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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沉冤录

作者：张程

责任编辑：王振华

特约编辑：赵丽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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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合州命案：冤案的产生与平反

第一回 官员破案压力山大

第二回 向氏喊冤

第三回 黄宗汉翻案

第二案 总督自戕案：高官如何申冤？

第一回 督抚不和

第二回 总督自尽

第三回 高官申冤难

第三案 霍邱失踪案：假案与哀矜之心

第一回 如此“完美”结案

第二回 “被害人”归来

第四案 李毓昌案：查赈官员之死

第一回 查赈官命丧山阳县

第二回 自杀还是他杀？

第三回 知县被查起杀心

第四回 吏治腐败是真凶

第五案 梁宽杀妻案：如此『依法办案』！

第一回 无谎不成状

第二回 一切为了口供

第三回 官凶交易

第四回 如此“依法办案”

第六案 三牌楼案：『一案两说』疑云

第一回 迅速结案

第二回 真凶现身

第三回 错案重审

第四回 冤案如此造

第七案 云南报销案：晚清如何报销费用？

第一回 八万两银子的“通过”

第二回 军机大臣躺枪

第三回 扳倒王文韶

第四回 晚清党派之争

第八案 苏报案：皇帝与草民对簿公堂

第一回 《苏报》激进化

第二回 宽容还是镇压？

第三回 强硬的租界

第四回 法庭交锋

第五回 僵持不下

第一案　合州命案：冤案的产生与平反

清朝咸丰年间，川东重庆合州发生一起无头命案。这件普通的基层命案能够折射出清朝冤案产生和平反的诸多关键词：破案压力、刑讯逼供、越级上诉、微服私访，当然还少不了强有力的权力干预。

第一回　官员破案压力山大

清朝咸丰年间，四川重庆府合州县的七涧桥住着一户姓鞠的人家，父亲、母亲和年轻的儿子、儿媳四人住在一起。一天夜里，母亲向氏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床上，她爬起来一看，房门和大门都大开着。向氏赶紧招呼儿子，让他出去看看。儿子很快起来，冲出了房门。向氏在屋里等了好久都没见儿子回来。这时候，儿媳也醒了。婆媳两个人很害怕，不敢呼救，也不敢出去查看究竟，就躲在屋里战战兢兢地熬过一夜，等到天亮了才敢出去查看情况。这一看，向氏和儿媳二人大惊失色。她们发现鞠家父子倒在了门外数十步远的路旁，身上有刀伤，地上都是鲜血，明显是被人杀死的。一桩残忍的谋杀案就这么发生了。

案子很快就报到了合州衙门。知州荣雨田按照办案程序，带着书吏、差役、仵作赶到现场，验尸查看。了解情况后，他心里不断地叫苦：这分明就是一桩“无头案”，无目击证人，无现场证物，无破案线索，“三无”。荣雨田找不到头绪，过了好多天都没有发现线索，更不用说抓到凶手了。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荣雨田的压力。但是，当我们了解了清朝对人命案的重视程度，就能理解荣雨田为何压力山大了。

清朝以农业为主，社会流动性差，人们生活比较简单，很少发生人命大案。一下子就闹出两条人命，更是耸人听闻。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和教化的社会，大家都认为社会应该一团和气，人际交往应该以德服人。官府和官员的一项主要工作，或者说一个主要责任，就是教化百姓，引导他们过上理想的忠君孝亲、和睦团结的生活。在理想状态下，人们是不会相互残杀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恶性刑事案件的。如果出现了杀人、放火、强盗等恶性案件，就表明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大家背弃了圣贤的教诲，更是表明官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官员严重失职。因此，合州杀人案的发生，无异于在平静的川东投入了一块巨石。大家炸开了锅，重庆府隔三岔五就严令合州快速破案。

事实上，清朝对恶性刑事案件的破案要求非常严格。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命案和盗窃案发生后，案发地官府都要“立限速结”，也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审理完毕。一般说来，人命案要在六个月内审结，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案情，抓住犯人，审讯完毕，将其押解到府里，这是案子的初审程序。府里要一个月内完成案件的核查，并把案卷和犯人押解到省城，这就是复审程序。省里接到材料和人犯后，按察司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核查，报告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又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案子的审查，然后上报朝廷，等待皇帝的圣裁。整个过程只有六个月的期限。

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人命案，六个月的期限就被缩短为四个月。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必须在两个月内破案，然后逐级上报。同时，各个上级的办事期限也缩短为二十天。

应该说，这样的时间要求非常苛刻。不能按时破案的官员要被治罪，处分极严。不能在限期内破案的官员要受到参奏弹劾。一直不能破案的官员，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接受一次参奏弹劾。前三次，官员要受到扣发俸禄、降级留任等处分。如果第四次被参奏弹劾，官员就要降一级调用。而且，如果辖区内有杀人案久悬不破，官员不能退休，不能升职，不能调职。只有杀人案了结了，官员才能继续在仕途上升迁调转。所以，府县的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辖区内出现恶性刑事案件。

如果每个基层官员都是狄仁杰或者福尔摩斯，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侦破一切恶性刑事案件。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员大多数是读书人出身，他们不是狄仁杰，也不是福尔摩斯，不可能每个案子都明察秋毫、办案如神。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省里不断催促府里，府里不断催促州县，一级一级把压力往下推。最基层的知县、知州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合州知州荣雨田就是众多可怜的基层官员中的一个，自己的辖区发生了恶性杀人案，上级衙门和重庆知府多次催逼，态度越来越严厉，话说得越来越难听。而另一边，苦主向氏隔三岔五到知州衙门哭诉，催促破案。自己的乌纱帽眼看就要不保了，而且还两头受气，荣雨田精神高度紧张。

面对鞠家命案这样的“三无”案件，荣雨田毫无头绪，他能做的就是每天召集幕僚，商量对策。幕僚们对这桩无头案也束手无策。荣雨田很生气：你们都是我自掏腰包聘请的，都拿了我的钱财，我的乌纱帽没了，你们的饭碗也就砸了，所以，你们给我想办法，给我把这个案子破了。

但是，幕僚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刑名师爷，也就是专门帮助荣雨田处理司法事务的师爷，说：“衙门里的刑吏陈老伦，人脉广，手腕高，在合州很有办法，大人不妨托他试试。”荣雨田听了大喜，赶紧派人叫来了陈老伦。

陈老伦是何许人也？陈老伦是合州本地人，在合州衙门里协助办理司法事务。为什么知州大人和饱读诗书、经验丰富的幕僚们都束手无策的案件，陈老伦会有办法呢？他们为什么要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到一个小小的书吏身上呢？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清代书吏的情况。

清朝曾经被形容为“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胥吏就是书吏，也就是官府衙门里具体办事的小吏。书吏不是官员，而是从本地居民中挑选出的办事人员，负责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对民俗民风、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同时，他们也熟悉官府的游戏规则，清楚衙门里的弯弯绕绕，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的来龙去脉都弄得清清楚楚的。相反，官员们在政策把握，运用条文和日常公文方面，都没有书吏精通。书吏和衙役中的很多人从小就吃衙门饭，办事老到、稳重，经验丰富。官员要在当地开展工作，还真离不开他们。

从源头上来说，书吏和衙役是官府从老百姓当中征发的服役人员，被征发的人有义务替官府衙门干活。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家庭垄断了书吏和差役的职位，父子相传，以当差为生了。书吏和衙役成了一种职业，不用再从老百姓中挑选。官员任职有回避制度，不能在本乡、本土为官，书吏和衙役则不需要回避，家里几代人可以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当差，最后就成了衙门里的地头蛇，可谓“铁打的差人，流水的长官”。

因为老百姓服役当差是义务，所以基本上没有报酬。书吏每年还可以领取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补贴，衙役则没有任何补贴。但是，书吏和衙役又把持着基层实权，有大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把经办的政务当作生意。比如，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这些费用是怎么回事呢？原告被告打官司的时候，衙役们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出去调查取证，所以需要当事人承担鞋袜、酒水和吃饭的费用，这就是“鞋袜费”“酒饭钱”。“车船费”是衙役们乘车坐船等交通费用。而“招结费”中的“结”是印结的意思，是古代人承诺、确认和说明情况的字据。衙役调查取证后，如果当事人不给“招结费”，就休想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字据。“解锁费”就是当事人为了解除枷锁，给衙役们的贿赂。“带堂费”顾名思义就是衙役带你上堂，你要给他钱，不然他不带你上堂，让你根本见不到官吏，到时候，当事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在露天里接受风吹日晒。

衙役直接接触当事人，书吏则坐在屋子里处理公文，协助办理政务，权力就更多了。书吏向当事人索要的费用有：“纸笔费”（当事人要承担书吏笔墨纸张的费用）、“挂号费”（为了让自己的诉状或者要办理的事情在衙门里挂上号，留下记录，当事人要给经办的书吏送钱）、“传呈费”（当事人向官员递交呈文，书吏传递呈文，当事人要支付传呈费）、“买批费”（就是当事人购买官员批示批文的费用）、“出票费”（这里的票是传票。衙门通知有关人员到庭问话，需要书吏发出传票。这个环节，当事人也要付费）、“到案费”（相关人员来到了衙门，需要书吏登记。书吏会向双方当事人收费）、“铺堂费”“踏勘费”（这两个都是书吏跟随官员办理相关事务，向当事人勒索的费用）。案件侦破了或者政务办完了，书吏还要向当事人收“结案费”。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能让一个普通人家破产。如果你到了衙门后，发现费用太高了，打退堂鼓自己撤诉了，或者原来想办的事情不办了，对不起，你要向书吏交一笔“和息费”，不然不能走。

其实，上面说的这些名目繁多的费用，老百姓都不应该支付，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衙役和书吏的分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当事人根本就不需要付费。但是，书吏和衙役却利用每个细微的环节，索要贿赂，敲诈勒索。不给，他们就在技术层面给当事人穿小鞋，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坏当事人的事。总之，书吏和衙役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他们既是老百姓，又有官府背景，既熟悉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又熟悉纸面背后的游戏规则。他们的负能量不可小觑。

如果问题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官员是不会屈尊依靠书吏和衙役的。但是真遇到了难题，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不了，官员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这些衙门里的当地人身上。合州知州荣雨田就在巨大压力面前，把陈老伦当作了救命稻草。

荣雨田向陈老伦许诺，如果能破了鞠家命案，就赏给他五百两银子，还会提拔他。陈老伦一口应承下来，但提了一个要求，他说鞠家命案复杂，请知州大人宽限一些时间。荣雨田答应了，并预支了一笔赏金给他。

陈老伦接受了任务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派了一个媒婆到鞠家，和向氏套近乎。媒婆关切地询问了鞠家命案的基本情况，对向氏说：“你家遭此惨祸，真可怜。我看你家挺贫困的，今后你怎么生活啊？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找衙门办事，到处都要花钱，案子拖得越久，要花的钱就越多，你拿什么钱到衙门办案？何况你们俩还要吃饭过日子呀。”

媒婆的几句话道出了向氏内心深处的担忧。向氏皱起了眉头，说：“是啊，我们娘儿俩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媒婆这时候马上关心起向氏来，说：“不如你把你的儿媳改嫁了，既可以省一份生活费，又可以得到聘金。”明清时代的女子改嫁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寡妇的夫家主动提出让寡居的儿媳改嫁，她就能顺利改嫁。

向氏听信了媒婆的话，托她物色人选，想把刚刚守寡的儿媳改嫁了。媒婆推荐了陈老伦。向氏听了媒婆的介绍后，对陈老伦很满意，一是陈老伦在合州衙门里办事，有身份，有地位。向氏觉得能够攀上衙门里的人，很荣幸。二是听说陈老伦很有手段，很会办事，收入也很高。把儿媳嫁过去后，不仅儿媳的日子会过得不错，而且陈老伦还能接济帮助自己，那多好啊。所以，向氏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将儿媳嫁入了陈家。

陈老伦娶到新夫人后，对她很好。家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托付给她。陈夫人在鞠家哪有在陈家过得这么安逸富足，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如今的生活，忘记了前夫。她很庆幸自己过上了好日子。

可美中不足的是，陈老伦工作很忙。结婚后，陈老伦回家越来越晚，而且常常下班回来面带忧色。陈夫人就问丈夫怎么了。陈老伦一开始不想说，陈夫人问了几次后，陈老伦就说：“夫人不要问了，衙门里的难题我来解决。”陈夫人怎么可能不管，她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遇到了难题，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陈老伦这才说，知州大人把侦破鞠家命案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自己没有头绪，向氏又天天到衙门里催问。陈老伦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夫人，你能不能去做做你原来婆婆向氏的工作，劝她别再上衙门催问了。”陈夫人面露难色，说向氏的丈夫、儿子都死得很惨，她怎么会善罢甘休呢。陈老伦也就不再说了，沉默了起来。

又过了一天，陈老伦脸色惨白、脚步沉重地回到家。一进家门，他话也不说，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陈夫人害怕了，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一连问了好几遍，陈老伦才缓过神来，说：“鞠家的命案要了我的命。”陈夫人一下子就懵了，问：“怎么了？”陈老伦说：“知州大人限我一个月内破案，不然就要杀我顶罪。我危在旦夕了。”陈夫人已经完全适应了陈家安逸的生活，满心希望平平安安、锦衣玉食地过一辈子。突然听说丈夫要死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完了，陈夫人焦急万分，忙问有什么办法。陈老伦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我不能说。夫人，我更不能对你说。”

陈夫人的胃口一下子被吊起来了，一定要他说。陈老伦说：“鞠家的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你公公是被你婆婆和她的奸夫谋杀的，你不知道吗？”陈夫人连忙摇头说：“婆婆她不是这样的人。”陈老伦继续说：“你婆婆和人通奸，怎么会告诉你呢？何况，我连和她通奸、一道密谋杀人的奸夫都抓到了。”陈夫人想想，丈夫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沉默不语。

陈老伦接着说：“夫人啊，只要你上堂指证向氏的奸情，我就能活下来，和你白头偕老，恩爱一生。其他事情与你无关，我会处理好的。”陈夫人贪图安乐，一口答应了下来。陈老伦马上向荣雨田报告，说向氏通奸谋杀亲夫。

荣雨田接到报告后大喜过望。那么，他会怎么审理这桩命案呢？向氏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第二回　向氏喊冤

重庆府合州县发生了一桩无头命案，鞠家父子被人杀害。案子毫无头绪，合州知州荣雨田等人束手无策，最后寄希望于当地的一个“能人”——书吏陈老伦。陈老伦娶了鞠家守寡的儿媳为妻，说服她告发原来的婆婆向氏与人通奸，与奸夫合谋杀害了鞠家父子。这是真相吗？衙门又会怎样审理这桩人命大案呢？

说起来也巧了，就在陈老伦向知州荣雨田报告案子告破的第二天，苦主向氏又到合州衙门催促官府缉拿凶手。这一回，荣雨田主动接见了向氏，不等她说话就拍案大叫：“大胆恶妇，案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你和奸夫联手杀死了丈夫、儿子，竟还敢来告官，岂不是自投罗网！”

向氏听了，太吃惊了，简直是五雷轰顶。她高喊：“冤枉啊！”荣雨田高声喝断她：“奸夫都抓住了，你还敢狡辩！把奸夫带上来。”果然，差役拉出一个壮年男子来，和向氏对质。那男子把自己怎么认识向氏，怎么和她通奸，怎么和她密谋，怎么谋杀鞠家父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向氏惊得目瞪口呆，稍微回过神来后连忙否认。荣雨田高声说：“传证人！”

这一回，向氏更惊讶了，完全惊呆了。因为荣雨田传上来的证人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儿媳，现在的陈夫人。陈夫人上堂后，荣雨田问她，向氏平日有无与人通奸。陈夫人按照陈老伦的教唆，指证向氏和堂上的壮汉有奸情。儿媳的指证把向氏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呆在了那里。荣雨田兴冲冲地问：“大胆刁妇，你还不认罪吗？！”向氏这才清醒过来，坚决否认：“民妇没有与他人通奸，更没有谋杀亲夫和儿子！冤枉啊！”荣雨田大喝：“你还嘴硬！来人，用刑！”差役们凶神恶煞般地扑了上来，摆出了各种刑具。面对两个证人和刑具的威胁，向氏哭着“认罪”，承认自己与壮汉通奸，制造了鞠家血案。

荣雨田更加高兴了，一桩人命大案终于可以结案了，自己身上山一样大的压力终于可以卸下来了！太好了！

向氏通奸杀人，在动机上、情理上，都说得过去，人证也齐全了，向氏自己也认罪了。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案子是可以结案了。但是，向氏杀人，使用的是什么凶器？杀人证物在什么地方？向氏及其奸夫是怎么杀的鞠家父子？杀人现场能够还原吗？也就是说，这桩案子只有两个所谓的证人和口供，没有证物。单凭两份口供，怎么就能判定向氏杀害丈夫和亲生儿子呢？

可是，荣雨田和幕僚们一致认为，案子审到这一步，完全可以结案了。这里就体现了古今司法审判的内在差异。现在我们抓到一个嫌疑人，要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这个嫌疑人真的有罪。这个过程的潜在逻辑是任何人都是无罪的。但是，我们古代奉行的侦破逻辑是“有罪推定”，即抓住了一个嫌疑人，就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她）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人证、物证等其他形式的证据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和嫌疑人的口供相比，作用要小得多，只能算是参考因素而已。因此，过去官吏们在破案过程中，会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认罪。在这样的背景下，诱供、逼供，甚至严刑拷打，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荣雨田及其幕僚们是否相信向氏通奸杀人是一回事，在整个政治制度巨大的破案压力下，在有罪推定的逻辑背景下，荣雨田能不能找到最重要的嫌疑人口供，是另外一回事。显然，荣雨田更在意后者。现在，向氏主动认罪了。荣雨田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结案了。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荣雨田把鞠家命案的结案卷宗上报到了重庆府，开始走程序。如果各级上司都认可了荣雨田的初审结果，向氏就要被开刀问斩了。就在案卷还在漫长的官僚体制中走程序的时候，案情早已经在合州民间传得沸沸扬扬，并流传到重庆周边等地。百姓们普遍认为向氏是冤枉的。那么，向氏到底是不是真凶？她有没有可能翻案，又该怎么翻案呢？

谈到冤案的平反，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清朝司法审判的大致程序。清朝的刑事案件发生后，首先由发生地的州县衙门接纳审理，州县的审判就是初审。州县的审判权限很小，只有笞刑和杖刑的行刑权，徒刑以上都要上报；州县的责任却很大，必须完成案子的侦破和审理等工作，并做出量刑。初审后的案子，由州县上报府、道。府、道复核后再上报省级衙门，这就是复审程序。复审后的案子到了省里后，首先由按察使进行审核，没有问题后再上报总督、巡抚。一般的案子经过总督、巡抚核查无误后，就可以定案了，就算是完成了终审。但是流刑、死刑及以上的量刑权在朝廷，类似的案子必须上报朝廷终审。其中死刑及以上的案子必须由刑部或者三法司全面审核，确定无误后报告内阁，最后由皇帝裁决，恶性案子这才算终审完成。整个司法程序复杂，审判层级繁多，形式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慎刑”的原则。慎刑，也就是说司法审判要谨慎，要小心。人的生死可不是儿戏。

因此，古代司法制度在形式上也给当事人提供了详尽的申诉空间，每一个审级都允许当事人上诉，只要终审没有完成都允许翻案。当事人如果觉得下级衙门不公正，可以到上级官府申诉。县里不行，可以到府里告状，府里不行，可以到省里告状。如果觉得省里也不行，当事人还可以到北京上访，向刑部或都察院投递诉状，专业名词叫作“京控”。如果这些渠道都行不通，当事人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告御状。清朝的通政司，专门负责政令上传，其中有一个部门叫“登闻鼓厅”，里面有一面大鼓，允许任何人敲鼓鸣冤。一旦敲鼓成功，也就意味着敲鼓的人得到了一次向皇帝陈诉的机会。告御状的极端形式是直接拦圣驾。在皇帝出巡的时候，当事人可以拦住皇帝的车驾队伍，直接陈诉意见。

要特别说明的是，刚才说的所有申诉、上访和翻案的程序，都是理论设计，是一种理想中的可能性，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要想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翻案，非常困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上级部门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下级的案卷进行全面核查，更不可能重新审核。上级部门往往以下级衙门的审判为基础，进行追认。越往上，这种“下行上效”的情况就越普遍。府里认可县里的审判，省里认可府里的审判，刑部认可省里的审判，最多就改正一下下级部门案卷里的错别字和格式错误，或者加一两句可有可无的官话、套话。在这种情况下，县里的审判就成了所有环节的基础。所有的压力都加在了基层官员身上。而基层官员却在官员体系和规章制度中最没有发言权，他们压力最大，责任最大。为了完成任务，州县官员常常不得不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中国古代冤假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一个案子在政府体系中走的程序越多，被牵涉进来的官吏就越多。所有对案子签字确认的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旦这个案子被证明是冤假错案，被翻过来，相关官吏都要受到处分。而官员和官员之间，官府和官府之间，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在翻案问题上，官吏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案子一旦经手，就不能翻案。如果翻案，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翻案的时候，申诉者不仅要证明案子本身是一个冤案，还要面对整个司法体系的阻挠、反对。所有经手的部门和官吏，还有和他们有各种关系的官员们，会堵上每一条申诉途径，极力掩盖案情的真相。

具体到合州鞠家的命案，向氏的弟弟在姐姐被判通奸杀人后，马上开始上诉，到合州、重庆为姐姐喊冤。应该说，向氏谋杀亲夫和儿子的案子疑点很多，但是上诉一次就被驳回一次。合州、重庆府、川东道等官员，都被一张无形的网笼罩了起来，大家一心要置向氏于死地，尽快了结这一命案。案子很快上传到四川省，就等省里审核后上报朝廷确认了。这么看来，向氏是凶多吉少了。

但是，向氏的娘家人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商量后，觉得还是要向上申诉。他们也觉得正常的申诉不太管用，得另想办法。向家人想到的办法就是让向氏的侄女当抱告，替姑姑申诉。那么，抱告又是什么制度呢？

抱告是在明清时期比较成熟的诉讼代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当事人可以委托家人或者亲戚代表自己发起诉讼。

清代对抱告制度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可以由他人抱告。《大清律例》规定年纪特别大的人或者得了重病的人，没有能力到衙门打官司，可以由他人抱告。但是，揭发谋反、叛逆行为以及控告子孙不孝的，必须原告亲自到场，不接受他人抱告。

第二类情况是，有些人虽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是不方便出面诉讼，可以由他人抱告。这类人有哪些呢？主要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和政府公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比如在职的和卸任的官员、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衙门里当差的书吏、差役，等等。这些人如果直接发起诉讼，很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所以不能直接出面打官司。你想想，如果是在任的浙江布政使，或者退了休的刑部尚书，跑到杭州府仁和县的县衙里打官司，你让仁和知县怎么“秉公处理”？有功名的读书人，拥有很高的司法豁免权，遇官不拜，不能对他们动刑，所以秀才、举人也不能直接打官司。这第一种人，法律规定，遇到牵涉自己的案件，必须找人抱告。

第二种要找抱告的人是声望特别高的人，比如大文豪、大画家、一代高僧或者大家族的白发族长，他们也不方便跑到衙门里，跪在地上喊冤。因此，他们也可以找人抱告。比如，灵隐寺的得道高僧，佛光普照，走到杭州的县衙门里，控告谁谁谁砍伐灵隐寺的树木，这合适吗？所以，得道高僧一般由徒弟出面抱告。在明清社会，女子抛头露面，被看作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尤其是读书人家的女性或者大家闺秀。所以，很多时候涉及女性的诉讼行为，都是由她们的父亲、丈夫或者儿子出面代理。官府也认可这么做。这第二种人，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必须找人抱告，更多的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被关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他们觉得自己冤枉，可是又不能跑到监狱外面去上诉，所以必须让他人抱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向氏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第三种要找抱告的人，是迫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

对于替其他人抱告的人，《大清律例》规定“诬告者，罪坐代告之人”。也就是说如果最后证明是诬告，替人抱告的人要承受所有惩罚。法律这么规定，更多的是为了限制不负责任的抱告行为，防止诬告、乱告。实际上，官府往往会把出面抱告的人当成直接原告来对待，该呵斥的呵斥，该用刑的用刑，一点儿都不区别对待。所以，出面替人抱告，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特别是替关押在监狱里的嫌疑人上诉抱告，更是需要勇气。但是向氏的侄女知道了大人们的决定后，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勇敢地前往省城成都为姑姑喊冤。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去按察司喊冤，如果不行，直接去四川总督衙门。但是，向家人觉得正常的做法现在显然行不通了。如果行得通，一桩明显的冤案就不会闹到省会来了。向家人决定直接去拦时任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

一天，黄宗汉外出，突然有一个小姑娘从路边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举着状纸大叫：“冤枉啊，冤枉！”

之前我们说过，拦轿喊冤是老百姓的合法权利。老百姓去拦皇帝喊冤都是合法的。但那是理论，现实是官府和官吏们非常讨厌老百姓拦轿喊冤。明朝和清朝的法律制度表面上支持老百姓拦轿喊冤，同时又在细节上做了种种限制。比如规定拦轿喊冤必须是迫于无奈，所有的正常程序都走不通了，才能出此下策。否则就算是“越级上诉”，是有罪的。《大明律·刑律·诉讼》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称诉者，笞五十，止免罪。”《大清律例·刑律·诉讼》也有类似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笞五十，就是打五十大板。只有“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也就是说，正常的司法程序走不通，应该负责的官员不负责，或者出现冤假错案的情况下，当事人才能上访。凡是违反正常司法程序的行为都是犯罪。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老百姓拦轿喊冤，把审判责任推给下级官府。中高级官员普遍反感老百姓拦轿喊冤，有人喊冤，就意味着有麻烦上门了，处理不好，自己有可能会掉乌纱帽。即便喊冤的当事人有天大的冤屈，最后得到了平反，也会因为上诉的行为过激，触犯“冲突仪仗”的罪名。冲突仪仗，本来的意思是冲进了皇帝的仪仗队伍，打断了御驾正常的行进，不管你是真冤枉还是假冤枉，都要“杖一百，发近边充军”。

实际上，老百姓很少能够成功拦皇帝的圣驾喊冤。老百姓一靠近皇帝的车驾，就会被御林军架起来抬走，根本来不及喊叫；极少数来得及喊叫的人，也会被御林军当作疯子赶走，不走的就被关进监狱治罪。后来，中高级官员也往往比附“冲突仪仗”的罪名，对拦轿喊冤的老百姓也做类似的处理。他们压根儿就不欢迎拦轿喊冤。

至于官员身边的衙役和兵丁们，他们也不欢迎拦轿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下级官府为了确保没有人上访反映自己的问题，早就贿赂了上司身边的人。总督、巡抚等地方大人物身边的差役、卫兵，早就接受了地方州县的好处，凡是遇到喊冤的，不等对方喊几声就用鞭子赶走。州县官员通过贿赂、买通总督身边的人，堵死了老百姓拦舆喊冤的法定权利。高官身边的人则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双方实现了“共赢”，输的只有老百姓。

向氏的侄女刚喊了两声“冤枉”，就有总督卫队的兵丁挥舞皮鞭抽打她，要把她赶走。但是小姑娘坚强地跪在地上，倔强地继续大喊冤枉。卫队兵丁冲过来好几个人，不断鞭打她，希望能把她吓走、打走。

那么，向氏的侄女能成功拦下总督大人，陈诉冤情吗？向氏有可能成功翻案吗？

第三回　黄宗汉翻案

合州鞠家命案，向氏被知州判定通奸杀人。案子通过正常程序被一级级审核确认，向氏家人想到了由向氏的侄女直接拦下四川总督黄宗汉的轿子，拦轿喊冤。但是，明清两代虽然规定拦轿喊冤，甚至是拦下皇帝喊冤都是合法的，却在实践中设置了许多细节限制，本质上是厌恶老百姓拦轿喊冤的。向氏的侄女刚喊了两声冤，就遭到总督卫队兵丁的鞭打。这些士兵粗暴地想赶跑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姑娘。

也许是兵丁们鞭打的声响太大了，惊动了后面轿子里的黄宗汉总督。

黄宗汉，福建泉州人，进士出身，当时年近六旬，历任京官和地方职务，经验丰富，宦海沉浮，颇为不顺。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与官场格格不入的品质：刚正不阿，强硬，有原则。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沦陷，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黄宗汉临危受命，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他在任期间，组织义勇队，操练士兵，对英法联军非常强硬，结果被主张妥协的朝廷免去官职，调任四川总督。四川总督的重要性远比不上两广总督，黄宗汉实际上是被降职了。合州鞠家命案审判期间，黄宗汉刚到四川不久。

这一天，黄宗汉坐轿子外出，突然轿子停了下来，外面闹哄哄的。他探头一看，看到卫队在鞭打一个跪在地上鸣冤的小姑娘。黄宗汉马上出来呵斥士兵，制止他们继续鞭打。他收了向氏侄女的诉状。

黄宗汉当场浏览了小姑娘的诉状，发现是一个为杀人犯喊冤的状子。他简单询问了几句，得知案子已经送到了按察司。黄宗汉和蔼地对向氏的侄女说：“小姑娘，你勇敢地为长辈抱告喊冤，很了不起。这里有两吊铜板，你好好拿着。你的状子，本官收了。案子还在按察司，你得去找按察使大人秉公处理。”说完，黄宗汉让随从赏了小姑娘两吊钱，同时在状子上批了几句话，大致意思是让四川按察使重新审核向氏杀人一案，如果真有冤情，要及时平反。向氏侄女千恩万谢后走了。

过了几天，黄宗汉外出的时候，又遇到有人喊冤，轿子外面吵吵闹闹的。他探头一看，居然还是前几天喊冤的小姑娘。黄宗汉以为小女孩贪图赏钱，又来喊冤，所以走出来不太高兴地说：“小姑娘，本官不是前几天收了你的状子了吗？你怎么又来拦轿喊冤？”

向氏侄女哭着说：“小女子是因为有奇冤，才屡次冒死上诉。大老爷让小女子拿着状子去按察司，可是按察司的各位大人说这个案子清清楚楚，没有问题，还是维持原判，认定是姑姑谋杀了我姑父和表哥。”

黄宗汉听完，心里一盘算：不对啊，我几天前刚批了条子，让按察司重新审理鞠家命案。这才几天啊，他们就核查了所有案卷，调集了人证，认定案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工作效率也太高了吧？于是，黄宗汉又批了张条子，还是让向氏侄女去找按察司衙门，让按察司认真重审向氏一案。

黄宗汉为什么两次把拦轿喊冤的小姑娘推给按察司呢？这是清朝官员对拦轿喊冤和越级上访事件的一贯处理方法。案子进展到哪一级了，就让当事人去找哪一级官府，让案子重新回归到正常的司法程序中去。官员们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谁拦轿喊冤就受理谁的事情，那样的话忙不过来。另外一方面是，上级官员如果直接插手具体事务，就会打乱正常的办事程序，给下级部门和官员的工作造成消极影响。所以，高官们通常都会把拦轿反映的问题，重新发给相关部门处理，很少亲自处理。朝廷对来北京上诉的案子，也都打发给所在地官府重新处理，极少直接留下来处理。

黄宗汉虽然第二次把向氏小姑娘的状子推给了按察使，但是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情。他从心底里关心合州命案是不是冤案。又过了几天，当黄宗汉外出的时候经过按察司衙门，就命令轿夫落轿，径直往按察司衙门里走，想看看案子的进展情况。

这个时候，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四川按察司衙门口的看门小吏，竟然挡住黄宗汉，阻挡总督大人进门。他不顾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巨大差距，公然阻拦总督大人视察，以下犯上，可见让总督进去的后果比得罪总督的后果更严重。

黄宗汉很奇怪。“你这是要干什么？”

小吏回答：“按察司是司法重地。总督大人不具体负责司法事务，不方便进去。”

黄宗汉驳斥说：“我是堂堂四川总督，掌握全省军政事务。虽然司法刑狱不是我专管，但也是我的分内事。今天，我就是专门抓司法审讯工作来了。”

看门人又借口说：“按察使大人正督率衙门官员查案，不方便打搅。”黄宗汉就问：“什么案子？”看门人回答说：“合州的案子。”黄宗汉说：“好，好，好！我正要过问这件案子呢。”说完，他一把把看门人推开，大摇大摆地进了按察司衙门。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资料来源——清代笔记汇编《清稗类钞》在记叙小吏拦阻黄宗汉这个细节的时候，用了“循例挡驾”一词。四川按察司衙门一直以来都不愿意上司和其他部门官员进来查看。难道按察司衙门是外人不能窥探的禁地，四川的司法系统一直是关起门来办案的？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的司法系统是有问题的。

黄宗汉闯入衙门后，正在审案的按察司官吏们都吃惊地站了起来。黄宗汉拱拱手，让大家继续审讯，说自己就是来旁听的。说完，他就坐在四川按察使的边上旁听。按察使等官员硬着头皮，在总督面前重新审理合州杀人案。

当时，向氏就跪在地上。她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不肯承认与人通奸，更不承认杀人。按察使下令衙役掌掴向氏。之前每审核一次，向氏就推翻一次供述，多受一次皮肉之苦。她脸颊两边的肉差不多都脱落了，如今又遭到衙役的痛打，嘴和脸很快就变形了，血肉模糊，露出了牙肉。

黄宗汉看着就不忍心，发话说：“此女伶仃可怜，诸位大人为什么专审她？”按察使则一心要向氏重新认罪，了结此案，被总督这么一问后不便再让衙役掌嘴，挥手让衙役退下。可不对向氏用刑，他又不知道怎么办，大堂里就这么沉默了下来。

黄宗汉就问：“诸位大人，你们审问案子，就只问嫌犯一人，不召其他人过堂吗？”按察使这才命令：“带奸夫上堂！”

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红润、皮肤饱满，一点儿都不像是囚犯的壮汉被带了上来。黄宗汉看到后就大怒。“如此凶嫌，何不杖之！”总督发话，衙役们不得不对壮汉棍棒伺候。刚打了一两下，那壮汉就大喊大叫起来：“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之前不是说好，只要我按照你们说的录口供，就不让我受刑的吗？今日为什么打我？”

话一说出来，堂上所有的官吏都大吃一惊。黄宗汉尤其吃惊，命令道：“给我往死里打，看他招不招实情。”很快，壮汉就熬不住了，供认自己与向氏并没有奸情，更没有和向氏密谋杀人，这些都是合州刑吏陈老伦花钱让他干的。至此，向氏的冤情被证实，她的确是被冤枉了。

按察使等人很尴尬。黄宗汉却有些得意，讽刺他们说：“诸位大人，你们看老夫的审案手段如何？”大家都支支吾吾，只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按察司官员反问：“总督大人审判得当，查出此案有冤情。但是，凶手究竟何在？”黄宗汉生气了，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显的错案吗？”可是，就如那名官员反问的那样，现在只能证明壮汉并非奸夫，之前的审理有错误，但真凶依然是个谜。只要没找到凶手，就不能彻底排除向氏的嫌疑，她的冤屈就不能彻底洗刷。黄宗汉明显感到整个司法系统都对向氏翻案有所抵触。他知道自己在按察司衙门久留无益，便打道回府。

堂堂的四川总督竟然不能依据司法系统推翻一个明显的错案，黄宗汉只能寻找其他方法、其他途径了。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派人暗访，调查实情。他召来亲信李阳谷，命令他秘密前往合州微服私访。

秘密调查也好，微服私访也罢，都不是清朝司法制度的明确内容，不是正规的办案手段，可以说，它们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手段。但是，正常的司法系统已经失灵了，白道走不通了。黄宗汉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正常的手段，推翻一个冤案，只能通过秘密派遣亲信微服私访的灰色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一个讽刺。

黄宗汉挑选的李阳谷，胡子很多、很长，人称李胡子。他当时还是一个候补官员，以廉明著称，勇于干事。接到总督黄宗汉的指示后，他乔装打扮成商人，带上两个仆人赶往合州。

合州命案已经在四川闹得沸沸扬扬。案子真相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越来越多官员的前途和利益。四川官员中朋比为奸的风气很重，没有人在意真相，更不希望翻案。相关官员对案子的动向特别关注。李阳谷乔装打扮，坐船到重庆，刚登岸就看到两个人拿着名帖前来迎接。见到李阳谷，他俩就跪下来说：“李大老爷，您怎么来得这么迟？道台大人命小的在此恭候多时了！”李阳谷很吃惊，说：“我是商人，与道台大人素不相识，你们认错人了吧？”其中一个迎接的人就笑了，说：“李胡子李大老爷，何人不知何人不晓？您这次来，难道不是奉总督黄大人的命令查访合州命案的吗？此事不忙，请李大人先到道台衙门小住。”

李阳谷微服查案一事，原本应该只有黄宗汉一人知道。谁料李阳谷人还在途中，重庆的地方官员就已制定了“邀请”他到衙门做客的全套接待方案了。黄宗汉和李阳谷自以为微服私访已经是灰色手段了，不料在真正的高手看来，这实在是小儿科。李阳谷在两个人热情的邀请下，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李阳谷。但我这次来重庆，是解决私人债务的，所以不敢使用真名，也不想叨扰官府，就不打扰各位大人了。”说完李阳谷就要走。迎接的两个人哪里肯放过，说：“既然李大人没有公事，就更好了，可以到道台衙门多住几天。”说完，他们强行把李阳谷带进道台衙门“小住”。

一连好几天，重庆的地方官员们恭恭敬敬地接待李阳谷，轮番宴请，好酒好菜好言好语伺候着。对于此行的目的，李阳谷坚持说是来解决私人债务的，很快就要离开。地方官员轮番挽留，态度特别真诚、特别热情。李阳谷不得已，一住住了好几日。最后，实在不行了，李阳谷坚持要走。临行前，川东道台和几位官员对李阳谷说：“你此行的目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你没有必要隐瞒。李大人如果能帮忙掩盖，这里有三千两银子权当孝敬。”李阳谷无话可说，银子也坚持不要，匆匆告辞回了成都。

回去的路上，李阳谷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觉得不能无功而返。走了几十里地，他估摸着脱离了地方官员的监视，就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登岸，剃掉胡须，换上其他服装，向合州走去。果然，一路上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邀请他“小住”了。李阳谷在合州暗访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合州官吏的枉法胡作了解得清清楚楚，遗憾的是仍然不知道鞠家命案的真凶是谁。

就在准备返程的前一天夜里，李阳谷投宿一家小旅店，深夜偶然听旁边的屋里有两个人说话。一个人说：“现在当官的都是糊涂虫，本地鞠家父子被人杀死了，当官的竟然以谋杀亲夫结案，简直是昏官！”另一个人说：“是啊是啊。要说这个案子也真是无头案，不知道到底是谁杀的？”那人说：“是我杀的。一天夜里，我路过合州七里涧，没有盘缠了，就摸到一户人家偷了一条被子。刚出门，一个男子追出来要夺被子。我吓他说：‘快走，不然我杀了你。’谁知他不但不走，还过来抢被子，我就举刀砍倒了他。这时又一个小伙子出来追我，我又杀了他。事后，我害怕了，远逃他乡避难。这不一年多了嘛，我听说案子也结了，就回来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阳谷大喜过望，急忙招呼两个仆人一起捉住隔壁房间的人，直接把他押送到成都报告给黄宗汉。

合州杀人案很快告破。向氏无罪释放；四川按察使、川东道台、重庆知府被革职；合州知州荣雨田本当严惩，但他上下活动，花了不少银子，最后也仅仅被革职而已，不用承担其他刑罚。书吏陈老伦知道真凶被抓后畏罪自杀；陈夫人被凌迟处死，受到了最严重的惩罚；做伪证的壮汉被发配充军；为向氏鸣冤的侄女得到表彰；李阳谷查案有功，出任知县。

不久，黄宗汉内调朝廷为官，成都将军暂时代理四川总督。四川官场又开始涌动暗潮，想再次翻案。代理总督竟然以最初的判决上奏朝廷，为被革职的官员请求复职。巧的是，黄宗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他严词驳回。四川方面这才不敢翻案了。

通过合州杀人案的审讯，我们了解了清朝基层官府的司法审判压力和他们的“有罪推定”逻辑，这些都助长了基层冤假错案的发生。清朝制度虽然为冤假错案的平反设置了各种渠道，展现出了包容的姿态，但在实际中存在诸多的限制。整个司法体制并没有动力，也不愿意翻案平反。黄宗汉以总督之尊，纠正辖区内的一桩冤案都非常困难。如果没有黄宗汉，或者黄宗汉不知道冤情，向氏想来是必死无疑了。但是黄宗汉毕竟只有一个，所以并不是所有蒙冤的人都像向氏那么幸运。要想真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真正实现案子的平反昭雪，还是要从建立一个公正、专业、有效的司法制度开始入手。

第二案　总督自戕案：高官如何申冤？

清朝嘉庆年间，两广总督吉庆在广东巡抚衙门离奇自杀身亡。从这起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的官员缺乏申诉、维权的畅通渠道，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常常难以和平解决，从而导致一些廉洁奉公的官员含冤而死，而一些品行不好的官员则浑水摸鱼，最终伤害的是官员群体的积极性，对政治发展不利。

第一回　督抚不和

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内阁大学士兼两广总督吉庆，带着仆人前往广东巡抚衙门。广东巡抚受两广总督的管辖，两广总督为什么要屈尊去巡抚衙门呢？之前，广东巡抚瑚图礼通知吉庆说，巡抚衙门接到嘉庆皇帝的圣旨，让吉庆来接圣旨。吉庆来到巡抚衙门后，广东巡抚瑚图礼端坐在大堂之上，不行礼也不寒暄，一点儿都不客气。吉庆在大堂站定后，瑚图礼拿出上谕，大声宣读起来。在上谕中，嘉庆皇帝下令免去吉庆的总督职务，等候钦差大臣到来后会同瑚图礼查办。这道圣旨，对吉庆非常不利。总督接受巡抚的查办，并不多见，这说明总督已经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宣读完圣旨，瑚图礼趾高气扬地命令道：“来人哪！摘去吉庆的顶戴，脱去吉庆的官服，给他换上囚服。”吉庆没有反抗，被差役们抓着更衣换装。

跟吉庆一起来的仆人们很震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老爷遇到了什么难题，更不知道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情况。就在仆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瑚图礼又大声吆喝起来：“罪官吉庆，接受审讯。无关人等，都给我赶出去！”差役们气势汹汹、恶狠狠地把吉庆的仆人们赶了出去。巡抚大人清场后迫不及待地开始审讯吉庆。

吉庆的仆人们被赶到了衙门外，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一会儿工夫，巡抚衙门的差役跑出来大喊：“你们家大人自尽了！”仆人们赶紧跟着差役跑进去，一看，自己家的老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满脸通红，已经气绝身亡了！

两广总督吉庆到底是怎么死的？堂堂一品大员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这就要从吉庆到底是何许人也说起了。

吉庆是满洲正白旗人，出身非常高贵。首先，满洲正白旗是“上三旗”之一，在八旗中地位很高；其次，吉庆的家族是正白旗中最高贵的家族：爱新觉罗。吉庆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吉庆，他和嘉庆皇帝往前推五百年是一家人。吉庆有非常高贵的血统。吉庆家拥有骑都尉的世袭爵位，父亲万福，曾经外放过江宁将军。可以说吉庆是诞生在官宦世家。

吉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注定要走仕途，他的人生轨迹也是这么设计的。吉庆年纪轻轻就进入官学读书，由官学生进入仕途，历任内阁中书、侍读、御史、副都统、兵部侍郎，升迁的速度非常快。在北京完成资历的积累后，吉庆外放地方，历任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在嘉庆元年（1796年）升任两广总督，其间因为镇压地方骚乱有功，加太子太保，又兼协办大学士，真正算是位极人臣。

我们常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而人生经历塑造性格。所以，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吉庆的经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血统高贵；第二是仕途平步青云，顺风顺水。这两个特点塑造了吉庆的性格。

首先吉庆廉洁、清高，对钱财看得很淡，对得失也看得很淡。当时的舆论，对吉庆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不贪污不受贿。他主政的浙江、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官员们稍微放纵一下，就能满载而归。但是吉庆却没拿一分一毫。据说吉庆出任两广总督后，把总督衙门后院的所有房间都封锁了起来，自己在院子里搭了三间简易房，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长几，几把椅子，几本闲书。吉庆办公、会客、饮食、起居，都在这个简易房里。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吉庆这个人洁身自好、廉洁清高。

其次，吉庆为人忠厚，颇有长者风范。我们来举个例子：

嘉庆四年（1799年），和倒台。嘉庆皇帝公布和的二十大罪状，下发全国的总督和巡抚，让大家讨论“如何处置”和。表面上是让大家发表意见，其实是逼大家表态。直隶总督胡季堂在罪状公布四天后，就把奏折递到了紫禁城。他大骂和是“无耻小人”，罪不可恕，死不足惜，不仅要斩首，而且要“凌迟”处死，也就是千刀万剐。胡季堂是第一个表态的，其他总督和巡抚也争先恐后，都要求把和斩首。似乎把和骂得越厉害，越能和他划清界限；仿佛只有把和千刀万剐了，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嘉庆四年，处置和的话题非常敏感，涉及官员站队的大问题。说简单简单，动动嘴皮子的事情；说难也很难，皇帝想要你选的队伍不一定是你内心想站的。在所有总督中，吉庆是唯一一个没有落井下石的，他在回复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中，虽然也骂了和，但是骂得最轻；对于如何处置和，吉庆强调依法办理，态度含糊不清。吉庆是随大溜儿，敷衍了事。好在嘉庆皇帝也是个忠厚长者，知道吉庆的性格就是这样，没有追究。

说了这么多，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吉庆是一个很干净的、心态平和的人，很有“贵族”气度。而本案的另一个主角，广东巡抚瑚图礼，脾气秉性和吉庆有很大差别。我们来看看瑚图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瑚图礼和吉庆一样也是满洲正白旗人。但是瑚图礼没有吉庆那么好的政治背景，他最大的政治背景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考中了进士。有人就说了，每届录取两三百名进士，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要注意的是，清朝考中进士的基本上是汉族人，满族人文化程度比较低，考中进士的凤毛麟角。所以，满族进士非常宝贵。满族人当时要想当官，不是依靠家里祖宗的功劳，由朝廷直接安排工作，就是走侍卫、官学生、笔帖士等旁门左道。侍卫、官学生、笔帖士等都是朝廷为了解决八旗子弟的工作问题而特意设置的职务。满族官员遇到进士出身的官员，总有那么一点儿抬不起头的感觉。所以八旗子弟考中进士后，从皇帝到一般满族人都会捧着他们，重用他们。

瑚图礼就是一个满族进士，考中后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他在嘉庆五年（1800年），也就是考中进士当官十三年后，外放广东，署理巡抚。两年后实授。一般的汉族读书人，考中进士十三年，还是知县呢！应该说，瑚图礼升迁的速度非常快。

瑚图礼书读得好，中过进士，按照常理来讲，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但是他却性情暴躁。瑚图礼当官后，常常训斥下属。当时官场流传一个笑话，说瑚图礼担任巡抚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下属来拜见他，因为某件事情受到了瑚图礼的训斥。下属诚惶诚恐，赶紧请罪，他连说：“属下糊涂该死，糊涂该死。”谁知，他越说“糊涂该死”，瑚图礼就越生气，把这个下属骂得越厉害，扬言要重罚他。最后，那个下属才知道自己不小心触犯了瑚图礼的名讳，连忙闭嘴不说话了。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由此可以看出瑚图礼这个人的两大特点：第一是他仕途很顺利，风光得意；第二就是他有粗暴、急躁的一面。这一点和吉庆非常不一样。一个性情暴躁的巡抚和一个性情平和的总督搭班子，相互配合工作，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清史稿》记载，瑚图礼一到广东担任巡抚，就多次和两广总督吉庆产生摩擦。冲突的核心就两个字：争权。瑚图礼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有主见，而且固执己见，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不照顾两广总督吉庆的利益。吉庆的级别比瑚图礼高，又是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长官，完全可以利用权力打压瑚图礼。但是，吉庆对瑚图礼的强硬、嚣张，多次宽容不计。他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不愿意和瑚图礼爆发冲突，所以能让的都让着瑚图礼。吉庆的想法是，将心比心，我好好待你，你迟早会明白我的苦心，也会好好待我的。

但是，吉庆的退让，并没有换来瑚图礼的改弦易辙。瑚图礼反而得寸进尺，越来越嚣张。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广州城里“督抚不和”。

督抚不和是清朝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只是吉庆和瑚图礼两个人的问题，可以说是清朝政治体制的一个通病，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导致督抚不和的。

总督、巡抚的官制都开始于明朝。朝廷派遣某个官员去某个地方巡视，解决特定的问题，叫作巡抚；派遣某个官员督察好几个地方的军政事务，就叫作总督。总督也好，巡抚也罢，一开始都类似于钦差大臣，是中央政府官员的一个临时差使。慢慢的，因为总督、巡抚在地方上的实际权力太大，地方官员都对他们唯命是从，而朝廷又觉得这种直接派人插手地方事务的管理方式更直接，更有效，就把总督、巡抚给普遍化、常态化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朝廷派下来的总督、巡抚。结果，总督、巡抚就成了最高地方长官。这是一个“差使”异化为“职务”的典型例子。

清朝夺取天下后，在关内的十八个行省沿用了总督和巡抚制度，一般在一个省份设置一个巡抚，又在巡抚之上设置了管理一到三个省不等的总督，来镇守地方，拱卫中央。这样一来，总督和巡抚管辖的范围就是重叠的。从根本上来说，管辖重叠就会产生矛盾，发生冲突。清朝有关总督、巡抚的职权设计进一步恶化了吉庆和瑚图礼的关系。

《清史稿·职官志》这样记载：“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除了巡抚的职权规定得更详细一些以外，总督和巡抚的职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总督和巡抚的职权大部分是重叠的，这就为两者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如果总督和巡抚没有驻扎在同一座城里，矛盾还不突出。比如，两江总督管辖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驻扎在江苏省会南京。他和驻扎在南昌的江西巡抚，虽然有管辖关系，但日常工作往来不多，所以矛盾并不突出。但是，江苏巡抚也驻扎在南京，他和两江总督矛盾就要大得多了。为了避免和两江总督的矛盾，后来江苏巡抚干脆把驻地转移到了苏州。

广东巡抚的命，就没有江苏巡抚那么好了，他始终和两广总督一起驻扎在广州。有个专有的历史名词，称呼这种现象叫作“督抚同城”。凡是督抚同城的地方，总督和巡抚的矛盾就没有断过。

我们来看两个督抚同城导致激烈冲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发生在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之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广东潮州知府出缺，需要广东布政使提名一个新人选。张之洞就告诉当时的广东布政使游百川，要提名谁谁谁。游百川很为难，因为广东巡抚也跟他打了招呼，要提名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游百川犹豫再三，最后决定还是听自己直接上司的，提名了广东巡抚打招呼的那个人。

张之洞知道后，大怒，马上把游百川叫来，一顿痛骂：“你竟然藐视我，一心向巡抚献媚，你凭什么这么做？”游百川解释说：“卑职哪里敢对总督大人不敬。只是我夹在总督和巡抚两位大人之间，很难办。按照惯例，总督大人总管军事，巡抚大人侧重于民事，我也是不得不按制办理。”张之洞更生气了。“好，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快去把依据找出来给我看！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以后也就不管地方民事了。”游百川听后害怕了，赶紧回去从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寻找依据。但是，他认为的总督管军事、巡抚管民事的观念是约定俗成的，并没有法律依据。游百川根本找不到正式依据，又担心又劳累，最后都吐血了。而张之洞又不断催他，逼得游百川最后办理了病退手续。从此，张之洞这个两广总督把广东的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广东巡抚则成了摆设。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管理湖北、湖南两个省，和湖北巡抚同城，驻扎在武汉。湖北襄阳县知县出缺，要提名新人选。张之洞就要当时的湖北布政使陈宝箴提名朱某；而湖北巡抚谭继洵则要陈宝箴提名张某。陈宝箴又遇到了游百川遇到过的难题。不过，陈宝箴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他就挂出了两块牌子，第一块说：奉总督命令，委派朱某署理襄阳知县；第二块牌子说，奉巡抚命令，委派张某署理襄阳知县。于是，舆论大哗。总督张之洞和巡抚谭继洵都埋怨陈宝箴，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地方州县官员的提名权，是布政使的法定权力。陈宝箴坚决不收回挂出去的两块牌子。事情彻底闹僵了，民间议论纷纷。湖北省各位道台凑在一起，大家觉得再这么闹下去，影响太不好了，就去劝陈宝箴，别这么做，撤回一块牌子。陈宝箴说：“委派署理官员是布政使的职权，但总督和巡抚大人都要干预，我身为布政使好为难！”最后，因为陈宝箴的坚持，张之洞和谭继洵不得不妥协，放手让陈宝箴委任了他中意的人选。

因为督抚不和的问题普遍存在，所以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凡是督抚同城的省份，一律裁撤了巡抚。但是，吉庆和瑚图礼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还得面临督抚不和的老难题。那么，他们的矛盾将如何发展，又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冲突呢？

第二回　总督自尽

清朝嘉庆年间，两广总督吉庆在广东巡抚衙门接受巡抚瑚图礼审查的时候离奇死亡。吉庆和瑚图礼两人之前长期关系不和。因为制度的缺陷，总督和巡抚不和是清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政治的实际运转，和官员的个性关系很大。瑚图礼性格暴躁，做法强硬，和吉庆争权；吉庆个性平和，不愿意和瑚图礼正面起冲突。可是，一味退让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尤其是制度性的难题，不是官员妥协和退让能解决的。最后，吉庆和瑚图礼因为关税盈余问题爆发了正面冲突。

清朝的地方财政很紧张，财政亏空普遍存在，官员们常常拆东墙补西墙，长期缺钱。但是，清朝的关税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清朝不重视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集中在少数几个口岸，广东是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合法口岸。而清朝的关税管理又非常机械、僵化，它给每个外贸口岸规定上缴的关税金额是固定的。广东地区对外贸易发达，每年征收的关税比较多，除了上缴朝廷外地方留存的盈余也比较多。这笔钱怎么用，广东地方官员都很关心。这笔钱拨给哪个地方，或者拨给哪个项目，就能解决那里部分官员的财政难题。

瑚图礼是广东巡抚，他肯定有自己想用钱的地方，所以盯上了关税盈余。吉庆是两广总督，也有他自己想用钱的地方。这两个人需要解决的难题并不相同，就在关税盈余的支配上产生了冲突。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吉庆想把广东太平关关税盈余“归公”，估计是想平摊到各处。瑚图礼估计是想投到特定的地区或者领域。在这个问题上，吉庆没有再妥协退让，而是利用自己“官大一级”的优势，强硬地把关税盈余归公。

因为这事，瑚图礼和吉庆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清史稿》用了两个字来表述瑚图礼对吉庆的态度：忌恨。瑚图礼觉得，自己和吉庆，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扳倒吉庆，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但是，吉庆毕竟是瑚图礼的上司，官衔和级别都比瑚图礼要高。瑚图礼唯恐先遭到吉庆的弹劾攻击，决定先发制人，抢占先机。瑚图礼觉得只有先攻击吉庆，自己才有取胜的机会。

那么，弹劾攻击吉庆什么问题呢？

《清史稿》评价吉庆“居官廉而察吏疏”，也就是说吉庆这个人过于忠厚，对下属官吏疏于管理，造成了不少疏漏，产生了不少问题。《清史稿》明确记载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广东省博罗县重犯越狱逃跑，州县官员掩盖问题，按察使和知府徇私舞弊，大家都摁住问题不报。第二件事情是，清朝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过错往往采取罚银的惩罚，谁做错了事情，就罚谁的银子；犯的错误越大，罚的银子也越多。这原本是赏罚分明的一项制度，但是广东省却把官员的罚银摊派到各县去征收。这样就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失去了赏罚的本意。这是广东省的一项“潜规则”。这两件事情，后来都被嘉庆皇帝知道了，他很生气，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斥责吉庆“因循”，要吉庆对广东官场的腐败、保守负责。

嘉庆皇帝对吉庆的不满被瑚图礼探听到了。他揣测嘉庆皇帝的心思，秘密弹劾吉庆处理政务疲软不利。这种行为俗称“打小报告”。就在这个时候，广东地方局势开始动荡，这也帮了瑚图礼的忙。

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广东博罗县的民间帮会天地会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嘉庆帝大为震惊，严厉申斥地方官员。吉庆率兵围剿，进度缓慢，迟迟不能平定起义，最后不得不请求朝廷调派援军支援。嘉庆皇帝更生气了，先是下诏斥责吉庆张皇失措、草率糊涂，革去他的协办大学士职务；几天后又指责吉庆对地方起义事先失察，事后无能，解除吉庆的两广总督职务。在吉庆被解职这件事情上，瑚图礼之前的“小报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庆命令瑚图礼和钦差大学士那彦成会同审讯吉庆，还命令瑚图礼署理两广总督。这下瑚图礼成了赢家。

吉庆很了解瑚图礼，知道自己落到瑚图礼的手中，绝对没有好结果。所以，他在被解职后就给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说道“患病月余，恐瑚图礼作践，唯愿病不能痊”，表达出了对瑚图礼的强烈不信任和一股子厌世情绪。

当年十一月十九日，吉庆回到广州。当时，钦差大臣那彦成尚未抵达。瑚图礼迫不及待，在吉庆回广州的第二天就传他到巡抚衙门。瑚图礼要单独审讯吉庆。二十日当天，吉庆来到了瑚图礼的巡抚衙门，结果就离奇地暴毙。吉庆是一了百了了，但瑚图礼的麻烦却开始了。

瑚图礼在钦差大臣抵达之前，独自审讯吉庆，逼死了吉庆。而吉庆虽然被解职了，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罪，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罚，都还没有定论。现在，瑚图礼必须要为吉庆死在自己的衙门提供一个解释。

瑚图礼显然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在吉庆自杀的当天就慌慌张张地上了一道奏折。奏折说：“总督吉庆二十日来到巡抚衙门。我看到他形容憔悴，精神委顿，询问得知他患病未愈，就嘱咐他赶紧医治，希望能早日痊愈。后来，我听说吉庆回到总督衙门后，突然得了急症，连话都说不了了，当天就死在了总督衙门。我闻讯立刻赶到总督衙门查看，把总督等相关关防和一切文卷都接收过来，暂时署理总督职务。”

这份奏折有两个要点，第一是，瑚图礼说吉庆是在总督衙门死的，而不是巡抚衙门；第二是，瑚图礼说吉庆是自己生病死的，是正常死亡。瑚图礼希望这样能瞒天过海，撇清自己和吉庆之死的关系。

但是，吉庆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了广东巡抚衙门，而不是瑚图礼说的总督衙门。同时，吉庆是暴毙而亡，不是正常死亡。这些情况，都有众多的目击者。瑚图礼深知，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总有一天会传到北京。经过深刻的思想斗争，瑚图礼在二十天后，不得不给嘉庆皇帝写了第二道奏折。在奏折里，瑚图礼对自己的说法做了重大修改。

第二道奏折说：“总督吉庆于十一月十九日回到广州，我前往迎接，看到他精神委顿，形容憔悴，询问得知他患病未愈，就嘱咐他赶紧医治，希望能早日痊愈。二十日，吉庆到巡抚衙门回拜。我和他谈了没几句话，吉庆突然变得语言恍惚，拔出随身携带的小刀，要自杀。我赶紧叫他的随从和我的家丁上前抱住他，把小刀夺下。吉庆忽然又把桌上的鼻烟壶塞进嘴里，用力吞下去，导致气管隔绝。我和随从等人无力解救，就把司、道、府、县等官员叫进来，把情况告诉他们，同时派人把吉庆扶进轿子，抬回总督衙门，嘱咐他们迅速寻找解救的办法。想不到吉庆医治无效，当天就死亡了。”

在这份奏折中，瑚图礼承认了吉庆是在巡抚衙门出的事，同时，瑚图礼费尽心机地强调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强调吉庆原来就患病，强调自己努力救治吉庆，完全隐瞒了自己是如何羞辱吉庆的。另一方面强调吉庆有自杀行为，强调是吉庆自己吞下了鼻烟壶，导致气管隔绝。

那么，嘉庆皇帝对瑚图礼的两道奏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嘉庆皇帝接到第二道奏折后，为吉庆自杀的惨烈程度感到吃惊。在瑚图礼的第二道奏折上朱批“大奇之事”。嘉庆看到瑚图礼前后两道奏折有重大差别，又联想到吉庆之前曾上奏说“恐瑚图礼作践，唯愿病不能痊”的话，他怀疑瑚图礼与吉庆的死有重大关系，下令钦差大臣那彦成迅速赶到广州调查。那彦成原本是调查吉庆的罪行的，现在却开始调查吉庆的死因。

估计当时很多人都把调查真相的希望寄托在了钦差大臣那彦成的身上。那么，那彦成能发挥钦差大臣的作用吗？

钦差大臣就是皇帝为了调查特定事务，派往地方的办事官员。钦差大臣在理论上最大的优势是突破现有体制束缚，能够做到专事专办、特事特办。在古代，皇帝一般派钦差去查办大案、要案，比如封疆大吏的贪污腐败、地方疑难大案等，或者处理突发事件，比如镇压地方骚乱与反叛、重大工程建设、抢险赈灾，等等。不论哪种情况，都是最高统治者对现有机制和人员失去了信任，所以才要加派钦差大臣处理。

钦差大臣发挥功效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对钦差的派遣要保密。比如，派往甲地的钦差往往对外宣布派往乙地，具体事由常常语焉不详，防止相关人员揣测圣意，预作准备。二是钦差大臣要突破既有束缚，办案时做到独立、公平、公正，等等。

但是，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钦差大臣是官僚系统中的一分子，不可能摆脱盘根错节的官僚系统和人际关系网络，不可能置现有的游戏规则于不顾。他们和办案对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真正做到独立办事、公平办差。

在清朝，往往钦差大臣还没有出北京城，被调查的地方和对象就知道了消息，开始做准备。往往是，各省地方官员在北京有眼线，州县官员在省城有眼线。有钱的安排随从亲信在省城常驻，打探消息，叫作“坐省家人”，没钱的就收买各衙门的书吏和消息灵通的人做内线。有一些地方的衙门，信息搜集工作做得特别好，常常是钦差大臣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把银子送到他家了。总之，每个省份都发展出了一套应付钦差大臣的办法。

那彦成到了广州后，迅速成了瑚图礼笼络的对象。一方面，那彦成难以摆脱官僚系统和人情网络的影响。那彦成这个人，和瑚图礼一样也是满洲正白旗人，家庭背景显赫，是乾隆时期著名大学士阿桂的孙子，又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进士，在仕途上的发展非常顺利，甚至比瑚图礼都要快。他不断得到破格提拔，考中进士十年就进入了军机处，兼任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职务。他前往广州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可以说前途远大。面对瑚图礼的笼络、恭维和诱惑，那彦成心里肯定有过思想斗争。吉庆已死，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为一个死人主持正义，肯定不如和一个活人联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另一方面，那彦成此时刚好处于仕途发展的低谷期。之前，他因为在陕西等地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受到嘉庆皇帝的斥责，被赶出了军机处。那彦成肯定想重返军机处。而返回军机处，必须重新赢得嘉庆皇帝的信任。为此，那彦成必须揣摩嘉庆皇帝的心思，照着嘉庆的心思去办差。很显然，吉庆已经失去了嘉庆的好感，即使他是冤枉的，那彦成也犯不着为了洗刷吉庆的冤情而忤逆圣意。

所以，那彦成很快就在心理上站到了瑚图礼那边。那么，那彦成到了广州会怎么处理这件差事呢？

当务之急，就是查清楚吉庆死亡的真相。这并不难，因为吉庆死在巡抚衙门的时候，官吏、差役等目击者众多。那彦成只要询问目击者，然后筛选、归纳、总结他们的证言，就能确定吉庆死亡的真相。于是那彦成很快就把真相调查清楚了。

原来，二十日当天，吉庆离开总督衙门的时候，就吩咐家人把总督印信送往巡抚衙门，又嘱咐家丁把家眷护送到北京去。吉庆到了巡抚衙门后，瑚图礼高高在上，宣读完上谕，就给他穿上囚服，系上铁链，下令差役审讯、侮辱他。吉庆严肃地对瑚图礼说：“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伤国体。”意思是，我现在虽然是罪人了，可也曾经是朝廷的封疆大吏，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说完，吉庆突然抢过一把佩刀，拔出刀来就要自刎。瑚图礼连忙命令家人上前抱住吉庆，把刀夺下来。双方扭成一团。情急之下，吉庆一把抓起桌上的一个鼻烟壶，塞入嘴里，用力吞了下去。鼻烟壶堵塞了吉庆的气管，差役们来不及抢救，吉庆很快气绝身亡。

吉庆的确是自杀的，但他是被瑚图礼给逼死的。瑚图礼拼命想掩饰自己逼死总督的事实。真相，并不复杂。关键是，那彦成会怎么向嘉庆帝汇报吉庆的死因呢？吉庆自杀案又会怎样收场呢？

第三回　高官申冤难

吉庆自杀后，瑚图礼上了两道奏折，奏折疑点很多，所以嘉庆皇帝派钦差大臣那彦成调查吉庆的死因。那彦成在瑚图礼的笼络下，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决定为瑚图礼逼死吉庆做掩护。

那彦成很快向嘉庆皇帝汇报了吉庆的死因。他说，吉庆是自杀的。那彦成给出的吉庆自杀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吉庆镇压起义不力，导致民怨沸腾，皇帝斥责，吉庆压力很大；第二条是吉庆生病了，病后很糊涂。两方面原因综合作用，吉庆又发愁又痛苦，就寻了短见。

那彦成的调查结论有很大的逻辑漏洞。吉庆的确在镇压地方起义问题上办事不力，受到了皇帝的斥责，但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不可能因为这点小问题就畏罪自杀。以他的罪过，最多不过被革职，或发往新疆戴罪立功，将来还有可能被朝廷起用，重新当上总督、巡抚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吉庆为什么要自杀，而且是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自杀？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接到那彦成的奏折，嘉庆皇帝也同样心存疑惑。他对吉庆的个性还是了解的，吉庆性格平和，平日当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用这么惨烈的方式自杀肯定有隐情。但是最后，嘉庆皇帝还是接受了那彦成的说法，认定吉庆“畏罪自尽”。这就给吉庆的死定了性。吉庆之死与瑚图礼没有关系，瑚图礼不需要为吉庆的死负责。同时，嘉庆皇帝对吉庆在镇压地方起义问题上的“疏纵之处”念念不忘，他说吉庆“畏罪自尽”中的“罪”，指的就是吉庆镇压起义不力，因为吉庆已死，“不必再行追论”。

嘉庆皇帝为什么认可了那彦成的结论？吉庆的死明明疑点很多，嘉庆皇帝为什么还认为他是“畏罪自尽”呢？

我们分析一下嘉庆皇帝斥责吉庆的诏书，就能看出嘉庆的逻辑。嘉庆认为吉庆“身为封疆大吏，即罪在不赦，亦当静以待命”。嘉庆皇帝的逻辑是，官员遭遇了不公正对待，蒙受了冤枉，要等待朝廷的审核和平反，要相信朝廷，相信一切的委屈和不公都可以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得到申诉。具体到吉庆的情况，嘉庆认为，朝廷已经派遣了钦差大臣查办，你就应该好好在广州待罪，等待审查结果，“岂得私行自尽”？也就是说，嘉庆认为官员没有自杀的权利。吉庆惨烈自尽，在嘉庆看来不是官员应该有的行为，而是“效匹夫沟渎之为”，吉庆堕落到了贩夫走卒的程度，和泼妇骂街没有本质区别。嘉庆在诏书中明确指出：“是自裁一节，即吉庆之罪，实无足惜。”官员自杀，就是犯罪。因为，自杀是对朝廷司法的不信任，对官府体制的不信任。

嘉庆是个墨守成规的皇帝。他的父亲乾隆、祖父雍正和曾祖父康熙，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建立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盛世。嘉庆皇帝很羡慕祖先的成绩。他父亲乾隆写了很多“御制诗”，嘉庆曾经在乾隆的一首御制诗旁边写道：父皇的诗写得真好啊，儿子我是怎么学都赶不上的。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嘉庆希望国家按照祖先设计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他极力维护现有的体系和规章制度，认为，只要按照圣祖康熙、高宗乾隆施行的规章制度执行下去，国家就能恢复往日的富强安宁。在嘉庆执政的二十多年里，他遇到问题时，提到最多的就是“照例”应该如何如何，“旧制”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官员蒙冤，遭受不公正对待，朝廷法度一定能洗刷你的冤情。所以，嘉庆认为，吉庆即便冤枉，但是自杀了，就是站到了朝廷法度的对立面，就是自绝于朝廷，死不足惜。结果决定一切！所以吉庆为什么自杀，有没有遭到逼迫和侮辱，他生前蒙受了什么委屈，在嘉庆看来都不重要了。

吉庆，雄踞岭南的封疆大吏，就这么被牺牲了、被忽视了。

吉庆这样的身份和地位，都不能洗刷自己的不公，都不能以死明证，还要背上一个“畏罪自尽”的罪名，那就更不要说数以万计的中下级官员了。官员们有了冤屈，要怎么才能申冤呢？

在后来人看来，官员这份职业是非常有保障的。官员们怎么会遭到不公正对待呢？即便有少数官员蒙受冤屈，最后也肯定能得到公正对待。理论上是这样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在理论上，所有的官员都是皇帝任命的，只有皇帝才能决定官员的进退祸福。他们只对皇帝负责，接受皇帝的赏罚。在这一点上，官员们是平等的。古代官员从穿上官服那一天开始，就具有“身份权”。这个身份权是终身的。在职官员和退职的官员，没有经过正式程序，不受拘役、审讯，任何人不得侮辱他们。哪怕是上司，也不能侮辱、逼迫、拘役下属。《大清律例》中就有对无故扣留下属的行为的处罚，知县擅自质询、扣留属官，笞四十，也就是打四十板子。可见，虽然清朝官员并没有明文规定的现代身份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的。

同时，古代政治也的确设计了官员申诉和平反的制度。比如，清代规定，官员冤枉、受到错误对待或对处分不服，从开始被揭参到最后结案，在每一环节都可以为自己申诉，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保障了官员的权利。官员向原判衙门声辩冤屈不准的，可以向通政司、都察院等部门申诉。吏部查明确实冤枉的，撤销其处分，恢复其原职。从表面上看，朝廷很关心官员的权益，官员申冤的渠道也很畅通。

那么，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在清朝官场上，上司对下属随意呵斥、冷暴力，甚至拳脚相加的情况并不少见。吉庆自尽的案子表明，清朝官员申诉的渠道并不畅通，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了践踏。一个官员以死鸣冤，这说明他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正常的渠道已经不能维护他的权益，传达不出他的声音了，所以他只有自杀才能引起关注。

造成官员维权难的原因很多。简单地说，恰恰是原本应该维护官员权益的朝廷体制，无情地侵害了官员的权益。官员最初受到不公正待遇，往往是体制本身造成的；官员蒙受的冤屈，也往往是由更高级别的官员造成的；官员要想洗刷冤情，又得寄希望于朝廷的司法体系。申诉和平反时，官员都得和强大的朝廷以及官僚体制打交道。

清朝的官员，从穿上官服的第一天，就成了官僚群体的一分子，从朝廷获得荣华富贵。他们的利益和朝廷及官僚群体是一致的，立场也是一致的。而申诉和维权的过程往往要求官员站到朝廷和官僚群体的对立面去，处理不好这种心理转变，官员就难以维权，内心就会非常纠结、挣扎。有些绝望的官员，就会走上自杀的极端道路。

我们来看看和吉庆自尽类似的一个悲剧，同样是嘉庆年间的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自杀案。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对清朝官员维权申冤的难处有更全面和直观的了解。

李赓芸是年代比吉庆稍微晚点儿的清朝大臣。嘉庆末期，福建彰州府龙溪县知县朱履中举报福建布政使李赓芸在任彰州知府期间，贪污库银、中饱私囊，还以借钱为名索贿。

事实上，李赓芸是著名的清官，他为官清廉，家无余财。贪污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至于“索贿”，李赓芸确实是向朱履中借过钱。李赓芸离任彰州知府时，督造的战船尚未完工，留下仆人黄元监督。黄元以李赓芸的名义向朱履中借过三百两银子修船，不久就如数归还了。

那么，朱履中为什么要诬告李赓芸呢？原来，李赓芸任彰州知府时，发现朱履中治理无方，多次训斥朱履中，还扬言要弹劾朱履中，罢他的官。朱履中对李赓芸一直怀恨在心。后来，朱履中贪污库银，导致龙溪财政亏空的事情败露，受到福建省的调查。他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想出了嫁祸李赓芸的毒计。那时李赓芸已经升任福建布政使，朱履中探听到李赓芸和闽浙总督汪志伊有些过节，关系不好，于是就诬陷李赓芸贪污了龙溪县的官银。

汪志伊与李赓芸关系不好，接到报告后，他马上向朝廷报告李赓芸涉嫌受贿，应当免职查办。朝廷同意后，汪志伊指派福州知府涂以审讯李赓芸。而涂以为了向总督大人献媚，逼李赓芸承认贪污受贿。李赓芸不肯承认，连续多日遭到审讯人员的严词训斥。李赓芸觉得受到奇耻大辱，又申冤无门，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正月十七日的深夜，在狱中自杀。

李赓芸死后，事情迅速发酵，闹得很大。福州城里数千老百姓公开祭奠他，有人捐资捐物修建祠堂，还有人把杜牧的《清明》诗改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哭布司”。可见李赓芸深得民心。后来经过详细调查发现对李赓芸的所有控告都是诬告，李赓芸是冤死的。

嘉庆皇帝知道后，处罚了诬告的朱履中，还有闽浙总督汪志伊和福州知府涂以等人。有同情李赓芸的大臣上奏说，李赓芸为官清廉，现在又以死鸣冤，应该得到朝廷的褒奖，还应该在地方给他建立祠堂，响应民间的要求。嘉庆不同意，他觉得李赓芸不等着朝廷的处理而选择自杀是不对的，不能得到朝廷的褒奖。

我们再回到吉庆自杀的案子上来。嘉庆皇帝最后以吉庆畏罪自杀、死不足惜来结案，其实是不公正的。吉庆即便有罪，也是在镇压广东地方起义问题上办事不力，罪不至死。更何况，广东的问题，作为巡抚的瑚图礼肯定也是有责任的。瑚图礼事后成功置身事外，就更不公平了。

我们再来看看，与吉庆有关的其他人物的结局。

总的来说，瑚图礼、那彦成两个人在嘉庆朝官运亨通。广东省的社会问题很严重。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痛斥包括瑚图礼在内的历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无所作为，“竟同木偶”，对广东局势糜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下令将他们严加议处。瑚图礼当时已经调任湖北巡抚，因为担任广东巡抚时间最长，受到的处罚也最重，被罚俸三年。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瑚图礼的仕途，他后来调回北京，历任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尚书，后来担任了驻藏大臣，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二月病逝。

那彦成在嘉庆八年（1803年）率兵平定广东地方起义，因此走出了仕途的低谷，被破格提拔为礼部尚书，嘉庆九年（1804年）重新成为军机大臣。有趣的是，那彦成此后仕途起起落落，时上时下，一会儿被破格提拔，一会儿被降级、撤职。他后来也担任过两广总督。那彦成在两广总督的职位上时，也和当时的广东巡抚孙玉庭爆发了矛盾，督抚不和。广东省的治安一直不好，土匪勾结海盗，危害地方。那彦成推行招安政策，招安了不少土匪和海盗头目，委任他们为军官，赏赐银两。巡抚孙玉庭就弹劾那彦成，说他滥赏土匪强盗，破坏国家法度。嘉庆皇帝大怒，把那彦成降级为蓝翎侍卫，发往新疆伊犁。但总的来说，那彦成在嘉庆朝飞黄腾达，是炙手可热的权贵之一。那彦成一直活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死后的谥号是“文毅”。

从吉庆自杀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的官员缺乏申诉、维权的畅通渠道，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常常难以和平解决，从而导致一些廉洁奉公的官员含冤而死，而一些品行不好的官员则浑水摸鱼，最终伤害的是官员群体的积极性，对政治发展不利。

第三案　霍邱失踪案：假案与哀矜之心

司法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慎重的事情，对于像“霍邱失踪案”这样“无尸可验之案”，更应该慎上加慎。这起案件的审判官高廷瑶的高度自觉和相对较高的道德水准，冲抵了清朝司法程序中人治的负面因素，最终，案件有了公正的结果。

第一回　如此“完美”结案

清朝嘉庆年间，安徽省颍州府霍邱县有一个农民，叫范寿子。范家非常穷，范寿子的老父亲靠给别人当雇农维持生活。范家属于农村赤贫家庭。范寿子到了结婚年龄，因为家贫娶不上媳妇。刚好有一户姓顾的人家，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顾家父亲早死，母亲不愿意心肝宝贝一样的闺女嫁到别人家去，就想找个倒插门的女婿。这在清朝是“入赘”行为，人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数典忘祖，几乎没有人愿意儿子入赘。但是，范寿子的老父亲走投无路，只能让儿子范寿子入赘。于是，范寿子就和顾家女儿成亲，落户顾家。

顾家靠卖馄饨过日子。从遗留下来的资料看，顾家还雇用了一名工人帮忙照料生意，所以家境虽然算不上富裕，但还算可以，起码比范寿子家要强得多。范寿子入赘后，和顾家人关系处得不太好。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位顾家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一个入赘的穷女婿，一个年轻的漂亮媳妇，两个人在一起，给村里人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一些七大姑八大姨就凑在一起议论，说顾家女儿行为不太检点，和顾家的干儿子杨三勾勾搭搭，关系暧昧。当然了，这些都是传说，谁都拿不出真凭实据来。但是，传言不需要有证据，只要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就可以了。所以说，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

顾家还有一个小儿子，叫顾三麻子。顾三麻子也就是范寿子的小舅子。顾三麻子是顾家的独子，姐姐出嫁后，家产就全部是他的了。可是想不到，姐姐招赘了一个姐夫到自己家来。在清朝，入赘的女婿是有继承权的。这样一来，范寿子就硬生生夺走了顾三麻子一半的家产。所以，顾三麻子看着姐夫也挺别扭的。两人的关系不好。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顾家人发现范寿子不见了！顾家母亲派干儿子杨三四处寻找，都没有消息。范家也不知道范寿子的下落。范寿子的老父亲知道消息后，多次来顾家询问，大家都很着急。找了三四个月，范寿子还是没有音信。范寿子的老父亲急了，一天，他跑到顾家理论，双方吵了起来。争吵的过程中，身强体壮的杨三推了范寿子的老父亲一把，把老人家推倒在地。范寿子父亲愤怒了，他怀疑顾家人串通杨三害了自己的儿子，一气之下，跑到霍邱县衙报案，说儿子范寿子在顾家离奇失踪。这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四月间的事情。

霍邱县衙接到报案后，很重视。传统的中国农村很稳定，很少出现矛盾冲突，几年甚至十几年都出不了重大案件，一旦出现，基层官员就很紧张，很重视。他们有义务迅速破案。当时的霍邱知县王知县，接到报案后，迅速拘传了顾家母亲、女儿和顾三麻子、杨三等人，询问范寿子的去向。大家异口同声说不知道。王知县一时间没有头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就把案子转交给县里的典史处理。

典史是知县的属官，负责缉捕盗匪、管理监狱等事务。但是清朝州县行政实行正印官“独任制”，知州、知县算是正印官，同知、通判、县丞、主簿、典史等都不算正印官，不被纳入行政主干。辖区内一切民事、财政、司法、文教等政务，都责成知州、知县完成。其他官员并非常设，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负责特定的事务。正印官遇到事情，不能推卸给非正印官；非正印官只能辅助正印官员完成政务，不能越俎代庖、狐假虎威。只有在正印官出缺，或者实在不能顾及的特殊时期，非正印官才能代理政务。

王知县把一件没有头绪的案子推给典史负责，是违反清朝的司法程序的。从遗留下来的资料来看，霍邱的这位典史不仅接受了审案的任务，而且还颇有些受宠若惊。也许，他很高兴能够独立承担一桩案子的审讯工作，同时也不敢忤逆王知县的意思，尽量揣摩着知县大人的心意办案。

话说王知县虽然把案子交出去了，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清朝的社会，好多年都不出一桩重大案件，一旦出了就是大事；同样，重大案件爆发后，官员一旦快速侦破了，就是大功一件。所以，王知县很希望迅速侦破范寿子失踪一案，在上司、同僚和老百姓面前大大地露一回脸。王知县突然想起来，自己家雇用的奶娘恰好和顾家住在同一个村。他马上叫来奶娘，询问她知不知道顾家的情况，能不能提供一些范寿子失踪的线索。

霍邱县衙的这个奶娘是个相当八卦的人物，她把村子里的流言蜚语都告诉了王知县。比如，顾家的女儿长得漂亮，和杨三关系暧昧；范寿子和顾家人的关系不好，等等。奶娘的这些话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没有真实依据。但是，王知县听得非常有心，他把这些传言当真了。不仅当真了，他还把这些信息排列组合、归纳整理后，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范寿子失踪很有可能是因情生变，这里面很可能有奸情。

王知县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后，把意见告诉给了典史。他说，范寿子的案子，不妨从杨三与顾家的女儿通奸，串通顾家人杀死范寿子的嫌疑上入手。知县告诉典史的只是一个嫌疑，一个侦破方向，但是在典史看来，这变成了上司的指示、上司的命令。

于是，霍邱典史立刻把顾家相关人等带上堂来，质问他们是如何通奸、如何杀人的。顾家人和杨三矢口否认，都说自己没有杀害范寿子。对于这种情况，清朝的州县官员有一个习惯性的应对措施，那就是严刑拷打！典史听到顾家一干人等否认杀人，立刻下令大刑伺候！

果然在重刑之下，嫌疑人熬不住了，很快，顾家女儿和杨三就招供了，承认通奸杀人。杨三招供说，他早就仰慕顾家女儿，范寿子入赘顾家后，他和顾氏继续保持暧昧关系，还勾搭成奸，为了做长久夫妻，两个人串通家人，杀死了范寿子。

典史听到招供后，大喜过望，紧接着追问：“你们杀死范寿子后，把尸体藏在了哪里？”

杨三与顾家女儿一开始支支吾吾，典史下令继续用刑。很快，杨三等人就招供说，他们杀死范寿子后，决定毁尸灭迹。他们叫上顾三麻子、顾家的一个雇工，将范寿子的尸体砍成八块，放在锅里煮，煮成烂泥后倒掉了；骨头烧成灰后，撒到了荒郊野外。

典史马上逮捕了顾家的雇工。在严刑拷打之下，顾家母亲、女儿、杨三、顾三麻子和顾家的雇工，都承认杨三和顾家女儿通奸，他们五个人联手杀死了范寿子，然后毁尸灭迹。这五个人，口供完全一致。接下来就是寻找物证了。

官府押着杨三、顾三麻子等人到顾家查找杀人证据。顾三麻子交出了一把屠刀，说是当天杀害范寿子的凶刀；又翻出了一件沾了血迹的外衣，说是凶衣。犯人说将尸骨烧成灰了，那么总有一些没有烧烂的骨头，骨灰和骨头残渣在哪里呢？官差就押着几个犯人去寻找痕迹。杨三、顾三麻子等人一开始说当天夜里是慌慌张张倒掉的，并不记得确切的位置，加上过去了几个月，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是，想不起来可不行，必须要有这一关键证据。杨三、顾三麻子只好带着差役们在村子外面四处寻找。他们指认了几处地方，差役们挖掘之后，并没有找到什么骨灰。于是，杨三等人又少不了一顿打。最后，他们终于在村子外面的一处乱坟岗找到了几根残骨。杨三等人承认这就是范寿子的遗骨。至此，范寿子失踪案就算是告破了。五个犯人都承认杀人，有动机；有详细的作案过程；有认罪的口供，而且口供一致，没有出入；有凶器、血衣和残骨，物证齐全。典史觉得，此案告破了，就向王知县汇报。

王知县得知案件告破后，非常高兴。他辖区内的恶性刑事案件迅速告破，不仅免除了他的司法责任，还显示出他办案如神，他算是立了一大功。同时，案子虽然是典史具体承办的，但是破案的方向、侦破的思路，是王知县指点的。说到底，这案子能破是因为王知县正确领导，指导有方。所以，王知县一边翻看案卷，一边得意扬扬。他觉得案子没有问题了，就向上级衙门呈报，同时把五名被告连同凶器、血衣、残骨等交了上去。王知县就等着案子通过层层审核、尘埃落定后立功受奖。

霍邱县的上级是颍州府，知府大人拿到报上来的案卷后，想法与王知县大致相同。辖区内的恶性大案快速侦破，他这个知府大人脸上也有光。所以，颍州知府在心底，倾向性地认为此案已经告破。他把相关人等提过来，过了一遍堂，根据报上来的案情重新审了一遍。顾家的几个人照本宣科，把案情又重复了一遍。颍州知府认为“重审无误”，继续向上申报。

案卷很快就到了安徽省按察使的手里。按察使负责全省的司法刑狱。时任安徽按察使的是李奕畴，他是河南夏邑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宦海沉浮将近三十年，办事情稳重、谨慎。李奕畴在提审此案时，发现案卷没有问题，清楚明白，所有犯人都已经到案，物证也很齐全，之前的程序都是合法的。更难得的是，所有犯人都对罪行供认不讳，没有一点儿差错。李奕畴把杨三、顾三麻子等人重新过了一遍堂，他们五个人都认罪，都又供述了一遍杀人和毁尸的经过。这样看起来，此案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审核通过。按律，顾家五人都得被判处死刑，其中谋杀亲夫、毁尸灭迹的顾家女儿免不了要被凌迟。

但李奕畴总觉得这案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至于哪里有问题，他也说不上来。李奕畴就是觉得，这案子的卷宗太完美了，五个犯人的口供太圆满了，严丝合缝，一点儿瑕疵都没有！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李奕畴，一件事情看起来太顺利了，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李奕畴就把这件案子给压了下来。他没有继续向上申报，也没有驳回，而是想利用时间沉淀一下案子。相关人等暂时羁押在狱中。可是，案件的审讯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着。很快，这件案子就逾限了。安徽省会所在的安庆府的知府，多次向李奕畴申请，要求快速了结霍邱案，如果不继续上报，就发回重审。

李奕畴没有把案子发回颍州府重审，而是派凤阳府通判高廷瑶，会同霍邱知县王知县一起，重审此案。清朝的司法规定，对于一些疑难杂案，上级官员可以撇开正常的司法流程，指派其他官员重审。这有些类似于后来的“异地审判”，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公正地依法办案。

异地审判的主审官员，除了和案子没有利害关系外，还要有过硬的个人素质，尤其是司法素质。李奕畴挑中的霍邱失踪案的重审法官，凤阳府通判高廷瑶，就是一个司法素质过硬的中层官员。高廷瑶，贵州贵筑县人，也就是今天的贵州贵阳人。他没有进士功名，而是通过参加举人大挑获得官员资格，进入仕途的。清朝在参加三次会试不中的举人中间，挑选优秀分子当官，每六年举办一次，称为“大挑”。高廷瑶参加大挑，被评为第一等，授予通判。他在安徽历任庐州通判、凤阳通判。在多年的司法判案中，高廷瑶办事认真，公正严明。他对司法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认为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办的每件案子没有失误，他说：“办事谁能无过，然决不可讳过；如有误即为更正，自不致别生枝节；倘饰过文非，使人民含冤终身莫白，自问此心何呼？”这应该是每个司法官员都有的基本认识，但是在实践中，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抛弃了这样的认识。也许，正是高廷瑶坚持这样的认识，李奕畴才看中了他，指定由他来重审霍邱失踪案。

高廷瑶和王知县，调集所有人犯、证物和案卷，重新审讯了一遍。杨三承认和顾家女儿通奸，在正月十三日杀死了范寿子；顾家的儿子顾三麻子和顾家的雇工，承认帮他们把范寿子的尸体肢解成八块，肉煮烂后倒掉，剩下的残骨扔到了野外。当地人证实，杨三和顾家女儿早就有绯闻；本案的相关证物也一应俱全。这案子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参加重审的王知县对高廷瑶说，此案所有人犯的供述一致，也都已签字画押；人证、物证齐全，案件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王知县认为，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上报。高廷瑶摇头说：不对，这是个假案！

高廷瑶凭什么就断定这起案子是假案？他有什么证据吗？霍邱失踪案真的存在问题吗？

第二回　“被害人”归来

高廷瑶断定此案是一起假案后，向按察使李奕畴汇报，说霍邱失踪案有重大疑点。李奕畴问他，此案到底有什么疑点？高廷瑶是这样解释的：

正月十三日，范寿子和顾家一家人外出看灯，大约十四日二更时分回家。这一点很多乡亲都可以做证。根据这几个人的供述，回到家后，范寿子又和他们打了一会儿麻将，就过了三更天了。那么，杨三和顾家女儿行凶杀人，再把尸体肢解完毕，怎么也得是四更时分了。根据他们的供述，之后他们把尸体煮烂了。可是，从四更时候到天亮，能有多少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把尸体煮烂吗？这是此案最大的疑点。

其次，顾家不是独门独院，前后左右都有邻居，房子紧挨在一起。顾家发生了杀人、肢解事件，隔壁的邻居会一点儿都听不到？顾家煮尸体，必然会发出血腥味和臭味，隔壁的邻居会一点儿都闻不到？为什么邻居们都没有反应呢？

综合这两个疑点，高廷瑶认为这几个犯人招供的杀人灭迹案，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

李奕畴听了高廷瑶的分析，很是赞同。他受高廷瑶分析的启发说，即使杨三等人把范寿子的尸体煮了、烧了，可是肝、肺、肚和肠子是煮不烂、烧不掉的。这些内脏，去哪里了呢？李奕畴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审讯的突破口，用来逼问杨三等人。

第二天，霍邱失踪案继续重审。王知县前一天听了高廷瑶的分析后，羞愧难当，称病不出，案子就由高廷瑶一个人重审。

高廷瑶首先叫来范寿子的父亲，问他：“杨三、顾氏和她的女儿、儿子，以及顾家雇工，一共五个人，为你儿子偿命，他们冤不冤？”

范寿子的父亲回答：“不冤。”

高廷瑶又问：“你能否具结保证，如果你的儿子出现，你甘愿承担冤杀杨三、顾氏和她的女儿、儿子，以及他们家的雇工五个人的责任？”

范老爷子听了这话，赶紧摇头说：“大人哪，草民报案，报的只是我儿子范寿子失踪。之后，是你们官府查出来杨三和顾家勾结，杀死了我儿子，再把我可怜的儿子毁尸灭迹，案情是各位大人查明白后告诉草民的。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能承担冤枉他人的责任呢？”听到此话，高廷瑶笑了。

高廷瑶又传讯了杨三、顾家母亲和她的女儿、顾三麻子及其雇工五个人。一上来，高廷瑶就高声喝问：“你们说把范寿子的尸体煮了、烧了，那肝、肺、肚和肠子哪里去了？”杨三五个人，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顿时张口结舌，谁也说不上来。

顾家女儿和她的弟弟顾三麻子，这时候明白了过来，大声喊冤。“我们根本就没有杀人，我们冤枉啊！杀人灭迹的事情，都是我们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高廷瑶就说：“姑且照你所说，那么，范寿子现在何处？”

这一问，把五个人犯都给问住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道范寿子的下落。高廷瑶说：“范寿子如果还活着，你们就可以洗冤；或者找到范寿子的尸体，此案也可以追查下去。现在，既没有他的尸体，你们又供不出别的情节，凭什么证明自己是冤枉的？”

五个人沉默了起来，突然，顾三麻子抬头，高声说：“家乡的地保和我们一起来省里的路上说，此案我们几个人实在是冤枉的。但押解的官差却嘱咐地保对我们说，按察使衙门审案，我们必须一律重复之前的供招；谁翻供，就给谁上夹棍。地保吓得不说话了。我们几个人更是怕，害怕得不敢说话。”

高廷瑶马上命人提地保来问话。地保说：“范寿子之父四月初到县里告状。县衙门派差役李遥与小人调查过情况。”

高廷瑶问：“调查情况如何？”地保脸色惊恐，哆哆嗦嗦，犹犹豫豫，欲言又止。

高廷瑶生气了。“来人哪，掌嘴！”一个虎背熊腰的差役跳出来，对着地保左右开弓，扇起了大嘴巴。

地保大叫：“小人愿说，小人愿说！当日，官府命令差役李遥同小人一道查访实情。我二人到了范寿子姑父陈大风家，陈大风外出，范寿子的姑姑说范寿子正月十五还到家里拜年，当天住了一宿，十六日吃了早饭才走的。”这就奇怪了，案卷说范寿子正月十四遇害，为什么正月十五、十六还去姑姑家拜年呢？

于是高廷瑶又令人提审霍邱县差役李遥。

李遥说自己是霍邱县委派实地调查的差役。他得知范寿子本家有两户亲戚，就先找到了范寿子的姑姑家。范寿子的姑姑当时就说，如果说我侄子正月十四日就被害了，为什么十五日还在我家吃元宵？李遥又找到范寿子的表伯母家。表伯母说，范寿子正月十八日到自己家歇了一天，怎么可能十四日被害？

高廷瑶听了，当场就怒了，冲着地保和李遥大骂：“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如实禀报！”

有关这个关键情节差役李遥没有及时禀报的原因，记录本案的两本笔记的说法有所出入。梁恭辰的笔记《北东园笔录》记载，李遥回答说：“当时，小人就怀疑范寿子很可能还没死，想回到县里禀明此事。等我回到衙门，发现这案子典史大人已经审讯明白，报告知县老爷了。我就偷偷把查访到的情况告诉了衙门的看门大爷。看门大爷反而骂我，说小人不应胡乱禀报，大老爷都已经审问清楚了，还禀报什么。因此，小人不敢多言。”

据高廷瑶自己所著的《宦游纪略》记载，李遥是这么说的：“这个案子，是由典史大人主审，等我回到县衙门，大家都说典史大人已经审讯完结了。因此小人不敢多言，知县和典史大人，也从来没有问过我。”

这两个说法基本相同：霍邱知县和典史迅速“审讯”清楚了范寿子失踪案，大家沉浸在一片喜悦的气氛中。差役李遥本来就人微言轻，现在更加不敢破坏几位大人的兴致了。那位县衙门的看门大爷，深谙官场之道，很能揣摩老爷的情绪喜好，他及时“扼杀”了李遥想如实禀报的念头。

高廷瑶又提审了“主犯”杨三。杨三翻供说：“小人没有杀范寿子。一开始，顾家妹妹和我都不承认通奸杀人。典史大人就严刑拷打我们，我们受不了了，就承认了杀人。接着，典史大人又逼我们交出尸体。我们根本就没有尸体，就胡乱指了三四个地方，典史找不到尸体，又严刑拷打我们。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说把尸体给煮烂了，然后又交出了一件之前浸过猪血的血衣，取了厨房的刀认作凶器。至于那几根残骨，是我带着官差们在野外乱逛乱挖所得，不知道是什么骨头。小人真的没有杀人！”高廷瑶提审了顾家女儿，她也翻供说是迫于刑讯逼供才承认通奸杀人的。

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详细描写了嫌疑人为什么承认杀人：“小人因此案历过府县堂已十余次，诸刑备受，此供悉是县差所教，并云倘上司因翻供驳审一回，则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胆已碎，惟望早日结案，又何敢再求申冤乎？”大家听听，人犯遭受了所有的严刑重罚，胆子都碎了，彻底死心了，只求早日解脱苦难，所以就认下了杀人罪名；官差又恐吓他们说，如果翻供，就让他们重受一遍刑罚，几个嫌疑人哪里还敢翻供？

案子审到这一步，高廷瑶大致认定霍邱杀人灭迹案是一起冤案、假案。可是，如果说它是假案，那么失踪的范寿子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找不到范寿子，就不能彻底洗刷顾家五个人的杀人嫌疑。既然不能彻底洗刷嫌疑，高廷瑶决定先证明他们几个人没有杀人灭迹。而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证明霍邱县报上来的案情和证据有问题就可以了。套用现代司法术语就是“排除可疑证据”，推翻原审案情。

霍邱县报上来的证据中，有一条范寿子正月十四失踪的证词，做证的是范寿子的姑父陈大风。高廷瑶决定先排除这条伪证。

这时候，霍邱县的知县已经换成陈某，原审的王知县已经被撤职了，这给高廷瑶的工作带来了方便。他对陈知县说：“范寿子的案子如果不了结，就会成为你的累赘，你不能不加以防范。”之前我们说过，清朝官府很重视恶性案件，建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责任归属、考核和追究机制。官员要对在任期间辖区内的案件负责，没有及时完成审理的，要在卸任的时候交代清楚。对于重大案件，如果没有及时完成审讯，甚至会影响官员的调转、退休等手续。所以，高廷瑶好心提醒新来的霍邱知县陈知县要注意范寿子案。

陈知县只知道自己辖区内有这么一桩案子，但是详细内幕并不清楚。他对这个案子没有历史包袱，之前和它也没有利害关系，现在就想早日了结这桩案子，以免日后成为自己的麻烦。因此，高廷瑶的话说到他心里去了。陈知县请求高廷瑶指点一二。

高廷瑶告诉陈知县：“陈大风的证词有问题。你到任后，先把陈大风交给按察司的差役带走，等陈大风离家之后，再传讯陈大风的妻子，从她口中取得真实口供，然后派专人送来。”高廷瑶又叮嘱道，“此事要秘密进行。”陈知县答应照办。过了几天，陈知县就送来了陈大风之妻，也就是范寿子姑姑的供词。供词说范寿子十五日晚在她家过夜，十六日吃完早饭后离开。

之后，高廷瑶开始讯问陈大风：“范寿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到你家，什么时候离开的？”陈大风一口咬定说范寿子是正月十三离开的。高廷瑶拿出陈大风妻子的供词，读给陈大风听，然后说，“你们夫妻各执一词，到底谁在欺瞒官府呢？”陈大风一言不发。高廷瑶猛地一拍惊堂木，追问道，“陈大风，你为什么说谎？”陈大风吓得连忙交代：“范寿子十五日晚的确在我家过夜。但官爷关照我，一定要说范寿子是正月十三走的，否则范寿子被杀案就没法了结了。我怕官爷们刁难，就应承了下来。”至此，范寿子案因为关键证据被排除，杨三、顾家女儿等五人都取保候审，等待官府进一步调查。

那么，范寿子到底在哪里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案才能真正了结。安徽官府贴出告示，悬赏寻找范寿子的下落。

过了小半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十二月，突然有人在霍邱县衙门击鼓鸣冤，他自称是范寿子。根据此人的供述，他平时好赌，因为欠下了赌债，所以正月期间逃到邻近的河南躲债。几天前，他偶遇了家乡人，听说自己竟然引发了一起“命案”，官府正在悬赏寻找自己，于是赶紧赶回来投案。经过当事人和证人的辨认，此人正是范寿子。既然“被害人”平安归来，那么所谓的杀人灭迹案也就烟消云散了，所谓的失踪案更是不了了之了。

霍邱失踪案并不是一个大案子，却是一起很典型的案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的冤案是如何产生的。此案呈现了导致冤案的许多共性因素，比如：有罪推定、刑讯逼供、过分依赖口供，等等。官府一旦逮捕嫌疑人，就假定他是有罪的，之后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证明他有罪展开的。由于技术、思想观念的原因，官民都认为口供是最有力的证据。因此，清朝所谓的审讯，可以简化为使用一切手段套取嫌疑人的认罪口供。而官府最喜欢用也最管用的手段就是严刑逼供。重刑之下，什么样的口供没有呢？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冤案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这一整套冤案制造程序，充满人治色彩。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官员的道德品行、情绪喜好、个人偏见甚至是某个时间的想法，都推动着案件的发展。如果遇到好大喜功、残暴粗鲁或者昏庸无能的审案官员，冤案产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同样，如果遇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稳重细致、品格高尚的审案官员，案件公平公正审理的可能性就很大，冤案平反的可能性也很大。

霍邱失踪案最终能真相大白，无辜者得以保全性命，复审的凤阳通判高廷瑶发挥了关键作用。高廷瑶在《宦游纪略》中写道，他刚接触到此案的案卷时，就“因株连五命，哀矜之心不觉见于颜色”。这里的“哀矜之心”是中国古代司法提倡的一大精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创立者和执行过程中的最高层，其实是很清楚整套制度中的人治色彩的。他们清楚，负责案件审理官员的道德品行的高低，几乎决定了案件能否公平公正地审理。所以，古代司法提倡官员要有“哀矜之心”，要“慎刑”。

哀矜之心，简单地说，就是同情心，要可怜涉案的人犯。官员要事先想到，这些人犯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很害怕，很悲伤，可能还要遭受侮辱、拷打等刑罚；即便这些人犯是真凶，官员们也要同情他们，可怜他们背弃了圣贤教诲，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可怜他们再也过不上正常的生活，甚至可能身首异处了。哀矜之心，可以很大程度上冲抵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因素的消极作用。

慎刑，是司法提倡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官员只要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给人犯上刑打板子。他们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某个环节的证词，或者只是想简单地杀杀人犯的威风。但是，人犯可能因此卧床养病几个月甚至半年，而且非常可能落下终身疾病。官员一时的口头痛快，换来的却是人犯终身的痛苦。更为严重的是，严刑拷打出来的口供是最不可信的。所以，司法提倡适度的刑罚，反对严刑重罚。

高廷瑶就认为“刑不可滥施，事不宜旁贷”，司法审判是一件非常严肃、慎重的事情。对于像“霍邱失踪案”这样“无尸可验之案”，更应该慎上加慎。高廷瑶的高度自觉和相对较高的道德水准，冲抵了清朝司法程序中人治的负面因素，最终，案件有了公正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过去的司法高度道德化。

老百姓对于像高廷瑶这样的好官，从来不吝褒奖。高廷瑶后来升任平乐知府，调广东省，历任肇庆知府、广州知府。最早压下案子决定重审的按察使李奕畴，当时已年过五十了，膝下还没有儿子。霍邱冤案洗刷后的第二年，他就有了一个儿子，而且一连有了六个儿子。民间争相传颂，把这案子连带李奕畴的家事编成戏曲演出。之后，李奕畴历任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漕运总督，活了九十一岁。晚年，他的长子考中进士，和他恰好隔了六十年，正好一个甲子。老百姓流传说，李奕畴多福多寿，是因为他平反冤假错案、积德造福的结果。

第四案　李毓昌案：查赈官员之死

这是一桩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奇案，上至封疆大吏，下至贩夫走卒，都牵涉其中。案件审理到最后，前前后后一共揪出来二十多个『典型』。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后期官场腐败的情况，同时了解嘉庆皇帝的反腐思路。

第一回　查赈官命丧山阳县

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一月初六夜里，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邀请在当地出差的候补知县李毓昌等人到县衙赴宴。酒席上，王伸汉殷勤劝酒，李毓昌盛情难却，多喝了几杯，结果酩酊大醉。散席后，李毓昌在长随的搀扶下，回到了投宿的善缘庵。一回到房间，李毓昌衣服也没脱，倒头就睡。

十一月初七，天刚蒙蒙亮，善缘庵突然一片喧哗。有人大叫：“来人啊！出人命了！”善缘庵在山阳城区，喊叫声很快就吵醒了庵里的僧人和周边的百姓。大家聚拢过来一看，李毓昌的三个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在主人借宿的房间里号啕大哭。再一看，李毓昌吊在房梁上，已经气绝身亡了！三个长随似乎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傻了，痛哭流涕，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有几个胆子大的簇拥着李祥、顾祥、马连升去山阳县衙报案。

朝廷命官死在了辖区内，可不是小事。接到报案后，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不敢怠慢，他马上带上幕僚、长随和仵作，赶往善缘庵查勘。

死者李毓昌，山东即墨人，三十七岁，嘉庆十三年，也就是案发当年的新科进士。明清时期新科进士的出路有很多，成绩最好的留在翰林院，成绩二等好的分配到中央各部院衙门任职，成绩不太好的就分配到地方各省任职，一般是知县。李毓昌因为成绩一般，被分配到江苏候补知县。

清朝后期，官员队伍臃肿不堪，职位有限，大批的官员分配不到实职，只好候补。很多官员候补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得到实职，甚至有的官员终身没有担任过一个实职。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新科进士，也只能候补，等待合适的机会。

进士分配到地方，名为“即用知县”，意思是一旦有知县的空缺，就优先分配他们去担任。即用知县的候补顺序，排在其他候补群体的面前。在等待分配的过程中，进士们往往会被分配到各地出差，办一些差事。要知道，清朝官员没有实职，就没有俸禄。候补官员是没有工资的。但是办理差事，可以拿到一定的补贴。所以，候补官员抢着办差。各省会优先安排新科进士去办事，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照顾。

李毓昌到江苏候补没多久，就分到了第一份差事。当年，苏北地区暴雨连绵，导致黄河决口，江苏淮安一带洪水泛滥成灾，房倒屋塌，老百姓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嘉庆皇帝知道后，专门拨银九万九千两赈济灾民。银子下拨到淮安灾区后，江苏省照例要派遣官员监督、核查银子的使用情况。江苏省一共派遣了十一名官员查赈，李毓昌就是其中一名——他担任山阳查赈官。到了山阳后，李毓昌多次谢绝应酬，找了清静的善缘庵居住。他马不停蹄地到灾区乡村实地调查，查看受灾情况，核对人口，检查资金的发放，等等。他工作很认真，眼看就要完成核查工作返回省里了，想不到这个时候死在了借宿的房间里。

李毓昌案的报案人，同时也是此案的目击者，是李毓昌的三个长随。什么是长随呢？

明清时期的长随，表面看是官员家的奴仆，但和卖身为奴的家仆并不一样，长随是有服务期限、有人身自由的。长随和主人的关系更类似于现代的雇佣关系。明清时期雇用长随的一般都是官宦人家。当时的读书人当官后，发现所读非所用，苦苦读了几十年的圣贤书，并不能指导实际工作。比如，李毓昌当官后，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大到税赋钱粮如何征收核销，司法刑狱如何审判执行，小到官场如何交际应酬，日常如何穿戴言行。怎么办？他需要雇用熟悉这些情况的人来协助自己。于是长随这个职业就应运而生了。

长随未必读过书或受过专门的教育，但是他们知道官员应该如何穿戴言行，知道各个衙门都有哪些老爷，老爷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长随成为一种职业，官场的许多门道也在这个职业内部代代相传，所以，新任官员们迫切需要他们协助自己开展工作。尤其是那些外放地方的官员，他们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辖区，不得不自带一帮人监督政令执行，控制辖区官府，不得不雇用几个长随。长随们代表主子在衙门间执行公务，在官场上展开应酬。老百姓和衙门的书吏、差役往往尊称长随为“大爷”“二爷”。官员们则往往称呼长随为“朋友”。可见，长随离不开官员，官员也离不开长随。

有时，一个读书人考中进士后，长随会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来求职。有时，一个读书人当官后，长官或者同僚们会向他推荐长随人选。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长随，新任官员也会利用各种关系，物色合适的人选。而那些以长随为职业的人，往往都有个吉利的名字，不是“吉祥”就是“升迁”。

李毓昌在北京的时候，就雇了自己的山东老乡，三十一岁的聊城人马连升当自己的长随。到了江苏后，他又雇了另外两个长随，他们都是江苏长洲县人，一个叫李祥，三十八岁；一个叫顾祥，三十二岁。他们三人的名字都很吉利。这三人和李毓昌签订合同，约定给李毓昌当多少年的奴仆，每月薪水多少。

这三人，也是李毓昌案的报案人。其中，李祥的年纪最大，陈述的案情也最多。根据李祥的说法，他们是九月底跟随李毓昌来山阳查赈的，之后一个多月都在乡下核查案情。其间，李毓昌感冒，在善缘庵卧床调养。十一月初，李毓昌总说身体不好，心中烦闷。李祥看到主人神情恍惚，坐立不安，就要去请医生，李毓昌不同意。到了十一月初六的晚上，李祥看到李毓昌言语颠倒，话都说不清楚了，就和马连升一起，劝李毓昌早点儿休息，他们在旁边伺候着。李毓昌吩咐几个长随都出去，不必伺候。李祥不放心，仍旧在房间里待着，结果李毓昌生气了，把他骂了一顿，赶出了房间。李祥等人没办法，各自回房睡觉了。十一月初七早上，李祥等人早早起来，准备伺候主人起床，他们推开房门一看，主人已经吊在房梁上死了。他们三个人连忙呼救，可惜已经晚了，最后不得不报官。

根据李祥的说法，李毓昌有病在身，情绪失常，当天夜里赶走了用人，自己悬梁自尽了。顾祥、马连升两位长随替李祥做证，说主人确实是因病自寻短见，并无其他原因。三个人都做证说，李毓昌在乡下办完事回城后，精神就出了状况，“总说身体不好，心内慌瞀，神思恍惚，初六晚言语更觉颠倒。”

验尸的山阳县知县王伸汉采信了李祥等人的证词，认为李毓昌是悬梁自尽的。得出结论后，王伸汉将案情报告给了淮安知府王毂。当时，淮安府驻扎在山阳县，淮安知府和山阳知县同城。接到王伸汉的通报后，淮安知府王毂也不敢怠慢，很快就带上幕僚、随从和仵作、差役等一大帮子人，赶到了善缘庵。经过仵作验尸，现场勘验后，王毂也认为李毓昌是悬梁自尽。

既然案发当地的府、县两级官员都认定李毓昌是自杀的，同时又有李毓昌的三个长随做证，此案很快就被当作“定案”进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先是由案发地山阳县拟写呈文，上报李毓昌案初审结论；淮安府接到报告后，认可了初审结论，再上报给江苏省。江苏省按察使接到报告后，很快通报给了布政使、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省里的官员听说李毓昌自杀了感到很惊讶，再看淮安府、山阳县报上来的案卷，也没什么问题，就逐级批准了。最后江苏巡抚汪日章将此案作为一件“例行公事”，用题本汇报给了刑部。嘉庆年间，地方官员上奏的公文有题本、奏折两种形式。奏折汇报军政大事、机密信息和官员的私事，而题本则用来处理例行公事。奏折传递速度快，处理迅速；题本则要层层流转，处理速度很慢。可见，江苏省认为李毓昌之死是一件寻常的公务，并没有什么疑问，所以就采用了题本的形式上报。

江苏巡抚汪日章上报李毓昌案的题本被保留了下来。本子对李毓昌自缢场景以及事件全过程的描绘非常详细，可以算作是此案的第一个版本。题本说：

“勘得善缘庵由大门进内，朝南正屋三间，东首朝南客屋三间，已故委员李毓昌在西首房内，面西背东，两脚站立床上，用蓝绸腰带缢于二梁木上。当验梁木上有灰尘滚乱形迹，自梁至床量高六尺九寸，板床离地量高一尺八寸。勘毕，饬令将尸解放平明地面，对众如法相验。据仵作李标喝报，验得已死委员李毓昌问年三十七岁，仰面两眼胞合，口微开，舌出齿二分，咽喉下有缢痕一道，起向两耳根，斜入发际，斜长七寸，深三分，阔五分，青红色，两手微握，两手心、十指、十指肚、十指甲缝，俱有坠青色……委系生前自缢身死。”

只要刑部认可江苏省的这个报告，此事基本上就成定局了。李毓昌案就要按照这个版本被写入历史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条线索是李毓昌家人的反应。对于李毓昌的“暴毙”，李家人怎么看呢？

李毓昌出生在山东农村，父母、兄弟都是农民，似乎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本乡本土。他们见识非常有限，也没什么想法。李毓昌能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读书赶考，考中进士，相当不容易，是全家人的骄傲。李毓昌暴毙的消息传回山东即墨老家后，家里人哭成一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李毓昌生前，几乎没有从家里得到过政治帮助；死后，想让家里人替他出头，获得什么政治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李毓昌有一个族叔，叫李泰清。李泰清是一名武秀才。古代的科举考试，既有文举，也有武举。从古至今，我们关注文举比较多，一般人对武举不了解。武举虽然一直不受重视，但和文举一样，也有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等功名。李泰清就是一名武秀才，算是除了李毓昌之外李家唯一一个见过一点儿世面，能够出来做点事情的人。

李毓昌案案发的时候，李泰清刚好从山东出发，前往江苏探望侄儿。现在，李泰清就代表李家，到山阳县给侄儿料理后事来了。

山阳县知县王伸汉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李泰清，把李泰清安顿得很周到，忙前忙后。李泰清对王伸汉的帮忙很感激。事先，王伸汉已经整理好了李毓昌的遗体，李泰清又收拾了侄儿的行李遗物，准备扶柩返乡。李毓昌死后，三个长随和李毓昌的雇佣关系自然终结。马连升因为是山东人，愿意扶着旧主人的棺木一同返回老家。另外两个长随李祥、顾祥，帮忙料理完后事就计划到苏南去，另寻生路。王伸汉就给李祥、顾祥写了推荐信，推荐他们到苏南的两位朋友处当差。

离开山阳县之前，李泰清代表李毓昌的亲属亲笔写下具结：“生侄毓昌在淮因病自缢身死，已蒙验明，并无别故。今生情愿率仆马连升等将侄棺柩，搬回原籍埋葬。”王伸汉前来送行，拿出一百五十两银子送给李泰清。这在当时是相当厚重的一份礼了。李泰清一开始不敢收，最后因为盛情难却，收了下来。临行前，王伸汉还嘱托李泰清：“死者入土为安，应早日安葬，以慰逝魂。”李泰清很是感动，他把侄儿的遗体一路护送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马连升也告辞后自谋生计去了。

日子又平静地过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李泰清在整理李毓昌留下来的书籍的时候，从一本书中飘落下来半张草稿。李泰清捡起来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半张纸上写着：“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李泰清脑袋嗡的一下就炸开了，他敏感地意识到，侄子的死大有蹊跷！

李毓昌死后最悲伤的就是他的遗孀林氏。林氏和李毓昌感情很好，之前她默默支持丈夫读书赶考，一直没有生育。安葬丈夫后，林氏老做噩梦。梦里，李毓昌好几回来找林氏，说自己死得冤枉。惊醒之后，林氏开始怀疑丈夫的死因。一天，她整理丈夫留下来的衣物时，在一件长衫的衣襟上发现了一处深色的污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她把长衫拿去清洗，那块污渍洗掉了，但是洗衣服的水变成了赤红色，凑上去闻闻，有一股血腥味。至此，林氏认定丈夫的死另有原因！

那么，李家人发现疑点后会作何反应呢？李毓昌之死，到底有没有隐情呢？李毓昌案又会如何发展呢？

第二回　自杀还是他杀？

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一月初七，江苏省派到山阳县核查赈灾情况的李毓昌，悬挂在住所内的房梁上气绝身亡。三个长随发现后报官。经过山阳县、淮安府的勘验，又有三位长随做证说李毓昌情绪失常，于是大家认定李毓昌是悬梁自尽。案子逐级上报，就差朝廷的核准了。同时，李家亲属把李毓昌遗体运回山东老家安葬。族叔李泰清在李毓昌的书籍中发现了半张写有“山阳县冒赈”字样的纸片，李毓昌的遗孀林氏发现丈夫的衣物上有血迹。李家人开始怀疑李毓昌的死另有隐情。

之前，李泰清去山阳县为李毓昌料理后事的时候，李毓昌的遗体已经由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装殓了。李泰清只是草草看了一下侄子的面孔，发现遗体脸色惨白。他心中悲伤，就没有再细看。如今，李家人觉得李毓昌的死有问题，大家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征得李毓昌遗孀林氏的同意后，大家决定开棺验尸。

李家人把李毓昌的棺木打开，发现尸体尚未腐烂，面色铁青。他们用银针刺进去，拔出来一看，针变黑了。显然，李毓昌生前中过剧毒，并不是简单的悬梁自尽。于是，李家决定为李毓昌申冤。

李家人一合计，都觉得李毓昌的死和他正在调查的赈灾问题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和江苏的官员有莫大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能按照传统的申冤程序，一级一级地向官府告状。那样的话，他们会受到巨大的官场阻力。最后，李家决定，由李泰清代表大家直接到北京去告御状。

清朝的司法申诉程序是允许当事人越级告状的，是允许当事人直接到北京来告状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京控”，就是指当事人对地方官府的司法公正失去了信心，直接到北京来告状。都察院和五城兵马司都可以接受京控案件。

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初，在李毓昌案案发半年后，李泰清到达北京。考虑到李毓昌的官员身份，李泰清选择到都察院投递诉状。都察院负责政府机构内部的监察工作，是清朝官府自我纠错的责任部门。现任官员暴毙身亡，而且有证据显示生前身中剧毒，这事，都察院的确得管。

都察院接到诉状后意识到事情很严重。几位负责人不敢轻易下决定，直接把案子递交给了嘉庆皇帝。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二日，都察院将此事如实具奏。

当时在位的嘉庆皇帝是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无奈，他继承的江山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官员办事效率低下、财政窘迫、吏治腐败，嘉庆皇帝一心要找出原因，然后寻找补救方法。他思考的结论是：朝廷法制健全，制度完善，康雍乾盛世就是在这套体制上取得的，现在之所以问题频发，是因为官员们丧失了清正廉洁的作风，缺乏实干进取的斗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根子出在官员的思想上。所以，嘉庆皇帝要掀起一场“反腐败运动”。他决定“抓典型”，树立几个正面典型，惩治一批腐败官员。恰好在这个时候，都察院把李毓昌案呈递了上来。嘉庆皇帝御览后，气愤之余，决定把此案树立成反腐败运动的一面旗帜！

这就意味着，李毓昌案要成为一桩震惊朝野的大案了。

嘉庆十四年五月底，嘉庆皇帝颁布圣旨，指出李毓昌案事关朝廷职官之死，“疑窦甚多，必有冤抑”。他指出了三大疑点。第一是他至今没有看到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自缢身亡的官方报告，可见江苏当地官府对一个现任官员的死是多么不重视。人命关天，官府这种态度，不是丧尽天良，就是有难言之隐。第二个疑点是，如果李毓昌有自杀之心，为什么当天夜里还要参加酒宴？这在情理上说不通。第三个疑点是，李毓昌死后，山阳县知县竟然赠送给迎丧的亲属一百五十两白银，远远超过了正常人际往来的数额，令人生疑。同时，当地官府妥善安排了李毓昌的两个长随，把他们分别推荐给了江苏省内的实职官员当长随。如此厚待暴毙同僚的奴仆，也令人生疑。

嘉庆皇帝很有生活阅历，对基层情况相当了解，他直接指出李毓昌的死和山阳县的赈灾实情有莫大的关系。他说：“此案或系李毓昌奉差查赈，认真稽核，查有弊端，该山阳县畏其揭报，致死灭口，亦未可定。”

对于此案嘉庆皇帝明确指示：第一，山东巡抚吉纶速将李毓昌的尸棺运到省城济南，委派明白干练的官员详细检验，据实回奏。第二，两江总督铁保，速将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传集到案，认真审讯，如果发现有问题，将山阳县知县、淮安知府一并解任严参，押解到济南，归案审理。圣旨末尾，嘉庆皇帝还警告相关官员，如果不秉公办理此案，“决不轻恕”。

有了嘉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李毓昌案的进展非常迅速。皇帝发话后，山东、江苏两省迅速行动起来。不过，一桩案子，只有得到最高层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才能被快速处理，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难道，李毓昌案没有得到嘉庆皇帝的关注，就不能被公正处理了？这不能不说是该案一个令人悲哀的地方。

话说回来，嘉庆皇帝下令核查李毓昌案后，江苏省的压力是最大的。李毓昌案发生在江苏，而且江苏各级官府已经进行了审理，得出了李毓昌自缢身亡的结论并上报朝廷了。如果核查发现，李毓昌不是自缢身亡，那么相关官员都会受到严厉处分。所以，江苏省上上下下都很紧张。

当时江苏省最高长官是两江总督铁保。铁保，出身满洲正黄旗官宦世家，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之后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历任副都统、侍郎、山东巡抚、漕运总督。年轻的时候，铁保工作很认真、很负责。李毓昌案案发的时候，铁保已经五十七岁了。对于他这样年纪的老人，成绩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安静地等待退休，颐养天年。所以，铁保不像原来那样认真负责了。同时，铁保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他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到了读书练字上，在工作方面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最近几年来，两江地区频繁出现工作失误，铁保多次受到嘉庆皇帝批评，但铁保做了几次检讨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思进取。

对于李毓昌，铁保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他是铁保的门生。十三年前，铁保是山东乡试的主考官，而李毓昌就是当年他录取的举人。李毓昌到江苏候补知县，也专门持门生之礼，拜会了铁保。几个月后，铁保听说李毓昌上吊自杀了，他感到很奇怪，但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现在接到嘉庆皇帝的圣旨，铁保也不敢怠慢，立刻亲自赶往淮安，提审相关人员：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跟差胡太、验尸仵作李标、善缘庵僧人源福。这四个人都坚持说当天看到李毓昌确实是自缢身亡，并没有服毒情形。铁保要的就是这个结论。他觉得自己实地调查了，又亲自审讯了，算是完成了皇帝交代的严查任务，于是就打道回府了。

对于李毓昌案的关键证人，那三个长随，铁保只是问了一句“三人现在何处”，旁人回答，三人已经自谋生路去了，难以寻找，铁保就懒得去找了。

铁保没有仔细、深入地复查李毓昌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嫌疑的山阳县知县王伸汉、淮安知府王毂都是他举荐的官员。铁保主观上不愿意发现他们两人涉案。

清朝的淮安府、山阳县是苏北重镇，是京杭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又是漕运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的驻扎地，地位非常重要。淮安知府和山阳县知县属于“要缺”，任命程序需要两江总督从江苏现任官员中举荐品行兼优、经验丰富、成绩出众的人担任。

现任淮安知府王毂，安徽黟县人，贡生出身，宦海沉浮多年，嘉庆十三年刚刚被铁保举荐担任淮安知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陕西渭南人，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王伸汉是捐纳出身，也就是花钱买的官，一开始只捐了个从九品，后来捐升知县。嘉庆十三年五月，山阳县知县出缺，两江总督铁保奏请以王伸汉署理知县，十月间正式奏报将他实授。铁保在奏折中对王伸汉的评价是：“心地明白，办事认真，自委署山阳，办理漕粮一切事务均无贻误。今以之调补，实属人地相宜。”所以说，铁保在主观上是不能够接受自己半年前刚刚大大夸奖、举荐的人才，涉嫌毒杀朝廷命官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就在铁保潦潦草草地复查的时候，同时展开调查的山东省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李毓昌的棺木很快运到了济南。山东巡抚吉纶，会同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带领济南知府、历城知县亲临现场检验尸体。但是，此时距离李毓昌死亡已经有八个月之久，尸体已经腐坏，从表面已经无法看出是毒杀还是上吊自杀。于是，吉纶等人决定做蒸骨检验。

不过，据《清稗类钞》记载，当时李毓昌的尸体虽然开始腐烂，但仵作用水银洗刷之后，还是能看到其身上有大片的青黑痕迹，显然是中过毒。但是，在圣旨下达前，江苏省的相关官员早已经开始四处活动。王伸汉派人携带银子到济南来，想买通相关官员和书吏、仵作，希望他们帮忙掩饰。一部分官吏，因为人情，也因为银子的缘故，答应为王伸汉掩饰。得到贿赂的官员就借口尸身腐烂，证据不明显，要求进一步“蒸骨”检验。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来刁难李毓昌的家人。为什么说蒸骨是刁难呢？

过去没有现代法医技术，对于疑难命案，常常使用“蒸骨法”。蒸骨法是这样做的：先挖一个地窖，在地窖里堆放柴火，把四壁烧得通红，再把尸骨洗净，一般要剔除肌肉，抬进地窖里，除去里面的炭火，喷洒酒、酸，让尸骨在热气中存放一个时辰以上。这其实是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接着，把尸骨抬到阳光底下，验尸官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检验尸骨。人们很早就发现，红油伞能够过滤部分阳光，让经过了化学作用的尸骨呈现出深层次伤痕、中毒等特征。但是，中国人认为“死者为大”，很难接受对亲属的遗体进行这样的处理。

然而，为了查寻真相，李毓昌的亲人含泪同意了蒸骨检验。六月十二日，验尸开始。蒸骨以后，仵作迟迟不来报告结论。在场的按察使朱锡爵知道其中必有隐情。原来，王伸汉已经“遍贿上下”，蒸骨验尸的现场就有拿了银子、装聋作哑的官吏。尽管现场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毓昌的部分遗骨发黑，但仵作就是迟迟不报告。其他官员也装聋作哑，不表态。

朱锡爵还比较有正义感，他看到场面僵持在那里，装作生气的样子，高声大叫：“来人哪，取大木杖来！圣旨交办的大案，如果有人不据实呈报，给我立毙杖下！”

仵作被朱锡爵的架势给吓坏了，惊慌报告说：“尸体两锁子骨、肋骨全黑，余骨未全变色，是中毒后又以人力致死。”也就是说，李毓昌生前中过毒，但真正致其死亡的是外力。仵作这么一报告后，其他有心为王伸汉做掩饰的官员也没有办法了。最终，山东省把李毓昌中毒后被外力杀死的结论上奏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把山东开棺验尸的结果转发给了铁保，同时下令缉捕相关涉案人员。六月底，圣旨到达江苏，命令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将淮安知府、山阳县知县等人解职，连同所有人犯押往北京，由刑部审讯。嘉庆皇帝对江苏本地官员并不信任，不相信他们能查清楚李毓昌案，他要直接接手了。

铁保没有办法，只好拘拿淮安知府王毂、山阳县知县王伸汉及其长随包祥、张祥、余升，王家的厨子钱升，同时抓捕李毓昌的三个长随。李祥、顾祥因为人在苏南，很快就被拘传到案；马连升不知去向，没有抓到。把他们押往北京之前，铁保对他们逐一讯问。在讯问中，李祥等人解释说，李毓昌衣服上的血迹，是上吊时口中吐出的血。对于李毓昌为什么要自寻短见，李祥等人提到李毓昌在核查灾情的时候，曾受山阳县西陈庄一位姓陈的监生邀请，到其家中吃酒。在酒席上，陈监生索取赈票数十张。赈票就是受灾证明，有了它就能够领取朝廷的救济。事后，李毓昌非常懊悔，坐立不安。铁保马上下令查办这个姓陈的监生，很快查明此人名叫陈懋。陈懋承认，经过他再三邀请，李毓昌曾来他家中喝酒。他虚报了十二户名目，请求李毓昌帮忙，但是李毓昌并没有答应。

铁保把相关人等全部押往北京。同时，他给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陈述了自己的调查情况，他认为李毓昌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在奏折中专门提到了李毓昌去陈家吃酒的事情，似乎想说明李毓昌的死另有隐情。总之，铁保内心还是希望李毓昌案能够按照自缢身亡来结案，不要多生枝节。

李毓昌案发展到这一步，还有可能按照铁保的想法，以自缢身亡结案吗？这个案子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会怎么了结呢？

第三回　知县被查起杀心

嘉庆皇帝高度重视李毓昌案，下令山东、江苏官员重新核查此案。山东省开棺验尸，发现李毓昌先是身中剧毒，然后被人以外力杀死。嘉庆皇帝随即命令江苏省缉拿相关人等，把他们押往北京，由刑部严刑审讯。江苏省把上至淮安知府，下至跟差、厨子，都缉拿到案，唯独李毓昌的三个长随之一马连升不知去向。涉案人员到了刑部后，刑部把他们分别关押审讯。

巧合的是，马连升当时正在北京跟随一位官员做长随。他得知此案已经通天，不得不到刑部自首。恰恰就是这个马连升，在刑部办案人员的讯问之下，第一个崩溃，如实招供，说明了案发当天的真相。接着，李毓昌生前的长随李祥、王伸汉的长随包祥等人，也在严刑拷打之下，对当天的真相供认不讳。根据这几个下人从不同角度陈述的事实，李毓昌案的真相可还原如下：

李毓昌生前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后一份工作是查赈。在很多官员看来，查赈就是例行公事，是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写一份一团和气的核查报告，这样，负责赈灾的官员，银子有了，功劳也有了；负责查赈的官员，补贴有了，还能拿地方官员的一份贿赂。总之，没有人把查赈当一回事。

但是，李毓昌初出茅庐，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饱读诗书，充满理想主义。对于分配给自己的这份工作，他非常认真。他们几个查赈官员到达淮安府山阳县后，王伸汉安排他们入住官衙，盛宴相待。李毓昌嫌官衙里繁文缛节太多，工作起来不太方便，就自己找了善缘庵，搬进去开始埋头工作。李毓昌干劲十足，他挽起裤腿，亲自跑到四乡八村，一处处地询问受灾情况，一家家地询问户口，核查救灾银的发放情况。每到一个村庄，他都亲自制作户口资料，注明老幼人数，勘验受灾程度，重点检查有没有漏赈和冒领的现象。其间，王伸汉多次邀请他赴宴并赠送他礼物，李毓昌都却而不受。很快，李毓昌就查明王伸汉大发灾难财，以救灾为名，虚报灾情，编造户口，贪污救灾银。从李毓昌掌握的不完全数据来看，王伸汉贪污的银子数以万计。

李毓昌非常气愤，认为王伸汉简直就是从灾民口中夺食。他把相关数据、情况都如实记录下来，准备上报省里。

看着自己的主人没日没夜地工作，跟随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坐不住了。他们倒不是担心李毓昌工作强度太大、太劳累了，而是担心李毓昌这么做会招惹祸害，进而连累他们这些奴仆。为什么这么说呢？

长随们心甘情愿给官员们做下人、当奴仆，看中的不是合同里约定的每月那几两银子。他们甘愿为奴，看重的是官员的权力带来的额外收益。套用现在的话来说，长随们是靠灰色收入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作“陋规”。比如，替主人去征收赋税的长随，本来征收一两银子的，他征收二两，自己贪一两；替主人处理司法刑狱的长随，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向案件双方敲诈勒索；就连替主人看门的长随，也被人称为“门子大爷”，谁要见官员本人，都要给他塞红包。这些额外的收益相当可观，远远高于长随们在合同里约定的收入。一些州县衙门里的长随，每年能得好几千两银子。这些情况，官员们都看在眼里，也都默认长随们这么做。

从根本利益上来看，长随和官员主子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主人步步高升，官越当越大，长随们能够依靠的权力就越大，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也就越高。所以，长随们都为主人的前途着想，巴望着主人能够平步青云。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跟随李毓昌，也是希望主人能够步步高升，自己跟着主人越来越有出息。所以，李毓昌候补没几个月，就得到了查赈的机会，李祥三人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可以跟着主子去淮安府吃拿卡要了。想不到，李毓昌公事公办，天天带着他们下乡核查户口，调查真相，不仅劳累，而且没有任何油水。李祥他们虽然没有表现出不满来，但暗地里早就嘀咕开了。

后来，李祥又看到李毓昌把调查的情况写成材料，准备上报江苏省。他心想：“坏了！”李祥知道李毓昌这么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李毓昌在江苏省并没有根基，揭发救灾真相，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李祥觉得主人犯不着为了去揭发一件事不关己的问题赌上自己的前途。所以，他多次暗示李毓昌，此举不智。但是李毓昌没有领会李祥的暗示，执意要揭发山阳冒赈事件。

李祥没有做通李毓昌的工作，转而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之前，我们说过长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长随之间经常互通有无，最后形成了长随圈子。李祥有一个圈中朋友叫包祥，当时正在给山阳县知县王伸汉当长随。李祥就去找包祥商量怎么办。

两个长随一商量，商量出了事情来。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李祥的本意是希望包祥给出个主意，更深层次的意思是希望包祥能和主人王伸汉说一下，让王伸汉在李毓昌揭发之前，尽量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但是，包祥知道后意识到事情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阻止李毓昌揭发真相，自己的主人王伸汉就可能会丢官入狱，自己的利益就会大大受损。于是，包祥匆匆告别李祥，赶紧向王伸汉汇报。主仆二人一致认为，要及时向李毓昌“做工作”，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揭发。

王伸汉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贿赂李毓昌。他通过包祥，先拉拢了李毓昌的三个长随。他向李祥等三人许以重赏，要他们向李毓昌转达，希望能用银子交换调查材料。王伸汉放出话来，他愿意把贪污的救灾银子和李毓昌“五五分成”。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非常配合，就替王伸汉去做主人李毓昌的思想工作。李毓昌听了三个长随转达的意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祥等人说：“本年，我在参加殿试的时候，皇上给我们出的考试题目是《德本钱末》。我怎么能辜负皇上，做出贪污纳贿的事情呢？”他断然拒绝和王伸汉同流合污。李祥三人碰了一鼻子灰。

一计不成，王伸汉又想出一个办法：谋取李毓昌的调查材料。他又通过包祥，买通李祥等人，让他们去谋窃李毓查的调查名册。想不到，李毓昌把辛苦得来的调查材料随身携带，即便是睡觉，也带在身边。李祥等人根本没有机会下手。第二个方法也行不通。

王伸汉无计可施了，只好去找淮安知府王毂商量，请求王毂代为疏通，向李毓昌求情。这个王毂，其实也不干净。救灾的银子虽然是王伸汉贪污的，但是王伸汉拿出了很大一部分赃银，上下打点。其中王毂就拿了王伸汉两千两银子。所以，在阻止李毓昌揭发真相这件事情上，王毂和王伸汉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很愿意帮王伸汉这个忙，于是邀请李毓昌到知府衙门来。但是，李毓昌在调查中隐隐约约发现了王毂和王伸汉贪污有莫大的关系。他知道王毂在这个时候找自己，肯定是替王伸汉求情来了。所以，李毓昌婉拒了王毂的邀请。

就这样，王伸汉能够想到的办法，全部行不通。他更加害怕了。他害怕李毓昌随时可能把揭发材料上报，自己就要锒铛下狱了。他不仅害怕，简直是恨透了李毓昌。既然李毓昌一心一意要自己的命，王伸汉决定也不给李毓昌好看，杀机涌上了王伸汉的心头。他和包祥主仆二人凑在一起商量后生出一条毒计。

包祥给了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个人一大笔银子，和他们密谋毒杀李毓昌。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六，也就是案发的当天夜里。王伸汉出面宴请前来查赈的所有官员。李毓昌赴宴后，被王伸汉灌醉。

回到住处后，到了深夜，李毓昌感觉嘴里又苦又渴，非常难受，就醒了过来。他喊了一声：“来人啊，拿醒酒汤来！”很快，李祥就端着一碗汤进了房间，他扶着李毓昌，伺候他喝下去。喝完汤，李毓昌又迷迷糊糊睡了起来。没一会儿，李毓昌的肚子翻江倒海般剧烈疼痛起来，痛得他根本睡不着了，他在床上左右翻滚，大声呼叫。

在剧烈疼痛、意识模糊之间，李毓昌看到李祥等长随闻声而来，跑到床前围观，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什么都不做。突然，跟过来看情况的包祥从李祥的身后跳出来，用双手从后面掐住了李毓昌的脖子。这时，李毓昌用尽力气，瞪目斥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一旁的李祥非但没有制止，还冷笑着说：“仆等不能事君矣。”李毓昌知道大事不好，可惜很快就失去了意识，昏死过去。李祥唯恐李毓昌不死，和包祥一人抱住李毓昌一条胳膊，马连升解下自己的腰带，把李毓昌吊在房梁上。杀死李毓昌后，他们几个人又伪造了李毓昌上吊自杀的现场。

初七一大早，李祥、顾祥和马连升跑到山阳县衙报案，声称主人李毓昌在夜间自缢身亡了。接到报案后，王伸汉赶往善缘庵查勘。到了案发现场后，他赶紧命令随从先搜索李毓昌的文稿，把搜出来的纸稿一把火销毁了。然后，王伸汉才草草看了现场，就下结论说：“可怜啊，李大人自缢身亡了。”说完，他又下令一行人把卧室清理干净，然后派人将案情报告给了淮安知府王毂。

淮安知府王毂很快也带人赶到了案发现场。淮安府的仵作李标看到李毓昌面色青紫，口鼻出血，呈现中毒症状，就如实报告：“尸口有血。”想不到王毂听到后勃然大怒，下令：“来呀，把李标推出去，杖责二十！”差役们把李标推到外面，噼里啪啦打了二十大板后架了回来。王毂对他大声喝道：“你再给我好好查验！”这一回，李标学乖了，在“尸格”上填写了“李毓昌上吊自杀”字样。

综上所述，李毓昌案案发经过可以简化为，李祥等人本来想用加入砒霜的醒酒汤毒杀李毓昌，想不到毒性发作得太快，李毓昌大声呼喊。在场的包祥临时起意，就和李祥、马连升一起，把李毓昌掐晕后吊死在了房梁上，并伪造了李毓昌上吊自尽的假象。之后，在王伸汉、王毂两级官员的配合下，李毓昌之死被当作“自缢身亡”逐级上报。

李毓昌案其实是案中案，第一案是王伸汉贪污救灾款，第二案是王伸汉指使他人杀害李毓昌。不论哪一案，王伸汉都是罪魁祸首。他的罪过最大，被押解到刑部大牢后态度也最蛮横。王伸汉开始拒不认罪，经过刑部连日熬讯，还是拒不交代。也许，王伸汉还在幻想，只要自己不认罪，不招供，就不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刑部对付他这样的人自有一套办法。审讯官员实行“车轮战”，轮番审讯王伸汉，不让他休息，让他一直跪着接受审讯。王伸汉毕竟五十多岁了，怎么可能熬得住？有一天，王伸汉跪了好多天，身体实在吃不消了，就向审讯官员讨水喝。审讯官员命差役递给他一杯茶，王伸汉接过茶杯后没有喝，他看着杯子里的茶水，看了很长时间。也许，他想到了当日自己授意在水中下砒霜毒杀李毓昌的情形。此后，王伸汉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如实供述了自己贪污、行贿和杀人的罪行。

淮安知府王毂倒没有像王伸汉那样拒不招供，他宦海沉浮多年，知道此案已经通天，自己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他决心自杀。之前，王毂随身携带了一面玻璃小镜子进入大牢，在刑部审讯间隙，他把镜子砸碎，用碎片划伤腹部，腹部流血不止，但没有生命危险。王毂一心求死，又划破了颈部的血脉。好在狱卒及时发现，把他救治了过来。此后，王毂整个人都垮了，把自己贪污、受贿，帮助王伸汉遮盖杀人真相的罪行交代得清清楚楚。

李毓昌案至此大白于天下。嘉庆皇帝接到刑部报告后，第一感觉是：“江南竟有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接着，嘉庆皇帝痛骂江苏各级官员：“督抚大员，毫无觉察。朕知人不明，误用汝辈，诚朕之咎，不知汝等尚有何颜上事天子，下对万民？地方偶遇偏灾……不肖州县多有捏开侵冒，私肥己橐。其查赈委员贪图分润者，即与之通同作弊，是直向垂毙之饥民，夺其口食，已属毫无人心。不意山阳县查办赈务，因委员秉持公正，不肯扶同，畏其禀揭，竟至谋命灭口，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反腐问责运动即将在江苏省展开。嘉庆皇帝会如何处理李毓昌案的善后问题？他又会掀起怎么样的反腐风暴？

第四回　吏治腐败是真凶

江苏核查官员李毓昌调查清楚了山阳县知县王伸汉等人在救灾过程中贪污救灾款的罪行，准备检举揭发，结果被王伸汉买通长随李祥等人杀死。之后，王伸汉在淮安知府王毂等人的配合下，将李毓昌之死以自缢身亡上报。相关人等在刑部的审讯之下，对罪行供认不讳。嘉庆皇帝接到报告后极为震惊，痛骂江苏省吏治败坏至极，江苏各级官员丧尽天良。

嘉庆皇帝决心把此案当作反腐运动的典型。他首先颁发圣旨，命令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自行议罪，就是让他们自己给自己定罪，同时，摘去汪日章的顶戴。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追责、大查办即将在江苏省展开。

没想到这个时候，两江总督铁保却自投罗网。铁保原来和李毓昌案关系不大，却因为没有认清局势，成了遭受严厉惩处的第一人。

当时，涉案人犯已经在北京认罪。铁保并不清楚刑部审讯的进度，还糊里糊涂地上奏说：“此事尚毫无端倪，容再加体访具奏。”他还提出了几个疑问，表达了自己对李毓昌案的怀疑。首先，铁保指出李毓昌的遗孀林氏说丈夫给自己托梦，认为这是铺叙鬼神之词，把它作为破案依据很不严肃。其次，铁保在江苏也展开了所谓的调查。但是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李毓昌当天夜里在王伸汉那里赴宴的事情上，他认为王伸汉家的厨师有重大嫌疑。

铁保是两朝元老、封疆大吏，资历很深，本来与李毓昌案并没有太大关系，只需要对李毓昌的死承担领导无方的责任。但是他的奏折显示出他在袒护江苏当地官员，而且抓不住案件侦破的重点，暴露出他平时工作漫不经心，作风懒散。铁保在不恰当的时候递上了一份不恰当的奏折，激怒了嘉庆皇帝，他看到铁保的奏折，第一感觉是：“有这样的糊涂总督，难怪江南腐败成风！”

于是，嘉庆决定拿铁保开刀，杀一儆百。他颁布了一道圣旨，毫不客气地批评铁保“糊涂至极”：“自补放该职以来，不能详慎精勤而怠情玩忽，办河工则河工日见颓坏，讲吏治则吏治日见废弛，且听任所属之职员藐视法纪，贪戾残忍，己却醉生梦死，实不胜封疆重任，着令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铁保就这么不光彩地被推出了政治舞台。

铁保的命运决定了李毓昌案不会草率结案。嘉庆皇帝紧接着处置了江苏省的其他官员。嘉庆斥责江苏巡抚汪日章：“身为巡抚，所属有此等巨案却全无察觉，如同聋聩，尚不至如铁保之固执谬见，但已属年老无能，着令革职回籍。”

江宁布政使杨负责救灾办赈，不但查不出王伸汉冒领赈银，就连查赈官员被害也浑然不觉，罪责比巡抚要重得多，“本应革职，但姑念其平日尚属实心，着令降留河工效力”。杨受到了降级的处分，被发配到河工系统戴罪立功。

江宁按察使胡克家对现任官员暴毙的重案，没有详细复核查验就草草结案，实属渎职，“着令革职，留河工效力以观后效”。

此案最终查明王伸汉侵吞了赈银两万三千两，其中一万两银子被王伸汉用来上下打点。嘉庆要求查抄王伸汉的家产。他的家产不足贪污数额部分，均由铁保、汪日章、杨、胡克家四人“摊赔”。清朝官员对由自己造成的财政亏空，要自己拿钱补上缺口，这叫作“赔补”。对于没有办法确认财政缺口的，由相关官员分摊赔补，这叫作“摊赔”。

下一个被查办的官员是淮扬道道台叶观潮，叶观潮对山阳县虚报户口、侵吞赈银、杀人灭口之事一无所知，对辖区内的重大事件失察，难辞其咎。也许是因为清朝的道是一个比较虚的行政区划，嘉庆皇帝对叶观潮的处分并不太严厉，只是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

淮安知府王毂之前就收受王伸汉的贿赂，李毓昌被害后，他又收受王伸汉贿银两千两，对王伸汉的一系列罪行不管不问，情节严重。刑部一开始是依照“盗仓库钱粮一千两以上”的律例，拟判王毂“斩监候”，也就是斩首、缓期执行。嘉庆接到判决后，非常不满。清朝死缓判决需要经过秋审环节。在秋审的时候再决定是归入“情实”立即执行，还是继续归入其他情况，然后不是释放就是继续羁押。总之，死缓判决大多数都死不了。嘉庆皇帝对王毂的判决批复道：“何必稽延时日，着改为‘绞立决’，即派刑部侍郎秦瀛监视行刑。”嘉庆觉得王毂的死刑就不要等到秋审了，他迟早会判死刑的，所以，何必拖延时间呢。嘉庆命令刑部直接派官员把王毂押去执行死刑。

李毓昌案起源于查赈。此次苏北水灾，江苏省一共委派了同知林永升、候补知县李毓昌、府知事余清扬、州同龚国及谢为林、教谕章家、县丞张为栋、训导言廷璜、典史吕时雨及从九品官员温南峰、黄由贤等十一人查赈。其中，林永生是负责人，名为总查。除了李毓昌外的十名调查官员，总查林永升，受贿一千两，按“盗仓库钱粮一千两”律例，被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四千里。嘉庆皇帝也觉得太轻了，下令改为革职，杖一百，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典史吕时雨，受贿九百两，从九品温南峰，受贿七百五十两，都按“盗仓库钱粮六百六十两”律例，被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三千五百里。训导言廷璜、县丞张为栋，各受贿三百两，府知事余清扬受贿二百两，按“盗仓库钱粮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律例，被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两千里。以上几人都附加抄没家产。

教谕章家，和李毓昌一样，洁身自好，没有接受贿赂，在查赈过程中认真办事。调查中没有发现章家的罪行。嘉庆皇帝得到报告后，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嘉庆皇帝认为章家璘“吏风堪为可嘉”，提拔他为即用知县。

王伸汉的长随包祥，是陷害李毓昌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且以下犯上，最终酿成巨案，按照“谋杀加功”律例，被判以刑挟一次，再行斩首。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谋害主子，属于穷凶极恶，按照“雇工人谋杀家长、照子孙谋杀祖父母者，皆凌迟处死”律例，将顾祥、马连升各重责四十板再行凌迟处死。而李祥又是谋害主子的元凶，必须从重惩处。嘉庆命令刑部派一名司官，把李祥押赴山东即墨，在李毓昌墓前刑挟一次，再凌迟处死，摘心致祭。

仵作李标，在王毂施压下，故意检验不实，被判以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李标当时已经超过七十岁了，还是不能拿钱恕罪。此外，案子查办过程中还发现林永升的家人薛元，收受了王伸汉的贿银一百两，被判处杖六十，徒刑一年。

王伸汉是此案的主犯。嘉庆皇帝说，王伸汉贪污两万多两救灾款，又谋杀李毓昌，已经法无可恕，“贪渎残忍，莫此为甚”，着立即斩首。贪污款项，除查没家产外，还勒令王家的亲属赔偿。这样嘉庆皇帝依然不解气，还要株连王伸汉的儿子。王伸汉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才十二岁，最小的儿子刚出生不久。嘉庆皇帝命令将王伸汉的几个儿子先关押起来，等成年后发配新疆。王伸汉的两个儿子，就死在流放地。而他的遗孀日后孤苦无依，还要缴纳罚金。应该说王家家破人亡，还日日遭受官府的追缴，是罪有应得。

嘉庆皇帝对有罪人员的处置，应该说是很严厉、很到位的。他没有把处罚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而是充分追究“连带责任”，处理了一大批人。“连带责任”是清朝行政法的一大特征。比如，某个官员被查明贪污腐败，那么保举他、委任他的上司也要受到处罚。谁让你用人不当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官员的亲属也要负连带责任。比如，某个贪官贪污了巨款，但是查抄他府邸的时候，发现他的现有财产抵不上他贪污的数额，那么，这个贪官的亲属有责任赔偿剩下的财产。立法者假定亲属都沾了贪官的光，获了利。连带责任的立法本意，是让官员谨言慎行，约束亲属和身边的人。

对于案子的受害者，清正廉洁的李毓昌，嘉庆也不吝奖励。嘉庆皇帝下旨追封李毓昌知府衔，按照知府例赐恤；按四品官例给予全葬银二百两，一次致祭银十二两，并把李毓昌的事迹宣付史臣，列入循吏传。现在我们能在《清史稿》中看到李毓昌的传记，就拜此所赐。嘉庆赏为李毓昌申冤的李泰清为武举人。李毓昌死时没有子嗣，嘉庆恩准将其侄李希佐入继为嗣，并加恩赏给举人功名。山东地方府、道官员捐资一千两，作为李毓昌遗孀林氏和嗣子李希佐日后的生活所需。

嘉庆皇帝接下来的举动，充分说明了他把李毓昌树立为典型的决心是多么地大。嘉庆亲自为李毓昌创作了《悯忠诗》五排三十韵，并捐资一千余两，命令地方官员在李毓昌墓前修建悯忠诗碑楼，作为褒奖。嘉庆皇帝让其叔父、成亲王抄写自己的诗句，镌刻在石碑上。能够死后得到皇帝亲自嘉奖的官员并不多，至于知县级别的七品官更是少之又少，李毓昌却因为清正廉洁得到了皇帝如此厚重的嘉奖。李毓昌所受的恩遇，可谓是“旷古未有的恩典”。

《悯忠诗》透露出了嘉庆皇帝的吏治思想，他写道：“君以民为本，宅中抚万方。分劳资守牧，佐治倚贤良。”嘉庆皇帝承认老百姓的重要性，但他对老百姓的姿态还是居高临下的，认为百姓是需要治理抚恤的。因为皇帝个人精力有限，所以不得不任用官员治理百姓，而治理的成效，则依赖于官员是否“贤良”。嘉庆皇帝看到当时“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他承认吏治腐败，官员们见利忘义，图财枉法，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都是有问题的。嘉庆的对策是：“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他一方面严厉惩处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警醒官吏；另一方面表彰清廉守法的典型，向天下推广李毓昌就是这么一个被嘉庆皇帝看中的廉吏，被推出来作为全国官员的表率。

嘉庆皇帝对李毓昌案的处理，体现出了他的吏治思想，也暴露了他的不足。嘉庆承认当时的吏治腐败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他反复强调，无奈始终不能扭转官场腐败的恶习。他说：“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嘉庆把腐败的原因归结为官员不能领会自己的意思，是官员群体出现了问题。嘉庆帝无法超越君主专制政治的局限，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办法。他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官吏腐败是普遍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比如，李毓昌案的背景是清朝官场由来已久的救灾冒赈、上下欺瞒的老问题。同一时期，直隶、天津一带受灾，朝廷下发救灾银，宝坻知县单幅昌、东路同知归恩燕、定兴知县顾淮，侵吞救灾银。其中，宝坻县的救灾银下发了四万多两，单幅昌就侵吞了两万多两，超过了一半，可谓罪大恶极。冒赈是一个频发事件。

但是，嘉庆只是重点查办李毓昌案中杀人部分的案情，对于救灾事务的整顿，只是笼统地重申“国家办赈章程，良法具在”，今后办理赈务“如前一律办理”。他还是认为清朝的规章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官吏们能够严格遵守，尽心尽力做好，就能杜绝腐败。为此，嘉庆帝“笔随泪洒”地通谕官员：“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我们不怀疑嘉庆皇帝在写作上述话语的时候是真诚恳切的。但是，他不知道，即使官员们的思想境界再高，作风再清正廉洁，如果没有一套好的规章制度，官员们是无法长期保持高尚的境界和清廉的作风的。这就好像是一台电脑，官员就好比是电脑的硬件，而制度就是电脑的软件。一台电脑只有好的硬件，却没有先进的软件，终究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清朝的吏治腐败，并没有因为嘉庆皇帝的严厉和苦口婆心的劝导而有所好转。相反，清朝政治越来越腐败，最后把清朝拖入了颠覆的深渊。

第五案　梁宽杀妻案：如此『依法办案』！

这是一起发生在同治末期的杀人案，我们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清朝基层官员是怎么办案的，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会对清朝的司法实践有一个具体生动的了解。

第一回　无谎不成状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八月初一，是广东省罗定州照例“放告”的日子。所谓的放告，就是接受老百姓告状的意思。过去老百姓不是每天都能去衙门告状的。首先，老百姓告状多不是好事情，而是“健讼”，是民风刁悍的表现。基层官衙追求的是地方上平安无事，最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以基层官员看到老百姓来告状就皱眉头，心里就不高兴。其次，基层的官员，知县、知州等人事情很多，实在是太忙了，天天满负荷工作，如果每天都允许老百姓告状，知县、知州等人就必须在衙门里坐着，就干不了其他事情了。所以，主要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明清时期的基层政府都规定，官员只有在固定的几个日子才接受老百姓告状。过年过节的时候不能告状，农忙的时候不能告状，农闲的时候也不是天天能告状，只有在逢五逢十或者逢三、六、九的几个日子才能告状。这几天，就是衙门“放告”的日子。所以，每到基层衙门“放告”的日子，老百姓都集中到衙门口，等着递状纸。

八月初一这一天，家住罗定州枫梢村的梁陈氏和儿子梁宽，来到州衙门呈递状纸喊冤。知州杜凤治看过状纸后了解到事情是这样的：原告梁宽向家住黄沙村的赖正义借钱，以家里的耕牛作为抵押，因为家里穷，借款一直拖欠着没有付清。七月二十七日，赖正义突然带着几个人，拿着借条来催逼借款。梁宽没有钱还，赖正义就牵走了梁家的耕牛。梁宽的妻子谭氏，看到牛被牵走了，追出家门来夺牛，和赖正义争抢了起来。赖正义喝令带来的两个子侄，砍了谭氏二三十刀。可怜谭氏，当场就被砍死了。现在，梁家来报案，请官府验尸、查办凶手。

杜凤治看了状纸，心中暗暗叫苦：这是一桩人命大案啊！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比较安宁，很少发生恶性刑事案件，一旦发生，就会成为基层政权的大事，成为上级政府关心的大事。基层官员要做大量工作，弄不好还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每个官员都害怕遇到这样的恶性杀人案。

杜凤治又把状纸认真看了一遍。七月二十七日发生的案件，为什么到八月初一才报官？虽然说官府有放告的限制，但也不是绝对的，特别重大的事情允许老百姓随时击鼓鸣冤。梁家的媳妇被人砍死了，为什么当时不报官，要等好多天后才报官？杜凤治觉得有些蹊跷。

杜凤治放下状纸，抬头看了看原告，母亲梁陈氏跪在地上，一言不发，像木头一样；儿子梁宽跪在一边，把案情复述了一遍。杜凤治看梁宽这个人，又黑又瘦，脸色发暗，好像是抽鸦片上瘾的瘾君子，但是目光中却透着一股凶气。通过问话，杜凤治感觉这个人不像是个老实忠厚的庄稼人。

跟着梁宽一起来到公堂的还有枫梢村的地保。清朝在基层社会实行保甲制度，把老百姓都编入保甲，若干家编作一甲，若干甲编作一保，选拔其中的富裕百姓协助官府管理百姓，上传下达。这些替官府办差事的人，就是地保。地保负责的事情很繁杂，处理民间纠纷、征收赋税、维护地方治安都是他们的职责。

杜凤治询问梁宽的时候，注意到地保似乎想说什么，吞吞吐吐了好几次，最后又没说。杜凤治突然拍了一下惊堂木，大喝一声：“大胆地保，公堂之上，不许隐瞒！再不如实说来，大刑伺候！”地保吓得连忙跪地磕头，说梁家案子发生的时候，自己因为其他的案子留在城里，并没有回村里，州城离枫梢村很远，自己对案情并不了解。地保说得也对。中国传统社会实行保甲制度，官府指定地保等人来协助管理、监督百姓，清朝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并没有政权机构，大量的事务都需要地保来办，所以地保很忙，常常因为公事四处奔波。地保这么说，杜凤治也无话可说。

本案的被告，黄沙村的赖正义，是个贡生。地方上的官学把优秀的秀才推荐到国子监就读，因为有地方向朝廷贡献人才的意思，所以叫作贡生。贡生是有科举功名在身的，不能被随意拘捕、审讯。这个被告，也让杜凤治感到很为难。

就在杜凤治左右为难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来递状纸喊冤了。来者何人？来的人正是赖正义的妻子。杜凤治接过状纸一看，状纸说梁宽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谭氏。当天，赖正义正好去梁宽家催债，梁宽就把赖正义扣留了下来，诬陷他杀害了谭氏。梁宽逼迫赖正义把欠条一笔勾销，不然就要把赖正义送官。赖正义的妻子说，丈夫至今未回，生死未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杜凤治手里拿着两张状纸，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或者双方都没有说实话？杜凤治判断不出来，只好先把双方的状纸都收下，决定后天，也就是八月初三，亲自去枫梢村验尸，查访案情，然后再做打算。

按照清朝的刑律，人命案子，基层官员必须亲自查验尸体，尽快破案。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杜凤治为什么不马上去查办，反而要拖延两天呢？

首先，清朝基层官员管理的事情很多，责任很重，几乎天天都要连轴转。法律虽然规定命案要第一时间勘查，但杜凤治实在是太忙，脱不开身。其次，州县官员下乡查案是一件大事，衙门和乡村前期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不是你想去就能马上去的。我们看看杜凤治查案的情况就知道其中有多复杂、多困难了。

八月初三，杜凤治一早就起来，赶往枫梢村验尸。他带着自己的师爷、幕客、随从，还有衙门的差役、书吏、仵作等，再加上带路的地保，前前后后二十多号人，队伍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胆子小的老百姓被这声势吓到了，种田耕地都没心思了。扰民，这是官员下乡办案的第一个弊端。

从罗定州城到村子四十五里路，往返就是九十里路。就算是走路，半天走一个来回也很困难。所以，杜凤治一行人肯定要在乡村里吃饭、休息。而这顿饭钱，杜凤治没有专门的经费，只能由所在乡村的老百姓承担。要知道，这二十多号人的午饭，怎么也得是每人四菜一汤的标准。这顿饭钱，加上一行人休息的场地费用，足以让一个普通农民破产。万一遇到道德恶劣的书吏和差役，敲诈勒索、吃拿卡要，破产的就不只是一个两个农民了，而是半个村子的农民。他们敲诈老百姓的手段多种多样，他们可以不执行职权，不办事，把案子拖在那里，让原告和被告都受不了；他们也可以滥用职权，乱办事，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甚至滥用私刑，让原告和被告不得不花钱买平安。不仅是原告、被告，差役们还会诬陷邻居、乡亲们是证人、嫌疑犯，把他们抓走，带到县衙里拘押；或者胡乱指证某间房子是“案发现场”，某样东西是“重要证据”，把乡亲们的房屋、财产扣押，占为己有。所以，说办一次案糟蹋半个村子，一点儿都不夸张。破财，这是官员下乡办案的第二个弊端。

那么，官员们知道书吏和差役们横行霸道、敲诈勒索吗？他们难道就不管吗？其实，各级地方官员都知道具体办案人员的不法行为。由于官员自己的俸禄就很少，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要，书吏们的俸禄就更少了，一年只有象征性的几两银子；差役们根本就没有俸禄，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文钱，算作是“饭食银”。依靠这些收入，书吏和差役们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不靠敲诈老百姓，吃完被告吃原告，怎么活下去？这是清朝政治制度内在的难题。所以，地方官员对具体办案书吏和差役们的胡作非为一律采取默许的态度。相反，很多地方官觉得，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些车费、驴费、鞋袜费、饭费、茶水钱什么的，都是正常的。官员只要求差役们不要做得太过分，不要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就行。

杜凤治到了枫梢村后，先找地方休息、吃饭。村子里的地保、里正早已经给知州大人准备好了休息场地，并预备了饭菜。相关的费用，都是本村的老百姓垫付的。杜凤治等人休息、吃饭，花了六刻钟的时间，开始验尸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了。

查案在村子里的蓬厂进行。蓬厂是村子为了方便官吏查案搭建的临时场地，相当于简易的临时公堂。杜凤治先传唤梁家的邻居。结果，梁家前后左右的邻居全都不在。邻居们害怕衙役们敲诈勒索，害怕无缘无故被当作证人抓起来，所以一两天前就跑得一干二净了。这种情况在清朝经常出现。哪家发生了凶案，半个村子的人都会闻风而逃。胆子大的，就偷偷把尸体转移到荒郊野外，以逃避关系。杜凤治找不到目击者，就扩大范围，终于在小半个村子之外，找到了一个没有逃跑的村民。这个村民说，凶案发生的时候，自己离得比较远，并没有亲眼看见。他只听说，梁宽和赖正义因为拉牛的事情发生了纠纷，梁家的媳妇谭氏追出来，被砍死了。这个村民的供词，基本上和梁家的说法一致。

杜凤治又来到了凶案现场验尸。现场在一个四周有墙的空地上，尸体在西南处的墙角，已经发涨了。仵作检验发现，谭氏身上一共有二十多处刀伤，其中头上刀伤最多。可见，凶手非常凶残。杜凤治看完后回到蓬厂，命令梁陈氏和梁宽先把尸体领回去埋葬。

好在，最重要的目击者，也是梁家指证的凶手赖正义，还被梁宽关押在家里。杜凤治命令差役把赖正义带过来。赖正义被带来时灰头土脸的，非常憔悴。他的说法是这样的：梁宽和哥哥梁求，一共欠了他差不多有三百两银子。命案发生的时间不是七月二十七日，而是七月二十五日。当天，赖正义来梁家讨债。他一到村里就看到梁宽和妻子谭氏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大吵大闹。梁宽拿着刀要砍谭氏。当时围观的人非常多，有人拉梁宽但是没拉住。梁宽砍了妻子好几刀。赖正义看到后，心想自己不能蹚梁家的这浑水，于是赶紧远离人群往回走。赖正义走到后山，梁宽就带着好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追上他把他扣留下来，说他抢走梁家的耕牛抵债，谭氏出来追赶，被他喝令两个子侄砍死。最后赖正义发誓，这些都是梁宽自导自演的，和他没有关系。

听完赖正义的话，杜凤治心中产生了许多疑问。首先，如果说谭氏真的是梁宽杀的，目的是诬陷债主，抹去债务，但是谭氏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儿子，梁宽难道和她一点儿恩情都没有？怎么就下得了手？况且，梁宽家境贫寒，谭氏死后，梁宽想续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如果说谭氏是赖正义杀的，为了争一头牛，杀一个无冤无仇的女子，赖正义怎么能下得了手？而且还砍了二十多刀。梁家的耕牛被赖正义抢走了，梁家的男子怎么不出来追，反而要一个女子抛头露面？梁宽兄弟众多，难道就看着赖正义把自己家的女眷砍死不去救吗？

所以，杜凤治觉得赖正义的说法比较靠谱，而原告梁家的说法疑点重重。杜凤治派出自己的随从、跟班暗中察访当天的真相。村民们都偷偷地说，的确是梁宽自己杀死了妻子谭氏，刚好债主赖正义来逼债，梁家兄弟就把他扣留下来，诬陷他杀人。大家就出来说和。赖正义家有钱，他咬咬牙，答应掏出两千两银子私了。但是，梁宽贪得无厌，想要更多的银子。赖正义实在拿不出来了，就拒绝私了，坚持报官公了。所以，这桩命案从七月二十五日拖到八月初一才报官。

其实杜凤治昨天就从自己的看门亲随那里得到消息，遇害者谭氏的娘家扬言，要在知州大人验尸的时候拦轿喊冤，为女儿鸣冤。杜凤治心里还想：这样也好，有谭家的人出面喊冤，有助于案子的侦破。但是今天他到了案发现场，始终没见谭家的人来喊冤。谭家是没人愿意出头，还是被梁家给拦住了？

查了一天案，杜凤治对案子的评价是四个字：案情太虚。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或者证词。他对梁家的邻居非常不满，觉得这些邻居都“畏累逃避”，一点儿都不配合官府工作。不过，杜凤治对他们也表示理解，他觉得村民们除了怕衙门审案拖累外，还怕和梁家结怨，所以不愿意配合官府工作。梁家是枫梢村的大户，兄弟众多，其他村民得罪不起。杜凤治对这些困难都表示理解。那么，案子怎么办呢？杜凤治下令先把梁宽及其兄弟，还有赖正义等人带回衙门，再做打算。

那么，杜凤治接下来会不会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呢？梁宽杀妻案会如何发展呢？

第二回　一切为了口供

广东罗定州的梁谭氏被人砍死，梁家人说是来梁家讨债的赖正义杀的；赖家人说是梁谭氏的丈夫梁宽自己杀死了妻子，嫁祸赖正义。罗定州知州杜凤治在查案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梁家的邻居因为不想招惹麻烦都逃避一空，杜凤治找不到目击证人，而梁、赖两家各执一词，相互指控。

古代官员查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提审人犯。杜凤治没其他办法，也只能反复审问相关人等。八月初五，杜凤治提审了梁家祖孙三代人和地保关俊兰，他们不是说自己不知道，就是回答得含含糊糊。杜凤治又审讯了赖正义，赖正义坚持说是梁宽杀死了妻子。八月初九，杜凤治又审讯梁宽的哥哥梁求。案件发生时梁求就在现场，梁求的供词和梁宽的几乎一模一样。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案情没有头绪，杜凤治的破案压力越来越大。

杜凤治只好邀请罗定州本地的绅士出面帮忙办案。八月十八日，杜凤治请局绅黄贯槎等人“即速出来，秉公据实禀明，以便提犯研讯”。那么，“局绅”是什么人？堂堂的知州大人，为什么要请他们帮忙呢？中国乡村地域辽阔，古代州县衙门的官员人数有限。明清时期，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也就十个左右，加上雇佣的书吏、差役，也就一百多人。这些人什么事情都要管，大到镇压造反，小到押送嫌疑犯，他们管理不过来，于是州县官府不得不在乡村寻找合作者，这些合作者就是过去的绅士。

这些绅士都是读书人，知书达理，绝大多数都有科举功名，很多人本身就是在家乡闲居的官员，或者告老还乡的官员。他们既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又对官府的方针政策、行政运转非常了解，所以是充当官府和乡村桥梁的理想人选。官府需要乡绅向老百姓解释国家的方针政策，做老百姓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助官府征收赋税、解决民间纠纷。农村发生的很多事情，官府首先想到要乡绅们协助解决。地方官员对当地的绅士非常尊重，过年过节，官员和绅士们会相互拜访，联络感情。官府有大的决策、大的动作，或者遇到难题了，官员也会请绅士们过来商量。

同时，老百姓也承认乡绅可以代表他们，认可乡绅这种半官半民的身份，因为，绅士们和当地老百姓有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或者有些绅士本身就是乡村的族长元老。两宋以后，宗族势力在乡村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集合整个家族的力量，创办家塾，培养宗族子弟读书、考试。这些宗族子弟考取了功名，当上了官，又反过来巩固和发展宗族。地方上的宗族，也仰仗这些乡绅的保护。所以，乡绅们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地位举足轻重。

到了清朝后期，绅士们的势力比以往更强大。在官府的默许下，南方一些地方的绅士纷纷成立“公局”一类的地方组织，处理民间事务，承办官府交办的任务，类似于县级以下的政权组织。大家推举少数绅士，主持这些公局的日常事务，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局绅”。杜凤治找的黄贯槎，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杜凤治是浙江绍兴人，之前在广东多个地方担任过知县，还担任过广东省会所在的南海县知县，行政经验丰富。杜凤治非常清楚乡绅对地方政务的重要性，他认为地方上的政务“必须绅耆和衷办事，若责成于官，即化亿万千身，又如何遍历一村一乡而保护之”。的确，杜凤治即便是一个超人，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梁宽妻子遇害的难题，杜凤治感到很棘手，解决不了，就只好拜托熟悉的乡绅黄贯槎出面给案发地附近的村庄的乡绅们写信，请他们为这个案子出面做证。

八月二十日晚，有十二个乡绅联名向杜凤治递交了一份禀单，也就是这十二个人出面做的一个情况说明。他们声明，案发当天，赖正义从家里先去了大坡村，再到发生命案的枫梢村，大家都没有看到有其他人陪同。梁宽声称赖正义喝令同行的两个子侄砍死了谭氏，根本是无中生有。同时，赖正义平时并没有什么违法违纪的行为，怎么会带上刀去讨债呢！这十二位乡绅，虽然没有直接说梁宽诬告赖正义杀妻，但赖正义独自一人、空手讨债的情况说明，就已经足以排除赖正义指使子侄砍死梁谭氏的可能性了。

知州杜凤治本来就觉得梁宽控告赖正义的说法非常可疑，现在有了这十二位乡绅的联名证明，更坚定了想法，认定是梁宽诬告，赖正义并没有杀害梁妻。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梁宽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然后讹诈、诬陷赖正义，而梁家人，尤其是梁宽的哥哥梁求是帮凶。二十日，接到乡绅禀单的当天，杜凤治就对梁求上刑逼供，梁求虽然没有彻底承认，但也露出了口风。杜凤治断定，梁宽杀妻无疑。

第二天，八月二十一日的下午，杜凤治客客气气地请十二位乡绅到场，当场提审梁宽。他这么做，一来是要乡绅们和梁宽对质；二来，也是最深层次的目的，是让乡绅们来做个见证，看看他是怎么审讯梁宽的，以此来证明他杜凤治没有徇私枉法。这样，杜凤治就可以借助乡绅们的影响力，向老百姓们宣传自己在梁宽的案子上是多么地公正执法。

杜凤治先咨询乡绅们，大家说的和禀单的内容基本一样。其中有几位乡绅还说：“我们听说梁宽平日里吸烟好赌，既是瘾君子又是个赌棍，花钱很多，欠债累累。妻子梁谭氏常常埋怨他，梁宽也经常和妻子吵架。此案确实是梁宽杀妻，诬陷赖正义。附近几个村子，大家谁不知道？谁不唾骂梁宽？这么多乡亲不会无缘无故指责梁宽。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众口皆碑，肯定错不了。”最后，这些乡绅放出了一句狠话：“如果赖正义真的杀死了梁谭氏，我等情愿和赖正义同罪。”

大家要知道，乡绅们能够在官府和乡村们做好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信用是很重要的。他们要想在宗族中保持崇高的地位，名誉很重要。所以，这十二位乡绅的最后一句话，是在用信用和名誉给赖正义做担保，杜凤治不得不掂量一下，不得不相信他们。

杜凤治下令：“把嫌犯梁宽带上堂来！”差役们把梁宽带了上来。他看到自己村里有头有脸的乡绅都在场，知道情况不好。十二位乡绅你一言我一语，和梁宽对质，说得梁宽头皮发麻，双脸赤红。他低着头，无话可说，但是又不甘心，他大喊道：“这些人都是赖正义花钱买来为他做证的，赖家给了他们每人三十两银子。”梁宽又突然指着一个乡绅说，“黄甲炳是赖正义的亲戚！”

乡绅们平时都是看重名誉、受人尊敬的人物，哪里受得了梁宽在大堂上这么指责。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难道我们都是赖正义的亲戚吗？”梁宽本来是想诬陷乡绅们，浑水摸鱼，想不到完全激怒了乡绅们。黄甲炳更是恭恭敬敬地向杜凤治作了一个揖，说：“我黄某是因为局绅黄贯槎奉大老爷您的手谕，写信让我出来做证的。我不是受赖家的委托出来做证。梁宽做了丧尽天良的事情，还敢诬陷我等收受赖正义的贿赂。请大老爷明察。”

杜凤治听完也非常生气，对梁宽说：“梁宽，你本来是原告，报案已经有好多天了，本来早就应该释放你了。之所以没有释放你，是因为外面议论纷纷，都说是你杀妻讹人；我不提审你，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现在，众位乡绅为谭氏抱不平，出于正义来做证，你不但不认罪悔过，还敢在公堂之上诬陷众位乡绅，这是罪上加罪！”

杜凤治转身对衙役们说：“来呀，先给梁宽掌嘴二十，再吊上板凳熬供。”衙役们如狼似虎，三下五下就打了梁宽二十个大嘴巴，又把他吊起来打。梁宽痛得哇哇大叫，但就是不承认杀人。梁宽抽鸦片上瘾，整个人又黑又瘦，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杜凤治怕一直这么打下去，把他给打死了就不好办了。杜凤治看梁宽死不认罪，就先下令把他押回牢房。十二位乡绅在证词上签字后也都告辞走了。

案子进展到这一步，杜凤治觉得基本情况都已经清楚了，缺少的就是证据和犯人的口供了，尤其是嫌犯梁宽的认罪供词。杜凤治还是用老办法：严刑逼供。此后，他多次提审了梁宽和梁求，可是这两个人打死都不说。最终还是乡绅帮忙，解决了此案的证据问题。

八月二十七日，局绅黄贯槎来到州衙，告诉杜凤治的看门人说：梁宽有一个本家，知道谭氏之死的实情，他说梁宽把谭氏砍死在自己新盖的厕屋里。梁宽怕地上的血迹被人看见，在上面堆积了牛粪，掩人耳目。因为梁宽兄弟在村子里势力很大，他的本家怕梁宽兄弟报复，不敢出面指证，只是暗中把这事告诉了乡绅。

杜凤治获得这一重要线索后，立刻派差役前往勘验，果然在梁家的厕屋地面发现了大摊血迹。这就证明，谭氏并非死在梁家所说的案发地，梁宽等人在撒谎。差役们勘查现场，村民们都被惊动了，纷纷说，不知道官府是怎么找到茅厕去的，官府真是神了！还有村里的妇女说，谭氏是在临死的时候，被梁宽拖到厕屋里的，凶杀发生的第一现场是在家里，可就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间房屋。

这些证据已经可以证明梁宽有重大的杀人嫌疑了。杜凤治在八月二十八日又一次提审了梁宽。一开始，杜凤治就开门见山地说：“梁宽，到现在为止，你杀人是没有疑问的了。我提审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你的供状。如果你实话实说，或许还能留下一条命，否则，我就把你严刑拷打至死，就算是为你的妻子谭氏申冤了。”

梁宽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杜凤治又一次下令给梁宽吊板凳，梁宽咬紧牙关，抵死不认。一直吊到晚上，梁宽都没有供状，审讯无果而终。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初一、初二、初四，杜凤治又提审梁宽、梁求等人，从早上审问到夜晚，梁宽兄弟都不承认杀人，审讯毫无进展。

杜凤治为什么一定要梁宽的口供呢？而梁宽为什么能顶住严刑拷打，死不认罪呢？这就要从清朝的司法制度中寻找原因了。

清朝奉行的侦破逻辑是“有罪推定”。官府抓住了一个嫌疑人，就认为他是有罪的。官府所要做的，就是让他（她）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人证、物证等其他形式的证据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和嫌疑人的口供相比，作用要小得多。

同时，清朝政治道德色彩浓重，讲究德治，实行德政，追求“以德服人”。罪犯虽然有错，但也不能仅凭冷冰冰的证据就证明他们杀人，就把他们推上断头台。清朝司法追求的是罪犯自身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如实招供，这样，之后的司法判决才能服人。

综上所述，口供在清朝司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州县官员在侦破过程中，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套取嫌疑犯的口供上；上级官员在判决和审核的过程中，最看重的也是嫌疑犯的供状。对此，当官多年的杜凤治很有经验。他说：“公门事有一定规例，犯不认供，不能报解；即招解矣，臬台过堂，一经翻供，又须发回另讯。”意思是，只要犯人不招供，案子就不能上报；即便是犯人在基层官府招供了，到了省里复核的时候翻供，案子还是得发回基层衙门重审。所以，怎么让犯人招供而且不翻供，把案子做成铁案，是考验州县官员的一道难题。

现在遇到了梁宽这样死不认罪的犯人，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严刑拷打。杜凤治说：“明知其为着匪而能挺刑不供，无法办之。唯有日日严磨，磨死之一法，而彼已免身首异处矣。”杜凤治也是读书人，他当然知道严刑拷打嫌疑犯是不对的，但嫌犯就是不招供，除了严刑拷打，你还能怎么办？很多犯了死罪的犯人，宁愿被严刑酷法打死，也不认罪。因为死在拷打之下还能留个全尸，而认罪了就要身首异处了。这是过去很多重犯死不认罪的一个原因。梁宽很有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招供了要被斩首，不招供最坏的结果无非也就是个死，还不如死在州县衙门，还能留个全尸。也可能梁宽还有另一个考虑：拖，拖过侦破期限！拖过了期限，他就有可能浑水摸鱼。

明清时期，恶性刑事案件的侦破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命案报案后，侦察、审讯、破案和判决的整个流程，必须在六个月内完成。其中，基层的州县衙门承担侦察、审讯和破案工作，工作量最大，而留给州县官员的时间却只有三个月。如果是影响恶劣的大案，州县官员必须在两个月内侦破。超过期限，官员要承担行政处罚，轻者罚俸，重者革职。在案子结案之前，处分都会跟着办案的官员，影响他的升迁、调动乃至退休。所以，州县官员非常担心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结案，担心自己要承担行政处分。梁谭氏之死发生在七月末，梁宽只要拖两三个月，死不认罪，就可能让杜凤治受到处分。杜凤治遇到了这么一块硬骨头，他会怎么办呢？梁宽杀妻案又会走向何方呢？

第三回　官凶交易

主审的知州杜凤治获得了间接的人证、物证，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梁宽杀害了妻子，然后栽赃他人。为了按时结案，杜凤治还必须获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嫌疑犯梁宽的口供。在明清司法体制中，口供是关键性的结案因素，没有口供，杜凤治就结不了这个案子。可是，偏偏梁宽就是打死也不认罪。杜凤治多次提审梁宽，严刑逼供，都一无所获。

杜凤治发愁啊！眼看离案发时间快要满两个月了，杜凤治想来想去觉得通过正常的手段是拿不到梁宽的口供了。既然“正常手段”行不通，那就来“非常手段”。明清时期的司法系统和行政管理有很多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表面上大家都规规矩矩地按条文和制度办事，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要不合法的手段和合法手段并用，才能达到目的。读书人在当官之前满口公平公正、道德文章，当官以后，或慢或快，也都学会了台上台下两套话、两种手段。不管说什么话，用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杜凤治当官多年，早就学会了这种做法。现在，使用正常的手段对付不了梁宽，杜凤治决定来点“非常手段”。

九月十二日，杜凤治把看管监牢的亲随叫过来，让他“开导”梁宽。怎么“开导”呢？只要梁宽认罪录口供，“议罪必不至死”；如果梁宽不认罪，就要把他往死里打，“倒死得快矣”。除了让亲随去做工作外，杜凤治还下令把梁宽的邻居梁善和和梁宽关押在一起，让梁善和去开导梁宽。梁善和因为是梁宽的邻居，受牵连被拘押到州衙来做证。杜凤治非常讨厌梁善和事不关己、含糊其词的态度，就把他一直羁押在衙门里，有一个多月了。梁善和被关久了非常想出去，所以很愿意去做梁宽的思想工作。

杜凤治所谓的“开导”，其实是想和梁宽做一笔“交易”。交易的内容是，梁宽承认自己杀人，杜凤治承诺留他一命。

这有点类似西方司法传统中的“控辩交易”。嫌疑人主动认罪，交代案情，或者提供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来换取检控官的宽大处理，甚至是保护，就叫作“控辩交易”。控辩交易可以帮助司法机关结束漫长的审判程序，或者破获更多、更大的案子，节约司法成本，对公共利益有利，所以是划算的。西方司法也是承认这种做法的。

中国的司法传统中没有“控辩交易”。而且，杜凤治和梁宽之间的这种交易，和西方“控辩交易”是有本质区别的。杜凤治是为了按时破案，解除自己的行政责任，私底下和嫌疑人进行交易。交易的等价物是免死承诺和认罪口供，和公共利益并没有关系。所以，杜凤治和梁宽的交易，是“官凶交易”，是只能私下运作的非法交易。

这笔交易对梁宽是划算的。很快，看管监牢的亲随就回复说，梁宽的嘴巴有所松动，看来有戏。杜凤治马上再一次提审梁宽。这一回，梁宽还是低头不语，但是眼神游离，态度不像之前那样强硬了。杜凤治就亲自“开导”他。我们来听听杜凤治是怎么说的：

“梁宽，你妻子虽然死得可怜，但毕竟已经死了。你是她的丈夫，而且还有两个儿子，定罪的时候可以减等，申诉上去肯定不至于抵命。但是如果你一再狡辩，不肯认罪，我就不得不天天严刑拷打你，肯定有把你打死的那一天。你死了，这案子也就结了。”

之前，邻居梁善和和梁宽关在一个房间里，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铺上。梁善和无辜受到牵连，一心要出去，就使劲地劝导梁宽。梁善和说：“你杀妻的事已通天，肯定是瞒不住的，何苦要连累邻居呢？”梁善和被关进梁宽牢房之前，牢头专门提醒梁善和，说梁宽的供词含混不清，必须要他明明白白地认罪。梁善和就进一步劝梁宽：“事已至此，通国皆知，知州大老爷既然肯开恩，答应留你一命，你还不实话实说？”旁人三番五次的开导对梁宽的作用很大。他肯定想活下去，不想抵命，但是他又拿不准杜凤治说话算数不算数，比较犹豫。现在，杜凤治又当面承诺了一遍，梁宽一狠心，决定和杜凤治做这笔交易。

于是，梁宽供称，自己吸食鸦片多年，常常向妻子谭氏要钱，谭氏不肯给，夫妻双方经常吵架，吵得很凶，感情非常不好。七月二十五日案发那天，债主赖正义上门来讨债，扬言要牵走梁家的耕牛抵债。梁宽其实愿意拿牛抵债，但是妻子谭氏死活不肯，夫妻俩吵了起来。在一旁的梁求等人就怂恿梁宽说：“你欠债那么多，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你把你老婆杀死，然后诬陷赖正义。赖正义肯定害怕，愿意出钱私了。如此一来，不但你欠赖正义的债不用还了，还可以讹诈赖家一笔银子。”梁宽也是财迷心窍，竟然听信了梁求的怂恿，砍死了谭氏，诬陷赖正义杀人。供认完罪状，梁宽彻底崩溃了，一个劲儿地哀求杜凤治开恩饶命。

至此，案情真相大白，杜凤治也在初审限期之前侦破了案情，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如何兑现对梁宽的“承诺”：“议罪必不至死”。

首先，梁宽犯的是重罪。他的第一条罪是杀妻。《大清律例》“刑律”规定“其夫殴妻……至死者，绞监候”，过去男女地位不平等，对丈夫杀妻的处罚不是“斩立决”或者“绞立决”，而是死刑缓期执行。但是，梁宽杀妻的目的是诬告他人，而且手段特别残暴，他砍了妻子二十多刀，并且多在头部。这些都是可以加重处罚的考虑因素。此外，梁宽还诬陷他人杀人，这也是一条重罪。很多情况下，诬陷他人要承担与所诬陷的罪名相等的惩罚。所以，两罪并罚，梁宽很有可能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是“斩立决”也是“绞立决”。

杜凤治的难题是，怎么保住一个丧尽天良、手段残忍的重犯的性命？

这难不倒杜凤治。杜凤治有两样法宝，一是笔，二是纸。他妙笔生花，写出一道司法公文。这公文，就是杜凤治最大的筹码，写公文也是杜凤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明清时期官员每天都要处理数量巨大的公文，他们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公文。所以，掌握公文的写作和处理，是官员必备的基本能力。他们大多写得一手圆滑精彩的公文。杜凤治自然也不例外，他写的公文，既能让梁宽死，也能让梁宽活。

中山大学徐忠明教授，在《台前与幕后》这篇论文中，对梁宽杀妻案的司法文本有过详细的比较研究。借助徐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司法文书是如何硬生生地“制造案情”的，这些编造的案情又是怎么一次次得到确认的。

杜凤治很快就把梁宽杀妻案初审完毕。他把所有的人证、物证、口供都整理成一个案卷，准备送交上司。同时，杜凤治写出了“看语”。因为完整的司法案卷材料太多，上司不可能每一份案卷都仔细阅读，他们也没时间仔细阅读每一份来往公文，所以，初审的官员必须要就案情和判决写一个几百字的简单介绍，附在案卷之上。上司主要根据看语来判断案子是如何处理的。所以，看语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司法文书。

杜凤治的看语是这么写的：

梁宽娶妻谭氏，素相和睦。谭氏平日性情懒惰，梁宽和母亲梁陈氏屡次训导她都没用。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早，梁宽赴田工作，谭氏卧床未起，梁陈氏斥其不应贪睡，声言定欲告知梁宽，将其责处。谭氏出言顶撞，撒泼啼哭。当时有谭氏的娘家族人谭亚交十，到梁家闲坐，出面劝解。梁宽回家，梁陈氏告知前情。梁宽训斥谭氏，谭氏不服，两人争吵起来。梁宽挥拳殴打谭氏，谭氏跑到门外；梁宽拿了把尖刀追上去，砍伤了谭氏右眉，谭氏大声哭骂；梁宽用刀划伤其左肋，刀尖带伤肚腹，谭氏扑过去夺刀；梁宽用刀划伤其囟门，谭氏扑上来和梁宽扭打；梁宽用刀连砍，伤其左右腮颊各一下，谭氏撞头拼命；梁宽用刀瞎砍，刚好伤到谭氏左耳根，刀尖带伤脖颈。谭氏倒地。谭亚交十和梁陈氏赶过来，谭氏已经救不回了。谭亚交十报知谭氏堂兄谭观锦。谭氏伤重而死。谭家人报官。梁宽随即投案自首，供认前情不讳。梁宽并不是有心要杀谭氏，当时也没有旁人怂恿挑衅。此案没有帮凶。究鞫不移，案无遁饰。查律载夫殴妻至死者绞监候。

杜凤治说此案“究鞫不移，案无遁饰”。众所周知的梁宽杀妻诬陷他人案，被杜凤治说成了夫妻吵架失手杀妻案。他的看语，严重偏离了事实，而且漏洞百出。我们来看看，这份看语有哪些重大漏洞，又暗藏着哪些玄机。

第一，杜凤治说梁宽和谭氏夫妻“素相和睦”。这就为全案定了一个基调，意在说明梁宽不太可能故意杀妻。可是，看语本身就戳破了这个谎言。首先，看语说谭氏性情懒惰，婆婆和丈夫多次训斥她。丈夫经常训斥妻子，这种关系能算得上“素相和睦”吗？其次，如果夫妻两人关系很好，那么发生了一点儿纠纷，梁宽至于拿出尖刀，追出家门去砍谭氏吗？这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关系和睦吧？

杜凤治这么写，大有深意。在清朝后期的夫妻命案的公文中，夫妻关系“素相和睦”或“素无嫌怨”的说法，特别多见，几乎成了一种格式化措辞。这句话实际上有其特别的功用，是埋下伏笔，引导案件在秋审过程中尽可能往“可矜”和“缓决”的方向发展。所有的死刑判决最后都要经过秋审。秋审有四类结果：情况属实、罪大恶极的归入“情实”一类，押出去执行死刑；犯人系多代单传的，归入“留养”一类，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改判其他处罚；情有可原的都归入“可矜”或“缓决”。杜凤治在朝着“可矜”和“缓决”的方向努力。

第二，杜凤治说案发的源头是梁宽大清早去田里劳作，而被害人谭氏在家睡懒觉，导致谭氏和婆婆发生冲突。杜凤治这么写是想把案件的责任往谭氏身上引，意在证明被害人也是有过错的。而且，看语进一步把谭氏描绘成出言顶撞婆婆、撒泼啼哭的泼妇形象，让读者对谭氏产生不了一点儿好感，同时为双方进一步发生冲突埋下了伏笔。

杜凤治是继续朝着“可矜”和“缓决”的方向努力，想给梁宽留活路。

第三，梁宽杀死谭氏的过程，被杜凤治描述成了双方扭打互殴，目的是想刻意隐瞒梁宽故意杀人的真相。梁宽先是训斥谭氏，谭氏回骂，梁宽殴打谭氏，谭氏跑了出去；梁宽拿刀追出去，谭氏受伤后扑过来，两人扭打在一起。这表明梁宽杀妻是谭氏不服管教引起的，而且双方有打斗。这就降低了梁宽的主观故意，突出了客观因素。就连描述的伤情，杜凤治用的也是“划伤”“带伤”等比较缓和的词，受伤的部位是“右眉”及“左右腮颊”，而非致命部位。这是继续替梁宽开脱。

第四，在两人扭打过程中，婆婆梁陈氏与谭家的谭亚交十难道会一直无动于衷，看着事态一步步恶化？死者谭氏的堂兄谭观锦，又是一个什么角色？

奇怪的是，梁宽和证人梁陈氏、谭亚交十的供词，在关键情节的叙述上完全一致，甚至梁宽用刀砍伤谭氏的先后顺序、具体部位等细节，几个人都交代得丝毫不差。更奇怪的是，并不在场的谭观锦，竟然也有同样的供词。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把案情制造成杜凤治所希望的那样。

最后，被梁宽诬陷的赖正义，则完完全全在看语中消失了。显然，杜凤治把梁宽诬陷赖正义的事情刻意隐去了。梁宽打死也不认罪的情况也被隐去了，换成了梁宽投案自首、供认不讳。这样写的目的何在，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

总之，一起杀妻诬陷的案件在官方的初审公文中变成了殴伤致死的案件。杜凤治这么写，是为了兑现他对梁宽的承诺。那么，这样的公文能得到上司的认可吗？梁宽杀妻案，能被杜凤治顺利地偷换案情吗？

第四回　如此“依法办案”

嫌犯梁宽打死也不认罪，知州杜凤治为了获得梁宽的认罪口供，和他做了一笔交易，答应只要梁宽认罪，就承诺不判他死刑。最终，梁宽交代了杀害妻子的来龙去脉。杜凤治判处梁宽绞监候，并写了一道与事实差别极大的看语，把梁宽蓄谋杀妻硬生生写成了夫妻斗殴，梁宽将妻子殴打致死。那么，上司能认可杜凤治的初审案卷吗？这件违背事实、漏洞百出的案卷，会不会出问题呢？

明清的司法制度相对比较完善，有严格的审判、复核和纠察环节。清朝的命案，州县衙门负责侦破和审判，为初审，是最低的审级。初审后，案子要转给府、道复审。知府和道台要梳理案子的来龙去脉，判断州县初审是否恰当。在这个过程中，复审官员有必要过问所有相关人等和相关证据。复审通过后再递交省里，由按察使大人再次复审，最后由巡抚判断初审和复审是否得当。省级觉得从侦破到判决都没有问题了，就上报京城，由刑部终审。如果是死刑判决，往往需要组织三法司会审。这么多道关卡都通过了，判决才能最终生效。所以，杜凤治那份问题多多的案卷，还面临着多重考验。

在复杂的司法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依法办案”。法官审案，必须要亲临现场，仔细勘验，必须要有证据，最重要的是要有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杜凤治费了好大的力气，勉勉强强算是做到了。法官宣判，必须要严格“依法判决”。犯人的刑罚必须要和他的罪行严密相符，法官引用的法律条文必须妥当。但是，现实永远要比法律条文复杂得多，社会的变化也不是立法者所能预测的。所以，法律条文不可能涵盖所有实际情况。同时，清朝的法律规定非常复杂，既有原则性的《大清律例》，又有诸多的例、圣旨和可以引用的判例。要做到判决和条文严丝合缝，必须进行文字工作。

清朝官员的做法是，根据法律条例来倒推，“人为制作”案情。在公文写作的时候，把案情制造成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模样，然后再进行判决。这样的判决肯定是依法判决。

对于最基层的州县官员来说，司法公文的写作尤其重要，因为初审判决往往成为定案的基础。在实践中，上级通常根据初审意见做出判决，很少有官员重新审理案情。他们不可能把所有案子都直接通过复审，总要驳斥下级一两回，表明自己的确做了工作。杜凤治对于司法案卷的审核通过有过“经验之谈”。他说：“只要是上报的案子，没有不遭到驳斥的。如果是直通中央的还要往返几次才能定案。我们看着案子办得很稳妥了，似乎没有纰漏了，上司也一定要找到一丁点儿的疏忽来驳斥你。所以，官员们办完案后，要故意于不紧要处留一破绽，让上司有驳斥的机会。改正后再送上去，上司就会批允了。”下面的官员故意“留一破绽”供上司批驳的伎俩，上司肯定也知道，但是双方都不说破。如此的案件复审等同文字游戏。

行政经验丰富的杜凤治深知，把公文写得非常圆滑、面面俱到很重要。他的看语就写得非常圆滑，通过一个个伏笔，成功制造了案情。梁宽杀妻案的案卷，就是清朝基层典型的“司法杰作”。

话说罗定州把梁宽杀妻案的案卷和犯人，一起押送给肇阳罗道台方浚师，由方道台负责此案的复审。

这里需要插叙一下清朝的地方行政层级。清朝的州是比较特殊的行政区划。有些州和县一样，隶属于府，被称为散州；有些州直接隶属于省，被称为直隶州。散州和直隶州的审判都是初审，但直隶州比散州少了府这一个上级管辖层级，直隶州的司法案卷可以直接报送道台。而罗定州，就是一个直隶州，它的案子复审就少了知府的环节。

肇阳罗道台方浚师拿到杜凤治制作的案卷后，没有横生枝节，如果顺利的话，案卷流过方道台的手后会接着流向更高层的官员。可让杜凤治没想到的是，梁宽变卦了。他怎么了？他翻供了。

之前，杜凤治判决梁宽的刑罚是死刑缓期执行。这样，杜凤治就实现了自己的承诺，的确没有要梁宽的小命。可是，死缓判决要经过秋审，有可能在秋审中被归入“情实”，梁宽还是有可能被杀死的。估计梁宽连一点儿险都不想冒，所以，他翻供了。

梁宽在翻供时说，自己的确砍了谭氏，谭氏受伤后自杀身亡，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梁宽这是想把自己的罪行从殴伤妻子致死，减轻到砍伤妻子。梁宽还说，案子之所以告到知州衙门，是因为谭氏的堂兄谭观锦和自己有矛盾，趁机诬告自己。

梁宽这么做还是想浑水摸鱼。他这个人，非常狡猾，手段相当高明。首先，杜凤治已经在初审看语中明确说是梁宽砍伤了谭氏，导致谭氏伤重而死。梁宽延续杜凤治的这一说法，承认自己砍伤了谭氏，但指出谭氏受伤后有自杀行为。他利用了杜凤治的看语，趁机洗刷自己。其次，谭氏的堂兄谭观锦是个商人，经常出远门跑生意，长期不在家。梁宽把他给搬出来，说他诬告自己。果然，上司要求杜凤治传讯谭观锦，让他到道台衙门接受质讯。

杜凤治心里那个气啊！但是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好派差役去找谭观锦。谭观锦早已经外出做生意了，家里人说到福建去了。清朝的交通和通信不像现在这么便利。一个人从广东跑到福建，要想联系到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便联系上了，要他返回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你说梁宽这个人是不是很狡猾？

因为犯人翻供，重要人证又毫无音讯，这个案子就在方道台那儿压着。基层官员最不愿意遇到的情况让杜凤治遇上了。因为案子一拖就是半年，严重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审判期限，广东巡抚张兆栋参劾杜凤治，杜凤治遭到了行政处分。他费尽心机想逃脱处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就在案子陷入僵局、杜凤治情绪低落的时候，去福建做生意的谭观锦回来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官府很快传讯谭观锦到衙门和梁宽对质。梁宽一看，翻供的路走不通了，“供认前情不讳”。案情又回到杜凤治写出来的版本上去了。肇阳罗道台方浚师大笔一挥，此案复审通过！

案子接着送到广东按察使衙门，接受省级复审。广东按察使孙楫很配合，也大笔一挥，写道“提犯复讯，供与州道审供相同”，转给广东巡抚张兆栋。张巡抚很快也签上了自己的意见“提犯亲讯，无异”。这样，省级的复审也通过了。

张兆栋以广东巡抚的名义将梁宽杀妻案写了一个题本，奏报朝廷。题本是官员们处理例行公事的公文。同样，朝廷接收的题本不计其数，不可能每一本都认真阅读，所以要求上报的人书写内容摘要，用黄纸贴在本子正面，称为“贴黄”。

张兆栋的“贴黄”是这么写的：

梁宽娶妻谭氏，素相和睦。谭氏平日性情懒惰，梁宽和母亲梁陈氏屡次训导她都没用。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早，梁宽赴田工作，谭氏卧床未起，梁陈氏斥其不应贪睡，声言定欲告知梁宽，将其责处。谭氏出言顶撞，撒泼啼哭。当时有谭氏的娘家族人谭亚交十，到梁家闲坐，出面劝解。梁宽回家，梁陈氏告知前情。梁宽训斥谭氏，谭氏不服，两人争吵起来。梁宽挥拳殴打谭氏，谭氏跑出门外；梁宽拿了把尖刀追上去，砍伤了谭氏右眉，谭氏大声哭骂；梁宽用刀划伤其左肋，刀尖带伤肚腹，谭氏扑过去夺刀；梁宽用刀划伤其囟门，谭氏扑上来和梁宽扭打；梁宽用刀连砍，伤其左右腮颊各一下，谭氏撞头拼命；梁宽用刀瞎砍，刚好伤到谭氏左耳根，刀尖带伤脖颈。谭氏倒地，伤重而死。报官勘验。梁宽随即投案自首，供认不讳。梁宽应该依照丈夫殴妻至死律判刑，拟判绞监候。

张兆栋的这个“贴黄”，基本上照抄了杜凤治的“看语”，只是省略了目击者谭亚交十和梁陈氏救治不及，谭亚交十报知谭氏堂兄谭观锦，谭家人报案等初审案卷的内容。不知道是张兆栋等人复审的结果和杜凤治一模一样呢，还是杜凤治的看语实在“写得太好了”，张兆栋忍不住照抄照搬呢？

张兆栋贴黄最后还多了一段文字，说：“梁宽到案，是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恩旨以前，但是招解在后，毋庸查办。复恭逢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恩诏，系在准免之列，应请援免。”原来，就在梁宽案子审讯期间，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继位，改元，大赦天下。中国古代司法中有“大赦”的做法。一般是在皇帝驾崩，或者遇到重大喜事的时候，皇帝往往会宣布大赦。一般十恶不赦的罪犯，不在赦免范围内。同时，很多大赦也规定死刑立即执行不在赦免范围内。但是，死缓判决在光绪继位恩诏的赦免范围内，所以张兆栋申请援引恩诏，将梁宽释放！

梁宽杀妻案最后送到了刑部。按照惯例，三法司对命案进行会审，最后由刑部尚书主持上报最终判决。刑部只是对地方官员报告上来的案件事实进行法律衡量，他们在意的是罪犯是否“罪刑相符”，而不是案件事实是否清楚。他们做的依然是一个“书面审”——审核文字，实际上是走过场。刑部经手梁宽杀妻案后，转由三法司会审。

三法司会审梁宽杀妻案后上报的题本，现在还安静地躺在档案馆里。这份清朝司法文书的名字叫《题为罗定州人梁宽致伤伊妻谭氏身死议绞监候事》，时间是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初四，题报官员是刑部尚书崇实。这份文书就是梁宽杀妻案的最终结论。

结论开头就说“据广东巡抚张兆栋疏称”，然后全文照抄了张兆栋的内容。刑部尚书崇实等人接着加了一段话：“应如该抚所题：依照夫殴妻至死的法律规定，应该判梁宽绞监候。事犯在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诏以前，系在准免之列，应予援免。后再有犯，加一等治罪。”也就是说，朝廷的处理意见是释放梁宽，而对梁宽杀妻的唯一惩罚是大而空的“后再有犯，加一等治罪”。

光绪皇帝对这道题本的朱批意见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清朝中期以后把题本当作例行公事，几乎没有不准的。所以，光绪皇帝极有可能朱批批准了。况且，题本照抄了张兆栋的案情介绍，也就是基本照抄了杜凤治的看语内容。光绪皇帝只读这些文字，完全可能误以为梁宽是在和谭氏打斗过程中，将谭氏砍伤，导致谭氏死亡，事后梁宽投案自首，供认不讳。梁宽并不是穷凶极恶之人，根据大赦恩诏赦免完全没有问题。

梁宽杀妻案的一大特殊之处就在于，此案的官方文书不仅保存完好，而且杜凤治的日记也记载了案子的真相，记载了初审的详细过程。杜凤治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他说：“梁宽杀妻罪不至死，况现逢恩诏，更可释回，而其妻之冤，将何处伸乎！”可是他也不想想，遇害者谭氏冤死，凶手逍遥法外，还不是他杜凤治造成的？他迫于破案压力，和梁宽进行幕后交易，而他的上司们不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导致谎言不断得到确认，最终一桩恶性杀妻案被粉饰成可以赦免的伤害案。

杜凤治在日记中还记载，当初怂恿弟弟梁宽杀人的梁求，一直被关在罗定州大牢里，最后得了重病。狱卒多次报告杜凤治说，梁求的病越来越重，他恳求出狱去治病。杜凤治恨梁求怂恿杀人，下定决心要把他整死在大牢里。所以，杜凤治一再拒绝他的治病请求。次年六月十九日，杜凤治记载：“鼓楼看役禀报：梁求病死。”杜凤治把这看作是“天意”，是上天的裁判，他认为也算是给冤死的谭氏报仇了。一个司法官员，不能主持正义，反而把司法公正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天意”上，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在杜凤治的日记里，梁宽杀妻案画上了句号。但是，如果清朝司法体系继续如此“依法办案”，梁宽杀妻案之类的冤案永远不会结束。

第六案　三牌楼案：『一案两说』疑云

这是发生在清朝光绪年间的三牌楼案。此案案情曲折，轰动一时，被很多人认为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三个无辜的草民，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杀人凶手，其中两人被『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后来，真凶现身，案件被重新提起。

第一回　迅速结案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江苏省江宁，也就是现在南京的保甲局破获了一起盗窃案，抓到一名叫李大凤的盗贼。这个李大凤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仅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还招供了许多同伙的罪行。其中，李大凤就供出，四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年（1877年）年底，他表弟朱彪失踪了，后来他从盗匪圈里得到消息说，朱彪被两个小混混周五、沈鲍洪合谋杀死在了江宁。

官府得到信息后，迅速缉拿了周五、沈鲍洪两个人。稍微一审讯、一用刑，这两个人就承认了杀人的事实。他们俩供述，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的夜晚，两人在江宁府上元县一个叫三牌楼的竹园旁，将朱彪用刀砍死，然后弃尸潜逃。周五、沈鲍洪供词相互印证，时间、地点和作案手法完全一致，可以认定这是一桩可信的杀人案件。

按常理来说，轻松破获了这么大一个案子，大家应该高兴才是，但是，审讯的官员们却高兴不起来，负责记录供词的书吏手都开始哆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周五、沈鲍洪供认的这桩杀人案，和四年前的另一起杀人案高度重合，非常有可能是同一起案子。而那桩案子已经结案了，已经有两个人被当作杀人真凶斩首示众了！

那一起案子发生在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当天上午，有人在江宁城内三牌楼的竹园旁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地保报告给了上元县知县，第二天，县衙门仵作来验尸。仵作验明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发辫被砍落，无存，显然是被人所害。现场勘验，又发现了尸体旁遗落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草鞋等物品，地上并没有血迹和践踏留下的痕迹。这是一起死者身份不明、追查线索极少的杀人命案，侦破难度很大。

堂堂两江总督驻地、江南烟花繁华处，竟然出了这么恶劣的凶杀案。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接到报告后很吃惊，也很愤怒！他命令营务处总办洪汝奎专门负责此案，尽快缉拿凶犯。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下营务处是什么机构。晚清末期，局势动荡，战乱频发，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就招募军队，弹压地方，设立营务处负责军队行政、维持驻扎地方的治安等。总督、地方都很重视营务处，把它当作是扩张权力、绕开正常行政制度、提高效率的利器。可以说，营务处是晚清地方势力膨胀、军队干政的一个例子。一般情况下，总督、巡抚都委任亲信道台、知府一级的官员担任营务处的总办。

当时担任两江地区营务处总办的洪汝奎，就是晚清重臣沈葆桢的心腹干将。洪汝奎是道光末期的举人，早前仕途不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洪汝奎加入了湘军，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办理军粮军需、筹措资金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办事能力，由曾国藩保举升迁至道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两江总督的职位长期被湘军势力霸占。光绪元年（1875年），有着湘军背景的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委任同一派系的洪汝奎为营务处总办。

据《清史稿》记载，沈葆桢和洪汝奎两个人，都是雷厉风行、重典治国的风格，沈葆桢非常器重洪汝奎。当时，沈葆桢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请病假的时候，就推荐洪汝奎代替自己处理两江政务。洪汝奎如鱼得水，发挥得非常好，得到了朝野大臣的称赞，声望鹊起。可以这么说吧，洪汝奎是当时在江南地区徐徐升起的一颗政坛明星！

洪汝奎接到侦破三牌楼命案的任务后，立刻安排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捉拿杀人嫌疑犯。现在已经查不到胡金传的履历了，我们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就一般情况而言，清朝晚期因为军事行动频繁，大批军官立下了战功，但因为编制所限，他们只被授予军衔，而没有相应的职务。比如，参将是清朝绿营的高级军官，正三品，仅次于总兵和副将，但是因为升迁到这个级别的军官太多了，一些总兵、副将都没有办法安置，参将就只能候补着了。胡金传就是一个候补参将，平时在营务处办理一些上司交办的杂事。

候补官员众多，是晚清政治的一个特征。为了早日转正，谋得实际职位，候补官员们接到交办的差事后，往往都会认真表现，希望能够吸引上司的注意。胡金传接到破案任务后，应该也有这样的心理。他希望尽快侦破三牌楼的案子，在上司、同僚面前露脸争光。

根据当年的案卷记载，不久就有一个叫左一良的乞丐声称，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曾经见过死尸。胡金传很快抓到了方小庚。方小庚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根据方小庚母亲四年后的供述，方小庚这个人耳背，而且“人有呆气”，也就是反应有点慢，智商似乎有点低。就是这个低智商的小贩，提供了关键线索：

十二月初九夜晚，他路过三牌楼竹园附近，朦朦胧胧中看到有一个人躺卧在雪地上。他上前一摸，那人脸上冰冷冰冷的，没有气息，分明就是一具尸体啊！他吓了一大跳，连忙退后。这时候，他又看到尸体旁边站着三个人，其中两人一高一矮，脸上都有麻子，第三个人是一个秃头，像是和尚。就在他又惊又怕的时候，那三个人也发现了方小庚，其中一个人还斥责他，让他不要多管闲事。于是方小庚连忙跑开了。

胡金传根据方小庚的供述，先后带兵逮捕了三牌楼附近妙耳山的僧人绍宗、屠户曲学如，以及在营中当伙夫的张克友三名嫌疑犯。经方小庚指认，这三名嫌犯正是当天晚上他在尸体旁看到的那三个人。

到现在为止，破案工作进展很顺利。嫌疑犯和证人都找到了。接下来需要解开的疑点就是：死者是什么人？嫌疑犯为什么要杀人？他们怎么杀的人？凶器又在哪里？解开了这些疑问，此案就可以结案了。

胡金传将所有情况汇报给了洪汝奎。因为洪汝奎布置给胡金传的任务是捉拿杀人嫌犯，所以胡金传的任务基本算完成了。而且，作为军官，胡金传没有司法权，他逮捕杀人嫌疑犯，严格来说，就已经有越权的嫌疑了。接下来的审讯环节，胡金传就更加不方便主持了。

洪汝奎听了汇报后，委派了候补知县严、丁仁泽，候补同知单之珩，会审此案。因为胡金传是侦破此案的负责人，所以也参与了之后的审理。这里又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清朝正常的司法程序应该是这样的：由案发所在的州县进行初审，知府、道台复审后再报告给省里。洪汝奎借口三牌楼案案情严重、影响恶劣，下令由营务处接手此案，并凭借两江总督的官威，委派了候补官员来审讯。客观来说，晚清各省有众多的候补官员，省里也在想方设法帮他们安派差事。这样，三牌楼案的审讯就绕开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虽说被委派审理三牌楼案的官员共有三名，但是丁仁泽只审过一次，之后就奉江苏粮道的命令，去办理海运了；单之珩因为知道胡金传难以共事，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所以他借口自己另有公务，并没有经常来审理。三牌楼案实际上由候补知县严、候补参将胡金传两个人在负责。虽然后来的案卷列上了一系列文官的名字，但根据当事人的供述，真正坐在堂上审讯的其实就严、胡金传两个人。

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名嫌犯在审讯开始，都否认杀人。严的对策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打！经过严刑拷打，嫌疑犯张克友首先认罪，承认自己杀人。张克友招供说，三牌楼的死者是何春荣家的一个雇工，姓谢。死者和妙耳山的和尚绍宗，都和妇女高冯氏通奸，他们两个经常争风吃醋。绍宗恨死了谢某，就叫上曲学如、张克友两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谢某杀死在竹园旁。接着，和尚绍宗在拷打之下，也承认了此事。可是，当差役们把高冯氏、何春荣两个人传到后，高冯氏坚决否认通奸，她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谢某，所谓的“雇主”何春荣也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家里并没有姓谢的雇工。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做证。可见，张克友的口供是编造的。

严、胡金传再次提审张克友等三人，继续对他们严刑拷打。这一次，张克友改口说，死者名叫薛泳，后来又改口说叫薛春芳。杀人的动机也从通奸改为图财害命。张克友首先招供，接着和尚绍宗、屠户曲学如也先后供认，他们三人贪图从外地来江宁贩猪的客商薛春芳携带的银两，就在晚上把他杀死，瓜分了银两。杀人之后，三人脱下尸体外面的血衣，带回妙耳山上烧掉。至于尸体身旁的表芯纸，那是曲学如拿来擦手的，石灰是绍宗用来塞住死者之口的，篾刀是张克友使用的凶器，草鞋是死者薛春芳的遗物。

对于这个案发经过，三名嫌疑犯都供认不讳，供述内容基本相同。随后，官府在妙耳山庙中找到的一把屠刀，被认定为杀人凶器；在山上发现的一堆灰烬，被认定是死者衣服的灰烬。官府又在曲学如的雇主家中搜出一把镰刀，曲学如承认那是自己的杀人凶器。至于死者薛春芳的身份，在核实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清朝并没有准确的户籍登记制度和人口数据资料，差役们无法查证死者的真实身份。绍宗、曲学如两个人说，他们都是刚刚认识薛春芳，并不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张克友只听说薛春芳自称是和州人，不知道他的底细。最后，官府认定死者是来自和州的客商薛春芳，并没有深入查证。

至此，三牌楼案的凶手、人证、物证、口供一应俱全，可以结案了。胡金传、严向营务处总办洪汝奎做了汇报。

洪汝奎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客观地说，他接到案情后，认真做了核查工作。绍宗等三个犯人被押到洪汝奎面前，对案情都供认不讳。但是，洪汝奎还是不太放心，他又认真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洪汝奎提审了此案的关键证人方小庚。他细问方小庚案发时的情形，问方小庚为什么在深夜能够看清楚嫌疑犯是和尚、麻子。方小庚说当时月光照到雪地上，光线还比较好。洪汝奎进一步检验方小庚证词的可信度。他让曲学如穿上号衣，打扮成官兵的模样，混在自己的十名亲兵之中，让方小庚指认。方小庚在十一个人当中，一下子就指认出了曲学如。最后，洪汝奎认为方小庚的话基本上是可信的。

其次，乞丐左一良说自己之所以知道方小庚涉案，是因为方小庚曾经与三牌楼的一个老奶奶说过命案的事。洪汝奎就派人带着方小庚，到三牌楼把所有的老奶奶都叫出来，查明并没有人和方小庚说过话。方小庚也没有到三牌楼卖过瓜子。因此，洪汝奎判定左一良乱讲。

最后，洪汝奎亲自勘察了案发现场，还让方小庚将当时的情形演给他看。应该说，洪汝奎的核查工作还是比较细致的。晚清的时候，案件的复审、终审已经流于形式，上司官员往往只是追认下级的审讯结论，按照报告上来的案情走走程序而已。但是洪汝奎不是这样，他亲自做了审查工作。但是，也许是因为他太忙了，也许是因为他太信任胡金传、严等人了，洪汝奎并没有亲自查验尸体，看看伤口是不是和三人交代的凶器的尺寸相符，也没有追问三人瓜分的赃款的下落，更没有察觉严、胡金传对犯人严刑拷打的事实。

但是，洪汝奎并不是一个昏官，他知道自己签字对绍宗三人意味着什么。那可是三条人命啊！洪汝奎决定还是慎重行事。所以，他在把案件呈报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时候，指出三牌楼案“案情重大”，禀请“另派大员覆讯，以成信谳而重民命”。也就是说，洪汝奎虽然通过了案件的审核，上报给了沈葆桢，但还是建议沈葆桢另外派官员重审一次。

同时，洪汝奎在呈报案卷时，除了写上了严、丁仁泽、单之珩等会审官员的名字，还写上了当时江宁知县吴元汉、江宁知府孙云锦的名字。这是因为，发生在江宁的案子，按照正常程序，是必须经过江宁府县各级审讯的。尽管吴元汉、孙云锦并没有参与三牌楼案，出于惯例，洪汝奎随手写上此案经过江宁府县各级官员复审，等等。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官样文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并没有觉得不妥。

想不到，案子上报到沈葆桢那里，沈葆桢不但没有重新审核此案，反而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立刻推出去斩首了！这又是怎么回事？沈葆桢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三牌楼案到底是不是一个冤案呢？

第二回　真凶现身

光绪三年十二月，江苏江宁三牌楼竹园旁，一个无名男子被人砍死。破案官员胡金传很快抓住了和尚绍宗、屠户曲学如和伙夫张克友三个嫌疑人。经过胡金传和候补知县严等人的审讯，三人供认了图财害命，杀害外地客商薛春芳，弃尸三牌楼的经过。官府还缴获了杀人凶器，找到了证人。案件上报给营务处总办洪汝奎后，洪汝奎经过一番审核，继续上报两江总督沈葆桢。为了慎重起见，洪汝奎建议总督沈葆桢另外派人对此案进行复审。但是，沈葆桢却决定将绍宗和曲学如就地正法。沈葆桢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呢？

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死刑案件必须经过各级官府的层层复核，最终由皇帝决定。也就是说，所有犯人的生死大权，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地方总督和巡抚并没有死刑裁决权。这项制度保证了司法过程的公平、公正，防止草菅人命。但是这一制度有利也有弊，弊处就是整个过程往往要耗费一年甚至数年时间，牵涉的人力、物力众多，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犯人劫狱、脱逃等安全问题。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局势动荡。官府抓获的起义军、土匪、强盗人数很多，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司法程序来办，效率太慢，而且官府忙于镇压起义，也没有人力和物力，更耗不起时间去走流程。所以，地方官府纷纷呼吁朝廷下放死刑判决权。结果，朝廷在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以圣旨的形式明发天下，赋予地方官府“就地正法”的大权。

皇帝的圣旨是这么说的：“现在局势不同往常了，匪徒强盗纠伙抢劫，滋扰地方，如果不严办，怎么能保证社会安定？所以，各省总督、巡抚，要随时查访，用力缉拿匪徒。如果遇到匪徒聚集成群，肆行抢劫的情况，地方官逮捕审讯清楚罪行后，即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这样，皇帝就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下放给了各省总督、巡抚。但是，咸丰皇帝也说了：“至寻常盗案，仍着照例讯办，毋枉毋纵。”意思是说，一般的案件，还是要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办。皇帝担心地方官员借“就地正法”的名义，无限扩张自己的司法权。

应该说，就地正法的做法，效率高，威慑力强，对各地镇压起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咸丰皇帝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各地总督和巡抚，果然纷纷以“匪徒骚乱”为借口，肆意杀戮，扩张司法权。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继续援引咸丰三年的圣旨，把一些犯人就地正法。一项权力一旦出让了，就很难收回。所以，朝廷虽然很头疼司法大权旁落，但对各地督抚们的专权根本管不了。

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就是一个强势的地方大员。他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福建籍官僚的领袖，同时是湘军系统的重要人物，他本人又非常能干，所以作风强势。《清史稿》说沈葆桢担任两江总督才三个月，就杀戮了近百人，这些人都是被沈葆桢借口两江地区局势不稳定，匪徒滋事杀掉的。

沈葆桢拿到江宁三牌楼案的卷宗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对得力干将洪汝奎的信任，他并没有对案件本身产生疑问。但是，案卷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沈葆桢的高度注意。嫌疑人曲学如的物品中有一枚五角铜钱。五角铜钱有什么问题吗？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的秘密会党往往私铸铜钱，作为凭信。而两江地区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核心地区，双方征战多年。战后，地方上不安宁，秘密会党风起云涌。历任两江总督，都把安定地方局势、惩办秘密会党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曲学如的这枚五角铜钱，正好触动了沈葆桢的敏感神经。他不但拒绝了洪汝奎的建议，没有派人复审三牌楼案，也没有认可此案是“图财害命”案，而是武断地判定是会党土匪在自相残杀。最后，沈葆桢援引就地正法的先例，下令将绍宗、曲学如就地正法，张克友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

命令一出，官府先把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个人在江宁城的城厢内外游街示众，接着在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四日把绍宗和曲学如押赴南京水西门外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陪绑法场，看着绍宗、曲学如被斩首，然后他被割耳示众，最后被赶出江宁。这在当年的南京城，甚至在整个江南地区，都是一起轰动的案子。

此案从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案发，到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案犯被斩首，前后只用了六十多天的时间。

可是，到了光绪七年，出现大问题了！开头说过，江宁官府抓获周五、沈鲍洪二人，他们交代了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在三牌楼竹园旁杀死朱彪的罪行。周五、沈鲍洪交代的犯罪详情，和已经结案的绍宗、曲学如杀害外地客商薛春芳的案情高度重合，两者极有可能是同一个案子。那么，是不是周五、沈鲍洪在撒谎呢？他们俩不会无缘无故承认杀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也就意味着四年前已经审结的三牌楼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洪汝奎主导审结的三牌楼案，会发现它是一起多处违背正常司法程序、牵涉众多官员的敏感案件。

说它违背正常司法程序，是因为三牌楼案并非由案发当地的府县官员侦破、审理，而是由营务处直接委派参将胡金传侦破；侦破后，营务处又绕开地方官府，指派候补官员审讯，胡金传参与结案；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没有履行死刑审批程序，武断地将两名嫌疑犯就地正法。可以说，四年前的三牌楼案，程序上漏洞百出，审理过程也是不合法的。

其次，我们说它敏感，是因为此案牵涉了一位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坛明星洪汝奎，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朝廷重臣——湘军和福建官僚群体的首领沈葆桢。沈葆桢在三牌楼案结案的第二年，即光绪五年（1879年），病逝在两江总督任上。朝廷赐他谥号“文素”，对他的生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树立为“中兴名臣”。而洪汝奎，在光绪五年升任广东盐运使，之后调任两淮盐运使。两淮盐运使掌握东南地区的经济命脉，是天下“第一肥缺”。洪汝奎仕途行情看涨。他本来就是湘军系统的重要成员，又赢得了众多朝廷官员的称赞与支持，距离封疆大吏就是一步之遥了。可以想象，要碰光绪三年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不得不牵涉沈葆桢和洪汝奎，就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政治体制内部的阻力。此外，这案子还涉及众多的参与官员，胡金传、孙云锦、严、单之珩、丁仁泽、吴元汉，等等，这些人可都还在任呢！

就是因为这事情太敏感了，所以，当周五、沈鲍洪对杀人罪行供认不讳时，负责审讯的官员脑门上不断冒汗；负责记录供词的书吏手都开始哆嗦了。他们都清楚，如果把这个案子记录下来，送入司法程序，将意味着什么。

可是，人都已经抓了，罪行都招供了，事情想掩盖都掩盖不了了。而且，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光绪七年闰七月，江宁城内外都传开了，说四年前三牌楼命案的“真凶”落网了！“真凶”两个字，一下子刺激了围观者好奇的神经。消息像病毒一样，越传越广，连远在上海的《申报》都刊发了信息。审讯官员不敢隐瞒，只好一级一级地把周五、沈鲍洪的案情汇报上去，最后上报给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

四年前被枭首示众的犯人曲学如的家人听到“真凶落网”的消息，群情激愤，他们组织起来向官府诉讼喊冤。曲学如的哥哥曲学和，集合了家族五十多名亲戚，来到两江总督衙门呈递状纸，说曲学如当年蒙冤，惨遭枭首示众，现在曲家人要求申冤，要求平反！两江总督衙门在江宁城的繁华市区，他们这么一闹，围观者众多，场面相当壮观。一开始总督衙门的官员，似乎并不想接受状纸，有个官员呵斥老百姓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想要攻击总督官衙吗？”但是曲家人一点儿都没有被镇住，七嘴八舌地喊冤枉，要求申冤。官员继续问：“你们都姓曲吗？无关人等，赶快散去！”结果，五十多号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我们都姓曲！”众怒难抗，两江总督衙门不得不接受了曲家的申冤状纸。

所有这些情况最后都汇总到两江总督刘坤一那里。刘坤一知道案情重大，而且舆论已经哗然，自己根本掩盖不了这件事情。与其让老百姓无端猜测，各种流言满天飞，倒不如自己出面，把四年前的三牌楼案和现在周五、沈鲍洪招供的杀人案合并审理。这样，官府还能掌握此事的主动权，也好引导舆论的走向。

所以，刘坤一决定，委派江宁布政使梁肇煌、盐巡道德寿、江宁知府赵佑宸等官员，组成专案组，合并审理这两桩发生在三牌楼的案子。

专案组成立后，确定了两项主要工作，或者说确定了案子的两个主攻方向：第一，核实周五、沈鲍洪两人供述的真实性，进而确定他们招供的案子是否就是四年前的三牌楼案；第二，重新拘捕四年前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的相关人等，核查当年的案子是否有冤情。

第一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周五、沈鲍洪招供了更多的细节，官府按图索骥，拘捕了更多的人证，找到了更多的旁证。很快，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就清楚了：

光绪三年十月间，周五在江苏阜宁县西乡诱拐了王老头的女儿刘王氏，并带上和自己苟合成婚的刘高氏，乘船南下，去江南讨生活。途中，周五遇到平时认识的朱彪、沈鲍洪二人。朱彪看到和周五同船的刘王氏年轻貌美，动了歪念头，就问他们要去哪里。周五回答：“我们想去江南，但是路费短缺。”朱彪高兴地说：“巧了，我也正要去江南。”他很爽快地替周五三个人付了船费，并且和他们同船南下。当时，同行的还有被朱彪诱拐为妻的赵高氏和篾匠许嘉福一家人。他们几个人同船而行，到了江宁府六合县，住进了林三子家。

到了江宁，朱彪把年轻的刘王氏引诱到手，与之同宿，而后又把她拐跑了，两个人不知去处。周五特别生气，但他知道朱彪平时学拳，功夫了得，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就找沈鲍洪商量，邀请他一起找朱彪算账。沈鲍洪此时已经和赵高氏产生了奸情。赵高氏是朱彪诱拐为妻的，沈鲍洪害怕朱彪知道了，自己会有血光之灾，心想不如先下手为强。他答应和周五一起谋杀朱彪。

于是，周五偷了许嘉福的篾刀，和沈鲍洪一起到了江宁。沈鲍洪让周五买了几包石灰带在身上，准备行凶的时候用来眯朱彪的眼睛。

十二月初九，二人在江宁城内找到了朱彪，并问出了刘王氏的藏身之处。当时，朱彪因为缺钱用，正打算去三牌楼的一家香烛店行窃。他招呼周五、沈鲍洪一起入伙行窃。周五、沈鲍洪假装同意。朱彪就买了草鞋、火钵、表芯纸等物品带在身上。

当天夜里三更时分，三人行至三牌楼的竹园旁，因为天寒地冻，他们蹲在地上用火钵取暖。过了一会儿，朱彪走到一边去小解。周、沈二人密谋后，决定趁机行事。两个人偷偷靠近朱彪。沈鲍洪突然从背后扭拉朱彪的辫子，朱彪惊慌之下跌倒在地，周五立刻上前，抓起篾刀就是一阵乱砍，把朱彪辫子砍落了。这时，沈鲍洪也拔出朱彪随身携带的小尖刀，帮着周五乱戳一气。朱彪当场毙命。周、沈二人确定朱彪已死后，赶紧逃跑了。慌乱之间，篾刀、石灰包、表芯纸、草鞋等物，都丢弃在了朱彪的尸体旁边。

第二天，周五、沈鲍洪两个人来到了刘王氏藏身的缪瘸子家，找到了刘王氏。两人托缪瘸子做媒，将刘王氏嫁卖给了余应昌。

官府顺藤摸瓜，拘捕了赵高氏、刘高氏、许嘉福等人。赵高氏、刘高氏都证明，她们都听到周五、沈鲍洪商量谋杀朱彪的事。篾匠许嘉福指证三牌楼命案现场的篾刀是自己的。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周五、沈鲍洪供述的杀人案，无论时间、地点，还是现场细节，都与四年前结案的三牌楼命案一致，而案发当晚，三牌楼附近只发现了一具尸体。一起命案，怎么可能会有两个案情呢？

同时，曲学如的哥哥曲学和也做证，他曾经派侄子曲惠春到和州四处访遍，并没有查到薛春芳其人。当年，洪汝奎负责三牌楼案的时候，并没有核实所谓的“薛春芳”是否存在。现在，既然周五、沈鲍洪招供的案情和已经了结的三牌楼案高度重合，而三牌楼案的遇害者又被证明子虚乌有，所以，重审的官员们倾向认为，所谓的“薛春芳”就是朱彪，已经结案的三牌楼案就是如今的周五、沈鲍洪杀害朱彪案。

现在，问题就来了！四年前的三牌楼案是怎么回事？当时案件又是怎么审结的？

第三回　错案重审

光绪三年十二月，江宁三牌楼竹园旁发生了一起命案。官府捉拿和尚绍宗、屠夫曲学如、伙夫张克友三个嫌疑犯。三人招供因贪图钱财，谋杀了外地客商薛春芳。结果，绍宗、曲学如被枭首示众，张克友被割去耳朵，驱逐出江宁。四年后的光绪七年闰七月，周五、沈鲍洪供认合谋在三牌楼杀害了朱彪。案情与之前的三牌楼案高度重合，连细节也没有差错。同时曲家人又证明薛春芳是虚构的，并无其人。两江总督刘坤一下令重审三牌楼案。人们倾向于认为，光绪三年的三牌楼案是一起严重违反正常司法程序的冤案。

那么，四年前的三牌楼案是怎么审理的？要知道，当年的案子，也是人证、物证齐全，三名嫌疑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这些都清楚记载在案卷中。当年审讯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案发时，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是根据卖瓜子的小贩方小庚的口述才迅速破案的。方小庚说他在案发现场看到了绍宗、曲学如、张克友三个人。在后来的历次审讯中，方小庚都当堂指认了这三个人。所以，方小庚可以算是光绪三年三牌楼案的关键证人。

此次复审，专案组再次传讯了方小庚。方小庚交代说，案发时自己并没有到过三牌楼，他也是案发后听到大街小巷的议论，才知道有这桩人命案子的。方小庚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方小庚比较傻，还叮嘱他不要在外面乱说。光绪四年正月十九日早上，方小庚像往常一样，上街卖瓜子。有个兵勇假装要买瓜子，把他骗到观音庵，关在一间房子里。方小庚很害怕，喊了一上午救命，结果也没人来搭理。中午时分，有一个高级军官打扮的人走进房子。后来，方小庚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此案的缉捕委员、候补参将胡金传。

胡金传来到房里，问方小庚：“你知道三牌楼命案吗？”方小庚摇头，说他不知道。胡金传呵斥他说：“胡说！有个乞丐说你方小庚知道内情。”方小庚一下子就被胡金传的气场给吓住了。还没等方小庚反应过来，胡金传就叫亲兵把他带到三牌楼附近的妙耳山的庙中，引他见了和尚绍宗。回到观音庵后，胡金传让方小庚向官府供称，案发当晚亲眼看到尸体旁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绍宗。至于另外两人是谁，胡金传说等抓到后再告诉方小庚。

方小庚人虽然傻，但是非善恶还是分得清楚的，他不愿意诬告他人。胡金传先是利诱方小庚，答应事成之后给他银子。方小庚还是不愿意。胡金传就恐吓他，说要对他大刑伺候。方小庚害怕了，退缩了，最后答应了。当天晚上，胡金传把方小庚带到了营务处，又把和尚绍宗也抓了过来。第二天，营务处总办洪汝奎提审，询问方小庚案发经过。方小庚一开始还犹豫要不要按照胡金传教的话说，当他一抬头，看到胡金传手持马棒，也就是驯马用的大木棒，站在洪汝奎的旁边，心里害怕，便按照胡金传昨天教的话，鹦鹉学舌般地讲给洪汝奎听。

后来，胡金传又逮捕了曲学如、张克友。胡金传派人带着方小庚从没有糊纸的窗口看清楚曲、张二人的面貌。其间，胡金传又多次对方小庚威逼利诱，强迫他不能翻供。

洪汝奎复审全案的时候，把曲学如混在亲兵队伍中，让方小庚指认。方小庚指认时，又看到胡金传手持马棒站在旁边，他很害怕，加上之前已经看清楚曲学如的相貌，所以很快就跑过去把曲学如指了出来。而张克友是方小庚之前就认识的人。方小庚虽然指控张克友杀人，但却没有和他对质过。案子了结后，方小庚就被释放回家了。

根据方小庚的供词，他事先根本不知道三牌楼案，更不是关键证人。所有的一切供词，都是胡金传教唆、强迫他说的。正是方小庚的假供词，最终导致了绍宗、曲学如被定罪斩首，张克友被割去耳朵，逐出江宁。死去的人难以复生，但是张克友还活着。专案组四处搜索，最终找到了张克友。

张克友讲述了自己是怎么被卷入三牌楼案的。案发当晚，也就是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张克友住在熟人陈永卓家中，并不知道杀人的事。专案组传讯陈永卓到场后，陈永卓证明张克友当天晚上借宿的事情。这样，张克友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不可能参与当天晚上在三牌楼的杀人事件。

但是，案发后张克友莫名其妙地被抓进了监牢，方小庚一口咬定他杀了人。张克友当然要申辩了，他见到的第一个审讯官是胡金传。张克友称自己是无辜的，胡金传根本不给他机会申辩，马上下令用刑。严刑拷打后，胡金传逼张克友诬陷绍宗与他人通奸杀人。张克友被迫答应了。

等到严正式提审时，张克友又不肯承认杀人。他本来就没有杀人，怎么会承认呢？但是，严认为张克友狡辩，下令对他用刑。参与审讯的胡金传又喝令加刑。张克友熬刑不过，不得不第二次承认杀人。他胡乱编了一个案情，说死者是何春荣家的谢姓雇工，绍宗和谢某都和高冯氏通奸，绍宗因情杀人。结果，何春荣和高冯氏到案后，都矢口否认，他们都说没有谢某这个人。案子进展不下去了。于是，胡金传又私下威吓张克友，说什么“三人不能同抵一命”，意思是一条人命不需要三个人去抵，只要张克友配合自己，可以免他死罪。胡金传就这样软硬兼施，引导张克友改供。张克友最终编造出了“薛春芳”这个人，承认自己伙同绍宗、曲学如图财害命，杀害了薛春芳。绍宗、曲学如两个人也熬刑不过，先后承认杀人。其间，只要有人不服，想辩白，或者招供的案情和其他两个人有所不同，胡金传就下令严刑拷打。最终三人统一口径，认下命案。

张克友说，他们三个人被押回监牢后，曲学如一直大喊冤枉，说薛春芳是他乱讲的名字，根本没有这个人，他也根本没有杀人。曲学如埋怨和尚绍宗先招供认罪。绍宗也说自己不知道死者到底是谁，他责怪曲学如先招供认罪。绍宗、曲学如这两个无辜的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在恐惧、绝望、迷惑和相互埋怨中度过的，然后他们被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斩首。

此外，专案组还传讯了当年参与三牌楼案的低级军官和兵勇。当年参与办案的把总姜志承认，自己亲眼看见了胡金传与严严刑拷打曲学如的场景。可能是被打怕了，营务处总办洪汝奎复核案情的时候，虽然没有动刑，但三个人仍照前认罪。至于所谓的杀人凶器，是兵勇把绍宗的裁纸小刀沾了鸡血，人为制造出来的。

至此，完全可以认定，已经结案的光绪三年的三牌楼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

对于一桩冤案来说，认定它是冤案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或者说，认定冤案相对简单，为冤案平反更难。如果说认定冤案需要高超的智慧，那么为冤案平反就需要刮骨疗伤的勇气。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的官员要受到处理；没有参与审讯，但按照程序应该履行复核责任的官员要受到处理；沈葆桢、洪汝奎等负有领导责任的高官，也要受到处理。这无异于让官员们自己拿着刀子捅自己。怎么办？

这个难题，最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来解决。刘坤一、洪汝奎都和湘军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洪汝奎前途一片光明，对于刘坤一来说，也是脸上有光的事情。退一步来说，就算刘坤一要拿洪汝奎开刀，打断骨头连着筋，难免伤及自己。怎么办呢？

洪汝奎是两淮盐运使，驻扎在扬州。刘坤一思考后，写了一封信，非常客气的信，说现在有新案件牵涉到光绪三年的旧案，如果洪大人公事不是太忙的话，请移步到江宁来，我们一起斟酌办理。刘坤一在信的末尾特别提到，洪大人当年在报告中有建议另派官员复核，以成信谳的话，这是在暗示，洪汝奎在此案中有认真履行责任，就算要处分，也可以从轻发落。

在三牌楼案当中，洪汝奎也许是最纠结的人。作为一个读书人，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官员，洪汝奎当然知道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冤案必须平反！但是，如果这桩冤案是自己参与制造的，那么，还要平反吗？估计，所有站在洪汝奎立场上的人，都会很纠结，很犹豫。

洪汝奎比一般人更纠结，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刘坤一所说的，洪汝奎在四年前的审案过程中，其实有认真履行复核责任。他不仅亲自勘察了现场，审问了方小庚，还把曲学如安排在亲兵中让方小庚辨认。应该说，洪汝奎比大多数官员都要负责。问题的根源在于胡金传逼供、教唆嫌疑人，同时欺瞒上司。虽然洪汝奎没有识破胡金传制造的冤情，没有认真推断案件的疑点，但是，当时沈葆桢身体不好，洪汝奎帮着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对经手的每一件事情都做深入的推断和详细的审核。现在，因为多年前的百密一疏，自己就要承担天大的责任，洪汝奎难免会觉得很委屈，很难受。

第二，洪汝奎正全力向更高的官职冲击，已经胜利在望，突然发现美好的前途可能因为四年前的一桩政务化为乌有，他怎么能不懊恼。根据《清史稿》记载，洪汝奎非常能干，政绩显著。他原本就在财政领域有杰出的才能，自从担任两淮盐运使后，他继续保持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裁冗费，建义仓，疏浚扬州城的护城河。他当时五十岁出头，年富力强，经验多，资历深，正要在政治上大展拳脚。《清史稿》就明确说洪汝奎“方欲大有为”，朝廷对他也有很高的期望。

要知道，洪汝奎能走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他出身贫寒，而且没有进士功名，自从道光年间考中举人后，多次会试名落孙山。洪汝奎一心一意要当官，就考取了教职，也就是去官办学校里当老师。教书一定年限的教职，朝廷会提拔他担任低级官职。洪汝奎就是这么获得的候补知县职位。他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加入了湘军，此后，洪汝奎日夜奔波，为湘军筹款筹粮，供应军需，得到曾国藩等人的赏识，才有了升迁的机会。之后，洪汝奎继续埋头苦干，才有了今天的身份和地位。这三十年，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只有洪汝奎自己知道。

现在，眼前的一切都要化为乌有了。而且，如果严格依法办事，洪汝奎还有可能以命偿命。你说，洪汝奎接到刘坤一的来信后会从扬州赶往江宁，接受调查吗？

洪汝奎的对策是按兵不动。从光绪七年闰七月，冤案被揭开面纱开始，之后的三四个月内，洪汝奎没有对此事发表过任何言论，更没有赶往江宁。他不配合调查。同时，洪汝奎也没有动用自己的资源和人际关系，阻碍案情的调查和平反工作。他佯装自己是个毫不相关的旁观者，坐等事情的发展。

洪汝奎拒不配合给三牌楼案平反，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刘坤一对洪汝奎的这种态度意见很大。他动不了洪汝奎，就决定先动另外的涉案官员，从另外的角度推动案件的平反。于是，他锁定了胡金传。

胡金传是四年前侦破案子的候补参将，全程参与了审讯。根据方小庚、张克友等人的供述，胡金传涉嫌教唆犯罪，严刑逼供，人为制造冤案。同时，胡金传还涉嫌欺骗上司。他是三牌楼冤案的始作俑者。四年过去了，胡金传还是候补参将，没有转正担任实职，继续在江宁候补。刘坤一要想对付胡金传，就方便多了。他直接参奏了一本，将胡金传革职，接受调查。

胡金传非常狡猾，他到案后，坚决不承认刑讯逼供的事实。重审的专案组官员先后审问了他二十七次，胡金传不是理直气壮地坚决否认，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供词。胡金传为什么这么强硬呢？他有什么法宝呢？

胡金传的法宝是朝廷的司法制度。这真是一个讽刺！四年前，三牌楼案之所以成为一起冤案，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违背了多处司法程序。现在，胡金传搬出朝廷制度来了。他说，第一，他只是一名军官，军官没有司法权，他只是奉命缉捕嫌疑犯而已，没有权力审案，也没有参与审讯；第二，此案的审讯和结案都是严等文官主持的，他并没有问案，自然谈不上教唆犯罪、刑讯逼供了；第三，四年前三牌楼案卷上的会审官员没有胡金传。既然当年的案卷上没有我的签名，凭什么说我制造了冤案？

两江总督刘坤一亲自审讯胡金传。胡金传坚持说，自己凭借眼线，缉获绍宗之后，就奉差外出办事了，不知道案情审讯的详情。现在案子有冤情，责任全在会审的诸位官员身上，与自己无关。

可见，胡金传很了解清朝的司法制度，关键时刻他以朝廷的规章制度和流程自保。不仅如此，他还充分利用这套制度，派妻子和部下，到各个衙门和高官那里呈递状纸喊冤，要求把四年前参与审讯的所有官员提解到案，大家对质。胡金传的这个要求又给刘坤一出了一个难题。把当年所有官员都叫过来接受调查，难度很大，而且一旦操作起来，得闹多大的动静啊！于是，案子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难道就治不了胡金传吗？三牌楼案又将如何发展呢？

第四回　冤案如此造

光绪三年十二月，江宁三牌楼地区发生一起命案。洪汝奎、胡金传等官员冤杀了绍宗、曲学如，制造了一起冤案。四年后的光绪七年，真凶周五、沈鲍洪意外落网，对罪行供认不讳。案情重大，舆论大哗！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得不重审此案，但是已经升任两淮盐运使的洪汝奎拒不配合调查，胡金传则一味狡辩，推脱责任。案子似乎陷入了僵局。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眼看着此案重启即将满四个月了，刘坤一觉得老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干脆一狠心，会同江苏巡抚上奏，请求刑讯已革职参将胡金传，并申请将四年前涉案的所有官员分别卸任，传讯到江宁，听候查办。十一月初十，皇帝同意了刘坤一的请求，命令刘坤一严刑审讯此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圣旨要求所有涉案官员一律卸任，听候查办。这些官员包括两淮盐运使洪汝奎、淮安府知府孙云锦、沭阳县知县严、清河县知县丁仁泽、候补同知单之珩等。

三牌楼案顿时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仅凭这一道圣旨就能把案子审讯得水落石出，那么我们就把清朝政治想得太简单了！三牌楼案案情曲折，涉案官员众多，舆论高度关注，这是多么好的政治斗争的素材啊，怎么能浪费呢？在晚清，一桩案子如果不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是称不上一起大案的。

十一月初，河南道监察御史李郁华首先就三牌楼案发难。他上奏，以“问官滥杀无辜，督臣意存袒护”的大帽子开头，请求严讯此案。李郁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李郁华说，四年前的三牌楼冤案是洪汝奎一手制造的，而总督刘坤一上下其词，把罪责推卸给胡金传一个人，显然是在故意偏袒洪汝奎。可见，李郁华攻击的真正矛头，对准的是当时正在迅速崛起的政治明星洪汝奎。

李郁华的奏折，触动了慈禧太后敏感的权力神经。慈禧太后对此案是不是冤案并不感兴趣，对绍宗、曲学如等草民的生死也并不关心。她从此案中看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地方官员办案时违背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总督司法权力膨胀。地方权力扩张，朝廷权力就萎缩，慈禧太后绝对不能容忍这一点。晚清时期，权力下移是一个大趋势，朝廷权威逐渐被削弱，封疆大吏势力越来越强大。慈禧太后刚好可以利用三牌楼案，敲打一下以刘坤一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所以，朝廷下圣旨斥责刘坤一，要求查清楚洪汝奎、胡金传等人在此案中的责任。

当时，刘坤一即将去位，朝廷调左宗棠继任两江总督。但是，舆论的力量太强大了。李郁华又上奏说，刘坤一不能置身事外。十二月二十一日，刘坤一上奏，说明了三牌楼案的进展。在奏折中，刘坤一说三牌楼案当时由洪汝奎承办，洪汝奎查明案情后并未定拟罪名，而是具禀前两江总督沈葆桢，案情重大，请派大员覆讯，以成信谳奏折。沈葆桢在二十三日批示，案情无疑，将曲学如、绍宗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张克友割耳递解原籍。这些情况，不仅有案卷可查，而且还有沈葆桢的亲笔批示，大家都可以辨认。刘坤一基本上是在为洪汝奎开脱。

十二月初六，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也上奏议论三牌楼案。陈宝琛的奏折比李郁华的奏折更具体，还透露出了不少背景信息。

首先，陈宝琛说，七月周五、沈鲍洪落网，人们重新关注三牌楼案。但是八九月，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就出现了匿名书信，痛骂洪汝奎，并提到三牌楼案。有人把书信投递给京城许多官员。这明显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他怀疑是洪汝奎的仇家所为。因为洪汝奎担任盐运使之后，严格依法办事，损害了奸商的利益，引起部分盐商不满和毁谤。所谓的三牌楼冤案，不排除有盐商势力在背后操纵、鼓噪的可能。

其次，陈宝琛说，光绪六年（1880年），刘坤一参劾高淳县知县唐葆元“巡防疏忽，听断糊涂”。唐葆元遭到革职处分，心中不服，跑到北京都察院呈诉冤情，要求传讯相关的官员洪汝奎、孙云锦到京，和自己对质。恰好洪汝奎、孙云锦都牵涉进三牌楼案，陈宝琛就怀疑此事可能是唐葆元在背后操作。唐葆元是想借此案来发泄对革职的不满，同时拉洪汝奎等人下水。至于刘坤一，陈宝琛认为，刘坤一既然查明了胡金传罪无可赦，将胡金传革职调查，势必要牵连洪汝奎。所以，不能断定刘坤一袒护洪汝奎。

陈宝琛是个很认真的人，他把三牌楼案前后的案卷和人犯供词一一对比、分析后，就案情本身提出了六大疑点。

第一，前案中，死者发辫无存。后案中，周五用篾刀将朱彪发辫砍落，那么辫子应该掉在地上，而非无存。后案的辫子到哪里去了？

第二，前案中，尸体旁留有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后案中，多了火钵和小尖刀。周五、沈鲍洪杀死朱彪后，把表芯纸、石灰包、篾刀和草鞋都扔了，为什么要带着一个火钵逃走呢？小尖刀又在哪里？

第三，前案中，案发地上并无血迹及践踏情形。陈宝琛认为应该是移尸，命案第一现场不在三牌楼竹园旁。后案中，既然说朱彪会拳脚，功夫了得，那么即使辫子被人拉住，也可以用力抵抗，况且他还带着尖刀，为什么任由周五、沈鲍洪砍杀，没有反抗呢？况且雪地行凶，肯定会留下践踏痕迹。朱彪被砍死，地上肯定会有血迹。为什么地上既无痕迹，也无血迹？

第四，周五、沈鲍洪招供，杀害朱彪的当天，他们向缪瘸子借了个金戒箍，拿去当钱。但是查对当铺记录发现，当金戒箍是在十二日，不是案发的初九。再次提审时，两人又说，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了。陈宝琛觉得这也是一个疑点。

第五，案发后，江宁城在缉拿凶犯，周、沈二人为什么不但不逃匿，反而还若无其事地出入街坊，先是公然嫁卖刘王氏，数日之后又从容典当金戒箍？另外，朱彪虽然把刘王氏的藏身之处告诉了周五、沈鲍洪，但并没有和他们两个人一同去过缪瘸子家。周、沈杀死朱彪后，突然来到缪瘸子家，将刘王氏嫁卖，缪瘸子为什么不但不怀疑，还帮忙数钱？

第六，陈宝琛认为此案的动机也有问题。周五因为朱彪诱拐了刘王氏而起杀心，沈鲍洪怕被朱彪看破奸情而起杀心，两个人都想杀朱彪。为什么他们在江宁遇到朱彪后还很高兴，还商量好入伙行窃？准备行窃的时候，为什么又乘朱彪离开时，突然密谋将他杀害？况且，朱彪把刘王氏的藏身之所告诉了周五，周五马上就能找回刘王氏，仇恨应该消解才对。

除了针对案情本身的疑问外，陈宝琛觉得案子复审过程中也有三个疑点：

其一，告发真凶的李大凤并不是朱彪的近亲，而证实和州并没有薛春芳其人的曲学和、曲惠春叔侄，以及指控胡金传严刑逼供的张克友却是该案的利害相关人，他们的供词，就百分之百可信吗？李大凤要为亲戚申冤，为何不在案发当时，而是行窃被捕后？曲学和要为兄弟申冤，为什么四年前不站出来？

其二，许嘉福认定杀人的篾刀是他的。可是，篾刀是民间寻常物品，江南谁家没有？他怎么就认定那是自己的刀？

其三，关键证人方小庚，只是个市井游民，四年前可以被胡金传威逼利诱，胡乱供述，今日也可能被其他人威逼利诱，反过来指控胡金传。复审的人证、物证是否可靠？

综合上面的种种疑问，陈宝琛认为，朱彪被杀一案，究竟是不是四年多前的三牌楼命案，还有待详细、认真地审理。可是，刘坤一即将卸任，又刚刚被李郁华弹劾，新任总督左宗棠到任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案件拖延太久，恐怕节外生枝；如果案件让江苏省官员重审，又难免会受到原审势力的影响，不能还原事实真相。所以，陈宝琛奏请朝廷，派遣精通司法刑狱的钦差大臣前往江南，重新审理光绪三年和光绪七年的这两件案子，详细梳理人证、卷宗，查明真相。

应该说，陈宝琛的奏折，说了一些有利于洪汝奎、刘坤一的话，但总体上是比较客观中立的，他严格从案子本身出发，呼吁由相对超脱、独立的钦差大臣接手调查真相。慈禧太后对他的奏折也很重视。第三天，也就是十二月初八，朝廷命令理藩院尚书麟书、刑部侍郎薛允升为钦差大臣，火速前往江宁查办三牌楼案。

麟书、薛允升两个人不敢怠慢，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十八日抵达江宁，开始履行职责。当时，三牌楼案已经闹得朝野皆知，东南一带更是众说纷纭。麟书、薛允升充分知道此案的敏感性，不敢掉以轻心，沿途概不见客，谢绝一切酒席礼物，并对属员严加约束。抵达江南之后，两位钦差大臣迅速设立钦差行辕，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九日，就不顾旅途劳顿，调取三牌楼全案的卷宗开始研究；第三天，正月二十日，洪汝奎、孙云锦、单之珩、严等人投案；从二十一日开始，钦差大臣提讯全案人犯。审讯的时候，行辕里面站堂、执行的人都是直接从刑部带来的书吏和差役。江宁本地的差役只在外面伺候，没有一个人进入大堂。这就尽可能地避免了受当地势力的影响。在这期间，除了新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到钦差行辕进行礼节性拜访，麟书、薛允升二人和左宗棠寒暄了几句外，其他官员，包括巡抚、将军、总兵，钦差行辕一概挡驾。可见，两位钦差大臣做事是相当谨慎的。

光绪八年二月初九，经过二十天紧张的工作，两位钦差向朝廷呈递了结案报告。报告认定，薛春芳就是朱彪，朱彪就是薛春芳，两起三牌楼案是同一起案子。钦差大臣肯定了刘坤一的结论，认定这是一起胡金传主导、蒙蔽洪汝奎制造的冤案。报告还逐一回答了陈宝琛提出的六大疑点：

第一，关于死者辫子的问题。周五供认，他杀死朱彪后，看到被割断的辫子，就解下上面的辫线，接在自己辫子上，把散发丢弃在了水沟里。许嘉福、刘高氏也都证明，周五当晚回来时，头上添了一条辫线。

第二，关于后案比前案多了火钵和小尖刀的问题。周五、沈鲍洪杀死朱彪杀后，因为天气寒冷，就带上火钵烤手，随后丢弃。沈鲍洪供认，他从朱彪的裹腿布里抽出两把小尖刀，戳死朱彪后，把刀藏在身上，后被刘王氏看到。刘王氏证明，她在缪瘸子家看到沈鲍洪的袜子里藏有朱彪的小尖刀。赵高氏供认，朱彪在裹腿布里藏有尖刀，和刘王氏看到的一致。沈鲍洪担心事情败露，就把两把尖刀扔到河里去了。

第三，朱彪功夫了得，为什么任人砍杀？雪地上为什么没有践踏痕迹和血迹？沈鲍洪说，他趁朱彪不备，用力抓住他的辫子，把他拉倒在地上，周五迅速上前，连砍数刀。朱彪当时就不动了，沈鲍洪又拔出朱彪的小尖刀乱戳，确保朱彪毙命。所以，朱彪应该是来不及反抗就被杀死了。同时，官府验尸之前，现场已经被围观的百姓破坏，难以确认践踏痕迹。而原仵作供称，当日验尸时，地上是有血迹的，他为了规避处分，没有报告。

第四，关于典当金戒箍的事。周五、沈鲍洪前后招供的日期不同，是因为时间太久了，两人记忆不清。

第五，朱彪不在，周、沈二人怎么就能嫁卖刘王氏？嫁卖之后，为什么还要借当金戒箍？原来，朱彪把刘王氏送往缪瘸子家时，说这是周五的妻子，所以周五才能托缪瘸子把刘王氏嫁卖掉。因为有“丈夫”在场，缪瘸子又有利可图，也就不加怀疑。事后，周五因为担心事情败露，急于回家，立了婚书，没有收到银子，就先借了金戒箍去典当，筹钱回家。

第六，动机问题。周五恨朱彪把刘王氏拐跑，动了杀机。沈鲍洪因为与赵高氏通奸，害怕朱彪知道后对自己不利，答应帮周五杀人。谋杀起意于周五，成于沈鲍洪。杀人的计划，也是两个人商定的。

钦差的报告还回答了其他疑点。第一，钦差曾拿来三把篾刀，让许嘉福当堂辨认。许嘉福迅速认出了凶器。他认定凶器就是自己的篾刀，是因为从祖父开始，许家祖孙三代都是用左手削篾，因此刀口手面在右。同时，他的刀是在东台县定做的，和市面一般的篾刀不一样。篾刀用了多年，有缺口，所以能够认清楚。同时，赵高氏证明，事后许嘉福向沈鲍洪索要篾刀，沈鲍洪赔钱了事。

第二，关于方小庚有没有受到威逼利诱的问题。钦差报告认为，后案传讯方小庚是在周五等人认罪之后，而且由江苏省级官员审讯，没有威逼利诱方小庚的可能。

第三，李大凤和曲学和为什么数年之后才申冤？这是因为李大凤也是最近才得知朱彪被周五等人杀害，此前并不知道朱彪被杀，李大凤被捕后为了赎罪而主动交代；曲学和等人也是因为真凶落网，才确定曲学如是冤枉的，这才申诉的。

总之，钦差报告认为光绪三年的三牌楼案是冤案无疑。

朝廷认可了钦差的报告，于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公布了对三牌楼案的处理结论：周五是杀人首犯，斩立决；沈鲍洪参与杀人，绞立决；候补参将胡金传冤杀两命，情节严重，斩立决。三月十四日，胡金传、周五、沈鲍洪三人被押赴刑场正法。做伪证的方小庚，虽然是受到胡金传的威逼利诱，但也应该受到惩处，因为已经死在了狱中，所以免于惩处。

当年负责此案的两淮盐运使洪汝奎，对胡金传教供、逼供等事毫无觉察；候补知县严，承审此案，坐视胡金传逼供、诱供，情同附和。洪汝奎、严均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会审此案的候补同知单之珩、候补知县丁仁泽，交刑部分别议处。前两江总督沈葆桢，草率办案，对冤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已经病逝，免于惩罚。其他官员，免于处罚。应该说，朝廷对官员的处罚并不重。套用后来的话来说，朝廷惩罚涉案官员不是目的，维护朝廷的权威才是目的。通过高调重审三牌楼案、惩处洪汝奎，朝廷已经起到了敲打地方的目的。事后，朝廷专门颁发圣旨，申戒各省慎重刑狱，并严禁武官参与地方司法，目的是限制地方的司法权。

洪汝奎是此案中最可惜的人物，他被押解新疆效力，政治生涯因此结束。洪汝奎到流放地后郁郁寡欢，身体彻底垮了，不久遇赦回乡，很快就病逝了。宣统年间，两江总督端方上奏陈述洪汝奎的政绩和功劳。朝廷也觉得洪汝奎挺可惜的，追复了他的官职。

第七案　云南报销案：晚清如何报销费用？

这是一起发生在清朝光绪早期的云南报销案。这个案子，不但涉及清朝的财政制度，还牵涉了当时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是晚清重要的司法案件兼政治事件。此案最终的处理还是比较严厉的，对遏制当时部费横飞、贪污成风的风气也有一定的作用。

第一回　八万两银子的“通过”

同治年间，云南爆发了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云南地方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才重新稳定了局面。其间，行军打仗、造桥铺路等军费开支，一直没有向朝廷报销。光绪八年（1882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决心要解决久拖不决的军费报销问题。他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了一个官员去办理，这个官员叫崔尊彝。

崔尊彝是云南省的粮道，掌管全省的粮食收支，负责军粮筹措。云南局面稳定后，崔尊彝又兼任了云南善后局总办，负责战事的善后。军费报销的任务，顺理成章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崔尊彝感觉到这个任务很艰巨，他又拉了一位官员帮忙，这个人叫潘英章。潘英章即将升任云南省永昌府的知府，当时正在北京办理手续。所以，崔尊彝就拉上潘英章帮忙一起办理报销。崔尊彝先让潘英章在北京展开公关活动，后来亲自北上，千里迢迢从昆明赶到北京，展开工作。他可不是空着手到北京去的，而是携带了巨款，一共是十万余两白银，银子汇到北京城的天顺祥、乾盛亨、百川通等银号，作为公关费用。而这笔巨款，是崔尊彝从云南省的官库里提取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崔尊彝此次北京之行定义为，一起由云南省授意的、当地官员亲自执行的、动用公款的政府公关行为。

有人可能好奇了，政府公关需要花费十万多两银子吗？又不是违法乱纪的报销，而是正常的军费报销，需要花这么多钱吗？崔尊彝拿着白花花的银子，要向谁展开公关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清朝的报销制度说起。

清朝财政高度中央集权，地方政府财权非常有限，除了官员俸禄等极少数事项可以自理外，其他事项都要向朝廷报销。报销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是地方政府提出申请；接着是朝廷的户部、工部等相关部门，主要还是户部，对地方政府的申请进行审计；如果审计后没有问题，户部就同意报销，交皇上审批；皇帝签字同意，户部给申请的地方政府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算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审计。户部通不过，账就报不了，而且官员还可能受到处分。

那么，谁在主导户部的审计呢？理论上说是户部的官员，包括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和主事在内的各级官员。但是，这些官员要么不懂会计、审计等专业知识，要么懒得去管具体的事务，他们几乎从不埋头去做业务工作，只在最后的报告上签字。客观上，财政工作千头万绪，专业性非常强，同时朝廷官员财政工作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各种惯例、做法错综复杂，根本就不是读四书五经、在户部当个三五年就调走的文官们能搞清楚的。所以，承担具体工作的是下面的书吏。这些书吏，也就是俗称的“刀笔小吏”，他们长年累月埋首具体业务，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实际情况都非常熟悉。实际上是他们在维持着衙门的运转。他们越俎代庖，完全代官员理政。官员们也不得不依靠他们来展开工作，甚至乐享其成。就这样，小吏们逐渐掌握了户部的实权，开始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再说外省的重大事项报销，必须要制造清册呈报。但每次报销的事项，常常延续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积压下来的细节和项目非常多。因为事情过去了好多年，难免有账目不清楚或者细节存在瑕疵的地方，所以地方官府报上来的财务清册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而且官员都可能更换过好几届了，很难再把大家召集起来交代清楚。户部的经办人员，就抓住现实问题，反复刁难、批驳，不是说“账目不清”就是要求“发回重做”，目的就是索取贿赂，要钱要好处。

户部书吏一般根据申请部门的报销金额来抽成，他们称为“厘”，一厘就是百分之一，书吏要多少厘，就要拿报销金额百分之多少的回扣。比如，书吏张口要“一厘三毫”，就是申请部门报销一百两银子要给他一两三钱。户部如此，工部、兵部等其他部门也是如此。

于是，北京城就出现了“小吏巨贪”“小吏巨富”的怪现象，小吏比大官还要富。书吏们到底多有钱？晚清学者冯桂芬曾经做过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有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是四千多万两。

听起来触目惊心，但是在清朝，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地方官府称之为“部费”，意思是到京城各部门办事要花费的费用。就连雍正皇帝，都曾经专门下过圣旨说“部费现象”：“兵需钱粮除各省地方正项钱粮外，一应奏销，其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当用之项，册档分明，亦以本内数字互异或因银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不准奏销。一有部费，即靡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雍正皇帝要求严禁送礼行贿、“跑部钱进”。但是一直到清朝灭亡，这种丑陋现象始终存在，禁而不绝。

我们再来看看云南的崔尊彝、潘英章两位是怎么展开公关活动，完成云南军费报销的。

在一片漆黑的大环境中，各种规则错综复杂，各种人际关系重重叠叠，我们不是当事人，不可能知道崔尊彝他们活动的全部情况，只能根据云南报销案保留下来的官方资料和当事人的笔记，尽量还原此案幕后交易的大致脉络。

崔尊彝、潘英章首先找到时任太常寺卿周瑞清。为什么找周瑞清呢？首先，周瑞清是他们两个人都熟悉的朋友，幕后交易，肯定要找熟人，而且是双方都认可的熟人帮忙。更重要的是，周瑞清还有第二个身份：军机章京。军机处是清朝的决策中枢，掌握最高实权，军机处的所有办事人员，都是从京城各部院衙门抽调的官员，统称军机章京。军机章京承办军机处的具体事务，实权很大，被人们尊称为“小军机”。小军机熟悉朝廷政务，比一般官员掌握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所以，崔尊彝和潘英章想到了周瑞清，他们认为周瑞清比其他人有优势，能在报销这件事情上帮上忙。

周瑞清和崔尊彝、潘英章是怎么密谋的，我们不可能知道，事后周瑞清在供状里说，他其实并不想帮忙，但无奈崔、潘两个人多次请求，他不得不勉为其难。事实上，周瑞清在整个云南报销案中发挥了“权力掮客”的作用，推动了事情向前发展。

很快有第二个京城官员出现在这个事件中，这个人就是户部云南司的主事龙继栋。清朝户部按照行政区划设置了十四个司，每个司管辖名称代表省份的财政事务。云南省的报销申请到了户部，由云南司归口管理。龙继栋是云南司的主事，一个七品官，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潘英章多年前的幕僚。当年，潘英章担任知县的时候，曾经聘请还没当官的龙继栋为幕僚。潘英章还曾经在龙继栋家居住过一段时间养病。可见，两人关系不错。

龙继栋得知云南军费报销的事情，同时知道是熟人潘英章在负责，他非常动心，很希望能赚到这笔报销的部费。谁和白花花的银子有仇呢？但是，龙继栋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觉得自己赚不了这笔钱。因为，龙继栋只是云南司一个普通的主事，司里还有其他主事，上面还有员外郎和郎中等上司。考虑之后，龙继栋向云南来的朋友推荐了他觉得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自己的同事、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孙家穆就成了涉入本案的第三个京城官员。

同样是云南司的主事，为什么龙继栋解决不了的难题孙家穆就能解决呢？这是因为，级别和职权都相同的官员实际权力却是不同的。中央部院的各个部门都有好多名官员，但是有最终决策权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清朝各个部门一般有满族和汉族两套班子，比如云南司既有满族郎中，也有汉族郎中，满族官员掌管用印，称为“掌印”，掌印郎中，就是云南司的第一负责人。由于满族官员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一般由汉族官员处理政务，起草文书，称为“主稿”，主稿就是负责本部门政务的实权官员。当时户部云南司的主稿就是孙家穆，他是云南司的灵魂人物。所以，龙继栋把他引荐给了崔尊彝、潘英章、周瑞清等人。

孙家穆很快来到了周瑞清的府上，和崔尊彝等人密谋。云南的报销申请就由孙家穆负责审计和起草批准文书。他打包票说，一定可以解决军费报销问题。崔尊彝等人也完全相信孙家穆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部费该交多少钱合适？

孙家穆开价十三万两白银。这笔钱包含一整套服务，包括云南军费报销在户部、工部、兵部三个部门顺利通过。孙家穆说他可以让这笔报销在相关部门都一路绿灯，各个环节由他来负责打通。

崔尊彝、潘英章觉得这个报价太高了！崔尊彝从云南省的官库一共才提了十万余两银子，他不可能自己倒贴钱去满足孙家穆的要求。但是，孙家穆不肯让步，他说这个价位已经很优惠了，这是一次性收费，不管你报销几百万还是上千万，我都给你放行通过。孙家穆等经办的官吏同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所以，他不愿意让步。最终，双方僵持不下。

就在崔尊彝等人和孙家穆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桩人事任命把他们惊呆了：工部右侍郎阎敬铭升任户部尚书！

阎敬铭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仕途是从户部主事起步的，他在户部工作多年，熟悉财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阎敬铭负责粮台营务，理财有道，官职开始直线上升，历任湖北按察使、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等职。除了熟悉财政，下属在业务上很难蒙蔽他之外，阎敬铭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出了名的清廉正直，大公无私，做事原则性非常强。在云南报销案发前的几年，阎敬铭的主要工作就是查处各地的贪污腐败行为，上至尚书、侍郎，下至知州、知县，不少人都被阎敬铭拉下了马。

崔尊彝、孙家穆等人得知阎敬铭就要到户部担任尚书了，都担心自己撞到他反腐败的枪口上。害怕担心之余，他们没有因此收手，中止幕后交易，而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迅速达成了协议。孙家穆主动让步，把要价从十三万两银子降低到八万两，崔尊彝马上拍板同意。双方约定，这笔巨款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交付，崔尊彝先支付五万两，等经费报销最终通过后，再付剩余的三万两。

在周瑞清家，崔尊彝把第一笔的五万两银子银票交给了孙家穆。孙家穆拿到银票后，没有独吞，而是给了周瑞清五千两，自己拿走了四万五千两。周瑞清这个中间人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五千两。

云南军费报销的程序很快就启动了。户部云南司迅速走完了流程，在阎敬铭到任之前完成了审计，并写好了奏折，上报光绪皇帝。同时，在孙家穆的帮助下，工部紧接着也完成了云南军费报销的审计，并开始准备上报。崔尊彝、潘英章觉得云南军费报销大局已定，决定离开北京，坐等最后的好消息。崔尊彝是安徽人，长期在云南当官，于是就向吏部请假，回安徽老家探亲。潘英章来北京是为了办理知府的上任手续，办理完后也离开北京，不慌不忙地向云南出发赴任。

如果不出意外，云南军费报销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就可以顺利完结了。可就在各方当事人长舒了一口气的时候，光绪八年七月，御史陈启泰奏参太常寺卿兼军机章京周瑞清受贿，包办户部报销，各方力量钩心斗角，陷入混乱局面。这是怎么回事呢？云南报销案会怎么发展呢？

第二回　军机大臣躺枪

云南省为了顺利报销积压多年的军费，派崔尊彝、潘英章两位官员到北京疏通关系。两人通过太常寺卿周瑞清等中间人，与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谈好，用八万两银子换取云南报销事项的通过，云南方面预付了五万两银子。就在报销即将完结的时候，御史陈启泰突然上奏，弹劾周瑞清包揽报销事项，接受贿赂。陈御史还列明了周瑞清经手银票的票号名称。可见，这次弹劾是有备而来。

现在问题就来了！御史陈启泰为什么要捅破云南报销的黑幕呢？我们知道，清朝地方政府找京城部院办事送礼行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单单户部的办事书吏，每年接受的贿赂估计就超过三百万两白银。云南报销事件，只是众多行贿受贿事件中的一个。而且，他们谈好的八万两银子，放在整个大环境中来看，金额并不算特别巨大。御史为什么单单揪住这一笔交易不放呢？

御史弹劾是一个政治行为。晚清时期，如果一个政治行为看似奇怪，有悖常理，我们就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政治行为来看待，而要从更宏观的政治格局、权力斗争的层面来看。陈启泰揭发云南报销丑闻，就和当时的朝廷权力格局有关，涉及复杂的党争问题。

御史陈启泰揭发云南报销事件，目标不是崔尊彝、潘英章，也不是孙家穆，更不是表面弹劾的周瑞清，他有更大的目标。云南报销事项已经通过了户部的审计，上奏皇帝了，那么，户部的尚书，是不是有失察的责任？而且，孙家穆一个人是完成不了报销流程的，必须得有其他官吏配合。那么，配合孙家穆一起徇私枉法的还有哪些官员？这些人从中收取了多少贿赂？位居户部权力顶端的户部尚书，是不是也参与了这起徇私枉法的交易？

那么，当时的户部尚书是哪位呢？

清朝的六部，均有满汉尚书各一名。云南报销案发生的时候，户部满族尚书是景廉。景廉出身满洲正黄旗，当时是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户部尚书。汉族尚书阎敬铭还没有到任，案发时由王文韶代理户部尚书。王文韶是浙江杭州人，咸丰进士，当时是军机大臣，同时以户部左侍郎的名义代理尚书。

陈启泰瞄准的目标是景廉和王文韶，重点是王文韶。陈启泰所在的御史群体，早就跟王文韶过不去了，他们双方的恩怨，要从军机处的人员结构说起。

同治年间到光绪早期的军机处都相对稳定。恭亲王奕以皇叔之尊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内一人独大，没有其他大臣可以挑战他的权势，就连慈禧太后也要忌惮奕几分，所以军机处的领导权是稳固的。问题就出在下面的军机大臣的内斗上。排名奕之后的两位军机大臣文祥、宝都是满族人。再接下去的两位军机大臣是汉族人：沈桂芬，江苏吴江人；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两人一南一北，其中李鸿藻与文祥较为亲近，沈桂芬与宝关系莫逆，这直接导致奕之下的军机处分裂为南北两派，两者展开了党争。

党争是清朝的一大顽疾。清朝刚入关不久，就爆发了陈名夏“南党案”，接着又有著名的索额图和明珠党争。党争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源在官员们抱团争权夺势。党争的表现也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党同伐异，对人不对事，凡是对立派系支持的事情，我们就反对；凡是对立派系反对的事情我们就支持。党争还常常表现出地域特征，特定区域的官员形成固定的派系。比如，沈桂芬是江苏人，他聚拢江浙和南方省份的官员，形成了南党；而李鸿藻是直隶人，他就聚集了河北和中原省份的官员，形成了北党。

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藻丁忧回籍守孝。军机处大臣出现了空缺，沈桂芬保举王文韶入值军机处。当时王文韶只是湖南巡抚，而且只担任过这一个省的巡抚，资历非常浅，按道理轮不到他进军机处，但因为他是浙江人，又是沈桂芬的门生，所以得到了沈桂芬的强力推荐，得以进入军机处。这样一来，南党的实力大涨。

李鸿藻虽然暂时离开了军机处，可影响力还在。当时，朝廷中翰林院和都察院中有大批科举出身的文官，常常上书言事，议论时政，敢于说话，他们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北方人，比如著名的“清流二张”，张佩纶是直隶丰润人，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这些清流党人和李鸿藻交往密切，他们站在北党一边攻击沈桂芬和南党。

光绪六年（1880年），沈桂芬病逝。王文韶勉为其难，顶上了南党首领的位置。同年，李鸿藻守孝期满，返回军机处。南北两党的势力天平又开始左右摇摆。清流党瞄准王文韶，要把他拉下马来。云南报销案，可以把丑闻、黑幕和王文韶联系起来，于是就成了党争的工具。这就是云南报销案深层次的背景。

话说御史陈启泰的奏折递了上去，当时的光绪皇帝还是个小孩子，真正的决策人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后，下令由刑部的两位尚书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回奏”。应该说，慈禧的处理方法是一种常规方法。既然御史弹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事项，那就派刑部调查。那慈禧知不知道奏折背后暗含的意思呢？她很可能是知道的，但是装作不知道，既然陈启泰没有点破，慈禧也就就事论事。慈禧权力争斗几十年，很熟悉官僚集团党同伐异的伎俩，她很可能不愿意戳破那层窗户纸。

刑部两位尚书接到命令后，传讯了周瑞清，又拘传了北京天顺祥银号的掌柜王敬臣、乾盛亨银号的掌柜阎时灿，以及两个银号的相关伙计。

周瑞清对指控矢口否认。王、阎两位掌柜承认，从光绪七年（1881年）秋天到光绪八年春天，两家银号的确收到从云南省汇兑来的大量银两。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崔大人、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潘大人，陆续拿着票据到店铺取用。这些都是事实。那么，这些银子都做什么用了呢？王敬臣等人都坚持说，银号只提供银子的汇兑服务，对于银子的用途一概不问，这是他们银号的职业守则。谁拿着票据来，他们就给谁银子，从来不问，也不方便问客人拿银子做什么用。

刑部尚书麟书、潘祖荫两人回奏说，云南报销案案情重大，经审问涉案的两家银号，得知云南永昌知府潘英章和云南粮道崔尊彝确实汇兑过银两，但做何使用不太清楚。潘、崔二人均已离京，要知道报销事件的详情只能把二人找回来，问个清楚。

慈禧接到奏折后下令，要求云南和安徽地方政府立即命令崔尊彝、潘英章迅速返京，到刑部听候质询。同时，鉴于周瑞清涉案，免去他军机章京的差使，并命令他配合调查。军机处处理军国大事，保密性要求很高，周瑞清涉案，也的确不适合继续留在军机处当差了。

因为崔尊彝、潘英章两人迟迟没有音讯，案子拖延了下去。就在这时，彗星出于东南。在古代，异常的天象往往和政治清明与否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政治清明就会风调雨顺、天象正常；如果政治阴暗，上天就会通过一些大自然的异常现象，向当政者发出警告，比如地震、海啸，等等。彗星出于东南，被认为是朝廷用人有失，天降灾异示警。现在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正常的天文现象，但在云南报销案中，却大大推动了案情的发展。

彗星出现后，朝廷下旨，要求官员们积极进言，参劾违法违规的官员。八月二十四日，江西道御史洪良品，呈上了一道折子，重新挑起了云南报销案的战火。洪良品说，云南报销案，户部索贿八万两，尚书景廉、王文韶“受贿巨万”。他将矛头直指景廉、王文韶，说两人身为朝廷重臣，却甘心受贿，请求朝廷依法处置，将两人罢官。在奏折中，洪良品自动为景廉开脱，说他一向不熟悉业务，但是王文韶腐败受贿的名声早就流传开来，应该严肃处理。就这样，洪良品巧妙地把彗星出于东南这个异常的天象，套在了王文韶的头上。

由于洪良品的奏折指名道姓，弹劾了军机处的两位大臣，慈禧不得不高调处理。她下令，加派亲王奕誴和工部尚书翁同，传洪良品详细询问，然后回奏。

亲王奕誴是道光帝的第五子，奕的兄长，是道光皇帝健在诸子中年纪最大的，也是最年长的皇叔。工部尚书翁同是咸丰朝的状元，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老师，两代帝师。他们两位的身份都很显赫。应该说，慈禧太后非常重视洪良品的奏折。

翁同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留下来的《翁同日记》详细记载了云南报销案之后的发展情况，为我们留下了生动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翁同日记的记载，八月二十六日，奕誴、翁同传讯了洪良品。洪良品先从怀里掏出已经写好的说帖，交给翁同。翁同看了，内容基本上是对奏折的重复，很空泛。而弹劾军机大臣受贿腐败，是很严重的指控，必须得有真凭实据。

翁同就问洪良品：“洪大人，你有何凭证？”

洪良品回答：“御史风闻其事，我听到了相关的传闻，不敢不奏。”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可以听到什么就上奏什么，不需要拿到真凭实据后才能弹劾官员，这就是御史等言官和刑部等司法官员的区别。如果御史上奏都要证据齐全，那么他们监察官员、预防犯罪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洪良品的说法也有道理。

翁同继续问：“大臣受贿，必有过付之人、交纳之地。你弹劾军机大臣受贿，那么钱财是谁转交的，在哪交付的？”

洪良品说：“这些事情，当事人知道就可以了，怎么可能会让第三者知道呢？更何况我是御史，他们更怕御史知道。”洪良品也说不出行贿受贿的时间、地点。

翁同就问：“你说外面传言很多，那么究竟是何人所传，你能指证几个人吗？”

洪良品回答：“社会上万口同声，都说王文韶受贿。我无从指证到底是谁所说。”

翁同与奕誴最后问：“除此之外，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

洪良品回答：“没有。”

奕和翁同两个人就写了奏折，连同洪良品的说帖，一起进呈上去。随后，宫中传来圣旨，说景廉、王文韶是否参与云南报销丑闻，有没有接受关说或者贿赂，还要等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对质。现在，此案还是由麟书、潘祖荫两个人负责详细审讯。这样，就等于把洪良品的弹劾给高高挂起了。

清流党很不满意，陈启泰、洪良品对王文韶发起的两次攻击都被最高层挡了回来，王文韶还是稳稳地坐在位置上。清流党人决心对王文韶发起一次正面的、猛烈的攻击。

这一次出场的是第三位清流党人，邓承修。邓承修是广东归善人，虽然籍贯上属于南方人，但是他和沈桂芬、王文韶等江浙官员结成的南党并非一派，反而与北党关系密切。邓承修胆子大、敢说话，在清流党中有“铁汉”的绰号。如今，清流党人攻势受阻，该党内的干将要出马上阵了！

九月一日，邓承修上了一道奏折，言辞激烈，直指王文韶名声败坏，推举王文韶进入军机处是前任军机大臣沈桂芬的一大失误。邓承修还指出，王文韶被弹劾后，没有被解除职务，导致负责审理云南报销案的麟书、潘祖荫等人投鼠忌器，难免不瞻前顾后，有意包庇。而且，具体负责的官员们声气相通，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得不说，邓承修的这道奏折相当凶猛，来势汹汹。但是也许是情绪太激动了，反而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首先是王文韶以退为进，主动上奏，请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很快，宫中就传出圣旨慰留。同时，作为对邓承修奏折的回应，圣旨命令亲王奕誴、翁同等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会同麟书、潘祖荫一起查办。这等于是给云南报销案增加了两名负责官员，增强了办案力量。清流党人的第三波攻击，也同样被挡了回来。

可见，王文韶在朝廷的根基，不是清流党人的一两道奏折能够动摇得了的，要想扳倒他，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王文韶的确参与了报销丑闻。那么，清流党人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吗？这桩被当作党争工具利用的云南报销案，又将如何发展呢？

第三回　扳倒王文韶

云南省为了报销积压多年的军费，花钱收买相关官员，酿成了云南报销案。此案被当时清流党人当作了党争的工具，一心一意要扳倒军机大臣王文韶，无奈没有真凭实据，清流党人发动了三波攻击，都没有动摇王文韶的地位。

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清流党人的第三波进攻再一次无果而终的第二天，九月二日，之前声称对银两用途一无所知的天顺祥银号掌柜王敬臣，也许是因为被拘捕关押几十天，思想防线崩溃了，主动向刑部办案官员交代了有价值的信息。

之前，王敬臣只承认云南粮道崔尊彝、永昌知府潘英章来银号汇兑过银子，现在他供称两人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扬言，这些钱都是拿来打点北京相关的衙门和人员的，是用来办理军费报销的。这一条信息，就坐实了云南报销事件中的确存在行贿受贿行为。王敬臣供认的第二条有价值的信息是，崔尊彝通过天顺祥银号，转交给了中间人、太常寺卿周瑞清两封信。至于信里写了什么内容，王敬臣说自己确实是不知道。

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麟书等人一边将情况上奏，一边派人紧急捉拿经办云南报销事务的户部书吏褚世亨、工部书吏张兆鸿和周仁溥三人。经过“连日熬审”，褚世亨供称，办理云南报销的还有户部云南司书吏张瀛、卢良驹，公文草稿是这两个人草拟的，此外，户部书吏陈瑞轩、沈鸿年负责复核。刑部又赶紧抓捕上述四个人，结果除了张瀛外，其他三个人都突然失踪了，极有可能是听到风声后潜逃了。

朝廷接到报告后很快下旨，将太常寺卿周瑞清正式解任，听候调查，同时严厉要求他交出崔尊彝的那两封信，以供查证。周瑞清很配合地上交了那两封信。遗憾的是，这只是两封官场上相互寒暄、问候的一般书信，并没有涉及军费报销的内幕交易，对此案并没有帮助。

至于那些潜逃的书吏，朝廷认定他们“畏罪情虚，已无疑议”。如果他们没有做亏心事，为什么要闻风潜逃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云南报销事件存在黑幕。朝廷命令严肃处理看管不严的户部官员，同时通缉在逃的三位书吏。

现在，终于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云南报销事件有问题了。所以，潘祖荫、麟书奏请户部、工部重新查核云南报销的款项。朝廷很快同意，由翁同负责，抽调了八名有经验的工部官员，重查云南报销事件。此后，云南报销案的车轮开始缓慢而扎实地向前进。

被捕的张瀛抗压能力很差，进了刑部大牢后很快就招供了。他承认云南永昌知府潘英章曾拜托户部的官吏在办理云南军费报销的时候“高抬贵手”，并许诺重金相赠，自己和部中的其他管理人员都不同程度地收受了好处。张瀛在招供的时候，专门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收受的贿赂：“笔墨费”，此项费用在户部办理报销事务中是按照惯例收取的。他的供词，彻底坐实了户部官吏收受贿赂，徇私枉法，进而证明了户部管理混乱，送礼行贿已经形成了风气。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用清流党人弹劾。代理户部尚书王文韶已经知道自己难逃干系。最起码，他要承担管理不严、失察失误的领导责任。王文韶先是请病假十天，假满后上奏请求辞职，理由是自己的老母亲年迈多病，需要奉养。如果说之前，王文韶申请罢官，还有以退为进的意思，那么现在，他请求辞职，是真的想撇清与此案的关系，全身而退。

慈禧太后没有批准，理由是王文韶已经把母亲接到北京来奉养了，没有必要辞职，只是给了他几天假，让他多陪陪老母亲而已。王文韶不死心，又一次请求辞职奉养老母亲。这一次，慈禧太后还是没有批准，说现在政务繁忙，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请王文韶坚持工作。

之前，清流党人弹劾王文韶的时候，慈禧太后帮王文韶挡了回去。现在，慈禧太后虽然没有说王文韶和户部的腐败丑闻有关系，但是也没有说王文韶是干净的，她以工作太忙，正是用人之际，这样一个非常客观的理由，请王文韶留任。这么多事情发生之后，王文韶的权力根基出现了动摇。

清流党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十月下旬，清流党的主将，当时担任詹事府右庶子的张佩纶连续上奏，要求罢免王文韶。除了弹劾王文韶早前名声恶劣，现在又牵涉云南报销丑闻外，张佩纶还指出，王文韶已经众望不孚，不适合继续留在军机处主持政务了。此外，张佩纶还在奏折中附带了一份材料，说明王文韶对云南报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佩纶提出了三个疑点。第一，案子几个月前就发生了，圣旨也要求查办了，为什么王文韶没有将承办报销的书吏看管传问，最后造成书吏潜逃，“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第二，刑部查出云南报销的款项存在出入，“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第三，云南的崔尊彝、潘英章两个人送礼行贿的罪行，可以确定无疑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被革职，作为军机大臣的王文韶是有责任的。“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综上所述，如果不罢免王文韶，案件无法深究。

最后，张佩纶也把此事和刚刚发生的某次地震挂钩，说：“王文韶刚刚被朝廷慰留，地气即不安靖。我不是说王文韶足以导致地震，但是两者肯定是有关系的。”张佩纶的弹劾是清流党人的第四波攻击，也是内容最扎实、时机掌握得最好的一次，取得了上佳的效果。

就在张佩纶上奏的同时，江苏巡抚的奏报到达了北京。江苏巡抚报告说，根据崔尊彝家丁称，崔一个多月前在江苏丹徒县病故。崔尊彝是云南报销案的关键人物，却在案件取得实质进展的时候突然死去，而且消息迟了一个月才报上来。当时就有人议论，崔尊彝是不是真的“病故”，很值得怀疑。慈禧也下令，要求安徽、江苏巡抚查明崔尊彝是否真的病故。人们很自然地把崔尊彝的死和云南报销案联系起来，同时又想是不是和王文韶有关呢？大家这样一多想，就增加了张佩纶奏折的效力。

另外一个事情也增加了张佩纶奏折的威力。刑部尚书麟书等人，审讯天顺祥掌柜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得知，崔尊彝、潘英章来到北京后，多次和周瑞清碰头商讨。周瑞清也曾派人拿着云南的银票到天顺祥汇兑银两。至此，周瑞清涉案完全可以确定，不用等另外一个云南官员潘英章到京对质，现在就可以查办周瑞清了。于是，圣旨下令，将周瑞清革职，归案审讯。

云南报销案发展到这一步，肯定不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在前台的当事人纷纷落马，种种疑问都指向后台的王文韶。王文韶如果再不主动辞职，只会引发更多的怀疑，招致更多的弹劾。到时候，王文韶能否全身而退，就很难说了。所以，王文韶第三次请求辞职。十一月初五，朝廷下旨，批准王文韶辞官养亲。王文韶辞职后，收拾行李，很快离开了北京。但是他并没有返回杭州老家，而是带着老母亲，逗留在天津，等待此案的进一步发展。

王文韶辞职后军机处出现了空缺。当年八九月份，恭亲王奕一直生病，无法理政，加上王文韶和景廉又牵涉云南报销案，慈禧太后有事只能找李鸿藻、宝商量。慈禧太后补充了两位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和刑部尚书潘祖荫。翁同、潘祖荫都是南方人，军机处走了一个南党的王文韶，却多了两个南方人，表面上看南派力量增长了，但实际上，李鸿藻在军机处资历老，又能干，深得慈禧倚重，翁同和潘祖荫完全无法与他对抗。再加上一个多月后，潘祖荫因为父亲病故，回乡丁忧守孝，李鸿藻的力量在军机处占绝对优势，清流党势力迅速发展。张佩纶在光绪八年年末，署理左副都御使，第二年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张之洞则早在一年前外放山西巡抚。北党势力，经过扳倒王文韶的这场硬仗后如日中天。

此后，清流党人再也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弹劾，或对案件的审理有所进谏。这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清流党人只是把此案当作南北党争的工具，主要目的就是扳倒王文韶，而不是真的关心云南军费问题或者要惩治书吏腐败。

云南报销案在王文韶罢官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根据案情，实事求是审理阶段。

十一月初，周瑞清革职后接受刑部审讯，供出了孙家穆。孙家穆接受了刑部的传讯，他供称，当年二月份，同司的主事龙继栋提到云南报销的册子要到，有人托龙继栋帮忙从中照料，龙请求孙帮忙，在办理此案时给予方便。孙家穆承认自己从中收取了贿赂，至于收取了多少，都分给了哪些人，怎样分配的，孙家穆却推说自己不知道。龙继栋很快也被传到刑部接受调查，他坚决不承认自己受贿枉法。孙家穆、龙继栋都被革职，接受进一步的质询。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潘英章被押解到京，他对挪用公款、打点关节的事情供认不讳。但是在具体的金额问题上，潘英章闪烁其词，把责任推给了已死的崔尊彝。当时，审讯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这笔行贿用的银两，到底是从哪来的？潘英章只承认其中的五万多两是云南的官银，其余的都是筹措的私人款项。

在光绪九年前后的审讯过程中，有两件事情不得不说。第一是，监察御史李郁华被审查出涉嫌受贿。这是云南报销案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李郁华曾经担任过云南乡试主考官，可能由此和潘英章熟悉。潘英章此次来京，李郁华在云南的亲戚拜托潘英章帮忙带东西给李郁华。由此，潘英章到北京后，和李郁华往来密切。李郁华感觉到潘英章此行除了办理知府上任手续外，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办理云南军费报销事宜。他非常好奇，先后向银号掌柜王敬臣、周瑞清、龙继栋、孙家穆等人打听消息。这几个人都推说不清楚，但都把信息反馈给了潘英章，说李郁华这个人问东问西的，会不会出问题？潘英章感觉，李郁华已经知道了此案的幕后情况，同时忌惮他监察御史的身份，不得不输送给他部分利益。潘英章把云南方面在北京采购物资的事情，委托李郁华帮忙负责，让他能够落下一部分好处。同时，潘英章额外给了李郁华四百两银子。李郁华是否一开始就想参与云南报销事件的分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的确是收受贿赂。他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云南报销案的幕后情况，但他收的这些好处，却带有“封口费”的意思。最终，李郁华也锒铛入狱。

第二件事情，则要重要得多。审查云南报销案，主要是查办户部的腐败问题，抓住户部在办理报销事宜时吃拿卡要的问题不放。受到查处的官吏，也主要是户部的官吏。按说，户部会对此案有所抵制。但是，新到任的户部尚书阎敬铭，一点抵触情绪都没有。相反，他非常配合云南报销案的查办工作，同时他自己还在户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阎敬铭首先针对户部官员，尤其是其中的满族官员不熟悉财政业务的情况，调整了官员设置，把部分熟悉业务的汉族官员调往关键岗位。在此之前，户部的档案房的官员全部是满族官员，汉族人对全国财政收支的详细数据并不清楚，阎敬铭顶住压力，在档案房增加了汉族官员。从此，清朝的财政开支数据才被汉族官员所熟知。其次，阎敬铭斥退了许多吃拿卡要、收受贿赂和回扣的书吏，同时接连上奏弹劾罢免了相关的贪腐官员。户部之前有“四大金刚”，常年在户部当官，熟悉法规和业务流程，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是一天两天了，其他官员敢怒不敢言。这“四大金刚”也在阎敬铭的反腐败运动中被拉下了马。其中，“四大金刚”之首的姚靓元，当时已经高居广东布政使，前途一片光明。阎敬铭硬是通过弹劾姚靓元在户部工作时的老问题，把他给扳倒了。经过阎敬铭的强力整顿，户部的风气有所好转。

光绪九年三月，慈禧加派阎敬铭一同审理云南报销案，这是对阎敬铭的肯定。至此，云南报销案会不会又出新的波折？它最终将如何收场呢？

第四回　晚清党派之争

清流党人扳倒了军机大臣王文韶，此后案子审讯非常顺利，相关人等都交代了各自的罪行。负责此案审讯的官员，调集了天顺祥、百川通等银号的账簿，又清查了崔尊彝、潘英章的收支，结果发现了新问题。什么问题呢？办案人员在账目中发现了很多列为“别敬”“赠敬”“炭敬”“节敬”之类的款项支出。这些支出都列出了对象，支出对象绝大多数是京城各部院的官员，少数是近期在北京办事的地方官员，涉及的人数很多。而支付给这些官员的款项，很难分辨是崔尊彝、潘英章的私人钱财，还是他们挪用的云南省的官银。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些以“敬”为名的支出。所谓的“敬”，就是送礼。清朝的官员，因为血缘、地域、科举、同僚等关系，被编织在一张张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比如，官员主持一个省的科举考试，那么他录取的所有举人在名义上都是他的门生，与他有师生之谊。以后过年过节，门生都要给老师送钱送物。门生当官后，和老师见面，也要问候送礼。此外，地方官员要定期向京城官员送土特产，送金银财宝，这些礼都有好听的名字，比如冬天送礼，可以说是送取暖费，叫“炭敬”；过年过节送钱，叫“节敬”；地方官员离京返回地方，告别送钱，叫“别敬”。实在想不出名义的，还可以叫“赠敬”。

这些钱，有些还可以算是礼尚往来，但是大多数已经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范畴，过于频繁，金额也太大了，已经涉嫌行贿受贿了。但是，官员不送钱不行，不送就会被官僚集团孤立，难以获取信息，办事情找不到帮手。最后闹到，一些囊中羞涩的地方官员，不敢到北京办事，担心到了北京会被扒掉好几层皮。

情况反馈到主审的几位官员那里，亲王奕誴认为这是行贿受贿，主张对此展开严厉追查，处理所有涉案的官员。以翁同为代表的其他主审官员，包括麟书、阎敬铭等人，一致反对，他们说这些都是京内外官员相互的馈赠，而且千百年来官僚集团都是这么往来的，不能当作是贿赂。

亲王坚持把这些敬礼当作贿赂，是有特定的制度原因的。清朝的宗藩制度规定，严禁宗室亲王和外朝官员相互往来，目的是为了防止宗室王爷们培植个人势力，危害皇权。所以，宗室王爷和官员们互通书信，相互馈赠，都是违法的，双方都是要受到惩处的。因此，没有官员给亲王送过任何敬礼，亲王对官场的送礼馈赠风气也没有直观的感受。他完全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一查到底。

但是，翁同等人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是官僚集团的一分子，接受过许多馈赠和敬礼，自己也送出了很多的金银礼品。如果把这些行为当作行贿受贿，深究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是犯罪分子。就比如翁同，他录取了不少门生，接受了门生们的许多馈赠和孝敬，如果按照亲王的思路办理，那他翁同不就成了接受巨额贿赂的腐败分子了吗？

所以，翁同明确反对追究云南报销案中的馈赠和礼品情况，把案情局限在报销事务上。私底下，翁同也多次拉拢亲王，向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当时官场的实际情况，希望亲王不要追究那些礼金支出。但是，亲王奕誴就是不同意，他是出了名的犟脾气，顽固得很。当年，他就因为这个脾气很不讨父皇道光皇帝的喜欢，被早早地排除在皇位候选人的名单之外了。如今，亲王奕誴在此案横生出来的礼金问题上也是一根筋，坚持要追究。翁同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对他是“虽百方开譬，终执不可移”，不禁感叹“晓事之难”。

翁同等人和亲王奕誴的另外一个矛盾是云南方面还没有支付的三万两银子的性质认定问题。潘英章供认已经支付给孙家穆等人五万两银子，还没有支付的三万两银子是要送给户部承办官员及经手书吏的，并不是要送给王文韶和景廉的。孙家穆也供认，王文韶和景廉并没有参与贿赂款项的分配。因此，翁同等人认为，王文韶其实并没有收受贿赂。但是，奕誴认为，这预留的三万两银子，是要在事成之后送给王文韶等人的。

怎么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翁同觉得解决不了。他就召集参与审讯的其他官员，在自己家里召开小会，孤立亲王奕誴。

在翁同家中开会的，有奉旨查办云南报销案的刑部尚书麟书、户部尚书阎敬铭，原刑部尚书潘祖荫丁忧后，张之万继任，他也参加了会审，此外还有刑部左侍郎薛允升。这五位大臣一致同意限制云南报销案追究的范围，严格按律治罪。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在刑部任职十多年，精通刑名，其他四个大臣就推举他来草拟最后的结案奏折。拟好草稿，大家传阅后，再找奕誴商量。亲王看了定罪草稿后认为判得太轻。同时，他坚持认定留在银号的三万多两银子是留着送给王文韶和景廉的，虽然他们没有拿到银子，但是也要受到惩处。

最后，翁同、麟书、阎敬铭、张之万、薛允升会同亲王，在刑部提讯云南报销案的全部人犯，让他们过堂画押。云南报销案，在翁同等人的主审下，得出了一个官方版本的案情。

崔尊彝、潘英章两人为了报销云南省积压多年的军需收支及年例奏销款项，担心户部经办人员从中作梗，利用朋友关系找到太常寺卿周瑞清，请他从中疏通关系，又找到潘英章的朋友、户部主事龙继栋，请他与负责报销事务的主稿主事孙家穆沟通。崔尊彝拿出八万两作为疏通各户部、工部、兵部关节的部费，首付五万，事成再给三万。五万银子中，周瑞清留下了五千两，孙家穆拿到四万五千两后，自己留下七千两，又预留六千两准备分配给兵部官吏，其余都分配给了户部、工部各司官吏，这些款项都经天顺祥、乾盛亨等银号汇兑变现。

专案组还明确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云南报销的财务清册，合法合规，并没有虚报乱报的问题。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财务流程，云南省不送礼行贿，相关部门也会按照正常的程序把云南的款项给报销了。原本应该办理的手续，云南地方官员送了钱，户部收钱后通过了报销；工部审计通过但还没有上奏；兵部因为云南省没有事先造册，给予驳回。

第二个问题是，云南报销清册中的经费支出所列款项都符合规定，崔尊彝等人用于行贿的银子并没有列入军费中报销。那么，这笔行贿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审查发现，行贿银十万余两，都是从云南省捐纳款项的结余里面提取的，属于官银。崔尊彝用了其中的八万多两，将剩余公款二万多两侵吞了，潘英章则侵吞了一千多两。

在定案的最后时刻，亲王奕誴还想把馈赠送礼的所有官员的名单报上去，翁同等人不同意。翁同说：“王爷把这些人奏报上去，是要问罪呢，还是不问罪呢？”亲王在关键时刻退缩了，说：“不问罪。”翁同说：“既然王爷不打算追究这些人的罪，为什么还要报告上去呢？不如等我们面奏的时候一起提一下。”经过翁同等人再三劝解，亲王才最终同意了定案结论。

慈禧太后接到报告后，召见了亲王、翁同、阎敬铭等六人。慈禧隔着帘子问道：“云南报销案如何？”

阎敬铭代表大家回答说：“案内不敢一字遗，案外不敢一字牵涉。”他这个回答，其实给全案定了办事的基本原则，就是局限在因为报销引起的行贿受贿内，不牵涉更多的人和事。在这一范围内的，严格依法办事；不在这一范围内的，一概不问。

慈禧说：“案外的事情，原来就不必牵连。”她肯定了大家的办案原则后，又问：“此案罪名如何？”阎敬铭简单汇报了基本情况。慈禧说：“国家多故，天子幼冲，而执法官员敢于舞弊至此。你们这么办，没有轻纵相关罪犯吧？”这时候，亲王奕誴动了一下，慈禧马上问他：“王，你有话尽管说。”

奕誴就说：“潘祖荫在丁忧之前，定下了退赃减罪的意见，告诉了几位大人。几位大人就是根据潘的意见，从轻发落罪犯的。”

翁同赶紧接上话：“潘祖荫已经去位，即便他不去位，此案也不是他一人所能主持的。”

奕誴又挑起话题，说：“今日须遵旨严办。”当时，翁同等人先递上的是对军机大臣景廉的处理意见，建议对景廉从轻发落，所以奕誴才有这样的说法。

翁同回击说：“现在没有降旨严办，就算是有旨要求严办，也要依照律例，怎么能畸轻畸重？律例是祖宗成法，国家宪章。嘉庆年间就有对类似犯罪从轻发落的先例。只要不枉法，他们的行为都是可以原谅的。”

慈禧听出翁同话中有话，让他把枉法不枉法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翁同举了之前同类案件的处理意见。慈禧表示明白了。

亲王奕誴不死心，又说：“太后垂帘办事，若轻纵，将来皇上亲政时，必有议论。”

翁同抓住他这句话，说：“亲王失言，太后帘听以来，事事秉公处理，此案也斟酌详审，将来会有什么议论？”慈禧也说：“我也不想从重处理，只需要按律例办理。”翁同等人回答：“无一字非律例。”翁同紧接着对奕誴说：“意见不同须先讨论，数日来亲王与臣见面，从未议及罪名，今天怎么说意见不同呢？”慈禧也对亲王说：“你应该学学律例，讲解明白，再与诸位大臣商量。”

奕誴委屈地说：“事情应该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商定，否则我一人难敌五嘴。”为了给自己台阶下，奕誴说，“可否将律本所引一一签出，请上阅定，再最终决定？”慈禧同意，翁同等人也同意。云南报销案的处理意见就这么定下来了。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吏部奏上云南报销案议处。

太常寺卿周瑞清、户部主事孙家穆都革职，赔赃，也就是退还赃款，两人都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周瑞清借口老母亲年迈，自己又是独子，请求留养老母，没有得到批准，最终还是被流放到了黑龙江。云南永昌知府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都革职，流放军台效力赎罪。户部云南司员外郎福祉，对云南报销事项不闻不问，事后分得四千两赃银，革职，流放军台效力赎罪。户部云南司主事崔澄寰、周颂以及工部相关官员，从孙家穆处分得数百两赃银，一并革职。接受贿赂的相关书吏，全部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

此案因为有领导责任，受到惩处的高官很多。王文韶、景廉和吏部侍郎奎润、前任户部尚书董恂，都降二级调用；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都降三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因为失察罚俸九个月，鉴于他并未受赃，且办案有功，准其功过抵消。另外，军机大臣景廉虽然受罚，但没有受贿，保留军机大臣的职务。

此事的始作俑者崔尊彝，因为已经去世，免于重罚，但勒令他的家人退还二万多两公款。如不能足额清退，即行查抄家产。

应该说，云南报销案最终的处理还是比较严厉的，对遏制当时部费横飞、贪污成风的风气也有一定的作用。此案更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晚清党争的一个重要事件，对最高权力结构的消长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虽然以李鸿藻和清流派为代表的北派官僚借此案获得了实际利益，但慈禧太后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她不会让任何一个官僚派系长期保持优势。很快，慈禧就借助中法战争，斥退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整个军机处班子，并把清流派骨干陆续派往前线或者地方，用一个个实际难题压制了清流党人。阎敬铭很快也进入了军机处，但因为在修建颐和园问题上反对慈禧挪用款项，遭到罢免；翁同一度在军机处顺风顺水，在戊戌变法前被勒令退休。王文韶六年后东山再起，出任云贵总督，戊戌年再次进入军机处。云南报销案给他的教训是，要处世圆滑，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正因为如此，王文韶在此案的众多出场人物中，挺立在政坛的时间最长，并且得到了“琉璃蛋”的绰号。

第八案　苏报案：皇帝与草民对簿公堂

苏报案展现了媒体监督、律师控辩、自由言论、禁止刑讯、逻辑分析、重视证据等现代法学精神和程序，让清朝办案者如坠云海。此案的适时发生，终于让守旧的清朝官员，在头破血流、尴尬万分之后有所醒悟，更使西方法律体系踏足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促进了它的觉醒。

第一回　《苏报》激进化

1903年7月15日上午，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旁听席里早早地挤满了人，既有长袍马褂的中国百姓，又有金发碧眼的外国洋人，还有拿着笔和纸的新闻记者，大家都充满好奇，焦急等待着。

审判开始，法官上场，先是清朝的松江府知府，接着是上海县知县，最后是英国驻上海的副领事。随后，原告和被告律师陆续登场。原告律师是清朝政府聘请的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大律师。因为被告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租界的工部局就替被告聘请了一位一般律师。从架势上看，这个案子是要按照西方的司法程序来审判。但是，其中又有些不同的地方，比如审判台上既有中国官员又有英国领事，法庭里站着清朝衙门的差役和工部局的巡捕。往好了说，这个法庭中西合璧，往差了说，不伦不类。

“带人犯！”本案的案犯被巡捕带了进来，人们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他们。先进来的是四个很普通的中国人，他们穿着中式服装，要么满脸憔悴，要么充满忧虑，和其他案子的犯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第五位犯人进场，只见他三十多岁，红光满面，打扮怪异，长发披肩，穿的衣服有点类似于僧人袈裟，他目光直视前方，步履稳健，大步向法庭走来。旁听席中有人说：“这就是余杭章太炎！”

第六位犯人，也就是最后一位犯人，只有十八九岁，身材瘦小。和其他五位同案犯不同，他剪掉了辫子（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举动），穿着西服，一派留学生的打扮。旁听席中有好几个人都说：“原来他就是写《革命军》的邹容！”

就在六个犯人陆续进场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高高在上的两位清朝主审官坐立不安，紧锁着眉头。他俩对视了好一会儿，心里暗暗叫苦。法庭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官府早上安排了五百名官兵乔装打扮，来到租界，埋伏在六个被告上庭的必经之路，计划劫狱。法庭的公审还没有开始，法庭外的较量早已经上演了。但是，令清朝官员不解的是，为什么劫狱没有成功呢？那五百名官兵都干吗去了？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很多问号。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案子？这六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清朝政府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按照西方司法制度来审判这起案子？

这是一起清朝政府状告《苏报》报社及其作者发表激进言论、煽动造反的案子，史称“苏报案”。要弄清楚苏报案的来龙去脉，得从《苏报》和它的所有人陈范谈起。

陈范是江苏常州人，1860年出生，他的家族在当地是望族，他的父亲和大哥都考中过进士，都是朝廷命官。陈范从小就接受了系统教育，想走父兄那样“读书——考试——当官”的道路。他考中过举人，于1891年出任江西省铅山县知县。当年，陈范只有三十一岁，应该说前途一片光明。他怀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很快就被现实打垮了。1895年，陈范因为和上司不和，被罢官了。

陈范被罢官时才三十五岁，刚好是干一番事业的年纪，总不能闲着。那么，干点什么好呢？重新当官，希望不大，而且陈范的性格也不太适合当官；给别人当幕僚，或者办私塾教书，陈范又有点不甘心。怎么办呢？

幸运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除了官场和学校外，社会还给读书人提供了其他出路。当时，通信技术、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网络的建立，使得新闻出版行业蓬勃发展。新闻出版行业给读书人提供了大把大把的就业机会。你可以当记者、当编辑、当作家，或者宅在家里当自由撰稿人，只要有人愿意买你的稿子就行，如果有钱，你还可以自己办报纸当文化商人。

距离陈范老家常州不远的上海地区，是当时中国最先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发展很快，给许多体制外的文人提供了谋生手段。很多读书人都到上海去闯荡。陈范在老家待了两三年后，也来到了上海。陈范有点小积蓄，决定搞点文化产业，于是，他开始寻找合适的项目。

机会很快就来了。当时，有一家刚刚创办一两年的小报纸，因为经营不善，老板想找个下家接手。这家报纸就是《苏报》。《苏报》是一份日报，1896年在上海租界创刊，创办初期主要刊登八卦新闻，报道社会上的小道消息，销售量一般。

陈范考察了报馆的情况后，决定买下《苏报》，自己当馆主，类似于现在的报社社长，他拉来妹夫汪文溥当主笔，类似于现在的总编辑。陈范又叫来儿子陈仲彝、女儿陈撷芬当记者兼编辑，一家人就这么开始了《苏报》的“二次创业”之路。当时上海滩的不少报纸都是小本经营，像《苏报》这样父子老少齐上阵的“合家欢”场景，并不少见。

那么，他们一家人经营得怎么样呢？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惨淡。

创业之前，陈范把未来想象得很好，真正当老板后，他发现现实太残酷了，根本不是自己原来想的那样。上海的报纸很多，竞争很激烈，陈范没有办报纸的经验，更不懂得经营，《苏报》在他接手后情况很糟糕。根据日后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苏报》的销量在一千份左右。当时报纸发行量至少要三千份才能保本。也就是说，《苏报》出版发行一天，陈范就赔一天的钱。

怎么办？陈范总结经验教训，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作者。从事过新闻出版行业的人都有切身感受，作者资源很重要。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稿子；有什么样的稿子，就有什么样的产品。所以，作者资源是新闻出版行业的核心资源，报纸质量的竞争，就是作者资源的竞争。而陈范恰恰没有好的作者资源。

于是，陈范开始留意作者资源，从1902年开始频繁地进出当时上海滩著名的社交场所张园。

张园是上海租界的一个私家庄园，主人姓张，所以俗称“张园”。这个园子的特点，第一是大，占地六十多亩，是当时上海滩最大的私家庄园。第二是设施先进，里面有当时上海最高建筑“安垲第”，可以召开一千人以上的大会，又有电灯、照相、电影、气球等新事物，经常承办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展览大会等活动。第三个特点，也是更重要的特点是，张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来者不拒。老百姓的婚丧嫁娶放到张园办，霍元甲和外国大力士打擂台，也放在张园举行。很快，张园成了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空间，人气很高。

陈范发现张园里有很多作者资源。园子里经常举办政治集会，什么拒俄大会、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都在园子里举办活动。其中，爱国学社是一个革命团体，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陈范本身具有改革思想，对清政府不满，所以在思想上很赞同爱国学社的宣传。于是，他找到了爱国学社谈合作，爱国学社也需要有一个宣传阵地，双方一拍即合，爱国学社的成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张继等人轮流给《苏报》写稿子，报馆每月资助爱国学社一百元钱。

爱国学社中有一个才二十二岁的湖南小伙子，叫章士钊，他之前在南京陆军师范学堂读书。章士钊人很聪明，书读得很好，学堂的负责人俞明震非常欣赏他。1903年，章士钊不满官府的腐败保守，参加了学校的罢课，后来干脆带着罢课同学到上海集体加入了爱国学社。陈范非常喜欢章士钊，大胆聘请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也就是总编辑。

经过这么一番改造，《苏报》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迅速从一份政治倾向并不突出的报纸，转变为鼓吹革命的激进报纸。新主笔章士钊的政治态度非常激进，他上任不久，《苏报》就在6月7日、8日连载了《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大概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处于革命的风浪之中，当权者胡作非为，把很多人推到革命阵营中去了。

陈范看到章士钊发表的文章后很紧张，他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年纪比章士钊大很多，又当过官，知道在中国办事，保持“政治正确”是非常必要的。安全第一，没有安全，根本谈不上报纸的经营和发展。所以第二天，陈范就来到报馆，提醒章士钊发表的言论不要太过激，过激就不好了。章士钊不想让陈范担风险，所以等陈范走后，就开始写辞职信了。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陈范又回到了报馆，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对章士钊说：“小章啊，你不要有所顾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这让章士钊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陈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呢？有人说，陈范本来就有变革思想，仔细思考了革命党人的思想后，觉得很有道理，开始倾向革命了；也有人研究得出结论，说陈范被报社的职员钱宝仁给骗了，以为发表激进言论不会有危险。总之，陈范一开始对《苏报》的转型是不太赞成的，但是经过短暂的犹豫后，他开始支持章士钊的做法。

于是，《苏报》越来越激进，开始公开号召革命，影响力与日俱增。其中最激进的，一是推荐和摘录了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是大力推荐和摘录邹容写的《革命军》，这两部作品成为苏报案的导火索。那么，这是两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当时爆发了革命与君主立宪之争，这场思想争论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表文章，反对革命，提倡君主立宪。爱国学社的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的观点，就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是资深革命党人，1869年出生，经历很丰富。他先是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遭到清朝政府通缉，后逃到台湾避难，又留学日本，政治倾向从维新变法转向反清革命。

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所以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章太炎就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主张用革命来移风易俗，让老百姓在革命过程中提高政治素质。

康有为认为革命就是暴力，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中国社会承受不了大的破坏。章太炎认为，革命是要流血的，但君主立宪更要流血，君主立宪成功的西方国家，哪个不是通过内战实现的君主立宪？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敏感的，也是日后苏报案争论的焦点，是直接批评光绪皇帝的内容。康有为说光绪皇帝是千古明君，章太炎却说“载小丑，不辨菽麦”，批评光绪皇帝能力很差。章太炎认为，从本质上说，光绪皇帝和所有独裁君主一样，满脑子都是皇权，不要对独裁者抱有希望，幻想通过独裁者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与富强是不现实的。最后，章太炎说革命是人类进化的潮流，是世界的公理，他号召革命，建立“中华共和国”。

章太炎这样激进的文章，《苏报》发表了，而邹容的《革命军》，更加激进。

邹容，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巴县。他从小鄙视八股功名，性格非常高傲。1902年，邹容留学日本后接触西方的民主自由，迅速倾向革命。邹容常常公开大骂清政府，是公认的革命分子。

邹容写的《革命军》只有两万多字，通篇就只有一个目的：鼓吹革命。邹容毫不避讳地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并且高呼“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

在书中，邹容揭露了清朝政府对汉族人的压迫，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奴隶”，痛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大骂慈禧是“卖淫妇”。骂完政府后，邹容开始疾呼革命。他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公理，是世界的潮流，革命则中国生，保守则中国亡，中国要自由、富强、独立，只有革命这一条路。

《革命军》的语言非常通俗，具备初级文字水平的读者都能读懂，而且非常具有感召力。上海租界的大同书局在1903年6月出版发行了《革命军》，出版后迅速畅销。《革命军》的正版图书，加上各种各样的盗版、翻印版，发行超过了百万册。当时中国识字看书的人不多，上百万册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销量了。就是放在现在，一本图书能够发行超过一百万册，也称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了！在《革命军》畅销的同时，《苏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为其呐喊助威。

那么，面对《苏报》如此激进的言论，清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二回　宽容还是镇压？

上海的《苏报》和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合作，刊登激进文章，公开号召革命，推翻清政府。报馆的主人陈范在报纸转型之初，也担心过、犹豫过，但他最终选择支持《苏报》转型为革命报纸。那么，《苏报》会不会遇到麻烦呢？

当时，革命观念已经成为思潮，开始深入人心，国内陆续爆发了几次起义，清政府开始重视应对革命问题。就在陈范与爱国学社的作者联络的同时，清朝政府内部已经有人盯上了爱国学社。

这个人叫吕海寰，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和洋人谈判条约。吕海寰到上海后，也到张园逛了逛。他看了爱国学社举办的政治集会，当他看到一个个人轮番跳到台子上去，慷慨激昂地痛骂当朝官员，号召推翻政府，下面还有人鼓掌时，他吓坏了，他觉得，这还了得！这分明是在鼓动造反啊！

吕海寰看不下去了，决定出面镇压。他直接找江苏巡抚恩寿。1903年6月1日，吕海寰给江苏巡抚恩寿写了一封公函，公函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的热心少年，聚集在张园里举办政治活动，名义上是讨论时政新闻，实际上是要造反作乱，请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吕海寰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抓人，要镇压。

吕海寰之所以这么做，和他所处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吕海寰一直待在清朝统治的中心，政治风气保守、社会环境僵化的北京，突然来到社会开化、环境自由的上海，肯定适应不了，看问题很容易上纲上线。从他发出的公函中，我们能看出，吕海寰的身体在近代，脑袋却停留在古代。

还有一种说法，说吕海寰之所以要求抓人，和《苏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苏报》刊登文章，影射吕海寰是通过偷取科举考试的题目才考中的功名，吕海寰很生气。《苏报》案发后，外国的外交官们就认为吕海寰是被《苏报》戳中了痛处，所以找机会报复。

我们已经查不到江苏巡抚恩寿是怎么答复的了。从之后事情的发展来推断，江苏巡抚衙门收到吕海寰的公函后，极有可能拖着没办。江苏地方官员长期在风气领全国之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看见的自由、开化的事情多了去了，已经慢慢变得比较宽容了。他们可能觉得，不就是几个年轻人在骂政府嘛！就让他们骂去吧，只要他们不杀人越货，不聚众造反，和我们有什么直接关系？社会变化这么快，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如果连骂人的小事都要管，哪里管得过来？说不定，恩寿在心底里还觉得吕海寰这个人少见多怪，多管闲事呢！

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江苏地方官府其实对发生在上海租界的激进言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想管。但是，吕海寰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清政府内部比较保守和守旧的那一派官员。张园政治集会越来越多，爱国学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知道这些事的保守派官员越来越多，要求查办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保守派的官员还占据多数，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都施加到了江苏本地官员身上。当地官员有点扛不住了，不得不“积极”起来。

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在巨大压力下，报告朝廷，上海《苏报》和爱国学社存在激进言论，申请查禁。第二天，朝廷就给沿海沿江的总督、巡抚发电报，说爱国学社及相关的革命分子“猖獗悖谬，形同叛逆”，“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清政府决定对言论激进派动手了！一张大网开始向上海租界笼罩过来。

两江总督魏光焘也就成了清朝政府派来直接处理苏报案的最高官员。

具体到《苏报》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吕海寰那样的，看不惯激进言论，要求抓人，要求镇压；一种是以江苏地方官员为主代表的，比较宽容。这两种态度贯穿了苏报案发展的始终。魏光焘的态度就是第二种。

魏光焘当时已经六十七岁了，湖南邵阳人，镇压过太平军、西北回民起义，还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积累功劳，最后升迁到了两江总督。经历过几十年的磨炼，魏光焘做事情非常务实，非常平和，不愿意大动干戈。加上自己的年纪已经很大了，魏光焘的内心对镇压激进言论的积极性并不大。

为了应付朝廷，魏光焘派了一个人去上海，专门处理苏报案问题。这个人叫俞明震，是南京陆军师范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俞明震这个人很开明，是清政府内部睁眼看世界比较早、比较深刻的一个官员。在《苏报》问题上，俞明震也是第二种态度。他不仅对镇压激进言论一点儿积极性都没有，甚至还赞同革命党人的一些激进言论，和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爱国学社中的不少学生都是南京陆军师范学堂的学生，章士钊更是俞明震最赏识的学生。此外，俞明震的儿子曾经留学日本，和爱国学社的很多人是好朋友。你说，让俞明震去镇压《苏报》和爱国学社，他怎么可能积极呢？

魏光焘之所以挑中俞明震，恰恰是因为他了解俞明震的政治倾向和人脉关系，在他看来，俞明震到了上海，肯定不会大动干戈。魏光焘和俞明震一样，都希望上海的问题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俞明震的计划是，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快快宣判，早日收场。俞明震在展开捉拿行动之前，就把清政府要逮捕激进分子的命令，透露给了爱国学社。

6月29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清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发出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逮捕名单上七个人的拘票。

逮捕行动正式开始。《苏报》报馆就在租界巡捕房的附近，巡捕们平时都认识陈范。29日当天，报馆正常经营。巡捕冲进报馆抓人，问陈范在哪里。当时，陈范就在报馆里，大家却都说：“陈馆主出去了。”巡捕们看了看陈范，说：“陈范跑了，那算了。陈梦坡在哪里？”大家都觉得很好笑，陈范不就是陈梦坡吗？但是大家嘴上还是说：“陈梦坡也不在，出去了。”巡捕们又看了看陈范，说：“陈梦坡也不在，那也算了。程吉甫呢？”程吉甫想蒙混过关，也说：“程吉甫也出去了。”这回，巡捕们看着程吉甫说：“你不就是程吉甫吗？”说完，几个巡捕抓住程吉甫，把他带走了。

巡捕为什么放过陈范，逮捕程吉甫呢？因为，他们想先捉拿一个财务人员，发出警报，让其他人有充足的时间闻讯而逃，然后借口被逮捕的人对案件无关紧要，对他从轻发落。这样，俞明震既达到了保护革命党人的目的，又可以向上司交代。这是清朝官场惯用的伎俩，现在被俞明震用在了苏报案上。

程吉甫被抓走后，陈范继续逗留在报馆中，直到当天晚上才跑到爱国学社的宿舍躲了起来。7月3日夜晚，陈范逃亡日本。

29日巡捕到《苏报》馆抓人的时候，陈范就派人到爱国学社通知章太炎。章太炎说：“我们几个正在爱国学社工作，工作没做完，我还不能走。”有人就劝他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章太炎根本听不进去。29日和30日，章太炎都在爱国学社正常工作。30日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好几个巡捕来到爱国学社，章太炎正在账房算账。巡捕向他出示了拘票，要逮捕他，还问学社里有没有拘票上的其他人。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其他人都不在这里，只有一个章太炎，章太炎就是我。”巡捕就抓住了章太炎。章太炎要求回宿舍携带随身物品，没有得到允许。

章太炎就这样在爱国学社被捕。从陈范告知他，到正式被捕，章太炎有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逃跑，但是他不屑于逃走，坐等巡捕上门。随后，报馆职员钱宝仁和不在名单上的陈范的儿子陈仲彝被捕。

章太炎被抓到巡捕房后，写信叫邹容、龙积之投案。邹容在苏报案中的角色比较特殊，他不是爱国学社的成员，1903年初从日本回国，没地方去，就借住在爱国学社。他也不是《苏报》报馆的成员，没有在《苏报》上发表过文章。邹容和《苏报》的关系，只是他的作品《革命军》受到了报纸的大力推荐而已。邹容本人和《苏报》并没有直接关系。

苏报案发生的时候，邹容已经离开了爱国学社，寄住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家里。他离开爱国学社，不是因为事先感受到了什么危险，而是因为个性高调张扬，和爱国学社的学生们关系闹得很僵，没法一起住下去了，就搬了出来。得知《苏报》出了事情后，邹容完全可以藏起来，或者逃跑，但是他选择了在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投案自首。

邹容为什么要自首呢？当时和邹容住在一起的张继后来回忆说，是章太炎写信告诉邹容情况，叫他到巡捕房自首的。邹容收到章太炎的信后，说：“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可见，邹容是出于兄弟情义去自首的。1903年的一天，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张继四个人在四马路九华楼吃早餐的时候，结拜为兄弟。现在大哥章太炎因为《苏报》的事情被抓起来了，而自己多多少少也和《苏报》出事有关，所以邹容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巡捕房投案，不能让大哥章太炎一个人承担责任。

章太炎事后用了四个字来解释自己叫邹容投案的目的：“期与分任。”章太炎说：“《革命军》是邹容写的，我给这本书写了序言，受到牵连。我被捕后，如果没有邹容的证明，那么《革命军》的罪状都要归到我的头上。所以，我以大义相招，邹容也以大义来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章太炎把邹容叫过来，是希望他把有关《革命军》的情况说清楚，减轻对自己的指控。

关于邹容到巡捕房投案的具体情形，当时被关在巡捕房里的章太炎的叙述应该是最准确的。章太炎说，邹容徒步走到巡捕房，说：“我是邹容。”当时邹容虚岁十九，长得比较瘦小。巡捕看了他一眼，说：“你这小屁孩，谁认识你啊，怎么可能写《革命军》？你有病吧，快走开！”说完就要赶他走。邹容不服，说：“我没出版的书，还有成百上千卷呢，一本小册子算什么？你不信，把《革命军》拿来，我讲解给你听。”巡捕见邹容这么坚持，就打开铁栅栏，把他抓了进来。

邹容自首，是苏报案中最感人的情景，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在香港发行的《华字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说：“革命就是危险的事情，是要死人的。很多所谓的革命者，天天谈流血，日日言断头，但是流的都是别人的血，断的都是他人的头。这样的人算不上是革命者。邹容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章太炎、邹容两个人其实都有充足的时间逃跑，可是他们却不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租界施行西方的法律。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嫌疑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就可以被无罪释放。章太炎觉得自己没有罪，而且觉得邹容来了，既可以证明自己无罪，顺便还可以把邹容的嫌疑给洗刷了。

从苏报案抓捕过程来看，江苏官府办案很宽松，有意网开一面。在上海具体负责的俞明震如此，在南京的两江总督魏光焘也是如此。魏光焘比较开明，不愿意苏报案成为大案，最好爱国学社等人都闻风而逃，《苏报》报馆自动关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自动就解决了。但是，朝廷对江苏官府的表现是不满意的，对具体负责的俞明震尤其不满意。7月6日，魏光焘接到密电，通报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在日本留学期间，剪去辫子加入革命军，要魏光焘对俞明震“不可不防”。俞明震在巨大压力下，主动离开上海，不再参与苏报案，之后他再也没有做官。

俞明震走后，上海道台袁树勋接手，负责处理苏报案。袁树勋是湖南湘潭人，小时候家里非常穷，是个放牛娃，他从社会最底层上升为高级官僚，走的是从军打仗、立功当官的道路。袁树勋在江西当官的时候，成功处理过教案，声名鹊起，人们都觉得他擅长处理洋务。到了近代，随着上海对外开放，迅速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和洋人的交涉也越来越多。道台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外交涉，他必须擅长和洋人打交道。1901年，朝廷调任袁树勋担任上海道台，看重的就是他和洋人打交道的本事。

至此，人犯归案，官员到位，皇帝状告平民的戏就要开场了。

第三回　强硬的租界

清政府抓捕了章太炎等六人，随即开展了外交交涉。因为章太炎等六人是被巡捕房抓捕的，被关在租界里，朝廷就指示直接负责的上海道台袁树勋，首要工作是要求租界把六个案犯转交给清政府审讯。但是从一开始，袁树勋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在汇报的电报中，详细说明了自己一开始和洋人交涉的情形。

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抓人，一直以来都非常困难。清朝官吏到租界办案，必须经过外国领事签字同意。而工部局在租界的权力很大，各国领事都要看工部局的脸色行事。如果工部局反对，各国领事就不敢同意。所以，在苏报案上，袁树勋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取得各国驻上海领事的集体同意。

袁树勋和各国领事的谈判，非常不顺利，双方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拍着桌子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外国领事一开始不同意移交犯人。袁树勋也坚持，为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政府就不能逮捕中国籍的犯人？在僵持过程中，外国领事说，发生在租界的案子要在租界审理。袁树勋就抓住这一点，以退为进。他说：“好，既然各位领事同意审理苏报案，那么清朝政府就派人到租界里来审理。”各国领事不好反驳自己刚刚说的话，勉勉强强和袁树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租界按清政府要求，逮捕有关人员；第二，封闭《苏报》报馆。

第二天，袁树勋再去找各位领事落实前天的协议。想不到，领事们反悔了，仅仅同意抓人，不同意查封《苏报》报馆。领事们为什么反悔呢？原来，各国领事一开始签字同意查封了，但是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讨论的时候，认为案子还没审就查封报馆，不合适，应该在审讯后再决定是否查封，而且即便是查封，也必须由巡捕房来执行。所以，各国领事向袁树勋表示，要等案子审讯结束了，再决定是否查封报馆。因为查封这件事情，袁树勋又和领事们吵了一架。但是没有用，各国领事就是不让步。

这就是清政府和各国驻上海领事初步交涉的结果。袁树勋在交涉中，为了让租界抓人，做出了让步，同意在租界里审理案犯。袁树勋和各国领事都签字同意了。这样，袁树勋也就完成了上司交代的、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袁树勋做的这个让步，事先并没有向上司魏光焘报告，更没有和朝廷沟通。他这么做，更多的是想先完成眼前的任务，但是他的这个让步，却使得之后的交涉更加困难。各国领事和租界工部局，一直把袁树勋签字的这个协议当作挡箭牌，拒绝向清朝政府移交案犯。其他官员就对袁树勋很有意见，朝廷也非常生气。

实事求是地说，袁树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清政府处理苏报案之所以步步受阻，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遇到了强硬的障碍：租界。租界是我们讲述苏报案的一个关键词。那么租界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苏报案问题上这么强硬呢？

租界是中国近代史的特殊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把通商口岸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外国人，外国人在上面建造房屋，生活和工作，成立租界。中国拥有名义上的主权，但外国人控制租界的实际运转。

1845年，英国人根据《上海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租界，建造房屋定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租界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设施完善的“国中之国”。租界成立了一个纳税人会议作为立法机构，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工部局，作为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不接受清政府的管辖，名义上接受领事团的领导。但是，领事团要在租界办什么事情，也得和工部局商量着来。工部局有一个下属部门，叫巡捕房，负责维持租界的治安。租界越来越类似一个外国人自治的殖民地，自己选举产生政府机构，有独立的规章制度，自己收税，自我循环，清政府的管辖权不断被削弱。

租界还慢慢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很多事情都有独立的态度。上海租界的政治立场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中立。租界工部局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不明显倾向任何一方。只要不影响租界的安全，不破坏租界的社会秩序，工部局允许中国国内斗争的各个派别在租界安家落户。只要一个人不在租界里进行刑事犯罪，工部局都对他提供保护。工部局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上海租界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也是这种氛围吸引了各地的人才、资本等来到租界，创造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正是工部局严守中立，保证了租界繁荣。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有为，康有为跑到了上海租界。上海租界工部局的总办濮兰德找到康有为，问康有为，你在北京有没有杀过人，有没有参与谋害皇帝，康有为说没有。濮兰德说，那好，我相信你，我保证你在上海租界的生命安全。濮兰德把康有为藏在兵船上。上海道台怀疑康有为藏在船上，要派人上船搜查，遭到濮兰德的坚决反对。

负责苏报案的上海道台袁树勋，之前在抓人问题上就和租界发生过矛盾。当时朝廷命令袁树勋抓捕龚超。龚超是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1900年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跑到上海租界。清朝官员签发了逮捕令，领事团也签字同意了，但是工部局却通知清朝官员，逮捕令不予执行。清政府就派人偷偷把龚超诱出租界，进行逮捕。龚超的一个朋友知道后，向工部局和英国领事求助。英国总领事以尊重已有做法为理由，向上海道台提出抗议，两江总督最后同意把龚超交给租界的会审公廨，会审公廨宣判龚超无罪释放。

那么，会审公廨是什么机构呢？这就要谈下租界的司法秩序问题了。

租界没有独立的司法权。租界成立后，为了解决司法纠纷，中英双方签订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清朝政府在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廨，作为清朝的派出机构行使中方的司法权。清政府派出官员，称为谳员，主持会审公廨的工作。如果案子涉及外国人或者外国利益，外国领事要观审。说是观审，但因为外国领事非常强势，清朝官员不得不妥协退让，所以外国领事事实上拥有审判权。

根据会审章程，中方的谳员可以直接派遣衙役在租界内逮捕中国嫌疑人，不需要工部局的同意。但是，工部局对中方可以直接抓人这一点非常反对，从一开始就借口维持租界秩序，坚持要求逮捕令经过外国领事签字认可后，还需要获得工部局同意，最后才能由巡捕房来执行。久而久之，会审公廨的命令和判决都由工部局负责执行。因此，工部局的巡捕房就在事实上拥有租界的司法执行权。

苏报案发生之前，上海道台袁树勋通过会审公廨的谳员，要在租界张贴告示，禁止抨击朝廷官员的集会演说。上海的领袖领事，也就是各国领事推举的首领，签字同意了，但是工部局不同意。工部局的理由是，租界居民有权利集会演说，内容涉及政治，说明他们在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对政治的关注，并没有妨碍治安，因此张贴那样的告示是不合适的，会让租界居民产生不安全感。最后，袁树勋不得不放弃在租界张贴告示。

其实，苏报案发生前，工部局也注意到了爱国学社的活动，也看到了《苏报》刊登的文章，他们也很担心爱国学社这些人闹出什么事情来。为此，巡捕房多次传讯过吴稚晖、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其中，吴稚晖就被传讯了四次。濮兰德亲自询问了吴稚晖，他最关心的是吴稚晖等人有没有军火，吴稚晖明确回答，没有！濮兰德据此认为，爱国学社等人只是批评政府，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所以没有逾越言论自由的界限。

按照西方人的政治哲学，租界居民天生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除非是辱骂造谣、破坏治安的言论，不然每个人都可以议论敏感政治问题，批评其他任何人。租界成立以来，巡捕房也查办过几家报纸，但那都是宣传色情、恶意污蔑攻击的媒体败类。对于正常的政治类报刊，租界是允许存在的。濮兰德和吴稚晖等人接触后，认为他们是在正常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嘴上说和动手做，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吴稚晖等人没有军火，没有策划推翻清政府的行动，所以濮兰德就觉得不能抓他们。相反，如果有人要抓他们，濮兰德觉得自己还有义务挺身而出，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言论自由，就是在保护租界的宽容与繁荣。

总之，租界之所以对清政府态度强硬，既是因为有西方列强和不平等条约在背后撑腰，也是因为要坚持原则。

章太炎被捕后还能看报纸。他们被关押在工部局巡捕房的楼上，环境还不错，不断有朋友和支持者来看望他们，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巡捕房还给他们提供纸笔，章太炎在监牢中还能写文章发表。7月5日，《新闻报》发表了《论革命党》，嘲讽革命党人。章太炎看到这篇文章后，写下《狱中答新闻报》，继续鼓吹革命。这篇文章被探望的朋友拿了出去。当时，因为租界不同意查封《苏报》报馆，《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还在继续出版发行。章士钊很快看到了章太炎回击新闻报的文章，把它发表在了7月6日的《苏报》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袁树勋拿着《苏报》发表的文章，态度强硬地向各国领事抗议，说你们把犯人抓起来和不抓起来一个样，犯人继续在攻击政府，报纸继续在鼓动造反。这样下去，清政府和租界没法合作下去了。租界工部局不得不让步，同意查封《苏报》馆。《苏报》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7月7日下午，报馆就被租界查封了。至此，案发后，《苏报》一共继续出版了七天。

袁树勋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清政府的难题才刚刚开始。租界还会设置什么样的障碍？袁树勋会如何应对？苏报案又会怎么发展呢？

第四回　法庭交锋

清政府和洋人打了好几个回合的交道后，最后被迫同意在租界会审公廨公开审理苏报案。得知这个消息，清朝官员心里叫苦不已。

清末的法制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方法庭要求程序公开透明，指控、辩论和举证过程都要向老百姓和媒体公开，这让清朝官员很不习惯。之前，清朝官员的司法权极大，既是警察又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没有律师，没有监督，自由操作的空间非常大。暗箱操作，对清朝官员来说，太简单，太寻常了。所以，在黑暗中待的时间长了，走到阳光下面来，反而不习惯了。面对公开审讯，清朝官员想到的第一招就是抢人。把人抢到自己的地盘上，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审判，一切就好办了。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租界会审公廨7月15日第一次公审章太炎等人的场景。当时，清朝官员知道，按照西方程序来办太慢，太麻烦，而且判决结果还不一定有利于清政府，他们还是想把案犯从租界劫出来。之前，这六个人被关押在巡捕房，清政府不好去劫狱。第一次公开审讯，要把案犯从巡捕房转移到法庭。袁树勋就安排了五百名官兵，潜伏进租界，想半路把章太炎、邹容等人劫走。

工部局想到清朝官员会来这一手，做好了防止劫狱的准备。巡捕房用马车转移犯人，每个犯人坐一辆车，每辆车有一个英国巡捕陪坐，同时马车外面还有一个英国巡捕跨辕，也就是抓着马车，贴在马车车身上随行。此外，车队外围有好多巡捕全副武装，防止劫狱。在车队经过的街巷隘口，也都有巡捕把守。因为巡捕房防范严密，袁树勋劫人的阴谋没有实现。

劫狱失败后，清政府没有选择，只好老老实实准备庭审了。

审讯正式开始。第一天的庭审内容主要是确认犯人身份和初步的陈述。第一位被告程吉甫是《苏报》报社的账房，在法庭上他供称自己在报社只管广告，不负责内容，更不管言论。第二位被告钱宝仁在法庭上说自己只是报馆普通员工。第三位被告陈仲彝是《苏报》老板陈范的儿子，之所以抓他，和中国人“父债子偿”的观念有很大关系。陈范虽然跑了，但他涉及的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是要株连家族的，所以儿子陈仲彝也有罪，他就这样被抓了。陈仲彝在法庭上供称自己与苏报案没有关系，自己既不是《苏报》的职员，也没有在《苏报》上发表文章，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工部局从一开始也觉得抓捕陈仲彝非常不合适。在法庭上，法官问陈仲彝：“你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陈仲彝回答：“不能。”审问这三个人后，法庭认为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彝三个人和《苏报》激进言论没有关系，就无条件释放了。

第四位被告龙积之，虽然与此案关系不大，但是涉嫌参与自立军起义。所以，对他的处理结果是“取保暂释”。他在缴纳了保证金后，也被释放了，之后再也没有被捕，实际上等同于无罪释放了。

本次庭审的关键是审讯章太炎和邹容。面对第一次公审，章太炎、邹容并不太懂得保护自己，不太会和清政府周旋。章太炎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者，说自己看到康有为写文章反对革命，袒护政府，不同意他的观点，所以写了这篇文章驳斥他。这就等于承认了原告对他的指控。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罪名。

按照西方司法程序，原告提出诉讼，必须师出有名。你要告对方什么？这一点，就让清政府犯了难。苏报案本质上是媒体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当时清朝并没有新闻出版法，也就没有起诉的罪名。清朝官员和幕僚们寻章摘句，找到了大清律中与本案最相关的内容是《刑律·盗贼类》之中的“造妖书妖言”一条。这条律法的内容是：“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清朝官员想以“造妖书妖言”的罪名起诉章太炎等六人。但是，他们转念一想，觉得这都什么年代了，把“妖书妖言”拿到租界公堂上，估计会让洋人和媒体笑话，不利于打赢官司。所以，清政府在表述上做了一些调整，把指控的罪名定为：“任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其中，清朝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证据就是章太炎在文章中写的“载小丑”四个字，触犯圣讳。针对这个指控，章太炎轻蔑地回答：“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个字，章太炎解释成是“类”字或“小孩子”。章太炎还说，自己只是《苏报》的一个作者，《苏报》的言论和自己没有关系。当然，章太炎在法庭上也说了比较激进的话，比如他说自己“不认野蛮政府”。

邹容在法庭上说自己对清朝的专政非常不满，所以写了《革命军》。对于其他的，邹容什么也不说。

简单的陈述完毕，第一次公审就宣告休庭。章太炎、邹容两人被继续关押，等待接下来的审讯和法庭辩论。当时有许多租界的老百姓涌到法庭外的街道两旁观看。章太炎、邹容乘马车回巡捕房，围观的人几乎堵塞了道路。章太炎情绪高亢，朗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像英雄凯旋一样。

按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案犯只要对案情供认不讳，就可以给他定罪判刑了。很多清朝官员觉得，章太炎、邹容已经承认自己写了大逆不道的文章，完全可以判决死刑了，根本不需要再审了。但是，西方司法制度不重口供，重证据，充分保护案犯的权益。会审公廨的司法程序显然不合清朝官员的心意。所以，第一次公审结束后，清政府决定另辟蹊径，找办法惩办章太炎、邹容。

清政府想到的办法就是拖，然后背后去进行外交交涉，企图绕开法庭审讯。

于是，7月21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公审苏报案的时候，原告律师一开始就指出，本案“另有交涉”，要求暂停审讯，改期进行。法庭批准了。

面对不利局面，被告律师博易还是尽量做出努力，他抓住原告的身份问题，对清政府做出回击。被告律师问道：“现在原告到底是谁？是中国政府呢，还是江苏巡抚，或者是上海道台？”在场的清朝官员没有明白被告律师这么问的深层含义，就回答说这次审判是“奉旨”办理。这一回答正中被告律师的下怀。既然是“奉旨”，那么也就是来自皇帝的圣旨，也就是意味着皇帝要打官司，皇帝是原告了。博易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律师，他立刻抓住清朝官员的疏忽：“堂堂的朝廷，和自己管辖下的小老百姓，在最低级的法庭上打官司，最后还要接受低级官员的裁判。这不是一个笑话吗？”这一句话，狠狠地扇了清政府一个耳光。在场的清朝官员听了，无言以对。

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次庭审的法庭是中国最低级的法庭。在清朝，最低级的政权是县衙门，当时上海只是一个县，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是上海县的派出司法机构，直接审判苏报案的是上海知县，所以被告律师说苏报案是皇帝和老百姓在最低级的法庭打官司，受低级官员的裁判。

案件延期审理，清政府开始了外交交涉。清政府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把苏报案的犯人转移到自己的手上来。上海租界工部局不是拒绝移交犯人嘛，那好，我不和你打交道，我直接找你上级的上级，也就是各国驻华公使！于是，北京的总理衙门给各国驻华公使团写信，要求移交章太炎等人。多数国家的公使对于这件事情没有明确的态度，交或者不交他们都无所谓，关键是看英国，因为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在中国力量最强，又实际控制着上海租界。所以，英国公使的态度至关重要。

清朝这次走的是上层路线，相当高端，由负责总理衙门事务的庆亲王奕，给英国参赞署理公使焘讷里写信，要求交人。清政府的依据是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一款和《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其中，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一款规定：“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倘有中国犯罪民人潜匿英国船中房屋，一经中国官员照会，领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隐匿袒庇。”《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第二条规定：“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必应到岸者，必须领事官会同委员审问，或派洋官会审；若案情只系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即听中国委员自行讯断，各国领事馆毋庸干涉。”所以，中国政府认为，租界扣留案犯没有法律依据，英国应该交出苏报案犯人。

英国代理驻华公使焘讷里请示本国外交部，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接到驻华公使的电报后，倾向于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给清政府，他不想因为苏报案影响了中英两国的关系。但是，兰斯多恩侯爵很怀疑犯人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所以他希望清政府能够保证不对案犯施加酷刑。可见，外交大臣总体上倾向于交出犯人，只是在细节问题上有所犹豫。

按照程序，兰斯多恩侯爵把这件事情的材料转给了皇家法院，请法官们提供意见。估计走完这个程序，英国外交部指示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给清政府的可能性很大。章太炎、邹容的命运堪忧啊！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扭转了整个局面。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沈荩事件”。

1903年7月19日，中国记者沈荩遭到告密，在北京被捕，31日被慈禧太后下令在监狱中“杖毙”。此事经海内外媒体报道后，举世震惊。舆论普遍认为，沈荩是因为向日本报纸披露了《中俄密约》，揭露了清政府的秘密外交，被清政府秘密逮捕，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活活打死了。

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文章，详细描述了沈荩被杖毙的细节，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圣旨最终下发，不是将沈荩处决，甚至也不是凌迟处死，而是在狱中杖毙。没有哪种生灵会被如此严惩，但在刑部却并不缺少这样的惩罚。可怕的刑罚在四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止了颤动。”

事件披露后，清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尤其是洋人舆论一致谴责清政府。舆论很自然就把沈荩事件和苏报案联系了起来，转向同情章太炎、邹容，反对移交。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不移交苏报案被关押者……充其量不过是没有与中国政府合谋屠杀主张改革的进步人士。”

租界工部局更是强烈反对移交，他们致函北京公使团，认为“未经审判并证明有罪，本地居民不能够被逮捕或被带离租界”，如果那么做会威胁租界的持续繁荣和安全。为了尽快结束这个案子，工部局还威胁，如果上面长期不能形成共识，巡捕房就要先释放章太炎、邹容，等审判时间定下来了再把他们俩抓回来。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8月4日，英国皇家法院向清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认为英国政府不应该向清政府移交苏报案犯人，理由是，之前上海道台和领事团有协议，答应在租界内审判苏报案。所以，苏报案必须在租界内审判，不能移交给清政府。

第二天，在英国下议院听证会上，有议员特别提到了苏报案，询问英国政府在移交章太炎等犯人的问题上，是不是已经有结论了？英国首相贝尔福回答：“已经电令驻北京公使阁下，根据英国政府的意见，不能引渡被关押者。”这立刻成了英国政府的官方态度。

1903年8月12日，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给驻华公使焘讷里发电报，命令他：“如果要求工部局移交被关押者，你应该支持他们拒绝移交。考虑到最近在北京实施的野蛮处决，与道台达成的协议已构成拒绝移交的充分理由，我们不能容忍将苏报案被关押者移交给清朝政府。”

有了英国方面的明确态度，北京公使团很快达成共识，拒绝向清政府移交苏报案案犯。上海领事团依据北京公使团的决议，致函两江总督魏光焘，拒绝交出苏报案被关押者。庆亲王奕、两江总督魏光焘等人都强烈反对，但是没有用，洋人就是不交。

高层交涉不成，清朝官员只好乖乖地回到法庭上来。苏报案进入了下一步法庭交锋，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法律观念激烈碰撞，在中国法制史乃至近代历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五回　僵持不下

清政府外交交涉失败，不得不重新回到法庭上来。于是，苏报案在1903年12月3日开始了第三次公审。会审公廨成立了“额外公堂”，一共审讯了四天。法庭上的辩论异常火爆。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尤其是经过第一次公审后，章太炎和邹容都对西方司法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表现得谨慎稳重了许多。

在第一天的律师辩论环节，原告律师指控章太炎、邹容发表激进言论，扰乱人心，犯了“煽动性诽谤罪”。被告律师坚持认为，在新闻出版领域，不仅要有写作行为，而且还必须要有印刷、出版的意图和行为，这样才能构成诽谤罪。

第二天，被告接受律师的讯问。章太炎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自己写给康有为的一封私人信件，信写好后他寄给了康有为，并不知道怎么被印刷出版的。对于在文章中直呼皇帝名字的指控，章太炎引用外国惯例，说称呼统治者私人名字并不违法。律师问章太炎“小丑”两个字怎么解释？章太炎笑而不答。

轮到邹容出场了。邹容说《革命军》是他在日本读书时写的一篇作业，回国时，他把这篇作业留在了东京的中国学生俱乐部里，回到上海后，才在一个报刊亭里看自己作品的印刷本。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被印刷出来的。邹容的意思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的学校作业，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私自出版发行了。

所以，按照章太炎和邹容的说法，不论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还是《革命军》，都是盗版物，他们两个人都是盗版行为的受害者。

要证明他们有罪，原告律师必须证明他们两个人和出版发行环节有关系。

《革命军》是由上海大同书局印刷发行的。出版反政府的图书，风险很大，大同书局就在出版的时候采取了防范措施，封面和内文都没有写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名字。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每本小册子卖十个铜板。而且，两本书的出版和发行都是在租界内完成的，清朝政府没有办法去调查出版方和印刷厂。况且在苏报案发生后，《革命军》等图书在市场上立刻就消失了，想买一本都非常不容易。原告律师很难证明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和他们本人有直接关系。

章太炎、邹容都坚决否认书籍的印刷、出版和自己有关。原告只能指控两位被告写了不恰当的文章。可是，写文章不犯法，写文章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原告律师古柏毕竟是位有经验的大律师，他揪住章太炎称呼皇帝为小丑一事不放，企图在文字上逼他们认错。古柏先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问章太炎：小丑这个词用在中国皇帝身上是恭敬的还是不敬的？

这个问话是古柏精心准备的陷阱。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不敬的用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对皇帝不敬；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个敬辞，古柏马上能找出证据来说这是个贬义词，证明章太炎在说谎。

当时法庭上的人都屏住呼吸，为章太炎捏了一把汗。每个人都在暗自盘算着：这该如何回答？

章太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观审的英国副领事这时候插话了：那不是不敬的吗？章太炎坚持说：既不是尊敬，也不是不敬。总之，不管古柏怎么问，章太炎都回答得很模糊。

轮到邹容的时候，邹容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给《苏报》投稿，不想推翻朝廷。

在第二天的质询环节，章太炎和邹容都没有让原告律师抓住把柄。经过两天的审讯，章太炎、邹容并没有让清政府抓住什么把柄，渐渐占据了优势。

庭审的第三天是证人质询环节。证人出庭，证明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是不是具有煽动性。

被告方找来的证人是工部局的董事李德立。李德立是个外国人，他认为普通人不会把《革命军》这样的小册子当真。因为章太炎和邹容两个人的文章充满情绪，语言离奇荒诞，如果不是被请来做证，他自己没兴趣看完这两本小册子。李德立的证言，显然有利于被告方。

原告律师的对策是，抓住李德立的中文水平不高的缺点，挑选了《革命军》中的几个段落，让李德立解释。李德立老实回答自己解释不了，因为他觉得文章中的典故很多，无法判断整体意思。原告律师就势说，既然你连文章都看不懂，怎么能判断它的影响呢？因此，你的证词不可信。

律师又把《革命军》呈递给了审判官、上海知县汪瑶庭看。汪瑶庭看了刚才李德立阅读的段落，说这些内容没有用典故。相反，汪瑶庭找出几段文字，让李德立阅读。李德立阅读后，说这些文字的内容都是号召杀死满族人、把满族人赶出北京的，他不得不承认《革命军》具有煽动性。

现在，轮到原告方的证人出场了。原告方找来的证人叫西蒙，也是个外国人。西蒙的态度很鲜明，发言也很激烈，他明确说章太炎等人有非常明显的煽动叛乱的意图，必须严惩。西蒙说，章太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印刷出版的事。至少，把这封信寄给康有为就是将其公开。显然，西蒙的证词对清政府非常有利。

因为两个证人都是工部局找来的，而且都是外国人，原告律师表示这样做不合理。因为这个案子说的是对中国人的影响，为什么要请外国人做证呢？同时，苏报案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不是用英语写的，为什么要请并不精通中文的外国人来做证呢？所以，原告律师抗议，说本案讨论的言论是用中文写的，读者是中国公民；中国官员应该比任何一位外国人都更能准确理解中文的含义。所以，他建议找清朝官员来当证人。法庭没有采纳。

法庭庭审过程结束后，控辩双方各有输赢。这就要看法官如何定罪了。清政府方面的做法是，抢先单方面宣判。12月7日，上海知县汪瑶庭按照朝廷的意思，判章太炎、邹容污蔑皇上、诋毁政府，大逆不道，照例应该处决，现在格外开恩，减为永远监禁。会审公廨谳员邓鸣谦把判决送给观审的英国副领事翟理斯。第二天，翟理斯把判决原封不动送还给了邓鸣谦，同时致函给汪瑶庭，声明这是中方的单方面宣判，不合常规。

汪瑶庭针锋相对，回了一道函，说自己是根据条约和会审公廨的规章下的判决，签署的判决是符合条约和规章的。你说事先没有咨询你的意见，请你告诉我，哪个条约或规章规定了我必须要先征求你的意见才能宣判？

翟理斯说不出驳回汪瑶庭判决的依据，因为外国领事本来就没有审判中国人的权力。过了几天，翟理斯再次发函汪瑶庭，重申终审判决太重了，英国方面不认可。他说出了英国方面的底线：章太炎和邹容只能判决三年和两年。翟理斯威胁说，如果案子再拖延下去，租界当局将释放被关押者。

汪瑶庭依然非常强硬，在24日公开宣布将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但他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两个人犯都在巡捕房的手中，英国方面如果不承认汪瑶庭的宣判，这个判决就等于一纸空文，没法执行。于是，苏报案又陷入了僵局。

苏报案拖了大半年了，清朝政府方面慢慢失去了耐心，不希望因为苏报案破坏了中英两国的关系。1904年2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与庆亲王奕劻就苏报案会谈，表示判处终身监禁太重了，英国方面不同意。既然英国方面非常坚持，清朝政府决定妥协，表示可以不判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但要求把刑期尽可能延长，至少也得判个十年八年的。但是，英国方面的底线还是不超过三年。双方再次僵持不下。

又过了三个多月，1904年5月17日，上海领事团开会，决定给上海道台下最后通牒，如果在5月21日之前不接受英国方面的判决，租界就释放被关押者。5月20日，会审公廨谳员致函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表示上海知县接受英国方面关于苏报案判决的建议。第二天，判决正式宣布。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二人期满释放，驱逐出境。此时离苏报案案发已过了十个多月。

最后介绍一下苏报案几个关键人物之后的命运。

邹容于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政府追授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衔。《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前后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有几十个版本流传于世，价格在偏远地区甚至高达十两一册，热血青年无不以阅读此书为快。

章太炎1906年刑满后，被同志迅速接到日本。在日本，章太炎参加了同盟会，担任过《民报》主笔，之后从政治转向学术，专心学问，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学生，1936年因癌症在苏州逝世。

《苏报》的主笔章士钊躲过了抓捕，之后与同乡黄兴创办了华兴会，筹划反清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其间，章士钊转向学术研究，成功游走在政治、教育和学术三者之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章士钊留在大陆，参与政治协商，1973年病逝。

需要一提的是《苏报》的主人陈范。苏报案发后，陈范流亡东京，陷入赤贫，两个小妾改嫁，儿子出走，不知所终，真正是家破人亡。陈范在日本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有交往，但没有投身革命。1904年，陈范回到上海，遭到清政府逮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投奔该县知县、曾经担任过《苏报》主笔的妹夫汪文溥。中华民国成立后，很多人拼命往革命阵营里挤，但是陈范置身事外，绝口不提往事。他晚境凄凉，贫病交加，1913年5月在上海去世，时年五十四岁。

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事件。中国到了近代以后，社会迅速发展，新思潮、新问题不断出现，政府管理面临挑战。但是，很多清朝官员固守旧思维，遇到事情习惯于用旧的条条框框去套，用旧的方法去解决，而不去理解新情况，寻找新办法。如果把新思想比作洪水，洪水来了，我们知道正确的办法是疏导，让洪水沿着河道沟渠流走。但是，清政府却用旧标准、旧方法建造堤坝，堵塞洪水。清政府想通过镇压来阻挡激进言论，没想到却助推了革命思想的传播。清政府想通过查封《苏报》报馆来控制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没想到反而推动了各地的反清报刊蓬勃发展。苏报案激励了革命言论。最后，清政府威信扫地，革命党人士气大发。

清政府幻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阻挡新思想的传播，这是典型的“懒政”，典型的不思进取。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苏报案吸引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中国政府为此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他们使用一般的热情保卫国家的其他权利，中国也不会沦落到如此令人绝望的地步。”的确，清政府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它应该把主要精力花在顺应形势发展、提升管理水平上，而不是一味地墨守成规，封堵言论。

苏报案在中国法律史上也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给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司法模式带来冲击。苏报案展现了媒体监督、律师控辩、自由言论、禁止刑讯、逻辑分析、重视证据等现代法学精神和程序，让清朝办案者如坠云海。此案的适时发生，终于让守旧的清朝官员，在头破血流、尴尬万分之后有所醒悟，更使西方法律体系踏足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促进了它的觉醒。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第一案 合州命案：冤案的产生与平反

第一回 官员破案压力山大

第二回 向氏喊冤

第三回 黄宗汉翻案

第二案 总督自戕案：高官如何申冤？

第一回 督抚不和

第二回 总督自尽

第三回 高官申冤难

第三案 霍邱失踪案：假案与哀矜之心

第一回 如此“完美”结案

第二回 “被害人”归来

第四案 李毓昌案：查赈官员之死

第一回 查赈官命丧山阳县

第二回 自杀还是他杀？

第三回 知县被查起杀心

第四回 吏治腐败是真凶

第五案 梁宽杀妻案：如此『依法办案』！

第一回 无谎不成状

第二回 一切为了口供

第三回 官凶交易

第四回 如此“依法办案”

第六案 三牌楼案：『一案两说』疑云

第一回 迅速结案

第二回 真凶现身

第三回 错案重审

第四回 冤案如此造

第七案 云南报销案：晚清如何报销费用？

第一回 八万两银子的“通过”

第二回 军机大臣躺枪

第三回 扳倒王文韶

第四回 晚清党派之争

第八案 苏报案：皇帝与草民对簿公堂

第一回 《苏报》激进化

第二回 宽容还是镇压？

第三回 强硬的租界

第四回 法庭交锋

第五回 僵持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