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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

自卑与超越

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我们内心的冲突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乌合之众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刘旭东/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刘旭东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68-1071-2

Ⅰ．①乌…　Ⅱ．①古…②刘…　Ⅲ．①群众心理学—研究　Ⅳ．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956号

乌合之众

著　　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刘旭东　译

责任编辑：刘　峰

版式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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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137千字

印　　张：6.5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071-2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作者前言

引言 乌合之众的时代

第一卷 大众心理

第一章 大众的总体特征——统一他们精神的心理法则

第二章 大众的情感和品行

第三章 大众的思考、推理和想象能力

第四章 信仰大众的宗教思维

第二卷 大众的观点和信仰

第一章 影响大众观点和信仰的间接因素

第二章 影响大众观点的直接因素

第三章 大众的领导者以及他们的劝说方式

第四章 大众信仰和观点可变性的局限

第三卷 不同大众行为的分类和描述

第一章 大众的分类

第二章 被谓为犯罪人群的大众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第四章 具备选举权的大众

第五章 立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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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下文将就大众的特征进行探讨。

一个种族的所有特征是其个体特征的集合，而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则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然而，观察结果证明，当一个种族中的某部分个体一旦聚集起来进行有目的的行动时，仅仅从他们聚集成群的这个事实来看，他们就存在着某种新的心理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都可以归入种族特征中去。如果经过深思熟虑的考究，这些新的心理特征有时候还会被划入一个新的类型中，以区别于原来的特征。

聚集成群的大众往往是种族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以前这种现象都被认为成不了大气候，从未像现在如此般影响力深厚。当今时代，有意识的个体行为已经代替了无意识的大众行为，并且这已经演变为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一直致力于用一种纯科学的方式来探讨大众带来的这个棘手问题。这种纯科学的方式是在不受外界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影响下进行的。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解决一种本身就会引起激烈争论的案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种有意识的个体行为案例，这种纯科学的方式就是唯一一种能够用来探讨和研究真理本质的方式。一个投身于科研工作的人在查证一种现象时，如果他不能够饶有兴趣地融入到他的研究对象中，那他的查证就会有失公允。对于这种观点，著名的思想家M·葛布利特·德·奥勒维拉（M.Goblet d'Alviela）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我偶尔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那就是，我的观点跟每个学派所提出的观点都是相对的，而我却不是这众多的现代学派当中的一个。我希望，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类似的研究手段。因为如果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学派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那么所有的观点和论据都会有支持该学派的倾向。

上述观点的理由是，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最缜密的观察，我得出了一条规律：社会有机体跟其他事物一样，正在一点点地复杂化。最不理智的做法就是，人类利用自身的力量去迫使它们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有时候，大自然自有其自身方式来应对这种出其不意的改变，而且这种方式也不逊色于人类所采取的方式。从这种层面上来讲，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民族迷恋于大刀阔斧的改革还要致命，不管这些改革在理论上是多么优秀。如果一定要说这些改革可以派上用武之地的话，那就是它们能够在瞬间改变一个民族的智慧。然而，拥有这样的力量却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理念、情感和风俗一直在支配着人类，这些事物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体制和法律都是人类性格的外在表现，也是人类对外界事物需求的一种表现。由于人类性格作祟，体制和法律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本质属性。

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绝对不能够脱离民族，因为民族的存在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能会是一种绝对价值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只是一种相对价值。

因此，当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需要牢记的一点是，我们要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持续思考问题。从这个层面出发，那就存在纯粹理性教导和实践理性教导，这两种教导是完全相反的。前者几乎没有数据可循，即使是提到物质性的层面，很多时候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都不大。从绝对事实的角度来看，一个立方体或者一个圆形都是不可改变的几何图形，它们都是由特定的方程式来硬性规定的图形。但是，这些几何图形给我们的感觉却是，它们也可以进行任意变形。我们会认为，立方体可以变为一个角锥体或者一个正方形，而圆形可以变成一个椭圆或者一条直线。除此之外，这些虚构的图形比它们自身的形状要重要得多，正是因为对这些虚构图形有过思量，我们才让它们变为眼前的现实以及用摄影和照片把它们复制出来。在某些事例中，虚构的事物比真实的事物蕴含的真理还要多。如果要准确无误地通过事物本身的几何形状来展示它的话，这无疑会扭曲其本质，甚至会使其原本的面目难以辨认。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世界的所有居住者只能复制或者拍摄事物而不能亲手触摸它们的话，那么他们就很难对事物的形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同样的道理，对于一种研究模式的知识，如果只是少数学者能够明白而其他人都望而却步或者一头雾水的话，这就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可读性。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必须牢记一点，他们在获取理论价值时也要注重实践价值的积累。而后者是研究文明进程所要关注的核心部分，它是非常重要的事物。这就要求在认识实践价值的过程中，一切要以逻辑的思维为先，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谨慎思考才能下结论。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存在其他的动机，它们就像事先储备好一样，让哲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有醍醐灌顶的感觉。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就是如此，人类无法在整体上把握它们以及预示它们交互影响的结果。此外，有时候一些显眼的事实后面都暗藏着成千上万不显眼的原因。这些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似乎都是由一些漫无边际且无意识的活动造成的，一般来说，这些活动都超出我们的分析范围。也许可以用波浪来形容这些可感知的现象，它虽然是海洋表面一种现象，事实上却是隐藏在海洋深处的事物在作怪。就聚众这种行为来看，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低级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聚众的行为中似乎存在一些神秘的力量，这些力量就是祖先们一直自诩为命运、自然或者造物者的东西，也是我们称之为死亡之音的东西。即使我们能够忽视这些东西的本质，但我们无法跨越这些力量。有时候，一个民族似乎有一些内在的力量在引导它们。例如，有什么东西能比一门语言更复杂，更具逻辑性以及更不可思议的吗？但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有关语言这种具备组织性的产物的崛起，它们除了跟无意识的大众行为有关，我们还能找到其他的起源吗？那些最具学问的专业学者以及最出名的文法学者，除了能够记录管理语言的规律之外他们根本不能做点什么，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是语言的创造者。即便是提到伟人的思想，我们又是否能确切地说他们的智慧跟他们子孙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呢？毋庸置疑，这些观点都是从那些孤立的头脑中衍生出来的，但是这难道就不是大众的智慧吗？这种智慧就像集腋成裘的灰尘一样，最终演变成喷涌流动的土壤。

毫无疑问，大众的行为通常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往往会成为他们优势的武器之一。普世当中，唯独生命是受本能的行为支配，这些行为以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使我们感到震惊。理性是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慢慢习得的一种属性，而它还是一种需要日臻完善的事物，因此它不仅不能为我们展示无意识行为的规律，而且它还会在某一天被其他事物所替代。在人类的行为当中，无意识的那一部分都是漫无边际的，而由理性支配的那一部分却非常有限。因此，这种无意识的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在一个狭隘而安全的领域里研究科学，并让科学给我们带来知识之光，而不是在一个模糊而无用的猜测假设里无所事事的话，我们必须要把那些通俗易懂的现象记下来，然后站在大众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这个研究报告中的每一个结论，通常都被称为预想的结论。因为我们用肉眼就能看清的现象后，存在着的都是我们本能就可以看清的其他现象，而也许后者中又隐藏着一些我们根本无法看清的现象。

引言　乌合之众的时代

现今时代的演变，或者说文明中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国民思想变化的结果。国民思想又被誉为现代的大众力量信仰，它改变了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并且展示了大众阶级崛起的过程以及大众施展权力的方式，这些都是大众力量发展的必要结果。从这个层面上看，大众的出现绝非破坏的代名词，大众的共同施力作用使得许多衣衫褴褛的民众消失了。因此，大众心理普遍被忽略的这个问题应当被提上议程，让立法者和政治家们对其重要性共同进行探讨和研究。

很多时候，大动荡的剧变都是在文明出现剧变之前发生的。譬如罗马帝国的倾覆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它们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它们有这样的命运似乎都要归咎于政治改革，外族入侵或者是王朝的瓦解。但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是，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表面上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其实背后还藏着一个更为惊人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往往是最原始和最致命的，那就是民族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真正震撼我们心灵的历史剧变并不是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或者暴力制裁。文明复苏中出现的种种影响，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那些影响着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改变。历史当中记载的事件往往都跟人类思想发生的内在改变有关，正是出现了这些内在变化，那些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改变才会随之而来。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此罕见的原因是，一个种族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他们世世代代相传的思想更坚不可摧。

人类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处于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它们正经受着一场变革的洗礼。

这场变革起源于两种基本因素。一种是我们文明赖以生存的要素，它们指的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另一种则是在现代科学和工业发明之下出现的那些完全新式的生存和思想环境。

过去的思想即使已经有一半遭到破坏，但依然具有威慑力，而代替它们的新思想仍然处于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新时代就是代表着一段过渡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时期。

我们很难判断出这种注定混乱不堪的时期会演化出什么。这个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会从旧社会中继承到什么样的思想，什么的思想会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正统思想，等等。目前我们对此一概不知。而如今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未来社会依靠何种标准进行组织，它们都将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跟现代生存的统治力量一样重要，那就是大众的力量。之前有许多相关的理论被提上议程，这些当权政府的学说都在众多学派的讨论中被一一剔除掉，原因要么是因为今天它们失去了理论的效力而逐步走向衰落或者是惨遭淘汰，要么就是在接二连三的革命当中被废除掉。唯独一种力量——大众的力量历尽沧桑而永葆青春，并且似乎有吞并其他力量的势头。当我们那些古老的信仰正摇摇欲坠并稍纵即逝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古老支柱正让位于其他事物的时候，大众的力量是唯一一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力量，它也是一种继续声名大噪的力量。实际上，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就是大众的时代。

仅仅一个世纪前，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以及主权国家的斗争都是引起其他事件的主要因素。当时，大众的看法几乎都被忽略掉，实际上它们很多时候都不会在应用过程中被采纳。如今，那些过去在政治上获利的传统以及统治者个人的看法和斗争都被搁置到一边，相反的是，大众的声音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国王的权力才会受到限制和监管，而国王此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时刻记住这种声音的存在。现在，民族的命运都掌握在大众的手里，而不是议会的首脑手里。

大众阶级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们的改革已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它们已经化身为管理阶级，这也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过渡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曾经有人认为，引入的普选权应该是这种政治权力交接过程当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这种权力经过长期执行后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首先，大众力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是因为某些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后来慢慢地移植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后通过个体之间关系逐步演变为理论的概念。正是通过这样的联系，大众才开始获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思想，而倘若这些思想在理论上算不上最公正的话，那它们总是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阐释，这样一来，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意识上的优势。在当政者一个个屈服之前，大众总是像辛迪加那样的垄断企业一样联合起来；他们也会建立工人联盟，即使所有的经济法律都有限制工人及其薪酬的倾向。他们也会进行政府性质的集会，但那里的代表通常都缺乏主动性和自立性，并且这些政府性的集会一旦选出其委员会的代言人之后，它们都不会进行机构的简化。

如今，有关大众力量的理论正一步步得到强化，并且由于现在它已经完全成为摧毁社会存在的一把利器，这时有人提出，这种力量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文明曙光来临之前人类全部群体的正常状态。限制劳动的时间，将煤矿、铁路、工厂以及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所有的产品，为了大众阶级的利益而消灭上层阶级的利益等，诸如此类的都是这种理论的组成部分。

相反的是，大众在没有大幅度改动这些理论的情况下迅速地作出回应。于是，他们目前的组织以及他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些新生的教条里面都包含着旧式的教条的力量，也就是说，那些专制和主权力量都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大众神圣的权力正准备接力国王们的神圣权力。

倾向于中产阶级的作者，他们都是自身狭隘意见的最好见证者，他们的观点具有局限性，他们的质疑只停留在表面以及他们有时候会出现过度自大，总之，他们对这些新生的力量架起一种时刻防守的态势。并且，他们自诩正努力扫除面前的阴霾，那就是与人类思想中篡乱的那一部分作斗争。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就是通过教会的道德力量来宣誓他们的主权，而这种力量却让他们的声称如此地狼狈不堪以及备受歧视。他们告知我们科学已经不复存在，嘱咐我们要带着赎罪之心重回罗马，并且时刻提醒我们那些已揭示的真理的教义。这批新的皈依者忘了他们已错过了亡羊补牢的最佳时刻——一切都太迟了。他们在受礼的时候是否真的有被以礼相待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追随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即使他们被宗教信仰者以礼相待，他们受到思想影响绝对没有信仰者的程度深刻。大众都在批判现世，而这就是上帝的追随者们批判的昨天以及推波助澜想要毁掉的世界。这里根本没有力量，没有上帝也没有人类，更别提有覆水可收的力量。

这里不曾存在科学已经丧失的事实，并且在当今的知识无政府状态当中，科学根本无用武之地，更别提要这种混乱时期要把它运用到新力量崛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去。科学曾承诺会带给我们真理之光，或者是赋予人类智力可以接受的科学相关知识，可是，它从未许诺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以及幸福。于是，我们对主权漠不关心，我们也未曾因为失去它而悲恸。事实上，我们都应该为科学而奋斗终身，因为幻想一旦摧毁之后，任何事物都无法对其施展还魂的妙手回春之力。

在所有的民族当中，那些显而易见的普遍特征已经向人类展示了大众力量的迅速崛起之势，同时它也在与人类的一种猜想进行着不懈的抗争，那就是，这个民族注定早日走向衰亡。而对于人类而言，无论上天为我们安排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要接受。任何反抗它的理由到头来都只是一派胡言。当然，大众力量的出现可能是西方文明进程的最后阶段之一，因为这个过程完全见证了那些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通常似乎都是一个新社会诞生之前的景象。但是，这种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吗？

到目前为止，一个摇摇欲坠即将崩塌的文明必然伴随着全面性的破坏，而这就是其留给大众的最亟待解决的任务。实际上，解决这一遗留任务的眼光决不能只停留在今天。历史告诫我们，从一个文明失去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那一刻起，它在瓦解的最终阶段总会伴随着一些无意识和残暴的群众活动，而对于这种活动，我们总有足够的理由称之为野蛮人的行为。然而，文明通常都是由一小群知识性的贵族创造和引导的，而非大众所为。大众所具有的只是强大的破坏力量。他们自设的规则往往跟野蛮这个阶段脱不了干系。一个文明总是会伴随着规则和纪律的修正，这个过程就是见证着大众从自觉到理性的状态的转变，一个对未来的展望的转变，一个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在大众身上体现出来的转变都切切实实地证明一个事实——大众一直都不具备意识的能力。因此，从大众身上具备的力量来看，这种力量本质上就是一种纯破坏性的存在，它们就像腐烂或死亡的尸体身上的细菌一样，整个尸体溶解的过程它们都是推动死亡的主力军。当一个文明的架构摇摇欲坠的时候，往往是大众把它推向垮台的边缘。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接时刻，大众身上肩负的重任才得以被显现出来，但是之后，它很快就会被当作一种数量的哲学，而这种哲学似乎就是历史哲学中的唯一种类。

是否我们的文明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很多人都害怕这个会成为事实，我们却还不能理直气壮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然而，这的确会演变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我们现在都有信任大众统治的倾向，并把自身托付给大众，但他们把面前所有抑制着他们的阻碍都扫除掉，恰好这一事实见证大众缺乏远见的能力。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言论将大众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学习心理学的学生都对大众避而不及，对他们采取一种无视的态度。而且，最近他们对犯罪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到大众的身上，他们认为大众就是引起犯罪的唯一原因。毋庸置疑的是，社会上肯定会存在着犯罪的大众，但是也会存在正直和见义勇为的大众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大众。犯罪的大众仅仅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大众的心理状态不单只是可以通过犯罪的案件来加以研究，因为犯罪的个案有时候仅仅是个体的邪恶一面的展示，它并不能代替整体。

然而事实上，在当今这个世界，所有的大师、宗教或帝国的缔造者、信仰的传道者、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或者把范围缩小一点，仅仅是小众族群里面的酋长，他们往往都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们往往都拥有过人的自主性，对大众的性格了解甚多。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些性格有着确切的认知，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Napoleon）就是一位拥有洞穿大众心理能力的君主，正是这种过人的能力才使他后来得以统治整个伟大的法兰西帝国。然而，有时候他却会完全误解其他民族的大众心理；[1]正是因为他误解了大众的心理，后来他才做出了挥军进攻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决定。这些行为不仅让他臭名昭著，而且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他的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也使得拿破仑的神话帝国很快遭到倾覆进而成为昙花一现。时至今日，能否修好大众心理学的这门课程已经成了评判政治家们政绩的标准，虽然政治家们都不希望管治大众群体，因为管治他们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政治家们却希望大众的震慑力不要过大，因为如果大众的震慑力过大，那么他们就会反过来管治当权的政治家们了。

只有在洞穿大众心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明白用法律和体制来规范他们所得的效果是如此卑微，我们才能明白他们自身的观点而非强加给他们的观点是如此无力，我们才能明白应该寻找对大众有震慑力和引诱力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纯粹公平的理论规律，因为前者才是引导他们向前的事物。譬如，一个希望强制征收新税的立法者是否会选择那种理论上最公平的法规呢？绝对不会。实际上，最不公平的法规也许对大众而言恰恰是最好的。与此同时，那种最不起眼以及看上去负担最少的法规也许会是最能让人容忍的。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原因，所以对于一种间接的税收，无论它是多么不合情理，大众往往能够接受。因为它采取的收费方式是通过分散的手段获得的，也就是消费者每天花钱买的一小样消费品当中，其实它们都已经是间接扣了税。这种收费方式并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而且它也是在大众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是在薪酬或者收入这些与消费者利益直接挂钩的事物上进行等量征税，也就是说消费者一次性要付够所有的税款，那么即使这种新的征税方法在理论上能比前面所说的间接征税所要承受的负担少十倍，大众也还是异口同声地反对这种征税方式。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数量相对大的事物看上去总是会比分散的不起眼的小量事物的总量要大，并且前者比后者更容易触动人的联想能力。这种新的征税唯有通过一个个小部分的收取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这种经济的推进里面包含了许多大众无法具备的洞悉能力。

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它的适用性也很容易得到理解。它没有规避像拿破仑那样鼎鼎有名的心理学家们的注意，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却一如这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们，完全将大众的特征置之不理，根本找不到管理大众的方法。从这个层面上看，他们所获得的经验还不足够多，因此他们绝不能在一些纯粹理性的教义的基础上来开展行动。

许多实用性的应用也许是在研究大众心理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类科学的知识会对卷帙浩繁的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阐释，而它给人最鲜明的印象是，这些现象在脱离这类科学知识之后会让人无法理解。我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那个声名显赫的当代历史学家泰纳（Taine）偶尔会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当中发生的历史大事件，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研究大众的智慧。在研究这段复杂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泰纳只是把博物学家们所采纳的描述性方法作为整个研究过程的指导方针，而完全忽略了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恰恰是博物学家要去分析研究的一种现象。可是，这些因素正好是历史的真正动机的组成部分。

因此，单单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研究大众心理已经是一项有社会意义的活动。而如果是从它所引发的纯粹性好奇心的本质来看，它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活动。它本身具有的趣味性就跟确认一种矿石或者植物的特征一样，通过解码人类活动的目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人类的特征。我们这次有关大众智慧的研究也许仅仅是一个简要的设想，或者是我们观察之后得出的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简单的结论里面最多的是带有一些启示性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不会强加其他言论。有关的研究工作还会继续进行，以便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加翔实的观点和言论。而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起程。

[1]　而且，拿破仑的那些最具洞察力的谏政者也不太了解心理学。外交大臣塔列朗（Talleyrand）曾经写信给拿破仑，他在信中提到：“西班牙把它的士兵都视为解放者。”实际上，西班牙把它的士兵视为捕获野兽的猎物。如果心理学家来自西班牙种族，那么他就很容易洞穿这种事实，因为他的骨子里就带有这个种族的心理。

第一卷　大众心理

第一章　大众的总体特征——统一他们精神的心理法则

一般来说，形成大众的通常是庞大的个体组合。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这种解释却不尽合理，相反，它认为形成大众的是具有特殊心理特征的人群。这类人群在形成的过程中会有思想和情感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在形成的过程中通常会抛开被禁锢的一切，他们的个性会逐渐被磨灭掉。从这个层面出发，大众往往会受到无意识行为的影响，这个过程他们也许会停止思考以及丧失一切思考能力。如果站在形成大众的个体的对立面思考，这种情感转变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所以，大众的形成要么会诞生英雄，要么会滋生犯罪。

大众这个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的集合，而这种个体是不分种族、职业、性别以及召唤他们前来的目的的。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大众这个词则有另外一层意义。在特定的环境下，或者是那些集聚着新特征人群的场合中，大众往往跟组成个体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心理学研究的是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新特征的大众往往会有行为一致的做法或是有一致的想法，而他们身上原有的意识性个性就逐渐褪去直至不复存在。毋庸置疑，他们达成一致想法的过程也许很短暂，但是他们展示了非常鲜明的特征。在找到另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请允许我用组织大众这个词语来描述这样的个体集合，或者是心理大众这个词语，如果你更喜欢后者的话。它组成了一个生命体，并且受大众心智归一法则的支配。

我们能明显地注意到，并不是一大群个体偶尔发现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就符合组织大众这种特征。打个比方，如果一千个人在没有任何共同目的的情况下，偶尔发现他人与自己共处一个公共场合，如果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实，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绝对不是组织大众。如果要获取这样一个群体的特征，我们必须首先确定这种群体某些可控因素的本质，而后才进一步分析这些本质带来的某些必要影响，以上所提到的都是非常必要的步骤。

在这种大众行为中，意识个性的消失及其情感和思想的一致转变构成了组织大众的最初的特征，而这些往往不包括同时出现在同一公共场合的一大群个体。在无意识以及情感和思想一致作祟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独立个体可能会受到某些激进情感的影响，譬如，一个伟大民族运动的兴起，这个事实往往能体现一个心理大众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大众的集合纯属偶然，但是我们可以就这个群体的行为表现立刻进行猜想，并且分析它们带有的全部特征。然而，在特定情况当中，即使一个群体只有几个人，他们依然可以形成心理大众，而并非一定要几百个或几千个个体偶尔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这种概念才能成立。另外，即使一个民族的人数很少，但是如果获得某种行为的影响，他们也有形成心理大众的可能。

心理大众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某种可追本溯源的共同特征，虽然这些特征也许只是暂时的。说到这些共同的特征，它们会根据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这就导致了这些特征在形成心理大众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相似的表现，或者它们也许会改变大众的精神素质。这样一来，大众就会有出现级别不同的倾向。如果我们能充分认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群体会出现不同个体的现象了，换句话说，一个群体的形成会伴随着不同的因素，那就是同一群体当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征。譬如说，一个群体里面的个体或多或少在宗派、社会地位以及社会阶级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相同的，而这些个体身上又同时兼有某种自有的特征，这样一来，这个群体里面的个体就会出现两种级别的分化。

然而，在我们开始深入探讨大众的不同种类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他们共有的特性。众所周知，博物学家在开始探讨个体自有的特性之前，都是先描述其族系的共有特征。通过这种方式，博物学家可以将一个族系的种类和属性划分开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效仿的探讨方法。

我们很难准确地描述大众的思想，因为思想的组成不仅会因为人种及其构成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还会因为爆发不同程度的大众活动的导火线而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导火线的本质和强度在产生之时是不同的。然而，这种研究的困难性同样会在研究个体心理学上表现出来。只有在小说当中，人的一生才具有任意穿越时空而特性依然保持不变的能力。只有环境保持不变，我们才能创造出特性明显一致的人物。我曾经在其他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一切精神素质都含有不同特性的可能性，这些性格兴许会在突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这一点可以解释如何在法国国民大会那些最野蛮的人当中找出那些不会触犯人的议员，而后让他们在和平时期担任温顺的公证人或者是正直的裁判官。等到混乱的时期过后，他们就会重新当回温和的遵守法律的公民，这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们性格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面。拿破仑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在议会当中寻找那些最容易管教的官员的。

然而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研究大众组织所有按部就班的程序，但是我们尤其应该牢记的是，如今大众已经进入了组织非常完善的阶段。从这个层面出发，我们可以预测大众未来的形态，而不是他们变化多端的一个形态。唯有在这个组织非常完善的阶段，某些新的特征才会在种族固有的占优势的特性上重叠显现出来，而后这些特征都已在同一个方向上发生转变，并且显示出集体思想和感情的变化。与此同时，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上面提到的大众心智归一法则才会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性。

在大众所具有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也许是独立个体本身所带有的，而有一些则只能在大众的活动中才会表现出来，或者只有在集体活动的过程当中才会产生。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为了凸显后者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把它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

心理大众所表现的最与众不同的特性是：无论什么样的个体都可以成为它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不管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者智力相近或者不相近，他们都可以组成心理大众。而当这些个体转化为心理大众时，他们往往拥有同样的思考、感知以及表现能力，这种一致的集体思维跟他们作为个体时或处于孤立时所表现的行为是完全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有很多想法和感觉在这些个体集合成大众之后才会形成。众多不同的因素会在一瞬间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心理大众的形成变为一种暂时的现象。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是，如果对一个有生命个体中的所有细胞进行重组的话，它就会变为另一个新的个体，后者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跟单个细胞所拥有的特性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曾经激烈地反对以上的观点，并且提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极为震惊的犀利观点。他说形成群体的所有个体当中，没有哪种因素是可以用来做出总结性的概论或者描述出这个群体带有的比较普遍的特征的。他认为当新的特征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才是集合体。就好像化学品含有的某些特定元素一样，当它们被用于对比组并添加酸类物质之后，譬如要加到一块去形成一个拥有新性能的个体时，这个新形成的个体跟原来那些组成元素控制下的个体又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组成群体的个体跟孤立的个体所产生的不同表现，但是我们却比较难去找出它们之间有区别的缘由。

无论如何，为了能够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获得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首先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现代心理学所揭示的事实——那些无意识的现象不仅在有机生命中占据统治的地位，而且在智力的表现当中也是遥遥领先者。思维的有意识活动跟无意识活动相比，前者的作用性比不上后者。譬如，最敏感的分析家和最细心的观察家们很少会在发明领域有所建树，原因是他们很少会怀有无意识的动机，而这种无意识的动机却往往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思维当中产生的无意识动机往往能够带来有意识的表现，或者说后者的产生主要是由前者促成的。作为行为的基石，无意识的表现中包含了不胜枚举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是通过祖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这一切也构成了一个种族的智慧来源。我们往往会承诺去做某些行为，而我们非常确定的是，这些行为的导火线中隐藏了很多我们本身就会忽略的秘密。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表现都是这种所谓隐藏动机的表现结果，因为它们就默默地隐藏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使我们无从察觉。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种族智慧的组成都离不开无意识的因素，这个种族的所有个体都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身上具有的特性却主要是通过意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知识教育的获取以及各种不同的特殊遗传条件都是致使该种族个体产生差异的原因。虽然个体之间的智力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拥有相似的本能、激情以及感知能力。如果牵扯到情绪方面的因素，譬如宗教、政治、伦理、感情以及憎恶等，即使是最声名显赫的伟人也跟最普通的民众一样，他们在情绪方面与普通民众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不存在与生俱来的优势。如果考虑智力因素的话，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靴匠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如果考虑两者的特性，那么两者之间差异就非常小，或者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差异。

准确地说，个体的这些总体特征所受到的推动力都是在人类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它表现在一个种族的大多数人身上，并且不会因为个体差异而有太大的不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个体特性当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特征，它才会成为大众的共同特性。这样一来，如果可以站在集体的角度进行思考，那种认为个体的智力和天赋存在差异才导致个体差异性的看法就不会如此地具有说服力。一旦不同的事物之间获得同质化，那么无意识的特性就会占上风。

大众拥有共同的普通特性恰好阐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表现从来都不能用高智商来形容。因此，在触及共同利益的事物上，所有的决定都要让不同的人过目。但是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各行各业的专家在作决定的时候也会有不明智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偶尔作的决定会跟一群低智商的人所作的是一致的。事实是，他们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总是避免不了会使用那些平庸的品质，而这些特性是每个普通人与生俱来的。而在大众当中，可以留存下来的只是愚蠢而非天生的才能。正如我们整天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智慧都来源于伏尔泰（Voltaire），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用大众来代替整个世界，那么伏尔泰的智慧一定比整个世界的还要浩瀚。

如果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只把自己禁锢在他们共有的那些普通特性上，那么除了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种做法根本无法孕育出新特性。那么这些新特性究竟是怎样孕育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问题。

这些特性只有在大众中才能显现出来，孤立的个体当中根本找不到它们的存在痕迹，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引发这些特性的源头有所差异。首先要意识到，仅考虑数量问题，个体是群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倘若一个人独处，他的多愁善感就会油然而生，这股强大的力量就会让他的本性显露，而通常这种本性平时都是受到抑制的。而在本性受到抑制时，人通常都不会想到是自身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当他与其他人共处一个集体办事时，他会表现得畏首畏尾而无法做到尽忠职守，那种让人肩负重任的情感也完全在这个人身上得不到表现。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群体的仿效性，也称传染效应。它往往会对大众独有特征的表现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它还对群体未来的共同行动有干预性。如今，大众仿效性已不再是什么稀奇的现象，但是我们很难去阐释它。这种现象最明显的特征是，整个群体的状态看上去像被催眠了一样，而它也是在我们接下来的章节会进行研究的一种现象。在群体当中，所有的情感和行为都具有仿效性，并且这种蔓延性的行为让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随时都准备牺牲自身利益来换取集体利益。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天性中的对立面，如果不是处在群体中，这种特征无法在个体身上彰显出来。

目前为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对大众的独有特征造成的影响往往跟孤立的个体身上偶尔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完全相反。并且，我刚刚在上文中指出，仿效性行为中带有的教唆性最多只是一种效应，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如果要有效地理解大众这种行为，我们必须将现今一些特定的生理发现牢记于心。众所周知，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催眠一个人，而一旦处于被催眠的状态，人就会完全丧失自我意识，完全听从催眠师的指示，并且做出与自己性格和习惯完全相反的事情。经仔细观察发现，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群体中时，他会发现自己像是被一个高超的催眠师催眠了一般，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种行为要么是群体这个大磁场影响的结果，要么就是我们平时不以为然的某些原因造成的。这种催眠状态会让人丧失思考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人往往会成为无意识行为的奴隶，这时他的所有表现都是催眠师任意摆布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所表现出的情感和思想都是催眠师决定的。

形成心理大众的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跟上面提到的被催眠状态大致相似，也就是说，心理大众当中的个体所进行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在个体被催眠的同时，他身上原有的某些特性也会遭到破坏，他整个人都会被带入一种高度狂热的状态。这时，如果有人给他一点暗示，他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以致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同样是受到暗示的情况，处于群体当中的个体受到的影响比他在催眠状态下所获得的爆发力要强得多。当处于群体中时，很少有人可以抵制群体的暗示力量，更别提会有人站出来公开声讨这种力量。如果非要削弱因群体暗示而产生的冲动性，处于群体中的个体能够做的最多就是接收各种不同的暗示。唯有这样，大众偶尔爆发的那些惊骇世人的血腥行为才能得到制止。譬如我们要在大众中宣传幸福的概念，那么展示给他们的现象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他们的幸福感。

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丧失意识的能力，无意识行为此时就会占上风。与此同时，各种暗示的力量和仿效性行为当中产生的情感和念头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这甚至会迫使一个人立即采取行动，把那些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念头付诸行动。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个体在组成群体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个体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所有的行为都不是自发的。

而且，如果仅仅考虑个体是群体的构成部分这个事实，人类文明进程当中的每个部分都与个体的表现息息相关。某人在脱离大众时也许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但一旦融入大众这个集体，他就可能摇身变为一个野蛮人。这样说的理由是，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随性而为，根本就看不出他有思考的能力。他行为中所体现的自发性、侵向性、残暴性、狂热性以及无畏性都跟原始人一样，甚至他还会有受文字和想象的影响的倾向，这些特性无疑都在展现，处于群体中的个体会出现无限接近原始人的可能。虽然这些特性在孤立的个体身上找不到任何痕迹，但是它们能够轻易地让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做出跟自身最攸关的利益以及最声名远播的美德不一致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体就像沙堆中的一粒沙，它无法控制自己，唯有在风的摆布下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基于这种原因，对于每个陪审员而言，陪审团所提交的裁定都将是他们不予以同意的，并且立法会实施的法律和措施也是立法委员们个人私底下会反对的。如果我们可以对每个个体进行设身处地的考虑，那么立法大会上的领导者作决定时产生的灵感都与渴望和平相处的公民所产生的念头息息相关。而一旦处于群体中，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固守那些最无理的提议，以及终止辩论一致认为个体才是最无知的，而且还会牺牲掉自身攸关的利益，放弃宣布个体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做出毁灭自身的行为。

如果个体想要在群体当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他自身的行为不仅仅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即便在他完全失去自主能力之前，他本身所具有的想法和感觉都会经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种深刻的转变足以使一个守财奴变为一个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使一个怀疑论者变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使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变为一个奸淫掳掠的犯罪分子，甚至一个胆小懦弱者也会转变为勇敢无畏的英雄。1789年8月4日，在法国宣布废除封建制度的那个狂欢的夜晚，所有人都为投票通过废除贵族专有权利的行为而感到欣喜若狂，而事实上，如果单单让贵族成员参与投票，这种结果是肯定不会得到认可的。

以上所述中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跟孤立的个体相比，大众作决定时往往显得不够理智，但是如果从情感以及情感激发的行为方面进行思考，大众也许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比个体单独行动时表现得要优秀或者要差劲。而决定大众表现得优秀或者差劲的原因则在于，他们群体的暗示力量。这一点通常都遭到全盘误解以及扭曲，因为很多时候，作家都只是站在犯罪的角度去研究大众行为。我们不可否认，大众集合之处通常都无法避免犯罪事件，但是大众聚集的时候也会爆发英雄式的无畏行为。许多事实表明，愿意牺牲自己去捍卫一种信念或者一种思想的往往是大众而非孤立的个体。譬如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那些为了捍卫自身宗教信仰的群众，在饥寒交迫当中愿意赤手空拳地与敌人展开斗争，支撑他们勇往向前的热忱则是夺回耶路撒冷时的那份荣耀。为此，这些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们苦苦地秉承着“拯救圣地”的信念，在收复失地的过程中屡屡将天主教这些异教分子送入死亡的坟墓，而这种捍卫祖国领地的行为持续了将近两百年。这种无畏式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看来似是无意识的行为，但恰恰是这种无畏的意识造就了今日的历史。倘若每个民族都是本着蓄意和残忍之心来开展这些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那他们绝不会名垂千史，彪炳千秋。

第二章　大众的情感和品行

1.大众的冲动性、易变性以及易怒性。大众往往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触动，同时这一点也反映了群体容易引发骚动的特点。这种骚动性产生的推动力非常专横，并且往往会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因此，大众往往最缺乏的就是预先设想的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作种族的影响力。2.大众具有轻信的倾向并且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处于群体中的个体都会有服从集体命令的特征，对于那些能够激发思考的暗示现象，大众都有把它们当作现实的倾向。为什么这些现象对于所有处于群体中的个体都是一样的呢？因为在同一个群体里，饱读诗书者与愚昧无知者的地位是同等的，他们受同一种信仰的支配，即便这个群体里面存在多种信仰以及这些信仰都是错误的。此外，让大众作为信仰的见证者本来就是行不通的。纵观事实，众多目击者一致达成的观点都被视为最蹩脚的证据之一。因此，这种观点在历史作品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值一提的。3.大众情感的夸张性以及率直性。大众往往无法容忍质疑和未知这两样事物，并常常会有情感极端的倾向，这导致了他们容易放纵情感。4.大众的狭隘性、专制性以及保守性。引发大众这些情感的原因是，他们在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时，往往会表现出一副奴颜媚骨的嘴脸。即使群体当中会突然爆发揭竿而起的革命行为，那也无法根除他们性格当中的保守秉性，而保守往往是遏制大众进行变革和改良的绊脚石。5.大众的品行。群体在不同暗示力量的作用下所呈现出来的品行是两种极端的表现，要么比形成它的个体要低，要么比它高。如果要举例来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大众拥有教化的能力，这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能力，因此它不会轻易受到孤立个体自身的独立动机的影响。

以上是对大众主要特征的一个总体描述，接下来我们会对这些特征一一进行分析。

这里将会对大众独有的特征进行讨论，例如其表现出来的冲动性、易怒性、无理行为、判断不力、片面看待问题的能力和情绪表现夸张等，这些往往都可以从低级的进化体身上察觉到，例如女人、奴隶以及儿童。但是，我只是顺便提一下这个而已。有关这种现象的范例讨论并不在这个报告的研究范围内。此外，人类能够洞穿原始人心理并不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而且这个事实也不会让对那些不懂原始人心理的人信服。

接下来我要阐述的不同特征都是在观察大众行为过程中获得的。

1.大众的冲动性、易变性以及易怒性

研究大众的基本特性时我们曾说过，无意识动机行为是引导大众行为的专有属性。换句话说，大众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是无意识行为，他们在没有进行思考的情况下就进行了此种举动。就这种层面而言，大众行为跟原始人的表现很相似。如果考虑大众的执行能力，那么他们的表现也许无可挑剔，但是这种行为是在没有经过思考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种行为往往会受到外在因素的触动，外在因素的转变会使得群体中的个体行为表现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外在因素是大众行为的一种促成要素。大众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这反映了群体容易引发骚动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得大众行为当中带有奴隶的冲动性。跟处于群体中的个体一样，孤立的个体也会有遭受同样的外在因素触动的机会。但是后者往往会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正是这个思考过程动摇了他屈服外在因素的念头，于是他选择不随波逐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这个事实说明了，人类对事物的反应能力受其思考能力控制，而这个能力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可以找到，大众却缺乏这种能力。

由于存在不同的外在因素，影响大众行为的推动力也分为多种，譬如乐善好施、暴虐无道、英勇无畏、胆小如鼠等情感倾向，但是这些情绪推动力通常都很横行霸道，它们的出现往往要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自我防卫能力，因此它们是情绪方面的常胜将军。虽然影响大众行为的外在因素常常在发生变化，但大众往往都是一副服从的姿态，因此大众时刻处于易变状态当中。大众的这种易变性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群体的行为刚刚还被认为是极为嗜血残忍的，然而只需一眨眼的工夫，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转变为乐善好施以及英勇无畏的极致之举。比起当烈士，一个群体更为容易陷入当刽子手的境地。一种信仰的成功建立，总是离不开大众抛头颅洒热血之举。我们无须重返那些英雄辈出的年代，去探究大众是否还会为信仰舍身成仁。大众从来就不会在暴动中血拼，直到那位广受爱戴的将军[1]出现，因为只要他一声令下，马上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士兵随时准备为他出战。

进行预先设想的这种举动根本就不可能在群体蜂拥而聚时产生。也许性格差异非常大的群众接二连三前来会让整个群体的气氛异常活跃，但是他们进行活动时还是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此时，他们就像暴风雨中的树叶一般，先被卷起打转盘旋着，而后被狂乱吹散到各处，最后才飘然而下。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对那些敢于进行革命的特定群体进行探讨，并且用例子来阐释他们情感的多变性。

大众行为的易变性往往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难题，尤其当一项公共权力的实施要交给这个群体进行管治的时候。如果日常供需品的分配没有进行无形的调整，那么民主长存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虽然在大众的要求下多次改革民主，但是民主的波及范围仍然有限。总之，大众还是暂时无法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

除了冲动性和易变性，大众行为还具备其他特征。跟一个还没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在欲望出现到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大众还没有做好随遇而安的准备。由于一些不可阻挡的诱惑力本身就极为强大，因此大众对它们所产生的阻碍性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处在群体中的个体通常会坚信一切皆有可能。而孤立的个体则清楚地意识到，靠自己单枪匹马是无法让一座宫殿或一家商场付之一炬的。即使他会滋生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实很快就会让他打消这种念头。而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则会意识到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此外，这种众志成城的力量会让他产生奸淫掳掠的念头，而这种念头又不断出现在他的潜意识中，这样一来，他很快就陷入这种诱惑的沼泽当中而无法自拔。那些不在意料之中的干扰也会为发狂式的愤怒让路。作为一种有机体，人类是否会让狂怒式的激情永葆青春呢？据说，大众在实现自身愿望的过程中踌躇不前的这种常态就是一种狂怒式的激情。

种族的基本特征是人类所有情感春天的不老源泉。这些特征不仅会影响我们接下来共同探讨的常见情感，此外，它也与大众的易怒性、冲动性以及易变性息息相关。可以确定一点，群体往往会有易怒和冲动的倾向，只是不同的群体所表现的差异性不同而已。譬如，拉丁族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族系之间就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差异性。法国近现代历史上所记载的一些事件都是这些差异性的真实写照。据说二十五年前，仅仅是一份发表的电报上的侮辱性字语，就已经足够激怒一位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外国大使，而这个遭受侮辱的民族就会掀起战争，随时与对方兵戎相见。几年之后，有关于谅山（Langson，越南东北部的一座城市）的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败的电报再次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争议，当权政府甚至因此而顷刻间分崩离析。同一时期，当英国的远征军进攻到苏丹的首府喀土穆（Khartoum），并将其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时，苏丹人民也没有对英格兰产生极为厌恶憎恨的情绪。在国家主权面临重大改变的时期，苏丹大地也没有出现推翻当权政府的行为。大众无处不在，并且他们的行为往往都会带有女性的软弱，而拉丁民众是表现最软弱的族系。信仰拉丁族系的人认为，他们能够在这个族系中获取一种崇高使命感，并且这种使命感很可能在下一秒就出现，但是这种信仰却会让人一直苦苦徘徊在塔尔珀伊亚岩石的边缘（古罗马卡皮托拉山上的一块岩石，通常叛国犯会在此被掷下处死）。

2.大众具有轻信的倾向并且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

我们在定义大众时说到，容易受暗示影响是其总体特征之一。此外，我们也提到群体如何在暗示力量的推动下表现出效仿性。这个特性清楚地阐释了为什么大众能在情绪突变时行动却依然保持一致。一般说来，如果一个群体的行为表现被视为麻木不仁，那么他们一定对外界事物具有特定的期待和指望，而推动群体行为的暗示力量也最容易在此时产生。这种暗示力量一旦滋生，它就会迅速地在群众当中蔓延开来并且深入到他们的思维中去，受到影响的大众就会逐渐效仿对方。这样一来，大众的情绪就会出现一致性，此时暗示力量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这样说来，凡是受到暗示力量影响的人都会不断地受到一种念头的驱动，这种念头会不断催促大众付诸行动将其变为现实。不管这种行动是将宫殿付之一炬，还是当自我牺牲品，他们都一一照做，毫无怨言，一副恭顺服从的样子。对于孤立的个体，外在因素的本身属性是如今决定他们是否采取行动的关键，而不再是现存的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在将采取行动以及竭力反对该种行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按这种说法，大众因此会一直处于无意识行为的边缘，并且极为轻易受到暗示力量的推动，随时会爆发出人性当中残暴的一面，而这些残暴性唯有在失去理性时才会显露。在这种情形下，人类会丧失批判性的能力，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一副轻信的样子。不过，这个只是对大众行为的一种预测，并非一种必定会发生的状态。然而，我们有必要记住这种情感状态，因为它们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让那些最不可信的神话和故事[2]变为现实并且在群体中流传开去。

那些变为现实的神话能够轻易在群众当中流传开来，它所靠的不仅仅是大众具有轻信性的这一特征。此外，群体对事件造成的极大误解也是一关键因素。那些一目了然的事情一旦进入大众的观察视野，就会有完全被扭曲的可能。大众靠想象进行思考，他们会对首先映入眼帘的事物进行一系列的思考和联想，即使后者跟前者不存在直接的逻辑关系。这时，我们脑海中会容易迸出一种念头，那就是我们通过思考后产生的那些想法会偶尔演变为事实。我们有理由证明这些想象存在着无条理性，但是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却几乎都对这一点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反而对那些造成自身想象的曲解行为感到迷惑不解，而这些曲解行为又是他们想象后加上去的。在这种层面上，大众很少能够分辨出事物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即使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跟观察的事物之间都是处于一种天壤之别的境地，他们还是往往会将那些激发自身想象的事物视为真实的存在。

由于组成大众的个体在性格上存在强大差异性，这样似乎会造成一种误解，那就是一个群体对于事物的想象也应该形形色色、截然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群体当中存在仿效性，这个特性旨在说明，如果群体中有人误解了一件事，其他人并不会提出相反的看法，反而也会认为这种误解的想法是正确的。

群体中第一个曲解事实的人就是群体出现仿效性的开端。在基督教圣徒圣·乔治（St. George）出现在耶路撒冷（Jerusalem）（现巴勒斯坦中部城市）前，没有人曾登上过这座圣城的围墙，因此所有的十字军战士都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第一个登上圣城的圣徒代表。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群体的仿效性也跟着产生，于是这种被视为奇迹式的个人行为也慢慢地得到众人的认可。

这种情况往往也会在集体幻觉机能里发生，尤其当大众对历史进行构思时。由于历史现象是成千上万的群众观察的产物，因此这些已经得到认可的事物都具有真实可信性。

倘若要反驳上面提出的这个观点，那研究过程中应该禁止提出研究组成大众的个体心理素质的课题，原因是这个要素在研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无论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不学无术的蠢人，他们一旦组成同一个群体，他们的个人心理素质在研究调查过程中就不能再加以考虑。

这个观点似乎前后矛盾。为了能够剔除读者的疑虑以及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我发现翻查几卷历史文献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查阅更多史实以作进一步地调查。

然而，我不希望这个研究报告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这个报告中采用的都是一些还未经过证实的言论。因此，我唯有使用那些已经被大量引用的事实来加以说明我的观点。

我接下来会用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因为所选的例子中，大众是集体幻觉的受害者，因此形成它的个体都是不同层面的代表，有最愚昧无知的市井小民，也有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一位叫朱利安·费利克斯（Julian Felix）的海军上尉曾经在他的著作《海洋洋流》（Sea Currents）中提出相似的观点，并且这个观点之前也被一些讽刺时事的科学杂志采用。

由于海上突发的暴风雨，一艘名为“摇篮”的巡洋舰被刮往不为人知的海域，于是一艘叫“天生尤物”的护卫舰奉命在公海进行寻找。当时，海上白天烈日灼灼，看上去也非常宽广。突然，指南针发现了一艘被废弃的船。船上的全体成员，包括每个官员和水手船顺着指南针的方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竹筏上站满人，而竹筏被其他船拖曳着，而船上的人都是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然而，这一切都是船上的全体成员产生的一个幻觉。而此时舰队司令迪斯福西斯（Desfosses）却下令下放一艘船前去营救那些可怜的船员。但是，当这艘护卫舰往竹筏方面前行时，水手和船上的官员都听到“无数可怜的人正摆动双臂哀求他们前来，而船上的所有人听到都是压抑的、神志不清的声音”。但是，当他们到达竹筏所在之处时，船上的营救人员发现竹筏上铺满树叶、树枝，而这些树枝是从附近的海岸上刮下来的。弄清楚真相后，所有的幻觉也都随之消失。

这个例子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了集体幻觉的机能。它展示了集体幻觉的两个要点，一点是必须存在一个对外界事物具有期待指望的群体。第二点则是有暗示力量的推动。例子中提到指南针发现了海中一艘废弃的战舰，但是这股力量却推动船上的所有人员接受竹筏上存在着等待被营救的船员，而这个假象事件的认可也是一种效仿性的产物。

集体出现幻觉跟人数无关，也就是说，大众消失幻觉以及他们意识到真相跟人数无关，这个事实不需要成千上万个见证者。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会组成群体，虽然这些群体之间应该以教育程度进行划分，但是除了个人专有的特长之外，群体中的所有人都具备大众该有的特征。但个人该有的观察能力以及批判能力在融入群体时顷刻消失。这里，我有必要提一下一个事例。它是由一位叫戴维的天才心理学家提供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以及引人入胜的事例，而这个事例最近也被引用到《科学心理》（Sciences Psychiques）的年鉴上。戴维先生在进行研究调查时，召集了许多声名显赫的观察家，譬如英国最负盛名的科学人员，华莱士先生也是这次研究调查的参与者。戴维先生为这些参与者提供观察的事物，并让他们在自己喜欢的地方贴上标签，而所有可做调整的唯心论现象以及精神物化现象，都可以写在提供给他们的石块上。最终，戴维先生在所有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发现，那些著名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那些可做调整的唯心论现象和精神物化现象只能通过超物质的手段获得。后来戴维先生向他们揭开谜底，说这些现象都是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小把戏弄出来的。负责撰写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戴维先生的研究中最出彩的并不是那些简单的小把戏，而是提交的书面报告中的那些最致命的错误，而这些错误都不是参与者的观察结果”。他还说：“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不止一个人会间接提供完全错误的证明，但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调查所揭示的现象依然让人迷惑不解，即使所有参与者对这种现象描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戴维先生发明的这个研究方法虽然简单，但是人们却对他的大胆应用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他还有一个强项，那就是控制大众的思维，而这个是他通过说服大众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事物”这种方式实现的。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拥有催眠他人的能力。此外，如果这种催眠能力能够在上级下命令的过程中使用，即使被催眠者有事前怀疑的看法也会被消除，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普通大众容易上当受骗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每每当我振笔疾书时，我总会发现报纸中充斥着这样的例子——两个在塞纳河（Seine）（法国北部河流，流经巴黎）被发现淹死的小女孩被误认的例子。首先，一半的证人在确认尸体时都能稳操胜券地说出小女孩的身份。既然大家在确认尸体时所提供的答案都是一致的，所以预审法官就没有对尸体的正确性有所质疑。于是他开始着手起草死亡证书，但正当人们准备埋葬这两个小孩时，他们却突然收到风声——这两个受害者依然还活着，那两具被淹死的尸体其实另有其人。跟许多之前被引用的事例一样，如果第一个证人在确认尸体时受错觉影响，那么他的证词必定会对其他的证人造成影响。

在类似的事例中，我们发现暗示的力量往往是个体产生错觉时滋生的，也就是说回忆中那些模糊的相似点会不断影响着人们目前无法确认的事。因此，当第一个人在错觉的影响下确认了某件事，那么这个确认的结果接下来会影响到其他人。如果第一个确认尸体的人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那他在确认尸体时一定会依赖记忆中那些模糊的相似点，譬如这个尸体上是否带有他认识的这个人的所有特征、伤疤或者其他的细节，这些细节也许是别人无意中提到而后想起的。但如果他能够在确认尸体的过程中一一找到相应的相似点，那他就可以肯定地说出尸体的身份。然而，一个人如果是因为不断受外界影响而后联想到其他相关的信息时，那他本该有的理解能力和批判能力就不能在辨认事情的过程中派上用场。也就是说，这时观察者所看到的都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自身脑海中迸发的想象。按这种说法，首先确认尸体的人所提供的信息极具影响力，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两个小女孩的母亲会误认尸体了。虽然这件尸体误认案最近屡屡被报纸拿出来说事，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准确地找到上文我提到的集体幻觉机能里带有的两种暗示力量。

“这个小孩被错认为另一个小孩。于是，尸体确认过程中就开始出现一系列毫无根据的确认信息。”

“接着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确认尸体那天，一个男学生提供完尸体信息后，一个女人失声大叫，天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领到尸体旁边，先是翻找着尸体的衣服，接着注意到这个孩子的额头有一道伤疤。此时，这个女人痛苦地说道，‘这肯定是我的儿子，他是去年六月失踪的，他一定是被人贩子带走后惨遭杀害的’”。

“这位妇女是福尔街（Rue du Four）的管理员，姓夏凡得雷（Chavandret）。后来她的妹夫也被传唤前来，而他也确信，‘这就是小费利贝（Filibert）’。接着几个住在这条街上的人都把这个在拉弗莱特发现的孩子认作费利贝·夏凡德雷（Filibert Chavandret），这当中包括孩子的老师，他是凭借孩子佩戴的奖章下的判断。

“然而，邻居们、孩子的姨丈、老师以及母亲都错了。六周后，这个孩子的身份得到确认。他是波尔多人（Bordeaux），是遇害后被一伙人带到巴黎的。”[3]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误认的情况通常会发生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因为这类人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他们向我们表明，这类人在法庭上充当证人没有丝毫价值。尤其是孩子的证词，我们要极为谨慎地处理，不能随便信以为真。地方法官总会习惯性地重复说孩子不会撒谎，但只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常识，他们都会知道事实正和他们所说的相反，那就是，孩子们在不断地说谎。也许这种谎言是无心的，那它依然是谎言。正如我们之前一直会犯这样的错误——让一个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倘若我们今天仍坚持这种判决方法，那还不如用掷硬币的方法来判决算了。

回到大众观察力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集体观察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出错，并且它通常只是个人幻觉，但这种幻觉会像传染性的疾病般在群体中蔓延开去，因此，个人幻觉就变为集体幻觉。无数事实表明，无论何时，最理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对群体提供的证词信以为真。25年前的色当战役中，成千上万的民众参与了著名的“骑士冲锋”（the cavalry charge），然而这场战役的指挥者却根本无法确定，因为审讯时呈现的目击证词充满矛盾与漏洞。英国将军吴士礼（Wolseley）爵士最近在一本刚出版的书中提到，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认识，尽管有数百名证人目击了事件的经过。[4]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大众证言的价值所在。逻辑方面的论述包括无数目击者提供的一致意见，而这种意见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懈可击的证据，因为这类证据能有力辨认事情真假。然而，我们认知的大众心理却显示这种逻辑方面的论述需要重新写就。那些疑雾重重的事件都是在最多目击者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一般来说，如果说这件事是经过数千个目击者查证的，那就等于在说，这件事的真相跟其目前被揭示的面貌是谬以千里的。

我们都明确地知道，历史著作被视为纯粹想象力的产物之前，大众提供的一致意见摧毁事情原貌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它们为处处存在漏洞的事情提供一些自以为是的理由，此外这种解释还被誉为是思考后的结果。写就这样的历史作品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历史中没有关于文学、艺术和雕塑的作品流传于世，那么我们对已逝的历史则一无所知。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作品中有关于赫拉克勒斯（Hercules）、佛祖（Buddha）或者穆罕默德（Mahomet）这类在人类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人的生平记录都是真的呢？事实刚好相反。此外，实际上这些伟人的真实生平在我们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伟人是否真的如流传广泛的神话刻画的那样神奇无比。在大众的脑海中，引起他们兴趣的是神话中的不朽英雄，而非现实中随时会逝去的真英雄。

遗憾的是，即使人们用书籍记载的方式来怀念历史上出现的伟人，但是神话本身不具备永恒性，它一直都处于变动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种族因素的影响，大众往往会通过自身的想象来塑造新的神话。譬如《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Jehovah）与慈祥的爱神圣德肋撒（Saint Therese）之间就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朝拜的佛祖以及印度尊奉的佛祖之间也没有存在许多共同点。

有人认为，让英雄远离我们需要花费大众数百年的时间在想象中重新编写神话，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是不成立的。要知道，这种靠想象力改变的结果有时候在几年内就可以完成。如今我们生活的年代里便可以目睹同样的事情，那就是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传奇人物在50年内经历了数次嬗变。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在人们眼中是一位向往田园自由生活、与世无争的慈善家，一位谦卑有礼的朋友。有诗人写道：“拿破仑必将永远是乡村人民心中一位备受爱戴的人物。”然而，仅仅是30年后，这位平易近人的英雄就摇身变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不但热衷于篡夺权力和摧毁自由，而且为满足一己私欲而致使300万无辜人民在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被杀害。如今，我们还会看到有关于这个传奇人物的故事发生新变化。数千年后，当未来的学者们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述，他们也许会对这个英雄人物存在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就像现在有学者怀疑佛祖是否存在一样。在拿破仑身上，学者们看到的也许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神话，或是赫拉克勒斯式神话的发展史。毋庸置疑，这些未来的学者可以轻松地应对他们面临的变化，因为跟我们相比，他们对群体的特征和心理有更一步的了解。他们知道，历史里保存的都是神话，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3.大众情感的夸张性以及率直性

不管大众迸发的情绪是好是坏，这些情绪都是其情感的两种表现，一种是夸张性的，另一种则是率直性的。站在这个层面思考的话，群体中的个体跟原始人没什么两样，而这种情况是每个处于群体中的人都会遇到的。他们无法辨别事物的特征，因此只能从事物的整体进行观察，从而忽略了事物的中间发展过程。当受到群体中的暗示力量驱使时以及仿效能力大行其道时，个体的任何情感就会开始表露并且会迅速得到强化。而这种明确得到群体认可的对象就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当群体不再被质疑和未知这两种情绪烦扰时，大众情感中的率直性以及夸张性就会开始显露。如果是发生在女人身上，那么她整个人会立刻表现得行为过火。就像所怀疑之物被宣告为无可争议的证据一般。厌恶或者非难开始之时，孤立的个体会失去力量，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在群体中的个体身上时，他会立即滋生一种狂怒的憎恶情绪。

此时，大众情感中的暴力倾向也随之膨胀，尤其是不同种类的群体，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使命感。他们会心存一种不受惩罚的侥幸心理，因为他们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而且这种心理因为个体数量越多而表露得越强烈。此外，大众还会把拥有一定数量个体的这个群体视为规模相当的临时军队，这个军队无所不能，所向披靡，而这种情感和行为在孤立个体上是从来不会得到表露的。在群体中，那些傻头傻脑、愚昧无知和矜名嫉能的人可以脱离自身的自卑感和无力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强烈野蛮的暂时推动力。

不幸的是，大众的这种夸张性行为倾向往往会带来负面情绪。这种情绪是原始人野性返祖遗传的残留物，那些孤立且有使命感的个体因为害怕惩罚而对此刻意抑制。因此，只有聚集成群的大众才有做出极端恶劣的事情的倾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只会表露负面情绪而不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英勇无畏、敢于奉献或者其他高尚的品德。其实，他们比孤立的个体更能展现这种正面的品质。我们接下来会在大众的品行研究这一章中转而讨论这种正面的情绪。

由于大众惯于夸大自身的情感，因此它极易受到极端态度的影响。所以演讲者希望激起群体的某种情感，他在演讲时必须不断使用言辞激烈、观点强硬的语句。于是乎，演讲者在公共集会上都会表现得夸大其词、果断有力、反复强调，并且绝不采用推理来证明事情的方式来进行演讲，而这些表现后来被归为最有效的演讲技巧。

此外，大众对他们的英雄怀有类似的夸张情感。因此，他们通常会夸大英雄表现出来的品行和道德。有人曾站在公立的角度上指出，大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现实生活中缺乏的勇气、品行以及道德。

在剧院中观察事物，我们需要将自身置于一种特殊思考角度。我们确定这种特殊的思考角度是存在的，只是它的支配跟常识和逻辑无关。吸引大众的方式明显是一种低级的命令式手段，但是它也需要极为特殊的才能。那种想通过阅读剧本的方式来阐释它们成功的方式是行不通的。通常情况下，剧场的经理也不能确定手中接到的剧本一定会带来一个成功的表演。如果要想判断一个剧本是否能成功，他们必须站在大众的角度去进行思考和欣赏。[5]

“查理的姑妈”，每次它都是因为这个名字被剧院拒之千里，而今它却在巴黎上演了两百场，而在伦敦它的上演场数超过一千，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个股票经纪人。就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由于剧院经理没有站在大众的精神角度去挑选剧本，而这些判断失误通常都会在那些能干的个体身上得以充分体现，因为他们最不喜欢去接触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他们自以为这样可以避免铸成大错。这是一件令我无法释然的事情，但是这却可恰好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思跟站在剧院所需的那种特定的思考角度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像弗朗西斯·克萨尔塞（Francisque Sarcey）这样的作家肯定也是一位心思缜密的心理家。

在这里，如果要重新做一次更宽泛的说明，我们绝对会展示种族因素的绝对影响力。一部可以在某个国家激发大众激情的戏剧也许会在另一个国家落得惨淡收场的命运，更别提会有成功的光环套在它的头上，又或许它获得的只是平淡如水的成功，因为它无法对不同的民众产生激动人心的影响。

我不需要刻意地说明大众的夸张性倾向只表现在情感方面，而其智力方面丝毫不受影响。我曾经提过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个体一旦成为群体中的成员，它的智力水平会立即大幅度降低。一位学识渊博的地方官员塔尔德（Tarde）在研究犯罪大众时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论据。因此，大众的情感要么无比崇高，要么极其低俗，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4.大众的狭隘性、专制性以及保守性

大众只能辨识简单而极端的情感。对于那些在暗示力量推动下而产生的意见、看法以及信仰，要么他们全盘接受，要么一概否定，要么将其视为绝对真理，要么就将其视为绝对谬误。由暗示力量诱发而非推理作用产生的信仰往往会具有以上所说特征。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宗教信仰所带来的狭隘性以及在专制强横的帝国中，它们钳制国民思想时所表现的不宽容。

一方面，大众总会对真理或者谬误的形成感到迷惑不解。而另一方面，他们却清楚真理和谬误本身所具备的威力，大众给外界的一个印象是，他们的出现往往能够鼓舞人心，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施加权威效应的倾向，后者总会给人一种狭隘专横的感觉。一个人也许能够接受矛盾并进行讨论，群体却做不到。在公共集会上，演讲者在演说过程哪怕露出一丁点矛盾的破绽，全体听众都会立即大声怒吼和开口大骂，如果演讲者依然一意孤行地坚持自身观点，那么在场的听众会拳打脚踢将其轰下台。如果当时没有当权者代表在场加以管制，这个观点与听众背道而驰的演讲者，往往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专制性和狭隘性是大众的共有特性，然而它们在不同群体身上的表现程度会有所差异。这里我要再次提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支配人类全部情感和思想的种族观点。尤其在拉丁群体里，专制性和狭隘性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实际上，在处理专制性和狭隘性这两种态度时，拉丁群体的祖先们在发展中已经完全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引以为豪的个人独立性。拉丁群众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认为这是群体赖以生存的支柱。除此之外，这种独立性必须具备这样的特征——它能够同化那些与其种族群体信仰相左的其他群体，让他们立刻改变原有信仰从而皈依到他们的信仰之下。

自宗教法庭统治时期开启后，即使统治者几经更易，但是处于拉丁种族中的雅各宾派党人（Jacobins）却无法对自由的涵义做另一种解释。

大众对专制性和狭隘性这两种情感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他们能够轻易滋生这些情感，并且这些情感一旦被强加于大众身上时，他们会很乐意立即将其付诸实践。大众对权力总怀着一副卑躬屈膝、顶礼膜拜的态势，却对慈悲冷若冰霜、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后者无非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他们的同情心从来就不会给予那些温和宽容的领袖，而他们对于那些残暴压榨他们的暴君却表现出一副俯首帖耳的奴态。因此，他们总是会为后者修建最宏伟的塑像。但有件不可否认的事，那就是大众喜欢践踏曾经剥夺他们权力的独裁者，因为在失去权力后，曾经的独裁者就会变为一介草民；民众可以蔑视他，因为他不再拥有让人感到害怕的能力。

大众往往做出推翻软弱无能者的行为，而对权倾朝野者则一副俯首称臣的奴态。而当强权势力出现风水轮流转之势，此时大众的情绪就会出现极端的倾向，要么肆无忌惮，要么奴颜婢膝。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大众本能所表现出来的揭竿而起的革命行为在其生命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就完全曲解了他们的心理。其实在这个看法上，我们为大众暴力的倾向所蒙骗。他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往往是十分短暂的。大众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过于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身上一直带有某些世代相传的因素，他们有时难以避免表现出保守的一面。如果他们不断放纵自我，他们很快会对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感到厌倦，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本能地接受别人的管制。当拿破仑压制一切自由并将他那些暴虐无道的治国策略强加于民众时，向他欢呼喝彩的正是那些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党人。

如果我们没有对大众与生俱来的保守心态进行充分考虑，那么历史总是让我们感到费解，尤其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民众革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许一直憧憬着改朝换代，甚至有时为了进行某种变革，他们不惜发动暴力革命，但是这些政府的性质只不过是种族世代相传的需求的某种表现，而大众对于这些需求通常都会本着不愿遵循的态度。大众身上带有的这种持续多变性仅仅会对事情的表面产生影响。实际上，大众跟原始人一样拥有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持有恋物般的绝对膜拜，可内心深处又不断滋生恐惧，并且害怕这些恐惧会改变他们生存状态的本质，而这一切又是他们在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如果在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诞生前，民主派能够像现在那样行使权力，也许这些发明根本不会出现，又或者这些发明的诞生要建立在革命和不断的杀戮上。值得庆幸的是，正因为文明的进步，大众的权力才得以在科技进步的伟大发明中诞生。

5.大众的品行

假设“品行”代表的是对某种社会习俗始终如一的尊重以及对人性自私冲动的永恒抑制，那么大众就配不上品行两个字，因为无数事实说明他们太冲动易变了。然而，如果从大众某些临时表现如自我克制、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勇于奉献以及呼吁平等中出发，我们会发现这些表现都属于品行的范畴，这样说来，高尚的品行也会在大众的行为中出现。

有些研究大众行为的心理学家仅仅对群体的犯罪行为进行思考，这样一来他们注意到的就只是这些负面行为频繁发生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大众所持有的品行标准太低了。

情况确实常常如此。但是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那些源于原始时代的野蛮、消极本能一直潜伏在我们体内吧。对于那些孤立的个体，他们会认为按这些本能来行事是非常危险的。而当他们处于一个缺乏使命感的群体中时，如果他们知道为所欲为可免受惩罚，那他会死心塌地地跟随这个群体，即使他自身的自由被剥夺掉。通常情况下，大众都无法对它的同伴表露这种消极的本能，但是却会在动物身上发泄这种消极的本能。大众在追逐和嗜杀作恶的行为中时时刻刻都在释放其激情，而这两种激情的来源是一样的。一个群体在设计慢性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时，其所表现的是一种十分怯懦的残暴，这种行为在哲学家眼中就跟几十个猎人为了取乐而用猎犬捕杀一只不幸的雄鹿没什么两样。

大众也许会因谋杀、纵火或者做其他犯罪行为而心生内疚，但其也能够跟孤立的个体那样表现出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以及大公无私这些高尚的品行，并且其还会比后者表现得更崇高。尤其是像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这些情感，它们往往能够号召一个群体，并且打动他们，让群体中的每个人为之不顾性命、慷慨赴义。这样的例子在历史长河中不胜枚举，而“十字军”战士和1793年拿破仑战争中志愿投身战争的士兵就是其中的典型。由此可见，只有集体才能够如此大公无私、勇于奉献。因为他们即使对信仰、思想和自身无法理解的只言片语知之甚少，也愿意直面死亡、慷慨就义，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譬如，集体罢工有可能是为了服从某个命令而非为了增加维持生计的微薄薪水。个人利益很少会成为大众的行为推动力，但它是孤立个体行为的唯一动机。一言以蔽之，即使许多战争的发动都会让大众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个人利益并非诱引大众加入这些战争的主导因素，不过此时大众就像被猎人用镜子施了催眠术的云雀一样轻易任人宰割。

甚至在一群十恶不赦的恶棍中也会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当他们成为大众的一员后，会暂时收敛自身的恶性而对品行纪律表现出严格服从。泰纳指出一个事实，参与法国大革命中“九月惨案”的作恶者将他们在受害者身上搜刮的钱包和珠宝都放到了委员会的桌面上，而他们本可以轻易地把这些东西带走。1848年欧洲爆发民族革命期间，那些衣衫褴褛的民众咆哮着，如乌云密布般涌向杜伊勒里宫（Tuileries）时，没有一个人曾偷偷地对那些珍贵无比的物品顺手牵羊，即使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件东西就可以换取维持多日的食物。

当然，个人受群体的影响而表现出高尚情操肯定不是一种不变的常规，却是一种可以观察到的常态。甚至在没有我刚刚说的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也会看到这种品行教化的力量。我之前曾提到剧院里的观众要求作品中的英雄能具备超常的美德。我们通常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即使聚集的人群本身素质不是很高，但是他们都会摆出一副假正经的模样。在某些暗含杀机的场合或交谈中，那些浪荡子、皮条客和大老粗说话会突然变得细声细气，虽然这跟他们惯常的谈话相比，他们不会成为这个场合或交谈的受害者。

这样说来，虽然大众会常常放纵自我而堕入那些消极的本能，但他们偶尔也会树立起高尚品德的行为模范。如果为了真正或者虚幻的理想而做到大公无私、言听计从、无私奉献，而这些又可作为美德时，那么我们认为大众的这些高尚品行是最睿智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的。毋庸置疑，他们都是在无意识的驱动下践行这些美德的，但是这一点无关紧要。对于支配大众行为的大多数都是无意识行为而非推理和思考这一点，我们不应该老是怨声载道。某些情况下，如果人类时刻在度量和思考与自身攸关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星球根本不会出现文明，人类也创造不了历史。

[1]　布朗热将军。

[2]　对于群众轻信性这一特征，经历过“巴黎包围战”（the siege of Paris）的人能够如数家珍地给出许多真实的事例。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在高楼上点燃火把，但是如果离得远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看清火把是否已点燃这个事实。但是围城军则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个视为一种信号。

[3]　《闪电报》（L'Eclair），1895年4月21日。

[4]　我们真的知道引发一场战役的导火线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常常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永远只是谁是战役的赢家或者谁是战役的输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元帅哈考特（D'Harcourt）曾目睹和亲身参与苏法利诺（意大利的一个城市）战役，据他说，该战役中军队提供信息的方式或许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战役中。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能够尽快提交手头上的官方报告，上将们都是通过数百个目击者提供证据这种方式来获取信息。接着，这些循规蹈矩的官员们会在整理所有的文档后草拟出一个明确的叙事思路。而参谋长则负责提供反对信息的材料，然后结合所有的新材料重新誊写出一份报告。写完后的报告就会呈给元帅，往往元帅都会大怒叫嚷道：“你写的都是一些错误的垃圾。”而后他会要求重新再把报告誊写一次。这样一来，提供给报告中的那些最原始的材料根本就不能够保存下来。在这个事件中，哈考特得出的启示是，那些最典型以及观察最细致的事件在组织真相的过程中永远都派不上用场。

[5]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时一些屡次被剧院经理拒绝的剧本会在机缘巧合下登上表演舞台并且获得空前的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弗朗索瓦·戈贝（Francois Coppee）那部刚斩获成功的名为《追寻荣誉》（Pour la Couronne）的戏剧，但是在这部戏剧的名声被传得街知巷闻之前，它却屡屡因为作家的名字而在十年内被巴黎那些主流的剧院所拒。

第三章　大众的思考、推理和想象能力

1.大众的思考能力。那些基本的和增补的理念，无论它们的存在是否会造成自相矛盾，在它们得到大众认可之前都必须经历蜕变化身为高端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力取决于它们本身所含的事实的力度。2.大众的推理能力。大众并不会受到推理的影响，因为推理往往只是一种低级的指令，它只是类似的或更替的相关思想的表面罢了。3.大众的想象能力。大众的想象具有一定的爆发力，因为大众会在想象中进行思考，而这些想象会在毫无联系的情况下组合起来。大众最让人啧啧称赞的想象力表现在其编造的不可思议的神话里边，这种不可思议的作品是文明的真正支柱。大众的想象力往往能够为政要们的权力奠定基石，因为这种能力允许大众根据自身观察的结果来不断修正想象的内容。

1.大众的思考能力

在这份研究报告的前面，我们曾经探讨过民族的进程这个概念。我们也提到，每种文明都是一些基本理念的产物，虽然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障碍重重，但它们都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思想中，极少出现更易现象。除此之外，这些理念在形成之际就拥有引发思考的力量。因此，我们看到的历史大恐慌通常都是这些基本理念遭到改动后而生的产物。

我自知这类话题的探讨研究需要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因此现在提它为时尚早，但是请允许我就这个话题谈论一些大众可以接受的理念以及大众孕育思想的各种方式。

思想的源头可分为两种。一种我们称之为偶然的转瞬即逝的念头，它通常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产生的，例如对某人或某学说的迷恋。另一种则称之为基本理念。它的存在是环境、遗传原理以及公共思想不容易被动摇的原因。这些理念都是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今日的社会民主思想组成的。

跟沿着小溪顺势流淌的溪水一样，这些基本理念相当于潺潺流动的整个溪流，而那些偶尔迸溅起的小浪花就像那些临时的思想，由于不断被搅拌到溪流的表面，它无时无刻不经历着改变，因此与整个溪流发生的变化相比，小浪花的变化更为明显，虽然它本身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

如今，这些曾作为我们祖先中流砥柱的基本理念遭到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它们逐渐失去稳定性，与此同时，那些依靠它们建立起来的制度也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每天都有一大堆临时的思想产生，就像我说的那样，这些想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原因在于它们不具备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它们注定不能成为影响力占主导地位的理念。

无论这些临时的思想会为大众带去何种暗示，它们只能在纯粹通俗易懂且毫无生气的状况下有效地发挥其影响力。它们披着想象的外套前来，因为只有这种方式可以为大众所接受。这些看上去化身想象力的思想跟任何具有逻辑性的类似或更替思想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它们却会有替代其他思想的可能，这个过程就像滑动的幻灯片一样，只要操作人员对准滚动槽，所有的幻灯片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滚动下去。这就为那些同时出现却会造成自相矛盾的思想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样说来，只要群体众多想法中的一个被激发，他们就会逮住这个机遇来进行不同的活动。此时，由于群体都丧失了批判能力，他们无法对这些行为中存在的矛盾性进行思考。

这种并非只是群体专有的现象，我们观察到孤立的个体也会有这种表现。它不仅会出现在原始人中，而且也会在那些怀有宗教信仰的狂热教徒身上有所体现。譬如，这些狂热教徒智力中的某些部分跟原始人非常相像。出于一种好奇的心理，我观察了一些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他们不单只是毕业于欧洲的大学，而且整个求学时期都在那里度过。他们身上不仅具备一些根深蒂固的世袭或社会的基本理念，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理念也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中夹有各种不同的理念，这样一来，虽然是同一个人，他却公然变为了一个让人最不可忍受的矛盾体。这些矛盾看上去比那些真实存在的要明显得多，因为只有世袭的理念能够对个人的行为动机造成影响。由于生存在一个民族大杂烩的环境里，一个人会受到不同的世袭观念影响，这就致使他的行为表现很可能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即使这些群体的心理行为非常重要，但是在这种现象中过分强调这一点却不会让那种个人矛盾体的现象有明显的改善。我认为至少还要通过十年的旅行和观察，我们才会对这种现象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大众可以接受的思想必须要通俗易懂，在此之前，所有的想法都要按大众能理解的程度进行彻底的转变。尤其当我们处理一些稍微高深莫测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思想要进行修改的幅度之大，唯有采用降低其理解难度这种做法，大众才能接纳它们。这些思想的修改幅度取决于群体的本性，或者是大众所属的种族本性，然而这些思想在简化的过程中它的理解范围就会渐渐地变广。从社会的角度看，这可以解释一种事实，那就是现实中并不存在思想层次这种东西，换句话说，思想无所谓高端或者低下。无论一种思想一开始听上去有多么地超乎寻常、准确无误，如果它想要被大众接纳的话，那它的尊贵性和高端性都要修正到大众可以理解的程度。

除此之外，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种思想的阶级价值，那它自身的价值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理念，上个世纪的民主思想或者是如今的社会思想都不能确切地说成是高端的理念。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它们也许只是被当作某种程度上的错误思想，然而它们的威力之大已经显现出来，且有越来越强大之势。而且跟那些决定国家行为的必要因素相比，它们的重要性越来越能在时间中凸显出来。

即使当一种思想要修正到能为大众接受的通俗易懂的程度时，它也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就是我们对其不断修正的过程。唯有经历这些阶段，它才能进入大众无意识行为的领域，此时它就会化身为一种情绪，而这个过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仅仅因为一种思想的正确性得到证实就要说它是一种有效行为的产物，即使这些行为有学富五车的人参与，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只要指出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的最明显案例的影响力是多么微乎其微，我们就会立即意识到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一种极为简单的证据也许会得到受过教育的人的认可，但是在无意识自我的推动下，一个人也会很快作出改变，决定坚持自己原有的看法。过几天再回看这个人，他会以同样的态度来重新陈述他的新观点。实际上，他还是会受原有观点的影响，而这种观点已经演化为诸多情感，因为只有它才能影响到群体行为和交谈中那些较为深奥的动机，可以说这是大众行为的一种专有属性。

当一种思想经过不断修正后，它最终会渗入到大众的思想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大众无法抵挡这种力量，而它的到来会伴随一系列的正面效应。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哲学思想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深入群众的脑海，而这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一旦站住脚跟，它就会让所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整个民族为争取社会平等和实现法律上的权力和理想自由所作的浴火奋战，撼动了所有的专制阶层，这种举动为整个西方世界带去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民族所发动的都是会造成两败俱伤的战争，整个欧洲目睹的大屠杀足以使成吉思汗（Ghengis Khan）和帖木儿（Tamerlane）感到不可思议。在此之前，世界还未出现因一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而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一种理念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扎根于大众的思想深处，然而，摆脱一种理念的影响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原因，一旦那些学富五车的学者和哲学家提出某种理念后，这种理念往往能够相传几个世纪。我在上文中有简略地提到，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确地意识到那些基本理念中带有今日所掺有的某些谬见，然而由于这些理念的影响依然威震四方，虽然他们不再相信这些原理，但施政过程依然会套用这些早已得到证明的原理。

2.大众的推理能力

那种认为大众不具备推理能力以及他们不会受理性影响的绝对说法是不成立的。

然而，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群体使用的论据以及那些会对他们造成影响的论据，这些只不过是推理的一种低级类比表现罢了。

跟理性这种高级指令一样，群体的这种低级推理能力跟思考能力息息相关，只不过这种推理能力只会在类比或更替的思想中才会显露出来。大众的推理模式跟因纽特人一样，后者在认识冰这种事物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种透明的物体含在嘴里是可以融化的，于是他们认为，同样是透明物体的玻璃含在嘴里也可以融化。同样，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认为，他们在吃掉骁勇善战的敌人的心后可以变得勇敢无畏；工人们如果发现一个雇主在压榨他们，那么他们会立即得出结论——所有雇主的存在就是为了剥夺他们的劳动成果。

大众推理能力带有的特征表现在不同事物的联想上是，虽然这些不同的事物之间只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但他们会立即给这些特定的例子归纳出一个普遍原理。这类论据往往会落到那些知道如何处理它们的群体手上。这些是唯一会对大众造成影响的论据。大众完全无法理解整个逻辑立据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说他们不具备推理的能力又或者说，他们错误的推理结果不会对整个群体造成影响。偶尔读到一些关于大众弱点的演说，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油然而生。即使这些弱点会对那些听从它们的群体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它们诱导劝说集体的这一特点往往被遗忘，这也应该是它们还未被哲学家们解读的原因。如果一个演说者在演讲过程中想要与听众保持密切交流，那他一定会使用某些事物来诱导群体的想象力。如果他成功，那他的演讲目的就已经达到。除此之外，他在演讲时的长篇大论往往是思考的结果，这些长篇大论绝非因灵感而发的只言片语，因为只有认真思考过的东西才能赢取别人的信任。

有人认为，大众推理能力的欠缺制约着他们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这种推理能力欠缺致使他们无法辨析真假，或者是无法对任何事物作出准确的判断。我要说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是过于多虑了。大众所接受的意见从来只是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意见，而非那些经过讨论后采用的意见。在意见接受方面，几乎所有个体都是经过讨论之后再作决定的。尤其某些毫不费力就赢得大众认可的观点，它们往往都是大多数人站在集体的角度而非个人的角度进行推理的结果。

3.大众的想象能力

虽然上文提到大众缺乏推理能力，但是他们对事物所生发的想象却非常壮观、活跃，以至于常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脑海中激发的想象通常都跟人、事或者意外有关，这些想象跟现实之物一样栩栩如生。在某种程度上，大众相当于一个沉沉入睡者，他的推理能力暂时被收起来放好，而此时他脑中的想象力却异常活跃，虽然这种活跃的想象在认真思考之际会顷刻间烟消云散。大众无法理解这些不大可能存在之事，因此在想象过程中他们无法同时进行思考和推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最不可能存在之事却往往会令人眼前一亮。

这解释了为什么事物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一面往往能够震撼大众。实际上，在分析一个文明的进程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明最不可思议和神奇的部分是其真正的支撑力量。文明的表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比历史的真实性更重要，这同时也是虚幻的事物看上去比真实的事物更具精彩性的瞬间。

大众仅仅会在想象力的推动下进行思考，这种想象能力是其唯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能力。想象力会让群体滋生恐惧感或者不断化身一种诱惑力，从而使他们产生行为动机。

正因为如此，戏剧的表演才采用一种最能刺激视觉的形式进行，而这种形式所引发的想象力往往会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影响力。食物和精彩绝伦的表演被古罗马的平民认为是世间极乐，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比这更有意思的乐子。即便朝代更迭，这种世间极乐也仍然是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除了戏剧的表演以外，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对所有群体的想象力有如此大的冲击力。因为在戏剧表演时，全体观众会同时被同一种情绪包围。如果这种情绪不能立即化为行动，那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感觉到他自身是幻觉的受害者，因为他刚刚才为那些虚构的奇异经历大笑和哭泣。然而，偶尔这些由想象力激发的情绪会变得非常强烈，这种强烈性迫使它跟那些习以为常的暗示力量一样，把自身转化为行动。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与一个大众剧院的经理有关。由于这个经理一直都只安排上演那些风格阴郁的戏剧，这一点引起了许多观众的不满，于是他们想通过暴力的形式赶走他。因此，这个经理不得不找一个演员在群众中来扮演反对他离开剧院的那个人。即使这个演员在群众中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虚构的，但是在现实中他必须得对那些施以暴力的群众表现出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大众精神状态的一种最显著的特征，尤其是这些特征在暗示力量的推动下所表现出来的功能。虚幻的事物跟真实的事物带给群体的影响力都是一样的。在影响力层面上，两者都表现出同一个明显的趋势，所以此时不能轻易辨认出它们。

征服者所具有的威力以及国家所呈现的魄力都建立在群体想象力的基础之上。尤其需要注意，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想象力的影响，群体才得以建立起来。所有赫赫有名的历史事件，如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16世纪至17世纪进行的宗教改革，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当今时代面临的具有威胁性的社会主义的入侵，这些都是大众想象力产物的直接或间接表现。

除此之外，每个时代和国家的那些卓越政治家们，包括最专制无比的独裁者，他们都会把大众的想象力作为他们建立权力的基石，并且他们从来都不敢尝试违背这种想象力来进行国家管理。拿破仑曾经对行政法院宣布：“正是由于我成为了天主教的一员，所以我才宣告终止旺代战争（the Vendeen war）。唯有成为伊斯兰教徒，我才能在埃及找到立足点；唯有成为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我才能获取比意大利的神父们更大的权力；倘若我能统治整个犹太民族，我一定会重建所罗门（Solomon）神庙。”或许在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恺撒大帝（Caesar the Great）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伟人能更清楚地理解大众想象力的行为表现。而拿破仑则穷尽一生把这当作自己帝国事业的中心。他时时刻刻把它铭记在心中，不断地在每场胜利、每次高谈阔论、每个公共演讲以及每种行为表现中用心贯彻这种思想。直到他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时，这种思想依然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究竟大众想象力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不过我们暂时先探讨一下有关丰功伟绩的问题。丰功伟绩的建立往往不能摆脱智力以及推理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要通过某种表现手段才能呈现出来。如非靠巧舌如簧的雄辩能力，安东尼（Antony）就不能成功地领导大众起义，从而将恺撒大帝杀害。这是因为安东尼能够读懂恺撒大帝统治民众的心理，所以他才能置恺撒于死地。

冲击大众想象力的事物必定会让人感到吃惊，除此之外它们还常常具备视觉效应——它们常常摆脱一切画蛇添足的解释，又或者产生之际只带有一些令人叹为观止和神秘的事实。其中最为典型的事实是一次凯旋，一回绝处逢生，一场罪行累累以及一片欣欣向荣。在群体出现之前，一切都要准备就绪，然而有关这些冲击大众想象力事物的起源却绝不能在口边提起。一百个不起眼的犯罪行为或者无大碍的意外事故丝毫不会对大众的想象力造成影响。然而，一起大型的犯罪活动或者严重的意外事故却会让大众感到心惊胆战，即使后者造成的损失不如那一百个事故加上来得强。数年前，仅仅在巴黎爆发的禽流感就造成了五千人死亡，然而这个事实却没有在大众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原因是这场名副其实的民众死亡事件没有采用任何冲击视觉的方式进行报道，所有呈现这场悲剧的信息都只是每周通过统计资料的形式进行公布。实际上，这原本只是一宗仅会造成五百人死亡的事件，如今却意外地导致了五千人的大范围死亡。然而，同一天发生在公共场合的另一场意外性灾难，就因为报道的方式吸人眼球，例如埃菲尔铁塔的倒塌，这个事件就有可能对大众想象力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由于错过了通知，横渡大洋彼岸的一艘轮船在大洋中央下沉的这个事件着实让大众的想象力颤抖了一整个星期。可是据官方数据显示，1894年只有850艘帆船和203艘轮船发生事故。然而，大众从来不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故有片刻的关心，即使这些事故都会涉及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因为他们记忆深处最具影响力的可能永远都是那个会引起众人争议的大西洋班轮。

这并不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故中没有包含冲击大众的想象力的内容，而是因为导致它们发生意外的缘故以及报道方式有所不同。因此，如果让我对这种现象进行归纳，我认为这些事件本身的核心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它们应该通过一种震撼眼球的方式来进行报道，唯有这样，这种事件所带有的教训才能让人铭记于心、长存脑中。一旦懂得如何取悦大众的想象力，那么同时我们就可以领悟出管理他们的技巧。

第四章　信仰大众的宗教思维

宗教情绪到底为何物？其实它是对神性的一种顶礼膜拜。信仰的力量披上宗教的外衣，这是它的主要特征。数不胜数的例子都在显示着，大众之神从未离开过，只是他们在重生之时换了新的外衣又或者自诩为无神论的宗教形式。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这些观念的重点在于，如宗教革命改革，圣巴托罗缨（Saint Bartholomew），宗教恐怖时期以及类似的历史事件都是大众宗教情绪而非孤立个体意志的产物。

我们已经讲过大众是个不擅于推理的群体，对于某种理念，他们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否定。他们无法容忍讨论和反驳，而一旦意志深处深藏的暗示力量入侵他们理解能力的地盘，他们就会立即将这种情绪转化为行动。我们也曾讨论过，大众如果有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在某种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刻，他们会随时准备自我牺牲。我们也目睹了大众只是一帮全身充斥暴力和极端情绪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同情心立即变为让人敬仰之物，而反感一旦滋生就会马上化为憎恨之情。大众身上带有的这些总体特征为我们预感大众信仰本质提供了许多关键的因素。

当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些信仰时，无论是充斥狂热宗教信仰的时期，还是诸如上个世纪爆发的大规模政治动乱，我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些事件是在披着某种特殊外衣的情况下发生的。除了用宗教情绪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我无法找到更适合的词。

这种情绪的表现形式非常简单，譬如对德高望重者的顶礼膜拜，对掌握生杀大权者的胆战心惊，对发号施令者的盲目顺从以及对权威教条的无从辩驳。他们极其渴望自身信仰的传播，并往往会有把他们无法接纳的群体视为敌人的倾向。不管这种情绪能否在无形的天神、木制或石雕的神像、英雄人物还是政治理念中滋生，倘若它都具备上文提到的特征，它往往会保有一种宗教的性质。我们发现在同一层面的事件中，超自然的现象和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可以并行不悖。当大众处于无意识的情况中，他们会赋予政治模式或者所向披靡的领袖一种高深莫测的力量，原因是这种力量的推动会迫使他们暂时变得无比狂热。

如果一个人只对神明顶礼膜拜，那他最多算对其宗教信仰虔诚罢了。然而，当他为一项事业或者一个他终身追随以及指引其思想和行为的人不懈奋斗时，他就会有将所有思想来源囊入脑中、唯自身意志马首是瞻以及对盲目信仰全身投入狂爱的表现，这样一来，他就不单只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

宗教情绪产生时，褊狭以及狂热的情绪也往往随之而来。这些情绪往往会在那些认为自身掌握世俗或永恒极乐秘密的人的身上表露出来。当群体被某种信仰召唤前来时，他们身上的这两种情绪特征最显而易见。在法国革命的大恐怖时期，雅各宾派党人实际上跟宗教裁判所的天主教教徒一样怀有虔诚的信仰，然而他们嗜血成性的激情却如出一辙——它们都是由宗教情绪激发的。

大众在信仰下往往会表现得盲目顺从和暴戾褊狭，此外他们还会在宗教情绪激发的过程中发动暴力宣传。正因为如此，人类的信仰往往都会被套上宗教的外套。对于大众，英雄人物就是不折不扣的神。拿破仑曾经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被群众奉为神，此时他拥有最多的狂热倾慕者。因为在当时群众眼中，拿破仑这个神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敌人送进死亡的墓地。而对于基督教和所有异教徒的诸神，即使他们拥有主宰万物的能力，他们也不能对一个已经覆灭的专制帝国进行思想钳制。

在创立任何宗教或政治信条期间，只要其创始人能够利用这种狂热的情绪来激发群体的意志，即使这些创始人的处境是多么的孤立无助，他们也会达成自身创立某种宗教或政治信条的目的。因为这种狂热的情绪可以使得群体在顶礼膜拜和循规蹈矩的过程中获取幸福感，并且随时准备为理想作出自我牺牲。即使朝代更迭，这种现象也一直存在。在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自己编著的那本闻名遐迩的著作《罗马高卢》（Roman Gaul）中，他曾公正地提出，用武力来维持罗马的统治极其不理智，而宗教激发的民族虔诚却在城邦统治上有百利而无一害。“宗教激发的民族虔诚将会是史上无与伦比的”，他站在一种中立的角度观察后说道，“它将会在长达五个世纪的岁月中充当政府抵御群众不满情绪的利器”。群众不滋扰生事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罗马皇帝如出一辙地顶礼膜拜，此时罗马皇帝就是神的化身，代表着整个罗马城邦光辉灿烂的一切。即使是罗马皇帝统治的是最小教区，群众都会搭建圣坛以表自身对皇帝的敬仰之情。“在罗马帝国建立到覆灭的岁月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宗教也随之得以建立，而统治这个宗教的神就是罗马皇帝自己。数年之后，基督教的统治范围波及到了整个高卢（Gaul）（位于欧洲西部），它不仅对高卢里边的六十个城市进行管辖，而且还在法国里昂附近的城镇建立了一个与其他六十个城市一样的神庙来纪念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管理神庙的神父都是由高卢的所有城市共同选出，而神父就是他们管理国家的主要人员……民众所表现出的这种无比虔诚和顶礼膜拜，与提心吊胆和卑躬屈膝无关。罗马民众并不是一个奴颜媚骨的民族，尤其是，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扮演这种角色更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简单地在讲谄媚者对国君无比钦慕的现象，重点在于罗马色彩浓厚的信仰。此外，这种信仰的力量不仅仅在罗马得到体现，在高卢、西班牙、希腊以及亚洲也能找到它的藏身之所。”

如今，大多数对群众思想造成影响的伟人不再搭建圣坛，但是群众还会为他们树立雕像，或者把钦慕者的肖像纹在手上。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群众对英雄伟人所表示的狂热膜拜并没有很大的本质差异。唯有充分认识大众心理的这一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深谙历史的哲学意义。换句话说，大众不管需要什么东西，首先他们需要一个神。

有人把宗教虔诚和钦慕视为已逝时代的迷信之物，这种观点不仅仅让人感到荒谬可笑，而且还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在抵抗理性的永恒战场上，情感永远都不会举手而降。大众可能不会听到神明和宗教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些字眼出现的时期就是他们苦苦受着奴役的时期。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对偶像的崇拜之多可谓是空前绝后，这些为纪念已逝的神明而竖起的雕像与圣坛也可谓数不胜数。近年来，在吹嘘布朗热（沙文）主义（Boulangism）期间，无数场大众起义得以浩浩荡荡地推动。有研究专家发现，大众的宗教情绪在这些群体活动中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这种情绪随时都会有死灰复燃之象。我们发现，很多乡村旅馆里头会挂上这个英雄的肖像。在他们眼中，这个英雄拥有呼唤正义以及驱赶邪恶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无数群众愿意前赴后继地为他牺牲自我。如果一个人被赋予英雄伟人的神奇色彩，那他将会在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那种认为宗教对大众而言是不可缺少之物的言论早已是司空见惯、毫无作用之举。因为任何一种政治、神学和社会信念只有在套上宗教的外衣时才能站稳脚跟，而宗教外衣是唯一一种能让它们避过声讨之嫌的形式。如果诱导大众坚信无神论的可能性得到实现，这种信仰也许会是所有宗教情绪中最褊狭狂热的，而它也很快会通过外在表现化为一种狂热崇拜。一小群实证主义宗派者的壮大过程虽然非常复杂微妙，但是它却为上述说法提供了翔实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促使一个虚无主义者迅速转化为实证主义者？整个事情的经过都跟俄国伟大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有关。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某一天突然领悟到理性之光，于是他把小教堂祭坛上诸神和圣人的画像都给撕毁掉，而后吹灭蜡烛，并立即把无神论哲学家如毕希纳（Buchner）和莫勒斯霍特（Moleschott）的著作放上去替代那些被破坏的物品，最后他虔诚地点燃了蜡烛。虽然他的宗教信仰对象变了，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说他的宗教情感也变了吗？

我想再次强调，某些历史事件确实影响力非常大，但是如果它没办法获得宗教形式的认可，这些历史事件将永远埋在历史深处无人问津，原因在于这种认可是大众信仰依存的表现。事实上，比起博物学家的研究成果，许多社会现象更应该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伟大的历史学家仅仅是站在一个博物学家的角度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因为这个缘故，他常常与许多历史事件爆发的真正源头擦身而过。他已经对所有的事实进行了细致严谨的观察，但是由于他没有在大众心理这方面进行研究探讨，这就导致其往往不能追溯出事件爆发的真正缘由。他总是会对这些事件中嗜杀成性、混乱无序以及暴戾残忍的方面感到惊骇失色、瞠目结舌，除了看到一群失去理智的野蛮人正在狂妄猖獗地放纵自我，他极少能看到这出伟大戏剧里扮演英雄的人物。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垒起了白骨皑皑，遍布了政治宣传以及发动了连绵战火。所有这些只要能想到这场革命的发动仅仅是为了在大众思维中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以上现象的出现都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宗教革命改革，圣巴托罗缨（Saint Bartholomew）大屠杀，法国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以及恐怖时期的统治都是本质相同的现象。它们是大众宗教情绪被激化的结果，而一旦群体濡染了宗教情绪，他们会冷酷无情地发动战争来铲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们。宗教裁判所总是使用那些真实坚定的信仰方式来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倘若他们采用其他方式，他们本身的信仰就会被贬得一文不值。

刚刚我提到的那些性质相同的剧变，它们都与大众的情绪有关，唯有群体情绪爆发，这些现象才会变成现实。最专制的独裁者也不是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源。当历史学家给我们娓娓道来圣巴托罗缨大屠杀是国王操纵的产物时，此时他们在理解大众心理层面上跟统治者们一样愚昧无知。手握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除了会加速或延缓自身的死亡，他们无法对这些历史剧变产生性质层面的影响。圣巴托罗缨大屠杀或者宗教战争都不是国王操纵的产物，宗教恐怖时期也不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丹东（Danton）或者圣茹斯特（Saint Just）等雅各宾派党人操纵的产物。这类事件的爆发往往是群体情绪激化后的结果，而根本不是权力者主宰下的产物。

第二卷　大众的观点和信仰

第一章　影响大众观点和信仰的间接因素

大众信仰的必备因素。大众信仰的最初形式是在预备详细阐述某种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经过研究探讨，现将影响信仰的不同因素总结如下。1.种族因素。它给大众信仰带来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因为它身上带有祖辈们的启示意义。2.传统因素。它是种族情绪结合的产物。我们的确有必要了解这种因素的社会价值，但是群众在捍卫传统观念上表现得最食古不化，因此传统因素会带来的危害性自然也成为了研究课题。3.时间因素。它是信仰建立和毁灭的见证者。在时间的推动下，井然有序之物也许会演变成杂乱无章的局面。4.政治和社会制度因素。即使这个因素中含有错误的观点，它的影响力也非常弱，因为它们是大众信仰的产物而非其产生的缘由。民族无法选出他们认为最适合的制度，但作为国家的运作模式，制度能在相同的规范内为不同的事物提供庇护。关于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些人认为某种制度在理论上就要不得，譬如施加在某些民族身上的中央集权制度。5.习俗和教育因素。众人皆知的观念如果存在错误，那么它对群体造成的影响不亚于影响群体的教导力量。有统计数据显示，许多民族认为拉丁美洲的教育体系存在败坏道德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就相当于教导力量在作祟。我们在上文已经就大众心理进行了探讨，为此我们也对他们的感觉、思考以及推理模式有一定的认识。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探讨大众的观念和信仰，而重点部分放在它们的产生和建立上。

决定大众观点和信仰的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间接因素，而另一类则是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指的是那些认为大众可以容纳某种信仰却又完全反对他人信仰的因素。即使这些因素表面看上去像是自发的，但是它们却会为某种新思想的突然诞生作好铺垫，而这些新思想所具备的力量和影响则会导致某种不可思议的结果。偶尔群体中爆发的某种信念或者某种信念将要付诸实践时，它们会让群体惊措不已。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我们必须探讨的是对这种现象造成持续影响的因素，尤其是当中的一些初期和预备的行为表现。

直接因素指的是那些影响长期预备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缺乏这些因素，一切准备就绪的工作就可能维持原样，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除此之外，它还是激励大众积极采取行动的导火线。换句话说，这些因素能够促使形成一种思想，而对于这种思想的运用都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集体突然采取行动的方法都是这些直接因素的影响产物，因为这些因素往往是骚乱或者罢工的导火线，此外，这些因素还会赋予大众推翻政府的力量。

这两种因素激发的行为表现都可以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找到其踪迹。我在研究报告中提到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引发这个事件的间接因素是哲学家们纷纷写就的著作，贵族们频频施加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持续发展。因此，大众思想极为轻易就被直接因素点燃，如演说者的演讲轰炸以及反对国家法院不力改革的声音。

其实，间接因素也具备某种一般性特征，这种特征是探讨大众观点和信仰的基石。它们分别是种族因素、传统因素、时间因素以及教育因素。

现在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些不同因素带有的影响力。

1.种族因素

探讨间接因素时，第一个要进行剖析的就是种族因素，原因是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我们已经在另一部作品中对这个因素进行了详细剖析，因此在这里我就只对这个因素做简要的解释。在之前的作品中，我们解释了古老种族的概念，以及遵守遗传原理的这些种族会形成何种性格以及拥有何种信仰、习俗和艺术能力。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种族智慧的外在表现。此外我们也讲到，倘若种族内部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它们根本就不会对其他种族造成影响。[1]

环境、境遇以及事件都带有某一时刻的社会启示意义。它们也许有耐人寻味的影响作用，但是如果跟种族的启示意义相比，这种影响作用往往会稍纵即逝。换句话说，一个民族从它全部的祖辈身上获取的启示意义比任何社会启示意义要大得多。

我们有必要在这个研究报告中用几章的内容来探讨种族的影响作用，此外还要强调它的影响力之深厚，尤其在支配大众智慧的特征上的表现。以上事实表明，不同国家的群体在信仰和行为上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思考，此外，他们的信仰和行为都受到外界不同因素的影响。

2.传统因素

传统中所体现的都是过去的思想、需要和情绪。传统都是种族情绪结合的产物，它们总会以其自身的巨大力量压迫着我们。

自从胚胎学对人类进化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后，生物科学已经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当历史科学的概念变得广为人知之后，历史科学也会亦步亦趋地跟上其发展步伐。但是这毕竟不是普遍的趋势，许多政治家依然无法理解上个世纪那些理论家提出的先进理论，因为后者认为社会能够与过去决裂，此外，在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之时，社会可以凭借理性的力量重焕新生。

一个民族就像历史创造的有机体，此外，跟其他的有机体一样，它只能通过世世代代在漫长的积累中进行蜕变。

传统是指引人类之光，尤其当人类组成群体的时候。正如我反复讲道，能够轻易影响群体传统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些与群体相关的名字和外在表现罢了。

我们不需要为这种境遇感到遗憾。民族的智慧以及文明的进程都不能没有传统。因此，自人类诞生以来，他们就一直用智慧和文明来创造一个传统的网络，而后当其有益效应使他们筋疲力尽时，他们又费尽心思来毁灭它。文明的进程与传统息息相关，此外，进步往往会在那些传统毁灭之时产生。困难在于如何能在稳定和多变中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且这是个需要大费周章的过程。如果一个民族允许它的传统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民族之土，不再为外界需要而发生变化，那它就会变得跟中国那样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血流成河的革命之举。因为接下来我们只能看到两种历史结果，一种是历史链条上那些残破的碎片被再次缝合，朝代不发生任何更迭；另一种则是历史的碎片散在原地，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很快被荒淫腐化取代。

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一个民族希望发生在这些传统上的变化是毫不起眼的，此外这种变化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这种理想能实现的机会微乎其微，只有古罗马人和现代英国人几乎梦想成真。

在墨守传统理念上，大众恰恰是表现最刚愎自用的群体，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们一概置之不理，固执己见。尤其是涉及大众的社会等级组成制度这些范畴概念时，这种情况往往如此。我一直在强调大众的保守情绪，此外，我还提到最暴戾残忍的叛乱也只有在变化的文字和时间上才能得到反映。上个世纪末，就在教堂的断壁残垣面前，许多神父被驱逐出境或者押上断头台，这种情景不禁会让人想到，是否那些古老的宗教信念所拥有的力量都已经消失殆尽？然而数年后，被废除掉的公共崇拜体系出现了死灰复燃、重焕生机的现象，之后它在众人的极力呼喊下又得以建立起来。[2]

“大众坚持在星期日这一天到教堂做礼拜是一个随处可见的现象。这个现象表明了大多数法国人都渴望与祖宗的传统做法保持一致，此外，这种自然而然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大多数人迫切需要宗教、公共崇拜以及神父。如今某些哲学家都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认为发号施令跟毁灭宗教偏见的可能性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也在这个错误上栽过跟头，但是对于许多不幸之人而言，这个观点却是一种精神抚慰的来源……自然而然，大规模的群众就有了召唤神父、搭建圣坛以及树立公共崇拜的需要。”

虽然一度曾遭忘却，但这些古老传统很快就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强势归来。

没有任何事例能够恰到好处地展现传统在大众思维上施加的威力。最让人敬畏的偶像不会居住在庙宇里，最横行霸道的篡权者也不会留守在宫殿中。这两种人物都可以在顷刻间遭遇被毁灭的命运。而那些支配我们内心世界的无形大师却能够轻易地避开一切刀光剑影，消失在静静流淌的时光里。

3.时间因素

在社会和生物问题上，时间因素是其中一种最具活力的因素。它是唯一的真正造物者，又是唯一的强大破坏者。时间拥有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神奇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因素的存在，世间的一切现象才有了存在的可能。有人已经在观察中公正地指出，假以时日，一只小小的蚂蚁也能搬动欧洲的最高峰——勃朗峰（Mount Blanc）。一个人如果拥有能够随时改变时间的神奇力量，那他也会因信仰上帝而获得上帝赋予其的力量。

然而，一旦说到时间因素，我们仅仅需要关心时间在激发大众想法上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时间因素依然拥有摧枯拉朽的威力。当然，它不能脱离那些重要的因素如种族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大众想法和信仰爆发的必要因素。的确，时间目睹了信仰的诞生、发展以及灭亡。正是由于时间的存在，信仰才获取无穷的力量；而时间也是信仰身上的力量慢慢消失殆尽的原因。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时间是大众的观点和信仰得以累积的成本，或者说，时间是大众的观点和信仰萌芽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某些理念要在特定时期才能如愿以偿。众多信仰和念头碎片堆积在时间里，只要逮住时机，它们必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成某种理念。然而，它们的发展并不是漫不经心或者始料不及的，而是要深深扎根于历史。当这些理念得以开花结果时，时间就是最好的催化师。倘若要追溯这些理念发展的源头，我们往往必须重返历史。虽然这些念头是历史之女，未来之母，但它们自始至终都是时间的奴隶。

因此，时间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它能够从容淡定地坐观万物的变迁。如今，我们总会对威胁到群体抱负的因素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接踵而来的总是摧毁和剧变。如果不是时间，我们将无法看到万物被毁坏后的平衡修复。拉维斯（Lavisse）曾经恰当好处地写道：“有朝一日，一个没有形态的政府会被建立起来。它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时间亲手雕刻的杰作。在混乱状态找到自身的生存原理后，封建制度曾经毫无意识形态地长存了几个世纪；在政府找到规律的管理方式前，专制君主也长存了几个世纪，而这段时期的等待也是最不可预测的时期。”

4.政治和社会制度因素

有人认为，制度的建立可以弥补社会的不足，社会进步则是制度和政府完善的结果，而法律的施行则会改变社会。我要说的是，这个观点在现今社会依然得到普遍的认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许多现代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的。

最经久不衰的体验也无法动摇这种黯淡的错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尝试去证明它的荒谬性，但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然而，他们却已经能够轻易地证明制度是理念、情感和习俗的产物，此外，唯有重铸立法规范，这些理念、情感和习俗才能得以重塑。一个民族可以自由选择自身的发色和肤色，却无法随意地选择其社会制度。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奋斗的产物。但他们并非创造时代之人，与之相反的是，时代创造了他们。每个民族都会有情绪反复无常的时刻，可是却没有哪个民族能建立一种万能的管理制度来管理这些无常的民众。然而，群体的无常性决定了他们要接受管理的命运。建立一种政治体系要长达几个世纪。此外，改变这种体系的时间也长达几个世纪。这些制度都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平庸之物的存在。那些在一定时期对特定的民族有利的制度也许会对另一个民族造成极其有害的影响。

除此之外，一个民族无法彻底地改变其国家制度。毋庸置疑，他们可以通过发动血流成河的惨烈革命来改变这种制度的名字，但是他们无法触及这种制度的本质。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当他们深入探讨事情的本质时，名字只是虚无之物。这种表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格兰。[3]虽然它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它的国民却生存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中。然而，即使西班牙人建立的美洲共和国采用的是共和政体，但这些国家内暴虐的专制统治日益猖獗。因此，决定民族命运的是他们自身的个性而非统治他们的政府。在我之前的作品中，我曾经通过一些直截了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观点。

在俗套的规章制度上浪费时间，这无异于愚昧的雄辩家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白费力气。在详细阐释一种规章制度时，我们不仅要明确其阐释的必要性，而且还要花费时间，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有效的时间里阐释出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处理这类事情上的做法。正如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在一篇文章中启示道，所有拉丁国家的政客都应该用心地学习这一点。如果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看，法律带来的好处往往会导致荒谬性和矛盾性陷入斗争的状态。除了阐释这一点外，麦考利还比较了那些让拉丁民族和英国民众产生恐慌的规章制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后者因为会考虑恐慌带来的直接必要性以及后者会常作理性推理，因此发生在其身上的变化都只是局部的、不起眼的。

“为了贪图便利，解决问题时从不会考虑与问题相对的一面；做事永远都只是按常理出牌，从不考虑其他的特殊情况；除非出现了令人悲恸的事件，否则永远故步自封、不愿改变；一旦摆脱悲恸就立即重返抱残守缺的怪圈；从不会为解决那些特殊的情况设立更广泛的命题；从约翰国王时期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我们召开的250场议会往往都会有相应规定在支配着。”

我们有必要对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逐个进行剖析，看一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种族的需要，以及它们是因为什么缘由而无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哲学课题上我们是被允许大谈特谈中央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的。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个多种族的民族花费上千年的时间来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时候；又或者当我们目睹一场为了维护甚至是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惊天动地的革命要毁灭过去所有制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些事件都是专横无理的需要所造成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生存往往是备受争议的问题，我们必须对那些心理素质低下的政客们深表惋惜，因为正是这些人毫不在乎这个问题，依然谈论着要毁掉那些古老的制度。这些政客所采取的革命真的会始料不及地成功吗？如果他们真的成功的话，那这一切将会为一场卓有成效的国内战争吹响号角。[4]与此同时，这场国内战争会立即带来一套新的中央集权制，它将会比古老的那一套制度更具专制压迫性。

以上阐述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对大众精神造成深刻影响的并不是制度，而是寻找这种制度的方式。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如美国，它能在民主的制度下达到一种高度的经济繁荣时，我们又不禁想到另外一些几乎是同样行使民主制度的国家，如西班牙人建立的美洲共和国，它们的情况让人觉得心生怜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制度都跟国富民强以及骄奢淫逸没有直接的联系。民族是被他们的精神所牵制，此外，所有的制度都不能塑造出一个民族精神最内在的本质，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借用的外壳，暂时掩盖了民族精神的本质。可以确定的是，血腥残暴的战争以及惊天动地的革命早已轰轰烈烈地进行，并将轰轰烈烈地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它们也会对早已建立的制度、圣人们遗留的瑰宝以及那些超自然力量创造的幸福施加压迫。据说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给群体思想造成的影响是引发群体骚动的原因。然而实际上，并不只是制度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成功留存或者惨遭毁灭的制度，它们本身没有任何德行可言。错觉和文字才是影响人类思维的关键，尤其是文字。文字除了拥有荒诞不经的幻想能力之外，它本身的力量也是强大的。接下来我们会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影响力进行研究探讨。

5.习俗和教育因素

如今，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理念当中，最重要的是有人认为教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类。此外，它还拥有提升人类甚至使他们地位变得平等的特性。教导被屡屡重申是个事实，这个声明使其成为最不可动摇的民主教条之一。正如教会之前对其教条保护有加那样，如今恶语中伤指令也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然而，如果用心理和经历来衡量民主理念的话，那么民主理念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无异于它在其他事物上的表现。许多赫赫有名的哲学家，譬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能轻而易举地阐释教导。他认为教导不会使一个人变得更高尚，或是使他感到更幸福；它也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天性，或是浇灭他与生俱来的激情。然而，如果偶尔发现教导被用来恶性引导群体的话，那它所带来的有害性要比其自身的有用性大得多。统计学家已经为这些观点提供了翔实的证据，我们可以从这些证据中得知，犯罪率的高低与教导的普遍适用成正比，而且它与教导的种类无关。此外，社会中最阴险狡诈的敌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吸纳到各个学派的获奖者门下。然而大名鼎鼎的地方法官阿道夫·古洛特（Adolphe Guillot）最近在其研究中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目前每3000个知识性犯罪分子当中就会有1000个目不识丁的流氓，并且人口的犯罪率在50年内已经上升了133%，也就是说，每十万个居民中就会有552个犯罪分子，这比原来的227多了325个。同时他也指出，他跟同事们一致认为犯罪率在年轻群体中上升得特别显著，这是因为见习期在法国已经被免费义务教育所取代。

我们无法确定，也没有人敢妄下结论，说那些具有良好行为导向的教导会带来非常实用有效的结果，如果这不是就提高道德水平而言，那也至少要提高专业技能。非常遗憾的是，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里，拉丁民族就一直在那些已经漏洞百出的原则上建立自身的教导制度。虽然有最足智多谋的智者如布雷亚（Breal）、库朗热和泰纳等人不断进行研究视察，但是他们也在那可悲的错误里裹足不前。数年前，我在自己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有提到，法国的教育制度让许多曾沦为社会之敌的群体有了不同的命运，此外，它还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形态吸纳了数不胜数的信徒。

这种教育体系的主要危险因素都能在拉丁群体中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它所揭示的一个事实是，这种教育体系首先在基本心理方面上栽了跟头，那就是认为用心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可以提高智力。一旦认可这种观点，群体就会奋尽全力地去汲取各种手册中的知识。因此，一个年轻人在上小学到大学期间，除了用心汲取书本上的知识之外，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自觉能力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施展用武之地。对于这个人来说，教育就是全心全意地背诵知识以及服帖遵从。

作为前任公共教学的部长，朱尔斯·西蒙（Jules Simon）曾写道：“学习课文就要用心地学习其中的语法知识以及纲要，此外还要反复诵读以及模仿——这是一种荒谬至极的教育模式，这种努力的行径跟宗教信仰很相似，它们都是在心照不宣地认可那些德高望重的大师，但这样做只能是贬低自我以及认为自我是软弱无能的。”

如果教育一无是处的话，那一个人很可能在教育的最初阶段就会开始产生厌学的情绪，反而对于以下现象，譬如那些受克洛泰尔一世（Clotaire）的继承者世代奴役的不幸孩子，纽斯特里亚（Neustria）和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之间爆发的冲突（前者是意大利的东北部，后者则是其西北部），他却会油然而生一种怜悯之情。然而，这种制度当中却潜在着一种更为可怕的威胁。它会让那些在制度下安身立命的人们对其生存环境产生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强烈程度则让人们极容易产生逃离现实之感。工人不再愿意整天待在工厂里干活，农民也不再愿意成天待在土地上劳作，而资产阶级里面那些最谦逊的成员认为，除了领取国家薪酬的公务员以外，其他工作都不适合他们的继承者。法国的教育制度只能培养执行公共职能的专才，而无法向社会输送从容面对生活的全才。关于公共职能的执行，它们都是在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导向或者表露些许个人主动性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的。在社会阶梯的底部，这种制度导致了无数无产阶级的诞生，这些贫苦的民众都对社会充满极度不满，并且随时准备发起反抗。然而在社会阶梯的顶端，高高在上的则是一群轻佻骄傲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国家因迷信某种力量而产生自信的这个问题上总是抱有模棱两可的态度，要么是质疑到底，要么是轻易相信。在这种层面上，资产阶级被视为类似上帝的存在，然而，它们也还会被当作是一种永不休止的敌对状态。这种敌对状态往往会在政府颁布政策时设立错误障碍，并且要在干涉当权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将开拓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国家可以通过教科书这种教育模式来大量生产拥有文凭的群体。除此之外，它可以仅仅动用群体里面的一小拨人，而迫使其他人陷于失业的惨况。因此，国家不得不把它所依赖的那一拨人当作米饭帮主，转而把那些失业的大众视为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到底部，从最谦逊有礼的店员到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德高望重的地方行政长官，数量庞大的群体所津津乐道的文凭都与专业有关。当一个商人在殖民地找代理商遇到史无前例的阻碍时，成千上万的候选人都恳求能竞选到这个地区最卑微的官职。仅仅是在塞纳河（Seine）沿边的公寓里，就有两万个男教师和女教师处于失业中。这些人都蔑视那些在土地或者车间里工作的人，而他们自己却向国家领取经济救援金来度日。由于可以领取经济救援金的人是有限的，所以那些无法领取到救援金而心生怨恨的人必定数不胜数。对于后者，无论是谁担任他们的领袖或者他们本身有想要达成的目标，他们随时准备为爆发的革命而战。有人认为获取知识是驱使个体产生这种反抗的情绪的原因，[5]但目前为止，这种判决方式还未得到证明。

如今重返历史显然不切实际。那些一直默默耕耘的优秀民族教育家总会竭尽全力向我们揭示这些错误的真相。教育家们的亲身经历是唯一具有说服力的武器，他们认为那些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教科书以及那些令人憎恶的考试需要被工业化的指令所取代，因为后者是诱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重返土地、车间以及殖民者开设的企业的有力武器，而这种工业化指令则是各个民族的教育家们不惜一切想要努力躲避的事物。

如今，所有想要摆脱愚昧的头脑都需要一种专业教导，而这种专业教导则是先辈们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时至今日，这种专业教导依然活跃在各个民族之间，这些民族都是通过自身意志、主动性以及开拓进取的精神来管理国家。接下来我会在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著作中选出一部分来重新阐述，而伟大的思想家泰纳那些不朽的篇章则是我的不二选择。泰纳曾明确地提出，我们先前的教育体系大概就相当于现在英美国家所推崇的教育体系，它介于拉丁民族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中，是一套能与它们并驾齐驱的优秀教育体系。

也许在紧要的关头，还是会有人继续接纳传统教育的所有缺点，即使它只会培养出愤愤不满的民众。这些人与生活格格不入，他们获得的都是最肤浅的知识，他们以为只要反复记忆教科书上那些确认无误的浩瀚知识就可以提高自身的智力。然而这种做法真的奏效吗？我的天啊，当然不会！现实中，衡量成功的标准是要拥有判断力、丰富经验、自觉主动力以及良好的品行，所有的这些品质都不是靠埋头读书获得的。书籍就像人生的字典，经常翻阅总会受益良多，但是它不会成为人的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一部分。

这种专业教导如何能够超越那些传统教导而后提高群体的智力呢？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已经为这个问题给出了最满意的答案。

泰纳认为思想仅仅会在自然和正常的情况中形成。催生思想萌芽的因素是对感觉产生种种影响的印象，这些印象也许是一个年轻人每天在车间、矿地、法院、书房、建筑者的院子以及医院中获得的，或许是在看到不同的工具、材料以及操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又或者是看到顾客、工人以及劳工这些人的工作有分贵贱的情况下冒出来的。这样说来，那些微不足道的具体感觉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嗅觉获取的，而这一切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现象，它们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获得详细阐述，并在个体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具体化发展。除此之外，这种现象总有一天会向每个个体提示开始着手这种或者那种新的结合体、简化体、经济、改良的方案以及发明。当法国的年轻人正处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们身上所有与创造力有关的宝贵品质都被剥夺掉，结果只能是所有年轻人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同化。他们可能会连续七到八年的时间被关在学校里，这种关闭式的教育令他们无法直接获取人生经历，而这类经历会让他们在洞穿人性和不同事物上有一定的敏感和精确性，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掌握解决事情的不同方法。

……至少法国这些年轻群体中十有八九的人会荒废时间以及行为表现懒惰倦怠，而这些时间却是他们生命中最具活力、重要性以及影响力的时光。首先，这些年轻群体中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花费时间来应对考试，这些人我指的是那些拒绝浪费时间、大获成功、修得学位、赢取学位证明以及证书的人，当然这当中还包括比常人更用功努力的人。他们都被寄予过多的厚望，于是他们都会强迫自己一定要在某一日能够成为群体中的第一把手或者最高管理者，这样一来，他们就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来用。于是，在特定的时间内，这类人在科学的群体中可能会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活化石。然而实际上，这类人的影响力仅仅或者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内起作用，只要过了这个特定的时间，他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太在意了。他们不能再次参加考试了。他们头脑中那些密密麻麻的知识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于是这些知识只会慢慢地流失掉，而这些年轻人在知识流失的过程并没有进补其他的新知识。他们的精神活力正一步步地衰退，其本身的旺盛力也一步步地枯萎，也许他们看上去像是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人，但是他们往往都已经江郎才尽，不可能会再做出更为创新的举动。跟常人一样，他们会在生活中安定下来，然后结婚生子，最后在他们研究的领域里面光荣退休，又或者可能会在不同的领域内按照自己工作的方式来闭门造车，多年之后也许他们会获得无数荣耀，但是除此之外却不会有更多的创新之举。这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教育方式付出的要远远大于收获的。法国在1789年光荣革命之前，其采取的教育制度跟如今英美国家实施的是一样的，这种教育制度虽然跟上面所谈论的是相反的，但是其在教育成果上的付出和收获却是一致的，或许是收获颇丰。

这位赫赫有名的心理学家接着还向我们展示了当今的教育体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教育体系的区别。后者没有像前者那样设立多如牛毛的专才学校。他们具有的指导性都不是通过学习书本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实物学习的过程获得的。例如，培训工程师的地点都是工作车间而非学校，这种方法可以让每个个体充分发挥其自身潜力并会让其智力得到充分发展。如果他智力有限，他就只能是工人或者顶多成为工人的领班；如果他拥有巨大的潜力，那他就会成为一名工程师。比起通过考试来挑选人才，这种培育人才的方式更为民主化以及更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尤其是在年轻人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对其进行这样相关的培训，效果则会更显著。

学生们想要在医院、矿地、工厂以及建筑师或者律师的办公室里稳占一席之地，最开始他们都必须经历学徒期，这个期间是他们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经验的时期。这时候，他们就相当于办公室的法律助理或者是工作室的艺术家。以前，在学生正式开始进行实践活动之前，他们都有机会在一些常见和总结性的指示课程下先做实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准备一个活动大纲来储存他们正式实践过程中观察到的后果。通常情况下，如果他可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来进行各种专业技术课程的实验，那么每次脚踏实地配合各种课程的过程就是他积累实践经验的过程。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学生群体的实践能力跟其智力一样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和发展。除此之外，他们完成未来任务以及满足自身需要的特殊工作上的效率也会大大提升。通过这种教育，英美国家的年轻人可以在不同的状态下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例如，对于一个二十五岁或者年纪更大一点的英美年轻人而言，如果有材料和零件摆在那里，那这个年轻人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工人，他也能做出一点随性的创新之举，因为这时候他不仅是一台机器，他还是一个操纵师。对于教育体系实行完全相反的法国，这个民族的年轻人看上去似乎一代不如一代。

在目睹拉丁教育体系和实践生活需要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的情况下，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做出了以下结论：

在人生三个会得到指导的阶段——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期，学校方面提供的理论性和教育性的预修性知识已经过多了，但是他们还在继续以考试、修学位、拿证书以及获证明的形式继续充斥到年轻人的思想中。从这种角度出发，如果继续以这种糟糕透顶的方式，或者施行人为的反社会管理制度、过度延迟实践性学徒期、采用寄宿体系、人为训练和机械填鸭式教学以及过度操劳的方式来教育年轻人，那么他们根本不需要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快在年纪上就会接近成年人以及自然而然就会拥有他们该有的能力。我们似乎没有考虑这个即将有年轻人加入的真实世界，成年人以为因为他们自己在社会中前进，所以年轻人也会及时提升自我来加快其前进步伐；因为人类原本应该埋头苦干，他们却进行自我保护以及原地踏步，而非不停地装备、武装、培训以及完善自我。一些坚不可摧的常识、勇气以及意志都是不可或缺的品质，这些品质的获取比其他技能更重要，然而因为法国的教育体系，这一切都是该国的年轻人遥不可及的事物。这种教育体系没有让他们找到适合自身的提升方法以及最佳状态，反而让他们都成了不及格的受教育者。因此，当这些年轻人开始进入现实的社会时，他在自身的工作领域上总是接二连三地遭遇挫折，这些挫折可能会是导致他们心灵长时间受到创伤的原因，甚至会使他们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这种教育测试太过苛刻和危险了。这种教育体系的施行过程会让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平衡受到影响，此外，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平衡还会有不能再重建的风险。于是，最猝不及防和不折不扣的幻觉也会随之而来。而这种幻觉造成的影响太大，带来的失望也太明显了。[6]

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最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教育的著作——《海外省》（Outre-Mer），有人认为可以把泰纳的著作跟保罗写《海外省》时所做的观察报告进行一个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对比。保罗对我们的教育进行一番研究之后发现，这种教育体系只能培养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或者无政府主义者，此外，这种体系培养出来的群体还缺乏主动性和意志力——这两类受过文明洗礼的人都是非常危险的群体，他们要么退化成无力的陈词滥调，要么退化为疯狂的破坏能力。”——我想说的是，他也在法国的公立中等学校以及美国的学校作了比较，前者被讽刺为让人走向堕落的工厂，后者则被誉为步入美好生活的必备，但是这种比较不能反映出这两种不同教育体系的国家之间的区别。这个比较结果让我们清楚看到，真正的民主国家和那些只把民主挂在嘴边的虚伪民主国家决不是在思想上存在分歧。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否与之前一直探讨的大众心理无关呢？当然不是。如果我们想要理清群体中今日正萌发但未来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理念和信仰，我们有必要知道给这些理念和信仰施予肥料的土地的模样。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所得到的教导，即其身上体现出来的素质，让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这个国家未来的前景。符合当代人的教育为最阴郁的预知提供了辩护。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思想的提高或者退化都跟教导和教育这两个因素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展示思想是如何受目前推崇的体系影响而发生改变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对麻木不仁和独善其身的大众是如何在空想家和雄辩家的暗示下日益演变为满腹牢骚的群体进行了探讨。如今，课室里面到处可见社会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身影，这种现象所埋下的导火线将为拉丁民族日趋渐进的衰落时代拉开序幕。

[1]　这个命题的新奇性依然值得深思，此外，在不考虑它的情况下历史将会变得不可理解。在我的上本名为《种族进化的心理原理》（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的作品中，我曾经花费四个篇章来详细阐述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会让读者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语言、宗教、艺术这些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存在，或者说文明进程中的每种因素都是不合理的存在，但是它们都可以完整无缺地从一个民族手中传给另一民族。

[2]　泰纳曾经引用过一个报告，该报告非常清晰地陈述了以上观点，它是由一个曾经当过拘泥习俗者的人写就的，作者名为弗朗索瓦（Fourcroy）。

[3]　即使是最进步的美国共和政体也意识到了这个事实。美国一本名为《论坛》（The Forum）的杂志最近明确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以下是我从1894年12月的《论坛》上摘引的：“我们不应该忘却，即使英国的贵族统治遭到激烈的反对，但是英格兰却是当今世上最民主的国家。所有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民众不仅都会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而且每个人还会拥有最广泛的自由。”

[4]　如果对导致法国被分为不同党派的深刻宗教和政治纷争进行对比的话，它们更可能会被归于导致社会问题的原因。此外，法国大革命时期呈现出的分离主义者的趋势也与宗教和政治纷争有关，这种影响效应在法德战争接近尾声时也有所体现。以上现象让我们看到，法国的不同种族之间依然保持着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会让他们极难融合到一起。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了一套有力的中央集权制以及仿制部门制造的那些古老总主教区汇集地，这些算是这场革命最有用的杰作。如果这场革命带来的是如今许多眼光短浅的人一味推崇的地方分权制的话，那么这场革命带来的将是最血腥残暴的无序状态。忽略宗教和政治纷争的话，那就等于忽略能够解释法国历史的缘由。

[5]　与此同时，这种现象并不是拉丁民族的特有现象。有人观察到，中国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中国的国家权力也是掌握在国家官员或者公务员手中，并且这些国家管理者都会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等级制度。法国也是如此，它会在卷帙浩繁中明确设立考试需要背诵的内容，只要能通过这一激烈的竞争角逐，权力自然就会成为囊中之物。如今中国正有千千万万受过教育的个体处于水深火热的失业之中，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国殇。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印度。当年英格兰人挥兵占领印度之后就开始在这个国家开设学校，但当时开设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普及教育，而仅仅为了能对当地的居民发号施令。英格兰人设立的这个措施促使了一个特殊的教育阶层的诞生——印度绅士。印度绅士们也到处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就变为与英国统治者势不两立的敌人。无论这些印度绅士能否找到工作，殖民者统治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降低这些群体的道德标准。我一直在我所著的那本名为《印度的文明历程》（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的书中强调这个事实，而每个到过印度半岛的作家也都意识到这个事实。

[6]　这是泰纳（1894）在《现代的管理制度》（Le Regime moderne）卷二中描述的现象。这卷书中描述到的内容几乎可以算是泰纳的封山之作。大家普遍认为这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漫长生活经历的结晶。很遗憾，我认为那些没有在国外居住经历的大学教授都无法理解这些意味深长的语句。在一定的程度上，教育仅仅是我们驾驭一个民族思想的工具。此外，最让我们心灵黯淡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法国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现今的教育体系是引起腐败快速蔓延的缘由，相反的是，他们认为这是提升年轻人活力的体系，因此没有人会对它嗤之以鼻或者是误解歪曲它。

第二章　影响大众观点的直接因素

1.想象、文字和规则。文字和规则的神奇力量——文字产生的力量往往与文字激发的想象密切相关，但这种力量与文字本身的真实意义不相关联。这些想象与年龄和种族有关，并随着年龄和种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这会导致文字发生磨损的现象，譬如一些常用文字变形后意思会有相当大的变化。当旧事物本身的文字给大众的印象不好之时，人们会因为政治功利而赋予旧事物一个新的名称，从这种程度上讲，文字意义的变化跟种族的喜好有关，也就是说文字的意义会随着种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譬如，“民主”二字在欧洲和美国就有着不同的意义。2.幻觉。幻觉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们跟一切文明的来源息息相关。比起真相，大众往往更喜欢幻觉，这个事实凸显了幻觉存在的社会必然性。3.经历。唯独经历可以长存于大众的头脑中。此时真相成了必然之物，它会毁掉日益危险的幻觉。唯有这种情况反复多次出现，经历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经历的代价是成功劝说大众的必需品。4.理性。理性的影响力在大众身上是无价值之物，因为大众只会被它的无意识情绪所影响。理性在历史上扮演的是一个逻辑的角色，此外，它还是众多荒谬之物的秘密缘由。

我们在上文已探讨过间接和预备因素。这些因素会赋予大众的思维一种特殊的接受能力，此外，它们还会促使思维中特定情绪和理念发展变为现实。如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对事物产生直接影响力的因素。在接下来的这一章里，我们会共同研究这些直接因素要如何施行才能充分发挥自身效应。

在这个报告研究的第一部分，我们探讨了群体的情绪、思想以及推理方式。此外，从这些知识中我们显然可以在大体上推断出一种影响大众思维的方式。我们已经知道影响大众想象力的事物，并且我们也认识了暗示力量的威力以及其导致的效仿性，尤其是那些披着想象力外套出现的暗示力量。然而，由于暗示力量的来源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作用于大众思维的因素也会相应地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力量逐个分开进行探讨。这不会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研究。大众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斯（Sphinx）有着相似之处：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我们有必要站到问题的心理角度或者把自身融入到问题中。

1.想象、文字和规则

当研究大众想象力时，我们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尤其愿意接受那些因想象而产生的印象。这些想象往往都不会是躺在手心的现成之物，但是通过审慎地运用文字和公式，它们都有被激发的可能。这种处理方式带点艺术的味道，它们当中蕴含着稳如泰山的事实，而以前这种神秘的力量都是由懂得戏法的能手施展的。这些能手可以让大众的思维出现最可怕的暴风雨，而后他们又可以让一切都恢复平静。文字和规则的力量可以垒起累累白骨，这白骨叠加起来的程度可能比古老的基奥普斯（Cheops）金字塔还要高得多。

文字产生的力量往往与文字激发的想象密切相关，但这种力量与文字本身的真实意义不相关联。文字最模棱两可的意义有时候却会产生最深远的影响。譬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和自由等词语，它们的意义都非常模糊，因此即使是卷帙浩繁也无法对其下精确的定义。然而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真正的神奇力量是跟那些简短的只言片语相关联的，仿佛它们当中包含了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似的。它们结合了最变化多端的无意识抱负以及希望抱负付诸实现的翘首以待。

理性和讨论也抵不过某些特定的文字和规则。这些文字和规则被一本正经地摆在大众面前，并且很快就能从众人的脸上看出他们愿意对其爱戴有加、俯首称臣。这些文字和规则很多时候都被当作自然力量以及超自然的神力。它们会在人们的思维中激发华丽浮夸但又模糊不清的想象，但恰是这种模糊不清使讨论陷入模棱两可的境地，而这种情况就是它们施展自身的神秘力量的最佳时刻。它们是藏于神龛后的诸神，浑身都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虔诚者只能带着一颗敬畏和颤抖之心跪拜前进。

文字激发的想象跟它本身的实际意义是不相关联的。文字的改变跟年龄和种族有关，换句话说，文字会随着年龄和种族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只有规则岿然不动依然保持一致。某些稍纵即逝的想象跟特定的文字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就像一个电铃，只要按下开关就能把想象召唤出来。

并非所有的文字和规则都有激发想象的能力。然而，虽然某种特定的文字和规则具有这样的威力，但是这种威力会在使用的过程中慢慢地消失殆尽，直到最后再也不能在脑海中唤起一丝的反应。此时，这些文字和规则就会变成有声无义之物，它们生存的意义就是不会让人们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劳精费神。在这个层面上出发，如果我们能够在年轻时多积累一些规则和多学习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苦心思虑生命中那些劳神费时之物，这样一来，生命中就没有什么坎是跨不过的了。

如果研究某种特定的语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语言的组成文字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化是相当缓慢的，然而这些文字激发的想象或者文字本身具有的意义却一直在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另一部作品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一种语言，尤其是一门死亡的语言进行忠实的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我们用法语来翻译拉丁语、希腊语或者梵文的字句时，我们究竟在干什么？又或者当我们努力想要用母语来读懂一本两或三个世纪以前的书籍时，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只是把现代生活赋予我们智力范围内的想象和理念替代古代生活中形成的那些截然不同的绝对概念和想象，而后者往往根深蒂固地留存在各个种族的思想当中，跟前者不一样的是，它们总是能在变化多端的生存环境中安身立命。当法国大革命的民众想象他们的行为是在模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行为时，除了赋予古代文字意义之外，他们当时做的事情当中有多少是后者从来没有做过的？希腊人制定的规则和今日那些指定的相关文字之间有什么相联之处呢？共和政体在当时实际上是贵族制，当时一小批专制独裁者联盟为了稳定统治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能使一大群奴隶居于绝对服从的制度。这些共同的贵族统治都是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如果不存在奴隶制度，这种统治基础很快就会崩塌倒台。

再次回到“自由”这个词上来。当思想自由的可能性不再受到质疑，又或者没有比讨论一个城市的诸神、法律和习俗更为严重以及罕见的犯罪行为时，自由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今时代有着相似的意义呢？如果在雅典或者斯巴达，“祖国”是一种宗教崇拜的狂爱，而非希腊国内各个硝烟四起、刀光剑影的城市，那“祖国”二字对于雅典人或者斯巴达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古代的高卢到处充斥着骁勇好斗的部落和种族，各个部落和种族之间的语言和宗教信仰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古代的高卢人而言，有哪个词语的意思是跟“祖国”一样的呢？除此之外，恺撒究竟在哪个部落或种族中找到同盟者而后轻易地征服整个部落或种族？是罗马人。因为罗马人是通过建立政治和宗教联盟的形式来组建高卢这个国家的。在近代历史上，仅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是否当时的群体在“祖国”这个概念上的认识与现在法国赫赫有名的贵族王子孔德（Conde）的认识一致的？这种概念认识指的是，国内的民族一致抵抗异族入侵者来守卫国家的领土。但是当讲到相同文字的意义时，罗马人对祖国的概念与现代法国保皇党派移民者所持有的概念并非一致，后者认为他们遵照法律的荣耀来抵抗法国的入侵者，而他们认为自己的确在执行法律的义务，因为封建法律束缚着的是贵族诸侯而非封建领地。按这种说法，领地的范围就是祖国的真正领土？

因此，随着时代的不同，文字的意义也发生了无数次变化，而这些变化造成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人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破解了文字的意义，而意义是我们了解文字的唯一途径。事实证明，许多研究报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思考“国王”以及“皇室家族”在我们祖先的眼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关于“国王”和“皇室家族”更加复杂的用语可能会是什么呢？

然而，文字的意义会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这就注定了它们易变和瞬变的特点。此外，当我们想通过群体的方式给大众施加影响力时，我们必须了解特定时期内大众赋予文字的意义，而非大众之前或者是个体在不同心理素质下对文字意义形成的理解。

因此，由于政治剧变或者信仰变迁，此时大众会对由文字激发的想象产生极深的反感。这样一来，雄韬伟略的政治家首先要做的是，在不攻击这些变化事物的情况下改变代表这种事物的文字，这样做是因为事物的内在结构是改变中最棘手的部分。很久以前，明智审慎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经讲过，领事职位和帝国统治的工作大部分都建立在过去的制度上，尤其是那些变换了新名字的旧制度。换句话说，那些会激发大众不悦情绪的文字将会被那些会引发大众新奇思考的文字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taille或者tallage被用来表示租用土地的税收，而gabelle被用来表示盐税，aids则被用来表示间接的供奉以及强化的税收或者在贸易公司、同行协会以及许可证等上的征税。

在这种程度上，政治家最基本的一个职能就是接受大众的考验，或者是接受那些大众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也无法忍受的无关紧要的文字事物。文字力量的强大之处表现在，它们能够替那些最为人憎恶的事物指定合适的名字，让这些事物可以为大众所接受。泰纳曾公正地评论道，文字通过引发自由和繁荣而为人皆知，这也是雅各宾派党人能够“执行一种像达荷美（Dahomey）共和国这样的独裁统治，它设立的法庭跟宗教裁判所很相似，此外它实行的人类大屠杀跟达荷美共和国当年屠杀古墨西哥人的惨象非常相似”。与提倡者的技能相似的是，国家管理者的技能首要的就是科学性地使用文字。掌握这项技能最困难的一点是，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相同的文字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常常表现出不同的意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表面上虽然使用相同的文字，但是他们从来不说同一种语言。

前面所举的例子中，时间尤其被强调为影响文字意义的主要因素。然而，如果我们也把种族视为影响文字意义的因素，那我们将会看到以下现象：在同一时期，虽然不同民族都会受到平等的教导开化，但相同的文字在不同种族之间都会表现为极其不同的理念。因此，如果阅历尚浅，那是绝对不可能理解这些理念之间的区别。此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强调这些理念的不同之处。我应该在不受外界的影响下独自去观察一种现象，这指的是，在不同种族的文字使用当中，群体使用最频繁的文字反而意义差异最大。譬如，如今使用频率最大的文字“民主”和“社会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实际上，“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思维中是完全相反的理念和想象。对于拉丁民族而言，“民主”这个词更多只是表示个人意志和主动性的附属品，而非国家的意志和主动性的附属品。国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充斥着像中央集权制、私有垄断制以及随意捏造事实这样的趋势。对于国家而言，所有的党派如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或者君主主义者都往往毫无例外地呼吁求助。与之相反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以及在美国引人瞩目的这个相同的词“民主”表示的是个人意志的极度发展，跟警察、军队以及外交关系一样，它也完全是国家机器的附属品。这种附属品没有往其他方向发展的趋势，更别提会有群体来共同建造它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同是“民主”这个相同的词，它在一个民族里面是表示个人意志和主动性的附属品以及国家的主要支配力量，但是在另一个民族里面它却表示个人意志和主动性的过度发展以及国家的完全附属品。[1]

2.幻想

自文明开端以来，大众一直受到幻想的影响。他们为幻想创造者建筑的庙宇、雕像和祭坛比他们为任何阶级的人建的都要多。不管是过去的宗教幻想还是现在的哲学幻想和社会幻想，这些强大的主宰力量总是出现于所有在这地球上相继繁荣的文明伊始。正是在它们的名义之下，才有了迦勒底（Chaldea）和埃及的庙宇，中世纪宏大的宗教建筑物以及百年前一场震惊整个欧洲的大动乱，而我们在政治、艺术和社会方面的概念无一免于它们强大的影响。有时，人们以可怕的骚乱为代价，推翻了它们，但也似乎永远注定要再次把它们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就不可能脱离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就会很快地倒退回去。毫无疑问，它们只是无用而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深受这些梦想影响的人曾经推动各个民族创造了在艺术里可称之为辉煌，在文明里可称之为伟大的事物。

如果一个人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被摧毁，如果一个人在教堂前的石板上、在所有受宗教启发的艺术作品和丰碑前倒下，那么人类的伟大梦想又只剩下什么呢？神、英雄和诗人存在的原因，就是为了给予人类他们生存所需的那部分希望和幻觉。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科学似乎承担了这个责任。但是科学的内心一直在妥协，同时又渴望着理想，因为它不敢慷慨许诺，因为它不能说谎。[2]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热忱地致力于摧毁我们先人长久以来坚信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通过摧毁的方式，他们使希望和顺从的源泉都干涸了。在被焚毁的幻想背后，他们遇到无声的无法抵挡的自然力；这些自然力不会因软弱而改变，也不怜悯他人。

尽管取得了进步，哲学仍无法给大众提供任何可以吸引他们的理想；但是，由于他们不惜一切也要拥有幻想，他们本能地向那些能够回应他们需求的雄辩家求助，这种本能就像昆虫寻找光一样。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主要因素一直都是错误，而不是真理。大众从不渴求真理。他们避开不合自己喜好的证据，如果错误施展引诱的话，他们更愿意去崇拜错误。任何一个能够给予他们幻想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主宰他们；任何一个想要破坏他们幻想的人都只会是他们的牺牲品。[3]

3.经验

经验被视为几乎是唯一能让真理牢牢地扎根在大众头脑里的有效方法，幻想则发展到破坏起来过于危险的地步。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大量地产生经验并极其频繁地加以重复。通常对下一代人来说，一代人经历的经验没有什么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以论证为目的而被引用的史实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他们唯一的效用是去证明经验需要被世世代代重复到什么程度才能产生任何影响，或者仅仅是成功地动摇一个已经在大众头脑里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

对于我们这一世纪和上一世纪，历史学家们无疑会指出，这是一个好奇实践的时代，在其他任何时代里都没有如此多次实践尝试。

这些实践中最大的一次是法国大革命。为了明白社会不必按照纯粹理性的规定从头到脚地改造一番，数百万人被屠杀以及欧洲被严重地扰乱长达二十年都是必须的。为了用实验方法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使尊敬他的民族灭亡，在五十年里进行了两个破坏性实验。尽管实验十分清晰，但似乎并不足够令人信服。然而，第一个的代价是三百万条人命和一次入侵，第二个包括了领土损失以及随后带来常驻军的必要性。第三个在不久前就差点实验了，并肯定会在将来某天实验的。为了让整个民族承认庞大的德国军团不是，如同三十年前普遍宣称的一种无害国民警卫队，这场骇人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势在必行。为了让人们认识到采用军队的民族终将被其所毁，需要至少二十年的灾难性实验。这些例子也许会被无限期地增加。

4.理性

在列举能够在大众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时，所有提及理性的内容也许都会被免去，如果不是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影响的话。

我们已经证明大众不受理性辩论影响，且只能理解不同想法的粗略关系。因此，知道如何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们总是感染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他们的理智。逻辑的法则对大众不起作用。[4]要使大众深信不疑，首先必须彻底理解他们受何种情绪驱使，假装深有同感，然后通过唤起这些情绪，或者通过初步的关联，或是一些暗示性特别强的观念来改变他们；必要的话，要能够回到一开始所用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都能够发现自身演讲时产生怎样的情感。演讲时必须不断地改变措辞使其与当时演讲的效果一致，这种必要性从一开始就杜绝了事先备好效果十足的长篇大论这种可能。在这种演说中，演说家按照自己的思路演说，而不是听众的思路，单从这个事实看来，他的演说效果就完全消失了。

逻辑严密的头脑，习惯于信服一连串多少有点紧密的推理，在面对大众演说时却不能避免求助于这种说服方式，论据之无力常常使他们自己感到惊讶。一位逻辑学家这样写道：“一般的数学结果——建立在三段论上，也就是基于个体的关联——是十分紧迫的……”这种紧迫性会迫使甚至是无生命的物质同意，如果它能够紧跟个体之间的关联的话。这无疑是真的，但在紧跟这些关联，甚至是理解这些关联方面，大众都不比无生命的物质强。如果尝试通过与简单的头脑——比如野蛮人或者孩子——理论来使人信服，我们就能够明白这种争论方式所拥有的价值是多么微小。

当理性争论不得不与情感抗争时，我们甚至不需要降低到原始人那么低的水平就能深刻体会到理性争论的软弱无力。就让我们回想一下，长达几个世纪以来，宗教迷信如何固执地与最简单的逻辑相抵触。在将近两千年里，最闪耀杰出的人才都已经屈服于他们的法律。就为了质疑他们的正确性，我们必须进入现代社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有着许许多多的启蒙智者，但无一人通过向一位教徒阐述其宗教迷信幼稚的一面而成名，也无一人对恶魔的罪行或焚烧巫师的必要性发表哪怕是一丁点的疑问。

我们应该为大众从未被理性引导而感到遗憾吗？我们不会冒险地加以肯定。毋庸置疑，如果是靠幻想所带来的激情和大胆，人类的理性不可能在文明的道路上有效地鼓舞人性。我们被无意识的力量所引导，而这些幻想作为那些力量的产物，无疑是必要的。每一个种族在其的精神宪章中都带有其种族命运的法则，也许，它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去服从这些法则，即使是在某些法则看起来显然无理至极的情况下也照样服从。有时看来，似乎是民族服从于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类似于那些迫使橡子将自身转变成为橡树或者使彗星沿着轨道运行的力量。

我们对这些力量仅有的一点了解，必须在一个民族的普遍发展历程中而不是在独立事件中被发掘。民族发展从这些事件中偶尔出现，向前发展。就这些事件本身而言，历史是一系列奇妙的机遇形成的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加利利（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一位木匠竟然成了两千年来无所不能的上帝，且以上帝的名义在加加利建立了最重要的文明。同样奇异的是，从沙漠出现的几伙阿拉伯人竟然征服了古希腊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建立起一个比亚历山大时期更大的帝国。让人再次感到离奇的是，在欧洲发展晚期，全欧洲的政府机构都被系统地按等级排列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炮兵中尉竟然成功地统治了众多的民族和国王。

那么，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们，不要过于坚持用理性去干涉统治。情感是所有文明的源泉，比如荣誉，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和对荣耀的热爱等。他们创造不是靠理性，而更多的是摈弃理性。

[1]　我在自己所著的作品《民族进化的心理原理》中详细地强调了拉丁民族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上存在的区别。在饱经沧桑后，保罗·布尔歇在他最近写就的作品《海外省》中独立地提出了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跟我作品中提出的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2]　丹尼尔·莱舒尔（Daniel Lesueur）语。

[3]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观点由那些不同事物的粗略关联形成，这正是我前面解释过的机制。那个时期的法国国民警卫队由性格温和的店主们组成，完全缺少纪律。任何名字相似的事物都让人想起相同的概念，这样的结果被认为是无害的。在当时，大众及其领袖经常有着同样的错误，比如在涉及普遍规律的观点时，这种情况就经常发生。梯也尔（Thiers）先生，一个经常追随大众观点却从未将其超越的政治家，在1867年12月31日的众议院上发表了演说，其内容也被引用于奥利维耶（E. Ollivier）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在演说中宣称，除了一支与法国常规军规模相当的常规军之外，普鲁士只有一支与法国类似的国民警卫队，因此不具有重要性；这种声明与该政治家就铁路无关紧要的未来所作出的预测一样准确。

[4]　关于打动大众和在这一点上感动源于逻辑规则的微小帮助，我得到的观察结果可以往回追溯到围攻巴黎的时候，直至我看到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卢浮宫。当时，统治者第五元帅正坐在卢浮宫内，一群愤怒的民众声称他们在实施防御工事的计划时，无意中发现元帅把他们出卖给普鲁士人。某位政府官员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他走出来对着民众发表激昂的演说，强烈要求立刻给罪犯执行死刑。我本来还期望那个演说家会指出这种指控有多么荒谬，考虑到被控告的元帅很明显是建筑防御工事的人之一，此外，工事的平面图在各个书店里都随处可售。让我无比震惊的是——当时我还十分年轻——那次演说方式很不一样。“正义会得以伸张，”那个演说家喊道，他朝着罪犯走去，“而且正义是冷酷无情的。让国防部来决定对你的调查。在此期间，我们会把罪犯羁押起来。”民众立马就被这显然是让步的举措平息了下来，人群散开了，一刻钟后元帅得以回家。年少的我认为逻辑论证才有说服力，但如果那个演说家给愤怒的民众讲逻辑论证的话，元帅肯定是要被人撕成碎片的。

第三章　大众的领导者以及他们的劝说方式

1.大众的领导者。组成大众的所有人本能地需要服从领导——大众领导的心理学——单是他们本身就能赋予大众信仰并组织他们——领导者强行专制——领导者的不同类别——意志发挥的作用。2.领导者的行动方式。主张，重复，传染——不同因素各自的作用——传染在社会里自下而上地扩散时可能通过的方式——流行的观点很快就会变成大众的观点。3.声望。声望的定义及其不同的种类的区分——获取的声望和个人的声望——各种各样的例子——声望被毁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大众的精神宪章，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动机能在他们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剩下需要调查的是如何能够激发这些动机，还有谁能把它们有用地转化成实践。

1.大众的领导者

一定数量的生物一旦聚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他们都本能地将自己置于首领的统治之下。

如果是人群的话，首领通常只是一个头目或者煽动者，但以这种身份，他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的意志是大众观点围绕以及达成一致的核心。他是构成多元大众组织的第一要素，为他们的教派组织铺平道路，同时引导他们。大众是一群奴性的人，他们不能没有主人。

很多时候，领导一开始都是被领导的人之一。他让自己着迷于这个想法，并自此成为它的信徒。这种想法深深地占据了他，以至于除此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再存在；对他来说，任何反对的观点都是错误或者迷信。举一个恰当的例子，罗伯斯庇尔非常着迷于卢梭的哲学理念，且使用宗教法庭的方式来传播这些理念。

我们谈论的领导者更多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没有远见卓识的天赋，他们也不能拥有这种天赋，因为这种才能通常都会招致怀疑和不作为。他们是从那群病态紧张、容易激动、半疯半癫、几近疯狂的人里被特意挑选出来的。不管他们支持的想法或者追求的目标有多么荒谬，他们都深深地坚定自己的信念，所有的争论都对他们不起作用。轻蔑和迫害都影响不了他们，或者说只会更加刺激他们。他们牺牲自己的个人爱好，家庭——所有的一切。他们完全失去了自卫的本能，以至于他们乞求的唯一回报往往就是殉难。他们强烈的信仰给言语带来强大的暗示力量。群众总是乐于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这种人也懂得如何使自己被群众接受。群聚的人丧失所有意志力，本能地求助于拥有他们所欠缺的品质的人。

民族从来不缺领导者，但决不是所有领导者都受到这些适合信徒的强烈信仰所驱使。这些领导者通常是狡猾的雄辩家，寻找的只是个人利益，凭着阿谀奉承的本能去竭力说服他人。他们靠这种方法产生的影响也许会很大，但通常是短暂的。有着热诚信仰且打动大众内心的人，比如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s）、路德（Luthers）、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s），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他们首先对某一信念着迷不已，其后只是发挥了他们自己的吸引力罢了。然后他们就足以唤醒同胞们内心那被称为信仰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一个人彻底成为理想的奴隶。

信仰的出现——不管是宗教，政治还是社会信仰，不管是对某一作品，某一个人，还是某一个想法的信仰——一直都是大众伟大领导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影响总是非常大。任由人类自由支配的全部力量中，信仰一直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福音书恰如其分地把移山之力归功于这种力量。赋予一个人信仰就是将他的力量乘以10倍。历史上的大事件曾由一些鲜为人知的信徒引起，他们除了信仰以外的优势不多。建立动摇整个世界的伟大宗教和横跨东西半球的宏大帝国，不是靠学者或哲学家的帮助，更不是靠怀疑论者的帮助。

然而在刚刚引用的例子里，我们讨论的是伟大的领导者。这种人数量极少，在历史上屈指可数。他们构成一个连续系列的顶端，这个系列从这些强大的善于主宰的人延伸至旅店里的工人。工人在烟雾弥漫的旅店里不停地给同伴们的耳朵灌输一些专有名词，慢慢地激起他们的兴趣。尽管他自己也并不理解这些词语有何用意，但在他看来，这些概念的实践肯定会让所有梦想和希望都成真。

在每一个社会圈子里，从最高到最低，一个人只要结束其孤立状态，就会快速地受到领导者的影响。大部分人，特别是身处人群之中时，都对任何自己专长以外的事物没有清晰合理的认知。领导者充当了他们的向导。他有可能被杂志期刊所取代，尽管这事发生的效率很低。这些期刊为读者们制造舆论，供以现成的措词，免去他们思考的麻烦。

大众的领导者行使极度专制的权力，事实上这种专制主义是他们获得追随者的必要条件。人们常说他们就算不用任何支撑权力的方法，也能轻而易举地在工人阶级里最骚动不安的那群人那里强行让工人顺从。他们规定工作时长和工资高低，决定罢工与否。其实，在他们掌权之时，罢工就开始又结束了。

现如今这些领导者和煽动者越来越倾向于篡夺政府机构里的职位，视后者允许自身被质疑和被夺权的程度而定。这些新任当权者的暴政带来的结果是，大众比在任何时期的统治下都更加温顺地服从他们。如果由于这个或那个意外的缘故，领导者不得不离开的话，大众就会回复到原来那个无凝聚力也无抵抗力的集体状态。在巴黎公交工作人员上一次罢工时，逮捕那两个指挥的带头者就足以让事情立刻平息下去了。一直以来，在大众心中最重要的需求是奴役而不是自由。他们如此热衷于服从，以至于本能地向任何一个自称是他们主人的人屈服。

这些头目和煽动者可以分成两个泾渭分明的等级。一种是精力充沛，只有偶尔才具备富裕意志力的人；另一种人比前者更加稀有，他们的意志力持久过人。首先被提到的那种人勇敢无畏而又暴力。在指挥突然决定的暴力计划，不顾危险带领大众，以及将昨天的新兵转变成今天的英雄这些方面他们都特别能干。这类人有法兰西第一帝国（the First Empire）时期的内伊（Ney）和缪拉（Murat），我们这个时代的加里波第（Garibaldi）。加里波第是一个没什么天赋但充满活力的探险家，他与其他几个人一起成功地找到了那不勒斯的古国，虽然有人反驳说古国是由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发现的。

尽管这一类领导者的精力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也只是暂时的，几乎不比使其发挥作用的刺激因素长久。当他们回到普通的生活时，被这些精力驱使的英雄，正如我刚刚引述的那些人一样，往往会显露出其性格上惊人的弱点。即使是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他们也似乎无法审慎思考或者表现良好，尽管他们曾经领导过别人。这种领导者不能发挥自身作用，除非他们自己被领导并被不断地刺激，或者他们总有某个人或某个想法作为指明灯，或者他们遵循一套清晰可寻的行为准则。第二类领导者是有着持久意志力的人。尽管他们的形势稍逊，但他们有更加可观的影响力。在这一类人中可以找到宗教以及伟大事业的真正创始者，比如：圣保罗（St. Paul）、穆罕默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斐迪南·德·雷赛布（de Lesseps）。不管他们是聪明还是心胸狭隘都不重要：这个世界属于他们。他们持久不懈的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而又有着无穷力量的能力，使一切事物都为之折服。一种强大又持久的意志所具备的能力不是永远都能被给予恰当重视的。没有事物能够抵挡它，无论是自然、神还是人。

近期的一个例子向我们说明了什么事物能受到强大持久的意志影响，这个例子是由那个功名显赫的人提供的，他隔开东西方世界，完成了一项三千年来最伟大的君主们都徒劳无功的任务。他随后在同一伟业中失败，又进入老年。而老年，是所有事物，包括意志都会向它屈服的。

当我们渴望展示纯粹的意志力能做出什么的时候，只需要详细地叙述有关开采苏伊士运河时必须克服的种种磨难的历史。见证者卡扎利（Cazalis）医生，在短短几行惊人的诗句中概括了这项伟大工程的整个故事。这个故事因其不朽的作者而流传。

日复一日，他讲述着一段又一段关于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道，自己当时不得不去征服，化不可能为可能，他遭遇过反对派和反对他的联盟，但失望、挫折，即使是失败也无法使他感到气馁和绝望。他回想英格兰与他战斗时，不停地攻击他；埃及和法国怎样地犹豫不决，那个法国领事在工程初期是怎样成为他的首个反对者，还有他遇到的反对派是什么样的本质，拒绝给他的工人提供新鲜水源以试图让他们因口渴而停工；海军陆战队部长和工程师们都是经验丰富又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他们是怎样怀着天生的敌意，在科学的基础上断定灾难近在咫尺并计算了它什么时候到达，就像预言日蚀一样给它预算了时间，就在某一日的某个时刻。

那本叙述了这些伟大领袖的人生经历的书不会包含大量名字，但这些名字已经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领导者的行动方式：主张、重复、传染

短时间内要想煽动大众的话，就引诱他们顺从自己的天性行事——比如去掠夺宫殿，为保卫要塞或街垒而死——要对大众起作用必须快速提出建议，最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举例子。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让大众在某个环境中耳濡目染，精神上有所准备。最重要的是，任何想要致力于此的人必须具备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品质，对此我称之为声望。

但是，提议向大众的头脑灌输思想和信仰时——比如现代社会学说——领导者们求助于不同的应急方法。主要的方法有三种，而且界定清晰——主张、重复、传染。它们的行动稍慢，但效果一经产生，就会非常持久。

纯粹的主张，免于所有推理论证和证据，是让思想进入大众头脑里最可靠的方式之一。主张越简明扼要，证据和论证出现的机会就越少，承载的分量也越大。古往今来的宗教读本和法典往往都采用简单的主张。被号召起来为政治理想辩护的政治家和通过广告推动产品销量的商人都熟知主张的价值。

然而，主张如果没有被不断重复的话就没有任何实际影响，而且要尽可能使用相同的措词。我想，拿破仑（Napoleon）说过这样的话：极度重要的修辞手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主张的思想通过重复到最后作为已证的真理而被接受，这种方式使主张牢固地存在于人们脑海当中。

在看到这种力量对最为开明的头脑施加影响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重复对大众的影响了。这种力量是由于重复的声明最终被嵌入了形成我们行为动机的潜意识最深处。到最后某个时刻，我们已经忘了这重复的声明由何人发起，对其予以信任告终。广告的惊人力量正源于这种情况。我们阅读了一千遍关于某人的面粉为最著名之人治愈了最顽固的疾病这个故事，最终在自己遭受类似病痛折磨的时候也对此跃跃欲试。如果我们经常从同一份报纸上了解到，A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B是最为正直的人，我们最后也会相信这是真相。除非我们习惯于阅读另外一份有着相反观点的报纸，里面对两人的描述颠倒过来了。主张和重复，二者本身都强大到足以抗衡彼此。

当一个主张被充分地重复之后，重复之内就存在着一种一致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某些有名且富裕到足以支付任何广告的经济企业中——于是形成了一股思潮，传染的强大机制也介入其中。思想、情感、情绪和信仰对大众有着如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染能力。这种现象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据观察，动物群居时亦是如此。假如马厩里有一匹马养成啃咬马槽的习惯，同一马厩里的另一匹马也会效仿。几只绵羊所感到的恐惧也会迅速蔓延到整个羊群。当人聚集在人群中时，所有情绪都会快速传染，这就是为什么恐慌突如其来的原因。大脑错乱，比如癫狂，本身也带有传染性。在专门治疗疯狂病人的医生中，癫狂的发病率之高可谓臭名昭著。诚然，最近有不同形式的癫狂被提出——例如广场恐惧症——可以从人传染到动物身上。

屈服于思想传染的个体，并非必须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出现。事件给所有人提供了个人倾向和大众独有的特性，在其影响之下，传染的行动在远距离也能被感受到。特别是当那些关系疏远的因素已经为人们的头脑做好准备，让他们去经受仍有疑问的影响时，情况尤为如此。对于这些因素，我在前面已经研究过一番。一个合适的例子就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在巴黎爆发之后，革命运动迅速地蔓延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动摇了若干王权。

在社会现象中，不计其数的影响力都归功于模仿。模仿，实际上只是传染的效果。在别处展示过它的影响之后，我应该让自己专注于复述十五年前就此主题说过的话。自那时起，我的言论在其他作家最近的出版物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人类就像动物一样，天生有着一种模仿的倾向。倘若模仿一直都相当容易的话，它对于人类来说必不可少。正是这种必要性才使得所谓的潮流影响力如此巨大。不管是在观点，思想，文学表现或者只是服装，有多少人有勇气去逆反潮流呢？引导大众的是实例，不是论证。在每个时期都有一小部分人对其余的人产生影响，被无意识的大众所模仿。但这些人不应该与广为人们接受的思想有着过于明显的不一致，这点非常重要。倘若他们果真如此，对他们的模仿就会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会降至为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自身时代的人通常对那个时代毫无影响。分割线的标志十分明显。出于同样的道理，尽管欧洲文明有着极大的优势，它对东方人的影响却极其微不足道，二者差异太大。

从长远来看，过去和相互模仿的双重作用使得同个国家同一时期的所有人变得如此相似。即使是那些似乎注定要逃脱这双重影响的个体也不例外，比如哲学家，博学之人，学者，思想和风格都有相近的神态，使得他们隶属的这个时代能够被立刻辨认出来。为了获知一个人阅读何书，就职何业，身居何处，与之长谈是没有必要的。[1]

传染十分强大，它强加在个人身上的不只是某些观点，还有某些情感模式。传染是轻蔑的起因，某些工作在某个特定阶段为人所不齿——也许这里会用到《唐怀瑟》（Tannhauser）的例子——在几年后因同样的理由而受到那些最先批评他们的人赞美。

专门传播大众观点和信仰的方式从来都不是论证，而是传染。如今在工人阶层里普遍流行的概念是从酒馆里获取的，是由于主张、重复和传染导致的结果。确实，创造大众信仰的模式在每个时代都几乎如出一辙。勒南（Renan）在基督教的创始人和“在一个又一个酒馆里传播思想的社会主义工人”两者之间建立了公正的比较；而关于基督教，伏尔泰（Voltaire）评论道“在一百多年来，它仅仅为最卑劣的乌合之众所拥护”。

我们会注意到，在类似于我刚才的引用的情况下，传染在大众阶级中发挥作用之后，已经扩散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一个被民众采用的观点，最后往往都在最高的社会阶层对其自身植入极大的活力，不管这个获得成功的观点是多么显而易见地荒谬。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反应让人愈发好奇，因为大众的信仰通常都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源自于某个更高的理念，而这个理念通常在它被逐渐形成的环境里毫无影响力。领导者和煽动者，被这个更高的理念征服之后，紧紧地抓住它，扭曲它，创造一个将其再度扭曲的教派，然后在群众之间传播，由群众进一步继续这种扭曲变形的过程。变成一个广为流传的真理之后，这个理念可以说是回到它的根源，对一个国家的上层阶级产生影响。从长远来看，智慧塑造了世界的命运，但其方式极为迂回。在这些逐步形成思想理念的哲学家们早已回归尘土之时，作为我刚才描述的过程的结果，他们思考的成果最终大获全胜。

3.声望

强权喜爱由主张、重复和传染传播的思想，因为它们适时地获得那股被称之为声望的神秘力量。

曾经统治过这个世界的，不管是思想还是人，基本上都依靠过“声望”一词所表达的不可抗力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这个词的意思尽人皆知，但由于使用时的各种方式过于不同以至于难以定义。声望可能包含例如敬佩或恐惧的情绪。有时候，即使这些情绪是它的基础，没有了它们，它也还是能够极好地存在着。最大程度的声望来自于死人，众生，即我们不畏惧的人——比如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佛祖。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并不敬佩的虚构人物——例如印度地下寺庙里骇人的众神——但他们震撼了我们，因为他们就像天生就被赋予巨大的声望一样。

声望的实质是个体、作品或者想法对我们大脑施加影响的一种控制。这种控制完全麻痹掉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的内心充满惊奇和敬意。正如所有情绪一样，被激发的情绪无法解释，但它看起来像是与魅力无异。一个被魅力所吸引的人会屈从于它。声望是所有权威的主要部分。不管是神，国王还是女人都不曾在缺少它的情况下统治。

不同种类的声望可以被归类到主要两组：获取的声望和个人声望。获取的声望起源于名誉、财富和名声，它有可能独立于个人声望。相反，个人声望基本上属于个体特有；它也许和名声、荣誉和财富同时存在，或被它们巩固，但完全能够在缺少它们的时候存在。

获取的或者人为的声望最为常见。单是一个人占据着某个职位，拥有一定财富或者某些头衔这个事实就赋予了他声望，不管他的个人价值多小。穿着制服的士兵，穿着黑袍的法官，往往享有声望。帕斯卡（Pascal）曾经非常恰当地写下黑袍和假发对法官的必要性。没有了它们，法官就会被夺去一半的权威。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看到王子或侯爵的时候总会多少被打动；有了这类头衔的掩护，打劫商人十分容易。[2]

我方才谈到的声望是由人们来运用的，与之并肩齐驱的是由观点、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等事物所运用的声望。后者的声望通常只是重复积累的结果。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这些只不过是同一评价的重复。没有人努力去核实其内容，每个人最后都只是重复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东西，直到出现无人敢去胡乱摆弄的名词和事物。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熟读荷马（Homer）无可争辩地导致极度的无聊，但谁会冒险说出这样的话呢？现在的帕特农神殿（Parthenon）是一片废墟，完全没有吸引力。但它被赋予了如此巨大的声望，使得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现状，而是带着所有伴随它的历史记忆。大众和个人总是迫切地需要关于所有主题的现成观点。这些观点的普及独立于如何衡量它们所包含的对或错，而且只受它们的声望规定。

我现在来谈一下个人声望。它的本质和人为或者获取的声望十分不同，关于后者我在前面已有涉及。个人声望是一种不受任何头衔和权威约束的能力，由少数人支配。它使这一小部分人能够对周围的人施展一种真正有吸引力的魅力，尽管他们社会地位平等且这些人缺乏一切寻常的支配方法。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就像野兽的驯服者被那只可以轻易把他吞下的动物所服从一样。

大众的伟大领导，比如佛祖、耶稣、穆罕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拥有这种形式的声望，且程度很高。他们获得的地位尤其归功于这项天赋。神、英雄和教条在他们自己内部力量的世界里奋力前进。

我刚才列举的大人物们在他们出名之前就拥有魅力的力量，如果没有了它，他们也绝对不会变成如此。比如，拿破仑很明显在荣耀的顶端因其权势而享有无穷的声望，但他在无权无势、默默无闻之时就已经被赋予了一部分这种声望。多亏有影响力的保护，当他还是鲜为人知的将军时被派去指挥意大利军队，他发现自己身处粗野的将军之中，他们一致要给这个督政府派来的年轻入侵者举办一场充满敌意的接待会。从最初，从第一次会面开始，在没有借助于语言、手势或威胁恐吓的情况下，他们一看到这个注定会变得伟大的人，就被征服了。这次会面取自那个时代的回忆录，泰纳（Taine）对此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描述：

师级将军中，奥热罗（Augereau）是个粗犷英勇的流氓之辈，他为自己的身高和勇气而自豪。这些将军来到营地的住所，对这个从巴黎被派到他们这里来的自命不凡的小矮子怀揣恶劣的态度。基于别人向他们提供的描述，奥热罗有意表现得傲慢无礼，不听服从；有一位最受巴勒斯（Barras）喜爱的将军，他的名誉地位来自葡月（Vendemiaire）事件，军衔是靠打巷战得来的。人们把他看作熊一样的人物，因为他总是独自思考，没什么见地，并且有着数学家和空想家的称誉。他们被引见，而波拿巴（Bonaparte，拿破仑·波拿巴）让他们候着。最后他出现了，带着剑；他戴上帽子，解释他已经采取的措施，下达命令，然后解散他们。奥热罗一直保持安静；只有当他到了外面时，他才恢复一贯的沉着，才能吐出他往常的咒骂。他向马塞纳（Massena）坦言，这个小恶魔将军让他肃然起敬，他不能理解自己最初满满的优越感为何物。

成为一个伟人之后，他的声望随着荣誉增长，最终在那些投身于他的人眼中至少达到了神的高度。旺达姆（Vandamme）将军是大革命中一个典型的粗暴士兵，比奥热罗更加野蛮和精力充沛。1815年，他和阿纳诺元帅（Marshal d'Arnano）谈及拿破仑，因为他们曾经一道爬上杜伊勒里宫的楼梯：“那个恶魔对我施加的魔力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解释，其程度之深以至于我在他面前随时都要像个孩子一样颤抖，即使我不畏惧上帝或魔鬼。而且他能迫使我穿过针眼，把自己投入火海。”

拿破仑对每个接触到他的人都施与同样的魔力。[3]谈及马雷（Maret）和他自己的忠诚时，达乌（Davoust）过去常说：“如果皇帝曾经对我们说，‘为了我的政策利益，巴黎必须在没有一个人离开或逃出的情况下被摧毁，这点非常重要。’”我相信马雷本该会保守秘密，但他务必使家人离开那座城市，不可能不使自己受到怀疑。另一方面，因为担心真相泄露，我会让我的妻子儿女留下来。”

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命令的魔力所产生的惊人力量，才能理解拿破仑从厄尔巴岛（Elba）回到法国的壮举，以及他是如何独自面对一个也许已疲于暴政的大国的一切有组织兵力，对法国发动的闪电式征服。那些被派来攻击他的将军们发过誓要完成使命，然而他只是瞥了他们一眼，所有人二话不说都屈服了。

英格兰将军沃尔斯利（Wolseley）写道：“拿破仑几乎是孤身一人来到法国。小小的厄尔巴岛是他的王国，他从那里逃了出来，在数周内成功地扰乱了法国内合法君主统治下一切有组织的官方机构，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一个人的个人优势有可能以一种更加惊人的方式来肯定自身吗？这是他最后一战，但从这场战役的开始到结束，他在同盟国那里发挥的个人优势是那么卓越非凡，迫使他们去追随他的倡议，他曾经那么接近征服他们！”

他的声望比其寿命更加长久，持续增长。正是他的声望使他那名不见经传的侄子成了皇帝。我们可以从如今他的传奇正在复兴这点看出，他的回忆仍然有多么强大。随意虐待他人，屠杀数以百万的人，成为一次又一次入侵的起因——如果你拥有的声望达到了足够的程度，也有支撑声望所需的才能，那么所有事情都会被允许。

无疑，我在这种情况下援引了一个相当异乎寻常的例子，但引用这个例子有利于解释清楚伟大宗教、学说和皇帝的诞生。如果不是因为声望作用在大众身上的力量，这种增长就会让人无法理解。

然而，声望不仅仅以个人优势、军事荣誉和宗教恐怖作为基础；它的起源也许更小，但仍然相当重要。我们这一世纪提供了好几个例子。世世代代子孙会回想起来的突出例子之一就会是这个名人的历史，他分割两个大陆，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国家之间的商业关系。他在事业上获得的成功缘自他无穷的意志力，也缘自他作用于身边人的魔力。他只要展示一下自己，就能克服他所遇到的一致反对。他会简要地发言，而面对他发挥的魅力，他的反对者变成了他的朋友。英国人尤其奋力地反对他的计划；他只需要到英格兰露一下面就能召集所有投票。当他晚年经过南安普敦（Southampton）时，人们为他敲响了钟声；如今在英格兰进行的一场运动，是为了塑造一座纪念他的雕像。

“可以征服的他都征服了，人和物、沼泽、岩石和沙漠。”他已经不相信障碍的存在了，并想再次在巴拿马那里开采苏伊士运河。他再次采用和以前一样的方式，但他已经老了，而且，过于崇高的移山信念移不了山。大山表示了抵抗，随后的灾难也毁掉了包裹着这个英雄的闪闪发光的荣誉光环。他的人生讲述了声望是如何能够发展和消失的。在伟大方面媲美历史上最有名的英雄们之后，他被自己国内的地方法官们降至最卑鄙的罪犯一类。当他死去时，他的灵柩穿过一群漠不关心的民众，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唯有别国的君主们在向他的回忆致以敬意，如同向历史熟知的最伟大之人的回忆致敬一样。[4]

尽管如此，上述引用的不同例子都是代表极端情况。为了具体地确定有关声望的心理，有必要把它们放在一系列例子的极端。这个系列的范围从宗教和帝国的创始者延伸至努力用新外套或新饰品来让邻居对自己赞叹不已的个人。

在这个系列的两个极端之内，我们可以发现声望的所有形式由组成文明的不同因素造成——科学、艺术和文学等——我们可以看到声望被视为说服的基本因素。自觉与否，生命个体、想法或者拥有声望的事物由于传染的缘故而被迅速模仿，迫使整一代人去接受某些情感模式和某些表达思想的模式。此外，这种模仿通常是无意识的，这就解释了它的完美之处。现代画家照搬某些原始人绘画时使用的暗淡颜色和呆板态度，几乎意识不到他们灵感的来源，他们相信自己的真实。然而，如果一位杰出的大师没有使这种形式的艺术复活，那么人们就会仍旧只看到它的幼稚和劣质，对其余一切熟视无睹。那些效仿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们在画布上布满紫罗兰阴影，在实际上所看到的紫罗兰不比五十年前发现得多；但他们“受到暗示”，对某位画家持有的个人和特殊印象影响了他们，而这个画家尽管有这种古怪行为，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关于文明的所有因素，一些简单的例子也许会被提出来。

从前面可以看出，声望的诞生中涉及许多因素，其中成功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迫使自身被认可的每个成功人士和想法，根据事实，不再被提出质疑。成功是声望主要踏脚石之一的证据是，成功消失后，声望几乎也都会跟着消失。大众昨日称赞的英雄今日就被人侮辱，如果他已经被失败压倒的话。的确，这种反应会随着过去的声望越大而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把倒下的英雄视为平等的人，不再承认其优越性的存在，为自己曾经屈从于这种优越性而采取报复。当罗伯斯庇尔导致他的同事们和许许多多同辈人被处死时，他拥有着巨大的声望。当几张选票的变换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便立即失去了声望。大众跟随他到断头台，说着与不久前他们跟随他的牺牲者时一模一样的诅咒。信徒常常带着暴怒的症状打碎他们之前的神明雕像。

因缺乏成功而失去的声望在短时间内就消失了。声望也可能被磨损殆尽，但因为遭受讨论而消失得更加缓慢。然而，后者的力量极为可靠。从声望被提出质疑时起，它就不再是声望了。那些长久地保持了自己声望的人和神都从未容忍过讨论。为了让大众敬仰，它必须被保持距离。

[1]　古斯塔夫·勒庞：《人与社会》（L'Homme et les Societes）第二卷，第116页，1881年出版。

[2]　头衔、装饰以及制服对大众的影响在所有国家里都能找到，即使是那些个人独立情绪最为强烈的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我从最近一本关于旅游的书引用一段奇特的文字，谈论伟人在英格兰里所享有的声望：

“我在不同情况下通过接触或看见英国贵族观察到，最为通情达理的英国人身上那种独特又令人陶醉的品质。

“假如他的财富足以让他保持社会地位，他就能预先确信他们的喜爱。他让对方与自己接触，使他们为自己深深地着迷，能够容忍他导致的任何后果。我们能看到，他们因为他的到来而高兴得脸颊通红。如果他跟他们讲话，他们就会因为压抑的喜悦而更加脸红，眼睛也放出异乎寻常的光彩。他们对贵族有着与生俱来的敬意，可以说，就像西班牙人喜爱舞蹈，德国人钟情音乐，法国人热衷革命之类的事物一样。他们对马匹和莎士比亚的激情不那么热烈，从这些东西中得到的满足和自豪不是他们生命的必要部分。关于如何看待贵族的书卖得相当好，无论走到何处都可以在人们手中发现它们，就像《圣经》一样。”

[3]　深知自己的声望，拿破仑意识到他对待身边大人物的方式比马夫还糟糕，其中就有一些是公会的显赫之人，整个欧洲都惧怕他们。他就这样增加了自己的声望。这个时期的流言蜚语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事实。有一天，在国家会议中，拿破仑狠狠地辱骂了伯尼奥（Beugnot），就像一个人可能对待无礼的男仆那样。发挥个人影响后，他走上前对他说：“那么，蠢货，你再次找到你的脑子了吗？”于是像乐队指挥一样高的伯尼奥，身子弯得很低，而那个小矮子抬着头，揪着高个儿的耳朵。“宠爱的醉人手势，”伯尼奥写道，“这个说话亲切的人掌控着那个熟悉的手势。”这些例子让我们明白，声望激起的陈词滥调可以卑鄙到什么程度。他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伟大的专制君主对其周围的人是如何无比轻蔑——他只是把这些人看作“权力的养料”。

[4]　一份在维也纳的奥地利报纸，《新自由报》（the Neue Freie Presse）沉迷于斐迪南·德·雷赛布的命运这个主题，该报因对斐迪南的描述有着最为明智的心理洞察力而出名。因此我在这里复制他们的原文：

斐迪南·德·雷赛布被定罪后，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有权力对克里斯多弗·哥伦布的悲伤结局感到惊讶。假如说斐迪南·德·雷赛布是个骗子的话，那么每个高尚的幻想都是一种罪行。古代罗马希腊会给德·雷赛布的记忆戴上荣耀的光环，也会让他在奥林匹斯山上喝下大酒杯里装的琼浆玉液，因为他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他完成的工作使这项创造更加完美。上诉法庭的主席给斐迪南·德·雷赛布定罪之举使他自己不朽，因为各个民族都总是强烈要求获知这个人的名字。他不畏于贬低自己的国家，给一个老人家扣上罪犯的帽子，尽管老人的一生增添了那个时代的荣耀。
不要再死板地讨论正义未来何在，那里只有官僚主义对大胆壮举的仇恨。民族需要大胆的人，这种人相信自己，奋不顾身地克服所有障碍。天才不能性格谨慎，凭借谨慎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
……
斐迪南·德·雷赛布已经尝过胜利的醉人和失望的苦涩——苏伊士和巴拿马。此时此刻，他内心厌恶成功的道德规范。当德·雷赛布成功地连接两海时，王子们以及各个民族都向他致以敬意；如今，他在科迪勒拉山系（Cordilleras）的岩石间遭遇失败，他就只不过是一个粗俗的骗子……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社会阶层间的战争，官僚和雇员的不满。他们在刑法的帮助下对那些鹤立鸡群的人实施报复……现代的立法者在面对来自人类天赋的崇高思想时总是窘迫不已；民众更不能理解这种思想，因此辅佐法官很容易就能证明斯坦利（Stanley）是谋杀犯，而德·雷赛布则是骗子。

第四章　大众信仰和观点可变性的局限

1.固定的信仰。某些普遍信仰的不变性——它们塑造了文明的进程——根除它们的困难——在哪些方面，不容忍是一个民族的美德——信仰在哲学上的荒谬性不能阻碍它的扩散。2.大众多变的观点。非普遍信仰产生的观点极度易变——百年内思想和信仰的明显变更——这些变更的真正界限——受变更影响的事物——目前普遍信仰发展过程中的消失，报社的极端传播，结果是如今的观点越来越易变——为何大众在大部分事情上的观点趋向于中立——政府如今无力像过去一样引导观点——现今的观点被避免变得专横是因为它们极度分歧。

1.固定的信仰

生物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中存在着一种紧密的相似之处。在这些生理特点里，某些不变的或者稍微可变的因素相遇了，去改变它们之间的距离，如同地质时代中必然的时间间隔一样。某些因素被固定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些坚不可摧的特征，其余的则极度易变。饲养员或园艺家的艺术也许会轻易地更改这些特征，有时达到了对漫不经心的观察者隐藏基本特征的程度。

在精神特征方面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我们会遇到一个种族不能改变的心理因素，还有机动可变的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点时，我们总能发现一个固定基础的存在，在这基础上的是被灌输的思想，它就像岩石表面的沙子一样变化多样。

那么，大众的观点和信仰就可能被分成两个非常鲜明的等级。一方面，我们有伟大不变的信仰，它持续了几个世纪，整个文明可以依靠于此。这种事物，举例说，在过去就是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民族主义以及当代的民主和社会思想。其次，还有短暂和变化的观点、结果，通常指普遍观念的结果，而普遍观念的诞生和消失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在此合适的例子是构建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的理论。通常，这种秩序的观点如时尚一样肤浅易变。它们也许会被比作涟漪，在深湖的表面不断地出现和消失。

被普及的伟大信仰在数量上非常有限。它们的兴亡形成了历史的高潮，这个历史关乎每个历史上重要的人群。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框架。

向大众的头脑灌输一时的观点很容易，但在那里植入一个持久的信仰很难。然而，后者描述的信仰一旦被建立起来，它就同样难以根除。改变它通常只能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即使是革命也只有在这个信仰已经几乎完全失去其思想影响时才会有用。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被用来最后清除那几乎已经被弃置一旁的事物，尽管习惯的力量阻挠了对它的彻底抛弃。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结束。

一个伟大的信仰劫数难逃的确切时间是很容易辨认的；那就是当它的价值开始被人质疑的时候。每一个普遍信仰都和一部小说差不多，它只能在不遭受检查的条件下生存。

但即使在信仰被严重地动摇时，它所产生的体系也会保持它们的力量并慢慢消失。最后，当这个信仰已经完全失去它的力量时，所有依赖于它的事物都会很快被卷入毁灭之中。至今仍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改变文明所有因素的同时不被惩罚。这个民族继续进行转变的过程，直到它偶然发现并接受了一个新的普遍信仰：在这一刻之前，它必然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普遍信仰是文明的必要支柱，它们决定了思想的趋势。它们本身就能激发信仰和创造责任感。

各个民族一直都意识到获得普遍信仰的效用，也本能地明白它们的消失会是民族自身衰落的信号。以罗马人为例，罗马狂热的祭仪就是使他们成为世界主宰的信仰，当这种信仰逐渐消失时，罗马也就注定要死去。至于那些摧毁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获得某些普遍接受的信仰时，他们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凝聚并从无政府状态挣脱出来。

很明显，民族在捍卫自己的观点时一直表现不容忍是有原因的。这种不容忍，事实上从哲学立场来看容易受到批评，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生命里最必不可少的美德。正是为了建立或支撑普遍信仰，在中世纪时才有那么多受害者被送上火刑柱，才有那么多发明家和创新者即使已经逃过了殉难也还是在绝望中死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种信仰，这个世界才这么频繁地成为可怕混乱的地方，多达数以百万的人已经或即将在战场上牺牲。

在建立普遍信仰方面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当它被明确地植入之后，它的力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无往而不利。不管它在哲学上有多么错误，它把自己强加在最为闪耀的智慧上。难道欧洲人不是在超过十五个世纪里认为宗教传说是无可争议的吗？仔细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宗教传说和那些关于摩洛神（Moloch，古代腓尼基等地所崇奉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的传说一样残暴[1]。上帝因其创造物违抗了他而进行报复，使那个人的儿子遭受可怕的折磨，这个传说惊人的荒谬性在许多个世纪里都没被人们察觉。像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和莱布尼兹（Leibnitz）这样有影响力的天才从没有一刻认为这种教条的真理可以被质疑。没有什么可以比普遍信仰的催眠效果这个事实更加典型，但同时也没有什么可以更加明确地标出对我们智力的羞辱极限。

一旦新的教条被植入大众头脑中，它就会变成灵感的来源，由此演变出其体系、艺术和存在模式。教条在这些情况下对人们头脑所施加的影响是绝对的。行动主义者除了实现公认的信仰以外没有其他想法，立法者除了应用它以外也没有想法，而哲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们仅仅沉浸于它在不同情况下的表达。

基本信仰可能产生短暂的附属思想，但它们往往带着原来信仰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欧洲文明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明都是少数宗教信仰的结果，这些宗教信仰将它们的记号留在这些文明最不重要的因素上，使它们有可能被立刻认出来。

因此，由于普遍信仰，每个时代的人都被包围在传统、观点和习俗的网络中，这些东西使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不能从它们的束缚中把自己解脱出来。引导人类行为的首先是信仰，其次是这些信仰导致的习俗。这些信仰和习俗规定了我们生存中最小的行为，最独立的精神也不能逃脱它们的影响。不知不觉地作用于人们大脑的专制是唯一真正的专制，因为它不能被反抗。提比略（Tiberius）、成吉思汗（Ghengis Khan）和拿破仑都无疑是令人敬畏的专制统治者，但摩西（Moses）、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从他们的坟墓深处对人类灵魂施加了一种更加深远的专制。阴谋也许能颠覆专制，但对抗牢固树立起来的信仰，什么东西才有用呢？在与罗马天主教的激烈斗争里，法国大革命被征服了，尽管事实上大众的同情明显都在它这一边，尽管求助于破坏性方法的行为和那些宗教法庭一样冷酷无情。人类所知的唯一真正的专制一直都是死人的记忆或是它打造成的幻想。

经常标志在普遍信仰上的哲学荒谬性从来都不是它们胜利的阻碍。诚然，这种信仰的胜利看起来似乎不可能，除非它们提供一些神秘的谬论。因此，如今社会主义信仰的明显弱点不会阻止它们在大众里获得胜利。它们比所有宗教信仰真正劣势的仅仅是这种考虑的结果，那就是因为后者提供的幸福理想仅仅在来生就可实现，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对此提出质疑。由于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打算在这世界上实现，一旦朝着实现理想的目标做出第一次努力，其承诺的虚夸之处就会立马显露出来，同时这个新的信仰就会完全失去它的声望。因此，它的力量只会增加，直到它获胜后，必须真正开始实现的那天。由于这个原因，只要这个新的宗教信仰一开始像它之前的那些信仰一样发挥毁灭性的影响，它在将来就不能起到创造性的作用。

2.大众易变的观点

我们已经展示过固定信仰的力量，在其基础上我们发现观点、想法和思想的叠加增长，它们不停地出现又消失。它们中的一些仅仅存在了一天，更为重要的也几乎没有比一代人存在更久。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这种秩序的观点发生的改变有时名不副实，它们也总是受种族考虑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在检查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表明了显然完全不同的党派——保皇党、激进分子、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有着完全相同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仅仅依赖于法国人的心理结构，因为在其他民族那里发现了有着类似名字却几乎完全相反的理想。不管是观点的名字还是迷惑的改编都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参加大革命的人精通拉丁文学（他们的目光集中在罗马共和国），这些人采用它的法律、法西斯（指红带捆绑的棍棒束，上露战斧的斧头，用作古罗马高级执法官标志或权威标志）和托加长袍却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他们身处一个有着强大历史暗示力的帝国。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调查在它们表面变化之下，是什么在供养着古老的信仰；并从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中识别出被普遍信仰和那个民族的天才决定的那部分。

缺乏这种哲学检测时，也许有人会认为大众频繁且随意地改变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所有历史，不管是政治、宗教、艺术还是文学，似乎都证明了情况确实如此。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选取法国历史上很短暂的一段时期，仅仅从1790年到1820年，持续了三十年的时期，一代的时间。在这段时期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一开始支持君主制的大众变得很有革命性，然后非常拥护帝国主义，之后又变回君主制。就宗教而论，它在同一时间段里被不断地吸引，从天主教到无神论，再到自然神论，然后又回到天主教最显著的形式。这些改变不仅发生在大众当中，也发生在引导他们的人当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里的杰出人物，国王的冤家对头，那些没有神或主人的人，变成拿破仑麾下谦卑的仆人，随后服务于路易十八世（Louis ⅩⅧ），在宗教游行中虔诚地拿着蜡烛。

在接下来的七十年间，大众观点的改变也是不计其数。那个世纪开篇的背信弃义之举就是拿破仑继承人统治下的法国的同盟国；俄罗斯，两次被法国入侵，曾经心满意足地旁观法国的倒退，现在变成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上，观点的接连演变更加快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都依次出现又消失。昨天被称赞的艺术家和作家在明天就被极度地轻视。

然而，当我们分析这些表面上如此深远的改变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所有那些反对普遍信仰和人民情感的事物只会短暂持续，被改道的溪流不久就会重新回到河道。没有被联系到任何普遍信仰或者人民情感的观点，会因此不能拥有稳定性，它受到所有机会的支配；或者，如果更喜欢这种表达的话，受到周围环境所有改变的支配。由暗示和传染形成，它们往往转瞬即逝；它们突然出现又消失，有时快得像在海边被风形成的沙丘消失一样。

如今，大众易变的观点在数量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这是由于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是随着旧信仰在越来越多的程度上失去影响力，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塑造盛行一时的观点。普遍信仰的虚弱给一批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偶然观点清扫了场地。

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大众的力量正在增长，而这股力量越来越不平衡。我们把思想的极端易变性看作大众的一个特性，这种特性能够毫无阻碍地显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理由是最近报社的发展。通过它们的代理商，最针锋相对的观点被不停地提到大众面前，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讨论。有可能产生于每个个体观点的暗示很快就被相反特性的暗示摧毁了。结果是，没有一个观点能成功地广泛流传，所有这些观点的存在都是暂时的。当今的观点在自身找到足够广泛的接纳以成为普遍观点之前就消失了。

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比较新颖且最具当下时代特色的现象，起源于这些不同的原因；我暗示的是政府在引导观点方面的无力。

在过去，而且是不太遥远的过去，政府的行为和少数作家与少量报纸的影响就组成了公众观点的真实反射体。现在，作家已经失去了所有影响，报纸也仅仅是反映观点。至于政治家们，他们远离于引导观点，唯一作出的努力就是去遵循它。他们害怕观点，这种害怕有时等同于恐惧，使得他们采用完全不稳定的行为准则。

于是，大众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上最高的指导方针。正如最近在法俄联盟的例子里可以看出，现在它竟然到了强迫盟友的地步，而联盟只是民众运动的结果。如今一个奇怪的征兆是去观察教皇、国王和皇帝，他们同意被采访，以此作为就某个给定主题向大众的判断提交他们看法的方式。在之前，说政治不是情感问题也许会是对的。现在，当政治越来越受易变的大众影响，而这些大众又不受理智影响，只能由情感引导，我们还能说同样的话吗？

至于之前引导观点的新闻界，已经像政府一样不得不让自己在大众的力量面前低声下气。它无疑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但仅仅因为它是大众观点及其不断变更的唯一反映。成了单纯提供信息的代理后，新闻界已经宣布放弃所有实施想法或教条的努力。它跟随大众思想的一切改变，不得不这么做是因为竞争的必然性，他们不这么做的话就会失去读者。过去古老呆板又有影响力的机构，比如《宪法报》（the Constitutional）、《辩论报》（the Debates）或者《世纪报》（the Siecle），作为神谕被先前一代人所接收。这些机构已经消失或者变成典型的现代报纸，里面将大量的新闻夹杂在消遣文章、社会传言和吹捧经济的文章之中。毫无疑问，现在的报纸都有钱到足以允许其撰稿人去发表个人观点，这种观点对读者造成的负担十分微小。因为读者只要求保持消息灵通或者让他们娱乐一把，这些人怀疑每一个主张被推动都是因为炒作动机。即使评论家也不再能够保证一本书或者一部戏剧的成功。他们能够破坏，却不能够作出贡献。这些报纸强烈地意识到以批评或个人观点为形式的一切都是无用的，以至于他们已经到了抑制文学批评的地步，仅局限于引用书名并附上两三行吹捧的话。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发生在戏剧评论上。

仔细观察观点的发展历程在今日已经变成了新闻界和政府的主要关注点。由一个事件、一项立法提案、一场演说制造的效果在他们要求知道的事情上没有间断，而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什么比大众的思想来得更加机动易变，也没有什么比看见他们今天诅咒着昨天称赞的事物更加频繁。

完全缺失任何对观点的引导，以及摧毁普遍信仰最终导致对每项秩序的坚定信念产生极端分歧，还导致大众对所有不直接涉及他们当前利益的事情越来越漠不关心。对教条的疑问，比如社会主义，只是招来了在文盲阶层里（例如矿井和工厂里的工人）吹嘘真正信念的胜利者。中产阶级下层的成员，以及有某种程度指挥权的工人在他们的观点上不是变得完全持怀疑态度就是变得极端不稳定。

过去25年里在这个方向上受过影响的发展十分显著。在此前的阶段里，虽然它离我们相当近，观点仍有某种普遍趋势；它们让某些基本信仰接受它们的起源。仅凭一个个体是君主主义者这个事实，他就不可避免地拥有某些在历史和科学上定义清晰的思想；然而仅凭他是共和主义者这个事实，他的思想就会完全相反。一个君主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人不是起源于猴子，而一个共和主义者同样意识到这的确就是他们的出身。在谈论伟大革命时，君主主义者有义务怀着恐惧，共和主义者有义务怀着尊敬。某些名字，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Marat），在说出来时需要带着热爱宗教的样子，而其他名字，比如恺撒、奥古都斯（Augustus）或者拿破仑，应该在没有滔滔不绝的谩骂时永远都不被提起。即使在法国巴黎大学，这种设想历史的天真方式也很普遍。[2]

如今，作为讨论和分析的结果，所有观点都正在失去它们的声望；它们的区别性特征被迅速消磨，幸存下来的很少可以激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越来越成为冷漠的受害者。

观点的普遍消磨不应该被过于哀悼。它只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落的征兆，不容争辩。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洞察力之人，比如传道者和大众的领导者——总之，有着真实强大信念的人——比那些否定、批评或者漠不关心的人发挥了更大的力量。但不能忘记的是，考虑到目前大众所拥有的力量，如果一个观点想要得到足够的声望以迫使它能被普遍接受，它很快就会被赋予十分专横的力量，以至于一切事物都不得不在它面前屈服，而自由讨论的时代也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关闭。大众有时是平易近人的统治者，正如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和提比略一样，但他们也极端地反复无常。一个文明，到了大众获取高压政策来统治它时，受太多机会的支配以至于不能持续很久。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推迟一下它被毁灭的时间，那恰恰正是大众观点的极度不稳定性和他们对所有普遍信仰的日渐冷漠。

[1]　残暴，我指的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他们创造了全新的文明，在十五个世纪里让人类瞥见了那些理想充裕的迷人国度和他不再会知道的希望。

[2]　由此来看，在法国正式历史教授的书中有几页内容非常奇怪。他们也证明了法国现下盛行的大学教育体系所产生的批评精神有多么微乎其微。作为例子，我引用下面摘录巴黎大学的历史教授朗博（Rambaud）所著的《法国革命》中的话：

夺取巴士底狱（Bastille）在法国历史乃至全欧洲历史上都是一个终极事件；并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第91页）
至于罗伯斯庇尔，我们惊愕地发现：“他的独裁更加特别地基于观点、说服和道德权威；这就像由道德高尚的人来掌握教皇的职位！”（第220页）

第三卷　不同大众行为的分类和描述

第一章　大众的分类

大众的大体划分——他们的分类。

1.多元的大众。他们的不同种类——种族的影响——民族精神越强大，大众精神越弱小——民族精神代表了文明状态，大众精神代表野蛮状态。2.一元的大众。他们的不同种类——教派、社会阶层和等级。

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概述了大众心理共有的一般特性。当他们受到适当且刺激的原因影响，被转变成为大众时，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那些属于集体中不同类别里一般秩序的特性。首先，我们会简要地提出大众的一种类别。

我们的起点是简单的群众。当这些群众由不同种族的人构成时，它的形式最为劣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联盟唯一的共同纽带是意志，或多或少跟首领有关。在几个世纪里入侵罗马帝国的野蛮人有着非常多样的出身，他们可以被用来作为这种群众的样本。

比这些包含了不同种族的群众更高层次的，是那些在某种影响下已经获得共同特性并且最后形成了一个种族的群众。他们偶尔表现出一些大众独有的特性，但这些特性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被种族考量所推翻。

这两种群众，受这本书里研究过的某些因素影响，也许会被转变成为有组织的或者心理上的大众。我们应该把这些有组织的大众分成以下几部分：

1.无特色的大众（比如，街头群众）

2.有特色的大众（陪审团、议会大会等）

1）教派（政治党派、宗教教派等）

2）社会阶层（军人阶层、神职人员阶层、工人阶层等）

3）等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

我们会简要地指出这些不同类别的大众有什么区别特征。

1.多元的大众

这一卷里已经研究过的特性正是属于这些集体的。他们由不同个体组成，这些个体是任意一种类型，有着任意一种职业和任意程度的智力。

我们现在意识到仅仅是由于人组成了部分忙于行动的大众这个事实，他们的集体心理在本质上不同于他们的个人心理，他们的智力也受到这种区别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智力在集体中没有影响力，它们只是受到无意识的情感支配。

种族的一个基本因素，容许了不同的多元大众里相当彻底的区别。

我们已经频繁地涉及种族起到的作用，也表明了它是能够决定人类行动的因素里最有力的一个。它的行动也会在大众的特征里被找到。一群由偶然被集合起来的个体组成的大众，但全都是英国人或者中国人，这种情况大大地不同于另一群也是由任意类型的个体组成，但有着不同种族的大众——例如俄罗斯人、法国人或者西班牙人。

当形势在同一个人群里以相当平等的比例聚集了不同国籍的个体，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这时有发生，不管驱使这次聚集的利益在外表上是多么相同，他们继承的精神宪章在人们感情和思考模式上制造的巨大分歧立即变得突出。社会主义者努力在重要国会上聚集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这种努力到最后总是以最为明显的不和告终。拉丁群众，不管人们认为它多么有革命性还是多么保守，总是会呼吁国家的干涉以实现它的需求。它的特征往往是朝着集权发展的显著趋势，以及有几分突出的支持独裁的倾向。相反，英国或美国群众不重视国家，只是呼吁个人主动性和积极性。法国群众特别强调平等，而英国群众强调自由。这些种族的不同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数量几乎与民族数量一样多。

那么，种族里的天才在大众的部署方面起到了最重要的影响。正是强大的潜在力量限制了其精神状态的改变。随着种族精神越强大，大众的劣势特性就越不突出，这一点应该被认为是基本法则。大众的状态和统治等同于野蛮国家，或者反之亦然。正是通过获取稳固建立的集体精神，这个种族才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从大众缺乏思考的力量中将自己解放出来，摆脱野蛮状态。除了基于种族考量的分类，对多元大众所进行的唯一重要的分类就是将他们分成无特色的大众，比如街头群众，以及有特色的大众——比如审议大会和陪审团。上述的第一类大众所缺少的责任感在第二类大众里发展壮大，这种责任感常常使他们各自的行为有着非常不同的趋势。

2.一元的大众

一元的大众包括：（1）教派；（2）社会阶层；（3）等级。

教派代表了一元大众组织过程中的第一步。一个教派包括在教育、职业和所属社会阶级这些方面大大不同的个体，他们的共同信仰把他们联系起来。政治党派和宗教派别就是很好的例子。

社会阶层代表了大众可以组织的最高程度。教派包括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迥异的个体，这些个体只靠他们共同持有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而社会阶层由相同职业的个体组成，因此他们受到相似的教育，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会地位。军人阶层和神职人员阶层正是合适的例子。

等级是由不同出身的个体组成的。他们不像教派成员那样靠共同信仰维持联系，也不像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通过相同的职业联系起来，他们是靠某些几乎完全一致的利益和生活习惯以及教育联系在一起。例子就是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因为在此只涉及多元大众，关于一元大众（教派、社会阶级和等级）的研究会留到下一卷，所以我不会坚持在这里叙述后者的大众特性。我会通过考察几个典型独特的大众类别来结束关于多元大众的研究。

第二章　被谓为犯罪人群的大众

被谓为犯罪人群的大众——大众可能在法律上犯罪，在心理上却没有犯罪——大众行为的完全无意识——不同例子——九月大屠杀（September massacre，指法国大革命中，于1792年9月2～6日在巴黎屠杀保皇党人的事件）的始作俑者的心理——他们的理性、情感、暴行和道德。

大众在一时的兴奋过后，进入一个纯粹自动和无意识的状态，此时他们被建议引导，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似乎很难把他们称为犯罪。我之所以保留这种错误的描述仅仅是因为最近的心理调查无疑使它变得流行起来。就事论事而言，大众的某些行为确实是犯罪的，但那种情况下的犯罪就像老虎允许虎崽袭击印度人以供娱乐之后把人吃掉的行为一样。

通常，大众犯罪的动机是有力的建议，而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体在之后都确信他们是遵循责任去行动，这和普通的犯罪远远不同。

大众犯罪的历史阐明了什么是优先的。

巴士底狱的监狱长洛奈（Launay）的谋杀，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监狱长的堡垒被夺取之后，他被异常兴奋的大众围攻。人们提议把他绞死、砍头、把他系在马尾巴上。争议不休之时，他偶然地踢到了在场的其中一个人。有人提议那个被踢的人应该割开他的喉咙，而这个提议立刻被大众欢呼接受了。

“人们正在讨论的那个人是一个失业的厨子，他之所以在巴士底狱的原因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无意义的好奇心。他认为，既然这是普遍的观点，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爱国的，他甚至相信自己在摧毁了一只恶魔这件事情上值得嘉奖。他用一把借来的剑击中了那个光秃秃的脖子，但武器有点钝了，不够锋利，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有着黑色把柄的小刀（他作为厨师，他应该在切肉方面很有经验），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操作。”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上述过程的运作。我们遵从建议，这个建议因为来自集体所以变得更加强烈。凶手则坚信自己做了一项非常值得称赞的举动，由于他享受到其他市民的一致认可，这种坚定的信念就越发自然。这一类行为也许会被认定在法律上犯了罪，但在心理上却没有。

犯罪大众的普遍特征和我们在所有群众里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接纳建议、轻信、易变性、对好坏情绪的夸大、表现出某种形式的道德等。

我们会发现这些特征出现在一个人群里，而这群人在法国历史上留下了最险恶的回忆——他们进行了九月大屠杀。就事实而论，它与犯下圣巴托洛缪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 massacres）的那些人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我从泰纳的叙述中借用一些细节，他的材料来源于自身那个时代。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谁下达了命令或者提出了屠杀犯人以清空监狱这个建议。很有可能是丹东，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人都无所谓了；对我们来说有趣的事实是，被指控屠杀的大众所接受的有力建议。

这一群杀人犯数量达300人左右，而且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多元大众。除了非常少量的职业恶棍以外，这群人基本上由店主们和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组成：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文书、信差等。受到已采纳的建议影响，他们正如上述提过的厨子一样完全确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义务。他们身兼两职，立刻变成了法官和行刑者，但他们没有一刻认为自己是罪犯。

深深地意识到自身义务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形成某种法庭。关于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立即看出大众的天真和他们对司法的基本概念。考虑到被指控的人数之多，他们决定一开始把贵族、神职人员、官员和国王的家族成员——总之，在一个优秀的爱国者眼中仅仅是他们的职业就能证明其罪行的所有个体——集体屠杀，因为在他们这种情况里没有特殊决定的必要。剩下的人会按他们的个人形象和名声被审判。通过这种方法，大众基本的道德心得到满足。现在大众就能够合法地进行屠杀，让凶残的天性得以充分地发挥。我在别处有提过这些天性的起源，而集体往往能够把这些天性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然而，这些天性——正如通常在大众的例子里一样——不会阻止其他情绪和相反情绪的表现，例如仁慈常常和凶残一样极端。

“他们有广泛的同情心，并激起巴黎工人的情感。其中一个联邦在得知修道院里的犯人已经断水二十六个小时后，一心想把监狱看守处死，要不是犯人自己求情的话他们真就要执行了。当一个犯人被（临时法庭）释放，包括看守和刽子手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拥抱他，传递喜悦和疯狂地鼓掌。”在这之后又重新开始大规模屠杀。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一种令人愉快的欢乐从未停止盛行。在尸体周围有歌唱和舞蹈，还有“为女士”安排的长椅，这些女士很乐意目睹对贵族的杀戮。此外，一种特殊类型的司法展览还在继续。

在修道院的一个刽子手曾经抱怨过，被安排在稍远一点的女士们看得不清楚，而且只有少数几个在场的能有幸击打贵族。这个观察结果的正当性被承认了，于是人们决定受害者必须被迫缓慢穿过两排刽子手中间，而这些刽子手有义务用剑背去击打那个人，以延长他的痛苦。在拉弗尔斯监狱（prison de la Force），受害者被剥得一丝不挂，真真正正地被“风干”了半个小时。之后，当所有人都已经欣赏过美景后，他们就被打死，打得内脏都露出来了。

刽子手们也有自己的顾虑，他们表现出我们已经指明存在于大众里的道德意识。他们拒绝占用受害者的金钱和珠宝，把他们带到一桌子委员会成员面前。

这些理性的基本形式和大众头脑的特征往往能在他们的行为中找到。因此，在屠杀了1200或1500个敌人之后，有人发表言论，而他的建议也立即被采纳了。他说其他监狱，那些容纳乞丐老人、流浪汉和年轻犯人的监狱实际上拘留了一堆吃闲饭的人，因此把这些人处理掉会更好。而且，在这些人当中肯定会有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个姓德拉鲁（Delarue）的女人，她是某个投毒者的寡妇：“她肯定在监狱里非常气愤，如果可以的话她会放火烧了巴黎：她肯定这么说过，她已经这么说过了。又是一个可喜的摆脱。”这个论证看起来令人信服，囚犯都无一例外地被杀掉了，这个数字里包括了大约50名12到17岁的孩子。当然，这些孩子可能本身已经成为国家的敌人，因此无疑最好被解决掉。

在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这些行动也被终止了，刽子手可以考虑躺下休息了。他们深深地坚信自己有功于国家，因此前去政府当局索要报酬。最狂热的那个人甚至索要一枚奖章。

1871年巴黎公社（the Commune）的历史提供了几个与之前那些类似的实例。考虑到大众日渐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机构里的人不断地在他们面前投降，我们注定要见证许多有着相似本质的其他例子。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刑事陪审团——陪审团的一般特征——数据表明，他们的决定独立于其组合构成——让陪审团印象深刻的方式——论证的风格和影响——杰出律师的说服方式——陪审团分别予以宽容或严惩的那些罪行的本质——陪审团作为一种制度的功用，以及它的位置被地方法官取代后可能造成的危险。

由于不能在此研究每一类陪审团，那么我将只调查最重要的一类——巡回法庭的陪审团。这些陪审团在有特色的多元大众方面提供了一个极佳例子。我们会发现他们展示出容易接受暗示的性质，但论证能力弱，同时他们面对大众领导的影响时态度开放，而且他们基本上由无意识的情感引导。在这个调查过程中，我们将有机会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例子，关于不精通大众心理的人可能犯下的错误。

陪审团首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明了就其达成的决定而言，组成大众的不同因素的智力水平有多么不重要。我们已经看到，当审议大会为了就一个不完全是技术性的性质问题给出意见而被召开时，智力毫无用处。比如，一群科学家或艺术家，仅仅由于他们形成了集会这个事实，他们不会在一般主题上发表明显异于那帮泥瓦匠或杂货店老板所宣布的判决。在不同时期，尤其是1848年之前，法国政府在被传唤去组成陪审团的人里面制定了仔细的选择，从那些知识分子阶级挑选陪审员，主要选择教授、官员、学者等；如今，陪审员多半是从小商人、小资本家和雇员里招募来的。然而，让职业作家们大吃一惊的是，不论陪审团如何组成，它的决定都别无二致。即使是像地方法官这样对陪审团制度怀有敌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主张的准确性。贝拉尔（Bérard des Glajeux）先生，巡回法庭的前任庭长，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此主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见下文：

现今，陪审员的选择权实际上掌握在市政的法律顾问手中，这些顾问按照自身情况内在的政治关注和选举关注来把人名放进名单中或者把它们去掉……大多数被选中的陪审员是经商之人，但这些商人的重要性比以前更小，还有属于政府某些分支机构的雇员……一旦有人承担法官的角色，观点和职业都毫无意义，许多陪审员有着新手的激情，本意最好的人同样被安置在简陋的环境里，陪审团的精神没有改变：它的裁决一直保持相同。

在刚才引用的文章中，理应被牢记在心的是那些公正的结论，而不是无力的解释。对于这种软弱无力我们不应该感到过多惊讶，因为通常来说，法律顾问和地方法官似乎都不了解大众的心理，因此也不了解陪审团。我在刚才那位作者所陈述的一个事实中找到了这种说法的证据。他说，拉索（Lachaud）是巡回法庭中最杰出的从业律师之一，在陪审员名单上全为聪明的个体时，他系统地使用权利以反对某位陪审员。然而经验——仅仅是经验——最后让我们认识到这些反对的完全无效。这一点可以由事实证明：目前公诉人和律师，至少是和巴黎监狱有关的人，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反对陪审员的权利。尽管如此，正如贝拉尔先生所言，裁决没有改变，“它们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

和所有大众一样，陪审团被情感的考虑因素深深地打动，对论证则印象平平。“他们不能抵抗那种景象，”一位律师写道，“一位母亲给她的孩子哺乳的场景或者孤儿的境况。”贝拉尔先生说道：“一个女人只要有着讨人喜欢的样貌就足以获得陪审团的仁慈了。”

对于那些似乎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的罪行，没有怜悯可言——此外，这种罪行对社会来说最危险——相反，对那些出于强烈的感情而违反法律的情况，陪审团非常宽容。他们很少严惩杀害婴儿的少女妈妈，向诱奸之后抛弃她的男人泼硫酸的女人也很少被重办，这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这种罪行只会给社会带来小小的危险，[1]在一个法律不保护被抛弃的女孩的国家里，这个为自己复仇的女孩所犯下的罪行是有用多于有害，因为它预先吓唬了潜在的诱奸者。

和所有大众一样，陪审团深深地被声望打动，贝拉尔主席恰如其分地评论道，陪审团的组成上非常民主，其程度正如他们在喜恶方面十分贵族化一样：“名字、出生、巨大的财富、名人、著名律师的助理，具有区别性质或者赋予被告以光辉的一切事物，这些都对他极为有利。”

一位好律师主要关心的事情应该是去影响陪审团的情感。正如对待所有大众的情况一样，去论证，但只做一点点，或者只采用基本的论证模式。一位英国律师，因在巡回法庭上的成功而闻名，很好地提出了律师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在辩护时，他应该留心观察陪审团。最有利的时机已经到了。凭借洞察力和经验，这位律师从陪审员的脸上解读出每个词的效果，就此得出他的结论。他的第一步是确定哪些陪审团成员已经支持他的理由。明确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事很快就完成了，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看起来不怀好意的成员，努力发掘为什么他们对被告有敌意。这是他任务中很微妙的一部分，因为除了正义的情感以外，谴责一个人的原因也许有无穷多个。”

这几行概括了雄辩艺术的整个机制，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提前准备的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如此之小，因为我们必须能够根据产生的效果而随时修改用词。

这位雄辩家不需要使陪审团的所有成员都赞成他的观点，只需要其中决定普遍观点的主导者赞同就行了。和所有的大众一样，在陪审团里也有少数人给其他人充当向导。上面引述过的那位律师说道：“我通过经验发现，一两个精力旺盛的人就足以带领剩余的陪审团了。”需要通过有技巧的建议去说服的正是那两三个人。首先，最重要的是必须取悦他们。大众在被某人成功取悦后也即将被他说服，而构成部分大众的人非常容易接受任何可能提供给他们的杰出论证。我把以下轶事从上述的拉索先生的有趣描述里分开：

“众所周知，他在巡回法庭里发表所有演说的过程中，拉索从未看见那两三个他知道或感觉是有影响力但又顽固的人。通常来说，他在说服这些棘手的陪审员方面都很成功。然而，有一次在外省时，他不得不对付某位陪审员，他用上了最狡猾的论证整整辩论了四十五分钟却还是徒劳无功；那个人是第七位陪审员，坐在第二条板凳的第一个位子上。那个案子已经没有希望了。突然，在一次激烈的论证过程中，拉索中途停下，向法庭庭长说：‘你能下令让那边的窗帘拉上吗？第七位陪审员被阳光照得有点睁不开眼睛。’那位还在考虑中的陪审员脸红了，他笑了一下并表达了谢意。他被辩方说服了。”

许多作家，其中一些是非常著名的作家，他们最近对陪审团制度发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尽管它往往是我们对抗那个无人管辖的社会集团犯错的唯一保护。[2]一部分作家提倡单从知识分子阶级招募陪审团；但我们已经证明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裁决也会跟现行制度下的结果一致。其他作家根据陪审团犯下的失误，想要废除陪审团并用法官取而代之。很难明白这些想当改革者的人是怎么能够忘记，陪审团被责备的错误是法官在初审时就犯下的；他们又是怎么能够忘记，当被告来到法官面前时他已经被几位地方法官、调查法官（juged'instruction）、公诉人和提讯法庭（Court of Arraignment）认定为有罪了。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被告会被地方法官裁决而不是陪审员，他将失去唯一被公认为无罪的机会。一直以来，陪审团的错误首先都是地方法官的错误。那么，当特别重大的司法错误出现时，应该受到责备的就仅仅是地方法官。这样的例子，比如近期L医生的定罪——他受到调查法官的起诉，被控过于愚蠢。该指控基于一个弱智女孩的告发，那个女孩控告L医生以三十法郎换取在她身上进行一项非法手术的权力。要不是群众突然暴怒的话，他本该被送去劳役拘禁。群愤的结果是他立即被州长无罪释放了。市民同胞授予那个被定罪的医生的尊贵品质使得这场大错的愚蠢之处更加不言而喻。地方法官他们自己也承认了，然而出于身份地位考虑，他们竭尽自己所能去阻止那个赦免被签署。在所有类似事件中，陪审团面对它无法理解的技术性细节，自然而然地聆听公诉人所言。它争辩道，毕竟那个事件已经经过地方法官的调查，而地方法官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解开最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么，谁是那个错误真正的制造者呢——是陪审员还是地方法官？我们应该紧紧地抓住陪审团。它也许是唯一一类不能被任何个人特征取代的大众。它本身能够缓和法律的严苛，而法律对所有人都平等，理应在原则上缺乏识别能力，也不受理任何特例。法官难以接近怜悯，只留心法律的内容。有着职业性严肃态度的法官对犯了谋杀罪的窃贼和那个被贫穷和诱奸者的抛弃逼得杀害婴儿的可怜女孩给予同样的惩罚。另一方面，陪审团本能地认为被诱奸的女孩比那个诱奸者的罪责轻得多，而那个诱奸者却不受法律制裁，因此她应该得到所有宽容。

已经熟知社会阶层心理和其他类别的大众的心理后，我发现无论在哪一个案子里，当自己被不公正地指控以罪行时，我宁可不得不和陪审团打交道也不愿应付地方法官。我应该有几分可能被前者认定为无罪，但被后者认定为无罪的可能是一丁点也没有。大众的力量是令人畏惧的，但是某些阶层的力量更加让人恐惧。大众能够接受不同意见，各个阶层的人却从来不这么做。

[1]　顺便一提，陪审团根据本能很好地把罪行分为对社会危险的和没有危险的，这种做法远非不公正。刑法的目标显然是为了保护社会免遭危险罪行之害且不为此进行报复。另一方面，法国法典，尤其是法国地方法官的思想，仍旧充满古老法典特有的复仇精神，“vindicte”一词（指起诉，来自拉丁语vindicta，复仇）仍被经常使用。就地方法官而言，这种趋势的证据从他们大多数人拒绝运用贝朗热法（Berenger’s law）这一行为中可以看出，因为贝朗热法容许被定罪的人不受刑罚，除非那个人重复犯罪。但是，地方法官不可能愚昧无知，因为数据表明，第一次运用强加在人身上的惩罚绝对会导致那个被惩罚的人进一步犯罪。当法官将被判刑的人无罪释放时，往往对他们来说就像社会还没被报复过一样。与其选择不报复，他们更愿意制造一次危险、确切的犯罪。

[2]　事实上，地方行政官是唯一不受任何管制而行动的行政机构。尽管一再革命，民主的法国也没能拥有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人身保护权。我们已经罢黜了所有暴君，但在每个城市里设立了地方法官，他们随意处理市民的名誉和自由。一位刚从大学毕业、无足轻重的调查法官（即地方预审法官，在英格兰没有准确对应的职位——译者注）拥有令人厌恶的权力，仅仅是基于自己对他们犯罪的猜测就能够随意把身份最为重要的人送进监狱，而且不用被迫向任何人解释他的行为。以继续调查为借口，他可以把这些人关上半年甚至一年，最后释放他们的时候也不欠他们赔偿或者借口。法国的委任状等同于王印文书（lettre de cachet），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后者的使用让君主政体受到应有的谴责，但这种手段只能被身居高位之人采用。但委任状是掌握在整个市民阶层手中的工具，这个阶层绝非被认为是非常有见识或者非常独立的。

第四章　具备选举权的大众

具备选举权的大众的一般特性——说服他们的方式——候选人应有的品质——声望的必要性——为什么工人和农民很少从自己的阶级里选择候选人——措辞和套话对选举人的影响——选举演讲技巧的总体方面——选举人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员会的力量——他们代表着最可怕的暴政形式——大革命委员会——尽管其心理价值微小，普选权不能被替代——为什么取得的票数即使在投票权仅限于某个阶级的市民时也保持不变——普选权在所有国家中表达的是什么。

具备选举权的大众——也就是说，集体被授予了选举某些职能持有者的权力——是多元大众，但因为他们的行动被限制于一个明确决定的事件，也就是在不同的候选人之中抉择，所以他们只表现出少数几个之前描述的特征。在大众独有的特征当中，他们特别展示出论证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很小，他们也表现出批判精神的缺失、易怒、轻信和单纯。此外，在他们的决定中可以找到大众领导的影响以及我们列举过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主张、重复、声望和传染。

让我们看看通过什么方式能说服具备选举权的大众。我们可以从最成功的方式中轻易地推断出他们的心理。

最重要的是候选人必须拥有声望。个人声望只能被财富带来的声望取代。才能甚至天赋都不是创造丰功伟绩的因素。

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候选人必须持有声望，也就是说，能够迫使全体选民毫无异议地接受他。以工人或农民为主体的选民们很少从他们自身行列中挑选代表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人在他们当中不享有声望。假如他们确实偶然地推选了一个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人，通常是出于次要原因——例如，去刁难一位名人或者是选民经常依赖的有影响力的劳动力雇主。通过这种方法，选民有种幻觉，好像自己瞬间变成了雇主的主人。

然而，持有声望不足以保证候选人的成功。选民尤其会因为奉承贪婪和虚荣心的话语而摇摆不定。他必须被过度的花言巧语淹没，并且候选人在向他许下异想天开的承诺时必须毫不犹豫。如果他是一名工人，候选人就不可能过分地侮辱和指责劳动力雇主。对候选人竞争者，必须凭借主张、重复和传染来扬言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还有众所周知的是他已经犯有好几项罪行，以此来努力消除他的机会。当然，操心证据的表象没有丝毫用处。如果对手不了解大众心理的话，他会试图通过论证为自己正名，而不是仅限于用另一套主张来回答这一套主张；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他都不会有机会了。

候选人的书面计划不应过于绝对，因为他的对手有可能以后把它拿来对付他；在口头计划里，他可以大胆地许诺最重要的改革，但不能有太多夸大之词。在它们被创造的那一刻，这些夸大之词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并且它们对未来没有约束力。我们从持续的观察可以看出，选民从不费神去了解他选的那位候选人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他当初称赞的那个选举计划，而凭着这个计划，选举本该是有所保障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前面描述的所有说服的因素。我们已经坚信措辞和套话的神奇影响，也将在其影响下的行动中再次遇到这些因素。一个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方式的雄辩家，可以对大众为所欲为。邪恶的资本家、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工人、财富的社会化等，这些措辞往往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已经是老掉牙的用法了。但如果一名候选人偶然发现没有确切意义的新套话，并因此倾向于奉承极其多样的愿望时，他绝对会获得成功。其中一个这样的神奇措辞引发了1873年血腥的西班牙革命，它有着复杂的含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它的理解。一位当代作家描述过这个措辞的推出，他的原话值得被引用：

激进分子已经发现，一个集中化的共和国其实是伪装的君主国。为了迎合他们，议会（Cortes，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议会）在此前就一致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尽管没有选民可以解释当时他投票赞成的是什么。但是这番套话取悦了所有人；这份愉悦令人陶醉和兴奋。美德和幸福在这个世界上的统治已经在刚刚被开启了。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党人称号的共和党人会认为自己受到极大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互相向对方说着这样的话：‘联邦共和国万岁！’随后，他们为军队中纪律缺失的神秘优点而歌颂，为士兵的独立自主而歌颂。对‘联邦共和国’的理解是什么呢？有些人把它认为是对各省的解放，这些省份类似于美国体系和行政地方分权；其他人打算废除所有权力机构以及迅速开始伟大的社会清算。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社会主义者坚决要求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绝对主权；他们建议赠与西班牙一万独立无党派市民，让他们自己去立法，还建议让他们的创造伴随着警察和军队的镇压。在南方的省份中，叛乱一旦发生，保证很快就在每个城镇和乡村里蔓延开来。有一个村庄直接明了地在它的宣言中表明，它的首要关注是毁坏电报线和铁路线以切断跟周边和马德里的所有联系。这个最破败的小村庄决心自立。联邦已经让位于州郡行政制了，这是一个以屠杀、纵火和各种暴行著称的制度，还有血淋淋的农神节（saturnalia）在四处被大肆庆祝。

至于论证可能对选民心理产生的影响，对这个主题怀有任何一丁点怀疑的人都只能是因为他从未读过竞选活动会议的报告。在这样的集会里，主张、恶言漫骂，甚至有时是坏消息都会被交流，但从来没有人交流论证。如果有那么一刻出现安静，那是因为某人出现了。他有着“难对付的家伙”这样的名声，出来宣布自己将用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来诘问这位候选人，这些问题往往是观众的乐趣所在。然而，反对党的满意态度如昙花一现，因为发问者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对手发起的骚动之中。以下对公众集会的报告选自数百份相似的例子，并取自日常报刊，可以算是典型范例：

其中一名会议组织者曾要求大会选举一名主席，结果爆发了动乱。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占领了委员会议事桌。社会主义者做出了积极的防御；他们互相攻击，每一方都指责对方是受雇于政府的间谍，等等。一位市民离开大厅时脸上挂着一只熊猫眼。

委员会最终竭尽所能在骚乱中安顿下来，而发言权被移交给X“同志”。

这位演讲者开始有力地攻击社会主义者，那些人打断了他的话，喊着“白痴、流氓、恶棍”等绰号。作为回应，X同志提出了一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社会主义者都是“白痴”或“小丑”。

阿勒曼党（Allemanist party）昨夜于圣殿郊区街（Rue du Faubourg-du-Temple）的商务大厅（Hall of Commerce）组织了一次重大的会议，作为五一劳动节的准备。会议的口号是“平静和安宁”。

G同志——影射社会主义者为“白痴”和“骗子”。

话音刚落，双方就对骂了起来，演讲者和听众开始互殴。椅子、桌子和长椅都被拿来当作武器。

等等，不一而足。

对讨论的这种描述仅限于一群坚定的选民或者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猜想我们片刻也不能有。在诸如无特色的大众里，讨论总是呈现相同的形态，即使它完全由高学历的人组成也不例外。我已经表明，当人们被聚集在一起时，有一种朝他们的脑力水平校准的趋势在发挥作用，这个事实的证据可以随处找到。例子是以下摘自我于1985年2月13日借来的学生会议报告：

随着夜晚的持续，骚乱只增不减；我不认为有哪一位演讲者能够不被打断地说上两句。每一刻都有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出的叫喊声，或者是从各个方向同时发出的声音。掌声中夹杂着嘘声，激烈的讨论在听众的个体成员中进行，有人威胁性地挥舞着棍子，有人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打，打断发言的人听到有人朝自己喊着“打断他”或者“让他说”。

C先生——对协会用上了大量这样的绰号：恶人、懦夫、怪物、卑鄙小人、唯利是图、睚眦必报，他表示自己想要消灭这个协会。

等等，等等。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选民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形成观点的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关于集体可能享有的自由程度的奇怪幻想。大众有的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观点，但他们从来没有缜密理性的观点。在研究中的例子里，选民的观点和投票都掌握在选举委员会手中，而选举委员会的主要精神领袖通常是让工人赊账的酒馆老板，他们对工人的影响非常大。谢勒（Scherer）先生是现代民主最勇敢的捍卫者之一，他写道：“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它简直就是我们体系的奠基石，政治机器的杰作。现在的法国被选举委员会统治了。[1]”

考虑到候选人本身的可接受性以及他拥有的充足财源，对他们施加影响并不困难。据捐赠人坦言，300万法郎就足以让布朗热（Boulanger）将军获得重复当选。

这就是具备选举权的大众的心理。它和其他大众的心理是相同的：不相上下。

因此，我在前面的内容中得不到任何反对普选权的结论。如果我必须安排它的命运的话，我会出于实际原因把它按原样保存，事实上这些原因从我们对大众心理的调查中可以推断出来。由于这个缘故，我将继续把它们提出来。

普选权的弱点无疑过于明显，难以忽视。不可否认的是，文明一直以来都是少数头脑优秀的人所创造的，他们建立了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舞台随着智力的下降而扩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一个文明的伟大不能绝对地依赖低级因素所投的票，他们只会吹嘘数字的力量。无疑，大众取得的投票数也常常十分危险。它已经害我们数次被入侵，也正为社会主义清除障碍，考虑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人民主权论的变化莫测很可能会让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

然而，这些反对在理论上十分出色，在实践中却失去所有力量。如果那股所向披靡的力量能让人想起被转化为教条的思想，那么它的卓越也会受到承认。从哲学角度来看，大众主权的教条和中世纪宗教教义一样不合理，但前者现在享有的绝对权力与后者之前拥有的完全相同。因此，它和我们过去的宗教思想一样牢不可破。想象一位现代的自由思想家被神奇地运到中世纪时期。你会认为，当他弄清楚在那时活跃的宗教思想的最高权力后，他还会试图攻击它们吗？落在一位想要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手里后，在与恶魔结下契约或者出席女巫安息日的污名之下，他会想到要对恶魔或安息日的存在表示怀疑吗？大众信仰就像用讨论来对抗旋风一样理智。如今，普选权的信条拥有基督教信条以前的力量。演讲者和作家在提到它时都怀着敬意和奉承，这些情感从来与路易十四世无缘。因此，就像对于所有宗教信条一样，对于它而言，同样的位置必须被占据。时间本身可以对信条产生作用。

再者，试图破坏这个信条会更加无用，因为它合理的外表对自身十分有利。托克维尔公允地评价道：“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对彼此没有信任，因为他们都差不多；然而这种相似性使他们对公众的判断有着几乎无限制的信任，原因是在所有人受到相同启迪的情况下，真理和人数优势不应该齐头并进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太可能。”

我们必须相信选举权受限制后——如果这种做法是大家想要的话，选举权就会仅限于那些智力出色的人——大众的投票结果将有所改善吗？我一刻也不能承认这个情况属实，也不能承认我已经给出的理由触及了所有集体的智力劣势人群，不管这个集体的组成成分是什么。在人群中，人们总是趋向同一水平，并且在一般问题上，40名院士记下来的一票几乎等同于40个挑水工记下的结果。普选权因投票结果而受到指责，我一点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票——例如帝国的重建——会因为选民是专门从博学和自由教育的人招募而来就发生不同的结果。它并不因为一个人认识希腊语或者数学而跟随他，不管他是建筑师、兽医、医生还是律师，也不管他是不是被赋予了处理社会问题的特殊才能。我们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有很高的学历，因为这些人多半是教授或者院士，但有哪一个普遍问题——防卫、金银二位体制等——是他们已经顺利地达成一致的呢？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科学只是我们普遍无知的一种减弱形式。至于社会问题，由于它们提供的未知量过多，人们在大体上同样无知。

因此，如果选区单单由脑子里塞满科学的人组成，他们的投票和现在发出的那些几乎一样。他们基本上会受到情感和党派精神引导。我们不应该被免于任何一个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我们也肯定应该遭受社会阶层的高压暴政。

不管大众的选举权是受限制还是被普及，不管它是在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被运用，在法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它在哪里都是相同的；当所有该说的都说过该做的都做完以后，它就是无意识的愿望和种族需要的表达。在每一个国家，被选举的人的平均意见代表着这个种族的精神，我们会发现这些精神在没有明显改变的状态下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又一次面对种族的基本概念，对此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另一个概念是第一个概念的产物，在这个概念里，体系和政府只在人民生活中发挥很小的作用。人们基本上由种族精神引导，也就是说，这种精神是遗传下来的残余品质的总和。种族和生活必需品对我们的奴役是神秘的主要原因，它们统治了我们的命运。

[1]　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在什么社团、财团之下的委员会，都被看作由大众力量造成的也许是最可怕的危险物。他们事实上代表着最客观的，因此也是最压迫的暴政形式。因为引导委员会的领袖们理应以集体的名义发言和行动，所以他们不受责任束缚，能够做自己选择的事情。最残酷的暴君也从未敢于想象如同大革命委员会的那些规定一样剥夺公权的做法。巴勒斯已经宣布他们摧毁了大会，随心所欲地除去其成员。只要他能够以他们的名义说话，罗伯斯庇尔就会行使绝对权力。在这个可怕的独裁者脱离他们的那一刻，由于个人声望的缘故，他失败了。大众的统治就是委员会的统治，也就是说，大众领导的统治。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更为严厉的专制统治。

第五章　立法会

议会大众呈现出有特色的多元大众共有的大部分特征——他们观点的简单性——他们容易接受暗示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的限制——他们坚不可摧的固定观点和多变的观点——优柔寡断为何占主导地位——领导者的作用——解释他们的声望——他们是真正主宰集会的人，因此集会的投票只是少数人的投票——他们行使的绝对权力——他们演说艺术的元素——措辞和形象——通常来说，领导者在心理上不得不心胸狭隘以及怀着顽固坚定的信念——如果演讲者缺少声望，他的论证就不可能得到承认——集会者的好坏情绪的夸大——在某个时刻他们变得无意识——大会的召开——集会失去大众特征的例子——出现技术性问题时，专家的影响力——在所有国家中，议会制的优势和危险——它适应现代需求；但它涉及财政浪费和一切自由的逐步削减——结论。

在立法会中，我们有一个例子是无特色的多元大众。虽然选举成员的方式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它们显示出非常相似的特征。在这个例子里，种族的影响力让人感知到它的削减或者夸大大众共有的特征，但不阻止它们的表现。最为大相径庭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立法会在辩论和投票中的表现非常类似，让各自的政府面对相同的难题。

此外，议会制代表着所有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个制度是一个想法的表达，这个想法就是：在一个给定主题上，聚集了很多人的大集会远远比少数人更能得出一个明智公正的决定。它从心理上来说是错误的，但受到大家公认。

在立法会中会遇到大众的一般特征：智力上愚蠢无知、易怒、容易接受暗示、夸大情绪和少数领导者占有压倒性影响。然而，由于他们的特殊构成，立法大众提供了一些区别性特征，这些特征我们很快就会指出来。

观点的简单性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所有党派的情况之中，尤其对拉丁民族而言，这类大众总是遇到一个不变的趋势，那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适用于所有案例的一般法则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原则自然会随着政党的不同而改变；但仅仅由于个体成员是大众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往往倾向于夸大原则的价值以及把它们推到极端的结果。因此，议会特别能够代表极端的观点。

在展现集会特有的观点简单化方面，最完美的例子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对别人来说，他们固执己见又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模糊的概论，他们让自己忙于应用固定原则，不关心其他事情。有人合理地评价道，他们经历过大革命却没有亲眼看过它。他们把一些非常简单的教条作为指导，并借助这些教条想象他们能够至上而下地重塑社会，使得高度完善的文明回到很久以前的社会演化阶段。他们用来实现梦想的方法有着同样极度单纯的印记。实际上，他们仅限于破坏妨碍自己的事物。他们所有人，还有——吉伦特党人（Girondists）、高山人民、特米多尔分子（Thermidorians），等等——都同样受到相同精神的驱使。

议会大众非常乐于听取建议；和所有大众的情况一样，这个建议来自享有声望的领导者；但立法会容易接受暗示的性质有着极其明确定义的界限，这一点的提出非常重要。

在关于地方或区域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每个集会成员都有一些固定不变的观点，即使再多的论证也动摇不了它们。单凭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天赋是无力去改变议员在防卫或蒸馏酒的特权这种问题上的投票，这类问题涉及有影响力的选民的利益。出自这些选民的建议在投票时间到来之前就经历过变故，它远远地胜过了其他来源的建议，宣告它们无效并保持观点的绝对固定性。[1]

在常见问题上——推翻内阁、征税等——不再有任何观点的固定性，而且领导者的建议可以发挥影响，尽管这跟普通大众使用的方式不完全一样。每个党派都有它的领袖，这些领袖偶尔拥有同等的影响力。结果就是，议员发现自己夹在两个相反的意见之间，这种状况使得他不可避免地出现犹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被频繁地发现在相隔一刻钟的时间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投票，或者给一项法律条文加上一个条款使它无效；例如，撤销劳动力雇主选择和解散工人的权力，然后一个修正案几乎宣布了这项措施无效。

出于同样的原因，每个被推选出来的议院都有一些十分坚定的观点，还有一些变化无常的观点。总体而言，因为一般问题的数量更多，所以犹豫不决在议院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犹豫不决起源于选民始终存在的担忧，从这些选民那里接收到的建议通常是潜在的，也倾向于抵消领导者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这些数不胜数的讨论里，对于集会成员没有强烈的预想观点的主题，主宰一切的肯定是领导者。

这些领导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团体领导人的名义下，人们在每个国家的集会里都可以遇到他们。他们是一个真正掌控集会的人。组成群众的人们不能没有领导，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集会的投票通常仅仅代表少数人的观点。

领导的影响力在很小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采用的论证，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声望。最好的证明就是，如果他们出于某种原因而失去了声望，他们的影响力也会消失。

这种政治领导人的声望是个人的，独立于名誉或名人：关于这个事实，朱尔·西蒙（Jules Simon）先生在评论1848年大会——他自己也曾是那个大会的一员——的突出人物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例子：

在他拥有无上权力的两个月前，路易·拿破仑完全没有一丁点重要性。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登上讲坛。他未能取得成功。听众倾听他的方式就像他们倾听菲力克斯·派厄特（Felix Pyat）的讲话一样，但他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掌声。‘我不喜欢他的想法，’谈及菲力克斯·派厄特时，沃纳贝拉（Vaulabelle）这么对我说道，‘但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尽管埃德加·奎内特（Edgar Quinet）的智力超群又强大，他没有受到任何尊敬。他在大会召开前曾一度受到欢迎，在大会里他没有任何人气。

天才的光辉使其自身在政治集会中比在其他地方更没有存在感。他们只注意雄辩是否合乎时宜和场合以及服务于党派，而不是适合提供给国家的服务。至于1848年和1871年分别向拉马丁（Lamartine）和梯也尔表达的敬意，那个刺激因素需要紧急、不可阻挡的利益。一旦危险过去了，议会界就会在同一瞬间忘记它的感激和恐惧。

我引用前面这段文字是为了文章中所包含的事实，不是为了它提供的解释，因为它对心理方面的描写有点匮乏。大众如果把他们的服务归功于领导的话，那么不管这些服务是党派性质的还是提供给国家的，它都会立刻失去大众的特性。服从领导的大众是受到其声望的影响，它的屈服不受任何利益或感激的情绪支配。

因此，被赋予足够声望的领导者行使着几乎绝对的权力。多亏了他的声望，一位有名气的议员[2]在长年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这股影响因为某些金融事件而在最后一次普选中被打倒，但它是众所周知的。他只需要给出信号，内阁就被推翻了。一位作家在以下几行里明确地指出他的行动范围：

基本上是因为X先生，我们才向东京（Tonkin，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付了原本应付价格的三倍之高，我们才在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保持了这么久的危险状况，我们才在尼日尔河（Niger）下游附近被骗取了一个帝国，我们才失去了过去在埃及占有的压倒性形势。X先生的理论——使我们损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多次失败所丧失的还要多。

我们切不可对有问题的领导怀有过于愤怒的怨恨。显然，他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他的大部分影响力来自于他听从大众观点这个事实，在殖民问题上，大众观点在那时还远远没有形成它在之后所变成的样子。一位领导很少超前于大众观点；他做的一切事情几乎总是追随这个观点并支持它的所有错误。

除了声望，我们现在所涉及的领导，他们的说服方法存在于我们已经列举过好几次的因素里。为了对这些资源做出灵活的运用，领导必须至少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大众心理方面得出某种理解，并且必须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话。他尤其应该意识到用词、措辞和形象有着极好的影响力。他应该拥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口才，这种口才由积极的主张——没有证据的负担——和令人难忘的形象组成，伴随着十分简明扼要的论证。这是在所有集会中都会遇到的一种口才，即便是在最严肃的英国国会也不例外。英国哲学家梅因（Maine）说道：

在人们也许会不断阅读的下议院的辩论里，整场辩论仅限于交换颇为无力的概论和相当暴力的人身攻击。这种类型的常用套话对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让大众接受一般主张总是很容易的，这些主张用不同寻常的措辞来表达，尽管它们从未经查证，或许也不容许查证。

我们不可过分重视上述引文提到的“不同寻常的措词”。我们已经有好几次强调过措辞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它们被选择的方式必须能够使它们唤起生动的形象。以下的短文取自集会领导之一的演讲，它提供了一个极佳例子：

当同一艘船将驶向我们监狱所在的炙热之地时，名声不佳的政治家和犯下谋杀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对搭档将能够相互交谈，他们对对方来说似乎是同一社会状态的两个互补方面。

由此唤起的形象是十分生动的，演讲者的所有对手都认为自己受到它的威胁了。他们想起了这个炎热国度的双重景象还有那艘可能载他们离开的船；这是因为，难道他们不可能被包括在被威胁的政治家这个多少有点不清不楚的类别里吗？参与大会的人必然感受过的潜在恐惧，他们也经历过。那些人被罗伯斯庇尔那含糊其辞的演讲威胁以斩首之刑，也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始终如一地向他屈服。

沉浸于最不可信的夸大之词这种做法完全符合领导者的利益。我刚才引用了一句话的那位演讲者，他当时能够肯定银行家和神职人员曾经资助过投掷炸弹者，也确信那个大型金融公司的主管应该得到跟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惩罚。他的断定没有引起任何激烈抗议。这一类的主张总是对大众很有效。主张从来不过于强烈，慷慨激昂的演说也从未有过分的威胁性。没有什么比这种雄辩更能恐吓听众。那些在场的人担心如果自己抗议的话，会被认为是叛徒或者共犯。

正如我说过，这种雄辩的独特风格一直以来都在所有集会中有着极好的效果。在危机时期，它的力量会被进一步突显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法国大革命的集会中伟大的演说家们所发表的演说是非常有趣的阅读材料。他们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不得不暂停一下，以谴责罪行和赞扬美德，随后他们会突然开始诅咒暴君并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人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然后安静下来，又坐下去了。

有时，领导可能很有才智又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拥有这些品质对他来说通常弊多于利。通过表明事情的复杂程度、允许说明和促进理解，智慧总是使它的拥有者过于宽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信徒所必需的那种坚定信仰的强度和猛烈力量。古往今来，大众的伟大领导者，特别是那些大革命期间的领导者，他们的才智都有限到可悲的地步；然而正是这些才智最有限的人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

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罗伯斯庇尔——的演讲杂乱无章，时常使人感到震惊：单单阅读它们，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信的理由来解释这位强大的独裁者发挥的巨大作用：

教学口才有它老生常谈和冗余之处，拉丁文化服务于一个幼稚而不是平凡的思想，进攻和防御的概念在面对男学生目中无人的态度时受到限制。并非一个想法，也并非精彩的措辞或者有力的一击：一波使我们感到无聊的朗诵。读过一次这样乏味的材料后，我们会想要和亲切的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一起大喊：“天呐！”

有时，想到坚定牢固的信念和心胸的极度狭隘所赋予一个有声望的人的力量，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怕。一个人如果要在很大程度上忽视障碍和展示意志力，这些条件就必须被满足，这一点仍然很有必要。大众本能地在人群中认出他们一直需要的领导，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和坚定的信念。

在立法会中，演说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演讲者拥有的声望，跟他提出的论证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好的证据就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演讲者失去他的声望时，他同时也失去了所有影响力。也就是说，他的影响力使他能够随意表达观点。

当一位寂寂无闻的演讲者带着论证出色的演讲——但仅仅包含论证的演讲——出来演说时，他很有可能只会得到一次发言的机会。某位议员德萨贝斯（Desaubes）先生是一位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他最近在以下几行中找到了对那位缺少声望的议员的描写：

当他置身讲台时，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文件，在面前把它有条不紊地散布开来，并且有把握地开始演讲。

他自以为能够在听众的头脑中植入他自己受到驱使的信念。他已经再三斟酌过他的论证；数据充足，证据确凿；他肯定自己会说服听众。面对他即将举出的证据，一切阻力都会是徒劳的。他开始了，确信自己的理由正当公平并依赖于同僚的注意力。当然，他的同僚唯一的焦虑就是支持真理。

他一开口，立刻就惊讶于议院的焦躁不安，并且对正在发出的噪音略感恼怒。

怎么就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什么大家都漫不经心呢？那些议员们对于交头接耳的人是怎么想的？是什么紧急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或那个议员离席？

他的脸上掠过不安的表情；他蹙额，停下。受到主席的鼓舞，他又开始演讲，提高了声音。听他说话的人更少了。他把重点放在用词上，一边讲话一边做手势，周围的噪音更多了，他不再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了，于是他又停下；最后，由于担心他的安静会引起可怕的叫声，他又开始说‘结论’。喧闹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当立法会达到某种兴奋的程度，他们变得和普通的多元大众一样，因此他们的情绪呈现出来的特性往往非常极端。我们会看到，他们做出最具英雄气概的行动或最放肆的行为。个体已经完全失去自我，以至于他会赞成最不利于他个人利益的举措。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表现了集会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失去自觉意识和服从极其违背个人利益的建议。对贵族来说，放弃特权是一项巨大的牺牲，但在立宪大会（Constituant Assembly）召开期间一个有名的夜晚，他们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通过放弃他们的不可侵犯权，参加大会的人把自己置于死亡的永久威胁之下。然而他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不畏惧大批杀害自己的成员，尽管他们完全意识到，今天把同僚送上去的绞刑台也许就是自己明天的下场。事实上，他们已经达到了我在别处描述过的完全无意识状态，没有任何考虑因素能阻碍他们屈服于自己着迷的建议。以下一段文字来自他们其中一个叫比约·瓦莱纳（Billaud Varennes）的回忆录，它在这一点上绝对典型：“使我们备受指责的那些决定，”他说道，“在它们被采取的一两天之前，都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导致它们发生的原因是危机，没有别的。”没有比这话更准确的了。

我们在大会上所有群情激愤的会议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无意识现象。泰纳说：

他们批准及颁布让自己感到恐惧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愚蠢，同时还触犯法律——谋杀了无辜的人，谋杀了他们的朋友。丹东是天生的左派领导，大革命伟大的发起人和领导。左派得到右派的支持，在响亮的掌声中一致把丹东送上断头台。右派在左派的支持下，在响亮的掌声中一致表决支持革命政府最糟糕的法令。在赞美和热情的叫喊声中，在向科洛·德布瓦（Collot d'Herbois）、库东（Couthon）和罗伯斯庇尔致以深切同情的表现中，大会通过自发重复的改选一致让血腥的政府执政。激进党（the Plain）厌恶这个政府因为它杀人无数，山岳党（the Mountain）因其自身遭到政府迫害而对它恨之入骨。激进党和山岳党，分别是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同意促进自己的自杀行为。牧月二十二日，整个大会把自己献给了刽子手；热月八日，在罗伯斯庇尔演讲结束后的那一刻钟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幅画面也许看起来很阴沉，但十分准确。十足兴奋和着迷的立法会有着相同的特征。他们变成不安定的一群人，听从于每一次冲动的号召。以下对1848年大会的描述来自国会议员斯普勒（Spuller）先生，他对民主的信仰毋庸置疑。我从《文学评论》（Revue litteraire）中把它复制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提供的这个例子里面涵盖了所有被我形容为大众特征的夸大情绪。这也是一个具有极度易变性的例子，这种易变性允许集会者每时每刻从这一连串情绪转换到完全相反的另一串情绪。

共和派的分崩离析、嫉妒和怀疑使它走向灭亡，反过来，它的辉煌来自于盲目的自信和无限的希望。它的坦率和真诚程度只有它的普遍不信任才能与之匹敌。缺失法律观念和对纪律的理解，加上无穷的恐惧和幻觉；农民和小孩在这些方面上处于同一水平。他们的冷静和急躁程度相当；他们的凶残和温顺也不分伯仲。这种情况是未经塑造和缺乏教育的性格所产生的自然结果。没有事情能使这种人感到吃惊，所有事物都使他们感到困惑。不管是害怕得颤抖还是勇敢得无所畏惧，他们都会赴汤蹈火、破茧而出。

他们不了解因果关系，也不知道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很快气馁，就像他们迅速兴奋一样。他们受到所有恐慌类型的支配，往往不是过于高度紧张就是太过垂头丧气，但从来不在形势可能要求的状态或程度上。他们反映出来的轮廓，液体多于水，并呈现各种各样的形状。我们能期待他们给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基础？

幸运的是，刚刚描述的所有特征在立法会中出现时绝不会不断地展示出来。这些集会者只在某些时刻构成大众群体。在多数情况下，组成大众的个体保留了他们的个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集会者能够形成出色的专业法规。真实情况是，这些法规的创作者是位专家，他在安静的书房里拟定了它们。同样真实的是，被表决通过的法规实际上是单个个体的作品而不是集会的。这些法规自然是最好的。只有当一系列的修正案把它们转变成集体努力的成果时，它们才容易出现灾难性的结果。大众的工作成果总是次于单独个体的作品，不管它的本质是什么。正是专家们防止了集会者通过不明智或者不可行的措施。这个例子中的专家是大众暂时的领导。集会对他没有影响，但他对集会产生了影响。

尽管它们的运作伴随着重重困难，立法会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政体形式，更是已发现的脱离个人暴政束缚的最好方式。至少对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来说——简言之，对形成文明精髓的那些人来说，它们确实建立了理想的政体。

此外，它们实际上只引起两个严重的威胁，一个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另一个是对个体自由的逐步限制。

第一个威胁是需求急切和具备选举权的大众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如果集会成员将提出一项明显能够满足民主思想的措施，如果他将引进一项法案，比如说，为了保证所有工人的养老金和提高所有级别的政府雇员的工资而引进的法案，其他议员，即对选民感到恐惧的意见受害者，不会敢于似乎忽视后者的利益，拒绝被提议的措施，尽管他们充分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对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强迫制定新税。对他们来说，投票时犹豫不决是不可能的事情。支出增加的后果还遥遥无期，也不会对个人造成不愉快的后果；然而，当他们下一次出现在改选中时，投反对票的后果有可能清晰地暴露出来。

除了夸张的开支这个原因以外，还有另一个同样紧迫的原因——投票赞成把所有拨款用于当地的必要性。议员不能够反对这种拨款，因为它们再一次代表了选民的急切需求，也因为只有在答应其同僚的相似需求的条件下，每一位议员才能获得他为自己选民阵营所要求的事物。[3]

上面提及的第二个威胁——立法会对自由的必然限制——表面上看比较不明显，但仍然十分真实。这是无数条法律所带来的结果——这些法律总有一个限制性作用——议会认为他们被迫投票支持这些法律，而且由于自身目光短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对这些法律的后果视而不见。

这个威胁肯定是最不可避免的，因为就算是英格兰本身也没办法摆脱它。而英格兰无疑提供了最受欢迎的议会政体类型，在这个类型里，众议员最不依赖于他的选民。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一部已经陈旧的著作中这样表示：表面上的自由增加，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实际自由的减少。他在最近的书中又回归到这个论点，“个体对抗国家”，关于英国议会，他这么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曾指出，自这个时期以来，立法一直都按部就班。迅速增加独裁措施这种做法不断地倾向于以两种方式限制个人自由和立法。每一年都有大量的条例被建立起来，在一些之前完全可以自由行动的事情上对市民强加限制，迫使市民去完成他之前可以随意选择做或者不做的行为。与此同时，越来越重的民众负担，尤其是当地民众的负担，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它们减少了他可以随意花费的那部分利益，还增加了从他身上剥夺的那部分，随政府当局满意而使用。

这种对自由的逐步限制以赫伯特·斯宾塞没有指出的一种特殊形式出现于每一个国家；这些立法措施大体上都是限制性命令，而通过这无数个系列的立法措施，必然会增加承担执行措施这一责任的官员的数量、力量和影响力。这些官员倾向于用这种方法变成真正主宰文明国家的人。由于在权力的不停调动之中，只有行政阶层不受这些改变影响，只有它才无需承担责任、不近人情和长存不灭，因此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没有什么比这三种形式下呈现的专制更具压迫性了。

用最复杂的繁文缛节来包围最细微的存在行为，不断地创造限制性法律和条例，这样会不可避免地使它的结果限制在越来越狭窄的阶层界限之中，在这个阶层范围里，市民可以自由行动。平等和自由会因为法律的增加而得到更好的保证这种想法只是一个错觉，而作为这种错觉的受害者，各个民族都日复一日地同意忍受逐渐繁重的束缚。他们并不因为接受这个法律而免于惩罚。他们习惯于容忍一切束缚，很快就会变得渴望劳役，还失去了所有的自发性和精力。到那时，他们不过是无用的影子，被动、不反抗和无力的机器人。

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个体肯定要在他自身以外寻找自己不再拥有的力量。随着市民越来越冷漠和无助，政府的作用也必然越来越大。他们必须表现出个人所缺少的主动性、进取心和领导精神。承担一切、引导一切以及保护一切这些重任都落在他们身上。国家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尽管如此，经验表明，这种神的力量从来不会非常持久或者非常强大。

这种对某些民族的一切自由的逐步限制，看起来是年老导致的结果，至少和任何一种特殊制度导致的结果差不多，尽管有对外的许可使他们错以为自己还拥有着这些自由。它构成了至今没有任何文明可以逃过的衰微阶段的先兆之一。

从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引起各方注意的征兆来看，好几个现代文明都已经到达了式微之前的极度衰老阶段。所有民族似乎都必然经过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总是在重复它的轨迹。

简要地提及文明演变过程中的这些共同阶段是非常容易的，而我将以对它们的总结来结束这本书。这个急促的概括也许会在如今大众行使的力量的成因方面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

如果我们在它们的主线上调查以前文明的伟大开端和衰落起源，我们会看到什么？

在文明伊始，一群不同出身的人由于迁徙、入侵和征服等机缘巧合而聚在一起。他们有着不同的血统、语言和信仰，这个联盟唯一的共同联系是由一位首领制定的规则，它得到了一半人的认可。在这些混乱的凝聚体中，大众的心理特征以最明显的程度呈现出来。他们有大众短暂的凝聚力，有他们的英雄气概、弱点、冲动和暴力。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是不稳定的。他们是野蛮人。

最后，时间成全了它的杰作。周围事物的一致性、种族的重复交融和共同生活的必要性都发挥了它们的影响。聚集在一起的不同个体开始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种族；也就是说，这个集合体拥有共同特征和因为遗传而更加固定的情感。这一群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能够脱离它的野蛮状态。然而，只有当它经过长久的努力、必然重复的挣扎和无数次重新开始之后，获得一个理想时，它才能够完全从那里摆脱出来。这个理想的本质是无足轻重的；不管它是罗马的宗教信仰、雅典的势力，还是真主阿拉的胜利，它都足以使这个正在形成的种族里的所有个体能够完美地统一情感和思想。

在这个阶段，也许会诞生一个有着体系、信仰和艺术的新文明。在追求理想时，这个种族会接连获得使它辉煌、活跃和显赫的必要品质。它有时无疑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从此以后，我们发现，在大众变化发展的特征之下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把民族的转变局限于狭窄界限和否决随机作用的种族精神。

在发挥了它的创造性作用之后，时间开始了毁灭工作，不管是神还是人都无法逃离被毁灭的命运。在达到某一水平的力量和复杂性以后，文明不再发展；文明不再发展之后，它就注定要快速衰退了。老年的时刻到了。

这不可避免的一刻总是以作为种族支柱的理想的疲软为标志。随着理想变得苍白无力，所有受到它启发的宗教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开始被动摇。

随着理想的逐渐消亡，这个种族失去了越来越多给予它凝聚、团结和力量的品质。个体的个性和才智也许会增加，但与此同时，该种族的这种集体性利己主义被个体利己主义的过度发展所取代，还伴随着特征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构成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后变成了一堆缺乏凝聚力的个体，暂时被传统和体系人为地团结在一起。正是在这个阶段，人们由于利益和愿望不同而分歧，不再能够自我管理，因此他们要求在最琐碎的行为上受到引导，并要求国家发挥吸引人的影响力。

明确失去旧理想后，种族精神就彻底消失了；它只是一群单独的个体，并回到自身的原始状态——一群乌合之众。它有着大众的一切暂时性特征，没有一致性也没有未来。它现在的文明没有稳定性，并受到一切机遇的支配。民众是至高无上的，野蛮的趋势日益增长。这个文明也许看起来仍然辉煌灿烂，因为它有着对外的门面，悠久历史的成就，但实际上它是正在坍塌成废墟的高楼，没有任何支撑，注定要在第一场风暴来临之时倒下。

追求理想时，从野蛮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了它的优点时，开始衰落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

[1]　以下一位有着长期经验的英国国会议员的思考无疑适用于这些观点，这些观点是事先固定的，并且由于竞选活动的必要性而变得不可更改：“就职于议会的50年里，我听过的演讲数以千计；但很少有演讲改变过我的观点，没有一次演讲改变了我的投票。”

[2]　克里蒙梭（Clemenceau）。——译者注

[3]　在1895年4月6日那一期，《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发表了一份不寻常的报告，汇报了单纯由选举考虑因素导致的支出可能达到的数字，尤其是铁路的支出。为了把兰加耶斯镇（Langayes，一个有着3000居民的小镇，位于山上）和死火山锥联系起来，人们投票同意建筑一条造价1500万法郎的铁路。其中数百万将用于连接博蒙特镇（Beaumont，3500个居民）和萨拉钦城堡（Castel-Sarrazin）；700万用于连接乌斯特村（Oust，有着523个居民的小村庄）和瑟伊斯镇（Seix，1200个居民）；600万用于连接布雷德镇（Prade）和奥莱特村（Olette），等等。单是1895年一年，人们就投票通过了9000万法郎用于仅限于当地使用的铁路。这是另一项同样重要的支出，也是因为竞选活动的考虑因素而不得不支出的一项。据财政部长所说，制定工人养老金的那条法律很快就会涉及每年至少1.65亿的支出，而勒罗伊·博利尔（Leroy Beaulieu）先生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是8亿。显然，这类开支的持续增长肯定会导致破产。许多欧洲国家——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都到达了这个阶段；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很快就会陷入同样的绝境。尽管如此，我们无需对事情的这个状态感到过于惊慌，因为民众相继同意容忍这些国家削减支付优惠券的80%。在这些巧妙条件下的破产使得难以平衡的财政预算立即被恢复平衡。此外，战争、社会主义和经济冲突在我们正走过的普遍解体阶段，为我们准备了大量的其他灾难，因此我们必须甘于勉强糊口的生活，不过分担心我们不能掌控的未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卑与超越／（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张露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68-1060-6

Ⅰ．①自…　Ⅱ．①阿… ②张…　Ⅲ．①个性心理学　Ⅳ．①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971号

自卑与超越

著　　者：〔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著　　张　露　译

责任编辑：戴　晨

版式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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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177千字

印　张：8.75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060-6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生命的意义

第二章　思想和身体

第三章　自卑感和优越感

第四章　早期的记忆

第五章　梦

第六章　家庭影响

第七章　学校的影响

第八章　青春期

第九章　犯罪及其预防

第十章　工作的问题

第十一章　个体和社会

第十二章　爱情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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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世间的每个家庭，希望其家人能通过这本书更好地了解自己。

第一章　生命的意义

人类都生活在意义的范畴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体验到抽象的事物；我们常常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体验这些事物。甚至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体验也是局限在自己的视角之上。“木头在与人类相关之时”才称为“木头”，而“石头只有在人类的生活中”才叫作“石头”。任何试图脱离事物本身的含义来思考周围环境的人，都非常不幸：他也许会将自己与他人孤立开来，而他的行为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他人而言，都一无是处；总而言之，这些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逃离意义。我们只有通过赋予事物的意义来了解世间之物，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意义通常或多或少有一些缺陷，或者并不完整，甚至有的时候，这些意义还是错误的。因此，意义的范畴便是错误的范畴。

如果我们问别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也许答不上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会让自己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也不会尝试着明确地解构出答案。可以肯定的是，自人类出现以来，这个问题就已存在，而且在我们年轻人——当然还有老年人——的生命中有时候都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意味着什么？”但说句公道话，只有在遭受了某些挫折之后，他们才会想起问这些问题。如果生活顺利，不遇到些磕磕碰碰，这些问题根本不足挂齿。而在生活不太如意之时，他们便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出答案。集中精力观察他们的行为，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已就“生命的意义”这一话题形成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而他们所有的观点、态度、行为、言谈举止、抱负、习惯和性格特征都与他们的意义概念相符。每个人的行为都依赖于他对生命的某种解读。在所有人的行为中，都存在对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的一种没有言明的归纳总结；存在一种结论“我是这样的而宇宙是那样的”；存在一种赋予自身的意义以及一种赋予生命的意义。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而且正如我们前文所说，每种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误解。没有人知道何为生命的绝对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可供使用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所有意义的解读都是介于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之间的变体。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变体之中，我们可以区分其中哪些有效，哪些不太好用；哪些问题不大，而哪些又错漏百出。我们还可以找出通用的哪些意义解读较为完善，哪些又不那么令人满意。因此，我们便可以从中找出一个共同的真相标准，一个通用的意义解读，能让我们破译出迄今为止与人类相关的真相。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真相”意味着人类眼中的真相，意味着与人类的目的和目标相关的真相。此外再无别的真相，即便还有另一种真相存在，那也与我们无关。我们对其从不知晓，那这种真相也就毫无意义。

人生三大使命

所有人类都生活在三大限制之中，而在生活中，他们也必须顾及这三大限制。现实世界由这三大限制构成，而人类则需要面对起因于这三大限制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常常被迫回答这些问题，处理这些困难，因为它们总会源源不断地出现，而我们也会在各自的答案中找到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解读。

第一种限制，我们居住在地球这颗小星球的表面，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学会去适应地球上的资源和束缚。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头脑，以便我们能够继续生活在地球上，并确保人类的延续。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我们对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解答：这些行为揭露了我们认为适当且必要的东西，我们认为合理而且可取的东西。每一个答案都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的居住地是地球。

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体的弱点以及我们居住地中所潜在的危险，那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繁荣，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我们的答案进行重新评估，使其具有远见性并且条理清晰。看起来我们面临的似乎是一个数学问题，而且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其解决办法。我们不能随意地或者依靠猜测前进，而是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用尽一切我们可以任意使用的方法。我们不太可能会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答案，一次性构建出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真相。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必须动用我们的一切技能，找到一个与之接近的答案。此外，我们还必须不断努力，使我们的答案越来越接近完美，而且所有的答案都必须顾及我们是固着于地球的这样一个事实，并考虑到我们所处的位置给我们带来的所有有利和不利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种限制：我们所有人都不是人类的唯一成员。我们身边还有其他的生物，而我们的存在也与它们有一定的联系。个体的弱点和局限性使得个人不可能独立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倘若它们要自力更生，而且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那它们一定会走向消亡。它们自己的生命不能得到延续，而人类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结。因此，由于每个个体自身都存在一定的弱点、不足和局限性，它们通常都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对于个体自身的繁荣和人类的繁荣，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因此，关于生命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必须将这个限制考虑在内。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便是，我们的生存是与他人息息相关的，倘若人人都选择独善其身，那人类终将走向灭亡。如果想要生存，甚至我们的情感都必须与这样一个最伟大的问题、目的和目标相一致：与其他的生物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让我们个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都得到延续。

我们还受制于第三种限制：人类是由两种性别组成的。个体和公共生命的维持都必须顾及这点。爱情和婚姻的问题都属于第三个限制，而且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能够抛开这点过活。在遭遇这个问题之时，人类不管做什么都得将其考虑进他们的答案之中。人类尝试过使用很多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行为通常都揭示了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就是其对此唯一的答案。

因此，这三种限制便引发了三个问题：第一，在由我们这颗星球的本质所设定的限制性下，我们应该怎样选择一种能让我们得以生存的职业？第二，为了我们能够合作并且分享由合作带来的利益，我们应该怎样摆正自己在身边人之中的位置？第三，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世上存在男女两种性别，而人类的延续性则取决于这两性之间的关系？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已经发现，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归纳到这三个主要条目之下：职业、社交以及两性。作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应，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揭示他们自身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例如，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爱情生活不满意，或者根本就没有爱情生活，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无法大展拳脚，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与身边的人也处不好关系。从他在生活中强加给自己的限制和束缚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生活看起来并不如意，而且危机四伏，势必不会遇到良机，极可能会遭遇诸多失败。他狭窄的活动范围可以解析为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生命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封锁起来，安然逃离外部世界。”

相反，我们再来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有着亲密的恋爱关系，与他人的合作也非常愉快，他的工作最终都能取得有益的成就，他朋友很多，而且社交圈很广，从中受益颇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将人生看作一个创造性使命，生活中充满了机遇，而且不会遭遇不可逆转的困境。他应对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勇气可以这样解析：“生命意味着关心身边人，成为人类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为人类的繁荣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会化感受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所有误解“生命的意义”的共通之处以及所有正解“生命的意义”的共通之处。所有那些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欲不正常者和娼妓——已经“失败了”是因为他们缺乏感同身受的情感和社会性兴趣。他们在处理职业、友谊和两性的问题上缺乏通过合作解决问题的信心。在他们眼中，生命的意义是一种私有的意义：没有人能从他们的个人成就中受益。他们的成功目标其实只是满足子虚乌有的个人优越供述，而他们的胜利只对自己有意义。

举个例子，据谋杀犯称，当他们手中握有武器之时，就会感觉自己充满力量，但是他们也承认，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受到武器的重要性。对于余下的我们而言，很难想象只是拥有一件武器怎会产生此种优越感。私人的意义其实毫无价值可言。真正的意义只有可能存在于沟通之中：对于某个人有意义的一句话也许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目的和行为：真正的意义是指对他人而言的意义。每个人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但是如果某个人没有认识到只有为他人的生命作出贡献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他通常会犯一些错误。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教派的主教。一天，他将自己的教众召集到一起，通知他们在下个星期三便是世界末日。他的教众将这句话谨记在心后，迅速变卖了他们的财产，安顿好所有俗事，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这场大灾难的降临。星期三在风平浪静中安然过去。星期四那天，他们跑去问主教是怎么回事。“看你把我们搞得一团糟，”他们说，“我们抛却了所有的财产，告诉身边的每个人星期三将会是世界末日，即便遭受他们的嘲笑我们也毫不在乎，而是一遍遍重复着你说的权威话语。星期三来了又去，但这个世界却毛发未损。”“但是我所说的星期三，”主教发话了，“并不是你们眼中的星期三。”他就用这种转向私人角度的方式，成功地让自己免受批评，因为私人意义无法检验。

所有真正的“生命的意义”的标志便是这样的意义——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可以共享这样的意义，而且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意义。作为解决生命难题的有效办法，它可以为他人提供示范，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常见的难题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甚至天才也只是被认定为具有最高价值而已：一个人只有在其人生拥有重大意义之时，我们才会将其称为天才。这样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意义通常是：“生命意味着为全世界人民作贡献。”在此，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大肆宣扬的目标，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在意这样的空头许诺，而将目光放在具体的成就之上。遭遇了人类生命难题的人会表现得自己仿佛充分并自发地认识到，生命的基础意义是关心他人，并与他人合作。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朋友的利益，在遭遇困难之后，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同时保证不侵犯到他人的利益。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观点，而且他们也许会疑惑我们所说的生命真正的意义在于奉献，在于关心他人、与他人合作互助是否正确。他们也许会问：“但是个体又怎样呢？如果他们常常考虑到他人，并竭尽全力维护他人利益，他们自身一定会受尽苦难吧？这样做是否必要呢？至少对于其中一些个体来说，为了自身的合理发展，他们必须优先考虑自己，是否存在这样一些个体，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学会保护自身的利益，或者加强他们自己的个性？”

我认为，这个观点错得离谱，而由其引发的问题也是个错误的问题。就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而言，如果他们想要有所贡献，如果他们的所有情感都指向他们的目标，那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自己的方法，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将会自我调节去适应自己的目标：他们会发展出一种社会化感受，并通过练习，熟能生巧。一旦目标确定，自我训练便会随之而来。目标确定之后，而且也只能在确定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自我装备，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并发展自己的能力。我们以爱情和婚姻为例。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另一半感兴趣，如果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放松并丰富我们另一半的生活，我们就会尽我们所能地做最好的自己。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必须在真空中发展培养自己的个性，没有任何想要为他人生活作出贡献的意愿，我们只会变得专横跋扈，也会让别人不愉快。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个线索推断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和协作。如今，倘若我们环顾四周，看看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遗产，会看到什么呢？所有留下的东西都是他们为人类所作的贡献。我们会看到耕地、看到道路和建筑。他们从人生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成果，会以传统惯例、哲学、科学及占星学的方式传递给我们，同时他们还会传授我们一些处理人生难题的技巧。所有这些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来自为人类繁荣作过贡献的人。

那剩下的其他人又怎样呢？那些从不协作、认为生命该有别样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能从生命中得到些什么”的人，他们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印记，他们不仅死了，他们的人生也只落得一场空。似乎我们的地球自身也在跟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配拥有生命。你的目标和努力都将白费，被你视作珍宝的价值观，你的思想、你的灵魂，都没有未来。带上你自己滚出地球！你就是废物，立刻消失在我面前！”对于那些认为生命的意义不是协作共存的人，人们的评价通常都是：“你真是没用，我们不需要你。滚！”当然，在我们现有的文化中，也存在很多的瑕疵。如果我们遇到了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必须对其加以改变，但是我们所做的改变都必须有益于人类的繁荣。

从古至今有许多人能够领悟到这个真相，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关心全人类的发展，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发展全社会的利益，促进爱的传播。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有涉及拯救人类的内容。在全世界的所有伟大运动中，人们所坚持的都是增进社会利益，而宗教就是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努力之一。然后，宗教通常都会被误解，而且很难看出它们如何能够比它们现阶段做得更多，除非宗教可以更紧密地致力于它们的社会化工作。个体心理学通过一种科学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提出了一种得出这个结论的科学办法。我认为，这便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通过提升对同类和人类福利的关心，科学也许能够在这个领域获取更多的东西，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都曾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之时，我们目的都是一样的——更多地关心别人。

因为我们赋予生命的意义是守护天使或者生命恶魔的追捕者，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理解这些意义的形成方式，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为何它们解决了大问题就是正确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便是心理学所扮演的角色，与生理学和生物学截然不同：心理学能让我们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是怎样影响人类的行为和命运的。

决定性格的儿时经历

我们可以从幼年时代看出这种“生命的意义”的第一个类别。即使是婴儿，他们也会努力弄明白自己的力量以及他们在周围世界中所占的分量。到了五岁之时，孩子便会形成一种统一而且成型的行为特征，有着自己独特的解决问题完成使命的行为方式，我们将其称为“生活方式”。至此，他们已经选定一种适用于自己的最深刻且最持久的概念，明白自己期待从这个世界中得到什么，而这个世界又对他们有何诉求。从此刻开始，这个世界便看似一个获得认可的、彻头彻尾的统觉体系。在孩子亲身经历之前，大人便会给他们讲解一些经验，而这样的解读通常会与孩子最初赋予生命的意义相一致。

即便这种意义是种严重的误解，即使我们对于困境和使命的解决方式受到了误导，甚至导致了一连串的厄运和不幸福，我们也不会轻易放弃。只有在重新审议我们对于某一情况的误解，认识到其中的错误之处，并修订了我们的统觉体系之后，我们才能纠正在解读生命意义之时所犯的错误。在某些少有的情况下，解决方式受到误导之后，可能会造成个人被迫改变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随之，他们也许就会成功地自我调节他们的方式方法。然而，在没有社会压力的情况下，或者没有认识到如果坚持老办法会走上自毁之路，他们永远不会走到这一步。通常来说，让个人更改自己的生活方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接受他人（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发现错误的源头，并提出更加合适的意义理解的人）对他心理上的训练，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

现在，我来举个例子说一下儿童情境下的不同解读方式。儿时不愉快的经历，也许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意义，从而导致不同的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大相径庭。比如，一个人所遭遇的不愉快经历可能会一直隐藏在心底，以便他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能找到解决办法。他会这么想：“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种不幸的境况，保障我们的孩子在更好的条件下长大成人。”另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也许会觉得：“生命是不公平的。其他人就能总是得到最好的。如果这个世界对我不好，那我为什么要善待它呢？”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家长提到他们孩子时会说：“我也是小时候吃尽了苦头，我都扛了过来，那他们为什么不行？”第三个人也许会觉得：“因为我不幸的童年，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情有可原的。”这三种情况下，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解决在他们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除非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解读方式，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这便是个体心理学与决定论（theory of determinism）相背离的地方：经历本身并不是导致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我们并没有遭受到经历的打击——所谓的创伤——而是从中看到了适宜于我们的目的的东西。我们并不是由我们的经历所决定的，而是自决（self determine）于我们所赋予这些经历的意义。而且，当我们采用某些特殊经历作为我们未来生活的基准之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已经被误导了。意义并非受决于情境，我们会通过赋予这些情境的意义来决定自己。

身体缺陷

然而，还有些孩子会遭遇一些特殊情况，导致他们在认识生命的意义之时犯下严重的错误，而大多数的失败都发生在有过这些特殊经历的孩子身上。在婴儿时期有身体缺陷或者生过病的孩子都可以归为此类。这样的孩子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从而很难明白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回馈社会。除非他们身边某个亲近之人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这些困境中转移，让他们对他人产生兴趣，否则他们就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在现代社会中，他们的自卑情绪还有可能会因为同龄人的同情、奚落或者排斥而日渐加剧。遭遇了这种情况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变得内向，对于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心灰意懒，并认为自己会受到全世界的羞辱。

在我看来，对于那些被器官缺陷和腺体分泌不正常困扰的孩子，我是首位对他们进行研究的人。这门学科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是其发展却一直未能如我所愿。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寻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将这样的失败归咎于基因或者身体条件。没有一种身体缺陷能够强迫个人发展扭曲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未发现有两个孩子的腺体对他们的影响完全相同。其实，我们时常看到很多孩子在克服了自身遭遇的困难之后，发展出了某种异乎寻常的有益才能。

为此，个体心理学并不是在鼓吹优生学体系。很多对于我们的文化有着伟大贡献的杰出人士在最开始的时候也遭遇了身体上的缺陷；很多人遭受了病痛折磨，甚至还有一些人英年早逝。而通常是那些在面对身体和物质上的无数困苦而努力奋斗的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带来了无数的发明创造。这些奋斗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也取得了更多的进步。我们不能仅凭生理指标来评判一个人的心理发展方向是好是坏。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在一开始就遭遇了身体缺陷和内分泌失调的孩子都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因此绝大多数都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在早年的时候遭遇了身体缺陷的孩子，最终都成了失败者。

娇生惯养

通常会导致对生命意义产生错误理解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对孩子娇生惯养。被溺爱的孩子从小就认为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他们从来都不用付出努力便可以得到他人重视，最后，他们就会以为这种重要地位是天生就有的权利。最终，无论何时，只要他们不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而他人也没有将他们的感受放在首要位置，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索取而非给予。他们从未学习过怎样用其他方式来面对困难。他们认为其他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都应该顺从他们的意愿，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而且不知道自己动手也能丰衣足食。他们关注的主要目标就是他们自己，而且他们从来都不曾了解协作的作用和必要性。当他们遭遇困难之时，他们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求助于他人。他们相信，只要能够再次获得重要地位，他们就能强迫他人认识到自己的特殊性，而且任何东西只要他们想要就应该得到。到那时候，而且只能是到了那时候，他们的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这些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在长大以后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上最危险的人群。在这种人中，有些人会表现得极其友善，甚至为了获得掌控他人的机会变得非常“惹人怜爱”；但是在需要和正常人一样，在正常的工作中与他人合作之时，他们便会继续罢工。还有些人会更加公然地反抗：当之前已经习以为常的照顾和关爱不复存在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他人背叛了自己。他们会认为全社会的人都在与他们作对，因此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报复他人，为自己报仇。而如果这个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加以诟病（这个社会可能会这么做），他们就会将这种敌对看作个人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对于他们毫无用处的原因。他们只会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在反对我”。但是，无论娇生惯养的孩子是罢工还是公然反抗，无论他们是通过弱点来控制他人还是使用暴力来实施报复，他们的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基于同样错误的世界观。我们甚至发现，还有的人在不同的时期会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他们的目的却一直都不会改变。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成为第一，占据他人心中的首要位置，“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只要他们继续秉持这样的生命意义，他们所采用的每一种方式都会是错的。

疏于照看

第三种容易误解生命意义的情况就是，对孩子疏于照看。这样的孩子从来都不知道爱和协作作何解释。他们在构建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解读之时，会将这些正能量排除在外。很容易理解，在他们遭遇生活中的困境之时，他们为何会高估其难度，同时低估自己在他人友善的帮助之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他们眼中，这个社会无情冷漠，而且还会期待它永远这么冷漠无情下去。他们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能够通过为他人做好事来赢得喜爱和尊重。因此，他们就会多疑，而且无法相信他人。

其实，公正无私的关爱是其他经历所不能替代的。最初，父母要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一课便是信任“他人”。之后，父母亲必须拓展并加深孩子的这种信任感，直到这种情感已经完全融入孩子的世界。如果他们的第一堂课没能成功——引发孩子的兴趣、获得孩子的喜爱和配合——那将会很难发展孩子的社会化兴趣和与他人的友谊。每个人都有关爱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不断训练和联系，否则其发展将会非常缓慢。

如果研究一些极端案例，如那些疏于照看、受到厌恶或者不受欢迎的孩子，我们也许会发现，他们对于协作视而不见，茕茕孑立，不能与他人交流，而且会完全忽视那些能够帮助他们与其他人相处的一切。但是，正如我们所见，生活在这些环境中的个体只会走向消亡。如果孩子能够平安度过婴儿期，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定量的关心和照顾。因此，根本不存在完全被忽视的孩子；所以，我们所讨论的都是那些接受的关爱少于常人的孩子，或者那些在某些方面被忽视，但在其他方面与常人无异的孩子。简言之，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些被忽视的孩子就是那些从来没有真正信赖过“他人”的孩子。可悲的是，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之中，很多人生的失败者都是那些孤儿或者弃儿，而大体上我们也不能不将这样的孩子归入疏于照看的孩子之列。

这三种境遇——身体缺陷、娇生惯养和疏于照看——都是导致对生命意义错误总结的最大诱因。遭受过这些境遇的孩子们在需要修订他们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之时，几乎总是需要他人的帮助。必须有人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对这种事情有着一定的鉴别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此类事情，并在这方面进行自我训练——我们就一定能够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

最初的记忆和梦

有一个关于梦和联想（association）的调查也许有用：不管是醒着还是做梦，人的性格是一样的，但是在梦中，社会需求的压力较小，而且会揭示人的一些隐藏性格，因为梦中的防护措施和隐藏手段会相对减少。然而，在用于解密个体对于自身和生命意义理解的所有信息中，最有帮助的就是他们的记忆库。无论他们认为某条记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都非常重要，因为通过对这条记忆的定义，能够向他们展示一些难忘的东西，之所以会难忘，是因为他们在摄取这条记忆之时，它对于他们的生命产生了影响。它在告诉他们：“这肯定是你所期待的东西”，或者“这是你必须避开的东西”，甚至还在向他们表明“这就是生活！”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经历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特殊经历一直存留在记忆之中，并被用于具体化个体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每一条记忆都是一个被选中的提示器。

要了解个体多久以前开始采用某种特定对待生活的方式，并揭示他们是在哪种情况之下第一次形成自己的生活态度，童年的记忆尤为有效。早年的记忆非常值得注意，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记忆能够概述个体在理解自己和自己的境遇之时的基本预估。这是他们第一次对自己的外貌、对自己最初的完整理解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要求这三者的总结。第二，这些记忆是他们主观思想主观情感的起点，是他们为自己立传的起点。因此，我们常常能够从中发现一对矛盾体：已被视为弱点或缺陷的状态与他们想要变强变大的目标。心理学完全没有必要去探寻这些记忆是否真的是他们所记得的第一件事——甚至这些记忆是否真实发生。记忆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所要展现的东西，因为它们对于生命的解读以及它们对于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举几个最初记忆的例子，来看看它们所展现的“生命的意义”。“咖啡壶跌下桌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我们无须惊讶，如果一位女士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开始，那无助感将会伴随她一生，同时她还会夸大生命中所遭受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她在心中责怪他人对她照顾不周，我们也不必惊讶。有些人确实非常粗心，常常会将小孩置于这样的危险环境之下。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另一条最初记忆之中：“我记得在我三岁的时候，曾从婴儿车里摔了出来。”这样的情况使得他后来反复做这样的梦：“世界末日来临，我在午夜醒来，发现天空在大火的映照下一片通红。星星不断掉落，而我们地球也快与另一颗星球相撞了。但是就在快要撞上的时候，我醒了。”当我问这位患者，他是否在害怕什么之时，他回答说：“我害怕我的人生无法取得成功。”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不断重复的梦境都让他觉得沮丧，并坚定了他对失败和灾难的恐惧。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因为遗尿而且时常与妈妈发生争执，被带到我的诊所，他提供了这样一条最初记忆：“妈妈以为我失踪了，跑到大街上大喊我的名字，还非常害怕。在此期间我一直躲在屋里的橱柜里。”从这条记忆中，我们分析出一种解读：“生命的意义就是制造麻烦以吸引他人的注意，通过欺骗来获取安全感。别人忽视我，我就能愚弄他。”他之所以遗尿，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成为众人担心和关注的焦点，而他的妈妈的焦虑和担忧也让他肯定了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

在前面的案例中，这个男孩很早就产生了一种外面的世界很危险的印象，而且他已经得出结论，只有别人都在为他担心的时候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信，这些人都时刻准备着在他需要的时候保护他。

一位三十五岁的妇女有这样一条最初记忆：“我在一片漆黑中坐在楼梯上，我的一个比我大点儿的表兄打开门向我走来。看到他我觉得非常害怕。”似乎就是因为这个记忆，让她不习惯与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玩，而且与异性在一起时也会感觉非常恶心。有人猜测她是独生女，结果证明猜对了，而现在已经三十五岁的她，还没有结婚。

下面这个例子表明了一种更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化感受：“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婴儿车，而我的小妹妹就坐在里面。”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与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时，她才会觉得自在，还能看出她对妈妈的依赖。通常为了家庭的幸福，当新生儿出生后，最好让较大的孩子参与到照顾新生儿的工作中，让他学会与他人协作，关心家庭新成员，并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父母让孩子参与照顾新生儿，那较大的孩子就不会将父母转移到新生儿身上的注意力视为自己重要地位的降低，也不会为此感到愤恨。

想要和他人待在一起有时并不是指真正地对他人感兴趣。有这样一个女孩，在讲述自己的最初记忆时说道：“我在和我的姐姐还有两个女性朋友玩耍。”在此，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孩子在训练自己的社交能力。但是，当她提到自己最大的恐惧之时，我们又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害怕一个人孤零零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缺乏独立性。

一旦我们找到并理解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我们就获得了了解其整体性格的关键。正如我们所见，如果没有找到最原始的错误，任何争论或者治疗都无济于事，而只有训练患者采用一种更加配合更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办法，才有可能有所改善。

学会合作的重要性

合作是我们可以用以抵抗神经质发展的唯一防护方式。因此，从小教育并鼓励孩子与他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人应该允许孩子在共同任务和游戏中寻找自己与同龄人相处的方法。任何对合作的妨碍都会导致严重的结果。比如，被溺爱的孩子从小都只会关心自己，在学校与同学在一起时会缺乏合作能力。只有在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获得某科老师的喜爱时，才会对相应的课程产生兴趣。只有在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个课程上有优势时，才会认真听讲。随着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因社会化感受的缺乏所导致的后果会越来越明显。如果他们一开始就误解了生命的意义，那他们就不会培养自己的责任心和独立性。等他们成年之后，他们在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难题时会力不从心，缺乏应对能力。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儿时所犯的错误而责怪长大以后的他。我们只能在他们承担这些后果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不能期望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地理测验的时候取得好成绩。同样，我们也不能期待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合作教育的孩子能够在需要合作的工作面前恰当地作出反应。但是想要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都需要一种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每份工作都必须被掌控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之中，也应该造福于后人。只有那些明白生命意味着奉献的人才有勇气面对人生的困难，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如果老师、家长和心理学家都明白，孩子在理解生命的意义时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假如他们自己并没有犯此类错误，我们便可以相信，缺乏社会化感受的孩子最终会更好地感知到自己的能力和生命中的无数机遇。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放弃努力；不会寻找简单的出路，试图逃避责任或者将重担扔给他人来扛；不会要求额外的关照或者专属的同情；不会觉得沮丧气馁，寻求报复，也不会问别人：“活着有什么用？活着有什么好处？”他们会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有能力将它完成。我们的行为由我们自己做主。如果新旧必须更替，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应对。”作为一个有合作能力、独立自主的人，如果我们的一生以这样的方式向前，那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将永无止境。

第二章　思想和身体

思想和身体的相互作用

人们常常争辩，究竟是思想操控着身体，还是身体操控着思想。哲学家也加入这场论战之中，并就两个立场各执己见。他们各自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或者唯物主义者，并罗列了数以千计的论点，但这个问题仍然非常棘手，至今尚未得到解决。也许个体心理学能够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思想和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作用。个体——思想和身体的结合——前来寻求治疗，但如果我们对其不甚了解，那我们就不能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必须建立在实际应用的测试之上。我们必须对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进行研究，对找到正确的观点抱以最大的热情。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对由这个问题引发的剑拔弩张有很大的缓解作用。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知道，思想和身体都是生命的表达方式：它们都是生命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开始明白在生命这个整体之中身体和思想的相互联系。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仅仅进行身体上的锻炼是不够的，因为运动意味着一种具有掌控能力的智慧。一株植物种下去，它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能动弹。因此，如果发现一株植物拥有思想，至少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我们理解的思想，我们都会非常惊讶。即便植物能够预见结果，这个能力对于它来说也没什么用。对于植物来说，知道“有个人过来了，一分钟之内他会从我身上踩过去，而我在他的踩踏下将会粉身碎骨”又有什么用呢？它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

但是，所有能够运动的生物都能预见事情的发生，并决定往那个方向移动。这就意味着这些生物拥有思想或者灵魂。

你肯定有知觉，

除非你根本不能动。

——《哈姆雷特》，第三场，第四幕

这种预见并指示运动方向的能力是思想的中心原则。只要我们认识到这点，我们就能理解思想掌控身体的方式：思想会设定动作的目标。如果只是在每时每刻都随机做出一个动作，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为这些动作设定一个目标。因为决定动作的目标是思想的功能，所以思想所坐的就是驾驶员的位置。但是因为身体必须运动，所以身体也会对思想产生影响。思想在移动身体时，要与其生理能力相一致，而且不能超越其极限。比如，倘若思想想要身体登上月球，那就只有相关的科技发展到能够克服身体的局限才能实现，否则思想肯定会失败。

人类的动作要比其他生物多。不仅是因为我们动作的方式越来越多——我们的双手可以做出一系列复杂的动作——而且我们通过动作来影响环境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就会期待预见能力在人类思想中得到高速发展，而且人们也会展现出有明显目的性的动作来促进自身的快速发展。

此外我们能够发现，每个人除了会因为某个目标做出某个动作，还发展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动作。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指向一种安全感，一种所有困难都已被克服，而我们也最终获得了与我们周围世界有关联的安全和胜利的感觉。有了这样一个可视的目标，所有的动作和表达都必须相互协调并相互联系。从而，思想便被迫向着一个最终的理想目标发展。

身体也一样。身体也力求成为一个整体；身体也在朝着一个还在胚胎期时就已存在的理想目标发展。比如，我们皮肤划了个口子，身体便会对其进行修复，使其再次成为一个整体。然而，身体并不是独自开发其潜能，思想也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对其施以援手。从总体上看，运动和训练的观念、保健观念，这些足以证明思想在进行自我发展。所有的这些观念都是思想对身体的协助，是思想在朝着最终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提供给身体的。

在生命开始的第一天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这种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陪伴一直都在持续。身体和思想之间的协作就像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思想就像发动机，思想一发动就能触发其在身体上所发现的一切潜能，帮助身体找到一个无法攻破的安全地带。在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达和每一个征兆中，我们都能看到思想的目的所留下的印记。一个人在移动：这个动作必定有一种意义。一个人转转眼睛、动动舌头、抽抽脸部的肌肉：他的脸便会产生一个表情，代表某种意义。这都是思想附加给身体的意义。现在，我们便可以明白，心理学——或者说研究思想的学科——究竟是在研究些什么。心理学的存在就是为了探索个人所有表现的意义，找出他或她的目的何在，并将此目的与他人的目的作对比。

在寻找安全感这一最终目标的过程中，思想通常是在面对将目标具体化的必要性；推测安全感位于何地，怎样才能获得安全感。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很有可能会选错方向，但是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如果没有选定的方向，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动作。如果我要动动我的手，那我的大脑中肯定已经有了发出这个动作的指令。在某些情况下，思想所选择的方向也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之所以会选这个方向，是因为大脑误以为这是最佳选择。因此，所有的心理学错误都是在选择移动方向上犯的错。安全感这一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只不过有些人在决定去哪儿找安全感这个问题上犯了错，出发的时候就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因此就会偏离正轨误入歧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表情或者征兆，却没能看出其背后隐藏的含义，那么要对其进行了解最好也是最首当其冲的办法就是将其简化成一个单独的动作。我们拿偷盗行为举个例子。偷盗是指将另一个人的财产移走据为己有。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动作的目的：偷盗的目的是让自己变得富有，通过拥有更多的东西来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因此，这个动作的出发点是贫穷感。其次便是找出偷盗之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在哪个方面感觉贫穷。最终，我们会看出他们在改变这些境况、克服自己的贫穷感之时，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他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或者，他们在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是否误入歧途。我们没必要去谴责他们最终的目的，但是我们可以指出他们选择达到此目的的方式方法不正确。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在生命刚开始的四五年里，个体便会建立起思想的统一性，并形成思想与身体之间的关联。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品质都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而他们对外界的认识也是来源于周围的环境，并将这些东西应用在对优越性的追求之中。到了第五年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个性便会完全成型。他们所理解的生命的意义，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性情，都基本定型。以后他们也许会有所改变，但也只有他们能够从幼年时候所获取的错误态度中解脱出来才行。正如他们早前所有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相一致，如果他们能够更正自身错误的观念，新的思想和行为都将与他们新的观念相一致。

个体正是通过他们的感知与周围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从中获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自己身体的锻炼中看出他们准备从周围环境中获取怎样一种认知以及他们打算怎样使用自己的经验。如果我们留意他们看和听的方式以及引起他们注意力的东西，我们就能对他们有个大致的了解。这就是人的姿态非常重要的原因。姿态可以向我们展示个体是怎样训练自己的感知能力的，是怎样应用这些感知能力去筛选外界信息的。每一个姿态都有其特殊的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对心理学进行进一步的定义。心理学是一门了解个人对待身体所获外界感知信息的态度的学科。我们也能开始看出不同的个人之间所培养的思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如果身体不能适应身边环境，而且不能满足周围环境的要求，通常思想便会将身体看作一个负担。因此，天生便有身体缺陷孩子的思想发展也会较正常孩子缓慢。他们的思想在对身体进行影响、移动和操控其进行自我超越的时候也会觉得更艰难。此时，思想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他们想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他们的精神集中力就必须大于其他人。因此，他们的思想便会超负荷运转，而他们自己也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成为一个自高自大之人。如果孩子总是表现得很关心他们的身体缺陷和他们所遭遇的困难，那他们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关心他们以外的事物。他们找不到时间也不能随时随地地关心他人。最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化感受便会不足，而且与他人协作的能力也会发展缓慢。

身体缺陷会带来诸多的不利条件，但是这些不利因素绝不代表着个体的命运就已注定。如果思想积极向上，一直寻求正确出路，并努力克服遭遇的重重阻碍，个体也会和那些没有身体缺陷的人一样成功。确实有着一群身残志坚的孩子，他们虽然遭遇了诸多不便，却能比那些身体发育完全的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功。有一个男孩，他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他比身边眼光犀利的同龄人集中更多的注意力去观察；对这个可视的世界予以更多的注意力，对于辨别颜色和形状投以更多的兴趣。结果，与其他从未认真看这个世界的孩子相比，他拥有一种更强的观察力。因此，一个不怎么完美的器官也能成为优势之源——但是只有思想已经找到克服这种不完美的方法才行。

众所周知，在画家和诗人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视力有缺陷。而经过良好训练的思想克服了这些缺陷，最终，他们都能用他们的眼睛达到一个比其他有着完美视力的人更好的目标。在左利手的孩子发现自己是左利手之前，也会进行类似的补救，也许还会更容易一些。在家里，或者在刚去学校的那些日子，他们会训练自己使用不那么便利的右手。因此，他们在写字、画画或者做手工的时候会不太能胜任。我们也许会想，如果思想能够克服这些困难，那不太方便的右手便可以发展出高水平的技巧。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很多例子中，左利手的孩子在书写方面会比常人要好，而且在画画上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在手工方面也是技艺高超。通过找到正确的技巧，通过动机、锻炼和练习，他们就能将不利转化为有利。

只有孩子自己渴望成为整个社会的一分子，而且关注点不仅仅是放在自己身上，才能成功自学补偿缺陷。如果孩子只想着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那他们就将继续落后于他人。他们只有在心中设定一个努力的目标，并且只有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标要比挡在前路上的障碍更为重要，才能保证自己永远士气昂扬。

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点引向何方也是个问题。如果他们向着一个自身以外的目标努力，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我训练、自我装备，以达到这个目标。困难将会被看作成功道路上必须被清除的障碍。另外，如果他们关注的是强调自身的局限性，或者漫无目的地克服这些局限，只是为了自我释放，那他们将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想要通过思考、通过希望它变得灵活，就让笨拙的右手变得熟练是不可能的，甚至有的人还想通过逃避那些必须用到右手的环境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是不可行的。只有通过在实战中不断地练习才会让笨拙有所改善，而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必须比现阶段的笨拙导致的沮丧情感更为强烈。如果孩子想要发展自己的能力，克服自己遇到的困难，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设定一个自己以外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以对现实的兴趣为基础，对他人及合作感兴趣。

关于遗传性格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调查中，我发现一些家庭都有遗传的肾功能障碍，很多生在这种家庭的孩子都会患上遗尿症。这种生理上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其病症可能会表现在肾或者膀胱上，或者由先天性的脊椎裂（spina bifida）导致，而且通常会在相对应的腰部位置发现端倪，比如相应区域的皮肤上长痣。然而，这种生理缺陷绝不是一定就会导致遗尿。孩子也不会完全任由自己的器官摆布；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办法来使用这些器官。比如，有的孩子在晚上的时候会尿床，但在白天却不会尿裤子。有时，因为环境的改变或者父母态度的变化，这种习惯会突然消失。如果孩子不再利用自己的不足达到自己错误的目的，遗尿就能被克服。

但是，大多数患有遗尿症的孩子却打心里不愿意战胜遗尿，而是任其继续发展。有技巧的父母能够加以适当的引导，但是如果父母所用方法不当，那坚持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有必要。通常，一家人中肾或者膀胱有问题的那个人，肯定会在排尿相关问题上承受太大的压力。随之，父母就会错误地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孩子遗尿。如果孩子注意到父母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他们八成会予以抵抗。这就给了他们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坚持自己的主张，抗拒这类型的教育。那些不配合父母接受治疗的孩子，通常会寻找一个攻击父母最大弱点的方法。

德国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发现，很大一部分罪犯的父母的工作都与打击犯罪有关，比如法官、警察或者狱警。通常，孩子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非常执拗。我的亲身经历已经让我对此了熟于心，我也发现，很大一部分患有神经症的孩子都来自心理学家的家庭，而很多少年犯都是神职人员的后代。同样地，那些在排尿问题上承受着来自父母重压的孩子都有着绝妙的机会，通过遗尿来向父母展示，他们有着自己的意志。

遗尿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解释梦怎样引发与我们即将做出的动作相对应的情感。尿床的孩子常常梦见自己已经起床走进了厕所。这样，他们就能原谅自己，而他们也能找到尿床的正当理由。尿床有几个原因：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为了使别人服从自己，为了让他们在晚上像白天一样关注他。有时，也是为了惹恼他们，这样的习惯是在公开向他们宣战。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遗尿很明显真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孩子是在用他们的膀胱说话，而不是嘴。生理上的缺陷只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表述自己观点的途径。

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孩子通常都遭受着某种压力。总的来说，他们属于被溺爱的孩子，但已经失去了在家里被众人关注的地位。也许是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发现越来越不容易从父母那里得到完全的关注。因此，遗尿代表着一种想要与父母保持更亲密关系的渴望，即便这种方法并不讨人喜欢。其实他是在说：“我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长大了，我仍然需要照顾。”

如果情况不同，或者遭遇了不同的身体缺陷，他们就会选择不同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他们也许会利用声音来建立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在晚上不休息并且哭闹。有的孩子会梦游、做噩梦、睡觉时跌下床，或者睡觉的时候口渴想喝水。产生所有这些表达的心理境况是一样的。而其表现方式取决于孩子的性格，还有一部分取决于周边环境。

这种案例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思想对于身体的影响。思想很有可能不仅影响着某个特有的身体特征，而且还管理并影响着身体的整个构造。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假说，而且也不知道怎样去证明。然而，证据似乎已经足够明晰了。如果某个孩子胆小怕人，那他的胆怯就会影响到他的整体发展。他将不会在意自己在生理上的成就，或者相反，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些成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因此，他根本不可能用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锻炼自己的肌肉，而且他还将忽视外界的一切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会刺激他的肌肉发育。还有的孩子会让自己喜欢上锻炼肌肉，这样的孩子在身体健康方面与对这方面不感兴趣的、胆怯的孩子相比，会取得更好的进步。

因此，我们便可从这样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身体的整体形成和发展都会受到思想的影响，并反映出思想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些生理情况很明显就是精神和情绪问题导致的，因为这些问题，个体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办法来补救生理上遭遇的困境。比如，内分泌腺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里，肯定也会受到影响。虽然腺体上的缺陷并不会对行为举止有强制性的影响，但整体的周边环境、孩子获取信息的方向以及他们思想的创造性活动都会不断地对其产生影响。

情感的作用

“文化”是指人类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中所引发的改变。我们的文化就是所有变迁的记录，而这些变迁就是思想为人类的身体所开创的。我们的劳作都由我们的思想所激发，而我们的思想则会引导并援助我们身体的发展。最终，我们将会发现，所有的人类表现都充满了思想的目的性。然而，我们绝不会期待思想高估自己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要战胜困境，身体健康是必需的。因此，思想忙于用这种方式掌控周围的环境，所以身体才能免受疾病、死亡、伤害和功能性故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进化出感受愉悦和痛苦的能力，让我们想象并分辨境况的好坏。

情感可以让身体做好准备用特有反应面对不同的情形。想象和辨别是预知后事的方法，但是实际作用却远不止这样。想象和辨别能够引发身体做出反应时应有的情感。这样一来，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和他们为自身的努力设定的目标，会塑造个体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情感控制着身体，但身体的状况却不完全取决于情感：身体状况常常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目标和他们彼此的生活方式。

很明显，个体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掌控他们行为方式的唯一因素。如果没有更多的帮助，他们的态度并不会使他们产生行为。为了最终有所行动，他们必须得到情感的强化。个体心理学所提出的新观点是，通过我们的观察，情感与生活方式从不会相互矛盾。因此，这就使得我们凌驾于生理学和生物学之上：情感的起源并不能用化学理论进行解释，且无法用化学实验来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必须预先假设生理变化过程，但是我们对心理需要更感兴趣。举个例子，我们更关心的是焦虑的目的和目标及其对非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

通过这种研究方向，焦虑并非来源于对性欲的抑制，也不是遭遇难产后留下的后遗症。这样的解释一点都不沾边。我们都知道，孩子习惯了他人陪伴左右，习惯了父母的帮助和支持，他们也许会发现，表现出焦虑——无论是由何种原因引起——是一种控制父母非常有效的办法。我们对愤怒的物理性质描述并不满意；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一种用于控制某个人或者某种情况的工具。我们可以假定所有的身体和精神特性都是遗传自父母，在努力获取最终目标之时，我们必须注意利用这种遗传特性的方法，似乎这才是研究心理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在所有的个体中，我们可以看到情感的培养和发展有某个特定的方向，而且必须达到完成其个人目标的程度。他们的焦虑或者勇气，高兴或者悲伤，都总会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一致：他们相应的力量和控制力都与我们的预期完全一致。那些通过悲伤完成自我超越目标的人，根本不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或者满意。只有在遭遇苦难之时，他们才会开心！我们才注意到，情感的出现与消失完全与个人的意愿相关。患有陌生环境恐怖症的患者在家里或者能够掌控他人之时，他们的焦虑感就会消失。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会刻意避免到自己不能掌控局势的地方。

情感就像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固定。比如，懦夫永远是懦夫，即便在弱势群体面前他们会表现得骄傲自大，在得到他人庇护的时候会勇猛无畏。他们会给自己的家门上三道锁，会养护家犬安防盗设施保护自己，但却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勇猛如狮虎。没人能够证明他们的焦虑感，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费尽周折足以表明他们性格中懦弱的成分。

性和爱也能给予相似的证明。当个体在大脑中想着性对象时，也会燃起性欲。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性对象身上，他们就能成功地排除任何自相矛盾的品位和兴趣，从而便能唤起相应的情感和功能。当这些情感和功能缺乏之时，会表现为阳痿、早泄、性错乱及性冷淡，很明显，他们不愿意排开那些不恰当的品位和兴趣。这种有关性的反常情况通常是因为错误的自我优越感目标和错误的生活方式导致的。我们时常会在这样的案例中发现一种倾向，患者通常期待得到伴侣的照顾，却不愿意照顾对方，他们缺乏社会化感受，缺乏勇气和乐观心态。

我有一名在家排行第二的患者，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无法摆脱的内疚感的折磨。他的父亲和大哥都坚持做人要诚实。在这个小男孩七岁的时候，他在学校告诉老师自己的作业是完全靠自己独立完成的，其实是他哥哥帮他做的。这个小男孩将自己的愧疚感隐瞒了三年。最后，他去找老师，向老师坦白自己撒了谎。老师只是笑笑，没说什么。接着他又哭着跑去找爸爸，第二次坦白了自己的过错。这次比上次要成功。父亲很骄傲自己的孩子对诚实的重视，他表扬并安慰了自己的孩子。但尽管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小男孩仍然很沮丧。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小男孩狠狠地谴责自己这样一种无关紧要的错误，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和一丝不苟。家中视之甚高的道德准则激励着他在诚实方面表现优异。他感觉自己在学业和社交上低哥哥一等，所以，才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一种优越感。

在以后的生活里，他一直都在遭遇不同形式的良心责备。他常常手淫，在学习上也从未停止过作弊。每次考试之前，他的愧疚感都会增强。随着慢慢长大，这样的错误也为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因为道德心较为敏感，他也承受了比哥哥更多的心理负担，因此，在比不上哥哥的成就之时，他就会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大学毕业之后，他计划找一份与技术相关的工作，但是他难以抑制的愧疚感时常困扰着他，他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祈求上帝原谅他。这样一来，用来工作的时间就在他祈求原谅的过程中悄悄消逝了。

现在，他的精神境况恶化，必须去精神病院进行治疗，但医院的医生都认为他无药可治。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他的情况得以改善并出院，但他也做出保证，一旦复发就将再次入院治疗。他辞了自己的工作，转而学习艺术历史。考试时间临近，他在一个公休日跑到教堂，在众人面前大哭：“我是所有罪恶之人中最穷凶极恶的那个。”他又一次成功地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敏感的道德心上。

在医院又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到家。一天，他赤裸着身体下楼吃中饭。他身材很好，而且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与哥哥及他人媲美。

他的愧疚感使得他比别人表现得更加诚实，这也是他获取自我优越感的途径。但是，他的努力却对生命毫无用处。他对考试和应聘的逃避就是他懦弱的证明，也是一种被加强了的无所适从感，而他整个的神经质都是一种对外界的刻意逃避，对他所害怕失败的所有事情的逃避。他在教堂中的自我毁谤、在饭厅的裸体闯入，同样都是想要获取优越感的二流手段。他的生活方式需要他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他引发的情感也是为了跟自己的目的完全匹配。

还有一种我们较为熟悉的可以证明精神对身体影响的行为，它可以引起的是一种暂时性而非永久的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每一种情感都会找到某种肢体上的表达。个体会通过某种可视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情绪：也许是姿势，也许是态度，也许会表现在面部表情上，也许会表现在颤抖的四肢上。相似的改变也能在某些器官上发生。比如，他们突然脸红或者面色苍白，就意味着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愤怒、焦虑、痛苦等情绪都会通过我们的“肢体语言”找到表现方式，而每个人的肢体都有着自己的语言。

当处于害怕之时，有的人会颤抖；有的人会毛发直立；有的人会心跳加速；有的人会冒冷汗，声音粗哑，或者呼吸困难，身体畏缩不敢上前；有的人还会身体失衡，或者食欲不振、恶心想吐；而还有的人膀胱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有时这种情感会影响到性器官。很多孩子在考试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的性器官受到刺激。有些罪犯在犯罪之后会跑去找妓女，或者找自己的情人。在科学的范畴中，我们发现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性和焦虑常常会联系在一起，而还有些心理学家坚称两件事情根本毫无关系。他们的观点都比较主观，都是基于自身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看到其中的联系，而有些人不行。

所有的这些反应都从属于不同类型的个体。研究表明，这样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遗传而来的。此类型的某些肢体表达时常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有关整个家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特性。其他的家庭成员在特定的环境下也会出现类似的肢体反应。然而，关于这一点最有趣的是，思想能够通过情感，作为身体情况的触发器。

情感及其肢体表现能够向我们表明，在某种情况下，思想是怎样做出赞成和反对的反应的。比如，在突然爆发愤怒情感之时，个体就是想要尽快搞定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批评、指责或者攻击他人。反过来，愤怒也会影响到人体器官。这种情感会激发他们做出行动或者让他们神经紧绷。有些人在生气的时候会犯胃病，或者脸色涨红。他们的血液循环会发生改变，继而引发头痛。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在偏头痛或者习惯性头痛的背后，通常隐藏着被压抑的愤怒或者羞愧；而对于某些人来说，愤怒会引发三叉神经痛或者癫痫发作。

我们从未彻底探究过情感究竟是怎样影响身体的，而我们也从没有完全地了解过它们。精神紧张既会影响到自主神经系统，也会影响非自主神经系统。只要存在紧张情绪，自主神经系统便会做出反应。此时，个体会捶桌子、咬嘴唇或者撕纸。如果他们感觉紧张，他们就会被迫做出某种动作。咬铅笔或者指甲都是发泄紧张情绪的途径。这些动作告诉我们，他们害怕某种状况的出现。站在陌生人面前脸红、颤抖或者面部痉挛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反应都是由焦虑和紧张引起的。通过非自主神经系统，紧张情绪会在全身都有所体现。因此，不管心里产生的是何种情感，紧张都会控制整个身体。但是，这种紧张感的表现形式并不总是如上述这些例子一般明显，我们在此讲的那些生理征兆都与神经紧张有着清楚明显的联系。

如果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我们会发现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与某种情绪表达有关，而身体的表现形式也是思想和身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通常来讲，寻找这些身体作用于思想和思想作用于身体的相互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整体的一部分。

通过这样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相应的性情都不断地影响着身体的发展。如果孩子的性情和生活方式真的形成于人生初期，而我们的经验也足够丰富，我们就可以预见他们之后人生中由此引发的身体表现。勇敢之人的精神态度会影响到他们的体格。他们的身材将会异常健美，他们的肌肉也会非常结实，而他们的脊背也会非常挺拔。姿态对于身体的发展也有相应的影响，可能会对肌肉的紧实度有一定作用。勇敢之人的面部表情也与常人不一样，总而言之，他们的整体姿态和容貌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们颅骨的形状。

当今世界，思想会影响大脑的运转是毋庸置疑的。病理学的病例表明，一个人如果左脑受伤便会失去读或写的能力，但是如果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来接管这一功能，读或写的能力又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人突发脑溢血，而大脑受伤的部分也无法修复，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脑的其他部分会通过代偿机制，以此恢复相应器官的功能。这一点对于个体心理学来说尤为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证明教育可能拥有的实用性。如果思想能够对大脑施加这样的影响，如果大脑只不过是思想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但也只是个工具——那么我们就能找到发展和提升这个工具的方法。每个人都不再需要将他们的整个生命与大脑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会找到训练大脑的方法，使其更加适用于生活。

将目标定位于错误方向的思想——比如，没有发展合作的能力——将不利于大脑的健康成长。因此，我们发现在之后的生活中，很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智力或者理解能力得不到全面的发展。因为在四五岁之前所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会对成年人的整体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所有人来说都清晰明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合作方面所遭遇的障碍，并帮助他们纠正自己的不足。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朝着这门科学踏出了第一步。

心理和生理特征

很多专家指出，心理和身体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永恒的联系。但似乎还没有人试图去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者因果关系。比如，克雷奇默（Kretschmer）已经提出，怎样通过研究一个人的生理特征，发现其相应的心理和情感特征。因此，他便将其分成几类，而且这些类别适用于大多数的人。举个例子，圆脸、短鼻的人容易肥胖——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恺撒大帝所说的那样：

但愿有胖子常随我左右；

头颅光滑，夜里好睡。

——《恺撒大帝》，第二场，第一幕

克雷奇默将这样一种体格和某种特定的心理特征联系在一起，但他的研究并没有讲清楚为何会有这样的联系。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这种体格的个体在生理上没有缺陷；他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文化也非常匹配。他们的身体跟其他人一样很好，对自己的力量也很有信心。他们不会觉得紧张，如果想要打架，他们也有反抗的能力。然而，他们也没必要将他人看作他们的敌人或者将生活视为敌方与之抗争。心理学中有个学派将其称为性格外向之人，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我们应该期待他们外向，因为他们的身体并不是焦虑之源。

克雷奇默的分类中有一个完全相反的类型就是神经症患者，这种人看起来要么像孩子般天真，要么异常高、长鼻、蛋形脸。克雷奇默认为，神经症患者矜持且内敛。如果他们承受了心理上的紊乱，神经症就会发作。这些人就是恺撒大帝口中的：

那儿的卡休斯面黄肌瘦，

只因他心机太重：这样的人太危险。

——《恺撒大帝》，第二场，第一幕

也许这些生理上有缺陷的人在长大之后会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悲观，越来越内向。也许他们会更多地向别人寻求帮助，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时候，便会变得尖酸刻薄而且多疑。然而，正如克雷奇默所说，我们也能发现很多混合类型的人，性格外向的人中也会存在一些倾向于精神分裂的心理特征。如果他们的生活环境一直把他们往这个方向培养，使得他们胆小且灰心丧气，那这种情况就可以理解了。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挫折，让任一孩子成为一个神经症患者。

有了大量的经验，我们便可以从一个人所有的偏好行为方式中看出他的合作能力高低。人们通常会不自觉地寻找这样的暗示。对我们来说，合作非常必要，而且我们也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暗示，尽管是通过直觉而非科学方式，这样的暗示向我们展示了在一片混乱的生活中怎样引导自己向更好的方向前进。同样我们也能看到，在所有的历史剧变之前，人类的思想都已经认识到必须作出改变，并努力促成这个改变。如果要完全靠直觉行事，就很容易犯错。人通常都不喜欢有着明显生理特征的个体，我们会回避那些毁容和天生畸形的人。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这些人评判为不适合合作。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但是他们的评判可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如今还没有发现有效的办法，能够提升与有明显生理特征之人的合作程度。因此，他们的缺陷便会更加凸显，而他们也会成为大众迷信观念的受害者。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立场。在四五岁之前，孩子会确立好自己的心理目标，并建立起思想与身体之间的根本联系。固定的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形成，与其情感上和生理上的习惯和特征相一致。其中混合了特有的合作程度，或高或低，我们也能通过这样的合作程度对个体加以评价和理解。比如，所有的失败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便是合作能力的缺乏。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给出另一个对于心理学的定义：心理学就是对合作缺陷的了解。因此思想是一个统一体，而相同的生命态度则必须符合其所有的表现诚实，此外，个人的所有情感和想法都必须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情感明显会引发困境，或者与个人自身的幸福相悖，那想要从这些情感开始改变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情感都是个体生活方式的真实表现，只有改变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情感。

对于我们的教育和治疗性前景，个体心理学给出了一个特别暗示。我们不能只对某个单一症状或者某人个性的某个单一方面进行治疗。我们必须找出人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时的错误假设，他们的思想在解读自己经历时所使用的方式，他们赋予生命的意义以及在面对从自己身体和周围环境中获取的信息时他们所做出的反应。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任务。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并不是用大头针刺一下小孩子，看看他们会跳多高，或者挠他们的胳肢窝，看看他们会笑成什么样子。这些测试项目在现代心理学界非常普遍，也许确实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个体心理学的东西，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信息也只是证明了一些固定而且是个人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心理调查的原料，而那些着重于其他主题的心理学家大部分都从事的是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这些人中，有的选择研究刺激和反应，有的试图探究创伤和打击对人的影响，有的则着手于检验遗传能力并观察这些能力的发展方式。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考虑的是心理本身，也就是统一的思想。我们会检验个体赋予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目标、他们奋斗的方向以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所选择的解决方式。迄今为止，我们理解个体的最佳指标就是他们合作能力的高低。

第三章　自卑感和优越感

自卑情结

“自卑情结”是个体心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个名词现在已经世人皆晓。心理学中的很多学派和分支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术语，并在他们的研究中加以使用。然而，我不能完全确定他们都能充分理解这个词，或者将其用在了正确的地方。比如，告诉患者他有自卑情结从来就没有任何效用。这样做只是强调了他们的自卑感，却没有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克服。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觉察出他们的内心所感受到的能力不足，并在他们勇气不够的当口给予鼓励。

所有患有神经症的人都会有自卑情结。这样的情节源自他们觉得自己没办法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源自他们的努力程度不够、活动范围不足。只是给他们的问题命名根本不会有任何帮助。我们不能只是嘴上说“你这个人有自卑情结”来给他们鼓励，这就相当于某人头痛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知道你是怎么了，你就是头痛。”说这些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问某人是否自卑，很多患有神经症的人都会说“没有”。有人甚至会回答：“恰恰相反，我倒觉得我比周围的人都厉害。”我们不需要问：只需要观察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揭示他们用来保证自己重要性的小手段。假如某人被别人忽视，我们可以猜测他心里这么想：“其他人多半都没有注意到我。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很重要。”如果某人在说话的时候肢体语言非常多，我们可以认为他在想：“如果我不强调一下我要说的话，也许别人就不会重视。”

在所有这些有优越感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自卑感，使得患者会穷极一切隐瞒事实的办法。这就正如一个人害怕自己太矮了，于是便想要爬上制高点，让自己显得更高一些。当两个小孩在比较身高之时，这种行为尤为明显。害怕自己会矮一点的那个小孩会踮起脚尖，挺直腰背：他努力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高大一些。如果我们问这样的孩子：“你是觉得自己太矮了吗？”他是不会承认的。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有着严重自卑情结的人谦恭、安静、克制、温文尔雅。自卑感会让他们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下面这个故事可以帮助你理解我的观点。三个小孩第一次来到动物园，都站在狮子笼面前，第一个躲到妈妈身后说“我想回家”。第二个小孩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全身打抖，说：“我好害怕。”第三个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问他妈妈说：“我能向他吐唾沫吗？”这三个孩子都很害怕，但是每个孩子都在用自己的方法表达这种害怕感，这种方法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体会到这种自卑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某个需要提升的领域。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自身的勇气，我们应该会通过直接、现实并且让自己满意的方式，着手让自己凌驾于这种自卑感之上。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忍受自卑感；这样会让他陷入某种心理压力之中，所以必须强迫自己采取一些行动。但是假如某个人灰心丧气，他不知道如果自己采取了实在的努力便会改善自己的情况，那他将仍然无法忍受自身的自卑感，他还是会挣扎着想要摆脱自卑感。但是他们所尝试的方法都将无法使其进步。他们的目标始终都“凌驾于困难之上”，但是这样的目标不会让他们努力去克服困难，反倒会让自我说服、自我强迫，形成一种自我优越感。同时，他们的自卑感便会加强，因为产生这些自卑感的情况仍未得到改变。因为根本原因仍然存在，他们所走的每一步都会导致他们进一步地自欺，而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对他们所形成的压力就会越来越紧迫。

如果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不尝试着去理解，我们就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毫无目的，在我们看来，他们并没有想要改善这个情况。然而，只要我们看到他们与别人一样，忙着获取满足感，但却不再希望情况能够得到改变，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变得合情合理。如果觉得自己十分软弱，他们便会创造一些自我感觉强大的境况。他们只会让自己的外表在自己看来更显强大，而不是训练自己，让自己更加强大，更加能够胜任所面临的任务。他们自我愚弄所付出的努力只会取得部分的成功。如果在工作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力不能及，那回到家之后，他们便会表现得像个暴君，以保住自己的重要地位。无论他们用这种方式进行多么深刻的自我欺骗，他们的自卑感都不会得到改善。同样情况的出现又会再次激发他们内心的自卑感。他们将会构建出永久暗自涌动的个人心理伪装。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能称之为自卑情结。

讲到这里，我们就该为自卑情结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了。当问题出现，个体无法进行恰当的调整或者装备以应对，并高度坚信自己无法解决，此时所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愤怒就像眼泪或者借口一样，是自卑情结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自卑感常常带来压力，所以总是会有一种补偿性行为来获取优越感，只不过这种行为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从而为了获取优越感所采取的行动在生活之中根本毫无意义，而真正的问题却被束之高阁，或者搁置一边。个体将会尝试限定自己的活动范围，而其更多的心力也放在如何规避失败上，而不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在他人眼中，他们的表现便是犹豫不决、止步不前，甚至是面对困难一再退却。

在陌生环境恐惧症的患者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心态。这种症状就是在表达这样一种信念：“我一定不能走太远。我必须待在熟悉的环境中。生命中充满了危险，而我必须规避这些危险。”只要坚持这种心态，个体便会待在一个房间里，或者躺在床上不再挪动。

面对困难时选择退缩最为极端的一种表现便是自杀。在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难之时，这样的个体便会选择放弃，表现他们坚信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想要通过自杀来表现自己优越感的心态可以理解为一种自责或者一种报复。自杀犯通常将自己的死归咎于他人。他们会这样想：“我是这世上最易受伤，也是最敏感的人，而你却用这世上最残忍的方式来待我。”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神经分裂症患者都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定自己与外界的接触。他们会努力让自己避开生命中必须面对的三个紧迫问题，并将自己禁闭在一个自己能掌控的环境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狭窄的牢笼，关上牢门，将自己的整个一生用来自我保护。无论他们最终是恃强凌弱还是哀怨泣诉，这都取决于他们从小的教养：他们会选择最有助于自己目标的方式。如果对某种方式不满，他们便会换一种。不管是什么方式，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不努力就想改善自己的境遇，获得优越感。

比如，一个灰心丧气的孩子如果发现自己可以通过眼泪寻找出路，那他就很容易成为爱哭宝宝。爱哭宝宝长大后会直接成为忧郁症患者。眼泪和抱怨——我将其称为“水动力”——会成为一种极端有效的武器，扰乱合作，奴役他人。爱哭宝宝跟害羞、窘迫以及有愧疚感的人一样，我们可以从其表面上看出他们的自卑情结。这些人非常乐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照顾他人。他们想要隐藏的是他们想要至高无上的强迫性目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超越他人的欲望。而那些习惯于自我吹嘘的小孩第一眼看上去就有着优越情结。然而，如果认真考察他们的行为而非言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也有着不愿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也称恋母情结）其实就是神经分裂症患者“狭窄牢笼”的一个特例。如果个体害怕面对有关爱的问题，那他们就无法成功摆脱他们的神经症。如果他们将自己局限于家庭范围之内，那他们的性生活也遭受这样的限制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感觉到不安全，他们不会关注除最熟悉的几个人以外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掌控自己圈子里的人，于是他们就会担心自己可能无法掌控圈外的其他人。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人通常都是一些得到父母溺爱的孩子，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他们认为自己的每个愿望都是命令，而且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能够通过独立自主的努力来获取家人以外的关心和爱护。长大之后，这样的人也会非常依赖父母。对于爱情，他们不会寻找一个与之平等的伴侣，而是寻找一个佣人；而他们相信最支持他们的也是父母亲。任何一个小孩都有可能会发展出俄狄浦斯情结，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他的母亲溺爱他，绝不让他关心身边的其他人，而他的父亲只需要表现得相对冷淡一些。

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有着行为受到局限的症状。从结巴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其犹豫不定的心态。而残余的社交兴趣使得结巴之人还能与他人交流，但是他们自信心的缺乏和对社会考验的担心又与他们的社交兴趣相背离，所以说话的时候就会吞吞吐吐。那些学业“落后”的孩子，那些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自己事业的人，那些回避婚姻问题的人，那些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有着强迫症的人以及在面对一天的任务昏昏欲睡的失眠症患者，所有的这些人都患有自卑情结，阻止他们在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时能够有所进步。手淫、早泄、阳痿和性欲不正常者在面对生活时都采取了不正确的方式方法，都是由于他们在面对异性时会产生一种不恰当的感受。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恰当的感受？”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感受还伴随着一个至高的目标，而他们的答案也只能是：“因为这样的个体野心勃勃地为自己设置目标，却不可能实现。”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并不是一种异常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人类境况得到改善的根源。比如，只有人类认识到自己的愚昧，认识到自己需要为自己的未来作准备，科学才有可能取得进步；这种感受的出现源于人类想要取得巨大的进步，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宇宙的知识，想要更有能力应对这个宇宙。其实，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基于自卑感。如果我们想象一群冷漠的观察者来参观我们的星球，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看看这些人类，看看他们所有的社团和机构，他们为了获取安全感所采取的所有措施，他们为了躲雨所建立的屋舍，他们用来保暖的衣服，他们为了交通便利修建的街道——他们的所有行为都表明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物。”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确实是地球上最脆弱的生物，我们没有雄狮或者大猩猩的力量，在独自面对生活时，很多动物都有着比我们完善的装备。一些动物会通过团结协作来补偿自己的弱势——它们会集结成一个群体求得生存——但是人类却需要比大自然中任何生物都更加种类繁多、更加基础的合作方式。

人类的孩子尤为脆弱；他们需要多年的关爱和保护。因为所有的人类在某段时间都会是最幼小最软弱的生物，因为人类如果不相互协作，就会完全任凭自然界的摆布，我们会明白，没有接受合作教育的孩子终会发展成悲观主义者，而且还会遭受持久的自卑情结的困扰。我们还非常清楚，即使是最具合作能力的个体，在生活中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没人会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获得优越感的最终目标，也没人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周围环境。生命太过短暂，我们的躯体也过于脆弱，生命中的三大问题也在不断地要求更加完善和完满的解决方式。我们所找到的总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而我们也永远都无法满足自己当下的成就。在所有情况下，努力总是在不断持续，但只有与他人合作，个体的努力才能成为有希望、有用的努力，我们才能在不免时时遇到的困境中取得真正的进步。

我认为，我们没必要担心自己永远无法达到最终的目标。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个人或者全人类已经解决了生命中所遭遇的所有问题，一切又将会是什么样。这样的生活肯定会非常枯燥无味：一切都已经尽收眼底，一切的发展都能够提前预测。明天不再充满不可预知的机遇，而未来对我们来说也无可期待。我们对生命的兴趣主要来源于我们的不确定，如果现在我们能够肯定一切，如果我们对未知的一切都已知晓，那将不存在讨论或者发现。科学会停止发展的脚步；整个宇宙也将按照写好的剧本发展。为我们提供奋斗目标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庆幸生命的挑战永不穷尽，人类的努力永不终结，而我们也总是能够发现新的问题，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的机遇。

但是神经症患者的发展在一开始便遭受阻碍。他们解决人生困难的方式仅流于表面，他们的个人问题也随之相应扩大。那些较为正常的个体在面对自己问题时会设计出更加有意义的解决方式；他们能够不断前进，发现新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他们不会拖后腿，也不会成为周围人的负担；他们不需要也不会张口要求特殊的照顾。相反，他们依照自己的社会化感受和自己的需求，勇敢独立地解决生命中遇到的问题。

优越感目标

优越感目标因人而异，取决于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言语上的意义，它会通过生活方式表现出来，是个人所创造的某个贯穿生活的奇怪旋律。他们表达目标的方式并不明确，而我们也无法对其进行确切的阐释。相反，他们选择的方式拐弯抹角，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从他们给出的线索中去猜测。理解某人的生活方式就像理解一个诗人的诗作。诗人只会使用词句表达，但是他们的意义却不仅限于他们所使用的词句。他们所表达的意义中最伟大的部分只能凭借研究和直觉来猜测，必须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去理解。因此，一个人的生命哲学也是最意义深远、错综复杂的创造，心理学家必须从其字里行间去进行解读，理解这门艺术所潜藏的意义。

此外还有其他方法吗？我们在出生后的前四五年时间里就会形成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我们获取这样的理解不是凭借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通过体验一些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感觉，通过捕捉一些暗示摸索其解释。同样地，我们也是通过摸索和猜想来确定我们的优越感目标；这是毕生的愿望，充满变数，而不像表格和图像那样清晰明了。个人对于自己优越感目标的理解程度不能达到清楚描述的程度。他们也许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只是他们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便目标确定，但达成目标的方式却是千千万万。比如，一个人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他不仅要成为医学某个专业领域的专业人才，还需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表现出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关爱。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如何训练自己去帮助他人以及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帮助所设置的限度。他们已然是将自己的职业目标作为自身特殊自卑感的补偿；而通过他们在职业或者别处的行为，我们定然也能猜测出他们所要补偿的是哪种感觉。

比如，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医生在很小的时候就已面对过死亡。死亡作为人类不安全的一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兄弟姐妹或者父母中有人去世，以致他们后来便会朝着寻找安全感的方向发展，以帮助自己或者他人对抗死亡。还有人宣扬说要成为一名老师，我们也非常清楚，老师也有很多不同种类。如果一个老师的社会化感受程度很低，那他想要成为老师的优越感目标就如同小池塘里的大鱼，只有在比他弱且经验较自己不丰富的人面前才会觉得安全。拥有较高社会化感受的老师会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学生，他们将会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为人类的福利作贡献。在此，我们只需说说老师的能力和兴趣有多么的不同，他们的行为也会清晰地指向他们的个人目标。如果目标已经明确，个人的潜能都会受到减少和限制，以适应这样的目标；但是，综合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型（prototype）——通常会推动或者拉动这些限制，无论遭遇何种情况，都会找到一个方法来表现自己赋予生命的意义，实现获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

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透过表面看实质。个体也许会更改自己确定或者宣布自己目标的方式，就像他们会更改自己目标的表现方式，也就是他们的职业。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其隐藏的相关性，找出其完整的性格特征。这种完整性在所有的表现方式中都是固定不变的。假如我们将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旋转到不同的位置，其每一个位置给我们的观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怎么旋转，那都是同一个三角形。原型也是如此。无论原型包含的是哪种内容，单一的行为都无法对其进行完善的表现，但是我们可以从其所有的表现形式中将其识别。我们从不会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或者那样做，你就能实现自己的优越感……”追求优越感所付出的努力是可以灵活多变的，其实，个体越健康越正常，在某个方向上遭遇困难之时，他们就越能够找到新的出路。只有神经症患者在看待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时才会说：“我只要这个，其他的都不行。”

我们应该注意，在评估任何为了获得优越感所做的努力之时，都不要太过仓促，但是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目标中找到一个共同因素——成为神一样的人物。有时我会发现，孩子在表达自己的这个目标时毫不忌讳：“我想要成为神。”很多哲学家都有着这样的想法。还有很多老师想要教育孩子成为神一样的人物。在古老的宗教教义中，同样的目标也显而易见：教徒应该把自己培养成神一样的人物。这种类神概念说得谦虚一点便是“超人”概念；据说——我不该多言——尼采在精神失常之时，在写给斯特林伯格（Strindberg）的信中将自己称为“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The Crucified）。

精神失常之人在表达自己“类神”的优越感目标的时候，常常丝毫不会掩饰：他们会断言“我是拿破仑”，或者“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想要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想要永远存在于公众的眼中，想要用无线电与全世界取得联系，想要偷听所有人的谈话。他们希望自己能够预知未来，想要拥有超自然力量。

用一种更加恰当、更加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说，“类神”的目标其实就是在表达想要知晓一切、想要拥有全宇宙的智慧或者想要永生不灭的愿望。无论我们是希望此生永恒，还是想要永世轮回，或是到另一个世界长生不老，这些愿景都是基于我们想要成为神的目标。在宗教学说之中，神才是永恒的存在，历经时代变迁却永生不灭。在此，我并非想要讨论这些想法的正确与否：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解读，它们都是生命的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能理解这样的意义解读——成为神，或者“类神”。即便是无神论者也想着与神抗衡，也想要超过神；而我们都将这看作一种尤为坚定的优越感目标。

一旦一个人的优越感目标得到确定，他的生活方式便不会再存在错误；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会与这个目标相一致。个人为了达到自己所宣称的目标所形成的一切习惯和行为都是完全正确的，都无可挑剔。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酗酒者、罪犯或者性欲不正常的人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为了获取自己设定的优越地位，他们的所有言行都恰如其分。我们不可能去指责他们的行为本身，因为如果他们所追求的是这样的目标，那他们的行为就该如此。

一所学校里有个男孩是他们班上最懒惰的学生，老师问他：“你的作业为什么如此糟糕？”他答道：“如果我是班上最懒的学生，你就会把你的时间都用在我身上。你从来不会注意班上的好学生，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扰乱课堂，也从来都会好好做作业。”他的目的是赢取老师的关注、控制老师，那懒惰便是最佳方式。让他放弃懒惰没有任何意义：他需要懒惰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从这点上看，他是完全正确的，愚人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还有一个孩子，在家里非常听话，但看起来却有点儿傻。在学校，他总是拖后腿；在家里，他也一点儿都不机敏。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而哥哥的生活方式却与他完全不同。哥哥聪颖活泼，但却总是因为自己的粗鲁无礼招惹不少的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愿自己这么傻下去，也不想和你一样没有礼貌。”只要我们认识到这是他达到自己目标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将他外表的愚笨视作一种机智：远离麻烦。因为他的愚笨，大人对他的要求很低，即使犯错大人也不会强加指责。鉴于他的目标，他也许有些愚笨，但他并不傻。

直至今天，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还是流于解决表面的症状。个体心理学与这种方法却完全相反，既进行药物治疗，也借助教育治疗。如果一个孩子的数学不好，或者成绩很差，那我们只关注这些特殊方面并试图让其有所改变是行不通的。也许他们是想要让老师担心，甚至是想要通过勒令退学来逃避学业。即便我们成功阻止他使用这个方法，他们也还是会找到另一种新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同样也适用于成年的神经症患者。打个比方，通常神经症患者会有偏头痛。这种头痛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而且通常会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通过这种头痛，他们可以避免去面对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必须与陌生人见面还是作决定，这样的头痛都会呼之即来。同样地，这样的头痛还可以帮助他们欺压同事或者搭档，还有家人。他们为什么会放弃这个屡试不爽的策略呢？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看，他们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只能算是一种明智的投资，能够带来他们想要的回报。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告知他们一个足以震惊他们的解释，以惊吓的方式让他们摆脱头痛，就像我们会通过电击或者假手术的方式来治疗患有炮弹休克症的人。药物治疗对其症状也许会有所缓解，而且会让患者难以继续表现出他们已经选择的症状。但是，只要他们的目标还没改变，假如必须放弃其中一个症状，他们就得找到另一个症状来代替。头痛“痊愈了”，他们会患上失眠，或者其他新的症状。只要他们的目标还是那个目标，他们就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来达到。

有的神经症患者可以非常迅速地放弃某一症状，并毫不犹豫地采用新症状。他们是神经症的专家，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阅读与心理治疗有关的书籍，他们能够发展出更多他们从未尝试过的神经性问题。我们需要一直寻找的，便是患者利用这些症状的目的以及与这个目的相符的优越感目标。

假如我派人去取一个梯子拿到教室，爬上去，坐在黑板顶部位置。每个看到我的人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疯了。”他们不会知道梯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为什么要爬上去，或者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不舒服的姿势坐着。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想要坐在黑板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只有站得比别人高，能够俯视整个教室，他才会觉得安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觉得我很疯狂了。我选择了一个极好的方式来获得我所想要的目标。梯子在此处看来便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工具，而我爬上梯子所付出的努力也经过了精打细算，而且也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我的疯狂体现在一个点上——我对优越感的理解。如果有人说服我，我所选择的目标是绝对错误的，我可能会改变我的行为。但是如果我的目标没变，而梯子也被搬走，那我可能会用椅子来代替，再次尝试；如果椅子也被搬走，我还会寻找别的方法，或攀爬或跳跃，或者用我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拉上去。对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也是一样的：他们所选择的手段根本没错——这些方法无可挑剔。我们只能改善他们所想要达到的目标。如果目标改变，他们的心理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他们将不再需要旧的习惯与心态，与新目标相匹配的新习惯、新态度很快就会替换旧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位前来就诊的三十岁妇女，她患有焦虑症，无法与他人交朋友：这名女子无法自己养活自己，只能依附于家庭生存。有时她也能做一些类似于秘书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她的雇主总是跟她献殷勤，这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不得不离职。然而，有一次她找到了一份工作，雇主也似乎对她没什么兴趣，没向她献殷勤。但是她又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所以她又再次辞职。她已经接受了多年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我觉得差不多有八年——但是未见成效，她的社交能力没有提高，也没能让她找到一个足以谋生的工作。

我一看到她，便开始询问她幼时的生活方式。不了解一个人的幼年，就无法了解其成年。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非常漂亮，从小就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宠爱和迁就。当时家里条件不错，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父母都会满足她。听到这里我问她：“为什么从小你父母待你就像公主一样？”她回答说：“真是奇怪，那时候每个人都叫我小公主……”我问她记得最早的事情是怎样的。她说：“当时我四岁，我记得自己走出房子，看到一些孩子在玩游戏。他们不停地跳，还喊着：‘女巫来了。’我非常害怕，回到家后我问一个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女人，是否真的存在女巫。她回答说：‘是的，这世上有女巫，有小偷还有强盗，他们都跟在你后面呢。’”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她害怕独自一人。她在用她的整个生活方式来表达她的恐惧之心。一离开家，她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强壮，而家里人都必须支持她，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好她。她还有一个比较早期的记忆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钢琴老师，一个男老师，有天上课的时候他想要亲我。于是我不再弹琴，而是跑去告诉妈妈这件事。自那儿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从这里，我们又能看出她一直都在训练自己与男性保持远远的距离，而她在性方面的发展也与她反对爱情保护自己的目标是一致的。她认为，软弱之人才会坠入情网。

在此，我必须说，很多人认为如果自己坠入情网就会变软弱，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恋爱了，就必须软弱，我们对别人关心就会让自己变得易受伤害。只有那些优越感目标不是变得软弱或者暴露自我的人，才能避免爱情中的相互依赖。这样的人总是会因为羞怯而躲避爱情，而且也不会为爱情作准备。你通常会发现，正当这样的人快要坠入情网之时，他们便会转而对其加以嘲讽。他们讥讽、嘲弄并戏弄那个让他们受到此危险威胁的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这种软弱感。

这个女子在面对爱情和婚姻时也会感觉软弱，因此，在上班时，遇到有男士向她献殷勤，她的反应便会有些过于强烈。她除了逃跑，找不到其他出路。当她遇到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亲都已去世，而她的“公主”身份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是，她成功地找到亲戚来照顾她，但是她的态度却总是让人无法苟同。没过多久，她的亲戚便开始对她感到厌烦，不再给予她所需的关注。于是，她对他们大加指责，告诉他们，就这样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有多么危险，并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孤苦伶仃的悲惨境况。

我相信，如果她的家人都不再过问她的事情，她很有可能会疯掉。她获得优越感目标的唯一方式便是强迫她的家人支持她，允许她逃避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她的心中一直存在这样的想法：“我并不属于这个星球，我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公主。可怜的地球人都不理解我，也没认识到我的重要性。”再往前一步，她就会精神失常，但是只要她还有着自己的一点资源，而且仍然能够说服亲戚朋友照顾好自己，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还有一个这样的案例，我们从她身上可以同时清晰地看到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这个女孩前来找我时有十六岁，她从六七岁就开始小偷小摸，十二岁便开始和男孩子在外面过夜。在长期痛苦的挣扎之后，她的父母在她十四岁时离异。她跟着妈妈住到了外婆家，而外婆一直都很纵容这个女孩。她出生之时父母之间的争吵正值高峰，所以妈妈并不欢迎她的降临。她从来就不喜欢自己的女儿，所以母女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

当小女孩前来就诊时，我跟她说话非常友善。她告诉我：“不管偷东西还是和男孩子外出过夜，我一点都不觉得开心，而我只是想要给妈妈看，她无法掌控我的人生。”

“你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我问她。“我是这样想的。”她回答。她想要证明，她比自己的妈妈更强大。但是她会有这样的目标不仅仅是因为她感觉自己很脆弱。她还觉察到了妈妈对她的不喜欢，于是便有了自卑情结。她所想到的获得优越感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麻烦。如果孩子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或者其他罪过，通常都是为了报复。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失踪了八天。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被带往少年法庭，她在法庭上讲了个故事，说自己被一个人绑架，并被绑起来锁在一个房间整整八天。没人相信她。医生跟她进行了私下的谈话，劝她说出真相。她非常生气，认为医生不相信她的故事，于是便扇了那医生一耳光。我见到她时，问她想做什么，并向她展示，我所关心的不只是她的幸福，还有我该怎样去帮助她。我要她给我讲一个她做的梦，她笑了笑说：“我在一个酒吧。走出来时碰到了妈妈。很快爸爸也来了，我要求妈妈把我藏起来，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她害怕爸爸，而且一直都在反抗他。他以前经常惩罚她，因此，由于害怕惩罚，所以她才撒了谎。之前，只要听到有孩子撒谎，我们便会查查看是不是父母很严厉。除非真相意味着危险，否则撒谎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女孩在某种程度上跟妈妈是一队的。后来她跟我承认说是有人把她骗进了酒吧，然后她便在那里度过了八天时间。她不敢坦白是因为她爸爸，但同时，出于占上风的想法，她的行为又透露了一点信息。她感觉自己被爸爸所制伏，只想通过伤害他来获得优越感。

遇到有人在寻找优越感的路上走错了，我们该怎样做呢？我们只要明白，他们获得优越感的追求与旁人无异，那便没什么困难的。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们的努力。他们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他们的努力所针对的目标毫无意义。对优越感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也是我们为我们的文化所做的每一分奉献的源动力。整个人类世界都在沿着这条伟大的行为线路前进——从下到上，从负到正，从失败到成功。然而，真正能够面对并解决生命中所遇问题的，只有那些想要为他人造福的人，那些自己前进的同时也让他人受益的人。

如果我们接近他人的方式正确，我们就会发现，说服他们并不困难。所有人对价值和成功的评判最终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已是人类不言而喻的道理了。所有我们对举止、理想、目标、行为以及性格特征的要求，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合作。没人能够完全避开社会化感受。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从他们为自己生活方式煞费苦心地辩护，或者将罪过归咎于他人身上的行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对此的了解。然而，他们已经失去了勇气，不敢以一种有用的方式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合作中的成功并不属于你。”他们避开生命的真正问题，致力于空拳练习，以重新确认自身的力量。

在我们人类的劳动分工中，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目标。正如我们所见，所有的目标都有可能会牵涉到一些小错误，而我们也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挑剔的毛病。但是人类的合作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才能。对于某个孩子来说，优越感来自数学知识，但对于另一个孩子却是美术，而第三个孩子的优越感却来源于身体力量。消化系统较弱的孩子则会认为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营养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就会是食物，因为这样做可以改善自己的身体条件，最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出色的厨师或者营养师。从所有这些特别的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困境的真正补偿措施同时存在的，有可能是对一些可能性的排除以及一些为了自我限制而进行的培养。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偶尔会将自己从这个社会中放逐，去静心思考、去写写书。但是，如果在追求优越感目标的同时，并未放弃高度的社会化感受，那这些目标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错误也就无伤大雅了。

第四章　早期的记忆

解读个性的关键

为了达到优越感目标，个体所做出的努力是解读其整体个性的关键，因此，我们在其心理发育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通过对这个事实的认知，我们便能够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两点非常重要，需要谨记。第一，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重新开始：个体的每一种表现都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动机、同一个主题，而其个性便是围绕着这个动机和主题建立起来的。第二，我们可以利用的材料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每一种感觉，甚至每一个姿态，都有助于我们的解读。我们在评估个性的某个方面或者某个表现形式的过程中，由于过于仓促所犯下的每一个错误，都能通过援引其他的表现形式予以检验和纠正。在我们看到其在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之前，我们都不能最终决定某一方面的意义。但是，每个方面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都能提点我们找到答案。

我们就像考古学家一样，在寻找陶器、石质工具、建筑破败的围墙、被毁的遗迹以及破碎的古代文献，并从这些残垣断壁中去推算已经湮灭了的整个城市生活。只不过我们所处理的并非是那些已经消逝的东西，而是一个人所有相互关联的方方面面，一种逼真的个性，这种个性犹如一个万花筒，全新地展现着其生命的解读。

想要理解一个人并非易事。个体心理学也许是所有心理学中最难施以研究和实践的。我们通常都得仔细地聆听完整个故事；必须一直保持怀疑态度，直到答案自动浮现；必须从数之不尽的小动作中收集线索——从患者走进诊室开始，他们跟我们打招呼的方式、握手的方式、微笑的方式以及说话的方式。我们也许会在某个点上迷失方向，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点可供我们纠正或者确定我们对他的印象。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练习，也是一个对合作的测试。只有我们真诚地关心他人才能成功。我们必须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听、去看。患者也必须做出他们的那份努力，以帮我们了解他们。我们既要找到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要发现他们对这个问题所持的态度。即便我们感觉自己已经对他们有所了解，但是除非他们也能了解自己，不然我们就不能证明自己。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相绝不是完整的真相；这样的真相只能表明我们的理解还不够充足。

也许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一点，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才会得出“消极和积极转变”这一概念，但这个概念与个体心理学的治疗根本不相符。迁就一个习惯被迁就的患者也许能够很快地获取他们的喜爱，但是，这样很容易加剧他们的掌控欲。如果我们轻视或者忽视他们，我们又很容易招致他们的敌视。他们也许会终止治疗，或者为了证明自己，让我们感到抱歉而继续接受治疗。无论是纵容还是轻视，都达不到治疗的目的；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唯独关爱才是最为真诚、最为客观的。我们必须与他们一起找出他们的错误之处，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其他人。抱着这样的心态，我们才不会冒险去引发“转变”的产生，去扮演权威，或者去将他们置入一个依赖或者不负责任的位置上。

在所有的心理表现形式中，最能揭示真相的便是个体的记忆。他们的记忆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提示器，提示他们自身的局限，提示他们某些事情的意义。根本不存在“机会记忆”。个体每天都会接收数之不尽的记忆，但是他们只会选择记住那些对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有所影响的事情，即便非常模糊。这些记忆讲述了他们的生活故事，为了获取温暖或是宽慰，他们会对自己不断重复这个故事，以让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目标之上，或者凭借过去的经历来自我准备，或者用一种已经经过时间历练的方法去面对未来。用记忆稳定情绪这种做法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展现。如果个体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挫败和沮丧，那他们便会想起之前的挫败。如果个体非常忧郁，那他们所有的记忆都会布上忧郁色彩。如果他们欢乐勇敢，那他们的记忆又会是另一番景象。如果他们想起愉悦的事情，就会进一步确认他们的乐观情绪。同样地，如果他们遇到了困难，那他们便会召唤出所有有助于解决眼下问题的记忆，以此来加强这种心态。

因此，记忆的作用就如同做梦。很多人在面临选择之时，都会梦见自己成功通过了考试。他们会将自己的抉择看作一次测验，然后设法在再创之前获得成功时的那种情绪。个体生活方式中的情绪变化与其情绪的结构和平衡性一样，都有着一样的规则。忧郁之人如果一直想着自己以前的快乐时光和成功时刻，那他们就不会再忧郁。他们只会告诉自己：“我的整个人生充满了不幸。”然后便在记忆中搜罗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不幸命运的事件。

早期的记忆和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记忆是不会与其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如果个体的优越感目标需要他们感觉“别人都在羞辱我”，那他们就会选择记住一些他们能够将其解读为羞辱的事情。随着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的记忆也会发生变化。他们的记忆便会记录下不一样的事件，或者对自己所记得的事件进行一次完全不同的解读。

早期记忆尤为重要。首先，这些记忆会反映个体最初的生活方式及其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这些早期记忆中看出，个体在儿童时期是被骄纵还是被忽视，他们的合作能力是否受到过良好的培养，他们更愿意与谁合作，他们所遇到的是何种问题以及他们是怎样与之抗争的。对于那些视力不佳的孩子，那些训练自己更加仔细观察的孩子，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早期记忆中找到与视力有关的印象。他们的记忆也许会这样开始：“我环顾四周……”或者，他们会记得一些颜色和形状。那些生理上有残疾的孩子，那些想走、想跑、想跳的孩子，他们的记忆也会与这些有关。从幼年时期便记下的事情，肯定是与个体的主要兴趣关系紧密的事，而且，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主要兴趣，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目标和个人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使得早期记忆对于职业的指导尤为重要。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早期记忆中看出，孩子与双亲和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记忆是否准确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记忆代表着个体的判断：“即使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就是如此这样的一个人了。”或者“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这样看待这个世界了”。

这里面最具启发意义的就是孩子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所能记起的最早的事情。最初的记忆表明了个体最基本的人生观，这是他们第一次对自己的态度表示满足。最初记忆能让我们一眼看出他们所认同的自己的第一步发展。如果不询问个体的最初记忆，我绝不会着手调查他的个性。

有时候患者不会回答，或者声称自己不知道哪件事情是最先发生的，但是患者的这种反应本身就很具揭示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不愿意讨论自己的基本人生哲学，他们也不准备合作。但是，一般来说，人们都愿意讨论自己的最初记忆。他们认为这些记忆只不过是一些事实，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最初记忆，因此大多数人都会通过他们的最初记忆，不露声色地自然坦诚他们的生活目的，他们与别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世界观。有关最初记忆的另一个兴趣点便是，其简练和简单让我们能够将其用作集群调查。我们可以让一个班的学生写下他们的最初记忆，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去解读，便能对每个孩子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分析早期记忆

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会列出一系列的最初记忆并对其进行解读。除了他们的记忆，我对这些个体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从他们的记忆中所找出的意义，原本应该通过他们个性的其他表现形式来验证，但是我们能够借助他们站立的这个姿势来练习我们的技巧，提高我们的能力来猜测余下的部分。之后，我们便能知道真相，并且将不同人的记忆相互比较。此外，我们还能看出个体是倾向于合作还是拒绝合作，他们是勇敢无畏还是胆小如鼠；他们是希望得到支援和照看，还是愿意独立自主；是准备好付出，还是非常焦虑只想接受。

1．“因为妹妹……”一定要注意出现在最初记忆中的那些人，这很重要。当妹妹降生，我们就能非常肯定，个体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妹妹会给另一个孩子的发展蒙上阴影。通常，我们会发现两个孩子之间存在竞争，好像两人在进行一场比赛，这样的竞争会给个体的发展制造许多额外的困难。当孩子心中充满敌意之时，他们便无法像在一个友爱的合作团体中那样，有效地将自己的兴趣延伸到他人身上。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轻易下结论。也许这两个孩子会成为好朋友。

“因为妹妹和我是家里最小的两个孩子，所以在她到达学龄年龄之前，父母都一直没让我上学。”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之间的敌意：“妹妹拖了我后腿！就因为她要小点，我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她。她限制了我的机会！”如果这是这个记忆的真实含义，我们便会认为这个孩子会这么想：“我人生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有人限制了我，阻碍了我的自由发展。”主人公可能是个女孩，因为似乎很少有男孩子被家长强迫等妹妹长大后一起上学。

“结果，我们便是同一天上的学。”站在她的立场上，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抚养女孩子的最佳方式。这可能会让她以为，因为她年龄要大些，她就得迁就别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看出，这个女孩就是这样理解的。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妹妹。她会将这种忽视归咎在他人身上。而这个他人也许就是她妈妈。如果她因此更加依赖父亲，而且一直努力想要成为他最宠爱的孩子，这也不足为奇。

“我记得很清楚，妈妈跟每个人都说，我们上学的第一天她有多孤独。她说：‘那天下午我几次跑到大门口，看我的女儿们回来没有。对我来说，她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回家了。’”这是一段对她妈妈的描述，这个描述显得她的行为不是很理智。这是女儿对妈妈的印象。“对她来说，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回家了”——妈妈显然多愁善感，而女儿也知道她的性情，但是同时她也很紧张焦虑。如果我们和这个女孩子对话，她也许会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妈妈更喜欢妹妹的事情。这种偏爱不足以让我们惊讶，因为最小的孩子总是比较得宠。我们可以从这段记忆中得出结论，姐姐因为与妹妹之间的争宠，觉得自己受到了阻碍。我们可以从她以后的生活中找出妒忌和害怕竞争的迹象。如果我们发现她不喜欢比自己小的女生，这也不奇怪。有些人一辈子都会觉得自己太老，而很多有忌妒心的女性在遇到比自己年轻的同性时，都会自卑。

2．“我最早的记忆是我祖父的葬礼，那时我三岁。”这是一个女孩子写的。死亡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意味着什么呢？她会将死亡看作自己生命中最脆弱的部分、最大的威胁。从她儿时所遇到的事情中，她推演出这样一个教训：“祖父会死。”我们也许可以从中看出，她是祖父最宠爱的孩子，有时还会溺爱。祖父母通常都很溺爱自己的孙子孙女。随着自己儿女的长大，他们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少，于是他们通常都会将情感转移到孙辈身上，以展示自己仍然可以获得儿孙的感情。我们的文化使得老年人不太容易能够确定自己的价值，因此，他们有时便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来获取这种保障——比如发牢骚。在此，我们便可以认为，当女孩还是婴儿时，这位祖父很疼爱这个小女孩，而且，正是他的迁就与疼爱加深了祖父在她记忆中的印象。祖父的死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她不仅失去了一个佣人，还失去了一位盟友。

“他躺在棺材里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一动不动，脸色苍白。”我不知道让一个三岁的孩子看到尸体是否恰当，尤其是在他们事前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很多小孩都告诉我他们对于看到死人的印象相当深刻，一直无法忘怀。这个女孩也没能忘记。这样的孩子会努力减少或者克服死亡的威胁，通常他们会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他们认为，对于对抗死亡这点，医生会比常人接受更好的培训。如果去问那些医生的最初记忆，通常都会包含一些有关死亡的记忆。“躺在棺材里，面色惨白，一动不动”——与视觉有关的记忆。这个女孩也许就属于视觉类型，喜欢观察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便到了墓地，随着棺材被放下，我还能记起那些绳子从棺材底下被拉出来的样子。”她再次告诉了我们她所看到的景象，这点肯定了我们的猜测，她确实是个视觉型的人。“因为这样的经历，每当提到我的某个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去到另一个世界之时，我都会觉得害怕。”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死亡给这个女孩带来的深刻印象。如果我有机会与她交谈，我会问：“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呀？”她很有可能会回答：“医生。”如果她不回答，或者回避这个问题，那我会转而问她：“难道你不想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吗？”当她提到“另一个世界”之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对恐惧死亡的一种补偿。我们从她的整个记忆会发现她的祖父对她非常友好，可看出她是个喜欢观察周围世界的人，看出死亡对于她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她从生命中获得的领悟是：“我们所有人都一定会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时刻对这点念念不忘。还有很多别的关注点值得我们去关注。

3．“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令人意外的是，父亲一开始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女孩更喜欢父亲。喜欢父亲通常已经到达了发育的第二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孩子会更喜欢母亲，因为在一两岁的时候，孩子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会非常亲密。孩子需要妈妈，而且很依赖妈妈；所有孩子的心理成长都与妈妈有关。如果孩子转向父亲，那母亲就只能占据下风。这个孩子对自己的境况并不满意。通常这都是因为弟弟妹妹的出生。如果我们在这段记忆中听到了弟弟妹妹的信息，那我们的猜测就对了。

“爸爸给我们买了两匹矮种马。”家里还有一个孩子，我们开始对另一个孩子产生了兴趣。“他牵着缰绳走到房子前面。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们需要更正一下自己的解释了。我们之前以为这个小女孩是姐姐，但她却说自己是妹妹。也许妈妈最宠爱的是姐姐，而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先于两匹马提到爸爸。

“姐姐拉起其中一根，带着她的小马很得意地在街上走来走去。”这是姐姐的胜利。“而我的小马急着要赶上另一匹，跑得很快，我跟不上。”——这就是姐姐领头的结果！——“我面朝下摔倒在地，而马却拖着我跑。”这段记忆刚开始的时候兴高采烈，最后却落得个丢脸的结局。姐姐胜利了，得了一分。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这个女孩的心思：“如果我一不小心，姐姐就总会占据上风。我总是失败，总是会摔倒在地。想要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第一。”我们也能理解，姐姐已经赢得了母亲的关注，所以妹妹才会转向父亲。

“后来我的骑术比姐姐要好，但是这也丝毫无法削弱之前的遗憾。”我们所有的猜测至此都得到了确认。我们可以看到，姐妹之间存在一场竞争。妹妹觉得：“我总是落后，我必须走到前面。我必须超过其他人。”这是我在前面就已提到过的类型，这在第二个或者最小的孩子身上尤为普遍。这样的小孩通常都有位哥哥或者姐姐在前面领跑，所以他们便会努力地想要超过他们。这个女孩的记忆加强了她的这种心态。这样的记忆是在告诉她：“如果别人走在我前面，我就会有危险。我必须成为领头人。”

4．“我最早的记忆是我姐姐带我去参加聚会及其他的社交场合，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18岁了。”这个女孩记得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也许我们应该能从这段记忆中找出比其他人更高的合作能力。姐姐十八岁，对小女孩来说应该是个妈妈的角色，也是家里最疼她的人；但是她似乎使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办法，扩展了这个孩子的兴趣。

“在我降生之前，姐姐是家里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孩，所以，她自然也非常高兴将我带出去显摆。”这听起来似乎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显摆”意味着姐姐的兴趣不是关心这个孩子，而是让其获得社会的赏识。“因此，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带着我四处跑。关于这些聚会，我记得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姐姐不停地要求我说话：‘告诉这位女士你叫什么名字’，等等。”这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如果这个女孩最后患上口吃或者说话困难，我们也无须惊讶。如果孩子口吃，通常都是因为小时候大人过分重视他们的谈话。因为要在意自己的言行，以获得他人的欣赏，所以他们反而无法轻松自在地与他人交谈。

“我记得，如果我什么都不说，回到家之后就会受到各种变相责罚，所以我很讨厌出门，讨厌跟别人见面。”我们之前的解读完全不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她早期记忆背后的含义：“我被带去与他人接触，但我发现这一点都没意思。因为这些经历，从此之后我一直都很讨厌这样的合作与互动。”因此，我们应该期待她直至现在都不喜欢与别人见面。我们会发现，她与别人在一起时会很尴尬，也会很害羞，她自己应该表现得朝气蓬勃，但这对她来说太难了。与别人在一起时，她无法抱持一种轻松自在、平等相待的心态。

5．“我小时候发生过一件大事。那时我大概四岁，我年老的曾祖母来到我们家。”我们常听说祖父母会溺爱自己的孙辈，但还从未看到过曾祖父母会怎么对待曾孙辈。“她来的时候我们拍了一张四世同堂的照片。”这个女孩子对自己的家族族谱很感兴趣。因为她对曾祖母的拜访以及照片的拍摄记得如此真切，我们也许能够总结出她与家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发现她的社交能力无法超越家庭的范畴。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开车去到另一个城镇，当我们抵达照相馆后，我换上了一件白色绣花裙。”这个女孩也许也属于视觉类型。“在拍照之前，我弟弟和我先拍了一张。”我们又一次看到她对这个家庭的兴趣。她的弟弟是家里的一员，我们也许会听说更多有关姐弟关系的事情。“他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椅子扶手上，手里还拿了一个亮红色的球。”现在，我们能看出这个女孩又开始观察周围事物。她告诉自己，家里人更喜欢弟弟。我们可以猜测，当弟弟降生时她并不开心，因为弟弟取代了她在家中最小也最受宠爱的地位。“照相师傅告诉我们要微笑。”在此，她的意思是：“他们想让我笑，但是有什么好笑的？他们把弟弟放上宝座，给了他一个亮红色的球，但是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开始拍全家福。除了我，每个人都想要表现得最好。我一点都不想笑。”她与家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敌意，因为家里人都对她不好。在这段早期记忆中，她也没忘记告诉我们家人是如何待她的。“他们让弟弟笑时，弟弟笑得很甜。他非常可爱。直到今天，我都讨厌照相。”这样的记忆足以让我们洞悉大多数人面对生活的方式。我们会记住一个印象，然后用这个印象来评判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会从这个印象中得出一些结论，然后我们的行为方式会表现出这些结论毋庸置疑。很明显，她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很不开心，所以直到今天，她仍然不喜欢照相。我们通常会发现，如果一个人讨厌某件事情，那他对此的讨厌就会促使他去评判自己的不喜欢，然后从自己的经历中筛选出一些东西，来承担整个的解释。这个记忆为我们了解这个小女孩的性格提供了两条主要线索。第一，她属于视觉型的人；第二，这点更为重要，她与家庭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她的最初记忆全都是发生在家庭中。她也许不太能够适应社会生活。

6．“我最早的记忆，也许也不是最早的，就是发生在我三岁半时候的一次事故。为父母工作的一个女孩将我和我的表兄带到地窖，给我们尝了点苹果酒。我们非常喜欢。”发现地窖里有苹果酒，这肯定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这是一次探险之旅。如果我们必须在此就得出结论，我们可以猜出两件事。这个女孩可能喜欢新鲜的体验，而且在面对生活时也充满了勇气。另外，她的意思也许是那些有着较强意志的人也许会欺骗我们，将我们带上歧途。剩下的记忆将会有助于我们的解读。“不久之后，我们又想尝尝那个酒，于是我们就自己去到地窖。”这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她想要独立。“不一会儿，我的双腿就开始有些控制不住了，而且还把苹果酒搞得地板上到处都是，地窖里也弄得非常潮湿。”再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酒主义者在慢慢形成。

“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因为这次事故，我不再喜欢苹果酒，也不喜欢其他任何会让人醉的饮料。”一次小小的事故再次造成了对待整个人生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用一种切合实际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故并不足以导致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果。但是，这个女孩秘密地将这次事故作为不喜欢酒类饮料的充分理由。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知道怎么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她也许非常独立，也喜欢在犯错的时候纠正自己。这一特征塑造了她的整个人生。就好像她在说：“我犯了错，但是当我认为它是错误时，我就会更正它。”如果就是这样，那她的性格就非常好：活跃、勇敢追求、一直热衷于自我提升并改善自己的境况，过着一种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训练自己的智力；在我们确定我们的结论正确之前，我们需要再看看这些人的其他性格特征。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些案例研究，这些案例表明个性会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

一个三十五岁的男子前来找我，他患上了焦虑性神经症（anxiety neurosis）。只要远离自己的家，他就会觉得焦虑。有好几次他找到工作，但是一旦走进办公室，他就会唉声叹气，哭上一整天，只有在晚上回到家，跟妈妈坐到一起的时候，才能停下。我问了他最初的记忆，他说：“我记得四岁的一天，我坐在家里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街道，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街上工作的人们。”他喜欢看别人工作，而自己则坐在窗边看着他们。如果要改变他目前的状况，我们只能让他从自己的信念中解脱出来，相信自己能够在工作中与他人合作。到目前为止，他都认为存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得到别人的支持。我们必须改变他的整个观念。只是责备他没有任何作用，我们也不能用药物或者激素来治疗他。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最初记忆中看出他喜欢哪种工作。他的主要兴趣就是观看。我们发现他从小就患有近视，因为这个缺陷，他更加注重观察事物。当他长大能够工作了以后，他想要继续观看，而不是工作。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当他被治愈之后，他找到了一份与这个兴趣有关的工作。他开了一间艺术品店，从而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作贡献，并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

一个三十二岁的男子前来就诊，他患的是癔病性失语症（hysterical aphasia）。他只能跟人悄悄说话。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年。这起始于一天他不小心踩到了香蕉皮，滑倒撞在了一辆出租车的窗户上。他吐了两天，随后便患上了偏头痛。毫无疑问，他被撞成了脑震荡，但是喉咙附近的器官都没有受伤，最初的脑震荡也不足以解释他为何不能说话。八个星期之后，他已经完全不能正常说话了。他的事故现在已经闹上了法庭，但是案子非常棘手。他将这次事故完全归咎于出租车司机，并起诉出租车公司赔偿损失。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他出现了残疾，他在起诉中就会占有非常有利的位置。我们没必要说他不诚实，但是他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提出诉讼。也许在事故发生之后，他确实发现自己很难开口说话，而且后来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他作出改变。

这位患者曾去看过一个喉部专家，但是专家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在被问到自己的最初记忆之时，他告诉我们：“我躺在摇篮里，摇篮挂在天花板上。我记得我看见挂钩慢慢脱落，摇篮掉下，而我也受了很重的伤。”没有人会记得这种事情，但是这个人对跌落进行了强调，而且非常注意跌落会产生的危险。这就是他的主要关注点。“我掉下来的时候门开了，妈妈冲了进来，她被吓坏了。”这次事件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但是记忆成了一次指责——“她没有照顾好我。”同样地，出租车司机犯了错，而出租车是出租车公司的。他们都没有照看好这位患者。这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的生活方式：他总要把责任推到他人头上。

他的第二个记忆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五岁的时候，我从二十英尺高的地方摔下来，身上压了一块很重的木板。有五分多钟的时间我不能说话。”这个人很容易失语，他就像受过训练，摔落就是他拒绝说话的理由。我们不能将其看作一个正当理由，但他却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他对这种方式驾轻就熟，而现在，如果摔倒，他就会自动地失语。他本人也明白这样做不对，明白摔倒和失语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尤其是当他明白，没有必要为了一次事故悄声说话两年，他的失语症才能痊愈。

然而，在这段记忆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他为什么很难明白。“我妈妈又冲出门去，”他继续说，“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两次他的摔下都吓到了他妈妈，并成功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他还是个孩子，想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想要成为众人的重心。我们能够理解他多么想要弥补自己的不幸。其他被溺爱的孩子在同样的情况下也许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但是他们也许不会利用失语症。这就是我们患者的特征；这就是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所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来跟我抱怨他没法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八年前，他爸爸把他安排进了经纪行业，但是他根本不喜欢这个行业，所以不久前已经辞职。他想要找个别的工作，但是没能找到。他还抱怨自己常常失眠，而且也时常想到自杀。当他放弃经纪行业之后，他便离家，去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家里寄信来说妈妈生病了，于是他便又回家跟家人住在一起。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已经可以猜测，他妈妈总是迁就他，而爸爸却总是在他身上滥用权威。我们应该可以发现，他的一生都在与父亲的严苛相对抗。当他被问及在家里的地位之时，他回答说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有两个姐姐，大姐一直喜欢对他发号施令，而二姐却也是差不多。父亲也总是不断叱责他，这使得他深深觉得整个家庭都想控制他。妈妈是唯一的朋友。

直到十四岁他才去上学。那以后，他父亲把他送到了一所农业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在父父亲准备购买的农场上帮忙。这个男孩在学校表现非常好，但是他内心根本不想成为农民。而经纪公司的工作也是他父亲帮他找的。他竟能坚持八年真的很让人讶异，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做这么久，完全就是因为他想尽自己最大能力为母亲做点事情。

儿时，他衣着邋遢、胆小羞怯、怕黑，怕一个人在家。每当我们听说不爱干净的孩子，我们常常会想是谁在负责给他打理。而每当我们听说某个孩子怕黑，不喜欢独自一人，我们通常都会去寻找他们想要得到谁的关注，而谁又会来安抚他们。对于这个年轻人，这一切都是他母亲在负责。他不知道，交朋友并不困难，但他跟陌生人在一起时也不会觉得别扭。他从未恋爱，他对爱情不感兴趣，也不想结婚。他看到父母的婚姻并不快乐，这就足以说明他自己为何拒绝结婚。

在做经纪工作时，父亲还是在给他施压。他自己更喜欢广告行业，但是他坚信家人不会资助他接受这个行业的培训。我们可以从每个行为中看出，他所做一切的目的都是跟父亲对抗。在经纪公司上班时，即便他已经自立，也没有用自己的钱来学习广告。他只有这时候才会想起来，作为对父亲的新要求。

他的最初记忆清楚地揭示了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对严父发出的抗议。他记得自己怎样在父亲的饭店工作。他喜欢洗碗碟，喜欢将它们从一张桌子搬到另一个桌子。这样的行为惹恼了父亲，他当着客人的面扇了儿子一耳光。他将自己的早期经历用作证明父亲是敌人的证据，并用自己的整个一生与之对抗。对于工作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期望。只有伤害到自己父亲之后他才能完全满意。

他自杀的想法很好解释。每一个自杀都是一种耻辱，想到自杀时他说：“这都是我爸爸的错。”他对工作不满意也是因为他父亲。只要是父亲提出的意见，儿子都会反对。但是他从小就被惯坏了，根本不能在事业上独立。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工作。他更愿意玩，但是他对母亲还有一些配合的意愿。

但是他与父亲之间的对抗如何能够解释他的失眠症呢？如果他夜里睡不着，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就会很低。他父亲希望他能好好上班，但是儿子却很疲惫完全不能工作。当然，他也可以说：“我不想上班，我不想被逼迫。”但是他又很担心妈妈，担心家里的经济情况。如果他干脆放弃工作，他的家人就会对他绝望，不再支持他。他必须找个理由。于是，便出现了这个表面上不该发生在他身上的厄运——失眠。

最开始他说自己从不做梦。但是后来他又想起了一个不断重复的梦境。他梦见有人在往一面墙上扔一个球，而那个球却总是不断被弹开。这看上去只是一个寻常的梦境。我们能找出这个梦与他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吗？

我们问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每当那个球弹开，我就会醒来。”现在，他已经解释了他失眠的整个构架。他将这个梦作为一个闹钟，将他叫醒。他想象每个人都想要推着他往前走，逼迫他，强迫他去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他梦见有人将球扔向那面墙。每到这时他就会醒来。因此，第二天他就会非常疲惫，当他累了便无法工作。他的父亲因此也就非常焦虑他的工作，由此，他便通过这种绕圈子的方法来打败自己的父亲。如果我们只看他与父亲之间的争斗，我们就会认为他能发现这样的武器相当聪明。然而，他的生活方式却不令人满意，不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别人，我们必须帮助他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当我跟他解释了这个梦之后，他便不再做这个梦，但是他却告诉我们，他仍然会在晚上的某个时间准时醒来。他没有继续做这个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的目的，但是他第二天仍然很累。我们该怎样去帮助他呢？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让他与父亲重归于好。如果他所有的努力都集中于刺激并打败自己的父亲，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一开始，我像往常那样，赞同患者态度。

“你父亲似乎完全错了，”我说，“他一直将自己的权威强加于你的身上，这样的做法很不明智。也许他也有点问题，需要治疗。但是你能做什么呢？你不能期待他有所改变。假设下雨了你会怎么办？你会带把伞或者搭乘出租车，但是试图与雨抗争或者制伏雨水是在做无用功。现阶段，你所有的精力都被用于与雨水抗争。你认为这就能显示出你的力量，你认为这样就能改善整个情况。但实际上你是在伤害自己，也是在伤害别人。”

我跟他描述了他所有问题背后所隐藏的联系——他事业的不确定、他要自杀的想法、他的离家出走、他的失眠，我向他表明，他所做的这一切即是在通过惩罚自己来惩罚父亲。我还指出：“你今晚睡觉之时设想一下，你想要不时地醒来，这样你明天就会很累。想象一下，明天你因为太累了无法上班，你的父亲将会勃然大怒。”我想让他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主要兴趣就是惹恼父亲，伤害父亲。只要他不停止这场战斗，任何的治疗都将是白搭。他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我们都能看出来。而现在，他自己也能看出来。

这样的情况与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非常相似。这个年轻人一直想要伤害自己的父亲，但又很依赖自己的母亲。当然，这种情况与性无关。他母亲一直娇惯他，而父亲又不体恤他。父母抚养他的方式不对，而自己又不能对自身的定位进行正确的解读。他的问题并没有受到遗传的影响。他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并非源自野蛮本性，他也不是那个部落中杀死酋长的蛮人。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完全是因为自身的经历。这样的心态在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可能出现，只要我们给孩子一个慈爱纵容他的母亲，正如这位患者的母亲，再给一个严厉的父亲，正如这位患者的父亲。如果这个孩子也会反抗自己的父亲，也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能明白，要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简单。

第五章　梦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做梦，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自己的梦：这样的事实很是让人惊奇。毕竟，梦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人们总是对梦境有着深深的兴趣，却也总是担心知道它们所蕴含的意思。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梦有很深沉的含义，非常奇怪却意义非凡。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对梦感兴趣。但是总体来说，人们对自己在做梦时，究竟是在干什么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梦。据我所知，只有两种解析梦境的理论既容易理解，也比较科学。这便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和个体心理学学派所提出的理论。而在这两种理论之中，我认为只有个体心理学能够对梦的解析引起共识。

过去对梦的解析

当然，过去人们对于梦的理解并不科学，但是这些理论仍然值得一提。至少这些理论揭示了人们是如何看待梦的以及他们对于做梦的态度。梦是思想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如果我们探究人类过去对于梦境角色的理解方式，就会发现其目的。我们调查研究一开始就发现，人们一直认为梦里包含着很多未来的信息。有人常常会觉得是一些掌控梦境的精灵、神明或者祖先在控制着他们梦中的思想，而还有些人在遇到困境时会将梦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指南。

古时的解梦书提供了一些对于梦的解析以及这些梦对做梦人的未来有着怎样的预示。早期的人类会在自己的梦中寻找一些先兆和预示。希腊人和埃及人跑到神庙祭祀，祈求做个好梦，以促进他们未来生活的美满。这样的梦被看作良药，能够帮助摆脱生理和心理上的伤痛。美洲印第安人通过净化、斋戒和汗浴等承受巨大痛苦的仪式来引诱梦的产生，并根据梦给予他们的解释来施以行动。在《圣经·旧约》之中，梦通常都被解释为揭示了未来的信息。直至今天，还有人坚称自己的梦最终得以实现。他们认为在梦中他们能够透视，而梦在某种程度上有着预言能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从我第一次试图解析梦境开始，我就非常清楚，那些声称做梦的人，与那些意识清醒、拥有各种能力的人相比，其预知未来的能力要差很多。梦似乎不大可能要比每天的思考更加聪明、更能预知未来，反而更加迷惑人，也更能让人疑惑。但是这种传统的存在必要有一定的理由，也许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真理。如果我们将其放在合适的情境中来看待，这其中也许会提供一些我们一直都在寻找的线索。

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已经认为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个人在梦中的目的就是找寻未来的指引，找寻自身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我们承认梦境的预言能力还相去甚远。我们还得考虑需要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在哪儿寻找解决办法。有一点非常明显，梦中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根本比不上我们经过对问题的全局进行探究后所找到的解决办法。其实无须赘言，个体肯定是希望睡觉的时候在梦中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弗洛伊德的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中所包含的意义能够得到科学的解释。但是，弗洛伊德的解析中有几点已经将梦带出了科学的范畴。比如，他假设意识在白天的运作方式和晚上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被置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状态，梦自身拥有着一种与白天的思维相互矛盾的法则。无论在何处看到这样的法则，我们都必然能找到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在原始人类和古时哲学家的思想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将概念视作强烈的对比，将它们视为互相矛盾的欲望。这种对比或者双重的思想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时常认为，左右是相互对立的，认为男人和女人、热和冷、轻和重、强和弱都是相互对立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变异。它们都是比例尺上的点，依照某种虚拟的标准根据其近似值进行的排列。善与恶、正常与异常，也都不是真正的相互对立。任何将睡觉和清醒、梦态思想和白日思想视为相互对立的理论，从本质上讲都不科学。

与最初的弗洛伊德理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梦的设定源自性。这样的理论也将梦与人类的正常生活分离开来。如果这种说法正确，梦便不再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全部性格，而只能反映其一部分的性格。弗洛伊德学派自己也发现，单纯通过性来解析梦境并不充分，而弗洛伊德又认为，在梦中可以表现出个体对于死亡的无意识渴望。也许我们能够发现这种理论有一定的道理。正如我们所见，做梦是为了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而这也揭示了做梦人缺乏勇气。但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术语隐喻性过高，使得我们无法理解个体的性格是如何反映在梦中的。梦中生活与清醒世界的生活似乎再一次被残酷地隔开。在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意思而且有价值的暗示。比如，尤为有用的是这点：真正重要的并非梦本身，而是梦中所隐含的想法。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法遗漏的却是心理学的先决条件——在个体的思想、言辞和行为中，对个体性格的一致性及个体统一性的认可。

我们可以从弗洛伊德学派对解梦的几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上看出这个不足之处。“做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梦？”心理分析学家回答道：“满足个人未实现的欲望。”但是这样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一切。比如，如果梦“遗失了”，做梦人忘记了自己梦见的是什么，或者做梦人无法理解梦的意思，何来满足之说？所有人都会做梦，但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梦。我们能从梦中获得怎样的乐趣呢？如果梦中生活与白日生活是相互分离的，而做梦所带来的满足感只发生在梦中，我们也许能够理解梦对于做梦人来说的目的。但是这种解释也没有照顾到性格的一致性。梦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做梦人和清醒的人都是同一个个体，做梦的目的也必须遵循同一种性格。其实，在某种类型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将他在梦中对于满足愿望所付出的努力与他的整体性格联系在一起。这种类型也就是从小被娇惯的孩子，那些总是问“我怎样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生活能给予我什么？”的人。这样的人会在梦中寻求满足，正如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弗洛伊德理论是与受到溺爱的小孩的心理一样的，这些小孩认为自己不能拒绝本能，他们将其他人的存在视为不公平，他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喜欢自己的邻居？我的邻居喜欢我吗？

心理学的前提是被宠坏的小孩，而且巨细无遗地对这个前提进行了详细阐述。但是，对满足感的追求只是千万种对优越感追求的其中之一，而我们不能将其看作促成性格形成的主要动机。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了做梦的目的，那将有助于我们找到人类有时会忘记自己做的梦、会不能理解自己的梦的原因。

个体心理学的方式

这是我在大约二十五年前开始调查梦之意义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我明白，梦中生活与清醒生活之间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与生活中的其他行为平行共进。如果我们在白天努力地追求优越感目标，那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必然也会忙于同样的问题。每个人在梦中所追求的潜在目标都与他们白天所追求的目标一致，仿佛他们在梦中也要追寻同一种优越感。因此，梦肯定就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产物，并与生活方式保持一致。

加固生活方式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理清梦的目的。我们会做梦，但在清早起来我们通常会忘记自己做的什么梦，甚至都会忘了自己做过梦。但是，真是这样吗？真的什么都忘了？有一些东西留下来了：我们还保留了做梦所激起的一些情感。没有画面存留，没有我们对梦的理解——只是一些萦绕不去的感受。做梦的目的必然就隐藏在这些感受之中。梦只是梦，是一种激发情感的手段。做梦的目的就是其所留下的情感。

个体所创造出来的情感通常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梦中思想和白日思想的不同并非决定性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说简单一点就是，在梦中，我们跟现实世界的接触要少一点。如果白天我们遇到了某个问题，梦中我们也会为此烦恼。在梦中，我们能够阻止自己跌下床，这个事实表明了我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父母在闹市仍可安然入睡，但只要自己的孩子一有动静就会立刻醒来。即使睡觉的时候，我们与外部世界依然保持着联系。但是，觉察力虽然没有消失，但却会减少，我们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会变弱。我们做梦的时候是独自一人，社会的要求此刻也不再紧压在我们身上。做梦的时候，我们也不用紧张地面对周围的环境。

只有我们从紧张感中解脱出来，并且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的睡眠才不会受到打扰。但做梦便是对我们安慰平静睡眠的一种干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我们对于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太确定，在睡觉时现实也对我们步步紧逼，不断提醒我们必须解决自己所遇到的困难之时，我们才会做梦。

现在，我们需要探究的是，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如何面对这些困难的。因为我们在梦中所需要处理的并不是整个局面，所以问题就要简单些，而且在梦中所找到的解决办法也不需要我们进行校正。做梦的目的将会支持和加固梦中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最适于这种生活方式的情感。但是，为什么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支持呢？什么有可能会威胁到它呢？来自现实和常识的打击对梦中的生活方式来说是致命的。这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如果个体遇到了一个他们根据常识并不想去解决的问题，他们便会凭借梦所引发的情感去确定自己的态度。

首先，这看起来似乎与我们清醒生活相互背离，但其实并非如此。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也会唤起与梦中完全相同的情感。如果个体遭遇了困难，而且不喜欢使用常识来解决，而更想遵循旧有的生活方式，那他们便会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并使其看起来令人满意。比如，一个人的目标是想不劳而获，不想为别人服务，那对他们来说赌博便更容易接受。他们知道很多人在赌博中输掉了自己的钱，承受了巨大的灾难，但他们仍然想要享乐、想要快速致富。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想象自己通过投机倒把赚钱，然后买一辆小车，生活奢侈，让每个人都知道他很有钱。通过这些画面，他们会激发一种推动自己行动的情感。最终，他们就会抛弃常识，开始赌博。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更多常见的情况之中。如果我们正在工作，有个人过来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看过而且很喜欢的一部剧，我们便会开始想要放下手里的工作，前往剧院观赏。如果某人恋爱了，他就会构想自己的未来，如果他们真的动了心，他们就会构想一些愉快的未来。有时，如果他们感觉沮丧，那他们想象的未来画面就会灰暗，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会唤起自己的情感，而我们也能通过他们所激发的是何种情感来判定他们是何种类型的人。

如果做梦过后除了感情什么都没剩下，那常识究竟发生了什么？梦和常识是一对劲敌。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不喜欢被自己情感欺骗的人，那些凡事都要追求科学依据的人，都不常做梦，或者根本不会做梦。其他人根本不想通过正常和有用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使用常见的方式来解决。常识是合作的一个方面，那些在合作方面没有接受过良好培养的人也不喜欢常识。这样的人经常做梦。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被人抨击，他们想要逃避现实的挑战。我们得出结论，梦是想要架设一座连通个体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面临问题的桥梁，以此避免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任何形式的调整。生活方式是梦境的作者、制片人和导演。它通常会引发一些个体所需要的情感。在个体的其他特征和行为中找不到的东西，在梦中也无处寻觅。无论我们做梦与否，我们也还是会遇到问题，但是梦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提供支持和纠正。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在对梦的解析上又有了新的发现，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们会通过梦境愚弄自己。每个梦都是一种自我陶醉、一种自我催眠。梦的全部目的都是为创造出一种情绪，让我们以最好的姿态面对特定的局面。我们应该能够在梦中找到与日常生活中完全一样的性格，但是我们也会明白，在大脑这家工厂中，这种性格在为第二天要用到的情感作准备。如果我们是对的，那我们就能看到在梦境的构造和表现方式中的自我欺骗。

我们能找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情景和事件的某种选择。我们在之前提到过这种挑选。当个体回看自己的过去，他们会选择一系列的事件和情景。我们还发现他们的选择有一定的方向性，他们从记忆中所挑选出来的只是一些能够支撑个人优越感目标的事件。掌控自己的记忆是他们的目标。同样地，构造梦境的都是一些他们精心挑选过的事件，这些事件会加固他们的生活方式，揭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遭遇特定困难时所需求的东西。因此，这种对事件的挑选揭示了与现有困难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在梦中，生活方式有着其自身的发展方式。要实际解决这些困难需要的是常识，但是生活方式却拒绝退让。

符号与象征

梦还会借助哪些资源呢？从远古时代人们认识梦境开始，到现如今的弗洛伊德对其特有的强调，都认为梦主要是由符号和象征构成的。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我们都在梦中写诗。”为什么梦的语言会是诗歌和象征符号？答案非常简单。如果直白地叙述，不用符号或者象征，我们就无法躲避常识。象征和符号可以胡乱使用，可以兼有不同的意思，可以同时讲述两件事情，其中一件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从中可能会得出一些完全不符合逻辑的结论。象征和符号可以激发情感。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用到这些象征和符号。如果我们想要纠正某人我们会说：“不要像个小孩子似的！”一些毫不相关的事情，一些只能应付情感的事情，时常会在我们使用象征的时候悄然发生。高壮的人在对矮瘦的人生气时也许会说：“你就是一只蠕虫，只配被我踩在地上。”

象征是表达的一种绝佳方式，但是我们能够用这些象征来进行自我欺骗。当荷马形容希腊的敌人像群狮一样在大地上横行时，他所描述的那个画面宏伟壮丽。难道他是想要十分精确地描述一些贫穷、污秽的士兵是怎么横行在大地上的吗？不——他是想要我们将士兵们想象成雄狮。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雄狮，但是如果诗歌描述的是士兵们如何衣衫褴褛、他们是如何鼓起勇气或者如何躲避危险、他们的兵器是如何的陈旧等成千上万的此种细节，我们肯定就不会如此印象深刻。使用象征是为了美观，是为了拓宽想象的空间。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象征和符号的使用在那些拥有错误生活方式的人手中，通常都非常危险。

假设一个学生面临一场考试。问题非常简单，他只要鼓起勇气运用常识就能通过。但是如果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想要逃跑，他也许会梦见自己在打仗。他将这个简单的问题在梦中进行象征性的构想，这样一来就变得更加害怕。或者他梦见自己站在悬崖边，底下万丈深渊，他肯定会往回跑以躲避危险，这是逃跑的一种形式，他将考试定义为深渊，以此来欺骗自己。同样地，我们还可以识别出另一种常用于梦中的策略。这种方法会将问题简化，进行提炼，直至只留下最初问题的实质。剩下的实质就会用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得到像最初问题一样的待遇。

再比如，另一个拥有更多勇气、对生命较有远见的学生，她希望完成自己的使命，通过考试。然而，她也需要支持，也想要肯定自己——她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考前一晚，她梦见自己站在山顶。这幅画面很容易理解。她的所有生活境遇中，只表现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考试的问题对她来说是个大问题，但是，通过排除其中的很多部分，她将对成功的预期放在了首位，这样她便会激发出很多帮助自己的情感。第二天一早，她起床的时候觉得自己与以往相比，心情大好，神清气爽，而且勇气十足。她成功地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最小化。尽管她已经对自我进行了肯定，但她其实是在欺骗自己。她并没有像平常那样面对整个问题，而只是激起了自身无限的自信。

这种有计划地激发情感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一个想要跳过一条溪流的人在跳之前可能会先数到三。数到三真的这么重要吗？其实这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联系。然而，他数到三是要激发自身的情感，并唤起自己所有的力量。我们有着所有必要的心理资源去设计一种生活方式，去加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我们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激发自身情感的能力。不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每天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但在梦中，其结果更为明朗。

在此，我想用我自己的一个梦来阐释梦欺骗自己的方式。战争时期，我是医院里治疗士兵炮弹休克症的负责人。当我看到士兵无法应付战争时，我都会尽我所能地通过给予他们一些简单的任务来帮助他们。一天，一名士兵前来找我，他是我见过的身材最好而且最为强壮的人。他非常沮丧，我检查了他的病情之后，一直在思考我该做些什么。当然，我原本想要将所有患上这种病症的士兵送回家，但是我的每一次建议都需要通过一个上级的同意，所以我不得不限制自己的仁爱之心。这位士兵的病情比较严重，但诊断结果出来之时我还是跟他说：“你患有炮弹休克症，但你非常强壮而且非常健康。我会给你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这样你就不用上前线了。”

这位士兵发现自己还是不能回家，于是非常苦恼，他对我说：“我是个穷学生，必须讲课来换钱养活我的爸爸妈妈，如果我不能上课，他们就会饿肚子。如果没了我的支持，他们都会死的。”

我希望自己能够送他回家，去找个工作养活父母，但我怕我的上级会因为我的举荐而生气，甚至将他送上前线。最后，我决定竭尽所能去帮助他，觉得可以写信证明他只适合做警卫。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之后，睡觉时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我梦见自己是一个谋杀犯，在黑暗中四处奔逃，街道很窄，而我一直在想我杀了谁。我不记得谁是受害者，但我感觉得到：“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已经犯下了谋杀罪。我的人生完了，一切都完了。”

当我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杀了谁？”然后我又想：“如果我无法给这名士兵提供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他也许会被送往前线，被敌人杀死。这样，我不就成了谋杀犯吗？”现在你可以看出我是如何激发自己的情感来进行自我欺骗的。我并没有杀人，但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允许我去冒这个险。我是一名医生，我上战场是为了拯救生命，而不是将生命置于危险境地。我提醒自己，如果我给他一个轻松的工作，我的上级也许会将他送上前线，而前线可没什么好的。我想起来，如果我想帮助他，唯一能做的便是遵循常识的规则，不要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我给他写了个证明书，证明他适合警卫工作。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通常来讲，遵循直觉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我的上级读了我的举荐信，在上面写道：“‘六个月’办公室工作。”我想：“现在上司要将他送往前线。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给了他一个办公室工作。”最后我才知道，我的上级受了这位年轻人的贿赂，所以很轻易就放过了他。这位年轻人一辈子都不曾上课，而他所说的话每一个字都不是真的。他讲这样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让我给他一个较轻松的工作，让我受贿的上级能够签署我的举荐信。从那天起，我便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做梦了。

为什么说梦的存在就是为了愚弄和欺骗我们呢？因为大多数的梦我们都不能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梦的意思，那梦就不再能够激发我们的情感和感受，也就不能再欺骗我们了。我们就会更喜欢依照常识做事，我们也会拒绝接受梦的煽动。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梦的含义，它们便会失去其魔力。

梦是连通现存现实问题和我们生活方式的一座桥梁，但是生活方式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加固。它应该与现实直接联系在一起。梦有很多变体，每个梦都会揭示个体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遇到特定情境时需要加固的地方。因此，梦的解析通常都是因人而异，而象征和符号也不可能套用公式进行解读。梦是生活方式的产物，源自个体对于自己所特有的周遭环境的解读。如果要我简要概括一些较为典型的梦的形式，我不会这么做，也不能提供一个有关解梦的书面指南，而只能给出一些有关梦及其含义的一般性理解。

常见梦境

很多人都会梦见飞行。与所有的梦境一样，解释这些梦的关键在于对其引发的情感的解读。通常，这些梦会激发一种乐观和勇敢的情绪。它们会将做梦人从低处带往高处。它们所讲述的是战胜困难和追求优越感都变得简单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它们让我们将自己想象成勇敢、有前瞻力和雄心壮志之人，就像那些沉浸在自己的勃勃野心中无法自拔的人一样，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的梦所涉及的问题是：“我该继续还是停下？”它所给出的答案是：“前方已无任何障碍。”

很少有人没有梦见过坠落。这样的梦很具代表性，它表示人类更喜欢自我防卫，害怕失败，而不喜欢迎难而上。想想我们常常警告孩子保护好自己，会做这样的梦就很好解释了。我们常常会劝诫孩子：“不要往椅子上爬！不要碰剪刀！不要玩火！”而他们的周围也常常充斥着各种危险。但是让小孩变得胆小怯弱，并不能帮助他们处理真正的危险。

当人们重复梦见自己瘫痪或者错过火车，这通常是表示：“如果这个问题在不需要我干涉的情况下得到解决，我将非常高兴。我必须得绕个远路，去得晚一点，这样就可以不用面对那些问题。我必须错过火车。”

很多人会梦见考试。有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年纪很大了还在参加考试，或者必须得通过一门很久以前已经合格了的考试。对于某些人，这些梦的含义是：“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眼前的困难。”对于另一些人，其含义是：“你之前已经通过了这门考试，你将要通过眼下的这次考试。”每个人的梦中符号都不一样。梦中主要需要我们考虑的是隐藏在梦境中的情绪以及这些梦如何与整个生活方式相契合。

一些案例分析

曾经有一位32岁的神经症患者前来治疗。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和大多数的第二个孩子一样，她比较争强好胜。她总是想夺得第一，用一种无可挑剔的方式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但她来找我的时候却非常焦虑，几近崩溃。她爱上了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已婚男人，而这个男人的事业一败涂地。她曾想要嫁给他，但他却没能离婚。她梦见一名男子，这个人曾租过她的公寓，他在搬进来不久就结婚了，但却没钱付房租。这名男子不诚实，也不努力工作，于是她不得不依法收回自己的公寓。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梦与她现有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她在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嫁给一个在事业上一败涂地的男人。她的情人很穷，而且无法给予她支持。他邀请她外出就餐，却没带一分钱，这种行为再次加强了这种对比感。她做这个梦是为了激发自己不要结婚的情感。她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子，她并不希望与一个穷人扯上关系。她使用了一个象征来问自己：“如果他租下我的公寓却没法给钱，面对这样的租客我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他必须搬走。”

然而，这个已婚男人并不是他的租客，他也不能与租客相提并论。一个无法养活家人的丈夫与一个无法支付房租的租客是不一样的。要解决她的问题，要更加确定地遵循她的生活方式，她给了自己这样一种感觉：“我一定不能嫁给他。”因此，她便避开了用一种常见的方式来处理整个问题，而选择了只应对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时，她还将整个有关爱和婚姻的问题最小化，仿佛用象征就足以表现全部问题：“一个租了我公寓的男人，如果他没钱付房租，就该被扔出去。”

个体心理学的治疗技巧通常都旨在增加患者面对生活问题的勇气，梦显然会改变治疗的疗程，并揭示出一种更为明显的态度。一个忧郁症患者在痊愈之前，她的最后一个梦是：“我独自一人坐在凳子上。突然，一场暴风雪降临。我很幸运地躲过了暴风雪，因为我快速跑进屋子里，跑到丈夫身边。然后我便帮助他在报纸的招工栏寻找合适的工作。”患者自己便能理解这个梦。此梦清晰地显示了她与丈夫之间的和解。最开始她讨厌他，不停地抱怨他丈夫没有让家人过上好生活。这个梦的意思是：“最好还是跟丈夫待在一起，而不是让自己独自暴露在危险之中。”虽然我们同意她的结论，但是她对于丈夫和婚姻的委曲求全遮盖了焦急的亲人给予她的建议。孤苦伶仃的危险得到了过分的强调，她还没有准备好独自一人面对生活。

一个十岁的男孩来到我的诊所。他学校的老师抱怨说，他在学校对其他小孩非常刻薄恶毒，还会偷窃东西，然后放到别人的课桌上诬陷他人。小孩有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因为想要羞辱他人，证明他人的刻薄恶毒，而不是自己。如果这就是他的手段，我们就可以猜测，他肯定是从家里学来的，而且，他肯定是想要把这种羞愧感强加在家里的某个人身上。这个十岁的小男孩在街上扔石子打孕妇，也为此招致麻烦。在他这个年纪，他可能对怀孕已经有所了解。我们可以推测他并不喜欢别人怀孕，而我们必须去查验看看，是否有个弟弟或者妹妹即将出生，但他并不为此而高兴。在老师的报告中，他被称为“邻里的害虫”，他会骚扰其他小孩，骂他们，还讲他们的坏话。他还会追打小女生。这些都表明，家里也许有个妹妹在跟他竞争。

后来我们了解到他确实是哥哥，下面还有个四岁的妹妹。他妈妈说，他喜欢妹妹，而且很关心妹妹。这样的说法有点不可信——这样的小男孩是不可能喜欢妹妹的。不久之后，我们便可以确认我们的猜测正确与否。妈妈说自己和丈夫的婚姻非常完美。这对于孩子来说可不是件好事。小男孩的父母对他所犯的错明显不该负任何责任；他会犯这样的错，完全是源自他自己邪恶的本性，源自他的命运，也许还源自他远古的祖先！

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看到这样的完美婚姻：父母都待人很好，但孩子却招人厌烦！老师、心理学家、律师和法官都有可能目睹这样的不幸。其实美满婚姻也许会给这样的小孩造成巨大的问题：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妈妈为爸爸全心全意，这也许会惹恼他。他想要独占母亲的关注，如果母亲展现了对其他人的关爱，他就会心生怨恨。所以，如果幸福婚姻对孩子无益，而不幸福的婚姻更甚，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让孩子在一开始就学会合作。我们必须避免他只依赖父母的一方。否则这样的孩子特别容易被宠坏；他想要妈妈一直在意他，关心他，如果他觉得自己得到的关注不够，他就必然会制造麻烦来吸引注意力。

我们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妈妈从来都不会亲自惩罚自己的孩子，她会等爸爸回家然后由爸爸来惩罚孩子。她也许认为自己太弱了，而且只有男人可以下达命令，只有男人才有惩罚人的力量。也许她是想要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亲，还怕自己的孩子不再爱她。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使得这个孩子与自己的父亲疏离，不愿意配合父亲，而这两人之间也必然会不断地出现摩擦。我们听说父亲对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很用心，但是因为这个小男孩，他却害怕下班回家。他惩罚孩子的时候非常严厉，还经常打他。据说这个小男孩根本不恨自己的父亲，这也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弱智儿童。他只不过是学会了熟练地隐藏自己的情感。

他爱妹妹，但他并没有与她好好相处，而是常常扇她、踢她。他平时睡在饭厅的沙发床上，而妹妹则睡在父母房间的小床上。现在，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为这个孩子着想，我们能够站在他的角度上看待这个问题，父母房间的那张小床也会让我们不开心的。我们需要尝试着从小男孩的视角去看、去想、去感受。他想要成为母亲关注的中心，但是晚上的时候妹妹却离母亲更近。他必须抗争，让母亲更靠近自己。小男孩的身体非常健康，他的出生也很正常，而且足足喝了七个月的母乳。他第一次用奶瓶喝奶就吐了，这样的呕吐一直持续到三岁。最有可能就是他的肠胃不好。现在他饮食很好，营养也没问题，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肠胃问题。他将这视为一个弱点。我们现在能够进一步理解他为什么会朝孕妇扔石子了。他很挑食，如果他不喜欢摆在自己面前的食物，他妈妈就会给他钱，让他自己出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吃食。尽管如此，他还是会跟邻居抱怨爸妈没有给他吃饱。这是他获得父母偏爱的小伎俩。同样的道理：他会通过对他人的诽谤来获取自己的优越感。

他来诊所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他做的一个梦，现在我们便能理解他的这个梦了。“我是个西部牛仔，”他说，“他们把我送到墨西哥，而我只能杀出一条通往美国的路来。一个墨西哥人朝着我冲过来，我在他肚子上踢了一脚。”这个梦给人的感觉是：“我身边都是敌人。我必须抗争。”在美国，牛仔被视为英雄，他认为追逐小女生和踢别人的肚子就是英雄。我们已经看出，肚子在他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将肚子看作最脆弱的地方。他自己就肠胃不好，而他父亲也常抱怨自己肠胃不舒服。肠胃问题在这个家庭占据着重要位置。小男孩的目标是击打别人最脆弱的地方。

他的梦和他的行为都准确描绘出了同一种生活方式。他生活在自己的梦中，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从中清醒过来，他这辈子都会这样生活。他不会只是跟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妹妹、班上的同学对着干，他还会想要与尝试阻止他这种行为的医生相抗衡。他梦中的那种冲动会推动他继续向前，去成为一个英雄、去征服他人。除非他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否则没有任何治疗可以帮助他。

在诊所，我跟他解释了他的梦。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想要惩罚他，想要阻碍他的人是墨西哥人，这些人都是他的敌人。第二次他到诊所时我问他：“自我们上次见面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他回答说：“我做了坏事。”

“什么事？”

“我追着一个小女生跑。”

现在，这不只是一次坦白了，这是一种自夸、一种攻击。他认为这是一个试图改变他的诊所，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行为，坚称自己是个坏小孩。他说：“不要对我的改变抱任何希望，小心我踢你的肚子。”对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做呢？他还是会做梦，他仍然在扮演英雄。我们必须消除他从中得到的满足感。

我们问他：“你以为你心中的这个英雄就真的会追着小女生跑吗？这样的英雄作风岂不太可怜了？如果你想成为英雄，就该去追着强壮的大女生跑。或者你根本就不该追小女生。”这是治疗的其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开阔他的眼界，让他对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少些热情。我们必须像德国谚语中所说的那样，“往他的汤里吐痰”，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喜欢这碗汤了。另外，我们必须给予他合作的勇气，去发现有利于社会的重要性。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会做出一些反社会行为，除非他认为这样做特别有必要。

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子，独居，从事秘书工作，常常抱怨自己的老板飞扬跋扈，她简直无法忍受了。她还感觉自己没法儿交上新的朋友，也没法儿与朋友长期相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某个个体没法儿交上朋友，那是因为他们想掌控他人。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有自己，他们的目的是展示自己的个人优越感。也许这位女子的老板就是这类人。他俩都希望能够控制对方。当两个这样的人碰到一起，必然会产生矛盾。这个女子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是家人的宠儿。她有个绰号叫“汤姆”，因为她一直想要成为一个男孩子。这更加重了我们的猜测，她所制定的优越感目标就是控制他人。她认为，男子通常都是掌控方，能够控制他人而不必控制自己。

她很漂亮，但是她认为别人喜欢她，只是因为她的容貌，她也害怕自己的脸毁容或者受伤。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吸引力的人更容易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更容易掌控他人，而这个女子也很了解这一点。但是，她还是想成为男孩子，用一种更具男子气概的方式来掌控他人。这样一来，她对自己的容貌又不是特别在意。

她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情是被一个男子恐吓，而且她也坦诚自己害怕自己变成窃贼或者强盗的受害者。一个女孩子，既想要成为男子，又害怕窃贼和强盗，这似乎很奇怪。但其实并非如此怪异。正是她的这种恐惧让她形成了这样的目标。她想要处于一个自己能够掌控和征服的环境之中，她想要排除所有的其他情况。窃贼和强盗无法掌控，而她也想彻底摧毁他们。她想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拥有男子气概，如果失败，她便会求助于一种情有可原的情况。我将这种对于女性角色的极度不满称为“男性化抗议”（masculine protest），而这种不满时常伴随着一种紧张感——“我是一个在同女性的弱点做斗争的男人。”

我们来看看能否在她的梦中找到相同的感受。她常梦见自己独自一人。她是个被宠坏的孩子，她的梦意味着：“必须有人在旁照顾，把我一个人留下很不安全。也许会有人来袭击我，把我抱走。”她还经常梦见自己把钱包掉了。“小心一点，”她说道，“人总是会掉东西。”她并不想丢失任何东西，尤其不想弄丢自己控制他人的能力。她选择了人生之中的一种意外——丢钱包——来代替所有的损失。我们在此又一次看到梦是如何通过创造感觉来加固生活方式的。她并没有丢失钱包，但是她梦见自己弄丢了钱包，这种感觉一直留存在她心中。

她还做了一个更长的梦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她的心态。“我到一个游泳池游泳，那儿有很多人，”她讲道，“有人注意到我站在别人的头上。我似乎听见了有人在尖叫，因为他们看见我站在他们头顶上，我很容易就会掉下来。”如果我是雕刻家，我会把她刻成这副模样，站在别人的头上，将别人当作她的底座。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她喜欢的那种感觉。然而，她却认为自己的位置很危险，而且在她看来，别人也应该发现她的危险处境。其他人应该关照她、照顾好她，这样她就可以继续站在别人头顶上！她并不认为在水中游泳很安全，这就是她的整个人生故事。“尽管身为女儿身，却要成为男人”，这就是她的心理目标。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野心勃勃，但是她想在表面上超越他人，而不是对自己的境遇作出足够的回应，而且对失败的害怕一直都跟着她。如果我们想要帮助她，我们必须找出一种方法，让她接受自己的女性角色，转移她心中的恐惧和对异性能力的过高估计，并帮助她感受到别人的善意，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一个女孩的最初记忆是，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弟弟在一次事故中去世：“那时我弟弟还是个婴儿，刚学走路，他抓着一把椅子的扶手，想要把自己拖上去，但是椅子却倒下压在了他身上。”这又是一次事故，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她对于这个世界潜在的危险有深刻的印象。“我最常做的梦，”她接着说，“非常奇怪。我像往常一样走在大街上，地面上有个坑我没有看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掉进了坑里。里面装满了水，正当我接触到水面的时候我就会惊醒，此时我的心也会跳得非常快。”

我们并没有像她一样觉得这个梦奇怪，但是如果她继续用这个梦吓自己，她必然会觉得这个梦非常神秘、无法理解。这个梦在告诉她：“要小心。这世上存在许多你所不知的危险。”但它告诉我们的远不止这些。如果你已经在下面，那你就不可能会摔下来。如果她处于摔下的危险之中，那她必然认为自己高于他人。这就与上个案例一样，她是在说：“我比任何人都强，但是我必须一直保持警惕，以免跌落。”

在另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能否找到在最初记忆和梦中同样起作用的生活方式。一个女孩告诉我：“我记得我以前对房屋建设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猜测，她有合作能力。一个小女孩并不能参与房屋的建造，但通过她的兴趣，我们可以看出来她由于与他人共同承担任务而获得心理愉悦。“我是个小孩，站在一扇很高的窗户旁边，我对窗户的玻璃记忆犹新，仿佛此事就发生在昨日。”如果她所关注的是窗户的高度，那在她心中必然对高矮的对比有一定的了解。她的意思是：“窗户很高大，而我很矮小。”听到她说自己是个小孩，我并不惊奇，而且也就是对自己的这种矮小的认识，让她对尺寸大小的对比很感兴趣。她说她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现在，我们来研究她的梦。“几个人和我一起搭乘一辆小汽车。”她合作能力较强，这符合我们的猜想，她喜欢和别人待在一起。“车一直开，最后停在一片树林前面。每个人都下车来，跑进树林里。他们大多数都比我高大。”她再一次留意到尺寸的不同。“但是我仍然准时抵达目的地，坐上了电梯。然后电梯进入一个大约十英尺深的矿井。我们觉得应该到矿井外面去，因为那里的空气可能有毒。”现在，她构想出了一种危险。大多数人都害怕某种危险，人类并不是非常勇敢。但是她继续说：“我们非常安全地走出了矿井。”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做梦人的乐观精神。如果个体愿意合作，他们通常都非常勇敢、非常乐观。“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分钟，然后再次出发，快速跑上小汽车。”我相信，这个女孩常常与他人合作，但是她也表达了自己想要长大长高的意愿。我们从这个梦中能够看到一些紧张情绪，仿佛她是在踮着脚走路，但是她对他人的喜爱和乐于分享成果的性格，足以抵消这个不足。

第六章　家庭影响

母亲角色

从出生那刻起，孩子便开始寻找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纽带。这就是他们所有行为的目的。在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母亲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孩子会几乎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母亲。而孩子的合作能力也是从这里开始培养的。母亲给予了孩子与另一个人的第一次接触，母亲也是孩子除了自己之外最感兴趣的人类。她是孩子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一座桥梁，一个不能与自己的母亲建立纽带的孩子，或者由他人代替母亲地位的孩子，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灭亡。

这种关系非常亲密而且影响深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无法辨别哪些性格是来自遗传的影响。每一种可能来自遗传的倾向都经过了母亲的调整、训练、教育和改造。她拥有或者缺乏某种技能，也会影响到孩子所有的潜能。我们所说的母亲的技能，单单是指她与孩子之间的合作能力以及她说服孩子与她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像教规矩一样教给孩子。新的情况每天都会发生。有成千上万个地方需要她发挥自己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来满足孩子的需求。如果她关心自己的孩子，一心想要赢得孩子的感情，保障孩子的利益，她就必须获取这样的技能。

我们可以从母亲的行为方式中看出她的态度。无论是抱着孩子、背着孩子、和孩子说话、给孩子洗澡，还是给孩子喂奶，她随时都有机会与孩子建立联系。如果她对自己的任务不在行，或者不关心孩子，她就会很笨拙，而孩子也会产生抗拒。如果她从未学过怎么给孩子洗澡，孩子就会觉得洗澡是最痛苦的经历。这样孩子就会努力摆脱她，而不是与她保持联系。无论是哄孩子睡觉，还是自己所做出的动作和发出的声音，她都必须掌握技巧。在照看孩子以及让孩子独自玩耍方面，她都必须方法得当。她必须考虑孩子的整个周遭环境——新鲜空气、房间温度、饮食营养、睡觉时间、身体习惯以及清洁卫生。不管哪种情况，她的所作所为都会给予孩子机会，选择喜欢或者不喜欢她、与她配合或者拒绝配合。

当母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诀窍。所有的技巧都不过是源自关爱和教育。做母亲的准备工作始于生命初期。从一个女孩对小孩子的态度、她对婴儿及自己未来工作的兴趣，我们就能看出为母之道的第一步。我们从不会建议家长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教育男孩和女孩，好像他们以后要面临的问题完全相同。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有技巧的母亲，女孩子就必须接受母亲身份的教育，并让她们喜欢上当妈妈，将其看作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在她们将来面对自己的生活之时，为自己的角色感到失望。

不幸的是，我们西方文化并没有特别重视为母之道。如果家里人更喜欢男孩子——如果社会上更看重男孩子——那女孩自然就不会喜欢她们未来的使命。没人喜欢自己的地位低人一等。当这样的女孩子结了婚并面临拥有自己的小孩之时，她们就会表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抗拒。她们不会愿意也不会准备要孩子，她们也不会对孩子有所体贴，甚至也不会将此看作一个创造性而且有意思的活动。

这也许就是我们当今社会上存在的最大问题，而且大家也没有做出努力去应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与女人的为母之道联系在一起。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不怎么看重女性，认为她们比男人更低等。甚至在小时候，男孩子都将家务活儿视为佣人的工作，如果他们插手帮忙，就是有辱尊严。打理房屋及其他家务活儿都常被视为女性的任务，而且还被他们归为苦役一类的工作。

如果女性真的将家务视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且她们能够通过做家务点亮并丰富自己的人生，那她便会认为家务活儿与其他工作并无差别。反之，如果大家认为家务对于男人来说过于卑贱，而有的女性抵制自己的工作，反抗男性，并着手证明从人类出现之初就非常明显的事实——男女平等，人们也该考虑到女性的感受，也要给予女性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这也不足为奇。但是，只有凭借社会化感受，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社会化感受也会为女性指引正确的方向，向人们表明不应该从外部对女性的发展进行限制。

如果女性的角色遭受轻视，那婚姻生活的和谐也会被摧毁。没有女性将关爱小孩看作一种低下的工作，还能正确地发展自身照顾孩子的技巧、爱心、理解和同情，而这些都是孩子生命初期非常需要的。不满意自身角色的女性人生的一大目标就是，阻止自己与孩子产生亲密的关系。此类女性的目标与别的女性不同，她通常只醉心于提高自身的优越感。而且，从这个角度看，孩子只会成为她心中的麻烦事，只会让她心烦意乱。如果追溯人生失败的源头，我们几乎总是会发现母亲并没有恰当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她并没有给予孩子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做母亲的失败了，如果她们对自己的任务不满意，对自己的孩子不够关心，那整个人类都会陷入危险之中。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母亲的失败就认为她有罪。她们并没有犯罪，也许母亲自身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合作培养。也许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过得十分压抑。也许她对于自己的周遭环境充满了疑惑和顾虑，甚至陷入一种无助感和绝望之中。良好家庭生活的发展会遭遇非常多的阻碍。如果母亲生病了，她非常希望能够跟孩子互动，但回到家之后已经筋疲力尽。如果经济条件不好，孩子的衣食住行就会得不到保障。此外，决定孩子行为的并非孩子的经历，而是他们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在调查问题儿童的背景之时，常常会发现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不好，但是有的孩子同样遭遇了这样的困难，却能处理得很好。此处又回到了个体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上：性格的发展并没有固定的原因，但是孩子却能利用自身经历来获取自己的人生目标，将它们转变为自己的人生观。比如，我们不能说，如果孩子没有得到好的教养，就会成为罪犯。我们必须找出他们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什么样的结论。

然而，很明显，如果一个母亲并不满意自身的角色，那她和孩子都会遭遇困难与压力。但是我们也知道母性本能的强大。调查发现，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趋势要强于其他趋势。在动物之中，例如老鼠和人猿，母性本能要比性和饥渴的本能更强大，因此，如果它们必须在几种本能中挑选，母性本能肯定会占首位。

这种努力的本源并不是性，而是源自合作的目标。母亲常把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她能通过自己的孩子与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她会感觉自己拥有掌控生死的力量。我们可以在每个母亲的身上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在借助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些东西。几乎可以说是，她认为她就像神一样在创造——从虚无中创造出生命。做母亲的愿望真的是人类获取优越感的一个方面，是人类的“类神”目标。这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的认知，通过最深刻的社会化感受，我们如何用这种目标来造福人类、关爱他人。

当然，任何一位母亲都可以夸大孩子是自己一部分的这种感受，并强迫孩子为完成自己的优越性目标作出贡献。她也许会试图让孩子完全依赖于她，控制他们的人生，使得他们总是与她保持亲密关系。我们举个七十岁农村老妇的例子。她的儿子已经五十岁了，但仍然跟她生活在一起。他俩同时患上了急性肺炎。母亲得救了，但儿子却在被带往医院后去世了。母亲听说儿子的死讯后说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不能将孩子安然地抚养长大。”她认为抚养孩子是自己毕生的责任。她从未尝试过让儿子成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开始能够理解，如果母亲没法扩张自己孩子与外界的联系，引导他们与他人平等合作，这是一种怎样的过错。

母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不简单，但是她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过分强调。不论是为了母亲，还是为了孩子，这一点都很重要。如果其中单个问题过于受到重视，那必然就会忽略其他问题，如果我们将其看得过于重要，即便是我们最重视的问题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母亲不仅与孩子有联系，她还与自己的丈夫、与周遭的整个社会有联系。这三个联系必须给予公平的对待：都应动用常识，冷静面对。如果一个母亲只考虑到自己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她就不可避免地会迁就孩子、宠坏孩子。她的行为会使得孩子很难发展出独立性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在她成功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之后，她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将关爱延伸到孩子的父亲身上。如果她自己根本不关心孩子的父亲，那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她也必须将孩子的兴趣转移到他们的社会环境中：转移到家里其他孩子的身上，转移到朋友、亲戚和周围人的身上。因此她的任务是双重的。她必须给予孩子相信别人的最初经历，因此她必须准备好扩展这种信任和友情，直至将整个人类社会囊括进来。

如果母亲只关心孩子投放在她身上的兴趣，孩子长大后就会讨厌去关心他人。他们就会一直从母亲那里寻求支持，并对那些他们认为会分散母亲注意力的人存有敌意。母亲只要表现出一点对自己丈夫或者家里其他孩子的关爱，他都会认为自己的权益被他人剥夺，每一个这样的孩子都会以为“妈妈只属于我，谁也别想抢走”。

大多数的现代心理学家都误解了这一情况。比如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观点认为男孩子都有一种爱上自己母亲的倾向，而且还想要娶自己的妈妈，并且讨厌爸爸，想要杀了他。如果我们理解了孩子的成长，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俄狄浦斯情结只会发生在那些想要占有母亲全部注意力，并想要摆脱他人的孩子身上。这种小孩想要争夺母亲，想要完全掌控母亲，想要将母亲变为仆人。这样的孩子肯定从小受到母亲的迁就，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其他人的感受。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个别特例，只想与母亲有关联的孩子，常会将母亲视为解决爱情与婚姻问题的关键，但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意味着他不能想象自己与其他人的合作，除了自己的母亲。没有别的女人愿意像母亲那样对自己毕恭毕敬。因此，俄狄浦斯情结通常都是一种人为的错误教养的产物。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存在遗传的血亲相奸的本能，或者想象这样的一种偏差是起源于性。

孩子如果总被母亲绑在身边，那他到了一个不能与母亲亲近的环境之后，常常会遭遇麻烦。比如，他们去上学或者与别的孩子在公园玩时，他们的目标仍会是与母亲亲近。他们讨厌与母亲分开，会为此生气。他们会希望将母亲拉到身边，永远待在一起，去占据母亲的思维，让她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们有很多可供使用的办法：成为妈妈的心肝宝贝，永远表现软弱，撒娇，博取同情。只要事情不顺，他们就会哭泣，或者生病，以展示自己多么需要照顾。另外，他们也可能会暴怒，不听妈妈的话，跟妈妈吵架，以此博取关注。在问题儿童中，我们发现有成千上万种被宠坏的孩子，他们努力地想要获取母亲的关注，并拒绝外部世界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有人说，纠正母亲犯下这种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孩子从关爱他们的母亲身边带走，交给看护，或者送往有关机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无论何时，只要想找人替代母亲，我们都应该寻找一个能够扮演母亲角色的人——她必须像妈妈一样关心孩子。培养孩子的母亲成为这样的人要简单很多。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总是会缺乏对他人的兴趣：没人去搭建这座联系他们与他们身边人的人际关系桥梁。

曾有人对在这种机构中发展不太好的孩子做过试验。找看护或者修女来给予这些孩子单独的关照，或者找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来领养这些孩子。最后这些孩子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因为照顾这些孩子的养母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的。养育这种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种替代品，可以替代父母和家庭生活；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得不将孩子带离自己的亲生父母，最好的替代办法就是认真寻找能够满足各方面条件的人来领养。很多的问题儿童都是孤儿、私生子或者被遗弃的孩子以及来自离异家庭的小孩，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母亲的情感和关爱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要扮演继母的角色尤为困难，前妻留下的孩子常常会与之作对。问题并非不能解决，我就曾看到过一些很成功的继母。然而，太多的女性并不能完全了解整个情况。如果孩子失去了母亲，他们必定会转向父亲寻求关注，而且父亲也会很迁就孩子。但是继母的到来使得他们认为父亲的关爱被继母争夺，从而便会攻击继母。而继母则觉得自己必须反击，这样一来孩子便真的变得满腹委屈。她会发起更多的挑战，而孩子的反抗也会较之前更甚。与孩子作对通常都会失败：他们绝不会认输，也不会说服自己与继母合作。在这种战斗中，弱势一方往往会获胜。向他们索取他们拒绝给予的东西，通过抢夺是永远不可能获取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合作和爱不可能通过暴力获取，那这世上就不会存在这么多的紧张关系和无用努力。

父亲角色

在一个家庭中，父亲角色和母亲角色一样，非常重要。最开始，他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没那么亲密。他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在以后才会体现出来的。我们已经在前文中讲述了，如果母亲不能将对孩子的关心延伸到孩子父亲身上，会造成诸多的危险。这样的孩子在发展自己的社交兴趣的时候，会遭遇非常严重的阻碍。如果婚姻不幸福，也会给孩子带来危害。孩子的母亲可能会无法将父亲融入家庭生活之中，她也许想要完全拥有自己的孩子。父母双方都有可能将孩子视为他们双方战争的武器，两人都想将孩子绑在自己身边，比另一方更爱孩子。

如果孩子看出了父母之间的不合，就会非常熟练地在他们之间挑动他们之间的战争。这样就会引发争夺，双方都想看看谁能更好地控制孩子，能够更多地宠爱孩子。在这种环境下，想要训练孩子的合作能力是不可能的。孩子最先学会的合作就是与父母的合作，如果父母自身的合作能力很差，那他们就不能期待孩子能够有很好的合作能力。此外，孩子也是从父母的婚姻中获得对婚姻和伴侣关系的第一印象。出生在不幸福家庭的孩子，除非他们的第一印象得到了纠正，否则这样的孩子会对婚姻产生悲观的看法。甚至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也会觉得婚姻最终一定会有不好的结局。他们会尝试避开异性，或者他们会认为自己不能与异性好好相处。因此，如果父母的婚姻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和谐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不能融入社会生活，那孩子的社会化感受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婚姻是两个人为了对方的幸福，为了孩子的幸福以及社会的幸福，而形成的伴侣关系。不管是在哪一方面失败了，婚姻都不能满足生活的要求。

因此婚姻就是一种伙伴关系，没有一方应该高人一等。这一点需要我们付出比以往更多的考虑。在家庭生活的所有行为中，权威根本没必要存在，如果其中一位家庭成员尤为突出或者备受重视，这也是一种不幸。如果父亲是急性子，想要掌控其他的家庭成员，那他的儿子就会对男子气概产生错误的理解。而他的女儿也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会将男性视为暴君。在女儿眼中，婚姻似乎就是一种屈服和奴役。有时，成年以后，她们会为了保护自己而远离男性，甚至从其他女人的身上寻找性趣。

如果妈妈是家里那个握权之人，而且还老爱抱怨，那情况就会发生大逆转。女儿便会效仿母亲的行为，自己就会变得刻薄且挑剔。男孩子就会始终保持防御姿态，还怕被斥责，而且对于周围那些想要征服他的人始终保持警惕。有时，不仅是妈妈会压迫他，姐姐和姑婶也会加入妈妈的行列，让男子乖乖待着，不敢反抗。男孩子会变得非常沉默，从不会主动外出参加社交活动。他害怕每个女子都像妈妈那样爱唠叨、爱挑剔，于是想要回避所有异性。没有人喜欢被苛责，但是如果个体将躲避苛责视为人生中的主要兴趣，那他与社会的所有关系都会受到影响。他会观察周围的所有事物，根据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进行评判：“我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那些将与他人的所有关系都视为胜败关系的人，自然不可能获得友谊。

父亲的任务可以用几句话总结。他必须证明自己与自己伴侣伉俪情深，是自己孩子的好伙伴，是社会一部分。他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工作、友情和爱情——他必须与自己的伴侣齐头并进，照顾并保护好自己的家人。他不应该忘记，在家里不能抢女性的风头。他的工作不是赶走孩子的母亲，而是与之合作。有一点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即便是父亲在提供家里的经济支持，但共享财产也非常重要。他绝不能表现得仿佛他总在付出，而其他人却总在索取。在美满的婚姻中，他所赚取的财产只是家庭劳动分工的结果。很多父亲都会将自己的经济地位作为统治家庭的工具。一家人不应该有统治者，而且在家里，任何会导致不平等感出现的事情都应该避免。

每个父亲都该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化一直都在强调男人的特权地位，因此，自从结了婚，女方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害怕被统治，害怕自己被置于一个下等的位置。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妻子并非低他一等，因为她是个女人，所以自然不会用与他相同的方式来支撑这个家庭。不管妻子对家庭的经济情况是否有贡献，如果家庭生活真的非常和谐，那谁赚钱，而钱又属于谁真的不是问题。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非常重要，以致很多孩子的整个一生都将父亲视为自己的榜样，作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惩罚，尤其是体罚，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任何不能在充满友爱的环境中进行的教育都是错误的教育。不幸的是，通常都是父亲在家里充当惩罚孩子的角色。造成这种不幸有很多原因。首先，这揭示了有关母亲的一种信念，那就是女性并不能真正地教好自己的孩子，而且女性是脆弱的动物，需要一个强壮的臂膀来帮助她们。如果母亲告诉孩子：“等你爸爸回来教训你。”那她就是在跟孩子传递一个信息，男人才是最终的权威，才是真正掌控生活的力量。其次，这会扰乱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让孩子害怕父亲，而不会将他看作好朋友。也许一些女性是害怕如果她们自己去惩罚孩子，自己就会失去对孩子情感的掌控力。但是解决办法并不是把惩罚孩子的任务推卸给父亲。孩子也不会因此减少对母亲的谴责，因为她招来了一个人为她报仇。很多女性仍在使用“告诉爸爸”这一招来威胁孩子，强迫孩子听话。那孩子会对父亲在生活中的角色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如果父亲能够用平常的方式面对生活中的三大问题，那他就会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好丈夫，也是好爸爸。他必须自在地与他人相处，而且能够广交朋友。如果他能交上朋友，那他就已经让自己的家庭成了他周围广阔社会的一部分。他就不会拘泥于传统观念，将会找到自身应对外界影响的方法，而父亲也将为孩子展示发展社会化感受和合作能力的方法。

然而，如果丈夫和妻子都有着各自的朋友，那将会很危险。他们应该生活在社会中的同一个团体中，并避免被各自的友谊分开。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应该成天黏在一起，绝不单独外出，而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不该有障碍。例如，如果丈夫不想让妻子进入自己的朋友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一来，他社会生活的中心就会放在家庭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应该认识到家庭是整个大社会中的一个单元，而且在家庭这个单元之外，也存在值得信任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父亲与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良好，这对他合作能力的发展就会很有好处。当然，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家独立生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应该不喜欢自己的直系亲属，与他们绝交。有时，两个人仍然跟父母住在一起时就准备结婚了，这会夸大他们与自己家庭之间纽带的关系。当他们说到“家”的时候，他们所提及的就会是父母家。如果他们仍然将父母视为家庭的中心，他们就将不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这就会对每个人的合作能力造成困扰。

有时，男方家庭会一直小心守护着自己的孩子。男方父母会想要知道有关儿子生活的全部，并常常给新家庭带来问题。妻子就会觉得公婆不太喜欢自己，并对夫家父母的干预感到气愤。如果一名男子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这种情况尤为可能发生。他父母也许有错，也许没错。在结婚之前，也许不满意父母反对自己的选择，但是结婚之后，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障婚姻的成功。如果家庭问题不能避免，丈夫就应该弄明白这些问题，不要为这些问题太过担心。他应该将父母的反对看作父母方的错误，并尽自己最大努力证明自己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对于夫妻来说，并没有必要顺从父母的意愿，但是如果夫妻能够合作，而且妻子能够明白，公婆的干预是为了他们俩的幸福，而不是为了公婆自己，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众人所期望的父亲，需要拥有解决工作问题的能力。他必须为某个事业接受训练，必须能够养活自己、养活家庭。在这方面，妻子会予以帮助，以后孩子也会参与进来，但是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经济责任从古至今都主要由男性承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工作，也必须鼓起勇气，必须了解自己的职业，知道其中的优势和劣势，必须与同行合作，并获得同行的尊重。

这其中的含义可不止这些。他会通过自己的态度，给自己的孩子树立榜样，教会他们如何面对工作中的问题。因此，他应该清楚自己成功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找一个对全人类有用，而且会为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的工作。他自己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有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确实能有所益处。我们并不需要倾听他的言辞。如果他这人好自吹自擂，以自我为本位，我们只能觉得遗憾。但是如果他的工作同时也能对大众有利，那做此工作并无害处。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爱的问题——有关婚姻及建立幸福美满家庭的问题。对丈夫主要的要求是，他应该关心自己的另一半，而且，想要知道一个人是否关心另一个人非常简单。如果他关心，他就会对另一半所感兴趣的东西产生兴趣，并将自发地将另一半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关注某人并不是爱的唯一表达方式，和皆相处也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丈夫作为自己妻子的伴侣，必须以取悦妻子为荣。只有夫妻双方都认为双方共同的利益高于各自利益，才会有真正的协作。每一方都必须比另一方更关心对方。

丈夫不应该将对妻子的感情太过展示在孩子面前。夫妻双方的爱确实不能与他们对孩子的爱相提并论。这两者之间存在云泥之别，而且任何一种都不能被忽视。但有时孩子们会觉得，如果父母在对方身上投放太多的感情，那他们对自己的爱就会受到威胁。他们就会忌妒父母之间的爱，从而制造麻烦。

不能轻视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在跟孩子解释有关性的问题时，父母应该小心，不要主动提供太多信息，只需要告诉孩子他们想知道的，而且在他们当前的发育阶段中能够理解的，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父母都倾向于跟孩子解释太多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会引发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消化的兴趣和感受。如此这般，有关性的问题就会受到轻视。这样的情形与旧时欺骗孩子、闭口不谈性问题的情况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最好是孩子想要知道什么就告诉他们什么，不要将我们所认为的常识强加在他们身上。我们必须保护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在与他们合作，而且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这么做，就不会错得太离谱。

金钱不应该被过分强调，也不该就这个问题发生争吵。不赚钱养家的女人也许会比她们的丈夫所意识到的还要敏感，而且在被人谴责奢侈的时候也会受到深深的伤害。经济支出应该在家庭的经济能力的承受范围之内，夫妻双方商量着解决。妻子和孩子都没有理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父亲支出自己所不能承受的额度。花销方面双方从一开始就应该达成一致，这样就不会有人觉得受人依赖或者受委屈。

父亲不应该只用金钱来保障孩子的未来。我曾经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小册子，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男人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后来变成了富翁，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保障后人免遭穷困的折磨。他找到一名律师，问他自己怎样能做到这点。律师问他想要保障多少代人不受穷。富人回答说：“十代。”

“当然，你可以，”律师说，“但是你是否知道，第十代中的每一个子孙身上都流淌着至少五百个祖先的血，你只是其中之一？五百个其他家庭都能说你的第十代子孙是他们的后代。那他还算是你的后人吗？”

我们又一次在这个例子中看出，无论我们为自己的后人做了什么，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在造福这个社会。我们不能逃脱这个与其他人类之间的纽带。

权威并非一个家庭的必需品，但是和睦协作则必须有。父亲和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意见一致，共同协作。最重要的是，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应该表现出对某个孩子的偏爱。有关偏爱的后果我们无须过度强调。几乎每一个在幼年时期表现出灰心丧气的孩子，都是因为他感受到了父母对别的兄弟姐妹的偏爱。有时，这种感受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重男轻女，女孩子的自卑情结就几乎不可避免。孩子都非常敏感，即便是非常乖的孩子，也会因为怀疑别人得到偏爱，而走上错误的人生道路。

有时，会有某个孩子较为懂事，或者会比其他的孩子更加乖巧，父母就会很难不去偏爱这个孩子。因此，父母在避免表现出偏爱这一点上应该有足够的经验和技巧。否则，那个较为懂事的孩子就会对其他孩子的成长造成阴影，而且使得他们沮丧气馁，他们就会忌妒这个孩子，并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他们合作能力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只是嘴上说说不会偏爱根本不够，父母必须提高警惕，注意别的孩子心中所会出现的任意有关偏爱的怀疑。

关注和忽视

孩子很快就会成为获得父母关注的专家。比如，受到纵容的孩子常常会害怕夜里独自一人。他们所害怕的不是黑暗，而是为了利用自己的害怕来让母亲能与自己离得更近。有一个这样被宠的孩子常常会在夜里哭闹。一天晚上，妈妈走进他的房间看看他为什么哭，她问孩子：“你为什么害怕？”“因为太黑了。”孩子答道。但是妈妈已经知道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我进来之后，”妈妈说，“就没那么黑了吗？”黑暗本身并不重要——他对黑暗的恐惧只是在说明他不喜欢跟妈妈分开。他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力量以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设计一种可以让妈妈走进房间、留在他身边的情形。他会不惜一切办法，哭闹、大叫、睡不着或者给自己制造麻烦等，要妈妈陪在身边。

恐惧作为一种感受，长期以来都在吸引着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不再致力于找出恐惧的原因，而是要确定其目的。所有被娇惯的孩子都有恐惧心理：通过恐惧，他们能够吸引他人的关注，并将这种情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们利用恐惧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一直待在妈妈身边。胆小羞怯的孩子通常都是那些被娇惯，而且想要一再被纵容的孩子。

有时，这些被溺爱的孩子会做噩梦，还会在梦中大哭。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症状；但是只要我们认为睡着和清醒是相互对立的，就不可能理解它形成的原因。其实睡着和清醒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同一物体的不同变异体。孩子梦中的行为与白天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将整个局面更改，以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会影响他们的整个身心，在一些训练和经历之后，他们会找到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那些进入他们大脑的想法、画面和记忆都与他们的目的相一致。被溺爱的孩子，在做过几次噩梦之后，就会学会利用噩梦让妈妈留在自己身边。即便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也会一直做这种焦虑的梦。在梦中受到惊吓成了一种获得他人关注的屡试不爽的手段，这最终会成为一种难以动摇的习惯。

这种对焦虑的利用十分常见，所以，如果听说某个被娇惯的孩子不会在夜里闹腾，我们就会觉得非常惊讶。小孩用于吸引大人注意的伎俩种类繁多。有的孩子会觉得睡衣穿着不舒服，或者想喝水。有的孩子会害怕小偷或者怪兽。有的孩子只要父母不在床边陪着就会睡不着。有的会做梦，有的会滚下床，还有的会尿床。我曾治疗过一个被娇惯的孩子，她在晚上似乎就不会闹腾。她妈妈说，她在夜里睡得很香，不会惊醒，不会做梦，不会制造一点麻烦。只有在白天，她才会闹事。我听说之后非常吃惊。我提出了很多小孩子惯用的吸引妈妈注意、让妈妈陪在身边的伎俩，这个小女孩都不曾使用。直到最后，我才找到原因。

“她睡哪里呢？”我问这位母亲。

“我床上。”她回答说。

生病通常都是受宠孩子的避难手段，因为生病之后，大人会更加迁就他。这样的孩子在病好之后，通常又会开始出现生病的预兆。一眼看去，好像是因为生病他们才会成为问题儿童。但实际上，在他们病好之后，他们就会想起他们生病时大人们的大惊小怪，觉得妈妈不再像自己生病时那样疼爱自己，于是他们就会成为问题儿童，以此施以报复。有时，孩子会留意到，生病之后，无论是谁都会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他们就会想要自己生病，甚至会去亲吻生病的人，以帮助自己生病。

一个女孩在医院待了四年，一直受到医生和护士的溺爱。刚开始，当她回到家时，父母也会一切迁就她，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他们的关注就会逐渐减少。如果想要某个东西被拒绝，她就会将指头放进嘴里说：“我还是个病人呢。”她是想要提醒别人，她曾生过病，并想要重建之前的那种随心所欲的环境。我们在成年人之中也会发现同样的行为，这些人总是喜欢提及自己曾经所生过的病、做过的手术。另外，曾让父母大伤脑筋的孩子在生病之后常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不再给父母惹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生理缺陷会成为孩子的额外负担，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缺陷不足以解释性格中的缺陷。因此，我们就会想，生理缺陷的治愈，与这些改变是否有任何关系。

有个男孩在家里排行老二，给父母制造了很多的麻烦事，他撒谎、偷窃、旷课、粗鲁，而且非常叛逆。他的老师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并主张把他交给少管所。这时，这个男孩病了。他得了髋结核，打着石膏在床上躺了六个月。他病愈之后，成了家里最懂事的孩子。我们不敢相信他的病竟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不久之后我们便明白了，这样的改变源自他认清了自己之前的错误。他之前一直以为爸妈更喜欢弟弟，而且一直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生病期间，他发现自己也是父母关注的焦点，而且每个人都在照顾他、帮助他，从而他非常聪明地抛开了自己被忽视的想法。

兄弟姐妹之间的平等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家庭合作关系中另一个同样比较重要的部分——孩子自己之间的合作。除非孩子自己觉得公平，否则人类在社会化感受方面就不能建立很好的基础。除非男孩子和女孩子觉得彼此平等，否则男女之间的关系就会一直存在巨大的问题。很多人问：“为什么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差异会如此之大？”一些科学家试图将其解释为不同的基因排列，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一种迷信。我们可以将孩子的成长比作小树的成长。如果一群小树苗一起长大，那每一根树苗长大之后都会完全不一样。如果其中一棵树苗因为接受了更多的阳光和更肥沃的土壤，那它的发展越来越影响到其他树苗的成长。它会给其他树苗造成阴影，它的树根会不断往外延伸，并吸走其他树苗的营养。其他树苗就会因为受到影响而长得矮小。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家庭中会有一个孩子的发展特别突出。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应该去夺取家里的统治地位。通常来说，如果父亲非常成功，或者非常有才华，那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获得如父亲般的成就。他们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挫败之感：他们对生活也会渐渐失去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知名人士的孩子会成为父母的心中遗憾，也会让社会失望。孩子已经看出了自己的成就没可能与父母的成就相媲美。因此，如果父母在自己的那个行业里非常成功，那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就不会取得太大的成功，或者他们孩子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这同样也适用于孩子自身。如果某个孩子发展得特别好，那他就很有可能获得最多的关注和喜爱。这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是好事，但是其他孩子就会觉察出不同，并且对此感到愤怒。对于人类来说，根本不可能在没有愤怒和烦心的情况下，忍受别人比自己得到更好的评价。一个表现突出的孩子会对其他孩子造成伤害，要说其他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精神动力，这有点太过分了。他们从不会停止追求优越感，因为这种追求永不止息。但是，他们的追求也许会在其他方向上找到路径，这样的道路也许会不切实际，也有可能对于社会没有太大用处。

家庭成员

根据孩子在家里的排行，探讨他们所体验到的相对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个体心理学在这个方面已经打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为了让我们用一种最简单的模式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假设父母之间关系和睦，并用尽了自己最大能力来抚养孩子。每个孩子在家里的排行仍然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每一个孩子都会在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必须重申，虽然来自同一个家庭，但是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孩子的生活方式也将影响他们适应自己这个特有环境的能力。

最大的孩子

所有的老大都会经历一个特有的时期，先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然后突然就不得不让自己适应老二降生之后的新环境。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通常都曾拥有过全家人的关注，而且备受宠爱。他们常常习惯于成为家庭的重心。但所有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猛地一下就发现自己被剥夺了原有的地位。另一个孩子的降生让他们变得不再唯一。现在，他们俩必须分享父母的关爱。这样的改变常常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很多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罪犯、酗酒者及性错乱者的问题都源自这样一种环境。他们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对其他孩子的降生都会有很大的感触，他们的这种被剥夺感会影响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后来的孩子也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失去自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感受也许不会这么强烈。他们已经体会过与另一个孩子的合作。对于最大的孩子来讲，这代表着一种完全的改变。即便他们在新生儿到来之前就一直被忽视，我们也不能推测他们会更容易接受这种情况。如果他们心怀怨恨，我们也不能将责任归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他们的父母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投放在他们身上的感情不会减少，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为弟弟妹妹的到来做好了精心的准备，而且已经接受过合作的培养，这样的危机就会在没有坏影响的情况下安然化解。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准备。新生儿确实从他们身边带走了父母的关心、爱护和欣赏。他们开始试着将妈妈拉回自己身边，会努力思考重新获得妈妈关爱的办法。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母亲被两个孩子拉过来扯过去，两个孩子都在努力比对方获得妈妈更多的关注。

最大的孩子更能应用武力和想出新伎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会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站在他们角度来看，我们就会作出与他们完全一样的选择，并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会想办法让妈妈担心，与她对抗，并做一些他们不可能会忽视我们的事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与母亲对着干，发动一场绝望的战争。他们的母亲会疲于应付他们所制造的这些麻烦，而耗尽母亲的耐性，此时他们就会真的体会到什么叫作不再爱。他们曾争夺母亲的爱，但是最后却失去了它。他们先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却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真的受到了冷落。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们会说：“我知道的。”别人都错了，只有他们是对的。看起来他们仿佛陷入了怪圈：他们越是挣扎，情况就会越糟糕。他们一直以来对自身情况的认知都得到了证实。当他们所有的本能都在说他们是对的一方，他们怎么可能放弃争夺？

在所有的这些争斗中，我们必须探究清楚个体所身处的环境。如果母亲回击，这些孩子将会变得非常急躁、难以控制、刻薄而且不守规矩。他们与母亲作对之时，父亲常常会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重拾之前的受宠地位。他们会对父亲越来越感兴趣，并努力赢得父亲的关爱。最大的孩子常常更喜欢父亲，并向父亲那方倾斜。只要看到孩子更喜欢父亲，我们就能确定他已经发展到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他们会依赖自己的母亲，但是现在，她已经失去了孩子们的喜爱，而且他们已经将这种喜爱转移到父亲身上，作为一种与母亲作对的手段。如果孩子更喜欢父亲，我们就知道，他们之前已经遭遇了挫败；他们感觉自己已被抛弃，是落选者，他们无法忘记这种感受，而且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会建立在这种被抛弃的感受之上。

这样的争斗会持续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会是整个一生。这些孩子已经培养了自己争斗与反抗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继续争斗。也许他们不会吸引任何人的兴趣。因此，他们会失去希望，并想象自己永远都不会获得他人的喜爱。他们脾气乖戾、寡言少语，而且不能融入他人之中。他们会训练自己适应孤独。这种孩子的所有行为和言辞都会指向过去，在他们还是关注焦点时的往昔时光。

因此，最大的孩子通常都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表现出对过去的怀念。他们喜欢回顾过往，喜欢谈及以前。他们留念过去，却对未来很悲观。有时，这种已经失去对自己小王国的统治力的孩子，会比他人更加理解权力和权威的重要性。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喜欢参与到实际的权威中去，并且会夸大规矩和法律的重要性。任何事情都得依规矩办事，规矩是永远都不会变更的东西。权力应该一直掌握在被赋予权力的人手上。我们能够明白儿时的这种影响，它会有强烈地往守旧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果这样的人能够为自己争取一个良好的位置，他们就会一直怀疑那些想要取代他们位置的人会从后面赶上来，把他们从位置上赶下来。

最大孩子的排行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并被转化为优势。如果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前，已经得到了合作能力的训练，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在这种最大的孩子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最后培养出了保护他人和帮助他人的品质的人。他们一直在模仿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弟弟妹妹面前，也是他们在扮演父母的角色，照顾他们、教育他们，并且为他们的利益负责。有时，他们会培养出极好的组织能力。这些都是正面的案例，虽然保护他人的想法也许会被夸大为剥夺他人独立能力并统治他人的欲望。

从对欧洲和美洲的研究中，我发现绝大部分的问题儿童都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而最小的孩子成为问题儿童的比例紧跟其后，占据第二名。很有意思的是，站在两个端点的孩子都常会显示出最大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方法还没有成功地解决长子长女的问题。

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的情况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也不能跟其他孩子的情况相比。从他们出生的那刻起，他们就要与另一个孩子共享父母的关爱，因此，他们与最大的孩子相比，更容易与别人合作。他们拥有的圈子要更大一些，假如最大的孩子不与他们争宠，不与他作对，他们的生活就会非常舒适。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出现了，他们的排行使得其整个儿童时期都有一个领跑者。总是有个孩子跑在他们前面，无论是年龄，还是发育，他们一直都会受到一种刺激，为了赶上前面那个人，不停地督促自己。第二个孩子非常典型，很容易就能认出来：他们的行为总是表现得像是在比赛，仿佛有人总是比自己快那么一两步，而自己必须快马加鞭，跑到他们的前面去。他们时刻都在全速前进，不断地训练自己，以超过自己的哥哥或者姐姐，并征服他们。

《圣经》中包含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心理学洞悉，在雅各（Jacob）的故事中，就对典型的第二个孩子进行了非常优美的描述。他想要成为第一，夺走以扫（Esau）的位置，打败以扫，超越以扫。第二个孩子常常会因为总是感觉自己落于人后，而受到激发，想要努力奋斗超越他人。他们常常会获得成功。与第一个孩子相比，第二个孩子通常更加有才，更加成功。在此，我们并不是在暗示遗传在这种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他们进步速度更快，那是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即便在他们长大之后，离开了家庭这个圈子，他们也常常会找到另一个领跑者，将自己与那个他们认为拥有更多优势的人作比较，并试图打败他。

我们不只在他们清醒的时候看到这些特征。他们会在所有的个性表达中留下他们的印记，在梦中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比如，最大的孩子常常梦见自己坠落。他们是家里老大，但是他们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优越性地位。另外，第二个孩子常常会设想自己处于竞争之中。他们会梦见自己追火车，或者参加自行车比赛。有时这种忙碌而又急匆匆的梦非常有特点，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做梦者是第二个孩子。

但是，我们必须说，此中并不存在刻板不变的规则。你并不需要成为最大的孩子，也不需要表现得像最大的孩子。整体情形并不是由出生的顺序来决定的。在一个大家庭里，后出生的孩子有时会遇到与第一个孩子同样的情况。也许两个孩子的出生间隔很小，然后隔了很久之后第三个孩子才降生，然后又有两个随之而来。第三个孩子也许就会表现与第一个孩子相同的特征。第二个孩子也是这样，典型的“第二个孩子”也许会出现在第四个或者第五个孩子出生之后。只要两个孩子一起长大，即便后来两人分开了，他们也会表现出长子和次子的独有特征。

有时，最大的孩子会在这场竞争中失败，此时，你就会发现，最大的孩子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并击退弟弟妹妹，此时，第二个孩子就是出现麻烦的一方。如果老大是男孩子，而老二是女孩子，这样的排行会造成极大的困扰。他一直承受着被女孩子打败的威胁，而这在我们当今社会，他会将此看作一种严重的羞辱。男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竞争会比同性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在这个竞争中，女孩子天生就比较受欢迎，在十六岁之前，她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发展都要比男孩子更快。通常情况下都是哥哥放弃争斗，变得懒惰而且灰心丧气。他会用一些下三烂的手段获得最高权位，比如自吹自擂或者撒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势必获胜。我们会看到男孩子走上各种各样的弯路，而女孩子会轻松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取得惊人的进步。这样的困难能够避免，但是必须提前预知到危险，并在伤害出现之前采取措施。只有家庭成员之间团结一致、和睦相处，才能避免这些不好的结果，这样的家庭之中根本不需要竞争，孩子也没有理由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并将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来争斗。

最小的孩子

除了最小的孩子，其他孩子的地位都有可能被废除。但是，最小的孩子永远都不会失去自己的地位。他们没有弟弟妹妹，却有着很多的领跑人。他们一直都是家人的宠儿，也是最被迁就的孩子。他们会面临所有受宠孩子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会受到众多的刺激，他们会遇到诸多的竞争，最小的孩子常常会发展得特别好，也要比其他的孩子进步快，并把其他孩子远远甩在身后。最小的孩子的地位在人类历史存在以来就一直没有变过。在我们最古老的传说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资料在讲述最小的孩子如何超越自己的哥哥姐姐。

《圣经》中，取得胜利的常常是最小的孩子。约瑟夫是作为最小的孩子被抚养长大的。虽然本杰明要比约瑟夫小十七岁，但他对于约瑟夫的成长没有任何影响。约瑟夫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最小孩子的生活方式。他会一直维护自己的优越性，即便是梦中也一样。其他孩子在他面前都自甘示弱，他是几个孩子中最出色的。他的哥哥非常了解他的梦。这对他们来说没任何难处，因为他们一直都跟约瑟夫待在一起，而且对他的心态非常清楚。他们也体验了约瑟夫在自己梦中所出现的那种感受。他们害怕约瑟夫，想要摆脱他。但是，虽然在家排行最小，但约瑟夫仍然得了第一。后来，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支撑着整个家庭。

最小的孩子通常都是整个家庭的支柱，而且这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人们一直都知道这点，并一直传说一些有关最小孩子的力量的故事。其实，他们身处的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来自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还有如此多的激励刺激着他们的野心，使之不断努力，也没有人从背后偷袭他们，或者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问题儿童的第二大族群就是由最小的孩子组成。通常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接受了来自整个家庭的宠溺。受宠的孩子永远都没法独立。他们缺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勇气。最小的孩子通常都有着各种雄心壮志，但是最有野心的孩子通常也都是最懒惰的孩子。懒惰通常是与野心和灰心绝望相互联系的一个标志：野心越是强大，个体就越看不到实现的希望。而且，最小的孩子不会承认自己所拥有的野心，但这是因为他们想要在所有方面都取得胜利，他们想要拥有无限量的力量，也想要成为唯一。这也清楚解释了最小的孩子能够承受多少的自卑感。他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比他们大，比他们强壮，而且比他们有经验。

独生子女

独身子女有他们所特有的问题。他们也有竞争对手，但是这个竞争对手既不是哥哥姐姐也不是弟弟妹妹。他们的竞争感直指他们的父亲。独生子女一般都会得到妈妈的宠溺。他害怕失去这个孩子，想要将他们保护在自己的臂弯之下。他们会发展出一种“恋母情结”。他们被拴在妈妈的围裙带上，想要将爸爸从全家福中排除出去。只要父亲和母亲能够相互协作，让孩子对父母双方都感兴趣，那这样的情况也就不会发生。但是，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明显要比母亲差。最大的孩子有时会与独生子女非常相似：他们想要超越父亲，他们也喜欢比自己大的人陪在身边。

通常，独生子女都对弟弟妹妹的降生心怀芥蒂。父母的朋友总会开玩笑说：“你就要有弟弟妹妹了哦。”他们非常不喜欢这样的预言。他们想一直都是众人关注的中心。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如果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他们会觉得自己很难应付。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他们不再是关注的中心，他们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威胁到他们的成长，那就是如果他们出生在一个胆小怕事的环境之中。因为医学上的原因，如果父母不能生养更多的孩子，我们就只能自己努力解决独生子女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会发现，独生子女都出现在一些父母生养没有任何问题的家庭之中。父母都胆小羞怯，非常悲观。他们觉得自己的经济实力只够养大一个孩子。孩子成长的整个氛围就会充满焦虑，而孩子也会很遭罪。

如果家里的孩子年龄差距较大，那每个孩子都会拥有一些独生子女的特征。这种情况也并不乐观。常常有人问我：“你觉得孩子年龄差距多大最为合适？”就我的经验来看，我会说，最佳的年龄间距是三年。三岁的孩子在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已经能够与他人合作。他们已经能够明白家里还会有另一个孩子。如果只相差一岁半或者两岁，我们就不能与孩子讨论这个问题，而孩子也不能理解我们的讨论。因此，我们就不能帮助他们准备好接受这些事情。

如果一个家庭里只有一个男孩儿，其余都是女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日子将很不好过。如果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没待在家里，那他所面临的就完全是个女性环境。他所看到的只有母亲、姐姐妹妹，或许还有家里请的保姆。他的感受会与其他孩子不一样，成长过程也很孤独。如果家里的女性都联起手来合伙整他，那这样的情况就尤为严重。她们认为，她们必须全权掌控他的培养，或者她们想要证明，他没有骄傲自大的理由。他会面对大量的敌对和竞争。如果他不是家里最大或者最小的孩子，而是处于排行的中间位置，那他的地位就会更为低下——承受来自两头的攻击。如果他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他还会遭遇另一种风险，紧随其后的女孩会成为他强劲的对手。如果是最小的孩子，就会得到所有家人的宠溺。

众女孩子中唯一的男孩所遭遇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不过差异不大，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结交家庭以外的其他孩子，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此外，身边都是女孩子，就很容易变得像女孩子。女性环境与男女混合的环境非常不一样。如果家里没有任何标准，而是根据家里人的品位而布置，你便可以肯定女性居住的房屋会非常整洁干净，家居品的颜色也会经过精心挑选，小至每一个细节。而如果家里男性居多，就不会如此整洁，装修粗糙，而且家人大呼小叫，家里还会充满受损的家具。一群女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倾向于女性的品位，也会用女性的视角看待生命。

另外，他也许会对这种氛围发起强烈的反抗，并给自己施加巨大的压力，发展自身的男子气概。因此，他常常保持一种防御心态，下定决心不受制于女子的掌控。他会觉得自己必须坚持自己的个性和优越性，但是这就会造成家中常年存在紧张情绪。他的发展会走向极端：他会进行自我训练，最终要么非常强大，要么非常软弱。同样地，如果女孩子在男生堆里长大，她的发展要么非常具有女性的阴柔气质，要么就非常具有男子气概。通常，她一生都会受到不安全感和无助感的折磨。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深究。我们并不会每天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在我们过多讨论之前，必须对更多的案例进行研究。

在研究成年人之时，我已然发现，童年的遭遇在他们身上会留下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一生。在家中的排行会给个体的生活方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长中所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是源自家里的竞争和合作的缺失。如果我们环顾我们的社会生活，或者放眼整个世界，自问为什么竞争和对立是其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时我们必然会发现，每个地方的人都在追求着成为统治者这样一个目标，都想战胜他人、超越他人。这个目标是儿时的经历导致的，都是孩子在家里感受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而造成的竞争和对立导致的。只有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我们才能摆脱这些障碍。

第七章　学校的影响

教育的变革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并能培养孩子解决困难的能力，学校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过去，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家里接受的教育。工匠会教给孩子他自己的手艺，传授孩子从他们父亲那里以及从实战演练中获得的技巧。但是，当今的文化对我们有着更为复杂的要求，而且父母也需要学校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并继续建设家长已经打好基础的建筑。社会大融合也对年轻人的教育水平有更高的要求，这一点家庭教育是办不到的。

美国的学校并不像欧洲的学校那样，经历了一系列完整的发展，但有时，我们还是能在这里看到专制传统的痕迹。首先，在欧洲的教育历史中，只有王子和贵族才会接受正规的教育。他们是社会中唯一具有价值的成员：其他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应该有更高的抱负。此后，承担了社会价值的人员范围扩大。教育被宗教机构接管，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才能够进入学校，接受神学、艺术、科学以及一些专业学科的教育。

随着科技的发展，老式的教育逐渐变得无法满足需求。扩大教育的范围成为一份长期而且势在必行的事业。在乡村和小镇，学校的老师通常都是当地的鞋匠和裁缝。他们实施的是教鞭教育，最终的成果也是不堪入目。那时的学校只会在艺术和科学上给予系统的指导，有时甚至皇帝也没有学习过阅读和写作。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工人会读写、会算术以及会画画变得非常必要，因此我们所熟知的公立学校也就开办起来了。

但是，这些学校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需要建立的，当时的政府所需要的是受过教育又顺从的群众，他们所受教育是为了上级社会的利益，而且必要时还要能够变成军队。我记得，在奥地利，这样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存在。对于底层民众的教育，目的就是要他们顺从，并根据他们的地位，学习相应的技能。但是，这种教育的缺陷也慢慢暴露出来。自由思想遍地开花，工人阶级变得越来越强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公立学校也逐渐适应这种需求，现在盛行的教育理念是，应该教育孩子多为自己着想，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熟悉文学、艺术和科学，而且应该教育他们分享我们整个人类文化，并为之作出贡献。我们不再只是教孩子养活自己的能力，或者完成工厂中某个工种的能力。我们想让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共同协作、共同发展。

老师的角色

不管是否有意，每一个提议教育改革的人，都是想要通过学校生活，寻求一条提升合作能力的道路。这就是隐藏在性格培养背后的目的，如果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一点，这个要求的正当理由就会非常明显。然而，从整体来看，教育的目的和技巧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我们要求老师，不仅要教会孩子自食其力，还要让他们造福人类。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使命的重要性，而且也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去完成这个使命。

性格培养的重要性

性格培养的有效性还在研究之中。我们必须忽略法律体制，因为它并未对正确的性格培养方式提出严谨有序的规定。但是，学校的教育成果也并不让人十分满意。家庭教育已经失败的孩子，来到学校后，即便接受了训斥和劝诫，也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因此，除了对老师进行培训，让他们提升理解和帮助孩子成长的能力，别无他法。

我已经在各个地方的学校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我认为，维也纳的很多学校在此方面领先全世界。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精神病专家会在看过孩子之后，就他们的情况给出建议，但是除非老师同意他们的意见，并知道该怎么实施，否则根本不会起作用。精神病专家每个星期给孩子检查一两次——有时甚至一天一次——但是他们并不真的了解来自环境、家庭、家庭之外的社会以及学校本身的影响。他们只是写张便条说应该给孩子更好的营养，或者应该让他们接受甲状腺治疗。也许，他们还会暗示老师，给孩子私人辅导。但是，老师并不知道为什么精神病专家会要求给予这样的待遇，在避免错误上也没有经验。除非他们自己了解孩子的性格，否则他们也无计可施。我们需要的是老师与精神病专家的亲密协作。老师必须知道精神病专家所知道的一切，这样在讨论完孩子的问题之后，他们才能自己解决，不用再进一步求助精神病专家。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他们应该知道该做什么，就像精神病专家面对这些问题时一样。最为实用的办法就是成立咨询委员会，就像我们在维也纳成立的那种。我将在本章末尾对这种方式进行阐释。

当孩子第一次去学校，他们会面临社会生活给予的一次新测试，这个测试将揭示他们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缺陷。现在，他们必须在一个比以往更广阔的领域中学会合作。如果他们在家里一直受到宠爱，他们也许会不愿意离开他们受保护的生活，而加入其他的孩子之中。因此，在他们入学的第一天，我们就能看出受宠孩子在社会化感受上的局限性。他们也许会哭喊着要回家，会对功课或者老师不感兴趣，他们不会听别人的话，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想着他们自己。通过他们在学校是否取得了很好的进步，就很容易看出他们是否一直都只对自己感兴趣。通常，父母都会告诉我们问题儿童在家里是如何如何地乖巧听话，而只有在学校他们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这些孩子在家里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身处的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在家里，没有专为他们设置的测试，他们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会浮现。但是在学校，不再有人迁就他们，所以他们就会在这种环境中体验到失败感。

有这样一个孩子，从他上学的第一天起，除了嘲笑老师所说的一切，成天无所事事。他对功课没有任何兴趣，学校教职工都认为他肯定是智商有问题。我看到他的时候跟他说：“每个人都在想为什么你在学校总是笑个不停。”

他回答说：“学校就是爸妈编造的一个笑话。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想愚弄孩子。”

在家里，一直都有人嘲笑他，所以他认为所有新环境都是别人跟他开的一个新玩笑。我告诉他，他对保护自己尊严的需求太过于强调了，不是所有人都在试图愚弄他。结果，他开始对自己的功课感兴趣，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师生关系

老师的任务是发现学生的问题，并纠正家长的错误。他们会发现，一些学生已为这个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做好了准备，这些孩子在家里都已经接受了良好的训练，能够对他人产生兴趣。但是还有一些没有做好这些准备。在面对某个困难的时候，只要个体没有做好准备，他就会犹豫或者退却。所有看似迟钝但是并非真正智商有问题的孩子，都是在面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时有些犹豫或者退却，而老师就身处在一个绝佳的位置，可以帮助他们接受自己在新环境里的角色。

老师应该怎样帮助学生呢？他们必须做孩子妈妈需要做的工作——与孩子保持亲密的关系，获取孩子们的注意。孩子的整个未来转变都依赖于在最开始抓住他们的兴趣。没人能够通过严厉的训斥或者体罚做到这点。如果孩子到了学校之后，发现跟老师及其他的学生相处很困难，那我们最不该做的事情就是批评指责他们。否则只会让他们更为确定，他们不喜欢学校是对的。换个角度想想，如果我是一个在学校天天都会被训斥苛责的孩子，那我与老师的距离必然会越来越远。我会寻找一个能够逃离这种局面的办法——逃学。

如果学生在学校表现不佳，看起来呆头呆脑，而且很难管教，经常逃学，那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学校没有为学生创造出一个舒适的环境。他们并不是真的智商不高，在为不上学编造借口、伪造家长信的时候，他们常常足智多谋，颇具独创性。但是，出了学校之后，他们会发现其他孩子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选择了逃课。从这些伙伴身上，他们会找到比学校更多的欣赏和认同。他们能在这种帮派小圈子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而不是学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看出，那些在班级中找不到平等感受的孩子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

让孩子对学习感兴趣

如果老师想激发学生的兴趣，他们必须发现学生之前感兴趣的是什么，并让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在这些兴趣及其他兴趣上取得成功。当孩子感觉自己对某门学科有信心，那刺激他们对别的学科的兴趣就比较简单。因此，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找出孩子们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他们最喜欢用哪种感觉器官，又是哪个感觉器官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训练。一些孩子对看最感兴趣，一些喜欢听，还有一些喜欢动。视觉型的孩子对于那些会用到自己眼睛的科目比较容易产生兴趣，比如地理或者绘画。如果老师只是单纯地讲课，他们是不会听的，他们不习惯使用听觉注意力。如果这样的孩子没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学习，他们就会学得很慢。人们也许就会判定这个孩子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天赋，然后归咎于遗传。

如果非要将这种教育失败怪罪于某人，那就是老师和父母，他们没有找到正确引导孩子兴趣的办法。我并不是鼓励将孩子的教育在早期进行特殊化，而是将孩子已经发展出的兴趣作为一种动力，指导他们发展别的兴趣。现在，还有一些学校在教授课程的时候，使用的方法会调动孩子所有的感官。比如，将模型或者绘图与传统的课程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做法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鼓励和发展。所有的课程，在教授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置于生活的情境之中，让孩子能够明白教育的目的，也能看到他们所学的东西给自身带来的实际意义。常常有人问，教育孩子的时候，是该直接传授课本知识，还是教会他们独立思考。这对我来说，不是孰好孰差的问题：应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比如，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把数学和修建房屋结合在一起，让他们计算需要多少木头，里面能住多少人等，这才是一种极好的方法。

一些科目放在一起教学会很容易，很多老师都能非常熟练地将生活中的某个方面与其结合起来。比如，老师可以与学生一起散个步，然后就能找出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同时，他们还能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让他们了解植物和植物的结构、植物的成长和作用、气候对植物的影响、某种地貌的物理特征、人类的耕作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我们必须预先假设，这些老师是真的很关心自己所教的学生，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也就谈不上良好的教育。

教室里的合作与竞争

在我们现有的体系之下，我们通常会发现，孩子最初来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在竞争上的准备要比在合作上的准备更为充分，关于竞争的训练会持续他们的整个学生生涯。这对于孩子来说是场灾难，无论是他们总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生，还是一直落后并最终放弃努力，这两者都是种灾难。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们都只对自己感兴趣。他们的首要目的不是奉献和帮助，而是保障自己的需求。家庭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位家庭成员都是这个整体中平等的个体，而课堂也该是这样。如果孩子们接受的是这样的培养，他们就会真的彼此关心，并享受合作。

我已经看到过很多的“问题”儿童，他们的心态通过课堂上的兴趣和合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我想特别介绍一个男孩子。他所在的那个家庭，在他看来，人人都对他充满了敌意，他以为学校里的每个人也对他充满了敌意。他在学校的表现非常糟糕，父母听说以后，总是在家里惩罚他。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孩子在学校成绩不好，学校老师会责难，回到家之后，爸爸妈妈还要责罚。一次这样的经历就已经够让人灰心丧气的了，双重的惩罚对孩子来说真的太过残酷。毫无疑问，这个孩子在班上成绩不好，对其他学生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最后，他遇到了一个理解他处境的老师，这位老师跟其他的学生解释，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以为每个人都是他的敌人。这位老师号召其他学生都来帮助他，让他相信他们都是朋友，后来，这个男孩子的表现和进步提升很快，超乎想象。

一些人怀疑孩子是否真的能够接受训练，从而彼此理解彼此帮助，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孩子通常要比大人更加理解这些东西。曾经，一位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来到我的诊所，一个两岁的女孩和一个三岁的男孩。这个小女孩爬上了一张桌子，妈妈吓坏了，待在那里动都不敢动，只是大声喊：“快下来！快下来！”小女孩根本不理。三岁的男孩子说了一句：“待那儿别动！”小女孩立即安全地爬了下来。他比妈妈更能了解自己的妹妹，知道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做。

培养课堂上团结协作能力的常用办法就是，让孩子自治，但是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时必须小心谨慎，并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而且应该确定孩子做好了恰当的准备。否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们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自治：他们将其看作一种游戏。结果，他们比老师还要严格严厉，或者他们利用班会获取私人利益，彼此埋怨，想方设法让别人出洋相，以谋取优越的地位。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老师的监督和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评定孩子的发展

如果我们想要获取孩子智力发育、性格培养和社交行为发展的最新情况，不可避免地就会进行一些测试。有时像性格测试一类的测试确实能够成为孩子的救星。比如，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老师想要让他留级。但进行智力测试之后发现，他确实可以应付更高年级的学习。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绝不能预测孩子未来发展的限度。智商只能用于为孩子的困难提供线索，这样我们便能找到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据我所知，智商测试的结果所揭示的并非是孩子的智商不高，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改变智商测试的结果。我早已发现，如果经常让孩子玩智力测试，让他们熟悉这些测试，找出其中的规律，并增加孩子在这方面的经验，他们智商测试的分数就会上升。所以，智商不是命运或者遗传所决定的，也不应用于限定孩子的未来成就。

无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应该知道孩子的智商分数。他们不知道测试的目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将其视为一个最终的判决。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孩子的各种局限，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局限。如果孩子们知道他们的智商分数很低，他们就会失去希望，认为成功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在教育中，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精力集中于提升孩子的信心和兴趣，并通过他们对生活的解读，移除他们为自己的能力所设置的限制。

对于学习成绩也是这样。老师在给学生成绩单的时候，他们只是想到不好的成绩单能够激励孩子更加努力地学习。但是，如果从小孩子的父母都对他们非常严格，孩子就会不敢将成绩单带回家。他们也许会不敢回家，或者涂改成绩。一些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甚至会选择自杀。因此，老师应该考虑到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不用对学生的家庭生活及其对孩子的影响负责，但他们必须将其纳入考虑。

如果父母好胜心强，而孩子带回家的成绩单很不理想的话，孩子所面临的可能就是父母的责骂。如果老师能够稍微好心一点、仁慈一点，孩子也许就能受到鼓励继续前进，最终取得成功。当孩子在学校的成绩总是不好，而且别人都认为他们是班上最差劲的学生，那他们自己最后也会相信自己是最差劲的，并认为这是个不能改变的事实。然而，差学生也有可能取得成功，杰出人物之中有足够的例子表明，在学校表现不佳的孩子也可以恢复自信和兴趣，并继续前进取得伟大的成就。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孩子们通常都可以不通过成绩单，就能对彼此的能力有个相当完整的了解。他们知道谁的算数最好、谁的拼写最漂亮、谁的绘画最优秀、谁的体育不错，他们知道每个人在班级排名中的大致位置。但是，他们所犯的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提升的空间。他们看着前面成绩比自己好的学生，觉得自己永远都赶不上好学生。如果孩子们在这方面的态度非常笃定，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让这种态度维持一辈子。即便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也都会计算出自己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并认为自己永远都会这样远远落后于人。

大部分的学生在他们所学的每一个科目的排名，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要么排名靠前，要么居中，要么靠后。我们不应该根据排名来判定孩子天赋的多少。排名展现的是孩子们为自己所设定的局限、他们的乐观程度与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常看到排名靠后的孩子发生巨大的变化，开始取得惊人的进步。孩子应该明白，错误与自我限制是相关的，老师和学生都必须让自己摆脱这样一种错误看法：智力正常的孩子所取得的进步与其遗传有关。

先天与后天

在教育所犯的所有错误中，最离谱的就是认为遗传限制着发展。这就让家长和老师有机会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减轻自己的责任，而且不必为自己对孩子所造成的影响负责。我们应该扼杀自己身上每一次想要逃避责任的企图。如果教育者真的要将孩子的整个性格发展和智力归咎于遗传，我看不到他们在自己的职业领域中还会有怎样的成就。另外，如果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态度和努力对孩子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就无法逃避责任。

在此，我所谈及的并非生理上的遗传。生理缺陷的遗传是无可争辩的。我认为，只有在个体心理学中，这种遗传问题对于心理发展的重要性才能被理解。孩子们对自己的生理缺陷会所有认知，然后通过对自己缺陷的评判来限制自己的发展。影响心理的并不是缺陷，而是孩子应对自身缺陷和自身未来发展的态度。因此，如果孩子承受了身体上的缺陷，那对他们来说，理解身体缺陷并非意味着智力或者性格的缺陷非常重要。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同样是生理缺陷，既可以刺激个体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获取成功，也可能成为障碍，阻碍个体的发展。

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之时，很多人都指责我不够科学，而且我所提出的只是我的私人想法，并没有与事实相符。然而，我是从我的个人经验中提炼得出的结论，而有利于这个结论的证据也正在积累之中。现在，很多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都已经得出了同样的观点，那些认为性格的形成完全取决于遗传的观点应该被称为迷信。当然，这种迷信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每当人类想要逃避责任，并将人类行为归结为宿命，那种性格特征来自遗传的理论就肯定会出现。简单来说，人们相信，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定性了善恶。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只有极端想要逃避责任的人才会坚持这种观点。

“善”与“恶”就像性格的其他表现形式一样，只会在社会情境中才会有意义。它们是经过社会历练，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后，才会产生的结果，它们暗示了评判一个人的行为是“有益于他人的幸福”还是“与他人的利益相背离”。在孩子出生之前，他们并未接触过这样的社会环境。出生之后，他们便拥有了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发展的潜力。他们选择的路径取决于他们从周围环境和自己的身体中获取的印象与感知，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些印象和感知作出解读。总的来说，选择“善”还是“恶”，取决于他们所受的教育。

这与智力的遗传是一个道理，虽然有关这方面的证据还不是非常明朗。影响智力发展最强的因素是兴趣，我们已经看到，阻碍兴趣发展的不是遗传，而是灰心丧气和害怕面对失败。毫无疑问，大脑的实际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遗传的，但是大脑只是承载思想的工具，而非其根源，如果大脑缺陷还未严重到当今医学无法克服的程度，那就可以通过训练来补偿。在每一种超乎寻常的能力背后，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并非来自遗传，而是经历了长期持续不断的兴趣培养和能力训练。

即便我们看到一个家族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不止一代具有天赋的人才，我们都不该假设是遗传影响在起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假设是家族中某位成员的成功激励了其他人，而且家族的期望和传统让孩子能够追随自己的兴趣，并通过长久的实战和练习训练自己。因此，当我们听说伟大的化学家李比希（Liebig）的父亲是一位药店老板时，我们就不必认为他在化学上的才能是来自遗传。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是他周围的环境让他得以追随自己的兴趣：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孩子都对化学一无所知，而他就已经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的化学知识。

莫扎特的父母也对音乐感兴趣，但是莫扎特的天赋也不是遗传的。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对音乐感兴趣，所以给了他很多的鼓励。从刚出生开始，他的整个成长环境就充满了音乐。我们通常能够在杰出人物之中找出“早期启蒙”这样的事实存在：他们从四岁就开始弹钢琴，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就给家里的其他成员写故事。他们的兴趣长期且持久，他们的训练自发且广泛。他们并没有失去勇气，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退却。

如果学生确信自己的局限是固定的话，没有老师能够成功移除孩子为自己的发展所设的限制。对于老师来说，告诉孩子“你没有数学天赋”可能会更简单一点，但是这样只会让孩子失去信心。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历。有好几年，我在我们班都是数学蠢材，而且一直认为我完全没有数学才能。幸运的是，一天，我吃惊地发现自己成功地解答了老师给出的一个数学题。这次意想不到的成功改变了我对待数学的所有态度。之前我已经对这门学科失去了我所有的兴趣，现在，我开始享受这门学科，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提升我的能力。结果，我成了我们学校数学最好的几个学生之一。我认为，这次经历帮助我看清了特殊才能或者天生有才理论的谬误。

认清性格类型

对于那些在理解孩子方面接受过训练的人，想分辨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孩子合作的程度能够从他们的态度中看出来：他们听和看时采用的方式，他们与其他孩子所保持的距离，他们在交朋友时的从容程度，他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如果他们忘记做作业或者弄丢了课本，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对学习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们讨厌学习的原因。如果他们不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游戏，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的孤立感和自我专注。如果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常常寻求别人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缺乏独立性，而且渴望得到他人的支持。

一些孩子只有在得到表扬和认可的时候才会学习。很多娇生惯养的孩子只要老师足够关注他们，他们的成绩就会非常优秀。如果他们失去了这种特殊关照的地位，麻烦就会接踵而至。除非有关注，否则他们就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没人看着他们，他们就会失去兴趣。对于这样的孩子，常常会在数学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如果只要求他们记住一些公式或者公理，这些都不在话下，但是一旦需要他们独自解题，他们就会手足无措。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小缺陷，但是会给他人的利益带来危险的，就是这些总是需要别人支持和关注的孩子。如果这种态度一直不改变，那他们长大之后也会一直需要而且要求别人的支持。每当问题出现，他们就会强迫别人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整个一生都不会给他人带来任何利益，而只是一味地依赖别人。

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孩子，他们也一直想要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如果不能处于这个位置，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获取这个位置，恶作剧、扰乱课堂，带领其他孩子与老师作对，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麻烦。苛责和体罚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只会乐享其中，他们宁愿挨打也不愿被忽视，他们所获取的关注似乎足以补偿他们不好的行为给他们带来的不愉快。很多孩子只是将体罚看作一种个人挑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历练或者一个游戏，是要测试谁能坚持得最久。他们也总是赢家，因为输赢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因此，那些与父母或者老师抗争的孩子有时会训练自己，在接受惩罚的时候笑出来，而不是哭。

懒惰的孩子几乎都是那些有着雄心壮志却又害怕失败的孩子，除非他们的懒惰是为了与父母和老师对抗。每个人对于成功的理解都是不同的，但发现孩子将成功看成是一种失败还是非常惊讶。很多人都认为，只要自己没有超越所有人，就算是失败。即便已经成功，如果还有人比他做得好，他还是会觉得自己失败了。懒惰的孩子从来都不会体会到失败的真实感受，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面对过一场真正的测试。他们逃避问题，在决定是否与他人竞争的问题上他们也一再推脱。每个人都非常肯定，只要他们不那么懒惰，他们就能克服所有困难。他们在非常美好的白日梦中寻找避难所，“只要你去做，就能做好所有事”。每次遇到失败，他们就会降低失败的重要性，告诉自己：“我不是没有那能力，只是太懒了。”以此来维持自己的自尊。

有时，老师会跟懒惰的学生说：“如果你努力学习，你就会是我们班最聪明的学生。”如果他们能够什么都不做就得到这样的赞誉，那他们为何还要冒着失败的危险去努力呢？也许，他们不再懒惰之后，他们怀才不露的殊荣岂非走到尽头了？最好还是用实际的成就来评定孩子，而不是去假设他们所要获取的成功。懒惰孩子的另一种优势是，即便付出最少的努力，他们也能获得别人的表扬。当他们刚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之时，大家都对他们充满希望，急于鼓励他们获得进一步的提升，而勤劳的孩子在付出同样多的努力时根本就不会引人注意。这样一来，懒惰孩子就会依靠他人的期许过活。他们都是一些被娇生惯养的孩子，从婴儿时期，他们就已经开始教会自己通过他人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有一种类型的孩子一直都是同辈中人的领导者，这些孩子很容易看出来。人类真的很需要领导者，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顾全大多数人利益的领导人，这样的人很罕见。大多数担任领导角色的孩子只是对统治和掌控他人感兴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加入同伴中去。因此，这样的孩子的未来并不是一片光明。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通常，这样的两个人在婚姻、生意或者社交中遇到时，要么造就一场悲剧，要么闹出一场笑话。双方都想要寻求掌控另一方的机会，并建立起自己的优越性。有时，家里的长辈会很开心看到被宠溺的孩子去指挥他们、欺压他们。他们会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开怀大笑，并鼓动他们继续。然而，老师很快就能够发现，这种性格培养方式对于孩子适应社会生活没有一点好处。

这世上很显然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孩子，将他们划分成固定的类型或者塑造成固定的模型，都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想做的只是阻止孩子的习惯朝着明显会导致失败和困境的方向发展，而这些发展在儿童时期进行调整和纠正要相对简单一些。这样的习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孩子成年之后往往会面对非常严重而且伤害极大的社会后果。儿时的错误和成年后的失败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极端的案例中，完全没有学会合作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也许会患上精神病、酗酒、犯罪或者自杀。

作为一个孩子，焦虑性神经症的症状表现是怕黑，害怕陌生人，或者害怕面对新环境。而患忧郁症的小孩往往爱哭闹。在当今社会，我们无法与所有的家长取得联系，帮助他们避免这些错误，特别是，一些最需要意见的父母，往往是那些从来不愿意询问他人的父母。然而，我们希望能够接触到所有的老师，然后通过他们接触到所有的孩子，并努力纠正他们已经犯下的错误，并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让他们过一种充满勇气和合作能力的生活。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幸福是最强大的保证。

教学观察

在一个人数很多的班级中，虽然我们能够看出孩子之间的不同，但是了解每一个个体的性格差异，相对于我们将其看作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言，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他们的情况。但是大班对于孩子的成长肯定是不利的。如果班级人数众多就会掩盖有些孩子存在的问题，也很难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老师应该私下了解所有的学生，否则将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我认为，如果孩子能够连续几年由一个老师教，这对于解决孩子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些学校，每半年就会调换一次老师。老师没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去融入自己的学生，去发现他们的问题，并研究孩子的发展情况。如果老师能够与同一群孩子待上三四年，他们就能选择一个较好的位置去找出并纠正孩子在生活方式上所犯的错误，这也有助于整个班级发展成一个团结协作的整体。

对于孩子来说，跳级并不总是好事。他们通常会背负一些不能满足家人老师期望的压力。如果孩子与同级的孩子相比年龄过大，或者他们要比班上的其他孩子进步都快，那可以推荐孩子进入更高年级学习。但是，如果整个班级如我们所愿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那其中一个孩子的成功对于其他孩子来说是件好事。只要一个班上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那整个班级的进步都会加快，而且学风高涨，而将这样一个能够激励他们前进的同学调离，对于其他的学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我更愿意推荐异常聪明的孩子在学好基本课程之余，多参与其他活动，发展其他兴趣——比如绘画。他们在这些活动中的成功同样也会扩展其他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迎头赶上。

复读对于孩子来说更加不幸。每位学校老师都同意，复读的孩子通常不管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是一个问题，即便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只有小部分的复读生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麻烦。而且大部分复读生仍然会落后于他人，而且麻烦多多。在复读班，同学都会瞧不起他，而他也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悲观情绪。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来说，要规避一些学生复读的情况并不容易。一些老师已经通过假期的培训，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方式中的错误，以这样的方式让落后的孩子不必复读。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这些孩子会在下个学期一点点地进步。其实，这也是我们能够帮助落后学生的唯一办法：通过让他们看清自己在估算自身能力之时所犯的错误，我们可以让他们从自卑中解脱出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

每当我看到学校将孩子分为高、中、低等，并归入快、慢班级中之时，我都会注意到一个突出的问题，虽然我的经验主要是来自欧洲的一些学校，也不知道这样的观察结果是否也适用于美国的学校。在慢班，我发现都是那些智力发育不完善的学生和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在快班中，我发现大部分的孩子都来自富裕家庭。这样的事实似乎合情合理。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受教育方面确实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的父母每天要面对太多的困难，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为孩子增补学前教育，甚至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不足以帮助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并不认为事先没有充分准备的孩子就不能放进快班。受过良好训练的老师应该知道怎样弥补这些孩子所缺失的准备工作，可以将他们与准备充分的孩子联合在一起。如果将他们放进慢班，他们将会如何，我们可以料想，而快班的孩子也心知肚明，并且会瞧不起慢班的孩子。这就为灰心丧气和为获取个人优越感走上歪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原则上，男女合校教育值得大力提倡。这是一个女孩和男孩相互了解并学会与异性合作的极妙方法。但是，那些认为合校教育便可解决所有问题的人犯了一个大错误。合校教育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除非这些特殊问题能够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否则合校教育所带来的两性之间的疏远会比分校教育更甚。

比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十六岁之前，女孩子的发育要比男孩子快。如果男孩子不明白这一点，那对他们来说就很难维持自己的自尊。他们认为自己被女生远远地抛在后面，并因此灰心丧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就会害怕与异性竞争，因为他们自己曾经的失败已经铭记于心。如果某个老师支持合校教育并清楚其中的问题，那他就能通过合校教育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并不完全支持合校教育，而且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他们就注定会失败。

另一个问题就是，除非孩子得到了正确的培养和监督，否则就会出现性方面的问题。学校性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教室并不适合进行性教育：如果老师是当着全班人的面进行的性教育，他们就绝不可能知道学生是否正确理解了这些知识。而且，他们也许不知道孩子是否准备好接收这些信息，也不知道孩子是否懂得怎样在生活中应付这些问题，就引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当然，如果孩子想要了解更多，并私下找老师问问题，老师就该给出真实而且直接的答案。此时，他们才能有机会评判孩子真的想知道的是什么，并将他们引向一条正确的路径，找到正确的答案。在课堂上反复讨论性问题还会造成危害。肯定会有一些孩子会误解，而且如果孩子认为性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不好。

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大约十五年前，我秉承接触老师和建立一个学校咨询服务项目的目的，提倡成立个体心理学中的咨询委员会，这在维也纳和其他的很多欧洲城市中都被证明非常有价值。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很高的希望是非常好的，但是除非找到实现它们的方法，否则理想只能是空谈。在积累了十五年的经验之后，我敢说咨询委员会已经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工具，使得我们可以处理好孩子的问题，并教育孩子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当然，我相信如果咨询委员会以个体心理学为基础，那它一定能够做到最好，但是我看不出来委员会为什么不能与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一同协作。其实，我常提议说，咨询委员会应该建立在不同学派相结合的基础上，然后将每一个学派的成果拿出来相互比较。

在咨询委员会的筹备过程中，应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对于老师、父母和孩子所面临的问题要有所经验，然后联合学校的老师，与他们讨论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当心理学家造访学校的时候，要有一两个老师跟他描述学生的情况以及学生所遇到的问题：懒惰、好争论、逃课、偷窃，或者学业落后。心理学家应该分享自己的经验，与老师进行讨论。要提及孩子的家庭生活和性格发展以及第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时的情况。老师和心理学家应该讨论引发问题的可能原因，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经验丰富，所以很快就能商量出一个意见统一的解决方法。

在心理学家来访的那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应在场。当心理学家和老师决定好了与家长交流的最佳方式以及如何影响家长、如何向他们讲述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就请家长进来。家长会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就开始心理学家与家长之间的讨论，在此之中，心理学家应该向家长提出建议，应该做何举措来帮助孩子。通常情况下，家长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咨询心理学家，并且做好配合的准备，但是如果家长拒绝咨询，心理学家或者老师可以讨论一些相似的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找到能够应用于被讨论的孩子身上的办法。然后，将孩子请进房间，由心理学家与之交谈，不提他们的错误，只说他们的问题。心理学家要在孩子身上寻找阻止他们良好发展的观点和评判，让他们产生自己被忽视而其他孩子更受欢迎的想法的原因，等等。心理学家并不会责怪孩子，而是通过一种友好的交谈，去理解孩子的观点。如果心理学家提到了孩子的某个错误，他会用一种假设的方式，并征求孩子的意见。在这方面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在看到孩子能够很好理解这些问题，并且很快就能改变整个态度之时，会非常吃惊。

我在这方面培训过的所有老师都很开心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使得他们的整个工作都更有意思，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会更加成功。没人会觉得这是一种额外的负担，通常，只需半个小时或者更短的时间，他们就能解决困扰了他人很多年的问题。合作精神在整个学校都得到了更高的重视，不久之后，大问题便不复存在，而小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老师自己也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学会了去理解性格的整体性以及其每个方面和每一种表达方式的一致性。如果问题再度发生，他们也能自己解决。其实，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得到心理学方面的培训，而心理学家都被解雇。

比如，如果老师的班上有懒惰的学生，他们就会建议孩子们就懒惰举办一次讨论会。老师在讨论会开始的时候说：“懒惰从何而来？”“有些人为什么懒惰？”“懒惰的孩子为什么不变勤快些呢？”以及“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呢？”孩子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得出一个结论。懒惰孩子本身也不知道他们成了讨论的主题，但是问题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就会对此产生兴趣，并从讨论会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只是一味指责他们，那他们什么都学不到。但是如果懒惰孩子能够倾听一场冷静的讨论会，他们就会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改变自己的观点。

没人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思，即便是成天和他们一起学习和玩耍的老师也一样。他们见过如此多的学生，如果他们掌握了技巧，他们还可以与其中一个学生建立友谊。孩子的早期错误是一直持续还是得以纠正，这都取决于老师。老师就像父母亲，守护着人类的未来，他们所能做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

第八章　青春期

青春期是什么

有关青春期的书，可以堆满一整个图书馆，几乎所有的这类书籍都将青春期视为一种危机，威胁着个体的整个性格转变。青春期确实存在很多的危险，但是说这些危险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是不正确的。青春期会给处于发育中的孩子一些新的环境和新的历练；他们会觉得自己正在朝着生活的前线进发。如此一来，他们生活方式中的一些未被发现的问题也许就会在此时自动现身，但是经验丰富的眼睛此时已经发现了它们。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些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人们也不能再忽视它们。

心理范畴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青春期意味着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证明自己不再是小孩子。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无可厚非。如果我们这么做，就可以将来自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压力移除。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证明自己的成熟，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过度强调这一点。

很多青春期的行为都是想要展示自己独立能力的结果，孩子们想要表明自己与大人是平等的，表明自己已经成年。这种行为所选择的方向取决于孩子对于“长大”这个概念的理解。如果“长大”意味着摆脱束缚，那孩子就想要与所有的束缚抗争。在这个阶段，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很多青少年会开始抽烟、说脏话，开始学会晚上在外面逗留很长时间。其中的一些孩子会出乎意料地跟父母作对，而父母在发现自己乖巧的孩子突然变得叛逆之后会不知所措。但是这并不真的是态度的转变。表面上看是听话的孩子站在了父母的对立面，实际上是为现在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力量，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公开反对父母。有一个男孩，一直都受到父亲的恐吓，表面上看，他是个安静而且唯命是从的孩子，但他只是在等待报复的良机到来。当他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了，他便寻衅跟父亲吵架，痛打父亲一顿之后离家出走了。

通常，孩子在青春期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和独立。父母会觉得自己不再有权利监督孩子，并一直保护孩子。但是，如果父母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孩子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希望摆脱他们的掌控。他们父母越想证明他们还是孩子，孩子就会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已经长大。这样的挣扎中必定会产生叛逆心理，接下来，我们就会展现一些典型的“青春期叛逆”。

生理范畴

对于青春期我们找不到一个严格的限定。通常，我们将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称为青春期，但有时，有的孩子在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青春期。所有的人体器官在此时都处于发展和发育的阶段，有的孩子在合作方面会遇到一些困难。孩子们长高了，他们的手脚也变得更大了，但也许就会没那么活跃和灵活了。他们需要努力提升他们的合作能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受到嘲笑和批评，他们就会开始认为他们天生就如此笨拙。如果孩子的动作受到嘲笑，他们就会越来越笨拙。

内分泌腺也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影响。在青春期，内分泌腺的运作会更加活跃。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改变——即使在婴儿时期，内分泌腺就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现在它们的分泌物会增多，第二性征也会越发明显。男孩子会开始长胡子，声音也会变得粗哑。女孩子的身体会逐渐丰满，女性特质也更加明显。这也是青春期容易被误解的几个方面。

青春期的挑战

有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步入成年，他们在面对事业规划、友谊、爱情和婚姻等问题的时候会感到恐慌。他们会觉得失去所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的局促不安、缺乏自信、寡言少语，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只会发现一些对他们有攻击性的东西，而且确信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失败者。对于爱情和婚姻，他们在有异性的场合会非常尴尬，也会害怕遇到异性。与异性说话时，肯定会脸红，也找不到适合回应的话语。每一天，他们都会在失望的深渊中越走越深。

在极端的案例中，这样的个体完全不能应对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一个问题，而且也再也没人能够理解他们。他们不会接受别人，不跟别人说话，也不听别人说话。他们不工作也不学习，整天沉迷于幻想世界。只留下一些简单粗陋的性生活。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一种源自错误的病症。如果有可能激励这样的孩子，向他们表明他们所选的方向是错误的，并跟他们指出一条更好的道路，他们就能得到纠正。这并不统一，因为他们的整个成长道路都需要纠正。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意义都必须从一个客观而且更加科学的角度进行审视，而不是依照他们自己的逻辑。

所有青春期的危险都是由于孩子在应对人生三大使命上所接受的训练不够。如果孩子对于未来充满着恐惧和悲观情绪，他们肯定会采用一些最小力气的方法来应对未来。但是，这些简便方法效率很低，而这样的孩子你对他摆布越多、劝说越多、批评越多，他们对于自己站在悬崖边上的感觉就会越强烈。我们越是逼迫他们，他们越想退缩。除非我们能够激发他们的勇气，否则我们为了帮助他们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是个错误，还会进一步地伤害他们。既然他们如此悲观、如此害怕，我们就不能期待他们能够付出额外的努力。

一些青春期常见问题

被娇惯的孩子

很多青春期的“失败者”都是在童年时期被家长惯坏了的孩子，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所有事情都由父母解决的孩子来说，成年人所要担负的责任就是一种特有的束缚。他们仍然希望别人也能这样宠溺他们，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他们发现自己不再是众人关注的重心，而且还会觉得生活一直在欺骗他们、辜负他们。他们成长于一个人工的温暖氛围中，外边的空气对他们来说太过寒冷。

留恋童年

在青春期，有些年轻人会表露出想要继续留在童年的愿望。他们甚至会像小孩子一样说话，跟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一起玩耍，假装自己永远都是个孩子。但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努力地做出成年人的一些行为。如果他们并不是真的有勇气面对，他们就会做出一系列的模仿成年人的可笑举动：男孩子会模仿他们心中男人的行为，他们也许会肆意地挥霍金钱，开始与女孩子调情，与她们谈恋爱或者发生性关系。

小型犯罪

在一些更严重的案例中，孩子并没有看清自己处理生活中问题的方式，但却仍然非常外向活跃，于是就开始从事犯罪活动。如果他们已经有过一些不法行为，而且无人发现，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再次逃过别人的眼睛，这样一来，犯罪就极有可能发生。犯罪是逃避生活问题的简单方式之一，尤其是在面对自谋生计的情况之时。因此，十四岁至二十岁的少年犯的数量一直在大幅度上升。这次，我们所面对的也不是新发展出来的问题，而是早已出现在孩子生活方式中的缺陷。

神经质行为

在那些不够积极外向的孩子之中，逃避问题的简便方法就是竞争，很多孩子都是在青春期开始患上功能性疾病和神经性疾病的。每一种神经性症状的出现都是为了给不想解决问题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且还不用降低个人的优越感。神经性症状出现在个体遭遇社会问题之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用社会性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这种困难会造成大量的压力。在青春期，身体构造对于这些紧张感的反应尤其灵敏，所有的器官都会受到刺激，整个神经系统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这又可以为自己的犹豫和失败找到另一个借口。处于这种情况之中的个体便开始认为，因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就可以摆脱所有的责任，不管是私人的还是他人的，而神经症的结构也就此完成。

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声称自己的意图是好的。他们知道社会化感受的必要性，也知道勇于面对生活困难的重要性。只有在面对自身问题时，他们才会看不清这种普遍的要求，认为自己是个特殊的例外。是神经症本身在为他们开脱。他们的整个态度是：“我也急切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我的病阻止我这么做。”在这一方面，他们与犯罪分子不同，犯罪分子会公开地表明自己不好的动机，他们的社会化感受也会被封存起来，受到抑制。很难分辨这两者对于人类的利益最为有害：神经症患者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的行为似乎居心不良，非常自私，而且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妨碍其他人之前的合作；而犯罪分子会公开表现出自己的敌意，而且会煞费苦心地消除自己身上残存的一点社会化感受。

与预期相矛盾

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已经定性了的叛逆。得到最高期望的孩子在学习或者工作中开始面临失败，而那些最开始看起来天赋较低的孩子却开始迎头赶上，并展露一些意想不到的才能。这与之前的表现并不冲突。也许那些非常有前途的孩子开始担心自己会让那些对自己抱有重望的人失望，这是一个他们长久以来背负的包袱。只要有人支持他们、欣赏他们，他们就会不断前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们需要独自前行之时，他们就会失去勇气，甚至退却。而其他人则会因为自己新建立的自由而备受鼓舞。他们清楚地看见，在他们面前有一条大道直通自己的抱负实现之地。他们充满了新的想法和新的计划。他们的创造性比较强，他们对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热情。这些孩子一直都保存着自己的勇气，而且对他们来说，独立没什么大不了，并没有意味着失败的风险，而是拥有更多成功和奉献的机会。

寻求赞扬和认可

早期觉得自己被冷落、被忽略的孩子在与周围的人建立起更好的关系之后，他们便开始希望自己至少能够得到他人的赏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渴望得到欣赏。对于男孩子来说，将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寻求赞扬上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女孩子甚至会更加缺乏自信，她们会把别人的认可和欣赏视为证明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样的女孩子非常容易被那些知道怎样去恭维她们的男人欺骗。我遇到过很多在家里得不到欣赏的女孩子，她们会选择开始性生活，一方面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另一方面是希望以这种徒劳无益的方式获得他人的赏识，成为关注的中心。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家里非常贫穷。小时候，她的哥哥常常生病。妈妈在哥哥身上投入了大量的关爱，因此就不能给予女儿过多的关注。此外，在她幼年时期，父亲也身患疾病，而父亲的病进一步限制了妈妈能够花费在她身上的时间。

因此，这个女孩非常渴望获得关爱，但在家里，她得不到这样的爱。后来妹妹出生了，而爸爸的病此时也痊愈了，于是妈妈便能空出时间来照顾小婴儿。因此，这个女孩觉得自己是家里唯一一个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但她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在家里，她是个乖孩子；在学校，她也总是表现最好的学生。因为她的成功，她得以继续学业，父母便将她送到了一所高中。这里的老师对她不了解，而她也不能理解新学校的教学方式，她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老师的批评让她越来越气馁。她太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她发现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得不到认可，那还剩下什么呢？

她开始四处寻觅能够欣赏她的男人。在有过几次经验之后，她便离开家，与一个男人在外面住了半个月。家人非常担心她，到处找她。但是正如我们所料，她很快就发现还是没人欣赏自己，并开始后悔这段经历。

她的下一个念头是自杀，这个女孩托人带了张纸条回家，里面写着：“不要担心，我已经服下了毒药。我非常开心。”其实，她并没有服下毒药，而且我们也能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她知道，她父母其实是关心她的，她也感觉自己还能获取他们的同情心。所以，她并没有自杀，而且等着妈妈来找到她，带她回家。如果这个女孩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那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高中的那个老师能够理解她，这些问题也都不会出现。过去，这个女孩的成绩一直很优秀，如果这个老师注意到这个女孩在这一点上非常敏感，在对待她时更加小心翼翼，她也许就不会如此气馁了。

在另一个案例中，这个女孩的父母性格都比较软弱。妈妈一直都想要个儿子，因此对于女儿的降生非常失望。妈妈一直都看不起女性，而女儿也肯定会感受到这一点。她不止一次不小心听到妈妈跟爸爸说：“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长大以后肯定没人喜欢她。”或者“等她再长大一点，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充满怨气的氛围中生活了十年之后，她发现了妈妈朋友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为妈妈只有一个女儿而宽慰她，说她还年轻，有的是时间生个儿子。

不难想象这个女孩会有怎样的感受。几个月以后，她去乡下拜访一位叔叔。在那里，她遇上了一个智商较低的男孩，并成了他的情人。后来他离开了她，但是她却一直坚持着这样的生活轨迹。我看到她的时候，她的情人名单已经有一长串了，但是她在任何一段关系中都没有感受到别人对她的赏识。她来找我是因为她患上了焦虑性神经症，不能一个人单独出门。如果对于自己获取欣赏的方式不满意，她就会尝试另一种。她开始利用自己的痛苦在家里横行霸道，没有她的允许，所有事情都不能做。她还不停地哭，扬言要自杀。想要让这个女孩子认清自己的位置非常困难，我们得让她相信，在青春期，她过于强调了逃避受拒感的需求。

青春期的性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对他们青春期的性关系过于看重和夸张，他们急切想要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比如，如果一个女孩不听妈妈的话，并总以为妈妈在压迫她，那么为了反抗，她也许会选择滥交的性关系。她并不担心妈妈是否已经知晓一切，实际上，如果妈妈为此而焦虑，她也许会更加开心。对于一个女孩子，在与妈妈（或许还有爸爸）长期争吵之后，便立即开始性关系是很正常的。这些女孩子都一直被认为是好孩子，有良好的家教，也似乎是最不可能出现这种行为的人。但是，这些女孩并不会感到愧疚。她们对于生活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她们感觉自己受到了忽视，产生自卑感，而性似乎是摆在她们面前的唯一一条拥有更强大地位的道路。

男性化

很多在家里得到众般迁就的女孩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自己的女性角色。我们的文化也一直给人以男性优于女性的印象，因此，这些女孩便不想做女人。现在，她们表露出了我所谓的“男性化”倾向。男性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进行自我表达。有时，只会表现出不喜欢或者躲避男性。有时，有的女性非常男性化，但是有异性在身边时又会觉得尴尬，不敢与之交谈，不愿意参加有男性在场的聚会，而且在性问题上会非常不自在。通常，在年龄大了之后，她们都坚称自己特想结婚，但却不敢接近男性，而无法与他们交朋友。

有时，对女性角色的不喜欢在青春期时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女孩子常常会比之前更加男孩子气，一直都在努力模仿男孩子，尤其是他们的作风：抽烟、喝酒、骂脏话、拉帮结派，而且还常常表现出自己的性开放理念。她们通常会辩称如果不这么做，就没有男孩会喜欢她们。

如果对女性角色的这种不喜欢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就会表现为性倒错或者卖淫。所有的卖淫者自幼就坚信没人喜欢她们。她们认为自己自出生就是一个卑微存在的角色，永远都不可能赢得男性真正的感情和关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理解她们是怎样一步步把自己抛弃，轻视自己的性别，只将其看作一种赚钱的工具。对女性角色的不喜欢并非起源于青春期。我们甚至能在很小年纪的女孩子身上发现这种不喜欢，虽然在她小时候，她根本没必要表现出自己的不喜欢，也没有机会这样做。

不是只有女孩子才会出现这种“男性化”倾向。所有高估男性重要性的孩子都会将男子气概视为一种理想，而且都会怀疑自己是否足以获得男子气概。这样一来，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男子气概的强调使得男孩子也会和女孩子一样觉得男子气概遥不可及，尤其是当他们对自己的性别不是非常有信心的时候。很多孩子都会遭遇一段懵懂时期，有时会持续好几年地以为自己的性别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所以有一点非常重要，从两岁开始，所有的孩子都应该非常确定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

通常，外表长得非常像女孩子的男孩都会有一段时间特别难熬。陌生人有时会搞错他的性别，甚至家里的朋友都会跟他说：“你真该是女孩子。”这样的孩子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的外表看作一种缺陷，并将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视为一次严峻的考验。在青春期，那些对于自己所扮演的性别角色不是很有信心的男孩子都有一种模仿女孩的趋势。他们会表现得非常柔弱，模仿那些被过度纵容的女孩子，自命不凡、搔首弄姿、任性蛮横。

影响我们发展的那几年

一个人对于异性的态度，会在人生的最初四五年扎好根基。性冲动在新生儿出生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在它能够自己找到合适的发泄途径之前，我们不应该对其有所刺激。如果性冲动没有受到刺激，它的一切表现都是正常的，而且不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比如，如果我们看见宝宝在一岁之前喜欢探究自己的身体并抚摸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应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影响，去与孩子互动，减少孩子对自己身体的兴趣，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周围的世界。

如果这种自我满足的行为没法停止，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时，我们就能确定这个孩子只关注自己：他们并不是体内性冲动的受害者，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通常来说，小孩子的目的就是赢得他人的关注。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会担心会害怕，而且他们知道该怎么利用父母的这些感受。因此，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再能够吸引他人关注自己，他们就会放弃。

在与孩子有身体接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孩子与父母之间充满感情的拥抱和亲吻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前提是一定不能对孩子的生理反应造成不恰当的刺激。此外，常常有孩子和那些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成年人告诉我说，他们在父母书架上发现色情书籍或者看到色情电影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感觉出现。最好还是不要让孩子接触到这类似的书籍和电影。如果我们不去刺激孩子的这种感受，我们就能避免出现这样的困境。

另一种形式的刺激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就是坚持给予孩子一些还不是非常必要和恰当的有关性的知识。很多成年人似乎对于性教育有着绝对的热情，就是因为害怕孩子会在无知中长大，从而发生危险。我们看看自己和他人的经历，不会找到那些超乎想象的大灾难。最好还是等孩子自己产生好奇，并想要了解的时候，才跟他们传输这类的知识。如果家长留心观察，即便孩子不开口询问，他们也会发现孩子的好奇。如果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友好，他们会问，而家长传输给孩子的知识一定不能超出他们能够理解吸收的范围。

我还建议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亲密的身体接触。如果有条件，不要让孩子跟父母睡同一个卧室，也更加不要同床。而且，最好不要让女孩子与哥哥弟弟睡同一个房间。父母必须密切关注孩子的各项发展，不应该自欺欺人。如果对于孩子的性格和发展并不了解，他们就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孩子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预知青春期

对于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会被赋予各自特殊的意义，并被视为决定性的转折点，这很正常。比如，几乎各地的人都相信，青春期是一段非常特殊而且奇怪的时期。更年期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时期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它们只是生命的一种持续方式，而其中出现的现象也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个体想在这些阶段找到什么，他们赋予这些阶段的意义以及他们面对这些阶段所使用的方式。

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孩子常常都会受到惊吓，表现得好像有鬼登门拜访。如果能够正确理解这种反应，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根本不用担心青春期的生理变化，除了社会要求孩子的生活方式进行新的调整。然而问题通常是孩子认为青春期就意味着一切的终结，他们所有的价值和重要性都会失去。他们不再拥有权利去合作和奉献：没人再需要他们了。所有青春期的问题都是源自这样的感受和担心。

如果孩子已经接受了培训，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分子，明白自己应该要为社会作贡献，尤其是他们已经认识到男女平等，并将异性视为朋友，那青春期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给了他们一个契机，让他们能够策划出有创造性的方法，独立解决成年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如果他们对自身条件有一个错误认知，他们就无法做好准备去享受成年人的自由。如果总有人出现，强迫他们做一些必须做的事情，他们能够完成。如果由他们独立完成，他们就会犹豫不前，最终失败。这样的孩子习惯了被奴役，如果获得自由，他们反而会不知所措。

第九章　犯罪及其预防

了解犯罪心理

个体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并理解人与人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却不是特别明显。比如，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和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及性倒错者的行为会导致同一种类型的失败。他们都没有找到应对生活问题的正确方式，在一个非常明确而且显著的领域中，他们的失败惊人的相同：每一种人都在社会化兴趣上成了失败者，他们并不关心身边人。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无法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完美的合作能力或者完美的社会化感受，犯罪分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两者失败的严重程度。

人类对优越性的追求

理解犯罪分子有一点尤其重要，即他们与我们非常相似：我们都想要战胜困难，我们都想努力完成一个未来目标，这样的成就能够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强大、很优秀，而且很完整。我们会为获取安全感而付出努力。有的人将其称为追求自卫本能，但是不管我们叫它什么，在所有人的一生中，我们总会发现这个占据支配地位的主题——努力让自己从自卑到超越、从失败到成功、从下游到上游。这种追求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我们的生命结束。生命是指存在于这个星球的外壳上，努力克服阻碍、战胜困难。因此，在犯罪分子身上发现这样的生活信条之时，我们也不该惊讶。

在犯罪分子所展现出来的所有行为和态度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在努力超越、努力解决问题、努力克服困难。让他们与常人不同的不是他们的追求目标，而是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如果我们发现他们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社会生活的需求，而且并不关心周围人的情况，我们就会立即发现他们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

环境、遗传和改变

我想要高度强调一点，有人认为犯罪分子是人类中的另类，与普通人完全不同。比如，有的科学家坚称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有心理缺陷。有的太过强调遗传的影响，他们认为犯罪分子生来就邪恶，情不自禁地就会犯罪。还有人说：“一日为寇，终生为寇！”现在，大量的证据都与这些观点不符。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我们就永远都不会有解决犯罪问题的希望。我们想要尽快了断这些人间祸患。历史告诉我们，犯罪并不总是带来灾难，但是现在，我们都急于想要做些什么来阻止罪恶的发生。我们绝不会满足于将问题搁置一旁，说句“这都是遗传惹的祸，我们无能为力”，然后就此放弃。

无论是环境还是遗传，都无法强迫一个人犯罪。来自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环境的不同孩子也有可能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时，有着无可挑剔的声誉的家庭中，也会出现犯罪分子。有时，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中，我们也能找到性格很好、行为端正的孩子。此外，一些犯罪分子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有可能洗心革面，而犯罪心理学常常也很难解释为什么窃贼在满三十岁之后，就会选择安定下来，做一个好公民。如果犯罪癖好源自一种天生的缺陷，或者在其童年时期就已经不可逆转地根深蒂固了，那这样的事实就无法解释。但是，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们对于理解这样一种变化完全没问题。也许是个体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种更加有利的环境之中，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也减少了，所以他们生活方式中的错误也不再显现。又或者是他们已经从罪行中获得了自己所需的所有东西，所以就不再犯罪了。最终，也许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逐渐不太适合犯法的事业。他们的关节开始僵硬，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偷窃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童年的影响和罪犯的生活方式

我们想要罪犯改头换面的唯一一种方式就是找出他们在童年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阻止他们学会合作。个体心理学已经在黑暗中给了我们一道亮光，让我们能够看得更加真切。长到五岁之后，孩子的心智就会发展完成：他们性格的珠子会在这时串联在一起。遗传和环境对他们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是很关心孩子从娘胎里带到这个世界的是什么，或者他们遭遇了怎样一种经历，而是关心他们利用这些东西的方式，他们对这些东西抱持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怎样应对这些东西。调查这一方面的情况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对遗传的能力或者残疾真的是一无所知。我们所需要考虑的是他们所处情境的多种可能性以及他们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些可能性。

所有犯罪行为的情有可原之处在于他们有着一定的合作能力，但是这些能力还不足以应对这个社会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主要的责任在于父母。父母必须知道怎样去拓宽孩子的兴趣范围，怎样把孩子的兴趣转移到他人身上。父母必须让孩子对全人类感兴趣，对他们自己的未来感兴趣。但是，也许父母并不想让孩子对别人产生兴趣。也许这场婚姻并不幸福，父母相处也并不愉快。也许他们正在考虑离婚，或者互相猜疑。因此，也许父母其中一方想要独占孩子。他们溺爱孩子，凡事迁就孩子，而且不给他们任何独立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显会对孩子合作能力的发展造成限制。

关心其他的孩子对于社会化感受的发展也非常重要。有时，如果有一个孩子是父母亲的最爱，其他的孩子就很有可能对这个受宠的孩子很不友好，将他排斥出自己的小团体。当这样的情况受到误解，就有可能成为犯罪的起始点。如果家里有个孩子的能力特别出众，那排在他后面的那个孩子就很有可能成为问题儿童。也有可能第二个儿子更加温和、更加招人爱，而他的哥哥或者姐姐就会觉得父母的爱被他夺走。这样的孩子很容易欺骗自己，然后沉迷在自己被忽视了的感受中。他会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他的行为举止会越来越糟糕。父母便会对他越来越严厉，因此他就会更加确信自己的想法，觉得别人总是对自己频频阻挠，而且自己总是被晾在一旁。他感觉自己的东西被他人夺取，他就开始偷窃；被人发现后又会被惩罚，这样一来他就越来越确信没人爱他，每个人都在针对他。

如果父母总爱在孩子面前抱怨世道不景气、经济困难，那他们就可能阻碍孩子在社会化兴趣上的发展。如果父母常常指责他们的亲戚或者邻居的坏话，常常批评他人，表现出不好的情绪或者偏见，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果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看待别人总是带有扭曲的观点，这也不足为奇，要是他们最后将矛头指向自己的父母，也不奇怪。如果社会化兴趣受到阻碍，那肯定就只剩下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了。孩子会觉得：“为什么我要为别人做事呢？”而且，因为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他们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所以他们必然会犹豫不决，并寻找一条简单的出路。他们发现抗争太过艰难，如果伤害到别人，他们也不会担心。这就是战争——而战争会摧毁一切。

现在我们列出几个例子，让你看看罪犯的发展模式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家庭，家里的第二个儿子是个问题孩子。就我们所知，他非常健康，而且没有任何遗传缺陷。哥哥最受父母宠爱，弟弟一直都在努力想要赶上哥哥的成就，就像是在参加一场比赛，想努力成为领跑者。他的社会化兴趣发展不完善，对妈妈的依赖很大，而且想要从妈妈那里得到一切东西。哥哥是学校里的佼佼者，而自己却是学校里的最后几名，所以与哥哥的竞争非常困难。

他统治和掌控的欲望非常明显，常常喜欢对家里的老女佣发号施令，让她像士兵一样在各个房间巡查操练。女佣很喜欢他，即便他已经长到二十岁了，她会待他像一个将军一样，陪他一起玩。他常常对自己必须完成的工作感到非常焦虑和害怕，但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做成。当他经济拮据时，常常会从妈妈那里拿钱，即便他常常因为这样的行为受到责骂和批评。

突然一天，他结婚了，而婚姻让他的情况更为困难。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赶在哥哥之前结婚，他将此看作自己最大的胜利。这表明，他对自身价值的评估非常低——他竟想以如此荒谬的方式赢取胜利。对于婚姻，他并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他与妻子常常吵架。当妈妈不再有能力像之前那样资助他之后，他便去预订钢琴，并在付款之前将钢琴卖出去。这样的行为害得他锒铛入狱。

从整个案例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后来的生活都受他的童年生活的影响。他在哥哥的阴影下长大，就像在大树荫下长大的小树。他一直以为与天资聪颖的哥哥相比，别人都瞧不起他、忽视他。

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她非常争强好胜，而且得到父母的诸多溺爱。她有一个妹妹，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她都非常妒忌自己的妹妹，总想与她作对。她一直很敏感妹妹所受到的偏爱，比如妹妹得到的糖和零花钱都比她的多。一天，她从学校朋友的口袋中偷了钱，后来被发现也受到了责罚。幸运的是我能将整个情况详细跟她解释，让她放开自己心中的想法，不再认为自己比不上妹妹。同时，我还跟她家人解释了她的情况，他们也都成功地阻止了这种敌对关系，并且成功避免让她觉得他们更喜欢妹妹。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前。现在这个女孩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女性，已经结了婚，而且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犯过大错误。

罪犯的人格结构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危及孩子发展的各种情形，但是在此我想要简要概括一下。一定要重视它们，因为如果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是对的，只有认识到这些情形对孩子的犯罪观念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才能真正指导他们走上合作之路。有着特殊困难的孩子分为三大类型：第一，有身体缺陷的孩子；第二，受宠溺的孩子；第三，被忽视的孩子。

通过对我自己接触过的罪犯的研究以及我在书上、报纸上看到的对罪犯的描述，我一直在试着弄清楚罪犯的人格结构，而且我还发现，个体心理学一直都是完成深入了解的钥匙。接下来，我将再举几个例子，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1．康拉德（Conrad K.），在另一个人的帮助下谋杀了自己的父亲。父亲长期以来都没有重视自己的这个孩子，对他非常粗暴，同时还虐待整个家庭。这个男孩曾有一次反击了父亲，于是父亲就将孩子告上了法庭。法官说：“你的父亲行径恶劣，而且好争吵，我无能为力。”

你一定注意到了这位法官的话给这个孩子提供了一个理由。整个家庭都想为此找个解决方法，却徒劳无功，他们都很绝望。后来，父亲带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回家跟自己一起住，还将儿子赶出家门。这时，男孩结识了一个临时工，临时工对他的情况深感愤怒，建议男孩杀掉父亲。男孩因为母亲的关系非常犹豫，但是家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长期的慎重考虑之后，儿子下定了决心，在这位临时工的帮助下杀死了父亲。

在此，我们看到这个儿子无法将他的社会化兴趣延伸到父亲身上。但他对母亲有着深深的牵挂，而且非常尊重母亲。在他残余的社会化感受崩溃之前，他需要找到一个值得原谅的借口。直到得到临时工的支持之后，在对父亲家暴的愤恨之下，他才能鼓起勇气犯下这桩罪行。

2．玛格丽特·茨旺齐格（Margaret Zwanziger），是众所周知的“毒杀女”。她是一个弃婴，身材矮小，还曾被毁容。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会刺激她近乎无望却急切地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她还为了迎合别人的想法而非常有礼貌。

在很多次的冒险之后，她得到的几乎都是绝望。后来她为了夺得别人的丈夫，曾三次毒害别的女人。她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一切，但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她还为了将这些男人继续留在身边，而假装怀孕或者试图自杀。她在自己的自传中无意地证明了个体心理学的观点，但却没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写：“每当我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我都会想：‘没人觉得对不起我：那我为什么要担心自己是否对不起他人呢？’”

从这些话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激励自己去犯罪的，如何鼓励自己找寻情有可原的理由。还有一句话，在我建议患者与他人合作并关心他人时，常常会听到：“但是其他人也没见得关心我啊！”

我常常这么回答：“必须得有人来开这个头。别人合不合作不是你的问题。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带个头，不用担心别人会不会合作。”

3．N.L.，是家里的长子，从小就没有得到好的教养，有一只脚是瘸的，对于他弟弟，他所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关系看作一种优越性目标，在一开始也许会对当事人有利。但是，也许是一种个人的骄傲和想要炫耀的欲望，他将母亲从家里赶出去乞讨过活：“滚出去，老妖婆。”

我们应该同情这个男孩：他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关心。如果在他小时候我们就能认识他，我们就可以看看他到底是如何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长期以来，他都失业在家。他没有钱，还染上了性病。一天，他外出找工作却一无所获，在回家的路上，为了拿到弟弟微薄的收入，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缺乏合作的意愿——他没有工作，没有钱，还患有性病。限制总是存在，超出这样的限制，个体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前进了。

4．一个很小就成了孤儿的孩子，养母接收了他之后，对他百般纵容，毫无节制。结果，他成了一个被惯坏的小孩，在后来的日子也发展得很糟糕。在生意上，他非常精明，总是想要给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直都想做到最好。他的养母对他的雄心壮志很鼓励，却总是被他巧言相骗。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擅长撒谎的骗子，不择手段地骗取了很多钱财。他的养父母也属于贵族：他可以表现出贵族的作风，骗取了养父母所有的钱财，还将他们从自己的房子里赶了出去。

糟糕的教育和无限制的纵容已经将他惯得不务正业。他将撒谎和欺骗看作自己的人生使命，只为过得比别人好。他的养母爱他胜过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丈夫。这样的待遇让他感觉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但是他低估了自我价值，这表明他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通过常规方式获取成功。

犯罪、精神失常、懦弱

在我更深一步阐述之前，我想先消除一个错误观念：罪犯都是疯子。确实有精神病患者犯罪，但是他们罪行的本质完全不同。我们无法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他们会犯罪，完全是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并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他们所导致的。

同样地，我们也必须将那些智力低下的罪犯排除开来，他们只不过是幕后主谋的一种工具而已。他们常常思想单纯，被那些给他们描述美好未来、激发他们的贪婪或野心的人所利用，然后那些人就藏匿起来，让这些易上当的受害者冒着被惩戒的风险实施犯罪。当然，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他们容易被年长且经验丰富的罪犯利用。经验丰富的罪犯会策划整个犯罪过程，然后迷惑小孩子将其实施。

所有的罪犯也都是懦夫。他们在面对自己感觉不够强大、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选择逃避。我们从他们面对生活和面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懦弱。他们潜伏在黑暗之中，与外界隔离开来，他们会用意想不到的事情来拉拢受害者，在受害者实施防卫之前就让他们缴械。罪犯认为自己勇敢无畏，但是我们不应该愚蠢到同意他们的观点。犯罪是对英雄主义的懦弱模仿。他们追求的是虚幻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英雄，但是这仍然是对生命的一种错误看法、一种失败的判断。我们知道他们是懦夫，而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这对他们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认为自己比警察聪明的这种想法常常会增强他们的虚荣心和自豪感，他们总是这么想：“他们永远都抓不到我。”

不幸的是，我认为，对所有罪犯的罪行进行认真调查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确实有些罪行还尚未被发现，这个事实令人非常遗憾。当他们被发现后，他们会想：“这一次我马失前蹄，但下一次，我一定会以智取胜。”如果他们成功逃脱，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完成目标，而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比同行厉害，并受到同行的尊重认可。所以，消除罪犯心中对勇气和智慧的错误认知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该从何入手呢？我们可以从家、学校和拘留所开始，在后文中我会提供一些最佳的入手点。

罪犯类型

你会发现罪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那些知道世界上存在友谊这种东西，却从未体验过友谊的人。这样的罪犯对所有人都抱有敌意，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排斥而且无人认可。另一种就是娇生惯养的孩子。我常留意到犯人在陈述中抱怨：“我为什么会犯罪，就是因为妈妈太惯我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会详细说明，但我在此提及只是想要强调，在很多时候，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在合作能力的高低上并没有受到正确的引导和训练。

也许，父母原本想要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社会中的好公民，但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做。如果他们独断而且严厉，那他们就绝不可能成功。如果他们娇惯自己的孩子并将他们视为一切的中心，孩子从小就会通过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存在认识到自己是最重要的，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让别人对他们报以好感。因此，这样的孩子会失去坚持不懈的能力，常常想要别人关注他，并且总是期待着某些东西。如果他们找不到称心如意的简便方法，他们就会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或者他物。

案例分析

现在，我们来审查一些案例，然后看看我们怎样阐释这些观点，尽管案例的描述并非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第一个案例来自谢尔登和埃莉诺·T.格鲁克夫妇（Sheldon和Eleanor T. Glueck）的《五百起刑事案件》（Five Hundred Criminal Careers）“死硬分子约翰（Hard boiled John）”的案件。这个男孩解释了他犯罪的根源：

“我从没想过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直到十五六岁的时候，我都跟别的孩子一样。那时，我喜欢运动，常常参加体育活动。从图书馆借书来看，保持着非常规律的生物钟，一切都很正常。之后，我父母就强迫我退学去工作，然后拿走我所有的薪水，每个星期只给我五十分钱。”

在此，他控诉了父母的行为。如果我们问他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对他的家庭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就会找到他真正经历了什么。现在，我们必须只将他的陈述视为他的父母没有合作能力。

“我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之后，开始与一个喜欢享受的女孩谈恋爱。”

我们常在一个人的犯罪过程中找到这样的情景：恋上一个有着奢侈品位的女孩子。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能够测试一个人的合作能力。他与一个好享乐的女孩子恋爱，但他每个星期只有五十分的零用钱。我们很难说这是解决爱情问题的唯一途径，因为这世上还有很多别的女孩子。为此他走上了邪路。如果我遭遇了这样的情况，我肯定会说：“如果她想要的只是享乐，那她就不是适合我的女孩子。”对于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判断。

“在当今这个时代，即便是这样一个小镇上，每个星期五十分钱，根本不能满足这个女孩子的享乐。但是那个老家伙根本不会多给我一分钱。我非常生气，有个问题总是在折磨着我：我怎样才能有更多的钱呢？”

一般人会说：“你可以再找份工作，多挣点。”但是他想要赚钱这件事轻松简单一些，如果他想要交女朋友，他只是想要自己高兴，别无所求。

“一天，有个人出现了，而我与他也熟识起来。”

当陌生人出现，这就是另一个测验。有着正确合作能力的孩子是不会被领上歪门邪道的，但是这个男孩的处境却让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他是个很聪明的小偷，机智，有能力，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而且会跟你‘分赃’，数额绝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在镇上犯了很多事，而且每次都能成功逃脱，于是我决定从今以后一直干这一行。”

我们听说他父母都有自己的家庭。父亲在一间工厂做领班，全家人的收入刚好入能敷出。这个男孩家里有三个孩子，据我们所知，在男孩犯罪之前，家里从未有一人有过违法行为。在听说有科学家用遗传来解释这种问题时，我很好奇。男孩承认自己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有过性经历。我肯定会有人说他性欲旺盛。但是这个男孩对其他人根本没兴趣，他所想要的只是寻欢作乐。任何人都有可能耽于性事。其实，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寻求赏识——他想要成为性事英雄。

十六岁的时候，他与同伙因为入室盗窃被捕。另一种兴趣点随之出现，并证明了他所说的一切。他想要以成功的姿态出现，想要吸引女孩子的注意，想要通过在她们身上花钱来赢得她们。他戴了一顶牛仔帽，脖子上系了一根红色的丝质颈巾，腰上系了根打了结的皮带。他承认了被控诉的所有罪行，“还有很多。”他对于其他人的正当权益毫不顾忌。

“我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我除了蔑视，没有任何感觉。”

所有的这些看似有意识的想法其实是无意中形成的，他并不理解它们真正的意思。他觉得生命就是一种负担，但是他还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消沉。

“我自小就学会了不相信任何人。他们说小偷从不相互欺骗，但他们其实也会。我曾有个同伙，我对他很好，但他竟然诬陷我。

“如果我有了钱，我也能跟其他人一样正直。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我就不用工作也能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从来就不喜欢工作，讨厌上班，以后我也绝不工作。”

我们能够理解最后这一点：“该对我的罪行负责的是压抑感。我被逼压抑我的欲望，所以我才成了罪犯。”这一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我从不会为了犯罪而犯罪。当我开车走到一个地方，就会出现某种‘冲动’，做完事赶紧溜。”

他认为自己是个英雄，并不认为这是懦夫的行为。

“有一次我被捕之前，身上有价值十四万的珠宝，当时我竟愚蠢地跑去找我女朋友，想要换点现金给她用，他们就这样把我抓住了。”

这些人在女孩子身上花钱以轻松获得胜利快感，他们将此看作一种真正的异性缘。

“他们在监狱里设立了学校，我准备去那儿接受一切我所需要的教育——并不是洗心革面，而是让自己更能危害这个社会。”

这种态度表现了他对人类的愤恨。但是他并不想与人类产生任何的纠葛。他说：

“如果我有了儿子，我一定会勒死他。你以为我不会为了把一个人类带到这个世界这样的事情而愧疚吗？”

看到这里，我们该怎样改变这样一个人呢？除了提升他的合作能力，跟他提出他是在哪个地方误解了生命，别无他法。我们只能在追溯到他童年时期对于生命的误解时，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并不知道在这个案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其间的描述并没有涉及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点。他的童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得他成了人类的公敌。如果非要我猜测，我想也许他是家里的长子，起初他和其他的长子一样，得到家里人全部的宠爱。后来，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便觉得自己的地位被人剥夺。如果我猜对了，你就会发现，即便像这样的小事也会阻碍合作能力的培养。

这个男孩讲了更多他在犯事后被送往少管所所遭受的虐待，他后来带着对社会的强烈仇恨离开了这家少管所。对于这一点我必须说点什么。在心理学的角度，所有的罪犯在监狱里所受的虐待都可以解释为一种挑战、对力量的测试。同样地，当罪犯总是听别人说“我们必须阻止这场罪恶浪潮”，他们就会将此看作一种挑战。他们想要成为英雄，在遭遇这种严酷考验的时候，他们只会非常开心。他们认为，社会是在激励他们继续前行，所以他们的决心会更加坚定。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对抗全世界，除了发起挑战，还有什么能让他们更加“兴奋”？

在教育问题儿童时，向他们发起挑战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我们来看看谁更强！看看谁能坚持得最久！”这些孩子就像罪犯一样，沉迷于这种强壮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足够聪明，就能逃避惩罚。监狱和少管所里的工作人员有时就喜欢挑战罪犯，这种策略非常危险。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个因为自己的罪行而上吊自杀的谋杀犯。他残忍地杀害了两个人，在犯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动机。这日记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罪犯是如何在心里计划自己的犯罪过程的。没人会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而这个计划里往往包含了罪犯的辩解。在所有这样的供认状中，我从未发现有哪个罪犯会将自己罪行描述得简洁明了的，也从未见过在哪个案件中罪犯不为自己辩解的。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化感受的重要性，甚至罪犯都想要跟社会化感受和解。同时，他们必须做好准备扼杀自己的社会化感受，在犯罪之前，他们会冲破社会化兴趣的牢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考虑是否要杀那个人。他用这样一个问题逼迫自己：“是做拿破仑，还是做只跳蚤？”罪犯喜欢自我欺骗，并用这样的想象激励自己。其实，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也知道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出于懦弱反对这样的观点，因为没有能力成为有用之人，他们就会选择懦弱：生活中的问题需要合作能力来解决，而他们没有接受过合作方面的训练。在之后的生活中，罪犯想要将自己从他们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正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想要为自己找理由开脱，并用借口为自己辩护：“我生病了，还失业了”，等等。

这个谋杀犯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身边的人都唯恐避我不及，我让他们觉得恶心，而且他们都看不起我（他天生鼻子就有点畸形），这些痛苦几乎要把我压垮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回头了，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境遇。我本想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但是我的肚子，我肚子空空这一点无可辩驳。”

他创造出了一种情有可原的情况。

“有人预言说我会死在绞刑架上，但是我转念一想：‘饿死与死在绞刑架上有何区别呢？’”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个孩子的母亲早有预言：“我保证，总有一天你会把我勒死的。”当他十七岁的时候，他的确勒死了一个人，只不过这个人是他姑姑。预言和挑战是一样的道理。

日记继续：

“我并不担心会有怎样的后果。无论如何我都是会死的。我一无是处，没人想与我有任何关系。我所喜欢的女孩子也与我疏远了。”

他想要引起这个女孩子的注意，却既没有得体的衣服也没有钱。他将这个女孩子视为一种财产——这就是他在面对爱情和婚姻问题时所想到的解决办法。

“要么救赎，要么毁灭，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虽然我想要用更多的篇幅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极端或者对立面。但在此我只能说，他们就像小孩子，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在两个极端中任选一个：“饿死或者绞死”，“救赎或者毁灭”。

“一切计划就绪，就定在星期四行动。对象也已经选好。我在静待我的时机。时机一到，就会发生一些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他对他自己来说是个英雄：“太可怕了，不是所有人都敢做的。”他拿出一把刀，在一次突袭中杀死了一个男人。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做！

“就像牧羊人驱赶着自己的牛羊，饥饿的打击可以驱使一个人犯下最恶劣的罪行。也许我已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但是我不在乎。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会饱受饥饿的折磨。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消耗着我。当他们坐下开始审判我，我将会迎来最终的磨难。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是这种死法远比饿死好。如果我被饿死，没人会注意到我。现在人们将成群结队前来观看行刑，也许还会有人为我感到遗憾。我已经完成了我要做的事情。从没有人像我今夜这样遭受恐惧的折磨。”

因此，他以为的那种影响其实并不确切！经过我们的盘问之后他说：“虽然我并没有刺进他的心脏，但我承认我犯下了谋杀罪。我知道，我命中注定会死在绞刑架上：但是那个男人穿着如此华美，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穿上那样的衣服。”他不再将饥饿说成是他的动机，现在衣服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念头。“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申诉道。我们总是会发现这样的开脱词句，只是形式不一而已。有时，罪犯在犯罪之前会醉得不省人事。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要证明他们需要多么努力地挣扎，才能打破社会化兴趣的束缚。我认为，在罪犯的每一个描述中，我都能找到证明我观点的语句。

合作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回到我之前提到的那个主题：所有的罪犯——以及所有人——都在努力想要获得胜利，想要坐上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然而，这些目标又存在很多的种类，而我们发现，罪犯的目标通常都是追求私人和个人观念中的优越感。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对别人来说一无是处。他们不会合作。社会需要所有的社会成员——而我们也彼此需要——为公共利益作贡献，并拥有合作的能力。罪犯的目标并没有给社会带来益处，这一点在每个罪犯的犯罪生涯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之后的内容中，我们应该找出这一点是怎么发生的。此刻，我想要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罪犯，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了解他们合作失败的程度和性质。

罪犯在合作能力上高低不一，一些人失败得没那么严重。比如，有的罪犯只会犯一些小罪，而且不会超越这些范畴。有的喜欢做大案子，有的是带头人，有的只是些小喽啰。为了理解不同类型的犯罪，我们必须审查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

性格、生活方式和三大使命

我们可以找出个体在四五岁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对于个体来说非常特别的主要特征。而且，我们可以估计一下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是否困难。这是人的独特性格，只有认识到他们在塑造生活方式时所犯的错误，才能改变他们。因此，我们能够开始理解很多罪犯，尽管被惩罚了很多次，也常常被羞辱、被鄙视，而且被剥夺我们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好东西，但他们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成为累犯。

他们并不是因经济困难才卑鄙犯罪的。的确是这样。如果换个时代，人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犯罪率就会增高。统计数据表明，有时犯罪数量的增加与小麦价格的涨幅是一致的。但是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其实由经济困难引发的犯罪数量并不多。他们的合作能力是有限度的，当触及这个限度，他们就不能再奉献，而且会失去仅剩的一点合作能力，并诉诸犯罪。从另外的事实中我们也能发现有很多处于顺境的人并不会犯罪，但是如果问题出现，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那这些人也会转变为罪犯。此处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面对困难的方式。

在个体心理学的所有调查结束之后，我也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罪犯并不关心他人。他们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别人合作。当这点残余的合作能力耗光之后，他们就会走上犯罪之路。当问题对他们来说太过困难而无法解决之时，最后一根稻草就会落下。我们应该思考生命的普遍问题以及罪犯不能成功解决的问题，这非常有意思。我们的一生除了社会问题，基本上不会遭遇其他问题，而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人，这些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我们在第一章中简单提到过，个体心理学已经教会了我们将生命之中的问题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种，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友谊问题。罪犯有时也会有朋友，但是仅限于他们的那一类人。他们会拉帮结派，甚至也会彼此忠诚，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却非常狭窄。他们不能在社会这个大范围中与普通人做朋友。他们就像一群奇怪的人住在一片奇怪的土地上，不知道怎么与他人自在相处。

第二种，所有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很多罪犯在被问到这些问题时，会说：“你不知道那里的工作条件是何等的恶劣。”他们觉得工作与自己的志趣不相投，不像其他人那样，与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勇敢拼搏。一个有用的职业意味着对他人感兴趣，为他人的利益作贡献。缺乏合作精神最早出现，所以，大多数的罪犯在面对工作要求时并没有做好准备。大部分的罪犯都是一些没有经验、没有能力的工作者。如果回看他们的一生，你会发现，上学的时候，甚至上学之前，就已经存在障碍了，他们关闭了自己的兴趣，不愿意与他人合作。合作是一种必须学会的能力，而这些罪犯根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因此，如果他们不能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我们不能将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如果我们这样要求他们，就像是强迫一个从未学过地理的孩子参加地理考试。如果这样，我们只会收上来一份错误的答卷或者白卷。

第三种，所有与爱情有关的问题。一场美好且有收获的恋爱也需要双方相互关心、相互配合。观察发现，罪犯在被送进监狱或者少管所之前，有一半患有性病。这似乎是在表明他们想要一个解决爱情问题的简便方法。他们将爱情中的另一半仅仅视为一份财产，我们常常发现他们认为爱情是可以买卖的。对于这种人，性只是一种征服和占有。这是他们拥有他人的手段，而不是毕生关系的一部分。“活着有什么意思？”很多罪犯问，“如果我不能拥有我想要的一切。”

这种合作能力的缺失是所有生命问题中的主要缺陷。我们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需要合作，我们合作能力的高低可以从我们看、说、听的方式中看出来。如果我的观察结果是正确的，可以认为罪犯的看听说与旁人不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语言，而他们智力的发展也有可能因为这种不同而受到阻碍。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想要每个人都理解我们。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功能。我们给予每一个单词一个共同的解释，我们理解这些单词的方式也和他人理解这个单词的方式一样，但是罪犯就不一样。他们有着一种私人的逻辑、一种私人的聪颖。我们可以从他们解释自己罪行的方式中观察到这点。他们并不蠢，也不是心理有障碍。如果我们认可他们虚幻的个人优越感目标，那他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得出非常合理的结论。

罪犯也许会说：“我看见一个人穿着一条漂亮的裤子，而我没有，所以我不得不杀了他。”现在，如果我们与这样的罪犯相处，并认为他们的欲望都非常重要，而且他们没有必要用一种有益的方式谋生，他们的结论便足够合情合理。但是这并非常识。在匈牙利曾发生这样一宗诉讼案件，一群妇女被控用毒犯下了多重谋杀罪。她们其中之一在被送往监狱时说：“我的孩子生病了，而且失业在家，我必须毒死他。”如果她不想合作了，那她还能做什么呢？她非常聪明，但是她有着一种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不同的人生观。因此，我们就能看出，罪犯在看到漂亮东西，想不费力气去得到时，他们会认为自己必须将这个东西从这个充满敌意、他们从不感兴趣的世界中带走。他们对生命的展望受到了误导，低估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别人的重要性。

合作能力的早期影响

在此，我想要进一步探究合作失败究竟发生在何种情境之下。

家庭环境

有时我们必须将责任归咎在父母身上。也许他们在教会孩子与他们合作之时技巧还不够，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已经万无一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说他们自己就缺乏合作的能力。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发现，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或者破碎的家庭之中，合作精神通常就不能得到正确的发展。孩子的第一根纽带是和妈妈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妈妈并不希望孩子将社交兴趣延伸到爸爸、其他孩子或者其他大人身上。

又或者，也许孩子觉得自己处于家庭的中心地位，当他们三四岁的时候，其他孩子降生，而第一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的宠爱受到了阻碍。他们已经被弟弟妹妹从他们的位置上赶了下来，他们拒绝与妈妈或者弟弟妹妹合作。这些都是一些需要考虑到的因素，如果你回顾一下罪犯的早期生活故事，你几乎总是会发现问题就起源于早期的家庭生活。影响孩子发展的并非只有外界环境。孩子会对家庭环境产生误解，而且身边没有人为他们解释这一切。

如果家里有个孩子特别才华横溢、前途无限，这样的孩子会吸引父母最多的关注，而其他的孩子就会觉得沮丧和挫败。他们不想合作：他们想要竞争，却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在优秀人才的阴影下成长的孩子，他们的发展总是不顺，无法展现自己的才能。这样的孩子中总会有人走上犯罪道路，还有的会患上神经症，或者自杀。

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在上学时，在第一天就能从他们的行为举动中看出这个缺点。他们不能与其他的孩子交朋友。他们不喜欢老师，注意力分散，不认真听课。此外，如果老师同学不能体恤或者理解他们，他们就会遭遇新一轮的挫败。这样一来又会常常受到苛责或者谩骂，而不是得到鼓励或者学会合作。毫无疑问，他们会发现课业越来越令人厌烦！如果他们在勇气和自信上常常受到新的打击，那他们就会无法喜欢学校生活。我们总是会发现在罪犯的一生中，十三岁左右的时候他们还待在慢班，而且因为愚钝而受到责骂。他们后来的整个人生都会因此陷入困境。他们会逐渐对他人失去兴趣，他们的努力也会越来越倾向生命无用的一面，指向反社会或者不受人欢迎的事情。

贫穷

贫穷有时也会带来对生命意义的误解。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出了家门之后也许会遇上一些社会偏见。他们的家庭在很多方面都受尽了，面对着很多的痛苦。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外出工作以帮助爸妈支撑整个家庭。后来，他们遇上了一些有钱人，这些人的生活轻松，可以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些孩子会觉得有钱人没有权利享受比他们更加轻松的生活。不难理解，为何大城市里的犯罪率会如此之高，在那里，贫富差距极大，简直就是两个极端。忌妒所衍生出来的行为方式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很容易误解这种情形，认为获得优越感的方式是不劳而获。

身体缺陷

因为身体上的不足，也会产生自卑感。这是我自己的发现之一，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上，我都走上了遗传学理论的这条道路。但是，当我第一次写下器官自卑（身体缺陷）和个体的心理代偿机能时，我就认识到了这一危险。我们要指责的并非人体的缺陷，而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如果我们选择正确的方式，有着身体缺陷的孩子就会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别人。有身体缺陷的孩子会以自我为中心，只是因为没人陪在他们身边，培养他们对他人的兴趣。

有很多人都存在内分泌缺陷，但是我想澄清一点，我们永远都不能下结论说正常运转的内分泌腺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的内分泌腺的功能可以在不伤及个人性格的前提下发生众多变化。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让这些孩子成为社会的好公民，与他人能够相互合作、关心他人，我们可以排除这个因素。

社会缺陷

罪犯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孤儿，在我看来，我们没有将合作的精神灌输给这些孤儿，这是对我们社会的严重控诉。同样地，还有很多是私生子。他们身边没有人能够赢得他们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转移到其他人身上。被抛弃的孩子常常会选择犯罪，尤其是当他们知道并感觉到没人想要他们的时候。在罪犯中，我们还常常会发现一些长相丑陋之人，这样的事实可以用于证明遗传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该想想长相丑陋的孩子会是怎样的感受！他们处于极大的劣势。也许他们是来自两个特有种族的混血，而碰巧这两个种族混血过后的孩子长相会很不好看，或者这两个种族遭受着社会的偏见。如果这样的孩子长得不好看，会毁了他们的整个人生：他们并不拥有我们都十分看重的东西——令人陶醉而精神饱满的童年。但是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们，那所有的这些小孩都能发展出社会化感受。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有时会发现罪犯通常都是长相不错的人。既然身体上存在丑陋之处的罪犯常被视为不良遗传特点的受害者，他们也许确实遗传了身体上的不足——比如手部畸形或者腭裂——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那些长相英俊漂亮的罪犯呢？其实，他们也成长于一个很难培养出社会化兴趣的环境中，他们都是娇生惯养的孩子。

犯罪问题的解决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这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我说的都是对的，如果我们总是发现缺乏社会化兴趣而且没有合作能力的个体，他们在犯罪生涯中所追求的都是些虚幻的优越感，我们该怎么办呢？对于那些罪犯，如神经症患者，答案当然是无能为力，除非我们能够成功赢得他们的配合。我不能太过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能让罪犯关心人类的利益，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关心他人，如果我们能够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生命中的问题，那成功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就会一无所获。

现在我们应该开始对罪犯的治疗了。我们必须教他们学会合作。将他们关在监狱里收效甚微，但是将他们放出来又会危害社会。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他们是不合乎常理的。社会必须做好防护措施——但是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想到：“他们并没有准备好进入社会，我们能够怎样去帮助他们呢？”

这个任务可不像听起来那么直接。无论是让他们轻松完成某件事还是很难完成某件事，我们都不能完全赢得他们的配合。他们的思想已经形成。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形成了很多年了。如果想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我们就必须找出他们思维方式的根源。我们必须找到他们的失败起源于何时何地，是什么样的环境激发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已经在四五岁的时候定型了：那时他们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评估就已经错了，我们所要理解和纠正的就是这些早期的错误。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生活态度的早期发展情况。

以后，他们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用于肯定这种态度。如果他们的经历与他们的计划不符，他们就会对此耿耿于怀，并且不断进行打磨，直到这些经历服从于他们的计划。如果某人对于生活的态度是“其他人看不起我，对我很不好”，那他们就会找到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他们会寻找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并忽视所有证明其反面的证据。罪犯只关心自己及自己的观点。他们有着自己观看和聆听的方式，而且时常会忽视那些与他们自己对生命的解读不符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说服他们，除非我们能够摧毁他们所有对生命意义的解读和所有对自己观点的证明，并找到他们的观点第一次出现的方式。

不起作用的体罚

体罚会不起作用，这是因为体罚只能让罪犯更加确信社会充满了敌意，而且不可能与之合作。罪犯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通常都是在学校。他们没有学会合作，所以作业很糟糕，或者在课堂上很不听话。他们会受到指责和惩罚。现在是否应该鼓励他们与他人合作呢？他们只会觉得情况比之前还绝望。他们认为人人都在针对他。当然，他们也会讨厌学校。你会喜欢一个终日受罚被骂的地方吗？

孩子会一点点失去自己曾经拥有的信心。他们不再关心自己的功课、老师或者学校的朋友。他们开始逃课，躲到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们发现了一些与之有着相同经历，而且跟他们一样选择了逃课的孩子。他们开始相互理解，他们也不会互相指责。相反，他们会彼此吹捧，利用彼此的好胜心，给予彼此用反社会的方式扬眉吐气的希望。这些人喜欢他们，有这些人的陪伴，他们觉得好多了。成千上万的孩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入了犯罪集团，如果在此之后我们还一直用以前的方式对待他们，只会证明我们是他们的敌人，只有罪犯才是他们的朋友。

这样的孩子会被人生的使命打败，这根本说不过去。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让他们失去希望，而且如果能够找到一些给予孩子自信和勇气的学校，我们就能很容易地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在后文中会更详细地来讲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例子来展示，罪犯会怎样理解我们对他们的惩罚，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社会在针对他们的标志，所以他们就会选择为所欲为。

体罚无效还有别的原因。很多罪犯并不是非常看重自己的生命。有的罪犯在某些时刻会非常想要自杀。他们会沉醉于打败警察的欲望之中，是因为他们并不会感觉到痛楚。这是他们的所有反应之一，他们将其看作一次挑战。如果警察对罪犯非常严厉或者严肃，他们就会拼尽全身力气与之抗衡。这会让他们进一步认为自己比警察聪明。

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对所有事物的理解都是这样的。他们将自己与社会的联系视为他们获取至高无上地位的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如果我们自己也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那我们就只会被他们所利用。照这样来说，电椅甚至也成了一种挑战。罪犯会假想自己是在跟一群胆小的怪人作战。惩罚越重，他们就越想要展现自己高超的诡计。不少罪犯就是由于有这样的想法才犯罪的。被判电椅死刑的罪犯甚至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也在想如何才能悄悄逃脱：“要是我没把眼镜落下就好了！”

合作能力的培养

我们已经指出，任何孩子都没有理由灰心丧气，这一点深刻地证明了他们的自卑以及自卑对于合作的影响。任何人都不应当被生命中的困难打败。罪犯已经选择了一条处理困难的错误道路，我们必须跟他们讲明，他们错在哪里，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培养他们合作的勇气，去关心他人，与他人合作。如果这一点在所有地方都得到了充分的认识，那罪犯的自我肯定就会消失，在未来，也就没有孩子会选择让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在所有的罪犯案例中，无论他们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描述，我们都可以看到童年时错误生活方式的影响，看到其生活信条中缺乏合作精神的影响。

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合作能力必须学会。毫无疑问，合作能力肯定存在遗传因素。每个人都存在潜在的合作能力，这种潜能必须被看作天生的，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稀疏平常的，而想要合作能力有所发展，就得不断地训练和练习。其他有关犯罪的观点对我来讲似乎毫无关联，除非我们能够找出那些合作能力得到很好的培养却依然会犯罪的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我也没听别人说他曾见过。预防犯罪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培养其恰当的合作能力。只要这一点得不到认识，我们就不可能期望避免犯罪的悲剧。

合作的重要性可以像地理课那样教授，因为这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所教授的一直都是真理。如果孩子或者大人在进行地理测试之前没有认真准备，那他们肯定及不了格。我们所遇到的所有问题都需要合作的知识。

到此，我们对于犯罪问题的科学调查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我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这个真相。千万年来，人类仍然没有找到应对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所有的方法好像都已经试过了，但是这个灾难依旧没有除去。我们的调查告诉了我们原因：我们没有按照正确的步骤来改变罪犯的生活方式，阻止他们生活态度的错误发展。简言之，没有什么措施是真实有效的。因此，我们确切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必须训练罪犯的合作能力。

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有了相应的经验。我相信，个体心理学会教我们该怎样去改变每一个罪犯。想一下罪犯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而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人们面对的困难已经超过了某个点，大部分人的合作能力就会被耗尽，而且我们发现，在困难时期，罪犯的数量总是会上升。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以这种方式消除犯罪，我们就必须面对绝大部分的人类。想要将每一个罪犯或者潜在的罪犯变成社会的有用之才，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行的。

一些可行的措施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每一位罪犯，但可以做一些事来减轻这些人的负担，让他们变得强壮，足够背负这些负担。比如，说起失业和缺乏职业培训与技巧，我们应该让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够经过努力得到一份工作。这也许是唯一一种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生命要求的方法，这样，大部分的人类就不会丢失其残留的一点合作能力。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点，犯罪率便会下降。经济条件提升的时机是否能够来到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是在为之而努力。

为了他们的未来事业，我们也应该将孩子培养得更好，这样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就能做好准备，并且有较大的择业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步伐，也许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更加努力。虽然我并不相信能够给予每一位罪犯单独的治疗，但是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集体治疗，这样也会颇有成效，比如，我会提议，我们应该与一些罪犯一起就社会问题开展小组讨论，就像我们在此所做的讨论一样，让他们来回答。我们应该从他们毕生的梦想中去启发他们、唤醒他们；我们应该把他们从个人世界观和对自身的低估中解放出来，不让他们受到不良的影响；我们应该教会他们不要限制自己的能力；我们应该平复他们对于必须面对的困境和社会问题的恐惧。通过这样的治疗，我们肯定能收获颇丰。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也应该避开一切可能会引诱罪犯或者贫苦之人犯罪的事物。如果贫富差距两极化太过明显，就会触怒那些有着巨大落差感的人，激发他们的妒忌心。因此，我们应该减少炫富的行为：炫耀个人财富实在没有必要。

我们已经在对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和少年犯的治疗中学到，通过磨难来挑战他们的力量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与周围的世界相抗争，而对这个世界，他们一直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罪犯。纵观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法官，甚至是我们制定的法律是怎样挑战罪犯的以及是如何让他们坚定犯罪的信念的。我们永远都不该威胁罪犯，如果我们更加慎重一些，不指桑骂槐，不给予他们过多的关注，也不大肆宣扬他们的罪行，情况会好很多。我们对于罪犯的态度就是错的。我们不应该相信严厉或者和善能够改变罪犯。只有让他们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处境，他们才会改头换面。当然，我们应该展示我们的仁爱，我们不应该认为罪犯会接受死刑的恐吓。正如我们前面所见，死刑只会激起他们对整个游戏的兴奋感，甚至在罪犯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秒，他们所想的只是他们所犯下的导致他们被捕的最后一个错误。

如果破案率能够得到提升，那将非常有帮助。据我所知，至少40％（或者更多）的罪犯能够逃脱侦查，这样的观点一直都深埋在每一个罪犯的心底。几乎所有的罪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犯了罪却未被发现。我们在这些点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并正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应该羞辱罪犯，或者对已经被收监或已经出狱的罪犯发起挑战，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政府能够任命正确的人选，增加缓刑监督官的数量也许会起作用。而缓刑监督官他们自己也应该对社会问题有所了解，并且明白合作的重要性。

预防措施

如果这些建议得以贯彻实施，我们就能取得诸多成就。但是我们仍然没能如我们所愿地减少犯罪数量。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另一种处理方法，一种非常实用非常成功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孩子正确的合作能力，如果我们能够提升他们的社会化兴趣，罪犯的数量就会大幅度下降，也能很快就收到效果。这些孩子也因此不会被别人引诱犯罪。不管他们遇到的是何种麻烦或者困难，他们对别人的关心都不会完全被毁：他们合作的能力和恰当解决生活中困难的能力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他们所有的这些能力都会强过我们这一代。

大部分的罪犯都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犯罪。通常犯罪行为会始于青春期，十五岁到二十八岁的年纪是犯罪的高峰期。因此，很快就能看出我们成功与否。此外，我敢肯定，如果孩子得到的是正确的教育，那他们将会终身受益。独立、有远见、积极乐观而且发展好的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安慰。合作的精神理应遍布全世界，人类的社会化发展也应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们在影响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集中精力影响父母和老师。

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最佳的进攻点以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教会孩子处理以后生活中遇到的任务和困难。也许我们应该只培训家长？不，这个提议的实施并没有多少希望。我们很难接触到父母，而真正需要培训的父母我们根本就见不着，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也许我们可以抓住所有的孩子，将他们锁起来，随时监督他们，保护他们？这个提议也不见得有多好。

但是，还有一种方法既实用又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将老师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工具。我们可以训练我们的老师去纠正家庭犯下的错误，培养并扩展孩子面对他人的社会化兴趣。这是一种以学校的名义所进行的完全自然的培养方式。因为家长没法教育孩子去应对以后生活中的所有问题，所以人类建立了学校，来作为家长的左膀右臂。为什么不利用学校来让人类更加社会化，更加具备合作能力，更加对人类利益感兴趣呢？

你将会看到，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下面的观点为基础。我简短地阐述一下。我们在当今社会中所享有的一切有利条件，都是那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所创造的。如果个体没有合作精神，对他人不感兴趣，对整个人类没有贡献，那他们的一生就毫无价值，死后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只有那些为整个人类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精神才会继续存在，他们的精神才将永恒。如果我们将此作为教育孩子的基本，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上合作。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退缩，即便是遇到最困难的问题之时，他们也能足够强壮，并以一种惠及所有人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第十章　工作的问题

均衡人生的三大使命

束缚在人类身上的三种限制都展示了人生的三大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问题能够独立得到解决。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另外两个问题得到成功的解决。

第一种限制产生了工作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的表面，拥有着这个地球的所有资源，如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矿产以及适宜的气候和大气。找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一直都是人类的使命，即便是今天，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已经找到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在每一个领域，人类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一直都还存在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的空间。

解决第一个问题——工作问题——的最佳方式来自第二个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第二种限制就是我们从属于人类，我们的生存必须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唯一一个人类，那我们的态度和行为都将大不相同。但是，我们还需要时时考虑到他人，让我们自己适应他们，并且关心他们。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交朋友，建立社会化兴趣，培养合作能力。有了第二个问题的成功解决，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我们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只有人人都学会了合作，我们才能有社会分工的这一伟大发现，这个大发现是人类利益的主要防护措施。如果所有的个体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在地球上谋取生计，不予合作，也没有过去的合作所留下的成果，那人类想要存留在这地球上是不可能的。通过社会分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很多不同种类的训练成果，整合很多不同的能力，以便所有人都能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并保障人类的安全，增加所有社会成员的机会。我们还不能宣称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所能完成的一切，因此我们也不能说社会分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即便如此，每一份为了解决工作所付出的努力，都必须在人类劳动分工的框架中进行，都必须努力工作，作出贡献，以造福人类。

一些人想要逃避工作的问题，不想与他人一起工作，或者让自己身处人类兴趣的正常领域之外。但是，我们总会发现，如果他们回避这个问题，那实际上就是在要求同事给他们支持。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倚靠他人的劳动生活，而自己却不作出一点贡献。这是娇生惯养的孩子的生活方式：每当问题出现，他们就会要求别人努力帮他们解决，被惯坏的孩子在阻碍人类的合作，将不公平的负担扔给那些积极解决生活问题的人身上。

我们的第三种限制就是我们只能是男性或者女性。在人类延续的过程中，我们所处的地位取决于我们与异性的接近，取决于我们完成自身的性别角色。这种两性之间的关系也代表着一个问题，就像生命中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无法独立解决。为了爱情和婚姻问题得到成功解决，必须有一份职业能够有助于共同利益，还要有一段友好的关系有助于两性的结合。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就是一夫一妻制，这种办法还可以满足社会和劳动分工要求。个体合作能力的高低在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之时，便可见一斑。

这三个问题从来不会单独出现，它们总是彼此影响，一个问题的解决必定会带来另外两个问题的解决。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三个问题是同一种情况和同一个问题——人类在他们发现自己的环境中维持生命延续生命的重要性——的不同方面。

一个人的事业有时会被用作一种逃避社会和爱情问题的借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他们都以工作太忙为借口来逃避爱情和婚姻的问题。我们发现，工作有时还会被用作婚姻失败的借口。一个在事业中投入太多时间的人往往会认为：“我太忙了，根本无暇顾及婚姻，所以，我们会不幸福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从普遍意义上来讲，神经症患者都会选择逃避社会和婚姻问题。他们不会接近异性，对他人也没有任何兴趣，但他们总是夜以继日地操忙自己的事业。对于工作，他们白天想、夜里梦。他们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而他们的神经症症状正是源于这种紧张状态，如肠胃不适等诸如此类的病症。然后他们就会将自己的肠胃不适作为逃避社会和爱情问题的借口。在另外一些案例中，个体还常常会跳槽。他们一直在想，总有一份工作会更适合自己，但事实是他们根本没办法长期坚持做同一份工作，只好不断地跳槽。

早期教育

家庭和学校的影响

母亲是孩子在职业兴趣发展道路上的第一个影响因素。孩子在最开始四五年所做出的努力和接受的教育，都会对孩子在成年之后的主要活动范围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有人要求我为其做职业规划，我通常会首先了解此人的幼年生活以及他在幼年时期最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在此阶段的记忆，会确切地揭示他们曾经对自己最为坚持培养的东西：揭示他们的理想，这些理想与其精神世界又是怎样融为一体的。之后，我会回到早期记忆的重要性这个话题上来。

我们接下来的教育交由学校接管，而我认为，现在的学校更加注重孩子的未来发展，关注他们的手、耳和眼睛，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和技术。这种培养与每个课程的学术教育同等重要。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学术教育对于孩子的事业发展也很重要。长大之后，我们常常会听人们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学校学会的拉丁语和法语，尽管如此，这些科目的教学仍然是正确的。通过过去积累的经验，我们已经发现，在对所有这些学科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种锻炼大脑所有功能的杰出办法。一些现代的学校对于技艺和手工的教育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以扩充孩子们的阅历，提升他们的自信。

纠正潜在的错误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都不会满足。他们想要的并不是工作，而是能够轻松保持其优越感的方式。他们不想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因为他们觉得，不管生活给予他们何种困难，都是对他们的不公平。这就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孩子，总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

还有一种孩子，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坐在领导的席位上。他们的主要兴趣就是找一个领导来仰慕，其他的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可以成为上级。这并不是一种良好的发展方向，如果可以减轻这种顺从的倾向，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我们无法在儿时阻止他们，这样的孩子在长大之后就无法胜任领导的角色，而是会选择一些较为次要的职位，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们所有的工作安排、他们所需要做的所有事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

逃避工作、心不在焉或者懒惰的这种错误倾向，也都起源于幼年时期。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用科学的办法找出他们犯错的原因，并尝试用科学的方式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我们所生活的星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切，我们即使不工作也能拥有一切东西，那获取懒惰就能成为一种美德，而勤奋却成了恶习。但是，就我们对我们与我们所在星球的关系的了解，真正符合逻辑而且众所周知的答案是，我们应该工作、合作并且贡献。从古至今，人类总是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现在也能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到其必要性。

天赋和早期努力

早期的儿童教育在天才的身上总是表现得非常明显，我认为，天才的问题能够让本章的整个主题更加明朗。只有那些天资聪慧又能为公众的利益作出巨大贡献的个体，才能称为天才。我们无法想象，那些没有给造福人类作出任何贡献的人，能够称为天才。

艺术，是全人类共同合作的成果，而人类中伟大的天才提升了我们整个文化水准。荷马在他的诗作中只提到了三种颜色，而这三种颜色却能表现出所有的明暗变化和细微差别。是谁教会了我们认识身边所有色彩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艺术家和画家的功劳。作曲家将我们的听觉加以改善，提升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程度。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吟唱出和谐的音调，而非像古人那样粗糙刺耳，那这必定是音乐家教会我们的东西。是他们充实了我们的大脑，教会我们训练自己的耳朵和声音。是谁深化了我们的感受，教会了我们更加清晰地表达、更加充分地理解？是诗人。他们丰富了我们的语言，让其更加灵活多变，使其能够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可厚非，天才是人类中最有合作能力的人。在他们个人行为和态度的某些方面，我们也许看不到他们的合作能力，但是我们能够从其完整的一生中将这种能力看得清清楚楚。对他们来说，合作并没有普通人那般容易，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布满了艰难险阻的崎岖道路。通常，他们一开始就面临身体上的缺陷。在几乎所有的杰出人士身上，我们都能找到一些生理上的不足，但是我们都能看到，虽然他们从一开始就命途多舛，但他们没有放弃拼搏，并最终克服了困难。我们看得最为清楚的是，他们的兴趣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而他们在童年的时候为了锻炼自己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感知能力，这样他们就能接触到这世上的困难，并理解这些困难。从这种早期的培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点，他们的技艺和才华都是自己创造的，没有一种天赋是天生的或者遗传的。他们的努力奋斗让我们得以乐享其成果。

能力的培养

这种早期的努力能够为以后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假设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被单独留在家中。她想要缝制一顶帽子作为玩具。当我们看到她在工作的时候跟她说，帽子真漂亮，然后跟她建议怎样能够做得更好。小女孩便会因此受到鼓舞和激励，加倍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但是，假如我们跟小女孩说：“把针放下！小心被扎到。你做帽子干什么，想要的话，我们去买顶更漂亮的。”她也许就会放弃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小女孩以后的生活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小女孩会培养出独特的艺术品位，并对工作很感兴趣；第二个小女孩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会认为买的总是比自己做的好。

发现孩子的兴趣

儿时的宣言

如果孩子打小就知道自己长大之后该做什么，那他们的成长便会简单很多。如果我们问孩子，他们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大多数孩子都能给出一个答案。但是，他们的答案通常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当他们回答自己想要当飞行员或者汽车司机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我们的任务是找出其潜藏的动机，看看他们会朝着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有着哪种目标，当他们实现目标时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对于我们提出的未来事业的问题，他们给予我们的答案表明，在他们眼中，只有这种类型的职业才代表着优越性。但是从这种职业中，我们也能发现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其他机会。

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孩子对于自己以后的事业应该有个比较清楚的认知，在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哪种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很遗憾。他们表现出缺乏野心，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他们也许相当地有雄心壮志，但是却不够勇敢地让别人知道。在这种案例中，我们必须煞费苦心地找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并加以培养。有些孩子在十六岁高中毕业之后，仍然无法确定自己以后想干什么。通常，他们都是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而对于自己的生活应该如何继续毫无头绪。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孩子野心勃勃，却缺乏真正的合作能力。他们在社会分工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找到一个实际的办法来及时实现自己的野心。

因此，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该了解清楚他们长大后想要从事何种职业，我在课堂上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引导孩子去思考，这样他们才不会忘记这个问题，或者隐瞒自己的答案。我还会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而他们的答案通常会揭示很多东西。孩子的整个人生都可以从他们对职业的选择上看出来。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他们所有努力的主要方向以及他们生命中最看重的东西。我们必须让他们评估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自己也绝不可能评判，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哪种比较高级一些，哪种又低人一等。如果他们真的认真工作，并将时间致力于让他人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那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有用、一样重要。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训练自己，努力自力更生，并且在社会分工这个框架中追求自己的兴趣。

大部分人的兴趣都源自生命最开始四五年为自己设定的那个方向，而且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这个兴趣，但是后来迫于经济的考虑或者家长的压力，选择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也是有可能的。这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儿童时期的培养所造成的影响及其重要性。

早期记忆

在职业规划过程中，早期记忆应该得到慎重的考虑。如果在孩子的早期记忆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对视觉性物体感兴趣，我们就能得出结论，他们更适合一种需要用到眼睛的工作。孩子有时会提到自己记得某人在跟他说话，记得风呼啸而过或者上课铃响的声音。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属于听觉型，比较适合于音乐相关的职业。在其他的记忆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对于运动有点印象。这样的个体需要更多的活动，也许他们会对那些需要体力劳动或者旅行的工作比较感兴趣。

游戏

通过对孩子的观察，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在为自己长大后的工作做着准备。很多孩子有着机械和技术方面的兴趣，如果他们以后能够真的从事此类的工作，这样的兴趣便会推动他们成就一番事业。孩子们的游戏能够为我们了解他们的兴趣提供线索。比如，有的孩子想要当老师，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如何将孩子集聚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玩上课的游戏。

一个期待成为母亲的女孩子会跟洋娃娃一起玩，训练自己对小婴儿产生极大的兴趣。这种对于母亲角色的兴趣应该得到鼓励。有些人担心给小女孩玩洋娃娃会将她们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但实际上，她们是在训练自己认知并完成母亲的使命。在人生的初期进行这种训练非常重要，晚了的话，她们的兴趣也许就已经定型了。

在此，我们还要重复一下，女性作为一个母亲对于人类生命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她关心孩子的一生，为他们铺平道路，使之成为社会中有用而且有所作为的人，如果她扩展了孩子们的兴趣，养成了他们的合作能力，她工作的价值就将是无限的，而且再多的嘉奖也不足以回报她的付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母亲的工作被过分轻视，常常被视为一种相当没有吸引力或者没有价值的职业。其工作只能获得间接的回报，如果一个女人将照顾孩子作为自己的主业，那她通常会被置于经济依赖者的位置。但是，家庭的成功既依赖于母亲的付出，也依赖于父亲的工作。无论母亲是管理家务还是外出工作，她作为一位母亲的工作与其伴侣是同等重要的。

择业的影响因素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遇了死亡或者生病的孩子，通常都会对这方面的事情产生强烈的兴趣。他们会想要成为医生、护士或者药剂师。我认为，他们的努力应该予以鼓励，因为我总是发现，有着这方面兴趣后来又成了医生的孩子，总是很早就开始对自己进行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对自己的职业非常热爱。有时，死亡带来的打击会以其他方式进行补偿。有着这样遭遇的孩子，也许会借助艺术或者文学的创作来获得永生，或者成为虔诚的宗教徒。

最为普遍的追求之一便是胜过家里的其他成员，尤其是超过爸爸妈妈。这一点难能可贵，我们自然很高兴看到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孩子想要在自己的行业中超越父母的成就，那父母的经验便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开始。通常情况下，如果父亲是警察，孩子就会从小立志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法官。如果父亲供职于医院，孩子就会想要成为医生。如果父亲是一名老师，孩子长大以后就会成为大学讲师。

如果家庭生活中过于强调金钱的价值，孩子会倾向于凭借工资的多少来看待工作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对于这样的孩子，不会有为全人类作贡献的兴趣。确实，人人都应该谋得自己的生活，而且也确实有人忽视了这一点，成了他人的负担。但是，如果孩子只对赚钱感兴趣，那他们就很容易背离合作的道路，只寻求自己的利益。如果“赚钱”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不掺杂一丁点儿社会化兴趣，那他们为何不通过抢劫和诈骗来赚钱呢？即便情况不这么极端，个体在赚钱的同时还残余了一点社会化兴趣，那他也许会成为大富翁，但是对周围的人来讲，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在我们复杂的当今时代，通过不法手段致富和成功是有可能的，甚至一条错误的道路有时也会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我们不能许诺称，用正确的态度过生活的人就能立即取得成功，但是我们敢说，他们的勇气将会永存，而且他们的自尊也会永远伴随其左右。

解决办法

我们应对困难儿童的第一种方法是找出他们的主要兴趣。通过这一方法，帮助和鼓励所有的孩子变得更加简单了。那些还没能确定自己职业的年轻人，或者那些一直以来都有着职业问题的成年人，他们真正的兴趣应该得到发掘，并将其作为职业指导的基础，最终通过努力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件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今天不断高涨的失业率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对于一个人人都想提升合作能力的时代来说，并不乐观。因此我认为，每个已经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的人，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障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保障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培训学校、技术学校和成教学校，来改善这种情况。很多失业人员都没有参加过培训，也没有任何技能。也许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对于社会生活根本不感兴趣，对于人类来说，社会上这种没有参加过培训的人是一种负担，而那些对于公众的利益不感兴趣的人也是一种负担。这些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处于劣势地位，而且我们很能理解，为什么很大一部分的罪犯、神经症患者和自杀犯，都是那些没有接受过培训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因为他们缺乏技能，他们拖了整个人类的后腿。所有的父母和老师，所有关心人类的未来发展和提升的人，都应该努力去保障所有的孩子都接受更好的教育培养，保证他们为社会分工中的某个特别领域做好了准备。

第十一章　个体和社会

为了团结而努力

人类最古老的追求就是与身边的同伴团结一致。凭借对身边同伴的关心，人类才得以成长和进步。家庭就是一个组织，关心家中其他成员非常重要。从原始社会起，人类就有了这种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家的倾向。原始部落使用统一的符号将族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产生一种身份认同感，而这种符号的目的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共同合作。

宗教的作用

最简单的原始宗教是图腾崇拜。这个族群也许会崇拜蜥蜴，而另一个族群则会崇拜公牛或者巨蛇。那些崇拜着同一个图腾的人会聚居在一起，相互协作，部落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将其他成员视为自己的兄弟。原始习俗是人类获取并保持合作精神最伟大的方法之一。在与这些原始宗教相关的节日上，有相同图腾崇拜的人会欢聚一堂，讨论今年的收成，讨论如何防御野生动物。这就是节日的意义。

婚姻被视为一种牵涉了整个族群利益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族群或者图腾信仰之外寻求伴侣之时，都必须秉承本族的风俗限制。即便在今天，都必须认识到，爱情和婚姻并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类都应该在心理和精神上参与的使命。结婚会牵涉一定的责任，因此这是受到整个社会推荐的人生重要一步，整个社会都希望夫妻能够生个健康的孩子，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充满合作精神的氛围中长大。因此，所有人类都应该愿意为每一段婚姻提供支持。原始社会的体系、他们的图腾、他们控制婚姻的复杂习俗，对现在的我们来说都非常荒谬，但是在那个时代，其重要性却不可忽视，而其真实的目的就是增加人类的合作能力。

宗教所强制实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关爱你身边的人”。对于这一点，宗教有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增加教徒对身边人的兴趣。有意思的是，站在当今时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确定这种努力的价值。娇生惯养的孩子会问：“我为什么要爱我身边的人呢？他们爱我吗？”这样的问题揭示了他们缺乏合作精神，而且只对自己感兴趣。那些对自己身边人不感兴趣的人，会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困难，而且会给他人带来最大的伤害。人类的所有失败也是源自这种人。很多宗教和政党的入门仪式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提升其成员的合作能力。我很赞成每一个人都将培养自己的合作能力作为最终目标。彼此争斗、指责和轻视都没有必要。没有人天生就能掌握绝对的真理，有很多途径可以引导我们完成最终的合作目标。

政治和社会运动

我们知道，即便最佳的政治制度也可能被人滥用，如果不合作，每个人都无法通过政治达到其目的。每一位政治家都必须将改良人类作为其最终目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提升人类的合作水平。我们在评判哪个政治家或者哪个政党能够真正带来进步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个人的评判通常与其自身的生活方式相一致。但是，如果一个政党能够让人们在其自己的圈子中快乐地合作，我们便没有理由去怨恨其政治活动，社会运动也是如此。如果参与此运动的那些人的目标，是为了将孩子培养成社会的好公民，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化感受，这些运动就该沿袭其自身的传统，推进他们自己的文化，并用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去影响和改变法律：我们不应该否决他们的努力。阶级运动也是团体的运动和合作，如果其目标是改善人类，我们就不应该反对。

因此，在评判所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时，我们都应该以他们扩展人类对他人兴趣的能力为基础，而且，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合作能力。也许某些方法要优于其他办法，但是，如果某种办法目标是增进合作，那么因为其不是最佳办法而对其进行攻击，是毫无意义的。

缺乏社会化兴趣及其导致的失败

自身利益

我们必须提出异议的是那些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人生观。这种观念严重阻碍了个人和集体的共同进步。只有通过我们对他人的关心，人类能力才能得到发展。说、读、写都是以与他人的纽带为前提的。语言自身是所有人共有的，是社会化兴趣的产物。理解就是一种分享，而不是个人能力。理解意味着用一种我们希望与别人共享的方式去领会。理解就是通过一种共享媒介将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去接受整个人类的共同经验。

有一些人确实主要是在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并寻求个人的优越感。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也很私人，在他们眼中，生命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理解，并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因此，我们发现这样的人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通常，我们看到这种从小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发现他们的表情鬼鬼祟祟，或者一脸茫然，我们也能在罪犯或者精神病患者的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他们并不会用眼神与他人交流。他们的世界观也与别人不同。有时，这样的孩子和大人甚至连看都不会看身边的人，他们会转移视线，看向别的地方。

神经错乱

很多的神经症症状也会揭露一个人的社交失败，这一点在患有强迫性脸红、口吃、阳痿或者早泄的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症状都能揭示一个人没有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这些症状源自社会化兴趣的缺乏。

孤立到了最极端的程度就会导致精神病。如果能够激起患者对他人的兴趣，精神病也并非不可治愈，但是相比其他症状而言，精神疾病患者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距离最为遥远，也许，只有自杀者才能与之匹敌。治疗这种疾病需要很多的技巧。我们必须赢得患者的配合，只有耐心细致，用最和善和最友好的治疗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曾有一次我受邀治疗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女孩。她已患病八年，最近两年都一直待在精神病院。她会像狗一样吠叫，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撕碎自己的衣裳，吃自己的手帕，这些行为都表示了她已经对其他人毫无兴趣。她想做一只狗，这一点可以理解：她觉得妈妈就拿她当狗，也许她还会说：“我见的人越多，就会越想成为一只狗。”我连续八天都一直跟她说话，但她始终不言不语。我没有放弃并一直说，三十天之后，她开始开口说话，不过吐字不清、逻辑混乱。现在，我成了她的朋友，让她备受鼓舞。

这类患者在受到鼓励之后，会不知道该拿勇气做什么。他们对同类的抗拒心理会非常强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预知他们拿回勇气之后的行为，但是他们仍然不想合作。他们就像问题儿童，会尽自己所能让自己变成一个讨厌的人：他们会弄坏手中的任何东西，有时还会击打护工。当我继续跟这个女孩说话的时候，她打了我。我必须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我认为，让她吃惊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反抗。这个小女孩的力气并不大，我任由她打我，并用一种友善的眼神看着她。她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这样的举动瓦解了她所有的挑衅想法。

面对自己已经苏醒的勇气，她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她打碎了我的窗户，并被玻璃划伤了自己的手。我并没有指责她，只是帮她把手包扎好。用平常的办法来面对她的暴力行为，让她在自己房间关禁闭，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要赢得这个女孩这类人的配合，我们就必须与众不同。想要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那你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几乎所有人都会因为精神病患者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作出反应，而感到烦恼和愤怒。他们不吃喝，还要撕扯自己的衣裳，等等。随他们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在此之后，这个女孩痊愈了。一年过去了，她一直都非常健康。一天，在我去她曾住过精神病院的路上，我遇见了她。

“你去哪儿？”她问我。

“跟我来，”我答道，“我要去你曾住了两年的那家医院。”我们一起去了精神病院，我把她曾经的主治医生叫了出来。在我去看其他病人的时候，我让这位医生跟她说会儿话。等我回来之后，这位医生非常吃惊。

“她很健康，”他说，“但是有一件事她让我很不高兴。她不喜欢我。”

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偶尔去看看这个女孩，十年了，她仍然很健康。她能赚钱养活自己，与其他人相处很好，见过她的人都不相信她曾有过精神疾病。

有两种人最能表现出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疏离：偏执狂和精神忧郁症患者。他们认为，别人都在密谋与之作对。精神忧郁症患者会自我指责，比如他们会说：“我毁了我的整个家庭。”或者“我所有钱都没了，孩子们会挨饿的。”即便个体会自我指责，但是这只是表象，其实他们是在指责他人。

举个例子，一个相当有名望和影响力的女人在一次意外之后，就不能再继续自己的社交生活了。她的三个女儿都已结婚离开了家，她觉得非常孤单，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又离她而去。之前她的丈夫一直都宠着她，现在她想要找回自己所失去的一切。于是开始环游世界。但是，不久之后她就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样受人重视了，在国外的时候，她便慢慢患上了忧郁症。她的新朋友也弃她而去。

精神忧郁症是一种神经错乱，对于所有与患者相关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她发电报叫女儿来看望自己，但是每个女儿都有自己的理由，而且没一个女儿前去探望。当她回到家里之后，她最爱说的话就是：“我女儿以前是很贴心的。”她的女儿弃她不顾，只是请了一个护工去照顾她，现在她回到了家里，她们也只是偶尔才会去看她。她所说的那些话是一种指责，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忧郁症就像是一种对他人的长期愤怒和指责，目的是要获得别人的关心、同情和支持，即便患者看似在为自己的愧疚感到沮丧。忧郁症患者的最初记忆通常都是像这样：“我记得我想要躺在沙发上，但是哥哥已经躺在那儿了。我大哭起来，他只好让开。”

忧郁症患者通常会通过自杀报复他人，因此医生最先要考虑的是，避免给他们自杀的借口。作为治疗的第一条准则，我自己会建议他们“不要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来释放紧张感。这看似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相信，这样做会触及问题的根本。如果忧郁症患者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还能埋怨谁呢？他们还能用何种办法来报复呢？我跟他们说：“如果你想去看戏，或者想去旅游，去就是了。如果你走到一半又不想去了，那就回来。”

这种情况对任何人来说都最好不过了。这能满足他们的优越感需求。他们就像上帝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另外，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却不是非常适合。他们想要掌控他人，责怪他人，如果他人赞成自己的观点，那掌控他人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方法通常非常有效，而我的患者也从没一人自杀。当然，对于这类患者，最好还是有人在旁看护，但是却不能让他们感到受到了严密地监控。只要有人看着，就不会出现危险。

通常，会有患者这样回应我的提议：“但是，我没什么想做的。”

对于这样的答案我也有充分的准备，因为我已经多次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通常会说：“那就什么也别做。”

但是，他们又会回答：“我想整天待在床上。”

我知道，只要我允许，他们就不再会想做这件事。我也知道，如果我拒绝，他们肯定会发动一场战争。我通常都会同意，这是一种策略。另一种战术就是直接攻击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跟他们说：“如果你坚持服这药，十四天之后你就能痊愈。每天都想想自己该怎样让别人高兴。”猜猜他们会怎么想，他们通常会绞尽脑汁：“我该怎么去让别人厌烦呢？”

答案非常有意思。有人会说：“这很简单，我这一辈子不都在做这事儿吗？”

当然，他们从未做过这事儿。我让他们仔细想想，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我跟他们说：“你可以将你所有睡不着的时间都用来想想怎么让别人高兴，那你就能很快康复了。”第二天，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问他们：“你想过我说的那个问题了吗？”

他们会回答：“昨晚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当然，我们要用一种柔和且友好的方式，不要表现出一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意思。

还有人会回答：“我做不到，我很困恼。”

我说：“不要停止你的困恼，但同时你可以偶尔考虑一下别人。”我想要将他们的兴趣引导到别人身上。

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让别人开心？别人又没有让我开心。”

“你要为你自己的健康着想啊，”我回答，“那些不听我话的人，以后也会像你一样经受这种痛苦。”只有很少的患者会回答：“我已经仔细思考过你的建议了。”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提升患者的社会化兴趣，我知道他们会患这种病是因为他们缺乏合作能力，而我也想要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只要他们能够以平等合作的立场去与他人建立联系，他们就会痊愈。

过失犯罪

另一种缺乏社会化兴趣的明显案例就是所谓的“过失犯罪”。比如，有人把火把丢在地上引发森林火灾。或者说，一个工人在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将一根电缆忘在了马路中间，一辆汽车驶来从上面轧过，司机因此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当事人都不是故意犯罪。在道德层面上，他们也不用为实际发生的灾难感到愧疚。但是他们从小就没有学会为他人着想，他们不会自发地小心谨慎，保证他人的安全。这是更高程度的一种合作能力的缺乏，我们在不爱干净的孩子和那些踩到别人脚趾、摔坏碗碟，或者敲掉壁炉台上装饰品的人身上，也能看到这样的缺陷。

社会兴趣和社会平等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要教会孩子关心他人，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样的障碍会阻碍孩子的发展。也许社会化感受不是一种遗传的本能，但是其潜能是遗传的。这种潜能的发展会与父母的教育技巧和他们对孩子的关爱程度相一致，并与孩子对自身环境的评价相一致。如果他们认为其他人充满敌意，如果他们觉得他们周围都是敌人，如果他们觉得自己需要随时保持警惕，那我们就不能期望他们能够交到朋友，并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如果他们觉得其他人应该成为自己的仆人，他们就不会想要帮助他人，而是掌控他人。如果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只关注自身的心情和身体上的不舒服，他们就会将自己与这个社会隔绝开来。

我们已经看到，怎样才能让孩子最好地感受到他们在家里跟所有成员都同等重要，怎样才能让孩子关心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我们已经看到，父母自己应该相敬如宾，应该与家庭之外的其他人建立健康而亲密的友谊。用这种方式，他们的孩子才能感受到家庭以外的人和家人一样值得信任。我们还看到，孩子在学校应该怎样让自己成为班级的一员，成为其他孩子的朋友，并且建立他们的友谊。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都是为社会生活所做的准备。家庭和学校的目标就是教育孩子成为一名社会成员，成为全人类的一名平等成员。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才能保持自身的勇气，自信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提升他人的利益。

如果他们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好朋友，通过有意义的工作为全社会作贡献，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他们就永远都不会觉得低他人一等，或者被他人打败。他们将会觉得世界处处都是自己的家，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友好的坏境中，遇到的都是他们喜欢的人，在困难面前也是人人平等。他们会感到“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我必须自我规划，有所作为，而不是坐等观望”。他们将会完全肯定当下的时代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且他们属于整个人类进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的一部分。他们会觉得此刻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创造性使命，并且能够为人类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确实，人生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这个世界充满了偏见和不幸，但是这是我们的世界，无论是优势还是劣势，这都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世界，需要我们努力工作，对其加以改善。我们相信，如果人人都能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使命，他们就能为改造这个世界添砖加瓦。

面对自己的使命意味着用合作的方式，承担起解决人生三大问题的责任。我们对人类的所有要求以及我们能给予他们的最高奖赏，就是将所有人视为工作中的优秀同事，努力寻找爱情和婚姻中的体贴伴侣。简言之就是，他们应该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人”。

第十二章　爱情和婚姻

爱情、合作和社会化兴趣的重要性

在德国的某个村落有一个古老的风俗，用来测试一对订婚的男女是否适合婚姻生活。在结婚仪式之前，新郎和新娘会被带到一块空地上，空地上会摆放一棵被砍到的树。在此，举行仪式的人会给他们一柄双手柄的锯子，用来将树锯成两半。这个测试能够揭示他们愿意与对方合作到怎样的程度。这是一个为两个人准备的任务，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信任，他们就会彼此较劲，最终一事无成。如果其中一方想要带头，独自完成所有事情，那么，虽然另一方愿意让步，但这个任务会多花一倍的时间。他们两方都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他们的努力必须相互协调。这个德国村落已经认识到了，合作是婚姻的最主要的先决条件。

如果有人问我爱情和婚姻有何意义，我会给出这样一个也许不太完整的定义：爱情及其最终实现的婚姻，都是对另一半最亲密的付出，表现为身体上的相互吸引、相互为伴，然后共同生儿育女。

爱情和婚姻对于人类的合作能力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两个人的利益而合作，还是为了造福人类的合作。

爱情和婚姻构成了造福人类的一种合作精神，这样的观点能够解释有关这个主题的一切问题。身体上相互吸引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冲动之一，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非常必要。我常说，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不足，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独立面对地球上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保证人类的繁衍生息。因此人类才会拥有生殖力，而且会通过身体上的吸引来不断刺激这种生殖力。

今天，我们会发现很多源自爱情问题的困难和纠纷。已婚夫妻会遭遇这些烦恼，父母也会为他们担心，整个社会也都会被牵涉进来。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们的方法就必须客观而且毫无偏见。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忘记我们所学，忘记我们付出的努力，在不受其他事情干扰的情况下，用一种充分而且自由的探讨方式去进行调查。

我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将爱情和婚姻问题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来进行评判。如果这样，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自由：他们绝不可能纯粹根据自己的私人观点来解决问题。确实，所有人类都会受到某种限制，他们的发展总是处于一定的框架之中，因此他们的决定也会受其束缚。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到过这三种限制，由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只是宇宙的一个小部分，我们的发展也必然受制于我们的环境和条件所造成的这种局限，而且我们是跟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适应这种生活。人类由两种不同性别组成，而人类的未来也得益于两性之间的友好关系。

很明显，如果个体关心同类，关心人类的未来，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为他人利益着想，他们在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之时，也会将他人的幸福考虑在内。他们不需要知道自己在以这样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也许不能对自己的目的作出客观的描述。但是他们会自发地寻求人类的繁荣和进步，从他们所有的活动中，都能看出他们的这种关心。

还有一些人对于人类的利益不是很关心。他们不会这么想：“我能为我身边的人做些什么呢？”和“我怎样才能跟大家融为一体呢？”他们更愿意知道：“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其他人对我足够关注了吗？我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吗？”如果个体以这种态度面对生活，那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处理爱情和婚姻问题。他们会一直问：“谈恋爱结婚有啥好处？”

爱情并不像有些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天生的一种功能。性是一种冲动或者本能，但是爱情和婚姻却远不止如何满足这种冲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冲动和本能都一直在发展、改善和提炼。我们一直在压抑我们的一些欲望和倾向。比如，为了我们同类的利益，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避免彼此冒犯。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保持整洁得体。即便面对饥饿，我们也不是满足单纯的天生欲望，而是在不断改善食物的味道，提高有关饮食的礼仪。我们的欲望都已经适应了我们当下被众人接受的文化习俗，它们都反映了我们为了人类的利益和我们在社会中的生活所做出的努力。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理解置于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我们会再次发现，不管怎样都必须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这种利益必须放在首位。讨论爱情和婚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任何好处，不管是作出让步、改变，还是制定新规则、新制度，我们都要认识到，婚姻和爱情问题只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解决，要考虑到全体人类的毅力。也许我们会有所提升，也许我们能够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是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充分的思考——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人类由两种性别组成，想要人类继续存活，就必须合作。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已经考虑了很久，这样的答案作为一个真理必定会永远存在。

平等的夫妻关系

当我们一开始研究爱情，我们对于爱情问题的第一个发现就是，爱情是两个个体的一个使命。对很多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新任务。我们早期所接受的教育让一些人学会了独立工作，一些人学会了团体工作。相对来说，我们对于只有两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会比较少。因此，这些新情况代表着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两人已经培养起了对他人的兴趣，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因为到那时，他们学会彼此关爱会更加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充分意识到夫妻双方的这种合作，彼此都应该关心对方。这是爱情和婚姻能够成功的唯一条件。很多有关婚姻的观点，很多改良婚姻的建议，其误导性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来。只有每一方都比关心自己更关心对方，夫妻双方才能相互平等。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亲密和相互付出，任何一方都不会觉得受到对方的克制或者显得无足轻重。但是，只有在双方都持有这种态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平等。每一方都应该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让对方的生活更加轻松丰富。只有这样，双方才会都有安全感，都会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感受到自己被人需要。在此，我们发现了婚姻的基本保障，这段关系中幸福的基本含义。这种感觉，是感觉自己有价值，感觉自己不可替代，感觉对方需要自己，感觉自己表现良好，感觉自己是一个体贴的伴侣、一个真正的朋友。

对于合作伙伴来说，在一项合作任务中屈居从属地位是不可能的。如果其中一方想要支配或者强迫另一方顺从，那这两个人就不可能富有成效地生活在一起。其实就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多女性都认为，支配和统治是男方的任务，男方就该担任领导角色，就该成为掌控全局的人。这就是很多人婚姻不幸福的原因。没人能够在没有愤恨和不满情绪的情况下忍受次要地位。夫妻必须平等，只有人人平等了，他们才会总是能够找到困难的解决办法。比如，他们会在生小孩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们知道不要孩子的决定反映了对方不情愿保障人类的未来。他们会就教育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受到鼓舞在困难发生的时候就将其解决，因为他们知道，不幸福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都非常不利。

婚前准备

在当今社会，人们很少能够为合作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的教育一直都关注个人的成功，关心我们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而不是为之付出什么。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好理解为何当我们让两个人如结婚般亲密地住在一起，他们之间出现任何合作的失败或者彼此关心的缺失，都会导致沉痛的后果。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体验这种亲密关系。他们不习惯考虑另一个人的兴趣、目标、欲望、期望和野心。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共同承担一切。这就解释了我们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很多错误，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审视这些事实，并学会如何避免未来发生这种错误。

生活方式、父母和结婚态度

我们成年以后所遭遇的危机与我们的学前教育紧密相关：我们的反应通常都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相符。我们的婚前准备并非一蹴而就。我们能够通过孩子的行为特征、态度、思想和反应，看出他们如何培养自己适应成年生活。通常情况下，他们应对爱情的方法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形成。

在孩子发展的早期，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假设他们能够感受到成年人才会有的性冲动。他们会将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加入他们的观念中，通常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爱情和婚姻是他们周围环境的特征之一：它们进入了孩子对自己未来的设想之中。他们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所了解，并对其持有一种态度。

若孩子在早期就已经表现出了对异性的兴趣，并已为自己选好了伴侣，我们绝不能将其理解为错误，或者麻烦事，或者性早熟。我们也不能嘲笑孩子或者开他们的玩笑。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他们为爱情和婚姻作准备所迈出的第一步。我们不仅不应该小看这种行为，还要赞成他们的举动，因为爱情代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挑战，他们应该为这种挑战作准备，他们应该代表全人类接受这一挑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孩子的心中植入一个典范，让他们能够在之后的生活中准备好应对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和朋友。根据我们观察，尽管父母的婚姻不和谐也不幸福，孩子也会自发并且全心全意地支持一夫一妻制。

如果父母婚姻和谐美满，那我们就能作出更好的准备。孩子最开始是从父母那里获得自己对婚姻的印象，大多数生活失败的孩子通常都来自婚姻破裂或者生活不幸福的家庭，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父母不能相互协作，对他们来说教会孩子合作也是不可能的。通常，我们能从一个人是否成长于一个正确的家庭氛围之中，并观察他们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态度，来更好地判定他（她）是否适合结婚。

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从哪里获得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准备。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们已经了解到，决定个体的并非他们周围的环境，而是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解读。他们的解读非常有用。很有可能他们在父母家里拥有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但是这可能会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做得更好，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地做好结婚的准备。我们绝不能因为他们拥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就对他们指指点点，加以排斥。

友谊和工作的重要性

友谊是社会化兴趣的培养方式之一。友谊，我们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来，能用自己的耳朵听出来，还能用心感受到。如果孩子受到挫折，如果他们常常受到监视，被赋予重望，如果他们的成长非常孤独，没有朋友、没有伙伴，他们就无法认清自己。他们常常会将自己视为世上最重要的人，常常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而非常焦虑。

友谊中得到的培养是对婚姻的一种准备。如果他们想在合作中得到培养，游戏会是选择之一，但是在孩子的游戏中，我们常常只看到竞争和想要胜出的欲望。我们可以建立两个孩子能够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研究课题的环境，这种做法非常有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跳舞这项活动。跳舞是能够两个人共同参加的一项娱乐活动，我认为，练习跳舞对孩子的发展大有裨益。我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这种舞蹈，现在这种舞蹈更像是一种表演，而不是一种共享活动。但是，如果我们有适合孩子的简单易学的舞蹈，对他们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另一个同样能够帮到人们为婚姻做准备的项目就是工作。今天，这样的问题通常都出现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之前。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拥有一份工作，可以养家糊口，支撑家庭。很明显，为婚姻作准备也包括工作上的准备。

性教育

我从不鼓励家长过早地跟孩子解释性方面的问题，或者给孩子传播多于他们想了解的性知识。显然，孩子对婚姻问题的看法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处理，他们就会将性方面的问题看作一种危险，或者一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就我自己的经验，在4～6岁的时候孩子就会对成年人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早熟的孩子，通常都会在以后生活中对爱情产生更多的恐惧。身体吸引也向他们传递了危险信号。如果孩子更大一点，当他们第一次了解到这些知识，或者体验到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就不会那么害怕了，而且此时他们在这种关系中犯错误的机会也会减少。

关键是绝不跟孩子撒谎，绝不逃避他们的问题，而是去理解隐藏在他们问题之后的东西，去就他们想知道而且能够理解的东西作出解释，一定要恰如其分、不多不少。如果我们所给的信息过多并造成干扰，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对于生命的这个问题，就像别的问题一样，最好是让孩子独立，学会通过询问来了解他们想知道的东西。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存在信任，就不会造成伤害。

普通人往往都有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孩子会被同辈人的解释所误导。那些合作和独立能力都得到良好培养的孩子，绝不会受到同辈人流言蜚语的伤害，而且我也从没见过健康孩子被这种情况所伤害。孩子并不会相信学校朋友告诉他们的所有东西。他们对大部分的流言都抱批判态度，如果他们不确定自己所听说的是否真实，他们就会询问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也必须承认，我常发现孩子在获得这些信息时，会比长辈显得更加机敏老练。

伴侣选择的影响

成人在性方面的身体吸引，也是源自儿童时期学到的东西。孩子在同理心和吸引方面所获取的印象，身边的异性给予他们的印象——这些印象都是身体吸引的开始。一个男孩从母亲、姐妹和身边的女孩子那里获取这些印象，这些人身上一些相似的东西，会影响到他在以后生活中对于有吸引力的人的挑选。有时，他也会受到艺术品的影响：每个人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个人审美中的理想典范。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个体不再拥有最广泛的意义上的选择自由，他们的选择会受制于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

这种对美的探求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探求。我们的审美情感通常都基于对健康的渴望以及对人类改进的渴望。我们所有的功能、所有的能力都吸引我们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无法逃避。被我们视为美的那些事物，是那些我们期待它永恒的事物，是那些能够造福人类未来的事物，是那条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会往那个方向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永不停歇地吸引着我们的美。

有时，如果一个男孩与母亲无法和谐相处，或者一个女孩无法与父亲好好相处（通常发生在婚姻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寻找与父母类型完全相反的人。比如，如果男孩的妈妈不断找碴儿，恐吓自己的孩子，如果他很软弱而且害怕被管教，那在他心中能够吸引他的女性只会是那些不专横跋扈的女子。他很容易犯错：他也会选择看起来很强壮的另一半，既因为他偏好强壮有力，还因为他在她身上能找到一种类似于挑战的东西，可以证明他自己的强壮。如果他和母亲之间严重不和，那他或许会不愿意为爱情和婚姻作准备，甚至对异性的生理吸引力也会造成阻碍。这样的阻碍严重程度不一，当阻碍完全形成之时，他就会将异性完全排斥在外。

婚姻中的承诺和责任

对于婚姻，最糟糕的准备就是个体只学会了怎样寻求自身利益。如果他们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们就会耗费所有时间来思考他们能从生活中获得怎样的乐趣或者兴奋。他们总是想要自由和他人的迁就妥协，从不考虑自己怎么能够让另一半的生活过得轻松而且丰富多彩。这是一种极为糟糕的生活方式。我将这样的人比作那些想要从马尾巴上给马套上缰绳的人，这样处理问题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在准备自己对爱情的态度之时，我们不应该不断地找理由，找逃避责任的借口。爱情中的伴侣关系在犹豫和怀疑中无法得到良好发展。共同合作需要一生的承诺，除非双方能够许下恒久不变的诺言，否则婚姻就不能称为婚姻。在这样的承诺中，包括生孩子的决定、教育孩子的决定，包括下定决心培养孩子合作能力，尽力让他们成为社会中的一名正直有用成员的能力，让他们成为人类中真正平等且负责任的一员。一段美满的婚姻是我们抚养未来一代的最佳方法，而且婚姻总是以此为目的。婚姻其实是一项工作：有着自己的规则和规律。我们不能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同时还可以不违反合作这一永恒规律。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责任限定为五年，或者将婚姻视为一场试验，那想要在爱情中真正的亲密和真心地付出是不可能的。如果男女双方拥有这样一种可以逃避的开放性选择，他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对待爱情和婚姻。我们绝不会在人生中的某个严肃并重要的任务安排这种“退出选项”。我们不能限制我们的爱。所有那些出于好心寻找婚姻替代品的人，都会走上歪路。他们所提供的替代选择，会束缚走入婚姻的夫妇所做出的努力，这些选择会让他们更容易作出退出的选择，并且逃避自己应该在婚姻中所付出的努力。

我知道，我们社会上存在很多困难，这些困难会阻碍爱情和婚姻问题得到解决，即便夫妻双方想要解决，也有可能方法不对。但是我们放弃的不应该是爱情和婚姻，我希望能够消除社会生活中的困难。我们知道对于一对恋人，什么样的特质非常必要——忠贞、诚实、值得信赖、无所保留、不自私……

常见的逃避借口

如果有人认为不忠没什么大不了，那很明显，这人并没有为婚姻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已经想要保留个人的“自由”空间，那真正的婚姻都不可能得到实现。这不是婚姻。在婚姻中，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已经许下诺言要与对方合作。接下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种私人的协定为什么会不适合婚姻的成功和人类的利益，为什么会对夫妻双方都造成伤害。一个离婚男人和一个离婚女人结婚了。他俩都是有文化、有教养之人，而且都严肃地希望他们在婚姻中的又一次冒险能够得到比上一次更好的结果。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为什么失败。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是因为自己缺乏社会化兴趣，就想要这段关系能够得到提升。他们声称自己思想自由，想要一段现代化的婚姻，想要一段两人永远都不会厌烦对方的婚姻。因此，他们提议应该给予对方所有的自由，提议双方都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他们却对对方非常信任，会告之对方所有事。

在这一点上，丈夫似乎比妻子更为勇敢。每当他回到家，他都有很多新鲜经历跟她讲，而妻子似乎非常喜欢听这些风流韵事，并对丈夫的成功感到非常骄傲。妻子自己也一直都想外出与别人调情，或者发生关系，但是每次她一出门，她的陌生环境恐惧症就会复发。她渐渐变得不敢独自外出，她的焦虑使得她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她一踏出房门就会非常害怕，于是不得不折回来。这种陌生环境恐惧症对于她所做的决定是一种阻碍，但事情还远不止这些。最后，因为妻子不敢独自外出，丈夫便不得不陪在她身边。你可以从中看出他们是怎么通过自己的决定打破婚姻的逻辑的。丈夫不能再做一个思想自由之人，因为他必须陪伴在妻子身边。妻子也不能再使用自己的自由，因为她害怕独自外出。如果妻子想要被治愈，她就不得不对婚姻有个更好的理解，而丈夫也必须将婚姻视为一种合作性质的伴侣关系。

在婚姻一开始他们就犯了个错。在家里得到百般迁就的孩子，在婚姻中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他们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娇生惯养的孩子在婚姻中会越发骄横跋扈，而其另一半就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受到了牵绊和束缚，而开始反抗。当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结婚生活在一起，观察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双方都想要关爱和关注，而且双方都不可能得到满足。紧接着他们就会寻找一个逃避的出口，从而其中一方就会开始与别人谈情说爱，以期得到更多的关注。

一些人不能只与一个人谈恋爱，他们必须同时爱上两个人才会觉得自由：他们可以从这个恋人逃到那个恋人身边，永远都不承担爱情的全部责任。其实，同时谈两场恋爱等于没谈。

还有一种人，他们想要的是一场浪漫、完美或者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因此，他们只需要沉迷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无须找到一个真实的伴侣。浪漫的理想可以有效排除一切的追求者，因为真实生活中的爱人根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很多男男女女都因为他们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自己成了讨厌并拒绝自己性别的人。他们会压抑自己天生的功能，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们就无法从生理上得到一场成功的婚姻。这就是我在之前提到过的术语“男性化抗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当今社会对男性的过分看重。如果大人放任不管孩子对自己性别角色的怀疑，他们就容易没有安全感。只要男性化角色成了主导角色，孩子自然就会觉得，不管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只有男性角色才会引人羡慕。他们将会怀疑自己完成这个角色的能力，会过分强调男子气概的重要性，而且也会避免受到相关的检验。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不满自身性别角色的人。这也许就是那些女性性冷淡、男性因为心理原因出现阳痿早泄的根本原因。在这些案例中，总是存在通过一种身体上的反抗反映出对爱情和婚姻的反抗。除非我们真的相信男女平等，否则这些困难永远不可能避免。只要有一半的人有理由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那这种不满意就会成为婚姻成功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对此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同时，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允许孩子对自己未来的角色产生怀疑。

我认为，没有婚前性行为的爱情和婚姻，才能获得其稳定的亲密关系。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并不真的喜欢自己心爱的人在结婚前就已经不是处女了。有时，他们将其视为不忠，而且会因此而震惊。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婚前有过性行为，女性就会受到更多的情感牵绊。如果婚姻是建立在恐惧而非勇气之上，这同样也是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应该明白，勇气是合作的一个方面，如果男人和女人出于恐惧选择自己的伴侣，那就意味着他们不想真正的合作。如果他们选择的伴侣酗酒、在社会地位或者教育程度上低自己一等，这也是一种错误。他们害怕爱情和婚姻，想要自己的另一半敬仰自己。

求爱

我们可以从个体对另一半的追求中看出他的勇敢程度和合作能力的高低。在求爱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特别方法，以及他们的特别行为和秉性，这通常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他们在爱情中的行为方式揭示了他们是否对人类的未来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是否自信，是否有合作能力，或者他们是否只对自己感兴趣，是否患有舞台恐惧症，并用“别人对我是什么印象呢？他们会怎么想我？”这样的问题折磨自己。一个男人在接近女性的时候，也许缓慢且小心翼翼，也许急切而贸然，无论哪种情况，他的求爱方式都已受到了他的目标、他的生活方式等影响。我们不能完全通过某个人的求爱方式来断定他是否适合结婚，因为此时此地他已经有了一个直接的目标，而在其他方面，他可能会犹豫不决。无论怎样，这都多多少少地表现出了他的性格。

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只有在这些情况下），通常我们认为男士应该首先表现出他对女士的兴趣，他应该是首先有所行动的人。因此，只要这种习俗存在，就有必要训练男孩子的男子气概——积极主动，不犹豫、不瞻前顾后，另寻出路。然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并将其优势和劣势视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他们才能得到这方面的锻炼培养。当然，女性也可以主动求爱，她们也能表现积极，但是在我们西方目前的文化氛围中，大家都认为女性应该更加矜持，而她们的求爱行动只能通过自身的外貌、穿着、行为举止、看听说的方式来表现。因此，男士的方法可谓简单肤浅，女士就该深沉且复杂。

让婚姻持久

婚姻中的性

伴侣之间的性吸引很有必要，这种吸引总是指向人类对幸福的渴望。如果伴侣之间真的相互感兴趣，他们之间的性吸引也永远都不会消退。这方面如果有问题，通常都暗示着兴趣的缺乏，这告诉我们，个体与另一半在一起时，不再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平等、友好和共同协作，不再想要丰富另一半的生活。有时，人们也许会想，兴趣仍旧还在，不过身体的吸引已经消失。这种说法绝不正确。有时嘴上在撒谎，但自己的内心却不明白为什么；但是身体的机能总是会说实话。如果身体机能缺乏，那就意味着两个人之间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对方的兴趣。至少，其中一方已经不再想面对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而是想另寻出路。

在某种程度上，人类身上的性冲动与其他生物身上的性冲动是不一样的。人类的性冲动具有延续性。这是保障人类繁荣和延续的又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数量才能得以增加，不断繁衍生息，以此来保障其繁荣发展和存活。在其他生物身上，自然已经使用其他方式让它们得以存活于世，比如，雌性动物会产下数量繁多的蛋，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会夭折，要么被弄丢了，要么被毁坏了，但是庞大的数量保障了其中一部分的存活。

对于人类来说，保障人类存活的一种方式就是生小孩。因此，我们发现，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中，那些对人类的繁衍生息最为感兴趣的人最有可能生孩子，那些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对身边人不感兴趣的人，都会拒绝承担生养的责任。如果他们一直都只知索取，不懂付出，他们就不会喜欢小孩子。他们只关心自己，将孩子视为负担和麻烦，视为某种会占据时间和精力的东西，而他们更愿意将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了爱情和婚姻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下定决心生个孩子是非常必要的。就我们所知，美满的婚姻是抚养人类后代最有效的办法，这一点永远都是婚姻的一部分。

一夫一妻制、努力工作以及现实主义

在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夫一妻制。任何想要开始一段这种关系的人，只要他想要这样亲密奉献，想要这样关心另一个人，那这种关系的基础就不会动摇，他也不会另寻出路。我们知道，婚姻很有可能会破裂。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但是如果我们将婚姻和爱情视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社会化功能，一个我们想要完成的使命，那避免婚姻破裂的方法就会简单得多。因此，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地解决这个问题。

离婚通常是因为夫妻双方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共同创造美满婚姻，而只是等着坐享其成。如果他们这样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必然会失败。将爱情和婚姻视为一种理想中的状态，或者像童话故事那样总是有个幸福的结局，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只有在两个人结婚之后，他们婚姻中的各种可能才刚刚开始，只有在婚姻之中，他们才会面对生活中的真正使命，才会有真正的机会去为社会创造一切。

将婚姻视为终点、视为最终目标的观点，在我们的文化中太过突出。比如，我们在成千上万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到，结局总是一对新人喜结连理，但其实这才是他们共同生活的起点。但通常，整个故事看起来就好像是婚姻本身就令人满意地解决了一切问题：这对夫妻已经战胜了一切，从此以后都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爱情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爱情有很多种，最好的办法是在工作、关爱和合作的基础上解决婚姻问题。

婚姻之中没有奇迹可言。据我们所知，所有人对于婚姻的态度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因此，除非我们能够了解整个个体，否则我们就无法了解其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由他们所有的努力和目标组成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为何这么多的人总是想要寻找一条出路。我非常明白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一种避现思想：所有从小被娇生惯养的孩子。这种人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危害——这些被宠溺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四五岁的生活阶段：

“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吗？”无论遇到何种情况，他们都会这么问。如果他们不能得到自己想要一切，他们就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活着有什么用，”他们会问，“如果我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会变得非常悲观：他们构思着一种“求死愿望”（death wish）。他们会让自己看起来病恹恹，而且神经质，他们从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生活信条。他们认为自己的错误观念非常特别，而且万分重要，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情感，那他们就应该对这个世界产生怨恨情感。他们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很久以前，他们曾生活在黄金时代，别人总是能给予他们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中有一些人仍然以为如果自己哭闹的时间够长，抗议的强度够大，如果他们拒绝合作，他们就能又一次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他们眼中，生活和社会并非一个整体，所以他们只在意自己的私人利益。

结果，他们不想奉献，只愿坐享其成。婚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基于“买卖或者回报”的东西。他们想要同居式的婚姻、尝试性的婚姻、比较容易离婚的婚姻：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婚姻的一开始，他们就想要自由，想要不忠的权利。现在，如果一个人真的关心另一个人，他们就会表现出关心的所有特征：他们必须可靠忠贞，勇于担负责任，而且成为一位真正的伴侣。除非爱情和婚姻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否则在这人生的第三大问题上，他们只会失败。

关心孩子的幸福也非常重要，如果对婚姻的看法与我所描述的观点不一致，那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必定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如果父母总是吵架或者轻视自己的婚姻，如果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不坚定，将其视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这对于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将非常不利，也无法培养孩子的社会化感受。

解决婚姻问题

两个人为什么无法一起生活总是有原因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分开也许会更好。谁能决定这一切呢？我们是不是要把决策权交给那些根本不明白婚姻就是一项人生使命的人，交给那些只对自己的生命感兴趣的人？他们看待离婚的态度与他们看待婚姻的态度是一致的：“我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很明显，我们不能交给这些人来作决定。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离婚、再婚，但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那谁该来当决策人呢？也许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婚姻中出现了问题，应该由精神病专家来决定是否应该继续。但这样会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适用于美国，但在欧洲，我已经发现，大多数的精神病专家都认为个人的幸福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此，通常来讲，如果由他们来作决定，他们会建议患者找个情人，并将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敢肯定，最后他们一定会改变主意，不再给出这样的建议。如果他们不理解婚姻和爱情是一个整体，不理解它与我们的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之间的联系，那他们就只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一直以来我想要你们注意到的，就是这种整体性的观点。

有的人会将婚姻视为个人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错误与上文中的错误非常相似。再次强调，我说的并不是美国，但我知道，在欧洲，如果孩子有神经症倾向，精神病专家就会建议他们找个情人开始一段性关系。对于成年人，他们也会给出同样的建议。这种做法其实是将爱情和婚姻贬低为一种专利药，而那些服用这种“药物”的人必定会迷失方向。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是整体人格的高度实现。与爱情和婚姻问题相比，再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带来更多的幸福，在生活中扮演更有用、更有价值的角色。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琐事。我们不能将爱情和婚姻视为治疗犯罪、酗酒或者神经症的良方。神经症患者在他们适合谈恋爱和结婚之前需要得到正确的治疗，如果他们在做好正确的准备之前就开始接触爱情和婚姻，那他们一定会遭遇新的危险和不幸。婚姻是一种太过高度化的理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需要太多的努力和创造性活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担此类额外的负担。

有的人会带着其他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走向婚姻；有的人为了获得经济上的保障而结婚；有的人结婚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有的人结婚是因为想要一个仆人。在婚姻中，容不下这些不相干的东西。我甚至还从一些案例中了解到，有的人结婚是为了增加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比如，有个年轻人在自己的学习或者未来事业中遭遇了一些困难，他觉得自己很有可能会失败，于是他便想要为自己的失败找一个借口。因此，他便选择了结婚，以此自欺欺人。

婚姻和男女之间的平等

我们肯定不应该低估或者看不起爱情问题。相反，我们需要将其置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之上。在我所听过的所有调解方案中，通常都是女性处于劣势。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要比女性轻松很多，这就是社会错误对待婚姻所产生的结果。个人的反抗根本无法改变这样的结果。尤其是在婚姻中，个人的反抗会同时影响双方的关系和对方的利益。只有认识到我们文化中对婚姻的普遍态度，并着力改变这样的情况，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学生——底特律的雷赛教授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她所调查的女孩子中，有40％想要变成男孩子，这意味着她们对自己的性别非常不满意。如果有一半的人都非常失望而且心灰意懒，我们怎么能够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呢？如果整个社会都轻视女性，而女性都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男性的性伴侣，或者认为男性天生就有薄情和不忠的权利，那这样的问题怎么能轻松得到解决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明显而且有益的结论：人类并非天生就该一夫多妻或者一夫一妻。但是我们都居住在这个星球之上，即便我们都生而平等，但我们还是被分成了两种性别。我们已经看到，所有人都必须解决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三大问题。以上事实都向我们展示了，在爱情和婚姻中个体想要得到最充分、最高度的发展，一夫一妻制才是最好的保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王虹霓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68-1068-2

Ⅰ．①荣…　Ⅱ．①卡…②王…　Ⅲ．①荣格，C.G.（1875-1961）－自传　Ⅳ.　①K835.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961号

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著　　者：〔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王虹霓　译

责任编辑：王　萍

版式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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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2.75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068-2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倍必究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童年

第二章　中学时代

第三章　大学时代

第四章　精神病治疗活动

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第六章　正视潜意识

第七章　著述

第八章　塔楼

第九章　旅行

第十章　幻象

第十一章　论死后的生活

第十二章　后期思想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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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的一生是关于潜意识自我认知的一生。潜意识当中，一切事物都在寻求外在的表现形式，而人格也渴望不断演进、逐渐脱离潜意识状态，并作为一个整体体验自身。我做不到运用科学语言去追溯自身的成长历程，因为我无法将自己看作一个科学问题进行自我体验。

从内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怎样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又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神话的形式来加以解答。与科学不同，神话更加注重个体，能够更确切地描绘人的生活。科学运用的是“普遍”的概念。这一概念过于笼统，因而无法公正地判定个体生活的多样性。

因此，这就是我目前所致力的事业：在我八十三岁高龄之际，讲述我自己的神话。我只作直接的陈述，只“讲故事”。故事是否“真实”无关紧要，所讲的是否“我”的预言、是否“我”自己的真实生活，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写自传相当不易，因为没有可供参考的标准，没有自我评判的客观基础，也的确没有进行比较的适当基准。我知道自己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特立独行的，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人无法将自己与任何其他生物作比较；他不是猴子、不是牛，也不是树。我是一个人。但人是如何一回事呢？像其他生命一样，我是无限神性中的微小组分，无法将自己同任何动物、植物或石头作比较。只有神话性的生命才可能具备比人类更加广阔的活动范围。那人类如何才能形成之于自身的绝对观点呢？

人类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我们无法控制它，至多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导它。因此，我们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作出最终的判断。如果我们真的拥有那种能力，便可无所不知了——然而，这充其量只是个借口罢了。实际上，我们从不知道这一超自然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生命的故事始于某处，在这个特定的节点，我们才恰巧对它产生了记忆，而此时，生命甚至已经演化得相当纷繁复杂了。我们无从知晓生命将如何演变。因此，有关生命的故事没有起点，而终点也只能模糊地加以暗示。

人生是一场令人怀疑的实验。它只在数字形式上才是一种宏伟的现象。就我个人而言，生命是如此转瞬即逝，如此不够充分。然而任何事物都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迹。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名年轻的医科学生时，上述事实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来说，生命是如此神奇，使我没有在尚未发展成熟之际就被彻底击败。

我总是觉得，生命像一株依赖根茎生长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隐形的，深深埋藏在根茎之中，而露出地表的部分只能延续一个夏天。随后，它便枯萎殆尽——犹如昙花一现。当我们谈及生命和文明的无限发展和衰退时，“绝对虚无”这种印象便无可避免地浮现脑海。然而我却从未丧失一种意识，即永恒的流动中蕴含着某种不朽的东西。我们看到的花朵终会凋谢，而看不到的根茎却一直存在。

最后，我生命中唯一值得讲述的事件，是当永垂不朽的世界突然闯入这个稍纵即逝的世界时所发生的事件。因此，我主要地叙述了内心的体验，在如此体验当中，我概括了自己的梦和幻觉。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科学研究的主要素材。它们是火红的岩浆，将需要加工的石头淬炼成形。

与这些内心的事件相比，其他所有的回忆，诸如旅行、相识和周围的环境都变得黯然失色。许多人都参与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中来，并描述了这个故事。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或他人的讲述了解这个故事。我对生命中外部事件的记忆大多模糊了或消失了。但是，我所邂逅的“另一种”现实，我与潜意识的较量却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那个王国里，总是充满了丰富的宝藏。相比之下，任何其他事情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类似的是，有些人，只有他们的名字从一开始便进入我命运的画卷，我才不会对他们感到陌生。因此，与他们相遇也是一种回忆。

内心体验同样在我经历的外部事件上留下了印记，并对我的青年时代乃至余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很早便洞察到：如果无法从内心找到方法，解决生命中复杂的情况和棘手的问题，那么他们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外部环境无法替代内心体验。因此，就外部事件而言，我的一生始终异常地贫乏。对于它们，我无法过多谈及，因为它们使我感到空洞和匮乏。我只能根据内心发生的事情来了解自己。正是这些内心的体验使我的生命与众不同，而这本自传所探讨的也正是它们。

第一章　童年

当我六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维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的劳芬城堡。那时正值1875年。我开始记事是在两三岁。现在还能回忆起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名叫沃斯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像是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小岛，彼此孤立，毫不相连。

有一个场景浮现在我脑海，它似乎是我生命中最早的记忆，但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个明媚温暖的夏日，天空蔚蓝，金灿灿的阳光透过绿色的叶子，照射着地面，留下斑驳的树影。我躺在树荫下的一辆婴儿车里，车罩被打开了。眯着惺忪的睡眼，我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感觉舒服极了。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万物都那么美妙、多彩、辉煌。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屋子西边的餐厅里，蹲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小勺儿舀热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块，味道好极了，气味也很独特。那是我第一次闻出牛奶的味。可以说，在那一刻，我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个回忆也非常久远了。

我还记得一个可爱的夏日傍晚，姨妈对我说：“现在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把我从屋里领了出来，走到屋前的达申路上。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看得格外清晰，远方连绵起伏的山脉沐浴在夕阳的灿烂红霞中。“快看”——我听见姨妈用瑞士方言说道——“那山全红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听说，第二天村里上学的孩子们要去苏黎世附近的玉特利山郊游。我也特别想去。然而他们告诉我，像我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去，毫无办法，我难过极了。从那时起，玉特利山和苏黎世成了我梦中难以企及的圣地，那靠近闪闪发光、白雪皑皑的雪山圣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母亲带我去探访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旁有一座城堡。一来到湖边，我就被水迷住了。轮船激起的波浪拍打着河岸，阳光在湖面上闪烁，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击成一个个小埂。湖水向无垠的远方延伸。那一望无际的湖水给我带来了非凡的乐趣，呈现了无可比拟的壮美。那时一个想法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一定要靠近湖边生活；我想，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

后来，我又记起了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他们很喧闹，又显得很兴奋。女仆匆匆跑来嚷道：“渔民发现了一个死人——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想把它扔到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当时就等不及去看那死去的孩子。可母亲把我拉住了，严禁我到花园里去。当所有的大人都走了，我飞快地溜进花园，来到洗衣房。然而门却锁着。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沟，一直通到斜坡下面，血水从排水沟里慢慢地涌出。我觉得这件事儿好玩极了，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我又闹腾，又发着烧，晚上睡不着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走来走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有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也特别喜欢，它总能让我安静下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四处静悄悄，人人入梦乡……”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父亲的嗓音，在寂静的夜为我歌唱。

母亲事后告诉我，那时我得了湿疹。我心中总有种隐约的暗示：父母的婚姻遇到了麻烦。1878年我生的那场病肯定与暂时分居有关。母亲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住了几个月，她的病似乎也与婚姻难以为继有着些许联系。我有个姨妈一直没有结婚，比我母亲年长二十多岁，负责照看我。母亲的离去使我悲恸欲绝。从那时起，只要听到“爱”这个词，我总有一种不信任感。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提到“女人”，我就自然地联想到一种不可靠的感觉。而“父亲”则意味着信赖和——没有权利。这是我生命之初所面临的精神障碍。后来，那些最初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令我失望；我怀疑女人，但她们却没令我失望。

母亲辞世后，女仆也照料过我。我仍记得她抱起我，将我的头依靠在她的肩膀上。她长着乌黑的头发，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大不相同。甚至在今天，我依然记着她的发线、嗓音、耳朵和黝黑的皮肤。对于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如此地陌生，却又如此地熟悉。好似她并不属于我的家庭，而只属于我自己，好似她以某种方式与一些神秘的东西相连。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既陌生又始终为人所知的感觉，是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形象的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出现过一个年轻、美丽、迷人的姑娘。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柔软的秀发。在一个蓝色的秋日，她引领我来到沃斯城堡附近的莱茵瀑布，漫步于一片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在树叶的缝隙中闪耀，黄叶飘落在地面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为了我的继母。她爱慕我的父亲。直到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才再次见到了她。

这些便是我外在的记忆。接下来，我记忆中的形象更加有力，更加引人入胜，而其中一部分，我只有模糊的印象。比如，我记得有一次自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摔倒在火炉腿儿的一个角上。摔得很疼，还流了血，医生缝合我头上的伤口——那伤疤直到我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依然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去诺伊豪森的路上，过莱茵瀑布桥时我差点儿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这些事件暗指了一种潜意识的自杀倾向，或者有可能是对于生命的极度抵抗。

那段时间，我对黑暗也有着莫名的恐惧。我总能听见有东西在屋里走动。莱茵瀑布沉闷的咆哮声也听得一清二楚。瀑布周边是个危险地带。总是淹死人，尸体被冲到岩石上。附近的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着坑——翻出了大堆的棕土。一群皮肤黝黑、神情严肃的男子，身穿长袍，戴着特别高的帽子，脚踩闪亮的黑靴，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盒子。父亲总是穿着牧师的长袍，声音洪亮地讲话。女人们都在哭泣。听说，有人正被埋进地上的这个坑里。有些以前经常出现在墓地的人突然间再也见不着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被埋了，主耶稣将他们带到他那里去了。

母亲教给我一个主祷文，每天晚上都要祈祷。我很乐意祈祷，因为这使我在深沉不安的夜里感到非常舒适。

慈祥的主耶稣，张开您的双臂，

吞下您的孩子，您的小鸡。

“如果魔鬼要将他吞食”，

“没有任何力量将魔鬼阻止”。

就这样唱吧，请让天使！

主耶稣能给人安慰，是个善良仁慈的先生，就像城堡里的赫尔维根斯坦先生一样，富有、手握大权、受人尊敬，在晚上特别关心小孩子。至于他为什么像鸟一样长着翅膀，则是个谜，不过我已经不再琢磨了。更有意思、更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把小孩子比作小鸡？主耶稣又为什么不情愿地，像吃苦药一样把他们“吃了”。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后来我突然明白，原来魔鬼也喜欢小鸡，虽然耶稣并不喜欢那味道，但是为了防止魔鬼吃孩子，才不得已这样做。但是现在，我听说主耶稣也“吃”其他人，“吃”就是把他们放进地上的坑里。

这个不祥的类比导致了不幸的后果。我不再信任主耶稣了。他失去了那个高大的，令人安慰，又慈祥的鸟的形象，而与那些身穿长袍，头戴高帽，脚踩闪光黑靴，抬着黑色盒子埋葬死人的阴郁黑衣男人联系起来。

这些沉思造成了我精神上的第一次创伤。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坐在房前的路上玩沙子。大路穿过房子通向山岗，消失在山顶的树林中。因此，从房里就能看到大路延伸的方向。我抬起头，看到了一个戴着巨大帽子，身穿黑色长袍的身影从树林中跑下来。好像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慢慢地，黑影离我越来越近，我清楚地看出那确实是一个身穿黑色及脚长袍的男人。这个黑色的身影使我内心的恐惧迅速演变成极度的惊悚，头脑中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人定是基督会信徒。”不久之前，我曾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同事，谈及基督会信徒的不法活动。从父亲谈话时又气愤又害怕的语气中，我猜测“基督会信徒”非常危险，甚至对父亲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基督会信徒”究竟是什么，但我对主祷词中的那个“耶稣”是熟悉的。

我想，那个从山上下来的男人一定是乔装打扮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穿女人的衣服呢？或许他有什么邪恶的意图。我害怕极了，仓皇失措地跑进了屋里，一个箭步冲上楼梯，躲在阁楼最黑暗的一根房梁下。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藏了多久，但一定相当长，因为当我壮着胆子下了楼，小心翼翼地将头探出窗外，那个黑衣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的许多天里，地狱般的恐惧束缚了我的四肢，使我再也不敢走出屋子。即使后来再去路上玩时，树木丛生的山顶依然使我不安与警觉。当然，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那个黑色的身影是个毫无恶意的天主教神父。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不敢确定，可能比这次经历还要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梦的记忆，一个占据我生命的梦。那时，我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矗立在劳芬城堡附近，教堂司事的农场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我梦见自己就在草地上。突然间，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石砌的洞。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好奇地跑过去，朝里面瞥了一眼，发现一个通往下面的石阶。我有些迟疑，也有点害怕，不过还是走了下去。洞底有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绿色幕帘。那幕帘像是用加工过的锦缎制成的，看上去十分奢华。我很好奇，想知道幕帘后面到底藏着些什么，便掀了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约30英尺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呈拱形，由石头砌成。地面是由石板铺成的，中间还铺着一条红色的地毯，由门口一直通向一个低低的平台，平台上放着一个金光闪耀的宝座，宝座上也许有一个红色的垫子。那是一座壮丽的宝座，像极了童话里国王的宝座。宝座上还矗立着什么东西，起初我以为是一个12到15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两英尺厚的树干。那是个庞然大物，几乎触到了屋顶。但是它的成分却很奇特：它是由皮和肉组成的，在顶部有个好似圆形人头的东西，没有脸也没有头发。在头部的顶端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

屋里面虽然没有窗户，也没有明显的光源，却显得十分明亮。头顶处出现了一束辉光。那东西虽然一动不动，但我感觉它随时都有可能像虫子一样从皇冠上爬下来，爬向我。我害怕得全身都僵住了。就在那时，我听见外面和屋顶上传来母亲的声音，她喊道：“看看他，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使我更害怕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还怕得要死。这以后的好几天晚上，我都不敢入睡，害怕自己再做类似的噩梦。

这个梦纠缠了我很多年。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梦中看到的东西原来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明白，那是在祭祀仪式中受人崇拜的生殖器。但我一直没弄懂母亲那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个东西是吃人的怪物呢，还是说那是个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思是说吃小孩的不是主耶稣或基督会信徒，而是男性生殖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因此黑暗的主耶稣、基督会信徒和男性生殖器就是同一种东西了。

这个生殖器的抽象意义由这样的事实表示出来，它自立为王，“直挺挺地”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很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本身是一座地下神庙，它那绿色的幕帘象征着草地，或者说象征了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地的神秘。地毯是血红色的。圆形拱顶又象征着什么呢？也许我已经去过姆诺，看见过沙夫豪森的城堡？但这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领一个三岁的小孩到那儿去。所以它不可能是一条记忆线索，同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在解剖学上无懈可击的生殖器是从哪儿来的。把输尿管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有明显的光源，它指明了“生殖器”这个词的词源（“闪耀”“明亮”）。

不管怎么说，这个梦里的生殖器好似地下一尊“不具名”的神，它一直留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只要有人过分强调主耶稣，它就会在我脑海重现。主耶稣对我从来没有变成真真切切的形象，从来没有被我完全接受，从来没有使我备感亲切，因为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它在地下的那个对等物。这个可怕的启示临到了我身上，可我并没有去找它呀。那个基督会信徒的“伪装”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投下了阴影。我常常觉得它就像一场严肃的假面舞会，好像一个葬礼，哀悼的人脸色严肃，面带悲伤，不过一会儿却偷偷笑了起来，一点悲伤的感觉都没有了。在某些方面，主耶稣在我眼中似乎是一尊死神，他只是在驱散黑夜的恐惧时才对我有所帮助。可他自己却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神秘的、血淋淋的尸体。人们常常谈起他的仁爱和善良，可我却暗自怀疑，主要原因是，那些经常说起“亲爱的主耶稣”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和闪亮的黑靴，他们总让我想起一场场葬礼。他们是父亲和我八个叔叔（全都是牧师）的同事。多年来，他们在我心中激起恐惧，更别提偶然见到的天主教神父了，他们叫我想起那可怕的基督会信徒，这些基督会信徒曾激怒过父亲，甚至使父亲惶恐不安。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曾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应有的积极态度，可是我做不到，怎么也无法战胜心中隐隐的不信任感。

对“黑衣人”的恐惧，每个孩子都体会过。那不是我孩提经验中的关键；相反，关键在于一种深深印刻在我脑海的认识：“那就是耶稣。”因此在那个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和令人惊异的解释：“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才是至关重要的。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吓唬小孩的食人魔，而是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吃人的怪物，它端坐在地下室的一个金色宝座上。在我幼稚的想象中，首先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其次，上帝和主耶稣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一望无际蓝天中一个更美、更高、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从这位主耶稣的身上，我看到了“基督教信徒”的形象：他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戴着宽大的黑帽子，从树木茂密的山坡上走来。我常常得朝山坡那里张望，以防又有别的危险走近我身旁。在梦里，我走进地下的一个洞里，发现宝座上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那是一种非人类的、阴间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以人肉为食。直到五十年后，一篇研究宗教仪式的论文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段文字的主旨是食人的习性，强调了弥撒的象征意义。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进入我意识里的思想非但毫不幼稚，反而很复杂，过分地复杂。究竟是谁在我的心中讲话？究竟是谁的意识创造了那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智力在起作用？我知道所有的傻瓜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巧合”和“事后的解释”，以便驱散那些可能污染孩子无邪心灵的极为有害的思想。哦，这是些多么善良、高效、头脑健全的人呀！他们总让我想起那些在小水洼里晒太阳的，无忧无虑的蝌蚪，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亲昵地摇着尾巴，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水洼将会干涸，它们就要无处栖身。

那么，谁会同我讲过这些事呢？谁会谈起过这些我完全搞不懂的问题呢？谁将上苍和地下结合，奠定了我后半生激情澎湃生活的基石？除了那个既来自上苍又来自地下的陌生的客人，还会有谁呢？

通过这个儿时的梦，我开始参与大地的秘密。那时候所发生的其实是一种地下的埋葬，过了很多年我才从中解脱出来。今天，我才明白，那是为了把最大量的光引进黑暗，是进入黑暗王国的开始。当时，我的理智生活有了它那种潜意识的开端。

1879年，我家搬到了巴塞尔附近的克莱恩·惠宁根的事儿，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却还记得。一天晚上，父亲搂着我，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到朝西的门廊里。他指给我看夕阳西下的天空，那里正燃烧着一片灿烂的绿光。那时正值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之后。

还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出去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后来，当地发了一次大水，流过村庄的维泽河泛滥成灾，冲垮了大坝和上游的一座桥。十四个人淹死了，尸体被黄水冲进了莱茵河。洪水退后，一些尸体插进了泥沙里。我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便不顾一切地跑去看。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的尸体，他穿着黑色的礼服，肯定是刚从教堂出来的。他的身子一半埋在沙子里，胳膊放在眼睛上。我还同样饶有兴致地看过宰猪，从头到尾，看得全神贯注。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觉得太可怕了，但我对杀猪和死人都感兴趣。

我对艺术的最早记忆要追溯到在克莱恩·惠宁根生活的那些年。当时父母亲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的一座牧师住宅，里面有一间很暗的屋子。屋子里陈设的家具质量很好，墙上挂着许多古画。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幅画着大卫和歌利亚的意大利作品。它是从奎多雷尼的画室里复制的，原作保存在卢浮宫。这幅画是怎么出现在我家的，我并不知道。那间屋子还有另外一幅老画，现在挂在我儿子的屋子里，上面画的是19世纪早期巴塞尔的风光。我经常溜进那间昏暗幽静的屋子里，在那些画前面一坐就是好几小时，对着它们的美出神，那是我当时懂得的唯一美的东西。

大约就在那时——我还是不到六岁的毛头小子——一个姨妈带我到巴塞尔，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稻草填充的动物。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想非常仔细地看每一件展品。下午四点，铃声响了，博物馆要关门了。姨妈在耳边唠叨催促，可我紧贴着橱窗，就是不想走。这时展室门已经锁了，我们只好从另一条路，穿过古代画廊走到楼梯处。突然，我看见了美丽绝伦的画像！简直令人神魂颠倒，我睁大了眼睛，一直盯着它，我从来还没见过那么美的东西。姨妈拽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出口，我只好极不情愿地离开。她一边走一边嚷着：“坏孩子，闭上你的眼睛；坏孩子，闭上你的眼睛！”那是我最早看到的裸体和几片无花果叶子遮盖着的人像。以前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裸体美，这就是我第一次与美术的邂逅。姨妈怒气冲天，好像被人拖出了妓院一般。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阿尔勒斯海姆去旅行。那次母亲穿的衣服令我终生难忘，那是唯一一条我能回忆起来的裙子：黑色的料子，上面印满了绿色的月牙。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初是个年轻苗条、穿着这种服装的女郎，后来就变得衰老、肥胖了。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一座天主教堂。”我既好奇，又害怕，悄悄从母亲身边溜开，从开着的门往里面窥探，正好瞥见装饰华丽的祭坛上点着一支支大蜡烛（当时是复活节期间）。这时我突然在阶梯上绊了一跤，下巴撞在一块铁上，父母抱起我时，血流不止。当时我心里的想法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我觉得羞愧，因为我的尖叫声引起了上教堂礼拜的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做了违禁的事。“基督会信徒——绿色的帷幕——吃人怪物的秘密……这就是和那些基督会信徒有关的天主教堂。我绊倒，疼得喊叫全都是他们的错。”

许多年过去后，已经不再暗自害怕流血、摔跤和那些基督会信徒的我，还是一直不愿进天主教堂。摔跤、流血似乎就是天主教堂的气氛，但正是这种气氛深深地吸引着我。要是一个天主教神父非靠近我不可，我肯定会非常不安。直到三十多岁以后，我才敢面对母校教会，并没有了压抑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

刚过六岁，父亲就开始给我上拉丁文课，同时也开始上学。我并不怕上学，因为在上学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而且在学校里也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觉得很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读不懂，就缠着母亲大声给我朗读，那是一本有许多插图的古老的儿童读物《图解见世界》，里面讲到不少异国宗教，特别是印度教，有大梵天、毗湿奴、湿婆等插图，使我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后来总是不断地翻看这些插图。每当我看这些插图时，总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它们和我“原始的启示”很亲近；我从未对人讲起过它，也将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母亲间接证明了我的感觉，我总是能感觉到，一谈起“异教徒”，她语调中就带有那一丝淡淡的轻蔑。我知道，如果我向她披露了我的“启示”，她一定会惊恐万分，连忙驳斥。我当然不会去自讨没趣。

这并不幼稚的行为，一方面与强烈的敏感和脆弱的内心有关系，另一方面尤其与我早年的孤独有关（我妹妹在我九岁以后出生），我只能一个人玩，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玩。遗憾的是，我已经记不清我玩的是什么了，但我只记得，玩的时候，不愿别人来打扰。我让游戏给迷住了，既不愿人看见，也不愿人评论。七八岁时，我才第一次对玩游戏有了清楚的记忆。我对玩砖头情有独钟，用砖建塔，然后再兴高采烈地用“地震”摧毁它们。在八岁到十一岁那几年，我总是不断地画战争场面、包围、轰击和海战的画。然后我把整个练习册上涂满了墨迹，又为自己的精妙解释感到愉悦。我之所以愿意上学，就是因为在学校，我终于找到了或缺已久的玩伴。

在学校，我也有其他的发现。但在谈学校的事以前，我得先谈谈夜里的事。夜的气氛开始变得浓厚了，各种事都在夜里发生，令人费解又警觉。父母不在一起睡，我睡在父亲的房间。从母亲的卧室门里传来了骇人的声响。一到夜里，母亲就变得古怪、神秘。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从她的房门出来，它的头离开了脖子，在面前的空气中浮动，就像一个小月亮。突然，又出现了另一个头，那头又离开了脖子。这种情形重复出现了六七次。我总是做这些令人担忧的梦，梦中的事物忽大忽小。例如，我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个微小的球，那球缓缓朝我滚来，越滚越大，最后变成一个骇人的、令人窒息的东西。又有一次，我梦见了电线，上面落着许多鸟，突然，电线开始变得越来越粗，直到我被吓醒。

这些梦说明了我生理的变化，而青春的发育，也在我七岁的时候拉开了序幕。那时，我得了假性哮喘病，还伴有阵阵窒息。有一天晚上突然发起病来，我站在床角，脑袋耷拉在床栏杆上，父亲把我抱进怀中。我看见头上有一个蓝色的光圈，大约满月那么大，里面许多金色的小人在不停地旋转，我想他们大概是天使吧。这一幻象不断出现，每次都能减轻我对窒息的恐惧。可是一做焦虑的梦，窒息就又来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

我讨厌上教堂，但圣诞节的时候例外。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使我觉得特别愉快。当然，晚上的圣诞树就更棒了。只有圣诞节我才能热烈地去庆祝，对其余的基督教节日我却显得冷漠。除夕虽然也有某种像圣诞节时的魅力，但跟圣诞节是比不了的。基督降临节也不错，但无法跟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媲美。它总是和夜晚、暴风雪、风、房中的黑暗紧密相关，那时总能听到细微的声响，总有离奇古怪的事发生。

现在来说说和我那些乡村同学有关的事。我发现他们使我自身发生了异化。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和在家里时大不一样。我和他们玩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有些把戏在家里永远不会发生。虽然我心里明白，这些把戏我独自一人完全就能策划出来。但我觉得，我自身的变化主要来自同学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我，或者说强迫我与我想象中的自己不同。这个没有父母但却包含了别人的较广阔的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可疑的，至少也是隐隐约约有敌意的。虽然我愈来愈感到那个明亮白日世界的美，在那里“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但同时也预感到那个无法逃避的影子世界，那里到处都有令人害怕的、无法解答的，又抓着我不放的问题。当然，晚上的祷告可以给我一种仪式上的保护，因为它恰当地结束了一天，适时地开始了夜和睡眠，但白天又潜伏着新的危险。我仿佛觉得自己分裂了，害怕极了。我内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还记得这段时期（七至九岁），我喜欢玩火。我们家花园里有一面用大石头砌成的老墙，石头缝形成了有趣的洞，我常在其中一个洞里生一小堆火，为了不使火熄灭，我就让别的孩子帮我四处找木头，不断添柴，不断燃烧。这堆火只归我一个人照管，别的孩子可以在别的洞里生火，可他们的火亵渎神灵，也与我无关。我的火烧得很旺，上面确有一圈圣洁的辉光。

在这堵墙的前面有一道斜坡，里面埋着一块突出的石头，这是我的石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坐在上面，开始天马行空的想象：“我正坐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面。”但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他正坐在我上面。”于是问题来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这个问题总使我感到困惑，我总是站起来，弄不清谁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弄清，一种神秘的、有趣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惑。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块石头和我有某种神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好几小时，被它提出的谜一样的问题搞得晕头转向。

三十年后，我又站到那道斜坡上，此时我已结了婚，有了孩子和房子，有了地位，也有了一个充满各种想法和计划的头脑。但突然我又变成了原来的那个孩子：点一堆充满神秘意义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我立刻想到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那段时光仿佛是陌生的，如同从遥远的空间和时间传来的消息。这使我感到心惊胆战，因为我刚刚沉浸于其中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我已被强行拽出这个世界，坠入不断滚滚向前、越来越远的时间中。那个世界的拉力是如此强大，我只能粗暴地把自己从那里拽走，以免失去对未来的控制。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像闪电一般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这里的含义在我十岁那年被揭示了出来。我自身的分裂和对世界的捉摸不定致使我做出了连我自己也难以理解的行为。那时我有一个涂着黄漆的铅笔盒，小学生一般都用它，铅笔盒里有一把小锁和一把普通的尺子。在尺子的一头，我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两英寸高，穿着礼服，戴着高帽子，脚踩一双闪亮的黑靴子。我用墨水把他染成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我在铅笔盒里给他做了一张小床，还用一点羊毛给他做了件大衣。我还从莱茵河畔给他找了一块光滑的椭圆形黑石块，涂上水彩，看上去像分成了上下两半，并装在裤兜里好久，最后，我把他放进了铅笔盒。那是他的石头。这一切都非常机密。我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上的阁楼禁地（因为楼板已经被虫子啃食朽坏），相当满意地把他藏在屋檐下的一根大梁上，谁也别想看见！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和摧毁这一秘密，我十分放心，由于内心矛盾所受的折磨烟消云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感情受了伤害，每当父亲大发雷霆，或者母亲病弱不起使我感到压抑，总之，每当遭遇这些艰难时刻，我总能想起那个平躺着、小心翼翼包裹着的小人，想起他光滑的、染得非常漂亮的石块。我时不时地——每隔几个星期——躲开人们的视线，偷偷溜上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块。每次我还要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秘密语言。加一个小纸卷的行为总是有某种庄严仪式的意味，遗憾的是，我想不起我要对小人说什么了。我只知道，我的这些“信件”成了小人的一个图书馆，我猜想，这些信件可能包含着令我特别高兴的话。

对于这些行为的意义，或者究竟该怎样解释它们，我从不担心。我满足于有一种刚得到不久的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某种别人不知道因而无法获得的东西。这是一种永远不能背叛，神圣的秘密，因为我的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它。为什么如此，我没有问过自己。事情就是这样。

心中藏有秘密对我性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同样，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那个关于生殖器的梦，基督教信徒也属于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神秘王国。小木人和他的石块是我的首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潜意识的、幼稚的，但我却希望赋予这个秘密以形态。我总是沉溺其中，总觉得应该探寻它的意义，但我却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些什么——也许在大自然中——它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使我弄清那秘密在哪里，是什么。在那时，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兴趣增加了。我总是不断地寻找某些神秘的东西。我的意识告诉我，自己有了某种基督教的意识，虽然总是相当保守：“事情根本不那么确定！”或者，“地下的那个东西又是怎么回事？”当人们把宗教教义灌输给我时，便对我说：“是的，这是美好的，善良的。”但我却告诫自己：“没错，可还有些别的什么，还有一些非常秘密的，人们不懂得的东西。”

雕刻木头小人的逸事是我童年的高潮，也是它的终结。这事大约在我心中徘徊了一年。后来就彻底忘记了，直到三十五岁才想起，儿时记忆的片段才从迷雾中重新浮现出来，显得既质朴又清晰。当时我正沉浸于我的《潜意识心理学》一书的初期研究中，我研读了阿尔勒斯海姆附近窖藏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护身符，我突然发现，我心中有了这样一个真切的石头形象，虽然我并没有看见过它的复制品，它是椭圆形的、微黑的、涂成上下两半，而铅笔盒和小人的形象正好加入了这一形象。小人是古时候披着小斗篷的神，如同站在艾斯库累普纪念碑上的泰勒斯弗罗斯给他读卷轴上的文字。随着这一回忆，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古代的心理因素在没有任何直接传承的情况下会进入个人的心灵。很久以后，查阅过父亲的图书室，发现里面没有一本书会传递此类信息。此外，父亲确定，对此也一无所知。

1920年我在英国时，用木头雕刻了两尊与儿时小人儿类似的人像，却不再记得那时的经验。后来又用石头按照其中的一个刻了较大比例的复制品，目前放置在奎斯纳克特我的花园里。只有在我雕刻这一作品时，潜意识才为我提供了一个名字。它把这一形象称作阿特马维克图，意为“生命的呼吸”。这是我儿时梦境中那可怕的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看来那可怕的树正是“生命的呼吸”，是具有创造力的脉冲。最终，那小人成了一个卡比尔，包裹在小礼服里，藏在西斯塔中，由椭圆形的黑石给他提供生命力。但是这些联系都是后来才明白的。当我是个孩子时，我自己参加一些祭祀仪式的活动，就像非洲居民现在所做的那样。他们采取行动，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许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

第二章　中学时代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十一岁那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此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大学预科。这样，我就远离了那些乡村的伙伴，真正进入了“大世界”。那里有许多有权力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力远比我父亲大得多，他们住在高大宽敞的宅院里，乘坐昂贵豪华的马车，讲一口文雅的德语和法语。他们的子弟，衣着讲究，彬彬有礼，口袋里塞满零钱。这些公子哥儿现在成了我的同学。当我听到他们谈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时，心头交织着极大的惊异和隐秘可怖的妒忌。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大海，后者简直叫我目瞪口呆。我凝视着他们，好像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无法企及的、白雪皑皑的、光辉灿烂的山峰，来自那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家有多么穷！我的父亲不过是个穷困潦倒的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赤贫的儿子，穿着破了洞的鞋子，在学校要一坐六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关爱与忧虑。特别是对父亲，我十分同情，奇怪的是，对母亲的同情就不那么多。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坚强。可一旦父亲情绪失控，朝她发火，我总是站在她那边。这种必须明确立场的行为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超脱出来，我不得不扮演一个超级仲裁人的角色，犹豫不决地判断父母的是非。这使我产生了某种自我膨胀的情绪；我那不稳定的自信开始忽而膨胀，忽而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既激动又高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他对我说。而我却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更加频繁了，可我根本没有当回事，在我看来，她卧床不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父亲把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叫人失望至极的小生命：一张嫩红的、满是皱纹的脸，活像一个老头，眼睛闭着，就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根根长长的红毛，它难道想长成猴子？我当时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难道刚生下的孩子就长这个样子？他们嘟嘟囔囔地谈论着鹳，据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不过小狗和小猫们的幼崽儿又怎么样呢？在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啊？那么母牛呢？我无法想象鹳鸟能设法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不仅如此，农夫们还说母牛产崽，而并非由鹳鸟叼来牛犊。显然，这个故事是强加在我身上的又一个谎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一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使我产生了一种模糊的不信任感，这使我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变得敏锐了。母亲随后作出的一些古怪反应证实了我的怀疑，说明有种令人遗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这件事就不会太令我烦恼了，虽说它很可能对强化我十二岁时的一段经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那就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老是追在屁股后面喊出各种各样的好建议。在这些场合，我不仅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而且还感觉到我在公共场所庄严的目的和高贵的形象，因而让人们听见妈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当我出自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感却又这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实在是不公平。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去赴约的路上我觉得很了不起，很高贵，就像我在周末穿上节假日才能穿的衣服一样。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急剧变化了，然后那家人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他们，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恨不得钻进深深的地缝里。我按门铃时就是这种感觉。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丧钟一般。我像一只丧家犬般胆小、怯懦。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准备，反而弄巧成拙。然后铃声就将在我耳畔响着：“我的鞋也肮脏，手也肮脏，我没有带手帕，脖子黑乎乎的。”出于一种反抗，我偏不传达父母的问候，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变得太糟，我就会想到藏在顶楼上的秘密宝藏，然后我就会再次平静下来。在我处于孤独绝望的境地时，我记起我是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秘密、黑石块和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曾想到过，在主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基督会信徒——那些穿斗篷戴高帽站在坟墓边的人、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梦到一个阴茎形象的神是我的第一大秘密，矮人则是第二大秘密。然而，我并不认为我隐约感觉到，那块“灵魂之石”和也是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存有什么关系。

直到今天，在我八十三岁写下回忆录之时，也从未解开那缠绕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发的芽，就像一个个在潜意识发展道路上的车站。虽说我愈来愈不可能对主耶稣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却记得，从我十一岁时起，就对有关上帝的观念开始感兴趣了。我喜欢向上帝祷告，这多多少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祷告。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不穿黑袍，不像画上的主耶稣，穿着靓丽的华服，人们对他的举止习以为常。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听说，人们不可能对他形成任何正确的概念。虽然他像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老人，但令我极其满意的是，有一种戒律规定，“你不会把自己雕刻成任何塑像或使自己与任何事相似”。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主耶稣那样熟悉，耶稣绝非“秘密”。与我的阁楼秘密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开始使我深受启发。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它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比我宁愿描绘战争场面和玩火的时间都要长。神学课真是枯燥得难以言喻，而我对数学课的感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应该把它当作天经地义之事，而我甚至不知道数字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它们不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事物，而只是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此你有可能听见它们讲话。说来奇怪，我的同学能够掌握它们，发现它们不言自明。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甚至不能将这个问题明确地表达出来。可怕的是，我发现谁也不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竭尽全力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奇特的运算，将可理解的量转化为声音。我终于领悟到，目的在于达到一种节略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产生兴趣。我以为那整个事完全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数字要由声音来表达？人们也可以用苹果树表示a，用盒子表示b，用问号表示x。a、b、c、x、y、z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一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虽然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截然不同，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每当出现一个等式的问题，那么就说a＝a，b＝b……好了。这一点我能够接受，而a＝b在我看来却完全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或者骗局。当老师亲口说出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时，我又暴怒起来。在我看来，与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好到哪去，而且我既不能与它有关也不愿与它有关。我智力上的道德与这些反复无常的自相矛盾斗争着，这些自相矛盾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如果像我的同学那样，我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已经无穷无尽地愚弄了我——我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意识到，自己被愚弄到什么程度。我的一生中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正常进行运算，可不知为何我永远也不能设法在数学中辨清方位。最令我不解的，则是自己在道义方面对数学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随着数学课的学习，通过抄写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能够多多少少有些进展。我再也不能够通过替换数字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不时说道，“在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公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这些字母，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整个运算过程带到他觉得满意的结论。我的不理解令我胆怯，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和折磨。我发现其他的课程比较容易，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所以能长期把数学课蒙混下来，还总是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广袤世界产生的渺小感，不仅使我生成了一种厌恶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无言的绝望，这完全替我把学校毁掉了。此外，我还以丧失能力为由，免修了绘画课。这从某些方面来说，正合我意，因为它给予我更多的自由时间；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还有点绘画的天赋，尽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就本质而言，那完全是良好的自我感觉。我只能够画激发起我想象力的东西，但我却被迫临摹瞎着眼睛的希腊众神复制品，而当临摹不好的时候，老师显然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于是把一张画有山羊头的图片放在我的面前。这个作业我完全失败了，我的绘画课就这样结束了。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还有第三个失败：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体操。我无法忍受让别人告诉我怎样做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知识，而不是去练习毫无用处和意义的杂技。不仅如此，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那胆怯直到很久以后才克服掉。这种胆怯反过来，又与对世界及其潜力的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丽又令人满意的，但它也充满着模糊而难以揣测的危险。因此从一开始我总是想知道，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什么东西，托付给谁。难道这可能与我母亲有关，因为她曾抛弃过我几个月？正如我将在下文叙述的，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医生禁止我练体操，这实在令我满意。我摆脱掉那个负担——咽下了又一个失败。

由此获得的时间并没有完全用于玩耍。它使我更自由地沉溺于我已产生的那种绝对的渴望，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翻阅手中的每一件印刷品。

对我来说，十二岁那年的确是决定命运的一年。1887年初夏的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着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时间是十二点，早上的课已经结束了。突然另外一个男孩猛地推了我一下，将我击倒。我倒了下来，头重重地撞在路缘石上，几乎失去了知觉。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感觉到撞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从脑中闪过：“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我仅仅是半失去知觉，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必要躺在那里，不过我还是一动没动，主要是为了报复袭击我的人。然后有人把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阿姨。

从那时起，每当我不得不返回学校，或者父母强迫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有六个多月没有上学，对我来说那是种郊游。我无忧无虑，能够做几小时的梦，到林中嬉戏、在水边玩耍或者画画，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又开始画有关战斗的图画，或者战争的惨烈场面，古老的城堡遭到攻击和焚烧，或者一页页地画着漫画。直到今天，在入睡之前类似的漫画有时还曾浮现脑海，龇牙咧嘴的面具不断地移动、变幻，它们当中有一些不久之后就死去的熟人的面孔。

总而言之，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神秘的世界之中。那个王国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父亲的图书室。但我离真实的世界却越来越远，一直隐隐约约有着阵阵心灵的剧痛。我游荡，收藏，阅读，玩耍，消磨时光，但这并没有使我更快活，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我从自我中逃离了。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但我同情父母的担忧。他们找了许多医生来治疗，医生们挠挠头，打发我和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它可成了我无尽欢乐的来源，但返回家后，一切又与往常一样。有个医生认为我得了癫痫，我知道癫痫病发作是怎么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无稽之谈。父母更加忧虑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望父亲，他们坐在花园里，而我则躲在灌木丛后，因为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把我缠住了。我听见客人对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答道，“医生怎么也搞不清他得的是什么病。他们认为可能是癫痫。他要是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那仅有家当已经丧失殆尽了，要是这孩子不能自力更生，那可怎么是好？”

我像遭雷劈了一般。这是与现实的冲突。“不行，我必须用功了！”我突然想道。

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个严肃的孩子。我爬到一边，来到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语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死记硬背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掉下去了，可是过了几分钟，感觉好了一些，又继续用功。“该死，我不能晕。”我对自己说道，要坚持下去。这一次大概过了十五分钟才又发作。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真的用功。”我坚持了下去，一小时过后，第三次发作又来了，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又学了一小时，直到我觉得已战胜了它。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比以前几个月都要好，而且事实上我再也没发作过。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语法和其他教科书上的知识。几个星期以后我返回了学校，病从此不发作了，就连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鬼把戏结束了，我把它们战胜了！就在这时，我明白了，什么是神经衰弱症。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丢人的局面是我本人一手安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真正埋怨过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我知道，可以说他受了我的教唆，整个事件是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损坏了自己的形象，并愚弄了自己。这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怜悯的口吻同我讲话。

这种神经衰弱症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却是个可耻的秘密，是个失败。然而，它却在我身上诱发出一种刻意的拘泥和一种非同寻常的勤奋。这些日子成了我尽职尽责的开端，那种尽职尽责并不是为了做做样子，以便有所成就，而是为了自己能够真正成才。我每天按时五点钟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致使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热情喜爱。在我看来，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浸入自然的奇迹之中。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不可思议。我浸入自然之中，好像爬入自然每一根神经中，脱离开整个人类世界。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从居所克莱恩·惠宁根附近的大路出发，前往巴塞尔上学，霎时间我产生了一种势不可当的印象，觉得自己刚从浓浓的云雾中探出头来。我立即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有一面雾墙在我的身后，而在那面墙后还没有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遇见了我自己。以前我也存在过，但只是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而现在则是我发生在我身上了。现在我知道，我是我自己，我正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意志。在我看来，这个经历无比重要、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奇怪的是，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神经衰弱症隐隐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阁楼宝藏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在那时，我就很可能意识到，我的权威感与激发我价值感的宝藏之间，有着某种类似的地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全都消失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应邀去往朋友家度假，他们在卢塞恩湖边有一栋房子。令我欣喜的是，那房子就在湖畔，还有一个船屋和一只划艇。主人允许我和他儿子使用这艘船，不过严厉警告我们不可鲁莽行事。令主人失望的是，我还真的知道怎样驾驶威德令船（长平底船一类的船）——也就是说站着划。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艘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的尾座上，用一个桨划入湖中。对焦虑的房主人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吹口哨让我们回来，然后给我一顿臭骂。我完全垂头丧气，但又不得不承认，我所做的恰恰是他不让做的，承认教训得完全有理。同时我又勃然大怒，这个肥胖、无知的乡巴佬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重要，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有地位有尊严的人，是一位老人，是一个受到尊重和敬畏的对象。然而与现实的对照是那样古怪，以至于在盛怒之中我突然有些踟蹰，因为有个问题来到唇边：“不管怎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好像在说，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是个学生，而他却是位父亲，一个有钱有权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和几匹骏马。”

这时，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我想到我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其中一种人是个学生，他学不会代数，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另一种人则身世显赫、位高权重，就像这个制造商一样有势力、有影响。这“另一种人”是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他穿着系扣的鞋，戴着白假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马车，那个盒子就是用弹簧和皮带悬在两个后轮之间。

这个念头源于我以前有过的一个奇特体验。当我们住在克莱恩·惠宁根时，有一天一辆绿色古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看上去完全就像是直接从18世纪驾来的。我见到它时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是它！就是它，它来自我的时代。”就好像我把它认出来一般，因为它与我在自我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个型号。然后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厌恶感，好像有人偷了我的东西，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欺骗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往昔的一件文物！我无法描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东西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一种渴望，一种怀旧，或者是一种承认，不停地说道：“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有一个又回到18世纪的体验。在我的一个姨妈家里，我曾见到一个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件古老的赤土陶器，由两个彩色人物构成。其中一位是老斯图克伯格医生，他是18世纪末巴塞尔市的一位名人。另一个则是他的一个病人：她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据说有一天老斯图克伯格正在过莱茵桥，这时这位令人讨厌的病人突然间从不知哪儿出现在他的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图克伯格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你一定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眼睛。”女人照做，斯图克伯格趁机立即跑开，而她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惹得人们大笑不止。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系扣的鞋，奇怪的是我把那鞋当成我自己的了。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哎呀，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能够感到这鞋是穿在我脚上，但却说不出这疯狂的感觉从何而来。我无法理解那种与18世纪完全一样的感觉。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一种莫名的怀旧向我涌来。

因船上的恶作剧受到应有的惩罚之后，我开始思索这些互不相连的印象，它们结合成一幅连贯的画面：我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类不同的人。我觉得困惑，充溢着沉重的反思，最后我失望地意识到，不管怎样，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小学生，他该受到惩罚，他的行为应该和他的年龄相符才对。那另外一类人一定纯属胡扯，我觉得他多少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与我祖父的许多故事有关。然而这也不全对，因为他生于1795年因而生活在19世纪；另外，我出生前很久他就已死去了。有可能我与他是同一的。应该说，这些思考大多以模糊的闪念及梦幻的形式出现。我再也记不清当时是否知道，自己像传说中的那样，是歌德的亲戚。我想我并不知道，因为我是从一个陌生人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应该补充一句，有一种烦人的传言，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

同年一个美好的夏日，中午时分，我走出了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蔚蓝闪亮，多么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房顶金光熠熠，阳光在崭新夺目的瓷砖上迸发光彩。我被眼前的美景征服了，心想：“世界是美丽的，教堂是美丽的，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他坐在天堂，那遥远蓝天的一个金宝座上……”我的思想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洞，一种阻塞的感觉。我感到一阵麻木，只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有种可怕的东西即将来临，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犯下最骇人的罪孽。什么是最恐怖的罪呢？是谋杀吗？不，绝不可能。最恐怖的罪孽是违逆圣灵的旨意，是不可饶恕之罪。谁犯了这种罪谁就得永生永世下地狱。作为父母的心肝宝贝，他们的独生子，如果命中注定要受永生的咒诅，他们肯定会伤透了心。为了父母，我绝不能干这种事。我需要做的就是别再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学校回家的路很长，一路上我尝试着思考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但我发现自己的思绪总是三番五次回到我情有独钟的美丽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然后，我仿佛受了猛烈的电击似的，思绪再次飞到了别处。我不断地自言自语道：“别想它了，一定不要再想它了！”回到家时，我显得疲惫不堪。母亲看到我不太对劲，于是便问道：“怎么了？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能让她放心，也没撒谎，说在学校没出什么事。我心里确实想过，要是把心中翻江倒海的真正原因告诉母亲，也许能对我有帮助。但要是向母亲坦白，我就不得不做那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把所思所想全都吐露出来。我这位可怜的亲人完全不起疑心，也不可能知道我已经陷入可怕的危险之中，犯了不可宽恕的罪，纵身跌落地狱。我放弃了坦露此事的念头，并设法把自己的行踪隐藏得更深。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个禁忌的思想一次又一次试图冲出我的脑海，虽然我对它还一知半解，而我则是拼尽全力阻挡它。后来的两天简直就是一场折磨，于是母亲认为，我一定是病了。但我还是抵抗住了想坦露心扉的诱惑，因为我想，这会令母亲伤心欲绝。

然而，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变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着没多久，就又醒了过来，于是便又忙着去想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一直想了下去！我感到自己的反抗越来越弱了。我害怕得直冒汗，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赶走全部睡意。“这事儿要发生了，这可是件严肃的事啊！我一定得好好想想，一定得事先想个答案出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得的事呢？说实在的，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是肯定的。但是谁要我去想呢？是谁想强迫我去想自己既搞不懂又不想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从何而来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那时我正想赞美这个美丽世界的造物主，感谢他赐予了我不可估量的天赋，因此，我为什么非得去想那些难以想象的恶毒之事呢？我不懂得这恶毒之事是什么，我确实不懂，因为我不能也绝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靠近，因为要冒着即刻去想它的风险。我没有干这件事或者想干这件事，它却像噩梦一样临到了我的头上。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虽然没有去干，但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呢？总之，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按照上帝造物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是说，我是按照父母的样子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善良的父母绝不可能有过任何那样的想法。这样恶毒的想法是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我发觉这一想法极为荒唐。然后，我便想到了我的祖父祖母，我只是通过他们的画像才认识他们。他们显得仁慈又庄严，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不认识的祖先都想了一遍，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决定性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祖先，他们没有父母，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有意使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他们无法选择，只能跟上帝创造的形象一模一样。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如何与众人不同。他们是上帝创造的完美杰作，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可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干了上帝不愿让他们干的事。这怎么可能呢？要是上帝并不打算让他们做那件事，他们也本不该干那件事。当然，他们是受了蛇的引诱，而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俩之前便造好了的，显然是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已安排好了一切，为的就是让人类的祖先犯罪。因此，他们犯罪，是上帝的本意。

这一想法立刻使我从最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将我置于这种状态之中。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要我犯原罪。我不再想通过祷告而获得启示的事了，因为上帝不管我是否乐意就把我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我确实认为，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可是此时此刻，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上帝想要的是什么？是行动，还是不行动呢？我必须找出上帝到底让我干什么，而且必须马上找出来。”当然喽，我知道，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我一直在干的事，不过我知道，我可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我晚上辗转反侧，精神颓废，不这样想就会把自己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与此同时，在理解上帝的意志和意图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我现在确信，是他提出了这个极致的问题。十分奇怪的是，我一刻也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正在捉弄我呢。那时候，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与上帝相比，他都是无能为力的。但自打我从迷雾中出现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上帝的统一性、他的伟大与超人的威严便在我的想象中回荡。从此之后，我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正为我安排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而一切都取决于我对他的正确理解。毫无疑问，我清楚，自己最终将被迫崩溃，被迫让步，但我不希望在我还不明白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因为我永生的灵魂能否获得拯救，全押在这上面了。

“上帝知道，我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马上就要犯那不可饶恕的原罪了，可他就是不来帮我。他全知全能，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这种煎熬，可他显然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强迫我做违背个人道德判断和宗教教义的事，甚至让我做违背他戒律的事，上帝这样做，是不是在考验我对他的忠诚？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一件我奋力抵抗的事，因为我害怕永生的咒诅。上帝是不是希望，即便我的信念和理性使死亡和地狱的幽灵出现在我面前时，看看我是否还能遵从他的旨意呢？这真的很可能就是答案！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对于这种事情我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我一定得再从头到尾把它细想一下。”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得到的结论却是相同的。“很显然，上帝也要求我拿出勇气来。”“如果是这样，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恩典和启示都赐给我。”

我鼓起全身的勇气，好像准备去地狱赴汤蹈火似的，于是便让这想法冒了出来。我的眼前出现了那座大教堂和那蔚蓝的天空。上帝坐在他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而从那宝座的下面，一块巨大无比的粪块掉了下来，落到了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把它击得粉碎，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个粉碎。

啊，原来如此！我体验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感觉如此强烈，难以形容。落到我头上的不是预料中的诅咒，而是恩典，随恩典而来的，则是从未体味、难以言喻的极乐感。我流下了幸福和感激的泪水。我既然已经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命令，上帝的智慧和仁爱便显现在我面前。我仿佛体验到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以前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现在变得清楚了。这就是我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道：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完美的理由，出于最深的信念反对它。因此，他从未体验过恩典的奇迹，这恩典能够治愈一切，使万物易于理解。他一直把《圣经》的“十诫”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遵照《圣经》的指示和先人的传教来信仰。可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自由的、万能的、活灵活现的上帝，他召唤人们分享他的自由，并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坚信，毫无保留地遵从上帝的命令。在他考验人的勇气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无论它们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产生真正邪恶的结果。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放心去走正确的道路。

上帝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创造亚当和夏娃的，迫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不愿去想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亚当夏娃是否顺服。而他同样也可以要我干某种事情，使我不得不因着传统的宗教教义而拒绝。正是顺服，才使我获得了恩典，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便知道上帝的恩典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必须完全献身上帝，除了执行他的意志之外，别的事都是次要的。不然的话，一切事情均是愚蠢而毫无意义的。从那时起，每当我体验到了恩典，我才真正地开始负起责任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想法。但随后，我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上帝可以变成可怕的东西。我发现了一种阴暗而恐怖的秘密。这一秘密笼罩着我的一生，使我变得郁郁寡欢。

这一体验也产生了使我更感自卑的影响。我觉得，我是个魔鬼，或者是头蠢猪，我极为堕落。但是随后，我便又开始翻阅《圣经·新约》，以某种满意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堕落的人是上帝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却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我的自卑感越强，上帝的恩典在我看来就越发不可理解。总之，我从来不曾自信过。母亲有一次对我说，“你向来是个好孩子。”可我就是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好孩子？这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卑微的人。

有了对上帝和大教堂的那种体验，我终于获得了某些有形的东西，它成为我巨大秘密的一部分——就像我一直在说天上掉石子，而有一块正落入我的口袋那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令人感到可耻的体验。我落进了某种不好的、邪恶的、阴险的东西手里，但同时，这却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不是讲这种体验，只是想暗示说，我身上有某些不为人知的、古怪的东西。我很想弄清楚，是否别的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丝毫的痕迹。结果，我便感到，我既是不得恩宠的，又是上帝的选民；既受到咒诅，又受到祝福。

我绝对不会公开提到自己的体验，提到我梦见的地下神庙里的男性生殖器，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事实上，直到我六十五岁之时，我才说到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我可能跟我妻子谈到过一些别的体验，但也只是晚年的时候。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是我从小便就继承了的。我也绝不会跟朋友们谈起。

依据这个秘密，便可理解我整个的青春期。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想要和别人探讨它的诱惑。这样，我与世界的关系格局便已经预先设定好了：今天仍跟以往那样，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我懂得一些事情，还必须暗示别人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

我母亲家那边有六个牧师，在我父亲这边，不仅我父亲是牧师，两个叔父也是。这样，我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和布道演说。每当我听着他们谈论时，我便有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内心的那秘密怎么样呢？这个秘密也是恩赐的秘密。你们之中对此毫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想要逼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憎恶的事，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赐。”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全都偏离主题。我想道：“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一定得有某个人，对此多少了解一点；在某处一定会有真理。”我在父亲的图书室里到处翻找，只要一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起来。我聚精会神读呀，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总是在想：“他们也不懂。”我甚至还在我父亲的《路德派圣经》里查找。可不幸的是，对约伯所作的传统“教诲式”解说却使我对此书失去了兴趣。但在它里面我还是找到了慰藉，特别是在《约伯记》第九章第30节和第31节中写道：“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

后来，母亲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显得非常沮丧。事情其实并非如此，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我坐在石头上，内心是出奇的安慰与平静。它总是能使我从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立刻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几千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像火焰一样，很快地亮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对父亲所说的一切产生了种种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布道称颂上帝的恩惠，便总是想到自己的体验。他所讲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来的故事，自己都不怎么相信。我很想帮他的忙，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此外，我很怕羞，不敢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急务。我觉得自己一方面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又害怕行使第二人格启发我的这种权利。

后来，当我长到十八岁时，我与父亲进行过许多讨论，总是偷偷地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恩赐的奇迹，从而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种种痛苦。我深信，要是他充满了上帝的意志，一切便会变得特别好。但我们的讨论总是不欢而散。这些讨论刺激了他，伤了他的心。“唉，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地说道，“你总是要去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要去信。”虽然我想：“不对，一个人必须体验了才能获知。”但嘴里却说：“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于是，他便会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

我开始广泛交友，对象大都是样子腼腆、出身淳朴的男孩。我的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在过后的几年间，我的成绩甚至在班里名列榜首。然而，我观察到，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妒忌我并抓住每一次机会，想方设法赶上我。这使我感到很不高兴。我讨厌一切竞争，要是有人玩起太具竞争性的游戏，我便拒绝参加。此后，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全班第二，并发现这使人愉快得多。学校的功课变得异常讨厌，因为我不想通过竞争使它变得困难。有寥寥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特殊的信赖，这些人我至今感激不尽。我怀着极大的愉快回想起的一位老师是拉丁语教师。他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碰巧，我六岁就学了拉丁文，是我父亲给我上的课。于是，这老师便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而是经常让我上大学图书馆帮他借书，于是我便满心欢喜地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并尽可能地拖延回去的时间。

大多数老师认为我既愚蠢又狡猾。学校一有什么事出了差错，我便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要是什么地方吵起架来，他们便认定我是挑动者。但实际上，我只有一次卷入吵架中去，而正是在那一次，我才发现一些同学对我有敌意。其中有七个埋伏起来对我发起突然袭击。那时候我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我那时已经十五岁——而且很容易火冒三丈。我突然怒得面红耳赤，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两只胳膊，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余几个踢倒在地。老师们查清了此事，但我只是隐约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从那时候起，我便无人理睬了，也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遭到不公的指责实在出乎我意料，但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并不难理解。我受到指责的每一件事都刺激了我，不过我却无法否认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对自己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这少有的了解又是如此矛盾重重；扪心自问，我无法否认任何指责。其实，我良心上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由于这种原因，我对别人的指责就特别敏感，因为所有这些指责都或多或少地戳到了我的痛处。尽管我并没有像他们指责的那样干了一些错事，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有可能会干这种事。我甚至还开列了一张表，上面写了各种托词，以防万一别人指责我做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干了什么错事，我反而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候，我至少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心有愧。

很自然地，我会通过外在的稳重来补偿内心的不安——或更好地来说就是，不用我的意志去干涉，缺陷便自行弥补。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有罪过，但同时却又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私底下，我深深地知道自己向来是个拥有双重人格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他上学读书，不太聪明，专心致志，学习刻苦，比许多别的男孩穿得整齐干净。而另一个则是个大人——实际上是个老人——多疑，多虑，远离人世，但却接近大自然，接近地球、太阳、月亮、天气、一切生物，但归根结底接近夜晚，接近睡梦，接近“上帝”直接作用于其身上的各种事情。这里，我把“上帝”加了双引号。因为就像我一样，大自然虽然是上帝创造，并用来表达他自己的，却被当作非神圣的东西搁到一边了。谁也说服不了我，说“依上帝形象”只创造了人。实际上，在我看来，高山河湖、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远比人更能体现上帝的本质，人们穿着滑稽可笑的衣服，心怀卑鄙、爱慕虚荣、假话连篇、自私自利、可恨至极——所有这些特质从我自己，从我的第一人格，从1890年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除了他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王国，它就像一个神殿，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得以改造并深受感动，因为它们看到了整个宇宙的景象。因而只能惊叹、称赞，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在这里居住的是“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秘密，一个隐了身的、具有人格，但同时又超乎人格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人与上帝分隔，的确，这就仿佛人的心灵同上帝一起向下瞧着天地万物似的。

我在这里一句一句地展开的，是我那时在任何某一方面都从未意识到的某种东西，但我却以一种强烈的预感和感情感知到了它。在这种时候，我知道我配得上我自己，我就是真正的自我。只要我独自一人，我便会慢慢进入这种状态。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

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贯穿了我的一生，但却与“分裂的人格”或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相反，在每个个体身上是不起作用的。在我的一生中，第二种人格意义最为重大，而我总是尽力为一切东西腾出地方，只要它们想要进入我的内心。他是一个典型性的人物，但只有极少的人才能察觉。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理解力不足以认识到他也是他们那样的人的。

逐渐地，教堂变成了一个折磨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敢大声——我不禁要说，是无耻地——传播有关上帝意旨和行为的道义。在那里，人们受到劝诫说，他们应有那些感情并相信这样一种秘密：我知道，这种秘密就是最深奥的、在内心最深处的一种肯定，是一个字都不能泄露的肯定。最后我只能得出结论，显然，没有人会懂得这一秘密，连牧师也一样，因为反过来说，没有人敢在公众面前泄露上帝的神秘，敢用陈腐善感的语言亵渎这些无法言传的感情。此外，我确信，以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从自己的经验中，我知道这种恩惠只赐予毫无保留地完成上帝意志的人。这一点也是从讲道坛上得来的，但是人们总是假设，启示能使上帝的道理浅显易懂。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却成了最晦涩难懂的事情。对我来说，每天探求上帝的意志成了一个人的责任。我没有这样做，不过我敢肯定，如果有一个迫切的理由呈现在我面前，我便会去做。第一人格占用去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它经常使我觉得，宗教戒律正在替代上帝的意志——这实在令人意外和惊恐——其唯一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没必要再去理解上帝的意志了。我变得越来越多疑，而我父亲的布道词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使我非常难堪。我周围的人们似乎认为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是理所当然的，里面散发出的艰深晦涩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想都不想便囫囵吞下这些矛盾的说法，比如上帝是万能的，所以预见了整个人类史；再比如他确实创造了人类，但人类还是不得不犯罪，尽管上帝禁止他们犯罪，甚至要以地狱之火永世咒诅他们。

好长一段时间，魔鬼在我的思考中没有起过什么作用，这一点真是奇怪。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一条用铁链拴起来的凶狠看门狗，属于一个强有力的人。除了上帝，没人对世界负有任何责任，而且我很清楚，上帝会很可怕。每当我听到父亲在其富有感情的布道词中提到“仁慈的”上帝，赞扬上帝对人的大爱，并劝导人们以爱回报时，我的怀疑和不安便增强起来。“他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我真是怀疑，“他会把我，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献祭上帝吗，或者把我送交一个不公正的法庭，像耶稣那样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做不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执行不了上帝的旨意。这种意志，正如《圣经》本身所示，是极为可怕的。”我很清楚，当人们受到劝诫，要他们首先服从上帝而不是人时，这种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没经思考就说出口罢了。很显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便会对这一关键的问题心生敬畏，好像只是单纯害怕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能够把他可怕的权威强加在孤立无援的人身上，就像他已经强加在我身上一样。那些假装知道上帝旨意的人，又怎能预见上帝驱使我做的事？在《圣经·新约》里，没有任何类似的事。《圣经·旧约》，特别是《约伯记》，本可能使我大开眼界，但可惜那时候我对它不够熟悉。在接受坚信礼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任何类似的教导。当然，提到过对上帝的敬畏，但都已经过时了，是“犹太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被基督福音（上帝的大爱和仁慈）所取代了。

我年幼时种种体验的象征意义及那种形象的狂暴使我极为沮丧。我自问道：“谁是那样说话的呢？是谁这样厚颜无耻，在神龛里赤裸裸地展示阳具？是谁让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可恶的方式摧毁了教堂？”最后，我自问道，这难道是魔鬼的勾当。一定是上帝或魔鬼才会这样说、这样干。对此我深信不疑。我非常肯定，发明这种思想和形象的人绝不是我。

这些，便是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体验。就在那时，它令我恍然大悟：我必须负起责任，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碰到了一个问题，而且必须亲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我。我知道，我必须从自己的内心最深处找到这个答案：在上帝面前只有我一人，而上帝独自问了我这些可怕的事情。

从一开始，我便感到是命中注定，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予我的，让我必须接受的。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虽然我从来无法向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不曾拥有这种肯定性，但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奉命去做上帝想让我做的事，而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我往往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不再像众人一样，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而当我处身“彼处”，不再是孤独一人时，我便处身于时间之外了，我属于好几个世纪，而给我答案的他便是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义深远的体验，一方面是流血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至高无上的狂喜。

自然，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大概除我母亲之外，我不知道还能与谁进行交流。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去思考的。但我很快意识到，在交谈中，她不是我的对手。大体上，她对我的态度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却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便把这些思想独自放到了自己的心里。总的说来，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我独自一人玩耍，做白日梦或独自在林中漫步，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秘密世界。

对我来说，我母亲是个贤良淑德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动物性的温暖，做得一手好菜，热爱交友，性格开朗。她个子长得很高大壮实，是个忠实的听众。她也喜欢说话，话匣子一打开，话便像泉水一样快活地流淌。她的文艺天赋横溢，品位高雅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适当发挥，而一直深藏于一个善良、臃肿老妇人的外表之内。她极为热情好客并十分幽默风趣。她保有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传统观念，但在潜意识当中，她的个性有时会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个性出人意料地有力：一个城府颇深、面露威严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从不瞻前顾后。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不抱恶意并富有人性，另一种则是神秘怪异。这另一种人格只是时不时地出现，但每次出现都令人意外和惊悚。那时，她会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起话来，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我的，并经常击中要害，于是我便吃惊一声不吭。

还记得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我六岁左右。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十分富有。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男孩与我年纪相仿，他还有两个妹妹。他们是城市人，衣着打扮的方式往往使我觉得古怪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脚蹬专利皮鞋，衣服上有白色褶边，手戴白手套。甚至在周日时，这几个小孩也涂脂抹粉，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们喜欢摆架子，恨不得赶紧跟我这个穿着褶皱裤子，踩着破洞旧鞋，双手脏兮兮的粗鲁倔强的男孩子划清界限。母亲不但拿我同他们相比还严厉地训斥我，这惹恼了我：“你看看人家那些漂亮的孩子，既有教养，又懂礼貌。看看自己的行为，就像一个小傻瓜。”这种训斥羞辱了我，于是我决定给那个男孩一顿痛打。我确实打了他。他母亲气坏了，便急忙跑到我家，对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而母亲却吓得够呛，教训了我一顿，而且声泪俱下，说话时间之长，感情之激动都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我却为自己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在我看来，我或多或少为村子里这个陌生人不协调的存在作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深深敬畏，于是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旧竖式钢琴后面的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砖头瓦块来。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靠窗的座位上打起毛衣。然后我便听到自言自语地嘟囔起来，从偶尔听到的几句话里，我猜想她是在思考这个事件，只不过现在却是另一种观点了。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当然了，一个人绝不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几个“沐猴而冠”的人。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养了好些狗，总是张口不离养狗、杂种狗、纯种狗及狗崽子之类的话。我意识到，母亲也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是劣种的狗崽，这使我长舒一口气。因此，对她给我的训斥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甚至在那种年纪，我也知道必须完全保持冷静而不应得意扬扬地表露出来：“您知道，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她会愤慨地驳斥这种观点：“你这个招人厌的孩子啊，你怎么敢假装知道有关你母亲的这种事呢！”从这件事里，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现在不记得了。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益加剧的时候，另一件事出现了，它显示了我母亲具有两重性。一天，我们围桌而坐时，话题转到了某些赞美诗单调沉闷的曲调，也提到了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我母亲喃喃道：“啊，您，我爱中之爱，您，咒诅的幸福。”就跟在过去一样，我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尽量小心谨慎，免得高兴得叫起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胜利了。

在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会经常做一些有关她的忧虑的梦。白天，她是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神秘可怕。然后，她便像那些预言家（预言家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一样，像一个熊穴里的女祭司。古香古色又残酷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所谓“自然精神”的代表。

我也有这种古体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是与我的天赋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并不总是令人愉快——把人和万物按其本性来加以看待的天赋。当我不想承认知道某些事情，而在心底我又非常清楚事情的原委时，我乐于受人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像一条狗——你可以欺骗我，但我最后总能闻出藏起来的东西。这种“洞察力”基于本能，或者说是基于与其他人进行的“神秘分享”。就好像在一种没人参与的感知行为中，有一只“隐蔽的眼睛”在观看。

这件事直到很晚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当时，有些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详述某个人的生活故事，但事实上，我却不认识他。这件事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我对新娘及其家人一无所知。在喜宴过程中，我坐在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中年绅士对面，有人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俩热切地谈起了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加以说明，其间再润饰以各种各样的细节。当我正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异样的表情，接着我们这桌子上的人全都沉默了。我感到十分窘迫，赶紧停了下来。谢天谢地，我们开始吃饭后甜点了，于是我连忙站起来走进了饭店的休息室。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点起一支雪茄烟，尽力把刚才的情景从头到尾回想了一遍。这时候，跟我同桌吃饭的另一个客人走了过来，一脸责备地问道：“您怎会犯了如此可怕轻率的过失呢？”“轻率？”“对啊，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但那个故事全是我编造的啊！”

使我感到惊愕和恐怖的是，我讲的故事恰恰发生在坐在我对面那人的身上，准确得连所有细节都丝毫不差。就在此刻，我还发现，现在我连这个故事的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回想不起来。在《自我审查》这本书里，佐克描述了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馆里，他竟能够揭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他是个贼，因为在他内心里的眼睛，看到了整个偷窃的过程。

在我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突然知道了一件确实毫不知情的事情。这种知识进入了我的脑海，仿佛它就是我自己的观点。我母亲也经历过这种情形。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它就像掌握着绝对权威的一个声音，所说的恰好与情境相符。

我母亲常常认为，我的智力远远超出了我的年纪，于是她便像对待大人那样跟我说话。很显然，所有她不愿意跟我父亲说的事，都会跟我说，因为她早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密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向我一一吐露。就在我大约十一岁时，她透露了与我父亲有关的事，使我感到相当震惊。我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决定，我必须向我父亲的某个朋友商量商量，我从别人口里听说过，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事先没跟母亲打招呼，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便进了城，到这个人家里拜访。给我开门的女仆说主人出门不在家。我既失望又沮丧，于是转身回了家。但正是出于上天的怜悯，他才没有在家。不久之后，我母亲又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给我描绘的却与之前截然不同，情境温和许多，于是整个事情便烟消云散了。这件事触及我的灵魂深处，我想：“你竟相信这件事，真是个蠢货，你愚蠢地信以为真，差点引发一场灾难。”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定把母亲说的话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她的信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不再向她吐露我内心深处的秘密了。

但后来，她的第二人格有时会钻出来，她在这种情形所说的一切便如此真实，真实到令我颤抖的地步。要是我母亲能就此不变，那我本可有个妙不可言的交谈者的。

对于我父亲，情形却很不同。我原本乐于把自己在宗教上面遇到的麻烦事摆到他的面前，来征求他的意见，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因为我觉得，我事前就知道了他会出于对本职的尊敬而不得不作出回答。我的这个假设是非常正确的，不久之后便得到了证明。我父亲亲自对我进行有关坚信礼的教导，这使我烦得要死。一天，我浏览着教义问答书，希望找到不太多愁善感，不太难理解，又不太无聊的内容，一些关于主耶稣的内容。我偶然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的那一段。里面有某些东西激发了我的兴趣：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问题迷住了我，因为它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我迫不及待地期盼触及这一问题的时刻。但当我们真正进行到那里时，父亲却对我说：“我们现在翻到三位一体了，不过我们跳过去算了，因为我自己对它真是一无所知。”我钦佩父亲的诚实，但另一方面，我却感到极其失望，于是便自言自语道：“问题就摆在那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并不打算仔细思考。那我又怎么能谈论我的秘密呢？”

我曾试探过几个善于思考的同学，结果无功而返。我非但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反而招致他们的麻木不仁，被他们疏远了。

尽管有些厌烦，尽管有些不解，我还是尽最大努力去相信——这种态度看来合我父亲的胃口——并为自己作好了圣餐仪式的准备，对此我还寄予了最终的希望。我觉得，这仅仅是一种纪念性聚餐，某种对我主耶稣的周年纪念活动而已。耶稣是在1890-30＝1860年前去世的。尽管这样，他却留下了某些暗示性的话，比如，“拿起来吃吧，这就是我的身体”。其意思就是说，我们吃圣餐面包时，就好像吃的是他的身体，而这说到底，原本是他的肉。同样，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原本是他的血。这对我来说再明显不过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把他嵌入自己的身体中。这在我看来实在荒谬得难以置信，于是我肯定地认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莫大的神秘感，而我会在圣餐仪式中领悟到这种神秘感。我父亲对圣餐的评价似乎极高。

像习惯的做法那样，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做了我的教父。这是一个友善而沉默寡言的老人，是个制造车轮的工匠，在他那个车轮铺里，我常常站着看他摆弄车床和手斧，展现高超的技艺。现在他来了，穿着大衣，戴着高帽，变得一脸庄严，他把我带到教堂，而我父亲穿着那件我非常熟悉的教袍，站在祭坛后面，念起《公祷文》的主祷词来。在铺着雪白餐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大盘子，里面放满了一小片一小片的面包。我看得出来，这面包是从我们那位面包师那里弄来的，他所烤制的各式面包一般都是淡而无味。酒从一个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里。我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口酒——我知道这酒是从哪个小酒馆里买的——然后便把杯子递给其中一个老人。所有这几个人都站得笔直，脸上神情严肃，但就我却感觉没什么意思。我焦急不安地继续看着，但都看不出也猜不透在这几个老人身上会出现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其气氛也像在教堂举行的其他仪式，如洗礼、葬仪等一样。这给我的印象是，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合乎传统意义正确的仪式。我父亲看来也只是主要关心，按照规定从头到尾地执行，而他着重强调和用词适宜的话也同样是规定的一部分。对于耶稣死去一千八百六十年一事却只字不提，而在所有其他纪念性宗教仪式中，耶稣去世的日期却是着重说明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伤心或快活的地方。与耶稣的纪念仪式，这何其重要的场合相比，我觉得这次圣餐从任何方面而言都是平淡乏味的，更无法与世俗的宴会相比。

突然间，该轮到我了。我吃了面包，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没什么味道。至于那酒，我只抿了一小口，味道又淡又酸，显然不是好酒。接着而来的是最后的祷告，仪式结束后人们便走出酒馆，没有消沉，也没有快活得红光满面，而是一脸“哦，就是这样”的神色。

我与父亲一起步行回家，心里深深意识到我正戴着一顶崭新的黑色毛毡帽，穿着一件黑色新礼服，这件衣服已经开始变成我的大衣了。这是种加长夹克，在臀部的地方分开成小小的两翼，中间是一个口袋的开口，我可以在口袋里塞一块手帕——这在我看来是成熟男子的姿态。我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而这意味着自己已被接纳进男人的社交圈了。那一天是星期天，晚餐的饭菜异常可口。我可以整天穿着这件新衣到处逛来逛去了。但在别的方面，我却感到空虚，不知道自己有何种感觉。

几天过后，我才渐渐发现，什么事也没发生。我已经到达宗教启蒙的顶点，本来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是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可能给我惊人的启示，比如说一场大火或是一束超脱尘世的大光；但这次仪式却丝毫不见上帝的踪影——对我来说至少如此。当然了，谈到过他是肯定的，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罢了。在其他人那里，我看不出有什么极大的绝望、难以抑制的兴高采烈以及倾泻的天恩，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上帝本质的构成部分。我体察不到“内心交流”“统一”“与……融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呢？与耶稣吗？但他只不过是个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啊。为什么一个人要与他结合成一体呢？人们称他为“上帝之子”——因此只是半神，跟希腊神话里的各路英雄没什么两样：可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结为一体呢？这就叫作“基督教”，但它却与我体验到过的上帝毫无关系。另一方面，耶稣这个人，的确与上帝有关系，他在客西马尼和在十字架上曾感到过绝望，因为他教导人们说，上帝是个仁慈可爱的父亲。那时，他也一定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要举行这种讨厌的纪念性仪式，让人们吃无味的面包，喝酸牙的酒呢？慢慢地我才明白，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证明是空洞的，而且远不止于此，它还证明是一种彻底的失败。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种仪式了。“啊，这根本不是宗教，”我想，“这里没有上帝，教堂是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有的只是死亡。”

我陷入了对父亲的强烈怜悯之中。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他职业和生活的悲哀。他与死亡纠缠在一起，却不承认死亡的存在。我和他之间洞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大到无法逾越。我那亲爱慷慨的父亲在许多事上都让我自己做主，从来不向我施加权威；这一回，我可不能把他推入绝望和亵渎的罪孽之中啊，只有经历过上帝的恩赐才会有这种罪孽。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做。我没有这样的权利，那将是不人道的。我认为，上帝是不人道的，这才是他的伟大所在，所有人性的东西都侵犯不了他。他是善良的，又是可怕的——二者同时存在——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会竭力规避这种危险。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恋上帝的善良慈爱，但由于恐惧，他们变成了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耶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便教导：“主啊，指引我们，不让我们受到试探。”

我与教会以及与人类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彻底破碎了。在我看来，我已经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失败。我所设想的宗教观解体了，它曾构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有意义的联系，我不可能再参与到这普遍的信仰中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卷入了某种无法表达的事物，卷入了我的秘密当中，而这一切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它很可怕，而且最糟糕的是，它既卑劣又可笑，它是魔鬼对我的嘲讽。

我开始思索：人类应该怎样看待上帝？我并没有发明上帝和大教堂的想法，在我三岁时做的那个梦更是如此。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加强大的意志把这二者强加于我。该让自然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但自然不过是造物主的意志而已。把这归咎于魔鬼也毫无帮助，因为它也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才是真切的——他是熄灭的火焰，是难以言喻的恩典。

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那是我个人的失败吗？为了它我一丝不苟地作好了准备，也希望体验到天恩和启示，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上帝也没有降临。由于上帝的缘故，我发现自己现在已经与教会断绝了联系，也不再接受父亲的和他人的信仰。只要他们所有人仍然代表着基督教，我就永远是个局外人。这种认识使我伤心欲绝，以致大学入学前我一直笼罩在一层阴影当中。

我开始在父亲相对简陋的藏书室——那时候这个图书室似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搜寻关于上帝的图书。开始时，我只找到了一些论述传统观念的书，而我要寻找的却是思想独立的作家所写的书。最后，我无意找到了比德曼于1869年出版的《基督教教义》。显然，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提出了个人的观点。我从他那里了解了，宗教是“一种精神行为，存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理解的宗教是上帝作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是上帝的行为，我必须屈服，因为他是强者。我的“宗教”不承认任何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有谁能像上帝一样，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产生联系呢？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上帝，以便与他建立一种关系。我发现比德曼书中“上帝的本质”那一章里，上帝将自己呈现为一个“通过类比人类的自我方能理解的人格：独一无二、超凡脱俗的自我，可以将整个宇宙环抱”。

就我对《圣经》的了解，这一定义似乎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我自己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一样。但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毕竟，人格意味着个性。而个性并不是模棱两可的事物；也就是说，它含有特殊属性。但是上帝代表着一切，那他怎么还会具有一种可辨别的个性呢？另一方面，如果他的确有一种个性，那他只能是一个主观、有限世界的自我而已。此外，他又具有什么特点，什么人格呢？一切均取决于这一点，因为除非人类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与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抵制感，抵制通过类比我的自我来想象上帝。在我看来，这如果还不算彻头彻尾的亵渎神明，那必然是无边无际的狂妄自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难以把握自己的自我。首先我知道，它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即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里，我的自我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错误、情绪、感情、冲动和原罪等各种可能性。自我所遇到的失败要远远多于胜利，它幼稚、爱慕虚荣、自私自利、藐视一切、贪婪、渴望被爱、有失公允、敏感、懒惰、不负责任等。令我伤心的是，它缺少了许多的美德和才华。它们正是别人身上所拥有，而我无比羡慕嫉妒的。我们怎么能根据这种类比来想象上帝的性质呢？

我急切地想查找上帝的其他特征，结果发现它们全都以一种我熟悉的方式列了出来，这种方式是我从坚信礼的教导中得来的。我发现，按照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帝的超凡脱俗性最直接的表达是1.否定性的：他不为人所见到，等等；2.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等等”。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亵渎神明的幻象立刻涌入我的脑海，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魔鬼）将这种幻象强加于我的意志。

第一百八十三条告诉我，“上帝的超凡脱俗性相对于道德世界来说”在于他的“公正”，这种“公正”不只是“明断”，而且还是“他神圣存在的表达”。我本来希望，这一段能谈到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他怀恨在心、他的愤怒极为危险、他无法理解全知全能所创造的生命；那些生命的缺陷也是由同样的全知全能造成的，他一定心知肚明。但他却以把生命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以试炼他们为乐，尽管他早已知道试炼的结果了。那么上帝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该怎样形容如此行事的人格呢？我实在不敢深究这个问题，最终得到结果。然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已经自给自足，且除本身之外一无所求”，但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满意”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他将自己的仁慈充满了一个自然世界，他将自己的爱充满了一个道德世界”。

最初，我反复琢磨着那个令人费解的词“满意”。对何人满意或对何事满意呢？显然他对这个世界，因为他看了看自己的创造并认为这是好的。但这一点恰好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当然了，世界无限美丽，但同时它又十分恐怖。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人烟稀少，也没有什么事件发生，比起别的地方来，“衰老、疾病和死亡”，更加显眼，细节更加具体，人们体验得也更加深刻。尽管那时我还没到十六岁，但却目睹了大量人畜的生命现实，而在教堂和学校里，关于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我也听到了太多太多。上帝最多只能对天堂感到“满意”，但那时他已经安排妥当，为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至于太长久，便在天堂中放置了一条蛇，也就是魔鬼。他对此也觉得满意吗？我敢肯定比德曼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以宗教教导的特有方式，随意地说个没完，甚至都没察觉出自己写的全是一派胡言。正如我所看到的一样，上帝意在创造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个生灵自相残杀的世界和一个有生必有死的世界，但他却没有在人、兽不应得的痛苦中感到任何残酷的满意。这种假设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自然法则中“美妙的和谐”更像是依靠可怕的力量来制服一片混乱，而沿着既定轨道运行的“永恒”星空显然更像是一群随意堆砌的天体，毫无秩序意义可言。因为没人能够真正看见人们谈及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些随意的轮廓而已。

上帝将自己的仁慈充满了自然世界，对这种看法我既不理解也深感怀疑。这显然这些观点中的另一个观点，只能相信，不能质疑。实际上，如果上帝是至善的，那他所创造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完美，如此腐败，如此可怜呢？“显然它是受了魔鬼的感染并陷入了混乱之中。”我想道。但是魔鬼也是上帝创造的呀！我只好加紧攻读有关魔鬼的书。不管怎么说，魔鬼看起来还是极其重要的。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为这个急迫的问题寻找答案。为何要忍受痛苦缺陷和邪恶呢？结果我的努力成了一场徒劳。

这下我算完蛋了。论述教义的大部头巨著，不过是些出于想象的胡言乱语，更糟糕的是，它就是一场骗局，或者说是一种罕见的愚蠢，其唯一目的则是为了掩盖真理。我的希望幻灭了，我甚至感到愤愤不平，又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怜悯，因为他已经为了这些繁文缛节牺牲了自己。

但在某事某地，一定曾有像我一样寻求真理的人，他们理智地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否认世界的伤感现实。大约就在这时候，母亲或者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些日子你一定要抽空读读歌德的《浮士德》。”我们家正好有一版不错的《歌德集》，于是我便把《浮士德》找了出来。它像一阵神奇的芳香沁人心脾。我想：“这里终于有个人能严肃地对待魔鬼啦，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的契约——魔鬼是对手，他力挫上帝的计划，使世界尽善尽美。”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懊悔，因为在我看来，他不应该那么片面，那么易于上当受骗。他应该更加聪明和更具道德才对。他如此轻浮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是多么幼稚啊！很明显，浮士德有些夸夸其谈。我感觉该剧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靡菲斯特这一方面。就算浮士德的灵魂真的进入地狱，我也不会为之难过。他是罪有应得！我并不喜欢末尾处“魔鬼受骗”的观点，因为说到底，靡菲斯特根本不是个愚蠢的魔鬼，而他被傻乎乎的小天使所骗，显然不合逻辑。在我看来，靡菲斯特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并没有得到曾经允诺于他的权力，因为浮士德这个没什么特性的家伙一直将他的骗局进行到来世。必须承认，到了来世，他的幼稚便暴露无遗了。但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他是不配受到启发，去那儿探究伟大的神秘。我倒是愿意让他尝一尝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靡菲斯特，他的整个形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此外，我朦朦胧胧地感到，他还与种种本源的神秘有所关联。不管怎样，靡菲斯特及上帝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濒临我意识世界边缘的、奇妙而神秘的体验。

最后，我终于证实了，还是有人会理解邪恶及其无穷威力的，更重要的是，魔鬼在使人摆脱黑暗和苦难时，发挥了神秘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歌德成了我眼中的预言者。但是他通过纯粹的诡计，通过小小的欺骗，打发走了靡菲斯特，这是我无法原谅的。对我来说，这太神学，太轻率，太不负责任了，歌德竟也堕落到使用狡猾的手段，把邪恶变成无害。这不禁令我扼腕叹息。

在阅读剧本时，我发现尽管浮士德厌恶哲学，他多少还算是个哲学家。他显然还是学到了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真理。直到现在，我实际上还未听说过有关哲学方面的事，于是，一个新的希望诞生了。我想，也许会有一些哲学家对这些问题苦思冥想，并从中给我启示。

由于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没有什么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因思考成了可疑的人——所以我只好满足于克鲁格1832年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第二版了。我径直翻到了有关上帝的条目。令我非常不满的是，它的第一个词源便是“上帝”，说这个词“毋庸置疑地”源自“善”这个词，意指“最高的存在”或“完美”。它继续说道，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观念的固有性都是不允许被证明的。如果后者的先验性绝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话，那么它便可以存在于人类当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的“智力”一定“在它有能力提出如此崇高的观念之前已发展到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着实令我目瞪口呆。这些“哲学家”到底怎么了？我实在想不通。显然，他们对上帝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而已。然而在这方面，神学家们却有所不同，虽然他们对上帝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但至少他们还确信上帝的存在。这位词典编辑者克鲁格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成见，因而很容易看出他喜欢断言，坚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他为何如此直截了当呢？他为何要伪装成这副样子呢，好像他确认是我们“提出”了上帝的观念，在提出之前还必须先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据我所知，甚至在原始森林里赤身裸体游荡着的野蛮人也会产生这些观念。而他们肯定不是“哲学家”，肯定不会坐下来“提出上帝这一观念”。我就从未产生过有关上帝的观念。当然，我们不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比如说，一只衣蛾吃的虽然是澳大利亚羊毛，但它怎样向别的蛾子证明澳大利亚的存在呢？上帝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证明。我如何得出上帝确实存在这一观点呢？人们告诉我关于他的种种故事，但我却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一件事能真正地说服我。我的观念并不从那里而来。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观念——不是从思考中得来的。它并不是想象有某事，对它进行思考，然后加以确信这样的过程。比如说，我一直怀疑有关主耶稣的一切，并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地相信过它，尽管它留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含糊糊地暗示而已。我凭什么认为上帝就是理所应当的呢？上帝的存在却如此简单，简单得就像一块砖头砸到你头上一样。既然如此，那些哲学家为何还伪装说上帝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能提出或不能提出的任意假设呢？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上帝——至少对于我来说——是最为肯定、最为直接的体验之一。毕竟，我并没有捏造有关大教堂的恐怖意象。相反，它强加在我身上，所以我不得不以最残忍的方式来思考它，后来，那种获得天恩后难以言喻的感觉便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根本支配不了这些事情。我慢慢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哲学家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竟提出如此怪异的看法，将上帝看作一种可以讨论的假设。令我极为不满的还有，这些哲学家对上帝的阴暗行为既不发表看法又不作任何解释。我认为哲学恰恰应该特别注意并考虑这些东西，因为我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是哲学家十分棘手的问题。令我更加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因此，我便转向了另一个使我感兴趣的题目，也就是关于魔鬼的词条。我读到，如果我们认为魔鬼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那我们就会深陷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会落入二元论里。因此，我们最好假设魔鬼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善良的生物，只是由于他的高傲才堕落了。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很高兴他指出了这一点——这一假设预先假定了一个它试图解释的魔鬼，即高傲。至于其余的生物，他继续说道，邪恶的起源“无法解释、无法说明”——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同神学家们一样，他并不想思考这一问题。有关魔鬼及其起源的条目同样无法给人启示。

我在这里所作出的叙述总结了我一系列的思想以及观念的发展变化，这种情形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它们只发生在我的第二人格当中，并且是极为私密的。我未经父亲的许可便偷偷地利用起他的图书室来进行这些研究。时不时地，我的第一人格便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所有的小说，以及德语译本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同样开始阅读德国的文学作品，尤其关注经典作品。在学校里，老师总是费力地对那些浅显易懂之处作着毫无必要的解说，不过这却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涉猎范围很广，也没有目的性，戏剧、诗歌、历史全部涵盖其中，后来连自然科学的著作也读。读书不但有趣，而且是一种受人欢迎又有益处的消遣方式，将我从第二人格的成见中解脱出来，而第二人格正使我在沮丧中越陷越深。在宗教问题的王国里，我随处遇到的都是紧锁的大门，如果碰巧有某道门打开了，门内的事物也会令我大失所望。别人似乎全都有着与我毫不相同的兴趣。在非常肯定的事情上，我却感到完全孤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与人交谈，但在任何方面都找不到共同的话题；相反，我却在别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疏离、一种猜疑和一种恐惧，因此我只好欲言又止。这种情形，也令我十分沮丧。对此我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没有人跟我有相似的经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学校的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呢？难道只有我一人具有这种体验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疯掉了，因为在我看来，虽然上帝的光明和黑暗令我感到压抑，但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

我感觉自己怪癖的思想，迫使自己成为了别人的威胁，因为这意味着遭受孤立。我从来没有如此不公地被当作替罪羔羊，而这令我更加不开心了。此外，学校里发生的另一件事更加剧了我的孤独感。在德文课上，我表现平平，因为学科的内容，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一点儿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因此德文使我又懒又烦。作文题目也常常显得浅薄愚蠢，于是我的作文写得不是随心所欲就是矫揉造作。我的成绩在中等水平浮动，但这似乎很令我满意，因为一般来说我不想引人注目。大体上，我同情出身贫穷的同学，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默默无闻的家庭，我喜欢不太聪明的同学，虽然他们的愚蠢和无知常常令我愤懑。因为他们能提供我极为渴求的东西：他们简单淳朴，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给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可怕的感觉：我一定是拥有某些排他性气质，而我自己却全然不知，它使我的老师同学们疏远了我。

在这些成见之中，下面的一个事件却如晴天霹雳般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它第一次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我便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写出了一篇我自认为精心布局的成功作文。我本希望至少能拿九十多分——当然不是一百分，因为那样便会使我显眼，而是接近一百分的分数。

我们的老师习惯根据作文的优劣来进行点评。第一篇当然是全班成绩最好的男生写的。接下来评到其他一些人的作文，可是我等了又等，白等一场，居然没有听到我自己的名字。“怎么可能，”我想道，“我的大作竟差到比不上他提的那些可怜虫的作文吗？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不适合参加比赛”？而这意味着遭受孤立并以可怕的方式吸引注意力。

当所有的文章都评点完之后，老师停顿了片刻。然后他说道：“现在，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他写得最好，我本应给他打一百分。但不幸的是，这却不是他写的。老实交代，你是从哪儿抄来的呢？”

我猛地站了起来，面目狰狞，火冒三丈，大声嚷道：“我不是抄的！我费了老半天劲才写成一篇好作文。”但老师却对我怒吼：“你撒谎！你绝不可能写出那样的作文。没人会相信你。好了，说吧，你是从哪儿抄来的？”

我发誓自己是被冤枉了，但无济于事。老师固执己见并威胁我说：“我告诉你：要是让我查出来你是从哪儿抄的，我就开除你的学籍。”然后，他便转身走了。同学们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眼光，我害怕地意识到，他们肯定心想：“啊，原来如此。”对我的抗议，他们充耳不闻。

我感觉从现在起，自己被打上了犯罪的烙印，而且原本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被切断了。我深感沮丧与耻辱，发誓一定要好好报复这个老师，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很可能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来。可是我到底怎样才能证实，这篇文章不是抄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心里翻来覆去想着这件事，一再得出结论，我是无能为力的，盲目而愚蠢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给我打上了骗子和作弊的印记。现在，我认识到许多以前无法理解的事——比如说，当我父亲问到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有个老师便说：“哎呀，他就是中等水平，不过他很用功。”他们认为我有点儿笨还有点儿肤浅，这确实使我气恼。但令我愤怒的是，他们竟认为我是骗子，这无异于在道德上判了我的死刑。

我的悲愤马上就要失控了。随后，我在自己身上已然觉察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我的内心突然陷入了沉寂，仿佛一道隔音门把一间嘈杂的屋子关上了。就像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吧，你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也就是说，并不像你了解的那么透彻。因此，他便像你一样多疑。你不相信自己和他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与那些天真、淳朴和单纯的人格格不入。当人对事物不了解的时候，他便会激动起来。”

鉴于这些既不愤怒又不高深的考虑，我的内心又翻涌着一系列与之类似的思想，在我不愿思考那禁止思考的观念时，它却坚实有力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在那时，尽管我根本看不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的差别，尽管我仍然声称第二人格的世界是我个人的世界，但私下里，我却总是感到，自己的世界除了自己之外，还涉及其他的东西。仿佛由星云和浩瀚宇宙组成的广袤世界触碰到了我，又像一个灵魂无迹可寻地进入了房间——这个人虽然已经死去很久了，但他的灵魂却永恒地生存着，直到很遥远的未来。这类人的结局往往包围在守护神的光环之中。

当然了，那时候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我也没有把自己现在的意识状况归咎于当时并不存在的事情上。我只是试图表达那时候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了解的事情照亮朦胧的世界。

刚才所描述的事件过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便给我起了个外号“亚伯拉罕大爹”。第一人格不知原因何在，认为这愚蠢可笑。然而在背景的某个地方，我却觉得，这个外号正中要害。对这一背景所作的一切暗示对我来说都非常痛苦，因为我读得越多，我对城市生活就越熟悉，我的印象也就越深刻：我现在慢慢知道，真实属于一种事物秩序，与我从小长大的乡村世界景象不同。我生活在沐浴着阳光的小山村，生活在溪流与树丛中，生活在人群与动物中。天空飘浮着白云，微风吹拂着面庞，黑夜笼罩，某些事情便会发生。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是由上帝安排的、充满了神秘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甚至连动物也多少失去了感受它的知觉。比如说，从母牛悲伤迷失的神情中，从马顺从的双眼中，从狗对人的忠心耿耿和极度依赖中，甚至从猫（选择房屋及谷仓作为它居住及狩猎的场所）自信的步伐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人也像动物那样，看起来毫无意识。他们低头看地或抬头望树，为的就是看看有什么可以利用，用来干什么，他们也像动物那样，群居、择偶和争斗，但却看不出他们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生活在一切都已诞生和一切都已死去的永恒里。

因为它们与我们如此相似，也像我们那样不知不觉。因此我喜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我们那样的灵魂，而且我想，与它们在一起我们就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力。我们和动物体验过同样的喜与悲、爱与恨、饥与渴、怕与信——这些都是生命的本质特征，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只是语言、更敏锐的意识及科学。我虽然以传统的方式赞美科学，不过我还是看出，它会使我们疏远并脱离上帝的世界，从而导致动物所不会有的堕落。动物可爱、忠诚、永不变心并值得信赖。

我认为昆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冷血的脊椎动物是一个相当低等的中间阶段，而更低等的阶段便是昆虫。在这一类生物是可供观察和搜集的实物，只是奇珍罢了，它们在人类之外，与人类的性质不同，它们是非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于植物而不是人类。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始于植物王国，这是与上帝直接进行沟通的方式。就像有人从上帝的肩膀上向下窥探一样，而上帝自以为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便制造各种玩具和装饰品。另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均是上帝身上微小的部分，只不过独立出来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并选择自己的居所。而植物注定得待在原地，不论该地是好是坏。它们不但表达美，而且还表达了上帝的世界观，而它们本身则没有意图也没有偏向。特别是树木，它们是神秘的，它们直接体现了不可理解的生命含义。因此，我感觉树林最接近生命最深含意，也最接近生命中令人敬畏的工作。

当我熟悉了哥特式大教堂后，这种印象变得越发深刻。但是在这里，宇宙的无穷性、有无意义的混沌、客观目的与机械法则的纷乱，都被石头包裹了起来。这包含了并存在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即精神的体现。我朦胧地感到，自己与石头之间的密切关系就在于生死之事物的神性。

正如我以前提到的，在那时，以形象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感觉和直觉，的确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它们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我的自我虽然具有主动性和理解力，但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还融入了属于好几个世纪的、“老人”的范畴。我以奇怪的、不假思索的方式体验到了他和他的影响力，当他出现时，第一人格便暗淡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当我的自我越来越与第一人格无异，并掌控了情形时，那老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似乎变成了一个遥远而又并不真实的梦境。

在十六岁到十九岁之间的三年里，使我进退两难的迷雾慢慢消散了，我沮丧的思想状态也有所好转。第一人格显得越来越清晰了。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占据了我的时间，而不断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渗透或抑制了知觉的世界与预感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研究自己有意设计的问题。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并对这一领域的观点有全面的了解。令我满意的是，我的许多直觉都有历史上的相似物。最重要的是，我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的思想深深吸引，尽管他们的思想论述有点儿苏格拉底式的冗长啰唆。他们的观点既美好又有学术气息，犹如画廊里的名画一般，虽然显得有些遥远。只有迈斯特·埃克哈特使我感到阵阵生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读懂了他。经验学者让我感觉冷冰冰的，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智主义比沙漠还要荒凉。我心里想道：“他们全都希望运用逻辑的把戏使事物自见其义，而这些事物他们无权获得，也并非真正懂得。他们想证明给自己看的是一种信仰，然而它实际上却是一种体验。”他道听途说大象存在，却一头也没见过，他们还想论证说明，大象按逻辑来说一定存在，而且形体也跟实际的一样。显然，一开始我对18世纪的批判哲学根本没有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中，黑格尔，由于其作品语言傲慢艰深，也令我敬而远之；我完全不信任他。在我看来，他仿佛困在由自己的词语筑造的大厦中，并在牢笼里夸夸其谈。

然而我的研究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它就是叔本华。叔本华是提及世界苦难的第一人，这种痛苦触目惊心地围绕在我们身边，他还提到了混乱、激情、邪恶——这所有的苦难，他人几乎从未觉察，还总是极力将其纳入无所不包的和谐与可理解性当中。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位哲学家，他敢于承认在宇宙的山川湖海等自然特征中，一切并非完美无缺。他既不提造物主全智全仁的天意，也不提宇宙的和谐友好，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人类历史悲怆的进程中以及大自然的残酷无情里，隐藏着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具有盲目性。我先前观察过病死的鱼，冻僵或饿死的鸟，以及患疥癣的狐狸。而鲜花盛开的草丛中也藏匿着无情的悲剧：蚂蚁将昆虫折磨致死，昆虫相互撕来扯去。以上种种都证实了这盲目的意志。与人相处的体验也教会了我一件事：千万不能只相信人类本性的善良与正直。我足够了解自己，并知道自己只是渐渐地与动物区分开来。

我完全赞同叔本华对世界所作的阴暗描述，但却不喜欢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敢肯定，“意愿”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造物者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盲目的。因为就我的经验而言，上帝并不因任何亵渎神明的行为而受到冒犯；相反，他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不仅希望引出人类光明积极的一面，而且还希望引出他们阴险邪恶的一面。因此，叔本华的观点不会令我烦恼。我认为这是一个由事实证明的结论。但是他又提出：理智只须用自身形象面对盲目的意志，以使它作出改变。这一理论令我大失所望。意志既然是盲目的，又怎么能够看得见这一形象呢？既然形象能精确地展现意志的内容，即便意志看得见，为什么还要说服自己进行改变呢？另外，理智是什么？它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整面镜子，而只是镜子里无穷小的碎片，就像小孩拿着它面向太阳，希望阳光把它照得晃眼一样。叔本华竟对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解答感到心满意足，这着实令我不解。

正是它驱使我更彻底地研究叔本华，他与康德的关系也给我留下了越来越深的印象。于是我便开始阅读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使我陷入了沉思。我的付出获得了回报，因为我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性缺陷。他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具体化了，他赋予一个纯粹的本体——自在之物——以种种特性。我从康德的知识论中认识到这一点，而它可能使我获得比叔本华“悲观的”世界观更大的启发。

这种哲学上的发展从我十七岁起一直延续到我就读医学院的时候。它使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前我一直羞涩，胆小，疑虑，脸色苍白，身材瘦小，健康状况显然不稳定；而现在，我却开始对方方面面产生极大的求知欲，我知道自己的需求并开始追寻它。我也明显变得易于接近，善于交谈了。我发现贫困并不是障碍，也远远不是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富家子弟并不比衣衫褴褛的穷孩子优越。幸福与否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口袋里装了多少钱。我结交了比以前要多、更要好的朋友。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甚至还敢鼓起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便发现，这却造成了令我感到后悔的误解。因为我不但遭遇了尴尬和嘲讽，而且还受到了怀有敌意的反驳。使我备感惊愕和狼狈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个骗子，夸夸其谈，装腔作势。以前关于骗子的指控死灰复燃了，只不过这回形式比较温和罢了。这一次，仍然和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作文题目有关。我小心翼翼地写了出来，绞尽脑汁地加以润饰，没想到结果却是毁灭性的。“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老师说道，“写得的确文采飞扬，但是却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很明显，没下什么功夫用心去写。荣格，我可以告诉你，以这种粗心的态度，你成不了大事。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和尽职尽责，勤奋刻苦。你看D君的作文，他没有你华丽的文采，但他诚实、认真，下了一番功夫。这才是生活中的成功之路。”

这一次我的情感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严重的伤害，因为不管老师自己怎么说，他还是对我的文章印象深刻，并且没有指责我抄袭他人。我反驳了他的责备，但他却以这样的评论总结道：“《诗的艺术》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掩盖了创作的艰辛。但在这一点上，你的作文却无法令我信服，因为它没有费什么力气，是草率的，是一挥而就的。”我知道，我的文章确实有一些精辟的见解，只是老师懒得讨论罢了。

这件事令我感到有些难过，但同学们的怀疑却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威胁我，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让我精神萎靡一蹶不振。我绞尽脑汁，竭尽全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而招致他们的诽谤。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妄加评论与暗示，而那些事情我自己可能也不清楚。比如说，我假装对康德和叔本华有所了解，甚至对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也略知一二。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向我表明，事实上，所有激烈争论的问题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它们就像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属于“上帝的世界”，因此最好对它只字不提。

从那以后，我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不再跟同学和熟识的成年人提及这些深奥晦涩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不管与谁交谈，难免会被扣上吹牛与欺骗的帽子。而我最令我苦不堪言的莫过于我难以克服自己内心上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我不得不从脱离普通的日常生活而进入无边无际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略显伤感，但我根本不这样认为。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芒；黑暗的深渊；冷漠无情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神秘、古怪、无理的机遇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常被父母和他人问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说实话，我还没有想清楚。兴趣把我引向不同的方向。一方面，科学将我深深吸引，因为科学真理建立在事实之上；另一方面，有关比较宗教学的一切又令我心醉神迷。在自然科学方面，吸引我的主要是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在人文科学方面则是希腊、罗马、埃及及史前考古。当然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这最为广泛的学科选择有多么符合我内心的双重性格。科学中的具体事实和其历史背景对我极具吸引力，而比较宗教学令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其中还牵涉到哲学。在科学中，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我忽略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求，而人类或历史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好久都拿不定任何主意。我注意到，母亲家的一家之主，舅舅，巴塞尔圣·奥尔本教堂的牧师，正在轻轻地将我拉近神学的方向。有一次，当他和一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学生——讨论一个宗教问题的时候，我正好坐在桌边倾听，我那专心致志的神情被他捕捉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家，他们与象牙塔中令人炫目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学识比我父亲还要渊博。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并不关心真实的体验，当然更不关心与我的体验相似的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中叙述的教义观点，所有这些观点都令我感到十分难受，因为《圣经》里有太多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了。

每周四当我去高中上课时，我便可以到这位舅舅家吃午饭了。我非常感激他，不但因为午饭丰盛，还因为我难得有机会偶尔听到成年人智慧的交谈。弄清楚这类东西是否存在，成为我妙不可言的体验，因为在我家周边，我从未听到任何人讨论过学术问题。有时候我确实想与父亲严肃地谈一谈，但父亲总是不耐烦，还匆匆忙忙地躲开我，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渐渐了解，我那可怜的父亲原来是害怕思考，因为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很多疑惑。他要躲进自己的世界里，因此坚信盲目的信仰。他无法将信仰当成恩赐，因为他要“通过斗争来赢得信仰”，要下一番功夫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堂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教义以及现代神学家们的种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居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的名字根本不会出现，而雅各布·布克哈特也只能受到勉强的恭维。布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激进的自由思想家”，因此我猜想，在事物的永恒秩序里，他有些站不住脚了。我知道，舅舅向来认为我与神学相隔遥远，我也非常遗憾，不得不令他失望。我从来不敢把自己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灾难。我也不必赘言来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却很快一马当先，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受到了当时科学唯物主义的彻底浸染。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牢牢地牵制着我，令我苦不堪言，而在我周围，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尽管身为神学家的舅舅和堂兄们对康德称赞有加，但他们只用康德的原理诋毁反对性观点，却绝对不会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结果，当我和舅舅及其家人围桌吃饭时，我开始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了。由于我有习惯性的犯罪意识，这几个星期四就变成了晦气的日子。在这个社会安定、精神安逸的世界里，虽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偶尔滴出的、刺激智力的甘露，但我还是感到越来越不自在。我觉得既可耻又不诚实，于是我不得不承认，“没错，你是个骗子；你说谎，欺骗对你心怀善意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稳定与理智健全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贫穷，他们的宗教是一份获得薪水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可以使一个人脱离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并遭受万人唾骂。这一切都不能怪他们。我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恶名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我的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明显的成效。

随着道德冲突的紧张程度日益增加，第二人格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令人憎恶，而我自己也无法再掩盖这一事实了。我试图消灭第二人格，然而这一努力也没能成功。在学校在朋友面前，我可以忘记他，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只要我在家里或去乡下独处时，叔本华和康德就又猛烈地回到我的脑海，庄严的“上帝的世界”也跟着回来了。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这世界的一部分，并使这宏伟画卷上布满了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人物。这时，第一人格消失了，有关职业选择的忧虑也不见了踪影；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当我从过去几个世纪的远征重返现实的时候，我的身上会伴随着一种松垮的感觉。我，或者说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迟早都要形成一种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父亲与我严肃地谈了几次。他说，我当然有自由学习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但如果我想听听他的忠告，那我就不应选择神学。“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当神学家。”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时，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我可以说也可以做某些事情，而且还不会遭到他的指责。我能不去教堂就不去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再也不会责备我了。离教会越远，我就觉得越舒服。唯一令我留恋的当然不是“宗教团体”，而是管风琴和合唱音乐。“宗教团体”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比起“俗人”来，经常上教堂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团体”。“俗人”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更加友好，他们感情自然，更为热心真诚、欢快健谈。

我可以向父亲保证，自己一点也没有想当神学家的愿望。但我仍然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二者都有力地吸引着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第二人格里，我超越了此时此地的范围；感觉自己是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眼，却不能像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不想袖手旁观，于是奋起反抗这种被动性，但目前为止，他却陷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能拭目以待。如果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会习惯地回答：语言学家。虽然表面上这么说了，但是私下里，我指的却是亚述和埃及考古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科学和哲学，假期里更是如此了。假期我都与母亲姐姐待在家里。我跑去跟母亲抱怨“我烦透了，我不知道将来该干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现在，假期成了我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光，我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另外，假期的时候，至少在暑假期间，父亲便会像往常一样离家前往萨克森度假去了。

我只经历过一次假日旅行。当时我十四岁，跟医生作了预约，于是便被送往恩特勒布赫进行治疗，希望我时好时坏的胃口以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只身处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又迷人的冒险之旅。我几乎看不到这位神父的身影，他的那位管家虽然算不上吓人，但却动不动就发火。在这里，任何对我有一点点威胁的事也没有发生。一位乡村老医生照看着我，他开设了一家旅店式的疗养院，供形形色色的康复期病人入院治疗。这群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小官员、商人、几个来自巴塞尔的有教养的人，这几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荣耀登峰造极——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只不过是个文献学家和语言学家。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新奇的发现：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啦，也许他就是其中一个懂得石头秘密的人。他还是个年轻人，他教我打槌球，但我一点儿也没感觉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而我却太害羞、太笨拙、太无知了，结果什么也没问他。我很尊敬他，认为他是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个已经了解大自然的秘密，至少是部分秘密的人。他与我坐同一张桌子吃饭，吃的是跟我一样的饭菜，偶尔也与我聊上两句。我仿佛进入了成年人更为庄严的领域。而我又参加了为寄宿者安排的郊游活动，这种地位的上升便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一次郊游中，我们参观了一个造酒厂酿酒厂，主人还邀请我们品尝了样酒。我想用两行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可是现在遭遇了忧愁，

来吧，让我们畅饮这美酒。

我受到了各式各样小玻璃瓶的强烈启发，于是便飘飘欲仙，进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全新意识状态。再也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了，再也没有“我”和“他人”了，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消失了，谨慎和胆怯也无影无踪了，天地、宇宙和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下落的一切，全合而为一了。唉，真丢脸，我竟然得意扬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浸在一片充满喜悦冥想的海洋里，但由于汹涌的波浪，我只好将眼睛和手脚紧贴着所有坚实的物体，在摇摆的街道和晃动的房屋树木间保持平衡。“棒极了，”我想道，“只可惜多喝了那么一点点。”然而这一体验却导致了一个相当不幸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征兆，只是我的愚笨把它破坏掉了。

疗养快结束时，父亲过来接我，随后我们便坐上轮船，一起到卢塞恩旅行。多么美妙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轮船呢。蒸汽机的动作我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突然之间，有人告诉我们说菲茨瑙到了。一座大山雄踞在村落之上，父亲向我解释说，这就是瑞吉峰，一条齿轮铁路盘山而上。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锅炉虽然是直立的，但倾斜角却很异常。父亲把一张火车票塞进我手里说：“你可以一个人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坐太贵了。千万要小心，别摔下来了。”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就站在这座雄壮的大山脚下，它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都高，特别像我遥远孩童时代所见的火红山峰。确实，到现在我差不多是大人啦。为这次旅行，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伦骑士帽——对于一个环游世界的行者来说，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现在我马上就要登上这座雄伟的山峰啦！我不知道谁更雄伟，是我呢还是这座大山呢？伴随着扑哧扑哧的轰鸣声，这奇妙的机车咔嚓咔嚓地晃动起来，一直把我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我向下俯瞰深渊，一幅连续变幻的崭新景象尽收眼底，直到最后，我站上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山巅，放眼眺望难以想象的远方。“没错，”我想，“就是它，这就是我的世界，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我的秘密，这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不用求靠任何东西便可存在。”悬崖峭壁环绕，我小心翼翼地沿着小径行走。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我觉得人在山巅就要优雅谦恭、沉默无言，因为他已进入上帝的世界。山巅是有形的现在。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

山巅的美景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上帝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已经完全从我记忆中抹去了。但在这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显现了出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永生难忘。我还是看见了自己，长大成人、独立自主，头戴一顶坚硬的黑帽，手握一根昂贵的手杖，来到一间极为优雅的宫殿式大饭店。像这样的饭店，卢塞恩湖边还有很多。我坐在饭店的露台上，要么就坐在菲茨瑙市美丽的花园里，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条形凉棚。我坐在一张小巧的、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清晨的咖啡，吃着涂满金色黄油和各式果酱的牛角面包，设想着可以占满漫长夏日的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自若地踱步到汽船上，既不激动，也不匆忙。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圣哥达，驶向山顶银光闪闪白雪皑皑的大山脚下。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劳累过度，想寻觅憩息之处时，这种形象便会浮现脑海。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再指望能见到这种壮丽的景象，但却从未如愿以偿。

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的旅程，过了一两年之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旅行。家人同意我看望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得知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他与当地的天主教神父成为了朋友。这在我看来绝对是一种大胆的行为，我不由得暗地里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萨克森，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居之处以及克劳斯弟兄的遗物，听说后者此时已经升入天堂了。我猜测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经处于一种极臻幸福的状态呢。也许他告诉人们自己还在四处游荡？当地的这位守护神令我久久难以忘怀，我不但能够想象一种完全献身上帝的生活，甚至还理解了这种生活。当我这样想时，心里却在微微颤抖，还产生了一个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怎么一生下来就有一位圣人丈夫和圣人父亲呢，而我那么喜爱父亲不正是因为他有过错有缺陷吗？“对啊，”我想，“谁能跟一个圣人生活在一起呢？”他当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如此，他隐修的小屋离家并不太远。我想，这个主意倒不错：让家里人住在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距之不远的小屋里，码放一堆书，置办一张写字台，还生着一团明火，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吃，用三脚架煲一锅汤喝喝。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不用上教堂了，因为我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教堂了。

我从修士的居所漫步向山上走去，陷入了沉思，正当我要掉头下山时，左边一个年轻姑娘的纤细身影出现了。她面容姣好，穿着当地服装，跟我打了个招呼，蓝色的眼睛善意地闪烁着。我们一起向下面的山谷走去，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她与我年纪相仿。由于除了堂姐之外我不认识什么女孩，因此我便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同她说话才好。于是我开始犹犹豫豫地解释说，我来这里度几天假，我在巴塞尔读高中，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的。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妙情感涌上了我心头。“她就是在此时此刻出现的，”我心里想道，“而她很自然地随我一同前行，好像我俩是天生的一对。”我斜着瞟了她一眼，她的脸上交织着既羞涩又钦佩的神情，这使我有些狼狈，有些激动。我琢磨着，难道这便是命运的安排？我与她的邂逅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姑娘——这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的神父正是我父亲在此结交的朋友？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谈什么意志的否定性。然而，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邪恶。也许她的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长袍躲躲闪闪的基督会信徒。但我也不能告诉她我父亲是个新教教士呀。这可能会吓跑她或得罪她的。跟她谈哲学？谈魔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魔鬼比浮士德还重要，虽然歌德把魔鬼塑造成了一个容易上当的大笨蛋。她仍然居住在天真遥远的地方，可是我却重重地落入了现实之中，落入了创造的壮丽和残酷之中，听到这些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阻隔着一面无法穿越的高墙，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感到很伤心，于是心中的想法退去了，把谈话转向不那么危险的话题上。她要去萨克森吗，天气真好呀，风景真美呀，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邂逅完全没有意义。但从内心里看，它却举足轻重，不但好几天都占据了我的思想，而且还像路边的神龛一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那时候，我仍然处于那种幼稚的状态，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毫无关联的经历组成的。因为有谁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弟兄牵引到这位漂亮姑娘身上呢？

这个时期的生活充满了种种自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达成一致；其次，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压迫或感伤中解脱出来。当第一人格想起第二人格的时候，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而就在此时，由于对立双方产生了冲突，我人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诞生了。它一点一点地出现，据我所知，它起源于一次令我激动不已的体验。

有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将莱茵河刮得波浪起伏，泡沫荡漾。我上学时正好经过河边。突然间，我看见一艘船从北边驶了过来，船上扬起一面巨大的主帆，趁暴风雨来临之前向莱茵河上游驶去。这是一个全新的经历——莱茵河上出现了一艘帆船！这为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果这不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如果整个阿尔萨斯变成了一个湖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帆船和大轮船了。那时，巴塞尔就变成了一个港口；那感觉就像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然后，一切都将变得不同，我们也将会生活在另一个时间里和另一个世界里了。那就没有了高中，不用走一长段路去上学，我很快就能长大，如愿以偿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湖中会突起一座石山，由一道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运河上架着一座木桥，通向一道两侧矗立高塔的大门，门内是建在四面斜坡上的中世纪小城。岩石上矗立着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城堡上有一座高塔和一座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华美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非常小，都镶嵌着木板，简单朴素。里面有一间特别引人注目的图书室，你会发现所有的藏书都值得一读。图书室还收集了各种武器，堡垒上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位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座小城市有几百户居民，由市长和市议会（由元老组成）治理。我自己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只是偶尔在开庭时才露露面。小城镇在朝向陆地的那边有一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纵帆船，船上装备着几门小炮。

整个布局的核心及存在理由便是城堡塔楼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种想法像电击一般涌上心头。因为塔楼内部，一根铜柱或者像胳膊一样粗的重型电缆从雉堞墙一直延伸至拱形地下室。铜柱在顶部分叉成许多极细小的分支，就像树冠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带有小细根的主根倒立过来伸向天空一样。这些小根从空气中汲取某种无法想象的东西，引导着它们沿着铜柱进入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我还有一种同样难以想象的装置，它看起来像个实验室，我就在这里用铜根从空气中汲取的神秘物质制造金子。这的确是一个奥秘，对于它的性质，我既没有概念也不想形成任何概念。我也从来没有认真想象过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巧妙地略有些紧张地回避了实际上正在进行的试验。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种禁忌：最好不要太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的汲取物是什么。就像歌德在提到根源时说：“甚至连提起它们，都会使勇者丧胆。”

当然，“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不过在内心中，我不认为它与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小根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它在地下室里变成了可见的、金黄色的硬币。这当然不是什么念咒驱鬼的把戏，而是大自然庄严、重要的秘密，我不知道如何获悉的这一秘密，但是我要将它掩藏起来不让市议会元老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能让我自己发现。

我高兴地发现，以前上下学要走的又长又烦的路，现在大大缩短了。我一走出学校大门进入了那座城堡，里面的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市议会会议如期召开，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了惩处，争端得到了裁决，大炮也开火发射了。纵帆船的甲板清理干净，船帆扬起来了，随后船在微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离了港口，从岩石背后驶出，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之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好像刚刚走了几分钟似的。我从自己的幻觉中走了出来，就像从毫不费力将我送回家的马车上下来一样。这种令人无比享受的消遣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才变得厌倦。这时，我觉得如此幻觉既愚蠢又荒唐。为了代替这种白日梦，我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泥建造城堡和严防死守的炮台——惠宁根要塞，当时它依然完好无损，所以便成了我的一个模型。我研究了沃邦有可能采取的一切防御计划，因此很快就熟悉了所有的防御技术。我又从沃邦的防御手段转到现代的防卫方式，尝试用有限的手段建造不同类型的防御模型。这件事占据了我两年多来的所有业余时间。在此期间，我稳步地丰富了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这却是以牺牲第二人格为代价的。

既然我对实实在在的事物知之甚少，我想，对它们进行思考也是毫无意义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掌握实际知识又是另一回事了。父母同意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拿着期刊我饶有兴致地读了起来。我寻找收集了在我们侏罗山脉能找到的各种化石和矿物，还有各种昆虫以及猛犸和人类的骨头——在莱茵兰平原的采砾场里找到了猛犸的骨头，而人类的骨头是从靠近惠宁根的乱葬岗里找到的，可追溯到1811年。各种植物也激发了我的兴趣，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植物深深吸引住了，总之强烈认为它们不该被连根拔起而死。它们是有生命的事物，它们只有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才有意义，一种潜藏的秘密意义，上帝的一种想法。我们应该以哲学式的好奇深思它们，敬畏它们。生物学家对它们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却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又无法向自己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又与意志的否定有什么关系？对此我理解不透。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圣状态，我们最好不要去破坏它。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昆虫是变性的植物，假设腿脚上长满了花果四处爬行，或用花瓣般的翅膀到处飞舞，忙于捕食各种植物。他们因为这种违法的行为受到了大规模的杀害，六月甲虫和毛毛虫是遭受惩处的特殊目标。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严格限于热血动物。青蛙和蛤蟆是冷血脊椎动物中唯一的例外，因为它们与人类有某些相似之处。

第三章　大学时代

尽管我对科学的爱好与日俱增，我却时不时地回来读哲学方面的书。我该选择一种职业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待地盼望中学时代的结束，然后我就可以上大学学习了——当然是自然科学。这时，我将会掌握某种实际的知识。我刚刚为自己许下这一诺言，心里的怀疑便随之而来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我不是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最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我可没钱去别的地方上大学了，但在巴塞尔，却没有教这门课的老师。于是这一计划很快泡了汤。好长一段时间，我下不了决心，总是拖延作决定的时间。父亲对此十分担忧，有一次，他说：“这孩子对能够想到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却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只好承认，他说得没错。随着大学入学考试的临近，我们只好决定报考哪种专业了，我草率地报了科学，但我的同学却很疑惑，不知道我到底坚决要学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

这一显然草率的决定也有它的背景。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相互角逐，谁有资格作决定的时候，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身处一大片沿莱茵河生长的阴暗树林中。我走上一座小山丘，在上面的一个坟堆前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骸骨。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同时我又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东西。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又梦见自己来到一处树林里，那里溪流纵横交错，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池塘，池塘四周灌木丛生。半身浸在水里的是一种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个圆溜溜的动物，身上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它由无数的小细胞，或者说是由形如触手的各种器官所构成。这是一只巨型放射类动物，身宽大约三英尺。这一威严的生物竟躺在那儿，躺在隐秘的地方，躺在这清澈的深水中，不受打扰，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股强烈的求知欲，结果我醒来后心还在怦怦跳着。这两个梦对我作出喜欢科学的决定起了压倒性的作用，同时也消除了我所有的疑虑。

我非常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必须自谋生计的时代和世界里。想要自力更生，一个人就得成为这样那样的人，我所有的同学也都深切地感受到自食其力的必要性，而且并无他求。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古怪。我为何下不了决心，让自己致力于某件确定的事情中呢？甚至连我那个毫无情趣、单调乏味的同学D君（德语老师将其奉为勤学自觉的典范）也早已决定要学神学了。我明白了，我必须定下心来，好好想想这件事。比如说，我要是学动物学，那我将来只能当个小学校长，充其量不过是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罢了。这是没有前途的，甚至在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样——当然了，比起来，我更乐于在动物园工作而不愿经历教师生涯。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干吗不去学医呢？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尽管我总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自己的曾祖父曾经是个医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我对这一职业向来颇为抵制。“绝不步人后尘”是我的座右铭。但现在我却告诉自己，学医至少与科学性的科目相关。在这方面，我便可以随心所欲了。此外，医学这个范畴十分广泛，因此以后要专攻某个方面，总会有不少机会。我坚定地选择了科学，而唯一剩下的问题便是：怎么去学？我得自己挣生活费，但既然我没有钱，便无法到国外上大学，也就无法获得培训，使我有希望开始科学生涯。充其量，我也只能在科学方面浅尝辄止。既然我又具有一种个性，使许多同学和说话算数的人（就是老师们）都不喜欢我，我也就没有任何希望找到一个支持我追求的资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终选定医学的时候，我的心情反而非常不快，总觉得如此的妥协并不是一件步入生活的好事。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作出了这不可逆转的决定，便可以彻底解脱了。

然后，那痛苦的问题出现了：从哪儿去弄这么一笔钱呢？我父亲只能筹集一部分。他替我向巴塞尔大学申请定期生活津贴，这使我觉得很丢脸，但却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不是因为自家的贫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为我向来暗自相信，所有“上层”人士，所有说话“算数”的人，都对我抱有成见。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好处。我显然是由于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因为他是个良善而又心胸开阔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跟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我对自己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从第一人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太合群、天资平平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气质而且态度动摇，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第一人格最本质的地方居住着一个隐士和蒙昧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一种既困难，又费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这一课程由于如下种种过失而变得复杂起来，比如经常性的懒惰、泄气、沮丧，对无人崇尚的想法和事情饱有不适当的热情、轻信假想的朋友，见识有限、观念偏见、愚蠢（特别是在数学上）、对别人缺乏了解、对待哲学问题含混不清、既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又不信奉其他东西等。第二人格没有什么明确的特征；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活着、死去，集所有于一身，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幻觉。虽然他无情地看穿了自己，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重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包含并淹没在第二人格中，与第二人格的情况恰恰相反，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一个内部黑暗的区域。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都像投到世界边缘的一块石头，最后毫无声息地落入无限黑暗当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处于统治地位，好像位于一座皇宫的宽敞大厅里，高大的窗户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风景敞开。在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连续，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和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真实的接触点。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暗暗觉得自己与《浮士德》所体现的中世纪相一致，与过去的一种遗产相一致，这一遗产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之于歌德，第二人格也是真实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现在震惊地认识到，《浮士德》对我的意义，远胜于我那可爱的《约翰福音》。《浮士德》中的某些内容能够直接作用在我身上。我觉得圣约翰描述的耶稣有些古怪，但更古怪的还是其他几部福音中所说的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的等价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为他那个时代所作出的回答。这种洞见不但对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还增加了我内心的安全感及一种我属于人类社会的感觉。我不再孤立，也不只是个怪人，不再是一个残酷大自然嘲弄的对象了。我的教父和权威便是伟大的歌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把我吓了一跳，又鼓励了我。梦中我身处黑夜中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我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四处飘飞。我拱起两只手，护住一盏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小灯。一切都取决于我能否保持灯的光亮。突然之间，我感觉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走近。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巨大无比的黑影跟在我后面。虽然我当时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也一定得守护住这盏小灯，以度过这个狂风肆虐的夜晚。当我醒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罗肯峰的鬼魂”，也就是我自己的影子，透过我带来的小灯灯光，投射在飞旋浓雾上形成的。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唯一一盏灯。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拥有的唯一财富，而且是最大的财富。虽然与黑暗的威力相比，这盏灯显得无比渺小和脆弱，但它仍是一盏灯，我唯一的灯。

这个梦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提灯的人，而第二人格则像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任务是守护着灯，不回头看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个王国禁地，被不同的灯光照亮。我必须迎着风暴前进，而风暴则竭力把我推回到一个无限黑暗的世界里，在那里，除了背景中各种事物的表象之外，什么也意识不到。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要学习、赚钱、承担各种责任、承受各种拖累、迷惑、犯错误、忍辱负重、经历失败等。时间，便是把我向后推的风暴，它一刻不停地流向过去，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它发出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吸入身体里；只有费力地前进，才能暂时逃脱它的魔爪。过去是存在着的，真实得叫人可怕，谁要是不能以满意的答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谁抓住。

我的世界观又一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道路不可扭转地通向外部世界，进入具有三维特征的有限区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来，亚当肯定以这种方式离开过伊甸园；伊甸园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幽灵，而他得大汗淋漓地耕种满是石头的土地，这算是清闲的活儿了。

我自问道：“这样一个梦到底来自何方呢？”直到那时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直接由上帝送来的。但现在我却接受了大量认识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疑虑重重。例如，人们可以说，我的洞见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成熟起来，突然又以梦的形式破茧而出。实际上，它就是那么发生的。但是这种解释却只是一种描述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过程，它为什么以意识的形式破茧而出。我没有刻意做过任何事情，来加速任何一种发展态势；相反，我的同情心却在另一个方面。因此，这些景象之后一定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是某种理智，某种比我更加理智的东西在起作用。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王国的光芒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影子显现了出来，这一离奇的想法确实不是我自发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在以前难以解释的事情——特别是每当我间接提到，任何能使人们联想起内心王国的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露出尴尬、疏远、冰冷、阴郁的表情。

我必须得把第二人格抛到脑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无论如何，我都得否认这种想法，并宣判它是无效的。这只会引来自相残杀，只会使我不可能再去解释梦的起源。因为在我心中，第二人格无疑与梦的创造有某种关系，而我可以很容易地认为他具有了必要的更高的智力。但我却感觉自己越来越与第一人格相同，而且后来证明，这种状态只是更加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觉得自己不再与它相同了。他确实是一个幽灵，一个能与黑暗世界对抗的灵魂。这是我在做这个梦前尚不知道的东西，甚至就在此时——回想起来我非常确信——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它，尽管我毫不怀疑自己在情感上是认识他的。

无论如何，我和第二人格之间产生了分裂，结果，“我”被派给了第一人格，并在相同程度上与第二人格分隔开来，第二人格可以说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我并不把这与任何一种绝对的、个性的想法联系起来，而这种个性可能为一个幽灵所有；由于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本不应该显得奇怪。在乡下，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况，会相信这些事物：其实他们有时候信，有时候也不信。这个灵魂唯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历史性，即他在时间上有延展性，或者说是他的无限性。当然，我不用如此赘述来告诉自己这一点，对他的空间存在也没有形成任何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存在的背景里，他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没有清晰的限定，但却又绝对地存在着。

小孩子对于大人说话的反应，远比不上他们对无法估量的周围环境所作出的反应。小孩潜意识地使自己适应它们，而且他们身上产生了具有补偿性质的种种关联。甚至在我幼童时期便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宗教”观念，它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只能理解为我对父母的环境，以及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反应。我父亲对宗教的种种怀疑潜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自然地就屈服了。自己的世界以及整个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将其影响慢慢推进；影响的时间越长，我父亲有意识的头脑便会不顾一切地反抗它的权威。父亲的预感使他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之后又将它们转移到我的身上，这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从来没有印象，认为这些影响是来源于我母亲的，因为虽然她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扎根于看不见的土地，但在我看来，她对基督教的信仰远没有那么坚定。对于我来说，她以某种方式与动物、树木、山脉、草地及流水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与她信仰基督教的外表以及她对信仰一贯的维护，形成了最奇妙的对比。这一背景与我自己的态度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因而没有给我造成任何不适；相反，它反而赋予了我一种自信和一种安全感，使我相信，这就是我可以站稳脚跟的坚实地面。我从来不觉得这一基础带有浓重的“异教徒色彩”。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在这种冲突中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在那时，这一冲突已经在父亲的传统观念和我奇怪的补偿性产物间展开了。这一产物的产生一直受到我潜意识的刺激。

回顾过去，我现在终于明白，童年时的发展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预示了我未来的事件，也帮助我适应了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溃，适应了有关这个世界的，令人震惊的启示——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新发现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的影响在事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尽管我们人类拥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个集体精神（以世纪来计算时间）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可能终生都在认为，自己向来凭的是真本事，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只不过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小配角而已。有些因素，虽然并不为我们所知，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些因素越是潜意识地存在，对我们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我们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几个世纪里的——我给这一部分（只供我自己使用）起了个名字叫“第二人格”。它并不是被西方宗教所证实的，一种个人的好奇心。西方的宗教明确地把自己施加到这个内在的人身上，并在为时两千年的时间里，竭力使他了解有关表面意识（带有主观成见）的知识，“不用去外面寻找，真理就隐藏在内在的人身上”。

在1892－1894年间，我与父亲进行过一些相当热烈的讨论。他曾在哥廷根学习过好几种东方语言，并就阿拉伯版的《所罗门之歌》写了学位论文。随着最后一次考试的结束，他荣耀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此后，他埋没了自己在语言上的才华。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陷入了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中，陷入了对大学黄金时代的回忆中，于是他继续用大学时代的长柄烟斗吸烟，他还发现他的婚姻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美满。他做了许多的好事——数不胜数——而结果常常令人气恼。父母两人都竭尽全力，过着虔诚的生活，但结果两人总是怒目以待。这些困境，虽然能够理解，但后来却粉碎了我父亲的信仰。

那时候，他的愤怒和不满日益增多，而他的状况使我非常担忧。母亲避开所有可能刺激他的事，再不与他进行争执。尽管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做法，我却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雷霆时，我总是默不作声，而在他显得比较平和的时候，我便想办法找些话与他交谈，希望了解一点他内心的想法以及他对自己的认知。毫无疑问，某些非常特别的事情正折磨着他，而我怀疑此事必然与他的信仰有关。从他无意中作出的几个暗示中，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正在忍受着由于对宗教的疑惑而产生的痛苦。我想他一定经历过那种必要的体验了。从尝试着与父亲谈话这件事上，我发现事实上，某种必要的体验是缺失了的，因为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给以同样的、陈腐的、毫无生气和合乎神学规范的回答，或无奈地耸耸肩，而这却使我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吵架时抓住这些机会，与这些情形妥协。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问题令他很难过，但尽管这样，我却不想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因为在我看来，他竟没有体验过上帝，这可是最显著的体验啊，实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对认识论了解不少，因而便意识到，这样一种知识是无法被证明的；而且我也清楚，这确实也没必要被证明，就像落日之美和黑夜之恐怖一样无须证明。毫无疑问，我曾笨拙地设法向他传达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满怀希望，想帮助他承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灾难。他不得不和别人争吵，于是便与自己和家人吵了起来。但他为什么不跟创造万物的阴暗上帝争吵呢？因为只有他才应该为世上的种种苦难负责。上帝一定会让他做一个奇妙的、深奥的梦，并为他揭晓答案；尽管我没有向他请求，上帝却让我做过这种梦，并让它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这样而已。对呀，他甚至让我瞥见他自己的形态。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不敢也无法向父亲揭示。要是父亲能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可以向他揭示的。但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我却从来没有涉及得如此之远，甚至从来都不曾触碰过这一问题，因为我总是以一种理智的、非心理学的方式来处理它，尽一切可能避免触及感情的方方面面。这种方法每次都像对着公牛的红布那样，导致了我所无法理解的种种愤怒反应。我实在想不通，一场完全理性的争辩，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感情上的抵制。

这些毫无结果的讨论激怒了父亲和我，最后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些讨论，各自背负起自己独有的自卑感。神学使父亲和我彼此疏远了。尽管我并不觉得孤单，我却感到自己遭受了一个致命的失败。我模糊地预感到，他正无法逃避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交谈。至少我知道，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找不到一个令我信赖的人，能说些帮助的话，救救我父亲。有一次，我听见父亲在祈祷。他挣扎着要坚持自己的信仰。我心里为之一震，同时又很愤怒，因为我看出了，他是多么无助地陷入了教会和神学思想，无法自拔。它们阻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道，然而随后又背信弃义地将他抛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早期体验的深层含意了：上帝已拒绝为神学负责，拒绝为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负责。另一方面，上帝又宽恕了这种神学，就像他宽恕过太多别的东西一样。在我看来，人们应为这些发展负责的设想实在荒谬可笑。人类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就像小狗一样，生下来又聋又瞎，”我想道，“并像上帝所造的所有生物一样，只拥有最模糊的光线，这光绝不足以照亮他们在摸索前进时的黑暗。”我同样确信，我所认识的神学家中没有一人曾亲眼目睹过“那照亮黑暗的光明”，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就不可能去传授“神学宗教”了；这种宗教在我看来有明显的缺陷，因为没有事情与它相关，但人们还要不抱希望地去信奉它。我父亲曾经奋不顾身地尝试过，结果却碰了壁。他甚至无法抵御那荒唐功利的精神病医生的侵犯。这也像神学一样，是某种人们不得不相信的东西，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罢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们二者都缺少了认识论方面的批判及体验。

我父亲显然受了这种印象的影响，那就是精神病医生已经在人脑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证明了，在本应该有精神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而“精神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预感到，如果我要学医，我就应该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不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种警告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唯物主义者相信的是他们的定义，就跟神学者相信他们的定义一样；我还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我意识到，他这一著名的信仰曾经狠狠地捉弄过他，不但捉弄过他，还捉弄过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严肃而有教养的人。在我看来，信仰的罪过主要在于它排斥经验。神学家怎会知道，上帝刻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的同时，又“允许”另一些事物存在呢，精神病学家又怎么知道，事物也被赋予了人类的某些特质呢？我要是屈服于唯物主义，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我父亲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显然，有人低声说起了“暗示”，因为我发现，他正在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关暗示的那本书，是伯恩海姆翻译的。这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开端，因为除了读读小说，偶尔翻翻游记，父亲从来没有读过其他读物。一切“有智慧的”和有趣的书都在禁忌之列。但是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根本不能使他变得更加愉快。他沮丧的情绪与日俱增，情况也越来越剧烈，对于他患的臆想症也是如此。一连好几年，他一直在抱怨得了各种各样的肠胃病，然而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却一直不能确诊，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现在他又抱怨，感觉“腹腔有结石”。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但后来连医生也怀疑起来了。这大约是在1895年夏末。

那年春天，我已经开始进入巴塞尔大学学习。我上高中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最无聊的一段时光，而通向“文科大学”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正在向我敞开。现在，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听到关于大自然最本质的真理了。我将会学到前人已经掌握的，有关人体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并掌握有关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加入了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佩戴彩色徽章的兄弟会。在我还念大一的时候，他赶来参加了兄弟会的一次远足，他们聚集在马克格拉芬县下属的一个酿葡萄酒的村子，他在那里还发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演讲。让我高兴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愉悦精神在他的演说中再次体现了出来。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在他毕业之时，他的生活停滞不前了，一首大学生歌曲的歌词便开始在我的耳际回响：

他们迈着步子垂头丧气，

慢慢返回世俗的土地，

往昔情景一去不回，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这些话重重地压在了我的灵魂之上。从前，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也是个充满热情的学生，就跟我现在一样；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过，就像现在为我敞开一样；知识的无穷财富展现在他的面前，就像现在展现在我面前一样。后来，一切对他来说却枯萎了，变得辛酸苦楚，这种情形怎会发生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答案太多了。那个夏夜，他喝过葡萄酒后发表的演说是最后一次机会，使他跳出回忆，使他度过一段自己本应该度过的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情况恶化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倒在床上一卧不起，1896年年初便去世了。

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询问了他当时的情况。“唉，还是老样子。他身体很虚弱。”母亲说道。他呢喃地向她说了点什么，她为我作了转述，然后跟我使了个眼色，提醒我他已处于神志昏迷的状态了：“他想知道你通没通过国家级别的考试。”我明白我必须撒个谎：“考过了，考得很不错。”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过了没过久，我又进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独自一人，母亲在隔壁房间收拾东西。他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响声。我知道他已处于濒死的痛苦之中。我在他床边站着，竟然给这种情形迷住了。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呼吸。我等啊等啊，等着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却再也没有出现。于是，我想起了母亲，便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见她正坐在窗前织毛衣。“父亲他快不行了。”我说道。她跟着我来到床边，看见他已经去世了。她仿佛觉得非常奇妙：“一切这么快就过去了。”

随后的几天笼罩着忧伤和痛苦的氛围，没有多少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母亲用她的“第二个”声音对我，或者说对她周围的空气说道：“他为了你及时地死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并不理解彼此，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妨碍你的东西啦。”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正好符合母亲的第二人格。

“为你”这个字眼儿给了我可怕、沉重的一击，我感到昨日的一小部分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但同时，一种男子汉和自由的感觉开始在我身上觉醒。父亲去世后，我搬进了他的房间并取代了他在家中的地位。比如说，我得每星期把家庭生活用的钱亲手交给母亲，因为她不会计划家庭的经济开销，也不会理财。

在父亲去世六个星期后，他对我来说显得像一场梦一样。他会突然间站在我面前，说他快要度假回来了。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现在正要回家。我觉得，自己搬进了他的房间，他可能会讨厌我。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尽管这样，我的内心还是感到愧疚，因为在我想象中他已经死掉了。两天之后，这个梦又出现了。父亲恢复了健康，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我便再次责备自己，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掉了。后来，我一遍遍地自问：“在梦里，父亲回到家中，样子又显得那么逼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后的生活。

父亲去世之后，我继续在大学读书便成了一个难题。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该在商行里当个小职员，以便尽可能快地赚钱养家。母亲的小弟弟提议要资助她，因为她的经济来源几乎无法养活自己。父亲这边的一个叔叔同意资助我。我在完成学业的时候，欠了他三千法郎。我还一边当助教，一边帮老姑妈出售她收集的为数不多的古董，以此赚取剩余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以高价把古董一件件卖出，便可从中抽取价格不菲的提成。

我绝对忘不了这穷困潦倒的时期，这时，一个人便懂得了珍惜廉价的东西。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真是爱不释手。这盒雪茄我抽了整整一年，因为我只准许自己在星期天的时候才抽上一根。

在我看来，大学生活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切都是理智的、充满生机的。大学还是一个结交朋友的时期。在兄弟会的几次会议里，我就神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作了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了许多热烈的讨论，但并不总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叔本华和康德进行辩论，我们对西塞罗文体美了如指掌，我们还对神学和哲学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在有关宗教的问题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家时，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与一位神学家谈过一次话，他曾经是我父亲所在教区的大主教。他不但以惊人的胃口闻名——这我是望尘莫及的——而且还博学多识。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会神父和教规历史方面的东西。他还给我大致地讲了有关新教神学的新知识。里切尔神学在当时非常流行。这种神学的历史相对论使我感到异常兴奋，特别是用铁路火车作的比较。在兄弟会里与我进行多次讨论的神学系学生们，对“基督一生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似乎全都显得非常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不但相当愚蠢，而且丝毫没有生气。我也无法赞同这种倾向，即把基督推到台前，使他在上帝与人的戏剧中充当决定性的角色。在我看来，这无疑掩盖了基督本人的观点：创造他的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间的地位。

在我看来，圣灵是无法想象的上帝的化身。圣灵的活动不但是崇高庄严的，而且还带某种怪异甚至是令人怀疑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又是耶和华神的行为所特有的；之于耶和华，我曾天真地把他等同于上帝的基督形象，这是我在坚信礼所接受的教导（这时我还不知道，严格说来，魔鬼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我主耶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因而也是个会犯错的人，或者就是圣灵的喉舌而已。这种极为不正统的看法，跟神学上的看法相去甚远，自然使人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我对此感到的失望，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并证实了我的看法：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我发现在大学一年级期间，科学虽然打开了通往渊博知识的大门，但却很少能提供真正的洞见。而总的来说，这种洞见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我从哲学著作的阅读中得知，灵魂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没有灵魂，也就没有了知识和洞见。然而关于灵魂，哲学著作中却只字未提。无论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它是理所应当的，因而甚至当有人提及它的时候——例如，C.G.卡鲁斯——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灵魂，有的只是神学式的沉思，然而作出这种那种沉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在第二学期期末，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将产生重大的结果。在我一位同学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本论述唯心论现象的小书，出版日期为70年代。这本书叙述了唯心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位神学家。我最初的怀疑很快消失了，因为我忽然间明白了，大体说来，书中所述的与我童年时期在乡下反复听到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这些材料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就是真人真事儿，对这一重大的问题的回答却不令我满意。虽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同样的故事都被反一遍遍地报道过。这其中必然有某种原因，但显然又不是最突出的原因，即世界各地拥有相同的宗教观念。相反，它必须与人类灵魂的客观行为相联系。但就这个主要问题——灵魂的客观性——而言，除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东西之外，我绝对找不出其他东西了。

唯心主义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既古怪又值得怀疑，然而就客观唯心现象而言，这些观点却是我最先见到的。比如左勒纳和克鲁克斯的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实际上读完了我能够读到的所有文学著作。很自然，我也把这些事情说给朋友们听，然而他们的反应不是嘲笑就是怀疑，也有的急忙起来争辩。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我奇怪的是他们竟敢断言说，不可能有鬼怪和转动桌子的事，那都是骗人的。在另一方面，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表现出交际争辩的本性。我自己也不敢确定，这些报告是否准确无误，但是说到底，为什么就不能有鬼魂呢？我们怎么就能知道某些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焦急意味着什么？对我自己来说，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极为吸引人的。它们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获得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可能与鬼魂有关系吗？康德的《通灵者之梦》出版得非常及时，而且我还很快就发现了卡尔杜普雷这个人，他从哲学上和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挖掘到了艾先梅耶、帕萨旺、尤斯蒂努斯、克尔纳和格雷斯的著作，还读了斯威登堡的七卷著作。

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对我的热情表达了由衷的同情，但我认识的其他人显然使我泄气。在这以前，我只是在传统观念上碰了壁，但现在，我却狠狠地撞上了铜墙铁壁：人们的偏见以及完全不承认有异常事物的存在。甚至在最亲密的朋友中间，我也遭遇了这种情形。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一切比我专注于神学还要更加糟糕。我感觉自己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边缘，能激起我满腔热情和兴趣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却枯燥空虚，甚至引起他们的恐惧。

有什么可恐惧的呢？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释。有的观点认为，存在着某些超越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范畴的东西。但这并不是什么荒谬可笑和惊天动地的想法啊。我们都知道，动物能够事先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确实有一些梦预见了人的死亡，确实有钟表在人死亡的那一刻停了下来，确实有镜子在危险的时刻破碎。在我童年的世界里，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到了现在，我显然成了唯一听闻这些事情的人。我非常认真地问自己，跌跌撞撞地走进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显然，城市的世界对乡村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对山脉、树林，河流，对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种晶体）的现实世界，也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使人觉得舒服。不管怎样，这种解释坚固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我认识到，尽管它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事实证明，这种洞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诱使我产生了一种优越感，经常批评不当，盛气凌人，让我变得非常讨厌。真是活该呀。而这终于使我重新产生了旧日的怀疑、自卑感和抑郁的情绪——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攻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不再愿意站在这个世界之外，忍受我是个怪人的难堪名声。

最初的引论课学完后，我当上了解剖学方面的初级助教，随后的一个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讲授组织学课程——我对此非常满意，那是不用说的。我自己主要对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感兴趣，我还因此熟悉了新生机论。而最令我着迷的则是广义的形态学观点。形态学是与生理学恰好相反的学科。由于生理学要进行活体解剖，所以我对这个科目极为反感。而活体解剖的目的，只不过是示范罢了。热血动物跟我们人类相似，并没有理性的动机，这种感觉一直使我无法释怀。因此，当我能不上示范课的时候，我就不去了。我认为我们得用动物进行实验，但是，这种解剖试验的示范在我看来却是可怕的、野蛮的，而且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仅仅通过描述，我就能想象出整个示范的过程。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里那种装点门面的佛教理论，而是在于一种更加深厚的基础，即原始的态度——也来自潜意识里对动物的认同。当然了，当时对于这一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事实，我是完全无知的。我对生理学深恶痛绝，所以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相应地变差了，不过幸好混了个及格。

随后两个有关临床的学期使我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来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时间研究康德。我还刻苦研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计划，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那时候，人们对他议论纷纷，不过大多都是负面的评价，据说议论他的人大多都是有能耐的哲学系学生；从这些负面评价中我可以推测，他在高层人士中间引起了多么大的敌意。当然，这些人中的最高权威是雅各布·布克哈特，他对尼采的各种批判性评论到处可见。此外，我们大学还有些与尼采本人有些私交的人，此时便到处散布他的谣言，说他从不阿谀奉承。至于尼采的作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一个字都没读过，因而便只好就他外在的怪癖大肆渲染，比如爱摆绅士的架子，他弹钢琴的方式、他夸张的文体——这些个人癖好使当时巴塞尔的上流人士都感到心神不宁。我延迟阅读尼采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事——相反，它们反倒激起了我强烈的欲望。我之所以延迟了，是因为我暗暗害怕，怕自己也会像他那样，至少是在那种“秘密”方面会像他那样，使自己和周围的环境隔绝。也许他曾有过内心的种种体验和种种洞见，谁又会知道呢？而不幸的是他又试图谈论自己的内心活动，结果却发现没有人能理解他。很明显，他是个怪物；或者至少在别人眼里，他是个怪物，是大自然嘲弄的对象；而我，无论如何不想成为尼采那个样子。我担心自己会被迫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怪人。当然了，他是个教授，写出过大部头的著作，并因此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但是，他也和我那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德国，国土辽阔远及大海，而我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家庭，在边境的小村庄里长大。他讲的是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语和希腊语，可能还懂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而我有把握运用自如的语言却只有瓦格斯-巴塞尔方言。他，拥有了所有的荣耀，即使被人当作是某种怪人又有何妨，但我却绝不能让人发现自己那么像他。

尽管心里有这种种忧虑，我还是感到十分好奇，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拜读他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沉思》是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被书中洋溢的热情牵引着，不久后我又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是我的一次重大体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与查拉图斯特拉一致了——尽管这个比喻像是将小土丘与勃朗峰相比。而毫无疑问，查拉图斯特拉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使我十分惊恐，好长时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个想法突然在不合时宜的时刻一遍遍地涌入我的脑海，吓得我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后，我便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人过中年之后才发现了第二人格，而我自打童年时代就认识自己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轻率地谈到过“不可言状”这一概念，它看起来是很合适的，但很快我便注意到，这只会招致麻烦。尼采才华横溢，当他还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还未曾设想的时候，就来到巴塞尔大学当教授了。既然他如此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出了差错。我觉得，这就是他病态的误解：毫不担心、毫不怀疑就把自己的第二人格放进了这个世界，一个人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的世界。他被一种幼稚的希望所打动，希望人们能够分享他的狂喜，理解他“重新评估所有价值”的思想。然而他却只找到了受过教育的世俗之人——使他哭笑不得的是，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像他们当中余下的人一样，在他一头撞进那难言的神秘时，当他想赞美愚蠢堕落的大众时，他却对自己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他语言夸夸其谈、暗喻堆砌如山，并怀有赞美诗一样狂喜的原因——全都是妄图引起这个世界的注意，而这世界为了换取大量毫无关联的事实，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结果他——宣称自己是走钢丝表演者——一头掉进了出乎自己想象的深渊。在这个世界里，他并不认识回来的路，并且像个着了魔的人似的，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他。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听说过两个人公然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这两个人都是同性恋，其中一个自杀了，另一个则自暴自弃，像个被误解的天才。我其余的朋友并没有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现象惊得目瞪口呆，只是对它所受到的欢迎无动于衷。

就像《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那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砰的一声给我关上了一扇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扇门一直关着。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老农夫似的，明显发现自己的两头牛中了邪术，并把它们的头套在了同一个笼子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小儿子问道。“孩子呀，人们是不会谈论这种事的。”他的父亲回答说。

我意识到，跟人们谈论他们不知道的事，就像对牛弹琴一般。幼稚的人根本不会领悟，与友人谈些他们完全不懂的东西是何等的屈辱。只有当一个人是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原谅这种粗鲁的行为。我逐渐明白了，一种新思想，甚至只是旧思想的一个不寻常的方面，只有靠事实才能与人沟通。事实是站得住脚的，而且不会稍纵即逝；某个人早晚都会遇到它们并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交谈，是缺少更好的东西，认识到我应该提供事实，但这些事实恰恰是我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我经常发现，自己靠经验行事。我开始责怪哲学家们：毫无经验的时候喋喋不休，而该用事实应答的时候却把嘴闭上了。在这方面，他们看起来全跟肤浅的神学家没什么两样。我感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已穿越过了一个满是钻石的山谷，但是我却无法让任何人信服，我所带回来的样品不只是砾石而已。但当我更仔细地观察这些钻石的时候，我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了。

此时正值1898年，我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把行医当成自己的事业。我很快得出结论，觉得自己必须有所专长。也就是选择外科还是选择内科。我倾向于选外科，因为我受过解剖学的专门训练，除此之外我还很喜欢病理学，如果我拥有足够的资金，便很有可能把外科当成自己的职业。为了上学而使自己债台高筑，向来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试之后，就得尽早地开始养活自己了。我想象过在某个县级医院开始助理医师的生涯，比起一个诊所而言，在县级医院更有希望谋得一个有薪水的职位。此外，在一个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其负责人的支持或其个人利益。由于我人缘不太好，与人不太合群——这种体味经历得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设想自己会交到好运，于是便只好满足在地方医院谋职，拥有个普普通通的前景。其余的便取决于努力工作，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实际应用了。

然而，在暑假期间，却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对我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的门敞开着，我母亲就坐在里面织毛衣。那是我家的餐厅，里面摆着那张胡桃木圆餐桌。这张桌子是我祖母的嫁妆，到此时大概有七十年了。我母亲坐在窗前，隔桌约有一码远。我的妹妹上学去了，女佣则在厨房里。突然间，砰地一响好像发出了枪击声。我一下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房间，只见我母亲瞠目结舌地坐在她的扶手椅里，毛线团从手中落到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出、出、出什么事啦？就在我身边！”然后她便盯着那张桌子。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事故的原貌。桌子从边缘到中心以外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而且还不是沿着接缝处裂开的，那裂缝直穿坚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击一样惊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一张硬胡桃木桌子风干了有七十年了——怎么竟在一个夏天，在我们这里气候特有的、湿度相对较高的时候，裂了缝呢？如果是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将桌子摆在火炉旁边，发生了这种情形倒还是可以想象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爆炸呢？“一定有什么蹊跷之处。”我想道。母亲脸色阴沉地点点头，“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虽然并非刻意，但我对此时印象极深，而由于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便生起自己的气来。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在傍晚六点钟时回到家里，结果发现我们全家——我的母亲、我十四岁的妹妹及女佣——都处于一种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大约在一小时之前，又发生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这一回，不再是那裂了缝的桌子了，而是从餐具柜的方向传来的，这东西是一件沉重的家具，早在19世纪初就买来了。她们已经从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却找不到任何裂缝的迹象。我立刻将这柜子仔细检查了一遍，连周围的地方也没放过，但是依然毫无结果。然后，我便开始检查柜子的内部来。在盛放着面包篮的碗柜里，我发现了一条面包，在面包旁边，放着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断裂成了几块碎片，刀把躺在长方形面包篮的一个角落里，在其余的三个角落里，都躺着一片刀刃。这刀子不久前刚刚使用过，在四点钟下午茶时间使用的，然后便被放到了一边。从那以后便没有人到餐具柜里取过东西。

第二天，我把这把断裂的刀子拿到镇上一个最有名的刀具商那里。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子完全没有问题。”他说道，“钢是没有毛病的。一定是有人一片一片把它故意弄坏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的裂隙里，然后一次折断一片。或者可以用其他办法，比如从很高的地方把它扔到石头上。但是好钢是不会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开您的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母亲和妹妹那时正好在那房间里，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把她们吓了一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但我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完全感到不知所措，对于已发生的事拿不出任何解释，我只好承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桌子怎么会裂开了缝，刀子怎么又碎成一片片的呢？假如说一切只是巧合，那这种巧合也太过分了啊。一次偶然的机会，莱茵河竟然倒流了，这在我看来也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释也被自动驳倒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我听说有几个亲戚一直以来都在从事桌子转动的活动，他们还有一个灵媒，是个十五岁半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位灵媒，据说她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致灵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想起了在我们屋里的那种古怪现象，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或多或少与这位灵媒有关。于是，我便开始定期出席他们的会议，这种会议每周六傍晚在我亲戚家里举行。我们在沟通形式，墙的四壁及桌子嗡嗡作响方面有了结果。不依赖于灵媒，桌子会移动是令人生疑的，而且我很快发现，施加在这种实验上的限制性条件一般来说会有妨碍的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动发出啪啪声的，随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信息所包含的内容上来。我在博士论文里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经过大约两年的实验，我们全都变得相当厌烦了。我发现了这位灵媒企图利用诡计使人产生幻象，而这使我再也不参加这些实验了——不过我又感到十分后悔，因为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第二人格是如何形成的，懂得了它如何进入一个小孩的意识，最后使小孩融合到她身体里。她是早熟的灵异之一，二十六岁时患了肺结核。在她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又见过她一次，她既成熟，又独立，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在她死后，我从她家里人那里打听到，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儿一点儿地解体了，到了最后，她竟回到一个两岁小孩的状态，而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去世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要的体验，它把我早期的哲学理念一扫而光并使我获得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对于人的灵魂，我已经发现了一些客观的事实。然而这体验的本质如此深奥，再次使我难以表达。我找不到一个人来诉说整个故事。于是只能再次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我的专题论文才最终问世。

在医务所里，弗雷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姆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邂逅了一个吸引我的思想。我明白了一种敏锐的智慧，如何抓住问题的关键并提出疑问，而在这些疑问中，问题的一半便迎刃而解。对于他来说，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种东西，因为到我实习期快结束的时候，他接受了任命到慕尼黑就职。他提议让我做他的助手，应该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献身内科。要不是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对未来职业所有顾虑的事，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尽管我一直在上精神病学和临床的课，但当时那位精神病学的讲师却没有真正地激发起我的兴趣，而当我回忆起精神病院的经历对我父亲的影响时，我对精神病学就再产生不了好感了。因此在准备回家考试期间，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是到最后才复习的。我并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所以我仍然记得，当我打开克拉夫特艾宾编著的教科书时，我突然想：“好呀，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话好说吧。”专题讲座和临床示范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医院里所见到的病例我连一个也记不起来，想起来的都是厌恶和恶心。

我开始读序言，想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如何介绍自己的科目，或者如何证实其存在的理由。在为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辩护的同时，我必须清楚地指出，在当时的医疗界，精神病学是非常受人轻视的。但没有人真正了解精神病学，也没有一种心理学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并把人的各种病理变化包含到心理学的宏观图景当中。医院院长及其病人被关在同一个医院里，而这个医院又同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古时候的麻风病院和麻风病人一样，被隔离在城郊地区。没有人愿意朝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而医生们像门外汉一样知之甚少，因而他们的感受也跟这些人没什么两样。精神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没有治愈的希望，这种看法也影响到了精神病学。精神病医生在那时被当成怪人，而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切身体验。

打开序言，我读道：“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性及其发展尚不完全的缘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一种主观的印记。”几行之后，作者将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疾病”。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我清楚地知道精神病学才是我唯一可能的目标。只有在这里，两股兴趣的激流才能融汇到一起，形成一条水流冲击着自己的河床。这是一个经验性的领域，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领域，可是却一直没能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方天地，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形成的现实天地。

当克拉夫特·埃宾讲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特性”时，我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因此，我认为这本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也是作者的主观坦白。他那特有的偏见和他自我存在的整体性，使他背弃了自己的客观经验，以自己的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老师说起过这类事情。尽管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与其他教科书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这几点暗示却使精神病学更加注重自身的转变，因此我无法抗拒地被它的魔力征服。

我作出了决定。当我告诉内科老师我自己的意愿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了惊讶和失望的表情。唉，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疏远了其他人，我的伤疤又开始疼了。不过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原因。没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冷僻的学科感兴趣。对于我的选择，朋友们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困惑，认为我是个傻瓜，竟放弃了内科，放弃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放弃了一份理智的职业，而选择了满嘴胡言乱语的精神病学。

我明白，自己显然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追随我。但是我懂得，何人何事都无法使我偏离自己的目标；我懂得，我作出的决定是站得住脚的，那是我命中注定的选择。它就像两条河流汇集成一股滚滚洪流，毫不留情地挟我流向远方的目标。我是一个“双重性格合而为一的人”，这种自信的感觉犹如魔力的波涛，帮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并且使我名列榜首。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我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奇迹，然而潜藏着的绊脚石却使我在最拿手的病理解剖学上栽了跟头。由于一个可笑的错误，在玻璃切片上，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一些上皮细胞，没想到我却漏掉了藏在角落里的一些霉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到了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成功地躲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接踵而至：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我却以最为莫名其妙的方式遭了殃。要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本可以在这次考试中取得高分的。

结果，另一个候选人跟我得了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我不太了解他的个性，但是怀疑他天资愚钝。除了“行话”之外，我根本无法与之交谈。对于每一件事，他总是高深莫测地微微一笑，让我想起了埃伊纳岛的希腊雕像。他总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然而在这种外表下，他却显得十分尴尬，从来不应景。这难道不是一种愚蠢吗？但我却从没有证明这一点。关于他，我唯一确信的是，他给我留下了带有偏执狂式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对除了纯粹的事实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提到了这个典型的例子，证明凡事都有对应性。我的第一本书有关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在这种心理里，我的人格或者“人格倾向”便对应于这种“人格之病”。我向来认为，最广义的精神病学是病人心灵与医生（假设他是正常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治疗者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两者从原则上说都是同样的主观。我的目的是想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表现出的症状，而且还包含着一种普遍的意义。

在期末考试过后的那天晚上，我上戏院看了场戏，让自己享受了平生第一次渴望已久的奢侈享乐。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还不允许我如此地铺张浪费。但靠卖古董挣来的钱还略有所余，有了这笔钱，我不但看了场歌剧，甚至还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了一趟。

比才的歌剧使我陶醉，将我征服，令我在浩瀚大海的波涛上随波起伏。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越过边境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之时，《卡门》那美妙的旋律仍然萦绕耳际。在慕尼黑，我第一次领略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与比才的音乐融合在一起，使我如沐春风，沉浸在新婚之夜般的快乐气氛之中，其深意我已能朦朦胧胧地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却是1900年12月1日至9日这恐怖的七天。

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艾美尔·荣格夫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她的永别。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她是我祖父第一次婚姻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性情活泼开朗。在我看来，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捉摸不透的幻想世界，生活在拒绝消亡的回忆里——生活在一种即将消失又无法挽回的往事中。这次拜访是我与童年怀念的永别。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苏黎世的伯格霍兹里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我很高兴能到苏黎世工作，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对我来说已变得过于枯燥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这个城镇，别的城镇都不存在，只有巴塞尔才是“文明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延伸开去便是蛮荒之地。朋友们无法理解我为何离开，猜想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但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因为在巴塞尔，不论什么时候，人们都把我看作卡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属于一个有限的社交圈子。我对此颇为反感，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归为某一类人之中。在我看来，巴塞尔知识界具有一种令人艳羡的统治性气氛，但传统观念的压力过大，使我难以忍受。当我来到苏黎世后，我立刻感受到了这种差异。苏黎世并非通过知识，而是通过商业与世界相连。然而这里的气氛确实是自由的，我一贯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在这里，即使你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浓雾的重压。时至今日，我对巴塞尔还有一种淡淡的怀念，尽管我知道它过去的风貌已然不再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巴霍芬和布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日子。仍然记得矗立在大教堂后面的古老牧师会礼堂，仍然记得那横跨莱茵河河面，半木质结构的古桥。

母亲难以接受我离开巴塞尔的事实。但是我知道，自己无法分担她的苦痛，而她则勇敢地忍受住了。她和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娇小柔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跟我一点也不一样。她仿佛天生注定要当老姑娘，所以终身未嫁。但她培养了一种非凡的个性，而她的处事态度也令我十分钦佩。她必须得经受一次据称并无大碍的手术，但她却未能幸免于难。当我发现，她事前早已把一切事情，甚至连最后一个细节，都安排妥当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动了。在我的心底，她永远是个陌生人，但我却非常尊敬她。我很爱动情，但她总是镇定自若，尽管她的内心深处非常敏感。我可以想象得出，她在妇女敬老院里是如何打发时光的，就像我祖父他唯一的妹妹经历的一样。

随着我在伯格霍兹里精神病院工作的进展，生活也呈现出令人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意识清醒、认真负责等。就像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要屈服于誓言，屈服于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放弃一切奇特和有意义的东西，并把一切超凡脱俗的东西变成平淡无味的东西。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乏的表面，有的只是无法延续的开端，有的只是毫无关联的事件，有的只是越发狭窄的知识面，有的只是被称为问题的失败，有的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眼界，有的只是日常琐事的无边沙漠。整整六个月，我把自己关在类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以便习惯这精神病院的生活习气；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人的思想活动，我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一遍。我想了解人类的心灵在面对自身毁灭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为就我看来，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一种生物学反应，这种反应在精神病发作时支配着所谓的健康头脑。我觉得自己的同事也跟精神病人同样有趣。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的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据，从中深受启发，获益良多。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想使自己受到启迪，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对研究工作的专心致志以及我的自我封闭，使我渐渐与同事们疏离开来，这自然不必说。他们当然不知道，精神病学对我而言是多么的奇妙，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洞悉其中的精髓。那时候，我在治疗学方面的兴趣尚未觉醒，但是所谓的正常性病理变异却令我着迷，因为它使我获得了期盼已久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具有普遍性的心灵了。

所以这些便是我开始精神病学生涯时的状况——从客观生活中产生的主观实验。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脱离自我，以真正客观的方式观察自己的命运。我会编织一个事情原本应该如何的幻想，或者写一本《为吾生辩》的书，以这种方式犯下一个为人熟知的自传式的错误。说到底，人是一个事件，它无法判断自己，是好是坏，全都交由他人评判。

第四章　精神病治疗活动

在伯格霍兹里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的学徒生涯。决定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则是一个急切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问题，我的同事中间也没有人关心过这个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要说的话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却是如何作出诊断，或者如何去描述病人的症状，编写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也就是个性，根本无关紧要。相反，医生带长长的、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和详尽记录的症状看病。病人们被定了性，诊断书盖上了橡皮印章，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到此就算解决了。不管怎么说，精神病人的心理根本不起作用。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变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因为他在癔病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他的观点指明了一条道路，即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

我依然能非常清楚地回想起那时的一个病例，它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一个年轻妇女患上了“忧郁症”，遂被这家医院收治。医生像往常那样对她进行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测又做了体检。诊断结果为精神分裂症，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这个妇女恰好收治到了我所在的部门。开始，我并不敢质疑这一诊断结果。我那时还是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因此不敢鲁莽地提出另一种诊断。但是这个病例却让我觉得很是奇怪。这跟精神分裂症无关，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抑郁症，于是我决心使用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忙于诊断性联想研究，于是我便开始与病人联手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的梦境。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了她的过去，而这是既往病史没弄清楚的。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揭示出了一个阴暗凄惨的故事。

这个妇女结婚之前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富有的企业家子弟，邻近地区的姑娘们都对他感兴趣。由于那女子面容姣好，便认为很有机会将他追到手。但他并没有对她表示好感，于是她便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追忆往事，他对她说道：“在您结婚的时候，某个人——您那位先生（那个富有的企业家之子）——却相当吃惊。”就在那个时刻，她的抑郁症就开始了，几周之后便引发了一场大灾难。她正给孩子洗澡，先是她四岁的女儿，接着是她两岁的儿子。她住在乡下，水源不太卫生；饮用的是纯净的泉水，但洗澡、洗衣服用的却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女儿洗澡时，她看见这孩子吮吸海绵，却没有阻止她，她甚至还给小儿子一杯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完全是潜意识的，或者只是半意识的。因为她的意识已经受到了初期抑郁症的影响。

没过多久，在这种病的潜伏期过去之后，她女儿就因伤寒病倒了，接着便去世了。女儿是她的掌上明珠，儿子却没有感染。这时，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于是这位妇女被送到了医院。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得出了结论：她是一个谋杀犯，而我又知道了太多关于她秘密的细节。突然间真相大白了，这就是她患抑郁症的充分理由。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错乱，而不是精神分裂症。

那么，现在又该采用何种治疗措施呢？直到此时，这位妇女一直注射麻醉剂，来与失眠症作斗争，同时还有人监护着她，防止她采取自杀的行为。但在其他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从生理上看，她的健康状况还不错。

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讲明呢？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吗？我遇到了从未有过的职责上的矛盾。在良知方面，我有一个难题需要回答，并且需要独自解决。要是请求同事们帮忙，他们大概会提醒我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跟这个女的说呀。这只会使她疯得更厉害。”但在我看来，效果可能恰好相反。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几乎不存在明确的准则。一个问题既可以这样解答又可以那样解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考虑到了潜意识的因素。当然，我非常清楚自己所冒的个人风险：要是病人的病情加重，我同样也会陷入麻烦！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试一试这种治疗，虽然结果很难说。我把通过联想试验所发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不难想象，这样做是多么的艰难。断然指控一个人是杀人犯绝非小事。对于必须听取并接受这一指控的病人来说，也是悲痛万分的。结果两周之后，事情却证明她可以出院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进过精神病医院。

在这个病历上，我对同事守口如瓶其实还有别的原因。我担心他们对此大加评论，甚至有可能引起法律问题。当然了，他们倒拿不出对病人不利的证据，然而对她来说，这样的一场讨论或许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命运的惩罚已经够受的了！她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并在生活中赎罪。这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她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出了院。她是不得已才承受这一负担的呀。失去孩子对她来说已很可怕了，而她的救赎在患抑郁症，在医院监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的许多案例中，病人来就诊时都隐瞒了某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想，只有对这个完全私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对病人进行治疗。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使他撞得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隐秘的故事，就掌握了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就在于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探索意识材料还远远不够。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能够为诊断开辟出路，对梦的解析，或对长期耐心地接触病人也有裨益。在治疗上，永远要从病人的整体而绝非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挑战整个人格的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了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这一职位一待就是四年。随后在1909年，我在工作上获得越级提升，便因此离了职。在这几年间，我私下里看过很多病人，日常的工作再也忙不过来了。然而我却继续留任教授，直至1913年。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基础课程以及原始人心理学。这就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前两个学期里，我主要讲催眠术，也讲珍妮特和弗劳内伊。到了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问题成了我所讲授的主要内容。

在讲授催眠术期间，我常常对病人（给学生做示范的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明显带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当时已经五十八岁了，拄着拐棍来的，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女仆。十七年来，她由于左腿瘫痪受尽了折磨。我让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然后要求她讲一下自己的病史。她开始给我讲了起来，那病史真是可怕极了——她把整个长长的病史和盘托出，细节详尽。最后，我打断了她：“唔，好吧，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给您催眠吧。”

这句话几乎还没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进入深深的睡眠之中——一点也没有进行催眠！我对此迷惑不解，但却没有打扰她。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而且还讲到了最引人注目的梦境，这些梦代表了潜意识的相当深刻的体验。然而，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认为她是处于狂热的状态。这种情境渐渐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正要向他们演示催眠术！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后，我想要再次把这位病人唤醒，可是她怎么也醒不过来。我惊呆了，我忽然想起，自己可能已经无意识地深入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中了。然后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才把她唤醒。与此同时，我不敢让学生们看出我神经紧张。当这位中年妇女醒过来之后，她觉得头晕、迷糊。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她喊出声来：“啊，我的病可算好了！”一把扔掉拐棍走了起来。我尴尬得满脸通红，却向学生们说道：“现在你们该看出来催眠术有多厉害了吧！”可实际上，我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很多经历促使我想要放弃催眠术，对中年妇女的诊疗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女人却痊愈了，而且精神抖擞地走了。我请求她告知我后来的情况，因为我估计过不了二十四小时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的老毛病却没有重犯，尽管我心里怀疑，却不得不接受她确已经痊愈的事实。

第二年暑假那个学期，当我讲第一堂课的时候，她又来了。这一回，她抱怨后背剧痛难忍，据她说，这在最近才发生。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关系呢？也许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讲课的通告吧。我问她这疼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发生过任何事情，也丝毫不能解释发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后背疼痛的那天，正好从报纸上看到了我讲课的通告。这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搞不懂，她的病怎么就神奇般地治愈了呢？我再次对她进行了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发地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那背痛就消失了。

这一次课讲完后，我把她留了下来，想要进一步了解她的生活。结果发现，她有一个弱智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部门里治疗。我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她用的是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儿子却是她第一次结婚时生的。他是她唯一的孩子。自然地，她本希望儿子才华出众，事业有成，没想到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精神病，这对她来说绝对是可怕的一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那时的我，代表了她对儿子的所有希冀。她热切盼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她认我做了干儿子，并四处传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名誉，实际上得归功于她，也正是因为她四处宣传这一神迹奇事，我才得到了第一批私人病人。我的心理疗法竟然始于一位母亲，我还取代了她精神病儿子的地位！自然，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这整个事件，包括所有的细枝末节也讲到了。她很快便接受了我的阐述，而她的病也再没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在治疗上的体验——可以说，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与那位年长妇女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感激，因为我曾认真地接待了她，并对她和她儿子的命运颇为关切。这的确帮了她的大忙。

一开始在进行私人诊疗的时候，我也采用催眠的方法，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时，你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你从不知道病情的改善或治疗的疗效能维持多久，而以这种毫无把握的方式工作，我总是感到良心不安。我也不喜欢自作主张命令病人做些什么。我更为关心的是从病人本人那里得知，他天生的倾向会把他引向何方。为了弄个明白，我认为有必要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并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进行研究。在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所开设了一个实验性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来几个学生帮忙，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联想）的调研。弗朗兹·里克林是我的协作者。路德维格·宾斯万格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内容是“与精神流电疗法效应有关的联想实验”，而我也在写我的论文《论对事实的心理学诊断》。我们的同事中还有几个美国人，例如弗雷德里克·彼特森和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期刊上。正是这些联想研究，才使我于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邀请，就我的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讲座。而与此同时，他们还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联想实验和精神流电疗法实验使我在美国获得了声誉。很快，美国的许多病人便找我来治疗。在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美国同事给我介绍来一位病人。该病人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症”，预后是“无法治愈”。那位同行怕我的治疗不起作用，便建议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专家那里看看，算是以防万一。患者前来就诊了，我与他谈了片刻便发现，这个人患的是一般性神经症，而对于这病的精神起因他却守口如瓶。我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结果发现他正遭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所带来的影响。他出身富有的名门望族，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当然这是从外表上来说的。他只是酗酒，而喝酒则是他极力麻醉自己的方式，好忘掉那压抑性的情境。这自然毫无帮助。

他母亲拥有一家大公司，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儿子在公司里占据领导职位。他确实早应从附属于母亲的压迫性地位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抛弃这一优越的职位。因此，他便一直受制于母亲，受制于把他安置在公司里的母亲。每当他和她在一起时，或不得不屈从于她对他工作的干涉时，他便开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意识中的一部分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这尽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却忍不住财富和舒适的诱惑。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把酒戒了，也觉得自己痊愈了。但我告诉他：“如果您回到以前的情况，我不敢保证您不会旧病复发。”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他一回到家中，重新处于母亲的影响之下，便又开始喝酒。因此，他母亲在瑞典停留的时候，便前来向我询问治疗办法。她是个精明的女人，但却是个地道的“权力女魔头”。我明白了她儿子必须竞争的是什么，而且还认识到，他根本没有力量进行反抗。他的身体也十分羸弱，根本不是母亲的对手。因此我便采取了一种强迫性的治疗办法。背着他，我给他母亲开了一张医疗证明，说她儿子因酗酒而无法完成工作上的种种要求，建议她把儿子解雇。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而儿子当然要对我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我做了一件在医生看来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事。不过我却知道，为了病人的利益，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他的病情有何进展呢？自从脱离了母亲，他自己的个性便得到了发展。他拥有了光辉的职业生涯——也许正是因为我给他开了一服烈性药的缘故。他妻子对我十分感激，因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毛病，而且还开拓了他自己的道路。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病人我一直有种良知上的负罪感，因为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证明，尽管我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解脱出来。事实确实如此，他一解脱出来，他的神经症就消失了。

在我行医期间，人的精神对潜意识犯罪的反应方式不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毕竟，那个年轻妇女最初并没有意识到是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落入了一种状态，好像是一种对罪恶极有意识的表现。

我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使我永生难忘的病例。一位女士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说这无关紧要，因为她只想就一次诊。很明显，她属于上流社会。她说她曾经当过医生。她要告诉我的是她的忏悔：大约二十年前，她出于妒忌犯了谋杀罪。她毒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想嫁给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认为，只要谋杀不被发现，她就会继续安宁的日子。她要嫁给这个男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掉她的朋友。她认为，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而结果呢？她确实跟这个男人结了婚，但他不久之后就死了，当时还相对年轻。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婚后所生的女儿一长大就设法离开了她。她女儿年纪轻轻就结了婚，然后就从她眼前消失了，与她的感情越来越远，直到最后，这位母亲失去了与女儿的一切联系。

这位夫人是个热情的女骑师，拥有几匹她钟爱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发现，这些马在她骑行时开始变得焦躁不安，甚至连她最为宠爱的那匹马也躲着她，并把她甩下身去。最后，她只好放弃了骑马。那以后，她转而养起了狗。她拥有一只非常喜欢又出奇漂亮的猎狼犬。而就是这只狗却不知怎么得了瘫痪症，好像命中注定的一般。现在可以说，没有比她再不幸的了；她感到，自己在道德上完全崩溃了。她需要忏悔，于是她来到我这里。她是个杀人犯，但更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因为凡是犯谋杀罪的人都毁灭了自己的灵魂。杀人者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如果某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又被抓住的话，他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如果他是暗中所为，没有道德上的意识，也一直没被发现，惩罚却依旧会降临在他的头上，就如病例中显示的一样。这种情形终于出现了。有时候，仿佛连动物和植物也“知道”这种罪行。

由于杀了人，这个女人便陷入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之中，甚至连动物都开始疏远她。而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她便让他人了解她的秘密。她是得找个无罪的人来分担心头的秘密。她想找到一个人，不加偏见地接受她的忏悔，因为这样一来，她会再次获得某种感受，就像和人类建立关系那样。而这个人应该是个医生而不是一个职业司祭。由于牧师的职责关系，她对倾听自己忏悔的律师心生怀疑，担心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她的是非。她看到了人们和动物纷纷疏远她，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判决，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任何更深的谴责。

我一直没能查出她的身份，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有时候我问自己，她怎么能有如此下场。因为她的忏悔并不是她生命的终点呀。也许她最后终于被迫自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她如何在完全孤独的状态中生活下去。

临床诊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给医生指引方向，但对病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讲述的故事。因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遭受的痛苦，而只有这时，医生的治疗才开始发挥作用。有一个病例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病例与女病房的一位老病人有关。她大概七十五岁，卧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之久。大约五十年前，她就住进了医院，但医院里余下的人却记不起她为什么会住院，当时在这医院里工作的人已全都死掉了。只有一位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护士长，还依稀记得这位病人的故事。这个老太太已经不会说话了，只靠流质和半流质的营养物来维持生命。她用手指进食，让粘在手上的食物慢慢滴进嘴里。有时候，她喝一杯牛奶差不多要花两小时。不吃东西时，她便用双手和胳膊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我不明白这些动作是什么意思。精神病所造成的毁坏程度我还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对此却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在讲授临床课时，她往往被当作精神分裂症中的一种紧张性精神病案例，但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含义，因为这种话根本没法帮我弄清楚，这些古怪的手势因何而起，又是什么意义。

这一病例给我的印象体现了这个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反应。当我成为助理医师时，我觉得，自己对精神病学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每当我站在主治医师和同事们身边时，我便感到特别不自在，因为他们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却茫然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因为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病人的头脑里正在发生什么事，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在这里从事着助理医师的职业，可我却对此一点也不在行！

一天深夜，当我走过病房时，我看到那位老人仍在做着她那神秘的动作，于是我又问自己：“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随后，我便到老护士长那里，问她这位病人是否总是这样。“是的，”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诉我，她过去常常做鞋子。”于是我再次翻阅了她那发黄的病历，确信无疑，上面表示她有做鞋子的习惯。过去，鞋匠习惯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以这样的动作精准拉扯出穿过皮革的线（如今仍可见到乡下鞋匠的这种动作）。这位病人不久后便去世了，她的弟弟前来参加葬礼。我问他：“您姐姐怎么得的精神失常呢？”他告诉我说，她爱上了一个鞋匠，但鞋匠出于某种原因不想娶她，而当他最后拒绝她时，她便“发作”了。鞋匠的动作暗示着她与恋人的认同，一直持续到去世之前。这个病例给了我有关精神分裂症心理起源的第一点暗示。从那时起，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有意义的种种关联。

另一个病人的故事为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学背景，但最主要的是“毫无意义”的妄想。从这个病例中，我第一次能够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直到目前还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有个病人名叫巴贝特，她的故事我已在别处发表了。1908年，我在苏黎世的市政厅进行了有关她的讲座。

她出生在苏黎世旧城，在贫困、狭窄、肮脏的街道出生，在卑贱的环境中长大。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其父则是个酒鬼。在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于偏执狂式早发性痴呆症，带有典型性夸大狂特征。当我见到她时，她已经住院二十年了。医生将她当作教学课的客体，向数百个医学院的学生展示过。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精神分裂不可思议的过程。可以说她是个典型病例。巴贝特精神完全失常，说些毫无意义的、最疯癫的话。我竭尽全力想要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她会说：“我就是罗蕾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当医生想弄清楚她的病况时，总是会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她会放声痛哭：“我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我发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像苏格拉底那样受到不公正的指控。”她也会突然说出荒唐的话，比如“我是两个工艺学校不可取代的人”“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干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尔维希亚特别甜的黄油”“我和那不勒斯必须为世界供应面条”，这些话都意味着她对自我评估的提升，也就是说，以此来补偿她的自卑感。

我对巴贝特和其他类似病例的迷恋使我相信，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疯狂。我不止一次地看出，即使在这种病人的背后也存在着所谓的正常人格。也就是说，这种人格在袖手旁观。这种人格偶尔也会——通常是以声音或梦的方式——提出完全理智的评论和异议。在身体生病时，它甚至还能再次进入前景中来，使病人看上去和正常人别无二致。

我曾经医治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处为我非常清楚地显现了她那“正常的”人格，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治愈的，只能对她表示关心。说到底，每个医生都会碰到他治愈不了的病人，对于这种病人，医生只能使他通往失望的道路变得平坦。她听见了分散于她整个身体的种种声音，而在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我对她说：“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说这番话时，我都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一般说来，这一声音会说出非常理智的话，而借助于这一声音，我能够更好地对待这个病人。有一次那声音说道：“让他考验一下您对《圣经》的信念！”于是她带来一本很破旧的、翻阅过很多次的《圣经》；每次巡房时，我都指定其中一章让她阅读。接下来，我又对她进行了这种考验。我一连考验了她七年，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开头时，我对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后，我认识到了这项功课的意义。通过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保持在活跃的状态，因此她就不会在精神分裂的梦境中越陷越深。结果证明六年以后，原本活跃在她整个身体的种种声音，已经退回到左半部分，而右半部的声音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这一现象的强度也没有倍增，而是跟过去一模一样了。因此，我得出结论，这个病人痊愈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记忆练习竟能产生治疗效果。

通过我对病人的工作，我认识到了，偏执狂患者的思想和幻觉有那么一点含义。在精神病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不了解他们是我们的错。这时我第一次渐渐明白，人格的一般性心理，是潜藏在精神病当中，甚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远古的人类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冷漠，或完全像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活跃着，思想中有意义的东西也比看起来要多。从本质上说，在精神病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和一无所知的东西；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本性的根基。

一直使我感到震惊的是，精神病学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内容，竟然花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愿意费心思去理解幻想的含义，或者想要询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种幻想，而另一个病人的幻想却完全不同。比如说，一个病人幻想自己遭受了基督会信徒的迫害，另一个则想象犹太人想毒死他，第三个则确信警察正在追捕他，这些情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医生对这种问题一点也没兴趣。这些幻想只是以一般的名义，例如“受迫害幻想”被堆砌到了一起。在我看来显得同样古怪的是，我那时的调查研究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了。在本世纪之初，我已经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这一方法并不是刚刚发现的某种东西。然而，人们开始把心理学引入精神病学，则经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

当我还在诊所工作时，我医治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便可能被人指责，说我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来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如果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进展，那么别人就会认为，病人患的并不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弗洛伊德于1909年来苏黎世看望我，我把巴贝特的例子让他看了一下。后来，他对我说道：“您知道，荣格，您在这个病人身上肯定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您到底怎么能忍受这个面容丑陋的女人，并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呢？”我很可能蔑视地看了他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甚至认为这个女人是个令人愉快的老精灵，因为她竟有如此可爱的妄想，又说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不管怎样，甚至在她疯疯癫癫的时候，人性还是会从怪诞荒谬的浓云中透射出来。从治疗来看，巴贝特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她患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我看过其他病例，在这些病例里，这种深入病人人格的关怀，能够产生长久的疗效。

从外表上来看，我们从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悲惨的毁灭，但背向我们的、心灵的另一面，却是我们极少能看到的。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在一个年轻的紧张性精神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她那时只有十八岁，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十五岁时，她遭受哥哥诱奸，后又受到一个同学凌辱。从十六岁时起，她退避到孤独之中。她与众人疏远，到了最后她所剩下仅有的感情维系是邻家的一只恶狗，她一直想把这只狗争取过来。她变得越来越古怪，到了十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她听到各种声音，绝食，变得完全沉默了（就是不再说话）。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性精神症中。

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渐渐说服她让她开口说话。克服了重重障碍之后，她告诉我说，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里最先见到的却只有男人。他们立刻把她带走了，将她放到了月亮下的一个住处，里面还住着这些男人的孩子和妻子。因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绑架杀害女人和孩子们，月亮上的人便受到了灭绝的威胁。而原因就在于，月亮下面居住着占人口半数的女人。

这位病人下定决心要为月球人做点什么，并计划消灭这个吸血鬼。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她在塔楼的平台上等到了吸血鬼，这个塔楼是专门为它而建的。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终于看见了吸血鬼从远处向她飞近，这怪物像一只黑色的大鸟，扇着翅膀向她飞来。她拿着一把藏在长袍底下，作祭祀用的长刀，等着这只吸血鬼的来临，突然之间，它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几对翅膀，脸和整个身体都被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她想一探究竟，看看吸血鬼的真正面容。她手握刀子走了过去。突然之间，翅膀张开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男子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带翅膀双臂像铁钳一样紧紧夹住了她，使她再也无法挥动长刀。总之，她完全被吸血鬼的容貌迷惑住了，因此总是无法向它发起攻击。结果它把她从平台上抓了起来，夹着她飞走了。

经过这一番披露，她又能无拘无束地说话了，但这时，她的反抗性又凸显出来了。看起来我好像制止了她返回月球的欲望，她再也无法逃离开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月亮却是美丽的，那里的生活也是满含意义的。不久之后，她的紧张性精神症复发了，于是我只好把她送进了一所疗养院。有好一阵子，她简直处于极端疯癫的状态。

大约两个月之后她出院了，我也可以再次跟她谈话了。她渐渐地明白过来，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便拼命地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进行斗争，结果又被送进了疗养院。我再次到她的病房里看望她，对她说：“这一切对您不会有任何好处，您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沉默不语地接受了这一点，神色漠然极了。这一次，她在里面待了不久就出院了，后来奔赴自己的前程去了。

她在一所疗养院当了一段时间护士。有一次，那里的一位助理医生略微粗暴地斥责了她，结果她用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幸运的是，那人只受了点轻伤。但这个事件表明，她总会随身携带一把左轮手枪。在此之前，有人还看见她拿了一把上了膛的来复枪。我最后一次会见她，是在那次治疗结束以后，她把枪交给了我。我惊愕地问她要干什么，她答道：“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

当这次枪击事件的激动心情平复下来以后，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结了婚，还生了几个孩子，并在东部地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幸存了下来，旧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通过解释这些幻想，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她还是个姑娘时便有了乱伦关系，这让她感觉在世人眼里受尽屈辱，但在幻想的王国却变得高尚了。她转而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国度，因为乱伦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是只有王室和众神才拥有的特权。结果造成她与世界完全疏远，并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结果，她便变得“超凡脱俗”，她也失去了与人类的联系。她陷入遥远的宇宙距离当中，进入了外层空间，并在那里遇到了长着翅膀的魔鬼。依循着此事的规律，在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我的身上。因此，我自然就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可能会劝她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她为我讲述她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出卖了魔鬼，并让自己依附在了一个世人身上。这样，她就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甚至结婚生子。

从此之后，我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因为我已洞察到，他们的内心体验有多么丰富、多么重要。

我经常对自己的心理疗法或分析疗法提出疑问。对这一问题我无法作出明确的解答。病例不同，疗法也就不同。有个医生告诉我说，他严格坚持这一或那一疗法，而我对他的疗效产生了怀疑。有一个文献资料，涉及了很多有关病人抵抗的内容，好像医生是在想方设法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而实际上，治疗应该根据病人的情况而自然地形成。心理疗法和心理分析因人而异。我将接治的每一个病患都尽可能区别对待，因为问题的解决方法向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通用的法则，适用起来也该有所保留。心理学上的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它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解决办法，对别人来说有可能刚好合适。

很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他所谓的“方法”。但他必须小心，以防落入特定的、常规的方法之中。一般而言，一个人对理论上的各种假设必须有所谨慎。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而明天却就有可能变成其他假设的对立面。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它们根本不会起作用。我不从属于任何体系的做法，是相当刻意的。在我看来，与每一个个体打交道，只有了解他们才会起到作用。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这次分析时，我可能用阿德勒学派的语言说话，在另一次分析时，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话了。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面对每一个病人，都是采取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态度。分析是一种需要双方参与的对话。分析师和病人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有话要说，但病人同样有话要说。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那么单单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剖析还远远不够。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后，才掌握了心理疗法的技能。早在1909年，我就意识到，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象征含义，我就无法治疗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对神学的研究。

对于有教养和高智商的病人来说，精神病学家所要掌握的，不应只局限于专业知识。除了所有的理论假设外，他还必须清楚，促使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医生便会激起病人不必要的反感。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一种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而是病人是否领悟到自己是一个个体。然而这一点如果不参照集体性的观点，则无法做到。对于这一点，医生必须有所涉猎。因此，仅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心灵包罗万象，并不仅限于医生诊室的有限范围。

心灵显然要比躯体更为复杂，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说，它是半边世界，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的时候，它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心灵并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而精神病学家所要处理的则是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看得更加清楚，威胁着所有人的险境，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自己，来自个体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失常便是危险所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精神是否正常运作。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氢弹就将爆炸。

然而，心理治疗师不仅需要了解病人，了解自己也非常重要。对于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对象就是“必要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性分析。也就是说，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如何应对自己，并处理他本人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教导病人也这样做。只有到了这时才行。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心灵并严肃地对待它。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病人就不会学着去做，他将失去自己那部分心灵，就像医生不加理解便失去了自己的心灵一样。因此，对于训练分析来说，只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够的。精神分析对象必须认识到，这种分析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训练性分析是现实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不是通过死记硬背就能掌握的一种方法。如果学习者在自己的训练性分析中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必将为未来的失败付出沉重的代价。

虽然有种叫作“附属心理疗法”的治疗方法，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医生的整个人格都要发挥作用。有许多病例，没有医生的介入根本无法治愈。事关重大，医生是否把自己看成这出戏的一部分，或者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结果会大相径庭。当生命处于严重危险之时，当生死存亡的决定性时刻来临之时，玩点小把戏，给一点点建议，则一点忙也帮不上。在这种时刻，医生的整个人格便受到了挑战。

治疗医师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密切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及自己对待病人的方式，因为我们并不只对自己的意识作出反应。我们还必须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的潜意识如何体验到这种情景？”因此，我们必须密切观察自己的梦境，密切关注和研究自己，就像我们小心对待病人一样。要不然，整个的治疗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个，下面我举例来说明。

我看过一个病人，她是个智商很高的女人，但出于种种原因，她引起了我的怀疑。开始时，心理分析进行得很顺畅，但没过多久，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无法正确解析她的梦境，还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越来越空洞。因此我决定就这个问题与我的病人好好聊一聊，当然她也觉得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在我准备跟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这个梦。

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我沿着穿过一座山谷的公路走着。我的右面是一座陡峭的小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楼上一个女人正在一根栏杆上坐着。为了看清楚她，我只好拼命地把头往后仰。一从梦中醒来，我就感到脖子后部产生了痉挛。甚至在梦里，我便认出那女人就是我的病人。

梦的解析突然间变得豁然开朗。如果在梦中我是以仰着头的方式看我的病人，那么在实际中我可能是俯身去看她的。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我对梦的解析告诉了她。她的情境立即发生了改变，于是治疗再次开始取得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问自己，病人正在传递给我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要是他对我毫无意义可言，那我就无法打开突破口进行医治。医生只有自己在感情上受到感染，才会发挥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治。”但是要是医生的个性像铁甲一般刚硬，治疗也起不了作用。我对病人认真对待。我也许也会遇到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病人恰好是医治医生痛处的一服良药，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正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医生也会遭遇困境——或者说，这种困境是医生的专利。

每个治疗医师都应该拥有由第三方支配的控制力，为的是使自己欣然接受另一种观点。甚至教皇保罗也有一位忏悔师。我总是对心理分析者建议：“找个男忏悔师前辈，或找个女忏悔师前辈吧！”对于扮演这种角色，妇女有着独特的天赋。她们往往具有敏锐的直觉和犀利的批判性洞见，可以看出男人心里的秘密，有时甚至还能看穿男人们灵魂的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看不到的某些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女人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超人！

不难理解，一个人要是得了精神病，他就应该进行一下心理分析；但是他如果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没有必要逼他去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对于所谓的“正常”，我有过一些令人震惊的体验。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学者。他是个医生，是我的老同事介绍来的，随身还带着这位同事写的评价颇高的推荐信。他曾是我这位同事的助理医师，后来便接替了他诊所的工作。现在，他正常出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有一个正常的妻子和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小镇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里，他收入正常，大概饮食也正常。他想成为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我对他说道：“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您首先得学着了解您自己。您本人就是治病的工具。要是您出了问题，您怎么可能把病人矫正过来呢？要是您说服不了自己，又怎么能说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须货真价实。否则，就求上帝帮帮您吧！不然，您就会把病人引入歧途的。所以，您本人必须首先接受心理分析。”“这很好。”那人说道，但马上又说了一句，“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跟您说呀。”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个警告了。我说道：“很好，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您的梦境吧。”“我不做梦啊。”他说道。“您很快就会做梦的。”我回答道。任何人在那天晚上大概都会做梦，但是他却回忆不起任何一个梦。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两个星期，而我却开始对整个事件感到相当不痛快。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准备把这个梦讲述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实践性精神病学中，了解梦境有多么的重要。他梦到自己坐火车去旅行。这列火车在行驶两小时后停靠在某个城市的车站。他并不知道这座城市，又想浏览一番，于是出发向市中心走去。在那里他发现有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概就是市政厅吧，随后便走了进去。他顺着长长的走廊游荡着，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间，房间四壁悬挂着各种古画和精美的壁毯，珍贵的古董随处可见。突然间，他意识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太阳也早就落山了。于是他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再也找不到出口了。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他还发现，在这座建筑物里他连一个人影也没见着。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某个人。但他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大门处，好不容易松了口气，想道：这就是出口吧。他打开门，发现自己原来跌跌撞撞地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房间。这个房间又大又黑，他连墙对面都看不清。梦中人吃惊极了，于是便跑着横穿过这间又大又空的房间，希望在另一边能找到出口。这时，就在房间的正中央，他看见地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待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个两岁左右的白痴小孩。小孩坐在一个夜壶上，夜壶粘满了屎尿。就在这时，他大喊一声醒过来了，吓出一身冷汗。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现在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必须承认，当我试图把他引出梦境的时候，我都满头大汗。我不得不跟他解释说这没什么害处，并掩盖了所有有害的细节。

这个梦的大致意思如下：他动身出发开始苏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里只待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房间中央的那个小孩就是他自己两岁时候的样子。小孩子不讲卫生的行为倒是有点不寻常，不过依然有这种可能。他们可能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有颜色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气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受到严加看管的孩子很容易对这种错误感到羞愧。

但做梦的人，即那位医生，却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间中央梦的意象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当他把这梦告诉我时，我便认识到，他的正常就是对这种情形的补偿。我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他，因为这位隐性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差一点点就要变成显性的了。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最后，在他另一个梦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结束这种训练性分析的，一个可以接受的借口。对于结束训练性分析，我们俩都很高兴。我并没有把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致命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危险的疯子追赶。在这之后他立刻回了家。从此再也不敢去刺激自己的潜意识了。他典型的正常性揭示了一种人格，在现实中不会发展，只有在遭遇潜意识时才被击得粉碎。精神治疗医师不喜欢这些隐性精神病患者，因为他们往往很难以被确诊。

由于这个案例，我们得聊聊外行人进行心理分析的问题了。我赞同由非医学人士研究心理疗法并进行诊断，但对于隐性精神病人，却存在着他们会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因此，我赞成由外行人来做一个分析的工作，但必须要在职业性医师作的指导下进行。只要外行人察觉到哪怕一点点不确定，就应该向自己的导师咨询。即使对医生来讲，要确认并医治一个隐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容易；对于外行人来说更是如此了。但我曾反复地发现过，有些多年从事心理分析治疗，并曾对自己进行过心理分析的门外汉，都很精明能干。此外，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还远远不够。从事这种工作，进行长期而彻底的训练是必要的，此外还要掌握很少有人拥有的广博的学识。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特别是当病人方面发生移情，或医生与病人在潜意识上或多或少的认同，能够导致灵学现象。我频繁地遇到这种情形。有这样一个病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帮助这位患者摆脱了精神性抑郁症。他回家后结了婚，但我并不喜欢他的妻子。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产生了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她丈夫倒对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看得出来，由于我对她丈夫产生了影响，因而我却成了她的眼中钉。这种情况频频出现，那些并不真心爱自己丈夫的女人心存妒忌，而且还要破坏其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希望要丈夫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而原因是她们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丈夫。所有嫉妒的症结便是缺乏爱情。

病患妻子的态度给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在这种压力下，结婚才一年的他，旧病复发了，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沮丧状态里。我早已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便事先作好了安排，他只要一感到精神沮丧，便立刻与我取得联系。由于他的妻子总是嘲笑他萎靡不振的状态，他竟然忘了与我联系。因而，我对他的情况也就一无所知了。

就在那时，我去B市办了一场讲座。回到旅馆时已接近午夜。讲座结束后我与朋友们坐下聊了会儿天，接着就上床睡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辗转反侧，久不能寐。在两点钟左右——我一定是刚刚睡着——我心里一惊，醒了过来，并感到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甚至在我的印象中，门是被匆匆忙忙打开的。我立刻打开了灯，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想，大概是有人走错门了吧，接着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怪了，”我想，“确实是有人进过这屋啊！”然后我试着仔细地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然之间我才发现，自己是被隐隐的疼痛唤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击打了我的额头，然后又在后脑勺敲了一下。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那位病人开枪自杀。后来我才知道，那颗子弹穿过前额后留在了后脑勺部位的颅骨里。

这一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步发生的现象，当它与一种原型性情境（这一次是死亡）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便会经常发现这种现象。通过潜意识中时空的相关性，我很有可能已觉察出实际上正在别处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谓的“万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础。在这个案例中，我的潜意识了解病人的状况。实际上在那天，我一整晚都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与不安，这种情绪与我平日的状态截然相反。

我从不试图改变病人的信仰，也绝不强加任何命令。病人应该获得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的治疗下，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还是犹太教徒，一切遵循命运的安排。

一个犹太妇女的病例令我记忆犹新，她是个丢失了信仰的病人。开始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找我看病。她大概向我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正当她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想：“我根本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没想到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

第二天，我的预约门诊一直忙到了下午四点。这时一位年轻妇女出现了，她是个犹太人，是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长得漂亮，穿着时尚，智商很高。她已经作过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医生却移情于她，最后只好恳求她再也别到他那儿看病了，因为她一来，便意味着破坏了他的婚姻。

这位姑娘多年来一直遭受着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症的折磨，而她那次心理分析的经历，自然加重了她的病情。我从既往病史入手，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性的东西。她是个适应性极强，已然西化了的犹太人，是个彻彻底底的文明人。起初，我并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但是我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做过的梦，于是想道：“天哪，原来她就是我梦境中的小姑娘。”但是由于我仍然无法从她身上看出恋父情结的蛛丝马迹，便开始询问她祖父的情况，这是我在处理类似病例时的习惯。这时，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然后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要求她谈一谈自己的祖父，进而了解到她祖父是个犹太教教士并且隶属于一个犹太教派。“您是说‘哈西德派’吗？”我问道。她说：“是的。”我继续就此提问：“要是他是犹太教教士，那他有过机会当圣徒吗？”“有过，”她回答道，“据说他是某种圣人而且拥有第二视力。不过这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听到这里，我便从既往病史中得到结论，也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我向她解释：“现在，我要告诉您一件您有可能无法接受的事情。您爷爷是个圣徒。您父亲却背叛了犹太教，他背叛了那种秘密并背弃了上帝。于是您便得了精神病，因为您对上帝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这席话给了她犹如晴天霹雳般的一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正在举行招待会，天哪，这个姑娘也在场！她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有雨伞吗？雨下得正大呢。”我真的找来了一把雨伞，乱摸一通想把它打开。正当我要把伞给她时，我竟然跪了下来，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一周以后，她的精神病痊愈了。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肤浅的小姑娘，而是在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话观念，因此她天性中这一最本质的特征便无法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她所有有意识的活动便被引到卖弄风情、穿衣打扮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但在实际上，她却是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要完成她那秘密的意愿。我要唤醒她身上的神学和宗教意识，因为精神活动对她来说不可或缺。这样以来，她的生活便会呈现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随即消失了。

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用任何“方法”，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内在指导力量”。我向她解释这种力量，她的病便痊愈了。方法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我常常看到有人因为满足于对人生问题片面或错误的回答，从而患上了精神病。他们寻求地位、婚姻、名誉、外在的成功和金钱，虽然他们获得了寻求的一切，可生活仍然不幸福，自己还得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极为狭窄的精神视野中。他们的生活缺乏内容和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个性丰富多样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因此，发展的观念向来对我意义重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去信仰的人。来找我医治的患者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这个时代，信徒仍然有机会在教堂里过着“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及宗教其他许多方面的体验，便会一目了然。但是信徒必须首先参与其中，才能体验这些象征，并生活在这些象征里面。现今的人们却往往缺乏这种参与。在精神病人当中，实际上更是一直缺乏这种参与。在这样的病例中，我们便需要观察，潜意识是否会自发地带来种种象征，来取代所缺乏的东西。但直到此时，有一个问题还是尚待解决：一个拥有象征性梦境或幻象的人是否能够理解他们的含义，承担起随之而来的后果。

比如说，我曾在《集体潜意识原型》中描述过的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做过一个梦，而这个梦境反反复复出现了很多次。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山坡上，一个树木茂密的山谷美景尽收眼底。在梦里他知道，树林的中央有一个湖泊；他还知道，迄今为止，某种东西一直在阻止他走向那里。但这一回他却想付诸这一计划。当他走近湖边时，气氛变得神秘起来；突然之间，一阵微风掠过湖面，湖水泛起了昏暗的涟漪。他便在惊叫声中醒了过来。

最初，这个梦显得无法理解。但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本应记得这个被一阵微风拂动水面的“池塘”，而这个池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塞斯达水塘。一位天使降临人间触碰了水面，因此，这个池塘的水便有治病的功能。那阵微风就是随处吹拂的圣灵。而这却吓坏了做梦的人。这暗示了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神，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一旦现身却吓得人浑身发抖。这个做梦的人却不愿接受“贝塞斯达水塘”的联想。因为这种事情只有在《圣经》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而谈到，但却跟心理学毫无关系。在有些场合中提到圣灵自然很好——但这并不是一种能够体验到的现象！

我知道，这位梦者应该克服他的害怕与恐慌。如果病人不愿意踏上为他指明的道路并承担后果，那我也绝不会把问题强加给他们。我并不赞同那种肤浅的假设，认为病人只是由于普通的反抗才受到了阻碍。反抗，特别是顽固的反抗，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们往往是不可小觑的警告。治疗可以通过药物进行，并非每个人都可服用，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每当触及内心最深处的体验，触及人格的核心时，大多数人会惊慌失措，而许多人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的病例就是如此。我当然知道，比起其他人来，神学家的处境更为艰难。一方面，他们更接近宗教，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教会和教规的更多束缚。内心体验的冒险以及灵魂的冒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体验有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这更是他们甚为厌恶的事。如果这种体验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或至少是“历史性的”根基，一切就会变得十分顺利。那么心灵上的东西呢？如果直面这一问题，病人往往会对心灵怀有一种毫不怀疑但却藐视的态度。

在当代的心理疗法中，往往要求医生或精神治疗医师应该“顺着”病人和病人的情感。我倒觉得，采取何种方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的确需要医生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

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我这里诊治，她习惯用巴掌扇仆人——甚至连她的医生也不放过。她患了强迫性精神病，一直在一家疗养院里治疗。自然地，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一记义务性的耳光。在她看来，医生只不过是个高级跟班而已。她不是为他付了工资吗？这位医生便把她送到了另一家医院，而到了那里，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显然需要得到医生温和的关怀，于是那位倒霉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她是个端庄威严的女人，足有六英尺高——我敢跟你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力气可真不小！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畅快。然而，终于到了对她说点难听话的时候了。她听了暴跳如雷，一跃而起，威胁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女士，女士优先！不过一会儿我可要还手的！”我是说真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眼前一下子泄了气。“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她抗议道。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治疗便初见成效了。

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个病例中，要是“顺着”病人，可就大错特错了。甚至比无所作为更糟。她之所以有强迫性精神病，就是因为无法用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对这类人就要施加其他的约束力——于是产生了强迫症状来实现这一目的。

多年以前，我曾经统计过自己的治疗结果。虽然回忆不起准确的数字，但保守估计，我的病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确实治愈了，三分之一症状大有好转，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本质上的效果。但正是这些毫无好转的病例才是最难以判断的，因为许多事情直到多年以后病人才意识到，才能理解，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东西才能发挥作用。我以前的病人经常写信告诉我：“治疗过去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确实有几个病人中断了在我这里的治疗，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送来了积极的反馈。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对治疗结果成功与否下结论。

当然了，医生在行医过程中也会遇到几个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无论好人坏人，他们绝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身上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或命中注定要经受些空前的发展与灾难。有时候，他们才华横溢，技艺超群，也许会刺激另一个人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可能先天便具有古怪的、不受欢迎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他们到底是天才，还是发展不平衡。当然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罕见的心灵之花时而怒放，但在社会的平原上，我们却从未见其踪影。要建立密切的联系，心理疗法才能有所成效，密切到医生不应对人的各种疾苦，无论惨烈还是深切，视而不见。这种关系，说到底，就在于不断比较和相互理解，在于辩证地看待两种对立的精神现实。若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相互产生的印象无法撞出火花，那么心理疗治的整个过程便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依然不见好转。除非医生和病人相互产生关系，否则没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在别的时代，我们今天所谓的许多精神病人便不会患病；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正是因为人格分裂的缘故。如果人们通过神话能与祖先的世界取得联系，并且从本质上而非外在体验到这种联系的话，如果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个世界的话，他们本可以免除自身的人格分裂。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无法忍受神话遗失的人，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既无法达到一个纯粹的外部世界、一个由科学审视的世界，同时又不满足于玩弄文字，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与智慧毫不相关。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分裂受害者都只是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一旦跨越了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他们明显的病态便消失了。对于这种分裂本身深有感触的医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潜意识的心理过程，避免心理学家沾沾自喜的通病。医生若不从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原型的圣秘，在其医治病人时就难以避免消极性的疗效。他将会高估或低估原型的圣秘，因为他只持有理智的观点而非经验准则。危险的心理失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用理智来主宰一切。这就实现了两个隐秘性的目的：其一，将医生和病人与本源性作用以及实际经验远远隔离开来；其二，用明显安全、人为、纯粹二维的观念世界取代心理现实。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的清晰概念完全掩盖。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空有的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是观念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它承诺保护人类免受经验的伤害。精神并不存在于观念里，而是存在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尽管如此，这种徒劳的做法却反反复复无穷无尽。

因此据我的经验而言，除了说谎成性的人，最难对付、最忘恩负义的病人就是那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理智和情感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养成了一种“分隔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任何事情都可以靠理智解决——然而要是感情不够发达，知识分子仍然要遭受精神病的折磨。

从我与病人及种种心灵现象（以无穷的形象之流展现在我面前）的接触中，我学到了极其丰富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洞悉自我本性的能力。我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也学到了不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她们往往以卓越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配合着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新的途径。

一些病人变成了我感情真挚的弟子，并把我的想法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与他们建立的友谊经受住了几十年的考验。

我的病人使我洞见了人生现实，我也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本质性的东西。对我来说，与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种类庞杂的心理水平相比，同名人们只言片语的交谈简直是微不足道。与默默无闻之人的谈话成了我一生中的最美好、最有意义的谈话。

第五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我成了一个精神病学家，踏上了探索自己智力发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开始从临床和外部的角度来观察精神病患者，因此发现了带有显著特征的心理过程。尽管一点也不明白它们的内容，我还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分了类；人们认为已经充分地对这些事加以分析和评价，因此就把它们当作“病理学上的问题”而抛到一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日趋集中在一些病例上，从中我体验到了某些我可以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偏执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性精神障碍。自从开始精神治疗的职业生涯，我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和皮埃尔·雅内的著作，它们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与刺激。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对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方式产生了宝贵的影响。早在1900年，我就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那时候，我把这书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欣赏弗洛伊德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1903年的时候，我重新拜读《梦的解析》，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把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境中，而这一概念又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演化出来的。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在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的反应，要么根本不作联想性回答，要么就是反应时间过慢。后来才发现，这种障碍每次发生，就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碰到了心里的创伤或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意识不到这种障碍。当被问及产生障碍的原因时，他经常会以一种特别不自然的方式来回答。我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时发现，压抑机制在这个地方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样，我便能够证实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论点了。

但在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一种性方面的创伤。然而，从我的实践来看，在我熟悉的许多精神病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一种次要作用，其他因素却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说，对社会的适应、生活中悲惨事件带来的压迫感、声誉方面的考虑等。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展示给弗洛伊德，但他却认为性才是真正的起因。这使我感到非常不满。

最初，我很难在生活中留出一块适当的位置给弗洛伊德，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悉他著作的时候，我正在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还要完成一篇论文以便在大学获得晋升。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因而在学术界，与他发生任何的联系都只会有损名声。“显耀人士”最多只在暗地里提及他，在代表大会上，人们也只在过道讨论他，而在会场里，人们却对他只字不提。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根本高兴不起来。

有一次，我在实验室打算再次回味这些问题，魔鬼却悄悄凑到我的耳边，告诉我在发表实验结果和结论时，不要提及弗洛伊德，这样做才是合适的。因为说白了，早在我读懂他的著作前，我就已经得出实验结果了。但这时我又听到了第二人格说话的声音：“要是假装不知道弗洛伊德干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个把戏而已。你不能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听到了第二人格的声音，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公开支持弗洛伊德，并为他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第一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辩护，因为在会上，一个发言人谈及强迫性神经症，但却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系到这一事件，我便为《慕尼黑医学周报》写了一篇论文，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进行论述，这一文章对了解强迫性神经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两个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如果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继续为他辩护，那么我的学术生涯将处于危险的边缘。我回信说道：“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如果学术一定要基于限制探索、取消真理这一前提，那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学术生涯了。”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是根据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不认为一切精神病都是由性压抑或性创伤所造成。在某些病例的确如此，但在其他病例中则不然。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另辟蹊径，而在我看来，当时人们对他的叫嚣指责简直是荒谬可笑。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没有得到多少赞同。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嘲笑过我。但通过这本书，我却渐渐认识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看望他，后来到了1907年3月，我们终于在维也纳见了第一面。我们下午一点见的面，实际上一连聊了十三小时。弗洛伊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无人能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相当聪明、机敏和出类拔萃。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多多少少有些混乱，我无法清楚地将他描述出来。

他所谈到的性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和怀疑。有好几次我都尝试着把自己的保留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觉得，我之所以提出这些看法是由于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那些日子里，我确实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我的反对意见。我可以理解，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哲学方面，他的性理论对他来说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不敢肯定他对性的如此强调，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自己的主观偏见，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有证可查的经验。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是相当值得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身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产生怀疑，并含沙射影地暗示这是受压抑的性欲。任何无法直接阐释为性欲的事物，他都会将之称为“精神性性欲”。我反对这一假设，如果这一假设得出逻辑推论，便会导致对文化的毁灭性的判断。文化显得像是一场闹剧，只是受压抑性欲的病态结果。“没错，”他表示赞同，“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命运的诅咒，我们无力抗争。”我对此一点也不赞同，或者不再争辩下去，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能力不济，无法与他争个明白。

在第一次会面中出现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与一些事情有关，而这些事情只有当我们的友谊破裂之后，我才能想起来，并加以理解。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弗洛伊德已经将自己的情感卷入他的性理论当中了，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当他提到性理论时，他的声调便变得急促起来，甚至焦急起来，而他正常的、批判怀疑的态度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既敬畏又向往的东西。三年后（1910年）我们在维也纳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对我说话的情景：“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理论。这是万物之根本。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说这话时，他非常动情，语气就跟一位父亲那样：“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每个星期天您一定要上教堂去。”我有点吃惊，禁不住问他道：“一个堡垒——防御的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御的是诽谤的黑潮。”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补充了一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因为“教条”意味着一种不加辩驳就笃信的信仰，设立教条就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种种怀疑。但这与科学的判断不再有关，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就是深深系在我们友谊当中，难以解开的结。我知道自己绝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宗教与哲学，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已经了解心灵的心灵学。对我来说，性理论真的很神秘，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的猜测性观点一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正如我所了解的，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却不应当作一种信仰永远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恰当，但我却观察到，弗洛伊德身上涌现了潜意识的宗教因素。很显然，他是要我帮他建立起一道堡垒，来抵御这些有威胁的潜意识内容。

这次对话留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困惑，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是一种宝贵而又危险的概念，使人人必须信奉。很显然，性的含义对弗洛伊德来说要远多于别人。对他来说，人们要以宗教的虔诚来观察性。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只好退却沉默了。我结结巴巴地，总想尝试着说些什么，但却欲言又止，不久，我们的对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而又尴尬。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瞥见那未知的新王国了，那里的新思想向我蜂拥而至。有一件事很清楚：一向宣扬无神论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他用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即性的形象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专横与凶险，在道德上也同样自相矛盾。正像心灵更强大的人被冠之以“神圣的”或“恶魔的”的形容词一样，“性欲”便取代了一个隐蔽的神的作用。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样一种转换的好处显然在于，他可以认为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在科学上是无可挑剔的，而且消除了一切宗教色彩。然而，说到底，这种神秘性，即两种在合理性上无法相比的对立物——耶和华和性——的心理特质，却仍然是相同的。只是名字变了而已，当然了，随着名称的改变，观点也改变了：现在那失去的神得在人间而不是在天上去寻求了。但是最终，对于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叫那个名字的更强大的媒介来说，这又能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心理学并不存在，只存在具体物体的话，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所取代。但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心理体验上，急迫、焦虑和强迫并没有丝毫减弱。如何去克服或摆脱我们的焦虑、内疚、罪过、冲动、潜意识和本能，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方面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这些想法像燃烧的火焰在我脑中猛然闪过。很久之后，当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显现出了自己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深深地吸引着我，那就是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弗洛伊德的性格特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直到我把他的性格与他对待性的态度联系起来时，我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无疑是神秘的，但他定义性时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仅仅把性当作了一种生理功能。只有他谈及性时所带有的感情色彩，才能揭示出他内心深处回响着的更加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至少对于我来说——他想要教授人们一个理论，那就是从内心而言，性欲包含了灵性，并有一种固有的意义。但是他的具体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无法表达这种观点。他给我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所做的事违背了自己，也违背了自己的目标；自己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黑潮”的威胁——他比任何人都要想屈服于那黑潮呀。

弗洛伊德从不问自己，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不停谈论性，又为什么对性如此着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那“单调的阐释”表达了一种自我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可以被叫作神秘性的另一面。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方面，他就绝不可能与自己妥协。他对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视而不见，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有顶端和底部，有内在也有外在。在我们谈到潜意识的外部时——弗洛伊德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所考虑的只是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我对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许他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类似的体验都归因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仍然是他所能认识到的那一面的牺牲品，由于这种原因，我将他看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是个伟人，又是一个被恶魔掌管的人。

在维也纳进行了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权力假说，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注意过它。像很多当儿子的一样，阿德勒所学的，并不是“父亲”的言语，而是父亲的行为。很快，爱（厄洛斯）和权力的问题像铅一样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而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通往理性历史的一种捷径，是对尼采神话了的权力原则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不只是精神病理学范畴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突然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不同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非常有经验地以对抗的方式展现自己，就像正负电子一样，其中厄洛斯是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恰好相反。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需求，而权力驱动力也很需要厄洛斯。没有一者，哪来的另一者？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掌控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人又如何利用驱动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得出结论，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权力的影响，才会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层面——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是福音的布道者，这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试图超越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化。可以肯定，他并非大张旗鼓行事；相反，他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主张，但同时又把它驳倒。人们往往如此对待神秘的事物，而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既崇高又卑微。如果弗洛伊德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事实——既神圣又邪恶——多加考虑，他就不会一直被束缚在生物学的观念上了。如果尼采更为坚定地立足于人类生存的基础之上，他也就不会因过度理智而走上极端了。

只要神秘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的状态，那么支撑一个人重量的绳子就有断掉的危险。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有人便会落入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涅槃（摆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我没有忘记这一点。精神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那种使人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真理，而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错误。一切都会消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骗局，而昨天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成为明天的启迪。在心理学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方面，说真的，我们仍然知之甚少。万事皆空，除非微小而转瞬即逝的意识注意到了它。我们还远不能理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向我表明，他担心自己对性的洞见这一神秘之光会被“诽谤的黑潮”熄灭。因此一种神话的情境便产生了：光明和黑暗展开了斗争。这解释了它的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德为何能立刻利用教条，将它当作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论述了英雄人物为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的古怪反应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主题及其神话背景进行了研究。一方面他对性的解释影响了我，另一方面我又受到教条驱动力的影响，因此那几年，我开始考虑象征论。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我还开始研究延续好几十年的“诽谤黑潮神秘主义”——也就是说，我想弄明白意识和潜意识方面的历史性假设，这是我们当代心理学的基础。

我很想听听弗洛伊德谈论一下他对未卜先知和一般性心灵学的看法。我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就问过他对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于他具有实利主义的偏见，他批驳了所有的问题，认为它们简直是胡说八道，而且还以如此浅薄的实证主义方式进行批判，因而我不得不把就在嘴边的尖锐反驳的话咽了回去。过了好几年，他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而且承认“神秘”现象真实存在。

当弗洛伊德以这种方式继续说着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像是铁打的一般，变成一个炽热的、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我们身边的书架突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把我俩吓了一跳，真害怕这东西从上面倒下来砸在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形象化现象’的例子。”

“哦，”他叫道，“这简直是胡扯。”

“不，这不是胡扯，”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现在就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另一声巨响！”果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发出一声同样的巨响。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如此确信不疑。但我毫不怀疑，这砰的一声定会再响一次。弗洛伊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的眼神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引起了他对我的不信任，而我却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反对他的事。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讨论过这一事件。

1909年是对我们的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年。这年我受邀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关于联想测验的讲座。巧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请，于是我们决定一同前往。我们在不来梅会合，弗伦齐也加入了我们。在不来梅，后来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弗洛伊德晕倒的事件。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地引发了这个事件。我知道，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有时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泥煤沼死尸。这些尸体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在沼泽里淹死的，要么就是埋葬在那里的。这些浸泡尸体的泥沼水含有腐殖酸，能够腐蚀骨质并使皮肤变成黝黑色，因而皮肤和头发便得以完好地保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自然木乃伊化的过程，在这期间，尸体被泥煤的重量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泥煤采挖者经常能挖到这些尸体的残骸。

我在报上读到了有关这种泥煤沼尸体的报道，便想起了我们在不来梅时见到的尸体，但由于搞不太清楚，我便把它们跟该市铅窖里的木乃伊混为一谈了。我对尸体的兴趣引起了弗洛伊德的不快。“您为什么要对这些尸体如此关心呢？”他问过我好几次。他对整个事件感到非常恼火，有一次我们在吃饭时谈起这事，谈着谈着他突然间就晕倒了。后来他对我说，他确信我跟他谈论这些尸体是希望他早点死掉。这样的解释实在令我难以置信。对他这样强烈的幻想我实感震惊——竟然这样强烈，怪不得晕倒了。

在一个类似的事件中，弗洛伊德再次当着我的面晕了过去。那是在1912年慕尼黑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期间。会上有人把谈话转到了阿蒙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方面去了。他们认为由于阿蒙诺菲斯对父亲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因而毁掉了父亲摆放在石柱上的装饰花框，而在他创立独神教宗教的壮举背后，实则游荡着一种仇父情结。这种看法激怒了我，于是我试图说明，阿蒙诺菲斯是个有着深刻宗教信仰，极富创造力的人，我们不能通过他对父亲的反对来解释他的行为。相反，我说道，他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自己的父亲，而他所热衷的破坏只是针对阿蒙神这个名字，只要一有这个名字，他就把它销毁；他还凿去了他父亲阿蒙霍特普石柱上装饰花框上的“阿蒙”两个字。此外，其他法老也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取代纪念碑和雕像上祖先的名字，不论真实的还是神话性的祖先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自己是这同一个神的化身，便有权去这样做。但是我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从椅子上滑落下来，昏厥过去。大家手足无措地把他围了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带到了隔壁的房间，让他躺在一张沙发上。就在我背着他的时候，他恢复了一半的知觉，而我却永远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他虚弱地瞧着我，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无论是什么东西使他昏厥过去——现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但这两次晕倒显然都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经常暗示我，把我看作他的继承者。这些暗示使我相当尴尬，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恰切地坚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的批评在他看来没什么分量，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成功。但我对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不想强迫他理解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脑海里，实际上我对成为党派领袖毫无兴趣，也不想背上思想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思想的独立性；第三，我很不欢迎如此的荣耀，因为这只会使我偏离开真正目的。我关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

1909年始于不来梅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个星期。我俩每天都聚在一起对彼此的梦境进行解析。那时候，我做了好多重要的梦，弗洛伊德却无法解释它们。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有时候最好的分析者恰巧也无法破解一个梦的谜底。人们都会经历这种失败，而我也绝不想因此就停止我们对梦的解析。相反，这种解析对我意义重大，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关系也弥足珍贵。我把弗洛伊德看作自己的长辈，他更加成熟，更有经验，在这方面我感觉自己是个晚辈。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无疑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了重创。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我认为不该将它公之于众。我竭尽所能加以阐释，不过我又补充了一句说，要是他能给我提供他私生活方面的细节，我还可以作出更多解释。听了我这句话，弗洛伊德古怪地瞧了我一眼——表情十分怀疑。然后，他说：“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来冒险！”这时，他便完全失去自己的权威了。这句话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后来就可以预见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置于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所说过的，弗洛伊德也许能阐释我那时做的不连贯的梦，也许他根本不能。这是些含有集体性内容的梦，含有大量象征性材料。有一个梦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第一次将我引入“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所以成了我的书《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的序言。

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在一个不认识的两层楼房里。它是“我的家”。我发现自己走上二楼，这里像是个客厅，摆放着洛可可风格精致老式家具。墙上悬挂着一些名贵的古画。我很奇怪这竟会是我的家，于是想道：“真不错。”但我后来发现，自己不知道一楼是什么样子。于是便沿着楼梯走到了一楼。在这里，一切东西显得更加古老，因而我认识到一楼的事物一定可以追溯到15世纪或16世纪。所有的家具都是中世纪的，地板是红砖铺就的。四下十分昏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心里想道：“我要好好探索一下整个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门前，用力地打开了它。在门的那边，我发现了一道通往地下室的石阶。我再次走下去，结果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带有美丽拱顶，看起来极其古老的房间当中。在仔细察看四壁时，我发现在普通的大石块上面还有一层层的砖，砂浆里也有砖头的碎块。我一看到这个景象，我便知道这墙壁可以追溯至罗马时代。我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我便更加仔细地观察地板。它是用石板铺成的，我发现石板之间还有一个环。我拉动圆环，石板便抬了起来，我又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阶通往更深的地方。我又顺着石阶走了下去，最后走进了一个在岩石里开凿的矮洞。石洞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尘土中散布着一些骨头和破碎的陶片，像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骸。我发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年代显然非常久远，有一半已经碎裂了。这时，我醒了过来。

在这个梦中，最使弗洛伊德感兴趣的就是那两个头盖骨。他来来回回地绕到头盖骨上并催促我找到与之相关的一种“愿望”。对这两个头盖骨我是怎么想的？这是谁的头盖骨？当然了，我十分清楚他的用意，那就是隐藏在梦中的死亡愿望。“他到底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我心里想道。我想让谁死呢？我对任何类似的阐释极为反感。这个梦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其实我的心里也有某个暗示。但那时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想听听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学习。因此，我屈服于他的意图，说道：“我的妻子和嫂子——”毕竟，我提出的名字要值得这个愿望啊！

我那时刚刚结婚，所以心里清楚得很，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我要是把自己对这个梦的解析告诉弗洛伊德，肯定会引起他的误解以及激烈的反对，我不想跟他吵架，但我也怕一旦把自己的见解告诉了他，我将会失去他这个朋友。另一方面，我也很想知道他能从我的回答中得出什么结论，如果我说某种迎合他理论的东西来骗骗他，他又将作何反应。于是我便对他撒了一次谎。

我很清楚，我的行为无可厚非，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要让他洞悉我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我的回答似乎松了一口气。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他在阐释某种梦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便只好寻求教条的庇护。我意识到，应该由我自己来找寻梦的真正意义。

很明显，对我来说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是我那时的意识状态以及到现在为止的潜意识附加物。客厅代表的是意识，尽管其建筑风格古朴，但却有居住过的气氛。

地板代表的是潜意识的第一层，我走得越深，景象便变得越生疏、越黑暗。在那洞穴里，我发现了一种原始文化的遗骸，也就是我身上的原始人的世界，一时几乎无法接近并照亮这一世界。人的原始精神与动物灵魂的生命相近，就像史前的洞穴在有人类居住之前通常由野兽占有一样。

在这期间，我慢慢认识到，弗洛伊德和我对于理智的态度着实相去甚远。19世纪末，我是在历史氛围浓郁的巴塞尔长大的，由于读了些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我掌握了某些心理学史的知识。每当我想到梦及潜意识的内容时，我就总免不了要作点历史性比较；上大学时我一直在使用库克那本老哲学词典。我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作家特别熟悉。他们的世界便是形成二楼大厅气氛的那个世界。通过对比，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识始于毕希纳、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莱蒙德和达尔文。

这个梦指出，我刚才所描写的意识状态有更深的外延：中世纪风格、无人居住的长长地板，还有那罗马人的地窖还有史前的洞穴。它们意味着意识的各个时代及阶段。

在做这个梦之前的好几天，很多问题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这些问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上？他的理论属于人类思想的哪一个范畴？他几乎排他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历史假设有何关系？我的梦正在为我解答。它所指明的显然是有关文化史的基础的问题——是意识的连续层次的历史。因此我的梦便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构图；它假定这种精神下面隐藏着某种完全无人格的本性。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它咔嗒响了一声，于是这个梦便变成了我的指导性形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证实，证实的程度则达到我一开始就无法质疑的地步。

这就是最初我对隐藏在个人精神之下的集体性和先验性的模糊概念。我最初将它看作早期功能方式的迹象。后来，随着经验不断增加，依据的知识也越来越可靠，我才认识到它们是本能的多种存在形式，也就是种种原型。

我一直无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说梦是一面“幕墙”，梦的含义隐藏在幕墙之后——这种含义虽然已经为意识所了解，但却可以说被意识恶意地扣留了。对于我来说，梦是天性的一部分，它根本不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是尽可能地表达某种东西，就像植物尽可能地生长，动物尽可能地觅食一样。生命的这些形式也没有企图欺骗我们的观察力，但是我们却有可能欺骗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眼睛患了近视。也许是我们听错了，因为我们的两耳充耳不闻——但却不是我们的耳朵愿意欺骗我们。早在我与弗洛伊德见面以前，我就认为潜意识及直接解释潜意识的梦，都是自然过程，我们不能将其归咎于无端的说法，更不能归咎于巧妙的花招。我不明白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意识的花招是可以外延到潜意识的自然过程。恰恰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潜意识对意识的头脑的种种倾向，会给以强烈的抵制。

关于这座屋子的梦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对考古学的旧爱。在我返回苏黎世后，我便拿起一本有关巴比伦考古发掘品的书读了起来，此外还读了各种关于神话的著作。在阅读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弗里德里希·克鲁泽的《古代民族的象征主义与神话》——这点燃了我的激情！我像发了疯似的读了起来，并兴致勃勃地读完了堆积如山的神学资料，然后又读了诺斯替派的著作，最后自己却完全地迷惑了。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之中，与我在诊所里的经历类似，当时我极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我仿佛身处在一所想象中的疯人院里，开始像诊治我的病人那样治疗和分析克鲁泽著作中的所有半人马、山林仙女和男神和女神。就在我忙于其中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的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使我开始深入研究起原始人的心理。

在这些研究期间，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位陌生美国青年米勒小姐的幻想报道。这一材料登载在《心理学档案》（日内瓦版）上，作者是我所尊敬的、慈祥的朋友西奥多·弗卢努瓦。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话特征立刻将我深深吸引。它们像催化剂一样对我大量储存但仍毫无条理的观点产生了作用。渐渐地，我的书《潜意识心理学》便从这些想法及我已经获得的神话知识中形成了。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又做了几个梦，梦境预示了我即将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最重要的一个梦的情景发生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那是黄昏将至，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制服的老人。他有点驼背，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爱答不理。他一脸易怒的表情，忧愁烦恼。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不是活人，而是一个死去多年的海关官员的鬼魂。“他是仍然不愿死去的人之一。”这就是梦境的第一部分。

我开始对这个梦进行分析。跟“海关”联系起来，我立刻想到了“检查”这个词。联系到“边界”，我想到了一方面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则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我的观点的界限。边境上极为严格的海关检查在我看来暗喻着分析。在边境海关，手提包需要打开以检查有无违禁品。在这种检查的过程中，潜意识的假设便被揭示出来了。至于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他的工作显然很少给他带来快乐和满足，因而他便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厌烦的看法。对此，我认为年老的海关官员与弗洛伊德有着某些类似的地方。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已失去其不少的权威性。不过他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更加优越的人，我把他看作一种父亲的形象，而在做这个梦的时候，我投射的这种形象依然存在。只要有这种投射发生，我们就不可能是客观的；我们便会一直处于判断有分歧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有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抵制性。在这个梦发生的时候，我依然对弗洛伊德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但与此同时我对他又持批评态度。这种分裂的态度是一种迹象，说明我还未意识到这种局面也未下过任何决心。这是所有形象投射共有的特征。这个梦促使我不得不弄清这种局势了。

在弗洛伊德个性的影响下，我便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判断搁置一边，也尽量压制自己对他的批评。这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我告诉自己：“弗洛伊德可比你聪明多了，老练多了。当下，你必须听从他并向他学习。”然而在我的梦中，他竟然是奥地利王国里一位脾性焦躁的官员，一位已经死去但鬼魂仍在游荡的海关检查员，这不禁令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弗洛伊德暗示的，我想让他死去的愿望吗？但我却发现自己一切正常，根本不会抱有这种愿望，因为我确实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来与弗洛伊德合作。坦白地说，如果说有私心杂念的话，也是想分享他丰富的经验而已。他的友谊对我意义重大，我实在不希望他死掉啊。但这个梦也有可能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反映，是对我意识中赞扬钦佩他的一种补偿或矫正方法。因此，这个梦建议我对弗洛伊德采取一种更富批判性的态度。虽然梦里的最后一个句子在我看来暗喻了弗洛伊德有可能得到永生，但这个梦显然使我备感震惊。

这个梦并没有到在海关官员插曲的地方就结束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而且这个梦显得更为重要。我梦见自己处身在一个意大利城市，时值正午左右，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炙热的阳光猛烈地照射在狭窄的街道上。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科伦堡。羊肠小路向下延伸到山谷区横穿博斯塔尔城，而街道有些部分则是一级级台阶。梦中有一道台阶向下通往巴弗塞普拉兹。这个城市就是巴塞尔，但它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有点儿像贝加莫市。时值夏季，正午烈日当头，万物都暴晒在耀眼的阳光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马上要关门了，路人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在这人流中间，走来一位全身穿着盔甲的骑士。他走下台阶朝我走来。他头戴轻钢盔，眼睛处有缝隙，身穿链甲。链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后均织有一个大红十字。

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我的感受：在一个现代城市，正值中午下班的高峰时刻，突然看见一个古代的十字军向我走来。使我觉得特别古怪的是，向四面八方走动的人群似乎都没注意到他。没有人掉过头来瞥他一眼或在后面盯着他看。他仿佛完全是个隐身人，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我便问自己，这个幽灵到底意味些什么？然后好像有人在回答我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场没人说话：“没错，这是一个准时出现的幽灵。这个骑士总是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经过这里，而且长期以来（我想有好几个世纪了吧）一直这样，所以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骑士和海关官员是两个形成了鲜明对比的人物。海关官员是虚无的，是个“仍然不能算是彻底死了的人”——一个正在消逝的幽灵。另一方面，骑士却是生气勃勃的、完全真实的。这个梦的第二部分是极为神秘的，而在边界上的那个景象却是平凡的，本身也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是后来反思它时才忽然有了这种感觉。

在做完这两个梦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进行了很多思考。但我对这个梦冥想了很长时间，才获得了有关其含义的某种想法。甚至在梦里，我就已知道这个骑士属于12世纪。那是炼金术开始兴起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的时期。我自从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圣杯故事的时候，它们对我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我隐约知道，在这些故事的后面仍然掩藏着巨大的秘密。因此，这个梦召唤出来的圣杯骑士世界、追寻圣杯的过程对我来说便显得相当自然了——因为从最深层的意义来说，这也就是我的天地，而这个天地与弗洛伊德的那个天地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整个生命一直在寻找着某种仍然未知的东西，它可能会赋予生活的平庸以意义。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失望，因为喜欢探索的头脑，费尽千辛万苦，在心灵深处成功发现的东西，显然不过是人们极为熟悉和“极富人性的”种种局限。我在乡下，在农民身边长大，我无法从马厩中学到的，却从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民间流传的、自由自在的幻想中发现了。乱伦和性变态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也无须任何特殊的解释。它们与犯罪行为一起构成了阴暗面的一部分，它通过清楚地向我展示人类存在的丑陋和毫无意义，破坏了我对生活的情趣。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青菜只有长在粪堆里才会茂盛。实事求是地说，我并没有发现对这种知识的启发性的洞见。“只有那些城里人，才会对大自然和人的污点一无所知。”一想到这些丑陋的事情我就感到恶心与厌烦。

对大自然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便患有神经病，因为他们难以适应现实。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因此有必要告诉他们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比如说，让他们明白，他们与他人无异。如此的启发当然治不好精神病人，他们只有从平庸这个泥沼中爬出来，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健康。但他们却过于留恋自己先前的受压抑状态。当理论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只想提供一些合理的或是“有道理的”忠告，使他们抛弃如此天真的想法时，如果分析无法使他们意识到有什么不同或更好的情况，他们又怎么会跳出这种状态呢？这正是他们做不到的，而如果他们找不到立足的地方，又怎么能做得到呢？一种生活方式不可以简单地被放弃，除非它可以改换成另一种方式。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完全理性的生活方式，尤其当一个人从本质上讲如同精神病人一样不可理喻的时候。

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为什么弗洛伊德的个人心理学激发了我如此热烈的兴趣。我急切地想知道有关他“合理解决方案”的真实情况，而且为了获得答案，我作好了重大牺牲的准备。现在，我觉得自己正在追寻这一目标。弗洛伊德本人也是一个精神病人，这病无疑是能诊断出来的，而且有着十分令人烦恼的症状，我在美国之行的时候便已发现了。当然，他曾教导过我说每个人都多少有点精神病的症状，因此我们必须试着容忍。但是我对这并不满足，相反，我还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得精神病，很明显，如果连导师也无法应付自己的精神病，那么无论弗洛伊德还是他的弟子都无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弗洛伊德宣布他试图把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并使他们变成某种教条时，我便再也无法与他合作了；因此，除了放弃，我别无选择。

当我正在写那本有关性欲的书，并马上完成“献祭”这一章时，我便事先知道，这本书的出版问世将会葬送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因为我打算在这一章中写到我对乱伦的观点，写到性欲观念的决定性变革，以及其他许多我与弗洛伊德相左的看法。在我看来，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乱伦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错乱。通常来说，乱伦具有高度宗教性的一面。因此，乱伦的题材在几乎所有的宇宙起源和众多神话故事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却坚持对它进行字面上的阐释，而不能掌握作为一种象征的乱伦在精神方面的意义。我知道，在这个主题上，他绝不会接受我的任何观点。

我和妻子谈及此事，并告诉了她我的担忧。她试图消除我的疑虑，因为她觉得弗洛伊德会宽宏大量，不会提出什么异议，虽然他不太可能接受我的观点。我本人也坚信他不会那样做。一连两个月，我都难以下笔写作，一直受到内心冲突的折磨。我应该隐藏自己的想法呢，还是去冒失去一位重要朋友的风险呢？最后，我决心继续写下去——而这的确使我失去了与弗洛伊德的友谊。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我所有的朋友熟识纷纷离我而去。他们宣布我的书为一派胡言，说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事情就这么定性了。只有克林与梅达受到了我的影响。不过我早就预料到自己会被孤立，也不对我所谓的朋友的反应抱任何幻想了。这一点事先我就充分地考虑过。我知道，所有事情都要冒些风险，而且我也要立场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信念。我认识到，“献祭”那一章意味着我要牺牲自己，甘当祭品。由于洞察到这一点，我又能够重新写作了，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会不为众人所理解。

回想起来，我敢说只有我合乎逻辑地继续求索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古代遗迹”问题与性欲问题。把我想象成一个看不到性欲价值的人，这着实是一种普遍的错误。其实相反，虽然性欲并不是精神完整性的唯一表达方式，但却是一种本质的表达。在我的心理学中，性欲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主要关心的是越过性欲本身的意义和它生物学上的功能，去探究精神方面的内容及神秘的含义，从而得以解释弗洛伊德所如此着迷但又未能把握住的东西。我把在这方面的想法写进了《移情心理学》和《神秘的结合》中。作为神秘精神的表达，性欲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形象的阴暗面。自从我开始探究炼金术的世界以来，神秘精神的疑问便一直在我身上挥之不去。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早期与弗洛伊德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一兴趣又活跃了起来；当时我觉得他被性欲现象深深地打动，这使我迷惑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认真对待精神病人，并深入他们个人的怪癖心理之中。他有勇气让病例说话，并通过这种方式深入病人真实的心理。比如说，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从而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精神病。在这方面，他勇敢，不受偏见的搅扰，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他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推翻了虚假的神灵，撕碎了掩盖种种欺骗与虚伪的面纱，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这一事业遭到了人们的冷落，但他却没有踌躇畏缩。他发现了一条通往潜意识的大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们文明的进程。他将梦评价为有关潜意识进程的最重要信息源，从而把一种丢失了的、看起来无法挽回的工具重新交回人类的手中。他从经验上论证了潜意识精神的存在，而迄今为止，这种精神只是作为一种哲学假设存在着，特别是只存在于C.G.卡鲁斯和爱德华·冯·哈特曼的哲学之中。

可以说，尽管现代人面对潜意识的观念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当代的文化意识仍未把潜意识的观念及其包含的全部意义吸收到其一般的哲学之中。将精神生活有两极性的基本洞见吸收消化仍然是未来的一项任务。

第六章　正视潜意识

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失去方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悬在了半空中，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有必要对病人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我决定暂时不把任何理论性前提强加在他们身上，而是等待发现他们的内心会说些什么。我的目的是要事物顺其自然。结果，病人便自动地向我汇报他们的梦境和幻象，而我则只问问“与此相关的事有什么发生在您身上？”或“您为什么这么看？”“您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及“您对此怎么看？”之类的问题，于是对梦的解析好像从病人的回答和联想中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我避免一切理论的观点，只是帮助病人自发地理解梦的意象，并不应用什么法则和理论。

不久，我便认识到，采取这种方式作为释梦的基础是正确的，因为这便是梦试图达到的目的。我们必须从这些事实出发。自然，这一方法导致了大量的、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便越发迫切地需要一种标准——几乎可以这样说，就是需要某种初始的方向。

大约就在此时，我体验到了一个异常清醒的时刻，清晰地回顾了自己一直以来走过的路。我想道：“现在您已掌握着打开神话学大门的钥匙了，您可以自由地打开潜意识精神的所有大门了。”但在这时候，有个东西却向我低声细语：“为什么要把所有大门都打开呢？”于是，一个问题突然间涌上心头：我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我解释了古人的种种神话，还写了一本书，关于英雄以及人们永远生活其中的神话。但是如今，人们又生活在怎样的神话当中呢？答案可能是：基督教的神话。“你也生活在其中吗？”我问自己。说句老实话，答案是否定的。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以何为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神话了？”“是的，我们显然不再有任何神话。”“但是，你的神话——你生活在其中的神话——又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同自己的对话开始变得不那么舒服了，于是我没再想下去。我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然后，在1912年圣诞节前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身处一间富丽堂皇的意大利凉廊中，凉廊用柱子支撑，地板和栏杆都是大理石做的。我正坐在一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金色椅子上，面前摆着一张桌子，美得无与伦比。桌子是用绿色石头做的，像是绿宝石。我就坐在那儿，朝外面的远方望去，因为这凉廊建在一座城堡的塔楼之上。我的孩子们也围桌而坐。

突然之间，一只白鸟落了下来，是只小海鸥或是只鸽子。它优雅地伏在桌子上歇息，我示意孩子们坐着别动，以免吓跑了这只漂亮的白鸟。转瞬间，这只鸽子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大约八岁，梳一头金发。她跟孩子们一起跑开了，在这城堡的柱廊间玩了起来。

我陷入了深思，琢磨着我刚刚体验到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姑娘回来了，温柔地用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她重新变回了鸽子却用人声向我娓娓道来：“只有在晚上的前几小时里我才能变成一个人，因为雄鸽子这时正忙着埋葬那死去的十二只鸽子。”说着她便飞向了蔚蓝的天空，而我也在这时醒了过来。

我变得非常激动。一只雄鸽子与十二个死人有什么关系呢？联想到那绿宝石色的桌子，塔布拉·斯玛拉格丁娜的故事便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起了炼金术传说里中爱马仕·托利司梅吉思托司那张绿宝石做的桌子。据说他死后留下了一张桌子，炼金术的基本教义便用希腊文刻在了这张桌子上。

我还想到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宫等。但我却揭不开这个谜的谜底。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努力。但是我敢肯定，这个梦暗示了潜意识的一种异常活跃的状态。但是我却没能掌握一门技术，来探究我内心活动的过程，因而我能做的只有等待，一如既往地生活，并密切注意自己产生的各种幻觉。

有一个幻觉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某种东西死了，但他却活着。比如说，尸体放进了焚化炉，但随后却发现它仍然是活人。这些幻觉进入脑海中并同时转变成梦的形式。

我身处一个靠近阿尔，像是阿尔斯冈的地区。在那里有一排雕刻精美的大理石石棺，可追溯到梅罗文加王朝时代。在梦中，我正从城中出来，看见前方有一条由长排坟墓构成的相似巷道。它们是一些带着石板的基座，死者就摆在石板上。这使我想到了教堂里埋葬用的古老墓穴，身穿盔甲的骑士们伸展着四肢躺在那里。在我的梦里，死者就这样躺着，它们身着古代服饰，双手紧握，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用石头凿出来的，而是以某种怪异的方式变成了木乃伊。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第一座坟墓前望着那位死者，他生活在18世纪30年代。我很感兴趣地望着他的服饰，这时他却突然活动起来，活了过来。他松开了紧握的双手，但只是因为我望着他，他才这样做的。我感到非常不快，于是便走开了，又来到另一个尸体旁边。这具尸体属于18世纪。在他身上，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当我望着他的时候，他活了过来并动了动自己的双手。于是，我沿着这一整排的尸体走了过去，一直走到12世纪的尸体旁边——那是一具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尸体，双手紧握地躺在那里。他的形体像是用木头雕刻成的，我看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心想他肯定是死了吧。没想到突然间，我看见他左手的一只手指轻轻地动了起来。

当然，我起初持有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古代经验的种种痕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但是如此的梦境以及我对潜意识的切身体验都告诉我，这样的内容并非是死去的、过时的形式，而是属于我们有生命的存在。我的研究已证实了这一假设，并在之后的几年里。

然而，这些梦无法帮助我克服失去方向的感觉。相反，我却好像生活在持续的内心压力之下。这种感觉时不时地变得异常强烈，以致我怀疑自己是否有某种精神障碍。因此，我曾两次彻彻底底地回顾了一生的所有细节，尤其注重童年时的记忆；因为我觉得，在过去的生活中可能有某种我搞不懂的东西，而这很有可能是导致我精神障碍的原因。但这种回顾除了重新承认自己的无知外，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这时我对自己说道：“既然我什么也不知道，那我就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因此，我便有意识地让自己服从于潜意识的种种冲动。

第一件浮上表面的事也许是我十岁、十一岁时的童年记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玩积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用积木搭建小房子和小城堡，用瓶子装饰门窗和拱顶。没过多久我就用一般的石头建房，用泥作砂浆。这些建筑使我心醉神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令我诧异的是，伴随这一记忆而来的还有大量的情感。“哈哈，”我自言自语道，“这些东西还有生命力呢。那个小男孩的形象就在眼前，他还具有我所缺乏的创造性的生命。不过我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捷径，通向这种创造力呢？”因为作为成年人而言，我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搭建一座桥梁，跨越现在的我和十一岁时的我，跨越两者之间如此巨大的鸿沟。然而如果我想要与孩童时期重新建立联系的话，我只能回到那个时期，过上孩子的生活，玩着幼稚的游戏，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一时刻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只是经过思想上无穷无尽的抵抗，带着一种屈从的感情，我才最后作了让步。因为认识到除了玩幼稚的游戏之外真的无计可施，这实在是一种既痛苦又丢脸的体验。

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收集适用的石子，它们有些是从湖边捡来的，有些则是从湖里捞起来的。然后我便开始建造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例如，别墅、城堡、整个村庄等。它们中间仍然少一座教堂，于是我建造了一个正方形的建筑物，在其顶部有一个六角形圆顶。一座教堂还要有个祭坛，但在建造时我却有些迟疑。

就在我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完成任务时，有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沿着湖边散步并在岸上的砾石中捡石子。突然间，我看见了一颗红色的石子，是块四个面儿的菱形石，高约一英寸半。它原本是块碎石，由于湖水的冲刷而被打磨成了现在的模样——一件纯属偶然的产物。我恍然大悟：这就是那祭坛！我把它放在圆顶的正下方，就在此时，我又回想起童年梦境里位于地下室的男性生殖器。这联想给了我一种满足感。

只要天气情况允许，我就在每天午饭之后继续进行建造游戏。一吃完饭，我就马上玩了起来，一直玩到有病人来就诊，要是傍晚治疗工作结束得早，我就又回去建房子。在这一活动的整个期间，我的思想变得十分清晰，也能够把握住隐隐约约出现在我脑中的种种幻觉了。

我自然会想，自己正在干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便自问道：“说实在的，你现在干了些什么呢？你正在建造一个小城镇，你好像是在举行祭礼！”虽然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内心十分笃定，我正走在发现自己神话的路上，因为建筑游戏仅仅是个开端，它释放出了一股股的幻觉，后来我把它们仔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具有连贯性，在我的晚年生活中，每当我想穿越一堵阻挡前路的墙，我便会画一幅画或雕刻一块石头。后来证明，所有类似的体验，对于难以深入想法和工作来说，像是一种“入门礼”。今年和去年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例如《未发现的自我》《飞碟：一个现代的神话》和《心理学看良知》等，都是从妻子去世后我做的石雕中获得的启发。生命将尽、死亡以及死亡给我的领悟，猛烈地使我与本我分离开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重新站稳脚跟，而与石头的接触帮了我不少忙。

临近1913年秋天的时候，我感到身上的压力仿佛正在外移，好像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似的。周围的气氛在我看来确实比先前沉闷了不少。就像压迫感并不仅仅产生于心理状态，而是产生于具体的现实，并且在我身上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10月份，当我孤独地行进在旅途中时，一种势不可当的幻觉突然将我俘虏，我看见了一场大洪水，淹没了北海和阿尔卑斯山北部及地势低洼地带的所有土地。当汹涌的洪水奔向瑞士时，我看到连绵的山脉变得越来越高，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正在上演。我看见了滔天的黄色巨浪、漂浮水中的文明残片、成千上万具淹死的尸体。随后，一片汪洋变成了血海。这一幻觉持续了大概有一小时。我感到既迷惑又恶心，同时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惭愧。

两个星期过去了，在同样的情况下，这一幻觉再次浮现眼前，那场面甚至比上次更加生动形象，血海也显得更加突出。于是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话了：“好好瞧一瞧，这景象完全真实并将继续下去。对此你不必怀疑。”那年冬天，有人问我对未来的世界政治局势作何看法。我答道，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但是我看见了血流成河的景象。

我问自己，这些幻觉是否指明了要爆发一场革命，但是实际上，我却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于是我得出结论，这只与我本人有关，我确定自己正在面临精神病的威胁。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战争。

此后不久，即在1914年春末夏初，我一连三次做了同样的一个梦，那时正值仲夏，一股北极的寒流南下袭来，冰封了大地。比如，我看见整个洛林地区及其运河全都冻得死死的，人们四散而逃，整个地区一片荒芜。寒霜冻死了所有活着的绿色植物。这个梦是在1914年4月和5月做的，最后做这个梦的时间是6月。

在第三次梦中，令人生畏的严寒再次从天而降，然而与以往的情况不同，这个梦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严寒中出现了一棵只长叶不结果的树（我想这是我的生命之树），在寒霜的作用下，树叶变成了甘甜的葡萄，而葡萄丰富的汁水还有治愈疾病的功效。我摘下一串葡萄，送给一大群等待着的人。

1914年7月末，英国医学协会邀请我出席在亚伯丁举行的学术大会，并作题为“潜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上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我作好了要出事的准备，因为这样的幻觉和梦境都是命中注定的。我那时的精神状态欠佳，感到种种恐惧正对我穷追不舍，我竟得在这样的时刻就潜意识的重要性作学术报告，那仿佛就是命运的召唤！

在8月1日这天，世界大战爆发了。现在我的任务明确了：我要竭力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还要搞清楚自己的体验与人类普遍的体验到底巧合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我的第一个职责便是探究自己的心灵深处。我把建筑游戏期间浮现在脑海的种种幻觉记了下来，从此开始了探究过程。比起任何其他事来说，这是首先要做的工作。

川流不息的各种幻觉纷纷涌现，我尽力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并想方设法去理解这些怪异的事情。我束手无策地站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面前，那里的一切都显得既复杂又难以理解。我正生活在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中，我经常感到，硕大的石块正翻滚着向我砸来。雷鸣闪电接踵而至。我必须要有野兽的力量才能经受得起这些狂风暴雨。暴风雨也曾击倒过其他人——包括尼采、荷尔德林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但是我身上却有股恶魔般的力量，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必须要弄清楚，我经历的所有幻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我经受潜意识的猛烈冲击时，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我正在服从一种更高的意志，这种感觉一直支撑着我，直到我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常常精神紧绷，因此我只好做些瑜伽锻炼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由于我的目的是想知道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我一直练习瑜伽，直到足以平复心境，继续开展我对潜意识的工作为止。我一旦感觉自己平静了下来，便放弃了对情感的束缚，并开始让种种意象和内心的声音开口说话。而印度人练瑜伽却恰恰相反，是为了完全忘却大量的心灵内容和意象。

当我能够把各种感情转化为意象的时候——也就是说，发现了掩藏在情感背后的意象后——我内心便会平和安宁下来。如果我刻意将意象隐藏在情感中的话，我很有可能被他们撕得粉碎。我只有一次机会将他们逐一分离开来；但在这种情形下，我将彻彻底底地变成一个精神病人，最终被他们毁灭。我的一个实验结论是：找到潜藏在情感后面的特定意象，对治疗是极为有利的。

我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幻觉记录下来，并认真地分析导致这些幻觉产生的精神条件。但我只能通过笨拙的语言做到这一点：起初，我经常用“夸张的语言”阐述我观察到的事物，因为这与原型的风格相呼应。原型的表达辞藻华丽而空洞无物。这种风格使我感到尴尬，它刺激着我的神经，就像有人在灰泥墙面上向下刮指甲，或像在石板上磨刀一样。但是既然我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除了用潜意识本身所选定的风格记录下一切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有时候，我仿佛在用自己的耳朵听它说话，用自己的嘴巴感知它的存在，用自己的舌头编写词语一样；我时不时地便会听见自己在大声嘟囔。在意识的局限下，万物都沸腾活跃了起来。

从一开始起，我就把自愿正视潜意识设想为一种科学实验，这一实验是我本人进行的，而且我对它的结果饶有兴趣。今天，我同样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场在我身上进行的实验。对我来说，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应对我负面的感受。那时我正自愿地服从于自己难以真正赞同的情感，而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当时记下的幻觉都是些胡言乱语，而且我对它们极为反感。因为只要我不明白它们的含义，它们便成为崇高与荒谬的邪恶混合体。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受住它们，但是我却受到了命运的挑战。直到自己拼尽了全力，才从迷宫里走了出来。

为了抓住“暗地里”活跃在我身上的幻觉，我知道我必须让自己深入其中。对此，我不仅极其反感，还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恐惧。因为我担心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从而变成幻觉的牺牲品——而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然而经过漫长的犹豫之后，我终于明白，除了深入幻觉之中，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我不去冒这个险，他们的权力便会凌驾在我之上。因为我坚信，医生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更无法希望病人去做。这便是我试图冒险的有力动机。有帮手帮他们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很清楚，这个所谓的帮手——也就是我自己——帮不了他们，除非他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掌握他们的幻觉材料；而且目前，这个帮手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价值令人怀疑的理论偏见罢了。我不但为了自己，还为了自己的病人献身于一项危险的事业，正是这一想法帮我度过了好几个关键的阶段。

正值1913年基督降临之时——准确地说是12月12日——我下定决心采取决定性一步。这时我正坐在桌子旁边，反复思考着自己的恐惧。然后，我让自己从椅子上摔了下来。突然之间，地面仿佛真的在我脚下裂开了，于是我便落入了黑暗的深渊。我的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在并不太深的地方，我的脚猛地一下踩到了一堆软绵绵、黏糊糊的东西。我大大地舒了口气，虽然自己还完全处于黑暗之中。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慢慢地习惯了这种如深沉暮色般的黑暗。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阴森森的洞穴入口，洞里面站着一个侏儒，皮肤呈皮革色，就跟木乃伊似的。我从他身边挤了过去，由狭窄的入口走进了洞内，然后蹚过没膝的冰水来到洞穴的另一边，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面，我发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红色水晶石。我两手抓住石头把它搬了起来，一个空穴出现在眼前。起初我什么也分辨不清，然而没过多久，空穴当中开始流水。一具尸体从水中流了过去，这是个年轻人，满头金发，还有一处伤口。跟着尸体漂来的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黑色圣甲虫，然后从深水中冉冉升起一轮朝阳。阳光照得我头晕目眩，于是我想把石头放回洞口，但此时一股液体却满溢出来。竟然是血水。一大股浓稠血水喷涌而出，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我感觉，这血似乎无穷无尽地继续喷涌，时间长得令人难以忍受。最后，血水终于停止了喷涌，而这幻觉也跟着消失了。

我被这一幻觉惊吓得不知所措。我当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关英雄与太阳的神话，是一出死亡与复活的戏剧，而埃及圣甲虫则象征着重生。在幻觉的结尾，本来应该是新一天的黎明，但代之而来的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喷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全反常的现象。然后我开始回想那年秋天产生过的所有血的幻觉，于是便放弃了进一步理解的一切尝试。

六天之后（1913年12月18日），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与一个皮肤棕黑、不具名的圣人身处一座人迹罕至、风景优美的石山上。此时黎明未至，但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群星忽隐忽现。随后，我听到了齐格弗里德的号角声在群山中回荡，于是我知道我们必须要杀了他。我们拿起了来复枪，在一条狭窄的岩石小道埋伏起来。

齐格弗里德出现在山峰之巅，沐浴着朝阳的第一道金光。他驾着一辆用死人骨头制成的战车，猛冲下陡峭的山坡。在他拐弯的时候，我们朝他开枪，于是他便中枪倒地而死。

毁灭了如此伟大又如此之美的一件东西，我内心充满了厌恶和懊悔，于是拔腿就跑，生怕这一谋杀被人发现。但此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知道这将冲掉死者的一切痕迹。我已经摆脱了被发现的危险，生活仍然继续，但一种难以忍受的罪恶感挥之不去。

从梦中醒来之后，我在心里反复琢磨着这一幻象，但却始终未得其意。因此我想再次入睡，但心中的一个声音却对我说：“你一定得弄清楚这个梦，必须马上行动！”内心的紧迫感越发强烈，直到可怕时刻的来临，我听到这个声音在说：“你要是搞不清楚这个梦，你就必须开枪自尽！”恰巧在我这晚上用的桌子抽屉里就放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这可把我吓坏了。然后我再次陷入了深思，突然间，梦的意义浮现脑际。“这不正是在世界上演的问题吗？”我想，齐格弗里德代表德国人渴望获得的东西，也就是英勇地、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有志者事竟成啊！”我也早想这么干了。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梦表明了英雄齐格弗里德所代表的态度，但它再也不适用于我了，因此这种态度必将被消灭。

在这件事以后，我感受到了无法抗拒的怜悯之情，就像我自己被枪杀了一样：这是我隐秘地把自己等同于齐格弗里德的迹象，以及一个人被迫牺牲理想和意识态度时所感受到的悲伤。我们要抛弃这种同一性和英雄理想主义，因为有些事情比自我的意志更加崇高，面对它们，一个人必须恭顺服从。

到目前为止，这些想法已经足够了，于是我再次进入了梦乡。

那个身材矮小、皮肤棕黑的圣人一直伴随着我，实际上是他主动提议杀人，他便是那原始影子的体现。那场雨表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解决了。虽然当时除了这几点暗示外，我无法了解这个梦的更多的含义，但我身上却释放出了一股股新的力量，帮助我得出了有关潜意识试验的结论。

为了紧紧把握住这些幻觉，我常常想象自己走在一段陡峭的下坡路上。我甚至还作了多次尝试，想查个水落石出。比如说，第一次尝试达到了约一千英尺的深度，第二次我却发现自己处于宇宙深渊的边缘。就像踏上通往月球的旅程，又像是落入了空空如也的空间。最初出现了一个火山口的意象，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片死人的国土。在一块陡峭的岩石附近，我看见了两个人，一个是白胡子老头，另一个则是年轻漂亮的姑娘。我鼓足勇气走上前去，专心致志地听他们对我讲述，好像他们是活人似的。老人解释说他就是以利亚，这使我大吃一惊。但更令我瞠目结舌的是那个盲人姑娘，因为她竟然自称是萨洛米！多么奇怪的夫妻啊，萨洛米和以利亚。但是以利亚向我保证，他和萨洛米永永远远是夫妻，这完全使我惊愕了……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一条黑蛇，它明显展示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我紧紧靠近以利亚，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三者当中最理智的人，也是智力最清晰的人。对于萨洛米，我仍心存疑虑。以利亚与我长谈一番，然而我却不理解他的话。

我很自然地提醒自己，父亲曾经就是一个牧师，以便竭力为出现在我幻觉中的两个《圣经》人物寻找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但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因为那老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萨洛米又意味着什么？他们两人为什么会在一起？直到多年以后，当我比现在更加博学的时候，老人和年轻姑娘之间的联系才显得完全自然。

在这样的梦境里，人们频频遇见由年轻姑娘陪伴的老者，而这种夫妇的例子可以在许多神话故事中找到。因而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传统，西蒙·马格斯会随身带着一个从妓院里挑来的姑娘。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海伦，而人们认为她就是特洛伊战争中海伦的化身。克林索与昆德丽、老子与舞女等都属于这一类。

我曾经提到过，我的幻觉中除了以利亚和萨洛米之外还有第三个形象：那条黑蛇。在各种神话中，蛇往往代表着英雄。神话中数不胜数的故事都证明了两者间的相似性。比如说，英雄具有蛇一样的眼睛，或者说英雄死后变成了一条蛇，被敬为蛇，再或者英雄的母亲是蛇，等等。因此，在我的幻觉中：蛇的出现暗示着一个英雄神话。

萨洛米则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她眼瞎是因为她不明白事物的含义。以利亚则是智慧年长的先知形象，他代表了智力和知识的因素，而萨洛米所代表的则是性欲的要素。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形象是逻各斯（理性）与厄洛斯（性爱）的体现。但这样的定义未免过于理念化。暂时让这两个形象以本来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也就是以事件和经验的原貌出现，对我来说反而更有意义。

这一幻觉出现后不久，另一个形象又从潜意识中跑了出来。他由以利亚的形象发展而来，我称他为腓利门。腓利门是个异教徒，他带了一种含有诺斯替教派色彩的埃及－希腊气氛。他的形象最初出现在我下面这个梦里。

梦中出现了一片像大海那般蔚蓝的天空，天上飘浮着的不是云彩，而是扁平的棕色土块。土块好像正在散裂开似的，于是透过这些土块，湛蓝的海水便清晰可见。但这湛蓝的海水其实是蔚蓝的天空。突然间，一个带着翅膀的人从右方翱翔过。能看出来这是一位长着牛角的老者。他拿着穿成一串的四把钥匙，紧紧握着其中一把，好像要打开一把锁似的。他长着翠鸟般的羽翼，颜色也跟翠鸟的一样。

我不太明白这梦中的意象，于是把它画了下来以便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当我正埋头画画的那几天，我竟然在自家靠湖边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死了的翠鸟！我惊愕不已，因为翠鸟在苏黎世一代极为罕见，在此之前我也从未发现过一只死了的翠鸟。这只翠鸟死了没多久——至多只有两三天——而且身上也未见什么外伤。

我幻觉中出现的腓利门及其他形象使我恍然顿悟：心灵中存在的事物并不是我创造的，而是他们创造了自我并拥有了生命。腓利门代表了一种并非我自己的力量。我在幻觉中与他交谈，而他却说一些我意识不到的东西，因为我清楚地观察到，说话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我对待思想就像他们是由我创造的一样。但在他看来，思想却像森林里的动物，或像房间里的人们，或像天空中的鸟儿，他接着说：“如果您看到了房间里的人们，您便不会认为是您创造了他们，或认为您应该为他们负责。”正是他，教会了我精神上的客观性，即精神的现实性。通过他，我自己与我思考对象之间的区别变得清晰了。他以一种客观的方式面对我，于是我明白了，自己身上有着某种东西会说些我不知道也不想说的事，说些甚至反对我的东西。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腓利门代表了更高级的洞察力。对我来说他是个神秘的形象。有时候他显得很真实，像个活生生的人。我与他在花园里漫步，对我来说他就是印度人所说的古鲁（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

每当一种新化身的轮廓出现时，我便觉得这几乎是一种个人的失败。它意味着：“这是直到现在你还不懂的另一种东西！”恐惧爬上了眉梢，这样一连串的形象可能会是无穷无尽的，而我也可能在无知的无底深渊迷失自己。我的自我感到贬了值——尽管我在世俗事物上的成功可能会打消我的疑虑。在我的黑暗里（“把我们头脑里可怕的黑暗清除掉。”——《曙光乍现》），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古鲁，希望有某个人掌握了更广博的知识，更高超的能力，好帮助我理清想象力自觉创造的东西。腓利门承担了这一任务，在这方面，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必须得承认他是我的招魂师。而且实际上，他向我传达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十五年后，一位有很高修养的印度老者前来看望我，他是甘地的朋友，而我们就印度的教育谈了起来——特别谈论了有关宗教导师和门徒之间的关系。我迟疑地问他，能否透露一点他宗教导师的人品和性格，对此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口吻回答道：“可以，没问题，他就是商羯罗查尔雅。”

“您难道指的是评论《吠陀经》的那个死了好几百年的人？”我问道。

“没错，我指的就是他。”他回复了我的惊讶。

“那您指的是一种精神？”我问道。

“当然是他的精神。”他表示同意。

这时候，我想到了腓利门。

“还有幽灵宗教导师呢，”他接着说道，“大多数都是活着的，但总有些人让鬼魂当导师。”

这一消息既启发了我，又消除了我的疑虑。所以很显然，我并没有完全脱离尘世，而只是体验到了另一种东西，它只能发生在付出相似努力的人身上。

后来，出现了另一个我称之为“灵魂”的形象，腓利门因此变得有相对性了。在古埃及，“国王的灵魂”就是他尘世的形态，也就是具体化的灵魂。在我的幻觉里，灵魂来自下方，来自大地，像是从深井中冒出来的。我把他的形象画了下来，通过他尘世的形态表现他，将他画成了一幅隐士雕像，底座是石头，而上半部分由青铜制成。在画面的上方出现了一只翠鸟的翅膀，翅膀和灵魂的头之间飘浮着一团发光的星云。灵魂带有一种恶魔般的表情——也可以说是麦菲斯特的表情。他用一只手握着一座彩色宝塔或一个圣骨匣般的东西，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支铁笔，在圣骨匣上刻画着。他正说道：“就是我把众神埋在了金子和宝石之中。”

腓利门的一只脚瘸了，但他却是个有翅膀的精灵，而灵魂所代表的则是一种地魔或是金属之魔。腓利门是精神方面的，或者说是“含义”。另一方面，灵魂却像希腊炼金术中的安斯罗帕瑞恩一样是个自然之灵——而在那时，我对炼金术仍然不太熟悉。是灵魂使这一切变得真实，但他也会使平静的精神即“含义”变得模糊不清，或用美这一“永恒的映像”取而代之。

久而久之，通过对炼丹术的研究，我便可以把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了。

在我写下这些幻觉的时候，我再次问自己：“我到底正在干些什么呢？可以肯定，这与科学毫不相关，那它又是什么呢？”这时，我心里的一个声音说道：“它是艺术。”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正在写的东西会与艺术有关。然后我便想道：“也许我的潜意识正在形成一个并非是我的人格，但它又坚持要通过表达展现出来。”我敢肯定，这声音来自一个女人。我认得出，这是一个女病人的声音，是个才华横溢的精神病患者，曾经热烈地移情于我。她已然变成我心中一个有生命的形象了。

显然，我在研究的并不是科学。那么除了艺术之外它还可能是什么呢？科学和艺术仿佛成了世界上仅有的选择。这便是一个女人的思维方式。

我着重强调地对这个声音说道，我的幻觉与艺术无关，然后我的内心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反感。可是再没有声音传来，于是我又继续记录。接着又出现了第二次袭击，又出现了那断然的声音：“那就是艺术。”这一次，我紧紧抓住她对她说：“不，这不是艺术！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然后我便准备与她展开争论。可是争论并没有出现，我便想：“我心里的女人”并没有我具有的语言中枢。于是我建议她使用我的语言中枢。她这样做了，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一个女人竟在我的心中搅扰我，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定她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我还开始沉思为什么要赋予灵魂“女性意向”的名字。为什么把它设想成女性的呢？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内心中的女性形象在男性的潜意识中是扮演着一种典型的或是原型性的角色，因此我便称她为“女性意向”。在女性潜意识中对应的形象，我称之为“男性意向”。

起初，女性意向的消极方面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有点被她震慑住了，那感觉就像房间里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人一样。随后，我突发奇想：写下所有分析材料实际上就是在给女性意象写信，也就是有意识的自我以不同的观点给另一部分的我写信。我获得的是性质非同寻常又出乎意料的评论。我像是个分析鬼魂和女人的病人！每天晚上，我非常自觉地写着，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写，我就没办法让女性意向明白我的种种幻觉了。同样，我把它们写出来，女性意象就不会趁机把他们编织成阴谋了。然而想和做之间却存在着天壤之别。为了尽可能忠实于我自己的意愿，我遵循了一句古希腊格言“只有给予，才能索取”，把一切仔仔细细地记了下来。

在我正写着的时候，古怪的现象便过来分散我的注意力，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慢慢地，我才学会了区分我自己和这种干扰。当情感上庸俗和乏味的东西涌上心头时，我便会告诉自己：“没错，我曾经如此思考，如此感受，但我现在可以不用这种方式思考和感受了。我不必永远接受自己的平庸，因为丢这种脸实在没有必要。”

最重要的是使这些潜意识的内容人格化，从而使自己与它们区分开来，同时又使它们与潜意识产生关系。这是剥夺它们权利的技巧。将它们人格化并不太难，因为它们总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一种自身独立的身份。它们这种自主性最不令人舒服的地方就是叫人迁就它。然而，潜意识以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却给了我们控制它的最佳手段。

我认为女性意向所说的话充满了诡诈。如果将潜意识的幻觉比作艺术，那它们只带有视觉感知而不会使人信服，就像我在观看电影一样。我会觉得对它们不负道德责任。这时，女性意向可能很容易地诱使我相信，我是一个受误解的艺术家，而我所谓的艺术天分就赋予了我忽视现实的权利。如果我听从了它的诱导，她很有可能在某天对我说：“您是不是想象自己忙于研究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就是艺术？其实根本不是。”因此，女性意向，即潜意识喉舌的这种暗讽，就能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归根结底，意识终归是决定性因素，它可以理解潜意识的表现形式并对其表明某种立场。

但女性意向也有积极的一面。正是她将潜意识的种种意象传达给了有意识的思想，这也是我特别看重她的地方。几十年来，每当我的情绪受到打扰或某种东西积聚在潜意识中时，我便总是向女性意向请教。这时，我便会问她：“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看见了什么？请告诉我，我很想知道。”在某种不情愿和抗拒之后，她便会定期产生一种意象。意象一出现，不安和压迫的感觉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些情感上的全部能量转化成对这意象的好奇与着迷。我与女性意向谈论她传达给我的意象，因为我必须要像对待梦境一样倾尽所能理解它们。

时至今日，我不必再同女性意向对话了，因为这样的情感已经消失了。但如果这些情感确实存在，我依然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它们。今天，我直接地意识到了女性意向的想法，因为我已经学会接受并理解潜意识的内容。我知道面对这些内心意象时，自己应该如何行动。我可以从梦境中直接读出它们的含义，因此就不需要一个媒介来传达了。

起初，我把这些幻觉写进了“黑皮书”中，后来又把它们转移到“红皮书”里，还画了些插图（大多是关于曼陀罗的）作为装饰。在“红皮书”里，我试图从审美的角度阐述我的幻觉，但一直没能完成。我意识到自己仍未找到恰切的语言，只能把它转化成某种别的东西。因此我便及时地放弃了这种审美的倾向，而是先经历一个严格的理解过程。我知道，许多幻觉都需要脚下坚实的土地，所以我首先就要完全回到现实中去。对我来说，现实意味着科学的理解。我必须从潜意识赋予我的洞见中得出具体的结论——而这一任务将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我这个精神病医生，在我几乎每一步的实验中，碰到的都是同样的精神性材料，而它们又是精神病人发现的，关于精神病方面的，这当然很是讽刺。这是相当困扰精神病人的潜意识意象，然而它又是神话想象的本体，自我们的理性时代之后就已经消失殆尽了。尽管这种想象力无处不在，但却是人类所惧怕和禁忌的，因此踏上这条通往潜意识深处的、变幻莫测的道路，甚至就像开始了一个危险的实验或一场未知的冒险。人们认为这是一条错误之路，误会之路和模棱两可之路。我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现在让我鼓起勇气，打开人类脚步从未畏缩不前的大门。”《浮士德》的第二部也远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是《金链》里所提到的一种连接，从哲学上的炼金术和诺斯替教派开始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直存在。尽管鲜为人知、含糊不清又充满危险，它却是驶向世界另一端的发现之旅。

特别是当我正在研究幻觉的时候，我非常需要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支撑点，而我的家庭和职业工作，可以说就是这个支撑点。在现实世界里过着正常的生活，并以此抗衡怪异的内心世界，这对我来说何其重要。我的家庭和职业一直是我可以随时回归的大本营。它们使我坚信，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普通人。潜意识的内容原本可以把我逼得失去理智。但是我有家庭，有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我家住在库斯纳克特市西斯特拉斯228号。我还掌握知识：我获得了一所瑞士大学颁发的医科学位证书，我必须要帮助自己的病人——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对我提出了种种要求，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证实，我确确实实存在着，我并不像尼采那样是一张白纸，在精神的旋风中到处翻飞。尼采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因为除了思想中的内心世界，他一无所有——应该说，他的内心世界偶然地控制了他，甚至比他控制内心世界的力量还要强大。他被连根拔起，在大地的上空飘荡，因此他不得不以浮夸和虚构的方法行事。但对我来说，这种虚构则是可怕的根源，因为说到底，我的目的就是今生今世。无论我如何沉醉、如何扬扬得意，我向来知道，自己正在体验的一切终究会指向我的现实生活。我决意要履行生活的职责，充实生活的意义。我的口号是：就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的本领吧！（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因此，我的家庭和职业一直是带给我愉悦的现实，而且保证了我正常的存在。

渐渐地，一种内心变化的轮廓开始在我身上显现。

1916年，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赋予某种东西以具体的形态。内心强迫自己系统地阐述表达，有可能是腓利门所说的话。这就产生出了《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和其中所用的特殊语言。

布道词的头几句就显出一种惶恐不安，但我却不知道它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我的周围充斥着一种不祥的气氛。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空气里充满了鬼魂。随后，我的屋子也像闹鬼了一样。我的大女儿看见一个白衣人穿过了房间。我的二女儿跟她姐姐不一样，说夜里睡觉时被子有两次都给无缘无故地扯掉了。就在同一天晚上，我九岁的儿子做了一个焦虑不安的梦。第二天早上，他就吵着向妈妈要蜡笔，平常从来不画画的他，此时却用蜡笔画出了昨晚的梦境，并起名为“渔夫之画”。画的中央流淌着一条河，河岸边站着一个手握钓竿的渔夫。他的头顶处有一根烟囱，只见火苗跳跃，烟气袅袅。渔夫已经钓到了一条鱼。而就在此时，魔鬼正从河流另一边的高空中飞来，一把偷走了鱼，还受到渔夫一顿咒骂。然而渔夫抬头一看，却发现上空盘旋着一位天使，对他说：“不准你动魔鬼一根毫毛，他抓走的只不过是一条恶鱼！”这便是儿子画的画，画画的当天正是星期六。

大约在星期天下午五点钟，大门上的铃铛丁零丁零响个不停，就跟发了疯似的。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两个女佣都在厨房里忙活，从厨房可以看到大门外那空旷的场地。大家立刻起身去看看谁来了，但一个人影也没看到。我当时正坐在门铃旁边，不但听到了铃响，还看到了它在微微颤动。我们只好面面相觑，气氛沉闷极了，我是说真的！然后我便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整个屋子塞得满满当当，好像一下子进来了一群人，全都让鬼魂挤满了。它们密密麻麻地一直挤到门口，空气沉闷得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自己也是浑身上下颤抖个不停，心里纳闷：“上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它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在那里找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便是《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开头的话。

然后，我便下笔如有神，才过了三个晚上，这篇文章便写成了。只要我一拿起笔来，这群鬼就立刻烟消云散了。房间安静下来，空气也清新了。闹鬼的事至此结束了。

我们应该以其本来的面目，或者说看起来应该有的面目来看待这一体验。毫无疑问，它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有关，而这种思想状态，非常有利于解释灵学现象。它是一个潜意识的星群，我认为其怪异的气氛就是原型的内在引导力量。“它到处走动，它是在空中飞舞！”当然，理智总喜欢妄称自己能通过物理和科学知识进行解释，或者干脆把这整个事件一笔勾销，说它违反了科学法则。但是，如有从不违反法则，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么枯燥乏味啊！

就在这次经历前不久，我记录下了灵魂飞跃肉体的幻觉。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灵魂，即女性意向，确立起了与潜意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与所有死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潜意识相当于死者的神话世界，对应着先人的世界。因此，若是有人产生了灵魂消失的幻觉，这就意味着灵魂退居于潜意识之中或者说撤退到了死者的王国。在那里，灵魂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活力，使先人的痕迹也就是集体性的内容呈现可见的形式。它像是一种媒介，使死者有机会自我显现。因此在我的灵魂消失后不久，“死者的灵魂”便出现在我面前，也就有了《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这篇文章。这就是所谓“丢魂”的例子——原始人也会经常遇到这一现象。

从那时起，死者作为尚未回答、尚未解决和尚未救赎的声音，显得越发清楚了；既然命中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和需要我满足的要求并非来自外部世界，因此它们必须来自内心的世界。与死者的对话形成了一种预言，需要我向世人传达潜意识的概念：一种有序的格局以及对潜意识基本内容的解释。

今天，当我回顾一切的时候，当我思考幻觉研究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的时候，那情形仿佛一种信息势不可当地降临到我身上一样。这些意象中的事物不仅关系到我自己，还关系到其他许多人。正是在那时，我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了，也无权再属于我自己了。从那时候起，我的生命开始属于芸芸众生。当时的科学里并没有我所关心的或正在找寻的知识。我本人还需经历原始的体验，还需尽力把体验结出的种子，种在现实的土壤里；否则他们仍然是未经证实的主观假设。正在这时，我才将自己献身于为精神服务之中。我对它爱恨交加，但它却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笔财宝。我把自己托付给精神，而这便成了我能够忍受自我存在，充分享受生活的唯一方式。

可以说，我从未切断过自己与那些初期经验的联系。我所有的作品，我的一切创造性活动，都来自始于1912年（大约50年前）的初识幻觉与梦境。我晚年生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包含在它们之中，虽然最初的形式只是情感与意象。

我的科学知识是使我得以摆脱那种混乱状态的唯一手段。否则，这些材料便会使我陷入荆棘丛中难以脱身，或像原始森林里的匍匐植物一样将我活活勒死。我谨小慎微地去尝试理解每个单独的意象，我的精神库存中的每一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它们科学地分类，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它们。这正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地方。我们允许意象出现，可能还会对它们惊讶不已，但是只能到此为止。我们无须费心地理解它们，更不用从中得出伦理结论了。这种戛然而止的做法会对潜意识产生消极的影响。

只要对意象稍加理解便可浅尝辄止的想法同样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意象的洞察必须转化成一种伦理责任。否则，自己将会成为权力原则的牺牲品，招致种种危险的后果，不仅对他人来说，对洞察者本人而言甚至都是毁灭性的。潜意识的意象使人肩负了重大的责任：不理解意象的含义或者逃避伦理职责都会使他自己和他的生活四分五裂，痛苦不堪。

在我全神贯注地研究潜意识意象的那段时间，我决定辞掉大学的教职，作为无俸讲师，我已在那里执教八年了（自1905年开始）。我对于潜意识的体验和实验已使我的智力活动停滞不前。写完了《潜意识心理学》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阅读科学书籍的能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三年之久。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赶上知识界的发展速度了，再也无法谈论令我心醉神迷的事情了。把潜意识的材料公之于世，却差点使我成了哑巴。我既不能理解其中的原因，也无法赋予潜意识材料具体的形式。在大学授课时，我有些暴露自己，认为自己首先要找到一个耳目一新的方向，才能继续把课讲下去。如果我的智力状况就已经是疑云重重，那么继续教授年轻学生着实会误人子弟。

因此我觉得自己正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就继续我的教学生涯，继续走在这条坦途之上；要么就遵循内心人格的法则，听从一种更加理性的安排，朝着我那古怪的任务，朝着我对潜意识所做的实验奋力前行。但是，直到我作出这一抉择之前，我都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

因此，我便有意识地、故意地放弃了我的教学生涯。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上即将发生某件伟大的事情，而且我对此事深信不疑，感到它从永恒性的角度而言更为重要。我知道它会充实我的生活，我将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

说到底，能不能当上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不得不放弃这一教职确实令我有些困扰；在很多方面，我无法将自己局限于通常为人理解的材料上，对此我感到遗憾。有时我突然会有反抗命运的举动。不过这种情绪都是转瞬即逝的，也不算什么。相反，另一件事情却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留意内心人格的渴望和诉求，这种痛楚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已经反反复复地体验过这种感觉，而不仅仅是在放弃教学生涯时才体验到的。的确，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了。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相当暴躁；但每当这种强烈的情感达到高潮时，它便会突然转向，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宇宙般的宁静。在这种时候，我便觉得已经远离尘世，而刚刚还令我激动不已的东西，仿佛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了。

我决定放弃教学生涯，并参与到无人（包括我自己）能够理解的事物中。这样的做法使我落入了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我踱来踱去，左思右想，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因为他们只会产生误解。我发现，意象的内外部世界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其方式令人最为痛心。我仍然看不到现在已经理解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互动。我看到的只是“内”、“外”之间所存在着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然而，从一开始我就明白，只要我能成功地证明精神体验的内容真实存在，这种真实性不仅仅针对我的个人体验，而且适用于集体性的体验，我就能找到自己与外部世界及与人们的接触点。然而，这个工作是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后来在科学工作上，我试图证明这一点，并倾尽所能为亲朋好友介绍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法。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成功，否则便会陷入绝对孤立的境地。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我才逐渐开始走出黑暗。有两件事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一件事，是有一个女人执意相信我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我与她断绝了关系；第二件事，也是主要的一件事，发生在1918至1919年之间，那时我开始理解曼陀罗的绘画了。写完《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之后，我画了第一幅曼陀罗的画。当然，我那时并不理解它的含义。

在1918－1919年间，我作为英军战区战俘监管上校驻扎在厄堡。在那里，我每天早上都在笔记本上画一幅小小的圆形图，也就是一个曼陀罗，它似乎相当于我那时候的内心状态。在这些图画的帮助下，我能够每天观察自己的精神变化。比如说，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位唯美主义夫人的来信，她在信中依然固执地认为，我潜意识中产生的幻觉具有艺术价值，所以应该被当作艺术。这封信把我惹急了。它一点也不愚蠢，因而具有危险的说服力。说到底，现代的艺术家寻求在潜意识当中进行艺术创作。掩藏在这一论点后面的功利主义与妄自尊大激起了我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不敢确信自己正在产生的幻觉确实是自发的和自然的，而根本不是我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我还远没有克服意识里的偏执和狂妄。因为意识更愿意相信，任何一个在中途产生的高尚灵感都归因于个人的高尚，而自卑的反应只是出于偶然，甚至源自陌生的来源。由于自身感到了这种刺激和失调，第二天我便画出了一幅有所改变的曼陀罗：边缘处有一部分断开了，破坏了图画的对称性。

后来，我才渐渐地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陀罗：“成形、变形、永恒心灵的永恒创造。”而这便是自性，也就是人格的完整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自性便是协调的，但自性却无法容忍自欺欺人。

我所画的曼陀罗图是关于自性状况的密码，它们每天都以崭新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在这些密码里，我看到自性——也就是我的整体存在——在活跃地工作着。可以肯定地说，起初我只能隐隐约约地理解它们；但它们对我来说却显得极为重要，因此我便像保存昂贵珍珠一样保存着它们。我明显地感到，它们是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它们获得了一个有关自性的、活生生的观念。我觉得，自性就像是和我一样的单体，而且还是我的世界。曼陀罗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单体，并相当于精神的微观世界性。

我已经记不清这个时期到底画了多少幅曼陀罗了。应该有很多很多吧。在我画着它们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不断浮现脑海：这样一个过程正在走向何方？它的目的在哪里？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这时候自己不能擅自选择一个在我看来显得没有价值的目标。实际情况已经向我证明，我必须放弃自我处于更高地位的想法。我本来还想坚持，但最终还是突然地放弃了。我本想继续对神话进行科学分析，这项工作在《变化和象征》中就已经开始了。这仍然是我的目标——但是我绝不能再考虑它了！此时我正被迫经历潜意识这一过程。我必须让自己夹杂在这股洪流中不断前进，根本不知道它要把我引向何方。然而当我开始画曼陀罗时，我终于明白了，我走过的所有道路，我采取的所有步骤，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回到一点，也就是说回到了中心点。我逐渐地明白过来，曼陀罗就是中心。它代表了所有的道路，是通向中心，通向个性化的道路。

在1918－1920年间，我开始明白，精神发展的目标就是自性。没有直线性的演变，只有自性曲折的发展。均衡性最多也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才会存在。随后，一切便朝向这个中心点发展。这一顿悟使我稳定下来，慢慢地，我又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和。我知道，在找到表达自性的曼陀罗之后，我便获得了代表终极性的东西。也许某人会知道得更多，但那个人却不是我。

几年之后（1927年），一个梦境使我证实了自己关于这个中心及自性的想法。我可以用一幅名为《永恒之窗》的曼陀罗的画来表达它的本质。这幅画后来在《金花的秘密》中得以重现。一年之后，我又画了第二张曼陀罗，画中央呈现了一座金色的城堡。完成后我问自己：“为什么这幅画有如此浓厚的中国味？”无论形式还是选色，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外观上没有什么中国画的特征，但我依然觉得很有中国味，这便是它带给我的感受。此后不久，我碰巧收到了理查德·威廉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题为“金花的秘密”的道教炼金术条约草稿，他还请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立刻如饥似渴地把这草稿读完，我做梦也没想到，文中证实了我关于曼陀罗和中心曲折性的观点。这成为打破我孤立状态的第一件事。我逐渐地认识到了一种认同，我终于可以与某事某人建立联系了。

回想起这一巧合，这一“同步性”时，我不禁在这幅我认为很有中国味的画下面写道：“此画作于1928年，展现了一座戒备森严的金色城堡。此时，身居法兰克福的理查德·威廉寄于我一篇中文文章，论述了黄色古堡即长生不老之源。”

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梦：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肮脏灰暗的城市。那时正值阴雨连连的黑暗冬夜。这个城市就是利物浦。伴随着几个——也就是六七个——瑞士人，我穿过了好几条黑黢黢的街道。我感觉我们正从港口走来，而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却在悬崖之上。于是我们爬上了悬崖。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巴塞尔，巴塞尔的市场在正下方，你可以经过托藤嘉申（“死者之巷”）一路上行通往上方的高地，然后再穿越彼得广场和彼得大教堂。我们到达这片高地后，发现有一个由昏暗街灯照明的大广场，这是众多街道汇聚之地。城市的各个街区呈辐射状环绕广场分布。广场中央是一个圆形水池，水池的中心则是一座小岛。在雨、雾、烟和昏暗黑夜的共同作用下，周围的一切变得朦朦胧胧，但小岛却被阳光照耀得灿烂夺目。岛上只生长着一株木兰，树上开满了红硕的花朵。这棵树仿佛就矗立在阳光之中，同时还是光源。友人们开始评论这恶劣的天气，显然没注意到这棵树。他们谈起了住在利物浦的另一位瑞士人，对他定居于此感到吃惊不已。繁花盛开的树之美和阳光灿烂的小岛令我心醉神迷，我想：“我很清楚他为何在此定居。”然后我便醒了过来。

对于梦中的一个细节，我还得添上一点补充性的评论：城市单独的街区绕中心点辐射布局。这个点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小方块，更大更亮的街灯为其招兵，俨然构成了小岛的小小复制品。我猜那“另一个瑞士人”就居住在其中一个二级中心点附近。

这个梦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时至今日，灰黄的雨衣和上面闪烁的水光依然浮现眼前。一切都那么忧郁，不是黑色的就是灰蒙蒙的——正如我当时所思所感。但是我却产生了一种超脱尘世之美的幻觉，这便是我得以生存的原因。利物浦是“生命之池”。“利物”一词在古人看来，是“生命之根”的意思——是它“创造了生命”。

随梦境而来的还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我知道，在梦中已经揭示出了目标。人无法走出这个中心。它便是目标，它便是一切的源头。这个梦使我明白，自性就是方向与意义的原则和原型。其治疗作用便在其中。对我来说，这一顿悟暗示了通往中心进而实现目标的方法，也产生了关于我个人神话的第一个细微迹象。

做过这个梦以后，我就不再画曼陀罗了。此梦描绘了意识发展全过程的高潮。它使我心满意足，因为它描绘了我心境的整幅图景。我已确信，自己正忙于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仍然对它缺乏了解，我的同事中也没人清楚。此梦给了我清晰的思路，使我得以客观地看待我生命中的事物。

如果没有这一幻觉，我很可能就失去了方向，被迫放弃自己的事业。但是梦境已经帮我清楚地解释了其中的含义。当我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时，我就知道自己正在陷入那未知的世界。说到底，我对弗洛伊德学说以外的世界，还是一无所知；但我还是朝黑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我的选择，以及梦境的出现，不免让人觉得是一种天意。

我花了整整四十五年，在科学工作的框架中，提炼当时所经历所记录的事情。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目标就是要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但是随后，我触碰到了这股岩浆流，于是它的热量和火焰重塑了我的生活。这就是促使我进行研究的基本事物，而我的作品或多或少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将这一炽亮的物体融入当代世界的图景之中。

追寻内心意向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所有根本性的事物都在那些时日得到了确定。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的细节只不过是补充详述了一些从潜意识中喷薄而出，起初还淹没了我的材料。这，便是可供终生研究的“原始素材”。

第七章　著述

当我进入后半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面对潜意识的种种内容了。对潜意识的研究是一场持久战，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才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自己的幻想。

首先，我必须证明内心体验的历史原型。也就是说，我要问问自己：“我所特定的原型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如果我找不到此类证据，就不可能将我的观点付诸实际。因此，接触炼金术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它给我提供了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的历史基础。

从本质上而言，分析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但是比起任何其他科学，它更容易受到观察者个人偏见的误导。因此，心理学家要想排除最肤浅的错误（至少是判断上的），他就必须尽可能依赖历史和文学上类似的人物。在1918－1926年间，我认真地研究了诺斯替教派的作家，因为他们也面对过原始的潜意识世界，也探讨过潜意识的内容，以及明显受到直觉世界玷污的种种意象。由于资料缺乏，很难说他们如何理解这些意象。此外，这些资料大部分来自他们的反对者：基督教神父。我觉得，他们极不可能对这些意象产生心理概念，但是就我面临的问题来说，诺斯替教派离我过于遥远，使我难以与他们建立任何联系。据我所知，有希望将诺斯替教派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已经切断了。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也已经证实，找不到连接诺斯替主义——或新柏拉图派——与当今世界的桥梁。但当我开始了解炼金术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正是它代表了与诺斯替教派的历史性联系，于是过去和现在之间便有了一种延续性。炼金术是基于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它是一座桥梁，一方面通往过去，一方面又通往未来，通往现代潜意识心理学。

搭建这座桥梁的人便是弗洛伊德，他随之引入的还有古典诺斯替教的性欲主题和邪恶的家长式权威。诺斯替教派的耶和华主题与造物之神主题再次现身弗洛伊德的神话之中，这部神话介绍了早期神父以及衍生而来的阴暗超我。在弗洛伊德的神话里，他变成了一个魔鬼，创造了满是失望、幻觉和痛苦的世界。炼金术士密切关注着物质的奥秘，对物欲的倾向早已从中流露了出来。就弗洛伊德而言，物欲的倾向掩盖了诺斯替教派另一个本质方面：一个送给人类混合器皿（精神转化的器皿）的、权位更高的神的原始形象。混合器皿是一种女性原则，在弗洛伊德的家长式世界里没有立足之地。顺便提一下，持有这种偏见的不止弗洛伊德一人。在天主教思想的王国里，圣母玛利亚与基督的新妇直到最近才被接进了神圣的闺房（洞房），这一举动经过了千百年的犹豫后得以实现。因此这种做法至少已经得到了部分承认。但是在新教和犹太教的范畴里，父权却一如既往地居于统治地位。而在哲学意义上的炼金术里，女性原则发挥着与男性原则同等重要的作用。

我发现炼金术之前做了一连串的梦，梦中反复出现同样的主题。我的房子旁边伫立着另一所房子，即一间厢房或一座附属建筑物，这让我感到意外。每次做梦，我都充满疑惑：为什么这座房子一直坐落在那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最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进了这间厢房。我发现里面有一间美妙的图书室，大约可追溯到16世纪或17世纪。对开本猪皮封面的大部头图书沿靠墙摆放着。其中有几本装饰奇特的铜版画，而插图则包含了我从未见过的奇异的符号。当时我并不明白它们有何所指，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认出它们是炼金术符号。在梦里，我只意识到这些符号以及整个图书室所散发的魅力。原来这里收藏了中世纪的古版书和16世纪的印刷品。

那未知的厢房便代表了我人格的一部分，以及自我的一个方面；它代表属于我的某种东西，而我还未意识到。厢房，特别是那间图书室，意指炼金术，对此我一无所知，但很快我就会开始研究。大概过了十五年，我的图书室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与梦中的那个十分相像。

1926年前后，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梦，它预示着我与炼金术士的相遇。当时我正在战火纷飞的南蒂罗尔。身处意大利战场的我，正和一个矮个子农民赶着的马车从前线返回。炮弹在我们四周爆炸，我知道必须尽快赶路，因为这里的情况十分危险。

我们需要跨过一座桥，接着穿过一条隧道，而隧道拱顶的某些部分已被炮弹炸毁。当我们来到隧道另一边时，面前竟呈现出一道阳光明媚的风景；我认出，这是维罗纳附近的一个地区。而维罗纳市正雄踞于我们的下方，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我感觉如释重负，继续驾车前行，进入了蓊蓊郁郁、生机勃勃的伦巴第平原。小路延伸至春意盎然的可爱乡村；映入眼帘的是稻田、油橄榄树和葡萄园。然后，在路的斜对角处，我发现了一座豪华恢宏的大庄园，很像某个北意大利公爵的宫殿。这是一座典型的庄园，带有许多附属建筑物。这条路穿过一座大宅院，又从宫殿旁经过，仿佛置身于卢浮宫一般。那个小个子的马车夫和我驶入第一道门，而透过远处的第二道门，我们又看到了那阳光灿烂的风景。我环顾四周：右边是庄园的幕墙，左边是仆人的住所、马厩、谷仓和其他附属建筑物，一直伸展了很长一段路。

正当我们到达院子中央，停在大门口前面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只闻叮当一声闷响，庭院的两道门突然紧紧地关上了。农民跳下马车喊叫：“现在可好，我们被关在17世纪了。”我无奈地想道：“唉，可不！但又能怎么办呢？说不定我们要在这儿关上好几年呢。”这时候，我的心中涌现了一个自我安慰的想法：“从今天起，不管几年之后，总有一天我会再次走出去的。”

从梦中醒来，我在一大堆有关世界历史、宗教史和哲学史的学术著作里搜寻，可是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解释这个梦的资料。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它指的是炼金术，因为炼金术在17世纪正值鼎盛时期。不过说来奇怪，我已完全忘记了赫伯特·西尔比勒写过什么有关炼金术的著作。那时候，他的书已经出版，但我却认为炼金术是一种愚蠢的歪门邪道，这感觉就像我很欣赏西伯瑞神秘的观点或建设性的观点一样。那时候，我与西伯瑞有书信来往，还告诉过他我对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西伯瑞悲剧性的死亡表明，他只发现了问题，却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利用了主要的后期材料，而我却对它束手无策。炼金术的后期文本荒诞怪异；只有了解如何阐释它们，才能认识其中暗含的宝藏。

读了《金花》之后，我才开始渐渐体会到炼金术的本质，而这部中国炼金术的样书则是理查德·威廉在1928年寄给我的。我的心中激起了一种欲望，迫不及待地想从更深层次了解有关炼金术的文本。我委托一个慕尼黑的书商，要是有任何关于炼金术的书到了他手里，便立即通知我。不久之后，我收到第一本书《炼金术卷二》（1593），这是一本全面翔实的拉丁文炼金术论文集，其中有几篇堪称“经典之作”。

这本书几乎一动不动地躺了将近两年。我只是偶尔才翻看一下里面的插图，每次都不禁想道：“天哪，都在胡言乱语些什么！简直无法理解！”但是它却不断地激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下定决心，更加深入透彻地将它研究一番。第二年冬天研究工作开始了，不久我便发现它引人深思，令人兴奋。我敢肯定，这些文本仍然全是胡言乱语，但有些篇章却对我意义重大，偶尔还能发现几句读得懂的句子。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原来炼金术士是用象征符号来表达思想的——这些象征可是我的老朋友了。“太好了，这真是太棒了，”我心里想道，“我现在必须学会破译他们。”到了现在，我完完全全地沉浸其中，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埋头钻研这些文本。一天晚上，我正在进行研究时，突然回想起深陷17世纪的那个梦境。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它的含义。“原来如此！现在，我必须从头开始研究炼金术了。”

我在炼金术思想发展的迷宫中探寻前进，由于没有任何头绪与线索，过了很长时间找到了自己的路。在阅读16世纪的《哲人的玫瑰园》时，我注意到一些奇怪的措辞和表达方式经常反复出现，例如“溶解与凝结”“血管”“石头”“原始物质”“水银”等。我发现，为了表达某种特定的含义，有些词汇经常反复出现。但我却不清楚所谓的特定到底指什么。因此，我决定开始编纂一本关键词词典，加上可以相互参考的注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积累了好几千条关键词组与词汇，也抄下了满满几本摘录。我沿着文献学的方向进行研究，好像正试图解开未知语言的谜团一样。渐渐地，炼金术的表达方式便其义自见了。这项工作，我全神贯注地干了十几年。

我很快发现，分析心理学以一种最为奇特的方式与炼金术契合。在某种意义上，炼金术士的体验便是我的体验，炼金术士的世界便是我的世界。我偶然间发现了潜意识心理学历史上的对等物，这无疑是个重大的发现。与炼金术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以及追溯到诺斯替教派的、持续不断的知识链，都为我的心理学提供了实证。当我聚精会神研读这些古老文本的时候，各种幻觉形象、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材料和种种结论都各归其位了。我现在开始理解，这些精神性的内容，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早在研究神话的时候，我便开始了解精神性内容的典型特征，如今我的理解更加深入了。原始意象及原型本质在我的调查研究里占据着中心地位；我很清楚，没有历史，就没有心理学，当然也不会有潜意识心理学。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心理学满足于从个人生活中获取的材料，但只要想解释一种神经症，我们就需要一份既往病史，因为比意识中的知识，它更加深入地反映病情。而在疗治过程中，需要作出非常规决定的时候，梦境便会出现，而进行梦的解析，则需要比个人记忆更丰富的知识。

我认为自己对炼金术的研究暗示着我与歌德的内在联系。歌德的秘密在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的原型性变化过程牢牢地支配着他。他认为“浮士德”是一个“重要的作品”或“神圣的作品”，将它称之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而他的一生都在这部戏剧的范围内上演。因此，在他身上存在并活跃着的便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本质，是一种超人的过程，是原型世界的伟大梦想。

我自己也萦绕在同样的梦境之中。从十一岁时起，我就开始从事单一的事业：我的“主要工作”。我的生命渗透着一种观念和一个目标渗入人格的秘密当中。正是它使我的生命得以完整。一切都可以依据这个中心点得到解释，而我的所有著作都涉及这一主题。

我真正的科学研究始于1903年进行的联想试验。我认为这是我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第一次科学研究。在《词语联想研究》之后我又写了两篇精神病学方面的论文：《早发性痴呆心理》和《精神病的内容》，它们的起因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1912年，我出版了自己的新书《性欲的变化和象征》，而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从那时候起，我就要独闯天涯了。

我对自己的潜意识意象产生了极大关注。这一时期从1913年持续到1917年；此后，幻觉的滚滚洪流开始逐渐退去了。在这些幻觉尚未完全消失，而我也不再迷途魔山之中时，我才能以客观的态度看待整个体验，并开始深入思考。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怎样对待潜意识？”我的答案是《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1916年，我在巴黎曾就以上主题举办了一场讲座；虽然讲座的内容直到十二年后才以德文出版，但表达的形式却更加丰富了。在讲座中，我描述了潜意识的某些经典内容，并说明：意识思想对潜意识抱有的态度，绝非麻木不仁。

与此同时，我还忙于《心理类型》一书的准备工作，此书于1921年首次出版。最开始的创作目的，就是要界定自己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和阿德勒的观点。在试图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心理类型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心理类型从一开始就决定并限制了他判断的方式。因此，这本书想要探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事物的关系。书中讨论了意识的方方面面，即意识思想对于世界可能采取的种种态度，因此，从临床角度上来说它便构成了一种意识心理学。我将大量文学作品的素材运用到了这本书里。斯皮特勒的作品在其中更是占据了特殊地位，特别是他的《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但是我也讨论席勒、尼采以及古代和中世纪的知识史。我甚至冒昧地给斯皮特勒寄去了一本《心理类型》。他没有答复我，但不久后他却举办了一场讲座，在讲座中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一书根本不“代表”什么，就像他很可能会唱“春天来了，啦啦，啦，啦啦”一样。

这本有关心理类型的书使我洞察到，个体作出的每一判断都受到其人格类型的制约，而且每一种观点都必定具有相对性。这便产生了统一性（统一性必须补偿多样性）的问题，于是它直接把我引入了中国“道”家观念。我已经讲过，我的内心发展与理查德·威廉寄给我的道教文本之间产生过相互作用。1929年，我和他合著了《金花的秘密》一书。直到我的思想和研究到达了关键时刻，也就是接触到“自我”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才再次找到了重返世界的路。我开始举办讲座，游历四方。各种各样的论文和讲演稿成为衡量我数年以来内心探索的砝码。这其中还包含了读者和病人向我提问的答案。

自从《变化和象征》问世后，里比多理论变成了令我深度关切的课题。我把里比多设想为一种具有体能的精神类似物，因此他或多或少是一种定量概念，我们不应以定性术语来界定里比多。我的想法是摆脱时下流行的、具体化的里比多理论——换句话说，我不希望再次提及饥饿、侵略和性欲等本能，而是把所有这些现象看作精神能量的表现方式。

在物理学中，我们也谈论能量及其各种表现方式，例如电、光、热等。在心理中的情形也恰恰如此。同样，我们主要研究能量，也就是说，研究强度，以及或大或小的数量。这种能量会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出现。假如把里比多设想为能量，我们便能采取综合和统一的观点。不论它是性欲、权欲、食欲或是别的什么欲望，如何为里比多的本质定性，已经退居幕后了。我希望为心理学作出贡献，提出某种彻底而完整的看法，就像能量学理论为物理学作出的贡献一样。这正是我在论文《论精神能量》（1928）里追寻的东西。例如，我把人类的动机看作能量变化过程的各种表现形式，因此也就类似于热与光这样的力。就像现代物理学家不只从热能中提炼各种形式的力一样，心理学家也应该警惕，不应把一切本能都归因于性欲概念。这便是弗洛伊德最初的错误，随后他将其更正为“自我本能”这一假设。再后来，他又提出了“超我”的学说，并且赋予了它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里，我只谈到了自己对潜意识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的本质，但对于潜意识本身，我却没有作过多论述。当我研究自己的幻觉时，才发现潜意识会经历变化或引起变化。而直到熟悉了炼金术以后，我才认识到潜意识是一个“过程”，而自我的关系使精神变化或发展成潜意识的内容。在个例当中，梦和幻觉能够解读这一转变。在集体生活中，转变主要存在于不同的宗教体制及其不断变化的象征当中。通过研究集体转变过程、了解炼金术的象征意义，我得出了荣格心理学的中心概念：个性化的过程。

我的工作很快开始接触到一个人的世界观，接触到心理学和宗教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些都是基本的方面。在《心理学与宗教》（1938）一书中，我首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接着，在这本书的直接产品《自大狂》（1942）中，我也讨论过这些问题。《自大狂》的第二篇文章《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自大狂》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显得特别重要。帕拉塞尔苏斯的作品包含了大量独创的观点，其中清晰地阐述了炼金术士提出的各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带有后期和巴洛克时期的色彩。通过帕拉塞尔苏斯的作品，我最终得以讨论与宗教和心理学有关的炼金术本质了——或者换句话说，我可以讨论作为一种宗教哲学的炼金术的本质了。我在《心理学与炼金术》（1944）中就是这样实践的。于是，我终于落地了，落到了埋有我1913－1917年种种体验的地面上了；因为那是我曾经历的过程，对应了书中论述的炼金术的变化过程。

我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地盘旋着一个问题，即潜意识的象征与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有什么关系？我不但为基督教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可能性，还将它视为对西方人意义非凡的一件事。然而，我们要以新的目光看待它，要按照当代精神带来的种种变化对待它。否则，它便会与时代脱节，而且不再对人的整体性起作用。我一直致力于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这一观点。我曾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以及弥撒文本作过心理学的阐释——我将这两者与帕诺波利斯的佐西莫斯所描述的幻象进行比较，佐西莫斯是3世纪时的炼金术士和诺斯替派教徒。我试图构建分析心理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我的尝试终于指向了基督这个心理形象。早在1944年，我就在《心理学与炼金术》中论证了基督形象与哲人之石（炼金术士的关键概念）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1939年，针对伊格内修斯·罗耀拉的《精神修炼》，我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那时，我还忙着研究《心理学与炼金术》。一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沐浴在明亮的月光下，看见床尾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样子虽然没有真人那么大，但却相当逼真，而且我还发现他的身体是用翠绿色的金子做成的。这一景象虽然美妙非凡，但我还是被它深深地震撼住了。这样的幻象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因为我经常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下看到极为生动的意象。

我向来对基督的灵魂思索颇多，他是来自《精神修炼》的冥想之一。这一幻象的出现似乎为我指明了某种在沉思中被忽略了的东西：基督与炼金术士的“非凡之金”和“翠绿之金”类似。当我认识到这一幻象指的就是炼金术的关键象征时，当我认识到我从本质上已经对基督产生炼金术幻象时，我已经感到释然了。

那翠绿之金是炼丹术士在人类和无机自然物当中看到的具有生命力的本质。它表现了生命精神、人的灵魂以及宏观世界之子，也使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机。这一精神把自己倾注于万物之中，甚至还进入无机物里，出现在金属与石块中。我的这一幻象便是基督的形象和宏观世界之子的结合。如果不是受到翠绿之金的震慑，我可能试图假设，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正从我那“基督教的”观点中消失——换句话说，我传统的基督形象或多或少存在缺陷，而我依然得跟上基督教发展的步伐。然而，对金属的强调告诉我，毫不掩饰基督的炼金术概念是一种肉体死去但精神犹存的物质。

在《永恒之塔》中，我再次对基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关注的不再是各种历史相似物，而是基督的形象与心理学的关系。我也不再认为基督是一个失去了所有外在特征的人物形象。相反，我希望能够展示他所代表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宗教内容的发展过程。占星术如何预测基督降临？基督时代的时代精神如何诠释基督？在两千年基督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们如何看待基督？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同样重要。而几百年间聚集在他周围的一切奇妙光辉，也是我想要描绘的。

正当我深入研究以上所有问题的时候，历史人物——作为凡人的耶稣——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这一问题意义重大，因为他所在时代的集体智慧——也可以说是群集而成的“人类”的原始形象——已经凝聚在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犹太预言者身上了。人类的古老观念，一方面植根于犹太人的传统中，另一方面植根于埃及荷鲁斯神话中；在基督教纪元开启之时就为人所接受，因为它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它主要关心的是“人子”，即上帝之子，他站在神化了的奥古斯都大帝的对立面，而后者是整个世界的主宰。这一观点与起初的犹太教弥赛亚问题纠缠到一起，并使后者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有人认为耶稣，一个木匠的儿子，能够传播福音成为救世主，纯属是偶然现象，然而以上观点却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耶稣一定具有异常非凡的天赋，才能如此完整地表述、呈现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而潜意识的期望。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承载、传递这样的信息，只有耶稣自己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那些时代里，罗马帝国无处不在，压倒一切的权力（以恺撒大帝为代表），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权力剥夺了无数个体，乃至所有民族的文化独立与精神自主。今天，个体和文化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即被大众吞噬。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渴望基督再现的浪潮，甚至出现了不切实际的谣言，表达人们希望获得赎救的愿望。然而它所采取的形式，却无法与过去的任何事物相提并论，只是“技术时代”的一个典型产物罢了。这就是遍布于全世界的“飞碟”现象（不明飞行物体）。

我想要充分论述我的心理学与炼金术相对应，或者炼金术与我的心理学相对应，所以我想看看炼金术士的著作中论述了哪些心理疗法方面的特殊问题，顺便研究一下宗教的问题。临床心理疗法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移情”。在这方面，我与弗洛伊德观点完全一致。我同样能够证明，炼金术中也含有某种东西与移情相对应——那就是“结合”的概念，西伯瑞已经注意到“结合”的重要性。而这种对应性也能在我的作品《心理学与炼金术》一书中找到证据。两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我在《移情心理》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最终促成了《神秘的结合》一书。

“结合”的出现，预示着并伴随着梦境。无论是个人还是科学方面，凡是我关注的问题，都会如此。在其中一个梦境里，“结合”的问题及基督的问题都凝聚成了一个明显的意象。

我又梦到自己的住所有一座我从未见过的附属建筑物。我决心一探究竟，最终走了进去。我来到一扇硕大的双重门之前。打开门，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实验室模样的房间里。窗户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上堆满了玻璃容器以及动物学实验室所需的相关用具。这是我父亲的工作室，但他却不在里面。沿墙竖立的书架上摆着几百个瓶子，里面装着你能想象得出的所有鱼类。我惊呆了：原来父亲正在从事鱼类学研究！

正当我站在实验室里四下观望的时候，我发现一面窗帘时不时地鼓起来，好像有强风吹过似的。突然之间，一个名叫汉斯的年轻乡下人出现了。我叫他去看看窗帘后面是否有一扇敞开的窗户。他走了过去，一去就是很长时间。当他回来时，我看到他的脸上呈现出一副惊恐的神色。他只说：“没错，有东西在里面，它就在那里出没！”

然后，我走了进去，发现一道门通向我母亲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气氛有点神秘。这个房间很大，天花板上吊着两排衣柜（五个衣柜为一排），衣柜离地面大约两英尺高。它们看起来就像花园里的小亭子，每个大约有六平方英尺，都装有两张床。我知道，现实中早已去世的母亲重回人间时就住在这里，她摆上这些床，方便来访的灵魂睡觉。它们是出双入对的鬼魂夫妻。它们在那里过夜，甚至连白天也在那里休息。

母亲房间的对面有一扇门。我打开门，进入了一个大厅；它使我想起了一所大饭店的前厅。大厅里配有安乐椅、小桌子，四周是柱子，墙上悬挂着奢侈挂件。一个铜管乐队正在响亮地演奏着；我在后面都已经听到了音乐声，但却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大厅里除了铜管乐队在大声吹奏舞曲和进行曲，看不到一个人影。

饭店大厅的铜管乐队意味着招摇的寻欢作乐和市侩气息。谁也想不到，在这喧嚣的大门后面会是另一个世界，与尘世恰好位于同一幢建筑里。梦中大厅的意象可以说是对我这个老实人的讽刺，抑或是对世俗享乐的讽刺。但这只是表象；表象后面却隐藏着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鱼类实验室和为鬼魂悬挂的亭子。而我们无法在喧嚣的管乐中调查研究这些东西。它们是令人恐怖的地方，笼罩着神秘的寂静。身在其中，我感到这里就是黑夜的栖身之处，而大厅则代表着白天的世界和白日的肤浅。

这个梦中最重要的意象是“鬼魂招待室”和鱼类实验室。前者以某种滑稽的方式表现了“结合”；后者则暗示了我对耶稣基督的成见（我认为耶稣是鱼）。它们都是使我连续研究了十几年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鱼类的研究成了我父亲的任务。在这个梦里，他是基督徒的灵魂守护者，而根据古人的观点，它们都是用彼得的网抓到的鱼。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同一个梦里，我母亲却成了死者灵魂的保护者。这样一来，我的父母看起来都背负着“治疗灵魂”的重任，而实际上，这一重任却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父母还担负着一件尚未完成的事；也就是说，这件事仍然潜伏在潜意识当中，因此只有等到将来才能解决。有人提醒我，说我还未解决“哲学上”炼金术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结合”的问题，因此也就尚未回答基督徒的灵魂向我提出的问题。此外，关于圣杯传说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我妻子毕生的事业，同样尚待完成。回想起来，当我在《永恒之塔》中论述鱼类象征的时候，我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追寻圣杯的情景和渔夫之王的形象。要不是不愿意闯进妻子的研究领域，我肯定会把圣杯的传说纳入炼金术的研究当中。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受了安福塔斯式的伤，是一个伤口无法愈合的“渔王”——这种伤也叫作基督的苦难，而炼金术士正是为了治愈苦难才去寻找灵丹妙药。我小时候得了一种病，像帕西法尔一样说不出话来。能做的只有暗示。事实上，我父亲本人对兽形基督象征从不感兴趣。然而直到去世之前，他却一直生活在基督预见并承诺过的痛苦里，而且从来没有意识到这都是效法基督的结果。他认为自己的病痛是个人的苦难，而非普遍意义上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所以应当听从医生的建议加以治疗。《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提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段经文从未完全地渗透到父亲的思想当中，因为一想到宗教问题，他就会不寒而栗。他只满足于信仰，而信仰又击碎了他内心深信不疑的东西。这往往就是理性牺牲的回报。《马太福音》第九章第11节提到：“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盲目地领受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充其量导致停滞不前，并要下一代付出沉重的代价。

众神的兽形属性特征表明，它们不仅延伸到超人的领域，还进入低于人类的国度里。动物就是他们的影子，大自然将其与神圣的影像联系起来。“基督之鱼”表明，效法基督的人本身就是鱼——也就是需要得到动物式照顾的潜意识灵魂。鱼类实验室等同于基督教会的“心灵治疗”。正如受伤者弄伤自己一样，医治者也能治愈自己。值得注意的是，梦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行动是在意识之外的世界，即潜意识的世界里，在死者之间做出的。

因此，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我的任务的本质方面，对以上梦境也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析。我只能感觉它的意义。因此，在写出《答约伯书》之前，我仍需克服极大的、来自内心的反抗。

《答约伯书》的内在根源可以在《永恒之塔》里找到。在《永恒之塔》里，我论述了基督教徒的心理活动，而约伯则是基督的某种征兆。正是经受苦难的观点将基督和约伯联系起来。基督和约伯都是替上帝受苦的奴仆。就基督而言，世界上的罪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因而基督徒的苦难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产生了：谁应该为这些罪负责？归根结底，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世上的罪，因此，他变成了基督，为人类的命运受苦。

《永恒之塔》多次提到这一神圣形象的正反两面。我列举了“上帝的愤怒”、敬畏上帝的戒律以及“让我们免于试探”的恳求。上帝自相矛盾的形象在《约伯书》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约伯希望上帝会站到他身边来反对上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帝处于一种悲剧性的矛盾当中。这便是《答约伯书》的主要内容。

除了内在根源，还有一些外在力量促成了《答约伯书》的写作。公众和病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让我感觉到，在面对现代人的宗教问题时，我必须更加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多年以来，我一直犹豫不决，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将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但是到了最后，我完全被这个紧迫而困难的问题控制住了，不得不加以解答。于是我开始解答问题，就像它们自己呈现在我的面前一样。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充满感情的体验方式。我故意选择了这种方式，避免给人留下宣扬某种永恒真理的印象。《答约伯书》想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己之见，希望并期待引起其受众的思考。因此，我根本没想阐述一种形而上的真理。然而神学家们却指责我已经那样做了。神学思想家们太习惯与永恒真理打交道了，以至于对其他真理一无所知。当物理学家说原子是这样那样的结构时，当他们画出原子结构图时，他并没有试图表达任何类似永恒真理的东西。但是神学家们并不懂自然科学，尤其不懂心理思维。分析心理学的材料，即其主要事实，构成了“陈述”，常常以相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和时代。

分析心理学所有分支中出现的约伯的问题，在梦境中也有所预示。我凭吊去世良久的父亲之时，这个梦也开始了。父亲住在乡下——具体的地方我并不清楚。我看见了一幢18世纪样式的房子，里面有很多房间，外面有高大的附属建筑物。后来我了解到，这幢房子原本是一家毗邻矿泉疗养院的旅店，而且看来众多达官显贵、皇亲国戚也曾造访于此。另外，他们之中有好几人已经去世，棺材存放在这幢房子的地下室里。我父亲是这里的看守，守护着这些棺材。

我很快发现，父亲不仅仅是个看守，还是位名正言顺的著名学者——在他的一生中可从来没有这等事。我在书房中见到了父亲，不过说来也奇怪，有个年纪与我相仿的医生，还有他的儿子（两人都是心理医生），竟然也在现场。不知道是因为我提了个问题，还是因为父亲自己想解释什么，只见他从书架上取下了一部沉甸甸的对开本《圣经》，很像我图书室里那本梅里安《圣经》。父亲握着的这本《圣经》是用闪亮的鲨鱼皮包装的。他打开《旧约》部分——我猜他翻到了《摩西五经》的地方——然后开始阐释某一章节。他讲得非常快，涉及的知识又很广博，我有点跟不上他。只注意到谈话间流露出他广博而庞杂的知识，虽然我能懵懵懂懂多少领悟这些知识的重要性，但却无法适当地评价或掌握。我发现那个医生一点也不懂，而他的儿子开始大笑起来。他们觉得我父亲自不量力，只不过是老头子在瞎唠叨，但是我却非常清楚，父亲的阐释不是由于病态的激动，何况他根本没说什么愚蠢的话。相反，他的论点博学智慧，只是因为我们愚蠢，才无法领会。他探讨的是一些举足轻重，又令他心醉神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讲话铿锵有力，脑海中涌现深刻的观点。他在我们三个傻瓜面前侃侃而谈，使我感到既愤怒又惋惜。

那两位精神病医生代表了一种目光短浅的医学观点，当然，它也影响到了作医生的我。他们代表着我的阴影——这个阴影的两个翻版，即父与子。

然后，情景发生了改变。我和父亲来到了这幢房子前面，面对着明显摆放了木材的棚屋。我们听到了巨大的砰砰声，好像有人把大块大块的木板扔了下来，或是随意乱扔似的。我感觉，至少有两个工人在那里忙活，但父亲却暗示我，棚屋其实正在闹鬼。显然是某种鬼怪在制造喧闹的声音。

后来，我们进入这栋房子，看到屋内非常厚实的墙面。我们沿着一截狭窄的楼梯爬到了二楼。一种奇怪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那是一间跟法塔赫布尔·西克里苏丹阿克巴的会议厅一模一样的大厅。这是一间高高的圆形房间，沿着墙壁有一个回形走廊，走廊上有四座桥通往一个盆形的中心。盆形中心坐落于一根巨大圆柱上面，形成了苏丹的圆形座椅。他便从这一高位对谋士和哲学家们讲话，而这些人在回廊中沿墙而坐。整个画面变成了一幅巨大的曼陀罗，恰好与真正的会议厅交相呼应。

在这个梦境中，我突然间发现房屋的中央有一段陡峭的楼梯，向上直达墙的尽头——此处已经不再与真实对应。楼梯的顶端有一扇小门，父亲向我说道：“现在我要带你进入最至高无上的存在。”说着他立刻跪倒在地磕了一个头。我也像他一样跪了下来，心情异常激动。由于某种原因，我的额头无法完全接触地板——大概还差一毫米。不过我至少模仿他的姿势去做了。突然之间我发现——也许父亲早已告诉我——上面的门通向了一个孤零零的房间，那是大卫王的将军乌利亚的住所；为了自己的妻子拔示巴，大卫王竟命令兵士在敌人面前抛弃了乌利亚，可耻地出卖了他。

对于这个梦境，我必须作几点解释。开始时的情景描述了我留给“父亲”的潜意识任务是如何完成的。父亲显然对《圣经》着了迷——或许是《创世记》？——并急于和他人交流自己的顿悟。鲨鱼皮表示《圣经》是一种潜意识的内容，因为鱼不会说话也没有意识。我那可怜的父亲并没能成功地将二者的寓意传达出来，因为有些听众无法理解，而有些不仅愚蠢还满怀恶意。

经历过这次失败以后，我们横穿街道来到了“另一边”，也就是鬼魂出没的地方。鬼怪现象经常发生在青少年身上；也就是说，我还不成熟，意识还非常不清楚。梦中印度的环境表明的是“另一边”。当我在印度的时候，议会厅的曼陀罗结构确实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觉得它代表了与中心相关的内容。这个中心正是阿克巴大帝的宝座。像大卫王一样，他统治着一个次大陆，是“统治世界的君主”。但是作为无辜的牺牲者，被弃敌军的忠诚大将乌利亚却位于大卫之上。乌利亚是基督的预兆，而神拣选的基督却被抛弃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而最重要的是，大卫把乌利亚的妻子“据为己有”。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乌利亚这个典故的寓意：我不得不公开讲出《旧约》中上帝形象的矛盾而作为惩罚，死神将夺取我妻子的生命。

这就是隐藏在潜意识里，等待着我的事情。我必须向命运屈服，必须完完全全将头叩在地板上，如此以来便完完全全谦恭屈服了。但是某些事情却阻止了我，令我与目标差之毫厘。我身上的一个声音在说：“一切都很好，但却不够完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发起了挑战，决心不做一条沉默的鱼；如果自由之人身上缺少了这种东西，《约伯书》就不会在基督诞生前的几百年前写成。人的思想总会有些保守，即使面对神的旨意时也是如此。不然的话，人又怎会有自由呢？如果这种自由不能给上帝以威胁的话，它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乌利亚生活在一个高于阿克巴的地方。正如梦中所说，他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这种说法原本只适用于上帝，除非我们是在谈论拜占庭精神。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佛祖以及它与众神的关系。对于虔诚的亚洲信徒来说，如来佛是万物之中至高无上的、绝对的神明。正因为如此，人们一直怀疑小乘佛教为无神论，这实则相当错误。依靠众神的力量，人类才能洞察造物主。在本质性方面，人类甚至被授予了消灭“万物”的权力，即消灭人对世界的意识。今天，人类已经可以利用放射性物质来消灭地球上所有的高等生物了。佛祖已经暗示过世界灭亡的观念：通过大彻大悟，轮回的链条，即不必然导致生老病死的因果关系链条，便可以被打断，于是存在的幻觉便终结了。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似乎预示着不远未来的问题。这个梦揭示了长期存在于人类当中的思想和预兆，即生灵以微小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胜过了造物主的观念。

经过了这次梦中世界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必须再次回到自己的作品上来。在《永恒之塔》中，我开始接触到一系列问题，需要分别加以解决。我曾试图解释基督的出现如何与一个新永世的起源，即鱼类的时代相对应。基督的一生与客观的天文学现象（春分进入双鱼宫处）之间存在着同步性。因此基督就是“鱼”（就像在他之前的汉谟拉比是“羊”一样），并作为新永世的统治者出现。这引发了我在论文《同步性：一种非因果关系的联结原则》中讨论的同步性问题。

《永恒之塔》中关于基督的问题最后将我引入另一个问题当中：人类学现象（用心理学表达就是本我）如何在个体体验中表达。在《来自意识的根源》（1954）一书里，我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互相作用、从潜意识到意识的发展过程以及更伟大的人格，即内心中的人对个体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这一研究使《神秘的结合》更加完善，在这本书里，我再次提到了移情的问题，但主要还是按照我原本的想法，将炼金术的全部内容视为一种炼金术心理学或深度心理学的炼金术基础。在《神秘的结合》里，我的心理学至少得到了一种现实的地位并建立在了现实的基础上。如此一来，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工作结束了，而且我的心理学现在也站稳脚跟了。我一接触到深层的东西，就受到了科学理解的限制，受到了超验的限制，受到了原型本身特性的限制，对于这种特性，我们无法再作进一步的科学陈述。

在这里我对研究工作的综述当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我确实应该说得更加详细或者更加简洁才对。这是一种即兴创作，就像现在我诉说的一切。它是瞬间产生的灵感。懂得我工作的人可能会从中获益，其他人也许不得不进入我的观点当中才能有所了解。我的事业，也就是我的科学工作，构成了我的一生，两个相依相存，不可分离。工作表达了我的内在发展；因为投身于潜意识内容的研究构成了人类并改造了人类。我的作品可以看作我人生旅途中的各个站点。

我的所有作品可以看作内心派下的任务，其本源是一件命中注定的强迫性冲动。我所写的都是内心汹涌澎湃的事情。我允许感动我的灵魂坦率地表达。对于我的著作，我从来不指望他人对我的作品有任何强烈的反应，任何有力的共鸣。它们代表一种对我们时代的补偿，而我也是不得已才说些无人愿听的话。因此，特别是在最初的时候，我常常感到极度绝望孤独。我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不会受人欢迎，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难接受对意识世界的反对意见。今天我可以说，我获得了人们赋予我的，远远超乎我想象的巨大成功，这着实令我感到惊讶。我觉得，自己做到了有可能做到的一切工作。毫无疑问，我一生的工作原本会更加长久，原本会干得更加出色，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力所不及的。

第八章　塔楼

渐渐地，通过创作科学作品，我为幻觉及潜意识的内容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但对我来说，文字和纸张还远远不够，我还需要其他东西。我要坚定不移地表达内心深处的思想和业已掌握的知识。换句话说，我要坚定不移地承认自己的信念。这便是“塔楼”——我在波林根为自己建造的房屋——的起源。

一开始，我就决定把塔楼建在近水的地方。我一直被苏黎世湖上游的美景所吸引，自己也感到很奇妙。于是到了1922年，我买下了波林根的某块土地。它坐落在圣梅恩拉德地区，是一处老教堂地产，以前隶属于圣高尔修道院。

起初，我并没有打算把它建成一座传统意义上的房屋，而只是一种原始的独层住宅。房屋采用圆形结构，中央内置火炉，沿四壁摆放几张床铺。在我的脑海中，它或多或少已然变成了一间非洲小屋，火炉是用石头环绕搭建的，炉火在其中静静燃烧。而全家人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转动。原始的小屋把整体性的观念具体化了，在家族式的整体中，连各种家禽家畜都参与其中。但即便在修建的最初阶段，我就已经改变了计划，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原始了。我意识到，应该把它建成一幢正规的二层小楼，而不只是一座趴在地面的低矮小屋。于是，在1923年，第一座圆形住宅建了起来，竣工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宜居的塔楼了。

从建成之日起，我便从塔楼身上感到了一种休养生息的强烈感情。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母性的温暖。但我渐渐认识到，它并不能表达我需要表达的一切，好像还是少了些什么。于是，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我添加了一个由塔式附属建筑物构成的中央结构。

转眼间，四年又过去了，一种缺憾之感再次油然而生。在我看来，这座塔楼仍然显得过于原始，于是在1931年，我又对塔形的附属建筑进行了扩建。在这里面，要有一间独属于我的房间。其实心中早已浮现印度式的房屋，里面通常都有一个供居住者退隐的地方，哪怕可能只是用窗帘隔开的房屋一角。他们可以在其中冥想一刻钟或半小时，或者练习练习瑜伽。在印度，这样一个隐居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印度人的生活相当拥挤。

在退隐的房间里，我备感舒适自如。我随时佩戴钥匙，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进入。过去的几年间，我在墙上画了很多画，表达了我所有的想法，使我抽出时间进入隐居，使我摆脱现在，进入永恒。因此，塔楼的二楼成了一个精神专注的地方。

1935年，我心中燃起了一个愿望，我想要一块围栏围起来的土地。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永远朝向天空与大自然。于是，第三个四年度过之后，我添加了一处庭院和一个湖畔边的凉亭，这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与房屋的三位一体隔离开来。这样，四位一体的情况便出现了，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塔楼，而且还是在十二年的过程中建成的。

妻子1955年去世后，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责任，那便是成为真正的自己。用波林根塔楼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突然认识到，那个蜷缩得如此之低，隐藏得如此隐蔽的房屋中央，就是我自己！我再也不能把自己藏匿于“母性”和“精神性”的塔楼后面了。于是，就在同一年，我在塔楼的中央又添了一层，用来代表我自己，或者说是我的自我人格。以前我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我会把它看作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放纵。现在，它却意味着暮年所达到的意识的延伸。正因为有了这一层，整个塔楼才变得完整了。第一层塔楼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两个月，也就是1923年开工的。这两个日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将会目睹，塔楼与死者相关。

我始终觉得塔楼在某方面是个可以催人成熟的地方——一个母体的子宫或一个母亲的形象，在里面我可以成为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它使我感到自己仿佛在石缝中重生。因此，它是个性化过程的具体体现，一种比青铜更恒久的纪念品。当然在建造期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我总是按照当时的具体需要，把房子建成各个部分。也可以说，我是在一种梦境中将它建造起来的。只是后来，我才看出所有的部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种富有意义的形态：一种精神完整性的象征。

在波林根，我身处自己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最为深切地成为了原本的自我。在这里，我好像就是“母亲年长的儿子”。正如炼丹术明智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体验到的“老人”“古人”的概念，其实是第二人格，它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他超越时间而存在，是母性潜意识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他以腓利门的形式出现，而在波林根，他又恢复了生命。

我时常感觉自己像是融入了周围的风景与物体当中，感觉自己生活在每一棵树木里，生活在汹涌的波浪里，生活在云朵里，生活在来来去去的动物里，生活在不断交替的四季里。十多年来，塔楼里的一切都成长为自己的样式，一切事物也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里的一切都有他们的历史，我也不例外；这里就是为世界与精神的蛮荒之地，为这个无限的王国所预留的空间。

塔楼里没有电，我亲自照看壁炉和火炉，夜幕降临，我点上几盏老灯。塔楼也没有自来水，我便亲手从井里抽水上来。我还要劈柴做饭。这些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人变得简单，而简单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

在波林根，我的四周万籁俱静。在这里，我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此时，思想便会浮上表面，追溯到千百年前，预期至遥远的未来。在这里，创造的痛苦减轻了，创造变得越来越像玩耍了。

1950年，我用石头做了一块纪念碑，以表达塔楼对我的意义。说起石头的来历，还真是个奇怪的故事。我需要一些石头用来建造所谓的花园围墙，于是就从离波林根不远的采石场订购了石料。石匠把所有尺寸告诉了采石场主人，后者又用笔记本记录下来，那时我正好站在旁边。他们用船将石头运来，卸到了岸上，结果却发现，墙角石的尺寸全搞错了；本来应该是一块三角石，没想到送来的却是一块方石，比订购的大了整整一个立方，有二十英寸那么厚。石匠火冒三丈，让运石头的人马上把它运回去。

但是我一看到这石，便说：“且慢，它正合我意，非它不可！”因为我一眼便看出，这块石头太适合我了，我想用它做点什么，但还没拿定主意。

我首先想到的是炼金术士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1313年去世）写的一首拉丁文小诗。我用凿子把它刻在石头上面。翻译过来就是：

卑微丑石，

一文不值！

愚者轻之，

智者爱之。

这首诗所指就是炼金术士梦寐以求的石头，即天青石，这样的石头自然受人鄙视和排斥。

很快又出现了另一件事。在石头正面的天然纹理中，我发现了一个小圆圈，它像只眼睛一样望着我。我从石头中把它凿了出来，并在中间刻出一个小小的侏儒。它代表着瞳仁，也就是你自己，你在别人的眼中看到的自己；好像迦比尔或阿斯克里庇阿斯的泰雷斯福鲁斯。古代的雕像将他塑造成身披兜帽斗篷、手持提灯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指路者。我把雕刻时想到的几句碑文也刻在上面。碑文是用拉丁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

在孩童的王国里，时间像孩童一样，正玩着纸牌游戏。他就是泰雷斯福鲁斯，在宇宙的黑暗地带到处游荡，像一颗星星，在深邃的黑夜中闪闪发光。

他指出了通往太阳之门、通向梦想国度的大道。

在雕刻石头的时候，这些话语便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石头的第三面，也就是面向湖的那一面，我让它用拉丁文题词开口说话。所说的或多或少是些炼金术方面的语录，译文如下：

我是个孤儿，茕茕孑立，四海为家。我独来独往，但却与自己相反。我既是青年，又是老年。我不知道自己的生父生母，因为我曾像鱼一样从深海捞起，或像颗来自天堂的白色石头。我漫步于树林和山脉之中，但却又藏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对众生来说，我终将死去，然而我又进不到永世的轮回中。

最后，在阿诺德·冯·威兰诺瓦那首诗的下方，我刻上了几行拉丁文：“为纪念他七十五岁诞辰，C.G.荣格于1950年制作并放置石头于此，以表感谢。”

石头放好之后，我看了又看，满心好奇，心想在雕刻动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这块石头位于塔楼的外面，好像能够解释上面的问题。它展现了塔楼居住者的心境，只是这种心境不为他人理解罢了。你知道我想在这石头的背面凿些什么吗？“梅林的呼喊！”因为它表达的意境使我想起了梅林死后在森林里的生活情境。正如民间传说的一样，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呼喊，但人们却无法理解或解释个中含义。

梅林代表了中世纪潜意识的一种尝试，即创造一个与帕西法尔对等的人物。帕西法尔是基督徒英雄，魔鬼与纯洁处女之子梅林，则是帕西法尔阴险的弟兄。12世纪，当这个传说产生的时候，人们仍然没有任何前提去了解他的固有含义。因此流放成为他的结局，后来也就有了“梅林的呼喊”，然而在他死后，森林里依然传来呼喊声。呼喊无人理解，暗示着他仍然以无法赎救的形式活着。他的故事还未完结，他仍然四处游荡。可以说，梅林的秘密由炼金术士口口相传，主要是通过墨丘利瑞斯流传下来的。因此，在我的潜意识心理学中，再次提起了梅林，直到今天，梅林的传说仍然是个谜！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简直无法与潜意识密切生活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过后，我才发现这对于人们来说有多么困难。

1923年到1924年冬天，我正在波林根，塔楼的第一层即将竣工。我记得当时地面上没有积雪，也许是到了初春的缘故吧。我独处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或许更长时间。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寂感笼罩心头。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壁炉前，用火烧了一大壶水准备洗漱。水开始沸腾，水壶也呜呜地唱起了歌。听起来像很多声音发出的和声，或是管弦乐器发出的声响，甚至就像整个管弦乐队的演奏一样。它就像多声部的音乐，要是在现实中，我肯定受不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却显得格外有趣。就像塔楼里有一支管弦乐队，塔楼外还有一支一样。一会儿这个声音占了上风，一会儿另一个声音又压倒过来，如此往复，仿佛相互回应，相得益彰。

我静坐而听，心醉神迷。我聆听着这场音乐会，聆听着自然的旋律，足足一个多小时。这是悦耳的轻音乐，但也包含了大自然所有的嘈杂声。这一点也没错，因为大自然不仅和谐，而且还充满了可怕的矛盾和混乱。水壶奏出的音乐也是如此：声音大量涌动，颇有水声和风声的特色，真是奇妙无比，难以形容。

1924年冬末春初的一个静谧夜晚，我又独自一人待在波林根，突然间被一阵绕塔而行的轻微脚步声惊醒了。远处响起了音乐声，声音越来越近，接着便听到了谈笑声。我心想：“谁会在此徘徊呢？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沿湖只有一条小径，而且极少有人在上面行走啊！”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赶忙走到了窗户旁边。我把百叶窗打开后，一切归于寂静。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一丁点东西都没有，就连风都没有。

“这可怪了。”我敢肯定，脚步声和谈笑声的确存在。但很显然，我刚才只是做个梦而已。我重新躺到床上，仔细琢磨自己到底是怎么上当的，或者有什么东西引起这样一个奇怪的梦。想着想着，我又进入了梦乡，不料同样的梦马上又开始了：我又听到了脚步声、谈笑声和音乐声。与此同时，我还看见了几百个黑衣人，很可能是穿着安息日服装的农家孩子。他们从山上走下来，如潮水般从两侧涌到塔楼附近，使劲地踏着脚，大声笑着，唱着，拉着手风琴。我十分气愤，心想：“实在太过分了！我本以为是一场梦，可现在却变成真的了！”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我再次从床上跳起来，拉开百叶窗，打开窗户，结果发现一切又跟之前的情景一模一样：死一般寂静的月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简直就是闹鬼了！”

我自然会问，一个如此逼真却又使我惊醒的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通常只有我们看见了鬼魂才会经历这种情形。保持清醒就能察觉真实情况。因此，这个梦意味着一种等同于真实的境况，里面创造了某种清醒着的状态。在这种与众不同的梦里，潜意识似乎倾向于为做梦人传达一种关于真实的深刻印象，通过反复不断出现得以加强。人们认为这种真实一方面来源于身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来自原型性的人物。

那天晚上，一切都那么真真切切，至少看起来如此，我几乎无法区分出这两种真实了。从这个梦本身我也看不出什么究竟。农家孩子排着长队奏乐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他们是出于好奇，想看一眼这座塔楼才从家里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或梦见，也记不得是否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了。直到很久以后，在偶然翻阅17世纪伦瓦德·塞萨特写的卢塞恩编年史时，我才找到了解释。他讲述了下面的故事：皮拉图斯山的高山牧场向来以鬼魂出没而臭名昭著，据说沃旦直到今天仍在施行魔法。在爬山期间的一天夜里，一队人奏着乐唱着歌，从两边拥向塞萨特，将其吵醒，那情形就跟我在塔楼经历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塞萨特向一同过夜的牧羊人询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牧羊人有一个现成的解释：这些人一定是去世了的乡亲们，用瑞士方言说就是受祝福的乡亲，由亡灵组成的沃旦大军。他说，这些人习惯到处走动来显耀自己。

这可能暗示着一种孤寂的现象，外表的空虚和寂静通过一群人的形象加以补偿。因此它便与隐士的幻象归于一类，因为隐士的幻象同样也是补偿性的。然而这种故事建立在何种现实的基础上，我们知道吗？也可能我对孤独过于敏感了吧，才能觉察到一大队“死去的乡亲们”从我身边经过。

心理补偿这一解释，从未使我完全满意。如果说这是一种幻觉，我又觉得像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我觉得有必要将这种情形认定为真真正正的存在，特别是当我无意中看到了17世纪的那个记载之后。

看来这很可能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预兆和幻象通常对应着某种外在的真实性。而正如我发现的一样，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与我的体验相类似的真实事件。中世纪时，年轻人的确举行过这种集会。他们是些雇佣兵，通常在春天的时候集合，从瑞士中部行军到洛迦诺，在米努西奥市的卡萨帝铁地区会合，然后一起继续行至米兰。他们在意大利当过兵，曾为外国王子作战。因此，我的幻象很可能是一次这样的集合，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便欢歌起舞，与自己的故土告别。

1923年，我们开始在波林根修建房屋的时候，我的大女儿走过来查看现场，随后竟然尖叫起来：“您怎么能把房子建在这儿呢？这里到处都是死尸啊！”我很自然地想道：“简直胡说八道，哪儿会有这种事！”但四年之后，建造附属建筑物的时候，我们确实挖到了一具骷髅。它埋在地下七英尺的地方。肘部还嵌入了一颗旧式来复枪子弹。种种迹象表明，这具尸体显然是在高度腐烂之后才被扔进坟墓的。它来自1799年在林特河淹死的几十名法国士兵之一，后来才被冲到湖泊上游的岸上。当时奥地利士兵炸毁了法国人正在猛攻的格里诺桥，那些法国士兵就是这样掉进河里淹死的。墓挖开后，我给这些骷髅拍了照片并在照片上写下了发现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现在，这张照片还保存在塔楼里。

我在自己的地产上举办了一场正规的葬礼，在这位法国士兵的墓上鸣枪三声，之后又为他立了块写有墓志铭的墓碑。我女儿已觉察到有死者的鬼魂出没。她通灵的能力是从我外祖母那里继承过来的。

在1955和1956年冬天，我把家谱里列祖列宗的名字都刻在了三块石板上并把它们安放到塔楼的院子里。我在天花板上画出我自己，我的妻子及女婿的纹章图案。荣格家族原本用凤凰作纹章，这种鸟显然与“年轻”“青春”和“复兴”相关。我祖父改变了家族纹章的成分，大概是因为他对父亲抱有一种反抗的精神。他是一名虔诚的互济会会员，又是互济会瑞士分会的领导人。这跟他改变图章的含义有很大关系。我提到的这点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属于我的思想及生活的历史性节点。

为了保留祖父作的改动，我纹章上面的涂层已经没有凤凰图案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图案：右边是一个蓝十字，左边是一串蓝葡萄，一条带有金星的蓝带将两者分开。这样的纹章象征着互济会或玫瑰十字会。就像十字架和玫瑰花代表玫瑰十字会的两个对立物（“十字架对玫瑰”），也就是基督教徒和酒神这两种成分一样，十字架和葡萄则是天堂精神与地狱精神的象征。起联结作用的象征形象就是那金星，即哲人之金。

玫瑰十字会起源于炼金术哲学。迈克尔·迈耶（1568－1622）是其创立者之一。这位著名炼丹术士，和相对来说名气不大但更为重要的杰拉德斯·多尼尔斯（16世纪末）是同时代人，前者更为年轻，而后者的论文遍布于1602年那本《炼丹术大全》第一卷里。二人都住在法兰克福，此地似乎一直是当时炼丹术哲学的中心。不管怎样，作为鲁道夫二世的巴拉丁伯爵和宫廷医生，迈克尔·迈耶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了。那时候，作为医生兼法官的卡尔·荣格博士（死于1645年）住在美因茨附近，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因为家谱到我的高曾祖父就断了，而高曾祖父是生活在18世纪初的人。这人就是西格蒙德·荣格，如今的美因茨市民。家谱中断，是因为美因茨市档案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包围战中烧毁了。据保守猜想，这位学识渊博的卡尔·荣格博士对炼金术士的著作十分熟悉，因为当时的药理学仍然深受帕拉切尔苏斯的影响。多尼尔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帕拉切尔苏斯信徒，曾经针对帕拉切尔苏斯的论文《长久的生命》写过一部长篇评论集。比起所有其他炼金术士而言，他主要涉及的是个性化的过程。考虑到我毕生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围绕着对立物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对立物在炼金术上的象征意义，因此理论都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当我雕刻那几块石板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自己命中注定要与祖先发生种种联系。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许多事情和问题的影响，它们是我的父辈、祖父辈和祖祖辈辈没能完成也无法作答的。好像家族中存在着一种没有人格的命运，它由父母传给子孙。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回答命运临到我祖辈身上但却一直没有回答的问题，或者我必须完成，也许继续去做先前时代遗留下来的事情。我难以确定这些问题是更具个人性还是更具一般性。不过在我看来，应该是更具一般性。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如果不这样认识，看起来就总像是个人问题，因而在个体情况下，这个集体性问题会使人感觉个人精神王国里的某些事情失去了秩序。个人的领域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却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可以是附属性的，结果使社会氛围发生了难以忍受的变化。因此，这种干扰产生的原因并不一定得在个人环境中去寻找；相反，应该到集体性环境中去找寻。迄今为止，心理疗法对这件事情的考虑还是非常欠缺。

像任何具有某种内省力的人一样，我早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人格上的分裂纯属我的私事，并应由我自己负责。可以肯定地说，浮士德已经使这个问题在某些程度上简单化了，他坦言：“天哪，我的心胸里居住着两个灵魂！”但它却丝毫没有关注产生这种分裂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洞察力却似乎是直接指向我的。在我第一次读到《浮士德》的那些日子里，我远远没有猜到，在很大程度上，歌德这一奇怪的英雄神话是一种集体性体验，而且它还预见了德国人的命运。因此，我便感到自己已经卷入其中，而当浮士德由于狂妄自大和自我膨胀而导致腓利门和博西斯惨遭杀害的时候，我备感内疚，仿佛自己在过去曾帮别人谋杀了那两位长者。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震惊，因而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赎罪并防止这种悲剧再度发生。

早年听到的一点儿古怪的消息进一步印证了我错误的结论。我听说人们散布谣言，说我爷爷荣格是歌德的私生子。这个令人讨厌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它马上证实了也似乎解释了我对《浮士德》所产生的古怪反应。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相信轮回转世，但我对于印度人叫作命运这一观念却好像与生俱来的熟悉。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潜意识的存在，因此，对于我的反应，我便无法找到任何心理学的解释。我也不知道——甚至时至今日，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多——未来已经事先潜意识地准备好了，因此，有洞察力的人便可以猜出来。所以当恺撒·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登基的消息传来时，雅各布·布克哈特便惊呼道：“德国的末日到了！”瓦格纳的原型已经在敲着门，而随着这种原型而来的还有尼采那酒神的体验——这种体验，归因于狂喜之神沃旦更加合适。威廉时代的狂妄自大使欧洲各国相互疏离并酝酿着1914年的灾难。

在我青年时（约1890年），我不知不觉地陷入这个时代的精神中，一时找不到使自己解脱的办法。《浮士德》拨动了我的心弦并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而我只能认为这种方式是属于我个人的。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心中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这两两对立的问题。浮士德这位愚蠢的哲学家遇到了他存在的黑暗一面，也就是他邪恶的阴影靡菲斯特；靡菲斯特尽管有着消极的性情，但却代表着与那徘徊在自杀边缘死板的学者相对立的真正人生精神。我自己的内心矛盾便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在这里了；歌德实际上为我自己的矛盾和解决办法写出了基本的提纲和样式。浮士德与靡菲斯特的分裂人格在我身上结合成了一个单独的人，而那个人就是我。换言之，我直接受到了震动并认识到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因此，这出戏中所有的紧要关头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会非常强烈地同意某一点，又会在另一点上加以反对。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会使我漠不关心。后来，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与浮士德所忽略的事情联系起来：尊重人的永恒的权利，尊重“古人”，并承认文化和知识史具有连续性。

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是由单独的元素构成的，而这些元素全都展现在我们祖祖辈辈的身上。个人精神中的“新”只是远古成分变化无穷的重组而已。身体和灵魂因而具有更显著的历史特征，在刚开始存在的新生事物里找不到任何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构成我们祖先的各种成分只部分存在于这些事物之上。就像我们现代的精神伪装的那样，我们还远远没有告别中世纪，告别典型的古代，告别原始性。然而，我们已投入前进的洪流之中，被席卷着冲向未来，这股洪流的势头越猛烈，我们就越发脱离了根基。然而一旦与过去断绝，那么过去通常就会湮灭，于是这种前进运动就会永不停息。但是，正是由于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正是由于抛弃了“根”，才造成了人们对文明的种种“不满”，造成了这样的慌乱匆忙——我们更多地不是生活在现在，生活在整个进化背景都无法追赶的现在，我们反而更多地生活在未来，以及未来黄金时代虚幻的许诺里。由于日益高涨的缺乏感、不满感和躁动感的驱使，我们便匆忙地拥向新鲜事物之中。我们不再靠我们所拥有的事物而生活，而是靠承诺来生活，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今的光明里，而是生活在未来的黑暗里；我们期待着未来终能带来辉煌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一切更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更邪恶的东西为代价而换来；我们拒绝承认，对自由更强烈的希望因国家频繁施加奴役而破灭，更不要说那些最辉煌的科学发现加之于我们的恐怖危险了。我们越不了解父辈和祖先所寻求的东西，我们就越不了解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就倾尽所能去帮助夺取个体的根基和他具有指导意义的本性，从而促使个人变成众人的一个微粒，只由尼采所谓的万有引力精神所控制。

由历史进步促成的改革，即通过新方法或新技巧来造成的改革，最初当然使人印象深刻，但从长远来说，却都是令人怀疑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代价高昂的。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根本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像生活中的高速通信一样，是存在的糖衣炮弹，因为令人烦恼的是，这种高速通信加速了生活的节奏，而留给我们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更少的时间了。正像古时候大师们的老生常谈，“只有魔鬼才会匆匆忙忙”。

另一方面，由倒退促成的改革一般来说付出的代价更少，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因为他们倒退回过去更简单的，尝试并试验过的道路上去，并很少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及所有假设能够节省时间的新发明。

在这本书里，我用大篇笔墨描写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看法，然而，这种看法并非是合理思维的产物。相反，它却是一种幻觉，就像一个人故意半闭着眼，半捂着耳朵去观察聆听存在的形式和声音。要是我们的印象过于清晰，我们就会局限于当前的时时刻刻，因而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祖先的心灵是如何去聆听，去理解现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正在如何对他作出回应。因此，祖先的成分是否在我们的生活中获得了一种基本的满足感，或者祖先的成分是否遭到了排斥，我们便对此一无所知。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件事，那就是个体身上与生俱来的历史家系能否与目前短暂的情况相协调。

住在波林根的塔楼里，就像一个人同时生活在很多个世纪一样。我死后，塔楼依然矗立在那里；而在地点和风格上，它却指向远古的事物。它身上很少有东西暗示着现在。要是一个16世纪的人搬进这座房子，恐怕只有煤油灯和火柴才是新鲜的物件；不然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如数家珍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惊扰亡灵，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此外，我祖祖辈辈的灵魂也能忍受塔楼的气氛，因为我为他们解答了他们生命中所遗留的问题。我倾尽所能获得了粗略的答案，我甚至还把它们画在了墙上。那情形仿佛是一个延续了几个世纪，沉默不语的大家族正在塔楼里聚族而居。在这里，我以自己的第二人格生活着，将生活看成一种周而复始往复循环的轮回。

第九章　旅行

北非

1920年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要前往突尼斯出差，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我立即答应了他。我们3月份出发，首先是到了阿尔及尔，然后沿海岸线行进，抵达突尼斯市，又从突尼斯来到苏萨；在那儿，我的朋友因事去了其他地方。

我终于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非欧洲国家：这里不讲欧洲语言，普及的不是基督教观念，居住着不同的种族，一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哲学思想在人们的脸上烙下了印记。我常常想从外部观察一下欧洲人，观察一下被一种陌生的环境反映到他身上的形象。的确，我不懂阿拉伯语，为此我深感遗憾；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就更加精力集中地观察本地人和他们的行为。我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馆常常一坐就是几小时，听着只字不懂的各种谈话。不过，我仔细研究过本地人的手势，尤其是他们的表情；我观察他们和欧洲人说话时手势的细微变化，因而学会了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离开自己原有环境的白种人。

欧洲人眼中东方人的文静和冷漠，在我看来是一种面具，在这张面具的后面，我觉察到了某种我所不能解释的不安和躁动。奇怪的是，我一踏上摩尔人的土地，就发觉被一种无法理解的印象困扰着：我一直想着，这儿的土地闻起来很奇怪。这是一股血腥味，这儿的泥土似乎都浸染着鲜血。我突然想到，这片狭长的土地已经承受过三种文明的冲击：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技术时代对伊斯兰教徒会产生什么作用，还要拭目以待。

离开苏萨以后，我南下到了斯法克斯，又从那里挺进撒哈拉大沙漠，前往绿洲城市托泽尔。城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高地之上，处于高原的边缘；在高原脚下，稍带碱性的温泉大量涌出，通过成千条小水渠浇灌着绿洲。高耸入云的枣椰树在头上形成绿茵茵的拱顶，拱顶下面生长的桃树、杏树和无花果树枝繁叶茂，果树下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紫花苜蓿。几只翠鸟像珍珠似的在树丛中飞来飞去。在较为清凉的绿荫中，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徜徉漫步，其中有很多热恋饱含深情的伴侣，紧紧地互相拥抱，显然那是同性之间的友情。我觉得突然间回到了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这种倾向同时构成了男人社会和以其为基础的城邦。显然，在这里，男人只同男人说话，女人只同女人说话。能见到的女人很少，她们都像修女一样，戴着厚重的面纱。我见过几个不戴面纱的女人。翻译告诉我，她们是妓女。大街上，一眼望去都是男人和儿童。

我的翻译证实了我的印象，在这里同性恋盛行，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有的同性恋还向我示爱。这个单纯的人一定没有注意到，有一种思想像闪电一般划过我的脑海，突然启发了我的观点。我感觉自己被突然丢到好几个世纪以前更加天真烂漫的青少年世界，那些少年凭借着少的可怜的《古兰经》知识，正在逐渐摆脱他们朦胧意识的原有状态，他们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并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存在，以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

当我正沉浸于这种梦境，想象着这种静止古老的存在时，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怀表，它象征了欧洲加速了的时间。无疑，这是悬挂在这些毫无戒备的灵魂头上的一团黑云。霎时间，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全像是狩猎的对象：这些猎物看不见猎人，但是隐约感到不安，嗅到了猎人的气息，而“猎人”就是时间这个上帝，他把依然最接近永恒的时间击成碎片，形成了日、小时、分钟和秒。

从托泽尔，我来到了奈夫塔绿洲。清晨日出后不久，我和翻译就启程了。我们的坐骑是腿脚灵敏的大骡子，骑着它我们走得很快。走近绿洲时，一个孤独的骑者，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朝我们走来。他神态傲慢地骑过，并没有向我们致意；他骑着黑色的骡子，挽具绑着银条，布满银钉。他形象高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肯定没有怀表，更别提手表了；显然，他不自觉地保持着一贯的风格。他没有欧洲人身上带着的傻气。事实上，欧洲人都深信自己已经不是很久以前的自己了，但又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人。他的表提醒他，从“中世纪”以来，时间和它的同义词“进步”已经爬到他身上来，而且无法挽回地从他身上撷取了一些因素。他继续轻装上阵，速度稳步加快，走向模糊不清的目标。他以胜利的假象，如轮船、铁路、飞机和火箭来补偿失重的感觉与相应的“不完备感”，而这一切假象却剥夺了他的延续感，把他推进了速度和爆发性加速度的现实中去。

我们越是深入撒哈拉沙漠，感觉时间变得越慢，甚至有倒退的危险。闪闪发光的热浪缓缓上升，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梦幻境界。我们走到第一批棕榈树下，来到绿洲上的民居时，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和它向来的样式别无二致。

第二天清晨，旅店门外陌生的喧闹声把我吵醒。店前有个宽阔的广场，昨天晚上还空空如也，现在却挤满了人、骆驼、骡子和毛驴。骆驼们音调起伏地哀嚎着，表达着它们长期的愤懑，而驴子则粗腔横调地吼叫着，互相竞争。人们都兴奋不已，到处走动，指手画脚地叫喊。他们看起来既野蛮又机警。翻译解释说，人们正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几个沙漠部落连夜赶来，要为修士干两天农活。修士是穷人的救济官，在绿洲里拥有许多田地。人们到这儿来准备辟田挖渠。

在广场另一端，突然扬起一团灰尘；一面绿旗展开，鼓声齐鸣。几百个面容狂野、提着篮子，扛着又短又宽锄头的人列队而行，打头的是一个仪态庄严的白胡子老人。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自然的尊严，看起来已有百岁高龄。他就是修士，坐骑是一头白骡。男人们击打小鼓围着他跳舞。这是充满野性的兴奋、嘶哑的叫喊、弥漫着尘土和热气的场面。大队人马狂热而坚定地蜂拥而过，进军绿洲，就像奔赴战场。

我尾随着队列，谨慎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翻译没有鼓励我靠得更近，直到我们来到“工作”地点。在这里，兴奋的气氛越发浓烈；人们打着鼓，狂野地呼喊着，工地像一个受到搅扰的蚂蚁窝；一切都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男人们踏着鼓点搬运装满泥土的篮子；另一批人速度飞快地开凿地面，挖沟筑堰。穿过这兴奋狂野喧闹的场面，修士骑着白骡缓缓走过，显然是以长者庄严、温和、疲惫的手势教导众人。他一出现，那匆忙、叫喊和节奏就立即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士平静的形象自然显得异常出众。到了傍晚，人群显然已经筋疲力尽，很快倒在骆驼身边，进入深沉的梦乡。夜里，在狗群例行的浩大合唱之后，一切才完全归于沉寂。直到初升的太阳闪耀第一道光芒，报号人呼喊起来（那声音总是深深地刺激着我），人们才起来去做早祷。

这个场面给了我一些启示：这些人摆脱了自己的情感，受到了触动，并将他们的肉体置于某些感情当中。他们的意识指导他们在空间的方位，传输来自外界的印象，而意识本身也受到了内部冲动与情感的刺激。但是，意识并不用来思考，自我几乎是没有自主权的。这种情况与欧洲人的区别不大。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更为复杂一些的。无论如何，欧洲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和明确的意图。我们所缺乏的是生活的强度。

我并不希望陷入这种原始景象的魔力之中，但是我的精神依然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则表现为传染性肠炎，幸亏有本地的大米汤和甘汞医治，并没过几天就好了。

我心里积郁了很多想法，因此最后又回到了突尼斯市。我们出发前往马赛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这个梦总结了全部的感受。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习惯了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之中，一个是意识，它力图理解却又无法理解；另一个是潜意识，它想要表达某种事物，但表达的却不如梦境清晰。

我梦见我到了一个阿拉伯城市，就像在大部分这种城市中一样，城里有一个城堡。城市坐落于广阔的平原上，有四个城门的正方形城墙四面环绕。

城中的城堡周围环绕着一条宽广的护城河（实际上，在阿拉伯国家情况并非如此）。我站在通往暗色马蹄形大门的木桥前面，发现门已敞开。我也很想从里面打量一下这座城堡，便踏上了桥。大约走了一半，有一位英俊潇洒、皮肤黝黑的阿拉伯贵族迎面向我走来，颇有皇家风采。我知道，这位披着白色连帽斗篷的青年是住在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便来袭击我，想要把我打倒。我们格斗起来，在搏斗中，我们撞坏了扶手，扶手坍塌，我们俩都掉入护城河水里。他使劲地把我的头按在水底，想要淹死我。“不行，”我想，“这也太过分了。”于是我把他的头按到了水下。我虽然这样做，但心里却非常仰慕他；但是，我不想让他把我杀死。我也无意要杀他，我只想让他昏过去，没法再打下去了。

此时梦境发生了变化。我和他坐在城堡中心的一大间拱顶八角房中。房间通体都是白色的，十分朴素、美丽。沿着浅色大理石墙摆放着低矮的长沙发椅，我面前地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奶白色的羊皮纸上用精湛的书法写着华丽的黑色字母。那字不是阿拉伯字母，我看倒像是西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语；我熟悉维吾尔语，因为我曾见过吐鲁番摩尼教的经文残片。我不知道这些字母表达了什么内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书”，是我写的。刚才和我搏斗过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面地板上。我跟他解释说，既然我打败了他，他就必须读这本书。但是他拒不接受。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肩膀上，以一种父亲般的善意和耐心逼迫他读这本书。我知道这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他屈服了。

在这个梦中，阿拉伯青年是那个从我们身旁骑行却不打招呼的傲慢阿拉伯人的替身。作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我的化身，或是自我的信使或密使。因为他走出来的城堡是一个完美的曼陀罗：一座城堡，周围环绕着有四个大门的长方形围墙。他企图杀死我这件事，仿效了雅各与天使搏斗的动机；用《圣经》的语言来说，他像是上帝的天使，神的使者，因为他不认识人，所以要把人杀死。

实际上，天使应该居住在我的身上。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真理，而对于人则一无所知。因此，他初见我时将我当成敌人，但是，我没有让步，而是反抗了他。在梦的第二部分，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脚下，不得不读书学习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说，学习理解人。

显然，我与阿拉伯文化的邂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性情中人不善于反思但却更接近生活，他们的情感特征对我们身上的历史积淀产生了极具启发性的影响，我们刚刚克服了这些历史积淀，就把它抛在脑后，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克服了。这好似童年的天堂，我们想象自己是从天堂里走出来的，但是，这个天堂，经不起轻轻一碰，就把新的挫败施加在我们身上。确实，我们对进步的崇拜迫使我们陷入一种危险当中：我们越是急于逃避过去，越可能产生不切实际的之于未来的梦想。

另一方面，童年的一种特性是，由于天真和无意识，它能比成年勾勒出更为完整的自我形象，纯粹个性中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一个儿童或者原始人的眼光会在成年人、文明人心中唤起某种渴望，这种渴望与个性中某些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和需求的部分有联系，而这些欲望和需求，为了适应人格面具，已经从完整的形象中删除了。

在游历非洲，寻找欧洲人环境之外的精神观察站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想要找到我那一部分人格，它在欧洲人的影响和压力下已经变成了无形的人格。这一部分人格与我本人处在潜意识的对立之中，我的确企图将其抑制下去。为了遵从它的特性，它想夺走我的意识（强行把我按入水中）以便可以杀死我；但是，我的目的是通过自知力，使它变得有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暂时协定。阿拉伯人微黑的脸色标志着他是一个“阴影”，但不是个人的阴影，而是种族的阴影，与我的人格面具没有联系，而是与我的人格整体，也就是，自我有联系。作为城堡的主人，他必须被看作自我的一种阴影。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的欧洲人发现许多人性的东西都跟自己很生疏，他引以为豪，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理性是以牺牲他的生命力为代价的，而他的人格的原始部分却因此被贬斥成一种或多或少的地下存在。

这个梦揭示了我与北非的邂逅对我产生了何等的影响。首先，危险就是，我的欧洲人意识会遭受到潜意识精神的突然袭击。就意识而言，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相反，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一种优越感，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那欧洲人的特质。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欧洲人的身份，是我对那些与我性格迥异的人产生了某种观点，而且完全把我和他们区分开来。但是我对于自身潜意识力量的存在毫无准备，这些力量坚定地站在这些陌生人一边，因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突。我做的梦就以蓄意谋杀的象征表达了这个冲突。

直到几年之后我来到热带非洲时，才认识到这种干扰的真正性质。事实上，这是“骨头变黑”的最初迹象，这种精神上的危险威胁着那些在非洲背井离乡的欧洲人，其程度还未被充分认识到。“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办法”，在这类情况下，荷尔德林的这些话常常浮现在脑海。这种拯救就是我们在警告性梦的帮助之下把潜意识的强烈要求提高到意识层面的能力。这些梦表明，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非但不消极地屈服于潜意识的影响，相反还急迫地冲向前去迎接这种影响，认同阴影。正如童年的回忆可能突然以一种十分活跃的情绪控制住意识一样（我们感觉完全被运送到了原有的情景之中），因此，这种看起来陌生又完全不同的阿拉伯环境，唤醒了我们对史前往昔的原始意象的回忆。这种回忆，我们显然已经完全遗忘，但却又众所周知。我们一直在回忆被文明赶超了的生命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天真地使它复活，那就无异于倒退回野蛮时代。因此，我们宁愿忘记它。但是，如果它又以一种冲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将它储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相互测验这两种可能性，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已经遗忘的生活。因为，凡是显然已经失去的东西，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会重现的。在现有的精神结构中，一切都不会以单纯的机械方式发生，任何事物都要适应整体的构造，与整体相关。也就是说，它是完全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但是由于意识没有整体的观点，因此通常不能理解这种意义。所以，我们只能暂时满足于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希望在将来，或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揭示出冲突（这是一种与自我阴影产生的冲突）的意义。无论如何，当时我丝毫没有发现这种原始意象感受的性质，于历史上类似情况也知之甚少。不过，虽然当时我没有理解这个梦的全部意义，它却一直回荡在我的记忆中，同时我也翘首以盼，希望有机会重访非洲。这个愿望直到五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美国：印第安人村庄

（未发表手稿片段）

为了使用批判的杠杆，我们总需要一个外部的支点，心理学里尤为如此，因为由于资料的性质，我们在心理学上所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都要多。比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从外界观察我们的民族，我们又何以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点呢？从外部观察意味着从另外一个民族的立场进行观察。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获取有关外国集体精神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构成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质的种种不协调因素。凡是使我们迁怒于他人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了解自己。只有当我以一个瑞士人的角度，感受到英国给我带来的不适，我才算了解英国。只有当我以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感受到难以与世界相适应，我才了解了欧洲，了解了我们最重大的问题。通过我和许多美国人的交往，通过我在美国的逗留旅行，我对欧洲人的性格有了不计其数的洞见；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最有用的，就是从摩天大楼的楼顶上远眺欧洲。当我第一次从撒哈拉沙漠注视欧洲的壮观景象时，发现撒哈拉沙漠身处文明之中，这种文明与我们的关系和古罗马时期与现代的关系或多或少是相类似的；我渐渐意识到，即使在美国，我仍然受到白种人文化意识的感染，难以自拔。于是我产生了一种愿望，那就是通过融入一种水平更低的文化来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

在第二次游历美国期间，我和一群美国朋友访问了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筑城印第安人村社。“城市”一词用在这里显然太大了。实际上，他们建造的都是小村庄而已；但是，他们层层堆起的拥挤房屋，正如他们的语言和整个风俗一样，暗示着“城市”的含义。在那里，我第一次有幸和一个非欧洲人，也就是说和非白人谈话。他是印第安人村社的首领，人很聪明，有四五十岁。他的名字叫奥奇维·比昂诺（意为“山湖”）。跟他谈起话来，比跟一个欧洲人谈话还要畅快。当然，他沉湎于自己世界里，正如一个欧洲人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一样；但是，欧洲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世界！在和欧洲人谈话，就像人们经常要在沙洲中奔跑一样，那是一种早已熟悉、却从未理解的事物；而与这个印第安人谈话时，航船却自由地驶向深邃陌生的海域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从不知道哪种情况乐趣更多：发现新海岸，还是发现通向几乎遗忘的古老知识的新途径。

比昂诺说：“你看，白人看起来多么残忍。他们的嘴唇薄，鼻子尖，满脸皱纹，面部扭曲。他们的眼睛直直地瞪着，总是在寻找着什么。他们在寻找什么呢？白人们总想要新东西；他们总是焦躁不安。我们不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白人都是疯子。

“他们说他们用脑袋思考。”他回答道。

“那是当然的了。你用什么思考呢？”我好奇地问他。

“我们用这里。”他指着心脏说。

我陷入了长长的冥想之中。我觉得有生以来，有人第一次为我描绘出了真正白人的肖像。似乎到现在为止，我见到的只是伤感的、经过美化的彩色图片。这个印第安人击中了我们的弱点，揭示了我们视而不见的真实。我觉得在我体内有某种莫名又熟谙的东西，像无形的雾气一样缓缓升起。从这团迷雾当中，一个一个的形象分离出来：先是粉碎高卢城的罗马军团，还有尤利乌斯·恺撒、西庇阿·阿弗利卡努斯和庞培的精心雕刻的形象。在北海，在白尼罗河河岸，我都看见了罗马的雄鹰。接着，我看到了圣奥古斯丁把基督教的信条插在罗马长矛上传送给不列颠人，我看到了查理大帝迫使异教徒皈依的壮举；我还看到了十字军烧杀抢掠的人马。我恍然大悟，意识到了十字军古老浪漫故事的空洞。接着便是哥伦布、科尔特斯和其他的征服者，他们带着火、剑、酷刑和基督教义，来到这些甚至平静地梦想着太阳神和天父的遥远村社里来。我也看到太平洋岛屿上被烈酒、梅毒和猩红热屠杀的人们，这些传染病却都隐藏在传教士强迫他们穿戴的衣服当中。

够了。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所谓的开发殖民地啦、向异教布道啦、传播文明啦等，还有另一副面目，那就是以残忍的目光搜寻远处猎物的掠食者面目，只配海盗和强盗所有的面目。所有雄鹰和猛兽形象都装饰着我们武器的外衣，在我看来，从心理上恰切地代表了我们的真正本性。

比昂诺向我谈的其他事情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这些事情，在我看来，与我们交谈的特殊气氛相当融洽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去提及，这篇叙事就不完整。我们谈话地点在主楼五层的屋顶上。谈话期间，时不时地可以在屋顶上看见其他印第安人的形体，他们裹着羊毛毯，望着每天升入晴空的太阳，陷入了沉思。我们周围是一座座用风干砖盖的低矮正方形房屋，由独特的梯子连接地面与屋顶，或者从一个屋顶到更高的屋顶（在以前的危险时期，入口常常开在屋顶）。我们眼前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连绵起伏的陶斯高原(约海拔七千英尺)，地平线上有几座圆锥形的山峰（古代火山），有一万两千多英尺高。我们身后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流过房屋，对岸坐落着一个村社，房屋都是由红色风干砖建成的，房屋层层堆起，通往村落中心，非常奇怪地预示了中心为摩天楼的美国大都市的布局景观。逆流而上行走约半小时，就会发现一座雄伟的大山拔地而起，但这大山没有名字。相传山顶云雾缭绕的日子，人们就会在那个方向消失，去完成神秘的仪礼。

村社的印第安人寡言少语，他们一提及自己的宗教，更是守口如瓶。保守宗教仪式的秘密是他们的行事方针，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使我放弃了直接提问的希望。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神秘的氛围；文明民族的宗教已全部知晓，其圣礼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弥漫着全部教友都熟悉的秘密气氛，白人无法知晓。这个奇怪的情景使我领略了艾留西斯的气氛，那座古城的秘密只有本族人知道，从没有传出城外。我理解了鲍桑尼亚或希罗多德的感觉，他写道：“我没有得到批准，说出那神的名字。”我认为这不是骗局，而是一个重大的秘密，一旦泄露就可能导致社区或个人的毁灭。守住这个秘密，村社印第安人就能保持自豪感并保有抵抗白人统治者的力量。这种秘密赋予印第安人以团结和统一，我相信，作为独特的社区，只要他们的秘密不被亵渎，村社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令我感到奇异的是，这位印第安人谈到他的宗教观念时，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他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自制和尊严，就像宿命论者一样镇定自若。但是，一谈及关系到他秘密的事物，他就陷入难以掩饰的、令人惊奇的情绪当中，这个事实对满足我的好奇心起到了巨大的帮助。我已经说过，直接提问将一无所获。因此，在我想要了解本质事件的时候，我就发表一些试探性的评论，做出一些我十分熟悉的、表达感情的动作，同时观察他的表情。如果我偶然提及什么重要的事物，他就保持沉默，或者躲躲闪闪地回答，却又显示出深沉的感情，眼中频频饱含泪水。他们的宗教观念对他们来说不是理论（这必定是个奇怪的理论，竟能使一个男人流泪），而是事实，像外部现实一样重要，一样激动人心。

我和比昂诺坐在屋顶上，炽热的太阳越升越高。他指着太阳说：“那不是我们的父亲在走动吗？还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怎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神呢？没有太阳就什么也没有。”我已经能感觉到他这种激动的心情，而且这种感情越发强烈；他想方设法地找到合适的词语，最后惊叹道：“独自一人能在山里做什么呢？没有太阳人连火也生不起来。”

我问他是否想过，太阳可能是无形的神创造的一个火球。我的问题甚至没有引起他的惊讶，更别说愤怒了。显然，问题并没有触动他，他甚至也不认为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他的反应很冷漠。我顿时觉得自己触碰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他唯一的回答就是：“太阳是神，谁都明白。”

虽然人人都感受到了太阳的巨大印象，但是，看到这些成熟而尊严的人在谈到太阳的时候竟展现出压倒一切的情感，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新奇动人的经历。

又有一次，我站在河畔，仰望着屹立在高原之上几乎高达六千英尺的山岭。我正想这是美洲大陆的屋脊，人们在这里生活，面对着太阳，就像缄默的印第安人一样，裹着毛毯站在村社最高的屋顶之上，出神地仰望太阳。忽然，一个深沉的声音，因为激情受到抑制而颤动，从我身后对着我的左耳说：“你不认为一切生命都来自这座高山吗？”一个年长的印第安人，穿着鹿皮鞋悄悄地走到我身边，向我提出这个天知道有多么不着边际的问题。我眺望着从山上倾泻的河水，看到了得到这一结论的外部形象。显然，全部生命都来自这座山峰，因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在他的问题中，我感觉到了一种与“大山”一词有联系的高涨的情感，于是想到了在山上举行秘密仪式的故事。我回答道：“谁都明白你的话是真理。”

遗憾的是，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我没能进一步探究水和山的象征意义。

我注意到，村社印第安人虽然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宗教，但却愿意激烈地谈论他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山湖说：“美国人为什么要管辖我们？他们为什么要禁止我们跳舞？我们要把青年人从学校里接回来送到基瓦（仪礼场地）教给他们宗教，美国人为什么要设置困难从中阻挠？我们一点儿也没有伤害美国人呀！”沉默许久之后，他继续说：“美国人想要消灭我们的宗教。他们为什么要管辖我们？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美国人呀。没错，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全世界。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

从他兴奋的情绪中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是他们宗教中某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们宗教所做的事情会造福于全世界？”他活蹦乱跳地回答道：“当然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呢？”于是，他庄严地指了指太阳。

我感觉到我们正在接近极为微妙的话题，濒临部落秘密的边缘。他说：“说到底，我们是住在世界屋脊上的民族，我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因着我们的宗教，我们每天帮助父亲横跨天空。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停止宗教仪式，十年之内，太阳就不再升起。到那时候，便会是永远的黑夜了。”

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尊严”的含义，也找到了每一个印第安人神态镇定安宁的原因。这一切都来源于他太阳之子的身份。他的生命具有宇宙意义，因为他帮助天父和一切生命的保护者每日升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自我辩白、我们的理性所规定的生命意义与此相比较，那么，我们只能看出自己的贫乏。出自纯粹的嫉妒，我们不得不嘲笑印第安人的天真，不得不以我们的机灵来装饰自己；否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有多么贫困，多么衣衫褴褛。知识并没有丰富我们的视野；知识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神话世界，我们曾经因为有出生的权利，所以很熟悉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欧洲的理性主义，将自己转移到寂寥高原山间的清新空气之中（高原一侧延伸至宽广的大陆草原，另一侧则通向太平洋），如果我们也把对于世界的详尽知识放置一边，换来一望无垠的地平线和对地平线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状态，我们便可以开始深入理解村社印第安人的观点。“一切生命来源于这座大山”，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他也同样确信，他生活在一望无际的世界屋脊之上，这里最接近上帝。他比其他的人最先听到神圣的声音，他的仪礼会最先抵达遥远的太阳。山脉的神圣，耶和华在西奈的显灵，尼采在恩加丁被赋予的灵感，一切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仪礼能够神奇地影响太阳。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看来是荒谬的，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这非但不是荒谬的，而且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熟悉得多。我们的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样，也恰巧融合了这一观念，那就是特殊的行动或者能够影响上帝的特殊行为，例如某种仪式或祈祷，再或者是神所喜悦的美德。

人类的仪礼，答复并反映了上帝对人施显的大能；不仅如此，答复和反应还可能想去“净化”，这是一种魔幻的强制形式。人类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上帝压倒性的强大影响作出回答，能够作出某种重要的事情回报上帝，这一切会引起自豪感，因为这种行动把个体的人提升到了超自然因素的尊严。“上帝和我们”，即使这仅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含义，这个相同的做法无疑也蕴含着村社印第安人令人羡慕的敬慕。这样的人完全是适得其所的。

肯尼亚和乌干达

一切皆出自造物主之手。

——卢梭

我参观伦敦温布利展览会的时候（1925年），主办方对英国统治下各部落的杰出概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决定不久以后去热带非洲旅行一次。

当年秋天，我和两个朋友，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启程前往蒙巴萨。我们乘坐的是沃尔曼公司的蒸汽轮船，同行的有许多英国青年，前往非洲各殖民地就职。从船上的气氛中可以肯定，这些旅客不是去度假的，而是去打拼新天地的。当然，船上是一派生机勃勃热情欢快的景象，但显然也有严肃低调的情形。事实上，甚至在我返航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些同行者的命运。在后来的两个月内，几个人死在了热带。他们死于热带疟疾、变形虫引起的痢疾和肺炎。死者之中，有一位青年还曾坐在我对面与我一同进餐。另外一位是艾克利博士，因中非大猩猩保护协会发起人的身份闻名，这次航行之前不久我还在纽约见过他。

在我的记忆里，蒙巴萨是一个湿热的地方，那里住着欧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周围环抱着棕榈树和杧果树密林。蒙巴萨风景如画，坐落在一个天然港湾之上，城市上方高耸着一座古老的葡萄牙风格城堡。我们在蒙巴萨逗留了两天，傍晚乘狭窄轨道火车前往内地的内罗毕，很快便陶醉在热带的夜晚之中。

在海岸平原上，我们经过了数目众多的黑人村庄，人们围坐在小火堆边闲谈。不久以后，火车开始爬坡。所到之处已经没有了村落的踪影，夜变成了漆黑一团。天气逐渐清凉，我便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一束阳光划破天际宣告新一天的来临，我睡醒了。火车包裹在一团红色尘土之中，正在绕着一座陡峭的红色悬崖转弯。在我们上方一块突起的岩石上，一个身材苗条、皮肤黝黑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倚着一根长矛，俯瞰着火车。他的身旁高高耸立着巨大的烛台形仙人掌。

我对这一景象着了迷，画面完全陌生，也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我感觉自己已经体验过了这一瞬间，我向来了解这个世界，这个同我只有时间距离的世界。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年少时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认识这个皮肤黝黑的男人，而他等待我已有五千年之久。

在整个荒蛮的非洲旅行中，这种奇特体验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我只能记起一个对于这古今共识现象的认识。这就是我同我的前上司，尤金·布鲁勒教授一起第一次观察到的一种心理玄学现象。在此之前我曾想象，我如果见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定会瞠目结舌。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我却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这完全是自然的，应该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我对它早已熟悉。

见到这个皮肤黝黑的孤独猎人之时，我猜不到自己的哪根心弦被拨动了。我只知道，千千万万年以来，他的世界也一直是我的世界。

我感到有些茫然，在中午时分抵达海拔六千英尺的内罗毕。这里的光线亮得刺眼，使我想起了恩加丁的烈日骄阳。冬日，人们从低地雾霭中走出的时候便能见到。我感到惊奇的是，火车站上聚集的一群“工人”戴着旧式的灰白滑雪帽。这种帽子我在恩加丁见别人戴过，我自己也戴过。人人都爱它，因为上翘的帽边可以折下，就像帽舌一样，可以在阿尔卑斯山抵御寒风，也可以在这里抵挡热浪。

我们常常开着一辆小型的福特车从内罗毕到亚提平原游览，那是一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地。站在一座低矮的小山上，这片广袤的热带草原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在地平线边缘上，我们望见了成群结队的动物：小羚羊、大羚羊、角马、斑马、疣猪等。兽群一边吃草，一边点着头向前移动，像缓缓流动的河流。除了一只猛禽的哀鸣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这是永恒初始的静谧，世界一向都处于这种非存在的状态之中；在此之前，无人存在并知晓整个世界。我离开了伙伴一直前行，直到看不见他们为止，在这里我尽尝形单影只的感觉。我站在那里，成为第一个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人，但是他并不明白，是他首先真正地创造了世界。

在这里，意识的宇宙意义对我来说变得异常清晰。炼丹术士们说：“凡自然留下的缺憾，艺术都能使其完美。”人类、我，以一种无形的创造活动通过为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存在，而给世界打上完美的烙印。我们通常把这一行为只归结于造物主，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就把生命看作一台计算精准的机器，它随着人类的精神毫无意义地运行着，同时遵循着预知、先定的预知和注定的法则。在这样一种暗淡的钟表般的设想中，没有一出戏是关于人、世界和上帝的，没有通向“新彼岸”的“新的一天”，而只有枯燥乏味的计算程序。我想起了印第安村社的老朋友。他认为村社存在的理由就是一直在帮助他们的天父，也就是太阳，每天横跨天空。我曾经羡慕，他的信仰是那么的富有意义，但我也一直绝望地寻找我们自己的神话。现在我明白这是什么了，而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在创造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第二个创造者，只有人才把客观存在给予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客观存在，人们就无法听到，无法看到这个世界，只是在默默地吃饭、生殖、死亡、点头，一直持续亿万年之久，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夜里继续下去，直至未知的终结。人类意识创造了客观存在和意义，人类于存在的伟大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

沿着正在修建的乌干达铁路，我们乘火车抵达了它临时的终点站（第64站）。工人们卸下了我们的装备。我坐在一个装满各种食物的板条箱上，每个箱子都顶在一个工人的头上：我点燃烟斗，沉思着一件事实，那就是我们似乎已经到了有人居住的地球的边缘，从这里，羊肠小道绵延不绝地横穿整个大陆。过了一会儿，一位年长的英国人，显然是位牧场主，坐到了我旁边，掏出烟斗与我交谈。他问我们到哪里去，我大致介绍了一下我们截然不同的目的地，接着他又问：“这是你们第一次来非洲吗？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四十年了。”

“是的，是第一次，”我告诉他，“至少在非洲的这一片区域。”

“那么，我能给您一点忠告吗？先生，您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人的领地，而是上帝的领地。如果出了什么事，您就坐下来，不必惊慌。”于是他站起身，一言未发，消失在我们周围拥挤的黑人人群之中。

我感觉他的话中蕴含着某种意义，我竭力想象他在说这些话时的心理状态。显然，这些话表现了他经验的精髓：在这里，人不是主宰，上帝才是主宰——换句话说，愿望和意志不是主宰，高深莫测的筹划才是主宰。

我的沉思还没有结束，两辆汽车就要出发了。我们一行人和行李一起挤了上去，足足有八个壮汉，我们尽可能坐得稳当点。以后几小时，汽车一直颠簸，我不可能再有思考的空间。下一个居民点比我想象的要远得多：卡卡梅加，那是政府特派员驻地，也是非洲步兵卫戍小部队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所医院，说来奇怪，还有一座小的精神病医院。黄昏将近，而夜幕已经突然降临。刹那间，一场热带风暴来袭，电闪雷鸣不断，大团乌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化为倾盆大雨，把我们从头到脚都淋湿了；每条小河也变成了汹涌的激流。

午夜之后又过了半小时，天空已经转晴，我们抵达了卡卡梅加。我们全都精疲力竭，政府特派员在客厅里用威士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炉子里升起蹿动着的火苗。整洁的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搁着很多英国杂志。这个地方简直跟苏塞克斯乡间的房屋一样啊。我已经疲惫不堪，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从现实进入梦境，还是从梦境进入了现实。后来，我们还得搭起帐篷，这是第一次。幸好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好像喉炎还有些发烧，只好卧床一天。因为这一病情，我认识了所谓的“鹰鹃”；这种神奇的小鸟能够正确地唱出一个音阶，但是却漏掉最后一个音符，又从头唱起。一个人卧病在床听着鸟的叫声，神经紧张得就要崩溃了。

两种最甜美、最优雅的笛声组成了香蕉园里另一种鸟儿的啁啾，结尾却伴随了第三个可怕难听的音符。“自然的都是不完美的……”不过，“钟鸟”的歌声依然展现出纯粹的美。它鸣叫的时候，仿佛有一阵钟声沿着地平线飘扬而来。

第二天，在专区特派员帮助下，我们集合了一队搬运工人，加上三名土著士兵做护卫。前往埃尔贡山的旅行开始了，一万四千英尺高的火山口壁很快浮现在地平面上。小路一直延伸至较为干燥的、长满伞状阿拉伯橡胶树的草原。整个地区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六至十英尺高的小圆土丘，那是旧的白蚁窝。

沿途有供旅客用的休息室——圆形草顶素土小屋敞开着，空无一人。夜晚，屋门口挂着灯，以防陌生人闯入。我们的厨师没有灯，可是，他一个人分得一间小茅屋作为补偿，对此他感到很满意。可是，后来证明，这对他几乎是致命的。前一天他在茅屋前面宰了一头羊，晚餐为我烹制了味道鲜美的炖羊肉，羊是我们用五个乌干达先令买来的。晚饭之后，我们围火而坐吸着烟，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声音变得越来越近。听上去一会儿像是熊吼，一会儿像是狗叫；接着，声音又变得尖锐刺耳，像是尖叫，又像歇斯底里的笑声。我第一个印象是：这好像是巴纳姆与贝利剧院的滑稽演出。可是，紧接着，场面变得更加来势汹汹，咄咄逼人：我们被一大群饥饿的土狼团团包围，它们显然嗅到了羊血气味。它们演奏一场地狱般恐怖的音乐会，在闪烁的火光中，在高高的象草丛中，它们的眼睛闪闪发亮。

虽然我们非常了解土狼的天性，听说它不会攻击人类，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那么安全。突然，休息室里传来一个人惊恐的尖叫。我们抄起武器（一支九毫米的曼里夏步枪和一支霰弹猎枪），对着草丛中间闪亮处连连射了好几轮。我们刚放完枪，厨师就惊慌失措地冲到我们中间，含糊不清地说，一只土狼蹿进他的屋子，差点把他咬死。宿营地突然响起一片喧闹声，看样子是吓坏了土狼，它们假装连吼带叫地退了场。搬运工们放声大笑好久，接下来的后半夜很平静地度过了，再没有出现麻烦。第二天一早，地方长官带着两只鸡和一篮子鸡蛋来送礼。他恳求我们再逗留一天打土狼。他说前一天，土狼把一个熟睡中的老人拖走吃了。非洲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天蒙蒙亮的时候，工人驻地又响起了大笑声，原来他们在表演昨晚的闹剧。一个人扮演正在熟睡的厨师，一个士兵扮演爬行的土狼，接近厨师，想要咬死他。这出闹剧不知道演出了多少场，观众们都十分高兴，笑得前仰后合。

从此以后，人们给厨师起了个外号叫“菲齐”。我们三个白人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商标”。我的朋友，那位英国人被叫作“红脖子”——在土著人眼里，英国人都长着红脖子。而美国人则身穿漂亮服装，外号为“潇洒的绅士”。因为当时我的发间已经出现了几缕银丝（当时我五十岁），他们就叫我“老头子”，都说我已经一百岁了。在那些地方，很少见上岁数的人，我几乎没见过白头发的人。“老头子”是尊称，这么称呼我，还因为我还是“布基苏心理学考察队”的队长，这是伦敦外事处强加给我的虚名。我们的确访问过布基苏人，但是，我们与埃尔贡人相处的时间更长一些。

总之，黑人们都表现出善于判断的性格。他们洞察事物的一个途径就在于他们具有模仿的天赋。他们能够模仿人们的表达方式、手势、步态以及所有的意图和目的，可谓惟妙惟肖，令人称赞。我还发觉他们对他人情感的特质也理解得十分透彻，令人惊讶。我常常抽时间与他们交谈，发现非常喜欢聊天。就这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这种半官方的旅行方式有很多好处，因为这样更容易雇用搬运工，我们还得到了士兵护送队的护送。护送队一点也不多，因为我们要跨越非白人管辖的地区。一名下士和两名二等兵陪伴我们徒步旅行，前往埃尔贡山。

我们无法帮助长官猎杀土狼，而是在那次历险后重新踏上了非洲之旅。所到之处的地形是较缓的上坡。第三纪火山岩断层标志逐渐增多。我们穿过蓊蓊郁郁的原始森林，那里长着高大的南迪火焰树，开着火红的花朵。硕大的甲壳虫和五彩缤纷的大蝴蝶在林间空地和森林边缘翩翩起舞。我们深入灌木丛的时候，充满好奇心的猴子拨动着树枝。这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我们穿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布满红褐色土壤的热带草原。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沿着曲曲折折、多急转弯的土路上前行。我们依据行程路线来到了南迪地区，并穿越了南迪森林，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我们平安到达了埃尔贡山脚下的休息室；几天以来，这座大山越发变得高耸入云。在这里，只能沿着狭窄的羊肠小路向上攀登。我们受到了地方长官的热烈欢迎，他是土著医生的儿子。他骑着一匹小马——它是我们在这里所见过的唯一一匹马。他告诉我们他的部落属于马赛人，但却独自生活在埃尔贡山坡上。

乌干达总督寄给我们的一封信早就送到了这里，信中请求我们保护一位途经苏丹返回埃及的英国女士。由于我们早已在内罗毕见过这位女士，知道她定会是位意气相投的旅伴，再加上总督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当然要尽一定的义务。

我提出这一逸事是想指出，某种原型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了影响。我们是三个男人，这纯粹是机缘巧合。我曾请求过另一个朋友与我们同行，那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四个人。但是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他没能接受我的邀请。此事足以形成一个潜意识的或者命定的集合，即三位一体的原型意象，需要第四个使其完整，我们在这一原型意象的历史中反复见到过这种情况。

既然机会出现在面前，我当然会欣然接受；我欢迎这位女士加入我们三个男人的小组。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对于我们男人小组来说，她绝对是一个有用的平衡因素。小组里的一个人患了热带疟疾，病情十分危急。而她及时依靠“一战”期间作护士获得的经验，对伤员进行了诊治，我们为此感激不尽。

攀登了几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一块宽阔秀丽的林中空地，由一条清凉的小溪一分为二，溪边还有一处约十英尺高的瀑布。瀑布下面的池塘变成了我们的浴室。我们的宿营地就坐落在三百码以外平缓、干燥的山坡上，荫蔽于伞状橡胶树下。步行约十五分钟，附近出现了一个土人部落，里面有几间茅屋和用有刺灌木篱笆围起来的小院。这个部落为我们提供了运水工：一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半大女儿，她们全身赤裸，只系着贝壳制成的腰带。皮肤是巧克力棕色的，十分漂亮。她们身材苗条，动作从容不迫，颇有贵族气质。每天早晨，她们从小溪走来，倾听她们脚镯轻柔的丁零声，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接着当她们走出金黄色的高高象草丛时，那为平衡头顶上的水罐而摇曳生姿的步态，也令人赏心悦目。她们佩戴着脚镯、铜手镯和铜项圈，以及小线轴状的铜制或木制耳环，作为装饰。骨片或铁钉则镶嵌在下嘴唇中。她们彬彬有礼，每每都以羞怯迷人的笑容来迎接我们。

只有一件例外的事，我想简单阐述一下。我从来没有同本地妇女说过话，虽然已经有人预料到了。这里和南欧一样，男人同男人说话，女人同女人说话。不然就意味着谈情说爱了。如果有哪个白人乐于此道，不仅有损声誉，还要冒着“背黑锅”的危险。我观察到几个案例，颇有教育意义。我常常听到本地人评论一个白人：“他是个流氓。”问及原因，得到的回答总是：“他跟我们的女人同房。”

在埃尔贡人当中，男人们忙于狩猎畜牧，而女人们则在香蕉园、番薯地、高粱地和玉米地中劳作。儿童、山羊和小鸡也同一家人一起居住在圆形茅屋中。她们的尊严和天性表现于她们在勤俭持家的本事上；她们在经营管理中积极合作。妇女享受平等权利的观念成为这一时代的产物，而经营管理中的合作原则也失去了意义。原始社会是由潜意识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进行调节的，两种态度都被审慎地赋予了应有的分量。一旦发生动乱，某种意识行为便马上出来调解，那么这种潜意识秩序也就遭到了破坏。

有一位重要的受访者向我介绍了埃尔贡人的家庭关系。回忆起他，是一件令我十分愉悦的事情。他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名叫吉勃罗亚特，是部落酋长的儿子，仪态端庄，高贵迷人。我显然赢得了他的信任。当然，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雪茄，但并不贪得无厌，不像其他人什么礼物都要。出于礼貌，他时常来看望我并向我讲述奇闻逸事。我感觉他心中略有所思，有某种难言的请求。直到我们彼此非常熟悉之后，他才开口邀我去家中做客，这令我很是惊讶。我知道他还没有结婚，而双亲却已经逝世。他所谓的家是他姐姐家，他姐姐是丈夫的第二任妻子，有四个小孩。吉勃罗亚特很想让我去看望她，让她有机会见我一面。显然，在他的生活中，姐姐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我同意了，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社交方式来深入了解本地人的家庭生活。

“女主人在家恭候”——当我们到达时，她走出茅屋向前迎接，显得落落大方，亲切自然。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差不多有三十岁。除了必不可少的贝壳腰带之外，她还戴着手镯和脚镯，大长耳垂上挂着些铜制装饰品，胸前佩戴某种小动物毛皮。她把四个小孩关在房里，他们透过门缝张望，兴奋地咯咯笑着。在我的请求之下，她把他们放了出来，但是他们过了好长时间才壮着胆子出现。她和她弟弟一样风度翩翩，弟弟的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庆祝这一计划大获成功。

我们没有坐下，因为除了满是灰尘、鸡屎和羊粪球的地面外，实在无处可坐。谈话围绕着传统家庭的日常话题进行，无外乎是家庭、小孩、房子和菜园。大太太的家产和她接壤，有六个孩子。这位“大姐”的院子离她这儿大概有八十码。大约在两个女人的茅屋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顶端，她们丈夫的茅屋就在上面，这间茅屋后面大概五十码处，有一小间茅屋供大太太长子居住。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耕地。接待我的女主人显然为她自己的一块地感到自豪。

我感觉到，她那仪态中显示出的泰然自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对自己完整性的认同，她的个人世界是由孩子、房子、小家畜和耕地组成的，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她那并非不引人注目的体形。她只是间接地提到丈夫。看来他是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目前，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逗留着。毫无疑问，接待我的女主人显然体现着一种稳定性，是她丈夫名副其实的临时落脚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丈夫是否在家，而在于她能否保持自己的完整性，为游牧流浪的丈夫提供一个地磁中心。这些“淳朴”灵魂心中的活动是无意识的，因此是未知的，我们只能从“先进的”欧洲差异化的比较证明中推断。

我不清楚白人妇女的日益男性化是否与她们丧失自然完整性（耕地、孩子、家畜、自己的房屋和火炉）有关，这是否改善了白人妇女日益贫困的境况；而男人的女性化是否成为进一步的后果。制度越合理，性别的差异就越模糊。同性恋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现象是由恋母情结和节育措施导致的。

我和同伴都非常有幸地体验了非洲世界，以及她难以置信的美丽和苦难。我们的宿营生活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插曲。在那依然原始的国度里，我享受到了“神圣的平和”。我从未如此清晰地看到过“人和其他动物”（希罗多德）。在我和众魔之魔的欧洲之间，横亘着几千英里。在这里，各种魔鬼根本无法接触到我，这里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也没有访客。我得到释放的精神力量，欣喜若狂地重新挥洒在那片原始的广阔天地。

每天早晨，我们很惬意和本地人交谈，他们一天到晚蹲在我们营地上看我们做事，好像从来不感到乏味。我的工头易卜拉欣传授了我交谈的仪式。所有的男人（女人从不走近）必须席地而坐。易卜拉欣为我找了一张部落酋长的四腿红木小凳让我坐下。然后我开始发言，提出了交谈程序。大多数本地人都能说一口差不多的洋泾滨斯瓦希里语；我充分利用了一本令他们赞不绝口小字典，也想尝试着讲这种语言。我的词汇量有限，讲的都是些简单必备的话。谈话常常像是一种有趣的猜谜游戏，所以，这样的交谈大受欢迎。交谈很少持续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因为人们露出明显的倦态，也会用戏剧化的手势抱怨：“唉，累死我们了。”

我自然对本地人的梦境很感兴趣，但是一开始，我没能说服他们把梦讲给我听。我送给他们渴望得到的小礼物，比如雪茄啦、火柴啦、安全别针啦等，但还无济于事。我不能完全解释他们为什么羞于讲述梦中的情景。我猜是因为恐惧和疑虑吧。黑人怕照相是出了名的。他们担心照相的人会夺走他们的灵魂，也可能害怕别人要是知道了他们的梦就会伤害他们。但巧合的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工人，他们都是索马里人和斯瓦希里人，随身携带一本阿拉伯释梦书，每天长途跋涉时都要查阅。如果对书上的解释有所疑惑，他们就要来向我讨教。他们管我叫“读书人”，因为我了解《古兰经》的知识。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乔装的伊斯兰教徒。

有一次，我们和本地的一位老医生谈话。他穿着一件蓝猴皮做的华美斗篷，是可以拿来炫耀的贵重物件。当我询问他的梦境时，他不禁潸然泪下，回答道：“古时候啊，医生们都做梦，从梦里就知道打不打仗，生不生病，下不下雨，该把牲口往哪儿赶。”他的祖父也做过梦。但是自从白人来到非洲，他说，没人再做梦了。还做梦干什么，英国人什么都知道！

他的回答向我表明，医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英国人知道得更多”，所以就不再需要启发部族人的神圣声音了。过去，医生曾经与众神或命运的力量谈判，并给人忠告。医生曾经有过巨大的影响力，就像古希腊皮媞亚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一样。现在，专区特派员已经取代了医生的权威。现在，生命的价值已经完全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在我看来，黑人意识到自然力量的重要性之前，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是个关乎黑人种族活力的问题。

这位医生绝非扬威耀武之人，而仅仅是个感情细腻的老人。他真实地见证了一个惨遭破坏、已然过时、无法复原而日益瓦解的世界。

在众多的场合下，我不断把谈话引向神功，特别是礼节和仪式。在这方面，我只得到了一个见证。一间空荡荡的茅屋位于一条车水马龙的乡村街道上，我发现屋前方圆几码的地方打扫得相当仔细。中心放着一条贝壳腰带、一对耳环、各种陶瓷碎片和一把挖地的木棍。茅屋里死过一个女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打听到的所有信息。关于葬礼，我们却什么都不知道。

在交谈中，人们用强烈的语气告诉我说，他们西边的邻村人都是“坏蛋”。如果那儿死了人，邻村就得到通知；晚上就把尸体搬到两个村子的交界处。邻村人把各式各样的礼品送到同一个地点，可到了早晨，尸体便人间蒸发了。其实这是影射另一个村子的人吞食了死者。他们说，埃尔贡人绝不会干这种事。实际上，他们把死者的尸体放入灌木丛中，任由土狼在夜间处置。我们也的确没有发现过任何埋葬死人的痕迹。

但是我听说，人死了以后尸体要放在茅屋中间的地面上。医生绕着尸体来回走动，把碗中的牛奶洒在地面上，嘴里嘟囔着：“阿伊克·阿迪斯塔，阿迪斯塔·阿伊克！”

早些时候一次记忆犹新的谈话使我理解了上边那些词的含义。当交谈快结束时，一位老人突然大声说道：“早晨，只要太阳一出来，我们就走出茅屋，向手中吐吐沫，然后把双手举起来冲着太阳。”我请他表演，并准确地描述这种仪式。他们把双手放在嘴前，吐上吐沫，或者使劲吹气，然后举起手掌对着太阳。我问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回答：“我们一直这样做，没有为什么。”虽然没得到答案，但我已经明白，原来他们确确实实知道自己这样做了，但却不明白到底在做什么，不明白这种行为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举行自己不理解的仪式啊，比如点燃圣诞树蜡烛、藏起复活节彩蛋，等等。

老人又说，这是所有民族的真正宗教，所有凯维伦多人、所有布干达人，还有目之所及，无限遥远的全部民族，都崇拜“阿迪斯塔”，也就是初升的太阳。只有此时，太阳才是上帝。紫色西天初升的金色新月也是上帝。只有此时才是，其他时刻都不是。

显然，埃尔贡人仪式的意义就是在太阳初升时朝拜太阳神。如果把吐沫当作献礼，那是因为在原始人眼里，唾沫奇幻、有生命力、能够愈合伤口、具有人的魔力。如果将吹气当作献礼，那是因为它是“罗厚”，即阿拉伯语的“鲁赫”，希伯来语的“鲁阿赫”，希腊语的“元气”，都意味着风和灵魂。因此，这个动作的意思便是向上帝献出我活的灵魂。这种无言的、表演出来的祈祷，大概可以解释为：“上帝啊，我把灵魂交托在您手中。”

我们还听说，埃尔贡人除了朝拜“阿迪斯塔”之外，也十分尊崇阿伊克，即居住在地上的神灵，一只魔鬼。他善于制造恐怖，是潜伏等待夜行者的冷风。老人用口哨吹出洛基火神的旋律，生动形象地表现出阿伊克在高耸神秘的灌木草丛中爬行的情景。

人们普遍认为造物主把一切创造得非常美好。其自身已经超越了善与恶。他是美好的，他所创造的一切也是美好的。

我问道：“但是那些咬死你们家畜的凶猛野兽呢？”他们说：“狮子美好。”“那你们可怕的疾病呢？”他们说：“你躺在太阳光里，它就是好的。”

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着实令我印象深刻。但是我很快发现，在下午六点钟这种乐观主义却戛然而止。太阳一落山，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那是邪恶、危险、恐惧的世界，是阿伊克的世界。对鬼魂的恐惧和旨在保护自己不受恶魔侵害的离奇仪式取代了乐观主义哲学。黎明时分，不带有任何内在矛盾的乐观主义精神又回来了。

在尼罗河的发源地，我发现了奥西里斯神的两名侍僧何露斯和塞特，不禁想起埃及的古代观念。这真是个无比激动人心的经历。显然，这是非洲的一种原始经验，它随着尼罗河的圣水流淌到了地中海海岸，阿迪斯塔象征着初升的太阳，象征着与何露斯一样光明的原则；而阿伊克却是恐惧的散布者，象征着黑暗的原则。在为死者举行的简单祭祀礼中，医生进行讲述，泼洒牛奶，把对立的两种原则结合起来同时献祭；它们自统治之日起，便具有同等的权利和意义，这是昼与夜的统治，各自延续十二小时。然而，热带地区昼夜交替有典型的突发性，第一束阳光似箭射出，黑夜逐渐变为生机盎然的光明，如此交替的时刻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纬度内的日出现象，每天都为我带来新的惊喜。日出的壮观景象并不在于太阳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而在于旭日高升后的情景。我习惯在黎明之前，搬着营地里带来的小凳，坐在伞形阿拉伯橡胶树下。在我面前的一座小山谷谷底，生长着一片深绿色、几乎是黑绿色的丛林带，山谷的另一端耸立着高原的边缘带。起初，山谷与高原明暗对比极为强烈。随后，物体在光亮中呈现出轮廓，仿佛整个山谷都充满了耀眼的光芒。而高原上的地平线则闪耀着白色的光辉。越发强烈的光线似乎渗透了物体的每一个角落，连内部都亮了起来，直至最后闪烁着明晰透亮的光，像一块块彩色玻璃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燃烧着的水晶体。地平线上响起了钟鸟的啼鸣。此时我仿佛置身于寺庙之中。这是一天之中最神圣的一小时。我陶醉于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或者说沉醉在这永恒的狂喜之中，感到无限欢愉。

就在我的观察点附近，有一座栖息着大狒狒的陡崖。每天清晨，它们几乎一动不动地静静坐在悬崖边缘面向太阳，而剩下的时间，就在森林中喧闹、尖叫，唠唠叨叨。它们像我一样，似乎也在等待日出。它们让我回忆起埃及阿布·辛贝神庙中做出敬拜姿势的大狒狒。他们诉说着同一个故事：世世代代以来，人们一直朝拜着这位大神，它在黑暗中放出耀眼的光芒，拯救世界。

那时我明白了，自开天辟地以来，人类的灵魂就一直渴求光明，一直迫切渴望走出原始的黑暗。当巨大的夜幕降临，万物都露出了深深的沮丧，对光明难以名状的渴望占据着每一个灵魂。从人类和动物的眼中都能体察出这种压抑的感情。动物的眼中流露着一种悲哀，我们从未得知这种悲哀是否与动物的灵魂直接相连，抑或是潜意识存在向我们传达的沉痛信息。这种悲哀同样反映了非洲的情绪，反映了非洲孤寂的体验。这种原始性的黑暗是一种母性的神秘。这就是为什么清晨太阳升起会对本地人产生如此深远的意义。光明来临的瞬间就是上帝。它带来了救赎和释放。说太阳是上帝，就等于模糊了、遗忘了那一瞬间的原型体验。“我们很高兴啊，晚上灵魂已经不再跑出去溜达了。”本地人会这样说，但是这已经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了。实际上，一种与自然界黑暗完全不同的黑暗仍在大地上游荡。这是精神的原始黑夜，亘古不变。对光明的渴望就是对意识的渴望。

我们在埃尔贡山的愉快之旅接近尾声。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收起帐篷，发誓一定还会回来。但我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成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期而遇的狂喜。从那以后，卡卡梅加斯附近发现了黄金，人们开始采矿，而毛毛反抗运动在这些无辜友好的本地人中间兴起，我们也从文明的美梦中骤然惊醒。

我们沿着埃尔贡山的南山坡继续艰难跋涉。景色特点渐渐发生了改变。平原的边缘上耸立着布满茂密丛林的、更加峻峭的山脉。居民的肤色更黑，身材更加魁梧笨拙，缺少马赛人的优雅。我们进入了布基苏的领土，在布南巴利的休息室逗留了片刻。它的海拔位置很高，我们饱览了广袤尼罗河谷地的壮美景色。经由尼罗河，我们又来到了姆巴拉，在姆巴拉搭乘两辆福特汽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畔的金贾。我们把行李搬上一列窄轨铁路火车，列车每两个星期开往吉奥格湖一次。我们登上一艘烧柴火的明轮轮船，经历几次事故以后，才最终到达马辛迪港。船靠岸后，我们又改乘一辆卡车到了马辛迪市。该市坐落于高原之上，高原隔开了吉奥格湖和阿尔伯特湖。

从阿尔伯特湖到苏丹瑞佳夫的路上遇到一个村子，在那里我们有一次令人十分兴奋的经历。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地方长官带着随从来看望我们。他们是我见过的，肤色最黑的非洲人。这一伙人有点让人猜不透。尼穆莱人的长官派给我们三个护卫民兵，但是我察觉到，他们和我们的工人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三人一共才有三匣步枪子弹。因此派他们来，只不过是市政府做出的象征性姿态。

首领提出来他要在晚上跳舞，我自然高兴地同意了。我希望这场舞会能展示出他们的友好。夜幕降临，我们正昏昏欲睡，突然间却听到鼓号齐鸣，接着出现了六十多人，携带着闪光枪、棍棒和刀剑，全副武装起来。他们后面不远处跟着一群妇女和儿童，甚至有母亲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都背来了。这显然是一场盛大的社交集会。虽然酷暑难耐，温度还在华氏九十三度左右徘徊，人们依然点起大堆篝火，妇女和儿童在火堆周围围坐成一个圆圈。男人们在外围又组成了一个圈；就好像我见过的，一群兴奋的大象一样。面对着大队人马，我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担心。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的工人和政府派的士兵——他们却从营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为表诚意，我向众人发放了雪茄、火柴和安全别针。男人合唱队开始唱歌，并随着节奏摇摆双腿。歌曲旋律好战有力，也算不上不和谐。女人和儿童围绕着火堆蹦蹦跳跳，男人们则挥动着武器，跳着舞时而向前时而后退，伴随着狂野的歌声、鼓声和号角声再次趋步向前。

沐浴在闪烁火光和奇幻月色之中的是多么狂热而刺激的场面啊。我和我的英国朋友也迈出步子，混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我挥舞着犀牛鞭，我那仅有的武器，和他们跳起来。从他们喜气洋洋的脸上，我看出他们批准了我们参与其中。他们的热情倍增，在场的所有人都跺着脚，唱着，吼着，挥汗如雨。舞蹈和鼓声的节奏渐渐加快起来。

在这般音乐伴奏的舞蹈中，本地人很容易陷入一种真正着迷的状态。现在的情况便是如此。接近深夜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了，突然间，整个场面变得特别奇怪。跳舞的人们正在变成一群野蛮人，我开始担心这集会要怎么收场了。我给了首领一个手势，暗示他该结束了，他和他的部落应该睡觉去。但是他还要“再来一个”。

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乡，萨拉森的一位堂哥在西里伯斯岛探险时，曾在跳舞过程中被投偏的长矛刺中。因此，尽管首领请求继续下去，我还是把人招呼到一起，分发雪茄，并做出睡觉的手势。接着，我挥动着犀牛鞭以示威胁，但同时又一副笑呵呵的样子。由于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语言，我就用瑞士德语朝他们大骂，说舞跳够了，现在必须回去睡觉。在他们看来，我多少有点假装愤怒，但是这一招却恰恰奏效了。人群又发出笑声，蹦蹦跳跳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良久之后，我们依然能听见他们在远处兴高采烈的吼叫声和击鼓声。最后好不容易寂静下来，我们也筋疲力尽，随即进入梦乡。

在尼罗河畔的瑞佳夫，我们结束了徒步旅行。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停泊在瑞佳夫的明轮汽船。那里的水位很浅，勉勉强强才够它停靠。此时此刻，我感到所有的亲身经历都带给了我沉重的负担。千思万绪在我脑海中翻来覆去，我痛苦而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经濒临极限。现在我要重温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凡是值得一记的，我都记录了下来。

在整个旅途中，我做的梦都固执地遵循着忽略非洲的策略。这些梦仅仅展现了家乡的情景；这样看来，它们似乎旨暗示——假设将潜意识的过程人格化到这般地步——这次非洲之行是虚幻的，是症状性或象征性的行为。就连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从未出现在我的梦中。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我只梦见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孔出奇的熟悉，但是我回忆了好半天才能确定之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最后终于想起来了，他是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理发师！是个美国黑人。我梦见他正把一根又大又红又热的卷发棒放在我头上，要把我的头发理成短卷发，就是理成黑人的头发。我已经感觉到头皮又烫又疼，结果在惊吓中醒来。

我认为这个梦是潜意识的警告，告诫我原始事物是一种危险。但是那时候我显然就要“踏上归程”了，却患上了白蛉热，病情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抵御能力。为了展现我遭受黑人威胁的场面，潜意识竟勾起了十二年前我对美国黑人理发师的回忆，以防备眼下的黑人。

我梦境中奇异的行为恰恰符合“一战”期间记录下的一种现象。沙场上的士兵，梦见的多为家园，而非战争。军队精神病医师认为可以遵循一条基本原理：如果士兵梦见太多的战争场面，就应该将他撤离前线，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已不再具备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机能了。

在我的梦境中，一条内部界限成功地保留了下来，这与我卷入非洲严酷环境的情况相同。梦境涉及的全是我的个人问题。从这一情况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无损。

我逐渐猜测到，这次非洲探险的秘密目的就是逃避欧洲及其错综复杂的问题，甚至以留在非洲为代价，这不禁令我大吃一惊。我之前的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此时此刻也有很多人在这样做。这次旅行本身不算是对原始心理的研究（“布基苏心理考察队”，缩写B.P.E.，杂物箱上的黑色字母！），而是探究一个令人颇为尴尬的问题：在非洲的荒野之中，心理学家荣格身上会发生什么？尽管我理智上非常想研究欧洲人对原始条件的反应，但情感上还是一直力求回避这个问题。我渐渐明确的是，这项研究与其说是一个客观的科学项目，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探究，任何深入研究的尝试都戳中了我心里可能存在的每个痛点。我不得不承认，使我下定决心踏上旅途的并不是温布利展览会，而是欧洲过于沉重的学术氛围。

伴随这些思考，我沿着平静的尼罗河顺流而下，向着北方，向着欧洲、向着未来前行。航行在喀土穆结束了，埃及之旅即将开始。如此一来，我便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和计划：绕开西边的欧洲和希腊，而从南面尼罗河的源头接近这一文化王国。比起埃及文化，我更着迷于含米特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元素。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即时间流前进，我在埃尔贡人中间发现了何露斯原则，这给了我最为重大的启发。当我在埃及南大门见到阿布·辛贝尔神庙的犬面狒狒雕像时，那整个的情结和其中全部的含义又戏剧性地浮现脑海。

何露斯神话是关于新生的神圣光明的古老故事。这个神话一定是在人类文化，即意识，首次把人从史前黑暗中解放出来之后开始流传的。因而对我来说，从非洲心脏向埃及的旅行，就变成了一出光明诞生的戏剧。这一戏剧与我和我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我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又感到无法用文字详细阐述。旅行之前，我并不知道非洲将会带给我什么，然而填补空白的经验便是最满意的回答。对于我来说，它要比任何民族学成果，任何武器、装饰品、陶器或者猎获物的收藏更有价值。我曾想知道非洲将如何影响我，现在我如愿以偿了。

印度

1938年，我的印度之行，并非我的本意。而是因为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我参加加尔各答大学建校二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那之前，我读过许多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书籍，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为了获得亲身的结论，我必须旅行，而自己却还像消毒瓶中的人体标本一样。印度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梦，因为我依然还在找寻自我，找寻对自己来说特有的真实。

当时我正潜心研究炼金术哲学，这次旅行可以算作其中的一个插曲。由于非常热衷此项研究，我便带上1602年版的《炼金术大全》，其中包含了杰拉杜斯·多尔奈乌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从头至尾研读了这部著作。就这样，这份材料中欧洲思想的根基，常与我对异域思维和文化产生共鸣。两者都源于潜意识的本质精神体验，因而产生了相同的、类似的，至少是可以比拟的顿悟。

印度第一次让我直接感受到一种生疏的和极富差异的文化。在中非之行的所有体验里，文化并未占主导地位。在北非，我曾有幸和一个能够用语言表述其文化的人交谈。而在印度，我可以和代表印度思想的人物谈话，并把印度的思想方式和欧洲的思想方式相比较。我曾和迈索尔的大君古鲁S.苏勃拉马尼雅·伊艾（我是他的客人）聊过很多次，也和其他许多人聊过，可惜没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另一方面，我刻意避免了所有所谓的“圣人”。这样做，是因为必须保持自己的真实，不从他人那里接受我自己无法亲身获取的东西。要是尝试向圣人学习，接受他们的真理，我觉得那跟小偷没什么两样。就算在欧洲，也不能借用任何东方的学说，我必须从自身形成自己的生命，听从内在的心声，或遵循大自然带给我的智慧。

在印度，我首要关注的是邪恶的心理性质问题。它融入印度精神生活中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以一种崭新的角度来看待它。和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谈话时，一件事实给我的印象得到了不断的加强：这些人并不把“丢脸”与所谓的“邪恶”混为一谈。在西方，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对于东方人来说，品德问题似乎并不像我们西方人那样占据首要地位。善与恶富有深意地包含在自然之中，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善即是恶，恶即是善。

我发现在印度人的灵性当中，既有善又有恶。基督徒追求善屈于恶；而印度人却认为自己超脱了善恶，希望通过冥想或瑜伽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境界。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如果承认这种态度，那么善恶就失去了任何真正的界限，而这就造成了某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人们并不真正相信恶，亦不真正相信善。因而，最多把善恶看成我的善或恶，看成我认为的善或恶；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论述：印度的神性缺乏善恶观，或者身负矛盾的重担需要与世无争，即脱离对立物，脱离万物。

印度人追求的并不是道德的至善至美，而是与世无争的境界。他希望脱离自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在冥想的状态中寻求无形与空虚的境界。在另一方面，我希望一直有活力地观察自然与精神形象的境界。我既不想脱离人，也不想脱离自我与自然；因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最伟大的奇迹。自然、精神与生命，就像展现开来的神性；除了它，我难道还会有更多的欲望吗？对我来说，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或不复存在。

对我来说，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的超脱。我无法超脱我不具备、我没做过或体验过的一切。当我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事，当我全心全意地献身某事，当我最大限度地参与某事时，我才得以能实现真正的超脱。如果我半途而废了，实际上我就割裂了精神的相应部分。当然，我也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无法专注于某种体验。但如果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能力有限，而且必须明白我很可能忽略了某件意义重大的事。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能力不足，从而为缺乏积极行动作出了补偿。

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情欲的炼狱，就永远不会战胜他们。因而，情欲就住在隔壁，随时都可能从中喷射出一团火焰，烧毁他自己的房屋。每当我们放任、遗留、忘记过多的东西时，我们忽略这一切，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

在戈纳勒克（奥里萨邦），我遇到了一位梵学家，他热情地提出要同我一起参观神庙和巨大的神庙战车。其中一座宝塔从地基到塔顶全部布满了做工精致的淫猥雕塑。我们就这一离奇的事实谈论了很久，他解释说这是净化心灵的一种手段。我不敢苟同，指了指一群青年农民，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塑像面前，看得瞠目结舌，赞叹这些壮观的景象。此时此刻，这些青年男子恐怕并未感受到净化，脑子里反而更有可能充斥着性欲的幻想。他回答道：“没错，但是关键就在于此。如果他们不接受因果报应，又怎能得到净化呢？这些淫猥形象正是为了赤裸裸地唤醒人们的法，不然这些在潜意识当中的家伙们会把法忘记的。”

我认为，令青年男子像不处于发情期的动物一样忘记他们的性欲，这本来就是一个怪异的看法。可是，这位圣人却坚决认为青年男子像动物一样处于潜意识状态，实际上需要及时的训诫。因此在他们步入神庙以前，外部的装饰就提醒他们要铭记着法；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法而完成了因果报应，他们就不能得到净化。

当我们进入神庙大门时，同行者指着两名“引诱男人的女子”，那是两个舞女的雕像，露出诱人的臀部曲线，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访者。他说：“你看见这两个舞女了吧？她们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不适用于像你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的意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远远超越了这类事。但是，对于这些农民小伙子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导和训诫。”

我们离开神庙之后沿一条布满男性生殖器的小巷走着，他突然说道：“你看见这些石头了吗？你明白它们的含义吗？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我有些惊讶，因为我想，每个小伙儿都能看出来这些雕像便是男性生殖器。但是他非常严肃地凑到我的耳边低声说：“这些石头是男人的私处。”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它们指的是湿婆呢。我瞠目结舌地望着他，但是他只是高傲地点点头，好像在说：“没错，就是如此。你们欧洲人如此愚昧无知，怎么可能猜出其中的道理。”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海因里希·齐默，他欢呼雀跃地惊叫：“我终于听到真实的印度了，换换口味也不错嘛！”

当参观佛教火诫中讲到的桑吉佛塔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每每我遇到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而我却仍然意识不到它的含义时，这种情绪便会频频出现。佛塔坐落在一座小石山上，走过一条铺在绿草中间的、令人欢喜的大石板小路，就可以到达山的顶峰。佛塔呈半圆形，像两个大碗凹面对凹面地叠落在一起，大多是陵墓或者是储存遗迹的地方，就像释迦牟尼在《涅槃经》中的描述那样。英国人极具敬业精神，完成了修复工作。这些建筑物中最高大的一个四面环墙，墙中嵌有四道精致的大门。进门后向左拐，沿佛塔四周出现了一个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圆道，佛像就矗立在四个方位基准点上。走完一圈之后，就进入同一个方向上，更高一层的第二圈。眼前出现的平原远景、佛塔、神庙的废墟、圣地的孤独肃静都令我心醉神迷。我离开了同行者，自我沉浸于此处难以抗拒的氛围中。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有节奏的锣点由远而近传来。一群日本朝圣者列队前来，一个跟着一个，每个人都敲着一面小锣。他们敲打着古老主祷词“六字大明咒”的节奏，锣点正好落在“吽”这个词上。在佛塔外，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进入门内。进门之后，又在佛像前鞠躬，嘴里哼着赞美诗般的圣歌。他们走完了两圈圆道，在每尊佛像面前都吟唱一首颂歌。我注视着他们，我的思想和灵魂也同他们在一起，我默默地向他们表达了谢意，他们的到来神奇地抒发了我难以言喻的情感。

我强烈的感情表明，桑奇山在我的心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佛教新的一面在那里向我展现。我理解了佛的生命便是自性的现实性，自性冲破桎梏，主张人格的生命。对于佛来说，自性高于一切神明，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代表了人类经验和整个世界的本质。自性包含固有存在和可知性两个方面，没有两者，世界就不复存在。佛理解并掌握了人类意识前所未有的巨大尊严；因此，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人类熄灭了尊严之光，世界便会化为乌有。叔本华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他独立地重现发现了这一点。

基督像佛一样，也是自性的体现，但是意义截然不同。两者都主张征服现世：佛是出自理性的顿悟，而基督则是命中早已注定牺牲。基督教中更多的是苦难，佛教中更多的是所见所做之事。两种都是正确的途径，但印度人认为佛是更为完善的人。他是一种历史性的人格，因此更容易被人理解。而基督既是历史上的人，又是神，因此理解起来就困难得多。归根结底，甚至连基督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他只知道他必须要牺牲自己，而这一行为是内心施加给他的。他的牺牲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佛则长命百岁，寿终归天。而基督在属地传道的活动持续了不到一年。

后来，佛教经历了与基督教同样的变迁：佛变成了自性发展的形象，变成了人们效仿的楷模。他自己实际上也教导众人，要跳出轮回，每个人才得以大彻大悟，变成佛陀。同样在基督教中，基督耶稣以其完整的人格永存于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典范。但是，历史的潮流导向效法基督，个人并不追求自己命定的道路走向完整，而只是力图效仿基督所走的路。同样，在东方历史潮流导向对佛的虔诚模仿。这件事本身就削弱了佛的观念，正如效法基督预示着基督思想演变中命定的停滞。正如佛由于他的顿悟而远比梵天众神先进一样，基督也向犹太人呼号：“你们是神。”（《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4节）但是，人们没能理解他的深意。因此我们发现，所谓受到基督教文化熏陶的西方，不仅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反而大有可能正在毁灭我们所拥有的世界。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和加尔各答三座城市授予了我名誉博士的头衔，它们分别代表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英属印度的医学和科学界。然而好东西也不宜过头，于是我需要休整休整。他们让我住院休整了十天，因为后来在加尔各答患上痢疾病倒了。在汪洋大海般的新印象当中，这是一座安逸舒适的岛屿；我找到了一处立足之地，静观万物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喧嚣。

返回旅馆之际，我的健康状况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我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梦，希望在此讲述一下。我发现自己和众多苏黎世友人与熟识来到一个不具名的海岛，大概离英格兰南部海岸线不远。那是一座小岛，约二十英里长南北走向的狭小土地，岛上几乎无人居住。在小岛南边嶙峋的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城堡。我们这一组观光客站在了它的庭院中间。面前耸立着一座雄伟的楼塔，透过大门可以看到一段宽阔的石阶。我们想方设法地看着，只能望见石阶的尽头有一个圆柱状的大厅，里面有微弱的烛光照明。我明白了，这是圣杯城堡，而且当晚要举行“圣杯庆典”。这条消息似乎有种神秘的特质，因为我们之中有一位酷似莫姆森的德国教授对此一无所知。我曾兴高采烈地同他交谈过，对于他的学识和横溢的智慧印象深刻。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烦扰：他总是谈及死亡的过去，而且旁征博引地讲述了英国与圣杯故事的法国渊源之间的关系。显然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传说的意义及其现存的体现，而我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两个方面。还有，他似乎没有认清我们所处的直接而现实的环境，因为他的样子好像是在教室里为学生讲课。我尝试着请他注意环境的特殊性，但却没能成功。他没有看见阶梯，或大厅里节日的光辉。

我环顾四周，有些无能为力，这才发现自己正靠墙站在一座高高的城堡上。墙的下半部用格子框架进行装饰，格子不是普通木头而是用黑铁制成的，上面还巧妙地铸成了枝蔓缠绕，布满叶子和葡萄串的葡萄藤。在横枝上六英尺的间距处，坐落着小巧的房屋，也是铁制，像鸟笼一样。突然间，我看到叶子颤动起来；起初，像是老鼠的走动，但随后我清晰地看见一个铁制的、戴头巾的小矮人从一间小屋蹿进另一间。我相当惊异，对教授说：“喂，你看那个，你……”

就在此刻，幻象中断了，梦境发生了骤变。除了教授不见了踪影，我们原班人马来到了城堡之外，置身于一片没有树木而多岩石的景色之中。我知道还会有事发生，因为圣杯还未送达城堡，当晚还要举行庆典活动。据说圣杯在海岛北端，藏于一处无人居住的小屋，那里唯一的房屋之中。我们之中有六人动身徒步北上，我知道，我们必须完成任务，将圣杯带回城堡。

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抵达了海岛最狭窄的地方，我发现海岛实际上被一湾海峡一分为二。海峡最窄处的海水大约一百码。夕阳西下，夜幕来临。我们疲惫不堪，就地宿营。这一地区荒无人烟，极目远望，连树木和灌木都不长，只有草丛和岩石。没有桥，也没有船。天寒地冻，我的同伴接连入睡。我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必须一个人游泳跨越海峡夺取圣杯。正当我脱掉外衣的时候，我醒了过来。

这个本质上属于欧洲人的梦境出现时，我还几乎没有摆脱巨大而势不可当的印度印象。大约十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圣杯神话依然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尽管关于这个传统故事，人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我意识到这诗意的神话与炼金术所讲的唯一真实、唯一妙方、唯一石头相一致，此时，我越发加深了对这一事实的印象。那晚我们继续讲述了白天遗忘掉的神话，意识将有力的形象贬损为平庸可笑的琐事，而这些形象又重新得到了诗人的认可，又在预言中复活；因此，它们也能够“变换形态”，得到深思熟虑之人的认可。过去的伟大形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消亡，它们只是变换了名称而已。“轻巧而力大”，隐身的卡比尔进入了新屋。

这个梦使我对印度强烈的印象荡然无存，又将我推回到长时间遭受忽略的对西方的关注之中。而这种关注在之前表现为对于圣杯的追寻和对哲人之石的探寻。我从印度世界中摆脱出来，并受到了提示：印度并不是我的研究任务，只是使我接近目标的一个途径，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个梦似乎在问我：“你要在印度做什么？不如为了自己、为了同伴寻求救世主吧，这才是你亟须做的事情。你所处的状态十分危险，你正面临着毁灭千百年来所建一切的直接危险。”

锡兰是我旅行的最后一站，给我的印象不再是印度风格。它已然具有某种南海风情，好像天堂边缘，使人流连忘返。科伦坡是一个忙碌的国际港口，每天五六点钟之间，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降下倾盆大雨。我们很快离开此地，深入起伏不平的内地国家。古老的皇城康提包裹在一层薄雾之中，温热潮湿的气候使花草丛生，枝繁叶茂。佛牙寺虽小，却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寺内藏有神圣之齿的遗迹。我在寺中藏经室逗留了很长时间，与僧人谈话，观瞻刻在银叶上的佛经经文。

傍晚，我目睹了一次难忘的仪式。青年男女把大量的茉莉花撒在祭坛前面，同时轻声吟唱祈祷词。我想他们大概在向佛祈祷，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释说：“不，佛已经不在了，佛已涅槃，我们不能对他祷告。他们的唱词是：‘今生如昙花一现。’愿提婆同我共享祭品的功德。”

一小时的击鼓演奏在印度寺庙中的侍候厅进行，这边是仪式的序幕。鼓手共有五位，正方形大厅四角各站一位，第五位是一名青年男子，站在中间。他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独奏鼓手。他赤裸着上身，深褐色的躯体闪闪发光，他系着红腰带，身穿白色及地长裙，扎着白头巾，双臂佩戴闪亮的镯子。他迈步走向金佛，背着双面鼓前去“献乐”。他的躯体和手臂摆出优美的动作，他独自敲出奇特的韵律，艺术性上臻于完美。我从后面望着他，他站在摆满小油灯的门前。鼓声诉说着腹部和心窝的古老语言，腹部不做“祈祷”，而是促发冥思。因此祈祷并不是崇拜不存在的佛，而是醒悟的人类所完成的一次自我救赎。

初春时节，我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脑海中充溢着太多的印象，于是不愿下船去孟买观光，而埋头苦读拉丁文版炼金术著作。但是，印度的确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印记；印度留给我的路，从一种无限引向了另外一种无限。

拉文纳和罗马

1913年我第一次去拉文纳的时候，加拉·普拉西迪亚的陵寝就令我十分神往震撼。二十年后，我有幸再次拜访此地的时候，感受依然如故。在加拉·普拉西迪亚陵寝里，我再一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情绪，它再一次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我和朋友从陵寝出来便直奔圣洗堂。

在这里，我并不奇怪为什么会被屋子里柔和的蓝光所吸引，我也并不知道这光的出处，因为我并未将此放在心上。让我有些吃惊的是，印象里玻璃的位置，现在却是四幅绝佳的马赛克壁画，而我竟对它们一点印象都没有。面对这种虚假的记忆，我感到很苦恼。最南边的壁画是约旦河受洗，北面的则是以色列儿童穿越红海。东边第三幅画的画面，已经渐渐从我的记忆中褪去。或许上边画的是乃缦在约旦河得洁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幅图在记忆中的框架与我藏书中梅里安《圣经》中的图画相似。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位于圣洗堂西边的第四幅画。我最后驻足于此，画面上耶稣张开双手，彼得在风浪中下沉。我们在这幅画前停留了至少二十分钟。在此期间，我们讨论着洗礼的宗教起源，尤其好奇它在死亡中重生的古代宗教意义。在历史上，这种仪式常常与死亡相伴，也正因为如此，才突显了死亡和重生的关系。洗礼的起源是真正的完全浸入水中，这至少有溺水的风险。

我对彼得沉没的马赛克壁画印象极其深刻，时至今日，画面中蓝色的海面，每一个马赛克，以及我想破译的彼得和耶稣的对话仍然历历在目。离开圣洗堂之后，我们直接去了阿里纳里，希望可以买到这幅壁画的图片，但最终败兴而回。时间有限，我只好将此计划搁置，待来日再办。我当时还想，或许我还可以在苏黎世订购此画。

回家之后，我托一位去拉文纳的朋友代购此画，可他却发现我所描述的壁画并不存在。

在此期间，我还在洗礼渊源的研讨会上谈到了正教圣洗堂的这幅壁画。记忆中，这些壁画仍然十分真切。而与我同行的女士一直不相信她“亲眼所见的东西”，竟然不存在。

我们都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难解释是否两个人同时看到了相同的事物。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至少看到的是相同的轮廓。

这次在拉文纳的经历是我人生中众多几乎无法解释的奇妙经历之一。不过在加拉·普拉西迪亚皇后（公元450年逝世）的一个传说中似乎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在从拜占庭到拉文纳的路上，她遇到了寒冬中最猛烈的暴风雪，她发誓如果自己可以平安到达，她便建造一座教堂，教堂的壁画中，她会用惊涛骇浪来表示这次旅行中遇到的暴风雪。她没有食言，平安到达后，她下令在拉文纳建造了用马赛克装饰的圣乔瓦尼教堂。在中世纪早期，圣乔瓦尼教堂和它的马赛克壁画被大火吞噬。不过，现在，在米兰的安布罗西安纳教堂仍然可以找到加拉·普拉西迪亚乘船的草图。

从第一次来加拉·普拉西迪亚陵寝，我就被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不禁反复思量为什么她这样一位有教养、生活讲究的女性会和一位野蛮的君主共同生活呢？在我看来，她的陵寝似乎是她最后的遗产，从这里，我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的加拉·普拉西迪亚。对于我来说，无论她的命运，还是她的一切都曾真正存在过。而她，这位强势的女士，正是我女性特征的化身。

一个男人的女性特征有着强烈的历史特征。作为潜意识人格，她回到了过去，体现出过去的历史。她为他讲述着他希望知道的过去。作为个体，这个特征自始至终存在于他的个性里。与她相比，我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野蛮人一样，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事实上，在我与女性特征的对峙过程中，曾遇到过我眼中壁画上的危险。我险些溺水丧命。与壁画中彼得的遭遇相仿，他曾呼救，并最终被耶稣拯救。法老大军的命运也可能曾是我的命运。像彼得，像乃缦一样，我一直并未曾受到伤害。各种潜意识造就了我完整的人格。

而当以往的潜意识与意识交织在一起时，这种感觉对于个体来讲是溢于言表的。我们能够感知自己，感知我们的存在方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我们也会对别人有特别的感觉，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人或物可以消除这些印象和见解之间的差异。无论整合后是否会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仍然只是主观问题。而且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因此，它不存在于官方的世界观之中。不过，这并不影响它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现实主义心理治疗师和对心理疾病治疗感兴趣的心理学家都不会忽视这方面的问题。

自从在拉文纳圣洗堂的经历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有时候内在的事情可以表现在外在，反之亦然。我们当时肯定看到了圣洗堂真实的墙壁，但是它们又与一些完全不同的形象同时呈现，而这些形象和洗礼池一样真实。在那一刻，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

我的经历绝不是特例。但是当这类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不自觉地更加关注，绝不会仅仅像听到或读到那么粗粗略过。通常，对于这类奇闻逸事，人们总会联想到种种神秘的解释。我的结论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例，才能给潜意识下定论。

我一生中有很多的旅行经历。我曾非常向往罗马。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能够完全了解这座城市的能力。对于我来说，庞贝就已经够多了，对它的理解几乎达到我的极限。去那里，是在1910－1912年我对古代心理学的研究有所收获之后的事情了。1912年，我乘船从热那亚前往那不勒斯。船到罗马附近的时候，我站在船上。罗马就在那里，那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基督教世纪和西方中世纪文明交错的地方，如今依然繁盛。古典时代的辉煌灿烂和残酷无情从未离开过。

我一直钦佩那些本可以去巴黎或是伦敦，但是却去了罗马的人。在罗马，人们当然可以像在其他城市一样，从美学角度去欣赏它，但是若你被那里的思想所影响，若你发现一个残垣断壁，每一根柱子都是那么熟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即便是在庞贝，也会出现一系列从未见过的场景，也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也会有我束手无策的问题。

到我的晚年，在1949年，我很想弥补这一缺憾，但是在买票的时候突然晕倒。此后，前往罗马的计划便只能束之高阁了。

第十章　幻象

1944年年初，我扭伤了脚，后来又犯了心脏病，可谓厄运连连。在潜意识状态中，我经历过精神错乱，也出现过幻觉，想必这种状态在我濒临死亡之际，吸入氧气并注射樟脑时就开始了。那些幻象巨大无比，使我得出结论，自己将不久人世。后来，护士告诉我，我的周身好像环绕着一个闪亮的光圈。她说，她偶尔在生命垂危的病人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我明白，自己已经达到最高的极限，不知道身处梦境还是狂喜的状态。不管怎样，我身上开始发生特别奇怪的事儿。

我仿佛高高矗立在宇宙空间当中。在一望无际的下方，我看见了沐浴在辉煌蓝光当中的地球，深蓝色的海水和各个大陆。脚下很远的地方是锡兰，前面稍远处是印度次大陆。我的视野无法容纳整个地球，但它球形的轮廓却非常容易辨认，而且在美妙的蓝光之中，它的边缘还闪着银色的微光。在许多地方，地球看上去是彩色的，或者分布着深绿色的斑点，像锈蚀的银器一样。左边遥远的广阔区域是姜黄色的阿拉伯沙漠；仿佛大地的银光都泛着金红的色彩。接下来我看到了红海，而在它后面很远很远处，像是地图左上角的位置，地中海的一角依稀可见。我把目光集中在了那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都不清晰。我也能看见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但是，在那个方向上，一切都云雾萦绕。我丝毫没有向右看。我知道自己正在脱离地球。

后来我发现，只有到了大概一千英里的高度，才能拥有如此广阔的视野！在那里，地球是我见过最为壮丽宏伟的景象。

凝视了一会儿，我转过身来，朝向北面背对着印度洋站着。后来，我似乎转过身来面向南方。随即，新的景致进入了我的视野。在宇宙空间不远处，我看见一块如陨石般硕大无比的黑色岩石。石头和我的房子差不多大，甚至还要大。它飘浮在空中，我也飘浮在空中。

我在孟加拉湾海岸见过类似的岩石。它们都是黄褐色的花岗岩，有些已被凿空用作寺庙了。飘浮在空中的石头就是这样的暗色巨石。寺庙入口通向一间小型接待厅。入口右侧，一位皮肤黝黑的印度教徒盘腿静坐于石凳之上。他身着一件白色长袍，看得出正在迎接我。走过两级台阶便来到了接待厅，厅中左侧有一扇门通往寺庙。不计其数的微小神龛中都有个碟形凹面，里面装满椰油，还有燃烧着的小灯芯；明亮的火焰环绕着这扇门。我在锡兰康提参观佛牙寺的时候还曾亲眼见到如此景象：大门四周环绕着几排这样燃烧的油灯。

当我走进通往巨石入口的台阶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感觉一切都在脱落；我所追求的、希冀的以及想象的一切，有关地球存在的全部幻影，都离我远去，消失殆尽——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过程。然而，某些东西遗留了下来，似乎我还携带着自己经历过或做过的一切，以及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换句话说：一切与我同在，我便是一切。我由这一切而构成。我由自己的历史构成，我确切地感受到：这就是我。“我是一切存在过和一切完成了的事物的总和。”

这段经历令我感到既贫乏又充实，这两种情感十分强烈。我别无所求。我存在于一种客观的形式之中，我的过去及经历反映了真实的自我。起初，我被一种毁灭感、剥夺感和抢掠感牢牢统治；但是，一切感觉又转瞬即逝。似乎一切已成往事；存留的是既成事实，与往昔的一切不再关联。我对遗落或掠走的东西不再惋惜。相反，我认为曾经拥有，便是一切。

还有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快走到寺庙时，我确信自己将要进入一间通亮的房间，在那儿遇到我现实中结交的朋友。后来我终于明白，我或我的生命应进入哪些历史节点。我将会知道，前世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正流向何方。对我来说，生命常常像是一个没有起止的故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片段，除此之外，它的前世与来世都已缺失。我的生命似乎是从一长串事件中截取而来的，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为什么截取这一段过程？我为什么提出这些特殊的假设？我用它们来做什么？接下来会怎样？但是，我确信只要一踏入这座石庙，我便会找到以上所有问题的答案。在那里我会理解为什么一切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我还会遇到一个人，解答我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疑问。

正当我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从下面，欧洲那个方向飘浮起一个形象。那是我的医生，H博士——或者说是他的肖像——头戴金色项链或是肉桂色的花环。我一下便认出了他：“啊，这不是我的医生吗？当然，就是一直为我看病的医生。但是，现在，他展现了自己的原始形象，就像科斯国王一样。在生活中，他便是国王的化身，暂时体现了一开始便存在的原始形象。现在他正以这种原始形象出现。”

以此类推，我想必也处于自己的原始形象当中，虽然我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但却简单地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他站在我面前时，我们沉默不语地交流了思想。H医生代表地球向我传递信息，说人们都反对我离开。我没有权利离开地球，我必须返回。听到这个声音时，我便醒了过来。

我失望至极，因为这一切都显得毫无来由。痛苦的脱落过程是徒劳的，我没有获许进入寺庙，与我昔日的同伴相会。

实际上，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我才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那时，我吃不了东西，一切食物都很反胃。病床外城市与山峦的景致仿佛一幅带有黑洞的彩色窗帘，或者是一张破报纸，印满了毫无意义的照片。我失望地想：“现在我必须再次返回到‘盒子系统’了。”因为在宇宙地平线之上，人们似乎已经构建起一个三维世界，每个人都独自坐在一个小盒子里。现在我必须再次说服自己，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我看来，生命，乃至整个世界就像一座监狱，一想到监狱里面必须井然有序，我就无比烦恼。我曾暗喜自己摆脱了一切，没想到现在又和其他人一样，被一根线拴挂在盒子里。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我失去了重量，也不受任何外力拖拽。而现在，这一切竟然已成往事！

我强烈抗拒这位医生，因为他已经使我起死回生。与此同时，我又为他担心了起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有生命危险啊！因为他以原始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谁要是获得了这样的形体，那他就快要死去，因为他已经属于‘更大的群体’了！”突然一个惊悚的想法浮现在我脑海，H医生将会替我而死。我多想跟他谈谈这个情况，但是他却不理解我。后来，我开始生他的气了。“为什么总是假装不知道自己是科斯国王的化身呢？而且他已经具备原始形象了呀？他竟然还想让我相信他不知道！”这激起了我的愤怒。妻子谴责我对他不够友善。我知道妻子说得没错；但同时我确实又很生H医生的气，因为他如此顽固，拒绝谈论在幻象中，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可恶，他最好小心点儿。他无权对我如此鲁莽！我要警告他，让他多加小心。”我深信他此时生命垂危。

实际上，我是他最后一个病人。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1944年4月4日，医生允许我起来坐到床边，这是患病以来的第一次。而就在同一天，H医生却病倒在床，再也没有起来。我听说他时不时就发烧。不久之后，他死于败血病。他是一位好医生，有些天分。不然，他不会以科斯国王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

那几个星期，我一直生活在奇怪的节奏中。白天我时常感到压抑。觉得虚弱、惨淡，几乎不敢动弹。备感忧郁之际，心想：“现在必须要回到这个单调乏味的世界了。”夜晚我总是睡得很沉，一直持续到午夜前后。之后便醒过来，大约躺一小时，然而精神状态却全然不同。自己处于狂喜当中，又好像在空中飘浮，安全地处于宇宙空间当中。那是一种惊人的空虚，但却充满了极大的幸福。“这是永恒的幸福，”我想，“简直太难以言喻，太奇妙了！”

周围的一切都令人心醉神迷。在夜里的这个时刻，护士为我送来加热的食物，因为只有此时我才胃口大好，什么都能吃。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她有点像上了岁数的犹太妇女，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我以为她正为我准备圣洁的祭礼食品。我望着她的时候，她的头上似乎闪耀着蓝色的光环。我自己仿佛正在石榴园里，参加蒂费莱斯和马尔初丝的婚礼。或者我是犹太教律法专家西蒙·本·约翰，他正在庆祝来世的婚礼。那神秘的婚礼是犹太教神秘哲学的传统。我难以表达那有多么奇妙。我只能不断地想着：“这就是石榴园！这就是马尔初丝和蒂费莱斯的婚礼！”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归根结底，我自身就是婚礼。我的祝福就是欢乐婚礼的祝福。

渐渐地，石榴园淡去了，改变了。接下来在节日气氛浓厚的耶路撒冷，基督的婚礼正在进行。我描述不出细节。那是难以形容的愉悦。天使显现，一片光明。我自己就是“基督的婚礼”。

后来，基督的婚礼也消失，接下来是一种新的形象，那是最后的幻象。我走到了一个宽阔山谷的尽头，眼前出现了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小山。山谷尽头是一个古式的半圆剧场，坐落在碧绿的景色之中，尽显辉煌华丽。剧场中正在庆祝圣婚。男女舞蹈家登上舞台，在鲜花点缀的长椅上，众神之父宙斯同赫拉完成了神秘的联姻，与《伊里亚特》中描绘的一样。

以上所有体验都是光辉灿烂的。每天夜里我都飘浮在最纯粹的幸福状态中，“环绕着一切创造的形象”。渐渐地，各种主题混为一体，黯然失色。一般情况下，幻景大约持续一小时，然后我又沉睡过去。当晨曦来临之际，我感觉：灰色的清晨又来了，灰色的世界随着它的一个个盒子又来了！多么愚蠢，多么可怕，多么荒唐啊！那些内在的状态多么奇幻与美丽，相比之下，尘世简直显得荒谬可笑。随着不断恢复健康，内在的状态也越来越微弱，第一次出现幻象之后不到三周，一切已完全终止。

经历幻象时，美丽而强烈的感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叹为观止的场面。白昼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忍受折磨，坐立不安；什么事儿都能将我惹恼，一切过于物质，过于粗鲁，过于笨拙，无论空间还是精神上都有极度的局限性。那全然就是监禁，至于原因又毫不神圣，然而它却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一种说服力，似乎它就是现实本身；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空虚的一面。虽然我已经恢复了对世界的信心，但我却一直没有完全摆脱这一印象：生活是一种片段的存在，被装入专门为它设计的三维盒状宇宙之中。

我还对另一件事记忆犹新。一开始，在产生石榴园幻景的时候，我请求护士能够原谅我，如果我伤害了她。我说，病房是圣洁的，对她可能有害。当然，她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我来说，圣洁降临时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氛围，我担心旁人无法忍受。后来我明白为什么有人在谈论圣洁的气味，谈论圣灵的“香气”了。其实就是这种味道。病房里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圣洁气氛，它的表现形式便是各种神秘的结合。

我从来不敢想象自己竟有如此的经历。它并非想象的产物。幻象与体验都是完完全全真实存在的，没有丝毫的主观臆断，反而具有绝对客观的品质。

我们回避了“永恒”一词，但是，我可以把该体验描述成为一种非时间状态的狂喜，在这种状态中，现在、过去和未来都成为一体。凡是及时出现的事物都被统一放置到一个具体的整体当中。一切都没有四散到时间之外，一切都无法用时间概念衡量。最能形容该体验的是一种感觉状态，但后者却不能靠想象再现。我怎能想象前天、今天和后天同时共存的状况呢？有的事物尚未开始，有的事物确定存在，有的事物业已完成，而这一切终将成为一体。感觉唯一能够获取的将是一个总和，一个流光溢彩的整体，对刚刚发生的事物突然充满期待，对正在发生的事物感到惊奇，对已经出现的结果或满足或失望。人交织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整体之中，又以完全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它。

后来，我再次体验到了这种客观存在。妻子离世之后，我在梦中看到了她，就如幻象一般。她在离我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站着，直视我的双眼。她当时风华正茂，大概三十岁，穿着很多年前媒人堂姐为她做的一件衣服。这大抵是她穿过最华美的衣服。她的表情既不高兴，也不哀伤，客观来说是既聪明又善解人意，没有丝毫激动的情绪，似乎她已经脱离了情感的迷雾。我知道那并不是她，而是她为我制作或派送的一幅肖像画。画像中包含了我们的相识，婚后五十三年经历的点点滴滴以及妻子生命的终结。面对这完整的形象，我们相对无言，因为我们几乎无法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在这个梦和各种幻象中所感受到的客观存在，是已经完成的个性化的一部分。这便意味着超脱种种评价，超脱我们所说的感情纽带。一般来说，感情纽带对人类举足轻重。但是，它们中间仍然包含着某些投射。摆脱这些投射现象，获得自我与客观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感情关系是欲望的关系，受到强迫与束缚的玷污，是对另外一个人的某种期望；这令他和我们自己都无法自由。客观的认识隐藏在具有吸引力的感情关系之后，看上去是核心的秘密。只有通过客观的认识才可能达到真正的结合。

疾病痊愈之后，我的工作开始进入盛产期。众多主要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我所得到的顿悟，或者经历过万物消亡的幻象，给了我重新规划未来的勇气。我不再企图让他人接受我的见解，而是屈服于我思想的洪流。如此一来，问题便一一展现并有了形态。

这场病还为我带来了其他的东西。我可以把它称作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没有主观抵抗，无条件地肯定——接受我所见所悟的存在环境，并接受自己的天性。刚开始得病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态度出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要对此负责。但是，人若遵循个性化的道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他就必须承担错误；不犯错误，生活就不完整。没有一刻我们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或者不落入致命的危险当中。我们可以设想确定不移的道路，但那将是死亡之路。死后一切都不再发生了，至少正确的事情不再发生。任何想要走确信之路的人，都与死人无异。

直到得了这场病，我才明白了确认自己的命运有多么重要。如此一来，我们就打造出一个自我，在不解之事发生时也不会崩溃；这个自我经得住真实的考验，也有能力应对世界与命运。如此一来，经历失败也就相当于经历胜利。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一切都不受干扰，因为一个人的自我延续已经抵御了生命和时间的洪流。但是，一个人只有不去好奇地干预命运的安排时才能如此。

我还认识到，人必须接受自我形成的内在思想，它是自我现实的一部分。真与假的类别当然是永恒存在的，但是因为它们没有约束力，所以占据第二位。思想的存在比我们对思想的主观判断更加重要。然而，这些判断也不应受到抑制，因为它们也是现存的思想，是我们完整性的一部分。

第十一章　论死后的生活

关于来世与死后的生活，我所谈的完全是回忆，是感知过的意象以及冲击我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回忆也为我的著作奠定了基础，因为我写的书，无非就是以一种新的视角，尝试解答“今生”与“来世”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还从未详尽地叙述过死后的生活；因为只要阐述，就必须佐证自己的观点，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却束手无策。还是顺其自然吧，不如现在便谈一谈我的见解。

哪怕现在，我能做的也不过是讲讲“神话故事”罢了。也许，只有当人类濒临死亡的时候，才足以自由地谈论死后的生活。事实上，我并不希望人类经历死后的生活。但是，我又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虽然并非刻意，并不情愿，关于“来世”的想法还是在我的心中徘徊荡漾。我不敢断定它们的真伪，但我知道它们确实存在。要不是心存偏见有意压制，我完全可以将这些思想表达出来。偏见往往削弱甚至伤害全部的精神生活现象。由于我对精神生活知之甚少，因此感觉无法用高级的知识来修正偏见。批判理性主义以及许多的神话概念，显然已经消除了“死后生活”的观点。正是因为太多人几乎完全将自己等同于自己的意识，想象着自己只能成为已知的自己，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然而，但凡有一点儿心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种认知是多么的狭隘。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当今时代的顽疾；它们总是声称无所不知。然而事实上，我们目前持有的视角却非常有限，排除了大量看似不可能的知识，而这些知识还有待我们在未来发现。我们对时空的概念只能说大体上正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考虑到以上因素，我开始密切地关注有关精神的奇特神话，并仔细地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各种事件，不管它们是否适用于我的理论假设。

然而遗憾的是，人类神话性的一面常常遭受冷遇。人类不再创造寓言，因此丧失了许多东西；其实谈论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十分重要，大有裨益。如此的交谈就像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叼着烟斗，讲述一个精彩的鬼故事一样。

我们当然不了解，有关死后生活的神话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些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作为神、人同形的影射，它们具备毋庸置疑的价值，然而我们却无法判断它们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无法获知那些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

我们所生活的特定世界，已经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并确定了我们的基本精神状态，所以很难想象，宇宙中还存在着一个由其他律法统治的世界。我们被固有的结构牢牢地束缚着，被全部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紧紧地囿于自己的世界中。当然，神话性的人需要“超越一切障碍”，但科学的人却禁止这一行为。对于理性的人而言，我的神话解释都是徒劳的狂想。然而，对于感性的人而言，神话解释则变成了合理存在的治愈性活动；它给予存在一种魅力，令我们难以割舍。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割舍这份魅力。

心里玄学认为，死者通过鬼魂或灵媒的形象展示自己，传达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的事物，从科学角度来看，这确凿地证明了“来世”的存在。然而，就算这些证据充分的例子确实存在，我们还是会产生如下疑问：鬼魂或呼声等同于死者吗？或者只是一种精神投射？所传达的事物是否真的来源于死者？还是源于潜意识中的知识？

抛开针对事物必然性的理性争辩，我们不应忘记，大多数人笃信自己将超越现世存在，无限地延续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生活得更明智，感觉更舒适、更平和。人类用来自我支配的时间漫长得难以置信，足有几百年之久。那么如今毫无意义地疲于奔命，匆匆忙忙，到底为了什么呢？

当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有人确实对永生不抱希望，一想到坐在云端弹上一万年竖琴就不寒而栗！也有些人命运坎坷，或者无比厌恶自己的存在，宁愿彻底结束延续着的生命。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永垂不朽是一个非常急迫、直接而又根深蒂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提出某种见解，但是，怎么提出呢？

我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借助潜意识——比如梦境——中表达出来的暗示，提出见解。这些暗示通常会被遗漏，因为我们坚信这一问题难以得到解答。针对这种可以理解的怀疑主义，我提出了以下两种想法。如果有些问题确实难以理解，我们必须放弃，承认自己智力有限。比如，我不知道宇宙形成的原因，我也永远不会知道。因此，我必须放弃这一科学问题，或者说是智力问题。但是，如果一个观点，通过梦境或者神话传统的形式，浮现在我的脑海，那么我就应该注意到它。甚至应该在这些暗示的基础上构设一种概念，哪怕是永远无法得以证明的假设。

虽然人类必须承认失败，承认智力有限，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已经竭尽所能来构设有关“来世”的概念，或者创造有关“来世”的某种形象。相反，不去尝试才是致命的损失。因为呈现在他面前的问题，是人类的古老遗产，一种充满神秘生活的原型，想要附加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来达到完整。理性为我们设定的界限过于狭窄，只允许我们接受已知的事物，生活在已知的框架中，仿佛我们已经知道生命能够延续多久一样。然而事实上，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远远超越了自我意识的范围；虽然我们并未察觉，但潜意识的生活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悄悄展开。批判理论统治得越牢固，生活就越发贫乏；但是我们意识到的潜意识越多，意识到的神话越多，我们的生活也就越完整。高估的理性与政治专制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它的统治使个体变得贫乏了。

潜意识则通过传达事物本身或者制造象征性典故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它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向我们传达单靠逻辑无法理解的事情。想一想那些已经成为现实的同步现象、预兆和梦境。这让我不禁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波林根返回故乡的一次经历。虽然我随身携带了一本书，但是怎么也读不下去，因为火车启动时，某人落水溺亡场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其实，这是我对军营服役时一次事故的回忆。整个旅途中，我都难以摆脱这一场景，感觉非常离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出事儿了吗？”

我在艾伦巴赫下车然后走回了家，但是这段记忆仍然困扰着我。由于战争的缘故，二女儿一家从巴黎回到瑞士，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的孩子们都在花园里站着，表情显得异常失落。我走上前去问道：“嘿，出了什么事呀？”孩子们告诉我，最小的那个男孩，亚德里安落入了船库。那里水很深，亚德里安又不太会游泳，要不是哥哥把他救上岸，他差点儿就淹死了。他出事的时候，火车上的那段记忆恰巧向我袭来。这一定是潜意识给我的暗示。不然它为何不向我展示其他的意象呢？

我妻子家族中的某个人去世之前，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梦见妻子的床是一个石壁环绕的深坑。那是一座带有古典风格的坟墓。随后我听到一声沉重的叹息，仿佛有人正在咽气。一个酷似我妻子的形象从坑中坐了起来，向上飘浮。它身穿一件白色长袍，上面编织着奇怪的黑色符号。我突然间惊醒了，赶紧唤起妻子，那时正好是凌晨三点整。这个诡异的梦让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有人死去了。果不其然，清晨七点钟，噩耗传来，我妻子的堂姐在夜里三点钟去世了。

我时常有所预感，但却很少能够辨别预感中的意象。比如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参加一场花园派对。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竟然发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姐姐。没想到一个死去的朋友也在场。除了他们，其余的人当时都在世。就在此时，我看到一位熟识的女士正陪伴在姐姐身旁。此情此景令我在梦中就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要离开人世了。因为“她的身上已经有了标记”。在梦中，我非常清楚她是谁，我还知道她住在巴塞尔。可是我一醒过来，却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她是谁了，尽管整个梦境依然如此形象生动。我一一回忆所有居住在巴塞尔的朋友，看看有谁会与记忆中的女士相像。没想到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几个星期过后，我听说自己的一位朋友发生意外身亡了。这件事马上令我想起梦境中遇见却无法辨认的女士形象。她的一举一动至今都清晰可见，因为在死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经常找我看病。然而，当我试图回忆梦中人的形象时，这位女病人的肖像却没有出现在巴塞尔熟人的肖像画廊中，虽然按理说，她应该最早出现才对。

因此，我会告诉旁人（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谈论别人）：当你经历过这种体验之后，便会对潜意识的潜力与技艺心生敬佩。但是，我们需要谨慎明断，因为如此的传达也可能带有一种主观的色彩。它们有时与现实相符，有时则不然。然而，我知道，自己在潜意识暗示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才最经得住考验。当然，我并不打算写一本有关潜意识的启示录，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已经了解了一种“神话”，正是它鼓励着我深入了解整个潜意识领域。神话是科学的最初形式。当谈及死后事物的时候，我探讨的都是内在的启示，而且仅仅告诉你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梦和神话。

当然有人从一开始就会辩驳：有关死后生活的神话和梦境，只不过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一种补偿性幻觉，即一切生命都渴望永恒。对此，我能举出的唯一论证便是神话本身。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精神中至少有一部分不受时空法则的支配。对此，著名的J.B.莱茵实验已经提供了科学证明。除了众多的自发性预感，非空间感知以及其他各种事例外（我已经列举了许多关于我自己的例子），J.B.莱茵的实验证实了精神有时会超越因果关系的法则而发生作用。这就说明，我们的时空概念和因果关系概念并不完备，因此还需要增加另一个维度来形成世界的完美图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现象的完整性进行统一的解释。因此，时至今日，理性主义者依然坚称，心理玄学的经验并非真实存在；这一问题将会决定他们的世界观能否成立。如果精神真的超越了时空以及因果关系的法则，那么宇宙的理性主义图像便无法成立，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完整的。这样一来，在现象世界背后，用其他价值来衡量的现实，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世界上的时间、空间，以及因果关系都与世界背后或者下面的另一种事物规律有关，无论“彼此”还是“早晚”都已不再重要。我一直坚信，我们的精神存在，至少有一部分具有时空相对性的特征。我们离有意识的状态越远，离时空的绝对状态越近，时空的相对性也就越大。

除了我自己的梦境，他人的梦有时也会帮我形成、修正并最终确认我对死后生活的看法。我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女学生，她在死前两个月做过一个梦，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她梦到自己进入来世，那里正上着课，一群已故的女友都坐在前排的长凳上。课堂上弥漫着一种有所期待的氛围。她环顾四周，却没有发现讲师。原来，她自己就是讲师，因为人们死后会立刻讲述有关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亡灵对离世不久者的生活经历很感兴趣，就好像现世中与时空中的行为和经历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样。

无论怎样，此梦描述了一类世间难寻的独特听众：这类人对平凡人生的最后心理结果饶有兴趣。就我们的思维方式而言，这只不过是有可能得出的结论而已。然而，如果这类“听众”以一种相对非时间的状态存在着，当“终结”、“事件”和“发展”都成为可疑的概念时，他们最感兴趣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状态中所缺失的东西。

在做这个梦的时候，那位女士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并竭尽全力想要打消关于死亡的任何想法。然而死亡，特别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一种浓厚的兴趣。就像对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他必须回答一样。因此，他应该了解一种关于死亡的神话，因为理性只告诉他，他会坠入漆黑的深坑。然而神话却能为他勾勒出其他的意象，那死者王国里丰富而有益的生活图景。如果他相信神话，并信赖、迎接这些神话，那么他就像不信的人一样，不是正确，就是错误。然而当深陷绝望的人走向虚无，那信赖原型的人则沿着生命的轨迹前行，并生活在死亡中。当然，以上两者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只不过一种人对抗着本能生活，而另一种人则顺应着本能生活。

潜意识中的形象也没有完全地表达出来，需要人参与其中，并与意识相接触，才能获取知识。当我开始研究潜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深深地沉浸在萨洛米和以利亚的形象当中。后来他们的形象渐渐消退了，但是大约过了两年，他们又再次出现。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从言谈到举止这两个形象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就像两年来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其实，最不可思议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必须从头开始，向他们讲述、解释事情的原委。对于这一情况，我当时也震惊不已。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在这两年间，萨洛米和以利亚沉入潜意识当中，隐藏了起来，也就是说进入不受时间影响的状态中。他们不再与本我以及本我变化着的环境相联系，因此对意识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就一无所知了。

很早我便意识到，自己有必要说明潜意识的种种形象，或者是与他混淆的另一组形象，即“逝者的灵魂”。1911年，我与一位友人骑车旅行穿越意大利北部的时候，第一次体验到了这一点。返程途中，我们从帕维亚骑车到马焦雷湖下游的阿罗纳，并在那里过了夜。我们本打算沿湖漫步，穿越提契诺州直奔法伊多，再从那里乘火车到苏黎世。不料在阿罗纳，我做了一个梦，它彻底地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我梦见自己正在参加过去几个世纪的名人亡灵聚会；那感受与我1944年在黑石寺庙经历的“杰出先贤”幻象相似。整个对话都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一位头戴卷长假发的绅士问了我一个晦涩的问题，至于问题的大意，我醒来以后已经记不清了。我能听懂他问了些什么，但是由于拉丁文不够流利，没有回答上来。这种情绪令我感到了极大的耻辱，并最终将我唤醒。

醒来之后，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正在创作的《潜意识心理学》，也为没能回答上来那个问题，深感自卑。于是，我即刻登上了回家的火车，从而继续埋头工作。我不能再浪费三天时间继续骑车旅行了。我必须工作，并寻找答案。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此梦的含义以及我当时的反应。那位头戴假发的绅士类似于先人的灵魂，或死者的灵魂，他向我提出问题，结果却是徒劳一场。问题提得太早，而我的水平有限，给不出答案。但是我隐约感到，如果我潜心著书，应该就能回答那个问题。就像灵魂先祖向我发问，希望了解他们在世时未曾了解的一切，因为答案只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创造出来。倘若问题和答案业已存在，永垂不朽，那么无论在哪个世纪它们都会被发现，而我也不必继续努力了。的确，自然界中似乎存在无限的知识。然而只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才能理解这些知识。设想一下，这一过程就像个体的精神一样：一个人多年来可能对某一事物只是略知皮毛，而然直到特殊时刻，才能清楚地了解掌握。

随后，在我创作《对死者的七次布道词》的时候，死者再次向我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他们自称“从耶路撒冷归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当时，这一问题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根据传统观点，死者应该掌握大量知识才对。人们认为，死者所知晓的事物远超过我们，因为基督教义教导我们在阴间“面对面相见”。然而亡灵“掌握”的显然只是生前之事，至于死后之事，它们却毫不知晓。因此，它们才设法渗透现世生活，以期分享人们的知识。我时常感觉到，那些亡灵就站在我们身后，期待我们给出答案，期待我们对命运的回答。它们似乎依赖于活着的人，等待后者给出答案，也就是说它们依赖于那些生存时间更长，并生活在变化世界中的人。变化的世界不受它们的掌控，在那里能够无所不知，意识到一切，但是它们只能进入生者的精神，进入依赖于肉体的灵魂。因此，生者的思想看来至少在一方面优于死者，即获取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清晰认知能力。依我看来，时空上的三维立体世界就像一个坐标系；现实中分落于横纵坐标的物体，也许像全方位的原始形象，或者像围绕原型的认知迷云一样，出现在不受时空控制的方位。然而为了辨别离散的内容，还是需要一个坐标系。当人人都变得无所不知，或者当意识丧失了主观性，丧失了时空分界时，任何类似的活动都会变得难以想象。认知像繁衍一样，包含着彼此、上下和前后之间的对立。

人类的意识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可变的上限。因此我认为，如果死后依然存在意识，那么它将在人类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上延续下去。许多人终其一生，甚至濒临死亡的边缘，都无法展现自己的潜能，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掌握以意识形态呈现的知识。因此，他们在死后依然想要获取生前未能获取的意识。

通过观察死者的梦境，我得出了以上结论。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拜访一位两周前去世的朋友。生前，他并未接受任何宗教信仰，只持有传统的世界观，并且一直坚持不假思索的态度。他的家坐落在一座类似于巴塞尔附近图灵格山的小山上。旧城堡的围墙环绕着由小教堂和矮小建筑构成的广场。这让我想起了拉伯斯威尔城堡前面的广场。时值秋日，古树的叶子渐渐变成金黄色，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整个景致显得格外美丽。朋友的女儿曾在苏黎世学习心理学，我知道，她正与父亲同坐桌旁，谈论着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朋友听得相当入迷，只是随意向我挥了挥手，仿佛暗示：“请勿打扰。”这种致意也有将我打发走的意思。这个梦以某种令我难以理解的方式告诉我，我死去的朋友需要了解，自己的精神的确存在，而这是他终其一生都没能完成的心愿。

关于灵魂在死后的演化，我还有另一次体验。那时，我妻子刚刚去世一年左右，一天夜里，我突然间从梦中醒来，记起曾与妻子一同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享受了整整一天的时光。当时，她正在那里从事圣杯的研究。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她在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对圣杯的研究。主观性的解释（我的灵魂还未完成我妻子应该从事的工作）毫无趣味；我很清楚，这方面的研究还未结束。然而我想象着妻子在死后继续工作，获得灵魂上的升华。无论我怎样设想，这种想法的确意义非凡，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安慰。

当然这种想法并不准确，还会给人以假象，就像投射到平面上的物体，或者恰恰相反，像是在三维物体内部构建出四维模型一样。这些物体都用三维世界的术语向我们展现自己。数学好不容易才创造了经验主义无法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关系。同样，对于缜密的想象力来说，在经验资料和梦境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原理构建无形事物的形象也十分重要。而构建无形事物形象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必要陈述法”。它在梦的解析里代表“放大”原则，但也可以用简单整数中隐含的观点轻易地加以论述。

数字“一”是个单数。但“一”也代表“统一”，一元，全一性，个性，非二元性。它不是数字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上帝创造的原型和属性，即单子。人类智慧足以作出以上论述；但人们对统一性及其含义的概念又决定着并制约着人类的智慧。换句话说，这些论述是必要的，而不是武断的，因为它们受到了统一性的制约。从理论上看，同样的逻辑推理可以用于下列数字概念，但实际上，由于复杂情况迅速增加，数量过大，难以控制，所以这一过程将会稍纵即逝。

“一”以后的每一个单位都会引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和改动。例如，数字“四”的特征是四次方程能够求解，而五次方程不能求解。因此，对于数字“四”的必要陈述应该是：它，是一个开端，同时也是前一个阶数的结尾。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就会出现一个或多个新的数学特征，因此以上陈述会变得非常复杂，从而无法形成。

自然数的无限序列对应着无限的生物个体，这些序列也由个体组成，甚至前十个个体的特性，便能代表从单子中分离出来的抽象宇宙进化论。然而，数字的特性同时也是物质的特性，因此，某些方程式能够预示物质的行为。

所以我提出，非数学论述同样能够指出无法展现的真实情况。比如那些得到了广泛接受，或因发生频率凸显出来的想象力产物，就如同整整一级的原型主题。我们不能说数学方程中的因数代表了什么样的物质现实，同样，我们最初也不知道神话产物代表着什么样的精神现实。热气湍流运动的方程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能够准确地研究气体问题。同样，我们早就获取了表现潜意识动态过程的神话题材，然而直到最近，这些过程才被赋予了名称。

我认为最强烈的意识，形成了死人获取知识的上限，正因为如此，尘世生活才显得意义非凡，人在濒临死亡之际所“带走”的事物才显得如此重要。只有在对立物相互冲突的尘世生活中，总的意识水平才得以提高。如此看来，没有“神话解释”，人类便无法完成以上的超自然任务。神话是潜意识认知与意识认知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阶段。潜意识了解的事物确实要比意识多；但这却是一种在永恒之中的特殊知识，一般不涉及此时此地，无法用理智的语言表达。我们只有详尽地叙述，就像上面有关数字的例子，此类知识才能为我们所理解；我们才能觉察到一个新的方面。这一过程重复出现在每个成功的梦的解析中，非常具有说服力。因此，对梦的陈述不存偏见，灵活接受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我们想进行某种“单调的解释”，我们的方法已经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了。

虽然我们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死后灵魂继续存在，但是，各种体验却使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我把它们当作暗示，而不擅自将各种顿悟的意义归于它们。

一天晚上，我躺着睡不着觉，总是想起一位突然去世的朋友，前一天才刚刚举行了他的葬礼。我对这件事情深深关切。突然间，我感觉他就在这屋子里，站在床头，要我随他同去。我没觉得这是个幽灵，反而像是他有形的内在形象。我把它解释为幻觉。但是我又必须坦率地问自己：“我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就是幻觉吗？”假设它不是幻觉，假设我的朋友真的就在这里，而我却断言它就是一个幻觉——这样做难道不令人厌恶？而且我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幽灵。接着我又告诉自己：“既然我怎么都找不到证据，不如为了试验的目的，将他当成现实存在的人，也算解决了我的困惑。”正当我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门口，示意我跟在他后面。这样一来，我就要同他一起玩了！说实话，我从来没指望会这么做。所以，我必须重申一下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我才能在想象中随他而去。

他将我带出房间，穿过花园，来到街上，最后到达他的家（实际上他家离我家只有几百码远）我走进门，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书房。书架第二层摆放着五本带有红色封套的书，他爬上板凳，将第二本指给我看。然而就在此时，幻象中断了。我并不熟悉他的书房，也不知道他都有些什么书。当然，我也根本弄不清那些书的标题。

这一体验对我来说十分奇特，因此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拜访他的妻子，看看能否在他的书房里寻找一些东西。果然不出所料，书架下面的确放着幻象中见到的板凳，而且我远远地就望见了那五本带有红色封套的书。我踏上板凳，以便看清楚书的标题。在第二卷的标题赫然写着“死者的遗产”。我对内容不太感兴趣，要是与我的体验联系起来，只有标题意义重大。

对我来说同样意义非凡的梦之体验，发生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我在提契诺居住的时候，传来了她的死讯。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令我震惊不已。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身处茂密阴郁的森林中，奇形怪状、硕大无比的鹅卵石散落在原始丛林般的巨树之间。那是一片豪放原始的景象。突然，我听到一阵刺耳的口哨声，仿佛响彻整个宇宙。我的双腿开始颤抖。没过一会儿，灌木丛中传出了碎裂的声响，一头巨大的狼狗张着血盆大口，向前方咆哮而去。面对此情此景，我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它从我旁边蹿去竟使我恍然大悟：是荒野猎人命令它夺取某个人的灵魂。我在惊慌失措中醒了过来，而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母亲的死讯。

以前，令我如此震惊的梦境很少出现，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魔鬼要将母亲带走。而此梦的确切含义是荒野猎人，或者戴绿帽的人在那天夜里带着狼狗外出打猎——此时正值一月份的焚风季节。想必是沃旦，我们日耳曼民族的祖先，将母亲带离人间并令她与祖先相会——说不好听的就是返回到了“野蛮部落”，说好听点儿就是来到了“受赐福的子民”当中。基督教传教士曾把沃旦变成过魔鬼。正如罗马人所理解的那样，沃旦本身就是一位重要的神明——众神的使者，也是一个自然的灵魂，以圣杯传说中梅林的形象显现，又成为炼金术士所探求的秘药。如此说来，那梦便意味着我母亲的灵魂进入超越基督教道德领域广阔本我天地，进入自然与灵魂合而为一整体之中。在这里，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已解决。

我立刻乘坐夜车回家处理后事，途中心情万分悲痛，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却并未感到悲伤，说起来原因非常奇特：一路上，我不断听到舞曲和欢闹声，好像有人正在举办一场婚礼。这与梦境中惊恐的印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时此刻洋溢着欢快的舞曲与欢乐的笑声，使我难以全然沉湎于自己的悲痛中。每当悲伤的情绪即将把我淹没，我却发现自己再次沉浸在欢乐的曲调当中。一方面我感到温暖快乐，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恐惧与悲伤。我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中徘徊。

如果我们假设，这一刻死亡通过自我的角度来展现，而下一刻却以精神的角度来表现，那么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便得以解释。若以自我的角度表现死亡，那么死亡通常留给我们的形象便是一场灭顶之灾，就像邪恶无情的力量结束人类的生命一样。

因此，死亡的确残忍可怕，这一点无须掩饰。它的残忍不仅仅体现在死亡这个具体事件本身，而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我们身边被夺走了，留下的是死亡冷冰冰的沉寂。对于任何关系的渴望都不复存在，因为所有的桥梁在一击之下全部粉碎。那些本应颐养天年的生命却在风华正茂之时凋谢了，而碌碌无为之人却得以长命百岁。这就是我们无权逃避的残酷现实。死亡残酷无常的真实体验令我们饱受痛苦，从而使我们得出结论：世上没有慈爱的上帝，没有正义与善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死亡似乎又是件快乐的事。从永生的角度来看，死亡是一场婚礼，是一种神秘的结合。灵魂获得了遗失的另一半，从而达到完整的状态。在雕刻精美的希腊石棺上，欢快的元素通过舞女来表现，而在伊特鲁利亚的坟墓上，欢快的元素则通过宴会来表现。虔诚的秘法法师西蒙·本·约斋临终时，他的朋友说他正在庆祝自己的婚礼。时至今日，许多地区仍然保有在万灵节举办墓地野餐的习俗。这种习俗表达了“死亡确为节庆”的感情。

1922年9月，也就是我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我做了一个预示着她即将离去的梦。此梦还涉及我的父亲，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从我父亲1896年去世起，我就没有再梦到过他。如今，他再次出现在我的梦中，好像结束了一场长途旅行，重返故乡一样。他看起来容光焕发，并显现出父亲的威严。我随他走进书房，一想到能够了解他的近况，便心满意足。我还满怀期待地想向他介绍我的妻儿，带他参观我的家，向他汇报我的境遇和变化。还想跟他聊聊我近期出版的心理学作品。但是很快我便发现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因为父亲仿佛心事重重。显然，他想从我这里获取点什么。由于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不再谈论自己关切的话题。

后来，父亲对我说：“你毕竟是个心理医生，我想问问你婚姻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我本想就婚姻的复杂性长篇大论一番，没想到就在此刻，我醒了过来。我无法确切地理解梦境的含义，因为我从没想过，它可能预示着母亲的死亡。直到1923年1月母亲突然离世时，我才明白过来。

事实上，我父母的婚姻并不美满，而是充斥着摩擦、艰难时刻以及对耐心的考验。他们双方都犯过许多夫妻常犯的错误。我的梦是对母亲死亡的一种预示，因为父亲时隔二十六年后，再次出现在梦中，希望从心理医生那里获取婚姻问题的最新信息与洞见，这意味着不久之后，父亲便会继续这种婚姻关系。显然，由于父亲处在不受时间控制的状态中，他的理解能力并未得到提高，因此他便会诉求某个在世的人，后者因变化的时代而获益，因此对整个事件会有新的理解。

这便是梦所传达的信息。毫无疑问，通过深入探究梦的主观意义，我能理解的还会更多——但是为何偏偏在母亲去世之前，我做了这个梦，而我又没有预见呢？此梦显然意指我的父亲，随着年龄不断增大，我对父亲的同情也与日俱增。

作为时空相对性的结果，潜意识比有意识的思想拥有更好的信息来源。因此，死后的神话生活便有赖于梦境的微小启发以及来自潜意识的自发启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不能将知识的价值归功于这些梦境，更不用说证据的价值了。然而梦境却能够为神话阐述提供合适的依据，并为不断探索的智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素材。如果切断了神话想象这一媒介世界，那么思想便会沦为教条的僵化之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与神话起源接触过多，对于意志薄弱、摇摆不定的思想而言也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们会把模糊的暗示误认为内容充实的知识，把纯粹的幻想误认为事实。

轮回的观念和形象塑造了一个有关来世的广为流传的神话。在一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历史远远悠久于我们的古老国度里——我指的当然是印度——生死轮回的观念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笃信上帝创造世界，而世界存在精神领袖一样。有文化的印度人知道我们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这对他们来说却没什么大不了的。东方的灵魂认为，生死轮回是一种无限延续的过程，就像一个漫无目的车轮，滚滚向前，永不止息。人类生存并获取知识，经历死亡并重头来过。只有佛教才存在目的性的观念，即战胜尘世的存在。

西方世界对神话的需求要通过有起始、有目标的宇宙进化论来满足。西方人反对有始有终的宇宙进化论，就像他们无法接受静态的、独立的、永恒循环的观念一样。相反，东方人看起来却能与这一观念相妥协。当然，人类对于世界的性质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就像当代天文学家们对此问题意见不一一样。对于西方人而言，纯粹的静态宇宙毫无意义，难以忍受。他还必须假设宇宙具有意义。而东方人便不必这样做；因为其自身就是宇宙意义的最好诠释。西方人认为有必要完善世界的意义，而东方人则力求在人身上完善这一意义，即佛学的万事皆空，无欲无求的观点。

我想说，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西方人大都比较外向，而东方人则偏于内向。西方人突出事物的意义，认为意义存在于客体之中；而东方人在其自身中便感知到了意义的存在。但是意义却是既内在又外在的。

再生的观点与因果报应密不可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因果报应是否具有人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类出生时预先注定的命运便展现了前几世的成就，而人格的延续也因此存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非人格的因果报应便是具体化的，而不是任何一种人格的延续。

佛的弟子曾两度问他，人的因果报应是否具有人格。佛每次都避而不答，毫不在意；他说，就算知道了答案，也无法将自己从存在的虚幻中解脱出来。佛认为思考人生轮回，即出生、成年、老年、死亡以及苦难的原因与作用，对其弟子更有意义。

我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因果报应是不是前几世的结果，或者是不是我业已继承的祖先的成就。我是祖先生命的结合吗？我是否重现了他们的生命？我是否以特定的人格生活过？我在前世是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因而今日能够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佛将问题留给了我们，我猜他自己也不清楚答案。

我可以想象得出，自己曾在前几世生活过，在那里，我遇到了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我必须重生，以完成交给我的任务。当我与世长辞之时，我的作为也将随我而去。我将带走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此同时，要保证自己在生命的尽头并非两手空空，也是非常重要的。佛看来也考虑过这一点，因为他劝诫弟子，切勿为无用的冥想枉费时光。

我存在的意义在于生命已经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相反，我本人就是向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因此，我必须传递自己的答案，否则，我就要依赖于世人的答案。这是一个超个人的生命任务，我只有排除万难，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也许这也是困扰着我祖祖辈辈的问题。我对《浮士德》结尾没有给出答案一事印象深刻，难道是因为上述原因？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尼采，他也没能给出答案：使基督徒困惑的，是狂欢作乐般的生活，还是日耳曼法兰克祖先焦躁的精神？

我感觉祖先生活所产生的结果，或者前人生活中的因果报应，大概也是一种客观原型，它现在紧紧地追随着每一个人，对我尤其穷追不舍——比如神的三位一体在几个世纪中的发展，以及它与女性原理的碰撞，或者面对诺斯替教派邪恶的起源，也就是基督教中上帝不完整的形象，原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我还想到过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因某一个体的成就，世界提出一个他必须回答的问题。比如，我提问与解答的方式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我因果报应的对象——或者是我自己——必须重生，以便给出一个更加完整的答案。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世界不再需要这样的答案，我便不会重生，便能够尽享几百年的平和安宁，直到有朝一日，又需要某个人对这些问题萌生兴趣，并能重新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我想象，接下来便是一段休养生息的时期，直到我毕生的工作需要重新接续为止。

因果报应、灵魂转世与个人重生，对我来说都是模糊的概念。我以一种自由开放的心境认真倾听了印度教关于重生的教义，回顾了我在世界所经历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可信的符号，以何种方式指向重生。当然，我认为西方相对众多的见证并不能令我信仰重生。因为信仰只向我证明现象而非内容。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揭示了它，我才能接受它。直到几年前，我都没有在这方面发现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虽然我一直密切观察着这些迹象。然而最近，我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系列的梦境，它们似乎能够在我一位离世的朋友身上描述出轮回的过程。但是，在其他人那里我却没有遇到过此类梦境，因此便没有了可以进行比较的依据。由于上述观察具有独一无二的主观性，我只想提及它的确存在，而不想作深入的解释。然而我必须承认，在这次经验之后，虽然还无法表达一种确切的见解，但我对轮回的看法却发生了某种改变。

假设生命在“那里”继续存在，那么除了精神的存在之外，我们无法设想任何其他的存在形式；因为精神生活不需要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精神存在，特别是我们在此关注的内在形象，为死后生活中的全部神话幻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把死后生活想象成一种形象世界。那么精神便会存在于来世，或者死者的王国。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来世生活似乎是暮年精神生活的逻辑延续。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沉思与感悟的不断加深，内在形象在人的生活中自然而然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老年人要做异梦”，当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僵化——妙药太迟，病入膏肓。到了暮年，人开始让记忆展现在思想面前，开始不断沉思，开始在过往的内外在形象中辨认自己。这就像为来世的存在作好了准备，就像柏拉图哲学是为死亡准备的一样。

内在形象使我完全迷失在个人的追忆当中。许多长者都过度沉浸于回顾往事，被这些记忆牢牢困住。

第十二章　后期思想

我认为，自己的任何一部传记都应该有如下反思。的确，人们可能感觉，这些反思具有高度的理论性。然而制造“理论”，就如吃喝一样，既是我的一部分，也是我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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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它的教义体系，它预示着神性的质变，以及“另一面”的历史变化过程。它以天堂的纷争，这一新神话的形式预示未来，并在创世的神话中作出了最初的暗示。在那里，造物主的敌人出现了。它外形似蛇，承诺增加有意识的知识（有好也有坏），来诱使人类违抗。第二个暗示是堕落的天使，是潜意识内容对人类世界的最早侵犯。天使是奇怪的物种：他们只能是天使，而不能成为别的东西。天使本身没有灵魂，只代表主耶稣的思想和直觉。因此，堕落的天使都是“坏”天使。《以诺书》中写道，“坏”天使身上产生了著名的“膨胀”效应，即与人通婚生出巨人种族，后者最终威胁要毁灭人类。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自大狂和独裁者那里观察到这种现象。

然而，在神话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阶段中，上帝以人的形象显现，体现了《旧约》中圣婚的观点及其完美的结局。早在基督教形成初期，道成肉身的观念就被精练为“基督与我们同在”的直觉。这样一来，整个潜意识渗透进了内心体验的精神层面，使人感触到进入他真实形体的一切。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造物主而言，这都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在那些摆脱了黑暗的人眼中，造物主已经褪去了黑暗的本质，变得尽善尽美了。

在接下来一千年的时间里，上述神话始终举足轻重，无懈可击。直到11世纪，才出现了意识进一步变化的最初迹象。从那时起，动荡与怀疑的征兆不断增多，直到20世纪末，世界性的大灾难才初现端倪。而最初的形式便是对意识的威胁。这一威胁存在于“巨大症”当中——换句话说就是意识的狂妄自大——也存在于“人类及人类行为最伟大”的断言当中。基督教神话的超然存在，即永生，消失了，“人在来世才能获得完整”的观点也随之消失了。

伴随光明而来的阴影，是造物主的另一面。这种观点在12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基督教的世界目前确实面临着邪恶的挑战，他们遇到了赤裸裸的不公、独裁、谎言、奴役及良心的压制。以上赤裸裸的恶性本应永远在俄罗斯民族身上显现，但它却在德国第一次狂暴地爆发了。肆虐的恶行足以表明20世纪人类对基督教的践踏程度。因此，人类无法通过自我克制来减少恶，也难以通过遁词将恶驱逐世界。恶，已成为既定事实。既然它存在，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驾驭它。但是，如何与恶共存，同时又避免可怕的后果？我们目前还没想到什么办法。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转变思想，重新确定方向。一旦触碰了恶，那么就产生了屈服于恶的巨大危险。因此，我们绝不能再向任何事物屈服，就连善也是如此。一旦我们屈服于善，善也会失去其道德属性。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善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向善屈服可能会招致麻烦。任何形式的“瘾”，都是败坏的，无论它是酗酒、吸毒，还是盲目崇拜理想主义。我们必须警惕，切勿认为善恶就是绝对的对立。人们简单地认为，善拥有绝对的、命令式的力量，而所谓的恶就应当坚决加以避免。然而在上述观点中，伦理行为的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了。认识到恶的现实性，也就必然使恶具有了相对性，同样，恶也会把二者变成一个矛盾整体的两个方面。

实际上，这意味着善与恶不再如此分明。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善恶都代表了一种判断。既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就无法断言自己的判断永远正确。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就会判断失误。只有当我们不确定道德的评价标准时，伦理问题才受到这一原则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需作出种种伦理决定。“善”“恶”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归为一类，毫无差别。道德判断永远存在，并一直伴随着典型的心理后果。我曾多次提到，我们过去犯过的错，以及将来要犯的错定会向我们的灵魂复仇。唯有判断的内容才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道德评判标准总是建立在确凿的道德准则之上，而道德准则却总是装作已经精准地了解了何为善，何为恶。但是，我们一旦发现道德准则的基础是那么飘忽不定，伦理判断就会变成一种主观性与创造性的行为。只有上帝应允，我们才能说服自己，相信道德准则基础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在潜意识方面，必须具有一种自发的和决定性的冲动。伦理本身，即善恶之间的抉择，并不受上述冲动的影响，因此作出决定对我们来说更加困难。我们必须经受伦理抉择的折磨。尽管看起来苛刻，但我们，应道德选择的需要，仍有自由去做众所周知的恶事，而非道义上的善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屈从善恶中的任何一方。印度哲学中“非此亦非彼”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可以毋庸置疑地背弃道德准则，而伦理选择的权利则留给了个人。这种选择本身，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在前心理学时代，人们同样面临着如此困难的选择，并将其归为“职责冲突”的范围。

然而通常来说，个体全然处于潜意识状态，以至于根本忽略了自己作出抉择的潜能。相反，他却不断地、焦急地左顾右盼，寻求外在的规则来解答困惑。除了一般性的人类缺陷，教育最应该为上述行为负责。因为后者总是传授过时的、一般性的知识，而对于个人经验的奥秘却只字不提。因此，虽然教育竭力传授理想主义信念或行为；人们却深知自己永远达不到期望；即便官员们反复灌输这些理想，他们心里却非常清楚自己从未达到、也永远达不到这些高标准。更可怕的是，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教育的价值。

因此，一个人要想了解我们今天提到的“恶”，他首先就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完整的自己。他必须冷静客观地评价自己，知道自己能行多大的善事，能犯多大的罪过。还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认为一者为真实，另一者为虚幻。善恶都是他的本性，必定会在他的身上显现。如果他不想自欺欺人地生活，就必须认清这一点。

尽管今天有许多人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作好准备，在善恶共存的层面上生活。这种自知之明举足轻重，因为通过它，我们能够接近人类本性（其中包含本能）的核心。这些就是最终支配我们作出潜意识伦理抉择的先天动态因素。由于潜意识及其内容正是人类本性的核心，因此我们无法作出任何终极判断。我们对他的认识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无法在认知的层次理解它的本质，给它合理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科学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而科学则扩大了我们的意识范围；因此，深入的自我了解也需要科学，这种科学就是心理学。毕竟，没有光学知识作为基础，谁也不可能光凭善意、动动手腕就能制造出一架望远镜或者显微镜。

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心理学，正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在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现象面前，我们显得迷惑不解、束手无策。因为我们对人性一无所知，至少，只有片面与歪曲的印象。倘若我们有自知之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可怕的“恶”就在眼前，又怎么能与它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呢？即使我们知道“恶”的存在，却仍然无法理解“它怎么会发生在这儿”。一个天真的政治家上台后骄傲地宣称自己“不想作恶”。这很对：我们并不想作恶，但恶却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有人选择逃避，而有人则与恶同流合污。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心理状况：有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想象着，单凭意念就能将所谓的“恶”踩在脚下；另一些人则屈服于“恶”，而再也看不到善了。在今天，“恶”已经变成一种有形的强大力量。一半人依靠由人类推理产生的教义壮实起来，而另一半人却因缺乏与现实相当的神话羸弱下去。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令人遗憾的道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基督教停滞不前，忽略了其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在神话观点黑暗而动荡的发展历程中，有些人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却拒绝倾听他人的见解；因此人们一直把乔万尼·弗洛尔、梅斯特·埃克哈特、雅各布·伯梅等人当作蒙昧主义者。而教皇庇乌斯十二世和他的教义则成了最后的一线希望。但当我提起此事时，人们居然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他们恐怕还没认识到：神话如果得不到传承与发展，那么它便会消亡。

我们的神话已经默不作声，不再回答了。正如《圣经》中所写，这并不是神话的错，而是我们的错。我们不但没有进一步彰显它，反而想方设法压制它。神话的雏形有着许多可供研究的出发点，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基督曾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人为何要像蛇一样狡猾呢？而蛇的狡猾与鸽子的天真又有什么联系呢？基督又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而谁又会思考，现实中的小孩子是什么样呢？主耶稣是根据什么道德判定，骑驴荣进耶路撒冷就是正当的呢？而不久之后，他为什么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并且诅咒无花果树呢？不义管家的比喻想要说明什么道理呢？而类似《耶稣语录》的箴言“如果你明了自己的所为，你就有福了，如果你不明了，你这逾越律法之人就受到诅咒”，有何寓意？它对我们自己的困境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呢？最后，保罗忏悔道“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作”，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不会再讨论《启示录》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预言了，因为没人相信它们，而且整个主题都让人感到尴尬。

对于诺斯替教徒曾经提过的“邪恶从何而来”的问题，基督教世界一直没有给出答案。奥利金言辞谨慎地暗示魔鬼也可能赎罪，不料却被称作异端邪说。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但我们却束手无策，困惑迷茫，甚至不曾想过，尽管我们急需神话，但任何神话都帮不上忙。由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以及可怕的乃至恶魔般的科学成果，我们已经被隐秘的恐惧和黑暗的预言震慑住了；但是我们又无处可逃，而且确实只有极少数人得出结论：这是遗忘已久的人类灵魂的问题。

“圣灵”在使徒身上不断显现，很可能标志着神话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众使徒得以成为上帝之子，而通过使徒并在其后接受上帝召唤的，也成了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确定自己不是地球上自生的动物，而是扎根神性，获得重生的人。他们赋有形体的生命在这地球上，而内在的、无形的生命终将归于完整性的最初意象，归于永恒天父的怀抱。一切就像基督教救赎神话中描述的一样。

造物主是完整的，因此，他的儿子和造物也应该是完整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夺走神的完整性。但是鲜有人知，神的完整性崩裂开来，出现了光明与黑暗的王国。即便在耶稣出现之前，人们就已预见了上述结果，尤其体现在约伯的经历中，以及广为传颂的《以诺书》（属于前基督教时代）中。基督教出现后，这种超自然的分裂显然得到了延续：撒旦在《旧约》里还属于耶和华神亲密的随从，现在却永远与神的世界截然对立。撒旦的邪恶无法根除。因此，11世纪初魔鬼创世说兴起时，人们并不感到惊奇。堕落的天使传授给人类危险的科学艺术知识，这一点已经在天使堕落的神话中解释清楚了。而此后，魔鬼创世的论调在基督教漫长历史的后半期又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古老故事的讲述者对广岛有何感想呢？

天才的雅各布·伯梅认识上帝的形象有自相矛盾的一面，从而为基督教神话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伯梅描绘的曼陀罗象征代表了分裂的上帝，因为内圈分成了两个背对着的半圆。

既然基督教认为，上帝完整地出现在圣父、圣子与圣灵身上，那么也应该出现在圣灵浇灌的每一块土地上，因此人人都能分享上帝及其子嗣的完整性。上帝形象的复杂对立性也随之进入人子之中，所谓复杂对立，指的并不是统一性，而是矛盾的冲突。所以，上帝形象中黑暗的一面就与普遍认为的“光明”一面截然对立起来。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矛盾对立的过程，然而本该理解此事的官方人文教师却几乎一无所知。的确，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时代的重要转折点，但却想象着伟大的变革只与核裂变、核聚变，或者宇宙火箭有关。人类心灵深处发生的一切却常常受到忽视。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只要上帝的形象能够展现心理学基础，只要上帝形象中深刻的二分性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进入世界政坛，那么补偿便会以统一的圆形象征形式出现，展现精神中对立双方的结合。我想提一下世界范围内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流言（最早始于1945年）。它不是基于幻觉，就是基于真实的现象。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故事中，通常会讲到宇宙飞船，它们有的来自外星球，有的甚至来自四维空间。

二十多年前，也就是1918年，我在调查集体潜意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形状相似、明显具有普遍性的象征符号——曼陀罗符号。为了证明这一发现，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进一步收集资料，然后才首次宣布出来。曼陀罗是一种原型意象，时代见证了它的出现过程。这种圆环意象代表了本我的完整性以及精神基础的完整性。如果用神话术语来表达，就是神性在人身上显现。与伯梅提出的曼陀罗不同，现代曼陀罗所追求的是一种统一性。它是对精神分裂的一种补偿，或预示着精神分裂能够被克服。由于整个过程发生在集体潜意识当中，曼陀罗本身也因此随处显现。世界范围内有关不明飞行物的传言就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它们是一种普世存在的精神性格的症状。

分析疗法只要使“阴影”产生意识，就会引起分裂并使对立双方处于紧张状态，而对立双方反过来会在统一性中寻求补偿。这种调整是通过象征符号而实现的。不论我们认真对待对立双方，还是对立双方认真对待我们，对立双方的矛盾都会使我们的精神濒临崩溃边缘。“没有第三种曼陀罗”的逻辑印证了其自身的价值，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解决方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解决方法便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只有此时，它才具有说服力。人们才会感到“天恩降临”。既然解决方法从对立双方的冲突与对抗中产生，那么，它便成为意识与潜意识因素深不可测的结合。因此，解决方法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一枚裂开两半却又能严丝合缝拼接在一起的硬币。它代表了意识与潜意识联合协作的结果，并以曼陀罗的形式获得了与上帝相似的形象；曼陀罗大概是表述完整性概念的最简单模式，它在人类思想中自发产生，代表了矛盾对立双方的斗争与妥协。对立双方的冲突最初只是纯粹的个人本性，而后来人们很快洞察到，主观冲突只是对立双方普遍冲突中的个例。我们的精神结构是依据宇宙的结构建立起来的，而宏观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发生在极其微小与最为主观的精神范围内。正因为如此，上帝的形象总是投射出其强大对立物的内心体验。内心体验在具体事物中形成最初动力，此后便一直保持着神圣的意义，或者是具有压倒性力量的神秘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想象力便从具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试图勾勒表象背后无形物质的形象。在这里，我想到了曼陀罗最基本的形式：圆形，以及此圆最基本的（最具精神性的）等分法：四等分，或者二等分。

内心体验既能帮助人类，也能毁灭人类。人无法掌握、理解、统治它们；也无法摆脱或逃离它们，因而在人类看来，它们有着难以抗拒的力量。认识到内心体验并非来自意识人格，人类便将它们称为神力、魔鬼或上帝。而科学则用了“潜意识”这个术语，相当于承认自己对内心体验一无所知。这是因为科学毫不了解精神实质，而认识事物的唯一途径又恰恰是精神。所以，我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确定神力、魔鬼或上帝这类术语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可以确认，那种存在于精神之外，又与客观体验相关的奇异感，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自己将会经历某些陌生的东西，就像知道自己不会“制造”梦境或创造灵感，是它们自然而然到来的一样。以上述方式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可以说源自神力、魔鬼、上帝或是潜意识。前面的三个术语包含着并唤起了神秘性的情感特质，在这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而最后一个术语——潜意识——却很平凡，因此也更接近现实。潜意识包含了经验领域，也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平凡现实。然而这个用语太过中性与理性，因此无法在更大程度上推动想象力的发展。毕竟，“潜意识”这个词，已经打上了为科学服务的烙印，比起饱受争议进而滋生狂热的先验观念，潜意识更适合平和客观的观察。

因此，我更倾向于“潜意识”这个术语，即便知道自己同样可以用“上帝”或“魔鬼”等词来表达思想。当我真正使用这些神话语言时，才意识到它们只不过是潜意识的同义词罢了。也就是说，我们对“神力”“魔鬼”“上帝”和“潜意识”这四个术语的了解都差不多。人们只相信自己会更了解前三者，而为了某些目的，信仰远比科学概念更有益、更有效。“魔鬼”和“上帝”两个概念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可以使对立物更加客观，也就是说将对立物人格化了。二者的情感特质赋予了它们生命与有效性。爱与恨、惧怕与敬畏登上了对抗的舞台，开始上演一出戏剧。原本用来“展示”的东西却变成了“表演”。完整的人受到了挑战，并与自己的全部真相展开斗争。只有此时，人才变得完整，“上帝才能诞生”，也就是说，上帝以“人”的形象进入人类现实，并与之发生联系。通过内在的“道成肉身”的方式，“上帝”取代了人的自我，却变成了外在的人；这一点，与耶稣的说法相一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在这一点上，神话术语的缺点完全暴露了出来。在基督教中，上帝通常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仁慈怜爱的天父形象，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如果这样的上帝想变成人，他就需要不可思议地放空自己，以便缩小到人类的极微尺寸中。即便是现在，我们仍然难以理解，为何人的框架没有被道成肉身的神撑裂。因此，神学思想家感觉有必要赋予耶稣超越常人的才能。而最重要的是，由于耶稣没有受到原罪的玷污，他至少应该是个神话人物，或者半神。在基督教中，上帝的形象若要化成经验主义的人，就必然会引发矛盾。

神话最终必须严肃对待一神论并抛弃二神论。虽然官方对二神论大加批判，它却仍然延续至今，并使永世黑暗的敌对势力，与全能的上帝一起登上了宝座。在神话体系中，必须使尼古拉斯库萨提出的哲学对立复合体以及雅各布·伯梅提出的道德矛盾心理占有一席之地；只有这样做，“唯一的上帝”才能获得他本该拥有的对立双方的完整性与综合性。事实上，象征符号依其特有的性质，能够将对立双方结合起来，使其不再产生分歧或发生冲突，而是相互补充、赋予生命以意义。以上情形一旦发生，自然之神或造物之神形象中的矛盾性就容易理解了。反过来，人们可以将“上帝必须道成肉身”这一神话（基督教的本质）理解为人类以创造性的方式面对对立双方，以及对立双方在完整人格里的综合性。造物之神形象中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可以作为炼丹术士的“对立面统一”和“神秘的结合”，在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得到调解。在自我的经验里，得到调解的不再是“上帝”和“人”这样的对立面，而是上帝形象中的对立面。这便是神圣宗教仪式的含义，通过这种仪式，人可以献祭给上帝，光明能够从黑暗中显现，造物者意识到自己的创造，而人则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这便是目标。它可以使人有意义地进行创造，同时又赋予创造以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目标变成了一种在我生命中慢慢形成的解释性神话。这是一个值得我承认与尊重的目标，因而令我相当满意。

人类因为有了思考的能力，才得以从动物世界脱颖而出；人类通过思考证明了大自然高度重视意识的发展。通过意识，通过承认世界的存在进而证实造物者的存在，人类拥有了大自然。正是因为产生了有意识的思考，世界才会充满各种现象。如果造物者意识到了自己，他就不需要有意识的造物，不需要有目的产物，即极为间接的创造方法了。通过间接的创造，无数物种与生物历经了数百万年才得以发展起来。自然历史告诉我们，各个物种在亿万年毁灭与自我毁灭的时间里，经历了偶然而随机的转化。人类的生物史与政治史阐述的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只不过表现得更为微妙罢了。但是在思想史方面，情况却大有不同。在这方面，思考着的意识的奇迹介入了第二种宇宙进化论。意识举足轻重，因此人们不禁怀疑，意义的要素掩藏在所有怪异而毫无意义的生物混沌体中；而在拥有不同智力的热血动物身上，人们开始了证明意识的征途——意识似乎是在偶然间、不经意间、毫无预示地被发现了，但又由于某种黑暗的冲动被感知到、摸索到了。

我没有想象过，在自己思考人类及其神话的意义时，已经道出了最后的真理；但是我想，这就是在我们双鱼座永世结束时所能说的话，也许还必须从水瓶座的永世进行思考，这是紧邻双鱼而具有人形的星座。这是由两条头尾相接的鱼所组成的对立统一体。水瓶座似乎代表着自我。他以威严的姿态把瓶中之物倒入南鱼口中，而南鱼座象征着小孩子，是一种仍无意识的内容。在意识的内容中，潜意识的内容将会出现，经过两千多年的又一个永世，一种由摩羯座符号彰显特征的未来将会产生：这是摩羯星，即羊鱼座的畸形变体，它象征着山脉和深海，是一同生长的不同动物成分构成的两极。这奇怪的物种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造物主的原始形象，以对抗人类（希腊语称之为Anthropors）。面对上述问题，我只能保持沉默，因为我能够应用一些经验性的数据，它们指的是我其他朋友的潜意识产物或历史文献。洞见如果不是自发产生的，那么即便苦思冥想也只会毫无意义。只有当我们拥有了类似于水瓶座时期的客观资料，这种苦思冥想才具有意义。

我们不知道，走向意识的过程还有多远，或者它会指向何方。在创世的故事里它是一种新的成分，没有类似物可供参考，因此我们并不了解其中蕴含了何种潜力，也不知道人类的发展前景。人类的命运是否也会像其他繁盛一时但却灭绝的物种一样？对此，生物学拿不出任何理由，证明这种现象不会发生。

当我们构想出一种世界观，足以证明人在宇宙存在的意义时，运用神话表述的愿望便得到了满足。因为这种世界观来自我们心灵的完整性，来自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合作。无意义性抑制了人生的完整性，因此与疾病无异。人生的意义可以使许多事物甚至一切事物达到永恒。科学永远无法取代神话，而神话也不能从任何形式的科学中产生。原因并不在于“上帝”是一种神话，而是在于上帝揭示了人类神圣的生命。神话不是由我们发现，而是借“上帝的话”向我们讲述。“上帝的话”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却无法分辨它是否与上帝相同，或者到底有多大的不同。“上帝的话”应该为人所知，有人情味儿。除非它自发地面对我们，并使我们肩负种种义务。它并不受我们意志的武断行为的影响。我们无法解释灵感，主要觉得它不是我们自己推理的结果，而来自其他地方。如果我们恰巧做了一个具有预见性的梦，我们怎能将它归之自己的力量呢？说到底，我们经常一无所知，直到一段时间过后，才知道这个梦代表着一种预见性，或预料到在遥远处发生的事。

“上帝的话”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忍受着它，因为我们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上帝是一个对立复合体，所以它最充分的意义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真假、善恶都有同样的可能性。神话是会模棱两可的，就像德尔菲的预言或者梦境一样。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批判理性；但同样，我们必须抱有希望，相信本能可以帮上我们的忙——这种情况说明，上帝正在帮助我们反对他自己，就像约伯很久以前认识到的一样。能够通过万物表达出来的“另一意志”产生自人类，包括人类的思想、语言、形象甚至他的局限性。因此，当他开始以笨拙的心理学词汇思考的时候，就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万物之本，断定万物皆来自他的意志以及他本身。他像孩童一般幼稚，装作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及内在属性。然而，由于他意识薄弱，又对潜意识产生恐惧，他受到了致命的妨碍。因此，他根本无法区分推理得来的结论以及从另一个源头自发产生的结论。他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又不能将自己认定为一种现象。他于存在中发现了这种现象，而且无论如何，他都等同于这种现象。最初，一切都强加到他身上，发生在他身上，他竭尽全力，最后才成功地征服并守住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

只有当他找到通往自由之路的时候，他才能认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开始便赋予他、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的、本能的基础。这种开始决然不只是他的过去；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基础与他共存，并与周遭的物质世界一样，对他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这些事实以压倒性的力量从内而外向他发起攻击。他将它们归之于神圣的观点，借助神话来描述它们的作用，并将这一神话解释成“上帝的话”，也就是来自“另一边”的神秘灵感与启示。

2

要想增强人所重视的个性化感觉，再没有比个人发誓保守秘密的方式更好了。社会结构从一开始，便显露了对神秘组织的渴望。当有依据的秘密还未真正存在的时候，秘密的宗教仪式便创造出来，只允许那些有特权的创始人参加。“玫瑰十字会”以及其他许多社团的形式都是如此。最讽刺的是，在这些假冒的秘密中，存在着这些创始人完全不了解的真正的秘密，比如说，那些主要从炼丹术传统中借鉴“秘密”的社团就是如此。

从原始的层面而言，招摇浮夸的秘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共享的秘密起着凝聚整个部落的作用。在部落中，秘密在补偿个体性格的凝聚力方面，起到了不小的帮助，这种个性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一起，不断重新陷入原始的潜意识同一性里。个体意识到了自己独特的本性。因此，这一目标的实现变成了一种漫长而毫无希望的教育过程。因为即便个体加入某些神秘组织使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但从根本上，他们也要遵守群体的同一性法则，虽然从他们的角度而言，群体的社会性有所不同。

秘密结社是通往个性化道路的中间阶段。个体仍然依靠集体组织来实现自己的个性，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认识到，与众不同与独立自主实际上是个体的任务。所有集体的同一性，例如成为各种组织的成员、支持各种“主义”等都会影响任务的完成。这种集体同一性就像是瘸子的拐杖，胆小鬼的盾牌，懒汉的温床，逃避责任者的保护伞；但它同样又是穷人和弱者的荫蔽，海难幸存者的母港，孤儿温馨的家，是失意游子与疲惫朝圣者的希望之地，是迷途羔羊的羊圈，是哺乳养育的母亲。因此，中间阶段并非陷阱；相反，在长远的未来，它将是个体生存的唯一形式，因为在今天看来，个人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匿名的威胁。今天，集体组织依然是最根本的，以至于许多人都笃信它将是最终的目标；而在自主性的道路上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这种行为往往则显得狂妄自大、异想天开或愚蠢至极。

尽管如此，一个人也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自己必须踏上通往更广阔王国的道路。也有可能他被赋予了各种形式的装扮、形象、状态以及生活方式，但却找不到自己特别需要的东西。结果他只好独自前行，与自己为伴。他将充当自己的团体，组成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倾向，而它们则不需要沿着相同的方向行进。实际上，他将与自己争执不下，并为了共同行动，艰难地将自我多重性统一起来。即使表面上受到了中间阶段社会形式的保护，然而对于内心的多样性，他却无法防范。统一性在他内部的瓦解可能致使他放弃希望，与周遭的环境同化了。

正如秘密协会的创始人已经摆脱了同一的集体性一样，独自前行的个人也需要一种秘密，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却不能将之透露。这样一种秘密增强了他独自为个人目标奋斗的力量。许多个体无法忍受这种孤独。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因此只能对他人和自己躲躲闪闪，没有能力真正认真地对待人生。那么最后放弃个人目标追求集体的统一性已经成为一种定式，而上述过程却得到了他们所处环境中所有观点、信仰与理想的鼓励。另外，任何理性的论点都无法战胜环境。只有一种不能泄露的秘密才能防止不可避免的倒退——那是一种他害怕泄露，却又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秘密，因此看起来应该归于疯狂的想法。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这种秘密，使人卷入他无法对之负责的观点和行动中来。他行为的驱动力既不是任性，也不是狂妄，而是出于一种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注定将以一种野蛮的方式临到他头上，也许在他生命中第一次向他显示某种异己之物的存在，他认为自己是最私人范畴内的主宰，然而异己之物却比他更有力量。雅各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与天使摔跤，结果自己的髋骨错了位，但是他的斗争却防止了一次谋杀。在幸运的日子里，人们坚信雅各的故事，没有一丝怀疑。如果当代的雅各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得到的大概会是别有用意的笑容。他也不愿去讲这些事情，特别是当他想针对耶和华信使的本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如此一来，他便会发现，无论自己愿意与否，都拥有一种无法与他人讨论的秘密，会变成一个偏离集体的异类。除非他终生都能扮演伪君子的角色，不然的话，他思想上的保守终究会大白于天下。但是想要两者兼顾，既适应于所在群体，同时又追求个人目标，凡是这样的人都会变成精神病患者。现代的这位雅各，大概会为自己掩盖天使是强者的事实，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因为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天使是瘸着脚离开的。

因此，在自身魔鬼的驱逐下，人类终于跨越了中间阶段的界限，真正进入“杳无人迹无法涉足的区域”中了，在这里，没有路标指示方向，也没有荫蔽在头上遮风挡雨。当他遇到了未曾预想的情形，例如职责冲突时，连指导他的方法都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发生在无人区的情形，只有在以上冲突发生时才能保持长久，在冲突被察觉之际便迅速消失了。我不能斥责那些抬脚就走的人，然而他却在自己的懦弱和胆怯中寻找美德，这一点是我无法认同的。由于我轻蔑的态度不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也可以说，对于这样的屈服让步，我找不到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

但一个面对职责冲突的人如果能够完全亲自处置问题，而且还是在一个日夜等待审判他的法官面前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地位。只要因为他卷入了无休无止的内心审判，他自己既是辩护律师，又是无情的审判人，而又没有世俗或精神上的法官使他安然入梦，那么现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存在着一种无法加以讨论的真正秘密了。若不是他早已对法官的判决厌烦至极，他绝不会使自己卷入这场冲突当中，因为这种冲突总是以一种更高尚的责任感为前提。正是这种特质，才妨碍了拥有它的人接受集体性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转变成为秘密宣判的内心世界。

上述情况一旦发生，个体的精神便会获得更加重大的意义。这种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他众所周知而又受到社会限定的自我得到了应有的地位，更体现在它是度量个人价值的标尺。没有任何事物会像对立物造成的内心冲突那样促进意识的发展。如果原告的起诉书中出现了让人出乎意料的事实，被告就必须找到目前尚不为人知的论据才行。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内心世界里，而通过这一事实，外部世界要么变得贫乏，要么获得释放。另一方面，内心世界已经上升到作出伦理判决法庭地位，因而重要性大大增加。然而，曾经态度明确的自我却失去了单单作为原告的特权，它必须还要学会扮演被告的角色。自我变得自相矛盾，含混不清，而且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它开始意识到一种超越它本身的极性。

并不是每一种责任冲突，甚至可能连一种都没有，真正得到了“解决”，但是人们却可以争论它、衡量它，或者直到世界末日才将它抵消。无论早晚，判决就在那里，像是某种捷径的产物。实际生活不可能悬在一种永恒的矛盾状态中。对立双方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不会消失，甚至在采取行动之前的片刻屈服之时也不会消失。它们不断对人格统一性发起威胁，并且一再用其二分法使生活变得混乱不堪。

一旦深入了解这种状态的危险与痛苦，人们很可能决定待在家里，再也不离开他那安全的窝和温暖的茧，因为这些东西就能保证他不受到内心压力的压迫。对于不必离开父母的人而言，这自然是最安全的。然而有很多人却发现自己被迫走上了个性化的道路。这样一来，他们很快便会认识到人性中积极和消极的两面。

就像一切能量都来自对立状态，精神也拥有其内在极性，这是它保持活力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赫拉克利特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而言，极性固有地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中。与这种难以抵抗的力量相对的，则是自我脆弱的统一性，在借助无数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这种统一性经历了千年的时间才得以产生。“自我有可能产生”的观点来自一种事实，即所有对立双方都要寻求获得一种平衡的状态。它发生在由冷热、高低等碰撞所产生的能量交换中。潜藏在有意识的精神生活中的能量存在于生命之前，因此在最初阶段，它是潜意识的。当它慢慢接近意识时，它最先投射在神力、众神以及魔鬼等形象里，而这些形象的守护神似乎成为能量的重要来源；而事实上，只要人们接受了这些超自然现象，它们就能成为能量的来源。但是随着这些形象不断消逝并丧失力量、自我，即经验性的人，似乎拥有了能量的源泉。一方面，自我竭力想抓住、占有甚至想象他确实占有了这种能量；而另一方面，自我却被能量所占有。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人们将意识的内容看作精神存在的唯一形式时，这种古怪的情况才会发生。哪里存在这种情况，哪里就无法制止由于投射而产生的自命不凡。但是潜意识精神的存在一旦获得了认可，那么投射的内容便可以纳入先于意识存在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形式之中。它们的客观性与自主性进而得以保存，而自命不凡却得以避免。先于意识存在并决定着意识命运的原型，以其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出现了：以意识物的先验结构的形式出现。无论从何种意义而言，它们都不能代表存在于自身之内的事物，相反，它们代表的是种种表达方式，使事物能够得到感知与设想。当然，不单单是这些原型控制着各种感知的特殊性。它们代表某一观念的集体性成分。作为本能的一种属性，它们也享有动态特征，并最终拥有一种特定的能量，以引起并促使行为或动机的固定模式；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它们具有一种占有性或强迫性的力量（神秘性）。它们以魔鬼的身份孕育而来，因此十分符合其本性。

如果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事物本性的任何一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构想加以改变，那么他便过于轻信这些言辞了。无论我们赋予它们什么名字，真实的情况都不会改变，受影响的只是我们自己罢了。要是有人把“上帝”设想成“纯粹的空无”，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与高级原理的事实产生任何关系。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与之前别无二致；改变名称根本不会从现实中移除任何东西。如果新名称暗含着否定的意义，我们最多不过是对现实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态度而已。另一方面，赋予未知事物积极名称的好处在于，我们能够相对应地采取肯定的态度。因此，如果我们把“上帝”说成一种“原型”，那么就完全涉及不到他的真正性质，而只是让人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精神的那个部分占据了一席之地；精神先于意识而存在，因此不能认为上帝是意识创造的。我们既没有使上帝变得更加遥远，也没有消除它，而是使他离我们更近，让我们更容易体验而已。后面一种情况绝非无关紧要，因为人们很容易将无法体验到的事物怀疑成为不存在的事物。这种怀疑很诱人，以至于所谓信仰上帝的人，在我重建原始潜意识精神的意图中只看到了无神论思想。或者说，如果不是无神论，那就是诺斯替教了——或者是任何思想，但愿不像潜意识那样的精神现实就好。如果潜意识确实是别的东西，那它一定由我们有意识的精神的早期进化阶段组成。人及其全部的光荣是在“创世”的第六天创造出来的，其间并没有任何准备阶段。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太过简单过时，无法使我们满足。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大体一致。但对于精神，过时的观念却仍然固执地存在着：没有什么东西先于精神存在，精神是一张白板，自产生之际便得到新生，它将自己想象成什么样子，便成为什么样子。

意识是一种系统发生与个体发生的附属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才最终为人们掌握。就像躯体拥有几百万年的解剖学史前历史一样，精神系统的情况也大概如此。就像人体的每一部分至今仍代表着这种进化结果并随处显现其早期阶段的迹象一样，可以说在精神上也存在这种情况。意识从一种动物式的状态开始了它的进化过程，这种状态在我们看来是潜意识的，而同样的演变过程会在每一个小孩子身上得到重复。小孩子的精神在潜意识的状态里只不过是白板一块：精神已经以一种可辨知的个人方式发挥着作用，此外还具备了所有人类特有的本能及其高级功能的先验基础。

在这复杂的基础之上，自我产生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基础一直支撑着自我的发展。而当它不再起作用时，接踵而至的便是停滞与死亡。精神的生命和现实性意义非凡。与它相比，甚至外部世界都落到了次要地位，因为如果缺少了把握和操纵它的内生型冲动，世界还会有什么意义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任何有意识的意志都无法取代生命本能。这种本能，作为一种强制力、意念或者命令，从内而外来到我们身上，而且如果将它命名为“个人的魔鬼”，我们至少算是恰当地表达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远古的时候已经或多或少这样做了）。如果我们采用原型的概念，想要更近距离地确定魔鬼抓住我们的那一点时，我们并没有废止任何东西，只不过更接近生命的起源罢了。

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灵魂的医生），我很自然便会信奉这种观点，因为对于如何帮助我的病人重获健康的基础，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知道自己需要旁征博引大量知识。总的来说，医学毕竟也以类似的方式得到了发展。医学的进步，并不是通过发现某种单一的治疗技巧，进而极大简化治疗方法来实现的。相反，它逐渐演变成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而这决然不在于它对一切有可能的领域有所借鉴。因此，我并不想证明有什么东西适用于另一些原理；我只想在自己的领域合理利用这些知识。当然，我有责任说明如何应用这些知识以及应用的结果。因为当人们把一个领域的知识转移到另外的领域之中并加以应用后，一些新的事物便会应运而生。X光如果没有应用于医学领域，而只是作为物理学家的财产，那么我们了解的知识就会大大减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放射性治疗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危险的后果，这会引起外科医生的兴趣，却不一定能引起物理学家的兴趣，因为物理学家运用放射的方法和目的都与医生不同。当医生指出某些不可见光有何种有害或有益的特性时，物理学家并不会认为医生侵犯了他的领地。

比如说，如果我把历史学或神学的真知灼见应用到心理疗法上来，它们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而得出的结论也不会限定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因为在那些领域里，它们会有其他目的。

在精神的动力学里潜藏着一种极性。广义而言，这一事实意味着对立双方的整个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的宗教哲学问题，已经被纳入了心理学的讨论范围之内。宗教哲学方面的问题丧失了它们在其领域中所具有的自主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按照心理学问题的方式来讨论的；也就是说，不再从宗教或哲学真理的角度看待它们，而是检验它们在心理学上的真实性及意义。如果抛开它们所谓的“独立真理”不谈，从经验的角度，或者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主要都是精神现象，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们自称对自己进行的辩护与心理学方法相一致，而后者并不认为这种宣称是不合理的，反而特别小心地对待它。心理学不允许作出诸如“只是宗教的”或者“只是哲学上的”这样的判断，尽管我们早就习惯别人，特别是神学家指责某些事情“只是哲学的”了。

凡是能够设想的表述都来自精神。与其他事物相比，精神像是一个建立在对立面基础之上，有赖于两极之间能量交流的动态过程。“原则的增加不应超出需要的范围”，这是一条普遍的逻辑法则。因此，既然从能量角度作出的解释已经证明是阐述自然科学的普遍可信原则，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必须把自己限定在这一原则当中。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可以提出其他的观点；此外，精神及其内容所具有的对立性或极性也已经得到了心理体验的证实。

现在，如果精神的动态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寻求逾越精神极性界限的所有表述，例如有关形而上学真实性的表述，如果声称自己拥有任何一种真实性的话，它必定是自相矛盾的。

精神无法超越自己，也无法建立任何真理。因为它的极性决定了其表述的相对性。精神无论在哪里宣布了绝对真理，比如“上帝是运动”或“上帝是唯一”，它就必定会落入这个或那个对立面当中去。因为这两种表述同样可以这样称：“上帝是静止”或“上帝是一切”。由于片面性，精神分崩离析并失去了认知能力，变成了一种不具反应性的（因为没有反映能力）系列精神状态，而每种状态都幻想自己拥有合理性，因为它看不到，或者还未看到其他的状态。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表达一种价值判断，而只是指出，人们经常会逾越界限。确实，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都在持续地运动。”随后提出的论点是对立面，而在二者之间则产生了第三个在此前无法感知的缓解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再次证明了自己对立的特性，并且丝毫没有超越自己的范围。

我竭力刻画精神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要去暗示只有精神才会存在。我只想表达，就感知和认知来说，我们的视野难以逾越精神的范围。科学不言而喻地证明了，非精神性的超验物体的确存在。但科学也明白，要想把握上述物体的真实性质有多么困难，特别是在缺乏感官或感官失灵的状态下，以及恰当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或者还未创造出来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而当我们的感官和人造器官都无法证实真实物体存在的时候，把握物体真实性质的困难就更为巨大了，因此，人们不得不断言根本不存在真实之物。就个人而言，我绝不会得出如此草率的结论，因为我从不倾向性地认为感官能够感知所有形式的存在。因此，我甚至冒险假设，原型结构（最卓越的精神事件）的现象可以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于一种可能形式完全不同却又具有部分精神性的形式之上。由于缺乏经验材料，我对这种人们通常叫作精神的存在形式既不了解，也不理解。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它是非物质性的；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但只要各种原型在我身上发生作用，即便我对它们的真实性质一无所知，它们对我来说都是真切而实际的。当然，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各种原型，也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精神本质。无论它怎样阐述自己，都不会超越自己的范围。所有的解读以及所有能够解读的都是精神性的，以至于我们绝望地困于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了。尽管这样，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假设，这张面纱之下存在着对我们产生影响的、难以理解的绝对物质。甚至或特别有理由假设在精神现象中甚至或特别是在对之无法作出确凿的论述。有关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表述，只有在专业领域才是真实可信的；一旦超出了这些领域，它们便只是妄自尊大的假设罢了。

从客观角度而言，尽管某些论断禁止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凭空得出，但显然，某些论断在没有客观理由的情况下也能得出。这里体现的便是精神动力的道理，也就是通常称为主观的纯个人事务的那种道理。但是，我们很可能会犯分辨不清的错误，比如这种表述是否真的仅仅来自孤立的事物？还是仅仅受到个人动机的激发？抑或是来自一种通常发生的、以集体方式呈现的动态类型？依据以上情况，我们不应将这种表述归为主观范畴，而应归为心理学的客观范畴，因为某些个体发现他们在受到内心冲动的驱使之后才作出同一种表述，或者认为很有必要持有某些观点。既然原型并不只是一种不活跃的形式，而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充满了特有的能量，那么我们很可能将它作为这种陈述的动因加以理解。换句话说，作出表述的并不是个体，而是通过个体讲话的原型。如果这些表述受到压制或者置之不理，那么医学经验以及常识便会证明精神疾病即将产生。这些疾病要么会以神经症样症状出现，要么就以集体妄想的形式出现。

原型性表述建立于本能的前提之上，而与理性毫不相关。它们既没有理性基础，也无法通过理性论断来消除。它们永远是世界景象的一部分，莱维·布律尔恰如其分地将它们称作“集体表象”。当然，自我以及自我意志在实际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我的意愿却以其毫无察觉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受到原型过程自主性和神秘性的干扰。只要我们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接触宗教，那么原型过程的实际考虑就是宗教的本质。

3

在这一点上，事实本身不得不令我引起注意：除了反映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同样广阔的领域（如果不是更广阔的话），理性理解和表象的推理方式在此却难以找到任何能够掌控的事情。这个领域就是厄洛斯的王国。在远古时代里，当人们恰当理解了上述事情的时候，厄洛斯便以天神的形象出现，而它的神性超越了人类的极限，因此无论用什么方式，人们都无法理解它、呈现它。我也像前人尝试的那样，冒险试探这个魔鬼。它的活动范围上至一望无际的天堂，下抵黑暗地狱的深渊；但是一个任务面前（寻找足以表达“爱”所拥有的无数自相矛盾的语言）我却打了退堂鼓。厄洛斯是宇宙进化论的支持者，是所有高等意识的创造者。有时候我认为保罗所说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很可能成为一切认知以及神性精髓的首要条件。不管有识之士如何阐述“上帝就是爱”，这句话却证实了神的对立复合体。在我的医疗实践及生活经历中，我曾无数次面对爱的神秘，但却一直无法解释爱到底是什么。像约伯一样，“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约伯记》第四十章，第4节）。在这句话里，神是最伟大、最遥远、最崇高的；而约伯则是最渺小、最迫近、最卑微的，我们不能只讨论其中一面，而放弃另一面。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解释这种自相矛盾。不管人们说了什么，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他全部的含义。在谈论一个事物的某些方面时，不是说得过多，就是说得过少，因为只有整体才富有意义。爱“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7节）。这句话毋庸赘言便道出了一切。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我们都是宇宙之“爱”的牺牲品和工具。我把爱这个字打上了引号是因为，我并不想以欲望、偏爱、喜欢、希望及其他类似感情的含义使用“爱”这个字眼，而是将它作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事物，一种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人是“爱”的一部分，从而无法把握“爱”这个整体，而完全受“爱”的摆布。人可以赞同“爱”或者反抗“爱”，但人却总是困于其中，受其掌控。人依赖“爱”并靠它来维系自己。爱既是他的光明又是他的黑暗，他看不到爱的目的。“爱是永不止息”——无论他是用“天使的话语”还是用严谨的科学来表述，都追溯了生命最深远的源泉。人类可以赋予“爱”无数的名称，但最终他仍然会使自己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欺骗之中。如果人类尚有一丝智慧，他便会就此放弃，给未知之物起一个更加模糊的名字，也就是将它称作上帝。这种命名承认了人类的征服、缺憾以及依赖，但它同时又证明了，人类可以在真理和谬误之间自由选择。

结　语

人们说我是位智者或圣人，我是始终不同意的。一个人曾经从一条溪流中舀取了一帽子的水，这才能有多少呢？我并不是那溪流，而是站在溪流中的人，什么也没做。其他人也站在同样的溪流中，大部分人发现他们需要做点什么。而我却什么也没做。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必须注意到樱桃长在花柄上的人。我站着静观其变，赞美大自然的奇妙。

有一个美妙的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大学生，他走上前去对拉比说：“在古代，曾有人见过上帝的样子。为什么现在的人再也看不见了？”拉比答道：“因为现在没有人能把腰弯得那么低了。”

为了从溪流中舀水，一个人必须把腰弯得稍微低一点点。

我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在于：对我来说，那面“间隔墙”是透明的。这便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却发现这些墙严严实实的，因此他们看不见墙后的东西就以为什么东西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觉察到暗处正在发生的过程，这赋予了我一种内心的确定性。什么也看不见的人感觉毫不确定，因此无法得出结论——或者即使得出了结论，他们也不敢相信。不知是什么东西令我开始觉察到了生命之流。很可能是潜意识本身吧，或者也许是我早年时所做的梦吧。它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我的方向。

对暗中发生的过程的认识很早就定格了我与世界的关系。基本上说，这种关系无论在我童年时期还是在今天可谓依然如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孤独，现在长大成人了，感觉仍然孤独，因为我知道的事情很多，但却总喜欢暗示一些别人显然毫不了解或在很大程度上不想知道的事情。孤独并非因为形单影只，而是由于我无法将自认为重要的事情同他人交流，还总是持有某些别人难以接受的观点。这种孤独感始于早期梦中的体验，在我研究潜意识时达到了高潮。一个人如果比别人懂得多，他就变得孤独起来。但孤独并不一定伤害友谊，因为孤独的人对友谊最为敏感，只有当每个个体记住了自己的个性，并保持与众不同的时候，友谊才能开花结果。

拥有一种秘密，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预感非常重要。它使生活充满了非人格化的东西，充满了神秘。未曾体验它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人必须感觉到，他生活在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世界；有事情发生了，自己也体验到了，但却无法解释个中原因；而且并不是即将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被预见。世界不乏出乎意料和难以置信之事。只有此时，生活才会完整。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无穷的、无法把握的。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自己的观点上有所进展。我身上有个魔鬼，它的存在在最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打败了我，我有时表现得冷酷无情，而这正是因为我处于魔鬼的掌控之中。不管得到什么东西之后，我都绝不会停止继续探索的脚步。我必须加速追赶自己的幻觉。与我同时代的人猜不透我的幻觉，因此只看到一个匆匆赶路的傻瓜；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冒犯过许多人，因为一发现他们不理解我，我认为事情就算完了。不过我还是要继续前进。除了我的病人之外，我对其他人没有耐心。我必须要服从内心的法则，它强加于我，使我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当然了，我并不是总要服从它。一个人做事如果前后矛盾，又怎样立足于世呢？

只要有人与我的内心世界相关，我就会不断陪伴在其身边，与其亲密无间；到后来，我也有可能与他们分道扬镳，因为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有些人甚至已经与我无话可说，但他们却依然存在着。许多人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种活跃的人性，但它们只有在心理学的魔圈之内才能显现，下一秒，当聚光灯投射到别处时，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可以对许多人产生强烈的兴趣，然而一旦我完全了解了他们，那种魔力便消失了。正因为如此，我树敌不少。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没有多少权力来掌控自己的生命。他并不自由。他被魔鬼追赶，是魔鬼的俘虏。

一股强大的势力

将我们的心可耻地夺去，

因为天神个个要人献祭：

谁若拒绝上供，

谁便永无善终。

荷尔德林如是说。

缺乏自由，一直是我巨大的遗憾。我常常感觉自己奔赴沙场，说道：“我亲爱的战友，你们现在倒下了，但我却必须继续前进。”因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要将我们的心可耻地夺去”。我喜欢您，我的确爱您，但我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唉，我何尝不为此而伤心。可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不能止步不前。魔鬼掌管着万物，因而人能安然度过危难。那受到祝福的“前后矛盾”确保我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即使它与我的“不忠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或许能说，在更高的程度上，我比他人更需要人类，也更不需要人类。当魔鬼起作用时，一个人不是靠得太近，都是相距太远。只有当魔鬼静止不动时，一个人才能达到中庸。

这个具有创造力的魔鬼残忍地摆布着我。我精心计划的很普通的事情经常会落得个最坏的结局——尽管没有一直发生在所有事上。我认为，通过补偿的方式，自己成了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我用祖父烟叶罐里的烟叶填满了我的烟斗，我还保存着他的铁头登山杖；杖上方有一只羚羊角，当时他作为首批客人之一造访了蓬特雷西纳新开设的疗养地，铁头登山杖就是从那里带回来的。

我对人生的历程颇为满意，这种充实的生活使我获益良多。我怎能期望如此大的收获呢？然而我身上却不断发生着出乎意料的事情。如果我变得与以往不同，那么很多事情也可能有所不同了。但是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因为我不是别人，我正是我自己。很多事情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发生了，但并非永远都对我大有裨益。然而几乎一切事情都在命中注定自然而然地发展。我后悔由于自己的固执而做了许多蠢事。但如果没有这种固执的气质，我就又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是既失望又欣慰。我对人们失望，也对自己失望。我从人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惊奇不已的事情，取得的成就也超过了自己的期望值。我无法作出任何终结的判断，因为人类和生命的现象实在太广阔了。我越发老迈，懂的事情就越少，对自己本身的了解或洞察也就越少。

我对自己感到吃惊、失望、欣慰。我既沮丧消沉，又欣喜若狂。我集所有的情感于一身，再也无以复加。我没法作出有无价值的终极判断；对于我和我的一生，我没有评价的权利。没有什么事情我能够确信不疑。对任何事，我也确实没有明确的信念。我只知道自己出生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且我认为自己是跟随着他人前行的。我存在于某种未知事物的基础之上。尽管世事难料，我却感到一切存在中都隐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而持之以恒则是我的存在方式。

我们出生在一个既野蛮残忍又圣洁美丽的世界。我们的气质决定了哪种成分更为重要，哪种成分更有意义。如果无意义性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那么生命的意义将伴随着我们每一步的发展日益消逝。但事实——或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就像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一样，这两者或许都是正确的：本来我们就无法说得清生活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我却怀抱着众望，认定有意义的生命必将占据上风并赢得胜利。

老子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这句名言恰恰表达了我于耄耋之年的所思所想。老子代表着非凡的洞察力，他体察到了生命的有价与无价。在生命的尽头，他渴望回归本我，回归到永远不可知的意义中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老者的原型无疑是不朽的真理。这种类型出现在理智的每一个阶段，无论年迈的农夫，还是如老子般伟大的哲人，它们的特征却总是相同的。这就是耄耋之年，这就是生命的极限。然而我心中却充溢着许许多多：植物、动物、云朵、昼夜以及人类的永恒。我越是怀疑自己，我与万物密切相连的感觉就越发强烈。实际上在我看来，那长时间使我与世隔绝的疏离感，仿佛已经转移到我的内心世界，向我揭示了对自己出乎意料的陌生性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内心的冲突/（美）卡伦·霍妮著；杨柳桦樱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68-1070-5

Ⅰ．①我…　Ⅱ．①卡…②杨…　Ⅲ．①病态人格—研究　Ⅳ．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6970号

我们内心的冲突

著　　者：〔美〕卡伦·霍妮 著　　杨柳桦樱　译

责任编辑：刘　峰

版式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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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122千字

印　　张：6.5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070-5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作者序

引　言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与解决途径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辛酸

第二章　基本冲突

第三章　亲近他人

第四章　对抗他人

第五章　远离他人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第七章　外化作用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的贫乏

第十一章　绝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总结　神经症冲突的消除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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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这本书致力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来自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来源于我对病人与自己的分析。然而，这个理论孕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支持下着手准备一系列演讲时，我的这些观点才最终成型。第一个演讲题目是“精神分析技术问题”（1943），主要是关于这个主题下的技术方面。第二个演讲题目是“人格的整合”（1944），其中涵盖了这本书所写的内容。还有一些选题——“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人格整合”“离群心理”和“施虐倾向的含义”，在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上报告过。

我希望这本书对那些致力推动我们的理论与疗法的精神分析学家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他们不仅将本书中的这些观点运用于他们的病人，还能运用于自身。由于我们自己与自身的困境也囊括在内，因而在促进精神分析学发展的这条道路上只得披荆斩棘。如果我们一成不变，墨守成规，那我们那些理论也势必空洞、教条。

然而我相信，只要一本书不是只探讨技术问题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就一定有益于那些想要了解自己的人，以及那些为自己成长而不曾放弃努力的人。生活在这个困难重重的人文环境中，大多数人都被这本书中描述的冲突所困扰，他们需要一切我们所能给予的帮助。尽管严重的神经症是由专家来负责解决，但我仍然相信，只要不懈努力，在解决自己的冲突这条道路上，我们也能走得很远。

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病人们，他们与我共同工作，使我得以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是他们的兴趣与共鸣鼓舞了我。不仅是那些学术背景资深的同事，也包括那些在我们研究所接受训练的年轻同事，他们批判性的讨论发人深省、卓有成效。

我还想提到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他们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支持了我工作的发展。艾尔文·约翰逊，他使我有幸在社会研究新学院报告我的观点，而那时古典弗洛伊德分析才是唯一得到认可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流派。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克莱拉·迈耶，她是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人文系的主任。多年来，一直鼓励我讨论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得到的各种新发现并对此饶有兴趣。然后是我的出版商，诺顿出版社，他们的宝贵建议给我的书带来诸多改进。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我想向米勒·库恩致谢，感谢他帮助我更好地组织材料，使我能够更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卡伦·霍妮

引　言

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不管有多迂回曲折，我们最终必须得出——人格紊乱是精神疾病的源头。同样，几乎对于其他所有心理学发现，我们都可以这么说：这其实是一项再发现。各个时代下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沦为精神紊乱受害者的人，绝不是内心平静、头脑清醒的人，而是那些被内心冲突所折磨的人。用现代的话说，每一种神经症，不管症状表现是什么，都是一种人格性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努力必须针对神经症人格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也日益聚焦在神经症上，尽管他的遗传学取向使他无法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清楚明确。但有些学者一直致力发展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海姆·赖希和哈罗德·舒兹汉克，他们更清晰明确地界定了这个概念。然而，他们都不赞成有关这种人格结构的确切性质与动力。

我的出发点本来就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对于女性心理的假设使我开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因素明显影响了我们关于男子气或女子气的观念，对于弗洛伊德亦是如此，正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我对这一主题研究了15年有余。在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与埃里希·弗洛姆的交往，他在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方面知识渊博，由此我愈加注意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远不只停留在女性心理学上。1932年，我来到美国，这些看法便得到了证实。那时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在态度和神经症的诸多方面，都与欧洲国家的人不同，而只有文化差异能解释这一点。最后，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阐述了我的观点。其主要论点是神经症产生于文化因素，更具体说就是，神经症产生于人类人际关系的紊乱。

在完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前些年，我走的是另一条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在逻辑上是沿着早期理论假设的，它围绕的问题是神经症的驱动力。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这些驱动力是一种强迫性动力。他认为这些动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本能，目的在于满足，无法忍受挫折。因而他相信，它们并不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作用于所有人类。然而，如果神经症是失调的人际关系的产物，弗洛伊德的这个假设就不可能站得住脚。简单说，我在这一点上的观点是这样的：强迫性的动力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动力；它们产生于孤立感、无助感、恐惧和敌意，还反映了在这些感受下应对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满足，而是安全；它们之所以具有强迫性这个特征，是因为背后暗藏着焦虑。其中有两种动力——对爱和权力的神经症追求，在减缓焦虑方面最为突出，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详细探讨过。

尽管弗洛伊德所教导的基本原理我仍铭记于心，但那时我却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使我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如果被弗洛伊德视为本能的诸多动机都是文化决定因素，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爱的神经症需要，这种需要产生于焦虑，其目的是与他人在一起时感到安全，那么力比多理论就再也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它们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便会表现为另一番景象，理论上的其他差异也就难免接踵而来。因此，我必须在自己心中弄清楚，对于弗洛伊德，我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由此澄清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在此期间，我继续探索了神经症的驱动力。我把强迫性动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我下一本书中描述了其中10种。那个时候，我还认识到神经症人格结构具有核心意义。我把它当作一种由许多彼此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所形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中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个神经症理论具有实际用途。如果精神分析主要不在于将我们现有的困难与我们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而在于解读我们既有人格中种种动力的相互作用，那么只需要一点点或甚至不需要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完全可能认识和改变自己。面对精神分析师供不应求的现状，自我分析似乎给我们带来希望，让我们能够满足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由于大部分是在处理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自我分析的方法，所以我把那本书命名为“自我分析”。

然而，我并不完全满意自己对于个体倾向的阐释。我对这些倾向本身已有准确的描述，但令我烦恼不已的是，我觉得自己只是简单罗列了它们的独立形态。我可以看到的是，爱的神经症需要强迫性谦卑以及一个形影不离的“同伴”。而我没有看到的是，它们对他人与自我共同呈现出一种基本态度，以及一套特定的生活哲学。这些倾向就是我现在描述为“亲近他人”的核心。我还看到，强迫性追求权力和威望与神经症野心之间具有共同之处，它们大致上构成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涉及我所称的“对抗他人”。但是，虽然赞美需要和完美主义动力都具有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也影响了神经症与他人的关系，但似乎主要影响的是他与自己的关系。同样，剥削需要看起来也不如爱或权力需要那么基本必需，它的表现没有那么全面广泛，好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出自一个更大的整体。

后来，我的疑问得到了证实。之后那几年，我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说过，神经症是通过矛盾神经症倾向的冲撞而出现的；在《自我分析》中我说过，神经症倾向不仅彼此加剧，还会制造冲突。然而，冲突一直是个枝节问题。弗洛伊德逐渐意识到了内心冲突的意义，但他把它们视为被压抑和正在压抑的动力之间的较量。我开始注意的冲突是另一种不同的冲突。它们作用于两组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尽管它们起初是关于对于他人的种种矛盾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还包含了对于自我的矛盾态度、矛盾品质和矛盾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观察结果使我对这些冲突的意义另眼相看。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病人对于自身明显的矛盾熟视无睹。当我指出这些矛盾时，他们感到莫名其妙，似乎失去了兴趣。反复经历这种情况之后我意识到，这种莫名其妙所传达的是对于处理这些矛盾的一种深切反感。最后，他们在突然意识到冲突后惊慌失措，这就告诉我，我正在跟炸药包共事。病人们有很好的理由逃避这些冲突：它们竭尽全力要把他们撕成碎片。

于是，我开始意识到，他们投入了惊人的精力与智力资源，多少令人绝望地尝试“解决”冲突，更确切地说，是努力否认它们的存在并创建一种伪和谐状态。我看到了四种主要的解决途径，在本书中会有详细讨论。第一种尝试的解决途径是遮蔽部分冲突，然后将这部分冲突的对立面提升到主导地位。第二种是“远离”他人。神经症离群现在也有新的功能表现。离群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即是，原本对于他人的冲突态度之一；但它也是一种解决途径，因为它使得自我与他人之间保持一段情感距离，从而冲突便无法运作。第三种途径极为不同。它不是远离他人，而是神经症患者自己远离自己。他的整个现实自我对他来说多少有点不真实，于是他建立了一个自我的理想化意象来取代现实自我，从而极大地美化了冲突部分，因此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而是某种丰富个性的各个不同方面。这个观念有助于澄清许多神经症问题，而这些问题目前是我们的知识和治疗所鞭长莫及的。它还将两种之前无法整合的神经症倾向放到适当的范围内来考虑。对完美的需要，现在表现为要努力达到这个理想自我标准；追求赞美可以被看作患者需要外部肯定，使他确定自己真的是他那个理想化意象，而且这个意象距离真实越遥远，这些需要按照逻辑也就越贪得无厌。所有解决途径中的理想自我可能都极其重要，因为它对于整个人格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反过来，它又会产生新的内心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补救。第四种解决途径主要就是力图消除这个新冲突，尽管它也有助于除去所有其他冲突。通过我所说的外化作用，这些内部过程似乎是在自我之外来进行。如果理想自我意味着远离现实自我，那外化仍然是一种更激进的分裂方式。它再次制造了新冲突，更确切地说，它放大了原来的冲突——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我之所以把它们称为四种主要解决途径，部分是因为它们似乎有规律地在所有神经症中起作用——尽管程度不同——还有部分是因为它们导致了人格深刻的变化。但它们绝不是唯一因素。其他不太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还包括各种策略，如：武断的正确性，主要功能是消除所有内部疑虑；刻板地自我控制，通过纯粹的意志力量使破裂的个体连在一起；愤世嫉俗，通过诋毁所有价值观，消除有关种种理想的冲突。

同时，未消除的冲突的所有后果也逐渐明晰。我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操守不可避免的损伤、繁杂纠葛所导致的极度绝望等。

在领悟到神经症绝望的意义之后，我才注意到受虐倾向。现在我知道，它是一个对做自己感到绝望的人通过替代性生活来补偿的尝试手段。这样的人对于报复性胜利的欲望是无休止的，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在施虐倾向中。于是，我开始明白，破坏性剥削需要其实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绝对只是某个更全面广泛的整体的一种表达方式，由于没有更好的词语，所以我们称这个整体为受虐倾向。

因此，一种神经症理论便这样逐步发展起来，它的动力中心是“亲近”态度、“对抗”态度与“远离”态度各自间的基本冲突。因为一方面害怕被分裂，另一方面又需要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发挥功能，所以神经症患者不顾一切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一旦他通过制造一种伪平衡来成功解决掉这个问题，新的冲突又源源不断地产生，持续不断地需要进一步补救措施来消除它们。这种维系统一性的努力使得神经症患者更敌对、更无助、更恐惧、更疏远自己和他人，结果导致种种冲突的困境变得更尖锐，变得更不可能真正消除。他最终开始绝望，也许还试图在施虐中找到一种补偿，但施虐反过来又增加了他的绝望感，并制造了新冲突。

这就是神经症发展和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悲惨景象。然而，我为何还要称我的理论是一种建设性理论？首先，它消除了不切实际的乐观，这种乐观让我们以为只需简单得可笑的手段就可以“治愈”神经症。但它并没有涉及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并消除神经症绝望。我之所以认为它具有建设性，主要是因为尽管它承认神经症纠葛的严重性，但它不但使我们有可能调和这些潜在冲突，还使我们有可能真正消除它们，因而使我们能够致力于人格的真正整合。神经症冲突不能靠理性的决策来解决。神经症患者的那些解决方式不仅是掩目捕雀，还是有害无益的。但这些冲突能够通过改变人格内部的相关条件来消除。每一次分析工作都能很好地改变这些条件，因为它能使一个人不再那么无助、那么恐惧、那么敌意，也不再那么疏远自己与他人。

弗洛伊德对于神经症和神经症治疗方面的悲观之处在于，他极其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成长。他假设的是，人注定受苦或破坏。人的驱动本能只能被控制，最多是“升华”。我个人认为，人既能够也渴望发展自己的潜力，并成为一个体面正直的人，而且，如果他与别人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是紊乱的，还持续紊乱下去，那他的潜力就会退化。我相信，人只要活着，就能够改变并不断改变。随着对神经症更深入的了解，我的这种想法也逐渐成熟。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与解决途径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辛酸

首先要说的是：有冲突并不意味着有神经症。总有某个时刻，我们的渴望，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信念不可避免会与周围人发生碰撞。正如我们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是平常事一样，我们自身内部的冲突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

动物的行为绝大部分取决于本能。交配、养育后代、觅食、防御危险等多多少少都是有明确规则，并超越个体抉择的。与动物不同，人类有能力做选择，也不得不做决定，这既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负担。我们或许不得不在各种背道而驰的愿望中做出决定。譬如，我们在想独处的同时也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们既想学医也想学音乐。或者，愿望与义务之间存在冲突：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我们照顾时，我们可能想要跟爱人在一起。我们可能一分为二，既渴望与他人一致，又觉得应该表达反对意见。最后，我们还可能陷入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例如我们认为应该在战时接受危险任务，同时又觉得自己负有家庭责任。

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如果这种文化是一条稳定、传统的界限，那我们的选择将是有限的，个体可能面临的冲突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即使如此，我们的生活还是时刻面临着冲突。忠孝也许不能两全；个人期望可能与集体利益冲突。如果这种文化处于快速变迁的阶段，那么就还兼有高度矛盾的价值观和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个体必须做的抉择也是多种多样且困难重重的。他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特立独行，可以好交际，也可以避世隐居，可以崇尚成功，也可以嗤之以鼻，可以严格教育小孩，也可以让他们无拘无束地成长；他可以相信衡量男女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也可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一视同仁，可以把性关系视为人类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它完全与爱无关；他可以鼓励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类价值独立于肤色或鼻型的立场，等等。

毫无疑问，生活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不得不常常做这些抉择，因而我们也能预料到其实这些冲突非常普遍。但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也没有明确要解决它们。那些身处冲突中的人常常飘忽不定，让自己被各种偶发事件所左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立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妥协；他们不知道自己陷入矛盾之中。我这里指的是正常人，既不是凡人，也不是完人，而只是指那些没有神经症的人。

那么，必然存在某些前提条件使我们意识到矛盾问题，使我们在此基础上做抉择。这些前提有四层。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或进一步说，必须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只是以为自己喜欢这个人？我们是否真的为父母去世而伤心，还是只是走走过场？我们真的想当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我们是否真的想让我们的孩子幸福和独立，还是只是空口言？你会惊讶于自己难以回答如此简单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渴望。

由于冲突总是与信念、信仰或道德价值休戚相关，所以识别冲突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接收来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其力量也不足以制造冲突，或是作为我们决策的指导原则。一旦接收到新的影响，这些观念就很容易因为其他信念而遭摒弃。如果我们只采纳自己环境中的价值观，那么，为了我们利益最大化而本应出现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例如，如果一个儿子从不质疑狭隘父亲的智慧，那么当父亲要求他进入一行不是他自己选的职业时，他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一个已婚男子与另一个女人相爱，其实是有冲突的，但若他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与婚姻含义有关的信念，他就只是会与世沉浮，而不会面积极对冲突然后做出应有的选择。

即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冲突，我们也必须选择或者放弃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中的某一个。但能够明确且有意识地放弃是很罕见的，因为我们的感觉与信仰混乱不清，还可能是因为，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还不足以有所放弃。

最后，做抉择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这包括做出错误抉择的风险，以及愿意承受后果而不推脱给他人。其中涉及“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做的事”的感受，以及要比现在很多人拥有更多内部力量和独立性。

尽管不愿承认，我们大多人其实都深陷于令人窒息的冲突之中，我们倾向于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去看待一帆风顺的人。这种羡慕也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也许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和抉择需要已经失势，因而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宁静。但表面现象具有迷惑性，更多时候，由于冷漠、顺从或投机，我们嫉妒的那些人并没有能力真正去面对冲突，或真的依据自己的信念消除冲突，因而他们其实只是见风使舵或剜肉补疮。

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虽然令人痛苦，却可以成为一项非常宝贵的资本。我们越去面对冲突，越去寻求自己的解决途径，我们的内心就越自由，越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唯有我们自愿去接受正面冲击时，才可能接近我们的理想，做自己人生的船长。那种源自内心迟钝而来，安宁形似而实非的感受，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势必会使我们变弱，使我们轻易沦为太多影响的牺牲品。

当冲突的中心是生活的基本问题，就更加难以面对和消除。但倘若我们积极主动，原则上就没有理由不应具备这么做的能力。教育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还能帮助我们发展自己的信念。认识到与抉择有关的种种因素的意义，使我们有了为之奋斗的理想，因而有了自己的人生方向。[1]

认识和消除冲突固然困难重重，而对于神经症患者，这种困难就更是荆棘塞途。神经症，不得不说，往往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当我说“神经症患者”时，我总是指“一个人达到了神经症的程度”。对他来说，感受和渴望的意识都处于最低点。通常，他唯一有意识和明确体验到的感受，就是恐惧与恼羞成怒的反应。即便如此，这些感受还可能被压抑。若他真的有真正的理想，这些理想也就会被种种强迫性标准所渗透，以至于被剥夺了指引方向的力量。在这些强迫性倾向的影响下，放弃的能力也表示无能为力，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更是全然尽失。[2]

神经症冲突可能围绕的是同样困惑正常人的一般性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类型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人会质疑是否能够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不过我相信可以，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差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征是什么？

用一个比较简明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工程师与别人合作一项机械学研究，他总是被阵阵疲乏和焦躁所折磨。其中一次产生于下面这件事：在讨论某个技术问题时，他的观点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被欣然接纳。不久之后，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决策就制定好了，后面也没给他机会陈述自己的建议。在这种情形下，他原本可以认为这个程序不公正，并据理力争，或者他本可以毫无怨言地服从大多数。要么他的行为反应是一致的。但他都没有。尽管他深感自己被忽视，但他没有反抗。他只意识到烦躁不安。他内心充满了怒火，却只表现在梦中。这个被压抑的愤怒（由他对其他人的怒火与由于自身懦弱而对自己的怒火所组成）是他疲乏的主要原因。

他之所以没有表现一致取决于诸多因素。他给自我建立了一个伟大意象，而这个意象需要别人的敬重来支撑。那个时候，他无意识的是：他的反应只是基于在他的领域没人和他一样聪明能干。任何蔑视都会损害这个前提并激起愤怒。进一步说，他具有无意识的施虐冲动，想要训斥和羞辱他人——这种态度太令他不快了，因而他通过过度友善来掩盖它。这就加剧了剥削他人的无意识动力，使他迫切地想要继续博得他人的欢心。对于认可与爱的强迫性需要扩大了他对他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构成一种类似于顺从、姑息和回避纷争的态度。因此，他会有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是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反应——愤怒反应和施虐冲动，另一方面是对爱与认可的需要，而且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在自己眼里表现得正当合理。结果就是，内心的剧变被忽视了，而疲乏作为外部表现使他动弹不得。

看到冲突中所涉及的这些因素，首先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绝对不相容。不可一世地要求别人敬重与低三下四地讨好别人，的确很难想象出比这更极端的对立了。第二，整个冲突都是无意识的。其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并没有被意识到，而是被深深压抑了。这场饱含盛怒的斗争浮到表面时只剩下几个气泡。情感因素被合理化：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一种轻视；我的想法更好。第三，两种方向的倾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在理智上感觉自己的要求过分，或感觉到依赖的存在与实质，他也不情愿改变这些因素。要改变这些因素需要相当多的精神分析工作。他被强制性动力两面夹击，失去控制：他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种需要，这些需要都是迫切的心理需要。但是，没有哪一种需要是他所真心需要或寻求的。他既不想剥削，也不想顺从，事实上，他鄙视这些倾向。不管怎样，这种情势对于理解神经症冲突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没有哪个决策是切实可行的。

另一个例证也是如此。一个自由职业设计师正从一个好朋友那里偷钱。偷窃并没有正当的外部理由，虽然他需要钱，而朋友也乐意给他钱（他以前有时也会给朋友钱）。他的偷窃行为之所以特别令人吃惊，是因为他是个注重友谊的正人君子。

这件事的根本原因在于下面这个冲突。他对于爱有明显的神经症需要，尤其是渴望在所有问题上得到关怀。像这样低劣的手段带有剥削他人的无意识动力，他这么做是试图在被他人喜爱的同时又威胁他人。这些倾向本身就已经使他想要接受帮助与支持。但他还发展出一种极端的无意识的傲慢态度，其中涉及与此对应的脆弱自尊。别人应该对为他服务感到荣幸，而开口求助对他来说是种侮辱。他厌恶被迫提出要求，而对于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强烈渴望加剧了这种厌恶，使他无法忍受要承认自己有所需求，或无法忍受把自己置于义务之下。所以他可以取，而不可以受。

这里冲突的内容与第一个例子不同，但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并且任何其他神经症冲突的例子都表现出冲突动力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和强迫性本质，这些冲突动力总是使他们不可能在矛盾问题之间做出选择。

正常冲突与神经症冲突的界限模糊，那么它们的差异基本在于：相对于正常人，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彼此冲突的问题之间的悬殊更大。前者必须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选择，任何一种模式在相当整合的人格框架中都是切实可行的。用图形来说就是，不同冲突方向只偏离90度或更小，而神经症患者所面对的却可能是180度。

在意识上，二者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正如克尔凯郭尔[3]所说的：“真实生活太多元化了，以至于不能仅靠展示诸如完全有意识和完全无意识的绝望这样的抽象对比来描绘。”然而，我们大可以说：正常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神经症冲突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往往是无意识的。尽管一个正常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冲突，但只需要相对很小的帮助，他就可以认识到冲突，可是，这些产生神经症冲突的基本倾向被深深压抑，就只能靠克服巨大阻力才能挖掘出来。

正常冲突是关于两种具有可能性的现实抉择，两种都是他真的觉得合心意的选择，或是关于两种信念的抉择，两种信念都是他真心看重的。因此，他有可能做出切实可行的选择，尽管可能很难，还需要他有所放弃。沉没于冲突中的神经症患者，无法自由选择，他受到两股方向相反、势力相当的强制性动力的驱使，哪个方向都不想去。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他不可能做出选择。他举步维艰，找不到出路。只有通过处理相关的神经症倾向，才可能消除这种冲突，只有通过极力改善他与自己、他人的关系，才能完全摆脱这些倾向。

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神经症冲突的辛酸。它们不仅难以识别，不仅使人感到无助，还具有一种令当事人恐惧不已的破坏性动力。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牢记于心，我们才可能弄清患者所竭力尝试的各种解决途径[4]，而这正是神经症的主要构成部分。

[1]对于只是对环境压力迟钝的正常人，像哈里·福斯迪克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会很有帮助。

[2]参见第十章，人格的贫乏。

[3]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1年。

[4]关于神经症患者摆脱冲突所做的努力，我会通篇使用“解决（solve）”这个词。由于他无意识地否认它们的存在，因而严格地说，他没有尝试“消除（resolve）”它们。他无意识的努力是针对“解决”他的问题。

第二章　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往往是超乎想象的。然而，要洞察冲突却非易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但更多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会施展浑身解数去否认冲突的存在。那么，是什么征兆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潜在冲突的存在？在前一章所举的例子中，有两个因素表明冲突的出现，两个例子都相当明显——第一个例子中是疲乏，第二个例子是偷窃。其实每种神经症症状都指向一种潜在冲突，也即是说，每种症状多多少少都是某个冲突的直接后果。我们会逐渐看到，未消除的冲突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它们如何产生焦虑、抑郁、优柔寡断、怠惰、孤僻等。弄清楚这里的因果关系，有助于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显性紊乱导向源头——尽管这并不会揭露这个源头的确切性质。

表明冲突在起作用的其他征兆则是自相矛盾。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个男人相信决策过程有问题，也相信自己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却没有表示任何抗议。第二个例子中，一个珍视友谊的人转而要窃取朋友的钱。有时，他自己也不会意识到这种矛盾，但更多时候，即便在毫无经验的观察者看来都一目了然，他仍然熟视无睹。

就像体温升高是生理紊乱的明确指标一样，自相矛盾也是存在冲突的指标。举几个常见例子：一个极度渴望结婚的姑娘，却畏惧任何男人的靠近。一位母亲过于关心她的孩子们，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别人一贯慷慨大方的人，却对自己紧衣缩食。一个向往离群索居的人却从不独处。一个对大多数人宽宏大量的人，却对自己锱铢必较。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能使我们对潜在冲突的性质做出初步的假设。例如，急性抑郁本来只说明一个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但如果一个过于奉献的母亲忘记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个母亲更热衷的是做一个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孩子本身。我们还可能承认，她的理想可能与挫败孩子的无意识冲动发生冲突。

有时，冲突也会浮出水面——也即是，有意识地体验到冲突本身。这似乎与我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主张相矛盾，但其实出现的只是将真实冲突扭曲变形或篡改过后的东西。因此，如果一个人面临着必须做一个重大决定，尽管他有避重就轻、闪烁其词的技术，但却也派不上用场，那他就可能被一种有意识的冲突所拉扯。现在他完全无法决定是和这个女人还是那个女人结婚，或是否要结婚，是做这份工作还是那份，是继续维持还是解散一项合作关系。于是，他会经受严峻的折磨，从一个极端穿梭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他可能忧心忡忡，求助于精神分析师，期望分析师把相关的具体问题弄清楚。而他必然失望不已，因为当前的冲突只能说明内心冲突终而爆发。如果不认识到背后所潜藏的冲突，不踏上这条宛然曲折的漫漫长路，就不可能解决这个令他烦恼痛苦的问题。

在其他例子中，内心冲突可能被外化，在这个人的意识中表现为自身与环境格格不入。或者，他发现毫无根据的恐惧与抑制干扰了他的渴望，于是可能意识到自己内心这股逆流来自更深的源头。

我们对这个人了解越多，就越能辨别出引发症状、自相矛盾与表面冲突的冲突要素——而且，我们必须补充，他的情况也借由大量各式各样的矛盾而更令人费解。所以我们不禁会问：是否有一个基本冲突潜藏于所有这些具体冲突的背后，并从根本上造成了这些冲突？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诸如婚姻来描述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那些毫无干系的争论无止无尽，关于朋友、孩子、财务、进餐时间、用人等，这些是否说明这段关系本身根本不和谐？

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个观念由来已久，并在各种宗教与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上帝与魔鬼的力量，善与恶的力量，都是这种观念的某种表达方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是，基本冲突是本能驱力与禁忌环境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本能驱力盲目地渴望满足，而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戒律森严。这种环境在早年被内在化，从那时起表现为冷峻的超我。

这里不太适合认真讨论这个观念，那需要概述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争议。我们还是试着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意思吧，尽管我们摒弃了弗洛伊德的前提假设。那么，剩下的争议就在于：原始的自我中心动力与我们的禁忌意识的对立，是我们各式各样冲突的基本来源。正如后面会看到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在我的思考方式中类似于对立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居显要地位。我所质疑的是它的基本性质。我认为，尽管它是一种重要冲突，但它却是次要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这种驳斥的依据稍后会愈加明显。这里只提出这个理由：我并不认为，渴望和恐惧中的任何冲突都能让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分裂到这种程度，也不认为它们引发的后果的危害竟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像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心理处境便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仍然有能力全心全意地追求某些事物，只是恐惧的阻滞作用挫伤了他的这种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源头之所以围绕着神经症患者丧失由衷渴望的能力，是因为他的渴望是分裂开来的，也即是，他的种种渴望是背道而驰的。[1]这样所形成的心理环境，就的确比弗洛伊德想象的更严重、更危急。

虽然与弗洛伊德相比，我认为基本冲突的破坏性更强，但我所认为最终消除冲突的可能性也更大。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具有普遍性，一般不可能消除：所能做的只是更好地妥协或更好地控制。根据我的观点，神经症基本冲突不一定生来就有，如果它产生了，也有消除的可能——只要这个受折磨的人不畏艰难困苦。这个差别不在于乐观或是悲观，而必然来自我们假设上的差异。

弗洛伊德后来对于基本冲突的解释在哲学上相当具有吸引力。先不管他这个思路的各种内涵，归根结底，他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理论是人类建设性动力与破坏性动力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本身并不是想把这个理论与冲突联系起来，而是防止两种动力混合在一起。譬如，他发现可以将受虐和施虐动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的融合物。

要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冲突研究中，就需要引进道德价值观。然而，他又觉得这些东西是科学世界的非法入侵者。按照他的信念，他力图发展一种与道德价值观无关的心理学。我相信，这种想要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表现“科学化”的努力是强有力的原因之一，解释了为何弗洛伊德理论与疗法被限定在非常狭窄的渠道内。尤其是，这似乎还导致了他没有领会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尽管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

荣格也很重视人类的对立倾向。他对于个体中起作用的种种矛盾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他把它作为一个普遍规律：任何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元素的存在。如，一种外在的女性气质暗示着一种内在的男子气概；一种表面的外倾性，与一种隐藏的内倾性；表面看起来是思维和推理占优势，而内心是情绪感觉占优势，等等。从这点上看，荣格看似是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然而，他接下来说，这些对立所具有的不是冲突性，而是互补性——目标是要接受双方面，从而趋近完整。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是一个被困于单面发展之中的人。荣格用互补律来阐释这些观点。现在，我也意识到了对立倾向包含互补的成分，完整的人格离不开任何一方。但我觉得，这些对立倾向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了，它们之所以如此顽强，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尝试解决的努力。例如，如果我们把倾向于内省、回避以及关心自己的感受、想法或幻想胜过他人视为一种真实的倾向，也即是说，这些倾向在本质上是由体验所建立和加剧的，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过程会显现他所隐藏的“外倾”倾向，会指明单面发展的危害，会鼓励他接受和实践这两种倾向。然而，如果我们把内倾性（或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离群）视为一种手段，用来逃避那些因为与他人近距离接触而产生的冲突，那么治疗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更外向，而是分析潜在的冲突。只有消除了这些潜在冲突，才可能接近全心全意这个目标。

现在继续推演我的观点，我还在神经症患者指向他人的基本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冲突。在讨论细节之前，请大家注意一下这种矛盾在《化身博士》小说中的戏剧性。我们看到主人公一方面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等，而另一方面又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当然，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的分裂严格按着这个故事的线路走，而只是提供一个基本矛盾态度的生动描写。

想从遗传学角度着手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追溯到我所说的基本焦虑[2]上，这里所指的是孩子在潜在的敌对世界中的孤立感和无助感。环境中各式各样的敌对因素都会使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冷漠、反复无常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个体需求、蔑视态度、称赞过盛或缺失、缺乏真实可靠的温情、必须在父母争吵中选择立场、责任过多或过少、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平、歧视、不信守诺言、敌对气氛等。

关于这一点，我唯一特别关注的因素是孩子对于环境中潜在虚伪的感觉：他觉得父母的爱、基督教慈善事业、诚实、慷慨、宽容等可能只是假装的。在这点上，孩子所感觉到某些东西确实是虚伪的，但还有一些可能只是他对于种种矛盾行为的反应，而这些矛盾是他在父母行为中所感觉到的。然而，这些感受往往结合了各种限定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显而易见或深藏不露，所以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只能循序渐进地识别这些影响孩子发展的因素。

在这些干扰条件的烦扰下，这个孩子摸索着生活下去的路，摸索着应对险恶世界的路。尽管，他自身的懦弱与恐惧，无意识地形成了他应对环境中特定势力的策略。通过摸索，他不仅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策略，还发展出持久的人格倾向，这些倾向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它们称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冲突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势必不能一味关注个体倾向，而应纵观这个孩子在这些环境中可行和实际的动向。尽管我们暂时看不见细节，但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他应对环境的基本动向。一开始可能杂乱无序，但最后从中形成了三条主线：他可以亲近他人、对抗他人或远离他人。

在亲近他人时，他接受自己的无助，尽管怀着隔阂与恐惧，他还是试图赢得他人的爱，试图依赖他们。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与别人相处时感到安全。如果家庭中有不同的阵营，他会选择有至高权威的一方。通过顺从他们，得到归属感和支持感，这使他不再感觉那么孤立无援。

当他对抗他人时，他接受身边的敌意，并有意无意地决定反抗。他完全不信任别人对他的感觉和意图。他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反抗。他想要更强，想要击败别人，部分出于自我保护，部分出于报复。

当他远离他人时，他既不想有所归属，也不想有所抗争，而是拉开距离。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没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不了解他。他用自己的性格、玩具、书和梦想等建立了一个个人世界。

对于每一种态度，都有一个涉及基本焦虑的突出因素：第一种态度中是无助，第二种态度中是敌意，第三种态度中是孤立。但事实是，这个孩子不可能真心采取任何一种行动，因为在这些态度赖以发展的环境中，三种态度都一定会出现。我们纵观所见的只是占主导性的动向。

如果我们现在跳到发展成熟的神经症，这就更显而易见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些成年人，在他们身上，我们刚刚说的某一态度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没有停止发挥作用。在一种依赖和服从为主导的类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离群需要。一个敌意占主导的人也有依从性格和离群需要。而一个离群性格的人不会没有敌意，或不会不需要爱。

然而，主导性态度是最能决定现实行为的态度。它反映了应对他人的途径与手段，他在这些途径与手段中感到舒适自在。因此，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通常会使用无意识技术来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只要需要与他人近距离接触，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再者，优势态度并不总是他意识所最能接受的态度。

这并意味着不显眼就没有威力。例如，我们很难说，在明显依赖和顺从的人身上，控制渴望的强烈程度是否就不如爱的需要；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只是更间接而已。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隐匿态度的潜力非常巨大，而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的态度是完全颠倒的。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种反转作用，但它也会在后期生活中出现。萨摩赛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女性的个案史也常常能揭示这种转变。一个女孩原先顽皮叛逆、野心勃勃，当她坠入爱河后，变成了一个百依百顺、仰人鼻息的女人。或者，在惨痛经历的压力下，一个孤僻的人可能变得病态依赖。

应该补充一点，诸如这样的转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常见的疑问，即后期经历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永远被童年处境所引导和控制。从冲突角度看待神经症的发展，能使我们更给出一个更充分恰当的答案。有可能是：如果早期处境是颇为自由的自然发展，那后期经历，尤其是青春期，就能对人格塑造产生影响。然而，如果早期经历的影响很大，使这个孩子的行为模式刻板僵硬，那么新的经历不可能有所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刻板使他无法接受新经历：例如，他可能非常孤僻，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他，或他的依赖性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总是被迫附属他人、被他人剥削。还有部分是因为，他会以自己现有行为模式来解读所有新的经历：例如，一个攻击型的人面对友善，要么视之为愚蠢的表现，要么觉得别人是想剥削他，而新的经历只会强化原来那个行为模式。一旦神经症患者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是后期经历给人格带来了改变。然而，这个改变并不如看起来那么彻底。实际上，真正的情况是，内忧外患的压力使他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导性态度，而选择另一种极端，但如果起先没有冲突，就不会发生这个改变。

从正常人的角度看，这三种态度没有相互排斥的理由。一个人应该既能迁就他人，也能有所抵抗，也能杜门不出。三者能够彼此互补，有助于促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有一个占优势，只能表明这个人朝着一个方向过度发展。

但对于神经症，就有几个原因使得这些态度不可调和。神经症患者不易变通，他被迫服从、反抗和疏远，不管这种行为在具体情形中是否恰当，如果他表现为其他方式就会陷入恐慌。因此，如果三种态度都出现了，不管以何种强度，他势必会落入严重的冲突中。

另一个因素严重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些态度并没有限定于人际关系，而是逐渐弥散到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扩散到整个机体组织一样。它们不仅涉足到这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还包括他与自己的关系以及与普通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包罗万象的性质，就禁不住会绝对化地思考冲突，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从属与支配等。然而，这种绝对化的看法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根据某个单一的对立特征来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诸如它们在宗教信仰或权力统治上的差异。这些固然是差异，但一味强调这种差异只会混淆视听，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来就有天壤之别，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人生哲学。

冲突起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最后影响到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类关系极其重要，以至于它们必定会塑造我们的品性、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价值观等。这些东西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盘根错节。[3]

我认为，由不相容态度所导致的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因而称得上“基本”。补充一句，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比喻重要性，还强调它是神经症扩散的动力中心。这个观点是一种新神经症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的含义在后面会愈加明显。广义而言，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完善了我之前的观点，即神经症是人类人际关系紊乱的一种表现。[4]

[1]参见弗朗茨·亚历山大，《结构冲突与本能冲突的关系》，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3年4月。

[2]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937年。

[3]由于对他人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态度无法分割开来，所以有时候能在精神分析学著作中找到某种观点，认为其中某一个态度是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

[4]这个观点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并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详细阐释过。

第三章　亲近他人

要介绍基本冲突，不能靠简单呈现大量相关个案。由于基本冲突的破坏性势力，神经症患者在周围搭建了一套防御机制，不仅用于掩耳盗铃，还用于混淆视听。结果就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而非冲突本身。因此，简单罗列个案史没法全面展示其含义与种种细微差别，这样的陈述未免旁征博引过头，犹如盲人摸象。

而且，前面章节所描绘的轮廓仍然需要充实。为了了解基本冲突的全貌，我们必须从分别研究每个对立要素着手。我们只要观察各种个体类型就能有所收获，在他们身上，非此即彼的要素占主导，而且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要素代表着更能接受的自我。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些类型[1]分为依从、攻击和孤立型人格。在每个个案中，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人更愿意接受的态度上，而不考虑其中可能隐藏的冲突。对于每一种类型，我们会找出他对他人建立起来或培养出来的基本态度，以及某种需要、品性、敏感、抑制、焦虑的发展，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找出他特有的一套价值观。

这种做法可能存在某种弊端，但同样也有一定的优势。针对这些类型中相对明显的态度、行为反应、信念等，先检查它们的功能和结构，就更容易在那些含混不清的案例中辨识出相似的组合。进一步说，会使我们清楚看到这三种态度本质上的不相容。回到我们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比喻上来：如果我们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我们不会一开始就举出一个人，他有一定的民主理想，这种信仰暗中倾向于与法西斯手段相结合。我们更可能是从纳粹党的文字与行为来描述法西斯思想，然后再与民主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做比较。这会使我们对两套信仰之间的差异印象深刻，从而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试图折中两种信念的个人和群体。

第一组，依从类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他人的特质。他对爱和支持有显著需要，尤其是需要一个“同伴”——一个朋友、恋人或配偶，“他们能满足他所有生活期望，而且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的善恶和成功负责”。[2]这些需要与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相同：强迫性、不加区分，而且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焦虑或沮丧。这些需要与有关的“他人”的内在价值毫不相干，也无关于他对他们的真实感受。不管这些需要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幻，它们都围绕着对人类亲密行为的渴望、对“归属”的渴望。因为依从型的需要是不加区分和选择的，所以他倾向于高估自己与周围人的共同志趣，而忽视种种差异。[3]他的这种错误判断不是因为愚昧无知或缺乏观察能力，而是取决于他的强迫性需要。他感觉（就像病人的画中所证明的）像一个婴儿，被陌生人与危险动物所包围。她站在画中央，渺小又无助，围绕她的是一只想要刺伤她的大蜜蜂、一只要咬伤她的狗、一只要扑向她的猫和一头要撞伤她的公牛。而且显而易见，其他生物的真实本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越是具攻击性、越是令人恐惧的那些人，他们的“爱”却是最为必需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被喜欢、被需要、被渴望、被爱；他们需要感到自己被接受、被欢迎、被支持、被赞赏；他们需要别人重视他们，觉得他们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于某些特殊的人；他们还需要得到帮助和指导、受到保护与照顾。

一旦在分析过程中指出病人这些需要的强迫性特征，他往往会声称所有这些渴望都非常“自然”的。当然，在这里，他是有正当理由的。有些人身心都被施虐倾向严重扭曲（后面会讲到）到对爱的渴望全然失效，抛开这类人，我们确实可以毫无风险地断言，每个人都想要感觉被爱、有所归属、得到帮助等。病人的错误在于，他声称自己对于爱和支持的疯狂是真心实意的，然而实际上，对于安全感的渴望已经使真心的部分黯然失色。

满足这种渴望的需要急不可待，以至于他做的一切都是以安全感需要为导向。在这个过程中，他发展出塑造他人格的某些品性与态度。其中有些可以称得上讨人喜爱：他开始敏感于别人的需要——在他情感上有能力理解的范围之内。例如，尽管他总是忘记一个离群的人渴望疏远，却会充分意识到另一个人需要同情、帮助和支持等。他不由自主地努力达到他人的期望，或他自以为的他人的期望，以至于经常到了对自己的感受视而不见的地步。他变得“慷慨无私”、自我牺牲、无欲无求——除了他对爱无边无际的渴望。他变得顺从、过度体贴（在他的极限范围内）、过度欣赏、过于感恩、宽宏大量等。自欺欺人的是，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太在意别人，而且还认为他们都是虚伪自私的人。但如果我可以用有意识的话来说无意识的过程——他说服自己，让自己以为他喜欢每一个人，让自己以为他们都是“友好”、可信赖的，这样一种错觉不仅会导致心碎般的失望，还平添他普遍性的不安全感。

这些性质对他来说之所以没那么有价值，主要是因为他不会扪心自问自己的感受或是判断，而只是盲目地把己所之欲强施于人。还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回报，他就会极度焦躁不安。

这些性质，以及重重迭代后又出现的另一些性质，目的都在于避免敌视、争执和竞争。由此，他倾向于降低身份，使自己屈居于次要地位，将舞台聚光灯留给别人。他会姑息让步、息事宁人，他还起码有意识地不存芥蒂。任何报复或取胜的渴望都压抑至极，以至于他常常对自己如此轻易和解以及从来不计前嫌感到吃惊。最重要的是，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引咎上身。仍然因为他极其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管他是否真的感到内疚，仍然会反躬自责，而不是指责他人，在面对明显不正当的批评或预料中的攻击时，他还是倾向于反求诸己或于心有愧。

这些态度逐步转变为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任何攻击行为都是禁忌，所以我们在刚毅自信、批评评判、提出要求、发号施令、引人注目、追求抱负目标等方面发现了抑制作用。同样，因为他的生活完全以别人为主导，所以他的抑制总是阻碍他为自己服务或自我享受。这可能使他达到一种状态，即任何不与他人分享的经验，不管是一顿饭、一场演出、音乐还是大自然等，都是毫无意义的。无须说，这种在享乐方面的刻板限制不仅会使生活变得平乏无味，还会使他更依赖他人。

且不说他对于上述性质的理想化[4]，这种类型的人还具有某些针对自己的态度特征。其一是他对于自己软弱无助的一般性感受——一种“我多么可怜又微不足道”的感受。一旦让他自己来出谋划策，他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就像脱开了锚的船，或像没能得到仙女帮助的辛德瑞拉。这种无助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一个人感觉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反抗或竞争，这确实会促进现实软弱感。此外，他还向自己和别人坦承自己的无助。在梦中，也会戏剧化地强调这点。他总是作为一种求助或防御手段诉之于此：“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不要抛弃我，因为我是那么地软弱无助。”

第二个特征产生于他屈居附属地位的倾向。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人都比他优越，都比他更有魅力、更聪明、更有文化学识、更有价值。这种感觉的现实基础是他缺乏自信与刚毅，这损伤了他的种种才能，即便在他能力毋庸置疑的领域，自卑感仍然会使他无视自己的价值，认为别人比他更胜任。在那些具有攻击性或傲慢自大的人面前，他就更加自惭形秽。然而，即使独处，他不仅倾向于轻视自己的品质、天赋和能力，还低估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在于他普遍依赖他人。这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通过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估自己。他的自尊随着别人认可与爱而起起落落。因此，任何拒绝对他来说都是现实灾难。如果有人答复他的邀请，他可能在意识上通情达理，但按照他生活的内心世界的逻辑，他自尊的晴雨表就会降到零点。换言之，任何批评、拒绝或背弃都是可怕的危险，而且他可能卑躬屈膝地想要赢回这个威胁者的尊重。他的逆来顺受并非来自某些隐秘的“受虐”驱动力，而只是基于他心理前提的逻辑产物。

这一切便促成了他特殊的价值观。当然，根据他的成熟情况，这个价值观本身的清晰明确程度有高有低。这些价值观在于美德、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等方向；而对自负、野心、冷酷、狂妄、挥霍权力等深恶痛绝——尽管，因为这些属性代表着“力量”，他可能又同时暗中羡慕不已。

因此，这些就是神经症“亲近”他人的要素。显而易见，通过任何一个词语来描述这些东西，诸如顺从或依赖，是多么不充分恰当，因为它们背后隐含着一整套思考、感受和行为方式——整个生活方式。

我承诺过不讨论反面因素。但是，除非我们弄清楚，压抑对立倾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巩固主导倾向，否则就无法完全理解所有这些态度和观念是有多冥顽不化。所以，我们还是要简略了解一下反面情况。在分析依从类型时，我们发现各种攻击倾向被严重压抑。与表面上的过分关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发现的是对他人缺乏兴趣、蔑视态度、无意识寄生或剥削他人、操控他人的倾向、不懈需要有所超越或享受报复性胜利。当然，这些受压抑的驱动力在形式和强度方面都不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早期与他人不愉快经历的反应。例如，有一份个案史显示，他直到八岁还常常发脾气，之后又变得温顺听话。但许多源头都源源不断地产生敌意，所以攻击性倾向也借由后期经历得以加强。这样说下去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而不能面面俱到，这里只需要说，谦逊和“善良”会遭致践踏和利用。再者，依赖他人会造成异常脆弱，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感觉自己被忽视、被拒绝，以及没有立即得到过度的爱或支持时就会感到被羞辱。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觉、动力和态度被“压抑”，我是采用弗洛伊德对于这个词的观点，意思是个体并非只是没有意识到它们，而是永远也不要意识到它们给他带来的无可替代的好处，以至于他严防死守，唯恐向自己或他人泄露任何迹象。因而每种压抑都会使我们面临疑问：压抑心中的某些动力究竟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对于依从类型，我们能找到诸多答案。大部分只得放在后面讨论理想化意象和施虐倾向时来了解。现在我们能了解的是，对于敌意的感受或表达会危及他喜欢他人和被他人喜欢的需要。此外，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或甚至是自我主张，对他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他自己会谴责这种行为，因而觉得别人也会谴责这些行为。而且他无法冒谴责的风险，因为他的自尊实在是太依赖他们的支持了。

压抑所有主张、报复和野心的感受与冲动也有其他的功能。这是神经症患者消除冲突并取而代之以完整统一感的众多努力之一。我们内心对统一的渴望并不是秘密，但产生于对生活机能的现实需要——除非这个人一直受到相反方向的驱使——以及最终会导致我们极度恐惧分裂的那些东西。通过掩埋所有违逆部分而给某个倾向赋予主导地位，是一种组织人格的无意识努力，它是解决神经症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断严格核查所有攻击性冲突的双重利益：否则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会濒临危机，他臆造的统一性也会被戳穿。而且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就越是迫切地想要驱逐它。他会矫枉过正，绝不表现自己想要谋一己私利，绝不拒绝请求，总是喜欢每一个人，总是退居幕后等。换言之，依从和姑息倾向得以加强，变得更具有强迫性、更不加区分。[5]

当然，所有这些无意识努力并没有使被压抑的冲动停止运作，但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符合这种人格结构的。他会提出要求，“因为他太悲惨不幸了”，或以“爱”为幌子暗中控制。被压抑敌意的积累也可能表现在或多或少的怒气爆发，从偶尔的烦躁易怒到发脾气。这些爆发虽然并不符合亲切与温和，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正当合理的。而且根据他的诸多前提，他也是无比正确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既过分又自私，有时还不禁觉得自己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以至于他简直忍无可忍。最后，如果被压抑的敌意具有狂怒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各种功能紊乱，诸如头痛或肠胃疾病。

因此，依从类型的大多数特征都有双重动机。例如，当他使自己居于次要地位的时候，就能避免摩擦，从而与他人和谐相处；但这也可能是一种手段，用来消除想要超越他人的所有痕迹。当他让别人利用他时，就是依从和“善良”的表达方式，但也可能是厌恶自己剥削他人的欲望。要克服神经症依从，就要修通冲突的两面，并有条不紊地按顺序处理。我们从保守的精神分析著作中能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释放”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本质，但这种方法说明作者对于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和具体变式一无所知。只有对于现在所讨论的这种类型，这个方法才具有一定的效度，但即便如此，这个效度也有效。揭露攻击动力的确是一种释放，但如果这种“释放”是为释放而释放，那也很容易损害他的发展。如果最后要整合人格，这个方法就必须放在修通冲突问题之后。

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到爱和性在依从类型中的重要性。对他来说，爱常常是唯一值得追求、值得为此而活的目标。没有爱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空洞无聊的。借用弗里茨·维特尔斯[6]对强迫性追求的说法就是，爱变成坐地自划的幻影。人、自然、工作或任何兴趣娱乐都索然无味，除非有某段爱的关系赋予其趣味。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这种痴迷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更明显，这就使我们认为它是女性特有的渴望。实际上，这与女性气质或男子气概完全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现象，因为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动力。

如果我们明白了依从类型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知道为何爱对他如此重要，以及为何“他的疯狂中自有条理”。由于他矛盾的强迫性倾向，这其实是实现他所有神经症需要的唯一途径。它能够保证他既满足被喜欢的需要，又满足（通过爱）控制别人的需要，既满足屈居次要地位的需要，又满足（通过对方一心一意的尊重）超越他人的需要。它能使他基于正当、无辜或甚至值得称颂的基础上实施自己所有的攻击性冲动，同时又让他能够表达自己所要求的所有可人品质。而且，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障碍和痛苦来自内心的冲突，所以爱似乎能保证他治愈一切问题：只要他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希望显然是荒谬的，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他的这个逻辑多多少少是一种无意识推理。他认为：“我软弱无助，如果我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孤立无所依，我的无助就是一种危险、一种威胁。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胜过其他的人，我就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她）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就没有必要自我主张，因为他会明白并且给予我想要的，而无须我要求或解释。事实上，我的软弱就是资本，因为他爱我的无助，因为我可以依靠他的力量。如果要为他付出，或甚至是为我自己，就能够发挥我自己振作不起来的主动权，因为这是他想要的。”

他所制定的推理有部分是谨慎思考而来的，部分只是一种感觉，还有部分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同样根据这些推理进行重整，他觉得：“孤独太折磨我了。我不仅无法享受任何不与人分享的乐趣。更有甚者，我感觉茫然若失，焦虑不安。我当然可以在周六晚上独自看电影或读书，但那是种耻辱，因为这是在向我说明没人需要我。所以因为这样，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计划，免得周六晚上（或其他任何时间）孤零零的一个人。但如果我找到一个好恋人，他就会让我免受折磨；我再也不会孤单；现在了无生趣的事情，不管是准备早餐、工作还是看日落，都会是令人高兴的事。”

而且他还认为：“我没有自信。我总是觉得别人都比我有能力、有魅力、有天赋。即使是事情是我完成的也算不上什么，因为我确实无法归功于自己。我可能是蒙混过关，或只是侥幸。我一定无法保证自己还能再次完成。而且如果人们真的了解我，他们一定用不着我。但如果我找到一个人，像我一样爱我，无比重视我，我就能成为重要人物。”于是，难怪爱具有幻影的一切诱惑力。难怪牢牢抓紧爱胜过由内改变自己的艰苦过程。

如此一来，性关系除了生理功能，还具有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依从类型的人越是倾向于超然独立——即害怕卷入感情，或越是对爱心灰意冷，性就越可能只是爱的替代品。于是，性关系似乎就是人类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而且还会被高估，就像高估爱一样，因为它有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

如果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两种极端，即要么认为病人对爱的强调“只是天性”，要么当作“神经症”而不予考虑，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依从类型的人在这方面的期望来自他人生哲学的逻辑推论。在神经症现象中总是如此——或是否总是如此？我们发现，病人的推理过程，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天衣无缝的，但却是基于错误的前提之上。这些错误前提就是，他误以为需要爱、需要随之而来的一切产物就是真正的爱的能力，而且他完全忽视自己的攻击倾向，甚至是破坏性倾向。换言之，他忽视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指望不对冲突本身做任何改变就摆脱未解决冲突所带来的恶果，而这正是每种神经症尝试解决途径的态度特征。这也是为何这些努力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势必可以把这种爱形容成一种解决途径。如果依从类型的人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个既强大又好心的伴侣，或这个人的神经症刚好与他合得来，他的痛苦可能就会大大减轻，还可能寻得一定的幸福。但是通常情况下，他期望从中寻得人间天堂的这段关系，只是将他推入更深的苦难当中。他非常容易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带到这段关系中，从而毁掉这段关系。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只是缓解现实压力，除非他的冲突得以消除，否则他的发展仍然会受到阻碍。

[1]“类型”这个词用在这里，只是为了简化那些带有独特性格特征的人。我当然不打算在这章或后面两章建立一种新的类型说。类型说肯定是可取的，但必须建立在一种更广阔的基础上。

[2]引自卡伦·霍妮，《自我分析》，1942年。

[3]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关于爱的神经症需要，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关于病态依赖。

[4]参见第六章，理想化意象。

[5]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6]弗里茨·维特尔斯，《神经症中的无意识幻影》，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8期，第2部分，1939年。

第四章　对抗他人

在探讨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他人的倾向时，我们还是跟前面一样，在此分析一下攻击倾向占主导的类型。

依从类型的人坚信人都是“友好的”，还一直为反面证据感到迷惑不解；攻击类型的人想当然认为每个人都带着敌意，拒不承认他们并非如此。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人与人的搏斗，落后者遭殃。对于种种例外，他只是勉强认可或保留意见。有时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明显，但更多时候，是掩藏在温文尔雅、公正不阿和善于交际的虚饰之中。这种“掩饰”可能相当于马基雅维利式的让步权术。然而通常混杂着伪装、真诚和神经症需要。他想要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个好人，这种渴望可能兼具了一定的仁心善意，只要没有人质疑他的指挥地位。对爱和支持的神经症需要的要素可能服务于种种攻击性目标。依从类型的人不需要这种“掩饰”，因为他的价值观本来就为社会所认可或是符合基督教美德。

攻击型人的需要与依从型人一样具有强迫性，要认识到这点，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这些需要同样产生于他的基本焦虑。必须强调这点，因为这类人从不承认或展现恐惧，这点在后面非常明显。在他身上，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强硬，都是为了变得强硬，或至少表现出强硬。

他的种种需要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人生是一个竞技场，依据达尔文的观点，就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生存还是灭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但不管怎样，冷酷无情地追逐个人利益就是至高无上的准则。因此，他的第一需要就是控制别人。控制手段的形式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是完全运用权力，也可能是间接操纵，通过过度关怀或是使他人承担义务。他可能更喜欢做幕后操纵者，采取智力手段，这就意味着他认为，通过理性推理或深谋远虑，一切都胜券在握。他控制他人的具体形式大部分取决于他的先天禀赋，在一定程度上还融合了各种冲突倾向。例如，如果这个人同时倾向于离群，他就会避免使用直接的操控，因为直接操控使他与他人交往过密。如果对爱有大量隐秘的需要，他也会首选间接方式。如果他想做幕后操纵者，就会表现出受虐倾向，因为这意味着利用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

同时，他还需要超越他人，需要取得成功、威望或任何形式的认可。这一方面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权力为导向，因为在一个竞争社会中，成功和威望能带来权力。但成功与威望也可能借由外界的肯定、外界的称赞等，以此制造一种有关力量的主观感受和真实的优势。这里和依从类型一样，重心都在于他本人之外；不同之处只在于他想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肯定的类型不同。但其实二者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人们纳闷儿，为何成功无法减轻他们的不安全感，只会表现出他们缺乏心理学知识，但其实他们的疑惑表明了他们通常在多大程度上将成功与威望视为价值尺度。

一部分情形是，他强烈地想要剥削他人，想要比别人智高一筹，想要利用他人为己所用。他看待任何情境或关系的角度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不管是关于金钱、威望、交往还是观点。他自己有意识或半意识地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所指望的就是比其他人做得更高效。他发展出来的品性与依从型人大相径庭。他变得坚韧不拔，或至少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认为所有感觉情绪，既包括他自己的，也包括别人的，都是“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是不足轻重的。并不是说他绝不“恋爱”，或绝没有绯闻，或绝不结婚，而是他主要关注的是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这个人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富能使他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觉得没有理由要去体谅他人。“为什么我应该照顾他们？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去。”从一个古老的道德问题来讲，有两个人在木筏上，但其中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他一定会说，当然是自保，不自保就是愚蠢、虚伪。他讨厌承认任何恐惧，还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控制住恐惧。例如，他可能逼自己待在空无一人的屋里，尽管他害怕盗贼；他可能坚持骑在马背上，直到他克服了对马的恐惧；他可能为了克服自己对蛇的恐惧，故意穿过周知有蛇的沼泽地。

尽管依从型人倾向于让步，但攻击型人之所以竭尽所能是为了做一个优秀的斗士。在辩论中他思维敏捷，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不介意展开一场争辩。当他身处绝境，除了搏斗别无他选时，他可能就会使出浑身解数。与依从型人害怕赢得比赛不同的是，他是个输不起的人，无疑只想要赢。依从型人伺机自责，而他伺机责备他人。但两种类型的人都不是出于内疚的考虑。当依从型的人伏法认罪时，他绝不认为自己有罪，而是被逼让步。攻击型人也同样不认为别人就是错的，他只是假设自己是对的，因为他需要这个主观肯定的基础，就像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点来发起进攻。对他来说，在绝对不必要的情况下承认错误，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就是懦弱的表现，这是难以饶恕的。

与他必须对抗险恶世界的态度相一致的是，他形成了一种敏锐的现实主义（诸如此类的）观念。他绝不会“天真”到疏忽他人任何妨碍他目标的表现，包括野心、贪婪、无知或其他任何表现。由于处于竞争文化中，这类特性就比正直、正派更普遍，他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只是务实。当然，其实他和依从型人一样片面。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强调规划和远见，就像任何一个优秀战略家一样，在每种情境下，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评估自己的胜算、对手的势力和可能遇到的陷阱。

因为他总是被迫彰显自己是最强的、最精明的或最受欢迎的，所以他努力开发所必须的效率和智谋。工作中的热忱与智慧可能使他成为一个深受敬重的职员，或使他在自己的事业中有所成就。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给人兢兢业业的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对他来说，工作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热爱他所做的事情，也并不真正享受其中，这与他努力将感觉情绪彻底排除在生活之外是一致的。抑制所有感觉情绪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从成功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权宜之举，因为这样能使他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那样，不知疲惫地生产产品，而这些产品会带给他更多的权力与威望，这样一来，感觉情绪可能干扰他。可以想象，感觉情绪可能使他进入一个机会比较少的行业，也可能使他常常在成功路上回避所需的方法技术，还可能怂恿他不去工作，跑去享受自然或艺术，或诱使他陪伴朋友而不应酬那些仅是可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压制感觉情绪会造成情感上的贫乏，这会影响他的工作质量，也自然会减损他的创造力。

攻击类型的人看起来非常肆无忌惮。他可以彰显自己的愿望，他可以发号施令、发怒、为自己辩解等。但其实他的抑制并不比依从型人少。他特定的抑制作用之所以没有即刻引起我们注意，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抑制作用存在于情感领域，围绕着他在友谊、爱、情感、同情和谅解以及不带利害关系的享乐方面的能力。而不带利害关系的享乐，一定会被他视为浪费时间。

他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强大、诚实和务实，如果你从他的角度看的确如此。根据他的前提，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有严格逻辑的，因为对他来说，冷酷无情就是力量，不体贴他人就是诚实，麻木不仁地追求个人目标就是务实。他对于诚实这一方面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精明地揭露当下的虚伪。诸如对事业的热忱、慈善心这类东西，他认为纯粹是种伪装，而且他觉得揭露社会意识的种种姿态或基督教美德的真面目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他的那套价值观是围绕着弱肉强食的生活哲学建立起来的。强权即是公理，扫除慈悲与怜悯。人人都是披着人皮的狼。这些价值观跟纳粹分子让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没多大区别。

攻击类型的人不接受真正的同情和友谊，也拒绝他们的伪装、依从和让步，这是有主观逻辑在里面的。但要是认为他分辨不出差别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遇到一种真正友善又有力量的态度时，他很容易辨别出来并怀揣敬意。问题是，他觉得在这方面太具鉴别力会违背他的利益。两种态度在他看来都是生存之战中的障碍。

可是，他为何如此暴力地拒绝人类温柔的情感？他为何看到别人充满爱意的行为就感到恶心？别人在他觉得不恰当的时刻表现出同情时，他为何如此鄙夷？他的表现就像一个驱逐自家门口的乞丐的人，因为乞丐让他心痛。他可能真的会凌虐乞丐；他可能非常失常地愤怒拒绝最简单的要求。这些便是他的典型行为反应，而且一旦攻击倾向在分析中渐渐变得不那么刻板时，就很容易观察到这些行为。实际上，他对于他人的“温柔”的感觉是矛盾复杂的。他看不起他们的温柔，这正确无疑，但他也欢迎这种温柔，因为这使他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还能有什么理由使他常常被依从型人所吸引，就像依从型人常常被他吸引一样？他的行为反应之所以如此极端，是因为他需要对抗自己心中所有柔情。“温柔”对这类人来说不仅意味着真情实感、怜悯等，还意味着一切暗示需要和感受的东西，以及依从型人的行为准则。例如，乞丐那个例子，他萌生了真正的同情心，想要遵从请求，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他们。但仍有一股更强烈的需要把这些从他身边推开，结果他不仅拒绝他们，还凌辱他们。

为了融合有分歧的动力，依从类型的人寄希望于爱，而攻击型人则在认可中寻求可能。被认可不仅确保他肯定那个他所要求的自我，还有额外的吸引力，使他被别人喜欢，还使他反过来喜欢别人。因此，由于认可似乎给他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方法，所以成了他用来补救的海市蜃楼。

他斗争的内在逻辑大体等同于依从型中的情况，因而这里只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对于攻击型人，任何同情心，或表现“良好”的义务、或依从态度，都与他建立的整个生活结构格格不入，还会动摇它的基础。再者，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因而会摧毁他小心翼翼培育出来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为了统一性。结果就是，压抑温柔倾向加强了攻击倾向，使攻击倾向更具有强迫性。

现在，如果我们说的两种类型在我们心中都栩栩如生，我们就能看到，他们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极端：一方所渴望的正好是另一方所厌恶的；一方不得不喜欢每个人，而另一方视所有人为潜在的敌人；一方竭尽全力避免纷争，另一方发现搏斗是他的天性；一方依附于恐惧与无助，另一方试图消除它们；一方趋于人文理想，虽然是神经症性的，而另一方走向明争暗斗的人生哲学。但两种行为模式都始终不具有选择性的，而是具有强迫且不容变通的，这都取决于内心的种种需要，他们都无法达成中间立场。

现在我们要继续描述我们逐步讨论过的这些类型。我们开始只是发现基本冲突所涉及的地方，而且目前已经看到，基本冲突作为主导性倾向，作用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两个方面。现在我们必须做的是描述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两组相反的态度和价值观在共同起作用。这不是清清楚楚吗？这样的人，不屈不挠地受到两种方法截然相反的驱使，以至于难以动弹，事实是他会分裂，会瘫痪到完全失去活动能力。正是他消除其中一方的努力，将他推入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或那种类型，这是他尝试解决自己冲突的途径之一。

在这种情况中，像荣格那样，论及单方面畸形发展是完全不充分的，这最多是一种在形式上正确的论述。但是，由于是基于一种动力相关谬见，所以在含义上是错误的。荣格的出发点是片面的，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必须帮助病人接受自己的对立面。我们就会问：这怎么可能呢？病人不可能会接受自己的对立面，他至多只能意识到它而已。如果荣格期望通过这一措施使病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我们要说，这个措施当然是最终整合人格所需要的，但这本质上只意味着让病人学会面对自己当前意欲回避的冲突而已。荣格没有正确评估到的是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质。亲近他人与对抗他人之间并不只是懦弱与强大的区别——或者是荣格说的女性气质与男子气概。我们所有人都具备依从和攻击的潜力。而且，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强迫性的驱使而相当拼命地挣扎，他也能够达成一定的整合。然而，一旦两种行为模式都是神经症性的，则都会损害我们的成长。两个不满意的东西加在一起，并不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整体，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也无法制造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1]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第五章　远离他人

基本冲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离群索居的需要，“远离”他人的需要。在分析这种主导倾向的类型之前，我们必须明白神经症离群指的是什么。当然，它不仅仅是指想要偶尔独处。每个认真对待自己与生活的人，有时都会想要独处。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深陷于表面生活，以至于对这种需要知之甚少，但哲学与宗教随时都在强调独处可能有助于实现自我。渴望有意义的独处绝不可能是神经症的；相反，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回避他们的内心深处，而且无法建设性地独处正是神经症的征兆。除非与人交往有无法容忍的压力，并且独处主要是一种逃避交往的手段，独处的渴望才是神经症离群的征兆。

高度离群者的某些特质非常明显且独特，以至于精神分析学家认为这些特质才是离群类型人格所特有的。最明显的就是普遍地疏远他人。这一点之所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尤其强调这点，但其实他的疏远他人并不比其他神经症患者更严重。例如我们讨论过的那两种类型，很难简单说明哪一种更疏远他人。我们只能说，依从型人掩盖了这个特点，当他发现这一点时会感到震惊，因为他对于亲近的热切需要使他渴望相信自己与他人之间没有隔阂。毕竟，疏远他人仅仅是人际关系紊乱的指标。但所有神经症都有这个情况。疏远的程度取决于紊乱的严重程度，而不是神经症采用的具体形式。

另一个特征常常被视为离群所特有的，那就是疏远自我，也即是感情麻木，不确定自己是怎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爱什么、恨什么、渴望什么、希望什么、害怕什么、厌恶什么、相信什么等。这种自我疏远也很常见于所有神经症。每个达到了神经症程度的人都像一架遥控飞机，所以必然会脱离自我。离群者就很像海地传说中的僵尸，虽然是死人，但通过巫术死而复生：他们可以像活人一样工作和活动，但他们没有生命。而其他人，还可以拥有相对丰富的感情生活。由于存在这些差别，我们也就不能把自我疏远视为离群所特有的。所有离群者的共同点在于某些极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带着一种主观兴趣来看待自己，就好像看待一件艺术品。也许最好的描述方式就是，他们以“旁观者”态度对待自己，通常也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因此，他们可能常常是自己心理过程的杰出观察者。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经常对梦的象征展现出惊人的理解力。

关键就在于他们内心需要在情感上与他人有一段距离。更准确地说，他们有意无意都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要在情感上与他人扯上关系，不管是爱、对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法圈，没人能够进入。而且这也是为何他们从表面上好像与他人“相处融洽”。这种需要的强迫性特征表现在他们对于外界干扰的焦虑反应。

他们习得的所有需要与特质，都是针对不卷入关系这一主要需要。其中最引入注意的就是自力更生的需要，最积极正面的表现就是足智多谋。攻击型人也倾向于足智多谋，但精神不同，对他来说，这是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艰苦奋斗的先决条件，是在斗争中打败他人的先决条件。而对于离群型人，他的精神和鲁滨孙·克鲁索一样：为了生存，他必须足智多谋。这是他能补偿自己这种孤立状态的唯一办法。

还有一种维持自力更生的方法更靠不住，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在这个方向上的各种动向，就要记住他的潜在原则，即绝不过于依附任何人或事物以至于他们成为必需。依附他人会损害超然态度，最好别太看重。例如：一个离群者可能能够感到真正的快乐，但如果快乐要以某种方式依赖于他人，他就情愿选择放弃。他喜欢偶尔在晚上与一些朋友聚会，但不喜欢普遍性的社交与社会活动。同样，他回避竞争、威望和成功。他倾向于约束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使它们维持在某个范围内，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或精力来供养。他可能痛恨生病，视之为耻辱，因为生病就迫使他依赖别人。关于任何问题，他可能都执意要取得第一手信息：例如对于国外，诸如俄罗斯，他想要亲自去见识，而不是采纳别人的见闻。这种态度有利于卓越的心理独立性，只要没有到荒谬的地步，例如在陌生城市拒绝问路。

另一个显著需要就是他需要私人空间。他就像一个旅馆的宾客，很少把门上的“请勿打扰”牌子取下来。甚至于书籍也被当作干扰者，被当作外来者。提出任何有关他个人生活的问题，都可能会令他震惊，他倾向于给自己戴上神秘的面纱。有一个病人曾经告诉我，他到了40岁，还是和母亲告诉他上帝能透过百叶窗看到他在咬指甲时一样讨厌上帝无所不知这个观点。这个病人哪怕对于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也守口如瓶。对于离群者，如果别人视他为“理所当然”，可能会使他恼怒不已——这让他觉得自己遭到践踏。通常，他选择独自工作、睡觉、吃饭。与依从型人截然相反，他不喜欢分享任何体验——对方可能会打扰他。即便是和他人一起听音乐、散步或交谈，他也只有在之后回想起来才感到真正的愉悦。

自力更生和私人空间都有益于他最突出的需要，即完全独立。他个人觉得自己的独立性具有正面价值。这种独立无疑具有类似的价值。因为不管缺乏什么，他都绝对不是听人使唤的机器人。对于互助的盲目拒绝，连同对于竞争的超然态度，的确赋予了他某种完整性。错误就在于他把独立视为最终目的，而忽略了独立的价值最终在于他用独立来做什么。他的独立，和所有涉及独立的离群现象一样，具有一种消极的取向，目的在于不被影响、强迫、束缚、约束。

和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独立需要也是强迫性且不加区分的。表现为对任何类似于强迫、影响、约束等事物都十分敏感。敏感度是离群程度的优良标尺，被视之为束缚的对象因人而异。他可能很容易感受到物理性压力，诸如衣领、领带、腰带、鞋子之类的东西。任何视野障碍都会引起被围困感，如要是待在隧道或矿井，就可能产生焦虑。这方面的敏感并不能完全解释幽闭恐惧症，但至少是其背景。他可能会逃避长期的约束：很难签订合同、签一年以上的租约、结婚等。当然，对于离群者来说，婚姻无论如何都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他需要保护或相信对方完全适合他都能降低这个风险。他们很容易出现婚前恐惧。无情流逝的时间通常被视为强制：上班迟到5分钟的习惯可能是为了维持自由的幻觉。时间表构成一种威胁：离群型病人会喜欢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不看时间表，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间抵达车站，情愿在那里等下一趟火车。别人预期他做某些事，或以某种方式行事，会让他不自在而且逆反，不管这些预期是否真的表现出来了，或只是假想性地存在。例如，他可能平常喜欢馈赠礼物，但会忘记生日或圣诞节礼物，因为这些是别人期望他做的。对他来说，遵从公认的行为规范或传统价值观是令人厌恶的。为了避免摩擦，他会表面上遵从，但在心里坚决不接受所有传统教条和准则。最后，他人的建议也被视为控制支配，即便与他的愿望一致，他也要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抵抗可能也与有意识或无意识挫伤他人的渴望有关。

尽管和其他神经症的患者一样，他也需要优越感，但在这里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与离群有内在联系。“象牙塔”与“光荣独立”就证明了即使按通俗说法，离群与优越之间也难脱干系。也许，如果一个人既没有一定的实力和智谋，也没有感受到独一无二的重要性，那他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临床经验也证实了这点。当离群者的优越感一时被打碎，不管是由于实实在在的失败，还是内心冲突的增长，他都将无法保持孤独，还可能疯狂地寻求爱和保护。他的生活历程中常常出现这种动摇。在青少年时期或二十几岁时，虽然可能有过几段相当冷淡的友谊，但已经相对舒适自在地过着颇为孤立的生活。当他卓有成就时，还会编织未来幻想。但之后，这些梦想在现实中触礁。尽管在中学他力争第一，但到了大学，他面临严峻的竞争，因而逃避竞争。他第一次尝试恋爱关系失败了。或他意识到，他的梦想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实现。于是，他开始无法忍受超然独立，沉浸在一种对于人类亲密关系的强迫性动力之中，例如性关系，例如婚姻。只要他被爱着，他就愿意屈服于任何侮辱。当这样的人来寻求精神分析治疗，尽管他的离群问题仍然明显，却无法得以解决。他原本想要的，只是帮助他找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爱。只有当他感到更强大的时候，才会如释重负般发现，自己更宁愿“单身并且喜欢单身”。于是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仅仅只是回到了之前的离群状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于他生平第一次足够坚定地承认——甚至包括对他自己——离群就是他想要的。这一刻正是解决他离群问题的适当时机。

对于离群者，优越感的需要具有某种特定的特征。他厌恶竞争，不想通过现实的不懈努力而有所超越。他宁愿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无须他做任何举动，别人就应该感受到他内在潜藏的伟大。例如，在他的梦中，他可能描述有宝库深藏于偏远小镇，而鉴赏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观摩。跟所有优越幻想一样，这个梦也含有现实成分。隐藏的珍宝象征着他的智力与情感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他守护于魔法圈之中的。

另一种表现优越感的地方在于他觉得自己独一无二，这是他想要与众不同的直接结果。他可能把自己比作孤立于山顶上的一棵树，而下方丛林中的那些树却相互阻碍彼此的生长。依从型人在看着自己同伴时会默默地问“他会喜欢我吗？”。攻击型人想知道“他是个多强劲的对手？”或“他能为我所用吗？”，而离群者首先关心的是“他会干扰我吗？他会想要影响我或让我独处吗？”培尔·金特遇到铸纽扣人时的情形就是一个完美象征，代表了离群者对于自己跟别人待在一起的恐惧。在地狱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还行，但要被投进一个大熔炉，要被铸造成别人或适应别人，就是个可怕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相当于一块稀有的东方地毯，图案和颜色组合独一无二，永远如此。他自恃能操控环境的影响水平，还决定一直保持下去。对于他的一成不变，他把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刻板提升至神圣原则的尊严。他愿意甚至热情地详细阐释他的行为模式，使这种模式更纯洁、更透明，他坚信没有掺杂任何外物。尽管太简单而且不充分，还是可以借用培尔·金特的格言：“为你自己就够了。”

离群者的情感生活并没有像其他类型那样严格遵循一个模式。个体变化之所以更大，主要是因为另两种类型的主导倾向是针对积极目标，例如一种是喜欢、亲密、爱，一种是生存、控制、成功，而离群者的目标是消极的：他不想卷入、不需要谁、不允许谁打扰或影响他。因此，他的情感状态多半取决于这个消极框架中发展而来或许可的愿望，这方面能够阐明的离群倾向是有限的。

他有一种普遍倾向，就是压抑所有感觉情绪，甚至是否认这些感受的存在。我想在这里引用诗人安娜·玛丽亚·阿米的一段未发表过的小说，因为这段内容不仅简洁表述了这种倾向，还表述了离群者的其他典型态度。主人公回忆自己的青春期时说道：“我能看见一个坚固的生理纽带（例如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和一个坚固的精神纽带（例如我跟心中英雄之间的关系），但我不知道这跟感觉情绪有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感觉情绪——人们在这方面谎话连篇，就像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那样。B小姐为之震惊，她说：‘但你怎么解释牺牲呢？’顿时，我对她话中的真实性大吃一惊。之后，我断定牺牲只是另外一种谎言，而且如果不是谎言，那要么是一种生理行为，要么是一种精神行为。我那时梦想独居，梦想绝不结婚，梦想无须多言、无须求助就能变强，就能平静和睦。我想为自己努力，想越来越自由，想放弃梦想以便脚踏实地。我觉得道德毫无意义，只要你绝对真实，善恶并没有分别。最大的罪恶是寻求同情或期望帮助。对我来说，灵魂是必须要守护的神殿，而在神殿里面，经常进行着古怪的仪式，只有祭司和护卫才知道。”

排斥感主要关于对他人的爱恨情仇方面。这是需要与他人保持情感距离的必然结果，因为有意识地经历强烈的爱恨，一定会使他亲近他人，不然就是与他人发生冲突。沙利文所说的距离机制就很适合用在这里。他不一定将感觉情绪压制在人际关系之外，然后开始活跃于书籍、动物、自然、艺术、食物等领域。但这样做相当危险。因为一个人有着深厚激昂的情感，如果没有全面压制所有情绪感受，是不可能只压制一部分感受的，而且还是最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只是推断，但下面这些肯定是正确的。离群型的艺术家，在他们创作期间不仅感觉强烈，还能表达出来，他们常常经历一些阶段，通常在青春期，要么完全感情麻木，要么坚决否认所有感觉情绪，就像前面引用的那段。创作期似乎出现在他们拼命尝试亲密关系之后刻意或自发地让自己适应离群生活的时候——也即是，他们有意无意决定与他人保持距离的时候，或甘于一种孤立生活。这样，在安全距离下，他们可以释放和表达许多与人际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敌意，这使我们能够认为，早期否认所有情绪情感对于成功离群是必备的。

情绪感受之所以要压制在人际关系之外，另一个原因已经在讨论自力更生时提到过。任何可能使离群者依赖他人的渴望、兴趣或享乐都可能被视为心理叛变，并可能由此被约束。似乎对于每一种情境，在允许充分发挥情绪感受之前，必须从是否可能失去自由的立场来仔细审查。任何依赖的威胁都会使他回避情感。但一旦他发现这种情境非常安全，就能充分享受。梭罗的《瓦尔登湖》就能很好地证明在这些情况中可能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对于过于依赖愉悦或自由遭侵害的潜在恐惧，有时会间接使他濒临禁欲。但这是一种具有禁欲性质的禁欲主义，而不是以自我否认或自我折磨为导向的。我们可能倒不如称之为自律，这种自律是基于一定假设的，并不缺乏理智。

通达自发情感体验的心理平衡状态很重要。例如，创造力可能是一种救赎。如果创造力的表达受到了抑制，再通过精神分析或其他经历释放出来，离群者的成效就可能非常好，看起来就像奇迹般治愈了一样。我们必须谨慎评估这种治愈。首先，对治愈一概而论是错误的：离群者认为的救赎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具有这种意义。[1]即使对于离群者，从神经症基础的巨变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治愈”。这只是使他更满意且更不受干扰的生活。

越是约束情感，越倾向于强调智慧。于是，他寄希望于纯粹的理性力量能解决一切，好像仅靠有关个人问题的知识就足以治愈这些问题。或者，好像只靠理性就能治愈所有世界难题！

根据我们所讨论的离群者人际关系，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亲近持久的关系都势必危及他的离群，因此势必是灾难性的，除非对方也同样离群因而自愿需要保持距离，或出于其他原因能够且愿意适应他这些需要。深爱培尔·金特并耐心等他归来的索尔维格就是理想的伴侣。索尔维格对他无欲无求，她的期望可能就像他感情失控一样令他心慌意乱。通常，他都意识不到自己的付出有多小，他觉得自己赐予了对方自己未曾表达过的爱意，这份爱意在他心中千金不换。只要能够充分保证情感距离，他可能就能保持相当持久的忠诚。他可能拥有昙花一现的激情，在这种关系中进进出出。这些关系脆弱易碎，各种因素都可能催促他回避。

对他来说，性关系可能尤为意味着通往他人的桥梁。如果短暂且不干扰他生活，他还是能享受性关系的。性关系可以说是被限制在专属的隔间里。另一方面，他可能已经把冷漠培养到了非请莫入的程度。于是，完全虚构的关系可能取代了真实关系。

精神分析过程体现了所有我们讨论过的这些特征。当然，离群者讨厌分析，因为分析确实最可能侵扰他私人生活。但他也有观察自己的兴趣，可能着迷于拓展视野，而精神分析展示了他复杂的内心过程。他可能对梦境的伪造性质感到好奇，或对自己无意联想的倾向产生兴趣。他查证假设的乐趣，类似于科学家。他感激分析师的关注，感激分析师指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痛恨在他没有预见到的地方被敦促或“逼迫”。他会常常在分析中提醒建议的危险性，尽管这种危险对他还不如对其他类型的人严重，因为他全副武装来对抗“影响”。他之所以考验分析师的建议，绝非以理性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一如他惯常作风，他倾向于盲目婉拒所有不符合他自我与生活的观点，他觉得分析师期望他有所改变特别可恨。当然，他的确想摆脱一切困扰他的东西，但必须不涉及人格上的改变。他几乎是一边乐此不疲地观察自己，一边无意识地决定维持自己。他对于所有影响的反抗只是对他态度的众多解释之一，但并不是最好的解释，稍后我们会了解到其他解释。自然而然，他与分析师之间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很长时间，分析师都只是一个声音而已。在梦中，分析情境可能表现为两个记者的越洋电话。乍看之下，这种梦好像是在表达他对于分析师和分析过程的距离感——只是准确呈现出一种在有意识中存在的态度。但由于梦是寻求解决途径，而不只是描述已有感受，所以这个梦更深层的意义是渴望避开与分析师的关系以及整个分析过程，而不是让分析师以某种方式联系他。

最后一个特征可以在分析内外都能观察到，即离群者在防御时的旺盛精力。每种神经症都是这样。但这种情况下的反抗似乎更不屈不挠，几乎是一场生死较量，必须调动所有可用资源。早在攻击离群者之前，这场战役就已经以静悄悄的颠覆性方式开始了。将分析师置之度外就是其中一个阶段。如果分析师试图使病人相信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以及病人心中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会遭到多多少少苦口婆心、彬彬有礼的否认。在最好的情况下，病人会表达一些他对于分析师的理性看法。如果要表现出自发的情绪反应，他就不会继续深入下去了。再者，在分析任何与人际关系有关的地方时，常常出现根深蒂固的阻抗。病人对于与他人的关系相当含糊其词，以至于分析师常常很难弄清楚这些关系。而这种勉为其难是能够理解的，他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谈论这个问题无疑是令他心烦意乱的。反复尝试这个话题可能会挑起他的疑心。分析师是想让病人合群吗？（对于他来说，这令人不齿。）如果之后分析师真的向他展示一些离群的具体缺点，他就会感到害怕，并且焦躁易怒。他可能想就此退出。他的行为反应在分析之外只会更野蛮。如果威胁到超然离群与自由独立，这些通常安静、理性的人可能变得冷若冰霜或恶毒残暴。一想到参加什么活动或专业小组，而这些活动或小组还不是只交会费而已，还要求他真正参与进来，他就可能会惊慌失措。就算他们参与了，也会使出浑身解数脱身。他们可能比生命遭到攻击的人还擅于解困。就像一个病人说的那样，要在爱与独立之间做抉择，他们会毫无犹豫地选择独立。这就谈到另一个问题。他们不仅决心采取任何可行的方式保卫他们的离群，还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有意识地摒弃或无意识地自动抑制任何可能干扰独立性的渴望，他会一视同仁地放弃外部利益和内在价值观。

任何大力防卫的东西必然具备压倒性的主观价值。我们只有意识到这点，才有希望明白离群的功能，并最终给治疗提供帮助。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他人的每种基本态度都有正面价值。亲近他人的人试图在为自己创建与世界的友好关系；对抗他人的人武装自己，使自己在竞争社会中生存下去；远离他人的人希望保持某种完整性，维持一定的宁静。事实上，这三种态度都是可取的，而且还是我们人类发展所必备的。只有出现并运作于神经症框架内，它们才变得强迫、刻板、不加区分并且彼此排斥。这使它们的价值逊色不少，但并不足以摧毁它们的价值。

离群所带来的收获的确很可观。很突出的是，在所有东方哲学中，离群被当作高度精神发展的基础来追求。当然，我们无法拿这种愿望与神经症离群愿望相提并论。前者是被当作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而自行选择的，采纳它的人只要愿意，本可以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另一方面，神经症离群无关选择，而关于内心强制力，是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不过，一些相同的好处也可能来源于此，至于好处能达到什么程度，则主要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性。尽管神经症具有破坏动力，但离群者仍可能保持一定的完整性。在人际关系普遍友善诚实的社会中，这一点几乎不是个因素。但在一个充满虚伪、欺骗、嫉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中，一个不太强大的人的完整性很容易受损，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完整性。而且，由于神经症总是剥夺一个人内心的平静，离群可能就提供了通往宁静的林荫大道，其程度根据他愿意付出的牺牲而有所不同。再者，只要在他的魔法圈内，感情生活还没有完全死去，离群就使他能够产生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想法和感受。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他深思熟虑后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相对缺乏转移注意力的事物，都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和表达，只要他还有一点点这种能力。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离群是创作的前提条件，而是说，在神经症压力下，离群能够给创造力的表达提供最佳时机。

尽管这些收获可能是实质性的，但它们似乎并不是如此拼命维护离群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收获被最小化，或被随之而来的紊乱严重遮蔽，防御也会同样拼命。这方面的观察会使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离群者陷在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他可能很容易崩溃瓦解，或用更通俗的说法，他可能精神崩溃。我在这里故意用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覆盖了范围广泛的紊乱，例如功能性障碍、酗酒、自杀未遂、抑郁、丧失工作能力、精神病发作等。病人倾向于把紊乱与某些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烦心事联系在一起，有时精神病医生也会这样。警官的不正当歧视；丈夫的拈花惹草、谎话连篇；妻子的神经症表现；一段同性恋情节；大学里不受欢迎；之前生活受庇护而现在需要谋生计，诸如此类，都可以拿来归咎。诚然，这些问题的确有关系。治疗师应该引以为重，并努力弄明白一个具体的困境引发了病人什么特别的问题。但这么做并不够，因为问题仍然存在，为何病人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为何他的整个心理平衡被一个困境搞得岌岌可危，而这个困境并不比普通的挫折严重。换言之，即使分析师知道了病人对于特定困境如何反应，还需要弄明白为何刺激与反应之间如此不相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涉及离群的神经症倾向，就像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只要运转起来就会给个体带来安全感，反之，如果它们停止运作，就会引起焦虑。只要离群者能保持距离，他就相对感觉安全。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魔法圈被侵入，他的安全感就会遭受到威胁。这种考虑使我们更能明白，为何离群者无法再保卫与他人的情感距离时会惊慌失措。而且我们应该补充的是，他之所以如此惊慌，是因为他没有应对生活的技术手段。他只能保持孤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逃避生活。在这里，离群的消极性质再次为其表现赋予了特殊的色彩，使其有别于其他神经症倾向。更具体地说，离群者在困境中既不能妥协，也不能反抗，既不能合作，也不能发号施令，既不能爱，也不能冷酷。他手无寸铁，就像一个动物只有一个办法应对危险——即逃避和躲藏。这种表现和类似情形出现在联想或梦中：他像锡兰的侏儒，只要躲在森林里就所向披靡，而一旦暴露就很容易被打败。他就像一座只有一面防护城墙的中世纪城镇，如果那面城墙被攻陷，城镇就没有办法抵御敌人。这种状态完全证明了他对生活感到普遍焦虑的正当性。这有助于我们明白，为了他必须顽强坚持的东西，为了他在所不惜也要保护的东西，他的远离其实是一种全面的保护手段。实际上，所有神经症倾向都有防御举动，但其他神经症倾向还尝试以一种正面的方式来应对生活。如果离群是主导倾向，就使得一个人无法真正应对生活，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防御特征变得最为突出。

但是，离群者在防御反应上的奋不顾身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威胁离群，“用力冲撞城墙”，往往不仅仅意味着暂时的惊慌。可能出现的结果类似于精神病发作中的人格分裂。如果在精神分析中，离群开始瓦解，病人不仅会扩散性地忧虑不安，还有直接和间接的恐惧表现。例如，可能害怕陷入无形的人流中，主要是害怕失去自己的独特性，还害怕无助地遭致攻击性人的强迫和剥削——这是他完全不能自卫的结果。但仍然有第三种恐惧，即害怕精神错乱，这种恐惧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病人想要积极防御这种可能。在这里，精神错乱并不是指发狂，也不是想要不负责的反应。而是直接表达被分裂的恐惧，常常表现在梦和联想中。这就表明，放弃他的离群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他无法拯救自己，只会被劈开，病人所描述的画面就是自己像被雷劈的树。其他观察资料也证实了这个假设。高度离群的人几乎无法克服自己对于内心冲突的反感。之后他们会告诉分析师，当分析师谈到冲突时，他们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分析师向他们展示了他们心中的冲突，他们会微妙地并带着精湛的无意识技巧回避这个话题。相反，在他们打算承认冲突之前，如果他们有一瞬间意识到了冲突，就会惊慌失措。当他们之后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认识到了冲突，则会更离群。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乍看之下令人困惑的结论：离群是基本冲突的固有部分，但也是对抗基本冲突的保护手段。然而，如果我们更为具体的话，这个困惑便迎刃而解。它是对抗基本冲突中的两个活跃部分的保护手段。这里我们必须重申，一种占优势的基本态度并不会妨碍其他矛盾态度的存在和运作。相比于我们讨论过的另外两种类型，我们在离群人格身上能更清楚地看到动力的这种表现。首先，相互矛盾的追求往往会表现在生活历程中。在这类人明确接受自己离群之前，往往会经历依从与依赖的阶段，也会经历攻击与冷酷叛逆的时期。与另外两种人清楚明确的价值观相比，离群者的价值观最矛盾。他除了始终会高估自己视之为自由和独立的东西，还可能有时在分析中高度赞赏人的善良、同情、慷慨、谦虚和牺牲，有时又摇身一变，转向完全冷酷自私的达尔文哲学。他自己可能对这些矛盾困惑不已，但通过合理化，他会努力否认它们的冲突性。如果分析师没有清楚认识到这种人格结构，就会很容易被弄糊涂。他可能并没有远离其中一条路，就试图顺着另一条路走，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进自己的离群中，从而关掉所有大门，就像关闭防水的船窗壁。

离群者特有的“阻抗”下面潜藏着完美单一的逻辑。他不想与分析师有关系，或察觉自己是人类。他全然不想真的分析自己的人际关系。他不想面对自己的冲突。而且，如果我们明白了他的前提，就能看到，他甚至没有兴趣分析任何因素。他的前提是有意识地确信：只要他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就不需要操心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唯有远离他人，关系的紊乱才不会使他心烦；即使是分析师所说的那些冲突，也能够且应该让它们暂停，因为它们只会使他心烦；没必要把事情理清楚，反正他会毫不动摇地保持离群状态。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无意识推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所忽略的，以及他长时间所拒绝认识到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和发展。

那么，神经症离群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避开主要冲突。这是对抗冲突最激进有效的防御方式。这是创造伪和谐的众多神经症途径之一，即试图通过逃避来解决问题。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强迫追求亲近，以及强迫追求攻击性的控制、剥削与优越性，就算不会使他们动弹不得，也会一直烦扰他们。最后，只要矛盾的价值观持续存在，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内心和平或自由。

[1]参见丹尼尔·施耐德在医学会上演讲的《神经症模式的运转：其创造力和性能力的扭曲》，1943年5月26日。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

通过讨论神经症对他人的基本态度，我们知道了他用以解决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或更确切说，是应付冲突的方式。其中一个在于压抑人格的某些方面，将其对立面置前；另一个是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使得冲突无从发生作用。这两个过程都能使个体感觉到统一性，使他能够有所活动，即使他牺牲巨大。[1]

这里所要描述的是神经症患者的进一步尝试，即创建一个意象，使自己相信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或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或应该是这样子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个意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尽管它对他生活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具有讨他欢心的性质，就像《纽约客》中的漫画所证明的那样，很多中年妇女在镜子中看见自己是一个苗条的少女。理想化意象的具体特征取决于人格结构，也随人格结构而有所不同：可能突出的是美好，或权力、智力、天赋、圣洁、诚实或随心所欲。准确地说，从这个词的本意来看，这个意象是不切实际的，它使人妄自尊大，尽管自大与傲慢是同义词，但自大意味着妄称自己具有自己所不具备的品质，或具有自己所没有的能力。而且这个意象越是不现实，就越使人脆弱，使人渴望外界的肯定和认可。我们并不需要证实自己的品性，但一旦有人质疑这种虚假的声明，我们就会极为敏感易怒。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理想化意象在精神病的自夸妄想中最为露骨；但在神经症中，这种意象的性质在原则上如出一辙。虽然幻想的成分更少，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同样真实。如果我们把脱离现实的程度视为区分精神病和神经症的标志，我们可能会认为理想化意象是神经症中精神错乱的表现。

理想化意象在本质上是种无意识现象。尽管他的自我膨胀可能即使是在没有经验的观察者看来也是最为明显，但神经症患者依旧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将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这些品性汇集在一起有多古怪。他可能隐约觉得自己的自我要求高，但他错把这种完美主义的苛求当作真正的理想，所以绝不会质疑这些要求的正当性，还引以为傲。

他创造的意象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而且绝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兴趣点。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兴趣在于使自己相信他就是他的理想化意象，他就会相信自己真的是天才、是精英，他的瑕疵都是天赐。[2]如果他关注的是现实自我，通过与理想化意象比较而严重鄙视现实自我，妄自菲薄就会处于明显地位。由于被贬损的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一样脱离现实，所以可以称其为被藐视的意象。最后，如果他关注于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自我的反差，那他所能意识到，以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不断尝试克服差距，不断鞭策自己尽善尽美。这样一来，他就会喋喋不休地重申“应该”这个词。他会向我们唠叨他应该怎样觉得、他应该怎么想、他应该怎样做。他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可以尽善尽美的，只要再对自己更严格、更自控、更机敏、更谨慎周到，这就暴露了他骨子里和天真的“自恋”的人一样相信自己本是完美无缺的。

相较于真实可靠的理想，理想化的意象是静态的。它不是他追求成就的目标，而是他所尊崇的固定信念。而理想是动态的，它唤起趋近理想的动机，它是成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动力。理想化意象是成长的决定性障碍，因为它要么否认缺点，要么只是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使人谦虚，而理想化的意象使人骄傲。

不管如何定义，这个现象已经公认已久。有史以来的哲学著作都提到过。弗洛伊德将它引入神经症理论，赋予其不同的名称：自我理想、自恋、超我。它构成了阿德勒心理学的中心论题，被描述为追求优越。如果详细阐述这些概念与我的异同，[3]那就离题太远了。简而言之，所有这些概念都只涉及理想化意象的某一个方面，而没有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来看。因此，尽管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还有很多其他作者（例如弗朗茨·亚历山大、保罗·菲德尔、伯纳德·格鲁伊克和厄内斯特·琼斯）都评论和探讨过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认识到这个现象的全部意义及其功能。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它满足了至关重要的需要。不管作者在理论上的解释有多不同，他们都认同一点，即它相当于神经症的要塞，难以动摇，甚至难以削弱。例如，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是治疗中最为严重的障碍物。

首先，理想化意象最基本的功能或许就是取代了现实中的自信和自尊。一个最后成为神经症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建立起原始的自信，因为他曾遭受到毁灭性的经历。这种自信即便是有，也会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削弱，因为自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危如累卵。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这些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情感精力的活力与有效性、个人真实目标的发展和主宰自己人生的能力。不管怎样，只有当这些东西可能遭到破坏，才会发展出神经症。神经症倾向会损害自主性，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人是被驱使，而不是做自己的驱使者。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依赖性一直在持续削弱他决定自己道路的能力，不管依赖的形式是什么——盲目反抗、盲目追求优越、盲目需要远离他人都是依赖他人的形式。再者，通过抑制各方面的情感精力，他使这些精力彻底失去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目标。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基本冲突使他内心有分歧。神经症患者因此被剥夺了实质性的基础，所以必须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与权力感。这也是为何理想化意象永远都带有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想法。

第二个功能跟第一个有密切联系。神经症患者并不是在真空中感到软弱，而是在充满敌人的世界中，这些敌人准备欺骗他、羞辱他、奴役他、挫败他。他因而必须不断地拿自己同他人较量和比较，不是因为虚荣或任性，而是非常迫不得已。而且由于他骨子里就觉得软弱是可鄙的，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所以他必须寻找某种东西让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更有价值。不管他所采用的形式使自己感觉更神圣还是更残酷，更富有爱心还是更愤世嫉俗，都必须要在自己心里感到某种方式的优越，不管驱使他的是何种具体动力。通常，这种需要包括想要击败他人的种种成分，因为不管是什么神经症结构，都总是具有脆弱之处，总是以防被轻视、被羞辱。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作为被羞辱感的解药，就可能采取行动，或可能主要存在于神经症患者的心中；这种需要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是神经症优越感需要的驱动力之一，并为优越感需要赋予特殊的色彩。[4]我们文化中的竞争精神通常不仅有利于培养神经症，通过造成人际关系的紊乱，还尤其供养了非凡卓越的需要。

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想化意象是如何取代真正的自信。但它作为替代物仍然还有其他方式。由于神经症患者的种种理想是矛盾的，所以不可能具有所必备的力量，它们始终模糊不清，无法给他任何指引。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努力成为自创的幻象而为他的生活赋予了某种意义，他多半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目标。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当破坏了他的理想化意象后让他一时感到茫然若失，这一点便尤为明显。而且只有这样，他才会承认自己在理想问题上的困惑，才会因为不值得追求理想化意象而开始受到冲击。在这之前，整个话题都越过了他的理解力和兴趣，不管他在口头上说得多好，现在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而且想知道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得说，这种体验证明了理想化意象取代了真实理想。理解这个功能对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师可能在更早期就向病人指出了他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要指望病人在这个话题上有任何建设性的兴趣，因此，只有当理想化意象变得可有可无，他才可能处理这个问题。

相对于理想化意象的其他功能，有个功能更能解释这个意象的刻板性。如果在我们内心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是道德模范或智力典范，那么即使我们最显眼的错误和缺陷也会消失，或染上富有魅力的色彩，就像在一幅好画中，一面破旧腐坏的墙将不再是一面破旧腐坏的墙，而是褐色、灰色和淡红色的迷人组合。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种防御功能，只要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为何物？这是乍看之下无从下手的诸多问题之一，因为我们一开始会想到无数种可能性。然而，仍然有一个相当具体明确的答案。一个人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为何物取决于他接受或拒绝自己哪些地方。然而，在相同文化背景下，他接受或拒绝自己哪些地方又取决于基本冲突的哪个方面占主导。例如，依从型人不认为自己的恐惧或无助是一个污点；而攻击型人会认为这种感受是种耻辱，会想要对自己和别人掩藏起来。依从型人把自己的敌意性攻击行为视为罪恶；攻击型人认为自己的柔情是可鄙的软弱。此外，依从型人不得不否认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富有爱心、宽宏大量的人；离群型的人并不愿见到自己的超然离群并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也不想知道他必须隔离是因为他无法应对他人等。通常，二者都拒绝施虐倾向（后面会讨论到）。我们因而得出结论，那些被视为缺点并被予以拒绝的东西，就是不符合他对他人的主导态度所建立的一贯作风的东西。而且我可以说，理想化意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这也是为何它必须如此坚定不移。在认识到这点之前，我曾经很惊讶，为何病人如此难以接受自己有一点点不重要、一点点不优秀。但看到这一点，答案很清楚。他无法做丝毫的让步，因为承认某些缺点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从而危及到他建立起来的伪和谐。因此，我们可以在冲突强度和理想化意象的刻板性之间找到相关：可以从特别煞费苦心的刻板意象推断出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冲突。

除了已经说过的四种功能之外，理想化意象还有第五种功能，也跟基本冲突有关。相比于仅是掩饰冲突不可接受的部分，理想化意象还有更积极的作用。它代表着某种艺术化创造，在这种创造中，对立面似乎得以调和，或至少对他来说不再表现为冲突。有几个例子能展示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避免长篇大论，我会只列举当前的冲突，并展示它们是如何出现在理想化意象中的。

X的冲突主导方面是依从，即极度需要爱和支持，想要被照顾、被同情，想要宽宏大量、体贴周到、富有爱心。第二个突出之处是离群，通常讨厌加入群体，强调独立，害怕关系纽带，敏感于强制力。离群总是与需要亲密关系相冲突，这源源不断地导致他与女性关系的紊乱。攻击性动力也很十分明显，表现在他必须在任何情境中当第一，表现在间接支配他人、时而剥削他人以及无法容忍任何干涉。自然而然，这些倾向大大减损了他爱和友谊的能力，而且还和他的离群相冲突。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动力，还伪造了一个理想化意象，这个意象由三种意象组成。他是个很棒的爱人和朋友——难以置信哪个女人会更喜欢另一个男人，没人像他那么善良美好。他是他所处时代中最伟大的领袖，是令人敬畏的政治天才。最后，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个智者，在洞察人生意义及其终极徒劳方面颇具天赋。

理想化意象并不是完全幻想性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极具潜力。但这些潜力已经被提升到了既成事实的水平，已经被提升为伟大独特的成就。再者，动力的强迫性性质已经被遮掩，替换成了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品性和天赋。他觉得自己有爱的能力，而不是对爱和支持有神经症需要；他觉得自己有出众的天赋，而不是超越他人的动力；他觉得自己独立、英明，而不是需要超然离群。最后最重要的是，冲突通过下列方式被驱除。在现实生活中，动力互相干扰，阻碍他发挥任何潜力，这些动力被提升到抽象完美的范畴，表现为一种丰富人格中彼此兼容的几个方面；这些动力代表着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与组成他理想化意象的三种意象是孤立无关的。

另一个例子能使我们更清楚孤立各个冲突元素的重要性。[5]Y的主导倾向是离群，一种相当极端的离群，而且具备前面讲过的所有内涵。他的依从倾向也很明显，尽管因为与他对独立的渴望格格不入，Y自己已经把它从意识中关闭了。有时，对至善的追求会强制性地突破压抑的外壳。对人类亲密关系的渴望是有意识的，而且不断地与他的离群相冲突。他只能在自己的冥思遐想中变得冷酷无情、具有攻击性：他沉浸在大规模破坏的幻想中，真心想要杀掉所有干预他生活的人；他宣称自己信仰弱肉强食的生活哲学——强权即公理的信条，以及冷酷无情地追求个人利益，它们是唯一明智且表里如一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胆怯，只在某些环境下才实施暴力。

他的理想化意象即是下面这种奇怪的组合。大多数时候，他是个住在山顶的隐士，具有无限的智慧和宁静。在极少数时候，他会化身成狼人，毫无人性，醉心于杀戮。而这两种不相容的意象似乎还不够，他还是一个理想的朋友与情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同样否认神经症倾向，同样自我扩张，同样错把潜力当现实。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尝试调和冲突，矛盾仍然存在。但相对于真实生活，它们似乎无比纯粹。因为它们没有相互干扰。而且这点似乎是他所期待的。这样冲突就消失了。

最后一个例子的理想化意象更为统一：Z的现实行为是以强烈的攻击倾向占主导，并伴随着施虐倾向。他专横跋扈，倾向于剥削他人。受强烈的野心驱使，他残酷地向前奋进。他可以出谋划策、组织规划、奋勇搏斗，而且有意识地信守绝对的弱肉强食哲学。他也极度离群，但由于他的攻击动力总是把他卷入人群，他就无法保持超然独立。然而他严防死守，既不让自己涉足任何私人关系，也不让自己享受任何由人所带来的乐趣。在这点上，他大获全胜，因为对他人的好感被极大地压抑了；对人类亲密关系的渴望也主要被引向性方面。然而，当前还是有明显的依从倾向，以及干涉他权力追求的支持需要。而这中间还潜藏着清规戒律，这些戒条主要被当作皮鞭，抽打与他弱肉强食哲学相冲突的人，当然，他也情不自禁地这么对待自己。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个身着闪亮铠甲的骑士，是高瞻远瞩的改革者，一向追求权力。当他作为英明的领袖时，他铁面无私，赏罚分明。他诚实不做作，女人们都爱他，他也是个好情人，但他并不会离不开任何女人。这里和其他情况一样，实现了同一个目标：混合冲突的各种元素。

因此，理想化意象是尝试解决基本冲突的途径，和我讨论过的其他途径一样重要。它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用作黏合剂，可以聚拢分裂的个体。而且，尽管它只存在于这个人的心中，却还是对他和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想化意象可能被称作虚构或虚幻的自我，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因而也是种误导。这其中的愿望思维确实很明显，尤其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基于一个牢固的现实基础。但这并不会导致它完全虚构无实。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与种种非常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为这些因素所决定。它往往包含了这个人真挚理想的踪迹。虽然这些浮夸的成就是虚妄的，但潜藏在背后的潜力往往是真实的。更关键的是，它出自非常真实的内心需要，它实现了非常现实的功能，而且对于创造者有着非常现实的影响。创造过程有非常明确的规律，因而了解了其特有的特征，就能准确推断出这个人真正的人格结构。

但无论理想化意象中交织了多少幻想，对于神经症患者自己来说，它都具有现实价值。它建立得越牢固，他就越是这个理想化意象，而他的真实自我相应失色。因为理想化意象的功能性质，现实状况势必会倒退。其中任何一个功能都旨在抹杀真实人格，把焦点放在理想化意象上。回顾众多病人的个案史，我们就会相信理想化意象的建立常常是救命稻草，这也是当他的意象被攻击时，为何他所持有的阻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逻辑的。只要他的理想化意象对他来说是真实完整的，他就能感觉到重要性、优越感与和谐，尽管这些感觉是虚幻的。这样他就觉得，基于他自以为的优越性，他有资格提出任何要求和声明。但如果他容许它遭到削弱，他就会很快遭到威胁，要面对自己所有的软弱，没有权力提出特殊要求，以及相对不重要的意象或甚至（在他自己眼里）是遭人鄙视的意象。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和被分裂的恐惧。他听到了一个福音，即这可能使他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而且胜过他理想化意象所带来的所有光彩，但这个福音长期以来都对他毫无意义。这是他所害怕的冒险举动。

由于极具主观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有巨大缺陷，理想化意象的地位本是攻无可破的。因为其中涉及虚构的元素，所以整个建筑物一开始就是摇摇欲坠的。这是一间满载炸药的宝库，它使个体脆弱不堪。外界任何质疑或批评、察觉到他不符合那个理想化意象、真正洞察到他内心的动力等都会使其爆炸或坍塌。他必须约束自己的生活，以免遭受这种危险。他必须回避自己不受赞赏或认可的情境。他必须逃避他可能胜任不了的任务。他甚至可能极度反感任何努力。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仅是构想他可能画的一幅画，就已经是大师级画作了。任何平凡人都可以通过刻苦奋斗而有所成就；对他来说，让他也像每个汤姆、迪克、哈利那样，就等于是承认自己并非天才，因而是种羞辱。由于任何现实成就都离不开努力，所以他这种态度所挫伤的正是他被迫要达到的目的。他理想化意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拉大了。

他依赖于他人无止无尽的肯定，如支持、赞赏、奉承，然而任何形式都只能给他一时的安全感。他可能无意识地憎恨每个傲慢的人，或某方面比他优秀的人，如更坚定自信、更沉着稳重、更见多识广，这个人危害到他对自己的观念。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坚信他就是自己这个理想化意象，他的恨意就越暴力。或者，假如他压抑了自己的傲慢自大，他可能盲目崇拜那些宣扬自己的重要性且举止傲慢的人。他爱的是在他们身上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当他逐渐意识到他如此崇拜的偶像其实只关心他们自己，只关心他对他们的恭维奉承，就不免失望至极。

也许，最可怕的缺陷是接踵而来的疏远自我。如果不脱离自我，我们就无法抑制或消除我们的本质部分。这是神经症过程逐渐产生的变化之一，尽管观察不到这些过程的基本性质。这个人完全意识不到他真正感觉到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相信什么——简而言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这点，他就可能活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巴里的《汤米与格丽泽尔》中的汤米比任何临床描述更能说明这个过程。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在无意识伪装和合理化的蛛网中无法自拔，他也不可能是这种表现。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并不是他在生活；他无法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困难不断增加，他可能会充满不真实的感觉——他始终感觉自己不真实的状况恶化了。要明白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意识到他的内心世界蒙着不真实的面纱，这层面纱势必会往外扩散。最近有个病人将整个情形概括为：“如果不是因为现实，我本来会无比安好。”

最后，尽管理想化意象是用来消除基本冲突，还以有限的方式做到了这点，但同时也使人格产生了新的裂口，而且比最初那个更危险。一般说来，一个人之所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是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现实面貌。理想化意象显然抵消了这个祸患；但他把自己置于崇高地位，仍然难以忍受自己的真实自我，而且开始愤怒以对，开始看不起自己，开始在不可能达成的自我要求的枷锁下焦躁不安。于是他摇摆于自恋与自贱之间，徘徊于理想化意象与被藐视的意象之间，没有坚固的中间立场可依靠。

因此，一方面，强迫性的矛盾追求之间出现了新的冲突，内心紊乱强行实施内部的独裁专制。而且，他对于内心独裁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可能对于相对政治独裁的反应一样：他可能认同它，也即是感觉自己如独裁者说的那样美好；或者他可能要踮起脚尖来努力达到这些要求；或者他可能反对强制，拒不承认强加的义务。如果他是第一种反应，我们的印象就会是他是一个“自恋”的人，他不会接受批评，于是，已有的裂口并不是有意识感觉到的那样。第二种情况是完美主义者，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类型的人。第三种情况中，这个人似乎不对任何人或任何事负责，他倾向于动荡不定、不负责任以及持否定论。我特意讲到这些印象和表现，因为不管他是什么反应，他从根本上一直是焦躁难安的。即使是反叛类型的人通常也相信，在他努力推翻的强制标准下，他是个“自由的”劳工，尽管他仍然处于自己理想化意象的魔爪中，这可能只表现为他把那些标准当作鞭子来鞭策别人。[6]有时，一个人会经历在两种极端中交替变化的时期。例如，他可能一段时间试图超常“善良”，可完全没有得到慰藉，然后又倒向另外一极，极力反对任何标准。或者，他可能从明显的极度自恋转变到完美主义。更常见的是这些相异态度的组合。根据我们理论的理解，所有这些东西所指出的事实是：没有哪种尝试是令人满意的；它们都注定失败；我们必须把它们视为不顾一切地努力摆脱无法忍受的处境；当他处于任何无法忍受的处境之中时，他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手段，如果一个失败了，就再诉诸另一个。

所有这些后果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屏障，以对抗真正的发展。这个人无法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错误。虽然他的说法并非如此，但实际上他一定会失去自我成长的兴趣。当他谈到成长，他所想的只是一个无意识理想，即创造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意象，一个毫无瑕疵的意象。

因此，治疗任务就是让病人认识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所有细节，帮助他逐渐明白这个意象的所有功能与主观价值，并且向他展示这个意象必然引起的痛苦。于是他便会开始怀疑这个代价是否太大了。但只有大大消减了创造这个意象的需要，他才可能放弃这个意象。

[1]赫尔曼·纳恩伯格在他的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0年）中研究过这个追求统一性的问题。

[2]参见《伍尔科特读者Ⅱ》中安妮·帕里什所写的《跪拜》，花园城市出版公司，1939年。

[3]参见卡伦·霍妮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诺顿出版社，1939年）中对弗洛伊德的自恋、超我和内疚感的批判性检验；同时参见埃里希·弗洛姆的《自私与自恋》（《精神病学》，1939年）。

[4]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5]在那个双重人格的经典例证中，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主要思想就是围绕着人性冲突元素分离的可能性。认识到内心善恶分裂得有多么彻底之后，哲基尔医生说：“从很早以前……我学会了愉悦地思考这些元素的独立问题，就像做一场可爱的白日梦。我告诉自己，如果每个元素只待在单独的身份中，生活便如释重负。”

[6]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第七章　外化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了缩小真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差距，神经症患者诉诸的所有伪装都只是拉大了这个差距。但是，因为这些意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所以他必须坚定不渝地努力与之妥协。他的处理方式各式各样，有些方式会在下一章讲。这里，我们只限于讨论不如其他方法那么耳熟能详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特别深刻。

我把这种尝试方式称为外化作用，指的是他倾向于把内部过程体验成好像发生在他之外，还常常用这些外部因素去解释自己的种种困境。它与理想化的目的一样，都是远离真实自我。但是对于理想化，修饰和再造现实人格的过程可以说仍然在自身范围内，而外化作用却意味着彻底放弃自我的领土。简而言之，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躲避自己的基本冲突，可是，一旦现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差距达到某种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就无法再诉诸任何自己内心的东西。于是唯一可行的就是完全逃离自己，把一切都看作似乎在自我之外。

其中有一些现象可以用投射来概括，投射意味着是个人困境的客观化。[1]通常使用投射时，指的是由于主观上的拒绝倾向而将过失与责任转嫁给他人，例如怀疑别人具有他自己的那些背叛、野心、支配、自以为是、懦弱等倾向。从这点上看，这个词是完全可用的。然而，外化作用是种更全面广泛的现象，转嫁责任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不仅把自己的错误体验成别人的，还在某种程度上把所有感受也体验成别人的。一个倾向于外化的人，可能为小国家的压迫行为感到深深不安，然而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感受到了多少压迫。他可能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失望，而在情感上把失望体验成别人的。这个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态度，例如，当他其实是对自己生气时会感觉别人在生他的气。或者，他会有意识地生别人的气，而其实是在针对自己。再者，他不仅把自己的紊乱归咎于外部因素，还把自己的好心情或成就也归咎于外界。他的失败看起来是天意，而他的成功被归为机遇，他的兴致昂扬也是因为天气等。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论好坏都取决于其他人，那么从逻辑上讲，他应该一心只想着改变他们、改造他们、惩罚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侵扰或令他们刮目相看。这样一来，外化作用会导致他依赖他人，然而，这种依赖与爱的神经症需要所造成的依赖截然不同，它还会导致过度依赖外部环境。这个人是住在城市还是郊区，是这种饮食还是那种饮食，早睡还是晚睡，任职于这个委员会还是那个，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无比重要。因此，他习得了荣格所说的外倾性的人格特质。但荣格认为外倾性是先天倾向的单面发展，而我认为，它是通过外化来试图消除未解决冲突的结果。

外化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就是空虚和肤浅的痛苦感受。这个感受也没有分配到恰当之处。他感觉到的不是这种情感上的空虚，而是把它体验成饥肠辘辘，试图通过强迫性进食来消除这种感觉。或者，他可能害怕体重不足，使他像羽毛一样翻来覆去，他觉得任何暴风雨都可能把他吹走。他可能甚至会说，如果什么都拿来分析，他就只是个空壳了。外化作用越彻底，神经症患者就越像个幽灵一样飘来飘去。

这个过程的含义很多。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特别有助于减缓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紧张状态。由于不管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二者的差异都会产生无意识的负面影响，他越将自己等同于这个理想化意象，他的反应的无意识程度就越深。最常表现为自轻自贱、对自己大发脾气以及强制感，这些东西不仅极端痛苦，还以各种方式剥夺一个人的生活。

自轻自贱的外化作用可能采取的形式是鄙视他人，或觉得是别人看不起他。两种形式都经常出现，哪一个更占主导或更有意识，取决于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整个构成。一个人越具有攻击性，就越觉得自己正确无误、优越无比，越容易鄙视他人，也越不可能觉得别人会轻视他。相反，一个人越顺从，他对于没有达到理想化意象的自我谴责就越使他觉得别人不需要他。后者的效果特别具有损害性。它使一个人害羞、呆板、沉默寡言。它使他过于感激（的确是低三下四地感激）别人对他的任何爱或赞赏。同时，他甚至无法从表面价值上接受真挚的友谊，而是当作不应有的施舍而茫然接受。它还使他无力对抗傲慢的人，因为他部分赞同他们，而且他觉得不被人放在眼里是很正常的事。自然而然，这些反应会滋生怨恨，如果压抑并且堆积这些怨恨，就可能聚集出爆炸性的力量。

尽管如此，外化形式的自轻自贱体验具有明显的主观价值。要感受自己所有的不屑一顾，就会粉碎他伪造的安全感，那神经症患者可能步入崩溃的边缘。被他人鄙视是足够令人痛苦的，但他还总是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态度，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在内心保留关于他们不公平的看法。当一个人自己看不起自己，所有这些东西便都不起作用了，而且这是投诉无门的。神经症患者关于自己的所有无意识无助感都会逐渐显现。他不仅会开始鄙视自己现实的弱点，还觉得自己彻头彻尾是个令人鄙夷的人。因此，甚至他的优良品质也会坠入毫无价值感的深渊之中。换言之，他会觉得自己是那个他藐视的意象，他会视之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因为这无可救药。这就表明，在病人的无助感被削弱且不那么紧抓住理想化意象之前，可取的治疗程序是不要触及自轻自贱这一块。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面对这一点，才会开始意识到自己毫无价值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一种来源于他无情标准的主观感受。对自己采取更宽大的态度，他就能看到这个处境并不是不可逆转的，他如此反对的品质并不是真的那么卑劣，而只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困难。

除非我们考虑到，维持他就是自己理想化意象的假象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否则我们不能理解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愤怒以及呈现的规模。他不仅对自己无法达到这个意象感到失望，还大为光火，这是因为这个意象不变的特性是无所不能的感觉。不管童年时期对他不利的障碍有多不可逾越，他作为万能者，本应该能够克服。即使他在理智上认识到他的神经症纠葛有多严重，但他还是对自己没能消除障碍感到一股于事无补的愤怒。当他面对冲突性动力并意识到自己无力实现种种矛盾目标时，这种愤怒就会达到极值。这也是为何突然意识到冲突会使他陷入严重的惊慌之中的原因之一。

对自己愤怒的外化作用有三种主要途径。敌意的宣泄不受约束，愤怒就很容易被推向外。于是愤怒转向他人，看起来要么是普遍性的烦躁易怒，要么是特别针对别人身上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正是他讨厌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举一个例子可能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病人抱怨自己丈夫优柔寡断。由于一件小事上的优柔寡断，她激动狂躁，明显不合情理。了解了她自身的优柔寡断之后我指出，她泄露了自己是多无情地责难自己身上的优柔寡断。于是，她突然气得发疯，觉得有一股冲动想把自己撕成碎片。在她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自己是力量之塔，这使她不可能忍受任何自身的弱点。最特别的是，尽管这种反应能令人十分吃惊，但在下次会谈时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她在一霎间看到了外化作用，但并不打算放弃。

第二种途径采取的形式是，有意无意地持续性害怕或预感这些他所无法忍受的错误会触怒他人。一个人可能非常确信他这方面的行为会挑起深深的敌意，因而如果没有遭遇敌意反应，他可能真的感到不知所措。例如，有一个病人，她的理想化意象包括想要像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神父一样善良，她万分惊讶地发现，每当她坚定立场，或甚至是发怒，人们反而比她表现得像个圣人时更喜欢她。正如我们从这种理想化意象中推测的一样，这个病人的主导倾向是依从。依从始于她想要亲近他人的需要，通过她对敌意反应的预感得以加剧。事实上，依从的加剧也是这种外化形式的主要后果之一，这一点也说明了神经症倾向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彼此不断增益的。强迫性依从因为理想化意象而增长，这个理想化意象的构成中包含了圣洁慈爱的成分，驱使他更严重的自我消解。于是，作为结果的敌意冲动又激起对自我的愤怒。然后敌意的外化，导致对他人的恐惧增加，反过来又加剧了依从。

第三种外化敌意的途径在于身体障碍。对于自我的愤怒，一旦不是体验为这种感受，就能明显导致相当严重的生理紧张，可能表现为肠道疾病、头痛、疲乏等。这就使我们看到，一旦愤怒本身被有意识地感觉到，所有这些症状会消失得有多快如闪电。有人可能会心怀疑虑，到底是称这些生理表现为外化作用，还是仅把它们视为受压抑愤怒的生理后果。但我们很难辨别出病人是利用了哪些表现。通常，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归于生理疾病，然后又反过来把生理疾病归为某种外部刺激。他们很想证明自己没有心理问题；他们只是因为吃错东西而患了肠道疾病，或因为过劳而疲乏，或因为湿气而忍受风湿等。

至于神经症患者通过外化自己的愤怒而实现了什么，可以说跟自轻自贱的情况一样。然而，还应该补充一点。除非认识到这种自我破坏性冲动的真实危险，否则我们无法完全明白这种病人的竭力程度。第一个例子中所说的病人只有片刻的撕裂自己的冲动，但精神病患者可能真的会这么做，而且会自残。[2]很可能，如果不是因为外化作用，还会发生更多的自杀。意识到自我破坏性冲动的威力，弗洛伊德也确实应该假设一种自我破坏性本能（死本能），尽管通过这个概念，他阻挡了真正弄清问题的道路，从而也阻挡了有效治疗的路。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控制力把人格限制到何种程度。这种压力很难高估。这比任何外部强制力更糟，因为后者还允许保持内心自由。病人一般意识不到这种感觉，但一旦压迫感被移除而获得大量内心自由，他们就如释重负，我们便可以由此估计到它的力量。一方面，压迫力可能通过给别人施加压力而外化。这与神经症患者追求支配的表面效果相同，但尽管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它们的区别却在于，内心压力外化而来的压迫主要不是要求个人服从。它首先在于将己所不欲施加于人，而且同样全然不顾他们的幸福。清教徒的心理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熟悉的例子。

内心强迫感的外化作用同样重要，这种外化采取的形式是高度敏感于外界一切强迫性事物，哪怕只是微微类似于强迫。正如每个有观察力的人所知，这种高度敏感非常普遍。并不是所有敏感都来自自我强加的压迫。通常还有一个成分是，在别人身上体验到自己的力量驱力然后憎恨它。对于离群人格，我们主要想到的是，强迫性地坚持独立一定会使他们敏感于任何外来压力。无意识自我约束的外化作用是更隐蔽的来源，在分析中更常被忽略。由于它常常在病人与分析师关系中形成一道有影响力的暗流，这便尤为不幸。病人倾向于持续不断地使分析师的每个建议都失效，即使他在这方面的其他敏感来源都已经被分析过了。着手于这件事上的颠覆性战役更为艰巨，因为分析师实际上并不想改变病人。他坦言自己只是想帮助病人自己恢复，病人生活的内心源泉是毫无用处的。病人是否可能屈服于一些无意施加的影响？事实是，由于他不知道他“真的”是什么样，他不可能有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不管分析师有多注意避免施加任何个人信念的影响也没有用。而且，由于他也不知道自己苦于内心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使他产生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所以他只是不加区别地反抗一切改变他的外来意图。无须说，这场徒劳的征战不仅表现在分析情境中，还势必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正是对这种内部过程的分析最终能够消除这种情况。

更为复杂的是，一个人越倾向于服从他理想化意象所提出的要求，他就越会把这种服从外化。他会渴望达到分析师或其他任何人对他的任何期望，或达到他以为他们对他的期望。他可能表现得自愿，或甚至轻信，但同时他会暗自积蓄对这种“压迫”的怨恨。结果可能就是，他最后会看到每个人都处于支配地位，然后对所有人怀恨在心。

那么，一个人通过外化自己内心的约束能得到什么？只要他相信这种约束来自外界，他就能反抗，即使只是通过内心持保留态度的形式。同样地，他能够避免外部施加的约束，也能够保持自由的错觉。但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承认内心压迫感意味着承认他并非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这种内心强迫性是否也会表现出生理症状，以及能到达什么程度，是有趣的问题。我个人的印象是，它是哮喘、高血压和便秘的影响因素，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

我们仍然要讨论各种特征的外化作用，这些特征与他的理想化意象形成对比。大体看来，这种外化只通过投射起作用，也即是，在别人身上体验到这些特征，或认为别人要对这些特征负责任。这两种过程不一定同时发生。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能必须重复某些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讨论过的内容，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内容，但这些例证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投射的意义。

一个酗酒的病人A，抱怨他的妻子不体谅人。就我看来，这个抱怨并不正当，或至少不至于A所说的程度。他自己受到冲突的折磨，这在外来人看来都很明显，一方面要依从、和蔼可亲和宽宏大量，另一方面要专横、苛刻和傲慢。于是，这是一种攻击性倾向的投射。但是什么导致投射的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性倾向只是强大人格理应具备的要素。然而，他最占主导的特征仍然是善良，他觉得自圣·弗朗西斯之后，没人比他更善良，再也不会有这样理想的朋友了。那么，投射是否迎合理想化意象？当然！但投射也使他毫无意识地实践自己的攻击性倾向，从而无须面对自己的冲突。这个人陷入了解决不了的两难境地。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攻击性倾向，因为它们是强迫性的。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因为它使他保持完整。投射便是这个困境的出路。因而它反映出一种无意识的表里不一：它使他能够维护自己所有傲慢无礼的要求，同时又能当一个理想朋友。

这个病人还怀疑这个女人私通。这种莫须有并没有任何证据——她以相当母性的方式爱着他。而事实是，他自己暗自沉溺于昙花一现的风流韵事。有人可能会想到以己度人的报复恐惧。这当然涉及为自己开脱的需要。考虑同性恋倾向的投射可能性无助于澄清这个情境。线索在于他对自己不忠的古怪态度。他并没有忘记这些情事，但在回想中记录。它们不再是活生生的经历。而另一方面，他所谓的女方的不忠却栩栩如生。于是，这里便是经历的外化。其功能与之前的例子一样：它使他维持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使他随心所欲。

强权政治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如在政治和职业群体中所运用的那样。通常，这种操纵的动机是意图削弱对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产生于类似上述的无意识两难境地。在上面那个案例中，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表里不一。它使一个人可以发动所有有关于此的诡计和操纵，而不会玷污他的理想化意象，与此同时，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途径，使一个人把对自己的所有愤怒和蔑视宣泄到另一个人身上——更妙的是，宣泄到一个他原本就想挫败的人身上。

作为总结，我要指出一种常见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将责任转嫁给他人，而无须给他人蒙上自己的困难。许多病人，一旦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某种问题，就会迅速跳到自己的童年期，然后把所有解释推到这上面。他们对压迫很敏感，他们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制的母亲。他们很容易受到羞辱，因为童年期就遭受到羞辱；他们报复心重，因为他们早期受到伤害；他们孤僻，因为在他们年轻时候没人理解他们；他们性方面受到抑制，因为清教徒式的家教，等等。我这里并不是指在会谈中分析师和病人都忙于弄清早期影响，而是指过于热切探究童年期只会导致无止境的重复，而且还同样对病人当前驱力缺乏探究。

由于弗洛伊德过度强调起源而支持了这种态度，那不妨让我们仔细检验一下，这种态度有多少是正确的，又有多少是错误的。病人的神经症发展的确始于童年期，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资料都与我们所了解的特殊发展情况有关。他本身也确实不是他神经症的原因。环境的影响使他被迫发展成这样。出于下面会讨论的那些原因，分析师必须把这一点弄得非常清楚。

错误在于病人对于自己基于童年期建立起来的所有驱力缺乏兴趣。不管怎样，其中既有现在运作于他身上的驱力，也有隐藏在当前困境背后的驱力。当他是个小孩时，看到了身边许许多多的伪善，这就对他诸如愤世嫉俗起作用。如果他只把自己的愤世嫉俗与早期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就会对自己当前愤世嫉俗的需要视而不见——这种需要来源于他被分割于相异的理想之间，所以他尝试解决这个冲突的途径就是抛弃所有价值观。再者，他倾向于承担他不能承担的责任，而拒绝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让自己相信他真的是被迫具有某些缺点，他一直提到早期经历，同时还觉得他本应该从早期灾难中全身而退——本应该出淤泥而不染。他的理想化意象也应为此负部分责任，因为它不允许他接受带有瑕疵的自己，或接受过去或现在的冲突。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童年的喋喋不休，是逃避自我的一种特定方式，仍然使他能够维持自己渴望自省的错觉。因为他将其外化，他就体验不到自己心中的驱力，他也无法设想自己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他已经不再是推进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球，一旦推下坡，就必须不断翻滚，或是一只豚鼠，一旦习惯就永远定型了。

病人对于童年的一味强调非常清楚地体现了他的外化倾向，因而每当我遇到这种态度，就能估计到这个人是完全疏远自我的，而且一直受离心驱力而远离自己。而且我在这种预期上还没有出现过失误。

外化倾向也作用于梦境。如果分析师在病人的梦中是一个狱卒，如果丈夫“砰”地关上病人想进的门，如果发生意外，或出现障碍物干扰他达到很想去的地方，这些梦算是尝试否认内心冲突，尝试把内心冲突归于一些外部因素。

一个具有普遍外化倾向的病人会给精神分析带来特殊困难。他来分析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期望分析师完成真与他无关的工作。他感兴趣的是他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而不是他自己的。他侃侃而谈自己生活的艰苦处境，而极不情愿检查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太神经质，或他的工作太令人心烦意乱，他多半会安好无恙。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可能有任何情感动力在起作用。他害怕鬼怪、窃贼、暴风雨，害怕身边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环境，但永远不害怕自己。他顶多只是出于知识或艺术的乐趣而关心自己的问题。但只要他在心理上可以说是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将他可能具备的洞察力运用到他的现实生活中，因而，纵然他更了解自己也难以带来改变。

因此，外化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解的能动过程。它可行的原因完全在于疏远自我，而这种疏远始终是神经症过程固有的。通过自我消解，内心冲突也理所当然地被消除于意识。但通过使一个人对他人更责难、更报复和更恐惧，外化作用就能把内心冲突替换成外部冲突。更具体地说，它严重恶化了最初掀起整个神经症过程的冲突：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1]这个定义是爱德华·斯特里克尔与肯尼思·阿佩尔在《发现我们自己》（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43年）中提出来的。

[2]卡尔·门宁格在《人对抗自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中举了很多这种例子。然而，门宁格是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谈的，因为他跟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假设了一种自我破坏的本能。

第八章　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一个谎言常常导致另一个谎言，第二个又需要第三个来支持，以此类推，直到陷入混乱复杂的蛛网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无须刨根问底的个体或群体的生活场景中。拼拼补补可能有一些帮助，但会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需要新的权宜之计。所以，神经症尝试解决基本冲突也是这样，而且如出一辙的是，一切都于事无补，仅仅是极端地改变了最初产生困境的环境条件。而神经症患者所做的，而且是情不自禁地做的，是把一个虚伪叠在另一个上面。他可能像我们看见的那样，努力使冲突的某一面占主导。他一如往常地感觉被撕裂，他可能诉诸彻底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到夸张的程度。但尽管冲突没有起作用了，但他的整个生活却摇摇欲坠。他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中，他显得得意扬扬、完整统一，但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新的裂口。他试图通过将内心的自我从战场上淘汰来消除这个裂口，却只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为难以忍受的困境中。

因此，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还倚赖进一步的支撑。于是他求助于无意识设施，这些设施可以分为盲点、间隔划分、合理化、过度的自我控制、武断的正确性、逃避和愤世嫉俗。我们不会试图讨论这些现象本身，那个任务的难度太大了，而只是为了揭示患者是如何运用它们去对抗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现实行为与他对自己的理想化描述之间的反差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会惊讶于他们为何看不到这一点。但他非但没有看到这点，还能对清清楚楚摆在眼前的矛盾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首先让我注意到所讨论过的那些冲突的存在与联系的事情之一，就是之于最明显的矛盾的盲点效应。例如，一个病人具备所有的依从型特征，虽然觉得自己是耶稣一样的好人，却曾用非常漫不经心的口吻告诉我：在员工会议上，他常常想要轻轻扣动扳机，把同事一个接一个地击毙。激起这种象征性杀戮的破坏性追求在当时的确是无意识的，但这里的重点在于射杀，他把这戏称为“游戏”，这种认同丝毫没有干扰到他耶稣般的自我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位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兢兢业业，认为自己是所在行业的革新者，在选择发表物时纯粹以投机取巧为导向，只发表那些他觉得能给他带来最高喝彩的论文。他也没有试图掩饰，只是同样无忧无虑，没有察觉到其中的矛盾。同样，一个男人本来在自己理想化意象中善良老实，却觉得从一个女孩那里拿钱花在另一个女孩身上没什么大不了。

在这些例子中很明显，视而不见的功能就是使潜在冲突远离意识。令人惊讶的是其可能达到的程度，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病人不仅聪明，还具备心理学知识。如果说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很容易漠视自己不待见的东西，这种解释明显不够充分。我们还应该补充，我们清除这些东西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兴趣有多浓厚。总而言之，这种人为的盲视简洁有力地表明，我们有多讨厌意识到冲突。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忽视像前面所举的那样明显的矛盾。事实确实是离不开种种特殊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对自己的情感体验过于麻木。另一个是斯特里克尔[1]已经提出过的，即间隔划分的生活现象。斯特里克尔也举了盲点的例证，他谈到了逻辑严密的间隔划分和隔离措施：一块区域给朋友，一块给敌人，一块给家人，一块给私人生活，一块给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一块给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从此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一块区域里发生的事情便不会抵触另一块。一个人只有因为冲突而失去了统一性才可能那样生活。因此，间隔划分既是冲突分裂个体的结果，也是对抗自己意识到冲突的一种防御手段。这个过程与理想化意象的情况不同：矛盾依旧，但冲突被悄然带走。很难说是这种理想化意象导致了间隔划分还是正好相反。不管怎样，看起来好像间隔划分更具有根本性，它可以解释这种意象的建立。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人在复杂社会体制中越来越微不足道，以至于自我的疏远非常普遍，而且人类价值本身也一落千丈。在我们文化中，无以计数的矛盾凸显，结果发展出一种对于道德认知的普遍麻木。道德标准被看得太随便了，即使一个人头天还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或疼爱子女的父亲，隔天表现得像个恶棍，[2]人们也不会为之感到惊讶。我们周围真诚完整的人少得可怜，以至于无法给我们自身的溃散提供对照。在精神分析情境中，弗洛伊德抛开了道德价值观，因为他把心理学视为一种自然科学，这就使得分析师和病人一样无视这种矛盾。分析师认为，带着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或对病人的这些价值观产生兴趣，都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在许多理论阐释中，接受矛盾并不一定只限于道德领域。

合理化可被定义为通过推理来自欺欺人。普遍认为，这个词主要指自圆其说，或使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符合公认的意识形态，这个观点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其含义是相同文化下的人都会沿着同一条线路进行合理化，然而实际情况是，个体在合理化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非常广泛。只要我们把合理化视为神经症尝试建立伪和谐的一种支持方式，就会认为个体差异理所当然。围绕基本冲突而竖起的每一根保护性脚手架上都能看见这个过程的作用。推理加强了主导性态度，能使冲突显现的那些因素不是被最小化了，就是被重塑至与之相适应。在依从型与攻击型的对比中能告诉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推理如何有助于使人格合理。前者认为他的渴望有助于同情心，即使他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倾向，而如果控制倾向太明显，他就会把它们合理化为热心肠。而后者，当他帮助他人时，会坚决否认任何同情的感受，还把他的行为完全归于一己私利。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来支撑：必须通过说理来消除现实自我与理想化意象的反差。对于外化作用，是要证明外部环境的相关性，或表明个体自身无法接受的特质只是对他人行为的“自然”反应。

过度自我控制的倾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把它视为原始的神经症倾向。[3]它的功能是充当一道堤坝，以防被矛盾情绪淹没。尽管最初它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力，但最后它往往变得多少有些自动化。运用这种控制力的人不允许自己失控，不管是出于热情、性冲动、自怜自艾还是愤怒。在精神分析中，他们最难自由联想；他们也不会用酒来振奋精神，常常更愿意忍受痛苦而不是接受麻醉。简而言之，他们力图约束所有自然的举动。那些冲突相当公开化的个体最为大力发展这个特质，他们没有采取通常用于掩盖冲突的任何一步，明显主导性优势并是冲突态度中的某一方，也没有让自己足够离群以使冲突不起作用。这些人仅靠理想化意象来维持完整，而一旦没有建立内心统一性的基本尝试手段的帮助，它的黏合力就明显不足。每当采取混合矛盾元素的形式时，理想化意象就特别无能为力。那么，意志力的运用便有意无意地是用来控制冲突性冲动。由于最具破坏性的冲动就是那些由愤怒激发的冲动，所以用于控制愤怒的精力最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愤怒由于被压抑而获得爆发力，这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自控来遏制。如果病人的过度自控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会辩解说，这是美德，任何一个文明人都需要自控。他所忽略的是他控制力的强迫性。他情不自禁地以最刻板的方式运用自控，如果出于某个原因，自控失效了，他就会惊慌失措。这种惊慌可能表现为害怕精神错乱，这就明显说明，自控的功能就是逃避分裂的危险。

武断的正确性具有消除内心疑虑和外部影响的双重功能。疑虑和优柔寡断一直都是未解决冲突的副产品，可以达到足以麻痹所有行为的强大威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自然而然很容易受影响。当我们拥有真正的信念时，并不会轻易受影响。但如果我们的一生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无法决定走哪个方向，那么局外者可能很容易成为决定性因素，哪怕只是暂时。而且，优柔寡断不仅与可能的行动方案有关，还包括对个人、个人正确性和个人价值的怀疑。

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有损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但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觉得难以忍受。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作一场冷酷无情的战争，就越会把怀疑视为一种危险的弱点。他越孤立、越坚持独立，对于外来影响的敏感性就越是一种恼怒的来源。我的所有观察表明，占主导的攻击性倾向和离群倾向的混合，是发展刻板正确性最肥沃的土壤；而且攻击性越是浅层化，正确性的方式就越激进。它试图一次性解决冲突，而且是通过武断专横地向所有人宣称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对于过度受理性管理的机体，情感是内部的叛徒，必须通过坚定的控制力来约束它。和平是可能实现的，但只是一种安息。正如所料，这种人讨厌精神分析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威胁着要打乱整齐的局面。

逃避算是刻板的正确性的另一极，但它是以其他方式有效预防意识到冲突。倾向于这种防御方式的病人常常很像童话里的那些主人公，一旦被追逐就变成鱼；如果在这种伪装下不安全，他们就变成鹿；如果猎人追赶他们，他们就变成鸟飞走。你永远也摸不透他们的任何言论，他们否认自己说过，或向你保证他们绝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拥有一种遮蔽问题的能力，能够令人晕头转向。他们总是无法具体报告任何事情，就算他们努力这么做了，听者最后还是不确定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生活中也同样混淆视听。他们这一刻道德败坏，下一刻又富有同情心；一时过于热心，一时冷酷无情；在一些方面专横跋扈，另一些方面又态度谦逊。他们找一个专制的伴侣，只是要转变成一个“受气包”，然后又回到之前的形式。在无礼对待某人之后，他们又会感到懊悔，试图弥补，然后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然后又再次变得恶毒残暴。什么对他们来说都不太真实。

分析师可能很容易发现自己被搞迷糊了，然后气馁，觉得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可处理。但他错了。这只是病人没有采取惯常的统一性手段：他们不仅没有压抑自己的冲突部分，也没有建立明确的理想化意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说是证明了这些尝试手段的价值。因为不管这些后果有多令人困恼，这类人都更有条理，都几乎不如那些难以捉摸的人那么迷失。另一方面，分析师的错误还在于他指望这是个简单的分析工作，因为他觉得冲突显而易见，因而就不需要从隐匿状态中揪出来。然而他会发现，自己面临着病人对于任何透明性的反感，而这很容易挫败他，除非他明白这是病人逃避任何真实洞察力的方式。

最后一种防御意识到冲突的手段是愤世嫉俗，即否认和嘲笑道德价值观。对于道德价值观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一定会出现在所有神经症中，不管这个人有多教条地坚持他所接受的特定标准。虽然愤世嫉俗的起源不尽相同，但功能不变，都是否认道德价值观的存在，从而削减神经症患者弄清自己到底信仰什么的必要性。

愤世嫉俗可能是有意识的，然后变成马基雅维利传统中的一条准则，并且被严加保护。最重要的是外部表现。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抓住。每个人都是一个根本不蠢的伪君子。这种病人可能对分析师使用道德一词非常敏感，不管是什么内容，就像弗洛伊德时代的那些人对于提及性的敏感。但愤世嫉俗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对于普遍意识形态的口头应酬便揭露了这点。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沉浸于愤世嫉俗，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谈论他生活的方式都揭露了他的这个行为准则。或者，他可能不知不觉让自己卷入矛盾中，就像有些病人确信自己信仰诚实正直，却嫉妒那些沉溺于不正当手段的人，而且还憎恨自己从未像他们那样“逃脱处罚”。在治疗中，在适当的时间让病人意识到并帮助他弄清楚自己的愤世嫉俗很重要。这也许还需要向他解释，为何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价值观是可取的。

那么，上述就是围绕基本冲突核心所建立的防御手段。为了简单起见，我将把整个防御机制称为保护性结构。每种神经症都发展出一系列防御手段，通常它们会全部表现出来，尽管活动性的程度不同。

[1]斯特里克尔，见前引。

[2]林语堂，《啼笑皆非》，纽约庄台出版社，1943年。

[3]卡伦·霍妮，《自我分析》，见前引。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在深究任何神经症问题的意义时，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失去方向。这并不奇怪，因为不正视其复杂性，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神经症。然而，为了重新找到方向，时不时停下来做一个整体的观察是有帮助的。

我们已经渐次深入地探讨了保护性结构的发展。我们看到了在建立起一套相对静态的机制之前，防御体系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的。这其中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投入这个过程的无限心力，这种心力耗费非常惊人，以至于使我们再次好奇，到底是什么在驱使一个人要走如此一条艰难的牺牲巨大的路？我们自问，是什么驱动力让这个结构如此刻板、如此难以改变呢？整个过程的动力仅仅是之于基本冲突的潜在破坏力的恐惧吗？打一个比方也许有助于清楚回答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比喻一样，这个比喻并不准确，所以不妨对此做一个泛义的看待。我们不妨假设一个有过不光彩经历的男人，他借助谎言和欺骗的手段加入了某个群体。当然，他极有可能会时时担心自己的过去被揭发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处境有了改善：他交了朋友，获得了一份工作，还组建了家庭。他很珍惜自己的新状态，但同时又被一种新的恐惧所困扰，害怕失去这一切。对于自己体面生活的自豪使他疏远了难堪的过去。为了清洗过往，他给慈善机构甚至是过去的伙伴捐资。同时，他人格上的改变将他卷入新的冲突，最后，伪饰之下的新的开头反成了新的困境。

因此，在神经症患者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之下，基本冲突依然存在，只不过有所变异而已。它在一些方面得到缓和，而在其他方面又被加强。然而，由于这个过程中固有的恶性循环，之后的冲突便更为紧迫。最激化这些冲突的是，每一种新生的防御姿态都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正如我们所见，它们是冲突成长的土壤。再者，因为不管新元素是怎样的错觉，是爱或成功，还是实现离群或建立意象，都在他生活中非常重要，因而便形成一种不同的恐惧，即害怕有事物会损坏这些珍宝。而且自始至终，他对自己日益疏远，这使得他丧失了越来越多处理自己问题的能力，从而逃避自己的种种困难。习惯成自然，便取代了有向成长。

由于其刻板性、保护性结构高度易碎，而且它本身也会引发新的恐惧。其中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保护性结构的平衡性被打破。虽然保护性结构提供一种平衡感，但这种平衡感很容易被搅乱。这个人本身并没有有意识地意识到这种威胁，但他不自觉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感受到它。经验告诉他，他可能莫名其妙地出问题，他可能在毫无预感或最不想要的时候大发雷霆、兴高采烈、意志消沉、疲惫不堪、拘谨羞怯等。所有这种经验让他感到不确定，感到自己靠不住。他好像如履薄冰，他的失衡也可能表现在步法或姿态上，或缺乏要求身体平衡的一切技术。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害怕精神错乱。一旦精神错乱达到明显的程度，就会成为最重要的症状，驱使一个人寻求精神治疗方面的帮助。在这种精神错乱中，恐惧同样是因为压抑了想要问心无愧地做一切“疯狂”事的冲动，而这些事通常具有破坏性。然而，害怕精神错乱并不是一个人可能真的精神失常的指标。通常，它是暂时性的，只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才出现。最尖锐的刺激就是突然威胁理想化意象，或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通常是由于无意识愤怒）使过度自控处于险境。例如，一个女人觉得自己既性情平和又勇气十足，当她在困境中感到无助、忧虑和暴怒，就会陷入恐慌。使她保持完整性的理想化意象突然爆裂，给她留下支离破碎的恐惧。我们已经说到过，把一个离群者从庇护中拉出来，让他与他人亲密接触，就可能使他陷入恐慌，譬如他必须从军或与亲戚同居。这种恐惧也可能表现为害怕精神错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会精神病发作。在精神分析中，一个已经竭尽全力制造出伪和谐的病人，当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分裂状态，就可能出现类似的恐惧。

对精神错乱的恐惧最常是由无意识愤怒导致的，在精神分析中也证明了这点，这种恐惧已经平息下来，而残余物采取的是忧虑形式，担心自己可能在无法自控的情况下侮辱、殴打或甚至杀害他人。他还害怕睡梦中或在酗酒、麻醉或性兴奋的影响下实施暴力行为。一方面，愤怒本身可能是有意识的，或可能在有意识中表现为对暴力行为的一种强迫性冲动，而与情感无关。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只是突然感到一阵隐隐约约的恐慌，可能还伴随着盗汗、眩晕或害怕晕厥——代表着对暴力冲动可能失控的潜在恐惧。如果无意识愤怒被外化，他可能会害怕暴风雨、鬼怪、窃贼、蛇等，也即是一切来源于他之外的潜在破坏性势力。

但归根结底，精神错乱的恐惧是相对罕见的。它只是害怕失去平衡的最显而易见的表达方式。通常，这种恐惧是以更隐蔽的方式起作用的。于是它表现为模糊不定的形式，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引发它。遭受这种恐惧的人可能一想到诸如旅行、搬家、换工作、雇用新仆人等事就深受困扰。他们会尝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这些改变。对稳定性的威胁可能是阻碍病人接受分析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如果他们找到了一种能让自己活动自如的生活方式。当他们讨论精神分析的可取性时，会关心那些乍看似乎足够合理的问题：精神分析是否会铲除他们的婚姻？是否会暂时使他们无法工作？是否会使他们急躁易怒？是否会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抵触？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问题部分是由于病人的绝望，他不认为值得冒任何风险。但在他关心背后真正的忧虑是：他需要确保分析不会搅乱他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胸有成竹地断定，他的平衡特别不牢靠，而且这次分析必然很艰难。

分析师能消除病人的这个忧虑吗？不能。任何分析必定会造成暂时的烦恼。然而，分析师可以做的是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向病人解释他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告诉他虽然分析会搅乱他当前的平衡，但会使他有机会得到更稳固的平衡。

另一种来源于保护性结构的恐惧是害怕暴露。它的源头在于发展和维持这个结构本身的各种伪装。这一点要与未解决冲突所导致的道德损伤联系起来讨论。根据当前的目的，我们只需指出，神经症患者想要对自己和别人表现得与真实的自己更为不同——更和睦、更合理、更宽宏大量或强有力或冷酷无情。很难说他更害怕暴露于自己还是他人。在有意识中，他最担忧的是别人，而且他越是外化他的恐惧，就越是担心别人会识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说，他对自己的看法并不重要，当他发现自己的问题时尚可从容应对，只要能把别人蒙在鼓里。其实不然，但这是他有意识的感觉，也是外化程度的指标。

害怕暴露可能要么表现为隐隐觉得自己是虚张声势，要么诉诸某些品质，而这些品质与真正困扰他的问题并没有直接关联。一个人可能害怕自己不如他以为的那么聪明、能干、有教养、有魅力，所以把这种恐惧转嫁到那些不影响他性格的品质上。因而一个病人回想到，在他青年早期，他一直害怕自己在班上名列前茅完全是由于蒙混过关。每次转学他都确信这次会被识破，即使他再次夺得榜首仍然存在这种恐惧。他的这种感觉令他困惑不已，但他无法说出所以然。他无法看透自己的问题，因为他走错了路：他对于暴露的恐惧完全不在于他的智力，而只是被转嫁到了这方面。实际上，这种恐惧在于他无意识伪装成一个不在乎分数的好人，而事实是，他痴迷于一种战胜他人的破坏性需要。这个例证引出了一个相关的概括：害怕徒有虚名总是与具有一定客观性的因素有关，但往往并不是他本人所以为的那个。就症状而言，它的显著表现是脸红或害怕脸红。由于病人害怕被揭穿的是无意识伪装，如果分析师注意到病人害怕被揭露，然后去寻找一些他觉得病人引以为耻而隐藏起来的经历，那就会犯严重错误。而病人可能并不会隐瞒这类经历。于是他只会越来越害怕自己身上一定有某种特别糟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他在无意识中不愿被揭露的。这种情境有利于反躬自省，但不会带来建设性效果。他也许会进一步详细叙述性渴望或破坏性冲动。但只要分析师没有意识到病人处于某个冲突中，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只处理了这个冲突的一个方面，病人对暴露的恐惧就仍然存在。

任何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意味着面临考验的情境，都可能激起暴露恐惧。其中包括开始一份新工作、交新朋友、进入一所新学校、考试、社交聚会，或任何可能使他引人注目的表现，哪怕只是参加一场讨论。通常，在有意识中对失败的恐惧其实都与暴露有关，而且因此连成功也无法减轻这种恐惧。他只是觉得自己这次“通关”了，但下次呢？而且，假如他失败了，他只会更加确信，自己曾经总是蒙混过关，这次被抓包了。这种感觉的后果之一就是羞怯，尤其是在任何新环境中。另一个后果就是在面对被喜欢或被赞赏时怀有戒心。有意无意地想：“他们现在喜欢我，但如果他们真正了解了我，就不会这么觉得了。”当然，这种恐惧也在精神分析中起作用，分析的明确目的本来就是“识破”。

每一种新的恐惧都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手段。那些用来对抗暴露恐惧的防御手段分为截然相反的类型，而且取决于整个人格结构。一方面，他们倾向于回避任何考验性的情境，而且如果无法回避这些情境，那就要内敛，要自控，要戴上刀枪不入的面具。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意识地尝试变成一个无懈可击的骗子，从而就不再需要害怕暴露了。后面这种态度不单单只是一种防御态度：那些过着替代性生活的攻击类型个体也会声势浩大地唬弄人，他们把唬弄作为一种手段，使他们想要剥削的人印象深刻。于是，任何质疑他们的尝试都会遭遇到有备而来的反击。这里我指的是公开化的施虐者。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特质是如何融入整个人格结构的。

要理解暴露恐惧，我们就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人到底害怕暴露什么？以及假如暴露了，他又在害怕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了。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谈到另一种仍然产生于保护性结构的恐惧，即害怕忽视、羞辱和嘲笑。结构的不牢靠导致了失衡恐惧，无意识的欺骗滋生了暴露恐惧，而害怕被羞辱产生于受损伤的自尊。我们已在其他关系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创造理想化意象和外化过程都是在努力修复受损自尊，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两种方式都只会进一步伤害自尊。

如果我们采取俯视的角度看自尊在神经症发展中的情况，就会看到两副跷跷板。每当现实自尊的水平下去，不现实的自豪就会上来——为自己如此优秀、如此进取、如此独特、如此无所不能或无所不知而感到自豪。而另一副跷跷板上，我们看到神经症患者的现实自我被矮化，而他人被提升成巨人。通过压抑和抑制，通过理想化和外化，自我的很大一部分黯然失色，个体看不见自己。他觉得自己就算不是，也像个没有重量或内容的影子。与此同时，他既需要他人又害怕他人，这不仅使他觉得别人更强大、更可畏，还更必需。因此，他的重力中心更偏向他人，还把完全属于自己的特权让给他们。效果就是过分重视他们对他的评价，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失去了意义。这便使得别人的意见具有压倒性的势力。

上述两组过程共同解释了神经症患者对于忽视、羞辱和嘲笑的极端脆弱。而且对于每种在这方面高度敏感的神经症中，这些过程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我们了解到害怕被忽视的各种源头，我们就能看到，要消除或减轻这种恐惧并不是个简单的任务。我们只能将它减小到整个神经症所能减轻的程度。

总之，这种恐惧的后果就是使自己与他人隔离，使自己与他人敌对。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极大减轻与之相应的痛苦。他们不敢对他人报以任何期望，或为自己制定高目标；他们不敢以任何方式接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他们不敢表达意见，即使他们可能真的有所贡献；他们不敢锻炼自己有创造性的能力，即使他们真的拥有这些能力；他们不敢使自己有魅力，不敢给人留下印象；不敢争取更高的地位等。当他们忍不住有所行动，一想到可怕的嘲笑就又退缩回去，躲在含蓄与尊严背后。

比我们讨论的这些恐惧更难以察觉的是凝缩作用，即压缩所有这些恐惧以及出现在神经症发展中的其他恐惧。这便是害怕对自己作任何改变。病人对于改变的反应是采取两种极端态度中的任意一种。他们要么使这个问题模糊不清，觉得在未来某个说不清的时间奇迹出现了，他也就改变了，或者，他们太急于尝试改变，丝毫不了解情况。对于第一种情况，他们在心理上持保留态度，觉得看到一个问题或承认一个弱点就足够了。而要实现自我，就必须真正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动力的这个观点使他们惊愕不已，也使他们焦虑不安。虽然他们不由得看到这项提议的正确性，但在无意识中，他们还是拒绝它。而相反的情况则相当于无意识地假装改变。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痴心妄想，源于病人无法容忍自身的不完美，但它也产生于他无意识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只要希望这个困难消失，就足以驱散它。

害怕改变的背后是担心自己每况愈下——即失去理想化意象，转变为他所排斥的自我，变成其他人，或通过精神分析让自己只剩下空壳；害怕未知，害怕必须放弃安全措施以及迄今得到的满足感，尤其是放弃追逐那些让他有希望解决问题的幻影；最后，还害怕没有能力改变——当我们讨论神经症患者的绝望感时，会更好地理解这种恐惧。

所有这些恐惧都产生于未解决的冲突。但是，因为如果我们最终要实现整合，就必须遭受这些恐惧，所以它们也妨碍我们面对自己。它们可以说是炼狱，是我们得到救赎前必须徘徊的地方。

第十章　人格的贫乏

要考虑未解决冲突的后果，就要进入到一个看似无边无际的领地，一个未经探索过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先从症状性障碍着手，例如抑郁、酗酒、癫痫或精神分裂等，希望由此可以对特定的紊乱有更好的理解。然后，我更愿意从一个更普遍的观点出发，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的冲突会给我们的精力、整合与幸福带来什么影响？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角度，是因为我相信，如果不了解基本的人性基础，就无法领会到任何症状性障碍的意义。现代精神病学倾向于找到一种便捷的理论阐释方式去解释已有的综合症状，从处理综合症状的临床医生的需要来看，这种倾向并不违反常情。但这么做不太切实可行，姑且不论科学性，就好比一个建筑工程师还没打地基就要修顶楼。

我这个问题中的有些要素之前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只需要详细说明一下。其他要素在之前的讨论中比较隐晦，也正是需要补充这一方面。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读者隐隐觉得未解决冲突是有害的，而是清楚详细地向读者描述它们对人格的摧残。

生活在未解决冲突中主要会造成精力的毁灭性浪费，这不仅是由冲突本身引起，还由于努力消除冲突的所有迂回手段。当一个人基本处于分裂状态，他就绝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把精力投入到任何事上，除了总是想要追求两个或以上的矛盾目标。这意味着，他要么分散自己的精力，要么积极挫伤自己的努力。前者适用于那些理想化意象类似于培尔·金特的人，他们哄骗自己相信自己可以超越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想要当一个理想母亲，想要当一个完美家庭主妇，想要穿着体面，想要占有主导性的社会政治地位，想要当一个忠诚的妻子，想要有婚外情，还想为自己做一些生产性工作。无须说，这不可能实现，她势必全军覆没，而她的精力也会被浪费掉，不管她多有天赋。

更普遍相关的是在单个追求上所遭受的挫折，这些追求的矛盾动力是相互制约的。一个人可能想做一个优秀的朋友，但他专横跋扈、要求苛刻，以至于他这方面的潜力永远无法实现。另一个人想要他的孩子出人头地，但他对个人权力的追求与专断作风从中作梗。还有人想要写书却头疼欲裂，或每当他无法立刻组织好他想表达的话，就会陷入致命的疲乏之中。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理想化意象：由于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难道不应该下笔如神吗？每当不如所料时，他就会对自己大发雷霆。而另一个人，他想在会议上陈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观点。但他不仅想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令人自愧不如的方式来表达，还想受人喜爱，不想令人反感，同时又因为他对自轻自贱的外化而预感要遭嘲笑。结果，他完全无法思考，他所产生的想法也永远无法成形。还有一个人，他本可以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但由于他的施虐倾向，周围每个人都与他作对。没必要再继续举例了，因为只要我们看看自己，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就能找到一大堆例子。

这种目标方向不明确的问题也有一个例外。有时，神经症患者对目标表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忠诚：男性可能会为他们的雄心抱负牺牲一切，包括他的尊严；女性可能除了爱，对生活一无所求；父母可能为孩子而牺牲全部利益。这种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全心全意。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他们其实追求的是海市蜃楼，是看似能解决他们冲突的幻象。表面上的全心全意是一种绝望，而不是一种整合。

挥霍精力的不只是冲突性需要和冲动。保护性结构的其他因素也具有相同的功效。由于部分基本冲突的抑制作用，整个人格都被遮挡起来了。被遮挡的人格仍然足以起到干扰的作用，但它们无法投入到建设性的用处上。因而这个过程造成了精力的损耗，而这些精力本可以以其他方式用于自信、合作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提一个因素，即疏远自我，它剥夺了一个人的执行力。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好员工，他甚至可能在外部压力下相当努力，但一旦让他独自寻找乐趣，他就可能崩溃。这不仅意味着他无法在闲暇时做任何有建设性或有趣的事，还意味着他的创造力可能完全被糟蹋掉了。

通常，各种各样的因素联合起来造成大面积的弥散性抑制。为了理解并最后消除单一的一个抑制作用，我们通常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上，从所有我们所讨论过的角度来处理它。

精力的浪费或误导可能来自三种主要的紊乱，它们都是未解决冲突的症状。其中一个便是普遍性的优柔寡断。它可能普遍存在于任何事情上，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个人最重要的大事。他们可能无休止地犹豫到底是吃这道菜还是那道，是买这个行李箱还是那个，是看电影还是听广播。他们可能无法选定一个行业，或职业内的任何变动；无法在两个女人之间做选择；无法决定是否离婚；无法决定是死还是生。必须做出无法反悔的决定真的是一个折磨，还可能让他们惊慌失措、筋疲力尽。

尽管他们的优柔寡断可能很明显，但往往意识不到这点，因为他们无意识地竭尽全力避免做抉择。他们会拖延；他们只是“抽不出时间”做事；他们让自己受偶然因素或其他东西的影响，把决定交给别人。他们还可能把事情搅得无从下手。这方面的盲目往往在病人自己看来也同样不明显。许多无意识措施被用来掩盖无处不在的犹豫，这就导致分析师很难听到这方面的抱怨，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障碍。

四分五裂的精力还有另外一个典型表现，即普遍性的做事无效率。在这里我说的并不是在某个领域的笨手笨脚，这可能是由于在这方面缺乏训练或兴趣。这也不是精力没有被利用起来的问题，例如威廉·詹姆斯在一篇最有意思的论文[1]中写的那样，当一个人没有屈服于第一次的疲劳或外部环境的压力时，他的能量库就会变得可用。这里的无效率是源于一个人由于内心的矛盾冲突而没有能力施展身手。就好像他在踩着刹车开车，车速必然会慢下来。有时他还真会这么做。他做每件事都极慢无比，不管是从能力还是任务本身的难度来看，都远不合理。不是他不够努力，相反，凡事他都必须投入过量的努力。例如，他可能花好几个小时来写一篇简单的报告，或操作一台很简单的仪器。当然，妨碍他的东西各种各样。他可能无意识地反抗他所以为的压迫；他可能对自己大为不满，就像前面那个例子中一样，因为他第一次尝试时没有表现好。做事无效率并不只在于速度慢，还可能表现为笨拙或健忘。一位女仆或家庭主妇，如果她暗自觉得，以她的资质，让她做如此卑贱的活是不公平的，那她就不会把工作做好。而且她的徒劳无功往往并不限于这种特定的活动，还弥漫到她所有的努力当中。站在主观立场上来看，这意味着在压力下工作，难免造成易疲劳与大量的睡眠需要。任何处于这些状况下的工作都势必使一个人筋疲力尽，就像一辆车，如果踩着刹车驾驶就会受损。

内心压力与无效率一样，不仅出现在工作上，在应对他人方面也非常明显。如果有人想要表现友好，但同时又反感这样，因为他觉得这是迎合奉承，那他就会呆板不自然；如果他想要提出请求，但又觉得他应该发号施令，那他就会粗鲁无礼；如果他想要维护自己，但又想顺从，他就会踌躇迟疑；如果他想要与他人接触，但又预感要被拒绝，那他就会腼腆害羞；如果他想要发生性关系，但又想挫伤对方，他就会性冷淡等。逆流越是蔓延扩散，生活的压力就越大。

有些人意识到了这种内心压力；更普遍的是，只有当这种压力在特定环境下增长了，他们才会意识到；还有的时候，只有与一些他们能够放松、自在和自然的环境做比较，他们才会注意到这点。由于最终会导致疲乏，他们往往会把其他因素拿来作解释，诸如体质差、工作过度、睡眠不足等。这些因素确实可能发挥作用，但远不及我们通常以为的那么重要。

第三种有关的症状性障碍是普遍的惰性。这种病人有时会控诉自己的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懒惰，也不可能享受懒惰。他们可能有意识地讨厌任何努力，还可能将其合理化，宣称自己出主意就足够了，而“细节”是由别人来完成的——也即是执行这项工作。讨厌努力可能还表现为害怕努力会给他们遭致侮辱。这种恐惧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容易疲劳；而且，内科医生根据疲劳的表面价值给出的建议也可能强化这种恐惧。

神经症惰性是主动性与行动力方面的麻痹。一般而言，它产生于严重疏远自我以及缺乏目标导向。长期勉强且不满的努力使神经症患者浑身都萎靡不振。在单个起作用的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理想化意象与施虐倾向。正是必须坚持努力这一点让神经症患者觉得是一种羞辱，它证明了他并不是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而一想到自己做的是平凡事而已，他就会极力阻碍自己，以至于他宁愿完全不做这件事而只在心里浮想联翩。在理想化意象之后，折磨人的自轻自贱必然接踵而至，剥夺他可以做任何值得的事的把握，从而将他活动的所有动机与乐趣都埋入流沙之中。施虐倾向，尤其是受压抑的形式（转换型施虐），使一个人对一切类似于攻击性的东西矫枉过正，结果导致或多或少的心理麻痹。一般性的惰性特别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行动，还涉及感觉。在未解决冲突的后果上所耗费的精力是无法估量的。由于神经症归根结底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以，这种人类天赋与性格上的阻遏正是对相应文化的强烈控诉。

生活在未解决冲突之中，不仅会导致精力分散，还导致在道德问题上出现分歧——也即是道德准则，以及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和影响个人发展的所有感觉、态度和行为。而且正如在精力问题上，精力分散导致精力浪费，所以在道德问题上，它会损耗道德上的诚恳，或换句话说，会损害道德的整合。这种损害来源于他所采取的种种矛盾姿态，也产生于掩盖这些矛盾性的努力。

互斥的道德价值观表现在基本冲突中。尽管竭尽全力使它们和谐一致，但它们全部都在发挥作用。然而，这意味着它们一个也没有或能够得到重视。理想化意象，虽然包括很多真实理想的成分，但本质上还是伪造的，而且，对他自己或没经验的观察者来说，要将其与真实的东西区别开来的难度就好比从真钞中辨别出假钞。正如我们所见，神经症患者可能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在追逐理想，可能为了任何可见的疏忽而严惩自己，因而给人一种严于律己的印象；或者，他可能沉醉于思考和谈论价值观与理想。我声称他仍然不重视自己的理想，意思是这些理想对他的生活并不具有约束力。在觉得容易或有利的时候他才贯彻这些理想，而其他时候，他就肆意抹掉它们。我们在之前讨论的盲点与间隔划分中已经见识过这种情况了，而这些情况对于那些重视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这些理想是真心实意的，他们也不会如此轻易地抛弃它们。例如，一个人，同样真诚地宣称自己对于一项事业的热忱，但一旦面临诱惑就变成了叛徒。

总之，道德整合的损伤在于真诚度减低而以自我为中心增长。对禅师著作所作的这方面注解很有意思，真诚等同于全心全意，这正是我们基于临床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也即是内心四分五裂的人不可能完全真诚。

和尚：我知道，当一头狮子抓住它的目标时，不管是一只野兔还是一头大象，它都竭尽全力。请您告诉我，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

师父：真诚之心（从字面上看，即不欺之力）。

真诚，也即是不欺，意味着“全身体投入”，在学术上称为“整体在行动”……在这之中，毫无保留，毫无掩饰，毫无浪费。若一个人像这样生活，则称得上是金毛狮子了，他象征着男子气概、真诚、全心全意；他是一个圣人。[2]

就使他人屈从自己的个人需要而言，以自我为中心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不是把别人当作人类本身，而只是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减轻他自身的焦虑，别人就必须被他安抚或被他喜爱；为了提升他自己的自尊，别人就必须对他印象深刻；由于他无法为自己承担责任，别人就必须受责备；由于他想要成功，别人就必须被打败，等等。

这些损害的表现方式因人而异。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其他问题中讨论过了，这里只需要系统性地回顾一下。我不应当耗费太多精力。但这可能很难，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施虐倾向，而施虐倾向又必须放到后面再讲，因为它被视为神经症发展的末期。从最显而易见的开始，不管神经症采取哪种流程，无意识伪装总是其中一个因素。突出的表现方式如下：

爱的伪装。能称为爱或能在主观上视为爱的感觉与努力是惊人的。它可能涉及寄生的期望，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太弱或太空虚，以至于无法生活。[3]对于更具攻击性的形式，可能涉及渴望剥削对方，或借由对方的成功、威望和权力而得利。它可能表现为想要征服并战胜某人，或与对方结合并住在他的身体里，这可能是以一种施虐的方式。它可能意味着想要被赞美，或极有把握地肯定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出于某种原因，爱在我们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真挚情感，我们文化中充斥着虐待与背叛。于是，我们剩下的印象便是，爱变成了轻视、憎恨或冷漠。但爱并非如此容易转变。事实上，带来假爱的感觉与努力最终会水落石出。无须说，这种伪装会出现在亲子关系与朋友关系中，还会出现在性关系中。

善良的伪装，以及诸如无私、同情心等的伪装都与爱的伪装类似。这是依从型人的特征，通过特定的理想化意象得以加强，还通过抹杀攻击性冲动来加强。

兴趣与知识的伪装在那些疏远自己情感的人身上最引人注目，他们相信人生可以只由智慧来掌控。他们必须假装自己无所不知、兴趣广泛。但还会以一种隐匿的方式表现在那些看起来兢兢业业的人身上，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把这种兴趣当作成功、权力或物质利益的垫脚石。

诚实与公平的伪装最常出现在攻击型人身上，特别是当他具有明显的施虐倾向时。他看穿别人身上爱与善良的伪装，然后相信因为他没有认同这种普遍性的伪善，没有假装宽宏大量、爱国精神、孝顺或诸如此类，所以他特别诚实。实际上，他具有完全不同的虚伪。他没有当前普遍的偏见，可能是一种对一切传统价值观的盲目消极的抗议。他的拒绝能力可能并不是出于力量，而是出于挫败他人的渴望。他的率性可能是嘲弄和羞辱他人的渴望。他所认可的正当私利背后，可能隐藏着剥削的渴望。

受苦的伪装必须讨论得更详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一些混淆不清的观点。严格遵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师以及外行人相信，神经症患者想要感觉被虐待、想要担忧、需要受惩罚等。支持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这个观点的资料广为人知。但“想要”这个词实际上涵盖了种种理智行为。提出这个理论的作者没有注意到，神经症患者所受的痛苦远比他知道的多，他们往往只有当自己开始恢复正常才会意识自己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这些作者似乎不知道，来自未解决冲突的痛苦必然完全无关于个人愿望。如果神经症患者放任自己四分五裂，他肯定不是因为自己想要痛苦而把这种危害带到自己身上，而是因为内心需要迫使他这么做。如果他表现得谦逊、宽容，那至少在无意识上，他讨厌这么做，而且也鄙视自己这么做，但他处于自己攻击行为的恐惧之中，他必须走向另一个极端，让自己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虐待。

导致受苦嗜好这个观念的另一个特征是夸大或戏剧化一切苦难的倾向。对于痛苦的感受与展示确实可能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它可能是在请求关注或原谅；它可能无意识地被用来达到剥削的目的；它可能是在表达受压抑的报复心，然后被用作实施处罚的手段。但鉴于内心一系列想法，这是他实现某个目的的唯一途径。他的确常常把自己的痛苦置于错误的原因上，从而让人觉得他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沉迷于痛苦。因此，他可能郁郁寡欢，还归因于他是在“内疚”，而其实，他是为没有成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而感到痛苦。或者，他可能在与爱人分离时感到茫然若失，尽管他把自己的感受归因为自己的深切爱意，而实际上由于内心的分裂，他无法忍受独自生活。最后，他可能伪造自己的悲情，相信自己其实满怀愤怒的时候痛苦不已。例如，一个女人可能在她的情人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来信时，会觉得自己痛苦不堪，而其实她是在生气，因为她想要所有事情都恰如她所愿，或因为她觉得任何看似缺乏关注的行为都是种羞辱。在这种情况下，痛苦即是无意识地选择承认愤怒以及相应的神经症动力，它之所以得到强调，是因为它被用来掩盖涉及所有人际关系中的表里不一。然而，这些例子都不能推断出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它们所传达的是一种对于受苦的无意识伪装。

另一种更特别的损害是发展出无意识的自大态度。这里我所说的自大，指的是一个人冒称自己具备他所没有的性格，或他不太称得上的性格，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无意识地宣称自己有资格渴求和贬损他人。所有神经症的妄自尊大都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明有任何错误。这里的区别并不在于是有意识的自大还是无意识的，而在于，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则隐藏在过度谦逊与谦卑的行为背后。区别在于衡量可行的攻击行为，而不是衡量已存在的自大。在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公然要求特权；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别人没有主动给予他特权，他就会感到受伤。在这两种情况中所缺乏的，正是称为真正谦卑的东西，也即是承认（不仅是口头上，还带有情感上的诚意）人类所共有的局限与缺陷，以及承认一个人自身特有的局限与缺陷。在我的经验中，每个病人都不愿想到或听到任何可能有关于他自己的局限。那些隐藏自大的病人尤为如此。他情愿无情地责备自己忽视了某些东西，而不愿像圣保罗那样承认“我们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他宁愿反责自己的大意或懒惰，而不愿承认没人能够无时无刻不保持同等的生产力。隐蔽性自大态度的可靠指标在于一个明显的反差，即他带有谦卑态度的自责，内心又对外来的任何批评或怠慢恼怒不已。我们常常需要密切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受伤的感受，因为过度谦逊的人倾向于压抑这些感受。但实际上，他可能和公然傲慢自大的人一样苛刻。他对他人的批评也是尖锐刻薄的，尽管表面上好像只是一种谦让的赞赏。然而，他暗地里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完美，这意味着他对他人的个人特质缺乏真正的尊重。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没有采取明确立场的能力以及相应的不可靠。神经症患者很少根据某人、观点或某行业的客观优势来表明立场，而是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然而，由于存在种种矛盾，一个立场很容易被换成另一个。因此，许多神经症患者都很容易摇摆不定，可以说是很容易无意识地被收买，而诱惑可以是更多的爱、更多的威望、认可、权力或“自由”。这点适用于他们所有的个人关系，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中的。他们常常无法坚持一种感觉或对于另一个人的意见。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可能改变他们的观点。一些失望或怠慢，或任何他所以为如此的感受，都足以成为他抛弃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的理由。遭遇困境可能使他们的热情变成萎靡。因为一些私人恩怨，他们可能改变自己的宗教、政治或科学观点。他们可能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明立场，但在权威或群体的一点点压力下便让步了，而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何改变意见，或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了。

一个神经症患者可能无意识地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他通过没有一开始就决定好的方式，或“保持中立”，为任何改变敞开了大门。他可能把这种态度合理化，指出这个情况真的错综复杂，或他可能取决于强迫性的“公平”。毫无疑问，真心追求公平是难能可贵的。真心想要公平公正，的确会导致更难在许多情境中采取明确的立场。但公平可能是理想化意象的一个强迫性的部分，它的功能是使其不需要表明立场，而与此同时，还使这个人因为自己不屑于这些带偏见的争斗而感觉“神圣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倾向于不加区分地相信两种不太矛盾的观点，或在两个人的争吵中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正是这种假客观，阻碍了一个人去认识任何事情的本质问题。

在这方面，各种类型的神经症具有很大的差异。最诚实的是那些真正离群的人，他们置身于神经症竞争与神经症依恋的旋涡之外，不太容易被“爱”或雄心壮志所贿赂。同样，他们对于生活的旁观态度也常常使他们能够相当可观地做判断。但不是每个离群者都能表明立场。他可能非常讨厌争辩或承认他也没有明确的立场，但他要么混淆视听，要么最多只是记下好坏利弊，而不形成自己的任何信念。

另一方面，攻击型人好像与我认为神经症患者通常难以表明立场的主张相反。尤其是如果他倾向于刻板的正确性，就好像具备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形成明确的观点，能捍卫和信守这些观点。但这个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如果这类人态度明确，通常都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不是因为他有诚挚的信念。由于这些观点也会用于扼杀他对自己的所有怀疑，所以他的观点往往具有独断或甚至是幻想的性质。而且，他可能为权力或成功所收买。他的可靠性受限于他力求支配与认可的底线。

神经症患者对于责任的态度让人匪夷所思。这部分是由于责任这个词本身具有各种含义。它可能指的是完成任务或义务的责任心。神经症患者是否在这点上具有责任感，取决于他的神经症人格；这不是所有神经症所共有的。对他人负责可能意味着觉得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因为这些行为会影响别人；但也可能是支配他人的委婉说辞。当对自己负责意味着承担过错时，就可能只是在表达对于没有成为自己理想化意象的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与责任感完全无关。

如果弄清楚对自己负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能明白，只要不是不可能，任何神经症患者都很难承担责任。它首先意味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向自己也向他人，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他的意图、他的话或他的行为，还要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这就会与说谎或推卸责任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是很难对自己负责的，因为他通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或他为何要这么做，而且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具有强烈的主观利益。这也是为何他常常通过否认、遗忘、轻视、不经意地找借口、感觉被误解或犯糊涂等来逃避惩罚。而且，由于他倾向于把自己排除在外或赦免自己，他很容易认为他的妻子、生意伙伴、分析师要为他所出现的任何困难负责。另一个因素也常常导致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或甚至无法看到这些责任，即潜在的万能感，基于此，他期望为所欲为并逍遥法外。要意识到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要打破这种感觉。最后一个相关因素乍看起来好像是无法理性思考原因及后果。神经症患者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天生只能想到错误和惩罚。几乎每个病人都觉得分析师是在责备他，而实际上分析师只是让他面对自己的困难和后果。在精神分析之外的情境中，他可能觉得自己像一个总是处于怀疑与攻击下的犯人，因而他时刻都在防备。事实上，这是心理过程的外化作用。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怀疑与攻击的源头正是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正是吹毛求疵与防御的内心过程，加上外化作用，几乎使他不可能考虑相关的因果关系。但对于与他的困难无关的地方，他就能像其他人一样实事求是。如果街道因为下雨而湿了，他不会过问是谁的错，这不外是因为他接受这个因果关系。

此外，当我们谈到对自己负责任，我们的意思还指有能力拥护我们相信正确的东西，以及当我们的行为或决定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能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这对于一个为冲突所分裂的人来说同样很难。他究竟应该或能够拥护自己心中的哪种冲突倾向呢？哪种倾向都不是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他真正能够拥护的只是他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又不允许任何错误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导致问题出现，他就必须歪曲事实，把不利后果归咎于别人。

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能证明这个问题。有个男人是某个机构的领导者，他渴望无限的权力与威望。做什么事情或决定都离不开他，他无法让自己把种种职务委派给他人，而别人经过训练可能更能胜任某些事务。在他心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最具权威性。而且，他不想任何人觉得或变得很重要。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但这个男人不仅想要支配，他也是顺从的，需要当一个超级大好人。因为未解决冲突所导致的后果，他具有所有我们所描述的特征：惰性、需要睡眠、犹豫不决和拖延，以及由此无法规划自己的时间。而且，由于他认为赴约是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所以他暗自享受让别人等待。此外，他还做了许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些事情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最后，他渴望成为一个为家庭奉献的男人，这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思考。于是，机构里的事自然没有做得很好，但他觉得自己毫无过错，而把责任推给别人或不利的环境。

我们再次要问，他到底能为自己人格的哪部分负责？是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他的依从、让步和讨好自己的倾向？首先，他两者都没有意识到。但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不能放下一个，然后放弃另一个，因为两个都是强迫性的。再者，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看到自己身上理想的美德与无限的能力。因此，他无法为那些必然随他内心冲突而产生的后果负责。要是这么做，就会使他由于焦虑而对自己所隐瞒的一切显露无遗。

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特别反感（无意识地）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他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他无法摆脱自己的冲突，就坚信（同样无意识地）他无所不能，应该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他相信，这些后果可能会找上别人，但对他来说，它们并不存在。因此，他必须继续避免认识到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他只是对它们打开心扉，它们就会给他狠狠地上一课。它们会成功证明他的生活机制出了问题，以及由于他无意识中诡计多端，他无法承认我们心理生活里的规律与生理上的规律一样不可阻挡。[4]

事实上，所有责任感话题都吸引不了他。他看到的，或隐隐感觉到的，只是责任的消极面。而他所没有看到的，他渐渐才领悟到的，是通过视而不见，他挫败了自己对于独立的炽热追求。他希望通过大肆驱逐所有责任来实现独立，然而事实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才是真正内心自由的必要条件。

为了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不认识到他的痛苦产生于他内心的困难，神经症患者求助于三种措施中的某一种，而且通常是三种措施都采用。外化作用可能最大规模地被运用于这方面，对于这种情况，一切事物，从食物、天气或宪法到父母、妻子或命运，都会因为不幸之事而被责难。或者，他采取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没有错，那任何祸事降临到他身上都是不公平的。他会生病、衰老或死亡，这是不公平的；他的婚姻不幸福、小孩有问题或工作不被认可，这也是不公平的。这种想法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而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仅使他不分担自己的困难，还排除了所有与他无关却影响他生活的因素。然而，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它是孤立者的典型观念，他只以自我为中心，这使他无法看到自己只是大锁链中的一个小链环。他只是理所应当地认为，在某个社会体制中的某个时间，他应该得到生活中的一切好处，而不管好歹，他都痛恨与别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为与他个人无关的事情而痛苦。

第三种措施与拒绝认识到因果关系有关。在他心里，后果被视为孤立事件，与他自己或他的困难都无关。例如，抑郁症或恐惧症可能从天而降。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心理学方面的无知或缺乏观察。但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病人会表现出最为顽固的阻抗，拒不承认任何无形的关联。他可能会一直怀疑或遗忘这些联系；或他可能觉得，分析师不是赶紧消除这些令人恼火的障碍——这正是他来这里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他，然后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颜面。因此，某个病人可能逐渐熟知那些与他惰性有关的因素，但无视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他的惰性不仅使分析过程慢下来，还使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慢下来了。或者，另一个病人可能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带有攻击性的诋毁行为，但无法理解他为何总是争吵不休，总是被人讨厌。这些困难存在于他心中是一件事，而他在现实中的日常问题又是另一件事。像这样将自己内心的问题与这些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分离开来，正是整个间隔划分倾向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于认识到神经症态度和动力的后果的阻抗，在极大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了，而且可能很容易被分析师忽视，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在分析师看来太过于明显。这很不幸，因为只有使病人意识到自己对后果以及行为原因视而不见，他才可能认识到他有多阻碍自己的生活。后果意识是分析中最强有力的治疗因素，因为它让病人注意到，只有改变他内心的某些东西，他才能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负责自己的伪装、自大、自我中心、卸责，我们还能完全是从道德方面来说吗？有一种观点认为，和外科医生一样，我们只需要关注病人的疾病与治疗，而他的道德问题不属于我们的领域。这种观点还会指出，弗洛伊德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推翻了我所提倡的“道德”态度！

这种观点被视为具有科学性的，但它是站得住脚的吗？我们真的能在人类行为问题上排除是否判断吗？如果分析师来决定什么需要分析性检查而什么不需要，难道他们不是基于自己在有意识中所拒绝的判断来着手的吗？然而，在这种隐性判断中有一个危险：它们的判断基础不是过于主观，就是过于传统。因此，一个分析师可能觉得并不需要分析一个男人拈花惹草的问题，而一个女人的这个问题就值得仔细审查。或者，如果他相信离开性驱力也能无拘无束地生活，他可能会觉得忠诚问题需要分析，不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实际上，判断应该基于这个病人的神经症。要决定的问题是，病人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具有损害他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后果。如果有，那它就是错的，是需要解决的。为了使病人能够在这方面形成自己的观点，分析师应该把自己下结论的理由向病人说明。最后，上面那种观点难道不包括存在于病人想法中的那些谬论——也即是，道德只是一个判断问题，而根本不是与后果相结合的一个事实？让我们以神经症自大为例子。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病人是否对此负责。分析师相信，自大是病人需要认识与最终克服的问题。他之所以采取这个批判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在主日学校里学到，自大是罪恶的，而谦逊是种美德？或者，他的判断所依据的事实是，自大是不切实际的，具有不良后果，必然是病人的负担——就算他忽视自己的责任。其后果，就自大的情况而言，就是使病人无法了解自己，从而阻碍他的发展。另外，自大的病人容易对他人不公平，这本身就具有后果：不仅在于使自己与他人时有冲突，还在于使自己疏远所有人。然而，这只会加深他的神经症。因为病人的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的神经症，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他的神经症，所以分析师除了关注别无选择。

[1]威廉·詹姆斯，《记忆与学习》，朗曼格林书局，1934年。

[2]铃木大拙，《禅宗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东方佛教协会（东京）出版，1938年。

[3]参见卡伦·霍妮，《自我分析》，见前引，第八章，病态依赖。

[4]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见前引。在“业缘”一章中，西方文化中的人对这些心理规律缺乏认识，作者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惊讶。

第十一章　绝望

尽管有冲突，但神经症患者偶尔还是能够感到心满意足，还是能够享受那些称他心意的事情。但他的愉悦感要经常出现，却依赖太多条件。他要在一些事上找到乐趣，除非他独处，或除非他与别人分享；除非他是那个环境中的主导因素，或除非他在各方面得到支持。他快乐的条件常常是矛盾的，这使得他快乐的机会变得更渺茫。他可能乐于让别人带头，但可能同时又讨厌这样。一个女人可能享受丈夫的成功，但可能又嫉妒他的成功。她可能喜欢举办派对，但必须让一切尽善尽美又使她还没开始就已经疲惫不堪。而一旦神经症患者找到短暂的快乐，又太容易被他的各种脆弱与恐惧给打乱。

而且，发生于日常生活中所谓的祸事，在他心中表现得极不相称。任何小错误都可能使他萎靡不振，因为它证明他一无是处，即使只是因为一些不在他控制范围内的因素。任何没有恶意的批评言论都可能使他烦恼或担忧等。结果，他通常比实际情况更不快乐、更不满意。

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够糟糕了，还要被进一步地放大。人类能够忍受总量惊人的不幸，只要他还存有希望。但神经症的纠葛总是会滋生一定程度的绝望，而纠葛得越严重，绝望也就越大。绝望可能被深埋于心：表面上看，神经症患者可能沉浸于想象或计划让事情更好的种种状态中。要是他结婚了，有一栋豪宅，有一个不同的领班，不同的妻子，那该多好；要是她是男性，能年长或年轻一点，能高一点或不这么高，那该多好，那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但有时，消除这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确实证明是有用的。然而，更多时候，这种希望仅仅是将内心的困难外化，是注定令他失望的。神经症患者期望借由外部改变来改善环境，但难免把他自己与他的神经症都带进新的情况中。

依靠外部因素的希望自然是更盛行于年轻人之中，这也是为何分析年轻人可能会不如预期那么简单的原因之一。随着人的成长，随着希望逐一褪色，人们会更愿意好好看看自己，把自己看作苦恼的一个可能来源。

即使一种普遍性的绝望感是无意识的，也能从各式各样的指标中推测出它的存在和力量。人生历程中的某些片段可能显示，一个人对于失望的反应在强度和持续时间上都完全与刺激不相称。因此，我们可能遇到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感，而这种绝望在表面上产生于青春期的暗恋，产生于朋友的背叛、不公平的解雇、种种考试的失败。当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如此深刻的反应可能是出于哪些特别的原因。但除了特别原因外，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幸经历还会释放出更深层的绝望。同样，时常想到死亡或冒出自杀念头，不管有没有情感因素，都表明一种弥散性的绝望，即便这个人表面上看来很乐观。普遍性的轻率无礼、拒绝重视任何事（不管是在分析情境之中还是之外）则是另一项指标，比如说明他在面对困难时很容易自暴自弃。弗洛伊德所界定的负性治疗反应就大抵属于这种情况。一种新见解尽管可能令人痛苦，却提供了一条出路，但它可能只会激起灰心丧气，以及不情愿经历再次解决新问题的艰难困苦。有时，这看起来好像是病人不相信自己能克服某个困难，但实际上，它表现出他对于从克服困难中有所收获不抱希望。在这些情况下，他抱怨说这种见解伤害或惊吓到他，还怨恨被分析师搅得心烦意乱，这些反应是符合他的逻辑的。沉浸于预见或预言未来也是绝望的征兆。虽然在表面上看，这好像一般是对于生活的焦虑，对于未知的焦虑，对于犯错的焦虑，但我们会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中，展望总是略带悲观色彩。就像卡桑德拉，许多神经症患者所预见的多是不幸，鲜有好事。在这方面集中于黑暗面而非光明面，会使一个人遭受深切的绝望感，不管有多明智地将其合理化。最终，慢性的抑郁状态可能会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存在，以至于不会让人觉得是抑郁。饱经折磨的人也可能机能状态相当良好。他们也能快乐，也能玩得高兴，但他们可能要花时间在早上把自己唤醒，让自己振作，可以说是让自己再次忍受生活。生活是永恒的负担，以至于他们几乎不会把生活视为生活本身，也几乎不会对此抱怨。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永远都处于低谷。

虽然绝望感的来源总是无意识的，但感觉本身可能非常有意识。一个人可能有一种弥散性的厄运感，或者他可能普遍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不指望好事，只是觉得生活必须拿来忍受。或者他可能以哲学的话来表达绝望，事实上他是说，生活在本质上是悲惨不幸的，只有傻子才会骗自己说人的命运不是永恒不变的。

病人的绝望感可能在初步会谈时就给我们留下印象。他不愿做出一点点牺牲，不愿忍受丝毫麻烦，也不愿冒一丁点风险。他可能因而表现出过于任性的样子。但事实是，一旦他不期望从牺牲有所收获时，就找不到任何强迫性的理由要这么做。在分析情境之外也能看到类似的态度。他们待在完全不满意的处境中，而一点点努力和主动性就能改善这种处境。但一个人可能被他的绝望彻底麻痹，以至于适当的困难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时，偶然的言辞会使这种状况浮出表面。当分析师只是说某个问题还没解决，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下更多功夫，病人的反应可能是：“你不觉得无可救药吗？”而当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绝望时，他往往无法做出解释。他会很容易把绝望归因于各种外部因素，从他的工作或婚姻到政治环境。但这种绝望并不是由于任何具体或临时的境况。他对于有所作为感到绝望，也对快乐或自由感到绝望。他觉得自己永远被排除在一切能使他生活有意义的事物之外。

也许索伦·克尔凯郭尔曾给出意义最深远的答案。他在《致死的疾病》[1]中说，一切绝望基本都是对于做自己的绝望。所有时期的哲学家都曾强调过做自己的关键性意义，以及无法做自己而带来的绝望感。这也是禅师著作的中心主题。在现代作者中，我只引述约翰·麦克姆雷的话：“除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做自己，我们的存在还有其他意义吗？”[2]

绝望是未解决冲突的最终产物，它主要来源于对无法全心全意与不分心而感到绝望。神经症困难的程度递升导致了这种状况。它的基础在于像落网的小鸟一样陷入冲突中，看似没有脱身的可能性。最关键的是，所有尝试解决的途径不仅失败了，还使这个人愈加疏远自己。重复的经历有助于绝望的强度。这种绝望在于实现天赋，不管是因为精力一次又一次被分散到太多方面，还是因为在某些创造性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困难，阻碍了这个人继续追求成功。恋爱、婚姻、友谊也是如此，一个接一个地沉于大海。像这样反复失败，与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令人沮丧，习惯了跳入某个缺口寻找食物，却一次又一次被阻挡在外。

此外，努力达到理想化意象的进取心也是真正不可救药的。很难说这到底是不是产生绝望感的最强有力的因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中，当病人开始意识到自己远非他想象中那个无与伦比的完人，绝望感便凸显出来。他在此时所感觉到的绝望感，不仅因为他对自己达不到那些幻想中的高度而感到绝望，更因为他对于这种领悟的反应带着深深的自卑感，有害于他有所收获的期望，不管是在爱还是工作中。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最后一个因素是造成一个人重心在内部发生转移的全部过程，以及使他不再积极推进自己人生的全部过程。其结果就是，他不再信任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能作为一个人类而发展；他倾向于放弃，这种态度尽管可能被遗漏，但其后果的严重性可称得上一种心理死亡。就像克尔凯郭尔[3]所说：“但尽管事实上（他感到绝望）……然而他可能……完全能够活下去，能够做一个男人，从表面上来看，还能够让自己忙于俗事、结婚、为人之父、赢得荣耀与尊严——也许没人注意到，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他缺乏自我。世人并不对此大惊小怪，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常查究的东西，而且对一个人来说，让别人注意到他的自我是最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其实是失去自我，它可能悄然逝去，就好像没有发生，而其他损失，诸如失去手臂、腿、五美元、妻子等，是一定能被注意到的。”

从我的监察工作经验中我知道，分析师常常没有明确地正视绝望感的问题，因而也没有妥善处理。我有一些同事曾经招架不住病人的绝望感，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绝望感，但没有视之为一种心理问题，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变得绝望。当然，这种态度对分析师是致命的，因为不管技术多么娴熟，或所做的努力多么勇敢，病人还是会觉得分析师真的放弃他了。在分析环境之外亦是如此。不相信对方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潜力，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建设性帮助的朋友或伴侣。

有时，同事还会犯相反的错，不够重视病人的绝望感。他们觉得病人需要鼓励然后就给他鼓励，这是可圈可点的，但还远远不够。当这种情况发生，即便病人知道分析师的意图是善意的，他也完全有正当理由被分析师惹恼，因为他内心深处知道，他的绝望并不是一种心境，不是通过好心的鼓励就能消散的。

为了当机立断并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从上述间接指标中识别出病人的绝望感及其程度。然后，必须明白他的绝望完全来源于他的神经症纠葛。分析师必须意识到并明确告诉病人，只要他的现状持续存在，而且他还认为无法改变，他的处境才是没有希望的。简而化之，契诃夫的《樱桃园》中的一个片段能阐明整个问题。一个家庭面临破产，一想到要离开他们的地产，其中有他们深爱的樱桃园，就陷入绝望之中。一个有经验的男人给他们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修建小屋。但他们冥顽不化，无法赞同这个提议，也由于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他们一直看不到希望。他们无助地询问是否没人能给出建议或帮助他们，就好像从没听到那个建议一样。如果为他们出谋划策的那个人是一个优秀的分析师，他就会说：“情况当然很艰难。但使处境如此绝望的是你们的态度。如果你们考虑改变一下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必然就不需要感觉绝望了。”

相信病人可能真正改变，在本质上就意味着相信他能真正消除自己的冲突，这个因素决定了治疗者敢不敢处理这个问题，决定了他有没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在这里，我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很明显。弗洛伊德在这背后的心理学与哲学观在本质上是悲观的，这点在他对于人类未来的看法[4]和对于治疗的态度[5]上都很明显。而且在他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也只能悲观。一个受本能驱使的人，充其量也只能通过“升华”来矫正。他对于满足的本能驱力难免遭到社会的挫败。他的“自我”在本能驱力与“超我”之间无可奈何地折腾，而它本身却只能被矫正。超我主要是禁止与破坏，并不存在真实的理想。想要个人实现则是“自恋”。一个天生具备破坏性与“死本能”的人，要么被迫摧毁他人，要么被迫遭受痛苦。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为对于改变的乐观态度留有余地，而且限制了弗洛伊德开创的这个极具潜力的治疗方法的价值。相反，我相信，神经症的强迫性倾向并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产生于紊乱的人际关系；一旦这些关系有了改善，这些倾向就可以改变，而且由此而来的冲突也能真正得到解决。这并不意味着在我所倡导的原则之上的治疗方法就没有局限。在我们明确确定这些局限之前，还有待做更多努力。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彻底改变的可能性。

那么，识别与处理病人的绝望感为何如此重要？首先，这个做法对于处理诸如抑郁和自杀倾向的特殊问题来说很有价值。我们的确可以只揭露病人当时所处的特定冲突，而无须触及他普遍性的绝望感就可以消散个人的抑郁状态。但如果我们想要防止抑郁复发，就必须去处理它，因为抑郁来源于更深层的源头。除非我们深入到根源，否则潜在的慢性抑郁是无法解决的。

自杀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诸如急性抑郁、反抗、报复等因素会带来自杀冲动，但这种冲动已经显露之后再来阻止自杀却为时已晚。投入一丁点注意在不太明显的绝望信号上，然后在适当时间与病人处理这个问题，也许许多自杀都能够避免。

更一般性的意义在于，病人的绝望形成一道障碍，阻碍了任何严重神经症的治愈。弗洛伊德倾向于称一切妨碍病人改善的东西为阻抗，但我们基本上不从这个角度来看绝望。在分析中，我们必须处理阻滞动力与推进动力之间的回击，必须处理阻抗与鼓动力。阻抗是一个集合名词，集中了病人内部所有用来维持现状的鼓动力。另一方面，病人的鼓动力产生于具有创造性的精力，这些精力驱策他走向内心的自由。我们的工作正是借由这种推动力，而没有它，我们也无能为力。它也是帮助病人克服阻抗的动力。它还使他的自由联想富有成效，从而让分析师有机会理解得更好。它给他提供内心力量，让他能忍受成长所带来的无法逃避的痛苦。它使他愿意冒风险，放弃那些让他感到安全的种种态度，使他愿意跳入对于自己与别人的新态度的未知中。分析师不能把病人硬拖入这个过程，必须病人自己愿意才行。而绝望状态所麻痹的正是这种宝贵的动力。分析师没有识别和处理这个问题，就会在对抗病人神经症的战役中失去最好的盟友。

病人的绝望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病人开始认为这是个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陷入无法改变命运的感觉之中，就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收获。这一步足以使他放行前进，当然还是存在起伏。如果他得到一些有用的见解，他可能很乐观，甚至过于乐观，而一旦他得到一个更令他沮丧的见解，就会再次被绝望打垮，这个问题每一次都必须从头解决。但当病人意识到他能够真正改变时，绝望的手又会有所松懈，他的动力会相应地成长起来。在分析的初始，这种动力可能只限于想要摆脱他最紊乱的症状。但当病人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枷锁，当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这种动力就会重新获得力量。

[1]索伦·克尔凯郭尔，见前引。

[2]约翰·麦克姆雷，《理智与情感》，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1938年。

[3]索伦·克尔凯郭尔，见前引。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国际精神分析丛书》第17册），1930年。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尽与无尽的分析》，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7年。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陷入绝望中的人会设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过且过”。如果他们的创造能力还没有被他们的神经症所严重破坏，他们就可能能够相当有意识地听天由命，专注于一个他们能够富有生产性的领域。他们可能让自己沉浸于社交或宗教行为，或是某一组织中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可能是有益的，他们没有个人居心的价值胜过了他们缺乏热情的事实。

让自己适应自己生活的其他人可能不再质疑，却还不是非常明白这么做的意义，只是努力完成自己的责任义务。约翰·马昆德在《时光短暂》中描述了这种生活。我相信，这也是埃里希·弗洛姆[1]所描述的“缺陷”状态，它是与神经症相对照的。然而，我把这解释为神经症过程的结果。

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放弃一切严肃认真或有前景的追求，然后转向生活的边缘地带，努力从中抢夺些许快乐，在一项嗜好或偶然的趣事中寻得兴致，诸如美酒佳肴与风流韵事。或者他们可能破罐子破摔，任由自己崩溃瓦解。他们无法从事稳定的工作，喜欢酗酒、赌博和嫖妓。查尔斯·杰克逊在《迷失的周末》中所描述的酗酒就代表了这种状态的末期。在这里，可能有趣的地方在于检验一种步入崩溃的无意识决心，它是否可能并没有给诸如肺结核和癌症这样的慢性疾病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影响因素。

最后，不抱希望的人可能投向破坏性，但同时又尝试通过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来补偿。在我看来，这就是施虐倾向的意义。

因为弗洛伊德把施虐倾向视为一种本能，精神分析的兴趣便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所谓的施虐性的变态行为。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的施虐行为模式，虽然没有被忽视，但并没有被严格定义。任何独断或攻击行为都被认为是对本能性施虐倾向的矫正或升华。例如，弗洛伊德就把对权力的追求视为这样一种升华。权力追求的确可能是施虐性的，但对于把生活视为全面抗战的人，它只代表为求生的奋斗。其实，施虐倾向并不一定完全是神经症性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后果就是，我们并没有全面了解施虐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对于什么是施虐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我们仅凭靠个人直觉来决定什么称得上施虐而什么又不是施虐，而这样几乎无助于可靠合理的观察。

只是伤害他人这个行为本身并不是施虐倾向的指标。一个人可能忙于个人奋斗或一般性的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他必须伤害的不仅是自己的对手，还包括他的盟友。对于他人的敌意也可能只是反应性的。一个人可能感到受伤或惊恐，然后有一股动力让他想要回击，这股动力虽然与客观刺激并不相称，但在主观上极大地支撑他这么做。然而，在这方面很容易自欺：很多时候所声称的正当反应，实际上都是一种施虐倾向在起作用。但是，难以区分这些反应并不意味着反应性敌意就不存在。最后，施虐倾向还具备攻击型人的所有进攻战术，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我不应当把这些攻击行为通通称为施虐性的，别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但受伤或受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而并非主要意图。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尽管我们这里说的这种行为具有攻击性或甚至是敌意，但并不意味着是卑鄙灵魂在作祟。伤害并没有带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满足。

相反地，让我们想想一些典型的施虐态度。对于那些肆无忌惮地向他人表现施虐倾向的人，最适合我们观察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这种倾向。但我在下文说到施虐者，我指的是一个对他人的态度以施虐占主导的人。

这种人可能想要奴役他人或奴役某个具体的对象。他的“受害人”必须是一位超人的奴隶，既没有自己的愿望、感觉或主动性，也不会对主人提出任何要求。这种倾向所采取的形式可能是塑造或训练这个受害人，就像《卖花女》中的希金斯教授塑造伊莉莎一样。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她也能有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譬如在亲子关系或师生关系的情况中。偶尔，性关系中也具有这一面，尤其是当施虐伴侣更成熟年长的情况。有时这在一个年长而另一个年轻的男同性恋关系中尤为明显。但即便如此，如果这个奴隶表现出想要自行其是的迹象，想要有自己的朋友或兴趣，这个主人就会凶相毕露。通常，尽管并非始终如此，但这个主人受到一种占有性嫉妒的困扰，并以此作为一种折磨手段。独特之处在于，这种掌控受害者的施虐关系比这个人本身的生活更具吸引力。他忽视自己的职业，放弃结识其他人的快乐或好处，也不愿授予对方丝毫的独立性。

奴役伴侣的方式是具有特色的。它们的变化范围相对有限，取决于双方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给予对方的，只是恰好足以让对方觉得这段关系看起来是值得的。他会满足对方的某些需要，虽然从心理上来说，这种满足不会超过他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所需。他还会让对方觉得他所付出的是独一无二的。他会指出，没人给他这种理解、这种支持、如此多的性满足或其他好处，甚至没人能容忍他。他可能还会以美好日子来诱惑他——或明或暗地，他会许诺爱或婚姻，或更好的经济地位或待遇。有时，他会强调自己需要对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求。所有这些策略之所以更行之有效，是因为通过强烈的占有欲与蔑视，他将对方与他人孤立起来了。如果对方因此足够依赖他，他可能最后还会威胁离开对方。还有更进一步的恐吓手段会派上用场，但这些手段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我们会在其他地方单独论述。自然，如果不考虑对方的特征，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关系的来龙去脉。通常，对方是依从型人，因而害怕被抛弃；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极度压抑自己施虐倾向并对此感到无助的人，后面会展示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中所形成的彼此依赖，不仅会使被奴役者产生怨恨，还会使奴役者滋生愤恨。如果后者的离群需要很显著，那他就会特别憎恨对方占用了他大量思考与精力。他并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制造了这些束缚，还可能责备对方控制或依赖他。他想要摆脱这种处境，这跟威胁手段一样是恐惧与愤恨的表达方式。

并非所有施虐者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奴役他人。另一种满足方式在于像演奏一种乐器一样玩弄对方的情感。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的小说《引诱者日记》中展示了一个对自己生活无所指望的人如何被这场游戏本身所吸引。他知道什么时候要表现出兴趣，什么时候要表现出冷漠。他非常敏感于预料与观察这个姑娘对他的反应。他知道什么会激起和抑制她的性渴望。但他的敏感只限于这场施虐游戏的需求：他完全不关心这种体验对于这个姑娘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克尔凯郭尔这篇小说主要体现的是有意识的精打细算，而更多时候，这种计较是无意识的。但它同样是吸引与拒绝、诱惑与失望、鼓舞与贬损、给予快乐与悲痛的游戏。

第三个特征是剥削对方。剥削并不一定是一种施虐性的项目，它可能只是用于有所收获。对于施虐性剥削，收获也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它也常常是不切实际的，完全与投入其中的情感不相称。对于施虐者，剥削本身就是一种热情，重点在于体验到打垮他人的胜利感。其特有的施虐色彩体现在剥削的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方要承受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如果他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就要被迫感到内疚或羞辱。施虐者总是能为不满或不公待遇找到正当理由，并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说明了满足这种要求永远不可能带来感激之情，以及这些要求本身通常就产生于伤害对方与把自己置于首位的渴望。它们可能与物质或性需要或树立事业有关；它们可能是要求特别关照、排他的爱、无尽的容忍等。它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具有施虐性的内容：表明施虐的地方在于期望对方无论如何也要充实他情感空虚的生活。海达·高布乐也能很好地证明这点，她一直抱怨自己的空虚感，想要寻求刺激与兴奋感。这种需要就像吸血鬼一样，以他人的情感活力为食，通常是完全无意识的。但也许，它具有追求剥削的本质，是这些要求汲取养分的土壤。

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中还同时具有挫伤他人的倾向，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剥削性质。要说施虐者从不付出，这是不对的。在特定情况下，他甚至可能慷慨无私。典型的施虐并不在于从拒绝给予这个意义上所讲的吝啬，而在于具有更活跃的冲动想要挫败他人——想要扼杀他人的乐趣和辜负他们的期望，尽管这是无意识的。对方的任何满足或愉悦都诱使施虐者以某种方式糟蹋它。如果对方期待与他见面，他就倾向于闷闷不乐。如果对方想要发生性关系，他就会性冷淡或阳痿。他甚至可能不是非要做任何积极的事情不可，或无法做积极的事。仅是散发忧郁，他的表现就已经令人扫兴了。引用奥尔德斯·赫胥黎[2]的话说就是：“他什么都不必做：他只要表现就足够了。只靠感染，他们就枯萎发黑了。”之后他又说：“多么高贵优雅的权力意志，多么含蓄典雅的残酷行径！具有感染性的忧郁真是具有惊人的天赋，能挫伤最高昂的兴致，扼杀最具可能的乐趣。”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施虐者倾向于贬低和羞辱他人。他尤为擅长的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别人的弱点并指出来。他凭直觉知道别人的敏感之处以及能伤害的地方在哪里，而且他倾向于冷酷无情地利用这种直觉去贬损他人。这可能被合理化为诚实或想要提供帮助；他可能相信自己真心因为怀疑别人的能力或完善而感到烦恼，但如果有人质疑他这些怀疑的诚意，他就会惊慌失措。它也可能只是表现为疑心病重。病人可能会说：“要是我能相信那个人就好了！”但是，他在梦中已经把那个人转化成一切令人恶心的东西，从蟑螂到老鼠，这之后还怎么可能指望他相信他！换言之，多疑可能只是一个人在心中贬低另一个人的结果。而如果施虐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贬损态度，他可能只意识到由此产生的疑心。这里看起来更适合说是一种找碴的热情，而非仅是一种倾向。他不仅将他的探照灯打在现实的瑕疵上，还极其擅长将自己的缺陷外化，然后由此建立起一种不利于他人的情形。例如，如果他通过自己的行为使某人心烦意乱，他就会立刻表现出关心，或甚至看不起那个人情绪不稳定。如果对方因而害怕而没有完全向他坦白，他就会因为对方保密或说谎而责备对方。当他想方设法让对方依赖他时，他又会因为对方的依赖而责备对方。这种破坏不仅是语言上的问题，还伴随着侮辱行为。羞辱与贬低性行为可能就是这种表达方式之一。

一旦这些驱力遭到挫折，或一旦局面发生扭转，让施虐者觉得自己被控制、被剥削或被鄙视，他就可能处于一阵暴跳如雷的状态之中。于是，在他的想象中，任何折磨都不足以打击这个冒犯者：他可能会踢他、打他，把他剁成肉酱。这股施虐愤怒也可能反过来被压抑，并引发一种剧烈恐慌的状态，或某些躯体机能的紊乱，这些紊乱说明他内心紧张感的增长。

那么，这些倾向到底是什么意思？迫使一个人如此残酷表现的内心需要是什么？认为施虐倾向是性驱力倒错表现的看法并没有现实基础。它们的确可以表现在性行为方面。我们所有人格态度都一定会表现在性方面，正如它们会表现在我们工作方式、步态和笔迹上一样，施虐倾向也不例外。许多施虐追求的确带有某种兴奋感，或正如我重申过的，带着一种引人入胜的热情。然而，这些激动或兴奋情绪具有性本质的结论，只是基于任何兴奋本身是一种性这个假设，即使是这些情绪并不被感受为性。但并没有证据证实这种假设。从现象学上来看，施虐激情与性放纵这两种感觉在本质上全然不同。

还有认为，施虐冲动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婴儿期倾向，这种主张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年幼的孩子常常残忍地对待动物或更年幼的孩子，而且明显乐此不疲。鉴于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施虐只是孩童基本的残忍行为被精细化的结果。但事实上，它不仅仅是被精细化：成年施虐者的残忍是不同类型的。正如我们所见，它具有显著的特征，即缺乏孩童那种直率彻底的一面。孩童的残忍似乎是对于感觉受压迫或羞辱的一种相对简单的反应。他通过在弱者身上练习复仇来维护自己。更确切地说，施虐倾向更为复杂，也成长于更为复杂的根基。并且，像这样试图通过直接与早期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来解释施虐特点，都没有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残忍行为的持续与精化？

上述的每种假设都只抓住了施虐的一个方面，一个抓住了性，一个抓住了残忍，却甚至都没有解释这些特征。埃里希·弗洛姆的解释[3]也是如此，尽管他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接近本质。弗洛姆认为，施虐者并不想摧毁那个他所依附的人，但因为他无法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必须把对方用作一种共生的存在。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一个人为何会受到强迫性的驱使去破坏别人的生活，或这种破坏为何采取这种形式。

如果我们把施虐视为一种神经症症状，我们就不能从解释症状开始着手，一如往常，我们必须先设法弄清楚产生这种倾向的人格结构。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就能意识到，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深感枉然的人，是不会发展出明显的施虐倾向的。早在我们能够通过敦促性的临床检查来挖掘这点之前，诗人们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个潜在条件。在海达·高布乐与诱惑者的例子中，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或多或少已经盖棺定论。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找不到听天由命的方法，就必然变得无比愤恨。他觉得自己永远被排除在外，永远被打败。

因此，他开始憎恨生活，憎恨生活中所有积极的事物。但他的憎恨中带着剧烈的嫉妒，一种得不到自己热切渴望的东西的嫉妒。这是一种觉得生活忽略了自己的强烈嫉妒，尼采称之为“生活嫉妒”。他也不觉得别人有自己的伤心事：“他们”在他饥肠辘辘的时候坐在餐桌前；“他们”爱着、创造着、享受着，感到健康与自在，还有所归属。他人的幸福，与他们对于幸福快乐的“天真”期盼，都惹恼了他。若他无法快乐和自由，为何他们就可以？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个白痴的话说，他无法原谅他们的幸福。他必须践踏他们的快乐。他的态度也能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老师因患肺结核而悲观沮丧，他往自己学生的三明治里吐口水，还为自己能够击溃他们而扬扬得意。这是心怀恶意的嫉妒的一种有意识行为，对于施虐者，挫败他人与击溃他人精神的倾向通常是完全无意识的。但目的与那个老师一样险恶：把他的痛苦分给别人。如果别人和他一样被打败、被贬低，他自己的痛苦就得到了舒缓，因为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唯一受折磨的人。

他减轻自己痛苦的嫉妒的另一种方式是将一种“酸葡萄”策略运用得登峰造极，以至于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很容易被蒙蔽。事实上，他的嫉妒深埋于心，因而他自己会嘲笑任何表明其存在的暗示。他关注痛苦、累赘或生活的丑陋面，因而这不仅表现出他的怨恨，甚至更多是他致力于向自己证明他毫无损失。他不断地挑刺和贬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于这个缘故。例如，他会注意到漂亮女人身上某处不完美的地方；进入一个房间，他的眼睛会注意到某个不匹配的颜色或家具；他会从一次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演讲中挑出一个瑕疵；同样，别人生活中或性格上或动机上的错误都会赫然在目。如果他久经世故，就会把这种态度提升为对于瑕疵的敏感。但其实他唯独把探照灯照在这一点上，而使其他一切事物都处于黑暗之中。

尽管他成功平息了自己的嫉妒，并成功卸下了自己的怨恨，但他的贬低态度反过来又引起永恒的失望与不满。例如，如果他有孩子，他主要会想到相应的负担与义务；如果他没有孩子，他会觉得这种人类最重要的经历拒绝了他。如果他没有性关系，他会感觉被剥夺，会关心禁欲的危害；如果他有性关系，他会觉得被她们羞辱，会为她们感到羞耻。如果他有机会旅行，就会为种种不便利而大为恼火；如果他无法旅行，他就会断定，不得不待在家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由于他没有想到自己长期不满的源头在于自己内心，所以他觉得自己有权让别人记住他们是如何辜负他的，并有资格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满足这种要求永远也无法使他满意。

强烈的嫉妒、贬低的倾向与由此而来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某种施虐倾向。我们明白了施虐者为何被迫挫伤他人、把痛苦强加给他人、挑刺、提出贪得无厌的要求。但是，除非我们认识到他的绝望给他与自己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否则我们无法知道他的破坏性程度，也无法领会到他刚愎自用的自以为是。

虽然他亵渎了人类尊严最基本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心中怀有一个道德标准特别高、特别刻板的理想化意象。他是那些对于要达到这些标准感到失望的人（之前我们谈到过他们）之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要尽可能变“糟糕”。他可能成功变糟，带着一种令人绝望的快乐沉溺其中。但通过这么做，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自我之间的鸿沟变得不可逾越。他感到无法补救，也无法得到宽恕。他的绝望越来越深，还发展出一种无所可失的胆大妄为。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就确实不可能对自己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任何试图使自己富有建设性的直接努力都注定徒劳，也出卖了他对自己情况的无知。

他的自我憎恨达到了无法正视自己的程度。他必须通过加固已有的正义装备，使自己坚定不移地对抗这种憎恨。最轻微的批评、忽视或缺乏特别的认可都可能调动起他的自轻自贱，因而必须当作不公平而予以拒绝。因此，他被迫外化自己的自卑，去归罪、痛斥、羞辱他人。然而，这使他落入恶性循环的陷阱中。他越是蔑视他人，他就越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卑——然后自卑就生长得越猛烈、越无情，他也越绝望。于是，袭击别人成了一件自我保护的事情。前面举的某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过程，那个病人控诉她的丈夫犹豫不决、想让她崩溃，然后她意识到其实她是对自己的犹豫不决大为不满。

就此而论，我们开始领悟到，为何对于施虐者来说，贬损他人是势在必行的。而且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他想要改造他人，或至少是改造对方的驱力具有强迫性，而且有时还具有幻想性，这种驱力自有其内在逻辑。由于他自己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所以对方必须做到；而他对自己的严酷愤怒，因为对方在这方面的任何失误而迁怒到对方身上。他有时可能问自己：“为何我就不放过他呢？”但很明显，只要内心的战争还在继续，还在外化，这种理性思考就是无济于事的。他往往把压力合理化，以“爱”或“发展”利益的名义施加到对方身上。无须说，这并不是爱。但也不是沿着自己的路线、跟从自己内心的发展利益。事实上，他试图给对方施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实现他（施虐者）的理想化意象。他不得不发展出来的正义作为一个抵御自卑的盾牌，使他带着自鸣得意的把握来这么做。

理解这种内心挣扎还能使我们更好地洞察到，施虐症状所固有的另外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因素是：像毒药一样渗入施虐者每个人格细胞中的报复心。他怀恨在心，也必须怀恨在心，因为他把对自己强烈的轻视转向外了。由于他的正义使他看不到自己在任何困难中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觉得自己是个被虐待的受害者；由于他无法看到所有绝望的源头都在他内心，所以他必须让别人对此负责。他们毁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弥补——他们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报复心，而不是其他因素，扼杀了他内心所有同情与仁慈。为什么他应该同情那些糟蹋了他生活（加上还比他过得好）的人？就个体情况而言，复仇的渴望可能是有意识的，例如，他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对自己父母的报复心。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弥散性的人格倾向。

正如我们迄今所见，施虐者因为感到被排斥，而且被判定是胡作非为，就在盲目报复中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而且我们现在知道，通过使别人痛苦，他力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算不上是完整的解释。单是破坏性的方面，还不能解释许多施虐追求中专心致志的热情。其中必然还有更正向的收获，这些收获对施虐者来说重要至极。这种说法可能看似与施虐是绝望的结果这个假设相矛盾。一个绝望的人怎么可能还期待并追求什么，而且还怀有如此充沛的精力？然而，其实站在主观立场上是受益匪浅的。在贬低他人中，他不仅减轻了自己无法忍受的自卑，同时还给自己带来优越感。当他塑造别人的生活时，他不仅收获一种主宰他人的刺激感，还找到自己人生的替代性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剥削他人时，他给自己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情感生活，这减轻了他感觉的贫乏。当他挫败他人时，他赢得了因胜利而来的耀武扬威，这掩盖了他自己绝望不可救药的失败。这种报复性胜利的追求也许是他最强烈的驱动力。

他的一切追求也用于满足他对于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平衡的人并不需要这种激情。他越成熟，就越不在乎激情。但施虐者的情感生活是空洞无物的，除了那些愤怒与胜利喜悦，基本上所有感觉都被遏制了，他虽生犹死，因而需要这些强烈的刺激来让自己感觉还活着。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他以施虐方式应对他人，这给他带来力量感与自豪感，这些感受又加强了他无意识的万能感。在分析过程中，病人对自己施虐倾向的态度会经历极大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施虐倾向时，他很容易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但这种含蓄的拒绝并不是真心实意的，而或多或少只是在口头上赞同现行标准。他可能会间歇性地自我厌恶。然而，之后一段时间，当他濒临放弃自己的施虐生活方式时，他可能突然觉得自己即将失去某个珍贵的东西。他可能表现出担心，唯恐分析会把他变成一个令人鄙视的懦夫。而且，就像通常在分析中那样，病人的担心在主观上是正当的：他失去了让别人满足他情感需要的力量，觉得自己是个可怜无助的人。最终他会发现，他从施虐中夺来的力量感与自豪感只是一个可怜的替代品。它之所以对他如此珍贵，只是因为他无法获得真正的力量、真正的自豪。

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收获的性质，我们就会看到，绝望的人可能狂热地追寻某物这个说法并不矛盾。但他所期望找到的并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实现，所有构成他绝望感的东西都没有改变，而他也不指望改变它们，他所追求的是替代品。

情感方面的收获是通过替代性的生活来实现。要施虐就意味着要通过其他人来过具有攻击性的生活，还要在极大程度上过具有破坏性的生活。但这对于一个如此溃不成军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不顾后果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种鲁莽产生于绝望。既已无可失，他便只可能有所得。在这点上说，施虐追求有一个积极的目标，而且必须被视为一种尝试弥补的方式。之所以如此热切地追求这个目标，是因为通过战胜他人，施虐者能够消除自己对失败的可怜感。

然而，这些追求中固有的破坏性成分只有反弹到他自己身上才能维持。我们已经指出过自轻自贱能达到的程度，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反弹作用，就是产生焦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害怕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牙还牙，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有意识中，这并不常表现为一种恐惧，而只是觉得别人会尽可能（即如果他没有先发制人）“待他不公”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非常机警地预见与预言任何可能性的攻击，由此在实际情况中不可侵犯。觉得自己不可侵犯的无意识信念常常相当重要。它给他带来一种不可一世的安全感：他绝不可能受伤害，他绝不可能被揭露，他绝不可能遭受意外或感染疾病，他甚至不会死。如果尽管如此他还是受伤了，不管是人为还是意外，他伪造的安全感就会被击碎，而他会很容易极度惊慌失措。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害怕自己心中具有爆发性和破坏性的成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携带着炸弹的人，需要过度的自控和持续警戒来制约这些危险的成分。当他酗酒时，如果在酒精的影响下不够畏惧放松，这些危险的成分就可能浮出表面，那他可能变得极具破坏性。在他觉得诱惑的特殊情况下，这些冲动也可能很容易被察觉。因此，在左拉的《人兽》中的施虐者，在被一个姑娘吸引的时候会变得恐慌万分，因为这引发了谋杀她的冲动。目击一次意外或残忍行径也可能导致恐惧发作，因为这唤醒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与焦虑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施虐冲动的压抑。压抑的彻底性与深度各不相同。通常，破坏性冲动只是被阻止在意识之外。总的来说，在个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到底实施了多少施虐行为是令人吃惊的。他所意识得到的，只是偶尔想要虐待弱者，只是当他阅读到一些施虐行为时会感到兴奋，或有一些明显的施虐幻想。但这些零零碎碎的看法是彼此孤立的。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对别人所做的大量行为在极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他对于自己与他人的感觉麻木，这是掩盖这一问题的一个因素；就算消除这个因素，他也无法在情感上体验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用来掩盖施虐倾向的理由也往往非常巧妙，以至于不仅蒙骗施虐者自己，还甚至蒙骗了那些被他影响的人。我们不能忘记，施虐是严重神经症的末期。因此，他所采用的这些理由依赖于产生施虐倾向的神经症结构。例如，依从型人会以爱的无意识伪装来奴役对方。他的种种要求也被归咎于他的需要。因为他太无助，或太忧虑，或太虚弱，对方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无法独处，对方就应该常伴他左右。通过无意识地证明别人使他有多么痛苦，他能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责备。

攻击型人会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施虐倾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更能意识到这些倾向。他毫不迟疑地表现自己的不满、轻蔑与要求，但他除了觉得这是完全正当的之外，还觉得他只是直率。他也会将自己不考虑他人以及剥削他人的事实外化，还会通过明确告诉他们对他有多不好来威胁他们。

离群者在表达施虐倾向方面异常低调。他会悄无声息地挫败他们，通过他的回避倾向使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束缚或干扰他，并暗自以让他们出洋相为乐。

但施虐冲动可能被压抑得更深，于是引起所谓的转换型施虐。这里所发生的情况是，这个人极度害怕自己的冲动，因而极力防止这些冲动被暴露给自己或别人。他会回避一切类似于主张、攻击或敌意的东西，因而会彻底且广泛性地遭到抑制。

只需简要叙述就能说明这个过程带来了什么问题。要竭力阻止自己奴役他人就得没有发号施令的能力，更不用说要采取负责或领导的姿态。这导致在施加影响或给予建议方面过于小心谨慎，它还涉及压抑最合理的嫉妒。一个优秀的观察者也只会注意到，当事情不顺心如意时，这个人会有头痛、胃病或其他症状。

竭力阻止自己剥削他人会使自谦倾向引人注目。它表现在不敢表达任何愿望，甚至不敢有愿望；不敢反抗虐待，或甚至不敢感觉被虐待；偏重于把别人的期望或要求看得比自己的更合理或更重要；情愿被剥削，也不愿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人进退维谷。他害怕自己的剥削冲动，但又鄙视自己的谦逊，他认为谦逊是懦弱的表现。而一旦他（一如既往地）被剥削，他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之中，可能会表现出抑郁状态或某些功能性症状。

同样，他不是挫败别人，而是过于担心不要使他们失望，要体贴周到，要宽宏大量。他会竭尽全力避免任何料想中会伤害别人感受的事，或会以某种方式羞辱到他人的事。他会凭直觉挑“美好的”来说，例如会提升他人自信的赞美之词。他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把责任推给自己，并一再地致歉。如果他必须做出批评，他会以最温和的形式。即使别人过分谩骂他，他也只会表现出“理解”。但同时，他又对羞辱非常敏感，并为此痛苦不堪。

一旦深深压抑，施虐性地玩弄感情可能会被替代，觉得自己无力吸引任何人。因此，一个人可能真心相信（常常无视反面证据）自己对于异性没有吸引力，相信自己必须满足于残羹剩饭。要说这种情况是自卑感，只是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人的有意识感受，以及只是他自轻自贱的表达方式。但这里相关的是，没有吸引力的观念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畏惧，躲避玩征服与拒绝的激情游戏。在分析过程中，病人无意识地篡改了自己各种爱的关系的全貌，这点可能会逐渐明晰。还会发生一个令人费解的改变：“丑小鸭”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渴望和吸引他人的能力，但一旦别人重视他的进步，他就会愤慨、轻蔑地仇视他们。

随之出现的人格状况具有欺骗性，而且很难评估。它与依从型人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事实上，虽然明显的施虐者通常属于攻击型，但转换型施虐者通常始于主导性依从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他在童年期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并被迫就范。他可能歪曲自己的感受，而且，他不是反抗压迫者，而是转为去爱那个人。随着他长大，也许大概到了青春期，冲突就会变得无法忍受，他就会求助于离群。但当他面对失败时，他就再也无法忍受象牙塔中孤立的状态。于是他似乎又回归到之前的依赖，但有一点差别：他对爱的需要非常强烈，以至于为了不独处，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与此同时，他寻得爱的机会减小了，因为他的离群需要还存在，持续干扰他与某人接触的渴望。这种挣扎使他疲惫不堪，他开始绝望，并发展出施虐倾向。但他对人的需要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仅要压抑自己的施虐倾向，还要竭力阻止它被揭露。

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人在一起是一种压力，尽管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倾向于呆板与羞怯。他必须一直扮演一个与他施虐冲动相反的角色。很自然的是，他自己应该觉得自己真的喜欢人们，而一旦他在分析中意识到，他对他们完全没感觉，或至少非常不确定自己的感觉，他就会感到十分震惊。在这一刻，他倾向于把这个表面上的缺陷当作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实际上，他只是处于放弃伪装正面感受的阶段，而且他只是无意识地选择毫无感觉，而不是面对自己的施虐冲动。当他认识到这些冲动，并开始克服它们，才可能开始发展对他人的正面感受。

然而，在这种状况中，某些要素向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表明这种施虐倾向的伪装。首先，可以看到他总是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威胁、剥削和挫败别人。对他人往往有一种可觉察到但却是无意识的蔑视，在表面上归因于别人低等的道德标准。此外，有大量指向施虐的不协调性。例如，这个人可能有时会忍受针对自己的施虐行为，似乎怀有无限的耐心，但另一些时候，又对最轻微的支配、剥削或羞辱表现得非常敏感。最后，他给人的印象是“受虐”，顾名思义，也即是沉浸于受害感。但由于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观念具有误导性，所以最好绕过它，改为描述相关的要素。转换型施虐者在自我维护方面受到弥散性的抑制作用，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容易受害。但是，除此之外，因为他在自己的软弱中深感恼火，所以他其实常常受到公然施虐者的吸引，赞赏他们的同时又痛恨他们——如同后者觉得他是个自愿的受害者，也会被他吸引。因此，他让自己妨碍剥削、挫伤与羞辱。然而，他远非享受这种虐待，而是深受其苦。它所带给他的，是有机会通过别人来实施自己的施虐冲动，而不必面对自己的施虐。他可以感到无辜，并在道德上愤懑不已，虽然他同时又希望有朝一日能胜过这个施虐者，然后打败他。

弗洛伊德观察到了我所描述的这种景象，但他的推论削弱了他的发现。通过使它们符合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他用它们来证明，不管一个人表面上有多善良，内在仍具有破坏性。实际上，这种状况是某种神经症的某种产物。

我们从把施虐者视为性变态，或用复杂的术语来说他是一个刻薄恶毒的人，已经经历了一段漫漫长路。性变态相对比较罕见，一旦出现，也只是在表达对于他人的一般性态度。破坏性倾向是无可否认的，但一旦我们理解了它就会看到，在这些表面上缺乏人性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正在受苦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通过治疗而影响到这样的人。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人，他在为一种打败过他的生活而索赔。

[1]埃里希·弗洛姆，《神经症的个体与社会根源》，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第9卷，第4期，1944年。

[2]奥尔德斯·赫胥黎，《韶光有尽时》，哈珀兄弟出版社，1944年。

[3]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法勒-莱恩哈特出版社，1941年。

总结　神经症冲突的消除

我们越是意识到神经症冲突给人格造成的无限伤害，真正消除它们的需要就显得越迫切。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明白的，由于这既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决策来完成，也不可能通过逃避，更不可能通过运用意志力，那又怎么可能实现呢？唯有一条路：冲突只能通过改变形成冲突的人格条件来消除。

这是一种激进的方法，也是一种困难的方法。鉴于改变我们内心的任何东西都会遇到困难，我们会四处搜寻捷径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也许，这也是为何病人和其他人总是会问：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不就够了吗？答案很明显，还不够。

即使分析师在非常早期只是辨别出他有多分裂，并能帮助他意识到这种分裂，这种见解也不会即刻奏效。它可能带来一些舒缓，因为病人开始看到自己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而非只是迷失在神秘不可知的阴霾中，但他无法将其运用于生活。感知到自己相异的部分如何运作与彼此干扰能使他不再那么分裂。他听到这些事实就像听到一条陌生的消息，看似有理有据，但他不知道这对于他的含义。他一定会通过各种无意识的保留态度来使它无效。在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师在夸大冲突的规模；如果不是因为外部环境，他一定会安然无恙；爱或成功能使他摆脱自己的不幸；只要远离人群，他就能逃避冲突；尽管平凡人的确不可能一人侍二主，但他靠自己无限的意志力与智慧可以设法做到。或者，他可能无意识地觉得，分析师是个庸医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笨蛋，佯装职业性的乐观；分析师应该知道病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这意味着病人以自己的绝望感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由于这种内心的保留态度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病人要么依附自己特定的解决途径——这些对于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真实，要么他对痊愈根本不抱希望，所以在可以有利地处理基本冲突之前，必须先修通所有尝试途径与所有尝试后果。

寻找更易行的路引发了另一个疑问，弗洛伊德对于起源的强调使这个疑问更重要：一旦认识到这些冲突驱力，就与它们的根源和在童年期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这不就够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极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理由。即使巨细靡遗地回忆早期经历，也无非只是使他对自己更仁慈、更纵容。

虽然，全面了解早期环境影响与其对儿童的人格影响并没有直接的治疗价值，但对我们询查神经症冲突所产生的环境有影响。[1]毕竟，最初引起冲突的是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的改变。我在之前的著作中描述过这种发展，[2]也在这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描写过。简而言之，一个小孩可能发现自己处于某个环境中，这个环境威胁到他的自由、自发性、安全感、自信心——简而言之，他心理存在的核心。他感到孤立无助，所以他第一次试图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并不取决于他的真实感受，而是策略性需要。他不可能只是喜欢或讨厌、信任或怀疑、表达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愿望，而当然是必须要构思出应对他人的方法，而且以对自己危害最小的方式来操纵。这样发展出来的基本特征可能被概括为对自我与他人的疏远、无助感、弥散性忧虑，以及对于自己人际关系中的敌意，这种敌意的范围是从一般的小心谨慎到具体的敌意。

只要这些条件还持续存在，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任何冲突驱力。相反，引发冲突的内心需要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愈发迫切。伪解决会使他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中的紊乱更严重，这意味着越来越不可能真正地解决。

因此，治疗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条件本身。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己，使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受与需求，使他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并使他在自己的感觉与信念的基础上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魔术实现这一切，那么这些冲突一定不攻自破。然而并没有这种魔术，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带来我们想要的改变。

由于每种神经症都是一种人格障碍，不管其症状有多戏剧化、有多不近人情，所以治疗的任务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因此，我们能越清楚地界定这个结构及其个体变化形式，就能越准确地勾画出我们要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相信神经症是围绕基本冲突而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那么分析工作就能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仔细检查这个病人所采取的所有无意识尝试解决的途径，以及这些尝试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其中包括研究他的主导性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等的全部内涵，无须考虑它们与潜在冲突的特殊关系。认为我们无法在冲突变清晰之前弄清和处理这些因素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调和冲突的需要，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们有自己的分量，也能发挥它们的影响力。

另一部分包括处理冲突本身。这意味着不仅要让病人意识到冲突的大体轮廓，还要帮助他仔细看到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也即是，他那些产生于冲突的矛盾驱力与态度在某个具体情况中是如何彼此干扰的：例如，降低自己地位的需要是如何通过转换型施虐而加强，又是如何阻碍他赢得一场比赛或在竞争中取胜，而同时，想要战胜他人的驱力又使胜利成为一种强迫性需要；或者，来源于各种原因的禁欲是如何干扰他对同情、爱与放纵的需要。我们还必须向他展示他是如何穿梭于两种极端之间的：例如，他如何在过于律己与过于宽己之间转换；或者，他将对自己的要求外化，这种外化如何通过施虐驱力而加强，如何与他无所不能与无所不宽恕的需要相冲突，以及他最后如何摇摆于谴责与赦免他人之间；或者，他如何在捞取所有权力与感觉自己无权之间转变方向。

此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解释病人试图做出的所有调解与让步，诸如试图把以自我为中心与慷慨无私结合在一起、将征服与爱结合、将控制与牺牲结合。其中包括帮助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外化等是如何被用来摆脱冲突的，如何掩饰冲突，又如何缓解它们的破坏力。总之，要让病人彻底理解自己的冲突——它们对他人格的一般影响以及对他症状的具体影响。

大体而言，病人在每个分析部分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虽然分析了他尝试解决的途径，但他一心要保卫他态度与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因而反抗一切对它们本性的洞察。在分析他的冲突的过程中，他主要感兴趣的是证明他的冲突并不完全是冲突，从而模糊掉他的驱力是矛盾的这个事实，并贬低其重要性。

至于这些主题所应采取的顺序，弗洛伊德的建议自始至终都最为重要。他把药物治疗中有效的原则运用于精神分析，并强调，在解决病人问题的任何方法中，有两个考虑因素很重要：阐释应该是有益的，以及它不应该是有害的。换言之，分析师在心里必须产生两个问题：病人此时能够承受这个见解吗？以及，这个见解可能对他产生意义并使他以建设性的方式思考吗？我们仍然所缺少的，是明确的诊断标准来准确判断病人可以承受什么，以及什么有利于促进建设性的见解。病人之间的结构差异非常大，无法在解释的时机方面有任何独断性的标准，但我们可以以这个原则为指导：在病人的态度发生改变之前，某些问题既无法有利地解决，也没有过度的风险。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总是适用的措施：

只要病人一心要追寻他所以为救赎的幻影，让他面对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无益的。他首先必须看到这些追求是徒劳的，而且干扰了他的生活。用更简明扼要的话说，对尝试解决途径的分析应该先于冲突。我并不是说要极力避免提到冲突，这个方式需要多谨慎取决于整个神经症人格的脆弱性。如果向有些病人贸然指出他们的冲突，可能会使他们陷入惊慌中。而对于其他神经症患者，这些话毫无意义，只被当作耳边风。但从逻辑上讲，只要病人依靠自己的解决方式，并无意识地指望以此“得过且过”，我们就无法期望病人对自己的冲突有任何高昂的兴致。

另一个要谨慎开口的主题是理想化意象。在这里讨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在早期解决理想化意象的某方面会使我们偏离主题。不管怎样，小心谨慎是可取的，因为理想化意象常常是病人觉得唯一真实的部分。此外，也可能是能给他自尊、能防止他掉入自卑中的唯一要素。在病人能忍受任何对于他理想化意象的破坏之前，他必须获得大量真实的力量。

在分析早期去处理施虐倾向无疑是徒劳无益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的表现与理想化意象形成鲜明对比。即使是在后期，意识到这些倾向也会让病人心怀恐惧与反感。但是，之所以将这部分分析推迟到病人不再那么绝望、更能随机应变的时候，更确切的原因在于：在他还无意识地相信自己只剩下替代性的生活时，就不可能有兴趣克服自己的施虐倾向。

当向个体解释的时机取决于具体的人格结构时，就可以运用同样的指导原则。例如，一个攻击倾向占主导的病人，他认为感觉情绪都是软弱的表现并加以鄙视，还褒扬一切看起来有力量的表现，这种态度及其所有影响都必须首先修通。优先考虑他对人与人亲密关系的需要是不对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有多明显。病人会憎恨任何诸如此类的行径，觉得这威胁到他的安全感了。他会觉得自己必须提防分析师想要使他做一个“好好先生”。只有当他更强大时，他才能够容忍自己的依从倾向与谦逊。对于这种病人，我们还必须暂时绕开绝望的问题，因为他会拒不承认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绝望具有他所排斥的自怜自艾的含义，而且意味着不光彩地承认失败。反之，如果依从倾向占主导，在能够解决任何支配或报复倾向之前，必须彻底解决所有涉及“亲近”他人的因素。而且，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天才或情人，要解决他对于被鄙视与被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更徒劳的是处理他的自卑。

有时，能够在初始阶段解决的对象范围很有限，尤其是当高度的外化作用与刻板的自我理想化结合在一起时——一种只接受完美无瑕的姿态。如果有某些信号向分析师揭露这种状态，那他避免任何解释就能节省大量时间，哪怕只是隐约暗示病人问题的源头在于他内心。然而，这个阶段可能可以触及理想化意象的具体方面，诸如病人对自己的过度要求。

熟知神经症人格结构的动力机制，也能帮助分析师更快速简洁地抓住病人在自由联想中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据此应该在当前解决什么问题。他会能够从看似毫无意义的迹象中设想与预测病人人格的一个完整的方面，从而可以把他的注意力直接对准需要注意的要素。他的位置就像一个内科医生，当发现病人咳嗽、夜间盗汗、下午疲乏，就会考虑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引导他的检查。

例如，如果一个病人的行为总是充满歉意，总是称赞分析师，而且他的自由联想透露出谦卑倾向，分析师就会设想涉及“亲近”他人的所有因素。他会检查病人是这种主导态度的可能性，而如果他找到进一步的证明，他就会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病人反复谈论令他感到羞辱的经历，并表明他也是由此来看待分析的，分析师就会知道，他必须处理病人对羞辱的恐惧。而且，他会挑选既是这种恐惧的来源又最能被接受的解释。例如，假如已经有部分理想化意象进入意识中，他就可能将这种恐惧与病人需要肯定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联系起来。此外，如果这个病人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惰性，而且谈到自己觉得命中注定，那么，分析师就必须在可行的时机里处理他的绝望。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非常早期，那分析师只能指出其含义——即病人放弃了自己。于是，他会试图告诉病人，他的绝望并不是来自真正绝望的处境，但却形成了一个可以弄明白并最终解决掉的问题。如果绝望在较后期表现出来，分析师也许可以更具体地将其与病人对找到冲突出路的绝望联系起来，或与他对达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绝望联系起来。

这些建议措施仍然给分析师的直觉留有充分的空间，也为他对病人的敏感留有余地。直觉与敏感依然宝贵，甚至是分析师应该努力发展到极致的必备工具。但是，运用直觉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只处于“文艺”领域，或只运用常识就够了的范围内。神经症人格结构的知识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推理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使分析师能以严密、负责的形式来引导分析。

然而，因为个体在人格结构上的变化形式是无限的，分析师有时只能通过尝试错误的方式来工作。我说到错误，并非指一些严重的错误，诸如加入与病人相违的动机，或没有抓住他本质的神经症动力。我指的是非常常见的错误，即做一些病人还没准备吸收的解释。虽然严重的错误可以避免，但未风先雨的错误始终无法避免。然而，如果我们高度警惕病人对这种解释的反应，并以此为导向，就可以更快意识到这个错误。在我看来，我们过于强调病人的“阻抗”，强调他接受或拒绝某个解释，而不够重视他这些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反应的所有细节表明了，在病人准备好处理分析师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先修通什么问题。

下面这种情况可以作为例证。一个病人意识到，在他的人际关系中，他对于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表现得非常恼怒。即使最合理的要求也被视为压迫，最理所应当的批评也被视为侮辱。同时，他又不由自主地要求过度的奉献，并随随便便地表达尖酸刻薄的批评。换言之，他意识到自己应当得到一切特权，同时又否定对方的任何特权。他逐渐明白，这种态度就算不摧毁也会损害他的友谊与婚姻。到目前为止，他在分析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且卓有成效。但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态度的后果之后，就会陷入沉默；会略微有点抑郁和焦虑。一些自由联想也表明一种强烈的回避倾向，这显然与他之前渴望与女性建立良好关系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回避冲动表明了他一想到亲密关系会有多无法忍受：他在理论上接受权利的平等，但在实践中却拒绝这个观点。虽然他的抑郁是对于发现自己处于无法解决的困境中的反应，但回避倾向意味着他正在摸索一种解决的途径。当他意识到回避的徒劳，并看到除了改变自己的态度别无他法，他就开始对为何自己如此难以接受亲密关系而产生兴趣。此后的自由联想很快表明，在情感上，他只看到两种选择，要么拥有所有权利，要么什么权利都没有。他吐露出一种忧虑，如果他放弃任何权利，他就再也无法为所欲为，而只能永远服从别人的愿望。这反过来又打开了他的依从与谦虚的全部领域，尽管之前接触过这一块，但从未看见它们的所有深度与重要性。出于各种理由，他的依从与依赖非常强烈，以至于他必须建立起一种虚假的防御措施来为自己捞取所有特权。在他的依从性仍然是一种迫切的内心需要时，要放弃这种防御就意味着独自堙没。在他能考虑改变自己主观的解决途径之前，还必须修通他的依从倾向。

从这本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中可以明确，我们研究一个问题绝不可能只通过一条途径，我们必须反复从各个角度来研究。这是因为，任何单一的态度都有各种来源，而且在神经症的发展中都担当着不同的功能。因此，举例说，息事宁人与“忍辱负重”的态度起源于对爱的神经症需要，只有解决了这种需要才能处理这种态度。只有当理想化意象动摇时我们才能重新审查。从这点来说，我们认为和解态度是病人觉得自己是圣人的表现。它还涉及避免摩擦的需要，我们在讨论他的离群需要时就会发现这点。此外，在病人害怕他人并需要极力避免施虐冲动显现时，这种态度的强迫性也会更为清晰。在其他例子中，病人对于压迫的敏感可能首先被当作一种来自离群倾向的防御态度，然后被视为他追求权力的投射，之后也许被视为外化、内心压迫感或其他倾向的表达。

任何在分析中得以明确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从它与整个人格的关系上来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修通。它涉及如下步骤：使病人意识到这种倾向或冲动的所有显在和隐匿的表现，帮助他认识它的强迫性，并使他能够领会它的主观价值与不利后果。

当病人发现一种神经症特点时，倾向于通过立刻提出质疑来逃避检查：“这是怎么来的？”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他都希望通过转向其历史根源来解决这个问题。分析师必须阻止他逃到过去，并鼓励他首先检查这个特点涉及哪些问题——换言之，即鼓励他了解这个特点本身。他必须知道它特殊的表现方式、他掩盖它的手段以及他对它的态度。例如，如果病人对于表现依从的恐惧逐渐明晰，他就必须看到他有多憎恨、惧怕和鄙视自己任何谦卑的表现。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无意识建立起的种种约束，这些约束的目的是消除他生活中所有依从的可能性以及与依从倾向相关的东西。于是，他会明白，这些明显相异的态度服务于同一目标；他麻痹了自己对他人的敏感性，以至于意识不到他们的感受、渴望或反应；这使他完全不为别人着想；他遏制了对他人的一切好感，以及被他人喜欢的渴望；他蔑视别人身上的温柔与善良；他不由自主地拒绝种种要求；在人际关系中，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喜怒无常、批评与苛求他人，但否定对方的任何这种特权。或者，如果突出的是病人的万能感，让他意识到他有这种感觉并不够。他必须看到，他从早到晚都在给自己安排不可能的任务；例如，他认为自己应该火速写出一篇主题复杂的优秀论文；他期望自己表现自然，尽管疲劳也要容光焕发；在分析中，他希望在自己发现问题那一刻就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病人必须意识到，他的行为是受某个倾向的驱使，而没有顾及（通常是违背）自己的渴望或最大利益。他必须认识到，强迫性是不加选择的，往往不会参考现实条件。例如，他必须看到，他找碴的态度既指向朋友，也指向敌人；他不管对方怎样表现就训斥对方：如果对方亲切友善，他就会怀疑对方于心有愧；如果对方维护自己，那他就是专横跋扈的；如果对方让步，那他就是懦弱的人；如果他想要和他在一起，那他这个人就太容易弄到手；如果他拒绝某些事，那他就是小气吝啬的，诸如此类。或者，如果要讨论的是病人不确定自己是否被需要或受欢迎，他就必须认识到，他的这种态度是不顾任何反面证据而持续存在的。理解某种倾向的强迫性还涉及认识自己对于该倾向受挫的反应。例如，如果出现的倾向是关于这个病人对爱的需要，那他就必须看到，他会为任何拒绝或不够友好的迹象感到失落和惊慌，不管这种迹象有多微不足道，或那个人对他有多不重要。

第一步向病人表明了他问题的程度，而第二步使他明确了问题背后那些驱动力的强度。二者都能引发他进一步检视自己的兴趣。

当我们要检查某个倾向的主观价值时，病人自己往往渴望主动提供信息。他可能会指出，他对于权威或类似压迫的叛逆与反抗是必需的，甚至是救命的，否则他早被一个专制的父母给掩埋了；优越感的观念有助于防止他去面对自己所缺乏的自尊；他的离群或“无所谓”态度保护他不受伤害。这类自由联想的确是出现在防御态度中，但它们也可能透露真情。它们告诉我们有关最初为何会产生这种态度的种种原因，从而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历史价值，并让我们更清楚病人的发展。但远不止于此，它们还能使我们明白这个倾向的功能。从治疗的角度看，这些功能具有最重要的好处。没有哪种神经症倾向或冲突只是过去的残遗物——一种可说是一经建立就持续存在的习惯。我们可以确信，它取决于已有人格结构中的迫切需要。了解一种神经症特点最初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价值是次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改变的是当前在起作用的各种驱动力。

在极大程度上，任何神经症姿态的主观价值都在于它能均衡其他神经症倾向。因此，深入了解这些价值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指标，向我们表明它们在具体情况中是如何进行的。例如，如果我们认识到，病人之所以无法放弃自己的万能感，是因为这种感觉使他把潜力误以为真实，把他辉煌的计划误以为现实的成就，那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必须检查他在多大程度上生活于想象中。而且，如果他让我们看到，他这样生活是为了确保自己免遭失败，那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针对那些让他预期自己失败以及一直害怕失败的因素。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使病人看到这个问题的反面：他的神经症动力与冲突具有使他无能的作用。在先前的步骤中涵盖了这块工作的一部分，但有必要完善所有细节。只有这样，病人才会真的觉得需要改变。考虑到每个神经症患者都被迫维持现状，就需要一种足够有力的鼓动力来压过这些阻碍性的动力。然而，这种鼓动力只能来自他对内心自由、幸福与成长的渴望，还要认识到每种神经症困难都阻碍了这种渴望的实现。因此，如果他倾向于诋毁性的自我批评，那他必须看到，这种批评消磨了他的自尊，还使他不抱希望；它使他觉得不被需要，迫使他遭受虐待，这反过来又使他心怀恶意；它麻痹了他的鼓动力和工作能力；为了不跌入自轻自贱的深渊中，他被迫采取防御态度，诸如自我膨胀、自我疏远以及对自己的不真实感，从而使他的神经症永存。

同样，当某种冲突在分析中逐渐明显，病人就必须要知道它对他生活的影响。在谦卑倾向与胜利需要的冲突情况中，他必须知道在转换型施虐中那些束缚他的全部抑制作用。病人必须看到，他每次表现出谦逊行为的时候都会自轻自贱，还会对之前他奉承的那个人感到气愤；另一方面，他每次尝试战胜他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很可怕，而且会害怕别人报复。

有时，即使病人开始意识到所有不利后果，还是没有兴趣克服这个神经症态度。相反，他的问题似乎渐渐隐去了。几乎不知不觉地，他把问题推到一边，而且一无所获。鉴于他已经看到他给自己带来的所有损害了，所以他的无动于衷是值得关注的。然而，除非分析师在识别这种反应方面十分敏锐，否则就可能忽视病人缺乏兴致。病人会提起另一个话题，分析师会接下去，直到他们再次陷入同样的僵局。唯许久之后，分析师才会意识到病人所产生的改变与工作量并不相称。

如果分析师知道这种反应有时是能预料到的，他就会问自己，病人内心哪些因素阻碍他接受改变这种会带来一系列恶果的态度。这往往有很多因素，而且它们只能一点点地解决。病人可能仍然被绝望感所严重麻痹，因而无法考虑改变的可能性。他被迫战胜分析师，挫败他、让他觉得自己愚蠢至极，这可能比他的个人利益更重要。他的外化倾向可能仍然很严重，以至于尽管他意识到了这些后果，也无法将这种见解运用到自己身上。他需要感到无所不能，这种需要可能仍然非常强烈，因而即使他看到这些后果是不可避免的，但还是在内心持保留态度，认为他能够避开它们。他的理想化意象可能仍然很刻板，所以他无法接受自己的任何神经症态度或冲突。于是，他只是会生自己的气，觉得他应该能够征服这个困难，仅仅因为他知晓了这个困难。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些遏制病人改变动力的因素被忽略了，精神分析就很容易退化到休斯顿·彼得逊所说的“狂热的心理学”，一种以心理学为由的心理学。在这些情况下让病人接受自己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收获。即使冲突本身并没有改变之处，但他会深深感到舒缓，并开始表现出想要摆脱自己身处的迷网。一旦这种有利条件建立起来，很快就会带来改变。

无须说，以上描述并不意味着要论述精神分析的技术。我既不想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起恶化作用的所有因素，也不想囊括所有有疗效的因素。例如，我并没有讨论任何关于病人把自己所有攻防特点带到分析关系中而引起的困难或效益，尽管这是个很重要的要素。我所讨论的步骤只构成了基本过程，这些过程每次都要审查明显的新倾向或冲突。通常不可能按顺序进行，因为即使某个问题一目了然，病人也可能看不到。正如我们在僭取权利的例子中所见，一个问题可能只是先揭露另一个必须分析的问题。只要最终每一步都做到了，顺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由分析工作所带来的具体症状改变，自然会因所处理的主题不同而变化。一旦病人认识到自己对无能的无意识愤怒及其背景，恐慌状态就可能平息。一旦他看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抑郁状态就可能消散。但每一次做得好的分析，还会给病人对他人和自己的态度带来一定的改变，不管修通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些不同的问题，诸如过分强调性、相信现实会如他所愿和对压迫过于敏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析几乎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他的人格。不管分析的是哪些困难，敌意、无助、恐惧和疏远自己与他人都会减退。例如，让我们试想，疏远自我在每种情况中是如何减轻的。一个过度强调性的病人，只有在性关系与性幻想中才感觉自己活着；他的胜利与失败都限制在性领域之内；他觉得自己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性吸引力。只有当他明白了这种状态，他才会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感兴趣，并从而拯救自己。一个人觉得现实受限于自己想象中的规划，也就看不见自己是一个有机能的人类。他既看不见自己的有限性，也看不到自己的现实价值。通过分析，他不再错把自己的潜力当作成就；他不仅能面对，还能觉得自己就是他的真实模样。一个人对压迫过于敏感，察觉不到自己的渴望与信仰，还觉得是别人在操控和强迫他。一旦分析了这种状态，他就会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而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在每次分析中，受压抑的敌意都会凸显出来，使病人一时更为恼怒，不管这种敌意的类型和来源是什么。但每一次放弃一种神经症态度，失去理性的敌意就会减轻。一旦病人看到自己在困难中的责任，而不是外化，一旦他不再那么脆弱、那么恐惧、那么依赖、那么苛求等，他也就不那么有敌意了。

敌意主要通过减少无助来减轻。一个人变得越强大，就越不会觉得被他人威胁。力量的蓄积有各种来源：他转移到别人身上的重心停在了自己身上；他感到更积极主动，并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会逐渐具有更多可用的精力，那些进入他抑制部分的精力被施放；他开始不再因为恐惧、自卑与绝望而那么受抑制和麻痹。他不是盲目服从、反抗或发泄施虐冲动，而是能够在合理的基础上让步，从而变得更坚定。

最后，尽管贬低已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会激起一时的焦虑，但有益地采取每一个步骤势必会减轻焦虑，因为病人不再那么害怕他人与自己了。

这些改变的一般结果就是改善了病人与他人和自己的关系。他不再那么孤立了：他变得更强大且不再那么有敌意，就这点来说，别人渐渐不再是需要他反抗、控制或逃避的威胁了。他能承受自己对他们的友好感觉了。随着外化作用被放弃与自轻自贱的消失，他与自己的关系也改善了。

如果我们在分析中检查这些改变，就会看到产生原始冲突的条件都得到改善了。虽然在神经症发展的过程中，所有压力都变得更剧烈，但治疗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由于需要在面对无助、恐惧、敌意与孤立时应对世界而产生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因而可以逐渐省去。的确，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在平等位置上满足他人，为何应该为了自己讨厌的人和践踏自己的人而抹杀或牺牲自己？如果一个人内心感到足够安全，能与他人一起生活和奋斗而不用一直害怕被淹没，又为何应该对权力与认可持有无法满足的渴望？如果一个人能够去爱，能够不怕反抗，又为何要焦虑不安地避免与他人发生牵连？

做这项工作需要时间，一个人纠葛得越严重、受到的阻碍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时间。要是渴望在短期里完成精神分析的治疗，这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人能获取分析所能给予的全部益处，并认识到有益总好过无益。的确，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全然不同，而轻微的神经症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受益。虽然短期心理治疗中的一些尝试有望成功，但不幸的是，许多尝试都是一厢情愿，而且始终无视神经症中强有力的动力。对于严重的神经症，我相信要缩短分析程序，只能依靠更好地理解神经症人格结构，因而在摸索解释的过程中浪费更少的时间。

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途径。生活本身即是一个医术高超的治疗师。任何类似的经历都可能十分显著地给人格带来改变。它可能是某个真正的伟人的鼓舞人心的事例；它可能是一种常见的策略，通过使神经症患者与他人亲密接触来将他带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隔离中；它可能是与意气相投的人交往，因而没必要操控或逃避他们。对于其他情况，神经症行为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或非常频繁，以至于让神经症患者刻骨铭心，并使他不再那么害怕和刻板了。

然而，生活本身的疗愈作用并不是我们的关注点。我们无法安排艰苦、友谊、宗教体验去满足某人的需要。生活作为一个治疗师是冷酷无情的，有益于这个神经症患者的情况可能会彻底摧毁另一个患者。而且，正如我们所见，神经症患者认清自己的神经症行为并借此改进能力非常有限。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病人获得了从自身经历中获益的能力——即如果他有能力检查自己在其所面临的困境当中有何责任并将这个认识运用于生活，分析工作圆满结束了。

了解了冲突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并认识了它们可以被解决，我们就有必要重新界定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尽管许多神经症病例属于医学范围，但用医学属于来定义这些目标并不可行。由于心身疾病在本质上是人格冲突的最高表现，所以治疗目标必须以人格方面的术语来定义。

由此可见，其中包含了大量目标。病人必须获得对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就是感觉自己积极主动、生活中有尽责的动力、能做出决定以及承担后果。与此相伴的是接受对他人的责任，乐意承认他对于自己觉得重要的对象的义务，不管是他的孩子、父母、朋友、员工、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亲密关系是实现内心独立性的目标，内心独立性指一个人对他人的观点和想法既非一味藐视，也非一味接纳。这主要意味着使病人能够建立自己价值观体系，并将它运用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至于别人，要尊重他们的个体性与权利，从而作为亲密关系的基础。这与真正的民主观念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用“感觉的自发性”这个词来定义这些目标，还有感觉的觉知与活力，不管是关于爱或恨，还是幸福或悲伤、恐惧或渴望。这包括表达能力和主动控制的能力。因为它极为重要，所以爱和友谊的能力应该在这里特别提到；爱既不是寄生似的依赖，也不是施虐性的控制，而用麦克姆雷[3]的话说，是“一种关系……它不带有超出其本身的目的；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与人交往，因为对人类来说，分享他们的体验是自然而然的事；要理解另一个人，要在共同生活中找到乐趣与满足；还在于对另一个人坦诚相待”。

最具广泛性的治疗目标是追求全心全意：不伪装，情感真诚，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感觉情感、工作和信念中。只有消除了冲突，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随意，它们之所以是有效的治疗目标，也并非仅仅因为它们与每个时代智者所追寻的理想相一致。但这种巧合并非偶然，因为这些精神健康所依赖的要素。我们设定这些目标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逻辑上，它们产生于我们对神经症致病因素的了解。

我们之所以敢于制定如此高的目标是在于我们相信人类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并非只有年幼的孩子才具有柔韧性，我们所有人都保留着改变的能力，甚至是从根本上改变，只要我们活着。这个观念也得到了经验的支持。精神分析只是带来彻底改变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而我们越能理解神经症中的动力，就越有可能产生想要的改变。

分析师和病人完全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它们的实用价值在于给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指引了方向。如果我们不清楚理想的含义，就会陷入以新的理想化意象替换旧意象的危险。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个目标也不在分析师将病人变成完人的能力范围内。分析师只能帮助病人自由地为趋近这些理想而努力。而这同样意味着给他一个成熟与发展的机会。

[1]普遍认为，这种了解还具有预防价值。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环境因素有利于儿童的发展，而哪些因素又会阻碍发展，就有办法预防后代的神经症根深叶茂。

[2]参见卡伦·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第八章，见前引，和《自我分析》第二章，见前引。

[3]约翰·麦克姆雷，见前引。

译后记

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所基于的人格假设可以比喻为“性恶论”，那霍妮的更像是“性善论”。她认为每个人都有成长与改善的能力，只要他还活着。换言之，她认为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无害的，即使心理出现了困境，只要愿意改变，永远都为时不晚。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她说，神经症患者只是“一个人达到了神经症的程度”，而且神经症人格结构的成分与神经症患者所面临的外部困难都与正常人无异。这种观点也正是目前心理学界对于神经症的看法，不管“真相”如何——心理科学的目标也从来不只为真相，它必然是具有建设性的，不仅能有助于治疗神经症，还能为神经症患者提供一个更和善的社会环境，能更接纳与包容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视为病态或甚至变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有益于神经症的治愈。

在这本书中，霍妮详细阐释了神经症冲突的痛苦，正因为如此痛苦，他们被迫发展出一系列尝试解决的途径。其中，可以归纳出三种适应模式，这三种模式也是三种神经症人格结构类型，即依从型、攻击型与离群型。此外，她还重点阐释了理想化意象与外化作用，以及概括出减缓和消除焦虑的次级防御机制，主要包括盲点、间隔划分、过度自控等一系列辅助手段，并称之为保护性结构。她认为，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尝试途径往往都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还是适得其反的，非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神经症冲突，反而使他们的神经症问题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唯有在弄清楚其人格结构的基础上，逐一击破这些途径，让患者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与后果，才可能治愈他们的神经症。

因而，她还详细讨论了由未解决冲突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其中包括恐惧、人格贫乏、绝望与施虐倾向。当然，后果并不限于此，但她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最显著、最严重的后果。她认为，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治愈神经症的必备前提就是完全理解与掌握这些知识。

由此，她界定了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治疗神经症的对象应该是引起神经症的人格结构。其次，治疗并非直击人格结构，还要修通与之有关的防御机制，于是她解释了何为修通、需要修通哪些问题以及修通的顺序。最后，她还提出了治疗神经症的目标——即趋向健康人格的理想，尤为重要的是，她不仅说明了这个理想包括内容，还从操作性的角度阐明了这个理想具备哪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具体含义。

同样，霍妮也讲述了她的理论是如何成形的，又是在何处何时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的，并一如既往地辨析了她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这些分歧不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些概念，还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与个人的哲学态度，譬如神经症的根源、道德在神经症中的意义等。不仅如此，她也在某些观点上辨析了自己与其他精神分析学家的分歧，从而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霍妮也提到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有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也有东方文化中的著作。她的解读虽然不如荣格的那么系统，分析也谈不上透彻，主要是因为她是将它们作为引证，作为支撑她理论的论据。但是，这些见解不仅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她的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心理内涵。

不管怎样，尽管我们有意识地回避说心理学理论也许是其创造者的心理活动产物，但是，霍妮的神经症理论确实与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息息相关。只是我们应该看到，各个时代的大师往往都有一段甚至几段对其人生产生影响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是否是后人的过度解读，这些经历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拥有创造性的财富，霍妮无疑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美）卡伦·霍妮著；杨柳桦樱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68-1103-0

Ⅰ. ①我…　Ⅱ. ①卡… ②杨…　Ⅲ. ①病态心理学－研究　Ⅳ. ①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9981号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著　　者：〔美〕卡伦·霍妮 著　杨柳桦樱 译

责任编辑：戴晨

版式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蔡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1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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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134千字

印　　张：6.75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103-0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第二章 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缘由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

第七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其他特征

第八章 获得爱的途径和对于拒绝的敏感

第九章 性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的作用

第十章 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

第十一章 神经症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神经症内疚感

第十四章 神经症受苦的意义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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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准确描述那些生活在我们之中的神经症患者和驱动他们的冲突、焦虑、痛苦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自我关系当中所存在的诸多困难。在此，我关心的不是某一种神经症，也不是神经症的类型，而是性格结构。这个结构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身上重现。

论述重点将放在现实存在的冲突及患者解决冲突的努力、现实的焦虑及患者的防御手段上。把重点放在实际情况上，并不意味着摒弃了神经症之本源在于早期童年经历的看法。但与许多精神分析作者不同，我认为，以一种片面的沉迷态度去关注童年，并在本质上将日后的行为反应看成是先前反应的重演是不合理的。我想说明的是，早期童年经历与后期冲突的关系远比有些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他们所主张的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和结果关系。尽管童年经历给神经症提供了决定性的发生条件，但这些条件并非日后困境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实际的神经症上时就会发现，神经症并非只产生于偶发的个人经历，还产生在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事实上，文化条件不仅为个人经历赋予了重量和色彩，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的具体形式。比如，遇上一个专制或“自我牺牲”的母亲算是一个人的不幸，但这只发生在我们能找到这种母亲的具体文化条件下，同样，也只有在这种既定的条件下，这种经历才会给日后的生活带来影响。

一旦我们明白了文化条件对于神经症的巨大意义，被弗洛伊德视为根源和基础的生物的生理条件便失势了。若非基于确凿的证据，不能考虑生物生理因素的影响。

我的这种取向，引发了许多有关神经症基本问题的新阐释。虽然，这些阐释涉及不同的问题，如受虐狂的问题、情感神经症倾向的含义、神经症性内疚感的意义等，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强调焦虑在引发神经症性格上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我的论点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一些读者或许想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问题在于你觉得什么是精神分析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只能依据弗洛伊德提出的既有理论，那我所谈的就不是精神分析。但若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有关于潜意识过程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的某种基本倾向以及促使这些潜意识过程得以察觉的治疗形式，那我所谈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觉得，严格遵循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阐释势必带来危险，我们会企图从神经症中去发现弗洛伊德理论期望我们发现的东西。停滞不前是危险的。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应该表现为巩固他建立起来的相关原则，这样才有助于精神分析在未来把理论与临床疗法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就此，我同时也回答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疑问：我的论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阿德勒学派的影响。我的某些观点确实与阿德勒强调过的观点相似，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的阐释是基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倘若单纯追求破旧立新——不以弗洛伊德的基本成果为基础，即便对心理过程确有富有洞见的观察，其实也是难以推陈出新的，在这一点上，阿德勒可称典型。

至于我赞同其他精神分析论著者的哪种遵从方式，并非本书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我的讨论将着重于我的那些明显背离弗洛伊德的观点。

在此，我所谈的是我基于长期的神经症相关精神分析工作的感想。我并非不想纳入大量详尽的个案史材料，但这对于一本旨在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来说，实在是太过烦琐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业人士甚或外行，也可以考证我的观点的效力。如果某位读者是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你不妨将我的假说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比较，进而对我的论述予以拒斥或接纳，也可予以修订或是强调。

本书力图做到语言平实，为使论说足够清晰易懂，我避免讨论太多细枝末节。同时尽量回避专业术语，因为让这些术语替代清晰的思考是很危险的。因此，对很多读者而言，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很容易理解神经症人格的问题，但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甚至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心理学问题必然是极其复杂且微妙的。若有人不愿接受这一事实，那我或许应当劝阻他看这本书，以免陷入困惑以及在寻求现成的公式定律的过程中感到失望。

这本书面向的是有兴趣的外行人，那些必须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专业人员，还有那些熟悉相关问题的人。与此同时，本书不仅写给精神病医生，也写给社会工作者和老师，还有那些了解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的人，以及众多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最后，我也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有所助益。只要他不将心理学的观点视为一种侵犯和强迫而予以原则性拒绝的话，基于自身的困苦，他对于心理复杂性的理解就必定会比那些更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准确。不幸的是，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并不意味着病症的治愈，在阅读过程中，读者或许更乐意将别人对号入座，而非自身。

在此，我有幸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致谢，是她编辑校订了此书。感谢我在文中提及的各位著者。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他给我们提供了相关基础和研究工具，还有我的病人，我的知识都来源于我和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的种种接触。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今天，我们毫不顾忌地使用“神经症”这个术语，而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却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这不过是一种略高雅的表示不以为然的方式，从前我们所用的不过“懒惰”“敏感”“苛刻”“多疑”等词，现在我们倾向于说“神经症”。尽管，使用这个词时我们脑中并非全无概念，但我们在运用某种标准来判定这个词到底是否适用之时，仍然不免迷糊、武断。

首先，神经症患者在行为反应上与一般人不同。我们应该从整体去考虑神经症。比如，一个甘当普通百姓的姑娘，她拒绝接受增加工资，也不希望和她的上司一样。再例如，一个一周赚30美元的艺术家，如果他投入更多时间在他的工作上，本可以赚得更多，但他选择尽情享受生活，花大量时间与女人厮混，或沉迷于技艺爱好中。我们称这样的人是神经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即是要跻身上游，超越他人，赚取远超过生存底线的钱。

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用来标记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的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模式与任何时代我们认可的模式是否一致。如果这个姑娘生存在某种类似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没有竞争动机，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动机，则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同样，若那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他也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想着赚更多钱或花更多精力去满足直接需求是难以置信的，而绝非必要。追溯到更早期，在古希腊，超越个人需求的工作欲，绝对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来源于医学，但时至今日，若不考虑它的文化内涵就无法使用。我们可以不了解病人的文化背景而对他的断腿作出诊断，但如果因为一个印第安男孩[1]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幻觉深信不疑，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幻觉被视为特殊的天赋和来自神灵的福祉，并被蓄意诱导，这些文化甚至授予富有幻觉的人以社会威望。假如我们中的某人跟他已经过世的爷爷“谈”几个钟头的话，他将被视为一个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尽管如此，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在一些印第安部落却是被认可的。如果有人对提及已逝亲人的名字深感忌讳，我们会认为他确实是神经症，但在吉卡里拉阿帕切人的文化[2]里，他却是无比正常的。若一个男人对经期女性的靠近表现得极度恐慌，我们会认为他是神经症，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里，对经期女性的恐惧是一种普遍态度。

至于什么是正常，这个观念不仅随着文化不同而不同，在相同的文化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因为发生过性关系，而自认为“堕落的女人”“不值得好男人的爱”，至少在大多数社会圈看来，她是可疑的神经症患者。而在大约四十年前，这种罪恶感大抵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这一观念还会因所在社会的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一个男人整日游手好闲，只活跃于狩猎或打仗，封建阶级的人会觉得正常，而小资产阶级的人会觉得太反常了。这种变化还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就西方文化之下的社会而言，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气质。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这很正常，但若一个男人对此紧张不安，那就可谓神经症了。

同样，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何为所谓的正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饮食上与我们大有不同，因纽特人有不同的卫生观念，古代的巫医也有不同于现代医生的治病手段。不仅在习俗方面存在诸种变数，在人的内驱力和感受上亦是如此，虽然人类学家[3]或明或暗地提到过，但这一点往往依然不被理解。正如萨丕尔[4]所言，人类学的优点之一是总能“重新发现”正常人。

每种文化都坚信，其自身的感受和内驱力是“人性”[5]的常态表达，心理学也不例外，这是有因可循的。比如说，弗洛伊德从他的观察中总结出女性比男性善于嫉妒，并试图从生物学依据[6]来考虑这个普遍现象。弗洛伊德还认为，所有人类的罪恶感都涉及谋杀[7]。不管怎样，最大的差异表现在自杀态度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彼得·弗洛所言[8]，因纽特人并不觉得杀人犯需要受惩罚。许多原始部落中，家庭成员被外来者杀害所带来的伤害，可以通过替补的方式得到修复。在某些文化中，在儿子被他人杀死的母亲看来，收养凶手以替代儿子的方式是没法减轻她的丧子之痛的[9]。

进一步利用新的人类学发现之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关于人性的有些观念颇为天真。譬如，我们认为竞争力、手足之争、性与爱的亲缘关系都属于人之天性。我们有关于正常的概念，是借由认可并执行某种行为标准、进而在此过程中找到集体归属感形成的，但标准是因文化、时期、阶级和性别而异的。

这种考虑对心理学的意义，远比乍看起来更为深远。其直接结果就是怀疑心理学的万能。我们不能因为自身所处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就说两种文化具有相同的动机。有人认为新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足以揭露人性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推断也不再有效了。这些研究足以证实社会学家的一贯主张，却并不存在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通心理学。

然而，开辟新的阐释空间可以极大地弥补这些局限。这些人类学观点的基本含义是：感受和态度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既有文化层面的，也有个体层面的——这二者不可分割。这反过来意味着，了解了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正常”感受和态度的属性。同时，由于神经症是偏离正常的行为模式，故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采用这个取向，一方面也算是追随弗洛伊德：迄今为止，他给人类带来的神经症的相关知识是无与伦比的。虽然，弗洛伊德在理论中将人的个性特征追溯到生物驱力，但他（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中）仍然强调：如果缺乏个体生活环境的相关详细资料，尤其是其童年早期情感塑成的相关资料，我们是没法彻底了解神经症的。既定文化之下，将此原则运用于“正常与神经症的结构”这一课题上就是说：如果没有详细资料，不了解特定文化对于个体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明白这些结构。[10]

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迈着坚定的步伐尽力去超越弗洛伊德，尽管这个取向本身是基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某些原则，后者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弗洛伊德确实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列；另一方面——他过度强调心理特征的生物根源——他也止步在科学定位上。他的假设是：我们文化中常见的本能驱力或客体关系在生物意义的层面上决定了“人性”，或者说“人性”产生于无法改变的环境（生物学上称为“性前期”阶段、“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态度和行为的真实动力的认识。我相信，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忠实地遵循弗洛伊德所开辟的理论道路，他们之所以不顾自身无限的可能性而步入死胡同，之所以投身于迅速滋生的深奥理论和模糊术语之中，主要就是因为弗洛伊德在文化因素上的忽视。

至此，我们已能看到神经症有关于偏离常态。这个准则虽然不充分，但非常重要。某人可能背离了普遍模式但并没有神经症。前面列举的那个艺术家拒绝投入更多非必要的时间在赚钱上，他可能患有神经症，也可能不过是明智地不让自己卷入当前的竞争中。另外，很多表面看起来适应当前生活模式的人则反而可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心理学或医学的角度来考虑。

奇怪的是，这种考虑角度很难解释什么是神经症。至少，如果我们只研究其显性表现，就很难找到普适于所有神经症的特征。我们肯定不能把症状（诸如恐惧、抑郁、功能性躯体障碍）当作标准，因为这些症状并不必然会出现。虽然经常会出现某种抑制作用——其原因我稍后会谈到，但都太微妙或太容易伪装而逃脱表层观察。如果我们只以显性表现为依据去作判断，那么在与他人关系障碍问题上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如性关系障碍。虽然种种症状无从遗漏，但很难区分。然而，即使人格结构相关个人资料缺失，我们至少可以从所有神经症中辨识出两个特征：某种刻板反应、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反差。

对这两个特征都应当作出进一步说明。刻板反应是指缺乏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例如，一个正常人多疑，是在他觉得有缘由这么做的时候；一个神经症患者多疑，则可能是随时随地、不管时宜的。正常人能区分赞扬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而神经症患者则完全无法分辨二者，或者意识不到这种区分的存在。正常人在面对莫须有的强压时会觉得愤愤不平；神经症人会对任何含沙射影都怀恨在心，即便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对他有利的。正常人有时在难以抉择的重要事情上会举棋不定；神经症人可能任何时候都犹豫不决。

然而，刻板只有偏离了文化模式才反映出某种神经症。在西方文明中，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固执地质疑一切新奇事物是正常的行为模式；小资产阶级则执意提倡节俭，这些都属正常的刻板反应案例。

同样，一个人的潜力和他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也许原本就只能归于外界因素。但如果他既有天赋，又有获得发展的外在可能性，却还是一无所成，或者他有值得感到开心的事物，却并感到快乐，再或者尽管貌美如花，但她仍觉得无法吸引男性，这也是神经症。换句话说，神经症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为难自己。

先不谈显性表现，说说引发神经症的动力作用。所有神经症中都存在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焦虑和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和神经症结构一样错综复杂，焦虑是推动和维系神经症运作的马达。这个观点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讨论，所以现在就不举例引证了。不过，尽管这只是作为暂时接受的基本准则，但仍需要仔细论述。

毕竟这种说法显然太过泛泛了。焦虑或恐惧（我姑且在此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是普遍存在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也是如此。一只被危险惊吓到的动物，要么反击，要么逃走，我们的恐惧和防御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害怕被闪电击中而在屋顶安避雷针，害怕意外事故而买一份保险。在不同文化中，恐惧和防御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可能是制度化的，譬如，因为害怕“恶魔之眼”而佩戴护身符，因为害怕死人而忌讳对其指名道姓，因为害怕灾祸而回避经期女性的禁忌，等等。

这些相似性引起了一个逻辑错误。如果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因素，那么为何不把这种对抗恐惧的制度化防御手段作为“文化”神经症的证据呢？这个逻辑的错误在于，当两种现象具有共同点时，不一定它们就必然相同。我们不会因为房子的建材和石头一样，就把房子叫作石头。那么，神经症性的恐惧和防御手段的特征是什么？可能是神经症恐惧的幻想性？不可能，因为我们也会因幻想死亡而唤起恐惧；并且对于两种情况，可能我们所屈服的是一种模糊的观念。可能在于神经症患者不知道恐惧的原因？也不可能，因为原始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害怕死人。这个区别与意识层次或理性无关，而在于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每种文化的生活环境都会引发某种恐惧。这些恐惧也许来自外部危险（自然、战争），或社会关系（由于压制而导致的敌意、不公正、强迫性依赖、挫折），或无端的文化传统（对恶魔、禁忌的传统恐惧）。个体所遭受到的这些恐惧有深有浅，但大体可以断言，这些恐惧强加在处于既定文化之下的所有人身上，盖无例外。然而，神经症患者不仅怀有其所处文化之下所有人的共有恐惧，并且由于其个人生活环境（肯定是与大环境相关联的），他在程度和性质上，都有着不同于文化模式的恐惧。

第二，既定文化中的恐惧被一系列保护性手段（如禁忌、仪式、习俗）阻隔在外。一般来说，相对于神经症患者自己建立起来的方式，这种处理恐惧的防御方式更为经济。因此，尽管一个正常人也有其所处文化之下的恐惧和防御手段，但他一般都能施展自己的潜力，享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正常人能充分利用既定文化所赋予他的潜力。反过来说，正常人所遭受的痛苦都是在他所处的文化中无法避免的限度之内的。另一方面，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肯定比正常人要多。由于这种损害的持久性和扩张性，或更具体地说，由于这是他获得成就和愉悦的障碍，他总是为防御而付出极高的代价，这就导致了我所说的反差。事实上，神经症患者一定是个饱受痛苦的人。在讨论所有神经症患者可从表面观察到的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这一点并不一定能从外部观察到。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他正在遭受痛苦这个事实。

讨论恐惧和防御时，恐怕已经有许多读者开始不耐烦了，感觉没必要对什么是神经症这样简单的问题长篇大论。对此我得说，心理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在此遇到的困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但无论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个困境都将贯串全书。描述神经症的特定困难在于：一个满意的答案既不可能出自心理学方法，也不可能出自社会学方法，而必须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先用一个，再用另一个，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仅从动力学和心理结构的角度去看待神经症，那我们应这样假设正常人：他并不存在。当我们跨出自己的国家或相似文化的国家，便会很快陷入更多的难题当中。而如果仅从社会学角度，只是把神经症视为偏离某个社会的共同的行为模式，那我们就严重忽略了我们已知的所有神经症心理学特点，而且，任何学派或国家的精神病医生都不会认为这是他所惯常指称的那个神经症。这两个取向的协调取决于一种观察方法，这种观察方法认为在神经症的显性表现和心理过程的动力中都存在偏离，而不考虑偏离是不是重要且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使用。总之，我们正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之一，但是，只有在程度或性质上偏离了相同文化下的恐惧和防御模式才会引发神经症。

我们还得朝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神经症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出现种种冲突倾向，而神经症患者不知道这些冲突倾向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也不会尝试着去找到某种和解方案。弗洛伊德曾强调过这个特征，认为它是神经症的必要构成要素。神经症冲突之所以有别于一个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冲突，既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也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尽管一般的文化冲突在这两方面都可能与之相同，但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更强烈、更突出。神经症患者尝试并达成一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不妨归其为神经症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办法比正常人的方法更难令人满意，还成功地扩散到了整个人格。

回顾所有的观点，我们还是不能给神经症下一个全面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描述：神经症是由恐惧及其防御手段以及试图找到冲突倾向的和解方式而导致的心理障碍。出于实践原因，只有在其偏离特定文化下的普遍模式时，这种定义才是可取的。

[1]参见斯卡德·梅基尔的《诊断与文化》，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30期（1935年），第292—300页。

[2]奥普勒：《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矛盾心理的解释》，载于《社会心理学》第7期（1936年），第82—116页。

[3]参见人类学资料的精彩论述：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哈洛韦尔即将出版的《人类学工作者心理学指导手册》。

[4]爱德华·萨丕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27期（1932年），第229—242页。

[5]参见鲁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

[6]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性别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心理结果》中提出，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必然使女孩嫉妒男孩有阴茎。随后，她想拥有阴茎的渴望转变为想占有一个作为阴茎载体的男人。然后她会嫉妒其他女性拥有异性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嫉妒她们占有男性，因为她起初是嫉妒男孩有阴茎。在作这样的陈述时，弗洛伊德还是禁不住他那个时代的诱惑：尽管他的概括只出自一种文化区域下的观察，但还是对全人类的人性作了概论。

人类学家不会质疑弗洛伊德观察的效度。他们会接受是因为它们适合于某个时代下某种文化中的部分特定人群。然而，他们也会质疑弗洛伊德概论的效度，从而指出，人类嫉妒的差异是无穷尽的，既有男性比女性更易嫉妒的人群，也有两种性别都不会嫉妒的，还有两种性别都非常容易嫉妒的。考虑到这些已有的差异，他会反驳弗洛伊德（或事实上任何人）从解剖学性别差异来解释这些现象所做出的成果。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调查生活条件的差异及其对男性或女性嫉妒发展的影响。例如，就我们的文化来说，弗洛伊德的观察对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女性是正确的，但不得不质疑它是否适用于我们文化下的正常女性。这个疑问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那些精神分析学家日复一日地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往往看不见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正常人。还不得不质疑的是，什么样的心理条件导致了膨胀的嫉妒和对异性的占有欲，在我们文化中的男女生活条件上，是什么差异使得嫉妒的发展不同。

[7]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禁忌与图腾》。

[8]彼得·弗洛：《北极冒险与爱斯基摩》。

[9]罗伯特·布里福特：《母亲》。

[10]许多作者都承认文化因素在心理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上的重要性。埃里希·弗洛姆：《基督教义的起源》，载于《意象》第16期（1930年），第307—373页。在这篇论文中，他第一个在德国精神分析文献中提出并详尽阐述这种取向方法。之后，其他人也接受了这点，如威尔海姆·赖希和奥托·费尼切尔。在美国，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第一个看到考察文化内涵对精神病学的必要性。其他注意到这点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有阿道夫·迈耶、威廉·怀特（《二十世纪精神病学》）、威廉·希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青少年犯罪新解》）。近来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如亚历山大和加德纳，逐渐对心理问题的文化内涵产生兴趣。社会科学家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和约翰·多拉德（《生活史的标准》）。

第二章　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缘由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所以我们的讨论范围便局限在两个方向上。首先，当外部环境充斥着冲突时，那些人格原本完整无损的个体也会发展出神经症。讨论了基本心理过程的本质后，我们将简要回顾一下简单情境性神经症[1]的结构。起初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它们揭示的并非神经症人格，而只是困难处境之下的暂时性适应障碍。本书所谈论的神经症，指的是人格性神经症——尽管它的症状与情境性神经症相似，但其精神障碍主要是源于性格的扭曲。[2]人格性神经症形成于一种潜在、慢性的过程，一般始于童年时期，或多或少地有关于个体的人格，这些人格面临过强或过弱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人格性神经症是现实环境冲突之结果，但仔细搜集该个体的过往经历可能会发现，困难人格特质的出现远早于任何现实困境的发生。早前存在的个体人格障碍使暂时性的窘境得以放大，因此，即使是对于健康人群完全没有感到冲突的环境，患者也会作出神经症性的反应。环境，仅仅是“诱发”既已存在了一些时日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描述神经症的症状。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人格障碍本身，因为神经症患者的人格扭曲现象具有周期性，在周期的间歇则表现出不同的、完全不具临床意义的症状。同样，从文化角度来说，性格的扭曲比神经症症状更重要，因为是性格而非症状在直接影响人类的行为。掌握了大量的神经症结构、症状及其疗法的相关知识，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治愈神经症。相对于神经症症状，心理学家往往对性格扭曲更感兴趣，并对之投入更多的关注。形象地说，我们认为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火山本身，而只是火山的爆发，那些引发疾病的冲突则像火山一样，深藏在个体内心某个不为人知的深处。

这些限制使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今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备某种至为关键的共同特质，以至于我们可以正式地提出并探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个课题。

对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里的性格扭曲，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比如，癔症性格与强迫性格截然不同。但引起我们注意的还在于它们背后的机制差异，或者——简言之——在于其表现方式和解决途径的差异。例如，相较于冲突的理智性在强迫性格当中的重要性，在癔症性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投射。另外，我所理解的相似性不在于其表现或发生方式，而在于冲突的内容。更确切地说，其相似性更多地并不在于那些从根源上引发障碍的经历，而在于那些直接驱动患者“发病”的冲突上。

要阐释动力及其影响，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大多数心理分析师都强调如下原则：分析工作是通过发现强迫行为的性基础（如性敏感期）或婴儿期模式的重演来实现的。虽然我觉得要彻底摸清神经症不可能不追溯婴儿期，但我同时认为，如果片面地利用遗传取向，只会混淆问题而非澄清问题，因为这样不仅忽视了现实存在的无意识倾向及其功能，也没有考虑到无意识倾向与其他倾向之间的相互作用，诸如强迫、恐惧和保护性措施，而遗传学相关阐释只对功能问题适用。

基于这个观点，在分析各种不同人格时我发现，虽然神经症的类型不同，患者的年龄、气质和兴趣、所属社会阶层也不同，但动态中心冲突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却基本相似[3]。对于非来访病患和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观察，已经证实了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如果神经症患者再次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具有该症状所常有的幻想性和古怪性，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与我们文化中那些困扰正常人的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不同之处只在于量。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竞争、恐惧、孤单、猜疑和被猜疑当中挣扎，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过是神经症症状的冰山一角而已。

通常，大多数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人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个事实表明，这些问题源于该文化之下的特定生活环境。之所以不能称这些问题为“人性”所共有的，是因为其他文化中的动力和冲突与我们的文化不同。

因此，在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的意思不仅是指神经症患者具有某些相似的重大特征，也是指这些重大的相似性从根本上源于我们时代和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在我社会学知识的范围之内，稍后我将揭示我们文化中哪些困境是造成我们心理冲突的原因。

我这个有关文化与神经症关系的假设，其效度应该由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工作来验证。精神病医生不仅要研究神经症所处的种种特定文化、频率、严重程度或类型等正式标准，尤其应该考究它们背后的基本冲突是什么。人类学家要从文化结构为个体带来了何种心理困境的视角去研究某一文化的影响。基本冲突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即是态度的相似性，这些态度可以从表面上观察得到。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在不依靠心理分析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一个优秀的观察者可以挖掘出跟他亲密无间的人，如他自己、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或同事的相关情况。我先简要谈谈这种常见的观察资料。

可以借此方法观察得到的态度大致分类如下：第一，关于付出爱和得到爱的态度；第二，关于自我评估的态度；第三，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第四，攻击性；第五，性生活。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神经症的主导倾向之一就是过度依赖他人的赞赏和爱。我们都渴望被爱，都想要得到他人的赞赏，但相比之下，他人的爱和赞赏对神经症患者具备某种不适当的重大意义。尽管，我们都希望自己中意的人也爱自己，但神经症患者对赞赏和爱是饥不择食的，不管他们是否在乎这个人，也不管这个人的评价是否另有企图。更常见的情形是，他们往往并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无限渴求，而一旦没有得到想要的关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敏感便暴露了自己。比如，如果有人不接受他们的邀请，或一段日子没打电话联络他们，或者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他们就会感到伤心。这种敏感可能会被“不在乎”的态度掩盖。

进一步说，他们对爱的渴望与他们感受爱和付出爱的能力明显不一致。他们表现出来的过度要求可能确实出于真诚的渴望，但也是不考虑他人的。这个矛盾也不总是浮于表面的。譬如，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过于体贴或热情地帮助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强迫性，而非本心的自然流露。

从表面观察到的第二种态度，是由于过度倚赖他人而表现出来的内心的不安全感。自卑和缺陷感无疑是这种态度的特征。它们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如不称职、愚蠢、没魅力等自我评价，而这些自我评价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依据。聪明绝顶的人也许会自认为愚蠢至极，最有魅力的女人会觉得自己对于异性没有任何吸引力。这种自卑感可能以抱怨或忧虑的形式展露出来，或是让人觉得他们完全没必要耗费心思在这所谓的缺陷上。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被自我扩张的补偿性需求所掩盖，或是被某种强迫倾向所掩盖，这种强迫倾向迫使他力图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能赢得威望的一切东西，如金钱、古画、古老家具、女人、与名人的联系、旅行经历或渊博的学识。其中某一个倾向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更常见的是，他会同时展现出这两种倾向。

第三种态度是关于自我主张的态度。这个态度涉及抑制作用。我说的自我主张主要是指坚持自己或他人的主张，这里不带有任何延伸的内涵。在这一方面，神经症表现出广泛的抑制作用。有的抑制作用是关于表达愿望和需求的，有的是关于按自己的兴趣行事的，有的是关于表达观点或评论的，还有的是关于命令他人、选择交往对象、与他人打交道的，等等。抑制也即我们所说的没有个人立场：神经症患者常常无法保护自己，或当他们不想遵从他人愿望时难以说“不”，诸如在一个女销售员想推销某个他们不想买的东西时，或某人邀请他们参加派对时，或对方想要发生性关系时。最终，抑制会转移到他们对自己欲求的认识上：他们在作出决定、形成意见、表达关乎自身利益的愿望上都存在困难。这些欲望不得不隐藏起来：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私人账户中将“电影”放在“教育”后面，将“酒”放在“健康”后面。对于这一点，尤为重要的是规划无能[4]，不管是一次旅行还是人生规划，即使是在诸如专业选择和婚姻这样重要的决定上，神经症患者都表现得自我放任，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完全被某种神经症恐惧所左右，正如我们所见，有人因为害怕贫困而堆积财富，有人害怕结婚而选择不求结果的恋爱。

第四种是关于攻击性的。与自我主张截然不同，它指的是触逆他人、攻击、诽谤、侵犯或任何有敌意的行为。这种态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是挑衅、专横、苛刻、发号施令、欺骗或挑刺的倾向。有时候，这些人清楚自己富有攻击性，但更多情况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并固执地认为他们只是诚实，或只是在表达观点，甚至觉得自己的要求是适当的，尽管事实上，他们既无礼又过分。而另一些人，则是另一种相反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在表面上表现为很容易感觉被欺骗、被操控、被责骂、被强迫或被羞辱。同样，这些人也常常无法察觉到这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态度，反而悲哀地坚信全世界都在责备他们、强迫他们。

第五种态度是性方面的，可大致归为性活动或性抑制的强迫倾向。抑制可能出现在获取性满足的任何一个环节。它们会出现在有异性接近时以及求婚、性功能本身或享乐中。前面讲过的那些特性也同样会出现在性态度上。

有人也许会花很长的篇幅来讨论我提到的这些态度。我稍后会继续讨论它们，但现在对此作更详细的介绍无益于我们的理解。而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应当思考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一旦了解了其背后的动力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看起来毫不相干，却在结构上相互关联。

[1]情境性神经症大概类似于舒茨所说的“外源性神经症”。

[2]弗朗茨·亚历山大曾建议使用“人格性神经症”这个术语来称呼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觉得这个术语并不合理，因为症状是否出现往往与神经症本质无关。

[3]强调相似性绝对不等于无视在详细阐释特定类型神经症上的科学努力。相反，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理学在描述心理障碍、起源、具体结构和特殊表现上有显著的进展。

[4]舒茨·汉克的《命运与神经症》，他是少数充分注意到这个重点的精神分析作者之一。

第三章　焦虑

在详细讨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之前，我不得不重拾第一章未了结的部分，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是什么意思。这很重要——如前所述，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我们也因此不得不随时与它打交道。

以前我把它当作恐惧的同义词使用，这就说明二者确有亲缘关系。实际上二者皆为之于危险的情绪性反应，都伴随着生理感觉，如颤抖、出汗、急剧的心跳等，这些生理感觉可能非常强烈，突发、强烈的恐惧因而可能置人于死地。尽管如此，焦虑和恐惧之间依然存在某种差别。

当一个母亲只是因为丘疹或小感冒就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夭折，我们认为这是焦虑；但如果她的孩子患有严重的疾病，我们则认为她的这种反应叫恐惧。若一个人害怕站在高处，或者害怕讨论他所熟悉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焦虑；若一个人在暴风雨中迷路于大山深处，他的这种害怕就是恐惧。因此我们对此作一个简明的区分：恐惧是在面对危险时的正当反应，而焦虑是对于危险的不适当反应，或者说是之于假想的危险的反应[1]。

但这种区分存在一个瑕疵，即为了这个反应是否正当，需要结合具体文化中的普通常识。但即使脱离这些文化常识，神经症患者也不难为他们的反应找到合理依据。事实上，若你告诉一个患者，他害怕受到精神病人的攻击是一种神经症性的焦虑，你们也许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他会说他的恐惧是现实的，并举出相应的例证。你若说原始人对于现实危险的恐惧反应是不恰当的，他们也会抱有同样的执拗态度。例如，一个部落里的原始人有着不能食用某种动物的禁忌，当他无意间食用了这种动物的肉时，便会极度惊恐。作为局外人，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反应，或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但了解了原始部落关于禁食某些肉类的信仰之后，你就会明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可能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危险，诸如猎食场地被破坏、感染某种疾病等。

不管怎样，原始人的焦虑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焦虑仍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神经症焦虑的内容与普遍观念并不一致。然而，一旦理解了焦虑的含义，我们就会打消不正当反应这个观念。譬如，总有一些人，他们对死亡抱有无休止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种种苦难而感到生不如死。之于死亡的各种恐惧，加上种种相关的主观想象，使他们极度忧惧危难临头。了解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无法不将他们对于死亡的焦虑视为正当反应。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有些人在濒临悬崖峭壁，或靠近高窗，或站在一座高桥上时，会变得极其恐慌。从表面上看，这种恐惧也是不恰当的反应。但是，这种情境给他们带来了冲突，或者说是唤起了冲突——一种求生与寻找从高处跳下去的理由之间的冲突。引发焦虑的正是这种冲突。

这就意味着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正当反应，但恐惧指向的危险是清晰且客观的，而焦虑指向的危险则是隐蔽且主观的。这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所暗含的个人意义相称的，这也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焦虑的原因所在。

恐惧和焦虑此种差异的现实意义是：企图通过辩论（一种说服方法）的方式让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徒劳的。他的焦虑与现实中真实的情境无关，而与他感受到的情境有关。因此，治疗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体情境对于他的特殊意义。

描述完焦虑的含义，我们将讨论焦虑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文化中的普通人大都不了解焦虑之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通常，他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时的焦虑，或者一个或几个焦虑的旧梦，或者只在日常生活以外的情境中极度担忧过，诸如与位高权重的人进行重要谈话之前、参加重要的考试之前等。

在这一点上，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信息差异巨大。有些神经症患者完全清楚自己为焦虑所困。其表现也是各式各样：可能以焦虑发作的形式表现为弥散性焦虑；可能与特定的情境或活动紧密相关，如高处、街道、公众表演等；也可能有一个明确的内容，如担心自己发疯，或害怕得了癌症，或吞了钉子等。还有一些神经症患者偶尔会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不一定知道焦虑的原因，但并不引以为重。还有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只觉察得到抑郁、缺失感、性生活失调之类，但对是否焦虑浑然不觉。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往往都证明了他们最初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分析这些患者，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潜在的焦虑即使不比第一种患者更严重，那也是旗鼓相当的。精神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了自己先前的焦虑，并回想起那些使他们感觉忧虑的焦虑梦境或情境。但是，他们所承认的焦虑程度，往往不超过正常人。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许有着不自知的焦虑。

这种说法无法揭示这些问题的意义。这是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对于爱、愤怒和怀疑的感受，如此稍纵即逝以至于几乎无法为意识捕获，如此昙花一现以至于很快就被忘却。这些感受或许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但它们背后或许恰恰隐藏着强大的动力。对于某种感受的意识程度，并不能反映出这种感受的力量或重要性。[2]单就焦虑而言，很可能的情况是，尽管我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这些焦虑却恰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我们似乎是在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焦虑。我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最常见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使我们感到折磨的情绪之一。经历过极度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他们情愿去死，也不想再有那样的经历。并且，焦虑情绪中的某些成分可能格外令人无法承受。其中之一便是无助。一个人可以积极勇敢地面对巨大危险。但是，焦虑状态下，一个人会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孤立无助。对于那些将权势、支配、掌控全局视为理想的人，展露出无助是极其无法容忍的。他们厌恶给别人留下这种明显反应失当的印象，因为这是软弱与胆怯的表现。

焦虑中的另一个成分，即是其明显的非理性。在某些人看来，被任何非理性因素操控都是无法忍受的。他们暗自感觉将要被自身内部的非理性抗拒力所吞没，因而不自主地训练自己严格的理智控制力。因此，他们不会自觉容忍任何非理性成分。除了个人动机之外，这种行为反应还涉及文化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强调理性思考和理性行为，并把非理性或与之相关的东西看得低级粗劣。

在某种程度上，焦虑的最后一种成分与此相关：非理性焦虑是一种隐谏，警告我们自身某方面出了问题，因此，自我彻查是一种挑战。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识地视其为挑战，但它无疑确是挑战，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点。没人喜欢这种挑战；再没有比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更让我们抗拒的了。然而，更让人绝望的是一个人感觉被困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迷网中，他越是坚信自己的错觉，认为自己在每件事上都是正确完美的，越是本能地排斥任何他有错或需要改变的暗示，即使是间接或隐晦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逃避焦虑的主要途径：合理化；否认；麻痹；回避引起焦虑的想法、感受、冲动和情境。

第一种途径是合理化，该种途径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将焦虑变成合理的恐惧。这种转换，如果不考虑其心理价值，几乎不具有任何益处。一个过于焦虑的母亲无论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的恐惧，说起来总像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然而，我们可以以无数次的实验结果告诉这个母亲，她的反应不是合理的恐惧而是焦虑，表明她的反应与现实的危险是不相称的，她的反应带有个人因素。而她的回应则是反驳这种实验结果，并竭力证明你是完全错误的。玛丽不就在幼儿园得了这种传染病吗？约翰不是爬树摔断了腿吗？最近不是有个男人用糖果诱骗小孩吗？我的行为难道不是纯粹出于爱和责任吗？[3]

一旦见识过这种对于非理性态度的强力辩护，我们就会确信这种防御态度之于个体有着重要的功能。对于这种情绪，这个母亲感觉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她为自己的高标准感到骄傲，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懦弱。她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正当且合理，而不是出于某种非理性的情绪。她没有意识到并坦然接受改变自我的挑战，而是将责任转移给外界，从而回避自己的动机。当然，她不得不为这种短期利益付出代价——深陷于自身的忧虑而无法自拔。尤其是孩子也会为此付出代价。可是她并没认识到这点，说到底她是不想认识到这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坚信自身没什么需要转变的，并设法从这种坚持中获得好处，但其实那些好处是只能借由转变自身而来的。

这个原理适用于所有认为焦虑是合理恐惧的倾向，其内容可能是害怕分娩、疾病、误食、灾难、贫穷等。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途径是否认焦虑的存在。其实这种途径只是否认焦虑，把焦虑排斥在意识之外。这时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反应，如生理上的颤抖、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腹泻、呕吐等，以及心理上的焦躁不安、仓促或麻痹等。当我们害怕和觉察到恐惧时，我们也许会面临所有这些心理感受和生理反应，也许是其中某一些反应，我们需要借此释放被我们压抑着的焦虑。对于后者，个体对自身处境的全部认识，仅限于一些表面的事实依据，如在某些情况下尿频、坐火车晕车、盗汗，但始终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然而，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或尝试克服焦虑，也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很像正常人会发生的那样，我们靠视而不见来逃避恐惧。最熟悉的例子是，一个士兵克服恐惧并做出英雄事迹。

神经症患者也会有意识地决心战胜焦虑。比如，一个女孩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饱受焦虑——尤其是关于入室偷盗——折磨，于是她有意识地决心无视这种焦虑，其表现诸如一个人睡阁楼，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大房子里踱步，等等。她给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梦揭示了这种态度的几处变化。有一些情境其实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她每次都勇敢面对。其中一个是她半夜听见花园里的脚步声，便走到阳台问：“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消除了对于强盗的恐惧，但是，由于引发焦虑的根源并未改变，持续存在的焦虑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必然始终存在。她依然孤僻、羞怯，自感多余，没法着手从事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神经症患者大多数时候不会作这种有意识的决定。这个过程往往是自动发生的。然而，他们与常人的差异不在于作出这种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其结果。神经症患者通过“自我振作”所能得到的只是消除焦虑的某些特定表现本身而已，如那个女孩不再害怕强盗。我无心刻意贬低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有其现实意义，在增强自尊方面也可能有一定的心理意义。但由于此类结果的意义往往会被高估，因而有必要指出它消极的一面[4]：他们的人格基本动力一成不变、人格障碍的该种显性表现被消除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促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的刺激物。

面对焦虑的这种无情行径，在许多神经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往往没被识别出来。比如，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种情境下表现出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常被认为是敌意的直接表达，但这也可能是“被攻击”的压力之下的恼羞成怒。然而，某些敌意总是引发焦虑，这就催促他去克服自己的懦弱，于是就将攻击性表现得十分过头。如果忽略这点，便有将恼羞成怒错认为真实攻击的危险。

第三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麻痹。这个途径可能是有意识的，甚至依靠酗酒或嗑药。然而，还有很多关联并不明显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出于对孤单的惧怕而投身社交活动，无论是确凿的害怕，还是隐约的不自在。另一种麻痹的方式是投身工作，其特点是工作上的强迫性倾向和节假日中的焦虑不安。无节制地需求睡眠也能达到麻痹的效果，尽管更多的睡眠已无助于恢复精力。最后，性行为成为安全阀，性行为被用来释放焦虑。人们早就意识到了强迫性手淫可能源于焦虑，但事实是所有性行为都是如此。那些主要通过性行为去缓解焦虑的人一旦不能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暂时的，就会变得极度焦躁易怒。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途径是最激进的：它在于回避所有可能引起焦虑的情境、思想或感受。这也许是个有意识的过程，如害怕潜水或爬山的人避免做这类事。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可能知道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逃避它。然而，他也可能只是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和逃避。例如，他可能拖延事务，这无关于他的知识，而关乎焦虑，如作决议、看医生或写信。或者，他会“假装”——主观地认定——他考虑参与的这些活动（如参与决议、对员工发号施令、与他人分离）并不重要，或者“假装”不喜欢做这些事，并且因而置之不理。因此，一个害怕在派对上被人忽略的姑娘，可能会设法让自己相信她并不喜欢社交聚会，从而彻底避免参加派对。

若要进一步探讨这种自发逃避缘何发生，就得提到抑制作用的现象。抑制作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无力执行、感受或思考某事，其功能则在于逃避执行、感受或思考这些事时所引发的焦虑。个体既不会觉察到焦虑，也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克服抑制作用。抑制在癔症性功能损失方面的表现最为惊人：癔症性的失明、失语或肢体麻痹。在性方面，性冷淡和性无能也表现出这种抑制，尽管性抑制的结构非常复杂。在心理方面，抑制作用也常出现在注意力、形成或表达观点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我们可以花大量篇幅来列举抑制作用，并详述它们的各种形式和发生频率。然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让读者去回顾自己的相关观察，因为如今抑制作用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倘若它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是很容易辨认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简单思考一下意识到抑制存在所必备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它们的发生频率，因为我们有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种抑制作用。

第一，要觉察到自己的无能，就必须先察觉到我们做某事的渴望。比如，在觉察到抑制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抱负。人们可能会说，我们至少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明显不是事实。例如，我们试想，有个人聆听一篇论文并对此抱有批判意见。轻微的抑制会使他怯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严重的抑制则足以阻碍他组织自己的观点，等到讨论结束或第二天早晨，他才组织好自己的观点。甚至，抑制作用竟然能阻碍批判意见出现。而且在这个例子中，即便他确实有批判意见，他也倾向于盲目接受一切言论，甚至表示赞赏，他可能完全意识不到任何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到了抑制愿望或冲动的地步，我们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

如果抑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以至于他宁愿坚称这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会出现第二个阻碍意识的因素。例如，如果某种难以遏制的焦虑与竞争性工作有关，导致他在各种努力之后极度疲惫，那他也许会坚称，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因为他若承认了抑制，就不得不回去工作，从而使自己陷入令人厌烦的焦虑当中。

第三种可能性将我们带回到文化因素上。如果个人抑制得到了文化的认可，或与现存的思想意识一致，那他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抑制的存在。一个对于与女人打交道抱有严重抑制的病人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觉得自身的行为所依照的是女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有观念。对于提出要求这方面的抑制，往往是依据谦逊是一种美德这个教条。对于主导政治、宗教或任何兴趣领域的教条，我们很难观察到这方面的批判性思考，也完全没有觉察到关于惩罚、批判或隔离的焦虑的存在。然而，要评估这一点，我们当然必须极其详尽地了解种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一定暗示着抑制的存在，也有可能是源于一般性的思维惰性、无知，或者因为确实与主导教条一致。

这三种因素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甚至是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可能因此无法察觉。但是，即便我们能够意识到所有的抑制作用，我们仍然过于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行为反应，尽管这些行为反应并非完全成熟的抑制反应，但它们正走向抑制的顶点。我的观点是：我们仍有能力做某些事情，但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会影响我们做事。

首先，从事那些我们感觉焦虑的活动会使我们感到压力、疲乏或筋疲力尽。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她正从上街的恐惧中康复，但她在这方面仍有许多焦虑，周日她出去散步，仍然感觉筋疲力尽。这种筋疲力尽并非由于身体羸弱，因为事实表明她做繁重的家务就一点儿也不疲惫。是外出的焦虑导致她筋疲力尽。这种焦虑已使她尽量减少外出，但仍然足够使她筋疲力尽。许多问题常常被归因于过劳，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于有关工作或同事关系的焦虑。

其次，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导致功能损伤。例如，若一个人有发号施令的焦虑，他的举止风格就会表现得谦卑有礼、唯唯诺诺。再如，骑马的焦虑会致使一个人无法控制动物。而且，对于这一点，意识的程度也大相径庭。一个人可能意识到焦虑使他无法以满意的方式执行任务，或者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再次，与活动有关的焦虑会掠夺其本有的愉悦。轻微的焦虑不至如此，相反，还可能会激发额外的兴致。怀着一定的忧惧玩过山车会更刺激，但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坐过山车变成一种折磨。有关性关系的剧烈焦虑会使当事人完全无法从中获得快乐，并且，如果他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还会觉得性关系没什么了不起。

最后一点可能令人困惑：我之前说过，厌恶感可能被当作回避焦虑的手段，现在我说的是，厌恶感或许是焦虑的结果。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手段，也可能是焦虑的结果。这一点正好揭示了理解心理现象的困难。心理现象是错综复杂并密切相关的，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考虑无数彼此交织的交互作用，否则在心理学知识上我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探讨如何防御焦虑，并不是为了详细描述所有可能的防御手段。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更多防御焦虑的激进方式。但现在我主要关心的是要证实：没有意识到焦虑的人可能比意识到焦虑的人更焦虑，或者，一个人身上可能存在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焦虑。与此同时，我还将阐释一些更为普遍的观点，这些观点也许正是读者试图在这里找到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也许隐藏在身体不适感的背后，如心跳加速和疲乏；也许躲在大量看似合理、正当的恐惧背后；也许它就是一种隐形动力，驱使我们酗酒或沉没在各式各样的障碍当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它正是我们无法执行或享受某事的原因，而且会发现它是抑制作用背后的促进因素。

我们的文化给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大量焦虑，至于其原因我们将在稍后予以讨论。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建立了我前面提到过的这样或那样的防御手段。一个人的神经症问题越严重，其防御手段越是贯穿并决定他的整个人格，他无法做或不打算做的事情也越多，尽管根据他的生命力、心理能力或教育背景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能够做好这些事情。神经症越是严重，出现的抑制作用也越多，这一点不易察觉却又显而易见。[5]

[1]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中，对“现实性”和“神经症性”焦虑作了类似的区分，他将前者描述为一种“对危险的有意义的反应”。

[2]这里只是阐述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因素重要性的基本发现的一个方面。

[3]参见桑德尔·雷多的《一个过度焦虑的母亲》。

[4]弗洛伊德总是通过强调症状的消失并非治愈的充分迹象来突出这点。

[5]舒茨·汉克在《精神分析导论》中曾特别强调“空隙”的至关重要性，即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差距和神经症人格。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差异时，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焦虑的本质是牵涉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个主观因素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先描述一下个体在焦虑期间的遭遇。他感到危险，这个危险十分强大且无处逃避，对此他彻头彻尾地感到无能为力。无论焦虑的表现是什么，无论是对癌症的恐惧、对暴风雨的焦虑、对高空的恐惧，抑或其他任何类似的恐惧，有两个因素始终会出现，即压倒性的危险和对抗危险的绝望无助。有时，这种导致绝望感的危险被认为来自外界——暴风雨、癌症、意外事故等；有时，这种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肆无忌惮的冲动，例如害怕从高处跳下或划伤他人；有时，这种危险是完全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正如它常在焦虑发作中所表现的那样。

然而，这种感受并不仅仅是焦虑的特征，任何有关现实危险与绝望的情境都会有这种感受。可以想象，在地震中的人，或一个不到两岁的受虐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绝不会有别于为暴风雨而焦虑的人。对于这个情况中的恐惧，危险是会真实出现的，绝望感也是受现实影响的；而具体到焦虑，危险是由内心因素引发并加以放大的，绝望感是受个人态度的影响。

因此，焦虑症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变得更加明确具体了：是什么心理条件引发了我们紧迫且强烈的危险感以及相应的绝望感呢？至少，这是心理学家必然会提出的问题。至于化学条件能引发焦虑的感觉及其生理伴随物的问题以及身体中的化学条件可以引致情绪高涨或昏昏入睡等都不属于心理学问题。

在解决焦虑这个问题上，如同处理其他问题一样，弗洛伊德也曾为我们指引过方向。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焦虑中的主观因素是我们的本能，换言之，对危险的焦虑与相应的绝望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发力所创造出来的。在本章末，我将更详细地探讨弗洛伊德的观点，也会指出我的结论与他的结论有何差别。

基本上，任何冲动都有引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发现或追随这个冲动妨碍到了其他重要的兴趣或需求，只要这个冲动足够迫切和强烈。在有明确、苛刻的性禁忌的时期，如维多利亚时代，屈从于性冲动常常会招致现实的危险。例如，一个屈从于性冲动的未婚少女必然会面对自身道德的折磨和来自社会的羞辱，而那些屈从于自慰冲动的人必须面对阉割的恐吓、致命的身体损害或心理疾病的警告。今天某些反常的性冲动也是如此，如直接指向儿童的裸露冲动。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于“正常的”性冲动的态度已经变得如此宽容，以至于我们可以承认这种冲动，或在现实中去实现它，并很少招致严峻的危险。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感到忧虑的现实理由并不多。

社会文化中性态度的相关变化，也许在极大的程度上造就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经验，只在为数不多的案例中这类性冲动才是焦虑背后的驱动力。这个论述看似武断，因为从表面上看，焦虑无疑是与性渴望相关的。心理学家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焦虑经常与性关系相关，或在性方面引发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焦虑的起因往往不在于性冲动的受阻，而在于与此相联系的敌对性冲动，如通过强制发生性关系来伤害或羞辱对方的冲动。

事实上，各式各样的敌对性冲动才是神经症焦虑滋生的主要根源。听起来，这个新观点似乎是从个别案例中得出的不合理推论；虽然在这些案例中，可以找到敌意与焦虑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我这个说法所依据的并不只是这些案例。如果追随冲动意味着战胜个人意志，那么显而易见，强烈的敌对性冲动是焦虑的直接原因。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F先生与玛丽去山上徒步旅行，他深爱着这个姑娘。然而，因为她以某种方式挑起了他的嫉恨，他感到怒不可遏。当与她漫步于陡峭的山路上时，他有一股有意识的冲动，想把她推倒在路边，所以他的焦虑严重发作了，并伴随着呼吸困难和心跳加速。这类焦虑在结构上与性来源中的焦虑一样：对这种难以阻遏的冲动的屈从将意味着个人的重大灾难。

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很难找到敌意与神经症焦虑直接关系的证据。我为何认为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对性冲动是促进焦虑的主要心理动力呢？现在就有必要仔细研究压抑敌意导致的心理后果。

压抑敌意意味着“假装”一切皆好，以此阻止在我们理应——或至少想要——斗争的时候宣战。因此，压抑敌意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它引起一种手无寸铁的感觉，或更确切地说，它加深了原有的毫无防备感。如果在一个人的利益受到现实攻击时压抑了自己的敌意，那别人很可能会利用他。

化学家C先生每天都要面临这种经历。C先生有神经症性疲劳，这常被视为工作过度的后果。他有着非凡的天赋和雄心壮志，自己却不知道。先不管是什么原因，由于他压抑了自己雄心勃勃的努力，所以表现得谦卑朴实。当他进到一家著名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个员工，G先生，年龄稍长、职位略高，非常照顾他并对他极其友好。因为种种个人因素，诸如依赖他人的感情、先前有关批判性观察的恫吓、因无法识别自己的抱负而看不到别人的野心等，C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友谊，并且未曾发现G先生其实只关心他自己的事业。令C先生感到震惊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G先生报告了一个自己的点子，这个点子有关于一项可能的发明，而这其实是C先生的点子，之前在一次友好交谈中他告诉过G先生。短时间里他感到可疑，尽管他自己的抱负心激起了无比巨大的敌意，但他不仅很快压抑了这个敌意，还自我扼杀了指责和不信任的正当理由。因此，他仍然坚信G先生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G先生劝他不要继续这个行业时，他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G先生生产出原本属于C先生的发明时，C先生竟然感觉是G先生的天赋和才能远远超过他，他很高兴有这样出色的朋友。因此，由于压抑他的不信任与愤怒，C先生没有留心到一个关键问题，即G先生是他的敌人而不是他的朋友。因为执着于自己被人喜欢的假象，C先生不打算争取自身利益。他甚至没有察觉自己的巨大利益受到了攻击，因此，他非但没有去争取，反而任由别人利用他的弱点。

压抑可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控制敌意来克服。但是，不管一个人是控制敌意还是压抑敌意，都与选择无关，因为压抑是一种反射式的过程。只要在某个特定情境中，一个人不愿意觉察到自己的敌意，压抑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地控制自然是不可能的。觉察到敌意之所以令人无法忍受，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个人可能在爱或需要某人的同时，也对这个人充满敌意，他可能不想“看到”某些触发敌意的理由——诸如嫉妒、占有，或者说，是因为发现自己内心对他人怀有敌意是令人恐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刻安心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压抑。通过压抑，令人惊恐的敌意便从意识中消失，或被禁止进入意识。尽管简单，但这却是难以理解的精神分析主张之一，所以我换一句话来重申这一论述：如果敌意被压抑，那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有敌意。

然而，从长远来看，确保安心的最快捷的途径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经由压抑的办法，敌意（或愤怒，为了揭示它的动力特征，在此我们最好使用这个术语）是从意识觉知中被拿走，但并没有被摧毁。它脱离了个体的人格环境，并因此失去了控制，作为一种极具爆发力的情感萦绕于心，因此，人们更愿意卸下它。情感压抑的爆发力是最大的，因为正是由于被隔离了，它反而具有更大——有时是无可估摸——的规模。

只要一个人对敌意有所觉察，便会以三种方式限制其敌意的扩张。第一，对形势进行斟酌，希望环境告诉他可以对敌人或疑似敌人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第二，如果愤怒是关于某个人的，除非他在其他方面钦佩、喜欢或需要这个人，否则早晚有一天，这种愤怒会占据他的全部情感空间。第三，他已经形成了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的感知，以及相应的人格要素，这些东西也会制约他的敌对性冲动。

可以作如下设想：愤怒受到了压抑，加以控制的可能性也被根绝了，敌对性冲动就会全面突围。如果我提到的那个化学家屈服于自己的冲动，他就会让其他人知道G先生滥用了他们的友谊，或者告诉他的上级，G先生剽窃了他的点子或阻碍了他追求事业。由于他的愤怒被压抑了，所以这种愤怒变得支离破碎并膨胀扩大，就像他梦境中所反映的那样。一般来说，他会梦到自己以某种象征性的形式承认自己犯了谋杀罪，或者，他变成了受人钦佩的天才，而别人则灰溜溜地垮台了。

正是通过隔离，被压抑的敌意久而久之就会通过外源而加剧。例如，一个雇员对主管感到愤怒，因为主管不跟他商讨就擅自作出安排，而如果这个雇员压抑了自己的愤怒，从不抗议这些议程，主管肯定会继续擅作主张。因此，新的愤怒便不断滋生。[1]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一个人在内心记录（register）[2]下了一种感情的存在，这种情感极具爆炸性并且无法控制。在讨论这种后果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其中所蕴含的一个疑问。根据定义，压抑情感或冲动的结果是个体不再觉察到其存在，所以在他的意识中，他丝毫不知道自己对别人有敌意。那么，我为何会说他的内心“记录”下了受压抑情感的存在呢？答案在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而是如沙利文在一次讲演中所言，意识有几种水平。被压抑的冲动不仅仍然起着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并且在更深层的意识中，个体仍然知道它的存在。简言之，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自欺，实际上，我们对自我的观察比我们所意识到的做得更好，正如我们对他人的观察往往做得比意识中的好一样——例如，我们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我们也许有严格的理由不理会我们的观察。为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所说的“记录”是指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事，却没有意识到这点。

只要敌意及其对其他利益的潜在危险足够巨大，压抑敌意的后果本身就足以产生焦虑。隐隐约约的焦虑状态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压抑并不仅限于此，因为敌意充满了危险，从内心威胁到我们的利益和安全，因而有必要尽快摆脱它。另一种次要的反射过程由此出现：个体将他的敌对性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第一种“伪装”——压抑——需要第二种伪装：他“假装”这种破坏性的冲动并非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人或外物。逻辑上，敌对性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正是敌对性冲动所针对的人。结果这样一来，对方就与他被压抑的冲动一样冷酷无情，这个人便在他心中占据着惊人的比例，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对于任何一种愤怒，其威力程度不仅依赖于现实条件，还依赖于他们所持有的态度。一个人越是手无寸铁，危险程度越是显得重大。[3]

作为一种功能性的手段，投射还满足了“自圆其说”的需要。并非他自己想要欺骗、偷窃、剥削或羞辱别人，而是别人想这么对待他。一位妻子并没有发现自己有毁掉丈夫的冲动，还主观地认为自己是最忠诚的，出于这样的机制，她会反过来认为丈夫是一个想要伤害她的残暴家伙。

另一个作用于相同目的的过程也可能会支持这个投射过程：报复恐惧也许会找上被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想要伤害、欺骗或蒙蔽他人的人，同样会害怕别人这样对待他。至于这种报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是人性根深蒂固的普遍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罪恶和惩罚的原始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以私人复仇的驱动力为前提，我将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留在这里。毋庸置疑，它在神经症患者心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过程产生于受压抑的敌意，又导致了焦虑的影响。事实上，压抑的确引发了一种以焦虑为特征的状态：感觉对外来的压倒性危险无力抗拒。

尽管焦虑的形成过程在原理上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很难弄清楚焦虑的条件。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被压抑的敌对性冲动往往并非投射在实际相关的人身上，而是投射在其他事物上。比如，在弗洛伊德的某个个案史中，小汉斯发展出的不是对于父母的焦虑，而是对于白马的焦虑。[4]我有一个病人，她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理智，在压抑了对丈夫的敌意之后，突然对游泳池瓷砖上的爬虫产生了焦虑。看起来，从细菌到暴风雨，没有什么是焦虑难以附着的。这种将焦虑与相关人物分离的倾向，其原因非常明显。如果焦虑确实是关于父母、丈夫、朋友或某个关系亲近的人，那么敌意的臆想便与已有的那些权威、爱或赏识格格不入。在这些情况下，他的行为准则就是全面否认敌意。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来否认自己有任何敌意，并且，通过将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到暴风雨上，他也就能否认别人有任何敌意。许多美好婚姻的错觉就是依赖于这种“鸵鸟策略”。

从逻辑上来讲，压抑敌意必然产生焦虑，但并不意味着每当这个过程发生，焦虑就必须显现出来。通过我们已经探讨过或稍后会谈到的保护性策略，焦虑可以即刻被移除。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通过某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发展出越来越强烈的嗜睡或酗酒需求。

继压抑敌意而生的焦虑有无限种变化的形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点，我会列举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

B.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

鉴于压抑敌意的各种后果，A组看起来是压抑的直接结果，而B组是以投射为前提的。A组和B组都可以细分为两个亚组。

Ⅰ. 危险被认为直接针对个人。

Ⅱ. 危险被认为直接针对他人。

那么我们就有了四组焦虑：

A.Ⅰ.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并直接针对自己。在这一组，敌意再次针对自我开启，我们稍后会讨论其过程。

实例：在高处忍不住想跳下去的恐惧症。

A.Ⅱ. 危险被认为来自自身冲动并直接针对他人。

实例：忍不住要用刀伤害他人的恐惧症。

B.Ⅰ.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并关乎自身。

实例：对暴风雨的恐惧。

B.Ⅱ. 危险被认为来自外部并关乎他人。在这组中，敌意被投射到了外部世界，而敌意的原始对象被保留。

实例：过分焦虑的母亲为威胁她孩子的危险而焦虑。

不用说，这样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也许在提供迅速定位方面有些用处，但它并未显示出一切可能性事件。例如，我们不能推断，发展出A型焦虑的人永远不会投射他们受压抑的敌意，而只能推断，在这种特殊形式下的焦虑中没有出现投射。

敌意与焦虑的关系并不限于敌意会催生焦虑。这个过程也可能颠倒过来：当焦虑基于一种被威胁的感觉时，出于防御，便会轻而易举地挑起反应性敌意。在这点上，它与同样能激起攻击性的恐惧完全没有任何不同。如果反应性的敌意也被压抑了，那么焦虑也会出现，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敌意和焦虑的这种互反性效果，即其中一个总是产生和强化另一个，使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在神经症中能找到如此多的敌意。[5]这个互反性影响也能基本解释，为何重度神经症常常在没有任何明显外部困境的情况下恶化。不管焦虑和敌意哪个是原发因素，对神经症动力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焦虑和敌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基本上是从精神分析的方法得来的。依靠的是潜意识内驱力、压抑过程、投射等动力。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这个概念在诸多方面都有别于弗洛伊德所采用的立场。

弗洛伊德成功地提出了两个有关焦虑的观点。第一个观点，简单说就是，焦虑产生于对冲动的压抑。这个观点特指性冲动，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解释，因为它的依据是，如果性能量得不到释放，便会在体内产生生理紧张，并转化为焦虑。根据他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他称之为神经症焦虑）源于对冲动的恐惧，发现和实现这些冲动将会招致外来危险。[6]第二个观点也是种心理学解释，指的不单单是性冲动，还有攻击性。对于这个焦虑的解释，弗洛伊德完全没有考虑到对冲动的压抑，而只考虑了对冲动的恐惧，以及实现这些冲动会涉及外来危险。

我的概念是基于一个信念：为了理解全貌，必须把弗洛伊德的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因此，我放下了第一个观点中纯粹的心理学依据，将它与第二个观点相结合。总之，与其说焦虑产生于对我们冲动的恐惧，不如说产生于对我们被压抑的冲动的恐惧。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没能充分利用他的第一个观点——它基于有独创性的心理学观察，原因是虽然他给出了心理学的解释，但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若是压抑了冲动，他的内心会怎样。

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第二个理由虽然有较少的理论价值，但有更重要的实践价值。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焦虑也许产生于冲动，这些冲动的表达可能招致外部危险。性冲动很可能就是这样，但前提是有某个苛刻的个人和社会禁忌对他们造成威胁。[7]出于这一点，焦虑源自性冲动的概率，在极高的程度上取决于既有的性文化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的特定来源。可我认为，在敌意中存在这种特定来源，或更确切地说，是在被压抑的敌对性冲动中。我在这章提出的概念转化为简单且有实用性的说法即是：无论何时我发现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脑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究竟哪个敏感部位受到了伤害并因此激起敌意，又是什么导致抑制的必要性？我的经验是：只要在这个方向上探索，总会得到有关于焦虑的满意答案。

我与弗洛伊德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是他认为：焦虑只产生于童年期，从所谓的出生焦虑开始并随之进入“阉割恐惧”，日后生活中所出现的焦虑，是基于婴儿期保留下来的行为反应。“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的人，在对于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幼稚，并没有摆脱旧时的焦虑环境。”[8]

让我们分别思考这个解释中的各个成分。弗洛伊德声称，在童年时期，我们倾向于对焦虑作出反应。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个充分易懂的理由就是婴儿对于不利影响相对无助。事实上，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总是能发现，焦虑的形成始于童年早期，或至少在那时埋下了我所说的基本焦虑。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认为，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焦虑仍然与最初引发焦虑的条件有关。这意味着，尽管变更了方式，但一个成年男子仍会像他小时候那样对“阉割恐惧”感到极度困扰。毫无疑问，在一些特殊案例中，婴儿时的焦虑反应在适当的刺激下，也可能在日后生活中以不变的形式复现。[9]但一般来说，我们所发现的，简单说，不是复现而是发展。分析某些案例，能使我们彻底搞清楚神经症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我们也许会从中发现从早期焦虑到成年怪癖之间的连续反应链。因此，后来的焦虑还包括那些以童年期具体冲突为条件的成分。但总的来说，焦虑并非一种幼稚的反应。如若不然，就会混淆两件不同的事情，误把幼稚的态度当作只会发生于童年时期的态度。至少，如果有足够的理由称焦虑为幼稚反应，那人们也可以称它为儿童身上早熟的成年人的态度。

[1]昆克尔在《性格学导论》中曾注意到，神经症态度唤起了对环境的行为反应，并由此得以加强，结果这个人就愈加深陷并愈加难以逃脱。昆克尔把这种现象称为恶性循环。

[2]类似于“感觉登记”（Sensory Register），感觉登记是瞬时记忆的别名。

[3]弗洛姆《权威与家庭》，此书由国际社会研究院的马克思·霍克海默主编，他曾在书中清楚说明，我们面对危险所产生的焦虑，并不机械地依赖于危险在现实中的大小。“一个具有无助、消极态度的人，在应对相对小的危险时也会产生焦虑。”

[4]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三卷。

[5]一旦意识到敌意透过焦虑而增强，似乎就没有必要像弗洛伊德在解释死本能理论时所做的那样，为这个毁灭性动机寻找一个专门的生理源头。

[6]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第120页。

[7]也许在某个社会中，如塞缪尔·巴特勒在《埃瑞璜》中所描写的社会，任何身体疾病都会受到惩罚，得病的冲动会带来对于违禁的焦虑。

[8]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的《焦虑与本能生活》章节，第123页。

[9]舒茨在《神经症，生命支援与强制性治疗》中记录过这种案例。一个雇员常常换职位，因为某个老板激起了他的愤怒与焦虑。精神分析显示，只有那些蓄着某种胡须的上司才会激怒他。这个病人的反应被证实的确是一种重复反应，是他在三岁时对他父亲的反应，当时他父亲威胁性地要攻击他母亲。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现实冲突情境能够完全解释某种焦虑。然而，如果我们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找到了产生焦虑的情境，要想解释敌意为何在那种情况下出现和被压抑，就必须参考先前已有的焦虑。于是我们会发现，先前的焦虑又反过来产生于先前的敌意，以此类推。想要弄清整个发展过程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童年时期。[1]

我极少处理童年经历的问题，这将是其中一次。精神分析文献按惯例都会提到童年，我之所以较少提到，并非因为跟其他精神分析作家相比，我认为童年时期的经历没那么重要，而是在这本书中，我处理的是神经症人格的现实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个人经历。

在调查大量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时，我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环境，这个环境在各种组合中表现出下列特点。

基本罪恶必然是缺乏真挚的温暖和情感。一个小孩，只要他内心感到被需要、被爱，他就能承受很多常被称为“创伤”的事情，诸如突然断奶、偶然性的殴打、性经历等。不用说，小孩可以敏锐地感觉到这份爱是否真诚，任何虚假表现都无法欺骗他们。一个孩子之所以没有感受到足够的温暖和情感，主要原因是父母因自身的神经症而没有能力给予他。大多数情况下，在我的经验中，温暖的基本匮乏是受到了遮盖的，并且父母声称自己所想的都是孩子的最大利益。一位“完美”母亲的教育理论、过度关心或自我牺牲的态度，是产生某种氛围的基本因素，这种氛围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为未来的极度不安感奠定基础。

再者，我们在部分父母身上发现各种不免激起敌意的行为或态度，如拿其他孩子作比照、不公平的责骂、态度在过度放任和武断拒绝之间无常变换、不兑现承诺等，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小孩需求的态度，从一时照顾不周到一贯阻碍小孩最正当的渴求，诸如干涉友谊、嘲笑他们独立的思考、糟蹋他们的兴趣追求——不管这个兴趣是艺术、体育还是机械方面的。总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就算不是有意的，也会在效果上确凿地打碎孩子的愿望。

有关儿童敌意引发因素的精神分析文献，强调的主要是儿童愿望的挫折——尤其是性领域的愿望以及嫉妒。有可能，婴儿期敌意的出现，部分是因为令人生畏的文化态度，这些态度关乎一般性乐趣，尤其是婴儿期的性活动，不管这种性活动是关于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儿童的性游戏。但是，挫折肯定不是反抗性敌意的唯一来源。观察显示，儿童无疑与成年人一样，如果他们觉得剥夺是正当、公平、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他们可以接受很多剥夺。例如，只要父母不对小孩施加过度的压力，也不用或轻或重的残酷手段来胁迫他，他们并不会介意卫生教育。小孩也不会介意偶尔的惩罚，只要总体而言感觉自己是被爱的，或只要惩罚是公平的，而不是带着刻意的伤害或羞辱。很难评判这种挫折是否会触发敌意，因为在对小孩强行实施剥夺的环境中，往往也会出现很多其他刺激因素。重点不在于挫折本身，而在于这种挫折是——精神上——强加的。

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将重点放在这种挫折可能带来的危险上，导致许多父母甚至比弗洛伊德本人还坚持这种观念，只要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伤害孩子，就会避免对孩子有任何干涉。

和成年人一样，嫉妒肯定是儿童强烈敌意的来源。毫无疑问，兄弟姐妹间的嫉妒[2]和对父母某一方的嫉妒，都会在神经症儿童那里激起反应，或不断给他们的未来生活造成影响。然而，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引发嫉妒的条件是什么。是否像在手足之争和“俄狄浦斯情结”中观察到的那样，嫉妒反应一定会发生在每个儿童身上，还是说需要一定的条件？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过“俄狄浦斯情结”。他发现，对父母某一方强烈的嫉妒能以同样足够破坏性的方式唤起恐惧，还有可能持续地干扰性格的形成及其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常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被观察到，他认为这是普遍现象。他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神经症的核心，还尝试着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结现象。[3]令人质疑的正是这种推理。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反应的确容易产生在手足关系和亲子关系中，正如它会出现在任何紧密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一样。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具有破坏性和持续性的嫉妒反应（当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或手足之争时，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极为普遍，更别提其他文化了。它们总的来说是人类的行为反应，但人为地构成了儿童的成长环境。

在后面讨论神经症嫉妒的一般内涵的时候，我们将会详细探讨哪些因素是引发嫉妒的原因。在此只能说，温暖的匮乏和高强度竞争都会促成这个结果。此外，那些制造这种氛围的神经症父母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缺乏满意的情感关系或性关系，并由此倾向于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爱的对象。他们将自己的感情需求释放到孩子身上。尽管他们的情感表达并不总是带有性的色彩，但至少是充满感情的。我十分怀疑，在亲子关系中的性暗流是否会汹涌到产生潜在障碍的地步。但至少在我所知道的案例中，神经症父母都全面体现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和嫉妒，软硬兼施地迫使孩子进入这种狂热的依恋之中。[4]

我们一直觉得，与家庭或某些家庭成员的敌对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如果这个孩子不得不与神经症父母的行为作斗争，那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如果这种对立有很好的理由，那么，这个孩子性格扭曲的危险便不完全在于感受或表达这种抗议，而是压抑它。压抑批判、抗议或指控会引发很多危险，其中一个便是这个孩子倾向于把所有错误推到自己身上，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后面我们会探讨这个情境的内涵。这里所指的危险是压抑敌意可能会产生焦虑，而被压抑的敌意可能会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蓬勃发展。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小孩之所以会压抑敌意，其原因根据不同程度和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主要包括无助、恐惧、爱或内疚感。

儿童的无助常常只被当作一个生物学因素来看待。尽管这个孩子事实上长年累月地依赖着他人实现自身需求，与成年人相比，他们的体力不充沛，经验也不丰富。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过于强调生理的因素。在这个小孩人生的头两三年以后，会发生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即从生物学意义的依赖占优势转变到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这个转变会一直持续到他进入成年早期，直到他能够自主掌控人生。然而，孩子依赖父母的程度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这完全取决于父母想在后代教育中达到什么目标：是想使孩子强壮、勇敢、独立、有能力处理各种状况，还是只想庇护孩子，使他温恭驯良，让他一直对人生一窍不通，或者简单说，把他当婴儿看待直到他二十岁或者更晚。对于成长于不利环境中的孩子，无助感常常会被人为地强化：恐吓、骄纵，或者使他进入并停留在情感依赖的阶段。一个孩子被弄得越无助，他就越不敢感觉或表现对立，这种对立也就被推迟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其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者我们称为“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也许直接产生于威胁、禁律和惩罚，以及脾气爆发或目睹暴力场面；也许产生于间接恐吓，例如向孩子展示生活中的巨大危险：病菌、街上的车、陌生人、没受过教育的孩子、爬树等。一个孩子被弄得越忧虑，就越不敢表现出甚至是感觉到对立。这里的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你。

爱也许是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缺乏真诚的情感时，父母常常会在口头上大肆强调，他们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他们是如何为他呕心沥血。一个小孩，尤其当他在其他方面受恐吓时，可能会牢牢抓住这种爱的替代品，并且害怕表现得叛逆，以免失去了温顺所换来的奖赏。在这种情况下，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孩子之所以压抑对父母的敌意，是因为他害怕任何敌意的表现都会破坏他和父母的关系。他很显然是出于害怕这些强大的巨人会抛弃他，撤走他们那些令人安心的仁义善举，或与他反目。况且，我们的文化常常让小孩为敌意或对立的感受或行为感到内疚。也即是，如果他表现出或感觉到对父母的愤恨，或是他违反了父母制定的规则，就要让他看到自己的可恶或卑劣。这两个内疚感的原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越是让孩子为侵入禁区而感到内疚，他就越害怕自己会对父母怀恨在心或者指责他们。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最容易出现内疚感。不管这种禁令是无声的沉默，还是威胁和惩罚，孩子往往不仅觉得性好奇和性活动是被禁止的，还觉得如果他纵情其中是肮脏可鄙的。如果对父母中的哪位有任何性幻想和性渴望——尽管如同对性持严峻态度的一般人那样没有被表达出来，但还是会使孩子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境中，其座右铭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意，因为如果我怀有敌意就会是个坏孩子。

以上提到的这些因素的任意组合，都可能使一个孩子压抑自己的敌意，并由此产生焦虑。但是，每种婴儿期焦虑最终都必然导致神经症吗？我们的知识还没有超前到充分解释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婴儿期焦虑是一个必要因素，但并非神经症发展的充分原因。大概有利的环境会预先阻断明显的神经症形成，比如环境的早期改变或其他抵抗性因素。然而，若如通常情况，生活环境并不利于削减焦虑，这种焦虑不但会继续存在，而且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它还将逐渐恶化，并在恶化的过程中启动所有形成神经症的流程。

这些因素也许会影响婴儿期焦虑的加重，其中有一个因素我认为应当予以额外考量。敌意和焦虑反应是只限于不得已的环境，还是恶化为针对所有人的敌意和焦虑，这是极为不同的。

如果一个小孩足够幸运，比如有一个慈爱的奶奶、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师和一些好朋友，也许就足以阻止他对所有人都抱有坏的期待。但是，一个小孩在家庭中的经历越艰苦，不仅越容易对父母和其他孩子产生愤恨，还越容易发展出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刻毒态度。越是孤立他，越是阻止他自我体验，就越是会推进这种恶化。最后，他越是掩盖自己对于家庭的恶意，例如跟他父母的态度保持一致，就越会把他的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认为“社会”通常是危险、可怕的。

对于“社会”的普遍焦虑也可能逐渐发展或增长。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别人交往中不敢表现得像他人一样有魄力或有进取心。他已经失去了被人需要所带来的极大快乐，甚至会将并无恶意的调侃当成残酷的拒绝。他会比别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更没有自我防御的能力。

由我提到的这些因素或类似的因素所培养或引发的状况是：他会在“敌对社会”中感到孤独和无助，这是一种潜在增长的普遍感受。对个人挑衅的强烈个体反应，凝结成一种性格态度。这样的态度不足以构成神经症，但是可以随时演进为神经症的肥沃土壤。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的重大作用，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中，通过研究种种个体形式不同的焦虑就会认识到，基本焦虑潜存于所有人际关系之中。现实原因可能会激起个体焦虑，即便现实环境中没有特定的刺激，基本焦虑依然会持续存在。如果把神经症情景整体比作一个国家的政治动乱状态，那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制度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表面化的表现在某个个案中可能完全缺失或更加多样化。在国家中，它们表现为暴乱、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同样在心理学领域，焦虑的形式可能以各种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挑衅，神经症的所有表现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中就没有基本焦虑。这种神经症由对现实冲突情境的神经症反应构成，而这部分人的个人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以下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案例，它常常发生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

一个45岁的妇女向我诉苦，说她夜间会有心跳加速和焦虑的状况，还会大量流汗。但我并没有获得任何器质上的发现，所有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心正直的女人。20年前，迫于环境的压力而非个人意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他们曾经生活得很快乐，性方面也很满足，有三个发育得特别好的孩子。她曾经勤勤恳恳，勤于持家。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她的丈夫逐渐变得古怪暴躁并且性事不济，她一直默默忍受着，没有出现任何神经症反应。问题出现在七个月前，一个讨人喜欢的同龄适婚男子向她献殷勤。她开始对年迈的丈夫感到不满，但考虑到自己的整个心理和社会背景以及基本良好的婚姻关系，她彻底压抑着这种感受。经过几次会谈之后，她能够直面这个冲突情境了，并因此不再焦虑。

比较人格性神经症与单纯的情境性神经症的个体反应，最能揭示出基本焦虑的重要性。后者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出于各种合情理的缘由而无法自觉处理冲突情境，即是说，他们不能面对冲突的存在和实质，由此不能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神经症类型有一个突出的差别，即情境性神经症很容易获得治疗效果，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治疗不得不在巨大的困难中开展，因而要持续相当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会跨越病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对情境性神经症的理解性探讨往往不局限于症状方面，还包括针对性治疗这个领域。在其他案例中，针对性治疗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障碍的。[5]

因此，我们可以在情境性神经症中找到冲突情境与神经症反应间的充分关联，而在人格性神经症中大概找不到这种联系。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也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在后面我们将看得更详细。

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或应对措施无穷无尽，并随着个体的不同而变化多端，但基本焦虑在任何个体身上都基本一致，只是在程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可以大致描述为感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有生命危险，置身于一个虐待、欺骗、攻击、羞辱、背叛和嫉妒的社会。我有一个病人，她不由自主地画出了这种感受，画中，她坐在正中央，是一个小小的、无助的裸体婴儿，周围是正准备攻击她的各种险恶的怪物、人类和动物。

在精神病人中，我们总是会发现，他们对这种焦虑抱有相当高的意识程度。在偏执型病人身上，这种焦虑仅限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则对周围世界抱有敌意取向的敏锐觉知，以至于他们往往会把别人的示好当成是潜在的敌意。

然而，神经症患者很少能觉察到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至少觉察不到其在整个人生中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在梦里看到自己是一只老鼠，为了不被踩到而不得不躲在洞里，她绝对真实地描绘了她在生活中的表现，并丝毫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害怕每个人。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也许会被浅表的信念所掩盖，即认为所有人都十分讨人喜欢，同时敷衍地与别人保持良好关系。之于所有人的极度蔑视也许会伪装成不吝赞美。

尽管，基本焦虑与人有关，但它有可能完全摆脱个人特征，转化成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威胁的感觉，或是一种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不难发现这些态度的依据，但不经过非常认真仔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不能使神经症患者自身意识到，他的焦虑实际上与病菌之类的事物无关，而是与人有关，并且认识到，他对于他人的恼怒并非一种之于某些现实挑衅的适度且正当的反应，并且这种恼怒表明他实质上对别人抱有敌意和不信任。

在阐述神经症基本焦虑的内涵之前，我们还需探讨一个问题，很多读者可能都有这个疑问。对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组分，尽管程度更轻，但这种基本焦虑和敌意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暗怀着的“正常”态度吗？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念。

如果“正常”是基于普遍的人类态度来说的，那依据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所称的“受造者的焦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结果。这个习语揭示的是：事实上，在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面前，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我们所有人都是无助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是在童年时期面对无助之时，但这种认识在我们的整个人生当中都会存在。这种“受造者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都含有面对强大力量感到无助的成分，但这种无助并不必然意味着敌意。

然而，如果所谓“正常”所基于的是我们的文化态度，我们大有可能会说：总体来说，只要我们文化中的某个人的生活不是太过于受到庇护，当他成熟了，经验便会使他对别人更矜持，并使他更熟知一个道理——通常人们的反应并非直截了当，而是由怯懦和私利决定的。如果他是诚实的，他就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如果他不是，他就会更清楚地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些东西。简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与基本焦虑有关。但也会有所差异，健康的成熟个体不会对这些人类缺陷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基本神经症态度中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他仍然有能力给予某些人很多真挚的友谊和信心。也许，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健康人的许多不幸经历都发生在他有整合能力的年龄，而神经症患者的这种经历发生在他无法驾驭的年龄，并且由于此种无助，他对这些经历始终怀有焦虑。

在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上，基本焦虑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意味着情感孤立，当情感孤立与自身的内在软弱感受一致时，他一定会感到更加难以忍受。这意味着自信的根基受到了动摇。它携带着潜在冲突的因子，这是一种渴望他人帮助却不可得的潜在冲突——由于他对别人极度不信任且心怀敌意。这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他感觉自己期望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使自己受保护、受照顾；又由于基本敌意的存在，他心怀太深太深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个愿望。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花在获取安全感这件事情上。

焦虑越是无法忍受，相应的保护性手段就越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人会有四种用来自我保护进而对抗基本焦虑的主要方法：感情、服从、权力、回避。

第一种，获取任何形式的爱，这也许被用作对抗焦虑的有力保护措施。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是否有关于特定的人或制度，可以大致细分。它有一个特定的焦点，例如服从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某种宗教仪式或某些权威人士的强令。遵守这些规矩或遵从这些要求成了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也许会采取必须“表现良好”的形式，尽管“良好”的含义随着他所遵从的要求或规矩而有所不同。

如果这种服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人，它就会采取更加普遍的形式，即服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和避免所有可能激起愤恨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压抑住个人的一切需求，压抑住对他人的批评，甘于让自己不加防备地被侮辱，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助别人。他们有时也会意识到是焦虑引发了他们的行为，但通常都浑然不知，还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由于慷慨或献身的理想已经发展到放弃自身愿望的地步。无论是特定形式还是一般形式，服从的座右铭都是：如果我让步了，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也许，服从的态度同样能经由爱来达到获取慰藉的目的。如果对一个人而言，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人生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他就会甘于付出一切代价，这大体上就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愿望。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一个人没法相信任何感情，他的遵从态度就并非直接指向赢取感情，而是赢取保护。有些人只能通过绝对服从去获取安全感。他们身上的焦虑是如此强烈，对感情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完全将感情拒之门外。

第三种对抗焦虑的保护性措施是获取权力：试图通过获得现实权力或成功、占有、赞美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来实现安全。这种保护性努力的座右铭是：如果我有了权力，就没人可以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性手段是回避。上述保护性措施普遍乐意与世界作斗争，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面对外部世界。然而，回避也是保护手段的一种。它并不意味着进入荒漠或彻底与世隔绝。它意味着当别人影响到他的外部或内部需求的情况下，设法从他人那里获取独立。例如，外部需求上的独立也许能通过累积财富而实现。这种累积财富的动机完全不同于追求权力或影响力的动机，并且在财富的享用上也有所不同。只要他积累财富是为了独立，就往往会因过于焦虑而无法享用财富，并以一种吝啬的态度保护财富，因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卫财富以防备所有的不测。在表面上独立于他人的另一个手段是将个人需要最小化。

在内部需求上的独立可见于试图与他人在情感上隔离开来，因为如此一来就没什么可以伤害他或是让他感到失望的了。这意味着扼杀自己的情感需求。隔离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包括他自己，这种态度常见于知识界。不重视自己不代表觉得自己不重要。事实上，这些态度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回避与服从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二者都有关于声称放弃自己的愿望。但后者的弃权是为了“表现良好”，或是为了感觉安全而遵从他人意愿，但在回避措施这里，“表现良好”完全不重要，弃权是为了从他人那里获得独立。在这里，座右铭是：如果我回避了，就没什么可以伤害我了。

想要评估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就必须意识到它们潜在的强度。它们并非来源于渴望实现幸福快乐的愿望，而是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如本能有力量或紧要。经验显示，对于“雄心壮志”的追逐所带来的冲击力，跟性冲动一样猛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单独或着重采用这四种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能带来安全感——只要生活环境允许实施这些手段而不招致冲突，尽管这些片面的实施总的来说是以人格上的贫乏为代价的。例如，一个采取服从措施的妇女，在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文化氛围中也许能找到和平，并得到许多次要的满足。如果一位君王不懈追求权力与财富，其成果也许是一颗安心丸和一个成功的人生。但事实上，直击目标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种要求太过分或太轻率了，以至于必然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从深潜的焦虑中寻求安全感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而是有好几条彼此背反的路。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同时被迫掌控每个人而又渴望得到每个人的爱，被迫服从他人而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被迫脱离群众而又渴望他们的喜爱。正是这种种冲突的完全无解使其成为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中枢。

最容易产生冲突的两种努力是对爱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加细致地讨论这些内容。

我所描述的这些神经症结构，原则上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基本上是源于本能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超我”中那些表现。不过，虽然我赞同个人追求与社会压力的冲突之于每种神经症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渴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引发神经症，但它可能给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制约，即导致片面地压抑渴望，或用最笼统的话来说，会带来切切实实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引发了焦虑，只有当减缓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造成了同样迫切却不相容的防御性倾向之时，才会引发神经症。

[1]在此我并未涉及一个问题，即治疗究竟需要追溯到多早期的童年。

[2]戴维·利维：《兄弟姐妹竞争实验中的敌意模式》，载于《美国精神卫生学杂志》第6期（1936年）。

[3]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4]这些说法大体上是不赞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而是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一种文化条件。因为很多作者都讨论过这个观点，如马林诺夫斯基、波赫、弗洛姆、赖希，我只是稍带提及我们文化中可能引发“俄狄浦斯情结”的因素：性关系冲突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的过度权威；对小孩性发泄的禁忌；倾向于使小孩保持天真幼稚，让小孩感情上依赖父母，以及以其他方式孤立小孩。

[5]在这些案例中，精神分析既非必要也不可取。

第六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四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手段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人的首要追求就是被爱或被赞许；有些人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这个需求；有些人的行为特点就是服从、让步和没有主见；有些人受控于对成功、权力或财富的渴望；有的人倾向于封闭自己并独立于他人。然而，无论这些追求是不是用以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性手段，我们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难道它们不是处在某个人的所有可能行为的正常范围之内的动机表现吗？这种辩解的错误在于，它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提出的。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非彼此排斥。对爱的渴望、服从的倾向、对影响力或成功的追求以及回避的倾向可以以不同的组合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但丝毫不带有神经症的迹象。

而且，以上诸种倾向之某一种还可能是某个文化中的主导态度，也被用来说明他们可能具有正常的人类潜力。就如在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阿拉佩什文化中，爱、母性关怀、听从他人意愿，所有这些都是主导态度；正如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言，对于夸克特尔人来说，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追求威望是被认可的行为模式；依据佛教教义，避世也是一种主导倾向。

我并非试图否认这些驱动力的正常性，而是主张它们都可能被用来提供安全感以对抗某些焦虑，并且经由其保护性功能改头换面，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极好地解释这个差异。我们爬树，可能是因为我们想测试自己的体力和技术或者想从高处眺望，或者是因为我们被怪兽追赶。同样是爬树，但我们的动机有所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这么做是出于追求愉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是出于恐惧，我们是出于安全需要才不得已这么做。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能够自由选择爬或不爬，而另一种情况，我们是因为迫切的需要而被迫去爬树。在第一种情况里，我们可以选择最合我们心意的树，另一种情况下，除了最近的那棵树，我们别无选择，甚至不一定要是树，也可以是旗杆、房屋，只有靠它才能达到自卫的目的。

动机上的差异也会导致感受和行为上的不同。如果我们是在一种直接愿望的驱使下去获得相应的满足，那我们的态度就具备自发性和辨别力。然而，如果我们是受焦虑驱使，我们的感受和表现则是强制性的和不加区分的。当然，也存在中间状态。就本能而言，诸如饥饿和性欲，极大程度上是由匮乏所致的心理紧张所决定的，这种心理紧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强制性地且不加区分地去追求满足，而这恰恰是焦虑驱动的特点。

再者，所要获取的满足也有差别，泛义而言，也即快乐与安全感是不同的。[1]然而，这个区别乍看起来并不十分明显。本能的满足是令人愉悦的，诸如饥饿或性欲，但如果生理紧张一直被压抑，偶然获得的满足就非常类似于从焦虑中获得解脱。两种情况都是从难以忍受的紧张中解脱。在强度上，快乐和安全感一样强烈。性满足，即使类型不同，也会如突然从极度焦虑中获得解脱的人一样感受强烈。并且，总体而言，寻求安全感的欲望不仅与本能的驱动力一样强烈，还能带来同样强烈的满足感。

正如上一章所言，寻求安全感也能带来其他次要的满足。例如，被爱或被赞赏的感觉，富有成就或影响力的感觉，这些感觉都可能令人分外满足，更不用说安全感的收获了。再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获取安全感的各种渠道可以使累积起来的敌意得到极大的释放，从而释放了另一种紧张情绪。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可能是某种动机背后的驱动力，我们也研究了由此产生的最重要的动机。现在我将更加细致地探讨两种最重要的神经症驱动力：渴望爱和渴望权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中极为常见，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可以非常轻易地识别它，以至于它被认为是焦虑症及其大致严重程度的最可靠的指标之一。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对这个始终存在威胁和敌意的世界感到无助，那最合理、最直接的追求爱的方式就是获取诸如仁爱、帮助或赏识。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状况真如他们时常以为的那样，那他应该很容易得到爱。如果我请他大致口述一下他常有的感受是什么，他的表述大致不过如下：他想要的是如此微不足道，不过是他人应当善待他、给他建议，应当领悟到他是个可怜、无害、内心孤独的人，应当认识到他是想取悦他人而不是伤害他人。这便是他的全部感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敏感，自己身上存在多少潜在的敌意，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苛求妨碍了他的人际关系，他也无法判断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或别人对他的反应。因此，对于他的友谊、婚姻、恋爱、工作关系为何总是如此令人失望他感到分外茫然。他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别人，是他们不替他人着想、不忠、恶毒残暴，或是由于一些高深莫测的原因才导致他缺乏讨人欢心的天赋。因此，他一直在追逐爱的幻影。

如果读者回顾我们之前的讨论，回想一下焦虑是如何通过压抑敌意而产生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反过来引发敌意的——也即回想一下焦虑和敌意是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就能发现神经症思想中的自欺和失败的原因。神经症患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两难境地，既没有爱的能力，但又极需别人的爱。在此，我们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些问题看似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难以回答：什么是爱，或者在我们的文化中爱意味着什么？有人可能听到过一种比较随意的定义：有给予爱和获得爱的能力。尽管，这种定义或许不无道理，但对于澄清我们想要解决的难题而言，这太过笼统了。大多数人都能偶尔地富有深情，同时却又完全没有爱的能力。最应该考虑的因素是爱所流露出的态度：对他人是否表现出一种基本的积极态度，或者——诸如是否害怕失去对方、是否想要支配对方？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任何表面的态度当作标准。

尽管，什么是爱很难说清楚，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清楚什么不是爱，或者哪些因素与爱格格不入。某人可能深爱着一个人，但同时又对他大发脾气、否定他的某些愿望或不愿意被他打扰。但是，这种愤怒或回避的反应界限分明，不同于神经症患者的态度，神经症患者矢志不渝地提防他人，觉得他们对第三方的任何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将他人的任何要求都视为一种强迫，将他人的任何批评都当作一种羞辱。这并不是爱。同样，如果只是为了帮助另一方改进，而对其某种品质或态度给予建设性的批评，定然是无损于爱的定义的。但像神经症患者常做的那样苛求完美，那就并不是爱了，这种苛求隐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完美，那你就有祸了！”

当我们发现某个人只把他人当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棋子时，我们也会认为这不符合我们对于爱的概念，只是因为或主要是因为他满足了某种需要。显而易见的一些情况是，需要他人只是为了性满足或婚姻关系，只是为了威望。但在这里，这个问题同样十分容易混淆，特别是在相关需求属于精神本质时。一个人可能会诓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他爱着对方，尽管他需要对方只是——诸如——因为对方的盲目赞美。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他受到了批评，就会突然抛弃对方，甚至反目成仇，因为对方不再具备赞美的功能，而这正是他爱对方的原因。

不管怎样，在对比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要矫枉过正。尽管，为了获取满足而利用爱人并不容于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完完全全的无私与牺牲。不提出任何要求，只得到了爱的名义，这也不是爱。任何表达出这种信念的人，他所泄露出来的都是自己并不情愿给予爱，表明他的爱并非一个深思熟虑的信念。当然，我们想从我们喜欢的人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我们想要满足感、忠诚、帮助，如果有必要，我们还甚至想要一种牺牲。而且，总的来说，能够表达这种渴望甚至为此而战，正是心理健康的指标。爱与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差异在于，在爱中首要的是感觉到爱，而在神经症中主要的感觉是求取安全感，而爱的幻影只是次要的。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

如果一个人之所以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消除焦虑，那这个问题在他的意识头脑中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总体而言，他并不知道自己充满焦虑，也不知道自己为了获得安全感会不顾一切地向任何感情伸手。他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这里有一个他喜欢或信任的人，或有一个令他着迷的人。而他自以为的那种自发的爱，其实只是一种感激，因为别人向他表现出友好，或只是一种由某些人或情境引发的希望或爱。那个或明或暗地在他内心激起种种期待的人会自动被赋予某种重要性，而他的感受也会体现在爱的错觉中。这些期待也许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受到一个权威人士的款待，或某个人不过是给他留下了悠然独立的印象。也可能出于色欲或性挑逗，尽管这些东西对爱并没有帮助。这些期待也可能依赖于既存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暗含着帮忙的承诺或感情上的支援：家庭、朋友、医生。很多这种关系都是在爱的幌子下进行的，也就是在依恋的主观信念下进行的，而实际上，这种爱的全部含义不过是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旦任何愿望没有实现，潜在的反感就会表现出来，从而暴露出这并非真挚的情感。常人眼中的爱的基本要素之一——感觉的可靠和稳定——在这些情况中都无法找到。

我已经探讨过了没有爱的能力的最后一个特点，但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它不会考虑他人的人格、怪癖、局限、需要、愿望和发展。这种漠视部分源于焦虑，焦虑促使神经症患者依附他人。一个溺水并紧紧抓住救生员的人，无法思及别人的意愿或有没有带走他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漠视也是对他人基本敌意的表达，最常见的内容就是蔑视与嫉妒。它可能被竭力表现出来的体贴甚至是牺牲遮盖，但这些努力往往无法阻止某些异常反应的出现。例如，一个妻子也许主观地确信自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当她的丈夫把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兴趣或朋友上时，她就会感到愤恨、发牢骚或抑郁。一个过度保护孩子的母亲也许会坚持认为，她为了孩子的幸福付出了一切，但根本不考虑孩子独立发展的需要。

有些神经症患者的保护性措施是寻求爱的驱力，他很难意识到自己没有爱的能力。他们大多数人会误将自己的其他需求当成爱，不管是对某一个人还是所有人。有一个紧迫的理由使他们拥有并保护这种错觉。放弃这种防卫将意味着暴露了某种困境：立马感觉到对他人的基本敌意却又仍然渴望他人的爱。他做不到在藐视、不信任某个人、力图摧毁某个人的幸福或独立的同时又渴望得到这个人的爱、帮助和支持。为了达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目的，他不得不苛刻地不让自己意识到这两种敌对的倾向。换言之，虽然混淆了真诚的爱与需要，但爱的错觉仍然具有其特定的功能，使他对爱的追求有了可能性。

在满足对爱的饥渴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还会遭遇一个基本困难。尽管他可能成功得到了他想要的爱，哪怕是暂时的，但他仍然无法真正接受它。有人会以为他将欣然接受任何爱，正如一个口渴的人拿到一杯水一样急切。事实上，这的确会发生，但只是暂时的。每个医生都知道友善和关心的效果：所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问题都可能突然消失，即使只是让病人住院治疗，并给他做全面的检查。一个情境性神经症患者，即使病情十分严重，当他感觉自己被爱时，病症也可能全部消失。伊丽莎白·巴莱特便是这种情况的著名例子。即使是之于人格性神经症，这种关注——不管它是爱、兴趣还是医疗护理——也可以充分释放焦虑，从而改善病症。

任何种类的爱都能给他带来表面上的安心甚至是幸福感，但在心底，他要么会心有怀疑，要么反而会激起其不信任和恐惧。他并不相信它，因为他坚信没有人会爱他。并且，这种拒绝爱的感觉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不会为任何反面例证动摇。这个信念被视为是无可置疑并且不容置辩的事实，在意识里从来不会使他感到烦恼，因而尽管难以言状，但仍然像常浮现于意识中的信念一样不可动摇。同样，这个信念可能被“不在乎”的态度所掩盖，并为此骄傲地大放厥词，这往往会给挖掘拒绝爱的根源造成困难。这种“我不讨人爱”的信念非常类似于没有爱的能力。事实上，它是这种无能的有意识反射。一个有能力真心喜欢他人的人，不会怀疑他人是否真的喜欢他。

如果焦虑症确实很严重，他对他人给予他的任何爱都会抱以怀疑的态度，并且他很快会认为这种爱另有企图。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病人会觉得，精神病医师想要帮助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抱负，医师说一些赞赏或鼓励的话只是出于治疗本身的目的。我的一个病人认为，我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提议周末去看她，是一种正面羞辱。明确表露出来的爱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讥讽。如果一个有魅力的姑娘对某个神经症男子大胆示爱，他可能将其视为愚弄，甚至视其为一种蓄意挑衅，因为这个姑娘会真心喜欢他超出了他的想象。

爱不仅会招致这类人的怀疑，还会激起他们明显的焦虑。仿佛向这种感情投降就意味着被蜘蛛网捕获，或者认为这种感情意味着生活在食人族之中却脱下了防护装置。一旦神经症患者逐渐意识到，某人正在给予他真挚的爱，他或许会惶恐不安。

最后，爱的证据也许会激起对于依赖的恐惧。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对于不能离开他人的爱而生活的人来说，感情依赖是一种真实的危险，并且任何与其略微相似的东西都会促使其做出拼命挣扎的举动。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地会千方百计避免任何积极的感情反应，因为这种反应立刻会使他联想到依赖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反应，他必须蒙蔽自己的心智，以免觉察到别人的友善或帮助，并设法摒弃所有爱的证据，坚持自己的感觉：他人都是无情、淡漠甚至恶毒的。这种情境类似于：一个急于觅食的人完全不敢食用任何食物，因为他害怕被毒死。

简而言之，那些为基本焦虑所驱动的人，为了获取一种保护性的手段，最后向爱伸了手，但得到这份他极度渴望的爱的过程却困难重重。正是这种窘境妨碍了他的需求的满足。

[1]沙利文《人际关系研究：从精神病学内涵评论社会科学调查》，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3期（1937年）。他曾指出，对满足和安全感的追求表现为一种调节生活的基本准则。

第七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其他特征

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被喜欢，都带着感激之情享受着被喜欢的感觉，如果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怨恨。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小孩，感觉自己被需要之于他的和谐发展极为重要。但是，究竟爱的需要有哪些神经症特征呢？

我的观点是，随意地将这种需要视为幼稚不仅冤枉了儿童，还忽略了一个事实：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基本因素压根儿就与幼稚无关。幼稚和神经症需要只有一个共同点——无助，并且这两种情况下的无助的基础也是不同的。此外，发展出神经症需要的前提条件不同。重申一下，这些条件是：焦虑、感觉不讨人喜欢、没有能力相信任何爱以及对任何人都心怀敌意。

因此，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强迫性。倘若某人一直都为强烈的焦虑所驱使，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而言，被爱并非最大的乐事，也根本不是力量或快乐的源泉，而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区别在于是“我想被爱，并享受被爱”还是“无论如何我必须被爱”；或者在于，一个人吃东西是因为他胃口好、他能享受他的食物，而且对食物有所讲究，而另一个人则是快要饿死了，不得不饥不择食且不择手段。

这种态度必然会导致高估被喜欢的现实意义。其实，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只要某些人喜欢我们就足够了——那些我们在乎的人，那些我们必须一起生活或工作的人，或是那些我们有必要留下好印象的人。除了这些人，其他人是否喜欢我们几乎是无足轻重的。[1]然而，神经症患者的所感所为，就好像他们的存在、幸福和安全都取决于被人喜欢。

他们的渴望可能依附于每一个人，从派对上遇到的理发师、陌生人到同事和朋友，或是所有女人或男人，完全不加区分。因此，一次会面、一次电话或是一次邀约，若是太热情或是太冷淡，都会改变他们的心情和整个人生观。对于这一点，我还应提到一个问题：无法独处的表现，可以是略微的心神不定和焦躁不安，也可以是对独处的极度恐惧。我所说的并不是那些百无聊赖、对独处很容易意兴阑珊的人，而是那些足智多谋的聪明人，以及那些可以以其他方式自娱自乐的人。比如，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只有在周遭有人的时候才能工作，如果他们不得不独自工作，就会感到不自在和不高兴。陪伴的需要可能有其他因素，但一般情况都是一种模糊的焦虑，一种对爱的需要，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与人类接触的需要。这些人感觉自己孤苦伶仃地漂泊在世界上，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与他人的接触都是一种安慰。人们有时——例如在实验中——可以观察到，独处的无能和焦虑的增长有多一致。有些病人是可以独处的，只要他们感觉处于他们自己树立的那些保护墙的庇护之下。但是，一旦他们的保护措施被精神分析瓦解了以及某些焦虑被激发，他们就会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忍受独处了。这是过渡期的损伤之一，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

爱的神经症需要也可能聚焦在某个个人身上，诸如丈夫、妻子、医生、朋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方的奉献、关注、友善和存在都极为重要。然而，这种重要性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神经症患者寻求别人的关注和出现，害怕被讨厌，若对方不在周围就会感觉被忽视；而另一方面，当他与这个偶像在一起时却一点儿也不快乐。一旦他意识到这个矛盾，往往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但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显而易见，希望他人出现并不是真挚喜爱的表现，而只是寻求他人所给予的安全感。（当然，真挚的喜爱与对可靠感情的需要可能是共存的，但它们并不必然一致）

对爱的渴求也许会限于某些群体，可能是一个有共同兴趣的团体，如政治或宗教组织；而对爱的渴求也可能是限于某种性别。如果这种安全感需要限于异性，可能从表面看起来情况“正常”，而且他总是拿“正常”来辩驳。比如，有一些女性若没有男人在身边，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她们会开始一段恋情，很快又分手，又再次感到痛苦和焦虑，然后又再次开始一段恋情，如此反复。这并非真正渴望与一个男人交往，因为这些恋爱关系充满了冲突与不满。而且，这些女性并不择取男人，她们只是想有一个人在身边，并不是出于喜欢。而且，她们甚至总是找不到生理上的满足。当然事实上，整个情况更为复杂，我只强调焦虑和爱的需要所揭示的那一部分。[2]

我们也可能在男性身上发现相似的模式：他们强迫性地想要被任何女性喜欢，而一旦和其他男性在一起就会觉得不自在。

如果爱的需要集中在同性身上，那它可能是潜在或明显同性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通往异性的途径被太多焦虑所阻碍，那爱的需要可能会直接指向同性。无须说，这种焦虑并不一定要表现出来，可能隐藏于对异性的反感或无兴致当中。

由于获得爱是如此重要，因而接踵而至的是，神经症患者会为此不惜任何代价，而且常常不知道自己正在这么做。最常见的付出代价的方式是服从态度和情感依赖。服从态度可能采取不敢反对或批评对方的形式，只表现忠诚、钦佩和温顺。如果这种类型的人允许自己说出批评或贬损的言辞，即便所用言辞无伤大雅，他们也还是会感到焦虑。服从态度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消灭掉攻击冲动，还消除了所有自我主张的倾向，任由自己遭受虐待，并作出任何牺牲，不管这样危害有多大。例如，他的自我牺牲可能表现为希望自己得糖尿病，因为他所求爱的那个人正致力于研究糖尿病，这就意味着得了这个病就可能赢得对方的关注。

与服从态度极为相似且不可分割的是情感依赖，情感依赖源于神经症患者需要依附那些能承诺保护的人。这种依赖不仅会导致无止境的痛苦，甚至还具有十足的毁灭性。譬如，在有些关系中，一个人即便完全清楚这段关系无以为继，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依赖对方。如果他没有得到一句友善的话或笑容，他就会觉得好像世界都崩塌了，他可能在等待一个电话的时候突发焦虑。如果对方对他避而不见，他就会感觉无比凄凉。然而，他却无力弃逃。

通常，情感依赖的结构更为复杂。在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关系中，总是存在大量的怨恨。依赖者痛恨被奴役，痛恨必须服从他人，但由于害怕失去对方而又不得不继续这么做。他并不知道是他的焦虑导致了这般景象，还很容易认定他的屈从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怨恨不得不被压抑，因为他极其需要对方的爱，而且这种压抑反过来又会引起新的焦虑：对安全感的继发性需要强化了依附他人的冲动。因此，在这种神经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赖引发了一种极为现实甚至合情合理的恐惧：他们的生活正在被摧毁。当这种恐惧非常强烈时，他们也许会寻求自我保护，不让自己依附任何人以对抗这种依赖性。

有时，同一个人身上的依赖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在经受过一段或几段这种痛苦经历之后，他可能会盲目地反对一切事物，哪怕只是与依赖略微相似。例如，一个姑娘经历了几段恋情，每段恋情都以她极度依赖对方而告终，于是她发展出一种对所有男人超然独立的态度，只想麻木冷漠地将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这些过程在病人精神分析时的态度中也很明显。花费时间获得理解本是他自身的利益所在，但他常常会忽略自己的利益迎合精神分析师，赢取分析师的关注或认可。尽管，他想很快有所起色的理由非常充分：他因为分析而痛苦不已或有所牺牲，或时间有限，有时候这些原因看起来毫无关联。病人有时候会花大量时间讲一个冗长的故事，只是为了从分析师那里得到赞许的反应，也许他会为分析师考虑而竭力使每个小时都过得生动有趣、趣味盎然，还向分析师表露钦佩之意。甚至于病人的联想和梦都为讨好分析师而有所不同。或者，他会迷恋分析师，相信自己只在意分析师的爱，并试图真心实意地表达爱意。不加区分的成分在这里也很明显，除非他认为所有分析师都是人类的价值典范，或是为每个病人的个人期望所量身定做的。当然，不管怎样，分析师也可能是病人会爱的人，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分析师对于病人在情感上的重要程度。

这个现象正是人们提及“移情作用”时常会想到的。然而这个术语不太准确，因为移情作用应该指所有病人对分析师的非理性反应的总和，而不仅仅指情感依赖。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为何这种依赖会发生在分析过程中，因为需要这种保护的病人会牢牢抓住任何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家庭成员，而在于它为何如此强烈以及为何发生得如此频繁。这个答案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相对于其他事物，精神分析意味着处理对抗焦虑的防御措施，所以会激起潜藏在保护墙背后的焦虑。正是由于焦虑的增长，才导致病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紧紧抓住分析师不放。

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一个不同于儿童对爱的需要的地方：儿童之所以比成年人需要更多的爱或帮助，是因为他们更为无助，而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强迫性因素。只有已经开始忧虑的小孩，才会抓住母亲的围裙带不放。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第二个特点也与儿童的需要全然不同，即欲求不满。一个小孩的确可能不断唠叨，要求过度关注，要求无止境地证明自己是被爱的，但若是这样，这就是个神经症小孩。一个健康的小孩，成长在温暖可靠的氛围下，会确信自己是被需要的，不会要求大人持续不断地证明这个事实，而且，一旦他得到了眼下所需要的帮助之后就会感到满足。

神经症的欲求不满可能会作为一般性的性格特点表现为一种贪欲，通过诸如饮食、购物、逛街以及急躁等方式。贪欲可能大多时候都被压抑着，然后突然爆发。例如，一个平时买衣服有节制的人，在焦虑状态下会一口气买四件新外套。它可能采取温和的巧取形式，或更具攻击性的豪夺形式。

欲求不满的态度及其所有变式和继发性抑制，被称为“口腔型”态度[3]，这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有很多精彩的描述。虽然这个术语背后的理论有一定的价值——正是这些假设使得迄今仍四分五裂的行为倾向被整合到症候群上，但把所有倾向的起源都归于口腔感觉和欲望是值得怀疑的。根据有效的观察，贪欲常常表现在食物需求和饮食习惯中，还可能在梦中以一种更为原始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倾向，例如食人肉的梦。然而，这些现象还不足以证明它在起源上和本质上与口腔欲望有关系。因此，一个更站得住脚的假设是：不管贪欲的源头是什么，进食只不过是最容易满足贪欲的手段，正如在梦中，进食是欲求不满的最具体、最原始的象征。

“口腔型”欲望或态度的特征是“力比多”（libido），这个假设同样有待证实。毫无疑问的是，欲求不满的态度会出现在性领域，既可能表现为现实生活中贪得无厌的性欲，也可能表现为与性交密切相关的吞咽或啃咬的梦境。但它也会表现在对金钱或衣物的占有欲上，或是在追求抱负和名望上。唯一支持“力比多”假设的地方，只在于欲求不满与性驱动力一样充满热情。然而，除非认为所有充满热情的驱动力都是“力比多”，否则仍有必要证明这种欲求不满是一种性（性前期）的驱力。

贪欲问题很复杂，至今仍未解决。和强迫性一样，贪欲也肯定是受焦虑推动的。欲求不满是以焦虑为条件的，这一点非常明显，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就是很常见的例子。贪欲与焦虑的关系也可能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一旦这个人通过某些方式感到安心，如感觉被爱、获得成就、做有建设性的工作等，贪欲立马就会缓解或消失。例如，被爱的感觉可能会突然削弱强迫性购买的渴望。一个女孩曾经抱着毫不掩饰的贪欲期盼每一顿饭，而当她开始从事她喜欢的服装设计工作之后，立马就把饥饿感和用餐时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另外，欲求不满也会随着敌意或焦虑的加剧而加强，一个人受到惊吓后可能会情不自禁地疯狂购物，也可能在遭到拒绝后开始暴饮暴食。

然而，很多焦虑的人并没有发展出贪欲，这就说明其中还涉及某些其他特殊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欲求不满的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不得不依赖外部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他们认为没人乐意给予他们任何东西。那些在爱的需求上贪得无厌的神经症患者，往往在物质上也表现出同样的不知足，诸如在时间或金钱上的牺牲、具体情境中的实际建议、困境中的实际帮助、礼物、资讯、性满足等。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渴望明显表露出一种渴求爱的迹象；而在另一些案例中，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在后一类案例中，人们的印象是：神经症患者仅仅是想获取某些东西，可能是爱，也可能不是爱，而对爱的渴望，即使完全表现出来，也只是榨取某种切实恩惠或利益的幌子。

这些观察提出了一个问题：物质上的贪欲是否可能通常只是基本现象，而爱的需要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后面会看到，占有欲也是对抗焦虑的基本防御措施之一。但经验同样显示，在某些案例中，爱的需要，尽管是一种压倒性的保护性措施，但也可能被压抑至深，以至于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欲就可能持续发生，或暂时取代对于爱的渴求。

根据爱的作用，可以将神经症患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对于第一种类型的人，无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他们毫无疑问是渴求爱的。

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伸手要爱，但若他们在某些关系中没有得到爱——通常他们总是得不到——他们很快就会不再向别人伸手，而是回避所有人。他们强迫性地让自己依附于物质，迫使自己进食、购物、阅读——诸如此类，而不是试图使自己依附某个人。这种变化有时也会表现为古怪的形式，如有些人在失恋后开始极力强迫自己吃东西，以至于短时间内长胖了二三十斤；如果他们开始了一段新恋情，体重就会再次减轻；而如果这段恋情再次以失败告终，他们又会变胖。有时，我们可以在病人那里观察到同样的行为：对分析师极其失望后，他们开始强迫性地进食，胖到几乎认不出他们的地步，但当这段关系得以好转之后，他们又会瘦下来。这种与食物有关的贪欲同样可能被压抑，从而变成明显的缺乏食欲或诸如功能性肠胃不适。对于这种情况，他们的个人关系比第一种人所遭受的困恼更为严重。他们还是渴望爱的，而且敢于向爱伸手，但任何失望都会打消他们与他人交往的念头。

第三种类型的人曾经遭受过的挫折太严重、太早期了，以至于他们的意识态度已经变成对任何爱的极度怀疑。他们的焦虑太深了，以至于只要没有感受到确凿的伤害，他们就能感觉到满足。他们可能对爱有一种冷嘲热讽、嗤之以鼻的态度，宁愿去实现自己的某种现实的愿望，诸如物质帮助、建议和性。只有当他们的大部分焦虑得以释放之后，他们才会渴望爱、褒扬爱。

这三种类型的人的不同态度可以总结为：对爱贪得无厌；爱的需要之中夹杂着一般性贪欲；对爱没有显性需要，但有一般性贪欲。对于每一种类型，焦虑和敌意都有所增长。

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方向上，我们现在必须思考一下爱的贪得无厌的特殊表现方式。其中，主要表现方式是嫉妒和要求无条件的爱。

神经症嫉妒不像正常人的嫉妒，它可能是对失去某人爱的危险的适当反应，但总的来说，与这种危险并不相称。它缘于害怕失去某人或某人的爱而惶惶不可终日，因而对方的任何兴趣都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嫉妒可能出现在每一种人类关系中：父母对于想要交朋友或结婚的孩子；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夫妻之间；任何恋爱关系中。与分析师的关系也不例外，表现为分析师关照其他病人或者只是提到别的病人，他就极度敏感。其座右铭是：“你必须专一地爱我。”病人可能会说：“我知道你待我很好。不过，由于你可能对别人也同样友善，所以你的善意对我来说完全不作数。”任何必须与其他人或其他兴趣分享的爱，都很快被彻底贬值。

不相称的嫉妒，常常被认为来自童年时期对兄弟姐妹或某一方父母的嫉妒体验。手足之争也会出现在健康儿童身上，例如对新生儿的嫉妒，然而，一旦孩子确认自己没有失去任何他迄今为止所拥有的爱和关注，手足之争就会消失不见且不留下任何伤痕。根据我的经验，发生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嫉妒之所以没有被克服，往往是因为孩子处于和成年人一样的神经症状态之中，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个孩子身上已经存在无法弥补的对于爱的渴求，这种需要起源于基本焦虑。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婴幼儿和成年人的嫉妒反应关系常常含糊不清，因为成年人嫉妒被认为是婴幼儿嫉妒的“重演”。如果这个词想要暗示的是，一个成年妇女嫉妒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曾经同样地嫉妒过自己的母亲，这似乎站不住脚。我们在亲子或手足关系中发现的愈演愈烈的嫉妒并非成年期嫉妒的根本原因，其实两者的本源是一致的。

也许，之于爱的贪得无厌的需求中，比嫉妒更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是要求无条件的爱。这个要求最常出现于有意识的想法中，其形式是：“我希望因为我这个人本身而被爱，而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被爱。”若只限于此，我们也许认为这种愿望一点也不过分。诚然，希望别人只因为我们本身而爱我们，这个愿望与其他任何人无异。然而，对无条件爱的神经症愿望远比正常人的愿望广泛得多，在最极端的形式中，这种愿望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是一种对爱的要求：绝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能有任何保留。

首先，这种要求包括希望别人不计较任何挑衅而爱自己。这个愿望作为一种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有必要的，因为神经症患者心底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他充满了敌意和过度要求，因而他有着不可理喻、不相协调的恐惧感，害怕自己的这种敌意变得明显时，对方会回避或怀恨在心。这种类型的病人会表达这样一个观念：爱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本来就很容易，并不能说明什么，爱应该证明它能容忍这个人的一切不良行为。任何批评都会被他们认为是爱的终结。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暗示他可能必须在人格上作某些改变也会激起怨恨，因为他把任何此类暗示都视为一种挫折，挫败了他对爱的需要，即便作出某些改变原本就是精神分析的目的。

其次，对无条件的爱的神经症需要包括希望别人不求回报地爱自己。这个愿望是强制性的，因为神经症患者自觉没有能力感受到任何温情或付出任何爱，也没有这么做的意愿。

再次，他的要求包括希望别人爱自己而不图任何好处。这个愿望也是强制性的，因为别人从中得到的任何好处或满足都会引起神经症患者的怀疑，认为对方喜欢他只是为了这个好处或得到满足。在性关系中，这种类型的人会不满对方从关系中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会觉得对方是为了获得满足而爱自己。在分析中，这些病人对于分析师可能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也十分吝啬：要么贬低分析师给他们的帮助，要么在理智上承认这种帮助却没有任何感激之情。或者，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任何改进归因于分析师以外的其他原因，诸如吃药或朋友的言论。当然，他们还会舍不得给必要的小费。虽然他们理智上很清楚，小费是时间、精力和学识的报酬，但在情感上，他们还是会把小费当作一种证据，证明分析师并不关心他们。这类人也倾向于为送礼而难为情，因为礼物使他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爱。

最后，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还包括希望别人为爱自己不惜代价。只有当对方为他牺牲一切时，他才能真正确信自己被爱。这些牺牲既可能关于时间或金钱，但也可能关于信念和个人诚信。例如，期望对方哪怕损失惨重也要偏袒他。有些母亲天真地认为，期望小孩盲目奉献以及作出各种牺牲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们曾经“强忍疼痛生下了他们”。另一些母亲压抑了自己对无条件的爱的期望，愿意给孩子许多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这样的母亲对这段亲子关系并不满意，就像之前提过的那些例子一样，她们觉得孩子爱她只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获益良多，因而无论需要她付出什么，她都暗怀不满。她这种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包含着之于他人的残酷无情的漠视，因而最为明显地揭示了爱的神经症背后隐藏着敌意这么一个事实。

不妨作这么一个比照：正常的吸血鬼可能是有意识地要将对方剥削到极限，而神经症患者却往往全然不知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一种狡黠的心理计谋，他必须把任何与自身要求有关的信息挡在意识之外。谁也不会自言：“我希望你为了我牺牲自我，并且不求回报。”他强迫自己为他的要求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他生病了，因而需要别人不求回报的付出。另一个“漠视”自身需求的有力理由是，这种要求一旦形成就很难放弃，而且放弃的第一步就是认清这些要求是无理的。除了之前已经提过的这些理由，这种要求还基于神经症患者的深刻信念，即他不能自力更生，他所需要的一切必须是别人给予的，他的所有生活责任都“应当”仰仗他人而非自己。因此，放弃自己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就意味着必须改变他的整个生活态度。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所有特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神经症患者自身的冲突倾向于将他所需的爱阻挡在外。那么，倘若他的需求获得部分的实现，或者遭遇到了一次彻底的拒绝，他将作何反应？

[1]这种说法也许在美国并不被认同。在美国，文化因素是其中的原因，即尽可能受欢迎成了竞争目标之一，因此，被他人喜爱就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重要意义。

[2]卡伦·霍妮：《爱的高估：常见的现代女性类型的研究》，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3期（1934年），第605—638页。

[3]卡尔·亚伯拉罕：《“力比多”的发展史》，载于《医疗精神分析新工作》第2期（1934年）。

第八章　获得爱的途径和对于拒绝的敏感

仔细想想神经症患者多么需要爱，又多么难接受爱，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在适宜的感情氛围中或许会成长得很好。但另外一个难题是：他们同时又对任何拒绝都很敏感，不管这种拒绝是多么轻微。一个适宜的氛围，尽管令人安心，但也会被视为一种拒绝。

很难形容他们对拒绝的敏感到了什么程度。约会中的变化、等待、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任何不合意的事情……只要他们自己感觉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都视其为一种拒绝。而且，拒绝不仅使他们重温基本焦虑，他们还将其等同于羞辱。后面我会解释为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羞辱。拒绝本身确实含有羞辱的成分，因而会激起他们极大的愤怒，这种愤怒很可能公开化。例如，一个姑娘因为她的猫没有回应她的爱抚变得异常愤怒，把猫扔向墙壁。如果他们被迫等待，他们就会将此解读为“自己太无关紧要了”，所以别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守时；而且还可能触发敌意，或导致他彻底回避所有感受，变得冷漠且没有回应，就算他们几分钟前还曾热切地期待着这次见面。

感觉被拒绝和感觉被激怒之间的联系更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更容易发生，是由于拒绝可能太过于轻微，以至于逃脱于意识的觉察。于是，一个人感到恼怒，或变得心怀恶意，或是感到疲乏、抑郁或头疼，却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为什么。再者，产生敌意反应不仅是因为拒绝，或被视为拒绝的事物，还可能是因为预感自己被拒绝。例如，一个人可能怒气冲冲地提问，因为在他心中，他预感自己会被拒绝。他可能不给自己女朋友送花，因为他预感她会觉得这份礼物别有用心。他可能出于同一原因，极其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感受、深情、感激、欣赏，因此在他自己和别人看来，他比实际中更冷酷、更无情。或者，他可能蔑视女性，因而采取报复的手段来回馈他所预期的拒绝。

如果对拒绝的恐惧急剧发展，可能会使一个人避免将自己暴露于任何被否定的可能性中。这种躲避，可能从买香烟不索要火柴延伸到不申请工作。一个人若是害怕任何被拒绝的可能，那他也会避免与自己喜欢的人有任何进展，只要他无法绝对确信自己不会遭到拒绝。这种类型的男性往往对必须邀请姑娘跳舞而恼怒不已，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姑娘只是出于礼貌而同意他们的请求，而且他们认为女性在这方面好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言之，害怕被拒绝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抑制，使他陷入胆怯之中。胆怯被当作一种防御手段，以免自己被拒绝。不讨人爱的信念也被当作这种防御来使用。这类人好像告诉自己：“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我，所以我最好待在角落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以免遭到任何可能的拒绝。”因此，害怕被拒绝严重阻碍了对爱的渴望，因为它阻碍了一个人让别人感觉到或知道他想得到一些关注。再者，因为预感到会被拒绝而激起的敌意，非常容易使他意识到焦虑，甚至加剧他的焦虑。这是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恶性循环由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各种内涵所组成，可以大致概括为：焦虑；对爱的过度需要，包括要求专一和无条件的爱；当要求没有被满足时感觉被拒绝；对拒绝的强烈敌意反应；因为害怕失去爱而需要压抑敌意；对愤怒扩散感到紧张；焦虑增加；安全感的需要增加……因此，正是这种用于安全感以对抗焦虑的手段，反过来引发了新的敌意和焦虑。

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我们的讨论范畴内具有典型性，总的来说，它是神经症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任何保护性措施，除了具有借以获得安全感的属性，还具有引发新焦虑的属性。一个人可能为了减缓焦虑而酗酒，同时又害怕酗酒会害了他。或者，他可能为了释放焦虑而手淫，然后害怕手淫会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针对焦虑接受了一些治疗，然后很快开始忧虑不安，唯恐这种治疗会对他有所损害。恶性循环的形成也是重度神经症恶化的主要原因，即便外部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揭露恶性循环及其所有的内涵都是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任务。神经症患者自身无法领悟这些东西。他只注意到这些后果，只觉得自己陷入无助的境地之中。这种被困感是他对自己陷入无法挣脱的铁网中的反应。任何看似可以带他走出来的途径，都再次把他拖入新的危险中。

问题出现了，尽管内心障碍重重，但到底有哪些道路向神经症患者敞开，使他能获取他决意想要的爱。这里需要解决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得到所需要的爱；第二，如何向自己和他人交代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获得爱的各种手段：贿赂；诉诸怜悯；诉诸公正；威胁。当然，就像列举心理学因素一样，这个分类并不严格，只是表示一个大体的趋势。这些手段并不相互排斥。某几个手段可能同时或交替起作用，这取决于环境和整个性格结构，也取决于敌意的程度。事实上，这四种获取爱的手段的排序表明了敌意的增长程度。

当神经症患者尝试通过贿赂得到爱时，他的座右铭可以描述为：“我深爱着你；因此作为回报，你也应该爱我，并为了我的爱而放弃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这个策略，这主要是由于女性所生活的环境。千百年来，爱不仅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领域，事实上还是她们满足需要的唯一或主要途径。男性在成长过程中相信，如果他们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收获，而女性认为通过爱，并且只能通过爱，她们才能得到幸福、安全感和名誉。这个文化态度的差异对男女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这里讨论这个影响不太合时宜，但这种影响的后果之一是：在神经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常把爱作为一种策略。并且同时，爱的主观信念被作为提出要求的正当理由。

这种类型的人处于一种特定的危险之中，即在恋爱关系里陷入痛苦的依赖中。例如，试想一个对爱有神经症需要的女人，她依附于一个同样类型的男人，然而她只要一接近他，他就会躲开；这个女人对于这种拒绝充满敌意，而她又害怕失去他，因而要压抑这份敌意。如果她试图让自己退出，他又会再度开始索取她的爱。那么她不仅要压抑自己的敌意，还要用更炽热的爱来掩饰。她会再次被拒绝，再次如此反应，最终不断加深爱。因此，她会逐渐相信，自己被一种无法克制的“热恋”所控制。

另一种可能被视为贿赂的手段是：通过试图理解对方、在精神上或事业发展上帮助他、改善他的困境等来赢得爱。这是男性和女性都经常使用的手段。

第二种获得爱的手段是诉诸怜悯。神经症患者会使他人注意到自己的痛苦和无助，其座右铭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痛苦无助。”同时，痛苦被当作有权过度要求的正当理由。

有时，这种申述非常公开化。一个病人会表示他病得最严重，因而最应该受到分析师的关注。他可能会鄙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更健康的病人。并且，他会怨恨比他更善于使用这种策略的人。

诉诸怜悯多多少少掺杂着敌意。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单纯诉求我们的善良品质，或是以一种激进的手段勒索爱，比如使自己置身于灾难性的情境中，以此强迫我们给予援助。任何一个在社会或医护工作中与神经症患者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个策略的重要性。有些神经症患者会实事求是地解释自己的困境，他们与那些试图夸大其词地诉苦以引起同情的患者极为不同。我们在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身上也会发现同样的倾向，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也相同：小孩要么因为委屈而想要被安慰，要么无意识地发展出某种令父母害怕的情境，如不能进食或不能小便，试图以此强求关注。

使用诉诸怜悯的手段的前提是这样一种信念：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得到爱。这个信念可能被理性化为对爱的普遍不信任，或是采取另一种形式，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得到爱。

第三种得到爱的手段是诉诸公正，其座右铭可描述为：“这是我为你做的；而你要为我做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经常会指出，她们为孩子付出太多太多，因而她们有权要求孩子不断奉献。在恋爱关系中，答应求爱也可能被作为这些要求的资本。这类人常常过于想要为对方付出，并偷偷期望自己能得到任何想要的回报，如果对方没有同样地想要为他们付出，他们就会感到极度失望。我在这里并不是指那些斤斤计较的人，而是那些全然不知自己在有意识期待某种可能性回报的人。他们强迫性的慷慨，也许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魔术手法。他们为别人所做的，正是他们想要别人为他们所做的。失望所带来的剧烈痛苦表明，这种对回报的期望确实在起作用。有时，他们会有一本心理账簿，给自己的牺牲一个无限额的信贷，而这些牺牲其实是不起作用的，诸如彻夜未眠，然后把别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小化，甚至是视而不见，从而严重歪曲事实，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要求特别的关注。这种态度会反弹到神经症患者自己身上，他可能变得极度害怕承担责任。他本能地以己度人，害怕自己若是接受了别人的爱就会被剥削。

诉诸公正还可能依据：神经症患者只要有机会就乐意为别人付出。他会指出，如果他站在对方的位置上，会多么爱对方，或多么牺牲自己，并且他认为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要求对方做的都是他自己也会做的。实际上，这种正当性的心理比神经症患者自己意识到的更为复杂。他对自身品质的描述主要是：他无意识中僭取了他本来要求别人的那种行为方式。然而，这也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的确有这种自我牺牲的倾向，这种倾向出于缺乏自我主张、失败者的自我认同、强迫自己像要求别人宽容他那样宽容别人。

当要求是出自补偿所谓的伤害时，表现在诉诸公正之中的敌意就最为明显。座右铭是：“你让我痛苦或伤害了我，因此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支援我。”这种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中的策略。我对创伤性神经症并没有个人经验，但我在想，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是否属于这个类别，他们是否把受伤作为一种依据，倾向于在任何事情上以此提出要求。

我将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为了使自己的要求看起来正当合理，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唤起内疚感或义务感的。一位妻子病了，因为她的丈夫不忠。她完全没有表达出任何责备之意，也许甚至在意识中完全没有这样觉得，但她的病无疑是一种活生生的责备，企图唤醒丈夫的内疚感，使他自愿全身心地投入在她身上。

另一个这种神经症患者，是一个有强迫和癔病症状的妇女，她有时会坚持要求帮她的妹妹做家务。一两天后，她又会无意识地感到深恶痛绝，因为她们接受了她的帮助，而且还躺下休息。随着症状的加深，她不仅强迫妹妹自己做家务，还迫使她们多了一个照顾她的任务。同样，她状态的损伤表达出一种谴责，并要求别人给予补偿。也是这位妇女，当其中一个妹妹批评她时，她曾一度昏厥，从而证明了她的愤恨，也证明了她强求她们同情自己。

我有一个病人，在精神分析的某个阶段每况愈下，并且开始幻想分析师除了抢走她的全部资金外，还使她疲惫不堪，因此未来我应该全心全意地照顾她。这种反应在每种治疗中都很常见，并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然恐吓。对于程度比较轻微的情况，下面这种事情也很普遍：若分析师度假去了，病人的状况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损伤；他会暗示或坦言，他的状况恶化都是分析师的错，因此他特别要求分析师的注意。这个例子可能很容易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经历。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这类神经症患者甘愿付出痛苦的代价，即使是极度痛苦，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表达谴责，并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下提出要求，从而可以继续维持他们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利用威胁的策略去获得爱，不是威胁要伤害自己，就是威胁要伤害别人。他会用某种铤而走险的行为施加威胁，如败坏名声、对他人或自己施以暴行。自杀威胁，或企图自杀，就是种常见的例子。我有一个病人，通过这种威胁得到了两任丈夫。第一个男人略有避而不见的迹象，她就在最拥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跳下河去；第二个男人看起来不愿意和她结婚，她就在确定能被发现的时间打开了瓦斯。她的明显意图是表明没有这个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发出威胁的目的是让他的要求得到默许，所以一旦他有希望达到目的，就不会继续威胁下去。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驱动之下继续发出威胁。

第九章　性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的作用

爱的神经症需要常常也会采取性迷恋的形式，或是对性满足欲求不满。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全部表现是否受性生活不满所促进，对爱、交流、欣赏和支持的渴望是否更多是受不满足的“力比多”所驱使，而非安全感的需要。

弗洛伊德可能倾向于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他曾经注意到，许多神经症患者渴望依附于他人，并且很容易依附于他人；他把这种态度描述为起源于不满足的“力比多”。然而，这个观念是基于某种前提的。它预先假定，所有不带性色彩的行为表现——如希望得到建议、赞同或支持，都是被衰减或“升华”的性需要的表达方式。它还预先假定衷情是性驱力的一种被压抑或“升华”的表达方式。

这些前提都未经证实。对爱的感觉和衷情的表达与性之间的关联，有时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紧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的爱是文化的产物。布里福特[1]提出，性与残暴的联系比衷情更紧密，虽然他的说法并不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然而，通过我们文化中的观察可以知道，性的存在离不开爱或衷情，并且这种爱或衷情也离不开性的感觉。例如，并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衷情是性的本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性元素可能出现了，这也是弗洛伊德的发现。我们可以观察到衷情与性之间的许多联系：衷情也许是性感觉的先行者；一个只意识到衷情的人也可能有性渴望；性渴望可能激发或逐渐变成衷情。衷情与性之间的这种转化，明确指明了二者的密切关系，不过最好谨慎一点，最好假设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别的感觉，它们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相互传递或彼此替换。

再者，如果我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不满足的“力比多”是寻求爱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何从生理角度看，有些人的性生活是完全得到满足的，我们却同样能在他们身上发现对爱的渴望以及所有并发症——占有欲、无条件的爱、感觉不到被需要等。然而，由于这种案例无疑是存在的，结论就必然是：不满足的“力比多”不能解释这些案例中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原因在性领域之外。[2]

最后，如果爱的神经症需要仅仅是一种性现象，那么我们就不知该如何理解其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例如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被拒绝感。人们确实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还详细描述过了，例如嫉妒被追溯到手足之争或“俄狄浦斯情结”，无条件的爱被追溯到口腔性欲，占有欲被解释为肛门期性欲，等等。但还没意识到的是，前面章节所描述的所有态度和行为反应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总体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把焦虑视为爱的需要背后的驱动力，我们就没法弄清需要在增加或减少时所具备的精确条件。

在分析过程中，通过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有可能准确观察到焦虑与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注意病人爱的需要的起伏变化。在彼此合作的建设性工作阶段之后，病人可能突然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对分析师的时间提出要求，或渴望与分析师做朋友，或盲目地赞美分析师，或是变得十分嫉妒、有占有欲、对“只是一个病人”敏感。同时，焦虑也会增加，要么表现在梦中，要么表现为匆忙感，要么表现在生理症状上，如腹泻或频繁的小便冲动。病人并没有发现自己焦虑，或发现焦虑是由于自己越来越依附于分析师。如果分析师发现了这个关联，并把它告诉病人，他们就会同时发现，还没触及突发的迷恋问题就已经激起了病人的焦虑。例如，他可能会把分析师的解释视为一种不公平的谴责，或是一种羞辱。

这一系列反应就像这样：问题出现，讨论激起了对分析师的强烈敌意；病人开始憎恨分析师，幻想自己奄奄一息；他很快压抑住自己的敌对性冲动，变得惊恐万分，为了安全需要，他紧抓住分析师；当这些反应得以解决，敌意、焦虑以及随之增长的对爱的需要，统统变得不再重要。不断增强的爱的需要太容易表现为焦虑，以至于我们可能自然而然地把它作为一种警报，表示一些焦虑快要显露出来以及他需要安全感。这里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全然不局限于精神分析。同样，相同的行为反应也会发生在个人人际关系中。例如，在婚姻关系中，一个丈夫可能强迫性地依附于他的妻子，他满怀嫉妒与占有欲，把他的妻子理想化，赞美她，尽管在内心深处，他憎恨她、害怕她。

有理由认为，言过其实的爱作为一种“过度补偿”叠加在隐藏的憎恨之上，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个词语只是一个粗略的形容，而不是在说这个过程的动力便可。

如果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拒绝接受爱的需要的性欲说，那么问题就出现了：爱的神经症需要是否只是偶然与性渴望联系在一起或一起出现，或者，以性的方式感觉和表达爱的需要是否需要具备特定的条件。

某种程度上，爱的需要的性表达取决于外部环境的支持。某种程度上，它取决于文化、生命力和性别气质上的差异。最后还取决于这个人的性生活是否满足，因为若是不满足，相较于那些有满意的性生活的人，他更倾向于表现为性的方式。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并且的确影响了患者的行为反应，但是也不能充分解释基本的个体差异。在表现出爱的神经症需要的既定群体中，这些反应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常常强迫性地迅速表现出或强或弱的性色彩，而在其他人身上，性的兴奋性或活动力保持在正常的感受和行为范围之内。

属于前面这类的男性和女性，会不自觉地从一段性关系陷入另一段性关系。更详尽地掌握他们的行为反应会发现，当他们没有性关系时，就会感到不安、不受保护，并且十分古怪无常。同样属于这一类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几乎没有性关系，尽管已经有了更多的抑制反应，但他们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性欲氛围，不管那些人是否格外吸引他们。最后，属于这类的第三种人，尽管他们很容易性兴奋，并强迫性地在任何男人或女人身上都看到潜在性伴侣的特质，但他们在性方面仍受到更多的抑制。对于这类的最后一种人，强迫性手淫也许会（不一定必须）代替性关系。

对于这种类型，他们所获得的生理满足程度有很大差异。除了他们性需要的强迫性，这个类型的共同点是对性伴侣不加挑选。他们也具有我们在讨论爱的神经症需要中那些患者所具有的特征。此外，有一个矛盾之处会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打算拥有一段性关系，不管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但他们与他人的情感关系却严重障碍，相较于折磨普通人的基本焦虑，这种障碍更全面彻底。这些人不但无法相信爱，实际上当给予他们爱时，他们还极其烦躁不安——或对男性来说，表现为虚弱无力。他们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的防御态度，或他们习惯于指责自己的伴侣。在后面这种情况中，他们相信自己从未遇见过一个值得爱的姑娘或男士。

性关系对他们来说不仅是释放显著的性紧张，也是与人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已经相信，对他来说，得到爱在实践上毫无问题，那么身体接触可能被当作情感关系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性，如果不是唯一，那也是与他人接触的主要桥梁，因而得到了过分的重视。

对于有些人，在有关潜在性伴侣方面不加选择；他们会在两性中都积极搜寻性关系，或被动屈从性要求，不管要求他们的这个人是异性还是同性。在此我们对第一种类型并不感兴趣，因为尽管他们投入太多性的东西用于与人的接触，而且其他方式很难达成这种接触，但与其说这个强烈动机是对爱的需要，不如说是力求征服，或更准确地说，是制伏他人。这种努力势在必行，以至于性别差异变得相对不重要了。男性和女性都必须制伏，不管是以性的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但是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很容易屈服于任一性别的性示好，爱的无止境需要驱使着他们，尤其是他们害怕失去对方，因而不会拒绝性要求，或不敢自卫以对抗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些要求合不合理。他们不想失去对方，因为他们极为需要与对方接触。

在我看来，基于双性恋来解释性关系不分性别的现象是个误解。在这些案例中，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是真的偏爱同性。一旦健全的自我主张代替了焦虑，那些看似同性恋的倾向就会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对异性无所区分的现象也会消失。

有关双性恋态度的解释也能清楚地说明同性恋问题。事实上，在我们所说的“双性恋”类型与明确的同性恋类型之间存在许多过渡阶段。在同性恋的发展中，有诸多解释他拒绝异性做性伴侣的特定因素。当然，同性恋问题太复杂了，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理解。这里只需要说，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同性恋者，他身上没有我们在“双性恋”类型中所提到的那些因素。

最近几年，有些精神分析师提出，由于性兴奋和性满足是焦虑和受压抑的心理紧张的出口，因而性渴望可能被强化。这种机械论的解释有合理之处。不管怎样，我也认为，存在诸多从焦虑到性需要增长的心理过程，而且我们有可能识别出这些心理过程。这个观点既基于精神分析的观察，也基于结合病人性领域之外的性格特点与病史的研究。

这种类型的病人可能一开始变得狂热迷恋分析师，急切地要求一些爱的回报。或者，他们可能在分析过程中保持一种深思熟虑的超然态度，把他们的性亲密需要转移到某个局外人身上，这个局外人被当作替代者，他与分析师相似或都出现在梦中就印证了这一点。或最终，这类人需要与分析师建立一种性接触，这种需要可能仅出现在梦中，或出现在会谈时的性兴奋之中。病人常常被这些确凿的性渴望信号所震惊，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分析师吸引，也没有任何喜欢分析师的意思。事实上，分析师所散发出来的性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作用，这些病人的性气质也不比其他人更冲动鲁莽或难以控制，他们的焦虑程度也和其他病人一样。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深切怀疑任何真挚的爱。他们完全相信，分析师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另有所图，如果真是这样，那在分析师内心深处，他是鄙视他们的，他很可能对他们有害无益。

由于他们对恶意有神经症过敏反应，所以在每一次精神分析中都会出现愤怒和怀疑，但对于有特别强烈性需要的病人来说，这些反应会形成一种永久性的刻板态度。他们使得分析师与病人之间好像有一道无形却不可逾越的墙。当面对他们的难题时，他们的第一股冲动是放弃、中止精神分析。他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他们人生中所作所为的复制品。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前，他们可以逃避，不去知道他们的人际关系其实有多狭窄、多复杂，而且他们很容易涉足到性这一点也有助于他们混淆视听，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建立性关系就表示说他们总体上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很容易同时发现我提到的这些态度，因而对于一个刚进行精神分析的病人，当他开始流露出性渴望、性幻想或有关分析师的梦时，我就准备好在他个人关系中发现极为严重的障碍。分析师的性别相对与此无关，这点与所有的观察一致。那些相继与男性和女性分析师共事过的病人，对两种性别的分析师都有完全相同的反应曲线。因此对于这些案例，只从表面来看待梦中或其他方式中的同性愿望，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因此，总的来说，正如“闪光的未必是金子”，“看起来像性的未必是性”也是如此。那些表现为性的东西，很大部分都和性没有半点关系，而仅仅是一种渴望安全感的表达方式。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就必定会高估性的作用。

有些个体的性需要在不为人知的焦虑压力下增强了，他们天真地把自己性需要的强度归因于先天气质，或归因于他没有传统禁忌。他犯的错误与那些高估睡眠需要的人一样，那些人误以为他们的体格需要10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睡眠，而实际上，他们增强的睡眠需要可能取决于种种被压抑的情绪；睡眠可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回避所有冲突的方式。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强迫性进食或酗酒。进食、喝酒、睡眠、性，都可视为至关重要的需要；它们的强度不仅随着个人体质而变化，还随着其他条件变化，如气候、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满足、是否有外部刺激、工作的艰苦程度、既有的身体状况等，但无意识因素同样也会增加这些需要。

性与爱的需要之间的联系阐明了性节制的问题。对性节制的耐受程度，是随着文化和个体的不同而变化的。对于个体而言，它可能取决于诸多心理和生理因素。然而，很容易理解的是，如果一个人为了消除焦虑，需要把性作为消除焦虑的出口，他就会尤为无法忍受丝毫的节制，甚至只是暂时的节制。

这些观点会使我们反省性在我们文化中的作用。我们总是对我们开明的性态度充满自豪与满足感。当然，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情况的确有所改善。我们在性关系上更为自由，也更有能力获得满足。后者对于女性尤为如此；性冷淡不再被视为女性的正常状态，而通常被视为缺陷。然而，尽管有了改观，但这种进步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深远，因为如今许多性活动与其说是一种真正的性驱力，不如说是心理紧张的出口，因而与其视它为真正的性享受或性愉悦，不如视其为一种镇静剂。

精神分析的观念也反映了这种文化环境。弗洛伊德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在给予性所应有的重视这方面贡献良多。然而，在细节上，很多当作性方面的现象，其实是种种复杂的神经症状态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爱的神经症需要的表达方式。例如，对分析师的性渴望往往被解释为性固着于父亲或母亲的重演，但通常，它们完全不是真正的性渴望，而是为了消除焦虑而寻求某些可靠的交往。病人常常讲述联想或梦境，例如表达出想要躺在母亲胸怀的愿望，或是回到子宫的愿望，这些内容无疑暗示着一种父亲或母亲的“移情”。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种明显的移情可能只是一种形式，它表达的是对爱或庇护的现有渴望。

即使将对分析师的渴望理解为一种直接的重演，重复他们对父母或母亲的类似渴望，也不足以证明说，婴儿期与父母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性关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于成年神经症患者，所有爱和嫉妒的特征，也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特征，早就存在于童年期，这种情况并没有弗洛伊德设想的那么常见。正如我所提到过的，我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多个不同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初级过程。它可能是儿童一个相当简单的反应，产生于父母带有性色彩的爱抚、目睹性画面、某一方父母把孩子当作盲目热情的标靶。另外，它可能是更为复杂的过程的结果。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在那些给“俄狄浦斯情结”的生长提供沃土的家庭环境中，小孩往往会产生更多的恐惧和焦虑，而且他们的压抑导致了焦虑的发展。也许在我看来，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孩子为了安全感而牢牢抓住父亲或母亲。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完全成熟的“俄狄浦斯情结”会表现出所有倾向，诸如过度要求无条件的爱、嫉妒、占有欲、由于拒绝而产生的憎恨，而这些都是爱的神经症需要的特点。那么在这些案例中，“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就不是神经症的起源，而是一种神经症产物。

[1]罗伯特·布里福特：《母亲》，伦敦和纽约出版社，1927年。

[2]像这种案例，明确的情绪障碍与实现性满足的能力并存，总是给一些分析师带来困惑，但这些案例并不适合“力比多”理论，也不会因此就不存在。

第十章　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

追求爱，是我们文化中获取对抗焦虑的安全感最常用的方式。而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则是另一种方式。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何我要把权力、威望和财富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讨论。仔细来看，不管主导倾向源自何种目标，都必然会给人格造成极大的影响。神经症患者追求安全感时，哪一个目标占上风取决于外部环境，以及个体天赋和心理结构的差异。此处我一并加以讨论，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使它们不同于爱的需要。赢得爱，意味着通过与他人加强联系来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疏远他人和巩固个人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想要控制支配、赢得威望、收获财富，本身并不是神经症倾向，正如渴望爱本身也并不是神经症性的。为了理解权力、威望和财富方面的神经症追求的特点，应该与正常人作一个比较。例如，正常人的权力感来源于对自己超群实力的认识，不管是体力、能力、心理能力、成熟还是智慧。或者，他对权力的追求可能与某些特定原因有关：家庭、政治或专业团体、祖国、某个宗教或科学观念。然而，对权力的神经症追求产生于焦虑、憎恨和自卑感。简而言之，正常的权力追求出自力量，神经症的权力追求出自软弱。

同样，其中也涉及文化因素。个人权力、威望和财富并非在每种文化中都很重要。例如，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绝对不鼓励追求威望，而且他们的个人财富差距也很小，因而这种追求也不太重要。在那样的文化下，为了获得安全感而追求任何形式的支配权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症患者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威望和财富可以带来更多安全感。

在探求这种追求的产生条件时，我们显然发现，人们往往只有在证实了不可能通过爱来获得安全感以对抗潜在焦虑之后，才会发展出这种追求。以下我将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当爱的需要受挫时，这种追求如何以雄心壮志的形式发展出来。

一个女孩极度依恋比她大四岁的哥哥。他们曾经沉迷在多少有点儿性属性的衷情之中，但在她八岁那年，她的哥哥突然拒绝了她，还提出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能像之前那样玩了。此后没多久，这个女孩在学校表现出突如其来的野心。这显然是她求爱失败导致的，而且当这个女孩没有什么人可以依赖之时，这就格外令人痛苦。父亲对孩子漠不关心，而母亲又明显偏爱哥哥。这不仅令她沮丧，还严重打击了她的自尊心。她并没有意识到，哥哥的态度改变仅仅是因为他正步入青春期。因此，她感到羞辱难堪，由于她的自信心本就建立在极不牢靠的基础上，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母亲压根儿就不曾需要过她，而且由于她的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人人都很倾慕，无形之中她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而且，哥哥不仅得到了母亲的偏爱，还得到了母亲的信赖。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母亲总是跟哥哥商讨自己的一切困难。因此，这个女孩感觉自己完完全全受到了冷落。她再一次努力去获取所需要的爱：与哥哥的不愉快经历发生之后不久，她爱上了一个在旅行中结识的男孩，她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并开始编织有关于这个男孩的美妙幻想。当他消失在她的视线之中时，她变得闷闷不乐，面临着新的失望。

正如这种情况中极常发生的那样，父母和家庭医生把她的状态归因于她在学校所就读的班级课程难度过高了。他们把她从学校接出来，送她到一个避暑胜地去游玩。然后把她放到比之前低一个等级的班级中去。当时她不过九岁的年纪，便表现出相当拼命的志向和抱负。她只允许自己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与此同时，她与其他女孩原本友好的关系也明显受损。

这个例子说明了产生神经症抱负心的种种典型因素：她一开始没有安全感，因为她感觉自己不被需要；出现严重的敌对状态又无法表现出来——作为家庭中的主导人物，母亲需要他人的盲目崇拜；受压抑的敌意滋生出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从未获得成长的机会，她经常感到羞愧难堪，过去那一段与哥哥的亲密关系又使她感到耻辱；通过索取爱以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失败了。

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经症追求，不仅是一种对抗焦虑的保护手段，还是释放受压抑的敌意的渠道。我想先谈谈每一种追求是如何提供特殊保护进而对抗焦虑的，然后谈谈它们释放敌意的特定方式。

首先，追求权力是一种对抗无助感的保护性手段，如我们所见，无助感正是焦虑的基本要素之一。神经症患者不乐意自己身上出现丝毫无助或软弱的迹象，以至于他会刻意回避正常人习以为常的情境，例如接受别人的指导、建议，寻求他人或环境的帮助，迁就或赞同他人。这种之于无助感的逆反心理及行为，不会一次性达到制高点，而是逐步增长的；神经症患者越是感觉受碍于自己的抑制力，就越是没有自我主张的能力。他变得越软弱，就越是心急火燎地回避一切略似软弱的事物。

其次，权力的神经症追求是一种避免遭受危险或轻视的保护性手段。神经症患者发展出一种刻板、非理性的力量想象，这使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控任何局面，不管有多难，而且他应该即刻掌控局面。这个理想逐渐与自满联系在一起，因而，神经症患者不仅把软弱视为一种危险，还视其为一件丢脸的事。他将人作非“强”即“弱”的区分，钦佩强者、鄙视弱者。他对待他认为软弱的人的态度也很极端。他多多少少蔑视那些赞同或迁就他的人，包括那些受抑制的人，以及那些因不太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而将喜怒哀乐都明白地表现出来的人。他也同样蔑视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如果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面临强迫性焦虑或自我抑制的问题，他就会感到蒙受了耻辱。他鄙视自己有神经症，还焦躁不安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他也鄙视自己无力自主解决这个问题。

采取哪种特定的形式去追求权力，取决于他认为缺乏哪种权力最令人恐惧或鄙视。我会讲到这方面最为常见的一些表达方式。

其一，神经症患者会渴望像控制自己一样控制别人。他不想任何未经他发起或同意的事情发生。追求的控制方式可能衰减，即有意识地允许对方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坚持要知晓对方的一言一行，如果发现了存在任何秘密，他就会感到无比愤怒。控制他人的倾向也可能被压抑住，以至于不仅仅是对方，甚至所有与对方有关的人都以为他极为慷慨地赋予了对方足够的自由。

然而，一个人若是过于彻底地压抑了自己的控制欲，每次对方与其他朋友约会，或是无意中回家晚了，他都会变得萎靡不振，或者剧烈头疼，再或者肠胃不适。他不知道失常的原因，还可能会将此归结于天气、吃错东西等无关状况。许多表面看来是出于“好奇”的言行，其实也是因为希望控制局势的隐秘愿望。

这类人还倾向于想要永远正确，若是证明他们错了，哪怕只是有关于微不足道的细节，他们也会恼怒不已。他们必须比别人更了解一切，这种态度可能令他人感到尴尬。那些原本认真可靠的人，在面对他们不知其解的问题时，可能会不懂装懂，或是故弄玄虚，哪怕在这种情况下无知并不会使他们名誉扫地。有时，重点表现为他们要求预先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或是预见到所有可能性。这种态度可能伴随着厌恶任何含有不可控因素的情境，他们在主观上认为自己任何风险都不应该承担。强调自我控制则表现为厌恶自己在任何感受面前失控。一个神经症女人倾慕于一个男人，但一旦这个男人接受了她的爱意，这种倾慕就可能突然变成藐视。这种类型的病人发现很难让自己彻底进入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s），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将自己带进未知的恐惧当中。

另一个态度也是神经症患者追求权力的特点，即渴望随心所欲。如果别人所做的不是他期望他们做的，时间也不是他所期望的时间，就可能持续不断地触怒他。他不耐烦的态度也与追求权力的这个特点密切相关。任何推迟和等待——即使只是等待红绿灯，都可能成为他愤怒的来源。神经症患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发号施令的态度。或者至少不明白该种态度的程度。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及无法作出改变，明显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因为这种“无意识”的态度具有重要的保护功能。其他人也不该发现这点，因为他们若是发现了，他就有失去他们的爱的危险。

这种意识缺失对爱有着重要的影响。若恋人或丈夫完全辜负了期望、迟到了、不打电话、出差去了，这个神经症女人都会感觉他并不爱她。她把这些情况作为证据，证明她不被需要，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之于他人违逆自身意愿的明显的愤怒反应，而她的意愿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这种谬论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很常见，并极大地解释了不被需要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是神经症中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这是从父母那里习得的。一位强势的母亲，对小孩抗命而愤慨不已，她会因此以为小孩不爱她。由此常常会引发一种诡异的矛盾，这种矛盾可能会严重挫伤任何爱的关系。神经症姑娘无法爱一个“软弱”的男子，因为她们鄙视任何软弱。但她们也无法应对一个“坚强”的男子，因为她们期望自己的伴侣时时顺从自己。因此，她们暗中所寻觅的是英雄和超人，只有他们才能同时做到既“坚强”又“软弱”，从而很好地满足她们所有的愿望。

追求权力的另一个态度是决不让步。他们觉得赞同他人观点或接受他人建议是一种软弱——即使他们认为对方是正确的，哪怕只是动一点点这种念头，也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重视这种态度的人往往会矫枉过正，而且会完全出于害怕、让步的考虑而强迫性地采取对立立场。这种态度最一般性的表现方式是神经症患者暗自坚称：应该是社会适应他，而不是他去适应世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种种基本困难之一正在于此。对病人精神分析的最终目标不是获取信息或洞察情况，而是借由这种洞察力去改变他的态度。尽管意识到这种改变对他有好处，但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仍然痛恨改变，因为对他来说，这暗示着一种决定性的让步。无法让步也会影响爱的关系。爱，尽管它可能有其他含义，但肯定意味着向爱人和自己的感受投降、让步。无论男女，越是没有能力作出这种让步，就越是对这段爱的关系感到不满。这个因素同样与性冷淡有关，因为性高潮的前提正是这种彻底“放弃自我”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了追求权力之于爱的关系的影响，这使我们能更完整地理解爱的神经症需要的诸多内涵。如果不考虑追求权力的作用，就无法完全理解与追求爱有关的诸多态度。

正如我们所见，追求权力是对抗无助和无价值的保护性措施。后面这种功能是与追求威望共有的。

属于这一类的神经症患者形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得到褒扬和尊重。他会幻想自己给别人的印象是美丽、聪明的，或是取得了某些出色的成就；他会花钱如流水，一掷千金；他要求自己能谈论最新的书和演出，了解杰出人物。他无法把任何不崇拜他的人当作朋友、爱人、员工。他的所有自尊都依赖于被赞扬，如果没有得到赞扬，他的自尊就无所依存。因为过度敏感，因为持续不断地感到羞耻，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煎熬。他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感受到了羞辱，因为这个认识实在是太痛苦了。但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他对任何这种感觉的反应都是一种伴随着痛苦的愤怒。因此，他的态度引发了新的敌意和焦虑。

由于这里我们仅仅是在描述，所以不妨将这种人称为自恋者。然而，如果动态地考察这一类人，这个称谓并不确切，因为尽管他们自始至终地一心想吹捧自己，但就其本质而言，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自尊自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对抗无足轻重和羞辱的感觉，或者——积极点说——是为了修复崩塌的自尊。

他与别人的距离越远，他对自身威望的感知就越内在化，这是一种自我感觉万无一失、美妙绝伦的需要。任何缺点，不管是昭然若揭还是隐隐绰绰的感觉，都会被他们视为一种屈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抗无助和无价值或屈辱的保护性手段，也可能源自对于财富的追求，因为财富既带来权力，又带来威望。在我们的文化里，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极为普遍，以至于只有在与其他文化作比较之后我们才能意识到：无论说它是基于人性贪婪的本能，还是基于生物动力的升华，这种追求都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天性。即使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相应的焦虑缓解或消除了，强迫性的财富追求也会消失不见。

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财富所对抗的特定恐惧是贫困、一无所有和依靠他人。对贫困的恐惧也许是一根鞭子，鞭策一个人不停地工作，绝不错失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这种追求的防御属性表现为他没有能力把他的钱用于享乐。追求财富并非只是直接指向金钱或物质，也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占有态度，以及用作一种保护手段以免失去爱。占有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尤其是它在婚姻中的表现，法律也为这种诉求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其特征与之前讨论过的权力追求极为相似，这里我不再特别举例。

之前我说过，上述三种追求不仅是对抗焦虑的安全手段，也是释放敌意的方式。根据主导性诉求的不同，这种敌意采取的形式存在压制、羞辱或剥削他人等不同倾向。

权力神经症追求的自我压制的属性使得其不一定会公然表现为对于他人的敌意。它可能伪装成社会价值或人道主义，例如表现为提供建议、爱管闲事、采取主动或带头等态度。但是，如果敌意隐藏在这些态度中，别人（孩子、配偶、员工）也能感觉得到，他们要么服从，要么反抗。神经症患者自己往往察觉不到自己带有敌意。就算他因为事情不遂己愿而暴跳如雷，他仍然会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生气只是因为他人太没脑筋了。无论如何，实际情况是：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敌意，转而以一种文明有礼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在他无法随心所欲时才会爆发出来。对于他所气恼的种种场合，别人可能并不觉得是对立，诸如意见上略有出入，或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使他勃然大怒的可能偏偏就是这些琐碎小事。有人可能觉得可以将这种自我压制的态度视为一个安全阀，通过它可以以一种不具破坏性的方式释放大量敌意。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削弱敌意的表达方式，因而为抑制十足的破坏性冲动提供了渠道。

对立引发的愤怒可能被压抑，并且如我们所见，受压抑的敌意又可能引发新的焦虑。这种情况可能表现为抑郁或疲倦。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情形太微妙了，以至于往往会被忽略掉，也因为神经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所以，这些抑郁或焦虑状态可能似乎根本找不到外部刺激。只有精密的观察才能逐步揭露刺激事件和继发反应之间的联系。

强迫性压制所带来的另一个特征是：他没有能力维持任何对等关系。他要么必须占主导，要么就感到彻底迷失、依赖和无助。他太独裁专制了，以至于只要未能掌握绝对的支配权，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屈服。如果他的愤怒被压抑了，这种压抑可能导致他感到沮丧、气馁和疲惫不堪。然而，那些无助也可能只是一种用来确保他统治地位的迂回方式，或是无法占据主导地位的敌意的表达。举一个例子，一个女人与自己的丈夫在一个陌生城市散步。由于她预先粗略研究过该城市的地图，所以由她带路。但是，当他们来到她并没有在地图上研究过的街道之时，她没有把握，于是就把带路任务全部交给丈夫。尽管她之前还兴高采烈、积极主动，现在却突然无缘无故地感到疲惫不堪，一步也走不动了。在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配偶、兄弟姐妹和朋友关系中，神经症患者通常表现得像个苛刻的监工，把他的无助当作皮鞭，迫使对方遵循他的意愿，索要无止境的关注和帮助。正是这些原因，神经症患者才不曾从别人为他做的事情中获益，而只是报之以源源不断的抱怨和要求，或者更糟糕的是，控诉自己被忽略、被凌辱。

精神分析工作中也能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类病人可能急切地想要寻求帮助，但他们不仅不接纳任何建议，还会在得不到帮助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怨恨。一旦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了解到了自己的一些古怪之处，他们又会迅速再度陷入先前的苦恼之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会设法抹去这些体悟，而这些体悟正是分析师辛苦劳动的结果。于是，病人只好迫使分析师投入新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注定会再次失败。

病人从这种情境中可能得到加倍的满足感：他通过表现自己的无助，迫使分析师拼命为他服务，从而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这个策略往往会引发分析师的无助感，因此，由于他自身的纠葛，他无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所以他找到了一种施加破坏性统治的可能性。不用说，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满足感完全是无意识的，就像为了获得满足而无意识地运用这个手段一样。病人唯一意识到的是，他极其需要他人的帮助却未能如愿。因此，在他看来，他不仅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情合理，还觉得他完全有权对分析师使性子。与此同时，他心底也明白这么一个事实，即他正在玩一个阴险狡猾的游戏，因而害怕被发现、被报复。因此，出于防御的目的，他觉得有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他是通过“颠倒事实”来实现这一点的：并不是他在偷偷实施一些破坏性的攻击行为，而是分析师在忽视他、欺骗他和侮辱他。然而，只有在他真的感觉自己是受害者的情况下，这个地位才能得以巩固，并且长久地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非但鲜有兴趣去认识到自己并未被虐待，还反过来饶有兴趣地坚持这个信念。他坚称自己遭受迫害，这种坚持常常给人一种他想要被虐待的印象。事实上，他和我们任何人一样不想被虐待，但他这种受虐待的信念所具有的功能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他无法轻易放弃。

压制的态度中可能涉及相当多的敌意，以至于会引发新的焦虑。然后这种焦虑又会引发新的抑制作用，诸如无法发号施令、无法坚决果断、无法表达一个清晰的观点，其结果就是，神经症患者常常表现得太过唯唯诺诺。这又反过来导致他把自己的抑制误以为是与生俱来的温柔。

对于威望追求至上的人，敌意往往采取一种渴望羞辱他人的形式。对于那些自尊心曾经遭受过践踏并因此怀恨在心的人，这个渴望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曾在童年经受过一系列羞辱经历，这些经历要么与他们成长的社会情境有关——诸如他们属于少数群体或者本身贫穷却有富裕的亲戚，要么与他们个人的情境有关——诸如由于家里的兄弟姐妹而遭排挤、被嫌弃、被父母当作玩偶、时而被溺爱、时而被蒙羞和冷落等。这类经历常常会被选择性地遗忘，因为它们太令人痛苦了，但如果有关羞辱的问题得以澄清，它们就会重现于意识之中。然而，在成年神经症患者身上能够观察到的，只可能是这些童年情境的间接结果，而永远不可能是直接结果，这些结果通过一个“恶性循环”得到强化：羞辱感；渴望羞辱别人；因为害怕被报复而对羞辱更敏感；更想羞辱别人。

羞辱倾向之所以会被深深压抑，往往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从自己的敏感中知道，被羞辱多么令人受伤、多么让人怀恨在心，他们本能地害怕别人会有同样的反应。然而，某些倾向还是会在他的意识之外暴露出来：不经意地漠视他人——诸如让别人等待、不经意地使他人陷入尴尬境地以及让他人依赖自己。即便神经症患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想要羞辱他人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这么做了，他与别人的关系仍然充斥着弥漫性焦虑，并表现为他不断期待被指责、被羞辱。以后讨论“失败的恐惧”时，我还会谈到这种恐惧。这种因为对羞辱的敏感所产生的抑制，其表现形式通常是回避一切可能羞辱他人的事情。例如，这种神经症患者可能没办法批评、拒绝他人的好意、解雇职员等，因此，他常常表现得忧心忡忡或是太拘谨。

最后，羞辱倾向可能隐藏在赞赏倾向背后。由于施以羞辱和表达赞美是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所以后者给摧毁或掩盖前者提供了最佳途径。这也是这两种极端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原因。这两种态度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分布方式，其分布的依据因人而异。它们也可能分别出现在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一个阶段普遍藐视众生，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崇拜英雄；也可能是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或盲目崇拜一两个人，而同时蔑视其他所有人。只有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得以观察到这两种态度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一个病人可能同时盲目崇拜和藐视分析师，要么压制其中一个态度，要么徘徊于两种态度之间。

就财富追求而言，敌意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一种剥削他人的倾向。渴望欺骗、偷盗、剥削或挫败他人本身并不是神经症。它可能出于文化模式，或有现实情境的担保，或对于利己问题的正视。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倾向充斥着某种情绪。即使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一旦得手，他就会得意扬扬、耀武扬威；例如，为了找到便宜货，他可能会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计得失。他这种成就的满足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他感觉自己以智取胜，一个是他感觉损害了别人。

剥削他人的倾向可以采用许多形式。神经症患者如果没有得到免费治疗，或者感觉物非所值，就会对医生心生怨恨。如果员工不愿意无薪加班，他就会对他们大发雷霆。在与朋友和孩子的关系中，剥削倾向常常通过声称他们有这种义务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如果父母据此要求孩子牺牲，就很可能彻底毁掉孩子的人生，而且即便这个倾向并不以如此具有破坏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任何认为孩子的存在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满足的母亲都势必在情感上剥削孩子。这类神经症患者对其他人也可能有所保留，如他本应付的钱、他应当传播的信息、他本应给予对方的性满足。剥削倾向可能通过重复的偷盗梦境而显露出来，或是他偷盗的意识冲动，而这个冲动一直被自己压抑着。他可能在某些时期曾是个偷窃癖者。

这一类人往往并不觉得自己在蓄意剥削他人。一旦别人对他们有所期望，由此导致的焦虑就可能使他们发生自我抑制。因此，他们可能忘记买别人期待中的生日礼物，或者一旦某个女人屈服于他们，他们就变得虚弱无力。然而，这种焦虑并不必然导致现实的抑制，也有可能在一种潜在的恐惧中变得越加强烈，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压榨或剥削他人，而事实上他们确实如此，尽管他们在意识上会愤然否认这个意图。甚至，某些并未表现出这些倾向的行为也会让他害怕，与此同时，他仍然不知道其实自己在其他行为中压榨或剥削了别人。

剥削他人的这些倾向伴随着一种羡慕、嫉妒的情绪态度。如果别人拥有我们很想具备的某种优势，大多数人都会感到些许嫉妒。然而，正常人嫉妒的重点在于他会设法让自己也拥有这些优势；而神经症患者的嫉妒目标是即便他完全不需要这些优势，他也会嫉妒别人具备这些优势。这种类型的母亲常常嫉妒孩子的快乐，并恐吓以“乐极生悲”的危险。

神经症患者会为嫉妒的态度寻求一个合理的依据，借此掩饰这种态度粗鲁的一面。别人的优势，不管是关于一个玩偶、一个姑娘、一种闲暇还是一份工作，在他们看来都太荣耀、太出色，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嫉妒完全合情合理。这种辩解可能只有借助于无意识地歪曲事实：低估自己，幻想别人的优势是他真正想要的。这种自欺竟然能使他真的相信自己之所以处于一种痛苦状态中是因为他没有别人的这个优势，而全然忘记自己在其他所有方面具备的那个人所没有的优势。由于这种歪曲，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他无法享受和欣赏任何可能得到的幸福。然而，这种无能保护了他，使他免受别人可怕的嫉妒。他并非有意不让自己满足于他所拥有的一切，就像很多正常人一样，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某些人的嫉妒，因而歪曲他们的真实情况；他做了全面且彻底的歪曲工作，而且真的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愉悦。最后，他想拥有一切，但由于他破坏性的动力和焦虑，他最终两手空空。

很明显，剥削或压榨倾向，和我们讨论过的所有其他敌意倾向一样，不仅来源于受损的人际关系，还会引发更深的损害。尤其是，如果这个倾向多多少少是无意识的，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这必然使他对别人感到难为情，甚至是羞怯。对于那些他无所期待的人，他可能处之泰然，但一旦有可能从某人身上获得任何好处，他就会变得不自在。这个好处可能是某些实实在在的事物，如信息或建议；也可能是某些无形的东西，如未来的某个时候得到他人青睐的可能性。和所有其他关系一样，性爱关系也不例外。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面对她不在乎的男性会表现得率性自然，但面对她想要赢得好感的男性，就会感到拘泥窘迫。因为对她来说，得到他的爱的意义等同于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这类人可能有特别强的赚钱能力，因而把他们的冲动引入积聚财富的轨道之中。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一种致富领域的抑制性反应——迟迟不肯索要报酬，或功高薄赏，因而表现得比真实情况更慷慨大方。然后，他们很可能开始不满自己的微薄收入，并常常不知道这种不满的缘由。如果神经症患者的抑制已经分布到他的整个人格中，结果就是他通常无法独立自主，并且他将不得不靠他人的支持。然后，他会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借以满足自己的压榨倾向。这种寄生态度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极端粗俗的形式，即“世界欠我一条生计”，还有可能采取更为巧妙狡猾的形式，即指望别人去帮助他、采取主动、为他的工作事宜出谋划策——简而言之，就是指望别人为他的人生负责。总的来说，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生态度：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清晰的概念，不知道有所建树还是碌碌无为其实全在于他自己，他反而表现得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似乎好坏都是在于外部因素而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似乎他有权从别人那里指望好事，并为所有坏事而责怪他们。由于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往产生的坏事比好事多，所以他难免对这个世界心生愤懑。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也能发现这种寄生态度，尤其是在爱的需要采取追求物质帮助的形式之时。

剥削或压榨的神经症倾向的另一个常见结果是：他为受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他可能生活在无尽无休的恐惧之中，害怕别人利用他，害怕被人窃取金钱或观点，他会害怕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害怕别人对他另有所图。如果真的被骗了——诸如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或服务员要价过高，他就会变得异常愤怒。向他人施展凌辱倾向的心理价值非常明显，对他人义愤填膺远远比积极面对个人问题更令人愉悦，而且癔症患者常常把谴责当作胁迫手段，或迫使对方内疚并借此折磨对方。辛克莱·刘易斯在其作品中通过多兹沃思夫人这一人物对这种策略有非常精彩的描写。

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经症追求，其目的和功能可粗略地图示如下：

目的

安全感的对抗对象

敌意的表现形式

权力

无助

支配他人的倾向

威望

羞辱

羞辱他人的倾向

财富

贫乏

剥削他人的倾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成就之一，就是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神经症表现中的作用及其伪装。然而，阿德勒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倾向，而这些追求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解释说明[1]；他把它们在神经症中自我恶化的原因追溯到了自卑感和生理补偿。

弗洛伊德同样看到了这些追求的诸多内涵，但他并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待。他认为威望追求是自恋倾向的表达。他对于权力和财富追求以及其中涉及的敌意的看法独出心裁，认为它们是“肛门—施虐阶段”的衍生物。但后来，他也承认这种敌意无法还原为性本源，于是认为它们是“死本能”的表达方式，因而始终忠于他所提出的生物导向。无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他们既没有发现焦虑在引发这种动力方面的作用，也没有看到它们的表现形式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1]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中也能找到对权力渴望的片面评价。

第十一章　神经症竞争

不同的文化获取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方式各有不同。它们可能得自继承权，或者来源于个人所具有的某种品质，这些品质受他所在的文化群体的推崇，诸如勇气、老练、医术、通灵、活泼伶俐等。它们还可能来自出色、优秀的行为活动，借力于既有的个性特征或有利的偶然境遇。在我们的文化中，继承财富和财产必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权力、威望和财富必须依靠个人努力来获得，那他就不得不与他人竞争。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覆盖了其他所有活动，渗透到爱、社会关系和玩乐之中。因此，竞争是我们文化中所有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无怪乎它是神经症经久不衰的冲突中心。

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症竞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正常竞争。第一方面，神经症患者始终在同别人较量，即使是在不存在竞争诉求的情境之下也是如此。尽管力图超越他人基本上存在于所有竞争情境之中，但神经症患者所较量的人，绝不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且他的目标也与这些人不同。对于谁更聪明、更有魅力、更受欢迎等这些未见分晓的疑问，他全都不加区分地运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活态度可以比作一个正在比赛的骑师，他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是否领先他人。这种态度必然使他失去或减损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兴趣。这完全无关于他正在做什么，而主要在于他能从中获取多大的成就，能给人多好的印象，能带来多高的威望。神经症患者可能意识到了他这种与他人较量的态度，也有可能全然不知，只是自动自发地在这么做。他几乎从来都未能完全意识到这种态度对他的影响。

不同于正常竞争的第二方面是，神经症患者不仅是要比别人实现更多的抱负，或比别人更有成就，还希望自己卓尔不群。与此同时，他可能认为，相比之下，他的目标总是最佳的。他可能十分清楚自己受这种急迫的野心所驱使，但更加常见的是，他要么彻彻底底地压抑自己的野心，要么部分遮掩它。就后面这种情况而言，他可能会以为他并不在乎成功，只在乎他所效劳的对象；或者他可能会以为他并不想崭露头角，甘愿屈居幕后；或者他可能愿意承认他在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曾经野心勃勃——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曾幻想自己是耶稣基督或是第二个拿破仑，或拯救世界于战乱之中；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曾经想要嫁给威尔士亲王。但他会澄清，自那以后他的野心已经全然消散了。他甚至可能抱怨它消散得太过彻底了，他渴望重拾某些夙愿。如果他完全压抑了自己的抱负，他就很可能会以为野心与他格格不入。只有当某些保护被分析师层层剥开时，他才会回想起自己曾有过如此浮夸的幻想，或曾有过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比如自己是业界一流、非凡聪颖或英俊，或者任何有自己在的场合女人没有理由和另一个男人坠入爱河。

这种野心有时会着眼于某个特定的目标：才智、魅力、某种成就或道德。但有时候，野心并不集中在一个确切的目标上，而是扩散到这个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中。他必须成为他那个领域中的佼佼者。他可能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发明家，同时又想是一位杰出的医生，还想是一位无与伦比的音乐家。一个女人可能既想在工作领域位列一流，还想做一位完美的家庭主妇和穿戴最佳的女士。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可能会发现，他们很难选择或追求任何一个职业，因为选择一个意味着放弃另一个，或至少要放弃他们部分的兴趣爱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很难同时精通建筑学、外科手术和小提琴。这些青少年还可能会心怀过于美好的期望开始他们的工作：像伦勃朗一样绘画，像莎士比亚一样写戏剧，刚在检验室工作就能精确地完成血球计数。过高的志向使他们期盼短期就能变得有所成就，因而很容易泄气和失望，并很快放弃努力而开始其他事业。很多有天赋的人正是这样终生挥霍精力的。他们的确极具天赋，能在各种领域有所成就，但由于对所有领域都有兴趣和野心，他们没法始终如一地追求任何目标；最终，他们一无所获，自己的优秀才能也因此付之东流。

无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野心，他们往往对任何挫败都非常敏感。即便是成功了还是会觉得失望，因为还没有达到他们好高骛远的期望。例如，科学论文或著作获得了成功，但没有在《泰晤士报》上引起轰动，而只吸引了一部分人的兴趣，就可能令他失望透顶。这类人通过了一项非常难的测试，他们又会觉得其他人也通过了这项测试，故意贬损自己的成绩。这种对于失望的固执倾向也是这类人之所以无法享受成功的原因。之后我还会讲到其他原因。自然而然地，他们必然会对任何批评都极为敏感。很多人在第一本书或第一幅画之后，就无法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了，因为即使是再轻微的批评也会让他们萎靡不振。许多潜在的神经症第一次显现出来，就是因为上级的批评或遭遇失败，尽管批评或失败本身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或至少是与所出现的心理问题不相称的。

第三方面不同于正常竞争的地方在于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中隐藏着敌意，他的态度是：“只有我才可以是美丽迷人、才华横溢、飞黄腾达的。”敌意必定存在于任何激烈的竞争当中，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败。事实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存在太多颇具破坏性的竞争，以至于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人们不愿称这种潜藏的敌意为神经症的特征。这几乎是一种文化模式。然而，就神经症患者而言，该种敌意的破坏性方面比建设性方面更强大：对他来说，看到别人被打败比自己获得成功更重要。更确切地说，具有神经症野心的人，似乎打败别人比自己获得成功更加重要。实际上，他自己的成功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但由于他在成功方面有强烈的抑制，正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因而唯一为他敞开的路就是优秀出众——至少是树立优越感：贬低他人，或把别人拉到他的水平或更低。

我们文化中的竞争，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荣耀，或是制约一个潜在的对手，权宜之计通常是努力损毁对手。然而，神经症患者贬抑他人行为的背后是一种盲目、不加区分的强迫性驱策力。即便他知道别人之于他并没有实际的危害，甚至挫败他人明显有违自己的利益他也会这么做。他的感受可以说成是一个清晰的信念：“只有一个人能成功”，这也是“只有我才应成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破坏性冲动的背后，可能暗藏着大量的紧张情绪。例如，一个正在写戏剧的男子，当他听闻自己有个朋友也在写戏剧，就会陷入盲目的狂怒当中。

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可能会出现在很多人际关系中。一个有过度野心的小孩，可能会想要挫败父母为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如果父母要求他仪态举止和社会成就方面的事，他就会做出舆论哗然的事情来。如果他们致力于他的才智发展，他可能会对学习产生严重的抑制，以至于像个低能儿。这就使我回想起，曾有两对年轻的父母送来疑似低能的孩子，然而不久之后便证明这些孩子其实极具能力与才华。他们想要挫败父母的事实明显体现在他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精神分析师。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有时会假装不懂我的意思，我曾经因此而怀疑自己对她的智力所作的判断，直到我发现，她跟我玩的正是她曾用来对抗父母和老师的相同把戏。这些小孩其实都志壮干劲儿高，但在治疗初始，他们的志气抱负都被破坏性冲动给湮没了。

同样的态度也会出现在课堂上，或是任何治疗中。上课或接受治疗，对于他的个人利益原本是有好处的。然而，在这类神经症患者看来，由于自身的竞争意识，挫败或阻碍老师或医生的努力变得尤为重要。并且，如果只在自己身上就能证明一切徒劳无益，达成目的，他无疑会很乐意地付出代价，哪怕是装作病恹恹或愚昧无知。无须说，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对于这样的人，他会有意识地认为，老师或医生确实是没有能力的，或者并不是适合他的人。

因此，这种类型的病人非常害怕分析师会治愈他。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挫败分析师的努力，尽管他这么做显然会使自己的目的落空。他不仅会误导分析师或是保留重要信息，甚至会坚持顽固不化的态度，或只要有可能就竭力使情况变得更糟。他不会告知分析师任何进步——即便偶尔有所吐露，也是万分不情愿或者以一种抱怨的方式，或者是把进步或任何收获都归功于某些外部因素，诸如气温的改变、吃了阿司匹林、阅读了一些东西等。他不会听从分析师的任何指导，尽力证明分析师错了。或者，他会把分析师的建议当作自己的发现提出来，而这个建议他当初曾经激烈反对。后面这种行为也常常在日常事务中观察到；它构成了无意识剽窃的动力，许多优先权的斗争都是基于这种心理。这类人无法容忍他本人提不出来新的想法。他会坚决贬损任何不是他提出来的倡议。例如，他会反感或拒绝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如果这碰巧是他的竞争对象提出来的。

如果所有这些反应在分析的过程中逐渐被意识到，神经症患者就可能在一次精彩的分析之后公然大发雷霆：在办公室里大摔东西、大喊大叫地侮辱分析师。或者当一些问题获得澄清之后，他会立刻指出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即使他的病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且理智地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他还是会抗拒任何表达感激之情的冲动。“忘恩负义”的现象也可能存在其他原因，诸如害怕承担责任，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是一种对于不得不赞赏他人的羞辱感。

这种挫败冲动会引发大量的焦虑，因为神经症患者会自觉自发地认为：别人被打败后会和他一样痛苦，一样怀恨在心。因此，他担心伤害别人，执意认为他的挫败倾向实际上是合情合理的，从而不让自己意识到这种倾向。

如果神经症患者具有强烈的贬损态度，他就很难形成任何正面的观点，很难采取任何正面的立场，或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一个关乎某人某事的正面观点，很可能被任何人的哪怕是一丁点儿负面言辞粉碎，因为哪怕是一件小事也足以激起他的贬损冲动。

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经症追求中所有破坏性的冲动都可能成为竞争的一部分。在我们文化下的普遍竞争之中，哪怕正常人也可能表现出这些倾向，但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冲动十分重要，不管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和痛苦。在他看来，羞辱、剥削或欺骗他人的能力是一个树立优越感的过程，如果他失败了，则是一种挫败。如果他不能利用别人就会勃然大怒，而这种愤怒正是基于这种挫败感。

如果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盛行于某个社会，那就很容易损害两性关系，除非男性和女性的生活范围是严格分隔开的。然而，由于这种破坏性的特征，神经症竞争导致的劫难往往比普通竞争更严重。

在爱的关系中，神经症患者挫败、压制和羞辱对方的倾向极具重要性。性关系要么变成压制和贬低对方的一种手段，要么变成被对方压制和贬低的一种方式，这个特点与性的本性全然相悖。在男性的恋爱关系中，最常出现弗洛伊德称之为分裂的情境：一个男人在性方面只为低于他标准的女性所吸引，而对于他喜欢和倾慕的女性，既没有渴望，也缺乏性能力。对于这类人，性关系与羞辱倾向密不可分，因而面对他爱的人，或是他可能爱上的人，他会迅速压抑性渴望。这种态度常常起源于他的母亲，他所爱的人会使他感到羞辱，还会使他想要羞辱回来，但出于恐惧，他把这个冲动藏匿于一种过度的爱慕之中，这种情况常常被称为固着。为了今后的生活，他找到一种解决途径，即把女性分成两类；对于他喜欢的女性，其表达敌意的方式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挫伤她们。

如果，这样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交往，而这个女人在地位或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或是更优越，他就会常常暗自为她感到羞耻，而不是感到自豪。他可能会为这种反应感到异常困惑，因为在他的意识中，这个女人并没有因为发生了性关系而失去价值。他所意识不到的是，他想要通过性关系来贬低一个女人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情感上，他觉得这个女人已经变得拙劣不堪。因此，对她感到羞耻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反应。一个女人，同样可能毫无缘由地对自己的爱人感到耻辱，表现方式是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他在一起，或对他的优秀品质熟视无睹，因而对他的欣赏不如他实际应得的。精神分析揭示了她具有这种贬低伴侣的无意识倾向[1]。通常，她对于女性也有这些倾向，但出于种种个人原因，这些倾向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尤为突出。这些个人原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对受偏爱的哥哥的怨恨、对懦弱父亲的轻视、由于没有魅力的信念而期待被男性拒绝等。同样，她也可能极为害怕女性，以至于想要在她们身上施以羞辱。

和男性一样，女性也可能完全知道自己意图压制和羞辱异性。一个女孩可能出于一个坦率的动机而开始一段恋情，即让男人受控于她。她也可能会诱惑男人，一旦他们回应了她的爱意就抛弃他们。然而，羞辱的渴望往往都不是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显露于许多间接的形式。例如，在强迫性嘲笑男性的求爱中就表现得很明显。或是采取性冷淡的形式，借此向他表明，他无法带给她满足感，从而成功羞辱他，尤其是当他自己也神经症性地害怕被女人羞辱之时。这种景象的反面情况（常常见之于同一个人）则是感觉因为性关系而被虐待、贬低和羞辱。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性将性关系视为羞辱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这个关系是合法的、中规中矩的、冷冷冰冰的，这种羞耻感才会有所消减。这种文化影响在最近30年里逐渐减弱，但仍然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何女性比男性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她们的自尊。这一点也导致了性冷淡，或使她们远离所有男性，尽管她们是渴望与他们接触的。通过被虐幻想或性欲倒错的方式，女性也可能在这种态度中获得次要满足，但她之后就会对男性产生敌意，因为她预感自己会被羞辱。

一个深深质疑自己男性气概的男子，很容易怀疑自己被接受只是因为这个女人需要性满足，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她真心喜欢他；因此，由于这种被虐待的感觉，他会开始怨恨。或者，一个男人可能把女人缺乏回应视为一种无法容忍的羞辱，因而过于担心她能否得到满足。在他自己眼里，这种极度的关怀就是体贴。而另外，他又可能粗鲁、不顾及他人，从而揭示了他对这个女人满足感的关心，只是他自己对抗羞辱感的保护手段。

掩盖这种贬损或挫败动机有两种主要途径：赞美的态度，或通过怀疑论诉诸理智。当然，怀疑论可能是开诚布公地表达既有的理性分歧。只有明确排除了这种坦率的怀疑，才有理由去寻找其隐秘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十分表面化，因而即使只是质问他的怀疑的合理性也有可能导致焦虑发作。我有一个病人，每次会谈都粗鲁地贬损我，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了。之后，当我只是问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怀疑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时，他便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之中。

如果贬损或挫败的动机被赞美的态度所掩盖，这个过程就更为复杂了。暗地里渴望伤害和践踏女性的男性，在他有意识的观念中，可能会把女性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总是尝试挫败和羞辱男性的女性，可能沉溺于英雄崇拜。神经症患者的英雄崇拜和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样，都可能对价值和伟大有真挚的感受，但神经症患者态度的特殊特征在于它是两种倾向的折中：盲目地崇拜成功，不在乎崇拜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愿望；掩饰他对成功人士的破坏性愿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也可以根据这一点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冲突更经常关乎女性，因为对于男性，有更多煽动他们追求成功的外界事物，也有更多成功的可能性。设想一个英雄崇拜类型的女人嫁给一个男人，是因为他已有的成功或成功的潜力吸引了她。由于我们的文化中，妻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丈夫的成功，只要这个成功持续下去，就会给她带来些许满足。但她处于一种冲突情境之中：她因为他的成功而爱她的丈夫，但是同时又为此而憎恨他；她想要摧毁它，但从另一方面说，她又想要间接地享受它，因而犹豫不决。这样一位妻子，可能背弃她想要摧毁丈夫事业的愿望，通过奢侈挥霍来威胁他的经济安全，通过令人萎靡不振的争吵来扰乱他沉着镇定的心境，通过暗放冷箭的态度来动摇他的自信心。或者，她可能冷酷无情地督促丈夫去追求越来越大的成功，丝毫不考虑他的个人福利——这就暴露出了她的破坏性愿望。这种怨恨可能在任何失败的迹象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尽管在他的成功过程中，她可能曾在各方面都表现为一个充满爱意的妻子，但现在她会跟自己的丈夫作对，而不是帮助他、鼓励他。因为只要她还能够插手丈夫的成功，这种报复就会被掩盖起来，而一旦他表现出挫败的迹象，这种报复就会公然显露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性行为，都可能打着爱和赞美的幌子继续下去。

另外一个熟悉的例子也可以说明爱是如何被用来补偿由野心引起的挫败动力的。有个女人曾经自力更生，精明能干，事业有成。结婚之后，她不仅放弃了工作，还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态度，似乎放弃了所有抱负——把这些说成“变成真正的女人”更适宜。丈夫往往感到很失望，因为他期望找到一个同甘共苦的好伴侣，反而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并不协助他的事业，而是让自己委身于他的羽翼之下。经历了这种变化的女性，会神经症性地担心自己的潜力。她隐隐觉得，嫁给一个成功男士或有潜力成功的男子，能更稳妥地达成她自己的抱负，甚至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倘若只是这种情境，还不一定能引起障碍，反而可能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但神经症女人的内心反对自己放弃野心，对她的丈夫产生了敌意，而且根据神经症患者全或无的原则，她不知不觉感到茫然空虚，最终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正如我之前所言，这种反应类型之所以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其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找到，我们的文化环境使成功成为男子汉的标志。如果情形反转过来，女性变得比男人更强壮、更聪颖、更成功，男性也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反应，由此可证，这种反应类型并非固有的女性特质。因为我们的文化信仰是男性——除了在爱的领域——应当具有各方面优势。就男性而言，这种态度很少伪装成赞美，而往往十分坦率地表现为直接蓄意破坏女性的利益和事业。

竞争精神不仅影响了男女之间已有的关系，甚至还影响了择偶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在神经症中所看到的，不过是放大了的景象，这些景象在竞争文化中往往是见怪不怪的了。正常的择偶常常取决于对威望或财富的追求，也即是基于性以外动机。对于神经症患者，这种决定因素可能具有全面的主导性，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支配权、威望和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欲罢不能、更不屈不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别人的个人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已经严重变质到他无法作出任何恰当选择的程度。

破坏性竞争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去加深同性恋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冲动，使一种性别的人完全不与另一种性别的人交往，借以避免平等的性竞争；第二，它所引发的焦虑需要通过安全感去弥补，并且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依附于同性伴侣的原因往往是需要可靠的爱。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如果病人和分析师是同一性别的，就常常能观察到这种破坏性竞争和焦虑与同性恋动机之间的联系。这类病人可能会经历某个吹嘘自己的成就、贬低分析师的阶段。一开始，他会采取一种伪装的形式，伪装到他自己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的程度。然后他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但他的意识仍然与他的感受脱节，而且他也不知道正在推动他的情绪到底有多么强烈。接着，当他开始逐渐感觉到他对分析师的敌意并感觉越来越不自在——多梦、心悸、坐立不安——之后，他就会忽然梦到分析师拥抱他，然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幻想并渴望与分析师有某些亲密的接触，因此显露出他缓解焦虑的愿望。在病人最终觉得能够面对这种竞争性问题之前，这一系列反应可能都会循环往复很多次。

因此，简而言之，赞美或爱可能会被用来补偿挫败动机，不让自己意识到破坏性冲动，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间建立起无可逾越的藩篱，从而彻底消除竞争；提供一种对于成功或参与成功的替代性乐趣；抚慰竞争对手，从而避免报复。

尽管神经症竞争之于性关系的影响其实远不止于此，但这些讨论已经足以说明它是如何损伤两性关系的。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激烈的竞争破坏了两性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可能性，这种竞争又成了焦虑的来源，使得良好关系变得愈加难得，这个问题也因此格外令人担忧。

[1]多里安·费根鲍姆在一篇论文中记录过这类案例，这篇论文发表在《精神分析学季刊》，标题为《病态的耻辱》。然而，他的阐释跟我不同，因为在最后的精神分析中，他将这种耻辱追溯到阴茎嫉妒。许多精神分析文献中，都将其视为女性的阉割倾向，并追溯到阴茎嫉妒，但在我看来，这种耻辱来源于羞辱男性的渴望。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由于神经症竞争的破坏性引起了巨大的焦虑，最终导致他们逃避竞争。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从何而来？

不难理解，其中一个来源就是害怕因为冷酷无情地追求野心而遭到报复。一旦某人为了获得成功而去伤害、羞辱和击垮别人，这样的人必然害怕别人也会强烈地想要挫败他。但这种报复恐惧，尽管每一个以牺牲他人来获取成功的人都会有，却并不能充分解释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抑制。

经验表明，单是报复恐惧并不足以导致抑制。相反，它可能只是导致冷血地对待想象中或现实中的嫉妒、竞争或预谋，或是为了防御任何挫败而努力扩张自己的势力。一个特定类型的成功人士也是只有一个目标，即获取权力和财富。但如果把这种人格结构与神经症患者作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异。冷酷无情地猎取成功的人并不在意他人的爱。他既不需要、也不期待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既不会施予帮助，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慷慨行为。他知道他可以仅凭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获得他想要的。当然，他也会利用别人，但他关心的是他们的有益见解，这些见解的好只限于是否有助于他达成自己的目标。爱本身的价值对他来说一钱不值。他的渴望和防御都有一个固定的指向：权力、威望和财富。如果一个人没有阻碍自己的奋斗，即便他受内心冲突的驱使而有如此行径，也不会形成常见的那些神经症特征。恐惧只会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去获得更多的成功。

然而，神经症患者追寻的是两条互相背离的路：积极争取“唯吾独尊”的统治地位；同时过度渴望被每一个人爱。这种夹在野心和爱之间的困境，便是神经症的中心冲突之一。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之所以一点儿也不想意识到它们，之所以约束或彻底逃避它们，主要是因为他害怕失去爱。换言之，神经症患者之所以约束竞争，并不是因为他有格外严格的“超我要求”才极力压抑住了这种进取，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夹在两种同样至关重要的需要当中：他的野心和他对爱的渴求。

这种困境几乎无法解决。一个人不能伤害了别人，还同时想要得到他们的爱。然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确实尽力解决它。一般来说，他尝试了两种解决途径：为他的统治欲望辩护，并为辩护失败而诉冤；约束自己的野心。我们只是简述一下他为自己的进取要求辩护所作的努力，因为这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获取爱的方式以及为其辩护的特征相同。在此，辩护作为一种策略尤为重要：它企图使这些要求无可厚非，从而使这些要求不会阻挡他被爱的道路。如果他毁谤他人是为了在竞争中羞辱或击垮他们，那他会坚信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合理的。如果他想要压榨他人，他会相信并试图使他们相信，他极度需要他们的帮助。

正是这种辩护的需要，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使得细微且隐蔽的伪善成分弥漫到整个性格结构，即便这个人可能本质上是诚实的。这也可以解释没完没了的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常见于神经症患者的性格倾向，时而昭然若揭，时而暗藏于服从或自责的态度之后。这种自以为是经常与“自恋”态度混淆。其实它与“自恋”没有丝毫关系；它甚至不带有任何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的成分，与此相反，他从未真正相信自己是对的，而只是始终迫切地需要表现得合情合理。换言之，这是一种亟须解决问题的防御态度，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源于焦虑。

对这种辩护需要的观察，也许正是其中一个因素，使得弗洛伊德提出有关尤为苛刻的“超我”要求的观点，神经症患者出于自己的破坏性欲望而在行为上屈服于这种要求。这种解释也体现在辩护需要的另一个方面。除了是应对他人不可或缺的策略性手段，对于许多神经症患者来说，辩护也是满足需要的一种方式，使他们在自己眼中看起来无可指摘。在我讨论神经症中内疚感的作用时，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神经症竞争焦虑的直接结果，就是害怕失败和害怕成功。害怕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害怕蒙羞的一种表达方式。任何失败都是一场大灾难。一个女孩，在学校不知道她渴望知道的事情，不仅会感到无地自容，还会觉得班上的其他女生都看不起她，都在与她作对。这种反应格外重要，因为这种频繁发生的事情会被视为失败，而这种失败其实并没有失败的含义，或顶多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诸如在学校没有得到最高分、在一次考试中部分失利、举办了一场不是特别成功的派对、在会谈中没有表现出色——概言之，任何未能达到她的过高期望的事情。正如我们所见，只要引起神经症患者强烈的敌意，来自他人的任何拒绝都被视为一种失败，因而也是一种羞辱。

由于害怕别人知道了他冷酷无情的野心后会为他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因而神经症患者的这种恐惧可能急剧加重。比失败本身更让他害怕的是：他已经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他正在竞争、他确实想要成功并为之付出努力，之后却还是失败了。他觉得，一点点失败可以被原谅，甚至还可能引起同情而不是敌意，可一旦他对成功表现出兴趣，他就会被一大帮胡搅蛮缠的敌人所包围，只要一有示弱或失败的迹象，这些人就会伺机击溃他。

这种态度会根据恐惧的内容而变化。如果重点在于害怕诸如此类的失败，他就会加倍努力，甚至孤注一掷地去避免失败。剧烈焦虑可能在体力或能力的关键性测试之前就产生了，例如在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然而，如果重点在于害怕别人发现他的野心，情况就截然相反。焦虑感会使他表现得无动于衷，会导致他不付出任何努力。这两种境况的反差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两种归根结底是相同类型的恐惧如何产生两种全然不同系列的特征。遵照第一种模式的人，会为了考试疯狂用功，但遵照第二种模式的人，只会稍微用功一下，然后可能会沉溺于社会活动或兴趣爱好中，从而向旁人表明他对此毫无兴趣。

神经症患者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焦虑，只意识到焦虑的后果。例如，他可能无法专注于工作。或他可能有疑病恐惧，如害怕强体力活动引起心脏问题，或害怕精神过度劳累而引起神经失常。或者作了某些努力之后变得筋疲力尽——当焦虑卷入这个活动中时，就很容易筋疲力尽，然后用这种疲乏来证明这种努力对他的健康有害，从而必须避免这种努力。

因为要避免付出任何努力，神经症患者可能迷失在各种消遣活动中，从玩纸牌到举办派对，或他可能呈现出一种看似懒散或懒惰的态度。一个神经症女人可能穿着邋遢，宁愿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也不愿尝试打扮自己，因为她觉得这种尝试只会使她遭到嘲笑。一个向来漂亮的姑娘，却认为自己相貌平庸，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补妆，因为她认为人们会想：“多荒谬可笑啊，这个丑小鸭企图让自己看起来有吸引力！”

因此，神经症患者通常会觉得，最好不要做他想做的事。他的准则是：待在角落里，要谦逊，最重要的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如凡勃伦所说的，引人注目（如引人注目的休闲、引人注目的消费）在竞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逃避竞争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对立面上，放在避免引人注目上。这意味着坚持传统标准，置身于众人的焦点之外，不要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是主导特征，其结果就是不冒任何风险。无须说，这种态度使他的生活贫困潦倒，使他的潜力扭曲变形。因为，除非事情出奇顺利，获得幸福或任何成功都是以冒险和努力为前提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之于可能的失败的恐惧，但这只是有关神经症竞争的焦虑表现之一。焦虑也可能采取害怕成功的形式。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有关于他人敌意的焦虑极为强烈，以至于他们害怕成功，即使他们对成功很有把握。

这种成功恐惧来源于害怕他人嫉妒而失去他们的爱。有时，这是种有意识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她宣布彻底放弃写作，因为她的母亲开始写作并取得了成功。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又再次提笔，却犹豫不决，忧心忡忡，她不是害怕写不好，而是害怕写得太好。这个女子长期无法做任何事，其主要原因是她过于害怕别人会嫉妒她的一切；相反，她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讨人欢心之中。恐惧也可能表现为一种隐约且微弱的忧惧，担心自己取得成功就会失去朋友。

然而，在这种恐惧中，和其他恐惧一样，神经症患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知道自己的恐惧，只意识到由此而来的抑制作用。譬如，当他打网球时，每当接近胜利，他可能就会觉得有东西在阻碍他，使他不可能赢。或者，他可能忘记赴约，而这个约会对他的未来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如果他需要在讨论或对话中发言，他可能说得非常小声，或极大地限制自己的表达，以至于未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或者，他情愿让别人去接受他的工作荣誉。他可能发现，他可以与某些人展开机智的谈话，而与另一些人交谈时则显得迟钝；与某些人在一起时他可以像大师般演奏乐器，而与另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就像个初学者。尽管他自己也为这两种状态的极大反差而感到困惑，但他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只有当他洞悉到了自己的逃避倾向时，他才会发现，与一个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交谈，他会强迫性地表现得同样不怎么聪明；或者，与一个差劲的音乐演奏者一起演奏，他会情不自禁地同样表现拙劣，他受到一种恐惧的驱使，害怕自己的脱颖而出会伤害和羞辱他人。

最终，如果他确实获得了成功，那他非但无法享受它，还甚至觉得这不是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会削弱这种成功，把它归因于某些偶然情况，或是来源于外界的一些无足轻重的激励或帮助。不管怎样，成功之后，他很可能感到沮丧，部分是因为这种恐惧，但也因为一种不愿承认的失望，即实际的成就总是与他心里暗藏的过度期望相去甚远。

因此，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情境来自疯狂地、强迫性地渴望在比赛中成为第一，并且与此同时，一旦他获得了一个好的开端或任何进步，就会同样强迫性地制约自己。如果他曾经做得很成功，下次他往往会表现得很糟糕。一堂课讲得好接着一堂课讲得差，在治疗中一次进步接着一次退步，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接着又给人一个坏印象。这一连串循环往复让他觉得自己正在压倒性的劣势下展开一场绝望的战争。他就像潘娜洛普[1]，每到晚上就会拆掉自己白天织好的东西。

因此，抑制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阶段：神经症患者可能太过彻底地压抑自己的抱负和渴望，以至于甚至不想尝试任何一项工作；他可能试图做点什么，却无法完全投入或坚持到底；他可能愿意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却害怕任何成功的迹象；最后，他可能获得卓越的成就，却无法欣赏这份成功，甚至无法感受到它。

在此类逃避竞争的诸多途径中，最重要的一个也许是在自己的想象中与真实或想象中的竞争对手保持一段十分遥远的距离，以至于任何竞争都看起来荒谬无比，从而被排除在意识之外。这段巨大的差距之所以被构建出来要么是由于将竞争者放在高不可攀的位置上，要么是由于把自己置于一个远不如人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任何竞争的想法或努力都看似毫无实现的可能、荒唐可笑。以下我要讲的就是此类自轻自贱。

妄自菲薄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如果一个伟大画家的学徒画了一幅好画，却出于害怕他老师的嫉妒，而贬低自己的作品。不管怎样，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妄自菲薄倾向只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概念。如果他做得好，就会真诚相信别人做得比自己还要好，或者自己的成功只是巧合，他可能没法儿再做得这么好了。或者，他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要鸡蛋里挑骨头，诸如完成得太慢了，然后以此贬低自己的整个成就。一位科学家可能觉得对于自己领域的某些问题愚昧无知，因此他的朋友不得不提醒他，他自己曾写过这方面的问题。当被问到一个愚蠢或无法回答的问题时，他会倾向于觉得自己愚蠢；如果读到了一本他隐隐觉得并不赞同的书，他往往会推定是自己笨到无法读懂，而不是予以全面的批判性审视。他们可能会抱有一个信念，认为他已经设法对自己保持一种批判、客观的态度。

然而，这类人不只是表面上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内心深处也对此坚信不疑。尽管他抱怨自己劣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但他完全不接受任何反驳的证据。如果被视为一个能力强的员工，他就会坚称自己被高估了，或他只是虚张声势。此前我提到过一个女孩，在与哥哥有过羞辱性的经历之后，在学校发展出毫无节制的野心，她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每一个人都认为她是一个优秀出色的学生，但在她心中，她仍然认为自己愚不可及。尽管，看一眼镜子，或看看男士的关注，就足以确信她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女人，但她仍然坚信自己对于男人毫无吸引力。这类人可能在40岁之前会认为自己太过年轻，因而无法坚持己见或主持大局，40岁之后又可能转变态度，觉得自己太老了。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他不断为别人对他的尊敬感到惊讶，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个不足挂齿的平庸之才。称赞被当作空洞的恭维或别有用心给摒弃了，甚至可能使他感到愤怒。

这一现象极其常见，而观察结果表明，自卑感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罪恶，它具有重要的功能，因而受到维护。它们的观念是基于这样的设想：通过妄自菲薄使自己低人一等以及约束自己的野心，缓解与竞争有关的焦虑。[2]

附带说一句，我们也不应忽略，自卑感可能会确确实实地削弱一个人的地位，因为自轻自贱会损害自信。适当程度的自信是获取任何成就的前提，不管是改变色拉酱调料的标准配方、销售商品、捍卫某种观点还是给未来的另一半留下好印象。

有强烈自轻倾向的人，可能会梦到竞争对手脱颖而出，或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他潜意识里无疑是渴望战胜对手的，因而这些梦可能看起来好像反驳了弗洛伊德认为梦表征愿望满足的观点。然而，我们不能过于狭隘地看待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直接的愿望满足涉及太多焦虑，缓解这种焦虑就比直接的愿望满足更重要。因此，当一个害怕自己野心的人梦到自己被击败，他的梦并不是在表达失败的渴望，而是在表达他宁愿选择失败——两害相权取其轻。曾经有一个病人竭力想要挫败我，为此她在治疗期间安排了一场演讲。她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而她坐在观众席，毕恭毕敬地欣赏着我。还有，一个很有抱负的教师，梦到他的学生是老师，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作业是什么。

自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约束野心也表现于这样一个事实：被贬低的能力往往是个体最热切渴望胜过别人的地方。如果他的野心具有智力特质，那智力就成为其武器，因而被贬低。如果他的野心具有性欲特质，那外貌和魅力就成为其武器，因而贬低它们。这种联系非常常见，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自轻倾向的对象来猜测他最具野心的领域是什么。

目前来看，自卑感与任何事实上的劣势毫无关系，只是被当作逃避竞争倾向的影响来讨论。那么，自卑感真的与既有缺点、与对现实缺陷的认识都没有关联吗？事实上，它同时是现实性缺陷和想象性缺陷的结果：自卑感结合了焦虑动机下的自轻倾向和对已有缺陷的认识。我强调过很多次，我们最终无法蒙骗自己，尽管我们可能成功关闭了某些泄露意识的冲动。因此，具有我们讨论过的种种特征的神经症患者会在心底明白，他具有不得不加以掩饰的反社会倾向，他的态度一点儿也不真诚，他的伪装完全不同于表层之下的暗流。他自卑的重要原因是他记录了所有这些差异，即便他从未清楚地认识到差异的来源——这是由于差异来自被压抑的动机。没有认识到来源，他就给自己一些自卑的理由，这些理由几乎完全不成其为理由，只是一种合理化作用[3]。

他之所以觉得他的自卑感是既有缺陷的直接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基于他的野心，他建立起一种有关自身价值和重要性的荒诞观念。他忍不住要评估自己的真实成就，从而反对自己是天才或完美人类的观念，于是在这个比较中，他的真实表现或真实可能性被衬托得低人一等。

所有这些逃避倾向的综合结果，就是神经症患者遭受到了真正的失败，或者不如他应有的那么顺利——至少就他的机遇和天赋而言。那些和他一起开始的人走到了他前面，有了更好的事业，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种滞后并不仅仅在于外部成就。他年龄越大，越能感觉到自己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他由衷地感觉到，自己的天赋，不管是什么样的天赋，都被荒废了，他被困在自己的人格发展中，他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成熟。[4]并且，他对于这种差异隐约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并非自讨苦吃，而是真实相称的。

正如我所言，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外部环境。但是，作为神经症永恒的特征，神经症患者则倾向于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他的内部冲突。他的现实失败和随之产生的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异，必然进一步加剧他的自卑感。因此，他不仅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也确实比他本应有的状况差。由于将自卑感基于现实基础之上，因而自卑感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越发巨大。

我曾提到过的另一种差异——浮夸的抱负与相对贫乏的现实，变得难以忍受以至于不得不要求补救。幻想便自行奉上这种补救。越来越多的神经症患者以妄想替代可实现的目标。妄想对于患者的价值显而易见：它们掩盖了难熬的虚无感；使他不参与任何竞争仍能感觉自己重要，从而无须冒任何得失成败的风险；使他编织了一个比任何可实现的目标都宏伟的谎言。正是妄想的这种死胡同价值（blind-alley value）使它们变得危险，因为相比于直路，死胡同对于神经症患者具有一定的好处。

这些神经症妄想应该有别于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幻想。即使是正常人，有时也会自我感觉良好，给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赋予过高的重要性，或者沉浸在他将大展身手的幻想中。但这些幻想和观念仅仅是像装饰性的藤蔓花纹，他并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具有妄想特征的精神病患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认为自己是天才，是日本天皇、拿破仑、救世主，并拒绝一切有可能反驳其信念的现实证据；他会完全无法领会他人的任何暗示，例如他其实是个可怜的看门人，或精神病院的病人，或是他人非礼或嘲笑的对象。如果他开始彻底意识到这个差距，他就会决定支持他的妄想，并且认为是别人不懂事，或者他们是为了伤害他而存心失礼于他。

神经症患者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如果他完全意识到了自己言过其实的自我评估，那他对此有意识的反应会更像一个健康人。如果梦到自己好像一个乔装打扮的皇室，他会觉得可笑至极。尽管因为虚幻，他有意识地摒除了他的妄想，但这些妄想对他有情感上的现实价值，这种价值类似于它们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价值。两种情况中的原因相同：妄想具有重要功能。尽管纤细苗条、摇摇欲坠，但它们却是他自尊的支柱，所以他不得不依附它们。

依赖这个功能的危险体现在某些打击自尊的处境中。于是，支柱倒塌了，他跌倒了，并且无法从跌倒中恢复过来。例如，一个姑娘本有极好的理由相信自己被深爱着，却发现那个男人迟迟不肯娶她。一次谈话中，他告诉她，他觉得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了，并且在下定决心让婚姻捆束自己之前，他希望认识了解一下别的姑娘。她无法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变得郁郁寡欢，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开始极为害怕失败，进而渴望回避一切，逃避所有人，也逃避工作。这种恐惧无法抵抗，以至于鼓舞人心的事情，诸如那个男人后来想要娶她的决定、极为褒扬她的能力及一份更好的工作等都无法使她安心。

与精神病患者相比，神经症患者不由自主地以令人痛苦的精确性记录下所有万千小事，这些事情在现实生活中都不符合他的意识幻想。最终，他的自我评价在感觉良好与感觉卑微之间摇摆不定。他随时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在极其相信自己重要非凡的同时，又可能为任何人对他的重视感到惊讶。或者，他在感到卑贱，感到自己被践踏的同时，要是谁觉得他需要帮助，他就会大发雷霆。他的敏感犹如一个全身溃烂的人，最轻微的触碰都会使他畏惧。他很容易感到受伤、受轻视、被忽视、被怠慢，并表现出相应的报复性怨恨。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恶性循环”在运转。当妄想具有一定的安全感价值，并能提供一些支持时，即使只是出于想象，也能够加剧这种逃避的倾向，而且还能借由敏感产生更大的愤怒，从而引发更大的焦虑。当然，这是严重神经症的表现，但就算是在不太严重的案例中也能看到这种表现，甚至是患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管怎样，从另一方面看，一旦神经症患者可以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就能进入良性循环。通过这个方式，他的自信成长起来，由此不再那么需要他的那些妄想。

神经症患者缺乏成功——他在任何方面都落后他人，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不论是安全感还是幸福感，这使他嫉妒他人，因而加剧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嫉妒倾向。有些因素可能导致他压抑着自己的嫉妒，如与生俱来的高尚品格，深信自己无权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或是单纯地无法意识到自己既有的不幸。但他越是压抑，就越是把嫉妒投射到别人身上，导致他有时偏执地害怕别人嫉妒他的一切。这种焦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他遇到好事也会明显感到不自在，如一份新工作、一次恭维的赞誉、一次侥幸的收获、一次走运的爱情等。因此，这可能极大地加强他避免有所成就的倾向。

不考虑所有细节，神经症患者对权力、威望和财富追求发展出“恶性循环”的主要轮廓大致如下：焦虑、敌意、受损的自尊；追求权力以及诸如此类；加深敌意和焦虑；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着自轻倾向）；失败以及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加深优越感（带有嫉妒）；加深妄想（伴有对嫉妒的恐惧）；加深敏感（伴有加固的逃避倾向）；加深敌意和焦虑，然后再次开始循环。

然而，为了全面理解嫉妒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们必须更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神经症患者，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都的的确确是一个不幸的人，而且他还看不到任何摆脱痛苦的机会。神经症患者努力获取安全感，这种努力被局外观察者称为“恶性循环”，被他自己感受为无助地困于网中。就像我一个病人所说的，他觉得被困在一间有很多门的地下室，不管他打开哪一扇门，都只是通向新的黑暗。而且他一直都清楚，别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走动。我觉得如果不认识到其中令人麻痹瘫痪的无助感，就不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有些神经症患者会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们的愤怒，而另外一些则会将愤怒深藏于顺从或乐观之中。于是我们很难看到，在所有虚荣、要求、敌意背后，有这么一个深受痛苦的人，他感到永远被排斥在一切能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的事情之外，他知道即使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也无法享受它。当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些无助感的存在时，那些看似攻击性过强甚至卑鄙的现象，那些无法依靠特定情境来解释的现象，统统都不再难以理解了。一个过于不让自己有幸福可能的人，如果他确实并不憎恨这个他找不到归属感的世界，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好人。

现在回到嫉妒的问题上来，这种逐步升级的无助感，正是嫉妒持续滋生的基础。他嫉妒的并非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尼采所说的生活嫉妒，一种非常普遍的嫉妒，嫉妒那些更有安全感、更沉着、更幸福、更坦率、更自信的人。

如果这种无助感已经出现在某人身上，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都会努力去解释它。他并不会发现（像分析观察者那样）这是一种必然过程的结果。相反，他看到的是，这要么是别人造成的，要么是自己导致的。他常常会怪责于两者，尽管往往有一方非常醒目。当他怪罪于别人时，就会表现出一种指责的态度，一般是直指命运或是指向环境，或是某些人：父母、老师、丈夫、医生等。其他事情上的神经症要求，正如我们常常谈到的，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好像神经症患者按这样的路径在思考：“由于你要对我的痛苦负全责，所以你有责任帮助我，并且我有权要求你这么做。”要是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万恶之源，他就会觉得自己痛苦是活该。

讨论神经症患者怪罪别人的倾向可能会引起一个误解。听起来他的控诉好像都是莫须有的。事实是，他的确有好的理由去指责，因为他确实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在童年的时候。但他的谴责中仍有神经症的成分：谴责常常取代了对积极目标建设性的努力，并且往往是盲目、不分青红皂白的。例如，它们有可能直接指向那些想要帮助他的人，同时他又完全没办法感受和指责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

[1]Penelope，也译作珀涅罗珀，《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妻子，奥德修斯远征之后，她为了拒绝络绎不绝的求婚者，宣称织完一匹布料就改嫁，白天织布，晚上又把织好的布拆开，以拖延时间来等丈夫归来。

[2]劳伦斯曾经在《虹》中对这种反应有一段精彩描述：“残酷和丑恶的奇怪感觉总是迫在眉睫，随时准备向她扑来，她感觉乌合之众怀着强烈的嫉妒情绪亲候她的大驾，因为她与众不同（斜体字是我标注的），这些感受成了她生活中最严重的影响之一。无论她在哪里，在学校里，在朋友中间，在街上，在火车上，她都本能地削弱自己，使自己变得渺小，使自己假装变得不如往常，因为她害怕那些充满妒忌的普通人，也就是那些平凡的自我，会看到她那未被发现的自我，然后抓住它予以攻击。”

[3]Rationalization，自我防御机制中的一种，也称文饰作用。

[4]荣格曾经清楚地陈述过这个问题，即人在40岁左右会被困在自己的发展中。但他没有认识到导致这个境况的条件，因而没有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

第十三章　神经症内疚感

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中，内疚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一些神经症患者来说，内疚感表现得公开、充分；对于其他神经症患者，则表现得有所隐藏，需要借助行为、态度、思考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我会先总体描述一下表明内疚感的各种表现。

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过的，神经症患者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解释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任何改善。这种感觉非常模糊不清，或者只是关于社会禁忌的想法或行为，如手淫、乱伦的渴望、希望亲人死去等。这类人往往会为最微不足道的情形感到内疚。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第一反应是预感别人会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朋友一段时间没有到访或写信，他会问自己是否冒犯了他们。如果有任何事出了错，他会假定是他的错。即使是别人明显错了，明白无误地虐待过他，他也仍然会设法怪罪于自己。如果有任何利益或意见的冲突，他会倾向于盲目地认为别人是对的。

然而，在任何场合中伺机而动的种种潜在的内疚感，与在抑郁状况下尤为明显的那些被解释为无意识内疚感的东西之间只是程度之差。后者采用的形式是自责，这种自责常常具有幻想色彩或至少是夸大其词。同样，神经症患者会不断努力，在自己和别人眼中表现得合情合理，特别是当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策略性价值时，最能说明他心里存在必须中止的毫无缘由的内疚感。

神经症患者对被发现和被反对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也进一步表明弥散的内疚感的存在。在他与分析师的谈话中，他可能表现得好像是犯人和法官的关系，因而对他来说，很难在精神分析中与分析师合作。对于有关他的任何解释，他都会当成是一种责备。例如，如果分析师向他表明，某种防御态度背后隐藏着潜在的焦虑，他就会回答：“我就知道我是个孬种。”如果分析师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敢接近他人是因为害怕被拒绝，他就会因此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使生活更容易。对完美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这种避免任何反对的渴望。

最终，如果发生了不利的事情，如失去了一个机遇或发生了一场意外，神经症患者可能真的会感到更轻松，甚至某些神经症症状也消失了。对于这种反应的观察，以及他有时好像会安排或激起不幸这一事实，很容易不小心导出这样一个假设：神经症患者的内疚感太过强烈，以至于为了避免内疚感而发展出惩罚的需要。

因此，似乎有大量证据表明神经症患者心里存在极为强烈的内疚感，并且对其整个人格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尽管证据很明显，但仍然值得提出疑问：神经症患者有意识的内疚感是不是真诚的，带有有意识内疚感的症状性态度是否有其他解释。有好几个因素会引起这样的疑问。

内疚感，就像自卑感一样，是完全不受欢迎的；神经症患者完全不想摆脱它。事实上，他执着于自己的内疚感，并极力抵抗任何宽免他罪责的努力。单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就像自卑感一样，在他对内疚感的执拗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并且，另一个因素也应注意到。感到真心懊悔或耻于某事是令人痛苦的，还要向别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令人痛苦；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比其他人更克制这么做，因为他害怕遭人反对。然而，他却非常乐意表达我们所谓的内疚感。

再者，自责经常被用来说明神经症患者具有潜在的内疚感，它具有明显非理性的成分。不管是特定指向的自责，还是弥散性地感觉不值得任何友善、称赞和成功，他都倾向于走向某个非理性的极端，从夸大其词走到纯然的幻想。

另外，自责表达的不一定是真心实意的内疚感，这说明在无意识中，神经症患者完全不认为自己受之有愧。即便他好像正沉浸在内疚感当中，如果有人把他的自责倾向当真，他可能就会大发雷霆。

后面这个观察可以导出最后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中的自责时曾指出的[1]：明显的内疚感与缺乏应有谦卑的内疚感之间的反差。神经症患者宣告自己没有价值的同时，会极力要求关心和赞美，还会明显地不情愿接受最轻微的批评。这种反差显而易见，例如，一个女人会为每一篇犯罪报道隐隐感觉到罪恶感，甚至会为每个亲人逝世感到自责，但当她的妹妹略微委婉地责备她要求太多关心时，她竟然愤怒到晕厥。但这种反差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因而它的发生频率远比表面上更频繁。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误把自己的自责态度当作对自己合理的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可能被一种信念遮蔽，即他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接受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以一种友善或有益的方式提出来。但这种观念只是一个屏障，并且与事实相悖。即使是明显善意的建议也可能引起愤怒，因为任何建议都意味着批评他不完美。

因此，如果仔细检查内疚感，并考察它的真挚性，就会明显看到那些看似内疚感的东西所表达的要么是焦虑，要么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性措施。这一点对于正常人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畏惧神比畏惧人更高尚，或用非宗教的语言来说，出于良知而克制好过出于恐惧被逮到。许多丈夫假装出于道德而忠诚，实际上只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妻子。因为神经症饱含焦虑，所以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掩饰内疚感的焦虑。不像正常人那样，他不仅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还要预计种种与现实完全不相称的后果。这些预期的性质取决于情境。他可能夸大即将来临的惩罚、报复、抛弃，或他的恐惧完全是模糊不清的。但不管其性质是什么，他的恐惧都出于同一点，这一点可以大致描述为害怕被反对，或者如果对反对的恐惧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害怕被发现。

害怕反对在神经症中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尽管从表面上看自信满满、漠视他人的意见，但都对被反对、被批评、被谴责、被发现等极度恐惧或高度敏感。正如我已提到过的，这种对反对的恐惧往往被理解为潜在内疚感的指标。换言之，它被认为是这种内疚感的一个结果。批判性的观察结果使我们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在精神分析中，一个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己很难谈论某些经历或想法，例如，关于死的愿望、手淫、乱伦等，因为他对此深感内疚，或更多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感到内疚。当他有充分的信心谈论这些，并发现这些东西并没被反对时，“内疚感”就会荡然无存。他感到内疚是因为，他由于焦虑而比别人更依赖公众舆论，从而天真地把公众舆论当作自己的判断。再者，即使特定的内疚感在他袒露了内疚的经历之后逐渐消失了，他对于反对的一般性敏感在根本上依然是不可改变的。这个观察结果显示，内疚感不是害怕反对的原因，而是反对的结果。

由于之于反对的恐惧对于内疚感的形成和理解都十分重要，所以在此我要补充讨论一下其含义。

对反对的过度恐惧可能盲目地延伸到所有人身上，或只是延伸到朋友身上——尽管神经症患者往往无法明确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只是针对外界，并多多少少总是与反对他人有关，但也可能内化。越是如此，外来的反对与自我反对比起来就越发不那么重要。

害怕反对也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它表现为经常害怕惹恼别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邀请、反对一个意见、表达任何渴望、无法达到既有的标准、任何形式的引人注目等。它也可能表现为害怕别人打听他的情况。即使是被人喜欢，为了预防被他人知根知底的事情发生，他也会对此加以避免。它也可能表现为极不情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任何隐私，或者对有关于个人的任何无恶意的提问都感到无比愤怒，因为他觉得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要窥探他的隐私。

害怕反对是一个突出的因素，分析过程对分析师来说很困难，对病人来说很痛苦。尽管每个人的分析都有别于他人，然而共同之处在于，病人虽然渴望分析师的帮助，也希望得到理解，但同时又把分析师当作最危险的入侵者而竭力摆脱。正是这种恐惧，使得病人表现得好像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就像一个犯人一样，他暗中严肃地决心否认和误导对方。

这种态度可能表现在遭逼供和为此痛苦难当的梦中。曾经有一个病人，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彻底揭露他某些被压抑的倾向，不断地做与此有关的别有意味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有一个习惯，时常在梦幻岛上寻找庇护。在那里，那个男孩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为一条法律所管治：禁止暴露小岛的存在以及处死任何入侵者。这个男孩的意中人以某种伪装形式代表了分析师，她找到了去小岛的路。根据法律，她本应被处死。然而，男孩将她救了下来，前提是她保证不再来这个岛上了。这是冲突的一种艺术表现，这个冲突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贯穿始终，是一种对分析师爱与恨之间的冲突，因为分析师想要侵入他隐藏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也是一种想要捍卫秘密与必须放弃之间的冲突。

如果害怕反对不是源自内疚感，有人可能会问：为何神经症患者非常在意被发现和被反对？

害怕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患者对世界和自己展现出的假象[2]，与隐藏其后的所有被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尽管他不能做自己，必须继续伪装并深受其苦——甚至比他意识到的更为痛苦，但他必须竭力保卫这些伪装，因为它们就是保护他免遭潜在焦虑的壁垒。如果我们认识到，他不愿意反对的主要是他必须掩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这种“内疚感”消失之后他的恐惧还是无法消除。要消除这种恐惧还必须作出更多改变。一言以蔽之，正是他人格中的虚伪——更确切地说，是他神经症人格中的虚伪——造成了他之于反对的恐惧，并且只在他处于这种虚伪的包围之下时他才害怕被发现。

由于他的秘密的特殊内涵，首先他想要隐瞒的是所有能用“攻击性”这个词来概括的倾向。“攻击性”这个词语不仅适用于他的反应性敌意——诸如愤怒、报复、嫉妒、渴望羞辱等，还适用于他对他人的所有隐秘要求。我已经很详尽地讨论过这些内容，此处只需简单地说：他并不想自力更生，并不想为了得到他所想要的而付出努力；相反，他骨子里坚持依赖他人的生活，不管是以控制、剥削还是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触及他的敌对反应或要求，焦虑就会滋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感到内疚，而是因为他看到他获取所需支援的机会岌岌可危。

其次，他想要隐藏自己是多么软弱、不安全和无助，他的自我主张是多么微不足道，他是多么焦虑不堪。出于这个原因，他建立起一种充满力量的假象。但是，他越是将追求安全感着眼于控制权，越是使自己的骄傲与力量的观念相关，他就越是彻彻底底地看不起自己。他不仅觉得软弱很危险，还觉得很卑劣，不管软弱的是自己还是他人，而且他把任何无能都归结为软弱，不管是有关于无法独立自主、克服自身障碍还是有关于挥之不去的焦虑。因此，由于他本质上鄙视自己的任何“软弱”，加上他忍不住相信如果别人发现了他的软弱也会鄙视他，所以他竭尽全力地隐藏软弱，并且始终担心自己迟早会被发现，焦虑因而持续不断。

因此，内疚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责不是害怕反对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防御性手段。它同时可以实现双重目的：请求安慰和模糊现实问题。实现后一个目的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或者故意夸大其词使其看起来不可信。

以下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有一天，一个病人深恶痛绝地控诉自己忘恩负义、是分析师的累赘、不知如何感激分析师只收不多的一点儿费用等。但会谈结束之后，他却发现他忘了带原本打算支付的费用。这是他想不劳而获的诸多证据之一。他那内容丰富而范畴广泛的自我控诉在这里如其他地方一样，具有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睿智的女人对自己像小孩一样发脾气感到内疚，尽管在理智上她知道，这些脾气是被父母的无礼行为所激起的，而且她已经放下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必须认为自己的父母无可厚非。然而，她在这一点上的内疚感仍然过于固执，以至于她倾向于把自己无法与男性发生性接触当作她对父母敌意的惩罚。通过把性接触方面的无能归咎于自己耍小孩子脾气，她掩盖了真正的原因，诸如她自身对男性的敌意，她害怕被拒绝因而已经退缩进壳内。

自责不仅保护她不惧怕反对，还通过激起相反的安慰性话语而引致积极的安全保障。即使没有局外人牵涉其中，也可以通过加强神经症患者的自尊而带来安全感，因为自责意味着，他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他为了那些别人忽视的错误而责备自己，从而让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好人。再者，自责带给他慰藉，因为自责很少涉及他对自己不满这一现实问题，因而实际上为他打开了一道暗门，可以让他相信自己终究不是太糟糕。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自责倾向的功能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下逃避反对的其他方法。与自责殊途同归的一种防御手段是：通过总是表现正确或完美来预防任何批评，因而不给批评留下任何落脚点。这种防御手段的所到之处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会因大量理智的诡辩而显得合情合理，这些诡辩术堪比一个聪明、老练的律师。这种态度甚至可能使他强迫自己在最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也做到准确无误，例如天气。在这类人看来，任何细节性的失误都可能招致全盘的危险。这类人往往无法忍受哪怕是最轻微的分歧，甚至只是情感重点的不同也无法忍受，因为在他看来，些微的不赞同也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假性适应”。假性适应见之于某些人，他们尽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还是设法在自己心里——有时也在周围人心里——维持一种“正常”且适应良好的形象。对于这类神经症患者，我们几乎能够毫无偏差地预测，他极度害怕被发现或被反对。

神经症患者可能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反对的途径是：在无知、疾病或无助中寻求庇护。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我之前提到过这个女孩，她因为被怀疑智力低下而被送到我这里。在精神分析的前几周里，我自己也怀疑她的心理机能。尽管她完全能听懂德语，但她好像听不懂我说的任何内容。我试着用更简单的语言说同样的事情，但也没有一点改善。最终，有两个因素澄清了这个情况。她曾梦到我的办公室像一个监狱，或是像一个检查身体的医生的办公室。这两点泄露了她害怕被发现的焦虑，后面这个梦是因为她惧怕任何身体检查。另一个启示性的因素是她意识到的生活中的一件事。她忘了按法律要求的某个时间递交护照。当她最后去见行政官员时，她假装听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她笑着跟我叙述这件事。于是，她意识到自己对我用的也是一样的策略，并且也是出自同样的动机。从这时起，她便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在无知和愚蠢之中寻求庇护，以逃避被责备和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一个言谈举止像个不负责任、顽皮不认真的小孩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会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或即使他们没有表现出孩子气，可能也会拒绝认真对待自己的感受。这种态度的功能可见于精神分析中。濒临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攻击倾向的病人会突然感到手足无措，表现得像个小孩，只渴望保护和爱。或者他们可能会梦到发现自己渺小无助，躺在母亲的子宫里或臂弯之中。

如果无助在某个情境下没有效果或是不适用，疾病可能就派上用场了。众所周知，疾病可用于逃避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它还为神经症患者竖立了一个屏障，不让他意识到恐惧正使他逃避处理他应处理的问题。例如，一个与上级处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严重消化不良上寻找庇护；每次像这样诉诸无能所依赖的事实是：这为他的行动提供了一种明显的障碍，可以说是一个托词，从而使他摆脱掉对自己懦弱的意识。[3]

最后一个对抗这类反对的防御性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被迫害的感觉。神经症患者通过感觉被虐待来躲避由于自己利用他人的倾向而招来的责骂；通过痛苦的感到被忽视，来阻止由于占有倾向所招致的责备；通过觉得别人帮不上忙，来防止他们发现他挫败他们的倾向。这种感觉被迫害的策略运用非常频繁，并且根深蒂固，因为它其实是最有效的防御方式。它不仅能使神经症患者可以躲避谴责，同时还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现在回到自责态度上，除了保护他对抗反对恐惧和引起安慰，自责的另一个功能是使神经症患者看不到改变的必要性，它事实上是代替了改变。想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人格上作任何改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困难。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个任务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是因为他很难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还因为焦虑使他的诸多态度成为必需。因此，他非常害怕必须改变的可能性，并且唯恐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其中一种逃避这些信息的方式是：暗自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责来“应付”。这个过程常常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后悔做某事或没有做某事，并由此想要弥补或改变致此后果的态度，那他不会让自己沉浸在内疚感之中。如果他沉浸于内疚感，那说明他畏惧改变这一艰巨任务。悔不当初的确比改变容易太多。

顺带提一句，使神经症患者对改变的必要性熟视无睹的另一个途径是使他存在的问题理智化。有这种倾向的病人能从获取心理学知识中得到极大的理性满足感，包括有关于他们的信息，但也仅限于如此。于是理智化态度被当作一种保护手段来使用，以阻碍他们一切情感的表达，因而也避免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这就好像他们看着自己，然后说：真有趣！

自责也可能用来躲避指责他人的危险，因为把责任包揽在自己身上显得更保险。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加强了自责的倾向，并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因而必须花费很长的篇幅来讨论。

一般来说，这些抑制都有一段发展历史。一个小孩若是成长于一个制造恐惧和憎恨、阻碍他自发性自尊的氛围，就会对他的环境产生强烈的控诉感。然而，他不仅无法表达这些感受，如果他足够害怕，甚至还不敢在意识感觉中察觉到它们。这部分是因为单纯害怕惩罚，部分是因为他害怕失去他想要的爱。这些幼稚反应有一个稳固的现实基础，因为创造这种环境氛围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神经症敏感，几乎无法接受批评。然而，由于文化因素，这种父母绝对正确的态度无处不在。[4]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基于某种权威的权力的，这种权力总是依赖于强迫服从。在许多情况下，仁爱统治着家庭关系，于是父母不必强调他们的权威。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总会给家庭关系投下一片阴影，即使它已退居幕后。

如果一段关系是基于权威的，批评往往会被禁止，因为这会破坏权威。它可能明令禁止，并借助惩罚来巩固，或者更有效的是以一种更加隐秘的形式存在并依据相关道德加以强化。于是，来自孩子的批评不仅为父母的个人敏感而制约，还受我们的文化态度的制约——我们的文化普遍认为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并试图或明或暗地影响孩子，让他们也具备同样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不那么受胁迫的孩子可能会表达一些反叛，但反过来又会使自己感到内疚。一个更受威胁的孩子则不敢表现出任何怨恨，甚至逐渐不敢去考虑父母犯错的可能性。不管怎样，他觉得一定有谁错了，由于父母总是正确的，于是就得出一定是自己错了的结论。毫无疑问，这通常并非一个理智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驱动力不是内疚感，而是恐惧感。

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开始感到内疚，或更准确地说，他开始倾向于在自己身上找错，而不是冷静地权衡双方和客观地考虑整个情境。他的指责可能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内疚。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或明或暗地强调他生活背景下的道德。一个女孩总是服从她的姐姐，出于恐惧而甘受不公正的待遇，强忍住她真正感觉到的不满，她可能告诉自己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比姐姐差（不够漂亮、不够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是个坏女孩。然而，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是怪罪于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委屈。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持续下去；若不是太根深蒂固，若孩子的环境改变了，或若他的生活中出现一个赞美他、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那么这种反应就可能改变。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改变，那么将控诉转为自责的倾向最终会变强而不会变弱。对世界的怨恨逐渐从诸多源头累积的同时，对表达怨恨的恐惧也会成长起来，因为被发现的恐惧在增长，而且他还假设别人也有同样的怨恨。

但是，认识这个态度的发展历史并不足以解释它。从实践和动态上来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将这种态度带到现在来的。至于神经症患者很难批评和谴责，在他的成年期人格中也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这种无能是他缺乏自主、自发的自我主张的表达方式之一。要理解这个缺陷，只需要比较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在谴责这方面的表现，或更一般地说，是在攻击与防御这方面的表现。正常人能在争辩中捍卫自己的观点，能驳斥不正当指责、含沙射影或过分的要求，能在内心或公然抗议被忽略或被欺骗，若他不喜欢并且环境允许，他能拒绝一次请求或一项提议。如果需要，他能够感受和表达批评，能够感觉和表达谴责，或若他想，他可以刻意回避或不予理会某个人。进一步说，他能够防御或攻击而不带着不相称的强烈情绪，能够在夸张的自责与夸张的攻击之间保持中庸，而那些夸张的攻击会使他毫无根据地暴力控诉这个世界。因此，有能力采取中庸之道只需要基于一些条件，而神经症患者多多少少缺乏这些条件：相对免于弥散性无意识敌意的自由，相对有把握的自尊。

缺乏了这种自发性的自我主张，必然的结果就是感到软弱和毫无防备。如果环境使一个人知道——即使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也能够自如地攻击他人或自我防御，这样的人无疑是强大的，并且他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一点。一个从来都感觉自己无法这么做的人则是软弱的，他也感觉到了自己软弱。我们能像电子钟一样精确地记录自己到底是出于恐惧还是理智才压制住了争辩的冲动，自己究竟是出于怯懦还是正义感才接受他人的指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能成功欺骗我们的意识自我。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软弱的记录一直是恼怒的隐秘源头。许多忧郁症正是源于一个人无法为自己辩护或表达一个批判性的观点。

批评和控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障碍直接与基本焦虑有关。如果某人感觉外部世界是充满敌意的并因此感觉孤立无助，那冒任何打扰他人的风险似乎都是绝对鲁莽的。在神经症患者看来，这个危险看起来尤为巨大，并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基于别人的爱，他就越是害怕失去那份爱。在他看来，打扰他人具有完全不同于正常人的内涵。由于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单薄且脆弱，所以他无法相信别人与他的关系会更好。因此，他觉得打扰他们有引发决裂的危险；他期望被彻底放弃，遭受明确的冷落或憎恨。并且，他有意无意地认为，别人和他一样害怕被发现和被批评，因而他往往会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就像他对他们的要求一样。他极度害怕指责别人，甚至是指责别人的想法，这种恐惧将他推入尴尬境地，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他满怀积怨。事实上，正如每个了解神经症行为的人所了解的，种种控诉其实都必然有其表达方式，有时是以含糊不明的方式，有时是以公开、极具攻击性的方式。然而，由于我认为他们在表达批评和谴责时本质上依然是温顺的，因而有必要简略探讨一下其发生条件。

它可能是在绝望的压力下表达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再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觉得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到拒绝的时候。例如，他特别努力地展现友善和体贴，却始终得不到回报甚至遭到了拒绝。他的谴责是否一次性全面爆发，还是要经过一些时日之后才渐次表现出来，取决于他绝望的持续时间。他可能在一次危机中把所有谴责强加于别人身上，也有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他郑重其事并期望别人也予以重视，同时也暗自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他的绝望有多深，并因此宽容他。即使没有绝望，如果他的谴责所指向的是他有意识地憎恨的人，并且是他不指望得到任何好处的人，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他条件——也就是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情况——缺乏诚意。

如果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被发现、被指责，或面临这种危险，也可能会发出自己的强烈控诉。此种情形之下，相较于被反对的危险，打扰他人的危险就显得不那么可恶了。他觉得自己面临某种紧急状态之中而发起反击，就像一个本性不安并不惜鱼死网破的动物。如果病人特别害怕某些东西被揭露，或者做了什么自感会遭到反对的事情，他们可能把强烈的控诉强加于分析师身上。

不同于绝望压力下的控诉，这种攻击可能是盲目的。之所以发出强烈的控诉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适当的，纯粹是由于他们感到需要避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不管采用什么方式。然而，它们可能附带着真正的责备，但大体还是夸张且充满幻想的。神经症患者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它们，也不指望它们能得到重视，并且若有谁重视了——诸如严肃地辩解或表现出受伤的迹象，他们反而会非常震惊。

如果我们认识到害怕谴责是神经症结构中固有的组分，并进一步地认识到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从表面上看，这方面的情况总是矛盾重重。有一个神经症患者，他经常无法恰当地表达合理的批评意见，尽管他充满了强烈的指控冲动。每次他丢了东西之后，即使确信是女仆偷了，他也完全不知如何指责她，或甚至是无法抗议她不按时准备晚餐。他所表达出来的控诉，总是显得不怎么真实、不切题、带有谬误的色彩、不正当合理或者完全是异想天开。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有能力合理地抨击分析师毁了他，却无法诚挚地抗议分析师抽烟的不良习惯。

这些公开的谴责方式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累积下来的怨愤。为此，他们可能会采取间接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表达怨愤。有些是无意中表现出来，有些是指桑骂槐，例如一个女人可能在怨恨丈夫的时候呵斥仆人，或一般转移到环境或命运上。这些方式是一种安全阀门，但其本身并非神经症所特有的。神经症所特有的间接且无意识的表达方式是“受苦”。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可能将自己当作一个活生生的谴责对象。一个妻子因为丈夫回家晚而生病了，这就比当众大吵大闹能更有效地表达她的恨意，并且还能得到好处，使她成为自己眼中的无辜受害者。

受苦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表达谴责取决于谴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如果恐惧不是太强烈，受苦就可能表现得较为戏剧化，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指责：“看，你让我如此痛苦。”事实上，受苦是谴责得以表达的第三种条件，因为这可以使谴责显得正当合理。这也与得到爱的方式存在密切联系，这些方式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同时，诉诸痛苦还可用于恳求同情和勒索爱以补偿伤害。表达谴责的抑制作用越严重，痛苦就显露得越少。这甚至可能使神经症患者不愿意别人注意到他正在遭受痛苦。总之，我们发现他在表露自己的痛苦这方面的变化最大。

因为神经症患者方方面面都受到恐惧的困扰，所以他始终徘徊于控诉与自责之间。结果之一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批评别人，是否有权考虑自己被冤枉。他的经验让他记得或知道，他的控诉总是得不到现实的担保，而只是出于自身非理性的反应。这一点也使他很难认识到自己是否真的被冤枉，从而妨碍了他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坚定的立场。

观察者倾向于把所有这些表现解释为强烈内疚感的表达方式。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是神经症的，而意味着观察者和神经症患者的思想感受都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要理解决定我们对待内疚感的态度的文化影响，就必须考虑一些历史、文化和哲学问题，而这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即使打算完全跳过这个问题，至少也有考察一下基督教观念的道德影响的必要。

内疚感相关讨论可以大致总结如下。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陷入了自责或内疚的泥淖，第一个疑问不应是“他到底在内疚什么？”而应是“这种自责的态度的功能可能是什么？”我们既已发现的主要功能有：表达之于他人反对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禁止自己谴责他人。

弗洛伊德以及追随他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师都倾向于把内疚视为一种终极动机，这反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弗洛伊德意识到了内疚感来自恐惧，因为他认为恐惧有助于“超我”的产生，而超我负责内疚感；但他倾向于认为，道德要求和内疚感一旦形成，就起着一个基本手段的作用。再者，精神分析表明，即使我们学会了以内疚感应对道德压力，也接受了种种道德标准，这内疚感背后的动机——尽管可能只是微妙且间接的——也不过是之于行为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内疚感本身确实不是一种终极动力，那就有必要修订某些精神分析理论，那些理论据以成立的基础是内疚感（尤其是那些弥散性的内疚感，弗洛伊德暂时称之为“无意识内疚感”）对于形成神经症具有巨大的影响。我只提三个最重要的这类理论：“负性治疗反应”，主张病人情愿继续病着，是因为他无意识的内疚感[5]；“超我”作为一种内在结构对自我施以惩罚；道德受虐狂，把自讨苦吃归因于惩罚的需求。

[1]弗洛伊德：《哀痛与忧郁症》（《文集》第四卷，第152—170页）；卡尔·亚伯拉罕：《“力比多”发展史的分析报告》（精神分析出版）。

[2]类似于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

[3]如果这种愿望被解释（就像弗朗茨·亚历山大在《总体人格的精神分析》中所做的那样）为一种受罚的需要，因为他对上级有攻击冲动，那这个病人会欣然接受这种解释，因为这样一来，分析师有效地帮助他避免面对种种事实：他有必要为自己做主，他害怕为自己做主，他为自己的害怕感到恼火。分析师更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才会为对抗上级的种种恶念而烦恼不已，因而通过给这些恶念赋予高道德标准的荣誉，加剧了他本来就存在的受虐动力。

[4]这段及其他段落参见埃里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中的研究，马克思·霍克海默版本（1936年）。

[5]参见霍妮的《负性治疗反应问题》，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5期（1936年），第29—45页。

第十四章　神经症受苦的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与冲突的斗争中，神经症患者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同时，由于已有的困境，他常常把这种痛苦作为一种手段，去实现某些以其他方式很难实现的目标。尽管对于每一个个体，我们能够认识到他们利用痛苦的原因，以及他们借此想要达到的目的，但仍然不明白为何他们心甘情愿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看起来，慷慨地利用痛苦、乐意逃避能自主掌控的人生产生于一种潜在的动力，这种动力可大致描述为一种使自己更弱而非更强的倾向，一种使自己悲惨痛苦而非幸福快乐的倾向。

由于这种倾向与人性的普遍观念相反，因而非常令人困惑，事实上它也是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绊脚石。它也确实是受虐的基本问题。受虐这个词最初是指性变态和性幻想，在性变态和性幻想中，通过受苦、挨打、虐待、强奸、奴役、羞辱等获得性满足。弗洛伊德发现，这些性变态和性幻想类似于一般性的受苦倾向，也即是类似于那些没有明显性基础的倾向；他把后面这种倾向归类为“道德受虐”。由于在性变态和性幻想中，受苦的目的是获得正面的满足，因而其结论就是所有神经症受苦都取决于对满足的渴望，或简单地说，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性变态与所谓的道德受虐的区别被假设为意识水平的差别。对于前者，满足的追求和得到的满足都是有意识的；而对于后者，则都是无意识的。

通过受苦获得满足即使是对于性变态来说也是个大难题，而对于一般性的受苦倾向来说，则尤为令人困惑不解。

解释受虐现象耗费了很多努力。其中最绝妙的是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假设。[1]这个主张，言简意赅地说即是，人内心运转着两个主要的生理动力：生本能和死本能。后面这种动力的目标是自我毁灭，与“力比多”动力结合起来就会导致受虐现象。

我想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否可以不诉诸生理学假设，而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受苦倾向。

首先，我们必须解决一个分歧，这个分歧在于混淆了现实痛苦与受苦倾向。不应匆匆下结论认为，由于有痛苦的存在，所以才有遭受或享受痛苦的倾向。例如，我们不能像多伊奇[2]那样，把我们文化中女性的分娩痛苦作为证据，来解释女性像个受虐狂似的暗自享受这些痛苦，尽管这对于个别个案来说可能确实如此。神经症中的大多数痛苦都与受苦的愿望完全无关，而只是既有冲突无可避免的后果。就好像一个人的腿摔断了会痛一样。这两种情况中，痛苦的出现都不会理会这个人是否想要痛苦，而且他在这种痛苦中一无所获。由已有冲突产生的显性焦虑，是神经症中显著却非唯一的例证。其他神经症受苦也可以像这样理解，诸如意识到潜力与现实成就的差距拉大而产生的痛苦、陷入某种困境时的无助感、对最轻微冒犯的敏感、为患神经症而自卑等。这类神经症受苦，由于太不引人注目，当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受苦的神经症渴望时，常常被彻底忽视。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有时会想知道，外行人，甚至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无意识地持有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神经症的那种歧视态度。

排除了非受苦倾向造成的神经症痛苦，现在我们着手于那些由受苦倾向造成且因此归入受虐狂驱力的神经症痛苦。对于这些神经症痛苦，表面印象是神经症患者所受的痛苦超过了有现实依据的痛苦。更详细地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在他内心有某种东西渴望抓住每个受苦的机会，他甚至会设法把好事也变成令人痛苦的事，他非常不情愿放弃受苦。但这里，导致这种印象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神经症受苦对于这个人的种种功能来解释。

关于神经症受苦的这些功能，我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总结过了。受苦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可能具有一种直接防御的价值，而且事实上，可能常常是他保护自己不招致紧急危险的唯一途径。通过自责，他避免受指责和谴责他人，通过生病或无知的表现，他避免责备，通过自轻自贱，他避免竞争的危险——而他由此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同时也是一种防御手段。

受苦也意味着得到他所想要的，意味着有效地提出要求，并把他的要求放在合理的基础上。考虑到自己对生活的种种渴望，神经症患者进退维谷。他的渴望本来就是或已经变得势在必行且没有条件，部分是因为这些渴望来源于焦虑，部分是因为它们没有受到任何现实顾虑的制约。另外，因为他缺乏自发性的自我主张，用更一般性的话说，因为他基本的无助感，他维护自己要求的能力是严重受损的。这种困境的结果就是，他期望别人来照料他的种种愿望。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行为背后有一种信念，认为别人对他的生活负有责任，如果有什么事出了问题，他们应该受到责备。而这又与他相信没人授予他任何东西的信念相抵触，其结果就是他觉得自己必须迫使别人来实现他的愿望。于是，痛苦便来帮助他。受苦和无助成为他获取爱、帮助和控制权的显著手段，同时还使他能逃避别人对他提出的所有要求。

最终，受苦具有谴责他人的功能，虽然是以伪装的形式，却行之有效。对于这点，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详细讨论过了。

一旦意识到神经症受苦的功能，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神秘难解了，但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尽管受苦具有策略价值，但有一个因素为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的观点提供了支持：通常，他所受的痛苦超过了策略目标所需要的痛苦，他倾向于夸大他的不幸，使自己沉浸在无助、不幸和无足轻重的感受之中。尽管我们知道，他的情感总是夸张且不依据表面价值的，但我们仍然会惊讶于，他的冲突倾向所带来的失望使他陷入痛苦的无底深渊，而这种痛苦与情境对于他的意义来说并不相称。当他只是获得普通的成就时，他会戏剧性地把他的挫败夸大为无可挽回的耻辱。当他只不过没有维护自己时，他的自尊就会跌落到像一个泄气的气球。当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他必须面对一个新问题的不愉快情形时，他就会坠入彻彻底底的绝望之中。我们仍需要弄清楚，他为何因此似乎自发地使自己的痛苦超过策略需要。

这样的痛苦得不到明显的好处，无法征得观众，赢取不了同情，也不能彰显他暗中胜过别人的胜利。然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仍然有所收获，只是收获有所不同。恋爱失败、竞争失势，以及不得不承认自己某个缺陷或短处，对于野心勃勃地认为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当他在自己眼中化为虚有时，成功和失败、优越和自卑这类东西也就不复存在；通过夸大他的痛苦，通过使自己迷失在一般性的痛苦或无价值的感受当中，恼人的经历也就失去了一定的真实性，这种特别痛苦的感觉也就被镇静、被麻痹了。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是辩证原理，包含着量变引起质变的哲学真理。具体言之就是，尽管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但沉浸于过度痛苦之中却可能是一方镇痛剂。

在一本丹麦小说中，对这个过程有一段精彩的描写。[3]故事是关于一个作家的，他心爱的妻子在两年前被谋杀。他觉得只是模模糊糊地经历了这件事，从而逃避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了不意识到丧妻之痛，他沉浸于工作，夜以继日，还写了一本书。故事开始于他写完书的那天，也正是在这个心理瞬间，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伤痛。我们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墓地，他不自觉地踱步到这里。我们看到他沉浸在最毛骨悚然、最异想天开的思考中，诸如蛆虫正啃食尸体、人被活埋等。他疲惫不堪，于是回到家中，可折磨仍在持续。他每分钟都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所发生的事。如果那晚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朋友，如果她打电话要他去接她，如果她留宿在朋友家，如果他出去散步正好在车站遇到她，也许谋杀就不会发生。他情不自禁地想象谋杀是如何发生的，然后开始陷入一场伤痛的狂热之中，直到最后失去意识。到目前为止，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来说非常有趣。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从痛苦的狂欢中好转过后，他还必须解决复仇的问题，最终，他变得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他的创伤。这个故事所展现的过程跟我们在某些哀悼习俗中见到的一样：通过剧烈激化哀痛之情，从而减轻亡故之痛，使得人们彻底放下伤痛。

一旦我们意识到夸大痛苦的麻痹效果，就更有助于我们在受虐狂驱力中找到合情理的种种动机。但仍然存在问题，就像在受虐变态和受虐幻想中显而易见的那样，就像在对受苦的一般性神经症倾向中我们所猜测的那样，为何这种痛苦能带来满足。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认识到所有受虐狂倾向的第一个共同因素，或更准确地说，潜藏在这些倾向背后的基本生活态度。如果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研究，一定能发现，这些倾向的共同特性是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感觉一般表现在对自己、别人和命运的态度上。简而言之，可以描述为深感一文不值，或更确切地说是无关紧要；感到自己像一根随风摇摆的芦苇；觉得自己处于他人势力之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表现出过于循规蹈矩的倾向，以及过于防御性地强调控制权和绝不让步；依赖别人的爱和评价，前者表现出对爱的过度需求，后者则表示极度害怕被反对；觉得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发言权，却又让别人为他的生活承担责任和作决定；认为善恶都源于外，人面对命运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消极的表现在于感到厄运即将来临，积极的表现在于期望不动一根指头就能出现奇迹；对于生活的普遍态度是，别人不提供激励、手段和目标，人就无法喘息、工作和享受一切；感觉自己任人摆布。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内在软弱感？它说到底难道不是缺乏关键力量的表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这样，但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之间的生命力差异绝不可能比其他人大。难道它纯粹是基本焦虑的结果？焦虑肯定有一点儿关系，但只是焦虑的话，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迫使他为了安全而追求和获取越来越多的力量和权力。

答案是，这种内在软弱感压根儿就不是事实；那些感觉是软弱和表现为软弱的东西，只是软弱倾向的结果。从我们讨论过的特征中可以认识到这个事实：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感觉中无意识地夸大他的软弱，坚持不懈地表现得软弱。然而，发现这种软弱倾向并非只是靠逻辑推论，在工作中也经常看得到。病人可能富有想象力地抓住每个可能性，相信自己患有器质性疾病。有一个病人，每次遇到困难，就非常有意识地盼望自己得肺结核，躺在疗养院被全面照料。如果提出某种要求，这类人的第一个冲动可能就是屈服，然后他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惜一切地拒绝让步。在精神分析中，一个病人自责常常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观点当作预期的批评来接受，因而预先对任何评价欣然让步。盲目接受权威说法的倾向，盲目依赖他人的倾向，总是盲目回避困难并无助地说“我不行”而不是当作一个挑战来接受，都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软弱倾向。

蕴含于这些软弱倾向中的痛苦，往往不会产生任何有意识的满足，但反过来说，不管受苦的目的是什么，都肯定是神经症患者对于痛苦的总体意识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倾向的目标是获得满足，但它们并没有或没有明显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可以观察到这个目标，有时获得满足的目标明显实现了。有一个病人去拜访一些住在乡下的朋友，她非常失望，因为没有人在车站接她，而且当她到访时有些朋友不在家。当时她觉得这个经历十分令人不快。但之后，她觉得自己不知不觉感到被完全遗弃，不久之后，她又陷入她觉得完全不相称的恼怒之中。像这样浸没于痛苦之中，不仅平息了她的痛苦，还给她带来正面的愉悦感。

在具有受虐性质的性变态和性幻想中，诸如幻想被强奸、鞭打、羞辱、奴役或真实发生这些事等，这种满足的实现更为常见和明显。事实上，这只是对于软弱的普遍倾向的另一种表现。

通过沉浸于痛苦而得到满足，体现出寻求满足的普遍原理，即借助于使自己迷失在更为强大的事物中，吞噬个性，凭借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隔离来逃避自我。[4]这就是尼采所说的摆脱“个体化原则”。这就是他通过“酒神”所表达的东西，并且，他认为这是人类的基本追求之一，与之相对的是他所说的“日神”倾向，这种倾向是指积极塑造和掌握生活。鲁斯·本尼迪克特在提到制造狂喜体验的尝试时提过“酒神”倾向，并指出了这些倾向在各种文化中有多普遍，以及它们的表现方式有多丰富多彩。

“酒神”这个词取自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祭仪，以及更早期的色雷斯人的宗教仪式[5]，和这些宗教仪式一样，目的都在于极端地刺激所有感官以达到幻觉状态。产生狂喜状态的含义是音乐、节奏均一的长笛、在夜里疯狂跳舞、醉酒、性放纵、所有人达到火热兴奋和狂喜的状态。（“狂喜”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忘乎所以。）全世界都有遵从同样原则的习俗和宗教：对于群体，纵情于节日和宗教性狂欢，而对于个体，则是通过吸毒和服药来达到销魂的境界。痛苦对于产生“酒神”状态也有作用。在一些平原印第安部落中，幻象的产生需要借助禁食、割肉，以一个非常痛苦的姿势被捆绑。太阳舞是平原印第安部落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上的折磨是一种刺激狂喜体验的非常常见的手段。[6]中世纪的鞭笞者利用鞭打来产生狂喜状态。新墨西哥的忏悔者则是利用棘刺、鞭打和背负重物。

尽管这些“酒神”倾向的文化表现绝非我们文化经验的典型，但并非与我们完全无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满足源自“忘我”。在身体或精神上紧张之后沉沉睡去的过程中，或进入昏迷状态，我们都能感受到满足。酒精也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对于利用酒精，失去抑制力无疑是其中一个有关因素，然后减轻痛苦和焦虑是另外一个因素，但在这里，最终达到的满足感是忘我与放纵的满足。而且，迷失于好感觉所带来的满足感几乎无人不知，不管是爱、大自然、音乐、热爱某个事业，还是性放纵。我们究竟应如何解释这些追求明显的普遍性呢？

尽管生活能给我们带来所有幸福快乐，但同时又充满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就算没有特别的痛苦，仍还有衰老、疾病和死亡的事实；用更一般性的话说，人生固有的事实就是个体是有局限的，是孤立的——局限在于他能理解、实现或享受的事情有限，孤立是因为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与他的人类同胞和周围环境相分离。事实上，大多数忘我和放纵的文化倾向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个人限制和孤立。这种追求最为鲜活美好的表达能在《奥义书》中找到，能在河流汇入大海、忘乎其名字与形状的画中找到。通过将自我融入更强大的事物中，通过变成更强大实体的一部分，个体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自己的局限；就像在《奥义书》中说的：“通过消失于无形，我们化为宇宙创造法则的一部分。”这看起来，宗教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慰藉与满足；通过忘我，他们可以与上帝或自然合一。同样的满足也可以通过投身伟大事业来实现；通过使自己屈从一项事业，我们感到与一个更强大的统一体合一。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更能意识到自己对于自我的对立态度，以及强调和重视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的态度。我们文化中的男性强烈地感觉到，他自己是一个独立单位，与外部世界相区别或相对立。他不仅坚持这种个体性，还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他在发展自己的特殊潜力，在通过积极征服而掌控自己和世界，在具有建设性和做创造性工作之中找到快乐。对于这种个人发展的理念，歌德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运，不过是自身的个性。”

但我们讨论过的对立倾向——倾向于突破个体性的外壳，摆脱其有限性和孤立性，同样是根深蒂固的人类态度，也孕育着潜在的满足感。这些倾向本身都不是病态的；个体性的保存和发展以及牺牲，都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合理目标。

在表达摆脱自我的倾向时，几乎没有哪个神经症患者不是采取一种直接的形式。可能表现为幻想自己离开家，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就像一个病人说的，感觉绝望地处于黑暗与波涛之中，感觉自己湮没于黑暗与波涛之中。这种倾向还表现在希望被催眠、神秘主义倾向、不真实感、无节制的睡眠需要、生病、疯狂和死亡的诱惑等。并且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受虐幻想的共同特性就是感觉任人摆布，感觉缺乏所有意志、所有权力，感觉完全处于别人的操控之下。每个不一样的表现，自然是取决于其特殊方式，也具有它自己的内涵。例如，感觉被奴役可能是受害感的普遍倾向的一部分，而且既是对抗奴役他人冲动的一种防御手段，也是对他人不让自己受控于他的一种谴责。然而，既然它有这种表达防御和敌意的价值，那也就暗含有忍让的正面价值。

不管神经症患者让自己屈从于人抑或命运，也不管他降服于哪种痛苦，他寻求的满足似乎都是削弱或毁灭他的个体自我。于是他不再是积极的行动载体，而是变成一个没有个人意志的客体。

一旦受虐追求因此融入放弃自我的普遍现象中，通过软弱和受苦而得到的满足也就不再奇怪陌生了；它被放进了一个熟悉的参考框架中。[7]那么在神经症中，受虐追求的固执来自它同时也是对抗焦虑的保护手段，并提供了潜在或真实的满足感。正如我们所见，除了在性幻想或性变态中，这种满足几乎是不真实的，即便这种追求是软弱和被动的普遍倾向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因此，最后一个问题是，神经症患者为何如此难以实现忘我与放纵以及他所寻求的满足。

阻碍满足的一个重要情况是：神经症患者极端强调自己主体性的独特性，从而抵消了受虐动机。大多数受虐现象与神经症症状一样，具有调和种种矛盾追求的性质。神经症患者倾向感到被每个人的意志所掠夺，但同时又声称世界应该适应他。他倾向觉得被奴役，但同时又认为，他的权力压过他人这点毋庸置疑。他想变无助然后被照顾，但同时又强调他不仅完全自给自足，事实上还无所不能。他倾向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不把他当天才的话他又会生气。绝对没有哪一种满足方案可以调解这样的极端，尤其是当两种追求都非常强烈时。

在神经症中，忘我动力比正常人更迫切，因为神经症患者想要摆脱的不仅是恐惧，以及人类普遍存在的局限性和孤立性，还有自己深陷无法解决的冲突及其痛苦中的感觉。并且，他对权力和自我主张的对立动力也同等迫切，而且程度还更强。当然，他的确努力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情，努力同时既无所不是又一无所是。例如，他可能活在无助的依赖之中，又同时通过软弱对他人实施暴政。他自己可能把这种妥协误认为一种屈服能力。事实上，有时即使是心理学家，也容易混淆二者，并认为屈服本身是一种受虐态度。实际上相反，有受虐倾向的人完全无法专心于任何事或任何人。例如，他无法把全部精力用于一项事业中，或全身心地爱另一个人。他可以使自己屈服于痛苦，但对于这种屈服，他完全是被动的，而且让他痛苦的那些感受、兴趣或人，只是他为了忘我而忘我的一种手段。他与对方之间并没有积极的相互作用，他只是以自我为中心，专注于个人目的。真心屈服于人或事业是内心力量的一种表现；受虐狂的屈服最终只是软弱的表现。

之所以难以实现所寻求的这种满足，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我所说的神经症结构中固有的破坏性成分。这一点也是文化的“酒神”动力所不具备的。在人格的形成层面，“酒神”动力之于成就和幸福的潜力并不构成什么神经症破坏性作用。例如，我们拿希腊狄俄尼索斯祭仪与神经症幻想迷狂作比较。对于前者，这种渴望是为了一种短暂的狂欢体验，用于增加生活乐趣；对于后者，这种忘我和放纵的动力，其作用既不是为了复出而暂时消失自我，更不是一种使生活更富足的手段。它的目的是完全摆脱极度痛苦的自我，不管这个痛苦的自我有什么价值，因此完好无缺的那部分人格就会用恐惧来应对。事实上，这部分人格使整个自我对这种危机产生恐惧，这一点往往是这个过程中唯一冲击意识的因素。所有神经症患者对此所知的只是他害怕变得疯狂。只有当这个过程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一种自我放弃的动力和一种反应性恐惧——才能使他明白，他正在追求一种特定的满足，但他对得到这种满足的恐惧阻碍了他。

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特殊因素，足以使与忘我动力有关的焦虑增加。对于西方文明，的确在一些文化模式下能满足这些动力，甚至忽略其神经症性质，但即使有也极少。宗教提供了这种可能，而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并诉诸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满足，既没有有效的文化手段，它们的发展也受到积极的劝阻，因为个人主义文化期望个体能自力更生，维护自己，并在有必要的时候为自己开辟道路。在我们的文化中，真正屈服于自我放弃倾向会导致被排斥的危险。

这些恐惧常常把神经症患者阻挡在他所追求的满足之外，考虑到这些恐惧，才有可能弄明白受虐幻想和变态对他的价值。如果他自我放弃的动力存活于幻想或性行为之外，也许他就能逃脱抹杀自我的危险。就像狄俄尼索斯祭仪，这些受虐行为提供了一种短暂的忘我与放纵，而相对来说几乎没有损害自我的危险。它们往往弥散于整个人格结构；有时集中在性行为上，而其他人格部分相对不受影响。有些男性在工作中能够积极进取并有所成就，却时不时不得不陷入受虐变态中，诸如穿着像个女人，或戏弄调皮的小男孩，让他们挨打。另外，恐惧阻碍了神经症患者找到他困境的满意方案，也可能渗透到他的受虐动力中。如果这些动力是具有性性质的，那么他会不顾性关系中强烈的受虐幻想，彻底远离性，对异性表现出抵触，或至少是严重的性抑制。

弗洛伊德把这种受虐动力视为一种基本的性现象。他曾经提出理论来阐释。最初，他认为受虐是一个明确且受生物决定的性发展阶段中的一方面，即所谓的肛门期施虐。后来，他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认为这种受虐动力与女性化有内在联系，并暗含着某种类似实践做女人的愿望的东西。[8]像他之前所提到的，他最后的假设是，受虐动力是自我毁灭和性动力的结合物，并且它的功能是使自我毁灭无害于个体。

另一方面，我的观点可总结如下。受虐动力既不是一种基本的性现象，也并非生物性的必然过程，而是源于人格冲突。神经症患者的目的不是受苦；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不想受苦。由于受苦提供了某种功能，所以神经症患者受苦并非他所想要的，而是他所情愿付出的，并且他想得到的满足也不是受苦本身，而是对自我的放弃。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国际精神分析图书馆”第4册）。

[2]海伦·多伊奇：《母性与性》，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2期（1933年），第476—488页。

[3]奥格·凡·科尔：《夜间路》。

[4]像这样解释受虐中的满足感跟弗洛姆所说的大致相同。

[5]埃尔文·罗德：《灵魂——希腊人的灵魂崇拜与不朽信念》（1925年）。

[6]莱斯利·斯皮尔：《平原印第安部落的太阳舞：其发展与传播》，载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论文》第16卷第7部分（纽约出版社1921年）。

[7]赖希在《心理与植物性神经流通》和《性格分析》中曾同样致力于解决受虐问题。他也主张，受虐倾向与快乐原则并不冲突。然而，他把这个问题置之于性基础之上，而对于我所说的消除个人界限的努力，被他解释为追求性高潮。

[8]参见弗洛伊德《受虐狂的经济原则》（《文集》第2卷，第225—268页）、《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同见卡伦·霍妮《女性受虐狂问题》，载于《精神分析评论》第22期（1935年）。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分析师，也会在分析中遇到新问题。对于每个病人，他都要面对他从未遇见过的困境，面对那些很难辨别、更难解释的态度，面对种种难以一眼识破的行为反应。回顾前面章节里所描述的错综复杂的神经症人格结构和其中牵涉的诸多因素，这种种变数并不令人惊讶。一个人的遗传特质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人生经历这两方面的差异使得相关因素的构造发生了无限的变化。

但是，正如一开始说到的，尽管有这些个体差异，但神经症借以形成的决定性冲突总是相同的。总之，我们文化中健康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冲突。我们不可能清楚区分神经症和正常，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仍有必要再说一次。许多读者，面对着在个人经验中所意识到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可能会扪心自问：我究竟是不是神经症？最有效的标准在于，个体是否感觉受阻于内心冲突，是否能面对这些冲突并直接处理它们。

一旦认识到，在我们的文化中，神经症患者受同样的潜在冲突驱使，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面临着这些冲突，我们就再一次面临着本书开始时提到的问题：我们文化中哪些条件使得环绕在神经症内核周边的是我所说的那些冲突，而非其他东西？

弗洛伊德只是有限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的生物取向缺乏社会取向的对立面，因而倾向于把社会学现象主要归因于心理因素，然后把这些心理因素主要归为生理因素（“力比多”理论）。这种倾向导致精神分析作者认为：战争是由死本能的作用造成的，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基于“肛门期”性欲的动力，机器之所以没能在两千年前出现是因为那个时期的自恋，诸如此类。

弗洛伊德没有看到文化源于复杂的社会过程，而主要视之为生理动力的产物，这些动力被压抑或升华，其结果就是建立起反向作用机制（reaction formations）来对抗它们。这些动力的抑制越彻底，文化就发展到越高的层次。由于升华（sublimation）能力是有限的，强烈地抑制种种原始动力可能导致神经症，因而文明的成长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增长。神经症是人类为了文化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一系列观点背后所暗含的前提是相信存在受生物因素所决定的人性，或更准确地说，认为所有人类身上都具有近似等量的口腔动力、肛门动力、阴茎动力以及攻击动力。性格形成上因人而异的种种变数——就像因文化而异的变化一样，其机制在于不同个体所需要的压抑程度不同，以及不同个体所固有的不同额外限制使这种压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种不同的动力。

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并没有证实文明程度与性动力或攻击动力的压抑有这种直接关系。该理论的谬误之处主要在于其假设的是定量而非定性的关系。该种关系并不在于压抑程度与文化程度，而在于个人冲突的性质与文化困境的性质。定量因素不能忽视，但它只能评估整体框架这一个方面。

我们文化中所固有的某些典型困境，会以激发各种冲突的形式反射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渐次积累起来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形成。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因而只能就神经症和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的主要倾向作一个简单的揭示。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基于个人竞争法则的。孤立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的其他个体竞争，不得不超越他们，并且常常是把别人推到一边。一个人的优势往往正是别人的劣势。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就是个体间存在一种弥散性的敌意。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真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同一行业中，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不管是追求公平合理，还是努力伪装得礼貌体贴。不管怎样，必须强调的是，竞争以及与其相伴的潜在敌意，已经扩散到了整个人类关系中。竞争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主导性因素。它扩散到了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目标是名气、能力、魅力还是其他社会价值，无不极大地损害了稳靠友谊的可能性。正如已经揭示出来的那样，它还扰乱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不仅在选择伴侣上，也在整个优势地位的斗争之中。它还扩散到了校园生活中。而且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它扩散到了家庭环境当中，以至于孩童在非常早的时候就被打了这种预防针。父子间竞争、母女间竞争、手足间竞争，虽然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却是文化环境刺激下的惯常反应。弗洛伊德注意到这种竞争在家庭中的作用，例如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和其他假设中都出现了竞争这一概念。然而，必须补充一点，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生理条件——而是既定文化条件的结果，并且家庭环境也并非挑起竞争的唯一环境，而竞争性刺激在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生命阶段都很活跃。

个体间的潜在敌意会不断激发恐惧——害怕他人的潜在敌意，又由于害怕他人的报复而得以加强。对于正常人，另一个恐惧的重要来源是失败的可能性。害怕失败是一个现实来源，这首先是因为失败的概率通常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还因为在一个竞争社会中失败会导致实际需要的挫折。这些东西不仅指经济保障，还指声望损失和情感挫折。

成功之所以是一种如此令人着迷的渴望，另一个原因是它影响我们的自尊。不仅他人会根据我们的成功程度来评判我们，甚至我们的自我评价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根据既定的思想意识，某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其内在的优点，或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恩惠的明显证据；但事实上，成功取决于诸多不可控的因素——机遇、手段，诸如此类。然而，在既定思想意识的压力下，即使是最健康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在获得成功时感到欢欣鼓舞，而若遭遇了失败则自感一文不值。无须说，这说明自尊的基础并不是始终稳固的。

所有这些因素——竞争及其同伴间的潜在敌意、恐惧、受损的自尊——在心理上使得个体感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即使他与别人频繁接触，即使他有一个幸福婚姻，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立的。任何人都难以忍受情感孤立，但如果这种情感孤立伴随着忧虑以及对自我的不确定，就会变成一种不幸。

对于我们时代的正常人来说，正是这种情境激发了我们对于爱的强烈需要，以作为一种补救。他人的爱会使我们觉得不那么孤立，不那么受敌意威胁，对自己也不那么迷茫。因为爱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因而在我们的文化中被大大高估了。犹如成功一样，爱也成了一种幻影：似乎有了爱，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爱本身并非一种幻象——尽管时下的人们往往会打着爱的旗号去满足与爱无关的愿望，但由于我们对它的功能抱有太多、太大的期望，在人们心中，它就变成了一种幻象。而且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强调自己重视爱，也是为了掩饰那些致使我们过于渴求爱的因素。因此，个体（此处是指健康的个体）处于需要大量的爱却很难得到的尴尬境地。

当前的时代可称神经症形成的沃土。对正常人也会造成困扰（把他带往不稳固的自尊、敌意、忧虑、产生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并因此更加需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那些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困恼着神经症患者，而后果则更为严重——粉碎性的自尊、毁灭性、焦虑、产生焦虑和破坏性冲动的竞争更为激烈，以及过度渴求爱。

考虑到任何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都存在某种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文化中是否也存在某种构成了典型神经症冲突之基础的特定矛盾？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于我而言，概要性地指出一些主要矛盾倾向就够了。

要提到的第一个矛盾是，一边是竞争与成功，另一边是兄弟情谊与谦逊。一方面，所有事情都在鞭策我们成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独断，还要进取，要能挤对别人；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受基督教理想的熏陶，它声称为一己之利是自私的，我们必须谦卑、宽容、让步。由于这个矛盾，正常范围内只有两个解决途径：重视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或者两个都重视，结果个体在这两方面都遭到严重抑制。

第二个矛盾是，刺激我们需要的事物，与满足需要所带来的现实挫折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文化中，出于经济原因，必然会不断受到某些形式的刺激，诸如广告、“炫耀性消费”、攀比理念等。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要的现实满足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个体来说，其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就是他的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之间始终存在隔阂。

第三个矛盾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他所面临的现实局促之间的矛盾。个体被社会告知他是自由独立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人生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 of life）向他开放，只要他精明能干、精力充沛，就能得到他想要的。而现实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人们曾开玩笑说我们无法选择父母，这句话可以很好地延伸到一般生活中——我们无法选择职业，无法在事业中有所成就，也无法选择消遣方式、选择伴侣。对于个体而言，其结果就是，感觉自己在完全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和完全无能为力之间无地自容。

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努力调和的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他的屈从倾向；他的过度要求和他对一无所获的恐惧；他对自我扩张的追求和他个人的无助感。与正常人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正常人能够在无损个人人格的情况下处理这些困难，而在神经症患者看来，所有冲突都扩大了，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途径。

看起来，更有可能罹遭神经症困扰的人所体验到的是突出形式的文化困境——大都始发于童年时期的经历；当时的他们无力解决这些困境，或者尽管解决了这些困境，但其人格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或许可以称他们为我们文化的“继子”。

译后记

这是一本引人对号入座的心理学著作。

如果你对自己的内心足够敏感，你多多少少能在某个段落、某个例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当然，找到一两个共同点并不意味着就有神经症。霍妮认为，这些东西是否阻碍了你的发展，以及你是否能正确面对并积极解决它们才是最有效的判断标准。同样，如果你没有找到多少影子也不代表你就是健康的正常人，有可能由于压抑、投射等一系列防御手段，你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神经症问题了。如果你对自己不太敏感，那就更有可能在书中看到别人的影子。不管怎样，观察总是好的，观察不仅是检验理论效力的方法，也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必由之路。

在这本书中，霍妮关注的主要是人格性神经症。她把神经症分为情境性神经症与人格性神经症。前者是之于具体情境的暂时性适应不良，并没有表现出神经症人格，施以治疗之后就可以很快有所好转。而人格性神经症的主要问题在于人格的扭曲，一般在童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这类神经症的治愈需要耗费非常漫长的时间。

为了说明人格性神经症的种种问题，霍妮主要比较了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言行差异，进而据此分析二者背后的动机差异。霍妮认为，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确存在人格上的差异，但这种人格差异是由量变而引起的质变，并非两种毫无关联的性质。因此，在研究神经症相关问题时，如果直接从定量分析着手，就很容易遇到困难。

当然，她也辨析了神经症的某些表现与精神病表现之间的区别，从而表明神经症介于精神病和正常之间。

霍妮认为，虽然神经症具有各种不同的症状，诸如强迫、抑郁、癔症等，但这些病态行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各种冲突。这些冲突使神经症患者产生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防御措施。可见，焦虑是神经症主要的动力之一，防御是为了调和各种冲突。但由于神经症冲突的矛盾特质，这些冲突其实是无法调和的，从而会进一步加深他们的焦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是这个恶性循环使神经症症状变得愈加严重。

根据这一观点，她分析了一系列防御措施。防御措施背后的驱动力是神经症患者区别于正常人的关键，即对抗焦虑以获得安全感。这主要表现在神经症需要上，她重点探讨的是对爱的需要以及对权力、威望和财富的追求。

霍妮神经症理论的独创性还体现在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这两个概念上。基本焦虑就是对世界的普遍焦虑，它不需要现实刺激源，而是产生于童年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父母所制造的成长氛围，缺乏爱的氛围也会引发基本敌意。这种态度本身并不形成神经症，却是滋生神经症的沃土。她还用政治动乱作比喻：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相当于潜在的不满和抗议，而暴乱、罢工等表现形式则相当于神经症的各种症状。

此外，在这本书中，霍妮还阐述了与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诸多分歧。她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又凭借自身非凡的洞察力，成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著名女性领袖人物。她认为，童年经历与生理因素对于神经症的产生和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共同基础，尤其是人格性神经症的共同基础，仍然是社会文化因素。正是文化中固有的困境，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也就是说，神经症是文化与时代的副产物。

社会和文化都离不开人，人也无法脱离环境，这么说来，神经症的出现似乎是人类作茧自缚的结果。但不管怎样，霍妮在书末将神经症患者比作文化的“继子”，这个比喻真是再精准不过了。

然而，如果将神经症的共同决定因素归为文化与时代，我们就不得不思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跨越，这个理论是否始终成立。另外，循着这套方法去剖析神经症，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文化与时代下的思想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寻得一丝心灵的自由与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