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

[美]托尼·朱特 著

杜先菊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献给丹尼尔和尼古拉斯

导论 给困惑者的指南

第1章 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

私人富有，公众泥坑

腐化的情操

美国特色

经济主义及对它的不满

第2章 我们失去的世界

凯恩斯共识

受管制的市场

社区、信任和共同目的

伟大的社会

第3章 政治之不可承受之轻

6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遗产

奥地利人的复仇

私有邪教

民主赤字

第4章 告别这一切

1989和左派的终结

后共产主义的讽刺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5章 怎么办？

异见的理由

重塑公共对话

重新争论社会问题

一种新的道德语言？

我们想要什么？

第6章 未来的形状

全球化

思考国家

铁路：案例分析

恐惧的政治

结论 的生机与糟粕社会民主主义中

鸣谢

人名中英对照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版权页

献给丹尼尔和尼古拉斯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

财富聚集，众生危亡。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荒村》（1770年）

导论 给困惑者的指南

我禁不住担忧，人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由于他们把每个新理论都看成危险，把每个发明都看成自讨苦吃的麻烦，把每次社会进步都当成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们有可能完全拒绝任何行动。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30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被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中天然固有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自然”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对创造财富的迷恋，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愈加恶化的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聒噪说辞：对不受约束的市场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2008年的小型崩溃提醒我们，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收拾一下残局、然后一切照旧，我们在未来的年度里将会遭遇更大的动荡。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想象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新现象。直到最近以来，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还一直是在保卫或批评“资本主义”的辩论的阴影下进行的：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往往认同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对双方都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左右”之分仍然有它的用处。它提供了一个挂钩，可以在上面悬挂上对当代事务的批判性评论。

从左翼看，马克思主义对几代年轻人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脱离现状的途径。古典保守主义也差不多是这样：对过分仓促的激变的全面厌恶，为那些不愿意放弃天长日久形成的惯例的人提供了家园。今天，左派右派都失去了落脚点。

30年来，学生们一直在向我抱怨：“你们当然容易啦”：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我们”（“八〇后”“九〇后”和“〇〇后”）却一无所有。从很多方面看，我的学生们是对的。我们确实很容易——就像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也很容易，至少在这层意义上。一帮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出类似的挫折感，上一轮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们谈及“迷惘的一代”，并不是一种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陷入迷惘，原因并不是缺乏目标。和学生或小学生挑起任何话题，都可以引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串焦虑。事实上，成长中的一代在敏锐地为他们即将继承的世界而担忧。但是，伴随着这种担忧的，是一种普遍的沮丧情绪：“我们”知道有什么不对，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举棋不定。60年代最典型的色调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信心：我们就是知道如何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过分傲慢部分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反向反弹；如果左派要重获自己的财富，一定要谦虚行事。无论如何，你必须首先辨别出一个问题，然后才能着手解决它。

这本书是写给大西洋两岸的年轻人的。美国读者可能会因为书里频频提及社会民主主义而感到震惊。在美国，人们不常提及社会民主主义。当记者和评论家主张用公共资金资助社会目标时，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他们的批评家也将他们描述成——“自由主义者”。但这样说很含混。自由主义者是个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标志，我们应当很自豪地佩戴这个标志。但是，就像一件设计精良的外衣一样，它掩藏的多，揭示的少。

自由主义者是反对干预他人事务的人：他能够容忍不同的态度和非传统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就主张将他人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给个人以最大的生存空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发展。这种态度的极端形式，在今日和自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联系在一起，但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多余的。大多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倾向于不干预他人。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某种混合体。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致力于文化和宗教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通过累进税来支付个人无法为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产品；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将这种税收和公共福利看作必要的邪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好社会的设想，一开始就给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可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很难推行。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有所裨益。无论如何，20世纪进程中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我们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谈论它。

欧洲的难题有所不同。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但他们忘记了如何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当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处于守势，需要辩护。有人批评欧洲模式太贵、经济上效率低，他们对此也不予反击。然而，福利国家在其受益人中却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欧洲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支持废除公共医疗、结束免费或补贴的教育、减少提供公共交通和其他基本服务。

我想对大西洋两岸的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确实，目标已经大大弱化了。21世纪的头几年，“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个经济学家或“专家”在阐述放松管制、小政府和低税率的优点。看起来好像凡是公共部门能够做的，私人都会做得更好。

从“爱尔兰奇迹”（“凯尔特虎”的房地产泡沫的繁荣）的受惠者，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化的超资本主义者，华盛顿学说受到各处的意识形态啦啦队的欢迎。就连“老欧洲人”也被席卷进来。欧盟的自由市场项目——所谓“里斯本议程”，法国和德国政府热火朝天的私有化计划，都见证着批评它们的法国批评家所称的新“单一思想”（pensée unique）。

今天，已经有了部分觉醒。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和全盘的银行倒闭，政府和中央银行都进行了显著的政策逆转，为了追求经济稳定而大笔花费公共资金，毫不犹豫地将失败的公司纳入公共控制之下。数量惊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们顶礼膜拜，如今也排起队来，“铺上麻布和炉灰”，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誓效忠。

这一切都可喜可贺。但它并不能构成一场知识革命。恰恰相反：正如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应所显示的，转向凯恩斯经济学只不过是一次战术性撤退。《新劳工法》也同样如此，总体上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私营部门，尤其是伦敦的金融市场。确实，这场危机的一个后果是挫伤了欧洲大陆人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是，最主要的受益人仍然是那些曾经那么热衷于模仿华盛顿的中间偏右党派。

简而言之，对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人在“重新思考”国家。人们仍然明显地不情愿站在集体利益或原则的立场上捍卫公共部门。惊人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一系列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直战绩不佳；虽然市场崩溃了，他们显然还是无法振作起来。

想要人们对他们认真对待，左派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愤怒的事情很多：财富和机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但是，仅仅是找出“系统”的缺陷，然后像彼拉多那样撤退，对后果毫不关注，已经不够了。过去几十年里不负责任地在修辞上哗众取宠，没有给左派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毫无所知，这个事实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1914年，也很少有人预见到他们的世界的彻底崩溃，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滋生恐惧。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其上的信任和独立。

所有的变化都是有破坏性的。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幽灵足以使稳定的民主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气候变化将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寻常百姓将会被重新掷回仰仗国家资源的境地。他们会祈望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们的保护，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因而，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们不思考，别人也会思考。

下面的论点在我最初于2009年12月投给《纽约书评》中的一篇论文中概述过。那篇论文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和建议。其中有一位年轻同行的批判发人深省。她写道：“你所写的，最惊人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形式：你谈到对我们的政治静止感到愤怒；你写道，我们需要对以经济为驱动的思想方式表示不同意见，我们亟须回到那种道德上知情的公众对话。已经没有人这样谈话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第1章 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

乔治·奥威尔

要看清人们眼前的事，是需要不断努力的。

我们从身边就能发现，个人财富达到了20世纪初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非必需品的炫耀性消费——住房、珠宝、汽车、服饰、技术玩具——在上一代人中大大增加了。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金融交易取代了产品生产和服务业，成为私人财富的来源，改变了我们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重要性的排序。富人，和穷人一样，是一直和我们同在的。但是，相对于所有其他人，他们在今日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富有、更加显赫。理解、解释私人特权很容易，而要揭示我们所陷入的公共泥坑有多深，却是相当困难的。

私人富有，公众泥坑

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

——亚当·斯密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低薪的、没有保险的穷人：都表明一种集体性的意志的失败。这些病症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怎么谈论出了什么问题，更别说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事情完全错误。即便美国在阿富汗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中投入几百个亿的预算，我们还是对所有为社会服务和基本建设增加公共开支的意图，感到烦躁不安。

要理解我们陷入的这个泥坑有多深，必须首先衡量我们所面临的变化的广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不那么不平等了。由于有了累进税、政府对穷人的补贴、社会服务和对极端不幸提供的保障，现代民主正在摆脱极端的富有和贫困。

可以肯定，大差别还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更加多样化的南欧社会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大西洋世界的英语国度和大英帝国，仍然继续反映出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别。但是，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愈来愈不能容忍极端的不平等，开始运用公共供给来弥补私人的不足。

在过去这30年中，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所指有所不同。最极端的私人特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重又在美国和英国出现：这里是热心于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尽管彼此远隔的国家如新西兰和丹麦、法国和巴西都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英国和美国，30年来始终专心致力于瓦解几十年来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

2005年，美国21.2%的国民收入属于国民中1%的人口。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一个普通通用汽车公司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他一个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创始人一家的全年收入，据估计（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1.2亿）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机遇来说，英国现在也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扣除税金、保险费后的实得工资的不平等，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到2007年之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英国和美国的儿童很难指望在出生环境的基础上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的累赘。焦虑和压力经常接踵而至，更不必说疾病和早逝。

收入差距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因此，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美国和英国与收入密切相关，而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这两项指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信任，亦即我们对同胞的信任，也和收入差距呈负对应关系：1983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不信任程度明显增加，而正是在这三个国家中，不受管制的追求个体自我利益的原则经常被应用在公共政策上。别的国家中，找不到类似的相互不信任的增长。

社会流动和不平等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Wilkinson & Pickett，The Spirit Level），表12.1，第160页。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一个人长寿和健康地度过一生的机会，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富有地区的居民可以期望活得更久、更健康。美国更贫穷的州的年轻妇女，和她们在更富有的州里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区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国内较富有地区的人从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至于那些仍在上学的穷人的孩子：他们的相对表现较差，分数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更少，收入更低。

美国的社会流动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2.2，第161页。

因此，不平等不仅本身没有吸引力，而且还和病态的社会问题明显相关，我们只有了解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才有希望解决它们。婴儿死亡率、寿命、犯罪、监狱人口、精神疾病、失业、肥胖、营养不良、未成年少女怀孕、非法使用毒品、经济不安全、个人债务和焦虑，在美国和英国比在欧洲大陆更加显著，不是毫无原因的。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瑞典和芬兰，按人均收入或GDP（国内生产总值）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它们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非常小——在可以衡量的幸福指标上它们也一直领先于世界。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美国在医疗上花大量的钱，但美国人的寿命还是低于波斯尼亚，只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儿。

欧洲的信任和归属感

※资料来源：蒂姆·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一个有限星球的经济学》（Tim Jackson，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伦敦：Earthscan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不平等与健康欠佳

※资料来源：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表9.2，第155页。

不平等与犯罪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0.2，第135页。

不平等与精神疾病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5.1，第67页。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异的影响，要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地位和商品的竞争逐步加剧；人们感觉出越来越强烈的以占有为基础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对那些处于社会阶梯下层的人们的偏见逐步固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劣势的病态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无管制地创造社会财富的恶果，确实是非常惨痛的。[1]

医疗费用和寿命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6.2，第80页。

[1]近期最好地表达这个论点的说明来自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的《精神层面：为什么更平等的社会几乎总是运行得更好》（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伦敦：艾伦·莱茵，2009年。本节我从他们那里借用了更多材料。

腐化的情操

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平等化”那漫长的几十年中，认为这些进步会经久不衰的观念变成了常识。不平等的减少是自我肯定的：我们越平等，我们就相信我们可能变得更平等。反过来说，30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尤其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即便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当代中国和印度都印证了这一论点。但是，美国，这个完全发展了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传统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和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却是异乎寻常的。

在不平等及其弊病中生存是一回事，陶醉于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到处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崇拜巨富，称颂其显赫地位（“富人和名流的生活方式”）。我们见过这种情形：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观察过他的同时代人相同的倾向：“人类中的部分民众是财富和显贵的钦慕者、崇拜者，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更多时候是无私的钦慕者和崇拜者。”[1]

在斯密看来，这种对财富本身毫无批判的阿谀奉承不但毫不吸引人，而且还是现代商业经济一个潜在的毁灭性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特征会削弱资本主义那些在他看来需要维持和滋养的特性：“这种对有钱有势者的钦佩乃至近乎崇拜，对贫穷卑微之人的蔑视，或至少是忽视……（是）……我们的道德情操败坏的极大的和最普遍的原因。”[2]

我们的道德情操确实是败坏了。我们对表面上合理的社会政策所需付出的人类代价变得毫无知觉，尤其是我们得知这些政策会促进总体繁荣，由此——意味着——也会促进我们个体的利益。看看克林顿时代寻求全面改造福利政策的法规——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明显是奥威尔式的）。这条法案宣称的目的是缩减全国领取福利的人数。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扣压任何不寻找（以及找到后不接受）带薪就业机会的人的福利。这样，雇主可以用任何他能够提供的工资水平吸引工人——因为他们不能拒绝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多么讨厌，否则就有得不到福利的危险——不仅享受福利的人数大大下降，工资和商业成本也下降了。

此外，福利还带来明显的耻辱。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地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在当代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年代，没有工作的男人或女人就这样受辱：他们不完全是社区的正式成员了。甚至是在社会民主的挪威，1991年的《社会服务法》也给了地方政府对所有申请福利的个人要求相应工作的权力。

这个法案应当让我们想起将近200年前在英国通过的一项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通过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的描绘，我们很熟悉这项法案的条款。当诺亚·克莱波尔在那个著名的场景里对着小奥利弗冷笑，称他为“贫民习艺所”的时候，他在1838年表达的意思，恰恰是我们轻蔑地将人称为“福利皇后”时要表达的意思。

《新济贫法》令人不能容忍。它强迫穷人和失业者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么给钱就工作，不管工资有多低；要么承受贫民习艺所的羞辱。这就和19世纪其他形式的（仍然被当作和描述成“慈善”）公共援助一样，援助和支持的水平被刻意设计得比最坏的现有选择还要缺乏吸引力。这项法案借鉴了当时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完全否定有效的市场里会有任何失业的可能：如果工资都降得足够低，没有任何别的有吸引力的工作选择，每个人最终总会找到一份工作。

随后的150年中，变革者们努力废除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济贫法》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法案逐渐被取代，提供公共援助成为了正义之事。没有工作的公民不再因为不幸失业而被人认定不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境况而得到惩罚；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也不会受到隐含的贬损。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确信：将社会地位解释为经济上的好运起了作用，这是极端无礼的行为。

维多利亚时代的唯意志论的伦理和苛刻的资格筛选标准被普遍的社会救济所取代，尽管国与国之间各有区别。不能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不再被当成一种耻辱，而是完全无损名誉的、人们依赖自己同胞的偶然状况。需要和权利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失业是品行不端或者努力不够的观念，则被人们摒弃了。

今天，我们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维多利亚先辈们的态度。又一次，我们只相信刺激、“努力”和奖励——再加上对不够努力的惩罚。听听比尔·克林顿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解释：给所有需要福利的人提供全面的福利是很愚蠢的。如果工人们没有陷入绝望，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政府付钱让人们闲着，他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寻找带薪的工作？我们重新回到了强硬的、冷漠的启蒙时代的经济理性，伯纳德·曼德维尔1732年的论文《蜜蜂寓言》最早也最好地阐述了这种理论。在曼德维尔看来，“除了他们的需求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激励工人们出力干活，对他们的需求可以谨慎地缓解，但要完全满足是很愚蠢的”。托尼·布莱尔都不能说得比这个更好。

福利“改革”恢复了可怕的“经济情况调查”（means test）。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人会想起，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冒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了类似的调查。X·马尔科姆在回忆录中回忆起那些“调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调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想这么干，她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如果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我们的妈妈却很明显地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我母亲是绝望地试图维护她的自尊和我们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与英美政治话语中流行的臆想相反，很少人乐于领取施舍：衣物、鞋、食品、租金补贴或孩子们的学习用品。简单来说，领取施舍会蒙受耻辱。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核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尽管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企业”“私营部门”“效率”“利润”和“增长”毫无批判的崇拜在近些年来很流行，这个模式本身，却只在爱尔兰、不列颠和美国才沾沾自喜地完全实行着。爱尔兰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所谓的“勇敢的凯尔特小老虎”的“经济奇迹”包括一种不规范的低税制，可以预见地吸引了外来投资和热钱。公共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由备受诟病的欧盟提供的补助来进行补偿，而欧盟又主要是由据说是很无能的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旧欧洲”经济体来资助的。华尔街的狂欢破产时，爱尔兰的泡沫也随之破灭了。它不会很快再膨胀起来。

英国的情况更有意思：它同样表现出美国最坏的特征，却没有给大不列颠提供最好地代表了美国进步的那种社会和教育流动性。总体上看，1979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尾随着它的美国同伴的衰落：不仅傲慢地对其受害者漠不关心，而且还以国家的工业基础为代价，对金融服务表现出不计后果的热情。银行资产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稳定在70%上下，而到2005年，它却超过了500%。随着国民总财富的增长，伦敦以外和特伦特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也加剧了。

可以肯定，即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能完全摧毁在中产阶级下层中很受欢迎的福利国家，就是这同一个下层中产阶级热情地把她选上台的。这样，与美国相反，英国底层越来越多的人们，仍然能够得到免费的或很便宜的医疗服务、微薄但有保障的养老金、所剩无几的失业救济和残存的公共教育系统。如果英国像有些观察家们近年所总结的那样“破碎”了，至少其碎片还被安全网接住了。要看一个陷入了繁荣和美好前景的幻境、让失败者自生自灭的社会，很遗憾，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美国。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纽约：多佛尔出版社典籍，2006年（1759年初版），第59页。

[2]同上书，第58页。

美国特色

如果你深入探究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你就会发现，他们寻求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价值，只是为了回答这唯一一个问题：它能赚来多少钱？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即使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图表或和其他国家不利的比较一无所知，很多美国人也很清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差错。他们过得不如以前好了。所有人都想让他们的孩子生来就有更好的生活机会：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前景。他们想让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有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妇女一样的安全生育的机会。他们想要开支更低的全面医疗保健、更长的寿命、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少的犯罪。但是，当人们告诉他们西欧有这些福利时，很多美国人这样反应：“但他们有社会主义！我们不想让政府干预我们的事务。更主要的是，我们不想多纳税。”

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是老话题了。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了一个很著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有些跟这个国家的巨大规模有关：在帝国规模下，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而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陆帝国。

然后还有文化因素，其中众所周知的就是很有美国特色的对中央政府的怀疑。某些特别辽阔和多样化的领土单位——比如中国或者巴西——仰仗于遥远的国家权力和指令，而美国，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义地是18世纪盎格鲁-苏格兰思想的产儿，是建立在中央权威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削弱的前提之下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假定——亦即只要不是明确赋予国家政府的，就被默认为各州的特权——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都被一代一代的定居者和移民们内化成了把华盛顿“挡在我们生活之外”的凭据。

这种对公共权威的怀疑，时不时地被“一无所知党”、“州权党”、反对税收的活动家们——最近是共和党右派的电台脱口秀煽动家们——提升到狂热崇拜的程度，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它把那种已经十分突出的对（无论是否有代表的）税收的怀疑，转化成了爱国教条。在美国这里，税收被普遍当成了得不到补偿的收入损失。人们很少想到这一点：这些税收（也）可能贡献给了那些单独的个人永远也负担不起的集体服务（公路、消防、警察、学校、路灯、邮政，更别提士兵、战舰和武器了）。

在欧洲大陆和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任何个人可以完全“自力更生”的想法早已随着19世纪个人主义的幻灭而烟消云散了。我们都受益于我们的前人，也受益于那些会在我们年迈或患病时照顾我们的人。不管我们的经济生活多么自私，我们还是要仰仗我们和同胞们一同负担费用的那些服务。但是，在美国，自主创业的个人的理想，还是一如既往地引人入胜。

不过，美国并不总是和现代世界其他地区不合拍。即便安德鲁·杰克逊或罗纳德·里根的美国确实与众不同，罗斯福新政深入的社会改革，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却不是如此。1934年访问华盛顿后，梅纳德·凯恩斯写信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这里，而非莫斯科，才是世界的经济实验室。运营它的年轻人都很出色。他们的能力、聪明和智慧令我震惊。人们到处会碰到早该被扔出窗户的古典经济学家——不过他们大部分已经被扔出去了。”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60年代民主党领导的国会那些卓越的抱负和成就：他们创立了粮食券、医疗保险、民权法案、医疗补助、儿童起步教育计划、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和公共广播公司。如果这就是美国的话，那它和“老欧洲”有些令人玩味的相似之处。

此外，美国生活中的“公共部门”在很多方面比欧洲相应的公共部门要更成熟、更发达、更受尊重。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向公众提供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美国在这方面比欧洲大部分国家做得更早，也更好。由赠地学院组成的加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学，在美国之外没有类似机构能与之匹敌，经常被人低估的社区学院系统也同样非常独特。

还有，尽管不能维持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系统，美国人不仅用纳税人投资的公路把全国联通起来，而且，当英国人无计可施，只能以大甩卖的价格把公共交通下放给私营部门的时候，美国还能在主要城市维持运行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当然，美国公民仍然不能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但是，这里的“公共”，在国民字典里并不总是一个耻辱的概念。

经济主义及对它的不满

一旦我们允许自己不听从会计师的盈利测试，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文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只是想象一种不同的社会，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么难？为什么我们完全不能想象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利的不同秩序？我们命中注定永远被围困在功能失调的“自由市场”和被大肆渲染的“社会主义”的混乱之间吗？

我们的无能为力是话语上的：我们只是不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过去30年中，当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支持一项政策、提议或者动议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最狭义的经济问题——利益和亏损上。但这不是先天就有的人类状况：它是后天习得的。

我们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1942年的报告将会奠定英国福利国家的根基——在牛津发表了一次演讲，质问为什么政治哲学在公共辩论中被古典经济学遮蔽了。贝弗里奇的质问在今日同样有力。但是，政治思想的销蚀，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本身毫无关联。

确实，我们可能在考虑公共政策时局限在单纯的经济演算上，这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起了关注。描述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最敏锐的作家之一孔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t）就带着厌恶预见到了这样的前景：“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眼里，自由不过是保障金融活动之安全的必要条件。”那个时代的革命有一种将赚钱的自由和自由本身混为一谈的危险。

我们也被搅糊涂了。今天常规性的经济推理用“理性选择”来描述人类行为，它不能预见也不能防止银行倒闭，表面上伤痕累累，但显然还是岿然不动。这种理论宣称，我们都是经济动物。我们追求自身利益（定义为最大化的经济优势），极少涉及譬如利他主义、自我否定、品位、文化习惯或集体目的等外在标准。只要得到足够的和准确的“市场”信息，不管是真正的市场还是专事股票和债券买卖的机构，我们就会做出对我们个人和团体都有利的最佳选择。

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些设想是否真实。没有人今天能够一本正经地宣称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还有任何残留。老一辈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误区是，它要求一种凡人从来不曾具有的、对现在和未来无所不知的完备知识。他们是对的。但是，这看起来也同样适用于市场理论家：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知。

梅纳德·凯恩斯指责过他的经济学批评家的那种“虚假的精确性”今天依然存在。更糟的是：我们偷偷走私进来一套误导性的“道德”言辞来支持我们的经济论断，为我们赤裸裸的功利计算涂上一层沾沾自喜的光彩。比如说，当减少穷人福利时，英国和美国的立法者们都对他们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骄傲。

穷人的投票人数比别的人口要少。因此，惩罚他们的政治风险很小：这类选择又到底有多么“艰难”？如今，我们为自己能够坚强地造成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骄傲。如果我们还使用“坚强”以前的定义，坚强应该意味着承受痛苦而不是增加别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而不是这么麻木地将效率凌驾于人类感情之上。[1]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谈论我们选择管理社会的方式呢？首先，我们不能继续在道德真空里评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做出的选择。即使我们确认一个得到了足够资讯、有自知之明的理性的个人永远会做出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选择，我们仍旧需要探询这些利益究竟是什么。它们不能从个人的经济行为中推断出来，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循环论证了。我们应当探询平常百姓们自己要些什么，在何种条件下这些需要可能得到满足。

显然，我们不能没有信任。如果我们确实互相不信任，我们就不会为互相支持而纳税。因为害怕来自我们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同胞的暴力和欺骗，我们也不会贸然行事。此外，信任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美德。资本主义在今天受到这么多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并非全部来自左翼；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和自由竞争也要求信任和合作。如果我们不能信任银行家会诚实行事、贷款经纪人会诚实介绍他们的贷款、公共监管机构会揭发不诚实的交易人，那么，资本主义本身就会陷于停顿了。

市场不会自动产生信任、合作和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恰恰相反：经济竞争的本性就是，打破常规的参与者，至少在短期内，会战胜那些更注重伦理的竞争者。但是，资本主义无法从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里长久地存在下去。那么，为什么这种潜在的自我毁灭的经济秩序系统维持了那么久呢？或许是因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来的约束、诚实和节制的习惯。

但是，这类价值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本性里所固有的，而是来自古已有之的宗教或社群习俗。靠着传统的约束、世俗和教会精英持久的权威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一直给人一种幻觉，似乎它能够不犯错误地弥补资本主义实践者们的道德缺陷。

这些开始时的美好条件不再存在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无法从内部产生这些条件，正因如此，社会批评家和宗教批评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初主张改革的教皇利奥八世）提醒人们注意毫无管制的市场经济和极端分化的贫富差距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威胁。

近至20世纪70年代，认为生活的核心就是变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变富的观点会被嘲笑：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传统批评家们嘲笑，也会被很多坚定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嘲笑。在战后那几十年，人们对为财富而追求财富普遍更为冷漠。1949年对英国男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男生越聪明，他就越可能选择一种工资一般但有趣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仅仅挣钱很多的职业。[2]今天的小学生和大学生，除了找一份挣大钱的工作，别的什么都不想。

我们培养出了对追求物质财富孜孜以求、对其他那么多东西都无动于衷的一代人，我们如何开始弥补呢？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开始，提醒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从前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式”地思考，就像我们在最近30年里所做的，并不是人性所固有的。曾经，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不同的安排。

[1]阿夫纳·奥弗，《富有的挑战：195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自我控制和福利》（Avner Offer, 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 Self-Control and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since 195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2]T·H·马歇尔，《公民与社会阶级》（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伦敦：柏拉图出版社，1991，第48页。

第2章 我们失去的世界

卡尔·曼海姆，1943年

我们所有人至此都知道，经历这场战争后，再也不能回到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这样的战争引发了一场沉默的革命，向一种新型的计划秩序铺平了道路。

过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它只是不同而已。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讲怀旧的故事，我们就永远不能深入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盲目地相信我们的世界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好了，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过去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国度：我们不可能回去。但是，比把过去理想化，或者把它当作恐怖屋呈现在我们自己和孩子面前更糟糕的是：忘记过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人、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人为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已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恶劣、最具破坏性的了，而流行病、革命、国家的失败和分裂、货币崩溃、失业等问题很快在战后接踵而至，严峻程度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尽管他们的政策仍然盛行于世。

这些发展，又反过来促使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堕落成了各式各样的专制独裁或集权政党国家，使全球卷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中东、东亚和东南亚，1931年到1945年间发生了占领、毁灭、种族清洗、酷刑、灭绝战争和蓄意的种族大屠杀，其规模即使在30年前也根本无法想象。

迟至1942年，担心自由好像还是合情合理的。除说英语的北大西洋和澳大拉西亚之外，民主的基础很薄弱。欧洲大陆硕果仅存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小小的中立国瑞典和瑞士，两国还都仰仗德国的善意。美国刚刚参战。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当时不仅岌岌可危，而且也受到严重质疑，包括为之辩护的人的质疑。

未来，好像必定是属于独裁了？即使在1945年盟国胜利之后，这些担心还没有被忘记：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如何庆祝一个辉煌的胜利，然后一切照旧，而是到底如何保证1914年到1945年间的经历永远不再发生。不是别人，恰恰是梅纳德·凯恩斯，致力于应对这一挑战。

凯恩斯共识

那些年里，我们每个人都从时代的共同繁荣中汲取力量，从集体信心中增强了我们的个人信心。或许，因为我们人类都不知感恩，我们那时没有意识到那股洪流是多么牢牢地、坚定地带动着我们。但是，经历过那个信心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从那以后，一切都只有倒退和黑暗了。

——斯蒂芬·茨威格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生于1883年，成长在一个稳定、发达和强大的英国：他有幸观察到了这个自信的世界的崩溃，首先是作为战时财政部的有影响的高级官员，然后是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平谈判的参与者。昨日的世界瓦解了，随之而去的不光是国家、生命和物质财富，还有凯恩斯的文化和阶层里所有令人安心的确定性。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谁都没有预见到它的发生？为什么没有任何掌权的人做些有效的事情，保证它不再发生？

可以理解，凯恩斯将自己的经济分析集中在不确定性上：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那些自信的妙方正好相反，从此以后，凯恩斯将坚持人类事务从根本上是无法预料的。诚然，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专政和灭绝性战争中可以吸取很多教训。但是，在凯恩斯看来，最主要的，正是平常百姓们被迫生存其中的这种新发现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加剧了集体恐慌的发作，腐蚀了自由主义的信心和组织。

那么，怎么办呢？和很多人一样，凯恩斯熟悉用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来弥补市场不足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操控国家都有毫无顾忌的热情。在公众眼里这远不是缺陷，而恰恰可能是他们最强之处：希特勒倒台很久以后，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希特勒时，外国人有时候还会说，至少他让德国人重新回去工作了。人们常说，不管斯大林有哪些缺点，他至少让苏联完全避免了大萧条。即使是那个关于墨索里尼让意大利火车正点运行的笑话也有一定道理：这有什么不好？

要想让民主重新立足——或者将民主和政治自由带到从来不曾有过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国家，都必须了解独裁国家的历史。不然就会面临风险：人们对那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成就的普遍怀恋。凯恩斯很清楚，如果没有战争、占领和剥削，法西斯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说不可能成功。不过，他不仅察觉到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防止未来萧条的必要性，也察觉了“社会国家”的审慎美德。

这样的“社会保障国家”的意图不是为了将社会关系革命化，更不是为了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凯恩斯像那些年里从事创新立法的大多数人一样——从英国的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到法国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到美国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本人——都是天生的保守派。那些年的西方领袖，全都是老年绅士，都出生在凯恩斯十分熟悉的稳定世界里。他们也都亲身经历了痛苦的动荡。就像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的《利奥波德》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很明白，要想保守，就必须改变。

凯恩斯死于1946年，战争时期的操劳令他筋疲力尽。但他早就指出，缺少了对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会长久生存下去。而且，既然两次大战之间的历史已经明确表明，资本家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那么，自由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最佳利益，不管他们喜不喜欢。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悖论：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拯救，后来还繁荣几十年，而这是因为当时（和自那以后）那些被认作是社会主义的变化。反过来，它也提醒我们当时的局势有多么严峻。聪明的保守派，比如说很多1945年后第一次上台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对政府控制经济的“制高点”很少提出反对；他们也充满热情地接受了大幅度的累进制税收。

战后初期那些年，政治争论中有一种道德化的特质。失业（英国、美国或比利时最大的问题）；通货膨胀（中欧最大的担忧，已经掠夺私人储蓄好几十年）；农产品价格太低（意大利和法国）以至于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在绝望中加入了极端主义的政党：这些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从牧师到世俗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把它们当作对社会的道德凝聚性的考验。

这个共识达成得异常广泛。从新政派到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理论家，从英国执政的工党到法国（和1948年共产党政变之前的捷克）决定公共政策的“指示性”经济计划：每个人都相信国家。部分原因是，差不多每个人都担心退步到刚刚过去的恐怖中，都乐意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市场的自由。就像现在通过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协议，世界被规范和保护起来；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同样会在相应的国内布局中达成共识。

早在1940年，英国工党一个小册子作者埃文·德宾（Evan Durbin）就写过，对当时朝向集体谈判、经济计划、累进税收、提供公共投资的社会服务的发展倾向，他想象不出能有任何“最小的改变”。16年以后，一位英国工党政治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更自信地写道，从“对个人主义和自助的毫不妥协的信仰，到对团体行动和参与的信仰”，这之间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他甚至还断言：“至于‘看不见的手’的信条，和私人利益必然带来集体利益的信念，在大萧条中完全失败了；即使是保守主义者和商人，现在都信奉集体政府为经济状况负责的学说了。”[1]

德宾和克罗斯兰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局内人。但他们并没有错。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有关公共政策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以至于主流的政治论点被称为“巴特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它把那些年里温和的保守党部长R·A·巴特勒（R.A.Butler）和工党反对派的核心领导人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不管他们有什么别的分歧，法国的戴高乐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对积极型的国家、经济计划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有着相同的信念。同样，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荷卢三国、奥地利，甚至是思想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也有同样的左右决策的共识。

在德国，尽管社会民主党直到1959年还在坚持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若不是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话），他们和康拉德·阿登纳总理（Chancellor 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党相对来讲还是差别不大。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正是那种令人窒息的在所有问题上的共识——从教育到外交到为大众提供康乐设施，还有解释他们国家那麻烦的过去——把年轻一代的德国激进分子推向了“议会外”活动。

即使在美国，整个50年代都由共和党执政；当年事渐高的新政派这一代人物第一次在野时，向保守主义政府的转变，尽管在外交事务甚至是言论自由方面有很重要的后果，在国内政策方面却没有什么差别。税收问题上没有争议，批准建设庞大的、由联邦政府监督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的，还是一个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尽管人们口头上宣扬竞争和自由市场，那些年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抵制外国竞争，以及标准化、管制、补贴、价格保护和政府担保。

对当前福利和未来繁荣的保障，缓和了资本主义中固有的不平等。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推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他能够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因为，赞成新政式的投资、一揽子项目和政府倡议的共识还依然残存着。当时显著地将全国分化开来的是公民权和种族关系，而不是社会政策。

人们普遍认为1945—1975年是诞生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某种奇迹。经历了“二战”的老百姓们和他们的赞美60年代的下一代，这两代美国人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工作稳定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德国，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在一代之间就把国家从一个屈辱的、遍地瓦砾的战败国变成了欧洲最富庶的国家。至于法国，在那些年以“光荣特伦特”（Les Trente Glorieuses）的美名而著称于世（没有讽刺的意味）。在英国，在“富裕年代”的高峰，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向他的同胞保证“你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是对的。

在有些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战后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的作为；在其他地方，比如说英国，“社会保险国家”在操作中不过是旨在扶助弱势、减少极端贫富分化的务实政策。他们共同的成就是成功地控制了不平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贫富之间的差距，不管是用总资产还是年收入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这个差距在1945年后那一代中大幅度缩小了。

更大的平等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渐渐地，对回到极端政治的担忧减轻了。“西方”进入了繁荣安全的太平盛世：这可能是个泡沫，但它是个令人舒服的泡沫，其中每个人都比他们过去所能够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有充分的理由有信心地期待未来。

此外，正是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专业和商业中产阶级连接到了自由机构上。这产生了一些后果：正是中产阶级的恐惧和不满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将中产阶级重新束缚到民主制度上，是战后政治家们面临的首当其冲最重要的任务——而且绝非易事。

大部分情况下，这项任务是通过“普遍主义”的魔术来完成的。不是将福利与收入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菲的专业人士或生意兴隆的店主们可能会痛苦地抱怨在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的社会服务纳税——而是给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middling sort）提供与劳动阶层和穷人一样的社会补助和公共服务：免费教育、廉价或免费的医疗服务、公共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结果，由于这么多生活必需都由他们的税收包干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比1914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有趣的是，这几十年的特点就是社会革新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成功结合。凯恩斯本人就表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具有无可挑剔的精英品位和教养的人——不过他对新艺术品倒意外地开明——他还是领悟到，如果英国社会要克服它那瘫痪性的分裂，将一流的艺术、表演和写作带给尽可能广博的听众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凯恩斯的倡议促成了皇家芭蕾舞团、艺术委员会和其他很多机构的成立。这是创造性地向公众提供绝对“高雅”的艺术——像里斯勋爵的BBC（英国广播公司）那样，它自我分配的职责是提高公众水平，而不是对他们居高临下。

对里斯、凯恩斯或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来说，这种新的途径没有任何居高临下之处，就像那些和林登·约翰逊一起从事建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或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那些美国年轻人一样。这是“任人唯贤制”：用公共开支（或者至少由公共资助担保）将精英机构向普通申请者开放。它开始了一个进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移，取代了用遗产或财富进行的选择。一些年后，它造就了这样一代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切是不证自明的，因而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发展并不是必然的。战争之后一般都会发生经济衰退——战争规模越大，衰退就越严重。那些不担心法西斯主义会卷土重来的人，就转而紧张地关注着东面红军成千上万的兵旅，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极受欢迎的共产党和工会。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1947年春访问欧洲时，所见所闻令他震惊：马歇尔计划之诞生，就是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有可能比上一次战争的后果还要糟糕。

至于美国，战后初年对外国人、激进派，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恐惧使国家极度分裂。麦卡锡主义可能对共和国没有什么威胁，但它提醒人们，一个平庸的煽动者要想利用恐惧、夸大威胁可是太容易了。要是经济倒退到20年前的低点，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简而言之，尽管有即将出现的共识，这都不仅仅是出人意料而已。那么它又为什么那么有效呢？

[1]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Anthony 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伦敦：乔纳森·凯普，1956年，第65、105页。

受管制的市场

认为一个社会仅靠从金钱利益中衍生出来的关系和感情来维持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丑恶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简单的答案是，到1945年，已经很少有人还相信市场的魔力了。这是一场知识革命。古典经济学要求政府在经济决策中只扮演一个小角色，而19世纪欧洲和美国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潮主张政府不插手社会立法，主要只限于管制竞争性工业主义和金融投机中极为恶劣的不公和危险。

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几乎使所有人都习惯了：政府干预日常生活是不可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参战国加强了对生产的（到那时还微不足道的）控制：不仅控制军用物资的生产，而且还控制衣物、交通、通信和几乎所有与一场代价高昂的、绝望的战争有关的东西。1918年以后，大部分地方解除了这类控制，但是，政府还是继续参与管制经济生活。

在一个短暂的、虚幻的撤退期（最典型的标志是卡尔文·柯立芝在美国上台、西欧很多地方还有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标志），1929年股市暴跌的彻底破坏和随之而来的萧条，迫使所有政府在无效的沉默和公开干预之间进行选择。或迟或早，它们都会选择公开干预。

自由放任主义国家所剩无几的残余，就这样被全面战争全部清除了。毫无例外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不仅让国家、经济和所有公民都全心投入了战争，而且，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动员国家的方式，在仅仅3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不管这些参战国的政治色彩是什么，它们都动员、管制、指导、计划和管理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使在美国，你的工作、你的工资、你买的东西和你可能去的地方，都受到了限制；若是在短短几年前，这些限制是会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的。新政的机构和组织曾经看起来那么惊人地新颖，现在看来，仅仅是为了集体项目动员全国的前奏而已。

简而言之，战争集中思想。它证明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个围绕着战时经济的战争机器是有可能的；那么，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不能为追求和平而采取类似的途径呢？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答案。没有什么人有意为之，西欧和北美就这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场变化最明显的征候是以“计划”的形式出现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总结出，不应当听凭事情发生，而是最好事先把它们都考虑周全。计划最受政治极端的赞美和推崇，这并不奇怪。左翼的想法是正是“计划”使苏联搞得那么好；右翼（正确地）认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们的帮凶们致力于自上而下的计划，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有吸引力。

计划的知识基础从来就不是很牢固。我们已经看到，凯恩斯对经济计划的态度和他对纯粹市场理论的态度一样：要想成功，两者都需要有完备到不可能的数据。但是，至少在战时，他认为短期计划和控制是必要的；至于战后和平，他更希望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通过财政和其他刺激来操纵经济。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需要知道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标，而这一点，在倡导计划的人眼里，恰恰就是“计划”的主旨。

奇怪的是，对计划的热情在美国特别显著。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只不过是充满信心的经济设计的一种实践：不仅是对关键性的资源的设计，而且是对整个地区经济的设计。路易斯·芒福德（Louis Mumford）这样的观察家宣布他们自己“有权搞一点儿集体盘算”：田管局和类似的项目表明，在大规模、长期、前瞻性的计划上，民主国家也能和独裁国家势均力敌。几年前，雷克斯福德·塔韦尔（Rexford Tugwell）甚至还讴歌这种思想：“我已经看见了伟大的计划/工作的快乐将属于我……/我会卷起衣袖——将/美国改变。”[1]

很多人并不清楚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经济的区别。凯恩斯、威廉·贝弗里奇或法国计划的创始者让·莫内（Jean Monnet）这些自由主义者，没有时间将国有化本身当作一个目标，尽管他们很灵活，承认国有化在特定情况下有它的实际长处。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他们对累进税制和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更感兴趣，而不是由国家控制主要工业，比如汽车制造。

相反，英国的工党分子们喜欢公有制的概念。如果国家代表劳动人民，那么，国有运营就肯定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由工人处置了吧？不管在实践中是否如此——英国钢铁公司的历史表明，国家也有可能像最坏的私人企业家那样无能、无效——它完全转移了人们对计划的关注，在后来几十年中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另一个极端，共产主义国家的计划——只不过是用虚假的产量数据来达到虚假的目标——不久就破坏了整个计划方法的信誉。

欧洲大陆上，中央集权的政府传统上就在提供社会服务上担负着更积极的角色，它们在大幅度扩大了的规模上继续这么做。人们普遍相信，市场不足以完成决定性的集体目标的任务：国家必须插手，填补鸿沟。即使在美国，国家（“政府”）虽然总是很小心不跨越传统的界线，从《士兵福利法案》到下一代的科技教育，仍然都是由华盛顿创立和资助的。

这里，人们只是简单地设想，存在着一些不宜由市场完成的公共善事和目标。英国福利国家问题方面的权威评论家T·H·马歇尔（T.H.Marshall）说，“福利”的全部目的就是“通过从市场中拿出物资和服务来超越市场，或者用某种方式控制而调节市场行为，从而产生一个市场本身无法产生的结果”。[2]

在德国，可以理解，人们都不愿意追求纳粹式的中央控制，但即便是在那里，“社会市场理论家”也妥协了。他们坚持认为，自由市场和社会目标及福利立法是互相兼容的：如果鼓励市场记住这些目标，它实际上会有最佳表现。于是就有了至今仍然有效的立法，要求银行和上市公司长远着眼，关照雇员利益，对其商业行为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至于说国家有可能会越权、通过歪曲市场运作来破坏市场，在那些年间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后来还有世贸组织），到国际清算所、货币控制、工资限额和指示价格限制，强调的都是需要补偿市场的明显缺陷。

基于同样的原因，高额税收在那些年间也没有被当成奇耻大辱。相反，大幅度的收入累进税被看作是一种两厢情愿的工具，将资源从特权阶层和不能利用这些资源的人手中拿出来，交给那些最需要、或最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人。这也不是什么新观念。所得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登堂入室了，而且，两次大战期间，还在很多地区继续增加。尽管如此，迟至1925年，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还是能够负担起一两个甚至更多的佣人，通常是住家佣人。

可是，到了1950年，只有贵族和暴发户才有希望维持这样的家庭：税收、遗产税和劳动阶层能够得到的工作和工资逐步增加，一贫如洗、恭顺谦卑的家政服务人员的劳动力资源差不多完全枯竭了。由于普遍的福利供给，对于从前指望东家慷慨照料的生病、年老或没有着落的佣人来说，如今这种慷慨也变得多余了。

在一般人中，人们普遍相信，消除极端贫富差距的、温和的财富再分配对每个人都有利。孔多塞很敏锐地观察到，“财政部让穷人有能力买玉米，比降低玉米的价格使穷人也能买得起，花费要少得多”。[3]到1960年，这个论点已经成了西方事实上的政府政策。

一两代之后，这些态度看起来肯定有些古怪。战后30年中，经济学家、政治家、评论家和老百姓都同意，地方或全国政府有相当大的权力在许多层次上规制经济生活、管理高额公共支出，这是个好政策。异见者要么被当作遗老遗少——追求非现实的定理的理论家，要么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张将私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市场的地位岿然不动，国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社会服务在政府开支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因为美国的军事费用总是急速增长。

这怎么可能？即使我们愿意承认，这些集体主义的目标和措施原则上是值得钦佩的，今天我们还是会觉得它们是无效率的，因为它们将私人资金转向公共目标——而且无论如何都可能有将经济和社会资源交给“官僚”“政治家”和“大政府”的危险。为什么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一点儿不为这些想法担忧？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地就将主动权拱手交给公有部门，为了追求集体目标而交出私人财富？

[1]罗伯特·李宁格，《长远公共投资：被遗忘的新政遗产》（Robert Leighninger，Long-Range Public Investment：The Forgotten Legacy of the New Deal），哥伦比亚，南卡：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169页。

[2]尼尔·吉尔伯特，《福利国家的沿革：公共责任的无声投降》（Neil Gil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3]孔多塞公爵，《对玉米贸易的思考》，《孔多塞全集》（Marquis de Condorcet，Reflexions sur le commerce des bles （1776） in Oeuvres de Condorcet）巴黎：菲尔曼·狄出版社，1847—1849，第231页。转引自艾玛·罗斯柴尔德，《经济情操：亚当·斯密，孔多塞和启蒙运动》（Quoted in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社区、信任和共同目的

多为他人着想，少为自己着想；克制我们的自私，践行我们的仁慈，这些构成了人性的完美。

——亚当·斯密

所有的集体任务都需要信任。从孩子们玩的游戏，到复杂的社会组织，人类只有放下他们相互之间的怀疑，才能一起工作。一个人抓住绳子，另一个人跳。一个人扶着梯子，另外一个人往上爬。为什么？部分是因为我们希望互惠，部分是因为人有一种为了集体利益一起合作的自然倾向。

税收明确地揭示了这个真理。我们纳税时，对我们的同胞做出了很多设想。首先，我们设想他们也会纳税，不然我们会觉得我们承受了不公平的负担，逐渐地就会不再做出奉献。其次，我们相信被我们赋予职权的人能够负责任地收集和使用这笔钱。毕竟，等我们发现他们贪污或者浪费时，我们已经失去很多钱了。

最后，大部分税收要么是用来偿还过去的债务，要么是为未来开支进行投资。于是，过去的纳税人和今天的受益人，今天的纳税人和过去、未来的受益人——当然还有要支付我们今天的成本开支的未来纳税人——之间就暗含着一种信任和相互的关系。这样，我们注定不仅要相信我们今天不认识的人，还要相信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也不会认识的人，和所有这些人，我们都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利益关系。

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公共开支。如果我们通过增税或发行债券来支付我们家庭所在区的一所学校，很有可能别人（和别人的孩子）是主要受益人。用于建立轻轨系统、长远性的教育和研究项目、医学科学、社会保险税的公共投资和任何其他很多年以后才能兑现的公共开支，也都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心出钱呢？因为别人在过去往往未经深思熟虑就为我们出钱了，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超越代沟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

不过，“我们”是谁？我们究竟相信谁？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政治依赖于一个信任社区的界定：“政治是一种处理一群人的总体安排的活动，从他们共同承认这种安排的方式这一点来看，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社区。”[1]但这个定义是循环定义：究竟是哪一群人承认一个“处理其安排”的共同方式？全世界？显然不是。我们会指望内布加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居民乐颠颠地为吉隆坡修建桥梁公路而纳税，心里明白马来西亚纳税人会自觉自愿地回报他吗？不会。

那么，是什么在定义信任社区的运作范围呢？无根的世界主义对知识分子来说还不错，但大部分人都住在以空间、时间、语言，或许宗教，或许——尽管很遗憾——肤色等等为标准界定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也是变动的。大部分欧洲人都是直到最近才用住在“欧洲”来界定自己：以前他们会说他们住在（波兰）洛兹，或（意大利）利古里亚，或者兴许是（伦敦郊区的）帕特尼。

自我认同意义上的“欧洲人”概念是一个新近形成的习惯。结果，跨国合作或互助以前会引起地方强烈的怀疑，今天却大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荷兰的钟表匠今天毫无怨言地补贴着葡萄牙的渔民或波兰的农民，无疑，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钟表匠们没有严密地调查他们的政治领袖们究竟用他们的税做了些什么。但这也是信任的标志。

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如果人们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不仅是宗教或语言，也包括收入，他们会更相信他人。一个社会越平等，信任度就越高。这还不仅是收入的问题：生活类似、前景类似的人们，他们的“道德观”也很有可能会是一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推行急剧变动的公共政策。在复杂或分裂的社会里，少数派，或者甚至是多数派都有可能被迫退让，而且往往违背他们的意愿。这就使得集体决策争议繁多，在社会变革上倾向于最低限度：宁可一事无成，也不能因为赞成或反对一个有争议的项目而分裂民众。

缺乏信任，显然是和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相抵触的。伟大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论及城市生活和维护城市街道的整洁和文明时，就谈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相互不信任，我们的城市看起来会非常可怕，而且令人难受、不宜生活。此外，她还指出，你不能把信任制度化。信任一旦遭受破坏，基本上就不可能恢复。它还需要社区——集体——的关怀和培养，因为即使动机再好，也没有哪个人能让别人相信他，并且也反过来相信别人。

信任普遍存在的社会往往更紧凑和单一。欧洲最为发达和成功的福利国家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和奥地利，德国（前西德）是一个有趣的局外人。这些国家大部分都人口非常少：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只有瑞典的居民超过600万人；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口都加起来，比东京的人口还要少。即使是820万人口的奥地利或者1670万人口的荷兰，按世界标准也是微型的，光孟买一个城市的人口就比荷兰还要多，整个奥地利的人口可以装进墨西哥城——装两次。

但这还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就像另一个成功地保持着高水平的公民信任的小国新西兰一样（人口420万，比挪威还要小），北欧成功的福利国家都明显是单一性的。直到最近，说大多数挪威人（如果他们不是农民或渔民）都是他们的孩子，仅仅是一点儿小夸张。新西兰94%的人口是挪威人种，86%的人隶属于挪威国教。在奥地利，92%的人口自称是“奥地利人”血统（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难民大批涌入之前，这个数字接近100%），2001年公布宗教信仰的人口中，83%是天主教徒。

芬兰也是如此，公布宗教的人中，96%是正式的路德教徒（除了一个很小的瑞典社区以外，差不多全是芬兰人）；丹麦95%的人口信仰路德教；即使是荷兰，明确地区分为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除了小部分后殖民少数群体——印尼人、土耳其人、苏里南人和摩洛哥人，其他所有人都将自己称为“荷兰人”。

比较一下美国：很快就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占大多数的种族，信仰宗教的人口中，略占多数的新教面对着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少数群体（25%），更别提还有重要的犹太和穆斯林人口。加拿大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一个没有主导宗教的（拥有3300万人口的）中型国家，仅有66%的人口宣称是欧洲人的后代，但是，信任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似乎已经牢牢扎根。

大小和单一性当然都是无法转变的。印度或美国不可能变成奥地利或挪威，在最纯粹的意义上，北欧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完全是无法出口的：他们和沃尔沃有几乎一样的吸引力——也有相似的局限，可能很难卖到那些不那么看重代价不菲的坚固性和耐用性的国家和文化去。此外，我们还知道，即使是城市，也是那些比较单一和内敛的城市情况好一些：在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不难建立市政社会主义，但在那不勒斯和开罗就要困难得多，更不要说加尔各答或圣保罗。

最后，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虽然单一性和大小对信任和合作的一代有作用，但是文化和经济上的多样性也会起相反的作用。移民，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荷兰和芬兰，更不要说在英国，与社会凝聚力的明显下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说穿了，荷兰人和英国人不想和他们来自印尼、苏里南、巴基斯坦或乌干达的前殖民地属民分享他们的福利国家；与此同时，丹麦人和奥地利人一样，也不愿意为近年涌入他们国家的穆斯林难民“买单”。

20世纪中叶的社会服务国家可能天生就带有一些自私的东西：他们有幸得到了几十年的好运——种族单一，很小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每个人都可以从别人身上认出与自己的共同点。所有这些极少受到外来威胁的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都有幸在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加入到北约组织的大伞之下，将他们的预算用于国内发展，没有受到欧洲其他地区移民的困扰，更远地区的移民就更不成问题。这个局面改变后，信心和信任似乎就破灭了。

尽管如此，信任和合作仍旧是现代国家关键的组成部分；信任度越高，国家就越成功。威廉·贝弗里奇在他那个年代的英国可以想象一种高度的道德和谐与公民参与。就像许多生于19世纪末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凝聚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也是理所应当的东西。和自己同胞的团结、和国家的团结，在赋予它公共形式的福利机构之前就存在了。

即使是在美国，信任的概念、对同胞感情的珍惜，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变得十分重要。可以说，没有罗斯福坚持所有美国人共享利益、目的和需要，美国是不可能这么成功地将自己从半昏迷状态的和平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好战争”，那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是那么毫无疑问地可怕至极，而且还因为美国人对美国和美国同胞感觉良好。

[1]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和其他论文》（Michael Oakeshott ,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纽约：Basic Books，1962，第56页。

伟大的社会

我们的民族代表着民主和完善的下水道。

——约翰·贝奇曼

信任、合作、累进税和干预主义的国家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中给西方社会留下了什么？简单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荣、社会服务和更加平等。近年来，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一种论断，就是为这些好处付出的代价——经济低效率、创新不足、扼杀创业精神、公共债务和丧失私人主动性——太高了。

这些批评大多可以证明是错的。以1932年至1971年间美国的社会立法的质量和数量来衡量，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好社会”；但是，很少人会愿意声称美国在“美国世纪”那些太平盛世年间缺少主动性或创业精神。然而，即使20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服务国家在经济上确实不能维持，这个事实本身却不足以说明它们不值得我们注意。

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一种杂牌政治学。第一，它将后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和需要与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和工作的实际认识结合起来，这个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不是像马克思在1848年热情洋溢地预言过的那样，进入了最后阶段。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又十分重视“民主”这部分：与20世纪初期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及其共产主义后继者相反，自由社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民主游戏的法则，很早就对他们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做出妥协，作为为权力竞争而付出的代价。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是特别地或者哪怕是基本地对经济感兴趣（这一点和共产主义者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者总是强调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主张）。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分配概念。其主旨是保证财富和资产不要不合比例地集中到一些有特权的人手中。如我们所见，这在根本上是一项道德事务：社会民主主义者，像18世纪批判“商业社会”的人一样，对毫无管制的竞争所造成的后果感到愤怒。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回归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价值。

这样，当我们发现，像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这样的英国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她所寻求的“社会主义”可以解析成公共教育，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公园和公共游乐场，为老年人、病人和失业者提供集体资助等等时，我们就不应当吃惊。前现代世界的团结，及E·P·汤普森（E.P.Thompson）所称的“道德经济”，一直在她的脑海中：人们需要合作，他们应当为公共的善而一起努力，任何人都不应当被排除在外。

福利国家的起源和目标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它们是30年代到60年代西方公共事务中另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产物：这个变化就是将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引入管理业。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和英国的公共医疗服务。这两项都是极其高昂的革新，打破了从前的零敲碎打的改革和修修补补的方式。

这些福利工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主张本身——保证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个安全的晚年，或者让每个英国公民无须支付服务点费用就可以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都是好事，却不是什么新主张。但是，认为这些事情最好由政府来办，因而应当由政府来办：这种主张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服务和资源究竟具体如何提供，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英国很有影响的普济主义者主张以高额的全面税收来支付所有人能够平等享用的服务和资源。选择主义者主张根据每个公民的需要和能力调整费用和福利。这些都是实际的选择，但它们也反映了深刻蕴含的社会和道德理论。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遵循着一个更具选择性但也更有抱负的方案：其目的，如很有影响的瑞典社会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阐明，是将国家“保护个人不受自相残害”的责任制度化。[1]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没有这么大抱负。认为国家会知道什么对人民最好——尽管我们在学校课程和医院事物上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点——这个想法闻起来还是有优生学，或许还有安乐死的味道。

即使是在高峰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还是将经济留给私营部门——它们那时还缴纳高额税收来支付社会、文化和其他服务。瑞典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给他们自己提供的不是集体所有制，而是对集体保护的保障。除了芬兰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有私营的养老金计划——那年头，这在英国人甚至大部分美国人眼里都会显得十分古怪。但他们指望政府提供几乎所有其他服务，而且大度地接受了由此带来的道德侵犯的高压措施。

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即法国人所称的“Etat providence”，遵从的是第三个模式。这里，强调的主要是保护就业公民不受市场经济的浩劫。值得提醒的是，这里的“就业”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形容词。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经济灾难面前维持工作和收入，是福利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美国人甚至是现代英国人眼里，这一点有可能确实有些奇怪。如果一个岗位不再生产任何人所需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保护人们不失去这份工作呢？最好还是承认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毁灭”，等更好的工作出现吧？但是，在欧洲大陆人看来，经济下滑的时候把大批人扔上街头的政治意义，比为了维持“不必要”的工作而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后果要严重得多。像18世纪的工会一样，法国或德国的工会学会了如何保护那些已经有固定职业的“自己人”不受“外人”——年轻人、非熟练工人和其他寻找工作机会的人——的损害。

这种社会保护政府的作用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远离风险，其代价是扭曲了劳工市场本该是中立的运作。几年前还经历了血腥的动乱和内战的欧洲大陆社会，如今却明显稳定，为欧洲模式罩上了有利的光环。此外，当英国和美国经济遭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极大破坏，此书写作时（2010年2月），超过16%的美国劳动力要么正式失业，要么不再找工作；德国和法国度过这一难关时，人类痛苦和经济排斥的程度要低得多。

通过以不能创造更多的低工资就业机会为代价而保护“好”工作的方式，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福利国家做出了有意的选择。在美国和英国，从70年代开始，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开始取代繁荣时期那些更稳定的工作。今天，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在必胜客、乐购或沃尔玛找到一份最低工资、没有福利的工作，他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幸运。法国或德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工作。但是谁，以何理由，会说一个人在沃尔玛为低工资工作，比她/他在欧洲模式下领取失业救济要好呢？确实，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工作。但是，代价是什么？

传统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国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众不满。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8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社会开支成了现代国家主要的预算责任。到1988年，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广义的福利上投入的资源要比任何别的项目要多得多。可以理解，这些年间，税收也急剧增长了。

对于所有能够记得从前的人来说，社会开支和福利的渐渐增加，看起来简直就是奇迹。已故的英籍德裔政治学家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 的身份使他能够判断他有生之年所观察到的大规模变化，他这样写及那些乐观的年代：“从多种意义上讲，社会民主的共识标志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进步。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有过这么多的机会。”[2]

他说得没错。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福利国家不仅维持了将近30年的完全就业，他们还维持了比过去那种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的增长率。这些经济成功之外，他们还引进了各种社会变革，短短几年后，这些变革似乎就显得十分平常了。当林登·约翰逊谈及建立一个“伟大社会”时——其基础是将大量公共开支用于各种由政府支持的项目和机构——反对的人很少，觉得这个提议奇怪的人就更少了。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解除社会服务、福利、政府资助的文化教育资源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许多其他事物，可能会显得不可想象。确实，随着养老金账单的增加和婴儿潮一代变老，有人指出公共收支之间可能出现了不平衡。为这么多方面的人类活动立法以确保社会公正，制度成本不可避免地十分高昂：享受高等教育、为穷人提供普遍的法律援助、为艺术提供文化赞助都不是免费的。此外，随着战后繁荣的冷却，普遍的失业重新成为严重问题，福利国家的税收基础看起来也十分脆弱。

在“伟大社会”时代逐步衰退的年月里，这些都是引起焦虑的正当理由。但是，尽管它们能够解释管理精英们为什么会失去一些信心，却不能解释标志着我们这个年代的态度和期待上的激进转变。担心一个好制度不能自我维持是一码事；对整个制度完全失去信心又是另一码事。

[1]转引自谢里·伯曼，《政治的极致：社会民主和欧洲20世纪的形成》（Sheri Berma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2]拉尔夫·达伦道夫，“社会民主共识的终结”，见《生活机会》（Ralf Dahrendorf, “The End of Social Democratic Consensus”, in Life Chance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08—109页。

第3章 政治之不可承受之轻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学习思想史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

当然，什么都不像我们记忆中那么美好。伴随着战后几十年的社会民主共识和福利机构的，是现代最拙劣的市政计划和公共住宅。从共产主义的波兰，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工党的英国、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和纽约的南布朗克斯，过分自信、缺乏敏感的计划者们为城市和郊区砌起了不宜居住、惨不忍睹的住房。有些住房还在，比如巴黎郊区萨塞尔，见证着官僚大人们对其臣民的日常生活有多么高傲冷漠。伦敦东区一幢极其丑陋的高楼——罗南点，还知道自惭形秽、自行倒塌，但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建筑还在。

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对他们的决定带来的伤害漠不关心，代表了战后计划和复兴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侧面。认为当权者最聪明的思想——认为他们代表那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最好的老百姓从事社会工程——并不是1945年才诞生的，但它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风行起来的。这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时代：老百姓对他们的新公寓、他们被迁入的新城镇、他们被分配的“生活质量”感觉如何，常常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保姆最明白”的观念开始产生反弹。对于大批地、随意地不仅清除“丑陋”的贫民窟，而且还清除珍贵的建筑和市容，中产阶级志愿组织开始抗议：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伦敦的尤斯顿车站被随意拆毁，在巴黎市中心古老的蒙帕纳斯区修建可怕的办公大楼，对整个城市进行不可思议的重新划区。这些作为不像是为了整个社区而进行的、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现代化，而开始显出不受控制和反应迟钝的权力的症候。

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牢牢掌握着权力，但是，即使是最好的住房项目也千篇一律，社会服务或者公共医疗政策，都已经开始激怒年轻的一代。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有些斯堪的纳维亚政府在战后那些年间推行的优生学政策，为了全民利益鼓励甚至强制推行选择性绝育，可能会更强烈地感觉到无所不包的政府带来的压迫感。在苏格兰，市政当局拥有的工人阶级格拉斯哥的楼群里，居住者占该城90%以上的人口，这些楼群破旧失修，是市政的（社会主义）委员会对他们的无产阶级选民漠不关心的见证。

“负责的”国家对它代言的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毫无反应，这一认识到了70年代已经十分普遍，扩大了越来越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一方是老一代的规划人员和社会理论家，这些男人女人们继承了爱德华时代的管理学信心，依旧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至于中产阶级自身，他们对成功地将老精英带入新社会秩序而感到欣喜万分。

然而，这个新秩序的受益人，不管是瑞典的店主、苏格兰的船工、内城的非裔美国人还是法国的郊区居民——都越来越厌恶他们对政府官员、地方委员会和官僚规章的依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中产阶级对自己的待遇最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福利国家当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而不是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限制。

但是现在，最大的鸿沟还是代沟。对于1945年后出生的所有人来说，福利国家及其机构不是解决以前困境的办法：它们仅仅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沉闷。60年代中期上大学的婴儿潮一代只知道这样一个世界：改善的生活机会、慷慨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向上社会流动的乐观前景和——或许最重要的——一种难以描述却无处不在的安全感。老一代改革家的目标不再引起他们的后继者的兴趣。相反，它们日益被当作对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的限制。

6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遗产

我们60年代这一代，带着我们所有的伟大理想，因为我们的极端，而毁灭了自由主义。

——卡米尔·帕格利亚

代沟超越了阶级和民族经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事。当然，青年反叛的言辞表达只局限于极小的少数派：即使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大多数年轻人也没有上大学，大学的抗议也不一定代表所有年轻人。但是，代际抗议的更广义的象征，音乐、衣着、语言，却因为电视、晶体管收音机和流行文化的国际化而广泛流传。到了60年代末期，将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分别开来的文化鸿沟，可能比19世纪初期以来任何时刻都要巨大。

这种连续性的断裂，与另一个结构性变化互相呼应。对老一代左倾的政治家和选民来说，“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穷人”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左派”长期以来一直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无论对中产阶级有何实用主义的吸引力，新政改革、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英国的福利国家都依赖于可以预期的大批蓝领工人及其农村盟友的支持。

但是，在50年代，这个蓝领无产阶级开始解体和缩小。传统工厂、矿山和交通工业的艰辛工作让位给了自动化、服务行业的兴起和劳动力的逐步女性化。即使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仅靠传统劳工的选票赢得选举。建立在工人阶级社区和工会组织基础上的老左派，还可以指望一个团结的工业劳动阶层内在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纪律（和服从）。但是，这个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在逐步缩小。

新左派，如它在那些年头开始自称的那样，却有相当大的不同。对年轻一代来说，“变革”不应当来自那种由被授权的代言人定义和领导的有纪律的群众行动。变革本身似乎已经从工业化的西方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一样被指责为落后和“压迫”。激进的创新和行动的主动权，如今要么来自边远的农民，要么来自一种新的革命成分。取代了男性无产阶级，如今设想的候选人是“黑人”“学生”“女性”，不久以后，还有同性恋者。

由于这些新成分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在福利社会的机构里分别代表出来，新左派相当自觉地表明自己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不公正，而且最主要是要反对最高形式的“压迫性容忍”：正是那些有责任解放旧束缚或者为所有人的改善而努力的善意的监督员。

最重要的是，新左派及其大部分十分年轻的选民摒弃了他们前辈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集体主义。对从华盛顿到斯德哥尔摩的老一代改革者来说，显而易见，“公正”“机会均等”或“经济安全”是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取得的共同目标。不管过度干预的自上而下的管制和控制有哪些缺点，它们都是社会公正的代价——一个值得付出的代价。

新一代看问题截然不同。激进派不再全神贯注于社会公正。将60年代这一代人联系起来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每个人的需要和权利。“个人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大的私人自由，有无限的自由表达自己的自立愿望，这种自由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制度化——成为了当时左翼的暗号。做“你自己的事”，“把真实的你和盘托出”，“要做爱，不要作战”：这些目标并非天生就不吸引人，但它们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私人目的，而不是公共的善。毫不奇怪，它们导致了很流行的说法：“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60年代的政治就这样演变成了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的总和。“认同”开始占领公共话语：个人认同，性认同，文化认同。从这里开始，到激进政治的分化瓦解、变异成多文化主义，只有小小一步。奇怪的是，新左派对遥远国度的人们的集体属性依然特别敏感，那里的人可以被归纳进“农民”“后殖民”“底层”等特征不明的社会类别。但是，一旦回到国内，个人占有至高重要的地位。

不管个人的要求多么正当，也不管他们的权利有多么重要，强调这些东西附带着一项不可避免的代价：共同的目标感逐步衰退。曾几何时，人们从社会——或阶级、社群——中寻找自己的规范的词汇：对所有的人都好的东西，理所当然就是对任何人都好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就说不通了。对一个人好的东西，有可能对另一个人有价值或利益，但也可能没有。早些时候的保守哲学家深谙此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借助宗教语言和形象来为传统权威及其对每个个人的要求进行辩护。

但是，新左派的个人主义既不尊重集体目标，也不尊重传统权威：毕竟，它又新又左。它保留下来的是私人和私人衡量的利益和愿望的主观主义：如果某件事对我是好的，我没有义务判断它对别人是不是好事——更不会把它强加给别人（“做你自己的事”）。

诚然，很多60年代的激进派很热情地支持强制选择，但这仅仅是在这些选择只影响到他们所知甚少的遥远的人们的时候。回过头来看，西欧和美国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热情，而将国内的文化改革定义为个人主动性和自主性的最大化，确实令人吃惊。

远远地回溯起来，看起来未免有些奇怪：这么多60年代的年轻人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种种激进事业，同时自己又绝不与墨守成规的准则和专制的目的同流合污。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把理论大伞，下面可以麇集各种互不相同的风格——尤其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继承老一代激进派的虚幻的延续性。但是，在这把大伞下，受这个幻觉的影响，左派分化瓦解了，失去了任何共同的目标感。

相反，“左派”带有一些相当自私的气息。那些年间，身为左派、身为激进派，就是利己主义的、自我宣传的，其关注之事也异乎寻常地狭隘。左翼学生运动更关注学校的门禁时间，而不是工厂的工作状况；意大利上层中产阶级的上大学的儿子们以革命正义的名义殴打薪水不足的警察；呼吁性自由的轻松嘲讽的口号，取代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愤怒口号。这并不是说新一代激进主义者漠视不公或政治渎职：60年代的越战示威和种族暴乱都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它们和所有集体目的都完全脱节，被理解成个人自我表达和愤怒的延伸。

精英领导的这些悖论——60年代那一代首先是福利国家本身成功的副产品，却又向福利国家投以血气方刚的鄙视——反映了精神力量的失败。旧贵族阶级让位给了一代用意善良的社会工程师们，但两者都没有在他们的子孙那激进的不满面前做好准备。战后几十年那种不明确的共识现在瓦解了，一种全新的、绝对不自然的共识围绕着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性而开始形成。新激进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描述他们的目的，但是，正是值得赞扬的私人自由和令人讨厌的公共限制之间的区别，最能令他们热血沸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一个区别，也适合于描述新近出现的右派。

奥地利人的复仇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保护个人自由和完全满足我们公平分配的目的之间是互不兼容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保守主义——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右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是少数派的选择。老派的、战前的右派两次失去了信誉。在英语世界，保守主义没有能够预计、理解和弥补大萧条引起的大规模破坏。到战争爆发时，只有英国老保守党的核心和铁石心肠、一无所知的共和党，才反对华盛顿的新政派们和伦敦的半凯恩斯主义者们富有想象力的应对危机的努力。

在欧洲大陆，保守派精英们为他们对占领国的妥协（及更糟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东欧，中间和右翼的老党派被他们的共产主义后继者残酷地摧毁了，但即使是在西欧也没有传统保守主义派的地盘。新一代的温和派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知识保守主义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对正统现代思维无比蔑视的迈克尔·欧克肖特，就有一百个支持战后共识的进步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人有空搭理自由市场主义者或“小政府主义者”，尽管大部分旧式自由主义者仍然本能地怀疑社会工程，他们还是承认很高层次的政府行动主义的，哪怕只是出于谨慎。诚然，1945年以后的政治争论的重心不是左右之间，而是在左派内部：在共产主义及其同情者，和主流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识之间。

在那些共识的年代里，最接近严肃的理论上的保守主义的学说来自法国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英国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尽管不太一样的——美国的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有这三个人都会乐意被贴上“保守”的标签：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既从伦理上又从政治上反共，浸润在19世纪那种对无所不能的国家的怀疑之中。他们是不同形式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接受福利和社会干预的必要性，还有累进税和对公共利益的集体追求。但是，出于本能和经验，他们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

在那些年间，阿隆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毫不动摇的反对，和对美国的清醒的支持，尽管他从不否认美国的弱点。伯林因为他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而出名，他区分了积极自由——追求只有国家才能保障的权利，和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干涉、自行其是的权利。尽管伯林将自己看作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同情他所认同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所有改革愿望，伯林还是成为下一代新自由主义者的奠基参照。

胡克像那个年代的很多美国人一样，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反共斗争。这样，他的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就演变成了对开放社会的传统自由的辩护。按照传统的美国标准，胡克这样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只不过不这么称谓罢了：他们和其他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样的美国“自由派”一样，偏好同一类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感，又为他和更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架设了一道桥梁，在这道桥梁上，两派在未来一些年间的步调越来越趋于和谐一致。

复兴右派的任务变得容易，一是由于时间的推移——人们忘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苦难，他们也随之更容易受到传统保守主义声音的吸引——也是由于他们反对派的原因。学生运动的自我陶醉、新左派理论家和60年代一代的流行文化，招致了保守主义的反弹。右派现在声称，我们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大陆甚至“西方”的“价值”“民族”“敬意”“权威”和遗产、文明，而“他们”（左派、学生、年轻人、激进的少数派）对此既不了解也不同情。

我们对这种说法习以为常了这么久，右派显然应当沿用这种说法。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前后，要声称“左派”漠视民族或传统文化是很荒诞的，更别提说他们漠视权威了。恰恰相反，老左派在这些方面恰恰是不可救药地守旧。对于凯恩斯、里斯、马尔罗或戴高乐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左翼反对派是毫无批判地共享的：除了俄国革命之后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外，主流的政治左翼在美学上和其他很多方面都着实传统。如果右派只限于与社会民主党人和老派的福利自由主义者们打交道，它就不可能取得文化保守主义和“价值”的垄断地位了。

保守主义能够指出他们和老左派之间的差异的，恰恰是在关于国家及其作用的问题上。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直到7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才有胆量挑战他们前辈的“国家主义”，提出激进的方案，来解决他们所称的野心过大的国家的“僵化”及其对私人主动性的削弱。

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更举棋不定的法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dcard d’ Estaing）是第一批冒险与战后共识这样决裂的第一批主流中间偏右派政治家。诚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已经开始向那个方向进军，但是结果是灾难性的。6年后，未来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试探着提出了更自由的市场和更受限制的政府的提案；但是，人们激烈地、不公平地指责他“不合时宜地”求助于过时的经济主张，于是只得草草鸣金收兵。

如希思的失足所表明，尽管很多人对无所不能的工会或冷漠的官僚感到愤怒，他们却不愿意支持全面大撤退。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和它在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可能乏味，甚至是家长制的；但它们行之有效，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只要人们广泛相信“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无法逆转的变化，保守主义者们就动弹不得。他们可能赢得“价值”和“道德”上的文化斗争，但是，除非他们能够迫使公共政策的争论进入另一个领域，否则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此，保守主义的胜利，以及后面30年带来的深刻变革，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场知识革命的结果。在10年多一点儿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共对话的“典型”从对干预主义的热忱、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玛格丽特·撒切尔众所周知的妙语最好地总结了这种世界观：“没有社会这个东西，只有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几乎完全同时，罗纳德·里根因为他“美国处于早晨”的声明而一直深得人心。政府不再是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如果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而社会并不存在，那么，政府的角色就又被缩小成了提供方便或机会的人。政治家的任务是搞清什么对个人最好，并且为他提供在最小干预前提下追求这个最好利益的条件。这和凯恩斯共识的差异再突出不过了：凯恩斯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运作被缩小到仅仅是为富人提供变得更富的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

在凯恩斯看来，正是这种对市场经济运作的狭隘理解，将人们带入了深渊。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回到一个类似的误区，将公共对话降格成以狭隘的经济概念而进行的辩论？这样轻而易举地、明显一致地将凯恩斯共识完全推翻，反对方的理论一定是十分强有力的。它们确实强有力，而且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是一场大众并不熟悉的辩论的不自觉的后继者。当被问到新（老）经济思想背后是什么时，我们可以回答，它是绝大多数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英美经济学家的杰作。但如果我们探究这些“芝加哥同学们”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发现，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一批外国人，所有人都是中欧来的移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冯·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杰出“鼻祖”。熊彼特因热情地描述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性”的力量而著称，波普尔出名则是因为为“开放社会”辩护和关于极权主义的著作。至于德鲁克，他出版的关于管理的著作，对战后繁荣那几十年的商业理论和实践有巨大的影响。其中三个人生于维也纳，第四个（冯·米塞斯）生于奥地利伦贝尔（今利沃夫），第五个（熊彼特）生于离帝国首都北面几十英里的摩尔达维亚。五个人全都受到了两次大战期间降临在他们的祖国奥地利的灾难的深刻震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和维也纳短暂的社会主义市政试验（哈耶克和熊彼特参与了经济社会主义化的辩论），奥地利于1934年发生了一次反动政变，然后在四年之后又遭受了纳粹入侵和占领。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因为这些事件而被迫流亡；所有的人，尤其是哈耶克，都将把他们的写作集中聚焦在他们有生以来最关键的问题上：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分崩瓦解，投向了法西斯主义？

他们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向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指导的计划、属于市政的公共服务系统和集体化的经济活动的企图不仅失败了，而且还直接带来了逆向反应。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来说，波普尔就断言，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被他们对“历史规律”的信仰所麻痹，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那种激进的能量的对手——法西斯主义者行动了[1]。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者过分相信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的理性。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两者都不感兴趣，绝对合适插手进来。

在哈耶克和他同时代的人眼里，欧洲的悲剧就是这样由于左派的缺点而产生的：首先是因为左派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然后是因为它不能抵挡来自右派的挑战。他们殊途同归，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保护自由主义和开放社会的最好、实际上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将政府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如果将权威阻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如果政治家——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好——被禁止计划、操纵或指导他们同胞的事务，那么，右派和左派的极端分子都一样会受到牵制。

如我们所见，凯恩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如何理解两次大战之间的事件，防止它们再次发生。事实上，英国的经济学家与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同事们基本上探寻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对凯恩斯来说，已经很明显，防止政治极端主义和经济崩溃的最好手段是更大的政府角色，包括但不限于反周期的经济干预。

哈耶克的提议正好相反。在他1944年的经典《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写道：

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描述足以揭示，目前的英国政治著作与那些在德国毁灭了对西方文明的信念、建立了使纳粹主义能够成功的思想环境的作品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2]

换句话说，哈耶克——其时已经住在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是在（以奥地利的前例为基础）明确预测，如果大肆宣扬福利和社会服务目标的工党在英国掌权，结果一定是法西斯主义的。我们知道，工党确实赢了。但是，工党的胜利不仅没有为法西斯主义的复兴铺平道路，相反，它还帮助战后英国稳定下来。

在1945年之后那些年，对大部分有头脑的观察者来说，似乎奥地利人犯了一个简单的分类错误。像很多难民同胞一样，他们设想那些使自由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崩溃的那些条件是永久性的、可以无限复制的。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由于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大多数及其雄心勃勃的立法方案在政治上的成功，瑞典注定即将追随德国的道路陷入深渊。

从纳粹吸取了错误的教训，或者孜孜不倦地应用其中极有选择性的几条，中欧的知识分子难民在发达的战后西方使自己边缘化了。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1956年战后社会民主党信心最足的时候写道：“现在，没有人相信曾经十分流行的哈耶克学说：市场机制的任何干预，都一定会引导我们走上引向极权主义的滑坡。”[3]

知识分子难民，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学家，对那些不理解他们的东道主有一种普遍怨恨。所有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任何植根于集体类别、共同目标或社会利益、公正等基础上的观点，都会令他们不安地回忆起过去的动荡。但是，即使是在奥地利和德国，局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记忆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会在职业上和文化上被边缘化。只有在他们那么坚定地预言过终将失败的福利国家开始遇到困难时，他们才再次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听众：高额税收妨碍增长和效率，政府管制窒息主动性和创业，政府越小，社会越健康，如此等等。

这样，当我们概括关于自由市场和西方自由传统的陈词滥调时，我们实际上是像一颗渐渐远去的星球发出的光一样，回应着大部分出生于19世纪后期的人70年前所发起和进行的辩论。确实，我们思考时所用的经济概念通常和这些遥远的政治纷争和经历没有什么关系。大部分商学研究生院的学生没有听说过这些外来的外国思想家，也没有人鼓励他们去读这些人的著作。但是，若不理解他们（和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奥地利根源，我们就像在说一门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

可能值得提醒一下，即使是哈耶克，也不能为他的门徒的意识形态上的简单化负责。像凯恩斯一样，他把经济学当作诠释学，不能用来预言或精确化。如果在哈耶克看来计划是错误的，那是因为计划只能以计算和预测为基础，而预测基本上毫无意义因而是非理性的。计划不是一个道德错误，更不是什么基本原则上的不良现象。它只是简单地不可行——而且，如果他前后一致的话，哈耶克还会承认，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市场机制的“科学”理论。

区别当然是，计划如果要见效，就需要强制推行，这样它就会通向独裁——哈耶克的真正攻击对象。有效的市场可能是一个神话，但至少它不会导致自上而下的强迫。尽管如此，哈耶克教条性地拒绝中央控制招致一种……教条主义的指责。正是迈克尔·欧克肖特认识到“哈耶克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教条：“一种抵制所有计划的计划可能好过它的对立面，但它属于同一种风格的政治。”[4]

在美国，年轻一代自信的计量经济学家中（一个分学科，哈耶克和凯恩斯都会对他们那种自吹自擂的科学性多有微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无法实现、有消极后果的信念，已经变得差不多像是神学。这个学派也随波逐流，谴责任何在美国公民生活中增加政府或公共部门角色的行为。

在英国，奥地利教训这个特别的延伸，没有遇到类似的阻力。原因很明显——举些最著名的例子，免费的医疗、补贴的高等教育广受欢迎。但在撒切尔—布莱尔—布朗时代，对银行家、经纪人、交易员、新富和任何能得到大笔钱的人的神圣化，导致了对管制极少的“金融服务行业”的衷心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认为全球市场的运作自然而然会有利于金融产品的信念。

哈耶克以及预言资本主义毁灭的熊彼特，关于这种对金钱和有钱人的简单崇拜具体会说些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毫无疑问，对现代英国巨大的和继续加剧的贫富差距的辩护，直接来自对有限管制、最小干预和奥地利经济学著作曾经直接赞颂过的私营企业的美德的推崇。

英国的例子，比美国更确切地指出了现代经济学语言这种倒退的转变的实际后果：尽管冰岛热衷于土匪银行的野蛮海滩的悲哀故事更能说明问题。从来自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的几位杰出的知识分子难民开始，我们经历了两代着眼于重新建构经济学的经济学者……最后到达了近年来的银行、贷款、个人理财和对冲基金的丑闻。

在每一个玩世不恭的（或者仅仅是无能的）银行高管和交易员后面都坐着一个经济学家，作为未受过质疑的知识权威向他们（和我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对公众有益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受到集体监督。在经济学家和他轻信的读者后面，依次站着那些参加过早已平息了的辩论的人们。我们当前的公共语言陈腐老化——我们没有能力跳出塑造、扭转了华盛顿和伦敦的决策的范畴和陈词滥调进行思考——证实了凯恩斯一个最伟大的见解：

认为他们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注重实际的人，通常是某个死去了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权的疯子，能在空中听见声音，正从几年前某个三流学者那里提取他的狂热。我敢肯定，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大大夸大了。[5]

[1]玛拉基·哈柯亨，卡尔·波普尔，《形成之年，1902—1945：两次大战期间的维也纳的政治和哲学》（Malachi Hacohen, 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 1902—1945: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9页。

[2]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年，第196页。

[3]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第500页。

[4]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和其他》，第26页。

[5]转引自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第二卷：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1920—1937》（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ume 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纽约：企鹅出版社，1995年，第570页。

私有邪教

向伦敦市建议为公共利益而采取社会行动，就像60年前和一个主教讨论《物种起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那么，凯恩斯的“掌权的疯子们”拿他们从死去的经济学家那里继承的思想来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开始拆除国家固有的经济权力和主动权。明确这一点很重要：这丝毫没有牵涉到缩小国家本身。玛格丽特·撒切尔像她之后的乔治·W·布什和托尼·布莱尔一样，毫不犹豫地强化中央政府的镇压和情报搜集手段。多亏了各处的摄像头、窃听器、国土安全部、英国独立保安局和其他措施，现代国家对其臣民无处不在的控制在继续扩大。挪威、芬兰、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姆国家——除了在战时外都没有使用这些手段，而吹嘘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市场社会却往这个奥威尔式的方向走得最远。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一定要指认出标志着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个世纪的认识转变的总后果，那肯定应当是对私营部门的崇拜，尤其是私有化的邪教。有人可能会说，热心分配公共所有的物资纯粹是务实主义的。为什么要私有化？因为，在预算有限的年代里，私有化似乎会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家低效率的工厂或一项代价高昂的服务——比如说，自来水厂，或者铁路——国家可以把它转售给私有购买者。

这个销售理当为国家省钱。与此同时，由于进入了私营部门，有关运作也会因为追求利润的动机而变得更加有效率。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一项不合适的职责，投资人赚钱，而公有部门从销售中一次性获利。这样，从表面上看，私有化代表着放弃教条式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优先考虑，而转向更直截了当的经济核算。

毕竟，“国有化工业在几乎所有国家里还没有表现出比私有或混合行业更好”。[1]而公有制的短处却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英国，财政部将有潜力盈利的业务当作奶牛，要通过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利润，以便增加公共资金。这样，铁路和矿山就应当出于社会和政治原因而压低价格；而与此同时，又要求它们能够盈利。

从长远来看，这就会导致低效率的经营。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瑞典，国家在操纵经济方面不像英国那么强硬，但是，经常管制工资、工作条件、价格和产品来起到缓冲的效果。因此，私有化除了短期内增加现金收入外，还有假设的在主动性和效率方面的收获。人们合理地假设，抛开别的优点，一个从公有制转到私人手中的业务，起码肯定会以一种长期投资、有效定价的目标来经营。

理论即是如此。但实践又大为不同。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尤其是过去这个世纪），交通、医院、学校、邮政、军队、监狱、警察力量和大众负担得起的文化产品——这些必需的服务通过趋利的机制运作效果并不好——都被收归公家管理或控制。而如今，它们又被交还给民营企业。

我们一直看到公共责任向私营部门的逐步转移，但我们在其中感受不到什么集体利益。与经济理论和盛行的谬见相反，私有化其实效率低下。政府认为适合移交给民营部门的大多数项目都是在亏损状态下运营的：不管是铁路公司、煤矿开采、邮政服务还是能源利用，他们提供服务和维持运营的耗费多于他们能够获得的收益。

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除非是以极低的折扣价出卖，这些公共资产天生就对私人购买者没有吸引力。但是，当政府低价出售时，公众就承受一次损失。据计算，撒切尔时代英国的私有化过程中，长期公有的资产被以特意压低的价格销售给私营部门，结果使140亿英镑的资产从纳税人手中转到了股东和其他投资人手中。

这个损失之上，还要加上另外付给办理私有化的银行家的30亿英镑。这样，国家实际上付给私营部门大约170亿英镑（300亿美元）来促成资产的销售，不然就没有人来买了。这是很大宗的金额——大约相当于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或者巴拉圭或波黑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很难把这理解为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

英国私有化让人误以为有好处的一个原因是，它正好和英国结束几十年来相对于其欧洲竞争者的衰落同时发生。但是，这样的结果几乎完全是因为别处的增长率下降了：英国的经济表现并没有突然好转。对英国私有化最好的研究指出，私有化本身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绝对有限——而同时还倒退地将财富从纳税人和消费者那里重新分配给了新近私有化公司的股东手中。[2]

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显然低效率的公共资产，唯一的原因是政府消除了或者减少了他们面临的风险。例如，就伦敦地铁来讲，设立了一个“公私合营机构”（PPP）来吸引有兴趣的投资者们买进公交系统。买入公司得到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能够得到保护免受严重损失——这就削弱了私有化的经济理由：趋利动机的作用。在这些特权条件下，私营部门会证明和其对应的公有部门一样没有效率——搜刮盈利，把损失转嫁给国家。

其后果是最坏的一种“混合经济”：由公共资金无限期担保的私营企业。在英国，新近私有化了的国家卫生服务医院集团定期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被鼓励着赚取各种利润，但又被禁止收取它们认为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这时，医院的信托基金（就像伦敦地铁，其“公私合营机构”于2007年破产）转向政府来支付账单。当这样的事情一连串发生时，就像国有化铁路那样，结果是事实上的缓慢地重新国有化，却全无公共控制的好处。[3]

结果是道德风险。流行的说法是，2008年使国际金融屈服的臃肿的银行“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倒闭”，这种说法自然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允许其铁路系统就那么“倒闭”。私有化的电力或煤气设施，或航空控制系统，不允许因为管理不善或金融无能而陷于停顿。当然，他们的新管理者和业主们知道这一点。

奇怪的是，这一点却没有被眼光敏锐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看到。他坚持将垄断性工业（包括铁路和公用设施）留在私营部门手中，但他没能预见到这样做的意义：既然如此关键的全国性服务永远不允许倒闭，那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冒险、挥霍或者挪用资源，而且总是知道政府会来买单。

道德风险甚至也适用于那些原则上其运作有利于集体的机构和企业。回想一下负责向美国中产阶级提供房屋贷款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对于建立在财产所有权和低息贷款基础上的消费者经济的健康至关重要的一项服务。2008年崩溃之前有些年头，房利美一直在（以人为压低的利息）从政府那里借钱，然后以非常可观的利润进行商业贷款。

由于公司是私营的（尽管有特权得到公共资金），这些利润就意味着将公共资金转让给了公司的股东和管理人。数百万笔的抵押贷款是由这些自私自利的交易导致的结果，这不过构成了罪行的一个部分：当房利美被迫取消贷款时，它就将苦难扩散给了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

美国人比崇拜他们的英国人私有化得少一些。但是，对像美铁（Amtrak）这样无人问津的公共服务有意不提供足够资金，造就了一个迟早将会以低价贱卖给私人买主的不良设施。在新西兰，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逐步将铁路和渡船私有化，其新业主毫不留情地剥掉了所有可售资产。2008年7月，惠灵顿的政府不情愿地将拆分得七零八落、依然不能盈利的交通服务收回公共控制——其代价比当初合理投资所需的要高得多。

私有化历程里，有输家，也有赢家。在瑞典，在一次使政府财政收入极度匮乏的银行危机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保守）政府将该国到那时为止一直是由政府垄断的退休金的14%从公共系统转到了私人退休账户中。可以预见，这次转让的最大获益人是瑞典的保险公司。以同样的方式，英国的公用设施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出售的条款还包括成千上万工人的“提前退休金”（prepensioning）。工人们失去了工作，政府承担着没有资金来源的退休金负荷——但新的私人所有的公共设施公司的股东却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将所有权转让给生意人，使政府能够放下道德义务。这完全是有意所为：英国1979至1996年间（撒切尔和梅杰时代），政府通过合同外包给私营部门的个人服务份额从11%增加到了34%，增幅最大的是为老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的院舍服务。刚刚私有化的院舍和护理中心自然会把服务质量降到最低点，以便增加利润和红利。这样一来，福利国家就偷偷地被用来造福一小撮企业家和股东。

“合同外包”给我们提供了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理由。国家设法脱手的很多资产和服务都经营不善：管理不善已久，投资不足，等等。但是，不管经营如何差，邮政服务、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和其他被当作私有化对象的业务，不能完全听任变幻莫测的市场来左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们本来就是必须由某个人管制的那种活动——正因为如此，它们当初才会落在政府手中。

对于本质上是集体的责任，这种半私半公的处理办法让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的纳税申报受到审核，这是因为政府决定调查你；但是，调查本身很可能是由一个私人公司来进行的。后者签了合同来代表政府提供这项服务，其方式和私人代理与华盛顿签了合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提供（获利的）安保措施、交通和技术诀窍是一样的。

简单说来，政府如今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责任租佃给能够比政府管理得更好、更省钱的私营公司。18世纪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包税制（tax farming）。早期的现代政府常常无法征税，于是请私人出价来承担这一任务。出价最高的人会得到这份工作，然后，在交过双方同意的金额以后，可以随意收取他能收取到的数额，然后保留收益。政府将应得的税收打了折扣，以回报对方预付的现金。

法国的王权覆灭后，人们普遍承认，包税制低效到了荒谬的程度。首先，它使政府失去了信誉，在公众的印象里，代表政府的是一个牟取暴利的贪婪个人。其次，它能带来的财政收入比一个管理完善的政府征收系统要少得多，因为利润都累积到私人包税商手里去了。最后，是不满的纳税人。

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我们有失去了信誉的国家，和大量的牟取暴利的贪婪个人。有趣的是，我们（尚且）没有不满的纳税人——或者，至少，他们不满是因为别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麻烦，和旧制度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

和18世纪一样，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抽去了政府的责任和能力，因而破坏了它在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英国很少有人继续相信——美国人相信的就更少——曾经被当作“公共服务的使命”的东西：提供某些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仅仅因为它们符合公众的利益。一个政府承认它不愿意承担这些责任，选择将这些责任转让给私营部门，任它们听从变幻莫测的市场的操纵，有可能会带来效率，也有可能不会。但这是在抛弃现代国家的核心属性。

实际上，私有化逆转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由政府承担个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事务的进程。这种逆转对公共生活的腐蚀性后果常常不经意地呈现在新的“政策性发言”中。在英国的高等教育圈子，市场隐喻主导着谈话。院长和系主任们在判断某个人的工作时，不得不估算其“产出”和经济“影响”。当英国的政治家和公务人员费心为放弃传统的公共服务垄断做辩护时，他们谈的是“使提供者多样化”。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于2008年6月宣布将社会服务私有化——包括使白厅得以公布误导性的低失业率的短期缓和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他说自己是在“优化福利分发”。

从本地的公共汽车服务，到地区的假释官，都是用短期盈利能力为唯一标准衡量自身表现的某个私营公司的一部分，这一切对于接受这些服务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用句行话说，有一种负面福利的影响。旧式公共服务的主要缺点是它们臭名昭著的、整齐划一的限制性的管制和设施：瑞典的卖酒点，英国铁路的咖啡馆，法国工会化了的福利办公室，等等。但起码这些设施是提供给所有人的，而且不论好坏，它们被当作一种公共责任。

企业文化的兴起，摧毁了这一切。一个私有化的电话公司可能会适合提供礼貌的、自动化的呼叫中心来处理投诉（而在老的国有化制度下，投诉人根本不会幻想有什么人在听）；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此外，私营公司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会把自己当作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的集体利益。毫不奇怪，申请他们法律上应得的福利和服务的人数大大下降了。

结果是一个内中掏空了的社会。在社会底层那个寻求失业救济、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和其他官方授权的服务的人看来，他或她本能地不再求助于国家、行政部门或政府。有关的服务或福利现在经常是由一个私人中介“交付”的。结果，社会互动和公共财产之间的粗网被削弱到了最小限度，连接公民和国家的，只剩下了权威和服从。

将“社会”减少到个人之间薄薄的一层互动薄膜，今天被当作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市场主义者们的抱负。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其实它首先是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和纳粹的梦想：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将我们联结成一个社区或社会，那么我们就完全依赖于国家。因为太软弱、信誉太低而不能通过其公民而行动的政府，更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劝告、哄骗、威胁、最终强迫人们来服从它们。失去了体现在公共服务上的社会目标，实际上增强了过度强大的国家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批判法国大革命时就描述得很清楚了。他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写道，任何毁灭了其国家结构的社会，很快将会“分解为个人的尘土和灰烬”。通过将社会服务全部掏空、将它们降低成一个租赁出去的私人供应商的网络，我们已经开始拆散国家的结构。至于个人的尘土和灰烬：它看起来不过像是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战争中，很多人的生活再次变得孤独、贫困、非同一般地讨厌。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纽约：Basic Books，1976年，第275页。

[2]马西莫·弗洛里奥，《伟大的剥离：评价1979—1997年英国私有化的福利影响》（Massimo Florio, The Great Divestiture: Evaluating the Welfare Impact of the British Privatizations 1979—1997），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3]1994年，国有的英国铁路（British Rail）运行的最后一年，花去了纳税人9.5亿英镑（15亿美元）。到了2008年，其半私有的后续公司联通铁路（Network Rail）花费了纳税人50亿英镑（78亿美元）。

民主赤字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把脱离公共生活的人当作没用的人。

——伯里克利

公共部门解体的一个突出的后果，是越来越难理解我们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我们很熟悉关于网络的“原子化”影响的怨言：如果每个人只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零星知识或信息，却避免接触其他一切，那么，我们确实会形成一个选择性亲和的全球社区，但同时也失去了和我们邻居的亲和关系。

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呢？学生们经常告诉我，他们只知道、只关心十分专门的一部分新闻和公共事件。有些人可能看关于环境灾难和气候变化的新闻，另外有些人关注国内的政治辩论，但对国外的发展相当无知。过去，通过翻阅报纸、晚饭时观看电视报道，他们至少会“接触”其他事件。如今，这些额外的关注被排斥在外了。

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出了全球化一个带有误导性的特点。年轻人确实和万里之外的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联系。但是，即使伯克利、柏林和班加罗尔的学生有一些相同的兴趣，这些兴趣也不能转换成社区。空间很重要。而政治是一种空间的功能——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投票，我们领袖的合法性和权威局限于他们被选举出来的区域。实时接触半个世界以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不能取代这一种功能。

花点儿时间想一想像保险卡或养老金手册这样平常的东西。福利国家的早些年间，这些手册必须定期盖章或延期，持有人才能领取他们的养老金、粮食券或儿童津贴。仁慈的国家和其公民之间的这些交换仪式发生在固定的场所：一般是邮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体现在这些服务和福利中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打交道的共同经历，极大地促成一种共同的公民意识的发展。

这种情感对于现代国家及其统治的和平社会的形成有关键的意义。直到19世纪末，政府只是一个以继承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行使权利的工具。但是，渐渐地，国家自己承担了大量此前一直由个人或私有机构掌管的任务和责任。

这有很多例子。私人安全机构被国家或市政的警察机关所取代（或解散）。由于国家邮政的发展，私人邮政服务也成了冗余。雇佣军被迫歇业，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的征兵部队。私营的交通服务没有消失——退居为非常富裕的人提供的奢侈服务——但是，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它还是被公有的公共汽车、电车、轻轨和火车所取代了。适用于为独立的小王公和单独的宫廷提供私人歌剧的艺术赞助系统，也逐步地（虽然没有完全地）被公共资助的艺术所取代，得到全国和地方税收的支持，由国家机关施行管理。

这一点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全国性足球（英式足球）联赛在欧洲的出现，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公众能量、塑造地方认同，形成一种全国性的空间感和共同的热情。就像法国20世纪初那本著名的地理课本《两个孩子游法国》使一代法国小学生学会了欣赏法国地图一样，英格兰和苏格兰足球联盟的建立，也通过不同地区间球队的竞技，向年轻球迷们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地理。

从建立初年一直到整个70年代，足联一直是个单一实体：“只重成绩”，亦即，球队根据其表现在其分组内上升或下降。从当地招来的球员穿自己球队的比赛服。如果有广告，这些广告也仅仅局限于在球场周围安装的标语牌；谁也不会想出在球员身上展示商业广告的念头——广告颜色和字体造成的混乱，会破坏球队视觉上的统一。

确实，从视觉上表现集体认同，曾经是一桩大事。想想伦敦的黑色出租车，它那种特有的单调在两次大战之间毫无争议地出现；之后，这种单调不仅成了出租车本身的特别标记，也成了它们所服务的城市那种严峻的团结的特别标记。公共汽车和火车也跟风而上，它们在颜色和设计上的整齐划一，强调了它们作为同一个民族的共同交通工具所担当的角色。

回过头来看，英国人对校服情有独钟，或许也能归结为相同的目的（别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但别处的往往与宗教或社群认同有关——比如说，教会学校）。通过由60年代“个人主义”的热忱打开的裂缝而回顾从前，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再欣赏它们的价值。我们今天会想，这种着装要求肯定会压抑年轻人的认同和个性吧？

严格的着装要求确实是会加强权威、压制个性——军服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在它们的时代，制服，不管是小学生、邮递员、列车员还是马路协管员穿的制服，都寓示着某种平均主义。一个穿着固定服装的孩子没有与生活更富裕的同龄人苦苦竞争的压力。制服有助于超越社会和种族的界限，不由自主地——因而最终自然地——建立与他人的认同。

今天，即使我们承认共享的社会义务和要求，这些义务和要求更典型的是由私营部门承担的。邮件越来越受到在赚钱生意上牟利的私营投递服务的围攻，邮局只被用来补贴穷人和偏远地区的收取和派送。公共汽车和火车也落到私人手中，挂满了广告，点缀着浓妆重彩，宣告着企业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艺术——在英国或法国——是由私人管理的彩票来资助的，通过鼓励合法赌博来从社区的贫穷成员手中筹措资金。

欧洲的足联也变成了几个特权俱乐部的超富裕的超级联赛，而其他俱乐部则陷于贫困，被人遗忘。“国家”空间的理念，也被短期的外国资助者承担费用的国际竞争所取代，他们通过对从远方招募而来、不可能在一地长期效力的球员的商业剥削，中饱私囊。

伦敦的出租车曾经以其高效的设计和出租车司机惊人的地方知识而著称于世，如今也有了许多颜色了。从功能划一上最近一次退步以后，非传统的品牌和车型，即使它们既不符合目前法定的回转圈数标准，又不能满足长期形成的负载能力要求，还是能够大肆宣扬自己是合法出租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著名的“知识”——1865年以来所有持照出租车司机必须掌握的对伦敦复杂的街道和广场的熟悉程度——也会在自由企业的名下被抛弃或稀释。

军队，尤其是美国军队，在后勤支持、物资支持和交通安全上越来越仰仗私营服务，他们通过短期合同雇用员工但价格高昂：据最近一次统计，有19万“辅助”私人雇员在“协助”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警察曾经代表着现代国家管制社会交往、垄断权威和暴力行为的雄心。它们开始出现以后不到两个世纪，就被私人安全机构所取代；私人安全机构的功能，就是为那些过去30年间在我们的城市和郊区蔓延开来的“封闭式小区”提供服务。

“封闭式小区”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它最初兴起于美国，后来被热情地应用于伦敦和欧洲其他地方以及整个拉美，还有从新加坡到上海的富裕的亚洲贸易中心城市。它在美国最初指的是那些聚居在富裕的郊区和城市的小区、盲目轻信地以为他们自己在功能上已经独立于其余的社会的人们。

现代国家兴起之前，这种社区很普遍。即便它们没有真的筑起堡垒，它们也确实代表着一个有所区别的私人空间，其边界明确划定，并且对外人有很好的防御。随着现代城市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些通常属于贵族或私人有限公司的设防的孤立区融入了城市环境。其中的居民由于对现在公共权威提供的安保有了信心，放弃了他们的私人警察力量，拆除了栅栏，将他们独有权局限在卓越的财富和地位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如果他们出现在我们中间，还会是一件罕见的怪事。

但是，今天它们无处不在：它们是“地位”的象征，是对将自己和社会其他成员隔绝开来的愿望毫无羞愧的承认，是对国家（或城市）无力或不愿将权威强加给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的正式承认。在美国，我们通常在远郊看到这种“封闭式小区”。但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封闭式小区”延伸到了城市中心。

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 City）占地大约170英亩，有权控制辖下（公共）街道的所有活动。布里斯托的“卡博特圈”（Cabot Circus）、莱斯特的海克洛斯（Highcross），蔓延34条街、业主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物业公司格罗夫纳（Grosvenor）的“利物浦一号”（Liverpool One），都是地处曾经是公共市区中心的私人所有、私人控制的空间。他们保留根据品位强加一系列限制和规定的权利：不许滑滑板，不许滑旱冰，不许在某些地方吃东西，不许乞讨，不许闲逛，不许照相，当然，还有五花八门的私人保安和闭路摄像来执行这些规定。

稍加思考，就能看出这种寄生在社区中的社区的自相矛盾。他们雇佣的私人保安公司，按照法律无权以国家的名义采取行动，因而，发生严重罪案时必须请警察来帮助他们。他们声称拥有和维持的街道，最初是用公共资金勘探、建造、铺设和照明的：因而，今天这些把公有财产收归私有的个人，是过去纳税人的不配受益者。允许封闭式小区的居民在家庭和工作中自由旅行的公共道路，是由社会全面提供和维护着的，“封闭式小区居民”和他们那些没有特权的邻居们一样，有同样的权利和期望使用公共服务（学校、医院、邮局、消防车之类）。

有人代表他们声称，封闭式小区是保护其成员的自由不受侵犯的堡垒。人们在区内更安全，并且为他们的特权付钱；他们有住在他们自己人中间的自由。因此，他们可以在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并不试图强加给区外成员的装饰、设计和举止方面坚持他们自己的规则和条例。但是，实践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私有化”的过分行为，实质上以威胁所有人的自由的方式，分裂和隔离了社会空间。

现代人想和自己的同类住在类似私人空间的欲望，并不仅限于富有的业主。正是同样的愿望，使今日大学的非裔美国人或犹太学生组成单独的“斋”（houses），单独就餐，甚至通过主修认同研究的专业来专门学习和他们自己有关的课程。但是，在大学里，和整个社会一样，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不仅剥夺了他们自己涉猎范围广泛的学术或公共财富的益处，还使得每个人的经验碎化和窄化。

住在私人空间的人积极地促成了公共空间的稀释和腐蚀。换句话说，他们恶化了当初使他们退缩进私人空间的局面。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付出代价。如果公共财产——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在每个公民看来都贬值、减少了，被可以用钱买到的私人服务所取代，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应当越过私人偏好和个人利益的概念。一旦我们不再认为公高于私，那么我们肯定就会逐渐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当置法（亦即最大的公益）于力之上。

最近这些年来，法大于力的观念被人抛弃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那样轻而易举地违反所有的国际法律意见，投入一场“预防性”战争。确实，这是外交政策事务，而在外交领域，现实主义经常高于协议或法律。但是，要过多久，我们就会把这些标准引入到国内政策中来呢？

在这个年轻人被鼓励着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最大化的年代，利他主义甚至是好的行为都变得很难被理解。如果不回到宗教权威——其本身有时也是世俗机构——什么东西能够给年轻一代提供超出其短期利益的目的感？已故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谈论过一种旨在为了公众而行动的生活的“自由经历”：“公共行动的最大财富，是它有能力满足普通人生活中模模糊糊感觉到的对更高目的和意义的需要，在一个宗教热情在很多国家都处在低潮的时代尤其如此。”[1]

60年代一个起到缓冲作用的约束力量是进入公共事业或自由职业的普遍愿望：教育、医疗、新闻记者、政府、艺术或公共法律。70年代前的毕业生很少——极少追求“商业”教育；申请法学院的人数也比今天要低得多。工具性的自我提升和养成的与同胞工作、为同胞工作的习性是互相冲突的。

如果我们不尊重公共财产，如果我们允许或鼓励公共空间、资源和服务的私有化，如果我们热切地支持年轻一代只关注自身需要的倾向，那么，我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发现公民参与逐渐降低的现象时，就不该觉得惊奇了。近年来，有不少关于“民主赤字”的讨论。民意测验一致反映出地方和全国选举投票率的稳步下降，及对政治家和政治机构愤世嫉俗的厌恶——在年轻人中最为突出。普遍的认知是，既然“他们”在为自己筑巢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做他们想做的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影响他们行为的结果。

从短期来看，民主可以在其公民的冷漠中生存下来。其实，人们曾经认为，选举人过于激昂，表明秩序良好的共和国里即将出现麻烦。人们曾经普遍相信，政府的事务应当交给那些为此选举出来的人处理。但是，钟摆已经向相反的方向摆得太远了。

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的投票率一直就低得令人担心，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在英国，国会选举曾经有广泛的公民参与，自70年代以来参与度也在稳步下降。举个例子说，撒切尔夫人第一次选举胜利赢得的选票，比她后来任何一次选举得的选票都要多。如果她继续取胜，那是因为她的对手的选票降得更多。欧盟（共体）1979年开始的选举，一直以费心出来投票的欧洲公民人数之低而臭名昭著。

这为何重要？因为，如希腊人所知，参与我们被统治的方式，不仅能够加强对政府所作所为的集体责任感，还能使我们的统治者保持诚实，防止过分专制。战后西欧的政治复员曾标志着其政治稳定的增长，但它已超越了从意识形态的多极化中健康撤退的程度，是一种危险和下滑的斜坡。这也是不断累积的：如果我们感到被排除在我们的集体事务的管理之外，我们也不会费心去谈论它们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现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不该感到奇怪。

在非直接代表的制度中，总是存在着民主赤字的危险。小政治单位中的直接民主鼓励参与，尽管参与者有从众和被多数派人为压迫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市政厅会议或以色列集体农庄更会潜在地压制异见者和差异了。选举一些人来代表我们在某个远处的会议中发言，是在庞大、复杂的社区里平衡利益代表的一种明智的机制。但是，除非我们强迫我们的代表只说我们批准的内容——激进学生和革命群众赞成这种做法——否则我们不得不允许他们遵循他们自己的判断。

今天，主宰西方政治的男人和女人们绝大多数都是60年代的产物——或者副产品，像尼克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那样。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都是婴儿潮一代。丹麦的“自由派”总理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争吵着挑战贫血的法国社会党领导权的塞格林·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和玛蒂娜·奥布里（Martine Aubry），称职但险胜的欧盟新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也都是这一代人。

这帮政治家都有一种政治热情，但他们都没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选民中激起同样的政治热情。他们好像并不相信任何一套系统的政治原则或政策，尽管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托尼·布莱尔可能是个例外——像（另一代的婴儿潮）前总统乔治·W·布什那样讨厌，他们和“二战”一代的政治家们还是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别。他们既未传达出信念，也未传达出权威。

作为质疑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国家的获益者，他们全都是撒切尔夫人的“后代”：曾经目睹他们前任的抱负溃败的政治家们。很少人——布什和布莱尔又是例外——能够明确说是背叛了赋予他们的民主信任。但是，如果有一代公众人物共享了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集体怀疑的共同责任，那么，他们是民主的真正代表。相信他们可为的不多，于是他们就不为。最能说明他们的，就像人们经常形容婴儿潮一代的那样，就是他们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代表：轻型政治家。

由于我们不再信任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对国会议员们丧失了信心，我们对议会和国会本身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时刻，最常见的本能要么是“把流氓扔出去”，要么是把他们留下来干最糟糕的事情。这两个反应都不灵：我们不知道怎么把他们扔出去，我们也能让他们继续做最糟糕的事情。第三个反应——“推翻制度”——又因为其内在的空洞而无法令人信任：哪个制度的哪些部分，然后又用什么制度来替代？无论如何，又由谁来推翻？

我们不再有政治运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一起参加一次集会或游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共同利益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任何想把这些利益转化成集体目标的努力，通常会被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支离破碎的个人主义所破坏。值得称道的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战争、支持公共医疗服务或惩罚银行家——把它们团结在一起的不过是情绪化的表达。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我们变成了消费者：从领域广泛的互相竞争的目标中进行选择，我们发现很难想出办法或理由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做得比这更好。

[1]阿尔伯特·赫希曼，《变动的参与：私人利益和公共行动》（Albert Hirschman, Shifting Involvement: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26页。

第4章 告别这一切

克日什托夫·齐泽夫斯基

寻找家园，和住在我们的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不是一回事。

苏联于1989年垮台时，西方评论员无法抗拒幸灾乐祸地庆祝胜利的诱惑。他们宣布，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从此以后，世界将属于自由资本主义——别无选择——我们将步调一致地走向由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塑造起来的未来。20年过去了，这个论断看起来已经十分老套。

毫无疑问，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从维也纳郊区到太平洋海岸的共产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的垮台，确实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在这个转折中，千百万男男女女从一个凄惨、停滞的意识形态与极权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但是，没有人可以令人信服地断言，取代共产主义的是一个田园般的宁静年代。后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没有和平，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中也几乎没有民主。

至于自由市场，倒是确实繁荣了，但尚不清楚这繁荣是对谁而言。西方，尤其是欧洲和美国，错过了用一致认可的、改良的国际机构和实践重新塑造世界的百年一遇的机会。我们反而跷腿一坐，恭喜自己赢得了冷战：结果必然是失去了和平。1989年到2009年间的20年被蝗虫吃掉了。

1989和左派的终结

共产主义最坏之处是继它之后出现的东西。

——亚当·米奇尼克

伴随着共产主义垮台的，不仅仅是几个压迫性国家和一种政治教条。和一种革命学说紧密相连的这么多政权的消失，敲响了200年前激进的进步承诺的丧钟。法国革命之后，以及列宁于1917年夺取政权之后信心大增，马克思主义左派曾经与这种断言密切相关：社会主义的未来不仅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在，而且肯定有把握做到。用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带有怀疑意味的话说，左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所寻求的目标“……受到整个宇宙的欢迎”。[1]

今天很难回想这种世俗的信仰——知识分子和左派政治家们运用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辩护的那种绝对的确定性。它的源头之一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将社会数据应用于政治的新科学的自信。1884年10月24日，年轻的比阿特丽斯·韦布在日记中描述自己玩弄着数据，把它们在手指间卷起来，一边试图“……想象在我面前横亘着一个知识的世界，我可以用它把人类命运的难题都整合起来”。[2]就像威廉·贝弗里奇后来评论的，像韦布这样的人“……让人们感觉到，只要有足够的思考，人就可以通过理性化的进步，克服世界上所有的邪恶”。[3]

维多利亚后期的这种信心在20世纪很难存续下去。到了50年代，它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列宁及其接班人在“历史”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动摇了：根据已故的拉尔夫·达伦道夫所说，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英国社会历史学家，逝于1962年）是“……我听过的最后一个谈及进步而不带任何明显尴尬的人”。[4]

不过，至少在1989年前，原则上仍然可以相信，历史是在朝着某种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而且，无论是好是坏，共产主义代表着这样一条轨迹的顶点：它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观念，但这并没有使它丧失对一代一代的世俗进步论者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56年和1968年的幻灭以后，仍然还有很多人坚定地保持着政治忠诚，这种政治忠诚把他们置于未来的“正确”一方，不管现实是多么令人不安。

这个幻觉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经久不息的吸引力。马克思的预言失去所有意义之后很久，很多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哪怕仅仅是在形式上——还在继续坚持他们对大师的忠诚。这种忠诚为左派政治主流提供了一套话语和一系列落伍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它也使同一个左派无法对现实世界的困境做出实际的政治反应。

在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和萧条中，很多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提出甚至讨论解决危机的办法。像老派的银行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有着无法改变或打破的规律，干预其运作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使很多社会主义者在当时和后来很多年都对道德上的挑战无动于衷：他们宣称，政治不是有关权利的，甚至也不是有关公正的。政治是阶级、剥削和生产方式。

这样，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还是深受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的核心理论的影响。这种残存的信仰系统和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大约相当于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的低教会派和整体的天主教正统的关系。而这种信仰系统提供了一堵后墙，任何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的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政策倚靠在这堵墙上，然后使他们自己区别于甚至最倾向于改革的自由派或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意义如此重大。随着苏联解体，曾经将左派捆绑在一起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一整套学说都被解开了。不管莫斯科那个变种有多么反常，其突然而完全的解体，对于任何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或运动，只能产生破坏作用。

这是左翼政治的一个特点。即使全球每一个保守和反动的政府明天全部分崩离析，其形象被腐败和无能毫无希望地玷污，保守主义的政治仍然会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保守”的理由将会一如既往地可行。但对左派来说，失去了被历史支持的学说之后，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唯一残存下来的是政治：关于利益的政治，关于妒忌的政治，关于竞选连任的政治。没有了理想主义，政治被简化成了一种社会会计，对人和物的日常管理。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还可以勉强生存下来，但对左派来说，这就是灾难。

从一开始，欧洲的民主左派就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继者共产主义的合理替代选项。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天生就有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信心十足地向着更好的未来迈进，一方面又紧张地看着它的左肩。我们，社会民主主义似乎在说，不是极权主义的。我们要自由，不要压迫。我们是相信平等、社会公正和市场监管的民主派。

只要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目的是说服选民相信，他们是自由政体内部一个值得尊敬的激进选择，这种防御姿态就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今天，这种说辞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了。一个像安杰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仍然能够击败其社会民主党对手，而运用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的基本问题上都和社会民主党人类似，这并不是偶然的。

社会民主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是当代欧洲政治平淡无趣的那一部分。很少有欧洲政治家——仍有权势的人中更少——会不同意社会民主党关于国家责任的基本观点，尽管他们对国家责任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因此，今天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能提供任何独特的东西，例如，在法国，即使是他们支持国有制的观点，也很难将他们自己和戴高乐右派的科尔贝尔式（Colbertian）的本能反应区别开来。今天的问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而是他们的老生常谈。由于从左面来的极权主义挑战已经消失，强调“民主”基本上是多余的。如今我们都是民主派了。

[1]伯纳德·威廉姆斯，《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Bernard Williams, Philosophy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2]比阿特丽斯·韦布，《我的学徒生涯》（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朗文，格林公司，1926年，第137页。

[3]何塞·哈里斯，《威廉·贝弗里奇传》（Jose Harris, William Beveridge: A Biography），伦敦：克拉伦敦出版社，1977年，第119页。

[4]拉尔夫·达伦道夫，《社会民主共治的终结》，第124页。

后共产主义的讽刺

（我们）实现了一切，但是，在我看来，结果是我们实现了的，对我们曾经梦想过的是一种讽刺。

——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

但是，如果我们都是“民主派”，那现在如何区别我们？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里，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让国家去做的。我们从一个教条的时代幸存下来，这套教条带着令人吃惊的信心，陈述我们的统治者应当如何行事、提醒个人——必要时强迫他们——掌权的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好。我们不能回到那一套。

反过来说，尽管有1989年的所谓“教训”，我们知道国家不全是坏的。唯一比政府太大更坏的情况，就是政府太小：在失败的国家里，人们承受的至少是和极权国家统治下一样多的暴力和不公正，除此之外，他们的火车还不能正点运行。此外，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故事是个误导。资本主义不是政治制度，它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独裁、左派独裁、（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和（美国的）财阀共和国都是可以兼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在自由条件下最为繁荣，这可能是比我们所想的更有争议的问题。

反之，共产主义尽管和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明确抵触的，却显然能够适应多种不同的经济秩序，尽管它抑制所有这些经济秩序的效率。这样，我们说苏联解体结束了对计划和中央控制的过分自信的主张，这么说是对的；但是，我们还能得出别的什么结论，这一点尚不明确。并不能直接推论说苏联解体使所有国家规定或经济计划都失去了信誉。

1989年以后，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全面社会组织的愿景——一个曾经鼓舞过从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到列宁、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到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散落在一片废墟中。但是，如何为了共同利益而把我们组织起来的问题，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把它从瓦砾中重建起来。

任何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旅行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从压迫的平均主义到毫无限制的贪婪的转变并不令人愉快。今天，在这个地区这样的观点不乏热情的支持者：政治自由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确实是捷克共和国的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的观点，而他还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但是，一小撮贪婪的商人在极权国家倒台后春风得意，这情形比极权主义本身更令我们愉悦？两者都说明在社会中有某种根本的缺陷。自由是自由，但是如果它带来了不平等、贫困和玩世不恭，那么，我们应当直陈事实，而不是用自由战胜压迫的名义，把它的缺点掩藏起来。

到了20世纪末，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达到了它的长期政策目标，但是，基本上忘记或者抛弃了它最初的理论。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加拿大，政治左派和它创立的组织依靠的是（技术）工人、农民、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的“跨阶级”联盟。而后者的叛逃，对福利国家和建立福利国家的党派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尽管自己是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的福利立法的主要受益人，日益增多的认同“中产”的西方选民，越来越怀疑和不满对为了维持平均主义的机构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税务负担。

70年代中失业率的增长，加重了国库的负担，降低了财政收入。此外，那些年的通货膨胀加重了就业者的税务和保险负担——尽管只是名义上。由于就业者不成比例地更有技术、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开始对此不满。曾经被毫无保留地接受的互惠的安排，开始被说成是“不公平”：福利国家的福利现在“过分”了。

40年代大部分体力劳动者不交税，因为他们是新的社会福利的净受益人，而到了70年代时，同样是由于通货膨胀和工资上升，他们中很多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税级。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退休了——因此享受的福利形式有退休金和与年龄相关的公共服务（免费公共汽车及剧院和音乐厅消费补贴）。这些服务现在是由他们的儿女来支付的，这些儿女们没有关于大萧条和大战的第一手记忆，因此并不熟悉产生这些服务的环境。于是，他们对这些服务的代价感到不满。

从一个悲观的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的“风光时刻”没能比它的创始人一代更长久。随着受益人老去、记忆淡化，昂贵的福利国家的魅力也渐渐随之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府有选择性地向普遍福利征税，加速了这个过程：诡秘地重新引进经济情况调查，打算降低中产阶级对现在被当作只对极端穷困有利的社会服务的热情。

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是不是贵得无法维持？很多人谈论过很多欧洲国家公共部门的工人现在享受的显然很荒谬的福利——以近全额工资提前退休，而由私营部门的纳税人付出高昂的、不受欢迎的代价。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法国的火车司机，他们可以在50多岁退休，享受一份可观的、通货膨胀保值的退休金。那么，批评家们就问，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如何能在这种负担下继续生存下去？

当（共产党控制的）铁路工会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谈判这些条款时，铁路工人是一个很不同的工人类别。他们一般是13岁时从学校里直接被招工，然后一直从事危险的手工劳动——操作蒸汽机——一干就是40多年。等他们50多岁退休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常常是疾病缠身，余下的预期寿命很少能超过10年。他们能够合理地要求的仅仅是一份可观的退休金，而退休金加给国家的负担也很容易让人接受。

今天的法国高速列车（TGV）司机整个工作日都舒服地栖身在暖和的（或者开着空调的）驾驶室里，最接近体力活的是他们需要揿按一系列的电子开关来启动他们的机器。对他们来说，在55岁之前退休显得有些荒诞不经。退休当然是很昂贵的：由于法国福利国家提供的医疗和其他服务，合理地预期这些人可以活到80多岁。这就给公共财政和国家铁路的年度预算增添了很大负担。

但是，答案不在于取消慷慨的退休计划、医疗计划和其他福利项目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应当鼓足勇气坚持大大提高退休年龄——然后向他们的选民解释自己的主张。这类变化是不受欢迎的，而今天的政治家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不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福利国家的困境和缺点，是政治胆怯而不是经济混乱造成的结果。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问题是现实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理论，被剥夺了自认的“核心”支持者，在1989年后那种欣快的妄想之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某种孤儿一般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如果推到极端，福利主义有一点儿“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在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对优生学和社会效率的热衷，有些时候不仅表现出对近期历史缺乏敏感，而且对人类自然的对自治和独立的渴望也麻木不仁。

此外，如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经观察到的，福利国家意味着保护弱势的大多数不受强大的有特权的少数人侵犯。尽管这听起来有道理，这个原则却暗含着不民主和潜在的极权主义。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蜕化成极权主义统治。为什么？是民主机构使政治家们保持诚实吗？更有可能的是，正是有意前后不一致地应用保护性国家的逻辑，才维持了它的民主形式。

不幸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总是好政治。20世纪中期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财富——以平衡、宽容、公平和自由之名在自己的核心理念上做出妥协的意愿——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弱点：面对变化了的局势时失去了勇气。我们很难越过这些妥协，追溯到当初标志着进步思想的那些特质，亦即20世纪初的工团主义者爱德华·伯思（Edouard Berth）所称的“一种对……那个人们受到可怕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物质主义威胁的世界的反叛精神”。

我们学到了什么？

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构成中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命运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改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那么，我们应当从1989年中学到什么呢？首先，可能应当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不是一定要发生——它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肯定它一定会崩溃。进步论者一定要接纳政治的纯粹偶然性：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来的失宠，都不能当作是历史的礼物。社会民主主义的“光辉时刻”——或者在美国从新政到伟大社会的对应时期——都是一系列不太可能重复的、各种特定环境组合的结果。开始于70年代、现在才搁浅的新自由主义的“光辉时刻”，也是如此。

但是，正因为历史不是注定的，我们凡人就必须顺时应变——而在某些情况下，像马克思正确指出的那样，不完全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提出曾一再提出过的问题，但对不同的答案持开放态度。我们应当区别过去的哪些部分应当保留，是什么使之成为可能，直到我们自己满意为止。哪些情形是独特的？哪些情形，如果有足够的愿望和努力，是我们能够重新复制的？

如果1989年是关于重新发现自由，那么，我们现在愿意给它加上什么限制呢？即使是在最“热爱自由的”社会，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一些限制——我们总是接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限制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一些计划、累进税或集体拥有公共财产是对自由的不可忍受的限制；而闭路电视摄像头、国家对“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的投资银行进行紧急财政援助、窃听电话和代价高昂的对外战争是自由的人民可以承受的负担呢？

这些问题可能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出这些问题，怎么能知道答案呢？我们应当重新发现如何谈论改变：如何为我们自己设想一种非常不同的安排，而不必使用“革命”的危险语言。我们必须比我们的前人更好地区分可取的结果和不可接受的方法。至少，我们应当接纳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警告：“仅仅是使我们寻求改善的事态比之前的事态要好是不够的，它必须好得能够抵消转变带来的恶果。”[1]

但是，承认和消化了所有这些思考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向前看：我们要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它？如同目前左派这种惨淡的局面所表明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很难把过去抛在脑后，然后只是把十指交叉祈祷好运：我们从经验知道政治和自然一样痛恨真空。浪费了20年后，是重整旗鼓的时候了。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两个回忆录——失败了的对手梅尔基奥尔博士和我早期的信仰》（John Maynard Keynes, Two Memoirs-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 and My Early Beliefs），纽约：A·M·凯利，1949年，第156页。

第5章 怎么办？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我认为，如果明智地管理，资本主义可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制度都更能有效地达到经济目的。但是，这本身在很多方面都是令人十分难以接受的。我们的问题是要造就一个社会组织，它既能尽可能地有效，又不违反我们界定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那些声称是“制度”出了问题，或者在每个政治过失背后都看见神秘操纵的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但是，争论、拒绝和异议的行为，尽管它们推到极端时会非常讨厌，却恰恰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命线。我们需要把反对主流意见当作美德的人。拥有永久共识的民主国家，不会长期作为民主国家存在下去。

异见的理由

19世纪的人不去用他们大大增加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建造奇迹之城，而是建造贫民窟……（这些贫民窟）以私人企业的标准来衡量，“合算”，而他们认为，奇迹之城则会是一种愚蠢的奢侈，按照金融时尚的弱智谚语，就是“按揭未来”……同样自我毁灭的金融算计支配着各行各业。我们毁灭了乡村的美丽，因为那无法增值的自然华美没有经济价值。我们有可能关掉太阳和星星，因为太阳和星星不会支付股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同意每个人、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得多。这些缺失或者被破坏了的社会或社区都不会顺利运行。但是，认同是有代价的。如果一个封闭的意见圈或思想圈从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或者只在规定的和程式化的范围之内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那么它将不再能充满活力地、富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

美国是建立在小社区的基础上的。任何在这些地方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可以证实，自然的本能是给成员的公共行为加上一种规范性的一致。在美国，早期定居者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他们为少数派和个人异见提供的宪法保护，部分抵消了这种特性。但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等人指出，两者的平衡早已倒向了认同。个人仍然可以自由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如果他们的意见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们会发现自己成了弃儿。至少，他们话语的影响会陷于沉寂。

英国曾经有所不同：一个传统的君主国，统治者是允许甚至纳入异见、标榜其宽容是美德，并以此保有权力的世袭精英。但是，这个国家变得更不精英、更大众化了；像托克维尔有可能会预言的那样，公共生活里那一缕非认同的特性逐步在减少。今天，在从政治正确到税率等所有问题上与公认的意见相左的有力异见，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差不多凤毛麟角了。

非认同有很多根源。在宗教社会中，尤其是在有正统宗教——天主教、英国国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社会中，最有效、最持久的异见传统都根植在神学差异中：英国工党于1906年一个主要由非国教派的组织和运动组成的联盟中诞生，这并不是偶然的。阶级差异也是培育异见态度的肥沃土壤。在按阶级划分的社会里（或者按种性划分的社区中），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有强烈的动力，就他们的境况进行抗议，而且，推而广之，对造成这种境况的社会制度进行抗议。

近几十年里，异见一直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这个阶层的人最初支持19世纪末对滥用国家权力的抗议，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更以反对公共舆论的发言和写作著称。可悲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对关键性的公共政策表现出的兴趣明显不大，而选择在似乎更明确的伦理规范的论题上进行干预或抗议。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管理自己的辩论留给了政策专家和“智库”，而在这些地方，非传统的意见很少有立足之地，公众也大都被排斥在外。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同意某项具体的法律条文，而在于我们就我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辩论的方式。打个众所周知而十分明显的比喻：在美国这里，任何关于公共开支和福利，或者其他关于政府的积极角色的话题，都会很快违反两个免责条款。第一条，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支持保持最低税额，尽最大可能地“把政府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第二条，事实上是第一条的煽动性变种，就是声称我们中谁也不希望看到“社会主义”取代我们运转良好、建立已久的制度和生活。

欧洲人扬扬自得地认为他们不像美国人这样顺从。他们讪笑那么多美国公民退入宗教栅栏，使集团发言取代了独立思想。他们指出加利福尼亚地方全民公决的有害后果：资金充足的创制权投票，毁灭了世界上第七大经济体的税收基础。

但是，瑞士最近的一个全民公投，禁止了在这个只有四座清真寺尖塔、几乎所有穆斯林居民都是来自波斯尼亚的世俗难民的国家修建清真寺尖塔。从闭路电视摄像头到强化的、侵犯性的治安，这个世界上“过度知情的”和极权的民主制度的一切，英国都驯服地接受了。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欧洲比当代美国要好，但欧洲远不完美。

甚至知识分子也屈膝妥协了。伊拉克战争中，绝大部分英美公共评论员放弃了所有独立思考的幌子，遵循着政府路线。在战争时期本来就更难对军队和其他处于政治权威的人提出批评，此时更是被推到了极致，被人们当作某种类似于叛国的行为。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能够更自由地反对这次仓促行动，但这也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领袖本来就模棱两可，他们的社会也意见不同。持有不同意见、力劝易怒的读者或缺乏同情的听众所需的道德勇气，在所有地方都供不应求。

但是，至少战争像种族主义一样，提供了明确的道德选择。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军事行动或种族偏见的。但在经济政策领域，今天民主国家的公民们实在是学得太过谦和。人们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专家的问题：普通人根本不能理解经济学及其在政策上的意义——这个学科的日益深奥和数学化的语言，也强化了这种观点。

很少有“外行”会在这些问题上向财政大臣、财政部长或他们的专家顾问们挑战。如果他们斗胆这么做，他们会被告知——就像中世纪神甫会告诉他的教众一样——这些问题不需要他们费心。礼拜仪式一定要用一种那些已经得道的人才能懂得的晦涩的语言吟唱出来。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信仰就足够了。

但是，信仰不够。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的皇帝——更不用说他们从塔林到第比利斯各处的追随者和崇拜者——都是一丝不挂的。但是，由于大部分观察者长期以来就和他们有相同的剪裁偏好，他们无法表示反对。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批判统治我们的人。但是，要有可信度地批判统治我们的人，我们必须从我们和他们一样被套住的一致性的圈子中解放出来。

解放是意志的行为。除非我们对目前的处境感到足够愤怒，否则我们便不能指望重新建构我们的公共对话，它已和摇摇欲坠的物质基础设施一样残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蓄意的谎言基础上发动非法战争，然后还逍遥法外。布什政府对卡特里娜飓风之缺乏反应那样令人鄙视，人们却缄默无言，表明了人们对国家的责任和能力的令人沮丧的犬儒主义：我们本来就预料到华盛顿会表现不佳。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决定允许公司在选举候选人上无限制地花钱，还有英国国会的“花费”丑闻，这些都说明了金钱在当代政治中的不受控制的作用。

戈登·布朗总理回应2010年1月一份关于英国经济不平等的报告时——这份报告证实了英国令人震惊的贫富分化程度，而正是他的党从多方加剧了这种分化——宣称这份报告很“发人深省”，承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令人想起《卡萨布兰卡》里的雷诺上尉：“我太震惊了，太震惊了。”

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的迅速失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主张医疗改革的姿态——更加剧了新一代的不满。我们很容易带着怀疑，厌恶那些目前负责管理我们的人的无能（或更坏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激进的政治复兴的挑战托付给现有的政治阶层——托付给布莱尔们、布朗们和萨科齐们，克林顿们、布什们和（恐怕是）奥巴马们——我们只会更加失望。

异见和异见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的所为。发动法国革命的人，像新政和战后欧洲的改革者和策划者一样，都比他们之前的人要明显年轻得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年轻人不会退缩，而且更有可能直视问题，并且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也比他们的老一辈更容易受到非政治主义的诱惑，亦即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堕落，我们应当放弃它的思想。确实，在有些情况下，“放弃政治”是正确的政治选择。在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反政治”、“犹如”政治和动员“无权者的力量”都曾经有过它们的位置。这是因为在极权政府下，官方政治都是赤裸裸的权力的合法化：绕过它们本身就是激进的破坏性政治行动。它迫使政府面对其局限性——或者是暴露其暴力的核心。

然而，我们不能从极权政府下英勇的异见者的特例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确实，70年代的“反政治”榜样，加上对人权的强调，大概使年轻一代的活动家们相信，既然传统的变革渠道被堵塞了，他们应当放弃传统的政治组织，投入未受妥协污染的、注重单一问题的非政府团体。结果，寻求“参与”的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加入大赦国际或绿色和平，人权观察或无国界医生。

道德冲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共和国和民主国家唯有依靠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才能存在。如果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或曰积极公民放弃政治，他们就将他们的社会遗弃给了它最平庸和腐败的公仆们。今天的英国下议院实在惨不忍睹：一屋子的傀儡、应声虫和职业的阵营追随者——至少和它在1832年一样拙劣，那是下议院最后一次被强行改组、其“代表们”都丢了肥差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曾经是立宪主义的堡垒，如今也退化成了自己矫揉造作、功能失调的滑稽模仿品。法国的国民议会甚至都不想上升到国家总统的批准图章的地位，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绕过它。

在宪政自由主义的漫长的世纪中，从格莱斯顿（Gladstone）到林登·约翰逊，西方民主国家处在一个明显更优秀的政治家阶层领导之下。不管他们的政治亲和力如何，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和温斯顿·丘吉尔，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naudi）和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代表着一个深受道德和社会责任影响的政治阶层。究竟是时势造就了这些政治家，还是时代的文化使拥有这样的品质的人进入了政治领域，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今天，这两个动力都失效了。从政治上来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矮人的时代。

但这就是我们仅有的一切了。议会选举、国会选举和选举国民议会议员，依旧是我们将公众舆论转化为法律下的集体行动的唯一方式。因而，年轻人一定不要放弃对我们的政治机构的信心。当60年代联邦德国的年轻激进分子对联邦共和国和联邦议院（Bundestag）丧失了所有敬意时，他们组成了“议院外行动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f Gang）的毫无方向性的恐怖主义的前身。

异见者必须停留在法律范围之内，通过政治渠道达到其目的。但是，这并不是消极或妥协的主张。共和国的机构被腐蚀了，特别是被金钱腐蚀了。更有甚者，政治语言本身也被抽空了内涵和意义。大部分美国成年人都对他们被统治的方式、制订决策的方式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施加的过分影响感到不满。在英国，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政治家、政党机器及其政策的幻灭感前所未有地强烈。忽视这些感觉是不明智的。

民主的失败超越了国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令人尴尬的惨败，已经变成了年轻人中的玩世不恭和绝望：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全球变暖的问题，他们会怎么样？美国的医改灾难和金融危机加剧了即使是最温和的选民的无助感。我们应当听从我们大难临头的直觉，采取行动。

重塑公共对话

没有关于风向和水流的知识、没有目的感的话，仅靠往外舀水，人和社会是不可能在道德和经济上漂浮多久的。

——理查德·蒂特马斯

批评我们当代现状的大部分批评家都从机构开始。他们观察国会、参议院、总统、选举和游说，指出这些机构是如何败坏或滥用了人们给予的信任和权威。他们得出结论，任何改革都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不同的选举制度，限制游说和政治募捐；我们需要给行政更多（或更少）权力，我们需要找到途径，使选举出的或未经选举的官员对他们的选民和雇主——我们——做出反应和回答。

这些都对。但是，这类改变早就被谈论过几十年了。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改变没有发生或者奏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对目前困境负有责任的人们想象、设计和执行的。要求美国参议院改革它的游说制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像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一个世纪以前那著名的观察，“如果一个人的薪水就依赖于他不懂得某件事，那你是很难让他懂得这件事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议会——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从厌倦到憎恶各有不同——也不会从自身发现重新变得有意义的办法。

我们应当从别的地方起步。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那些掌权者那么容易说服他们的选民，他们的政策是智慧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替代选择。即使主要政党之间有很大的政策差异，这些差异也是被当作一个目标的不同版本提出来的。人们习惯于宣称我们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富人要的东西和穷人不一样。那些靠工作为生的人，和那些靠投资和红利为生的人要的东西不一样。那些可以购买私人交通工具、教育和安全保护，因而不需要公共服务的人，和那些专门依靠公共部门的人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些或从国防合同中或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从战争中获利的人，其目的和那些反战的人也很不一样。

社会很复杂，包含着互相冲突的利益。宣称它不是这样，否认阶级、财富和影响的差别，只是将一套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的一种办法。这一论点曾经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们被鼓励将它当作对阶级仇恨的煽动而弃之不顾。同样，我们被鼓励着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确实，有很多人也因此得益。

但是，市场有一种自然倾向，优先满足那些能够被简化成商业标准或经济计量标准的需要和要求。如果可以买卖它，那么它就是可以量化的，我们可以衡量它对（量化的）集体福祉贡献的大小。但是，要是这些利益是人类一直很珍视，但本身却无法量化的呢？

幸福呢？公正和（本义的）公平（equity）呢？排斥，机会——或没有机会——或失去希望呢？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考虑不仅意味着总值，甚至个人利益或增长。就说羞辱吧：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经济代价，一种对社会收取的费用呢？如果我们“量化”人们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而被同胞羞辱时所受到的伤害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估计生产力、效率或幸福的时候，也算进羞辱人的施舍和作为权利的福利之间的区别这个因素呢？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全民医疗保险或补贴公共交通，实际上是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的更经济有效的方式。我很爽快地承认，这种做法本身是有争议的：我们如何将“羞辱”量化呢？剥夺偏远地区的居民使用市政资源的权利，怎么衡量这个代价呢？我们愿意为一个好社会付出多少钱？

即使是“财富”本身也迫切需要重新定义。人们普遍声称，太高的累进税或经济再分配会摧毁财富。这种政策无疑会为了一些人的利益限制另一些人的资源，尽管我们切蛋糕的方法和蛋糕的大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重新分配物质财富能够长远地使国家稳定繁荣，缓解由嫉妒产生的社会压力，增加和均衡每个人得到目前由少数人独享的服务，这个国家难道不是更富足吗？

读者们可能注意到了，我使用“财富”或“富足”这些词时，远远超出了它们目前仅限于物质的用法。在更广的范围内这么做——重铸我们的公共对话——在我看来是开始改变的唯一现实的途径。如果我们不能以不同的方式交谈，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这种产生政治变革的方式是有先例的。18世纪末的法国，当旧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发展不是抗议运动或那些企图挫败这些抗议运动的国家机关。最重要的发展来自语言本身。新闻记者和小册子作者们，加上偶有异见的行政人员或教士，从关于公正和民权的旧有语言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公共行动的言语体系。

由于不能直接和君主制分庭抗礼，他们开始通过设想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提出“人民”能够信任的其他权力来源，使君主制丧失合法性。实际上，他们发明了现代政治；而通过这么做，他们使有史以来的一切都不再可信。当革命终于爆发时，这种新的政治语言已经站稳了脚跟；确实，要不然，革命者们自己都无法形容他们在干什么。创世的是话语。

今天，我们被鼓励着相信政治反映了我们的意见、帮助我们构建了一个公共空间。政治家发言，我们用投票来做出反应。但是，真相却远不是这样。很多人感受不到自己是任何重要对话的一部分。别人告诉他们想什么，怎么想。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别人就让他们感到底气不足；至于总体目标，别人也鼓励他们相信，这些总体目标早就确定了。

这样压制真正辩论的负面影响，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在今天的美国，市政会议和“茶话会”拙劣地模仿其18世纪的原型。它们不是展开辩论，而是关闭辩论。煽动家告诉群众如何思考，当他们的话语得到响应之后，他们就大胆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在反映民意。在英国，电视已经被十分有效地当成了民众不满的安全阀：职业政治家现在宣称，他们通过即时电话投票和普及调查的方式，就从移民政策到娈童癖的一切问题听取“人民呼声”。他们把观众自己的担心和偏见通过推特再回复给观众，就推卸了领导或创新的责任。

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共和国法国和宽容的荷兰，关于国民认同和公民标准的替代辩论，取代了对抗公共偏见和同化的挑战所需的政治勇气。这里，一场“对话”似乎也在进行。但是，其责任范围已经被小心前定了；其目的不是鼓励表达不同意见，而是压制不同意见。这些“对话”没有促进公共参与，没有减少公众隔阂，而仅仅是加深了人们对政治家和政治的普遍厌恶。在现代民主中，在大部分时间欺骗大部分人是有可能的，但这是有代价的。

我们需要展开一种新的对话。我们需要重新对我们自己的本能产生信心：如果一项政策、一个行动或一个决定看起来有些不对，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词语说出来。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大部分人都对那些熟悉的公共财产的仓促私有化感到忧心忡忡：公用事业、伦敦地铁、地方公共汽车服务和社区医院，至于养老院、护理服务等等就更不用提了。但当人们告诉他们这类私有化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公共开支、提高效率时，他们就缄口不言了：谁能有不同意见呢？

重新争论社会问题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约翰·多恩

我们今天面临着两个实际困境。第一个可以简单地描述成“社会问题”的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家，或者美国1914年前改革时代的活动家，他们时代的社会问题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很直接的：一个自由社会如何应对新工业城市的贫困、过于拥挤、灰尘、营养不良和健康不良？如何将劳动群众作为选民、公民和参与者引入社区，而不是引起动荡、抗议甚至革命？如何减轻城市劳动群众所面临的痛苦和不公正，如何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20世纪西方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力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历史。事实证明，西方的反应是非常成功的：不仅避免了革命，还在很大程度上同化吸收了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在极权统治者阻止了所有自由改革的国家，社会问题才会成为一种政治挑战，一般以暴力冲突告终。19世纪中叶，像卡尔·马克思这样眼光敏锐的观察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克服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唯一方式是革命。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可以和平地演变为新政、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和每个其经济以美国英国为榜样的国家，不管是用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药品可及性、正规就业，还是简单地用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标准来衡量，贫困都在稳步加剧。不平等和贫困的病症——犯罪、酗酒、暴力和精神疾病——都相应翻了很多番。我们爱德华时代的前辈会立即辨认出社会功能失效的症候。社会问题又回到了议事日程上。

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小心避免使用完全无效的办法。伟大的英国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曾经观察到，描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风险在于将它们简化成“酗酒”或需要“施舍”之类的东西。对贝弗里奇和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更广泛的问题，亦即什么条件能够使所有的人可能并且值得生活”。[1]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决定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使普通男女们能够追求体面的生活。仅仅提供使人们不致下沉的福利地板是不够的。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后果。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些问题。随着每一次技术进步，男女工人们都会失去工作，他们的技术也随之过时。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保证了新的就业方式——尽管并不总是以同样的工资标准，其地位也常常下降。加上在1870年至1970年这100年中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实现的普及教育和读写能力的提高，新产业中为新市场制造新产品的新工作，足以保证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技术的和半技术的工作在迅速消失，不仅是因为机械化或机器人化生产，更是因为劳工市场的全球化，有利于相对高压力、低工资的经济（尤其是中国），不利于西方较发达、较平均主义的社会。发达世界能有竞争力地反应的唯一方式，是开拓其在知识就是一切的、资本密集的发达工业中的相对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大大超过了我们能够传授它们的速度——而且反正这些技术在几年之内就会被人掌握，即使是训练最好的雇员，也会被抛入尘土。普遍失业，曾经被当作经济管理不善的症候，现在开始看起来像是发达社会的流行特征。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指望“就业不足”，亦即男人女人们兼职工作，接受低于他们技术水平的工作，或者接受传统上分派给移民和年轻人的那一类非技术工作。

这个即将到来的不确定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失业和长期待业——可能的后果就是回到对国家的依赖。即使再培训项目、兼职工作项目和其他暂时补救性措施是由私营部门主持的，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的也会是公共部门，这已经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形了。没有私人雇主会出于慈善行为而承担工作。

即便如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有足够理由认为他们在自己社会的经济生活里是多余的人，必然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社会威胁。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对福利供给的态度，会鼓励人们认为那些不能找到正规工作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倒霉运负有责任。我们中这样的人越多，对公民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就越大。

[1]何塞·哈里斯，《威廉·贝弗里奇传》，第73页。

一种新的道德语言？

希腊伦理学建立在人性的客观目的论基础之上，相信有一些关于人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事实，以一种理性能够发现的方式，决定着他注定要过一种合作的、有秩序的生活。后来大部分伦理学说都坚持着这一学说的叙述；自5世纪某些首先质疑过它的智者们之后，我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我们再也得不到它了。

——伯纳德·威廉斯

左翼未能有效地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过去30年中更广泛的从国家向市场的转向做出反应。由于无法申辩，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他们的自由派与民主派伙伴们在这一代一直处于守势，为他们自己的政策道歉，而轮到批判他们的对手的政策时，又显得完全没有说服力。即使在他们的方案深受欢迎的时候，当面临预算失控或政府干预的指责时，他们也不容易为自己辩护。

那么怎么办呢？左派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政治或道德框架来解释自己的目的、捍卫自己的目标呢？老式的大师语言、一揽子全包的万金油理论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也不能退回到宗教：不管我们怎么看待关于上帝的意旨和他对人的期望，事实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重新发现信仰的王国。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把宗教当作公共或个人行动的必要的或充分的动机的人越来越少。

反过来说，大多数西方人听说公共政策建立在神学基础上时会觉得困惑不解，这个不应当使我们拒不承认在人类事务中道德目的的重要性。关于战争、流产、优生学、酷刑的辩论，有关健康和教育的公共开支问题上的争论，和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都本能地化用了直接来源于传统的宗教和哲学作品的概念，即使当代的评论家们对这些作品并不熟悉。

正是公共政策决策内在的伦理性和当代政治中的功利主义性之间的分歧，使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缺乏信任。自由派急于嘲弄宗教领袖乏味的道德秘方，拿它们和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诱惑相比较。已故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对天主教教会内外的年轻人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应当让我们揽辔暂停：人们需要一种用来表达他们道德本能的语言。

换个说法，即使我们承认生活没有更高目的，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能够超越行动的语言，为行动赋予意义。仅仅宣称某件事物对我们的物质利益有利或者不利，大部分时候不能使大多数人感到满足。要说服他人相信某件事物是对的或是错的，我们需要一种关于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语言。我们不需要相信我们的目标注定会成功，但我们却需要能够相信它们。

政治怀疑主义是我们很多困境的根源。即使自由市场如人们宣扬的那样行之有效，我们也很难宣称他们为一种良好的生活提供了足够的基础。那么，我们认为毫无限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或者是18世纪的商业社会，所缺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目前的制度中缺乏些什么，我们对此又有什么对策？当我们面临富人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进行的不受约束的游说时，是什么东西冒犯了我们的分寸感？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都是希腊人的后代。我们本能地掌握了对一种道德方向感的需要：我们不需要熟悉苏格拉底，就能够感到，未经省察的生活没有什么价值。作为天然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们设想，一个公平的社会是习惯性地施行公正的社会；一个好社会是人们表现良好的社会。但是，要这个暗含循环的论证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在“公正”或“良好”的定义上达成共识。

对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后继者来说，公正或善的实质既是一种公约功能，也是一种定义。像色情一样，这些特点可能无法定义，但你看见它们时就知道了。“合理”程度的财富、“可以接受的”妥协、公正或好的解决方案，它们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避免极端本身就是一个美德，也是政治稳定的一个条件。但是，一代一代的道德家们那么熟悉的中庸思想，在今天却很难阐明。大并不总是更好，更多也并不总是更可取；但我们不被鼓励去表达这种思想。

我们思维混乱的一个根源可能是法律和公正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了。尤其是在美国，只要某项实践不是非法的，我们发现就很难界定它的短处。我们不再明白“审慎”的概念：高盛公司从纳税人的慷慨中获利之后不到一年就发放几十亿奖金是“不审慎”或者不适当的想法，对于苏格兰启蒙主义者是显而易见的，对古典哲学家也会是显而易见的。这方面的“不审慎”本来应当和金融欺诈一样受到谴责，尤其是它还使广大市民面临危险。

将古典的道德范畴焊接到世俗化的人类进步上，是启蒙运动的一项杰出成就：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人们不仅会生活得很好，而且还会生活得比过去更好。进步这一概念进入了伦理字典，并且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起着支配作用。即使是今天，当美国人热情地谈及“重塑”自己时，我们也能够听到这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的回响。但是，除了硬科学之外，难道“进步”仍然是对我们居住的世界的可信描述吗？

启蒙主义的愿景——不管是不是把上帝当作其先行者和道德仲裁者——都不再有说服力：我们需要理性来选择其一项政策或某一系列政策，而不是其他的政策。我们缺乏的是道德语言：一种内在一致的、以一种超越行动的方式为我们的行动赋予目标的叙述。但是，那种认为政治是一种可能的艺术，而道德，用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话来说，最好留给大主教们的说法呢？如果认真计较的话，所有的规范性命题难道不都是潜在地不宽容？难道我们不应当从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抽象的第一原则出发？

集体目标有可能会包含互相冲突的目的。确实，任何真正开放的社会都会对它们兼容并包：自由和平等是最突出的，我们现在也都十分熟悉创造财富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要认真对待我们所有的渴望，就必须有某种相互约束：这对任何协商一致的系统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对公共生活的退化影响深远，以至在今天听来显得十分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和天真：谁现在还相信这种共同的理想？但是，总有人必须为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所称的“城市的灵魂”承担责任。它不能永远被一个无尽的经济增长的故事替代。（丹尼尔·贝尔曾经观察到）财富是美国为社会主义找到的替代品。但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结局吗？

我们想要什么？

我生活的目的是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愉悦；我不在乎在这个过程中富有的少数人的生活变得不那么愉快。

——约瑟夫·张伯伦

在我们可能追求的所有互相冲突、只有一部分能够互相兼容的目标中，减少不平等必须首当其冲。在普遍的不平等的条件下，所有其他可取的目标都会变得难以实现。不管是在德里还是在底特律，贫穷和永远处于弱势的人不可能指望得到公正。他们不能得到医疗服务，因而，他们的寿命缩短，机会减少。他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没有良好教育，他们甚至都不能指望有哪怕是一点儿稳定的就业机会——更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会文化和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权力到水等各种资源的使用权的不平等，是所有真正进步的对世界的批判的出发点。但是，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表明和加剧了社会凝聚力的丧失——住在一系列封闭式小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其他（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人排除在外、将我们的好处仅仅留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这是时代的病症，是对民主健康的最大威胁。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荒谬地不平等下去，我们会失去所有的兄弟情谊：将兄弟情谊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固然十分愚蠢，但它却是政治本身的必要条件。对共同目标和相互依赖的情感的谆谆教诲，一直以来被当作是所有社区的关键。从业余体育到职业军队，所有为了某个共同目标一起进行的行动，是巨大的满足感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就知道不平等不仅在道德上令人不安，它还是效率低下的。

在显然不平等的社会里产生的嫉妒和厌恶所造成的腐蚀性后果，在更平等的条件下会显著减轻，平均主义国家的监狱人口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证据。分层较少的人口也受到更好的教育：底层获得更多的机会，并不会减少那些地位已经很好的人的机会。受更好教育的人口不仅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对破坏性的技术变化也适应得更快，付出的代价更小。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对不平等社会里那些富有的人，如果将分隔他们和他们大部分同胞的差距大大缩小，他们也会更加幸福。他们当然会更加安全。但这不仅仅是自私：与生活条件恶劣的人们毗邻而居所构成的持续的道德非难，即使是富有的人也会对此感到不安。

自私的人也会对自私感到不安。这才会有封闭式小区的诞生：如果特权带有道德上可疑的内涵，特权者不喜欢被提醒自己享有特权。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经过30年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灌输，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对这类情感已经免疫了。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年轻人一心想做些“有用”的“好”事的永久愿望，表明一种我们未能成功压制的本能。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试着压制；要不然的话，大学为什么觉得可以为本科生设立“商学院”？

是扭转这个势头的时候了。在像我们这样的后宗教社会里，大部分人都是在世俗目标中寻找意义和满足；只有当我们怀抱亚当·斯密所称的“善意的本能”、克服我们的自私的愿望时，我们才能“……在人类中发展一种包容人类所有种族和礼仪的情绪与情感的和谐”。[1]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0页。

第6章 未来的形状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战后民主国家成功的基础是由国家调节的生产和再分配之间的平衡。随着全球化，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资本变得流动了：生产转移到了国界之外，并因此转移到了国家再分配的范围之外……增产会抗拒再分配；良性循环会变成恶性循环。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段里指出，世界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这种看法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并不排除悲剧也有重复发生的可能。庆祝过共产主义遭受挫折的西方评论家们曾经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个和平和自由的时代。我们本该更明白一些才是。

全球化

按照事物的本性，一个依靠来自别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持的国家，一定会比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有遭受时间和机遇的事故的危险。

——托马斯·马尔萨斯

即使经济也有历史。国际化（“全球化”的旧称）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出现在“一战”之前的帝国时代。当时人们就像今天这样，普遍相信“我们”（大英帝国、西欧和美国）正踏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稳定的时代的门槛上。国际战争发生得完全不可想象。大国不仅在和平的保护下得到了充分的利益，而且，战争，在几十年的工业化和武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后，将造成极其恶劣的破坏和无法忍受的高昂代价。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或政治家会想要战争。

此外，到1914年时，由于新型的通信、交通和交流方式，帝国与有野心的国家之间的小规模纠纷和边界争议显得荒诞和不合时宜。比如说，分裂奥地利帝国从经济上说是很不合算的：它的工业腹地在波希米亚，首都在维也纳，劳动力来自整个中欧和东南欧洲的移民，奥地利帝国是现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活生生的证据。肯定没有任何人希望仅仅以民族主义教条的名义来使这个自然单位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破产和贫困化。国际市场已经替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单位。

若要找对1914年前欧洲人的极度自信的记录，没有比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更好的读物了：这本书总结了大难临头的世界的幻觉，写于让所有这些和平的幻想都破灭了50年之久的战争之后。凯恩斯提醒我们：“（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在实践中已经基本完成。”[1]用一个当时尚未用过的词，世界好像是“平的”。

这个先例应当使我们谨慎。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颤颤巍巍地停下来了。由于大战及其后果，欧洲的经济增长直到50年代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经济那貌似无法停止的逻辑，被互相对立又政治不稳定的新民族国家的兴起压倒了。俄国、奥地利、土耳其、德国，最后是英国，帝国都分崩离析了。只有美国从这场国际巨变中获利：而且，即使是美国，也是在导致这场国际巨变的战争结束大约30年以后，才开始享受自己的新霸主地位的好处。

爱德华时代的乐观主义，被持久的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所取代。黄金时代的幻觉和后来40年的现实之间的裂缝，是由经济裁员、政治煽动和不间断的国际冲突填补的。到1945年，人们普遍“渴望安全”（凯恩斯语），满足渴望的办法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纳入战后从华盛顿到布拉格的统治体系的社会安全网。由凯恩斯从其美国新用法中改用的“社会安全”一词，成为旨在防止回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灾难的预防性机构的通用简称。

今天，20世纪看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们被扫入了一个关于“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无限生产力的新的主叙事中。像早期的关于无限改善的叙事，全球化的故事综合了一种价值判断性的口头禅（增长就是好）和关于必然性的假定：全球化已经挥之不去了，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人类选择。全球经济竞争和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动态，已经成为时代的幻觉。像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指出过的：别无选择。

我们应当警惕这些主张。“全球化”是战后几十年所热衷的、对技术和理性管理的现代主义信仰的更新版。像原版一样，它暗暗地将政治排除在选择的领域之外：经济关系的制度，如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曾经宣称的那样，是由自然制订的。一旦它们被判别出来，并且正确地理解之后，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按照它们的原则来生活。

但是，认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会导致财富的平均化——全球化的更为自由主义的崇尚者这样为全球化作辩护——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确实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但是，一国之内的贫富分化实际上却加剧了。此外，持续的经济扩张本身既不能保证平等，又不能保证繁荣；它甚至不是经济发展的可靠来源。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印度2006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8美元）仍然只略微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而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和经济指标的整体计算，印度比古巴和墨西哥还要低七十多位，更别提和完全发达的经济之间的差距了。至于现代化，尽管热情地、颇得赞赏地参与着高科技工业和服务的全球化经济，印度的4亿工人中只有130万人是为“新经济”工作。至少可以这么说，全球化的好处要花格外漫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

此外，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会顺利走向政治自由。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的开放，只是将工业生产从高工资地区转向了低工资地区。此外，像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某国是一个低工资国家。它还是、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低人权”国家。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保持了低工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这样——同时还压制着与中国竞争的那些国家内的工人的人权。资本主义没有能使广大群众的处境更加解放，而是加剧了他们所受的压迫。

至于认为全球化会削弱政府、促进由大规模跨国公司支配着国际经济决策的公司市场国家的兴起：2008年的危机表明这是一个海市蜃楼。当银行倒闭时，当失业率显著上升时，当需要大规模的纠正措施时，“公司市场国家”就不复存在了。还是只有我们从18世纪以来就知道的那个国家，我们仅有的国家。

经过几十年的相对失色，民族国家准备重新夺回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经历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和人身不安全的人民，会回到只有领土国家才能提供的政治象征、法律资源和物理屏障之中。在很多国家中这些已经在发生：看看美国政治中日渐强烈的保护主义的吸引力，波及西欧的“反移民”政党的风行，无处不在的“墙”“屏障”和“考试”的呼声。

国际资金流动仍然避开了国内的政治监管。但是，工资、工时、养老金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来说重要的一切，仍然是在地方范围内进行着协商和争论。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危机，国家会被期待着更果断地解决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作为站在个人和像银行或跨国公司那样的非国家机构之间的唯一组织，作为占据跨国机构和地方利益之间区隔的唯一监管单位，领土国家的政治重要性很可能会大大增加。在德国，安杰拉·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静悄悄地从他们短暂的市场热情，退却到了更得民心的对社会市场国家的认同——把它当作对过度的全球化金融的保险，是很说明问题的。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与直觉相悖。全球化的许诺——更广义地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法律和规章的国际化——肯定是植根在超越传统国家的前景中了吧？我们据说正走向一个合作的跨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由领土定义的政治单位之间固有的冲突会被历史束之高阁。

但是，正像社会的中介组织——政党、工会、宪法和法律——阻碍了国王和暴君的权力，国家本身现在也可能会成为处在没有权力、没有保障的公民，和没有反应、不负责任的公司或国际机构之间的主要的“中介组织”。而国家，或者至少是民主国家，在其公民眼中维持着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只有国家对他们负责，他们也对国家负责。

如果全球化的矛盾只是暂时性的，如果我们只是生活在民族国家的暮年、全球统治的凌晨，这些问题都会不成为问题。但是，我们难道那么肯定全球化是必由之路吗？经济国际化在初期就带来国家政治的失色？这也不会是我们第一次在这方面出错。我们到现在已经学会了，政治仍然是民族国家性的，即使经济不是；20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明即使是在健康的民主国家中，拙劣的政治选择通常会战胜“理性的”经济计算。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见于《自由放任的终结和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in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阿穆赫斯特，纽约：普罗米修斯书丛，2004，第62页。

思考国家

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一点儿或是坏一点儿，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人在做的事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如果我们当真要见证国家的回归，对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保障和资源的更强的需求，那么，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政府所能够做的事情。过去半个世纪混合经济的成功，使得年轻一代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消除征税、规章和全面干预的国家这些“障碍”。贬低公共部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的默认政治语言。

但是，只有政府才能对全球化竞争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必要的规模的反应。这些挑战不是任何私人雇主或私人产业能够控制的，更不用说处理和解决。能够指望私营部门的，顶多是为了保护某些特定职业或保护某些受到偏袒的部门进行短期游说——这仅仅是对那些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病症和效率低下的处方。

维多利亚晚期的改革家和他们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门徒们转向国家来应对市场的缺陷。不能指望“自然”发生的事物——恰恰相反，本来就是市场的自然运作才制造了“社会问题”——必须通过计划、管理，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

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相似的两难困境。我们在过去30年间缩小了公有制和干预的规模，今天却发现我们自己在以大萧条时的那种规模实施事实上的国家行为。对毫无限制的金融市场，和对这么多人造成损失的少数人荒唐得不成比例的获利的反对，迫使政府四处出击。但是，从198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为过分强大的国家的最终失败而恭贺自己，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干预，为了什么目的。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思考国家。毕竟，国家总是和我们同在。在最倾向于贬低国家在个人事务中的作用的美国，华盛顿支持甚至补贴了选定的市场参与者：铁路巨头、小麦农场主、汽车制造商、飞机制造业、钢铁工业和其他种种。不管美国人盲目相信着的是什么，他们的政府总是插手在经济中的。将美国和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区别开来的，却是人们相信的恰恰相反的情形。

政府反而被诋毁成经济功能障碍的根源。到90年代时，这个修辞比喻在爱尔兰、波兰、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以及英国被广泛模仿：传统观念是尽可能地把公共部门局限在公共管理和安全功能上。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敌人，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到当代的共和党，就这样有效地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布的观点，他曾不厌其烦地宣称“未来属于伟大的管理型国家，在那里官员管理，警察维护秩序”。

面对这个有力的负面谎言，我们如何描述国家的正当地位呢？我们应当从这里开始，我们应当比左派更能承认这一点：过分强大的政府曾经造成，现在仍肯定造成真正的危害。有两个合理的担忧。

第一个是强迫。政治自由主要并不在于让国家完全不管你：没有任何现代管理机构能够或者应当无视其全体成员。自由更多是体现在我们有权不同意国家的目标，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反对和目的而不必担心惩罚。这比它听起来要更复杂：即使是意图良好的国家和政府面对大多数人的愿望，遭到公司、社区或个人的顽抗时也不会乐意。效率不能被引证来为严重的不平等辩护，也不能假借社会公正的名义用效率来压制反对意见。如果效率的代价是这样，那么，自由，比住在一个无论带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高效的国家都要好。

反对积极国家的第二个理由是国家有可能把事情搞砸。而当国家犯错误时，它犯的往往是极大规模的错误：英国60年代以来的中学教育史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很睿智地描写过他所称的“地方知识”的好处。一个社会越多变、越复杂，顶端上的人对底层的现实一无所知的机会就越大。他写道，“……大体上我们对一个复杂的运作秩序可能的了解”是有限的。[1]国家代表公众进行干预的长处，必须永远参照这个简单的真理来进行权衡。

这个反对不同于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的反对，他们从根本原则上反对所有自上而下的计划。但是，计划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是达到经济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公共行动的好处，也必须和压制个人知识和创造性的危险放在一起权衡。结论根据情况各有不同，不应当教条主义地预先决定。

20世纪中叶有一种未被普遍接受但肯定是相当流行的假想，即认为国家可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个假想。现在，我们需要从一个相反的观念中解放自己，即认为国家必定永远是最坏的选择。

认为在某些领域里国家不仅可能甚至应当干预的思想，绝不是对保守主义者的诅咒：哈耶克本人并不认为经济竞争（他指的是市场）和“……一个社会服务的广泛体系”之间是互不相容的，“只要这些服务组织设计的形式不会在广泛的领域里使竞争无效”。[2]

不过，国家服务要怎么样设计不良，才会导致竞争“无效”呢？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这取决于何种服务，以及我们要求竞争有多有效。迈克尔·欧克肖特认为无效或扭曲的竞争是有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他提议：“竞争不能被用作控制手段的工程，必须转移成公共操作。”[3]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本质上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凯恩斯典型地走得更远。他在1926年写道，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将政府的议程与非议程区别开来……”。[4]当然，这里的议程依追求它的人的政治而定。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将自己局限在消除贫困、极端不平等和弱势之中。保守主义会将议程局限为制定保护井然有序的竞争性市场的立法。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国家需要一个议程，并且需要有一种执行这个议程的方式。

那么，认为我们要么有良好的社会服务国家，要么有高效率、促进增长的市场，但是二者不能兼得的当代观念呢？对此，哈耶克的奥地利同胞卡尔·波普尔有话可说：“自由市场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国家不干预，那么，其他如垄断、信托、工会等等半政治机构就有可能干预，将市场的自由变为虚幻。”[5]这个自相矛盾是关键。市场总是有被过于强大的参与者扭曲的危险，其行为最终会迫使政府施行干预以便保护自己的运行。

从长远来看，市场是自己最坏的敌人。事实上，推行新政的人英勇而最终成功地将美国的资本主义拉回正轨，最激烈的反对者却是最终的受益人。不过，尽管市场的失败可能是灾难性的，市场的成功在政治上也一样危险。国家的任务不仅是在一个管制不足的经济垮台时收拾残局，它还要抑制无节制的收益的影响。毕竟，很多西方工业国家在爱德华社会改革时代都做得非常出色：从总体上来说，它们发展很快，财富翻番。但是，发展所得的分配很不合理，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别的原因，导致了对改革和管制的诉求。

有一些项目，是国家能够完成，而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单独完成的。因此，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在花园周围修一条小路，但他却很难修建一条通到另一个城市的高速公路，他也不会花这个钱去修，因为他永远也无法收回利益。这不是新闻。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人都熟知这一点，亚当·斯密在书中写道，一个社会需要某些公共机构，这些机构的“利润永远不可能偿还任何个人或少量个人的成本”。

即使我们中间最利他的人也不可能单独行动。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如“以信仰为基础的倡议”一类的自愿组合来追求公共利益。假设一批人被召集到一起，同意修建和维护一个游乐场，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使用，但这个场地又在村子中间，对所有人都开放。即使这些好心的人能够在他们自己中间筹集足够的款项来完成这个项目，问题还是会出现。

他们怎么防止白蹭的人不出钱就享受他们的努力带来的好处呢？在场地周围修建栅栏，只把它留给自己用？把它租出去？但这样一来，游乐场就变成私营的了。公共利益如果要继续维持公共所有，就必须由公共资金来提供。市场能够做得更好吗？为什么某个人不能修建一个私人游乐场，然后收费？要是来的人足够多，他可以把价格降低到每个人都能承受的程度，再从这项设施中获益。这里的问题是市场不能满足所有的经济学家所称的“选择需求”：每个个人为了他不太经常使用的、想使用的时候是现成的设施而愿意支付的金钱数额。

我们都想在我们村里有像样的游乐场，就像我们都想要通往邻近城市的良好的铁路服务，出售我们所需货物的商店，位置方便的邮电局，等等。但是，能够让我们——包括我们中间的免费享用者——为这些东西付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税收。没有人想出一个比税收更好的将个人愿望聚集为集体利益的方式。

接下来似乎会发生的是，轮到实际立法时，“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什么作用。我们不能期待仅靠做对我们每个人最好的事情，就能够促进集体利益，生活中这样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太多了。今天，当市场和私人利益这么明显地不能一同促进集体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何时干预。

[1]詹姆斯·C·斯科特，《像国家那样看》（James C.Scott，Seeing Like a State），纽黑文，CT：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2]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87页。

[3]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和其他论文》，第405页。

[4]凯恩斯，《自由放任的终结》，第37页。

[5]转引自玛拉基·哈柯亨，卡尔·波普尔，《形成之年，1902—1905》，第502页。

铁路：案例分析

（火）车站……可以这么说，不是周围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就像它们的招牌上印着的城市名称一样，带着这座城市个性的本质。

——马赛尔·普鲁斯特

想象一个经典的火车站：比如说，伦敦的滑铁卢火车站，或者巴黎的德欧莱雅村火车站，孟买的戏剧化的维多利亚总站，或柏林的宏伟的中央火车站。在这些现代生活的大教堂里，私营部门有它的地位：报摊或咖啡吧没有理由一定要由政府来经营。任何记得英国铁路咖啡馆里塑料包着的干巴巴的三明治的人，都会痛快承认，这个领域里的竞争应当得到鼓励。

但你不能靠竞争来开火车。铁路，像农业或邮政一样，都既是经济活动，又是关键的公共利益。此外，你不能像超级市场货架上摆放两种黄油那样，通过把两列火车放在铁轨上、等着看它们谁运行得更好而使铁路系统更有效率。乘客们不会根据外观、舒适程度和价格，选择登上两列同时出发的火车中的哪一列。他们登上开来的火车。铁路是自然的垄断。

这并不是说铁路不能被私有化。在很多地方，铁路都被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往往不好。我们想象一下，政府批准西夫韦公司（Safeway）得到从波士顿到普罗维登斯，或从伦敦到布里斯托尔之间地区的五年的超级市场销售垄断权。政府还要保证西夫韦的经营不亏损。最后，西夫韦得到大量书面批示：销售什么，销售的价格范围，营业的时间和日期。

显然，没有哪个有自尊的连锁超级市场会接受这个提议，也没有哪个理智的政治家会提出这个提议。但是，事实上，这正是90年代中期以来私营公司在英国运行火车的条款：它综合了垄断的市场控制、国家干预和道德风险的最坏因素。当然，超级市场这个类比很荒唐，因为杂货店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上很有道理。但是，铁路公司在一套现存的铁轨中的竞争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应当掌握在公共部门手中。

传统上用来证明私人企业优于公共服务的关于效率的论据，在公共交通这个特例上不适用。公共交通的矛盾之处，简单说就是它运行得越好，就越可能更没有“效率”。因而，为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提供快速公共汽车服务、避开只有少数几个退休人员上车的偏僻乡村的私营公司，可以为其业主赚取更多的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有效率的。但是，某个机构——国家或地方市政——还是要为那些退休人员提供不能盈利的、“没有效率的”地方服务。

没有这样一种服务，当然可能会有短期的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对广大社区的长远损害会抵消这些好处，这些损害很难量化，但毫无疑问是确实存在的：英国公共汽车服务私有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可以预见的是，除了有过剩需求的伦敦，“竞争性”公共汽车的后果是服务减少；摊派到公共部门的成本增加；价格急剧上升到市场能够承受的最高点，以及快速公共汽车的诱人利润。

火车像汽车一样，首先是一项社会服务。如果只是在伦敦到爱丁堡之间、巴黎到马赛之间、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提供忙碌的快车，那么，差不多所有人都能够经营盈利的铁路线。但是，那些通往人们只是偶尔才坐火车的地方的铁路线呢？没有哪个个人会筹集到足够的钱，来支付极少情况下使用的服务所需的经济成本。只有集体——国家、政府、地方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某种类型的经济学家眼中，这其中所需的补贴永远会显得没有效率：拆了铁轨，让每个人开自己的车不是更便宜吗？

1996年，英国铁路私有化之前最后一年，英国铁路在欧洲铁路系统中公共补贴最低。那一年，法国在为其铁路计划人均21英镑的投资额；意大利为33英镑；英国只有9英镑。此外，在那几年间，英国财政部要求从它在英国东海岸主线的电气化投资中获得10%的利润回报——这个利率比要求高速公路的回报率要高得多。这些对比，很精确地反映在了各国不同的铁路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上。

这些对比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铁路系统只有以极大的亏损才能私有化，因为其基础设施如此薄弱：如果没有高价保证，没有什么收购者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英国财政部在国有的铁路系统上，或者是美国政府在国有的美国国铁上的吝啬投资，（正确地）说明了国家所有制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管理完善的交通系统。反过来，虽然有些传统上私有的铁路系统资金充足、提供（事实上，被要求提供）一流的公共服务——我想到瑞士的地方铁路——大部分却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方是美国和英国，另一方是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它们之间的投资对比，表明了我的观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长期以来一直将他们的铁路当作社会提供的服务。将火车开进偏僻地区，不管成本投入如何无效率，却能够维持地方社区。它通过提供公路交通之外的选择而减少环境破坏。即使是为最小的社区而建的火车站及其设施，都是一个社会的共有向往的象征和标志。

我在上文建议，为偏远地区提供铁路服务有社会意义，尽管它在经济上“低效率”。但是，当然这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造成了提供公共服务时的效率和低效率？成本显然是一个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靠印刷纸币来支付我们所要的公共服务。即使是最和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必须接受做出选择的需要。但是，在不同的互相冲突的优先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成本不光是一种，还有机会成本——我们决策错误时失去的东西。

60年代初，英国政府接受了理查德·比钦博士（Richard Beeching）所领导的委员会的建议，以节约和效率的名义关掉了全国34%的铁路系统。40年后，我们可以衡量这个灾难性的决定的真正代价：修筑公路和鼓励汽车使用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被剥夺了互相之间及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交往的千百个城镇村庄所造成的危害；好几十年后当其价值重新上升之后重建、更新或者重新开通废弃了的路段和线路所花费的巨额代价。那么，比钦博士的建议又有多大效率呢？

避免将来重犯这种错误的唯一途径，是重新考虑我们用来衡量各种成本时使用的标准：除经济外，还有社会、环境、人文、美学、文化的标准。正是在这方面，一般的公共交通尤其是铁路的案例，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经验教训。公共交通并非仅仅是另一种服务而已，铁路也不仅仅是将人们从甲地运送到乙地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它们在19世纪初的出现，和现代社会与服务国家的出现恰恰同步；它们各自的命运是互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自从火车发明以后，旅行就成了现代化的象征和符号：火车和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及飞机一起，在艺术和商业中被当成了一个社会站在最前沿的证据。不过，大部分情况下，用某种特定的交通方式当作新颖性和时代性的象征，都是很短暂的。自行车只是“时新”了一会儿，在19世纪90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摩托车对法西斯分子和“聪明的年轻人”（Bright Young Things）而言是“新奇”的（至今仍然是容易引起共鸣的“复古流行”）。汽车（像飞机一样）在爱德华时代那10年里是“新奇”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短暂地新奇了一阵子；从那以后，它们代表着很多东西：可靠、繁荣、炫耀性消费、自由，但是不是“现代化”本身。

铁路则不同。到19世纪40年代，火车已经是现代生活的象征——因而它对从特纳到莫奈的“现代主义”画家都有吸引力。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伟大的穿越全国的快车时代，火车仍旧扮演着这一角色。1900年以后，电气化列车是现代诗人和图形艺术家的偶像；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印象主义招贴上，没有比新的流线型超级客车更超现代的了。日本的新干线和法国的高速列车，就是今天的技术巫术和时速190公里的高舒适度的标志。

火车好像总是很现代的，尽管它们偶尔从视线中消失一阵；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没有高效铁路系统的国家在关键方面是“落后”的。早期主干路的加油“站”（原文如此）是今日描述或回忆时抒发怀旧感情的对象，但是，它已经系统地被功能上改进了的种类所代替，原来的形式只是在美好的记忆中留存。飞机场一般（而且烦人地）在美学和功能上部分过时后还存在着，但是，没有人希望为了飞机场本身来保留它，更不会觉得1930年或1960年修建的飞机场会有用或者有趣。

但是，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是一个半世纪以前修建的火车站，如巴黎的德欧莱雅村火车站（1852年）、伦敦的帕丁顿车站（1854年）、布达佩斯的凯莱蒂车站（1884年）、苏黎世的中央火车站（1893年），它们不仅引发感情，而且从美学上看还赏心悦目，也还能运行。最重要的一点，它们还在以当初建成时的方式运行。这当然首先证实了它们的设计和建造质量，同时也证实了它们的长远价值。它们不会“过时”。

车站不是现代生活的附属物、组成部分或其副产品。就像它们所点缀着的铁路一样，车站是现代世界本身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从米兰到孟买的伟大铁路总站突然消失，对这些城市的地形和日常生活会带来无法想象的改变。没有地铁，伦敦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居住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工党政府企图将地铁私有化这一令人羞耻的失败，能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对整个现代国家持有的态度。纽约的生命线就在它的摇摇欲坠但是无法替代的地铁系统上。

我们轻易地假设现代化的决定性特征是个人：一个无法减小的主体，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没有束缚的自我，一个没有束缚的公民。人们认为这个独立的个人优于前现代世界的依赖性的、恭恭敬敬的臣民。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个人主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行话，但不管是好是坏，它谈及的是无线时代互相连接起来的隔绝。但是，现代生活真正独特的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社会。更确切地说，公民社会，（或者像19世纪曾经有过的）小资社会。

铁路仍然是公民社会必要和自然的伴生物。它们是以个人获益为目的的集体项目。没有一致协议，就近些年来说，没有共同开支，它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们通过设计为个人和集体提供实际的好处。这是市场和全球化都无法取得的成就，除非是快乐的粗心大意。铁路并不总关心环境的——尽管就总污染成本而言，蒸汽机车比它的内燃机竞争者的危害要小一些——但从它们投入使用伊始，火车就已经而且也必须对社会做出反应。这也是它们为什么不能赚钱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放弃铁路，或者将它们交给私营部门，为了它们的缘故而回避集体责任，那么，我们将失去一个极有价值的实际资产，其替代或恢复的代价将会高昂得无法承受。如果我们抛弃火车站，就像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做的那样，破坏性地毁掉尤斯顿车站、蒙帕纳斯火车站，甚至，曼哈顿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那么，我们就是在抛弃我们对如何过一种有信心的公民生活的记忆。玛格丽特·撒切尔专门强调从不坐火车旅行，绝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看不到在火车上花费我们的公共资源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加入了封闭式小区，除了私人汽车以外，不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往返于各个社区。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了封闭式个人，不知道如何为了共同利益来共享公共空间。这一损失的意义，将会大大超过某一种交通系统在其他交通系统之中的衰落或消亡。它将意味着我们毁灭了现代生活本身。

恐惧的政治

人们所宣称的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一种嵌合体。因为，如果没有国家保障就没有自由；反过来，只有一个被自由公民控制的国家，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合理的保障。

——卡尔·波普尔

振兴国家的理由，并不单来自它作为一个集体工程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还有一个更紧迫的考虑因素。我们进入了恐惧的时代。不安全感再一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跃成分。当然有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恐惧，但是，更潜在的，是对无法控制的变化速度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在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情况下输给他人的恐惧，担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和常规失去控制的恐惧。还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担心不仅我们不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那些掌权的人也在他们无法企及的力量面前失去了控制。

我们在西方的人度过了长期的稳定阶段，沉浸在经济无限发展的幻觉之中。但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在经济上会很不安全。我们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一个时候都对我们的集体目标、环境健康或我们的人身安全更缺乏信心。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会继承什么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不再能够幻想它一定会和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样。

希望我们不再重复30年代的错误的最好理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切。不论我们对过去回顾得多么不足，我们也不可能忽视过去教给我们的所有教训。我们更可能会犯我们自己从未犯过的错误，并且带来有害的政治后果。事实上，大概是好运气，而不是明智的判断，才保护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受到后者的伤害。但是，我们如果就这样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是不明智的。

2008年，43％的美国选民支持萨拉·佩林成为为美国副总统——离世界上最有权的政治职务只有一步之遥。就像荷兰煽动家们利用本地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或者法国政治家们利用对法国“身份认同”被稀释的恐慌一样，佩林之流只会从显然无法控制的改变所引起的混乱和焦虑中获利。

熟悉减少不安全感，所以我们描述和对付我们觉得我们了解的危险时，感到更舒服一些：恐怖主义者、移民、失业或犯罪。但是，未来几十年中，不安全的真正根源是那些我们大多数人无法确定的东西：剧烈的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和环境影响；帝国的衰落及随之而来的“小战争”；面临对本地有破坏性影响的遥远动荡时的集体政治无能。这些都是沙文主义政治家最善于利用的威胁，正因为它们极易导致愤怒和羞辱。

社会的暴露程度越高，国家越弱，错误地对“市场”抱有的信心越高，政治反弹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一代人已经被培养起来信奉自由市场和小政府；这不仅是目的本身，而且还是老政权所犯所有错误的反面。虽然“偷盗资本主义”（kleptocapitalism）不费吹灰之力就接替了出了问题的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时代生存下来，很可能会对脆弱的民主机构提出艰巨的挑战。

东欧的年轻人被误导着认为经济自由和干预性国家是非此即彼地互相排斥的——这是他们和美国共和党都相信的教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附和了共产主义者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由此证明了在那些传统依旧得到很大的暗中支持的国家，回到极权主义很有诱惑性。

北美人和西欧人都天真地认为，民主、权利、自由主义和经济进步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说，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不仅建立在自由实践和民主形式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秩序和可预测性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稳定的极权政府比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要更可取。即使正义可能也不如治理能力和街头秩序那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民主，我们就会得到。但是，首要的是，我们要安全。随着全球威胁的增加，秩序的吸引力也会因此加强。

这些观念，即使是对最完善的民主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公共信任的强大机构，或者由资金完备的公共部门提供的可靠服务，平常百姓就会去寻找私营的替代品。即使是在世俗的西方，作为信仰、社区和学说的宗教也可能会经历一定程度的复兴。外来者，不管是如何界定的，都会被当作威胁、敌人和挑战。就像过去那样，稳定的许诺有和保护的舒适合并的危险。除非左派提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否则，我们看到选民回应做出这些承诺的人时就不应当吃惊了。

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我们的祖辈对付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办法。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新政”和“伟大社会”，都是对这些挑战和威胁的反应。西方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自由机构的完全崩溃、民主共识的全面解体。但是，我们所知的“二战”，或者前南斯拉夫，表明任何社会都很容易堕入那种毫无限制的暴行和暴力的霍布斯式噩梦。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必须深深理解，即使是基础最稳固的自由民主体制，也很容易动摇。坦率地说，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个未来，它将会是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民主主义。

因此，第一个任务是提醒我们记住自己20世纪的成就，以及不顾后果急于拆除它们而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听起来不像为未来计划一个伟大的激进冒险那样令人兴奋，它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就像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所说的，过去比将来的照明度要好一些：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左派有值得保存的东西。为什么不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激进主义一直都在保存有价值的过去。1647年10月，在英国内战的高潮时期的普特尼辩论中，陆军上校托马斯·雷恩斯伯勒（Thomas Rainsborough）有个著名的警告：“英国最贫穷的人也有一份生活，就像最伟大的人一样……每一个生活在政府之下的人，首先应当依据他本人的意愿，将自己置身于这个政府之下……”雷恩斯伯勒并不是指出某种梦幻般的平均主义的未来，他是在唤起人们普遍拥有的信念，即英国人的权利被盗窃了，必须重新收回。

同样的，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激进派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样一种信念的驱使：经济生活是有道德法则的，而这些道德法则受到了新世界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践踏。正是这种失落感——和它引发的革命激情——点燃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能量。左派一直是有些东西可以保存的。

我们认为我们从20世纪改革的伟大时代继承而来的机构、立法、服务和权利都是理所当然的。是时候提醒我们：这一切在迟至1929年还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们是一场规模和影响都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幸运的受益人。我们有很多值得捍卫的东西。

此外，“捍卫”的社会民主主义有一份值得尊敬的遗产。在法国，世纪之初，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号召他的同志们支持被百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推向破产的小店主和技术工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向前进入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它首先是对无助的和面临经济灭绝的威胁的人的保护。

我们一般不会把“左派”和审慎联系起来。在西方文化的政治想象中，“左派”意味着激进、毁灭和革新。但是，实际上，进步机构和审慎精神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民主左派常常是受一种失落感激励：有时候是理想化了的过去，有时候是被私利无情践踏了的精神利益。正是空谈理论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才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极其乐观地信奉着所有经济变化都是变好。

正是右派才继承了雄心勃勃的现代派冲动，以一个全球计划的名义去毁灭和创新。从伊拉克战争，到一厢情愿地解散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到长达几十年的放松金融管制，从撒切尔和里根到布什和布莱尔的政治右派，抛弃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温和主义的结合，后者曾经很好地为从迪斯雷利到希思、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纳尔逊·洛克菲勒服务过。

伯纳德·威廉姆斯曾经观察到，宽容的最好理由是“……没有宽容所表现出来的邪恶”，[1]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年轻人很难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上升到正当的叙事——如果我们没有将我们更好的本能理论化的话——那么至少让我们回忆一下因为抛弃了它们而付出的有案可查的代价。

社会民主党人的特点是谦虚——这种政治品质的优点被过高估计了。我们需要少为过去的缺点道歉，更坚定地谈论我们的成就。这些成就总是有所欠缺，我们不应为此不安。如果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有学到，至少我们应当憧憬这一点：答案越完美，其后果就越可怕。

在不理想的情况下逐步改善，应当是我们最好的希望，可能也是我们应当寻求的目标。其他人用了过去30年时间系统地瓦解和破坏它们的稳定：这应当使我们比现在更加愤怒。它应当使我们忧虑，即使仅仅是因为审慎的缘故：我们为什么这么急匆匆地拆毁我们的前人们辛辛苦苦地筑起的堤防呢？我们那么肯定再也不会有洪水了吗？

抛弃一个世纪的劳动，就是既背叛我们的前人，又背叛了我们的后代。承诺社会民主主义或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会为我们自己勾画的未来；这听起来很悦耳，但却会误导。但是，这又会回到不足信的谎言。社会民主主义不代表一个理想的未来；它甚至也不代表一个理想的过去。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选择中，它要优于任何别的选择。

[1]伯纳德·威廉姆斯，《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第134页。

结论 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生机与糟粕

乔治·奥威尔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这里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不喜欢，但是我立即认识到它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局势。

2009年10月，我在纽约讲了一次课，讨论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主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12岁的小学生提的，我觉得值得在这里记录一下，因为它涉及我想总结的一个问题。提问者直奔主题：“你好，你每天就这些问题参与对话甚至是争论，然后有人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就好像一块砖头落到了这个对话上，再也没法恢复原型了。你建议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恢复这个对话呢？”

正如我在回应中提到的，瑞典的“砖头”落下来的方式有些不同。即使是今天，提到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讨论中并不比在拉美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引起更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国式反应——而提问人，一个美国孩子，提出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论点。改变美国公共政策辩论的方向，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克服对任何有“社会主义”之嫌，或者有可能被这把刷子抹黑的一切事物的根深蒂固的怀疑。

迎接这个挑战有两个途径。一是干脆把“社会主义”搁置一边。我们可以承认这个词和思想都因为它们和20世纪独裁的关联而被污染了，然后把它排除在我们的讨论之外。这就是简单化的好处，但它会让人指责为虚伪。如果一种思想或政策听起来像社会主义，行动起来也像社会主义，那么，我们难道不应当一五一十地承认真相就是如此吗？难道我们不能希望将这个词从历史的垃圾箱里找回来吗？

我不这么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带有20世纪历史的19世纪思想。这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自由主义。但是，历史的包袱是货真价实的——苏联及其大部分从属国都自称“社会主义”，多少诡辩术（“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都不能避开这个事实。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也被它的遗产无可挽回地玷污了，不管我们从阅读马克思著作里还能够得到多少益处。在每个激进的方案前加上“社会主义”的形容词，纯粹就是招引毫无结果的争论。

但是，“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存在重要区别。社会主义是有关变革性的变化：用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所有制系统基础上的继任政权取代资本主义。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妥协：它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主义作为框架，在这个框架以内，迄今为止一直受到忽略的大部分人口的利益现在将会得到关注。

这些差异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在很多国家失败，但社会民主主义不仅在很多国家上台，而且还得到了超出其创始人最大胆的梦想之上的成功。曾经在19世纪中叶还显得理想主义的、50年后还被当作激进的挑战的，如今在许多自由国家已经成了日常政治。

因此，当“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出现在西欧、加拿大或新西兰的对话中时，砖头不会落下来。相反，对话会转向十分实际和技术性的方向：我们还能负担得起全民退休计划、失业补偿金、受挟持的艺术产业、低廉的高等教育等等吗，还是这些福利和服务昂贵得难以维持？如果是这样，怎么把它们变得能够负担得起？它们中哪一项——如果有的话——是必不可缺的？

那些更有意识形态动机的人提出的更宽泛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形式的社会福利国家是不是应当继续下去，还是它们已经超过了有用期。一个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保护和保障的体制，比一个由市场操纵、国家的作用被限制在最小的社会更“有用”吗？

回答取决于我们认为什么是“有用”：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愿意承受或者寻求什么样的体制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我希望这本书已经揭示出，我们需要重新提出“有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经济效益和生产力的问题上，忽视伦理思考和所有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的问题，我们就根本没有希望深入其中。

社会民主主义有前途吗？20世纪最后10年，人们普遍认为，上一代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开始瓦解的原因，是它不能提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愿景，更不能建立实际机构。如果世界正在变小，国家对国际经济的日常运转也变得更边缘化，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希望提供什么？

这个问题在1981年变得尖锐起来：法国最近一位社会主义总统当选，当选的承诺是他会忽视欧洲级别的规章和协议，为他的国家创立一个自治的（社会主义）未来。两年之内，弗朗西斯·密特朗就像英国工党几年后那样，逆转了方向，接受了现在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不可能有和国际协议不一致的（有关税收、再分配和公共所有权的）特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政策。

即使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机构在文化上更根深蒂固的斯堪的纳维亚，欧盟成员身份——或者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或其他国际机构——似乎也会限制本地提出的立法。简而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早期理论家们热情地将国际化勾画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也是同样一种国际化，注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副产品：一种回应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社会挑战的政治思想。不仅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而且，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激进目标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行之有效的妥协，在任何别的大陆都没有得到广泛支持。非西方世界里，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倒是不乏热情的追逐者，但是，独特的欧洲式的妥协却没有顺利出口。

除了局限于一个有特权的大陆以外，社会民主主义似乎也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我们怎么能假设这些环境会重复出现呢？如果它们不重复出现，那么，未来一代为什么一定要追随他们的祖辈而接受前几十年那种预防性的和审慎的妥协呢？

但是，当环境变化时，理论也应当随之变化。我们不久就又会听到自由市场教条的空谈家们的言论了。所谓的G20国家集团很受那些他们在审议中排斥在外的次要国家的愤恨，它想成为未来的决策中心的愿望也带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这个集团的出现，无疑证实国家回到了舞台中心。关于国家已经死亡的报告显然是极度夸大了。

如果我们还要有国家，如果国家还要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一些作用，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产就仍然有意义。过去能够教给我们一些东西。埃德蒙·伯克在怒气冲冲地批判法国革命的时候，警告过以未来的名义抛弃过去的幼稚倾向。他写道，社会“……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以及将要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人们一般将这个观察看作保守主义。但是，伯克是对的。所有的政治理论，必须从一开始就不仅要理解我们与更好的未来的关系，而且也要理解我们与过去的成就的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就和前人的成就。左派对这个要求忽视了太长时间：我们太拘泥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急于把旧世界抛在脑后，对现存的一切都进行激进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是重大变革的必要条件，但它也可能使我们误入危险的歧途。

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如那同一批浪漫主义者所知，我们植根于历史。但是，19世纪时，“历史”很舒服地端坐在急于变革的那一代人肩上。过去的机构是一种障碍。今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欠我们的后代一个比我们所继承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是，我们也对我们那些先人有所亏欠。

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更坏的选择而保留有价值的机构。它也不需要如此。我们世界的很多问题可以最好地用古典政治思想的语言来抓住：我们本能地熟知不公正、不公平、不平等和不道德——我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谈论这些问题。社会民主主义曾经阐明过这些问题，直到它也迷失了路径。

在德国，批评者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为了追求自私和偏狭的目的而抛弃了理想。整个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法说出他们代表什么。保护和捍卫地方或局部利益是不够的。这样的算计，将德国的（或荷兰的或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看作是为德国人（或荷兰人或瑞士人）的诱惑，一直是存在的：今天它好像是胜利了。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巴尔干——一个他们情愿一无所知的遥远地区——的暴行保持沉默，那些暴行的受害者并没有忘记这一点。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再次学会如何跨过国界进行思考：一个志在平等或社会公正的激进政治运动，却对更广泛的伦理挑战和人道理想充耳不闻，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乔治·奥威尔曾经观察过，“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1]今天仍是如此。正是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引起了如此多的社会病态。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会引起内部分裂，而且，迟早会引起内部斗争，其结果往往是不民主的。

从我那位12岁的对话者那里知道，小学生们又在讨论这些问题，这一点令我十分欣慰，尽管提及“社会主义”会使话题颤颤巍巍地停下。我1971年开始在大学教书时，学生们痴迷地谈论社会主义、革命、阶级冲突之类——涉及的常常是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在靠近家门口的地方，这些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的20年间，对话退回到了更关涉自我的问题：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认同政治。在政治上更富有经验的人群中，出现了对人权和复兴“公民社会”语言的兴趣。1989年以后一个短暂的时期，西方大学的年轻人受到了不仅来自东欧和中国，而且也来自拉美和南非的解放活动的吸引：从奴役、强迫、压制和暴行中得到解放，是当时的伟大主题。

然后就是90年代：失去的20年中的头10年，繁荣和无限的个人发展的幻觉，取代了所有关于政治解放、社会公正或集体行动的讨论。在英语世界，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私的非道德主义——用19世纪法国政治家基佐（Guizot）的话说，“发财！”（Enrichissez-vous）——让步给了婴儿潮一代政治家的空洞造句。在克林顿和布莱尔任内，大西洋世界踌躇满志地停滞下来。

直到80年代后期，很少能够碰到很有前途的学生表示对上商学院感兴趣。确实，商学院本身在北美之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今天，这种愿望——和机构——都很普及了。在教室里，上一代对激进政治的热情也让位给了茫然的困惑。1971年，每个人都是，或者愿意被人认为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到2000年时，只有少数本科生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更少有人明白为什么它曾经风行一时。

我很高兴地带着这个念头结束这本书：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那个自私的1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90年代的学生和后来的学生真的自私吗？所有方面都向他们保证激进的变化已经过去，他们在周围找不到可以遵循的榜样，没有可以参与的争论，没有可以追求的目标。如果你周围看见的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就是商业上的成功，那么，它就会成为除了极少数独立的年轻人以外的所有人的默认目标。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

通过写这本书，我希望给那些试图根据我们的生活方式阐明自己目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某些指导。但是，这还不够。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认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1]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纽约：Mariner Books，1980年，1938年初版，第104页。

鸣谢

由于这本书是在特殊情况下写就的，我欠下了很多人情债，我很乐意把这些债务记录下来。我以前的学生扎拉·伯德特（Zara Burdett）和凯西·塞尔温（Casey Selwyn）孜孜不倦地担任着研究助手和誊写员，几个月来一直忠实地记录着我的思路、笔记和资料。克莱门斯·伯罗克（Clémence Boulouque）帮助我搜集和融汇媒体中的新材料，毫不厌倦地回答我的询问和要求。她也是一名出色的编辑。

但我欠债最多的是尤金·拉辛（Eugene Rusyn）。他在不到八个星期里录入了全书手稿，每天几个小时地逐字记录下我快速的、时常无法辨别的口述，有时候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负责找到了很多偏涩的引文的出处，但最重要的是，他和我在编辑文稿上密切合作，比如说风格和前后一致方面。事实很简单，没有他，我就不可能写成这本书；因为他的贡献，这本书才更好。

我也感激雷马克研究所的朋友和工作人员：凯瑟琳·弗莱明教授（Catherine Fleming）、詹妮弗·任（Jennifer Ren）和玛雅·杰克斯（Maya Jex）毫无怨言地适应了因为我健康恶化而带来的变动。没有他们的合作，我不可能有时间和资源来专注于这本书。感谢我在纽约大学行政部门的同事们——首先是校长（前院长）理查德·福利（Richard Foley）和行政院长乔·朱利安诺（Joe Juliano）——我得到了任何人能够希望得到的所有支持和鼓励。

我再一次对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充满感激。就是他建议我将2009年秋天在纽约大学就社会民主主义所作的讲演首先转录出来（感谢《纽约评论》的工作人员），并在他们的版面上发表出来：这样又引出了一些事先不曾预料的将它扩充成一本小书的种种要求。怀利代理处的萨拉·查尔方特（Sarah Chalfant）和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大力支持这个提议，纽约和伦敦的企鹅出版社也好心地欢迎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对结果感到满意。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从陌生人的好意中获益匪浅，这些陌生人在几十年间，就这些论题对我的写作提出了建议和批评。我不能一一当面感谢每一个人，但我希望，尽管这本书缺点在所难免，而著作本身还是能够成为一种感激的象征。

但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家人。过去一年来我给他们增加的负担，在我看来是无法承受的，但是，他们那样举重若轻，使我能够抛开顾虑，在过去这几个月里基本上完全致力于思考和写作。唯我主义是职业作家特有的缺点。但是，在我这里，我更意识到了这个自我放纵：我的妻子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一边照顾我，一边在完成她关于古典芭蕾史的书稿。我的写作从她的爱和慷慨中获益匪浅，现在如此，过去许多年中也是如此。她自己的书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出版，这归功于她非凡的品性。

我的孩子丹尼尔和尼古拉斯过着青少年的繁忙生活，但是，他们腾出时间和我讨论本书篇章中的很多主题。确实，正是我们在餐桌上的对话，使我第一次完全了解到今天的年轻人多么关注我们留给他们的世界——而我们又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办法来改进这个世界。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2010年2月

纽约

人名中英对照

Aden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

Aubry, Martine　玛蒂娜·奥布里

Baader-Meinhoff　巴德尔-迈因霍夫

Beeching, Richard　理查德·比钦

Bell, Daniel　丹尼尔·贝尔

Berlin, Isaiah　以赛亚·伯林

Berth, Edouard　爱德华·伯思

Betjeman, John　约翰·贝奇曼

Beveridge, William　威廉·贝弗里奇

Blum, Léon　莱昂·勃鲁姆

Boulouque, Clémence　克莱门斯·伯罗克

Brandt, Willy　维利·勃兰特

Burdett, Zara　扎拉·伯德特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

Butler, R.A.　R·A·巴特勒

Camus　加缪

Chalfant, Sarah　萨拉·查尔方特

Chamberlain, Joseph　约瑟夫·张伯伦

Claypole, Noah　诺亚·克莱波尔

Coolidge, 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

Crosland, Anthony　安东尼·克罗斯兰

Czyzewski, Krzysztof　克日什托夫·齐泽夫斯基

Dahrendorf, Ralf　拉尔夫·达伦道夫

Deák, István　伊什特万·迪克

Donne, John　约翰·多恩

Drucker, Peter　彼得·德鲁克

Dunn, John　约翰·邓恩

Durbin, Evan　埃文·德宾

Einaudi, Luigi　路易吉·埃诺迪

Fleming, Catherine　凯瑟琳·弗莱明

Florio, Massimo　马西莫·弗洛里奥

Foley, Richard　理查德·福利

Frankfurter, Felix　菲利克斯·法兰克福

Friedman, Milton　米尔顿·弗里德曼

Gaitskell, Hugh　休·盖茨克尔

George, David Lloyd　戴维·劳合·乔治

Gilbert, Neil　尼尔·吉尔伯特

Gidcard d'Estaing, Valery　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Giuseppe di Lampedusa　朱塞佩·迪·兰佩杜萨

Gladstone　格莱斯顿

Goldsmith, Oliver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

Goldwater, Barry　巴里·戈德华特

Gross, Jan　扬·格罗斯

Guizot　基佐

Hacohen, Malachi　玛拉基·哈柯亨

Harris, Jose　何塞·哈里斯

Hayek,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Heath, Edward　爱德华·希思

Hirschman, Albert　阿尔伯特·赫希曼

Homans, Jennifer　詹妮弗·霍曼斯

Hook, Sidney　悉尼·胡克

Jackson, Tim　蒂姆·杰克森

Jacobs, Jane　简·雅各布斯

Jaurès, Jean　让·饶勒斯

Jex, Maya　玛雅·杰克斯

Juliano, Joe　乔·朱利安诺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Kieslowski, Krzysztof　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

Klaus, Vaclav　瓦茨拉夫·克劳斯

Kolakowski, Leszek　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

Denis Lacorne　丹尼斯·拉孔

Le Corbusier　勒·柯布西耶

Leighninger, Robert　罗伯特·李宁格

Lord Reith　里斯勋爵

Macmillan, Harold　哈罗德·麦克米伦

Mannheim, Karl　卡尔·曼海姆

Mandeville, Bernard　伯纳德·曼德维尔

Malraux, André　安德烈·马尔罗

Malthus, Thomas　托马斯·马尔萨斯

The Marquis de Condorcet　孔多塞侯爵

Marshall, George　乔治·马歇尔

Melchior　梅尔基奥尔

Merkel, Angela　安杰拉·默克尔

Michnik, Adam　亚当·米奇尼克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vonMises, Ludwig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Monnet, Jean　让·莫内

Moyers, Scott　斯科特·莫耶斯

Mumford, Louis　路易斯·芒福德

Myrdal, Gunnar　冈纳·缪尔达尔

Oakeshott, Michael　迈克尔·欧克肖特

Offer, Avner　阿夫纳·奥弗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Paglia, Camille　卡米尔·帕格利亚

Patočka, Jan　雅恩·帕托什卡

Pickett, Kate　凯特·皮克特

Pinochet　皮诺切特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尔

Proust, Marcel　马赛尔·普鲁斯特

Rainsborough, Thomas　托马斯·雷恩斯伯勒

Rasmussen, Anders Fogh　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

Reith　里斯

Ren, Jennifer　詹妮弗·任

Renault, Captain　雷诺上尉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

Royal, Segolene　塞格林·罗亚尔

Rothschild, Emma　艾玛·罗斯柴尔德

Rusyn, Eugene　尤金·拉辛

Sarkozy　萨科齐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熊彼特

Scott, James　詹姆斯·斯科特

Selwyn, Casey　凯西·塞尔温

Silvers, Robert　罗伯特·西尔弗斯

Sinclair, Upton　厄普顿·辛克莱

Skidelsky, Robert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Strauss-Kahn, Dominique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Tawney, Richard　理查德·托尼

Thompson E.P.　E·P·汤普森

Titmuss, Richard　理查德·蒂特马斯

Tocqueville, Alexisde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Tugwell, Rexford　雷克斯福德·塔韦尔

Twist, Oliver　奥利弗·退斯特

Van Rompuy, Herman　赫尔曼·范龙佩

Webb,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韦布

Webb, Sidney　西德尼·韦布

Werner Sombart　维尔纳·桑巴特

Wilkinson, Richard　理查德·威尔金森

Williams, Bernard　伯纳德·威廉姆斯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

《1871—1914普罗旺斯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并非完美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论欧洲》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记忆小屋》

《沉疴遍地》

《思虑20世纪》

《1939—1948地中海欧洲抵抗运动与革命》

（主编）

《欧洲的惩罚政治》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编）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认同的政治学》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赞成我还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考纳合编）

沉疴遍地

[美]托尼·朱特　著

杜先菊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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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2年3月第1版

字 数：12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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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133-0287-6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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