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书名

书评

扉页

注释

译序

一、福楼拜的鹦鹉

二、年表

三、谁找到就归谁

四、福楼拜动物寓言故事集

五、无巧不成书！

六、爱玛·包法利的眼睛

七、跨越海峡

八、火车机车号收集者眼中的福楼拜

九、福楼拜的未竟之事

十、指控

十一、露易丝·科莱的叙述

十二、布拉斯韦特的公认概念词典

十三、纯粹的故事

十四、试题

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

福楼拜的鹦鹉

Flaubert’s Parrot

[英]朱利安·巴恩斯著

石雅芳译

译林出版社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楼拜的鹦鹉/（英）巴恩斯（Barnes，J.）著；

石雅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5

ISBN978-7-5447-1139-5

I.福…II.①巴…②石…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2034号

福楼拜的鹦鹉

[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石雅芳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1/32印张：8.25

字　　数：158千字

印　　数：0,000—0,000册

定　　价：23.00元

书评

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抓住吗？

——《福楼拜的鹦鹉》

一部精致而又给人无尽思考的力作。

——格雷厄姆·格林

这部小说令人愉悦之处在于：朱利安·巴恩斯在历史人物和想象中的人物之间的轻松游走以及其轻灵的写作技巧。

——《时代》周刊

一部精彩的杂糅小说，其中有传记，有小说，有文学批评，整部作品极为生动流畅。《福楼拜的鹦鹉》是一场高雅的文学盛宴。

——《纽约时报书评》

扉页

当你为朋友立传时，一定要做得像你在为他报仇雪恨那样。

——福楼拜致埃内斯特·费多[1]，1872年

[1] Ernest Feydeau（1821 -1873），法国喜剧作家。

注释

感谢詹姆斯·芬顿以及萨拉曼德出版社，经他们的许可，我在133页[1]上转载了《德意志安魂曲》中的几行文字。此书中的翻译部分是由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完成的；尽管要是没有弗兰西斯·斯蒂格马勒[2]作为榜样的话，他一定会迷失方向的。

J.B.

[1] 本书的146页。

[2] Francis Steegmuller (1906一1994)，美国作家、翻译家，福楼拜研究专家。

译序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但它被纳入了小说的行列；它没有明确的主人公，但它不缺少人物；它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情节，但它却不缺少故事；它不只是小说，它还是历史思索、人物传记、文学批评，甚至是批评的批评。

本书作者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虽然此书不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但是此书在1984年的出版确立了他在西方文坛上的地位。《理解巴恩斯》一书中提及，此书的享誉程度“并不亚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即使在法国也是如此”。

迄今为止，巴恩斯分别以《福楼拜的鹦鹉》（1984）、《英格兰，英格兰》（1998）以及《亚瑟与乔治》（2005）三次荣获英国布克奖提名，并先后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及意大利获得过不同的文学奖项。巴恩斯大学时代主修现代语言，曾参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当过文学杂志编辑，做过电视评论员等，现在是专职作家。他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其中《福楼拜的鹦鹉》是他的第三部小说。《10 1/2章世界史》（1989）曾入选英国和欧美多国的许多种最佳书单，获广泛好评。他还以丹·卡瓦诺（ Dan Cavanugh ）的笔名出版了几部侦探小说。

《福楼拜的鹦鹉》这部小说，粗略地看，是主人公杰弗里·布拉斯韦特讲述他对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鹦鹉的寻访经历。这只鹦鹉是福楼拜在创作短篇小说《一颗质朴的心》时从鲁昂博物馆借来的鹦鹉标本，然而，叙述者在福楼拜的两处故居都见到了鹦鹉，而两处的管理人员都称他们的鹦鹉就是福楼拜生前从鲁昂博物馆借来的那只鹦鹉。那么，哪一只才是福楼拜当时真正借来使用过的鹦鹉呢？

接着，叙述者便开始了他企图探明真相的历程，于是，许多与叙述者和叙述者寻访对象——福楼拜——相关的故事及内容通过叙事和非叙事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其中有福楼拜的年表、福楼拜的私生活、与福楼拜相关的动物寓言、对巧合与反讽的议论、对批评家批评的批评、对历史的思索、对科学进步与道德进步的思考、福楼拜的幻想人生和未完成的作品、福楼拜情人的叙述、一份与福楼拜相关的试卷、叙述者的公认概念词典等等。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认为，这部小说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体现出了它的不同凡响。

首先，小说的叙事别具特色。

这部作品的叙事不只围绕一个线索，而是多个线索：它包含了叙述者自己——即英国退休医生杰弗里·布拉斯韦特——的故事、叙述对象福楼拜的故事、叙述对象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他的短篇小说《一颗质朴的心》中的人物故事。

小说《福楼拜的鹦鹉》似乎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即布拉斯韦特医生的叙事视角。叙述者讲述了他横越英吉利海峡游览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生活过的地方途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即使叙事的主体“我”在第十一章中变成了福楼拜的情人科莱，还有一章变成了一个火车机车号收集者，不过依然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与口吻。

在叙述过程中，这个“我”是一个犹豫不决的叙述者，特别在谈到他的妻子埃伦时，他那种欲言又止、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的口气，使得这本小说中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显得与众不同。而这种口吻却又使得故事有了悬念，使得其他的线索有了呈现的机会：也许正是他的吞吞吐吐，他的那种心怀难言之隐的感觉，才使得他不得不转向包法利夫人的故事，试图从中寻找他自己生活的答案，以解答自己与妻子之间的感情问题。

事实上，第一章中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所进行的叙述到了第二章就断了，一直到最后一章，才又续上了前面的寻访鹦鹉的话题。除去了首尾及中间的第七章以外，其他的章节中叙事视角是散漫性的。第二章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三个不同版本的福楼拜年表；第三章讲述“我”企图追寻福楼拜与英国家庭女教师之间留下的信件未果的过程；第四章因小说的主题中的“鹦鹉”而引起的对出现在福楼拜生活中以及他笔下的人物生活中的相关动物的故事；第五章围绕“巧合”与“反讽”这两个关键词展开，通过叙述者“我”和福楼拜的生活——应该说是死亡——中的巧合来思考反讽，用实例说明了反讽与运用反讽者是共生的；第六章可以称为“批评的批评”：一个法国文学的批评者指出了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竟然存在着女主人公的眼睛颜色多处不一致的现象，而这位批评者详细列举的证据在“我”的更有说服力的反证面前不攻自破，使叙述者真正履行了他写在扉页上的话：“当你为朋友立传时，一定要做得像你在为他报仇雪恨那样。”第七章叙述法国之行，即跨越海峡。其中，叙述者围绕着福楼拜的生平与文学、叙述者本人的喜好和他妻子埃伦的故事。这章颇有点像杂谈或随笔，涉及的话题有文学、社会进步、历史的思考。第八章借一个火车机车号收集者的口吻谈论着福楼拜与火车的渊源关系。第九章是关于福楼拜想写而没有写成的书，以及想过而没有真正过过的生活。第十章写对福楼拜的指控以及叙述者为他进行的辩护。第十一章通过福楼拜的情人、法国当时的著名女诗人露易丝·科莱的叙述，让读者听听历来遭受批评与抨击的女诗人自己站出来讲述她与福楼拜之间曾经有过的感情纠葛。第十二章是一些与福楼拜的生活和写作相关的概念所构成的词典。第十三章“我”终于开口叙述他与他已故妻子埃伦之间的故事，但是他的叙述依然是若明若暗，似是而非。第十四章是一份有关福楼拜的试题，试题内容有两部分组成：文学批评与其他，在“其他”中包括了与福楼拜相关的经济、地理、逻辑与医学、传记与道德、心理学、心理分析、集邮、语言学、戏剧史以及历史与占星术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一章，“我”再回到了前面的鲁昂之行的中心来，继续寻访真实的那只鹦鹉。但是，他能找到吗？

第二，小说在文本的形式和内容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实验性。

从文本的形式看，它既有叙事文本，还有非叙事文本，如第二章的人物年表以及第十四章的一份试卷。真正可以用上现在的时髦说法：即一种文本的狂欢现象。从文本的内容看，它既有人物传记的元素，又有批评的元素，还不乏虚构小说的内容。

这种不同文本的共存与共舞，使得小说突破了单一叙事文本的框架。当然，这对习惯于传统小说阅读的人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正如我们在欣赏任何实验性很强的当代绘画与舞蹈一样。就拿小说的第二章来说吧，其文本形式完全不同于第一章。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份年表是从乐观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福楼拜的生平，记载了他生活中令人欣慰的事情；而第二份年表则从悲观的角度来记录作家的生平，记载了令人痛苦的事情；第三份则是汇集了福楼拜不同时期的重要言论。同样是1844年，在第一份年表里记载说：“古斯塔夫第一次发癫痫病，这结束了他在巴黎的法律学习，将他囚禁于克鲁瓦塞的新房子里。然而，放弃法律并没有引起多少痛苦，再说，禁锢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写作生活所需的独处和安逸，因此这场癫痫病从长远看是有益无害的。”而在第二份年表中，我们读到：“第一场具有破坏性的癫痫病；还有更多场癫痫病在等着他。‘第一次发病’，古斯塔夫后来写道，‘就像神经系统的一场大出血……它把灵魂从躯体里强行搜走，叫人痛苦不堪。’”作者是否想呈现这样一种观点，同一段人生，不同的视角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人生？人生不变，但如果叙事视角或语调变化了，往往会让人有一种阅读不同人生的感觉。可见，年表或传记式的文字的可靠性是值得探索的。

第三，小说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观与历史观，其核心是消解权威，消解绝对真理，推崇相对主义。

多种文本拼凑与杂揉而不是一种文本贯穿到底，多种叙事视角或叙事的多层次而不是稳定的一个视角的叙事或一个语气的叙述，这些都体现出了整个叙事或文本背后的对权威与主体中心地位的消解意义。事实上，书中的精神实质就是这种后现代的非主体中心观和消解权威的观点。

对福楼拜生平的解读上也充分体现出了这种意识。此书挖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福楼拜的生平故事，特别是他与女诗人科莱之间的感情纠葛，一方面体现了作者颠覆权威的胆略，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给在笔墨官司中深受压迫的人物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在以往的福楼拜传记中，福楼拜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必然会使得科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角色，似乎她就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勾引回家途中的英雄的妖女或女巫。这样的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历史只是另一种文学体裁：过去只是装扮成议会报告的自传体小说。”（第七章）其实，书中的不少人物与事件都是有史料依据的：如读者都不难从网上搜索到那位不够严谨的牛津大学法国文学女博士，对于福楼拜与英国女家庭教师的关系近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史料，巴恩斯自己也专门为此撰过稿。因此，此书中不少内容完全是有据可查的，可谓有史实依据的。然而，史实又是什么呢？如两份年表所显示的，哪一份是事实，哪一份写的不是事实呢？事实上，此书中的虚与实之间的界限正如不少当代作品那样，已经相当模糊，或者真实与虚构之间本身就不是容易区分的。于是，想要写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传记似乎巳经是不可能了，正如小说也不可能纯粹是虚构的一样。巴恩斯也就只能在虚实间写作了。这是消解了真实的历史或过去，还是在消解虚构，或是在消解传记文学的价值，亦或也消解了小说的虚构？

在巴恩斯的这本书里，传记是不可靠的，正如历史是不可靠的一样。因为他认为，写传记如同用网捕鱼——

当拖网装满的时候，传记作家就把它拉上来，进行分类，该扔回大海的就扔回大海，该储存的就储存，把鱼切成块进行出售。但是想想那些他没有捕获上来的东西：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请想一下，那些没有被捕获的一切，那些随着传记主人公在临终时呼吸了人生最后一口气后而消逝的一切。传记主人看到传记作者的到来决定自娱自乐一番时，技艺再高明的传记作者又会有多大的希望呢？（第三章）

书中有不少有关过去或历史的思考与精彩言论，如在第一章中，在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诺曼底登陆的遗址时，叙述者说道：

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在参加期末舞会时，不知哪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头身上涂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会大厅。小猪一边尖叫一边在大家的腿脚间躲来躲去，以免被大家抓住。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跌倒在地上，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表现得滑稽可笑。过去似乎就常常像那头小猪。（第一章）

在第七章中，在《福楼拜的鹦鹉》的叙述者的眼睛里：

过去是一条遥远的、逐渐消失的海岸线，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船尾的围栏上有一排望远镜；每一台望远镜以一定的距离将海岸线带入我们的视线。如果船停下来，人们会持续使用其中一台望远镜；那么，它似乎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相，不变的事实真相。但是这是一种幻觉；而当船重新起航时，我们重返我们正常的生活：匆匆忙忙地从一台望远镜跑到另一台望远铣，看到一台望远镜里的清晰景象消失后，便到另一台望远镜前等待着那里的模糊变得清晰。（第七章）

这些引文清楚地表达出了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人们企图获得过去的事实真相，而其结果往往只是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真相似乎总离我们有一箭之遥。正如叙述者努力寻访福楼拜的鹦鹉的最终结果，依然是面对许多鹦鹉而无法确定哪一只才是真正的“福楼拜的鹦鹉”，于是，也就只得以“大概就是它们中的一只吧”而不了了之。

这种对过去与历史的思索以及作品在叙事与文本方面的实验精神，引发了评论者们不少评论。《现代英国小说》一书把《福楼拜的鹦鹉》视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小说的文本；在著名加拿大文论家琳达·哈钦的眼里，这是一本明显的历史编纂元小说！事实上，巴恩斯的这部作品巳经成为英美高校文学专业的必读书。

再者，由于作者巴恩斯是法国文化与文学的爱好者，因此书中那浓郁的法兰西气息——包括其风景与色彩、文坛的人与事——弥漫于作者那种独特的英国文人随笔之中，确实让人体会到了一种阅读与思考的快乐。

然而，本人常常苦于自己能力有限，无法准确地转达出作者的奇思与妙笔。书中存在的误解或误译之处，谨请读者给予批评与指正。

石雅芳

杭州师范大学

2009年6月

一、福楼拜的鹦鹉

六个北非人在福楼拜雕像下玩金属地掷球[1]。掷球时发出的噼啪声，清脆响亮，盖过了拥堵的交通所发出的隆隆声。一只褐色的手，用指尖在银白色的球体上做了最后嘲弄般的抚触后，就把球投掷了出去。球落下，又沉重地弹了起来，然后顺着弧形曲线在缓缓散去的大粒大粒的尘土中滑落。投掷手继续保持着如同一尊漂亮的临时雕像一般的姿势：膝盖似伸直而又没完全伸直，右手出神地伸展着。我注意到了一件翻卷起的白衬衫、一条赤裸的前臂以及手腕背面的一个色斑。那不是一块手表，起初我还以为是，它也不是一个文身，而是个彩色摹绘：一个在沙漠地带颇受人敬仰的政治圣人的面孔。

就让我从这尊雕像开始吧：一尊高高在上、亘古不变却并不漂亮的雕像，一尊挂着铜色的泪水的雕像。脖子上领带松散，身上穿着古板的马甲，裤子鼓鼓囊囊，胡须蓬乱，机敏冷傲，这就是这个人的形象。

福楼拜并没有回敬行人注视的目光。他的眼睛从修士广场开始一直往南，朝大教堂望去，掠过这座他鄙视的城市，而这座城市也完全忽视了他的存在。他的头颅自卫般地高高昂起：只有鸽子们才能充分欣赏作家的光头。

这不是原先的那尊雕像。1941年，德国人把首尊福楼拜雕像弄走了，连同栏杆和门环一起带走了。也许，他已被加工成了帽徽。有十多年时间，雕像底座是空的。后来，一位鲁昂市长喜爱雕像，发现了原先的石膏模型，那是一名叫利奥波德·伯恩斯塔姆的俄国人制造的。后来，市议会同意塑一尊新的雕像。鲁昂为自己购买了一尊金属雕像，其中百分之九十三是铜，百分之七是锡：雕像的浇铸工们，沙蒂村的工匠断言道，这样的合金可以防止腐蚀。另两个城镇，特鲁维尔与巴朗坦，对这个项目也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石头雕像。这些石像不耐磨。在特鲁维尔，福楼拜的大腿不得不进行修补，他的部分胡须也已脱落：如他上嘴唇的钢丝戳在了外面，像长在混凝土树桩上的枝桠。

也许可以相信铸造厂的保证；也许这第二版的福楼拜雕像会经久不衰。但我看不到值得自信的特别理由。其他许多与福楼拜相关的东西都没有长久地保留下来。他一百多年前去世，而他所留下的都是纸上的东西。纸张、思想、词语、隐喻，可转化为声音的构思精美的散文文字。这恰巧可能正是他希望得到的；只是他的崇拜者们却在感伤地抱怨着。作家在克鲁瓦塞的故居在他死后不久便被人拆除了，取而代之建起了一座用受损小麦提炼酒精的工厂。要销毁他的雕像也不用费多少力气：如果说一位爱好雕像的市长可以建立它，那么，另一位中规中矩的书呆子，读了一点萨特写福楼拜的文章[2]，也许就可以狂热地将它拆除。

我从福楼拜的雕像开始，因为那正是我启动整个计划的地方。为什么作品会使得我们去对作家刨根问底？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作家清静一点？为什么作品本身还不够？福楼拜希望作品是自足的：几乎没有作家会更加相信书写文本的客观性，更加相信作家个性的无足轻重；然而，我们还是要忤逆他，去刨根问底。形象，面孔，签名；百分之九十三的含铜量雕像以及抗变色合金照片；衣物的残片与头发中的一绺。是什么使得我们对遗物充满着欲望？我们难道不觉得词语足够了吗？难道我们认为一个生命遗留物包含着某些有助于理解的真实？当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3]去世时，他那位有生意头脑的苏格兰奶妈就开始悄悄地出售头发，她称这些头发是四十年前她从作家的头上剪下来的。崇拜者、探索者还有研究者一共买下了足以填满一只沙发的头发。

我打算把克鲁瓦塞留到晚一些时候。我在鲁昂逗留五天，儿时的天性依然使我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作家创作时有时是不是也拥有同样的冲动呢？别急，别急，最好的还在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没有写完的书该是多么令人心急啊。顿时，有两本书浮现在我脑海中：在《布瓦尔与白居谢》中，福楼拜竭力囊括整个世界并企图征服之，囊括人类奋斗与失败的历程；而在《家庭的白痴》中，萨特则竭力想囊括福楼拜的全部：囊括并征服这位大师级作家，这位高明的资产者，这个叫人恐惧的人，这个敌人，这个圣人。中风[4]结束了第一本书的计划；失明[5]使得第二本书草草收尾。

我曾经想自己写书。我有了些想法，我甚至还做了笔记。但是我是医生，成了家，有了妻室儿女。我只能做好一件事：福楼拜很清楚这一点。当医生是我所能做好的事。我的妻子……死了。孩子们现在都各奔东西了；什么时候感到内疚了，他们便给我写信。自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生命！生命！要不断地勃发！”前两天，我正读到福楼拜这样的呐喊。它使我觉得，自己像一尊大腿上修补过的石像。

那些没有写成的书呢？它们并不是憎恨的原因。已经有太多的书了。另外，我想起了《情感教育》的结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好友德洛里耶正在回顾他们的人生。两人最后最喜欢的是多年前一次一起逛妓院的事。那时，他们还是学生。他们对这次冒险进行了详尽的计划，还特地卷了头发，甚至还为姑娘们偷了花。但当他们到达妓院时，弗雷德里克便没了胆子，于是两人一同逃跑了。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福楼拜暗示说，欢乐的预期，难道这不是最靠得住的欢乐形式？谁愿意一下子就到达获得欢乐的凄凉楼阁中呢？

第一天，我在鲁昂四处看看，努力想辨认出我在1944年来时所看到过的鲁昂。大片的地方当然遭遇过炮弹轰炸；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修补大教堂。我没有找到多少东西给单色调的记忆增光添彩。第二天，我驱车到了卡昂[6]，然后向北到了海滩。你可以按一系列受风雨侵蚀的锡制路标走，这些路标是由公共工程运输部竖起来的。这样一条条联军抢滩登陆的环线路：是诺曼底登陆中的一条旅游线路。在阿罗芒什[7]以东是英国军队与加拿大军队登陆的海滩——黄金、朱诺、宝剑[8]。不是凭想象选择的词语；远不如奥马哈[9]和犹他[10]难忘。当然，除非是人们的行动使得这些词语叫人难忘，而不是倒过来。

格雷滨海，库赛叶滨海，维拉帕米滨海，阿内勒，阿罗芒什。沿着窄窄的背街小巷，你突然走到一个叫皇家工程师的广场或一个叫温斯顿·丘吉尔的广场。生锈的坦克守着海滩小屋；厚厚的石板纪念碑就像是船上的烟囱，上面的英文与法文宣告说：“1944年6月6日，在这里盟军的英勇作战解放了欧洲。”四周很宁静，没有一点凶险的感觉。在阿罗芒什，我把两枚一法郎的硬币投人全景望远镜里(15/60的高强度、长时间），顺着弯曲的海象般的桑椹临时港[11]，一直向外望到大海。混凝土桥墩沉箱看上去是“点—横—横—横”的样子，海水在中间从容不迫地流淌着。绿鸬鹚成了这些方方正正的战争时遗留的石块上的移民。

我在那家俯瞰着海湾的舰队酒店里吃了午饭。紧挨着我的朋友们——是那时的岁月里突然结识的朋友——死去的地方，但我的心情却依然平静。英国第二军团的第五十装甲师。一段段的记忆从看不见的隐蔽处浮现出来，却没有出现情感的波澜；甚至没有任何情感的记忆。午饭后，我来到了博物馆，观看了一部关于登陆的电影，接着，驾车十公里到了巴约[12]，去察看九个世纪前的另一场越过海峡侵人的遗迹。玛蒂尔德女皇挂毯[13]就像是一部横向展开的电影，把一幕幕都连接了起来。两起事件似乎同样奇怪：一件过于久远，缺乏真实感；另一件太熟悉，使人难以置信。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我们能够抓住吗？当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在参加期末舞会时，不知哪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一头身上满油脂的小猪放进了舞会大厅。小猪一边尖叫一边在大家的腿脚间躲来躲去，以免被大家抓住。大家扑过去，想抓住它，结果跌倒在地上，在整个过程中人们表现得滑稽可笑。过去似乎就常常像那头小猪。

在鲁昂的第三夭，我步行到了主宫医院，那是古斯塔夫的父亲当外科主任的地方，也是作家度过他童年时代的地方。沿着古斯塔夫·福楼拜大街，经过了福楼拜印刷厂以及一家名叫福楼拜的快餐店：你一定会觉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医院附近停了一辆大型的带仓门式后背的白色标致车：上面漆着蓝色星星、一个电话号码以及福楼拜救护车的字样。作家是一个救死扶伤者？不太可能。我记得乔治·桑[14]对比她年轻的同行有过严肃的批评，“你制造凄凉，”她写道，“而我制造慰藉。”这辆标致车上应该写乔治·桑救护车的字样。

在主宫医院门口，迎我进门的是一个形容樵悴、心神不宁的看门人，他的白外套让我纳闷。他可不是医生，不是药剂师，也不是板球裁判。门外套意味灭菌消毒和清明裁断。为什么博物馆的管理人员要穿着它——为防止福楼拜的童年受细菌侵袭？他解释说，博物馆部分的内容是有关福楼拜的，部分内容是有关医学历史的，接着，他匆匆忙忙地带我参观，在我们身后响亮而迅捷地锁上门。我参观了古斯塔夫出生的房间，看了他的古龙香水瓶、烟草罐以及第一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作家各式各样的肖像，证实了他从早期的英俊少年变成了大腹便便的光头的悲惨变化。有人得出结论说，是因为梅毒。有人给的答案是，那是十九世纪正常的衰老过程。也许仅仅是他的身体的一种规律吧：当心智宣告过早的衰老时，肌体便尽量相伴而行。我不时提醒自己，他曾经长着一头金发。要记住很不容易：照片使每一个人看起来都黑乎乎的。

其他的房间里摆着十八与十九世纪的医疗器械：沉重的金属遗物很醒目，一个灌肠机的口径甚至使我都大吃一惊。当时的医学一定是个令人兴奋、不顾一切、充满暴力的行业；而现在，药丸和官僚作风便是它的全部内容。或者说，是不是过去比现在更带有地方色彩？我研究过古斯塔夫兄弟阿希尔的博士论文：其命名为《绞窄性疝手术时的思考》。兄弟间的相似之处：阿希尔的论文后来成了古斯塔夫的一个比喻。“我觉得，看到我所处时代的一切愚蠢，汹涌的仇恨之浪潮令我窒息。粪便涌到嘴里，我就像是患了绞窄性疝症。但我想把它留下来，让它凝固，使它变硬；我想要把它调成一种糨糊，用它来覆盖十九世纪，就像人们用牛粪涂抹印度的宝塔一样。”

把刚见过的福楼拜纪念馆与医学馆放在一起，开始会觉得很奇怪。但当我想起莱蒙那幅著名的福楼拜解剖爱玛·包法利的漫画时，才意识到其中的道理。漫画里，小说家得意地从他的女主人公的体内扯出心脏，用一把大叉把鲜血淋淋的心脏举在手里挥动着。他把心脏高高举起，像举着一个珍贵的外科展示品，而漫画左边，刚好可以看得见受到冒犯的斜着身子的爱玛的一双脚。作家是屠夫，作家是敏感的野兽。

这时，我看到那只鹦鹉。它被放在一个小小的壁橱里，亮绿的羽毛，得意洋洋的眼神，侧着头像是在询问。在Psittacus[15]的栖木的一端题有这样的字样：“古斯塔夫·福楼拜借于鲁昂博物馆，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置于他的案头，被唤成露露，是故事中主人公费莉西泰的鹦鹉。”一封福楼拜书信的复印件证实了这样的事实：他在信中写道，这只鹦鹉在他的案头放了三个星期，后来一看到这只鹦鹉，他就开始心烦意乱起来。

露露被保存得很好，羽毛鲜艳，它的目光一定像它一百年前那样，叫人心烦意乱。我呆呆地注视着这只鹦鹉，吃惊地感觉到，自己对作家产生了火热的激情，虽然他倨傲地禁止子孙后代对他本人产生兴趣。人们重塑了他的雕像；拆除了他的故居；他的书籍自然有它们自身的生命——对他作品的反应不等于对他的反应。但是在这儿，在这只并不特别的绿色鹦鹉身上，它用一种既普通又神秘的方式保留着某种东西，使我觉得，自己几乎早已认识这位作家。我既感动又高兴。

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买了一本学生版的《一颗质朴的心》。也许你知道这个故事。那是关于一个未受过教育的穷苦女佣的故事，她名叫费莉西泰，她给同一位女主人做了半个世纪的佣人，任劳任怨地把内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人的生命。她先后把自己的感情付出给了一个粗野的未婚夫、她女主人的孩子们、她自己的侄儿以及一位手臂长了恶性肿瘤的老人。自然，这些人都从她身边消失了：他们有的死了，有的离开了，或者完全把她忘了。这并不令人吃惊，一种靠宗教的慰藉弥补了人生的凄凉的生存。

在费莉西泰的那些不断消失的感情维系中，最后一个消失的是露露，这只鹦鹉。当他后来也一命呜呼的时候，费莉西泰将他的身子制成了标本。她把心爱的旧物保留在她的身边，甚至跪在他的面前作祷告。在她简单的头脑中出现了一种宗教教义上的混乱：在传统意义上，圣灵是以鸽子形象显现的，她想知道如果以鹦鹉来显现会不会更好。当然她拥有她的合理逻辑：鹦鹉与圣灵都会讲话，而鸽子不会说话。在故事的结尾，费莉西泰自己也去世了。“她的嘴角含着微笑。她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缓慢，每一次跳动听起来都更遥远一些，就像泉水在干涸、回声在消失一样；当她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看到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她头顶盘旋，天堂的大门在为她开启。”

语气的控制至关重要。请想象一下创作这样一个故事的技术难度：故事里，一只制作得很糟糕的标本鸟，名字滑稽可笑，最终却成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一位；而且写作的意图既不是讽喻，不是情感宣泄，也不是亵渎神灵。进一步想象一下，还是从一个无知的老太太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又不能使故事听上去有贬义或忸怩作态。然而，《一颗质朴的心》的目的却完全在别处：这只鹦鹉是福楼拜式的诡异风格的一个完美而有控制的典范。

如果我们希望（并且不顾福楼拜的意愿）的话，可以对这只鹦鹉另作阐释。例如，在作家未老先衰的生命与费莉西泰年老体衰的生命之间潜藏着一种相关性。批评家对此进行了探索。两人都很孤独；两人的生命都因失去亲人而变得暗淡；两人虽然都满心忧伤，但却坚韧不拔。那些乐于进一步探究的人会说，费莉西泰被邮车撞倒在去翁弗勒尔[16]的路上这一起事故，是暗暗指涉[17]古斯塔夫第一次犯癫痫病之事，他在阿沙尔堡郊外的路上突然发病。我不清楚。一个指涉隐藏到什么程度才会彻底淹没？

当然，从一个重要方面看，费莉西泰与福楼拜则全然相反：她事实上不善于言辞。但你会争辩说，这时就需要露露登场了。鹦鹉，这个故本章中有时将指涉译成“相关性”，方便读者理解。能说会道的动物，这个能发出人的声音的尤物。费莉西泰把露露与赋予人们语言的圣灵相混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费莉西泰+露露=福楼拜？不完全是；但是你可以说，这两者之中都有他的存在。费莉西泰包含着他的性格；露露包含了他的声音。你会说，鹦鹉能聪明地发声，但没有思维能力，因此他是纯粹的语言。如果你是一名法语研究人士，你也许会说，鹦鹉是un symbole du Logos[18]。作为英国人，我急忙返回到有形的物质上：回到我在主宫医院里见到的那只体态娇美、自鸣得意的生物那里。我想象着露露栖息在书桌的另一侧，像游乐场镜子里的一个嘲弄人的影像，回望着作家。难怪它在那儿嘲弄了三个星期，惹得作者十分恼火。作家是不是远远胜于一只老辣的鹦鹉？

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小说家与鹦鹉家族成员的四次重要的相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福楼拜家一年一度在特鲁维尔的度假期间，他们经常会去拜访一位名叫皮埃尔·巴尔贝的退休船长；我们听说船长家里有一只华美的鹦鹉。1845年古斯塔夫去意大利旅行途经昂蒂布[19]，他遇见一只病了的长尾小鹦鹉，它成了他日记中的一段内容；这只鹦鹉常常小心翼翼地停在主人轻便手推车的挡泥板上，晚饭时会被带进家里，放在壁炉上。写日记的人注意到，人与宠物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奇怪的爱恋”。在1851年，福楼拜取道威尼斯到东方旅行，回来时，他听到一个镀金鸟笼里有只鹦鹉在大运河上空正在模仿着船工的吆喝声:“Fàeh, capo die[20]”在1853年，他再次到特鲁维尔度假。他与一位药剂师住在一起，发现有只鹦鹉不停地尖叫：“ As-tu déjeuné, Jako[21]”与“Cocu，mon petit coco.[22]”这让他好不心烦。鹦鹉还发出“J’ai du bon tabac[23]”的叫声。这四只鹦鹉是不是都是，或者说，部分是露露的灵感之源？在福楼拜从鲁昂博物馆借鹦鹉标本的1853年至1876年期间，他是不是见过另外的活鹦鹉呢？我把这样的事情留给专家学者们。

我坐在旅馆的床上；从邻近房间传来一台电话模拟其他电话的响声。我想着那只鹦鹉，它只在半英里远的壁橱里。一只厚脸皮的鸟，不仅令人疼爱，甚至还令人肃然起敬。写完《一颗质朴的心》后，福褛拜怎么处置了这只鹦鹉？他是不是把它放进橱柜后忘记了它恼人的存在，直到再想找毛毯时才又发现了它？当四年后，一场中风使他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许想象到一只巨大的鹦鹉盘旋在他的头顶——这时不再是接受圣灵的欢迎而是文字语言与他的诀别？

“我苦恼于自己使用比喻的倾向，而且一定非常过度。我被比喻吞噬了，如人们遭受跳蚤噬咬一样。我什么也不做了，而把时间全花在掐死它们上。”福楼拜运用语言得心应手，但是他也看到语言潜在的不足之处。记得他在《包法利夫人》中给出了伤心的定义：“语言像一面破锣，我们敲着这面破锣，奏出让熊翩翩起舞的曲调，同时我们一直希望能感动天上的星星，生出怜悯之心。”因此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小说家：他是一个顽强地追求至善至美的风格大师；或者，他是一个觉得语言存在着令人伤心的不足的人。推崇萨特思想的人赞成第二个观点：对他们而言，露露的无能体现于他只是在重复他所听到的词语，这就等于间接地承认了小说家自己的失败。鹦鹉即作家，他无力地承认，语言是可接收的、具有模仿性的、无生命力的东西。萨特自己指责福楼拜的被动性，指责他的on est parlé——语言被说的观点（或者说，指责他在这种观点中的共谋作用）。

泡沫的破碎是不是宣告另一个暗藏的指涉咕嘟咕嘟地死去了呢？在你读故事过程中，在猜疑自己是否过于陷入故事中的时候，也是你感到最脆弱、最孤独，也许也是最愚蠢的时候。批评家把露露看成语言的标志是不是错了？读者把主宫医院的那只鹦鹉视为作家的声音符号是不是错了——更糟的是，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那就是我所做的。也许，这使我变得与费莉西泰一样头脑简单。

但是不论你把它称为故事还是文本，《一颗质朴的心》在我脑中不停地回响起。请允许我引用大卫·霍克尼[24]自传中的温和但也许并不明确的话：“这个故事真的感动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能深入并真正使用的主题。”1974年，霍克尼先生创作了两幅蚀刻画：一幅是漫画版——费莉西泰对去国外的看法（一只猴子用肩膀杠着一个女人偷偷跑了），还有一幅是费莉西泰与露露一起睡着了的宁静画面。也许他以后还会创作一些。

在鲁昂的最后一天，我驾车到了克鲁瓦塞。天上正下着诺曼底雨，轻轻的，密密的。以前只是塞纳河岸边的一个背靠着青山的遥远村落，而现在已经被淹没在一片砰然轰响的港区。打桩机轰轰震响，起重机挂在你头顶，塞纳河商船穿梭往来。经过的卡车把不可缺少的福楼拜酒吧的窗户震得哐当哐当响。

古斯塔夫注意到并也赞赏东方人把亡故之人的房子拆掉的习惯；因此，也许他不会因他自己故居遭到毁灭而像他的读者、他的追随者那样难过。用受损麦子炼酒的工厂后来也被拆除了；一家大型造纸厂现在矗立在工厂原址，显得更合适。福楼拜故居所剩下的只是沿路走去几百码远的一座独层的凉亭：当作家比平时更需要独处时，他就会隐居到这座夏日用的房子里。现在看来，小屋简陋、没有棱角，但是至少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外面平台上，一段长笛形柱状的树桩竖立在那儿，纪念《萨朗波》[25]的作者。树桩挖自迦太基[26]。我推开大门；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叫了起来，一位白发苍苍的看门人走过来。她没穿白外套，而是穿着一件裁剪讲究的蓝色制服。当我开始用法语说话时，想起了《萨朗波》的迦太基译者们的特征：每一个人都在胸口文一只鹦鹉，作为职业的标志。而今天，玩金属地掷球的非洲人，在棕色的手腕上绘了一个毛[27]的画像。

那座凉亭只有一间房间，方形的，房顶呈帐篷形状。这让我想起了费莉西泰的房间：“它的神气，既像一座小教堂，又像一个集市。”这也是福楼拜式的诡异风格：一个颇具嘲讽的组合——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与庄严肃穆的遗迹并行不悖。展示的物品摆得很糟糕，我常常不得不跪在地上斜着眼朝橱柜里看：姿势虔诚，又像是一副在旧货店里寻宝的样子。

费莉西泰在她一堆杂七杂八的零碎物品中找到了慰藉，这些东西纯粹是凭借着主人的热爱而维系在一起的。福楼拜也一样，让琐事保留着带着种种问忆的芬芳。在他母亲死后的几年里他仍然有时提出要她的旧围巾与帽子，然后拿着它们坐下来梦游一会儿。到这个克鲁瓦塞的凉亭的访客几乎会有相同的感受：漫不经心地摆在那儿的展览品随意地捕捉着你的心。肖像，照片，一尊泥塑半身像；烟管、一个烟草罐，一把拆信刀；一只张着大嘴的蟾蜍墨水池；那尊站立在作家的书桌上的金佛陀倒是从未惹他气恼；一绺头发，自然，比在照片里的金黄色要深一些。

两件放在边柜里的展览品很容易错过：一只小杯子，福楼拜在去世前的一些时候从这只杯子里喝下了最后的一口水；还有一块皱巴巴的白色手帕，他用它来擦拭着自己的额头，这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手势。如此普通的道具，似乎不够激起悲恸和感动，却使我感觉到自己在亲临一个朋友的死亡。我几乎感到尴尬：三天以前，我无动于衷地站在亲密的战友惨遭杀害的海滩上。也许，这是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做朋友的好处：你对他们的热情永远不会冷淡下去。

这时，我看到了它。在一个高高的食品橱顶端，蹲着另一只鹦鹉。同样是亮绿色。同样，一方面根据看门人的说法，另一方面，根据栖木上的标签，福楼拜在写《一颗质朴的心》时，从博物馆借来的正是这只鹦鹉。经允许，我把第二只露露拿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只展示柜的角上，拿开了他的玻璃圆顶。

你如何将两只鹦鹉作比较？一只早已被记忆和比喻理想化了，另一只咯咯叫着闯了进来。我最初的反应是，第二只没有第一只来得真实，主要原因是它有着更为温和的神情。它的头在身子上方更直些，而且它的表情没有主宫医院的那只鹦鹉的表情惹人恼怒。于是，我意识到了其中的荒谬：毕竟福楼拜没有机会选择鹦鹉；甚至就是这第二只鹦鹉即便看起来陪着他会安静些，也许几个星期后也会让人烦恼起来。

我向看门人提到了真实性的问题。不难理解，她站在她自己的那只鹦鹉一边，信心十足地不理会主宫医院所说的话。我寻思着，是否有人知道答案。我寻思着，除了我在追究以外，这对别人来说是否有意义，而我早就轻率地把重要性的筹码压在了第一只鹦鹉上。作家的声音——是什么使你认为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找到它？这是第二只鹦鹉发出的反驳。当我站在那儿看着这只可能并非真实的露露，阳光照亮了房间里的那个角落，使鹦鹉的羽毛黄得更加鲜明了。我把鹦鹉放回原处，心中想：我现在的年龄比福楼拜任何时候都要大。这似乎有些放肆；忧伤与不配。

是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死亡的恰当时候？对福楼拜来说不是；对乔治·桑也不是，她没有活到读一下《一颗质朴的心》。“我仅仅是为了她才开始写它的，只是为了让她高兴。她去世时这个故事正写到一半。因此这里有我们所有的梦想。”没有梦想，没有作品，也没有后来因未写完的作品而凄凉落寞，那样是不是更好呢？弗雷德里克和德洛里耶策划好的妓院之行，期盼的快乐，于是，多年后，他们有的不是行动的记忆而是过去期盼的记忆。也许，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欣赏未达目的的宽慰？那会不会使记忆更加干净，不那么痛苦呢？

在我回家后，两只鹦鹉继续扑腾在我的脑海里：一只鹦鹉温和、简单，另一只鹦鹉歪着脑袋在询问。我给各式各样的研究者写去了书信，他们也许知道两只鹦鹉中有一只是真实的。我给法国大使馆写了信，给米其林导游手册编辑写了信。我还给霍克尼先生去了信。我把我的鲁昂之行告诉了他，并问他是否去过鲁昂；我不知道，当他在蚀刻睡着了的费莉西泰的肖像画时，心中想的是第一只还是第二只鹳鹉。如果两只都没有，那么也许他也从博物馆借了一只鹦鹉用作模特儿。我提醒他，这个物种存在着身后单性生殖的危险趋势。

我希望很快能收到他们的回复。

[1] Boule原文起源于法同，在欧洲很流行。

[2] 指法国思想家、作家让·保罗·萨特的专著《家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

[3]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一1894〉，苏格兰小说家、诗人，英国文学新浪漫主义代表之一。代表作《金银岛》。

[4] 指福楼拜的去世。

[5] 指萨特的失明。

[6] 位于法国西北部，距巴黎约二百公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荞名的诺曼底战役中卡昂首当其冲。

[7] 法国一个小镇，1944年6月6日，盟军就是从这个小村庄开始登陆的。

[8] 是盟军登陆海滩的代码，英文分别为004、】趴0、5?0乂，中文亦有译为"哥尔德"、"朱诺"、"斯瓦尔德"。

[9] 美国第一步兵师及第二十九步兵师登陆的海滩。

[10] 美第四步兵师及第九十步兵师登陆的海滩。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登陆时用的一个临时港的代号。

[12] 法国西北部一城镇，靠近英吉利海峡。

[13] 又名贝叶挂毯，可能制成于十一世纪，长七十米，宽半米，上面绣有黑斯廷斯战役的整个过程。

[14] George Sand (1804-1876)，法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浪漫主义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的先驱。

[15] 拉丁文，非洲灰鹦鹉。

[16] 塞纳河畔的一个城镇。

[17] 语言学的一术语，它研究语言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的相关性。

[18] 法语，逻各斯符号。”逻各斯"字面的意思是话语，基督教译为道，是古希腊及神学的术语，乃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

[19] 法国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尼斯和戛纳之间。

[20] 意大利语，小心，头顶。

[21] 法语，雅科，你吃饭了吗？

[22] 法语，王八，我的小坏蛋。

[23] 法语，好烟草。

[24] David Hockney（1937-），英国画家、摄影家，同时也是一位蚀刻家、制图员和设计师。

[25] 福楼拜的作品，描写公元前四世纪迦太基的雇佣军哗变起义的历史故事。萨朗波是迦太基统帅汉密迦的女儿，她倾慕起义军领袖马托的勇敢，但因后者的遭遇而身亡。

[26] 迦太基国是公元前八世纪至前146年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城市国家，即现在的突尼斯。

[27] 指毛泽东。

二、年表

I

1821年

福楼拜·古斯塔夫出生，是鲁昂主宫医院的外科主任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和娘家姓弗勒里奥的安妮—贾丝汀—卡罗琳·福楼拜的次子。这个家庭属于成功的职业中产阶级，在鲁昂附近拥有几处家产。一个稳定的、知书达礼的、催人奋发向上的且通常充满雄心壮志的家庭背景。

1825年

古斯塔大的保姆朱莉来到福楼拜家当用人，她一直留在这个家中，直到五十五年后古斯塔夫去世。他的一生很少受用人问题的困扰。

遇见埃内斯特·舍瓦利耶，他的第一个知心朋友。一系列热烈、忠贞并且富于创造性的友情终身伴随着福楼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凡、马克西姆·杜康、路易·布耶以及乔治·桑的友情；古斯塔夫轻而易举地激发起他们的友情，并且用一种充满风趣与热爱的姿态去培养友情。

1831-1832年

进入鲁昂学院学习，历史与文学很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学生。他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作品，是一篇关于高乃依[1]的文章，日期是1831年。在青少年时代，他创作了大量的戏剧和小说。

1836年

在特鲁维尔遇到了一位德国音乐出版商的妻子埃莉萨·施莱辛格，对她产生了“巨大”的激情。这种激情照亮了他剩余的青少年时期。她对他满怀着温善和友爱；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回顾往事，他很宽慰她没有回应他的激情：“幸福就像天花。太早染上了，会毁了你的体质。”约1836年古斯塔夫与他母亲的一个女仆发生了最初的性关系。这就开启了一段活跃的、色彩斑斓的充满性欲的人生，从妓院到沙龙，从开罗的浴室男孩到巴黎的女诗人。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在成年之初，他特别招女人喜欢，他的性能力恢复的速度让人难忘；但是即使是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他的优雅、智慧以及他的盛名都使他始终受到女子的垂亲。

1837年

他的第一部出版的作品在鲁昂杂志《蜂鸟》上发表。

1840年

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与家庭朋友朱尔·克洛凯博士旅游去了比利牛斯山。福楼拜虽然常常被人视为一个隐士，事实上他游历过许多地方：1845年到意大利和瑞士，1847年到布列塔尼[2]，在1849-1851年期间到过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希腊与意大利，1851年、1865年、1866年、1871年到英国，1858年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1865年到德国，1871年到比利时，1874年到瑞士。相比较而言，他的密友路易·布耶虽曾梦想到中国去，却连英国也没去过。

1843年

在巴黎当法律专业的学生，与维克多·雨果相遇。

1844年

古斯塔夫第一次发癫痫病，这结束了他在巴黎的法律学习，将他囚禁于克鲁瓦塞的新房子里。然而，放弃法律并没有引起多少痛苦，再说，禁锢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写作生活所需的独处和安逸，因此这场癫痫病从长远看是有益无害的。

1846年

与人称“缪斯女神”的露易丝·科莱相遇，于是开始了一段最为著名的风流韵事：一对延续时间较长、感情热烈、口角不断的情侣：1846-1848年，1851-1854年虽然古斯塔夫与露易丝两人性情相异，审美观也相左，但是在一起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所预见的长得多。我们会不会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终结感到遗憾？只是因为这意味着古斯塔夫不再给她写那些华丽的书信了。

1851-1857年

《包法利夫人》的写作、出版、受审以及成功获得无罪宣判。拉马丁[3]、圣佩甫[4]以及波德莱尔[5]等各种不同的作家都盛赞其为一个丑闻的胜利。在1846年，古斯塔夫还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作出值得出版的作品，他公开说：“如果有一天我确实有作品问世的话，那我一定会全副武装的。”现在他的胸甲光彩夺目，他的长矛射向四面八方。克鲁瓦塞隔壁的村庄康特勒的神甫禁止他的教民读这本小说。1857年后，文学上的成功自然带来社交上的成功：福楼拜更多地出现在巴黎。他与龚古尔兄弟[6]、勒南[7]、戈蒂埃[8]、波德莱尔以及圣佩甫相见。在1862年，在马涅举行了一系列的文学界聚会：从那年12月起福搂拜便成了这儿的座上宾。

1862年

《萨朗波》的出版。成功至极。圣佩甫在给马修·阿诺德[9]④的信中说：“《萨朗波》是我们的重大事件！”这部小说为巴黎的好几场化装舞会提供了主题。

1863年

福楼拜开始经常进出拿破仑一世的侄女玛蒂尔德公主的沙龙。克鲁瓦塞的狗熊轻松地披上了社交雄狮的皮毛。他自己在星期曰下午宴请宾客。这一年也包括了他与乔治自桑最初的书信往来以及他与屠格涅夫的相遇。他与这位俄国小说家的友谊标志了他享有广泛的欧洲知名度。

1864年

在贡比涅[10]①受到拿破仑三世皇帝的召见。古斯塔夫社交成功的顶峰。他给皇后赠送了山茶花。

1866年

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1]。

1869年

出版《情感教育》：福楼拜始终把它称为一部杰作。尽管传说这是福楼拜的一场艰苦卓绝的（由他自己发起的）战斗，但他写得轻松自如。他满腹忿恨，但他总是把忿恨包含在他那令人诧异的流畅的文字中。他花费四分之一的世纪，写出一本厚实的大作，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每一次研究需要五至七年的时间。也许，他曾经字斟句酌，曾经为一个谐音苦苦思索，但他从没有过一般作家所经历的创作思路阻塞现象。

1874年

《圣安托万的诱惑》出版。尽管这是一本很奇怪的书，但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商业成功。

1877年

《三个故事》的出版。得到评论界与广大读者的好评：福楼拜第一次得到《费加罗报》的肯定评价；三年时间里印刷了五版。福楼拜开始写作《布瓦尔与白居谢》。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他在法国小说家中的杰出地位得到年轻一代的承认。他得到极大的荣誉和深切的尊敬。星期天下午他家中的聚会成了文学界的著名事件；亨利·詹姆斯[12]登门拜访了这位大师。1879年，古斯塔夫的朋友为他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圣波利卡普[13]晚宴。1880年，《梅塘夜谭》[14]的五位合著者，包括左拉和莫泊桑，赠他一册该书的签名本：这份礼物可以视为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象征性的致敬。

1880年

古斯塔夫·福楼拜满载着荣誉和广泛的爱戴在克鲁瓦塞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刻苦写作。

1817年

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和安妮—贾丝汀—卡罗琳·福楼拜的第二个孩子卡罗琳·福楼拜去世，二十个月大。

1819年

他们第三个孩子埃米尔·福楼拜去世，八个月大。

II

1821年

他们第五个孩子古斯塔夫·福楼拜出生。

1822年

他们第四个孩子朱尔—阿尔弗雷德·福楼拜去世，三岁零五个月大。他的弟弟古斯塔夫生于两个死去的孩子之间。他身体虚弱，大家以为他活不氏久。福楼拜医生在大公墓买了一块家庭墓地，挖了一个小墓穴，为古斯塔夫准备着。出人预料的是，他竟活了下来。他是个动作迟缓的孩子，满足于嘴里含着手指一连坐上几个小时，脸上带着一副"近似痴呆"的神情。对于萨特来说，他就是这个“家庭的白痴”。

1836年

开始了一段对埃莉萨·施莱辛格的无望而又执著的感情，这段感情深深灼伤了他的心，使他不能再次全身心地爱上另一个女人。回顾往事时，他写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高贵的房间。我已把我的那个房间用砖头砌了起来。”

1839年

因粗暴行为和违反规定而被鲁昂学院开除。

1843年

巴黎法学院宣布他第一学年的考试成绩。考官用红球或黑球表示他们的看法。古斯塔夫得到两只红球和两只黑球，因此他考试没有合格。

1844年

第一场具有破坏性的癫痫病；还有更多场癫痫病在等着他。“第一次发病”，古斯塔夫后来写道，“就像神经系统的一场大出血……它把灵魂从躯体里强行攫走，叫人痛苦不堪。”他经受了放血、吃药、注射、特殊饮食、禁烟禁酒的过程；如果他不想去认领他的坟墓的话，就必须经受严格的禁闭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古斯塔夫还没有涉世之前，就开始从中隐退了。“这么说，你就像大闺女一样被看得紧紧的？”露易丝·科莱后来这么取笑他，非常准确。除了他生命的最后八年，福楼拜夫人严格地看护着他，检查他的出行计划，其严格程度令人窒息。后来，几十年之后，她的身体却比他还虚弱：到他几乎不再让她担心的时候，她反而成了他的负担。

1846年

古斯塔夫的父亲去世，紧接着是他心爱的年方二十一岁的妹妹卡罗琳去世，硬生生让他成了他外甥女的代理父亲。他的一生中，不时遭受他亲近的人的去世的伤痛。还有朋友的离去：6月，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凡结婚。古斯塔夫认为，这是他当年第三个伤痛：“你的行为很反常。”他不满地说。当年他给马克西姆·杜康的信中写道：“泪水之于心灵就等于水之于鱼儿。”那么，同年他与露易丝·科莱的相遇是不是一种安慰呢？迂腐和顽固与无节制和控制欲是不相称的。在她只做了他六天的情妇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定型了：“你不要大声嚷嚷！”他不满地告诉她。“它们使我痛苦极了。你想要我怎么样？要我把一切都抛下而住到巴黎去？不可能。”然而，这种不可能的关系一直拖延了八年；令人费解的是，露易丝不能明白，古斯塔夫可以做到爱她但却不想时时见到她。“如果我是一个女人，”六年后他写进，“我不会愿意要我自己这样的人当情人的。一夜温情，可以；但亲密无间的关系，甭想。”

1848年

阿尔弗雷德自勒·普瓦特凡去世，年方三十二岁。“我知道我没有像爱他一样爱过其他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二十五年后：“我没有一天不是在对他的思念之中度过的。”

1849年

古斯塔夫给他的两个密友布耶和杜康全篇朗读他成年后的第一部作品《圣安托万的诱惑》。花了四天时间，以每天读八个小时的速度。当问到两位听众的意见时，他们非常尴尬地告诉他，不如把它付之一炬。

1850年

古斯塔夫在埃及染上了梅毒。他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人开始发胖。第二年福楼拜夫人在罗马与他相见时，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儿子，而且发现他变得非常粗俗。就此开始步入中年。”你几乎刚出生就开始腐烂了。”几年下来，他所有的牙齿都脱落了，只剩下一颗；由于治疗中使用了汞，此后，他的唾液将永远是黑色的。

1851-1857年

《包法利夫人》。构思是痛苦的——“写这本书时我就像手指上系着铅球弹钢琴”——过程也令人恐惧。在他以后的岁月里，福楼拜开始憎恨他这本杰作的经久不衰的声誉，它使得别人把他视为靠一本书成名的作家。他告诉杜康，如果他在证券交易中鸿运高照的话，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流通中的所有《包法利夫人》统统买下来，“再也不要听人提起它。”

1862年

埃莉萨·施莱辛格被拘留在精神病院；她被诊断出患有“急性精神忧郁症”。在《萨朗波》出版后，福楼拜开始结交有钱的朋友。但在经济事务方面，他还是很幼稚：他的母亲不得不靠变卖家产偿付他的债务。在1857年，他秘密地把他的经济事务移交给他外甥女婿埃内斯特·康芒维尔掌管。在后来的十三年里，由于挥霍、管理不善以及运气不佳，福楼拜把他全部的钱财都赔了进去。

1869年

路易·布耶去世，他曾经称这位朋友是“帮助我消化的苏打水”。“丧失我的布耶，我就丧失了我的助产师，他是一个比我自己更深刻地了解我的人。”同时，圣佩甫也去世了。“又一个去了！这个小团队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还有谁可以一起谈论文学？”《情感教育》出版是在评论界与商业上的失败。给朋友与熟人赠送的一百五十册中，只有不到三十册收到答谢回复的。

1870年

儒勒·龚古尔去世。1862年设立马涅聚会的七个朋友中现在只有三人还幸存。在普法战争中，敌人占领了克鲁瓦塞。福楼拜为自己是法国人而羞愧，不再佩戴荣誉勋章，并决心请教屠格涅夫，若要成为俄国公民，他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1872年

福楼拜夫人去世.“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已经意识到，我亲爱的可怜的老母亲是我最爱的人。我几乎肝肠都被掏空了。”戈蒂埃也去世了。“他走了，我失去了最后的至交。名单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1874年

福楼拜带着作品《候选人》初涉戏剧领域。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演员们眼含泪花黯然离场。这出戏剧只演了四次就被撤下了。《圣安托万的诱惑》出版。“被撕成了碎片，”福楼拜说，“从《费加罗报》到《两个世界》杂志的所有评论……让我惊讶的是这些批评下潜藏的仇恨——对我的，对我这个人的仇恨——故意的污蔑……这些轻蔑的确让我沮丧。”

1875年

埃内斯特·康芒维尔在经济上惨遭失败也把福楼拜拖垮了。他把多维尔的农场卖了；不得不恳求他的外甥女别把他从克鲁瓦塞赶出去。外甥女与康芒维尔给他的别号是“消费者”。在1879年，他沦为依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人，这还是他的朋友帮他获得的。

1876年

露易丝·科莱去世。乔治·桑去世。“我的心正在成为一块大墓地。”古斯塔夫的最后几年是荒凉和孤独的。他告诉他的外甥女说，他后悔没有结婚。

1880年

古斯塔夫·福楼拜死于穷困、孤独、疲惫中。左拉在讣告中说，五分之四的鲁昂人都不认识他，剩下五分之一的鲁昂人讨厌他。他的《布瓦尔与白居谢》没有写完。有人说，是这本新小说的艰辛置他于死地；屠格涅夫在他动手写书前告诉他说，最好写一个短篇。在葬礼后，一群前来吊唁的人，包括诗人弗朗索瓦·戈贝[15]与泰奥多尔·德。邦维尔[16]，他们在鲁昂聚会以纪念已故的作家。坐到桌旁，他们发现共来了十三位。迷信的邦维尔坚持再找一个客人，于是，就派戈蒂埃的女婿埃米尔·贝热拉到大街上去寻找。遭到几个人的拒绝后，他最后带回来一位正在度假的士兵。这名士兵从未听说过福楼拜，但渴望见到戈贝。

III

1842年

我与我的书同处一个房间里：就像一根腌在醋中的腌黄瓜。

当我还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对生命有了一种充分的预感。这就像是通风口泄出的令人反胃的烧菜味道：你不需要品尝就知道它会使你作呕。

1846年

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就像我以前对我最爱的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把袋子底抖给他们看，袋底扬起的酸土让他们透不过气。

1846年

我的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福楼拜夫人）维系在一起，并且只要那个生命持续，我的生命也就会持续。我是一簇风中的水草，被一根结实的线系在了一块岩石上。如果线断了，那么这个可怜的毫无用处的植物将飘向哪里？

1846年

你想修剪这棵树。它枝繁叶茂，树枝长得横七竖八，朝着四面八方伸展开以吸收空气和阳光。但是你要我长成迷人的墙边树，沿墙伸展，开花结果，这样小孩子不用梯子就可以采摘到果实。

别把我也看成那类粗俗的人，这类人获得快乐后又会感到厌倦，对于他们来说，爱情只是欲望。不：在我心中，升起的东西不会很快消退。心灵的城堡一旦建成，上面就开始长出青苔；然而，要成为废墟需要一些时日，如果它们终究会变为废墟的话。

1846年

我像一支雪茄烟：你必须在一端吸吮才能使我燃烧。

1846年

在那些出海的人中有航海家，他们发现了新世界，给地球增添了新大陆，给天空增加了星星：他们是伟大而永远光彩夺目的大师。然而，其中也有从炮眼里喷发恐惧的人，掠夺的人，变富长胖的人。有的人出海到外国的天空下去寻找黄金和丝绸。还有的人下海去为美食家捕鲑鱼，为穷人抓鳕鱼。我是个卑贱而有耐心的采珠人，我潜入最深的海水中，上来时却两手空空，脸色发青。有个要命的吸引力把我拉向思想的深渊，潜入那鸣始终没有停止吸引强者的最深邃的地方。我将把我的生命消耗在凝视艺术的海洋里，在这个海洋中，有人航行或挣扎；而我将不时潜下海，自娱自乐地寻找无人要的绿色黄色的贝壳，把它们留给我自己享用，用它们装点我那小屋的墙壁。

1846年

我只是一条文学蜥蜴，在美的阳光下享受太阳，度过一天天的光阴。仅此而已。

1846年

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极端的、隐秘的、苦涩的、没完没了的厌倦感，它使我无法享受任何东西，使我的灵魂窒息。它一有机会便会浮现，就如淹死的狗，尽管它们的脖子上系了石头，那些水肿的尸体还会浮到水面上。

1847年

人就像是食物。有许多的资产者，他们对我来说似乎是煮熟的牛肉：只冒热气，没有汤汁，没有味道(你一吃就饱了，大老粗大多吃这样的肉）。有的人像是白乎乎的肉，像淡水鱼，像从泥泞的河床里抓来的鳗鱼，像（含盐程度不同的）蚌，像小牛的头以及加了糖的粥。我呢？像一块松软的臭通心粉干酪，你不多次吃它，是不会养成吃它的巧惯。只有在你的胄经过了无数次的呕吐之后，你才会真正开始喜欢上它。

1847年

有的人有一副柔弱的心肠，坚强的意志。我相反：有一个柔弱的意志，坚强的心肠。我像一只椰子，把椰汁紧锁在几层木头里面。你必须用一把斧头打开它，打开后，你常常发现的是什么呢？一种酸溜溜，黏乎乎的汁。

1847年

你曾希望在我这儿找到一团火，把一切都灼伤、燃烧与照亮；它发出快乐的光芒，烘干湿乎乎的壁板，使空气有益健康，使生命焕发牛气。唉！我只是一盏可怜的夜间照明灯，它红色的灯芯在尽是水和尘土的一池糟糕的灯油中噼啪噼啪地作响。

1851年

对于我，友情就像是那骆驼：一旦起程了，就没有办法使它驻足。

1852年

当你年纪大些，心脏会像树木一样，落叶凋零。有些风让你扛不住。每一天，总会有一些树叶飘落；而且，努风暴来袭，还一下子同时折断数根枝枧。于是，当大自然在春天再次吐绿的时候，心灵之树却永远不会重绽新绿。

1852年

生命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不是吗？就像表面上漂浮着许多头发的汤。但是，你还是得吃下去。

1852年

我嘲笑一切，其至嘲笑我最心爱的事物。对于任何事情、东西、情感或人，我无一不快意地施展着我小丑般的角色，进行一番调侃，就像铁滚筒辗过棉布给它上光一样。

1852年

我几近狂热和变态地热爱着我的工作，就像一位苦行僧热爱刮擦着肚子的刚毛衬衫一样。

1852年

我们所有诺曼底人的血管里都有一些苹果酒：那是一种带着苦味、经过发酵的酒，有时它会将酒桶的桶塞子撑裂。

1853年

至于说叫我立即搬到巴黎去这件事，我们将不得不把它往后推一推，或者现在就此了结它。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非常了解我自己，并且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失去整个冬天，也许是整部作品。布耶可以说：他在哪儿写作都会开心；尽管不断受到打扰，可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写作……但我像一排奶锅：如果你想它们凝成乳脂，就必须让它们留在原地不动。

1853年

你的才能让我目眩。十天里你将写成六个故事！我理解不了……我就像一条老的沟渠：在我思想的堤坝里聚集了那么多的垃圾，沟渠流得很慢，只能一滴一滴地从我的笔端滴出来。

1854年

我把生活进行鸽笼式分类，所有的东西都分门别类；我就像是一只旧旅行箱，满是抽屉和格子，所有的东西都要用三根皮带捆住，固定牢。

1854年

你要求得到爱，你抱怨说我不送你花？花，没错！如果那是你所要的东西，那么给自己找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满是温文尔雅的举止，还有你想要的思想。我像一头老虎，它的生殖器末端耸立着用来划伤雌老虎的刚毛。

1857年

书的生产与孩子的生产不是一回事：写书就像造金字塔。有一个经过长期思考的计划，然后用巨大的石块一块块地垒起来，它让人腰酸背痛、疲惫不堪，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一切都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那样耸立在沙漠里！但是它高耸入云。豺狼虎豹在它的脚边撒尿，资产者爬到它的顶上去，等等。继续这样的比较吧。

1857年

有一个拉丁语，它的大意是“用你的牙齿从狗屎里衔起一枚小钱”。这是用来形容守财奴的比喻。我就像他们那样：为了找金子会不择手段。

1867年

确实，许多事让我愤怒。哪一天我不再怒火冲天了，那么，我将倒地而亡，就像——一个洋娃娃被人拿走了支架一样。

1872年

我的心完好无损，但我的感情一方面是敏锐的，另一方面却又是迟钝的，就像——一把用旧的刀，由于太频繁地被磨得锋利，有了缺口，容易破损。

1872年

精神事物从没有如此微不足道过。对一切伟大事物的憎恨从没有如此的昭然若揭——厌恶美，诅咒文学。我始终努力生活在象牙塔里，但是如潮的污泥浊水正拍打着象牙塔的四壁，威胁着要摧毁它。

1873年

我还在不停地制造句子，就像一个资产者在阁楼里用车床加工套餐巾的小环一样。制作句子让我觉得有事可做，使我获得一些私密的乐趣。

1875年

尽管你给我忠告，但我做不到“让自己坚强起来”……我所有敏锐的感觉都在颤抖——我的神经和我的大脑都病了，病得不轻；我感到它们病了。但是我依然如是，依然在表达不满，我并不想让你感到沮丧。我会让自己只局限在你提到的“岩石”上。后来才知道，非常古老的花岗岩有时会化成一层层的黏土。

1875年

我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像一簇枯死的水草，在海浪中颠簸。1880年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完成？那是个问题。如果要明年冬天问世的话，那么从现在到那个时候，我一分钟多余的时间也没有了。可是，有的时候我非常疲惫，觉得自己像一块卡门贝[17]产的软奶酪，正在融化。

[1] 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十七世纪上半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奠基人。

[2] 法国西北部一地区。

[3] 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一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4]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以传记方式研究文学而著名。

[5]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的诗人、翻译家和评论家。

[6] 法国兄弟作家，即哥哥Edmound de Goncourt(1822-1896）和弟弟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

[7]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文献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8] 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作家，他影响了法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美学主义和自然主义转变。

[9] Ma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和评论家。

[10] 法国城市，离巴黎东北八十公里，瓦兹省的首府。

[11] 该勋章是1802年由拿破仑设立的，勋章的丝带是红色的，分为六个等级。福楼拜获得的是最低一个等级的“骑士勋章”。

[12] Henry James (1843一1916),美国作家和评论家。

[13] Saint Polycarpe (69？-155？），基督教殉道者。

[14] Les Soirées de Medan是一部法国中篇小说集，1880年由包括法国小说家左拉在内的六位作家的中篇小说集成，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梅塘（Medan）位于巴黎郊外，是左拉的别墅，被称为“梅塘集团”的六名当代小说家每周都在此欢聚一堂，即左拉、保尔，阿莱克西、莫泊桑、莱昂•艾尼克、昂利·塞阿尔、于斯曼。其中莫泊桑的《羊脂球》被公认为是其中最好的一篇作品。

[15] Francois Coppée(1842-1908)，法国诗人、小说家。

[16] Théodore de Banville(1823―1891），法国诗人、作家。

[17] 法国西北的一个生产奶酪的村子。

三、谁找到就归谁

网，可以下两种定义。根据不同的视角，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通常情况下，你会说，它是一种有网眼的器具，用于捕鱼。但是你可以在不破坏逻辑的情况下，反过来下定义，像一位诙谐的词典编纂者曾经做过的那样。他称网是一种用绳子编织起来的有很多洞眼的东西。

对于一部传记，你也同样可以这么做。当拖网装满的时候，传记作家就把它拉上来，进行分类，该扔回大海的就扔回大海，该储存的就储存，把鱼切成块进行出售。但是想想那些他没有捕获上来的东西：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一本传记，站立在书架上，胖乎乎的，十分小资的样子，自负，端庄：一先令的传记故事将给你所有的事实，十英镑的传记故事还将给你提供所有的假设。但是请想一下，那些没有被捕获的一切，那些随着传记主人公在临终时呼吸了人生最后一口气后而消逝的一切。传记主人看到传记作者的到来决定自娱自乐一番时，技艺再高明的传记作者又会有多大的希望呢？

我是在欧罗巴宾馆初次遇到埃德·温特顿的，当时他伸出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尽管这是真事。那是在一个外省的书商交易会上，我伸出手去拿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我的手比他的手略快了一点，两只手便捏在了一块。两人马上道歉，他十分尴尬，我也同样非常尴尬。当我们各自意识到，是因为同样的爱书欲使得两只手叠到了一起去的时候，埃德轻声说：“我们到外面去，好好商量一下。”

我们喝着一壶普通的茶，谈论了各自理解这本书的途径。我解释了自己对福楼拜的兴趣；他告诉我，他对戈斯[1]以及上世纪末以前的英国文学圈子兴趣浓厚。我遇见的美国研究者很少，因此发现这一位不仅厌倦了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2]，而且乐于把现代主义运动留给他更有雄心、更年轻的同行时，既高兴又吃惊。当时，埃德·温特顿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介绍了自己。他四十一二岁，已呈现秃顶的趋势，皮肤光滑无毛，肤色红润，戴着一副方形的无边眼镜：大学老师中带有银行家风度的那种类型，谨慎，有品位。他买了英国服装，但看上去全然没有英国人气质。他保持了一种美国人的习惯，在伦敦时整天穿着防雨衣，因为他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即使在晴空万里时也会突然下雨。即使坐在欧罗巴宾馆休息室里，他也还穿着他的防雨衣。

在他失败的神态里没有一点儿绝望；这种神态似乎源自他一种并无怨言的认识——他不是成功的料，因而他的职责只是保证他的失败是恰当的、可接受的。当说到他不可能完成他的戈斯传记而且更别说出版的时候，他停了停，说话声音低广下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有时心中在想，戈斯先生是否会赞成我现在做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我对戈斯知之甚少，而我睁大的双眼也许太清楚不过地暗示那些一丝不挂的洗衣女工、私生混血儿以及肢解的尸体等内容。

“哦，不是，不是，不是。只是指写他的想法。他也许会觉得这有点儿……卑鄙。”

我让他买了屠格涅夫这本书，当然啦，只要可以避免一场谁拥有这本书的道德讨论怎么都行。我并没有觉得拥有一本旧书与道德有什么关系；但是埃德却觉得有关系。他答应说如果他碰巧再见到同样的书，会联系我。接着，我们又对我付他的茶水钱的错与对稍稍进行了一番理论。

我并没有期盼再收到他的来信，更没有想到大约一年后他给我来信的内容。“你对朱丽叶·赫伯特有兴趣吗？从资料看，这似乎是一段诱人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我八月到伦敦。你永远的朋友埃德。”

当未婚妻“啪”的一声打开盒子，看到在紫红色丝绒映衬下的戒指时，她的感觉会是怎样的？我从没问过我的妻子；而且现在已经来不及问了。或者说，当福楼拜在大金字塔的顶端等待黎明到来，最后终于看到黛色的夜幕映衬下万道金光闪现的时候，他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读到埃德信中的两个词时，心中出现了震惊、敬仰还有强烈的欢乐。不，不是“朱丽叶·赫伯特”，是另两个词语：首先是“资料”，然后是“诱人”。那么，除了欢乐，除了艰苦的工作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呢？是不是有要到什么地方弄一个荣誉学位的可耻想法呢？

朱丽叶·赫伯特是一个巨大的、用绳子编织出来的网眼。她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前后成了福楼拜外甥女卡罗琳的家庭教师，在克鲁瓦塞逗留了几年，具体时间长短不确定，后来她回到了伦敦。福楼拜给她写过信，她也给福楼拜写过信；他们经常看望对方。除此以外，我们就一无所知了。她写的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对她的家庭儿乎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她长得怎样。没有留下一丁点描写她的材料。福楼拜去世后，他生活中的许多其他重要的女人都不断地被人纪念与提起，但他的朋友中没有一个想到她。

传记作家们对朱丽叶·赫伯特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证据的缺乏表明，她在福楼拜的生活中是不重要的；另有一些人从证据的缺乏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坚持认为这位让人产生争议的家庭教师一定是作家的一个情妇，也可能她就是他生命中那种未知的巨大激情之所在，甚至也许是他的未婚妻。假设直接按传记作家的性情而定。从古斯塔夫把他的灰狗称为朱利奥这一事实是否可以推断出他对朱丽叶·赫伯特的爱情呢？对有些人说也许可以。对我来说，似乎有失偏颇。如果我们作这样推断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推断古斯塔夫在给他外甥女的不同信中称她露露，而后来他又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费莉西泰的鹦鹉这个事实呢？又如何推断乔治·桑有一只名叫古斯塔夫的公羊这个事实呢？

福楼拜有一次公开提到了朱丽叶`赫伯特，那是在布耶拜访过克鲁瓦塞后，福楼拜给他写了一封信：

看到你因为家庭教师而激动，我也很激动。在饭桌上，我的目光乐意沿着她缓缓隆起的乳房斜坡看去。我相信，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每顿饭总有五六次她看上去都像沐浴在阳光里一样。如果把她乳房的斜坡比作堡垒的斜堤，那多么美妙啊。丘比特们蜂拥而至袭击堡垒时，纷纷倒在了斜堤上。(用我们酋长的声音说：“嗯，我当然知道要用什么样的大炮朝那个方向开火。”

我们能匆忙下结论了吗？坦率地说，福楼拜总是给他的男性朋友写去这样夸夸其谈的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无法被说服：真实的欲望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成为比喻。然而，所有的传记作家都暗自想对他们描写对象的性生活添油加醋或者追本溯源；你们既要对福楼拜也要对我进行判断。

埃德有没有真正发现朱丽叶·赫伯特的一些材料？我承认，我预先就开始产生占有的欲望了。我想象着自己把这些材料在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也许你应该让《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拥有这些材料。“《朱丽叶·赫伯特：一个揭开的谜》，作者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并配上一张照片，照片上字迹难以辨认。我也开始担心，埃德会不会未加思索地在校园里公开他的发现，天真无邪地把他的珍贵资料抖给了哪一个理着宇航员发型、野心勃勃、志向远大的法国文化人。

但是这些感觉没有什么意义，我希望这也并不典型。重要的是，想到古斯塔夫和朱丽叶之间的关系（埃德信中的“诱人”一词还能指别的什么呢？）。这一发现，让我激动不安。这份资料也许可以帮助我更为确切地想象出福楼拜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同样让我激动不已。网正在收拢。譬如，我们是否可以弄明白，这位作家在伦敦时是怎么样的？

这让人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十九世纪时英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最多是实用方面的。法国作家不会跨越英吉利海峡与他们英国同行讨论美学问题；他们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诉讼，就是来寻找工作。雨果和左拉流亡到了英国；魏尔伦[3]和马拉美[4]来到英国当了学校校长。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5]长期贫困，却极其讲究实际，他来到英国寻找一个女继承人。一个巴黎婚姻介绍人为了他这次英国之行，给他配备了一件毛皮大衣、一块闹铃重复响起的手表以及一副假牙，所有这一切费用都将等这位作家获得女继承人的嫁妆后再支付。可是维利耶却状况百出，把这次求婚搞得一闭糟。女继承人拒绝了他，介绍人也索回了皮大衣和手表，于是这位遭到拒绝的求婚人落得了漂泊在伦敦的下场，满口牙齿，却身无分文。

那么，福楼拜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对他的四次英国之行知之甚少。我们知道，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6]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他的赞许——“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尽管人人都在赞美它”——可是他的第一次英国之行只留下七页笔记，两页关于大英博物馆，五页写水晶宫展出的中国区和印度区的情况。他对我们最初的印象是什么呢？他一定告诉过朱丽叶。我们是不是符合他《公认概念词典》中所说的我们的形象（英国男人：都很富有。英国女人：对她们生出漂亮的孩子深表惊讶）？

当他成为声名狼藉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时，他接下来的英国之行又是怎样的呢？他有没有寻访英国作家？有没有寻访英国的妓院？还是与朱丽叶安逸地待在家里，晚饭时凝望着她，接着便急风暴雨般地袭击她这座堡垒呢？也许他们（我半信半疑地希望如此）只是朋友？福楼拜的英语是不是像在他的信中那样有时词不达意呢？他是不是只会谈莎士比亚？而且他是不是常常抱怨有雾的天气？

当我与埃德在饭店里相遇的时候，他看上去比以前更有失败感了。他告诉我，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预算减少了，还有他作品不能发表等情况。我推测，虽然没有亲耳听他说，他被解雇了。他解释说，解雇他极具讽刺意味：他是因为工作得太投入而遭到解雇的，因为他不愿意有失半点公允地向此人发表关于戈斯的文章。大学里的领导曾建议他走走捷径。唉，他不会那样做的。他极其尊重写作和作家，不会走捷径。“我的意思是，难道我们不应该反过来对他们有所回报吗？”他最后说。

也许我表示出的同情的程度略低于他的期望。然而，你能改变命运的发展方向吗？只有这一次，运气正在转向我。我晚饭的菜点得很快，几乎没有关注吃什么；埃德认真端详着菜单，似乎他是几个月里第一次有人买单让他饱餐一顿的魏尔伦。听着埃德为自己唱着乏味的哀歌，看着他同时慢条斯里地吃着鲱鱼，这把我的耐心消耗殆尽；尽管没有损耗我的激动心情。

“没错。”我说，这时我们开始吃主菜。“朱丽叶·赫伯特。”

“噢，”他说，“是的。”我不难看出，他需要有人给他鼓鼓劲。”这是个离奇的故事。”

“可能是的。”

“对。”埃德似乎有一点痛苦，几乎有些不好意思，“呃，约六个月前，我来到这儿，追踪戈斯先生的一个远房后代。我并不是期望发现什么。只是据我所知，没有人与所提到的那个女人谈过话，于是我想，看望她是我的……使命。也许，我没有说清楚的哪一个家庭传说，她却听说过。”

“于是？”

“于是？对，她没有听说什么。没有，事实上，她真的对我没有什么帮助。虽然那一天过得很不错。在肯特郡。”他又一次痛苦起来；似乎想起了他的那件被招待无情地拿走的防雨衣。“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传到她手上的是那些书信。现在让我把这点说清楚；我希望，你可以纠正我。朱丽叶·赫伯特是在1909年左右去世的吗？对。她有一个表亲，是个女性。对。于是，这个女人找到这些书信，并把它们拿去给戈斯先生看，听听他关于这些书信的价值的意见。戈斯先生以为是问金钱方面的价值，因此他说，这些书信很有意思，但是却毫无价值可言。一听此言，这位表亲显然就将这些书信递给了他，说，如果它们毫无价值的话，你就拿去吧。他就收下了。”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有一封附信在戈斯先生的手里。”

“后来呢？”

“后来这些书信就传到了这位女性后代的手中。在肯特郡。恐怕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它们有什么价值？我懊悔得很，当时我相当不道德。我告诉她，当戈斯仔细研究它们的时候，它们是有价值的，可是它们现在不再有价值了。我说，它们依然相当有意思，但由于其中一半是用法文写的，就没有多少价值了。于是，我就用五十英镑把它们全买了下来。”

“我的老天。”难怪他看上去很诡诈的样子。

“没错，相当不道德，对不对？我确实不能原谅我自己；尽管戈斯先生得到它们时自己也说了谎，这似乎使得这件事变得模糊。你觉不觉得，这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事实情况是这样的，我因失去工作而心情沮丧，于是我想，我会把这些书信拿回家出售，然后就可以继续写我的书。”

“有多少封书信？”

“约七十五封。两人各自写了三十多封信。我们是这样讲的价钱：英语写的一英镑一封，法语的五十便上。”

“老天爷。”我猜测着它们可能的价值。也许高出他所出的价格的千倍。或许还要高。

“对。”

“唔，接着讲，谈谈信的内容。”

“啊。”他停住了，看了我一眼，要不是他是这样一个温顺、充满学究气的人，那眼神会让人觉得是一个无赖的眼神。很有可能，他正在享受着我的激动。

“嗯，说出来吧，你想知道什么？”

“你已经读了这些信？”

“噢，是的。”

“那么，那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问。埃德现在一定非常得意。

“那么，他们之间有过恋情吗？有过，是不是？”

“啊，是的，当然。”

“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她到克鲁瓦塞后不久吗？”

“嗯，是的，不久。”

哦，那就解开了那封写给布耶的信的谜：福楼拜在逗布耶开心，装出他与布耶一样，也或多或少心存着对那个家庭女教师的兴趣；而事实上……“那么她在他家里时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吗？”

“嗯，是的。”

“他到英国来时还保持着？”

“是的，还保持着。”

“她是他的未婚妻吗？”

“这很难说。我猜测，差不多。他们的信中有一些提及，大多是半开玩笑的。说一个小小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引诱声名卓著的法国作家；说如果他再次因违背公众道德而被关进监狱，那她怎么办，诸如此类的玩笑话。”

“嗯，嗯，嗯。有没有弄清楚她长得如何？”

“她长得如何？唔，你是说看上去吗？”

“是啊。有没有……有没有……"他感觉到我抱着希望。“……一张照片？”

“照片？有，事实上，有几张照片；一家切尔西照相馆照的照片，印在厚相纸上。他一定让她寄给他几张。那有价值吗？”

“难以置信。她长得怎么样？”

“长得不错，但不是让人难忘的那种。深色的头发，坚实的下巴，漂亮的鼻子。我没有看得很仔细；不是我真正欣赏的类型。”

“他们在一起时关系融洽吗？”我几乎不清楚我还想问什么。《福楼拜的英国未婚妻》，我暗自思忖道。作者杰弗里·布拉斯韦特。

“噢，融洽，他们似乎很融洽。他们似乎很喜欢对方。最后他掌握了不少英语中表达爱慕的词语。”

“因此他勉强能对付这门语言了？”

“嗯，是的，在他的书信里有几大段的英语。”

“那么他喜欢伦敦吗？”

“他喜欢。他怎么会不喜欢呢？这是他未婚妻居住的城市啊。”亲爱的老古斯塔夫，我喃喃自语起来；我对他的亲切之感油然而生。这儿，在这座城市里，一百多年前，我的一个同胞俘虏了他的心。”他有没有不喜欢这儿的雾？”

“当然，他写了‘你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雾？'诸如此类的话。等一位绅士辨认出从雾中向他走来的一位女士时，要脱帽致意已经来不及了。可是让我吃惊的是，在表示自然而然的礼貌都困难的生存条件下，这个民族竞然没有消亡。”

嗯，没错，就是那个语气一文雅，略带一丝油滑。“关于世界博览会呢？他没有详细进行评论吗？我猜他一定喜欢的。”

他评论的。当然，那是他们初次相见的前几年，但是他确实极为动情地提到了世界博览会——心想他也许不知不觉中在人群中从她身旁经过。他认为世界博览会有点糟糕，但确实也相当辉煌。他似乎观赏了所有展出品，好像它们是为他展出的一个巨大的素材源。”

“那么，嗯。”是啊，谁说不是呢，”我想他没有逛妓院吧？”

埃德相当生气地看着我说：“嘿，他是在给他的女朋友写啊，对不对？他应该不会吹嘘那个吧。”

“是的，当然不会。”我觉得受到了责备。我也感觉很高兴。我的书信。我的书信。温特顿正打算由我来发表这些信，是吧？”

“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些书信？你带来了吗？”“哦，没有。”

“你没有带来？”“嗯，把它们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毫无疑问，这是明智的。旅途存在着重重危险。除非……除非有什么我还不明白的地方。也许……他想得到钱吗？突然我意识到，我对埃德·温特顿压根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是我想要的那本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的拥有者。”你甚至连一封信也没有带来？”

“没有。你看，我把它们全都烧了。”

“你什么？”

“没错，嗯，那就是我所说的意思，这是个离奇的故事。”

“现在听起来倒像是个犯罪故事。”

“我肯定你会理解的。”他说，我大为吃惊；接着，他开心地笑起来。“我的意思是，你们所有的人。事实上，起先我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但是后来，我想起了你。我以为，必须告诉一个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只是为了记载下来。”“接着说吧。”这个人是个疯子，再明显不过了。难怪他们把他从大学里踢了出来。但愿他们几年前那么做就好了。

“你知道，这些书信里充满了诱人的内容。信写得很长，许多都很长，充满了对其他作家、公共生活等方面的思考。它们比他通常的信件更加无拘无束。也许因为是发向国外的信，他就有这样的理由。”这个罪犯、骗子、失败者、杀人犯、秃头纵火犯，他知不知道他在造什么孽？很可能他是清楚的。”而且她写的信件从它们的角度看确实也相当漂亮。讲述了她整个人生。披露了不少福楼拜的情况。充满了对克鲁瓦塞的家庭生活的怀念之情。显然她目光非常敏锐，注意到了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你说下去。”我板宥脸向招待招手。我不敢肯定我还能继续待在那儿。我想要告诉温特顿，英国人如果放一把火把白宫夷为平地，那我该多么高兴啊。

“无疑，你一定在想，我为什么要毁掉这些书信。我看得出来，你有些生气。在他们两人最后的一次通信中，他说，万一他去世，他会让人把她的信寄还给她，而她必须把双方的信都付之一炬。”“他没有说理由吗？”

“没有。”

假设这个疯子说的是真话，这有点奇怪。可是，后来古斯塔夫确实把他与杜康之间的大部分通信都焚烧了。也许是他对家族出身的一时骄傲吧，他不想天下人人都知道他差点娶了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或者也许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对寂寞和艺术的众所周知的献身精神差点被颠覆。但是天下人总会知道。我会说的，不论用什么方式。

“因此你看，我当然没有其他选择。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事业是研究作家们，那么你必须正直地对待他们，对不对？你必须按他们说的去做，即使别人做不到。”他真是一个自鸣得意、说得头头是道的恶棍。他就像妓女粉饰着她们的脸一样，戴起了道德面具。接着，他却把早些时候的那种诡诈与后来的自鸣得意混合成了同一种表情。”在他最后一封信里还有其他的内容。除要求赫伯特小姐把信件焚烧以外，还有一个相当离奇的嘱托。他说，如果有人问及我的信件的内容，或者问及我的生活的话，要向他们撒谎。或者说，由于我不能独独要求你说谎，那么，你觉得他们想要听什么，你就告诉他们什么。”

我觉得自己就是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有人借我一件毛皮大衣和一块闹铃重复响起的手表使用了几天，然后残忍地抢了回去。庆幸的是，招待这时回到了桌旁。温特顿并不太傻：他把椅子远远推离了桌子，正在玩自己的手指甲。“这件事遗憾的地方是，”他说道，我把信用卡收好，“现在我可能无法出资出版戈斯的书。但是我肯定你会同意，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合道德精神的决定。”我想，我当时所说的话对戈斯先生——不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人来说——都是极不公正的；但我不知道，这在我当时又如何避免得了。

[1]  Edmund Gosse(1849-1928)，英国诗人、作家。

[2] 指1907年至1930年间经常在位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克莱夫和瓦妮莎•贝尔（Clive and Vanessa Bell）夫妇家里以及瓦妮莎的兄妹阿德里安·斯蒂芬（Adrian Stephen）和弗吉尼娅•斯蒂芬家里聚会的一此英国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

[3] Paul Verlaine (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4] 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法国诗人，象征派的奠基人。

[5] Auguste Villiers del’Isle-Adam(1838―1889)法国象征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6] 这是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当时英国的国力全球最强，英国希望通过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展示其国力。英国人自豪地将这个集会称为伟大的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四、福楼拜动物寓言故事集

我让疯子与野兽着迷。

致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凡，1845年5月26日

熊

古斯塔夫是头熊。他的妹妹卡罗琳是只耗子——她落款时签有“你亲爱的耗子”，“你忠诚的耗子”；他给她写信时称她是“小耗子”，“啊，耗子，好耗子，老耗子”，“老耗子，淘气的老耗子，好耗子，可怜的老耗子”；而古斯塔夫是熊。当他只有二十岁的时候，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奇怪的人，是一头熊，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年轻人”；甚至在他没有患癫痫及在克鲁瓦塞闭门不出之前，已经是这样的形象了：“我是一头熊，我想一直做一头留在我的洞穴里、我的窝里、我的肌肤内、我的老熊皮内的熊；我想静静地生活，远离资产者与资产阶级。”患病后，这头野兽更证实了自己的选择：“我独自生活着，像一头熊。”（这个句子里的“独自”最好加上这样的注释：“除了我的父母、我的妹妹、用人、狗、片罗琳的山羊以及经常来看我的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凡”。）

他康复了，被允许出门旅游了；在1850年12月，他从君士坦丁堡给他母亲写来了信，更详细地描述了这头熊的形象。这不仅说明了他的性格，而且说明了他的文学策略：

如果你参与到生活之中，你就不能看清楚生活：你不是为生活而过分痛苦，就是过度地享受生活。根据我的思考，艺术家是个怪兽，是超越自然之物。上苍所赋予他的痛苦皆源自他固执地否定那个格言……因此(而且这也是我的结论）我回归到我一直生活的那种生活中：独自一人，把我的那群伟大的伙伴们作为我的亲密朋友头熊，与我的那块熊皮地毯为伴。

“那群伟大的伙伴们”，不必说，并不是指登门拜访的那些客人，而是他从书房里书架上选出来的伙伴。至于说那块熊皮地毯，他心里总会想到它：他两次从东方写信给母亲(1850年4月在君士坦丁堡，1850年6月在贝尼苏韦夫[1]），要她好好照看这块地毯。他的外甥女卡罗琳也记得他书房中的这一中心特征。她常常在一点钟的时候被带到那里上课；百叶窗总是关闭着，挡住外面的炎热，黑黝黝的房间里都是香烛和烟草的味道。“我跳起来，扑倒在那张我非常喜欢的白色熊皮上，热吻着熊的硕大脑袋。”马其顿谚语说，一旦你抓到了属于你的那头熊，它就会为你跳舞。古斯塔夫没有跳舞；福楼贝尔[2]并不属于任何人。你用法语如何处理？也许是Gourstave。）

熊：通常被称为马丁。在此摘引一个老兵的故事。他看到一块手表掉进了一个熊窝，于是就爬进熊窝，被熊吃了。

——《公认概念词典》

古斯塔夫同样还是其他的动物。青春年少时，他是一系列的动物：渴望见到埃内斯特·舍瓦利耶时，他同时是“狮子、老虎、印度的老虎、大蟒蛇”（1841年）；当他精力充沛得出奇的时候，他就是“公牛、狮身人面怪兽、麻鸦、大象、鲸鱼”（1841年）；后来，他一段时间属于一种野兽。1845年时他是贝壳里的牡蛎；1851年时，他是蜗牛壳里的蜗牛；分别在1853年与1857年，他成了蜷成一团、自我保护的刺猬。1846年，他是一条沐浴在美的阳光下的文学蜥蜴，还是在1846年，他是一只扯着尖嗓子、躲在树林深处啼叫的莺，而这种叫声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见。1867年，他成了一头温柔而紧张的奶牛；1867年，他感到像驴子一样精疲力竭；但是到1870年，他依然像海豚一样在塞纳河里拍击波浪。1852年他像骡子一样辛苦工作；1872年，他过着一种可以累死三头犀牛的生活；1878年，他“像十五头公牛”那样工作；尽管1853年他建议露易丝·科莱要像鼹鼠打洞一样慢慢工作。在露易丝看来，1846年的他像“一头美国草原上的疯狂水牛”。对乔治·桑来说，1866年时他“温柔得像羔羊”——他拒绝承认这一点（1869年）——1866年时他们两人像喜鹊一样叫喳喳；十年后，他在她的葬礼上像头牛犊那样地哭泣。他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完成了专为她写的故事，一个关于鹦鹉的故事；1867年，他“像大猩猩”那样嚎啕出了这个故事。

有时，他虽然戏谑地把犀牛与骆驼当作自己的形象，但是他主要地、暗地里、本质上来说，都是一头熊：一头固执的熊(1852年），一头因时代的愚蠢而陷入更深的熊性中的熊(1853年），一头肮脏的熊（1854年），甚至还是-头饱食的熊(1869年）；以此类推，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时的他依然还是“像任何一头在洞穴中发出怒吼的熊”（1880年）。注意在福楼拜最后一部完成的作品《希罗底》[3]中，遭囚禁的预言家尤卡南[4]被命令停止他对腐朽世界的怒骂咆哮时，他同样回答说，他将"像一头熊"那样继续不停地怒吼。

“语言像一面破锣，我们打击着这面破锣，奏出让熊翩翩起舞的曲调，同时我们一直希望能感动天上的星星，生出怜悯之心。”

——《包法利夫人》

在古斯塔夫是Gourstave的时代，依然还有熊出没：阿尔卑斯山有棕熊，萨瓦[5]有红熊。可以从出色的腌制品商那里买到熊火腿。在1832年，亚历山大·仲马在马里尼的邮政宾馆吃熊排；后来，他在他的《烹饪大词典》（1870年）中写道：“现在欧洲各国的人们都在食用熊肉。”从普鲁士君王的大厨那里，大仲马获得了莫斯科风味的熊掌烹饪方法。购买去了皮的熊掌。洗净，加盐腌渍，然后放了腌泡汁中浸泡三天。把腌肉和蔬菜一起焙炖七八个小时；去汤，擦干，撒上胡椒粉，在融化的猪油里翻一翻。放在面包屑串一滚一滚，烧烤半个小时。配上辣酱和两凋羹的红浆果冻一起食用。

不知道福楼贝尔是否吃过他的同名物。1850年，他在大马士革吃过单峰骆驼。如果说他吃过熊肉，他一定会对自己的饕餮之举发表评论，这种猜测似乎顺理成章。

确切地说，福楼贝尔属于哪一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书信跟踪他的足迹。首先，他只是一头种类未明确的ours[6]，一头熊(1841年）。在1843年、1845年1月以及1845年5月（到这时他夸耀说拥有三层厚的皮毛），虽然他有一个熊窝，但他的种类还是没有明确。在1845年6月，他想给他的房间买一幅熊的画，并命名为“古斯塔夫·福楼拜的画像”——“为了表明我的道德脾性以及社会性情”。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许他也是）一直在想象着他是一头黑乎乎的野兽：一头美国棕熊，一头俄国黑熊，一头从萨瓦来的红熊。但是在1845年9月古斯塔夫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是“一头白熊”。

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这头熊是欧洲白人的关系呢？也许他是从铺在他书房地板上的白色熊皮地毯获得的身份特征（他最初在1846年8月给露易丝·科莱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喜欢白天伸直身子躺在这块地毯上。也许他选择他的这个种类是为了躺在这块地毯上，既一语双关，又伪装自己）？或许这样的色彩是不是预示着进一步远离人类，朝着极端的熊性迈进呢？棕熊、黑熊、红熊并没有远离人类、人类的城镇，甚至人类的友情。有色熊大多可以驯服。但是白熊，北极熊能吗？它不为人的快乐而跳舞；它不吃浆果；它不会因有喜爱蜂蜜的弱点而落人陷阱。

其他的熊被人利用。罗马人从英国进口熊，用于娱乐活动。东西伯利亚的“察加半岛人过去常使用熊肠做面具，保护脸部，免遭强烈的阳光照射；并且他们把熊的肩胛骨削成割草的工具。但是白熊——thalassarctos maritimus[7]——是熊中贵族。它们冷漠、疏离，漂亮地潜水捕鱼，当海豹浮出水面呼吸时还粗鲁地伏击它们。它们是海上的熊。由大块的浮冰运载着到很远的地方。上个世纪的一个冬天，十二头巨大的白熊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往南旅行，一直到了冰岛；请想象一下，它们从正在融化的威严宝座上下来时，所进行的是一个如何令人震慑、充满神威的着陆。北极探险家威廉，索克斯比注意到，这种熊的肝是有毒的：是四足动物中人们所知道的唯一具有毒性的内脏。在动物园管理人员中，还没有已知的北极熊的妊娠试验。奇怪的事实，而福楼拜也许不会觉得奇怪。

当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8]看到一头熊，他们脱下帽子，与他打招呼，称他为主人、老爷子或爷爷，并发誓说不会袭击他，甚至不会说他的坏话。但是如果他看起来像要向他们扑过来的时候，他们开枪射去他，如果他们射死了他，他们便把他切成碎块，烧烤享用，同时嘴里不断重复说：“吃你的是俄罗斯人，不是我们。”

——A.F.奥拉尼耶，《饮食宝典》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使他要选择做一头熊呢？法语中熊的喻义与英语中基本相同：粗暴、疯狂之徙。ours是俚语"拘留所"的意思。avoir ses ours [9]，to have one’s bears[10]，意思是“来月经”，也许因为这个时候女人头痛难受，行为粗暴语源学家对这种口语体用法追本溯源到这个世纪之交（福楼拜没有用这种口语；他喜欢英军登陆了以及其他相应的幽默用语。有一次，由于他一直担心露易丝的月经不正常，最后，他松了一口气说，帕默斯顿勋爵[11]终于来了）。un ours mal léché[12]，一头遭受痛打的熊，是指一个笨拙和憎恨人类的人。un ours[13]，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俚语，指一出经常提交后遭到拒绝但最终被接受的戏剧。这个词语非常适合福楼拜。

毫无疑问，福楼拜知道拉·封丹[14]的关于熊和乐于园艺的老人的寓言。曾经有一头熊，长得既丑陋又畸形，他躲开所有的人，独自住在一座树林里。过了一阵后，他变得郁郁寡欢——“因为确实，理性很少长期相伴离群索居者”。于是，他离开树林，遇到一个园丁。这个园丁同样也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也同样渴望伙伴。熊便搬进了园丁的简陋小屋。园丁成为隐士的原因是他无法忍受愚蠢的人；但是由于熊在一天的时间内说话不超过三个字，他就可以不受打扰地继续干他的工作。熊常常外出狩猎，为两人带回猎物。在园丁睡觉的时候，熊忠心耿耿地坐在他身旁，赶走那些企图叮他脸的苍蝇。有一天，一只苍蝇停在园丁的鼻尖上，怎么赶也赶不走。熊对它非常生气，最后抓起一块大石头，成功地砸死了苍蝇。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园丁的脑袋也砸开了花。

也许，露易丝·科莱也知道这个寓言故事。

骆驼

如果古斯塔夫不是熊的话，那他也许会成为骆驼。1852年1月，他给露易丝写信解释，但是还是用他的那种固执己见的口气：他就是他，无法改变，在这个事情上，他没有说话的分儿，取决于物质的引力，这种引力“致使北极熊居住在冰天雪地的地区，使骆驼行走在漫漫的沙漠里”。为什么是骆驼？也许因为它是福楼拜式怪异的典范：它既是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气，又是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他在从开罗发回的报道中写道广最美妙的东西是骆驼。这个怪模怪样的野兽像火鸡一样步履瞒跚，像天鹅一样摇头晃脑，真叫人百看不厌。我一遍遍学着模仿它的叫声，一直学到累为止——希望回来时把这种叫声带回来——但很难复制种很响的发自喉咙深处的咕噜声，又伴有咔咔声。”

这个物种也展示出与古斯塔夫相近的性格特征：“在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方面，我就像那单峰骆驼，动起来很困难，然而一旦动了起来，要停下来也很困难；我所需要的持续性，不论是持续的停止，还是持续的运动。”这个1853年与骆驼的相似之处，一旦起动了，停下来同样是闲难的：到1868年给乔治·桑写的信里，它依然还无法停下来。

Chameau[15]，骆驼，俚语有“年老色衰的妓女”的意思。我想，这样的联想不会让福楼拜停止把自己比作骆驼的吧。

绵羊

福楼拜酷爱马戏表演：杂技演员、女巨人、畸形物、跳舞熊。在马赛，他去观赏过一个码头旁的杂耍表演，这个马戏闭打出了“绵羊女”招牌。“绵羊女”们绕圈跑着，水手们用力扯她们身上的羊毛，看看是不是真羊毛。“这不是高级的表演，没有比这更愚蠢或肮脏的。”他说。他对盖朗德的马戏表演兴趣要浓厚得多，那是在圣纳泽尔西北的一座古堡城镇，在他与杜康一起进行的布列塔尼徒步旅行过程中，他去过这个城镇。有一个杂耍摊位，挂着“一只小尤物”的招牌，由一个说话带皮卡第[16]口音的狡黠的农民管着。原来这是一只五条腿的绵羊，长着一条喇叭形状的尾巴。见之，福楼拜乐开了怀，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畸形怪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怪物的主人。他快活地观赏着这只动物；请怪物的主人出去吃饭，并肯定地对他说，他会赚大钱的，还建议他给路易·菲力浦国王写信谈这件事。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开始称兄道弟起来，对此，杜康明显是难以赞同的。

“这只小尤物”把福楼拜深深吸引住了，并成为他嘲讽语汇的一部分。他与杜康一边继续步行，一边常常把他的朋友介绍给大树与灌木，语气既调侃又严肃：“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这个小尤物！”在布雷斯特，古斯塔夫再次碰上那位狡诈的皮卡第人，还与他一起吃饭，并且喝得烂醉，继续夸耀他的怪物漂亮。他经常表现出这样的轻浮与狂躁；杜康等待着他的这阵像发高烧一样的狂躁的热度退去。

第二年，杜康在巴黎病了，被困在公寓的床上。一天下午四点钟光景，他听到外面褛梯平台上一阵骚动，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古斯塔夫大步走了进来，身后是那只五条腿的绵羊和那个穿着蓝衬衣的马戏团老板。在荣军院或者在香榭丽舍的某个马戏演出勉强放他们走的，而福褛拜迫切地想与他的朋友分享他的再次发现。杜康冷冰冰地说，绵羊的“行为有失检点”。古斯塔夫的行为也好不到哪里：他嚷嚷着要喝酒，牵着这只动物绕着房间跑，如数家珍地大声嚷嚷地讲着它的德行广这个小尤物年方三岁，已通过医学院的检查，不胜荣幸地受到了几个君王的参见，等等。”一刻钟时间后，病中的杜康实在忍无可忍了。“我把绵羊与它的主人打发走了，让人打扫了房间。”但是这只绵羊也把它随处拉下来的东西留在了福楼拜的记忆里。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依然提起杜康看到他带着小尤物出奇不意地登门拜访这事，回忆时，他依然就像事情发生的那天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猴子、驴子、鸵鸟、第二头驴子及马克西姆·杜康

一个星期前，我看到街上有一只猴子跳到一只驴子身上，想对它手淫，驴子又是嘶叫又是蹬腿，猴子的主人大声喊起来，猴子自己也尖叫着，除了两三个孩子哈哈大笑，还有我觉得很好玩以外，没有人给予任何关注。当我把这情景描述给领事馆领事马克斯，贝林听时，他告诉我说，他也曾见过一只鸵鸟企图强奸一只驴子的事情。马克斯自己前些天在一片人迹罕至的废墟地手淫过，并说感觉很好。

——致路易·布耶，1850年1月15日，开罗

鹦鹉

首先，鹦鹉是通人性的；这是从词源角度来说。Perroquet是Pierrot的昵称；parrot源自pierre, 西班牙语perico源自pedro。在希腊人看来，他们的言语能力是人与动物之差别这个哲学辩论中的一个话题。埃利安[17]报道说：“婆罗门[18]对鹦鹉比对所有其他的鸟都敬重。并且他们说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因为只有鹦鹉能模仿人的声音。”亚里士多德与普林尼[19]都注意到，这种鸟醉酒后特别好色。布丰[20]更是确切地观察到，这种鸟有癫痫倾向。福楼拜了解这兄弟般的缺陷：在《一颗质朴的心》的资料研究时他做的笔记中包括了鹦鹉所患的疾病表——痛风、癫痫、口疮以及喉咙溃疡。

重新再述一下重点。首先是露露，费莉西泰的鹦鹉。其次是两只争风吃醋的鹦鹉标本，一只在主宫医院，另一只在克鲁瓦塞。接着，就是三只活鹦鹉，两只在特鲁维尔，一只在威尼斯；再加一只在昂蒂布的生病的长尾小鹦鹉。至于说露露的可能出处，我们可以排除一个“可怕”的英国家庭的母亲，那是古斯塔夫在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的船上遇到的：她的无边帽下面戴着绿色眼罩，看上去“像只病了的老鹦鹉”。

卡罗琳在她的《私人日记》中说过“确实曾有过费莉西泰与她的鹦鹉”，她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第一只特鲁维尔鹦鹉——巴尔贝船长的鹦鹉——作为露露的真正祖先。但这点并没有回答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只普通（如果说很漂亮）的活鹦鹉是怎样，并在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复杂、超凡的鹦鹉的呢？我们也许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但是我们能够对这种转变开始的时间提出建议。

《布瓦尔与白居谢》中未完成的第二部分计划主要包括《摘录》——稀奇古怪的事、愚蠢的行为以及让人自责的引文——由两个职员认真地抄录供他们自己编辑时使用，而福楼拜将带着讽刺的意图重新发表它们。他从成百上千篇报刊杂志的剪辑材料中，从1863年6月20日的《全国民意》报上剪下了以下这个可能会被收集到摘录中的故事：

“在热鲁维尔，离阿尔隆很近，住着一个人，他拥有一只出色的鹦鹉。那是他唯一的爱。当他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他有一份炽热的感情，可是结果很不幸；不幸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与人不相来往的人，于是，他现在就独自与他的鹦鹉生活在一起。他教会了这只鹦鹉发出他所失去的爱人的名字的声音，这个名字一天被重复上百遍。这是这只鸟的唯一才能，可是在它主人——不幸的亨利·K——的眼里，这一能力可与所有其他的能力匹敌。每次他听到那个神圣的名字由这个奇怪的嗓音发出来的时候，亨利都会兴奋不已；他似乎觉得这是越过坟墓的声音，是神秘的，非人世间的。”

孤独激发了亨利·K的想象力，后来，这只鹦鹉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极为重要。对他来说，它成了只神鸟：他对它怀着深深的敬意，常常一连几个小时陷于对它的凝思默想中。后来，这只鹦鹉一面用毫不畏惧的目光回视着主人，一面嘴里含糊地说着犹太神秘哲学的字眼，于是亨利的心中便会充满对他逝去幸福的回忆。这种离奇的生活持续了几年。但是有一天，人们注意到，亨利·K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忧郁：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奇怪、疯狂的神情。鹦鹉死了。”

“亨利·K继续独自生活着，现在全然孤独一人了。他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他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他会连续儿天不离开房间。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对谁都不加关注。他渐渐开始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鹦鹉。似乎在对死去的鹦鹉的模仿中，他就会嘶哑地发出他喜欢听的那个名字；他试着像鹦鹉一样走路，在东西上面停栖，伸出手臂的样子就像是他也有可以扑腾的翅膀。”

“有时，他会大发脾气，开始砸家具；于是他的家人决定把他送到吉尔的疗养院去。但是在去的途中，他在夜间逃跑了。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栖息在一棵树上。劝他从树上下来，非常困难，后来有人想到在他所在的树根部放上一个巨大的鸟笼。看到鸟笼，这个不幸的偏执狂从树上爬了下来，被捉住了。现在他在吉尔的疗养院。”

读到报纸上的这个故事，福楼拜很吃惊。在读到“后来，这只鹦鹉在他的心目中变得极为重要”这一行后，他写了以下的注释“把这只动物换了，把它换成一只狗，不要用鹦鹉。”无疑，是为未来作品的简要计划。但是最后，当开始要写露露和费莉西泰的故事的时候，鹦鹉却依然还是鹦鹉，没有变，而它的主人换了。

在《一颗质朴的心》之前，鹦鹉短暂地从福楼拜的作品中匆匆掠过，从他的书信中匆匆掠过。在1846年12月11日给露易丝解释异国他乡的吸引力时，古斯塔夫写道：“当我们是孩子时，我们都想生活在一个有鹦鹉和甜枣的国家。”当他在1853年3月17日安慰伤心和气馁的露易丝时，提醒她说，我们都是笼中的飞禽，那些有硕大翅膀的动物的生命域为沉重广从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说，我们都是老鹰或金丝雀，鹦鹉或秃鹰：1852年12月9日，他对露易丝否认他虚荣时，对骄傲与虚荣进行了区分广骄傲是住在洞穴里行走在沙漠里的野兽；而虚荣则是一只鹦鹉，在人们的眼前，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嘴里喋喋不休地喳喳叫着。”在1852年4月19日向露易丝描述了《包法利夫人》体现出来的对风格进行的英勇无畏地追求时，他解释道：“多少次，正当我以为我已经将风格玩于股掌之间的时候，我竞惨败于其中。但是我依然觉得，在我还不能确保听到我脑海里的那种风格发出轰降隆的咆哮声把鹦鹉与知了的叫声全都淹没的时候，我是不能死去的。”

在《萨朗波》中，如我已提及过的，迦太基译者们把鹦鹉当作图腾文刺在他们的胸口（这一个细节，也许与其说真实可信，不如说贴切？）；在同一部小说里，有些野蛮人“手撑阳伞或有鹦鹉停在肩上”；而在萨朗波的坡地房屋的陈设里，有一张小象牙床，床上的靠垫里塞满了鹦鹉羽毛因为这是一种献给神的鸟，它能卜知未来。”

在《包法利夫人》或者《布瓦尔与白居谢》里都没有鹦鹉；在《公认概念词典》中没有“鹦鹉”的条目；在《圣安托万的诱惑》中只有两个地方略有提及；在《圣朱利安传奇》里，当朱利安首次出门狩猎时，只有很少的动物种类逃脱了被屠杀的命运——栖息中的松鸡被砍下了腿，低飞的松鹤被猎手的鞭？从空中击落一然而鹦鹉既没有提到，也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第二次狩猎时，朱利安杀戮的能力消失殆尽，动物们若隐若现地威胁着这个步履蹒跚的狩猎者，窥视着他的动向，这时，鹦鹉出现了。森林里亮光闪闪，朱利安以为是垂挂在天上的星星，结果是那些正在窥视着他的野兽的眼睛：凶猛的猫科动物、松鼠、猫头鹰、鹦鹉以及猴子。

我们可别忘记那只不在场的鹦鹉。在《情感教育》中，弗雷德里克漫步穿过曾在1848年起义中遭到破坏的巴黎。他走过了已被拆除的封锁障碍物；他看到了一汪汪黑乎乎的水塘，那一定是鲜血汇成的；住宅里的窗帘像破布，悬挂在一枚钉子上。到处是混乱，精美的东西只靠幸运才能留存下来。弗雷德里克朝一扇窗口里望去。他看到了一只钟，一些印刷品，还有一个鹦鹉栖架。

我们漫步穿越过去的途径，与这没有什么不同。在迷茫、混乱、害怕中，我们循着留存下来的标志走去；我们读着街道的名称，然而不能确定我们在什么地方。四周一片残垣断壁。这些人从没有停止过战斗。接着，我们看到了一所房子；也许，是一个作家的住宅。前面的墙壁上有一块招牌。“古斯塔夫·福楼拜，法国作家，1821-1880，住于此——”这时，后面的字变小了，无法看清楚，小得像眼镜商的视力表。我们走近一些，朝窗子里望去。是的，没错；虽然经历了大屠杀，但还是留下了一些精致的物品。一只钟还在嘀答嘀答地走着。墙上的印制图案告诉我们，艺术在这里曾经受到青睐。一个鹦鹉栖架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我们转而去寻找鹦鹉。鹦鹉到哪里去了？我们虽然依然听到了它的叫声；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光秃秃的木栖架。鹦鹉飞走了。

狗

1）浪漫的狗。这是一条硕大的纽芬兰犬，埃莉萨·施莱辛格的财产。如果我们相信杜康，那么他就叫尼禄；如果我们听信龚古尔的话，那么他就叫萨勃。古斯塔夫在特鲁维尔遇见了施莱辛格夫人：他十四岁半，她二十六岁。她人长得漂亮，丈夫很有钱；她头戴一顶很大的草帽，透过她薄纱衣裙可以瞥见她漂亮的肩膀。不管是叫尼禄还是叫萨勃，他都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古斯塔夫常常谨慎地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们。有一次来到一个沙丘上，她敞开衣衫给她孩子喂奶。他顿时迷失了，很无助，内心痛苦不堪，坠入了情网。以后的任何时候，他都会坚持说，1836年那个短暂的夏天已在他的心中烙了印。（当然，我们可以不相信他。龚古尔兄妹们怎么说来着？”虽然天性十分坦率，但是在谈论他的感受、他的痛苦以及他的爱情时，他从不真诚。那么，他第一次是向谁倾吐了他的这种激情的呢？他学校的同学？他的母亲？施莱辛格夫人本人？不是的：他告诉了尼禄（或者萨勃）。他常常带着这条纽芬兰犬到特鲁维尔沙地里散步，当来到一个沙丘隐蔽处时，他会双膝跪地，双手搂住这条狗。然后，他会在他所知道的女主人不久前亲吻过的地方，亲吻起这条狗来（至于说亲吻的地方，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有人认为是在狗的嘴上，有人认为在头顶上）；他会在尼禄（或萨勃）的毛茸茸的耳朵旁，轻轻诉说着他渴望在那只薄棉纱裙衫和草帽间的耳朵旁诉说的悄悄话；而且他还会泪流满面。

对施莱辛格夫人的记忆以及她的形象，伴随着福楼拜的余生。没有任何记录记载着那条狗后来的命运。

2）现实的狗。我认为，对保留在克鲁瓦塞的那些宠物的研究是不够的。它们转瞬即逝，有时留有名字，有时没有；我们几乎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了它们，它们又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方式死去的。让我们把它们汇总起来：

1840年，古斯塔夫的妹妹卡罗琳有一只叫萨伏伊的山羊。

1840年，家里有一条黑色的纽芬兰母犬，名叫尼奥（也许这条狗的名字影响了杜康对施莱辛格夫人的纽芬兰犬的记忆）。

1853年，古斯塔夫在克鲁瓦塞独自与一条没有提及名字的狗就餐。

1854年，古斯塔夫与一条名叫戴克诺的狗一起用餐；很可能是上面同一条狗。

1856-1857年，他的外甥女有一只宠物兔。

1856年，他在自家的草坪上展示他从东方带回的鳄鱼标本：使它在三千年之后第一次重新沐浴在阳光下。

1858年，一只野兔在花园里安了窝；古斯塔夫不许杀死它。

1866年，占斯塔夫独自与一盆金鱼一起吃饭。

1867年，那条（没有名字，品种未知）宠物犬被为了除掉老鼠而布下的毒药毒死。

1872年，古斯塔夫获得猎狗朱丽奥。

注：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罗列古斯塔夫以主人身份豢养的已知的家畜的话，我们还必须记上这一条：在1842年他遭受了毛虱的侵害。

以上所列出的这些宠物中，唯一我们有根据的信息的只有朱丽奥。在1872年4月，福楼拜夫人去世；这座大房子里只剩下了古斯塔夫一个人，“形影相吊”地坐在一张大餐桌旁吃饭。9月，他的朋友埃德蒙，拉波特提出要送他一条猎狗。福楼拜由于害怕得狂犬病犹豫不决；但后来接受了。他把猎犬起名叫朱丽奥(是因为朱利叶·赫伯特吗？随你怎么想吧）并且很快就喜欢上了它。到月底时，他就给他的外甥女写信说，（在他搂抱施莱辛格夫人的纽芬兰犬之后三十六年以来）他唯一开心的事就是拥抱他的“可怜的狗”。“他的宁静与美令人顿起妒意。”

这条猎犬成了他在克鲁瓦塞的最后伴侣。一对难以想象的伴侣：一个是臃肿肥胖、久坐少动的小说家，另一个是体态匀称、行动敏捷的赛犬。朱利奥的私生活成了福楼拜通信中的主要内容：他宣称这条狗”屈尊地”与邻居的“一个年轻人”结成了连理。主人与宠物犬甚至同时病倒：在1879年春天，福褛拜患上了风湿病，一只脚肿了起来，而朱丽奥却患上了一种不能确定的犬病。“他与人一模一样。”古斯塔夫写道，“他做的那些小动作，充满着人情味。”两个都康复了，但持续一年时间都很虚弱。1879-188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福楼拜的管家用一条旧裤子给朱丽奥做了一件外套。他们一起挨过了冬天。福楼拜在春天去世。

后来，这条狗怎样了呢？没有材料记载。

3）象征的狗。包法利夫人有一条狗。她丈夫曾为一个猎场管理员治好了胸膜炎，他给了她一条狗。那是une petite levrette d’Italie[21]：一条母的意大利小猎犬。纳博科夫对所有福楼拜的翻译者都极其专横独断，他说那是一种比赛用的小灵狗。不管从动物学角度看他是否正确，他当然没有弄清楚狗的性别，而我认为性别是至关重要的。这条狗被赋予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意义……它谈不上是一种象征，也不完全是一个比喻；就称它为一个形象吧。当时爱玛与查理依然还住在托斯特：“那是在她心中最早浮现出不成熟的不满情绪的时候；在她百无聊赖、心怀不满但还没有堕落的时期。她带着她的猎犬去散步，这个牲畜巧妙而短暂地只占半个段落左右的文字，但它不仅仅只是一条狗。”一开始，她的思绪漫无目的，像她的那条猎犬一样，转着圈子，追着黄蝴蝶‘汪汪'叫，赶着田鼠，在玉米田边啃着玉米棒。渐渐地，她散漫的思想汇集到了一起，于是，当她坐在一块草地上，用阳伞的尖端戳着草地时，她便不断地自言自语道：‘天哪，我为什么要结婚？'这是那条狗的第一次登场，一个小小的插曲；后来，爱玛抱着它的头，亲吻了起来（就像古斯塔夫亲吻尼禄或萨勃狗脸上出现了忧郁的神情，于是她跟它说着话，似乎在对一个需要安慰的人说话。换言之，她是在自言自语（不论是对狗说，还是对自己说，两者都一样）。狗的第二次登场也是它的最后一次登场。那是查理与爱玛从托斯特搬到永镇的时候——这一段旅程标志着爱玛从梦想和幻想走向现实和堕落的转变。同时也请注意，与他们同坐一辆马车旅行的人：那个有着嘲讽意味的名字的勒侯先生，一个卖花哨物品的商人，这个有时还放高利贷的人，是他最后使爱玛落入陷阱（经济上的堕落同时也标志着她的性生活的堕落在旅途中，爱玛的猎犬逃跑了。他们花了大半个小时吹着口哨呼叫它，最后只得作罢。勒侯先生殷勤地编故事安慰爱玛：他给她讲了一些迷失的狗不远万里回到它们主人身边的故事，以此来宽慰她；其中甚至有一条狗还从君士坦丁堡一路返回到了巴黎。听了这些故事，爱玛有何反应，书中没有记录。

她这条狗的结局，同样没有材料记录。

4）淹死的狗，幻想的狗。1851年1月，福楼拜和杜康在希腊。他们到了马拉松[22]、厄琉西斯[23]以及萨拉米斯岛[24]。他们遇见了莫兰迪将军，一位军事冒险者，曾参加过迈索隆吉翁[25]战斗，义愤填膺地向他们否认了英国贵族诽谤说拜伦在希腊时的道德沦丧：“他很高尚。”这位将军告诉他们说，"他看去像阿基里斯[26]。"杜康记录下了他们如何来到了温泉关[27]，如何重新拜读了普卢塔克[28]有关这个战场的记录。1月12口，他们一这两个朋友、一位翻译以及他们雇作向导的一名武装警察出发到伊柳塞拉岛[29]去，而这时天气变得很恶劣。天上下着滂沱大雨；他们正穿越的平原是一片汪洋；那位警察的苏格兰猎犬突然被水冲走，淹死在汹涌的急流中。后来大雨转成了大雪，黑暗笼罩大地。乌云密布，看不到星空；他们陷入绝对的孤立无援之中。

一个小时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小时；他们衣服的褶缝里满是积雪；他们迷路了。警察向空中射了几枪，可是没有任何回应。他们浑身湿漉漉的，十分寒冷，眼看就要在陌生的地区坐在马鞍上过夜了，而他们的导游是个长着像龙虾那样的突出的大眼睛的伙计，路上表现得特别无能；甚至他煮的饭也很糟糕。他们谨慎地骑着马，眼睛使劲看着，导找远处的灯光，正在这时，警察大喊一声：“停下！”

远处什么地方有狗的叫声。就是在这时，翻译施展出了他独一无二的才能：像狗一样叫的本领。他使出浑身解数开始叫了起来。当他停下时，他们便侧耳倾听，于是听到了回应的狗叫声。导游又“汪汪”叫了起来。他们慢慢向前行走，停下来再“汪汪”叫一会，听到回应的狗叫声后，再调整前行的方向。他们朝着叫声越来越响的村狗方向前行了半个小时的光景，最后他们找到了投宿过夜的地方。

后来那位翻译的情况如何就没有记录了。

注释：古斯塔夫的口记对这件事的记录则完全不同，增添上这一段公平吗？对于天气，他也是如是记录的；他的日期也是一致的；他同样记录了这位翻译不会烧饭（常常给大家吃羊肉以及连壳煮的鸡蛋，使得他把干面包当午饭。可是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拜读普卢塔克有关战场的文字。警察的狗（在福楼拜的日记中没有明确写狗的品种）不是被急流卷走的；它是淹死在深水中。至于学狗叫的翻译，古斯塔夫只记录说，当他们听到远处有村狗在叫的时候，他命令警察向空中开了枪。村狗发出了回应；警察再次射击；于是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再普通不过的方法一路向前寻找投宿之处的。

事实真相如何，没有记录证明。

[1] 埃及中北部城市。

[2] Flaubear，是对Flaubert(福楼拜)的戏仿。后缀Bear意思是“熊”。

[3] 福楼拜《三个故事》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故事为《一颗质朴的心》和《圣朱利安传》。

[4] 就是施洗者约翰。

[5] 法国东南部地名，古为一公国。

[6] 法语，熊。

[7] 拉丁语，北极熊。

[8] 自称萨哈人，是突厥语民族之一，也是西伯利亚人口最多的民族。

[9] 法语，字面意思是“她有熊了”。

[10] 英语，字面意思是“她有熊了”。

[11]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英国政治家；1855-1865年，两次任英国首相。

[12] 法语，“一头粗鲁的熊”。

[13] 法语，一头熊。

[14] 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因著名的预言家和诗人。

[15] 法语。

[16] 法国的一个大区。

[17] Caludius Aelianus(约175-235），罗马修辞学作家和教师，虽生于罗马，却酷爱希腊作家，希腊语说得很完美，素有"甜嘴"之美誉。

[18] 古代印度的祭司，在当时社会中地位最高。

[19] Pliny(23-79），又称老普林尼，古代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以其所著的《自然史》一书著称。

[20] Georges-Louis Leclere Comte de Buffon(1707―1788)，法国傅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

[21] 法语。

[22] 在古希腊雅典东北方的一个小镇，是公元前490年希腊战胜波斯的战场。

[23] 古希腊东部的一座城咐，位于雅典附近。

[24] 希腊雅典以东的萨尔尼科湾一岛屿。

[25] 希腊西部一城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死于此城。

[26] 希腊神话里的英雄。

[27] 希腊中东部狭窄通道，它是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与波斯人交战失败之处。

[28] 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

[29] 巴哈马的一个岛屿，在首都拿骚以东八十公里处。

五、无巧不成书！

在英国中产阶级中的那些较有学究气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巧合时，旁边就会有人评论说这就像是安东尼·鲍威尔的风格[1]。“稍加考察，结果发现，这种巧合又常常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典型的情形往往是，两个中学校友或者大学校友经过几年分离后不期而遇。可是，援引“鲍威尔”这个名字，赋予了这种偶然事件的合法性；就如请来牧师为你的汽车祝福一样。”

我并不是很喜欢巧合。它们带着诡异的色彩：你有时觉得，自己一定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由上帝掌管的宇宙中，上帝在你的背后监督着，丢给你一些关于宇宙秩序的粗略暗示，帮助你。可我更愿意持有这样的感觉：事物是无序混乱的，随心所欲的，疯狂的，而这种疯狂既是持久的，又是暂时的——从而感受到人必然是无知、野蛮和愚蠢的。当普法战争爆发时，福楼拜写道：“不管发生什么，我们终将是愚蠢的。”这难道只是充满自负的悲观吗？还是在进行适当的思考、采取适当的行为、完成适当的写作之前必须消除所有期望？

我甚至不喜欢那些无关痛痒、富有喜剧色彩的巧合。我有一次外出赴宴，发现在场的其余七个人刚刚读过《随时间的音乐起舞》。我对此没有兴趣：尤其是因为我要在奶酪上桌后才会开口说话。

至于说书中的巧合——这种伎俩有点低廉和感情用事；总让人禁不住觉得是美学上的华而不实。路过的行吟诗人恰好及时从一场篱笆墙旁的混战中营救了姑娘；那些突然降临又恰到好处的狄更斯式的恩人；在外国海滨的船难却促成了失散的孩子和情人的再聚首。我曾经向我所遇见的一位诗人大加贬斥这种偷懒的手法，而他也许是一个被认为擅长在韵律方面运用巧合的人。“也许”他亲切而不失傲慢地说，“你的大脑过于缺乏诗意了？”

“可是，没错，”我一面反驳他，一面对自己颇感得意，“一个缺乏诗意的大脑难道不正是散文作品的最好的法官？”假如我是小说的独裁者，我会禁止运用巧合。

噢，也许不是彻底禁止。会允许在流浪汉题材的小说中出现巧合；那里正是巧合所应该存在的地方。继续使用巧合吧：让那个打不开降落伞的飞行员降落到干草堆里，让那个脚上长着坏疽的善良穷人发现埋在地底下的宝藏——很好啊，这确实没问题……使巧合合法化的一种办法，当然就是将它们称为反讽。聪明人就那样做。毕竟，反讽是现代模式，是共鸣与才智的酒肉朋友。谁会反对它呢？但是有时我心里在想，最有才智、最能引起共鸣的反讽不正是一种精心打扮、训练有素的巧合？

我不清楚福楼拜对巧合有什么看法。我曾希望从他编的具有无尽嘲讽意味的《公认概念词典》中查到“巧合”的词条；可是这本词典直接就从“干邑白兰地”跳到了“交媾”。然而，他对反讽的喜好显而易见；这是他最充满现代特色的方面。在埃及，他发现almeh——该词义是“女学者”——的本义已逐渐丧失，而开始有“妓女”的意思，他对此感到很开心。

反讽是不是与讽刺家共生的呢？福楼拜当然认为是共生的。1878年的伏尔泰祭日百年纪念活动由梅尼涅巧克力公司筹办。“那个可怜的老天才，”古斯塔夫评论说，“反讽永远不会离他而去。”讽刺也使古斯塔夫吐露真情。当他写到自己时说，“我让疯子与野兽着迷”，也许他本应该加上“还有反讽”。

举《包法利夫人》为例。埃内斯特·皮纳德起诉这本小说，认为它伤风败俗。这位律师同时享有带头起诉《恶之花》[2]的臭名。在《包法利夫人》案获免于起诉的几年后，人们发现皮纳德竟是一本颂扬男性生殖器诗集的匿名作者。这让小说家觉得很好笑。

然后，举这本小说自身为例。小说中两件让人记得最清楚的事是，爱玛在拉下窗帘的马车里产生的淫乱冲动(一段让正统思想者们无比反感的话），还有小说的最后一行字——“他刚获得荣誉军团勋章”——这证实了资产阶级对药剂师赫麦的称赞。现在，当福楼拜因迫切想回避与露易丝·科莱的不期而遇而在巴黎表现得行为古怪时，他自己似乎也想到了坐进拉下窗帘的马车里的念头。为了避免别人认出他，他开始坐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马车。这样，通过他后来用以给他的女主人公沉溺于性冲动提供便利的一种方法，保住了他自己的独身状态。

而赫麦获得的荣誉军团勋章，情况正好相反：生活对艺术进行了模仿与讽刺。在写下《包法利夫人》最后一行字以后过了差不多十年，福楼拜这个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对者以及各种政府的强烈憎恨者，被授予了荣誉骑士勋章。于是，他人生故事的最后一行模仿了他代表作的最后一行：在他的葬礼上，一队士兵出来在他的棺木上鸣空枪致敬，向这个国度里的一个最为罕见的、最具有讽刺性的骑士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

要是你不喜欢这样的讽喻，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来。

金字塔的黎明

1849年12月，福楼拜与杜康攀登了基奥普斯[3]大金字塔。前一天晚上，他们就睡在大金字塔旁，为保证在口出时到达塔顶，他们早上五点起身。古斯塔夫在一只帆布桶里洗了脸；有一只豺在嚎叫；他吸起了烟斗。接着，两个阿拉伯人推着他，还有两个阿拉伯人帮着牵拉，他顺着大金字塔高大的石头，笨重而又缓慢地朝顶峰前进。杜康早就到达顶峰，他是第一个拍摄斯芬克斯这个狮身人面像的人。这时，尼罗河出现在他们眼前，沐浴在薄雾之中，像一片白茫茫的大海；他们的身后是黑乎乎的沙漠，像一片惊慌失措的紫色汪洋。终于，一缕橘黄色的光亮出现在东方；眼前白茫茫的大海逐渐变成一片无垠的肥沃的绿色，而他们身后的紫色汪洋泛起了亮闪闪的白色。冉冉升起的太阳照亮了大金字塔顶端的石块，于是福楼拜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下，注意到钉在那里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弗罗托·亨伯特[4]”，还有一个鲁昂的地址。

一个多么完美的有的放矢的讽刺瞬间！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瞬间：这是一个交流互动的瞬间，在这个瞬间，平庸与崇高嬉戏，我们喜欢把崇高恰如其分地视为我们这个枯燥无味、没有玩笑的时代的典型。多亏福楼拜捡起了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等到他细看这张名片时，讽刺才成立。其他的访客或许把这张名片仅仅看作一张废纸片——它本可以一直留在原地，几年后，图钉就会慢慢生锈；然而，福楼拜赋予了它讽刺的功能。

如果我们觉得一定想作一些什么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件小事进一步考察。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小说家在大金字塔顶峰被介绍认识了二十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小说人物，这或许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历史巧合？当福楼拜的身子依然还没有从开罗浴室的男侍童那儿弄湿后干透的时候，他竟然遇到了纳博科夫笔下诱骗美国未成年女孩的男人的名字？再说，这个唱独脚戏的亨伯特·亨伯特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弗罗托。根据字面意思，他是法国打磨工，但是也是一种喜欢在人群中与人发生碰撞摩擦的性反常者。

事情还不止于此。现在来看看这个讽刺的讽刺意义。从福褛拜的旅行笔记中了解到，事实真相是，这张名片不是弗罗托先生自己钉在那里的；是由机灵、周全的马克西姆，杜康放在那里的，他在紫色的夜光中疾步如飞率先到了那里，布下了这个小小的圈套，考验他朋友的敏锐。得知这一点后，我们的反应发生了变化：福楼拜的行动笨拙、缓慢、易预测；而在现代主义还没有宣告登堂入室前，杜康却成了现代主义的智者、花花公子、戏弄者。

但是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如果我们转而去读福楼拜的书信，我们发现，在这件事之后的几天，他给他母亲写信谈到了这一极为惊奇的发现。”想到我专门从克鲁瓦塞将这张名片一路带去，却并没有把它钉在那里！这个恶棍利用了我的健忘，在我的折叠帽底里发现了这张极为贴切的名片。”因此，更奇怪的是：福楼拜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为这独特的效果精心做了准备，这种效果后来似乎代表了他看待这个世界的特征。讽刺会繁殖；事实真相会模糊。那么，他为什么·只是觉得好奇一把他的折叠帽带到了大金字塔上去呢？

2. 荒岛唱片[5]

古斯塔夫常常回顾在特鲁维尔度过的暑假，在巴尔贝船长的鹦鹉与施莱辛格夫人的狗出现之间的那些夏假期，是他人生中难得的宁静时光。在二十五六岁的秋天，他回忆往事时告诉露易丝，科莱说，“我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思考，读书，特鲁维尔海边的几度落日以及携一位好友一边走一边聊上五六个小时，可是现在这位好友（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凡）结婚了，丢下了我。”

在特鲁维尔，他遇见了格特鲁德·科利尔与哈里特，科利尔，是一名英国海军随员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孩子似乎迷恋上了他。哈里特把她的肖像画送给了他，这幅画悬挂在克鲁瓦塞的壁炉架上方；但是他更喜欢的是格特鲁德。她对他的感情也许可以从她在几十年后的文字里揣摩到，那时古斯塔夫已去世。她采用了浪漫主义小说风格，使用了化名，她夸耀说，“我热烈地爱着他，敬仰着他。岁月从我的头顶经过，可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当时占据我心灵的那种敬仰、那种炽热的爱以及那种胆战心惊。某些东西告诉我，我永远不会成为他的……但是我当时知道——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我可以真挚地爱他、敬重他并且顺从他。”

格特鲁德的美好回忆可能充满了想象：毕竟还有什么比一个去世的天才以及少年时的海滩假期更动人、更迷人呢？但是，也许事实并不是这样。古斯塔夫与格特鲁德几十年一直保持着一定距离的联系。他给她寄了一本《包法利夫人》(她一面感谢他，一面称这本小说“惊世骇俗”，并引了《费斯特斯》的作者菲利普·詹姆士·贝利关于作家有义务对读者进行道德教育的话）；在特鲁维尔的第一次相遇的四十年后，她到克鲁瓦塞来看他。她年轻时的英俊的金发骑士现在头顶光秃，面红耳赤，嘴里只剩下两三颗牙齿。可是他对她的殷勤却安然保存着。”“我的老朋友，我的年轻人，”之后他给她写信道，“在我不知道你在哪里的那些漫长的往日岁月里，也许没有一天我不在思念你。”

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确切地说，在1847年，在福楼拜向露易丝回忆他的特鲁维尔落日的一年后、格特鲁德已许诺要热爱、敬重并且顺从另一个人：一个名叫查尔斯·坦南特的英国经济学家。正当福楼拜作为一个小说家逐渐享誉欧洲时，格特鲁德自己也出版了一本书：她爷爷的日记，取名为《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她在1918年以九十九岁高龄去世；她有一个女儿叫多萝西，嫁给了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6]。

在斯坦利的一次非洲探险中，他的一队人马陷入了困境。这位探险家不得不把他所有非必需品一点点地丢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荒岛唱片”的真实生活反转片：非但没有配备物品，使他们能够熬过热带的生活，斯坦利正在为了在那里生存而丢弃物品。书籍显然是额外的东西，于是他开始丢弃书籍，直到只剩下两本书：《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而这两本是做客“荒岛唱片”节目的客人都配备的最起码的文明物品。斯坦利的第三本书，在减少到最起码的两本书之前他扔掉的那本书——是《萨朗波》。

3.棺材的巧合

福楼拜给露易丝·科莱的信中写到了落日，语调流露了疲惫与虚弱，这不是装腔作势。1846年这一年，毕竟先是他的父亲，然后是他的妹妹长罗琳，相继去世。“一座多么可怕的房子啊！”他写道，“像地狱一般！”整个晚上，古斯塔夫在他妹妹遗体旁守着：她穿着洁白的婚纱躺在那儿，他坐在旁边读着蒙田的书。

在举行葬礼的早上，他向躺在棺木里的妹妹作了最后的吻别。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第二次听到乡下佬的靴子砰砰地爬上木楼梯运尸体。那时，哀悼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的事务接二连三地插进来。要剪下卡罗琳的一绺头发，要做她的脸和手的石膏模型：“我看到那些粗人用他们粗大的爪子碰她，在她的脸上覆盖了石膏。”办葬礼，少不了粗俗之人。

去墓地的小路很熟悉，前不久送葬时走过。在坟墓旁，卡罗琳的丈夫支撑不住倒下了。古斯塔夫注视着棺材往下放。突然，棺材卡住了：墓穴挖得太窄了。掘墓人抓住棺材摇晃起来；他们一会儿朝东拉，一会儿又朝西拉，扭动一下，用铁铲拍了拍，再用铁橇往七抬了一下；但是棺材还是一动不动。最后，他们中有一个人用脚踩在棺材上面，刚好踩在卡罗琳的脸的上方，强行将棺材踩进了坟墓里。

古斯塔夫给卡罗琳的脸塑了个像；石膏像在他工作时注视着他，直到1880年他也在同一座房子里去世为止。由莫泊桑帮忙，将他的遗体安放好。福楼拜的外甥女提出要给作家做一个传统的石膏手模。结果没能做到这一点：在他最后一次患病的时候，他的拳头握得太紧了。

送葬的队伍出发了，先到了康特勒的教堂，然后到纪念公墓。在纪念公墓，那里的一队士兵鸣枪致敬，可笑地曲解了《包法利夫人》最后一行字。几句致辞之后，棺木就放了下去。棺木卡住了。这次，正确地测算了坟墓的宽度；可是掘墓人在长度上省了力气。粗人的后代紧紧抓住棺木扭来扭去，但无济于事；他们既不能将棺木塞下去，又无法将它拉出来。经过难堪的儿分钟之后，吊唁的人渐渐离去，留下福楼拜歪歪斜斜地卡在墓地中。

诺曼人[7]是一个出了名的抠门民族，毫无疑问，这些掘墓人也不例外；也许他们讨厌多挖一分草地，于是把他们这种职业传统中的厌恶从1846年一直保留到1880年。也许纳傅科夫在写《洛丽塔》前读到了福楼拜的书信。也许亨利·莫顿·斯坦利对福楼拜的非洲小说[8]的崇拜并不完全令人吃惊。也许我们所读到的残忍的巧合、圆滑的讽刺或者是大胆的富有远见的现代主义，在当时看来是完全不同的。福楼拜把亨伯特先生的名片从鲁昂一直带到了大金字塔。目的是不是想为自己的敏感做一个搞笑的广告；嘲笑沙漠满是砂石、不光滑的表面需要进行磨光；亦或，这只是在开我们一个玩笑？

[1] Anthony Powell（1905-2000），英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巨作《随时间的音乐起舞》( 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

[2]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派诗歌中的经典。

[3] 胡夫的希腊名。

[4] 亨伯特，是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弗罗托的原文是在法语中既有打磨工的意思，又有爱趁机触碰女人的人的意思。

[5] “Desert Island Disc说”这是BBC（英国广播公司）在1942年开始推出的一档节目，在西方深受欢迎。该节口多年来邀请过无数名流与政要做客。

[6] Henry Morton Stanley ( 1841-190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

[7] 指在中世纪时来自法国北部的一个族群。

[8] 指《萨朗波》。

六、爱玛·包法利的眼睛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憎恨批评家。并不是出于通常的理由，说他们是失败的创作者（他们通常不是失败的创作者；他们也许是失败的批评家，但那是另一回事）或者说他们天生持有偏见、嫉妒、虚荣(通常他们并不这样；如果要说什么的话，也许最好说，他们慷慨过度，抬高二流作家，这样他们自己出色的辨别能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不，我讨厌批评家的原因是——嗯，在某些时候——他们写出下面这样的话：

福楼拜不像巴尔扎克那样，用客观的外部描写构建他的人物；事实上，他对人物的外表非常粗心，以至于他一次写爱玛的眼睛是棕色的(14)而另一次，写成深黑色的(15)；再有一次，她的眼睛变成了蓝色(16)。

这是已故的伊妮德·斯塔基博士[1]的精确得叫人气馁的指责，她是牛津大学法国文学的荣誉退休高级讲师，也是英国最详尽的福楼拜传记作家。她文本中的数字是指脚注，在脚注中，她指出了小说家作品中的章节。

我曾经听过斯塔基博士的课，很高兴告诉大家，她的法国口音十分吓人；她的课充满了老太太办学的自信，绝对难于入耳，一会儿是乏味的正确，一会儿又是滑稽的谬误，而这经常会发生在同一个词上。自然，这没有影响到她在牛津大学的教学能力，因为直到最近，现代语言的研究才有了地位，似乎现代语言是死亡的语言：这反而使得它们更加令人肃然起敬，更加像拉丁语和希腊语那样，古远而美丽。即使这样，我还是甚感奇怪，一个靠法国文学为生的人对法语词汇的发音竟然会如此灾难性地不胜任，无法像她研究的对象、她的主人公们（你可以说，他们就是给她发薪水的人啊）最初那样准确地发音。

你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一个已故女批评家的廉价报复，只因为她指出说，福楼拜对爱玛·包法利的眼睛的描写是靠不住的。但是我不赞同如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2]的说法（毕竟我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说话）；而且当一个批评家向你指出这样的事时，你很难低估这种愤怒的程度。不是对斯塔基博士的愤怒，最初不是对她愤怒——人们说她只是履行她的职责——而是对福楼拜的愤怒。因为那位呕心沥血的天才甚至无法使他最著名的人物的眼睛保持一致的颜色？是的。然后你不可能对他长久愤怒啊，于是把对他的愤怒迁移到了批评家身上。

我必须承认，虽然我读过《包法利夫人》多次，可是我从没有注意到女主人公的眼睛是像彩虹一样多彩的。我本该注意的吗？你会注意吗？也许我忙于关注那些斯塔基博士所忽视的内容(尽管现在我不可能想得起来，那也许是些什么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世上存在完美的读者，绝对的读者吗？那么，斯塔基博士的《包法利夫人》阅读，是否已包含了我读这本书时的所有反应，并且还要多得多，所以我的阅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无关紧要的了？不过，我希望情况不是这样的。或许，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我的阅读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愉悦的角度说，不是无关紧要的。我虽然不能证明，在读书时平民百姓比职业批评家获得更大的享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比他们具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遗忘。斯塔基博士及她的同类深受记忆之苦：那些他们所教授以及评论的书决不会从他们的脑海中消失。它们都成了一家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批评家，养成了对他们所讨论的对象略带着保护人自居的语气。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似乎福楼拜、弥尔顿或者华兹华斯是一位坐在摇椅里的让人乏味的老姑妈，身上散发出陈腐的香粉味道，她只对过去有兴趣，多年来只谈及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当然，那是她的家，住在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免交房租；但是即使这样，肯定是这样啦，可是你知道……时间呢？

然而，普通而热情洋溢的读者可以忘记；他可以一走了之，去勾搭其他作者，再次回来投入其中。家庭生活永远不会打扰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时有时无，但是一旦产生关系时，总是非常热烈的。不会像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们那样，日久生怨。我决不会带着疲惫不堪的嗓音，提醒福楼拜要把浴室里的地毯挂起来，或者使用厕所间的刷子。这些正是斯塔基博士忍不住要去做的事。嘿，我想大声呐喊，作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就像丈夫与妻子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样。唯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他们不可能完美，尽管表面上似乎是。我从来没有认为我的妻子是完美的。我爱她，但我从不自欺欺人。我记得……我还是留待另一个时间谈吧。

我会想起我曾经听过的另一个讲座，那是几年前在切尔滕纳姆[3]文学节上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克利斯多佛·里克斯的演讲，那是一堂精彩的讲课。他的秃顶光亮照人，他的黑皮鞋锃光闪亮，他的讲座妙不可言。讲座的主题是“文学中的瑕疵以及它们是否举足轻重”。例如，叶甫图申科[4]在他的一首写美国夜莺的诗中显然犯了一个愚蠢可笑的错误。普希金在写军人参加舞会穿的军装时，大错特错。约翰·韦恩[5]在写广岛的飞行员时出现了错误。纳博科夫对洛丽塔这个名字的发音问题弄错了这一点相当叫人吃惊。还有其他的例子：人们发现有些作家分不清什么是灰泥托板，什么是手锯，甚至有的一开始就不知道手锯是什么东西，而柯勒律治、叶芝以及勃朗宁就是其中的几位作家。

两个例子特别让我吃惊。第一个是对《蝇王》[6]的一个重要发现。

用皮基的眼镜重新发现火种，是小说中著名的片断。威廉·戈尔丁在这上面犯了光学错误。事实上，完全弄颠倒了。皮基是近视眼；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使用的眼镜不可能用作可以取火的玻璃。不论你以什么方法拿他的眼镜，都不可能做到使太阳光线聚焦成火。

第二个例子是《轻骑兵进击》[7]。“进人死亡山谷/六百轻骑奔驰。”丁尼生读了《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后，立即下笔赋诗，《泰晤士报》上还包括了“有人犯下了愚蠢的错误”这样的词语。他同时还依据、篇早些时候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六百零七个骑兵”。但是，官方修正了参加被卡米耶·鲁塞称为作ce terrible et sanglant steeplechase[8]的人数，是六百七十三骑。”进入死亡山谷/六百七十三轻骑奔驰”？这样的改变好像不怎么样。也许可以说七百吧——还是不够精确，但是至少比六百精确吧？丁尼生对此进行了思考，后来决定保留他开始写的样子（我觉得）“从韵律上看，六百比七百好得多，因此就保留六百。”

没有用“六百七十三”、“七百”或者“约七百”来取代“六百”，对我来说似乎不能称得上是一个错误。另一方面，戈尔丁光学上的不可靠一定可以被归入错误的行列。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是否重要？就我所记得的里克斯教授的讲座的内容而言，他的论点是，如果文学在真实的一面靠不住的话，那么使用讽刺与幻想这样的手段就会很难。如果你不清楚什么是真实，或者什么意味着真实的话，那么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或者那些你不想让它真实的东西的价值就会消失。在我听来，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尽管我确实在想，它实际上适用多少的文学瑕疵实例。对皮基的眼镜，我倒认为（1）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除非是眼镜医生、眼镜商以及戴眼镜的英语教授；（2）当他们确实注意到的时候，他们只是炸毁这个瑕疵——就像控制引爆一枚小炸弹那样。而且，这样的爆炸（发生在一片遥远的海滩，目击者只是一条狗）不会引爆小说的其他部分。

像戈尔丁所犯的错误是“外部错误”，是书中所声称的真实情况与我们所了解的真实之间存在的分歧；通常，这样的错误只是表明作家缺乏专门的技术知识。这种罪过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作家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不协调的现象，这样的“内部错误”又该怎么办呢？爱玛的眼睛是棕色的，爱玛的眼睛是蓝色的。天哪，这只能归结为不称职，归结为粗枝大叶的文学创作习惯。几天前我读了一本众口齐赞的处女作，在这本小说中，叙述者既是一个性无知者，又是一个法国文学的业余爱好者，他充满喜剧性地排练了如何亲吻姑娘而不至于遭到拒绝的最佳办法：“双目凝视着她的眼睛，似乎你刚刚得到一本《包法利夫人》的初版查禁本那样，同时用一种缓慢的、色迷迷的、难以抗拒的力量，将她渐渐地拉近你。”我以为，这写得相当不错，确实也很有意思。唯一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包法利夫人》的初版查禁本”这样的事。如我本该知道的那样，这本小说算得上是著名的了，第一次出现是在《巴黎评论》上连载；接着就因伤风败俗而受到起诉；只是在宣布无罪后，这个作品才以书的形式出版。我想这位年轻的小说家（说出他的名字似乎有失公正）心中想的是《恶之花》的"初版查禁本"吧。毫无疑问，他的小说在第二版印刷时他会修正的；如果还有第二版的话。

棕色的眼睛，蓝色的眼睛。这是否重要？作家自相矛盾，无关紧要；但是，眼睛是什么颜色也无关紧要吗？我为小说家们抱憾，他们必须写女人们的眼睛：没有选择，不论选择什么色彩，必然都会显得平庸陈腐。她长着蓝色的眼睛：天真和诚实。她长着黑色的眼睛：激情和深刻。她的眼睛是绿色的：疯狂和嫉妒。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可靠而有判断力。她的眼睛是紫色的：那是雷蒙德·钱德勒[9]写的小说。如果对这女子的性格没有附加说明，你又如何可能避免这一切？她的眼睛是土黄色的；她眼睛的颜色是随着她所戴的隐形眼镜镜片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从没有盯着她的眼睛看过。嘿，随你说吧。我妻子的眼睛蓝中带绿，这个故事讲起来可长啦。所以，我猜测，作家私下坦诚相对时，他很可能会承认，描写眼睛毫无意义。他慢慢地想象着这个人物，将她塑造成形，然后——可能是所有一切事情中的最后一件——在那些空空的眼窝里塞进一双眼睛。眼睛？嗯，是啊，她最好应该有双眼睛，他带着倦意与礼貌这样想。

布瓦尔与白居谢，在他们对文学的研究中，发现一位作家犯了错误时，他们便丧失了对他的敬意。更叫我吃惊的是，作家们的错误怎么可以这么少。因此说，列日主教[10]提前早死了十五年：这是不是使得《昆廷·达沃德》失去价值的原因呢？这是个小错误，可以扔给书评家去判断。我看到小说家倚靠在一艘跨海峡的轮船船尾的栏杆处，从他们的三明治上的肉中取下软骨，扔给盘旋飞翔的海鸥。

我当时离得太远，看不到伊妮德·斯塔基博士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对她所有的记忆是，她穿得像个海员，走路像橄榄球前锋，有一口糟糕的法国口音。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位牛津大学法国文学的荣誉退休高级讲师以及萨默维尔学院的名誉董事，以其“对波德莱尔、兰波[11]、戈蒂埃、艾略特和纪德[12]等作家的生平及作品的研究而知名援引自她的护封；当然是初版的，她对《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奉献了两部大作，再加上她一生中的许多岁月，她选了一张“一位无名画家所作的古斯塔夫·福楼拜”肖像画，作为她第一卷的卷首插画。这幅肖像画是我们一眼先看到的东西；正是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时刻起，斯塔基博士便向我们开始了对福楼拜的介绍。唯一的问题是，那画不是他。从克鲁瓦塞的看门人开始的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告诉你，那是路易·布耶的肖像。因此，当我们停止吃吃发笑时，又能从中产生什么感想呢？

也许你依然会认为，我只是在报复一个已故的学者，而她又无法为自己回击我。也许我是在报复。但是，然而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13] 我还会告诉你们其他一些事。我刚刚重读了《包法利夫人》。

他一次写爱玛的眼睛是棕色的（14）；而另一次，写成深黑色的（15）再有一次，她的眼睛变成了蓝色（16）。

我想，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不要被脚注吓倒。下面就是福楼拜在整部小说中六次提到爱玛·包法利的眼睛。显然，这是小说家认为重要的内容。

1）爱玛第一次出现就她的美貌而言，她的美在于她的眼睛：虽说它们是棕色的，但由于眼睫毛的关系，它们似乎是黑色的……

2）（在她与丈夫结婚初期，对她疼爱有加的丈夫描述道）：“她的眼睛在他看来还要大，特别是当她刚刚睡醒、啪嗒啪嗒连续眨着眼睛的时候；她人在阴暗中时，眼睛是黑色的，在大白天时，又是深蓝色的了；而且它们似乎包含着多种层色，越往下色泽越深，而越往光亮的表层，色泽则越淡。”

3）（在一次烛光舞会上）“她的黑眼睛似乎更加黑了……”

4）（初次遇到莱昂）“她那双睁的大大的黑眼睛盯着他看……”

5）（在室内，当罗多夫第一次仔细端详她时，她似乎在他看来）“她的黑眼睛……”

6）（晚上，爱玛在室内照镜子；她刚刚遭遇鲁道尔弗的引诱)“她的眼睛从没有这么大、这么黑过，也没有如此深邃过。”

这位批评家又是如何评论的呢？”福楼拜不像巴尔扎克那样，用客观的外部描写构建他的人物；事实上，他对人物的外表非常粗心，以至于……”为保证这位女主人公长着一双一个悲剧性淫妇所有的罕见而难以描写的眼睛，福楼拜颇费了一番心思。而斯塔基博士则轻率地把他低估了。比较一下两者所花费的时间，将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了绝对的可靠，还有最后一件事。我们最早关于福楼拜的情况的大量信息来源是马克西姆·杜康的《文学回忆录》（第二卷，巴黎，阿歇特出版社，1882-1883年）：喜欢饶舌、爱虚荣、好自我辩解且不可靠，但是就历史来看还是重要的。在第一卷的306页（伦敦，雷明顿出版公司，1893年，没有给出译者）杜康详尽地讲述了爱玛·包法利的原型是什么样的女人。他告诉我们，她就是在鲁昂附近的蓬——勒古的一名卫生官的第二任妻子：

这个第二任妻子人长得不漂亮；她小小的个子，一头单调乏味的黄发，脸上满是雀斑。她骄傲自负，鄙视她的丈夫，在她眼里，他就是个傻瓜。她长着一个圆圆的、洁白的身子，娇小的身子穿戴讲究，她的气质和动作里透着灵动和波浪般的起伏，像油滑的鳗鱼。她的嗓音，因带着下诺曼底口音而显得粗俗，但语气中总是充满了关切之意，还有她的眼睛，根据光线的不同，颜色变幻不定，绿色、灰色或蓝色，流露着恳求的神情，而且这种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眼睛。

斯塔基博士似乎并不知道这段让人心头豁然开朗的文字。总而言之，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一种傲慢的疏忽，而这个作家一定已经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法，给她支付了不少的煤气费。简言之，这让我出离愤怒。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讨厌批评家了吧？我可以尽量向你们描述此刻我眼睛里的神情，但是，它们因愤怒而大大地改变了颜色。

[1] Enid Starkie(1897-1970)，牛津大学教师，法国文学专家。

[2] 拉丁语，意思是不记死人过。

[3] 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

[4] Yevtushenko（1933―），俄国诗人。

[5] John Wain(1925-1994)英国作家，曾是英国五六十年代的"愤怒育年"之一。

[6] Lord of the Flies，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

[7]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原诗描写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六百多名英国轻骑兵闪错误混乱的命令而进攻有沟壕防护的俄国炮兵阵地，致使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

[8] 法语，这种可怕、血腥的奔驰。

[9] Raymond Chandler (1888-1959)，美国推理小说家。

[10] 英国历史小说作家司各特的小说《昆廷·达沃德》（Questin Durward）中的人物。

[11] 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

[12] André Gide (1869-1951），法国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3]拉丁语，出自公元一世纪的一位罗马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有多种译法，如"谁来监督监督者"、"谁来守护守护者"、"谁来监护监护人"等等。

七、跨越海峡

听！啦嗒啦嗒啦嗒啦嗒。接着是——嘶——在远一点的地方。

发嗒发嗒发嗒发嗒。重新再来。啦嗒啦嗒啦嗒啦塔——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十一月份的一次轻柔涨潮，使得酒吧那一边的桌子相互撞击，发出金属的嘎嘎声。靠旁边的一张桌子不断地滑过来；而当什么地方出现一种听不到的颤动引起全船变化的时候，桌子略作停顿；接着，船的另一侧传来轻一些的回应。响声和回应，响声和回应；就像笼子里的一对机械鸟。请听这声音的模式：啦嗒啦嗒啦嗒啦嗒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啦嗒啦嗒啦嗒啦嗒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它在说，继续，稳住，相互支撑；但是，风向改变，潮涨潮落，都可能会中止这一切。

船尾的弧形窗上都是水花，斑斑点点；透过一扇窗子，可以看到一组巨大的起锚机以及一根浸透的绳子，无精打采，像通心粉一样。海鸥早就离这艘渡船远去了。它们哑哑地嘶叫着，一路跟着我们到了纽黑文[1]，看了看天气，注意到在散步甲板上没有三明治包装袋，便扭头飞走了。谁会怪罪它们呢？它们本来可以一路跟随我们四个小时到迪耶普[2]，希望借信风回来；但那样的话得飞十个小时。现在，它们正在罗廷丁[3]的某一个湿漉漉的足球场上挖虫吃呢。

在弧形窗下面，有一只写着双语的垃圾箱，上面有一处拼写错误。最上面一行写着“PAPIERS[4]"(法语听起来多么官气十足：“驾驶执照！身份证！”像在发号施令下面的英语是“LITTERS”。一个辅音会带来天壤之别的感觉。福楼拜第一次在广告里看到自己的名字——作为即将在《巴黎评论》上连载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被写成“福拜（Faubert）”。“如果哪一天我正式登场的时候，我的名字一定会全副武装，完整无缺。”他夸下海口说；但是，即使是全副武装，也水远武装不到他的腋窝和腹股沟。正如他向布耶指出的那样，在《巴黎评论》上他的名字与一个讨厌的商业双关语只差一个字母：福贝（Faubet）是黎塞留街上的一个杂货商的名字，黎塞留街正对着法兰西剧院。“甚至在我还没有露面前，他们就活剥了我的皮。[5] ”

我喜欢在旅游淡季穿越海峡。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喜欢通常跨越海峡的月份，喜欢旅游旺季的丰富多彩。年纪大起来后，你喜欢间于旺季的时段，喜欢那些叫人难下决心的月份。也许，这是变相承认吧，事物不再具有同样的确定性。或者说，这也许只是变相承认，喜欢上了空荡荡的渡船。

酒吧里的人数不超过六个。其中一个伸直了身子躺在一张长条软椅上；桌子发出的咔咔声，像催眠曲一样，催响了他的呼噜声。一年的这个时候，学校里不举行聚会；没有电子游戏，舞厅和电影院也一片沉寂；甚至听不到酒吧招待人员的聊天。

这是我一年里的第三次横越海峡。十一月，三月，十一月。只是到迪耶普住两个晚上：虽然有时我带上汽车，开到鲁昂。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改变一下环境，也够了。这确实是一种改变。例如，从法国那边望去，海峡上空的光线完全不相同：更加清晰，但更加变化无常。天空就是一个蕴含着无穷变幻的剧场。我并不是在浪漫幻想。沿着诺曼底海岸有不少艺术馆，进去看看，你会发现，本地的画家喜欢一遍又一遍地画这样的景色：那北面的风光。一片海滩，大海，还有变幻无穷的天空。拥挤在黑斯廷斯[6]或马盖特或伊斯特本的英国画家，眼睛盯着性情乖戾、单调乏味的海峡，从来都画不出类似的景象。

我不只是为了这片光线而去的。我是为了那些不见就想不起来的东西而去的。那里剁肉的样子；那里药店的一本正经；孩子在餐馆里的行为举止；那里的路标(法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告诫驾驶员小心路上的甜菜的国家：BETTERAVES[7]，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红色三角警示牌，附一辆车子打滑翻倒的图案）；散发着艺术气息的市政厅；在路边那些味道难闻的白垩洞里品尝葡萄酒。还有很多，但那已经足够，或者我马上就要喋喋不休地讲椴树、法式滚球、用面包蘸粗制红酒吃他们所谓的la soupe à perroquet即鹦鹉汤。人人都有自己的明细单，其他人开出的单子在自己的眼中立刻就显得既爱慕虚荣又多愁善感。前几天我看到一张款以“我的最爱”的明细单。上面写道：“沙拉，桂皮，奶酪，甘椒，杏仁蛋白软糖，刚割下的干草的气息(你还想读下去吗？）……玫瑰，牡丹，薰衣草，香槟，自由的政治信念，格伦，古尔德[8]……”这是罗兰·巴特[9]列出的明细单，如其他明细单一样，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有的你喜欢，有的让你生气。排在“梅克多葡萄酒[10]”与“换环境“之后，巴特还赞赏“布瓦尔与白居谢》”。好；妙；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是什么？“穿着凉鞋在法国西南的小巷里散步。”让你一路开车往法国的西南去，在小巷上撒一些甜菜，够了。

我的单子上提到了药店。在法国，药店的经营范围似乎总是非常专一。他们不采购球形救生器、彩色胶卷、潜水员用的水下呼吸器材或防盗自动警铃。店员清楚他们的职责，从不在你出门的地方向你兜售麦芽糖。我不知不觉地听从他们的意见，似乎他们是会诊医生。

我和我妻子有一次在蒙托邦进了一家药店，要买一包创可贴。他们问，干什么用。埃伦轻轻敲击她的鞋跟，一双新凉鞋的皮带在她的后跟上磨出了一个水泡。药剂师从柜台后走了出来，坐下来，像一个脚崇拜者那样轻柔地脱下她的凉鞋，察看了她的脚后跟，用一块纱布将其擦净，站起来，严肃地转向我，似乎真有什么事需要我妻子回避似的，然后静静地解释道：“先生，那是一个水泡。”当他卖给我们一包创可贴的时候，我心想，依然保持着赫麦[11]的精神。

赫麦的精神：进步、理性、科学、欺骗。“我们必须与时代一同进步”几乎是他的最初说的话；于是他一路向前，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爱玛·包法利去世的时候，有两个人守护着她的尸体：一个是牧师，另一个是药剂师赫麦。代表了古老的传统思想与新的正统思想。这就像是十九世纪一尊寓言性的雕塑：宗教和科学一起为罪孽深重的尸体守灵。那是沃茨[12]的一幅画。只是不论是宗教人上还是科学人士，在守护尸体时竟都睡着了。起初，只是世界观的错误将他们连在--起，但很快他们一同成了打鼾公，形成了更深层次上的联合。

福楼拜不相信进步：特别不相信道德进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愚蠢的时代；由普法战争带来的新时代，甚至会更加愚蠢。当然，有些事情将发生变化：赫麦的精神将取得胜利。不久，每个长着畸形脚的人都将有权获得一次错误设想的手术，而这样的手术将导致一条腿的截肢；但是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民主的所有梦想，”他写道，“就是将无产者提高到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愚蠢程度。”这一行字常常让人们毛骨悚然。那样难道不是完全公平了吗？

在过去的百年里，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的骄傲自满中接受了教育；而资产阶级对自身的统治地位信心不足，变得更为狡猾和具有欺骗性。这是进步吗？假如你想见识一下现代愚人船[13]的情景，那么就仔细看看——一艘满载的海峡渡船。你看他们的疯狂样子：盘算着免税的好处；在酒吧里过量饮酒；在老虎机上痛快地玩耍；毫无目标地绕着甲板转悠；心中筹划着在海关应该坦白到何种程度；等候着船员们接着下命令，似乎这个命令决定着他们能否越过红海。[14]我没有评判孰是孰非，我只是在观察；如果大家都挨个儿站在栏杆周围，观赏着光和水的相互辉映，开始谈论布丹[15]的话，不知道我内心会有何感想。而且，我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买了不少的免税商品，像其他人一样等候着指令。我要说的只是：福楼拜说得没错。

驾驶后座上的胖货车司机正打着呼噜，像帕夏[16]一样。我给自己又弄了一瓶威士忌；希望你不会在意。只是在振作精神，要告诉你关于……什么？关于谁的事？有三个故事在我心中争先恐后。一个是关于福楼拜的故事，一个是关于埃伦的故事，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是三个中最简单的——它几乎不过是我存在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但是我觉得那是最难启齿的。我妻子的故事较为错综复杂，值得关注；但我也引而不发。把最精彩的留到最后，像我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吗？我想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刚好相反。但是等到我向你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希望你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对书本、鹦鹉、失踪的信件有足够的了解，还有熊，还有伊妮德，斯塔基博土的观点，甚至还有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博士的观点。书本不是生活，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它们就是生活。埃伦的故事是真实的；也许甚至这就是我给你们讲述福楼拜的故事的原因所在。

你们对我也是有所期望的，对不对？如今都是这样的。人们假定，你们的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尽管相互并不熟悉；如果你莽莽撞撞地要写一本书，那么，你的银行账户、你的病史档案以及你的婚姻状况都将不可挽回地成为公众领地。福楼拜不赞成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做到这一点，让他的后代相信，他从没存在过。”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死亡销毁的是肉体，解放的是灵魂；对艺术家而言，死亡摧毁的是个人，解放的是作品。然而，理论上说是这样。当然，也经常出现差错。看看发生在福楼拜身上的事：在他去世一个世纪后，萨特像一个肌肉发达、不顾一切的救生员，花了十年时间拍打着他的胸脯，往他的嘴里吹气；十年时间里他尽力想把他唤醒，为了使他能安坐在沙滩上，听他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他对他的看法。

那么，现在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呢？他们是如何想他的？一个秃着头、聋拉着小胡子的人，一个克鲁瓦塞的隐士，一个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唯美主义者，一个资产阶级的资产厌恶者？信心十足的智慧残片，给匆忙的人们现成的概要。对理解时的惰性和匆忙，福楼拜几乎不会吃惊。出于一种冲动，他制作了一整本（或者说至少一整个附录）的《公认概念词典》。

简而言之，他的《公认概念词典》只是一系列陈词滥调（狗：上帝专门造就它来营救主人的生命。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以及胡言乱语（小龙虾：雄性龙虾）。此外，这本词典是一系列伪忠告的手册，有社会生活方面的（点火：点蜡烛时总是说“Fiat Lux！[17]”），也有美学方面的（火车站：始终会让人想入非非；建筑艺术的范例引证）。有时词典的解释变得狡猾而好笑，有时显得非常一本正经，让你会半信半疑(通心粉：用意大利方法烹饪时，要用手指抓着吃）。读起来像一份成年仪式上的礼物，是一位好捉弄人的浪荡叔叔为一个满怀着踏人社会的雄心壮志、带着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的少年特别写成的。认真研读这本词典，你就永远不会说错话，尽管始终得不到什么正确的指导（戟：看到乌云翻滚时，不要忘了说刀光剑影般的大雨即将来临。”在瑞士，所有的男人都佩戴着戟。苦艾酒：剧烈的毒药：喝一杯就会死。常常由记者在写文章时饮用。毒死的士兵比流浪汉多。）

福楼拜的词典提供了一门讽刺课程：从一个条目到另一个条目，你可以看到他的讽刺语气轻重不同，就像一个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画家，又用水彩刷了一遍，使天空变得暗淡一样。这诱惑着我去编写一本关于古斯塔夫他自己的《公认概念词典》。只编一本短小的词典：一本引诱傻瓜的袖珍本，一本一本正经但却误导他人的词典。人间智慧的丸药，其中一些丸药是有毒的。这是讽刺的魅力，也是讽刺的危险：表面上看，它似乎允许作家从他的作品中缺席，而事实上他隐隐约约地在场。你可以拿了蛋糕吃掉；唯一的麻烦是，你会肥胖起来。

在这本新的词典里，我们会如何谈论福楼拜呢？我们也许会把他归类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没错，那样听上去十分自鸣得意，十分不真诚。这一特征并没有因为福楼拜痛恨资产阶级而受到丝毫的动摇。那么，“个人主义者”或其类似定位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我艺术的理想中，我认为人们不可以将自己的艺术理想表露出来，正如上帝现身于自然中一样，艺术家不可以现身他的作品中。人是微不足道的，而艺术作品是一切……让我说出我的想法，并用这样的言辞说出古斯塔夫·福楼拜先生的内心感受，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那么，我们所谈论的这位先生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种作家缺席的要求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有的作家表面上虚伪地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从后门悄然潜人，以高度个性化的风格冷不丁地棒打读者。谋杀行为完美地执行了，除了遗留在作案现场的棒球拍上沾满了指纹。福楼拜不同。他相信风格；比任何人都相信。他为了美、宏亮、精准命顽强地写作着；他为完美而写作，但从来不是像王尔德那样，单纯地追求完美。风格是主题的一个功能。风格是强加于主题，而是产生于主题之中。风格是思想的真实。正确的用词、真实的同语、完美的句子总存在于某个地方；作家的任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发现它们。对有些作家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到超市去的一次购物体验，是装满购物篮的过程；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它意味着在希腊平原上的迷路，在黑夜里、雪地里、大雨中的迷路，通过像狗吠这样的罕见的蹊跷事情才意外找到了你所寻觅的东西。

在我们讲求实用与可知的世纪里，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野心有点偏狭(不错，屠格涅夫确实说福楼拜很天真）。我们不再相信语言与现实如此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确实，我们也许认为，正如事物使词语得以诞生一样，词语也使事物诞生。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福楼拜天真，或者更可能说他不成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支持他的严肃或大胆的孤独。毕竟这是巴尔扎克的世纪，是雨果的世纪，这个时代的一头是姹紫嫣红的浪漫主义，而另一头则是充满格言诗的象征主义。在这样一个由浮夸的人物以及耸人听闻的风格构成的世纪里，福楼拜处心积虑的不显山露水也许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中的一种：古典风格或者现代风格。回顾十七世纪，或者展望二十世纪后期。当代的批评家自负地要对所有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的文本重新分类——把作者送上了断头台！他们不该轻易跳过福楼拜。在他们之前一个世纪的时候，他正在创作文本，否定他自己个人的重要性。

“作者在他的书中与上帝在自己的宇宙中一样，处处有他的存在，又处处看不到他。”当然，我们这个世纪严重误读了这一点。请看萨特与加缪。他们告诉我们说，上帝死了，因此，像上帝一样的小说家也死了。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人的知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小说本身一定也是不全面的。这不仅听起来相当不错，而且也非常合乎逻辑。但会不会只是好听，或只是合乎逻辑呢？毕竟小说并不是在对上帝产生信仰的时候出现的；在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那些小说家与那些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人们之间没有多少相关性。我在此并列引用乔治·艾略特和福楼拜。

更加关键的是，十九世纪小说家身上所假定存在的神性始终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同样，现代小说家的偏好也只是一种乐趣。当一位当代的叙述者犹豫不决的时候，当他声称不确定的时候，当他误解的时候，当他敷衍塞责以及陷入错误的时候，事实上读者会得出结论说，这位叙述者正在真正展现现实吗？当作家给自己的小说提供两个(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不是百个？）不同的结尾的时候，读者会不会认真地认为，他正“得到了一种选择”以及作品正在反映生活中多变的结局？这样的“选择”永远不真实，因为读者被迫吸收了两个结尾。在生活中，我们做出决定——或者说决定成就了我们——接着我们沿着一条路走去；如果我们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如我曾经对我妻子说过；尽管我觉得她并不处在一个欣赏我的境地），我们就走不同的道路。一个小说两个结尾，并重现这种现实：它只是让我们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我想，这是立体主义[18]的一种形式。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针对相关的艺术手法，我们不能自欺欺人。

如果小说家真正想模仿生命多种可能性的增景变数，这就是他们想做的事。在书的最后，可以设计一系列的色彩各异且封好门的信封。每个信封的外面清楚地标好：传统的幸福结局；传统的悲惨结局；传统的忧喜参半的结局；Deux ex Machina[19]；现代主义的武断结局；世纪终结的结局；悬而未决的结局；梦想结局；含糊晦暗的结局；超现实的结局；等等，等等。你只能选一个信封，而且必须把没有被你选中的信封销毁。那才是我所谓的提供给读者的结局选择；你也许觉得我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至于说犹豫不决的叙述者，你看，恐怕眼下你正遇上一位。可能因为我是英国人。你已经猜到了，至少——我是英国人了吧？我……我……请看那上面的海鸥。以前我没有察觉到他。他随波逐流而去，等待着从三明治上掉下来的小块小块的软骨。听着，希望你不觉得这很粗鲁，可是我确实得到甲板上去走走；酒吧这里太憋闷了。我们为什么不在船返回时见面呢？星期四两点钟的渡船行吗？我肯定更喜欢那个时候。行吗？什么？不行，你不能与我一起到甲板上去。看在上帝的分上。再说，我要先去一下厕所。我不能让你跟我到那里，从旁边的厕位上窥视我。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在渡船起航时，是两点钟在酒吧吗？哦，还有一句话。别错过格兰德街的乳酪店。我想店名叫勒鲁吧。建议你买一种布里亚——萨瓦兰乳酪[20]。在英国买不到好的，除非你自己从法国带回。它们被保存在低温之下，否则他们会在里而注射什么化学物，不让它们熟得太早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乳酪……

我们如何抓住过去？我们如何抓住外国的过去？我们读书，学习，讨教，记忆，我们毕恭毕敬；后来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改变了一切。福楼拜是一个巨人；大家都这么说。他比伟岸的高卢首领还要高大。然而，根据他自己的权威性意见：他只有六英尺高。高还可以，但并不巨大；事实上比我矮小，而我在法国的时候，从没有觉得自己比高卢首领高大。

所以说，古斯塔夫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巨人，由此看来世界缩小了一些。巨人并不高大（侏儒也因而变矮了吗？）。那些胖子：会因为矮小而不那么肥胖了，于是为了看上去肥胖你就需要小一些的肠胃；或者说，胖子因为长着同样的肠胃却没有同样大的躯体了而变得更胖了？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琐碎而关键的细节呢？我们可以研究几十年来的文档，但我们经常会绝望地仰天摊开双手，宣布说历史只是另一种文学体裁：过去只是装扮成议会报告的自传体小说。

我墙上有一幅亚瑟·弗雷德里克·佩恩（1831年生于莱斯特的纽瓦克，作画生涯在1849-1874年）的鲁昂城的小幅水彩画。它从邦斯库尔教堂墓地的角度展示了这座小城：城里的桥，尖顶，蜿蜒地流过克鲁瓦塞的河流。那是1856年5月4日作的画。福楼拜在1856年4月31日完成了《包法利夫人》：就在克鲁瓦塞那里，就在我可以用手指点出来的两抹展开而又意义不明的水彩之间。如此之近，但又如此之远。然而，这幅由一个敏捷、自信的业余画家画的水彩画，是不是就是历史？

我不知道自己对过去相信些什么。我只是想知道，那时胖子是不是更胖。疯子是不是更疯？在鲁昂疯人院里有一个叫米拉博的疯子，主宫医院的医生与医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他，因为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能耐：为获得一杯咖啡他愿意在解剖台上与女尸性交。(这杯咖啡是不是使得他更加疯狂，还是清醒了一些？）但是有一天，米拉博却变成了一个懦夫：福楼拜报道说，当面对一个在绞刑台上被绞死的女人时，这个疯子败下阵来。毫无疑问，大家给了他两杯咖啡，多加了糖，一杯白兰地？（虽然是死了，这种事还是需要有张脸的。那么，这证明他更清醒了还是更疯狂了？）今天我们不允许使用疯这个词。真是疯了。少有的几位我尊敬的精神病医生总是谈论疯了的人们。使用短小、简单、真实的词语。我说：死，垂死，疯，通奸。我不说：谢世，过世，或终点（哦，他到了终点？哪个终点？伦敦尤斯顿，圣潘克勒斯，还是巴黎圣拉扎尔车站？或者说人格混乱，或说乱搞，私通，她老去看她的妹妹。我就说疯与通奸，那就是我用的同语。疯这个同声音好听。这是个普通用词，一个告诉我们疯狂怎样像一辆送货的货车一样来了又去的词。可怕的事物也是普通的事物。你知道纳博科夫是如何在他的《包法利夫人》讲座里谈论通奸的？他说，通奸是“超越常规而又最符合常规的一种方式”[21]。

毫无疑问，任何通奸史都会引用爱玛在那辆奔驶的马车里的奸情：这很可能是整个十九世纪小说中最著名的不忠行为。读者不难想象被描写得真真切切的这一幕情景，并也不难弄清一切，你会这样想。确实是这样。但是还是很容易出差错。我引用一下马斯格雷夫。他是一位素描画家、旅行家、回忆录作家，还是肯特郡博登的牧师，他是《牧师、钢笔与铅笔，或，1847年夏巴黎、图尔与鲁昂郊游的回忆》（附《法国农庄备忘录》（伦敦理查德——本特利出版社，1848年）以及《诺曼底漫游，或卡尔瓦多斯郊游中的人、景、事》(伦敦大卫——博格出版社，1855年）两书的作者。在后一本书的五百二十二页上写道，尊敬的马斯格雷夫正在鲁昂旅游。他把鲁昂称为“法国的曼彻斯特”。当时，正值福楼拜在艰辛地创作他的《包法利夫人》。马斯格雷夫对鲁昂的叙述包括以下的内容：

我刚才正提到马车。我想，停在那儿的马车是欧洲最低·矮的马车。在路上，站在一辆马车旁，我可轻而易举地把手臂搁到马车顶上。这些小马车造得考究，简单而干净，装有两盏漂亮的灯；它们像大拇指汤姆[22]的马车一样"穿梭"在街头。

我们的视线突然出现了倾斜：著名的奸情发生在比我们以前可能设想到的还要拥挤的地方，还要缺乏浪漫色彩。我意识到，迄今为止，这条信息没有出现在对这部小说的广泛评注中；因此我是以充满敬仰的心情援引了这条信息，供专业学者们使用。

高大，肥胖，疯狂。接着是色彩。当他为《包法利夫人》查阅资料的时候，福楼拜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看乡村景象。他当时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吗？可能。但是又如何解释下面这一点。在1835年的特鲁维尔，他观赏了太阳在大海上慢慢西沉后说，它像一个红浆果酱大圆盘。很生动。但是，1885年时，在诺曼底的红浆果酱是不是与现在的颜色相同呢？（还有没有保存到现在的这种果酱可以让我们核实呢？我们又如何能知道在相隔的这么多年里颜色没有发生变化呢？）这样的事让你烦恼痛苦。我决定给杂货公司写信询问此事。杂货公司不像我其他的联系人，立即给我答复了。他们的回复同样让人放心：他们说，红浆果酱是一种纯果酱，虽然1853年的果酱也许不像现代的果酱透明，因为没有使用精糖，但是颜色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至少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可以毫无顾虑地去想象日落景象了。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至于说我的其他问题，如确实有一罐那时的果酱可能存放到现在，但一定毫无疑问地变成了褐色了，除非完全密封存放在一个干燥、通风、避光的房间里。）

那位尊敬的乔治·M·马斯格雷夫牧师是一个关注细节而善于观察的人。他还是个有一定浮夸倾向的人（“在鲁昂的文学名声这一点上我应当高唱赞歌”），但是他对细枝末节的极端关注使他成了一个有用信息的供应者。他注意到法国人钟情韭菜，厌恶下雨。他询问了各种各样的人：他惊讶地听到一个鲁昂商人说他没有听说过薄荷酱油；一个埃夫勒的天主教教士告诉他，在法国男人读书太多，而女人几乎什么也不读（啊，像爱玛·包法利那样的人还是十分罕见的！）在鲁昂的时候，他在古斯塔夫的父亲与妹妹葬到纪念公墓一年后，游览了那里，并赞扬允许家庭购买自由保有地的革新政策。在别的地方，他考察了一家肥料工厂、贝叶挂毯，以及在1840年博·布鲁梅尔[23]死于其中的卡昂疯人院（布鲁梅尔疯了吗？服务员清楚记得他：un bon enfant[24]，他们说，只喝兑了一点葡萄酒的大麦水）。

马斯格雷夫也去了吉布雷的展览会，在千奇百怪的展出中有法国最大的胖孩：艾马布勒·茹万。他1840年生于埃尔布莱，现十四岁，入内观赏要收一点人场费。这个胖男孩有多胖？啊，我们的漫步中的素描家没有亲自入内，用他的铅笔记录下这个年轻尤物；而是等一名法国骑兵付了入场费，进入帐篷，然后出来时嘴里说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诺曼底词语”。虽然马斯格雷夫并没有上前问这位士兵，他看到了什么，但他的印象是“艾马布勒并没有肥胖到这位客人所期望看到的那种程度”。

在卡昂，马斯格雷夫看过一次赛舟会，有七百名观众沿着码头边站着。大部分观众是男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蓝衬衫。整体的效果就是一种最亮丽的淡蓝。这是一种独特的很正的蓝色；这种蓝色，以前马斯格雷夫只见过一次，那是在英国银行的一个专门焚烧不流通纸币的部门里。那时用一种钴类颜料、硅石、盐以及碳酸钾制成的上色剂给钞票纸上色，如果你点火把一沓钞票烧了，那么灰烬就会呈现出马斯格雷夫在卡昂码头所见到的那种独特的颜色。法兰西的颜色。

当他继续往前走去，这种颜色以及与颜色相关的更粗鄙的东西变得更加清晰。男人们的衬衫与长袜是蓝色的；四分之三的女人的外衣是蓝色的。马厩与鬃饰是蓝色的；马车、一个个村庄的名称牌、各种农家工具、手推车以及大水桶等都是蓝色的。在许多城镇，房屋呈现出蔚蓝色，屋内屋外都一样。马斯格雷夫禁不住对他遇到的一个法国人说，“他的国家比我所熟悉的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拥有的蓝色都要多啊。”我们透过被烟熏黑的玻璃看太阳；我必须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去看过去。

***

谢谢你。Santé[25]希望你买到乳酪了？想听一句忠告吗？吃了吧。别装进塑料袋里放到冰箱里，留等客人来时再吃；转眼之间乳酪会胀到三倍大，闻起来就像是一个化工厂。你可以打开袋子，将你的脸置于一段糟糕的婚姻中。

“向大众抖落你自己的生活细节是资产阶级的诱惑，而我一直在抵制着这种诱惑”（1879年）。但是看下而的情况。你当然知道我的名字：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别漏字母，否则你把我变成了巴黎的一个杂货商[26]了。不，只是开个玩笑。你看。你知道那些登在像《新政治家》杂志上的个人广告？我想我也许会这样做广告。

六十多岁的鳏居医生，孩子都已长大，积极向上，快乐，尽管有忧郁倾向，和善，不吸烟，业余的福楼拜研究者，喜读书、美食、故地重游、老电影，广交友，但欲觅……你看到问题了吧。但欲觅……

是我吗？我欲觅谁？一个温柔的四十上下的离婚者或寡居者为婚姻伴侣？不行。成熟女性一起漫步乡村，偶尔共进晚餐？不行。喜欢双性同时又爱好三人同乐的配偶？当然不行。我常常在杂志的后面几页读到那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段落，虽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回复这些觅偶广告；而我刚刚意识到这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对它们的广告一段也不相信。它们不是在说谎，确实它们都竭力想表现得真诚，可是它们没有说真话。这个栏目扭曲了征偶者自述的方法。如果不是因为形式的鼓励或要求，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个积极向上的不吸烟者且有忧郁倾向。两个结论：第一，你不能对着镜子直接给自己下定义；第二，如通常那样，福褛拜说得没错。风格确实从主题里产生。尽管那些登广告的人也许已经尽力了，可他们经常被形式击倒——即使在必须坦诚地展现个性的时刻——被迫变成了并非出于本意的非个性化的人。

至少，你可以看到我眼睛的颜色。它们并没有爱玛·包法利的眼睛那样复杂而难以说清，是不是？但它们对你有帮助吗？它们或许会让你产生误解。我并不是在献媚，而是努力想有所帮助。你知道福楼拜眼睛的颜色吗？不，你不知道：简单的原因是我前面并没有说。我是不想诱惑你得出廉价的结论。你看，我小心谨慎地照看着你。你不喜欢？我清楚你不喜欢。行啊。哦，根据杜康说，古斯塔夫这位高卢首领，这位六英尺高的臣人，说话时声音像喇叭一样洪亮，“一双大眼睛像海水一样碧绿”。

前不久的一天，我正在阅读莫里亚克[27]的《内心回忆录》，这是作家写于生命晚期的书。晚年是虚荣最后的一些弹丸积聚到一个囊肿里的时候，这时，自我便开始发出最后可怜的低吟：“别忘了我，别忘了我……”；晚年是一个写自传、进行最后的自我吹嘘的时候，作者记录下那些别人都不再记得的往事，自欺欺人地认为它们珍贵无比。

但是，那正是莫里亚克不愿意做的事。他写了“回忆录”，但它们不是他的回忆录。我们没有看到他儿时的数数游戏和拼写游戏，没有读到第一个女佣待在潮湿的阁楼里的故事，没有看到精明的叔叔镶着金属假牙讲着一个个故事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相反，莫里亚克告诉我们他读过的那些书，他喜欢的画家，他观赏过的戏剧。他在审读他人的作品中发现了他自己。他在对恶魔般的纪德强烈的愤怒中，表达了自己的信仰。读他的《回忆录》，就如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人，而这个人说，“别看我，那会误导你。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等到我们进人隧道，仔细端详我在车窗里的映像。”于是你等到那时看去，看到在移动的黑灰墙、电缆以及突现的砖头建筑映衬下的一张脸。透明的人影晃动着、跳跃着，总是相距几英尺之远。你习惯了这个映像的存在，并随之晃动与跳跃；虽然你知道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可你觉得它是永恒的。这时，头顶传来一声呼啸、一声吼叫，涌现了大量的光线；那张脸永远地消失了。

哦，你知道，我长着褐色的眼睛；你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吧。六英尺一高；灰白的头发；身体健康。但是我身上哪些是重要的呢？只有我的所知，我的所信，我所能告诉你的。我的性格没有多大关系。不，那不是真的。我很诚实，我最好告诉你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讲真话；虽然我想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犯错误的话，至少我周围有好伙伴。《时代》杂志，在1880年5月10日的讣告栏里声称，福楼拜写了一本书，名为《布瓦尔与白居谢》，说他“起初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业：即外科医生的职业”。我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卷（人们说这是最好的一卷）中写道：查理·包法利是小说家父亲的肖像画。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名为“E.G.”的人，结果是埃德蒙·戈斯。读到这点，我嗤之以鼻。自从我与埃德·温特顿邂逅以来，留给戈斯“先生”的时间就少了。

我是诚实的人，可靠的人。做医生时，我从没杀害过一个病人，这你觉得有点夸张，难以想象。人们信任我；至少他们会回到我这儿。我善待临终的人。我从没喝醉过，就是说，我没喝得太醉过。对想象自己病了的病人从不给开药方；在进行外科手术时，从不对女人有出格之举。听上去像道德圣人。可我不是。

不，我没有杀死我的妻子。我也许早该知道，你会那样想。一开始，你发现她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从未害死过一个病人。啊哈，那么你杀死过谁呢？毫无疑问，问题似乎很符合逻辑。出现猜疑是多么容易的事。曾经有一个名叫勒杜的人，他不怀好意地声称，福楼拜是自杀的；浪费了人们不少的时光。以后我会把他的情况告诉你们。但是，事情的发展都证明了我的观点：什么知识是有用的，什么知识是真实的？我要么不得不给你提供许多关于我自己的信息资料，使你必须承认，正如福楼拜没有自杀一样，我也不可能杀害了我的妻子；要么我只好说一声，行了，够了。到此为止。J’y suis, j’y reste。[28]

或许，我也可以玩一把莫里亚克的游戏。告诉你，我是如何在阅读威尔斯、赫胥黎以及萧伯纳中长大的；我如何酷爱乔治，艾略特，接至萨克雷，而不喜欢狄更斯；喜欢奥威尔、哈代以及豪斯曼，不喜欢奥登、斯彭德与伊舍伍德之流（把社会主义鼓吹成同性恋法律改革的把戏）；我又如何正在把维吉尼亚·伍尔夫留到我死了再读。我可以详细地谈论所有这些话题；让我用这样的表达来谈论我的所思所想并释放出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先生的情感，将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这对提及的那位先生有什么意义呢？

我宁可换一种玩法。有位意大利人曾经写过，批评家暗地里想要杀死作家。那是真的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我们都讨厌金蛋[29]。当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又写出了一部优秀小说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批评家在低声说，又是带血的金蛋；难道今年我们还没吃够炒蛋？

但是如果没有优秀作品问世，那么许多批评家就会成为文学的独裁者，规范过去的文学，以悄然无声的权威性，设定艺术的未来方向。这个月，大家必须写这个方面的文章；下个月，谁都不允许写那个方面的文章。除非我们开口，否则不允许重印。所有这种带有诱惑性的坏小说的印刷本都必须立即销毁。（你认为我在开玩笑吧？在1983年3月，《解放报》敦促法国妇女权益部，必须把以下的作品放在“公开煽动对男性至上的仇恨”的禁书目录中：《巨人传》、《无名的裘德》、波德莱尔的诗歌、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乞力马扎罗的雪》，还有《包法利夫人》。）还是让我们玩游戏吧。我先来。

1）从此禁止写这样的小说：说什么有一群人，处在孤独的环境中，返回到人类的“自然状态”，变成了追求基本生存的动物，他们一无所有，赤身裸体。只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文学体裁中的最后一种，瓶子的软木寒。我来为你写。一群游客在一个什么地方，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小岛上，遭遇了船难，或者说是空难。他们中的一个人有一支枪，他高大，强壮，不招人喜欢。他把所有其他的人都逼着住进了他们自己挖的沙坑里。他不时拉出一个被他囚禁起来的人，将他或她枪杀了，然后吃他们的尸体。这种食物味道美极了，于是他就长得肥头大耳。当他将最后一个囚禁的人枪杀并食用完的时候，他开始焦虑起来，他将以什么为食呢；但是幸运的是，这时来了一架水上飞机，将他救走。他告诉全世界，他是最初那次海难中的唯一幸存者，说他是靠吃浆果、树叶和树根活下来的。全世界都对他良好的体质报以惊叹的目光，并且还在素食店里张贴了一张带有他的照片的广告。一直没人发现事实的真相。

你明白了，写作多么轻而易举，多么有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禁止这样的体裁。

2）从此禁止淫乱小说。不行，甚至是趣味低下的小说也不行。

3）禁止以屠宰场为地点的小说。我承认，这是当前比较小众的类型，但是我注意到，最近在短篇小说里对屠宰场的使用有上升的趋势。必须在萌芽状态中就扼杀掉。

4）禁止以牛津或剑桥为地点的小说，禁期为二十年。其他大学的禁期将为十年。不禁止以工艺专科学校为背景的小说(虽然也不鼓励不禁止以小学为背景的小说；中学禁期是十年。对成长小说进行局部禁止(允许一位作家写一部）。对历史小说进行局部禁止（再次允许一位作家写一部）。完全禁止以记者或电视主持人为主人公的小说。

5）对以南美为背景的小说将引入一种配额制度。其意图是要控制包罗万象的巴洛克风格以及强烈的嘲讽风格的蔓延。啊，低贱的生命与高贵的原则相同，宗教与偷盗相似，无比的荣誉与肆意的凶残混为一谈。啊，代基里[30]鸟在翅膀七孵蛋；哈，弗里多纳树的根长在树梢上，树枝的纤维通过感应帮助驼背人让庄园主的那个趾高气扬的老婆怀上了孕；啊，歌剧院现在成了杂草丛生的丛林。允许我轻叩桌子低声说“通过！”以北极与南极为背景的小说将接受一笔开发奖金。

6）禁止发生人兽之间肉体接触的场面。例如，女人与海豚间温柔的交欢，象征了广义地修补以前曾使世界和平共处的那些微弱的游丝。不行，不允许这样的场面。

7）禁止发生男人与（你或许会说像海豚一样的）女人在洗澡时的肉体接触的场面。我的理由主要是出于美学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医学的考虑。

8）禁止有关发生在英帝国遥远的地方的战争小说，这些战争规模小，而且至今已被人遗忘，在这些战争的痛苦过程中，我们首先了解了英国人的普遍邪恶；第二，我们明白战争确实凶残。

禁止只有一个缩写字母的叙述者或者任何人物。然而，人们依然在不断地这么干！

9）不再允许出现事实上是在讨论其他小说的小说。不允许有“现代版”、重写、续本或者前传。作者已故而未完成的小说不允许由他人想象着完成。相反，每位作家都将发给一个彩色羊毛织品，挂在壁炉上。上面写着：编织你自已的东西。

10）对写上帝的小说将有二十年的禁期；或者说，寓言性、隐喻性、影射、旁敲侧击、不确切以及不明确地写上帝。满脸胡子的园了长总是看护着苹果树；充满智慧的老船长从不匆忙下判断；那个你尚未充分认识却在第四章让你感到毛骨悚然的小说人物……把他们统统打包存储起来，所有这些。只允许上帝成为可I正实的神灵，而这个神灵对人类的种种越界行为特别生气。

那么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呢？当过去变得遥远的时候，它的轮廓还清晰吗？有人认为是的。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发现额外的文档，我们使用红外线透过通信中被抹去的内容，并且我们可以不顾当时的偏见；所以说，我们更了解过去。是那样吗？我怀疑。以古斯塔夫的性生活为例。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这头克鲁瓦塞的熊只是与露易丝·科莱一起时会爆发出他的熊性——“福楼拜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感情插曲。”埃米尔·法盖[31]声称。可是后来人们发现了埃莉萨·施莱辛格——古斯塔夫心中的那个用砖头围起来的高贵殿堂、那缓缓燃烧的火焰、那段始终没能圆满的少年激情。后来，更多的书信进入人们的眼帘，还有那些埃及日记。他的生活开始因为女演员而散发着臭气；布耶的床第之事被公之于众；福楼拜自己也承认喜欢开罗浴室男侍。

最后我们看清了他性欲的全景图；他是一个对同性与异性都有性欲的人，他体验过同性恋，也体验过异性恋。

但是不要这么快。萨特宣告说，古斯塔夫从来就不是同性恋者；只是他的心理是被动的，女性化的。与布耶的穿插事件只是戏弄而已，是生动的男性朋友关系的锋芒外露：古斯塔夫整个一生都没有过任何同性恋行为。他说他有过，可那只是他吹嘘的编造：布耶要听他讲在开罗的黄段子，福楼拜就给他提供了。（我们就此相信了？萨特指责福楼拜在痴心妄想。我们不也可以同样指责萨特想入非非吗？他会不会更喜欢福楼拜这个颤栗的资产阶级，在他担心自己会犯下的罪孽的边缘开玩笑地这么说，而不愿让胆大妄为的福楼拜成为颠覆性的纵欲者吧？）同时，人们正在怂恿我们改变对施莱辛格夫人的看法。福楼拜的崇拜者目前持有的观点是，他与施莱辛格夫人的关系最终有了完满的结果：不是在1848年，就是在1843年，后者可能性更大。

过去是一条遥远的、逐渐消失的海岸线，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在船尾的围栏上有一排望远镜；每一台望远镜以一定的距离将海岸线带入我们的视线。如果船停下来，人们会持续使用其中一台望远镜；那么，它似乎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相，不变的事实真相。但是这是一种幻觉；而当船重新起航时，我们重返正常的生活：匆匆忙忙地从一台望远镜跑到另一台望远镜，看到一台望远镜里的清晰景象消失后，便到另一台望远镜前等待着那里的模糊变得清晰。于是，当模糊变得清晰，我们想象是我们自己使它变得清晰起来的。

是不是因为大海比前几天平静了？朝北行驶——布丹所见到的光线。对那些非英国人来说这次旅行意味着什么呢？——当他们边朝着令人窘迫的地方行驶边用早餐时？他们会对滚滚的浓雾与燕表片紧张地开着玩笑吗？福楼拜发现伦敦令人毛骨悚然；他宣称，这是一座不健康的城市，不可能找到法式蔬菜牛肉浓汤。另一方面，不列颠是莎士比亚的故乡，那里有清晰的思维和政治自由，伏尔泰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左拉也将去那里逃亡。

现在它成了什么？我们的一位诗人不久前称它是欧洲的第一个贫民窟。也许更像欧洲首个高级百货商店。伏尔泰赞扬了我们对待商业的态度，因为不势利，所以我们乡绅们的小儿子们成了商人。现在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法国来到这里的当日往返的客人，对英镑的疲软很兴奋，迫不及待地走进玛莎百货商店[32]。伏尔泰宣称，商业是我们民族之所以伟大的基础；现在正是因为有了商业，才使我们免遭破产。

当我开车离开渡船的时候，总有一种想走海关的红色通道的欲望。我从来没有携带过量的免税商品；从来没有带植物，或狗，或药品，或生的肉类，或军械；可是我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转过车轮，朝红色通道开去。从欧洲大陆归来，而没有东西需要拿出来展示一番，总让人有一种人关的失败感。先生，请读一下这个！好的。看明内了吗，先生？看明内了。有需要报关的东西吗？有，我要申报一小盒的法国流感，一腔对福楼拜的危险的热爱，一种看到法国路标时的童稚般的快乐以及一份在向北望时所见到的光的喜爱。这些需要交关税吗？

应该要交啊。

哦，还有，我买了这块乳酪。一种布里亚——萨瓦兰乳酪。我后面的那个人也买了一块。我告诉他，乳酪总是要申报关税的。乳酪啊。

但愿你没有觉得我变得故作神秘，顺便说一下。如果说我变得令人生厌，很可能是因为我感到窘迫的关系。我告诉过你，我不喜欢正面。但我确实想把事情变得容易。神秘很简单；清晰才是最难做到的。不写任何曲调比写曲调容易。不押韵比押韵简单。我倒不是说，艺术应该像一包种子1：的说明书那样清晰明了。我是说，如果你知道故弄玄虚的人是故意不想清晰明了的，你会更信任这样的人。你相信毕加索，因为他能够像安格尔[33]一样作画。

可是有什么用？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并不是想知道所有一切。所有的一切让人眼花缭乱。直截了当同样让人眼花缭乱。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你的正面照催人入眠。福楼拜在他的肖像画和照片中0光总是看着别处。他不看着你，你就无法捕捉住他的目光；同时，他不看着你，是因为你的肩膀没有你肩头远处的景色有意思。

直截了当让人迷惑。我告诉你，我名叫杰弗里·布拉斯韦特。那有用吗？有点，至少比“布”或“杰”或“那人”或“那个喜欢乳酪的人”要强一些。然而如果你没有见过我，那么从这个姓名中你能得出什么呢？中产阶级的职业人；也许是律师；留一把胡子，这暗示着也许带有欺骗性——过去在军队里待过；有一个理智的妻子；逢周末会去划划船；喝杜松子酒而不喝威士忌；还有吗？

我是——过去是——医生，第一代职业阶层；如你所见，虽然过去在军队里待过，那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无法避免的，但我没有留胡子；我住在埃塞克斯，最没个性因而成了家乡最受欢迎的人；喝威士忌，不喝杜松子酒；根本不穿斜纹软呢服装；不划船。瞧，差不多，可是还不够。至于说我的妻子，她并不理智。理智，那是最不适合用在她身上的字眼。我说过，人们给软质干酪注射，防止它们熟得太快。但它们总会成熟；那是它们的本质所决定的。软质乳酪要塌陷，硬质乳酪坚硬不变。但都会发霉。

我本打算把我的照片放在书的前面。不是虚荣；只想对人有些帮助。但恐怕那是一张老照片；大约十年前拍摄的。我没有时间更近一些的照片。你会发现一点：过了某个年纪，人们不再给你拍照。或者说，人们只在生日、婚礼、圣诞这样的正式场合给你拍照。一个带着红扑扑的脸蛋与快乐的神情的人，在朋友与家人中举起酒杯——这个证明有多真实，有多可信？我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日的照片会透露出些什么呢？当然不是实情；因此也许还不如没有拍摄。

福楼拜的外甥女卡罗琳说，“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后悔没有妻儿老小。但是她的叙述是多余的。他们在拜访了一些朋友后一起沿着塞纳河散步。”他对我说：‘他们不错。'指一个有诚实可爱的孩子的人家。‘对，'他忧郁地重复说，‘他们不错。'我没有去打乱他的思绪，只是默默走在他身旁。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散步。”我倒宁可她打乱了他的思绪。他是不是指妻儿老小呢？我们应该把他的话不仅仅看作是一个身在诺曼底、心想埃及或身在埃及、心想诺曼底的人的一种反射性的反常反应吗？他是不是不仅仅在赞美他们刚刚拜访过的那家人家的优越之处？总之，他如果想为婚姻制度本身唱赞歌的话，他可以转向他的外甥女，悲叹他孤独的人生，并承认“你做得不错”。当然，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她做得不好。她嫁给了一个懦弱的人，这个懦弱的人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为了挽救她的丈夫，她使她的舅舅也破产了。卡罗琳的例子很有启迪作用——使福楼拜在忧郁中大受启发。

她自己的父亲像她后来的丈夫一样，也曾是个懦弱的人；古斯塔夫取代了他。在卡罗琳的《私人日记》中，她回忆了她小姑娘时舅舅从埃及归来的情景：一天晚上他出乎意料地回到了家中，唤醒了她，把她从床上抱了起来，看到她的睡袍长得超过了她的双脚，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在她的脸上亲热地吻个不停。他刚刚从外面进来：他的胡子都是冰冷冰冷的，沾着露水，湿漉漉的。可把她吓坏了，当他把她放下时，她松了一口气。这难道不正像教科书上那样，讲述了一位长期不在的父亲——从战场上、从生意场上、从国外、从慈善活动中、从险情中——惊天动地的归来情景？　　他对她疼爱有加。在伦敦，他抱着她游览了世界博览会；这次，在人山人海中，她待在他的怀里感到非常快乐与安全。他教她历史：讲派洛皮德[34]与伊巴密农达[35]的故事；他把一把铁铲和一桶水拿进花园，他要在花园里给她造上课用的半岛、岛屿、海湾以及海角，教她学习地理。她深爱着与他一起度过的童年生活，这段童年生活的记忆使她经受住她长大后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在1930年，在她八十四岁的时候，卡罗琳在艾克斯莱班[36]遇到丫威拉·卡瑟[37]，回忆起八十年前在古斯塔夫书房的角落里的一块地毯上度过的光景：在让她骄傲的严格保持的安静氛围中，他在伏案工作，她在埋头阅读。”当她躺在属于她的角落里的时候，她喜欢这样想：她是被一头强大的野兽一老虎或狮子或熊——关在了一个笼子里，而这头野兽早已把他的看守人吞吃了，任何别人想要打开他的门，他都会扑向这个人，但是与这头野兽在一起，她‘相当安全和骄傲'，她一边说，一边吃吃笑了起来。”可是，后来成人的各种需求出现了。他给她的教育很糟糕，于是，她嫁了一个弱者。她成了一个势利市侩之人；她一心只想着时髦的社交活动；以至于最后想把她的舅舅从这所房子里撵出去，这所房子中最有用的东西已深深印入她的脑海中。

伊巴密农达是底比斯的一名将军，被视为所有美德的生动写照；他过着严苛的戎马生活，他建立了迈加洛波利斯城邦。在他弥留之际，在场的人们为他没有后代而悲叹。他回答说，“我留下了两个子孙：留克特拉与曼蒂尼亚”——他最著名的两场胜战的战场。福楼拜也许可以发一个相同的声明——“我留下了两个子孙，布瓦尔与白居谢”——因为他唯一的孩子，他的外甥女，亦是他的女儿，已长大，弃他而去，成了难以让人满意的人。对于外甥女以及她丈夫而言，他已成了“消费者”。

古斯塔夫给卡罗琳教文学。我引用一下她的话“他认为写得好的书是没有危险的。”让时光向前推七十年左右，到法国另一个地区的一个不同的家中去看看。这次你看到一个书卷气十足的男孩、一位母亲以及母亲的一位被称呼为皮卡尔夫人的朋友。男孩后来写了他的回忆录；我再引用一下皮卡尔夫人的意见是，‘应该允许孩子阅读一切。'写得好的书是不可能有危险的。'男孩清楚皮卡尔夫人经常表达的观点，有意利用她在场的机会，请求他母亲允许他读一本臭名昭著的小说。“但是如果我可爱的小宝贝在这么小的年龄读这样的书的话，”他母亲说，“那长大后他会做什么呢？”“我将身体力行这些书[38]！”他答道。这是他童年时最智慧的反驳之一；它成了家里流传下来的美谈，也使他获得了阅读那本小说的权利，或者说，我们假定他获得了准许。这个男孩就是让·保罗·萨特。那本小说就是《包法利夫人》。

世界进步了吗？或者说世界只是像一艘渡船一样来回往复？离开英国海岸一个小时后，清澈的天空消失了。乌云与雨水伴你返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天气变幻时，船开始颠簸起来，酒吧里的桌子开始了它们的金属间的对话。啦嗒啦嗒啦嗒啦嗒，发嗒发嗒发嗒发嗒。一呼一应，一呼一应。现在在我听来像一场婚姻的最后的几个阶段：两个分开的部分，用螺丝拧到了它们自己的那一方地板上，当天开始下雨的时候，它们发出了惯有的咔嗒声。我的妻子……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白居谢，在他的地质学研究中，对如果在英吉利海峡下发生地震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进行了猜测。他得出的结论是，海峡里的水将哗哗地流进大西洋中；英国与法国的海岸线会摇摇晃晃，发生改变，并且连到一起。英吉利海峡将不再存在。听到朋友的预测，布瓦尔惊恐地逃跑了。对我自己而言，我想我们不必如此悲观。

你们没有把奶酪忘了吧？别让你的冰箱成了一个化工厂啊。如果你已结婚，我不会这么要求你。恭喜你还是不恭喜你，得看具体情况。

这次我要走红色通道。我需要有伴同行。马斯格雷夫牧师认为，法国douaniers[39]的行为像绅上，彬彬有礼，而英国海关官员是无赖。但我发现，你如果好好地对他们，他们也都富有同情心。

[1] 位于英吉利海峡上的英国一港口城市，诚于苏塞克斯郡。

[2] 法国地名，位于英吉利海峡卜·法闰东北部里昂以北的一个港口城市和海滨旅游地。

[3] 布赖顿附近的海滨小镇。

[4] 根据下文的英语，那么此处对应的法语应该是PAPIER. papier在法语中表示垃圾时不能用复数。这里多加了一个辅音s。

[5] 指将他名字中第二个字母l无缘无故地给丢掉这件事。

[6] 黑斯廷斯、马盖特、伊斯特本，三个都是英国的海滨城市。

[7] 法语，甜菜。

[8] Glenn Gould（1932-1982），加拿大钢琴演奏家。

[9] Roland Barthes(1915-1980），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先锋人物、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

[10] 一种产于法国的红葡萄酒。

[11] 《包法利夫人》中的药剂师。

[12] George Federic Watts(1817-1904)，英国画家。

[13] 愚人船，是西方文化中流传已久的寓言。它描述了一群疯狂、轻薄、健忘的人坐在一艘没有人掌舵的船上，随波逐流而去。这一话题成了不少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如收藏在卢浮宫里的博斯之脚，以及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癫狂与文明》一书。

[14] 指《圣经》中上帝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故事。

[15] Eugène Boudin（1824―1898），法国早期风景画家。

[16] 古代奥斯曼帝国及北非的高级官员的称号。

[17] 拉丁语，要有光。出自《圣经，创世记》。

[18] 立体主义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个为时+长的艺术流派。它主要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否定了从一个视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维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面的、两维空间的画面。立体主义不依靠视觉经验和感性认识，而主要依靠理性、观念和思维，它在反传统的口号下存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

[19] 拉丁语，解围之神。指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用舞台机关送出来的人物。

[20] 以法国政治家和美食家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1755-1826）命名的一种乳酪，这位美食家因写过一篇诙谐的关于吃的艺术的论文《口味生理学》(1825年）而闻名。

[21] 参考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Lectures on Literature，申慧辉译，原文第125页，译文第187页。

[22] 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位英雄，其身材仅存其父的大拇指那么大。

[23] 全名乔治·布赖恩·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l，1778-1840，英国著名的花花公子，曾引领了英国男士的时尚潮流。

[24] 法语，一个好孩子。

[25] 法语，祝你健康。

[26] 请参看本章前半部分的内容。其中提到，福楼拜名字中缺了字母l一事。

[27] Francois Mauriac (1885-1970)，法国小说家，曾获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

[28] 法语，我来了就不走了。由于经常被人用于歌名、作品名而成为阂定结构，常常被移民用来表达反抗，或在示威游行中表达抗议。

[29] 作者此处借用了西方“杀鸡取卵(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的故事。

[30] 古巴的一处海滩

[31] Emile Faguet（1847-1916），法国作家、批评家。

[32] Marks & Spencer是创立于1884年、总部设在英闰的国际连锁百货商店。

[33] 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法国画家，新古典主义画派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安格尔的画风线条工整、轮廓确切、色彩明晰、构图严谨，对后来许多画家如德加、雷诺阿，甚至毕加索都有影响。

[34] Pelopidas(公元前？-前364），希腊底比斯将军和政治家。

[35] Epaminodas（公元前410-前362），希腊底比斯将军和政治家。

[36] 法国东部萨瓦省城市。位于日内瓦西南，临布尔日湖。

[37] Willa Cather（1873-1947），美国作家。

[38] 原文为I shall live them (书)out! 此处的live out可以有两种解释：身体力行；存在得更长久。而萨特似乎同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39] 法语，海关官员。

八、火车机车号收集者[1]眼中的福楼拜

1) 坐落在克鲁瓦塞的那幢房子，对福楼拜来说，是完美的。它是一幢十八世纪的白色长房子。它孤零零地立在那儿，但它毗邻鲁昂，而鲁昂又毗邻巴黎。房子不小，其中他拥有一间有五扇窗子的大书房；但也可说房子不大，因为即使他不在家请客，也不让人觉得明显失礼。如果他高兴，这幢房子还给他提供了一片他不用冒任何风险就可观赏到的从眼前经过的生活风情。他可以拿起看戏用的小型望远镜，站在露台上，观望着满载着到拉布耶的星期天午餐会客人的游船。这些客人开始习惯了在船上看到沈cet original de Monsieur Flaubert[2]，如果他们看不到他穿着努比亚[3]的衬衫、戴着无边便帽、用小说家的观察目光回望着他们，反而会感到很失望。

卡罗琳描述了她在克鲁瓦塞度过的童年时代的那些宁静的夜晚。

这是一个奇特的家庭：女孩、舅舅、外婆——每一代人都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代表，像有时你见到的那种每一楼层上只有个一房间的很挤的房子。（法国人称这样的房子叫un baton de perroquet，鹦鹉栖木的意思。）她回忆说，她们三人经常坐在那个小凉亭的阳台上，观赏着夜幕的缓缓降临。在对面的河岸边，他们也许会看到一匹马驮着重负在纤道上艰难前行的轮廓；他们或许会听到近旁抓鳗鱼的渔大小心翼翼地将钓鱼杆抛进水中的溅水声。

福楼拜医生为何要把自己在德维尔的财产卖掉而买下这幢房子呢？人们历来认为，用作他有病的儿子的避难所，这个儿子刚经历了癫痫病的第一次发作。无论如何，德维尔的财产总会被卖掉。当时，从巴黎到兽昂的铁路正在延伸到勒阿弗尔，要从福楼拜医生的宅基地上贯穿而过；这块地产的一部分将强制性出售。你们可以说，古斯塔夫是被癫痫病逼进克罗瓦塞的文学创作的避难所的。你也可以说，他是被铁路的建设赶到了那里。

2）古斯塔夫属于法国铁路时代的第一代；他憎恨铁路这新玩意。首先，这是一种可憎的运输工具。“我非常讨厌坐火车，在火车上坐了五分钟后，我往往会厌烦得大声叫起来。乘客以为那是一条没人管的狗；完全错了，那是福褛拜先生在叹息。”其次，火车造就了一种新的饭桌形象：讨厌铁路的人。谈论这个话题让福楼拜得colique des wagons[4]；在1843年，他宣告说，铁路是继拉法热夫人（用砒霜毒害别人的女人）以及奥尔良公爵（一年前被人杀死于马车里）之死以后的第三个最让人讨厌的话题了。露易丝，科莱努力想在她的诗歌《普通农民》中增添现代色彩，让她的一名从战争中归来的名叫让的士兵去寻找他的家乡简尼顿的时候，注意到了从一列火车上喷出来的滚滚浓烟。福楼拜把这-行诗删掉了。“让根本就不在乎那玩意，”他咆哮地说，“我也不在乎。”但是他不仅只是对铁路如此厌恶；他也厌恶铁路让人沾沾自喜地产生了进步的幻觉。科学进步了，而道德没有进步，那有什么意义呢？铁路只是让更多的人方便出行，方便见面，方便愚蠢地待在一起。在他一些早期书信中有一封他十五岁时写的信，他在信里罗列出了现代文明的罪行铁路，“毒药，灌肠机，奶油馅饼，皇室和断头台。”两年后，在一篇关于拉伯雷的散文中，他所罗列的公敌表发生了变化——除了第一点他从来不会变以外，其他都变了：“铁路，工厂，化学家和数学家。”他后来一直没变。

3）“艺术高于一切。在一条铁路与一本诗集之间，我更喜欢诗集。”

——《私人笔记》，1840年

4）我内心觉得，在福楼拜与露易丝·科莱的关系中，铁路的作用被低估了。从他们关系中的细节来考虑吧。她住在巴黎，他在克鲁瓦塞；他不愿到首都去，也不允许她到乡间去拜访他。因此，他们往往就在差不多中途的地方，在芒特的大鹿酒店度过一两个激情燃烧、海誓山盟的夜晚。接下来便是下面这样的循环：露易丝会设想尽早的一次幽会；古斯塔夫会推迟幽会的时间；露易丝往往先恳求他，继而牛气，再而威吓他；古斯塔夫会勉为其难地做出让步，同意再一次见面。见面所持续的时间往往刚好可以满足他的情欲，重新燃起她的期望。于是，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充满着牢骚抱怨的相互牵制的二人三足赛跑。古斯塔夫有没有想到过一个比他早到这个小城的客人呢？在攻克芒特的时候，征服者威廉[5]从他的马上摔了下来，受了伤，他后来就是因这次所受的伤而死于鲁昂的。

从巴黎到鲁昂的铁路是由英国人建造的，1843年5月9口通车，那仅仅是古斯塔夫与露易丝相逢前三年的事。到芒特的旅程，让他们各自从一整天缩短到两个小时左右。请设想一下，要是没有铁路，情况会怎么样。他们得乘坐公共马车，或者乘坐轮船；当他们再次相见时会疲惫不堪，也许还会很恼火。疲劳会影响人的情欲。但是，考虑到路途的艰难，对相见更会充满着憧憬：希望相聚的时间更长一些——也许会多待一天——感情的投入也会多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论。但是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纪，电话使得通奸既方便又困难（幽会是容易的，但是监查也同样容易了）；上一个世纪的铁路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有没有谁对铁路的普及与通奸的泛滥进行过比较研究？我可以想象得到，村里的牧师布道讲述魔鬼的创造发明，并因此而受到人们的嘲笑；但是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就是正确的。）铁路对古斯塔夫是有价值的：他从芒特往返可以不必太麻烦；而露易丝的牢骚也许是为这样——一种轻易获得的快乐所付出的一个合理公道的代价吧。铁路对露易丝是有价值的：古斯塔夫从来没有真的那样遥不可及，不管他在那些书信里。表现得多么严厉；而他的下一封信一定会说，他们可以再相见，说他们之间只不过相隔两个小时的路程而已。而且，铁路对我们也很有意义，有了它，我们现在才可以读到那些记录着长时间的感情波澜的书信。

5a)1846年9月：在芒特的首次相见。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古斯塔夫的母亲。至此，还没有人正式把露易丝的存在告诉她。确实，科莱夫人不得不通过马克西姆'杜康，传递她给古斯塔夫的情书，杜康拿到信后，把它们装进新的信封里另寄给古斯塔夫。福楼拜夫人对古斯塔夫突然彻夜不归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又是如何告诉她的呢？当然，撒个谎：“une petite histoire que ma mere a crue[6]他吹墟说，活像一个骄傲的六龄儿童，说完就出发去芒特。

可是，福楼拜夫人并不相信他的petite histoire[7]。那晚上，她比古斯塔夫与露易丝睡得还少。这件事让她觉得不安；也许是因为近来马克西姆'杜康的来信如洪水涌来。因此，第二天早晨，她便来到鲁昂火车站，当她的儿子依然带着骄傲与性生活的新鲜表情，从火车上走尸来的时候，她站在月台上等待着他。”她没有讲任何指责的话语，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她脸上是一副十分严厉的指责神情。”

人们常常谈论分离的优伤；那么，谁知道回家时的负罪感又是怎样的呢？

b)当然，露易丝也会演火车站这样一幕戏。她常常会因嫉妒而突然出现在正与朋友一起共进晚餐的古斯塔夫面前，她这一点是臭名远扬的。她总想找一个情敌；可是没有找到，除非你把包法利夫人也算在内。有一次，杜康记载道，"福楼拜正要离开巴黎到鲁昂去，这时她突然走进火车站的候车室，接着便出现了惨不忍睹的情景，使得铁路官员不得不进行干预。福楼拜十分沮丧，乞怜求饶，可她却不依不饶。”

6）以下是一件福楼拜乘坐伦敦地铁的鲜为人知的事。我引自他1865年的旅行日记要点：

6月26日星期一（在驶离纽黑文的火车上一一些像巴黎郊区的车站那样的小车站，张贴着海报。到达伦敦维多利亚车站。

7月3日星期一。买了一张火车时刻表。

7月7日星期五。地铁——霍恩西[8]。法默太太·到查令十字街车站询问情况。

他不屑把英闰与法国的铁路进行比较。这也许是一个遗憾。我们的朋友G.M.马斯格雷夫牧师十多年前在布洛涅[9]下车的时候，被法国铁路运输深深吸引住了行李的接收、称重、标号以及费用的支付设备简单而完美。每一部门都有序、准确与守时。礼貌又舒适（在法国舒适！），每一种安排都让人感到愉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帕丁顿[10]那种到处可见的喧嚣或混乱中进行的；更不用说那里的差不多可与我们头等车厢相媲美的二等车厢了。情况竟然是这样的，英国真是无地自容哪！”

7）“铁路：如果拿破仑有铁路可使用的话，那他一定无敌于天下。经常会对他们的发明创造欣喜若狂，并说道：'我，先生，我今天早晨还在某地……而现在却可以站在你面前与你说话了；我是坐某钟点的火车离开的；完成了那里所要做的事情；到某某钟点我就回到了这儿。”

——《公认概念词典》

我坐上了离开鲁昂（右岸[11]）的火车。车上是蓝色的塑料座位，用四种语言写了一条不要探身窗外的告示；我注意到，为了表达这种告诫，英语比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所用的词语多。我坐在一幅金属框的（黑白）摄影作品下方，那是一幅奥莱龙岛上的渔船的照片。我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妻，他们正在读《巴黎—诺曼底》上的一个名为fou d’amour[12]的猪肉商人的故事，这个猪肉商杀死了一家七口人。在窗上有一张我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小告示贴：“Ne jetez l’énergie par les fenetres en les ouvrant en période de chauffage.”Do not throw energy out of the windows[13]一措辞多么不符合英语规范；符合逻辑的与适合想象的一同出现了。

你瞧，我变得善于观察了。一张车票花费三十五法郎。旅途花去一个小时不到一分钟：是福楼拜那时候所花费的时间的一半。第一个停靠车站是瓦塞勒；接着是沃德勒伊——ville nouvelle[14]还有拥有金万利[15]仓库的加永(奥布沃·马斯格雷夫说，塞纳河这段沿途的景色让他想到诺福克16：“比我在欧洲任何其他地方所见的景色更像英国景色。”检票员用打孔机轻敲着门柱：金属叩击金属，令你必须服从的命令。弗农到了；接着，你左边宽阔的塞纳河将你带到了芒特。

共和国广场六号是一个建筑工地。一个方形的公寓楼群接近竣工；它已经呈现出了侵占者的自信与天真。说大鹿饭店吗？是的，确实，人们在tabac[17]里告诉我，老的大楼直到一年前左右才被拆除。我返身回去，凝视着旧的地址。大鹿饭店现在所剩下的只是两根相隔三十英尺远的高高的石头大门廊柱。我用绝望的眼光盯着它们看。在火车上，我无法想象出进行着同样的旅行的福楼拜的情形（是像一条烦躁不安的狗那样嚎叫？在嘟嘟嚷嚷？满怀着热情？）；现在，在这个朝圣般的时刻，这些门廊柱已无济于事，无助于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古斯塔夫与露易丝的热烈相聚的时刻。它们为什么就该有助于我们呢？我们对过去太粗鲁无礼，总是这样指望着它一定会给予我们一种兴奋与颤栗。它为什么就该遵从我们的游戏规则呢？

我十分恼怒地绕着（米其林一星级[18]）教堂走，买了张报纸，喝了杯咖啡，读了一下fou d’amour中的那位猪肉商的故事，然后决定坐下一趟火车返回。通向火车站的那条路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林荫道，虽然实际的道路没有它的名字那样富丽堂皇。在路的左侧，在离尽头五十码远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咖啡餐厅。它名叫鹦鹉。在店外面的人行道上，一只细工浮雕木质鹦鹉长着亮丽的红色羽毛，嘴里衔着午餐的菜谱。餐厅的外面与那些拥有明亮的木头外表的建筑一样，强调了其年代比实际拥有的要更久远。我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否在福楼拜的时代就已经在那里了。但以下一点我是清楚的。有时，过去也许是一头被灌醉酒的猪；有时是一头躲在洞穴里的熊；有时只是一只鹦鹉的闪现，两只嘲讽的眼睛像森林深处的火光一样注视着你。

9）火车在福楼拜的小说中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但是，这表明了精确性，而不是偏见：他的大部分作品的背景都是在英国的建筑挖土工与工程师袭击诺曼底之前。《布瓦尔与白居谢》涉足于铁路时代，但是，也许令人吃惊的是，他的两名固执己见的抄写员却都没有在出版的书中公开发表他们对这种新的运输方式的看法。

火车只出现在《情感教育》中。它们首次被提到的时候是在当布罗士[19]家举行的聚会上，而且这并不是作为一个吸引人的话题提及的。第一列真正的火车，以及第一次真正的坐火车旅行，出现在第二部分第三章，当弗雷德里克希望引诱阿尔努夫人的时候，他去了克雷伊。考虑到他的旅行者并不太急躁，福楼拜使这次郊游充满了令人满意的诗情画意：绿色的平原，一个个车站，像小的舞台布景一样，从眼前掠过，火车机头里喷出的洁白浓烟，在青草上轻跃片刻，然后便向四处散去。小说中还有几次乘火车的旅行，乘客似乎都是满心的欢喜；至少没有一个人像一条没人管的狗那样厌烦地大声嚎叫。而且虽然福楼拜从科莱夫人的《普通农民》中盛气凌人地删除了关于地平线远处的滚滚浓烟的诗行，但这并没有禁止他自己(第三部分第四章）的乡村景象里有"火车头的烟像地平线一样不断伸展开去，就像一只巨大鸵鸟的羽毛尖端被风不断刮起一样"这样的情景。

我们也许只在一处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观点。佩尔兰，弗雷德里克的朋友中的画家，一个擅长于纯理论，而常常在作画中半途而废的人，曾罕见地画了一幅完整的画。福楼拜暗自露出了微笑说广通过耶稣基督驾驶着一辆火车穿越原始森林的这一形象，这幅画代表了共和国，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文明。”

10）当古斯塔夫感到头昏目眩却并不惊慌的时候，他说出了他人牛。最后的一两个句子我想我要晕倒了。幸运的是，它发生在今大；要是明夭在火车上的话，那就太麻烦了。”

11）在缓冲地带。今天的克鲁瓦塞。庞大的毛纺厂的搅拌机在福楼拜家的原址轰隆隆地响着。我信步走了进去；他们都很乐意带我参观工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活塞、蒸汽、大桶以及纸浆盆：这么湿淋淋的东西生产出干燥的纸张。我问带我参观的人，他们生产的这些纸张是不是用来印书的；她说，他们生产各式各样的纸张。我意识到，事实证明这次参观并不会让人有多少伤感成分。在我们头顶上方，一大卷的纸，约二十英尺宽，正缓缓地沿着一台传送机的轨道运行。与周围的一切相比，它似乎大得出奇，看似一尊流行雕塑放在了一个故意拨动的天平上。我说，它像一大卷的卫生纸；我的向导证实说，正如我所说，它就是卫生纸。

在隆隆作响的工厂外面似乎也没有多少安静。卡车穷凶极恶地从那条曾是纤道的道路上经过；打桩机砰砰地锤击着河的两岸；船经过时必须先按喇叭鸣汽笛。福楼拜过去常说，帕斯卡[20]曾经拜访过这幢克鲁瓦塞的房子；当地一个经久不息的传说坚持说，普雷沃神甫[21]就是在这幢房子里写了《玛侬·莱斯科》[22]。现在，不再有人重复这样的传说；而且也不再有人相信它们。

天阴沉沉的，诺曼底的雨在不停地下着。我想起了河对岸的那匹马的轮廓，想到了抓鳗鱼的渔夫抛钓鱼杆时那静静的溅水声。鳗鱼还能生活在这种缺乏欢乐、充满商业味的河水里吗？即使它们可以生活在其中，它们很可能也满是柴油与清洁剂的味道广。我将目光朝河的上游移过去，突然，我看到了它，只见它在伏地颤抖。一列火车。以前我看到过铁轨，有一段铁轨铺设在公路与河水之间；此刻，铁轨在雨水中闪着光，咧着嘴。我原来未假思索地假定，这些铁轨是让骑跨的码头起重机运行时用的。可是，不：甚至连这个他都没逃过。捆绑得严严实实的货车在约二百码远的地方编排成队，准备驶过福楼拜家的凉亭。当它与凉亭平行的时候，毫无疑问，它会讥讽地拉响汽笛喇叭；也许货车运载的是毒药、灌肠机以及奶油馅饼，或者是运载着药剂师及数学家的用品。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反讽既可以是笨拙的，也可以是残酷的）我爬进自己的汽车，离开了。

[1] 是指一些业余爱好者，在业余时间里热衷于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记录机车识别号码。

[2] 法语，福楼拜先生本人。

[3] 非洲一个古国，在埃及南部地区。

[4] 法语，火车厌恶症。

[5] 威廉一世（1028-1087），诺曼底公爵，英格兰国王。

[6] 法语，编一个小故事骗母亲相信得了。

[7] 法语，小故事。

[8] 英国伦敦地名、离查令十字街车站几英里路程。

[9] 法国北部港口城市。

[10] 英国伦敦西部的一个地区。

[11] 塞纳河的北向，故又称为北岸。

[12] 法语，疯狂的爱。

[13] 分别为法语和英语，别把能源扔到窗外。

[14] 法语，新城市。

[15] Grand Marnier法国一著名力娇酒品牌。

[16] 英国东岸一郡名。

[17] 法语，香烟店。

[18] 米其林星级评分系统已成为全世界最具权威的饮食评分系统，该评分系统也曾扩展到其他领域。

[19] 《情感教育》中的一个银行家。

[20] 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21] Abbé Prévost(1697-1763)，法国作家、小说家。

[22] 普雷沃写于口31年的小说，后来普契尼等著名歌剧家将它改编成了歌剧，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

九、福楼拜的未竟之事

它不是人们建起的。是人们拆除了的。

它不是一幢幢的房子。是一幢幢房子之间的空隙。

它不是一条条存在的街道。是那些不再存在的街道。

然而，它也是人们没有建成的东西。是人们梦想与构思的一幢幢房子。是人们想象中的稀奇古怪的林荫大道；是茅屋间的那鸣没人走过的闲庭信步的小路；是错视画[1]中的死胡同，让你产生了走进一条时髦大街的幻觉。

作家们未写成的书重要吗？忘记它们是非常容易的，也很容易假定，未写成的书目只有糟糕的观点、被合理抛弃的计划、令人难堪的最初的想法。事实未必如此：最初的想法往往是最好的思想，经过片刻锁眉思索后，它们会在三思后令人高兴地复原成最好的。而且，一种思想往往不会因为它没有通过哪一种质量控制检测而遭到摈弃。想象力并不像每年结出丰硕果实的苹果树那样忠实可靠。作家必须有什么素材就收集什么素材：有的时候素材太多，有时又太少了，有时却一无所获。在过量的那些岁月，在某个凉爽阴暗的阁楼里总是放着一只木条做的盘子，作家不时心惊胆战地到阁楼去；是的，哦，亲爱的，他在楼下辛苦地工作，而阁楼上却满是皱纹的肌肤、警示的色斑、突然间的褐色坍塌以及雪片的突现。他对此有什么办法呢？

对福楼拜来说，未写成的作品投下了又一个阴影。如果说人生最美的时刻是在逛妓院而不嫖娼的时候，那么，也许写作最美的时刻是在写书的念头出现之时，而这本书永远不用写出来，它永远也不会有形态固定不变的缺陷，永远都不必暴露在那些不如作家本人那样热爱书本的目光之下。

当然，出版的作品本身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福楼拜有更多时间和金钱整理一下他的文学资产，它们现在一定是另一番样子。他会写完《布瓦尔与白居谢》；他或许不会让《包法利夫人》再出版了（因这本书过热的名声，古斯塔夫焦急万分，我们对这一点看得多认真呢？确实有点认真）；而且《情感教育》本来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杜康记录下了他的朋友因这本书遭遇时运不济的藤运而深感心灰意冷：此书出版一年后不幸遇到普法战争的爆发，并且对古斯塔夫来说，似乎敌人的侵犯与色当[2]的溃败，会给一部以探索一代人的道德败坏为出发点的小说赋予一个宏大的、公共的、不容辩驳的结局。

“不难想象，”杜康记录了他的话，“最好的结局也许都是由一些事件汇聚而成的。例如，这里就有一个质量上乘的结局。投降条约已签署，军队被捕了，皇帝跌坐在他宽敞的马车的一角，脸色阴沉，目光呆滞；他吸着烟，为使自己保持平静，虽然他的内心正经受着暴风骤雨，但他希望表现得沉着冷静。他的身旁坐着他的副官与一位普鲁士将军。大家都沉默无语，每个人都低垂着目光；他们的心中都充满着痛苦。”在两条路交叉的地方，皇帝的队列被一列囚犯挡住了，头戴波兰四角帽、手持长矛的枪骑兵[3]押送着这队囚犯。皇帝的马车在尘土飞扬的滚滚人流前，被迫停了下来，人流在太阳照耀下泛着红光。人们拖着脚步向前走着，双臂懒洋洋的。皇帝无精打采的目光打量着这群人。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检阅军队的方式啊。他想起了以前的一次次军队检阅的情景，想到了敲击的战鼓，想到了舞动的旗帜，想到了戴着金色绶带的将军向他举剑致敬，还想到了他的卫兵高声喊着'皇帝万岁！'

一名囚犯认出了他，向他致敬，接着一个又一个囚犯向他致敬。突然一名轻步兵走离队列，挥着拳头喊道：“好啊，原来你在这儿，恶棍；我们可被你毁了！”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咒骂起来，挥舞着双臂威吓他，朝马车吐唾沫，犹如刮过一阵诅咒的旋风。皇帝依然不动声色，没做一个手势，没说一句话，但是，他心里想，“那些就是人们过去常常称为我的禁卫军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情景怎么样？气势恢宏，是不是？这样的情景会使我的《情感教育》的最后一幕非常令人难忘？要是错过这样的情景，我都无法抚慰自己。”我们应该为错失这样一个结局而感到悲伤吗？我们如何评价它呢？杜康很可能在复述中只说了个大概，而且福楼拜的不少作品都可能在出版前几易其稿。这样改写的渲染力很显著：fortissimo[4]奏出了高潮，对一个国家不能公开的失败的公开的总结。但是这本书需要这样一个结尾吗？经历了1848年[5]，我们还需要1870年[6]吗？还不如让这本小说在幻灭中悄然消失；与其看-幅纷乱的沙龙画，还不如听两个朋友回忆过去。

回到未成之作本身吧，让我们系统地来看问题。

1）自传。“有一天，假如我写回忆录的话——只要我投入地去写，回忆录是我唯一会写好的东西一你会在我的回忆录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那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位置啊！因为你在我生存的墙上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在古斯塔夫给露易丝·科莱最早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段话；并且在（1846-1853年）七年期间，他不时地提到他打算写的自传。接着，他宣布正式放弃这个计划。但是那难道仅仅是一个为了计划的计划？”我将把你写人我的回忆录中“是一个文学上拉拢人的信手拈来的陈词滥调。相当于“我将把你拍成电影”，“我可能使你在画中永恒”，“我可以使你的脖子变成大理石雕塑”，等等。

2）翻译作品。遗失的作品，而不是严格的未竟之作；但是我们可以在这儿记下朱丽叶·赫伯特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经过作家的监督检查，被作家称为“一件杰作”士）在1844年的一封信中提到的译作：“我已读过《老实人》[7]二十遍了；我已将它译成英语……”；b)这个翻译并不像学校的作业：更像是一份自己制定的练习之作。从古斯塔夫在书信中的英语使用不稳定的情况进行评判，此翻译很可能在原小说的创作意图上无意之间增添了一层喜剧色彩。他甚至不能准确地抄写英语地名：在1866年，在对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彩色明顿瓷砖"做笔记时，他把“ Stoke-upon-Trent”[8]写成了“ Stroke-upon-Trent”。

3)小说。未竟之作的这一部分包含了大量的青年时代的作品，这部分的作品主要对心理传记家有用。但是作家未能在青少年时写成的那些书，与作家已把他的职业生涯昭示天下而未能写成的那些书，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而对这些未写成的书，他必须承担责任。

1850年，福楼拜人在埃及，他花了两天时间思考了门卡拉[9]的故事，这位第四王朝的国王是一位虔诚的国王，他被认为重新打开了被他的先人关闭的寺庙。但是，在给布耶的一封信中，这位小说家粗鲁地提到他的思考对象，说他是一位“与自己女儿乱伦的国王”。1837年，英国人挖掘到了这位国王的石棺，并将它运回到了伦敦。也许福楼拜的兴趣是被这个发现（或者说事实上是对这位国王的记忆）所激发出来的。古斯塔夫在1851年到大英博物馆去时是可以好好看一番的。

前不久的一天，我本人想去好好看看。他们告诉我说，这座石棺并不是该博物馆里有价值的馆藏品，自1904年以来未曾展出过。虽然运回时，人们认为，那是第四王朝的，后来知道是属于第二十六王朝的：里面木乃伊的组成部分也许是、当然也可能不是属于门卡拉的。我深感失望，但也感到松了一口气：要是福楼拜继续这个写作计划，并带着详细研究的目光把这位国王的坟墓加以描写，那又会怎样呢？那又将给伊妮德·斯塔基博士提供机会，让她对文学上的又一个错误进行猛烈抨击了。

（或许我应该在我的袖珍版的福楼拜导读里给斯塔基博士增加一个条目；那会是不必要的报复吗？5是代表萨德[10]，还是代表斯塔基博十？顺便说一下，《布拉斯韦特的公认概念词典》进展顺利。你所需对福楼拜的了解与你所需要了解的后一位人物是差不多的！只要再增添几个条目，我就完成了。不难看出，字母X将是个问题。在福楼拜自己编写的词典里，字母X下什么条目也没有。）在1850年，福楼拜在君士坦丁堡宣布了三个计划：“唐璜的一个夜晚"（这一项进人了计划阶段）；"阿努比斯[11]"，是一个关于"想得到神临幸的女人"的故事；还有"我的有关一个年轻女孩的佛兰芒语[12]小说，这个女孩……在一个外省小镇，在一个种着大白菜与芦苇的花园最深处……死去时是处女与神秘主义者……"古斯塔夫在这封给布耶的信中不满地说，对一个写作计划作过分缜密的设想会有不少的危险广我似乎觉得，老天啊，在你的孩子尚未出生之前，你如果可以对他们进行仔细地研究，事实上你不够坚强敢做他们的父亲。”在这几个计划里，古斯塔夫并没有足够地坚强；尽管有人在他的第三个计划中看到了《包法利夫人》或者说《一颗质朴的心》的模糊先兆。

在1852年到1853年，古斯塔夫为《螺旋》认真做了计划，是一部"宏大的、超自然的、充满幻想的喧嚣的小说"，主人公过着一种典型的福楼拜式的双重生活，梦想中他快乐无比，现实生活中他无比不快。当然，小说的结论是：幸福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在1853年，"我的一个旧梦"又复活了：写一部关于骑士精神的小说。虽然已有阿里奥斯托[13]，这样的写作计划依然是可行的，古斯塔夫声称：他将给这个主题添加“恐惧和更为广阔的诗意”等因素。

在1861年我就一部关于疯狂，或者说关于人是如何变得疯狂的小说已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根据杜康记载，大约从这个时候起，或略晚一点起，他还在思考一本关于剧院的小说；他常常坐在演员休息室里，草草记下女演员们的赤裸裸的私人秘密。”只有勒萨日[14]在《吉尔·布拉斯》中触及了事实的真相。我要将现实的真相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因为事实真相中的喜剧性是不可能想象得出的。”从这个时候开始，福楼拜一定早已清楚，他很可能得花上五至七年的时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因此，他大多数次要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在罐子里自己烧干蒸发。从他人生的最后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发现四个主要写作想法，外加一个引人入胜的第五个，一个roman trouvé ？[15]。

“阿雷尔——贝，”一个东方的故事。”如果我年轻一些，而且有钱，我会返回东方一一去研究现代东方，那个有苏伊士地峡的东方。写这样一部大作是我的一个夙愿。我想表现一个文明人变成了野蛮人，而一个野蛮人变成了文明人·目的是发掘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最终融合了起来……可是太迟了。”一本关于温泉关之战的书，他计划在完成《布瓦尔与白居谢》后着手写作。

一本描写一个鲁昂家庭的几代人的小说。

如果你将一条扁形虫一切为二，其头部会长出一条新尾巴；更叫人吃惊的是，尾部会长出一个新头。这样的事发生在《情感教育》的让人懊丧的结尾上：这个结尾自己产生了一部完整的小说，开始被称为"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后来改为“一个巴黎家庭”。（杜康讲述说他这样说的广我要写一部关于皇帝的小说，描写他在贡比涅举行的晚宴，所有外交大臣、将军以及参议员们丁零当啷地佩戴着勋章与奖章，屈身向皇帝深深地鞠躬，亲吻着他的手。

对，就是这样！这个时期可以为一部大书提供精妙绝伦的素材。”是由夏尔·拉皮埃尔发现的，他是《鲁昂的小说家》的编辑。有一天，在克鲁瓦塞共进晚餐时，拉皮埃尔给福楼拜讲述了一位？小姐的浪漫史。这位？小姐出身诺曼底名门贵族，在宫廷有亲戚，于是被指任为欧仁妮皇后的读书官。人们说，她的花容月貌足以毁灭一个圣徒。当然，她的美貌毁了她自己：她与皇家卫队-名军官公然眉来眼去，导致了她被解雇。后来，她成了巴黎风流社会的一名交际皇后，风行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时的巴黎风流社会比她被驱逐出来的宫廷更加声名狼藉。在普法战争期间，她（与她所从事的那个行当一起）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之后，这颗灿烂的星星便陨灭了。据人们所说，她一落千丈，最后沦落为妓女。但是，让人兴奋的是(不论是对小说来说还是对她个人命运而言结果都证明她具有东山再起的能力：她成了一名骑兵军官的固定的情妇，并巨在她去世的时候，她已是一名海军上将的合法妻子。

闻此故事，福楼拜很兴奋你知道吗，拉皮埃尔，你刚才送给了我一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我的包法利夫人的对应之物啊，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包法利夫人。好一个魅力无穷的形象啊！”他立即将故事写了拳

下来，并开始做相关的笔记。但是这本小说始终没有写出来，这些笔记也一直没有被找到。

所有这些未竟之作都很迷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可以把它们填满补齐，对它们下单订购，进行重新想象虚构。人们可以在大学里研究它们。一道防波堤是一座不完备的桥梁；但是久久地舜视着它，你可以梦想着它连接着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对这些未竟之作的螫

树桩断枝，你也可以进行如此的想象。

但是，对于未曾有过的人生，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也许事实上，它们更加诱人；它们才是真正的未竟之作。如果没有《布瓦尔与白居谢》，而只有《温泉关》呢？好吧，它依然还是一本书。但是如果说福楼拜自己改变了生活的航向呢？毕竟，不当作家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人不是作家，这几乎对他们没有任何坏处。有一位颅相学家一十九世纪的职业指导大师·曾经仔细看了福楼拜后告诉他说，他天生是当驯兽师的。不能说他说得不准确啊。再引一下福楼拜的话：“我让疯子与野兽着迷。”

不仅只是众所周知的人生。不仅只是被成功隐藏起来的人生。

不仅是对生活的众多谎话，而一些谎话现在不能不信以为真。这也是那些未曾有过的人生。

"我想要做一个君王呢，还是只做一头猪？”古斯塔夫在他的《私人笔记》中这样写道。十九岁的时候，事情看来就是这么简单。于是有了人生，然后有了未曾经历的人生；有了实现雄心壮志的人生，亦有了未当成猪的人生。别人竭力告诉你，你的未来是如何如何的，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有人为我预测了，"古斯塔夫这时写道，"许多事情我会学习跳舞；2）我会结婚。走着瞧吧一我可不相信这种预测。”他终身未娶，并汪他终身没学跳舞。他对跳舞抱着抵触情绪，因此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采取同样的态度，也拒绝跳舞。

不懂跳舞，那么他懂什么呢？取而代之，他懂得：人生不是在扼杀通往王位道路与沦落到猪圈生活之间的一种选择；世界上有像猪一样的国王，有带着王者风范的猪；也许国王会羡慕猪的生活；未经历的人牛的各种可能性总会颇令人痛苦地发生变化，以适应经历过的人生的各种具体的窘迫境况。

十七岁的时候，他宣布说，他希望在一个海边破败的城堡里度过他的整个人生。

十八岁时，他断言，一定是一股稀奇古怪的风将他吹到了法国，错误地将他迁移到了这里。他声称，他生来要当交趾支那[16]的国王，要抽三十六英寻长的烟管，拥有六千妻妾与一千四百个娈男；可是相反，受到这种气象噩运的迁移，我只剩下水难满足的强烈欲望与极度的烦闷，于是，只有经受连天的哈欠了。

十九岁时，他认为在他完成了法学学业，就可以出发到土耳其去，去做一个土耳其人，或者到西班牙去当骡夫，到埃及当骆驼夫。

在二十岁时，他依然还想当一名骡夫，只是到那时地点由西班牙缩小到安达卢西亚[17]。他的另外可能的人生还包括做一名那不勒斯的流浪汉；尽管他满足于当大马车车夫，辛苦地颠簸于尼姆[18]与马赛之间。但是，是不是任何这样一种人生都相当难得？句今，中产阶级旅行时的那种轻松，对一个“心灵中有博斯普鲁斯海峡[19]”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

二十四岁的时候，随着父亲与妹妹刚刚去世，他心中想，如果他母亲也去世的话，那他将如何度过他的余生：他将变卖一切家产，到罗马、锡拉丘兹[20]或那不勒斯去生活。

同样是在二十四岁时，他向露易丝'科莱显示出了无限的奇思怪想，他说想当一名士麦那[21]强盗，并声称对此念头他经过了长期非常认真的思考。但是至少"有一天我会离开这儿，到遥远的地方去生活，人们永远不再听到我的事"。或许露易丝根本不觉得土耳其强盗的行径有什么新鲜；因为现在他有了一种更加充满家庭情趣的幻想。要是他是自由的多好啊，那么他就会离开克鲁瓦塞，到巴黎与她生活在一起。他想象着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他们的婚姻，一种相互爱慕的伴侣式的甜美生活。他想象着他们一起有了一个孩予；并想象露易丝的去世以及他接着如何充满柔情地抚养这个缺乏母爱的婴儿（天哪，我们没有获得露易丝对他这种任凭想象力恣意飞翔的反应）。但是家庭生活的奇异魅力并未持续多久。一个月后，动词的时态发生了质变：“我似乎修

觉得，假如我成了你的丈夫的话，我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幸福地一起生活以后，我们接下来会相互憎恨。这是正常的。”古斯塔夫的远见卓识，使露易丝避免了这样一种无法令人满足的生活，人们觉得她会对此不胜感激。

因此，他们非但没有结婚，而且依然还是在二十四岁，他便与杜康一起坐下来查看地图，筹划着艰巨的亚洲之行。此行将为时六年，根据他们的粗略计算，将花费三百六十多万的法郎。

二十五岁时，他想成为一名婆罗门：那神秘的舞蹈，那满头的长发，流淌着神圣的黄油的脸颊。他正式放弃想成为一个卡马尔多利[22]隐居修士、强盗或土耳其人的念头。”要么现在就当婆罗门，要么什么也不当·这简单多了。”来吧，什么也不想了，生活催人哪。做一头猪很容易。

二十九岁的时候，受到洪堡[23]的激励，他想动身去南美洲，生活在大草原上，永远从人们视野里消失。

在三十岁的时候，如他整个人生所做的那样，他冥思苦想于自己的前世，思索着他的未竟的生命或者在路易十四、尼禄以及伯里克利[24]等更有意义的时代中灵魂转世的生命。对他的前世，他确定无疑：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某个时候，他是一个行游戏剧团的导演，一个花言巧语的恶棍，在西西里买了女人，把她们变成了戏子，他是老师、皮条客以及艺术家的乱七八糟的混合体。（阅读普劳图斯[25]，使占斯塔夫想到这个前世生活：它赋予他le frisson historique[26]。这里我们还应该指出古斯塔夫的值得怀疑的祖辈：他喜欢说他的血管里流着红皮肤印第安人的血液。虽然他的一个祖辈在十七世纪移民去了加拿大，成了一名捕海狸的人，但情况似乎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同样在三十岁的时候，他规划了一种表面上看更有可能的人生，但是事实同样证明，那还是一种不存在的人生。他与布耶玩着想象自己在晚年光景的游戏：他们都患上了不治之症，成了收容所的病人，成了逛街的老朽，他们口齿不清地相互回忆着他们俩三十岁时一路步行到吉庸岩去的幸福时光。而被他们自己嘲笑的老态龙钟的情景始终没有出现：布耶死时四十八岁，福褛拜去世时五十八岁。

在三十一岁时，他对露易丝说一是对一个假设的注释一如果他拥有一个儿子的话，他会非常乐意为他弄来女人。

同样是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他向露易丝谈了他的一种短暂与非属他本性的背经离道：一种想放弃文学的欲望。他将与她一起生活，生活在她体内，把他的头枕在她的双乳之间；他说，他受够了像手淫一样的生活，整天抚摸着他的那个的头，为了让它能喷射出精美的词语。但这种幻觉同样是——种让人打寒战的嘲弄：它是用过去时讲述的，正如古斯塔夫在软弱的时候会瞬间即逝地想象着自己正在做的事。他始终愿意双手捧着自己的头，也不愿让它枕在露易丝的乳房中间。

三十二岁时，他向露易斯坦白了他人生的许多时间是如何在想象中度过的：他想象着如果他一年有百万法郎的收人，他会做些什么。在这些梦幻中，用人会帮他把脚穿进布满钻石的鞋子里；他会竖起耳朵听他马车的马的嘶鸣，而这些马的风采会让英格兰嫉妒得要死；他要举行牡蛎宴会，并把餐厅的周围都摆上盛开的茉莉花墙树，鲜艳夺目的金丝雀从墙树里飞出来扑腾着。可是，这个一年一百万的梦，是一个价格低廉的梦。杜康记录说，古斯塔夫计划了"巴黎的一个冬天一个狂妄的计划，既有罗马帝国的奢华，也充满着文艺复兴的精美，更有《一千零一夜》里的琼楼玉宇。那是一个热衷于消费的冬天，结果总开销"最多"达到一百二十亿法郎。杜康又说，总而言之，"当这样的梦幻占据他的全身的时候，他就非常固执，让人想到吸鸦片者，陷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中。他似乎一头扎进了云雾中，生活在金灿灿的梦幻中。这个想入非非的习惯，就是他发现持续工作很困难的一个原因。

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披露了“我的个人梦想”：要在大运河岸边买一座Palazzo[27]。几个月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个凉亭添加到了他脑海中的地产里。又过了几个月，他准备动身到东方去，去生活在那儿，死在那儿。生活在贝鲁特的画家卡米耶罾·罗吉耶邀请了他。他可以去的；就像想的那样。他可以去；而他没去。

然而，到三十五岁时，这种未曾生活过的人生，这种不存在的人生，开始消失了。原来很清楚：真正的人生实实在在地开始了。当《包法利夫人》以书的形式出版时，古斯塔夫三十五岁。不再需要幻想；或者说，现在需要的是别样的、具体的、实际的幻想。对世界而言，他将扮演克鲁瓦塞的隐士；对他巴黎的朋友来说，他将是沙龙里的白痴；对乔治·桑而言，他将是教父吕沙尔神父，一个喜欢听上流社会妇女们忏悔的时髦的耶稣会士；在他亲密的朋友中，他将是圣波利卡普，那个不为人所知的士麦那主教，他在九十五岁时，在危急关头殉难了，他一边堵住耳朵一边大声疾呼主啊！你使我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预先说出了福楼拜的心声。但是这些不同的身份不再是福褛拜逃避现实的耸人听闻的托辞；它们是这位著名作家特许的供玩耍的东西，供选择的生活。他并没有逃跑到士麦那去成为一名强盗；相反，他将士麦那的主教传来，使其活在他的肌体内。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野爵的驯服者，而是狂野生命的征服者。未竟之事已交待完毕：写作可以开始广。

[1] 源自法语，原意为欺骗眼睛；用于描述接近真实并让人产生错觉的图画。

[2] 法国东北部阿登省的一城市，1870年普法战争战场，法军大败于此。

[3] 原属波兰后属德围的骑兵。

[4] 法语，最强音。

[5]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6] 即普法战争爆发的一年。

[7] 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

[8]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英国一地名。

[9] 拉丁语，Mycerinus;英语，Menkaure。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

[10] Maquis de Sade (1740―1814），法国贵族，一系列色情和哲学书籍的作者。

[11] 俗称胡豺狼，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

[12] 对于在比利时东北半佛兰德地区所通用的荷兰语方言的统称。

[13] Ludovic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代表作是传奇叙事长诗《疯狂的罗兰》。

[14] Alain-René Lesage(1668-1747），法国小说家与剧作家《吉尔·布拉斯》（Gil Blas）是他的系列小说名。

[15] 法语，偶得的故事。

[16] 法国殖民地时代越南南部地区的旧称。

[17] 西班牙南部的一地区。

[18] 法国加尔省省会，位于阿维尼翁/马赛轴线上。

[19] 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一条将土耳其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隔开的海峡。

[20]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

[21] 土耳其港市伊兹密尔的旧称。

[22] 卡马尔多利修道院位于意人利托斯卡纳大区东部地区，属于天主教本笃会，遵照圣本尼迪克特规则进行修道，并将修道僧侣与独身隐士两种生活结合了起来。

[23]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是十九世纪的科学界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24] Pericles(约公元前495-前429），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

[25] Titus Maccius Plautus（约公元前254-前184），古罗马剧作家，他的喜剧在现在仍保存完好的拉厂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中。

[26] 法语，历史快感。

[27] 法语，豪华住宅。

十、指控

是什么驱使我们想知道最糟的？是不是我们厌倦了喜欢知道最好的？好奇心是不是总能战胜内心的小私欲？也许更简单，想知道最糟的，是爱的最喜欢的反常心态？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好奇心像有毒的幻想一样。我曾有一个病人，一个可敬的朝九晚五族，只是他缺乏想象力。他坦白说，在与他妻子做爱的时候，他喜欢把她想象成幸福地仰卧在大山般的西班牙贵族、花言巧语的勤务兵、乱翻乱找的小矮人的身下。这把我吓坏了，这样的幻想欲惊世骇俗啊。对另一些人来说，追求却是实实在在的。我认识的一些夫妇，他们为对方的俗不可耐感到骄傲：相互寻求对方的愚蠢、虚荣、弱点。他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显然，在他们表面所追寻的东西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东西。也许，是人类自身已根深蒂固的腐化喷落的某种最后的证明，是生命在低能儿头脑里确实只是一场恶俗的噩梦的某种最后的证明？

我爱过埃伦，并曾想知道最糟的一面。我从不激怒她；我小心谨慎、自我防御着，这是我历来的习惯；我甚至不提问题；但是我想知道最糟的。她从不回应我这样的爱抚。她喜欢我一她会机械地同意说她爱我，似乎这事是不值得谈论的——但是她毫无疑问地相信我身上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差别所在。她甚至不去寻找开启秘密心灵之房的那扇滑动移门，那个房间里保存了记忆与尸体。有时人们寻找到了移门，但是门没有敞开；有时它是敞开的，你凝视的目光只接触到了一具老鼠的尸骨。但是至少你向里看了。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差别：不是那些有秘密与那些没有秘密的人之间的差别，而是那些想了解对方的全部与那些不想这么做的人之间的差别。我坚持认为，这种刨根问底就是爱的标志。

对待书籍也是如此。当然不完全一样（永远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有相似之处。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位作家的作品，如果你赞许地翻动着他的书，被人打断也并不在意，那么你往往是未假思索地喜欢上了那位作家。好家伙，你觉得。不错的伙计。他们说，他掐死了一群幼童军，用他们的尸体喂一群鲤鱼？哦，不，我肯定他没有：不错的伙计，很好的家伙啊。但是，如果你热爱一位作家，如果你依赖于他的聪明才智点点滴滴地给你灌输养分，如果你想追寻他，并且找到了他——尽管布告的结果则相反——那么想了解太多是做不到的。你也追寻了罪恶。是说一群幼童军吗？那有二十七个还是二十八个呢？他有没有把他们一块块的小领巾缝合成百家被？说他登上绞刑台时嘴里还念着《圣经·约拿书》？还有说他将他的那池鲤鱼遗赠给了当地的童子军？

可这就是差别。与情人一起时，与妻子一起时，当你发现最糟的——如果说那最糟的是不忠或没有爱、疯狂或自杀的苗头——你几乎会松一口气。生命正如我以为的那样啊；现在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失望祝贺了？对一个你所热爱的作家，直觉就是要为其辩护。这是我先前的动机：也许对一个作家的热爱是最为纯洁的，一种最为牢不可破的爱。因此你的辩护来得更轻松。事实上，鲤鱼是一种濒危物种，人皆共知，在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在春天多雨的圣奥尔日前，它们唯一愿意吃的食物就是切碎的幼童军的肉。当然，他知道，他会因此而被绞死，但是他也知道，人类不是濒危物种，因此他的计算是，用二十七个(你说二十八个吗？）幼童军加上一位中等水平的作家(他对自己的聪明才智总是谦虚到了可笑的程度）来换取一整个鱼种的存活，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这么多的幼童军吗？他们长大后会成为童子军。如果你依然深陷于多愁善感的泥潭，这么看这件事吧：到目前为止，游览鲤鱼池游客的游览费早已够童子军在这个地区建起几座教堂并加上维修费用。

因此接着看，读一下案情记录。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早已料到。但是别忘了这点：古斯塔夫以前曾站过被告席。这次犯下了多少桩罪行呢？

1）他憎恨人类。

是啊，是的，当然。你们总那样说。我会给你们两种回答。首先，让我们从根本的问题谈起。他热爱他的母亲：这难道不使你那颗愚蠢、多愁善感的二十世纪的心灵感到温暖吗？他热爱他的朋友们。他对有些人很仰慕。但他的爱总是具体的；它们并不总是来者不拒的。这对我来说似乎就够了。你还要他做得更多？你要他“热爱人类”，爱上整个人类？可那是毫无意义的。热爱人类，从小处说，与热爱雨滴一样，从大处说，与热爱银河系差不多。你说你热爱人类？你肯定自己不是在自鸣得意，在寻求认同，在确定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

第二，即使他确实憎恨人类，或者我喜欢说，他对人类很冷漠，那是他的错吗？显然，你深爱着人类：对你来说它就代表着所有聪明的水利系统、传教士工作以及微电子技术。请原谅他，他眼中的人类是不同的。显然，我们对此将不得不进行详尽的讨论。但是首先，让我给你引用一下你们二十世纪的一位聪明人士的话：他就是弗洛伊德。他并不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对此你会赞同吧？你想听听他在去世前十年对人类的概括吗？”在我心灵的深处，我不得不相信，我亲爱的人类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少数人例外。”这是出自一个这个世纪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相信最为透彻理解人类心灵的人之门的话。这有点比人难堪，对不对？

但是，好了，你该说些具体的了。

2）他憎恨民主政体。

他在给泰纳[1]的一封信中将民主政体称为la democrasserie。Democrappery 与democrassness，你更喜欢哪一个？也许是democrappiness?确实，他不喜欢民主政体。但你不能凭此得出结论说，他喜欢暴政、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君主制度、官僚极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他喜欢的政府模式是东方的模式一一宫僚统治制度；尽管他很快就承认，把官僚统治制度引进到法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对你们来说官僚统治制度——就过时了？但是你们却原谅伏尔泰对开明的君主专制的热情；为什么不能原谅一个世纪以后福楼拜对开明的寡头政治体制的热情？至少他并没有怀着某些文人雅士的幼稚幻想，认为作家比其他人更适宜管理这个世界。

主要的观点是这样的：福楼拜认为，民主政体只是政休史上的一个过程，他认为，我们假定民主政体代表了人类相互统治的最好的、最令人骄傲的途径，这是我们典型的虚荣。他相信一一或者说他不是没有注意到一一人类的不断迸化，因而也相信社会形态的进化：“就如奴隶制、封建制度或者君主制都不是人类的最终形态一样，民主制度也不是人类的最终形态。”他坚持认为，政体的最好形态是一种垂死的形态，因为这就意味着它正在让位于其他的政体形态。

3)他不相信进步。

我引用整个二十世纪来为他辩护。

4)他对政治的兴趣不够浓。

兴趣“不够浓”？你至少承认他是有兴趣的。你委婉地暗示说，他不喜欢他所见的东西（正确），你还认为，如果他看得更多，对这些事物他也许会改变看法，从而接受你的思维方式（不对）。我应该说清两点，第一点我要用斜体，这似乎是你喜欢的说话方式。文学包括政治，而不是反过来。这不是一个流行的观点，也不是作家与政治家所喜欢的形式，但请你原谅我。我似乎觉得，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政治工具的那些小说家不仅贬低了写作，而愚蠢地抬高了政治。不是的，我并不是在说应该禁止他们表达政治观点，也不是禁止他们陈述政治主张。只是他们应该将他们那部分作品称为新闻材料。认为小说是参与政治的最有效的途径的作家通常是一名糟糕的小说家，一名糟糕的记者，并且是一名糟糕的政客。

杜康始终认真关注政治，福楼拜则偶尔注意政治。你喜欢哪一位呢？前者。那么两位作家中哪一位伟大呢？后者。他们的政见是怎样的？杜康成为一位懒洋洋的社会向善论者；福楼拜一直是“一名义愤填膺的自由人士”。这让你吃惊吧？但是即使福楼拜将自己描述成一名懒洋洋的社会向善论者，我还是要表达同样的观点：期望过去来巴结现在，那是多么奇特的虚荣。现在回顾过去时，凝视着早一个世纪的伟大形象，心想，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吗？他是好人吗？这意味着无比缺乏自信：现在既要通过对过去的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当它的支持者，同时又想得到过去的鼓励肯定，说干得很出色，继续努力吧。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福楼拜对政治“兴趣不够浓”的话，那么恐怕我的当事人必须承认有罪了。

5）他反对巴黎公社。

上面所说的是部分的答案。但是还有下面这样的考虑，我当事人的性格上还存在着这样难以置信的弱点：总体上说他反对人们相互残杀。称其为神经脆弱吧，但是他不赞成。我必须承认，他自己从没有杀死任何人；事实上，他甚至从没试图去杀人。他许诺将来要做得更好。

6）他不爱国。

允许我稍稍笑一下。哈哈。好多了。我曾以为爱国主义在当今是一个糟糕的东西。我曾以为我们都宁可出卖国家而不愿出卖我们的朋友。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情况还没有再次颠倒过来吧？希望我说什么呢？在1870年9月22日，福楼拜给自己买了一支左轮手枪；在克鲁瓦塞等待普鲁士军队到来之时，他集合了一些老弱病残军团进行操练，带领他们进行夜间巡逻；并告诉他们，如果他有逃跑的企图他们就开枪射死他。等到普鲁士军队来到的时候，他除了照顾他年迈的老母以外，什么切实的事都做不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加入部队医疗队，但是他们是否有热情接受一个年龄四十八岁、犯有癫痫病的梅毒病人，且除了具有在沙漠里射杀野生动物的那点本领外，毫无从军经历的人的申请呢……

7）他在沙漠里射杀野生动物。

哦，基督啊！我们请求noli contendere[2]。此外，对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还没有说完呐。我町以简单地给你讲讲小说家的特性吗？一个作家做得最轻松、最舒服的事是什么？为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感到庆幸：为它的强健的筋骨而大唱赞歌，为它的进步而鼓掌喝彩，为它的愚蠢而怜惜地加以嘲弄。“就如我是法国人一样，我也是中国人。”福楼拜声称。也就是说，如果他出生在北京，他不会是纯粹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也会让那里的爱国者们失望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是让你的国家知道，它的所作所为什么时候是不光彩的、愚蠢的、邪恶的。作家的同情心必须是普世性的，在天性上他必须是一个被驱逐的人：只有达到这个程度，他才能看清世界。福楼拜经常站在少数人的一边，站在“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持异端思想的人、哲学家、隐士、诗人”的一边。1867年，四十三名吉普赛人在皇后林荫大道安营扎寨，引起了鲁昂人的愤慨。福楼拜看到他们非常愉快，并施与他们钱物。无疑，你会为此大力赞扬他。如果他知道他正在赢得未来的赞扬，他很可能会自己享受那些钱物了。

8）他没有深入生活之中。

“在你不是酒鬼、情人、丈夫或地位低微的士兵的前提下，你可以描写美酒、爱情、女人和荣耀。如果你参与到生活深处，你就看不清它了：你不是深受生活之累就是过度享受着生活之乐。”这不是带着负罪感的回答，而是对错误表达的指责的批评。你说的生活是什么呢？政治吗？这个我们已谈过。感情生活吗？通过他的家人、朋友和情人，古斯塔夫对这种磨难的各个阶段清楚得很。也许你是说婚姻吧？虽然这种指责并不新奇，倒也稀奇。是不是婚姻比鳏寡孤独可以创造出更好的小说来？是不是子女成群的人比没有子女的人会成为更好的作家？我希望你能提供数据证明。

一个作家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那种能帮助他写出他天赋范围内的最好作品的那种生活。我们是不是自信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比他的判断更准确呢？福楼拜比许多人都——用你的话来说——“深人生活相比较而言，亨利·詹姆斯倒是位修女。福楼拜也许努力想生活在象牙塔里一心他努力想生活在象牙塔里。但他没有成功。”我始终想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浊流的潮水不停地拍打着象牙塔的墙脚，威胁着要摧毁它。”这里有三点要说。首先，作家选择尽他所能地选择一你所谓的参与生活的程度：尽管他声名卓著，但是只选择了生活的半参与状态。“这不是酒鬼写他的酒歌”：他清楚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不是禁酒主义者。当他说，作家必须涉足于生活之中，就如他涉足于海洋一样，只能让海水浸到他的腰部，这样的表述也许是最恰当的。

其二，当读者说，作家为何不做这事，他为何不向报界就那事提出抗议，他为何不更多地参与生活，这样对作、家们提出指责的时候，事实上读者是不是在提一个更为简单、更加充满虚荣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更像我们？但是如果作家更像读者，他就是一位读者了，而不是作家了：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啊。

第三，就作家的作品而言，这种指责的力量在哪里呢？或许对福楼拜没有更多地参与生活的遗憾，不只是对他发出的一种博爱愿望：但愿老古斯塔夫有妻室儿女，他就不会在所有的作品中表现得那么忧心忡忡了？但愿他深陷政治问题或埋头于慈善活动或成了他母校的主管，那么他就会更多地走出他隐居的生活？也许，你认为这些是他作品中的缺陷，本可能因作家生活的变化而得到纠正的。果真是这样的话，么我认为，就得由你来说明了。至于我自己，例如，却难以想象得出，说要是《包法利夫人》的作家每天晚上都与坐在安乐椅中的患了痛风的诺曼底人大杯地干着苹果酒的话，小说中外省的风情中的那些不足方面就可以得到纠止。

9）他是个悲观主义者。

啊哈。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希望他的书略为快乐一些，略为……你会怎样表达，有生活的魅力？你的文学观确实很奇特啊。你是从布加勒斯特[3]获得的博士学位吧？我还不知道，人们一定要为作家成为悲观主义者进行辩护。这可是新鲜事。我拒绝辩护。福楼拜说“善良的意图构成不了艺术。”他还说”大众需要满足他们的幻想的作品。”他没有教授正确的美德。

现在你正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因此，这就是我们对作家进行评判的标准——根据他们“正确的美德”？好，恐怕我必须简单地玩你的游戏：你在法庭里不得不这么做。以从《包法利夫人》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所有伤风败俗的审讯为例：法庭辩护始终遵循着某些游戏的法则。别人也许称其为战术上的虚伪。（此书激发情欲吗？不，法官大人，我们认为它对读者会产生催吐的作用，却没有激发情欲的作用。此书鼓励通奸吗？不，法官大人，瞧，一次次纵欲狂欢的痛苦罪人最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此书抨击婚姻制度吗？没有，法官大人，此书描绘了不幸与不可救药的婚姻，因而人们可以明白，只有遵照基督教的教义，他们的婚姻才会幸福。此书亵渎神灵吗？没有，法官大人，此小说家的思想是圣洁的。）作为一场法庭辩论，当然，它是成功的；但是我有时感到一种残留的苦涩，因为这些律师中有一位在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辩护的时候，并没有把他的辩护建立在简单的反驳上。（此书激发情欲吗？法官大人，我们非常希望如此。此书鼓励通奸与抨击婚姻制度吗？准确，法官大人，那确确实实是我的当事人努力想做的。此书亵渎神灵吗？基督啊，法官大人，事情就如基督受难时的那块遮羞布一样，再清楚不过了。这么说吧，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认为，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的大多数道德观念都臭不可闻，因此他希望用此书来促进乱伦、手淫、通奸、用石块砸死牧师，还有，既然我们暂时引起您法官大人的注意，那么也希望把那些腐化堕落的法官通过他们的耳垂把他们悬吊进来。这番辩护终止了案子的审理。）因此，简言之：福楼拜教导你正视真理，不要忽视结果；他与蒙田一起教导你心揣怀疑切勿安然夜寐；他教导你对现实的组成部分细加分析，要细细观察，自然总是多种风格组合而成的；他教导你如何最为准确地使用语言；他教导你不要为了寻找治疗道德或者社会的良药才去看书一文学不是一本药典；他教给我们真理、美、感情和风格的卓越之处。如果你研究一番他的私人生活，他教了勇敢、淡泊、友情；教了聪明、怀疑和机智的重要性；教了廉价爱国主义的愚蠢；教了能够独自留在自己房间中的美德；教了对虚伪的痛恨，对教条主义的不信任，言语朴实无华的必要性。那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描写作家的方式（我自己并不喜欢这样）呢？这样够吗？这是眼前我所能告诉你的：我好像在让我的当事人陷入难堪的境地了。

11）他是一个虐待狂。

胡扯。我的当事人是个不堪一击的人。请举他一生中所做过的一件带有虐待狂特征或者甚至不够善良的事让我看看。我来说-件我所知道的他做过的最不善良的事：有人发现他在一次聚会上无缘无故地对一个女人非常生气。当问他生气的理由时，他回答说：“因为她可能想进人我的书房。”那是据我所知发生在我当事人身上最为糟糕的事了。除非你把他在土耳其的事也算进去：那是他发了梅毒还想与一个妓女上床一事。我承认，那是有点欺骗。但是他的欺骗没有成功：那个姑娘按照她职业的正常防范，提出要检查他的身体，当遭到他的拒绝的时候，就让他走人了。

当然，他读过萨德的作品。受到良好教育的法国作家什么没有读过？我想，目前这位作家在巴黎知识分子中很流行。我的当事人曾告诉龚古尔兄弟说，萨德”在胡说八道”。确实，他保留一些他的可憎纪念物；他津津乐道于讲恐怖事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一些骇人听闻的段落。但是你说他拥有一种"萨德式的想象力"？我感到迷茫。你具体指出：《萨朗波》里包含了骇人听闻的暴力场景。我回答说：你以为这些暴力场景没有发生过吗？你以为古代世界充满着玫瑰花瓣、长笛乐曲以及用熊脂封口的一桶桶满满的蜂蜜吗？

11a)他的作品中许多动物遭到肆意屠杀。

他不是沃尔特·迪斯尼[4]，不是的。我同意，他对残忍充满兴趣。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兴趣。萨德也一样，还有尼禄。但是请听他是如何谈论这两位的：“这些残忍的人给我诠释了历史。”我必须添一句，他当时十七岁。让我给你他的另一句引语我热爱被征服者，但我也热爱征服者。”如我说过的那样，他努力想成为中国人，就如他努力成为法国人一样。在里窝那[5]发生了一场地震：他并没有发出富有同情心的大声呐喊。他对地震受宵者的同情心与他对几百年前死于为暴君推磨的奴隶的怜悯心是相同的。听到这个你很吃惊吗？这就是所谓拥有一种历史想象力。这就是所谓不仅仅做一个世界的公民，而且做一个所有时代的公民。这就是福楼拜所描述的"要成为世间一切生物从长颈鹿与鳄鱼到人类的神圣兄弟。”所谓一个作家就应如此。

12）他对女人很残酷。

女人都深爱着他。他喜欢有她们相伴；她们喜欢他的陪伴；他有豪侠之气，善于挑逗；他与她们上床。他只是不想娶她们。那是不是一种罪孽？他的一些性态度强烈地反映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与他所代表的阶层；但是在十九世纪那个时代的人谁能逃脱得了鞭笞？至少他坚持了性生活方面的坦诚：因而他表达了他喜欢妓女，而不喜欢年轻女工。这样的坦诚给他招致了虚伪所不会惹来的麻烦。对露易丝的坦诚就是一个例子。在他告诉她事实的真相时，他听起来很残忍。但是她是害人精，对不对？（让我来回答自己的问题。我认为，她是害人精；她听起来就像害人精；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只听了古斯塔夫的一面之词。也许应该有人写写她的故事：不错，为什么不写露易丝·科莱的故事呢？我可能会写。对，我会写的。）我是否可以这么说，你的许多指责也许可以重新归类到一个标题之下：如果他认识我们，他不会喜欢我们的。对此，他也许会承认有罪；但愿他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就好了。

13）他相信美。

我想我的耳朵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很可能是一些耳垢。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抓住鼻子，从鼓膜里吹出去。

14）他沉溺于风格。

你在胡言乱语。你还认为小说像高卢地区一样划分为三个部分——内容、形式与风格？如果果真这样的话，那么你正胆怯地迈出了步入小说的最初几个步骤。你想要一些写作的格言吗？非常好。形式不是披在思想血肉之躯上的一件外套(那古老的比喻，在福楼拜时代就已经古老了）；它是思想的血肉之躯本身。你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形式的内容，正如不能想象一个没奋内容的形式。艺术的一切都取决于手法：一个臭虫的故事可以与亚历山大的故事一样美丽。你必须根据你的感情进行写作，确保它们是真情实感，抛弃一切虚情假意。当一行文字写得精彩时，它不再属于任何流派。一行散文可以像一行诗一样亘古永恒。如果你的文字刚好写得很棒，人们就会指责你缺乏思想。

所有这些都是福楼拜的名言，其中一条布耶的除外。

15）他不相信艺术有社会目的。

是的，他不相信。这让人讨厌。“你给大家的是荒凉，”乔治·桑写道，“而我给大家的是抚慰。”对此，福楼拜回答说我无法改变我的眼睛。”艺术作品是耸立在荒漠中的金字塔，毫无用处：豺狼在它的脚下撒尿，资产阶级爬到它的顶部；继续这样的比较。你想让艺术有治病救人的作用吗？派人把乔治，桑救护车请来。你想让艺术讲真话吗？派人去找福楼拜救护车：虽然当它到达时，如果它从你的腿部辗压过去，请你不要吃惊。”听一下奥登[6]的话：“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别把艺术想象成一种略使人提高和自信的东西。艺术不是一只brassiére[7]至少在英语的意义中不是。别忘了，brassiére的法语还有救生衣的意思。

[1] Hippolyte Taine (1828-1893)，法国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

[2] 拉丁语，意为被告不愿争辩，尽管不承认错误。

[3] 罗马尼亚的首都。

[4] Walt Disney（1901-1966），美国动画片制作家、演出主持人和电影制片人，以创作卡通人物米老鼠和唐老鸭闻名。

[5] 意大利第勒尼安海的一个港口城市。

[6] W.H. Auden（1907-1973），出生于英国的美国作家、批评家。

[7] 法语，胸罩，吊带。英语中Uplift既有提升之意，又指胸罩。

十一、露易丝·科莱的叙述

现在请听听我的故事吧。我坚持你听一下。来，挽起我的手臂，就像那样，让我们一边散散步。我有故事要讲给你听；你会喜欢这些故事。我们沿着码头走，再过那座桥，不，那第二座，而且也许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喝点干邑白兰地，一直等到煤气灯暗下来，然后往回走。来吧，你肯定没有被我吓坏吧？脸上为何这样的神情？你认为我是个危险的女人？噢，那可是一种恭维的方式，我接受这样的恭维。或者，也许……也许是我不得不说的话让你害怕了？啊哈……噢，现在来不及了。你已经挽住了我的手臂；你不能将它甩开。毕竟我比你年长。你有义务保护我。

我对诽谤毫无兴趣。如果你愿意，手指往下滑些，抓住我的前臂吧；对，就是那里，现在你感觉到我的脉搏跳动了吧。今晚我并不想报复。有些朋友说，露易丝，你必须以炮火还以炮火，以谎言报以谎言。但我不想如此。当然在我的一生中也有说谎的时候；我也——你们男人喜欢用什么词？——我也有计谋。但是女人在她们脆弱的时候进行谋划，她们因恐惧而说谎。男人强大时进行谋划，他们因为自负而说谎。你不赞同？我只是从观察的角度来说的；我同意，你的情况也许不同。但是你知道我很平静？我是因为觉得强大而平静。并且——什么？那么，既然说我强大，也许像男人一样谋划着？好了，我们不要把事情弄复杂了。

我不需要古斯塔夫进入我的生活。请看看事实真相。当时我三十五岁，人长得漂亮，我有……很高的声望。我首先征服了艾克斯[1]，然后征服了巴黎。我两次嬴得法兰两学院的诗歌奖。我翻译了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称我妹妹，贝朗热[2]唤我缪斯女神。至于说我的私人生活：我丈夫的职业受人尊敬；我的……监护人是他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哲学家。你没有读过维克多·库赞[3]？那么，你应该读读他的著作。一个神奇的大脑。唯一真正理解柏拉图的人。是你们国家的米尔[4]先生的朋友。然后还有——或者说很快又有了缪塞[5]、维尼[6]、尚弗勒里[7]。我并不是夸耀我的战利品。我没有夸耀的必要。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蜡烛；他是飞蛾。苏格拉底的夫人[8]屈尊地把她的微笑投向这位默默无闻的诗人。我是他的猎物；他不是我的猎物。

我们在普拉迪耶[9]的工作室相遇。我看得出这有点老套，尽管他不觉得。雕塑家的工作室，随意的闲聊，不穿衣服的模特儿，风流社会的人与半风流社会的人都混在一起。对我而言，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噢，只是几年前，我曾与一位名叫阿希尔·福楼拜的身体僵硬的医学学生跳过舞）。当然，我在那里并不是看热闹的；我是去让普拉迪耶给我塑像的。那古斯塔夫呢？我不想说难听刺耳的话，可是当我第一次把目光投到他身上的时候，我就对他是什么类型的人一目了然了：一个高大、瘦长的外省人，怀着急切的心情想挤入艺术圈子，发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后感到心情一阵舒畅。我清楚他们在外省时讲话的样子，佯装出满脸的自信，事实上又心存恐惧到普拉迪耶那儿去吗，朋友？你总能在那儿找到一些小演员成为你的情人，而且她还会感激涕零。”男孩不论是来自图卢兹[10]、普瓦捷[11]、波尔多[12]，还是来自鲁昂，一面在暗自担心到首都的漫长旅程，一面又感觉到心中充满着势利与贪欲。你知道，我之所以一目了然，那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外省人。

十多年前，我从艾克斯一路走来。这一程长路漫漫，于是我就不难认出其他人身上旅途的标记。

古斯塔夫那时二十四岁。在我心中，年龄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我的人生中可以不需要古斯塔夫。假如我一直在寻找一位情人——我承认我丈夫的运气不太好，并且我与那位哲学家的友情当时出现了波澜——然而我不该选择古斯塔夫。但是对大腹便便的银行家，我没有胃口。另外，你没有寻找，你没有选择，是不是？你是被人选中的；一次秘密的投票把你选进了爱情的天地，你没有不服从的机会。

我对我们的年龄差距不感到脸红吗？我为什么要脸红？你们男人在爱情上都是墨守成规者，在想象力上像外省人一样狭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吹捧你们，用小小的谎言将你们捧上天。那么：我三十五岁，古斯塔夫二十四岁。我说明了这点后，就继续往前。也许你不想向前；这样的话，我将要回答你未说出口的问题。如果你想研究构成这种亲密恋人关系的心理，那么你不必研究我的心理。研究古斯塔夫的。为什么？我会给你两个日子。我生于1810年，在9月15日。你记得古斯塔夫的那位施莱辛格夫人，那个最早令他少年的心灵结出伤疤的女人，那个一切与其相关都注定无望的女人，那位他常常偷偷感到自豪的女人，那个他为之曾将自己的心用砖头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的女人（而你指责我们女人对爱情存有虚荣心？嗯，这位施莱辛格夫人，我碰巧知道，也是生于1810年，同样是在9月。精确地说，比我晚八天，在23日。你清楚了？）

你看我的目光很熟悉。我猜想，你想让我告诉你，古斯塔夫是怎样的一个情人。我知道，男人迫不及待地谈这样的事情，却又带着一丝轻蔑；似乎他们在描述他们刚刚吃过的一顿饭，一道菜一道菜地说过去。完全事不关己。女人不是那样的；或至少，她们细细讲述的各种细节、各种不足，极少是男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寻找那些向我们展示性格的标志。他们在床上那么自负，比女人自负得多。在床以外，我承认，男人女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我会更自由地回答，因为你就是你；又因为我谈论的是古斯塔夫。他常常好教导别人，向人们讲述艺术家的诚实，讲话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如果我把被单稍稍掀起一些，他只好批评他自己了。

他激情似火，我的古斯塔夫。虽然说服他与我相见一天晓得——始终都很难；但是一旦他来了……无论我们之间发生过多少次战斗，但没有一次是在黑夜里进行的。夜幕下，我们电闪雷鸣般地拥抱在一起，疯狂、惊喜、温情和嬉戏交织在一起。他拿来了一瓶从密西西比河里带回的河水，他说，打算用这水表达他的爱，给我的乳房进行洗礼。他是一个体魄强壮的年轻人，那种强壮让我欣喜若狂：有一次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上写上了“你的阿韦龙野孩[13]”的落款。

当然，他有着体魄强壮的年轻人的那种永恒的错觉，认为女人通过计算男人一个晚上能重整雄风进攻的次数来衡量激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确实是这样：谁会否认呢？这是一种恭维，不是吗？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的结论。一段时间以后，这中间似乎包含着军事内容。古斯塔夫习惯于谈论他喜欢过的女人。他会回忆他常去基戈涅街见的一个妓女：“我向她开了五发炮弹。”他会这样向我夸耀说。这是他习惯用的同语。我觉得它粗俗，但我不在乎，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艺术家。但是，我注意到了这里的隐喻。你向哪一个发射的炮弹越多，被射中的人越有可能在你发射结束后死去。那就是男人们想得到的吗？他们需要尸体来证明他们男人的气概吗？我猜测，他们有这样的需要，而女人，根据奉承的逻辑，不会忘记在欣喜若狂的时刻大声惊呼“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或诸如此类的用语。经过一个回合的做爱，我经常发现，我的大脑变得特别敏锐；看事物清晰无比；我感觉到诗意正向我袭来。但是我很清楚，最好不要用我的胡言乱语打扰我的英雄；于是，我便像一具僵尸那样躺着，心满意足。

黑夜里，我们和睦相处。古斯塔夫并不羞羞答答。他的爱好也不狭窄。我毫无疑问是他同床共枕的人中——也不必谦虚地说——最漂亮、最有名、最让人垂涎欲滴的（假如问我，有没有情敌，只有一头罕见的猛兽是我的情敌，我后面会谈及）。自然，面对我的相貌，他有时会紧张；大部分时间里，他又大可不必地很自满。我理解。在我之前，当然有妓女，有grisettes[14]，还有友人。埃内斯特、阿尔弗雷德、路易、马克斯，在我看来，只是一群学生。他们的交情是靠鸡奸得以巩固的。不，那样说也许不公平。我并不确切清楚是谁，确切在何时，确切做了什么；但是我确切地知道，古斯塔夫从来都不知疲倦地保持着关于la pipe[15]的double ententes。[16]我也知道，他不知疲倦地凝视着我脸向下趴着时的模样。

你知道，我与众不同。妓女不难对付；grisettes也可以出钱打发；男人就不同——不论友情如何深厚，但毕竟有限。然而爱情呢？而且还要失去你自己？而且是位并驾齐驱的同行，一个旗鼓相当的人？他不敢冒险。我是唯一让他相当迷恋的女人；于是，出于恐惧，他决定羞辱我。我想我们应该为古斯塔夫感到难过。

他常常给我送花。一些特别的花；一个不同寻常的情人所做的寻常事。他有一次给我送了一枝玫瑰。是他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克鲁瓦塞他家花园的篱色上采摘来的。”我吻了这朵玫瑰，”他写道，"尽快把它放到你的嘴边，然后放到一你知道什么地方……再见！一千次地吻你。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我都是你的。”谁能抗拒这样的感情？我吻了那朵玫瑰花，于是那个晚上，在床上，我把它放到他希望我放的地方。早晨醒来的时候，经过夜里的移动，这朵玫瑰变成散发出芳香的碎片。床单上有着克鲁瓦塞——我尚不知那个地方将是我的禁地——的气息；在我的两个脚趾间有一片花瓣，在我的右小腿的内侧有条细细的划痕。迫不及待而又笨手笨脚的古斯塔夫，竟忘了将玫瑰花梗茎上的刺弄干净。

接下来送的一朵花就没有这样的幸福感。古斯塔夫动身到布列塔尼去旅行。我不该大惊小怪吗？三个月哪！我们相识还不到一年，整个巴黎都知道我们的激情，而他却选择与杜康为伴度过三个月的时光！我们本可以像乔治·桑与肖邦那样；比他们更充满激情！而古斯塔夫坚持要与他的那个野心勃勃的男伴一起消失三个月之久。我这样大惊小怪错了吗？那难道不是一种直截了当的侮辱，一种羞辱我的企图？但是当我当众表达我的感情的时候（我不觉得爱情有什么可耻，我为什么要感到可耻？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表白我的爱情），他却说，我在羞辱他。你倒想想！他将我抛弃了。在他出发前，给我送来的最后一封信上，我写下了Ultima[17]。

当然，那不是他的最后一封信。他一到令人乏味的乡村，大步流星穿越在田野间，装出对那些废弃的城堡与枯燥无味的教堂兴趣浓厚时，就开始想念我。他的书信便纷至沓来，又是道歉，又是忏悔，还恳求我给他回信。他总是那个样子。当他在克鲁瓦塞时，他梦想着火热的沙漠与水光涟滟的尼罗河；当他到了尼罗河边的时候，他想念起湿润的浓雾与熠熠生辉的克鲁瓦塞。当然，他并不是真正喜欢旅行。他喜欢旅行的想法，喜欢旅行的回忆，而并不是旅行本身。这一次我赞同杜康的见解，他常常说，古斯塔夫最喜欢的旅行方式是躺在长沙发上，看着风景从他眼前经过。至于说他们著名的东方之行，杜康（对，这个令人作呕的杜康，这个不可信的杜康）一再说，古斯塔夫在大多数的旅途中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他与他那位歹毒的朋友步履艰难地通过索然无味而又落后的省份的时候，古斯塔夫给我寄来了另一朵花，那是从夏多布里昂[18]的墓旁采来的。他写到了圣马洛的宁静的大海，瑰丽的天空，甜美的空气。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是不是？在岩石嶙峋的海角上的那个浪漫坟墓啊；那个伟大的人物静静地躺在那儿，他的头颅指向大海，倾听着亘古不变的潮涨潮落的声音；这位年轻的作家，心中才思涌动，跪在墓旁，看着傍晚天空中的玫瑰色慢慢地消退，思索着一以年轻人习惯的方式——永恒无常的生命和伟人的慰藉，然后摘下一朵花，一朵在夏多布里昂的坟上里长出来的花朵，寄给他远在巴黎的美丽的情人……我难道会为这样的举动无动于衷吗？当然不会。但我不禁注意到，一朵从一个墓旁采摘来的花，当它被寄给一个不久前还在收到的一封信上写下了的那个人那里，还是激起了一些感情的涟漪。而且我也忍不住发现，古斯塔夫的书信是从相距圣马洛四十公里的蓬托尔松[19]寄来的。古斯塔夫是不是为自己摘下了这朵花，然后四十公里后又对它厌烦了？还是可能——我心中产生这样的想法只是因为我与古斯塔夫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同床共枕过——他在其他地方采了这朵花？他想到这一举动是不是太晚了一些？谁能不犯l’esprit de l’escalier[20]呢，即使是在恋爱的时候？

我的花朵——许多花中我记得最清楚的那朵花——是在我说过的它生长的地方采来的。在温莎花园里。那是在我悲惨的克鲁瓦塞之行以后，是在我遭遇被拒之门外的奇耻大辱之后，在我经受了这一切的残忍、痛苦和恐怖之后。无疑，你听到不同的叙述？事实真相很简单。

我一定要见他。我们一定得谈谈。你不会像打发理发师那样打发爱情。他不愿到巴黎来见我；那么我就去见他。我坐上火车（这次远不止是到芒特）到了鲁昂。坐船顺流到克鲁瓦塞；当年迈的划桨工在与水流抗争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希望在与恐惧抗争着。我们看到了一座迷人的英国风格的低矮的白色房子；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座笑迎客人的房子。我下了船；我推开了铁护栅；就不容许我继续向前了。古斯塔夫拒绝我进去。一个护院老丑婆把我赶了出来。他不愿在那里见到我；他屈尊地到旅馆里来看我。我的冥府渡神[21]再用船将我渡了回来。古斯塔夫独自坐了轮船。在河上，他超过我们的船，比我先到达。那是一场闹剧，那是一场悲剧。我们到了我的旅馆。我开口说话，可是他不会听得进去。我谈到了我们可能有的幸福。幸福的秘诀，他说，是已拥有的幸福。他不明白，我已满心疲惫。他拥抱了我，但是以一种自我克制的方式拥抱了我，那真是极大的耻辱。他要我嫁给维克多·库赞。

我逃到了英国。不能忍受在法国再多待一会儿：我的朋友们证实了我的冲动。我到了伦敦。在那儿受到了善意的礼遇。受人引荐，见到了许多杰出人物。我见到了马志尼[22]，见到了古奇奥尼伯爵夫人[23]。我与伯爵夫人的会面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我们顿时成了好朋友；何同时也是一件令人暗自神伤的事。乔治·桑与肖邦，古奇奥尼伯爵夫人与拜伦……人们会不会说露易丝·科莱与福楼拜呢？我向你坦白，这一念头使我暗自忧伤了一个又一个光景，然而我竭力达观地去承受它。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对爱情满怀雄心是不是错了呢？那样错了吗？请回答我。

我去了温莎。我记得那儿有一座精美的圆塔，上面爬满了常春藤。我在公园里漫步，为古斯塔夫摘了一朵牵牛花。我得告诉你，他很粗俗，对花朵非常无知。不是说植物学知识方面一他很可能在仆么时候学过这些，就如他学了大多数其他的东西（除了女人的心）——而是说花朵的象征意义。这——花语——是一种高雅的语言：灵巧，高雅，准确。花朵之美与用于交流的情感之美产生共鸣，这时……嗯，就会有一种红宝石礼物都难以超越的幸福。花朵要凋谢这一事实，又使得这样的幸福变得令人痛苦不堪。但是也许，到一朵花凋谢的时候，他会寄来另一朵花——古斯塔夫不明白这一点。他这种人，经过刻苦努力，也许最终会学会两种花语的表达方法：剑兰，当它被放在花束中间它的花朵数暗指约会的时间定在几点；牵牛花则表示一封信被中途截取。他会明白这种粗俗实用的花语表达。喏，就拿这朵玫瑰来说(不论颜色如何，尽管在花语中五种不同的玫瑰表达五种不同的含义先用你的嘴唇吻它，然后放到你的双腿间。）这是古斯塔夫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殷勤。我肯定，他不会明白牵牛花的意义；或者说，如果他尽了努力，他还是会搞错的。牵牛花可以传达三种意思。白色牵牛花表示你为什么逃离我。粉红色的意味着我将把自己与你缠绕在一起。一朵蓝色的牵牛花表示我将等待更美好的时光。你一定能猜出我在温莎公园里所选择的牵牛花的颜色。

他懂得女人的心吗？对此，我经常表示怀疑。我记得，我们为他在尼罗河畔的交际花库恰·哈涅而争吵。古斯塔夫在旅行中做着笔记。我问他，我能不能读他的笔记。他拒绝了；我再一次地问他；再次拒绝。最后，他让我读。这些笔记……那一页页的记录，并不赏心悦目。古斯塔夫觉得东方迷人的地方，我却觉得这有失身份。一个交际花，一个身价昂贵的交际花，她用檀香木油浸泡自己的身子，掩盖她身上长着臭虫而出现的气味。我问，这样做会让人提神吗？这样很美吗？很罕见，很华丽吗？还是它很肮脏，令人厌恶地平庸不堪？

事实上，这真不是让人产生美感的事情；这儿没美感可言。当我表达出厌恶的时候，古斯塔夫将其理解为纯粹的嫉妒。（我是有一点嫉妒——当你读着一个你热恋的男人的私人日记时发现非但没有提及你自己，相反还对长着臭虫的妓女极尽赞美之词，谁会不嫉妒？）也许古斯塔夫认为我纯粹出于嫉妒，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请听听他的观点，听听他是如何理解女人的心的。他告诉我，不要嫉妒库恰·哈涅。她是一个东方女人；东方的女人是一部机器；对她来说，第一个男人与第二个男人是没有区别的。她对我没有感觉；她早已把我忘记；她生活在吸烟、沐浴、描眉与喝咖啡这种昏昏欲睡的周而复始之中。至于说她肉体的快感，一定非常少，因为在早些时候，那个著名的瓜蒂，所有快乐之源，就已经被摘除了。

这样的安慰！这样的宽慰！我大可不必嫉妒，因为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而这个男人声称他理解人的心！她是一台残缺的机器，而且，她早已忘记了他：目的是让我因此感到宽心？这种挑衅般的宽慰，使我对他在尼罗河畔时一起上床的那个陌生的女人想得更多，而不是更少。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吗？我是西方人，她是东方人；我是完好的，她是残缺的；我与古斯塔夫进行着心灵最深处的交流，她加入了一场短暂的肉体交易；我是一个独立聪慧的女人，她是一个被囚禁的生物，靠与男人的生意为生；我关注细节，注重外表，温文尔雅，她污溃肮脏，臭气熏天，原始粗野。我开始对她充满兴趣，这也许听起来让人奇怪。无疑，硬币的反面总是更迷人。几年以后，当旅行去埃及的时候，我想找到她。我去了埃斯那。找到了她住的那个肮脏小屋，但是她人不在那儿。也许听说我来了而吓跑了。也许最好我们不见面；硬币的另一面不应该被看到。

古斯塔夫过去常常羞辱我，甚至一开始就羞辱。他不许我直接写信给他；我给他的信不得不通过杜康转寄。不许我到克鲁瓦塞去看他。不许我见他的母亲，即使事实上有一次在巴黎的某个街角处经人引荐我认识了她。我碰巧知道，福楼拜夫人认为她儿子对待我的态度很恶劣。

他也用其他方式羞辱我。他对我说谎。他向他的朋友说我的坏话。他用真理的神圣名义，嘲笑我写的大部分的作品。他佯装不知我十分可怜。他吹嘘，他在埃及从一个五苏的廉价交际花那儿染上了性病。我曾送给他一枚印章，作为爱情的标志，而他在《包法利夫人》的书页里，嘲笑了这枚印章，对我进行了一次粗俗而公开的报复。他还口口声声说，艺术应该是不带个人情感的！

让我告诉你，古斯塔夫常常是如何羞辱我的。当我们的爱情还稚嫩的时候，我们常常交换礼物：小小的表示，礼物本身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却似乎包含了馈赠者的全部心意。我赠予他我的一双小拖鞋，他尽心享受几个月、几年；我想现在他已将它们焚毁了吧。有一次，他送我一个镇纸，就是那个曾放在他书桌上的镇纸。我大受感动；似乎那是一个作家送给另一个作家的最完美的礼物；以前曾压着他的小说的东西现在将压在我的诗句上。也许我对它评论得太多了；也许我的感激过于真诚。可是，古斯塔夫却对我说：与这个镇纸分手，他一点都不忧伤，因为他有了一个新的镇纸，压纸的效果同样很好。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镇纸吗？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回答说。他告诉我说，他的新镇纸是一段后船桅——他做了一个东西很大的手势，那是他父亲用产饼从一位老海员的屁股里拔出来的。这位海员明确地说，他不清楚这段船桅如何进入到人们所发现的那个部位的。古斯塔夫继续讲下去、似乎这是多年来他听到的最好的故事。他还仰头哈哈大笑起来。最让他感到着迷的是，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又怎么分得清，这段木头是船上的前桅还是后桅。

他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羞辱我？我相信，情况并不像在恋爱中常见的那样，我的那些最初让他着迷的性格——我的活泼、自由以及我与男人们平等相处的感觉——后来却让他恼火。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他一开始就用这种古怪的、熊样的粗暴方式对待我，即使是在他深深爱着我的时候，他也是如此。在给我写的第二封信中，他写道：“我每每看到摇篮就会想到坟墓；看到赤身裸体的女人，我就想象到她变成一具白骨时的模样。”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恋人所表达的感情。

也许，子孙后代会轻而易举地得出答案：他鄙视我，因为我是可鄙的；同时也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所以他的判断必然是正确的。事实并非如此，过去不是，现在也绝非如此。他怕我：那就是他对我残忍的原因。他怕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们熟知的，另一种是不为人知的。第一种情况是说，他像许多男人怕女人一样，因为他们的情人（或他们的妻子）了解他们。在有些男人还没有完全成年时，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希望女人了解他们，因此把他们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女人；后来，当女人真正了解了他们，他们反而憎恨起这些了解他们的女人。

第二情况——更为重要的情况——是他怕我是因为他害怕他自己。他害怕自己也许会完全爱上我。这不只是害怕我可能会侵人他的书房与他的独处；而且害怕我可能会侵人他的心房。他残忍地对我，是因为他要把我赶走；他要把我赶走，是因为害怕他会完全彻底地爱上我。让我把我私下里所相信的事情告诉你：在古斯塔夫眼里，我象征着生命，但他对此只是一知半解，他强烈地拒绝我，因为我刺激了他内心深处的耻辱。而这是我的过错吗？我深爱着他；我希望给他机会来回馈我的爱，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自然的事呢？我挣扎着，不只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允许自己去爱。他说过，幸福有三个前提条件：愚蠢、自私和健康的身体。他只肯定自己拥有其中第二个条件。我与他争，与他吵，但是他却想要相信，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这倒给予了他某种莫明其妙的安慰。

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去爱的人，那是肯定的。他的心是那么遥远，那么孤僻。他为此羞愧，小心翼翼。他曾告诉我，真正的爱情可以忍受对方的别离、死去和背叛；真正的恋人可以十年不相见。（这样的话没有打动我；我只是得出结论，如果我不在、背叛了他或者死去了，他都会觉得很轻松自在。）他喜欢自我吹嘘说，他爱上了我；但我从未见过一种不那么急不可耐的爱情。“人生像骑马。”他曾给我写信说，“过去我常常喜欢骑马飞奔；现在我喜欢步行。”写这样的话时，他还没有到三十岁；他在没有年老时就认定自己年老了。至于我吧……驰骋！驰骋！头发在呼呼的风中飘舞，发自肺腑的笑声回荡在空中！

认为他自己热恋着我，那是对他的虚荣心的恭维；克制自己与放纵自己一样，我相信，都会给他一种他自己不愿承认的欢愉：他不时渴望得到我的肉体，但始终禁止自己去得到我。他过去常说，与大多数的女人相比，我不像一个女人；说我长着女人身，男人心；说我是一个hermaphrodite nouveau[24]，属下第三性别。他多次和我讲起这种愚蠢的理论；但是，事实上，他只是在告诉他自己：他向我说明了我不像一个女人，那么我越不像女人，他就越不需要像我这样的情人。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最需要从我这儿得到的是一个聪慧的伙伴，一种精神的恋爱。在他艰辛创作《包法利夫人》的那些岁月里（尽管也许不像他常喜欢说的那样艰辛），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寻求一种脑力的放松。由于体力上的放松对他来说太复杂，包括了太多的他不能完全掌握的内容。他常常会坐下来，坐在一张桌子旁，拿起一张纸，向我发泄。你不觉得这个形象高抬了我吗？我并不是有意为之的。过去出于忠贞而相信古斯塔夫的那些假意，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顺便提一下，他从没有用密西西比河的河水给我的乳房洗礼；我们之间唯一传递过瓶子的事是我寄给他一些塔布雷尔水，让他不再脱发。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精神恋爱并不比我们情感上的恋爱容易。一方面，他粗野，笨拙，好欺负人，自视清高；另一方面，他又温柔，多情，热情忘我。他不讲规矩。他拒绝完全接受我的思想，正如他拒绝完全接受我的感情那样。当然，他一切都清楚。他告诉我，在心理上他已六十岁了，而我还只有二十岁。他告诉我，如果我一直喝水而不是喝酒的话，我会患上胃癌。他告诉我，我应该嫁给维克托·库赞。（而维克多·库赞在这点上的意见是，我应该嫁给古斯塔夫·福楼拜。）他把他的作品寄给我。他把《十一月》寄给我。这个作品很弱，很一般；我没有加以评论，只是暗自掂量。他把《情感教育》的第一版寄给了我；我并没有被它深深吸引住，但我又怎么能不称赞它呢？我的称赞遭到了他的指责。他给我寄来了他的《圣安托万的诱惑》；我真的喜欢这个作品，并告诉了他。他再一次指责我。他说，我所喜欢的那些部分，他敢肯定，是那些最容易写的部分；他声称，我那些谨慎提出的修改建议只会削弱他的书。我对《情感教育》表达出的”过度热情”使他深感“震惊”！这就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没有发表过多少作品的外省作家对一个著名的（他声称所深爱着的）巴黎诗人的赞美的感谢！我对他作品进行评论的价值只在于构成了他给我上艺术课的恼人的借口。

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天才。我始终把他视为一个出色的散文作家。虽然他低估了我的才能，但我没有理由贬低他的天赋。我可不像臭不可闻的杜康，他骄傲地声称自己与古斯塔夫有多年的交情，但总是不承认他的天赋。我参加过讨论我们同时代的优秀作家的宴会，在这些宴会上，每当提到一位新作家的名字的时候，杜康总会彬彬有礼地纠正大家的看法。“那么，杜康，”最后，有人略显不耐烦地说，“你如何看待我们亲爱的古斯塔夫？”杜康赞同地笑笑，一只手的五个指尖轻拍着另一只手的五个指尖，一副小心而公正的样子。“福楼拜是一个拥有罕见天赋的作家，”他回应说，以一种令我大为吃惊的方式使用了古斯塔夫的家姓，“但是他体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天才。”你一定会以为他在练习写回忆录。

至于说我自己的作品！自然，我会常常寄给古斯塔夫。他告诉我说，我的风格绵软、松散、陈腐。他不满地说，我的标题意义模糊，自命不凡。他像一位学校老师那样给我讲如何区分saisir与s’en saisir[25]的课程。他称赞我时会使用这样的方式，说我写得很自然，就像母鸡生蛋一样。或者在用一通批评摧毁了一个作品后，他会说：“那些我没有做任何标志的地方，在我看来，似乎都不错，而且很好。”他告诉我，要用大脑写作，而不是用心去写作。他告诉我说，头发只有在反复梳理后才会发光，风格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不要将自己置于作品之中，不要诗化事物（我是一名诗人啊！他告诉我说，我拥有一份对艺术的热爱，但没有一份对艺术的虔诚。

当然，他想让我做的是，尽可能地像他那样去写作。这是我经常注意到作家们所拥有的一种虚荣；他们愈是杰出，就会愈加明确地表达这份虚荣。他们认为，人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去写作：当然不是写得像他们一样好，而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写。一种高山对小山坡的期盼方式。

杜康过去常说，古斯塔夫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诗的感觉。虽然与他意见一致并不使我高兴，但我同意他的说法。古斯塔夫给我们大家上诗歌课——虽然通常上的是布耶的课程内容，而不是他自己的——可他并不懂诗歌。他自己不写诗。他过去常说，他希望能赋予他的散文以诗的力量与境界；但是，这样的计划似乎部分包括先要削弱诗歌的地位。他希望他的散文是客观科学的，没有作家在场的，没有倾向意见的；因此，他认定，诗歌创作也应该遵照同样的原则。请告诉我，在写爱情诗时你如何做到客观、科学、置身其外。就告诉我这一点。古斯塔夫不相信感情；他害怕爱情；于是，他把他的神经官能症提升为一种艺术信条。

古斯塔夫的虚荣心不仅仅只是在文学上。他不仅相信别人应该像他一样写作，而且认为别人应该像他一样生活。他喜欢向我引用爱比克泰德[26]的话：克制吧，把你的生命隐藏起来。向我——一个女人，一个诗人，而且是爱情诗人！——说这样的话！他希望所有作家都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外省，无视心灵的自然情感，鄙视名誉，在疲惫乏力的烛光下孤寂地度过光阴，阅读着默默无闻的文本，哪怕是读得腰酸背痛。这也许是培养天才的正确途径；但这同样也是扼杀天赋的途径。古斯塔夫不明白这一点，不清楚我的天赋取决于敏捷的行动、迸发的情感、不期的相遇。我的意思是，取决于生命。

如果有能力的话，古斯塔夫会把我也变成一名隐士：一名巴黎的隐士。他常常教导我不要去见别人；不要回复某某某的来信；不要把这个崇拜者太当回事；不要把那位伯爵当作一情人。他声称，他在保护我的作品，在社交中度过一小时，就意味着减少了我伏案写作的一小时。但那不是我写作的方法。你不能给蜻蜓套上马轭，让它来拉动谷磨。

当然，古斯塔夫不承认他有一点虚荣心。杜康在他的一本书中——我记不得哪一本，他总有那么多的书——提及了过度的独处对人的害处：他称独处是一位虚伪的顾问，用乳汁哺育了自大与虚荣这对孪生兄弟。古斯塔夫自然视其为一种人身攻击。“自大？”他给我写信说，“就算是吧。但是虚荣呢？不对。骄傲是一回事：它是一头身居洞穴、在荒漠中漫步的野兽。而虚荣是另一回事，它是一只鹦鹉，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嘴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古斯塔夫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野兽，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头远离一切、充满兽性、独处的北极熊。我同意这一点，我甚至称他是一头美洲草原上的野水牛；但是也许事实上，他只是一只鹦鹉。

你觉得我说话太无情吗？我曾爱过他，所以我有权利这样无情地说话。你听，杜康想得到“荣誉勋章”，古斯塔夫因此而鄙视他。几年后，他自己接受了这一荣誉。古斯塔夫鄙视沙龙社交场所。到后来，他自己却成了玛蒂尔德公主圈子里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古斯塔夫趾高气扬地行走在烛光下那些岁月里的手套账单？他欠了裁缝两千法郎，其中五百法郎是手套钱。五百法郎！他卖了他的《包法利夫人》的版权只收入了八百法郎。他的母亲只得卖了田地保释他。五百法郎的手套账单！一头白熊戴上了白色的手套？不，不是：一只鹦鹉，一只戴手套的鹦鹉。

我知道他们是如何议论我的，知道他的朋友是如何议论我的。他们说我虚荣地以为我可以嫁给他。但是，古斯塔夫过去常常在给我的信中描绘我们结婚后的景象。那么，我抱着希望是我的过错吗？他们说，我凭着虚荣心一路来到克鲁瓦塞，在他的家门口自取其辱。可是当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古斯塔夫常常给我写信，谈到即将请我到他家去的事。那么我抱着希望，是我的错吗？他们说，我不无虚荣地期望着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与他会共享某部作品的著作权？然而，他告诉过我，我的一个故事是一篇杰作，我的一首诗可以让石头感动得流泪。那么，我怀着希望是我的错吗？

我也清楚，我们两人都去世后将会怎样。子孙后代会匆忙得出结论，这是他们的本性。人们会站在古斯塔夫一边。他们会在了解我时过于匆忙；他们会利用我的慷慨大方来反对我，会因为我有那些情人而鄙视我；并且他们会把我当成轻率地威胁说要干扰他们喜欢阅读的那些书的写作的一个女人。有人——也许甚至包括古斯塔夫本人——会焚毁我的书信；而他的书信(我所小心谨慎地保护的，虽然这有违我自己的志趣）会幸存下来，证实那些有偏见的人是正确的，他们很懒惰，不会去真正弄清楚。我是一个女人，更是一位一生亨尽声誉的作家；因此，我并不期望后代从这两个角度表示出怜悯或者很多的理解。我在乎吗？我自然在乎啊。但今天晚上我不想报复；我听天由命。我向你保证。再把你的手指往下滑些，握住我的手腕。就是那儿；我告诉过你。

[1]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古老美丽的小城。

[2] Pierre-Jean de Béranger(1780―1857)，法国曲作家。

[3] Victor Cousin（1792―1867），法国哲学家

[4] John Sta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5] 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法国浪溲主义诗人、剧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6] 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

[7] Champfleury（1820―1889），法国艺术批评家、小说家。

[8] 据说苏格拉底的妻子不仅年轻（据推算，比苏格拉底小四十岁左右而且社会、家庭背景都比苏格拉底强。由于她的强势，再加上她的强悍，苏格拉底便有了怕老婆的名声。然而，苏格拉底一方面承认她是世间最难相处的女人，并不无哲理地说，这样的一个女人他都能相处，世界还有什么样难弄的人他应付不了的；另一方面又说，他娶其为妻的主要原因是她好辩的精神。

[9] James Pradier（1790―1852），法国雕塑家。

[10] 位于法国西南部，法国第四大城市。

[11] 法国中部一城市。

[12] 法国西南部一港口城市。

[13] 一个长期赤身裸体地流浪在法国南部森林的男孩，1799年被人发现。

[14] 法语，女工。

[15] 法语，指管子。

[16] 法语，双重串通，这里指两性间的双重约会。

[17] 拉丁语，终结。

[18] Franc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一1848），法国作家，著名作品有《藉畔回忆录》等。他死于巴黎，但根据他的要求，安葬于他的家乡圣马洛附近的格朗贝岛上。

[19] 法国西北部小镇。

[20] 法语，有“事后诸葛亮”的意思。

[21] 希腊神话中在通往冥府的河上渡亡灵的神。

[22] 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曾流亡英国。

[23] Contessa Guiccioli （1800-1873），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意大利时的情人。

[24] 法语，新型的男女双性人。

[25] 法语“抓”与“被抓”。

[26] Epictetus （55-135），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

十二、布拉斯韦特的公认概念词典

阿希尔

古斯塔夫的哥哥。神情忧郁，留着长长的胡子。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职业与姓名。因阿希尔肩负起全家人的期望，使古斯塔夫获得了成为一名艺术家的自由。因脑软化而死亡。

路易·布耶

古斯塔夫的文学良知、助产师、影子、左睾丸及其翻版。他的中间名字是亚森特。每一个伟大人物都需要的那种不够成功的doppelgänger[1]。引用他对一个腼腆女孩所说的一句胆大妄为的话：“当胸很平的时候，你就离心脏近了。”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他的说法。

露易丝·科莱

（1）单调乏味、胡搅蛮缠、男女乱交的女人，不是自己缺乏天赋，就是缺乏理解别人的天赋的能力，竭力设下陷阱要与古斯塔夫结婚。想象一下叫苦不迭的孩子们！想象一下痛苦的古斯塔夫！想象一下快乐的古斯塔夫！

（2）勇敢、激情洋溢、被人深深误解的女人，因与冷酷无情、难与相处的外省人福楼拜的爱情而被钉上了十字架。她正当地抱屈说：“古斯塔夫写信给我时，除了谈艺术……还有他自己以外什么也不谈。”最初的女性主义者，犯了想使另一个人得到幸福的罪孽。

马克西姆·杜康

摄影师、旅行家、追名逐利者、巴黎史学家、院士。用钢笔尖写作，而占斯塔夫总是用鹅毛笔尖写作。为《巴黎评论》审读了《包法利夫人》。如果说布耶是古斯塔夫的文学知己的话，那么杜康是他的社交场合的知己。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古斯塔夫的癫痫病以后被驱逐出了文学圈。

癫痫症

一种手段，使作为作家的福楼拜避免了一个传统的职业生涯，使作为男人的福楼拜逃避了生活。问题只是，这种手段在心理层面上造成多大的影响。他的病症是不是强烈的身心失调引起的现象呢？如果说他只是患了癫痫症，那就会太平常了。

古斯塔夫·福楼拜

克鲁瓦塞的隐士。第一个现代小说家。现实主义之父。浪漫主义的屠夫。连接巴尔扎克与乔伊斯的浮桥。普鲁斯特的先驱。躲在窝里的熊。憎恨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在埃及，是个“胡子老爸“。殉道士圣波利卡普，克吕沙尔，夸拉冯，le Vicaire-Général[2]，陆军少校，封建领主，沙龙白痴。所有这些头衔都落到了一个对受封领爵没有热情的人身上：“荣誉使人玷污，头衔使人堕落，工作使人迷茫。”

龚古尔兄弟

别忘了龚古尔兄弟对福楼拜的评论广虽然天性率直，似他对他所感、所爱或所遭遇的一切而说的话从来没有完全认真过。”然后，别忘了别人对龚古尔兄弟的评论：这对充满嫉妒、不可信的兄弟。还记得杜康的不可信，露易丝，科莱的不可信，福楼拜的外甥女的不可信，福楼拜自己的不可信。强烈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了解一个人？

朱丽叶·赫伯特

“朱丽叶小姐”。卜九世纪中期在国外的英国家庭教师，她的道德品行尚未在学术界引起足够的关注。

反讽

现代的表达方式：不是魔鬼之印，就是神志清新之法。福楼拜的小说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讽是不是排除同情？在他的词典里没有ironie[3]这一词条。这也许正是意在讽刺吧。

让—保罗·萨特

花了十年时间写了《家庭的白痴》，他本可以用这段时间写成一本毛泽东主义的小册子。一个自视清高的露易丝·科莱，不时地纠缠古斯塔夫，而古斯塔夫只想不受打扰。结论：“与其老年时无所事事还不如蹉跎岁月。”

库恰·哈涅

一块试金石。古斯塔夫不得不在这个埃及交际花与巴黎女诗人之间做出选择。一面是臭虫、檀香油、修剪过的外阴、阴蒂切除与梅毒；另一面是清洁、抒情诗、性方面相对忠诚以及女权。他发现两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书信

遵照纪德，于是就把福楼拜的书信称为杰作。按照萨特，于是就把它们称为来自前弗洛伊德学派的诊断室的自由联想的典范。那么，就随你的嗅觉行事吧。

福楼拜夫人

古斯塔夫的看守、心腹、护士、病人、执掌钱财者以及批评家。她说：“你对句子的狂热已使你的心灵枯萎。”他觉得这话很“精辟”。参阅乔治·桑。

诺曼底

终年潮湿。由一个狡猾、骄傲、沉默寡言的人种居住着。你可以一边斜着头，一边说：“当然，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福楼拜是诺曼底人。”东方一个焚烧了《包法利夫人》的熔炉。福楼拜离开欧洲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从东方归来时便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参阅库恰·哈涅。

普鲁士人

戴着白手套的破坏文化艺术的汪达尔人[4]，他们是懂梵文的钟表窃贼。比野蛮人或巴黎公社社员更加吓人。当普鲁士人从克鲁瓦塞撤退后，房子不得不用香熏一遍。

堂·吉诃德

古斯塔夫是一个老套的浪漫主义者吗？他对被抛进庸俗、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的异想天开的骑士充满激情。“Madame Bovary c’est moi[5]”是一种隐喻。在他临终前，有人问他，他书中的著名人物的源泉来自何处，于是，他做出了这个塞万提斯式的回答。参阅异性装扮癖。

现实主义

古斯塔夫是位现实主义者吗？他始终公开否认这样的标签：“因为憎恨现实主义，我才写了《包法利夫人》。”伽利略公开否认，地球绕太阳运行。

乔治·桑

乐观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未见前，鄙视她；相见后，热爱她。古斯塔夫的第二个母亲。到过克鲁瓦塞后，她给他寄去了她的全部作品（七十七卷版全集）。

异性装扮癖

年轻小伙时的古斯塔夫：“有些时候，很想成为一个女人。”成年后的古斯塔夫：“Madame Bovary c’est moi”。当他的一个医生称他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老姑娘”的时候，他评论说，这样的观察很“深刻”。

美国

提到这个“自由之邦”的次数，十分有限。对于未来，他这么描述道未来将属于功利主义者、军国主义者、美国人、天主教徒——天主教色彩十分浓郁。”很可能他更喜欢美国国会大厦，而不是梵蒂冈。

伏尔泰

这位十九世纪的伟大的怀疑论者是如何看待伟大的十八世纪的怀疑论者的呢？福褛拜是不是他所处时代的伏尔泰？伏尔泰是不是他所处时代的福楼拜呢？“Histoire de l’esprit humain, histoire de la sottise humanine.[6]”这是他们两人中谁说的话呢？

妓女

在十九世纪染上梅毒是必然的；不染上梅毒的人，谁也不能自称为天才。佩戴上这枚红色勇敢勋章的人有福楼拜、都德、莫泊桑、儒勒·龚古尔、波德莱尔等等。有没患上此疾的作家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很可能是同性恋者。

木琴[7]

没有记录表明，古斯塔夫听过木琴。圣桑[8]在他1874年的《骷髅之舞》中使用了木琴，用来表达骨头发出的嘎嘎声；古斯塔夫也许喜欢听这个。也许他在瑞士听过钟琴[9]。

伊沃托[10]

“看到伊沃托就死亡。”如果要问这句鲜为人知的警句的出处，请报以神秘的微笑，保持沉默。

——埃米尔·左拉

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他的信徒们负责任吗？是谁选择了谁？如果他们称你为大师，你能鄙视他们的工作吗？另外，他们在赞美你的时候是真心诚意的吗？谁更需要对方：信徒更需要大师呢，还是大师更需要信徒？没有结论的讨论。

[1] 德语，酷似的人；又有“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另一个看不见的自我”之意。

[2] 法语，代理主教。

[3] 法语，反讽。

[4] 为古代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公元455年曾洗劫罗马。此后他们的名字就成了肆意破坏和亵渎圣物的同义语。

[5] 法语，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6] 法语，人类的心灵史，人类的愚蠢史。

[7] 一种打击乐器，将木制琴键置于共鸣管上，以琴棒敲打以产生旋律。

[8] Camille Saint-Saens（1835-1921），法国钢琴和管风琴演奏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

[9] 一种打击乐器，将金属琴键置于木箱上，以琴棒敲打以产生旋律。

[10] 法国上诺曼底的一个独立自治乡镇

十三、纯粹的故事

不论你怎么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故事。

当她去世的时候，你首先不是感到吃惊。爱情的一部分就是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当她死时，你觉得你的爱情得到了确认。你的感觉是对的。这是所有这一切中的一部分。

随之而来你感到疯狂。而接下来便是孤独寂寞：并不是你所预料到的那种给人印象深刻的独居，并不是意义非凡的鳏寡受难，只是孤独。你以为是一种近乎地质现象所引起的感觉——在倾斜的峡谷里的头晕目眩一但情况并非那样；它只是痛苦，像上班一样，出现得很准时。我们的医生们怎么说来着？我深表遗憾，布兰克太太；当然，忧伤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放心吧，你会走出忧伤的；这种药，我建议，你每晚吃两片；布兰克太太，也许去寻找一种新的爱好；汽车维护，队列舞蹈？别着急，六个月后，你会走出困境的；随时来看我；哦，护士，她来时，再给她配这种药，好吗？不，我不必见她了，毕竟死的不是她，对不，朝好的方面看。她说她叫什么名字？

后来，这样的事发生到了你自己头上。其中没有荣耀。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悲伤；除了时间外你便什么都没有了。布瓦尔与白居谢在他们“誊写”本里抄了一条“如何忘掉已故的朋友”的忠告：（萨勒诺[1]医科学校的医生）托图勒斯说，你应该吃填塞得满满的猪心。也许我不得不求助于这个药方。我尝试了饮酒，但那有什么用？饮酒使人醉，那是它所能做到的。人们说，工作可治百病啊。它没那么灵；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工作了以后，你甚至还不会感到疲惫：你最多会觉得有一种神经性嗜睡。你始终有的是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吧。慢慢来。再过一阵子吧。你手上总有时间。

另有一些人以为，你想说说话。“你想谈谈埃伦吗？”他们问道，暗示说如果你悲痛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感到窘迫的。有时你会讲讲，有时你不会讲；这没什么两样。谈的话并不是真想说的话；或者说，真想说的话是不存在的。“语言像一面破锣，我们敲着这面破锣，奏出让熊翩翩起舞的曲调，同时我们一直希望能感动天上的星星，生出怜悯之心。”你开口说话，却发现，谈论丧失亲人的语言既愚蠢又不适宜。你似乎是在谈论其他人的痛苦。我爱过她；我们曾是幸福的一对；我思念她。她不曾爱过我；我们在一起不幸福；我思念她。可供祈祷的话的选择范围是有限的：急促而含糊不清地说上只言片语。

“这也许看起来很糟糕，杰弗里，但你会从中走出来的。我并不是把你的忧伤不当回事；只是我丰富的生活经历让我知道，你会从中走出来的。”你一面龙飞凤舞地开着药方，一面自己喃喃地说着这些话（不，布兰克太太，你可以把它们全都吞下，它们不会致死的）。你确实从中走出来了，这没有错。一年后，五年后。但是你从中走出来时并不像火车从隧道里出来那样，风驰电掣般地穿过东部的丘陵草原，驶入阳光之中，然后咔嗒咔嗒地一路飞驰而去，直至来到英吉利海峡；而你却像一只从浮油下走出来的海鸥，从痛苦中走出来。你终身将经受着柏油粘毛[2]的折磨。

你依然天天想到她。有时厌烦了爱着一个死了的她，就想象着她重新活过来，与你交谈，征求你赞同的意见。福楼拜在他母亲去世后，常常要他的管家穿上她旧的格子布衣服，用假扮给他带来惊喜。效果不错，还是没有效果：葬礼过了七年之后，看到那件旧衣服在家里走动的时候，他依然会痛哭流涕。这是一种成功呢还是一种失败？是一种怀念呢还是一种自甘沉溺？我们是否会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拥抱我们的悲伤，并虚妄地开始亨受悲伤起来？“悲伤是一种罪过。”（1878年）要么，你就努力问避她的形象。现在，当我想起埃伦的时候，我努力去想1853年袭击鲁昂的一场冰雹。“一场一级水平的冰雹。”古斯塔夫向露易丝评论说。在克鲁瓦塞，墙树遭到了摧残，花朵被打成碎片，厨房外的花园乱成一片。在其他的地方，收成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窗户被砸碎了。只有装玻璃的工人是高兴的；装玻璃的人，还有古斯塔夫。这一番狼藉景象让他高兴：仅只用五分钟的时间，大自然就重新用世间万物的真正秩序强加于人类自负地以为自己正在建立的那种短暂、人为的秩序之上。有什么比瓜果田里的钟形玻璃罩更愚蠢的吗？古斯塔夫问：“他为冰雹砸碎了玻璃罩而鼓掌喝彩。”人们未免太轻而易举地相信，“太阳的作用就是帮助大白菜生长。”这封信总能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太阳的作用不是帮助大白菜生长，而我纯粹是在给你讲故事：她生于1920年，1940年结婚，1942年与1946年先后两次生子，1975年去世。

我将重新开始说。矮小的人总是很灵活，是不是；但是埃伦并不灵活。她的身高只有五英尺略多一点，但她动作很笨拙；她常撞东撞西，摔跤绊倒。她很容易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却又注意不到。有一次，正当她毫不留神地想一步踏进皮卡迪利大街[3]时，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虽然她还穿着大衣与衬衫，可第二天，她的手臂上就出现了机器人的铁爪所留下的青紫色钳印。她没有对这些青紫块说什么，而当我给她指出这些钳印时，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一头扎进马路的情形。

我重新开始说吧。她是一个备受宠爱的独生女。她是个备受宠爱的独一无二的妻子。她的情夫们对她宠爱有加——如果这么说恰当的话——我想我必须同意把他们称作她的情夫，尽管我敢肯定，情夫一词太抬高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身份。我爱过她；我们曾是幸福的一对；我思念她。她不曾爱我；我们在一起不幸福；我怀念她。也许，她让人爱得厌烦了。在二十四岁时，福楼拜说他“成熟了一一时候木到就先成熟了，那倒不假。但是这是因为我是在温室里培育长大的。”她是不是受到的宠爱太多了呢？许多人都不能受到太多的宠爱，但也许埃伦可以。或者她的爱情观也许与众不同：我们为什么总是认为对于其他任何人这都是一样的呢？也许，对埃伦来说，爱只是一个桑椹临时港，是一个涨潮时登陆的地方。你不可能生活在那儿：忙乱地爬上岸；然后继续向前。而旧爱呢？旧爱是一辆生了锈的坦克，为一个烂泥地上的纪念碑放哨站岗：在这儿，曾经有些东西得到了解放。旧爱是十一月里站立在沙滩上的一排小屋。

在一个乡村酒店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我有一次听到两个男人在谈论贝蒂·科林德。也许拼写不正确；但是就是那个名字。贝蒂·科林德，贝蒂·科林德——他们从来没有只说贝蒂，也没有说那个科林德女人，而总是说贝蒂·科林德。似乎她动作有点快，尽管那些站着不动的人，当然，总会夸大速度。好快啊，这个贝蒂·科林德，酒吧的男人不无嫉妒地窃笑着说。”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谈论贝蒂·科林德的。“这是在陈述事实，而不是在问话，尽管接着就听到了问话。”贝蒂·科林德与埃菲尔铁塔有什么不同？说说看，贝蒂·科林德与埃菲尔铁塔有什么不同？”停顿了下来，等待着最后片刻里的私密信息。“可不是人人都爬过埃菲尔铁塔。”我为两再英里之外的妻子感到脸红。有没有在她私自去过的地方也有嫉妒的男人在拿她开着玩笑呢？我不清楚。再说，我夸大其词了。也许我并没有脸红。也许我并不在乎。不管贝蒂·科林德什么样子，我的妻子可不像贝蒂·科林德。

在1872年，法国文学界讨论了该如何处理淫荡的女人。丈夫是应该惩罚她呢，还是宽恕她？小仲马在《男人女人》中给出直截了当的建议“杀了她！”他的书在出版的当年就重印了三十七次。

起初，我很伤心；起初，我很在意，我并不是想到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别的男人上床：我该不该为此担心？我没有与别的女人上床：我该不该为此焦虑？埃伦对我总是很好：我应不应该为那担心呢？并不是因为放荡的内疚她才对我好的，她就是对我很好。我工作很努力；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好妻子。现在你不可以那样说了，但她对我来说是个好妻子。我没有婚外情，是因为我没有兴趣搞婚外情；再说，慈悲为怀的医生的陈旧形象令人讨厌。埃伦确实有婚外情，我想，是因为她对此兴趣浓厚吧。“我们曾是幸福的；我们曾是不幸福的；我都怀念她。”“认认真真地生活，是光彩的事呢，还是愚蠢的事？”（1855年）让人难于表达出来的是，她对这一切竟如此的无动于衷。她并不堕落；她的精神境界并不粗俗；她也从不债台高筑。有时，她离开的时间长了些，超出合适的范围；她购物的时间很长，买回的东西却少得让人起疑心（她并不是一个购物时如此这般挑三拣四的人、花几天时间到城里去补看戏剧的情形越来越频繁，超出了我愿意接受的程度。但她诚实可敬：她只是在她私密的生活上对我说过谎。她对于这方面的说谎是出于感情冲动，不考虑后果，几乎叫人难堪；但是其他事情上，她都对我实话实说。这让我想起了《包法利夫人》的起诉人在描述福楼拜的艺术时用的一句话：他说这部小说“虽然真实但却不慎重”。

是不是因淫荡而变得十分妖艳的妻子，似乎会让丈夫更加充满性欲？不：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那正是我说她不堕落的部分意思。她有没有表现出福楼拜描述的淫荡女人所具有的那种胆怯与温顺的特点来？没有。她有没有像爱玛自包法利一样，在淫荡中重新发现了婚姻中的一切陈腐与平庸？我们对这点没有谈论过。（原文注释。《包法利夫人》的第一版有“她的婚姻中的一切陈腐与平庸”。1862年出版的一版，福楼拜打算删除她的这两个字，于是就扩大了这个短语攻击的范围。布耶提醒他要谨慎从事——毕竟受审之事只是五年前的事——于是，这个只指涉爱玛与夏尔的物主代词保留在了小说的1862年与1869年两个版本中。最后它被省去了，句中广义的指涉在1873年版正式生效。）她是不是发现了——用纳博科夫的话说——淫荡是超越传统的最为传统的方法？我是不会作这样的想象的：埃伦不用这样的语言思考问题。她不是一个反抗者，不具备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精神；她是一个仓促行事的女人，一个只管往前冲的女人，一匹脱缰的马，一个燃料仓。也许，我使她变得更糟糕；也许，那些宽恕与溺爱的人比他们所怀疑的更加让人生气。“不能与那些你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折磨，而与那些你所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则是最痛苦的折磨”。（1847年）她只有五英尺高；她长着一张宽大、光滑的脸，双颊上常常带着淡淡的红晕；她从不脸红；她的眼睛——如我已告诉你的——蓝中泛着绿色；女性时装的神秘小道消息让她穿什么衣服，她就穿什么衣服；她很容易哈哈大笑起来，她很容易碰伤；她匆匆忙忙。她匆忙跑去看电影，而我们俩都清楚电影院马上要关门；她在七月里去赶冬季拍卖场；她会想去与堂姐一块儿住几天，而这个堂姐的希腊度假贺卡第二天早晨寄到了家。这些行为的突如其来比内心的渴望更有说服力。在《情感教育》中，弗雷德里克向阿尔努太太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罗莎涅特当情妇，是“因为绝望，就像一个人自杀那样”。当然，这是狡猾的辩护，但看起来有一定道理。

当孩子们出生后，她的秘密生活中止了；当他们上学后，她的秘密生活又恢复了。有时，一个临时的朋友会把我叫到一边。他们为什么以为你想知道？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以为你不是早就知道了一他们为什么不懂得爱情中的好奇心很无情？为什么这些临时朋友从来就不想在更重要的事上给点忠告：那就是她不再爱你了的事实？我熟练地改变谈话的话题，说埃伦比我更喜欢人多热闹，暗示说医生这个行业总是引起人家的诽谤中伤，还说，你有没有读到那些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可怕水灾。在这样的场合，我总觉得，自己对埃伦有失忠诚，也许这种感觉是错误的。

我们曾足够幸福；那是人们这么说的，对不对？多少幸福是足够幸福呢？听起来似乎犯了语病——足够幸福，正如相当独一无二一样一但它满足了表达的需要。如我所说，她没有债台高筑。两个包法利夫人（人们忘了夏尔结过两次婚）都是被钱搞垮的；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像她们那样。就我所知，她不收受礼物。

我们曾经幸福；我们曾经不幸福；我们曾经够幸福。感到绝望有错吗？在一定的年纪之后，那难道不是自然状态吗？我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她更早的时候就有了这种状态。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以后，剩下的除了重复与渐弱之外还有什么呢？谁想继续生活下去呢？古怪的人，虔诚的人，（有时是）搞艺术的人；那些对自己的价值有一种错觉的人。软乳酪要塌陷；硬乳酪可持久。但两者都会发霉腐烂。

我必须作一些假设。我必须进行虚构（尽管当我将此称为纯粹的故事的时候，虚构不是我的本意我们从来不谈论她的秘密生活。因此我必须虚构通往真相的途径。在埃伦大约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这种状态。（不，不是那样的；她一直很健康；她的更年期很快就结束了，几乎在不经意中完成的。）她有丈夫、孩子、情人、一份工作。孩子们都已离开了家；丈夫始终如一。她有朋友，还有所谓的兴趣爱好；尽管她与我不同，她不会突发奇想，热爱上一个已故的外国人，支持她活下去。她已经旅游够了。她没有未了的雄心壮志（尽管在我看来，用“雄心壮志”一词来描述，会使人们产生成就一番事业的冲动，太强烈：她不是信徒。为什么要继续下去？

“像我们这样的人一定怀着深深的绝望。你必须适应你命运的安排，也就是说，像命运一样淡定。你一边说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边向下盯着你脚下黑乎乎的深渊，以此来保持镇静。”埃伦甚至不相信绝望。她为什么应当要笃信这个？为了我的缘故吗？悲观失望的人们总是听到别人的规劝，要他们不要自私，要先想到别人。这似乎不公平。当他们自己的重负已经把他们压得站不起来的时候，为什么要给他们强加上为别人的利益负责的重任？

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有些人在他们年老时，似乎更加相信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有些人则变得越来越不相信。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平凡的人生不是有了总结，被封了起来，被某个不那么平凡的人生变得毫无意义了吗？我并不是在说，面对那些在我们看来更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有义务去否定我们自己。但是人生从这个角度说，是有点像读书。如我以前所说：如果你对一本书的反应早已被职业批评家进行复制与阐述了，那么你的阅读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当它是属于你的时候，才有意义。同理，为什么要拥有你的人生？因为那个人生是属下你的。但是如果这样的回答逐渐变得越来越让人不相信的时候，情况又会怎么样？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说，埃伦的秘密生活使她陷入绝望。看在上帝的分上，她的人生不是一个道德故事。没有谁的人生是道德故事。我所说的是，她的秘密生活以及她的绝望都同样隐藏在她的心灵深处，但拒绝我进入。我无法接触她的秘密生活，正如我无法接触她的绝望一样。我尝试过吗？我当然尝试过。但是当绝望的情绪在她身上出现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吃惊。“愚蠢、自私以及身体健康是幸福的三个条件——尽管如果愚蠢缺失的话，另两点也就毫无意义了。”我的妻子只具备健康的身体。

生活会变得好起来吗？前不久在电视卜。看到桂冠诗人[4]问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唯一很不错的东西是牙科医术。”他回答说；想不起其他的东西。这只是古文物研究的偏见？我想不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认为老年人在为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而唱悲歌，是因为这使得他们死得轻松自如，毫无遗憾。当你年老的时候，看到年轻人因最无足轻重的进步·新的什么电子管或链轮齿的发明等·而欢呼喝彩，却依然尤视世界上的野蛮行径，你会感到烦躁不安。我并不是说，事物已经变得更加糟糕；我只是说，如果事物变糟糕了，那么年轻人也不会注意到。过去的时光很美好，因为那时我们还年轻，对年轻人的愚昧无知一无所知。

生活会变得好起来吗？我会给出我的回答，给出与牙科医术那样的答案。今天生活中非常不错的东西是死亡。依然还有变得更好的余地，那是真的。但是我想到了所有那些在十九世纪的死亡事件。作家的死亡并不是特殊的死亡；它们只是碰巧被人描述的死亡事件。我想到福楼拜倒在他的沙发上死去隔得这么遥远谁能说得清？一是因为癫痫、中风，还是梅毒，也许是因为这三种病结合起来的恶性发作吧。然而左拉称这是une belle mort[5]——像一只小虫被一根巨大的手指捏死一般。我想到了布耶最后的精神错乱，当时他的大脑中还在狂热地构思一个新剧本，声称一定要读给古斯塔夫听。我想到了儒勒罾德，龚古尔的身体慢慢衰弱下去的情形：他先是在发辅音时出现了结巴，“o”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I”；接着他无法想起自己所写的书的名字；后来他的脸上出现了（用他兄弟的话说）一副形如枯槁的痴呆神情，像戴了一副面具一般；后来临终时脸上的那种回光反照与恐惧，还有整夜呼啦呼啦的呼吸声，听起来（再用他兄弟的话说）像锯子在锯湿木头似的。我想到了患上厂同样疾病的莫泊桑慢慢衰弱的情景，他穿着紧身衣被送往了布朗什医生的帕西疗养院，而布朗什医生不断给巴黎的沙龙提供这位著名病人的消息，供他们消遣；波德莱尔在弥留之际遭遇广同样残酷的命运，由于被剥夺了说话的能力，只能用手指着落日，无声地与纳达[6]争论上帝存在的问题；兰波被截去了右腿，在残存的肢体慢慢失去知觉的同时，他否认并抛弃了他自己的才赋“Merde pour la poésie[7]”；都德“从四十五岁撑杆跳般地一下子就跳到了六十五岁”，他的关节都坏死了，但在他连续给自己打了五针吗啡后，还可以神采飞扬、聪明机智地度过一个晚上，他很想自杀——“可是你没有这个权利。”“认认真真地生活，是光彩的事呢，还是愚蠢的事？”(1855年）埃伦躺在那儿，一根管子插在她的喉咙里，一根管子插在她绑着的前臂里。白色长方形盒子里的呼吸器提供了生命的有规律迸发，监视器对这种生命迸发进行了确认。当然，这样的生命迸发是驱动性的；她逃开了，她逃离了这一切。“可是你没有这个权利吧？”她有。她甚至没有谈起这件事。她对悲观失望没有兴趣，监视器上显示着心电图跟踪图；熟悉的字体。她的状况是稳定的，但却是没有希望的。现在我们不在病人记录上写上NTBR（ Not To Be Resuscitated的缩写：不予复苏）;有些人认为这显得冷酷无情。我们现在用“No.333”。一个最后的委婉语。

我低头看着埃伦。她并不堕落。这是一个纯粹的故事。我给她关掉了开关。他们问我，我是否想由他们来做；但是我想她会希望让我来关。自然，我们也没有讨论过这样的事。这并不复杂。你按下了呼吸器上的按钮，读了心电图跟踪上的最后一个记录：以一条直线告终的告别签名。你拔出管子，然后给她重新放好双手与双臂。你的动作很快，似乎努力不想给病人带来太多的麻烦。

病人。埃伦。为了回答那个早先提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说是我杀害了她。你可以这么说。我关掉了开关。我终止了她的生存。没错。

埃伦。我的妻子：一个我觉得自己不如对死了一百年的外国作家更了解的人。这是不是一件怪事，还是说这是正常的事？书本说：她这么做是有原因的。生活说：她这么做了。书本向你解释事物；生活是不给你解释的。有咚人喜欢书本，我并不感到吃惊。书本弄清生活的意义。唯一的问题是，书本所弄清的生活是别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你自己的生活。

也许我太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了。我自己的状态是稳定的，但是感到无望。也许这只是性情关系。别忘了在《情感教育》中弄巧成拙的妓院之行，别忘了它的教训。不要身体力行：快乐在于想象中，不在于行动中。愉悦先在期待中，然后在记忆中。这是福楼拜的性情。比较一下都德的情况与性情。他当学生时的妓院之行很简单，也很顺利，他在那里待了两三天。大部分时间里，那咚姑娘把他藏起来，唯恐警察突击搜查；她们只给他吃小扁豆，把他喂得饱饱的。他后来承认说，当他从这场眼花缭乱的劫后余生中出来后，便终身热爱那种触摸女人皮肤的感觉，同时对小扁豆也有了终身的恐惧感。

一些人驻足不前，只是观望，既害怕失望又害怕满足。另一些人情急慌忙，尽情行乐，敢于冒险：最糟糕的是染上一些恶疾；最多也就是他们可以带着对豆子的终身厌恶逃之夭夭。我知道我属于哪个阵营；我也知道可以到哪里去寻找埃伦。

人生的格言。Les unions complètes sont rares. [8]你无法改变人性，你只能了解人性。幸福是鲜红的斗篷，而斗篷衬里都是破碎的布片。相爱的人像连体婴儿，两个躯体，一个心灵；但是如果一个躯体先于另一个死去，幸存下来的一个只好整天拖着一具尸体。骄傲使我们渴望能得到解决事情的办法种办法，一种目的，一个最终目标；但是望远镜越好，天上的星星看起来就越多。你无法改变人性，你只能了解人性。貌合神合是罕见的事。

名言中的名言。在你尚未发表一个字以前，就可以产生写作的真谛；人生的真谛，只有在时间晚到无法改变人生时才会形成。

根据《萨朗波》，迦太基赶象人配备的工具过去包括棒槌和凿子。如果在战争中，大象有失控的危险的时候，赶象人会被命令将其头颅劈碎。发生这样情况的概率一定比较高：要使它们更加凶猛，首先用酒、香料与胡椒混合起来将它们灌醉，然后用矛去刺它们。

我们中很少有人有勇气使用棒槌与凿子。埃伦有这样的勇气。有时人们的同情让我感到很窘迫。“同情心使她变得更糟糕。”我想说；但没有说出口。而后来，人们善待了我，答应我外出游玩，仿佛我是个孩子，无礼地想使我开口说话，说是为7我的利益着想(他们为什么认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利益在何处呢？），他们让我坐下来，稍稍梦想一下她。我想到了1853年的一场冰雹，想到了破碎的窗子、砸毁的庄稼、毁坏的墙树、破碎的瓜田园艺玻璃罩，还有比园艺玻璃罩更愚蠢的东西吗？要为砸碎玻璃的冰雹喝彩鼓掌。人们对太阳的作用理解得太急躁了些。太阳的作用并不是帮助大白菜生长的。

[1] 意大利西南部港市。

[2] 涂柏油粘羽毛是欧洲封建时期的一种私刑。

[3] 伦敦一条繁华的大街。

[4] Poet Laureate，桂冠诗人，是由政府官方任命的诗人及其称号。

[5] 法语，一个美丽的死亡。

[6] Nadar，法国摄影家。

[7] 法语，屎样的诗歌。

[8] 法语，貌合神合是罕见的事。

十四、试题

考生必须回答四个问题：第一部分的两个问题与第二部分的两个问题。考试成绩根据答案的正确程度判定；不看书面表达和书写漂亮与否。玩笑般的答案或者自以为是的简答要扣分。时间：三小时。

第一部分：文学批评

（一）

近年来，考官们清楚，考生发现越来越难于区分艺术与生活。人人都声称清楚这两者间的不同，但是大家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对一些人来说，生活丰富而甘甜，是根据农家古老的食谱烹制出来的，而农家的食谱上尽是大自然的物产；而艺术是一种缺乏生气的商用蜜饯，主要是山人工色素与调味品制成的。在另一些人的眼里，艺术更为真实，它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给人带来情感上的满足；而生活则比最为平淡无味的小说还要糟糕：没有精彩纷呈的故事叙述，满目尽是无赖与无聊之徒，短于妙语睿智，长于不愉快的琐事，而且结局又是痛苦地不难预料。后者观点的支持者往往会引用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1]的话人们说，生活至关重要；但我却喜欢读书。”考生不要在回答时使用这句引言。

根据以下提出的任何两个陈述或情形，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a）“前天，在图克河附近的树林里，在一口泉水附近的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看到了几个烟蒂与一些馅饼屑。那儿举行过一次野餐！十一年前，我在《十一月》中确切地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那时，小说中的情景纯粹是想象出来，而前天却经历那样的情景。你所虚构出来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可以肯定这一点。诗歌是一门像几何学一样精确的学科……甚至就在此时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毫无疑问，正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受苦流泪。”

——致露易丝·科莱，1853年8月14日

b）在巴黎，福楼拜坐了一辆门窗紧闭的马车，避免被露易丝·科莱发现，大概是为了避免她的勾引吧。在鲁昂，莱昂租用了一辆门窗紧闭的马车，为了引诱爱玛·包法利。在汉堡，在《包法利夫人》出版的一年内，可以租用马车来达到淫乱的目的；这样的马车名叫包法利。

c）在他的妹妹卡罗琳弥留之际：我自己的眼睛像大理石一样，干涸无泪。真奇怪，小说中的忧伤使我打开闸门，任感情奔浦而出，而现实中的忧伤一经产生就转化成了又硬又涩的晶体，长久地留在我心中。

——致马克西姆·杜康，1846年3月15日

d）“你告诉我说，我曾认真爱恋过那个女人(施莱辛格夫人）。我没有；那不是真实的。只有当我给她写信时，凭借我拥有的那种通过笔端来表达我内心感情的能力，我才认真对待我关注的对象：但那只是在我用笔写的时候。许多东西，在我看到或听到时，我可以漠然视之，但当我自己谈论起它们，尤其特别是写到它们的时候，我可以做到热情洋溢，或义愤填膺，或痛苦万分。这是我的江湖郎中性格的一个作用。”

——致露易丝，科莱，1846年10月8日

e）朱塞皮·马尔科·菲耶斯基[2]（1790-1836）因在谋害路易·菲利浦性命的阴谋中所起的作用而臭名昭著。他在邓普尔林荫大道住了下来，在人权社的两名成员的帮助下，制造了一个"诡雷"，这种装置由二十个炮筒构成，可以同时开炮。在1835年7月28日，正当路易，菲利浦与他三个儿子及众多随从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骑马经过的时候，菲耶斯基从路边向皇家车队猛烈地开火。

几年后，福楼拜搬进了邓普尔林荫大道上相同地点的一所房子里。

f）“对，确实没错！这个（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期可以给一些优秀作品提供素材。也许，在一片和谐景象中，coup detat[3]及其结果，其目的毕竟只是为一些擅长舞文弄墨的人提供诱人的场景。”

——杜康的《文学回忆录》中的福楼拜

（二）

以下列引言为代表，探索福楼拜对批评家以及批评的态度的不断成熟过程：

a）“下面这些都是真正愚蠢的东西文学批评，不论是好的文学批评还是糟糕的文学批评都一样）禁酒协会……”

——《私人笔记》

b）“宪兵身上有种本质性的怪异，让我忍不住要去嘲笑他们；这些法律的支持者总是与律师、地方官和文学教授一样，在我心中产生同样的喜剧效果'。

——《河滨与田野那边》

c）“你可以根据一个人树敌的数量计算出他的价值，根据一部文学作品受到攻击的程度来衡量它的重要性。批评家就像跳蚤，喜欢干净的棉麻衣服，崇拜任何花样的花边。”

——致露易丝'科莱，1853年6月14日

d）“批评在文学领域的等级层次中属于最低等级：从形式上看，几乎始终如此；从道德价值看，这也不容争辩。它的等级甚至比押韵游戏及离合体诗[4]还要低，这些游戏诗至少还需要一点创新。”

——致露易丝·科莱，1853年6月28日

e）“批评家！永远的平庸之辈，靠诋毁天才、利用天才为生！一群甲虫，把最精美的艺术之书摧残成烂纸碎片！我对印刷术厌烦透顶，对人们滥用它的行为厌烦透顶，如果皇帝要在明天废除一切印刷'术，我会双膝跪地，一路爬到巴黎，感恩戴德地舔他的屁股。”

——致露易丝。科莱，1853年7月2日

f）“一种文学感是多么罕见啊！你以为，只要有语言知识、考古知识、历史知识等就会有用的。可是，根本没有用！据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遇到艺术时变得越来越无能。他们甚至不清楚艺术是什么。他们觉得注释比正文更有意思。他们秉视拐杖胜过人的两条腿。”

——致乔治·桑，1869年1月1日

g）“很少见到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批评家。”

——致欧仁·弗洛芒坦，1876年7月19日

h）“厌烦了批评的老一套后，他们找来了新的伙伴，在报纸上开始了戏剧评论。多么厚颜无耻！多么顽固不化！多么缺乏正直感！精品杰作受到无礼攻击，平庸之作受到顶礼膜拜！所谓的学者错误百出，所谓的智者愚蠢万分！

——《布瓦尔与白居谢》

第二部分

经济学

福楼拜与布耶进了同一所学校；他们拥有着同样的思想，分享着相同的妓女；他们具有相同的美学原则以及相似的文学抱负；各自都尝试了戏剧，将其当作第二种创作形式。福楼拜称布耶“我的左睾丸”。在1854年，布耶在芒特旅馆住了一个晚上，那是古斯塔夫与露易丝过去常光顾的地方：他说：“我睡在了你的床上，并在你的厕所里拉了屎(多么怪的象征手法！）。”这位诗人常常必须为生计而工作；这位小说家却从来都不必为生计操心。请思考，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正好相反，可能会对他们的写作与声誉产生怎样的影响。

没有一个地方的空气像这个地区的空气那样让人昏昏欲睡。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福楼拜工作进展缓慢，写作十分艰难。当他以为自己在与文字抗争的时候，他是在与老天抗争；也许，在另一种气候条件下，在令人精神振奋的干燥气候下，他可能不会那么急躁，或者不用如此费劲就达到了他的目的（纪德写于1931年1月26日滨海塞纳省的库佛维耶镇）。请讨论。

逻辑（与医学）

a）阿希尔一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在与他的小儿子争论时，要他解释，文学派什么用场。古斯塔夫把问题踢回给他当外科医生的父亲，要他解释脾脏派什么用场：“你不知道，那我更不知道，只是它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诗是我们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福楼拜医生被击败。

b）脾脏由淋巴细胞组织（或称白髓）加管网状组织（或称红髓）组成。它在消除血液里衰老的、受伤的红细胞这-点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积极地产生抗体：切除脾脏的人产生的抗体就较少。有证据证明，有一种称为促吞噬素的四肽源自脾脏里生产的蛋白质。虽然切除脾脏，特别是在儿童时代切除，可增加患脑膜炎与败血病的可能性，但是人们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器官：切除它，不会很大程度上引起人丧失活动的能力。

你从上述文字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传记（与道德）

马克西姆·杜康为露易丝·科莱写了以下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她曾伤害过维克多·库赞，嘲笑过阿尔弗雷德·德·缪塞，辱骂过古斯塔夫·福楼拜，甚至曾企图行刺阿方斯·卡尔。Requiescat in pace[5]"杜康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发表了这篇墓志铭。是谁从中受益更多：是露易丝，科莱还是马克西姆·杜康？

心理学

E1诞生于1855年。

E2部分诞生于1855年。

E1童年生活晴空万里，但进入成年后有精神崩溃的倾向。

E2童年生活晴空万里，但进入成年后有精神崩溃的倾向。

E1在思想正统的人眼里，性生活不正常。

E2在思想正统的人眼里，性生活不正常。

E1想象自己会陷人经济困境。

E2清楚自己将陷入经济困境。

E1吞食了氢氰酸自杀。

E2吞食了砒霜自杀。

E1是埃莉诺·马克思。

E2是爱玛，包法利。

《包法利夫人》的第一版英译本是由埃莉诺·马克思翻译的。

请进行讨论。

心理分析

1845年福楼拜在拉马尔戈记下了这个梦：“我梦见与母亲外出散步，来到了一片大森林，里面尽是猴子。我们越往前走，猴子就越多。它们在那些树木的枝楝间哈哈大笑，左蹦右跳。猴子越来越多；它们的身子变得越来越大；它们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它们不停地看着我，于是我害怕起来。它们在我们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一只猴子想来抚摸我，它拉住了我的手。我用步枪射中它的肩膀，让它流了血；它开始恐怖地吼叫起来。于是，我母亲对我说：'你为什么要伤害它，它是你的朋友。它怎么了你？你难道不清楚它是爱你的吗？并且它看起来很像你！'那只猴子的眼睛在看着我。我感到自己的灵魂正在被撕碎，于是就醒了过来……感到仿佛我与这些动物是完全相同的，在一种亲切、泛神的交往中我与它们相处融洽。”

集邮

1952年，古斯塔夫·福楼拜出现在一枚（面额8法郎+2法郎）法国邮票上。这是一幅很平常的“仿义吉罗”的肖像，在这幅肖像里，小说家的容貌略有点像中国人，并且给他加上了一身与他身份不相称的衬衫领带的现代装束。这枚邮票在支援国家救济金发行的一套邮票中面额最低：高面额的邮票上面的头像分别是（按低到高排列）莫奈、圣桑、普恩加莱[6]、奥斯曼[7]以及梯也尔[8]。

龙沙[9]是出现在邮票匕的第一位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形象出现在1933年到1936年期间的三枚不同的邮票上，一次出现在赞助失业知识分子救济金而发行的一套邮票上。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肖像在1937年赞助了这项慈善事业；巴尔扎克的肖像赞助了1939年的慈善事业。都德的磨坊[10]上了1936年的一枚邮票。贝当时期的法国歌颂了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1]与斯汤达。圣埃克苏佩里[12]、拉马丁与夏多布里昂在1948年出现；波德莱尔、魏伦与兰波出现在颓废的1951年。同年还给集邮爱好者送来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这位接替福楼拜睡进露易丝·科莱的床上的作家，现在却比福楼拜早一年出现在公众的信封上。

从福楼拜的角度看，我们应不应该觉得他受到了怠慢？如果说应该的话，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多多少少觉得米什莱[13]（1953年）、奈瓦尔[14](1955年）、乔治，桑（1957年）、维尼（1963年）、普鲁斯特(1966年）、左拉(1967年）、大仲马0970年）或戈蒂埃（1972年）他们都受到了怠慢呢？

请预估一下，路易·布耶、马克西姆·杜康或露易丝·科莱出现在法国邮票上的可能性。

语音学

a）1850年福楼拜所住过的开罗尼尔酒店的业主合伙人名叫“包法（Bouvaret）”。他的第一本小说的主人公叫“包法利（Bovary）”；他最后一部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中的一个叫“布瓦尔（Bouvard）”。在他的剧本《候选人》中，有一位“布维尼（Bouvigny）伯爵”；在他的剧本《心灵的城堡》有一位"布维纳（Bouvignard）”。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为之吗？

b）福楼拜的名字首次在《巴黎评论》上被误印成“福拜（Faubert）”，在黎塞留街的一个杂货商叫“福贝（Faubet）”。当《新闻报》报道《包法利夫人》的审判时，称小说的作者是“富拜（Foubert）”。乔治·桑的女性密友马丁娜叫他“福莱包（Flambart）”。住在贝鲁特的画家卡米耶·罗吉耶叫他“富尔拜（Folbert）”:“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玩笑中的精妙之处？”古斯塔夫给他母亲这么写信说。（这玩笑的好笑之处在哪里？也许，是小说家用两种语言描绘的一个自我形象：罗吉耶叫他疯狂的狗熊。）布耶也开始叫他富尔拜。在芒特，在他过去常常见露易丝的地方，有一个叫“福莱拜（Flamebert）“的咖啡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c）根据杜康的记录，“包法利（Bovary）”这个名字中的“o”应该发短音（像“Bother”中的“o”那样我们应该按他所说的去发音吗？如果说应该这么发音，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戏剧史

评估一下，在执行（《心灵的城堡》中第六幕第八场）的舞台说明时所存在的技术方面的困难：

什锦汤锅的把手变成翅膀，汤锅升向了空中，翻了个身；汤锅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它似乎笼罩在整个城市的上空，汤锅里的蔬菜——胡萝卜、萝卜和韭菜——都从汤锅里出来了，悬在半空中，变成了灿烂的群星。

历史（与占星术）

对以下古斯塔夫·福楼拜的预言进行思考：

a）（1850年）“英国不会在不久控制埃及一说，我似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亚丁[15]已经到处都是英国军队了。跨过苏伊士河，再没有更容易的事了，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开罗将到处是英国军人。两三个星期后消息将传到法国，我们到时将惊讶万分！请记住我的预见。”

b）（1852年）“随着人类不断自我完善，人便退化了。当一切都沦落到仅仅与经济利益进行抗衡时，美德还有什么余地呢？当自然女神被人如此地征服，丧失了她所有的原始形态时，造型艺术哪里还有余地呢？与此同时，一切将变得非常隐晦暗淡。”

c）（1870年普法战争即将爆发之时）“这将意味着种族冲突的重现。不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将见证几百万人一下子遭到屠杀的悲惨情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衰败帝国与新兴世界之间的冲突。怎么不会发生？”

d）（1850年）“我时不时地翻阅报纸。事态发展的速度令人目眩。我们不是在火山边缘上舞蹈，而是在木制坐便器上舞蹈，而且我似乎觉得这个木制坐便器不止稍稍有点腐烂：不久，社会将急转直下，淹没在十九世纪的臭屎之中。到处都将响起呐喊声。”

e）（1871年）“共产国际成员是未来的耶稣会会员。”

[1] Logan Pearsall Smith （1865-1946），美国散文家、批评家。

[2] 1835年7月谋害法王路易·菲利浦的阴谋中的主谋。

[3] 法语，政变。

[4] 几行诗句的头一个词的首字母或最后一个词的尾字母能组合成词的一种诗体。

[5] 原文拉丁语，愿灵魂安眠。

[6] 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

[7] Baron Haussmann（ 1809-1891），巴黎市政规化改革者。

[8]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

[9] 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法国诗人。

[10] 都德1866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磨坊书简》用朴实而略带伤感的笔调将家乡普罗旺斯的风土人情融人其中，深受读者欢迎。

[11] Frédéric Mistral（1830-1914），法国诗人，曾获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

[12]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作家、飞行员，以1943年出版的童话《小王子》闻名于世。

[13] 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

[14] 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散文家。

[15] 也门共和国经济首都，亚丁省省会，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

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

至于说那只鹦鹉？噢，我花了几乎两年时间解决这个鹦鹉标本的事情。初次从鲁昂返回后写的那些信件，没有收到任何有用的成效；有些信甚至没有得到回音。谁都会以为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年迈的业余学者，抓住一件小事，可怜巴巴地想让自己成名成家。而事实上，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加古怪，更加自以为是，更会自我糟践，甚至还怪得出奇。只是新闻界更加纵容他们。如果说一个八十岁、七十岁或五十四岁的人自杀的话，人们会称其为大脑软化、绝经后的抑郁症或者说是卑劣的虚荣心的最后一次疯狂，目的就是想让他人有负罪感。当一个二十岁的人自杀时，被说成骄傲地拒绝接受生命所赋予的恶劣条件，说这不仅是一种勇敢之举，而是一种对道德和社会的反抗之举。活着？由老年人来为我们活着吧。当然，纯粹的奇思怪想。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这么说。

既然我们谈论到这个话题，那么我要说，说福楼拜是自杀的观点也纯粹是奇思怪想。这只是一个人的怪念头：是一个名叫埃德蒙·勒杜的鲁昂人的想法。这个想入非非的家伙在福楼拜的传记中冒出来过两次；每一次出现，他都是来传播流言蜚语的。他第一次说的不中听的话是，他断言说福楼拜确实与朱丽叶·赫伯特订了婚。勒杜声称，他看到过一本古斯塔夫送给朱丽叶的《圣安托万的诱惑》，上面写着“赠予我的未婚妻”的字样。奇怪，他是在鲁昂——而不是在朱丽叶生活的伦敦——看到了这本书。奇怪，其他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本书。奇怪，这本书没有幸存下来。奇怪，福楼拜从未提起过这样的订婚。奇怪，订婚这一举动可能完全违反了他所持有的信念。

同样奇怪的是，勒杜的另一个诽谤是断言福楼拜是自杀身亡的，这同样与作家心灵深处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让我们拥有受伤动物的那种谦卑，它们退缩到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这个世界充满了向上苍大声怒吼的人们。一个人，哪怕只为了行为端庄，都必须避免像他们那样怒吼。”那个问题，再一次在我脑海里响了起来像我们这样的人一定怀着深深的绝望。你一边说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边向下盯着你脚下黑乎乎的深渊，以此来保持镇静。”那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说的话。说这样话的人既深怀着淡泊人生的信念，也怀着深刻的悲观失望。受伤的动物不会自杀。如果你明白，直视脚边的黑洞会带来宁静，那么你就不会跳进这个黑洞里。也许这就是埃伦的弱点：没有直视这种黑洞的能力。她只会不停地斜视着它。斜视会使她绝望，而绝望又促使她去寻找消遣。有些人向这个黑洞外看；另一些人忽视这个黑洞；那些不断斜眼看这个黑洞的人看上了瘾。她选择了精确的剂量：当一个医生的妻子的好处似乎就只在这一次给她帮上了忙。

勒杜的自杀之说是这样的：福楼拜是在浴室里自缢的。我想这比说他吃了安眠药触电自杀可信多了；但是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福楼拜起了床，洗了个热水澡，出现了中风的情况，他蹒跚地来到书房里的沙发上；正是在沙发里，医生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这位医生后来开出了死亡证明。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故事就此结束了。福楼拜最早的传记作家与这位医生有过交谈，就是这样。勒杜的故事则需要以下一系列的事件：福楼拜进入他的热水浴缸，用某种目前还不能解释得了的方式自缢，然后爬出浴缸，把绳子藏起来，步履蹒跚地来到他的书房，跌倒在沙发上，并竭力做到等医生来再去世，同时还得装出中风的症状。这实在是太荒唐可笑了。

人们说，无风不起浪。恐怕无风也会起浪。埃德蒙·勒杜就是一个无风起浪的最佳典范。这个勒杜，他究竟是谁？似乎没有人知道。他并不是哪一个方面的专家。他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只是以两个谎言的讲述者的身份存在着。也许在福楼拜家里有人曾伤害过他(阿希尔没能给他治好拇指囊肿？），于是，他就进行这样的行之有效的报复。因为几乎每一本研究福楼拜的书，在没有讨论这个所谓的自杀话题之前都不会收笔的——接着得到的结论始终如一都说不予采纳。如你所见，这一幕在这里也重新上演了一遍又一个漫长的离题讨论，其语气充满着道德上的愤慨，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我本打算写鹦鹉的。至少勒杜对鹦鹉倒没有一番理论。

而我却有。我不仅有一番理论。如我所说，我花了足足两年时间。没有，那是吹牛：我实际上是说，自这个话题产生到解决经过了两年。我给一个相当势利的学者写过信，他甚至建议说，这个事情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不错，我猜想，他必须保护他的领地。但是，有人告诉了我卢西恩·安德里先生的名字。

我决定不给他写信；毕竟我写信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很成功。相反，我在1982年8月，对鲁昂进行了一次盛夏之旅。我下榻在北方大酒店，与大时钟相邻。在我房间的角落里，一根排粪管从天花板通到地板上，虽然管子被包了起来，但毫无作用，它每隔五分钟左右便对我大声吼叫起来，好像它运载着整个酒店的粪便。晚饭后，我躺在床上倾听着高卢人的排泄物断断续续地一阵阵地响起。接着，大时钟报时了，传来了一种响而不亮的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钟声是从我的衣橱里传出来的。心想，这怎么可能入睡啊。

我的担忧因误解而起。十点以后，排粪管安静了下来；大时钟也不报时了。在白天，它也许是一道旅游的风景，但是鲁昂人考虑得很周到，当游客要睡觉的时候，便断开了报时装置。我熄了灯，仰面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福楼拜的鹦鹉：对费莉西泰来说，它是怪模怪样且又合乎逻辑的圣灵的替身；对我来说，是带着翅膀、难以捉摸的作家声音的象征。当费莉西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这只鹦鹉返回到她的身旁，形象大了许多，迎接她进人了天堂。当我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的时候，我心想，我可能会在梦中见到些什么呢。

我的梦里没有鹦鹉。相反，我梦到了铁路。梦到了战时的某个时候，在伯明翰换车的情景。远处的守车[1]在站台的尽头，正徐徐驶出来。我的手提箱擦着我的小腿。列车一片漆黑；车站灯光昏暗。一张我看不清楚的火车时刻表，表面的数字一片模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希望；再也没有火车了；凄凉，黑暗。

这样的梦如果有意义时，你会认为可以梦想成真吗？但是梦是不知道它们如何受到梦想者青睐的，就如它们不知道如何区分细微差别一样。车站的梦，我每三个月会梦上一回，只是重复同样的梦，像一圈环形胶卷不断重复放映，直到我醒来时感到压抑气闷，情绪低落。那天早晨我醒来时，耳旁是时间与粪便两种声音：大时钟与我房间角落里的排粪管。时间与粪便：那是古斯塔夫在哈哈大笑吗？

在主宫医院，同一位穿着白外衣的憔悴看门人又带我参观起来。在医学区域，我注意到了被我以前忽视的东西：一台自助式灌肠机。那是一种遭到古斯塔夫痛恨的东西铁路、毒药、灌肠机、奶油馅饼——它由一张窄凳、一个空心尖状物再加一个垂直的把手构成。你骑坐在凳子上，伏到空心的尖状物上，然后给自己灌满水。至少它可以让你私下里灌肠。我与看门人都不怀好意地哈哈笑了起来：我告诉他说我是医生。他笑了笑，然后去取一件他说定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回来时，他拿着一只很大的硬纸板鞋箱，里面是两颗保存良好的人头。人头上的皮肤依然完好无损，似是岁月已使皮肤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大概是像一罐陈年的红葡萄酱那样的棕褐色吧。大多数的牙齿还未脱落，但是眼睛与头发没奋留下来。其中一颗头颅重新装上了一头劣质的黑色假发与一双玻璃眼睛（眼睛是什么颜色？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它们没有爱玛·包法利的眼睛那样复杂）这种企图使这颗头颅显得逼真的努力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看上去倒像一张孩子的恐惧面具，一张放在卖化装舞会物品的商店橱窗里的万圣节“不请客就捣乱”的脸蛋。

看门人向我解释说，这些头颅是让—巴蒂斯特·洛莫尼耶的作品，他是阿希尔一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在医院的前任。洛莫尼耶正在探索保存尸体的方法；市政府容许他用判死刑的罪犯的头颅做试验。我想起了古斯塔夫童年里的一件事。六岁时有一次，他与姑父帕兰到外面散步，经过了一个断头台。断头台上刚行过刑：鹅卵石还印着鲜红的人血。我怀着希望提起这件事；可是看门人摇摇头。否则这是一个不错的巧合，只是时间不一致。洛莫尼耶1818年就已经去世；再者，鞋盒里的两个人头标本事实并不是在断头台上砍下来的。他指给我看了就在下巴下面的那些上绞刑的人曾因绞索勒住产生的深深的皱纹。当莫泊桑在克鲁瓦塞看到福褛拜的尸体时，其脖子又黑又肿。这是中风猝死的情形。这不是一个人在浴室里上吊的迹象。

我们继续参观博物馆，直到我们来到了存放鹦鹉的那个房间。我拿出我的宝利来相机，他容许我进行拍摄。我把照片挟在腋下，看门人指出了我第一次来访时就注意到的那封复印信函。那是福楼拜在1876年7月28日写给布雷恩夫人的信：“你知道在过去三个星期里我把什么东西放在我桌上，放在我的面前？一个鹦鹉标本。它忠于职守地在那里守望着。看到它，开始让我生气了。但是我把它放在那里，是想让我的脑海里充满鹦鹉。因为此刻我正在写一个老姑娘与一只鹦鹉之间的爱情。”“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看门人说，他用手拍着我们面前的玻璃圆罩，“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那另一只呢？”

“另一只是假的。”

“你怎么能肯定呢？”

“这很简单。这只来自鲁昂博物馆。”他指着栖木一端的一个圆形印章，然后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博物馆注册的一个复印登记表。它记录着一批租借给福楼拜的东西。大部分的条目是以博物馆速写记录的形式登记的，我看不懂，但是亚马逊品种的鹦鹉的租借条目明白易懂。在登记单的最后一个竖栏里，打了一系列的钩，这说明福楼拜已归还租借给他的每一件物品，包括这只鹦鹉。

我依稀感到失望。我始终多愁善感地设想——尽管并没有多少理由——这只鹦鹉是在作家去世后的遗物中找到的（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我暗自喜欢这只克鲁瓦塞鹦鹉的理所当然，复印件不能证明什么，除了能证明福楼拜曾从博物馆里借过一只鹦鹉以外，并且他已归还。博物馆的印章更需要谨慎地来看，它并不是结论性的……“我们的鹦鹉是真的。”在送我出门时，看门人大可不必地重复说。似乎我们的角色已经换了：他需要得到肯定，而不是我。

“我肯定你说得对。”

然而，我并不肯定。我开车到了克鲁瓦塞，拍摄了另一只鹦鹉的照片。它也玩着博物馆印章的游戏。我同意看门人的话，她那里的鹦鹉才是真实的，主宫医院的那只一定是冒名顶替的。

午饭后，我到了纪念公墓。“对资产者的仇恨是一切美德的开始。”福楼拜写道；但是他却墓葬在鲁昂最显赫家族的中间。在他去伦敦的几次旅行中，他有一次造访了海格特公墓[2]，发现那个公墓太整洁“这些人似乎是戴着白手套死去的。”在大公墓，他们穿着燕尾服、戴着勋章死去，并与他们的马、狗还有英国家庭教师合葬在一起。

古斯塔夫的坟墓很小，并不奢华；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其效果并不是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艺术家，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人物，而是使他看上去像一个不成功的资产者。我倚在划分一个个家庭墓地的栏杆上——即使去世了你仍可以拥有一块不动产——并拿出我的那本《一颗质朴的心》。在第四章开端，福楼拜赋予了费莉西泰的鹦鹉的描写非常简单“他叫露露。他的身子是绿色的，他的翅膀尖是粉红色的，他的脑门是蓝色的，他的喉部是金色的。”我把我的两张照片进行了比较。两只鹦鹉都长着绿色的身子；两只都有着粉红色的翅膀尖（主宫医院的那只是鲜亮的粉红色，可是蓝脑门与金喉咙，毫无疑问，是主宫医院的鹦鹉的特征。克鲁瓦塞的鹦鹉则刚好相反：金色的脑门，绿中带蓝的喉咙。）

似乎那就是它了，确实。然而，我还是给卢西恩·安德里先生打去了电话，说明了我的兴趣，但那是普通的非专业性的兴趣。他邀我第二天登门拜访。由于他给我的地址是洛丁街，我的想象中便出现了他正站在一幢福楼拜研究学者所居住的那种殷实的资产者的房子中与我说话的情景。双坡式的屋顶，上面有牛眼窗穿透其中；粉红色的墙砖，第二帝国时期的装饰；房子里面，沉静肃穆，镶有玻璃门的书橱，上蜡的地板，羊皮灯罩；我还闻到了一个喜欢交际的男人的气息。

我短时间里所构想的房子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它是一个梦想，一个虚构。这位福楼拜研究者的真实的房子在南鲁昂的河对面，在一个破败的地区，那里一些小企业蹲伏于一排排低矮的红砖排屋之中。往来的卡车在那邱狭小的街道上显得过于庞大；那里鲜有商店，酒吧也很少；有一家酒吧正在供应tête de veau[3]作为当日的plat du jour[4] 就在你到达洛丁街前，有一个鲁昂屠宰场的道路标志。

安德里先生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等候着我。他是一个小个子老人，身穿斜纹呢的短上衣，脚穿斜纹呢的便鞋，头戴一顶斜纹呢的毡帽。他的翻领上饰着三排彩绸。他脱下帽子与我握手，然后再把帽子戴好；他解释说，他的头在夏天很脆弱。我们在室内时，他也要一直戴着他的软呢毡帽。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样有点古怪，但我倒不这么想。我是从一个医生角度来说的。

他告诉我，他七十七岁了，是福楼拜协会的秘书，也是在世的最老的成员。我们在前室的一张桌子边面对面坐下。房间的墙上满是小古玩：各种纪念盘、福楼拜纪念章、一幅安德里先生自己所作的大时钟画。房间又小又挤，布置奇特，充满个性：像是费莉西泰的房间的一个简洁版，或者是福楼拜凉亭的简洁版。他指出了其中一幅画着他自己的漫画，是由他的一个朋友画的；画上的他像一个歹徒，一大瓶的法国苹果白兰地酒从屁股口袋里向外伸出。我本该问一下，我的这位温文尔雅的主人为何有这样穷凶极恶的形象特征；但我没有问。我只是拿出了我的那本伊妮德·斯塔基博士的《福褛拜：一个大师的形成》，让他看了卷首插画。

“C'est Flaubert ca?”[5]我问道，只想获得一个最终的确认。

他咯咯笑了起来。

“那是路易·布耶。Oui, oui, c’est Bouilhet”[6]很显然，他并不是第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还与他核实了一两个细节，然后提起那两只鹦鹉的事。

“啊，那些鹦鹉。有两只鹦鹉啊。”

“你知道，哪一只是真的，哪一只是冒名顶替的？”他又一次咯咯笑了起来。

“1905年他们在克鲁瓦塞建立了博物馆。”他回答说，“我出生的那年。自然，我不能在场。他们搜集了能够搜集到的所有的资料，嗯，结果你已亲眼看到了。”他点了点头。“资料并不多。许多东西已经散落不见了。但是博物馆的馆长决定，有一样东西他们是可以弄到的，那就是福楼拜的鹦鹉露露。于是他们就去了自然博物馆，他们说，我们想索回福楼拜的鹦鹉。我们要用它放在福楼拜的凉亭里。自然博物馆说，当然，跟我们来拿吧。”安德里先生以前讲述过这件事；他很清楚该在什么地方停顿一下。

“于是，他们将馆长带到了他们存放馆藏品的地方。你们想要一只鹦鹉吗？他们说。那么我们就到禽鸟区去。他们打开门一看，于是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五十只鹦鹉。Une cinquantaine de perroquets![7]”

“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采取了合理而明智的行动。他们回来拿了一本《一颗质朴的心》，细读福楼拜对露露的描述。”就如我前一天所做的那样。“然后他们便选择了看上去与他描写的最相称的一只鹦鹉。”“四十年后，在上一场大战以后，主宫医院开始了他们的收藏工作。他们也来到自然博物馆说，我们想要福楼拜的鹦鹉。博物馆说，可以，你们挑选吧，可别拿错了。于是他们也查阅了《一颗质朴的心》，挑选了一只最像福楼拜所描写的鹦鹉。这就是为什么有两只鹦鹉了”。

这么说，“克鲁瓦塞的凉亭首先进行了挑选，一定得到了那只真的鹦鹉？”安德里先生看上去态度很不明朗。他把软呢帽向后脑勺略微推了推。我拿出了我拍的照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援引了那段熟悉的对鹦鹉的描写，指出了克鲁瓦塞鹦鹉的脑门与胸口的不同。“为什么第二个挑选的鹦鹉比第一个挑选的看上去更像书上所描述的呢？”

“嗯，你必须记住两件事。第一，福楼拜是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作家。他可以为了生活节奏变动一个事实；他就是那样的。他因为借来了一只鹦鹉，他为什么就应该把鹦鹉描写成像借来的那个样子？如果把颜色调换一下听起来更好，他为什么就不可以调换一下呢？”

“第二，福楼拜写完那个故事后，就把鹦鹉还给了博物馆。那是在1876年。凉亭直到二十年后才建起来。你知道，动物标本会长蛀虫。会散架,费莉西泰的鹦鹉散架了，是不是？标本里面的填充物都掉了出来。”

“是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们也许会变色。当然，我并不是制作动物标本的专家。”“那么你是说，两只鹦鹉都有可能是真的？或者说，很可能两只都不是真的？”他在桌上慢慢地伸展开他的双手，做了一个魔术师暗示安静的手势。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所有那些鹦鹉还会留在自然博物馆里吗？所有五十只鹦鹉？”“我不清楚。我想不会的。你得知道，在二十和三十年代里，动物和禽鸟的标本是时髦的装饰品。人们把它们放在客厅里。他们觉得这些标本很漂亮。因此，许多博物馆把他们不需要的一些馆藏品都出售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收藏五十只亚马逊鹦鹉呢？它们放在那儿只会腐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只。我倒是以为，博物馆处理掉了大部分的鹦鹉。”

我们握了手。在门口台阶上，安德里先生向我脱帽道别，短时间里将他那个脆弱的头颅暴露在八月的阳光下。我既感到满意又感到失望。这既是答案又不是答案；既是一个结束又不是一个结束。正如随着费莉西泰最后的心跳，故事渐渐接近结尾，“就像泉水在干涸、回声在消失一样”。也许，大概那就是事物可能有的面貌吧。

到告别的时候了。像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一样，我对福楼拜的三座雕像进行了一番巡视。他现在的状态如何了呢？在特鲁维尔，他的胡子还需要进行修理；虽然他腿部的修补现在不那么显眼了。在巴朗坦，他的左腿开始开裂，他上衣的一个角上有了一个破洞，衣服上有的地方长出了青苔，引起了变色，使得上身显得污溃斑斑；我盯着他胸口绿色的污斑，微微闭上眼睛，竭力想把他变成一名迦太基的译者。在鲁昂，在那里的修士广场上他那尊雕像的外表结构完好无损，对百分之九十三的铜加百分之七的锡的合金满怀信心；但是雕像上还是不断生出一条条的斑纹。每一年他似乎就会多流出几道铜色的泪痕，这些泪痕像脉搏一样亮闪闪地分布在他的脖子上。这倒也不显得不合适：福楼拜一直是个爱哭的人。这些泪痕一直垂挂到他的身上，给他穿上了一件别致的马甲，使他的腿侧增加了细细的斑纹，似乎他正穿着礼服长裤。这也不显得不合适：它提醒人们，他既喜欢沙龙生活，也喜欢克鲁瓦塞的隐居生活。

往北几百码距离，到了自然博物馆，他们把我带上了楼。这让我吃惊，我原以为，馆藏品往往存放在地下室里。但是当今，人们也许在地下室设了休闲中心：自助餐厅、墙画、电子游戏以及一切使学习轻松的东西。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地把学习变成游戏？他们也喜欢把学习变得充满孩子气，甚至成年人的学习也一样。特别是成年人的学习。

那是一个小房间，大概有八英尺宽，十英尺长，窗子在右面，左边是一排排的架子。虽然天花板上有几盏灯，但是房间里还是相当昏暗：一个在屋子顶楼的坟窟。虽然，我想，它不完全是个坟窟：有些生物中的一些会拿出去重见天日，用来取代被蛀虫吞食或不再受欢迎的同类。因此，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一半是停尸房，一半是炼狱。它的气味也让人难以确定：既有点像是外科的味道，又有点像是五金商店的味道。

我朝四处看去，看到的尽是禽鸟。一架子一架子的禽鸟，每一只鸟身卜都喷洒了白色的杀虫剂。我被带到了第三条过道。我小心翼翼地在架子中间往前挤，稍稍斜着头，朝上望去。只见，那些亚马逊鹦鹉整齐地站成一排，出现在眼前。早先的五十只鹦鹉中，只剩下了三只。它们身上的任何的华美色彩都被它们遍体的沾着灰的杀虫剂弄得黯然失色了。它们在盯着我看，像三位充满疑惑、目光敏锐、布满头屑、无耻的老人。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看上去有点稀奇古怪。我凝视了它们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退了出来。

大概就是它们中的一只吧。

[1] 又称望车，一般挂在货运列车的尾部，用来瞭望车辆及协助刹车。

[2] 在英国伦敦，内有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坟墓。

[3] 法语，小牛头。

[4] 法语，特色菜。

[5] 法语，那是福楼拜吗。

[6] 法语，对，对，这是布耶。

[7] 法语，五十只鹦鹉。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书名

书评

扉页

注释

译序

一、福楼拜的鹦鹉

二、年表

三、谁找到就归谁

四、福楼拜动物寓言故事集

五、无巧不成书！

六、爱玛·包法利的眼睛

七、跨越海峡

八、火车机车号收集者眼中的福楼拜

九、福楼拜的未竟之事

十、指控

十一、露易丝·科莱的叙述

十二、布拉斯韦特的公认概念词典

十三、纯粹的故事

十四、试题

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书名

书评

扉页

注释

译序

一、福楼拜的鹦鹉

二、年表

三、谁找到就归谁

四、福楼拜动物寓言故事集

五、无巧不成书！

六、爱玛·包法利的眼睛

七、跨越海峡

八、火车机车号收集者眼中的福楼拜

九、福楼拜的未竟之事

十、指控

十一、露易丝·科莱的叙述

十二、布拉斯韦特的公认概念词典

十三、纯粹的故事

十四、试题

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