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四）爱的呓语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一）“君子报仇”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五、经验总结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

张文木

内容提要：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帝国的兴衰追踪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的变化，认为汤因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政治，其学术研究肩负着英国的“特别文化使命”，是为英国外交利益服务的。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是当代影响较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比较能代表汤因比学术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间陆续出版的12卷长篇着作《历史研究》、1952～1954年主编、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和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伦敦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对话以及在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纪》。笔者认为，贯穿汤因比史学研究的不主要是学术而是英国的外交战略。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两部多卷本巨着出版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2]在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存在、在战争中消耗和战后解体三个阶段。英国这瞬间大起大落的国运变迁不能不影响此间的英国意识形态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各国国力，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这使欧洲各国政府意识到其世界殖民霸权的危机，危机感使它们开始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将意识形态输出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心理战”的提法此间也为学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6]。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汤因比在从事这多卷本着作的前6卷写作时，英国仍保留着世界帝国的大国地位，那时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关于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正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10]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历史观分英帝国时代和帝国解体后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汤因比的历史结论是不同的，但与同期英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

1.地缘政治

英国人在与欧洲大陆长期交往的经验中知道，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是欧洲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和英国保持操控欧洲大陆均势天平的关键。1934年丘吉尔说得直截了当：“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在欧洲称王称霸，不管它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同统治者或国家没有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具有潜在优势的最强有力的暴君。因此，我们不必害怕亲法或反德。如果情况倒转过来，我们也同样可以亲德或法。我们遵循的是一种公开政策的法则，而不仅仅是由某些偶然情况，或由爱憎或别的什么情绪支配的权宜之计。”[11]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2]。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欧洲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部分。汤因比不会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毁灭的是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文明；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特征才使欧洲大陆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药桶，并使英国有了成功操纵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法则”。对此，他不直说，而是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说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说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13]

尽管可以间接——大概是为了避嫌——读出，汤因比显然还是在这里把英国能够操纵欧洲的原因回避了。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三卷书的时间是德国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时，英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确保英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长期保持大陆政治，尤其是欧洲大陆政治的破碎化。为此，汤因比在此时段的研究结论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统国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的板块，以确保英国得以控制欧洲大陆政治的“势力均衡原则”——这一点与丘吉尔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汤因比便以拿破仑为例说：“拿破仑帝国无意中完成的实际任务是把中世纪舰队抛弃的已经搁浅的帆船牵引到西方生活竞赛的潮流中来，同时刺激那些无精打彩的水手，使得他们更易于航海，即使拿破仑在城市国家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范围是他合适的活动领域）之外没有挑起民族国家——英国、俄罗斯和西班牙——间无法压制的敌对状态，法兰西的这种实际行动也将是短暂和不讨好的。”[14]这最后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大一统国家乃是另一场“乱世”的开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人出生的结局是死亡，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思考总以此为出发点，那就失去了意义。同一个问题，汤因比专揪着“大一统国家”的负面问题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观。

但对于英国造就的“大一统”印度和与英国无利害关系的“大一统”中国，汤因比的笔触则要欢快得多。关于印度，汤因比写道，“可以说明这一明显反差的统一国家一个是罗马帝国，它为希腊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统一国家，另一个是大英帝国，它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来的统一国家。甚至在它不能以较好地效率来履行自己职能时，在它处于明显分裂时期，我们都可以收集到许多词句来说明，晚期罗马帝国的人民对它的制度是如何的爱戴和尊敬。”“要证明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拥有比罗马帝国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机构是很容易的事情”[15]。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16]——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马克思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17]

中国历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统国家”范本，中国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世界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满着活力的大国，尽管有“乱世”，但“治世”的历史要长得多，汤因比没有解释这样的例外，相反，几十年后，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对大一统中国却赞美有加：“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和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8]

汤因比在“大一统”问题上，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呢？这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的大一统相比较于英国无大不利——这与日本更喜欢中国分裂而不在乎欧洲大陆是否统一的道理一样。[19]

为了掩饰其阻止欧洲统一的目的，汤因比摆出一副超然姿态说：“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迫收敛了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的野心，像荷兰一样，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击败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从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战争，始终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陆事务的政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标之一。”[20]汤因比这一反话正说的论述，说明了英国放弃直接介入欧洲大陆历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说明了保持欧洲破裂是英国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的关键。汤因比让英国人不要忘记：欧洲大陆无法征服，英国要想主导欧洲事务，就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尽力保持欧洲大陆的破碎性。

2.意识形态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目标外，在外交上，英国长期实现世界霸权的另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内外有别：对内崇尚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实验主义[21]——这种思想很接近中国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对外则尽可能多地输出近乎宗教的和平主义。

英国人用血与剑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但为了保证这种扩张的成功，英国人向外推销一种让对手国家和人民放弃武装的“和平”哲学。他举了大量失败的例子——比如亚述帝国、查理曼帝国、帖木儿帝国等[22]——是为了“足以证明持剑的救世主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23]。今天我们只看到西方人用“普世价值”忽悠倒了苏联，其实，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将这一手法运用于对付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世界。他先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24]“在经济领域，现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表明了‘分娩’阶段的普世教会留给新兴文明的最重要的遗产。”[25]这是在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价值是打败“大一统国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忘记的“重要的遗产”。然后，他又掉过头来告诉英国的对手国家：“追随上帝，永远不会令献身上帝的心灵失望。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为神明的人，也往往会带来幻灭感……只要‘效法基督’，就可以避免仿效罪孽深重的世人必然带来的悲剧。”[26]

18～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来到北美宣扬的就是让印第安人放下武器——这与后来英国在印度和南非推销的甘地和曼德拉的和平主义十分相似——的“和平”意识[27]。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赞许的口吻说：“从1762年匿名的特拉华先知到1885年在内华达州出现的沃夫卡，一系列的先知都宣扬和平，极力主张他们的信徒放弃他们使用的所有从白人敌人那里获得的物质技术‘进步’，[28]从不使用火器开始。他们宣称如果遵从他们的教义，印第安人注定会在现世天堂里拥有福佑的生活，在天堂里他们可以同自己的祖先的灵魂汇合，而印第安红人救世主王国是不会被印第安战斧征服的，更不用说子弹了。”[29]然而，印第安人在放下武器之后，便被欧洲血洗灭族了。1500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50万，到1865年时，除阿拉斯加外，美国的印第安人锐减到38万。而按汤因比的说法解释就是这只能怪印第安人还不够“和平”，对西方的普世上帝理解得不够。他说：“我们无法说出接受这些教义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这些蛮族武士来说，这些教义太难理解也太高深，但是当微弱的光线照在黑暗而狰狞的世界里，我们在原始人们内心捕捉到引人注目的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30]“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已经凭经验完全可以证明的那条古老的真理：‘持剑者必定死于利剑之下’。”[31]

至于印第安人听信了这些话所遭到的灭族之灾，在汤因比的着作中所作的解释是它毕竟在这些“原始人们内心中”播种了“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1973年，汤因比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共同发表对话录《展望21世纪》，该书将《历史研究》中的上述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推向极致并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所采纳。

现在看来，当年哥伦布将加勒比诸岛误认为印度（India），将那里的先民误认为印度人（Indian），这对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不然的话，今天欧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样居于优越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正如曾经侵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着民达罗毗荼人并成为当地的优越人种一样。欧洲用“和平主义”消灭印第安人的经验被英国人在南亚和南非如法炮制，用甘地思想驯服了印度人，用曼德拉思想驯服了南非人；与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国连同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思想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肉体，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驯服了那里人的灵魂。

——英国分裂了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可汤因比却说这是英国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铸剑为犁，通过和平手段展开竞争”[32]。

——英国人对印度进行的是高压和超额的殖民剥削，可汤因比安慰印度人说：“对英国侨民的冷漠感到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实，或许会比较宽容地对待这些闯入者：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这个次大陆已被种姓制度拖累了3 000年，印度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先辈印度文明留传下的邪恶；英国人离开之后，正如他们到来之前那样，印度人民依然饱受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从印度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可以把英国人在150年统治期间形成的冷漠态度视为对印度特有弊端的适度冲击。”[33]

如按汤因比的逻辑，北美洲印第安人也应该“比较宽容”欧洲人对他们的种族屠杀，因为现在的存活于北美的极少数印第安人确实已经摆脱了“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并进入了现代文明；由此导出逻辑就是：如果没有这场对印第安的种族灭绝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幸福生活”。[34]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持这种逻辑来论述历史的。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汤因比12卷《历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写作与出版，在时间上和丘吉尔两任（1940～1945；1951～1955）时间及此间大英帝国的衰落大体同步，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研究着作就不能不带有“丘吉尔”式的喜悲剧混合的色彩。此间，英国是战争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战后的被剥夺者。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战后国际地位却直线下落：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和苏联通过促进世界民族自决运动导致的变相瓜分；也就是说，受到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剥夺的不仅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利益。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35]。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36]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37]据孔华润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38]。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39]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40]

此外，罗斯福与斯大林联手不顾丘吉尔的坚决反对，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从法国诺曼底发起，这意味着美国决定将东欧交留苏联解放并将东欧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失去东欧，以英法为首的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在样，英国在战前利益随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美苏剥夺。

面对这样的结局，英国人中最痛心的莫过于丘吉尔了：丘吉尔接手时是一个大英帝国，可在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大英帝国已接近解体。因此，英国选民在太平洋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2月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丘吉尔也因此对美国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出诗人，愤怒使丘吉尔从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学家：“铁幕演说”后丘吉尔奋笔疾书完成了360万字的长篇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丘吉尔——与自觉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一样，大概美国对将美苏引入欧洲并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丘吉尔失意的安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据丘吉尔回忆，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尼克松回忆说，“他（丘吉尔）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41]丘吉尔曾告诉尼克松：“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42]汤因比在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世界大国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英国人的心理影响作了描述：“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 及1946 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 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43]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形势变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策略及外交目标都要做相应性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以美国人曾经对付英国的方式开始向美国复仇：他用巧妙的“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国。丘吉尔也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4]的道理，战后用枪赢不回江山的丘吉尔便捡起笔来，从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长篇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此同步，汤因比《历史研究》写作和出版也已进入后6卷即7～12卷的进程。这一时期，汤因比书中观点也与丘吉尔同步随英国外交策略悄悄发生变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知道，美国失去了真正的伟人，英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手。丘吉尔明白英国就是在“世界主义”的诱惑中被消耗衰竭的，为此，他在英国被美国联手苏联击倒后，转手将曾将英国压垮的“世界主义”高帽戴到美国的头上。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45]；鼓励美国要阻止苏联“发动新的战争的意图”，“预防战争永不发生，尽快尽可能地为所有国家创造民主和自由的条件”。[46]关于英美关系，丘吉尔坚定地表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英语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盟，那么对战争的可靠预防和世界性组织的继续出现都将成为泡影，这种联盟指的是英联邦帝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友好联盟的建立，不仅需要我们两个大而亲密的社会体系之间持久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两国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亲密关系，包括对潜在的危险、武器装备和指导手册的共同研究，在学院之间互派学员和军官等。为了双方的安全，两国还要继续使用各国现有的军事设施，包括各国拥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同时调配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最后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则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心好了。我们许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见了他们那伸长的手臂。”[47]丘吉尔甚至不惜牺牲英国人的公民权，宣称“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48]。

这最后一句关于“普通公民原则”的表述似乎是在说：你美国人尽管放心好了，今天的英国人就是美国人。最后，丘吉尔忽悠美国人放弃罗斯福主张而英国人却长期坚持的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世界治理原则，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不要以为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避免我们的困难和危险。也不能等到事态发生后再加以避免；当然也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我们需要的是决心。拖延的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更大。从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同盟军和俄国朋友的情况看，我相信他们最需要的是实力，他们最怕的是军力减弱。因此过去对军事力量平衡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能小打小闹，仅仅搞一些试验来提高军事力量。”“如果西方的民主国家能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坚定地团结在一起，那他们对加强这一原则的影响力将是无穷的，谁也不会骚扰我们。但如果在自己的职责上有所畏缩，或相互分离，或错过这些重要时刻的话，那么真正的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49]

与丘吉尔“铁幕演说”中捧杀美国的步调相随，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的同期写作的内容也与丘吉尔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他在书中也给美国戴上一顶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到1955年，消弭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关键在于，除非某个单一的政治权威能够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则不可能彻底消除战争。由于独家掌握了当代关键武器的控制权，这个权威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从1955年的情形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势必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50]“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51]这最后一句关于“公民”的选择，几乎就是几年前丘吉尔“铁幕演说”中的“普通公民原则”延伸。

给美国封上这个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后，汤因比又进一步以狐狸赞美乌鸦的口吻论证美国与欧洲不要有“距离感”，应将目光从美洲扩大到世界，主动担起 “领导”世界的责任。他说：“不论当前还是今后，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最大的长处在于它显然十分真诚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当今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国人的移民先辈一样，渴望彻底摆脱他们愤然离开的那个大陆事务，他们彻底脱离‘旧世界’，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希望退出‘旧世界’事务的乐观情绪，与当今美国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时满心懊悔不相上下。我们看到，这种迫不得已源于‘距离感的消失’，‘旧世界’与‘新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奈，并未消除面对这种局面时的不情愿。”[52]

接着汤因比通过比较苏联战后欧洲政策与美国“马歇尔计划”，赞扬美国人“突出的优点是慷慨”[53]，鼓励美国将责任从美洲扩大到世界范围。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勘定的争端中，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载入史册的文件”[54]，宣称：“美国实际拥有这个大陆的最高权力，凡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命令当作法律。”[55]这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一反英国传统的与美争夺拉美的外交政策，怂恿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他说：“这一声明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其他国家大概只得承认美国人的鞭子毕竟比俄国人的高压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56]的话说，‘哲人’不妨‘放宽眼界’，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独自决定和实施那些与卫星国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政策，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体制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通过某个联邦体制才能解决。解决一种超国家秩序带来的体制问题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美国的历史表明它赞成联邦制原则，这至少是一个好兆头。”[57]

请注意，这段文字出现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2卷，此时的美国开始介入越南内战，以填补法国退出中南半岛后留下的战略真空。其结果，丘吉尔以其雄辩的口才，汤因比又用巨着予以学术“论证”，让美国戴上一个世界“反共”领袖和西方民主旗手的高帽，由此将美国忽悠到了朝鲜和越南战场。1951年丘吉尔再次当选英国首相，其间的外交策略就是骄纵美国，使其与苏联和中国冲突，而英国则躲在后面从中渔利。

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58]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59]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等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以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60]

英国被美国在“二战”中出卖反过来又刺激了它在战后用吹捧的方式对付美国的决心。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挑拨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鼓吹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由此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与中苏发生冲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从中体悟出英法为首的欧洲对这种压力“默认”的线索。

195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时——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曾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61]

1949年10月17日，杜鲁门得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后对艾奇逊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62]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尔的目的，他说：“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63] 1946 年9 月12 日华莱士在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对俄国强硬”的政策，他说：“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64]让丘吉尔感到欣喜的是，刚刚上任且踌躇满志的杜鲁门这时已听不进华莱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逝世，此时的丘吉尔已欣慰地看到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下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美国在与中国、苏联的冲突中被耗得精疲力竭。时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出现“革命性的变化”。1973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看到了这种变化，他说：“美国和苏联双方都已走投无路。因此对各自卫星国的约束力也在削弱。这样就促进了国际上的多极化。法国在反抗美国。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着美国。捷克抵抗苏联失败了，而罗马尼亚为反抗苏联，和中国加深了亲密关系。但是卫星国的这些反抗与中国的地位变化相比，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时候，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已。可是现在中国不仅摆脱了苏联统治，而且自己也跃上了第三大国的地位。美苏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65]

汤因比看到美苏的衰落，只谈到了“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美国”，其实汤因比更明白在玩“唆使着美国”的把戏的还有英国和欧洲。1947年，美国的着名的战略思想家沃尔特？（Walter Lippmann）[66]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67]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发表一系列文章，他在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后明白无误的宣布说：“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68]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69]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其政治搭档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罗斯福之后美国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读过基辛格《大外交》一书的人都会看出，尼克松已经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华莱士等战略思想家的口间接——挑明了“二战”后英国所采取的“捧杀”美国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欧洲的追捧反手与中国和解，这大大缓解了美国的压力并扭转了美国国力衰落的轨迹。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面对这种变化，英国政府请汤因比再度“出山”。此时年龄已入黄昏的汤因比头脑可一点不昏。他再

次继承丘吉尔的遗志，进一步推进英国用“世界主义”高帽捧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既定策略。在汤因比去世前两年即1972年至1973年间他与日本宗教和文化学人池田大作[70]合作出版对话体着作《展望21世纪》，他在这部中仍没有忘记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71]。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战胜国中唯一的被剥夺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汤因比不会忘记复仇。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汤因比表达了不少宗教意义上的精彩内容，但在这些精彩的内容下掩盖着的却是英国持之以恒的捧杀式消耗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当年美国看到欧洲衰落后的反应一样，看到美国衰落后的英国外交，并没有忘记对美国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汤因比明白欧洲的地缘政治的内部破碎性是美国取代欧洲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知道了欧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欧洲复兴的道路。为此，他在美国衰落时主张日本抛弃美国，向亚洲大陆靠拢。他反话正说地告诉池田大作：“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1945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72]“日本和英国都是旧大陆的海上岛国。由于地理位置，需要跟旧大陆周围地区以及新大陆——当然在新大陆中尤其是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对两国更重要的，与其说是对美关系，不如说跟近邻大陆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并期待着两国跟邻近地区的国家集团——即日本要和东亚、英国要和欧洲——协作起来，希望这种地区性的协作不要成为全人类最后实现全世界大一统时的阻碍，相反要成为通向这种大一统的阶梯。”[73]“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74]

请注意，在汤因比这个“统一全世界的轴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联合的国家中已经排除了美国。“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75]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已入暮年的汤因比当然不会忘记英国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被罗斯福出卖给斯大林的历史，[76]他知道今天美国的灾难当然也是欧洲的机会。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与俄国开始在全球范围争霸，面对日益严重的来自俄国与法国联合抗英的战略压力，英国于1902年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与日本结盟[77]并于1905年与日本从东西两向拉倒了沙俄帝国，[78]现在面对美国衰落，汤因比又鼓励英国和日本转靠大陆，重温1902年旧情，再次联手从共同对付俄国转为共同排斥美国。他对池田说：“英国对美国的姿态也和日本一样，不能不说多少也有些追随。英国国民直到最近还摆着绅士的派头，不希望成为欧洲大陆各国中的一员，而以大洋彼岸国民自居。由于这种绅士作风，使英国国民对一些冷酷的现实很盲目。他们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扬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也不过是作为一个卫星国的关系而已。美国则完全没有和英国结成经济伙伴的意图。认为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英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样的想法正如认为只要参加英联邦就能解决英国的一切问题一样，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国的经济只有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才有出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英国也是和其他各国同等的加盟国之一员。对日本来说，和中国缔结经济伙伴关系，虽然和现实还很远，但最后日本经济的未来，大概还是在和中国结成这种关系。日本只有同中国以及东亚各国协作，才能完全摆脱对美的依存关系。”[79]

读到这里，使笔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月31日召开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的一次内部讲话，将保证欧洲的破碎化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他告诉其同僚：“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80]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简言之，美国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的任务是地区目标与全球目标的统一。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这场战争中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结局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81]。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打击的目标就是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算是彻底明白了“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而制造欧洲灾难的关键是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状态。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欧洲“世界的安全需要一个新的统一的欧洲，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82]。现在汤因比在美国衰落之际再次呼吁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屿国家，不要信任美国，应当向各自面对的大陆靠拢，以避免“50：50的赌局”。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但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毕竟是为欧洲，首先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他看到尼克松1972年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中国和解缓和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减少了美国国力的消耗，他便开始与池田大作进行“展望21世纪”的“学术”对话，将“世界政府”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与之相应，将捧杀的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他告诉池田大作：“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即或成立了世界政府，现在的地方国家还是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继续担负着有益的、确实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任务——正像联邦国家中各成员国所起的作用一样。”[83]

既然要“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那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也应当包括在被剥夺的对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随之而来的逻辑就是谁在其中担纲的问题，昨天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怂恿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国，现在尼克松御下了这个精神“包袱”，汤因比就在将昨天戴给美国的世界领袖的“高帽”转扣在中国头上，说“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而且“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84]

读这段文字时使人想起前引汤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那份“载入史册的文件”时以同样的理由怂恿美国“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85]。汤因比没有让丘吉尔失望，1961年——当年汤因比《历史研究》12卷出版——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终于让美国人陷入长达10年的“越战”沼泽之中。当时，为了捧杀美国，鼓励美国“领导”世界，汤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将已经在政治上结盟的中国和苏联说得如何不堪一击，他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和俄国的农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随意义支配。然而，历史表明，如果超过某一限度，不论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必将受到惩罚。中国历朝历代，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形。”[86]

时至1973年，美国确实是被“捧”倒了，而中国不仅没有“必将受到惩罚”，更没有出现“改朝换代”。对此种错误结论，汤因比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在当年与池田大作对话中又转身将捧杀的目标描向中国，其调门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说：“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87]“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88]

可我们不要忘记，十几年前，汤因比还在《历史研究》中说“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89]；还在说中国“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 [90]。可现在，汤因比看美国尼克松不接受这些“高帽”后，转身将它扣在中国人的头上，他用吹捧当年美国的口气，仍将理由说得振振有词：“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91]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汤因比知道只有建构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几个支柱大国——至少美国与苏联——在”兄弟阋于墙“式的内耗中双双衰落，欧洲才能实现其”复兴“事业。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自然明白：正是东方中国的衰落才为欧洲大陆和英国摆脱了19世纪初的内部革命并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同样，正是欧洲的衰落才给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

为此，汤因比配合丘吉尔先怂恿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冲突；美国与中国和解后，又向美国暗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92]和即将到来的”文明的冲突“[93]。他说：”这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为关心的。美国可以从东亚大陆沿岸和海上诸岛撤到关岛，再从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可以相隔整个太平洋。不过在今天，单纯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制导火箭的发明，使辽阔的太平洋宛如一条小溪那样狭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相互都在对方的直线射程之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94]”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了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95]

这真是反话正说，他在暗示美国：尽管中国有和平主义的儒家精神，但也不能忘记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黄祸“仍然可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今天的世界混乱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类是依靠着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技术生存着。但是，技术也由于存在着不协调的140个地方主权国家依然继续分割着地球而处于麻痹状态。由此也可以想象过去战国时代，秦始皇把厌烦混乱而筋疲力尽的中国民众统一起来一样，现在世界迟早也要通过独裁的手法达到政治统一。“[96]

那么，这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 [97]可能是谁呢？汤因比直指中国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黄种人“，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是朝鲜人？[98]

这里已包含了这样的隐喻，即美国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将为中国取代，西方文明将为东方文明所取代，历史上的“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99]的“黄祸”将再次“威胁”西方世界。

1952年，就在美国人深陷在朝鲜战场的时候，汤因比曾提出过“文明冲撞”的观点。他接受BBC广播电台邀请作了一系列讲座，随后将这些内容整理并以《世界和西方》为书名出版，认为“对同一时代中不同文明碰撞的过程与结果的比较研究，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100]。三十年过后，汤因比便将东方中国及其儒学推到世界“宗教统一”的聚光灯下。他说：“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行政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101]

那么，这个“共同宗教”的蓝本是什么呢？汤因比没有直接回答，但从他提出中国能够统一世界的优越条件看，这个蓝本就是以儒学为底色的东方宗教。他提出的东亚将“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所具备的7条优势条件中就有6条就涉及中国儒学、佛教及由此生发的“中华民族的经验”“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以及“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102]的认识。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弃世界主义和撤出亚洲的政策[103]，英国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紧随其后便联手发表对话体着作《展望21世纪》，这给人一种英日重叙1902年旧情的感觉。不同的只是，1902年英日两国们用“枪杆子”结盟以对付的俄国，这一次则是以“笔杆子”结盟，挑拨中美间的“文明的冲突”。他们将中国列为“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将中国儒学被列为未来世界“共同宗教”的蓝本，这样可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未曾体验过的“世界主义”豪情，脱离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04]的国策，使中国在苏联倒下后与美国在世界范围继续争霸，从而将苏、美、中这三个“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欧洲——当然还有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失去的战前利益。另方面，将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等概念联系起来，暗示美国：如果掉以轻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而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

（四）爱的呓语

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仍不忘记曾让西方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可让被压迫者主动缴枪的“关于爱的呓语”[105]。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书中以牧师的口吻说：“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宇宙的背后的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106]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完全不顾战争起源于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及不公平的产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实，将战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抽象的“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107]

那么，这个世界政府是谁的政府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决其间生产资料不平等占有关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爱”。他在耗时近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全书的结尾时说：“爱的问题是经常伴随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伦理社会问题，并且在今天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很显然，现在人类必须作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已被消灭。人类避免集体自杀的途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何况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来看，技术上各种成果所要求的形势，是把人类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为此，爱的问题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108]

读汤因比的历史书时，有时真不知是在读历史还是在读宗教。“爱”，这没有错，问题是在生活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爱，与谁相爱，如何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在钓鱼岛主权归属没有确定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怎么“爱”？在台湾没有回归祖国大陆之前，中国和美国怎么“爱”？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没有世界强权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又何来人类仇恨？汤因比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味空谈“爱的问题已成了十分紧迫的课题”，这有多少意义呢？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毕竟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英国外交以冷酷着名，因此，汤因比的“爱的呓语”只用于让对手国家主动交械。历史上俄国是英国的最大对手，英帝国的解体就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共同挤压欧洲英法等国的结果，而扳回这次败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击倒苏联，利用苏联拖垮美国。与17世纪英国牧师们在北美的“爱”的传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灭族之灾的后果一样，汤因比“爱”的传教则在20世纪末的苏联开花结果：它忽悠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1年苏联解体。

如果我们比较汤因比的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它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苏联解体的结果，更会觉得 “枪战”有时候还真不如“笔战”见效。

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将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表达的抽象的“爱”推入苏联的政治实践。他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109]

核武器当然会消灭人类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灭，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战争规模和范围。核武器的出现就是战争手段无限使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将结果当做原因并因此放弃了参与竞争的物质手段，其结果必然陷入没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110]，即只能用抽象的伦理解决现实问题，将政治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他说：“由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它们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它们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据。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111]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钻入汤因比的“生命的尊严才是普遍的绝对基准”[112]的普世陷阱，他宣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13]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114]，“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5]。戈尔巴乔夫信了汤因比“爱”的宗教，结果与印第安人接受欧洲“和平主义”牧师们的说教放下武器后就被灭族的命运相似，与汤因比史学观一致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给苏联的结果是在“新思维”提出4年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巨大的痛苦！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加以总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16]

偌大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117] 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118]。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汤因比先生如果能活到21世纪，不知他对此会做何种解释。最大的可能是，他还会重复当年在印第安被“灭族”问题上的强盗逻辑，即认为苏联解体由于他们没有向西方释放足够的善意。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英国人要报起仇来，百年也不晚。自丘吉尔起，英国政治家们就开始呼吁欧洲团结以实现欧洲复兴。

（一）“君子报仇”

汤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向欧洲提出复兴的任务，他这样写道：“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119]此后的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恢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主权”。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120]

如前所述，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罗斯福联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控制东欧，欧洲才能是小“西欧”；只有欧洲变为小“西欧”，它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大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了身，美国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换言之，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

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却再次忘记罗斯福教诲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欧洲发送的“世界主义”高帽并为欧洲担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美国先将雅尔塔体制的关键支柱苏联打倒，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收获苏联留下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使欧洲随后收回了在二战后失去的东欧地缘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战后“雅尔塔红利”近半个世纪；而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对全球事务的支配”[121]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

苏联解体后，尤其是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已帮着欧洲将其地缘政治版图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欧，随之而来必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21世纪伊始，欧洲人又用捧杀的方法怂恿着美国冲入中亚，在美国被“请君入瓮”[122]即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欧洲又纷纷撤兵。值得回味的是，当年坚持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123]。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汤因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与美国比较，英国外交手腕要相对圆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汤因比的“笔战”再次达到目的：随苏联解体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国内先后出现了“美中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论调。其代表作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着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惊人的一致，前者即《文明的冲突》一书几乎就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翻版，而后者则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如愿以偿的结果。美国人被英国人诱入预设的思维陷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抛弃尼克松的智慧，梦游似地再步凯南老路，以“反恐”取代当年的“反共”，全面铺开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美国由此迅速衰落。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小布什发起“反恐战争”后，英国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24]

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下注。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25]

读到这里，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那次内部讲话，面对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罗斯福计算了一下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后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126]罗斯福向其同僚兴灾乐祸地交底说：“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定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我想，阿瑟·克罗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这是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四十或五十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定货或其他定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六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机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127]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讲话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罗斯福将带领他们不仅要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而且还要利用欧洲的灾难大发横财。

时光如梭，天地旋转。进入21世纪的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128]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能感受到这个“报应的规律”的是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里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129]，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130]。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131]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总之，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的。汤因比不仅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而且还是英国“罗兹会社”成员。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32]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会社确立的“崇高”目的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133]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rrroll Quigley）教授1949年着有《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披露：罗兹会社的口号是：“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134]

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理念的富豪精英，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称为“米尔纳小组”（Milner Group）。第二层是“塞西尔小组”（Cecil Group），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的政治圈权势人物组成。第三层即最外圈由阿诺德？汤因比[135]和金融家安东？米尔纳 （Anton Milner）勋爵主导，成员为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阿诺德？汤因比为罗兹会社确立的观念主要是：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136]这三个小组中，“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提供财力支持。三圆同心，相辅相成，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137]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严格选拔。入选成员被送进由罗兹会社的控制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等进行历练。“这些人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138]。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支。如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他们“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139]。

1920年7月“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饭店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大多是罗兹会社的成员”。1926年该研究所获英国皇家特许，取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140]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资料证明在巴黎参加和会的汤因比是否在组织上加入罗兹会社，但从汤因比叔父在罗兹会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见汤因比[141]和1939年后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的履历及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核心观点与罗兹会社的“汤因比小组”的理念惊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较分析，“《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42]的说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尔有幸，丘吉尔看到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衰落，而汤恩比看到的则是美国衰落后在尼克松手中开始中兴。好在他的后生们不辱使命，终于在21世纪初，将美国送上国家衰落的快车道。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一般说来，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观更接近真理。19世纪的德国是受英国资本压迫的国家。如果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的着作与阿诺德？汤因比的着作放在一起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论证也比较有力；后者在吓人的巨量资料和庞杂无序的知识掩饰下，让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国外交利益划线因而不顾事实的虚伪，其论证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前者是在为反抗英国压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无产者呐喊，后者则是在为英国霸权张目。

“世界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43]同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感受从而立场不同，其结论也就大相庭径。一般而言，被压迫者的学说一般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汤因比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拿破仑在欧洲政治家中是较早认清英国“自由贸易”虚伪本质的人。拿破仑曾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144]李斯特肯定说：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拿破仑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145]。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46]

关于不列颠在印度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与汤因比不同，马克思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47]

19世纪的德国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也在遭遇着英国资本的冲击和剥削，命运相同，感受及其学术结论也自然与汤因比不同。退一步来说，同为压迫者阶级，汤因比与其前辈，地缘政治学者哈·麦金德，甚至与其同辈，美国政论家，在笔者看来更是战略思想家的沃尔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云之别。前者大而无当，以其浩如烟海的资料吓人，后者文章不长，其结论却常能一语中的。

五、经验总结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趟过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血泊的共产党人才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48]；“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49] 。今天对于西方人反华手法，我们仅仅从警惕的角度对其加以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同样需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具体说来，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文化交流要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呼应。大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当的内容都贯穿着外交目的，在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输出什么样的知识，是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笔部队”[150]的性质。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将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层，它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层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以此淡化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绝对影响，为将日本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论做了铺垫。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福泽谕吉将此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打败中国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151]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亚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国是日本文明的附属的”中国观“由此形成——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汉奸意识的精神支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笔战“的结果。血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做是可以的，但从战略上做则是要吃亏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在什么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都不能忘记，更不能放弃这”两杆子“。

第二，文化传播从”自在“（自发）转向”自为“（自觉）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现且需要我们认识和掌握的国家文化运动规律。理论上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与其世界扩张是同步的，但实践上说，这种同步却还存在着从民间的自发行为向国家的自觉行为转变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转变明显加速。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152]

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53]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着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着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154]。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155]英国政府曾经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但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的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56]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57]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58]。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播从民间的自发（自在）形式向有组织的自觉（自为）形式转变规律，不仅是表现在国家间的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它甚至同样在阶级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社会主义理论传中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的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59]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60]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161]。

读了汤因比的书，我们对列宁的教导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博弈方面，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西方国家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自觉掌握和运用文化传播规律的经验，将对外开放中的文化传播从民族自在（自发）水平更加积极地提升到国家自为（自觉）水平，以实现中国的外交目标。

第三，国际文化传播是讲政治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不仅有国家间意识形态扩张的内容，在国家战略方面还有被称为”理论杀手“们设计且用”学术“巧妙包装的用于误导对手国家战略方向的内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师的口吻向对手国家散布以抽象人性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空谈普世之”爱“及相应的”和平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将西方价值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类价值的范本。接受这种理论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就会自降国格、人格，自觉天然不如西方，结果是在西方世界的进攻前自弃长城，使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最终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纪的欧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纪的英国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纪末的美国人之于苏联人，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后者打垮，甚至消灭的。

其二，如果第一种方法即用”爱“包装的”和平主义“不见效，就用”学术“包装的”依附论“使对手甘为附庸。比如英国推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就是这样。它在英国已建立起高起点并获高势能资本的历史条件，主张经济自由，建立实际上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英国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将印度经济变为英国资本的附庸，印度的这种附庸地位至今未变。拿破仑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针对英国资本实行大陆封锁。正因此，拿破仑及其政策备受英国斯密学派及汤因比的抨击。李斯特说：”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162]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资本的路子，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163]。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推行的依附帝国主义经济道路的结果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拒绝了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使新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一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方又将亚当？斯密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分工“理论引入中国，企图再置中国于国际资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64]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为了逼使中国就范，让苏联解体悲剧在中国重演，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封锁。中国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是西方经济在21世纪初出现衰退，中国经济却出现了新一轮高涨。

第三，如果前两招不奏效，西方政客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出最有杀伤力且屡试不爽的捧杀策略，将”世界主义“高帽扣在已经崛起且无法制约的对手国家头上，让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头脑膨胀，在西方的热捧中担起超出其国力的”道义“目标，最终为其庞大的目标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尔及后来的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消耗美国的。他的”铁幕演说“让美国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让美国栽倒在朝鲜和越南战场；1972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大幅收缩外交目标，1973年汤因比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企图一箭双雕，在怂恿美国防范中国的同时，又将”世界主义“的高帽扣在中国头上。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衰落后的今天，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丘吉尔、汤因比的手法，在将”世界主义“的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的同时，更企图挑起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让中美这两个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在”零和“式冲突中双双倒塌。

当然，这绝不意味中美之间没有矛盾，但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就其性质而言属于雅尔塔体制内部利益调整的范畴，而英国与美国的矛盾，则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欧洲主导的凡尔赛体制和美、苏、中主导的雅尔塔体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想恢复的就是已经失去了的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比较而言，欧美间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和不可调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外交屡犯大错之后，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怂恿美国犯更大的错误。就在布莱尔其自传中对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行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宣传新书《大冲撞之外》时表示，如果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能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在接下来十年中，全世界人民将目睹”西方大衰落“[165]。2010年12月，就在美韩、美日在黄海军演的当口，英国《经济学家》就组织”笔部队“写出并刊登除该刊记者外，”背后还有中、美、日等国的26位作者参与了创作“的长达14页的封面文章《中国崛起之威胁》。文章开篇用”卧薪尝胆“的典故比喻了中国的发展。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166]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军的当口，布莱尔在伦敦出席伊拉克战争听证会上呼吁美国现在应当是”把我们的脑袋从沙里拔出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他经常走访中东地区，发现到处都有伊朗”负面影响力“。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自己，大家应该以必要决心，甚至武力来阻止后者继续我行我素。布莱尔也在听证会上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诺支持美国。”我当时十分明确而又简洁地向布什总统表示，你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同在。“[167]布莱尔最后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所表达的深层语义就是：英国将长期消耗美国，并永远与美国的错误同在！

第四，在指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给对手国家预留下陷阱，这是打击新崛起而文化哲学底蕴较浅的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方法。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汤因比的历史观就在美国催生出像凯南、麦卡锡、布热津斯基等爱国的”战略家“，他们给国家指出符合战略逻辑却不合战略哲学即超出美国国力许可的战略目标因而将国家引入歧途。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有深厚哲学底蕴的国度，这一点使中国在国内和地区治理方面——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是有相当的经验的，这方面的经验使中国不容易受到骄纵；与苏联相同，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英国相比——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68]的进程中又是一个后进因而是没有多少世界性经验的国度，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国在”正确“的目标下容易高扬起大无畏的为道义而献身的气概。这种”气概“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学，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政策中将国家推向解体。这些教训对刚刚融入”世界历史“不久的中国来说需要加以格外注意。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提出在未来”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建立世界政府“和”实现世界统一“的设想有着相当的开发价值。1848年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就曾有过自由人”联合体“[169]的设想，尽管马克思的设想与汤因比的设想路径和本质完全不同，但他试图使人类通过自觉采取统一管理的体制来避免整体毁灭的目标与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对此，我们不能在倒掉汤因比历史观”洗澡水“的同时连其中的”婴儿“也倒掉了。

但问题是，在目前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即使是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那样为了世界正义的目标而自愿——倒下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国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没有马克思说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70]历史条件，即使是对人类有益的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标，与当年的共产主义者实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样，是仅凭一国之力——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承担不起的重负。

列宁、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时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过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出现，空等就意味着死亡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保，都转而与德国签订了妥协性和约，斯大林还与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达成”百分比协议“，放弃了部分世界革命的义务，结果保住了苏联的存在并使苏联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国。勃列日涅夫不明白这个道理，上台后又要当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到处支援”世界革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171]，结果将国力耗尽并为苏联解体做好了铺垫。

美国人也遭遇了同样的认识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给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但罗斯福明白，获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国的国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国从这些胜利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为此，他联合苏联，将世界一分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属于欧洲的世界”财产“。与苏联的合作使美国确立了其战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杜鲁门始，美国领导人接受了英国戴给美国的世界民主领袖的高帽，介入朝鲜、越南内战，结果导致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他与列宁、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经验相同，从另一面意识到”世界民主领袖“也是美国担不起且还有可能为此压垮的重负，于是便转头与中国握手，降低了美国的国力支出，美国由此获得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又滋长起”世界主义“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国人扣给他的”民主领袖“高帽，冲到巴尔干、冲到中亚，结果陷在中亚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国力迅速衰落。

与此相反，1952年9月，看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结束时，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表示”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斯大林甚至设想让中国挑头建立与联合国”并行不悖“的地区性组织，苏联将”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172]。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回避了担当亚洲地区红色”领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73]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给我们制定出”中等发达国家“[174]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这种不透支国力，使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力相匹配的稳健政策，又使中国稳步进入21世纪并在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中赢得了巨大的发展。

总之，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学习的。昨天欧洲人借美国人之手埋葬了苏联，今天又借中亚人民的手将美国拖垮。对此，我们在崛起之初，要在提高警惕的同时，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三期。

注释部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