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言

第一部分　走进科学哲学

第一讲　什么是科学哲学？

一　从哲学到科学哲学

二　常人眼中的科学

第二讲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

一　哲学的“科学化”与科学哲学的形成

二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

第二部分　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

第三讲　科学的永恒追求：证实或证伪？

一　“划界问题”与“可证伪性”

二　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三　分析与思考

四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

第四讲　科学：确定性的丧失

一　经验主义基石的动摇

二　科学整体论

第五讲　范式：科学活动看不见的成分

一　科学、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二　科学发展的不同图景

三　科学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四　分析与思考

第六讲　整合与创新

一　科学哲学与辩证思维

二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三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辩证关系

四　分析与思考

第七讲　规范与超越

一　方法与直觉

二　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三　分析与思考

第三部分　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第八讲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

一　科学：天使或魔鬼？

二　科学的文化审视

三　“后现代科学哲学”与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第九讲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SSK

一　一幅完全不同的科学图像

二　分析与思考

第十讲　科学的实践观念

一　反思基础上的前进

二　从理论到实践

结语　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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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哲学十讲／郑毓信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447-3669-5

Ⅰ．①科…　Ⅱ．①郑…　Ⅲ．①科学哲学-普及读物　Ⅳ．①N0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2434号

书　　名　　科学哲学十讲

作　　者　　郑毓信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19千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669-5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序　言

本书旨在成为科学哲学，特别是西方科学哲学的一部普及性著作，希望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通过阅读本书即能较好地领悟西方科学哲学思想的精髓，并从中获得一定的教益与启示；不仅能够逐步形成对于科学的更为深入的认识，而且能初步学会哲学地思维。

作为当代青年的主力成员，无论是所谓的80后或90后，乃至具有更多阅历的70后，应当说都不很了解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一部科学哲学的著作，笔者当然无意对这一运动作出回顾与分析，而只是想通过对照指明一个事实：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甚至整个中国都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动荡、冲突与分裂，那么，就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这一时期同样意味着原来的统一性局面的破裂，以及多种不同观念与学说的剧烈冲突。当然，在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如果说政治上的动乱，特别是基于权力和利益争夺的政治斗争必然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极大灾难；那么，学术观点的多元化，包括不同观点的充分交流乃至直接冲突，则往往会给相应学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并为学术大师的成长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20世纪的60—70年代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就是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这一学科因此而产生了自己的一批大师，如波普尔、库恩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也对整个学术界，包括科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因为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新思想，一俟“文化大革命”结束，长期的思想禁锢得以打破，中国的广大学子就立即对西方的科学哲学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以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甚至可以说出现了科学哲学的热潮。但是，正如人们普遍了解的，如果学术的追求只是停留于对于时髦的盲目追随，这种繁荣就不可能长久；更何况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当今中国追逐名利已经成了社会的通病，甚至学术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蜕变成了一些人迅速致富、跻身官宦的手段。这样一来，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大师也很快就为人们所遗忘了，甚至本专业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对他们无须再予关注，或是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完全取代这些大师的思想或理论。

追随时髦当然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由后现代思潮在西方学术界的盛行即可清楚看出；甚至连科学哲学也未能逃脱这样一个潮流的冲击，乃至出现了种种关于科学哲学的“转向说”或“取代论”。尽管各个学科都应追求新的发展与突破，已有的工作也必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笔者相信，学术大师们的思想不会也无法被彻底遗忘，一代接一代的人将不断从中汲取重要的智慧与启示，这些思想也将作为智慧的结晶永存于人类文化之中。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撰写这样一本书，来对科学哲学中各位大师的学术思想作出介绍，特别是清楚地指明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创见启示。这也是我们面对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工作，特别是所谓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后SSK时，所应采取的态度。尽管本书将主要集中于科学的哲学分析这样一个主题，但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的范围，也即：将从更广泛的视角努力揭示所有这些工作给予我们的智慧与启示。

笔者在20世纪80—90年代曾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拉卡托斯研究基金（1987—1988）、美国联合基金会研究基金（1991—1992）和英国王宽成研究基金（1997）的支持，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美国罗格斯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进行了较为长期的学术访问，并曾先后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意大利米兰大学和罗马大学、荷兰德尔夫脱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以及香港和台湾的诸多著名大学作学术讲演。广泛的学术交流为笔者深入理解各位科学哲学大师的学术思想与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整体线索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同时，长期坚持在几个不同的学科分支或学科领域从事研究，如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相互渗透，以及由哲学向教育的渗透等，也有助于笔者更好地理解科学哲学的普遍意义，包括应当如何对“圈外人”介绍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主要成果——既能通俗易懂，又不失其真谛。上述经历可以说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长期为本专业研究生开设科学哲学这样一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经历，事实上也是一个不断磨砺的过程，笔者为自己所设立的目标是：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较好地掌握科学哲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深层次的学术思想，也能初步地学会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在教学中尽管采取了按人进行介绍的做法，但又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努力以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进行分析，从而帮助学生较好掌握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此外，还有意识地采取了“问题引领”的教学方法。应当提及的是，正是来自研究生与同事的积极反应使笔者最终决定着手写这样一本书，而这也是笔者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直接以科学哲学为主题的著作。当然，笔者心目中所设定的读者，并非只是本专业的同行或学生，而是包括各个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和学生，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与学生。

总之，十分希望本书能够较好地体现上面所提到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既能做到通俗易懂，又不失思想之真谛；既能突出各位大师的学术创造，又能较好体现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图景；既能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认识科学、特别是科学活动的性质，促进科学工作者的必要反思，也能帮助读者学会哲学地思维，努力增强思维的深刻性与批判性。

郑毓信

2012年9月于南京大学

第一部分

走进科学哲学

第一讲

什么是科学哲学？

哲学是一个专业，科学哲学更可以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要想由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获得一定的智慧与有益的启示，就需要先对这一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及其主要特点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并对该学科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有所了解。

一　从哲学到科学哲学

1．从“什么是哲学”谈起

由于科学哲学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因此，为了清楚说明科学哲学的性质及其主要特征，有必要先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作简要分析。

但是，哲学难道不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个论题吗？我们甚至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已反复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对以下的“标准观点”可以说已经十分了解：哲学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746页）。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新思考“什么是哲学”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对上述的“标准观点”作出独立分析。因为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的真谛。

这里首先从逻辑的角度对上述关于哲学的“标准观点”作一具体分析。相信任何稍微接触过逻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它的内涵就越小。尽管我们在此是就知识（命题）进行分析，但是，依据同样的道理显然也可想到：如果一种知识的覆盖面越大，其实质性的内容也就一定越小。因此，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论及能够覆盖“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是否真的存在，由于其覆盖面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质性内容也就必定最小最小。从而，我们自然也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学习这样的知识究竟有多大作用？

当然，我们不应因此而否定哲学的意义，这里只是想说明：哲学的学习不应停留于某些“经典”的论述，相对于抽象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应更加重视如何学会哲学地思维，因为，归根结底，哲学主要应被看成一种思维方式。

只需稍加关注，我们就可以发现哲学的这样一些特性：在哲学中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的多元化与研究工作的不连续性，而且，所涉及的各种理论似乎也很难被看成纯客观的知识。因为，第一，这些理论往往都带有其创建者的明显烙印，即如在谈及一个哲学理论时我们往往会首先提及这是谁的哲学，也就是说，哲学理论往往可以看成是因人而异的；第二，人们在此主要关注的似乎也不是结论的真理性，因为即使像黑格尔那样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们既不会因为其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而彻底否认其哲学思想的价值，也不会因为其基本立场的错误而认定他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例如，如果单就主要的结论进行分析，那么无论所谓的“本体论问题”或是“认识论问题”，显然都可以说已经有了明确的解答。但是，人们又为什么仍然将这些问题称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对之进行新的研究呢？再者，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人们对于哲学家显然也采取了更为包容的态度：尽管一个哲学家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包括基本立场的原则性错误，或是逻辑论证等方面的具体错误，但只要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或者说，包含一定的合理成分，就仍然愿意承认他的工作，包括心悦诚服地认同他的哲学家身份。

哲学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于历史的高度重视。例如，在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就是两门公认的专业基础课。与此相对照，在数学系或物理系的课程设置中，数学史与物理学史恐怕就很少会被纳入到必修课之中，能安排成选修课就十分少见了。

那么，设置哲学史课是否是哲学系课程“老化”的表现？事实上，笔者自身也一度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研究工作的深入，才逐渐认识到：对于历史的高度重视恰恰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性，即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时代性与使命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只有从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思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各种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基本意义。

综上可见，与将哲学看成知识体系相比较，我们更应强调哲学的思维功能，也就是说，哲学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各个具体的结论，而在于促使人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并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出问题的解答。这也正是哲学何以常常被说成“聪明学”、“智慧学”的主要原因。哲学家的惯常做法，往往是针对人们习以为常、不复怀疑的一些事实（或者说，相应的社会共识）提出一些问题或质疑，有时似乎就是为了将人完全给搞糊涂（所谓的“芝诺悖论”就可看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然，这并非他们的真正目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或质疑就是为了促使人们更为深入地思考，包括必要的批判与反思，从而真正变得聪明起来，哲学也因此常常被说成“反思的学问”。

强烈的批判性可以说是哲学思维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基本上每一个新的［哲学］体系都是整个从头开始，每一个思想家都追求他自己的坚实基础，而不愿意随着前人亦步亦趋。……因为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家都把哲学的彻底变革看成必要的，并且亲自进行这种变革。”（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第6页）可以说，没有批判性的哲学就根本不是哲学，这可以看作哲学研究的时代性质与历史使命感的集中体现。

批判性也正是造成哲学研究中理论多元化与发展不连续性的主要原因，这也应当看成哲学研究的一个常态，即我们所面对的并非某一理论独霸天下的局面，而是理论的多元化与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批判。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理解哲学工作的创造性与现实意义。哲学家创造性工作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引入若干新的不同范畴，从而为人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去从事认识活动提供新的可能性。

科学哲学可以看成哲学思维在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因此，在实际进行科学哲学的学习时，我们也就应当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即牢记哲学思维的批判性与多元性。例如，就“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而言，我们就不应热衷于寻找某种无可挑剔的“标准观点”，而应明确肯定科学观念的多样性，更加重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改进自己的科学工作究竟有怎样的启示，它们又各自具有怎样的局限性。[1]

2．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

在由一般哲学转向科学哲学之际，我们首先也要从总体上思考两个问题：什么是科学哲学？什么又是科学哲学的主要内容？

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科学哲学自然也具有哲学研究的一般特征，特别是上文所说的批判性与多元性等；但是，由于科学哲学已经由一般哲学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分支，因此，相对于“共性”，我们又应更加关注其特殊性。

科学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等多个哲学分支，在其发展的初期往往完全附属于一般的哲学研究，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均可看成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各个特定领域的具体展开；然后，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些分支才逐渐从一般哲学中分离出来，直至最终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形成了各自特殊的研究问题。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可看到研究问题的不断扩展或转移，理论系统的创造与重建，重要理论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改进，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或调整等等，这显然也就意味着相应的学科已经日趋成熟。

研究问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断变革，显然可以看成哲学研究不连续性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将各个分支的研究问题、概念系统与研究方法等看成完全不变的。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各种“转向说”或“取代说”的不断涌现；更一般地说，这种动态和发展的观点也是我们在具体分析“什么是科学哲学”时所应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

在此还应强调采取历史视角的重要性。为了真正弄清“什么是科学哲学”，重要的并不是找出某个单一的定义，而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出更为具体的分析。正如我国著名数理逻辑学家莫绍揆先生在论及相关问题时所指出的：“最好的办法是先从它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因为一个事物，无论它所包含的内容如何丰富，它的特性如何复杂，如果能够从它的发展来看，先看它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一步步地成长，逐渐地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的，这样我们便能比较容易地掌握其主要内容、找出它的基本特征。”（莫绍揆，《数理逻辑初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页）

以下就依据基本的研究问题的变化，分四个不同的阶段，简要阐明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只是作为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得到了开展，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由一般哲学直接派生出来的；人们在当时之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也是基于一般哲学研究的需要。

例如，古希腊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对数学表现出特殊兴趣呢？主要就是因为数学事实上充当了一般哲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或实际切入点。柏拉图就是以数学为直接对象进行思考，从而发展出了“理念论”这样一种特殊的本体论思想。柏拉图之所以在自己学园门口挂上了“不懂几何者请勿入内！”这样一块告示，也就不难理解了。也正是为了解决一般的认识论问题，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同样将目光集中到了数学：“数学给我们一个光辉的榜样，它告诉我们，独立于经验，在先天知识方面能往前走多么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0，第5页）

第二阶段（20世纪30—50年代）。这是科学哲学的形成时期，主要体现于维也纳学派的研究工作。总体而言，维也纳学派具有很强的“承上启下”的性质，也就是说，尽管正是这一学派的工作实际促成了科学哲学由一般哲学中独立出来，但它同时又表现出了与一般哲学研究的重要联系，特别是，该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的主要工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一般性的哲学立场（“逻辑实证主义”）直接决定的。对这一阶段科学哲学研究的适当概括是：正是哲学的“科学化”直接促成了科学哲学的形成。

第三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此阶段可称为“后实证的科学哲学”阶段，因为与50年代以前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领域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深入批判——就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而言，这不仅导致了基本研究问题的重要变化，也促成了其研究方法的重要发展。

此外，这一阶段的科学哲学研究还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向，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竞争，从而在整体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学科也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堪称“科学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称为“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促进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动力，即是各种来自外部、特别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在20世纪的80—90年代，科学的实在性问题（或者说，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曾获得不少科学哲学家的特别重视；但就科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我们又应更加重视“后现代”这一普遍性的社会文化思潮以及各种相关研究对传统科学哲学理论与实践所造成的冲击，特别是，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取代说”的不断涌现。

还应强调的是，尽管我们使用了“后现代的科学哲学”这样一个词语，但这也是一个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即我们究竟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在什么意义上去论及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特别是，这是否就意味着用“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或是什么别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学的哲学分析？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无论相关的口号如何变化或更新，我们都不应取消科学哲学，或是用其他的研究来完全取代科学的哲学分析；然而，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应因为这些研究往往具有不同的背景或渊源，更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采取了强烈的批判态度，就认定它们与科学哲学毫不相干，或是对之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而应注意分析与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并以此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对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认真总结与反思，从而很好地实现“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这也正是我们在当前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书以下各章将主要按照历史顺序，对西方各位科学哲学大师以及一些相关学者的主要思想与学术贡献作具体介绍与分析。应当强调的是，本书并非一部科学哲学史专著，我们甚至也不会刻意地去对科学哲学历史发展中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包括基本问题与研究方法等，作详尽无遗的介绍与概括，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帮助读者由这些大师的工作与思想获得有益的启示与智慧。本书不会对科学哲学的各位发展阶段花费同样多的篇幅和精力，而将主要集中于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因为正如序言中所提到的，正是“科学哲学的黄金时代”为造就科学哲学的各位大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外部的冲击与挑战也可看成从“反面”为新的创造性工作提供了良好机遇，尽管这一目标的实现仍有待进一步的工作，特别是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

除去历史的顺序以外，本书又将主要集中于科学观的问题。尽管科学哲学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或研究视角，但科学哲学研究最为基本的问题无疑是：“什么是科学？”而科学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即是为人们深入反思自己的科学观念提供必要的背景和理论观照，这也就是各位科学哲学大师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和教益。

3．科学哲学的合理定位

要全面解答“什么是科学哲学”，我们显然还应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科学哲学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将视角进一步扩展到一般哲学，也就是，应当如何看待哲学与一般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

就上文所提到的关于“什么是哲学”的“标准观点”而言，哲学应当对一般实践活动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包括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相应地，科学哲学自然也就可以而且应当对实际的科学活动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也可以说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立场。但由于人们对哲学本身性质的认识在现代不断得到了深化，更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上述观念的影响在现今应当说已经大大地减弱了。例如，任一稍具科学背景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今天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科学的内行（无论就哪一个科学分支而言）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坚持本身并非真正的内行，甚至对科学知之甚少的哲学家，仍能对实际科学活动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实在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此，出现了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即：科学哲学应当如实反映实际科学工作的本来面貌，也即应当让科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去进行研究，而不应对实际科学活动构成任何干扰。显然，按照这样的观念，科学哲学也由原先的规范性研究转变成了纯粹的描述性工作。

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严重的理论困难或不足之处。

首先，如果说科学哲学应当成为纯粹的描述性研究，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就将合二而一，而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科学哲学的存在价值。

其次，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又可提出这样的疑问：纯客观的描述是否可能？因为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即是清楚地指明了人们总是通过“有色眼镜”看待世界，从而，所谓的“中性事实”就根本不存在。（详见第四讲）

那么，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看待科学哲学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才是科学哲学的合理定位？

要回答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应当强调科学哲学的启发性作用，而这将在上述的“描述性”与“规范性”的两极对立之间开拓第三种可能性。

启发性的研究尽管必须立足于对真实科学活动的深入考察，但又非纯粹的描述性工作，而是希望通过对成功实例的深入分析总结出普遍性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模式，从而可以对新的实践活动发挥一定的启示作用。因此，启发式的研究通常就不十分关注有关的实例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其主要目标毋宁说是努力实现科学史的“理性重建”，也即希望通过历史事实的恰当重建使之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即可以合理地得到说明。启发性研究不是为我们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活动提供硬性规范，而只是希望相关的研究能对科学工作者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发挥一定的启示作用，特别是，促进他们的自觉反思。

显然，上述关于科学哲学的启发性定位是与上文对于“什么是哲学”的分析完全一致的。在此还要特别强调几点：

第一，不断增强自身的批判意识，包括自觉地反思，从而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这应当看作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启示作用的主要表现。

第二，除去“革命性”的变革以外，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也常常依赖于新的范畴的引进，新的研究视角的采用，这也是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启示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科学哲学现代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清楚地体现了科学活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由此，我们就应注意防止思维的僵化，如热衷于寻找某种高度统一又完全无可怀疑的科学观念。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不断丰富与发展自己的科学观念，包括通过积极的反思深入认识各种观念的局限性。

“盲人摸象”的故事就清楚地体现了不断深化自身科学观念的重要性：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就像盲人对于大象的描述，尽管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只是反映了大象（对象）的某一方面，是只从某一角度进行探索的结果。我们更应当特别重视不同观点的适当整合，以及不断超越已有认识的局限性。

最后，对“常识”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哲学学习的直接出发点，就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工作者的启示作用而言，我们也应首先强调对这一方面的“常识”（或者说，社会共识），也就是所谓的“素朴科学观”的自觉反思与必要批判。

二　常人眼中的科学

1．“素朴科学观”概述

在现代社会，“科学”无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是迟至20世纪初才以“赛先生”之名赢得社会上少数先进分子的青睐，但在一百多年以后，“科学”的概念则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小学生对于科学家的憧憬，直至作为国家政策基本立足点的“科学发展观”；从自觉的学科建设（如“心理学的科学化”）直至对调查工作“科学性”的突出强调，等等。现实中我们甚至还可看到对于“科学”这一名词的诸多滥用……然而，由于缺乏应有的引导，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什么是科学”应当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问题。当然，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任何想法或观念。事实上，如果就社会整体进行分析，有关科学的种种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下就对“素朴科学观”略加概括，希望促进普遍的科学观念由不自觉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并为更加自觉的反思提供直接的基础。

第一，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如果说人文社会学科以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那么，自然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也即以客观世界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后者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最为基本的一个涵义。

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关于“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信念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本体论承诺”，即一个独立的物质世界的存在。

事实上，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正是科学家最为基本的一个信念。如爱因斯坦就曾明确指出：“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我们这种自然观是不能得到解释或证明的。但是，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我们认为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第271页）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上述的信念又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素朴的认识，即如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的活动。与此相对，所谓的“客观性原则”则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科学家的一种自觉行为，也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直接蕴含了关于科学研究的这样一条原则：科学研究应当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成为纯客观的研究。

“客观性原则”也就意味着科学应是价值中立的，亦即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彻底排除感情、偏见和利益等因素的干扰。例如，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提出了关于科学工作的如下规范：（1）有条理的怀疑论；（2）普遍性：科学成果不应该根据科学家的宗教、种族与国别来进行判断；（3）无私利性：科学不应该服务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团体；（4）公共性：科学结果应当能被自由地分享。（G.Kelly等，“Science Education in Sociocultural Context：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Science Education，77［1993，2］，208）

除去独立的物质世界，科学的认识活动显然也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必要的前提；进而，主客体的严格分离更可以看成“客观性原则”的一个必然诉求。但如果过分强调主客体的相对独立性就容易滑向二元论。在哲学史上，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就是二元论的一个主要倡导者。但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们更愿意强调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外部和个人内部二者之间的类别分离——与希伯来、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思想相对立——是笛卡尔留给现代主义的一部分遗产。”（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43页）

第二，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

可以首先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一名学生经由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眼前的这只乌鸦是黑的”。请问：这一结论能否看成真正的科学知识？

相信大多数读者对此都会持否定态度，这事实上也就反映了关于科学的一种信念：科学的认识不应停留于某一特定的对象或状态，而应由特殊上升到一般，也就是说，普遍性应当被看成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2]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少学者看来，这里所说的由特殊到一般的过渡不仅是科学抽象的一个基本涵义，还意味着由“变化”过渡到了“永恒”，也即舍弃对象或事物中个性和偶然的成分，而主要集中于共性成分与不变因素。

让我们再来看看以下命题能否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玻璃棒经由与皮革摩擦后能够吸引小纸片。”这里事实上又涉及到了科学知识的另一重要特性：科学不应停留于现象的描述，而应由现象上升到本质，也即应当依据普遍性的原理对相应现象作出具体解释。

在不少人看来，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清楚地指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如果说科学主要体现的思维倾向，是用普遍性的原理对各个具体的事件或现象作出解释（说明，explanation），从而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正因此，科学研究就一定要“去情境”，即由具体事物或现象上升到普遍原理；相应地，上述的“客观性原则”则可概括为“去个性”），那么，人文学科的主要手段就是解读，也即通过将“自己摆进去”、通过人际的沟通与感情交流，达到对于他人的理解（interpretation）（也正因此，人文学科就更加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并必定是与情境相关的）。

对于人们熟知的“科学是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这样一个论断，我们还可作如下补充：普遍性与因果必然性正是客观规律的两个主要特征。例如，当代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I.Prigogine）就曾指出：科学家“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体现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3页）

强调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同样也蕴含了关于客观世界的进一步假设：世界是有规律的。这可以看成科学活动的又一基本出发点。著名哲学家怀特海（A.Whitehead）将此称为“本能的信念”：“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上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第4页）在怀特海看来，这一信念已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我的意思是指那不可动摇的信仰，即所发生的每一事件的细节都可以按照给一般原理作出例证的完全确定的方式同它的先导联系起来。没有这个信仰，科学家的难以置信的劳动就没有希望。正是这个本能信念，活生生地悬在想象之前，成为研究的动力。……请记住，我并非在谈论几个人的明确信仰。我的意思是指从几个世纪的坚信不疑中产生的欧洲思想上的印记。我这里指的是本能的思想状态而不仅是字面上的教义。”（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84页）

由科学活动的具体考察可以更为深入地揭示上述信念的内涵。例如，关于世界统一性的信念显然就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直接相关，一些学者更因此而引出了“一个世界，一个真理，一个科学”的结论：“20世纪初，一元性科学的命题成为捍卫普适性假说的一个重要形式。这一命题公开提出了三种假说：第一，只存在一个世界；第二，只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并且是唯一可能实现的真实描述（‘一个真理’）；第三，只存在唯一一种科学，它能把准确地反映那个世界的真理的意见整合成一种描述。”（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244页）

由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显然也意味着对直接经验的超越，即由所谓的“经验命题”过渡到抽象理论，因此也就需要强调概念的作用。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09页）也就是说，除去“在经验上重视细致的观察和对自然的精确描述”以外，“科学也包括在理性上重视超越被观察事实之范围的概念化”（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第170页）。

第三，科学知识的实证性质。

按照通常的看法，科学知识是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也就是指，科学活动主要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但是，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所获得的认识确实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呢？这就涉及科学知识的可靠性问题。

具体地说，我们在此所涉及的是理论的“假说”性质。爱因斯坦指出：“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尽管科学追求实在和真理，但是从“直接经验”到实在又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理智构造的途径，它完全是自由地和任意地进行的”，而这显然就对科学认识的可靠性构成了严重挑战。（《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12页）

事实上，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不同理论甚至是彼此直接对立的理论同时存在的局面绝非偶然，而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例如，对燃烧现象就曾有过“燃素说”和“氧气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关于光的本质则有“粒子说”与“波动说”的长期对立；等等。由于不同理论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图景，我们究竟又如何能够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也即纯粹的虚构）呢？

在此还应特别提及自然科学的现代发展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新的困难：由于科学的现代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微观和宇观的层次，就给“直接的感知”造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如柳延延教授所指出的：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特殊阶段，“它全面挑战自己的认识极限：世纪之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拉开了这场挑战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宇宙的起源、粒子物理学、大统一科学、分子生物学、大脑以及非线性、混沌理论的研究”；“科学抽象与感性知觉（直观理解）之间已很难建立起可以理解的关系”（“科学在当代的处境”，《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

通常的看法是：正是科学方法的合理性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可靠性。

具体地说，第一，经验命题的可靠性建立在直接经验之上，这也就是所谓的观察与实验。第二，归纳法的应用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遍性结论的可靠性。人们普遍地认为，归纳法的应用应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也即不应包括过大的跳跃。例如，培根就曾明确指出，正如金字塔的建造，科学归纳也应是一个真实的阶梯和逐次的梯级：“从特殊进到低级公理，然后上升到一个比一个高的中间公理，最后上升到最普遍的公理”；“不能够允许理智从特殊的事例一下子跳到和飞到遥远的公理和几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则上”（《16世纪—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第43—44页）。第三，除去已知现象的解释，理论的预测力也为理论的可靠性提供了必要的检验：如果理论所提供的关于未知事实的某种预测后来得到了证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理论的可靠性；而如果所作的预测未能得到证实，则就应当对相关理论作出必要的改进。

正因为科学的真理性依赖于科学的方法，因此，人们往往也就特别关注科学的方法，甚至于将科学方法说成科学的本质所在。[3]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在对科学进行批判时往往就以科学方法作为直接的突破口。（详见第三部分）

关于观察、实验以及归纳法的具体介绍可见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著作，下面仅限于从这一角度指明科学的一些特殊性质：

（1）由于直接经验被认为构成了科学真理性的最终依据，因此，在不少学者看来，就应将“经验方法”看成科学方法最为重要的内涵，科学也因此被称为“经验科学”。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经验方法的强调代表着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个……革命，主要是在17世纪发生的，是由伟大的先驱科学家伽利略和牛顿引起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许多同时代人概括了当时这种科学态度，那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自然界，我们就必须向自然界请教而不是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请教。17世纪的进步力量终于认识到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迷恋于古代人，特别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圣经》，作为科学知识的源泉是错误的。他们为‘伟大的实验家’如伽利略的成功所激励，愈来愈把经验当作知识的源泉。”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正是所谓的“经验论”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将直接经验（而非纯粹“理性”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看成人类认识活动的最终依据。“引起同传统决裂的与其说是伽利略所做的观察和实验，不如说是他对观察和实验的态度。对他来说，基于观察和实验的事实被当作事实来对待，而与某种先入之见无关……观察的事实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人们承认的宇宙图式，但是，在伽利略看来，重要的事情是接受这些事实，并且建立符合事实的理论。”（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10—11页）

（2）除上述的“经验性质”以外，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的数学化特征，也就是说，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即可被看成科学的语言，正是量化研究与精确性为科学命题的经验检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按照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看法，数学精神与实验方法正是近代科学能在欧洲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当我们说，近代科学是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欧发展起来的，我想，我们是指，仅在那里产生了数学化的假设应用于自然的基本原理，以及数学在所提出的问题中的应用。总而言之，是数学与实验的结合。”（“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第265页）由此可见，“经验性”和“数学化”确应看作科学的两个主要特征。

（3）由于直接经验具有明显的个体性质，因此，为了保证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就必须超越各个个体并突出强调不同个体之间的一致性，这也就是所谓的“实验的可重复性”：“由相互独立的研究小组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重复实验研究（作为避免观察者偏见及其他主观因素的措施），是经验的科学方法论的规律性特征。”（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57页）

然而，应当强调的是，尽管所说的“主体间性”，也即不同个体之间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具体保证，我们又不应将此简单地等同于原来意义上的“客观性”（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毋宁说，这赋予了“客观性”一种新的涵义。事实上，科学的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体现：不同个体间的一致性并不足以保证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恰恰相反，由于人的认识活动明显具有情境相关性和历史相对性（无论就个体或是群体而言），更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因此，相对于原来意义上的“客观性”，“主体间性”应该说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知识的易谬性和相对性。（详见第四讲）

（4）在一些学者看来，我们可以依据知识的可检验性对科学与非科学作出清楚区分。

科学在西方常常被称为“实证科学”，而“实证”这一术语主要源于“方法的实证性”，也即可以通过直接经验实际地予以证实。人们突出地强调了科学与神学以及所谓的“形而上学”在这方面的重要区别。例如，实证主义哲学的最早倡导者、法国哲学家孔德就曾明确提出，知识的发展通常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神学阶段（或想象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都归因于精神的存在，并用诸如“神的意志”、“造物主的杰作”来构造知识；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则已开始使用各种抽象的概念，如“时间”、“空间”、“本质”、“原因”、“结果”等，来解释世界，但由于这些认识没有得到严格的证实，也就不能被看作真正的科学知识；最后，在科学阶段，“可证实性”被看成科学知识最为重要的特征，只有经验地证实了的东西才被看作真正的知识。

第四，科学：理性的事业。

由于科学被认为是已经得到证实的知识，从而就与纯粹的信念，包括宗教迷信等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人们常常将科学看成理性的事业，也即与对权威的服从或权力崇拜，以及个人的情感与利益考虑等完全不相干。

除去知识的实证性以外，我们还应看到“逻辑的标准”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观察与实验主要是一种“外部的”检验，也即相应的认识是否可以被看成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逻辑的标准”则主要被看成一种“内在的”准则，即概念的使用与理论的建构应当符合一定的准则，从而切实避免由于思维的混乱或不严格可能造成的错误。具体地说，科学概念应当具有确定性（一义性）和精确性，理论的建构则应具有完备性、简单性和自洽性（无矛盾性），等等。

就实际的科学活动而言，这些标准显然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如前面已指出的，由于科学理论的构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与直接经验的分离，并主要依赖于思维的自由想象与创造，正是逻辑为人们实际检验思维创造的合理性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例如，就物理学而言，不仅诸多概念，如功、加速度、电场强度等，都可用数学形式精确地予以定义（W＝FScosθ，a＝dv/dt，E＝F/q等），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确定性和精确性，大量的物理定律也都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加以表述，如万有引力定律就可简单地表述为F＝Gm_1m_2/r^2（其中G为万有引力常数，m_1，m_2分别代表两个物体的质量，r代表这两个物体间的距离）。我们事实上也可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奥卡姆原则”与（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前者是指不应增加不必要的实体，后者则是指思维过程应当力求经济，努力“清除物理学中不必要的附加物”，等等。它们都可以看成“科学的简单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确信客观规律的存在与可认识性，也是“科学理性”的又一重要内涵。这也就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79，284页）

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提及对于科学进步性质的确信。尽管个人的认识活动必然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认识活动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人们的普遍信念是：只要坚持“客观性原则”并采取合理的科学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获得对于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这些无可怀疑的真理将随着文化的延续不断得到传递和积累。[4]

毫无疑问，正是科学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在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为人们的这种信念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持，并在整体上进一步增强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

综上可见，这是素朴科学观念最为核心的一些概念：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

2．“笛卡尔—牛顿传统”

笼统地说，所谓“笛卡尔—牛顿传统”是指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中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与机械论世界观。突出笛卡尔与牛顿，则是因为两人在这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影响。“传统”一词的使用则表示关注点已由单纯的科学观念扩展到了科学对于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乃至整体性世界观念的重要影响，也即主要采取了文化的视角，在不少学者看来，我们可将这一传统看成现代社会文化范式的重要组成成分。如美国学者多尔就曾明确写道：“现代范式成熟于牛顿和笛卡尔的著述之中。……他们的思想代表了现代范式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支。”（《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31页）

（1）笛卡尔与理性精神。

美国学者德福林在《笛卡尔，拜拜》（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台湾］，2000）一书中曾这样评论笛卡尔对于现代科学精神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把整个分析传统归咎于笛卡尔可能有点不公平。为什么我们不说‘柏拉图，拜拜’或者‘伽利略，拜拜’，或向任何其他科学家或哲学家说‘拜拜’呢？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样说其实是承认笛卡尔的了不起，他的观念为后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让笛卡尔这个名字成为科学传统某方面的代名词，而这种传统也统治了知识界相当长的时间。”（第351页）

笛卡尔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唯理论）是与前面所提到的“经验论”直接相对立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知识的最终依据并非后天的直观经验，而是人类所固有的先天理性（纯粹理性），因此，为了获得真正可靠的知识，我们就应首先依据“自明性”去认识所谓的“第一原则”，然后再通过演绎逐步地引出各个具体的法则或规律。这两种认识模式可以对照如下：

经验论的认识模式（由下至上）

一般原理

科学命题

事物的相互关系

经验观察与科学实验

理性主义的认识模式（由上至下）

公理

一般世界观原理

一般自然科学原理

具体自然界的实例

尽管哲学史上围绕认识论问题曾有过理性主义与经验论的长期斗争，但就总体而言，特别是就科学的认识活动而言，经验论应该说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这从上文关于科学方法，也即观察、实验、归纳等经验方法的阐述就可清楚看出。那么，就普遍的科学观念和文化传统而言，我们又为什么要特别提及笛卡尔的影响呢？或者说，我们究竟应当在什么意义上去肯定笛卡尔对于后世的重要影响呢？

或许就在于这样一种理性精神，即坚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借助合理的方法获得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例如，在多尔看来，“笛卡尔的方法”的核心就是“在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并追求理性”；“笛卡尔赋予现代主义思想的是一种发现预先存在的世界的方法”（《后现代课程观》，第43，44页）；另外，德福林在论及笛卡尔的名著《方法论》时，也曾明确地指出：“客观、冷静、理性的科学观”正是笛卡尔在这一著作中所高举的旗帜（《笛卡尔，拜拜》，第243页）。

前文中已经提到科学的“数学化”特征，对于笛卡尔所倡导的理性精神，我们也可具体地形容为“数学理性”，因为笛卡尔全部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对于数学方法的推崇，而且数学可以说为笛卡尔具体思考认识论问题提供了必要的范例。例如，他指出：“几何学家为获取其最为困难的证明，所使用的简单易行的推理之冗长组合，使我想象所有能够深入人类思想的事物，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联系起来的。”（戴维斯、赫什，《笛卡尔之梦》，九章出版社［台湾］，1996，卷首语）另外，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显然也可看成是数学的公理化方法的直接推广和应用，也即“我们应当由无可怀疑的普遍原则出发并通过演绎逐步地去引出各种具体的法则或规律”。

笛卡尔的上述思想还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在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该传统认为数量关系构成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从而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应用数学方法获得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5]

（2）牛顿与机械论的自然观

与笛卡尔相比，牛顿显然更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牛顿的科学研究同样集中地体现了一定的科学观念和世界观念，就其对于现代科学观念与文化传统的影响而言，也就是机械论的世界图景。

按照牛顿传统，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宇宙，可以具体地把它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时钟：“一个非常可靠的摆钟，一个精确的钟，用以表示这样的物理系统：它的行为是规则的、有秩序的和高度可预测的。”（波普尔，“关于云和钟——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17页）

当代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曾明确指出：“在牛顿及其前辈开普勒的时代以前，没有能够解释或者充分地描述行星的运动。显然，这些行星由于某种原因参与恒星刚性系统的一成不变的总运动。然而，它们偏离那个系统的运动，几乎就像单个小昆虫离开一群小昆虫的总运动一样。……可是开普勒理论的成功以及牛顿理论的更大成功体现，那些曾经猜想过行星实际上是完善的钟的思想家是对的。因为借助牛顿的理论，证明它们的运动是可以精确地预测的；以前由于这些行星的明显的不规则性而使天文学家迷惑不解的全部细节，也都是可以预测的。

“牛顿的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成功的科学理论，而且它是惊人成功的。这是真正的知识，超越了最大胆的想象的知识。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它不仅精确地解释了所有行星运动的路线，而且同样精确地解释了地球上物体运动的路线，例如下落的苹果，抛物体或摆钟。它甚至还解释了潮汐。”

“所有虚心的人——所有那些渴望学习并对知识的增长感兴趣的人——都改信了这个新的理论。大多数虚心的人，尤其是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它终究可以解释一切事物，不仅包括电和磁，而且也包括云，甚至包括活的有机体。因此，物理决定论——所有的云都是钟的学说——在开明的人中间已成为主导的信仰；而所有不接受这个信仰的人，则被认为是蒙昧主义者或反动分子。”（同前，第222—223页）

牛顿的物理研究事实上还涉及到了更多的信念，如对于世界与科学统一性的确信（“一个世界，一个真理，一个科学”），以及科学研究中的经验论传统，等等。然而，对于大多数强调“笛卡尔—牛顿传统”的人来说，其所关注的又主要是“宇宙是一个巨大的钟”这样一个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就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对精确性与确定性的突出强调，以至于这事实上成为了“现代科学传统”的一个基本内涵。

由牛顿的事例我们也可看出，科学观念或整体性文化传统是与具体的科学研究直接相关联的，特别是，科学本身的发展正是促成科学观念与整体性文化传统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也应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本书后面所讨论的内容。

第二讲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标志着科学哲学已经脱离一般哲学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从而，对于该学派工作的很好了解，就有助于我们较好地去理解和把握科学哲学的内容与其性质特征。同时，由于后来的科学哲学研究往往以维也纳学派的相关论点或基本立场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这也将为我们在后面深入理解各位科学哲学大师的相关论述提供有益的背景。

一　哲学的“科学化”与科学哲学的形成

1．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所谓“维也纳学派”，是指奥地利哲学家石里克（M.Schlick）1925年左右在维也纳创立的一个学术讨论团体。这一团体的主要成员是些具有哲学兴趣的科学家，包括卡尔纳普（R.Carnap）、纽拉蒂（O.Neurath）、芬格尔（H. Feigl）、汉恩（H.Hahn）、魏斯曼（F.Waisman）、克拉夫脱（V.Kraft）、弗兰克（P.Frank）、闵格尔（K.Menger）、哥德尔（K.Godel）等。尽管这不是一个严密的学术组织，它的成员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但是，该学派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上意见又十分一致，这不仅涉及到了哲学的作用和方法，也涉及到了知识的最终基础。

维也纳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半期达到顶峰，后来由于石里克于1936年被刺身亡，再加上卡尔纳普与其他一些重要成员先后离开了维也纳，这一学派在30年代末期已不复存在。但是，它的各个成员仍然以维也纳学派的精神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其相应的哲学主张——逻辑实证主义——也已超出维也纳学派的范围而发展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哲学运动。

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就是这一学派为了体现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而创立的一个术语，对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理解为：“逻辑方法（逻辑斯蒂）”＋“实证主义”。其中，“实证主义”这一术语的采用体现该学派将自己归属于实证主义（更为一般地说，就是经验主义）的范围；另外，“逻辑”这一术语的采用则体现该学派认为逻辑方法应被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从而也就从一个角度清楚地表明了该学派与“老的实证主义”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维也纳学派在自己的宣言性文章《科学的世界观念：维也纳学派》中对其基本立场作出了具体概括：“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观念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观念是以一定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H.Hahn & O. Neurath & R.Carnap，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D.Reidel，1973，第11页）

法国哲学家孔德可以看作“老的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基本立场是认为知识的发展往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其中，所谓的“科学阶段”就以知识的“（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主要的标志。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德进一步提出，认识应当局限于经验的范围，而不应涉及任何经验以外的内容，因为，依据上述立场，就只有经验地可检验的东西才是真正可靠的，与此相对照，任何超出经验范围的断言则因其不具有可检验性从而就不能看作属于科学的范畴。

在孔德看来，我们应从这一角度对传统哲学（他称为“形而上学”）作出深入的批判。也就是说，由于传统哲学的各个基本问题，包括“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都不可能经验地予以检验，因此，按照实证主义立场，我们就应彻底地予以抛弃，或者说根本不应理睬。

继承孔德的立场，维也纳学派同样明确地打出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但是，这又是维也纳学派与“老的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说孔德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取消，那么，维也纳学派则应该说是对哲学作出了一个新的不同定位，这也就是所谓的“哲学的科学化”或“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维也纳学派的上述立场受到了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很大影响。维特根斯坦无疑应当被看作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正是由于他的影响，西方的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即认为语言分析应当被看作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而且，我们应围绕所谓的“意义问题”，也即语句和概念意义的分析去开展相关的研究。（应当指出，在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其基本哲学思想曾有过很大的转变，以至人们普遍地认为应对前期的维特根斯坦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作出明确的区分：前期的维特根斯坦主要集中于形式语言的研究，也即认为应当用人工语言去完全取代自然语言，从而彻底解决由于自然语言的不完善所导致的各种弊病；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完全放弃了这样一种立场，并转而集中于自然语言的研究，因为，在这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语句和概念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们的用法。尽管存在上述区别，但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生涯有一个主要特征，即始终集中于语言的研究，并突出地强调了“意义问题”。）

就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可以说集中地表现于一点，即将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语言的意义问题直接联系了起来，也即从语言的角度对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作了新的阐述。这也就是所谓的“经验证实原则”：“任何一个命题只有能为经验证实或否证才有意义。”

显然，从上述的立场去分析，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维也纳学派为什么会如此响亮地打出了“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因为，按照上述的“经验证实原则”，尽管传统哲学的各个命题和问题从语法形式上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我们无法对其作出经验的检验，因此，它们事实上就都只是些无意义的“伪（假）问题”和“伪（假）命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关于哲学所提出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与其说是虚假的，不如说是无谓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谬无稽的性质。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的来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6，4.003）进而，在维也纳学派看来，这又正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应当努力揭示形而上学的这种错误性。例如，作为从语言角度去进行分析思考的一个直接结果，维也纳学派提出，语言的滥用正是何以会出现上述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普通语言用同样的语言成分即名词既表示事物（‘苹果’），又表示性质（‘硬的’）、关系（‘友谊’）和过程（‘睡眠’），因而诱使人们误把功能性的概念当作类似于事物的东西（实在化、实体化）。人们可以引证无数类似的由于语言而导致的谬误的例子，对哲学来说，其后果同样是严重的。”（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第9—10页）

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卡尔纳普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面的论述：“在我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展发生在维也纳时期，那主要是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那时我开始认识到，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不仅没有任何用处，甚至毫无认识内容。它们只是一些假句子。这也就是说，虽然在表面上它们似乎作出了对某些问题的论断，因为它们具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而且其中的词也能引起许多强烈的和富于情感的联想。可是，在事实上，它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判断，也不代表任何命题，因而也就毫无正确或错误可言。甚至由这些句子给予的所谓肯定或否定答案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外部世界是否真实’这个问题，也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假问题。我把这些语句和问题看作是没有认识意义的观点，是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证实原则提出的。这一原则体现：首先，一个语句的意义是由它的证实条件所决定的；其次，当且仅当一个语句原则上可以被证实时，这个语句才是有意义的。”（《卡尔纳普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70页）

应当强调的是，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除去努力揭示形而上学的错误性这样一个主要是批判性的工作以外，哲学研究的又一主要任务就是对科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作出澄清。这也就如石里克所指出的：“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第9页）从而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更为清楚地指明了哲学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哲学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澄清自然科学的命题和揭露形而上学之为无意义的活动。”（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29页）。另外，从发展的趋势看，这也就意味着维也纳学派已将自己的着眼点由一般哲学转向了科学，或者说，在创建专门的科学哲学这一方向上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但是，哲学又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的两项功能呢？这就关系到了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维也纳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哲学的工具是逻辑分析。在这方面维也纳学派应当说受到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很大影响。

罗素突出地强调了现代的逻辑技术，也即所谓的数理逻辑（逻辑斯蒂）对于哲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这种方法“通过对数学的批判考察，它已逐渐潜入哲学……我相信，它代表着类似伽利略带给物理学的那样一种进步。”后者即是指，新逻辑“使我们终于能够知道，哪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哪些问题是超乎人类能力，必须抛弃的。而且在看来问题可能得到解决的地方，新逻辑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得到不仅体现着个人特性而且必会博得一切足以做出判断的人们赞同的结果”（《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哲学上科学方法应用的一个领域》，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2，45页）。

联系维特根斯坦的下述名言我们或许即可更好地理解罗素的后一论述：“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凡是可说的则都应当说清楚。”更为具体地说，除去对于新的逻辑方法的突出强调以外，罗素的这一论述同样体现了关于哲学研究的一种新定位：我们应当完全放弃传统的哲学研究，并集中于那些依靠新的逻辑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当然，维也纳学派关于哲学研究应当致力于“揭示形而上学的错误性与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的论述，也可看作为哲学研究的这种新定位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即究竟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因此，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独到之处，即在于认为我们应以意义分析作为判定“是否应当保持沉默”的主要标准；而罗素的特殊贡献则在于他十分清楚地指明了逻辑应被看作意义分析的主要工具，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罗素断言：“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在此仍可引用卡尔纳普在《自传》中的一段话来体现罗素对于维也纳学派的重要影响：“1921年冬，我读了罗素的著作《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作为哲学方法的一个方面》。书中有一些段落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因为它们对哲学的目的和方法作了清楚明确的阐述。……罗素在该书的序言中谈到‘哲学的逻辑分析法’……他还用下面的话扼要地概括了这种哲学方法的特征：‘对逻辑的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逻辑为哲学提供了研究方法，正像数学为物理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一样。……’”卡尔纳普还特别提到了罗素的这样一个呼吁：“传统体系中一切所谓的知识必须一扫而光，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开端。……对于大批的、并且日益增长的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新方法具有旧方法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我相信，哲学上在不远的将来要取得一种胜过迄今为止哲学所作的一切的成就。”卡尔纳普接着写道：“我觉得罗素的这个呼吁就好像是针对我个人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工作！的确，从此以后，运用这种新的逻辑工具来分析科学概念和澄清哲学问题就成为我的哲学活动的基本目标。”（《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18—19页）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除去对于逻辑方法的突出强调以外，罗素在数学哲学领域内的工作，也可以说为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方向上的工作提供了直接的样板和必要的信心。

2．科学的逻辑重建

由于人们普遍地认为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西方的哲学研究往往特别强调“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区分，也即认为这两者应当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哲学分支；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之间始终存在重要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就科学哲学的历史形成而言，正是数学哲学、特别是所谓的“数学基础研究”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与直接的范例。[6]（这里主要是就20世纪30年代以前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相互关系而言的；与此相对照，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20世纪50—60年代以后，这两者的关系就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哲学现已取代数学哲学在两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详见本书第六讲，或Zheng Yuxin［郑毓信］，“The Revolu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Logique et Analyse，1997［158］；以及D.Gillies & Y.Zheng，“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Theori，2001［42］。）

数学哲学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主要集中于所谓的“数学基础研究”，也即如何能为全部数学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这种状况应当说有其一定的必然性。由于数学是演绎地展开的，因此，从逻辑的角度看，就存在两种可能的研究方向：一是追问从我们已获得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定义或推演什么”，从而不断地去引出新的结果，包括逐步趋向更大的复杂性；另一则是追问我们作为前提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命题“可以从哪些更为普遍的概念与原理定义或推演出来”，从而进入愈来愈高的抽象和逻辑的单纯性。（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第7页）

显然，如果用树木的生长来比喻，前一个方向就相当于树木向上和向外的发展，如树枝上不断长出新的枝叶，新的树层的生成也使老枝变得更加粗壮，等等；后一方向上的研究则可比喻为树木向下、向深处的发展，即如树根向更深处的延伸。

就日常的数学活动而言，应当说大多数数学家所从事的都是前一方向的工作，这也导致了由初等数学经由变量数学到现代数学的重要发展；但是，作为数学发展的又一内涵，在数学领域中也始终存在后一方向的工作，这就是一般意义（或者说，数学意义）上的数学基础研究。如古希腊人就曾考虑过究竟应以几何还是以算术为基础去开展数学研究，并认为只有几何才可看作全部数学的可靠基础。也正因此，在古希腊人那里数学量往往就是依据其几何意义来命名的，如平方、立方等，数学定理的表述也往往采取几何的形式。著名数学史学家克莱因指出，上述现象在数学中延续了近两千年的时间，只是到了1600年以后这一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希腊时代到1600年，几何统治着数学，代数居于附庸的地位。1600年以后，代数成为基本的数学部门。”（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二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第25页）

由此可见，数学基础研究的产生是由数学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种研究又主要是一种纯技术（数学）性的工作。相比之下，19世纪后期出现的“数学基础研究”尽管也明显地表现出了技术性研究的性质，并且就其基本研究方向而言，也可看作属于一般的基础研究的范围，即追求“愈来愈高的抽象和逻辑的单纯性”，但它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亦即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为全部数学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从而事实上就已超出纯数学而进入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以下我们所讨论的就是这种哲学意义上的数学基础研究。

具体地说，由于基本观念或立场的不同，在数学基础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逻辑主义、直觉主义与形式主义等不同派别，更在相互之间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即究竟什么可以看作数学的最终基础：是逻辑、直觉，还是纯粹的形式？进而，这种研究也表现出其相对于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即数学哲学家往往不满足于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力图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体的研究纲领，从而就将哲学的思辨与纯技术（数学）性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希望由此能最终证明自己的哲学理念的正确性。[7]

就目前的论题而言，应特别提及数学基础研究中“逻辑主义学派”的工作。逻辑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认为全部（或者说，大部分）数学都可化归（还原）为逻辑，从而，我们也就可以以逻辑为基础去开展出全部（或大部分）数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由逻辑的概念出发并通过明确的定义去引出全部（或大多数）的数学概念，并依据纯逻辑的法则（与相关的定义）经由纯粹的逻辑演绎去证明全部（或大多数）的数学定理。

例如，2＋2＝4就可以作为由逻辑法则演绎出数学定理的一个实例：

定义：（1）二，是一加一，

（2）三，是二加一，

（3）四，是三加一。

公理：以相等之物代替，仍然保持相等。

证明：2加2是2加1加1（据定义1）……2＋2

2加1加1是3加1（据定义2）……2＋1＋1

3加1是4（据定义3）……………3＋1

4

因此（据公理）：2加2是4。证毕。

上述证明是由莱布尼兹首先给出的，他还明确地提出，数学真理（更为一般地说，即是他所谓的“理性真理”）就是逻辑真理，因此，莱布尼兹往往被看作数学哲学中逻辑主义的直接先驱；然而，莱布尼兹的一个明显局限性，是未能清楚地认识到，除举出若干实例以外，关于数学真理就是逻辑真理的结论还需要严格的证明。这事实上也就是逻辑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工作目标。

正是为了证明“全部（或大多数）数学都可化归为逻辑”这一结论的正确性，逻辑主义者（在前期主要是指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罗素则可看作逻辑主义在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即是希望能够“从普遍承认属于逻辑的前提出发，借助于演绎达到显然属于数学的结果”（罗素，《数理哲学导论》，第182页）。由罗素与怀特海通过长期合作完成的《数学原理》（原计划出四卷，实际完成三卷，分别出版于1910，1912和1913年）更被视为这方面的一座里程碑，因为就如罗素本人一度深信的，大多数人也认为：“从逻辑中展开纯粹数学的工作，已经由怀特海和我在《数学原理》一书中详细地做出来了。”（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4，第246页）

不难看出，逻辑主义的上述工作事实上就是对于数学的一种逻辑重建。由于这一工作清楚地体现了逻辑方法的力量，因此，不仅对于当时的数学哲学研究，而且对于一般哲学研究，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维也纳学派和其他一些学者看来，逻辑主义学派的工作为他们积极地去开展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样板：科学哲学家应当在科学领域中完成与“数学的逻辑重建”相似的工作，亦即“科学的逻辑重建”。进而，又如坎贝尔（N. Campbell）所指出的，由于数学基础的现代研究已被证明对于数学的实践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因此，也就有理由相信：关于经验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将被证明对于科学的实践活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由于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普遍思潮，因此，人们往往也就将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研究称为“逻辑重建主义的科学哲学”（logical re-constructio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或“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详见J.Lose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Chapter12）

当然，由于数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因此，“科学的逻辑重建”就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数学的逻辑重建”。具体地说，作为其基本哲学立场的直接反映，维也纳学派明确地提出：科学的逻辑重建应以“直接经验”（如果使用维也纳学派的术语，就是“直接所予”［immediately given或the given］）而不是“逻辑”作为科学的最终基础。因为按照“经验证实原则”，只有可以经验地证实或否证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在维也纳学派看来，也就应当按照这一标准去对全部已有的科学知识进行审查和改造，或者说，应当以直接经验为基础逐步地去重新构造出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的科学。

为了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立场，维也纳学派于1929年专门发表了一个“宣言”：《科学的世界观念：维也纳学派》。其中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点：“经验科学的陈述，其意义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更确切地说，通过还原为关于直接经验的最简单陈述来确定。”这也就是说，“每一科学陈述的意义都必须通过还原为（直接）所予的陈述来说明，每一个概念的意义也必须通过逐步还原为其他概念，直至那些与（直接）所予直接相关的最低层次的概念来说明。”另外，相对于“还原”这种“反方向”上的工作而言，维也纳学派的一个主要目标则是通过逐一地完成各个科学概念与命题的还原，从总体上完成整个科学的“逻辑重建”，也即最终构造出这样“一种‘构造系统’”：“这种构造系统的最低层次包括自我心理经验和性质的概念；在其上是物理对象，由此又构成了他人心理；最后是社会科学的对象。”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深信：尽管这一构造的很多细节仍有待于研究，但“不同科学分支的概念在构造系统中的排列今天已经大致有所了解”，人们最终将“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也即一个包含有全部（或大部分）科学概念和命题的严格谱系。这也就是“科学的逻辑重建”的最终目标。（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第11页）

3．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

由于维也纳学派清楚地指明了科学哲学相对于一般哲学研究而言具有明显独立性的主要工作目标，并明确认识到逻辑分析应当成为相关研究的主要方法，更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大量工作，因此，从总体上说，这就标志着科学哲学已经脱离一般哲学而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或学科分支。

由于维也纳学派可以视作“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因此，我们不妨以这一学派的相关工作为基础，总结出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第一，对于“意义问题”的特别关注。事实上这也可以看作全部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8]就维也纳学派而言，这直接导致了其反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认为哲学应当致力于科学命题和概念的意义的澄清。

第二，就科学哲学的基本定位而言，维也纳学派所采取的显然是一种规范性的立场，即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科学的理性重建，而不必过多关心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进而，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观点，逻辑分析又应看作科学哲学（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其积极主张的“科学的逻辑重建”也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完成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就将这种立场称为科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从而与所谓的“历史主义”构成了直接对立：前者所关注的只是科学的静态的、逻辑的分析，后者则更加强调动态的、历史的研究，而且与单纯的规范性工作不同，历史主义者也更加重视如何准确地反映科学活动的本来面貌。

第三，正如“基础主义的科学哲学”这一名称所清楚地体现的，基础主义，或者说还原主义的研究倾向，也是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认为可以为科学的认识活动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并由此逐步地构造出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的科学。当然，这种基础主义的研究倾向又直接关系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基本哲学立场：“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也就是说，应以直接经验作为科学可靠性的最终基础，因为，“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The Vienna Circle，第11页）

第四，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内的工作体现了这样一种科学观：科学就是真理，这种真理性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再者，维也纳学派对于“统一科学”的追求显然也反映了其对于世界与科学的统一性的确信：“既然整个世界是统一的，那么，整个世界便可以在一个体系中阐述：同一主义必然演化为‘体系癖’，导向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宏大叙事’与‘元叙事’。”（周丽昀，《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比较研究——兼论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第136页）

二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

数学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学派，包括罗素本人，后来都逐渐认识到了逻辑主义的代表性著作《数学原理》中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和困难，同样，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更有不少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提出了直接批评。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步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框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往往将这种以维也纳学派作为直接批判对象，或是以此作为直接基础的科学哲学研究，称为“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对此我们将在下面作具体介绍。这里首先围绕卡尔纳普在这方面的工作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作简要介绍。

从总体上说，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经验主义立场的不断软化（或者说，“经验主义的自由化”［the liberalization of empiricism］）；第二，科学哲学的不同定位，包括究竟什么应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应当指出的是，这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哲学乃至一般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遍特征，即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必然有一个逐步明朗、不断充实和不断调整的过程。例如，如果以科学活动作为直接的对象，就直接涉及到了科学发展的模式，事实上这也正是“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详见第五讲第二节和第六讲）。

卡尔纳普在其《自传》中说：“我一生对语言现象感兴趣……不过我的兴趣主要不在于用语言描述事实方面，而在于对语言进行理论的构造和使之系统化。”（《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108页）这体现了其全部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的评论则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卡尔纳普在这方面的特殊重要性，事实上这也是我之所以选择以卡尔纳普为代表来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作简要介绍的主要原因：“他［卡尔纳普］是不满足于仅仅断定科学可以还原为直接经验的词语，而是对于实行这种还原采取了认真的步骤的第一个经验论者。”（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7页）

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一书中为自己所设立的任务，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语言，其中只包含最狭窄意义上的感觉材料，并具体指明如何在这样一种语言中把全部（至少是大部分）科学命题重建出来，也即把有意义的科学陈述逐句地翻译成感觉材料的语言。对此奎因也曾评价道：“卡尔纳普在一系列的构造中十分巧妙地利用现代逻辑的一切手段，成功地给一大批重要的附加的感觉概念下了定义，要是没有他的构造，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概念是可能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下定义的。”（同前，第37页）

在此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对卡尔纳普的工作作全面介绍，而只是集中于其基本立场与研究思想的发展或变化。

1．经验主义立场的软化

无论是卡尔纳普或是整个维也纳学派，都曾对于“科学的逻辑重建”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信心，当然，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例如，卡尔纳普本人就曾明确地强调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尝试性质：“在该书中我强调，我在构造体系方面的所有细节设想都是尝试性的。我相信，构造体系的建议将很快地促使其他人对整个体系或某些个别观点作出新的尝试或改进。而倘若我本人的著作很快地被更好的体系以这种方式所代替，我一定非常高兴。”（《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29页）

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更为深刻的变化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例如，卡尔纳普写道：“几年之后，我发现在建立一切科学概念的体系方面，一种物理主义的基础较之一种现象主义的基础更为合适。因此，我开始对《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中关于建立体系的那些特殊问题失去了兴趣。”（同前，第29页）

以下就从五个方面对卡尔纳普在科学哲学思想与基本哲学立场方面的重要变化作简要论述：

第一，由“现象主义”到“物理主义”。

这是卡尔纳普在“科学的逻辑重建”这一方向上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即认为物理主义的基础较之现象主义的基础是更为合适的。

“现象主义”认为，我们应当以感觉材料作为世界构造的直接出发点或最终基础；但是，直接经验显然从属于各个个人，从而也就与科学的客观性构成了直接冲突，或者说，这不可能成为整个科学的可靠基础。正因为此，卡尔纳普后来就更加倾向于“物理主义”，在他看来，“物理主义语言的最重要优点之一”是：“这种语言具有主体间的交流性，也就是说，它原则上能够使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观察到为这种语言所描述的事件。”（同前，第81页）由此可见，卡尔纳普的这一转变主要也就是试图以“主体间性”为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提供必要的保证：这时判断命题真伪的基础已不再是个体的直接经验，而是共同的观察记录。

第二，由“证实”（verification）到“确证”（confirmation）。

这一转变所涉及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经验事实是否足以证实经验法则？这还直接关系到了所谓的“归纳问题”。事实上，早在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就已对归纳法的有效性提出了直接的质疑（正因为此，人们往往就将归纳问题称为“休谟问题”）。因为，即使我们在先前已经找到了众多的“正例”，显然也不足以保证经由归纳得出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

罗素就曾举过一个关于“归纳主义者火鸡”的有趣故事：在火鸡饲养场的第一天，一只火鸡发现，上午9点给它喂食；作为一个卓越的归纳主义者，这只火鸡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等着收集有关上午9点给它喂食这一事实的大量观察。而且，它是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这些观察的：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热天和冷天，在雨天和晴天。它每天都在它的记录表中加进一个新的观察陈述。最后，它的归纳主义的良心感到满意，从而通过归纳得出了结论：“总是在上午9点给我喂食。”然而，在圣诞节前夕，人们却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了。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依据归纳法在先前总是获得成功这样一个事实来为归纳法作出辩护呢？休谟指出，这事实上已陷入了循环论证，因为，以上的论证事实上就是归纳法的一种应用。[9]

正是由于在归纳法有效性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维也纳学派在自己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出现了由“证实”到“确证”的重要转变，而这事实上可以看作其经验主义立场“软化”的一种表现。正如卡尔纳普所指出的：“如果证实的意思是决定性地、最终地确定为真，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从来没有（综合）语句是可证实的。我们只能够越来越确实地验证一个语句。因此我们谈的将是确证问题而不是证实问题。”（卡尔纳普，“检验性和意义”，载洪谦主编，《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第69页）

卡尔纳普曾希望建立归纳的概率解释，对此可以大致描述如下：正例的发现虽然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必然为真，但其为真的可能性因此增大了。也就是说，“同每一个陈述或每一个综合陈述相关联的都有这样独特的一类可能的感觉事件，其中任何一个的发生都会增加这个陈述为真的可能性，也另有独特的一类可能的感觉事件，它们的发生会减损那个可能性。”（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38页）但是，对于这种“归纳的概率解释”，后来也有人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详见第三讲）。

第三，由完全的还原到间接的解释。

这一转变主要关系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维也纳学派原来所主张的每一科学概念与命题向直接经验的化归是否可能？这也就是所谓的“彻底的（完全的）还原（或化归）”。因为，按照维也纳学派原先的立场，如果一个词项不可能借助于直接经验得到建构，所有包含这一词项的命题就都应当被看作无意义的，从而也就应当被排除出科学领域。

但是，实践体现，这种彻底的还原主义立场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各门学科都有一些特有的抽象概念与命题无法用物理语言来描述，从而我们就必须由彻底的还原主义转变到较弱的、间接的还原主义。

应当强调的是，上述的转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已将分析的着眼点由各别的具体概念和命题转变到了整体性的科学语言的建构。按照卡尔纳普等人的观点，这正是所谓的“经验主义语言”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其同时包括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卡尔纳普写道：“我比较喜欢这样一种构造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整个语言由下述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被人们假定为可以完全理解的观察语言；其二是这个网络体的理论语言，而对理论语言的部分解释是由符合［对应］规则所提供的，这些规则使我们能够从一个语言的语句中引申出另一种语言的语句来。这些规则仅仅包含理论语言词语和语句的一个特殊的类，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127页）

具体地说，除去逻辑常项外，观察语言的基本词汇即是所谓的“观察词语”，这些词语标示可观察的对象或过程，以及这些对象的可观察属性或关系。因此，观察词语的意义就是十分清楚和明白的。与此相对照，那些不能用观察词语明显地加以定义的基本词汇就是理论语言中的常项，其意义完全取决于相应的公设和对应法则，也就是说，理论词语正是通过对应法则与观察词语发生联系从而“间接地”得到了解释，特别是，如果从相应的公设能够演绎出纯观察的定理，就有可能通过观察来对这个理论进行检验。

卡尔纳普的以下论述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上面所说的“间接的解释”的涵义：“如果有一个包含给定［理论词语］T的假设A，我们可能从A和附加的含有另外一些已被确认有意义的理论词语的假设中，借助于公设和对应规则，推出一个离开假设A就无法推出的观察语句，那么，这个理论词语就是有意义的。”（同前，第130页）

综上可见，由“完全的还原”到“间接的解释”的转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意义分析的基本单位由各别的科学概念和陈述扩展到了整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说，给定一个理论和一个解释系统，理论中所包含的一切理论词语就都可以看作“有意义”的。显然，这从又一角度体现了“经验主义立场的软化”。

第四，从强规范的立场到“容忍原则”。

这可以看作上述转变的一个必然结论：“随着从观察词语通过对应规则和公设达到理论词语T的过程变得愈来愈长，在理论词语T与作为解释基础的观察词语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愈来愈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必须谈论意义的程度。”亦即，我们可以较为自由地去引进各种不同的理论词语。这也就如卡尔纳普所说的：“对理论词语的解释始终是不完全的。理论语句一般说来也不能翻译成观察语句。这些缺点已被理论语言的下面这些重大的优点所弥补：理论语言的概念和理论的形成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并且一个理论具有很大的说明能力和预见能力。”更为一般地说，这事实上也就是所谓的“容忍原则”的一个主要涵义：“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语言。”（同前，第130，129，88页）

相较于维也纳学派先前对于“统一科学”，也即一个高度统一的语言体系的刻意追求，这同样应当看作基本立场的一种软化。

第五，对象语言与元语言。

那么，究竟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呢？是各种具体的科学语言的建构，还是应当从更为一般的角度去建立相应的语言理论？（应当指出，就卡尔纳普而言，所谓“语言研究”在最初是指逻辑句法的研究，后来则又扩展到了语义的研究。）

卡尔纳普最终采取了后一种立场。他不仅明确肯定了科学语言的多样性（卡尔纳普曾具体地建构出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语言I和语言II）[10]，更明确地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前者是关于对象的语言，直接用于对象的研究，后者则是关于语言的语言，也即我们用以表述对象语言的语言。由于卡尔纳普所希望的是构造出关于语言形式的一般性理论，因而，他所从事的就是元语言的研究。

以上关于“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显然已经超出了“科学的逻辑重建”的范围，因为，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已不再是如何能够具体地建构起某个具体的科学理论，而是科学理论（或者说，科学语言）的普遍结构。更为一般地说，这种更高层次的思考事实上也可看作上述各方面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科学的经验基础究竟是什么，是个体的经验，还是公共观察的记录？我们又应如何去理解科学的可靠性，是绝对的证实，还是“概率意义”上的确证？我们是应当坚持科学语言的统一性，还是应当允许人们较为自由地去选择不同的科学语言？等等。

应当指出，所谓的“元语言的研究”事实上也可以看作维也纳学派关于一般哲学研究的一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即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分析。正如卡尔纳普本人所指出的：“从我们维也纳小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人试图以比较精确的方式来表述我们所感兴趣的哲学问题，那么，最终势必涉及到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既然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只是语言而不是世界，那么，就应当用元语言而不是用对象语言来表述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一种适当的元语言的形成，将大大有助于使哲学问题得到更清楚的表述，并使这类讨论更富有成果。”（同前，第87页）[11]

2．科学哲学的新定位

对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明确区分事实上也体现了科学哲学的一个新定位：相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而言，科学哲学同样可以看作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研究：“元科学”的研究。也就是说，科学哲学所关心的已不是各个具体的科学理论的建构，而是科学理论建构的普遍性原则，特别是，科学哲学即应对一些最为重要的“元科学概念”作出清楚的分析和说明，如什么是“科学说明”？什么是“经验地有意义的”？什么是“确证”？等等。

尽管这种关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仍可归结为“静态的结构分析”，但与先前设定的“科学的逻辑重建”相比较，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即使局限于维也纳学派的各个具体成员，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变化。

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看到，尽管有了不同的涵义，“元科学”这一关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仍然代表了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而且，如果说先前的维也纳学派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绝对主义的立场，那么，这同样是这种新定位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人们已不再认为科学的发展主要可看作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简单积累，而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演不断发生重要的质的变化，但是，与科学理论的发展性和变化性相对照，“元科学”的理论是不会变化的，它既不受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的影响，也不会随着科学理论的改变而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的绝对主义（预设主义）”，这种立场后来也遭到了人们的广泛批评。

综上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逻辑实证主义者无论就其基本的哲学立场或是科学哲学方面的具体工作目标而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然，我们又不应因此而完全否定维也纳学派的贡献。就如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A.J.Ayer）所指出的：“哲学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进步，维也纳学派的基本主张很少有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形而上学已不再是一个耻辱的字眼，……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以及感觉材料这一概念本身都成了问题，甚至在那些相信感觉材料之类的概念还可能有用的人当中，也很少有人（如果还有的话）相信每一个经验陈述都可以用感觉材料来重新加以表述了。我认为可以这样说：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仍然保存下来了，它重新调整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发展了一套逻辑技术，坚持了对意义的澄清，清算了哲学中那种被我称之为不知所云的夸夸其谈，这一切都为这门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现在仍然是不可逆转的。”（《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59—160页）

注释

[1]　写完这一部分，恰好读到关于“哲学”的几条信息（李帆，“让教育回归‘常识’”，《人民教育》，2011年第1期，第12—15页），特转引如下，希望能进一步促进读者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当然，哲学学习未必要“从头学起”，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通过知识的积累来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恰恰相反，哲学是一门“一通百通”的学问。因此，如果科学是你的专业，或是你较为熟悉的一个领域，那么，你就完全可以通过科学哲学来学习哲学。

第一，新加坡有一道高考作文题：“哲学只是提问而并不回答，为什么学习它？”

第二，在法国，从小学便开设有哲学启蒙课，有的小学每周都有哲学课。按照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大纲，哲学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标以领悟时代的意义”。

第三，以下是法国高考的一些作文题，尽管没有直接涉及哲学，但显然也具有很强的哲学味：

（1）“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

（2）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3）感知能力是否来自教育……

值得提及的是，此文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缺乏批判意识或许就“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即我们为什么始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2]　从逻辑的角度表述，也就是，科学命题应是所谓的“全称命题”，也即应当具有“所有的S都是……”这样一种形式，它是与所谓的“特称命题”，也即“某个S是……”这样的命题直接相对立的。

[3]　例如，这显然可以看作现今经常会听到的“科学化运动”的一个基本涵义，即认为所有学科都应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

[4]　在此我们或许还应提及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关系的如下看法：“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也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周丽昀，《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比较研究——兼论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第182页）

[5]　关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可见郑毓信，《数学哲学与数学教育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一章。

[6]　更为一般地说，这或许也可以看成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有很多哲学家，如罗素、怀特海、弗雷格、胡塞尔等，都是从数学或者说数学哲学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

[7]　关于“数学基础研究”，可见夏基松、郑毓信，《西方数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

[8]　所谓“分析哲学”，在此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流行于英国的语言“通常用法”的分析学派或“语言哲学”学派。这一学派受穆尔的哲学和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影响最深，强调语言“通常用法”的正确性，认为不可能构成一套可以概括语言各种不同用法的、完善的“逻辑语言”。他们并认为传统哲学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它所运用的语言和语言的“通常用法”发生了“出入”和“偏差”，因而运用“通常用法”的分析方法，即可发现这些问题是“无谓的”。这一学派主张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解决传统哲学的问题，而在于将这些问题化为乌有，也即认为“诊断”和“治疗”语言的“疾病”是哲学唯一的任务。

[9]　这一论证的具体形式为：由于归纳法在甲场合是成功的，归纳法在乙场合是成功的，等等，因此，归纳法在任何场合都是成功的。

[10]　这两者是针对不同的目标而形成的：“语言I是严格限制的，以致只承认某些概念的定义和某些命题的表述，而这些概念和命题都是符合于构造主义的某些严格要求的。与此相反，语言II则是内容广泛的，它对古典数学与古典物理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的表述都能提供充分的语句形式。”（《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88页）

[11]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此也可看到数学哲学的重要影响：正是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他也是数学基础研究中“形式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首先发展起了“元数学”这样一种研究思想；对于希尔伯特的影响，卡尔纳普本人也是明确承认的，例如，在《哲学与逻辑句法》一书中，他就曾明确写道：“与希尔伯特在他的元数学中用于数学系统的相同的形式方法，也由我们在我们的逻辑句法中用于整个科学的语言系统，或是它的任何一个特殊的部分，或是任何别的语言系统。”

第二部分

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

第三讲

科学的永恒追求：证实或证伪？

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哲学领域中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被认为是敲响了逻辑实证主义（更为一般地说，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丧钟”。但是，如果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去分析，应当说还存在一些更早的工作。例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波普尔（K.Popper，1902—1994），尽管一度被认为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范围，但他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事实上就“给实证主义以相当决定性的驳斥”。这一讲就将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作具体介绍。

一　“划界问题”与“可证伪性”

1．“划界问题”的提出

英国学者查尔默斯曾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作一个历史的叙述和说明将成为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查尔默斯特别指出：“考察和说明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就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正是一个“使人困惑的方面”：波普尔早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就已“给实证主义以相当决定性的驳斥，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实证主义的潮流”。（《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7—8页）由此可见，波普尔确实是科学哲学领域中最早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直接批评的人之一。

事实是，波普尔早年曾直接参与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并因此被看成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之一。但是，如果说“意义问题”是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全部工作的核心或基本出发点，并就以“可证实性”作为判断概念与命题意义的主要标准（亦即所谓的“经验证实原则”：“任何一个命题只有能为经验证实或否证才有意义”），那么，在波普尔看来，我们则应以“划（分）界问题”，也即科学与非（伪）科学的明确区分，而不是“意义问题”作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进而，我们又应以“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区分科学与非（伪）科学的主要标准。由此可见，无论就基本的研究问题或是相关的判断标准而言，在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间都存在重要区别。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波普尔的这种思想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谈到波普尔的早年经历。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奥地利。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19年前后的奥地利可以说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氛围之中。对此波普尔本人曾回忆道：“我也许还是简单叙述一下我的问题[1]产生时的气氛和刺激它产生的那些例子为宜。在奥匈帝国崩溃之后，奥地利发生了一次革命：当时的气氛充斥着革命的口号和观念，和新的而且往往疯狂的理论。”（《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48页）

“宽松”的学术环境，特别是多种不同思想的冲撞，往往十分有利于人们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波普尔接着写道：“在那些使我感兴趣的理论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然最为重要，另外还有三个，即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阿让德的‘个体心理学’。”波普尔这样回忆道：“我所属的一小群学生，全都对爱丁顿在1919年第一次证实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日食观察结果感到惊喜，这是第一次重要确证。这对我们说来是难得的经验，而且对我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又说，“我提到的另外三种理论在当时的学生中也广泛地被讨论。”（同前，第48页）

当然，理论多元化的意义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通过不同理论的比较引发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也正是波普尔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1919年夏天，我开始对这三种理论愈来愈感到不满……我对它们自称的科学地位也开始怀疑。我的问题开头大约是这样的简单形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的毛病在哪里？为什么它们同物理学理论、同牛顿理论，特别是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么不一样？’”（同前，第48—49页）

“我发现，我的朋友中赞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阿让德的人，对这些理论的许多共同点，尤其是它们明显的解释力具有深刻印象。这些理论看来简直能解释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世界充满了对这一理论的证实。发生的每事每物总是在确证它。因此，它的真理性看来昭然若揭。”与此相对照，“爱因斯坦的学说就截然不同了。举个典型的例子——爱因斯坦的预言当时正被爱丁顿的那次远征的发现所证实。爱因斯坦的引力论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光必定会被重物体（如太阳）所吸引，恰恰就像物体被吸引一样。其结果可以计算出来，一颗视方向接近太阳的远恒星的光到达地球时，它射来的方向好像是稍微移开太阳一点；换言之，接近太阳的恒星望上去就好像离开太阳一点，而且相互也离开一点。……这个事例之所以给人以深刻印象，是这种预测所承担的风险。如果观察体现所预期的效果肯定不存在，这个理论就被干脆否定掉……这和我在前面描述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前面的情况是，弄到后来，所讨论的理论同绝无任何共同之处的人类行为都无不吻合，因此要描述任何人类行为，说它不能证实这些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前，第49—51页）

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照与思考，波普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划（分）界问题”：“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抓住这个问题：‘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为科学的？’或者‘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质或者科学地位有没有标准？’”进而，波普尔在思考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判断理论的科学性质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对波普尔原来的编号作了些调整，详见《猜想与反驳》，第51—52页）：

第一，“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这正是所有非（伪）科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圆其说。

第二，“任何‘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第三，“对一种理论的任何真正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

第四，“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如果我们寻找确证的话。”

第五，“只有当确证是担风险的预言所得的结果，就是说，只有当未经这个理论的启示就已经预期一个和这个理论不相容的事件——一个可以反驳这个理论的事件时，确证才算得上确证。”

第六，“进行确证的证据，除非是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的结果，是不算数的；而这就是说，它可以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

第七，“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被发现是假理论，仍旧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方法总是办得到的，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或至少是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

波普尔强调指出：“所有这些可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同前，第52页）

综上可见，与维也纳学派不同，波普尔在此所关注的已不是“意义问题”，而是“划界问题”，也即如何能在科学与非（伪）科学之间作出清楚的区分。正如波普尔本人所指出的：“我提出可证伪性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不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真理或可接受性的问题。它是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是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多年后——那当是1928年或者1929年——我称我这第一个问题为‘分界问题’。可证伪性的标准就是解决这个分界问题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说那些陈述或者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能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得到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同前，第55页）

2．划界的标准

如果我们完全搁置纯哲学的思考[2]，而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那么，突出“划界问题”似乎就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转变，因为，与先前的“意义问题”相比，后一研究显然与实际的科学活动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并直接关系到了科学的本质。但是，即使我们完全集中于“划界问题”，也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定要用“可证伪性”作为区分科学与非（伪）科学的主要标准？因为，“可证实性”难道不也可以用作判断理论科学性质的一个有效标准，甚至是一个更为适当的标准吗？后一论点也可以说是这样一种公认观点的直接反映：科学就是真理，或者说，科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真理性已经得到了证实（或确证）。

对于上述疑问，波普尔本人应当说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例如，波普尔写道：“我一眼就看出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同时也企图用来发挥一种分界标准的作用。”但是，波普尔仍然认为：“很清楚科学时常弄错，而伪科学可以碰巧触及真理。”（同前，第57，47页）在他看来，这清楚地体现：真理性（或者说，可证实性）不应用作为判断理论科学性质的主要标准。

这就是波普尔与维也纳学派在科学观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说维也纳学派明确肯定了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在维也纳学派那里，“可证实性、有意义和科学性全都互相吻合了”。同前，第40页）；那么，波普尔的观点则是与常识直接相对立的。

当然，波普尔并不反对科学应当追求真理，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即使得到了真理，我们也无法对此作出证明。例如，波普尔明确写道：“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是探求真理。……我们接受这个想法：科学的任务是探示真理，即真的理论（即使如色诺芬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可能达到它，就是达到了也不知道它就是真的）。”（同前，第48页）

促使波普尔采取后一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所谓的“归纳问题”，也即归纳法的应用并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另外，针对卡尔纳普等人发展“归纳的概率解释”的努力，波普尔也提出了直接的批评：由于科学命题作为普遍性结论显然涉及到了无限多的可能情况，已得到检验的实例又必定是有限的，因此，根据标准的概率理论，不管我们已经完成了多少次的观察或实验，相应的普遍性结论为真的可能性仍然为零。也就是说，观察性证据（“正例”）的单纯积累并不能提高普遍性结论为真的概率。

波普尔从同一角度对“可证伪性”作为判断理论科学性质的可行性进行了对照比较：“证实”与“证伪”从逻辑的角度看是完全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不管有多少“正例”都不足以保证相应的普遍性结论的真理性；对于普遍性结论的驳斥却只需要有一个反例就足够了。波普尔强调指出：“如果有意忽视这种不对称性，就只能导致混乱。”（同前，第59页附注）

也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理论吗，即所存在的都是正例，而没有任何一个反例？”这恰恰是波普尔最为反感的一种情况，即是刻意地去维护一个理论，甚至在出现了反例的情况下也视而不见，或是专门去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使它逃避反驳。对此，波普尔说：“它们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构成了支持它们的最为有力的论据。我开始明白，事实上，这个表面上的长处正是它们的短处。”（同前，第50页）

因为，如果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一切，或者说，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看作对于该理论的驳斥，那么，事实上这只是体现，这一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例如，“所有行星围绕太阳作椭圆运动”就给出了关于行星轨道的明确断言，从而也就排除了某个行星按正方形或三角形等轨道运动的可能性；如果后一现象确实发生了，就应看成对于上述断言的直接驳斥。相比之下，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显然都不能看成是与以下断言直接相冲突的：“明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而这也清楚地体现这一断言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真正的知识或信息。

为了更好地理解波普尔的这一立场，在此还可举出更为明显的例子。例如，在西方较为盛行的“占星术”就是波普尔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占星术拥有根据观察、根据算命和根据传记所积累的大量经验证据。……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他们都能解释得通。”（同前，第48，52页）另外，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心诚则灵”也常常被宗教迷信用于摆脱各种明显的反例，同样在形式上做到了“总是适用，总是得到证实”，但显然不能被理解成已经证明了宗教迷信的科学性质。

就波普尔的思想，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两点：

第一，除纯逻辑的分析外，波普尔还依据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对为什么不能用“可证实性”作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标准太窄了（又太宽了）：它几乎把所有事实上典型地属于科学的东西都排除掉（然而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掉占星术）。”（同前，第57页）例如，在波普尔看来，托勒密的“日心说理论”和牛顿的力学理论就可以看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因为，尽管它们在后来都已为更好的理论所彻底取代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们的科学性质。

事实上，只要采取历史的观点，我们就一定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定有反复和曲折，总是会出现许多在当时看来很有道理、在后来却遭到了驳斥的理论。因而，相对于将“科学性”等同于“真理性”的传统立场，历史的考察就更为合理，特别是，我们不应因为一个科学理论在后来遭到了驳斥就将其完全排斥在科学之外。

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是对于逻辑方法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规范性质的突出强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波普尔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了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这同时也意味着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扩展；也就是说，就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需要逻辑方法，也应高度重视历史的考察，特别是“案例分析”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第二，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即使在“反例”出现以前，科学家也应致力于理论的证伪，而不是证实。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说明在哪种情况下某一理论应当看成是遭到了反驳，而且，即使在尚未获得“反例”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将那些可以视为“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结果”的确证的证据，“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也即应当始终不放弃证伪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一旦真的出现了“反例”，我们就应彻底放弃这一理论，而不应竭力地去维护这一理论——这也就是所谓的“即时证伪”。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相关的实验就可以称为“判决性实验”。

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经常是相反的情况。也正因此，在波普尔看来，我们应该对科学家的态度作出必要的区分，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态度”与“教条态度”之分。由此，波普尔事实上就已对“划界问题”作了新的推广，从对理论的科学性质与非（伪）科学性质的关注，过渡到了对科学家的态度的关注，亦即什么可以看成真正的科学的态度，什么又是非科学的或教条的态度？

这正是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即是由单纯集中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转向更加重视实际的科学活动以及科学家的工作态度。更为一般地说，这也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所谓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涵义，而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方法论研究取代“科学的逻辑重建”，以及“元科学”研究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下面就让我们转向这一主题。

二　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1．猜想与反驳的方法

首先要强调的是，对于西方所说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应与传统意义上的“方法论”作出清楚的区分：对于前者我们不应理解成“发现方法的研究”，它不是教人如何去找到一些可以借以在科学研究中作出真正发现和创造的方法，而主要是指科学的评价理论，也即应当如何去对相互竞争的几种科学理论作出评价和选择。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指出的：“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流行着好几种方法论；但它们都与17世纪甚至18世纪中人们所理解的‘方法论’大不相同。当时人们希望方法论能给科学家提供一本机械的规则簿以解决问题，这种希望现在已经放弃了：现代方法论，或‘发现的逻辑’，只是由一些评价现成的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理论的（甚至可能不是紧密结合的、更不是机械的）规则组成的。这些规则或评价体系，还常常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分界标准’或‘科学的定义’。当然，在这些规范规则的立法范围之外，有经验心理学和发现的社会学。”（《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42页）

从更深入的层次去分析，这又正是促使人们积极地去从事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主要因素，即对于科学进步性的确信，也就是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对此我们可依据客观的标准清楚地加以说明。

其次，正如上文已提及的，这也是波普尔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应对“科学态度”与“教条态度”作出清楚的区分。波普尔指出：“教条态度显然关系到这样的倾向：试图通过确证我们的规律和图式来证实它们，甚至达到漠视反驳的程度，而批判态度则是准备改变它们——检验它们，反驳它们，证伪它们（如果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作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作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猜想与反驳》，第71页）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态度”或“批判态度”的核心，就是致力于证伪。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将波普尔倡导的科学方法论称为“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按照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就是“猜想与反驳的方法”：首先，“这种方法就是大胆地提出理论，竭尽我们所能体现它们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批判努力失败了，那就试探地加以接受”，但同时又应始终坚持证伪的努力，特别是，这应被看成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科学家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搜寻论据驳倒其理论，包括诉诸他以自己的理论和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也就是说，“批判态度可以说成是有意试图让我们的理论、猜想代替我们自己去经受适者生存的竞争”。其次，科学活动当然又不应被理解成一种无聊的游戏，即随意地去提出各种貌似大胆、实质上却毫无根据的“猜想”，然后，一旦出现了“反例”，就毫不犹豫地予以放弃，并立即提出新的猜想，而且在这种新的努力与已有工作之间也看不到任何重要的联系。恰恰相反，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正是科学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应对所出现的错误“采取批判的建设性的态度”：“既然知道我们难免有错误，我们关心的只是批判和检验理论，希望发现我们在哪里错了；关心的是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并且有幸的话，得出更好的理论。”（同前，第73—74，327页）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波普尔指出，“猜想与反驳的方法”就是“试探与除错的方法”（try and error，通常译为“错误尝试法”）。波普尔强调指出，“从错误中学习”正是一切生物乃至最原始的“阿米巴虫”的一个共同之处；当然，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自觉性，即已由一种本能的策略上升到了自觉的方法论原则。

2．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的上述方法论原则已经包含了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一种新的认识。“从这里提出的观点看来，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仍如此。”（同前，第73页）也就是说，一切科学知识都只是大胆的猜想。[3]

在波普尔看来，真理“是一个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的标准”，而且，“就是达到了也不知道它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用确实的理由去证明一个理论为真的信念”。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否定“科学的目的是要发现真理”，而应清楚地看到对于真理的追求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也即不断地用更好的理论去取代先前的不那么好的理论。波普尔写道：“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科学是探求真理，……的确，只有对于发现真理这一目标而言，我们才能说虽然我们难免有错误，我们却希望从错误中学习。只有真理观念才允许我们合理地谈论错误和理性批判，并使理性讨论成为可能——就是说，寻找错误的批判讨论，是以尽可能消除错误为严肃目标的，为的是愈来愈接近于真理。”（同前，第327—328页）由此可见，波普尔同时又对科学活动的进步性质或合理性持肯定的态度。

波普尔对自己的理性主义立场作了如下的进一步说明：“与非理性主义者不同，我们证伪主义者相信，我们也找到了一种办法以实现把理性科学同各种形式的迷信相区别的古老理想。……只要认识到科学的合理性……仅仅在于批判态度。”“我们把理性与这种批判态度等同起来，以寻求不管多么容易错误、却能超越其先驱而前进的理论，……我们选择一种理论是因为它比先前的理论更好；因为它可以交付更严峻的检验；因为它甚至可能通过这些检验，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因为由此可以不断趋向真理。”又：“正是我们知识的增长，正是我们在一定的问题状况中选择理论的方式，使科学成为理性的。”（同前，第327，354—355页）

但是，如果我们不可能确实地证明（证实）自己已经获得了真理，又如何能对相互竞争的理论作出合理的选择，并依此来说明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呢？

波普尔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比较的两条具体标准：

第一，“先验的标准”。新的理论与旧的理论相比应当包含更多的经验信息或内容，从而也就具有更大的“可证伪性”。显然，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甚至可以在一种理论受到检验之前就知道，它如果通过了某些检验就将比其他理论更好”。因此，我们可将这一标准称为“先验的标准”。（同前，第310页）

例如，与“火星以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运行”相比较，“所有的行星都以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运行”显然包含了更多的信息或内容，从而其被经验事实证伪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另外，从这一角度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特设性假设”，亦即通过简单的限制来排除已发现的“反例”的弊病。如针对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这样一个反例，就将原先关于“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猜想，修改成“除去澳大利亚以外，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减少了猜想的经验内容。

更为一般地说，波普尔认为：“凡是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的理论就更为可取，就是说，凡是包含更大量的经验信息或内容的理论，也即逻辑上更有力的理论，凡是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从而可以通过把所预测事实同观察加以比较而经受更严格检验的理论，就更为可取。总之，我们宁取一种有趣、大胆、信息丰富的理论，而不取一种平庸的理论。”特别是，“新理论应当可以独立地受到检验。这也就是说，除去对所有那些新理论事先计划要解释的待阐释者的解释，新理论还应具有可加以检验的新结论（最好是一种新类型的结论），也即应当引出某些对迄今还不曾观察到的现象的预测。”（同前，第345，311页）[4]

第二，“经验的标准”。就是说，按照“先验的标准”更好的理论应当确实通过某些新的、更为严峻的检验，从而就不仅满足了“潜在的进步标准”，也“实际上成为令人满意的理论”（同前，第311页）。

波普尔指出，如果我们不是相当经常地设法满足这一要求，“科学的更大进步就成为不可能；因而如果科学要继续进步，其合理性要不衰减，我们就不仅需要成功的反驳，而且需要确实的成功。就是说，我们必须设法相当经常地提出这样的理论，它们产生新的预言，特别是具有新效应、新的可检验结果的预言，而且只是这一新理论所提示、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预言。……我认为，如果要科学继续进步下去，不仅必须提出这一类的新预测，还必须相当经常地用实验证据加以确认。”（同前，第347—348页）

显然，按照这样的观点，“证实”（确证或确认）也就应当看成科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清楚地阐明了“证伪”与“证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如波普尔本人所指出的：“以前我提出过，如果我们得不到反驳，科学就会停滞，就会丧失其经验特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得不到对新预言的证实，……科学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停滞，并丧失其经验特点。”更为具体地说，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对与此直接相对立的另一理论的证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排除不怎么合适的理论，我们便获得了可能范围内的最佳理论。”总的来说，“两种成功都是不可缺少的：在反驳我们的理论方面的成功，以及我们某些理论在抵抗一些最有决定意义的反驳的尝试方面的成功。”（同前，第348，74，350页）特别是，就如查尔默斯所明确地指出的：“大胆的推测之确证，或是谨慎的推测之证伪”，都应看成科学重大进步的标志。（《科学究竟是什么》，第64页）

当然，我们同时又应看到波普尔所说的“证实”（波普尔称为“确证”）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这不仅是指波普尔明确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证实”的“概率解释”，而且是指波普尔认为“确证”应当被看作一个历史的概念，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应的背景知识，而非一个绝对的概念。

具体地说，如果依据当时所普遍接受的知识，某一确证的可能性很小（就此而言，这在当时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一确证就是有意义的；与此相反，如果所确证的只是已有的结论（也就是所谓的“谨慎的推测”），这样的确证就没有什么意义。例如，如果在今天某人仍以抛石头来确证牛顿的理论，显然就不能被看成对科学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相反，爱因斯坦关于“光线在强引力场中将会弯曲”的预言，则显然可以看成“大胆的推测”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按照当时的普遍认识，光线是沿直线传播的。

再例如，在不少学者看来，物理学从亚里士多德经由牛顿到爱因斯坦的发展也可看作为上述的进步观提供了重要实例。这也正如查尔默斯所指出的：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成功的。它能解释广泛的现象。它能解释为什么重物下落到地上（寻求它们在宇宙中心的自然位置），它能解释虹吸管和升水泵的作用（这种解释建立在真空的不可能性之上）等等。但是最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一些方面被证伪了。从匀速运动的船桅上掉下的石头，落在桅脚的甲板上，而不是如亚里士多德理论所预见的那样落在离桅杆有些距离的地方。可看到木星的卫星绕木星转而不是绕地球转。在17世纪，积累了一大批其他的证伪材料。然而一旦牛顿的物理学通过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推测而发展起来，它就是一个代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优越理论。牛顿的理论能够说明落体、虹吸管和升水泵的作用以及其他任何亚里士多德能够解释的东西，还能说明对亚里士多德成为问题的现象。此外，牛顿的理论还能解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没有接触过的现象，诸如潮汐和月亮的位置之间的相关和引力随海拔高度不同而变化。在两个世纪里，牛顿的理论是成功的。就是说，借助它预见的新现象来证伪它是不成功的。这个理论甚至导致一个新行星，海王星的发现。但是不管它获得多大成功，坚持不懈地试图证伪它最后被证明是成功的。牛顿的理论在一些方面被证伪了。它不能说明水星轨道的细节，不能说明在射线管里高速运动的电子的可变质量，然后，当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之际，物理学家面临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设计出新的思辨的假说来逐渐地得到克服。爱因斯坦能够接受这个挑战。他的相对论能够说明证伪牛顿理论的现象，同时在牛顿已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些领域也能够与它匹敌。而且，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见了一些壮观的新现象。他的狭义相对论预言质量应该是速度的一个函数，质量和能量能互相转化；他的广义相对论预言光线应为强引力场所弯曲。想用新现象驳倒爱因斯坦理论的试图失败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证伪仍然是对现代物理学家的一个挑战。它们的成功如果终于发生的话，将标志着在物理学进步中的新的一步。”（同前，第57—58页）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波普尔坚持科学发展的进步性质与科学活动的合理性，因此他就可以看作属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阵营，并与种种非理性主义构成了直接的对立。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在波普尔与老的理性主义（这是与经验论直接相对立的，也即认为理性应当被看作人类认识活动的最终依据）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例如，尽管波普尔赞同康德的观点，即人类（理性）赋予世界以秩序，但他又明确反对康德的先验论立场，即认为人类必定会成功地将自身的规律加诸自然。波普尔写道：“康德证明得太多了，在企图证明知识怎样成为可能时，他提出了一种常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一种结论，即我们对知识的探索必然成功，这显然是错误的。当康德说，‘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它的规律强加于自然’时，他是对的。但是认为这些规律必然是正确的，或者我们必然会成功地把这些规律加诸自然，他就错了。自然常常成功地拒绝我们，迫使我们放弃那些遭到反驳的规律；可是如果我们活着，我们还可以再尝试。”（《猜想与反驳》，第68—69页）更为形象地说，就是我们可以大胆地去提出各种猜想，但自然界有权作出最终的判断，而且自然界经常大声地说：“不！”

不难看出，波普尔在认识论上所采取的仍然是经验论的立场。也正因此，人们往往就将他的相应主张称为“批判理性主义”。

3．科学发展的模式

波普尔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认为“问题”构成了科学研究活动的直接出发点。他的这一观点显然也是与人们在这方面的“常识”（或者说，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亦即“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点，直接相违背的。

波普尔曾直接从事过这样一项实验：“25年前［1928年］，我曾经试图让一群在维也纳学物理的学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我在上课时首先指示他们：‘拿出铅笔和纸来；仔细观察，写下你们所观察到的东西！’当然，他们都问，我要他们观察什么。显然，‘观察！’这个指示是荒唐的。（因为，）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同前，第66页）

与上述传统观念相对立，波普尔明确提出：“科学开始于问题，而不是开始于观察”；因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波普尔并对“理论”与“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科学家面前自觉的任务，总是建立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例如通过解释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释过的观察，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每一有价值的新理论都会提出新问题，和谐的问题，如何进行新的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观察检验的问题。而且主要正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一理论才是富有成效的。……一种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作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5]因而，“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同前，第318页）

将上述思想与“猜想与反驳的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获得关于科学发展的以下模式：

问题（P1）→试探性理论（TT）→反驳或排除错误（EE）→新的问题（P2）→……

进而，“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又应看作这一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正如波普尔清楚地指明的：“我的四段图式试图指出，把批判或排除错误应用于试探性理论的结果，通常是新问题的突现，或者说，其实是种种新问题的突现。问题在得到解决并且其答案经受过适当的考察之后，有助于产生子问题即新问题，它们较之旧问题具有更大深度、更丰富。”在波普尔看来，这也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学到某种新东西。根据我们的图式，进步性是我们要求优越的试探性理论应具备的东西之一，它是通过对理论实行批判性讨论而出现的：如果我们的讨论体现，理论真正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新突现的问题和旧问题有区别，那么，这个理论是进步的。”（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98—299页）

三　分析与思考

下面再集中地阐述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对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主要意义，以及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一般性的智慧与启示。

1．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

波普尔的工作可以说标志着科学哲学已经开始脱离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正是从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由“科学的逻辑重建”或“元科学的研究”，逐步过渡到了“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等科学方法论论题。

例如，按照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间断性显然就应被看成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由于这一认识不仅与关于科学的传统认识（积累模式）直接相对立，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或局限性，从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也正是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

此外，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也可以看作贯穿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一条主线：理性主义者坚持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用更好的理论去代替原来的不那么好的理论；与此相对立，科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则认为谈论科学中的进步完全没有意义，不同理论的比较与评价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则，从总体上说，我们则又应当提到研究视角与基本立场的重要转变，即由唯一强调科学理论的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变到科学活动的动态研究；而且，相对于先前纯粹规范性的立场，现代的科学哲学家也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准确地反映科学活动的本来面貌。这种转变也直接促成了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演变或扩展：历史的考察现在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案例分析”更已成为现代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方法。如果我们将所说的对立归结为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中的两个不同派别，也即所谓的“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那么，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显然可看作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的一个实际开端。

最后，科学哲学的上述发展也进一步密切了科学哲学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的联系。应当指出的是，这事实上也是波普尔的一个自觉定位，即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应当切实防止一种倾向，即“对科学的分析——‘科学哲学’——正在变成一种时髦，一种专门化”（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Hutchinson，1977，第22—23页）。一些来自一流科学家的评论清楚地体现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意义。例如，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梅多沃就曾明确地声称：“我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天文学家邦迪则更为具体地指出：“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子生物学家莫诺也曾公开承认波普尔对他工作的影响；澳大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理学家艾克斯则更直接推荐道：科学家应该“阅读和思考波普尔关于科学哲学的著作，并作为他们科学生涯的基础”。

2．“批判精神”与“问题意识”

从更为一般的角度来说，波普尔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科学工作者，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一，由于波普尔的科学观在很多方面是与传统的科学观念直接相对立的，这就从一个特殊角度清楚地指明了对于自身科学观念作出深入反思与必要改进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也由此而充分肯定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例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就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知识指的是业经证明的知识，即由理智的力量或感官的证据证明的知识。……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理智或感官的证明力便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但牛顿物理学的光辉成就使他们手足无措。爱因斯坦的成果又把局面扭转过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或科学家仍然认为科学知识是或可以是业经证明的知识了。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整个知识价值的古典结构便土崩瓦解，必须由别的结构来代替了。……波普尔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地领悟到了所有时代的业经最充分论证的科学理论即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崩溃意味着什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1—12页）由此可见，清楚地去揭示科学最新发展的哲学意义，包括以此为依据去揭示传统观念的错误性，应当是科学哲学特别重要的一项任务。

事实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波普尔所提出的“划界问题”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应当更为深入地思考究竟什么是科学的本质？考虑到现代人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滥用”，这一工作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由波普尔的工作我们显然也可更为清楚地去认识批判精神对于科学活动的特殊重要性，特别是，处于素朴科学观念支配下的人们往往特别强调对于已有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继承，因此，我们也就应当特别重视波普尔的“科学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这一论述的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又应很好地处理批判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所说的：“科学是并且永远是一种探索。科学的真理并不仅仅存在于已获得的真理的积累中，对已有的理论的验证中，它还存在于无穷探索的开放的特点中。”（《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2页）。

第三，波普尔对于“问题”重要性的分析显然也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波普尔曾专门对年轻科学家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到各处去观察”相反，你们应当“设法去了解人们现在在科学上讨论些什么。找出困难所在，把兴趣放在不一致的地方。这些就是你应从事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应该研究当时的‘问题状况’”（《猜想与反驳》，第182页）。

例如，在学习科学哲学时，我们就可以独立地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我们又应如何去看待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特别是，科学的发展究竟能否被纳入一个固定的模式？只要将这些问题牢记在心，并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们就能由单纯的“接受式阅读”逐步过渡到“与大师对话”，从而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智慧与启示。

3．证伪主义的局限性

以下再围绕“证伪”的概念简要地指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正如前面已提及的，由于科学的无限发展正是在证实与证伪的辩证运动中得以实现的，因此，单纯地强调证实或是证伪就都是一种片面的立场。事实上，即使波普尔在这方面的具体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即由“独断的证伪主义”逐步转向了“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又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历史演变，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立场的不断“软化”。当然，作为所有证伪主义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证伪”的概念又始终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详见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一章），这也就使得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受到严重的质疑。

具体地说，尽管在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间存在严重的观点分歧，即他认为科学家应当致力于证伪而不是证实，但他们之间也有十分重要的共同点，亦即他们所采取的都是经验主义的立场，也即认为直接经验（特别是观察）是完全可靠的，从而就可以为证伪或证实（确证）提供最终的依据。

例如，在波普尔看来，正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应当去观察什么，但是，我们最终又必须依据所说的观察来判定相关理论的正确与否。波普尔写道：“理论不可能逻辑地从观察推出。然而，它们可能同观察相冲突：它们可能同观察相矛盾。这种情况使人们能从观察推知一个理论是虚假的。用观察反驳理论的可能性乃是一切经验检验的基础。”（《猜想与反驳》，第275页）

但是，经验命题（无论这是指所谓的“直接经验”或是“共同的观察报告”）真是完全可靠的吗？不难想象，如果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任何松动，整个经验主义的基础就都动摇了。

其次，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共同点，是认为经验的证据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也即人们可以清楚地去判定，究竟什么是一个经验证据所反驳的（就波普尔而言）或所确证的（就逻辑实证主义而言）。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假设也受到了直接的质疑，因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科学理论往往具有十分复杂的结构，从而，我们就要面对“证据的不确定性”：“即使有一牢固确立的经验基础作为否定后件式之箭的发射场，独断证伪主义的‘无情的’证伪程序便崩溃了：因为主要目标仍然令人失望地难以确立。”（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25页）

当然，这一质疑涉及的并不只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主义。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中作进一步的论述。

四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再对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一简要介绍——尽管这主要应被看作属于一般哲学的范围，但仍然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三个世界”的理论的提出即可看作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一个自然发展，也即由认识论进一步深入到了本体论；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去认识科学的认识活动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由本体论重新回到认识论。

1．相对独立的“世界3”

正如人们普遍了解的，哲学上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是认为客观世界与主观意识的二分是本体论研究最为基本的一个前提，正是围绕这二者的主次关系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直接对立。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可说是与上述传统观念直接相对立的。波普尔说：“如果不过分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词，我们就可区分出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14页）

重点显然在于“世界2”与“世界3”的区分。比如说，一个生物学家可能对动物的行为，如蜘蛛结网、蜜蜂构建巢穴的行为感兴趣，但他也可能对由此而生成的无生命的建筑物，如蜘蛛网与蜂巢的结构感兴趣。从而，我们在此事实上就可区分出两类不同的研究问题。

这一区分显然也适用于人类的认识活动。对于人类的认识活动与活动的最后产物我们也应作出明确的区分。例如，“语言”和“科学知识”就是人类认识活动最为重要的两种产物。

进而，我们在此又应特别注意“主观意义上的知识”与“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区分，而这事实上也是波普尔作出“世界2”与“世界3”的区分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波普尔之所以要在“世界2”以外再引入一个“世界3”，就是为了清楚地指明知识相对于思维的独立性：“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同前，第117页）

什么是“世界3”的相对独立性的主要涵义，或者说，究竟为什么要在“世界2”以外再引入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3”呢？波普尔有如下论述：

第一，“自主性观念是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这种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但是有许多自在的理论、自在的论据和自在的问题境况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过和理解过，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提出或理解。”因为，“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像其他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即使它是有计划地形成的，安排好的对象之间某些预想不到的关系可能会产生出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一个可能的新目的的世界和一个新问题的世界。”（同前，第124—126页）

例如，波普尔指出，自然数理论就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自然数列是人类的作品。不过，尽管我们创造了这个数列，但它反过来也创造了自己自主的问题。奇数和偶数之间的区分不是由我们创造的：它是我们创造活动产生的一个预料之外而又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素数同样也是预料之外的自主的客观事实。就素数的情况来看，显然存在许多有待我们发现的事实：像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猜想尽管间接涉及我们的创造活动，但直接涉及的却是从我们的创造中莫名其妙地涌现出来而我们又无法控制和影响的问题和事实：它们是难以对付的事实，有关它们的真理往往是难以发现的。”（同前，第127页）

不妨这么说：数学家就像是神话中那个巫师的徒弟，他面对着自己所创造的神灵显得瞠目结舌；数学家同样从虚无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却以它那种种神奇和出乎预料的规律控制了他，从此他就不再是一个创造者，而仅仅是一个探索者和发现者了，他探索着他自身所创造的那个世界的秘密和关系。

第二，我们应清楚地看到“世界3”对于“世界2”的反作用：“我们的创造物对于我们自己、第三世界对第二世界也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反馈作用。”（同前，第127页）

正是科学哲学的研究促使波普尔得出了上述结论：“第三世界的自主性，第三世界对第二世界甚至对第一世界的反馈作用，是知识发展中最重要的事实。”“这个过程可以用如下有点过于简化的图式来描述：P1→TT→EE→P2。……无论如何，新问题P2产生于我们自己的创造活动，并且这些新问题一般不是由我们有意识地创造的，它们自发地从新的关系领域中涌现出来……”这也就是指，“新出现的问题推动我们去作新的创造”（同前，第127—128页）。

由于认定“世界3”是“世界2”的产物，因此，在波普尔看来，这也就清楚地体现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不应被等同于任何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例如，波普尔指出：“柏拉图的第三世界是神圣的；它是不变的，并且当然是真的。因而在他的第三世界和我的第三世界之间便存在一条鸿沟：我的第三世界是人造的和可变的，它不仅包括真实的理论，而且包括虚假的理论，尤其还包含尚未解决的问题、推测和反驳。”（同前，第131页）

2．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波普尔还从认识论的角度（按照波普尔的观点，认识论就是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清楚地指明了自己的立场与传统认识论的重要区别：

第一，“传统的认识论把注意力集中于主观意义上的知识，（从而）离开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因为，“科学知识根本不是在通常使用‘我知道’一词的意义上的知识，‘我知道’意义上的知识属于我所称的第二世界，即主体的世界，而科学知识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和客观论据的世界。”

第二，“与认识论相干的是研究科学问题和问题境况，研究科学推测，研究科学讨论，研究批判性论据以及研究证据在辩论中所起的作用……简言之，研究基本上自主的客观知识的第三世界对认识论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第三，“研究第三世界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会有助于更好地阐明主观意识的第二世界，尤其有助于阐明科学家的主观思想过程，但反之则不然。”（同前，第116—120页）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三个世界”的理论就可以说为我们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比如说，只有由“主观意义上的知识”过渡到“客观知识”，我们才能真正地去谈及“科学发展的模式或规律”。

另外，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看，“三个世界”理论则清楚地体现了传统的认识模式的局限性，也即应对“科学实践”作更为广义的理解：它不仅包括“世界1”与“世界2”的积极互动，也包括“世界2”与“世界3”之间的辩证关系。

3．回到“科学哲学”

当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第一，就波普尔对“世界3”的具体描述而言，它无疑可以被形容为一个“大杂烩”，从而也就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世界2”（主观的思维创造）向“世界3”（客观知识）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波普尔主要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正是“语言表述”为思想的“外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应当说有一定道理；但在此我们又应更为明确地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并非任何个人思维的客观内容都可以看成是“世界3”的具体内容，恰恰相反，个人的思维成果只有为相应的社会共同体所接受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客观知识”，也就是说，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思维的“外化”，而且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对照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怀特（L.White）关于文化特性的论述去思考，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究竟什么是“世界3”的基本性质，以及由“世界2”向“世界3”的转化又是如何实现的：“文化的特性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个人意识。个人通过学习他那个群体的习俗、信仰和技术来获得文化。但是，离开了人类文化自身就不存在也不能存在。”怀特还从这一角度对数学对象的实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那么，数学实在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的解释提供了答案。数学确实具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实在……不是物理世界的实在，但它一点儿也不神秘，数学实在即文化。”“数学概念……存在于文化之中，即存在于人类的行为和传统思想的主体之中。”（“The Locus of Mathematical Reality”，The Science of Culture，Farrar，Straus，1949，第285—286页）

第二，波普尔的“客观主义认识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应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唯一途径。事实上，就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或基本途径：（1）纯客观的研究。这也是波普尔所提倡的研究途径，如科学发展的模式等。（2）主要突出人的因素。如主要聚焦于整体性社会环境对于个别科学家研究活动的影响，以及个人与相应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采取后一种视角，我们就能很好理解波普尔关于“研究第三世界的客观主义认识论……有助于阐明科学家的主观思想过程”这样一个论述。

以上分析显然也清楚地体现了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活动）进行分析的重要性。在第六讲中，我们还将主要结合库恩的研究工作作进一步的论述。

第四讲

科学：确定性的丧失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除去“归纳问题”这一“古老”的诘难以外，另外两项工作对于深入揭示经验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困难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就是汉森的“理论渗透观察”和奎因的“科学整体论”。本讲中我们将对这两者作具体介绍。应当强调的是，除去直接的批判性功能以外，这两项工作还有着更为普遍的意义，特别是，只有以此为背景去思考，我们才能更好理解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诸如各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等，何以能在科学领域产生较大影响，乃至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构成了直接挑战。

一　经验主义基石的动摇

就认识论问题上的经验主义而言，其最为基本的立场是：经验事实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并可以此为依据对科学理论的可靠性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科学哲学中关于“理论渗透观察”的分析就可以说直接动摇了经验主义的基石，因为它不仅完全颠倒了关于理论与经验事实相互关系的传统认识，更意味着“经验事实”并非完全可靠。

具体地说，人们之所以认定经验事实完全可靠，主要是因为它们建立在直接经验之上。例如，人们普遍地认为，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并具有正常的、未受伤害的视力，那么，两个观察者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经由仔细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完全相同的。更一般地说，这也就是所谓的“经验事实”的一个基本涵义：经验的“直接性”不仅与理论的“假说性”构成了鲜明对照，更为“经验事实”的可靠性提供了直接保证。

进而，又如“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一谚语所清楚体现的，在各种感官中视觉常常被认为最为可靠。也正因此，在各种批判性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就会选择“观察”作为直接的突破口，也即希望通过对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就能清楚地揭示传统认识的错误性或局限性。

1．用眼睛看，或是用头脑看？

由于“理论渗透观察”与长期的观念直接相对立，因此，对于初次接触这一论题的读者，要真正理解和接受就有一定难度。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心人”，即使在一些十分普通和初等的领域，也可找到这方面的具体例子。下面就以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一个实例对此作出初步说明。

自2001年开始实施的我国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所导致的一项变化，就是在小学数学课程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所谓的“观察物体”（小学5年级）就属于这个范围，其具体内容就是要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从不同方向去观察一些简单物体（包括立方体以及用若干同样大小的立方体组成的较为复杂的物体）。

如果不作深入思考的话，人们或许会觉得这是一堂较为容易的数学课：我们只需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实际地去进行观察就可以了。笔者2007年听过一堂数学课，当时的任课教师不仅精心准备了必要的教具，还采取了以全班为单位派代表以及以小组为单位轮流进行观察等具体做法；特别是，这位教师还采用了用摄像机从相同角度去摄像这一方法对学生的观察进行验证——这样，一切似乎就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教师在课堂上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立方体，从正面看你看到了什么？”学生进行了实际观察，教师则不断对学生所给出的各种解答作出相应的评价：“好！”“非常好！”“你看得真仔细！”“你再仔细看看！”……这样，所有学生最终都得出了“我看到了一个正方形”的结论。

但是，这里要问的是：这个结论难道真的是实际观察的结果吗？假如有一个学生说他所看到的是通常所说的立体图（如下），你能说他看错了吗？！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在教学中真的出现了上述情况，任课教师就一定会建议道：“你再仔细看看！”甚至还可能会提示：“你再好好想想究竟什么是‘从正面看’？”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坚持说他怎么也看不出老师所说的正方形，而只能看到通常的立体图，教师又该如何应对呢？他真的能说这个学生看错了吗？

至此我们应该有所感悟了：这里事实上并不是真正在让学生看，而是在教会学生应当如何去看。也就是说，教师在此所从事的是一种规范化的活动：正是通过教师的教学，学生逐步学会了什么叫做“从正面看”，或者说，究竟看到了什么样的形状才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则都是不正确的。

“难道这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吗？立方体在长、宽、高三个方向的投影都是正方形！”是的！但这里的关键恰在于“投影”两个字，“投影”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或者说，是严格定义的结果），而如果我们真的用眼睛（或者说，用摄像机）去看，则是很难（若非不可能）看出正方形的。由此可见，我们事实上并非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头脑在看！[6]

2．理论引导观察

下面再对波普尔的相关思想略加回顾和分析，这不仅可以更清楚地说明理论与观察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此为背景也可更好领会汉森与其他一些相关工作的突破性意义。

正如上一讲所提到的，波普尔曾对归纳问题进行过具体分析，并认为只要坚持“科学理论都是大胆的猜测”这样一个立场，归纳问题就可获得彻底解决。我们可由波普尔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论述获得关于理论与观察之间关系的直接启示。

例如，波普尔对休谟的评价是：“我觉得休谟对归纳推论的驳难既清楚又完备。但是我对他用习俗或习惯给归纳作心理学的解释却十分不满。”具体地说，让波普尔感到不满的主要是休谟的这样一个解释：重复产生规律。作为直接的驳斥，波普尔不仅提出了“经验论据”：就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甚至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观察，可能已足以造成一种信仰或期望”；而且也从纯理论的角度加以批判：事件的完全重复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见到的只能是类似的事例：“它们只是从某种角度看来才是重复。”（《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60—63页）这事实上也正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的一个基本涵义：“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

由此，波普尔提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意味着一定先有一种见解——诸如一个期望，预期，假定或者兴趣的体系，才会产生重复感。”（同前，第63页）事实上这也就代表了对理论与观察之关系的一种新认识：科学理论不仅不是观察的汇总，而且，理论往往先于观察，并对人们的观察活动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波普尔在论及“什么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时还明确提到一个观点：“对于科学家来说，规定他的着眼点的，则是他的理论兴趣，特定的研究问题，他的猜想和预期以及他作为一种背景即参照系、‘期望水平’来接受的那些理论。”（同前，第66页）

高斯坦夫妇在他们所著的《科学方法新论》中所给出的实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波普尔的上述思想。

在1831至1832年、1848至1849年以及1853至1854年这三个时期，霍乱病在英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流行，并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显然，为了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地弄清霍乱病究竟是如何传播的。按照传统的看法，这一任务可借助“经验方法”特别是归纳法的恰当应用有效地得以完成。[7]但是，就现实中究竟应当如何去进行具体的观察与实验而言，显然又应首先确定哪些是可能的相关因素，而这事实上就包含了一定的理论预期。

例如，当时的人们普遍地认为可能导致霍乱病流行的直接原因有：家庭的富裕程度（因为穷人似乎比富人更容易受到传染），职业（因为有些职业，如医生和护士，尽管与霍乱病人有较多接触，却很少得病），由病人或其尸体发出的恶臭，居住地域的海拔高度（因为霍乱似乎在离海平面较高的地区不很容易传染），等等（详见《科学方法新论》，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湾］，1992，第三章）。

然而，只需稍作思考，我们就可发现，从纯逻辑的角度去分析，可能的相关因素应当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我们还可举出民族、性别、年龄、血型、生活习惯等，甚至包括脸型、头发的多少、手脚长度的比例、眼睛的大小、眼皮的单双、耳垂的大小，等等。当然，在现实中人们肯定不会对所有这些因素予以同样的重视，而必定会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这也正是“相关性”的一个基本涵义）；但是，“选择性”事实上就反映了一定的猜测，或者说，理论假说的雏形，它直接决定了我们如何去从事具体的观察与实验。

由此可见，人人都是通过“有色眼镜”去看待世界的，“理论预期”直接决定了我们会怎样去进行观察，从而对“经验事实”必定有一个评价和选择的过程。正如查尔默斯所指出的：“科学中理论先于观察……进行观察和实验是为了检验或阐明某个理论，只有被认为同那个任务有关的那些才应该被记录下来。”（《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42页）

但是，应当强调的是，我们又不应停留于“理论引导观察”这样一个结论，因为，这无形中就默认了中性的“经验事实”的存在，而只是由于在观察的过程中人们必然有一个评价和选择的过程，才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倾向（也正因此，波普尔在强调理论对于观察的引导作用的同时，仍可坚持认定“经验事实是完全可靠的”）。相反，我们应当更为明确地去强调“理论渗透观察”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不具有任何理论负荷的“中性事实”根本不存在，因为，观察活动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地受到了理论的渗透或“污染”——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不仅应清楚地看到“人人都是通过有色眼镜去看待世界的”，而且应该承认一定程度的“扭曲”是“观察”的固有属性，没有受到“扭曲”的“观察事实”根本不存在。

在此还可提及另一种常见的观点，即认为理论对于观察不仅有选择的作用，也有一个（重新）解释和组织的过程，因为，同一现象在不同的观察者那里往往会获得不同的解释。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没有摆脱上述的局限性，亦即同样默认了“中性事实”的存在。

3．观察依赖于理论

最早明确提出“理论渗透观察”这一论点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 Hanson，1924—1967）。由于这一论点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经验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我们就应以汉森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发现的模式》（1958）的出版作为科学哲学形成的直接标志。以下主要依据汉森的研究并结合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分析。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体现“直接经验”未必可靠，真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吗？个人的感官（无论这是指视觉或是别的什么感觉）未必可靠，这难道不是一种常识吗？

这么说确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也是人们何以会对一般所说的观察和实验作出如下限制或“修正”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观察者应当不带任何偏见，并具有正常的视觉能力；第二，要由“个人经验”转向“共同的观察记录”。

例如，人们深信，任何正常的观察者都可通过自己的观察对以下命题的真理性作出直接判断：

（1）2004年10月12日出现了日偏食；

（2）部分浸入水中的木棒看起来是弯的；

（3）石蕊试纸浸入到液体之中会变成红色。

一种经常可以听到的解释也被用来说明视觉的可靠性：两个正常的观察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观看同一物体或景色，就相当于用两部相同的照相机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去拍摄同一个事物或现象，这时，有同样一组光线射在每个观察者的眼睛上，并被他们正常的晶体聚焦于他们正常的视网膜上，从而产生同样的映像；进而，同样的信息又通过他们正常的视神经被传到各个观察者的头脑之中，其结果就是两个观察者“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一位经济学家的以下论述则说明了我们的一种常识或基本信念，即观察与实验应当也完全可以做到不具有任何理论负荷，不带有任何偏见或主观倾向性：“如果我们试想一个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活动范围的头脑，但就他的有关思想逻辑过程而言是正常的头脑……是如何运用科学方法的，那这个过程将会是这样：第一，所有事实会被观察和记录下来，关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不加选择或先验的猜测；第二，这些被观察和记录的事实，将会得到分析、比较和分类，无需假说或公设……第三，关于事实之间的分类关系或因果关系的概括将从事实的分析中归纳出来。”（《科学究竟是什么》，第19页）

但是，直观经验真的完全可靠吗？我们又是否可以在所说的“经验事实”与假说性理论之间作出截然的区分？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正是在这些方面提出了与“常识”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此首先可提及汉森关于视觉现象的以下分析：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事物所看到的往往是不同的东西，而这并非是指他们对所看到的东西作了不同的解释，而是指他们所看到的本来就是不同的东西。

汉森指出，“看”不应被等同于相应的物理过程，而应被看成“一种经验”，这也就是说，尽管同一对象在不同观察者的视网膜上所形成的映像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但人并不是照相机，我们最终“看到”的东西并不完全是由视网膜上的映像决定的，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经验活动，观察者最终所“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他的期望，也就是说，“看到的要比眼球接触的更多”。（详见N.Hanson，“Observation”，D.Rothbart［ed.］，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omson Learning，1998，第78—80页）

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语言或许即可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汉森的论点。

众所周知，认知心理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采纳了信息加工的语言，也即认为借助信息的接受、处理、贮存、提取等概念，我们就可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人类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作出更为清楚的说明。

以下就是体现具体的信息加工过程的一个示意图（由于其中并没有指明人们是如何获得外部信息的，因此，这一分析就不仅适用于视觉，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的感觉。也就是说，只需稍作变动，我们就可将汉森关于视觉的分析推广应用于其他的感觉现象，从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就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

外界信息首先进入感觉记录器。这种记录是无意识的，是对于输入信息原样的、完全的输入保存，但一般保持不到1秒就消退了。感觉记录器的功能是使认知系统能从输入信息中选取需要进一步加工的信息。被选中的那部分信息进入短时记忆系统。短时记忆是一种工作记忆：它对来自感觉（记录系统）和长期记忆的信息进行有意义的处理。短时记忆依赖于注意，只要给予注意，信息就可能在这里保持；注意转移后则开始消退，大约经过15—30秒完全消失。短时记忆的功能是短时保持少量从感觉记录和长时记忆中选取的信息，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从而适应环境的要求。也就是说，有意义的信息加工主要是在短时记忆中进行的。长时记忆则是信息和信息加工规则的仓库，其功能是在不用时保存各种信息以及信息加工规则以备取用。长时记忆中所贮存的信息主要来自短时记忆；但有一部分记忆也可能直接来自感觉记录；另外，所谓记忆的“激活”，则是指把有关的信息由长时记忆“提取”到短时记忆之中。长时记忆的容量相对而言是无限的，保持时间不确定。

以上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却清楚地体现了观察者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这是贮存于“长时记忆”中的部分信息）对于新的认识活动的重要影响。例如，并不是所有来自外界的信息都能进入短时记忆，这里事实上有一个选择过程。另外，所谓的“有意义的加工”又主要是指对有关信息进行组织以使之获得确定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主体的预期）。例如，图像的识别主要是一个“匹配”的过程，而“匹配”的原型就来自长时记忆，从而也就依赖于主体已有的经验和知识。

在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双关图”时，人们一开始通常会感到疑惑：“这是一张男人脸吗？”“对！”于是就带着这一预期去搜寻，找到了眼、鼻、嘴、耳朵等；对于鼻子上、眼睛下的短线，以及嘴和耳朵间的横线则视而不见；然而，如果有人提示说这是带着长尾巴的老鼠，这时整个知觉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刚才提到的那条短线会被注意并被理解为老鼠的眼睛，那条横曲线则被理解成老鼠的下腹，等等。由此可见，正是所谓的“知觉定势”对来自外部的感觉信息发挥了重要的选择和组织作用，后者则又主要依赖于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类似地，我们也可更好地理解以下一些现象：

一个刚刚开始学习肺病的X线诊断的学生与这方面的专家在面对同一X线片时，前者不仅完全不能理解专家对于这一X线片所作的种种评论，而且除去心脏和肋骨的阴影以外，他只是看到在它们之间还有一些蛛状斑，而完全看不到专家所谈论的其他一切。从而，两者所看到的东西事实上就是大不相同的。

另外，在进行药物试验时，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双盲实验”，即无论对医生或是患者而言都不应使他们明确地知道何者是真正的“试验组”、何者只是“对照组”，就是避免预期会极大地影响到他们的感受，从而也就会对试验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产生不利影响。

就汉恩对于视觉的分析而言，他还突出地强调了语言的影响：要使“主观经验”真正成为“经验事实”，我们必须使用公共的语言进行表述，特别是，清楚和精确的表述应被看成结论可检验性（或者说，实验的“可重复性”）的一个必然前提；然而，如我们所熟知的，语言必定具有一定的“理论负荷”，因为，语言的基本成分就是概念，不同的概念框架或体系事实上就可以看成不同理论的集中表现。

汉恩强调，由“个人经验”向“公共观察记录”的过渡必然要求由“日常语言”转向“科学语言”（“明确性”和“精确性”正是科学语言的一个明显特征），而这事实上也就进一步加强了语言的“理论负荷”，或者说，观察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理论的“污染”。

当然，以上分析不应被理解成完全否定了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恰恰相反，我们在此所否定的只是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性，或者说，体现了科学认识活动的历史性与发展性。特别是，如果说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于新的认识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针对个人而言，那么，语言的影响则就从总体上体现了认识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关性。

二　科学整体论

1．拉卡托斯关于“即时证伪”的批判

由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论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理论渗透观察”这一论断对于经验主义的严重冲击，特别是，由于拉卡托斯曾长期处于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当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时，也就体现了他经由批判和反思所实现的思想飞跃。

在拉卡托斯看来，最初意义上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他称为“独断的证伪主义”）最为重要的一项特征，即是“毫无保留地承认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可错的，但它却保留了一种不会错的经验基础”；另外，“证伪主义者要求，一个命题一旦被证伪，就不应搪塞：必须无条件地拒斥这一命题。”（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6—17页）

拉卡托斯指出：“独断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是两个错误的假设与一个过于狭窄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其中，“第一个假设认为，以理论的或推测的命题为一方，事实的或观察的命题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学的界限”；“第二个假设认为，如果一个命题满足了它是事实或观察的命题这一心理学标准，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或许可以说它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同前，第19页）

与上述的假设相对立，拉卡托斯提出，第一，“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包含预料的感觉，因而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即心理的）分界”；第二，“理论和事实命题都是可错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同前，第21—22页）

显然，拉卡托斯的上述论点与汉森关于“理论渗透观察”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以下我们就将更多地关注拉卡托斯所提到的另外一个事实，即“一个过于狭窄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

拉卡托斯写道：“即使观察陈述和理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分界，即使可以明确地确立观察陈述的真值，在根除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类科学理论方面，独断证伪主义仍是毫无用处的。”（同前，第22页）

下面是拉卡托斯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而专门构思的一个故事：

一个爱因斯坦时代以前的物理学家采纳了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N），和公认的初始条件I，并在它们的帮助下计算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P的轨道。但该行星偏离了所计算的轨道。我们的牛顿派物理学家会不会认为，由于这一偏离与牛顿理论不相容，因此，它便反驳了理论N呢？不会。他会提出一定有一颗迄今为止不为人们所知的行星P’扰乱了P的轨道。他计算出这颗假设行星的质量、轨道等等，然后请实验天文学家检验他的假设。由于行星P’太小了，甚至现有的最大的望远镜也不可能观察到它，这些实验天文学家便申请一笔研究专款以建造一架更大的望远镜。用了三年的时间，望远镜造好了。假如这个未知的行星P’被发现了，它就会当作牛顿科学的新胜利而受到欢呼。但是它没有被发现。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及其关于摄动行星的想法呢？不会的。他会提出有一团宇宙尘埃挡住了行星，使我们看不到它。他计算出这团宇宙尘埃的位置和性质，并申请一笔研究专款来发射一颗卫星以检验他的计算。假如卫星上的仪器记录下猜测中的那团宇宙尘埃是存在的，这一成果便会被当作牛顿科学的巨大胜利而受到欢呼，但并未发现这团宇宙尘埃，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以及摄动行星和遮挡该行星的宇宙尘埃的想法呢？不会的。他会提出在宇宙的这个区域中有磁场干扰了卫星上的仪器。于是又发射了一颗新卫星。假如这个磁场被发现了，牛顿论者们便会庆祝一个惊人的胜利。但磁场并未被发现。这会被认为是对牛顿科学的反驳吗？不会的。他们或者会提出另一个更加巧妙的辅助假说，或者……

拉卡托斯强调指出：“这个故事强烈地给人启迪，即使是最受敬重的科学理论，如牛顿的动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也可能无法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况。”也就是说，波普尔所说的“判决性实验”与“即时证伪”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因为，“科学理论通常被认为包含着一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遭到反驳的总是一个特定理论和这一条件。但这种反驳并不与这个受检验的特定理论相矛盾，因为用另一个不同的条件来代替这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总能够保留这个特定的理论”（同前，第24—25页）。

从而，在拉卡托斯看来，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就是：“独断证伪主义的‘无情的’证伪程序便崩溃了，因为主要目标仍然令人失望地难以确立。”（同前，第25页）

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复杂结构使得任何绝对的证伪变得完全不可能。这也是奎因的“科学整体论”的一个主要内涵，而且，奎因的批判对象并不只限于证伪主义，也包括证实主义。

2．奎因的“科学整体论”

事实上，从科学语言同时包含“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这样一个论断，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出直接的证伪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概念”的主要特征，即在于其意义不可能通过与可观察对象或过程的直接联系得到说明，而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所谓的“对应法则”得到间接的解释。具体地说，“对应法则”不能理解成是在各个“理论概念”与“观察概念”之间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正是“彻底的还原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但又公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恰恰相反，这只是从总体上在“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之间建立起了一定联系。也正由于“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的区分事实上就是将分析的基本单位由各个具体的命题转移到了整个理论，因此，对于理论命题的直接证伪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只需作出适当的调整，我们总可以使得相关理论中的某些部分事实上处于“免于证伪”的地位。

笼统地说，这也正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W.V.Quine，1908—）所主张的“科学整体论”的基本立场。奎因并从这一立场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直接批评：“还原论的教条残存于这个假定之中，即认为每个陈述孤立地看，是完全可以接受验证或否证的。”与此相对立，奎因认为“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8—40页）。

显然，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就可以引出如下结论：由于任何科学命题都包含有一定的辅助性假设和先决条件，并用到了一定的数学工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即使一个很靠近外围的陈述面对着顽强不屈的经验，也可以借口发生梦幻或者修改被称为逻辑规律的那一类的某些陈述而被认为是真的。反之，由于同样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同前，第40—41页）。

从而，如果仍然沿用康德的表述，我们在此也就必须对波普尔所作的“修正”（“我们可以大胆地去提出各种猜想，但自然界经常大声地说：不对！”）作进一步的修正：“自然界或许会喊不对，但人类的智慧可能永远都能喊得更响。有了足够的智慧和某种运气，任何理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辩护。”（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89页）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经验主义的直接冲击以外，“科学整体论”还有其他一些后果：

首先，“科学整体论”不仅体现关于科学不同分支（特别是，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这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是站不住脚的，也体现在所谓的“形而上学”与科学之间也很难作出严格的区分。就如奎因本人所指出的：由于科学整体论，“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变得模糊了。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奎因的以下论述：“就我自己而言，作为非专业的物理学家，我确实相信物理对象而不相信荷马的诸神，而且我认为不那样相信，便是科学上的错误。但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类上的不同。……从认识论上说，这些是同物理对象与诸神处在同一地位的神话，既不更好些，也不更坏些，只是在促使我们同感觉经验打交道的进展程度上有差别。”（《从逻辑的观点看》，第42页）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奎因已经转向了相对主义，恰恰相反，这事实上就关系到了“科学整体论”的另一个后果：转向实用主义。

奎因说：“关于有没有类的争论好像更是一个方便的概念系统的问题；关于有没有半人半马怪物或埃尔姆大街上有没有砖房子的争论好像更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我一向极力主张这个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它取决于我们宁可调整科学织造物的这一股绳而非另一股以适应某些特定的顽强的经验这个模糊的实用倾向。”“卡尔纳普、刘易斯等人在选择语言形式、科学结构的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但他们的实用主义在分析的和综合的之间的想象的分界线上停止了。我否定这样一条分界线因而造成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每个人都被给予一份科学遗产，加上感官刺激的不断的袭击；在修改他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他的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同前，第43页）

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哲学界诸多经验主义者，特别是卡尔纳普等人所实际经历的思想演变过程。

除了对经验主义的直接冲击以外，“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等科学哲学现代研究成果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具体地说，由于这些成果清楚地体现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它不可能简单地被纳入某个固定的认识模式，或是用某个现成的方法论彻底地予以说明，从而也就为社会、文化、政治等传统认识下的“非理性成分”进入科学敞开了大门。

更为具体地说，“科学活动不确定性”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各种所谓的“非理性成分”或“外部因素”在实际科学活动中不仅不可能被彻底清除，而且具有与“内部因素”同样的重要性，如果不说更为重要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现代所谓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基本立场，从而也就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这既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构成了直接威胁，对此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作具体介绍和分析。

这里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的“四个教条说”。基切尔指出：“几种思想被戏剧性地夸张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产生出后现代科学元勘[8]（science studies）中的四个教条。”具体地说，就是这样几个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进而，由基切尔所论及的这样“四个教条”我们也就可以初步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立场和主要特征：（1）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存在什么真理；（2）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为科学元勘辩护”，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51—61页）

应当指出，除了“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基切尔分别称为“观察的理论负载”与“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以外，基切尔在此还提到了“信念的多样性”和“行动者范畴”这样两种思想。那么，它们的具体涵义又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所谓“行动者范畴”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中的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即认为就实际的科学活动而言，科学家的任何做法都是应当允许的，就如费耶阿本德的名言“怎么都行”（对此我们将在第八讲中作具体介绍）。“信念的多样性”则是指，“即使就观察这种最为基本、最为直截了当的活动而言，事实上也不简单”，因为其中往往有一个后天的学习或者说“规范化”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包括在共同体中的生活与工作，逐步学会了究竟应当如何去进行观察，或者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观察。而不同的共同体则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规范或信念。

下一讲，我们就转入科学活动与科学共同体共有规范或信念之间关系的主题。

第五讲

范式：科学活动看不见的成分

就后实证时代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除波普尔以外，库恩是另一个必须提到的大师级人物。库恩的重要性主要在于：第一，如果说理论主张的多元化以及不同理论主张之间的激烈争论是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正是库恩的介入，特别是库恩与波普尔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什么是科学的本质”展开的争论，为此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与平台；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库恩为科学的哲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凸显。以下就围绕这样两点对库恩的工作做具体介绍和分析。

一　科学、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1．源于科学史研究的新科学观

库恩（T.Kuhn，1922—1996）之所以能对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特殊的学术经历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可以概括为由科学史研究而导致的科学观的重要变化。

事实上，即使在库恩本人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惊讶”的过程：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的博士研究生，库恩在20世纪50年代初接受了为非理科学生开设物理学课程这样一个任务，并因此第一次接触到科学史；然而，“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接触了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竟使我从根本上破除了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它所以特别成功之理由的许多基本观念。”（《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序，第1页）

具体地说，库恩逐步认识到：正是通过日常的学习活动，特别是由于教科书的影响，人们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定的科学观。“例如，这些教科书似乎经常这样暗示：科学的内容是唯一地由书中各页所描述的观察、定律、理论所呈现的。这些书几乎始终无例外地被理解为，科学方法只是由收集这些教科书资料所使用的各种操作技巧、连同把这些资料与教科书的理论概括联系起来所使用的逻辑运作，二者凑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已。”（同前）显然，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素朴科学观念”，并集中体现了关于科学发展的累积观念。

但通过与科学史的接触，库恩逐渐认识到了上述科学观不能被看成科学发展历史的真实反映：“不论这些观念在教学上为何有用，也不论它们抽象说来如何言之有理，这些观念都与历史研究所展示出来的事业完全不符。”（同前）

库恩将此看成了自己应当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看来需要彻底加以追究。结果便是我的职业计划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使我从物理学转移到了科学史，接着又逐渐地从相对直接的历史问题，转回到更多地关注哲学。”（同前）

这首先指向一种新的科学史观（库恩称为“编史学”）：“近年来，有些科学史家已经发现，越来越难完成科学累积发展观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所有这些怀疑和困难的结果是在科学研究中发生了编史学革命。”其次，如果说大多数“科学史学家并未全然认识到他们这样做的意义”，那么，库恩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历史研究至少已提示出一种新科学形象的可能性”。库恩并自觉地承担起了这样一个任务，即具体地“勾画出这个（新科学）形象的轮廓，使新编史学的某些涵义更加明确”（同前，第2—3页）。这也就是库恩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设定的主要目标。

库恩的这一学术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曲折的前进”：

这也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应被看成绝对地互不相干的。

值得指出的是，库恩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这一工作的革命性质：书中所采取的立场在很多方面是与传统的诸多“二分”直接相抵触的。例如，库恩写道：“我的许多概括涉及到科学家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然而我的一些结论至少在传统上是属于逻辑或认识论的。……我甚至似乎有可能已经违反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这个当代非常有影响的区分。”当然，最为重要的则在于：“历史诚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一门纯粹的描述性学科；然而上面所提示出的论点则往往是诠释性的，而有时则是规范性的。”鉴于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们就有可能对上述的概念转变提出直接的质疑。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疑虑，库恩仍然坚定地“在观念上放弃了这些区分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区分”，因为他相信：“经过适当的重铸，它们能告诉我们某些重要的东西。”（同前，第7—8页）

2．从“理性人”到“社会人”、“文化人”

下面首先通过与波普尔的简单比较，以清楚地说明库恩所采取的研究视角。

由第三讲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科学哲学在波普尔那里已经表现出了着眼点的重要转变，即由唯一注重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转向了科学活动，转向了从事实际科学活动的人。这事实上也是库恩与波普尔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但两者之间又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如果说波普尔所关注的主要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从而就是将科学家看成了“理性人”，那么，库恩所强调的就是“人性”的其他一些方面：现代的科学家必定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也即作为相应共同体的一员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而且，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必定受到了共同体观念和信念的影响，尽管这些观念和信念未必得到了清楚的表述，甚至主体自身对此也未必具有清醒的意识——显然，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科学家同时也就是一个“社会人”、一个“文化人”，或者说，库恩所采取的主要是社会和文化的视角。

应当指出，库恩之所以强调社会和文化的视角，也与他的学术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本论文［《科学革命的结构》］孕育的最后阶段，始于我应邀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所度过的1958—1959那一年。我再次有可能对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给予全身心的关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组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这使我面对着这些社会科学家共同体与我所受训练的自然科学家共同体之间差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所未曾预料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常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同事们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也正是为了对这种差异作出解释，库恩后来明确提出了“范式”这一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同前，第4页）“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正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概念。

3．“科学共同体”与“范式”

（1）按照库恩的解释，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由同一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所组成的群体。库恩指出：“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把自己看作并且别人也认为他们是唯一的去追求同一组共有的目标，包括训练他们的接班人的人。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集中于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团体之间的专业交流有时就十分吃力，并常常导致误解。”（《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9页）

库恩进一步指出，“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可以用于各个不同的层次：“在含义最广的层次上，是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在稍低层次上是主要科学专业团体，有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应当强调的是，“科学共同体”不应被理解成某种有形的组织；恰恰相反，按照库恩的用法，“科学共同体”的主要标志就是其成员对于应当如何去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具有相当一致的看法，而且，这种一致性主要又来源于其成员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彼此之间有着相当充分的交流。

显然，库恩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群体而非个别科学家作为科学活动分析的基本单位。就如库恩本人所指出的：“这种共同体就是本书描述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确认者的单位。”（同前，第160页）

“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为人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从事科学的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同一科学共同体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作出“边缘成员”与“合格成员”的区分？进而，什么是决定这种个体“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个体与相应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科学共同体与一般共同体相比在这方面是否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等等。由于在同一专业领域中很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我们又应如何去看待这些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什么是决定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共同体又是如何去处理和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取得争论的胜利以及作出必要的协调？

由于在库恩那里“科学共同体”事实上被用作了“范式”的同义词，因此，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只是涉及到了上述各种可能的研究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上面的分析已可看出，正是库恩的工作为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开辟了可能性，库恩因此更可被看成现代所谓的“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直接先驱。

（2）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与“范式”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简单说明：“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同前，第158页）由此可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于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实质上就是循环的；但是，由仔细的考察可以看出，库恩在这两者中所主要关注的应当说还是“范式”。库恩在书中对于“范式”给出了多种解释：“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模型或模式’”；“科学共同体把握世界的共同理论框架”；“科学共同体共有的理论和方法上的信念”；等等。此后，作为必要的“澄清”，库恩又曾建议用“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代替“范式”这一概念，并对其作了具体说明：“专业基质”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成分：（1）共有的符号概括；诸如F＝ma这样的基本公式，它指明了基本的概念和符号系统。（2）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即如“所有的行星都是围绕地球转动的”这样的共同信念。（3）共有的价值观念，指关于理论的表述方式、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评价标准；如什么样的问题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等等。（4）范例；指某些具体的实例，它们被认为是成功研究的典范。（详见《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3—168页）

尽管这些解释并非完全相同，但总体上说，库恩所说的“范式”主要是指共同体成员关于应当如何去从事专业研究的共同看法，也即是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观念和信念。

当然，这里所说的“观念和信念”，不应理解成已经得到了清楚的表述，更不应看成抽象的教条；恰恰相反，共同体的成员对此很可能不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而只是通过他们的科学活动得到了具体体现（这事实上也是使用“信念”而不仅仅是“观念”的主要原因）。就各个个体对于范式的学习而言，库恩则突出地强调了“范例”的作用，也就是说，范式的继承主要是通过范例的学习不知不觉地得以完成的——正因如此，在库恩看来，我们也就可以将范式定义为“共有的范例”：“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同前，序，第4页）；“最基本的是，范式是指某些具体的科学成就事例，是指某些实际的问题解答，科学家认真学习这些解答，并仿照它们进行自己的工作”（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346页）。

由查尔默斯的论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范式”的具体内涵[9]：

“缺乏精确的定义是范式的本性。尽管如此，仍然有可能对构成范式的某些典型的组成部分加以描述。在这些组成部分中，有明确陈述的定律和理论假定。……例如牛顿的运动定律形成了牛顿范式的一部分，而麦克斯韦的方程式则形成了经典电磁理论范式的一部分。范式也包括把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情况中去的标准方法。例如，牛顿的范式将包括把牛顿的各种定律应用到行星运行、钟摆、台球冲撞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现象上去的方法。为了使范式的定律能够对实在世界产生影响所必须的仪器制造和仪器使用技术，也包括在范式之内。牛顿的范式应用于天文学，包括各种合格的望远镜的制造，以及使用望远镜的技术，和对用望远镜收集到的资料加以校正的各种技术。范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由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所组成，这些原则对范式内的工作起指导作用。在整个19世纪，支配牛顿范式的，大致是这样的一种假定：‘应该把整个物理世界解释为按照牛顿运动定律在各种力的影响下运转着的机械系统’，而17世纪笛卡尔的纲领则包括这个原则：‘虚空是没有的，物质的宇宙是一台大钟，其中所有的力都表现为推力。’最后，所有的范式都包括一些非常一般的方法论规定，如‘认真努力使你们的范式与自然匹配’，或是‘把使范式与自然匹配的努力的失败看成是严重的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103页）

综上可见，“范式”的主要内涵不仅包括最基本的理论假定（本体论），也包括在研究中应当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语言），以及相应的工作准则或价值标准，如什么样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应如何去求解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答是可接受的），等等。应当再次强调的是，对于这里所说的“准则”或“标准”我们不应理解成明确的规定，而是主要体现于某些公认的范例，正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例子的学习与模仿，新手逐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了关于应当如何去从事相应的专业研究的总体性观念或信念，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了相应共同体的合格成员。

我们可以具体地考察“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范式”（牛顿力学可看成这一范式的主要典范），它主要包括：

（1）因果决定论。如果知道宇宙各物体的初始条件，便可依据经典力学公式预言未来的一切运动状态。

（2）绝对时空观。空间是装物质的空盒子，时间像匀速流动的河流一样，时间和空间具有不变性。

（3）物质要么呈现粒子态，要么呈现波动态，两者互相独立，物质的能量是连续的。

（4）物质的质量永恒不变，m＝常数。

（5）原子是不可分割的。

（6）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具有普遍意义。

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则代表了另一种范式，这种“现代物理学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的“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范式”直接相对立：

（1）微观世界是非决定论的，即满足统计规律，我们所能预言的不是粒子的位置，而是在某个位置出现的几率。

（2）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必须代之以相对论的时空观。运动的尺缩短，运动的钟变慢。时间只是运动存在的形式，它与物质运动有关。

（3）无论是实物粒子或场，都具有波粒二象性，能量可以是不连续分布的，每个能量子的能量与其频率成正比：E＝hγ（h为普朗克常数）。

（4）物体的质量随速度增加而增加，服从公式。

（5）原子可分割为核和电子，核可以分为质子和中子，中子又分为夸克。

（6）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对光不适用，有光速不变原理。（详见解世雄，《物理文化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3—34页）

二　科学发展的不同图景

1．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

由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包括科学哲学的影响，科学知识不应被看成绝对真理，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项共识。科学的发展更充满了革命，也即用一个对立的理论去取代原先的理论。这就正如李克特所指出的，“科学一贯沿着增加自然知识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而，新的科学概念不是简单地‘添加在’旧概念之上，而常常是取代后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非积累的或不连续的。”（《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第170页）另外，英国学者哈耶克也曾明确指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忙于修改人们所持有的世界图式，在它看来这种图式永远只是暂时性的。”（《科学的反革命》，译林出版社，2003，第16页）后一观点与波普尔的基本立场显然也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们又是否应当像波普尔（特别是早期的波普尔）那样唯一地去强调科学发展的不连续性（间断性），以致完全否定了连续性同样应当看成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或者说，科学的无限发展是在证伪与证实的辩证运动中得以实现的呢？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具体地论证了连续性与间断性同样都应看作科学发展的重要特性，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作出“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区分。总体上说，我们可就科学的发展过程总结出如下的模式：

按照库恩的观点，所谓“前科学”是指这样的时期：这时在相应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形成某种“单一的、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式，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学派林立”的局面，从而还不能认为已经形成了真正的科学领域。

与“前科学时期”相对照，如果在某个研究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单一的、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一种范式，就体现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这时人们的主要工作可形容为“范式指导下的解谜活动”（puzzles solving），即以共同体一致认同的方法去求解共同体一致认为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常规科学”主要是在相应范式实际界定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现反例，也不是为了创造新的理论，而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去验证和应用相应的范式——如果某人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就应被归结为个人能力的不足，而不应因此对相应的范式产生怀疑——这也说明了库恩何以会使用“解谜”而不是“问题解决”这样一个更常见的术语来形容常规意义上的科学活动。

“解谜活动”事实上也是范式的不断完善和精确化，包括通过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共同体积累起了更多的范例——由此可见，在范式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对于共同体成员而言，范式的吸引力则又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承诺”：“一种借助于所选择的、但又绝非完备的实例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成功的承诺。”也就是说，只要按照范式，特别是诸多范例去进行工作，就一定可以获得专业上的成功。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库恩写道：“常规科学就是对于这种承诺的一种实现。”（《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2页[10]）

所谓的“科学革命”，则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同前，第85页）。“反常与科学危机”则可看成“科学革命”的必要准备。

具体地说，“科学危机”主要是指在共同体中出现了这样的信仰危机：由于“反例”的积累人们逐渐对于原先占据支配地位的范式产生了怀疑和不满，“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也正因此，与原先的“单一性”相对立，在“危机时期”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范式并存的局面：“起初对阻碍问题的进攻，都还能相当密切地遵循范式规则。但由于阻碍继续存在，越来越多的进攻就会包含着对范式作某些小的或者不那么小的修改，这些修改各不相同，各显其能，但没有一个会成功到足以让团体当作范式来接受。随着这种发散的修改增多，常规科学的规则也就越来越模糊，……”再者，“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而“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这事实上也可以看成出现“科学危机”的又一重要标志。

总的来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存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的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同前，第85，76，81，83—84页）。

所谓“科学革命”，则是指一种新的范式完全取代原先的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库恩之所以将这种发展称为“革命”，则是为了突出这种发展的不连续性，也就是说，新旧范式往往是完全不相容的。库恩写道：“如果形势需要新理论，以解决因旧理论与自然界不相应而出现的反常，那么一个成功的新理论必然作出某些与旧理论不同的预言。如果两者在逻辑上是相容的，则这种差别就不可能存在。在同化反常的过程，新理论势必取代旧理论。”（同前，第89—90页）

除了“完全不相容性”这样一个特征以外，库恩还突出强调了新旧范式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不可比较性）。由于这直接关系到科学领域中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作专门论述。

库恩还依据共性与个体的辩证关系对科学革命的具体机制进行了说明：尽管范式是指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观念和信念，但我们又不应把科学共同体看成铁板一块，也即其各个成员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观念和信念，毋宁说，在共同体的各个成员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科学家与共同体的联系可能有紧有松，不同成员在观念和信念的稳定程度上也不尽相同。在库恩看来，共性与差异性的这种辩证关系就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因为，如果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置已有传统于不顾，而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新的“研究”，那么，不仅科学的发展将不再具有任何连续性，科学学本身也将丧失其作为一门科学所必须具有的“客观性”；反之，如果共同体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顽固地”坚持已有的传统，在科学中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突破，包括范式的根本性变化。库恩写道：“个人的差异性在应用共有价值时，可能对科学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如果共同体的全部成员把每个反常都当作危机的起源，或去接受同事提出的每个新理论，科学也就终结了。另一方面，如果没人愿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对反常现象或带着新标记的理论作出反应，也就很少或干脆不会有革命了。”（同前，第167页）

最后，新范式支配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又重新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时连续性也就重新取代间断性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2．规范性的研究与历史的考察

（1）由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明显地不同于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因此，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以后，两者就围绕“什么是科学的本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争的焦点则在于：究竟是连续性还是间断性（革命性）对于科学是最为重要的？（详见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

强调科学发展的革命性是波普尔的一贯立场；与此相对照，库恩则认为我们也应明确肯定“常规科学”研究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就已明确地提到了这一点：“当然，常规科学所研究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现在的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但这些因信仰范式而受到的限制，却正是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没有范式的指导，这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在范式依然成功的期限内，专业团体将能解决许多问题，如果没有对范式的承诺，团体的成员就很难想得到，也不可能去研究这些问题，这样获得的成就中，至少总有一部分将具有永恒的价值。”（《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2—23页）更一般地说，任何一种理论都必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形成阶段也必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或不足之处，但就正是“常规科学”时期为理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此相对照，如果坚持所谓的“即时证伪”，则必将从源头上扼杀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对此我们还将在第六讲中结合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更为具体的论述）。

当然，在争论中也存在相反方向上的意见，即是认为不同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更加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只有通过不同理论或范式的对照，我们才能从多个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并从事新的认识活动，从而不仅有利于新的、特别是与先前理论直接相抵触的事实的发现，也有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去理解与把握原先的理论；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的经验内容才能充分地得到暴露（这正是与拉卡托斯同时代的另一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基本观点，对此我们将在第七讲中具体论述）。

（2）如果说上述的分析主要都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作出的，也即主要集中于我们应当如何去规范实际的科学活动，那么，就如波普尔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已清楚体现的，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种普遍信念是：我们不仅应当从纯规范的角度去作分析，也应利用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对各种科学方法论，包括科学发展的不同模式，作必要的检验。事实上对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个主要批评意见，即是认为就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恰恰相反，科学的发展应当说始终充塞着不同观点的竞争与斗争。

最后，除了科学的本质（特征性质）究竟是连续性还是间断性这一争论之外，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还引发了另外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如科学的发展究竟是否可能或者说应当纳入到某一固定的模式之中，我们又应如何去认识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等等。在此我们还应特别提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斗争，人们更普遍地认为，正是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论断为非理性主义在科学领域中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　科学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1．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每一种范式都会把世界看成是由不同种类的东西构成的。亚里士多德的范式认为，宇宙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不可败坏、永不变化的月上区和容易破坏的、不断变化的地区。后来的范式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相同的几种物质构成的。拉瓦锡以前的化学包含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燃素的东西会在物质燃烧前被释放出来。拉瓦锡的新的范式却认为并没有燃素这样的东西，而氧这种气体却是存在的，并且在燃烧中起着十分不同的作用。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包含一种占据着所有空间的以太，而爱因斯坦对电磁理论的根本改造消除了以太。”

“互相对立的范式会把不同种类的问题看成是合理或有意义的，关于燃素的重量的问题对于主张燃素理论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于拉瓦锡却毫无意义。关于行星质量的问题，对牛顿派是根本性的，对亚里士多德派却是异端邪说。相对于以太的地球速度问题，对于爱因斯坦以前的物理学家曾具有深刻的意义，爱因斯坦却使之烟消云散。正像会提出各不相同的问题一样，不同的规范也包含着各不相同、互不相容的标准。没有得到解释的超距作用，在牛顿派中是被容许的，却被笛卡尔派认为是形而上学甚至是迷信而不予理睬。没有原因的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在牛顿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元素的嬗变在现代核物理学中（正像在中世纪炼金术中那样）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和道尔顿原子论的目的却是南辕北辙。现代微观物理学中有不少可描述的现象包含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牛顿纲领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107—108页）

与上述“不相容性”相比较，“不可通约性”应当说是一个更为极端的断言：这不仅是指两个互相对立的范式不可能同时为真，而且指两者的相互理解根本不可能，从而也就是完全不可比较的。库恩经常采用的一个说法是：“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这就好像整个专业共同体突然被载运到另一个行星上去，在那儿他们过去所熟悉的物体突然显现在一种不同的光线中，并与他们不熟悉的物体结合在一起。”“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1页）

有趣的是，为了对自己的观点作清楚说明，与汉森一样，库恩也想到了用“双关图”（第四讲）作为“说明科学家世界的转变的基本原型”：“革命之前科学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先前从上面看到的是盒子的外观，后来却成了由下面看到的内部。……在科学革命的时候，……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由不同范式指导的学派间彼此多少总会有误解。”（同前，第101—102页）

与汉森一样，库恩也突出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科学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全部归结为对个别的不变的资料的重新诠释”，因为，“与其说那些拥抱了新范式的科学家像诠释者，倒不如说他们像戴上了反相眼镜的人，虽然他面对的是与过去相同的世界，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仍然发现这世界的许多细节彻底改变了”（同前，第110页）。当然，在库恩与汉森（以及所谓的“格式塔心理学”）之间也存在重要的不同：库恩所论及的“范式”不只涉及到了人们的直接经验（就格式塔心理学而言，就是知觉），而且包括科学活动的方方面面，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所有这些方面的整体性改变：“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作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同前，第5—6页）[11]

库恩认为“范式完全不可比较”的主要原因是：不存在“中性的”或是更高层次的判断标准。例如，库恩指出：“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论点既不意味着不存在用以说服人的好的理由，也不意味着这些理由对团体来说并非最终决定性的。它甚至也不意味着据以选择的理由不同于科学哲学家通常所列举的，即精确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等。它所启示我们的，是这样的理由像价值那样起作用，因而是能为那些遵从它的个人或集体以不同方式运用。”也正因此，“一个理论对于另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成了辩论中无法证明的东西”。更形象地说，范式总是为自身辩护的：“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正由于“在这种部分带有循环论证的辩论中，每个范式都体现它多少符合自身预设的标准，却很少能满足对方的标准”，从而，最终所出现的就只能是“各说各话，无法沟通”的局面。（同前，第179，178，87，100页）

显然，库恩在此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革命前后的不同范式完全不可通约，那么，新的范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库恩看来，“双关图”的实例即已为此提供了直接解答，这就是：就个别的科学家而言，范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比拟为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或是宗教信仰的转变。另外，由于范式的“执著性”，就整个共同体而言，范式的转变就是更为长期的一个过程，并常常表现为新一代人对于老一代人的取代。

2．科学中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人们常常认为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分析为非理性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例如，基切尔在论及“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立场时，就将“信念的多元性”列为由科学哲学本身提供的直接论据之一。

然而，应当看到，库恩也明确强调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他写道：“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演进一样，是一个单向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谜能力。这并非一个相对主义立场，在它所显示的意义上，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同前，第184页）

那么，库恩又是如何将自己关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的结论与对于“科学进步性”的确信很好地调和起来的呢？

在库恩看来，所谓的“解谜能力”即可看成为两个不同范式的比较提供了具体标准，也就是说，“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科学中的研究者，不论是将其看作一个团体或一些团体，基本上都是解谜者。虽然他们在做理论选择时所依据的价值，也来自他们工作的其他方面，但在这些价值相互冲突时，对一个科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居主导地位的标准，仍然是那种业已证明的确立和解决自然界提出的谜题的能力。”（同前，第184页）（除此以外，库恩还提出过关于理论选择的另外两个理由：第一，翻译的可能性：“当交流阻塞时，其参与者所能做的，就是把彼此看作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然后把自己当作翻译。”［同前，第181页］第二，如果说上述关于“范式必然为自己辩护”的论据可以看成明确区分“比较”与“接受”的一个直接结果，那么，在此显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无法理解，人们也可能愿意接受新的不同范式。）

然而，库恩一贯反对一种传统观念：我们可以用“逼近真理”来对科学的进步作出直接说明。就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种观念常常会导致这样一种错误的解读，即认为库恩的立场为相对主义或者说科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库恩指出：“如果说这个立场就是相对主义，则我看不出相对主义在对科学的本质和发展的说明中丧失了什么。”当然，在如此断言的同时，库恩又明确地提出：“虽然将那个立场描述为相对主义的诱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描述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同前，第185页）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理解库恩的上述立场呢？

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即是对于各种预设主义，包括“方法论预设主义”（夏皮尔语）的明确反对。更具体地说，人们现已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统观念的明显局限性，就在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并认为科学活动是多变的、易谬的，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则是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与此相对立，人们现在更加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由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相互渗透的，因此，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革命性的变革，就必然会引起方法论原则的重要变化。

由此可见，库恩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不能认为存在某种绝对不变的标准，借之我们即可清楚地说明科学的进步性，无论这是指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准则，或是传统的“真理性”概念。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曾经持有非理性主义观点，或是被认定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学者，最终都表现出了原有立场的软化，甚至重新转向了理性主义，或是明确声称自己并非相对主义者，而是科学进步论者，等等。例如，除库恩以外，费耶阿本德也是这方面的又一典型例子。另外，尽管人们常常将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归属于非理性主义，但就其实际发展而言，我们也可明显地看到所说的转变（详见第七讲和第三部分。）

同时，很多坚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学者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开放性。例如，波普尔后来也将“不能容忍不同的观念”看成科学研究中所应明确反对的“教条态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应当明确提倡理论的多元化：“智力上的教条主义正是科学的一个主要障碍。事实是，我们不仅应当通过讨论以保留不同理论的生命力，更应系统地去寻求新的不同理论，并为不存在不同的理论感到忧虑……如果一个理论变成了一种垄断，这时对于科学进步的危险就大大加强了。”（“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D.Rothbart（ed.），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Wadsworth，1998，第308页）另外，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对于“即时理性”的明确反对，多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以致费耶阿本德就将其称为“我的无政府主义同路人”。

科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并不仅仅源自对象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也是因为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有意识活动必定包含多种不同的动力或相关因素，因此，我们在面对各种非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乃至各种基本立场具有明显错误性的研究工作时，就既不应对这种主要来自外部的冲击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也不应将如何能从理论高度彻底地揭示与驳倒其中的错误成分看成自己的唯一任务，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或启示性成分，并从这一角度去看待对立理论的存在及其相互斗争的意义。正如后SSK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所指出的：“冲撞激励我们在任何有意义的科学文化层面考察各种差异，激励我们理解更为有意义的各种差异的相互交织，不论这些差异是否存在于科学的表征层面。”（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5页）

四　分析与思考

1．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后，什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什么又应被看成科学的本质等等，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另外，由于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论述被认为为非理性主义向科学领域的渗透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引发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斗争，也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发展的合理性？

除去中心问题的转移以外，新的阶段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而言，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变化。例如，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得到了凸显。这不仅是指历史的案例分析现已获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与传统的逻辑分析一样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基本方法，而且是指一种更高层面上的认识：科学史可以看成为具体检验科学哲学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理论应当如实反映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这也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定位，亦即究竟何者应当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规范性的研究，还是描述性的研究？正如前面已提到的，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区分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一个主要依据。

就此而言，《科学革命的结构》“译后记”中的一段话，堪称对于库恩及其著作十分恰当的评价：“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被公认为是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它的出版成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它无疑已导致了科学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意义和活力。任何一位想要了解科学及其演变的本质的人，不能不读一读这本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

2．新的研究方向的开拓

除去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超越以外，我们还应从更大范围去认识库恩的贡献：《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开拓了全新的方向或领域，从而就标志着科学哲学的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亦即“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见第三部分）。

同时，库恩也为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说先前的科学哲学研究主要突出了“理性人”的研究视角，那么，库恩的重要贡献就是清楚地指明了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和“文化人”。

例如，“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就为我们很好解决“个人的发明创造”是如何转化成“客观知识”的这一问题（第三讲第四节）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主要就取决于这种创造能否取得相应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更为一般地说，由于“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就使得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凸显，因此，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向科学领域的渗透也就不可避免。也正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诸多学者对于库恩的工作就都持有十分推崇的态度。例如，皮克林就曾明确指出：“是库恩……为清理和重新认识科学的新的学术潮流开辟了道路。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SSK方向的研究工作开始日渐强调科学知识的人类的和社会性的创造和使用的重要性。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这些要素都被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以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方式与科学有机结合。”（《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2页）

另外，库恩关于“范式”的内涵及其对于科学活动重要性的分析，显然清楚地体现了观念和信念对于人们认识活动的重要影响。由于范式通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概括和表述，相应共同体中的成员对于所说的范式往往也不具有自觉的认识，范式的学习或继承更主要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库恩的相关研究也就可以看成关于科学的一种文化研究，即提供了关于科学本质的一种文化理解。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批判最为重要的一项内涵，就是具体地考察了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社会普通成员在观念、信念（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重要影响。

3．专业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

依据库恩关于范式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何学习和继承传统的直接启示：由于范式主要是通过范例得到表现的，因此，比起其他成分来，我们就应更加重视“范例”的学习和理解。

例如，在库恩看来，我们就应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做习题”与“实际观看和参与实验”的意义：“学生在做完许多习题后，再多做一些或许只能增加其熟练性。但在一开始及稍后一些时间里，做习题是在学习关于自然界的重要东西。没有这样的范例，他前面学过的定律和理论就没有什么经验内容。”以牛顿动力学的学习而言，学生之所以能够理解“力”、“质量”、“加速度”等概念，主要不是因为教科书中对这些概念所下的定义，而是因为学生们亲自观看或参与了利用这些概念来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正是通过这些实例（包括笔算作业和实验操作）学生们才真正做到了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与掌握。按照库恩的观点，范例的重要性显然就在于：“在完成一定数量的这种（彼此间可能差异很大）练习后，他就能像其专家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用一个处于同一格式塔［范式］的科学家的眼光，去观察所遇到的情形。对他来说，它们已不再是训练之初遇到时的那种情形，同时他自己也练就了一种久经考验并为团体所认同的观察方式。”（《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8—170页）也就是说，他已经真正成为了相应共同体的合格成员。

此外，库恩也提示我们，相对于对各个哲学家具体思想的学习，我们显然应更加重视对于整体性哲学研究传统或研究范式的学习和继承，包括通过认真总结、比较与反思，作出必要的批判和发展。

库恩自己的研究工作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比如他曾谈到他本人和波普尔之间的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果的逻辑结构。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科学实际发展的事实和精神才是合法材料，因而我们都常常到历史中去找材料。在这个共同的材料库中，我们得出许多共同的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累加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由于对付不了逻辑、实验、观察的挑战所起的作用。最后，卡尔爵士和我还一起反对经验实证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必要的张力》，第62—63页）

就此而言，我们不妨把哲学学习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或水平：第一，主要集中不同观点的比较；第二，集中到“问题”，也即如何能够准确地去把握主要的研究问题，并能以此为中心对各种不同观点作出必要的梳理，包括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分歧与难点；第三，在上述基础上，尝试着作出自己的独立工作。

第六讲

整合与创新

科学哲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长期传统，就是特别重视辩证思想的指导与应用。本讲中我们将首先依据波普尔、库恩等人的工作对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作出具体分析。其次，则是对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个具体介绍：除去其直接的意义以外，它也可看成以辩证整合为基础作出新的创造性工作的一个实例。最后，将简要介绍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辩证关系的分析。

一　科学哲学与辩证思维

1．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

以上几讲关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介绍，显然已清楚地体现了对于“素朴科学观念”，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主要代表的“经典科学观”，作出自觉反思和必要批判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注意防止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即认为所需要就是用相反的观点去完全取代原先的观点，就像由唯一注重“证实”转而向唯一强调“证伪”，由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转向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由突出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转向“怎么都行”，等等；更不能像怀疑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那样，去绝对地否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或是认定科学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恰恰相反，“科学观念必要更新”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并切实防止与纠正任何一种可能的片面性或绝对化的观点。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应突出强调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并应当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理解与把握科学哲学大师们研究工作的意义。除前面所提及的观察与理论、证实与证伪、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规范与超越等环节的对立统一以外，我们还可从其他一些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例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直接涉及到了如下的种种对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个体与群体，知识与观（信）念，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理性与非理性，抽象性与具体性（范式与范例），共性与个性（差异性），等等。

再比如，就逻辑实证主义而言，就只有借助“还原（化归）”与“建构”、“局部”与“整体”这样两对范畴去进行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究竟什么是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为自己设立的整体目标；而依据“科学”与“元科学”的辩证关系，我们则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实际演变，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基本立场的局限性。

另外，“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提示我们，要十分重视从辩证的角度很好地去把握反映与建构、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等对立的范畴（详见第三部分）。

2．关于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除去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以外，我们还可在其他方面看到辩证思维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我国的科学哲学工作者就往往倾向于将国外的整体发展归结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或阵营，并特别重视如何从辩证的角度对之作出综合分析，从而通过清楚地指明对立双方的局限性或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

例如，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就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人们往往特别强调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对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将注意力逐步转向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并往往会按照这样的二分对西方各个主要的科学哲学家作出具体归类，并从整体上指明对于对立双方加以辩证整合的重要性。

这样的工作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做法或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西方科学哲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劳丹、夏皮尔等），一方面坚持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即认为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当如实反映科学活动的真实面貌，并以科学史作为检验科学哲学理论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又明确地采取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从而也就与早期的历史主义者所经常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划清了界线。另外，与先前关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相对立，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家也普遍地认为这两者不应被看成绝对地互不相干的。他们主张，科学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变化，将科学方法论的各个原则看成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乃是“方法论的预设主义”的一种表现，应当彻底地予以纠正。

再者，“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整体发展趋势是：不少学者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既指早期的、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直接相对立的，而且也认识到了努力实现两者的辩证整合，应是进一步工作的主要目标（这也正是所谓的“后SSK”的一个基本立场）。

在以西方的相关研究为对照、明确肯定辩证思维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些明显不足之处：

第一，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往往集中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与评论，并以强调对立双方的辩证整合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立场或主要特点，但后一点通常只是停留于笼统的理论主张，很少能够看到具体工作，甚至很少有人对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辩证整合”作出认真的研究。

第二，正因为此，尽管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往往显得面面俱到、十分合理，却看不到真正的创造性工作；特别是，“辩证整合”往往意味着与对立双方始终处于同一水平，却未能通过新的创造性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从而也就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整合”。

要认真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由西方学者的一些工作获得有益的启示。下面就具体介绍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由后SSK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的相关工作我们也可获得同样的启示；详见第九讲）。

二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1．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

对于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既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最为基本的立场，也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当然，这里所说的整合也意味着对于这两者各自缺点的批判或纠正。通过直接的比照我们即可很好地理解拉卡托斯的这一立场。

拉卡托斯与波普尔最为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明确地采取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也即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并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论对此作出清楚的说明。

拉卡托斯与波普尔的不同之处，则主要表现于他对证伪主义立场的直接批判，特别是认为波普尔所主张的“即时证伪”并不可取。拉卡托斯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应当说受到了各方面研究成果的重要影响，主要包括：第一，所谓的“中性事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经验事实必然具有一定的理论负荷，从而在事实与理论发生冲突时，就未必是理论有错，也可能是事实有错。第二，“科学整体论”，亦即：只要对其他成分（辅助性假设、前提条件等）作出足够的调整，任何命题都可看成不可证伪的。

库恩对于拉卡托斯的影响表现于这样一点：作为科学的具体分析，我们不仅应当着眼于科学活动的“显性成分”，而且应当高度重视科学活动的“隐性成分”。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看来，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就可看成库恩的“范式”的一个翻版，尽管前者应当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概念来源。

拉卡托斯与库恩之间的不同点有二：

第一，与库恩相对立，拉卡托斯明确反对关于“常规科学时期”与“革命时期”的绝对区分，并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对立理论的斗争，因此库恩所说的一种范式独霸的局面根本不存在；而且，在拉卡托斯看来，不同理论的竞争开始得越早，对科学也就越有利。不难看出，这其中有对于波普尔所大力倡导的“批判精神”的直接继承。

第二，与库恩相比，拉卡托斯更为明确地肯定科学是一种理性的事业，特别是，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就表现于不同理论（如果采用拉卡托斯的术语，就是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理性选择，对此我们可用方法论的原则作出清楚说明。显然，拉卡托斯直接继承了波普尔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

总的来说，拉卡托斯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工作可视为对于波普尔与库恩相关思想的一种辩证整合。拉卡托斯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立场，也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拉卡托斯（I.Lakatos，1922—1974）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反纳粹的抵抗运动，战后去莫斯科大学学习，1947至1950年曾担任匈牙利教育部的高级官员。尽管拉卡托斯后来因政治问题被捕入狱，更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逃往西方，但早年的经历无可避免地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拉卡托斯的以下论述属于数学哲学的范围，但仍然清楚地体现了辩证思维对他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直接采用“辩证法”一词在西方哲学界应当说还是较为少见的：“启发法所涉及的是数学的自身的辩证法，尽管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通过历史的理性重建它才能研究自己的对象。”（I.Lakatos，Proofs and Refutations—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ed. by J.Worrall & E.Zah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第146页）[12]

2．由“数学发现的逻辑”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就研究工作的实际开展而言，拉卡托斯显然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为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在这里，拉卡托斯先前所从事的数学哲学研究为他后来创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工具。[13]

具体地说，拉卡托斯在实际转向科学哲学前曾长期从事数学哲学与数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例如，在1953年因政治问题入狱三年以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数学名著，其中包括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波利亚在数学方法论方面的一些名著——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这些著作为数学方法论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决定了这种研究的启发法性质。其后，在逃往西方、特别在英国定居以后，拉卡托斯又主要从事了数学哲学与数学史的专门研究，例如，他的博士论文《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就被认为是数学史（以及一般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范例。除此以外，拉卡托斯还曾在数学哲学领域发表了不少论文，他所倡导的“拟经验的数学观”也被认为标志着数学哲学的研究已经摆脱“悲观和停滞的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详见ZhengYuxin［郑毓信］，“The Revolu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Logique et Analyse，1997（158）；或郑毓信、李国伟，《数学哲学中的革命》，［台湾］九章出版社，1999）

1965年，拉卡托斯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科学哲学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波普尔与库恩及其他一些科学哲学家围绕“批判与知识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包括有关“什么是科学的本质”的激烈争论，这给拉卡托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拉卡托斯又与马斯格雷夫一起担任了这次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事实上就成为了拉卡托斯由数学哲学转向科学哲学的实际转折点。

由以下两个示意图[14]，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出拉卡托斯的研究与其他一些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数学发现的逻辑”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15]：

图1

图2

下面就对“科学研究纲领”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更具体的说明，并指明其核心思想。

3．“科学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是认为科学理论有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而这又是科学发展连续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尽管前后相继的理论其形式可能有所变化，但相互之间又必定存在一定的联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拉卡托斯提出，科学评价的基本单位不是孤立的理论，而应是理论系列：T1，T2，T3……Tn……这也就是“科学研究纲领”的一个基本涵义。

其次，拉卡托斯提出，理论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内在机制，反例的出现与排除不应看作促进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例如，他指出：“不能等到本来已经接受的理论被‘反驳’了，再使理论增殖”；而应“强调以更好的假说取代任何假说（而不是已经被驳斥的假说）的迫切性”。这也就是指，“进步的问题转换不一定要以‘反驳’予以解释，没有‘反驳’引路，科学也可以增长”。（《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51—52页）

不难看出，拉卡托斯的上述立场是与波普尔所主张的“即时证伪”直接相对立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由于发现了某些反例就立即否定理论，而是应当有一定的“容忍度”或是所谓的“韧性”。

事实上，在拉卡托斯看来，“反例”总是存在的：“可以举出任何一种经典科学理论为例，无论是在提出之初或是到了晚些时候，都可以找到在当时被公认的、被认为是与那种理论相矛盾的、以观察为根据的断言。”从而，如果科学家真的像“（独断的）证伪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采取“即时证伪”的做法，那么，“被公认是科学理论中最佳范例的那些理论，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恰恰相反，科学发展史上十分常见的一个事实，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原来的“反例”最终都被转化成了“正例”，从而也就为理论的可靠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论据。

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问世之初，曾经由于对月球轨道的观测而被证明为“伪”，只是经过了几乎五十年，才把这个“被证明为伪”转给牛顿理论以外的其他原因。再例如，波尔所提出的原子理论在发展初期也曾与如下观测结果不相符合：某种物质在超过10-8秒的时间内是稳定的。因为，按照波尔当作前提来接受的那种经典电磁理论，带负电荷的电子在原子内部沿着轨道围绕带正电荷的核运动时应该发生辐射，从而就将最终失去能量而陷入核内，而且，由经典电磁理论的定量细节我们可具体地估算出陷入核内的发生时间：约为10-8秒。由此可见，波尔不顾这一反例而坚持了自己的理论，就不能不说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幸事。（关于这两个实例可参见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76—77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反例”的出现我们可以视而不见，或是说，只能消极地去等待奇迹的发生：届时这些“反例”都会自动转化为“正例”；恰恰相反，这应该说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积极从事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也即应当给科学理论一定的成长空间。例如，拉卡托斯指出：“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以证伪为目标呢？为什么不给理论的调整规定某些标准以允许人们去挽救一个理论呢？”（《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45页）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所包含的四个主要成分：

（1）硬核。这是指某种非常一般的、构成纲领发展基础的基本理论假设。就理论的发展而言，这一基本理论假设是不能改变的，从而也就集中体现了同一理论系列中各个理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研究纲领”的总体特征。

例如，哥白尼天文学的“硬核”是：地球和其他行星沿着轨道环绕静止的太阳运行，地球每天自转一周。牛顿物理学的“硬核”则由牛顿的运动定律加上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组成。

（2）保护带。这是指那些用来补充“硬核”的辅助性假说，包括描述初始条件时所依据的假定以及观察陈述。拉卡托斯指出，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可看成辅助假设的修改或增添，从而对“硬核”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例如，哥白尼的研究纲领就需要通过给最初的圆形行星轨道增添许多本轮不断地加以扩充，而且必须改变以往公认的对地球与恒星间距离的估计。

（3）反面启发法。这是指这样一种方法论的规定：反常只能在辅助假设、观察假设与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而不能直接指向纲领的核心部分，也即所谓的“硬核”。

例如，如果观察到的行星行为不同于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哥白尼研究纲领所作出的预见，这时就只能通过修改一些本轮或增添某些新的本轮来对纲领作出修正，而不能把矛头直接指向“行星绕太阳运行”这一“硬核”。

（4）正面启发法。“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正面启发法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而“使科学家不被大量的反常所迷惑”。也就是说，“在有力的研究纲领内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合理地选择哪些问题，是由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决定的”；“他们有一个能够预见这些反驳的长期研究方针，这一研究方针，或研究顺序，或详或简地设置在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中。”（同前，第69—72页）

拉卡托斯所给出的关于“正面启发法”的一个实例，是牛顿引力理论在早期是如何逐步得到发展的：

“牛顿最初制定了由一个固定的点状太阳和一个点状的行星构成的行星系的纲领。正是在这一模型中，他为开普勒的椭圆导出了反平方定律。但牛顿自己的动力学第三定律是禁止这一模型的，因此，必须用太阳和行星都围绕它们共同的引力中心旋转的模型来取代这一模型。作出这一改变的原因不是任何观察，而是在发展这一纲领中出现的理论困难。然后他制定出了多行星的纲领，似乎只存在日心力，而没有行星间的力。然后他提出了太阳和行星不是质点，而是质球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改变，他也不需要对反常进行观察；一个（未明确表达出来的）试金石理论规定密度不能无限大，因此，必须扩大行星的体积。……解决了这个‘难题’后，他开始研究自旋转球体及其摆动。然后，他承认行星间存在着力，并开始研究摄动。这时他才开始关注事实。”（同前，第70页）

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库恩思想的影响，而且，如果仅仅停留于“硬核”与“保护带”的话，“科学研究纲领”应当说也是与库恩的“范式”十分相似的；但是，拉卡托斯的独到之处，是突出地强调了“长期的研究方针”对于科学发展的特殊重要性。事实上，我们也应当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拉卡托斯的以下论述：“科学增长中最重要的这类系列以某种联接它们的连续性为特点。这一连续性从一个真正的研究纲领刚被提出时就开始发展。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正面启发法规划出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开列出一连串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科学家的注意力专注于按其纲领正面部分规定的指示来建立他的模型。他不管实际的反例。”（同前，第65—66，70页）

4．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那么，拉卡托斯又是如何去论证科学发展的进步性或合理性的呢？这直接导致了由“科学研究纲领”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发展。

以下就是拉卡托斯在这方面的一些基本思想：

第一，拉卡托斯强调指出，理论的评价或检验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实验与理论这样两个方面，恰恰相反，“检验至少是相互竞争的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三角战斗”。也就是说，科学进步就是用一个更好的理论去取代原先的理论，而且，“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证伪的”（同前，第43，49页）。

由此可见，拉卡托斯所反对的就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证伪，而是说，他既反对“证伪主义”，也反对将科学发展看成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简单积累。

另外，由于认为检验“是相互竞争的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三角战斗”，事实上就同时包含了“证伪”与“证实”这样两种功能，或者说，我们即应更为明确地去肯定在“证伪”与“证实”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如“‘T1的反证据’（就）是T2的确证证据”。拉卡托斯明确指出：“有些最有趣的结果显然是确证，而不是证伪。”这也是与拉卡托斯的以下思想完全一致的：“进步的问题转换不一定要以‘反驳’予以解释，没有‘反驳’引路，科学也可以增长。”（同前，第50，43，50—51页）

这也清楚地体现了在拉卡托斯与波普尔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批判所具有的不仅是单纯的否定性作用，也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就如他本人所指出的：“这样一来，素朴证伪主义特有的否定性便消失了，批评变得更加困难了，而且也更加肯定、更富有建设性了。”（同前，第50页）

第二，由于认定科学评价的基本单位不是孤立的理论，而是理论系列（“科学研究纲领”），因此，拉卡托斯所面临的就是如何在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他对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时期”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科学史一直是、也应当是一部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应当变成一连串的常规科学时期：竞争开始得越早，对进步便越有利。”（同前，第95页）

拉卡托斯一个十分独到的见解是：为了在相互竞争的理论系列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不仅应当注意两者的直接比较，还应注意分析每一理论系列的实际状态。例如，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性，“我们不应仅仅由于一个年轻的研究纲领还没有超过其强大的对手而抛弃它。如果没有对手它会构成一个进步的转换，那么我们就不应放弃它。”（同前，第97页）由此可见，拉卡托斯主张对理论的考察采取动态的观点。

那么，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对研究纲领的实际状况作出分析呢？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拉卡托斯提出了“进步的研究纲领”与“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区分。

与波普尔相类似，拉卡托斯也认为我们可以从“先验（理论上）的进步”和“经验的进步”这样两个角度对理论的“进步性”或“退化性”作出具体判断：（1）“如果每一个新理论与先行理论相比，有着超余的经验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它预见了某个新颖的、至今未曾料到的事实”，我们就把这个理论系列说成“理论上进步的”。（2）“如果这一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还得到了确证，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个新理论都引导我们真的发现了某个新事实，那就让我们再把这个理论上进步的理论系列说成是经验上进步的。”（3）总的来说，“如果一个问题转换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我们便称它为进步的，否则便称它为退化的”。（同前，第47—48页）

应当指出，在拉卡托斯看来，在现实中我们还可依据以下的标准去对研究纲领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在纲领的进步阶段，主要的启发刺激来自正面启发法，反常现象在很大程度是被忽视的。在退化阶段，纲领的启发力便枯竭了。”他并进一步指出：“在缺乏竞争纲领的情况下，这（后一）种形势可以通过对反常现象的高度敏感以及库恩的‘危机’感，反映在科学家的心理中。”（同前，第94页）

最后，拉卡托斯指出，科学的发展即可看成“进步的研究纲领”对于“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取代。“证伪的判决性成分是新理论同其先行理论相比是否提供了新颖的超余信息，以及这一超余信息中是否有一些已得到确证。”（同前，第50页）

第三，就相互竞争的两个研究纲领的选择而言，拉卡托斯又一次表达了对于“即时证伪”（更为一般地说，是“即时理性”）的反对，因为在他看来，研究纲领始终存在由退化转向进步的可能性。“一个对手，即使大大地落后，也有可能卷土重来。一方的任何优势都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确定的，任何纲领都有失败的可能；同时任何纲领也都有胜利的可能。”特别是，“凡是被赋有天才和想象力的科学家们所支持的研究纲领都是很难被打败的”。从而，在拉卡托斯看来，所谓的“判决性实验”就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断言：“不论逻辑学家证明有矛盾，还是实验科学家对反常的判决，都不能一举打败一个研究纲领。人只能事后‘聪明’。”这也就是指，“如果经过持续的努力，这种东山再起仍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便输掉了，而原先的实验则被事后之明鉴认为是‘判决性的’。”（同前，第156，99页）

那么，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作出判断和选择呢？在拉卡托斯看来，这事实上只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约定”。例如，他指出：“这一方法论向约定主义借用的是，允许根据约定不光合理地接受时—空上特殊的‘事实陈述’，而且可以根据约定合理地接受时—空上普遍的理论”；但是，拉卡托斯又突出强调了这一做法的可能后果：“在这一方法论中，同在任何种类的约定主义中一样，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决定可能将我们引入灾难式的歧途。”（同前，第152—153，99页）也正因此，在一些明确持有相对主义观点的学者看来，拉卡托斯的这一立场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科学家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或者说，即是转向了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当然，拉卡托斯本人对此是不能同意的，而认为他只是更为清楚地体现了“方法论的宽容的重要性”，或者说，应当始终采取历史的、动态的观点。他为自己提供的一个主要辩护意见是：我们应对合理地（或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和非理性地（或不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这两者作出明确区分。由此也可以说，拉卡托斯所采取的始终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

三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辩证关系

拉卡托斯科学哲学研究（与数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哲学分析与历史研究的很好结合。拉卡托斯曾依据康德的著名论述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自己的诠释：“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也是他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以下再对他的两个具体论点作简要论述。

1．科学史的“合理重建”

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对科学史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并认为后者可以看作为实际评价各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提供了重要的检验手段。与此不同，拉卡托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认为与汉森等关于“经验事实”的分析相类似，科学史也不能被看作完全中性的，而是必定具有一定的理论负荷。

拉卡托斯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于“内史”与“外史”的明确区分，并认为与“外史”相比“内史”更加重要：（科学的）“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同前，第163页）

其次，拉卡托斯指出，科学史家对于什么构成了他的内史的判断，又完全取决于他所接受的科学方法论。也就是说，“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卡托斯认为，“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任何科学史都是真实历史的一种“理性重建”：“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同前，第165，167页）

显然，后者事实上也可以看成“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一断言的一个主要涵义，或者说，即是十分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特殊重要性：“科学哲学家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同前，第141页）

2．二阶科学方法论

那么，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究竟又是否具有重要作用呢？特别是，它是否可被看作为实际检验各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工具或手段？在具体论述了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后，拉卡托斯又回到了这一问题，并从一个新的角度作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这事实上也可以看成前一思想的一个直接应用和合理引申：由于“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同前，第141页）这就是所谓的“二阶科学方法论”，因为这里的评价对象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哲学理论或科学方法论，从而与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可称为“一阶科学方法论”，其评价对象是具体的科学理论）相比就达到了更高层次。

拉卡托斯指出，科学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不可能与实际历史恰好重合”，因为“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也正因此，“所有这些规范的重建可能都必须要由经验的外部理论作为补充以说明剩下的非理性因素”。在拉卡托斯看来，这就为不同科学方法论之间的比较和评价提供了直接的手段：“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将越来越多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视为合理的，就标志着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它就是进步的。”这也就是指，“当出现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时，内部历史就可能扩大，并从外部历史中开拓新地”，也即将尽可能多的原先被认为是外史的问题转化成了内史的问题。（同前，第181，163，185—186页）

不难看出，拉卡托斯在此基本上就是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基本思想直接推广应用到了“二阶科学方法论”。在他看来，这种“内在的一致性”也正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其他科学方法论相比更为可取的一个方面。例如，如果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应用于自身，那么，任何历史反例的发现（前面已经提及，由于任何编史学研究纲领都不能将全部科学史都解释成合理的，因此，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必然地会“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就意味着我们应当立即放弃这一理论；与此相对照，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我们则就应当采取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也即应当等待“这些反常最终……由某个更好的合理重建……作出说明”（同前，第185页）。

在拉卡托斯看来，上述的分析就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这样一点：“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相互学习”。

四　分析与思考

1．开放的理性

由上可见，对于理性主义立场的坚持正是拉卡托斯科学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拉卡托斯的主张，即内史与外史相比为什么更加重要，科学史学家在从事研究时为什么必须首先重建“内部历史”。但拉卡托斯在坚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同时又始终强调历史的视角、发展的观点。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拉卡托斯所提倡的是一种“开放的理性”。

具体地说，“开放的理性”的一个重要内涵，即是明确承认“科学方法论”的多元性。就如拉卡托斯所指出的，“实际上，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暗示了一种多元权威体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与各种科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理论相比，我们应当更加坚持“科学实践”的首要地位。从这一角度就不难理解拉卡托斯的以下论述：“至少就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通常的科学智慧。那么，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这不是狂妄吗？……我想是的。”（同前，第189页）

强调实践的优先地位事实上也就是承认实际的科学活动必定包含一定的“非理性成分”，或者更为彻底地说，我们不应将科学方法论以外的一切视角，如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视角，都看成非理性的，乃至断言“外部历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应当指出的是，后者事实上也正是“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很多研究者在从事科学的分析时所采取的就是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比如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一术语的引入就可清楚地看出。当然，认为“权力”与“利益”等社会学因素（或是什么别的因素）应当取代“合理性”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首要因素，同样也是一种极端化的立场，或者说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恰恰相反，我们所需要的应是多元的视角与辩证的整合，对此将在第三部分作进一步的论述。

2．研究者应有长期的眼光

更广泛地看，拉卡托斯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应当清楚地认识“长期的研究方针”对于科学研究的特殊重要性。例如，只有从这一角度去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研究为何不应被看成“猜想与反驳”的简单重复，或者说，才能明了严肃的科学研究与任意的猜测游戏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另外，相对于库恩的“范式”对于共同体成员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成功的承诺”这一说法，拉卡托斯的论述显然也更为清楚地体现：“成功的承诺”并不仅仅在于范例为新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样板，而主要取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也就是说，相应的范式是否为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工作前景。

事实上，具有长期的发展眼光也正是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大师的一个共同特征。例如，波普尔由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研究逐步深入到了本体论，并由此发展起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而库恩之所以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如此大吸引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工作为人们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开拓了新的研究前景，例如，正是以库恩的工作为直接的起点，“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在现代得到了迅速发展。还有，尽管拉卡托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但他始终希望能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思想应用到数学之上，从而发展起一种新的数学哲学理论——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研究工作的一个长期计划。

应当提及的是，就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而言，拉卡托斯关于“长期研究方针”重要性的论述已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例如，这事实上就是在诸多相关研究中人们何以常常会提到“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研究规划”（research project）等概念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概念与“科学研究纲领”（以及“范式”）的涵义并非完全相同，但总体而言，它们又都可以看作好的研究工作应当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方针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更为一般地说，正是“长期的研究方针”保证了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乃至科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

3．由科学哲学到数学哲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案例

拉卡托斯由“数学发现的逻辑”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发展显然可以看成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实例，以下再借助相反方向上的例子更为具体地指明跨学科研究的基本意义和具体途径。

1890年至1940年的这五十年，可以说是数学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弗雷格、罗素、布劳维尔和希尔伯特等人围绕数学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发展起了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数学哲学学派，从而为数学哲学的研究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影响更已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特别是，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更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直接促成了科学哲学的“独立”。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情况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尽管逻辑主义等学派作出了极大努力，他们的研究规划却都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在经历了所说的“黄金时代”以后，数学哲学的发展就一度“进入了一个悲观的、停滞的时期”；其次，与数学哲学的困境相对照，科学哲学则已逐步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也正因此，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就对数学哲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对数学哲学的现代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例如，拉卡托斯关于“数学发现的逻辑”的研究就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因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立场就是希望能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直接推广应用到数学的领域。类似地，我们还可特别提及两个人的工作：莫黑顿斯（H.Mehrtens）的“库恩的理论与数学：关于数学的‘新编年史’的讨论”（“T.Kuhn's Theories and Mathematics：A Discussion Paper 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of Mathematics”，Historia Mathematica，1976［3］）与哈勒特（M.Hallet）的“数学研究纲领刍议”（“Towards a Theory of Mathematical Research Programmes”，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9［30］）。正如它们的标题已清楚体现的，这两篇论文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库恩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思想推广应用于数学的领域。

除了理论思想的直接应用以外，我们还可在研究问题的引进、研究方法的变革、概念系统的建构等各个方面清楚地看到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对于数学哲学的重要影响。

例如，基于《科学革命的结构》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我们显然也就容易理解人们何以会明确提出“数学是否存在有革命”这样一个问题（详见D.Gillies（ed.），Revolutions in Mathematics，Clarendon Press，1992）。更一般地说，正是由于科学哲学的影响，数学哲学家对于数学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就如艾斯帕瑞和基切尔所指出的：“……数学哲学应当关注与那些研究人类知识其他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同一类型的问题。例如，哲学家们应当考虑这样的问题：数学知识是如何增长的？什么是数学进步？是什么使得某一数学观点（或理论）优于其他的观点（或理论）？什么是数学解释？”特别是，“数学在其发展中是否遵循任何方法论的原则？”（W.Aspray & P.Kitcher，“An Opinionated Introduction”，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Mathematics，ed. by W.Aspray & P.Kitche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第17—18页）

其次，数学哲学现代研究中对于数学史的高度重视应当说也受到了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直接影响。例如，布瑞格（H.Breger）和格若斯尔兹（E.Grosholz）在他们所主编的《数学知识的增长》（The Growth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一书的“序言”中就曾明确指出：“这一论文集源自编辑者的这样一个信念，即数学哲学的重要论题可以由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有组织对话得到启示。……我们希望历史的材料能在数学哲学家那里获得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应用；同样地，我们也希望哲学家由历史所激发的思考能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问题和思想。”

综观20世纪的数学哲学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一种积极的互动，30—40年代以前科学哲学主要是由数学哲学获得了直接的动力和直接的范例，而50—60年代以后在这两者之间又可看到一种相反的情况。显然，这也从一个更高层面更为清楚地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内涵和意义。[16]

［附］拉卡托斯的“数学发现的逻辑”

拉卡托斯关于“数学发现的逻辑”的研究（详见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主要集中于数学史上所谓的“笛卡尔—欧拉猜想”的历史发展。

首先，拉卡托斯指出，这是一个不断对先前提出的猜想进行反驳并加以改进的过程。特别是，由各个猜想的直接比较我们即可看出，尽管猜想的内容不断得到了改进，但其主要结论（在此是指这样一个结论：V＋F－E＝2。其中V，F和E分别代表一个多面体的顶点数、表面数和棱数）又始终保持不变，而只是在原先的猜想中并入了新的前提。又由于所说的前提（以及相应的引理）的引入正是为了排除“反例”，因此，相对于主要结论而言，前提和引理事实上起到了“保护带”的作用。

其次，拉卡托斯所谓的“数学发现的逻辑”是指“证明分析法”，其主要功能则是通过引入适当的前提消除直接指向主要结论的反例。拉卡托斯提出了如下的“谬误反传原则”：“谬误应当由素朴的猜想反传到引理。由定理的结论反传到它的前提。”他并强调指出：“重要之点是应尽快脱离尝试与错误（纠正）的阶段，很快进入思想实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获得了一个已被某一反例所驳斥的猜想，我们应把这一反例置于一边，而努力用思想实验去对猜想进行检验：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个证明，从而超出尝试与错误纠正的阶段而转向证明和反驳的方法。”（《证明与反驳》，第47，74，75页）

第三，作为“证明分析法”的对立面，拉卡托斯还提到了数学中经常用到的其他一些方法：尽管它们在形式上似乎也可排除反例，但无论是所谓的“怪物排除法”或“例外排除法”又都不可能导致真正的进步，因为，它们或者是一种语言的把戏，或者是一种“约定主义”的策略（从而就都属于波普尔所说的“特设性假设”）。由此可见，就数学方法论而言，我们也应对“较好的方法”与“较差的方法”作必要的区分。

显然，依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即可更好地理解本讲所示的“数学发现的逻辑”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的类比关系，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正是“数学发现的逻辑”为拉卡托斯创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第七讲

规范与超越

与外部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相对应，在科学哲学内部，我们也可看到非理性主义的影响，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就是这方面最为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这一讲将主要对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作具体介绍，但首先将依据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论述从另一不同角度指明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由两者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和意义，也可从总体上更为深入地认识科学活动的复杂性。

一　方法与直觉

由前几讲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尽管西方对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有很大不同，但相关的研究对于实际的科学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我们也应再次强调：科学方法不应被理解成某种固定的程序，对此只须按照指定的顺序机械地加以实行就可作出新的发现或创造；恰恰相反，任何科学方法都必然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合和一定局限性。总的来说，科学研究事实上包括有两个互补的方面，即理性方法与直觉想象，因此，在充分肯定方法论研究的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明确肯定直觉与想象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例如，爱因斯坦就曾明确指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在物理学研究中“并没有逻辑的通道，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第284，102页）

另外，对于直觉的突出强调也是法国著名科学家、数学家彭加莱的一贯主张：“如果直觉对学生是有用的，那么对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来说，它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其成功之大小取决于这种直觉在他们身上发展的程度之大小。”（《科学的价值》，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200页）

值得注意的是，彭加莱还曾明确强调了美的追求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美的追求不仅为科学家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动力，更在实际的科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例如，他指出：“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活也就毫无意义。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美，不是给予我们感官以印象的美，也不是质地美和表观美。并非我小看上述那种美，完全不是，而是这种美与科学无关。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比较深奥的美，这种美在于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并且纯粹的理智能够把握它。正是这种美使物体，也可以说使结构具有让我们感官满意的彩虹般的外表。没有这种支持，这些倏忽即逝的梦幻美其结果就是不完美的，因为它是模糊的、总是短暂的。相反，理性美可以充分达到其自身，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正是对这种特殊的美，即对宇宙和谐的意义的追求，才使我们选择那些最适合于为这种和谐起一份作用的事实，正如艺术家在他的模特儿的特征中选择那些能使图画完美并赋予它以个性和生气的事实。我们无需担心，这种本能的和未公开承认的偏见将使科学家偏离对真的追求”，因为，就“像对于实用的渴望一样，对于美的渴望也导致我们作相同的选择。……这种思维之经济、劳力之经济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同前，第357—358页）

彭加莱还曾依据有意识思维活动与无意识思维活动的辩证关系，对美的追求何以可能在科学研究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也更为清楚地体现：理性方法与直觉想象确实构成了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双翼。

具体地说，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最早提出了发明创造的本质是“概念的一切可能组合”这样一种思想；但是，由于概念的可能组合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因此，与莱布尼兹的上述论点相比较，彭加莱的以下修正显然就更为合理（尽管他所直接论及的只是数学创造，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明创造）：“数学创造实际上是什么呢？它并不在于用已知的数学体作出新的组合，任何一个人都会作这种组合。但这样作出的组合在数目上是无限的，它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没有用处。创造恰恰在于不作无用的组合，而作有用的、为数极少的组合。发明就是识别、选择。”（同前，第377页）

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理解“美的追求”的方法论意义。具体地说，彭加莱认为，对于发现创造我们可以大致地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准备；（2）酝酿；（3）明朗（顿悟）；（4）检验。其中，准备与检验的阶段属于自觉的思维活动（两者的区别在于：准备属于发现的范畴，检验则主要属于论证的范畴）；酝酿及明朗的阶段则属于无意识的思维活动。[17]

彭加莱强调指出，“无意识的机器”在最初要依靠有意识的思维活动来“驱动”。为了清楚地说明这点，他还专门引进了这样一个比喻：“让我们把组合中的未来元素想象成伊壁鸠鲁的带钩原子吧。在精神完全休眠时，这些原子是不动的，也可以说，它们钩住了墙壁；因此，这种完全的休眠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没有相遇的原子，从而在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组合。……初期的有意识的工作有何作用呢？显而易见，它使这些原子中的某一些可以运动，它把它们从墙壁上卸下来并使它们自由活动。……这些原子开始运动之后，它们就不会返回到它们的初始状态，它们自由地继续它们的运动。……可动原子经受碰撞，从而使它们进入它们之间的组合，或者与在它们的进程中撞击到的其他静止的原子形成组合。”也就是说，科学的思想（概念）原先都处于静止状态，而只是通过自觉的思维活动，它们才开始活动起来，从而也才有可能通过互相组合形成新的观念原子。但是，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又是如何在各种可能的组合中作出必要选择的呢？彭加莱指出：“数学的美感、数和形的和谐感、几何学的雅致感，……正是这种特殊的审美感起着我已经说过的微妙的筛选作用。”（同前，第383页）换言之，“无意识不仅要担负起构造各种各样的思想组合的复杂任务，而且还要根据我们的审美原则去作最细微和最本质的选择。”（阿达玛，《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第28页）

当然，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对于无意识思维活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前者应当被看成后者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指研究活动不能停留于直觉的认识，还必须过渡到检验的阶段；因为，正如人们普遍了解的，直觉不仅在细节上较为模糊，直觉的认识也并非完全可靠，只有通过自觉的思维活动，由直觉产生的结论才能得到明确表述，也才能够得到严格的检验，包括作出必要的改进或发展。但是，彭加莱相关论述最为主要的一个涵义，即是我们应当明确地肯定：与有意识的思维活动相比，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应当说在发明创造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彭加莱的上述论点也是很多学者所明确赞同的。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现代实验心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Fechner）关于思维活动的如下比喻：我们可以把全部思维比喻成一座冰山，它仅有一小部分浮现于有意识的表面，并为自觉的思维之风所驱动，而主要地则是由水面之下的隐藏思潮所推动的。现代实验心理学另一主要创建者、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也认为：“无意识思维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这样的一个未知者：它为我们从事创造和生产，最终却将成熟的果实投入我们的怀抱。”（A.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Pan Books Ltd.，1975，第153页）

那么，无意识的思维活动究竟为什么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无意识思维与有意识思维相比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也即不像有意识思维活动那样容易受到各种条条框框（包括逻辑、方法论，乃至习惯、传统等）的束缚，就像做梦一样。这些束缚也正是通常所谓的“思维的惰性”（conceptual momentum）的一个重要涵义。就像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所指出的：“当我们面对新问题时，总是背负着旧观念和旧词汇的包袱，这不只包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语汇，也包括长年以来证明有用的观念……”（J.Oppenheimer，“Communic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cience，1963，Vol.124）与此相对照，由于无意识思维经常地表现为形象思维而不是概念思维（例如，人们常常会说：“我感觉到了，但我说不出来！”），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就“为创造性思维带来了更大的自由性和能动性”（A.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第174页）。

由于“直接性”、“自发性”和“不可解释性”等可看成直觉（包括所谓的“审美直觉”）最为明显的一些特征[18]，因此，科学方法论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能切实促成由无意识思维活动向有意识思维活动的重要转变，也即如何能够使得发明创造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因为，不然的话，就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兰尼（M.Polanyi）所指出的，所有方法论的研究，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其意义都必定十分有限：“如果不承认其中具有引人入胜的美和令人着迷的奥秘，我们是无法真正道出我们接受这样的理论的原因的。然而，以主客观互相分离为基础的流行的科学观，却追求——并且必须不惜代价地追求——从科学中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理论鉴定清除，或者至少要把它们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小到可以忽略的附属地位，因为现代人为知识所建立的理想是：自然科学的观念应该是种种陈述的集合，它是‘客观的’，它的实物完全由观察决定，尽管它的表述可以由习惯形成。”“但若必须承认对大自然的合理性之直觉也是科学理论的一个合乎道理的、确实必要的部分，那么，这一观念就会破灭。”（波兰尼，《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第23—24页）

我们也应从后一角度去理解费耶阿本德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工作从一个建设性的角度十分清楚地指明：我们不仅应当明确承认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在发明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也应更为明确地去肯定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并且敢于在必要时突破任何一种方法论框架的束缚。以下就对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作具体介绍和分析。

二　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4—1994）是西方科学哲学界公认的“怪杰”：所谓“怪”，是指他的一些主要研究结论往往与科学哲学界的公认观点直接相违背；所谓“杰”，则是指他的分析论述常常十分精辟，思想的深刻更令人赞叹。

《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是费耶阿本德在科学方法论方面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由于该书最早的形式只是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的一些私人信件（当时他们正准备合写一本书，在其中，费耶阿本德将对理性主义进行抨击，拉卡托斯则将重申这种观点并为之辩护）[19]，后因拉卡托斯过早去世费耶阿本德才将这些文稿单独成书出版，因此在阅读时读者往往会感到较为困难。有鉴于此，这里将从一个特殊角度对此作出介绍分析，即主要集中于这样三个论点：第一，各种已有的方法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科学不需要任何一种方法论，科学研究也根本不可能予以彻底的规范化；第三，人文观点的渗透以及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这一解读事实上是对于费耶阿本德相关思想的一种“重构”，希望这一做法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也能为我们如何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提供一个范例。

另外，在对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作具体介绍前，有必要首先指明这些工作的一个背景：由于对方法论的高度重视是“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或主张，相互之间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对于科学史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也可看成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特征，也就是说，不少科学哲学家都力图通过发现科学史上的众多“正例”来证明自己在科学方法论问题上的基本主张的正确性，同时也借助科学史中的“反例”来驳倒争论的对手。但是，正如查尔默斯指出的：“给予科学史愈来愈多的注意已是科学方法理论的现代发展的一个特征。对许多科学哲学家来说，这样做产生的令人困惑的结果之一是，平常被认为是重大进展标志的科学史中的那些事件，无论是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还是爱因斯坦的革新，都不是用哲学家所典型描述的那些方法产生出来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6—7页）就此而言，在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中出现一些较为极端的观点也就十分自然了。

1．已有方法论的批判与超越

（1）费耶阿本德的论述方式。

就科学方法论的现代研究而言，应当说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或理论主张，相互之间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学者希望对所有已知的方法论同时作出批判，显然就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就此而言，费耶阿本德所主要关注的并非各个具体的科学方法论，而是它们的共同点，这也就是所谓的“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前者是指科学理论应与经验事实（被认为是完全可靠的）一致；后者则是指新的工作应与公认的理论保持一致。

其次，就相应的批判性工作而言，我们还可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视角，而这事实上也映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两个不同定位：第一，主要着眼于相关的方法论能否被看成科学实际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也即主要着眼于科学方法论的描述功能。第二，主要着眼于相关的方法论能否被看成对于科学活动的合理规范，从而就不十分关注这一理论是否如实地反映了科学发展的真实面貌。

更为深入地说，我们在此甚至还可作“较强意义上的批判”与“较弱意义上的批判”的区分。就描述性的研究而言，所谓“较强意义上的批判”就是指如何能在科学史上找到与所论及的科学方法论直接相冲突的若干“反例”，同时又具体地去指明“正例”根本不可能存在；与此相对，“较弱意义上的批判”则仅仅集中于寻找“反例”，从而体现相关的科学方法论不能被看成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真实写照，却并不关注是否也可找到“正例”。就规范性的视角而言，“较强意义上的批判”则是指相关的方法论只会损害科学的发展，而不具有任何的积极意义；与此相对，“较弱意义上的批判”则是指相关的方法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否认它对于实际的科学活动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读者在阅读费耶阿本德时，即可尝试利用上述的分析框架对其批判性工作作具体分析。

（2）费耶阿本德对于“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的批判。

就“经验性原则”而言，费耶阿本德指出，第一，历史事实是，没有一个理论是与已知的经验事实完全符合的；而且，普遍的态度是完全不去顾及理论在这方面的困难而继续自己的研究，并期待深入的研究可能将“反例”转化为“正例”。又由于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都相一致”，因此，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主张只承认那些同所获得和公认的事实相一致的理论的要求，将消除所有的理论。”（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Verso，1978，第65［41］[20]页）

第二，费耶阿本德也突出地强调了纯粹的经验事实并不存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受到理论污染的事实。正因为此，理论与事实的不一致就只是体现了新的理论与已有理论的不一致（尽管后者很可能只是一种隐藏的假设，也即未必得到明确的表述），而不能说已经证明了新理论的错误性。

就“一致性原则”而言，费耶阿本德指出，如果完全按照这一原则去行事就会严重损害科学的批判精神，从而使得科学理论变成一种教条。他写道：“关于新的假设应与已接受的理论相一致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所维护的只是已有的理论，而不是较好的理论。”（同前，第35［12］页）

费耶阿本德进一步指出，由于正是科学理论为我们积极从事新的认识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概念框架，因此，如果完全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理论，也即按照“一致性原则”去行动，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发现新的事实，特别是与已有理论直接相抵触的事实。与此相反，就只有通过不同理论的对照，我们才能从不同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并从事新的认识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新的事实的发现和认识，也可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已有的理论，也即是说，只有借助于对立的理论，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才能得到充分暴露。费耶阿本德写道：“可能驳斥某一理论的证据只能依靠不相容的对立理论才能得到揭示”；“理论的某些最重要的性质是通过对照，而不是通过分析得到发现的”（同前，第29—30［8］页）。

（3）不难看出，就费耶阿本德对于“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的批判而言，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科学哲学家的工作十分相似的，或者说，汲取了很多同时代科学哲学家的有益观点或研究成果；另外，就这一层面的工作而言，费耶阿本德不仅对各种已有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批判，同时也积极从事了新的建设性工作，亦即提出了一些与原先的方法论原则直接相对立的新的方法论原则。

具体地说，由于认为只有通过不同理论的对照我们才能有效地去发现新的事实，并更为深入地去理解已有的理论，费耶阿本德提出“增多原则”（“扩展原则”）就十分自然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明确反对上述的“一致性原则”，而且应当积极提倡理论的多元化。就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论的增生是对科学有益的，而一致性则会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同前，第35［12］页）

另外，与上述的“经验性原则”相对立，费耶阿本德还提出了所谓的“韧性原则”，即认为应当允许理论和经验事实不一致。按照费耶阿本德的看法，我们就应当从这一角度去肯定“特设性假设”的意义：“新的思想几乎总是特设性的，它们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特设性假设消除了由于变化所造成的最初的困难，而这有时被证明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给了理论以生存的空间，并指明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同前，第93［69］页）

值得指出的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由于新的理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所涉及的往往只是较为狭窄的领域，因此，对于新理论与旧理论相比“应具有超出的事实内容”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毋宁说，与各种已有的评价标准相对立，我们应当允许理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与已被接受的事实在一定程度的分离，或者说，我们应当允许新的理论与已有理论相比出现一定的“倒退”（这就是所谓的“库恩损失”）。费耶阿本德这样写道：“倒退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给予了详尽地发展主要的观点以及必要的辅助科学所必需的时间和自由。”（同前，第153［122］页）

不难看出，费耶阿本德的上述立场与拉卡托斯对于“进化的研究纲领”与“退步的研究纲领”的区分也是十分一致的，即不应“安排一个婴孩同一个成人进行拳击比赛”；但是，与拉卡托斯相比，费耶阿本德又应该说表现出了更大的彻底性，特别是，他更从这一角度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直接批评：“如果由于理论有可能得到发展和改进，在诞生之初就因其有缺点而拒绝它们是不明智的，那么，对于退化的研究纲领的拒绝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们同样也可能得到恢复，并获得出乎意料的光辉成果。”（同前，第185［152］页）另外，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的又一重要区别，是他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新旧理论的“不可通约性”——显然，就我们目前的主题而言，这也就更为清楚地体现：我们应当完全不受老的问题和“事实”的约束，而是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设计自己的任务，搜集自己领域的“事实”。

再则，如果说“韧性原则”主要应被看成一种消极的防卫，那么，“反归纳原则”则就表现出了由“消极防御”向“积极进攻”的重要转变：我们“应当引入和制定与得到充分确证的理论以及（或者）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它劝导我们反归纳地行事。”（同前，第28［7］页）从而，这就将“通过归纳由事实去引出理论”这一传统模式彻底地反转了过来。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尽管费耶阿本德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法论原则，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他同样是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积极倡导者，因为，与真正的建设性工作相比，费耶阿本德更多地是希望通过对照更为清楚地揭示各种方法论原则的局限性。这也就如他本人所指出的：“我的意图不是用另一套规则来代替这一套。我的意图倒是使读者深信：一切方法，甚至最明显的方法，也都有它们的限度。体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显示某些她或他可能认为是基本性的规则的局限性，甚至是非理性。”（同前，第33［10］页）

综上可见，就第一层面的工作而言，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应当说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学者的相关论点十分一致的，他所提出的方法论原则也可看成对于其所批判的各个方法论原则的必要补充或修正。然而，费耶阿本德的特殊性又在于：他并未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而是由对各种已有方法论的批判过渡到了对科学方法论的一般性批判，指出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也不应彻底地规范化。这就是第二层面的批判。

2．“反对方法”

相比于对各个具体方法论原则的直接批判，费耶阿本德更为彻底的立场，是认为科学不需要任何一种方法论，科学研究也根本不可能予以彻底地规范化。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应当坚决反对任何一种超越时空的、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原则。

首先，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发展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给定任何一种规则，无论它对于科学来说如何‘基本’和‘必要’，总会存在这样的场合，在此不仅应当无视这一规则，而且应当采取它的对立面。”又，“现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最为惊人特点之一，就是体现了这样的事实：一些重要的发现与发展……只是由于某些思想家决定不受某些‘显然’的方法论规则的束缚，或是由于他们无意中违反了这些规则，才成为可能的。”（同前，第23［1］页）这清楚地体现：任何方法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或者说，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被完全纳入任何一种科学方法论的固定框架。

费耶阿本德并从理论上对上述论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正是科学活动的动态性质和复杂性直接决定了任何方法论的规范都是不可能的，并必然地会对科学的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异质的历史过程，而所有的方法论又都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的假设之上：“我们知识的各种成分——理论、观察、论证的原则——都是不具有时间性的对象，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完善程度，都是同样地可接近的。”但是，科学活动“并不是一种在很好地制定了的规划指导下的过程，也不可能为这样的规划所指导，因为它包含了实现各种可能的规划的条件”；“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包含了高度复杂的系统，以及古老和僵化的思维形式，也包含了思想体系的含糊和不协调的预期。其中的一些成分可以以简洁的书面形式得到表述，另一些则是隐藏的，并且只有通过对照，通过与新的不寻常的观点加以比较才能得到认识”（同前，第146，26，146［116，4，117］页）。

更深入地分析，我们显然又应考虑到科学认识对象的复杂性与变化性，因为，归根结底地说，又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无限发展性。就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我们所试图加以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对象，因此，我们就必须保持选择的自由性，而不能使自己事先受到限制。”也就是，“如果我们希望了解自然界，如果我们希望支配周围的物理环境，那么，我们就必须使用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方法，而并非只是它们的一个部分。”（同前，第20，306［IV，266］页）

综上所述，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这就十分清楚地体现：科学活动的彻底规范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当的。“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93页）

事实上，正如前几讲中已提及的，这正是科学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主流认识，亦即对于所谓的“预设主义”的明确反对。预设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认为与科学活动的动态性、异质性、复杂性相对立，在某个更高的层次上，我们仍可找到某些不变的因素与高度的统一性。例如，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夏皮尔（D.Shapere）就曾明确指出，传统观点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假设了关于“高层次理论”与“低层次理论”的绝对划分，并认为后者（指科学活动）是变化的，前者则是绝对的，其作用就是为科学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必要的规范或预设。夏皮尔还进一步指出，除去“方法论上的预设主义”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更多方面看到类似的表现，如“本体论的预设主义”：绝对不变的本体论原则，如自然界的简单性原则、统一性原则等；“逻辑上的预设主义”：绝对不变的逻辑法则；“概念的预设主义”：绝对不变的元科学理论；等等。由于所说的“绝对不变性”可被看作“预设主义”立场的核心，因此，夏皮尔又将所说的传统观点称为“不可违背性原则”：“对求知事业特别是科学来说，存在某种预先假设的、本质的或必然的东西，无论这种东西的确切特征是什么；并且，这种预设的、本质的或必然的成分不可能根据我们所获得的任何新科学知识或信念而修改或摈弃。”夏皮尔明确指出：“这种态度，即坚持不可违背性观点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虽然决非绝灭，但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流行了。”而重视科学史的研究就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空前广泛的历史研究的结果有力地说明，科学不只是最近才发生急剧而深刻变革的，毋宁说，这些变革一直是整个科学史的特征，而且这种变革远远不只限于发现新的事实，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关于世界的基本信念发生一些简单的连续改变，而且扩展到所使用的方法论（同那些坚持一种不可违背的科学方法的人相反），扩展到合理的科学问题与不合理的科学问题之间的区别（与波普尔以及那些坚持意义的可证实性理论的人相反），扩展到衡量什么算作可能的或正确的解释，扩展到衡量什么算作观察或观察证据甚至科学探索的标准和目标（实际上同所有实证主义哲学家相反）。这说明，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是如此。”（夏皮尔，《理由与求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44—446页）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科学方法局限性的分析显然也就体现科学活动中必定包含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这也就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就科学而言，理性不可能是普遍的，非理性也不可能被排除”。“即使在科学中理性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全面的，理性必须经常被否决或消除，以让位于其他的成分。”（同前，第171，179—180［138，147］页）当然，费耶阿本德没有满足于对于非理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的让步，而是向着更为绝对的立场迈出了新的一步，这就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或者说，“怎么都行”。

具体地说，费耶阿本德在方法论问题上的最终主张是：“在一切条件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能够为之辩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在他看来，这直接来自于以下事实：科学家们“并不知道现今所存在的各种观点之中，哪一个可能通过非理性的捍卫而成为未来的理性。由于缺乏这样的保证，他们就不得不进行猜测，而这种猜测只能取决于个人的倾向……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允许这种倾向与理性相对立，因为科学可能因此而得益。”由于所说的立场与政治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十分相似，因此，费耶阿本德就把自己的这种主张称为“方法论（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这就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同前，第155—156，14，17［4，125，I，V］页）。

费耶阿本德并强调指出，对于“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我们不应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怀疑论”。怀疑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是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同样地好或同样地坏，从而也就根本无法在其中作出任何选择；但对于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来说，最为基本的立场却在于：即使观点与方法有好坏的区分，我们仍应允许人们自由地去选择和坚持任何一种观点或方法。费耶阿本德写道，“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无论它是如何地‘荒谬’或‘荒唐’，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完全不值得考虑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它所唯一坚决反对的只是普遍的标准，普遍的法规，普遍的思想。”（同前，第189［157］页）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所真正反对的就是任何一种方法论的统治。

3．超出科学之外

尽管费耶阿本德的以上论述主要还是从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这一角度进行的，但他的视野显然已经超出科学的领域，在他看来，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界线。

费耶阿本德认为，由于各种思想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因此，任何思想都有一定的价值，从而也就应当明确地予以肯定和保存。他写道：“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无论它是如何地古老和荒谬，不能被用于改进我们的知识。全部的思想史都被吸收到了科学之中，并被用于每一理论的改进。”又，“我们所引进的旨在扩展并改进我们知识的思想，可能是以一种十分不正规的方式出现的，一种特定观点的来源可能依赖于阶级的偏见、情感、个人的特性、不同的风格、甚至纯粹和简单的错误。”（同前，第47，154［24，124］页）

进而言之，费耶阿本德表现出了“文化整体论”的思想：“这是一个永远处于增长之中的、互不相容的理论的海洋，作为这一整体的一个部分，每一理论，每一种神话，每一种荒诞的说法，都迫使其余成分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从而也就通过这种竞争对我们自觉性的成长作出了贡献。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决定了的，没有一种观点可以从综合性的工作中排除出去。”（同前，第30［8］页）

显然，与“科学整体论”一样，费耶阿本德的上述思想虽不乏合理性，但以下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的绝对化立场，即：因为各种思想或文化成分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而完全否定在科学与宗教迷信等非科学成分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或者说，因为理性和非理性的相对性而完全否定了方法论研究的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在费耶阿本德身上我们多少可以看到这样的绝对化倾向。

例如，费耶阿本德指出，由于“科学史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于一种后退运动（‘库恩损失’）”，因此，科学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又如何能劝说人们跟我们走呢？我们如何能吸引他们使之脱离一个明确无疑的、精致的和经验上成功的体系，使他们转而归顺于一个未完全的、荒谬的假说呢？……”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这清楚地体现：“显然，对新思想的归顺将不得不借助论证以外的手段，它的维持将不得不依赖非理性的手段，诸如宣传、情感，特设性假说以及诉诸形形色色的偏见。我们需要这些‘非理性手段’来维护新思想……”（同前，第154—155［123］页）

另外，如果完全不考虑上下文的话，费耶阿本德的以下论述显然也可以理解成是将科学与宗教迷信完全等同了起来：“科学与迷信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我们所认定的两者的区别只是一种局部的现象。”（同前，第296［256—257］页）

费耶阿本德还从表现形式与相应的教条态度等方面对科学与迷信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例如，他指出：“科学家不满足于按照他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的规则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婴儿围栏，他们要把这些规则普遍化，他们要它们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使用了由他们支配的一切方法——论证、宣传、施加压力战术、恐吓、游说——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在他看来，这也就十分清楚地体现了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一个坚持认为自己占有了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可接受的成果的科学就是意识形态。”（同前，第220，307［187，267］页）

当然，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论据仍是认为科学与迷信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今天的理论在明天很可能变为纯粹的胡扯，而最可笑的神话最终又可能成为科学中最稳定的成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断言：“为了改善一门学科的最新的和最‘高级的’阶段，要利用它的全部历史。一门科学的历史、它的哲学和这门科学本身之间的隔阂现在已化为烟云，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隔阂也是这样。”这样，费耶阿本德最终就由“文化的整体性”走向了相对主义：“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展是有害的。……断言科学之外无知识不过是另一个最方便的神仙故事而已。”（同前，第52，47，306［29，24，266］页）

尽管费耶阿本德的上述思想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确实给予了我们十分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从事科学的分析时，我们不应局限于科学的范围，而应超出科学之外并从一个更为广泛的角度去着手。费耶阿本德更特别强调了科学（沙文）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盛行，认为这必将对个人的发展乃至社会的进步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从下面的论述我们即可清楚地理解什么是费耶阿本德所说的“科学（沙文）主义”的主要涵义：“科学仅仅是人发明来应付其环境的众多工作之一。它不是唯一的工具，它不是不会出错的，它已变得太强大、太进取而又太危险了，不能听凭它自作主张。”“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

进而，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对科学与科学方法这种不加限制的吹捧和推广所可能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即是对于人性的扼杀：“观点的变化体现，存在许多种整理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式；一套标准的可恶约束可能因自由接受另一种标准而打破；不必拒斥一切秩序，让自己蜕变为嘀嘀咕咕的意识流。如果一个社会立足于一套完全确定的、严格的法则，以致做一个人就等同于服从这些法则，那么，它就迫使异议者进入一片没有法则的无人地带，从而使他丧失理性和人性。”

与此相对，费耶阿本德认为，“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本主义”。从而，“无论对于科学的内部进步还是对于整个文化的发展来说，无政府主义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必需的。”（同前，中译本第184，255，186，I，147页）

有鉴于此，费耶阿本德认为，我们应当明确提倡科学与国家的分离，科学与教育的分离，这也是他所谓的“自由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指出：“这样的分离可能是我们达致一种人本精神的唯一机会。”（同前，第255页）

三　分析与思考

由于费耶阿本德观点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成分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在此就将主要集中于由费耶阿本德所能获得的启示和教益。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在面对西方科学哲学现代研究时所应采取的一个基本态度，即是不应因为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或错误性就对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或只是重视批判的工作却不能深入地去研究和吸取其中的积极成分或启示因素。

1．“以正合，以奇胜”

以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作为第二部分的结束是颇为恰当的，因为正如前面已多次提及的，方法论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而且，尽管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科学方法理论，且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不足之处，但我们又确实可以从这些研究获得不少启示和教益——也正因此，我们就应十分重视防止过度的规范性，特别是，将各种方法论的原则看成绝对不可违背的，从而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新的思维桎梏。这也正是费耶阿本德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

另外，相对于费耶阿本德所提出的各个具体论证而言，我们又应更加重视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而这也与科学方法论的简单性、单一性和确定性构成了直接的对立。也正因此，我们就应明确倡导一种“实践优位”的立场：科学的实践相对于任何一种关于科学的理论，包括科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理论，都更加重要，我们更不应以任何一种固定的理论框架来对之加以限制或约束。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科学家的任何选择都是合理的。”（同前，第153页）

那么，我们又应如何去理解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呢？除去“事后诸葛亮式的智慧”以外，这种研究对于实际的科学活动是否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或促进作用？笔者以为，第一讲中关于“启发性研究”这样一种定位的分析事实上已从一个角度对此提供了具体解答；另外，费耶阿本德的研究也可以说从反面清楚地体现了这样一点：我们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研究上的自觉性，包括辩证地去认识各种方法论原则的作用与局限性，并能通过实际的科学活动作出必要的总结与反思，包括在必要时作出新的突破或发展。换言之，也就是应将“批判精神”从科学领域进一步推广应用到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笔者在此愿意特别强调中国古代的这样一种思想：“以正合，以奇胜”。科学方法论的学习和实践应被看成人们最终能在科学活动上取得真正自由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方法论的学习和应用又不应被等同于创造性的工作，后者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而且，从总体上说，也正是科学活动的无限发展性直接决定了方法论研究的历史性与发展的无限性。

2．科学的“善”与“恶”

“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同样这也是费耶阿本德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为了更为全面和深刻地认识科学，我们必须超出科学以外，并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从事分析思考。

如果说库恩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我们更为深入地去从事科学的分析开拓了新的方向或领域，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家不应仅仅被看成一个“理性人”，而且也是一个“社会人”和“文化人”，那么，费耶阿本德则更为具体地指明了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什么又是这种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也就是：我们不应唯一地强调科学对于社会进步以及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所谓的“科学的善”），乃至不自觉地走向了“科学（沙文）主义”，即是认为科学方法可以不加限制地应用于一切领域，一切问题也都可以通过“科学化”得到最终解决；相反，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科学的恶”）。

另外，我们显然也可依据人的多种不同属性更好地去理解费耶阿本德关于过分的规范化会扼杀人性这样一个论述。对于深陷“科学之梦”的现代人来说，费耶阿本德的工作确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功。

最后，作为第二部分的结束，要特别强调一点：尽管“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并非完全集中于科学观的问题，但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研究在整体上的一个主要贡献，仍可以说为自觉反思与超越“素朴科学观念”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基本的理论思想。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更可以说对素朴科学观念的各项核心内容，如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等概念，提出了直接挑战。第三部分所论及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则可以说在这方面迈出了更为深远的一步。

注释

[1]　指“划界问题”。

[2]　这当然不应理解成对于哲学研究意义的否定。事实上，这也正是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波普尔不仅认为“意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假问题，甚至也不应完全否认“形而上学”的意义。例如，波普尔指出：“从历史上，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一个神话可能包含着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因此我感到，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猜想与反驳》，第54页）

[3]　在波普尔看来，这提供了关于归纳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按照波普尔的分析，归纳问题产生于以下三个原则的冲突：第一，观察或实验不可能论证定律；第二，科学时时处处都在提出定律；第三，经验主义原则：在科学中唯有观察和实验能够决定接受还是拒斥陈述。波普尔指出，“事实上这三条原则并不冲突，我们只要认识到下述两点便可明白：科学对定律或理论的接受只是试探性的，就是说，一切定律和理论都是猜测或试探性假说；我们可以根据新证据拒斥一个定律或理论。”也就是说，“一个理论不可能从观察陈述推出，但这不影响用观察陈述反驳一个理论的可能性……这就解决了三个原则的所谓冲突，连带也解决了休谟的归纳问题。”（《猜想与反驳》，第77—78页）

[4]　这种关于理论应当具有更大“可证伪性”的要求，是与理论应当具有清晰性和精确性这样一个要求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理论的表述过于含糊的话，我们就应依据上述的标准将其排除在“科学”以外。

[5]　对于这里所说的“问题”，我们可以作“理论问题”与“经验问题”的进一步细分。就如波普尔指出的：“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于一种理论内部，也可能发生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还可能作为理论同观察冲突的结果而发生。”（《猜想与反驳》，第318页）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工作，可见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华夏出版社，1990）。

[6]　从教育的角度看，国家在制定《数学课程标准》时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当将投影图这样的内容“下放”到小学数学课程之中，因为，这正是不少类似内容的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看似简单，事实上却一点都不简单！

[7]　在此可特别提及由英国哲学家穆勒所设计的“存在表”、“缺乏表”和“程度表”。对此可参见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一般著作。

[8]　与这一译名相比较，“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许是更为合适的一个名称。

[9]　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的中译本中，“paradigm”一词被译作“规范”；由于“范式”的译法现今已广泛采用，引用中译文时笔者就将“规范”改作了“范式”。

[10]　此处笔者根据原文对译文作了调整

[11]　在此还可提及库恩思想的又一渊源，即是皮亚杰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影响。就如库恩本人指出的：“一个偶然碰到的脚注导致我注意到皮亚杰的实验，皮亚杰通过这些实验既阐明了成长中的孩子的不同的世界，也阐明了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过程。”显然，这也更为清楚地体现了保持开放头脑的重要性。

[12]　两位编辑，沃勒尔和扎哈在这一段文字后专门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注”：“我们觉得有把握的是：拉卡托斯会在某些方面修改这段话，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他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的背景的支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从反面体现了辩证思维对于拉卡托斯的重要影响，以及西方哲学界对于“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或抵制。

[13]　这正是笔者1987—198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时所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直接询问过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沃特金斯：“在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在笔者的论文完成后，无论是沃特金斯教授，还是拉卡托斯先前的助手和学生如吉利斯、沃勒尔、扎哈等，都表示了直接肯定。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于《英国科学哲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0［Sept］，第377—399页），并为各种关于拉卡托斯的研究论著广泛引用。

[14]　引自Zheng Yuxin［郑毓信］，（“From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 to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0［Sept］）。

[15]　关于“数学发现的逻辑”的简单介绍，可见本讲末的附录。

[16]　详见D.Gillies & Y.Zheng［郑毓信］，“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Theoria，2001，Sept.［Vol.16No.42］。

[17]　不难看出，对发现创造的这一概括与库恩对于科学整体发展不同阶段的分析具有很大的类似性，特别是，以下各个阶段之间更可看成是直接对应的：酝酿—科学危机；顿悟—新的范式的形成；检验—新的常规科学的形成。详见A.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Pan Books Ltd.，1975，第10章。

[18]　详见郑毓信，《数学方法论入门》，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2005），第三章。

[19]　在此还要特别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之间仍存在十分友好的关系，而且，不同观点的交流与冲撞更为双方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由于教室与教师的办公室距离很近，更由于双方都是“有心人”，一方在上课时有意识地提高了声音，另一方也敞开办公室的门注意地聆听对方在课堂上宣讲的观点，结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听者直接冲入教室并与授课者展开公开争论。在笔者看来，这或许就是当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系在波普尔带领下能够培养出一批杰出科学哲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20]　尽管引文主要出自《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的英文版，为了方便读者，笔者还是在括号中同时注明了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的相应页码。

第三部分

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第八讲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

与之前相比，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应当说具有不同的性质：首先，按照严格的学科分类，这些研究都已超出了科学哲学甚至是一般哲学研究的范围，甚至应当被看成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研究，或应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其次，无论是就先前占据主流地位的科学哲学研究（包括逻辑实证主义与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以下将统称为“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或相应的科学观念而言，这些工作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批判性。总的来说，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普遍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为我们在当前应当如何去开展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背景。”

面对外部的冲击，在科学哲学内部可以看到多种不同态度。例如，有些科学哲学家采取了完全拒斥的态度，即是认为这些工作与科学哲学完全不相干，从而就可置之不理——然而，他们的言论却又常常表现出了严重的误解或纯粹的“无知”。再例如，种种的“转向说”、“取代说”则又体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即因外部的冲击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甚至完全丧失了自我。笔者以为，我们既应防止对于时髦潮流的盲目追随，同时又应注意从中汲取各种合理的成分和有益的启示，并通过自觉的反思与进一步的工作将外部冲击转化为促进本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　科学：天使或魔鬼？

1．“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

所谓“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在此主要是指诸多人文学者，特别是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以科学为直接对象所从事的批判性工作。尽管这主要应被看成一种学术研究，但就现代西方而言，它也代表了一个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即是集中地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的普遍心态与情绪。

后现代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化思潮，最初只是指艺术与建筑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学风格，但很快便波及到了艺术、人文、文学、管理、数学、哲学、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等多个领域，以致常常被形容成一个“宏范式”（magaparadigm）。尽管在初次接触时人们往往会对后现代学者所普遍采用的“折衷的、万花筒式的、嘲讽的、寓意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基本立场感到很不适应或是很难接受，却又常常会对这些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批判性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感到极大的震撼。再则，尽管在现实中后现代运动常常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并与当前普遍性的社会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其中也有一些研究表现出了很强的哲学意味，特别是直接涉及到了真理、语言、知识与权力等重要概念，可以说达到了较大的理论深度。

以下就是美国学者斯莱特里（P.Slattery）所给出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11种可能的解释（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odern Era，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5，第15—16页）：

（1）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是对于工业社会与技术社会的一种超越；

（2）一种存在于当代艺术与建筑学中的特殊的美学风格，它是折衷的、万花筒式的、嘲讽的、寓意的；

（3）对于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一种反对；

（4）代表了一个哲学运动，致力于对真理、语言、知识与权力等现代概念的解构；

（5）对现代技术对于人类心理与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批判，提倡整体论与可持续生态的整体观；

（6）一种极端的折衷主义；

（7）对于现代性的唯物论哲学的一种超越；

（8）对于另类的认同；

（9）观念（基本假定、操作模式、宇宙观）的根本性变化；

（10）对于现代社会热衷于支配与控制的反对；

（11）后结构运动，反对中心，由中心转向边缘。

当然，为了很好地把握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特征，我们又应超出各个具体现象和表现形式，从更为深入的层面去揭示所有这些方面或形式的共同点。恰如格里芬指出的：“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英文版序言”，第20页）也就是说，尽管后现代主义涉及到了众多不同的方面或领域，但强烈的批判性可以看成所有这些方面或表现形式的一个共同点，即是从多个不同角度对现代社会，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包括现代的思想体系与思维方式等，进行了深刻批评。也正因此，相对于现代社会的实际进程而言，后现代主义就具有很强的反叛性质，并与所谓的“现代主义”直接相对立：“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第421页）[1]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它自然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者批判性工作的一个直接对象。具体而言，正是后现代这一普遍性的文化思潮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学术界中兴起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与动力。

当然，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主要地又应看成属于学术研究的范围：如果说后现代的批评广泛地涉及到了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弊病，如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以及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男权主义等不平等现象，那么，除了以科学作为直接的考察对象之外，“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已由这些看得见的现象进一步深入到了文化这一“看不见的”层面，即是具体地考察了科学对于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价值取向乃至整体性世界观念的影响，包括科学对于整体性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如社会权力的分配与管理模式的改变等。

进而，尽管“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以科学作为直接的考察对象，但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它们所采取的也主要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而且，它之所以采取强烈的批判性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作“两种文化”的对立这一传统立场的直接反映。

鉴于本书的论题，我们将主要集中于“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哲学意蕴；也正因此，我们对于所谓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将予以特别的关注。

具体地说，与上面所提及的“现代社会”、“现代主义”（modernism）等概念不同，“现代性”主要应被看成一个哲学范畴，即如何能“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与批判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点，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反思‘现代’的时代意识与精神”（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7页）。进而，主要也就是在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意义上，我们又可谈及所谓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在此，我们又应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影响。具体地说，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明显事实，即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在人文社会学科中也出现了强烈的“科学化”的呼声，即认为我们应当以科学为范例，特别是采用科学的方法从事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当然，出于维护自身学科独立性的考虑，也有一些人文社会学者对于所说的“科学化运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与批评，认为这是科学方法的一种滥用。例如，这些人面对“科学化运动”往往就会特别强调“两种文化”的差异，并希望能因此而使自己的学科免受科学的“侵略”。就如美国学者劳斯所指出的：“在英语国家里，哲学家与科学是一致的。以现代形式进行的科学研究被哲学家们视为是成功探索的典范，……（但是，）欧洲哲学的关注中心并非是自然科学与数学，而是政治参与、社会与心理学理论和艺术。科学之所以成为争论的话题，与其说是为了自身，毋宁说是为了科学与其他事业的关系及其影响。希望或者害怕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思维模式的特征扩展到其他领域，这种争论编织出了欧洲哲学在反思科学问题时的全貌。”（《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第II页）

另外，就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批判而言，“世界的祛魅”与“人性的丧失”无疑是人们最为经常提到的两个话题。“世界的祛魅”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的。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给西方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并代之以科学的世界观，但这同时也造成了“世界的祛魅”：人们不再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进而，世界的“祛魅”也就是它的世俗化：“那些来自宗教的‘终极的、最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已不再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性的影响：“姑不论其他，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第29，48，33页）

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则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理解究竟什么是人文学者所说的“人性的丧失”：通过对一战之后欧洲社会的具体考察，胡塞尔指出，欧洲社会现正面临着一种危机，亦即由于科学的实证精神而导致了对于形而上学的排斥。他写道：“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窄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而这又必然会导致人们生活意义的丧失：“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从而，我们也将面临“人性本身的危机”：“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1，16—17，7页）

韦伯和胡塞尔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方社会长期的一个主流倾向，即大多数人对科学持有一种绝对肯定、大力推崇、彻底乐观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科学化”所造成的种种弊病日益明显地得到了暴露，人们对于科学的高度期望渐渐地破灭了，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即是由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推崇逐步转向了悲观、排斥，甚至是仇恨。这种情绪变化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潮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这样一来，对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作出深入反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就凸显了出来。就如法国著名学者拉图尔的以下论述所体现的：

“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现代人多少应该丧失一点自信心吧。难道我们尽力所做的不正是要终止人类对人类的剥削吗？难道我们穷力而为的不正是要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吗？”

“在我们面前的是饥荒，头顶却又是核子武器的末日威胁；在正前方，是地球遭到全方位的破坏。……（我们）在没有考察其内部所蕴含的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的条件下，就享用了它们［科学和技术］的善与恶。”

“我们也应该回忆一下我们的青年时代，……就像德国的年轻一代望着他们双鬓斑白的父母，并且问：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第10—11，144页）

以下就对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关论点作出简要介绍，由此读者即可获得关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大致了解。

首先，对于规律性的突出强调无疑可以看成科学研究的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或直接前提，但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我们就将因此“丧失自发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等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才恰是人性的价值所在。如果全部实现那些应被视作和感觉成极度规律和精确的东西，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其先前的环境决定的，那么不管我们实际上做什么，我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我们便不成其为负责任的力量”（费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载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25页）。更为一般地说，“经典的科学观念消除了意识，消除了主体，消除了自由以换取决定论的统治；从而使得有意识的主体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使得责任的概念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97页）。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即由于“客观性原则”而使科学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

进而，又如图尔明所指出的：“科学使人失去人性；科学漠视人类问题的首要性，压抑个性和想象力；科学是机械的、冷血的，忽视质的方面，试图将任何事物都还原为量；科学太抽象，不能与真实情形的复杂性发生关联；科学促使人们在采纳政策和实践时仅考虑它们的技术效率，完全不顾它们对人民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本·戴维，“不同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的科学精神和变化中的科学观”，《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4期，第88页）同时，由于主客体被绝对地分离了开来，由于缺乏对话、沟通、交流、共鸣，人和自然的和谐也就遭到了破坏，而这最终又直接导致了人类自身的“异化”：“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这样，人的自由天性也就陷入了真正的危险：他们为技术“座架”所控制，身不由己，丧失了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能力，这种危险来自于技术的本质，它把人推入到这种被支配的命运当中，使人沦落到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中，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第1307页）

其次，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在整体性社会中的地位及其对于社会民主化的作用也提出了直接的批判：科学在现代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家也已蜕变成了社会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曾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我国的五四运动就曾醒目地打出了“赛先生”与“德先生”这样两个口号。1945年发表的“哈佛报告”——它被认为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直接基础——也曾明确提出，应“把‘科学’等同于一种民主人道主义的‘精神价值’的基础”。长期以来，科学都被认为是“自由”与“平等”最为可靠的一个同盟军，并是反对种种权威与教条的一个坚强斗士。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在一些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已经蜕变成了一种新的教条，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霸权，不仅成了少数人的统治工具，科学家本身也已演变成了一群既得利益者。

具体地说，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在现实中已经成了一种控制手段、一种权力形式，从而也就直接破坏或阻碍了社会的民主化。例如，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M.Foucault）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就现代社会而言，主体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就是“权力—知识在现代主体中的内化”，也就是说，笛卡尔意义上的独立的、自我决定的主体根本不存在，恰恰相反，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体都是权力所造就、生成的：“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页）

这里，福柯不仅为我们理解“权力”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点——权力不应被看成纯粹的外部压制，恰恰相反，它所发挥的主要是一种塑造的作用——而且为我们认识科学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指明了具体的方向。例如，所谓的“圆形监狱理性”就是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提到的一个比喻：“圆形监狱理性通过把理性与身体，与任何具体生活内容相脱离，产生出一种殖民化形式的知识。它把自己置于身体与世界之上，因而客观化它们，……（但是，）这种抽象化与无生活内容的性质，是以把具体的生活化归为一种固定程序与毫无情感的本能为代价的。”也就是说，由于对理性的崇拜，在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认知者与被认知的世界之间的对话被排除掉了”，其直接结果则不仅是科学的“祛魅”，而且是人类自身的“异化”。（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83页）

再则，在不少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社会所经历的一项重要变化是：“科学在本世纪已从一种学科或程序扩展为一种教条，它的方法迅速地扩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从而创造了‘科学主义’。这种对科学的崇拜，对科学的神化。”（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2页）具体地说，“（唯）科学主义”的一个基本涵义，即是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被无限制地应用于一切领域，我们可依靠科学最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且，科学带给社会的只是进步和快乐，而没有任何消极的作用或影响。进而，这又是科学已经蜕变成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证据：大多数人对于科学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一种盲从，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更已完全取代了思想的开放性，教条的态度也已取替了应有的批判精神。此外，“科学”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体制，并直接导致了“精英统治”：“自然定律的发现促使人性对自然予以控制……首先是自然、其次是其他人服从于那些知道应该做什么的专家的意志便成为可能。”（同前，第28页）

最后，在不少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我们还应当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基本观点：尽管“人们通常以为，独立于任何特殊的政治立场的‘价值自由’和中立对科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性质实际上使科学服务于统治阶段的利益”（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第269页）。另外，在一些“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看来，科学更与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权主义”与“欧洲中心”等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更为一般地说，就是科学极大地强化了这样一种世界图景，即是一个“专家至上的、男权主义的、白人至上的、欧洲中心的、人类中心的、机械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消费主义的世界。”（详见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言”，第21—22页；“代序”，第5页）

综上可见，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最为基本的一项内容，即是具体涉及到了科学对于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的影响，以及科学对于整体性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科学现已转化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统治工具——从而，我们对此也就应当予以彻底的批判和解构。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论点并非完全正确，但它们确实十分清楚地体现：我们应对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已经成为“形塑我们和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大力量”，我们不应“简单地假定，这一空前增长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始终都是进步的。我们必然要追问，自然科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具有批判性地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序言”，第III页）。

2．对科学哲学传统定位的必要反思

由于关于科学社会—文化影响的现代研究明显地具有批判和反思的性质，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看成属于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至少科学哲学应对此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并能从哲学角度积极地去开展独立的研究。但就现实而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不仅未能通过积极的研究促进人们在这方面的自觉反思与认识深化，而且，几乎所有已有的研究又都采取了维护科学的特殊地位的立场，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上业已存在的各种绝对化观念、包括“（唯）科学主义”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劳斯（J.Rouse）指出，实证论、后实证论与实在论这三者即可看作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哲学领域内最为重要的理论主张；然而，尽管它们的基本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相互之间更存在一定的观念分歧或对立，但它们又都属于“科学的合法化运动”的范围，也就是说，它们所希望的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即能具体证明科学（知识）相对于其他活动而言在认识论上具有优势的地位：“大多数历史理性论者、科学实在论和经验的科学知识解释的基本问题只是如何最好地阐发和辩明早已假定了的科学体制和实践的合法化。”（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中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第21—22页）

具体地说，劳斯认为科学哲学的学术起源可以追溯到维也纳学派，后者可被看成科学哲学中“实证论”的主要代表：在很长的时间内，正是“实证论传统为科学哲学中的绝大多数著作提供了语境。它使哲学家去研究一些相当深奥和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并决定了其他领域内对科学的讨论”（同前，第51页）。尽管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工作在技术上较为复杂，但是，这一学派的科学观又可以说是素朴的科学观念在哲学上的集中体现，即是认为我们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并且科学在这方面可被看成独一无二的。其具体的工作目标则就在于通过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逻辑重建彻底解决科学的可靠性问题。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可以看作一个转折性的时期：“后实证论”逐渐取代“实证论”在科学哲学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科学哲学在学科的自我认识上把自己视为后实证论”（同前，第94页）。这一“转折”的一个具体内涵，即是科学的合理性或进步性问题取代“基础问题”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关注。“论辩科学结论为近似真理、经验上可靠或者探究合理结果是同一回事；如果得到证实，这些论证就是接受这些结论以及支持获得这些结论的实践和方法的理由”；“就这样，人们开始捍卫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以及近似真理性，将其作为科学研究实践合法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前，第5页）

劳斯对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作了如下概括：“在1960年左右，科学哲学家们重新发现，科学有一个历史，并认识到，逻辑经验论的理想化与历史记录的复杂性不相符合。同时，哲学家开始赋予科学理论以知识首要性，克服了经验论者有关理论词项意义和物理法则范围的顾虑。观察和方法论最终证明是已经负载了相互联系的理论承诺，它构成了科学研究纲领、范式或探究领域。科学共同体也获得了哲学上的重要性，理论研究纲领日益被归于科学共同体而不是个人。形而上学重新在科学哲学家中间获得尊敬。”（同前，第93页）

也正因此，在劳斯看来，“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就可归结为“历史、理论、共同体和实在的再发现”。尽管这一时期表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但又正如科学哲学中由“历史主义”向“新历史主义”的演变所清楚地体现的，对于科学活动合理性或进步性的坚信仍然在科学哲学家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事实上，即使我们不去具体讨论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主要的理论主张，由科学哲学的总体特征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其基本定位，即以“科学的合法化”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容易想到，这一定位包含了这样一个预设，即是科学（知识）相对于人类的其他活动而言在认识论上具有特殊的优势地位。劳斯断言：“在许多人看来，为这一区分提供有充分根据的辩护似乎是科学哲学分内的任务”，即应当从“根本上区分合理的（或科学的）获得的信念和那些实质上受权力、论战所影响的信念”。（同前，第1—2页）在他看来，这也是众多哲学家何以特别青睐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对于哲学家来说，科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切知识成就中最突出的典范，科学……是一种我们迄今为止最为成功地建构与改进世界表象的工具。科学哲学的任务正是解释、说明和捍卫这样一种成功。”（同前，第2页）

不难看出，科学哲学研究的这一传统必然会极大地削弱哲学研究所应具有的批判性。这也正是劳斯等以人文学科（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作为直接背景去从事“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学者所特别强调的：“站在欧洲的角度看，英美科学哲学似乎都是非批判的……它忽视了把科学置于更大的社会情境下的基础讨论。过分地专注于那些外在于科学文化的无旨趣的狭隘论题。”（同前，“序言”，第III页）[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以拉图尔的相关论述作一简单介绍。

由于认为对科学“文化权威性”或“文化霸权”的盲目接受事实上将科学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在拉图尔看来，为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我们就需要“第二次启蒙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这一次，关于社会及其定律的精确知识，不仅开始批判日常蒙昧主义的偏见，而且也对自然科学所创造出来的新偏见进行了批判。在社会科学的坚定支持下，人们开始将其他科学中真正的科学内容与意识形态化的内容区分开来。祛除意识形态的糠皮，挑出科学的内核，这成为了那些善意的现代化者为之奋斗了几代的任务。”这也就是说，现代人应当“利用人文学科之确定性来揭露自然科学、揭露科学主义的虚伪自负”（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41页）。

在拉图尔看来，在两次“启蒙运动”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称性：“以自然定律的超验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仰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支配方式，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批判之、揭露之，亦谴责之、愤恨之”；“以人类赋予其自身命运的确定性为坚实基础，对于那些非理性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偏见以及其正当性尚未获得证明的专家统治，现代的男性或女性们亦批判之、揭露之，亦谴责之、愤恨之。”（同前，第42页）

由于后一任务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因此，在拉图尔看来，我们就应当明确地断言：“我们从未现代过。”

综上可见，在从事科学的哲学分析时，我们也应注意防止与纠正各种可能的盲目性与极端化观点，并应更好地发挥科学哲学所应具有的批判作用和反思功能。

3．对“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反思

无论就其基本立场或是相应的论证方法而言，“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应当说都有不少明显的错误或弊病。从而，在积极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去认识与揭示这些错误与弊病，从而就可切实避免由于缺乏自觉性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特别是，由“（唯）科学主义”走向另一极端，亦即采取了“反科学”的立场。

例如，论证的随意性就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常见弊病，比如对“隐喻”的滥用，以及随意性的“文本解读”等。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提及女性主义者关于“培根的男性主义密码的解读”。在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由培根的一些论述，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出他本人乃至整个科学研究的男性主义立场：“因为你也只有通过猎取在游荡中的自然，你能够在你愿意的时候把自然再带回其同一位置。当对真理的探索是一个男人的整个目标时，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进入和插入这些突破中或角落”；只有将“自然观念化和想象成一个妇女，并像在妇女反抗性别压迫时那样去对待她们，我们才能由自然界获得类似的好处”（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36页）。但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论证，即是通过个别实例的考察或是比喻的简单应用就直接引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再则，尽管“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在他们的批判性工作中我们同样也可看到意识形态化的明显倾向。例如，他们往往与“政治左派”结成了直接的同盟。尽管“政治化”与“民族化”等做法在短期内可能产生明显的效果，但这毕竟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应采取的态度，也不可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

另外，尽管“（唯）科学主义”是其直接的批判对象，但在“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论著中我们却又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即相关作者往往利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自己结论的正确性，甚至常常表现为严重的无知与滥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可见下一节）。

当然，相对于具体的论证手法而言，我们应当更加注意相关学者的基本立场，在这方面，“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明显地表现出了相对主义的倾向。这点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的以下论述就可清楚地看出：“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的对比可以让人明白，至少可以让人感到，前者的存在并不比后者的存在更必然，也并不更偶然。两者都是由整体的陈述构成的，这些陈述都是游戏者在普遍规则的范围内使用的‘招数’。”（《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第56页）

最后，就现实而言，“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已对科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或威胁，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广泛的反科学思潮，如公开声称“科学的终结”，或是明确断言在科学与宗教迷信之间并无任何实质的区别，等等。“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学‘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流派，常常对科学充满了敌意，并热衷于贬低科学的能力。他们喜欢揭露科学引以为荣的客观性和真理，夸大科学研究中真正的不确定性和困惑，以及散布一种弥漫着挖苦和怀疑并且同样地错误和有害的陈词滥调。”（齐曼，《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第3页）这显然也是科学社会学家西尔斯（E.Shils）提出以下警告的主要原因：“在当前，反科学运动已经迅速膨胀这一事实几乎被所有的科学共同体所忽视，但它却在一小群科学家的支持中获得了极大的扩展，它可能导致一种真实的危害……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科学家谴责科学知识的应用常常是有害的，其某些分支本质上是危险的。常常伴随着的批评是认为近代科学本质上是由科学家控制人与自然的欲望所驱动，因此，它寻求的是一种在政治与经济中的世俗权力的联盟。……某些批评家更进一步断言科学知识在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客观性的托词被证明为是虚假的。”（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23页）

综上所述，劳斯的以下评价尽管直接针对的是欧洲思想家，但事实上也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欧洲的思想家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显得天真且浅薄，……而且论证极其草率。”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对科学事业所持的科学性立场，往往会转化为对那些能危及自身的、更严格的、更进步的思维模式的非反思的敌视”。（《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序言”，第III页）这也提示我们以“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独立研究的重要性。

4．“科学大战”

所谓“科学大战”，是指20世纪最后几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围绕科学所展开的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分别是所谓的“反科学斗士”与“科学卫士”：前者的基本立场就是对科学、包括其社会—文化影响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人文社会学者在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后者则包括了大量的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面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各方对科学的剧烈批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保卫科学，并清楚地揭示前者基本立场的错误性及相关工作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

颇有趣味的是，这场“科学大战”的直接导火线竟是一篇“诈文”，即一个科学家——美国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Sokal）——为了揭示“反科学斗士”的错误与荒谬而精心炮制的一篇貌似支持“反科学立场”的文章，题目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tivity”）。索卡尔在文中明确声称，“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诸多论点已经为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所证实（追随后现代主义者的惯用语言，索卡尔在此也使用了“后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术语，以体现与所谓的“现代科学”划清界线）：“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提供了对于进步的政治纲领的强有力支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就是超越界限，打破障碍，实践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根本的民主化。”（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9页）但是，除去对于某些后现代哲学家言论的大量引用以外，索卡尔在文中所给出的其他论证却完全建立在科学概念的滥用之上，也即将各种风马牛不相干或至少是在当前还看不出任何联系的命题或理论随意地捏合在了一起。例如，索卡尔随意地断言数学公理化集合论中的“等价公理”体现集合论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源头，并是与女性主义政治学中的平等观念相类似的；“贝尔定理”——这是量子力学基础中的一个技术性结果——则被说成建立了量子理论与早期中产阶级的工业规范之间的联系。他在文中还故意放入了一些明显是错误的常识性命题，如将几何常数π说成是变量，将复数理论说成是一种最新的和具有思辨性的数学物理学的分支，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错误百出、充满了胡言乱语（从而也就根本不具有可理解性）的“论文”，最终却顺利通过了审查并发表于美国著名的具有“左派”倾向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华盛顿邮报》称该杂志为“一个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杂志”，美联社也称之为“一份受尊敬的社会科学杂志”）。索卡尔在此文发表的一个月后又在另一杂志《大众语言》上对“诈文”进行了自我曝光，声称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检验那些“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编辑是否真正懂得他们所批评的对象，从而就在学术界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遭到批评者的激烈反击，也引得不少科学家与其他一些学者积极地投身到了对于“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反批评之中。就如蔡仲教授所评价的那样：“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并且这场论战已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普遍百姓的广泛注意。”（《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9页）

显然，“诈文事件”的确十分有效地揭示了在各种“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错误与混乱，特别是对于科学概念的滥用。另外，由以下事实我们则可看出，西方社会现在确实也已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反科学思潮”。例如，“为人民的科学”就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旨在“揭露科学的意识形态及其阴谋”的庞大组织。美国的《科学杂志》曾对这些激进左派如何捣乱美国科学进步学会1971年在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作了这样的报道：“格伦·西博格，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本次年会的主席，告诫大会的官员离开一个会议厅，以避免被某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控告和攻击’，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尽管有两位保镖不停地保护着他，他还是受到不断的攻击。……菲利普·汉德尔，国际科学联合会的主席，被指责为一位‘统治阶级的走狗’。自称是来自地狱的女性国际恐怖分子阴谋集团明确声称：美国科学进步学会是施魔法学会，科学、技术是一种虚假应用，所有利用它的人都会受到她们的谴责和攻击。”再例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还发生了考古学家、人种学家与印第安人激进分子之间关于研究权利的激烈斗争，而其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后者认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本没有权利谈论美国土著人的起源和历史：在他们看来，西方科学本身（至少对于美国土著人而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是代表了白人的特权和意识形态；相反，按照这些激进分子的观点，确定部落历史的唯一方法就是请教包括这些信息的部落传说、信念和宗教，而且，即使是那些最荒唐、最不可信的传说也应得到承认。上述的争论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局：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被迫放弃了他们调查北美人历史真相的权利，以求得与印第安神话相妥协。

更为严重的是，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传统看法，政府和私人机构减少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资助，公众对科学的兴趣锐减”，从而也就为宗教迷信（包括种种伪科学）的盛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例如，美国广播电台公司的“晚间热线”就曾在1996年2月7日安排了一档节目，大肆鼓吹某种所谓的“永动机”的优点，而完全没有提及永动机的存在是与能量守恒定律直接相违背的。再例如，所谓的“新时代创世论”近年来在美国也得到了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体现，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某种程度的创世论。（详见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四章，第二节）

这些极端性的主张所涉及的还不只是对过去的评价，也直接影响到了科学的未来发展。例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就明确主张：“如果要发现未来科学的本质，我们应该依靠最近获得授权的科学共和国的公民——女人以及特别是世界上所有的有色人种，看他们如何对西方遗产进行去伪存真。”（S.Fuller，“Does Science put an end to History，or History to Science”，Science Wars，ed.by A.Ross，Duke University Press，第40页）另外，美国学者列维特也曾明确指出，“教育学院——甚至它们的科学教育系——急切地渴望仿效最近的文化‘理论家’、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等等的愚蠢、自以为是和行为主义。更糟糕的是，科学教育者有特殊的责任来确认和培养下一代职业科学家，这样的观念已被丢到一边。而且，在激进的科学教育学的观点看来，最高的责任是与科学做斗争，因为科学是一个‘知识的专制主义形式’。”（《被困的普罗米修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86页）。更有人认为教育应在各种“科学”、乃至在科学与迷信和宗教之间保持中立。例如，新西兰就有某些激进分子公开要求将毛利人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一起讲授；费耶阿本德在后期也明确主张：“如果加州的纳税人要求他们的州立大学传授伏都教、民间医术、占星术、祈雨舞蹈，那么这就是大学将传授的东西。“（转引自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09页）”

由以下的实例我们即可更为清楚地看出这些“时髦观点”将会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向何处，尽管它所直接论及的只是数学教育，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详见克瑞杰，“后现代主义与科学素质的问题”，《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403—426页）。

约翰·凯勒迈尔将自己的数学课程描述为“改变学生对数学的理解的第一步，使他们认识到数学中的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或精英主义。”他这样写道：“在学完这一课程后，学生将能够把握：

（1）数学与数学教育的政治本性。

（2）在数学及其社会学结果中的性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3）在数学中，检验影响到性与种族差异的因素。

（4）批判性地评价在数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大男子主义。”

还有所谓的“女性数学”为统计学教学所设计的若干练习：

（1）一项目前的研究体现患有易饿病的80%的女性在性生活上容易像儿童那样滥交。假如10位患有易饿病的女性被安排会面……至少有7位有性乱交的女性的概率是多少？

（2）在所有强暴事件中，65%的受害人认识攻击者。如果我们与受到强暴的女性会面，其中有4位是受到陌生人强暴的概率是多少？

（3）研究体现，36%的同性恋者由于其性倾向，容易受到肉体暴力的伤害。如果调查150位同性恋者，其中至少有40位受到肉体暴力伤害的概率是多少？

索卡尔在上述“诈文”的“开场白”中所写下的以下两段文字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大战”对立双方的基本分歧，特别是，什么是所谓的“反科学斗士”的基本立场：

“有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坚持认为：关注社会和文化批评的领域，或许除了一些外围的影响外，不会对他们的研究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世界观赖以生存的基础，应该依照社会和文化的批评来进行修正和重建。他们坚持后启蒙运动霸权长期强加在西方学术界的教条，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些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定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

“然而，20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已经破坏了这种笛卡尔—牛顿式的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中，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更进一步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主流西方科学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内容的神话，揭示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后面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它反映或隐含着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科学真理的断言本质上具有理论负载和自我指涉，因此，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其具有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载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1—2页）

但是，这样一种显然难以令人信服的观点怎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呢？笔者以为，这正是“科学大战”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清楚地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内在矛盾：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因此，“科学文化”就可看成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但是，现代社会又普遍存在着对于科学的不理解或无知。从而，就如列维特所指出的，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一种奇怪的裂缝”：“仅仅把它描述为科学界与非科学家的巨大人口之间的敌意会有误导的作用。绝大多数的民意测验告诉我们，科学家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慕……不过，这种信仰是肤浅的、扭曲的。与之相伴的是对科学是什么以及研究者如何扩展其领域方面惊人的无知。”“认为科学从整体上看是不可理解的、无精神的并且基本上是对我们有害的，这种观点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悖论的核心：科学在它影响的顶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的时候，却变得最不受欢迎并让人感到担心——当在所有有思想的人看来科学是教育核心之最基本的时候却是最少被追求和珍视的。”（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62，491页）

这显然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极大危险。由此而言，所谓的“科学大战”事实上就应被看成一个广泛的“文化危机”[3]。当然，如果我们具有足够自觉性的话，这一危机也不乏其积极价值，正如“诈文”的作者索卡尔指出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样几点：

“（1）科学是一种人类的奋斗事业，像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其价值应该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什么样的研究应该算作是重要的；研究基金如何分配；谁获得了威望与权力；科学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学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在技术之中，为谁的利益。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受到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而且强烈地受到政治的、经济的和某些极端的意识形态思考的影响。因此，这些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的经验来说，是丰富的研究课题。”

“（2）在一种更为微妙的层次上，即使科学争论的内容——什么类型的理论能够被接受或欢迎？在选择不同的竞争理论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部分受流行的理智标准所限制，这种标准部分上根源于较深层次的历史因素。科学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每一特殊的案例中，寻求在决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角色。毫无疑问，如果每一团体不能够很好把握对方思想的话，那么这是因为社会学家倾向于强调‘外部’因素；而科学家倾向于强调‘内部’因素。但这些争论应该完全服从于理性的辩论。”

“（3）从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并没有什么过错，只要这种责任不会使研究者失去其对困扰人的事实的判断力。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科学的社会政治批评的长期而光荣的传统，包括人类学中对伪科学和优生学的反种族主义的批评、女性主义对心理学的批判和对部分医学和生物学的批判。这些批判典型地遵从下列标准：首先，人们必须体现，应用公认的科学辩论准则，根据公认的好科学的标准，体现某项尚存疑问的研究为什么出错；其次，也只有随后，人们能够试图解释研究者的社会偏见（这也许完全没有被意识到）导致他们违反了这些标准。当然，这种批评得根据自己的价值来决定取舍：好的政治意图并不能担保一种分析将造就一种好的科学、一种好的历史或一种好的社会学。但我认为一般这两个步骤是完备的。这种经验的研究，如果根据智力的严格性，将会很好地阐明促进或阻碍好的科学（通常被定义为是对自然界的真理或至少是对自然真理的近似研究）的社会条件。”（索卡尔，“《社会文本》的事件证明了什么和没有证明什么？”，载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第5—6页）

更为一般地说，这也正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前所应自觉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亦即不仅应当清楚地揭示各种“反科学”观点的错误性，而且应当高度重视如何从所有这些批判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或重要启示，从而就可切实消除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消极因素，并最终实现科学与整体性文化的健康发展。

二　科学的文化审视

1．研究的基本立场

就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言，显然已不再限于专业的科学研究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正如劳斯所说：“自然科学所导致的技术创新已经使整个地球的面貌都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并对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互动关系、我们的希望和恐惧、我们所处理的事情、所面临的难题以及所选择的目标仍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第I页）“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促使我们去对科学做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文化审视。

作为必要的“铺垫”，在此我们首先稍稍提及学术界中关于“现代性”的若干研究，因为，由简单的比较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出究竟应当遵循怎样的研究途径去从事“科学的文化审视”。

正如前面提及的，“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而也就与我们目前的主题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然而，我们需要纠正的一个弊病或不足之处，是在从事“现代性”的分析时仅仅注意与“传统性”的对立，而未清楚地指明科学对于“现代性”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就此而言，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与科学史家霍尔顿关于“现代性”的以下分析就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地指明了“科学的文化影响”最为重要的一些内涵：

（1）“客观性”的崇高地位；（2）喜欢定量而不是定性的结果；（3）非人格化的、普遍性的结果；（4）基础主义，理性化而不是道德主义的思维；（5）问题取向（这是与目的取向相对的）；（6）证明的要求；（7）相对于权威的怀疑论，寻求自主性；（8）以理性、启蒙为基础，反对把个人或物神圣化；（9）倾向于容纳相反的意见（只要它被证明），允许争论和新的经验；（10）倾向于精英统治，知识会导致权力；（11）知识领域中存在层次：更基本的层面被用作对其他层次作出说明的根源；（12）公开声称世俗的、反形而上学和“祛魅的”；（13）喜欢进化而非停滞或非连续的变化；（14）宁可自我无意识，宁可非自反性；（15）世界主义与全球主义。（霍尔顿，《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16—217页）

作为对照，在此还可引用格里芬（他常常被看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的以下论述，尽管他所直接使用的是“现代范式”这样一个术语，而没有将此直接称为是“现代性”——“现代范式”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客观论。“自然的基本元素从本质上讲都是纯粹客观的，它们没有主观性，即没有经验、没有感知、没有目标和目的。”第二，现象论。“现代思想从一开始便否认事物中有什么可隐匿（秘密）的东西，而是认为表象即实在。”第三，移动论。“客体……运动的唯一方式是移动，即在空间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动。”第四，机械决定论。“这些客体之间相互的因果作用是纯机械性，即由于没有发现任何内在的自因的迹象，因而所有的原因都源于外部。”第五，还原论。“所有明显的‘整体’最终要还原成它们的部分。较大物质的行为全然是其较小部分作用的结果，它们与他物之间的因果力量也完全是由其较小部分的因果力量所决定的。”第六，感觉论。“与现代本体论互为依据的认识论坚持，所有的经验都源于感知，所有的感知都是感官感知。”（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99—200页）

两者显然都直接涉及到科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整体性世界观念的重要影响。下面就对此作具体审视。

2．现代人，你要警惕啊！

（1）就科学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言，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去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主要着眼于科学的研究活动，我们就应明确提及“客体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往往倾向于将所研究的对象——即使其最初只是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看成独立的客观存在。再者，抽象性显然也是科学思维十分明显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任何真正的科学认识都不应停留于对特定事物或状态的简单描述，而应由特殊上升到一般，也即用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去对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作出解释。最后，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和纯粹的思辨相比，处于科学影响之下的人往往也更加倾向于分析的方法与实证的研究。

这里我们将主要集中于科学对于一般民众思维方式的一种重要影响，亦即所谓的“两极化思维”。这首先是指对于各个对立范畴的明确区分，如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发现与创造，普遍性与特殊性，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清晰与含糊，理性与非理性，确定与不确定，稳定与不稳定，等等。其次，人们又往往认为在上述的两极对立中一方占据了绝对主导与支配的地位，如物质对意识、本质对现象、理性对非理性等。

显然，从哲学的角度看，主客体的明确区分在上述各个对立范畴中又应被看成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例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常常被誉为“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正是因为他最早明确地提出了“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另外，就科学研究而言，这一思想则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个诉求，即对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的明确区分。

与此相对立，“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主要论点，即是认为主客体的严格区分必然会导致“世界的祛魅”与“人性的丧失”。这也就如格里芬所指出的：“所有人性到非人性过程的‘向下的原因’都被革除；用基本的非人性过程解释一切的还原论方法被广泛接受。就这样，整个世界被祛魅了。”（同前，“英文版序言”，第4页）更为一般地说，对于“两极化思维方式”的明确反对，提倡多元论的观点与整合的立场，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可见，辩证地看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把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同时也看作塑造自身的一个过程，这就应当成为“科学的文化审视”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2）再转向科学对于人们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具体地说，现代人普遍地表现出了对于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这样一种心态或价值取向，并以预测和控制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如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Skinner）就曾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要在人类事务中运用科学方法，我们必须假设行为是有规律的和确定的。我们必须期待发现一个人所作所为是特定条件的结果，一旦这些条件被发现，我们便可预期并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他的行为。”（多尔，《后现代课程观》，第178页）可以说，正是这种普遍心态为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直接基础。

美国学者索尔蒂斯对于上述普遍心态或价值取向的“科学渊源”作了具体分析：“18和19世纪关于物理世界的封闭系统观是一种原因和结果在宇宙机器之中运作交流的观点。那是一种确定性的宇宙，其中对联系和关系定律的发现可用于预测和控制。它为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社会科学以及教育研究与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关于实在的观点。”（同前，“英文主编序言”，第2页）因为科学的一个基本追求，即是努力揭示现象背后的普遍性规律：“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机遇与变化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场景背后，近代西方人一直渴望寻找其中隐藏着的永恒秩序，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方向。物理学寻求隐藏在流动的生活经验中的永恒的冷酷规律。社会学具有同样的追求，但追求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规则。”（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中文版序言”，第1—2页）

当然，对于规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又不仅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以及管理科学）中有着直接的反映，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整体追求。正如赫胥黎所指出的：“科学和技术产生了一个狂热信奉下列座右铭的社会：‘一致与稳定’。”（格里芬等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81页）

也正因此，对于规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常常被说成“现代性”的核心，并因此成为了“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项主要内容。例如，与对于普遍性规律的刻意追求相对立，后现代主义者明确提出了对于“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怀疑，也即认为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对象的特殊性，注意特定环境中的事物和现象的“解读”，并用差异性和多元性去取代统一性和普遍性。如利奥塔就曾据此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和界定：现代主义是“将自身合法化为明确地追求某种元叙事”，后现代主义则是“对元叙事的不确信性”（J.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第xxiii，xxiv页）。另外，哈贝马斯（J. Habermas）也曾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这一角度对上述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对于预测与控制的刻意追求只是体现了一种偏颇的“技术理性”：“它不仅缺乏古典理性追求‘理论’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性格，而且把人生中的信仰、美感和意义全部排除了”（详见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心理出版社［台北］，2001，第15，18章）。

其次，由于规律常常被理解成对事物或现象本质的正确反映，上述价值取向也就与“本质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现代人往往认为在各种现象与事物背后一定存在相应的本质，我们应致力于对本质的发现与把握。这一认识同样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直接批判对象，并认为通过这一批判即可动摇“现代思想的基石”：“在哲学界，凡是认为现实的一般本质都可通过某种形而上学或世界观加以认识的想法，都遭到了人们的反对。遵循这一思想路线的存在主义者……强调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特点。其他一些哲学家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在艺术、文学和其他领域，普遍的价值观统统被打入冷宫，代之以强调个人的相互联系或强调某种形式的结构。显而易见，在20世纪，现代思想的基石被彻底动摇了。”（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格里芬等主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81—82页）

再者，对于“理性”的极力推崇显然也可看成由科学所导致的又一普遍性价值取向，在这一认识与对于规律和控制的刻意追求之间可以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因为，“理性”的最初涵义就是与“宗教”、“愚昧”直接相对立的，并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借助合理的方法去发现这种规律。

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理性成为一切事物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最高审判者、裁决者”，“理性成了现代性之‘根’”。因此，这自然也就成了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性批判中，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及其理性观念的批判是核心的部分，因为理性构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石；也就是说，现代性是以理性为依托来进行启蒙、反对宗教教会的迷信、替代上帝进行现代社会的设计并塑造现代人的科学与道德观念。”（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1，286—287，41，310页）

这一批判也突出地强调了“理性”与“自由性”的对立，并认为与“理性”相比，“自由性”更应被看成人的本质。例如，韦伯指出：“完全理性化了的世界成为一个组织化了的世界、一个受非人格力量统治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中既然受官僚机器的统治，受非人格化力量的支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同前，第114—115页）另外，我们显然也可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德格尔关于“人的异化”的论断。就如拉图尔指出的：“现代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自然和文化世界的其他部分犯下了无法挽回的罪行，他们的力量和野心也空前膨胀，并且已经到了违反其自我本性的地步。”（《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42页）

这事实上也可看成“人的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现代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对于科学的极度崇拜，从而就不仅为“科学主义”的盛行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更在很多情况下演变成了对科学家的高度推崇，从而直接造成了一种新的“精英统治”。

（3）再转向现代人所普遍持有的整体性世界观念。由于这种观念主要是通过科学的学习和普及不知不觉形成的，因此，为了清楚地体现这样一个渊源，人们往往也就称之为“现代科学世界观念”。当然，在现实中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解释，甚至未必直接使用“现代科学世界观念”这样一个术语。

例如，费雷关于“现代科学世界观念”（他称为“宗教世界模式”）的分析就集中于相应的“心理形象”：“完美机器的形象”、“终极粒子的形象”、“纯粹客体的形象”。而按照哈曼的观点，“现代科学世界观念”则主要奠基于一些“基本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实证论，还原主义和客观性。（格里芬等，《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24—125，164页）此外，由于认为数学与牛顿力学在“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多尔则称之为“数学和机械的宇宙观”。

在此我们还可以对“现代科学世界观念”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后现代科学观念”作一简单比较，以体现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把握“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具体内涵。

具体地说，如果说“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经常使用“物理学隐喻”，那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就更加欣赏“生物学隐喻”。如英国学者谢尔德拉克就认为，由“物理学隐喻”（他称为“机器范式”）向“生物学隐喻”（他称为“有机体范式”）的转变代表了一个真正的进步：“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发展和创新。我们的文化无处不渗透着变革的意识，而且，我们所有重要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政治的理论无一不是在一个进化的框架中形成的。……我们在理解‘自然法则’时的这种变化与从机器范式到有机体范式的转变相吻合，而这后一种变化就是科学基础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另外，美国学者科布所倡导的“生态世界观”则更加突出了“整体论”的思想，从而也就与“现代科学世界观念”所经常包含的“还原论”思想构成了直接的对立：“诚然，大多数人还不具有一种生态世界观……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万物相互联系的观点已经成为一个包揽一切的氛围，其他科学，以及经济需求和军事政策所提出的问题都要在这个氛围中加以考虑。这一观念上的变化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一点上讲，生态学成为了一种世界观。”（同前，第112—113，147页）

更一般地说，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科学”与“后现代科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因果性、简单性、线性（序列性）”是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那么，“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就是“后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后现代科学”是“开放的、转变性的，而不是封闭的、可预测的”（图尔明语）。

由此可见，科学自身的发展对于人们形成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对此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从而就能不断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必要的更新。

三　“后现代科学哲学”与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以下再简单谈谈两个与后现代思潮直接相关的问题：第一，应当如何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理解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第二，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1．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科学哲学”

从上节的论述可见，后现代思潮不仅为我们更为深入地开展科学哲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或领域，也清楚地体现了对科学哲学研究的传统立场作深刻反思的必要性，特别是，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对于整体性社会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善”），也应深入地揭示与避免其可能的消极影响（“科学的恶”）。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以后现代主义为背景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我们究竟又应如何理解所谓的“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总的来说，尽管不少后现代主义的论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或启发性成分，但是，我们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各个论点，特别是其基本立场，我们不应采取完全肯定和全盘接受的态度，恰恰相反，我们不仅应当清楚地揭示其中的片面性成分与绝对化论点，更应对其基本立场的错误性作出必要的批判。

首先，强烈的批判性无疑是后现代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更集中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全部工作的基本价值：这十分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但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至少就其主流而言）的局限性，即其主要地只是一种解构性的工作，也即希望仅仅通过批判就能有效地消除、破坏、取消、瓦解甚至是摧毁、颠覆现代社会中人们所普遍持有的一些观念和信念，却未能很好地承担起相应的建设性（或者说，建构性）任务，甚至都未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从而就多少表现出了打倒一切、反对一切的倾向。

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从后一角度去理解后现代主义对于权力、真理等概念的批判，即如“任何形式的规范和权威都不过是被各色权力掌控者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又，“真理实际上是确认强者的正当化地位，而让弱者感到不安”，从而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艾恺，“后现代主义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进而，我们也可理解何以“解构战略”被看成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特征：“让表达、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因果性和意义等概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嘲讽中消失，而其根本性战略目的，则蕴存于摧毁、解构、取代、破坏、区别、断裂、消除、分解、不确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体化及非正统化等等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正是这一战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4页）

当然，我们在此也应注意避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简单理解，甚至是完全的误读，即如用“两极对立”的观点去理解后现代的“解构策略”。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以下的论述：“在所有的情况下，解构既不是一种分析也不是一种批判（尽管表面上如此）。这不是一种分析，因为对结构的拆除并不是退还到简单的原素，还原到不可再拆解的原始因素，这些分析因素本身就是需要交付解构的哲学；它不是一种批判，因为它容易被混淆成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或康德意义上的批判，而这些‘批判’都是解构的对象。解构也不是一种方法，不能把它变成方法。”“他的‘分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他的‘批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批判，他的‘方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方法，一切概念都是经过涂改或画上叉的，与传统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萧俊明，“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种文化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26页）

但是，我们显然又不可能仅仅依靠批判就能取得新的进步，更不用说这一立场最终又很可能会导致反对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这也正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拉图尔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尽管他对于“现代主义”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核心所在：

“现代化对于前现代人而言意味着残忍与野蛮，但是后现代化又意味着什么呢？帝国主义的暴力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来，而现在征服者的突然衰弱却更加糟糕；因为过去，它总是切断自己与过去之间的联系，现在，它却切断了自己与将来的联系。多可怜的人啊，在承受了现代之现实的一巴掌之后，今天，我们又不得不屈服于后现代的超现实。万物都无价值，万物都是一个映像、一种错觉、一种流动的符号；他们又在唠叨，恰恰是这种脆弱能够将我们从技术、科学和理性的入侵中摆脱出来。为了终止这种伤害和侮辱，难道真的就值得去摧毁一切？后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个空空如也的世界，是一个被他们自己也仅仅是他们自己所抽空的世界。”（《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50页）

另外，从同一角度去分析，在后现代主义内部出现如下变化也就十分自然了，即一部分后现代主义者明确声称自己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从而也就与主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了明显分歧。

由此可见，强调“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就不应理解成对于后现代主义基本立场或各个具体观点的简单接受和全盘采纳；恰恰相反，它主要体现了这样一种认识：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与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科学哲学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也即如何能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批判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对于已有工作，特别是研究传统的自觉反思和必要批判，并以此为起点积极地去从事新的独立研究，从而很好地实现由“外部推动”向“内部生成”的必要转变。

2．后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即是明确肯定科学活动的文化相关性（更一般地说，就是情境相关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也就应当注意防止与纠正这样一种倾向，即完全脱离具体的情境抽象地去谈论问题。这一点对于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为重要。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反思科学。在西方，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早已深入人心，极端的科学反对派能起到矫正盛行的唯科学主义局限的作用，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恰当认识，保持整个社会自由、平等和宽容。……而在我国，对这个问题要更加小心。为什么我们不应大力地提倡另类的科学哲学？主要是对多数国人而言，对科学的认识还很片面，科学还仅仅被视为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而没有从制度层面、思维层面、精神层面去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被突显的只有功利性，所以，还需要大力宣扬科学，大力地弘扬科学精神。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盲目地批判科学，在我国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很薄弱，一反就容易回到原来的愚昧状态。”（刘大椿、黄婷，“科学技术哲学反思中的思想攻防——刘大椿教授学术访谈录”，《哲学分析》，2011年第3期，第167页）

只须对我国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中的现实情况作大致的了解，就可看出刘大椿先生的上述担忧实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着很大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这里不妨以所谓的“多元科学文化教育”为例来加以说明。

在不少学者看来，“多元科学文化教育”是科学教育现代发展、特别是科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如丁邦平先生所指出的：“多元文化科学教育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框架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既是一个教育理论概念，同时也是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其目标是为在中小学和大学学习的、文化上多种多样的学生群体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创造均等的机会，从而达到真正普及科学和提高科学教育质量的目的。”（《国际科学教育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38—239页）

丁邦平先生还从理论角度对“多元文化科学教育”的各个基本论点进行了概述：

（1）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质疑：学校在教谁的文化？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当前的课程模式谁受益、谁受害？……在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中，一些多元文化科学教育学者还提出了应当教什么科学的问题。”

（2）对普适主义的批评。“普适主义经常受到批评的假设是：第一，一种朴素的实在主义的本体论，它假设存在一个唯一的、可感知的实在，这一实在可分成各个不同的部分对其进行独立研究；第二，一种对应的真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真理’就是与实在相符合的知识；第三，一种普遍的科学语言和方法观；第四，一种证实主义的论证方法；第五，假设理论与观察可以分开；第六，假设有一种无价值的方法以及事实与意义的分离；第七，暂时的、情境性的独立观察。”

（3）多元文化的科学。“如果学生了解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里的变化，了解其他文化如何发展科学以达到其目的，那么，他们也就能够了解当代西方科学并不是普遍的、必不可少的或不会变化的。这种理解对于激发学生批判性地思考西方科学所服务的目的，对于如何改变这些目的以便创造出更好地满足各种不同社会所需要的未来科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同前，第241—246页）

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科学教育”带有很强的后现代色彩，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影响。更一般地说，上述认识也确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如我们应当十分重视使科学教育与各种文化环境相适应，特别是，如何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或其他各种属于非主流文化的学生学好科学。另外，这也是我们面对不同文化传统所应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现代科学的优势及其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同时又能够正确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对西方科学主义的遗产的批判，有助于所有的学生充分地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使他们认识到人类并非只有西方文化中才有科学，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科学。”（同前，第260页）

但是，我们又应注意防止各种极端化的观点，特别是，在清楚地看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多种不同的科学形式（“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科学”）的同时，也应明确地肯定主要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相对于其他各种早期的科学形式而言是更为先进和优越的。另外，我们也不应盲目地去提倡“科学的多元化”这样一个貌似“革命”的口号，即如断言在未来必定会出现所谓的“女性主义科学”、“黑人的科学”、“印度人的科学”等；恰恰相反，尽管我们应当鼓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人，特别是所谓的“社会边缘成分”积极投入科学研究的行列，并深信这一变化必然会使科学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创造性，将有助于彻底消除在科学领域中曾经存在、现今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存在的地域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主义等观点的影响，然而，“需要记住的是，18世纪末以来，被欧洲人视为贡献较少的各式各样的群体早已加入到近代科学的行列，这些群体包括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中的男性与女性，其中许多人已做出了第一流的贡献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享有较高的荣耀。总的来说，就如李约瑟所指出的，‘朝宗于海’……科学家队伍的扩大将会产生越来越好的科学，而不会产生美国的科学，西方的科学或男性至上的科学，更不会是女性主义的科学，也不会在古老的欧洲白种人的科学的废墟上产生出一种多重文化并列的性别的或种族的科学群。”（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56页）[4]

由此可见，就后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言，“我们应当十分小心”，并切实防止对于时髦潮流的盲目追随。当然，我们又应明确地肯定文化变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应对先进思想或是外部的促进因素采取过于保守的立场。

这里仍可以科学教育中的相关论点为例来进行分析。例如，“在我们还没有弄清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的时候，暂不能去讨论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鉴于我们国家的非科学的文化传统，在科学性质上要加强对经典科学性质的认识与理解……”；“在初等教育阶段，与其说教给孩子们一个似是而非的后科学主义的观念，倒不如说教给孩子们一个经典的客观真理的科学主义观念。这是因为，当孩子们长大后，会像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过程一样——从绝对化到相对化，逐步认识科学的局限性。……如果反过来，先对孩子们灌输科学真理的易错性、非客观性的一面，那进行的便不是科学教育，而是——可能说重了一点——反科学教育。”（张红霞，《科学究竟是什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第6，94页）

强调认识的发展必然有一定的阶段性当然没错，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学生由于年龄特征在认识能力上必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正确科学观念的培养完全超出了学生的认知水平，更不应认为学生科学观念的培养必须按照“从绝对化到相对化”这样一个顺序，也即认为任何人都必须逐步地去发展起各种相继的观点而不可能有任何的超越，特别是，就只能首先帮助学生牢固地树立起所谓的“经典科学观”，然后才能进一步去谈及现代科学观念的渗透与建构。

当然，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我们如何能够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积极的总结与反思。例如，从教育的角度看，上述的对照比较已清楚地体现：科学教育在中国不应被看成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应当承担起发展相应的观念和信念、特别是理性精神这样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另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又不应唯一地强调科学对于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也应清楚地看到其可能的消极影响，从而在教育工作中就能采取更为辩证的立场。

第九讲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SSK

所谓“SSK”，是指“科学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也即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主要被看作属于社会学的范围，但由于相关学者通过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具体考察引出了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若干结论，并且这些结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素朴科学观念直接相对立，从而就构成了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挑战。

如果说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同样清楚地体现了素朴科学观念的局限性，特别是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那么，SSK的研究则力图颠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而言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后现代主义可以说为SSK的上述立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外部”对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批判，SSK的研究则已深入到了科学活动内部，而且，由于SSK所从事的主要又可以说是一种实证的研究，即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布鲁尔语），从而在学术界也就有更大的影响。[5]

一　一幅完全不同的科学图像

1．从“对称性原则”谈起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关注知识或信念的可靠性（validity，或者说，真理性），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为此提供有效的论据（evidencing reason），从而也可清楚地体现相应行为的合理性；与此不同，SSK所关注的则主要是知识或信念的可信性（credibility），也即希望通过自己的分析能为人们何以接受这样一些知识或信念作出具体的说明（special/local cause），却完全不去涉及这些知识或信念是否可靠（或者说，是否为真理）。正如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巴恩斯（S.Barnes）所指出的：“我们讨论的中心，乃是社会学家对理解和解释有关自然的信念及其变化的关注。这一讨论并不寻求提倡或批判它所论述的信念，也不关注这些信念是否被证明是合理的”；“本书通篇所使用的‘知识’这一术语，其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前言”，第3—4页）

除去关注点的不同以外，科学哲学与SSK还有着不同的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这也就如巴恩斯与布鲁尔（D.Bloor）等人在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说明时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家们以自己学术传统中通行的特定的术语模式、以自己的方式描述科学。”（《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38页）

由于人们普遍地认为科学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具有优势的地位，即是唯一的真理体系，因此也就认为我们应对“合理的信念”（rational beliefs，或者说，“真正的知识”）与“纯粹的信念”（“不合理的信念”，irrational beliefs）作出明确区分；进而，“合理的信念必须建立在理性的论证之上，不合理的信念所需要的则仅仅是具体的、社会—心理的解释”（B.Barnes & D.Bloor，“Relativism，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by D.Rothbart，Wadsworth，1998，第326页）。更具体地说，前者正是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即利用合理性等概念对知识的可靠性作出论证；与此相对照，由于理性的论证对于错误的信念或认识并不适用，因此就必须通过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分析来说明人们何以会接受相关的信念或认识。这样，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就被明确区分开来了。

这显然也是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何以特别强调“内史”与“外史”区分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SSK也就必须首先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合理性作出说明，即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将社会学的研究推广应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

这事实上也可以说集中体现了SSK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主要就是由于上述传统认识的影响，后者或者未能将科学知识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或是主要集中于科学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科学活动的必要规范，从而也就将科学知识彻底排除出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当然，从更为深入的角度去分析，这也直接反映了相关学者对于科学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正是对于科学的批判态度直接促使SSK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集中到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从前几讲的分析不难看出，正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促成了“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从而也就为SSK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几乎不用怀疑，科学的形象已经远不像它以前那样可爱了；科学家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乎也用不着怀疑，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必须诉诸社会因素，尽管要确定什么是确切的解释更困难了。一种可能性是，科学制度基础中的真正变迁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科学被政府、企业和军方占有了，因而不可能把对现有的主要制度或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的敌视，与对科学的完全肯定的评价结合在一起。因此，几乎很自然地出现了少数人对科学的批评。”（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13页）

就SSK在这方面的具体立场而言，我们还应特别提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为两者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新兴的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人文主义研究在某个地方得到了统一，即：两者都开始偏离科学具备认识论权威的地位这个理念。”（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第6页）

就SSK学者对于自身研究工作合理性的说明而言，我们则又应当特别提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原则：“对称性原则”（the principal of symmetry）。具体地说，在SSK学者看来，传统立场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对称性，也即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先入之见”；进而，为了纠正或防止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应对各种被认为具有不同性质的知识或信念（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采取同样的立场，也即应当应用同样的概念体系（理论）去对此作出具体说明。“如果你想说明对飞碟的信念，那么请确保你的解释也可以对称性地运用于黑洞。如果说你宣称揭穿了超心理学，你能运用同样的因素来解释心理学吗？如果你已经分析了巴斯德的成功，那么你能用同样的术语来解释他的失败吗？”（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6—107页）

更一般地说，就如巴恩斯所指出的：“没有必要限制知识社会学的视野。……这一领域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其他方面；那些不适用于科学的原则，在这个领域中的任何情况下都是不适用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前言”，第2页）进而，这又是“对称性原则”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我们必须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的假定搁置起来，让科学的那些成就将自身与其他信仰和实践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超越那些根深蒂固的对科学权威性的先行文化假定，使得对科学实践和信仰的认识论地位的清醒判断成为可能。”（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第6页）

我们还可以从同一角度去理解SSK学者所提出的另外一些方法论原则，如“陌生人原则”等。因为，在SSK学者看来，任何人一旦进入科学研究的“圈子”，就必然地会受到科学传统的极大影响，尽管他本人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点；也正因此，在具体从事科学的分析时，我们就应采取“陌生人”的视角，也即应当努力摆脱各种“先入之见”的影响。就像夏平与谢佛所指出的：“作为文化的一员，就是要怀疑这些东西是否如它们所声称的那样是自明活动……扮演一个门外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就科学文化的方面而言，这正是我们处理的东西……我们希望……对实验及其产品的理所当然的偏见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通过扮演一位门外汉，我们希望离开自明性。”（S.Shapin & S.Schaffe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第5—6页）

无论是所谓的“对称性原则”或是“陌生人原则”，应当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这十分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自身在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从而也就可以切实地避免与纠正由于认识上的盲目性所可能造成的各种错误。当然，就其直接的效能而言，这些原则又主要地起到了一个“突破禁区”的作用，即清楚地体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社会学的研究扩展到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对称性原则重新确立起了连续性、历史性。其研究工作更可以看成对于传统的研究禁区的一个突破。”（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6页）当然，更进一步分析，这又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这样立场：科学不具有任何文化特权。

2．科学家也是凡人

SSK的研究应当说渗透到了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英国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巴恩斯等人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科学争论研究”，法国学者拉图尔、伍尔加以及奥地利学者诺尔—塞蒂娜等人关于实验室的微观研究，英国巴斯学派的马尔凯与吉尔伯特以及美国学者格雷尔·迈尔等人关于科学家的文本与话语的分析，等等。

相对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SSK的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深入到了诸多在先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环节，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等。由于这种研究产生了不少重要的成果或结论，因此，反过来看，我们显然也就应当深入地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对于这些问题或环节的忽视？

历史地看，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我们应对“发现”与“证实”作出明确区分的主张无疑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认为认识论的研究应当集中于“证实”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则可留给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去研究。另外，传统科学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理论优位”的立场，对此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作具体分析。

再者，案例分析也是SSK研究的一个主要途径：“我们运用的主要方法是展示对历史案例的分析。”（巴恩斯与布鲁尔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导言”，第1页）这些工作获得了普遍好评：“在这一方面，社会建构论［SSK的另一名称］做得相当好，在一些详尽的案例研究中，他们把科学的社会实践和体制纳入到解释之中。”（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第10页）

以下就围绕实验室研究与科学争论研究具体地指明SSK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

（1）SSK的实验室研究。

作为最早从事实验室研究的著名SSK学者之一，奥地利学者诺尔—塞蒂娜（K.Knorr-Certina）在其所著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曾对实验室研究的意义及其主要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

“‘实验室研究’一词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人们在对实验室这一‘自然’场所中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研究时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并非所有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从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然而，实验室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与知识。……实验室并不生产工业产品，但……实验室的确创造出产品，即科学对象与科学事实。”

“最初的实验室研究的首要特征是，这些研究重新把知识的问题集中在知识生产的与境上，而把它们与科学成果的有效性和反映的正确性问题脱离开来。”

“实验室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些研究基于一些经验性的分析，使用‘分子’层次上的混合方法——最重要的是使用观察与种族论、人种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因为专家对自己工作方式的了解大多是隐性的。”

“实验室研究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它们对在实验室中发生或者似乎与实验室相关的所有实践与事件的包容性。……实验室的研究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场所而非特定的实验。这就使得在这一场所进行并包含在知识生产中的一系列活动全部涌现出来。对实验室的研究已经体现，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而且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

“……实验室研究的第四个特征。实验室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并提供了耕耘这一领域的一种文化构架，而且还在于这一事实，即‘实验室’本身已经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变成了一个理论性的概念。因此，实验室不仅是实施实验或知识过程得以发生的物质环境的‘寓所’，而且也是一些机制与过程得以进行的地方，而这些机制与过程对科学与知识的‘成功’来说是必要的。颇具特色的是，这些机制与过程是非方法论的、世俗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中译本序言”，第1—4页）

对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作出如下的进一步分析。

首先，实验室研究最为基本的一个意义，即是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经验事实并不能被看成完全可靠的。我们前面已提及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成果：“观察渗透理论”；但SSK学者认为，理论对于经验事实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理论也不能被看成已经最终完成了，而是同样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传统、惯例、共识以及社会过程”等；另外，与理论的影响相比，我们又应更加重视主体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对于实验事实显然有一个评价与选择的过程，特别是，究竟何者可以被认为较为可靠？恰又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即可看到所谓的“实验室循环”：实验仪器的“好坏”只有通过所获得结果的“可靠性”来判断；反之，又只有应用“好的”仪器我们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也就是说，实验事实的生产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必然地有一个评价与选择的过程，又正是主体在此发挥了决定的作用。

SSK学者因此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事实是人制造出来的，也即是人类的一种建构。“正是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定位中，人们可以把科学事实看作是被选择地重构和重新建构出来的。”（同前，第27页）更一般地说，“并不是世界的规律将其自身强加于我们的意识，而是我们制度化的信念将规律强加于世界。”（巴恩斯与布鲁尔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第91页）

其次，如果说上述的分析主要强调了实验活动的不确定性，亦即我们应当“把这种不确定性看作对知识的增长而言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塞蒂娜所说的实验活动的“与（情）境相关性”，则就意味着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塞蒂娜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验者所主要关心的都并非如何去发现真理，而是如何能够保证相关实验的正常运行；因此，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如采用哪一种仪器、用什么样的材料来进行实验，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把一种提出的知识论点断定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趣的、难以相信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都取决于谁提出这一结果，研究工作是在哪里进行和它是如何完成的。科学家们……几乎把结果与这些结果产生的环境等同起来。因此，在对知识论断作出反应时，正是科学共同体本身赋予了发现与境以决定性的地位。”塞蒂娜等人并因此而采用了“机会主义”这样一个词语来对科学实验活动进行描述：“当我们在实验室中观察正在工作着的科学家的时，这种机会主义似乎是他们生产方式的标志。”（《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13—4，65页）

第三，SSK认为，应当以科学共同体而不是各个个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在此显然可以看出库恩的重要影响，但SSK与库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库恩主要强调了科学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的一致性（或者说，共性），SSK学者则更加关注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并认为在“评价与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利益的渗透与权力的作用。

那么，共同体成员最终又是如何取得一致的呢？

按照SSK学者的观点，除去利益的渗透与权力的影响以外，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修辞学在实验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之，“实验室是改变同作用者相关的世界的一种手段，其改变方式使科学家与其他的知识工作者得以利用他们的人为限制因素以及社会文化限制而获益”；“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的做决定相关联，而是被看作社会互动和商谈的结果。”（同前，“中译本序言”，第4，25页）

由于下文关于“科学争论”的论述我们还将更多地涉及到利益、权力、言辞等因素在科学活动的重要作用，在此不再赘述，而仅限于指明这样一点：SSK的特定研究视角即在于，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应当主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正因此，SSK学者在自己的论述中就常常会用到“文化”一词，这也代表了对于实验室活动的一个全新认识。“实验室允许对自然过程的某种‘安家落户’；这些过程‘被带回家’并仅仅服从当地社会秩序的条件。实验室的力量恰恰存在于它使自然对象适应社会存在的文化类型之中。实验室必须使自然条件经受一种‘彻底的社会检修’，而且从新条件中获得认知结果。”（同前，“中译本序言”，第5页）也如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所指出的：“局域性文化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的确是原因之一……个体科学家的思想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和我们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点，解释发生在自然和文化相结合的地方。”（《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第33页）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在SSK学者看来，尽管上述的研究以科学实验活动作为直接的对象，但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又具有超出这一范围的普遍意义。这也就如塞蒂娜所指出的：“‘实验室’本身已经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变成了一个理论性的概念。”

（2）SSK关于科学争论的研究。

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体现，科学共同体决非铁板一块，而是始终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或看法，包括相互之间的激烈争论，诸如“观察的理论负载”、“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信念的多样性”等等，都为SSK学者积极从事科学争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因为，如果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理性的规则或方法论规则来填平观点的分歧，那么就“必须求助于其他的什么东西”。恰如SSK学者所主张的：“社会性的特征（利益、规训等）能够填平问题研究领域本身的欠缺导致的鸿沟。”（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43页）

在此我们还可特别提及SSK的主要创建者巴恩斯与布鲁尔在二十多年后所提出的“有限论”：“有限论是关于概念的本质和概念的应用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一个概念的先前应用并不能决定这个概念的后续应用。这一点也许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每一次概念应用行为都是全新的和创造性的过程。就是说概念本身对概念的下一次应用并不会产生既定的内容。偶然性无处不在，每一次的概念应用行为在原则上都是实用性的。”进而，“我们所进行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和探讨进入科学知识的所有形式的偶然性。”（《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文版序言”，第2页）

那么，科学家们究竟又是如何解决彼此之间的观点分歧的呢？SSK的基本观点是：正是各种社会的因素，包括权力与利益的渗透、言辞的说服作用等，在这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所谓的“科学争论研究”主要也就集中于此。

以下是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一些研究工作：夏平与谢佛关于波义耳与霍布斯围绕空气泵所展开的争论的研究（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皮克林关于微小粒子夸克发现过程不同理论间竞争的研究（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等等。由于这些案例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在此就不作具体介绍。在本讲的附录中，笔者则给出了自己的一个案例：“‘科玄论战’：SSK的一个中国案例？”尽管其中所涉及的只是一般性的学术争论而非真正的科学争论，但读者仍可由此获得SSK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大致体验。另外，由于这一实例中争论双方所关注的正好是“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因此，也就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第八讲的相关内容，特别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的恶”。

简言之，SSK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可以说提供了关于科学活动更为真实的一幅图像，特别是，与纯粹的“理性人”这样一种传统认识相比较，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家也是凡人。

3．对于素朴科学观念的彻底颠覆

由于SSK学者不仅将由案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无限制地加以推广，亦即将之看成了普遍性的结论，而且采取了一些极端化的立场，从而就对人们所普遍持有的素朴科学观念（以及传统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构成了严重挑战。

首先可以提及SSK学者的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社会学的解释对于科学而言不仅必要，而且也是首要的和充分的。这也就是所谓的“SSK的强纲领”。例如，巴恩斯的以下论述就多少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尽管本书对自然科学的说明几乎完全集中在行动者的信念、目的和行动的理由上，但它却依然呈现出一种决定论的说明。”（《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99页）另外，这也正是皮克林对于SSK的一个总体评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实践的冲撞》，第9页）[6]

其次，正是在如何理解科学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上，可以看到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严重对立：

（1）科学知识的表征性与社会建构性。

SSK在这方面的基本论点，即是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客观知识在人脑中的反映，亦即人脑对于自然界的一种表征；恰恰相反，由于主体、特别是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质。也正因此，SSK就常常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其中，“建构”这一概念是与“反映”的概念直接相对立的；“社会”建构主义则是与“个人”建构主义直接相对立的，也就是说，认识不应被看成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

在此我们仍可直接引用塞蒂娜的一些论述：

“科学在实践上的成功，更少地依赖于规律本身，更多地取决于科学家分析整体境况的能力、同时在几个不同层次上思考的能力、识别线索的能力以及把完全不同比特的信息拼合在一起的能力。”

“我们不把经验观察看作是以一种自然所能理解的语言向自然提出的问题，而是将认真思考所有涉及科学的‘构成性’作用的情况，并且把科学的研究看作一种生产过程。……我们不考察在科学与科学所描述的自然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将思考科学事业中那些我们认为是建构性的内部事件。”

“创新和接受是重新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的暂时的稳定化，而这种对知识的重新建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过程。……正是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定位中，人们可以把科学事实看做是被选择地重构和重新建构出来的。”（《制造知识》，第4—5，27页）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我们显然也就应当用所谓的“主体间性”去完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也就是，“科学客观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品质，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中的文化规范”。（齐曼，“后学术科学——以系统和规范建构的知识”，载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第167页）

（2）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

依据对科学知识社会建构性质的分析，我们显然也就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情境（相关）性和历史性，从而也就与传统的关于科学知识“普遍（适）性”的认识构成了直接对立。

如果说对于事实的理论负载的清楚揭示正是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那么，在SSK学者看来，科学事实就不仅受到了理论的“污染”，而且也受到了文化传统的很大影响，亦即是“社会可变的”。就如马尔凯（M. Mulkay）所指出的：“我们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可以拒绝标准观点的两个基本假定，即我们得出科学的事实陈述既不是独立于理论，也不是在意义上永恒不变的。……不但科学的事实‘基础’是理论依赖性和意义可变性的，而且它们似乎还是社会可变性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1，第46页）

显然，按照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应当向“科学的唯一性”提出直接挑战。正如维拉和腾布尔所指出的：“所有的知识系统都是地域性的。西方当代的科学技术，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知识标准，其理性或客观性应该看作是知识系统的一个变量……并且与其他地域性知识比较而言，具有相同的地位。”（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76—277页）按照这样的观点，提倡“种族科学”（ethnoscience）也就十分自然了。

（3）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

由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性质，更由于相应的科学活动必然地会受到相应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的很大影响，因此，在一些SSK学者看来，由此所产生的科学知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负载，从而也就与科学知识在价值上的中立性这一传统认识构成了直接的对立。

例如，在塞蒂娜看来，我们就应从这一角度去看待科学方法在科学活动中的实际作用：“有关规则的要点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规则似乎是作为不同用途的商谈手段或武器在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各个行动者都恪守的行动准则而发挥作用。在商谈的过程中，规则被灵敏地加以摆布，这意味着这些规则可能受到支持、加强、改变、延伸、扭曲、忽视或干脆置之脑后。规则的作用是变化的，并且一项现行的规则能否被引证来支持一个人的权利，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境况。”（《制造知识》，第88页）

在SSK学者看来，利益的考虑正是决定规则使用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且是科学知识“价值负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如塞蒂娜所指出的：“把实验室选择和研究的超科学结构联系起来的转化是由科学家实现的。正是在这些转化中，在超科学领域中商谈的允诺和利益得到援用和考虑，并且与资源关系网的要求的一致性成为科学成果的一部分。”（同前，第166页）

（4）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点。

相对主义观点在一些SSK学者那里可以说被推到了极致：科学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并无任何的真理性可言，与其他文化形式相比也不具有任何优越性或特殊性。此外，由于认定利益与权力等社会学因素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SSK学者看来，科学活动也就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例如，巴恩斯就曾这样写道，“知识是继承下来的，从一代到另一代，它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那些在几乎所有社会语境中被称为知识的东西被理解成‘习惯上接受的信念’。”它被一致与权威所维持，就像习惯被维持一样。它由集体发展与改变，就像习惯被发展与改变一样。（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153页）

SSK关于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点的一个集中表现，即是将一些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极尽夸张，从而形成了四个教条：（1）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会存在什么真理；（2）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

这样，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与科学理性就被彻底地否定掉了。

二　分析与思考

1．对于SSK的批判与“超越”

由于SSK学者的主张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与绝对化倾向，因此必定会招致广泛的批评。在此我们首先可提及库恩等人对于SSK的批评。尽管库恩常常被看成SSK的直接先驱，甚至更被说成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他本人对此却表示明确的异义：他不仅明确声称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也体现了对于“强纲领”的直接反对：“强纲领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权力与利益是所有的一切。自然自身，无论是什么样，在发展人们信念的过程中仿佛没有任何意义。对证据的谈论，对证据推理的理性，与这些推理有关的真理或可能性，现在已经被看成是胜利团体掩盖其权力的修辞手法。科学的知识现在被看作只不过是胜利者的信念。我是属于那些已经发现‘强纲领’观点是荒谬的人之一，在他们那里，解构已经走向疯狂。……但他们继续几乎都保持着对自然的这种角色的无知。”（“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hilosophical Essays，1970—199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第110页）

此外，尽管费耶阿本德常常被形容为SSK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同行者，但他本人同样明确地声称：自己既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也是一个实在论者，同时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译者序”，第5页）。从而相对于纯粹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言也就表现出了更强的辩证色彩。这事实上也正是对SSK诸多批评意见的一个共同之处：与绝对化与片面性相对照，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对立面的辩证整合，特别是，我们既不应像SSK那样唯一地去强调社会因素（也称为“人类力量”）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致完全否认了客观世界（自然力量或物质力量）的作用；也不应片面地强调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共同点，以致完全否认了科学的特殊性，特别是，科学活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拉图尔对于SSK所谓的“对称性原则”的批评。拉图尔指出，SSK所追求的事实上只能说是“第一层次的对称性”：“第一对称性原则要求使用同样的术语来考察错误与真实，这就颠覆了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在过去，知识社会学仅仅是通过收集大量的社会因素，来解释那些背离了那条勇往直前却又狭窄不堪的理性小道的事件。错误、信念可以进行社会解释，但是真理却是自我解释的。”他进而指出：“然而，布鲁尔所界定的对称性原则很快就陷入了死胡同，如果对其自身的解释也进行严格考察的话，这一对称性原则本身也是不对称的。认识论者和知识社会学家通过与自然实在之间的一致性来解释真理，又通过社会范畴、知识或者利益来限定错误。他们是不对称的。布鲁尔的对称性试图使用同样的范畴、同样的知识、同样的利益来解释真理和错误。但是它选择了什么术语呢？就是有关社会的科学所提供给社会科学家的术语。因此，它是不对称的。……因为它搁置了自然从而使得‘社会’极承担起了所有的解释重任。”（《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5，108页）

应当指出的是，正是通过对于自身立场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不少SSK学者也逐步认识到了原先立场的错误性或局限性，转而强调对立面的辩证整合，并力图通过对于“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的适当整合实现新的超越，从而就由SSK转向了“后SSK”。

例如，因出版《建构夸克》而赢得了广泛声誉的皮克林就可视为经由反思从SSK走向后SSK的一个典范代表。尽管在当时SSK的影响仍处于不断扩大之中，皮克林却很快转向了对于自身立场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在这本著作［《建构夸克》，1984］之后，我便处于对我所关注的问题的自我挑剔状态。我进行研究的起始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知识与人的关系我认为已经足够清楚了，但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的关系却远非如此明白。”皮克林于1995年出版了一部新的著作：《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以对他在后来这些年中所形成的新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皮克林在此所采取的就是一种更为辩证的立场：“讨论物质力量通常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置疑，……我自己现在的这本书则极大地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如何在时间中相互缠绕，关注知识如何参与这种相互缠绕之中。……在这本书中，原初的知识领域被并入更广阔的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作用领域，科学活动本身也显现为被包含在周而复始地创造和破坏相交织的广阔领域。”（《实践的冲撞》，“英文版原序”，第2，4—5页）

对于SSK内部所出现的分化，也即由SSK向后SSK的转变，我们将在下一讲作具体论述，这里仅限于讨论这样一个问题：SSK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在80年代的广泛影响，甚至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也可经常听到“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样的说法，真可谓红极一时，然而，它又为何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呢？

笔者以为，这一现象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

第一，SSK研究工作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于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分析，尽管在初期往往会产生震撼的效果，但也容易始终停留于对现成工具的直接应用，而缺乏新的创造，因而其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皮克林就曾说：“我怀疑SSK工作真的富有成效。我曾经提及过：在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中，在理论和概念扩展意义上，SSK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科学的文化研究目前似乎仍然滞留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SSK的研究地带。”（同前，第23页）同时，如果坚持SSK所谓的“强纲领”，那么，无论所涉及的案例属于哪一科学分支，研究者都必须认定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这就等于说最终的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这样，所有的研究就都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了一个新的案例。

第二，我们当然不应反对由外部汲取有益成分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概念体系等。但是，在积极引进外部成分的同时，相关学科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就可能造成本学科的消亡。SSK的一个极端性立场，即是认为在科学与其他的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这样，科学的特殊性就被完全取消了，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研究的意义，当然也包括SSK在内。

第三，为了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好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也就是指：就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促进，而必须在学科内部找出相关的生长点。

例如，尽管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曾明显地表现出数学哲学的影响，但是，科学哲学又始终坚持了自身相对于数学哲学的特殊性，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本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另外，如果说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区分出各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那么研究问题的转移就正是区分不同阶段或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多种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剧烈的争论与冲突，更可看成科学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与此相反，研究问题的枯竭，包括观点的高度一致，则就意味着发展的中止。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SSK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病。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立场的高度一致，决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

第四，无论就SSK或是其他各个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性研究而言，都应当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自身的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究竟有什么作用，也即自身该如何定位。SSK（乃至“后SSK”以及所谓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研究）的又一明显不足之处，就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盲目性，从而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任何较为重要的影响，并因此丧失了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

由下文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具体分析我们即可更为清楚地认识SSK的错误性与局限性。

2．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契机

上面分析了SSK的研究工作局限性，但这并不是否认它的贡献和价值；恰恰相反，它为我们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例如，如果说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在总体上从各个不同角度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特别是，在观察与理论、证实与证伪、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规范与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环节之间所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部分），那么，SSK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清楚地体现了以下三对范畴对于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性：反映（表征）与建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

以下就是这方面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

（1）科学活动能否被看成一种纯客观的研究，即一种纯粹的发现活动？我们又应如何去认识主体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2）什么是科学理性的真正含义？科学活动是否不应容忍任何非理性的成分？或者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3）权力和利益等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科学与社会之间究竟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4）我们是否应当将观察、实验与归纳等看成是科学发现的唯一合理程序？在科学中又是否存在这样的方法，按照它我们即可有效地作出科学发现？

（5）客观规律是否应当被等同于机械确定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是否应当被完全排除出科学的范围？

（6）科学知识究竟是情境相关的还是普遍的？

（7）科学知识能否被看成完全可靠的？直接经验又能否被看成为科学的认识活动提供了最终的可靠基础？

（8）科学的进步是否可以被理解成无可怀疑的真理在数量上的简单积累？或是对于真理的逐步逼近？

（9）科学是否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什么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主要区别？

进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SSK最为重要的一个贡献，即是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观念的自觉反思。正如赵万里先生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吁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绪言”）。

以下几点是SSK给予我们的一些直接启示：

第一，应当充分肯定主体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即应当提倡“主体意识的觉醒”：“科学认识的进步要求把观察者包含在他的观察活动之中。把认识者包含在他的认识活动之上。总之，主体以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方式把自己重新纳入他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之中。”（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页）

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为“认识的能动性”这一习惯提法提供了具体解释，也可以看成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第二，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各个对立环节的相互渗透与斗争更是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必然包含一定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是纯粹消极的因素；相反，它保证了科学活动的创造性质。

第三，科学的发现与证实不应被绝对地割裂开来；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将科学活动与作为活动最终成果的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特别是，应当通过对科学活动的具体考察去把握科学知识的性质。

应当强调的是，在笔者看来，这三点可以说为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它们构成了“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的直接基础与基本立场，对此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作具体论述。

3．科学知识的性质

以下再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作一具体分析。

我们不妨从思考一个问题入手：就“水分子是由氧原子和氢原子组成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言，我们应当如何去认识科学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相关性？

当然，我们所希望的并非对于这一问题的简单肯定和否定的回答，而是希望以这一问题为切入点，较好地去理解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具体分析时所应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应当注意个别命题与整体性理论的区别：就现代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而言，主要是以整体性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这种研究又主要集中于具有较高抽象程度的科学理论。

第二，应当注意由个体向群体的转移。这不仅是指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时我们应以科学共同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且是指由较小的共同体向更大共同体的扩散，特别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一种规范化的过程，尽管这在很多情况下又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也即主要表现为传统或规训的约束力量。

第三，除去上述的横向扩展以外，我们又应十分重视科学活动的时间维度：科学知识的形成往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

第四，尽管我们应当将知识的产生过程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我们又不应将这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此外，塞蒂娜关于科学论文写作过程的分析也可以说为我们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提供了直接启示。

具体地说，按照塞蒂娜的观点，我们应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在此主要是指实验室研究）与相关的科学论文（报告）作出清楚的区分。例如，两者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实验室工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相应的论文或报告中，一切似乎都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从而也就是完全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再则，论文的表述往往只涉及可以作什么，而完全没有涉及需要什么。

其次，塞蒂娜指出，论文的写作既是一种去情境化，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与境：“事实上，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与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又，“论文生产的文学方式造就了论文的发表，而这种生产的文学方式提供了重新与境化。……这种重新与境化并不是使人回想起实验室工作的与境化。”

最后，在塞蒂娜看来，各种社会因素在论文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们不得不与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类似成果的先行者们结成联盟，但同时，他们又必须使自己的工作与前人的工作区别开来，以便将他们的研究确立为一种相关的新体系。”“改写初稿的过程，好比是作者与评论家们之间的谈判过程。……论文……必须被看成是作者们与批评者们商谈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方面的批评和社会支配性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88，233，224，193—196页）

笔者以为，塞蒂娜所提到的这样几点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也同样适用，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如果说论文的写作主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觉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那么，科学知识的形成就主要是一个集体性的行为，并就主要是在专业规范与传统的指导或影响下“自动地”完成的。

因此，尽管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同意SSK的分析，即是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各个科学结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社会的因素在其中很可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言辞的说服，利益的考虑，权力的渗透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科学知识是纯粹主观的产物，是情境相关的，并必然地具有一定的价值负载。恰恰相反，由于科学知识的形成必然有一个横向扩展的过程，更需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可能持续数十乃至数百年），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而这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去情境和去个性的过程，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就仍然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表征性（真理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

通俗而言，也就是，各种谬误或骗局或许可以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蒙骗所有人；谬误或骗局又或许可以蒙骗一时，但也不可能蒙骗一世。另外，如果采取弗勒的说法，这也就是指，真理、合理性和客观性等概念构成了科学活动多元性的“实际收敛点”。（“观望镜下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大战》，第220页）

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的以下论述：“不过，特定的社会影响对知识主体所产生的效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当科学家们共享某种研究传统时，任何他们使之不知不觉进入他们工作的次要社会目的，将会发生变化，尤其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补充一个传统中的合理目标将会导致前后一致的文化变迁，而那些不合理的特有目标则会消失，或者互相妨碍。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特定的不合理因素所产生的效应将日益减小。”（《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03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此也许可以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没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是不真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误导的。也正因此，我们既应肯定SSK的贡献，又应注意批判其理论观点与基本立场的片面性与绝对化。

［附］“科玄论战”：SSK的一个中国案例？[7]

如果不考虑一般性学术争论与科学争论之间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科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即可看成SSK的一个案例。因为，第一，从论战双方的基本立场看，“玄学派”的主要论点应当说有很多合理成分，更反映了关于科学社会功能的深入反思，与此相对照，“科学派”的主要论点则明显表现出了唯科学主义的色彩，而且，尽管普遍认为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将科学置于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事实上就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中已存在的唯科学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可断言，决定“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的正确性。第二，论战策略也在这一论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科学派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地对论战的重点进行了转移，包括将人生观等同于玄学，将论战意识形态化，乃至用谩骂与人生攻击取代了严肃的学术争论；另外，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改革愿望，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极度反感，也为科学派取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但是，应当强调的是，“科玄论战”又不能完全看成SSK的一个案例，我们在此更应明确反对各种简单化的观点，即如对于“知识就是权力”这样一种观点的简单套用；毋宁说，这一案例也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对各种相关观点，特别是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除去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局限性等论题，“科玄论战”还涉及到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人生观等其他问题；但是，鉴于本章的直接主题，下面我们将主要集中于前面所提到的一些论题。

一、基本立场的正确性与“科玄论战”的胜负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次超大规模的文化论战。这一论战的直接起因是张君劢1923年2月在清华大学所作的关于人生观的一次演讲，其内容随后发表于第272期的《清华周刊》。文中提出：科学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特别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劢的这一演讲引起了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的强烈反感，后者于4月12日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氏提出批评，于是“科玄论战”正式爆发：那些信奉科学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丁文江为中心，以《努力周报》为媒介，聚成一个共同体，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主张；其对立面玄学派则以张君劢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孙伏园所在的北京《晨报》为媒介，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中心，发动对科学派的反击。这是“一场差不多延持了一个足年的长期论战。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参与其事”（《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第571页）。

1．就“科玄论战”的最终结果而言，普遍认为科学派取得了胜利：“这场论战明显地是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53页）然而，从现今的角度看，这一论战又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更为深入地去分析与思考。例如，不妨从中国社会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社会）这样两个角度来看看这一论战的直接背景：

第一，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中国文人恰在此时由于各种原因对深受战争灾难的欧洲进行了访问。如梁启超和张君劢就曾于1918年底起对欧洲进行了近一年的访问。由于他们亲眼目睹了欧洲战后的破败悲惨景象，并通过直接接触感受到了部分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反思（包括对于东方文化的向往与期望），这就促使他们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新的思考。如梁启超就曾依据这次访问的体会写成了《欧游心影录》一书。他在相关的演讲中曾这样讲道：“此次游欧，……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391页）另外，尽管梁启超过去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他在中国学界的名声也主要由于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但此次欧洲之行后的梁启超已焕发了重新挖掘中国文化新价值的热情。

类似地，张君劢之所以特别关注“科学与人生”这样一个论题，并主张提倡宋明理学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一方面与他早年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在德国接受的生命哲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对战后欧洲的悲惨状况深有体会，非常担心中国在科学万能的社会氛围下会重蹈欧战的悲剧。

第二，与此相对照，科学万能论在当时的中国却可以说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科学更已在很大程度上蜕变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当时对于科学的崇敬并非完全的理性行为，而主要表现为一种信仰，即如认为科学的力量及其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完全不容置疑。人们更对不同的观点采取了绝对不相容的立场，认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给任何一种与科学不同（更不用说直接相对立）的理论或学说以任何一点生存的空间。

具体地说，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后，无可避免地与传统文化发生了直接冲突，从而也就引发了学术文化界关于东西方文化优劣的剧烈争论。如果说在西方文化进入的初期两者尚能处于平手的地位，那么，无论是其后所出现的“东西融合论”或是后来的“人文与科学之争”，就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文化已在中国社会逐渐占据了强势地位。又由于西方文化主要地就是一种科学文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的普遍推崇，乃至认为科学无所不能、不可或缺。这也就如胡适所指出的：“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辱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任何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载钟离蒙等编，《中国现代哲学史料汇编［第一集第7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第98页）

2．由具体的考察可以看出，科学万能论正是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而且在很多场合又可说是一种纯粹的教条主义立场，并就从这样一种立场对所谓的“玄学鬼”进行围剿和清算。

对于科学派的上述立场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大多数科学派成员，乃至当时一般文人的一个普遍特征，即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并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改变当时中国的落后面貌做出一定的贡献。如胡适晚年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就曾这样写道：“在我的一生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之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3，第36页）再例如，这事实上也是丁文江带头创办《努力周报》以积极投身政治的主要原因，对此胡适曾评论道：“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丁文江的传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443页）

其次，胡适、丁文江等人又都认为实现上述理想的关键就在于使大多数中国人具有对于科学的信仰。如丁文江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就曾明确写道：“中国今日社会的崩溃，完全由于大家丧失了旧的信仰，而没有新的信仰来替代的缘故。”他并曾借“中国留学生”之名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努力周报》第42期［1923年3月4日］）同样，胡适也曾明确声称：当务之急就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继续不断的宣传，要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科学与人生观》序”，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第295页）

也正是后一立场直接促使科学派积极地投入了对玄学派的论战。例如，尽管丁文江与张君劢私交甚好，但仍然对后者关于科学与人生的演讲进行了公开批评，因为他非常担心“张君劢一类的言论挫伤了发展科学的锐气”，更担心“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章演存，“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晨报副刊》，1931年6月17日）

而且，科学派的不少成员在这一论战中也确实表现出了很强的“科学万能论”的色彩。如丁文江就曾这样写道：“规律的神学，格言的修身，文字的教育，玄学的哲学，都曾经试过，都没有相当的成绩。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晨报副刊》，1931年6月9日）。另外，作为科学派中的一员大将，陈独秀也曾公开声称：“未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权威，不能证明科学万能，使玄学游魂尚有四出的余地”，在他看来，需要的就不仅是科学人生观的建设，“更需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比较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答适之”，《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75页）

与此相对照，对于“科学万能论”的反对也是玄学派在这一论战中的基本立场，后者曾再三体现：他们只是反对科学万能而非反对科学。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的结尾就曾专门加了这样一个自注以提醒“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他还曾就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发表了如下讲话：“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但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即“‘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人生观与科学”，《晨报副刊》，1936年5月29日）同样，张君劢对于自己的基本立场也曾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在国内齐呼科学万能的‘空气之中’，我乃以科学能力有一定限界之说，告我青年同学，其为逆耳之言，复何足异。”（“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上篇］”，1923年5月6日）这就是说，他所批评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吾国今日之人心，以为科学乃一成不变之真理，颇有迷信科学万能论者。”进而，即使在作出这一批评的同时，张君劢也仍然没有忘记声明，这一批评不是“劝人不相信科学、不重视科学，此则决非吾之本意”。（《改造》，第四卷第5号）

从现今的角度看，“科学万能论”（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唯科学主义”）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更应明确提倡对于科学社会功能的自觉反思——这事实上也就为应用SSK的视角对“科玄论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敞开了大门。

二、SSK视角下的“科玄论战”

究竟什么是决定“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按照SSK的视角，以下一些因素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1．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学术文化界中普遍存在的对于社会现状的严重不满，并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导致落后的直接原因，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具体地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普遍心态曾经历了由器物到体制最后又归结到文化这样一个转变过程；由于这是一个不断尝试又不断失败并使中国人感受到了更大耻辱的过程，因此，自五四运动以后，一般民众特别是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感就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显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何以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传统文化的彻底决裂构成了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新文化运动之目的是多方面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均有极待改革之宣传；而其中心思想，则在于打破一切因袭的传说，一切旧有的权威，一切腐败的组织，对于文物制度学说思想均一一重行估定其价值。”（潘公展，“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新青年》，21卷第1号）

再者，转向西方也是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一条出路，特别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由此可见，在当时出现对科学的普遍推崇，乃至认为科学无所不能并不允许对之有任何怀疑就十分自然了。“言近世东西文化之差异者，必推本于科学之有无。盖科学为正确智识之源，无科学，则西方人智识犹沉沦于昏迷愚妄之中可也。科学为近代工业之本，无科学，则西方社会犹呻吟于焦悴枯槁之途可也。科学又为一切组织之基础，无科学，则西方事业犹扰攘于纷纭散乱之境可也。吾人纵如何情殷往古，而于近代智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进步，不能不加以承认。吾人纵如何回护东方，而于西方智识、工业及社会组织之优越，不能不加以承认。若是乎，东西方文化及国势而于西方强弱之分界，一以科学定之。”（“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科学》，1923年第1期）

2．由上可见，社会上对于科学的普遍推崇正是科学派能够取得“科玄论战”胜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联系玄学派的基本主张来分析，似乎又可提出这样的疑问：由于玄学派事实上并不反对科学，其所提倡的也非全面的复古，毋宁说，相对于“科学万能论”，它所主张的对于科学的反思体现了更为先进的一种思想，其直接渊源也在西方，只不过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而已。从而，对科学的推崇似乎就未必一定导致玄学派的失败，恰恰相反，对于西方文化的热忱甚至还可为玄学派宣传自己的主张提供重要的外部条件。那么，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解释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的胜利呢？

从这一角度去思考，我们就可更好理解SSK的一个论点：论战策略也应被看成决定科学论战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可以提及科学派所采用的“简单化”这样一个策略，即是将人生观的研讨等同于玄学，并将论战的对方直接斥为“玄学鬼”。这一策略应当说十分有效，因为当时在一般人、特别在青年学生眼中，“玄学”是一个人人反感的名词。例如，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就曾指出：“玄学是专讲本体论的”；但张君劢“明明是讲他的人生观，并没有提到什么玄学”；“在君先生现在所攻击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本体论方面既不加攻击了，难道除了讲本体论之外，还有一个甚么叫做玄学么？”（《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张东荪也曾指出：“丁在君先生为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于是拿了‘科学’来打‘玄学’”；“哲学一天发达一天，玄学的意味早已变迁了。丁先生还要俯拾当时攻击玄学的话来说，未免近乎无的放矢。”（“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为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晨报副刊》，1931年6月15日）

其次，意识形态化也是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也就是说，由于玄学被当成了科学的直接对头，从而似乎不予以彻底消除就不能为科学的传播扫清道路。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本应严肃的学术论战也带上了谩骂与人生攻击的味道：“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清华周刊）！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的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晨报副刊》，1931年5月3日）这显然也是张君劢发出如下感慨的直接原因：“以吾友在君之聪明，乃竟以我言为异端邪说。一则曰无赖鬼，再则曰鬼上身，三则曰义和团，四则曰张献忠之妖孽。此等口调，与中世纪罗马教士之伽利略后之宣告，有何以异。”（“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晨报副刊》，1931年5月6日）

当然，对于学术上较为成熟的人来说，上述的论战策略就未必奏效，甚至还可能引起很大的反感。如林宰平在读了丁文江的上述文章后就曾评论道：文中采取攻击和谩骂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有不服的人，和科学所不能说明的心理状况，于是拿出先发制人的手腕，把他们叫做反常的人，并严厉地说道：‘反常的人，我叫他为疯子痴子。’可惜现在像在君先生所谓反常的事情太多了，并且他们也决非一顿臭骂所能慑服，除非到了科学能够解释这些事情的那一天。”林宰平并认为，丁文江是在拿科学吹牛，是讲空话、大话，“在君先生把科学极力的普遍化，烧酒兑水卖，分量越多，价值越少了”。（《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

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而言，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包括人生攻击等，却又往往能够产生十分明显的效果。徐复观在晚年就曾回忆说：“忆余年少时在沪购一书曰《人生观之论战》，于京沪车中总读一过，内容多不甚了了，唯知有一派人士斥君劢、东荪两位先生‘玄学鬼’，玄学鬼即系反科学、反民主，罪有不赦。自此，‘玄学鬼’三字，深入脑际，有人提及二张之姓名者，辄生不快之感。”（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第175页）张君劢的学生杨允元也说：“中学时代读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时已是论战后好几年），才知道张君劢之名。大概当时一般青年像作者一样，都是充分赞同当日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和地质学家丁文江所倡导的‘科学的人生观’，尤其是为胡适所特别称道的吴稚老的嬉笑怒骂的文章所激动。对于张君劢呢，只知道他是讲甚么莫测高深的倭伊铿、伯格森的哲学的，我们好像觉得丁文江骂他为玄学鬼，似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在印度讲学时期的张君劢”，《传记文学（台湾）》，19卷第1期）

由此可见，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获胜并非由于基本立场的正确性，这一论战的直接结果也只能说进一步增强了“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强势地位。而这事实上也可看成“唯科学主义”的一次具体体现，即是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并对不同意见采取完全压制的态度。这也就如林宰平在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现在在君先生的野心可大了，他不但想组织一系列的学问，还要把科学来统一一切。看他口气，简直像个教主……在君先生想用科学的武器来包办宇宙，上自星辰日月下自飞禽走兽，敢说声不依我的科学，我都认做邪魔外道，非严重讨伐不可……”（《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

最后，还应特别强调一点：尽管科学派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论战策略在当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即使就青年学生而言，他们之所以赞同科学派又并非是用情感完全取代了理智，因为这一立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当时我内心对于张君劢先生以及梁任公确有一些同情。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自是事实，但科学方法也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张君劢先生以生机主义来对自然科学也不能动人心弦。就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而言，当国家受到重压制之下，科学确实是一个翻身的工具，讨论科学的利弊已落在第二义。”（劳干，“记张君劢先生并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影响”，《传记文学》，29卷第3期）

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机械地去使用任何一种固定的分析模式或概念框架。

第十讲

科学的实践观念

“实践转向”是西方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各种学术研究（可统称为“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的发展趋势。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对立为这一发展提供了重要背景。这一讲我们将对此作较为全面的介绍。[8]

第一节主要强调了这方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反思基础上的前进。首先，正是通过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基本立场的自觉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了对两者进行整合的必要性，这也直接促成了由SSK向后SSK的转变；其次，对于科学活动实践性质的强调也可看作反思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传统科学哲学乃至SSK的一个共同立场，乃是对于理论优势地位的默认，而这一认识最终导致了所谓的“实践转向”。第二节不仅包括了“科学的实践观念”的一个概述，而且对这种观念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具体分析，以体现科学哲学应当而且可以对实际科学活动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　反思基础上的前进

所谓“反思”，有两层涵义：

第一，如果说SSK的研究直接促进了传统科学哲学家对于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那么，SSK学者本身也表现出了更大的自觉性，并逐步表现出了更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即是力图从自己的对立面——传统科学哲学研究——吸取有益的成分，并力图通过两者的适当整合实现新的超越。

第二，对于“理论优位”这样一种传统定位的自觉批判，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所出现的“实践转向”（the practice turn）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对立环节在实践中的交融与整合

（1）传统科学哲学与SSK的必要整合。

以下就依据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对所说的整合作出具体说明。

首先，如果说在先前人们往往特别重视在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甚至将这两者看成绝对地互相对立的，那么，皮克林就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而且也从更高层面深入地揭示了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共同点：“尽管客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差异，但由于他们支持某种实体性的、持久不变的东西（非突现的）——利益、规则、世界观等最终应该对终结负责，因而两者属于同一形态。”（《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7页）

具体地说，在皮克林看来，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都可归结成“表征主义语言描述”的范围：“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机遇与变化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场景背后，近代西方人一直渴望寻求其中隐藏着的永恒秩序。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方向。社会学具有同样的追求，但追求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规则。这是一种超验的方式，它同样是一种权力，动机是发现控制着世界的隐蔽力量。”（同前，“中文版序言”，第1—2页）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重要影响。

皮克林对于“表征性语言描述”（representative idiom）有这样一个概括：“表征性语言描述视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活动。”尽管这一概括主要是针对传统科学哲学而言的，但在皮克林看来，如果集中于基本的思维倾向，我们也可将SSK归入同一范围，因为，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由唯一强调物质力量转向了唯一强调人类力量，而这同样体现了“支持某种实体性的、持久不变的东西”：“SSK着力于科学活动中的人类力量而无视物质力量，SSK非常热衷于讨论作为科学知识的构成要素的物质力量，但它却始终坚持，物质力量要素同其他的科学知识构成要素一样，应该归并于人类力量的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分析。……于是，任何显示物质力量和科学的操作性的答案在一开始便被清除掉。”（同前，第5，10页）

皮克林所说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是与所谓的“操作性语言描述”（performative idiom）直接相对立的，后者的主要特征则就是明确承认科学活动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力量，以及对于科学活动操作性质的突出强调。皮克林的“目的就是要在这种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理解科学实践”，他写道：“我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他们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领域的行动者。……在这种奋力捕获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时间中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这种过程的结果就是科学文化的重构和扩展——新仪器设备的建造及相互作用式的稳定。受制约的人类操作活动及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始终伴其左右。”这就是他的全部构思的框架。（同前，第7，19页）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大致地理解SSK与后SSK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就如皮克林所指出的：新的认识“促使我们删除SSK中的K和第一个S，因为，新的科学图景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因为在我看来，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或声称利益肯定是明显的。”（“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也就是说，“向操作性语言的转移，剥离了SSK中K所代表的知识的任何特权；类似地，冲撞的反学科限制的倾向强调反对第一个S所代表的学科忠诚。”由于SSK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人类主义”，因此，皮克林也就将自己所采取的新立场称为“后人类主义”：“我所寻求的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瓦解了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进而转向后人类主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实践的冲撞》，第43，2—23页）

皮克林最为重要的一项贡献，即是逐步发展起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念：科学的实践观念。对此我们将在下节作具体介绍，在此则仅限于指明一点：正是科学活动的实践性质为皮克林具体实现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整合提供了必要的概念框架。

从这一角度看，皮克林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作用。

正如第六讲所提及的，中国学者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时所经常采取的一个立场，就是立足于对立观点的分析批判与辩证整合，比如在论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时，常常聚焦于对立双方（如早期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近期的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等）的主要特征与局限性，并以双方的必要整合作为自身的基本主张或最终立场。

这一立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始终缺乏后继的实质性工作，甚至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那么，这种主张很可能就蜕变成空洞的教条。另外，就科学哲学本身的研究而言，我们又应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始终停留于追踪国外的最新发展，甚至以此完全取代了对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研究，结果必然就是，貌似高明事实上却只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指手划脚，压根不能对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相比之下，皮克林就没有停留于空洞的论述，而是具体地建构起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对立双方的适当整合。（第六讲论及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可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实例。）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通常的分析常常集中于对立双方的不同点，皮克林的独到之处，则在于他同时也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即是认为两者都可归属于“表征主义语言描述”（在笔者看来，与“表征主义”相比，“本质主义”可能是更为合适的一个词语）；进而，又正是这种对于共同点的分析为超越对立双方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由所说的“表征主义”转向“操作主义”——由于后者同时包括了“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适当整合。

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与所谓的“寻找中间道路”这一常见提法作一简单对照。在其他哲学以外的领域，我们也可经常听到“寻找中间道路”的主张，即认为与各种片面性的立场，如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等相对立，我们应当力求在对立面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然而，如果我们将原先的对方双方看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个极端，那么，仅仅着眼于“寻找中间道路”就很可能使我们始终停留于与对立双方的同一水平，也即未能通过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实现真正的超越。

就皮克林而言，“超越”就表现在由SSK向后SSK的转变，特别是，正是通过转向实践皮克林发展起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称为“冲撞理论”），包括力量的冲撞，阻抗与适应，（瞬时）突现，开放性终结，等等。对此我们也将在下一节中作具体介绍。

（2）辩证思想的渗透。

首先应当指出，强调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的必要互补事实上也是诸多“科学论”研究者，包括不少原先采取SSK立场的西方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

例如，这也是拉图尔后来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他还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包括依据这一原则以对一些顽固坚持原先的极端化立场的SSK学者提出了直接的批评：“柯林斯与耶尔莱断言科学的社会研究（或他们有意识称它为SSK）……介入了一场战斗，一场两种极端立场之间的决战。一种立场，他们标为‘自然实在主义’，它以对象的存在来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在对象的认识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种立场，他们称为‘社会实在论’。相反，这种立场认为要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解释事实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时，就必须以社会基础为起点。”与此不同，按照“普遍对称性原则”，我们则应明确提倡“社会与自然的本体论混合状态”，也就是，“我们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并不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进行轮番应变交替，而是把自然与社会视为另一种活动的孪生结果，一种使我们更感兴趣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网络建筑、共同的事物、拟对象或力量的磨练。”（卡伦、拉图尔，“不要借巴斯之水泼掉婴儿：答复柯林斯与耶尔莱”，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354，356页）

拉图尔并因此发展起了自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样做的一种途径是扩展我们对称性原则的含义，以决定只要能够应用于人类的术语，我们同样可以用于非人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把意图性扩展到事物，或把机械功能扩展到人类，而只是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一种方式。这样做，我们就跨越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我们希望在学术领域中克服偏向于一极，且仅偏向于一极的做法。”“我们相信应该发明对称的元语言，这会避免对两种非对称的词汇的划分所带来的荒谬。”（同前，第361—362页）由此可见，拉图尔的这一理论就是与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十分一致的，两者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思维的辩证取向。

再例如，尽管劳斯的以下论述就表面而言应当说比拉图尔涉及到了更多的内容或方面，但其基本思想也是与皮克林十分一致的：“那些表现是如此冲突的对科学的各种解释，如实证论、历史理性主义和实在论，以及建构论传统，却共享着有关科学、科学解释及其关键问题的相同假定。这些共享的假定包括范围的普遍性，……他们还共同聚焦于科学知识，……并共同假定知识是表象的。”（《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导言”，第7页）

此外，尽管劳斯专门引入了“自反性上的不充分性”这样一个论据以对SSK提出直接的批评，但就其实质而言显然又是与拉图尔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十分一致的：“尽管社会建构论者明确反对哲学上赋予科学家的合理性，他们自身却毫不犹豫地赋予科学以远大的社会竞争力和机会主义合理性。”（同前，第22页）

其次，除去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的必要互补与适当整合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更多方面看到辩证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地倾向于通过“转向实践”以实现对立面的融合。例如，劳斯就曾明确指出：“实践不应被理解为一个人类主体性的替代品，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关系综合体，其中主体和（行动者）和主体性（行动因）被构造了。”（同前，第138—140页）

另外，也正是基于同一立场，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既不应将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地对立起来，而且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或者更为恰当地说，即是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从而，我们就不应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相对主义”）。例如，皮克林指出：“我所坚持的冲撞的历史主义独树一帜，不是反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对性，而是在其自身的意义上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对性”；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应当被看成同时具有客观性、相对性以及真正的历史性。（《实践的冲撞》，第244，227页）

具体地说，皮克林认为，正是科学活动的偶然性直接决定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历史性）：“特化科学实践的客观性内容和产物的任何一个成功的捕获、构建以及相互作用式稳定决非轻易获得，获得过程艰难而不确定。在大部分时间中，科学家们淹没于非客观性的泥潭。”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清楚地看到：正是所谓的“规训”（传统）与物质力量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并非怎么都行，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间性与真理性：“无论这种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类王国的力量。各种结果最终依赖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经由与物质力量和各种规训力量对抗而实现的对人类力量的动机性结构的脱离，便是冲撞所展示给我们的客观性的基本内涵。”（同前，第228，217，228页）

另外，我们也可从同一角度去论及“科学实践”的包容（开放）性与整合性：“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它包容了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译者序”，第6页）

2．“理论优位”与“实践转向”

上面已经提及，“实践转向”是西方科学论研究的一个整体发展趋势。但是，究竟什么是“实践转向”的主要涵义呢？应当说人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过程。

具体地说，早期的一些工作主要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也即主要集中于科学实践活动中先前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些环节或成分，如实验室活动，科学仪器的性质与功能，等等；进而，如果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最初主要表现为对于科学史上某些实际案例的经验性（实证性）研究，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性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理论分析在相关研究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也由原先的自我辩护（体现研究工作的合理性）转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别是，人们更对科学哲学以及SSK所采取的“理论优位”这样一个传统定位提出了直接的批评，并认为应当积极地去倡导“转向实践”。

具体地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即可看成是围绕理论展开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主要就聚焦于科学理论的结构分析；另外，尽管“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更加重视科学的动态考察，但又正如“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所清楚体现的，它所关注的仍然是科学理论而不是实践活动的比较。

但是，认为经验事实为科学理论的可靠性提供了最终依据，这难道不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从而也就体现科学实践与理论相比更为重要吗？这一疑问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认为经验事实建立在直接经验之上从而就是无可怀疑的，所以科学哲学所关注的就仍然是这样一类问题：就理论的检验而言经验事实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是证实还是确证？是证实还是证伪？由此可见，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就始终是围绕理论展开的，也即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理论优位”的立场。

理论的这种优势地位由于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由于观察被揭示出必然地受到了理论的“污染”，因此，经验事实就是附属于理论的，关于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严格区分也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经验事实同样也应被看成整体性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成分。

劳斯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关于“理论优位”的一个较好概括：“这一特征意味着……赋予理论以无上的地位。实验与观察只有在理论的情境中才有意义。理论引导实验的建构和操作，提供得以解释的范畴，是研究成果转移和应用的中介。最后，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科学的目标是提出更好的理论。”（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74页）

然而，“理论优位”亦有其局限性或不足。

首先，“理论优位”的一个明显弊病，即是往往会因此而忽视科学活动中很多与实践直接相关的环节。例如，所谓的“实验室研究”就可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如哈金所指出的：“在科学哲学中，……在理论和实验之间，或者说在实验者和理论家之间任何有意义的相互作用都消失了。”（“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41页）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这样的立场去进行研究，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关于科学活动的正确认识。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之所以特别关注“实验室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实验与科学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且，在不少学者看来，我们可以将经由这种实验室研究所获得的认识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科学，包括研究中心与方法的必要转移等。具体来说有两点：

第一，实验活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实验的场所与其说是一个物理场所，不如说是一组操作各种不同技能的交织空间。……这包括几种不同的活动领域：具体操作的空间，解释性想象与模式所出现的思维空间；分析程序得以实施的计算空间，观察者对相互间行动磋商的解释性社会空间，实验室或域的物理空间，在其中观察得以塑造；修辞与文学的空间，在其中，修辞和文字被报告并被利用在论证中。”（古丁，“让力量回归实验室”，同前，第79页）

第二，由科学实验到“实验室文化”的必要过渡。正如第九讲中所提及的，这也是塞蒂娜的一个主要观点：“科学文化并不是日常文化的继续，实验室文化也不属于日常世界的文化，实验室文化是被人为改变和提升了的文化。”特别是，我们在此不仅可以看到“强化了的自然”，而且也可看到“强化了的力量”：“如果通过与一确定时空中力量者的联系创造出重组了的、‘可利用’的对象，……那么我们同样必须理解实验如何安置‘被重组了’的科学家。”（“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论科学中的实验与实验室之间的关系”，同前，第124—125页）

在劳斯看来，我们事实上也就应当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实验活动的本质：这主要是一个隔离、介入和操纵（追踪）的过程。“实验室是被严格封闭和隔离的空间，是受到严密监控和追踪的空间，是被精心控制的介入和操作的空间。”在实验室中人们“通过彻底地隔离、控制和保持微观世界的秩序来维持一个有序的微观世界。”“追踪不仅仅是监视实验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监视事情的正常运作。”（《知识与权力》，第109，251，107页）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对于“理论优位”的批判不应简单地理解成用“实践优位”取而代之，也不应理解成对于理论的绝对否定和排斥；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更为深入地去认识理论与科学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另外，从科学哲学研究的角度看，“实践转向”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科学的一种新的理解：“科学的实践观念”。

对于“科学的实践观念”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作出具体介绍。下面将首先对“实践转向”与SSK作一简单比较，希望即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方面工作的一些总体特征。

（1）如果说对于科学活动复杂性的突出强调可以看成SSK与“科学的实践观念”的一个重要共同点，那么，后者的特殊性则在于它同时又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异质性，从而也就与SSK唯一强调社会力量（人类力量）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更为一般地说，诸多倡导“科学的实践观念”的学者的一个共同认识，正是认为SSK的科学图景实在过于简单了。就如皮克林所说，“SSK的实践概念是站不住脚的、理想化的和还原性的。因为把科学文化仅仅表征为单一的概念网络，把实践仅仅表征为由利益建构的一个不确定性终结的筑模过程，这类表征不能很好地把握实际的实验室科学所显现出的复杂性说明。单纯的SSK不能向我们提供把握行动中的科学丰富性的概念工具，这种丰富性包括：仪器的建造，试验的计划、运行和解释，理论的说明以及与实验室管理部门、出版部门、基金提供部门的谈判等。把实践描述为不确定的以及利益导向的，最多也就是捕获了问题的表面。”（“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5页）

（2）SSK作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显然也表现出了“理论优位”的重要影响；与此相对照，科学的实践观念则意味着由“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也即赋予了“实践”更高的地位：“我们非常自信地赋予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特性，恰恰就是实践过程的结果，而不能视为对实践过程的解释。”也就是说，除去科学实践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以外，在此不再需要任何外部的解释。（同前，第19页）

综上可见，在众多强调“实践转向”的学者看来，SSK的思潮就已“成为过去，一些更新近的研究……旨在把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核心推至前沿。这就是转向实践研究，转向科学家实际上在做些什么。”（同前，第3页）

二　从理论到实践

传统科学哲学与SSK的又一共同点，即是两者都认为自己比科学家更加了解科学活动，从而导致了与实际科学活动的严重脱离。这种倾向当然具有严重的后果，相关的研究也因此始终未能获得实际科学家的关注与认同。由此，我们在当前就可直接听到这样的呼声，即科学论的研究应当重新“找回科学家”，也即“能被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本人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用的。……能对实际的科学工作产生新的有价值的看法”。（舍格斯特尔，“科学和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敌人还是盟友？”，《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0页）有鉴于此，下面将从总体上对“科学的实践观念”作出概述，并具体地指明这种新的科学观念对于实际科学工作的启示意义或促进作用。

1．“科学的实践观念”概述

“科学的实践观念”的核心在于：科学主要应被看成一种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知识。以下就依据皮克林与劳斯在这方面的工作具体地指明科学实践活动的一些主要特性。

（1）皮克林的“冲撞理论”。

就科学活动的性质而言，皮克林突出地强调了这样几点：

第一，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由于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科学活动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就不仅应当清楚地认识科学活动的复杂性，而且应当明确肯定科学活动的异质性（多元性），特别是，应当依据特定的情境与对象具体地去界定科学活动的各个要素。例如，在《实践的冲撞》一书中，皮克林就曾分别以气泡室的建造、高能物理学中对夸克的追寻、数学中四元数的建构以及数控机床的推广应用为例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中不仅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而且涉及到了理论与概念的力量，社会的和规训（传统）的力量，乃至政治的和经验的力量，等等。

例如，在皮克林看来，我们应当明确肯定已有的科学活动对于未来科学活动的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的“筑模”（Modelling）：“科学实践指向的科学文化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一种隐喻、类比）过程中从现存的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简要地说，这就是我关于现存的文化如何预先制约人类动机的时间延伸的基本思想。”（《实践的冲撞》，第17页）

另外，对于“异质性”的突出强调事实上也就是诸多科学论研究者何以特别喜欢使用“作为文化的科学”或“科学文化”等术语，甚至更将自己的研究称为“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就如皮克林所说：“我想在这里概括后SSK的观点：这开始于可见的东西：试图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实践过程，是各种异质文化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文版序言”，第2—3页）[9]

第二，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在明确肯定现存的文化如何预先制约人类动机的同时，皮克林又明确指出：“现存文化对动机仅仅是部分地预先制约的。筑模是一个没有既定的目的的开放式终结（open ended）过程”，“在我的分析中，纯粹的偶然性构成性地融入我们所理解和把握的冲撞模式中，并且这种构成性融入完全可以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实践的冲撞》，第17，21页）

除去“开放性终结”这一术语外，皮克林还引入了“阻抗与适应”、“瞬时突现”、“实践的冲撞”和“力量的舞蹈”等概念以更为清楚地体现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即如，“阻抗体现在实践中有目的捕获物质力量的失败，适应则是应对阻抗的积极的人类策略”，以及“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而应该认为世界的确展现为一个以开放式方式演化的活生生的场所——一个人与物的力量和操作在真实的时间中突现的场所，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的秩序在我称之为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的过程中持续突现的场所。”（同前，第20页；“中文版序言”，第2—3页）

第三，对于时间因素的突出强调。皮克林指出：“我们的着眼点在于要达到对科学实践的一种在真实时间中的理解。”（同前，第13页）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指明在“科学的文化研究”与冲撞理论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与联系：“文化研究与冲撞刻画了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冲撞突出科学实践的时间纬度，文化研究则参与文化图景的断面描摹。”（同前，第265页）也就是说，由于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科学的文化研究”主要可看成一种“共时性描摹”与“共时性拓展”；与此相对照，冲撞理论则可说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

皮克林还从这一角度对他的“冲撞理论”与传统科学哲学和SSK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社会理论把具体的情节同化为一般的图式。历史变成持久作用的科学理性或者持久作用的社会利益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持久运作的一系列例证。关于这种历史的传统解释引导我们脱离历史的和文化的特征，趋向于一种不变的历史学家的潜存的历史纲要；历史由此成为一种无止境的单一的重复。然而，历史作为一种宏观冲撞实际上并非如此。……冲撞鼓励我们关注差异。”（同前，第280页）

第四，科学发展的整体特征。皮克林指出，科学发展是一个不断去稳（deestabilized）与重新建立新的稳定的过程：“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式稳定的实现是在同一实践个体的后继实践活动中的一次次去稳，以及相应的一次次的稳定性重建中获得的。……我们只能承认稳定性的知识总是倾向于在未来的实践中去稳。”（同前，第229页）

进而，异质性（融合性）、开放性（不可预期性）与过程性（历史性）则又可以视作这一过程最为重要的一些特征，科学的无限发展就是通过实践的冲撞（力量的舞蹈、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得到实现的。在皮克林看来，这事实上也就为所谓的“实践转向”提供了具体的解释：“这些见解标志着在整个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对SSK研究传统的一个极有意义的背离。它们突出强调了一个新的主题——实践。认为由于实践本身的固有性质，它值得被研究和分析。……出现的科学新图景是，彼此不同的社会的、体制性的、概念的、物质的等科学的文化要素，在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演化。不同的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实现稳定……‘相互产生’。”（皮克林，“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13页）

（2）劳斯的“科学文化研究”。

与皮克林相同，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1987）与《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1996）这两部著作中也同时使用了“科学的实践观念”和“科学的文化研究”这样两个词语，两者可以看成是密切地相关的；但是，至少从字面上看，劳斯更加倾向于将自己工作归属于“科学的文化研究”。他对于“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概述是：“关于科学的反本质主义，非解释性地涉入科学实践，以及强调科学实践的实地性和物质性，更强调它们的文化开放性，颠覆而不是反对科学实在论或认为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以及承诺一个来自科学文化的知识和政治批评。”（《涉入科学》，第223页）

劳斯还对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基本立场作了如下的具体说明：（1）“科学的文化研究拒绝科学有任何本质”，而是更加强调“对各门科学中的异质的敏感性”；（2）“对科学知识的说明性立场的反对”，特别是，“反对说明性立场将解释以及被解释内容之间界线固化”；（3）“坚持科学实践的实地性、物质性以及话语性特点”；（4）“科学实践的开放性”，反对“把科学共同体视为一个相对自我封闭的、同质的以及与其他社会实践或社会群体没有什么联系的东西”；（5）“对于长久以来的关于科学的哲学问题，像实在论及价值中立性，文化研究采取了一个颠覆而不是敌对的立场，他们挑战问题的规划本身，而不是想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答案”；（6）“科学的文化研究有更强烈的自反意识，去关注它们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活动，且不回避知识或政治批评”。（同前，第223—238页）

以下则是劳斯对“科学实践”这一概念的概括与说明：“（1）实践由时间上延伸的事件或过程构成；（2）实践可以被确认为与世界不断联系的模式，但这些模式仅仅存在于其重复或连续之中；（3）这些模式只通过‘规范’的确立和强化而得到维系；（4）实践因此只在反对抵抗和差别中得到维系并因此总是联系着权力关系；（5）抵抗和差别的构成性角色更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实践的同一性从来没有为它的历史所完全固定下来，说明了为什么它的构成性模式不能被一个规则令人信服地固定下来；（6）实践重要（在实践及其不断生产和重新解释的冲突中，总有某些东西处于争议之中或事关重大）；（7）行动因以及联系实践的行动者（不一定局限于个体的人）都在部分程度上是由这种联系实际上怎样发展所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是一个比‘主体’或‘行动者’更基本的范畴；（8）实践不仅是行动的模式，而且是对世界的构造，其中活动可以明了的方式发展，因此实践包括了主体和环境；（9）实践总是同时是物质的和话语的；（10）实践是自发开放的，这是说，它们不进行划界，不能被限定于空间或实践上界定了的世界中的区域。”（《涉入科学》，第123—124页）

由此我们就可看出劳斯在这方面的一些独特见解：

第一，对于科学活动情境相关性的突出强调。“理解意义和文化实践不能脱离理解这些实践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反之亦然。”在劳斯看来，“情境相关性”就直接决定了科学实践的变化性质，而不应被看成由相应的规则完全决定的：“实践是对一个情境进行回应的行动的模式。实践是动态的，因为这些模式只能通过不断地被产生而存在。……实践的再生产不能为规则所决定。在任何情况下，科学实践通常包容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解释上的差别。”（同前，第217，24页）

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科学实践的情境相关性，劳斯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机会主义”特征。例如，“许多科学研究的开展并不是因为人们觉得需要解决当前理论中已知的困难，也不是因为人们想要揭露诸如此类的困难，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利用现有的资源：设备、技术、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相关的科学成果。”也正因此，对于科学实践而言，实践性技能就是最重要的：“不可能存在对研究机会的‘理论性’或‘客观性’的评估。这并不是说诸如此类的决定是非理性的或主观的，而是说评估的理由不可能脱离关于对象和实践领域的介入性与技巧性的‘技能知识’，或者脱离实践性需要——要做什么，希望获得什么。”（同前，第92，97页）

在劳斯看来我们还可以依据“技能”与“理论知识”的对立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作进一步的分析：“我所要提出的观点将以科学的技能、实践和技巧作为中心。这一进路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那里，唯一可以替代关于‘真正实在’的理论知识的，是一种不可传授或不可理解的诀窍。因此，为了理解科学知识，我们需要对技能和实践性的能知作正面的描述。它们建构了现象并使之稳定化，从而使科学家能够以见多识广的方式来介入并操纵它们。”（同前，第20页）因此，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我们必须设法理解科学家是怎样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而不是从普遍性知识转向局部的实例。”（同前，第IV，21页）

第二，对于科学活动特殊性的高度重视。大多数科学论研究，包括后SSK研究，经常表现出来的一个弊病即是过分地强调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形式的共同点，却完全忽视了科学活动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劳斯在这方面可以说表现出了更大的自觉性。

例如，在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共同点的同时，劳斯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在风格、研究主题、修辞尤其是结果等方面似乎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他明确赞同哈贝马斯的这样一个论点：“自然科学反映了我们对技术性地控制周围事物的旨趣，……但是交往和共识的旨趣……支配着我们的相互解释。”劳斯并强调指出：“对于这些区别，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解释都会把它们看成是我们文化的一种特性。”（《知识与权力》，第205，207页）

这事实上也正是劳斯（以及各个科学论研究者）之所以特别重视实在论问题的主要原因。劳斯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则在于：“实践……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关系综合体，其中主体和主体性被构造了。”（《涉入科学》，第140页）

具体地说，“行动者或认识者并不赋予意义于实践，而是相反，他们只是通过自己在当下进行的实践模式中的位置而获得行为者和认识者的身份”（同前，第27页）。同样地，“存在什么的确又依赖于我们在实践中能够呈现什么”（《知识与权力》，第154页）。

第三，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这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劳斯关于本体论问题分析的一个直接结论：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自身。在劳斯看来，我们还可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认识在科学与权力之间所存在的重要联系。这也就是“科学的政治哲学”的直接主题。

具体地说，就劳斯对权力的分析而言，应当说完全继承了福柯在这方面的基本思想，即应当从建设或塑造的角度，而不是压迫的角度去理解权力：“当我们说实践包含了权力关系、产生权力效果或运用权力时，我们的意思是，实践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塑造并限制了处于特定社会情境之中的人的可能行动领域。”（同前，第225—226页）

劳斯对这种“实践性塑造”的基本性质与作用方式作了具体分析：“这种限制遍布于我们的相互关系和对事物的处理中，并且渗透到最琐碎、最普通的活动中。它们构成了实践性塑造……这……最直接的是通过它们对我们能够使用的工具的影响，对使用该工具所需的技能和程序的影响，对强加于我们的相关的任务和工具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执行任务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它们改变了我们对自身和对生活的理解。”（同前，第259页）

显然，这也直接体现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科学对于一般民众的行为方式、思想方法与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

例如，劳斯的以下论述就可以说为这方面的具体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理性的培养、心灵开放的怀疑精神、宽容以及世界主义，这些都被认为是科学工作可加以提升的基本品格。”（《涉入科学》，第21页）

第四，对于“科学共同体”的不同分析。与SSK一样，相对于科学共同体不同成员之间的共同点，劳斯更加强调了在他们之间所必然存在的分歧；此外，劳斯提出：“常规科学涉及共同的实践，而不是共同的信念。”（《知识与权力》，第32页）因此，即使我们仍然使用“科学共同体”这一词语，我们也应对此作出不同的理解：“科学家共有的不是一个信念的背景，而是一个他们可能属于其中而在理解上有分歧的情境。”（《涉入科学》，第25页）进而，我们也应从同一角度对“范式”概念作出新的理解：“范式首先不是获得认同的理论立场，而是概念化和介入特殊的经验情境的范例性途径”；“接受一种范式与其说是理解和相信一个陈述，不如说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特别是，范式的接受未必意味着达成了共识，因为，“科学家们‘无须认同，或者甚至试图产生出充分的解释或使之合理化，就能在范式的同一性上达成认同。即使缺乏标准的解释或对规则的认同，也不至于妨碍范式对研究的指导。’常规科学涉及共同的实践，而不是共同的信念。”（《知识与权力》，第31，32页）

2．走向科学实践

由于“科学的实践观念”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活动的情境相关性与不可预期性，人们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科学活动完全不可预期，那么，相应的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而言究竟又有什么意义或促进作用呢？下面从两个方面略加分析：

（1）努力发展“实践性智慧”。

众所周知，“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是对于实际科学研究工作的传统定位，但是从科学的实践观念看，这显然又可看成“理论优位”的一个具体表现，即是认为理论相对于实践而言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

那么，按照科学的实践观念，我们究竟又应如何去看待具体的科学活动呢？特别是，如果否定了“理论指导下的自觉实践”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又应如何去看待理论与实践（更为一般地说，就是已有工作与新的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呢？

事实上，无论是皮克林的“冲撞理论”，或是劳斯的“科学文化研究”，都已经包含了对于后一问题的具体解答，如皮克林关于“规训的力量”在科学活动中重要作用的分析，以及劳斯对于“技能”的突出强调。

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少学者看来，我们应首先依据“科学的实践观念”对理论的性质作出新的分析。

例如，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一个理论是在给定时间内的范例的集合，这些范例成为决定其他的理论应用能否实现的资源，成为更进一步问题解决的先例。”也正因此，理论事实上就可以看成一种隐喻：“在这种时刻，我们需要把理论概念视作一种隐喻。当一个过程中的熟悉内容被用来重新描述一个不熟悉的现象时，这种重新描述将不具有制度化的地位，在文字上讲它是含糊的，很少明确成为一个理论的内含。”（《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29，115页）

劳斯的以下论述显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论和规律是在具体的实例中，并通过这些实例得以理解的：抽象的形式只有在特定的用法中才有意义，接着用法又会被‘转译’，从而使在不同情景中的重复或改变成为可能。”进而，“理论应用是对某个具体的模型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特定场合中特定事例的需要，而不是从普遍原理进行形式化的演绎。”（《知识与权力》，第21，90页）

由此可见，对于“理论”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即是将其看成“普遍性的原理”或“范例的集合”。由于这两种涵义互不相容，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人们也就常常采用另外一个词语来形容后者，这就是“实践性智慧”（practical wisdom）。[10]

更具体地说，与“普遍性的原理”不同，“实践性智慧”可以说是“借助案例进行思维”——如果从思维形式的角度去分析，也就是说，它所追求的并非“由特殊上升到一般，再由一般重新回到特殊”，而是“由特殊到特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一个类比的过程，在其中我们还可清楚地看到“隐喻”的作用。

例如，劳斯关于“技能”的分析与强调显然可以看成属于“实践性智慧”的范围，也就是说，“它们是概括性的、可变的能知，是在给定的情境中认识‘做什么’和去做的能力，而无需给出一个普遍的说明以解释特定的场合中一个人的上述认识”；“不是通过学习和运用规则或信念行事，而是通过模仿和习惯，我们才获得了技能”。（同前，第63，64页）

应当强调的是，尽管我们在此突出地强调了普遍性理论与具体案例的区分，但又正如“借助案例进行思维”这一表述所清楚体现的，我们不应将“实践性智慧”简单地理解成就事论事，也即完全切断了已有工作与未来工作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十分重视揭示范例的普遍意义。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之所以将好的案例称为“范例”的主要原因——因为它对于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或借鉴作用。

劳斯关于“标准化”的论述就直接关系到了范例的普遍意义：为了清楚地揭示范例的普遍意义，所需要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化”，而主要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首先，“标准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前人留下他们的研究很久之后，又把这些先前的研究纳入到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素材中”。其次，“标准化”与“普遍化”的主要区别则又在于：“情境性的变化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加以削减，但不能完全消除”；恰恰相反，范例的推广应用的本质，即是由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变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也即是对于“地方性知识”的一种“转译”：“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经过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情境。这并不是说科学知识没有普遍性，而是说它具有的普遍性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总是根源于专门建构的实验室场所中的地方性能知，科学知识的经验品格是不可还原的经验指涉关系在地方性建构中的产物，而不是对适用于任何地方性情境之抽象的普遍规律的发现。”又，“这种转移不能理解为只是普遍有效的知识主张的例证化。……我们必须把转移理解为对某一地方性知识的改造，以促成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特定例证”。（同前，第121，216，123—124，77页）

以下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发展自己的实践性智慧的几条具体建议：

第一，应当高度重视案例（包括正例与反例）的积累与分析，并能通过案例的比较获得关于如何从事新的实践活动的有益启示。

在一些学者看来，我们就可从这一角度对“专业实践者”作出具体界定：“一般专业实践者指的是反复进入某些特定情境的专家。根据各种专业的需要，专业工作者使用‘个案’……当实践者经历了为数不多的案例的许多差异时，他就能够‘实践’他的实践。他建立出一个关于期望、形象与技术的全面性资料库。他习得了要期待什么以及如何回应他的发现。随着他的实践渐趋稳定，即他处理的同类型案例越来越多，他就越来越少感到惊讶。他的‘实践中认知’将渐渐变得内隐、自然和自动化，他和他的当事人也将借此而认可其专业化的发展态势。”（舍恩，《反映的实践者》[11]，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第116页）

当然，我们之所以要重视案例，又并非是因为可以不假思索地将由案例所获得的经验直接应用于新的场合；恰恰相反，鉴于科学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情境相关性，我们应当更加重视通过与案例的比较获得关于解决目前问题的有益启示，也就是说，关键恰就在于主体如何能够依据新的情境与目标任务对先前的经验作出必要的调整——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类比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进而，成功应用类比的关键所在，是如何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当实践工作者理解了这个被他视为独特的情境之后，他便把它看成是已存在于资料库中的事物，把这个选址当成那个选址，并非要将前者分类到以往熟悉的类别或规则之中，而是要将不熟悉或特殊的情境，视为一个与熟悉情境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情境。即使无法脱口就说出二者之间有何异同。”（同前，第116页）

也就是说，为了应用类比，我们并不需要相关对象在各个方面都彼此相似，而只要求两者在某一方面或在某一抽象层次上是相似的，这就是“求同”，也即在抽象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两个对象的类似之处。所谓“存异”，则是指新的猜测的产生并非简单的重复、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特别是，必须注意分析两者间存在的差异，依据情境与对象的具体情况对已有的经验作出适当的“调整”。

第二，加强问题意识、目标意识。

在不少学者看来，“实践性智慧”的又一重要特征，即是“行动指向”（action-oriented）而非“结果指向”的。（D.William，“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Secon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ed.by A.Bishop，Kluwer，2003，第484页）也就是说，人们在实践中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非如何能够发展出相应的普遍性理论或规律。由此可见，就案例的推广应用而言，我们也就应当特别注意是否有利于求解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即相关目标的实现。

例如，由此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在一般所谓的“科学叙事”与“借助于案例进行思维”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或者说，我们就不应把科学叙事理解成实际过程的简单记录，而应当是围绕问题去进行思考和分析。就如劳斯所指出的：“我所说的‘叙事’不是指一个文学形式，而是指一种理解自身行为之当前性的方式。科学家们明白自己的行动，主要是指通过把它理解为一种对过去研究所提情境的回应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涉入科学》，第24页）

此外，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案例进行适当分类的重要性：与单纯的数量积累相比，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对于已有知识和技能的良好组织。以下的论述尽管主要是就“数学问题解决”而言的，但对于我们目前的论题显然也是同样适用的：“良好的组织使得所提供的知识易于用上，这甚至可能比知识的广泛更为重要。至少在有些情况下，知识太多可能反而成了累赘，它可能妨碍解题者去看出一条简单的途径，而良好的组织则有利而无弊。”（波利亚，《数学的发现》，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129页）

最后，这就更为清楚地体现了强案例分析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注意围绕问题或目标去进行分析，那么，即使我们已经积累起了众多的案例，并且在当时似乎也已由这些案例获得了不少启示或教益，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导与深化，这种即时反应必定是分散和零乱的，随着时间的推演，其内容也不可避免地会逐步淡化甚至被全部遗忘，从而就不可能对未来的实践真正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三，加强总结与反思，加强社会互动。

由于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和情境相关性，“实践性智慧”的应用显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必然有一个不断尝试、不断调整或改进的过程，这也主要依赖于主体的自我总结与反思，以及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促进。

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2）专业实践的新定位：“反思性实践”。

除了来自科学哲学与科学论研究的直接促进，强调“实践性智慧”还有着更为普遍的背景，并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趋向。作为这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我们还应特别提及美国学者舍恩（D.Schon）的《反思的实践者》（1983）。在该书中，舍恩不仅通过建筑设计、心理治疗、管理活动等多个方面的具体实例清楚地指明了“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性，而且也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专业实践的一种新定位：反思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也就是说，为了在专业实践活动中取得成功，我们应当立足于积极实践，并应通过及时的总结与反思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由此可见，“反思性实践”事实上就可以看成对于“理论指导下自觉实践”这一传统定位的直接反对。就如黎纳雷斯与克雷纳所说：“这个概念挑战了这个假设，即知识与实践相互脱离，并且知识要比实践更加优越。”（“关于作为学习者的数学教师和教师教育者的研究”，载古铁雷斯、伯拉，《数学教育心理学研究手册：过去、现在与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00页）另外，如果说前面我们主要强调了实践性智慧的“行动导向”性质，那么，对于反思与总结的突出强调则清楚地体现：“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行动中的认知，它建立在经验、对经验的反思和理论知识基础之上。”（庞特、查布曼，“关于数学教师的知识和实践的研究”，同前，第530页）

以数学教育为例我们即可更好地理解“反思性实践”这一定位的合理性。国际数学教育界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基本事实，即是每过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口号或运动，而且，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又表现出了明显的“钟摆现象”。例如，20世纪60—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曾出现过轰轰烈烈的“新数运动”（New Mathematics），70年代则是“回到基础”（back to basics），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前者的直接反动；类似地，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以“课程标准”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高峰时期，那么，就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而言，从21世纪开始则又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改革时期”。

因此，在数学教育圈内就可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尽管有过多少次的改革运动，其指导思想也是一变再变，最终却又似乎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这似乎已成为数学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铁定命运：“期盼、失落、冲突、化解和再上路……”但又正是通过深入的检讨与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当然我们可以抱怨，这些问题何以反复的出现，……我们也可反过来看，教育本来就是一种感染和潜移默化。如果明白这点，也许我们走了近半世纪的漫漫数教路，一点也没有白费，业界就正要这种炼历，一次又一次的反思、深化、在深层中成长……问题就是有否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邓国俊、黄毅英等，《香港近半世纪漫漫“小学数改路”》，香港数学教育学会，2006，“全书简介”，第1—2页）也就是说，为了取得真正的进步，最需要的就是积极的实践与认真的总结和反思。

以下是关于“反思性实践”的一些具体意见：

首先，对于“反思”我们不应作简单化的理解，既不应把它理解成“闭门思过”，也不将其等同于纯粹修养意义上的“吾日三省吾身”。相反，注重总结与反思的实践活动本身就应被看成一种真正的研究活动。

其次，反对专家至上。“理论优位”的一个具体表现，即是对于“专家引领”的片面强调；而基于“反思性实践”的立场，我们就应彻底改变这种主要依赖于“外界”的做法，并切实立足于自身的积极实践与总结反思。

值得指出的是，这也是当前所出现的一项积极变化，即有不少专家或理论研究者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传统定位。例如，在国际数学教育界，“就研究工作而言，仅仅在几年前仍然充满着居高临下这样一种基调，但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已转变成了对于教师的平等性立场这样一种自觉的定位。当前研究者常常强调他们的研究是与教师一起作出的，而不是关于教师的研究，强调走进教室倾听教师并与教师一起思考而不是告诉教师去做什么，强调支持教师与学习者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力图去改变他们”。（A. Sfard，“What can be more practical than good research？—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2005［3］，第393—413，401页）

第三，坚持独立思考，防止对于时髦理论的盲目追随。提倡“反思性实践”不应被理解成完全不要理论，或是彻底否定理论对于实际工作的促进作用，而是主要反映了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种新的认识。例如，从“反思性实践”的立场去分析，实践显然就应包括“理论的检验与修正”这样一层涵义，也即我们在实践中应当坚持“尝试—检验—调整，补救，甚至是打破”（相关理论）这样一种立场；或者说，积极的实践与认真的总结和反思同样应被看成理论建设的基本途径。

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理论的多元化和相互比较的重要性。就如以色列著名数学教育家斯法德所指出的：“当一个理论转换成教学上的规定时，唯我独尊就会成为成功的最大敌人。……理论上的唯我独尊和对教学的简单思维，肯定会把哪怕是最好的教育理念搞糟。”又，“当两个隐喻相互竞争并不断映证可能的缺陷时，就更有可能为学习者和教师提供更自由的和坚实的效果”。（A.Sfard，“On two metaphors for learning and the dangers of choosing just one”，Educational Researcher，1998［27］）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依据实践工作者对于理论的态度来判定其专业的发展水准。例如，“新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往往依据所谓的“普遍性法则”来对各个具体行为的恰当性作出判断，并且往往习惯于（更恰当地说，就是拘泥于）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即如将“好的理论”与“坏的理论”绝对地对立起来；与此相对照，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实践者则就能够通过不同理论或主张的比较与批判深入地认识它们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从而也就能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适当地加以应用。

第四，充分发挥社会互动的作用。对此仍可从专业发展的角度作出分析；专业发展事实上涉及到了个人与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而，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又十分重视个体对于相应共同体的参与、交流（共享）和互动，以及个体身份的形成与变化。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专业发展即社会过程”；当然，如果将个人的维度也考虑在内，“反思”与“共享”就应被看作专业成长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

就此而言，为了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科学工作者就应积极参与相应共同体的各种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学术会议等；即使是对于自身工作或具体观点的直接批判，我们也应善于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并以此作为自身的反思性工作的直接背景。

注释

[1]　由此可见，对于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就不应理解成公众情绪的简单宣泄或直接反映，或是简单地等同于某些素朴的思想或信念；恰恰相反，它是指一些专门性的理论思想，不仅是基于一定的研究工作，更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2]　应当指出，由于过度集中于认识论的研究，科学哲学研究也容易与实际科学活动严重脱离。如劳斯所说：“可以理解的是，对于这些解释上的论辩，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关心，……因为这些立场并没有为科学实践提供任何约束或建议。”恰恰相反，“合法化方案内部的这些冲突发生在远离科学实践的一个让人吃惊的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同前，第4，9页）。

[3]　就美国社会而言，我们还应特别提及社会的“民主化”在这方面的重要影响。就如列维特所指出的，美国社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倾向，假定在所有的事情上，任何一个人的观点都像其他所有人的观点一样好，所有的观点都有系统建立自己或者不受束缚地改变的权利，并且任何试图把其他人驱出场外的行为都是对我们神圣社会教条的粗暴侵犯。即使是科学，这个受到美国的浪漫精神特别钟爱的、带着进步与繁荣精神的科学，也一定要遵守这种特殊的游戏规则——大部分人都倾向于作此种思考。这样我们注定要接受一种科学多元主义，或者更悲观地说，一场终年不断的战争”（《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50—151页）。

[4]　应当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具体地去研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性别的科学家是否存在不同思维方法或行为方式等；但是，我们不应将科学家、科学认识活动与科学知识混淆起来，更不应因此而走向科学的“种族化”与“性别化”。

[5]　按照舍格斯特尔（U.Segerstrale）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与SSK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的“主要兴趣在于价值和意识形态”，从而就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激进立场；后者则“主要关注科学的传统理性主义解释模型的不合理性”，从而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激进立场。（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0，14页）

[6]　当然，我们在此又应注意避免各种简单化的观点，即如认定所有的SSK学者都是这里所说的“强纲领”的坚定支持者，或是认定不同的SSK学者对于“强纲领”解释必定是高度一致的。这点由布鲁尔的以下论述就可清楚地看出：“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强纲领’之所以被称为‘强’，是因为它体现了下列主张，即知识‘纯粹’是社会性的，或者说知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隐含在‘强’这个语词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是，所有知识都包含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

[7]　此部分依据笔者与连冬花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11年第2期）改写而成。

[8]　除去“科学论”以外，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我们也可看到同样的发展趋势，所谓的“实践转向”或“实践进路”更可被看成一个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人们力图“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与运转”（夏兹金等，《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中文版序言”，第2页）。当然，相关研究在不同领域中又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或研究重点。我们的讨论则仅限于“科学论”的范围。

[9]　一些学者因此而引入了“赛博科学”（Cyborg Science）这样一个术语，除去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以外，它还包含有更多的力量或要素。

[10]　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将知识区分成“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两类，其中，所谓的“实践性知识”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实践性智慧”。

[11]　笔者认为书名译为“反思的实践者”较为适当。

结语　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1]

至此的讨论显然体现，简单提倡“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或是认为应当用别的什么研究完全取代科学哲学，都是不恰当的；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坚持科学哲学的研究。当然，我们又不应完全无视外部的相关研究——即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而是应该认真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启发因素，包括以此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了“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

以下是这方面的几点具体意见。

1．努力纠正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封闭性，切实加强研究工作的开放性与反思性，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一个必要前提。

正如第一讲所提及的，科学观的问题可以说是科学哲学研究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然而，如果说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已经清楚地体现由静态科学观向动态科学观、由片面性观点向辩证观念转变的必要性，那么，后现代主义与SSK等的研究工作给予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则是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宽视野，也即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

具体地说，“科学的文化观念”和“科学的实践观念”无疑可以看成这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项内容：这不仅意味着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也直接促进了认识的发展与深化，包括对于已有工作局限性的清楚认识。比如说，我们的分析视角不应局限于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共同体”），而应当扩展到一般民众；我们不应唯一地强调科学对于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还要注意分析与防止其可能的消极影响。

科学哲学研究“开放性”的基本涵义，即是应当高度重视科学哲学与其他研究（如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的相互渗透与必要互补。

其次，又如“关于科学哲学传统定位的必要反思”以及对于“理论优位”的批判所体现的，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又一关键因素，即是应当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觉性，特别是，能够通过认真的总结与深入的反思切实纠正已有工作的盲目性和局限性。

就这方面而言，应特别提及两点：

第一，由于科学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一员，因工作性质而与科学处于长期的“亲密接触”之中，其中更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学工作者出身，或是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从而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就应当不断增强自身的自觉性，自觉地去分析与克服“（唯）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哲学研究的影响。例如，尽管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如波普尔的“问题—猜想—反驳—新的问题……”，库恩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等，但所有这些工作显然又都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即对于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也就可以看成科学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二，“反思性实践”同样也可以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适当定位，也就是说，科学哲学工作者应当高度重视对于自身工作的总结与反思，才能通过克服缺点与新的探究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我们在此应特别强调超越具体问题并从更高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已有工作的局限性。例如，这里所说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坚持研究工作的哲学性质”这一建议直接相冲突的，如何能够通过积极的实践与认真的总结反思很好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也是科学哲学研究在当前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2．实现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必要转变。

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部的冲击应当说是促进科学哲学深入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就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而言，我们又应特别强调由“外推式发展”向“内生式发展”的转变，也就是说，不应满足于从外部汲取各种有益的成分与促进因素，而应更加重视发掘科学哲学的内部生成点。

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形式即是不断地引入一些新的不同范畴。我们显然可以从同一角度去把握外部的研究和冲击所给予我们的启示，特别是，应当围绕以下几对范畴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反映与建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理论与实践，科学的善与恶。这些研究就可以看成科学哲学在当前的重要生成点，必将极大地深化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

当然，新的不同范畴或研究问题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研究重点的转移，但在明确肯定这些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又应始终保持对于科学哲学研究基本问题的特别关注，因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的存在正是一门学科独立性的主要标志。

就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研究而言，我们就应十分重视如何能以各种新的研究，包括外部的相关工作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应当强调的是，如果说始终保持对于基本问题的高度关注清楚地体现了研究工作的基础性与连续性，那么，这里所说的创新性则就直接关系到了研究工作的先进性和前沿性——显然，这些都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所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3．切实加强与实际科学活动的联系。

前面已经提到，SSK、后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弊病，即所有这些工作主要都只是体现了一种理论兴趣，而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很多的研究者都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因此，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标，即在于充分发挥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又并非仅仅是指科学哲学应对实际科学活动发挥规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学哲学应当很好地实现由“规范性立场”向“启发性立场”的重要转变；也就是说，科学哲学工作者应当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促进实际科学工作者对于自身工作的自觉反思，从而使他们取得新的进步。

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也应保持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特别是科学最新进展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与实际科学活动的密切联系正是早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的研究者往往本身就是卓越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尔、玻意耳、牛顿、马赫等，或是一些与同时代的科学家有着密切联系的哲学家，如弗朗西斯·培根、洛克、康德等。但是，随着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现代发展，两者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科学哲学也因此丧失了促进自身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动力——即使我们明确肯定来自人文社会学科的冲击与挑战，以及对于自身工作的自觉反思，对于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如果始终未能从科学本身的发展汲取必要的营养，科学哲学就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也就无法逃脱最终灭亡的厄运。

总之，科学哲学的合理定位，就在于坚持研究工作的哲学性质与开放性，并应努力加强与实际科学活动的联系。

注释

[1]　本文依据笔者与郑玮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的文章“SSK、后SSK与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回顾、思考与展望”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

推荐阅读书目

1．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6．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华夏出版社，1990

7．夏佩尔，《理由与求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8．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

9．巴恩斯、布鲁尔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3．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中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14．诺尔—塞蒂娜，《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

15．D.Rothbart（ed.），《科学哲学经典选读》（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7．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8．周丽昀，《当代西方科学观比较研究：实在、建构和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19．郑玮，《实践与文化的科学观——SSK、后SSK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科学哲学之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