在意起来，就像穿着短裙走出更衣室那一刻的感觉。那个男子也笑了。她原谅了他刚才说她悲伤的古怪评论，因为他让她说出了那个让她感觉非常美妙的词，“男朋友，”她很想把这个词再重复一遍。

47

每天晚上，太阳在纽约落下后，多尔都会爬到摩天大楼的楼顶，坐在屋檐上。他会侧过沙漏，让这个大都会的一切活动定格，让车水马龙的声音停滞为单音节的嗡嗡声。林立的高楼后暗沉的夜幕降临，他会想象爱莉就坐在他的边上，就像他们过去一起坐看天黑那样。多尔不需要睡觉，也不需要食物。他像生活在另一个时间维度之中。当他让黑夜降临时，他会再次想起爱莉，那个戴着面纱，在新月下和他结婚的爱莉。

她是我的妻子。

尽管过去了那么长时间，他还是非常想念她，他真希望能够和她说上话，告诉她他正在经历的神秘之旅，问问她在旅程终点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已经找到了被派到人世来要寻找的那两个人——或者说他们找到了他——但是他还是不懂为什么那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和那个单相思的姑娘会在芸芸众生中被选中。

他把沙漏举起来放在眼前，看着那些他身处炼狱之中刻下的符号。

就是他刻在洞壁，后来从墙上飞落在沙漏瓶身上的符号。因为他能掌控时间，所以多尔其实可以获得这个新世界中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是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人往往会觉得大多数东西都不称心。而且，一个没有回忆的人只不过徒有一具躯壳罢了。

所以，在城市的上空，时间之父孤独地坐在那里，手里握着他唯一在意的东西，那个带着他的故事的沙漏。再一次，他高声自言自语起来，回忆起过往的生活：

“这是我们跑向山边……这是爱莉在扔石头……这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48

维克多看着两根针，叹了一口气。

接受肾透析治疗已近一年。每一次去都加深了他对这个过程的痛恨。他的皮下被埋入移植片，一根半英寸的管子从胳膊处的皮肤下伸出，他感觉自己像被关进了监狱，感觉自己如同一匹困兽。每周三次去医院。每次四小时。非常枯燥的过程。看着血流出来，再流回去。

他很抗拒这项治疗，不想让管子埋到皮下，也拒绝在治疗的过程中和其他病人交流，尽管医生说“和其他面临同样挑战的人交流会对你有好处的”。格蕾丝也觉得医生的话有道理。但维克多觉得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他们只不过想争取多活一两个月，而他，在计划一个新的人生。

他在一个单间里接受治疗——房间里有电脑和其他娱乐设施——他还请了私人护士。罗杰随时陪护着，他利用这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工作，毯子上架一个无线键盘，黑莓手机就在床头的桌边，连着手机的耳塞在耳朵里。

一个护士夹着文件夹走进来。

“今天感觉如何？”她问维克多。她是个红发姑娘，身材肥硕，胸部和腰部的衣服像是要被撑开了。

“很不错吧，”他咕哝道。

“那就好，”她回答。

他的目光穿过她，陷入自己的世界之中。再坚持一个星期，他在想。新年之后，他就再也不用听他人的摆布，因为他将登上那艘驶入新世界的船只。

他瞥见角落里好像有个人影闪过，再定神看看，人影已经消失了。

那个人影是多尔。

他用他的方式、那种无人能够察觉的方式，在研究这幢医院大楼——在机器和医护人员之间走来走去，努力去理解治疗的过程。尽管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但他所看到的一切依然让他感到迷惑。总之，这是一个治疗病人的地方。这他能理解。看到现代医学的种种状况之后，他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悲哀：爱莉在高原上，躺在一条毯子里，孤独地死去了。如果她生在这个年代，或许她的生命会更长？

一个人的寿命取决于出生的年代，这公平吗？

多尔研究了私人病房里巨大的治疗器械，看到血液是怎样流出体内，又流回去。他靠近坐在一张大椅子上、耳朵里塞着耳机的维克多——就是那个需要他去改变命运，并由此完成自我救赎的维克多。

这个维克多有多大年纪了呢？像尼姆一样，他处处受到高人一等的待遇。他皮肤松弛，头发稀疏，手臂上有老人斑，看起来他应该已经够长寿的了。但多尔注意到维克多的表情——他眉头紧锁，嘴角向下。

一个生病的人通常会感到恐惧——也有可能安之若素——但这个人看起来——很愤怒。

或者再确切点。

不耐烦。

49

萨拉买好了给伊森的礼物，现在，她需要的就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把这份礼物送出去。

她不断给他发短信，但是都没有收到回复。或许他的手机坏了。但是还能怎样联系到他呢？圣诞假期之前没有多少天上学的日子了。而在学校吵吵闹闹的走廊上碰到他的机会也不多。况且，她像他那样，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两个人的小秘密。

她知道他在课后有室内田径训练。所以决定去体育馆外等着，然后“碰巧”遇见他。站在走廊里，拿着包好的礼物，她的面前走过各种同学——穿着名牌服装的“辣妞”；高大、健美的运动队成员；戴黑框眼镜和造型奇特的帽子的所谓时尚人士；还有那些总挂着一副懒得搭理人的表情的同学，他们总是情绪夸张，总穿着皱巴巴的黑色T恤，戴着耳钉，有些像嬉皮士——她别过头去，不看他们。有些人她在高中四年期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就是高中的生活之道：同学的交往自有一套规则，你必须遵守。对于萨拉·雷蒙来说，她被贴上的标签是太聪明，太胖，太古怪——所以愿意和她讲话的人不多。她一直盼着早点毕业，直到伊森闯入她的生活。伊森，神奇的伊森，居然跨越了那道界限。他想要她。有人想要她。有他这样一个男朋友，她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她很想找人夸耀一下。

她看到两个她在三年级之后才认识的女同学——伊娃和艾什莉——正向她走来。她们穿着紧身条纹上装和贴身牛仔裤，萨拉恐怕永远也无法把自己塞进那种牛仔裤里。她们瞥了她一眼，她条件反射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但内心，她在呼喊：你们知道我在等谁吗？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了——尖锐、刺耳的重金属吉他选曲，那是妈妈的来电——她赶紧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她听到伊娃和艾什莉在笑。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站在那里有多显眼，她把给伊森的礼物塞进口袋，走开了。他肯定不会相信她会在这里偶然撞见他，如果这样，她追求他的事实，就变得无可争辩了。

走到校外，她又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50

维克多转着轮椅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随手关上门。一抬头看到钟表店的那个伙计在他的办公室，靠墙站着。

“你怎么进来的？”维克多问。

“你的表准备好了。”

“是我的秘书让你进来的吗？”

“我想给你送过来。”

维克多停顿了一下。他挠了挠脑袋。“给我看看。”

那个伙计把手伸到包里，取出表来。真是个怪人，维克多想。如果他是自己的员工，肯定就是那种关在实验室里、呆头呆脑的技术怪才，这类人往往会在某一天突然发明某种产品，然后让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你是从哪里学到那么多关于钟表的知识的？”维克多问。

“我以前很感兴趣。”

“现在不是了？”

“不是了。”

他打开一个盒子，拿出那块怀表，递给他。怀表的珠宝镶嵌外壳被擦得锃亮。

维克多微笑着说：“你真的让它焕然一新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一块表呢？”

“为什么？”维克多吐了口气回答道：“这么说吧，我马上要远行，我想随身戴块结实的表。”

“你去哪里？”

“放松放松，休息、休息。”

那人显然没有听懂。

“放松加休闲？你是不是一直待在库房里，很少出来？”

“我一直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是的，我是这个意思，”维克多说。

维克多仔细看着他的这个访客。这个人确实有些怪异。倒不是他的衣服什么的。更多的是他的语言。他用的词都没有错，但听起来就是有些不自然，好像是从书本里硬背下来的。

“那天，在店里，你怎么知道我的祖籍是法国？”

那人耸耸肩，没有回答。

“你是从什么文章里看到的吗？”

他摇摇头。

“因特网？”

没有回答。

“我很认真。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祖籍是法国的？”

那个人低头看着地下。过了几秒钟，他抬起眼睛，直直地看着维克多。

“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想要一样东西。我听到的。现在，你想要获得的是时间。”

51

萨拉的这个主意是受妈妈的启发。

一天，在饭桌旁，两个人在吃鸡肉馅饼的时候，洛林说起她和她的女友们给一个马上要过五十岁生日的女友买了一个镯子。她们让人在镯子上刻上了祝福的话语。

洛林一说完，萨拉就想到了伊森。在手表表盘的背面刻字？她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萨拉，你还在听吗？”

“什么？嗯。”

第二天，萨拉逃了两节课（这非常不像萨拉的作为，但是她确实再度逃课了，因为她有了伊森，而他可能也需要时间来接受她）。她又坐上了火车去城里。走进那家钟表店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像上次一样，她还是店里唯一的客人。她心里很为这个地方难过，因为如果连圣诞节前都没什么生意，那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生意呢？

“啊，你好啊！”那个店主认出了她。

“我在这里买的那块手表，能在背后刻字吗？你们有这项业务吗？”萨拉说。

店主点点头。

“太好了。”

她从包里拿出手表盒，放在柜台上。她看着那扇通向后间的门。

“那个人还在吗？”

店主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想让他刻字？”

萨拉脸上露出了红晕。“哦，那倒不是。我不知道他做不做这个。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做的话。当然。不过，什么人都成。”

心底里，她希望那个伙计此刻就在店里。毕竟，他是唯一一个听她讲过她和伊森的事情的人。

“我找他出来，”店主说。

过了一会儿，多尔从门后走出来，还是穿着黑色套头衫，头发照样乱糟糟的。

“嗨，”萨拉说。

他稍稍斜过头，看着她。她觉得他脸上的表情真是再温柔不过了。

他拿起那块手表。

“你想要刻什么呢？”他问。

她已经想好了一句简单的话。

她清了清嗓子。

“你能够……”她的声音轻了下去，好像在耳语，尽管店里并没有其他人。“让时间和你一起飞？”

多尔看着她，脸上写满了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

萨拉扬起了眉毛。“是不是太严肃了。说实话，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傻，是不是？——我觉得他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但我又不想把这话说得太明白。”

多尔摇了摇头。“那句话，什么意思？”

萨拉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和时间一起飞？你知道，就是说时间过得非常快，你还没有意识到，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多尔的眼睛看着远方，有些迷失。他喜欢这个说法。“时间飞逝，”他自言自语道。

“是和你一起飞，”萨拉补充说。

52

葬礼后，小维克多仍然觉得，有一天，他的爸爸会奇迹般地再次出现。

他觉得，或许那个牧师，哭泣的家人，棺材，都不过是大人们遭遇事故后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之后，一切将恢复正常。

他问妈妈。她说他们要祈祷。或许上帝知道如何让他们再次团聚。他和妈妈在一个小壁炉前跪下，妈妈把一条头巾搭在两人的肩膀上。她闭上眼睛开始低声祈祷。维克多跟着妈妈也那样做了。他说的是：“请让今天变成昨天，爸爸能回来的昨天。”

在一个洞穴里，男孩的这句话在一池冒着微光的水里升起。有数百万个其他声音，但是一个孩子的恳求是最容易被听到的，多尔被这个简单的恳求给打动了。很少有孩子想把日子倒着过回去。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急切地盼着未来。他们希望下课的铃声快快响起。他们想生日快快来到。

“请让今天变成昨天。”

多尔记得维克多的声音。人的声音就像指纹那样，虽然可能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深沉，但注定会跟我们一辈子。多尔在钟表店听到维克多开口，就认出他就是那个男孩。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曾经想把今天变成昨天的男孩，现在追求的是拥有明天。

自那以后，维克多再也没有祈祷过。

他的母亲跳桥自杀后，他再也不相信祈祷。他也不再想回到昨天。他来到美国，懂得了只有那些最会利用时间的人才能够发达。所以他努力工作，加快生活节奏。他养成了不回忆童年的习惯。

现在，此刻，在这间摩天大楼顶楼的办公室里，这些事情被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提起，重新浮现出来。

“我听到过你小时候的一个愿望，”那个伙计说。“就像现在一样，你要时间。”

“你在讲什么呢？”

那个伙计指着那块怀表。

“我们都渴望失去的东西。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已经拥有的。”

维克多看着那块怀表，上面画着一家人。

他再次抬起头，那个伙计不见了。

维克多嚷嚷起来，“喂！”他觉得肯定是那个伙计在捣什么鬼，“喂！你给我回来！”

他把轮椅转到门口。罗杰正朝着他这边走来，还有夏洛琳，他的高级助手。

“有什么事情吗，迪先生？”夏洛琳问。

“看到一个人从我这里出去吗？”

“一个人？”

他注意到她的脸上露出迷惑而关切的表情。

“算了，”他说，感到有些难堪。“我搞错了。”

他关上门。他的心脏在狂跳。他是不是疯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如此无助。

电话铃响了起来，吓了他一跳。那是他的私人专线。格蕾丝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回家。她在煮饭。

他松了口气。

“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得下，格蕾丝。”

“那回家来吧，吃不吃得下无所谓。”

“好吧。”

“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吗？”

维克多看了一眼怀表。他想起了他的父母，眼前浮现出他们的脸庞，这是很多年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这让他感到恼怒。他需要重新回到自己原有的轨道上去。

“我不想再做肾透析了，格蕾丝。”

“什么？”

“这毫无意义。”

“你不能这样。”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如果你那样做的话……”

“我知道。”

“为什么？”她的声音在颤抖。他可以听出她哭了。

“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讨厌被连在那个该死的机器上。你听到医生说的话了。”

她在电话另一头喘着粗气。

“格蕾丝？”

“回家来吧，我们再谈谈，好不好？”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们可以再谈谈。”

“好的，但在这一点上，不要和我争辩了。”其实，他更想把这句话用在他真正的计划上——把自己冰冻起来，赢得另一次生命的机会。但是，他知道她不可能接受这个想法。所以他还是这么说了，想法是真心的，但所针对的事其实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想和你吵，”她低声回答，“你先回家来吧。”

53

说好了。伊森在圣诞夜和她见面。

在唐肯甜甜圈店，她知道那个地方圣诞夜也开门营业。之所以这样安排完全是一个意外——但是萨拉却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伊森还是没有回她短信。在离开了那家钟表店后，萨拉在路上又看到了一个“世界末日”聚会，不知道为什么这触发了她打电话给伊森的念头，虽然她知道伊森几乎从不回电话，她还是冲动地拨了他的号码。

她听到他说“哈喽”的时候，心脏好像一下子跳到了喉咙口。她脱口而出：“你肯定猜不到我在看什么。”

“你是谁？”

“萨拉。”

停顿。“嗨，萨拉。我还以为我拨了……这个破手机。”

“猜猜我在哪里？”

“我不知道。”

“华盛顿广场公园里的世界末日集会。”

“真是疯了。”

“我知道。是很疯狂，对不对？他们说世界下周就要灭亡了，我还有样东西要给你，所以我得赶紧给你。”

“等等。世界末日集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印度教，或者其他什么教的集会吧。都是一群怪怪的人。”

对于这个假说，她其实知道的不少，但她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太聪明。在和男孩子交往的过程中，聪明从来没有让她因此而受益。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个面，我还有东西要给你。”

“你不需要送我什么，萨拉。”

“那不算什么。圣诞节么，对不？”

“嗯，我不知道……”

电话的那头是尴尬的沉默，萨拉觉得自己的肚子抽紧了，很不舒服。

“用不了多少时间。”

“好吧，”他终于说。

“世界末日都要来临了，能要多长时间呢，对不对？”

“我知道了。”但他的语气一点也不像听明白了她的意思。

他们决定圣诞夜在唐肯甜甜圈店见面——他那天晚上反正要在这家店附近参加一个派对——挂上电话以后，她挺开心的，因为这事总算有了进展。她努力不去理会他冷冷的语调，告诉自己单凭电话这东西，并不能判断他对她的态度。而且她觉得，等他看到那块手表，他会开心的。没有人会送他这样特别的礼物。

她又想起了他吻过她。他想要得到她。有人想要得到她。这一次，她告诉自己，她会让自己更放得开。她会让他得到更多。他会开心的。想到能让他开心她就很兴奋。

她看着那些参加末日聚会的人，有的人举着标语，有的人穿着代表他们信仰的服装。在一张桌子旁，有一小群人正在演奏一首歌曲，歌曲飘入了萨拉的耳朵：

为什么阳光还照耀着大地？

为什么海浪还拍打着海岸？

它们还不知道么——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

因为你已不再爱我？

真是让人沮丧。而且就集会的主题来说，这歌也并不合适，她心里想。但女歌手的声音是那样悲伤、哀愁，她忍不住又听了下去。

为什么鸟儿还在歌唱？

为什么星星还在眨眼？

它们还不知道么——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

她从桌上拿起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你会用你剩余的时间做些什么呢？”

好吧，现在还只是周三。她希望能够减掉一到两磅体重。

54

格蕾丝等着维克多回家。

她擦干眼泪，开始切蔬菜。

洛林等着萨拉回家。

她给家里吸了尘，点上一支烟。

很快就要发生了。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格蕾丝，洛林，维克多，萨拉——将在瞬间被定格。

有一个人要行动了。

放手

55

维克多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他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一旦停止肾透析，他的血压就飙升，人变得浮肿，后背疼痛，胃口丧失。他已经预期到这些症状的出现。他逼迫自己吃面包，喝汤，服用食物补充剂，因为他不想一下子就瘫掉。

圣诞快来了，他们在客厅里放了一张床，他从轮椅被挪到了床上。格蕾丝整夜陪着他，困了就在边上一张沙发椅上将就打会儿盹。她接受了他的选择，但是，他之所以这样选择的原因，和她接受他的选择的原因，正好是互相矛盾的——在格蕾丝想来，死亡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如果他想要停止透析，安静地等待生命的终结，那么她也愿意顺从他的意愿。

第二天早上，维克多还是叫罗杰拿来一叠文件，她强忍住眼泪。不要生气，她一边这样告诉自己，一边把插着吸管的水杯拿到他嘴边，这是他想要留住生命的表现，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忘记他的文件、他的生意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她不知道的是，罗杰带来的文件是维克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为了下一辈子的商业帝国而签署的文件。

她把杯子送到他唇边，维克多接过来自己拿，没有让格蕾丝替他端着。他啜了一口水，放下杯子。他看到她脸上关切的神情。

“没事，格蕾丝。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

但是，按照这个世界的运行秩序，事情不该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不是把自己冰冻起来，等着再次活过来。但是，维克多决心要掌控自己的死亡，就像他掌控自己的生命一样。他的手脚越来越麻木，皮肤呈现出病态的灰色。这是肾衰竭晚期的症状。死亡就在眼前。没有人想到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死亡来临之前冰冻起来。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只有罗杰、杰德，还有一个精心选择过的医生和验尸官在场，而且这四个人都已经拿了钱，承诺对此保持沉默。

死亡，就纸面意义而言，将在他们写的那个时刻到来。

但是，死亡还抓不住维克多。

他会躲过。然后，纵身跳上通往未来的生命之舟。

“听着，格蕾丝，”他说，他的嗓音沙哑。“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很痛苦。但是一旦我走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所有的书面文件，我的意思是。罗杰会帮你打理这一切的。重要的是……”

他想着他接下来该怎么说。他不想撒谎。

“重要的是，你永远不需要担心。”

她的眼睛湿润了。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她说。

她拿起他的手。她抚摸着他的手指。

“我会想你的，你知道。”

他点点头。

“非常想，”她补充道。

两个人紧紧抿着嘴唇，维克多费力地咽着口水。就在这一刻，他想要向她坦白一切。但是，这种时刻，要么抓住了，要么就过去了。

他让这一刻过去了。

“我也会这样，”他说。

56

她觉得，伊森将是她唯一爱的男孩。但是，他并不爱她。

圣诞之夜，九点十六分，这成为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在唐肯甜甜圈店外的停车场，萨拉拿出了那个包装鲜艳的礼物盒，里面装着他最喜欢的电影里出现过的、刻着字的手表。萨拉终于吐出了一句深藏在心里，只向那个钟表店伙计倾诉，只对卧室里的镜子说过的话。这话藏在她心里，好像一颗要爆炸的恒星。但话还没有完全说完，还没来得及吐出最后一个字，他的反应已经让一切变得明白无误。她说，“我真的……我知道这很疯狂……我真的爱你，你知道吗？”他翻着眼珠子，那神情像是立刻要找周围的朋友吐槽：“你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她恨不得自己即刻融化，像团热蜡那样流入阴沟盖子，消失。他的眼神。他的表情。没有兴趣。绝对的羞辱。从她讲完到他开口，那尴尬的几分钟时间，于她而言犹如过了好几年般漫长。“听着，萨拉，我得走了。”她想去解释，把刚才的那些话删除。她能够等。她能够永远等下去。请不要毁了它，不要结束它。但是他把礼物，还没有拆封的礼物，退还给她，双手插在口袋里，然后扬长而去。走出半个街区，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谁呢？别的女孩？或是他的朋友，告诉他们刚刚有个白痴向他表白，说他是她的“心上人”（她真的这么说了吗？）天哪，萨拉，你脑子坏掉了吗？这一切发生之后，停车场上的萨拉将自己交给了一个任何人都看不见，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新伙伴——一个魔鬼，一个阴霾密布的家伙。魔鬼用尖锐的爪子掐住她，说，“现在，你就跟着我活下去吧。”

萨拉·雷蒙只有十七岁，但从那一刻起，她觉得生活已然没有意义。她感到孤独。感到被遗弃。而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她怎么就毁了这段宝贵的感情呢？像伊森这样的男孩，本来根本不可能多看她一眼，事到如今，就更不可能再理睬她了。他们曾经吻过，他还想要得到她。但她拒绝了，显然他觉得既然如此麻烦，那就不必了。其实，她一直知道自己并不是真的坚持——为什么她就不顺着他，让他想怎样就怎样呢——她为了谁在守身如玉呢？难道她的生活中，还会有比伊森更棒的男孩出现吗？

她觉得昏沉沉的，肚子有点疼。她把那份礼物重新塞回口袋。她渴望拨他的电话，但她已经醒悟——她不能再打电话给他，她不能再见他；一切都结束了，彻底结束了，她像散了架一样倒在地上，双膝着地，痛哭起来，直哭得胸腔因抽泣而发疼。她感觉手掌因压在水泥地上，嵌入了很多小石子。她就这样手脚着地，趴在那里痛哭，直到甜甜圈店的一个员工打开店门，冲她喊道：“喂，在那里做什么呢？赶紧滚！”她才晃晃悠悠站起来，踉踉跄跄地离开。碎成两半的心要比一颗完整的心重了许多。萨拉破碎的心像行将坠落的飞机，撞击着她的胸膛。她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把自己关进卧室，任由自己坠入沉沉的黑暗和虚无之中。

57

多尔坐在一幢摩天大楼的屋顶，双脚悬空。他的脚下是各式各样的屋顶、尖塔顶，以及窗口和窗户里的灯光。

他拿着沙漏。他没有将它侧转过来。他让时间自然地流淌，心里想着那个老人的各种指示。

他已经找到了这两个人。最近几天他一直跟着他们。他已经在萨拉和维克多身边，让时间停滞了好多次，以便于理解这两个人的生活。他已经感觉出维克多虽然很有钱，但依然无法挽回他的健康。而从萨拉在停车场崩溃的状态看，她爱那个高大的男孩，远远超过了那个男孩对她的感情。

但是，他们用的语言很复杂，让他感到困惑。多尔来自于一个书面文字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年代，一个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什么人说，你必须走到他们的面前讲出来。现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代的各种工具——电话，电脑——让人类的行动速度快得使人晕眩。尽管他们成就了很多，却不得安宁。他们不停地看这些工具，确定当下的时间——这正是多尔试图用一根棍子、一块石头和一个阴影来实现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测算白天和黑夜呢？

为了要知道。

坐在城市上空，“时间之父”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知道并不意味着懂得，那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

58

不要吗啡。还不到时候。维克多还需要继续控制局势。

他的呼吸越来越快，他的身体必须把多余的二氧化碳在变酸之前呼出去。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屈指可数的访客——绝大多数是他的属下——来向他做最后的告别。也有不少其他人想来，但维克多让格蕾丝告诉他们，他没有精力见他们。这是真的，但更大的原因是他不认为自己会真的离开。濒临死亡之人往往内心充满恐惧，或面临各种各样的道别。而维克多则满心想的是他的计划。他已经制定好了离开的策略。其中包括这样的细节问题：

每年除夕，他和格蕾丝都会去参加一个慈善晚会，并在晚会上向他们的慈善基金会捐赠一大笔款项。捐赠的大小取决于维克多旗下基金当年的盈利状况。

“格蕾丝，你还是得去，”前一天晚上，他这么说。

“不。”

“你需要上台捐赠那张支票。”

“我不想离开你。”

“你的出现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

“其他人也可以代表我们上台。”

他再一次撒了谎。

“这样做也是为了我。”

她有些奇怪。“为什么？”

“因为我想保持这个传统。我想你今年这样做，明年也这样做，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

格蕾丝迟疑了。办这个晚会最初是她的主意。维克多从来没有对此非常热心过——过去有些年他甚至还表示抗议不想去。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丈夫在对她说“对不起”的一种方式。

“好吧，”她说，“我去。”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点点头。“这样对大家都好。”

59

下午两点，洛林在敲门，萨拉醒转过来。

“萨拉！”

“……什么？……”

“萨拉！”

“我起来了。”

“我已经敲了有五分钟了！”

“我戴着耳机呢！”

“有什么事吗？”

“没有！”

“萨拉！”

“别管我！”

听到妈妈走开的脚步声后，她让自己重又掉落到枕头里，并开始低声呻吟起来。她的头很疼，嘴唇像是麻木了。昨晚到家的时候，幸好洛林还没有回来，在锁上自己卧室的门之前，萨拉偷吃了妈妈的两片安眠药。她的脑袋还在疼，昨晚发生的一切还在脑子里打转——她说了什么，伊森说了什么。看到没有拆过的礼物还放在她的椅子上，她又哭开了。她拿起礼物，甩到墙上，哭得更厉害了。

她想起了他是如何决然而去的。她感觉如此无助。事情不可能就这样结束了。这不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她肯定还能做点什么……

等等。或许她可以写信给他。把说的话收回来。表示道歉。那份礼物只是个玩笑。她喝多了。家里的问题。随便怎么说了。在信里她应该能更好地表达自己，不是吗？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让那些会吓着他的话脱口而出。

她擦了擦眼睛。

她在书桌前坐下。

如果头脑清醒一点，萨拉应该做的事情是离伊森远远的。但是，初恋的人头脑是永远也不会清醒的。

她不想发短信给他。

她不想让这些话出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她应该可以通过脸书发一封私信给他。她抓住书桌边缘，想着应该写什么。

她开始可以这样写：“听着，我很抱歉……”然后，她可以说她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被吓走了，她有时候就是有些钻牛角尖，反正不管怎样，无论她说什么——只要她不太把自己当回事，他也应该不太会放在心上的。

她打开电脑。

屏幕亮了。

曾经，天各一方的恋人们在烛光下，蘸着墨水，在羊皮纸上互诉衷肠。那些话语不是轻易就会被拭去的。

他们可能要花一整个晚上去整理思路，或者不眠不休连着几个晚上。他们寄出信的时候，要写上姓名，街道的名字，城市的名字，国家的名字，他们要把蜡给融化，封上信封，盖上印章。

萨拉从来不知道曾经存在过那样的世界。现在，速度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的重要性。快速是第一重要的。如果她生活在一个更古老更缓慢的世界里，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但是，她活在当下这个世界。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她去浏览他的脸书页面。

首先跳出来的是他的照片，棕色头发，飘忽不定的眼神，调皮的微笑，好像被什么给逗乐了。但是，在她点击私信按钮前，她注意到他最新发的一条消息。一遍之后，她又定睛看了一遍。泪水哗地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从头到脚被害怕给攫住。她读了两遍。三遍。四遍。

“萨拉·雷蒙向我示爱了。喔。这不是真的。这就是友好待人的后果么。”

她无法吞咽，无法呼吸了。

如果这时候她的房间着火了，她一定会被烧成灰烬的，因为她已经没办法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的胃好像被绑在了一根柱子上，两端被拉紧。

“萨拉·雷蒙来勾引我。”

她的名字出现在了他的页面上。

“喔，这不是真的吧。”

好像一只不受欢迎的猫咪，硬是要爬上他的膝头。

“那就是给人好脸色的结果啊。”

原来是这样？他只不过是给了她一些好脸色？

她的人在发抖。她喘着粗气。他的这条消息下面跟着很多人的头像，以及他们的评论——有几十条之多。

“不开玩笑吧？”其中一条评论说。

“U+萨拉=恶心”

“C类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哥们，她屁股太大了。”

“就知道她是个骚货。”

“快逃，傻瓜！”

这就像一场噩梦，梦见自己光着身子站在舞台上，舞台下的人指指点点。伊森告诉了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对他表示同情。萨拉·雷蒙成了——而且永远（在网络世界，瞬间不就是永远吗？）成了被人同情、但又完全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同情的可悲的女生，同龄人中的渣滓，最让人不屑的那种，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萨拉·雷蒙来勾引我。”

勾引他？不是他主动来吻她的吗？

“喔，这不是真的吧。”

她真的就那么让人恶心？

“那就是给人好脸色的结果啊。”

他是在发慈悲吗？帅小伙同情丑女孩？

“她不就是那个科学怪人吗？”

“永远不要给疯子好脸色看。”

“她在发花痴吧。”

“太糟了，伊森。”

萨拉“啪”一声合上电脑。她能够听见自己沉重的喘息声——吐气，吐气，吐气。她冲下楼梯，冲出大门，网页上的那些头像在她脑海里打转，嘲笑她，过去所受到的种种屈辱又一一浮现。她又变成了那个胖萨拉，因为遭到一个女生的嘲笑而哭泣着逃回家。她又成了那个没有人爱的萨拉，连她的父亲在离婚之后也不想要她。她又变成了那个古怪的萨拉，午餐室里独自坐在角落看教科书。现在她还成了发花痴的萨拉，疯狂地跟踪伊森，伊森脸书上的一个笑话，在电脑之间肆意地传播，就像音乐会上的气球，在人们的手上传来传去，永不能落地。

她跑呀，跑呀，浑身颤抖。天空中下着小雪，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很快变得冰冷冰冷的。她不知道该向谁诉说，该向谁寻求安慰。四周是一片黑暗，孤独，她永远、绝对、再也不能回学校去。她该怎么办？她该怎么办？

第一次，她开始考虑自杀，何时，何地。

至于为何，已是不言自明了。

新年前夜

60

晚八点。格蕾丝在镜子前试装。

她并不想去。她准备去打几声招呼，上台捐赠支票，然后马上赶回来。化好了妆。头发也做过了。裙子的拉链还没有拉上，这是过去维克多一直替她做的一件事。她把手伸到身后，摸索了几下都没有找到拉链头，直到第三次才成功把拉链拉好。拉上后，她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走进厨房，擦了擦眼睛，倒了些冷姜茶，把茶端给维克多。他看起来像是在睡觉。

“亲爱的，”她低声呼唤他。

他睁开眼睛，冲她眨了一下。她穿着真丝长裙，薄纱镶边，裙子上钉满小碎钻。

“看看你……真漂亮。”

她咬住嘴唇。他有多久没有夸过她漂亮了？早些年，他经常夸她，在一个乡村俱乐部跳舞的时候，他在她的耳边说：“作为这个房间里最漂亮的女人，你有何感想？”

“我不想去。听听你的声音……”

“去吧。一个晚上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你保证？”

“快去，快回吧。”

“我给你倒了些茶。”

“谢谢。”

“让他喝一点，”她对罗杰说。罗杰尽责地站在屋子的一角。然后，她又转过身子看着她的丈夫。

“喜欢这对耳环吗？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你送给我的，记得吗？”

“是的。”

“我一直很喜欢。”

“真的很美。”

“我出去几个小时就回来。”

“好的。”

“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我会……”

他的声音弱了下去。

“你说什么，亲爱的？”

“这里，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好。”

吻了吻他的前额，拍拍他的胸脯后，她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忍住泪水，走了出去。高跟鞋踩在门厅的大理石地砖上，发出“笃笃笃”的声音，那声音渐行渐远。

悲伤的维克多充满了负疚感。

他对格蕾丝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谎话。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她走了之后他也将离开，去人体冷冻公司。这就是他的计划，也就是他鼓励她去参加那个晚会的真正原因。

他几乎想把她叫回来。但他感到一阵晕眩。他无力地垂下头，侧躺着。过去这些日子里他所计划的一切，他的整个成人生涯，即将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终结，升华。现在不是脱离既定计划的时候。按着计划一步步走下去……

不过……

他招呼罗杰过来，罗杰弯下身凑过耳朵，他低声嘱咐了几句。

“你明白了吗？”他的嗓音很嘶哑，“如果那样的情况发生，不要犹豫。”

“我明白了，”罗杰说。

维克多微弱地吸了一口说，“好，那让我们出发吧。”

61

晚八点，洛林在穿衣镜前试衣服。

她痛恨新年晚会。但每年她还是会出席。她和那些离了婚的朋友们达成约定，在这种能让孤独的人更孤独的夜晚，她们不会让任何一个朋友落单的。

她往头发上喷了些发胶。她朝着过道的方向瞥了瞥，想看看萨拉有没有出现。她为她担心。已经有五天时间了，她几乎没有走出过房间，身上则一直穿着黑色运动裤和绿色的旧T恤。她很想问问她，那天穿上高跟鞋，究竟是和谁碰头，可是一旦提及这个话题，萨拉立即就不睬她了。

洛林还记得她们一家三口迎接新年的情形。有一年他们一家三口去市中心的时报广场，一边打着寒战一边看巨大的彩球在午夜来临的那一刻坠落。萨拉那一年七岁，还能够坐在汤姆的肩头。她吃着从街边小贩那里买的蜂蜜核桃仁。萨拉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高呼：“三……二……一……新年快乐！”

那一晚，洛林很开心。她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回到车上后，汤姆擦拭着头发上的雪花，抱怨说：“以后，我们再也别来了吧。”

她走到萨拉的房门口，敲门。

她听到里面在放音乐。曲调舒缓，是一个女歌手在唱。

“宝贝？”

没有立刻回应。

“什么事？”门后传来冷冷的回答。

“就来跟你说声再见。”

“再见。”

“新年快乐。”

“好。”

“我不会很晚回来的。”

“再见。”

洛林听到外面有摁汽车喇叭的声音。她的朋友们到了。

“今天晚上有什么人跟你一起玩吗？”她也很痛恨自己问这样的问题。

“我不想出去玩，妈妈。”

“好吧，”她摇摇头。“明天我们一起吃早饭，好吗？”

沉默。

“萨拉？”

“不要太早。”

“不会太早的，”洛林回答。

又传来摁喇叭的声音。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乖女儿。”

她走下楼梯。到门口的时候，她叹了口气。她很庆幸今年没有轮到她开车。她真的非常需要喝上几杯。

萨拉已经喝上了。她从饭厅的橱柜里拿了一瓶伏特加。

她准备在今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个好时机。妈妈出门。家里很安静。没有人会发现她。新年前夜是一年之中最孤独的夜晚，不是有这个说法吗？这让她心里感到些许安慰，因为世界上某个角落说不定有人和她一样悲惨。

他们不知道这是世界的末日吗？

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因为你已不再爱我。

她已经找出了这个女歌手的名字，下载了这首歌，并在她的手机里来来回回地放了四天了。她几乎没有离开她的房间。没有洗澡。也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一天前，妈妈撞见她从卫生间出来，穿着黑色运动裤和绿色旧T恤的时候，妈妈问她：“宝贝，你怎么了？”萨拉撒了谎，说她忙着准备申请大学的事情，所以才会那么邋遢。

她就着瓶子，喝了一大口伏特加，感觉喉咙里火烧火燎一般。我死了之后，或许他们会询问伊森关于伏特加的事情，她想。他或许会承认几个星期前他还和他完全不感兴趣的女孩子一起喝酒来着。她知道自己绝对无法再面对他，也不能面对任何认识他的人，任何认识他们两个人的人，那就是全部所有的人了，不是吗？既无处可逃，也无处藏身。在班级里，就算永远低着头，她也没有办法躲开别人的目光。她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每个人都会议论她。在背后嘲笑她。那个帖子后面会有越来越多的评论。“真的吗？”“快逃，傻瓜！”“就知道她是个骚货。”上帝啊！如此这般地攻击她，他们会有多开心，他们会和伊森一样，嘲笑像她这样一个失败者还会妄图高攀上一个完全不属于她阵营的人。她感觉到自己一钱不值，空虚绝望。而且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完全束手无策。

当希望都消失了之后，活在人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惩罚。

“结束这一切吧，”她低声对自己说。

她拿起伏特加瓶子和手机，踉踉跄跄向着车库走去。

62

“时间之父”一直看着他们两个。

他站在维克多将死之躯的旁边，看着罗杰把维克多装进一辆车里。他跟着那辆车来到了人体冷冻公司。停车库的门吱嘎吱嘎地打开了。

他看到世界富人排行榜上位列第十四名的富翁像一件货物一样被卸了下来，运到了库房里。

离新年的到来还有一个小时。罗杰和杰德把维克多躺的病床扶手给降下来。一个医生和一个验尸官在旁边低声交谈。他们拿着文件。边上有个浴缸一样的盆。那盆足够容得下一个人，里面装满了冰块。

维克多几乎没有多少意识了，他的呼吸短而急促。医生问他是不是需要镇静剂，他摇了摇头。

“文件都准备好了吗？”他含糊地问。

验尸官告诉他是的。维克多深深吸了口气，闭上眼睛。他清醒时意识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杰德——那个负责人体冷冻的人，把他手抓着的怀表取了下来，说：“我保证，会替你保管好的。”

四双手伸到他的身体下面，把他抬起来。

多尔站在房间一隅。

他侧过他的沙漏。

同时，在纽约郊区的一个车库里，萨拉·雷蒙转动汽车钥匙，发动了那辆福特车。

现在她要做的就是等待。排气管里排出的尾气会结束这一切。很简单。她不想受罪。她又就着伏特加酒瓶喝了一口，一些酒洒了出来，流到她的下巴和衣服上。她的手机还在一边放着那首歌，虽然汽车引擎的声音让歌声变得模糊不清。

早晨醒来，我不懂得

为什么世界还是一样

我不懂，哦，我不懂

生活怎么还能一如既往。

“别管我，”萨拉嘟哝着，脑海里浮现出伊森，一个趾高气扬、头发浓密的小伙子，以及他走路时的样子。他会后悔的，她告诉自己。他会为她内疚。

为什么我的心脏还在跳动？

她变得越来越迷糊。

为什么我的眼睛在流泪？

她瘫倒在后座上。

他们不知道吗

她咳了起来。

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

她还在咳嗽。

你和我说再见时，那就是世界的末日。

她睁不开眼睛。然后，一切好像都停止了。透过车窗玻璃，她隐约觉得有人走近了，她听到他的叫声。

63

多尔深感挫败，大叫一声。

除了转过沙漏，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可以让时间慢下来，但不是完全停止。那些他研究的汽车并没有完全停止不前，而是以无限缓慢的速度在移动。那些他研究的人们都还在呼吸，只不过速度慢到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刻的存在。

那个沙漏的力量让他能够扭曲、拉伸特定的某一刻——这是一种他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能力——但多尔明白单有这个能力是不够的。最终，这一刻还是会过去。最终，维克多还是会被冰覆盖。最终，一氧化碳将充斥萨拉的血液系统，她会缺氧，神经系统中毒，心脏停止跳动。

他被送到这个世界，不是来面对这样的结果的——看着他们死去。他们是多尔的任务，他的命运。但是在他能够做出任何影响他们的事情之前，两个人都采用了极端的方式。他失败了。一切都太迟了。

除非……

一切都不会太迟，也不会太快，那个老人曾经说过。事情该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

多尔蹲在车道旁两个垃圾桶边，掌心合拢，紧紧贴住嘴唇，眼睛使劲闭着。在洞穴中，为了不受水潭里冒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声音打扰，他经常摆出这样的姿势。

事情该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

这一刻？但他怎样才能留住这一刻呢？多尔努力回忆他所有的对于时间的理解。

什么是永恒？

运动。是的。有时间的流动就会有运动。落下去的太阳。滴下来的水。钟摆。漏沙。为了完成他的使命，这些运动都必须静止。他需要让时间完完全全地停下来……

他睁开眼睛，迅速站起来。他打开车门，一手托住膝盖，一手托肩膀，把萨拉抱了起来。

旧的一年就快过去了。新的一年再过几分钟就要来了。时间之父抱着快要死去的女孩走到雪里。月光下，挂在空中的雪花清晰可见。

多尔抱着女孩走在冬日的街头，交通已经停止，各种建筑物的窗口里还亮着派对的灯光。

萨拉的头垂在他的胸口，眼睛似睁似闭，向上看着他的方向。他很为这个女孩心痛。一个无法忍受时间的女孩。那个老人是这么形容她的。

多尔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们。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如此不快乐，不快乐到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希望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他的孩子们身上。但是，他不也曾经很多次希望自己的生命早早结束吗？

他沿着高速公路走啊走，穿过一个隧道，经过一个体育馆停车场，停车场上有跨年通宵嘻哈音乐会的广告牌。按照他的计算，走到那个黑黢黢的工业园区和人体冷冻公司花了他整整两天时间，而在我们的钟表上，不足一秒。

他必须把萨拉和维克多带到一起。如果这个时刻就是事情注定发生的时刻，多尔无法在一个时刻里穿越两个现场。

他抱着萨拉来到那幢放着玻璃纤维舱的库房，在一堵墙边上，他把她放下。然后他走到那间他们正在为维克多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的房间。维克多的床边站着好几个人，他把维克多从床上抱起来，也抱到库房，放在萨拉边上。他用拇指先后放在两人的手腕处，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探测到了脉搏。他们都被定在了那一刻，但都还活着。

这意味着多尔的计划还有一线希望。

他在两个人之间蹲下来，拉过他们的手放到沙漏上。

他把他们的手指绕在沙漏的扭花立柱上，希望这能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然后他伸手抓住沙漏的顶盖，牢牢抓住，然后转动。

顶盖松开了。他猛力一拉。盖子飘浮在空中，一道蓝光从上而下射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多尔看到沙漏上半个玻璃球里的白色沙子露出来了。那些沙子非常细腻，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好像钻石一般。

寰宇之内，每时每刻，尽在于此。

多尔有些犹疑。或许他是对的，他的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许他是错的，他的故事就这么终结了。

他并拢大拇指和食指，并小声呼唤着“爱莉”的名字——那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要死了，这应该是他最后所说的话——然后将手伸进沙子，手指直指连接上下玻璃球的管道，那分隔着已经掉落和尚未掉落的沙子的管道。

即刻，他的脑子变得乱哄哄的，里面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影像。他的手指在颤抖，肉从骨头上化开，骨头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细，像棍子一样穿过沙漏中间狭窄的连接处。宇宙间的每一个时刻都从多尔的意识中流过。他的意识也像那些流动的沙子一样，穿越了已经发生的，既而流向尚未发生的时刻。

最终，用一种超人类的力量，他并拢了两根棍子一样的手指。眼前飘过的绚烂色彩让他几乎无法张开眼睛。他的头也被那股力量冲击得朝后仰去。

他抓到了一颗沙子，就在这颗沙子要掉落到底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是……

从洛杉矶到的黎波里海岸，汹涌的大海波涛停在了半空。

云不再动。气不再流。墨西哥上空的雨挂在了半空，突尼斯的沙尘暴就此定住，成了空中的雾帐。

地球上没有一点声音。飞机悬浮在跑道上。吸烟的人吐出的烟圈像固体一样凝结在半空。电话没有声音。屏幕白花花一片。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呼吸。地球上一半是黑夜，一半是白天。迎接新年的礼花铺洒在夜空，青一道紫一道，好像孩子们用苍穹做画布，画了一幅没有完成的画。

没有人出生。也没有人死亡。没有两个人变得更近。也没有人变得更远。我们总说时光飞逝如电，但此刻，时间就这样停了下来。

一个人。

一粒沙。

时间之父让整个世界停止运转。

停顿

64

维克多以为会很疼。

除却癌症和正在腐烂的肾脏所带来的痛楚不说，他预计人体冷冻时突然的身体降温会带来巨大的痛楚。因为有一次参加运动会——为了庆祝——一桶冰凉的水倒在了他的头顶上，当时他感觉像无数把小刀刺刮着头皮。他无法想像全身浸在冰块里的感觉。当他在那个机器里闭起双眼时，他准备好了去承受那样的痛苦。

但是，他突然变轻松了，那种久已忘却的行动自如的感觉又回来了。他抓住床的一边——只不过他看到的不是床，而是……一个类似于沙漏一样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是在放置玻璃纤维舱的库房里……发生了什么？

他站起来。

没有任何痛苦。

不需要轮椅。

“你是谁？”一个姑娘在问。

65

萨拉以为她抓住的是方向盘。

但完全清醒后，她发现抓的是一个样貌古怪的沙漏的柱子。我是在做梦吧，她想。肯定是的。怎么会到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房间？边上怎么会有一个穿睡袍的老头，躺在地板上？她感觉不出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适，连酒精带来的晕眩感也过去了，所以她站起来，东张西望。她觉得自己身体轻盈，无拘无束，有种像梦里双脚不在地上的感觉。

等等……

她抬起双脚踩了踩，感觉不到地板的存在。

等等……

车库去哪里了？汽车呢？那首歌呢？她突然想起之前那种令人窒息的黑暗，以至于她一心寻死。那么，她死了吗？她这是在哪里呢？

她从仓库走出来，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门口。她往里张望了一下，看到的情景让她不禁瑟缩。她觉得自己看到的是四个男人围绕着一个大浴缸站着——但他们一动不动。没有声音。突然间这一切似乎是在做一个和僵尸有关的梦，她赶紧回到她刚醒过来时的那个大房间。她看到老头已经站起来走动了。

“你是谁？”她尖叫起来。

他盯住她看。

“你又是谁？”他反问道。“你怎么会到这里？”

她其实完全没有料到他会开口回答她——更别说诘问了。她突然感到了害怕。如果这不是一个梦呢？她到底做了什么？她看到仓库里只有靠近货物装卸区的地方有一扇门开着，她冲了出去，来到雪夜的天空下。不远处的路上有辆汽车车灯亮着，但没有移动。加油站看起来好像开着，但一个加油的客人握着加油管一动不动，像守卫一般。最奇怪的是，雪花都悬在半空中。萨拉伸手试图拍打那些雪花，但她的手却触碰不到，而是直接穿了过去。

她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紧紧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脸，不知自己是死是活。

66

维克多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处两个世界之间。

他曾有所耳闻，一些人有过漂浮起来的濒死经验。或许因为他在尚有生息的时候就被冰冻起来，所以他也会有这样的体验。身体给冻住，灵魂却开始漂浮。没有轮椅？没有拐杖？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脱离了血肉之躯后能够有这样的境界应该还算不错。

不过有两件事情他还没有想通。

他怎么还在自己的身体里。

那个女孩又是怎么回事？

她穿着一件绿色T恤和黑色运动裤，他完全不认识她。这只是一个偶发的臆想？那些出现在梦里、模糊的、不能够辨识的人？

随便吧，反正她也走开了。他走过那个巨大的、储存着液态氮的玻璃纤维舱，心想不知道在另一个维度的世界里，他是不是已经被放置在里面了。或许是那样的。他的身体进去了，灵魂还在外面游荡？为什么他离开的那个世界，时间没有一分一秒停歇，而在这个空间里时间却像是凝固了？

他试着去摸那个圆柱玻璃舱，但无法触碰到。他还试着去抓舱外的扶梯，也还是毫无知觉。也就是说，他无法感触任何他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好像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像。

“这是什么地方？”

他转过身。那个女孩回来了。她抱住双肘，好像很冷一般。

“为什么我在这里？”她在发抖。“你是谁？”

现在轮到维克多弄不明白了。如果是他的灵魂在游荡，那么此刻发生的事情就无法解释。这个空间里居然还出现了一个人，意识健全，而且还在提问。

除非……

她的身体也在那个冷冻舱里？她，也被冰冻起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她又问了一遍。

“你不知道？”

“从来没有来过。”

“这是一个实验室。”

“什么实验？”

“储藏人体。”

“储藏……什么？”

“冷冻人体。”

她瞪大了眼睛，后退一步。“我不要……我不要……”

“不是你，”他推断道。

他走到冷藏舱，再次想要用手去碰。但还是碰不到。他看到标着号码的白箱子和里面的花，抬腿去踢，箱子和花都纹丝不动。

他无法解释这些事情了。他的身体？那个女孩？他精心安排的那个计划？他转过身，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却还是像悬浮在空中的感觉。

“那些东西里面有人在？”她问。

“是的。”

“那你应该是在里面的？”

他看向别处，没有回答。

隔着点距离，她在他旁边也坐下。

“上帝啊……”她轻声地自言自语道，“为什么？”

67

很多年了，维克多基本不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生活。

他几乎从来不接受采访，因为他觉得在金融界，秘密才是武器。无意间泄露的信息可能给对手机会，转眼间就将自己陷于不利之地。要么领先，要么死亡。这是生意场上的两种活法。只有这两种情况。要么领先，要么死亡。

现在的维克多·迪拉蒙特，既没有领先，也没有死亡。

这个场景——这个毫无意味的人体冷冻实验室——要么意味着惩罚，要么意味着幻象。无论是何种状况，维克多已经没有必要保守任何秘密了。所以他把几乎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的事情告诉了这个穿着运动裤的女孩，关于他的癌症，坏掉的肾，肾透析，超越死亡获得第二次生命的计划等。

他告诉她，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在这个仓库。他告诉她，他应该在很多年后醒来，成为一个医学史上的奇迹，而不是变成一个鬼魅。

她听他的故事。在讲到一些科学依据的时候，她还理解地点点头，这让他有些意外。这个女孩比她看起来的样子要聪明——因为她看起来像是个睡在公园长凳上的流浪汉。一直讲述到自己再过几秒钟就会在另一个房间里被完全浸到冰块里的时候，他打住了。好像他已经说得太多了。

在讲述的过程中，女孩曾问过他妻子对于他的冷冻计划作何感想。

维克多犹豫了一下。

“哦，”女孩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你没有告诉她。”

她确实要比看起来聪明。

68

萨拉·雷蒙过去什么话都对父母讲。

听维克多讲述他的故事让她想到了这一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会坐在爸妈卧室的地板上，一边玩弄靠垫的穗子，一边和他们聊学校里的事情。她是个门门功课全优的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两门学科上特别有天赋。她的爸爸汤姆是一名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他总站在镜子前，拨弄着稀疏的金发，告诉她要继续努力；如果她想将来成为一名博士，那他再开心不过了。洛林是广播电台的广告销售员，她会斜倚在床上，叼着一支烟，说，“小甜心，我真为你骄傲。现在，帮我去拿一根雪糕来，好不好？”

“你应该不需要再吃雪糕了吧，”汤姆会说。

萨拉十二岁时他们离了婚。洛林得到了房子和家具。这以后她想吃多少雪糕就可以吃多少。她还得到了独生女的监护权。汤姆得到的是重新种植的头发，一艘游船，一个年轻的女性朋友，以及梅丽莎。梅丽莎对于花时间和别人的女儿在一起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结了婚，移居到俄亥俄州。

表面上，萨拉站在母亲的一边，说她愿意和“好妈妈”待在一起，因为妈妈还在努力挽回这个家庭。但内心深处，和许多遭遇同样处境的孩子一样，她想念她的爸爸，并且总觉得自己对父母婚姻的失败负有责任。爸爸电话打得越少，她越想他；妈妈越拥抱她，她越是不想被她拥抱。她长得像妈妈，讲起话来像妈妈，到八年级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是妈妈的翻版，没有人爱，或许也不值得人爱。她饮食过度，身材肥胖，不和其他孩子交往，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习，因为爸爸赞赏这一点，或许潜意识中她觉得这样做会拉近自己和父亲的距离。她每个学期都把自己的成绩报告单寄给他。有时候他回复她：“好孩子，萨拉。继续努力。”有时候，他没有任何表示。

到了高中，她身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她的生活也几乎一成不变：实验室，书店，周末就在家里的电脑前。她知道一些派对——过去式——但那都是周一早晨在休息室里听其他同学吹嘘而已。有几个和她一起上数学课的男孩子曾经找她玩，她和他们出去过——看电影，学校舞会，游戏机房——甚至还和人亲热过几次，但纯粹是为了证实一下别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那些男孩慢慢都不再找她了，私下里她倒是觉得如释重负。她从来没有体验过心动的感觉，并且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心动。

伊森改变了一切。他的出现，结束了她一潭死水般的生活。一想到他，她的其他各种想法就都不见了。她可以为了伊森放弃整个世界。而且她确实这样做了。

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想得到她。而且，他最终还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件她一直都害怕的事情：她是个“可悲”的人。这样一来，世界于她而言就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维克多，那个穿浴袍的老人，把他准备将自己冷冻起来的事情告诉了她，然后她也把她的故事告诉了他。在这个古怪的仓库里，只有他们两个，他们只能向对方倾诉。萨拉觉得又累又糊涂，她觉得维克多可能还知道别的事。然而，一说到伊森，她便越讲越伤心。讲到在汽车库里那最后的时刻，陪伴她的伏特加，悲伤的歌曲和发动的引擎后，她打住了。她不准备承认自己想要自杀。至少不会告诉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他问她怎么会到这个地方的，她说她不知道——她真的不知道——她只记得自己醒过来的时候握着一个沙漏。

“我隐约觉得是有人把我抱过来的。”

“抱过来？”

“有个人抱着我。”

“什么人？”

“他是个钟表店的伙计。”

维克多震惊了。

他们听到冷冻舱后面有声音。

69

多尔咳嗽了一声。

他睁开眼睛，像从一场睡梦中醒来，其实他已经有数千年没有睡过了。他躺在地板上，他眨了好几次眼睛，才确信眼前站着的是维克多和萨拉。

还没有理清思路，他们两个已经劈头盖脸地问了他各种问题——“你究竟是谁？”“我们在哪里？”他只记得眼前乱舞的绚烂色彩，一切归于黑暗，以及在空中、在沙漏中急速坠落的那种感觉——那个沙漏到哪里去了呢？——然后他看到萨拉手里抓着那个沙漏，沙漏的顶盖已经盖上了。然后他意识到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么他的猜测是对的。现在他可以——

等等。

他咳嗽了吗？

“你和发生的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维克多问。

“我是怎么到这里的？”萨拉问。

“你是不是给我用了什么药？”

“我的家呢？”

“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没有病了？”

“汽车在哪里？”

多尔无法集中思想。他咳嗽了。他在洞中那些没有尽头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咳嗽过，打过喷嚏，甚至是呼吸急促过。

“告诉我们，”维克多说。

“告诉我们，”萨拉说。

维克多低头看自己的右手。手上又长出了肉。他还握着拳头。他松开手掌。

一粒沙子。

在洞壁上，他曾经刻过一根滚棒。

那象征着他们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们那个时代，接生婆会用油和一根特别的滚棒帮助孕妇生产。几个接生婆在爱莉的肚子上用棒子滚来滚去，爱莉发出惨痛的叫声。他们为她祈祷。孩子出生了，很健康。多尔忍不住感慨，这样一种即使在最贫寒的家里也能找到的简单器械，居然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

一位阿苏后来告诉他，只有带了魔法的滚棒才会起作用。而魔法来自众神。如果这件器物被神触摸过，普通的东西就有了超能力，奇迹就会发生。

一根滚棒能够带来一个孩子的诞生。

一颗沙子可以让整个世界停止运转。

看着眼前穿运动裤的女孩、穿浴袍的老头，他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充满了奇迹。

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要看他怎么做了。

“快告诉我们，”萨拉说。她的声音还是颤抖。“我们……死了吗？”

多尔挣扎着站了起来。

“没有，”他说。

六千多年来第一次，他感到了疲倦。

“你们没有死，”他开始解释，“你们被定在了一个时刻。”

他伸出攥着那颗沙子的手。“这一刻。”

“你在说什么呢？”维克多不解地问。

“世界现在处于停顿状态。你们的生命也被定格在这一刻——尽管你们的灵魂在这里。你们在此刻之前所做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你们接下来将做的事情……”

他迟疑了。

“怎么样？”维克多说，“怎么样呢？”

“还没有完成。”

萨拉和维克多面面相觑。两个人都在想着他们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萨拉在汽车座位上倒下，吸着有毒的空气；维克多被抬起来，就快要触碰到冰层，成为一个医学试验品。

“我是怎么到这里的？”萨拉问。

“我抱你过来的，”多尔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维克多问。

“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你不知道计划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有这个计划呢？”

多尔用手揉着前额，脸部的肌肉有些抽搐。

“你没事吧？”萨拉问。

“疼。”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我们？”

“你们的命运。”

“比世界上其他人的命运更重要？”

“不是更重要的问题。”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够了，”维克多举起一只手，“别说了，够了。声音？命运？你不过是钟表店里的一个伙计。”

多尔摇摇头。“在这里，最好不要用肉眼所见作为评判的依据。”

维克多把眼睛转向别处，他向来如此，当他觉得别人无能的时候，总试图去自己解决问题。多尔抬起下巴，张开嘴。他的声音变成了一个九岁法国男孩的声音。

“让现在变成昨天吧。”

维克多马上转过身体，他认出了自己的声音。多尔的声音又马上变成了成年版的维克多的声音。“再过一辈子。”多尔又转向萨拉。他的声音变成了萨拉的声音。“让它停下来。”

萨拉和维克多互相对视，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个人怎么会知道他们内心的声音？

“在我找到你们之前，”他说，“是你们找到了我。”

萨拉疑惑地看着他的脸。

“你不是修钟表的，对不对？”

“我希望那些钟表都坏掉。”

“为什么？”维克多问。

多尔看着他指间的那颗沙子。

“因为我是创造了时间的罪人。”

未来

70

在人世间度过的那些快乐日子中，儿子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将来会娶谁？”

多尔笑着说不知道。

“但是你说过石头可以告诉将来的事情。”

“那些石头确实可以告诉我很多事情，”多尔解释说，“它们可以让我知道太阳什么时候升起，什么时候落下，要过多少个夜晚月亮会变得像你的脸一样圆。”

他捏了捏儿子的脸庞。男孩笑着躲开了。

“但那些事情不是更难么，”他说。

“难？”

“太阳和月亮。它们离得那么远。我只是想知道我会娶谁。如果那么难的事情你都算得出，为什么我的简单问题你不能告诉我答案呢？”

多尔笑了。儿子的问题他小时候也问过。而且，多尔还记得自己因为得不到答案而很沮丧。

“你为什么想知道呢？”

“是这样的，如果那些石头说我要娶伊塔妮，我就会很开心的。”

多尔点点头。伊塔妮是个美丽、害羞的姑娘。她是一个砖匠的女儿。她或许是会长成一个令人心动的新娘。

“那如果石头说你要娶的是吉尔黛西呢？”

不出多尔所料，儿子做了个鬼脸。

“吉尔黛西块头大，又吵闹。如果那些石头说我应该娶她，那我现在就逃，”男孩抗议道。

多尔哈哈大笑，揉乱儿子的头发。男孩捡起一块石头，扔得远远的。

“不要，不要吉尔黛西。”

多尔看着石头飞出院子。

多尔看着萨拉，想起了那一刻。

他不知道那个小吉尔黛西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她是不是也像萨拉一样被男人拒绝呢？他想到了被他儿子扔出院子外的那块石头，以及年轻时我们以为能够像扔石头一样扔掉的命运安排——想到这里，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他举起那只沙漏，朝里看去。正如他所料，沙漏上半截的沙子还在上半截，下半截的沙子还在下半截。没有沙子在移动。时间停止了。

多尔攥紧了沙漏的立柱，再一次把顶盖掀开。

“你在干什么？”维克多问。

“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多尔回答。

他把沙漏上半截里的沙子——也就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时间——往仓库的地板上倒。沙子不停地流啊流啊。按肉眼看，就算有一百个沙漏，也倒不出那么多沙子。然后他把沙漏放下，沙漏变大了，成为沙堆边的巨大隧道，沙子一直通向隧道深处。沙子表面泛着莹莹的光亮，好像月光下的大海。

多尔脱掉鞋子，站到沙子中间。他示意萨拉和维克多也站进来。

“来吧，”他说。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六千多年来，他第一次在冒汗。

爱因斯坦曾经这样假设，如果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时间就会相对慢下来。

所以看到未来，但不和未来一起变老，理论上是可能的。

萨拉在物理课上学过。维克多也是，只不过早了几十年。现在，在这个凝固的时空中，在这个一呼一吸的瞬间，他们要亲身去测试这个理论：在时间停顿的状态下，用比时间更快的速度前行，也就是说走进那个巨大的沙漏。而让他们走的人，那个穿黑色套头衫、一头黑发的男子，他们只知道他在钟表店工作。

“你来吗？”萨拉转向维克多问。

“我不相信，”维克多回答，“我有文件，合同。有人存心要破坏我的计划。”

萨拉咽了口口水。她很希望这个老人能跟她一起走，这样她至少不孤单了。她觉得此刻他就是她最重要的朋友。

“求你了，”她恳求道。

维克多别过头去。每一个理性的细胞都告诉他不。他不认识这个女孩。而钟表店里的这个伙计可能是任何人，骗子，江湖混混。但听听她说的。求你了。虽然听起来有点傻，但他真的很久没有听到过那么单纯、洁净的声音了。而且他的生活中，很少有人敢于这样向他提要求。

他扫了一眼那些人体冷冻设备。所有的东西都被停顿在了某个状态，无法触碰。他又看看萨拉。

在最孤独的时候，我们拥抱别人的孤独。

维克多拉起萨拉的手。

黑暗笼罩住一切。

71

起初，那种感觉像是在爬一座看不见的桥。

他们好像向上穿越一个深不见底、没有光线、一无所有的空间。什么都看不到，除了他们自己在沙子上留下的足印，泛着金色的光芒，向后飞去，陷入到黑暗中去。

萨拉牢牢攥住维克多的手。

“你没事吧？”维克多问。

她点点头，但降落的时候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她在颤抖，好像前面有可怕的事情等着她。维克多想，萨拉和他不一样。他倒是很想看看自己的下一辈子是怎样的。这个女孩子经历了很多不幸的事情。不管她有多聪明，内心深处是脆弱的。

他们落到了迷雾里。迷雾散开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仓库，货架上放着食品和饮料。

“这是哪里？”维克多问多尔。“我们在哪里？”

多尔什么都没有说。萨拉马上认出了这个地方。这就是她和伊森约会——那个致命的约会的发生地。“如果你想来，就到我叔叔这里吧。”对于那晚的情景，她回忆了一遍又一遍——接吻，如何一杯杯地喝酒，如何结束。突然，他，她梦中的男孩，出现了。照旧穿着牛仔裤，套头衫，他朝他们走来。萨拉倒吸了一口气。但他走过他们，视若无物。

“他看不到我们？”维克多问。

“我们不在他的时间里，”多尔回答。“这是未来。”

“未来？”

“是的。”

维克多注意到萨拉脸上的表情。

“这就是那个男孩？”他问。

萨拉点点头。看到他，让她再次感受到内心巨大的痛楚。如果这就是未来，那是不是意味着她已经离世？他独自一人，把玩手机。或许他在想她。或许这就是他到这个库房里来的原因。或许他在悼念她，看她的照片，用她看他那样的眼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在朝他走去，但就在这一刻，他的脸上露出笑容，竖起一只大拇指，喊了一声“耶！”手机发出“哔”的一声，原来他在玩游戏。

有人敲门。他去打开仓库的门，一个和萨拉差不多年纪的女孩走进来。她的头发吹过。她的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萨拉注意到她脸上化着浓妆。

“嗨，怎么样？”伊森说。

萨拉的心收紧了。一模一样的话。

她努力去听他们的每一句对话。她听到那个女孩说人们指责他很不公平。

“我知道，不就是吗？”伊森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是

她

的错。整件事情都很疯狂。”

女孩脱掉外套，问伊森是否可以从架子上拿些吃的。伊森从架子上拿了两盒饼干。他还取下一瓶伏特加。

“酒精最让人放松了，”他说。

萨拉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很虚弱，像被人在膝盖处踢了一脚。她临死前最后的想法是伊森会对此追悔莫及，他将和她一样遭受内心的折磨。通过伤害自己来让别人受伤，是另一种呼唤爱的方式。但此刻，看到拿着两只纸杯的伊森，萨拉终于明白她的呼唤伊森完全不懂，就像不懂她在停车场的表白那样。

她的死，和她的生一样，对他而言都是不重要的。

她悲伤地看着多尔。

“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墙壁好像融化，场景一下子被切换。他们到了萨拉周六工作的那个收容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正排队领早饭。

一个老妇人正给大家发燕麦粥。轮到一个戴蓝色帽子的男人。

“萨拉在哪里？”他问。

“今天她没来，”老妇人说。

“萨拉总是多给我香蕉的。”

“好吧，再给你一点香蕉。”

“我喜欢那个女孩。她很安静。但是我喜欢她。”

“我们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她的消息了。”

“希望她没有出什么事。”

“我也希望如此。”

“我会为她祈祷的。”

萨拉不敢相信地眨了眨眼睛。她没有想到那里的人知道她的名字。她也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因为她没有出现而想她。我喜欢那个女孩。她很安静。但是我喜欢她。

萨拉看着那个男人在其他那些无家可归者边上坐下。尽管他们的生活境况如此糟糕，他们还在继续生活，并努力活得更好些。萨拉不明白，每个周六她在这里的时候，怎么会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而只是被一个男孩子给搞得头晕目眩。那个喜欢多要一点香蕉的陌生人都要比伊森更关心她。

她内心满是羞愧。

她转向多尔。

她困难地咽了咽口水。

“我妈妈呢？”她小声问。

再一次，场景变换。是一个白天，路边都是雪。

萨拉，多尔和维克多来到一个二手汽车交易公司的停车场。一个穿着防风外套、手拿文件夹的销售员从办公室走出来。他从他们三个之间穿过去，走到一辆灰色面包车副驾驶位置的车门边。

洛林坐在里面。

“冻死人了，”销售员对着汽车里的人说，嘴里冒出一串白气。“真的不要到办公室里来一下？”

洛林摇摇头，很快地签好了文件。萨拉小心地走近，想看看清楚。

“妈妈？”她小声呼唤了一下。

那个销售员收起文件。洛林目送着他走远。她紧紧咬着嘴唇，眼泪肆意地顺着脸颊流下来。萨拉想起了自己正是带着这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次又一次地被妈妈抱着哭过，因为在学校里遭到嘲笑，因为父母离婚。她妈妈，尽管有时候有些疯狂，却总是给她安慰，抚摸她的头发，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现在，萨拉却完全帮不到她的妈妈。

她看到另一个人拿着一个装着文件的信封走向汽车。那是她的舅舅马克。马克住在北卡罗来纳。他坐进司机座。

“好了，都搞定了，”他说，“没办法，还得让你亲自跑一次，他们说一定要你本人来签字。”

“我再也不想看到这辆车，”话语间可以听到她的喘气声。

“是，”他回答。

他们默默地看着销售员把那辆蓝色的福特车开到停车场后的一个角落。

“我们走吧，”马克说。

“等等。”

洛林盯着那辆汽车，直到它消失。她还是没有能够控制住，开始抽泣。

“我应该在那里的，马克。”

“那不是你的错……”

“我是她的妈妈！”

“那不是你的错。”

“她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不知道？”

他侧过身去拥抱她，姿势有点勉强。两个人的冬季大外套发出摩擦的声音。

萨拉抱紧了自己的手肘。她的内心难过极了。她只想着自己的痛苦，忘记了去考虑她可能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她看着母亲把那只信封紧紧抓在心口，那里面装的是卖掉萨拉用来自杀的那辆汽车换来的发票，那是她从女儿那里得到的最后一样东西。

多尔站到萨拉面前。他温柔地重复着洛林刚才问过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在车库里自杀？为什么要给爱她的人造成那么多痛苦？

萨拉想要解释这一切，伊森拒绝她带来的屈辱，他的那些朋友的留言对她造成的伤害，看到自己的秘密在电脑屏幕上被曝光之后的震惊与绝望的心情，对未来的憧憬在眼前活生生破碎，让你感觉喝下一肚子毒药会是一种解脱。

她想要责备伊森，责备自己一贯的糟糕际遇。然而，不知怎么的，一旦看到伊森，看到她母亲，看到她身后的世界，她便给带到了自我麻痹的幻象的谷底和尽头，现实如同一枚蚕茧，将她包裹起来。她想说的只有一句话：“我太孤独了。”

时间之父回答：“你一点也不孤独。”

说完，他用手蒙住萨拉的眼睛。

突然她看到了一个洞穴，一个长胡子的男人用手掌捂住脸。他的眼睛紧闭着。

“那是你吗？”她轻声问。

“再也见不到我爱的人。”

“有多长时间？”

“和时间本身一样长。”

她看到他站起来，在洞壁上刻下一个符号。三条波浪形条纹。

“那是什么？”

“她的头发。”

“为什么要刻呢？”

“为了记住。”

“她死了？”

“我也想死。”

“你真的很爱她？”

“让我付出生命我也愿意。”

“那你会自寻短见吗？”

“不，孩子，”他回答。“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说出这些话之后，多尔意识到，他那几千几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了解没有爱而活着意味着什么。萨拉越多地谈起孤独，他就越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真是一个傻瓜，”她感叹道。

“爱不会让你变成傻瓜。”

“他没有因为我爱他而爱我。”

“那也不会让你变成傻瓜。”

“那告诉我……”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什么时候可以不心痛？”

“有时候会一直痛下去。”

萨拉看到洞穴中长着胡子的多尔。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她问。“那些没有妻子陪伴你的日子？”

“她一直和我在一起，”他回答。

多尔把手从萨拉的眼睛上挪开。他们看着那辆面包车从积雪的路上开走。

“你还有很多年可以活，”他说。

“我不想要。”

“但它们要你。时间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的。某个下一刻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对你祈祷的回应。拒绝它，就是拒绝关于未来的最重要的部分。”

“那是什么？”

“希望。”

她的内心再度充满了耻辱感，她哭了。她从来没有那样想念过妈妈。

“对不起，”萨拉抽泣着说，眼泪喷涌而出。“我只是感觉一切……都完了。”

“完结的是昨天，而不是明天。”

多尔挥了一下手，他们眼前的街景化成沙子散去。天空幻化成午夜之紫，点缀着漫天繁星。

“萨拉·雷蒙，你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真的吗？”她轻轻地问。

“你想看到吗？”

她思考了片刻，摇了摇头。

“不，还不到时候。”

多尔觉得她开始康复了。

72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维克多一直在边上看着。

他现在明白了那个女孩为什么神情惊慌，双肩颤抖，声音虚弱。她为了一个男孩去自杀（维克多觉得那个男孩看起来吊儿郎当，流里流气，不过，他也明白他的评判未必客观，因为他有些喜欢上这个萨拉了，因此可能有些偏心。）看来，她所看到的那些事情，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如果维克多早一点认识她，早就会告诉她了。那就是：没有哪一种爱值得你去那样做。他不认为格蕾丝会为了他去死，无论他再怎么爱她；对他而言，尽管内心深处是爱她的，但他还是希望她能够继续活下去，就算这意味着她不能再陪伴他。

他仍旧弄不明白的是所有这些幻想是如何生成的，这个钟表店的伙计到底是谁。维克多注意到他和他第一次看到时的样子已经有所不同。在柜台后面的时候，他看起来强壮、健康，像完全不可能生病的那种，但现在，他苍白，冒着汗珠，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而维克多自己呢，恰恰相反，他从来没有感觉这样好过——所以他觉得这些幻象只是他残存的大脑还在工作的结果。一个人不可能就这么醒来，毛病全没了，还在时空里穿来穿去。

他看到多尔弓着背在沙子里拨弄。终于，他抬起头看着维克多：“我也有必须给你看的东西。”

维克多退缩了一下。他没有兴趣看他走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我的不一样，”维克多说。

“来吧。”

“你知道我是有安排的，对不对？”

多尔一声不响地站起来，然后擦了擦前额的汗，眼睛盯着手中那颗沙粒，好像有些糊涂了。他开始在沙堆中继续慢慢向前走，身体微微前倾，像在爬山。维克多转向萨拉，萨拉还处于未来一瞥的余震中。现在是维克多想要她的陪伴了。

“你来吗？”他问。

她走到他后面，两个人一起慢慢向上爬。

73

这一次，迷雾散开后，他们重新回到人体冷冻公司的仓库。

那些巨大的玻璃纤维舱看起来像一块块纪念碑。其中有一个似乎要比其他的小些，也更新一些。

“我们要看什么？”维克多问，“这是未来吗？”

多尔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门开了，杰德走了进来。他后面跟着格蕾丝。格蕾丝穿着一件棕色的大衣。她走得很小心，每一步好像都看得很仔细。

“那是你妻子吗？”萨拉小声问。

维克多咽了咽口水。他看到格蕾丝用手捂住了嘴。他无法判断她是在为他祈祷，还是在掩饰对这个地方的厌恶。

“就是这个？”她问。

“他自己坚持的，”杰德揉着耳朵说。“对不起。我完全不知道他没有告诉你。”

格蕾丝用臂膀抱住自己，不确定自己应该靠近一点，还是离那东西远远的。

“能看到里面吗？”

“恐怕不行。”

“但他的尸体在里面？”

“病人。”

“什么？”

我们称之为‘病人，’而不是‘尸体。’”

“什么？”

“请原谅。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两个人尴尬而沉默地站着，空气里只有轻微的电流所引发的机器震颤声。最后，杰德清了清嗓子，说，“好吧……你一个人待一会。你可以坐下来。”

他指了指那张芥末黄的沙发。维克多摇着头，像是要阻止他。他突然觉得很尴尬，不单是因为他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做了手脚，还因为这地方让他妻子坐的椅子太廉价太糟糕了。

格蕾丝没有坐下。

她谢过杰德，看着他离开。然后她慢慢地走近冷冻舱，手指轻轻滑过纤维玻璃的表面。

她张开嘴唇，艰难地呼吸着，肩膀塌陷下来，人好像一下子矮了几英寸。

“格蕾丝，没关系的。”维克托脱口而出，“这……”

她用拳头敲打起那个玻璃纤维舱。

她不停地敲打。

然后她开始踢，那么用劲，差点让自己摔倒。

平静之后，她吸了吸鼻子，走向出口，那张芥末黄的沙发她看都没有看一眼。

门关上了。仓库里死一般寂静。那寂静像是冲着维克多来的。多尔和萨拉看着他，但他转过脸，像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他和死亡的竞赛中，他选择了相信科学家，而不是自己的妻子。他没有留给她最后告别的机会。他连一具尸首都没有留给她。这让她如何悼念他？他很怀疑她是否会再到这个地方来。

他瞥了一眼萨拉，萨拉低头看着地板，好像很窘。

他转向多尔。

“给我看看吧，”维克多悲伤地说，“如果这方法成功了会怎样。”

74

很拥挤。无法想像的拥挤。

那是维克多对于未来的第一感觉。他们跟随着沙子在巨大的玻璃容器里穿越，从虚空中降落，等待迷雾散去。他们看到的是林立的高楼，一幢接着一幢，互相挨得很紧，一个街区接着一个街区。维克多判断那应该是几个世纪之后的某个大都会。城里几乎没有绿地，除了水泥钢筋森林的蓝色和灰色，几乎也没有其他色彩。天空中飞着小到不可思议的飞行器，天空本身也感觉不太一样。天空更厚，更脏。尽管天很冷，人们好像穿得不多。他们的脸看起来和我们这个时代不太一样，头发的颜色像是从染料盒里出来的，各色各样。他们的头好像更大。男人和女人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他看不到一个老年人。

“这还是地球吗？”萨拉问。

多尔点点头。

“那我成功了？”维克多问。“我还活着？”

多尔再次点点头。他们站在一个巨大的城市广场上，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要么低着头在看电子装置，要么就是对着飘浮在他们眼前的黑色玻璃讲话。

“这是多远的未来？”萨拉问。

维克多又观察了一下四周。“如果要我猜的话，估计这是几百年之后了。”

他几乎要微笑了。

因为维克多以胜负来论人生，所以他认为自己赢了。

他骗过了死神，在未来得以重生。

“那我在这个世界的哪里呢？”他问。

多尔抬起手，场景变换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厅里。四周有银色和白色的光照，巨大的屋顶下，空中飘浮着很多屏幕。

维克多好像出现在每一块屏幕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这些屏幕上播放着维克多各种人生片段。他看到三十多岁的自己，在一个董事会会议室里和人握手，他也看到了五十岁的自己，在伦敦发表一个主题演讲，他还看到了八十多岁的自己，和格蕾丝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看CT的结果。一群群人看着这些屏幕，好像在看一个展览。或许在未来他成了一个传奇？维克多在猜想。一个医学上的奇迹？谁知道呢？或许这栋高楼是他拥有的。

但是他们是从哪里获得这些影像资料的呢？这些时刻从来没有被拍摄过。他还看到了几周前的一个场景，维克多站在办公室玻璃窗前向外张望，看到有个人坐在一栋摩天大楼上。

“那个人是你，是不是？”他问多尔。

“是的。”

“你为什么盯着我看？”

“我在想，为什么你活过了一辈子还不够，还要再活下去？”

“为什么不呢？”

“这不是什么好结果。”

“你怎么知道？”

多尔揉搓着眉毛回答：

“因为我活了很多很多辈子。”

75

维克多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挤满了参观者的大厅里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那些参观者要么坐在悬浮空中的椅子里，要么挤在墙边，他们因屏幕上所看到的景象而发出惊呼。

屏幕上出现了维克多在法国度过的童年的景象，他在父母腿上跳呀跳呀。维克多的祖母用调羹喂他吃饭。维克多在父亲的葬礼上哭泣，在母亲边上跟随她一起祈祷。让今天变成昨天。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可以清晰地听见人群发出阵阵惊叹。

“为什么他们在看我的生活？”维克多问。“那我到底在哪里呢？”

多尔指了指展厅一角一个大大的玻璃展箱。

“那是什么？”维克多问。

“你自己看吧，”多尔说。

维克多犹豫着向前走了几步，像鬼魅般在人群中穿行。玻璃展箱前有一群人，他穿到前排，探过身子往箱子里看。

他整个人被吓住了。

展箱里面躺着他，赤裸着，皮肤略显粉红的颜色，又皱又缩。他的肌肉已经萎缩，皮肤上斑斑点点，好像被烧过，他的头上插着很多电线，电线连接着各种机器。他的眼睛睁着，嘴唇微微分开，表情痛苦。

“这不可能，”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我应该复活了。我有文件。我付了很多钱！”

维克多想起律师的警告。不能够保证一切。在急于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候，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呢？

“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人搞的？”

人流不断地从他躺着的玻璃展箱前通过，看着他赤裸的身体，好像看鱼缸里的鱼。

维克多“嗖”的一下转向多尔。“我有合同！文件！”

“现在已经失效了，”多尔说。

“我雇用了人来保护我。”

“他们也都已经死了。”

“那我的财富呢？”

“没有了。”

“我的财产有法律保护！”

“后来有了新的法律。”

维克多一下子垮了。他那个伟大的计划结果就是这样？他被人背叛了？他成了受害者？他成了未来世界里的怪物展品？

“那他们都在做什么？”

“参观你的记忆。”

“为什么？”

“来纪念人类的情感。”

维克多跪在地上。

他已经习惯于自己总能做出正确判断。难道他上辈子不犯小错误，就是为了在临终的时候犯一个弥天大错？

他看着那些观众。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年轻，而且多数人都长相俊美。但他们都面无表情。

“这个时代的人都能够活得很久很久，超乎我们的想像，”多尔解释说。“他们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在做事，但他们都很空虚。”

“对于他们来说，你是一件艺术品。你的记忆很宝贵。你是他们对那个单纯的、容易让人满足的世界的记忆。这样的世界他们已经不再拥有。”

维克多从没有那样认识过自己。单纯？容易满足？难道他不是一个永远忙碌，永不满足的人吗？但在他被冰冻以后，对时间永远存在饥饿感的世界继续不断加速前进，相对于未来世界而言，他意识到多尔所说的是对的。屏幕上所有的影像都显示了他的情感。他在那袋食物被人偷走后掉下的眼泪。在公司电梯里遇见格蕾丝时他脸上腼腆的笑容。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夜她沿着走廊离开时他长久注视她的目光。

他看着这一幕，他躺在床上，她穿着晚宴礼服，准备出发。

我会很快就回来的。

我会……

什么，亲爱的？

这里。我会在这里的。

他看着她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她以为她还能看到他。他真的那么残忍地做了这一切吗？他突然感到非常想她。他第一次，成年以后第一次，希望时间能够倒退。

在那些屏幕上，维克多注视着格蕾丝离开。看到这一幕，那些坐在椅子上的参观者们纷纷站了起来。图像切换成了展览箱内的景象，一滴泪珠从无法动弹的维克多的脸庞上滚落下来。

维克多感觉自己的脸庞上也有一滴泪。

多尔伸出手，接住了那滴掉落的泪珠。

“你现在明白了吗？”他问。“如果时间是无限的，那没有什么东西是特别的。没有失去，没有牺牲，我们就不会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他审视着那滴泪珠。他想起了他在洞中的那些日子。终于，他明白了为什么他会被选中，经历这样的旅程。他获得了永生。维克多想要永生。多尔用了几个世纪，终于明白了那个老人最后告诉他的那句话，现在，他把这个道理和维克多分享。

“上帝限定我们在世的日子，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很宝贵。”

76

然后，时间之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用越来越沙哑，伴随着越来越多咳嗽的声音，他向维克多和萨拉描述了他所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他讲到了他发明的太阳棒，用碗做的水钟，妻子爱莉，三个孩子，以及在孩提时代找过他，后来把他关在洞穴里的那个来自上天的老人。

他的故事对于他的两个听众来说，太不可思议了。多尔讲到攀爬尼姆塔时，萨拉小声地说道，“巴别塔，”而维克多则嘟囔道“那不过是个谜吧。”

讲起他在洞中所度过的时光，多尔用手遮住维克多的眼睛，让他看到洞中的情景，几个世纪的孤独囚禁，一个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的世界所带来的折磨人的孤独——妻子，孩子，朋友，家庭。第二次生命？第十次？第一千次？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他的生命。

“我活着，”多尔说，“但我又没有活。”

维克多看到多尔试图逃脱，在岩壁上猛敲，试图跳进那个泛着微光的水池。他听到了那纷繁嘈杂、来自人世间的呼唤时间的声音。

“那都是些什么声音？”他问。

“郁郁寡欢的声音。”多尔说。

多尔解释说，从人类开始计算时间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满足。

我们总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多几分钟，多几小时，每一天完成更多的事情。日升日落之间的单纯的人生乐趣已一去不返。

“人类充分利用时间，有效率地去做每一件事情？”多尔说。“但这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反而对时间更加饥渴。人类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没有人拥有时间本身。”

他把手从维克多的眼睛上挪开。“如果你计算人生，你就虚度人生。我终于弄懂了。”

他低下头。“因为我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头发里都是汗。

“你活了多少岁？”维克多小声问。

多尔摇摇头。第一个计算日子的人已经不清楚自己到底活了多长时间。

他痛苦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瘫倒在地上。

77

多尔的肺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他感染的古代瘟疫发作了。他翻着白眼珠陷入休克。

六千多年的时光流逝中，他对一切疾病都具有免疫功能：地球变老了，但他没有占用过其中一刻的呼吸。现在平衡被打破。他停止了世界的运转。而时间的停滞意味着时间之父开始消耗时间。他身上的斑点越来越多，身体一刻不如一刻。

“他怎么了？”萨拉问。

“我不知道，”维克多回答。在他们周围，未来迅速消失——那些观众，房间，那个安放他肉体的玻璃展箱，就像大火烧着的照片一样，迅速被火焰吞没。沙漏缩小成正常尺寸，沙子重又回到沙漏顶部的那个漏斗。

“我们得帮帮他，”萨拉说。

“怎么帮呢？你已经看到了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去帮他呢？”

你已经看到了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儿。

“等等，”萨拉说。她拉起多尔的左臂，遮住眼睛。“你拿另一只手，”她对维克多说。

多尔的两只手分别遮住了两个人的眼睛。他们同时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多尔弯着腰看着妻子，她的脸上全是汗，皮肤通红，和他目前的状况一样。他们看到他亲吻她的脸颊，两人的眼泪混在了一处。

我会让你不再受苦。我会停止这一切。

“哦，上帝啊。她得了同样的毛病，”萨拉小声惊呼。

他们看到多尔朝着尼姆塔狂奔。他们看到他绝望的攀爬，也见证了他们同时代的人认为是纯粹胡编乱造的神话：人类历史上所修建的最高的建筑物的倒塌。

和上帝所拯救的唯一幸存者。

当看到多尔被卷入洞中，一个穿长袍的长者问他，这就是你想拥有的力量吗？他们两个同时松开了手。

他们互相看了看对方。

“你也看到的是他？”维克多问。

萨拉点点头。“我们必须救他回来。”

按照正常的生活轨迹，他们绝不会相遇。

萨拉·雷蒙和维克多·迪拉蒙特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生活在高中校园里，吃着快餐，另一个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董事会上，就餐的地方都是高档餐厅。

但无法解释的命运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那一刻，宇宙停止转动，只有他们两个能够改变那个想要改变他们命运的人的命运。萨拉举起沙漏，维克多拧下下面的盖板。他们看过多尔是怎么做的，按照他的方法，倒出沙子，这次是沙漏下半个球的沙子，经昔之沙——然后铺开沙子，就像他铺开未来之沙一样。

做完后，他们从膝盖和肩膀处抱起多尔。

“如果这起作用了，我们会怎样？”萨拉问。

“我不知道，”维克多回答。他真的不知道。多尔把他们两个从各自的世界里捞了出来。没有了他，他们的灵魂不知会飘向何处。

“我们会待在一起，对不对？”萨拉问。

“不管发生什么，”维克多向她保证。

他们抱起时间之父，踏入沙堆中，开始前行。

没有人看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走了有多久。

维克多和萨拉踏着时光的沙子往回走，去程途中留下的足印又闪着光，漂浮回他们的脚下。

降落后，迷雾散去。天空点缀着点点繁星。终于，在半空悬挂的雪花下、停顿的交通之中、庆祝新年到来的人们中间，一个少女和一个老人站在了果园路四十三号的门沿下。

他们等着。

门开了。

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那个店主，但他穿着出现在洞穴时穿的那件白袍。他开了门，温和地告诉他们：“把他带进来吧。”

78

他们走进钟表店，把多尔放在地板上。

“他是谁？”维克多问那个老头。

“他的名字叫多尔。”

“他是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

“也为了他自己。”

“他快死了吗？”

“是的。”

老人注意到两个人脸上惊恐的表情，变得和颜悦色起来：“所有的人都会死的。”

维克多看着几乎没有了知觉的多尔，终于觉醒自己先前对他的判断是错的，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在很多地方都错了，比如说那块怀表。多尔为他选择那块怀表并不是因为它作为古董的价值，而是因为上面所绘的家庭场景——父亲，母亲，孩子——那是他希望维克多能及时认识到他和格蕾丝之间感情的珍贵。

“为什么他会受到惩罚？”维克多问。

“他受的不是惩罚。”

“那如何解释那个山洞？那些年？”

“那是一种幸福。”

“幸福？”

“是的。他学会了珍惜他所拥有的生命。”

“但那也花了太长的时间，”萨拉插嘴道。

老人从沙漏的细颈处取下一个指环。

“你说什么太长了？”他问。

他把指环戴在多尔的手指上。多尔攥得紧紧的手指间落出一粒沙子。

“他会怎么样？”莎拉问。

“他会完成他的故事。就像你们一样。”

多尔还是一动不动，眼睛闭着，手无力地落在地板上。

“是不是太晚了？”萨拉低声问。

老人拿过沙漏，翻转过来。他举起那粒沙子，手置于沙漏之上。

“不早，也不晚，该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他说。

然后，他松开手。

79

我们不太会意识到运转中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出声音——当然，除非这个世界停止运转。等到世界重新启动之后，我们听到的声音，犹如一台交响乐。

汹涌的波涛。呼啸的风声。滴落的雨水。鸣叫的鸟雀。整个宇宙开始重新转动，时间流逝，大自然歌唱。

多尔感觉头晕乎乎的，身体在往下坠落。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尘土中，咳嗽着。天空中高高挂着一个炫目的太阳。

他马上感觉到了。

他回来了。

他挣扎着站起来。他面前是尼姆塔，塔的顶端已经耸入云间。沿着他脚下的路，他可以一直走到那座塔。

他深吸了一口气，转头踏上另一条路。他丝毫也没有犹豫，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有这种改变人生的机会。他要改变他的历史足印。

他掉头奔向他的妻子。

在绝望的驱动下，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中，他奋力前行。尽管这样的体力消耗会加速他的死亡，他不会因此而慢下来。一个词语飞入他的脑海——时光飞逝——他一遍一遍念诵着，翻过山岭，来到高地。直到看到熟悉的岩石，茅草屋棚，他才慢下脚步。人们在即将达成自己的愿望的时候，都会慢下节奏，怀疑梦想是否会真的实现。他敢看吗？那些他梦想了无数次的场景？那所有支撑着他熬过永恒的东西？

他的胸口像是要裂开般剧痛。他浑身浸湿在自己的汗水里。

“爱莉？”他哭喊着。

他走进茅草屋。

她躺在一条毛毯上。

“亲爱的，”她用微弱的声音说。

她的声音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在他听来，洞穴中的千百万个声音，都不及这个声音甜美。

“我在这里，”他边说边跪下来。

她看着他。

“你也病了。”

“和你差不多。”

“你去哪里了？”

他想要回答，但是他有些记不清了。那些影像迅速消失。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上，那段关于永生的记忆迅速蒸发。

“我不想让你这么受苦，”他说。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上天的决定。”

她微弱地笑着。

“和我在一起。”

“永远。”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她转过头。

“你看，”她低低地说。

他们眼前的天空正被落日的余晖染成橘色、紫色、绛红色，壮观无比。多尔在她身旁躺下。他们急促的呼吸交织在一起。过去，多尔会计算他们呼吸的次数。但现在他只是静静地听着，把那声音带入心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入心里。他的手无力地垂下，但在沙子上，他的手画着什么，一个顶部阔，中间窄，下部阔的东西。那是什么？

一阵风吹来，把他的沙画给吹散了。他用手指缠绕住妻子的手指，时间之父就这样重新找到了他和她的生命链接。他完全被那种感觉包围，两个人最后的生命气息触碰到彼此，就像洞穴中的水，顶部和底部弥合，天堂和人间相逢。

他们闭上眼睛，另一双眼睛睁开了，他们从地上升起，成为一体的灵魂，越升越高，好像太阳和月亮悬挂在同一个天空中。

尾声

80

萨拉·雷蒙被紧急送到医院。

她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夜。医生清洗了她的肺，她的头不再疼痛。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幸好母亲的来电被设置成了那个吵闹的、重金属音乐选曲——那是伊森设置的。午夜来临前，妈妈打来电话祝她新年快乐。

吵闹的电话铃声让萨拉有些清醒过来，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她摁下车库大门的开关，拉开车门，从车上摔了出来。她在水泥地上一边爬，一边剧烈地咳嗽着，直到接触到室外的空气。一个邻居看到倒在雪地上的她，拨打了“911”急救电话。

钟声敲响十二点的时候，她被送进了急救室。而此时，海岸线上下游的人们都在欢庆新年的到来。

萨拉的推车旁边躺着的是维克多·迪拉蒙特。

他早几分钟进医院，他得了癌症，肾脏有问题。他显然没有做肾透析，医院立即给他实施了输血治疗。而带着他入院的那个人只说他肚子痛。

没有人知道维克多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他的临终计划。就在他即将被放入冰块之际，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他看到了罗杰。维克多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曾经对罗杰下过指令，如果他由于某种理由，任何理由，改变了对这个方案的主意，他会说出一个词，罗杰就会马上终止整个计划。

你明白吗？一旦那样的情况发生，一点也不要犹豫。

我明白了。

这情况发生了。他说出了那个字。一听到那个字，罗杰叫了起来，“现在马上停下！”他命令那个验尸官和医生退开，立即喊了一辆救护车来。就像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他百分百遵从老板的命令。他一直在等待那个词的出现，他很清楚地听到了那个词：

“格蕾丝。”

81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意义的故事。

它始于蛮荒时代，结束在距今数十年以后，一个挤满了人的礼堂。人们在为一个受人敬重的医生鼓掌。她感谢了她的同事们。她说那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但介绍她出场的主持人指出，全世界公认的事实是：萨拉·雷蒙博士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顽固的恶疾的治疗方法，它将拯救成千上百万生命，改变人们的生活。

“请接受我们的致敬，”主持人说。

她低下头，害羞地挥了挥手。她感谢了她的老师、研究伙伴，并向大家介绍了她的母亲，洛林。洛林拿着手袋站在萨拉后面，满脸笑容。萨拉也指出，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名叫维克多·迪拉蒙特的慈善家的慷慨帮助，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她申请读大学的时候，他留下遗嘱，支付了她就读一所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所有学费——本科、医学院，不管她读到什么程度，学费都由他来支付——这些都写在了他的遗嘱里。让他丧命的疾病，就是后来被萨拉攻克的顽疾。死亡前，他彻底重写了自己的遗嘱。他和萨拉在急救室一起待过一个晚上。此后，他又活了三个月。他的妻子，格蕾丝，说那是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最宝贵的三个月。

“非常感谢所有的人，”萨拉最后说。

人群鼓掌起立。

与此同时，在下曼哈顿一条鹅卵石路上，果园路四十三号甲被新租户租下，一个工程队根据施工图纸在敲墙。

“哇，”一个人惊呼起来。

“怎么了？”另一个问。

手电筒的光芒照进一个洞穴样的空间。那个洞藏在地板之下。洞穴的墙壁上是各种各样的刻印，各种形状、符号。洞穴的角落里有一个沙漏，沙漏里只藏着一粒沙子。

在好奇的工人们捡起沙漏的那一刻，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即使用一整本书也难以描绘清楚——一个名叫多尔的男子和一个名叫爱莉的女人正赤着脚往山上跑，他们扔着石头，和他们的孩子们欢呼嬉闹，完全没有意识到时光的流逝。

致谢

首先，感谢上帝。没有他的仁慈我一事无成。

相对而言，有些书写起来更困难一些。感谢所有那些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耐心，并从本书构思阶段起就支持我的人。我的家庭、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另一半，以及我那些亲爱的弟兄们。

特别要感谢罗斯娅和查德，他们让我对“朋友”两个字有了新的认识；我无法宽恕自己在那些日子里的表现，但他们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支持。对此，我将永生难忘。此外，我要向阿里、罗斯娅、里克和特里希娅，这本书最初的读者们，送上我最诚挚的感谢。在他们的鼓励下，“时间之父”的故事才得以展开。

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克里表达我无尽的感激之情。他不仅读了此书，编辑了此书，还替我挡掉了一切纷扰，让这个故事得以呼吸，并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还有孟德尔。这个家伙虽不务正业，但因为办公室里有了他，我们每天的生活才变得多姿多彩。

还要感谢戴维，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始终对我抱有信心。还有安托内拉、苏珊、艾莉、戴维·L和“黑之队公司”的所有成员。他们于我而言，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也感谢艾伦、伊丽莎白、萨曼莎、克里斯汀、基尔和“许珀里翁出版社”的所有员工，以及负责宣传事宜的“萨利·安妮公司”。更要向我的编辑，威尔·施瓦布，送上我深深的感谢。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很开心他的回答是“好”。

还要特别感谢密歇根州克林顿镇上的人体冷冻学会。该学会的工作人员为我写作这本小说提供了大量信息。虽然书中的维克多在这一过程中学到了一课，但对于人体冷冻科学、从事人体冷冻学的研究人员和接受治疗的病人，我并无意做价值判断。毕竟，这只是一部虚构小说。

自然，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父亲、卡拉、彼得和我的大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

最后，还有我生活中唯一的那一位“爱莉”。多尔在爱莉身上所见的，我在我的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能见到。谢谢你，简宁。

还要感谢你们，我忠实的读者们。你们在还不清楚这本书讲的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拿起了这本书——你们是我的作品的支柱，我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脑海里有你们的身影。你们给予了我希望和灵感，请允许我继续回馈你们。

米奇·阿尔博姆

底特律，密歇根

2012年5月

[1] 简宁是作者阿尔博姆的妻子。

[2] 西奈：《圣经》中出现的一个地名，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3] “柠檬……汁”：这个绰号取自萨拉·雷蒙的姓——雷蒙（Lemon）。英文中该词是柠檬的意思。

[4] 《查第格》：法国启蒙文学家伏尔泰所著的中篇小说，写于一七四七年。它以古代的东方为背景，富有神话色彩和异国情调。作者通过主人公曲折非凡的境遇，将许多故事连缀起来，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似真似假、虚实交融的奇异世界。

[5] 《炼金术士》：该书的英文全名为The Alchemist：A Fable About Following Your Dream（《炼金术士：一个有关追随你的梦想的寓言》）。中译本又名“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在书中，炼金术士既是一个真实的角色，也是引导人实现“天命”的神的一个面目。

[6] 西班牙语，意为“您想干吗？”

[7] 北海：此处的北海指大西洋东部的一个海湾，西面部分以英格兰、苏格兰为界，东面与挪威、丹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相邻，南部以从法国海岸的沃尔德灯塔越过多佛尔海峡到英国海岸的皮衣角的连线为界；北部以从苏格兰的邓尼特角，经奥克尼和设得兰群岛，然后沿西经0°53′经线到北纬61°，再沿北纬61°纬线往东到挪威海岸的连线为界。总面积为60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91米，容积为15.5万立方公里。

[8] 意大利语，意为“喝彩”。

[9] 这三句分别是英语、西班牙语和俄语（以拉丁字母标出），都是“现在几点”的意思。

[10] 德语，意为“早上好”。

[11] 朝代信托：一种无期限的信托安排，目的之一是为了让信托资产避免遗产税方面的困扰。理论上，该种信托的本金永远不能被提取，后代只能领取信托所产生的收益。这就意味着信托资产的本金部分永远也不可能被过户到后代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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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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