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学术小传

一求学经历

二治学之路

三学术贡献

四人才培养

代表性学术成果

第一篇: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

计划经济在实践中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就像下棋

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

为“洋浦模式”辩

第二篇:发展战略与方式转变

中长期对策建议72条

对转变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认识

技术改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

科学消费要什么、不要什么？

怎样应对经济增幅的下调？

第三篇:产业成长与结构优化

提高产业政策的可行性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等有关冋题的几点看法

坚决守住“三农”底线努力提高“三农”水平

江苏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之我见

做好发展服务业这篇大文章

第四篇:区域布局与江海开发

都市圈、长三角与沿江开发的整合

推动沿海开发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西部大开发，东部怎么办？

后发展地区要充分运用后发效应

开发区还要再开发

第五篇:宏观调控与财政金融

关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几点思考

“分灶吃饭”和分税制评议

金融改革的十大难点

财税体制改革的若干掂量

第六篇:地方政府与考绩导向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交错、置换和磨合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

再敲GDP警钟

把幸福指数列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

统计数据的守望、质询和寻索

第七篇:基本制度与公私企业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三点探索

整体地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

私有企业在不断争论中迅速成长

努力攻克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

第八篇:乡镇企业与模式演进

关于社、队办工业的调查报告

我所经历的乡镇企业的多次争论

试论集体雇佣劳动所有制

试议新旧苏南模式的传承和开拓

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九篇:新城镇化与房地产业

还是提“城镇化”为好

协调大中小回归城镇化

住有其居能否列入广义社保体系

住房问题的若干思考

限只治标税才治本

第十篇:扶贫共富与收入分配

惊呼“两极分化”

坚持把扶贫脱贫工作做到底

从均贫走向共富

蛋糕怎样分好？

怎样实现“收入倍增”？

第十一篇:全面小康与两个“率先”

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

论小康后

“率先”要有新思路

率先实现中国梦的江苏篇章

第十二篇:形势追述和当代江苏

摸着石头过了河

建省60年大步争“率先”

第十三篇:“五位一体”与群众路线

政府扮好六大角色

把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到位

有序推开官员公布财产制度的若干设想

试释“廉”政

喜读“双百”方针的回归

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重要砝码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之我见

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正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党课讲稿（提纲）

第十四篇:经济科学与学者职责

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

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坚持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指导

正确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

博弈论为何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智库”到守望者

第十五篇:调研报告与典型介绍

滁县地区发展专业户的调查

考察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的启示

第十六篇:拾遗抱缺与一得之见

“无形损耗”质疑

关于“劳动利用率”指标的初步设想

从“以史为鉴”说开去

学术年谱

跋

后记

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厉以宁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收集的成果是由10位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完成的，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这些成果展现出儿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时间维度看，《文库》的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是以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思维，是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深邃思考，也是对30多年来的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从空间维度看，《文库》成果从不发达区域到发达区域、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全方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其中既有区域研究的战略思考、地域特色的人文探讨，也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学术前沿的讨论争鸣。

独有的思维张力。《文库》的10位作者分别对多学科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中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阐释，也有让人十分叹服的实践分析。无论是胡福明在政治学领域对真理检验标准的探索，还是沈立人、洪银兴在经济学领域分别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开放理论和创新型经济理论的开拓；无论是张宪文、茅家琦、蒋赞初分别对民国史、台湾史、南京史的深层次研究，周勋初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宋林飞对现代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探索；无论是顾焕章对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突破，还是鲁洁在教育理论研究上的拓展，都凸现了独有的思维张力，以及引起国内外同行们关注的开拓精神。

质朴的行文风格。细细浏览之后，感到《文库》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引用经典而不晦涩，系统阐述但不乏味。作者们的行文没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没有“要如何如何”的说教，而是用叙述取代推演，用事实取代空议，寓理论于事件、故事之中，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表述方式接地气，用语质朴亲切。阅读《文库》，犹如在听作者讲见闻、讲故事，在轻松有趣的交流中了解深刻的社会科学道理。

《文库》是江苏社科发展的缩影。与《文库》的光芒相辉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

一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创见、有价值的理论精品，创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社科品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实践共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探索、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自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在江苏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由匡亚明发起主编、共200部6000万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成为我国影响重大的原创性思想文化项目；由全省160多名社科专家编撰的14卷本430多万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第一套全面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范畴的系列研究著作，得到全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是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之初，以胡福明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与束缚，推动全民族思想大解放，开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以沈立人、洪银兴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人，在提炼“苏南模式”、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方面，先后出版了近百部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了近万条决策咨询建议，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决策咨询的重任，成立于1997年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33次，先后有五任省委书记在论坛活动中向500余位专家学者问计。

《文库》的鲜明特点和江苏社科界取得的相应成就决定了它的出版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推出10位名家的个人专集，从一个侧面展示江苏深厚、丰富的社科研究底蕴，反映江苏社科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探索历程，彰显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辉煌成就，打造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传播江苏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德学双馨的人格魅力。这是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果的最好展示，是对江苏社科名家影响力的再宣传、再放大，必将有助于增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有助于引导和激励江苏社科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视察指导工作时殷切希望江苏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实现习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明确的新坐标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文库》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江苏社科名家对整个江苏社科界的引领、示范和激励作用，从而增强江苏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

我是江苏仪征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我在这里衷心地向故乡的杰出学者们致敬，希望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内做出新成绩。

(2015年5月27日）

学术小传

写自传，对我们这辈老人，不知多少次了。入伍、入党和历次运动、历年总结，都有这一套。但是内容、重点和表述方式不尽一样。多数是写个人经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尤其是思想演变，在自我批判后定努力方向。成效如何？一地鸡毛。

正儿八经地自己主动地想到写自传，我在八十岁时才有《徜徉人生》。有人认为该是《坎坷人生》，我却自得其乐地走过来了；老友缪君认为该是"倥偬人生”，或许确切。那本名为《徜徉人生》的10章107节约25万字的小册子，不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而是通过与别人（同窗、战友、长者、同事、农缘、同行、乡亲、异性、血统、自画等）的关系，纵横结合地展开的。自我评价，基本上是个好人，可以打上65—70分。

一求学经历

1.家教家规，校学校风。

人在一定的大环境里长大，更在家庭和学校的小、中空间打造。去年，中央电视台有个活动，问及家教和家规，我就从此切入。

我们沈姓不是大族，历史上名人不多，我记得的主要是写《浮生六记》的沈三白和近代“土豪”沈万山，都与我家似乎无关。我只知道，曾祖父是捕鱼的，祖父从卖鱼、贩鱼到开鱼店兼售肥料并买了些土地，进而让父亲读书、考上秀才、进新学堂，于是教书、做官，从知事（县长）到最高法院法官。我的家庭成分，一是工商兼地主，是旧职员，不在上流。

我四岁进小学，后去杭州读树人小学，校训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与我原名新民，后改立人或有关系。抗战开始，10岁进初中。那几年，以家庭教育为主。过去写自传，认为剥削阶级对我有什么坏影响，说不清楚，勉强说是“学而优则仕”和“读得苦中苦，要当人上人”后来实践并不这样。确实，父亲教我读过《诗经》、《论语》等孔孟之道。他跟随过国民党，做过《民国日报》编辑，参加了北伐，当时算“左派”后来退而从县级地方法院再出发，自命是主持正义的清官。我问过谁是“朱毛”？他告诉我是革命者。他还曾带我到“反省院”去看他的学生，姓孙，政治犯。他去世时（960年）我不在身边，后来见到有留言，大意是“天资尚可，不宜做官，要做学问，有一技之长”他常年读书，加班工作；逼我一个暑假读一遍《资治通鉴》。全国解放时他已68岁，还学俄文，要我也学。至于母亲，支持我这个老来独子参加学生运动和地下团，我被捕后也抓了她；看到敌人对我战友用电刑，她骂：难怪国民党要失败！”特务说：“你这老太婆倒像共产党！”（我后来写《慈母泪》，对她就记这节，够了。）

我从中学起，身处沦陷的苏州。最近刚读到2014年第6期《同舟共进》，有篇《追忆似水年华——听何兆武先生谈往事》，主要是谈他口述的《上学记》，不无相似处。先是私立崇范中学，由原来苏州中学未内迁的一批名师办的，德智体美并重；教室即“后乐楼”使我们从少年就熟记范仲淹的名句，也是校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时大家多较用功，我的文史地、数理化都好，当级长，但音体美较差，学期平均在88—89分，比不上高我两级的一位女同学钱希煜，她是全校唯一拿90分以上的。我努力追（成绩，不是别的）终于有一学期也过90分。那年数学平时作业和大小考全是满分，钱大赍老师劝我进大学就选数学系，我说我爱文科，使他失望。高中没有私立的，我去上海，进南洋模范，也是名校，除文史地外，都用英语教材，我跟上了。下一年，跳级到华东联合大学，是内迁大学留沪老师办的，没有校址，晚上借育才中学上课。又下学期，转到震旦大学，第一年主要学法文法语，未难倒我。在沪两年，课余读闲书多，包括三大卷《资本论》和七厚册《古史辩》。一位同学介绍我参加校外一个读书会，读到毛主席著作和《西行漫记》等，使我皈依了共产主义。那位同学叫杭锦涛，约我去解放区，我舍不得父母和未婚妻，推迟4年才参加革命。

2.读千卷书，交千位友。

从少年到青年，从中学到大学，从家庭、学校到开始接触社会，这是决定今后一生的关键时期。人称“性格决定命运”，我谓“读书决定命运”。从抗战胜利到建立新中国即解放战争时期，我有一套详细记录，共有5本：一是日记，较简，但反映觉悟过程，后来用拉丁文写（一度请教周有光）；是读书目录；三是与作目录；四是书f目往来；五是稿费收支（支的大部分是买书刊报）。这些，反映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逐步形成。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有出息的人”、“有作为的人”到“有贡献的人”，其中包括“有知识的人”即知识分子或“读书人”，不是工农兵或官，脉络清晰；而动力和途径，则是读书、读书，第三个还是读书。知识来自实践，那是一手货；更多的靠二手货——读书。

读什么书，怎样读？除学校授课属于基本知识仅薄薄几本外，大量的是其他方面，求知欲如烈火冲天。后来检视，自吃一惊，每月要读10本以上，从文艺（不限鲁、茅、郭、巴，还有外国的特别是苏联）到人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几乎是百科倶备。其中，马恩列斯和毛，越来越占大份，还有拉斯基、河上肇、托洛茨基和当代的艾思奇、胡绳、许條新等，似乎没有漏去谁。有个说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秀才不出门”，但“也知天下事”。当时有个雄心，要比别人高出一头，就靠读书超越，并有量化指标，每天多读3小时，一年就多读一千小时，十年累计一万小时。后来发现比尔•盖茨也有同样计算，一生多花一万小时，就能脱颖而出。

同时，又不甘心当书呆子，另一方面，立志广交朋友。在东吴大学，我选的是经济系，但又参加政治系和文学系的学术团体，以及其他联谊组织。校外，除自己挑起“苏州文艺社”外，还参加“文心”、大地”图书馆和非我爱好的“艺声歌咏团”等。通过投稿，认识了苏州各报的编辑、记者，进而扩大到外地，书信频繁。大部分是进步的，渐感有地下党如林谈秋、徐懋德。总计我的交游半径，逐步扩大，不止几百，内有学生和老师，也有职工和待业者。据考证，古代家族、部落和村居，平均规模是138人；现代交游，称得上“知己”和往来密切的，大致也在150人左右。我们后来组织群社和发展地下团，人数居然相近。

“草在茅中，不扶自直”。读书明理，交友励志，我终于皈依了马克思，决心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在校内外的学生活动中，自命和被公认是积极分子，而不再是“三好生”。但是，初出茅庐，既幼稚又激进，表现过火了。同学里有中间派，还有三青团和转业军人，他们难免对共产党有不了解甚至对立。在此场合，我总站出来公开辩论。还和少数同学办“爱光团契”，墙报每天一期，每期有左派论调，锋芒毕露。于是，被起绰号“红光”。我一心靠拢党，而地下党对我警惕，认为是危险分子，甚至怀疑是“老托”，“打着红旗反红旗”。苏州解放日，我受审查，检举人有林昭。由苏州市公安局长丁兆甲亲自审查，看了我的日记和作品，很快下了“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结论。老同学顾戢（明）是地下党，后来向我谈明有误会；也在《光明日报》，约我写稿；后去中宣部理论局，又曾推荐我去。

二治学之路

1.人生有志，志在为民。

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启蒙了我，让我与进步的同学、朋友一起走向先进，这是我们那代人的共性。在此之前，读中国近代史，读到遭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在我的灵魂里发酵。去年，我编印了叔父、父亲和我合作的《三凤堂诗存》，老缪看中了在“丁(6岁）前学吟咏”中的《秋感》，为我写了条幅：

大火向西流，星霜几度秋。年华空长齿，风景好凝眸。

故国心怀切，长缨志未酬。但看今夜月，不再使人愁。

诗并不工，但忧国情切。另如后述，在国民党“还都”后，目睹其腐败，加上现实的贫富不均、众生仍苦，滋长了造反心理，把希望寄托于我党。要问人生观，我在历次自传中，明确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终生奋斗目标。具体干什么？原来考虑少，只是读了刘少奇的书，一切听从党安排，甘当一枚螺丝钉，或称驯服工具，没有自己的选择和志向。建国后分配工作，市委组织部长找我谈，问我继续干青年团还是去报社写东西？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学经济，虽在学校没有认真读好；但是，今后转入和平建设，还是让我干经济工作吧！她随即把我介绍给财经处长何文浩，到市税务局任调研股长；不久，何去苏南财委任秘书长，把我也带去了。

当年干事，确是全心全意搞业务，有高度的责任心，很少其他个人志趣，不想什么升官，更不念及发财；没有想将来提拔到哪级哪长，也不计较工资涨到多少。但是，在工作紧张之余，总有一定空隙，想到的不是休息或玩和吃喝之类，尽是怎样为经济建设工程添砖添瓦，挖掘自己的潜力。我的业余写作，动机和动力在此，拿到一些稿费，自己觉得份外，“不好意思”。

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领了我多年。其间，23年不涨工资，毫无怨言；一旦微调，也不争取，摊到自己，还曾推让。后来学雷锋，认为很自然，但是又不去学他做“小事”只在捐助灾难时慷慨点、争在前。这种思想状态，直到“大跃进”才受震惊。那三年很忙，天天加班，起先半夜上楼台，见四周火光映天，实在兴奋。庐山会议后，才知有浮夸风、平调风、瞎指挥风等，好心没有预期的好结果。自己写了几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不说有功，深知有过。回过头来反思，发现爱国、爱党和实现共产主义，当前推进社会主义，都是从大处讲，祗是原则和理想，而其实质要以成效来检验，是否让广大群众特别是目前尚未完全脱贫的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分享发展成果。

结论:人生有志，志在为民。换句话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的核心在此，离开了都是空话。后来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是根本，《愚公移山》是一种精神，《学习白求恩》是进一步延伸为国际即全人类。我们干实际工作是这样，搞理论探索和形势分析、对策选择，同样如此，评价历史也只有这杆尺。做学问和做文章，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决不会错；相反，考虑什么个人的利害和得失，就必然滑到斜路上去，是万万使不得的！

2.拒绝唯书，重在唯实。

读书是知识的重要资源，是众生培育知识群体的重要阶梯，但不是赖以安身立命的唯一依托。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不唯书、要唯实，很对；毛泽东说过“书读得越多越笨”如果理解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也有道理。人类文明很多积淀在成千上万的典籍里，各有其时、地、人的局限，决非“句句是真理”何况，书的语言已经凝固，而现实在不断演变和进化；书的表述是直率的，而人们的作为和遭遇要复杂、难测得多。所以，提倡对任何教旨要活学活用，不错；其中有精华又有糟粕，还有过时的明日黄花，更必须有辨别、选择和修正、补充。

我的写作，不喜欢和习惯于大段的引经掘典，防止撕大旗当虎皮。特别是面对三种情况：一是客观情况有多种，传统说法也有多种，怎样配合；二是形势已有大的发展，过去的认识和结论要跟上，不拖后腿；三是出现新生事物，前人没有碰到过的，决无现成的答案。当前处于改革开放和大数据时期，旧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不少落后于发展的新要求，亟待有新的探索和试验，如果为书上的话束缚住，不问是谁讲的，过去是否正确和有用，今天都要从眼下、脚下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仓街。

我在计划部门工作，从书本上读到不少论述计划的优越性、必要性的语录，针对无计划状态，讲得头头是道，并提高到有计划、按比例和综合平衡的规律高度，肯定要成为法律，一统天下，直至支配大小企业和农业以及家庭生活。但在具体操作上，发现并不如此简单容易。无论是年度计划还是长期规划，往往可以有多种方案，并由首长或党组拍板，凭感觉而无具体细账。在1957年鸣放中，我写100张大字报，皆谈业务，不及政治，避免一劫。后来写文章和小书，只反映了某些矛盾，为逐步改革有所贡献(有篇文章获得《光明日报》建国以来优秀论文奖）进一步深化，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传统经典上没有讲过的;相反，否定了原来肯定的计划，肯定了原来否定的市场。

沿着这个路子，不断深入，仍旧是必须唯实，不能唯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刘国光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其中提到计划不能都是指令性，有的应当和可以改为指导性。有位权威见后，认为违反教旨，掀起当时的一场大批判，举行一次大讨论会。刘国光未去，把入场券给我，我不敢坐前排，躲到楼上坐后排；记录了几位大家的要旨后，回来写了一论、再论和三论指导性计划①（一论见《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4期；二论见同上，1985年第4期；三论见《当代经济》，1986年第5期。）北京发表不了，拿到外地去登载，最后，辩明了是非。后来，我写生产要素也即商品化、市场化，包括劳动力，但换个名词，认为要有职业、就业市场和人才市场；又被上述权威发现，亲自写署名文章，引用马克思原话给以驳斥。我憋了两年，与人合写了万字以上长文②（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论证在市场体系内，不能没有劳动力一块，取得学界共识。

3.适当唯上，贵在唯下。

讲到唯书和唯实，原话还有“不能唯上”意思是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面的话语和规定。我的理解：一方面不排斥适当唯上，与上面保持原则上的相对一致；另一方面，仍要重视唯下，与下面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里，对上面的态度和做法，大致有三种：一是上面的基本精神，必须认真学习，仔细领会，并给以宣传和贯彻；二是根据这个精神，怎样贯彻，应当结合下面情况，存在很大空间，不能简单化，才是真的落实；三是上面的思考一般比较原则，怎样具体化，很可能精细不够甚至有所疏忽，有待下面的补充和相对修改。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不是不顾统一部署，另搞一套，而是结合下面实际，执行更好，或许不算错，有其正能量。

多年来的地方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围绕GDP挂帅，总的来说积极有为，但是也产生不少问题，值得总结和反思。我对这个题目写过一系列文章，在肯定GDP指标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前提下，指出也有其局限，主要是只着重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不能又不可要求其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和成本，以及过度快了付出的代价特别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浪费和破坏。尤其是把GDP作为考绩导向的主要指标或唯一指标，关注排名榜，相互攀比，更会带来不良后果，甚至弄虚作假，渗加水分，忽视应当做好的整体任务。反复建议：一是改正和完善GDP的计算方法，把生产法和分配法联系起来，与GNP和绿色GDP相对照，并从用电量、货运量和税利收入、货币信贷来复核；二是采取多元考核，在人均GDP基础上着重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以及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最好还加幸福指数和痛苦指数；二是在政府统计外，发动院校、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理念和践行上，问题很复杂，政府和党委不可能不靠专业机构和大专院校给以帮助甚至代理。早在20多年前，刘国光和我就合写过关于循环经济的长文，直至近年才在有关文件中提到；我们还把经济体制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变并列为两个根本转变，写了多篇文章和不止一本书（还有李京文等参加）近几年来，有关领导开始重视，而各地执行很不平衡。这不表示我们高明，而是分工不同，党和政府偏于执政，研究机构偏于探索；党和政府更关注当前和近期，我们有条件把眼光放远一些；加上他们负责的是一地一部门的繁重任务，我们超脱，不妨分出一些力量挑起另一付担子，如回顾历史、借鉴境外等。作为“智库”世界各国都有不同情况，承担不同工作，不能相互替代。当前又有新情况，有人已在思考，我们同样要跟着，正确处理好上与下或称朝与野的互动和互补关系。①（参见《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载《中国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分析现状，认为有了数量，不重视质量和创新；建议要有政策推动，克服制约因素，并与外国智库合作。）

4.庙堂之高，江湖之远。

顺着前述几条，自然带出一个问题：在上下之间，读书人、知识界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担当什么使命？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过去被认为不是独立的，只是什么毛，附在什么皮上。传统观念，先是归属资产阶级，后来纳入工人阶级，是升是降，也不明白。具体分析，并非这样。固然，有少数“学而优则仕”或“学而优则商”进人权力阶层和财富阶层；旦是多数，包括在权力、财富界也在中层外，更普遍的都是中间分子或勉称中产阶层。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虽有交错，总体上是三大块，其总数不如工人、农民那两大块。知识界的职业，除中层干部、中层企业者（科技、管理、经营）外，常见的如教师、医师、律师和学者、记者、文艺工作者等，都在上下之间，不上不下。这就明确，他们是社会的中介或称桥梁、杠杆，承上启下，联系着两头。换言之，一头是庙堂，一头是江湖。没有中间分子，社会将处于碎片化，矛盾更多。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使知识分子的粘合，不无尴尬，但是一定要做好。我的体会，庙堂虽尊，非不可接，在北京有机会见到部级以上领导，在省更不难与厅局以上干部交谈，但是要记得“见官低一级”到县处以下也一样；同时，江湖虽远，非不可逢，尤其在省以下，只要放下架子，与基层群众往来是有机会的，并且他们给以尊重和信任。在贵和贱、富和穷、尊和卑之间，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调节彼此的隔阂。应当谅解达官和富豪都很忙。因此，上情下达，知识者要干；而下情上递，尤其义不容辞。

几十年来，挂着经济学者（经济学工作者）的牌子，或称智囊，囊中藏什么？最宝贝的该是民情、民意、民愿，特别是民苦、民怨、民愤。通过大家的努力，像记者和作家，有所彰显和沟通。我们也一样，在唱赞歌声中，不能淹没芸芸众生的呼喊。只举一例：有一回，在南京大学的高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主题忘了，轮到我发言，我离开主题，对来会倾听的省委书记、省长，特别是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说：你们肯定知道或听到，前两天有上访者在市委、市府门前哭诉并下跪，为的是拆迁事；也们不是刁民，只是贫民、贱民，上访不是闹事，而是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顺便再汇报，在我们社科院门前有菜市，有不少小摊贩；我见到城管赶他们，往往夺掉篮子，倒掉鱼虾，使他们倾家荡产，希望改进。我讲了几分钟。市委书记才来不久，不认识我，问边上主持会议的洪银兴:说话的是谁？在座另一位教授帮腔：城管当然还是该管的。下一天报道，市长发话：拆迁有阻力，一定要排除，宁可失去一些选票。我看到后，叹息“糟了！”八天后，出现了自焚。这类事，南京有，外省市也有；几年前有，几年后仍有。我继续写短文，关于拆迁、征地和“地摊经济”等。现在，总的趋势有好转，中央和省里重视，先后开了会、发了文，但是还要进一步落实。

5.不说假话，争说真话。

顺流而下，该是说真话的事了。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很早就提倡说真话，当然也反对说假话。大家耳熟能详的，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也有类似的文化传统，在封建王朝，常专设言官、谏官，旨在听听不同声音，防止塞耳闭听，导致失识。但是事实表明，说真话也难，难在可能得罪别人特别是权贵。识史有季羡林，主张“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有理、有度、有节，奉行者众，我算一个，在坚持不说或少说假话的前提下，争取说一些真话，即使还不敢全说和说透。

前年，《江苏经济报》要采访我，我拒绝了，理由是有些话不好说，说了你们也不好写；他们鼓励我尽量说，“试试看”我说了一些近年观感，他们整理后有一大版，把稿子给我看，我同意了。但是后来发表，题目是《敢说真话的公共经济学家》①（发表于2009年9月26日。）而篇幅压缩到不过两千字；对我解释，被总编删了，只在最后保留一个事例，也很模糊。联想到10年前，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南京大学的盛昭瀚教授公开赞我是敢说真话的学者，这句赞语对我起了鞭策作用，使我念念不忘，不敢违反他的叮嘱。

我说真话，其实有限，都经选择，并有“技术”这里仅举两个小小的例子。一个是上面报道提到的，我说下去调查，到一个县级市，讲到上年花3000多万元用于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当然很好；只是后来领我们去看新建的办公大楼，豪华宽敞，我问投资，他答：“三亿”使我吃惊。又一个是前几年，省建筑部门召开工程质量研讨会，下去检查的一位副省级领导说，有些工程质量不好，原因是有关单位监管不到位；各地来的建筑公司头头汇报，多数认为，采取招标制，互相竞争，过度压低了造价，影响质量。轮到我发言，我说据我所知，多数工程层层转包，层层克扣，从中取利，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你们都经手的！本来，每人发言毕，大家都鼓掌，虽然掌声不一；旦是这次，我发言后，没有一人鼓掌，也是我多年来在大会发言没人鼓掌的仅有几次之一。

我总结出两句话: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许说真话是社会的耻辱。去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说真话、报真情，使我得到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向民主党派讲话，要求敢于尖锐地批评。展望前景，讲真话总会占上风、成主流！

6.稳中求进，稳中求变。

前面几节，讲到做学问、做文章的一些方面。归纳一下，有人质询:你和你们，属于经济学的什么派？不好回答，因为中国的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借鉴、运用和吸收西方经济学说，但是偏于应用，并未着重于理论的体系化。我曾自命是重农学派，对“三农”问题始终关注并存忧患意识；旦是又不限于此，涉猎范围不断外延和转换。有人提出：所写所编，自己最喜欢和满意的是哪本书？我答，主要有二：一是《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②（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对前书有偏宠，更为它的未得畅销而惋惜。那是刘国光领衔，由戴园晨和我执行的，其要旨是针对现实，批判片面求速、陷于紧张，而认为必须适度宽松，以利于提高质效、优化结构和健康持续。当时有过一种想法和说法，以刘国光为代表和领军人物，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宽松”学派或“渐进”学派，结果未能如愿。但是坚持多年实践，经过多次过热周期，不得不刹车（硬着陆）进而加强调控（软着陆）大家取得共识，“平稳较快”成为掌握发展进度的主旋律。这是整个理论界尤其是实际工作者实践、认识、再实践的收获，绝非仅是专家、学者之功。

“稳中求进”正是经济工作的基调。怎么进，即稳中有为，就靠前述的两个根本转变：一是转变经济体制，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刘国光提出较早，写了不少文章，参与者众，我仅是尾随者之一。后来的科学发展观，涵盖面广，并且越来越有其细度和力度。这里先讲改革，一直是经济主题，学者也花了最大功夫，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一路走来，屡历惊险，又见光彩，个人体味则是“稳中求变”变是改革，逐步改变传统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些环节，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我参与的课题和写的文章，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两个10年，改革可能多于发展。如果要找自己的特色，那么，由于在省级社科院，面对和担当的任务不得不偏于地方政府，这又归根于中国之大、区域发展之不平衡。我所参与的研究，如与顾松年合作的《江苏经济十年纵论》、《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研究》，还有钟永一参与的《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以及关于乡镇企业、苏南模式等书和文，都偏重于这方面。最后，我写《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自问有个人的见解和一定创新，并提出了建立“地方经济学”刍议。此外，关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以及城镇化等问题，我写了不少，内容都离不开改革，同样渗透稳、进、变的三者一体化精神。

作为一个地方级的经济学者，客观上有此分工，我无怨无悔，自得其乐。有些老朋友谈到，认为我留在北京，肯定会有更多成就和更大声誉。我不这样看，相反认为，总要有人研究地方经济，甚至自勉自豪：舍我其谁！

7.见热泼冷，见冷加温。

2013年，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忽然被评选为省的首批“社科名家”0人之一。这对我来说，一则以惊，二则以喜，三则以惭愧，深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不副实）。《现代快报》来采访我，谈了小半天，采访稿未征求我意见，在8月11日发表时，标题竟是《沈立人：爱“泼冷水”的公共经济学家》。“爱泼冷水”与“敢说真话”一起成为我的两顶“桂冠”，只是勉励和督促的意思，增加了压力。

报道没有多举实例。我回忆，多年来，按照“稳中求进”的基调，对照不同程度的“大干快上”和“好大喜功”风气，确实写过几十篇这类文章。从1998年编印的《我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观》那本500多页的文选集的目录看，1980年有《中速行驶好》，1981年有《好马不能脱缰》，1982年有《充分实现翻两番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致性》，以后陆续有《树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速度观》、《略论我国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治一治脱离实际的攀比风》等；进入90年代，更有《经济高速增长中的若干反差现象》、《浮夸就是一种腐败》、《“软着陆”后的反思》等；直至新世纪，更有多篇以“冷思考”为题的冷文章，如《经济增长失控影响了结构调整和效益提高》、《评估我国经济形势的十大歧点》；013年，仅对城镇化，就有“十大误区”、“十大瓶颈”等。不止一度，有人说我偏于报忧不报喜，“唱对台戏”，但很早得到刘顺元和汪海栗的支持。

再举一事。2011年我在苏州，《苏州日报》要采访我，我先未答应，生怕我好讲，他们不好写。他们认为不妨。也谈了半天，发表的长稿，题目：《和谐的实质是公平与正义》，完全无碍。几天后，别人告诉我，该报的原副总编，在网站上开设专栏“秋末茶座”发了一文：《沈立人给苏州开了一帖清凉剂》，指出我的意思是多讲问题，点了矛盾，如认为苏州的城市化同样存在“伪城市化”现象，土地非农化过多，并村和逼农民上楼，违反农民意愿。他最后结尾：到苏州来来往往的专家学者并不少，真能说出点子丑寅卯来的并不多，沈立人是一位。”这个点赞，壮了我胆。

我是不是只泼冷水、专做反面文章呢？也不尽然。过热了要泼冷，也有过冷或稍冷了要加温。我自问不是没有热心肠，热在改善民生，前后呼唤了二三十年。这类文章同样触目不尽，如上述文选中就有一串，除了鼓吹要加快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以及在“三农”难点上给力外，更多的是富民，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工资直到推广、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联系到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和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核心都在提高广大人民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人交谈，问我急什么，只能慢慢来。我认为该分轻重缓急，但最重最急的无他，就是以人为本。略举文题，有《坚持把扶贫脱贫工作做到底》、《更加关注困难群众》、《惠农优先》、《“三农”救危十计》、《理顺劳资关系维护职工利益》、《让工人阶级走出贫困化、边缘化、弱势化》以及谈到拆迁户甚至乞丐（多未列入代表作）可能危言耸听，我已声嘶力竭！

8.肯定主流，注意偏差。

讲了热和冷，进而联系到怎样顺应主流的问题。作为学者，坚持主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那是不能动摇的前提，否则也难以发挥正能量。但是，这不排斥还有值得研究的余地与空间，或称补遗拾零。古代官制中有“拾遗”杜甫干过。因为领导日理万机、千机，不可能事事想得周全无缺。

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流就在邓小平的“三步走”从温饱、小康到现代化。我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在此，年年都要写几篇。有什么可写，从大局到细节，从方向、目标到路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的思考和配合。从一件小事说起，最早提出的是：两个10年各翻两番，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及其人均。这是当时大家熟悉和习惯的。我们搞经济理论，在概念上稍不一样。那是1985年，我写了《建议把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改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以中国社科院的第58期《要报》发出。估计，当时有此看法的决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后来得到修正和推行，大家弃工农业总产值而转向用GDP。

小康和现代化是个大课题，面临一系列新局面，需要研究的对象面广量大，吸引着所有经济学者的眼球，长期以来是一个最热闹话题。我查记录，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直至新世纪，每年至少要写三四则文，或长或短。特别是结合江苏省的省情，怎样落实，越来越多的方面有待不断探索和总结、提高。我写过的，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参与省内拟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既求全面，又抓重点；二是检查实践进度，有序回顾，逐步推行，多快与好省并重；三是找出难点和薄弱环节，根据地方党政的职责，选择具体政策和措施。其中重要关节，在顺利解决温饱后，达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省内不同地区呈阶梯型，怎样渐趋平均，煞费斟酌。我们在省里领导下，与有关部门一起调研、讨论，成为当时的经常活动和任务。我的有关写作中，如《话“小康”》、《从小康走向现代化是一场历史飞跃》、《现代化：软件比硬件难》、《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若干思考》等，含有一些个人的创见。

进一步研究，直面江苏的“两个率先”问题。率先达到总体小康，数据斐然；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不同市县和不同指标上不无差距。从长远看，当前的热点和难点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对省的决策是拥护的，认为江苏有此使命和条件，在全国率先有其“排头兵”觅路和鼓舞的积极功能。但是，什么是基本现代化，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前进，要求很高，不能降低标准;特别是与“五位一体”相通，不能没有“人的现代化”更有其艰巨性。这两年，写了几篇，有所商榷。内如《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几点思考》①（载《江苏经济学通讯》2012年第2期。）发表后有苏州、昆山等转载，在讲了基本实现现代化有其科学内涵、阶段特征和底线后，同时指出，区域“率先”有可能，也有局限；江苏原定于2020年，比全国提前30年，或许过急、过早。后来知道，省里重新调整部署，适当推迟，符合我心。

9.反左防右，恪守中庸。

长期以来，左中右之说，在理论和实践中成为一道标杆。但是，怎样区分和执看，越来越不清晰，各有各的倾斜。最早，表现在西方议院，共产党、社会党和工党等坐在左侧；保守党有的称民主党、共和党坐在右侧。纲领和口号不同，前者标榜代表大众尤其是劳动阶层，后者讳言代表有产者，声称代表全民。在相当时期，右派执政，左派在野，批判现实；旦在后来，左派也曾执政或参政。当时我们肯定，左是进步，主张革命和改良；右是维持现状，代表既得利益者。因此在价值观上，尊重左派，唯左；反对右派，批右，完全有理？

只是从历史上看，一直有路线斗争，即所谓左右之争。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实践验证，右有错；旦过左了，同样有误，加上引号为“左”虽然，又有形左实右之说，模糊了界线。邓小平后来抓改革，总结经验，认为“左”的错误较多，所以重点在反左；同时，也要防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种指导思想，促进了改革开放，左中右的纷歧渐趋淡定。

近几年来，形势复杂，议论众多，有人又提到左和右。在学术界，本来已无左右之分和争，我参加不同讨论，大家以实践为检验，摸索真理的相对性。大前年，参加一次“海派经济学”的讨论会，谈到分配问题，针对贫富分化扩大的矛盾，主张大力调节。我的发言题是《惊呼两极分化》会议主持人老李发到网上，当天点击上万次。过几天，上海老钱见到后，打电话问我：你怎么成了“新左派”？我即否认，并表示始终反左防右，恪守中庸。经济上如此，对政治改革也是如此，写了一本小册子《政治改革渐进方略100条》，自印少量在亲友和同行中交流。兰州的新识老吴见到，给我来信，认为这是中性言论，他也赞成。

中庸之道，属于儒家学说，传承已久，但曾有非议。原旨：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偏是避免片面，不易是避免多变。这似乎属于保守，其实针对调节矛盾，并非没有作为，只是渐进，不搞激进。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底子之薄，谁不想尽快改变现状；但是事物有其客观规律，不发展不行，要求过急也不行。建国以来，我们有此教训；当前，还要讲究此道。我想到英国，“二战”后工党执政，采取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使广大人民尤其劳动者受惠，当然方向对头，是好事；只是做过头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后来人民另择保守党，撒切尔夫人重新搞私有化，才恢复了活力。我们不是同样走过这条路吗？出于这种理念，我对“新左派”是不支持的，对把主张民主、法治和自由、平等（都在核心价值观之列）划为右也是不赞成的。

10.探索真谛，修正错失。

与上节相联系，我家中人看到我天天写文章和参加会议，忙碌碌，急冲冲，似乎未经深思熟虑，曾经问过：“你的文章和言论，有过错失吗？”答当然有，并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的写作，可分三类：一是跟风，上有决策，我要鼓吹，决非“句句是真理”包括吹过头的；二是同一问题，大家讨论，或者所见不一，决非正确在我，更有一定局限；三是个人之见，或称一家、一孔，决非完全恰当和可行。但是，发现错失，就要修正；发现有不全面、不深刻，力争有所补充和填实。

举例不难一串，除了激情岁月的败笔放在后述外，经济课题更有由片面到较全、由浅到较深的不断探索，包括对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从全部肯定到有所分析到渐知其弊进而寻求改革。建国之初，我歌颂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反映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达到综合平衡，克服无政府状态等，已是旧话，可不再提。后来的迷惑，主要在肯定公有经济和国营企业，特别是反对私有经济和民营化，走过一长段的弯路。其间，除了歌颂1956年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仅附和陈云主张保留“大计划、小自由”和一部分个体经营（不是雇佣八人以上的私有企业）属于随形势的大流外，后来倾情公有制有所转变，主要的无知是不同程度的反对私营经济，特别是在战略上调整公有制布局，把大量公有企业，从中小企业到大企业、从亏损企业到盈利企业、从全民所有制到集体企业（包括已成大气候的乡镇企业）先后采取不同形式和手段，半送半卖地变成了私有或称民营。

在上世纪90年代，我虽然没有写大文章反对私有化，但连续写过若干小文章，从不同角度表示了内心的惶恐，如《卖风之源》、《乡镇企业的如是我闻》以及介绍魏伯乐等（德国）的《私有化的局限》等，态度是明朗的。后来，逐步提高认识，有所转变，先后写了《向温州学习什么》、《发展民营经济不等于搞私有化》、《股份制：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最后给以充分肯定，在给信息中心编的年度报告中，承担非公制经济发展那章，认为这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并对大家提“非公有制”或“民营”而回避“私”的约定有微词。这些文章，都编入《弩末偶拾》等文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后语是对前言的自我纠正。

错失不限一例，又如对外开放，我在支持的同时不无保留，写过还要有适当保护和管理、对外依存度不宜过高以及采取中性外贸政策的文章，落后于形势和舆论主流。直至我国入世，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入世面面观》并写了多篇专文，才赶上时代，尽了学者之职责。

另对公有制尤其是国营企业，同样有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进程，从全盘肯定到必须改革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写过文章和书。有几篇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偏爱“混合经济”宏观和微观），在1995年就重视，2003年又重申；并看好规范的股份合作制，包括职工参股和企业上市，先后写过多篇。但在实际运行中，阻力不少，迄未推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提出混合经济和职工持股，当有进一步提倡和具体设计。

11.坚持己见，尊重异见。

与上节相联系，还有一个怎样处理自己见解和别人见解的关系问题。百家争鸣是客观存在，通过各抒己见或能获得共识，即通过争鸣，达到共鸣；更多的结局是求同存异，留待进一步实践去检验。学海无边，容纳千帆竟渡、百舸争流。敢于争，是学者的本职；善于求同，否则就固执偏见了。这种遭遇太多了，姑择两例。

一是关于房地产业，在进入议程后，就有各种说法和办法，至今未有定论。关键在住有所居、居者有其屋的理念下，面对房价急升，一般有业者每月工资买不到一平米，怎样缩小这个差距。十多年前，一次参加南京市的咨询委员会议，讨论及此。为了降低房价，我以香港为镜，建议政府建筑一批廉价房，只计建筑工程，不计地价，专门供应一般职工和低收入家庭。这也是当时共识，仅未见诸行动。当时，咨询委员中有一位小杜，原是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来从商，办了公司，兼营房地产。他认为，房地产是商品，价格决定于市场供需;如果人为地控制房价，不利于吸收投资，又不利于增加供给。经过多思，我才省悟，房地产有其两重性:一是投资品，一是消费品。前者取决于市场，政府也要调控，靠土地的审批，后者则该作为公共服务。于是，先后写了多篇，包括《住有所居能否列入广义社保系统》①（载《中国改革报》2010年4月12日。）;最近，议论尤多，我写了《限（价、购、贷）只治标，治本在税》，主张开征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把级差地租的分配大部分归于政府和公众。

二是关于重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几年来一度趋热。在一次高层论坛上，领导听听学者意见，几位教授引经据典，按西方学说，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重化工为主阶段；领导听后表态，认为有启发，“放心了”我持异议，写了《不宜多搞重化工的十点理由》，主要是我国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推进工业化，资源集聚在内地，并对防治污染不利:此文在省内不能发表，最后登在2005年1月17日的《经济日报》上，省内有刊物也转载了。实践验证，真理有时不占多数。

写到这里，添补一例。对江阴华西，号称“天下第一村”我们早有渊源，在县社工业局建立之初，就是扶植对象，从不公开到公开。但是后来宣传，把它称为集体所有制的辉煌典型，很不确切。明显的是，它以一千多村民，拥有百千亿产值，主要不靠村民自己的劳动，而靠外来几万打工者的贡献。这是集体雇佣劳动，符合政策许可，促进生产兴旺。为此，先后写了《试论集体雇佣劳动所有制》发表于1999年第6期《经济学动态》）等，也只能在北京发表。吴仁宝，与我同龄，我崇拜他；作为农民企业家，他又有局限，难说。一次开讨论会，和他坐在一起，他介绍经验后，我不指名地谈了家族企业与权贵们一样，“三世而斩”只有从职业经理人市场招聘能人，才是现代企业。他的管理，优劣并存。他津津乐道，认为再富，不过“一日三餐，夜图一宿”更是十足的农民消费观；我写短文，在《百家湖》发，仍不点名。

12.重礼重情，遵纪守法。

上面几节，多讲做文章，这与做人、做事和做学问都分不开。我的另一体会是，做文章要讲理论，是一种理性思维；但是又离不开情感，必须带着情感写文章，才能丰满，避免骨瘦。理性和感性相辅相成，说理不忘情，谈情不离理。理智要以感情为支撑，才能拥有前述的爱国主义和人本主义。

发展生产只是手段，其起点和归宿在于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所以经济学，体系庞大，一条主线在民生，并且只有民生。我尊敬费孝通，服膺于他的“志在富民”这方面题材，在我的写作中，占很大份额；并从积弱积贫的现实出发，提出致富必先脱贫。我认为，“经济学者应当是弱势群众的代言人”就此写过不止一篇。但是，这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从写经济到写社会，是我离而不休后的一次大转身，表现在2005—2006年的一年半期间，先后推出《中国弱势群体》、《中国农民工》和《中国失业者》三部曲，共70万字。

为弱势群体呼喊，从哪里切入？震动我心灵的，是众所周知的孙志刚事件：一位大学生，成为流浪者，被收容了，又无缘无故地死了，据说身上有伤痕。此事闹大，导致对收容制度的废除，并延续到最近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弱势群体，其实孙志刚的代表性并不充分，像他那样，无权无财甚至无住所，不用说无学历，当前尚存一大伙。我搜集材料，越来越多，怵目惊心，不能不动情感；有此基础，上升到理智，简单明白。从中又悉，当前弱势群众中，占多数的是从务农在转化的农民工，还有城乡失业、待业者，以及在校的贫困学生和失学者。他们的遭遇，有泪有血；也们的要求，如泣如诉。我的稿纸上，有汗也有泪。

讲到情和理，怎么牵涉到遵纪守法，似乎太玄。从那个年代说起，我为《新华日报•思想界》写一短文，提出要为弱势群众呼喊；也们编了待发，送到总编室，却同时收到有关部门规定，禁止用“弱势群体”字样;他们把编样和内注给了我。但是，这未公开。我找的出版社，是民主党派办的，不知此情，用了。推出后，畅销，添印，又有多处介绍，后被制止，则有盗版。有多人写书评，刘国光一篇送《人民日报》有碍，改为文题不出书名，文内只出一处，幽它一默。我在原则上遵守纪律，书内所引信息，全部是二手货，以免像《中国农村调查》一样被禁。第四本《中国贫困生》，开了个头，写不下去。

说开去，《江苏经济报》和《现代快报》采访我的通讯，题目中有“公共经济学家”的头衔，使我不安。因为对“公共”知识分子，在《南方人物周刊》约10年前列出一批名单后，引起不同理解。有人认为，世界通行；有人反对，指出叛逆。我看过那个名单，有共产党员，也有党外人士。经济学界如吴敬琏、茅于轼，我也认识，认为皆不愧是正直学者，虽观点多样。“公共”的含义，是指为党政参谋外，还关注人民大众尤其是民生问题。我们称人民政府、人民大学、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实际上同一意思。我顺从这个导向，公开表示写了《从“智库”到守望者》，在省社科院内刊上发了。作为学者，渴望自由，又遵纪守法，决不举“造反有理”的旗。恪守“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说远了，且打住。

13.学习别人，超越自己。

做人和做事，我们多一项：做学问，或称治学之道。我在院内有多次介绍，主要对新来的年青人。从《院报》找，举出有“勤奋和效率”、“专业和博学”、“计划和随意”、“理论和实际”、“笔记和写作”、“积淀和创新”“肯定和否定”“自己和别人”等条，非常一般。对外，写过《学习别人，超越自己》①（载《群众》1998年第3期。），可以展开，大致三条挂零：

一条是读别人的文章。流行两句笑话：“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我持反论：老婆自己的好（当然，别人的老婆也好，但既是别人的，只能看，不要想）文章别人的当然好，自己的文章有时也不差，但总体衡量，不如大家的更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留下论文集一两百本，内有自己文章；只是围绕同一主题，很多人写，与自己比，有的观点相似或不同，而论证不一样，集中起来，别人各有特色，加起来比自己深广。所以，参加会议，我认真听；拿论文集，我认真看，得益多多。有人不看论文集，自己发言完就走，失去一个学习的良机。

二是为别人的书写书评和序跋。过去读书，我喜写书评，有助于读的效果。建国前，写邹韬奋、王亚南和《李有才板话》等的书评，无碍；还写了费孝通的《工党一年》，潘光旦译的《性心理学》、朱光潜的美学和钱钟书《围城》的最早一篇书评，在有关运动中作了不同检查。1980年后，由于某种机缘，有人要我写书评或序，我都遵命。有人不愿写这类文字，感到花时多，成果少或无。我却认为，每本书都经努力，即使水平不一，多少有可取处；写评和序，对自己也是学习的一种方法。积少成多，先后写了至少两百篇，去年选半数编印《书味芬芳》，包括非经济类和别人写我的，共有500多页一厚册。

三是评审和答辩博士论文。也是一项特殊任务，有人看作负担，我却欣然接受，大概也有100多次。论文大多在10万字或更多，评审主要看主题、结构、结论和创新之处（观点和方法）我还注意开头的文献综述，其实是读了中外不少书对此论题的综合成果，很有分量。我参加答辩，大部分在南京大学管理学院，还有河海大学、南农大和部队的政治学院，有些题很好，不是我熟悉的，通过读重要章节，增加了我的知识，达到“教学相长”。

此外，还有编读词典的事。我在中学，背过英语袖珍字典，掌握两三千个生词，连同语文法，基本解决了读和译。搞经济研究，先后参加《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经济大辞典•计划卷》的编写和主编《人文社会科学十万个为什么•经济分卷》与《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等工作，虽然花的功夫不少，成果似乎不大，但是得益非浅，还是很值得的。连同《辞海》、《辞源》和《新华字典》，放在案头，不时翻翻，都有好处，像与广大作者交流，向别人学习，使自己超越。

14.勤能补拙，熟能生巧。

自知不聪敏，还很笨，平生不会抽烟喝酒，不会唱歌跳舞；写字零乱，说话结巴，强打官腔总有苏州音调；不会骑自行车，更不会开汽车;用手机只通话和发短信，用电脑只上网，只会汉王笔，不会五笔划；家务干不来，打扫留死角，做菜仅炒蛋；除打麻将外，打扑克也在下游，还不会“斗地主”……十足的低能。但是，有人一专多能，我勉强算无能一专，爬了一辈子的格子，写了一堆书和一柜文章。靠什么？或者归功于勤，“书山有路勤为径”！

勤于读书，前面记下了在家和校内外。青少年代后，仍坚持天天谈、夜夜读；尤其到社科院，读书与研究、写作都是本份工作。30年来，前期每月至少精读两本书、粗读未计；每天看《人民日报》后加《新华日报》、《经济日报》，还有一两种小报；每月还看几种专业杂志和其他刊物。勤能开窍，补我智商不足。这样，积累了专业知识，外加更多常识，头脑从空洞到充实。《群众》曾征格言，我的回答：“生也有涯，学无止境。”

勤是态度，学是手段，目的在写，同样要勤，达到熟能生巧。纵观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5%靠天才，95%靠努力。演员的经验：“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运动员的经验：一举一招，没有千万次重复，不能实现“稳、准、狠”我不能同他们比，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但是，取法乎上，可得其中。学上一半，就不错了。我们的成果有定额，每年出一定质量的三五万字，有的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笨鸟不仅要先飞，还要多飞，我自定10倍，每年争取发表三、五十万字。这有数量和质量关系，我则相信两者统一，从量变到质变，只要不片面追求数量，多写就能写好。具体安排，平时要多思，多思出灵感，有灵感就记下来。过去，我枕边有纸和笔，每晨醒来，要想想，正是出灵感的时候，不记下来会丢失。一得之见，一孔之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我的写作记录，大致是：每周至少两则短文（千字左右）每月至少两则长文（三、五千字以上）每年至少一、两本书。勤学苦练，不负有心人。原来写文章没有什么秘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旦熟练，下笔如有神，不仅如行云流水，还能出奇制胜，所谓“文章本天生，妙手偶得之”于是，我的行文速度，达到了与写信、抄书差不多，在有腹稿后，每小时不难完成千字左右。按此计算，每天一两千字，每年就有几十万字。这是满打满算，实际上未做到。

倪老曾在不少场合为我宣扬，说小沈（仅有他这样称呼我）每天能写一万字。那是指1962年，我母亲病危在医院，我和爱人侍候在侧。白天仍上班，讨论五年计划草案，各处室发言毕，由我整理，一周交卷。夜晚在母亲病床前找个桌子，我写，爱人清稿。母亲清醒时，不断有嘱咐，另纸记下。东方既白，我交卷了一万多字。回到病房，母亲已在弥留之际。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当下已越耄耋，以周有光、费孝通和刘国光为榜样，执笔未搁；旦遵医嘱，不能过劳，每次写一小时，就要休息。老顾教我“量力而行”怎么量呢？写到这里，一段落下，头又晕了。

重复补报一笔账：所谓“勤”无非是每天八小时外，再挤三小时用于读和与。一'年一'千小时，十年一'万小时，30年3万小时，既补拙，又生巧。其中一半用于写，每小时一千字，就有1500万字。大家立志，都能实现，贵在心恒。

15.改革文风，舍长取短。

讲做学问和做文章，差不多了，留下一个尾巴，关于文风，我注意过，有所改革，由一味求长到逐步缩短，如董桥所言：年纪越长，文章越短。本来，文章的长短，决定于题材和场合，宜长则长，宜短则短。只是过去，像买卖蔬菜和鱼肉，论斤计价，文章也商品化了。还有一种评估，长的有分量，难，要花功夫；大师写大文，小师写小文，形式和内容都{顷向于规模和块头。我们在机关工作时，文山会海，都舍短取长。到研究机构，明规则和潜规则也是量贵于质。在我一生，上世纪80年代，写了多数是长文章，5000到1万字以上。后来选集，都难容纳。这次搞文库，由于短文选出已多，不得不剩些长文。其实，不少可以和应当浓缩，又对作者和读者都能节省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我的这个觉悟和转身，从经验来，大致在上世纪90年初离休前后。应付发言和投稿，早有体会，讲得多，要渗水，必有废料；写得多也一样，令人厌倦。后来会风稍变，规定每人每次不超过15分钟，我是拥护和支持的。与此相应，流行“千字文”我又是乐意的。为了舍长取短，思维也就由粗放转向集约，撷其精华，弃其糟粕，大大提高了质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进作风，“八项规定”中有要求发短文、讲短话、开短会，似是小事，却关大局。我响应号召，写了《短的就是好》发表于2013年第5期《学习与传播》，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智慧和一种力量，扫除一派空洞、虚假、浮夸、奢侈的不良习惯和习气，不妨认为是一场革命。内有：“短文好，好在压缩字数，不能不去繁文，仅保留必要的、有用的真言。”大家懂得，写长篇巨幅的大文章不难，抄抄上面的，摘摘下面的，从一二三四到甲乙丙丁，从形势、经验到问题、对策，可以年年大同小异，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小异大同。至于关键何在，要点怎样，反而一头雾水，扼杀了独立思考、精益求精和不断创新。我自问写短文有体会，以浅出代深入，以明白代含糊，仅表意思，不求豪华。

至于怎样写短文章，各人体会不同。我向青年人讲过，关键在深思熟虑，务陈言之尽去，求新意之突出，不要人云亦云，而要有自己的主见。在具体操作上，我有过《写文章的四字诀》①（载《学习与传播》2013年第1期）提出六条：起承转合，喜怒哀乐，甜酸苦辣，春夏秋冬，东南西北，广深细力。其中有结构、逻辑、次序、层面和情感、滋味、色彩，才能避免一般化、一律化和八股化、碎片化。这也一言难尽，从《古文观止》、《千字文》到今天的网络，有不少指点和范例，靠自己的实践即多写、用心写、认真写来逐步理解和应用，人人有特色和个性，要学本质、不学皮毛。

16.人性人格，变和不变。

做学问和做文章写得差不多了，回过头来，关于做事特别是做人，前面只简述家庭和学校，进入社会和业界的60多年，该有补充。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我的体会，命运对性格也有牵动。什么是性格，我与史若平认为，就是人性和人格；人性有感性、理性和悟性；人格则有规格和风格。人的性格，从青少年到中壮年到老晚年，一脉相承，又非铁板一块，决定于经历及其应对。少年往往气盛，不可一世；中年总有转折，磨去锋角；暮年看破红尘，才开朗返真。

我的性格，表现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执著，并在有人问起“座右铭”时彻底流露。最早的座右铭是：翰躬尽痒，死而后已。那是诸曷亮《出师表》中的警句，流传千古。向谁鞠躬，他是对刘备和阿斗。我们拿来，先对党和领袖，后对最广大人民，有其一贯和一致，又有微妙的差异。这是豪言壮语，带有一定假饰。我读《三国演义》，最敬佩诸葛的智仁勇。后来有所不同，对他挥泪斩马谡不赞成，治蜀用重典有质疑，“死而后已”更具悲剧性。

经过“文革”人人有转变。多次与顾焕章谈人生观，渐渐从人性出发，相信性善，归纳为四句：与人为善，待人以诚，助人为乐，成人之美。这个座右铭，没有人非议，但说要求高了，怕难兑现。我后来简化为“温良恭俭让”写过短文，不是往脸上贴金，而是有新的心态。温是温柔，良是善良，恭是谨严，俭是节约；归结到让，更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之前在北京，张卓元就说我这个人的优点是与世无争，包括不争名于界，不争利于市。

这些，统属优点，未免美化过度了。有没有缺点？当然有。过去历年鉴定，对我批评，集中于原则性不够、斗争性不强。在历次运动中，我常是对象，不是动力，客观上就限制。在省社科院，顾松年当面和背后，都说我只会“和稀泥”有时还加“绝对”的状语。我都承认，但解释这是“小事讲团结”还有“大事讲原则”总之，和为贵。老顾也说我，有时会跳出来，使人感到意外。我内心有根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不止一次表白，有人在退休时说，一辈子没有贪污，没有腐化，可以心安理得，又算不上高风亮节。我加一句：没有伤害过人，没有一个冤家。

17.我爱吾师，更爱真理。

人的一生，不断进步，外力推动，特别是长者的扶携、朋友的帮助，起着不能缺少、不能代替的作用。我在《难忘集》里，记录了对长者的悼念和对朋友的感激。除了在机关工作外，转向经济研究，似更明显。去北京，我是半路出家，结识一批先行的老资格同行，院内有孙冶方、许條新、徐雪寒、刘国光，院外有薛暮桥、于光远、马洪；回到江苏，也有薛家骥、顾松年。梁文森、戴园晨、林凌，都比我大一岁。我们的关系，或称亦师亦友，更是良师益友，通过讨论交流、课题合作和难免的观点交锋，建立的学术情谊越来越浓厚，到老仍有往来，虽然大多只是通通电话、短信和互赠书文了。

这里，提到观点交锋，不无纷歧或偏好，是学界一种好风气。上升地看，即所谓“我爱吾师，更爱真理”学术思维的开拓和深细，这是必由之路。回忆一下，可举三例：

一是关于乡镇企业，当年从南京到北京，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我去中国社科院，本来有所疏远，但是同样难免。当时，我在少数，除农发所和杜润生，多数是反对派。一次，江苏开研讨会，请于光远等参加；我看了他的发言提纲，总的是不支持。怎么办？商量后，把先讨论后参观改为先参观后讨论，于老大有转变。后来，我两次去他家，谈见闻，送材料，他越来越支持。差不多时候，农发所和工经所两位副所长去江苏，回来发表一篇文章，也倾向于质疑。我看到后，给他们写信，并附一批资料；后来，农发所副所长王耕今给我回信，表示赞成。

二是关于城镇化，逐步推开，也有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原来，费孝通写《小城镇大问题》，反映在政策取向上，“严格控制大城市”或许过分限制了。进入新世纪，加快步伐，江苏的多数领导，听从多数学者的倡议，不提“城镇化”必称“城市化”并以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目标。我们有时开会，不免碰撞，而看实践，他们显然占了优势。我们有以朱通华为代表的小城镇研究会(后改城镇化研究会）办了《名镇世界》，我是积极投稿者。十多年来，连同在《江苏建设》、《城市评论》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不止200篇文章，明确《还是提“城镇化”好》、《坚持发展小城镇》、《毋忘小城镇》和《重温“大城市病”》等，主张贯彻落实“统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既定方针。有时同行见面，不无针锋相对，不碍学者风度。十八大后，中央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常委破例出席，并制定长达几万字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我在不久前，选出130篇，自己编印了《新型城镇化和建设小城镇》，画了小小的句号。

三是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多年来愈趋复杂，引致不同议论。我与刘老，多数观点一致或接近，但对新的问题，判断和思考有南辕北辙之别，也不掩饰。大家肯定改革以来的巨大成就，也不回避前进中出现的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仍大，腐败之风滋长，生态环境严峻。原因何在?刘老在京的高层讨论会上认为，是由于改革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过度了。我闻讯后，不以为然。还在坚持社会主义上，我们都关注宏观调控、合写过文，但他又提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对公有制，我们也坚持，我强调要彻底改革，不满现状，与他有距离。我们差不多每月通一次电话，问候安好；最后不忘挂两句：“我们观点不尽相同，始终是老朋友、好朋友。”

18.激情岁月，人生败笔。

老朋友交谈，都比较直率。家里人也问我：你写得快和多，有没有错误？当然有。如前所述，一度对私有制有怀疑，并在“大跃进”年代写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肯定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写过《论“小洋群”》，认为普遍发展“五小”工业也能实现工业化。这些，属于理论失足，基本上是随大流，影响有限。

更大的错误，也在于基本理论，并不限于经济学。从“反右”到“文革”写得不多，几乎都错。手头已找不全，发现几篇。一篇是《驳“高人一等”论》，在《新华日报》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栏①（1958年12月17曰。），批判的是“按劳取酬”认为把脑力劳动看作比体力劳动高，从而待遇也高，并有贵贱之分，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这在当时，呼应张春桥的观点，不仅是绝对平均主义，并且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一篇是《从反击到追击》②（载《文汇报》1957年8月4曰。），支持反右的扩大化，认为右派分子撤退了，是假投降；我们应当追击，不能在华容道上让曹操过关。还有“文革”初期，打派仗，写派文，刊登在“造反派”小报上。这些笔墨，现在看来，可笑又可耻，而在当年，自以为是跟形势、应号召。对照顾准和林昭，不能不有无地自容之感。

类似的写作，不同时期，几乎都有。在“反右”中，写过论民主的文章，强调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文革”中，写棉花原种场育种成绩，挂上批刘少奇；还为汪老起草批“条条专政”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也挂上批邓。这些都反映自己的水平有限，存在断层，不能诿之客观。争取进步，要靠学习，不仅正面吸取营养，还要反面接受教训。至于激情，已随岁月流逝，淡定才佳。

这样回顾，带有检查意见。谈到检查，也有教训。诗人邵燕祥把自己在几次运动中的检查编成书，题目就是《人生败笔》。《顾准日记》，同样有这种味道；甚至韦君宜等，都写过类似的书，不掩丑，才求真。我的人生败笔，不少于别人，这里举不全，只举几例，才见自己的全貌，多少又说明至老返璞归真的自省和自信。

写完小传，归纳到点，作为知识分子，大家终于敬崇陈寅恪一类，坚持“独立的人格”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自由的思想”我想再加上“批判的精神”也是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或许是终生值得追求和自律的！

写到这里，意犹未尽，容我再补充简略两事：

一是读书和行路。本来，有生之年，应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丰富的直接和间接知识和经验。我只敢自己承认读千卷书，那是指几千卷，可能不到万卷，我的藏书也只几千本。至于行万里路，同样难说。虽然，我在国内，到过除西藏和黑龙江外的其他省市区，包括港台；省内，到过所有市和县。但是，都靠铁路、公路和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不靠两条腿，不能与徐霞客比。仅讲旅游，境内未到过泰山、黄山和九寨沟、张家界，境外仅去过美国、西欧，与老朋友杨玉、吴祥钧、徐惠蓉比，或许不及他（她）们的1/3。这限制了我的视角和视野，只靠书本是补偿不了的。

二是社科和人文。正如学理工也该学些人文一样，学社会科学更不能不涉猎文史。我在这方面，有一定教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对青年一辈，总希望他们喜爱文艺，读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不限于《红楼梦》。特别是劝别人读诗、写诗，使生活有诗意，从中获取欢乐。这里，补述自己的两件小事。一是在省社科院，法学所首任所长赵老是老革命，曾对人说：“沈立人凭什么工资比我还多？”我就想与他沟通。10多年前，集体游桂林，江上同乘一舟，他说写了三首词，给大家看；我说，我来和；也说你明天给我；我说不需，当场看了，立即下笔完成。从此，我们成了诗友。二是王白坚组织“求真诗社”邀我参加；原因之一是经常接待台湾诗人，茶酒同时有唱和，我能应急。一次，台湾大诗人林恭祖来，晚饭后，拿出六首七律，请和；一看，都是僻韵，明明将我们一军。我当时查《诗韵合璧》，半夜和上了，有若干典故。第二天给他，他拿去发表了，总算没有坍大陆诗人的台。这是对“熟能生巧”的又一注解。因为我不仅通读了《全唐诗》，还通读了苏轼、陆游、袁枚、高启的诗集，自问掌握了曹植的七步经验。附写于此，供人一噱。

三学术贡献

提到贡献，令人手足无措。我不是大师，只是小小的笔耕人，社科界的兵卒，或称属于学者大伙中的芸芸一员。但是讲人生担当，确有该作贡献的抱负。学海滔滔，不拒涓滴。我们的劳动，似乎是个体，其实离不开团队。所有成果，都经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共识，汇总了冷板凳上的思索。也有发现、发觉、发明若干，机遇所赐，个人偶拾。我喜欢“十”字经，拼凑如下：

1.经济改革。

这是当代热门，摆脱不了。我进的第一重门是计划工作，深知其难，难在求解，摸索了一辈子。提出较早的：一是《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①（载《光明日报》1984年9月2曰。），后来获奖；二是《开辟更加广泛的市场新领域》②（载《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6曰。），认为生产要素都要商品化、市场化，直至技术和信息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是商品，后有争论。后来又写《自然资源的商品性和商品化问题》。③（载《光明日报》1986年9月7日。）不久，广东资深经济学家卓炯来南京初识，一见面就说：“我赞成这个新观点。”后来，对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写了不少，并建议宏观调控不限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入，还包括产业结构、区域布局以及公共服务。

2.对外开放。

集中于1987—198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深圳和海南的多次咨询，出了专书；其中先后提出“市场调节为主”当时共识是“市场调节为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有一系列具体对策，可述两点：一是“小政府、大社会”，深圳建制较简，不设计委，改发展局（一度恢复计委，最终撤销）。二是在海南洋浦试行土地批租，吸引外资；北京来调查组，写文反对，认为是又搞租界；我写文、写信批驳，虽然海南开拓不大，但为内地普遍采用，是开发园区的先行。

3.发展战略。

如前所述，我们提倡的是“宽松”“渐进”与主流践行不尽一致；但经多次过热周期，最后大家着重于“软着陆”我回江苏，面对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程度地片面追求GDP,先后泼过几次冷水，也如前述。写过多次论GDP和速度的文章，如《树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速度观》①（载《群众》1986年第1期。）。不断写，反复写，2003年在多种报刊发表《坚持全面的经济发展观》②（载《中国改革报》2003年10月13曰。），提到发展要统筹协调，包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以及劳资关系等，与后来中央决定的科学发展观基本合拍。此后，对转变发展方式，如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也先后论及，不无个人见解。

4.区域经济。

这是回到江苏后的主要任务，把发展战略地方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几十次历史回顾、形势分析和对策建议，在“代表作”中占相当比重。除了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强调跨区域的一体化外，对苏南、苏中、苏北和南京、苏锡常、徐州以及沿江、沿海、沿（运）河都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担任昆山和宿迁的顾问，各达10年之久，对昆山自费开放后，在城镇化和富民问题上，对宿迁从低谷崛起，政策要变通，都有若干可供参考的建言。

5.产业经济。

这也是一个广泛领域，无法回避。我最关心的，首先是“三农”对农业的发展和改革有多次课题研究，有合著书。特别是先发展地区，工业是大头，如何仍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我经常提醒；近年来有《防止过度的土地非农化和农业非粮化》③（载《苏南发展》2011年第4期。）和《坚决守住“三农”底线，努力提高“三农”水平》等④（载《苏南发展》2009年第5期。）。对工业也经常留意，重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但主张内迁减负，反应不多。另对第三产业，从财政、金融和服务业、信息化，主要是“拣漏”对别人不关心处花些笔墨。

6.乡镇企业。

我很关心，情有独钟，与莫远人（已故）并称是其吹鼓手的两个“人”1975年的内部调查报告和1979年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在江苏和全国都属“先声”后有不少争论，我都积极参与，可见与吴镕同编的《江苏乡镇企业的突起和变迁》中收我的一篇。这与“苏南模式”分不开，几乎年年都写，有长有短。除肯定外，对前进中的问题，如“村村冒烟”“千村一律”和把污染推向农村，有过专文，开展不够。本书代表作，只能选少数。

7.改善民生。

人到暮年，倾情民生，形势相逼，欲罢难休。从扶贫脱贫切入，《中国弱势群体》等三本书已如前述，有一定的揭秘和创新的影响。同时，针对两极分化，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研究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我追随刘老，着重于扭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僵化方针，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进而把公平放在前面。在此过程中，有人反对，不得不应对，进而发现，仅靠调整分配，不能走向共同富裕，还要从更多方面配合，分好蛋糕，第一刀很重要，并认为初次分配就要讲公平，反对流行的先讲效率、再讲公平。

8.社会和谐。

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来互相依存，而过去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几年来，我转向研究和谐，进入社会领域，对创业和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有所论述，一度在《创业、就业》刊物上连续发文。其中如总结昆山经验，把消灭“零失业家庭”作为当前充分就业的替代方式，在《红旗文摘》刊出后，有所推广；当前加强新疆发展，民生优先，也有这条。另对教育改革和住房问题写了几篇，不无新意，前已述及。

9.小康和现代化。

这两个名词的使用率日益增长，我的研究同样趋热。对小康，我认为总体达到不难，难在不平衡，所以要求全面建成，必须花更大力气和更长时间（有人不同意，而客观检验有其必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更高，不能轻言“率先”我泼冷水，或非无用。在此过程中，增幅下调，收入倍增都有值得研究的新点，我投入了，说了一些旁人不想说、不敢说的普通道理。在先，还写了《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①（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单行未撞车。

10.政治改革。

我们早已不是参政力量，与政治有游离。但是，人人离不开政治，说不关心政治，必然与爱国爱党的初衷有违。研究政改，下手不易，我从浅处迈入，前年写了《政治改革渐进方略100条》，自印分发亲友和同行，只是征求意见，未遭驳斥。还在边缘写了几题，得到发表，列入代表作，算是敲门砖，与“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无抵触，或者有所探索，可供有关方面参考。

此外，写了一些别的，值得略提的，如对城镇化，另编印了专集，或称初稿，想争取公开出版;还有经济学和经济史，特别是当代江苏，前后有多篇长文。列入代表作有一篇，回顾本省一个甲子，原系有关部门约稿，我不想写，难免束缚；后思，与其别人写，不如我来写，争取尽量真实，不讳言负面（后未见发表，却给了稿费，列入本书，诚请评判）。

四人才培养

答此题，我也难。因为在研究机构，基本上少问教学。但是，自知年老矣，心怀人接班，研究和行政双肩挑，也是出成果和出人才双肩挑，义不容辞。不能不关心周围年青人的成长，怀有青出于蓝的愿望。

在北京时，研究室内只有杨坚白带博士，刘国光博士选题也多在宏观室，我和梁文森等只带硕士，但又兼充杨、刘助手。这都是改革后首轮，被称“黄埔一期”成果很好，出了若干精英，有的后成高官。我们接触的，主要通过课题合作，他们读书多，我了解实际，教学相长，优势互补。不妨举名，有樊纲、华生和何家成等，下一茬有陈东琪、袁纲明等，很快脱颖而出，并与我继续有联系和有所合作。室内较年轻同事也一样，相互言传身教，出人头地的有杨圣明、张曙光等，关系也称亦师亦友。此外，南开大学谷书堂带博士生，论文答辩或开题，连续三年都邀我，记得杰出的有马建堂等，后来也有偶然往来，学养和成果在我之上。

回到江苏，省社科院内缺硬件，未能附设研究院。我的院外活动，除曾开讲座外，先讲博士生答辩，前已述及，不绝如缕。更多的是评审职称，副高以上，也有精英，使我心动。最早是南京工学院的李廉水和姜作培，评副高后不久，提前升正高，他们出第一本书，我写了序或书评。后来评职称，我多次推荐破格，出于爱才若渴，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都有，可能包括洪银兴、徐康宁、蒋伏心、郑垂勇和沈坤荣等不止十人之多，后来都是不同程度的著名学者。还有在职干部读研，我参加评审的有陈德铭、王荣等，有的从厅级晋升到部级了。

回到省社科院经济所，当时原是综合大所，有三十多研究者，半数多直接自大学毕业来，从零起步。我在离休前，从不个人独揽课题，都要组织大家参加，更不让有一人向隅。从开题到读书、找资料、搞调研到拟提纲和分工写出初稿，讨论和反复修改、定稿，研究都以学习为基础，成篇都以集体为合力。离休后，我续编书，仍有合作，有的是为他（她）职称升级提供台阶。三十年过去，大家成长，现在经济所分为农发、财贸、金融等所，除少数来自院外，多数骨干是当时的中小青年，如吴先满、徐元明、包宗顺、章寿荣、徐志明、吴群等。喜见后浪赶新浪，乐睹新人超旧人！

写于2014年6月10日

代表性学术成果

代表作，本该分为著作（专著、合著和主编）和报刊文章，有长短之别。我的几十本书，列为代表的不到10本，不同方面，另在"学术年谱”中列举，不在此复。报刊文章较多、较杂，也在《短笛催春》和《弩末偶拾》等选入。这里所选，主要是补充，重复的不到10则，着重于新世纪以来，少数在前，在究其源。

我以攻学经济为主，但不是专家，或泛称‘‘杂家”，后期转向社会学，兼及政治、文化。本书所选，大致有几条：一是过去已选，以短中为多，长文皆压缩或摘要；本书稍增长文，也有删减，再补中和短。二是仍以经济为重点，增加经济外，但限于学术思维，外有散文、随笔和时评等不在内。三是分门别类，执简御繁，按题举例，突出关注，不无交叉。四是薄前厚后，大部分已发表，连同内刊（省社科院《要报》和省委、省政府《参考》等）；也有少数未发表，如最早的社队企业调查和内部信文，不多。五是这样酌列，显得不成系统，断层多，在各题前附"链文举要”，可见轨迹。

报刊发表，前后超一两千则，内5000字以上不少于几百，余在千字左右或稍多。现选75则，不及1/15。报刊亦广，不下一二百种。从写到选，偏于"少讲主义，多讲问题”。尤其短文，很少引经据典。或有离经背道，但信奉马克思始终未弃，有自信焉！

第一篇: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

我在1980年进入中国社科院转向经济研究，正值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成为主业，沿着这条主线写了很多。经济改革内含繁杂，包括宏、中、微观层次和不同部门。列入这块的是总的线索，即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主要代表作，多已选入前几本文集。现在补拣的，个别在早期准备，其他在近年，缺乏联贯，但有呼应。

改革与开放互动并有呼应。开放着重两面：一是为深圳、海南咨询，皆有专书；二是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引技。连同为省内外多个市县建开发区顾问，也写了不少，也多已选用。这里再拾一二，其中有关于“租地”的争论，曾感到为难，终于突破。

这样推出，明显零碎，存在断层。其实，当时写作是成套的，文章成链。因此，附列几题，借见思维的轨迹。

【链文举要】

计划体制比较选择的探讨（《经济研究》1984年第5期）

试论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经济参考板》1992年12月16曰）

海南模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社科院要报》1988年第38期）

对中国‘‘入世”议论的综述与评价（《学海》2000年第3期）

认知和应对全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4期）

改革的实践需要改革的理论（《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改革开放30年：方法论简议（《开放导报》2008年第6期）

经济改革深水区初探（《江苏省社科院院报》2012年第4期）

计划经济在实践中

原载《财贸经济》1982年第7期，原文约1万字。

一、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略）

二、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实行计划经济，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计划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首先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办事。其次，由于社会主义经济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计划也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这就是计划第一，价值第二。承认不承认这点，往往与我们经济建设的得失和进退有很大关系。现在明确，在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同时，必须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界限和范围，有的很清楚，例如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包括各级）属于前者，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包括集市贸易等）属于后者。这是板块式的划分。但是，间接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靠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来调节生产、流通和消费，算是什么？有的同志认为，这也是计划经济。有的同志认为，这是有计划的市场调节；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最后的决策者不是国家，而是企业（包括社队）。

我的看法，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除了板块式的一部分外，还有相互渗透或者叫做相互结合的一部分。间接计划等，多数属于这类。否定这一部分并入计划，把计划和市场列为九一开或八二开，是不确切的。两者结合的具体形式很多，例如：

1.固定资产投资，除了财政拨款搞基本建设外，还有以预算外收入、地方自筹和企业自筹、银行贷款等搞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住宅建设，其中一部分是统一计划的必要补充。

2工业生产，除了按计划生产外，还有企业自行组织增产的（市场不需要、商业不收购时，也要允许企业减产）去年，机械工业部门有的不是先下达计划，而是由各企业自行组织定货，然后据以确定生产计划，相应分配材料。棉布和钢材，计划只列大品种，具体品种成千上万，通过定货落实。

3.商品流通，除了统购统销、包销经销外，还有加工、定货、选购、代销等。

4.省市、地县和企业相互之间的物资协作和投资协作，有的用于补物资分配的不足以保证计划的完成，有的用于计划外生产。

5.生产、建设以外的很多计划，例如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经济往来，其末端是无计划的国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还有计划生育一类，主要靠政策。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分清主次，不能颠倒。在社会主义内部，两种经济调节机制，同样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虽有差异，更有统一，都是不可缺少的。过去，有人强调市场调节，贬低甚至否定计划调节，那显然是错误的。现在，如果倒过来，有意无意地贬低市场调节，或者视为异端，同样不必要。如果把计划调节看作是自觉的调节机制，那么市场调节就是自动的（不是自发的）调节机制。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都会转化。市场调节不等于自由化，但是摆脱或削弱计划指导，就有可能出现自由化；十划调节更不等于官僚主义，但是脱离实际，也有可能僵化。有人认为，市场调节才有盲目性。其实，计划调节搞不好，缺乏综合平衡，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另一种随意性即盲目性。基本建设的浪费，计划内的大项目有的比计划外的小项目严重得多。

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有很多必要性。运用价值规律，不限于自动调节，更在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证产销对路与商品的流通，促进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和联合化，调动企业、社队和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加强经济核算，开展适当竞争等等。集中到一点，则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计划经济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按比例，就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条件。但是，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必须同时运用价值规律。否则，容易把计划经济搞死，变成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我们搞市场调节，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目前只开了一个头，成绩是主流。出现一些问题，要改进，使它完善，不要动摇，把它否定，认为还是老一套好。从总的方面看，还不是过了头。当然，运用经济杠杆，有的不够灵活，有的矫枉过正，不是适可而止，都有待及时扭转。

搞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都要重视价格这个杠杆。价格的作用：一是反映信息；是调节供需；二是核算效益。冻结物价的办法不是成功的办法。实际上，木材、水泥、煤炭和小商品还是涨价了，钢材、化纤等还是降价了。双重价格，限于个别物资、商品，有其特殊的必要性。如果听其泛滥，无限制地实行一物多价，不符合价值规律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必然是搞乱计划、搞乱市场，还带来不正之风。调整物价，势在必行。但是问题复杂，要找准突破口。只有建立了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工资体系，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才能走上正轨。

三、探索一个中国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计划管理体制是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所谓经济体制或模式，一般以计划和市场的不同关系来决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不能按照市场原则来改革体制，也不能按照只承认计划、不承认市场的原则来改革体制。强调计划为主，不是走回头路。回头路不是出路，现状非改革不可。在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原则下，可以有多种模式。有的同志提出，以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为近期目标，以含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为远期目标，符合这个原则。当然，模式不是固定的，在实践中有发展。我们不能照抄别人的，要探索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

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包括很多内容。作为一种体制，实质上都是权力、责任、利益的分配和结合，并且要使权、责、利和经济效果统一起来。根据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工程的原理，经济模式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中略）

1.动力：即正确解决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性和差别性。

2.信息：包括实物信息、价格信息和数量信息、质量信息、效率信息等。

3.决策：以信息为依据，又是多层次的，分为国家、企业、个人等。

我国是个大国，光讲宏观和微观，不论在动力协调、信息传递或决策选择上，总感到差了一大截。有的同志提出“中观”即各级条块，确有必要。根据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原则，正确处理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考虑恰当的、合理的动力结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构，有着很多种的排列组合。关键在于怎样处理集中和分散的辩证关系，能否确立这样两条原则，一是大集中，小分散；二是少集中，多分散。凡是有关全面平衡的重大问题，例如控制社会需求和积累、消费的比例从而反映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要集中由中央决策；但是，由中央决策的只能是少数，其他可以由各级地方、部门和企业去决策。集中和分散都要服从于一个总的目标，就是要有利于提高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效益。相对地说：①在生产建设上，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重大项目等）要集中一些，生产可以分散一些；②在生产上，工业要集中一些，农业可以分散一些；③在工业生产上，重工业要集中一些，轻工业可以分散一些；④在农业生产上，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要集中一些，一般作物和林、牧、副、渔业可以分散一些；⑤在流通领域里，生产资料要集中一些，生活资料可以分散一些；⑥在资金货币上，国家预算要集中一些，银行信贷和社会资金可以分散一些；⑦在社会发展事业上，为生产服务的科技和大专教育要集中一些，为生活服务的文化卫生、公用事业等可以分散一些；⑧对短线和长线，短线要集中一些，长线可以分散一些；⑨对不同省、市、自治区，能量大、贡献大的发达地区要集中一些，其他地区可以分散一些；⑩对不同的经济阶段，调整时期要集中一些，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后可以分散一些。

对条块关系，有各种议论。条块关系，实际上是联结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应当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发挥两个、三个、四个积极性。中央集权总有限度。适当分权，就是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体制或模式。赫鲁晓夫搞地区原则，错在“大撒手”我们在坚持统一方针、统一政策、统一计划和统一发展战略目标的前提下，除了铁路、邮电和大的能源基地、钢铁基地等归中央直接管理外，实行权力下放，包括分灶吃饭、外汇留成、物资包干和差额调拨等办法，让地区办更多的事，肯定是利多弊少。这样，有利于调动各级积极性，建立横的联系，因地制宜，就地解决问题。欧洲几十国，美国几十洲，发展较快；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过多，发展较慢。

四、计划工作要由经验走向科学化

对当前计划工作怎样评价？要肯定有成绩、有进步，也要看到有曲折、有问题。总的说来，能否认为，还处于以经验为主的阶段，没有达到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水平。正像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样，农业生产的选种、用水、施肥、栽培等，主要是靠经验，没有真正用上科学。例如讲积累率控制在25%左右，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供应量保持一比八还是一比几，都只是经验参数；各种定额也都是经验定额，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和测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强调计划的严肃性，还要强调计划的科学性。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离开了科学性，越严肃越危险。对于没有把握甚至自己也有怀疑的指标，一定要留余地，听听不同意见，随时准备修改，不要定为“法律”硬性贯彻执行。

改进计划工作，有个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计划工作的薄弱，与计划理论的落后，互有影响。实际工作者不大重视理论，理论工作者不大了解实际，至今还未解决，两者之间，共同语言渐渐多了，但是还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到。例如搞综合平衡，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有一套基本图式。对这些基本图式，理论工作者花了很大力气，写了几百篇文章，做了无数道演算，对两大部类、C+V+m、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外延和内涵等作了反复研究。但是，在实际工作者中间引起的反响不大，感到没有解决问题，甚至说是“数字游戏”投入产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多方面的应用，在东欧各国也在逐步推广，有的据以选定增长速度和主要比例关系。但是，连同其他很多经济数字模型，在我国还行不通。这里，确有几个问题未得解决：

1认识论和方法论。认识统一了，接着要搞方法。例如对产值指标究竟怎样看、怎样改，就要深入下去，争取早日投入中间性试验。

2抽象和具体。理论从实际来，经过概括，舍去很多复杂因素；最后回到实际中去，仍要解决具体问题。例如搞再生产图式，把两大部类化为农、轻、重各行业，把固定资产一次折旧恢复为多次折旧，就有许多细致工作要做。

3要求和条件。有些事，要求是明确的，条件尚不具备，有待创造。其中包括信息来源、统计资料和计算工具等。也有干部的业务水平包括数学水平在内。搞计划和计算，仅靠百分比和平均数（又是简单算术平均数）是不够用了。

4探索和结论。计划理论，不少还在探索中，要提倡争鸣。探索不是结论，不要怕“乱”就是有了多数人的一致意见，甚至经权威决策，也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接受检验并求得发展和完善。

总之，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共同协作，实现计划工作的科学化，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要搞“空对空”应当慎言，而不要沉默。当然，基础理论有它的指导作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有分工。但是归根到底，理论来自实践，理论工作者要向实际工作者学习。现在，有些看法不尽一致，最后裁决者只能是实践。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

载于《理论学习参考》1992年第3期，原文约15万字。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都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很快开奇葩、结硕果的，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定。这个认定使我们终于走出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狭胡同，迈上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路，不仅对国家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的得失和成败。现在的问题已不是该不该、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如何理解、如何实施。

一、改革的巨大成就来自市场取向，市场取向的归宿必然是市场经济（略）

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理论进展同样经历一番艰难曲折的过程（中略）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计划经济排斥商品市场关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对立的，非此即彼。换句话说，以指令性指标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毫无兼容之余地。前者以公有制为基础，并以消灭私有制及其无计划性为己任；后者以私有制为基础，自由放任，与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格格不入。正是这样，进而据以作为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分别贴上姓“社”或姓“资”的标签。这在全世界也已约定俗成，例如联合国的很多文件就把各国分为这么两类，泾渭分明，并不是我们的某些同志新创造。

理论必须以实践为检验。早在五十年代，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人们发现公有制不可能包办一切，指令性计划也不可能囊括一切，于是提出“大计划，小自由”的对策。这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的挑战，起着石破天惊的效应。当然，这又是很不够的，并没有触动计划经济的根本，“大跃进”后，提出“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把它引入经济工作，也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在计划经济与商品、市场之间架设了小桥。当然，这也很不够，并没有进一步在两者之间拆除森严的壁垒。

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才开始使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所沟通。这不是简单事，决非一蹴而就，而要一步一步地克服重重的理论障碍。从大处看，主要跨越了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是从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扩大到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从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而认定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二个台阶是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进展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主辅论也是进展，给市场调节以合法地位和适当空间；旦是没有跳出板块论的框架，更未动摇计划经济的主体性。

第三个台阶在少数地区，最早是深圳在1985年，后来是广东等省，直至江苏省在今年，先后提出“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或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市场调节为主”。

上述这些理性思维和理性概括都是可贵的。只是到前不久，明显地存在着逻辑上的两大矛盾：一是只承认商品经济，不承认市场经济，似乎两者之间还有什么本质区别；二是可以承认或强调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却不能认定市场经济，似乎两者之间还有必要划什么界线。所以如此，是少数人囿于传统的成见或偏见，始终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以私有制为基础，姓“资”不姓“社”这种理论的混乱不能不导致实践的踟蹰，使改革的方向模糊，步履艰难。

其实，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今年南巡，又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至此，对市场的理论才突破最后一道障碍，得到了科学的认定。

本来，商品和市场、商品化和市场化、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相互联系的。商品与市场不可分开，有商品就有市场，不能只有商品而没有市场或只有市场而没有商品。商品化与市场化也是平行的，不能只有其一而没有其二，至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为学术研讨，不妨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是同义词；有人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是市场经济（也有人认为时至今日，商品经济都已发展到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前者着重的是本体论、后者着重的是运行机制论。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经过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提，发展到认定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模式的重新选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飞跃。回过头来看，既然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在此阶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与此对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排斥商品市场关系为特征，对其扬弃同样是必要的了（至于未来的计划经济是什么，现在可以暂存勿论）。按照这样认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将为改革开创一*个新局面。

三、市场经济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内涵，与传统的计划经济存在本质的区别（中略）

当务之急是如何认识和阐述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只要逐步减少指令性指标，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加上逐步放开物价，使生产、流通、建设的大部分越来越摆脱行政干预的影响，就是向市场经济的逼近。

这种理解是肤浅的。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包括一整套的运行机制，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内涵。简单地说，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来组织经济运行的一种生产形式，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主要依靠计划手段来配置社会资源，存在本质的区别。改革是运行机制的整体转换，不仅是某些政策的调整或某些措施的推行所实现的。这里，就市场经济一般而言，对其基本内涵，可以列出这么几条。（中略）

1.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2.包罗万象的市场客体。

3.充分完善的市场体系。

4.多种多样的市场形式。

5.配套齐全的市场机构。

6.灵活健全的市场机制。

7.真实灵敏的市场信号。

8.法制保障的市场秩序。

9.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

10.对外开放的市场融合。

以上这些，归纳到一点，则是为了实现市场竞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机制是竞争机制。通过竞争，目的是优胜劣汰，以刺激科技进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优化产业结构。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通过竞争，向需要发展的部门倾斜，向效率最好的企业集聚。

综上所述，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依附于行政部门，市场主体缺位；生产要素由计划调拨，很大部分被剥夺商品属性；与此相应，市场不成体系；市场形式和市场机构也单一化，作为其结果，计划机制代替市场运行，计划指令代替市场信号；没有竞争，缺乏激励和约束；……。可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虽以双轨制为过渡，仍是一条漫长而坎坷的路。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自己特色，学习和借鉴以外还要探索和创新（略）

五、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的改革，要有全面规划并分步实施（前略）

更重要的是规划未来，重新部署。最近几个月，不少部门和地区先后提出自己的改革思路，与过去比，思想解放得多，门路广阔得多，不乏真知灼见。当前改革的深化，不仅接触到许多难点，并且接触到许多共同点，都有待协作攻关。这些难点和共同点就是改革的重点。

改革计划体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置计划于何地？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但是，要不要继续保留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的地位，值得商榷。能否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市场第一性，它是客观存在；计划第二性，属于主观意识。有人认为，改革的主要矛盾在计划体制；也就是说，必须彻底破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市场经济才能顺利萌生。这不是不要计划，而是使它脱胎换骨，真正与市场相结合。因此，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正如孙冶方所说，是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列入计划机制，同样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具体做法，要从总体上的指令性转换为指导性，着重研究指导性计划编制的内容、方法、程序和实施。不言而喻，有一个覆盖全社会的指导性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并据以制定各项经济政策，与过去比，计划的作用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至于指令性计划，多一些或少一些，倒不是根本的问题。

——培育市场体系。市场的发育和成长有其自然过程，所以强调要给以培育或由政府培育，是由于在当前体制下，市场的生死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待市场的态度和政策。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在改革计划体制后，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培育市场，包括放开市场、组织市场、建设市场、管理市场、调控市场等。总之，市场发育必须从政府培植开始。大家采取积极态度，各种要素市场就能纷纷崛起，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要求，其成功指日可待。

——转换政府职能。在经济运行中，必须做到：市场能解决的，政府少管；政府要管的，是补市场之不足。这就要求政府从直接调控企业转向通过市场的间接调控。这也不是削弱政府职能，而是仍旧有很多事要干，包括：制定市场竞争规则和监督、维护市场秩序，实施各种政策来调控市场和引导生产、流通，对市场难以动员投资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运用财政手段校正市场竞争可能出现的偏差，等等。这就是从“大政府、小市场”转向“小政府、大市场”同时，还要本着进一步放松而不是收紧的原则，处理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扩大地方政府职能的目的也主要在搞好、搞活市场。

处理好这些问题，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任务可望迎刃而解。

在深化改革中，还要处理好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为了发展，发展支撑改革，当前加快发展，不仅靠已有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并且必须以加快改革为新的契机。几个月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高，一般认为是合理的，在跨上又一个台阶。同时有人忧虑：会不会再来一轮“过热”？根据历史经验，发展与改革一样，存在两种不同模式，导致两种不同后果。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加快发展靠行政动员，层层压指标，总能上得来；旦是不得不以牺牲效益、恶化结构为代价，并且难以持久，陷入大起大落的周期波动。我们应当改弦易辙，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使企业在激励和约束中自谋发展，不靠动员也能增长，可望实现速度与效益、结构的一致，并持之有恒，相对协调，稳步前进。否则，重蹈覆辙，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深化也是有害无益的。

六、在实践中进一步解放思想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略）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原载《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4期

党的十八大和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针对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矛盾，坚持改革无止境和不停步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和总体规划，必将进一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实现平稳、较快的持续增长，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原因无它，集中表现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初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建立新中国后，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面临着对经济体制的不断探索。当时从教旨出发，以苏联模式为准，坚持法令性的计划经济、无所不包的公有制经济（全民所有的工业和集体化的农业）以及排斥物质鼓励的平均主义分配，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雄心很大，壮志未遂。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新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寻觅，才从接受商品经济，经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最后落脚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破除束缚生产力的桎梏，开放市场，搞活企业，导致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原始经济的基础上，引发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最后导致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促进生产力的空前发展。马克思的原来设想，也是在生产高度发展、市场充分供应后，才考虑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旧中国积弱积贫，市场经济不发达，硬套未来的理念，不能不事与愿违。转向市场经济，产品变商品，不由计划规定其产供销，而由市场供求来调节，通过竞争，才使其微观单位——企业焕发了活力。与此相应，单一的公有制和平均分配，企业和劳动者吃两个“大锅饭”同样是僵硬的，丧失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外边世界成功了，我们拿来，从不问姓资姓社到给以社会主义方向，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沿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路，取得了比一般国家更快、更好的业绩，验证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但是，市场经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同样有其客观规律，从原始的市场经济到越来赵完善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的培育，其中也有成功和不尽成功的探索和改革。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虽然有所借鉴，避免多走弯路，但是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传统体制的惯性影响下，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难免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束缚、干扰和阻拒。回头看，所谓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可能有一定的模糊。大家先后感受的，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未理清，政府权力仍嫌过大，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尤其是审批范围太宽；二是市场体系从无到有，尚不完善，市场运行尚不规范和有序，特别是市场经济也该是法治经济，这方面的缺陷，使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一直或隐或现。何况，市场经济也有失灵之处，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同样处于改革中途。至于“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反映改革中的先易后难，容易改的改了，还有一些深水区的硬骨头，亟待进一步给力。

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

下一步改革，所谓全面和深化，前者除“五位一体”外，经济体制改革有不少环节，大都与市场有直接、间接的联系；后者集聚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是其路径选择。简什么政，放什么权？主要是政府保留的权还大还多，有的要简化，有的要下放。简化和下放，除给社会和中下层政府外，主要是进一步向市场倾斜。这样，连同市场化的建设，赋予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某种意义上就是基本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参与，大致有以下几层：

首先，完善市场体系。市场经济的萌芽和成熟，从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化、市场化起步，随即延伸到生产要素的简品化和市场化。这有不同领域，逐步转化，不断成型。最早是土地和资源，加上劳动力，被称为三个基本要素；后来，由资本转化为经营和管理，特别是科技，再加信息，也进入生产要素，都商品化、市场化了。这在中国，由于背景和条件不同，发育程度不平衡，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和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资本在金融业和直接投资的股市，还未放开；至于经营和管理，则是若明若暗，如经理人就未成市；科技人才在人力资源市场，科技成果市场也未成型，更不用说信息的商品化了。这些，都待从国情出发，逐步建构，不拘一格，并打造区域市场之上的统一市场，进而与国际市场有所沟通和接轨。

其次，放开市场运行。这是指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都要由供求双方，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来交换和结合，广义说即卖和买的成交。在商品来说，似乎简单，也不尽然，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就不一样，而在土地、资本和无形资产，更加复杂得多。不同的生产要素，有其不同的市场业态，又有不同的交易方式，都要按不同的市场规则进行。内如资本的运行，通过投资和创业，采取独资、合资和股份制的不同途径和形式，保证其自由竞争，达到各得其所、各尽所用，就要有一定的程序。又如人力资源，涉及就业这个民生之本，采取招聘或考试录用，规范也不简单。甚至消费品的购销，当前业态多样，放开不是不管，还要在自由买卖中有合法、合理、合情的办法，既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又有利于经营者的促销，避免和防止不规则行为。

再次，健全市场机制。这是指工资和价格、利率、汇率甚至税率和税法，都是市场杠杆，必须有利于市场运行，反对各种杂乱无章。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似乎供给无限的条件下，往往容易为利润侵蚀：市场竞争，要经双方谈判，体现效率和公平并重。物价原则上由市场决定，或升或降，又不能没有一个度，以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并兼顾买卖双方的权益。利率和汇率，长期来管理超越市场调节，有相当的传统影响；今后要进一步市场化，发挥其长效机制的功能。税收的功能不仅在保障供给，另一使命是调节分配，这也有一定的市场关系，与人力资源的培育和流动不可分割。进一步说开去，教育、卫生和住房、交通等民生问题，都有价格即收费问题，同样含有市场因素。

最后，优化资源配置。在各类市场的广阔空间，各种生产要素聚合，通过市场运行，依靠市场机制，由市场主体进行比较和选择，在自由竞争中相互配置，就能做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这不排斥优胜劣汰，正是有成有败，在总体上实现不断优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场合，资源配置有主有从。从历史看，最早是劳动力选择土地，接着是土地选择劳动力；后来是以资本为枢纽，组织劳动力和相应的生产资料；最后是经营管理和科技挂帅，配置的效率和效益越来越好。与传统的市场经济相比，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统一计划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无法防止盲目性和机械性，不能获得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现当代，市场经济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

经过多年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形成，才使资源配置逐步优化，使社会财富大量涌出，民富而国强。但是不容讳言，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市场运行还不够放开，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地区出现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则的问题，如金融市场幼稚、产权市场失序、公有和非公有经济失调，自由竞争失衡，导致经济增长过热、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某种程度上发生经济周期的失常。这在别国也有，但我国的矛盾更特殊，导致资源开发利用的不经济，并阻碍着生态环境的安全。客观地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出了初露光辉的上篇，亟待继往开来，继续写出更加绚丽的下篇！

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

市场经济起着配置资源的主要作用，由各种资源通过市场自行组合，被称为是看不见的手；比完全依靠国家计划那个看得见的手来支配经济发展，效果不可同日与语。但是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决非可以不要政府的功能了。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即所谓市场失灵，马克思指出的一些无政府状态，导致某些盲目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能无视政府的相应改革，旨在端正政府的职责，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检讨既往和眼下政府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的不足之处，一般认为，既有越位，又有缺位。因此，有放有收，旨在使市场更强、政府更好，形成一份新的合力。

越位是指管得多了，有不该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我们原来是大政府、强政府。一度认为，这有好处，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实践验证，政府的权力过大，办事过多，不仅会在GDP挂帅的激励下患上“投资饥饿症”导致重复建设和某些产业的能力过剩，并且“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导致“寻租”行为的滋生和蔓延。对策在简政放权，把不该管的事让市场、社会和基层、企业去办，如废除大量审批规定，以提高效率，调动更多方面的积极性，还能制止行政机构的持续膨胀，腾出人财物力，转向公共服务，改进和保障民生，使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缺位是指还有些该管的事没有管、未管好。主要有两椿：一是搞好宏观调控，为市场运作提供稳中可进的宏观环境；二是打造市场经济必须相配的法治条件，保证市场竞争的规范化、有序化。市场竞争的走向产供销平衡，受到宏观环境的制约，往往会有起伏，波动较大，有时要付出代价。宏观调控，国外的对象是力争经济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我们或许还能顾及经济发展方式的集约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有其战略的长远意义。市场经济的动力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仅是这个动力，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如搞出假冒伪劣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其他不法行为如走私、逃税等；因此，必须给以法治，规定可行和不准行的规则，并提倡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使市场经济有利而不是有损民生。

市场化的改革，与行政机构的改革同行，还要与其他经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改革相辅相成。经济改革中，如企业改革、财税和金融改革，都是不小的文章。经济之外，其他改革也多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如市场改革和行政职能的改革，必然对政府体制的改革有诉求又有促进；又与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连同教育、卫生、住房等改革息息相关。总之，改革在走向全面和深入，涉及“五位一体”必须攻艰克难。经济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是其核心和关键一着，高歌猛进，前途光明！

改革就像下棋

未发表，写于2014年2月。

改革，作为各项建设和发展的最大引擎和红利，决不是演戏；演戏只是作秀，生旦净丑先后上场，即使获得鼓掌，大家心知是虚拟的，假。改革来不了半点假，正是真干实干，历尽艰辛，考验着执政能力。要有譬喻，就像下棋，期在必胜，全靠智勇。棋有多种，棋道却同。围棋只有黑白两类子，但在19X19的方格中千变万化，古今未见同局；象棋楚汉双方各16粒，有攻有守，职责分明；国际象棋还有全球统一的游戏规则，严格不亚于联合国宪章。下棋能手扬言，要学《孙子兵法》，要用“36计”内有很大学问，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取胜而立于不败之地。

胸怀大局坚持始终

下棋讲究谋略，合格的棋手都有心理准备，从战略到战术，必须胸怀大局，贯彻始终。改革也是一样，要有统筹的顶层设计，并问计于民，向专家、学者征询，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路线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及时地审议通过几次《决定》，是必不可少的群策群议，体现以人为本的长远思维。前30多年的改革，主线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包括政府、市场、企业各个层次和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侧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决定》，进一步开展全面深化的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洋洋一大篇，内涵齐全。决策是起步，更重要的在贯彻落实，全民关注，寄以厚望。

慎在开局。开局有多种选择。围棋多从边角入手，但不忘记盘中。上次改革，农村首先突破，带来牵动效应。这次改革，有人认为，从整顿作风切入，一年来也已取得显效。似乎是小事，初步抑制了吃喝和送礼等浪费，但是随即调整了市场供求，使餐饮、礼品、娱乐等奢靡行业有所打压，转向科学消费，对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向公共服务财政都有促进。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局好，后续才能顺利。

进入中局，全面深入更有看头，亟待相互配合，有序展开。过去的改革，先易后难，容易的都改了。但是也留下不少难题，要在今后啃硬骨头，付出极大的努力。全面，是指“五位一体”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核心价值，含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践行不是简单事。棋至中局，循着总的方向和道路，不能不多边出击，才能进一步打开局面，获取越来越大的优势。这比前30多年，或许更艰辛复杂，肯定更绚丽多彩。

下棋的精彩，贵在中局。

最后是终局，实现此一时期的大胜利，造福于全民。到此地步，不能松懈，而要善博其功。棋至收局，同样有繁重的解构和建构，一着不让，否则会前功尽弃。围棋和象棋，对残局都很重视，留下的棋书有详尽的案例。改革同样，往往是有可解，有不可解。经过30多年的践行，如土地改革、企业改革和股市、楼市改革以及市场的规范化，都未有理想的结果，待在新一轮改革中攻坚克难。

反复博弈智勇取胜

下棋有对手，决胜负；改革的对象是谁？什么叫胜负？其实，同样有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一步到位的。对手可以认为有两个：一个是传统体制，或好或差，有已尽其历史使命，过时了，有的本来就存在弊端，都非改不行；另一个是既有的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对他们未必有太多好处，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阻力。改革就像下棋，与对手周旋，力争取胜，达到新的协调。

与旧体制博弈，不是简单的取而代之，而是去其弊，有的还要存其利。拿市场经济的择定来说，否定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还要把指令性的计划改革为指导性的规划和计划，为市场运行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企业改革也是一样，特别是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处于半途，走向现代企业化尚有一大段距离;后续改革有不少议题，从产权多元化、营销市场化到管理民主化。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改革，有更多的堡垒待攻下，可能会有进有退，进两步还得退一步，有一个从试验到纠错的反复。

与利益格局博弈，涉及不同群体，无形中会有踌踟，不可能走几步就解决。除了反腐倡廉要靠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比把猛兽圈进笼子更难，家禽家畜也不免要挣扎外，即使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低、扩中、限高”不同阶层利益不同，积极性就有高低，该有统筹，力争众赢。

战胜对手，旨在“团结起来向前看”像下棋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做理性的、细致的工作。改革之道无它，要凭智慧，既为多数采纳，又要照顾少数；同时又要有勇气，不怕困难，不怕挫折。能手下棋取胜，不像赌博，胜之有道，使对手也认输、服输，一笑推枰。这不是题外话，却是题内应有之义。

稳中求进妙中有险

战略上要高瞻远瞩，战术上要稳中求进。下棋有此宗旨，改革也离不开，甚至打仗同样奉行不悖。

改革有大小和宏微，都要稳字当头，一'步一'个脚印。下棋有攻有守，守是免于失败，才有希望取胜。改革同样不仅是攻，还要守住底线，否则就有风险甚至危机。我们的改革，摒弃“休克疗法”有此缘故。稳要有底线，在哪里？主要是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不能受损，甚至暂时也不改。多年来的改革，基本上做到了，是一条正面的经验；旦是也不无错失，如在拆迁、征地和“减员增效”中照顾不周，导致某些矛盾和冲突。另有若干底线必须守住，如物价、基尼系数和基本农田以及能源的开发和消耗、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不同条件有不同底线。所谓“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落脚到“稳”不是大干快上，因为只有在稳的前提下，才能脚踏实地、眼望天空，一步一步地前进。棋界的国手和高段都是攻守兼能，立于不败之地始能获胜。

另一方面，稳中求进决不是稳而不进，那就是稳字压倒了改革，属于保守派或守旧派了。求稳不排斥创新。改革如此，下棋也如此。下棋取胜，完全靠常规，远远不够。习近平同志谈到制度自信不是故步自封，很有灼见。在棋鼓相当、相持中，要出奇招，或能致胜。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年农村改革采取“包产到户”不免是险着，结果验证是高招，开创了新局面。另如办经济特区、全面放开物价管理等，同样有一定的风险和挑战。险着成为妙着，主要是经过调研，并从试点到分批推开，把握较大。当然，也难免发生局部失误，不会影响整体。方今，如金融改革、医疗保险改革，没有常规可效，端靠创新，胆要大，心要细，下出好棋来。

面对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倶进，并借鉴别人，通过正确的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来展开。以下棋为例，属于一种揣摩。修辞学认为，任何譬喻都有局限，又都有相似，不妨参考一二，集思广益。

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

原载《财经问题研究》1984年第5期，原文约1万字。

“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两件大事是相互联系的。对外开放要求体制改革，又促进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才能逐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对外开放要求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略）

与对外开放直接有关的若干体制的改革

对外开放是个大题目，有着很丰富的内容。除了商品交流外，还有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人才等的交流。每个具体领域，各有其直接有关的管理体制。这些体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后，旧体制的弊端更暴露出来了。这些体制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一、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

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是在建国初期，大体上以苏联为榜样，制定和确立下来的。这是一种垄断的或统制的外贸体制。这种外贸体制的特点是：外贸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外贸活动，进出口业务由外贸部门所属各进出口专业总公司独家经营；出口商品由外贸公司先收购、后外销，进口商品也由外贸公司统一购进，再行拨缴；经营的盈亏，由外贸部门统一核算，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都不直接负责。60年代以后，主要贸易伙伴由苏联、东欧国家转为资本主义国家，口岸有新的增加，经营方式渐趋多样，但总的体制基本未变。这种体制的好处是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计划性强，有利于联合对外，保持相对稳定的外贸关系，维持国家的整体利益。其缺点是：①独家经营，渠道单一，业务开展受到限制；②产销脱节，工贸脱节，不能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和改进生产，影响了商品的对路和竞争力；③外贸部门统收统支、统负盈亏，是又一种吃“大锅饭”不能调动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④政企合一，用行政办法管理外贸，控制过死，不能把生意做活、做足。这种体制，不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大规模地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尤其是面临国际贸易越来越多边化、集约化、信息化的趋势，必须有突破性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贸体制作了探索性的初步改革。例如把部分经营权放给其他经济部门和某些企业，对某些地区更扩大了经营权，并搞了工贸结合、内外贸结合的试点。这样，开始实现了多部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分散经营，对于扩大进出口贸易，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削弱了统一对外，一度出现争货源、争客户和抬价收购、降价销售的混乱现象，造成“肥水流入外人田”同时，企业无权和吃“大锅饭”的状况没有变化，连同其他原因，使亏损越来越大。是否改错了，要回过头来？似乎不是那样。外贸体制的改革，议论颇多，大致有下面一些设想：

1.坚持计划经济和统制外贸，实行联合对外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在此前提下，充分发挥部门、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打破吃“大锅饭”按照责、权、利结合的原则，“谁经营，谁负盈亏”不同的商品可以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出口需要补贴的商品，可以实行择优出口，有的可以实行定额补贴。

政企分开，在国家、省两级外贸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级外贸经营企业（公司）之间实行合理分工。前者着重抓好方针、政策、法规，计划和协调，服务、监督等工作，不干预后者的具体业务。后者要实行企业化和专业化，有较大的自主权，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外贸部门要从经营为主逐步变成代理为主。

积极推行工贸结合和技贸结合，把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外贸企业的经营能力结合起来，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工厂自营出口、工业行政部门自办外贸企业，建立工贸合一的托拉斯、工贸联营和技贸联营等。

二、利用外资体制的改革

利用国外资金，是补充内部积累基金不足，解决积累和消费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这项工作，往往与引进技术、进口设备相结合，有利于创造新兴产业、改造落后部门，并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扩大对外贸易，平衡外汇收支。外资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吸收中长期贷款，又分外国政府的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二是吸收投资，包括华侨、港澳客商的投资。后者有着多种形式：合作开发（例如海上石油的勘探和采掘）合资经营（共同投资、分享利润）合作生产和合作经营(接契约分享利润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种养、来样定货和补偿贸易）以及外资独营企业等。利用外资的规模必须恰当，要考虑日后的偿还能力，国内的配套能力和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利用外资的项目要经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并尽量避免重复引进。

利用外资的有关体制，过去也是高度集中，除少数零星项目外，一般要经国家一级的主管部门审批。这样做的好处是加强管理，认真审批，贯彻计划性，减少盲目性，力求每笔外资都用之得当。但是，高度集中势必增加层次、稽延时日。确定一个项目，文件旅行十几个部门，盖上几十个公章，拖了一年半载，决不是个别的事例。几年来利用外资虽然进展很快，但是达成的总额并不太大，与此体制不无关系。今后进一步开放，要更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应当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在保持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的前提下，这几年已经有所改革，还待继续贯彻的是：

1.扩大地方利用外资的权力。分别不同省、市，划个大框框，在此范围内的利用外资，一般都由地方作主，不必再经层层审批。尤其是对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及其划定的“开发区”要给以更大的权力。例如，利用外资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和建设新厂，只要生产、建设条件不需国家综合平衡（产品不要国家包销、出口不涉及配额）以及非生产性项目，资金和器材都能自己解决的，一般都由地方自行决定。这样，就能简化手续，争取时效。

2打破吃“大锅饭”做到责、权、利和借、用、还相结合。过去，利用外资基本上由国家统一承担，责、权、利不清，借、用、还不统一。今后在调动各级积极性的同时，要解决这些矛盾。例如对利用的外资，力争做到谁借、谁用、谁还。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的贷款，可由国家财政“统借统还”其中一部分地方项目可实行“统借分还”其他由地方自行洽谈和鉴订的项目，一般实行“分借分还”以提高对外资利用的效益。

3.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利用外资，提高吸引力，要在政策上给以更多的优惠，尤其是对进一步开放的地区。例如在税收上，对吸收外资举办的合资、独资等企业，可在原材料和设备进口、产品出口上给以减免税，在所得税上给以低税率。又如对技术改造项目，新增利润可以先还账，后缴税（利）。

此外，对于利用外资有关外商的入境、访问考察和业务洽谈等，要简化手续，予人方便。对我们办理利用外资的单位，要培训干部，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这些改革，不仅要有一般的规定，更要从健全立法入手，务求有法可循、按章办事。

三、引进技术体制的改革

引进技术，本来大多与利用外资相结合，没有单独的管理体制。但是，也有不尽相同的口径。广义地讲，引进技术的具体方式有购置成套工厂、购置关键设备、购买技术软件(设计、图纸、资料和专利权等）以及引进智力即聘请专家。当前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是规模不大，尤其是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很不理想，亟待采取有效的新对策，包括体制改革在内。引进先进技术难于引进一般的、中间的技术，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很多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为了保持它的垄断权，常从政治上、经济上加强控制，不愿轻易输出，至今还存在的“禁运”主要就是以这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对象；另一方面，吸收外资，原则上要有超过平均利润率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我国可能提供较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费用，而对先进技术来说，所需劳动力和土地较少，这种优惠显得不够。然而，先进技术既是商品，只要给以较大的好处，仍有可能吸引它。这就必须采取特殊的体制和政策。这是一个新课题，议论还不多。能否考虑：

1给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对于确属先进的技术，与一般技术比，在引进后，可以更多地享受减税甚至免税，并适当延长其减免税期。这在原则上已明确，现在需要的是具体化。技术和资金一样，总是哪里好处多，才往那里去。

2允许和欢迎外商办独资企业。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比，外商有完全的自主权，有利于保守它的技术秘密和营业秘密，可以避免很多顾虑。这是引进先进技术的一条新途径。当然，办了独资企业，不等于先进技术就能为我们掌握。但是，既已立足于我们国土上，就有条件逐步采取为外商接受的办法，达到“洋为中用”制订完备的《外商独资企业法》，刻不容缓了。

3适当扩大这类企业的产品内销。先进技术的产品，大多处于盛销期，但也面临挑战，仍需进一步打开市场。十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始终为他人所瞩目。对这类企业，适当扩大其产品内销，有很大吸引力。这叫“以市场换技术”要有相应的体制改革。对我们来说，这类产品多属于自己不能生产或较少生产的，扩大内销，与民族工业的矛盾较少，并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

4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先进技术与利用外资相结合，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我们要首先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发区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努力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也涉及体制改革，例如基础设施的商品化，就是还未解决的问题。

四、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外经济往来，无论是商品，资金、技术或劳务等，都要进行外汇估算和外汇管理。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同样是高度集中的。这有必要，仍需保持。但在此原则下，为了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要求，也必须赋予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要吸收外国的某些做法，开拓新的外汇业务，密切与国际金融市场（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黄金市场）的联系，把外汇搞活。近年来，已进行的一些改革，例如给地方企业以适当的外汇管理权和分成使用权，举办外币存款业务和浮动外币存款利率等，效果是好的。今后，还可以考虑其他改革，首先是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例如有限度地引进外资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组织和参加银团贷款，开展信托投资业务，开展短期和中期信用业务，试办股票和证券交易，实行抵押贷款和期票贴现等。至于有关汇率、利率以及经济特区的货币体制等问题，也要认真研究，使其能更有效地为进一步对外开放服务。

对外开放促进其他体制的改革（略）

总之，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是互相推动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要求体制改革加快步伐，同时又为体制改革开了新风、创了新路。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敏感程度不一样。首先是经济特区，例如深圳，处于对外开放的最前线，体制改革也先行一步，很多方面为内地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成为经济特区又一特殊任务，是原来估计所不及的。其次是进一步开放的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处于前沿地带，体制改革也有可能要快些、好些，连同附近的经济区，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我国工业生产的很大部分。这些地区开放了、改革了，对全国来说，已经是大头落地。最后，让开放、改革之风吹向全国，而内地的省、自治区也都在闻风而动，看来，将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了。

为“洋浦模式”辩

未发表，写于1988年9月。

洋浦的开放开发，作为海南或中国的第一个自由港，采取“引进外资，成片承包，综合补偿”的办法，是一种带有试验和独创的新模式，也吸收消化了亚洲四小的经验。但在海南和内地，惹生纷纷议论。特别是北京来的高级专家考察，给以全盘否定。我有幸在海南建省之初参与咨询策划，深悉此事，不得不对非议进行辩解。

“租界论”——把土地发包简称“租地”进而等同于“租界”认为类似于香港的割让，是丧权辱国的行为。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当年香港不仅是土地权的出租，却是整个领土连同一切主权都出让了。今天的洋浦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继续行使主权；出租或发包，只是指土地的使用权，不可同日与语。这与其他经济特区开始实行部分土地的有偿招标并允许外商介入，基本一致，也属国际惯例。持异议的学者们，出于爱国热情，警惕过度，不免为开放设置了心理障碍。

“贱卖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仅收租金9000万元人民币，价太低了。殊不知土地的价格取决于很多因素。一般地说，这类原始基地，绝对地租有限；只有经过投资开发，境内境外条件起了根本变化，才有不断滋长的级差地租。何况，在一个建立伊始的经济特区，地价确是有其战略和政策的选择。我在去年8月11日发表在《海南日报》的《土地有偿使用的基本理论》，认为如果作为优化投资环境的举措，把地价定得低些是可行的；如果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定高了就难以租出去。海南当前，只能低价，目的不在出租之利，更在通过承包，接纳更多外资来开发，志在长远，决非因小失大。

“让利论”——这样发包，不是把一切好处都给外国人，让他们大发其财，而我们却牺牲了。这也是一种浅见、短见。对外合作，与国内合作一样，必须双方自愿和互利共赢。一厢情愿，往往难成。不给外商以超越于平均利润率的好处，他为什么会到我们这里的处女地来？同样，我们自己不干无利可图的蠢事。情况非常清楚：洋浦主要靠外资开发，其条件由差转好，前景是美好的。可以预计，5年10年之后，这里办起一批工厂，产值可达几十亿至几百亿元，就业可能达10多万至几十万人，收税也与日倶增。暂时让利，着眼长远，形成利益共同利，没错！

“良港论”——这种做法，如要试验，可以选海口、三亚等港口附近，何必选在眼下还很偏僻的洋浦？这正表明我们的认真，并符合比较利益的原则。海南港口不少，洋浦区位也不差，差在基础设施；从它出发，投资省，效益佳，外商懂得这个道理。只要能吸引外资，得到开发，洋浦同样会成为良港。当然，这有待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

“长期论”——土地承包工程70年之久，期限太长，不如自己搞。(辩解从略）

“污染论”——外国人办事，不仅有精神污染，还有物质污染。（辩解从略)

办自由港，缺乏经验，不少问题有待在实践中探索。“洋浦模式”是一种设想，重要的是跨出第一步。海南建省，意味着大特区这艘巨轮在鸣笛启航，更多的工作要靠持续的努力！

第二篇:发展战略与方式转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是为发展服务的。当时引入“发展战略”的概念，也参与写过专著。回到江苏工作，省社科院的首要任务是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智库”之一，20多年来不断献计献策，文字成堆。我所关注的，除保增长外，还在转方式，散见于前几本文集。这里另选若干，第一则是主持的课题之一，概括较广，进而延伸为多篇，不列；转方式列几则，重点在扩大消费和科技创新。随着形势演变，还写了多则应时分析，包括“泼冷水”也在另选，不再重复。

【链文举要】

努力实现从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换（《江苏经济学通讯》1991年第1期）

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发展（《江苏社科院要报》1997年第13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念转变和机制转变（《高层发展论坛》2008年4月11曰）

扩大内需应该统筹好10个关系（《中国改革报》2008年12月9曰）走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10条建议（《咨询要报》1998年第18期）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中国改革报》2003年10月13曰）

中长期对策建议72条

一个课题报告的结论，写于2000年12月。

“扩大内需，优化结构，促进增长”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承担此一重大课题，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们接着搞这个课题，旨在有所延伸，着重于中长期。前列开题报告和若干分报告（子课题），尽量避免重复，力争在省的既定决策中有所探索和具体化。结题报告则是在分报告基础上，连同未能述及的领域，特别是结合2000年情况，适当归纳和补充。共分10节，首尾是综合性，另8节为专业，共72条。

一、明确指导思想，择定基本思路

处于世纪之交，既回顾过去50年，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又展望未来10年、20年和50年，有新的形势和变数。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有新的策划，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多次讲话，都有新的开拓。结合省的实际和已有部署，似可强调以下几点：（略）

1.坚持发展，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

2.不追求过高速度，并未减轻经济发展的任重道远感。

3.完成这些任务，关键措施仍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或者换句话说，叫作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4.从全国看，到了现阶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列入了现实的议事日程。

5.已经到来的新世纪，总的目标已是现代化的第三步，发达地区应当和可能率先实现。

二、强省必先富民，积极引导消费

在买方市场或剩余经济条件下，扩大需求是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必由之路和长远之计。外需拉动表现在进出口差额拉动（进口要抵销内需），有一定限度；扩大投资，无论是生产性和消费性，最后要靠生活消费来消化。因此，扩大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前几年感到消费不足，根本原因是长期来重积累、轻消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始终滞后于生产增长，一年差几个百分点，多年下来，当然使生产与消费脱节，东西卖不掉了。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小学生也懂。所以，扩大消费，根本在于富民即增加收入，就是让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然后，还要积极引导消费，使改善生活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6.增加居民收入，力争与经济增长同步。我省与全国一样，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有水分）的比重越来越低，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分析，约为49.5%,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加上收入差距扩大，超过一般发达国家（0.4)，使消费函数（消费/收入）也不断下降。因此，放手增加工资，完全有理有利。应当定下两个目标：一是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二是逐步缩小与上海、广东、浙江的差距，使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称。与此相应，要进一步改革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

7.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消费心理预期。有钱不敢用，出于收入预期下降（怕下岗）和支出预期提高（教育、医药等费用增加）。改善这种心理，要靠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对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的保障一定要兑现并逐步提高，使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无忧，在社会购买力总量中占一定比重。还要发展商业保险，增加险种，虽然分流部分购买力，从长远看是保障和促进了合理消费。

8.优化消费政策，主要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所谓消费政策，首先是保护消费者的政策，使其不受侵犯，才能敢于消费，这是启动和扩大消费的根本。具体内容很多，重要的是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制止垄断和暴利行为，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做到买卖公平。这项工作有难度，我省制假点也不少，必须加大查处力度，反对地方保护主义。

9.鼓励正当竞争，也是鼓励消费。买方市场有利于买方，在能力过剩、竞争过度情况下，只要不是不正当的竞争，都要允许。不许降价(如飞机票）似乎为民航企业着想，结果影响业务，双方都不讨好。

10.推广现代化的营销方式，搞活流通市场。超市、连锁、便民、送配中心等要提倡、鼓励，网上购物等要开发，其他办法要提倡首创，做到五彩缤纷，促进市场繁荣。“入世”后，外资零售业准入我国，更要放开竞争，其结果，可能会被抢占20%—30%的市场份额，但也进一步扩大了国货和外货的销售。

11.适当规划，合理布局，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商业网点不断增加，是否过剩？尚待观察。但是，不妨有所规划，使布局合理，各得其所。特别是对专业市场的设置，既要顺市场之自然聚集，又要防止盲目发展，更不要主观安排，造成有场无市，教训已够多了。近年来，几个城市搞步行街，不是商业街，恢复老字号，缺乏新创意，结果不理想（北京王府井也类似）要有改进。

12.畅通市场信息，根据市场导向开发新产品和组织科技攻关。需求不足，也有供给因素，如不少消费品有赖进口，要从摸清潜在需求、优化供给和不放弃进口替代入手。无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都有信息不对称问题，亟待发展信息服务，为开发新品和调整结构提供正确引导。

三、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

扩大内需，重在农村。农民占人口的70%,消费只占40%,江苏与全国一个样。农民收入增加缓慢，负担居高不下，加上农村市场发展滞后，消费条件制约很酷，都在长期未有根本扭转。“三农”工作放在首位，增收减负是衡量标志。做好这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才见曙光。

13.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是“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有硬指标，建立层层责任制，并加强审计考核，杜绝统计浮夸。要抓两头：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发达地区富而思进，都应当落到实处。

14.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此事得到重视，也有多项对策。当前的症结在于如何与市场真正对接，既要通过调研，有全省和分地区的大体规划，在市县之间有特色分工，又要与省内外城市建立相对稳定的供销联系，逐步推行“订单农业”。延长产业链，要有中介和经纪，但在分配上必须有统筹，保证农民获得实际好处。

15.发展农业，要靠科教。这是调整农业的又一方面，要有一系列措施，如三下乡以技术为主，规模经营不在土地而在技术服务，建空壳商场不如建农技展览室等。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和成人技术教育。

16.加农民收入，另一重要方面是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继续办好乡镇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也要在技术创新中保留有特色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有的可与技术改造相结合；要发展农村三产，鼓励私人投资，市场准入可以不设门槛；要有计划地组织到远近城市打工，特别是建筑装修业和运输装卸业。

17.坚决贯彻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保证对余粮进行保护价敞开收购，防止粮价下跌，谷贱伤农。目前，这涉及最多数的农民根本利益，不能认为无足轻重。实施中如有障碍，如资金供应、仓储不足等，一定要尽力解决，力争收购率稳步上升。对其他农产品，也要关心价格浮动，努力保护生产者利益，避免多种经营的忽起忽落。

18.持续搞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除农田水利和道路外，还要向邮电、通讯和用电、用水延伸，目的在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对此，也要有全面规划，并着力于逐步消灭落后点。不要只听报喜，似乎万事大吉，实际情况远远不如新闻媒体所说的那样美好和圆满。

19.积极建设农村市场，包括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初级市场和区域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以及电子信息服务市场，以搞活农村流通。要打破部门、地区和所有制分割，推进商商联合、内外贸联合、城乡联合和公私联合。要加强农村市场监管，切实制止某些混乱现象，如假冒伪劣，实现农村市场的有序化和繁荣化。还要防止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造成虚假繁荣，使农民蒙受不必要的损失，陷入不必要的困境。

20.认真调整农业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顺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大力开发适合农村消费习惯和时尚的新产品，并力求价廉物美，做到适销畅销。农民消费结构不同于城市，地区之间差异也大，一般的次序可能是：吃一穿一用一住一行一教育，除生活必需品外，也有部分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在发达地区更不亚于市民，又不同于市民。列为课题，经常研讨，将大有发现，为工商业开拓新界。

21.—手抓增收，一手抓减负。这方面已有多次的具体部署，问题在于贯彻执行，要有不断的检查督促，不能仅听汇报。没有停止的反映还在乱摊派，如修桥铺路和其他名义。农村税费改革在望，也是难在不折不扣的实施。根本则在精简基层，并制止一切不正之风，包括逢年过节和做生日、生病时的收礼（红包）这在领导层或许不知道，或许知道又没有办法（所有文件、会议都不提，应当严正指出）。总的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大力减省生产建设性的沉重负担。

四、催生消费热点，推行消费信贷

扩大消费有两条线：一是城市和农村；一是传统消费和新消费。后者潜力比前者大，亟待积极扶植，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后者的萌生，被认为是购买力的分流，使前者有疲软感。现在应当因势利导，拓宽消费领域，适应小康后的消费走向。制定和调整消费政策，这方面有不少工作要做。

22.新的消费热点，首先是食、衣后的“住”房地产或住房是一个大产业，将持续旺盛在整个新世纪。具体对策，基本成熟。必须坚持改革，推进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开放和规范二、三级市场，并对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交易适当优惠，争取房价的稳中有降，使更多的一般职工和市民买得起、住得上，并使积压空置的商品房得到周转，进而使房地产市场热起来。这不排斥住房的多样化和分层化。以此为基石，带动面很广：建筑业将成新兴支柱产业之一，建筑材料业和冶金业在工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回升，装修家倶和家电业的市场也越来越大。对此，要有跟踪预测，并采取适当举措，促其顺利成长，也成为就业的大门路。

23.旅游业的兴起超出人们预料，这与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和景观的丰富有关，对内对外都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现在的问题是在一哄而起的景点建设上要有理论指导和适当规划，努力构建有地方特色的新景点，并有分工和合作，尽可能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也要整顿和完善旅游服务业，规范旅游市场，发展相关的宾馆和饮食行业和旅游品行业。旅游的内含，涉及休闲，疗养、观光和娱乐等，都有待进一步开拓。

24.在家用电器和耐用品系列中，汽车和摩托车的兴起势不可挡。如何应对，有过不同看法，包括“中国特殊论”看来，在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不能对私家车采取抑制方针；相反，也要因势利导，促其发展，使汽车成为一个大产业。应当承认，现行政策滞后于消费需求，如过高的税费等，应当逐步降低。对摩托车也同样，在防止城市污染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改进，可以让其逐步取代部分自行车，与当代中等收入国家同步。

25.与汽车相似，属于万元级的电信、电脑、网络等信息消费异军突起，社会、企业和个人拥有量的年增长率超过任何产品，前程无可限量。支持这种消费，不仅是生活问题，还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是走向信息时代的响亮步伐。对此，要有一套政策给以促进，当前考虑尚少，亟待跟上。这关系到信息产业的优先发展，又不限于科技和生产，要有周密安排，包括普及有关知识，尽量降低收费标准等（不讲企业微观效益，要讲社会宏观效益）。

26.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也是一种新的消费形态和消费领域，当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培养典型，总结经验，积极推广，有很多工作要做，并有利于增加就业。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社会服务，属于便利性消费，也要逐步创办。另如老龄服务，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进程，其需求或许不亚于为儿童服务，有必要提前准备，加快筹措。

27.教育也是服务，属于第三产业，其重要性与科技相对应。这又是消费，在城乡居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如何适应其新兴需求?人们已经认知，应当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并有多种办学模式。这对提高人民素质，事关百年大计。能否设想，经过10—15年努力，我省与其他发达地区一样，率先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是也不可能普及化）这样，大体上赶上发达国家，将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样做的结果，使教育真正成为一项大产业（教育产业化不是教育市场化或商业化）

28.保健性消费，同样受到全民关注，是消费热点，也是新兴产业，应当大力支持。人们用于这方面的开支渐增，不仅是服务性的，还是一种商品需求，也会拉起一个大市场。当前的问题，除了医药市场相当无序应予整顿外，保健品市场的混乱特别严重，假医假药盛行，害人无数，甚于庸医杀人，却使有关部门束手无策，各项媒体助纣为虐。视为一项消费热点，列入议事日程，将有助于其正常发展，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国外有卫生经济学，研究课题和成果累累，我们还待填补空白）

29.文化市场和体育市场，从来不冷，但未形成真正的产业，在今后消费热点中不能无视。其实，新闻业热了，我省报纸嫌多；出版业也较盛，我省出书不少。还有广播、电影、音像和电子消费品，增长很快，算得上一个不小的产业。有人在问：还缺什么？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于是其经济效益较好(也不平衡）而社会效益难以评估。体育也同，如足球等职业化后，初步适应了球迷需求。但是问题也多，这些市场很不规范。作为精神消费并带动物质消费，应当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视野，并引导其走向繁荣，为经济增长添一根支柱。

30.积极推行消费信贷，这是催生消费热点不可缺少的举措。有人认为，信贷消费是超前消费，用明天的钱，当前还不具备足够条件。那是误识。相反，积蓄了钱，到时再购房、买车，那是滞后消费。以信贷消费耐用品，正是一种即期消费，钱要逐步赚，东西也在逐步用。两种消费方式相比：一是积蓄20年，20年后才住上新房；一是边赚钱、边住房，20年内一直住在新房里，其优劣分明之至。打破成见，就能推行信贷消费。当前也在试点，问题是门槛高，借贷金额低，还款时间短，担保手续复杂，使多数人望而却步，不敢问津。如能像广东那样，鼓励居民通过银行按揭购买商品房，再推广到分期付款买空调器和大屏幕彩电等高价消费品，就能为拉动市场增加活力。无锡买车也有经验，要推而广之。

五、优化投资结构，启动民间投资

31.扩大内需，从扩大投资起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支撑，两三年来成绩显著，使全国、全省的基础设施建设顿时改观，对经济增长有双重拉动，从当前到长远。时至今日，这一举措还未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也要有新的转换，及时开拓投资领域，更直接地为调整结构、拉动增长出力。另一方面，过去以财政拨款为主，今后还要启动民间投资，才能加大投资拉动的力度，有利于经济的全面增长。

32.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效益。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情况下，扩大投资的效益显著。逐步消除瓶颈制约后，其效益可能递减，多建高速公路就会导致效益分流，并不是越多越好、越密越好。有的水利工程也相类似，更不用说港口和机场了。因此，进一步搞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认真规划和设计，注重效益比较，防止盲目性和不合理的重复性。

33.优化投资结构，重点转向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在既定投资规模下，投资结构是决定投资效益的关键。投资有限，过去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合理的。随即发现，不该单打一，而要服从经济的多方面需求，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应有优先。这也不是全线出击，同样要突出重点，有所比较和取舍。为此，选择项目十分重要，必须经过严格筛选，投向有市场、有效益、有前景的企业和工程。这也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还可包括重点研发项目，也会拉动需求，并有长期效益。

33.除政府投资外，启动民间投资，是需求稳定增长的不竭源泉。此事议论已久，见效不快，是由于前几年投资环境严峻，缺乏投资热点。近年来宏观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有可能揭开新的帷幕。广义的民间投资，包括企业、集体和个人。借鉴国际融资的通行做法，最重要的是开放更多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各种社会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建设项目，并在政策上有所优惠。为此，要制定地方的产业政策，有可能并列出一批投资项目，招标吸引投资，也不妨采取合办方式，或给以贴息贷款。

34.民间投资的主要对象是非公有制经济，当前广泛的是中小企业。为此，要有一番动员和组织，并采取若干政策措施。这在各行业机遇不一，管理分散，形不成合力。借鉴国外不少政府不设产业部门而有中小企业策划机构，我们也可考虑建立中小企业部门或协会、促进会一类组织，专司其事。尤其是地方银行，可建中小企业信贷部。在这方面，已有若干措施出台，贵在落实。

35.积极推进直接投资。我省民间资本雄厚，过去有乱集资，影响很坏，应当杜绝。今后要善于组织，主要是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发展直接投资，拓宽融资渠道，把民间资本引入可能发展的生产和服务领域。其方式很多，如让成长型企业上市，准备参与即将建立的二板市场，组建各种投资基金等。投资基金，辽宁、山东等省市发展早，已成板块，我省一直议而不决，反映在金融改革上的保守和落后。另对企业自主决策并符合产业政策的投资，各级政府可适当参股，补充企业资本金，并分担风险。

36.为了引导民间投资，要搞活投资信息，可以集中智力，筹建投资咨询中心。这有利于放宽审批制度，并防止投资失误。同时，对各种来源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也能提供服务。在逐步提高咨询质量后，还可以承担投资中介和委托投资监督的职能，把投资市场搞活、搞好。

六、扩大对外开放，抓紧“入世’’准备

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有联动关系。特别在我国终将加入世贸组织后，内外市场逐步融合，很多方面不可分割，必须有统一筹划。“入世”是大动作，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开放，从外向化到国际化才有实质性突破。其影响深远，对各行各业都待深入研讨，是一篇大文章。本节仅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若干必要的实务思考。

37.对待“入世”的两项准备工作。经过14年谈判，“入世”可能在2001年内实现。要做各项准备，时间已很紧迫。集中于两项：一是普及和熟悉WTO的知识和规则；二是从各行业优劣势出发来谋划对策。前者已有行动，大家普遍关心，但还停留于浅表，有待深入，建议办一些学习班和专业讲座；后者已有人专门研究，也较具体，但未开始行动，其实有的要及时付诸实施，建议适当时候开一次迎接“入世”的工作会议。

38.“入世”被称为第二次改革开放。过去讲外向化，后来讲国际化，一般区别是前者属于单向，着重出口和引进投资；后者真正转为双向，包括“走出去”只有“入世”向贸易自由化迈出决定性步伐，才是真正地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对此，一般又提出挑战与机遇并存，有人还有“是祸是福”的困惑。其实，挑战与机遇向来会相互转化。我们要具体明确其弊其利何在，更要体会在融入国际市场后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应当对国际化战略有新的思索，适当调整和充实其要点。

39.“入世”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出口和进口都会有较大幅度的稳定增长。这会不会拉动经济增长，要看进出口净差，并非出口额都等于净外需，有一部分要被进口抵销。扩大出口，既有传统产品，还要有开发产品，着眼于增加效益；进口会增，要转向技术贸易，其拉动效益也大。无论进出口，虽然主动权不全在我，但要讲究比较利益，尽可能有为有不为。从片面追求进出口增长转向新目标，有一定难度，但不能仍在“入世”前的旧轨道上滑行。

40.利用外资也是一样。“入世”后，外资来势加猛，不全是好事。服务业的逐步开放，就是证明。因此，还是要有产业政策，重点是鼓励新技术，不是国门洞开，任凭洋人长驱直入。对高新技术也有选择，如对通信产业的比例权，是与欧盟谈判的难点，给我们以提醒。还有投资方式，外商对高新技术倾向独资，我们往往投其所好，并非正确对策，有的还要力争介入，有技术转让，仅靠泄出是不够的。有人只讲“所在”不讲“所有”不衡量“所得”陷入跨国公司的圈套，发达国家不是这样，我们也要聪明一些。

41.各行各业要有不同对策，现在已有初步方案。不能绝对化理解，要在相互转化上多动脑筋，并出奇招。如对劳动密集为主的产业如纺织、轻工和五金工具，固有扩大出口的良机，也有舶来品扩大进口参与竞争的压力；技术密集为主的产业包括汽车，固有规模不足难以与外企抗衡的弱点，适当改组后也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这些都要进一步策划。

42.开放发展到现阶段，中央呼唤“走出去”是一个新命题。如上所述，这是国际化应有的另一面，在综合国力增强和有所尝试后，条件基本具备。但是，走出什么行业、什么企业，特别是如何走出去，还待仔细商讨。根据几年来的跨国经营业绩，完全成功的并不多。根本缺陷:一在机制，二在人才。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不适应在国际市场上周旋，必须是在改革到位后再挺身而出；人才难在德才兼备，有的不善经营，有的不佳操守，都使走出去又碰回来。这也要有专门的对策和部署。

43.与“走出去”不无联系，近来有人提出要防止“资本外逃”这方面暴露的数据和案例，十分惊人。我省难道是例外？资本外逃，发展中国家都有，我国有自己的特例，如部分资本外流后，再以”外资”身份回归，享受种种优惠。当前似未酿成大祸，原因之一是人民币还未自由兑换。“入世”后，可能会有发展，必须从健全法制来给以防范和约束。

44.“入世”有个过渡阶段，约5年左右，应当抓紧准备，逐步适应。过渡期有保护，有的是保护幼稚产业的成长；也有市场保护，并会延伸今后。特别是技术和人才保护，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过去流失已多，今后定要扭转。有人讳言保护，认为“民族经济”的提法已经过时。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包括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享有特别条款；也不符合发达国家标榜和实际作为的矛盾现状。就拿共同的保护规定看，一是反倾销，二是技术壁垒，我们都未拿起应有的武器。建议在这方面也有所操练，到该出手时就出手。

45.“入世”的另一后果是逐步融入国际市场，导致世界性的竞争和分工、合作。这就要求加快调整结构的步伐，加强调整结构的力度。我们不仅要打破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的旧格局，在全国范围寻找自己的位置，还要放眼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更大空间实现产业分工和结构优化。在当前条件下，难免有一定的垂直分工，处于较低层次，但是一定要争取有逐步提高的水平分工，在高新技术产业群中争得一席之地。否则，经济增长失去后劲，现代化也是一句空话。

七、增加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扩大需求与优化供给相联，因为当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供需矛盾归根到底是结构性矛盾。为了消除供给性障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成为今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心任务，关系着经济大局。现代化和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是决定性标志。几年来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仅表明有调整的必要，还为调整提供机遇。我省把调整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符合当前发展阶段和前景走向的客观要求。

46.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应当是力争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三者统一。市场结构是主要环节，以消费结构为基础，与产业结构相互制约。消费结构的演化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消费为依托，后者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三产业的内含丰富和加快发展，根据在此。因此，不该执著于追求三大产业的比重，而要从研究消费结构入手；否则，调整结构就有很大随意性、先验性和摇摆性。

47.除农业结构，本着上述原则，必须以市场为主导外，二、三产业的调整、优化和构建也是同样道理。科技创新也必须与市场需求相对接。所以在结构调整中，生产资料要为消费资料服务，而不是倒过来。现在的偏向是重生产、轻消费、轻服务，把调整重点过分向生产资料部门倾斜，而对消费资料部门有所忽视。如强调新兴产业，放松传统产业，甚至把纺织、食品等看作是夕阳产业，在战略部署中没有突出位置，结果会迷失方向，也无助于重化工业和某些三产的进一步成长。

48.作为地方和地区，调整结构要有整体观，扬长避短，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选择，不能再犯“大而全”“小而全”的偏好，而要放眼世界，放眼全国，在分工和特色上深思熟虑，避免区域之间的结构趋同，结果往往是能力过剩、竞争过度和两败倶伤。这不排斥部门内分工和产品分工，但都要发扬自己优势，不要以己之短、效人之长，处于不同的起跑线。部门规划难免求全，全省规划就要求偏。避短还是补短，不无争论。从比较优势和比较效益看，补短的成本过高，只能是少数；大家都要补短，决不是好办法。

49.既要从全国和世界着眼，就有一个当主角和当配角的问题。从分工看，地方经济依托自己优势，在某些行业和产品上扮演主角要当仁不让。但是从总体看，这只能是少数，多数还是应当扮演配角，其空间可能更广阔。这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恰当的配角，可以分享大市场;在一国范围内，同样大有可为。当然，配角也有不同层次，我们的目标是要当“最佳配角”立足于此，制定地方的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就能融入全国的统一部署，避免不协调甚至有冲突。

50.调整结构的要点之一是调大，形成规模，走向世界。调大的难点有三：一是不仅争取数量扩张，更要提高质效，关键在培育核心竞争力，否则是“虚胖子”大而无当；二是跨越部门、地区和所有制壁垒，现在企业集团多，不少以部门、地区为界线，有成为长不大的“小老树”的隐患；三是强强联合难，难在各有山头，不为牛后，据说来自中国人的固有“劣根性”联合、兼并和收购、重组，都应当是企业行为和市场导向，但在规划和监管上，政府不能辞其职，将来则该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

51.调整结构容易偏重于搞大，而把过剩生产力的压缩置之度外，任其自灭，盼其再活。这使整个调整工作只做了一半，留下很大尾巴，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这几年，在中央督促下，棉纺压锭、煤矿关闭和“几小”淘汰都有成就；但在未点到的行业，各地还是奉行“好死不如恶活”的苦撑精神，全无自觉。应当承认，此项工作有难度，搞得不好影响稳定；但是另一方面，不尽快解决，不稳定因素在滋长。调整的成功，对一些设备落后、市场无竞争力的企业的转、并、停、关是否到位，是不可缺少的硬尺度。

52.调整经济结构还包括调整所有制结构。我省过去非公有制经济有所限制，比重偏低，近两年改制后有了很大转变，为整个经济运行和市场操作增添了活力。当前的问题，除了改制中有不规范要回头看外，主要是目标定位不明确，不少地区和行业定为个体、私营经济占30%—40%—50%等，预测中缺乏政策考虑。还有人主张，国有经济或公有制经济要退出一般竞争领域和一切竞争领域，“不与民争利”这与中央有进有退的调整战略，并非完全一致。不如反过来提：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一般竞争领域。能否设想，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目标还应当是混合经济占优势，与私有化有清晰界限。

八、狠抓技术创新，开发高新技术

调整经济结构，总的是为了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所以主要途径也在技术创新，开发高新技术，据以改造传统产业并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这也是整个经济的第一增长点和永久的增长极。对此问题，中央和省开了专门工作会议，有系统的对策和全面的部署。本节仅就几个方面有所补述和强调。

53.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提供强大动力，还要与市场需求相结合。长期来的一个难题是科研成果不容易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究其原因，除了转化环节不通顺外，另一要害在科研选题不适应市场需求，缺乏应用价值。改进之道在于紧密相互关系，加强科研选题的市场性。基础科研，也有联系。因此，有必要修订和充实科技研究规划，把应用性强的列在前位，集中力量攻关。也可以采取由行业和企业出题招标的办法，双方订合同，成功即实施，省去中间环节，毋需再找买方。

54.开发高新技术，当前流行的提法是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然后或再述及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甚至略而不说。这是搞颠倒了。技术创新为经济出力，首先表现在改造传统产业，这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和服务对象。否则，技术创新脱离经济实体和经济大头，自己就架空了。因此，考核标准也不仅是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所占比重，更在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程度。

55.当前发展高新技术，从现有水平出发，还是引进消化与自主开发并重，不能偏废，并要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前几年，显著进步的在前者，要充分评价，但不能过度。因为引进的多是应用技术，实际上已公开、普及，有助于我们上一个平台；然而，这不是开发技术，更不是尖端技术，还落后于人，有的掌握在独资企业，泄出有限。以这些技术为起点，进一步提高，要靠自主开发。这有很大难度，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只许成功，不许回避。这又不能是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要跨越。所谓技术创新，要以赶上世界先进为目标。我们的科技进步，历史地落到这一基本点，在认识上和实践上一定要明确起来。

56.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并提，有其内在联系。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是一回事，不是两张皮。经济改革要有利于技术创新，如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是焕发技术创新活力，市场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完善技术市场。同样，科技改革不仅为科技进步，还要有利于与经济联动。审视改革进程，应当有此内含和目标。

57.发展高新技术，各地工业园和开发区是基地，又不限于此，而是全面推进，到处生根。工业园和开发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育创业者和作为孵化器。我们不能到处提“硅谷”而工业园区实际上有此功能。现在建各种创业区，也是这个意思。民营科技企业有其特色，引入园区有好处。考核园区业绩，除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外，科研开发要放在显著位置。此外，各地出现电子一条街等，类似于中关村，主要搞活流通，也要与开发相结合，才是也与市场相结合，做到营销与研发的互动。

58.发展科技事业，必须有财力支持。对此，要有通盘筹措，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来源，在财政预算、银行信贷中列专项，并建立创业基金和风险基金，及早运作。对民间资本投入科技开发和高新技术，要有充分鼓励的具体政策。企业上市，高新技术优先，使能获得充分资本，并形成江苏的科技板块和网络板块。对每年的研发投入，在财政预算和企业财务中要列下限，并监管其进度和效益。我们与先进省市不要比别的，在科教投入上却非比不可，发现落后，尽快赶上，才能在经济增长上不会后退。

59.发展科技，贵在人才。对此筹划也多，还要有所创新。我省科教人才的数量不少，缺的是创业人才，所以培养、引进和激励都要以此为重点。可以考虑设立“创业教授‘创业研究员”职称，给以相当于院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待遇。

60.发展科技，可持续发展是其内容的重点。我省人口密集，城镇众多，农村办工业，这方面问题大、难度大。也要有创新，如对治理江湖污染，除针对工业排污外，在生活排污上要探索新路;优化城乡生态环境，同样要有新招，包括提倡永续发展的消费模式等。

九、响应西部开发，推动区域共进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重大决策，其影响不限于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也有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近期和中长期积极效应。这对我省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而且机遇大于挑战。从全国看，到现阶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了客观条件，又启发了各省内部的区域共同发展要有新的安排。区域发展是系统工程，其中城市（镇）化同样有了新的契机。

61.西部大开发，国家政策向西部倾斜，生产要素向西部流动，这是所谓挑战。而机遇，首先表现在西部的大量投资创造大量需求，无论是投资品或消费品，都为先发展的东南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开拓了市场空间。这不同于过去东部发展对西部的拉动主要在资源供给。对此，要有具体调查和具体组织，结果是双方有利。所以，说是一个大局，不是什么小局。

62.随着中西部的发展，对消费品的需求也会与日倶增。中国的国内市场潜力最大，20年持续快速增长后还有20年的蓬勃后劲，原因在此，并寄厚望于后发展地区。我省有基础，最近洽谈交流有收获，对今后要有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据以制定产品开发和要素合作，才能在各方竞争中保持较大的优势和份额。建议列为课题，组织研发。

63.与西部协作，过去有成绩，今后前景更好。一般说法，这是互利互补，以我之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与彼之资源、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另一类技术等相结合。除对口支援外，今后的经济联合主要通过市场协议，领域更广，规模更大，也要开展经常和定期的多种活动方式来推进。这同样要有认真的研讨和准备。首先在认识上，不能认为这是单向支持，利人损己。资本、技术和人才西进，都是一种价值实现，助人也是助己，属于“双赢”回报高于“单赢”

64.东西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产业转移。华西村和“森达”“金蛙”先行一步，其他企业将有跟进，是一种市场开拓和竞争的有效办法。对此，不仅要允许和鼓励，还要有政府支撑和政策引导。特别是部分行业在市场受挤，跳出去就能开创新局面。这也要纳入调研和规划，找准产品，托准企业。

65.响应西部开发，在扩大需求的同时，还要思索结构调整。东中西部区位不同，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各异，共同发展的结果不该是产业趋同，增加竞争对手，而应当是在分工深化的前提下加强合作。因此，必须进行优势比较，该让的让，该进的进，该合的合。制定和实施“十五”计划，把眼光投向西部，在结构调整上要充分想到西部大开发，否则还是闭门造车。

66.西部大开发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全国有此壮举，区域发展到了新阶段，省内也应当对加快发展苏北有新的安排，争取逐步转向地区差距的有所缩小。西部大开发的一些原则，如不能照抄照搬东部做法，也要有高起点而不停留于梯度，教育和人才是根本，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突出位置，有的地方可以移民等，对苏北和苏中大体适用。在某种程度上，省内的后发展地区加快开发，比全国要容易一些，我们要力争苏北发展比西部更快一些。

67.西部大开发的命题中，推进城镇化是不可忽视的基本点之一。我省工业化到现阶段，这更有紧迫性。开发苏北和苏中要培育大中城市，在城镇化程度上缩小与苏南的差距。如何顺应客观条件，正确选点，有力推进，要做不少工作。如盐城、淮阴（连同淮安）、宿迁和扬州、泰州，到2010年和2020年，有一二个发展到近百万人口，三四个发展到约50万人口，苏北、苏中就有了新活力和新面貌。这要有规划，更要有措施，不仅是建设城市，还要管理城市。城镇化能否扩大需求，不靠城市规模，更靠城市管理。

68.发展大中城市，与发展小城镇并不矛盾。矛盾来自强调一点，抹煞另一点。从我国、我省实际出发，提“城镇化”更有中国特色。这项工作，近年来有显著进展，但也存在若干倾向，亟待防止、纠正和调整。不要用户口来计算城镇化水平，那不符合国际惯例。“农转非”不能限制，也不能靠行政推动，而要积极引导，听其自然。这样，也才能真正有效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十、搞好地方调控，提高领导水平

经济工作面临新世纪，感到越来越复杂，政府的职能也越来越艰辛。这反映了传统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出路不在强化政府的作用，那会始终感到力不从心。只有转变职能，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并使机构精简得以到位。领导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提高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将更加有声有色。

69.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计划经济是政府行为，而最终决定权在市场，违反了必受惩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其特色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政府能支配市场。这几年为推动经济增长，先后出台多种措施，多数见效，少数不显著，个别的徒劳。总结经验，还是应当服从市场规则，并且凡市场能做到的，政府不要干预；只有市场失灵、失效处，才要政府有所对策。转变政府职能，这是重要一条。认真对照，政府可以有所摆脱，不再包办，市场机制就会成长。

70.政府转变职能，很多事让市场调节，不是说政府就无事可干了。政府的经济职能，集中到一点是“调控”。中央调控全国，地方贯彻执行，并且“办中有决”。具体地说是八个字：规划，协调，服务，监督。规划以预测为基础，带有指导性、宏观性、战略性、长远性和粗枝大叶性，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协调在搞好条块关系，组织合作，而不是参与竞争（竞争主体是企业）服务是为企业和人民群众办实事，特别是排难解困。监督是依法办事，保证市场的统一、公开、公平和有序。看来，政府少管一些，把该管的管好一些，经济增长也能少一些挫折，多一些生气。

71.提高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首先在提高决策水平。经济增长中出现问题，有客观因素，反映在主观上则是决策不尽得当。提高决策水平，重在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经济形势，并能比较全面地预测未来；在此前提下，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民主化是科学化的条件）。决策不可能一次正确，还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及时给以校正。如果领导不常想到决策可能有所不当，直至问题严重再作调整，损失和代价就大了。

72.决策之后，贵在实施，决而不行，属于形式主义。当然，组织实施很不简单，这是领导水平的又一衡量。有人认为，领导只是决策，实施是下面的事，则属于官僚主义。20年来，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不断提高，而展望新世纪，要求更高，未该满足于现状。人民有此意愿，是对领导的信任。

以上各点，有的只是理念，不具备操作性，有待进一步细化。

7个子课题，各有详略不等的对策建议，在此没有重复列出。

对转变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认识

原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4期

两个转变的必然性

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其必然性。

建国之初，在缺乏经验的条件下，沿袭前苏联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无可厚非。按照当时情况，这有利于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传统体制有其历史功绩，不容全盘否定。但是随即发现，这种体制有其弊端，特别是排斥市场机制，使经济运行丧失活力，妨碍了整个经济的顺利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曾经探索的若干改革都未奏效。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进入真正的改革时期，并逐步明确市场取向。最后，从确认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获得这个飞跃，不仅从实践中体会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不可逾越，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一定要在宏观调控指导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是兼容的、一致的。

与此相应，在开始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财力物力有限，不得不从铺新摊子入手，并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大宗。这持续了较长时期，都有其时代背景和条件制约。工业是这样，农业更是这样，都属于粗放经营。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停留于或满足于粗放型增长，不仅进一步发展会遇到质量效益和资源等屏障，并且与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步伐和发展水平的差距有可能扩大。从粗放型增长走向集约型增长，发达国家有此历程，发展中国家也只有遵循此一途径，才可望渐次逼近发达化。这是各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共同道路，任何国家希望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概莫能外。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实践，我国也必须以集约型方式为经济增长的最终归宿。

两个转变的阶段性

把市场经济体制和集约型增长方式作为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不意味着能够一蹴即就，必须经过一定的阶段。

改革以来，已经17年了。曾经出现一种情绪，希望尽快推进甚至一步到位，那是不切实际的。我国改革之所以成功，与开放一起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重要一点是采取渐进方式，或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而不是什么“休克疗法”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在认识上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并在实践上也要不断提高，不宜于强求跨越。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相类似。虽然，此一命题的提出并非自今日始，早在80年代前期已有酝酿，后在历次文献中多有述及，包括强调以经济效益为前提、要求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等等；旦是，17年来有所转变，而总体效果还不明显，除了受经济体制约束外，更是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也要有个过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与改革开放一样，其实现要采取有先有后的区域推进方式，不能搞一刀切。瞻望未来，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增长，同样有若干阶段，要有准备，要分步骤，才能实现。否则，一味追求快变，就有可能降低标准，降低集约型增长的质量。

两个转变的紧迫性

指出两个转变的阶段性，又不是说，可以慢慢地来。应当看到，现在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阶段，要充分认识其紧迫性。不然的话，改革和增长就会停滞，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进展到今天，传统体制已有很大变化，有的被突破，有的被重构，所以才促进了发展。但是总体说来，还处于双轨并存阶段，传统体制还未得到根本改造，新的体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双轨并存状态，对旧体制是否定，有其积极功能；同时也有摩擦和冲突，矛盾在继续凸显，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因此，从双轨并行转向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乃是当务之急。特别是企业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如果不进一步深化，不能唤醒国有经济的活力，也就不能把整个经济搞活，将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另如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宏观调控、改进收益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总体推进，给以攻坚。可见，提出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其现实性、针对性和紧迫性。

发展到今天，经济增长很快，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前进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包括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对薄弱的农业基础、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等。这除了体制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特别是经济发展到现阶段，面对着全面实现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和为下一个世纪迈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要做好的各项准备，如果继续保持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不能提高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受到资源消耗和环境劣化的制约，更是难以为继了。何况，正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面对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要求转向集约型增长，才有可能赶上新时代的大潮流。可见，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是旧话重述，而有其新的深刻意义，应当说是迫在眉睫了！

两个转变的整体性

改革和发展都是经济的大局，有其无所不包的内含。与前阶段比，如果说，过去是有重点地、分专项地进行，带有探索性；那么，今后不能再是局部推动，更要着眼全局，强调其整体性，才可望取得根本性转变和根本性成功。

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从微观到宏观，有多层次和多侧面，相互之间密切结合，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企业改革不仅是企业内部的事，还需要相应的宏观条件和宏观环境，特别是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建设也是一个体系，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有联动作用，商品供求决定要素流动，要素聚合支撑商品增长。价格作为市场运行的至尊信号，同样是物价与要素价格（工资、利率、汇率、地租等）之间存在着成本——效益的联系。宏观调控更是一个庞大系统，除了计划与金融、财税要配合外，还涉及其他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改革之初，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否则难以启轫；而在走了几步之后，还是边看边行、各提各的，就会互相牵制，各项改革都无法到位了。时至今日，必须强调改革的整体性，有了统一规划，据以整体推进，加强相互配套，才能根本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经济发展战略或其实现方式，也是一个整体，包括了多层次和多侧面，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所谓粗放型增长或集约型增长，是指宏观而言，但又必须以农业和工业的粗放经营或集约经营为基础。前者其实是后者的延伸、扩大和集中。增长方式不限于工农业生产，与流通、建设都相关联，与一切部门都相渗透。拿商品流通和商品经营来说，同样有一个着重于数量的增长还是着重于质效的提高的选择和转变问题。对外开放，过去着重的是增加数量，多出口多创汇，多引进外资多办三资企业，当时并不算错；现在看来，那是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有必要及时走向集约型增长，从追求出口数量走向重视出口效益，从追求引进外资数量走向重视其质量和效益。搞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要引起重视吗？这都表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强调其整体性，把各方面的转变组成一股合力，才能配套地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增长。

两个转变的多样性

改革和发展的内容极其丰富，讲转变，只是一个总的目标和大的方向；而落实到方方面面，却有其多样性，不该是简单化。这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尤其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更要求在具体实施上应当因地因时制宜，既切忌照抄照搬别人，又切忌一刀切、一律化。

拿改革来说，在各地区和各部门，都要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把基本原则与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那是明确的；但是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以及非公有制企业，在大、中、小型企业之间，都有差别，应当不拘一格。现在采取抓大放小的办法，尤其是放小先行，有的地区方式多样，从合伙、兼并到租赁、拍卖等，因企业而异，效果较好;有的地区不加区别，不问行业，不分盈亏，一律“卖光”就未必是上策。市场建设以统一、开放、有序为目标，那也是明确的；但是在工业品、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之间大不一样，不能片面求大、求洋，而该百花齐放，各得其所，达到商场与市场的统一，防止有场无市。至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以及住房制度，初步实践也已表明，由于各地经济水平不同，更要采取多种形式，防止相互攀比。从全国看，改革深化有先有后，经济特区应当超前，沿海地区可以较快，内地则要适当慎重，出现梯度推进或许是合理的，不该期待在一个早晨都建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拿发展来说，总的是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是也有不同情况。集约型增长要添加科技投入，而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不该是一个样。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多、资本缺，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煞费斟酌。强调集约型增长，并不要求所有行业和企业都立即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反，在不少行业和不少地区，保留和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当时期仍属可行（当然，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要重视技术进步以提高质量和效益）这是为了增加就业、节约资金，在有些场合要以劳动力替代资本，而不该一味追求以资金替代劳动力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铺不铺新摊子也一样，在后发展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适当新扩建还不能少。外延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其区别不尽在新扩建和技术改造，新扩建只要适当注意科技进步，同样属于集约型增长。总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要追赶世界新技术革命，又要符合我国国情，在不同方面有其多样性，不会妨碍在整体上获得最佳效应。

两个转变的相关性

改革与发展有如一个金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这在两个转变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与发展似乎是不同领域、有不同要求；旦是都在经济社会的运行范围里，又是相互叠加的。所以两个转变密切相关，应当同步实行，做到相互促进。

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在某种意义上，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有赖于改革。我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要靠自己的发展。但是，发展不单纯是生产力问题，并与生产关系相联。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长期以来，传统的经济体制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联成一体，前者制约着后者。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不讲究成本——效益关系，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是认识问题或政策问题，更有不可抗拒的体制问题。17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未能及时到位，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未能及时到位，其中，作为主导的国有经济和作为主体的公有经济的体制改革还未有实质性的成就，更是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因此，力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化，一定要力争改革的深化，才能唤醒企业走向集约经营的内在动力，并为企业的集约经营构筑有利的市场环境。两个转变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任务，必须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设计各项改革，推进各项改革。可以预料，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到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也才能逐步实现根本性转变。

再者，发展也是改革不可缺少的相关因素。改革促进发展，同时又要求发展为改革提供有利条件。俗话说：“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和一定成本。我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在发展的大气候下进行改革，保证了改革调整各方面的利益格局，使绝大多数社会群体在改革中都得到实惠，而不是有人得到好处、有人则有牺牲。当然，这不是说发展越快对改革越有利。相反，在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发展的弦不该绷得太紧、出现太热，而要适度增长，尽可能保持比较宽松的状态，才有利于改革的有序前进。

两个转变的艰巨性

两个转变的初步提出，至今已经不止10年；而所以进程不快，有其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现在重申和强调此一命题，应当认为，条件是基本上成熟了。但是，仍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充分估计其艰巨性和一定的风险性，从而采取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的态度，便于克服重重困难。

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大家在实践中有越来越深的体会。有人认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世界上还缺乏成功典范。这话有一定依据，表明我们正在从事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旦是，不该从中得出悲观心理甚至失败情绪。还是应当看到改革在前进、在走向胜利，从而确立决心和信念。改革之所以艰巨，在于这是一场革命，不仅要革传统观念的命，并且要革某些既得利益格局的命，不会没有这样那样的阻力。政企分开从口头、文件到实际行动，就要排除这些阻碍，决非轻而易举。

关键在于困难吓不倒革命者。与开始改革比，虽然不能说是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毕竟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被开通。别人有成功处，可供我们借鉴；别人有失败处，我们引以为戒。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有其无比优越性，终能在理论指导下、在实践寻觅中走出一条新路，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新的体制。

经济增长方式的更新，同样有其艰巨性。对以往为什么转变不过来，现有种种判断，较多的是认为与政府行为的不规范有关，特别是来自政绩考核机制的不端正，长期形成了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偏重数量扩张的习惯。转这个弯子，既有更新观念、更新思路和提高觉悟的问题，也有改进领导方法、工作作风和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问题。从各省、市初步制定的“九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纲要看，在指导思想上不仅有明显的转变，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重速度、轻效益痕迹，有的还相当浓重。另如整体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都待逐步解决。对今后实施，有人感觉，不排斥可能出现某种反复，是值得继续注视的。当然，我们也该相信，经过制定规划、调整政策、加强法制和总结经验，尤其是老路已经不通，即使有些曲折，终将转向新的增长方式以替代传统增长方式，把经济发展引向集约型的阳光大道上来。

两个转变的长期性

与两个转变的艰巨性相联，还要对其长期性有充分认识，在抓紧实行的同时，防止急于求成倾向。有人提出，似乎已经或很快就能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对其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容易导致降低标准，影响持之有恒的努力。强调长期性，才有利于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场根本性转变，有其广度、厚度和丰度、密度。拿企业改革来说，大家已经懂得，是任重道远的；特别是国有企业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样有待创新，不是照抄照搬就行。其中一个重要条件，要有一批企业家，不仅会管理，还要有公而忘私的人格，否则办不好企业；与此相关，作为公有或国有企业，更要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决非所有领导人能够真正奉行，也要有一套新的组织和制度。拿市场改革来说，办什么市场，挂一块牌子，搞一套人马，似乎不难；而要使市场运作规范化、法制化，就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有其自然成长、成熟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建立现代市场制度，先后经过至少一两百年，有其曲折过程；我们毋需花同样时间，但也不可能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迅速形成现代化。宏观调控体系的组织和操作，或许更要经过长期实践。这都表明，建立一种新体制，要有几十年时间，现在只是长征走了若干步，搞得好再有15年可望基本完善，搞得不好到时还得进一步努力。

从粗放型增长走向集约型增长也是一场根本性转变，除了主观努力外，还有其客观发展过程，需要各项条件的渐次具备，不能仅图一朝之功。其中重要一点是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经济增长才能上升到什么方式；与此相应，培育众多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领导人才以及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都要花很大力气和很长时间。看来，与改革有一个先建立基本框架、再进一步完善相仿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要分阶段推进，首先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实行，然后扩大范围、提高水平。这与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小康、下一个世纪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的步骤是同向、同度的，对此，我们应当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急不躁，一步一步地去夺取胜利。

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跨世纪宏伟规划中是一条主线，也可以说是非同小可的百年大计。两个转变要从转变观念和思路开始，有了基本认识，才能逐步落实到各项工作上来，把改革和发展引向新体制和新增长方式的轨道上来。

技术改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

原载《要报》1996年第7期

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这是实现跨世纪纲要的关键，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成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从观念转变到行动转变，还有一个探索和落实的过程。特别是如何突破当前的两难境地和某些凝滞迹象，尽快地打开局面，议论不一。有人曾经思考，似该适度放松银根，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迎接经济新一轮的高涨。我们认为，这是传统办法，并不可取；可供选择的对策应是大搞技术改造（包括设备更新）并以此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

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增加投入为主，后者以提高投入效率为主；前者以财力、物力投入为主，后者以科技投入为主；前者以铺新摊子为主，后者以对现有企业的挖潜改造为主。换言之，前者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后者以技术改造投资为主。目前，我省的固定资产投资，约有7成是基本建设，3成是技术改造（其中还含部分假技改、真基建）仍突显出粗放发展的特征。今年一季度，全省技术改造投资只比去年同期增长6.3%,低于物价上涨率，也低于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把主要精力转向大搞技术改造，这是走向集约发展的重大举措和必由之路。

把技术改造看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其依据是：①搞技术改造，目的不是直接增加产值，而是提高质量和效益，从而使产值适度增长，达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②搞技术改造也需要一定的资金，但是需要较少，不准筹措，实际上是以有限的投资获得较大的效果。③搞技术改造不一定扩大生产能力，而主要是提高其生产质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也有利于提高开工率。④搞技术改造不增加多少固定资产，但是有利于盘活资产存量，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从当前的情况看，通过技术改造，可以更有效地搞活企业，为部分企业解脱困境。我省产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一季度又下降到近90%,反映了市场占有率继续下降。出路何在？治标在于搞好营销，治本要靠技术改造。技改还能推动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进经营管理，做到一石三鸟。

但对技术改造，要有新的理解，重点在“技术创新”在理论上，技术进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来自科学研究的发明；二是发明的首次被商业应用即创新；三是创新后的进一步扩散。采用一般技术也是改造，但并非创新。技术创新以新技术的投入为前提，是新技术的首次应用；这是一个经济术语，强调技术与经济结合；判断其成功与否，不按技术是否完善，而按其市场实现程度。

技术改造不是为技改而技改，要有具体的方向和目标。当前大搞技术改造，区别于传统增长方式，主要是为了：

1开发新产品。我省经济增长率高，要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为前提。增长率高而产销率低，实际上是对增长打折扣。现在的问题正是部分产品相对落后，难以与粤货、沪货相颉颃。拯救之道，要以开发新产品为主攻方向，有重点地选择有优势的战略产品，集中力量攻关，实现技术创新，才能打开市场、扩大销售，立于不败之地。

2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要花时间、冒风险，退而求其次，则在现有主要产品中，着重提高其质量，提高竞争能力。这就要面向市场，对适销对路的产品，选准竞争对象，摸清质量差距，找到技术的薄弱环节，然后有的放矢，进行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改造，力争质量上一个新台阶。有了好产品，不怕没有效益和速度。

3降低生产成本。当前部分产品滞销，不少是因为成本过高，削弱了竞争力。企业亏损，往往也是同一原因。所以技术改造，不能增加成本，而要在降低消耗上下功夫，结合改进管理、减少浪费，把成本降到富有竞争力的水平。

4调整和优化结构。技术改造要与调整和优化结构结合起来，分清长线和短线，做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我省产业结构相当僵化，只搞“加法”不搞“减法”长线不能缩短，短线也难伸长，有的行业始终是能力过剩、竞争过度。在这方面，上海决心大、行动快，值得借鉴。要把技术改造作为调整结构的重要手段。

5组建企业集团。通过技术改造来优化结构，与组建企业集团也是相通的。这要围绕重点产品和龙头企业，在企业集团内发展专业化协作，并与科研开发新产品结合，获得真正的规模效应。

6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这是技术改造的应有任务，也是经济集约化的应有效果，但在过去常被放在次要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强化节能、节材、节水、节地观念和保护生态环境观念，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老路。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高度，重视技术改造，是经济工作的一大转折，落实为行动，要做很多事情。为此，我们建议：

1.制定各行各业的技术改造规划。这是各行各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际行动，不同于过去搞发展规划的着眼点主要是上项目、扩规模、增产值。前几年搞过开发战略产品的规划，实际成果不大，要引以为戒。上海市抓得紧，重点产品分工由一位副市长抓，是策划重振雄风的大手笔，给我们以启迪。

2.技术改造要有技术创新的具体方案。纵观几年来的技术改造投资，多数属于零打碎敲，特别在技术上缺乏创新，有的只是跟踪中间技术甚至低水平重复。今后抓技术改造，一定要有高起点，在技术创新上有具体方案，才能获得正果。

3.千方百计筹集基金。技术改造能省钱，但是不能无钱。现在大家喊资金紧张，其实不是紧张到没钱搞技改，而是把钱用到哪里。少搞一个基本建设项目，可以多搞一批技术改造。财政上拨一些，信贷上列一笔，再给一些政策，如允许企业发技改债券和适当集资，应当是可以解决的。

4.设备制造要跟上。技术改造需要更新和添置某些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和工具、仪表，这为机械工业开辟了市场，问题是如何适应需要。为此，机械工业作为装备部门，应当在技术改造上先行一步。

5.结合引进技术。技术改造也不能关起门来搞，要与开放相结合。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实行“嫁接”进行技术改造，则花钱少而收效大。对外贸易要扩大技术贸易的口径和比重，为技术改造增加开放因素。

6.统筹规划，渐次推进。技术改造不是突击，真正实现集约化，这也是跨世纪的长远任务，要有近、中、远期打算。既要防止一哄而起，又要防止三鼓而竭，缺乏后劲。有条不紊，持之有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科学消费要什么、不要什么？

未发表，写于2014年3月。

消费是一件大事。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来说，从生产出发，经过分配和交换，最后落脚于积累和消费，形成一个由简单到扩大的循环；拿个人来说，从生存到劳动、工作，作为生产者、购买者，也离不开是消费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点，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在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广大群众的消费是一大难题。建立新中国以来，解决消费难题始终是党和政府承担的天职。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先是解决温饱，接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主线之一也体现在消费上。当今，温饱已经解决，全面小康即将建成，走向现代化开始准备，消费课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与日倶增。一方面，在越过生存的底线后，着手从基本生活消费型向享受生活消费型过渡；另一方面，怎样转变，面临着一串待解未解的矛盾。这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很多层次，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从主要依靠出口拉动、投资推动转向扩大内需，实现消费为主力的良性循环。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蒂是为了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逐步提高全体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此，不仅要打造和践行科学的发展观，又要构建科学的消费观，党和政府要制定有关的科学消费政策，人民群众也要有自己的科学消费理念并引领日益改进的消费行为，使消费成为发展的动力和致富人民、福祉人民的活力。

对照和检验现实，多年来有进步，但是距离上述目标还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差距。在宏观上，以消费促生产、促增长，所占份额偏低，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结构上，同样不够完善，贫富差异偏大，滋生奢靡浪费，包括“三公”消费的挥霍铺张，并有弱势群众的消费有限和不足。在多数消费者，还有不敢消费、不会消费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因此，提倡和推行科学消费，该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兹事体大，一言难尽；择其脉络，首先在明是非，不妨列举五个要和五个不要：

一是要健康消费，不要畸型消费。健康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大处讲，经济增长要保持平稳较快和健康运行，要以健康消费为内含，才能有恒；否则，增长含量若靠某些不良因素，必然会不稳定，出现起伏过大等风险。当前的世界金融风暴有此缘故，我国并不例外。二是从小处即个人和家庭讲，消费一定要有利于身心健康，如酗酒酗烟（借用）就损害身体健康，并影响心理生态。某种程度的吃喝嫖赌，都属于违反健康原则的消费，要大力抑止。十八大以来，实行“八项规定”似乎从小处切入，已彰显有很大的正能量。

二是要适度消费，不要过度消费。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有一个“度”与GDP—样，决非越大越好。这是由于当前尚处于发展中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再是“勒紧腰带过日子”又不能片面追求高消费。当前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上，消费率据说未达到50%,亟待提高；但要不要与发达国家一样，达到70%—80%,还待仔细商榷。因此，刺激消费之说，要有分寸；借贷消费即“寅吃卯粮”似该有所放开又有所控制。

三是要节约消费，不要奢靡消费。节约是传统美德，时至今日，不能墨守陈规，又不能反其道而走向奢靡消费。应当正视，当前消费出现两极分化：既有不足，还有铺张浪费。后者之中，恰有相当部分是“土豪”之徒，取之无道。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的大市场，豪宅、豪车和其他高档商品太多，决非光荣，而是耻辱。随着反腐倡廉和市场法治，优化需求和供给，转向正常的节约型繁荣，前景看好。

四是要全面消费，不要狭隘消费。提到消费，一般指食衣住行用等，不算错，但不全面。人的生活，从生存到享受和发展，不限于物质，还有文化和精神，越来越不可缺。讲到“以人为本”涉及人性、人道和人权，意味着物质生活外，还有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感情生活、政治生活，都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享受。这些成长，才见端倪，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该受到更好的关注。

五是要绿色消费，不要污染消费。生产发展，带来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得到重视，并感受情势严峻。其实，这与人类的消费也有很大的因果联系。随着生活水平的递升，消费量大，同样会破坏生态环境，反过来制约发展，影响生活甚至生存。所以，扩大消费，丰富生活，一定还要防治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否则也不利于消费和享受。消费走向绿色化和有机化，“天人合一”乃幸福生活之本。

科学消费的实现和坚持，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治理，涉及政府行为、市场运行、企业营销和个人活动。当务之急，要进行宣传和教育，使人人具备科学的消费观，融入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党和政府的决策，不能放掉这一门，从制定措施到全面深化改革，要有细致思考和具体安排。全社会都要关注科学消费，共同营造一种风气、习惯和长远机制。科学消费是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生观的一块，有此无此，大不一样！

怎样应对经济增幅的下调？

原载《咨询要报》2012年第3期

2012年的经济走势，从世界到中国，都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转折关键时期，并存在若干不透明状态和不稳定因素。各方预测，中国和各地的经济增长幅度，很可能会有适当下滑，也该有合理的下调。这会带来某些挑战，同时也为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着新的机遇。应对之道，在于全力以赴，统筹协调，优化宏观调控，深化改革开放，力争实现预期的稳中求进。

经济增幅势必下调

年初以来，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各方有大同小异的描绘，如内忧外患、柳暗花明和新的拐点等。经过分析，一致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肯定会有所降落，必须作出主动下调。原因有多端，降幅有高低。

在持续多年稳定较快发展之后，进入“十二五”规划阶段，基本面未变，而具体条件有所不同，是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大致可以列出几点：

一是从长远和中近期趋势看，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张后，基数越来越大，即使保持相当的绝对增量，其相对增幅也会有所减退。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发展过程，无不如此，概莫能外。我国的“十二五”规划有鉴于此，顺应了公理。

二是从外部和内部情况看，此一周期的经济危机还未消失，有所复苏也较缓慢。在全球化前提下，对中国有阴影。何况，我们也有内部因素，“十二五”期间一度过热，存在某些矛盾，有待抚平，或称软着陆。

三是从客观和主观的呼应看，面对上述情势，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执政能力逐步提高，片面追求GDP的冲动得到制约，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又快又好转为又好又快，是理性的升华，越来越明智了。

综合以上，反映在具体数据，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看，过去较多地依靠出口顺差，遇到世界市场的不景气，明显萎缩；又较多地依靠投资（包括内外）同样接近极限，不能不有所调整；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有所进展，尚待给力。三者之外，把科技进步和改革开放作为动力，属于间接途径，需要一定过程，不是立竿见影。总之，增幅下调势在必行；逆向行舟，终将事与愿违，不足取也！

至于下调幅度多大，境外和境内、官方和民间、企业和专家，作过多次计算，结论相差不大。应当承认，原定“十二五”规划，GDP年均增长7%，011年增长8%,是实事求是并留有余地的。实践结果，全国增长9.2%,虽从前几年两位数回落进一位数，尚属超额偏高；而各省市区报告多数仍高出一两个百分点，重庆和内蒙古达15%,仅广东等个别的低于9%,除有重复和水分外，表明不同诉求，可以理解。展望2012年，多数主张进一步降至9%以下，有的预期在8.5%左右或更低一些，都有一定依据。进一步考虑，“十二五”年均大致也在此水平，再后或许降到8%以下，同样不是坏事，符合国情和客观的规则。

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经济增长的快或慢，都是发展大局，带来不同后果，是不同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说法，增长快是机遇大于挑战，增长慢是挑战大于机遇，那是误识，往往误导。当前与今后，增长速度缓降，作为顺应情势的拐点，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而只要正确应对，就能战胜挑战，利用机遇，开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增幅下调带来的挑战有诸方面，突出的在国计和民生两头：

国计方面，主要在财政收支，随着GDP减量，财政收入即使不减，增幅也会适度下降。这会不会形成收不抵支，进一步制约建设和公共服务？可以看到，几年来财税收入的增长一直居高不下，相当于GDP增幅的一倍还多，已占GDP的近1/4,是难以为继的。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年年打赤字，几达极限，招致非议。特别是“土地财政”畸型扩大，本身就含危机。因此，在GDP和财政收支的增幅下调后，怎样调整和安排支出，确是难题，亟待有新的思路，构建新的财政模式。

民生方面，主要在就业，并延伸到城乡居民分配收入的递增。参照传统数据，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能相应增长90万一100万个就业岗位；即使年增10%，与城乡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相对照，还未能提高总的就业率。在宏观调控中，习惯地怕低求高，这是关键。2012年，就业压力或许进一步增大。与此相连，城乡居民的分配收入可能增加多少，绝对数和相对数同样不无制约。近年要求，从持续低于经济增长率要求转向同步增长并有超越，也不是容易事。这是一个新课题，也不妨认为是考验。

此外，还有其他几个问题，主要是物价和房市、股市。2011年原想把通胀率控制在4%左右，结果被突破了，超过5%,那是一条警戒线。房市和股市积淀了一定泡沫，处理存在两难；推行一些措施，见效并不显著，房价仍高，股价仍熊。在经济增幅下调后，将是怎样的局面，其挑战力度有增未缓。

但是必须看到，经济增幅下调后，同时萌生了新的机遇，重要的也有多个方面：

经济增长的适当减速，总的说来，减轻了追求很高速度的压力及其攀比冲动，可以把各级领导的指导思想和能力、精力转向着重于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这在几年来已有初步成效，但是还不平衡。新形势到来，挑战与机遇并存，正好化压力为动力，开拓新的途径，诸如：适当降低增长速度，有利于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适当约束增长总量，有利于重塑经济结构；适当缩小投资规模，有利于集中力量办要事，提高投资效益；适当控制出口和投资，有利于转向刺激和扩大消费；适当放慢建设，有利于更加重视民生；适当放松经济建设，有利于更加努力建设文化和社会;适当紧缩财政和金融与货币投放，也有利于控制通胀。可见有些方面似乎慢了，有些方面才能加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经济工作的转身，所得必然甚于所失，归根结底，有利于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军！

统筹协调确保稳中求进

经济增长过快，各方面的弦绷得太紧，压力紧，惯性大；适当降速，才能松一口气，转身于着力克服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长期以来，存在快与慢的争论，通过实践检验，应当有共识了。2012年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是“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好，好就好在告别片面追求GDP冒进的老路，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平衡较快，着力于提高质效、优化结构和降低成本，更加落脚于关注民生，使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全局，协调各方，始能确保其臻达。具体应对，重在下述几点：

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转向扩大内需，特别是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争取大幅度地提高消费率。这是确保持续增长和改善民生的根本。出口有所回落，要优化结构，不损效益；投资有所紧缩，也要优化结构，如避免重复建设，也不碍效益。千方百计扩大消费，开拓国内广大市场，经济增长获得长远的无限动力。

二是调整经济结构，有赖于放松环境，才能有消有长，各得其所。农业是基础，比重下降而产量、产值必须稳增；服务业是新增长极，绝对值和相对值都要有序递升。工业在一定期间仍是主力，但是不同产业有增有减，在集中智力培育高新行业的同时，传统行业要改造，劳动密集行业要安排；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和落后行业要淘汰，不再为追求GDP而阻其前行步伐。

三是积极慎重地控制通货膨胀预期，也是在增幅下调中的紧急任务。过去一年，4%的指标未能实现，尤其是食品价升在10%以上，对恩格尔系数偏高的中低收入阶层是一种不幸。通胀有多种因素，关系成本、结构和进口；但是不排除货币有偏多投放，不同于某些外国的紧缩。新的对策之一，或许在于努力增加供给，并使农产品的涨价有利于农业扩大再生产和农民增收。

四是财政和金融，作为宏观控制的两大手段，在积极稳健的前提下，还要因势利导，有适时的微调。如前所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至合理高度，转向结构性减税或有必要。有人指出，即使降税几千亿元，只要相应压缩“三公”消费和过度投资，不影响从建设财政逐步转向公共服务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力争稳健，也有优化结构问题，重点该是促进科技开发利用，特别是补中小微企业的缺口，更是保就业、惠民生。

五是房市和股市，面对泡沫既现，怎样缓解，煞费斟酌。对房市，限购、限价和限贷只是治标，还不能撤；而治本在分别公共保障和市场调控，要有新的思路，求得其稳中有降。股市低迷，与经济形势的好转相违，有其黑箱；应当加强监管，在实行合理分红后，可望稳中有升。经济稳长，主要靠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要回归配角地位，不宜喧宾夺主。

六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经济增幅下调后，不无影响，亟待特事特办。前面提到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如何提高带动就业的弹性系数，是一篇新的大文章，必须想尽办法做好。增加居民的分配收入，仅从涨工资看，也很复杂艰难；不少地方提出“收入倍增”用心良好，而在通胀冲击下，困难也多，要有新招、高招。

七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市场化、外向化并行，加快步伐以来，面临不少新题，亟待求解。当前的矛盾，在于从沿海到内地，一度急于求成，出现过度化、一律化、空心化和碎片化。人口城市化中的农民工，相当部分是“被城市化”并未真的转移为新市民，留下一大堆后遗症，该受高度关注和努力解决。看来，应当回归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当前搞好县城和建制镇的建设，有利于农民的就地就近就业和转化。

八是深化改革、提高开放，始终是促进和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不二法门。这在适当降速后，环境宽松一些，推行条件更好。中央已有方案和部署，遍及农村和城市、宏观和微观、市场规范和政府职能以及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给以落实，将别开生面，使经济和各方面都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

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又一重要阶段。经济增幅下调不是消极被动，而是积极主动。旨在“稳中求进”同样是最佳选择，因为稳与进是互动的：必须稳才能进得好，必须进才能稳而不乱。这样运行，进一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奏效。

第三篇:产业成长与结构优化

经济发展依靠三次产业的成长，通称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服务业后来居上。我兼顾部门经济学，最关注农业，写得也多；工业除制造业外，逐步转向信息化；为生产、生活的服务业，面广量大，写不胜写。与转方式并行的，该是调结构，都有难度，值得研究。这里除已选外，写得较少，写得好的更少，聊备一角而已。

【链文举要】

农业高速度是办得到的（《新华日报》1978年4月20曰）

发达地区必须强化重农意识优化兴农思路（《苏州农业通讯》2008年第6期）

发展制造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增刊）流通领域的错序现象及其整顿思路（《经济学动态》1989年第9期)横向经济联合——改革的新思路和新生长点（《财贸经济》1986年第8期）

调整经济结构是各项经济工作的主旅律(《咨询要报》1997年第6期）深化改革要为调整结构提供运行机制(《苏州日报》1993年6月13曰）

提高产业政策的可行性

原载《江苏经济探讨》1990年第5期

为了调整产业结构而研究制定产业政策，成为当前包括治理整顿在内的整个经济工作中颇有难度的新课题。难度之难，不在认识（经过宣传，大家领会了它的重要性）而在实施（如何贯彻执行，多数同志还是心中无数）因此，世界银行考察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搞这个合作研究项目，是符合需要的；二月下旬在上海举行一次座谈会，对提高产业政策的可行性，也是有益的。

主题报告的基本思路

座谈会上提出的主题报告是《中国：中期的产业政策》。这份以大量背景资料和典型企业调查为依据的长篇文件，含有不少新意：

——十年改革对中国引起的变化，在经济和产业体系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目前中国正处于由中央计划经济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经济的转变过程，有巨大成功，也有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并不是政策失误的结果。

——分权一直是改革战略的核心因素。给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能够使可用信息得到更好的利用，对生产和投资有更多的刺激。但在原料和生产品市场刚刚开始出现的经济中，分散决策也会成为问题。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反映机会成本，导致了投资的结构失衡，进而带来加工业急剧和重复的发展以及上游原材料和能源部门的忽视，并引起总需求的迅速扩张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中央政府把它所控制的投资更加集中地用于少数优先部门，使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获得较高的投资比重，但是无法缩小这些部门正在扩大的供需差距。随着中央政府对投资的控制能力持续缩小，为了增加流向优先部门的投资，还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投资的控制，可以把投资结构的调整与必要的总需求政策结合起来。但是，单纯地砍掉例如轻工业的过度投资，并不足以在中期实现较好的平衡；因为控制审批权只会限制对不很急需部门的投资，而不大可能将地方投资引入优先部门。

——本报告的基本观点是通过进一步的慎重改革，更多地使用较为间接的控制方法。中期即转轨时期制定产业政策涉及的问题：一是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间接手段去实现政策目标；二是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的配合；三是在转轨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变化。现在需要提出一个有关产业政策的总框架，综合各部门的直接和间接手段。要求减少体制的扭曲，并简化政策使之更为透明和有效。

——目前还有四个需要推进政策变化的领域：①在少数关键部门集中国家投资和原材料供应；②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使能反映其稀缺成本；③让主要的经济机构（工业和金融企业）面对正确的刺激信号并给以作出合理反应的自主权，同时承担清晰的责任；④开发政策能力，使能以更综合、更系统的方式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

——如果使用制定指标的政策来鼓励某些部门的发展，最好将这些指标按照功能分类（诸如“出口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而不是按照部门分类。对那些符合指标的支持不应当是无代价的，而应当与完成某些先决条件(如出口实绩）相挂钩。对那些存在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的部门，没有必要使用制定指标的方法，因为使用市场方法同样能够实现。

——金融部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强调四方面的改革：①扭转负利率，实行较低的正利率；②硬化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③使用信贷限额；④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的自主权，并给以拒绝项目的权力。

——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有赖于企业改革。作为最大决策的承包制，要逐步形成一个随意性较低、一致性较高和较少为各级政府谈判所左右的、对企业征集税收和进行监督的体制。在短期内，要把企业直接税从承包制中独立出来，并重新构造中央与省的财政关系（分税制或税收分成制）。建议在中央组建一个有很大权力的机构即“国家产业政策委员会”。

理论和实际的差距及其对接

在座谈时，课题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王慧炯教授作了解释。他说：产业政策是什么？现在还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对产业的倾斜尤其是投资倾斜；有人认为，在计划经济的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为整个经济计划。过去计划高度集中，‘一五’计划集中在156个重点项目；后来分散为地方计划和区域计划，管理方式就不同了。于是，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前者不能取消，后者也是产业政策，要运用市场机制。西欧有个共同市场，我们不该在省市之间建立贸易壁垒。

世界银行中国局高级经济师哈罗德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同时出现了结构不平衡，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落后，并且需求结构也有变化，所以要研究产业政策。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计划与市场的统一。重要的投资项目由国家计划确定，为此，中央要集中足够的财力、物力；其他投资项目，主要靠产业政策来引导，包括价格政策和信贷政策等。

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经济师辛格认为，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能。他不反对中央的计划和控制，但是反对无效的计划和控制。对稀缺资源，要政府控制，然而不可能包罗万象。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实施政策，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法规，目的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即调节社会需求和供给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平衡，并提供信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加座谈的同志对报告表示赞许，但是感到，理论和实际还有差距，亟待寻求对接的具体途径。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侯旅适指出，上海经济的暂时困难，原因在于结构失调，出路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认为，我们侧重于计划调整，而要提高企业素质，必须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他说，改革要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否则尽管有好的设想，做起来会走样，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中的不良倾向：一是不顾国情，主张纯粹的市场经济；二是迁就了封建的、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例如强化行政分割。理顺价格体系不等于简单的放开，而要与投资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相配合。

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夏禹龙认为，实施产业政策要重视价格手段，运用市场机制。一种商品只应当有一种价格，但是不同商品可以有不同的定价方式。他建议，消费品的价格不妨放开，而生产资料不是价格所能直接调节生产的，只该根据财政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进行有计划的调整（涨价）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楼继伟说，产业政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国内外有争论。西方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市场竞争来调整产业结构，就与我们不同。产业政策应当是长期的，不同于年度的总量平衡，而着眼于未来的结构演变。改革的失误不是运用市场机制过多，而是市场培育过慢。

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更加关心产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海市纺工局副局长丁力提出，当前产业政策有问题，棉纺加工能力已经够了，近三年全国还增加1000万锭子，使设备先进、产品优新的大型企业进料困难、开工不足。国家一级企业、上棉十七厂厂长姜光裕说，我厂年创产值三亿元，上缴税利7000万元，但是企业留利很少，无法进行技术改造，影响出口竞争。市冶金局副局长徐贯华认为，当前存在卖方市场，难搞市场调节。国家要对市场作出预测，对调整结构有个规划，并用计划和政策来保证。前一时冷轧钢板紧张，各地一上就十几家，不久又会过剩。市化工局规划处处长顾荣良说，产品要适销对路，才是商品。现在企业的苦恼是在承包后，客观条件起了条化，国家政策也起了变化。产业政策至少是中期的，一定要稳定，使企业可以捉摸并照着去做。

江苏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包坤载着重谈了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两级调控的体制和“富省强国”的政策；产业政策的倾斜不该是地区倾斜，只能是对产业、行业和企业的倾斜；要把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地区的产业政策统一起来，以利于区域分工和发挥区域优势。省计经委研究所副所长陈素芳说，实行价格双轨制，江苏有承受力；旦是政策不配套，严重影响经济效益。我省每年以高价购进大量煤炭，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有的已经难以为继。同时，地方政府也无力搞改善贸易环境的大项目。投资不能全靠国家，还要通过银行，集中和利用社会资金。银行可分两类：一类是经营性的，或企业化的，如工商银行；一类是政策性的，如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

几点体会

首先，进一步体会了产业政策的作用和意义。当前经济中的种种矛盾，归根结蒂，无不通到产业结构的失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过去缺乏明确的和有效的产业政策所致。产业政策就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属于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特别是属于一种供给管理政策。我们的宏观政策，往往偏重于需求管理。但是，针对短缺特征，供给管理更不可少。能否认为，控制需求是短期的，增加供给才是中长期的；或者说，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才是积极的。也因此，需求膨胀，能在一、二年内予以紧缩；共给不足或不对路，则要经过较长时期始得解决。产业政策，成为贯串于所有经济政策的主线。

其次，产业政策确实是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一定的发展战略，结合一定的体制，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当前的结构失调，正是传统战略和传统体制的产物。所以，通过重新制定产业政策来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以战略的转换和体制的改革为前提。过去几次经济调整，不用多久又出现大起大落的循环周期，就是由于战略和体制基本上原封未动。我们应当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战略转换和体制改革来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三，产业政策反映在体制运用上，必须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内在统一。西方国家有没有产业政策，固然说法不一；但是，只要择定了战略目标，实质上就是一种主观的计划意识，不同于对客观趋向的预测。对我们来说，一方面，不能仅是依靠市场机制来使结构合理化，而要有计划定向；另一方面，又不能仅是运用直接手段来实现计划目标，而要尊重商品经济的运行法则。计划机制的长期性和市场机制的灵活性相结合，调整产业结构就有了可控性、可行性和可靠性。

第四，调整产业结构运用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不排斥板块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应当在结合上用功夫。“板块论”给人的错觉，似乎计划一块毋需考虑市场机制，市场一块毋需接受计划指导。“结合论”则相反，在肯定计划和市场都复盖全社会的前提下，强调了计划要运用市场机制，市场要服从计划指导。换句话说，“板块论”是当前双轨制的反映，“结合论”才是从双轨制走向改革的目标模式。产业政策同样不能停留于双轨制，必须经过逐渐并轨，同样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

第五，正确评价双轨制，逐步走出双轨制。近年来，国内外几乎一致谴责双轨制。如果冷静思考，不难发现，改革既不能一步到位，双轨制就是唯一选择。双轨制的功能是稳住一块、放开一块，促进市场发育。当然，这也带来摩擦，特别是两种价格导致市场信号紊乱。但是，只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两种价差不断扩大，双轨制才从利多弊少转向利少弊多。大家希望尽快摆脱双轨制，然而至今缺乏可行方案；因为既不能立即取消市场价、回到计划价，又不能尽快取消计划价、都是市场价。所以，要作长期打算，在治理通货膨胀、缩小两种差价后，并轨才有条件。产业政策必须运用价格杠杆，必须寻求在双轨制下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具体途径。

最后，当前正是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的良好时机。所谓“市场疲软”，不外是从过旺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向有限的买方市场，从难以持久的高速增长走向稳定的适度增长。这对调整结构是压力，也是机遇。同时，对深化改革又创造了必要的宽松环境。我们要当机立断，在治理整顿中放大改革的份量，从而制定和实施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以产业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等有关冋题的几点看法

——给省委书记的信

未发表，写于1978年。

这次随您出发，获益匪浅。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等，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另外，我有几点看法：

(一）江苏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比早的个别省迟了至少一年。这是由于我们的很多干部对二三十年来农业生产的进展和成果看得较多，而对农业战线上“左”的危害和当前公社体制的弊端认识不足，因此对推行责任制的紧迫性及其威力还感受不深。实际上，三级所有、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不外是“左”的产物。长期以来，劳动组织的“大呼隆”和分配的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束缚着农副生产力的应有发展。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农业的其他政策、措施和物质技术条件都不易见效。现在，推行责任制要统一认识，能否考虑，首先在肃清“左”的流毒上认真补课。大家找出病根，不满现状，才能下决心打开局面，迎来农业生产的第三个新高潮。

(二）推行责任制，不少同志对低产地区认为值得一试，但对高产地区却担心有没有促进作用，会不会动摇已经达到的水平。苏州的几个县的负责人认为高产到顶，只想稳住，不求突破，同样是对存在的问题缺乏清醒的洞察。其实，这些高产地区的县、社、队之间很不平衡，并有不同的薄弱环节，都说明存在或多或少的潜力，可以逐步地挖掘出来。特别是既然较普遍地有“大呼隆”和平均主义，更说明多数社队都是高产还远远没有到顶。农作物的经营项目的进一步提高扩大，除了靠良种等科学种田的突破外，当前更现实的是靠在集体经济管理上的突破。如果深入到生产队，听听群众议论，不难发现，从种到收的各道工序仍有不少粗放之处；而推行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就会显著改善，精益求精，使后进赶先进，先进再提高。

(三）责任制有各种形式，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75号文件提出三类地区适用三种形式，只是大体而言。从江苏省的面上看，多数社队搞什么？各级领导似乎倾向于较高级的或中级的形式，如联产到小组至多联产到劳。群众的想法不是这样。一些典型说明，调动积极性的程度，搞责任制比不搞责任制好，联产比不联产好，到户比不到户好，全奖全赔(包产）比不全奖全赔好。根据社队干部的一般水平，先从较低级的形式入手，简单明了，可能促进更大。“三靠”队和低产队搞包干到产比搞包产到户更好。就是高产队，以个人管理为主的部分作物如玉米、小麦、山芋、油菜、棉花和林、牧、渔、副业，搞包产到户、到劳也可能更好。在这方面，能否放手一点，尽量尊重群众的意思，不要在上面主观地定什么框框和百分比。

(四）很多同志强调几个“统”生怕变单干。单干，主要是以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为标志，不是指生产经营的分工、劳动组织的分散或分配上的自负盈亏（最直接的按劳取酬）。在土地属于集体公有的前提下，任何形式都不同于简单的单干。只要目前不强行雇佣劳动，更不会是什么资本主义。“统”作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必须显示出它具有社员个人不能做到的好处，并且落实在进一步调动群众积极性，才会被群众接受，对群众有吸引力。离开群众拥护，无所谓“集体积极性”现在，除统一指挥、统一布局和统一分配外，还有生产上的统一育秧、管水、施肥、收割等，都要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肯定。就是水稻的生产诸阶段，能否有统有分，当由群众选定，可能更有利于因田制宜和精耕细作。有的队统一收割，以估产代替实产，有流于变相“和牌”的危险。

(五）对社队企业，提倡第三产业是对的，因为农村同样有骨肉失调，必须加强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但是，这该在一、二次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才能独立出来，相互之间存在不同的比重变化。目前条件下，从广大农村出发，特别后进地区，能否更强调一下养人多、花钱少、门路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行业。至于社队工业，当前各部门的发展和各地、县、公社（乡、镇）的要求距离很远，不少工业部门在调整规划中有意无意地排斥社队（如纺织工业厅下半年计划把提供社队工业用纱都取消了）。建议对有关干部进行一次支援农业的再教育。最近，国务院几个部对一批产品实行“择优定点”拿不到许可证就不能生产、销售，矛头之一是针对社队工业。这个办法行不通，搞得不好是实行垄断（铁饭碗），禁止竞争，否定市场调节，抑止经济细胞的内在活力，也出不了好产品。应当认为，这是一股反对经济改革的逆流风，必须顶住。

(六）随着责任制的推开，农村或早或迟将出现从未有过的好形势。但在眼下，还不能估计得太高、太好。不宜以冒尖的单位（约占全部社队的1%—2%)引伸到全局，不能把可能性当作现实性。这有一个几年的长过程。同时，工业和其他部门怎样建立经济责任制和联产计酬，放上议程，尚待试验。不少阻力来自干部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不相适应。“干部决定一切”很好的方针、政策往往贯彻不力，或者走样。省委和政府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深有体会，我们有所交流，请您多加倾听。群众有些心里话，更加怵目惊心。那一天我们的干部思想解放了，四化建设就有希望！

上述看法，定有片面，仅供参考。

坚决守住“三农”底线努力提高“三农”水平

原载《苏南发展》2011年第4期

“三农”问题是个老问题了，从上个世纪到新世纪，一直是经济、社会、文化中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回顾不无进步，现状仍有忧患，前瞻面临挑战。因此，老问题必须开展新审视，探索新思路，才能打造新局面。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长远性

“三农”是个老问题，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大国和农民大国。与世界各国相参照，更加突出地表现在农业是大基础、农村是大阵地、农民是大群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仅在工业、城镇和市民，更在农业、农村和农民。两者之间的兴衰、强弱和贫富，构建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称“中国模式”否则，叙述和描绘中国现状就不免有表面性、局部性甚至虚空性。

“三农”的现实，至少10年，就有人指定为：农业真弱，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这不否定建国60年来的变化、曲折和成就；但是不能否认，就整体而言，夸“三农”已经取得翻天覆地的演进，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或以偏概全。

审视眼下的“三农”在肯定其传统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还不能回避其严重性。拿农业来说，既有精耕细作，又有粗放甚至撂荒；虽有技术革新，而未占大额比重，离现代化的标准尚有不小距离。拿农村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已有不同程度的改观，而从更广阔的领域看，尤其在中西部，所谓“老、少、边、穷”仍旧没有抹掉旧社会的遗迹。特别是拿农民来说，作为基本群众，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对建设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得到的回报与其贡献总不相称，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当前人口中的绝对贫困阶层（年均收入在千元左右）虽然只剩两三千万，而相对贫困阶层（日消费不到一两美元）至少还有1.5亿左右，集中于农民和农民工。科学发展观要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以及内外等关系，使之协调，焦点同样聚于“三农”。

所以出现和存在这些问题和矛盾，客观上有其历史因素和制约条件，但是也不排斥有主观应对的不足。多年来对“三农”的呼声不能说不高，而各方面的作为却不能认为已经到位了。在GDP挂帅的误识和误导下，农业的位置下降，农村的工作放松，农民的关注也被漠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和不够理想的结果。如对农田水利的建设，过去出过大力，限于当时情况，标准并不很高。30年河东，30年河西，财政预决算中所占绝对数和相对数都一蹶不振；正像国务院农办主任陈锡文不久前反思，这方面的欠账至少有20%。于是，几十年必遇的洪涝和干旱一来，就捉襟见肘了。再如在不少发达地区，重工轻农更加明显，土地的非农化和农业的非粮化倾向被提倡和屡行不止。

情况极其复杂，也非近短期所能解决。因此，必须一再强调“三农”是全局的重中之重，并且不仅呼吁，贵在落实和行动！

守住“三农’’底线夯实“三农’’基础评估当前“三农”形势，不能再用假大空的习惯语言，认为“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相反，必须居安思危，正视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在某些环节和某些地区，已是险象丛生，岌岌堪忧。因此，针对弱势产业、后进地区和困难群体，一定要坚决守住底线，力求转危为安，进而夯实“三农”基础，立于不败之地。这些边缘，至少有如：

首先是珍惜土地资源，守住基本农田。我国似乎地大物博，其实用13多亿人口一除，土地这个不可再生的资源非常希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开发利用，原来划定的基本农田被强征滥占，18亿亩的底线，已是山穷水尽。守住这条底线，不仅关系子孙生存，也直迫眼下人民生计。过度的土地非农化，如无限制的扩大城市，把农田建设为所谓“生态园”以及在建设高速公路两侧设置过宽的绿化地带，都需反思和改正。关键在于控制征地拆迁，严格执行复垦，近年的宅基地和自留田的“置换”也该慎重。

其次是持续农业增产，守住粮油和蔬菜等供应。这个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从全球看，已是难以阻挡的危机，对人口大国的压力越来越重。从统计数据看，风雨不动；而细致对照，时见缺口，农产品数量递增并未始终与人口递增相适应。“谁来养活中国”？当然不能仰赖进口，必须保持基本自给。从长远看，此中潜伏极大挑战，应当未雨绸缪，有一套万全之策。

再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守住农民的基本生活。这决不是不成问题的旧事，而是还有一串遗留下来的难题。“以人为本”某种意义上重在农民，至少有三大难关还未跨越。一是扶贫脱贫，绝对贫困数不大，相对贫困数不小，已如前述；能否在“十二五”期间基本解决，使温饱一劳永逸地交给历史。二是就业，作为人生之本，农村的隐性失业率可能有一二成之高，大力推行创业和就业，把千百万个“零就业”家庭扶持为有劳动力的都成“零失业”家庭，决非轻而易举。三是社会保障，至少是低保和老保，由城到乡，面广量大；由低到高，真正做到基本生活和养老无后顾之忧，同样要花更大力气。至于读书和看病，只能认为刚才起步，还是任重道远。

最后是保护生态环境，守住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个发现不久的新问题，但是一旦觉察，顿觉严峻，有所应对，还是心劳力拙。防治污染，也是难在农村，害在农村，祸在农民。历年总结，都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从水土保持和沙漠化到大江大湖以及耕地保洁，都有难言之隐。这方面亟待有大手笔，才能安枕无忧。

还能举出若干更具体的问题，贯穿于更多细节，并表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经济外的方方面面。如关于农民工的转移及其第二代的未来命运，就有某些底线必须守住，不容突破和沉沦。形势在发展，问题在演变，对“三农”守住底线、夯实基础，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与公平、安定、和谐社会的现代化实践。

提高“三农’’水平促进“三农’’的现代化

逐步和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其方向、道路和目标也是经过全面小康，积极稳健地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没有“三农”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真正的现代化。由于“三农”的起步迟、进度慢，不能讳言当前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还在扩大，未见缩小，先发展地区是这样，次发展和欠发展地区也是这样；工业和农业的产值和产量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这样；市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也是这样。现实告诫和警示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尽一切努力提高“三农”水平，否则就是失策于国计、失信于农民进而失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事业。

提高“三农”水平，其前提有二。一是提高认知，真正重视“三农”这在决策层，或许做到了，重要文献一再重申，每年有个一号文件，要说的话都说了，但是贯彻落实如何，不容乐观，往往是发了文件、开了会议，实际作为没有跟上，也很少督促检查和考核奖惩。除农业有关部门外，其他部门大多无关。二是变为行动，要舍得花力气。这方面稍作比较，就露焰了。30年来对“三农”的投入，有升有降，相对而言，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并未改变长期来以农补工、以乡支城的惯性。已经揭露，除农田水利和农业技术改造占支出比重微不足道外，教育和卫生投资都是七八成用于城市，与城乡人口的比重适得其反。“三农”之艰苦，不是天生，恰在人为。

提高“三农”水平，是一篇大文章，内含众多层次和侧面，概而言之：

一是发展现代农业。这在几个一号文件中都提到，但是与新型工业化相比，显然有异。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转型，建设创新经济，讲的多在工业，或带到交通、金融等服务业，而农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却被忽悠。世界历史证明，农业现代化是要花大力气、用苦功夫的。我们也不是没有搞，如引进和推广良种，扶植农业机械制造和发展设备农业，以及培育农副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等，但是大多有点无面，满足于标本，没有成大气候。在此基础上大干起来，还待给力。

二是建设现代农村。这个口号，提了几年，有所贯彻，不难举出若干典型，可资宣传。但从面上看，大片的还是旧貌依然，与城镇的距离渐行渐远。这与政府的支持不够有关。长期以来，农村的银行储蓄余额都往城市转用，怎能不导致偏枯。工业反馈农业也在口号，怎样实验，未见预案。在有些地区，片面强调城市化，推行并镇，还导致不少小城镇的衰落。这方面的改弦易辙，要有大动作，才能真的改变农村面貌，描绘新农村宏图。

三是致富现代农民。从农民收入的平均数看，逐年有所提高并有所加快，但是与经济增长和市民比，越来越不相称。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的难中之难，朝野设想了千方百计，终未见效。看来，还要解放思想，采取特殊政策，不仅是降低农本、给与补贴，更要调整分配格局，包括普及和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以及积极推进农民转化为新市民，克服一系列的瓶颈。只有缩小城乡和工农的收入差距，在农民阶层涌现中等收入群体，才能有效地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渐趋和谐，并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有公信的优越性。

江苏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之我见

原载《经贸导报》1997年6月24日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发展和宏观调控，社会供求的总量矛盾得到缓解，结构性矛盾日益显露。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心所在。从全国看，人们认为，从短缺的卖方经济走向有限的买方经济，促进了经济改革后的第一次腾飞，而买方经济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则将推动与深化改革同步的第二次腾飞。第一次腾飞表现为总量增长快速，但是付出了结构劣化的沉重代价，并且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制约因素。调整和优化结构，我国经济就会开创新的局面。

我们应当认真领会中央精神，结合江苏的实际情况，理清结构调整的思路，在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使江苏的经济上一个新台阶。调整结构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问题，更是与此同时，把经济发展阶段从全面实现小康不停步地走向实现初步现代化和基本现代化。回顾江苏经济发展历程，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第一次腾飞，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实行经济国际化带来了第二次腾飞，现在把调整结构作为第三次腾飞的增长点或新机遇，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与把科教兴省作为今后的主体战略，也是一致的。当然，把调整结构作为腾飞的机遇，也必然要面临和迎接新的挑战。

结构调整的内涵和若干基本概念

经济发展，离不开总量增长和结构演变，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因为总量是一个系统，由部分构成；随着总量增长，其构成也相应演变，建成不同的结构状态。一定的经济结构都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后期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经济结构的现状，不仅决定着经济运行的速度，也决定着经济运行的效益。所以讲经济发展，决不是单纯的总量增长，必须与结构演变联系起来，才是比较完整的发展观。

经济结构反映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大而一个国家、小而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国情、区情，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形态。我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省区的面积和人口不亚于一个中等国家，并有不同的区位和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要扬长避（补）短，与其他地区有分工、有协作。省区经济结构是全国一盘棋的一块，只能相对独立，不能自成体系，否则会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不利于整体和局部的合理、高效、有序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由量变到质变，由建构到解构到再建构，是一个复杂的长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对江苏经济结构现状的评估

经济结构有广泛内容，在一、二、三次产业的大框架内，从产业、行业、企业到产品有不同层次，从技术、劳动、所有制到地区有不同侧面。结构演变是联动的，如企业组织结构的放大，必然涉及行业结构、技术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重组。

江苏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的18年，演变很大，也可以说是进步很快，略举其总的趋势是：①在农业基础巩固并有加强的同时，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第二产业成为主体产业，第三产业也在加快步伐；②在工业内部，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为主，逐步为比较先进的制造业体系所取代，重化工业也有明显壮大；③主要行业的科技含量逐步增多，高新技术开始产业化，企业组织也从小型为主开始走向规模化;④基础产业如能源、交通和水利等设施，从滞后走向适应并有一定超前度，初步摆脱了“瓶颈”约束；⑤所有制结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个体、私营、外资和“混合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有很大发展；⑥地区经济布局也有演变，加工业向原料基地转移，后发展地区的增长速度加快。还可以举出一些，总的是适应了发展阶段的推进。

现在讲要调整结构，其含义不外两方面：一是结构演变出现了什么矛盾，不解决就不利于进一步增长；二是结构演变到了新阶段，有什么新要求，不处理好也不利于继续增长。这两方面是渗透交错的，不能截然分开。

从全国看，当前显露的结构性矛盾，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突出地表现在“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相当严重。应当承认，江苏省也不例外，某些方面同样严重，是不能回避和辩解的。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817种产品的设备利用即开工率，有414种不到60%,除煤、电、卷烟和小型拖拉机仅4种是充分开工外，机械、纺织、食品和家电等耐用品，包括老三件、新四件如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和新兴的汽车、摩托车以及水泥、玻璃等大多在50%上下。这与全国的同样情况结成一起，是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陷于销售不畅、产品积压和亏损面广、负债率高的宏观和客观原因。与此相应，地区之间也有结构趋同，同样导致竞争过度，继续增长遇到障碍。从前景看，当前存在的结构性滞后，具体地表现在科技含量偏低，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嫌慢。有人参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从劳动对象工业、传统工业和机械工业的比重升降系数看，江苏工业结构的高度，相当于工业发达国家50年代的水平。

正是基于上述结构状况，江苏工业的经济效益，产品的质量、成本及其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始终是有喜有忧，不够理想。

所以存在上述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缺陷，原因何在？众说不一。应当认为，其中有客观条件，如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资源、技术等制约，不该期望一步到位，在前进中避免各种曲折；但是，从主观上检验，可以总结什么经验教训呢？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对待重复建设。大家的共识是：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克服短缺现象，一哄而起，投资趋同导致结构趋同，是有理、有利的；即使在初步实现有限的买方市场后，投资有所重复，也为市场竞争所需要，至少是难免的。争论的分歧在于：重复建设促进市场竞争，要不要有节即有一个“度”？要不要和能不能给以适度调控？笔者认为应该有，要和能给以适度调控；否则，听其盲目发展、盲目投资、盲目竞争，不仅竞争成本过高，并且其后果也十分严重;如果像过去一样，发展到非调整不可时再来动大手术，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至于所谓“重复越多，竞争越激烈，进步也越快”的说法，更不能赞同。

所以存在结构问题，归根到底，是传统发展战略、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传统体制的产物，调整和优化结构，中央提出不止一次，江苏在80年代中期也列入了发展战略，在没有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前，结构演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这里，且不论片面追求过高速度的重视总量、轻视或漠视结构的传统发展战略固然会导致增长越快、结构越劣，传统的经济体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相应地造成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同样难以制止重复建设的愈演愈烈。这在技术水平和进入门槛低的一般中小型加工业是如此，一县、一乡、一村也会自我竞争到白热化程度，就是在技术水平和进入门槛高的行业如石化，南京地区四家大型集团企业不能做到“四鹤”齐飞，相互抵销力量，也足以使人深思、令人深忧。

调整结构的目标是集约型增长

一定的经济结构是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一定的经济体制的产物，所以调整结构的基本路径是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改革为发展服务。转变经济体制是手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目的。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一般说是合理化和高度化。合理化是指产业之间和各产业内部的协调，高度化是指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在这样的意义上，调整结构的过程和目标也就是实行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针对当前的结构性矛盾来自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过多，表现为长线过长、短线过短；因此，调整结构的内容和任务就是把长线缩短、短线拉长。两者相互联系。仅是缩短长线，关停一些企业，砍掉一些项目，只是一个方面，不能推动产业升级；同时，仅是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让长线继续存在或进一步放长，也会将其牵制并分散力量。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削长转短，增短消长，才能实现长短互换，事半功倍。现在某些地方似有急于拉长、忽于缩短的偏向，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也无助于经济结构的高度化。

调整工业结构的对策，已有较系统的设想和安排，似可强调补充的是：

一、坚决制止重复建设，防止长线再长，并通过资产重组，实现以长补短。这在国家产业政策中早已明确，那些能力过剩、开工不足和市场饱和、产品积压的行业，不能再搞新扩建，在建项目要停下来。但是贯彻不力，有的还在新上马。对此，一定要严格执行，落到实处，不能以重复建设“难免论”为借口，听其继续发展。对于能力过剩的行业，本着优胜劣汰原则，实行转、并、停、关是必要的，但是力争少破产，而要在联合、兼并、改造中求得适当利用。

二、在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开发战略产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调整产业、行业、企业结构，归根到底是调整产品结构，特别是开发市场前景容量大和前后牵动面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对此，要有全面规划，集中力量攻关，增强行业协调，防止多头重复。现在已经排出一批重点，最好像上海一样，各有一位高层领导（如副省长、副市长)亲自抓，实行目标管理，避免议而不行、行而不实。

三、在合理控制投资规模的前提下，优化投资结构，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投资效果。培育高新技术，需要相当投资，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无限制地扩大投资，而要着眼于带动存量，并增加科技投入。现在已经发现，有的地区安排项目过多，投资偏大，特别是外延为主，盲目迁移，非生产性工程标准过高，超越企业和地区实力，后果也未必良好，值得引起重视，以免导致新一轮的一哄而起和经济过热。

四、建立大型企业集团要打破条块分割，稳步推进，合理配置资源。近年来出现组建规模经济热，抓到了点子上。现在要考虑的：一是发展到现阶段，似该着重于巩固和优化，不再以增加集团数和扩大其规模为时尚；二是要回头看，找找存在什么问题，努力给以解决；三是针对难点，特别是部门、地区制约，研究如何突破，求得此项工作再上一层楼，真正获得实效。

五、联系四大战略，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原来确定的科教兴省、经济国际化和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加上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把调整结构作为第三次发展机遇，应当是一致的，调整结构要依靠科技进步，否则不能实现产业的升级和高度化，调整结构与经济国际化分不开，既要与利用外资尤其是引进先进技术相结合，又要在利用外资中贯彻产业政策，避免过多的重复建设，处理好引进、竞争和适当保护的关系，调整结构包括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推动某些产业向后发展地区转移也要有规划、政策和得力举措。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也以产业结构的协调为条件。这些工作都非短暂的权宜之计，要坚持不懈，贯彻始终。

调整和优化结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关键是转变发展观念，真正从侧重速度转向侧重效益，从侧重总量转向侧重结构，从下面听反映，仍旧感到速度压力太大。因此，不得不多搞外延、少搞技术改造，先搞低技术、后搞高技术，不免再走重复建设的老路。国家把今后年增长速度控制在8%—9%,与过去实际平均比，与世界各国比，都不算低。江苏省要高得多，但是扣去水分，扣去积压（产销率低于全国）至少也有二至三个百分点之差，能否更加实事求是一点，便于大家把主要精力转向调整结构，争取获得更好质效。

深化改革要为调整结构提供机制

调整结构，除了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外，还要转变经济体制，通过深化改革，为调整结构提供企业内部、市场环境和宏观调控的一整套运行机制，从根本上杜绝重复建设和结构劣化、恶化的体制因素。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必然导致重复建设，那是过时的观念。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宏观调控为引导，与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既有激励、又有制约，以谋求近期和长期的利润最大化为动机，不仅有可能顺应宏观调控，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并有可能在市场导向下，积极主动地追求科技进步和组建、参与规模经济。因此，深化改革为发展服务，也要注意培育一整套的调整结构机制。其要点是：

一、改革企业体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使能适应市场变化，依靠科技进步，不断增强竞争力。从利改税到承包制，对“大锅饭”有所突破，但不是实质性进展，表现在承包制导致短期行为，缺乏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未彻底摆脱行政附赖。深化改革，不仅放小，特别是抓大，不能理解为对大的要牢牢抓住，而是应当认真抓好，使能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只有这样，企业成为市场竞争和社会化合作的主体，才能真正以市场为导向来进行投资决策和经营决策，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相决裂，自动地调大和调新、调高，进而成为调整结构的主体。

二、完善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资产交易市场和企业家市场，以健全的市场机制来促进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适应市场供需结构及其变化，正是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表现。当前市场处于发育中途，这些功能不够健全，往往对经济结构进行误导，表现为一哄而起，不懂和不避市场风险，结构调整难免是错向的，容易误入歧途。其中资本市场尤其是资产交易市场的幼稚，使资本增量投向不准，资产存量僵化不活，都使结构调整受阻。企业家市场的培育，不仅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条件，也为他们的真正施展身手提供环境，对于调整结构所需的决策无误或少误更是必不可少。

三、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结构误导，除了市场关系外，还来自政府职能失准。直至今天，提出调整结构，此一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有人认为，政企分开行不通，调整结构更是宏观行为，要靠政府拿主张。这是把过去的直接控制与市场体制不能没有的宏观调控混为一谈，某种程度上来自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当前存在的某些现象，如搞企业集团实行“拉郎配”即其遗风。有人认为，宏观调控只能调控总量不能调控结构，这可能是成见。当然，调整总量主要靠货币金融政策，但是调整不限于此，产业政策也是主要杠杆，就对调整结构起控制、引导和选择作用。

四、其他配套改革都有一个促进结构调整的要求。重要的如投资体制改革，要明确投资主体及其责任，强化投资约束机制，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投资失误，保证重点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统筹化，不再是条块分割，也为企业胜汰和资产重组以及少数企业的破产设置了安全阀；另如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通过市场交流转化为生产力，同样是对调整结构的必要支撑。

工业经济的结构调整，任重道远。作为第三次发展机遇，也是江苏省在全面实现小康进而走向初步现代化和基本现代化的历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性对策。经济理论研究要列为长远课题，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争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结构经济学，成为中国化经济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好发展服务业这篇大文章

原载《江苏经济》2002年第7期

服务业，大体上就是过去所说的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排在第一、二产业之后，似乎附属于作为基础的农业和作为主导的工业。准确地评价其功能和摆正其位置，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事业突飞猛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蓦然回首，才发现服务业滞后了，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于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在现实的议事日程中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肯定服务业滞后，先以数据作参照。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已在七成以上，而我国只占三成半左右，甚至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国计民生看，服务业的供给增长远远落后于其需求生长，这不仅表现在传统服务行业如商流、物流和资金流方面，在信息、咨询、其他社会中介服务和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生产服务方面，工农业生产发展了，而科技研发、市场开拓、人才培育等却跟不上；生活服务方面，城乡居民物质产品消费比重下降，服务产品消费比重上升，而服务业的增长却与此不相适应。科技成果难以转化，民间资本难以融通以及“路难行”“病难医”等苦恼，都在呼唤着服务业的迅速成长。

服务业是生长率最高、多面体式的庞大产业群。如果说，传统服务业是靠工农业发展而带动起来的后续产业，那么，新兴服务业则是带动工农业持续发展的先行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信息服务业的崛起为它构造市场；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更取决于农业科技、农业金融和农产品营销的支撑。服务业的越来越细分化和高级化，不仅是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和富民裕国的根本之计。搞清楚这层关系，对服务业也创造价值的道理就迎刃而解了。当前，人们在为工农产业受买方市场约束而感到困惑时，服务领域的不少产业恰恰面对着卖方市场，可以做好一篇大文章。

服务业滞后，是什么缘故？除了认识问题，认为服务业无非是商贸、餐饮，只能小打小闹、与大局无关外，主要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连小吃铺、理发店都挂国营牌号，国有经济在服务业的垄断地位根深蒂固。改革开放后，“抓大放小”一些小行业逐步放开，而几个大行业，从金融保险、铁路、通讯到教育、卫生，始终牢牢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市场准入限制甚严。一方面，财政拨款有限;另一方面，又不让社会办。由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这些服务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机制不活，动力不足，以致经营管理不善，服务水平也不高。

实践证明，哪些行业放开了，市场化逐步推进，哪些行业就能兴旺起来。商贸、餐饮行业是这样，旅游和房地产业也是这样。

做好发展服务业这篇大文章，一定要有大手笔，体现为大战略和大政策。应当看到，发展服务业现在已是万事倶备，并有“东风”这个“东风”就是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求实行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原则，允许外商逐步进入许多服务行业，并与国际服务市场对接、融合。挑战严峻，压力沉重，必须抓住机遇，未雨绸缪，理清应对之策：既要对内开放，凡是准许外商进入的行业，都该同样准许内商即私营、个体经济进入，基本上撤除门槛，以便迅速壮大这些行业的力量；又要加快和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改组和改造，破除垄断，转换机制，以便在服务业的“世界杯”比赛中经受锻炼，提高综合竞争力。

还要看到，发展服务业决不是孤立的，同时也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归宿，所有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工作，无不与服务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着服务业的快速崛起。比如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开展城市建设，集聚城镇人口，壮大城市产业，就与发展城乡服务业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可以相信，做好发展服务业这篇大文章，其积极效应是深远的，必将有力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并成为富民强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篇:区域布局与江海开发

在省级社科院，研究地方经济，不能回避的学科和课题，都在区域经济学或称地方经济学的范畴，着眼的是生产力布局，难点在后进地区的开发，力争与先进地区的缩距。这在上世纪90年代，难点即热点，既往南距，总结经验;又往北行，挖掘潜力。对此，花了较多笔墨，留下较多书文。现需补选的，只是其中片段，在省及其外。

与其他早日的文章一样，偏于预测和预期，而与践行的结局并不合拍。这也是理想肥而现实瘦的对照。为此，不宜多凑空论，仅能稍绘背影。

【链文举要】

发展中地区的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地区经济论坛》交流资料）充分重视第二亚欧大陆桥的作用（《江苏经济报》1992年12月8曰）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科技进步的战略和对策研究（《赛思研究》1994年第40期）

融入长三角整合区域经济（《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城市群整合的理念提要（《江苏经济学通讯》2004年第3—4期）

都市圈、长三角与沿江开发的整合

原载《城市评论》2003年第10期，原文约1.5万字。

推进城市化，建设都市圈；围绕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沿江开发，跨江联动。从理念、决策到规划、行动，环环紧扣，逐步开展。有人会问:三者之间是何关系？是前者延伸到后者，还是后者覆盖和替代了前者?这对南京来说，有何意义，怎样应对？应当肯定：三者是统一的，相互联系和交叉，虽然也有差别。归根结蒂，则要积极和正确地处理好三者关系，内涵丰富又复杂，目标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整合，为实现“两个率先”打造一个活力充沛的空间。

一、时代背景：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略）

二、区域经济：节点、网络、域面

区域经济学流行一种说法，把空间结构描绘为点、线（轴）、面三个基本要素，或称节点、网络、域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都市圈、长三角与沿江开发，符合这个基本格局，可见有其客观规律，不是人为的、随意的和可有可无的。

节点是指城市，大中小结合，如星罗棋布。区域经济以城市为中心，是其节点，各有不同的或同中有异的具体功能，有不同程度和广度的集聚力和幅射力。上海、南京是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通、泰州、扬州是大中城市，还有一批中小城镇，聚集着区域内的人口、资本、技术、信息和商品并辐射到市外、区外。由于规模不等，城市的功能也不等，城市化的水平也不等，按照不同的半径形成城（都）市圈。城市虽是点，其亮度却大。

线（轴）或网络是指城市或都市圈之间的联系。相互之间有水陆空交通呈线状和网络状，人员、商品和生产要素赖以交流和组合。最古老的是长江，后来兴起的是沪宁铁路，近几年又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航空以及电讯等，把点与点连结为有机体，蕴育单个点和线所不具备的功能。沿江开发就是利用长江这个独特的资源，在天堑变通途后，成为一个经济网络，为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流提供条件。

域面是指在节点和网络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区域或区域经济。点和线都不是孤立的，以城市为中心，有其周围或称腹地，呈块状分布，才是完整的。所有资源，都通过区域的面来进行配置并开展活动。没有这个域面，城市就不能发挥其聚集和幅射功能。域面又是多层次的，各个城市有小圈、中圈、大圈之分。南京和苏南属于中都市圈，其下有中小城镇圈，其上有上海都市圈，共同构建长三角。各个层次之间密切联系，不能分割，否则会削弱整个区域经济的综合功能。

从点、线、面的基本格局看，都市圈、长三角和沿江开发是一个系统，大而言之是一元的，小而言之是多元的，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就能得到协调的、共同的发展。这有一个整合过程，当前进行的就是此项整合工作，归纳为一句话:走向一体化！

三、城市化：城市群、城市带、都市圈（略）

四、长三角：定位、起步、隐忧

长三角，从地理名词转化为经济区域，是适应形势的迫切需要。人们没有忘记，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上海经济区的构想，几番努力，卒未成功，不是没有需要，而是束缚于传统体制，事与愿违。这两年大兴路桥建设，以大上海为中心的三小时都市圈逐步凸显，终于与长三角相耦合，顺理成章。有两个口径：一是上海与江苏的沿江8个市和浙江东北部的6个市，土地占全国的1%,人口占5.8%,创造的GDP占18.5%,财政收入占22%,出口总额占28.4%;二是把沪苏浙一市两省都算进去，土地占全国的2.2%，人口占10.4%，GDP占24.5%，则政收入占28.5%,出口总额占28.5%。人们认为，在世界级的纽约、北美五大湖、东京、巴黎、伦敦五个大都市圈都处于发达国家外，长三角是第六个大都市圈，在发展中国家，而其发展势头却属最佳。

长三角与大上海都市圈，基本上是同义词。如要加以区别，前者偏于地理属性，后者更多经济属性。在这个号称世界第六个大都市圈里，其左翼在江苏，靠近的有苏南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两、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最早有段时间，有人以日本的都市圈相对独立为例，一度强调每个都市圈也有其独立性，那是误识。苏南都市圈或进一步细化为苏州、无锡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皆在大上海都市圈里，应当承认，是其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低一个层次的亚都市圈。其中，南京都市圈可能成为长三角的副中心。否则，分割出来，既不利于上海都市圈的形成和发育，也不利于苏南、南京都市圈的成长。获此认知，据以定位，为区域经济的成型和发展打开了思路，具有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意义。这样定位以来，迅速起步，初步开创了新局面。人们感到，通过两省一市党政高层的互访，很快获得共识，据以修改和充实了原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并开始有了若干实际行动。大家认识到，由于行政区划的制约，基础设施建设各成体系，相互分割;产业发展趋同，如相距不远的15个城市，有10个上下都选择了以汽车零配件制造、通讯和石化、医药为主导。于是，都表示了有决心要淡化“楚河汉界”有关部门举行座谈，签订协议，建立组织，协调政策，力争市场沟通、资源共享，以降低区域成本，提升区域效益。媒体报道，从苏南到浙北，最频繁的词汇是长三角，最贴心的话语是合作，最热切的期待是共赢。这是一个良好开端，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

但是同时，人们看到了苗头，却未抹去隐忧。有的专家指出，新的机遇掩盖不住旧的痼疾，大家习惯于自主，而对合作仍有顾虑。值得警惕的如在基础设施上，港口建设就有矛盾，海港如此，空港也不例外；又如产业选择，跨省市的资产组合不易，暗中较劲有增未减，无论国有或民营企业，单打独斗是高手，相互协作则无能；再如招商引资，开发区越建越多，各种大战始终未戢。总的说来，区域整合还在口头，真的实现任重道远，长三角还在呼之欲出！

五、沿江开发：苏南、苏中、天堑

沿江开发，作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大战略，有其历史背景和地理背景。上一个世纪，无论前半叶或后半叶，江苏发展重点在苏南，长江作为天堑，把全省划分为两大块，其差距越来越大。进一步发展，仅靠苏南是不够的，而为了解决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开发沿江并实现跨江联动，实为势所必至、理所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苏南的传统发展渐趋饱和，亟待提升，也有赖外延和转移；与此相应，苏中的起飞渐趋成熟，亟待扩张，也有赖外授和吸纳。几座跨江通道的建成，为开发和利用长江资源创造了充分条件。于是，推进沿江开发、实行跨江联动成为江苏新世纪的发展契机，是“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演进，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后的第三步正确抉择，也是推进城市化、建设都市圈和融入长三角的组成部分。

源远流长的长江，在江苏境内有800公里岸线，是一条黄金跑道，两岸有8个大市及15个县和县级市，后一方面的人口、面积、GDP占全省的32.7%、24%和47.8%,平均水平高于全省半倍，但南北差幅也在半倍左右。开发沿江，让苏南扩展到苏中、苏中融入到苏南，不仅是为了缩小差距，更是为了加快共同发展，通过优势互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并带动苏北，把全省经济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实现“两个率先”的有效对策。其结果，将兴起和构建一个沿江经济带和沿江城市带，既在上海、南京两个都市圈中贯接东西，直溯长江中上游，又在两岸承南启北，为沿（运）河、沿海开发积蓄位势和力量。这对扩大开放来说，同样有其纵深度，首先使两岸经济加强了国际性，终将走向国际化。开发利用长江资源，目标之一是成为更加恢宏的制造业基地，之二是培育不断壮大的重化工业，之三是持续发展高新技术并促进其产业化，之四是相应地扶植传统的和现代的服务业。

沿江开发，在苏南和苏中，在不同市县，根本利益一致，而具体路径不尽相同。关键在于发挥优势，相互补助，找准结合点，才能达到双赢。因此，有共同的愿望，有相应的活力。短短几月，成效初见，表现在跨江市县的某些工程合作和项目共建以及某些生产要素特别是人才、技术和部分资本的流动以及旅游、房地产业的协调。某些专门规划也开始酝酿。这都表明信心有据，前景看好。同时也要指出，与建设都市圈和融入长三角一起，沿江开发要取得联动双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容易的事。由于过去长期缺乏协调，还有不少老问题纠缠不清；面对新一轮发展，如何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目前与长远的关系，更待统一思想和思路;难点更集中在能否制定一个为各方欢迎的全盘规划，迟迟未能出台。至于利用资源不能过度，开发一定要与保护相结合，专家强调可持续发展，要构建价值链，关注人性化，决不能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用大跃进的办法来炒作。长江天堑已经变为通途，理念上和体制上的天堑，给以跨越，还需加倍努力。

六、体制变迁：行政区划、转轨、区域整合

都市圈、长三角和沿江开发，所以还是设想、目标最多是预案而还不是现实甚至还缺乏一个整体规划，是受到既存的行政区划的制约。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划凌驾于经济区域之上，块块分割，被称为“诸侯经济”在这种体制下，块自为战，追求“小而全”“大而全”重复建设，导致能力过剩、竞争过度。竞争，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本来是指企业及其生产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的运行准则；后来移用于城市和地区，连同政绩考核，搞排名榜，越发不可收拾了。流弊所至，不仅以产值论英雄，并且争投资、争项目、争人才、争市场，相互封锁，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产业结构趋同，城市和地区特色丧失，协调困难，合作艰辛。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取向的驱动下，上述格局有所突破，冲击着行政壁垒。人们开始懂得，协作也能造成生产力，有利于增强联合竞争力。但是，毕竟还处于转轨期，行政区划的传统一面仍旧刚强，经济区域在理念上方兴未艾，两者之间存在博弈状态。博弈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政绩考核，二是实际利益；两者之间有统一，也有矛盾。所谓都市圈和区域经济、往往是行政区划的翻版，如苏南、苏中、苏北和沿江地区，都未离开行政版图。突破这种分割，有的采取变动行政区划的办法，如撤郊县（大多已是县级市或一城两市）建区，有一定成效，却不是治本之道。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的博弈，本质上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虽然，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本性靠拢市场，政企分开也为公有企业松绑，而现实环境并未完全市场化，博弈之道十分微妙。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还是虚的，敌不过实的行政区划，区域整合也正处于转轨途中，胜负未卜，成败待决。现实呼唤区域整合，使都市圈、长三角和沿江开发皆能真正实现。区域整合的基本要求是打破行政区划的制约，彻底粉碎块块分割，在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中推动和放任区域经济的运行。这是整个经济体制实行根本性变迁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认为，市场取向改革到了今天，框架有了，而如果要说还缺什么，那么，区域经济还是一个没有攻下来的堡垒。这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触及政治体制改革，亟待双管齐下。这是改革的重点，重就重在涉及整体，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大国，区域经济不整合好，宏观和微观两头都理不顺；又是改革的难点，难就难在涉及政府，本来以改革动力自命，现在则是改革对象，自我革命不成功，转不到新的轨道上去。都市圈、长三角和沿江开发的提出，箭在弦上，弓已弯起，只待引射了。

七、整合步骤：协调、合作、一体化

推动区域整合，决非一蹴即就，而要有一个过程、有若干步骤，并与整个改革的成功经验一样，采取渐进方式，让原来的地区利益逐步转化和融入新的共同利益。都市圈既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崛起，也有利于圈内各地的随兴;长三角既突出了上海的龙头地位，也带起了周边地区的开放和受惠；沿江开发既扩大了苏南的空间，也补充了苏中的要素不足。区域整合正是各地利益关系的整合，把竞争对手转换为协作对手。改革开放为区域整合开了一个头，因势利导，大体上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近期，着重于协调，防止和避免各种冲突，并尽可能解决历史遗留的若干疙瘩。地区之间先后建立的协调组织，正承担着此一任务，有的通过协商会议来获得成果。研究和处理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诸如：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要衔接，不跨地区的要分工，水务也有上下游的关系；产业发展，过去重复、同构出自攀比和模仿，现在从地方和企业利益出发，开始在差别化上探索，是进步了；另在招商引资上，过去靠低税率、低地租的内部竞争给渔人以厚利，改为发挥优势，重点不同，出现了新气象。焦点在大工程和大项目，上至省市，下及市县，相互通气和协商，不让步也比较，可以求得整体效益最大化。这在一个省市内，如南京与苏南、苏南与苏中、苏州与无锡，应当做得到，并为进一步整合开拓视野、培养气氛。

第二步在中期，着重于合作，本着优势互补原则，创造新的生产力。这在前几年，已经有所进展，今后应当也可能继续做大和做强。上述协调，主要是面对现实，旨在消解消极因素，有加法也有减法；炎到合作，则是展望未来，旨在调动积极因素，大多在做乘法了。世界上有跨国公司，实力雄厚，越战越强；我们先从跨省、市、县做起，走出以市、县为界的企业集团模式，就是另一番天地。苏南几个县级市已有若干板块，关起门来是大阿哥，开门一比还是小弟弟，始终成不了大品牌。开发区也一样，越办越多，越办越分散，形不成产业链。这要打破狭隘的竞争力观，学会通过合作来增强竞争力，并减少竞争对手，获得相对垄断。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合作为路径，事半功倍，获得双赢。沿江开发固然非走这一条大路不可，培育和建设都市圈也要靠合作来显示聚集力和辐射力，没有实体合作更说不上什么融入长三角。

第三步在较长期，即所谓一体化，是区域整合的目标及其实现。全球化引伸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各有打算，当前只是一种憧憬。但是在多极化前提下，从欧洲、北美到东南亚，一体化已经不是远景而列入了议事日程。小国经济固然必须一体化，大国经济也应当一体化，即形成统一市场。在大国的若干区域，实行一体化更是必然的要求，这意味着彻底消除行政藩篱，融会贯通，达到合几为一，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把行政区划转化为服从于经济区域。长三角要一体化，南京和苏南的都市圈要一体化，沿江两岸也要一体化，而不仅是市市、县县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可有层次，而相互之间是开放的。达到这个程度，才能认定，区域和区域经济实现了全面的、高度的整合。当前才起步，在中途，但是一定要以一体化为目标，孜孜以求，终将实现。

八、一体化：市场体系、资源配置、产业结构

把区域整合的目标认定在一体化，异议者不多；而什么是一体化，则有多种说法。由近及远，由繁入简，能否认为，集中在下述三个一体化：

首先是市场体系的一体化。市场的特征之一是开放和统一，不能分割和切块。在体制变迁中，市场的成长，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往往伴以区域市场或地方市场演进到全国统一市场的过程，进而与世界市场相沟通、相衔接。行政区划不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搞封锁，画地为牢，成为地方主义的具体表现。无论商品或要素、在供不应求时限出放进，在供过于求时放出限进，至今还时有闻。都市圈、长三角和沿江开发，作为区域经济的不同层次和形态，都是全国市场一体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是资源配置的一体化。改革到今天，商品市场大体成熟，基本上一体化了，仅在个别地区还有限进、限出的不正常、不正当、不公开举措。而在要素市场上，应当正视，仍有或多或少的障碍。这在不同要素，存在不同状况。如劳动力，资源丰富，供给充分，大量的是农民工，一度被称为“盲流”限制较严，后来放开了，要有所引导，加强组织性，也要防止有所歧视。其他要素，如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还是稀缺资源；如何形成统一市场，促其自由流动，达到优化配置，还没有规范化。另如土地，又有特点，乡土性强，当前土政策多，影响合理、节约和永续利用。

最后是产业结构的一体化。这是要求从全国出发，在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的前提下，实现地区之间的合理布局，使能发挥优势，形成特色，并有相互联系，从而获得最佳效益，保证良性循环和永续发展。这是一篇大文章，不仅要杜绝过度的重复建设，并且要在全国和各地进行科学的分工和合作。经济建设以发展为主题，以调整结构为主线，也不外是这个道理和意思。

一体化还有其他内容，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对外开放的一体化、专门突出的融投资一体化、收入分配的一体化、环境保护的一体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一体化、法制一体化等，从全国看要研究解决好，从区域经济讲也要花大力气。没有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区域整合和全国一体化都是空话。

都市圈、长三角和沿江开发，作为区域整合，不能满足于有所协调、有所合作，而要落脚到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市场体系和资源配置的一体化只是手段或过程，产业结构的一体化才是目标和归宿。无疑，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建成此项工程要用功夫，要化力气，还有持之有恒、战斗不懈，树立长期的决心和信心。

九、产业一体化：分工、协作、集群

一体化的落脚点在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市场体系的一体化和资源配置的一体化，归根结蒂是为产业一体化服务。这在长三角，是个大课题；在都市圈内外和长江两岸，同样值得充分关注。在这个区域内，经济结构复杂，产业部门齐全，仅以第二产业论，几乎遍及以下主导产业：

一是制造业，原来有强大基础，近来大发展，成为全国和世界的重要基地，正在向“世界工厂”迈进。但是，当前的大气候，还是传统制造业占大宗，包括纺织、轻工和机械、电器等。看来，相当部分要改造为现代制造业，并有转移，在区域内呈阶梯状。上海已将纺织等推出，苏南要紧跟其后，移向苏中；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二是重化工，原来也有一定基础，在上海和南京，这几年又在江南加码，有的后来居上。以冶金和石化为重点，这里的资源不足而区位有利，有比较优势又有弱点。现在向沿江集聚，是合理的；旦是不该全面推开，并防止污染长江。因此，必须有一个精心规划。

三是以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这几年发展快，成了先导和支柱产业。但是，主要靠引进，即使也引进了研发中心，自己仍缺乏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所以，同样不能搞遍地开花，特别是鼓励自主开发，更要适当集中，才能早出、多出创新成果。人们认为，长三角的产业一体化，关键在上海，要真正发挥其龙头作用。存在的矛盾：上海是一座大城市，又是一个地方经济体，在行政区划下扮演着双重角色。原来，定位于金融、贸易、经济和航运中心，后来，也考虑到要产值、财税及其增长速度和就业、居民收入等，就要大办工业了。于是，反映在融投资上，集聚和辐射，就有点左右皆难，并与周围地区有争夺了。上海的优势除金融外，还有智力，而弱点在劳动和土地成本偏高。处理好这些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与江苏、浙江正确分工，加强合作，保持适当梯度，就能共同发展，不会受到种种埋怨。

上述道理，也适用于南京与苏南都市圈、苏州与无锡、苏南与苏中。这些地区都要扬长避短，在产业结构上有所取舍，处理好分工和合作的关系，形成特色经济区，增强综合竞争力。实践证明：与其样样都搞，不如突出重点，通过集群，组建板块。苏南几个著名的县级市，被称为“五虎”的，无不走这条路。苏中有的市县，相对逊色，有的是路径选择有误。建设都市圈，不能仅强调聚集，才是拳头；广泛辐射，同样是一起成长、壮大。搞工业是如此，搞三产如商品零售批发、物流和旅游等也是如此。产业一体化不是梦，在协调、合作基础上，是应当和可能实现的。

十、城乡统筹：都市、城镇、县域

谈到一体化，不能丢掉的是城乡一体化。这个提法，虽然屡见于中央文件，而在实践中却被闲置进而否定。已不是少数人，认为推进城市化就是发展大城市，培育特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不能兼顾小城镇，那会干扰和影响大城市发展；与此相应，城乡一体化的提法也过时了，或者不适用于发达地区如苏南及其中各县级市。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首，有人指出：高度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前提，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城乡形成职能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城乡之间互为资源、互相服务；城乡两个异质系统在经济、文化、生态等要素上优化组合、交融协同、和谐发展。城乡一体化，在区域整合中占有不能抹煞和替代的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形成所谓“一国两策”城乡差别始终存在。这在发达地区，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逐步有所改观；旦是，城乡差别在本质上未有转变，甚至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越警戒线。推进城市化，对城乡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持乐观论者认为，解决“三农”难题，办法在“三农”外，发展城市才能缩小农村，发展非农产业才能振兴农业，农民进城才能增加其收入。按照此一思路，只要实现城市化，“三农”就迎刃而解。几个市的规划，把中心城市做大，把县城升级，把建制镇合并，取消乡村建制，就成功了。这样，一切纳入大城市及其圈圈，农村概念基本消失，还有什么城乡关系及其一体化？有的县级市提出“全面城市化”有的市、县打算撤镇建区或片区，并已开始行动，争取五年内达标。这种思维，不乏新意，也可说是另一种城乡一体化，把农村融入城镇，成为一体。其理论依据，有人认为，只要农民进了城，就是城市化。不少城市把不止一个郊县改为城区，也是类似的思维。对此做法，应当允许试验。只是验证结果，并非如此简单和容易。如开放了户籍，城乡统称居民，是一体化了；而农民反映相对冷落，不如预期。何故？因为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是客观存在，城市发展要有产业支撑，农民进城不仅是居住迁移，更要在城市就业。这都不是哄一下就能成功、炒一下就能实现的，而要有一个历史过程，非主观意志所能左右。

所以，从全局看，包括长三角与南京、苏南和苏州、无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法并未过时、并非不当。在培育和发展城市圈的进程中，作为区域经济，相当长期内还是都市和城镇、乡村并存，城市居民和农民同在。城乡一体化，就是要处理好城乡关系，首先防止其差距过分扩大，同时尽可能逐步缩小其差距。这要做一系列工作，如基础设施投资要向农村倾斜，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而不能听任农民收入增长率一直低于城市居民，要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要大力发展乡村金融业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要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总之，必须纠正对“三农”的歧视和轻视，为“三农”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在发展大城市的各项工作中，决不能忽视县（含县级市）域经济，不能忽视其中心即县城和县级市的建设和发展。这就是走城乡一体化之路，因为只有城乡共同繁荣才是理性的繁荣，也才是实现“两个率先”不能回避的、非攻克不可的重点和难点。

十一、整合动力：改革、开放、融资（略）

十二、政府职能：规划、导引、服务

以上讲区域整合，强调的是市场化。那么，政府承担什么职能呢?从当前看，无论都市圈、长三角和沿江开发，各级政府还是第一推动力，号召、部署和协商、实施都由第一、二把手出面，否则不能造成大的气势，获得大的响应。但是从长远看，虽然我们采取的是强政府模式，而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后，总是要求逐步淡化和创新行政色彩，以企业为主体，靠市场来运作。这不排斥政府始终有其重要职能，主要是：规划，这对区域整合有决定性作用。规划不尽是市场行为，尤其是区域性和跨区域的规划连同城市和县镇规划，是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法宝。通过规划，解决矛盾，明确目标。规划不同于传统的计划，应当是宏观性、战略性、长远性和指导性以及动态性的。规划是体制、机制和法制，不是行政措施。

导引，这在政府要做很多工作，目的在协调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达到整合目的。建立协调组织，召开协调会议，都是一种导引，而不是直接干预，因为执行主体不在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在导弓丨，体现为政策和法令。当然要防止误导，如在城市化和城市经营的进程中，有人指出有误区、有陷阱、有过热，都值得听取，引以为戒。

服务，可以说是政府的本份，即所谓“服务型政府”。内有硬件，指多种多样的公共工程；更有软件，重要一头是信息服务。培育和建立各种中介组织，也是为企业、市场和城市提供服务。各级政府的服务力度和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区域整合的效果甚至成败。

推动沿海开发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载于《东方企业家》2010年第12期

沿海，在任何国家，不分大小，都是一个精英地区和龙头地区，活力充沛，潜能深厚，彰显着亮点和彩度。

传统经济学里，曾有地理一派，认为经济发展决定于区位特征。虽然受到马克思质疑，并未完全抹煞其影响。古代部落聚居，多在大江大河的沿岸，尤其是交汇处，长江黄河文化贯串迄今。境外流通后，沿海同样获得优胜，从广州、上海到天津。改革开放以来，从五个经济特区到十几个城市，享有率先和前驱的美誉，也不外在沿海地区，包括苏南。

但是纵观一条漫长的海岸线，却有若干断层。拿江苏来看，南通和连云港开放最早，一直不够理想。从苏中到苏北，若干沿海市县，同样滞于次位。究其根由，主要是内陆的集聚和辐射有限，缺乏广泛的腹地支撑。

经过30年的惨淡经营，条件渐获根本变化。以高速公路为主，包括铁路、航道和港口、城市建设，日积月累，已成规模和气候。在此基础上，原有的区位和资源优势，越来越从潜在演进为现实。于是，不仅有沿江、沿线（欧亚大陆桥）的筹措和行为，沿海也列入了中心议题。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新一轮沿海开发热潮揭开了大幕。

一年多来，沿海开发的成效，可以归纳为：①经济增长开始提速，主要指标逆势上扬，有的已经高于全省平均，甚至超过苏南一般；②产业布局快中趋优，以重点片区、特色园区为载体，一批重大项目落户于此，新型工业和高效农业夯下基石，如南通船舶和海工、盐城汽车、连云港新材料等；③沿海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应有水平，以港口为起头，高速公路迅成网络，航运工程也按预期推进；④滩涂围垦开发有序展开，几个综合开发区凸出了新面貌。①（参见梁学忠：《落实发展规划谱写沿海开发新篇章》，《名镇世界》2010年第5期。）

在此期间，沿海各市县从当地实际出发，认真贯彻实施国家规划和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具体部署，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创新实践，奋发图强，出现了你追我赶、通力合作的良好局面。略举如下：

连云港后发先至，把沿海开发作为撬动跨越发展的战略支点，有一套切合市情的思路：以港口为龙头带动，以产业为主攻方向，以城市为有力依托，以基础设施为坚实支撑，以城市统筹为战略取向”力争成为全国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重要经济枢纽和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他们制定了《实施意见》和《行动方案》，正在打好“六大战役”包括30万吨级航道、千亿元产业、新城拓展和重点片区开发、基础设施先行和强县富民等。②（参见连云港市委研究室：《连云港勇当沿海开发排头兵》，《社科应用研究》2009年第6期。）

盐城立志建成江苏沿海的特大中心城市，一心一意谋发展，强化“四个坚持”即：坚持精品规划，实现新的提升；坚持创新创优，实现新的跨越；坚持服务优化，实现新的突破；坚持依法行政，实现新的超过。已经着手实施“七大工程”首先是“一个中心工程”重抓大市区各类规划的深化完善；还有“四项服务工程”包括沿海港城建设和特色、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城区重点工程以及民生工程等。目标在于把盐城建设成为中国沿海新兴临港工商业城市、长三角产业北拓承接基地、西太平洋国际湿地旅游胜境。①（参见孔逸忻、王绍前:《面向沿海开发强化特大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江苏建设》2010年第6期。）

南通地区各县也有积极行动，如海门认为未来有巨大发展空间，沿海开发进入了崭新的纵深阶段。他们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形势逼人，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又要切实增强使命意识，抓住难得的机遇，还该蓄势待发，切实增强赶超意识。再说实际行动上，掌握规划、港口、产业、城市等关键环节，站在新起点，迎接新时期。②（参见曹斌：《增强三大意识推进沿海开发》，《江苏建设》2009年第9期。）启东有近150公里的海岸线，将成为江苏乃至长三角的最活跃地区之一。近年来，县(市）镇（乡）两级充分挖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60万亩江海滩涂上大做文章，一步一步地规划和建设吕四海洋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滨江精细化工园、沿江船舶工业带和启隆高科技生态产业园，打造着上海北翼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③（参见张建国：《黄金海岸崛起新兴产业带》，《群众》2010年第1期。）

沿海地区的重新兴起，对其广大腹地也有带动。如新沂就感到注入了新的动力，拓展了新的空间。作为亚欧大陆桥东起第一城，处于交通“三纵三横”的中枢，要打造沿海开发的“立体交通网”同时是“产业配套区”“物流集散地”和“休闲后花园”在产业设计上，他们定位于精细化工、精密电子、精密机械和新能源、新材料，当好配角，大有可为;并在物流、电子商务、信息咨询、中介代理和会所、商展上找到美好的前景。④（参见陈德荣：《打造“沿海开发”大腹地》，《群众》2010年第1期。）

参照各地的想法、做法及其体会，展望沿海开发新的一年及其未来，得到很多启示，引发不少思索，提出若干建议：

一、沿海开发的重要意义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一个地区的硬道理和硬任务，更是促进区域协调的战略方针，并且关系到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国内与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统筹，逐步克服当前的某些差距和矛盾，进而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的拐点、战胜世界金融风暴都有直接间接的联系。不言而喻，其出发点和归宿在改善民生，体现“以人为本”应当是政绩考核的核心，决不是片面追求GDP。

二、做好此一工作，先决条件和切入点是科学制定一体化规划。一体化是指区域内，并延伸到整个地方和全省、长三角甚至全国，防止各自为政搞“诸侯经济”陷于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一体化的内含有硬软诸件，从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到政策一体化，并以思路一体化为关键。规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不同于传统的指令性计划，但有其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某些制约性，可以在实施中按程序修正，不能停留于纸上和口头。

三、产业结构的选择是规划及其实施的重要原则。沿海产业遍及一、二、三产，但有其特色和重点，包括新型工业和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临海工业、外向工业和滩涂农业、海洋产业，门路广阔，既有新兴和高科技，又有传统和劳动密集型，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地理资源的优势和潜力。一定要错位发展、集约成长，坚持一地几品和县以下一品为主，达到小而精、小而专和小而联，不能样样都搞，分散人力、物力和财力。

四、与此相应，必须重视地区之间的联合和协作。从一体化到产业选择，都要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通过相互合作来组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深度加工的先进产业链。这在区域发展中，是一个提出已久、强调已多而远远没有解决的难题，在苏中、苏北刚破题仍未落实，导致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粗放、落后、呆滞和浪费。全国一盘大棋，全省一盘中棋，沿海地区一盘小棋，才能做好做活。

五、招商引资是增长点，沿海有优势，后发有劣势。苏南先行二三十年，规模相当，面临升级转型，有其难度；苏中和苏北，即使沿海，搞好要花更大力气。不能仅靠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土地来吸引内外游资，而要靠特色来集聚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等现代资源。中西部开发又有一套，沿海的准垄断和倾斜政策已经过去，新的依靠在实力和机制。适当组织转移，有利于布局的合理化和均衡化，是值得研讨和实施的新题。

六、城镇化也要重提，有新思路。这有过不同倾向，内含某些误导，如一度局限于小城镇，后来又片面热衷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当回归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统筹协调发展。当前土地城市化领先于人口城市化，值得注意和防治。为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过农民工，让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变为新市民，中央强调以小城镇为重点抓手，来自正反面经验教训，应当认真落实。这要有得力对策，安排好转移中的诸难度，从就业、社保到住房以及子女读书，留守老人的养老等。城镇建设好，对沿海开发和建立大中都市圈是题中之义。

七、不走苏南老路，并比沿江提高，贵在科技投入。新世纪以来，转入创新型发展，不限于先发达地区，沿江也要有高起点；否则，一味后随可能在新的竞争中处于落后并遭淘汰。这在苏中、苏北有教训，沿海地区不能重蹈覆辙。因此，一定要强调科技领先，把科技投入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引进科技项目，让新的科研成果，结合沿海优势，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别人不要的，我去拿来，是一种愚蠢的懒人病，力戒勿犯！

八、人力资源的引进，其重要性在资本引进之上。这在全省已经作为要务，后发的沿海地区更要跟上，才能免于继续落后。引智带技和管，除物质待遇外，关键尤在保证他们可以大有作为，否则吸引不了，也留不下。此外，搞活资本流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建设同样必须认真对待，打造一个沿海的金融大市场，容许各种金融衍生物，包括民间金融向浙江学习和引进，要多化脑筋。

九、改善民生，始终是重中之重。苏中、苏北沿海，还有一批困难群众，日消费不到一二美元。尽快扶贫脱贫，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民工安居乐业，并扭转读书、治病和住房的贵和难，以及为体力劳动者涨工资，让贫富差距不再扩大而有所缩小，不仅是我党的宗旨和承诺，也是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由之路。保护生态环境，更是人民生活条件改善之道，所以也是政府的天职，放松了就是犯罪，沿海地区决非例外。

十、归根到底，有赖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提高开放。苏中、苏北的相对落后，这是大病；奋发图强，不能回避这点。不仅是学习苏南，更要放眼全国，观察世界，多读些书，常看报刊。全国各地，包括沿海和内地，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沿海各极干部如能广为了解和吸收、消化，赶上苏南就有希望。推荐一本书：《仇和十年》，他在宿迁和昆明能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苏南有些干部自满，继续创新不多。穷则思变，沿海地区放手、放胆、放心，一定会出奇迹！

西部大开发，东部怎么办？

原载《江苏通讯》2000年第7期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是中央根据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这不仅是为了逐步缩小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保持互相协调，实现共同富裕；更是为了当前有效地扩大内需，并从整体上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这是有关大局和长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西部和中部地区固然全力以赴，东部地区同样有责，只有举国一致，才能胜利地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经济发展的新变数

东部地区在分析世纪之交经济发展趋势时，关注着两个新的变数:一是终将加入WTO,—是西部大开发。对前一变数，常用语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对后一变数，往往看重于挑战，无视为机遇。这是不难理解的。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确是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大转变和大演进，虽然早已列入中长期规划，而一旦摆上现实的议事日程，往往容易直觉地迸发出挑战的感觉。所谓挑战，从听到的议论，主要是指下述一些因素：

一、国民经济发展重点西移。建国以来，区域发展重点先后有过几次调动，其中“大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在国境西部；而最近20年又回到东部，使东部发扬优势，经济增长速度领先于中西部，经济总量份额超越于中西部。这使东部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难免有某种程度的受宠感，并优先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的成为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提出西部大开发，理解为重点西移，东部所处地位有所变化，某些人会不自觉地感到不同程度的失落。

二、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向西倾斜。重点西移，具体表现为战略和政策的向西倾斜。东倾变西倾，不仅是中央的关注度不同于过去，并且在具体规划的编制和各项政策的制定上都有所调整，结果是要更有利于西部的加快开发。相对地说，对东部的关注度和有利条件将有所削弱和淡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对东部的要求、期望和任务有所减轻，而是更有待于自己的努力。于是有人认为，工作难度或许增加。

三、国家支持向西部转移。一个地区的发展，除了依靠自己并对国家作出贡献外，都离不开国家的多种多样支持。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既有国家的政策优惠，又有财力、物力、人力的适当调度。今后向西倾斜，也是同样，如财政预算的转移支付不会减少，银行信贷的区域划拨可能增加，还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分配、科研课题和科研成果的安排特别是重大投资工程项目的摆布，从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建设到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产业建设都将向西部地区转移。这样，对东部地区的照顾或许不如过去，也更要靠自己了。

四、社会生产要素也向西部流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在政府；转向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越来越自由流动。西部大开发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西部的投资环境改善、投资机会萌生，社会生产要素也相应地向西部集中。以往的“孔雀东东飞”有可能回归到西南、西北。特别是人才，流动最敏感、最快捷，人们预料并已初步发现，曾经在深圳等经济特区有过的热爆景象将在西部重演。

五、增加市场竞争对手。长期以来，传统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基地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区，在西部地区市场占有较大份额。这几年有变化，基本格局依旧。西部大开发，导致市场容量扩大，但在同时，必然会有一批企业崛起，从传统产品到新产品，在西部市场和全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为东部企业增加越来越强的竞争对手。西部地区拥有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和其他区域优势，其产品有特色，成本也较低，是决不能小看的。

六、利用外资也会有分流。20年来，我国吸引外资，东南沿海地区占了近九成。西部地区开放较迟，而在大开发后，其步伐将迅速加快。在运输、通讯和其他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后，区位优势将为资源优势所替代，外资西进势在必行。尤其是在政策上，西部享有优势，如所得税率较低、股权比例较高，可能博得外资青睐。入世以后，利用外资将再上新台阶，新热点在西部。甚至已在东部的外资企业，也可能有一部向西部转移，如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包括用电多、用地大）行业，有的已经行动。

举出以上各点，对东部地区不是什么“消极现象”而是必须正视的新情况，是为了正确对待、恰当决策，有利于支持西部和发展东部。

机遇总是寓于挑战

以上各点，习惯地被目为挑战。其实，挑战总与机遇并存，挑战总能转化为机遇。西部大开发，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创造了空前良好的大机遇，对东部也不例外。与这些挑战相联系，为东部地区提供的新机遇，至少可以列出如下：

一、西部大开发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开大篇章。经济发展总是一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当前处于世纪之交，按照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实现小康后，走向第三步目标，正是关键时期。西部大开发的提出，作为一个“大局”是一篇大文章，呼唤大手笔，创造大空间。这不仅是西部地区的大机遇，也是全国所有地区的大机遇。人们把“入世”看成是第二次改革开放，其实西部大开发也是开放的扩大和改革的深化，东部地区从中获得的机遇是多多的。

二、西部大开发将扩大需求，首先是投资需求。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社会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永恒力量。近几年显得需求不足，已经采取若干措施并见成效，西部大开发更是一个新的契机。首先从扩大投资需求看，西部大开发，仅基础设施建设就有几千亿元，对投资品包括机械装备特别是有先进水平的，需求量十分巨大。这不仅是指资金，连同技术、信息、人才和管理，都为全国特别是这些方面有明显优势的东部地区创造了投资机会和开发、创业机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东部地区将深受共益。

三、西部大开发也将扩大消费需求。西部地区人口多，虽然当前的购买力水平偏低，但是潜力深厚。随着大开发，从广大农村群众到城市，经济发展了，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将逐步转旺。这将不断扩大市场容量及其内涵，除了拉动当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外，同时为有传统关系的东部地区提供无限商机，促进东部各类产业的发展和进一步开发。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国内市场是主体市场，农村市场更是根本。所以放眼看西北，前景无限风光。西部大开发将拉动东部大发展，希望应当寄托在此！

四、东西部各有优势，互补合作的前程远大。西部大开发，与东部有竞争，而更多的将是合作。西部大开发有赖于全国支持，这对先发展的东部发展也是重要契机。一般认为，西部的优势是资源（包括矿产和土地）和劳动力，其实还有某些技术以及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这与东部的优势如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相对照，互补性非常强。这几年铁路、公路的建设，另如西气东输工程的兴建，都为东西部优势结合打通了渠道。另在领导、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以及机制和经验上，同样是各有优长，可以互补，各得其利。

此外，西部大开发，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将为全国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也为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筑起良好的生态屏障。另如西南搞好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治理江河上游，还能减少下游的水旱灾害。至于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全，更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这都表明，东部和中西部是祖国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情同手足，息息相关，共兴共强。

举出以上各点，对东部地区也不仅是发展新机遇，并且是权利与义务、责任的统一。认清和把握好这些，所谓挑战或“负面影响”就转化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是好事，对东部同样是好事。

早着先鞭大有可为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经过多年酝酿，现在条件成熟。这既是中长期目标，又有其现实针对性。因此一经决策公布，立即得到全民响应，西部地区奋勇争先，东部地区并非旁观。看来，各地情况不同，任务各异，而目标一致，都大有可为。东部地区各省市应当和能够做的，大致有这么一些方面：

一、统一认识，及时行动。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意义，经过不长时间的宣传动员和最近召开“两会”的讨论，开始深入人心。对东部地区来说，必须强化大局观，认识到此一决策不仅适用于西部，还与东部密切有关；不能仅看作是为了加快西部发展，也是东部和全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步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是全国形成一个整体，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推动整体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由于种种原因，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大开发将促进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转折。身逢其盛，万分鼓舞。因此，应当及时行动，不仅为全国和西部尽我职责，而且早着先鞭，早抓机遇，也为本地区永续发展找到新增长点。

二、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东部地区怎样投入西部大开发的浪潮，实现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共同发展？首要一点是从各省市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弱势，扬长补短，形成合力。一般地说，似乎清楚，如东部在生产要素上长于资本、技术和人才，短于某些自然资源；在既有经济基础上已经拥有相当行业的生产能力，有的属于国内外名牌产品；并在经济工作的领导、管理上培育了一批干部、积累了若干经验;等等。但要进一步深究，与西部的省市区情况相结合，还要做很多工作。这样，才能实现优势互补，把各自的不同优势组合为东中西部的共同优势，从而把本地的发展纳入东中西部联合发展的大格局。当前正在编制“十五”计划，这是不可缺少的主线之一，搞好了就获得主动权，否则或许会停留于空谈。

三、互惠互利，保证“双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地区之间有相互依存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合则互利，分则两损。过去在这方面不尽明确，有时片面强调本地利益，把市场竞争异化为区域竞争，并在条块分割体制和讲攀比、排座次的导向下，不自觉地染有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色彩，出现相互封锁和重复建设等失误。今后加强区域合作，应当打破区域界线，采取多种形式。有人考虑要有多项转进，如从单一的资源开发转向全要素开发；从低层次的商流、物流转向高层次的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从主要是政府行为如对口支援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行为和市场行为，包括多种所有制企业的主动参与。这样，以合作形式的多样化保证合作领域的广泛化和合作成果的高效化，就能真的获得“双赢”和“群赢”不再是单向的“支援”也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四、运用市场，要素西行。上述多种形式，落实在行动上，就要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和民间力量，促成生产要素向西部转移。这要有一个观念上的大转换，从计划经济的画地为牢和自我封闭转向内外开放和内外交流。不仅欢迎西部产品引来东部，打开销路，也鼓励东部资本投向西部，办厂开店。要允许一部分合适的企业转移到西部去，形式可有联合、兼并、参股和控股等，既扩大了经营规模，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要允许一部分成功的科研成果到西部去转化为生产力，不是技术转让，更是技术实现；要允许一部分有开发能力的专业人才到西部去创业，不是人才流失，却是各得其所。还可以采取为西部承包工程项目等办法，这都符合市场法则，不怕西部大开发的旺盛吸引力，正是因势利导、乘势发展，不讲什么“所在”和“所有”都是为共和国增添实力。温州人足迹遍全国、遍世界起到示范作用，值得东部各地仿效。

五、合理分工，调整结构。竞争要有合作，合作要有分工。这几年搞调整，各有进展，又往往是省、市甚至市、县各自为战，多少重新陷入了“小而全”“大而全”的圈圈，受到一定制约。今后进一步优化结构，从产品选择到企业组织，都要面向全国，参与世界，包括与西部的联动。如对传统产品，有的优势在西部，东部要有所压缩和转移；对潜在市场，有的西部缺乏条件，东部可以积极开发。从相当长期看，东中西部还会存在一定差距，东部应当和能够在产业升级上先行，着重于努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特别以高新技术改造和武装传统的支柱产业，形成自己的特色经济。应当首先肯定，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新机遇，使东部调整结构开拓着广阔空间，也是逐步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逼近。

六、对外开放，也待出力。西部大开发，吸引着外资，对东部有影响；从另一面看，又不失是提高开放水平的一着。在相当时期内，外资投向西部可能偏重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即使东部的外资企业有所西迁，都可视为是腾出空间，可以更集中力量引进适用的高新技术。这在深圳有好经验，值得借鉴。如在东部的外资企业，逐步扩散零部件加工，实行以外引内，也可以采取以东引西的办法，更有利于这些企业的增产和降本。西部发展外资企业和对外贸易，进出通道大多经过东南沿海地区，则有利于这些地区的港口和欧亚水陆大桥的发展。

再者，西部大开发还告诉东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各省内也有不平衡，如粤南和粤北、浙东和浙西、苏南和苏北等，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把缩小地区差别、实现共同发展进一步放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并借鉴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和思路。西部大开发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实施科教兴国、兴区战略，这与东部有共性，并已开始行动；还强调治理生态环境，重视智力开发，有的还提出要有高起点、不搞重复建设以及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等，则是东部有些省市县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或还未真正做到的，必须紧紧跟上。这在东部的后发展地区更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再造新的比较优势，走创新之路，形成自己的特色经济。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策和实施，将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和新局面。可以坚信，经过东中西部同心同德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图景一定会凸显于世界的东方！

后发展地区要充分运用后发效应

原载《沿海经济信息报》1996年3月4日

什么是后发效应？这是针对先发效应而言。先发展地区起步较早，有其先发展机遇提供的先发效应，后发展地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后发展地区由于起步较迟，而时代进步了、环境变化了，获得先发展地区原来缺乏的新机遇，就是后发效应。这是空间差与时间差相交错而产生的有利条件，为调整和缩小经济发展的区位差开辟了一条终南捷径，使后发展地区不致始终随着先发展地区的步子而落在后面，有可能发展得较快一些、较好一些。具体地说，不妨排出以下几条：

首先，后发展地区可以吸收先发展地区的成功经验，并以他们的教训为戒，少走若干弯路。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江泽民同志讲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指出过去“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今后“需要认真解决”这对不同地区都明确了方向，后发展地区也将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全。这是根本性的战略选择，对今后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哪个后发展地区贯彻执行得坚决，那个地区就会早着先鞭，掌握主动。

其次，后发展地区可以享受最新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站在与先发展地区的同一起跑线上。中央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各地制定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县）等战略，这个机遇和挑战，对不同地区，虽然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但是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或相近的。后发展地区有可能赶上先发展地区，争取出现跨越性的飞跃，关键就在于是否对发展科技、培育人才下大功夫，用大力气，因为在学习移植和开发利用先进科技的问题上，后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地区与先进国家和先进地区只有相对的空间差，没有绝对的时间差。

第三，后发展地区可以凭借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平等竞争中找准突破口、开拓纵深度。例如，只要逐步解决交通问题，后发展地区的资源优势就非先发展地区所能媲美，终将逐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商品优势。

最后，后发展地区在区位差导致各种矛盾渐趋凸显的进程中，将会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积极支持。调整区位差，过去有其自然过程，或者仅靠市场机制，难免旷日持久，要付出较大代价。现代国家有鉴于此，不同程度地采取不同举措，成为又一种有利的后发效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更加自觉，也更加有效。过去曾在有限的年份对沿海开放地区给以政策优惠，这是为了先把“蛋糕”做大。短短几年，达到预期成效，情况起了变化，随即有新调整，开放就从沿海延伸到沿边、沿江，进而实现全方位的开放，基本上不存在政策倾斜。现在，有没有向后发展地区的政策倾斜呢？实际上是有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这次全会已作出了部署，提出了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鼓励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等措施”都体现了对中西部的关怀和扶植。这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何况，在情况起了变化后，后发展地区有条件接受先发展地区的辐射、带动和帮助，其效率也会不断提高。

开发区还要再开发

原载《经济日报》2002年7月5日

如果说，开发区的原来优势在于地理区位和政策倾斜；那么，经过近20年不断成长，开发区具备了新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环境、机制和实力上。开发区不仅有了相当完善的硬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了高水平，而且有了比较完善的软环境，办事效率比较便捷；不仅建立了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体制和微观体制，并且开始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在此基础上，利用了大量外资、兴办了成群的三资企业，引进了很多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连同若干研究中心和创业基地，聚集了不少知识精英。开发区不再是星星亮点，而是显示出强大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焕发着灿烂夺目的光芒。

加入世贸对中国来说，挑战是现实的、迫切的，机遇是潜在的、长远的。诸类挑战，首当其冲的也是开发区。跨国公司来中国抢滩，以开发区为桥头堡，有一系列的战略和策划。为了应对，获得“双赢”和“多赢”本着互利互补的要求，开发区必须适合新形势，实行自己的战略转换和策划选择，构建自己的新优势。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扩大开放和最终走向全球化为目标，围绕提高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为中心，开发区应当在很多方面实行根本性的转变，如：引进主体由一般外商转向跨国公司，引进客体由资金、资本转向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以及现代化管理；引进方式由加工、制造转向开发、创业、并由引进转向合作，与自主开发相结合;引进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二、三产业并重，引进合作者由国有企业为主转向与私营企业并重；引进容量由多多益善转向有区别、有重点的“优生”避免趋同和过剩；引进效果由增加产值和出口值转向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进而营造高素质的人才高地;等等。这是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必须与时倶进，进而扩大开放、深化改革，通过建立和健全稳定的市场经济法制，努力克服信息不对称，树立诚信，强化沟通，运用国际规则来与国际市场相对接、相融合;并且跳出开发区来办好开发区、发展开发区，采取官产学三位一体的办法，走开发区内外协作之路，并把开发区的成果推广到所在地区和相关城镇。

应当看到，开发区有丰富经验待总结提升，也有若干教训要回顾整改。所谓“招商引资幼稚病”如片面许给政策优惠而进行内耗大的争夺，单纯为了获得项目不计及承担风险，刻意追求数量而不留意其可持续性，只讲经济而忽视文化和人文，都不符合入世的既定规则，必须引以为戒，以保证开发区的健康壮大。

已有厚实基础的老开发区要立新功，在二次创业中再上一层楼，争取跨越式增长。不同的开发区要因地制宜地确认功能定位，紧扣自己的职责，培育自己的个性，在差别发展中形成无可替代的独立优势，增强其竞争力和生命力。人们可以期待，入世后的中国是步入世界自由贸易的巨人，其魄力和魅力，很大程度上要靠开发区来体现和张扬。

第五篇:宏观调控与财政金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据说，其前提和特征是宏观调控。这个模样来自西方，又有什么乡土不同。对此，我追随刘国光，先后有多篇合作和单作，这里仅选近期的。调控的手段有多种，主要在财政和金融（货币）宽严相济，灵活掌握，也是改革的重头戏，其全部职能又不限于调控。我写过的较杂乱，这里仅选个别，不见全貌。

【链文举要】

宏观调控的若干思考（《财经问题研究》1985年第6期）

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8期）

宏观调控面面观（《开放导报》2008年第4期）

积极发挥财政税收和银行信贷的杠杆作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196期）

深化财政改革摆脱财政困境（《社会科学研究简讯》1991年4月15曰）

货币的调控功能（《南京经济》2000年第1期）

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问题（《江苏经济探讨》1991年增刊）

关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几点思考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6期

一、经济运行的宏观回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其运行轨迹明朗耀目。从宏观层面给以回眸，一瞥之间，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观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原来，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拐点，在选定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时，同时择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运行市场化正是循着此一途径前进，取得了赫赫战绩。对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事前的综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调整，由于难以抵御扩张冲动的干扰，也都难以防治屡戒不止的大起大落和短缺恶果。但是，并不意味着市场化就能避免周期性的起伏波动。仅从上世纪90年代后，也有经济过热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给以必要扭转。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显过热，二次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有所呆滞，还有一次是这几年的偏快。这三次的大体症状，一次是公认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扬超过20%;—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采取从紧对策带来一度的通货紧缩；一次是绵延迄今的物价渐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线，从轻度通胀到结构性通胀，距全面通胀仅一箭之遥。

这三次的对策，不同于1988—1991年的“紧刹车”1993—1996年实行“软着陆”大大减少了治理通胀的代价；但未做到较长时期的安定，类似于1985—1988年，“软着陆”不久又来“硬起飞”不同于过去，还表现在首回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后的宏观调控，而非完全依赖行政办法，与当代国际通行的方式越来越靠拢，主要杠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宽严相济。大体上可分四段：993—1997年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适度双紧；1997—1999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伴和互动；随即是两个政策的双稳健，走向中性；2006年后则是货币政策从紧而财政政策趋稳。

回瞥之余，深获感受，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等，都无法杜绝或热或冷的震荡，使宏观调控必要而不能或缺。冷热的标志，除增长率外，最显著的是物价，几个百分点的上下大不一样；调控的手段是经济政策，权在国家，着力于财政税收和货币金融，并在不同时空有不同侧重；调控的步骤或徐或疾，主观意愿与客观演进常有参差，绝非心想事成。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经济运行联系国际互动，导致相互博弈，变化更加多端，如一国物价不是孤立的，石油价格的权数越来越大，流动性过剩遍及全球，次贷危机到处见其阴影，大国小国都不能掌握主动。因此，各国的宏观调控有其特色，如一个国家在降息，一个国家在升息，两者有不同策划是可能和合理的。归纳到一点：宏观调控非同小可，对经济运行举足轻重，乃是一项国策，不宜等闲视之；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大国处于转轨阶段，从理念到应用，不少方面亟待探索，远未臻抵随心所欲的自由王国。

二、评估调控的实际效应及其不足

对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怎样评估和解析，涉及对宏观调控质量与效果的评估，朝野各界的尺寸大同小异。总体来说，基本上是肯定并赋以赞扬的。这表现在国民经济的又快又好增长。10多年来，一直保持平稳的加速度，GDP增长率从上世纪末叶的年均9%左右逐步攀高到本世纪的两位数，近几年来更是每年提高01个以上的百分点。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大国中创造了新纪录，对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产生越来越不容藐视的影响。

肯定这段成就，不言而喻，不能不归功于此一时期的宏观调控。不难设想，假若没有持之已久的这样那样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必然会出现另一种乖态，或者是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甚至不堪收拾，或者是大起之后急剧大落，付出极大的治理成本。还要看到，没有这样的积极发展，改革开放也失去有利环境，国计民生都可能是另一种局面。这与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对照，显然优劣悬殊。因此，总结“十五”经验，不能不记下宏观调控这一笔账。

同时也不能回避和讳言，较长时期的经济运行，在获得上述实效的进程中，还有某些不足，与比较理想的发展模式和几度设想的增长预期不无出入，有的更是大相径庭。除了反思前进中的问题、矛盾和困难属于理性检测，不能诬认是反对、否定改革外，与宏观调控的不够完善和水平不高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不少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也曾指出，成就主要在数量增长很快，不足主要在质效提高相对较差。研讨这几年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得失，聚焦于三四个偏快、偏大和偏高。

一是经济增长偏快。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并参阅他国经济史，告诉我们，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是恰当和合理的，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取得相对宽松和渐进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这个额度，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疲软或紧张，常见的是后者，带来供需失调等失常现象。正是这样，从原定：十五”规划和各个年度计划看，主观上期望和预测在此适度空间；而执行结果却是一超再超，几年来达到两位数，并在渐次攀升，绝非吉兆，倒是警钟长鸣。寻找理念误区，则是曲解“发展是硬道理”从“能快则快”滑向“越快越好”。

二是投资规模偏大。“投资饥饿症”是一种痼疾，长期以来一直发作，想尽办法都无法治愈。上述增长偏快，GDP挂帅，冲动源力在此，并引发多种症状。本来从量化看，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最好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才能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各得其所。这几年来投资增长率多在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习以为常。这固然可能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也挤占了国民所得，压缩了消费份额，以至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认定合理的上限三七开逆转为倒六四开，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和协调。这与过去整个分配有些重国计、轻民生和重资本、轻劳动的缺乏警觉有关。

三是物价指数偏高。如果认为，按照经验数据，由于成本驱动等因素，物价水平长期渐升是必然的或难免的，在某种意义上有益无害或利大于弊；那么，应当同时守住警戒线，轻易跨过了会走向另一面。近几年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对此清醒地定在3%—4%之间，该有其制约性和可行性。然而执行结果，也是屡被突破，2007年更从4%—5%升到6%以上，全年平均也从温和的通胀上升到所谓结构性通胀，虽其原因多样，不尽是供求失衡，根子可能是货币信贷的流动性过大，但是总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从低收入者到部分中等收入者先后感到压力，理该充分惕视。

再者，还不妨顾及的是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是否也增长过快、规模偏大。这似乎是好事，为经济发展添注活力，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但是，由此带来几个问题，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贸大国，以至风险也高；外汇储存过大，以至货币发行过多，并引起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同时，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大的外部因素。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四个方面，除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已如上述外，还有失业就业问题，相互联动，应当求得一个最佳平衡。这几年经济增长偏快，扩大了就业规模，但是不尽适应，使失业、待业形势未有根本好转。虽然城镇失业登记率稍有下降，而对照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实际失业、待业人数和隐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有客观因素，也不能认为没有主观的疏忽，如一度强调“减员增效”和大量拆迁、大量征地，或许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盲点。从根本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涉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呵护不够。此外，大家开始觉察与国际化可能过热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过热，造成产能过度和竞争过度，农田缩减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过多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都与前几个偏失有内在联系，并反映为宏观调控的不全和不力。

三、追究得失原因以利再战

关于当前经济运行，针对前进中的问题，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给以审视，寻究原因何在，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必要一着。只是众家说法不尽一致，值得比较和取舍。

早在多年以前，有人讲到，世界各国都不断发生经济波动的症状，中国也是难免，有其客观根源，同时也有中国特色。上世纪90年代以来，突出表现在需求变化剧烈，尤其是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旺盛，与有效供给在结构上不对称，并由此带来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处于转轨期，由于体制缺陷，处理和解决这些复杂情况，绝非轻而易举。这不能责备执政能力的滞后，也不能责备智库的浅薄。但是，总结实践经验，应当找出一些道理头绪来。

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些宏观问题，始终未能调控的顺利到位，按住葫芦浮起瓢，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只能静俟其成。这有一定根据，但是完全委诸客观，显得无能为力，并且相信只要随着市场化的成熟，就能迎刃而解，也非明智之识。停留于这点，将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卸责，甚至承认市场经济的万能，排斥宏观调控的必要。从经济学史看，本来分为两大派：古典和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市场化，凯恩斯主义及其新一代主张要有国家干预，即宏观调控。从各国的实践看，虽然有的标榜自由化和全球化，而具体做法，都未完全放弃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中国的择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理念到应用，从未放弃宏观调控，并有相当的侧重。我们必须在这个框架内进行探讨和摸索，如果否定宏观调控，一味信赖单纯的市场经济，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之所以一直发生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常见的所谓过热，根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过快速度倾向，即通称的GDP情结或增长冲动。“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当年强调时，明确以效益为前提，最早择定翻两番目标，同样有此前提。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的统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触。后来在理解上，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忽视或丢掉了这个前提。发展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最早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后来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从片面、过度地追求发展速度转换到适当的快速，其实质和重点不仅在数量增长，更在质效提高，才有其实际价值。大家懂得，GDP作为综合指标，无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结构等多种内涵。追求过快的速度，不择手段，不计其他，必然会以损害和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是得不偿失和违反初衷并难以持久永续的。“大跃进”提“多快好省”原意完整，无可厚非，而在实践中只求多快、不顾好省，卒至酿成人祸，教训极其惨痛。至今待询，其遗毒彻底肃清了吗？

其次，对片面追求过高速度，大家不是没有认识其危害，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看，表述昭昭，确已拨正，越来越明朗。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依旧昏昏，会一犯再犯，长期有此幽灵在流荡呢？有人先后揭示，关键在整个体制没有转变，有关机制不尽耦合。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责未得端正，直接表现在政绩考核和人事考核，有形无形地还是GDP为纲，导致相互攀比，个个争先，深恐落伍。从多个省市区看，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似乎就失职了。出现过高增长，无不沾沾自喜，不以为险，只以为喜。与此相应，在财政体制上，财权与事权下放后缺乏制约，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兴财和项目兴财，导致上述几个“化”的过热。于是对待宏观调控，不少或明或暗地声称：这是国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国要下，别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即使我们冒了也无妨，否则老实人吃亏”经过上下博弈，一个国家发改委面对多路诸侯，胜算是渺茫的。宏观调控之难，难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所以，很多宏观调控措施，经济的、行政的、法制的和思想教育的，都不可能原汁原味地得以兑现。更多的是稍有收敛，没有到位，又蹦起来，不停顿地进入新一轮周期，成为经济运行的非经济规律。十七大文件对科学发展观增加了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论证，良有以也，但也难哉！

再者，在上述经济运行态势下，“一俊遮百丑”“万事快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对整体工作是很强冲击，撞出了一串薄弱环节甚至断层。GDP是产出，不计投入，以至造成数量优先，质效让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都不在话下，城市经营和负债经营列为绝招，可持续发展逸出了眼界。倾全力于经济增长，难免放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只顾近期，不顾长远，使某些问题迟迟不能处理得当，直至积重难返。由此而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步履瞒跚，以至如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和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崛起为新的三座大山，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顾此失彼和轻重倒置。诸如此类，责之宏观调控，顿生“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之叹。很多事情，不到问题成堆，矛盾尖锐化，不能获得警觉，被迫而仓促应付，而是GDP挂帅，抓了一点丢了九点。宏观调控，贵在事前预见，而大多变为事后救急，难度倍增，代价也倍增了。

这都说明，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省的硬任务，应当包含在“发展是硬道理”的范畴。转向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重建、加强和改进新的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一套机制、体制和制度，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与其他机制相配套。二三十年过去了，体系还未完善，水平还不够高，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再放松了。这又不限于改革开放，还牵连到发展的战略和方向道路，应当统筹协调，一着不让、一环不漏才行。

四、当前宏观调控的形势和对策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持续努力，又要抓住当前，有一个早起步和高起点。判测当前形势，不能不感到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连续多年在高位运行，物价指数也居高不下，各方面的弦绷得很紧；另一方面，近期发生的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了相当损失，尤其在农林渔业上，而全球经济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带动下也显得低迷，出现内外夹攻的趋向。正是由于安中有危，宏观调控承担着繁重和迫切的新任务，呼唤着新对策。从今年“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看，宏观调控在现实的议事日程上，位置非常突出。2008年的主要任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六个“更加重视”首先就是“更加重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提出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后，需要把握的原则，几个“坚持”也首先是强调稳中求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好字优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见，宏观调控在整个经济运行和政府经济职责中是一条主脉络、一个主旋律。

今年的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继去年决策，总的还是“两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但是，情况有所变化，在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上要灵活掌握。“两会”前后，出现各种议论，值得注意的。有人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要适度放松，理由是经济增长可能减缓，存在担心。这种论调，值得商榷。正如温总理在答中外记者时说，“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对既定的“两防”其实有不同理解。应当认为，偏快必然会过热，防止过热就要从制止偏快着手;通胀都从结构性涨价开始，结构性涨价必然引起全面通胀。今年的内外形势，可能导致增长减速，那是好事，不是坏事；与此同时，物价在年初又创新高，趋势严峻。对两者平衡的掌握，强调保速度，某种程度上是沿袭传统观念，以地方政府居多；虽调控制物价，以多数群众为主，反映了弱势者的呼声。看来，前者本来不难，而在GDP情结下，却不容易；后者本来不易，而在习惯做法下，更是艰辛。两者相权，似该以后者尤重，也不会出现滞胀困局。“两会”期间有不尽相同的主张，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至于有人认为，增速减缓会不会影响就业，那要具体分析:增长率和就业率呈正相关，只是总体而言;具体剖开，更在产业结构的选择，如能保证中小企业和某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才有利于积极就业。

归纳到现行对策，既定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和必要、可行的。对照形势变化，不妨再加些思考：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减少预算赤字的前提下，如何调整收支结构，还有一定空间。连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是否已经恢复到合理适度，到达一个新的拐点？如是，那么可以斟酌：能否及时地从量出为入转换为量入为出，进一步改革税制，如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有利于中等收入者的成长；并把增收的大部分向社会保障和科技、教育、卫生等支出倾斜，建设部分也向农业和节能减排以及中西部倾斜。

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先后连续出台了一些措施，只是见效有限，物价还在向上浮动，从农产品到能源、生产资料并波及其他大众消费品。运用货币政策，过去主要在总量，现在还要有结构和价格，包括利率和汇率。物价有其刚性，尤其是成本驱动。所以，稳定物价不可能是回落而只是居高了不下也不再上就行，除同比外，还要看环比。这种情况，对高收入者可以承受，对中低收入者都有影响，应当从调节收入分配、扩大和提高社会保障来给以补偿。与此攸关的问题是利息率，现在低于通胀率，虽未引起抢购，却已制约消费，并进一步扩大贫富差别。似乎还是可以适度提高，即使有人（企业）反对，要有全面安排；即使与美国降息有冲突，如果引入了流通，还无碍于大局。

宏观调控的手段，如十七大报告提到，还有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绝非多余。今年的预期目标，列出GDP增长8%,虽是老一套，能实现是真好；价格涨幅为4.8%左右，尚未突破温和通胀的警戒线，连同岁末岁初的翘尾巴因素，难度很大。另有节能减排等指标也硬，其实有约束性，期在必达。如何执行，从最近制定的国务院工作要点看，应有一系列对策的实施，才能保持审慎的乐观和信念。寥寥几个指标非同小可，若能实现而不被冲决，应当肯定: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完善了，宏观调控水平有所提高了。全国人民不胜翘首盼望之至！

“分灶吃饭”和分税制评议

原载《财贸经济》1987年第11期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化和加快步伐，这对财政体制改革既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条件。在财政体制改革中，理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选择适当的分权形式，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体制，对全面改革是举足轻重的。八年多来实行“分灶吃饭”评价不同；下一步能否转向分税制，议论纷纭。本文拟在已有评议的基础上，阐述若干个人见解。

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

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这几年的财政体制改革，除了“利改税”“拨改贷”以及调整国家与企业、财政与银行的关系等外，撤去全国统收统支的“大锅饭”开始建立地方财政体制，对全面改革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个改革仅是起步，带有实验性质，远远没有完成。在深化改革中，它仍旧是一项回避不了的任务，并且显得越来越紧迫了。

首先，它是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焦点。（略）

其次，它是搞好宏观控制的有力手段。（略）

再次，它是改革配套不可缺少的环节。（略）

最后，它是克服财政困难的希望所在。（略）

对“分灶吃饭’’功过的再认识

从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是财政体制的一项大改革。“分灶吃饭”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只指1980年后推行的“划分收支，固定比例，分级包干”广义的还延伸为1985年后推行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另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绝对数大包干，对少数有困难的省（江西、甘肃等）实行定额补贴，对民族自治区实行递增（每年10%)补贴，都可以包括在广义的“分灶吃饭”之内。采取这些办法，与过去一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由国家实行全面的、直接的管理比，好处很多：

1.初步稳定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过去实行统收统支，似乎高度统一、高度集中，财政收支的决策权全归中央，实际上模糊了中央和地方的界限，财政约束是软化了而不是硬化了。于是，不可避免地造成各地的一切收入向上交、一切支出向上要，导致无限制地争投资、争开支和争减免、争还贷，潜伏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分灶吃饭”大体上划清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围，使两者关系渐趋清晰和稳定，初步做到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对中央财政来说，限制了各地伸手向上要，便于主动安排，减少后顾之忧；对地方财政来说，有利于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即量入为出的原则，实现当年平衡、略有结余的目标。

2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过去，地方财政的增收节支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往往建立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弹性很大。现在，界限清晰，责任分明，对地方来说，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因为只有自觉地增加收入并节约支出，才能在规定的收支范围内多办事、办好事。这几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特别是地方部分增长较多，进而支援了中央财政，表明“分灶吃饭”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

3进一步发挥了地方各级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灶吃饭”，地方政府在责、权、利统一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的财源，就有可能使财权与事权相结合，增加农林水利、文教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拨款，并运用减免税和价格补贴等办法，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有的省、市先后建立省、市、县、乡四级地方财政体制，每一级都有它的财力和财权，这对推进城市改革和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形成县区域经济，在乡一级实行“以工补农”和“以工建农”，以及推动企业体制改革，起着从来未有的积极作用。

4加强了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工作。在吃“大锅饭”时，财政工作的注意力放在“争”字上，不免对收入“打埋伏”，到年终“留一手”。这对落实财政政策、严肃财政纪律十分有害，也影响了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工作的加强。现在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逐级包干，势必要求重视和改进、提高财政工作，培养财政干部，从而注意到预算外收支的平衡，并健全企业财务管理，克服原来存在的某些不正常状态。

在肯定“分灶吃饭”的历史功绩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进展，它显得越来越不适应，消极一面不断暴露：

1强化了地方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和行政干预。建立地方财政，实现地方利益独立化，本来是为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但是，在当前政企职责还未真正分开的条件下，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耦合过紧，地方利益表现为财政收入，以所属企业为依托，就无法避免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地方对企业，一方面有要求，压生产任务和税利任务；另一方面有保护：尽力支持它的产供销和人财物。正是从后一动机出发，为了力争所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问它是先进或落后、长线或短线，总要采取行政办法，例如指令物资部门供应原材料、商业部门收购成品、银行发放贷款等，进而对外来商品实行封锁或其他非经济壁垒，严重地影响市场体系的发育、市场机制的健全以及统一市场的开拓。这也是强化了地方所有制，与整个改革的大方向是相悖的。

2助长了画地为牢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在强化块块割据的同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就要发展工业生产，就要扩大基本建设。于是，本来企图通过“分灶吃饭”促进各地自觉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却进一步刺激了“投资饥饿症”这几年来，各地更加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和重复引进，发展到争夺稀缺资源（例如煤炭、钢铁、棉花、烟叶等），有意无意地放开预算外投资，经济行为越来越短期化，根子正在这里。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不仅投资规模过大，并且投资结构倾斜，重点在技术低级的加工行业，例如办小烟厂、小酒厂、小纺织厂等，已到了不易收拾的地步。这也不利于发展横向的经济技术协作、推进企业的专业化和联合化，使产业结构、企业组织和生产力布局得不到充分调整，严重地妨碍着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3并没有根本理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原来预期，“分灶吃饭”可能使中央财政摆脱“大锅饭”的窘境，使地方财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但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的基本格局仍旧只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难以截然分开，还是藕断丝连。于是，出现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错位，在地区之间财力不能相互调度的分割状况下，财政收支的种种矛盾不得不习惯地上缴给国家，并且“跑部钱进”之风愈演愈烈。作为其逆反应，又出现了中央财政挤地方财政或者上面向下面“钓鱼”的事例。当前存在两种呼声：来自北京的论调是中央财政偏紧，连年发生赤字，与地方财政的比例已从四六开进一步达到对半开；来自地方的论调则是地方财政的日子更不好过，既然不能打赤字，就只能勒紧裤带，各项支出标准都下降了。

4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对策”总的是两种情况：一是上缴比例大的省、市，其增收、超收的内在动力逐步衰退，有的开始转向搞减免税和税前还贷，这比增收、超收对地方和企业更加实惠；一是上缴比例小和得到国家补贴的省、区，恢复了吃“大锅饭”的感觉，有的至今没有从靠“输血”转向“造血”此外，“分灶吃饭”采取一定几年的办法，不像过去“一年一争”但是还有“几年一争”在换届年份，争基数、争比例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

“分灶吃饭”的上述过错，并不完全来自这种体制本身，有的是由于整个改革尚处于过渡阶段，双重体制的摩擦对财政体制改革同样是很大制约。但是，为了适应改革深化的要求，“分灶吃饭”也到了非改弦易张不可的重要关头。

分税制的可行设想及其障碍

在“分灶吃饭”的弊病逐步显性化的过程中，先后有不少同志提出改行分税制的建议。分税制，在现象上也类似于某种“分灶吃饭”但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①按税种而不是按其他标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政策的透明度高；②除了共享税外，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有不同渠道的固定收入，互不干扰；③以税的形式处理国家（包括地方）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跳出了行政协调的羁绊；④分税以划分收支范围为基础，达到了财权和事权的统一。由此看来，这种设想与现行的“分灶吃饭”比，其可行性在于：

1.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分税制有利于进一步确定两者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保证双方都有稳定的收入。如果说，“分灶吃饭”还有若干藕断丝连之处，那么，分税制就能分别建立各自的政府预算，进一步实现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独立化。这对中央财政，由于掌握一些主要税种，收入比较固定，可以摆脱被动，适应经济、文化重点建设和国防、外交等事业发展以及改革的需要。对地方财政，同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和相对独立的财源，可以增强自治能力，在自求平衡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进行自主安排，不再是“几年一定”即“几年一变”并制止过多的“抽肥补瘦”在欠发达地区，也将诱发其“造血”机制。因此，分税制比“分灶吃饭”更能调动两个积极性。

2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分税制有利于逐步割断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促进企业的自主经营。分税制的最大特色是不按行政隶属系统而按税种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这就为政企职责的完全分开创造着充足条件，使企业只是按章纳税，不再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真正做到自主经营和自谋发展、自担风险，真正成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经济实体。同时，也有利于彻底废除地方所有制和块块分割，推动着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为主的转换，使财政部门成为国家的经营管理部门。因此，分税制比“分灶吃饭”更能增强企业活力，继而为发展生产、提高效益和增加收入开辟不竭的源泉。

3.在单项改革与全面改革的关系上，分税制有利于扭转过去的相互制约关系，推动整个改革向纵深发展。“分灶吃饭”作为单项改革，与全面改革的某些环节难以配合，已如前述。分税制是一种经济手段，行政色彩较淡，特别是地方有了地方税的税制税种立法权，就掌握了灵活有力的经济杠杆，可以与其他改革协调起来。同时，分税制不仅解放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并在减少行政干预后，必将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健全，带动整个改革向前跨出一大步。因此，分税制比“分灶吃饭”更能推动整个改革的前进，或许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改革深化的新生长点。

分税制是否可行？目前存在不同看法。经济理论界大多倾向于肯定，实际工作部门大多持怀疑态度。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确实还有不少障碍：

1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正处于转轨阶段，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有待明确。分税制不仅是划分税种，更要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才能据以核定各自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实现分税制的数量化。目前，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尚未完全转轨，如何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哪些职能将由国家移交给社会，是否真的做到马恩所说的“小政府”都待继续研讨。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前，实行分税制难免是一笔糊涂账，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界限仍旧会有“扯皮”。

2税收改革也正处于转换期，有的还在探索，新的税制体系远远没有定型，将来必有进一步的变化。最近几年的税收改革，步子不小，多数是成功的，但毕竟是开始。有的明显属于过渡，例如调节税；有的尚不完善，例如所得税；有的亟待试点，例如增值税；有的还未开征，例如某些地方税。这些改革出台前，划分税种缺乏依据，即使勉强拟定，也不适合今后情况。

3.其他各项改革同样没有完全确定，不少要分步走，作为目标模式的分税制就不可能一步到位。财政体制的综合性和相关性，使它的改革不可能孤立进行，必须与其他各项改革同步配套。例如在国营工商企业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具有强烈的过渡特征，与分税制不易镶嵌起来；特别是在某些部门（包括所属企业）推行投入产出的包干制，近期效应很好，而从长远看，与分税制不是一回事。当前价格体系没有理顺，今后的改革要知难而进，必然会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将是实行分税制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4.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分税制会有差别较大的地区效应，很难做到规范化。分税制的目标模式应当是泾渭分明，尽量不含共享税，并且对各省、市、区一视同仁。这不仅在当前做不到，今后也有极大困难。我国当前有40%的省、区靠国家补贴，其他省、市的上缴比例也悬殊很大。无法杜绝讨价还价和苦乐不均。有的省、市分成比例较低，更会影响增收、超收的积极性。

此外，在具体操作上，如何首先保证中央税的完成，煞费斟酌。“分灶吃饭”的一个特点是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捆在一起，先入库后分成，使地方在积极组织收入的同时，一举两得地完成任务。有人担心，今后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如果仍旧依靠各级税务机关去稽征，会不会厚此薄彼;否则，如果设置中央税和地方税两套机构，前者如何取得地方各级政府的全力支持，也要有相应的措施。

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对策选择

当前财政体制的改革，不能再是看一步、走一步，而要纳入整个改革的总体设计，明确目标，分清步骤，坚定不移地实现由双重体制即过渡模式向目标模式的转换。财政分权，作为财政改革和分权改革的一翼，同样要有一个全面的、长远的考虑。

当代各国的中央和地方分级财政体制，大体上有三种思路：一是集中为主，中央掌握较多收入，对地方实行定额、定率或补贴；二是分散为主，地方掌握较多收入，要上缴一部分给中央作为全国性的支出；三是集中和分散相结合，划分收支范围，各管各的。根据我国国情，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都不恰当。但是，按照第三种思路，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不能一刀切。应当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近两年来，在评议“分灶吃饭”和分税制的基础上，不少同志先后提出了若干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有：①地方财政包干。这是与部门的投入产出包干相平行的体制，有定额包干、递增包干、超收累进分成包干和补贴包干等具体方案。某些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已在实施，取得一定效果。②税利分流。这不是一种单独的分级财政体制，但是在实施后，必然会形成新的中央财政体制和地方财政体制。“税”的处理可以有多种方式；利”则不直接纳入财政预算，成为一种国有资产收益和企业社会资金。③税率分享制。这是分税制的过渡模式，除将少数小税划给地方外，对其余大税划分中央税率和地方税率，分别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④有地区差别的分税制。也是一种过渡模式，按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区别对待，在税种和比例上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同一税种在不同地区，可以作为地方税也可以作为中央税，地方的分成比例可以高一些也可以低一些。⑤联合财政。本意适用于省以下地区之间，两个或几个地区的收入按一定比例留成、分成，可以促进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协作，不必通过省来进行“抽肥补瘦”这在省、区之间，或许也能参照。

看来，财政体制中这个问题的改革，有下述对策可供选择：

1.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目前还没有条件采取统一的分级财政体制，应当允许多种形式并存。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较发达地区，财政收入上缴较多，可以有步骤地推行分税制，以稳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格局，建立和完善地方的财政收支体系；二类是次发达地区，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上缴，可以继续采取大包干的办法，进一步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三类是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大于收而需中央补贴，可以继续给以支持，但是不宜固定不变，在一定期间采取递增补贴或递减补贴，促进其“造血”机制。

2鉴于当前改革尚待深化，还没有条件立即实现分税制的目标模式，应当采取适当的过渡步骤。在经济基础较好的省、市，在现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这种为分税制作准备的初步改革基础上，推行税率分享制或有地区差别的分税制，是切实可行的。这种形式的好处是与现行体制相衔接，不变动固有的利益关系，把重点放在政企职责分开即取消行政隶属关系上，并且因地制宜，容易获得地方的响应。在推行中，还应当不拘一格，带有探索性质，积累丰富经验。

3.鉴于财政体制改革与其他各项改革有着广泛联系，不能孤立进行，应当注意相互配合，达到相互促进。特别要与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三个基本点即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市场体系、宏观间接控制相结合。当前以改革企业体制为中心，积极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怎样处理好企业纳税、缴税与财政体制的关系，必须进一步研讨。进行这些改革，都要有利于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并为转向间接控制创造条件。当前还要注意的重点：一是要有利于控制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二是要有利于防止消费基金膨胀。

4.鉴于改革的长期性，不能希望在较短期间实现分税制的目标模式，应当稳扎稳打，逐步提高。这不仅取决于整个改革的进程，而且取决于整个建设的发展。不妨设想，随着改革和建设的进展，地方财力逐步增强，实行分税制过渡模式的省、市可以增加，在其中一些条件较好的省、市，可以逐步降低共享税的比重、减少共享税的税种并以新开征的地方税弥补其收入。在相当时期内，切忌搞一刀切，切忌急于取消共享税。

金融改革的十大难点

原载《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10月7曰

首先，金融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双重的还是单一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由计划支配，长期以来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转向市场经济，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手段，应当以稳定货币为己任。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扩大投入，在财政收支受到制约的条件下，运用银行信贷对推动经济增长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否考虑，金融政策还是应当把稳定货币放在第一位，在保持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适当照顾经济增长的需要，并以不发生严重的信用膨胀为警戒线。

其次，金融调节的具体任务是控制总量还是兼顾调整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金融调节能否同时承担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具体任务，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已经明确的，是在银根放松时，社会需求总量扩大，并不有利于结构优化，更经常的是导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劣化。只是由此而带来的利率上扬，可能使某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止步，然而其制约作用也往往被扩张冲动所抵销。人们希望金融调节兼顾调整结构，无非是运用差别利率之类的手段。看来，此一手段不宜多用，否则会导致利率信号的混乱，也无助于银行的正常经营。

第三，金融调控应当集中统一还是分层实施？当前多数同志认为，金融调控是国家调控，不能由地方插手，以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也认为，金融调控是中央政府的事，下面无能为力。其实，这不符合和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实际上，金融调控由中央决策，而具体实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贯彻执行，何况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不结合当地情况，很可能是“一刀切”同时，地方政府也有必要和可能在中央统一调控下适当运用金融手段，做到因地制宜，发挥应有的积极主动性。问题在于地方政府运用金融调控必须以更好地落实国家的调控目标为前提，而不是另搞一套。

第四，银行如何分别处理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这个问题经过研讨，似已解决：一是建立政策性银行，二是先可分两本账。但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分开后如何处理，而在于如正确划分这两种业务。这在具体划分时就发现，银行业务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政策性的范围过宽，特别是政策倾斜多，多要实行贴息或优惠利率。正确的办法或许是严格规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把它限制在确有必要的较小范围内，而把有些任务让财税政策去承担。否则，政策性业务的范围过宽，将使整个银行业务变形，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银行应有的功能。

第五，国有银行如何走向商业化和企业化？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改革目标，已被确认。但是如何实现，与工商等部门的国有企业一样，存在重重障碍，主要是：一方面，当前的专业银行也有一个政企分开问题，必须摆脱上级地方政府的干预和代决策；另一方面，专业银行本身不仅要有激励机制（这已基本具备）还要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这点很难）。当前金融领域的混乱现象，从乱拆借办企业到把资金用于炒地皮以及种种不正之风，无不与此有关。为了使专业银行活而不乱，也与一般国有企业相同，有必要明确产权，实现“四自”但是，银行又不同于其他企业，寻找其有效实现形式，比一般国有企业更复杂、更艰辛。

第六，银行信贷靠额度控制还是比例控制？这也是老问题，目前还不能放弃额度控制，多存多贷只能是长远的或下一步的改革目标。但是，这带来明显的矛盾，经常发生有资金无额度或有额度无资金的两难局面，不能充分发挥信贷资金的作用。问题的实质在于实行多存多贷或比例控制需要创造什么条件。看来，在推动专业银行企业化后，银行有了承担风险的约束机制，并摆脱了行政干预，可以逐步取消额度控制这种传统体制的金融调控方式。

第七，能否和如何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利率的市场化是市场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当前的问题是：在需求过旺和银行、企业的约束机制缺位的情况下，一旦放开利率，势必相互哄抬；而有所控制，则由于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不高和物价上涨指数不低，使利率低了成为负利率，高了又超越一般企业的承受能力。可行之道，或许只是由中央银行规定存放款利率并灵活掌握。在此前提下，并不能完全消除在或明或暗的金融市场上会出现多种利率。这样，也要求中央银行的调度更加灵活。

第八，如何引导日益增多的居民金融资产？随着温饱问题的终于解决，消费有余部分渐次增多，居民储蓄动机趋向多样化，结余的消费基金必然有可能转化为积累基金，同时成为居民的金融资产。这是社会积累的重要来源。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个转化过程，应当以间接投资为主（银行人士观点）还是允许直接投资不断提高其比重？着眼于长远，金融资产的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证券、期货、外汇、房地产等市场靠它发展，这与间接投资比，也各有功能。重要的或许是如何给以引导，达到活而不乱。

第九，金融资本要不要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在理论上，两者应当相通，金融工具和银行业务逐步扩充，应当允许并鼓励银行把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参与证券、期货、外汇、房地产等投资；但是当前现实，这样做的流弊确实不少，所以至少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应予限制或禁止。症结不在于能否这样做，而在于必须使这些经济活动规范化，连同银行本身要有约束机制，始能兴利除弊，促进金融市场和上述有关市场的健康成长。

最后，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金融政策？历来有两种主张：宽派主张实行宽松的金融政策，目的是适应和刺激经济增长；严派主张实行严紧的金融政策，目的是防止扩张冲动和通货膨胀。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能否考虑，应当坚持适度的或中性的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的金融政策，与传统的做法比，恰恰相反，如掌握适当，可望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其他经济政策的配合;但从长远看，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采取什么原则，对整个经济运行是举足轻重的。

财税体制改革的若干掂量

未发表，写于2013年12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体制改革含有丰富内容和多个层面，在实践中也积淀了厚实的经验，又不讳言当前存在不少矛盾，亟待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下给以纵横交错的思考和探讨。这里，从不同角度进行若干掂量：

一是储富于国和藏富于民。这个提法议论已久，曾有不同的侧重和演变。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富强，最早阐述为“国富民强”或许有一定误识;后来校正为“民富国强”渐趋正常。但是，国和民的关系，譬喻为大河和小河，究竟谁主谁次，一度不够明确。现在比较清楚：民富是源，国富是流。只有人民富庶了，国家才能富足;而最终成效，表现为双赢。前几年，感觉在国民收入大分配中，财政所占份额偏低;于是使财税收入的增长稍高于GDP的增长;经过连年调整，其比重已从20%以下升到20%以上，与世界平均大致接近。今后，似该保持现状为佳。

二是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这是掌握财政收支的一个原则，历来有争论，操作甚费斟酌。看来，在相当阶段，特别是建设初期，为了保证供给和扩大积累，适当的量出为入，无可非议。但是，也不能不有所制约，以适度为宜。这几年，为了保增长和扩需求以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赤字财政，有其必要；同时留意，这也有个“度”不能超越边界，导致通货膨胀和支付危机。从长远看，则该实现收支相对平衡，促进财政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与此相关，在宏观调控中对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做到宽严相济，同样有其必要。

三是保证供给和调节需求。财政的基本任务，最初是保证供给，并随着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此一功能也有演变，某种意义上是更加繁重了。从宏观角度看，财税收支与市场需求相互呼应，有供有求，关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作为内需，无论积累（投资）或消费，都占了一大块。因此，适当放大，有利于扩内需；又同样不是越大越好，破坏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倾向投资或消费，更要防止一种偏向掩盖着另一种偏向。当前扩大内需，着力点在消费，对财税的收支结构也开出了新课题，必须有所应对，不能保守因循。

四是吃饭建设和公共服务。进入和平时期，财税在保供给的内含上，除了传统的保公职人员吃饭外，新增建设开支，增长很快，不断添了负担，必须给以肯定。随着形势发展和政府的使命转向改善和保障民生，除经济建设外，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越来越大，包括教育、卫生和住房以及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都要求政府支持，由财政承担较大的责任。这使财政的定性转向公共服务，在世界各国有其共性。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特别是“未富先保”难度很大。当前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低于他国，正待逐步赶上。

五是宏观调控和结构创新。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配套所需，必不可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其国情特色。传统的宏观调控对象是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四方面的相对平衡。我们不限于此，还要关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创新，包括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规划和实施。其中如对“三农”的支持和补贴、对产业的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都在财税收支中要有具体的安排。改革的重要使命，与创新紧密结合，在财税政策中要有充分体现，描绘一幅经济社会发展的升级版。

六是全国统一和地方分级。中国是大国，一个省市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并且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呈明显的阶梯型，一度差距还有所扩大。世界大国，有的采取联邦制，我国不一样，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在财税体制上有所对策。前期的改革，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中央放权，实行分税制，基本上是成功的，调动了两个积极性。深化改革还要进一步重构和完善，原则有了，具体待商，如逐步推进“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的扁平化，要经试点到推广。至于“转移支付”即“以富济贫”也要随着情势发展，因时因地因事地有所进展，有利于逐步协调地方的均衡。

七是缩小差距和推进共富。与地方差距相联系，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所谓“两极分化”已经博得朝野的共同高度关注，并列入改革的近、中期措施。这除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外，财政尤其是税收同样该有担当，理念上早已义不容辞。当前热议的“结构性减税”如“营改增”逐步推广，含此意思。从长远看，从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至少并重，包括适当时候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和提高奢侈品税，并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率，都是必由之路。当然，还该稳中有进，不能要求一步到位，引发震荡。

八是预算之内和预算之外。这在我国，或许更加突出，问题主要是地方，在GDP挂帅的引发下，在“投资饥饿症”的推动下，大干快上，以致财政收不抵支，纷纷另找出路。一度通行的是“土地财政”从大规模征地、拆迁来筹资，有的不亚于预算内，并造成不少不良后果。还有其他途径，除乱收费、乱罚款外，更有各种名目的基金，有的发挥了一定作用，有的引发奢糜浪费和贪污舞弊。这还不够，更有“负债经营”据统计可能达若干万亿元，连乡村也负债累累。诸如此类，都要通过深化改革，纳入全预算，给以处理，不再重犯。内如欠债，将在考绩机制中解决，是可行的。

财税体制的改革，还有其他，如公开理财，在阳光下运行，转变作风，压缩“三公”开支等，都不能等闲视之。有个倡议：政府过紧日子，人民过好日子”很动听，却不易行。总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列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步。可以相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浪潮里，财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和市场改革、企业改革相配合，一定会逐步突破，共同前进，化宏图为现实，利国利民，圆吾美梦！

第六篇:地方政府与考绩导向

地方政府的职责机制和行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不重视的一项研究，有其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我有专著，并就有关方面写了专文，这里仅选两则。人们关注并发现，很大程度上，政绩考核机制起到导向作用，有正也有偏。我对GDP也情有独钟，但爱之深又忧之切，写文偏于匡正，似成舆论，罕见成效，徒显忧患罢了！

【链文举要】

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

非市场关系的行政壁垒的再剖析——再论“诸侯经济”（未发表）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江苏经济探讨》1996年第3期)关于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江苏经济学通讯》2000年第1期）

GDP指标的局限（《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9月22曰）

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任务和举措（《南京社会科学》1"6年第5期）

建设服务型政府（《工作与学习》2003年第6期）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交错、置换和磨合

——“地方经济学”缘起

原载《区域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

经济发展总以一定的时空为座标。以时间为座标，形成经济发展史，是纵向的；以空间为座标，形成地区经济，是横向的。时间过去了，鉴古知今，承前为了启后，继往为了开来。空间却主要是活生生的现实，让我们面对，让我们注视，让我们评价，让我们思索，归根到底是为了让我们去开拓、去构筑、去创造。空间也是多层次、多规模的：大而一个世界，分为若干国家；中而一个国家，分为若干地区；小而一个省、市、县，直至分为若干镇乡村。这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的国家，研究和设计经济发展，除总体外，必须进一步细分到地区。发展经济学在应运产生后，区域经济学跟踪而来。但是在治理上，不得不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又不尽与区域经济相耦合。于是产生了“地方经济学”这是一门新的经济学科，既植根于区域经济学，也相对独立于区域经济学。两门学科的孪生，呼唤着我们去探讨，并从经济区与行政区的交错、置换和磨合入手。

从地区经济或块块经济谈起

在科学研究中，地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经常性话语。地区研究，作为一门包括或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地理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边缘科学，实际上由来已久，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具有比较明确的系列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国际上对地区问题、地区发展、地区政策已有持续的研究；国内同样如此，研究问题有地区分析，处理问题有地区政策，目的是为了促进地区的稳定发展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①（参见王波：地区研究简述》、《社科信息》（江苏）1990年第5期。）

所谓地区是指一个社会——地理单元，其形成是经济、社会、文化诸种机制长期运行的结果。如上所述，地区有大有小，而主要以国家为范围，外则属于国际层次的地区，内则属于省区层次的地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和感知最深的，就是一国范围内的地区概念。也如上所述，地区有不同内含，而以经济为中心、为基础。所以研究地区问题，首先是以地区经济为对象。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必须把整个领域划分为若干地区，自古已然，迄今犹在。划分的标准，除了人口、土地的数量适度外，往往以经济为决定性因素。传统的地区观，包括地形、地貌，而以体现经济特征为主线。近代的地区观，随着政治、社会、文化等演变，显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但是始终以经济的演变为枢纽，优先考虑的是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等的地区组合。从地区研究进展到地区经济研究，体现了学科建设的细分化。有的学者把地区经济称为块块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空间划分，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为国家制定地区经济政策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成为国家治理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是一个大国，发展不平衡，块块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订更有其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研究地区经济问题碰到的一个难点是经济区和行政区的关系。从地区经济研究上升为地区经济学，一般以经济区为对象，与行政区不尽一致。而国家对地区经济的治理则以行政区为对象，与经济区不尽一致。为此，似有必要把地区经济学分为：一以经济区为对象，即通称的区域经济学；一以行政区为对象，能否称为“地方经济学”前者的研究积累较为深厚，但在实践中还有待于加工改制；后者的研究则有待于破题，有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我们在继续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同时，引入或分出地方经济学，来自应用的需求，决不搞文字游戏或理论游戏。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历史演变

从地区经济或块块经济延伸到经济区和行政区，是出于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必要。因为对地区经济可以有不同诠释。也就是说，这有双重含义，包括了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把它一分为二，把区域经济与经济区相对应，把地方经济与行政区相对应，或许就清晰了。

经济区与行政区，既有联系，又有差别。行政区的划分，要以经济区为基础；经济区的形成，要以行政区为依托，两者不能完全分开。但是，两者又有不同属性，导致其不能完全一致。有人认为：经济区的内容、范围、层次随着商品经济、经济中心城镇和交通线的发展而发展变动，比较活跃，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一般地没有法定性，边界不很明确。行政区同行政权力的执行范围结合在一起，有法定性和明确的边界线，比较稳定。”①（陆大壮：中国行政区、经济区发展的回顾和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以下也参见此文。）还可以认为，经济发展含有多个部门和多种环节，其活动范围大小不一，甚至不同的商品的供产销有不同的辐射半径，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同样，其边界是柔性的；而行政区相对固定，在较长时期内是刚性的，不能也不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动而变动不息。我们应当力求两者的大体上同辐，然而始终存在着相互之间交错。这在全国是如此，在一个省区内也是如此，虽然省区内的行政区调整要容易一些。

中国古代，处于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商品流通的范围有限，行政区的划分随封建而定，大多以自然的山水为界。在经济发展后，建立统一的封建皇朝，实施行省制，更多地服从于政治需要。进入近现代，未能摆脱传统影响，并且由于经济发展受到行政区约束，往往沿袭旧制，只是跟踪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有所分划。直至旧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自发状态，行政区也不利于商品交流。总的说来，在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不发达、城市辐射力不强的情况下，现代意义的经济区并未成熟，地区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低，地区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全国解放前，行政区的行政色彩甚于经济色彩；只在部分地区如沿海，由于城市的兴起和少数“市”的建立，才具有经济区的初始形态。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行政区的设置基本上沿袭原有格局，只有局部调整，主要是少数合并（如四川和西康）和个别分开（如海南），并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在省区下逐步增加了省属市和县级市。这与经济区的关系，可以作出双重评价：一方面，在长期的行政区建制下，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造型作用，使原来主要按地理特征划分的行政区转化为相对固定的经济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毕竟不受行政区的束缚，不可能绝对固定地与以边界为线的行政区相一致，并在继续演变。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以计划经济为依托的前一方面定势不断被冲涮，以市场经济为动力的后一方面动态不断地激荡，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矛盾也逐步表面化了。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分歧及其协调的试验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矛盾，不仅表现在前者的无边界性与后者的有边界性的交错，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际上要求以前者服从后者，或以后者替代前者，使经济的区域运行越来越行政化，两者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化。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和后来的有所分散，都没有改变这个本质。因为计划经济或称行政经济，指令性计划垂直下达，以条条为主，基本上割断了块块之间的横向联系；就是在一个省区的领域里，同样在条块之间缺乏有机组合，直至企业也是如此，垂直依附甚于水平联系。突出的常举事例，有如相近部门之间人财物的流动是阻塞的，如要流动也必须分别上报经主管部门批准；甚至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其生产协作和要素交换不能直接解决，一定要由上级主管部门点头。商流的迂回曲折导致物流的往返运输，使交易成本倍增，整体效率和效益下降。计划经济的基本弊端，这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虽然早经发现，却总难以消除。严格地说，人们叫作“条条专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区，不仅是经济区的歪扭，还是经济区的异化。

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铁板，高度的中央集权转向适度的地方分权。实行权力下放，使原来完全听命于中央的地方政府有了部分的权力和相应的职责。这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姑不论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达到正确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另一有关问题，仅就行政区而言，有了自己的部分权责，唤醒了部分的地方利益，在获得积极效应即导致地方经济更快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某些消极效应。人们指出有两大类：一是地区封锁，造成区域市场的分割和统一市场的晚成；二是地区竞争，除了种种紧缺要素的“大战”外，更多的是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等。所谓“诸侯经济”其表现远远不止上述。对此，归咎于各级党政负责人，指责他们对国家的宏观调控采取反调控的“下有对策”是错怪他们了。真正的根子在于经济体制，传统计划还占主导，新生市场有待培育。“诸侯经济”是对转轨期体制的描绘，不是诸侯主宰着经济，而是经济体制册封了众多大大小小的诸侯。政企不分的综合征，诸侯经济只是症象之一。

经济区与行政区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大家早有觉察甚至预料。从全国看，强调“一盘棋”不能省区各自为战；但是大局之下还有中局、小局，分级布局，熬费苦心。建国之初建立六大行政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六大经济区，后来索性直呼为经济协作区。以中国之大，曾经设想从协作区到许多省，建立“不同水平，各具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不仅凭想象力，确有一定依据。当然，这些设想，大多在经济过热尤其是工业过热、投资过热的时期如50年代初、70年代末提出，尽管当时也加了若干限制词并且再三强调“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都未能阻止（换句话说是催动)各路诸侯的求大求全、齐头并进和全面铺开，最后不得不由于超越国力过度而进行全国性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区和行政区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大家懂得了不能仅有行政区，那不等于也不能代替经济区。于是，从推动经济联合出发，提出了“扬长避短，发扬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方针，目的在于打破地区封锁，组成合理的经济网络。接着，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经济区，终于列上了议事日程，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改革的大潮！

于是而有多种规模层次和形式的试验，有省（市、区）际经济协作区，省（区）Btt邻市、地协作区和省（区）内协作区以及铁路干线、大河干流和沿海城市或地区的协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至长江流域、环渤海、大西南等经济区，有的进一步跨出国界。应当肯定，基于经济社会化的共同利益，大家怀有良好愿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现行体制下，省区还是某种程度的利益主体，行政区之间，存在行政分割的利益分歧，存在着大于合力的分力，使以行政区为基础人为地组建的经济区含有无法统一的矛盾，以致这些协作区未能真正发挥经济区的作用。有的花了很大力气，最终还是烟消云散。以上海为中心和以江苏、浙江各7个市区为两翼并适当延伸的“上海经济区”就是一个没有成功的事例。

实践呼唤“地方经济学”

回顾上述历程，对实践进行理性思考，似可得出一些初步结论：①经济发展有其空间范畴，经济区是客观存在，大国更是如此；同时，国家治理经济，重视经济区的运行，但是在治理机构上只能设置为行政区，古今中外都一个样。②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关系，尽管有其相互置换性(行政区的设置要照顾甚至顺应经济区的客观存在，行政区的运行又为经济区的成长提供了某种框架）但是两者不可能完全吻合，分歧也是始终存在的。③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区域经济即经济区，与行政区有或多或少的交错，削弱了操作性和应用效率，有时不免是隔靴搔痒或隔岸观火。④以区域经济学为基础，引入或分出一门以研究行政区为主要对象的学科，命名为“地方经济学”或许与当前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的实践更加贴近一些。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呼唤着地方经济学的诞生。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分歧，根本原因来于政企不分及其导致的条块分割。组建各种经济（协作）区之所以败于垂成，主要是在计划体制还未基本下台、市场体制还未基本到位的情况下，经济运行还未彻底摆脱垂直的行政系统制约，市场运行还未彻底冲决行政区的壁垒。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区只是隐性的，并没有实际形成为市场经济提供有层次的地理空间。只有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市场体系渐趋完善，政企职责截然分开，才有可能促使经济区的成长，实现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在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中组织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生产力布局，发展包括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在内的地区经济，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按照行政区治理经济，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区组织经济运行，不排斥建立某种协作组织形式，都有可能经过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磨合，终于达到两者的一致，把其矛盾和分歧减少到最低程度。

据此，构思地方经济学的要点是：①地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行政区设置的前提下，地方经济如何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②地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地方经济的定义；也方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联系和差别；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也方政府的职能及其经济行为；也方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体制下地方经济的运行；国家对地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地方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也方经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③地方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有：消除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实现两者之间的基本一致；因地制宜，扬长避（补）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合理布局；地方范围内的产业选择、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正确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地方之间的经济协作和经济联合及其分工和竞争；正确对待地方经济发展的区位差，逐步缩小差距，力争共同发展。④地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借鉴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例如区位理论、增长极理论）着重于实证研究，从现状描绘入手，结合宏观分析和中观分析，落实到对策建议，逐步探索观点、概念和术语的创新。⑤地方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首先成为区域经济学的旁支，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部门学科。

建立这门新学科，既有现实性和迫切性，又有难度。这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一样，不能期望速成。改革呼唤改革经济学，开放呼唤开放经济学，地方经济学将随着这些领先学科的逐步建立一起前进。不排斥在当前条件下，通过调查、研究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若干热点问题，为制订相应的政策提出建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点滴贡献，在伟大的实践中有所探讨、有所积累。不言而喻，进行这项工程，完成这项课题，实现这项愿望，期待着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的参与和协助。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

原载《经济体制改革》1996年第3期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谈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个重大关系，内有一条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继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一问题后的重申和发展。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变化，目前进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跨世纪阶段，此一问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正确处理这个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搞好地方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增强全国经济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小康并开始向基本现代化目标迈进，都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

一、大国经济中的一个大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除了其他方面外，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即处理经济事务、推动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领导和被领导或分工和协作的关系，是任何国家普遍存在的体制问题。对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各国都无例外地曾经面对，出于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国情特点，有过不同的处理原则和处理方法，获得了成功或失误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大国，不同于小国，显得格外错综复杂，不能不引起经常的高度关注。

论述此一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浩如烟海。去年岁末，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一套《国是论衡》丛书，其中一本是辛向阳著的《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洋洋55万言，以纪实形式描绘了此一焦点话题。尽管对此书的命题和观点会有分歧看法，但是抓住这个课题倾泻大量笔墨，是值得鼓励和该予容许的。我们不妨采撷此书汇集的信息，对我国和不限于我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作一概略的鸟瞰。

一部中国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是常态，分是变异。上下5000年，至少从秦朝统一六国起，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列入了历史的议事日程。当然，其间绝大部分年代属于封建社会，似乎以分封诸侯为范式；旦是，从郡县制到元朝建立行省制，地方政府不外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这不是谜，却表明了：只有统一的中国，才是包括多民族在内的几万万国民团结前进和走向幸福的基石。在此前提下，凡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处理得好或较好的，就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否则，却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导致或大或小的动荡和灾祸。

放眼世界，不同时代和不同制度的各国在处理此一问题上，其实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尤其是大国，包括一些联邦制国家，有的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与，有的中央权力由地方出让，都有一个力争两者协调的基本要求。以分权为主的如美国（尼克松提出实行以“分享岁入”为主要措施的“新联邦主义”），以集权为主的如法国（戴高乐说过“高度中央集权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统一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还有介乎两者之间和几经变迁的如日本和德国，以及曾经是超级大国的苏联，都有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套法制和习惯。这些，有的屡有改革，有的基本固定，除个别外，可以认为已经渐趋完善，成为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之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原蒋管区地方势力分割、革命根据地也相对地各自为战的基础上，很快统一了财政经济的管理，不仅在短期内稳定和恢复了经济，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随即发现，由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都缺乏活力。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后来，在1959年和1971年进行了两次较大幅度的地方分权；但是结果导致了宏观失控，不得不再次强调集中统一，重新收回下放了的权力。1978年以来，开始了第三次的地方分权：在改革上，推行以财政为中心的各种形式的地方包干制，扩大以投资项目为中心的各种审批权限；在开放上，建立经济特区和一批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在进出口和招商引资等方面给与不同的优惠政策。这17年，虽然出现过不止一次的经济过热，为此中央加强了宏观调控；旦是总的说来，在中央适度集权的前提下对地方适度放权的原则没有变，这个定势也不可能再变了！

二、集权和分权是否两难

原则是既定的、明确的，而在具体实施中，则一直有两难之叹，具体表现在两种情况：

一是在强调集权时，坚持高度统一，不免束缚地方的积极性。那些时期，大计划由中央定，通过切条、切块、切丝、切粒，一直下达到部属企业和地方大中型企业，地方无权调整；人、财、物的分配和调拨也一样，较大部分都“戴帽子”下达，较小部分由地方安排，与面上需求差距大，实际上地方也没有多少机动权；具体比例和投资项目，也是大部分由国家计委和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地方审批权有限，并受到资金、物资的制约。在此情况下，不仅企业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地方也仅是中央的派出和执行机构。我们这样的大国，几十个省、几百个市、几千个县、几万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千变万化，由一个中心来指挥，信息欠灵导致决策失误是必然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实践中早有共识。

二是在实行分权时，扩大地方权限，又容易造成尾大不掉。无论在改革开放前或后，从财政、金融、商业、外贸到劳动、物资尤其是工业和农业，中央只管大计方针和总的安排，具体实施全由地方负责，实际上是由中央直接控制转换为地方直接控制。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由一级经济管理单位转移为含有经济实体性的利益主体，不仅代表地方利益，并且使原来承担的发展地方经济、进行城乡建设、组织商品交流、扩大企业生产、安排居民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发展科教文卫社会事业和维持社会治安等多重目标进一步刚性化；与此相应，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也越来越表面化，而在地方一级，以条块分割为诱因，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先感到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紧迫性，主动或被动地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在第二位。正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发生了所谓“诸侯经济”的种种现象，包括以市场封锁和供销大战为例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调控行为，把对宏观利益的追求转化为对中微观利益的执著。

上述情况，常在不同形势下有不同倾向。一般是在要求经济加快发展时，倾向于地方分权，甚至放到基本上由地方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而在经济发展过热时，倒过来倾向中央集权，甚至统到基本上由中央统一掌握，否定分层调控。长期以来，循环反复，总结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确实有点收放两难的味道。

对此“两难”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几度研讨，也有基本共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在计划体制下，政企不分，分权主要是行政分权，不可能是真正的经济分权；二是在实际工作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缺乏合理的界定，事权划分不明，存在着随意性和模糊性；三是当前处于双重体制转轨阶段，传统一套渐次淡化、弱化，新的一套还不规范、完善，上下职责不可能划分得准确，必须要有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于是，中央会感到指挥不动，地方政府不听话；地方政府会感到自己的权力还小，调节范围狭，调节手段少。所以，如果说有“两难”的话，不是放和收的“两难”而是处于转轨阶段新旧体制交替的“两难”。10多年来仍旧发生过放和收的置换，连同宏观调控的步履艰难，人们每归咎于地方，地方政府则觉得受委屈了。应当肯定，对地方放权是对的，效果也是好的；每级地方政府是努力的，在改革开放中作出了应有贡献。

三、张合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巨网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有进一步的全面阐述。他再次强调了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赋予地方必要权力有利于增强整个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必须由中央制定和实施。他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的重要经验，也指出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关于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他更有明确可行的意见和要求。学习他的讲话，我们得到的领会是：

首先在认识上和观念上，必须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关系，摆正两者关系，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只有维护了整体利益，才有可能求得局部利益；相反，如果损害了整体利益，局部利益也会受到不利影响，甚至无从说起。这几年的事例之一是对待通货膨胀，开始来自经济过热，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全力抑制其继续上升；否则，即使一时一地经济发展似乎很快，但是刺激物价，打乱了全局的经济运行，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会遇到障碍。如果不管这些，企图火中取栗，最后就会炙手。

其次，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防止偏颇，只顾一头。处理好这个关系，大国比小国更重要；在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也会显得愈加重要。总的原则是：即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这是两点论，又是重点论。不讲两点论，只有统一性或灵活性，没有另一方面是跛行的；不讲重点论，在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在集中调控下放权，也不是真正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三，当前要抓紧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管理权限，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并力求规范化、法制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经济上不仅要定性，还要定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央的适度集权和地方的适度分权相结合。这个“度”一定要划分清楚，否则就难以落实。划分事权、财权和决策权，还要制定有关法律和条例，使其规范起来；否则就不稳定，情况略有变化就调整管理权限，同样不利于摆正两者的关系，也决非长久之道，不利于防止短期行为，促进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中央和地方都要相互为另一方着想，以利于集中与分散的互动，促进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宏观调控权集中在中央，中央包括各经济主管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的合理利益和要求，才能符合各地实际，并有效地取得地方的响应和落实；也方从中央获得必要的权力责任，在行使权力、履行责任和调节本地经济活动时，更要自觉地服从和顾全大局，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无阻。只有这样，发挥两个积极性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不致出现或多或少的摩擦和内耗。

最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还要体现在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改革经济体制、完善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一环，特别联系到政企分开，如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就将虚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实体性。同时，在实行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的过程中，也要中央和地方统一思路、统一步调、统一对策，才能上下一致，更快地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如一幅巨网，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使巨网张合自如，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以地方经济为基础和组成部分的整个国民经济就能更加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再敲GDP警钟

原载《社科应用研究》2011年第5期

GDP,即国民生产总值，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热词。这不是坏事。但是，真正关心的，只有两大群体。一是官员，作为政绩，涉及仕途；二是经济学家，有官房派，帮助鼓吹，也有公共派，越来越担忧。

GDP在经济学史上是伟大发明，一直传承，无可取代。发明者俄裔美人库兹涅茨当时就指出：“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特别是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往往掩盖社会矛盾。我曾经向一般居民、企业职工、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大学生谈到GDP，他们不感兴趣，因为这不代表收入的增长、社会保障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就业和读书、医疗、住房问题的解决。

应当承认，对GDP挂帅的误导，近几年不无批判和整改。从今年“两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和2011年计划看，择定今后五年年均增长7%，011年增长8%，是科学的，下了决心的。但是随即发现，各省市县都层层加码，从10%、2%到15%，一付跃进姿态，使中央的意图落空了。

怎样使快马放慢脚步，才更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稳定物价？各地出台的措施不多。从现状看，实际上还是把“发展是硬道理”曲解为“GDP是硬道理”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换形为房市、车市、股市为中心，像张五常赞扬的“地方政府竞争”并可能又带来攀比风、浮夸风和造假风，甚至共产风（拆迁和征地）。

我国GDP达到世界第二，对此，国内主流津津乐道。日本人却不慌不忙，说什么他们不图名次，而讲究人民的利益。我曾怀疑，讲这话的是否为共产党人至少社会党人，哪知不然，竟是“资产阶级政客”岂不令我们惭愧。

世界各国对市场经济有宏观调控，重点在保持经济增长与物价的平衡。增长过快，特别是靠扩大投资，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这个道理，尽人皆知。当前正是这样，仍属过热，多数群众生活有压力。大家不是还在鼓吹“收入倍增”并期于七年、六年、五年吗？可以设想，如果经济增长年均10%，即使居民收入增长年均12%,扣除物价增长年均5%,整个“收入倍增”目标也是难以实现的。仅为这事，再敲GG)P的警钟，很有必要。

把幸福指数列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

原载《改革与开放》2012年第2期

政绩考核对政府行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长期以来，这个机制没有建立和健全，处于相对模糊的不确定状态。人们认为，实际上是GG)P挂帅，产生种种弊病，始终难以校正。究其原因，是把政绩考核作为政府内部的事，封闭而未开放，人民群众处于旁观。只有自上而下，没有自内而外，甚至异化为人事升迁的依据，造成某种作秀，组织评价和老百姓议论不无差异。以此指导政府工作，方向每易误失。如何改革，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完善，已经引起朝野关注，发出各种声音。

记不得是谁了，发明幸福指数，博得大家留心。这个关键词，有什么用处？原来认为，不妨是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公民造福的尺度之一。进而思索，列为考核各级政府的绩效，或许很好。好在哪里？

一是客观。当前的考绩指标，还无明文规定，更未立法。于是，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揣摸、设想和相互攀比，从GDP、财政税收、出口和引资到人均收入，莫衷一是，究竟以谁为主，权重如何，都有主观偏好。进而比竞争力、搞排名榜，不同标准有不同结果。转向以幸福指数为重要标准，相对说来，有其客观度，避免种种主观的长官意志。

二是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文化繁荣、政治民主等，从根本看，都是手段，而其终极目标是、也只是为人民造福。以人为本，归根结蒂，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有没有幸福感，或称快乐感又称快乐指数。发展成果必须全民共享，包括公平与否，最后要由群众来表述，幸福指数是实在的，不是虚拟，不是作假。

三是民主。政绩考核，不排斥自上而下，各级领导有此职责。但是，仅有自上而下，导致对上负责，总有局限。更重要的，必须有自下而上，让人民群众来考核政府，才能体现人民政府的本质，并使政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成为名副其实的服务型政府。幸福指数又是一种统计，来自大众认可，无异是一次投票选择，内含充分的民主动力。

四是应用。考核的功能不仅在评价，更在肯定成绩、揭示问题，据以改进工作，走向更佳。过去的考绩，往往报喜不报忧，或者粉饰升平，讳避缺失。幸福指数从群众来，是非分明，得失清晰。群众满意的要继续坚持和宏扬，群众不满意的要认真改正和补救。这种检阅和总结工作，自然地从实践来并应用到实践去。

五是简明。政绩考核，还未有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在计算方法上十分繁琐，又不免做手脚、加水分，搞不好是一地鸡毛。幸福指数的计算，作为一种调查特别是民间调查，只要方法科学、安排有序，进行并不复杂，结果比较可靠。不像GDP—类，似乎规范，其实杂有估计和推算，内行讲不清，外行看不懂，都不如幸福指数来得简单明了。

当然，推行幸福指数的计算，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必须有一套科学方法，力求规范统一，达到准确公信。大致可以有下列打算：

——参照总结，搞好设计。幸福指数创设以来，国外有过尝试，国内也有模效，只是方法不一，各有长短。应当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大应用课题，集中政学研各方面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进行认真的合作探讨，拿出设计方案，逐步付诸实施。这在某种学科上也是有价值的创新之举，可以认为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力争全面，与时倶进。幸福指数怎样计算，已有方法不一，大体上是开出指标，给人感觉是否幸福，再加权综合，达到量化。作为政绩考核，最好全面一些，以经济生活包括收入、消费并分食、衣、住、行、用等为主，兼及社会、文化、政治等，评判分各类阶层并分性别、城乡、老中青等的满意度。这在不同时期可以有所调整和充实，如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都有不同的要求和尺度。

——经过试验，然后推广。上述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就很完善，应当先行试验，逐步推开。鉴于我们是发展中的发展不平衡大国，在大体统一的前提下，不妨分别不同地区，有所区别地、由点到面地实施。又鉴于各地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重要的在适当竖比，不是机械横比。

——朝野互动，官民结合。干这件事，统计调查部门责无旁贷，但是又不能由政府包办，而要有各方参加，以保证其客观和扎实。特别是在大专院校和社科机构以及某些民间团体如工青妇组织，可以介入或作同步平行活动。这样，或许结论有所参差，却能互补。更重要的是大家动手，互信度高。

——重在分析，贵在作为。幸福指数不仅是一个数字，其内涵十分丰富和深刻。如一次民调，感到最幸福的竟是农民，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进一步想想也有道理，因为农民解决温饱，相比之下是两重天。更加值得珍视的是有些人为什么感到不幸福或不够幸福，如看病、读书和住房难，就要求各级政府以此为工作重点，加倍努力，积极作为，以符民望。

幸福指数本来是学术上的一个玩意儿，停留于某些有此兴趣的学者们的操作，社会影响不大。见微知著，与我们党以人为本、以民富特别是民福为宗旨和承诺相联系，与政绩考核相结合，看来就大不同了。可以预期，今后的幸福指数逐步提高，不仅反映政府绩效的逐步提高，更标志着13亿人以至16亿人民越来越过上了好日子。政府的贡献，除了人民幸福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吗？

统计数据的守望、质询和寻索

原载《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1期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以及记者连同网络，对政府公布和未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所质疑和问询，大致有四方面的命题：一是公布数据有打架；二是与社会调研有差距；三是与民众直觉有出入；四是与大家期望有缺口。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统计数据的职能越来越重要：先是关系公民的知情权；随着涉及政府的公信力；还影响决策的科学度。因此，要求统计数据正确、全面和及时，由来已久。应当承认，国家统计机构的设置，多年来不断充实，从综合到专业，包括城调和农调队伍，已属世界之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企事业为基础，渐趋完善。所以存在若干不足，除有意、无意的保密和考绩偏好外，主要在理念和体制的落后于现实。作为经济学工作者，对统计在守望，存积的疑虑是：

一、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是众矢之的，处于核心位置。GDP是好东西，反映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别无替代。但是，不能反映增长的质量、效益和结构、成本，以一概全，肯定有误。长期以来的弊端，在考绩驱动下，不免拔高，表现在各省市区的增幅普遍地高于全国平均，又低于所属市县，使统计部门陷于尴尬。进而解析，以生产法与分配法(居民收入、国家税纳、企业利润和社会折旧之和）对照，出入较大；与GNP对照，也有距离；更不用说绿色GDP了。

在计算方法上，始终是一个谜。领导说不清，老百姓搞不懂，连专家也解释不明白，其中估计和推算占了相当比重。进而到产业结构，工业占大头，而净产值与总产值的关系暧昧，与产品产量和销售也未理清；农业和服务业在消长，核实更不坦率，导致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有不同说法，并难以作地区比较。各省市区在攀比中，不免做些手脚如注水，国家难以监测和校正。

二、社会整合和民生。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社会进步列入视野，为各方所关注，总感数据不全、不确。重点在民生，有三大块：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在宏观调控中有目标，但失业率究竟多少，仅有所谓“登记失业率”无非游戏，而包括隐性失业，或分城乡，十分糊涂；城乡居民的分配收入，关系生活水平和贫富分化，连同储蓄和财产，也是难中之难，特别是平均数掩盖了不平等，为何老是蒙在鼓里，群众不认同；还有社会保障及其基金的来龙去脉和运行，政策性强，一定要有静动态数据，眼下多是乏失。

教育、卫生和科技、文体，作为社会事业，紧随经济行走，亟需考察至严至细。大中小学校数和学生数，仅有大概是不够的，研讨其质量和公平，一片茫然。医药也同，人们有问，矛盾凸显，连同全民健康指数，都待统计和公布。科技在工作中的重要不言而喻，目前的投入、产出及其成果的开发、转化和效益，与世界的比较，都在悬念中。文化和体育，要分普及和提高（大众和精英）否则无法优化决策。

三、人口、资源和环境。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与日倶增，危机性也越来越严重。对策跟不上，与情况不明直接相联。人口统计在公安部门和计划生育部门，统计公布主要是总量，分组不祥，应用就难了。以农民工为例，作为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渡，几年来演变大，包括其现状和结构、层次（一代、二代、三代）花些力气是必要和可行的。

生态环境，这几年得到重视，措施迭出。效果如何？主管部门的评价一直是：局部有改善，总体仍恶化。这要看数据，还是嫌简略，无法下更大决心。特别在土地和耕地不断紧缩，成为地方财源，应当揭示真相，发出警示。又如一面造林很多，森林覆盖率上升，一面沙漠化蔓延，以致沙尘暴创新高，内含神秘，要靠数据来回答。

四、应对危机和突发事件。除常态统计外，这是领导和群众非常触动心灵的，该有及时和深刻的数据回应。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似乎突然，不算统计失责，而仓猝应对，动用四万亿元，钱从何来又去了明P里，老百姓要知道，却遭拒绝，或答“没有一分钱去楼市”怎能令人相信。联系财税和金融，都不晒细账，为别国所罕见。与此有关，还有财政决算，问及“三公”吃喝、旅游、出国）开支；银行运用，贷给谁和不良资产，基本上回避。还有物价包括房价，大家都抱疑团。

突发事件，从矿难、车祸到自杀、凶杀，我国都居全球前列，除个别例举，全面统计及其分组正是研究和解决难题所必需。至于黄、赌、毒及其处理，还有贪腐、受贿，有关部门和多数地区习惯封锁，往往靠异地泄露，同样是对统计的挑战。至于对食品、药品和其他生活、生产资料的质检，公开只是点滴，很难洞悉全貌。

针对以上情况，总的说来，表明统计制度还不健全，信息流通还有障碍，离现代化的需求和标准尚远。为了充分发挥统计数据的社会功能，对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尽其职责，亟该寻索改革开放之道。思考几点，并作对策建议：

首先，政府的统计系统要力争完善起来，利用现有的庞大基础，从真、从全、全细、从严地拟订一套新的体制，在广泛征求群众和专家意见后，由人大审议通过，公布实施。除必须有限保密外，大量数据应当定期发布，并上网供查阅，备查询。

其次，组织有关机构特别是科研单位和学术单位以及大专学校也配合进行数据计算和民情调查。可以互补，不妨唱对台戏，并采取问卷等形式，力争各项工作的量化即精化。企业同样是重要的数据资源，尤其是对政策的反馈，不仅是商务公开。

再者，加强统计和信息管理的教学和研究，培养这方面的精英人才和干练队伍，使统计和信息成为一门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显学。要有一批先进的课题成果，进而付诸实施，力争中国特色的统计和信息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不是落后于他人。

第七篇:基本制度与公私企业

当前的经济制度，其社会主义实质何在？不无探索和困惑。鮮答在以公有制为主导或本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实用中也不无纷歧。我写过不同文章，有所徬徨，在肯定不能不有民营的同时，对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质及其垄断地位又不无质疑，都待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所澄清。现选几则，基调并非高度融合，都显示转轨期的矛盾及其觅路。

我的探索，过去倾注于国有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的改革，但从“拨改贷”到“承包”都是“此路不通”后来转向混合经济，包括职工持股，也未走出。沉到深水区，当是今后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聚焦点，但其出口何在？

【链文举要】

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2期）

混合经济：产权的人格化、多元化和社会化(《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8日）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几个关系问题（《当代中国理论研究成果精选》）

试论城市工商企业改革的特点及其出路（《经济科学》1984年第4期)

企业改革的两面镜子：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经济管理》1988年第12期）

关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几个问题（《统计资料分析》1992年第77期）

提倡职工持股（《经理日报》2002年11月5日）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三点探索

原载《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9期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其任务和目标，邓小平作了科学的界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进一步具体化，落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表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首次提出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又重申并续有解释和规定，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发展。这是一个新课题，是今后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值得认真领会和仔细探索，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

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现实条件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认定，不仅在理论上有重要位置，并且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较长时期以来，从前苏联到新中国，都曾把坚持公有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一条原理和原则，进而在此基础上演化出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构成社会主义定性的三大标志。与此同时，把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等作为对立面，列入资本主义范畴，为社会主义所不容。正是在这种传统观念的驱动下，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所至，强求“一大二公”农业合作化拔高为人民公社化，个体和私营经济彻底消灭，还要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并扩大到政治、文化等领域，不断达到社会主义本质的纯洁化和绝对化。

实践证明，与主观愿望和意志相违，这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恰恰相反，是束缚和破坏生产力。虽然，在此进程中，几位深知国情的领导人主张适当保留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大计划、小自由”反对以平均主义扭曲按劳分配，但是未成气候，还受到批判和抵制。直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有所突破，集中反映在这三方面：先是个体经济、后是私营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十划经济为主而辅以市场调节，直至两者的结合；按劳分配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随着改革深化，对个体、私营经济肯定其“有益”承认是“补充”有些地区发展更快，在数量比重上超越了公有制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按劳分配外，允许和肯定按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综观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计划为主转换为市场经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维构建了主要框架。其中，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经济基础，所以称为基本经济制度，表明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市场经济和按要素分配（劳动力也是要素之一）是其必然衍生。“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把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直接联系起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容易理解，自《共产党宣言》以来，一贯认为，这是与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则区别（资本主义也有某种形式和一定比重的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江泽民同志说过：“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十六大又明确“必须毫不动摇”对另一个“必须毫不动摇”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过各种解读，见诸各种报刊、专著和现行教科书，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总的是应当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囿于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是很发达而是很不发达或不很发达，于是应当容许其存在，发挥其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体分析，能否列出以下几个现实条件：

一、作为一个大农业国，农业还是小生产方式。中国经济的第一特征是农业占大头，不仅建国前是这样，建国半个世纪多来，总人口的大多数还在农村、从事农业。推进工业化已有多年，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农业现代化也处于中途，生产方式没有根本转换。这样的生产力状况，应当和可以实行一定的合作化，提高其组织程度，以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和科技进步的要求，但是程度有限。回顾历史，初级社有某种成效，高级社就不行了，公社化更是灾难，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未退够。当前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排斥有集体因素，而总体地看，却是私有因素居多，并在不同地区也不相等，与规范的公有制有很大区别。

二、工商各业的发展，以中小企业为多，劳动密集型又占相当比重。这在对私改造时已经明白，全国的私营企业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实行国有化是勉强的，连同合作化，都未显示其优越性。这也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对称，如小商店、小饭店甚至理发店也挂国营招牌，岂非笑话。特别是多数产业，包括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运输、建筑等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缺乏先进设备，搞大和搞公，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终于导致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

三、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促进了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传统观念把公有制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基础，排斥市场经济，理论上似乎说得通，实践上终于行不通。斯大林承认商品交换，却限于两种公有制之间，思维和政策仍是僵化的。我们的改革，从计划转向市场，采取渐进方式，当时有好处；只是每走一步，都感到单一的传统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非公有制包括不同于传统公有制的乡镇企业的崛起，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既呼唤着市场经济，而市场机制的萌生，也呼唤着非公有制经济。实践告诉人们，市场经济与单一公有制的相容度也有限。走向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有赖于多种所有制特别是私有经济的拉动和示范。

四、对外开放，特别是引进外资办“三资”企业，进一步打破了公有制的垄断。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开放从扩大对外贸易切入，无论出口或进口，与外商打交道，按国际惯例办事，不仅促进改革，走向市场化，也促进所有制的变迁。特别是引进外资，建立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都是所有制结构的突破和演进。允许外资企业进入，没有理由不允许私营企业兴起。这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开了先河，非公有制企业蔚为大观，昭示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势在必行。

五、非经济产业同样不能由国家包办。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调整和优化，其实以农业为先行，接着以工业为大宗，而以服务业为尾板。广义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包括科学、教育和文化等产业，同样有一定的经济性。在经济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后，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和供应也大量增长，导致相似的矛盾，就是不能再由国家或政府包办下去了。特别是高科技一类，民营企业介入后，显示了活力，于是延伸到其他产业纷起效尤，一发而不可遏，由被动到主动地开放也是大势所趋。

此外，中国是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优势、劣势和经济发展的路径。从全国看，先发达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着了先鞭；而另一方面，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有赖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加快发展。这都表明，仅靠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是独木难支，只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众擎易举。不同所有制经济各有长短，互补互助，众志成城。这样来看待基本经济制度，确是唯一可行的最佳选择，其理并不深奥，一语就能道破。

两个“毫不动摇’’和混合经济格局

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演进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对这种演变，人们的认知有一个适应过程。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确有针对性。因为在对待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某种不同的理念和观点，是不坚定的和动摇的。

一种是传统观念的遗留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把非公有制排斥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外。在个体、私营经济开始恢复进而发展到相当规模时，曾经有人惊呼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似乎有“复辟”或“和平演变”的危险。这不是大多数。相当多数人则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补充”只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消灭私有制”否则算什么社会主义。随着时光过去，目前仍持此见的人越来越少了，至于能否“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要假以时日。

另一种是新的时尚，不全是从西方来，看到公有制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迟迟未能到位，信心逐步丧失。不仅是理论工作者，还有实际工作者，说法和做法多种多样。如公开提倡民营化，主张国有经济退出所有竞争领域，肯定国家一级可以保留少数国有企业而地方就毋需保留，认为既不要讲姓“社”姓“资”也就不要讲姓“公”姓“私”了。进一步延伸，如在理论上，有人讲产权要明确，只能人格化，就是私有化；在实践上，有的地方规划在几年内，国有股减持到零，或者以不再保留公有制经济为近中期目标。还有其他种种，如鼓吹补资本主义的课，声称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公有制而该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或者以西方为参照系而建议把国有、公有制比重降到相同水平，等等。看来，按照“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精神，上述观念和行为都要有所纠正。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两者是统一的，并非对立。看现实，13年来，虽然国有企业户数从10.23万减少到4.68万，而其工业增加值从3895亿元增加到1465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从7033亿元增加到39588亿元；在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如石化、石油、电力、汽车、冶金、铁路、兵器、船舶和航空航天等都在60%以上到超过90%。与此同时，个私经济年增长率在20%以上，个体工商业由1978年的14万户、15万人到2001年底增加为2433万户、4760万人，注册资金为3436亿元；私营企业到2001年底已有203万户、从业人员2714万，注册资本18212亿元;个私合计，所创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的约30%,东部沿海省市更达60%以上。这都证明，如十六大报告所说：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这样发展下去，展望未来，将会形成什么格局？一种看法，公有制为主体，表现为数量占大头，在产值或资产上；这是不切实际的，几年来有进有退，总的是国退民进、私进公退。而当前流行的看法，则是非公有制经济要占上风，除外资企业外，私营经济有可能不断扩张。不少地方的中长期规划着眼于此，认定私营经济是新增长点，在其所占比重上相攀比、争高低。这同样是不切实际的，而是以近年来的新现象预测今后趋向，把一时的动态与长远的目标混为一谈。

多种所有制经济，内涵极其丰富，并在不断演变。参照统计目录，结合实际情况，不妨列出：①国有经济，包括独资、控股和参股，国家和地方；②集体经济，包括城镇大集体和合作经济，除乡镇企业外，还有供销合作、信用合作；③个体工商户，遍及二、三产业；④私营经济，包括独资、合伙和股份制企业；⑤“三资”企业，即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合作；⑥农村经济，除家庭经营为主外，还有国有和集体农场、种田大户以及新的合作组织和技术、购销经纪人等。此外，还有不少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组织形式，如股份合作制（也有合作股份制）、社会基金制以及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公司+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乡镇企业中的河南南街、江苏华西，有人说是集体雇佣劳动制，另属一格）。大而分之，公私两类；细而分之，百花齐放。

看来，国有经济不管怎样进退，总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不断壮大，发挥其优越性；集体经济的萎缩是暂时的，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终将得到政府培育和群众拥护；个体经济也有群众基础，是扩大就业的主要门路；私营经济有其独特活力，与市场同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外资企业方兴未艾，实力雄厚，来日不可限量；农村更是广阔天地，能人辈出，大可创新。共同发展的格局，公有或私有为主，未能尽其奥妙；从长计议，判定为很可能是混合经济占胜。或者说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是指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中间是指公私混合、结合的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有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意味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共同竞争、共同发展，有分工又有合作；微观层面，表现在各种经济主体中同时含有多种经济成分，最典型的是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制公司，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混合经济也称混合所有制经济，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单一私有制的局限，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化，兼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并互补其缺点，有利于内部制衡，动力特强、活力特旺。把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宏观构架和微观柱石，也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能够获得多数人们的赞成，避免产生不同误解。其实，这与当代世界的大趋势也相衔接，从大处看是一种资本的社会化、集团化和大众化，从远处看在走向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

重温毛泽东的四句名言（略）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整体地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1999年《增刊》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近20年的不断探索，有所进展，但是始终没有到位，真正成为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的主体，并且在宏观经济环境不甚景气的条件下，相当多数先后陷入了开工不足、亏损面广、负债率高的困境。这除了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如计划价格、保证就业、社会服务等外，重要原因是体制落后、机制僵化，并在改革进程中走了弯路特别是承包制。后来提出，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国有企业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方向是正确的，目标是清楚的。但是试点以来，有的成功，有的见效仍不显著。这引起了各级党政干部、企业家和理论工作者的惶惑。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决定》，不仅表明了对国有企业的关注，还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以改革为动力促进发展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全会以国有企业为主题，《决定》的内含又不限于国有企业本身，实际上是整体推进，从整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以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为路径，必将使国有企业焕发生机，获得再生，在经济运行中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初步学习《决定》，主要体会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调整布局，重新界定国有经济地位

在传统体制下，国有经济包办一切，垄断所有行业和领域，巨细不分，是力所难及，无法胜任的，如10个指头按不住100个跳虱。现在从战略上调整布局，与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相结合，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和抓大放小，就是解脱其不该也不能承担的过于繁重的经济责任，增强整个国有经济的控制，而不是要搞活每个国有企业，让该死的死，是为了让该生的生而达到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整体素质，这是国有企业从整体获得再生的必由之路。

二、政企分开，保证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句话16个字。《决定》在分别论述和规定时，把“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放在第一条，意味着这是企业改革的前提。多年来，人们认为，企业改革的难点，首先是政企分开；而政企不分，企业不能自主经营，也不能真正走向市场。症结更在于政府既是改革动力，在另一方面又是改革对象，存在种种利益障碍和权力障碍。《决定》强调这点，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得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这与政府机构的改革相结合，职能转换了，企业才能依法自主经营，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

三、产权清晰，贵在实行产权的多极化

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起步，一开始就涉及产权问题，但是只限于“放”和“让”并未有质性的突破。后来提出产权改革，抓到了要害，只是产权理论比较晦涩，多数人士不容易了解，实行更是众说纷纭。曾经流行一种说法，必须是产权人格化即私有化，才能清晰，那是片面的。现在以政企分开为前提，包括政资分开，国家和政府的所有者身份和管理者身份也分开了，就为产权清晰指明了基本原则。这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除深圳、上海已有若干经验外，还要进一步试、进一步闯。实践告诉我们：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产权的多极化，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相伴，另有法人产权、经营者产权、职工产权和社会个人产权，形成多元化的股份制和混合经济，或许是使产权清晰起来的可取形式和必然出路。

四、权责明确，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什么是公司制？在产权清晰后，权责明确，就是公司制组织的具体形式。《决定》强调了“规范”两字，并指出这是公司制的核心，是十分重要的。回顾几年来的试点，有的建立了“新三会”就称完成了改革程序，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机制未变，成为“翻牌公司”当然未见成效。《决定》对此有具体规定，指出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不等于必须）一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很有针对性和一点灵活性。因为现在通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虽然似乎有利于减少摩擦、提高效率，其实是所有权与经营权、所有者（代表）与经营者合一，不利于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以相信，公司制改革的规范化，使“三会”各司其责，达到有效制衡，公司制就真正建立起来了。于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将有类似的内部机制。

五、机制转换，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

如果说，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必需的体制；那么，目的则在转换其经营机制，才能显示现代企业制度的活力。《决定》提出了至少6项，包括企业优胜劣汰、技术不断创新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等。前三项也很重要，指出了企业经营的目的、办法和任务。其中优胜劣汰，既是企业竞争的结果，关系其存亡和盛衰，又是结构调整的要求，决定于市场而不是政府。后三项很重要，关系到人，并与传统机制有本质区别。联系到前几年一度起动的“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应当承认其大方向不错，只是当时配套条件（如社会保障、下岗再就业）还未具备。

六、科学管理，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经营与管理息息相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人认为，管理是企业内部的事，任何企业都一样，似乎与体制、机制和改革无关，毋须纳入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这样认识是就事论事的。不同体制下，企业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导致不同的管理质量。计划经济一切服从于指令计划，企业无自主经营权，也无自主管理权，管理质量不高，企业的运行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对经营管理都有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推进科学的现代化管理，切实扭转普遍存在的落后管理状态。《决定》专列一节，内容丰富，要求具体，甚至包括要编制“三张表”表明了科学管理也是企业再生不可忽视的契机。

七、技术进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为了现实脱困，更为了持续发展，转换机制的检验标准也在于此。当前企业状况呈两极分化，优者胜，劣者汰，分水线正在于经营管理，而根本更在于技术高低。展望新世纪，面对新的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遇都在于能否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这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并落脚和取决于企业在深化改革后能否加快技术进步，实现企业和国民经济的产业升级。这在大型企业固然责无旁贷，中小企业同样有此权利和义务。劣势企业获得再生，优势企业再上层楼，此起彼伏，前赴后继，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是一篇非写好不可的大文章，政府和人民都寄厚望于企业。从另一方面看，有了发展，又有利于改革深化。

八、培育经营者，造就_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归根到底靠人，要全心全意依靠广大职工，也要有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而当前最稀缺的人才资源更在后者。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条件。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往往是有此人则兴，无此人则衰，不是任何人担任了厂长经理就能自然地成为合格的企业家。这要靠市场造就，还要靠深化改革企业人事制度，有赖于逐步形成一个竞争上岗的企业家市场，有赖于建立和健全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企业家报酬制度。《决定》提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要求，也提出了改革之道，以促进企业家的成长。可以预想，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形成之日，也是成批企业腾飞之时。

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历经曲折，现在到了攻坚阶段。《决定》继承了十五大的精神，不少方面有开拓创新。认真贯彻执行《决定》，积极推进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的再生是大有希望的！

私有企业在不断争论中迅速成长

原载《东方企业家》2008年第4期

改革开放30年了，虽然从历史长河看仅是一瞬，但在中华这片古老的疆域却取得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和辉煌。蓦然回首，可以举出不少盛事，如8亿农民从公社化转到大包干，海外资金大量流入办成了世界规模的制造业基地，市场经济构造了从商品到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分配方式从绝对平均走向多样化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举不胜举的事例无不受充分肯定，论证无它，仅是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勃然增长和绝大多数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在这些豪华世态里，不能不强调的更在私有企业的迅速成长。这是改革开放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关系到全民的生存、未来和幸福。但是，也与其他新事一样，走过的道路决非平坦笔直，而是曲折的，充满着不断的争论，或者激烈，或者朦昽。总结30年来的成功经验，梳理私有企业的发展轨迹，不能回避这些争论；否则，是非不分，我们也就难以放开脚步，持续前进。

首先想到，为私有企业正名，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查查有关文献，直至最近，一般的称呼还是非公有经济，笼统得很。在多数场合，流行的说法以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居多，自呼或他呼也有意无意地讳言一个私字。仅在细分的位置，才不得不亮出这块牌子，似乎略欠光荣。其实，从所有制界定，应当明确为私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相对应，才符合其本质，并比私营企业的叫法更准。

其次忆及，私有企业的获得承认，也是解决了思想才有。有人在《邓小平文选》找根据，往往只找到允许个体工商业发展的话。只是从实践看，本来有过个体工商业只能雇佣不到八人的规定（此一数字也从本本上得来）“傻子瓜子”雇佣了二三十人，是不是过了线，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管事者心中没有底。还是邓小平发了话，于是私有企业拿到了通行证。邓小平南方讲话再次为傻子开脱，扫除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障碍。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故事，已在改革起步后的15年即其中途了。

再次获悉，把私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费了很多人的心力。传统理念，社会主义有三大特征，坚持公有制是第一条；与此相应，私有制是异己的对立物，沾不上边。允许私有企业的萌生，以苏联未遂的“新经济政策”为对照，不过是权宜之策。这样，沿袭新民主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谁敢大胆地让它发展。针对这个理论盲点，从上到下，呼唤新的定位。不无争论，终于在党的文件中，把多种形式经济成份列入了基本经济制度，给他们吃了定心丸。连同后来的允许党员办私有企业和允许私有企业主入党，虽然用语不无暧昧，可以体会冲破这些陈见，经过多少争论。

复次是怎样发展私有企业，多种途径，评价悬殊。有钱人办企业是可以的，该无异议，但是规模不大。几个人合起来也可以，称股份制，程序就复杂些。买公有企业的股份，虽然可以，而开门由小到大，经历多年。特别是主动地卖，以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为先例，骂声一片。从集体企业到国有企业，从亏损企业到盈利企业，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一路杀来，困难重重。实践验证真理，企业改制后大部分卓见成效，而反对派甚至要算老账者迄今未歇。

更次是在主体上和比重上怎样看，认识也过了几关。本来提国有经济是主体，后来改为主导，把公有制递升为主体，但在比重上不清晰，有人理解为也要占多数。这样，从战略上调整国有、公有经济，就有了框框，步履艰难了。不能没有争论，最后才把主体解释为功能，不是数量。于是，私有企业放手发展，国有、公有企业的布局也在变化，卸下包袱，实现双赢。

又次是在领域上和分工上怎样看，同样有过屏障。一种说法是公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或许有绝对化之嫌；一种是不准私有企业进入垄断领域，或许也有片面性。实践结果是保留少数国有企业参与竞争，无碍于私有企业的壮大；又允许某些私有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如公用事业、交通运输行业包括航空。至于金融业，一度在少数地区有自发，遭禁止后再试点，尚待实验作答复。

后来是对私有企业的“原罪”怎样看，引发过争论。与外国一样，私有企业的兴起，初期总有其不合法也不合情的消极面，如巧取豪夺、伪冒假劣和不正当竞争，以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要不要回过头来算老帐？但是，真要算也算不清，又不利于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企业主的更新换代，当前提高了素质，大多懂技术、会经营，可以认为，对社会作出贡献，就是赎了“原罪”大可不咎既往了。

最近是对劳资关系，不同身份者及其代理人有不同呼唤。以山西煤矿为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一本血泪史；但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能否另辟新路？围绕《劳动合同法》的制定和实施，也有不尽一致的主张。一种论调是：为资本家说话，办好企业，才对工人有利；另一种观点是：当前已是资本侵蚀了劳动，利润挤占了工资。公平之见，还是要重申“劳资两利”的政策，使双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此外，还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企业诚信和企业文化以及私有企业的前途、命运等问题，有的已经破题，进展较顺，可以乐观期待;有的为期尚遥，毋需急于定说。

总之，30年的实践验证，私有企业的萌生和迅速成长，符合普世规律，也符合中国国情。不妨设想，如果30年不发展私有企业，整个经济将是什么样的局面。至于不断争论，那也是必然的、有益的。只要坚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就能明辨是非，正确决策，顺利实施。归根结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是发展真理的唯一源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可以坚信，私有企业还将有更大的发展，对我国的前途会有更多的贡献。在此进程中，难免连续有争论，最后也一定能有比较准确的共识，借以指导实践，得出正果。私有企业已成大气候，30年来不仅显示了实践功能，并且博得了理性价值。30年后给以体会，终会化成前进不已的强劲动力！

努力攻克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

原载《社科应用研究》2013年第4期

改革进入深水区，亟待攻坚克难的焦点很多。拿经济改革来说，从政府、市场、企业、民生四个层次看，企业作为社会细胞和微观基础，面广量大，承上启下，担当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任务。特别是国有企业，按照传统理念，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性。什么是社会主义？一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定性根本，离不开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所谓基本经济制度，定位正在以公有制为主体；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性也以公有制为条件。

回顾3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最大难题恰在国有企业，经历了悠久和曲折的过程，反复多端，未能认为是找准了目标，走上了正途。最早，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一统天下。随即发现，这是双层的吃大锅饭，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相反地束缚和破坏了生产力。改革从此切入，在农村摆脱公社化的同时，企业则从国企分开着手。第二步怎样走？多种探索，如拨改贷、承包等都未见效，最后在战略上大调整，被有人认为是半送半卖的私有化或称民营化。整个经济活了起来，国有这部分仍占一大块，单位不多，产值和税利仍占很大份额，只是质效如何，实在不好评述。从工业到服务业（农业也有，SP大农场或称生产建设兵团）占据了军工、高科技、矿产资源和金融、交通、运输、对外贸易等，实力宏伟，问题不少：

——私有企业允许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业该以追求公益最大化为目标，实际上不少以追求公费消费最大化为目标。

——市场经济以竞争和反垄断为生命力，国有企业很多以垄断逞雄，从资源垄断到市场垄断、价格垄断，获得垄断利润，放松了科学经营。

——独立企业的一条原则是自负盈亏，国有企业并未完全解除大锅饭。一方面靠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利润上缴不多，部分企业还有亏损，如远洋、中铝和中冶就有补贴累计达几百亿元。

——不论国有或公有，内部管理该民主化，不同于某些私有家族企业，而国有企业，如有专家指出，实际上多是“内部人控制”了，并带来高层高薪和寻租腐败。

——在用人和人事制度上，似由资产管理部门选任，实际上处于黑箱操作，结果多数由“官二代”和“富二代”当权并致暴富，成为官僚资本家或权贵阶层，带来更多坏事。

上述问题，揭露甚多，包括金融部门和股市、房市，表明国有其名，优越性已尽丧其实。怎样改革，当以市场化为准绳，略举梗概：

一是产权多元化，尽量不搞独资，多设法人股，上市更要真的股份化。

二是领导职业化，厂长和总经理向市场招标后聘任，更不许世袭或家族化。

三是管理民主化，健全董事会和监事会，大事民主议定，职工有代表参加。

四是分配公平化，经过有关方面谈判订定契约并据以执行，高层要合理。

五是经营市场化，这是与上述措施同来，杜绝垄断和非正常经营。在企业外部，也要理顺与国家、市场和行业协会、工会的关系。政府不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产业政策指导，通过行业协会实施，并以税收来调节；市场是法治市场，遵照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供需来调节，包括物价和利率、汇率。此外，还要统筹协调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地区关系，都由法令制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还要提倡和优化企业文化建设，公私企业都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坚持诚信，弘扬公益。党对企业，不干预其业务，而在起到应有的指导和保证作用。

第八篇:乡镇企业与模式演进

从社队工业到乡镇企业，除有关专著外，我写过不少于200篇的长短文章包括调查报告。这里仅选两则：一则成文于1975年，尚未公开发表；一则是回顾历次争论，反映其成长过程，十分曲折艰难。

以乡镇企业为基因，连同后述的城镇化，诞生了“苏南模式”也是我很多的落笔点，同样有不同争论；但不仅光大了，并衍生了耿车模式等，萌生一系列典型，包括华西、沙钢和红豆等。但已都成历史，就不再闲话了。

【链文举要】

论农村工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10月5曰）

农村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6年第7期）苏南乡镇企业在理论挑战中前进（《中国乡镇企业》1987年第12期）

关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地位、作用问题讨论的评述（《中国乡镇企业理论与实践》1991年第1—2期）

中国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访美报告，1984年）

让“半壁江山”更多娇（《群众》1990年第4期）

乡镇企业要上新台阶（《经济日报》1992年12月8日）

苏南发展方式演进的若干新亮点（省社科院《蓝皮书》2008年）

关于社、队办工业的调查报告

未发表，原文约1.2万字，写于1975年6月。

武进县的社、队办工业，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基础上，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1961年，全县社、队办工业总产值曾经达到1100多万元。后来，社、队办工业受到挫折。“文化大革命”以来，《五•七指示》照耀下，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社、队办工业又重新迅猛发展起来。到1974年，全县共有社、队办工业1100多个单位、总产值11457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21%(农副业占45%,县办工业占34%)比1965年增长14.7倍。原来工业基础较好的湖塘公社有社、队办工业38个，1974年总产值1168万元，比1970年又翻了一番。

社、队办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也显示了社、队办工业强大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

一、壮大了人民公社和大队两级的集体经济，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大队核算和公社核算创造条件。小河公社1974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1年的2.2%,上升为12.6%,大队由16.3%，上升到28.6%,生产队由81.5%,下降到58.8%。湖塘公社1974年工农业总收入的三级所有比重是：公社占55%，大队占20.4%,生产队占24.6%。公社、大队两级的固定资产也在迅速增加。全县社办工业的固定资产共有1300多万元，平均每人占有11元。湖塘公社社办工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达271万元，平均每人68元，大体相当于全公社1974年一年的集体分配收入；大队办工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也有113万元，平均每人28.6元。公社、大队两级所有制比重的增长，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重要发展，它大大加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基础。看来，公社和大队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办一些工业，上马较快，收效较大，和生产队的矛盾较小，是发展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的一项有效措施。并且，社、队办工业发展了，集体经济力量壮大了，才能自力更生地扶持穷队发展生产，逐步缩小穷队和富队的差别。

二、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有利于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1974年，全县社、队办工业提供脱粒机、粉碎机、农用水泵、水泥农船等支农产品186种。小河公社1965年前只有5台拖拉机，机耕面积只占3%。这几年社、队办了工业，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40多万元资金，加上农业本身的积累，共添置了手扶拖拉机52台、脱粒机403台、柴油机12台、电动机479台、农用水泵232合、喷雾器、喷粉器600多架，机耕面积达到41%,灌溉、脱粒基本实现机械化；同时，还在社、队办工业积累中提供35000元发展多种经营，9万元修建农田水利。湖塘公社社、队办工业拥有大小机械设备400多台，平均每700亩耕地就有一台机床。这些，都直接加强了农村的技术装备，逐步改变着农村的面貌。

三、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有利于培养一专多能的新型农民，逐步缩小工农差别。湖塘公社近6000名务工社员，大多数掌握了一、二种或多种工业、手工业技术。如东庄大队农机工场70名职工中，有12人能开车床，2人能开铯床，4人能做钳工，2人能搞电焊。这些社员一般都实行了农忙务农、平时务工，有工做工、无工务农的办法，每年大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务农，八九个月的时间做工。他们跳出了单一的农业劳动的圈子，突破了工农业劳动相分离的界限。群众说他们“是农民又不是光种田的农民，是工人又是务农的工人”。

四、支援了城市，加强了城乡联系，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社、队办工业，一方面，可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的潜力；另一方面，减轻了城市的负担。它的好处很多：不靠国家投资，不增加职工指标，不增加城市人口，不扩大商品粮、副食品的供应，不扩大城市住房等生活设施，特别是可以防止城市（包括县城）越搞越大、人口越搞越多、工业越来越集中、城乡差别越搞越大的畸形发展。它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小商品、零部件。武进县374个社办工厂中，有小农机厂64个，生产农机具、空气锤、电动葫芦、减速机、空压机等产品20多种；小五金厂35个，生产各种螺丝、钻头、电讯配件等产品数百种；小化工厂34个，生产磷肥、土农药及其他原料；建筑材料厂53个，生产砖瓦、石灰、水泥、水泥制品和玻璃钢制品等。还有纺织、服装、皮革厂64个，工艺美术厂9个。这些产品，既为农业服务，又为大工业、人民生活和外贸出口服务。如果把城市的部分产品有计划地“脱壳”“转移”给农村，不但有利于密切城乡联系，也有利于改革城市的工业结构，使城市工业更上一层楼，向高一级目标前进。

五、增加了社员的收入，为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创造了条件。集体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更有助于教育和改造小生产者，引导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小河公社1974年集体分配收入，每人平均75元，其中属于社、队办工业的工资和一部分盈余纳入分配的合每人15元占20%。据湖塘公社25个大队统计，仅仅队办工业的工资纳入统一分配的就有59万元，占集体分配的22%。小河公社社办企业的利润，除了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用于公社范围的生产事业，和拿出一部分扶助生产上有困难的生产队以外，还用来进一步发展文教事业，支持合作医疗，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广大社员从近几年来集体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切身体验中，越来越看清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共同富裕，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总之，从调查材料看来，社、队办工业，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生产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改造农业、改造农村、改造农民乃至改造城市，缩小三大差别，巩固工农联盟，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问题。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形成，有它的历史根源。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恩格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种痕迹，工人和农民分为两个不同的劳动阶级，工业和农业基本上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使我国当前实行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这些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项革命措施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大工业以及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都为消灭城乡、工农差别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强大的物质基础，而社、队办工业，正是实现上述任务的途径之一。同时，社、队办工业体现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体现了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它开始把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工人进一步联系起来，对于改造农业、改造农村、改造农民起着积极的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亦工亦农的新农民创造了条件;也有助于改造城市，改造城市工业的布局和结构。社、队办工业的发展，开始把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工人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应当总结经验，大力宣传，统盘规划，积极支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发展。

当然，社、队办工业也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它的初级阶段就是尽善尽美的。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当前它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确实相当严重。这说明了，新生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目前突出的问题，主要有：

一、产供销大部分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带来了生产上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略）

二、在经营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润挂帅”“重工轻农”的倾向。（略）

三、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的分配水平差别较大。（略）

四、社、队办工业中，一部分党员、干部和职工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行为常有发生。(略）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形势，上层建筑还有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地方，问题出在下边，根子通到上边。各级领导部门对社、队办工业的发展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在计划管理上没有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不少同志对社、队办工业，消极一面看得较多，积极一面看得较少。有的同志看到这方面问题的复杂性，产生了畏难情绪，不敢大胆去抓。个别同志甚至把社、队办工业和发展农业对立起来，认为办了社、队工业会削弱农业，没有看到它对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对待社、队办工业的正确态度，应当是满腔热情地去领导它，支持它，提高自觉性，掌握规律性，调动积极性，克服和防止盲目性，才有利于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关于安定团结和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才能适应城乡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正确的方针只有一个，就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首先是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倾向。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干部带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和抵制“资产”风，端正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其次是加强组织领导，要从组织体制上把社、队办工业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从省到市、县都要有个管理部门，层层有人管。省里，除了需要有个综合的或专业的管理部门外，省农业、轻工、机械、燃化、基建、交通、商业、财政等各有关部门，也都要有人抓社、队办工业的有关问题，切实研究有关社、队办工业的劳力安排、税收、资金、分配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制定必要的规章制度，既要支持其积极因素，又要限制其消极因素。要正确处理好企业利润的使用，在分配上，要积极推行工分制，注意防止扩大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在分配上的差别；要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促使社、队办工业沿着正确的路线，茁壮成长。

进行全面规划。就是要采取各种形式，把社、队办工业直接或间接地纳入省、市、县、公社的各级计划。大中小城市都要从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巩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出发，把社、队办工业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规划，作为工业规划和农业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社、队办工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健康地发展。大队在搞好农副业的基础上，有条件地适当办一些小工厂，首先是经营为农副业服务的项目和为本大队社员生活服务的项目。公社办工业在全面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优先举办为农副业服务的项目，同时可以搞一些为市场、为大工业、为外贸服务的项目（例如承接商业部门的定货，为大工厂来料加工，搞传统的手工艺品，等等）社、队办工业都要贯彻“三就地”和“四服务”为主的原则。产供销要立足于本县、本地区和经济协作区。面向省外的要认真管理，对不稳定的关系要严格控制，并考虑它的可能变化。还要统筹兼顾、合理布局，适当注意贫富社、队之间的平衡，防止畸轻畸重。当前发展较多、较少的县、社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基础较差的公社，要化很大的努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办一些社、队工业；少数社、队办工业已经发展很多的公社，要着重于巩固提高，进行必要的整顿。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安排好社、队办工业的主要产品的供销。不断注意总结和推广市县挂钩、厂社挂钩和收购、定货、加工等行之有效的经验。

我们建议，搞一个市、县结合的经济协作区进行试点，例如常州市和武进等周围几个县，建立联系，制定规划，相互支持，进一步密切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促进城乡社会主义经济和社、队办工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我所经历的乡镇企业的多次争论

原载江苏省经济学会编印《江苏乡镇企业的突起和变迁》，2011年6月。

乡镇企业是在争论中异军突起的。与包产到户一样和一起，改革开放之前已是潜流，之后涌现，成长为打破旧体制、探索新体制的同盟军，走的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路。我有幸与其结缘，从社队工业到乡镇企业以及改制为私有企业，牵手同行了不止30年，情深谊久，难以释怀。记下点滴，饶具兴味。

最早，在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随着人民公社化，社队工业就露头角。当时我在江苏省计划委员会工作，参与搞各种规划，具体承担之一即社队工业。根据是“五七指示”发动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内有“人民公社大办工业”一条，并说：“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记得有两三天，把各市、县的计委同志集中到南京，一'面编计划，一'面汇总平衡。大家考虑的，是在农村的手工业和以有“五小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大致有三类：一是农产品加工，从粮油加工到食品；二是为农业服务，从农机具到土化肥、土农药；三是资源开发，如煤矿、建材和纺织。通过攀比，越搞越大，虽然千镇一面，倒也热烈繁华。最后烟消云散，留下痕迹，据统计，1962年全省总产值只剩6600万元，到1966年上升到4.14亿元，1967—1968年下降到3.57亿元和3.78亿元，现在看来只是星星之火，后却燎原。

重新提出上议事日程，是在1975年。我从下放回到计委，第一件事是参加新上任的省委书记直接抓的常州大调查。那次规模大，组织上百人，时间几十天。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内容则是“抓革命、促生产”总结常州的一条龙等经验。争论之一，围绕开始大步成长的社队企业。赞成者认为发展了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反对者认为冲击了统一计划，并带来了种种不正之风如请客送礼盛行。几番研讨，总有分歧。最后分别写两个报告，一正一反。我起草主张办社队工业那份，有不少生动材料，包括“四千四万”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山万水）。那次调查，没存结果，存档的只是两份不同看法的报告，等待实践去检验是非。

社队工业汹涌向前，势不可挡，尤其是在苏南。于是，省建立县社工业局。我主动争取去，开始时还有吴志亢夫妇，人称“夫妻老婆店”带我一个小伙计。工作也单一，但忙碌。单一在反复修改、补充关于发展社队工业的意见，省里有关会议都提供讨论，又引起争论，未能及早批准为正式文件；但是，每次都有积极影响，有助于多市县从苏南到苏北的社队工业进一步壮大。忙碌的是接待外省市来取经，我和老吴都成了导游，往往半夜去车站，天明陪了去无锡、江阴、武进，也结合了解到新动态，新经验。1977年4月，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了上述《意见》，介绍推开了无锡经验，并传布到省外。当时，全省社队工业年产值渐超10亿元。省计委一次搞五年计划，我去汇报，把初步目标定在100亿元，又引起争论。其实，几年后就超额实现；再过10年，突破1000亿元。

社队企（工）业的争论迄未停止。除了少数报刊如《工农兵评论》(后恢复《群众》）有所鼓吹外，多数沉默，尤其在北京，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研讨会往往一边倒。我的老同学顾明在《光明日报》负责编“经济学”专刊，我写了一篇《积极发展社队工业》给他，他犹豫不决。我催他几次，他打电话问计委领导田兰田：一是对社队工业的看法，二是对我这位老同学的政治面貌。田兰田都表示了同意。该文终于在1978年2月1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在北京是较早的一篇，有一定影响。那两年我在《群众》、《新华日报》和《经济研究》连续写了好几篇为社队工业辩护：如肯定不是“利润转移”而是“还富于农”不是“破烂货”而是“一条腿”不是“乱中取胜”而是“必然产物”等等。

对社队工业的责备，并非全无理由，有的应当引起重视。其中之一，是把污染扩散到农村，群众反映：江南水乡没有净水喝，鱼米之乡没有好鱼吃。”我在工作中同县、乡和社队干部谈，他们大多不以为然，或者强调困难，甚至扬言：我们那里没有发现有人因污染而病死掉。”我与省环保局联系，与杨信征合写了《社队工业要重视控制和治理污染》，在1980年8月25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但是影响不大，收效甚微。这里想到，当时除“苏南模式”外，在苏北找到宿迁的“耿车模式”大搞废品主要是塑料包括香港进口废旧塑料的回收和加工；10年后发现，该村的癌症发病率升高，死了几十人。这是一个严重教训，领导部门也责无旁贷，并在今后要更好解决。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社队工业蓬勃发展，但还不是没有非议，北京好些，江苏也未绝迹。我已去北京工作，一度为深圳咨询，梁湘曾以宝安的笋岗村为例，问我：村办企业把利润分给村民，每人每年不劳而获几万元，怎么解释？我答：从发展生产力出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都是好猫；但这是集体雇佣劳动，算不算社会主义，还待推敲。其实，江苏更多类似情况，如华西办工业，我们去看让看，对别人就不让看了。华西越办越兴旺，我承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大框架内，但是不可能普及，而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还要进一步改革。这方面有争论，直到最近，我写了《后集体主义解读》（《中国改革报》2008年5月6日）引起共鸣不多。

80年代是社队工业最有作为的阶段，实践改变理论的步伐和力度加快、加强。我在北京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感到争论不再僵持，渐见倾斜。一次是薄一波派机械工业部来江苏调查，我也奉陪。他们不带结论，看了一路，在无锡前洲又到一些大厂，惊奇地问：“这也是社队工业吗？”终于信服，回去后报告，见到了肯定。于是，1984年中央批发了4号文件，并正名为乡镇企业。在此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和工经所两位副所长到江苏调查，发表文章，对乡镇企业不无挑剔。我写信给王耕今副所长，附送一些材料；也即答复，表示赞成。还有一次，于光远特来江苏参加有关会议，准备的发言也有疑虑；我们联系后，让他们先参观、后讨论，改变了观点，转向支持。这段期间，学风较好，学术界的话语权也较多。

1985年以后，乡镇企业的争论从根本转向具体，有的似乎是枝节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是自然的、有益的。在此之前，我随团访问美国，演讲题目是《中国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印度来一个代表团，团长是前驻华大使，想了解中国的农村工业，由我去作了介绍。当时，除农经所和杜润生他们外，不少同行不以为奇。1985年有人提出，农村工业化的前景可能出现危机：我写了《农村工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农业经济问题》1985年第二期）作为辩解。1986年，有人推崇“温州模式”贬斥“苏南模式”我写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百科知识》1986年第十一期），认为各有背景和特色，可以相互借鉴。1987年，有人对“苏南模式”发难，焦点也在乡镇企业；我写了《“苏南模式”的三个层次及其新特征》（《经济学周报》1987年12月12日），认为没有乡镇企业，也就没有苏南模式。直至1989年，淮阴地委书记黄冰主张大办农村工副业，打出“家庭经济”的旗号，遭到不小阻力；也召开会议，让我参加，讲了《发展家庭经济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江苏经济学通讯》1989年第十六期），给以无保留的支持。

进入90年代，对乡镇企业的认识，已无问号，只是怎样办好，建议不尽相同。我在这方面的文章也就少写了。可以举出两篇：一是《乡镇企业也要上新台阶》(《经济日报》1992年12月8目），包括经济进步、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方式、组织结构、企业内部管理、区域布局和对外开放6个方面，都要早作准备，有所对策；二是《发展民营经济不等于搞私有化》(《发展导报》1993年9月3日），认为所有制要多样化，主张私人投资办工业和服务业务。

到了新世纪，忽然出现一场风波，有人揭示“苏南模式”的“终结”矛头针对乡镇企业及其体制。一段时间，连高层领导也讳言了。但是，这遭到多数同志的回击。我和黄胜平合写了一篇万言长文《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审视苏南模式》（先后发表在2001年2—3期《中外企业》和第二期《太湖论丛》），不久，“终结”之说销声匿迹，大家进入新苏南模式的研讨，我也参加。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追随国有企业，进入大规模的战略调整和改制、转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是“保守”的，写过反对“一卖了之”和鼓吹股份合作制等的几则短文，处境相当孤立。在南京市的一次咨询委员会议上，我提出改制要推进职工持股，也被否定，据说是企业主反对，理由是职工有了发言权，老板难当，如请客送礼都会被批评。我在下面调查，据告，没有一家实行规范的股份合作制或合作股份制。我有点固执，继续写了《读〈私有制的局限〉》等；在前两年的“刘国光风暴”中，我也认为所有制的现状导致两级分化；网上传出，被列入“新左派”当待实践检验。

现在，乡镇企业已是名存实亡，管理部门改称中小企业，其实不少已是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并有上市，但还扎根农村，或迁入开发园区，仍其有乡镇企业的血缘和基因。最近从加强宏观调控到应对世界性金融风暴，也不无思路分歧。重点转向保经济增长，而落脚在企业还是民生，各有侧重。我不赞成“只有为企业说话，才是为穷人办事”的论点，认为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只有使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增加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才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挽狂澜于既倒。对沿海地区如浙粤的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不少倒闭，其中多数来自乡镇企业，也不赞成“该倒闭的让它倒闭”而要为广大职工着想，仍要适当救助，有利人民生计。这事，同样有待实践检验其得失和利弊。

试论集体雇佣劳动所有制

原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6期

2月12日的《南方周末》转载了《检察日报》1月27日钟朋荣的文章《南街村的秘密》，在承认该村经济发展快、村民致富的同时，揭示其秘密在于：这种经济模式从本质上讲是南街村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外来打工者的剩余劳动”“如果说南街村是共产主义，则他们是建立在无偿占有外来打工者的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当然，这种共产主义要打引号或问号。

这类经济模式已非南街村个别的了，如全国闻名的天津大邱庄、江苏的华西以及珠江三角洲的不少点，虽然打的旗号不一，本质上并无两样。这些村办的是乡镇企业或称村办企业，归类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有的改革为股份合作制，绝大多数没有放弃公有制的身份，也有一部分是“经营者持大股”或属于联户办。看来对这类经济形式，应当正名为集体雇佣劳动所有制，是传统的集体所有制的衍生和转换；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集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的异化。

这是一类新的经济模式，其产生有客观的历史背景，在现阶段是必要的、有益的，也毋需界定为公有制的补充。论其历史功绩，大体上属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一族，不难举出好几条，特别是发展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力；巩固和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以工建农，推动了当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和村镇建设；最后是致富了农民，从解决温饱到实现了小康和小康后。从其发展过程，还该肯定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充分吸收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基础上，应当和能够吸收外来打工者；这样企业增加盈利，源自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顺理成章。这部分剩余价值归企业所有、集体所有，除了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外，还用于社区建设，并分配给社区居民（作为集体产权的所有者）都讲得通。至于怎么分配、分配多少，各地做法不尽一样。南街村等的这一部分较多，占社区居民收入的较大部分，被认为是按需分配或集体供给制。其实在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现象即“以工补农”不仅是职工的工资收入，并有居民的企业利润收入，只是不如南街等村的数量较多、份额较大而已。

揭示这种本质，明确是集体雇佣劳动所有制，内含剩余价值的转移，或者称为“无偿占有”并不意味着该予否定或贬斥。道理很简单，因为对个体、私营经济也采取允许、鼓励和引导的政策，怎能排斥集体雇佣劳动所有制呢？再说也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

问题在于：如南街村所标榜，算不算共产主义呢？或者如大邱庄、华西所声称，算不算共同富裕呢？南街村的发展是靠上万名打工者创造的大量剩余劳动，当地村民是集体老板，打工者是集体雇工，相互之间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于此可见，虽然在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原则，不是按劳分配，也不能说是按需分配，实际上是按所有权分配即按资分配。存在这种雇佣劳动关系和按资分配，理所当然地不该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正如不能离开公有制为主体，靠发展非公有制来实现共产主义一样）

从其他一些类似的典型村来看，讲共同富裕，在集体雇佣者来说，似乎是在逐步实现；旦与被雇佣者联系起来，显然是不对称、不平等的。虽然在这些先富起来的村，办企业发了财，一般对被雇佣者优惠有加，给以适当高的工资和福利；而与雇佣集体比，则不能不有巨大反差。多年来的报导反映，在那些典型村，有的不分男女老少，即使常年不劳动，年终决算时就能不劳而获几万元；或者是实物分配，从粮油、住房到家电甚至汽车，不问是否实际需要，都是按人头或户摊上一份。不难理解，这对一部分人是先富了或共富了，而从总体看，却是无法整合的，并且带有两极分化的味道。因此，靠这类模式，存在雇佣集体和被雇佣集体，不可能全面致富，更不可能解放全人类。

进一步要探讨的，对待集体雇佣劳动所有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过去与一般乡镇企业同等对待，比对国有企业有优惠处，如减免税收，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村民致富。现在看来，市场经济呼唤平等竞争，不宜区别过大，使这部分剩余价值为那些村民所独占。是否可以考虑，与对待其他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对企业和个人（企业职工和村民）都该按章征收所得税，毫不例外。采取这种再分配政策，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社会评价上有必要正确报导这类模式的本质，既要与形式主义的东西分开，指出有其局限性，更不要宣扬什么共产主义，以免在理论上导致混乱而正视听，目的是有利于这类模式的健康运行和合理发展。

试议新旧苏南模式的传承和开拓

原载《咨询要报》2006年第6期

苏南模式是一面旗帜，在以苏锡常为主的江苏南部诞生以来，至少有20年的历史了。其间有过起伏，一度毁誉并存。但是，这片热土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始终没有停步，进而创造了新的辉煌，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中保持了率先势头。作为一种区域经济类型，不是一种样板，有其特色和经验，值得与时倶进地加以探讨，并择出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否定之否定的新貌

苏南崛起于上世纪的70年代后期，首轮载体是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直至1984年才得到政策肯定。与稍迟的温州模式一样，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磨炼。当时还有其他模式，省外如河北鞏县，省内如宿迁耿车，不久都沉寂了。剩下双雄并峙，靠的是经济增长超速，“三农”有所改观，使不同的怀疑论者先后信服。两者各有特色，经过比较衡量，认为都有其长，可以互鉴，而非相斥。

直至90年代，随着改革深入、开放扩大，苏南的次轮契机是外向化，活力有增未减。但在世纪交替之际，一度出现一种声音，提出苏南模式应当“终结”并向温州模式“投降”理由不在以发展为标准，而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苏南以集体为主、温州以私营（转称民营）为主，前者从体制外到体制内，感染了国有经济的某些痼疾，不及后者的机制有力。此说并非无据，但是据以抹煞苏南模式，则是以偏概全、因噎废食。事实是苏南乡镇企业与外资企业为伴并有所结合，同样在向多元化转变，经济增长仍然较快。

跨世纪以来，苏南发展也仍然夺目，与温州比并不逊色而保持了自己的某些优势和特色。如讲经济总量和人均GDP,苏南不低于温州;讲经济结构和科技含量，苏南还略胜一筹；井企业规模和品牌效应，两者难分上下。至于讲外向度、上市量，苏南更有其长；当然也有其短，表现在专业市场和居民收入。可见，没有像有人预料的，苏南将融入温州，实现所谓“殊途同归”而是在大方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各扬其长，达到花开并蒂，相映成趣。正是基于这样的结果和现状，苏南模式没有终结，这面旗帜还在飘，博得有目共睹和举世公认。经过否定之否定，苏南模式的容貌焕新，愈益灿烂！

二、固有特色的传承

从旧的苏南到新的苏南，其模式有所转换即更新，包括了充实和提高，也不排斥有所取舍、扬弃和升华。但是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学习温州，从集体为主到私营为主，用上“脱胎换骨”字样，不再是原来的苏南模式了。这是误识。应当肯定，新旧苏南模式是一脉相承，其固有特色并未断裂，而是传下来了，并得到进一步的弘扬。

关于苏南模式的特色，先后有多种表述，大同小异。流行的说法，一般归纳为“三个为主”集体，工业，市场调节；两个协调”城镇与农村，经济与社会（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个共同：共同富裕。这六个要点有不同程度的演变，而其本质没有蜕化。

1集体为主。本来在多数乡镇和村，并不排斥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有的称联办或者戴顶“红帽”新世纪以来，一面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面对集体经济进行改革和改制、转制，从中小企业到大企业集团，公私比重有了倒置。但是，除了部分乡镇“卖光”外，后期对大企业集团有所控制，保留了不同比重的集体资产，不仅是华西村。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和合资、合作企业大有发展，新型合作经济有所萌茁。总的说来，还是公有、私有与外资企业共同发展，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苏南发展中的最大变化，与温州也有所差异，并对固有特色没有全盘颠覆。

2工业为主。基本未变，只是产业结构有所提升，以引进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膨大，传统产业也得改造，逐步走向新型工业化。与此同时，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也有较快发展，而其比重低于二产。专业市场有所成长，亟待加码。一产比重剧降，个别地方曾想淡出“农”字，得到纠正。

3市场调节为主。进而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苏南与全国同步，某些方面有所超前（如劳动力和人才市场）。

4城镇与农村协调。一直在关注中，只是从突出小城镇转向强调城市化，可能一度有点矫枉过正。这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也有校正，开始走向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原来规定，小城镇指县城和建制镇，这在苏南，县域经济是很发达的，并且各有所长。

5经济与社会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继续坚持并不断前进。近几年来，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步伐加快，读书和保健问题得到更加重视，有的县级市和乡镇走在前面，如恢复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和提倡民办学校等。

6共同富裕。近几年来坚持富民优先，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社会保障的险种较全、覆盖面较广。收入增长中，除工资为主外，资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也有较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与全国比，属于较近的前列。苏南长了骨，同时长了肉。

从上可见，新苏南模式不是原创而是由旧苏南模式传承而来，某些方面与全国和温州对照，始终有其区域发展的特色，并反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有所“率先”。

三、模式更新的几点建议

不言而喻，苏南模式不能满足于对固有格局的传承，必须有与时倶进的开拓。上述几点，也有发展，只是突破不多、不深。当前和今后，对照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和新农村以及“两个率先”的要求，建议把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放在以下方面：

1协调城乡关系。在把大中小城市做强、做优，创造一个良好的宜居环境的同时，不能放松、放掉“三农”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要保护基本农田，并以荷兰为镜，发展精细农业（不能只搞观光农业、旅游农业）在有限土地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苏南的一个亮点而不是暗点。做好农民工工作，使其有序地转化为市民。

2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更好更快地发展各种社会事业，尽快解决读书和看病的贵和难问题。争取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争取基本上实现全民医保。特别是关注社会整合，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零家庭失业”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

3在提高开放水平的同时，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创业。先进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也偷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奋发图强。以企业为主体，大中小企业并举；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在规划组织、政策激励和提供服务，包括财税和金融支撑，营造一个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营造一个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高地。

4致富城乡居民。要树立较高标准，向广东、浙江和上海看齐。力争尽快消除还存在的贫困人群，大力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适当缩小收入差距，使多数城乡居民成为中产阶层。这是“两个率先”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

5保护和节约资源、优化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既是长远之计，又是当务之急。

至于新苏南模式如何界定，已有几种表述，似乎不够确切。能否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创新型国家为依据，瞄准几个协调，突出自主创新，并以富民为归宿，从现实出发，以“两个率先”为目标，提出若干条，不仅是成果描绘，也是努力方向的择取。

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兼论“苏北模式”

原载《区域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原文约1万字。

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总体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重要任务。对待这个问题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历史现象，逐步走向相对平衡要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不仅在全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呈梯度形态，并且在一个省内区部，发展同样有先有后。江苏省也是如此，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分别属于较发达、次发达和欠发达三个不同层次。如何推动苏北加快发展，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从小康走向现代化，正是跨世纪规模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对此，既要借鉴先发展地区如苏南的成功经验，更要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和开拓新的战略思路和新的战略模式。

正确对待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略）

后发展地区要正视自己的优势和潜力

关于江苏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早在80年代前叶就确认为“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经过10多年的建设，苏北加快了发展步伐，成就是巨大的。现在到了90年代后期，能否进一步加快发展呢?答案是肯定的，依据是苏北有苏北的优势，蕴藏着深厚潜力。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讲过“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他说：“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因地制宜”和“适宜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力。任何地区图谋发展，一定要正视自己的优势和潜力，从而鼓舞斗志，加强信心。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告诉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立足和着眼于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合理分工，扬长补短，加强协作。作为江苏省后发展地区的苏北要加快发展，凭借的优势和潜力，总体上看，主要的有：

一、区位优势。各地有区位特点，从不同角度看，都有可能形成不同优势。苏北的区位特点是沿海、沿路(线）或者再加一个沿河。连云港和盐城都沿海，在我国漫长的万公里海岸线上，这近千公里海岸线正处于中间段，距南北两端大体相等，又是西太平洋的中间段，面对日本，两翼分别是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因此，在全国也得开放之先声，连云港是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盐城是接着的一批开放地区之一，享受优惠政策并不后于人。沿路或沿线是指连云港和徐州处于兰新一陇海铁路的东端，是第二条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不仅扼沿线10多个内陆省区出海通道的喉颈，还是联接亚欧两洲和太平洋、大西洋几十个国家最短的陆上走廊。随着我国广大的老、少、边、穷地区和东欧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开发、开放和交流，“陆桥经济”有可能继“河流经济”“海洋经济”之后成为未来世界的第三种经济发达地带，其前景未可限量。沿河是指沿运河和沿淮河，既南北连贯，又东西沟通，使淮阴和宿迁在苏中、鲁南、淮北之间成为一块四通八达的枢纽性腹地。这三沿结成“开”字型，以徐州为中心，承袭了“四省（苏、皖、鲁、豫）通衢”美名，拥有很大的集聚圈和辐射圈，在全国的区域布局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二、资源优势。相对于先发展地区，后发展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要差一些，从而保留的资源容量也大一些。拿土地资源来说，苏南人均耕地已经不到一'田，苏中人均耕地在一'田左右，而苏北人均耕地在一亩以上，多的县乡几近两亩。这在全省和华东都居前列，不仅成为继太湖地区、里下河地区之后江苏的新粮、棉商品基地，并且在保证粮、棉等主要作物的前提下，有条件开展林、牧、渔业的多种经营。苏北其实是江苏的淮北，既是淮河流域的下流，又是黄淮平原的东部，这是全国近、中期发展农业最重要的后备地区。经过几十年的水利建设和土壤改良，加上本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和水资源相对丰富等有利条件，其宏伟潜力正在逐步发挥。本来曾经认为，我省的土地后备资源无多，似已山穷水尽；后来发现，以盐城为前沿，还有几百万亩待开发利用的滩涂，可以建成苏南、苏中、苏北之外的“海上苏东”更不用说向海洋经济进军了。拿矿产资源来说，除煤铁开采已有悠久历史外，经过勘探，在苏北先后发现一大批非金属矿如石英砂、石灰岩和水晶等，连同海盐、岩盐，在全省和华东也算得天之厚，加上交通便利，容易开采、加工和运输。此外，徐州是汉文化发源地，又是古战场，与淮阴、盐城、连云港一起，从汉初、三国直至解放战争，留下众多古迹名胜，旅游资源不薄。

三、后发优势。先发展地区有先发优势，如政策倾斜、市场占领等，都能捷足先登。与此同时，后发展地区也有后发优势，只要善于运用，就可以后进赶先进，甚至后来居上。这是由于起步虽迟，起点虽低，但是时代进步了，环境变化了，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好机遇和更好条件，在时间差和空间差的交错中挖掘潜力。后发优势之一是能够借鉴先发展地区的成功经验，并以他们的不尽成功之处为戒，避免遭挫折、走弯路；之二是能够掌握改革、开放的新对策，这与先发展地区比，可以认为基本上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之三是能够采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新成果，这在科技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竞争也是平等的；之四是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正在实行有利于后发展地区的某些举措。此外，在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之间，由于发展程度的不同，工资水平和其他要素价格如土地使用费的差距相应扩大，使后发展地区的生产建设成本较低，有利于吸引投资，转移产业，甚至使人才更有用武之地，都能使流失的各种生产要素倒流，并有利于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正确估量这些方面，可以认为，后发展地区加快发展，迟早会出现转机，消极悲观是过时了，妄自菲薄是多余了。

当然，后发展地区也有自己的劣势和制约因素。这无非是原来基础较差，某些条件较缺，发展程度较低。重要的是必须全面观察，既不能只看到劣势而畏难不前，又不能只看到优势而急于求成。于是，就能采取积极可行的科学态度，认真制定自己的发展思路，慎重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扎扎实实地稳步前进。

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优势是客观存在，战略是主观决策。以独特的优势为凭借，如何选择和构造苏北经济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模式，这对能否加快苏北发展是至关紧要的。这里，有必要对“模式”的用语作一些诠释。有人认为，模式是指一个“模型”或“格式”成为一个框框，可以照套、照搬。那是误解。10多年来兴起和流行的这个用语，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其确切含义是指一个“类型”有区域特色或地方特色，不同于另一个区域或地方。因此，相互之间虽有共性，可以相互借鉴；旦是重点是其个性，主要反映此一类型的本质，不宜于照套照搬。与“苏南模式”相对照，“苏北模式”是指从苏北实际出发的一个区域性、地方性的发展类型，即苏北的发展模式。与一般的发展思路比，发展模式有其成熟性和规范性，是从经验到理论的飞跃。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现在可以认为，苏北发展的战略决策已经基本成熟并有所规范。与至少10年前提出“苏南模式”比，提出“苏北模式”也到了时候。

“苏北模式”是苏北地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大家注意到，90年代以来，原来的苏北四市从实际出发，各自采取突破性战略，使经济发展大大地向前推进，上了一个新台阶，城乡面貌有了令人侧目的变化。徐州的战略是“两通先行，大办工商，三外快上，学赶沿江”连云港的战略是“能快先快，能活先活”和“以工兴农，以工带农，多轮齐转，全面启动”盐城的战略是“强农、富民、兴工”实施多种经营人均千元致富工程；隹阴的战略是“大调整、快开发、抓三富、奔小康。”正是这些战略指导着实践，取得了的成效可以列出：农业基本赶上了苏南，多种经营有很大发展；工业涌现了一批名牌产品和企业集团，乡镇企业进展也快；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第三产业风起云涌；城乡居民收入巨幅提高，脱贫面和富裕面都有扩大；等等。特别是1994和1995两年，苏北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超过全省平均，能否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转折，象征着苏北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或者说是处于起飞的前夕了。

上述提法和做法，还是感性的和分散的，没有综合起来上升到理念。应当承认，苏北的发展，借鉴了包括苏南在内的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如很重视扶植乡镇企业并处理好农工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关系等；旦是，更多的是自己创造，不少方面不同于“苏南模式”特别反映在“几个为主”上。这就是“苏北模式”通过比较，其特色主要是：

1.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积极发展。苏南也提出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企业主要就是乡、村两级办企业；在相当时期内，实际上对其他经济成分是基本上排斥的。苏北不能这样做，原因是集体经济实力较弱，走独木桥势必旷日持久。他们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不仅国有、集体企业得到发展，个体、私营和外商企业也有较快发展，路子比苏南要宽（苏南近年来也有调整和变化）。

2.大搞种养加一条龙和贸工农一体化，同时开发资源型、市场型产业。苏南以加工业起家，与城市工业的关系密切甚于与农业的关系，后来发展冶金和重化工，大体上属于制造业的大口径。苏北条件不同，依靠农业优势，大多从农副产品加工入手，逐步走向深加工和精加工，并且采取“公司+农户”的多种形式。连云港的“如意”蔬菜加工出口）是其典型，淮阴则以农户养鸡为基地发展统一的购销加，都达到了相当规模。与此同时，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动力，一批轻工业和重化工业也得到合理发展。

3.放手发展中小企业，同时组建规模经济。苏南原来以中小企业为主，后来在此基础上组建企业集团，又发展了一大批企业。苏北在发展中小企业的同时，一开始就注意了企业组织和规模经济，不是先中小、后中大分两步走，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获得了规模经济效益。如盐城的“燕舞（电器）和“圣达”皮鞋），徐州的“徐工”工程机械）和“维维”豆奶），包括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都已拔地而起，蔚为大观。

4.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重，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推进城市化。苏南限于当时环境，乡镇企业在计划体制外发展，相比之下，城市工业迟了一步；与此相应，小城镇的发展超越了中心城市，出现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有人认为城市化滞后了。苏北的时代背景不同，城乡工业同步增长，大中小城市和集镇也一起发展。现在，不仅徐州的经济实力论产值已经大于郑州、西安等省会，在此线上居首位；并且有一批城市不断壮大，如盐城的东台、大丰和徐州的新沂、邳州以及宿迁等都初具规模。

5.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同时重视地方调节。苏南的崛起，有赖于当时萌生的市场机制，但是放任较多，以致村村冒烟，重复建设，含有不少隐患。苏北的继而崛起，不仅市场取向改革到达了新阶段，又值多次国家加强的宏观控制，对地方也有启示。从总体看，既发挥市场功能，更注意了统筹规划，除大、中、小型企业的组合外，还表现在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的相对协调，布局也相对集中于工业小区。当然，这方面还有不足，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高。

对“苏北模式”的内涵，曾经模仿苏北人的习惯编了顺口溜，凑成这么几句：加强一基(农业），搞活两通（交通、流通），抓紧三产，协调四地(徐、淮、盐、连），推进五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苦干六年（995—2000年），追赶七市（苏、锡、常和宁、镇、扬加南通），人均八百（美元）。并不精确，只是想见一般而已。

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略）

第九篇:新城镇化与房地产业

城镇化与信息化并举，被认为是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引擎。我国及时推进，声势也大；旦有误识，问题仍多。我参与争论，先后写了两三百篇，已以其中130篇另行编印了《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响应中央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和新型城镇化规划。这里仅列两篇，略见梗概。

城镇化建设，从另一角度看，又是城乡土地问题和房地产问题在民生中占重要位置。这也是难题，大家热议，纷歧彰显，效果不明，至今尚待探索。我不能沉默，写了一些，酌列借见端倪。

【链文举要】

城镇化的实质是人的城镇化（《名镇世界》2013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发达城市后工业化倾向（《江苏经济学通讯》1993年第4期）

城市建设的逆向思维（《江苏建设》2004年第3期）

关于房价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思考（《江苏经济学通讯》2010年第8—10期）

住房的商品属性和市场化特征（《房地产报》1999年第17期）

愿居者皆有其屋（《江苏建设》2003年第6期）

还是提“城镇化”为好

原载《名镇世界》2012年第6期

“城市化”和“城镇化”两种提法，本来是相通的。但是有人认为，“城镇化”不好，应当代之以“城市化”重点是发展大城市，过去搞小城镇错了。这不仅是说“城市化”与国际接轨，“城镇化”带些土政策的味道，并且据以指导实践，要来一个战略转换。兹事体大，值得商榷。笔者陋见，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参照国际情况，还是提“城镇化”为好。理由如下：

一、城市化作为体系，不能排斥小城镇

城市化不仅是培育和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还应当包括中小城市和小集镇，是一种立体结构，呈金字塔型。所谓小城镇，有关文件说明，主要是指县（含县级市）的县城和建制镇。仅讲城市化，有时宣传和使人理解为只有大城市，是不成体系的；井城镇化，就显得完整和全面得多。

二、中国人口多，仅靠大城市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13亿，今后16亿，如果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60%,就要有8亿一10亿人口。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如果都放在大城市，平均每个一二百万，就要四五百个，每省十多个，显然容纳不下。所以要分流，在中小城市和县城、镇都有吸纳，可谓事半功倍。城镇并举，是转移农村人口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又是农业大国，处理“三农’’要城镇互动

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发展城市要有农业支持，发展农业要有城市主导，不能在两者之间有所分割和断裂。以城市为中心并不错，同时还要以农村为基础，而小城镇正是两者之间的纽带。提城镇化，明示不放弃农村，视野广阔；又提城市化，有置农村、农业和农民于何地之叹。

四、历史遗留的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在城乡差别，要靠发展小城镇给以缩近

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的解决，有一个长过程：但这不同于地区差别，必须和可以防止其进一步扩大。强调城市化并以发展大城市为重点以来，集中力量建设大城市，成绩斐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或放弃了小城镇尤其是县以下的小集镇，使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有所扩大，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战略指导上似该校正。

五、对城市功能和城市效率也要统筹兼顾

有人反对小城镇，据说只有大城市才有大功能和大效率，那是片面的。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特色，正如发展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不能忽视中小企业一样。大城市投资大，中小城市和集镇的投资小，只要规划恰当，都能在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上发挥其功能和效率。对此，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能顾此失彼。

六、在后发展和后发达地区，更要大中小城镇并举

大国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不一样，甚至一个省区内也有先进、后进的差别。从总体看，先发展和先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毕竟是少数，多数城市和地区还处于发展途中。对这些地区，城镇都是稀缺现象。如何发展，一般有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大城市要培育，中小城市和集镇也待成长。提城镇化，同样适合于这些广大地区的需要。在不少地区，只有先发展中小城市和集镇，才有可能最后组成大城市，是不能逾越的。

七、大城市多少会有病，目前世界无法解决

城市大，有难处，即所谓“大城市病”各方描绘已多。有人认为，这是管理问题，可以解决。其实却不然，目前世界的特大城市，从美欧到拉美、东南亚，无一不存在种种经济、社会和生活痼疾，没有例外。换句话说，大城市有规模效应，而过大了，则会有“规模不经济”如人口超过200万就要有立体交通，投资大、成本高。所以放眼世界，如在欧洲，多数国家以中小城市为主体，给世界以示范效应。

八、城市要“退二进三”工业往往集聚在城市外，开放区一般即工业镇

城市发展要有城市产业，不光是农民进城，要安排就业和社会保障。城市产业是什么？除少量城市农业和轻型工业外，一般以服务业为主，大量工业不宜在城，必须退出。这不仅制约着城市规模，并且在城市周围集聚，多数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另一批工业镇或卫星城，符合城镇并存格局。

九、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逆转为郊区化

这与“大城市病”有关，使城市的生态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人居环境渐趋恶化，迫使城市人口尤其是相对富裕阶层，逐步迁居郊区，结合新的集镇。这也进一步制约城市扩容甚至促进其空心化。信息化同样冲淡和抵销了城市过分集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与其今后有此反复，不如一开始就有所预防。

十、城市发展的方针应当是大中小并举，各尽其长，各得其所

归根到底，要讲城市发展的方针、战略和政策，如上所述，不能一味求大，或有所偏颇。人们对大中小城市和集镇分别采取鼓励、限止即所谓“严格控制”“积极发展”等用语，早有微词。其实，城市发展有其来龙去脉，政府只能因势利导，不能靠规划或审批来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对大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发展都该既积极又合理，不要限制和厚此薄彼，顺其自然成长。

城市化或城镇化，方兴未艾，来日方长。政府的职能是规划、引导、监督、服务并努力提供公共工程，塑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化”有一个过程，不凭长官意志。几十年来，经验与教训并存，现在有条件好好总结了!

协调大中小回归城镇化

未发表，原文15万字，写于2010年8月。

城市化或城镇化，与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始终，任重而道远。四个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科学发展观中处于重要地位。当前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又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和建设全面小康密切联系，必须统筹兼顾，保持协调。

江苏作为全国率先发展的东南沿海地区省市之一，城镇化步伐也有领先，并取得丰富的经验。在今后的相当时期，怎样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继续有其战略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江苏城镇化的历程和评价（略）

城镇化的三大目标和八项任务

城镇化是什么？怎样搞城镇化？多年来有论述，不乏精深。概而言之，能否归纳为两个大方面。

一个大方面是城镇化的三大目标，即解决什么问题，构建什么框架。

1.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市和乡村，本来相互依存。但是长期以来，分别为两个板块，各自发展，虽有联系，并不紧密一致。现在搞城镇化，决不是只顾城镇、不顾乡村，而是要突破过去的思维定式，把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通盘考虑，把城乡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统筹解决。为此，必须整合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在规划一体化的前提下促进产业的一体化、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社会事业、民主工程的一体化，更加密切城乡关系，达到城乡之间的结合和互动，发挥1+1＞2的功能。

2.不断缩小和消化城乡二元结构

这是历史的产物及其遗存，城市拥有工商业，比较先进，而农村主要是农业，相对落后。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两者处于不同层次，判别明显。不仅表现在城乡居民的分配收入有高低，相差三五倍到至少两倍以上，特别延伸到储蓄、财产和公共服务，差距更大，进而导致种种歧视，市民与农民有不同的职业和命运。缩小和消化这种二元结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途径无它，只有通过不断的城镇化来实现，成为从小康到大同的重要标志。

3.最终基本解决“三农”难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计民生中的一个难点。农业最弱、农村最穷和农民最苦，在不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获得根本解决。这有传统原因，以农补工，以农建工，导致城市、工业快速增长，而农村、农业相对滞后。实践告诉人们，“三农”问题决不能靠“三农”自己解决，而有赖于城市支持和工业反馈。多年来虽强调“三农”是重中之重，但是进展总不够理想。这也要靠城镇化，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城镇，更在于以城市为基地、工业为动力，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正是一条阳光大道。

另一个大方面是城镇化的八项任务，即做什么、怎样做，简言如下。

1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壮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城市化或城镇化，最直接的表现在建设城市，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并及金融、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不断充实其集聚力和辐射力，形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圈。但是，决非为城市而城市，一是要依托农村，构建繁荣富强的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大力建设各有特色的小城镇体系。城市发展不能以并吞、侵占小城镇为代价，应当同时搞好县城、建制镇和中心村、居民点的建设，使能承担联结城乡的积极作用。这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有的是工业园区，有的是商贸中心，有的是交通枢纽，有的是教卫重点，有的是旅游胜地，不求全而求专，一镇一品为主，可望长治久安。

3有序地吸引和组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由农民通过农民工变为新市民。这也要因地制宜，在相当时期内，化入大中城市的或许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可能去小城镇。要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从创业、就业到配偶子女的户籍和居住、读书、治病等，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才能安居乐业，不至游离失所或思乡返农。

4千方百计改善民生。发展生产，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城镇化进程中，无论对原来的市民或新市民，都要保证其先后逐步提高，不能停留于既有水平甚至下降。除开展培训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外，收入分配要效率与公平并重而有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保障也要尽快普及并做到平等和有所改善。扶贫脱贫该在三五年内解决，因病、因教致贫更该及时救助。

5积极处理好农民进入城镇后的相关问题。主要是土地，必须按照有关政策，进行适当置换，如以宅基地置换住房，以自留地置换养老保险等。与此同时，腾出的土地可以实行规模经营，也可以少量用于城市和工业建设，但要防止过度的农田非农化和农业非粮化。

6大力建设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城镇化的相应任务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不能造成损害农业的不良后果。这在过去有教训，不能再犯。小城镇的基本功能在以镇带乡、以工助农，一定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如办好农技推广、农机组合和龙头企业，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不违城乡一体化和工农互助的初衷。

7搞好对小城镇和农业、农村的财政、金融支撑。过去财税收入，相当部分来自农村而支出较多用于城市，银行存贷也相类似，是一种偏好，必须在城镇化进程中给以纠正。这要做很多工作，是财税金融的深化改革，也是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要一着。长期来，基层财金有负债经营，有的要靠转移支付来适当解决。

8搞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城镇化使人口集中，容易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是长期来的一项薄弱环节，今后必须从严防治，决不能导致污染的扩散。为此，既要开展宣传教育，又要实施有力对策，包括污水和垃圾的科学处理。必须加强检测，并列入考绩，力争创造低碳城镇，造福当代和后代。

各地的成功实践和典型案例（略）

尚待研讨的几个问题

最近，2010年的世博会在上海举行，盛况空前。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city,betterlife,也可译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世博会不仅让外国人认识中国，尤其是让中国人认识世界。几个城市馆，给人们以启发，联想起几个尚待研讨的问题：

1.城市化的模式，我们应当如何选择？大体上是两种：一种以欧美为例，除个别特大城市外，多数是人口几十万和十几万的中等城市;一种以拉美和东南亚为例，主要是搞少数特大城市，人口在千万以上，一个首都集中全国人口的几成甚至一半。看来，后者存在严重“大城市病”如交通堵塞、贫民窟和治安不佳，管理成本也高。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不排斥有几个千万人口的大都会；旦是，现在已有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150个，各省市区首府都在向千万人口进军，是值得商榷的。看来，还是应当以中等城市为主，人口在几十万左右；并且在适当时期内，几万人口的小城镇该保留和发展。因此，坚持和回归“城镇化”比一味吹嘘“城市化”才是正确、合理和优越的！

2江苏的城市布局怎样规划？有待进一步思考。不排斥有几个特大城市中心，如南京、徐州和苏州、无锡或再加常州。但是，除此以外，不宜再搞太大的特大城市；即使在苏中和淮海地区，可以培育几个中心，也不宜太大，人口在百万以内就够了。更要再思考和重新规划的是，对小城镇必须重视起来，不能置之不问或一并了之，而要再思考和重新规划，有所安排、有所成长，成为集聚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平台。能否考虑，今后农村人口转移的七八成，都以小城镇（包括县城）为基地，特大城市既有吸收、又有控制。这样，不影响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成本低、效益好、进步快，城乡居民受惠也多。

3城镇化，作为城乡一体化和化解二元结构的基本路径，已经走了多远，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估计过高，认为只要继续放开，就能自然地到达目标。2010年6月下旬在南京召开第九届城市竞争力论坛，认为中国整体城市竞争力接近世界中等水平，表明成就不小，前途仍远。在世界排名中，上海居第37位，北京居第59位；在中国排名中，南京居第8位。虽然，讲经济增长，我们并不落后，而其他指标，还待追赶。因此，千万不能自满，而要寻找不足，尽快弥补。即使拿上海看，报道其经历，也走了几多弯路，有得有失，有成有败，内如对郊区提出“一城九镇”不一样的风格，却有一样的缺陷。至于农民变市民，当前尚在起步，距离还有多远；报道反映，如同城待遇，就要既听“雷声”更看“雨点”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少，相关政策也有待完善。

4江苏与全国比，城镇化的差距在哪里？如上所述，论经济增长，论GDP和人均，江苏各市县名列前茅；但是论及城镇建设，换一个角度，就不同了。最近，《南方人物周刊》有专题调查，认为大都会不一定再适合人类居住，而评出十座宜居小城是：大理、潮州、泉州、扬州、台中、丹东、嘉兴、伊宁、安康、威海，江苏仅得其一。为什么要有城市，如世博会所说，只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所以，推进城镇化，主要在体现“以人为本”建设城乡新生活。只有在这个核心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最佳人居的城市、集镇和乡村，并有公平、良性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人文生态和政治生态。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城市常态可能是“贫富杂居”但是，也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的苗头，中高等收入者渐渐移居郊区和集镇。城市大得吓人，城市使人焦虑，为下一阶段的进一步城镇化摆出了质询和期待。

5城镇化还要重视什么问题？2010年6月24日的《参考消息》有文：《中国快速城市化难题如何破解？》提出“大城市人口向外分流”和“新建城市需找准定位”给我们以新的认知。联系其他报道，进一步拓开我们的思路。6月20日，世博会在无锡召开“科技创新与城市未来”主题论坛，李政道讲了城市要与自然搏斗，万钢讲了科技引领城市发展方向，还讨论了知识型服务业将成为城市未来产业的主要形态。6月18日，《光明日报》的《世博特刊》提出：文化传承是城市更新的不竭之源”。6月19日，《南方周末》从最近一系列天灾，不少城市被淹，有的受毁，提出城市防洪，不能“受灾了重建，重建了再受灾”老是在洪水过后打“补丁”。7月19日，《光明日报》有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的文章：《我看见城市的生命在绽放》，提出“城市不是冰冷的，它是一个生命活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呵扶”诸如此类，都该供我们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参考。

6城市科学怎么搞？以上各点告诉我们：城市是一门科学，不仅是一项工作对象或政策思维。早在1961年，牛津大学地理学院主任戈特曼发表《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和理论，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实践已有不断的变迁和深化，在当代背景下面临补充和创新。上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同样指导着我们的实践。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连同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至今落后于实践，不能适应和满足城镇化工作的实际需求。但是，以丰富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中国特色的城市科学，其基础理论、学科体系、实证分析和案例解释已有长足的试探和积淀。可以相信，随着人类对未来城市（镇）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经过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协同努力，城市科学终将逐步成长和成熟，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

住有其居能否列入广义社保体系

原载《中国改革报》2010年4月12曰

在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横亘着三座新的大山：读书、看病和住房。这几年来，住房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值得说说。大家认为，住房问题必须解决；也相信，住房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住也属于民生之重

衣食住行是民生之四维。人类初生之始，茹毛饮血解决食，树叶兽皮解决衣，在神农氏、伏羲氏之后是有巢氏，然后要解决住，树上洞里都能栖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此程序。在解决温饱之后，进入小康，住也属于民生之重。“小康不小康，主要看住房。”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目标是和谐社会，有几句话，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外，加上住有所居，才臻完善。俗话说到“耕者有其田”又加上“居者有其屋”生产与生活才趋协调。

住房是个世界性难题。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努力，基本解决，繁华的大都市仍有贫民窟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发展中国家矛盾更大，虽然建起高楼大厦，在其附近和周围也能找到成片的旧房和破屋。我们经过60年的奋斗，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当前面临的迫切要求是怎样保证广大群众不仅乐业，更有安居。现实情况不很理想：除了部分中上等收入者基本上没有住房困难外，广大农村，少数地区先后有了一代瓦房、二代楼房、三代公寓、四代别墅，而多数地区依然是泥墙草顶为主，或者积蓄了一辈子才得到有限的改善；而在城市，仍有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住的条件十分恶劣。电视剧《蜗居》有所描绘。现在所谓“住房难”主要症结就在他们。

“居者有其屋”的提法，不无争论。正如“行者有其车”得不到共识一样，人人可有自行车，不必也不能都有轿车，那要靠发展公共交通来解决。国外，租房一生，并不少见。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屋，才能安心。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恒产即不动产，主要是房屋，成为私人财产的重要部分，否则还是无产阶级。正是如此，女孩找对象，往往“先看房，后看郎”男孩结婚，无车还勉强行，无房就不行了。也是囿于这种习惯心理，小康的指标体系中，住房列为一条，并分别城乡有个量化面积标准。住房问题之难，有此因素。至于厉以宁认为，小康之家要有两套房，把目标拔高了；江苏华西村吴仁宝认为，家家有房有车，不仅是小康而是“中康”则是另一种愿景，都暂置勿论。回到一般城镇，住房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怎样使广大城市居民包括中低收入者和农民工也自己拥有一定面积的住房。

什么拉动房价之贵

住房难，难在房价之贵。如在沿海城市，从北京、上海、广州到中小城市，一般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买不到一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按此计算，不吃不喝至少10年，才能买到可住一家三口的近百平方米两室一厅。现在已有住房的，相当部分来自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的政策性分房，属于福利政策，但在单位之间、等级之间很不平衡和公正。其他除大腕、大款拥有豪宅外，不少靠借贷和按揭或“啃老”“啃小”总的情况已是或将是：买得起的大多已经买了，没有买的大多买不起了。

房价之贵，什么拉动？说来话多。房屋是商品，兼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双重性格，可以用于居住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和投机或作为物质储蓄。其价格同样受供给和需求决定。不同于一般商品，固定于土地，不可再生，于是供给有垄断性和有限性，总的趋势是地价看涨。加上地租有级差性，除了用于农业分肥瘠外，在城市的不同地段，差距很大；在不同时期，涨跌皆见。现在的高房价，部分因素来自级差地租的高攀，尤其是大城市的商业中心和交通中心甚至校区附近，更多的缘故是有垄断、有炒作并有寻租，一言难尽。

房价的成本，原来是两块：一块是地价，一块是建筑工程价。后者几年来变化不大，建筑材料产能不缺、建筑工人报酬仍在低位。前者大有讲究，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如每平方米售价在万元上下，建筑工程所占比重不过10%—15%。地价的决定，最初靠协议，双方讨议，不无“猫腻”后来靠拍卖，渐有公平，并不排斥黑幕。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一次爆言：房价中30%用于行贿；几个房地产商在不同场合也透露：我们赚得多，但是开支也大，各方面要应付，意思意思。加上各种税费，房屋的成本结构错综复杂，始终见不到一笔可信的细账。

在秘密成本的基础上，几年来各地房价一路飚升，似乎是由于供不应求，而更多是由于垄断和炒作。找不到房地产商有“价格联盟”的证据，但是不断哄抬是默契的。长期是卖方市场，卖方开价一直坚挺。在此形势下，房屋成了投资和投机的对象。有钱人买了一套又一套，不仅为保值，更看好其升值;进而有炒房团，大量购进和囤积，待价而沽。他们还雇佣了一批专家，鼓吹房价，推波助澜，不无影响。面对兴旺表象，有关部门则怕房价遽跌，不利于GDP增长，不敢出台平价政策，不得已而申称“防止房价过度上涨”或预期“稳中有升”为房地产商壮胆。20年来，房地产商成了暴富阶层中的骄子，在富翁排名榜中占重要位置。

同时，贪官落马中，也不乏权钱交易的此类。

眼下又一争论是房市有无泡沫？房地产不仅是实体经济，同时也是虚拟经济，因为地价的弹性大，不妨归属于另一种金融性衍生物。在建筑工程占房产成本不断降低后，虚拟经济渐居上游，泡沫也随之增长。有人受他们之托，鼓吹无泡沫或泡沫不大，发违心之言，经不起实践检验。每一次经济不景气，都会冲击房市和股市，使泡沫有所幻灭。2010年开始，房市显冷，地块拍卖不尽，值得警惕。不少群体盼望房价稳中有跌，可能有兑现的一天。

积极探索安居之路

当务之急，应当把住房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列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拟定中长期的规划和政策、法例，付诸实施。我们过去有粮食部和纺织部，近年在城乡建设部加上住房职责，似乎在世界上是不多的（如新西兰）下列意见，可供选择和参考：

首先，对住房问题有必要定性和定位。住房是商品，又不仅是商品；是消费资料，又是生产资料。具有双重性格，其一是公共服务工程，类似于学校和医院。因此，既要适用市场机制，还要纳入宏观调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住有其居”为目标，能否也列入广义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做到全民应保尽保，共享和分享发展的成果。

其次，解决全民食、衣之后的住，要分别城乡和地区，按类对待，统筹协调。广大的农村，在自力更生为主、辅以发挥传统办法即合作建房的基础上，对困难群众，国家必须给以适当补贴，如同用水、用电一样，作为农村的福利工程，力争在“十二五”计划期间，基本上消灭还有两三亿人口的非砖瓦房屋。

至于在城市，着重帮助无房户和少房户，20年来已有不少措施，尚待扫尾；重点转向农民工，克服困难正是促进他们有序地转化为市民的重要一着。已经实行的办法：一是廉租房，二是经济适用房，都要扩大规模，争取在最多10年内消灭城中村、贫民窟和“蜗居”。此一措施，还要防治腐败。

再次，针对当前房市，应当明确，价已偏高，不能再涨，最好是稳中有降。这与一般居民的整个需求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可以逐步靠拢。房价下跌过大，可能有负面影响，对按揭者更不利。隐降，也不影响房地产商的合理利润和开发积极性。有的城市试行限价，不妨探索。

复次，为了保持房市的健康发展，应当重新审查和修订既有的各项政策。大而如城镇化，不能片面求大，带来大城市病，还是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宜，便于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和转移。小而如土地的开发利用，更要有总体的规划和步骤，力争供需平衡、价格适中。最后，有两个专题要再研讨：

一个是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几年来有进展，仍不免有错失。拆迁前后常有冲突，去年还发生唐福珍自焚事件（临终前说：选我最漂亮的照片作为遗像”闻者无不心酸）现在新条例出台，要继续关注。失地农民，有的安排较可，有的仅给低保，有损人权，需作调整。

另一个是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不断上升，其增值如何处理。记得1987年海南建省和经济特区，我们去咨询，研究洋浦区批租，有两种意见：一是收费高些，利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收费低些，利于招商，并可开征土地增值税。后来倾向后者，但限于区位条件，在内地推开，却未能征税。能否考虑，在房地产价高涨后，不交易可不征，二次交易则在其买进卖出的差价中适当征利润所得税，或许这能遏止一些炒房和投机。

住房是个历史问题，全世界还有疑点在探索。中国有特色，在借鉴世界中，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住房问题的若干思考

原载《经济与管理论丛》2012年第3期

住房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工程中显得越来越举足轻重，在理念和实践中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从不同角度，换一副眼镜，试作若干另类思考。

市场运作和公共服务的两重性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具有两重性：在城镇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里，部分人员享受不同程度的供给制；在农村，依靠自主积累，往往须尽一生之力才得勉强有住房。当时，住房不是商品，很少买卖，与市场无缘。改革开放以来，住房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运作，很快长成巨大产业，房地产商在暴富阶层中占很大比重，房价不断飚升，难免内含泡沫。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过程中，解决了温饱，住有所居列入新课题，“住房难”也与读书难、看病难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住房难”难在价高，大致是一般职工的月平均收入不能或只能买到一平米，10年不吃不喝只能买到两室两厅的百平米左右建筑面积。稳住和压低房价是朝野一致的呼声。矛盾集中表现在：如果压低房价，可能影响供给；否则，“住有所居”对多数城镇居民和工薪族只能是缺乏购买力的潜在需求。

出路何在？一种设想是明确承认住房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是商品，在市场运行；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由社会统筹并取得政府的预算支持。这与住房本身的两重性：既是消费资料又是投资品是一致的。这不影响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升降来平衡供需。同时还有另一种公共服务，作为广义的社会保障，采取廉租房和经济实用房等形式，以政府补市场之不足，为中低收入者解决此一重要生计。当前趋势已是这样，具体对策尚待筹措、完善和贯彻落实。

统筹规划耕地和土地的开发和利用

住房问题，归根结蒂，核心是一个土地特别是耕地问题，因此在房价结构中建筑物的成本和价格相对固定，升值空间有限；其余部分，不仅地价占较大比重，并且是个变数，特别是级差地租升值很快。所以，处理不好住房及价格问题，症结在于对土地和耕地要有统筹规划，做好有序开发、合理利用，更必须严格掌握节约原则，反对浪费和占而不用，在土地环节上投机和炒作。

我国国土有限，人均耕地低于世界水平，土地战略和土地政策在国计民生中有其重要性和特殊性。统筹规划，从全国到地方，从省市区到县甚至乡镇，应当以保证基本农田为底线，对非农用地有所控制，而用于房屋建设又是大头，其需求与日倶增，一定要有全局观，防止失控。这个规划，几年来有进展，却不完善和严格，往往只有近期安排，并在上下博弈中被突破。搞好这个规划并坚持实施，该是一件战略性的大事。

关于住房用地，在国土规划中应该是重点。必须有全面的、长远的安排，既节流、又开源，保持适当的规模和科学布局。城镇化不宜过大，耕地非农化要有硬杠杠。当前农民逐步转移到城镇，居住相对集中，其宅基地和自留地如何置换，各地有好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地价也分两块：一块通过市场竞拍，一块根据政策协议。为节约土地，适当高层有必要；别墅和豪宅，更应该严控或禁止。

宏观控制要有税收调节

对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除土地杠杆外，还要有宏观控制，不能完全自由放任。这在各国和地区，大而美欧，小而港新，都有经验和教训。房地产又称物业，不仅是实体经济，又是虚拟经济，难免滋长泡沫，任其泛滥，害及民生。有人否认泡沫，出于某种意图，结果是自欺欺人，也损人损己。宏观控制，一在规模恰当，过大和过小都无善果；二在价格，大起大落，就有恶果。眼下有的地方开展成本调查，进行价格规范，都值得试验，进而给以政策指导，或能纠正已经严重的某种偏向，把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引上正途。

在宏观控制中，税收调节是重要工具。除已有契税外，物业税久议难定，难在估价或实征。因为一般的房屋所有者作为消费品，另行缴税确有难处。最近出台的新税，分别第二大套、第三套课累进税，旨在约束投机炒作，见效还未显出。不妨研讨另一种即土地增值税，目的是针对级差地租的提升，将其一部分归属社会，是合理可行的。具体办法，不在就物业定期征税，而在房地产交易中，就其买入与售出价格之差额，课征累进税。这不影响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但能限制投机和炒作，并对住户也有保障，简便可行，不妨试验。

必须坚持反腐倡廉

谈到住房和房地产，不能回避反腐倡廉。有个民调，表明国土部门和建筑部门都属腐败高危领域，符合实际，必须充分关注。从揭发事例看，至少有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土地的征售。过去有两个渠道：协议和拍卖，各有其弊。协议之弊很清楚，价低利大，容易“寻租”拍卖是公平的，贵在公开，杜绝黑箱操作。

二是拆迁。长期以来，矛盾很大，形成维稳与维权之争，导致不断的“自焚”令人伤痛。现在已有多种法规，要求补贴到位，禁止野蛮拆迁，靠政府的监管和开发商的自律。

三是建筑工程。这也是腐败的高发区，发包承包，弊端丛生。成思危说过，工程造价中，约有30%用于行贿，是有根据的。怎样整治，要化大力气。

四是政策用房的分配。新近发现，有的地方不能惠及弱势群体，而为有关干部所窃取，摇号也出现连号。对此，要有一套民主监管程序，保证初衷的兑现。

住房和房地产，涉及方方面面，还有不少具体问题，亟待有统一决策，不能零碎应对，顾此失彼。希望相关主管部门认真研究，有关方面密切配合，才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开明、人民获福！

限只治标税才治本

未发表，写于2012年8月。

房地产可能已是国内的最大产业，在GDP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和财政收入、就业等方面都举足轻重，关系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现代化建设中，同样具有标志性意思，特别是促进住有所居，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大难题。

房地产之难，难在价格飚升不止。表现在各地一个平方高出居民的月收入；如靠工资购房，几乎要靠10年不吃不喝。所以压低房价，趋向合理，使多数人买得起，经营者也有利可获，乃是房地产政策的主导目标。近几年来，出台一系列政策，简称限购、限价、限贷，意向明确。实施后，制止了涨价；旦是只稳住了，却未明显下降。原因有多种，在地方来说，与GDP、财政和就业不无矛盾，以致放松控制的呼声或明或暗地时有听闻。

症结何在？该从房地产的特征来探索。房地产有两重性：一是基本的生活资料，排序仅在食、衣之次；二是投资对象，保值、升值的功能卓著。两者耦合，势必涨价。采取“三限”仍把两者混在一起，难解难分。出路在于把两者分开。为民生计，属于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的重点之一；乍为商品，属于市场客体，归于交易竞争，也不排斥适当的宏微观调控。境外大多通行，例如香港。

这样说来，就要双管齐下。一是作为公共服务，必须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消费；二是作为房产，必须回归市场调节，主要在土地供应上善于调控。两者之间也有互动，保障房的充分，同样有利于市场房价的稳定和合理化。

于是在政策上，限只治标，可以在一定时期推行，却非长远和永久之计。税才治本，当前政府和专家的目光已经转移及此，是及时、必要和正确的。

房地产税，从世界历史看，是老税种，多数国家和地区行之已久，但是税目和税率不尽一样。我们现在开征了的是契税，在房地产交易中缴纳，接近于财产登记税，直接与售价挂钩，简便易行。国外流行的，不少是财产税，对所有者征收，一般以年度计；还有遗产税，包括以不动产的房地为对象。开征这税，我国当前不无困难。因为属于财产，价值不低，动辄以百万元计；而多数只是耐用消费品，别无收入，缴税会降低其他消费水平，碍难全面执行。

笔者建议，除改进和核实契税外，不妨施行土地增价税，就是在房地交易时，计算其成本和利润，课以累进税率。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考虑到经营者的合法利润，并有利于制止过度投资。其实质，正在房地产增值中，大部分来自社会创造的级差地租，国家得大头，经营者得小头，同样说得过去。

房地产还有其他方面，如对小地产房屋、单位集资建房以及农村宅基地建房等，都需在政策上合理安排，以保证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居民的免于困恼，实现安居和乐业。

第十篇:扶贫共富与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理不当，差距过大，邓小平认为是评价改革成败的一个标准。20多年来，这个问题处于关注焦点，我写过一串文章，力争分配的公平，以扶贫脱贫为起点，以共同富裕为终点，在前几本选集中已占较大篇幅，这里适当从简。我们一切工作，志在富民，离开了就走偏！

【链文举要】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经济周报》1955年第20期）

转型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及对策（《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第4期）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咨询要报》2004年第17期）

民富：理想与现实的追索（《学海》2001年第5期）

理解和掌握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领导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4期）

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咨询要报》2002年7月3曰）

惊呼“两极分化”

原载《社科应用研究》2011年第1期

贫富不均和差距拉大以至两极分化，当前已是不争的现实。从基尼系数看，官方一度讳莫如深，后来承认突破了0.以上的警戒线；学术界计算，则达0.6以上，领先于某些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至于从社会财富、银行储蓄、海外存款以及消费比重还有收入分配、平均所得看，悬殊之大，更是令人慨叹，连同城乡和地区差距，都是愈演愈烈，难以煞车。年年民调，皆与腐败并列首位，反映了民心的十分关注。

这种现象，对照马克思原理，最终要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显然背道而驰。邓小平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也随即要求防止两极分化，并从分配格局来判断改革的成败，不舍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因此，面对现实，人们惊呼两极分化，理论界给以大声呐喊，是及时、必要和出于良知、符合公平正义的！

导致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的原因，众说纷纭，大致有几类：一是认为，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拉开差距是必然和合理的，经济学上有条刘易斯曲线，目前还未到拐点；二是认为，按照市场竞争规则，优胜劣汰，分配有多有少，何况中国国情是劳动力资源几乎无限，而资本、技术绝对稀缺，供求关系决定收入不同；三是认为，以分配方式和分配原则来度量，一度强调效率优先无可厚非，而长期只“兼顾”公平，应当而未及早改正为效率与公平并重，不无错失。还有归故于腐败流行，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受到超经济剥削，才有此恶果。

近年，有人发现，且不论富者愈富，只看贫者仍贫，归根结底，来自二三十年坚持的廉价劳动力方针，在保持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基础上，靠压低劳动力价格来招商引资并进行残酷的原始积累，连同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才获得GDP快速增长的“奇迹”至少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虽快，而农民和农民工以及一般体力劳动蓝领工人的收入基本未动或增加有限，发展成果为少数权贵资产者独吞，稍为润及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但未育成中产阶层。

两极分化是一种社会公害和政治经济危机，其后果可以略至如下:一是使相当部分的城乡劳动人民处于绝对贫困特别是相对贫困境遇，公开承认的是日均消费不到1一3美元的至少有1.5—2亿人左右，平均数掩盖了不平等；二是似乎提高了储蓄率，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积累，而由此带来消费不足，积累与消费从三七开逐步逆化为六四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成为当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国内因素，影响久远，难以纠正；三是暴富阶层人数不多，而奢侈淫恶则异常突出，不仅败坏社会伦理，也激化贫富矛盾，加上政府有偏好，造成穷人反感，引发群体性事件与日倶增，维稳与维权本来统一而未统一；最后，败坏国家形象，对内对外都无法显示和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多数人民包括大部分党员特别是青少年陷于“三失”信仰、信念、信心）经济危机延伸为政治和社会危机。

当务之急，在于当机立断，从理念、政策到制度必须拨乱反正，大力制止和避免进一步分化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安。众议已多，除了加强反腐倡廉和杜绝新的暴富机遇外，主要建议的重点在：

一是在理念上转向明确三条：贫富差距扩大到两极分化，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其影响不限于经济，更蔓及社会、文化和政治；这种偏向绝非必然规律，别国少见，我国特有，该从主观上寻找源头；也不是无法扭转的，但是要花大力气，一定要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

二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该有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些问题已有共识，重在行动，贵在落实。首先是纠正重积累、轻消费的偏差，在国民收入、财政开支和信贷比重方面都要克服“投资饥饿症”逐步向消费拉动倾斜，力争当年有所见效，“十二五”期间回归正位（5:75)。

三是在分配方式上深化改革，落实已有的决策和承诺。按要素分配，从重资本转变为资本和劳动力并重，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当前，不仅要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更要规定每年的工资增长幅度，不低于CDP和企业利润的增长率。工资成本的增长，在现实条件下，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消除各种陋规（如对有权者的行贿），是可以消化和承担的。还可以试行劳动力入股的分享制，增加劳动者的财产收入，也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的改善经营管理。

四是采取一些硬措施，在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体现效率与公平并重。在三五年内，一定要做到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高于平均增长，把逐步缩小已经过大的分配不均列入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考绩机制。重点更在扶贫脱贫，力争“十二五”期间消灭相对贫困群体，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

五是进一步推进全面的社会保障，作为再分配（三次）的重要杠杆。以印度和俄罗斯为例，读书和看病的贵和难是可以解决的，关键在于改革财政体制，把财政职能转向公共服务，在压缩行政费用（特别是“三公”和政府投资（限于公共工程）的基础上，力争公共服务支出比重逐步提高到世界大国的平均水平。

此外，还有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所谓群体性事件，花大力气清理信访积案，绝对防止再有因野蛮拆迁而造成的自焚惨事，使一切矛盾得到化解而不致激化，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真正显示社会主义制度有其公信的优越性！

坚持把扶贫脱贫工作做到底

原载《创业、就业》2011年第2—3期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也是经过60年发展实践的转变年。从全国和各省市县的新规划看，既有承前启后，又有开拓创新，呈现若干新的亮点。其中突出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或许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被放到更受关注的位置，并有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促其实现。人们欣喜地发现，如中央和江苏的建议草案，都讲到要使最困难的群众摆脱贫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设置了底线，是一个硬道理和一项硬任务。

“盛世”还有穷人，有其历史背景，也有人谋不周。历年数据表明，我国的贫民，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努力，已从至少三四亿之众，逐步减少到三千万左右，成就是无与伦比和史无前例的。但是大家先后指出，这是低标准，以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和1000多元为线。如果按照世界通行的联合国说法，以人均日消费不到一美元为赤贫，以三美元为基本脱贫；那么，我国当前的穷人群体可能在1.5亿或更多一些，包括年收入在平均数下的约占60%那部分。这是多年来人均收入增长低于人均GDP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市民收入增长的必然结果。显然，这是遗憾，应当在未来五年列为重中之重，首先给以彻底解决，体现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若有一人向隅而全民为之不安。对策大致是：

首先，把就业作民生之本，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特别是以扩大创业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当前的穷人，主要是失业者，不限于登记，更在隐性失业，如纯农户就是有劳动力而缺少用武之地。这两年出现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的“用工荒”出于结构性原因，通过大规模的培训和指引，可望缓解。从一些有劳动力家庭的“零就业”转向“零失业”是有效的过渡途径，该予落实。

其次，改革分配体制，建立与发展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蛋糕做大了，怎么分？一是要改变重积累、轻消费的成见和惯性，把两者比例从前六后四调整为前四后六直至前三后七，实现扩内需向扩消费的倾斜；二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也是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原则；三是坚持低收入者的增收率高于平均增收率，有利于遏止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使整个收入配格局从金字塔型转向菱型和最后达到圆柱型和橄榄型。

再者，积极稳妥地扩大和提高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尽一切努力克服读书难、看病难和住房难的三座大山。应当承认，这几年做了若干工作，似乎普及全民，其实不太平衡，部分群众不仅收入增加不多甚至是零增长，社会保障同样有限，在读书、看病、住房上远未根本解决，甚至有因教、因医和因居致贫。这方面，对照国际先进，我国的公共服务支出占GDP的比重还低于世界平均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四国，说明尚有空间，非不能也。不言而喻，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全民争取的幸福所在。

坚持扶贫脱贫，把这项工作做到底，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进一步基本消除日消费不到两三美元的相对贫困，是庞巨的系统工程，又是建设小康社会是否全面的核心座标。当前，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寄以期待和希望，全国人民都乐见其成，不愿让“十二五”再留下传统的缺陷。

从均贫走向共富

——富民战略的路径求索

原载《群众》2002年第3期

富民一直是先哲和仁人志士的理想，也是亿万人民的心愿，只是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始终停留于口头、纸上和梦中。这几年，富民已纳入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规划，并有行动，这象征着历史的飞跃，值得庆幸并为之反复求索。

突破均贫鼓励先富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没有摆脱贫穷，即所谓“一穷二白”穷是讲经济，白是讲文化，后者也由前者派生）在贫穷状况下，不排斥有为数极少的富人；而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只能无可奈何地“不患寡而患不均”暂且寻求一种虽不富有但却平均的生活。从革命根据地到建国之初，也只能实行有限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主义分配。均贫的日子延续达几十年之久。人们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但未放弃求富的憧憬和努力。然而，在提出“穷则思变”时，又曾经防止“富则变修”矛盾而彷徨。

走出均贫，志在共富，是一条漫长的路，决非一蹴即达。但是，这不可能靠“平均地富起来”实现。邓小平在确认共同富裕的远景时，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为均贫到共富开拓了路径，其理论魄力超越了所有思想家。

突破均贫，鼓励先富，成为不可抗拒的物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广大人民大体脱贫的基础上，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起着双重效应：一方面，人们感到“有为者，亦若是”别人能富，我也能富；另一方面，出现了贫富差距，并且反差不断扩大。我们曾经设想，在实现小康后，就有可能推进先富帮后富；同时注意到，要避免两极分化。看来，想得很对，但做起来很难。

贫富不均有其世界性。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群体与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和消费支出的层次越来越多、越大。我国和我省也不例外。讲基尼系数，城市和农村都在警戒线边缘，城乡合起来更是超过了警戒线。讲平均数，逐年有所提高；而讲离均差，逐年有所扩大。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二三百元，而至少有20%—40%的农民没有增加甚至减少；城镇居民储蓄，每年平均可增上千元，而20%的高收入者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人们津津乐道涌现10万个、百万个百万、千万富翁（婆)的同时，下岗者、失业者和贫困线下的农民正有增无已。“基本群众”的边缘化正成为经济繁荣中的一种不协调的现象！

分配不均（不公）溯源

人们都承认分配不均，从经济学角度，更确切地说是分配不公，原因何在？从分配制度看，除去巧取豪夺的非法收入，不能认为有根本性缺陷。主体是按劳分配，适用于一、二、三次产业的劳动者，原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在这方面，有人认为，差距不是太大，可能还嫌小、未拉开，还存在平均主义的余韵。问题是在按劳分配外，必须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特别是按资（本）分配和按技（术）分配。鉴于当前劳动力供给有余，而资本、技术供给稀缺，不同分配方式导致的分配结果，难免有悬殊。加上“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基尼系数就非上升不可。

多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距，有其时代特征：①市场化。计划经济与平均主义有内在联系，市场经济靠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形成两极。比如人才市场化，人才价格市场化，高低立判。②全球化。市场的国际化，在强弱国之间，鸿沟也越来越阔、越深。全球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在我国，几乎是举国上下一片喝采；而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反对声起，游行不断，理由是它会扩大国与国、人与人的贫富差。③信息化。代表科技进步的信息产业，带来后果之一是“数字鸿沟”网上和网下、网内和网外代表两个知识和技术世界，享受不同的科技效益，进而形成不同的竞争力和回报率。④城市化。城市发展，站到现代化前列，这也带动了农村。但在近期，同时也扩大了城乡差别。

稍微深一层探索，学者们提出：分配不公的根子是机会不平等。首先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城乡之间，传统的户籍分为两册，世袭身分以至“命运”大不一样：市民就业由国家包，农民则祖祖辈辈束缚在亩把耕地上；农转非”成为一种特权，仅少数人有此幸运。改革以来，有所松动，但农民工进城，一般都只能干市民不愿干的粗、累、脏活。

其次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来自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过去讲文化，后来讲文凭。有没有大专以上学历，成为“白领”与“蓝领”的分界线。不同的学历，往往与不同的家庭出身有关。地区之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标准不同，有的相差一二百分，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公平和机会不平等。

此外，还有政策取向的因素。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片面追求投资增长，使消费率下降，这在江苏相当突出。这不影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不制约另一部分人增加收入，使贫富差与日倶增。至于先富者中有的不择手段而致富，则另当别论了。

走向共富的对策

共同富裕是远景目标，贫富有别是当前现实。但是，这不等于只能听其自然、对其无能为力。因为差距太大，不仅有失公平，并会超越社会所能承受之程度，诱发不稳定，在阶层之间加大裂痕和冲突。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讲究公平总是一道不该失守的底线。

当务之急，首先是采取持续扶贫的对策，进一步扶助弱势群体。在城镇，要积极搞好社会保障，特别是做好两个“确保”并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的进程中，力争使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至少不低于高收入者。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不限于第一收入和显性收入，并可包括第二、三收入和隐性收入。这项工作不容易，所以更要用功夫。

难在农村。增收减负要加大力度，要彻底改变部分地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窘境。近期获悉，浙江对农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这是农村改革的创新，造福颇众。在江苏，调查了解到张家港市也在试行，对人均年收入不到1500元的农户给予补足；据悉，这仅需财政每年支出200万元左右，相当于少建一座不大的高楼。这一点支出，所有各县(市）没有“非不能也”除非主观消极“乃不为耳”。

从长计议，也不是没有路径。在宏观上，如何调整积累和消费关系，在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的前提下，适当向消费倾斜，把消费率回升到70%左右，是应当和能够做到的。这样，就可扩大消费需求，以消费需求来拉动投资需求并吸纳投资供给，也就顺理成章了。

怎样让工人阶级逐步富起来？从无产者转化为有产者，才能算富，对此已成共识。但是，仅靠按劳分配，增加工资收入，其富也有限。所以，在推进“居者有其屋”的同时，推进“劳者有其股”实行职工持股、分享红利，采取合作制和分享制，与国际接轨，应当是可行的。当前的障碍，一是部分官员无识，二是经营者垄断，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和法制来清障。

怎样让贫困农民转化为富裕农民？这比前者艰辛得多。推进城镇化，让农民有序进城镇，由此减少农民，这是致富农民的根本出路。农民少了，人均土地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实行集约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就有了可能性和无穷潜力。在这方面，各级地方政府有不少工作要做，似应着重大力发展龙头企业。

从长远看，关键还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给人以平等竞争、平等就业的机会；进而给人以平等就学的机会，最终给人以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

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又不同于一部分先富，而是大家富起来，与贫穷彻底告别。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继往开来的不懈努力。我们这一代，无论老少，或许看不到战略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航船已经起锚扬帆，朝着预定的目标加速前进。我们对走向共同富裕充满必胜的信心！

蛋糕怎样分好？

原载《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10期

党和政府的职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GDP的增长是重要标志，即所谓把蛋糕做大，成为硬道理。但是，这决非我们的全部工作和唯一目的。接着的问题是怎样把蛋糕分好。因为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外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民生）让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体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之初，关注的重点在把蛋糕做大，或许无可厚非。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如果发现蛋糕分得不够合理，出现贫富不均、差距过大，就要及时反思，立即转向重视把蛋糕分好，尽快处理好已经积淀的矛盾，避免进一步激化。我国当前，基尼系数突破了警戒线，告诉我们，面临着两极分化的风险或危机，引起了动荡不安。蛋糕怎样分，应当列入当务之急的议事日程。从理念、经验到对策，大致有下述几个基本点。

第一刀，切好积累和消费两大块。GDP作为国民收入或生产净值，是一个总量，怎样分，首先要考虑的是多少用于积累、多少用于消费，确定一个大的比例关系。这不仅关系到今后长远的扩大再生产，并且决定着两者之间的互动。因为经济增长的动源，除了外需，根本在内需，积累和消费才是主力。起步时，主观上追求高速度，似乎积累越多就增长越快，存在一种“投资饥饿症”实践验证，这在短期内有作用;而从长远看，无论是搞基础设施或扩大生产能力，最终都靠消费来吸收。多年来的教训是过度投资导致经济过热，不得不调整，造成大起大落，事与愿违。早在“一五”时期和“大跃进”年代，通过总结，得出积累与消费保持25:75,或许比较恰当。后来未能坚持，始终是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甚至达到六四开，带来消费不足，内需萎缩和产能剩余，人民受惠滞后于所作贡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连同战胜世界性金融风暴，都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位，就是这个缘故。现在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尚未到位，还该继续落实，把消费一块切得大些、更大些。

第二刀，切好劳动报酬和其他要素报酬的几块。消费这一块切好、切大后，还要分成几块，即按劳分配和按其他要素分配。一般地说，劳动力与土地、资本以及技术、信息、管理等都属于生产要素，据以对国民收入的消费那块进行分配。我们遵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本来认为价值基本上由体力劳动创造，其他要素占有价值都含有剥削性质。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还有服务业的渐占优势，这种理念有所变化。在收入分配的原则上，我们过去只肯定按劳分配，后来和至今改为按劳分配为主体，逐步放开和承认其他要素也按其贡献参与分配。在实践上，从30年的数据看，按资本和技术分配的份额不断上升，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有人指出，在企业成本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支出占30%—50%,而我国往往不到20%。也有人指出，这是由于在我国，资本和技术等属于稀缺资源，而劳动力资源一直过剩，经过市场供求的竞争和胜负，才得眼下格局。还有人指出，我们推行的是“廉价劳动力”战略，以此招商引资，成为“世界工厂”属于“中国模式”的秘诀之一（另一秘诀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因此，至少近10年来，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绝大部分为资本、土地和技术、信息、管理所占，劳动报酬增加有限，甚至有零增长和负增长，并造成GDP和GNP的很大差距。这显然有背按劳分配和公平的精神。加上市场运作的不规范，特别是权力介入、寻租盛行，诱发种种社会冲突。应对之道，端在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报酬，包括对部分农民的扶贫脱贫，并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消除某些“用工荒”的假象。此事已待共识，有关方面也有所筹划，但是行动迟缓，见效尚微。

第三刀，积极运用再分配手段，在前述分配结构上进行调节。蛋糕做大后，切好几块，只是有了较好的前提和基础；真正分好，还要进一步细分。再切细些，就要运用再分配手段。所谓分配的公平，不仅指起步和过程，还重结果，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差距不能太大，至少在现状下要防止暴富越多，贫困越穷。不止五年了，我们曾呼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针对过去失策的权宜之计，世界通例是效率与公平并重；虽然后来文献已有转变，但在某些有关部门仍唱老调。看来，即使初次分配注意公平，还要有再分配的调节，否则差距过大，无法挽救。再分配，一是用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提高，累进要征实；在维持现行间接税的同时，奢侈消费税也可提高，物业、遗产等税要开征。二是社会保障必须普及城乡，逐步加码，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不低于并争取高于世界水平。三是大力推行救济和慈善事业，使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重病人和因天灾、人祸的不幸者得到适当的帮助。分配总有差距，再分配是补充，重点不在劫富，却在辅贫，有利于避免和缩小悬殊。

分好蛋糕，在当前情况下，主要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努力改善其处境。眼下，绝对贫困（年收入一千多元）还有二三千万人，必须在三、五年内全部脱贫；相对贫困（日消费不满一美元）则有1.5亿一2亿人，应当争取在10年内全部改观。经常的重点在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大量农民、农民工和一般工人，约有60%以上不到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办法是力争其年收入增长幅度在GDP增长率之上，在其他阶层之上。特别拿最低收入的标准看，现在只占人均GDP的25%左右，与世界平均58%的差距太大，可以列为每年分配收入调整的重中之重。从面上看，随着GDP增长，年年涨点工资是可行的，而其重点也在低收入者，涨幅一定要高于平均。这样，经过15年以上奋斗，广大人民的收入结构，或许能从目前的金字塔型，经过梯型，最后转变为橄榄型，并从竖橄榄型再转变为横橄槛型。那么，总能判定，我们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也把大蛋糕分好了。社会主义制度有无优越性，分好蛋糕是极其明亮的一根杠杆。

怎样实现“收入倍增”？

原载《咨询要报》2011年第6期

在建国60年的基础上，进入新世纪的20年代，最近全国和地方“两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都有新的思路，更加突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沿海地区的几个省市，包括江苏和南京以及粤、浙，有的还提出“收入倍增”博得高度关注。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的亮点、重点和热点，又是难点，以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成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给力一着，亟待有总体的支持和系统的努力。

创新的目标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里，逐步增加城乡居民的分配收入，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归宿和目的，历来有其重要意义，在宏观调控中处于重要位置。提出“收入倍增”要求和期望在5年或6年、7年内翻番，前所未见，像一阵春雷，引起人们的无限惊喜。

把收入增长的涨幅提到这样的高速度和高水平，无疑是一大创新。传统的考虑，始终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人民的收入，收入增长率总是相对的低于经济增长率，并且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低于市民的收入增长率。这有历史背境和现实条件，旨在扩大积累和加快发展，无可厚非。但是，久而久之，几十年如一日，带来的后果是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两者的比重从二八开、三七开渐次转化为四六开、对开直至接近六四开，城乡差别也从二比一走向三比一，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异其势。与此同时，出现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并且广大人民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滞后，未能充分共享发展的成果。这不仅制约经济的持续平衡较快增长，而且导致若干社会矛盾，总的说来，当前已是难以为继了。

提出加快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已有多年，初步见效，但未完全改变原来的基本格局。直至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首先是扩大内需，加强消费的拉动力度，才使上述要求终于到位。在基础较好、条件具备的地区，选择“收入倍增”的目标，更是一次思想解放，具有里程碑式的轰动。只有这样，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并且有所超越以补过去的不足，就能从根本上扩大消费和扩大内需，组成一个良性循环，达到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互动和共赢。

“收入倍增”的说法，借鉴了日本的经验。日本在开始起飞后，也曾面临同样的困惑。后来转向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促进“收入倍增”规划期限为10年，得到实现，保证了国内市场的持续兴旺和整个经济的常盛未衰，在国际经济史上是一段佳话。我国经济制度不同于日本，有自己的优越性。发展到今天，总量开始超越日本，提出“收入倍增”是时候了，也有其可行性和可信度，决不是凭空的大胆设想，而是科学的创新！

艰辛的使命

“收入倍增”是亮点，又是难点。难在要求五年或稍长一些年份里城乡居民收入翻番，年均增长在10%到15%之间，几乎比30年来的收入增速也翻番，中外历史都属罕见。具体解析，其难度表现在：

一是在经济增长适当减速的前提下实现收入增长的大幅度加速。分蛋糕的前提是做蛋糕，蛋糕做大才能分好。全国“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均速定在7%,2011年计划的经济增速定在8%,都比“十一五”和2010年的实绩要低两三个百分点。虽然，过去的惯例是全国要稳、地方要跳，博弈结果总是超额；旦是，鉴于当前内外形势，减速势在必行，否则通货膨胀无法遏制，发展方式无法转变。在减速的大势下，收入加速是逆势而上，决非易事。

二是“收入倍增”不是大家齐步走，同时含有逐步缩小差距的内容。当前基尼系数已经突破或临近警戒线，在“收入倍增”的过程中，重点更在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扭正贫富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现状不是富人过多，但是富人再富不难，每年在世界富人排名榜里都会增加十几个到几十个名字，而使广大群众都富起来，尤其工人、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失业、待业者和下岗、买断者都能更多更快地增加收入，就必须花更大的力气。

三是在通货膨胀亟待遏制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增收还要克服通胀的抵消率。根据规划和计划，收入与经济的增长同步，皆是7%或8%，而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超过温和通胀3%的底线，两者之间不够协调，却有矛盾。所谓收入增长，以实际为准，该扣除物价因素，更在15%以上。连同利率低于通胀率，群众的现金和储蓄在缩水，怎样保持其实际增加，又是一关。通胀除供求关系外，还有成本因素，都待统筹。

此外，还有国内外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使宏观控制存在变数，怎样达到增长、物价、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为“收入倍增”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样有不少矛盾亟待克服。按常理，在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并不是增加收入的有利时机，“收入倍增”生不逢时，对此必须有所估计，切忌等闲视之。

开拓的对策

目标很崇高，使命很繁重，怎样实现，不同地区已有积极的考虑和部署，并开始有所行动。总的看来，这要有开拓的思路和周密的对策，大致上是：

首先，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理念上树立信心。长期以来，大家已经深信发展是硬道理，对推动经济增长积累了成功经验，并对以增产促增收也摸到了不少门道。进一步解放思想，如有人说，在明确生产目的不外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后，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就要明确民生也是硬道理、增收也是硬道理、共同富裕也是硬道理。有此理念，产生信念，“收入倍增”无疑也是硬道理，须全力以赴。

其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把增产与增收进一步结合起来。多年来，逐步扬弃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的GDP情结，经济增长的落脚点转向质量和效益，就能在保持平衡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适当提高分配份额，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用于消费，不仅增加居民收入，而且促进持续增长。参照各国事例和自己实践，增长与增收同步是完全可能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增收幅度大于增长也是可能做到的。

再次，在宏观调控中，正确处理好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的平衡，进而把居民收入也纳入视野。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宏观调控的力度更强，调控的工具更完备，功能更全面。拿财政政策来说，从吃饭财政、建设财政转向公共财政，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投入越来越多，对居民收入的增加就有越来越多的作用。税收政策也一样，不仅为了保证供给，还有利于调节分配，如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及时开征房产税、财产税和奢侈品税，就能明显地使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并缩小贫富差距。拿金融政策来说，走向稳健，是为了遏制通胀；更多地投向农业和中小企业，促进创业和就业，同样是扶助弱势群体。

复次，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当前深化改革，旨在“控高、扩低、缩距”是一支有力的杠杆。针对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强调一下“效率优先”未尝不可；出现了差距太大，回归到世界通行的“效率与公平并重”更是理所当然。这要从初次分配做起，并在二次、三次的再分配中进一步贯彻。长期来靠低价劳动力招商引资，有工业化初期的不得已；时至今日，反复出现“用工荒”“招工难”的问题，似乎是假象，其实表明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序增加工资并建立其长效机制。

最后，从过去、目前到今后，对低收入者的扶贫和脱贫，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应当采取特殊措施，持之有恒，贯彻始终。经过30多年努力，贫困群众从几亿减少到两三千万，是一大成就；但是那标准太低，年收入不到1200元;参照国际标准，以日消费一元至二三美元为线，眼下相对贫困者或许还有一二亿之多。怎样使他们彻底脱贫，更是当务之急，发达地区更应当和能够在“十二五”期间做到。不能不提出，“收入倍增”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城市的失业和待业者，对他们必须有重大举措，在推广社会保障之余，还该在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上加一把劲。比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渐与国际接轨，同样是必要的；而如何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业生产成本，并使提价收益真的流入农民口袋，使城镇市民承担得起，也有许多工作要做。

“收入倍增”列入规划，开弓没有回头箭了。这不是某些部门单独的事，而是党和政府的承诺，只有全党动员、全民奋起，全力合作，始得实现。不难预期，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大事，又是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石，一旦实现，那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定会震惊世界，光辉神州，幸福人民！

第十一篇:全面小康与两个“率先”

温饱、小康、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战略部署，也是多年来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脉络，我跟踪写了系列文章。江苏先行，我很赞成；旦是进度如何，不无犹豫，泼过几次冷水，认为标准不能降低，测算和宣传必须慎重。这里仅列数则，显得跳跃，而其中思绪却是一贯的。当前要在实现全面小康上全面努力，特别是在经济外的薄弱环节上更努一把力！

【链文举要】

精心构筑小康工程（省委研究室《动态研究与决策建议》1994年10月5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若干思考（《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苏南现代化的若干问题再探索（《江南论坛》1997年第1期）

江苏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几点建议(《咨询要报》1998年第31期）部分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几点探索（《中国区域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8月）

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7期）

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

原载《现代经济探讨》2003年第1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其主题围绕一个中心或者说贯串一条红线，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铮铮八字，掷地有声，含有非常深刻和长远的意义，必须充分认辨，获得真知；然后据以实践，安排和联络到各项工作中去，保证2020年的如期实现。

进入新阶段，又一新起点

“小康”以下省去引号）是自古以来的社会发展理想，仁人志士所争求，广大群众所渴望。但是千百年来，始终是一个难圆的幻梦。邓小平继承先辈遗愿，把它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战略部署的前中阶段，定位于上世纪末，是十分睿智的，激发了人民的极大热情。经过20年的苦斗，蓝图变为现实，近13亿同胞跨越温饱，总体上莅达了这个目标。

面临新世纪，现代化走到第三步，当前任务亟待界定。回顾昨日，我们以不到10年解决了温饱，接着以10年多些实现了小康。原来打算再以半个世纪来基本实现现代化。显然，第三步比前一、二步的路程更长，费时更久，表明也更艰辛。曾经流行一种感觉或印象：温饱、小康都已过去，今天正在直奔现代化。这是欠完整和不够确切的。总体小康只是刚刚进入小康门槛，前面还有一个提高小康水平的过程，就是建设小康社会。参照世界惯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或1000美元，只是刚刚走出贫困，用邓小平的话，叫做不穷不富①；在此基础上走向宽裕和富裕，公认的指标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或4000美元。能否这样理解：从人均800—1000美元走向3000—4000美元（暂不考虑几十年来的美元贬值即其通货膨胀因素）由较低的小康水平逐步提到较高的小康水平，相当于从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提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直至走出小康，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个历程。如此说来，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新阶段，从21世纪开始，又是一个新起点，由总体小康到达全面小康。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说“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以总体水平为起点的新阶段、新任务、新目标。

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前的“全面”两字，同样有新的含义。一种理解是总体只是平均数，而由于我国人多地广，发展很不平衡，不等于所有人民和所有地区都达到了小康水平，至少还有将近3000万人（占总人口不到1/40)的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并在城镇也有近2000万无业者、失业者和其他半失业者，其中相当部分要靠“低保”才能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线。另一种理解，温饱和小康都以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标志，突出这点表明现代化建设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依归；旦是又不能仅仅着眼于这点，从小康到现代化是整体的，应当有更加全面的一系列指标，相互联动，防止残缺。过去往往只讲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抓了要害；只是仅此一、二个主要指标，不能反映整个现代化的众多内涵。

丰富的内涵，宏伟的使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总体小康比，内涵要丰富得多。正如报告提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有人认为，“小康水平”主要着眼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指标，“小康社会”则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味着社会全面进步到小康状态①（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9页。）。

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分别作了四个方面的阐述，简单地概括，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加上可持续发展。这与过去邓小平在讲四个现代化时就有涉及、后来肯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口号是一致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也都明确讲到，并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进一步展开。所以如此，因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包含了社会进步的复杂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完整的现代化。过去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大体上也包含了这些内容。江泽民同志前些时候又提出政治文明建设，概念更加清晰，是对现代化建设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和广化。与十五大相承，十六大报告同样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展开，都有新的开拓。至于还专门提出可持续发展，强调其重要性，也是与时倶进，符合世界潮流和时代特征。

现代化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加上可持续发展，同时与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是相适应的。如果说，人民处于饥寒阶段，主要是图生存，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保障;那时，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就是当务之急甚至压倒一切了。在解决温饱和进入小康后，物质生活有了保障，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需求会不断增长，从提高生活水平转向提高生活质量、优化生活方式。反映在消费支出上，食衣住行的支出绝对数继续上升、相对数开始下降，文化支出包括教育和娱乐的支出更快地增加并提高其比重，对政治生活和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随着现代化进程，政治、文化和环境的现代化，显得越来越紧迫。建设小康社会，一定要全面推进，归根结蒂表现为人的现代化，其理甚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承担着宏伟的、艰辛的历史使命。组织和推进这项任务，要做很多具体和细致的工作。为此，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总的目标下，必须列出一系列而不是个别的指标，据以贯彻执行。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几①（参见高路：解读“小康”新境界》.《经济日报》2002年11月12日。）个部门曾经制定过一套衡量小康水平的指标和数值，包括人均GDP、人均收入（分城乡）、恩格尔系数等16项，除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外，也有一些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是科学、合理、适用的。现在看来，对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除政治方面多数难以量化外，其他方面要有补充、调整，并提高其数值，与下一步的现代化目标相衔接。

要抓住重点，要征服难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广量大，头绪纷纭。总的看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其柱石，发展先进文化是其支撑，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结果。要抓住若干重点，也要征服若干难题。

重点之一是发展，难题在发展的相对平衡。发展是硬道理，也是解决发展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关键。发展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又不限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经济发展以综合国力的增长为标志，又不仅是数量的，并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质量为前提。本世纪的前20年，GDP再翻两番，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稍多一些，就能达到这个目标。难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在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必须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力争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

重点之二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难题在保证困难群众的普遍受惠。发展经济和文化，目的在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人均GDP逐步提高的基础上，人均收入相应提高；但是一定要使两者保持同步，真正做到水涨船高，防止收入增长率长期地滞后于经济增长率。当前的矛盾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这在一定时期是必然的；而长此以往，形成所谓“发展成果普遍受惠转变为部分受惠或结构性受惠”就不符合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因此，在继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一定要对困难群众，特别是其中相当多数的农民和部分下岗职工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扩大其覆盖面直至多数农村。

重点之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难题在不断提高全民和党政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建立新型的民主法制规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几年已有很大进展。但是也要承认，与经济体制改革比，或许存在一种呼唤和适应的先后关系。在我们这样一个长期缺乏民主传统的古老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又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所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既积极、又稳妥，随着全民和党政干部的素质提高而渐趋完善，不能急就，以利于大局的稳定。

重点之四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难题在推进先进文化的大众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样，涉及科教文等诸多领域，是一个长期过程，要付出持久不懈的努力，不能一蹴即就。这几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断暴露一些问题，有的显得严重，是合乎转型期规律的。仅从狭义文化看，目前总是雅文化和俗文化、正文化和负文化、健康文化和腐朽文化以及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并存。特别是对大众文化，在培育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过程里，怎样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给以武装起来，达到繁荣昌盛，决不是容易的。

重点之五是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难题在总体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肯定，与科教兴国一起，可持续发展列为基本国策后，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只是至今评价，一般认为局部有所改善，总体仍在恶化，例举有沙尘暴和缺水的范围扩张等。这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和处于发展中阶段有关。为此，必须格外重视，±曾强治理力度和投入，才能期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逐步提高，进入世界生态环境优化的民族之林。

以上只是略举大者，是想表明，以总体上实现小康为新起点，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桩宏伟、复杂、艰辛和长期的事业。回顾前20年，不无惊涛骇浪；展望后20年，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是我们相信，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这个新世纪的新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既有决心，也是有信心的。

十六大的报告还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由于全国发展不平衡，部分地方发展超前，可以也应当做到“率先”不仅有利于把全国的蛋糕做大，并能支持其他地方，包括提供经验，起到示范效应。但是也要看到，“率先”有所制约，除了对全国要有贡献如财政转移支付外，尤其是民主法制建设，地方不能超前过多。所以，“率先”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并带动文化建设也有所超前。

正是基于这样考虑，结合江苏情况，“率先”确有条件。回眸过去20年，经济增长一直快速，目前仍有良好势头，本世纪20年，GDP再翻两番，进而人均达到和超过3000美元，看来大有希望。只是仅此一个指标，不足以保证实现全面小康。特别是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江苏的绝对数低于上海、广东、浙江，占人均GDP比重的相对数也偏低，甚至差距还有扩大迹象。必须尽快扭转，赶上先进地方，整个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才能达到较高的小康程度，进而有相应高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全国有不平衡，地方内部也有，江苏南、中、北部的差距，不亚于全国的东、中、西部；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同样较大，并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对此，几年来倍加关注，有所好转，今后还要加大力度，求得协调和共同发展。特别是对困难群众，一定要采取有效举措，包括扩大就业和健全保障体系，使有明显进展。报告要求让农民也“逐步过上小康生活”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道底线，应当尽最大努力保证实现。

十六大报告，社会响应热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这是主题和目标，必须抓准、抓紧、抓深、抓透、抓出实际成果来，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全面小康是一幅最新最美的画图和景象，鼓舞着全省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在中央领导下开拓创新，奋勇前进！

论小康后

原载《学海》1998年第3期

面临跨世纪之交，人们自然地思考一个课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有什么新的特征和任务，以及应当采取怎样的新对策？

流行一种判断，认为当前处于转轨期。但对转轨期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有人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衡量，认为当前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这并不错。从发展的角度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可以认为当前正处于已经解决温饱、即将基本上实现小康进而开始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转轨期。因为放眼全国，虽然小康还未全面实现，但是为期已不太远，而从部分发达地区如沿海看，则多数已经进入实现了小康的小康后阶段。正视这个发展阶段，不仅在沿海地区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就是对其他地区，也有必要在抓紧实现小康的同时，把眼光放远一些，及时进行小康后的各方面准备，求得前后的紧密衔接。早些时候，全国和各地制定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此已经有所筹措；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更着眼于小康后直至基本实现现代化。

小康后，作为一个转轨的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有许多不同于小康前的温饱阶段的特征，其任务和对策也将逐步转换。提出小康后的概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以探讨，无疑是紧迫的。本文打算提出一些轮廓性的描述。

首先，战略目标向新世纪延伸。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部署，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加强为标志，并以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为归结。以温饱、小康为题目，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指标，并强调共同富裕，都体现了这个基本要求。小康的标准，定位于人均GNP800—1000美元，现在沿海的多数省、市和内地的不少城市都已先后达到或基本上达到，可以认为已经或即将进入小康后。为什么规定这个数值，决不是随意的，而有其实证的和理论的依据。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人均400—500美元只是脱贫，达到800—1000美元才意味着一脚刚刚踏入富裕的门槛，真正走向富裕即在以后。这是一个新阶段，从量变到质变有个过程，要比从温饱到小康长得多。我国历史上先行的思想家们憧憬的小康生活，或者说是丰衣足食，与此相通。小康与温饱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人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得到初步满足，不再是饥寒交迫，生存权有了保证;前者则是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从生存到发展、享受，程度是不等的，从更加宽裕到真正富裕起来。现在规划，所谓小康后，就是建设和发展的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少以30—50年计，直至下世纪中叶。明确其长期性，我们必须从实现小康再往前瞻，逐步扬弃小康意识，树立现代化的新观念。

其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有新的格局。在温饱后和小康前，经济发展大体上属于工业化初期和前期，主要任务是满足人民吃和穿的基本需要并有所改善。与此相应，发展生产的重点是增产粮食、棉花和食品、纺织品及其有关生产资料，着重于量的增长，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产业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在此阶段，起点低，基数小，经济增长可能有相当高的速度，即所谓“起飞”同时，社会进步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着重于数量，重点在多办学校、医院和某些文化设施，有的是填补空白。据此，追求速度和数量，或者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以增长代发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到了小康后，这些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数量上得到了基本满足，情况就起着根本性演进。告别“短缺”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恰恰象征着新阶段的到来。于是，仅在数量上的继续增长是不够了，应当逐步转向追求质量、品种和效益，同时，仅是总量的扩张也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应当逐步转向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与人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和市场需求结构的演进相一致。各国的实践表明，从人均GNP1000美元往后，正是各种经济结构演进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调整结构成为当务之急，决非偶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如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培养大量人才以及积极对待和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列入了新的议事日程。小康后与小康前相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将有不同于以往的新格局，如果沿着老路走下去，就会碰到种种障碍，不免事与愿违。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愈益紧迫。在目标和格局既定后，实现的方式和路径也必须随即调整，与之适应，相互之间是统一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从外延为主走向内含为主，提出已久，实施不快，不仅受到体制的约束，还受到发展阶段的约束。在小康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有其一定的积极功能，转变不转变似乎不是决定性的，于是相沿成习，习以为常，虽然其弊端已经日渐暴露。到了小康后，情况不一样。如果说，从前可以依靠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解决温饱，过上粗衣淡饭的日子；那么，再不转变这种方式，企望实现小康后，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过上渐次丰富多彩的日子，就感到捉襟见肘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弊端，表现为一味的追求数量增长，而质量的改进、品种的开发、效益的提高都在其次，不能适应小康生活的多样化需要；加上能耗、物耗过高等又进一步约束着数量增长，都使得沿着老路走下去会难以为继。这就表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进而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也是一脉相承，水到渠成。因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含义，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提高科技因素的贡献份额，几乎是同义词。从小康出发，人们要有新的生活方式，不仅要提高生活水平，还要提高生活质量；不仅讲究物质生活，还讲究精神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于是，必须两个文明并举，经济与社会、与科学的相辅相成也愈益紧迫了。

第四，经济体制的转变亟待攻坚。两个根本性转变是相互依存的。以追求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在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前，政企不分，在现行政绩考核机制导向下，旧的增长方式也不可能有根本性转变，这就很不容易与小康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格局相适应。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同时是小康后此一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因为市场经济的功能是充分讲究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并且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推动科技进步和结构演进，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正是小康后经济发展所需的动力源。党的十五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都与第二、三步战略部署的接替相一致。可以理解，小康后迈向现代化，要有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也要有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这就是逐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对此，蓝图已经绘就，方向已经指明，关键在于实施。实施有难度，难在改革进程上，采取先易后难的步骤。易改的大多改了，剩下的都是硬壳，现在到了攻坚阶段，必须在小康后决战决胜，才能为迈向现代化提供必不可缺的体制条件。不言而喻，不仅是经济体制，还有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也要继续深入，都以现代化为目标，务求在小康后的较前时期到达既定目标，否则会拖小康后的后腿。看来，不能认为改革任务，在小康前可望基本完成，而是要在小康后继续打一仗苦战。

第五，转轨期会有摩擦，要认真处理。无论是作为体制转轨、增长方式转轨或发展阶段转轨，在此新旧交替期间必然会产生若干摩擦，一定要认真处理，求得有序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是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并导致部分职工下岗，就业问题使人们疑虑不解。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正是两种体制和两种增长方式冲突的表现，又恰恰处于小康前后之际。计划经济对城市劳动力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不许自由流动，造成企业和所有单位内部的隐性失业，这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迟早要暴露出来；粗放型增长过分追求增长速度，“小而全、大而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非常严重，导致能力过剩，经过市场竞争，分清优劣，使部分企业陷于亏损和停工、半停工状态。多年积聚的矛盾，一旦揭示，显得非同小可。但是，在经济发展后，保持良好势头，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行条件。解决的办法是继续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在新旧体制和增长方式的替代过程中实现调整和磨合。现在预期，随着经济持续增长，能在三年左右的未来逐步解决问题，这是艰辛的，也是有希望的。实现了这个预定目标，为小康增光添彩，也为小康后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第六，防止两极分化，力争共同富裕。对于此一任务，应当在什么阶段列入议事日程，存在不同观点。在温饱阶段，限于整个发展水平，使绝大多数人吃穿无忧，相对的平均主义或许是唯一选择。从温饱到小康，要求“齐步走”就脱离实际了。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时，他也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特征。最近几年，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由于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构的多样化，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收入差距是拉开了，这对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首先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积极性以促进经济发展，效果是明显的。据测算，基尼系数还处于合理区间。但是，不排斥人们感到某些分配不公，主要是还未杜绝某些非法收入，以及对过高收入的所得税调节等还不完善。看来在小康后，在继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适当考虑相对的共同富裕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才能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得到实惠，共享小康之乐，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这在具体对策上要有全面安排，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在此期间，农村的脱贫扫尾，城市的救贫济困，都要加大力度。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多数人收入增加后，做好这些工作也是有条件的。

第七，调整区域经济政策，推进协调发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一样，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导致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日益明显。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仅原来基础不同，连同区位、资源和人文等因素的差异，有其必然性。但是要看到，区域发展不平衡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如生产力布局与资源布局的错位、生产要素的逆向流动产生“马太效应”以及诱发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等等。所以在小康后，更加关注这个问题，能否力争区域不平衡有所缓和，至少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是值得探索的。其实在前几年，中央已经留意到此，提出了某些举措，不少政策向中西部倾斜，有的已经开始见效。十五大提出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同时，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发展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等，都体现了此一要求。可以预期在小康后走向现代化，虽然区域差异仍旧存在，某些差距还相当大，但是总体上看，将会日益协调，共同跨越小康，先后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为此，主要依靠各地自己的奋发努力；同时，先发展地区在发达之后，也有可能和必要帮助后发展地区走上发达之路。

最后，政府干什么？解决温饱阶段，计划经济为主，政府似乎是第一推动力；实现小康阶段，先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后是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仍旧不失是政府主导。进入小康后，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政府职能要有进一步转换，但不是削弱，而是把应当管的事管起来并管好，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同行，小康后是双到位的时候了。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不失时机地体现了这个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解决机构庞大、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政企不分等问题，形成为“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格局，连同加强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也是政府职能和政府机构的逐步走向现代化，将在小康后，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挥越来越大、越好的作用。在小康后阶段，政治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都比小康前有更高的要求、更多的内容，应当付出更大的努力。

展望新世纪，小康后的新景象扑面而来，令人欣喜，令人更加奋发图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建设和发展小康社会这个历史使命，从小康后昂首阔步地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

“率先”要有新思路

原载《江苏经济》2002年第1期

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国经济破浪前行，在世界政治经济情况复杂多变的影响下，继续取得了快增长、高效益、低通胀的良好成果，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我省经济也实现了原定经济总量增长的目标，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幅有所提高，财政收入和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攀上新的平台。

实施“十五”计划，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作为全国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我省更承担着为富民强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光荣和艰巨的使命。一个地区，要不要、能不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去年曾经引起一场争论。中国科学院的课题组，吸收世界上现代化研究五大主流学派的有益观点，设计了指标体系，通过计量，排出了不同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顺序和时间表。我省位居前列，仅次于沪、京、津三市和广东省。随即响起另一种回音，有些专家质疑，声称局部“率先”不可取，也不值得推崇。理由在于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概念，其考察对象应当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不能像“蛋糕”那样把它切开。我们认为，后一种断定是“机械论”。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齐步进入现代化，必然是先后有序，部分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不仅有利于把“蛋糕”做大，并且有利于在经验、机制和实力上帮助后发展地区。当然，“率先”不等于全部，某些方面必须在全国整体部署下共同推进，一致实现。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路径何在？应当强调的是，一定要有新思路，决不能因循守旧，停留于老一套。这是由于我们面临新的形势，亟待完成新的任务。

新的形势，从世界看，经济增长明显减缓，尤其是美国经济衰退，8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对整个世界包括开放依存度已达相当水平并在不断提高的我国不能没有负面效应。特别是正在此刻，我国加入WTO,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关联愈加密切，距离顿然若失，要有即期应对。从全国和我省看，在总体上实现小康后，走向宽裕，获得了新优势，也迎来了新矛盾，除了全球化带来强大的竞争对手外，信息化带来了“数字鸿沟”，市场化带来了贫富不均，城市化带来了城乡差别。不妨认为，挑战是现实的，机遇是潜在的，只有居安思危，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点，才能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新的任务，如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十分艰巨”。会议从八个方面部署了2002年的经济工作，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从当前出发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所要解决的若干关键问题。如第一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培育国内消费需求”，体现了我省的富民战略要求；连同第二项“促进农业发展，扩大农村市场需求”，明确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我们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不同于实现小康，有其新的内涵，要处理新的矛盾。如在提高人均GDP的进程中扭转人均收入的相对滞后；特别是做到“率先”，还要先走一步，提前闯入别人还未涉足的新领域，如城市现代化。

这些，都要有新思路，据以拿出新对策、新办法。即以入世言，不仅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真正做到国际化，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做到市场化。企业体制、市场建设和政府职能，都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决不是容易事。必须花很大力气来读懂和熟悉繁琐的文本，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操作和运用。具体化到所有产业和行业，无论是结构调整和组织整合以及人才培养，都要披荆斩棘，开创新的局面。总之，没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由此派生的观念创新、管理创新和经营创新，就不能前进，不能“率先”。

可喜的是，经过20多年的磨练，创新观念初步深入人心。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源头来活水，干群得武装，新思路、新创造将层出不穷地涌现，我们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满怀信心！

率先实现中国梦的江苏篇章

未发表，写于2014年9月。

江苏的发展战略，自择定两个“率先”以来，已经取得巨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沿海地区熠熠生辉。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美丽的中国梦，是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两个百年的设想，与“三步走”的部署一脉相通，有所延伸、扩充和具体化。这对我省，既是新的启示和机遇，又是新的挑战和考验。两个“率先”凝聚为率先实现中国梦谱写更加豪华的篇章。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放大视角和视野，开创新的局面、新的业绩、新的常态。对此，引发若干新的思考，其要点有三：

率先掌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红利

实现中华复兴的好梦，动力来自改革的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作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为当代中国显示最鲜明的特色。全面是指不仅以经济为中心，并且遍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五位一体”深化是指进入深水区，直临攻坚克难的大会战。这是全国一盘大棋，由于中国之大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级地方政府尤其在省、市、自治区一级，担当着因地制宜落实的艰辛和复杂任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处于中观层次，更加靠近市场前沿，处于全国统一市场与区域市场的中介环节。江苏的市场化，起步较早、成长较快，但是从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提高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标准看，仍有进一步培育的空间。我省市场体系比较齐全，同时存在不够完善的余地，特别是金融市场开放不久，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土地使用权市场还在摸索，房地产市场还有蹒跚。市场机制也待进一步健全，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与全国一样刚起步。这都有必要从解放思想到解放机制，打造新的市场模式，争取有一定的先行性，站到排头兵的位置。这样，才能促进市场竞争的越来越自由化和公正化，持续制约尚有的不正当竞争和欺诈行为。

地方政府也要简政放权，摆脱过度的审批权，把不该管、管不了的事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办。但不是一放了事。我省的现状，政府同样既有越位，又有缺位。在运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还要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大致有两手：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中层调控，为市场运行提供有利环境；二是加强和改善对市场运行的监控，使市场经济具有法治经济的本色。这两手，在我省来说，至少也未娴熟，还得学习、研究和借鉴国内外的成功做法，并打造有江苏特征的新办法，决不是简单、容易的事。

经济体制改革的微观基础在企业，作为经济细胞的改革。江苏是经济大省，也是企业大省，而企业改革、至今已有多种实践，不能认为已经到位。我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公私企业都已蔚为大观，而改制还留有余地。公有制企业分为竞争性、垄断性和公益性，我省有的未摆脱“内部人控制”改革不仅在高层薪酬，还有产权的多元化、管理的民主化；私有企业不排斥追逐利润，也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不少尚余家庭化旧痕，与现代企业有距离。新的对策，推行混合所有制，好处很多，阻力很大，不仅“混”更要“合”不能靠行政组织，更要靠市场驱赶，工作量很大。

此外，财税制度的改革，在地方是一大块，我省先行，后续仍有难度。在某种程度上，地方税制的建构才破题不久，重构要花更大力气。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体制改革的配合。我省过去可能难免有一手硬、一手软的缺陷，今后亟待赶上。政治改革的现代化目标，两个字叫民主，四个字叫民主法治。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将有一系列部署，如有法可依，我省的地方立法还能适当增补;又如司法的公正、公开和审判独立，都有不少措施要落实。至于民主建设，以基层民主为例，全国已有多种试验，我们值得借鉴。另有党的建设，最近推出不少文件，都要坚持贯彻，并在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取得持久的更大成效。

率先转方式、调结构，创造新的常态

江苏经济的发展，几十年来保持较快平衡增长。面对新的情势，在基数和存量越来越大后，增幅适当下调，有其普世规律。这要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率，不再过分讲究数量和速度。对策主要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改革的同时，着重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多年来已有很大进展，但是后续任务依然繁重，不宜轻视和轻言。

江苏的转变发展方式，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看，过去一度是外需重于内需，投资重于消费。近多年来已有演变。以往外向依存度过高，原因是从出口导向突破，依靠的是人口红利即廉价劳动力。这不是长久的根本之计，在走向世界制造业基地后，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跟进和国内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其贡献率必然下降；应对之道，在于调整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优惠政策的不断让利。投资也一样，在“投资饥饿症”逐步退烧后，其贡献率也必然下降。转方式，首先是坚决扭转消费率过低的我省特色，力争在50%以下尽快提高到60%以上。已经做了不少有效的措施，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基础上，出台若干鼓励和刺激消费的政策；这也尚在途中，后续任务仍重。怎样降低过度的储蓄率，看来要有具体措施，在扩大社会保障外，还该多方筹划。

调整结构，行程也久，尚在途中。我省靠传统的制造业起家，从轻纺到重化，一路顺畅，也伏危机。产能过剩，我省首当其冲，付出代价。于是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科技含量，践行自主创新，成为保增长的主流，成绩斐然。这要适当评估，不能自薄，也不能自满。几年来研讨频繁，理念丰满，而对照实际，仍嫌骨瘦。从全球看，新世纪以来，高新科技突飞猛进，呈加速度；我国急起直追，步伐不慢，差距却大。我省科教力量较强，科技进步居前列，还不太突出。对照一下，发明和发现的成果数量增多，而尖端嫌少；高新产业涌现，而核心还有依赖；科研成果也不少，吸收和转化为生产力的有限：人才队伍扩大，包括“海归”最多限于二流。还要加码，建议以金砖国家和日本、韩国为追赶和仿效的对象，不仅在科技科目上，更在机制和体制上，以“拿来”补自创，在自主创新上打开新局面，创造新常态。

创新不仅是动态，更该是常态。这要从理念到制度有一番飞跃。最近已有多次研讨，有人认为，纵观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以资本促增长转变为知识即科技促增长是现代和后现代经济的主要依托；这就是从“高速增长”变为“创新驱动”，并该是从新态变为常态。在新常态下，创新之路大致有四条：一是紧扣发展，主攻方向着力于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二是强化激励，首先在大力集聚创新人才：三是深化改革，全力构建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四是扩大开放，全方位地加强国际合作和引进、吸收、消化。这些，对一个国家讲，也适用于对一个走向创先的率先省。江苏的率先，贵在率先创新！

又一种流行的说法，信息化和市场化是当代世界的两大引擎。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的最尖端，对发展方式和结构方式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起着引领作用。我省的信息化也属先行，而后续工作同样繁重，不仅工业要信息化，农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也以信息化为标志。城镇化在我省起步早、进度快，但对照新型城镇化的标准，还有一段不短的差距。城镇化的实质不在土地或境域的城镇化，只在人的城镇化，使大量农民不停留于农民工的过度状态，而要有序地转移为新市民，进得来，住得下，生活得与市民一样。城镇化是城乡发展的创新常态，问题很多，眼下如怎样打造与信息化结合的智慧城镇，怎样推进特大镇的发展、改革和建设，都有系列的难解处待研讨和解决，江苏也该“率先”一下！

率先改善民生，重要标志是收入倍增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提高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其幸福指数。因此，率先实现中国梦，归根结底，也要落脚于率先改善民生，率先建成全面小康，走向共同富裕。

根据这个目标，在肯定成就外，又要高度关注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省的经济总量，前几年仅次于广东，人均GDP仅次于几个直辖市，人均收入一度仅次于浙江。从另一面考察，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最低工资与人均收入之比，在全国是偏低的，表明有潜力待挖掘。论困难群体或贫穷人户，按千把元的低标准，基本上消尽了；但按人均日消费1一2美元计，可能还有至少大几百万；再按日均消费5美元的高标准，全国有几亿相对贫困，我省不少于三四千万。论基尼系数，最近中国社科院有报告，称全国已达07,估计我省至少在0.5左右。正视这些数据，我们在率先的概念上有一杠杆，压力山大，不能轻松。

两极分化的现实，告诉我们，必须首先把进一步扶贫脱贫工作做到底，千方百计地使低于平均收入的六成人口后富起来。当前提出收入倍增，是一个响亮口号，很得人心。看来似乎不难，只要年增7.2%,10年就能达标。但是，不能不添入缩小巨大差距的内含，那么，“提低、扩中、限高”的结构性调节是很复杂的。这不仅靠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还要从源头抓起，在分好蛋糕的第一刀，就要为劳动报酬切下一大块，然后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进一步倾斜。有关部门拟制的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笼，显示有难点，我们能否率先有所筹措。

民生问题千丝万缕，从创业、就业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环环紧扣，一着不让。当前势头很好，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应当更多地为扩大就业提供条件。社会保障，我省有先行，而后续事务更多，在全覆盖后提高水平，要下更大功夫。

这里不能回避所谓新的三座大山：读书，治病和住房。教育改革在议程中渐热，我省已有动作，节点在义务教育（一12年）的均等化，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以及培育更多德才兼备的应用人才，还有一串工作，有的要大胆去闯。医疗也是关系所有人口的大事，当前尚未找到定式，怎样克服小病不治、大病难治的纠结，还要持久的多种试验。住有所居，更是未解，或许要走两条路：一是作为商品和投资品，要靠市场，政府在土地、金融上给以调控；二是作为另类社会保障，则该列入公共服务，从多建、建好、分配好保障房和廉租房来解决“蚁居”“蜗居”的苦恼。

与此同行，另一重头戏是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江苏处于江河下游，人口密集，耗煤量大，水、气、土的污染极其严重。多年来有防治，不能说已解决。检测在癌症发病率，大幅下降，才能达标。

“率先”两字，说来飘飘，做起沉沉。江苏挑起重担，相信在党政领导下，发动全民奋斗，终能实现中国梦，在两个100年连续写出合格的江苏篇章！

第十二篇:形势追述和当代江苏

面对现实，超越现实，展望未来，寻策未来。这是省级社科院的建构使命，也是院内成员的经常操作。往往一年几次或几年一次，分析形势和研讨措施，都是常规，乐此不疲。但是，这些文字长在万字以上，难免落套，过了时看，又是明日黄花。这里仅选两则：一则不限江苏，一则是党史办约。与此关联，年年有蓝皮书，逢五逢十又有专辑，以及当代江苏的记述，皆见厚本，不再复录。

【链文举要】

努力探索我省经济发展的新生长点（《要报》1956年第10期）

稳中求进进中求活（《要报》1996年第13期）

冷静看待当前经济热点（《干部学习与培训》2004年第3期）

应对经济危机有10项注意（《中国改革报》2009年4月27曰）

建国60年的回顾、思考和前瞻（《江苏经济学通讯》2009年第10—12期）

经济面临多种难题应对亟待改革创新(《中国崛起》理论研究文献)

摸着石头过了河

原载《开放导报》2008年第6期

改革开放30年了，成绩辉煌，经验丰富，不仅嬗变了祖国，也瞩目了世界。在此新的世纪历史关头，回顾以往，前瞻未竟，从实践到理论都有说不尽的话。归纳成一句就是：“摸着石头过了河：终于上了彼岸，迎面而来的又是一片新天地。”

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指导思想和大计方针，内含既深且广。过河是目标，没有现成的桥和舟，要靠自己跋涉，摸着石头才会踏实，才能前进。这样，就能一'步一'步过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都在谋发展，大方向离不开改革开放，而成败皆见，中国是胜利者，秘诀何在？以方法论，端在摸着石头，终于平稳较快地过了河，创建了不同于古今中外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新模式。此中有曲折，有甘苦，有争论，一言难尽。现在评述不同，本文只是一种。30年的实践开拓和理论归纳，能否在方法论上梳理出下列十条：

一是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启动改革开放，真理标准的辩论是第一动力。解放什么思想？就是打破传统的旧观念、旧理论，寻找新的思想。传统的原教旨主义，大家信仰了100年，照办了30年，有些原理很好，但是做法不对，没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拯生民于水火。只有从解放思想入手，才有决心下水，抵达另一岸。跨出去这一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展身手、大绘宏图有了希望，有了作为。这才叫大胆，才可创新。解放思想不是乱想，还得实事求是，不是一次就行，更要与时倶进，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局和始终。

二是领导发动，群众响应。改革开放，离不开党的领导，要有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动。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靠上面的天生智慧和苦思冥想，而有赖于群众的响应，才是从实践来、到实践去。群众深受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一切归公以及绝对平均主义的干不干一个样之苦，饿死了千千万万，吃不饱年年岁岁，也深悉怎样摆脱，就有活路。不止是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少地方也有类似做法，不算什么发明，只是摒弃了旧体制，回到了老模样，就立竿见影。乡镇企业（原叫社队企业）同样如此，在体制外办工业和手工业，按照市场需求，自供自销自定价，异军突起，初步救助了“三农”后续的一串改革循此理而来，没有群众首肯，不让他们受惠，总是碍难实施。

三是稳中求进，有序转轨。摸到石头，于是起步，还必须一步一步前进，一口吞不了热饭。改革之初，产生多套方案，不无用处；见在回过头来看，却未全部实行，只是部分兑现。对照外国，有的采取“休克疗法”企图一举成功，却是全局均输，把老本赔光。渐进，是中国改革获胜的法宝。30年来，从旧体制走向新模式，有几个阶段，一种说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突破；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择定了目标，从旧轨转向双轨并行；十六大后进入实质性并轨，由双轨渐次变为单轨。虽然，摸着了石头，迈步有时要慢、有时要快，渐进中不排斥激进，但是总的说来，仍是稳健为主，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在改革中维护稳定，否认渐进和有序会发生或大或小的风险。

四是由点到面，试错求证。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既无实用的例，又无理念的例，完全靠自己摸索。所以摸着石头，仍在选择，按照原来经验，必须沿袭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如开放，从建立4个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城市，就有一个试验的过程，然后有序推开。应当承认，试验带有试错，不可能事事成功。如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的基础，先后采取多种方式，一度仿照农村改革，试行承包经营，没有成功;至今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股份制，还在摸索中。另如卫生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的认为并不成功，有的遭遇诸多之垢病，都无可厚非，而要继续试验，终能纠正错失，求证正确或比较正确，体现渐进的精神。

五是关注受惠，统筹协调。改革开放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最后是为了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此进程中，还涉及不同阶层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获得全民的拥护和参与，这是重要关系。不同于某些外国，这也是重要标志。但是，又不可能使各阶层得到同样的好处，而有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以先富带后富、最后抵达共同富裕的过程。看来，30年过去，绝大多数受惠；同时，还要统筹协调，防治贫富差距过大。过去强调效率优先，不算错；见在要求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加紧迫。

六是立足本土，借鉴世界。改革开放，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切要从中国情出发，必须立足本土。这不排斥借鉴世界，把世界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妨这样讲和做。但是，怎样做得好、做得对，并不简单和容易。这里有人当西崽，有人当买办，都能容许；而重要的，则在保持和发扬中国特色，不能追求全球化而陷入西化。当前的争论之一是有没有普世价值？不该否认，如共和国的几部《宪法》都见其光彩；同时，输入或融入普世价值又不能丢掉自己的核心价值。不排外，不媚外，不惧外，改革开放就是一种以中为本、中西合望的模式，无视那一面都是残缺的。市场经济冠以社会主义的状词，不外乎这个道理。

七是改革开放，相互促进。改革与开放并提，不能切割，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开放有求改革，否则两种体制无法对接；开放也有助于改革，输入不限于资金和技术，还有理念和机制。反过来看，改革有求于开放，从中吸收和消化并接受启示；改革也有助于开放，借以排除某些习惯性障碍。深圳等特区既是开放的桥头堡，更是改革的排头兵，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及其市场的形成，都起着试验、示范和本土化的作用，厥功甚伟。这在特区不特之后，外向化带动市场化，沿海和内地的开发区仍有此功能，并可成为持续试点的基点。

八是经济社会，交义深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包括科技进步和文化茂盛，本来相辅相成。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其体制、机制的演变同样有互动和渗透。经济不仅要发展，其发展如何为全民分享和共享，对就业、分配和社会保障都有需要和供给。这涉及阶层分化及其相互联系，在制度上要有新的安排和结合。各项社会事业、从科技、教育、卫生到文化，也必须在体制上有所改革和开放，否则会相互牵制。大家看到，近几年来有互动，内含某些脱节和冲突，涌显读书难、看病难，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为整个改革提示了交义深入的新议程。改善民生，要有制度保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刚刚破题。不言而喻，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能只摆样式。

九是依托实践，呼唤理论。改革开放是一项大实务，必须和可能从中产生相应的新理论，引发其反哺作用。这是系统工程，30年来，反复循环，检验和培育彳亍前行，获得两荣。这是大实践，呼唤着大理论，包括了传承、引进和开发；又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但其繁荣，靠百家争鸣，有不同看法是好事，真理有时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方向一致后，觅具体路径，也要花大力气。摸着石头不难，从中走向前，不能仅靠直觉和或多或少的意志，而要在实践基础上铸出理论，使脑更清醒，日更聪明。“不争论”是在决策后实践，争论一直有，有益而无害。

十是及时反思，不断完善。摸着石头过河，决非一条直路，两岸之间必有曲折。尽管积极谨慎，难免有所失误，发现了改，也是常事。因此要有忧患意识，必要时停一下，回头一下，再决断，不使有误重犯。30年来，几次经济过热，就是一段弯路。当前深思，如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反腐败很艰辛、生态环境愈劣，都不能推诿于事物的必然。及时反思，抓紧修补，才是根本之道。这是为了防止有错不改，有失不纠，免得铸成大错，付出更多成本。这也是一条经验，而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则是一条不能忘记的教训，正反两面都很宝贵。

30年过去，可称每况愈上。也能肯定，摸着石头过了河，已经上岸了。当前，面对一片开阔地带，如何驰骋，看来还有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开放。总结30年，为了有利再战。以上十条，足供参考。于是萌出的路子，大概是：①进一步解放思想，已经引起热议；②明确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三农”该是首择；③制订中长期改革开放规划，条件比过去具备了；④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国际风波对我们有新启发：自由资本主义决非尽善尽美；⑤科学发展观是好东西，使其落实是改革开放的主要使命；⑥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成果共享，亟待培育长效机制，才能体现“以人为本”⑦还是要谦虚谨慎，一步一步走，不能得意忘形，盲目奔跑；⑧还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决策要民主化才能科学化；⑨实践创新有赖于理论创新，伟大的实践应当产生伟大的理论，进而保证实践更伟大；⑩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即使是另一本戏，同样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稳中求进，终达彼岸。要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经济改革胜利了，政治改革一定会成功，非不能也，不能不为也！

建省60年大步争“率先”

——江苏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未发表，写于2013年1月。

以南京市和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区为主体，重建江苏省始于1953年，到2013年已是一个甲子，整整60年了。这是除旧迎新的60年，翻天覆地的60年，走向辉煌的60年，也是攻坚克难的60年。60年来，在中央的领导和规划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结合江苏实际，发扬江苏优势，经过全党和全省人民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苏的经济发展，在较早解决温饱、随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在已经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获得明确的率先性和超前度。回顾以往，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信心盎然。对这60年的历史记录和评述，已有很多文献和历届报告以及专著和报道、文章。现在略加疏理，旨在素描一个轮廓，探索若干轨迹，未能尽显其丰富多彩的容颜。

从反复探索到改革开放换新天

建国以来的60多年，江苏与全国一样，大体上可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期。史书已经写定，前30年主要是反复探索，含有试验。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年代悠久的大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前无范例，外无榜样，只能自己去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后30年拨乱反正，终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江苏也是这样，从1953年到1976年，不无曲折;从1977年迄今，云开日出，换了新天。

对前一时期，经省委审定出版的《当代江苏简史》，从江苏的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大体上作了下述的叙述：

首先是在反动政府灭亡，江苏全境解放的初期，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后，先后采取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恢复了工业生产；抗洪救灾，导沂、治淮，恢复了农村经济；随即进行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而开展“三反”“五反”推行社会改革，并调整和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样，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在恢复江苏省建制后，进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提前实现。当时，江苏人口约占全国的1/15,国民收入约占全国的1/16,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1/14,粮食产量达到1063.6万吨；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人均年收入260.4元，其中农民94.28元，物价稳定。

其次是从1958年开始，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探索中出现了许多失误，遭受了很大挫折。原意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结果事与愿违，欲速不达，大炼钢铁付出众多人财物力，没有炼出多少合格产品；人民公社化也未实现农副业大增产，反而是负增长。不得不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有所试验，到1965年，社会总产值为168.52亿元，国民收入为74.89亿元，比1957年增长54.6%和27.2%,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与前期的反右斗争一样，江苏有所节制，打击面较全国平均小些，饿死人也比多数省区少些。

再次是从1966年5月开始，进入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扰乱着全省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拿南京地区看，同样有“一•三事件”和“一•二六”夺权，有的地方也有不同规模的武斗，对党政机关和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严重危害。在成立省和各市县革命委员会和派驻工宣队、军宣队后，还“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并“批林批孔”内有全面整顿，仍不免反复。总的来说，都对经济社会有很大冲击。但在困难条件下，由于不少干部和群众的顽强斗争和艰苦努力，某些方面得到一定的回升和提高，如坚持水利建设和推行“旱改水”增强煤炭、钢铁和电子工业建设，修筑长江大桥等。直至粉碎“四人帮”局面才有根本好转。

最后是在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清算“左”的错误，江苏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在全国统一部署下，迅速开创了新局面。

所以有上述回顾。不仅为叙述这60年建省史迹的完整性，更是为了承前启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有多次讲话，谈到不能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正如没有“文革”何来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理解，建省以来，前期在教旨和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有的“以俄为师”有的自己探索，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没有成功；后期接续前人的事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又如习总所说“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本节作为本文的开场白，不能不从头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多年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怎样论述这段兴旺史，已有多种版本，一般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有习惯的视角。本文不拟重复流行的格式，试从立体的维度，概括如次。

乡镇企业、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

江苏经济的发展，既有中国特色的共同规律，又有江苏特征的具体道路。已有共识的，是先后抓住了三大契机，形成了独殊的苏南模式以至江苏模式。

乡镇企业（原称社队企业或社队工业）的异军突起，揭开了江苏崛起的帷幕。这在全国超前、先行，有所独创，也曾不无争论。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还未结束，无锡市的郊区和属县农村，部分公社、大队和小队就悄悄办了以农产品加工和为农业服务的小工业和手工业。这有传统，又有条件，特别是从城镇回来的职工，加上土地有限，劳动力丰富，出于生计，有巨大压力。在50、60年代残留的基础上，70年末起步并向邻近地区推广，1969年全省社队工业总产值就有43亿元。其增长幅度，大致是每年30%以上，到1990年为1447亿元，2000年为11388亿元，占农村经济总量的比重，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甚至更大。产业结构逐步多样化，有纺织等轻工业，也有机械修造配等重工业。在为社会扩大供给的同时，吸收了就地和外来的劳动就业，2007年达1312万人，创利润2184亿元，缴税1339亿元。尤其在体制上，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市场经济有构建，对企业机制有演变，其作用不亚于农业的包产到户。于是，以“苏南模式”的声誉，与浙江的“温州模式”并称。只是后来，由于采取集体所有形式，政企未能划分清楚，染上公有制的某些弊病，进入新世纪后，逐步民营化，多数改制为私有制和股份制，改称农村企业，有大集团如华西、沙钢，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持续成长。

对外开放，江苏处于沿海，也得风气之先，在国家支持下，自力更生，不断扩大开放度，为经济增长增加了又一大动力。80年代起，从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14个城市，江苏拥有南通和连云港，着手招商引资，走上出口导向之路。随即以昆山的“自费开放开发”为典型，从苏南、南京到苏北，最后形成全面开放。与外商签订补偿贸易协议始于1978年，兴建第一个中外合资项目在1981年，随即成几何级数增长，特别自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和2001年加入WTO后，加快步伐，到2007年底，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累计1470亿美元，项目规模扩大，科技含量增加，仍是制造业为主，兼及服务业，所有市县都有开发区，共136个，成为工业集中基地，在世界也有位置，尤其是后来居上的信息工业。投资来源也遍及欧美亚，昆山吸收台资占全国首位。与此相应，对外贸易也不断扩大，进出口额从1978年的4.27亿美元，到2007年就近3500亿元，约占全国的1/7,外贸依存度超过100%(GDP净值，口径不同）并且顺差也大。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我国，江苏引资、引技、引智和外贸还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较优于多数沿海和内地的省市区。

科技创新，是江苏的第三波增长极，势头不亚于前两极。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较早提出“科教兴省”战略。进入新世纪，在世界科技革命影响下，科学、教育和人力资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江苏又提出“人才强省”的战略任务，制定综合评价体系，着重于自主创新，要求独立进行产品技术、工艺技术的研发和开发，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过增加投入、改革体制，大力培育和引进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端人才，据前几年的一次分析材料，2006年的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为21.6件，比1999年增长约八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10%，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2.87万元/人，自主创新能力排名榜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天津而占第5位。最近几年，在加大科技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上又有进步，其成果和影响将在下列几节并述。这对全省经济的转变发展方式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已经越来越焕发着决定性作用，也是构建江苏经济特征的主要因素。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建国和建省之初，江苏基本上与全国一样，在产业结构上以农业为主，略有不同的，又是旧中国少量工业的开始发展地区之一。原来的说法，全国农工比例为九比一，江苏可能是八比二，都缺乏精确数据。同时，江苏商业、交通等服务业有一定基础，或也占到两成左右。从人口结构看，农村都占压倒优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演变，总的趋势是二产上升很快，一产逐步降低，三产升降不大，从产值看各有增长，涨幅大有差别。2011年的数据是：一产占6.3%,二产占51.5%(其中工业占45.4%)三产占42.2%。二产多年来，一直在50%以上，一产减少的份额，较多地转移为二产。与华东地区比较，一产仅高于浙江，低于安徽、福建、江西和山东；三产仅低于浙，高于皖、闽、赣、鲁；三产所占比重最低。这反映在工业化进程中，服务业得到较快增长。以下分别简述：

农业，本是江苏的强项。60年来有过挫折，基本上保持全国的前沿位置，不仅产值和产量的增幅和水平，并在发展模式和机制改革也较先进。从改革以来到新世纪，农村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在20%左右，其中农业近6%。粮食总产，1978年为2400万吨，2005年后超过3000万吨，2012年预期3372万吨。油料、水果和猪牛羊肉、水产等地一直增产，仅棉花由于全国调整布局，重点西移，年产从近50万吨下降到30多万吨。粮食单产，位列全国第5位，但人均占有量有所减少，自给率在苏南更有下降，并反映为主产区北移，徐淮盐与整个黄淮地区属于东中部农业的重点。究其动力，在于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农药都有进展，“八五”“九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从48%上升到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面貌大变，农民生活改善，城乡关系渐趋协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在全国前列。

工业，更是江苏的亮点。60年来尤其30年来，走过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历程，在产业调整中，从最早的一、二、三很快变为二、一、三再变为二、三、一，工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往往高于GPD的3—5个百分点，其中1979—1983年均为11%,1984—1988年为18%,经过1990年前后的微调，1992—1999年为平稳发展，2000年以来为快速发展，多在15%以上，2012年预期仍不低于10%。在总量扩大的基础上，产品不断丰富，重工业的钢铁、发电、水泥、化肥和汽车、机械制造，轻工业的纺织、电器等都达较大规模，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批高科技产品如程控交换机、电脑、集成电路、数控机床和新材料、新医药等纷纷涌现，不少成倍翻。目前，若干主要行业和主要产品在全国位列前茅，不完全统计，有12个行业占全国首位，7个行业占全国第二位，有48个产品占全国第1一6位。与此同时，组织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不断完善，形成一批大企业集团，进入全国百强；中小企业星罗棋布，国有、民营和“外资”三足鼎立。至于工业化发展到了何种阶段，按照不同标准有不同评价：按照钱纳里分法，正在工业化中期；按照霍夫曼方法，已在重工业上升后的第四时期；也有人认为，对照工业信息化的要求，则尚处于开始起步的早期。

服务业，江苏有一定基础。30多年来持续扩大，不仅传统服务业开始做强，现代服务业也很快兴起，与工业构成双轮驱动。年均增长率，高时在15%以上，低时不下于10%,增加值1978年刚近50亿元，1985年突破百亿元，1994年突破千亿元，2005年后达6500亿元，这几年更高于工业的增幅。除零售、餐饮业始终繁荣外，运输、仓储业增长稳定，金融、物流、房地产和信息、服务业后来居上，尤其是计算机和软件、电讯和互联网等更是高增长，教育、卫生和文化以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也与时倶进。眼下的结构，大致是批发和另售占25%,连同住宿和餐饮占30%,金融和房地产占25%,交通、仓储和邮电和教育、卫生、文化以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与时倶进。服务业的壮大，既保障了民生的改善，包括扩大就业，并培育了社会财富，增加了财税收入。

苏南、苏中和苏北

前面所述，一是以时为经，二是以事为纬，构成一个平面；还要再加一维，即区域布局，才能有立体感和综合感，视角较全了。

江苏这个省，面积不大，人口不少，实力较厚，在不能算强的年代，地区之间是欠均衡的。传统的评分，列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块，有先发展、次发展和后发展或较发达、次发达、欠发达的不同层次。直至新世纪之初，外来人士观察，认为苏南和南京已经基本现代化，南京的景色不亚于台北；但是到苏中、苏北的农村，尤其靠近皖北和鲁南那片，尚能找到不少落后的东西，有的存在建国、建省前的遗迹，没有完全脱贫脱弱。经过十多年努力，先进带后进，后进赶先进，差距大大缩小了。

江苏的区域分布，自然形成太湖流域、沿江两岸和淮河流域三大片。在行政区划上，苏南本指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所属12个县（含县级市）后来把镇江和南京也列入；苏中本指宁镇扬和泰州、南通，后来仅是扬、泰、通；苏北则是徐州、淮安（阴）、盐城、宿迁和连云港。1978年，苏南人均GDP为672元，按当时汇率超过300美元，也高于全省和全国；办中为370元，低于办南和全省，略咼于全国；办北为301元，低于苏南、苏中和全省、全国。三个地区，大致是苏中、苏北都不及苏南的一半，苏北又比苏中差近1/3。不仅代表不同的工业化水平，并且在生活水平上也有距离，反映在财政收入、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基本建设投资额上也相似。

针对上述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全省的区域共同发展战略，要求后进地区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赶上先进地区；同时在全省统一部署下，给苏中、苏北以财力、物力、人力包括干部的支援；并组织多市、县的对口支持，达到互助互补，合作前进。在不同时期，各地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区域发展规划，使道路越走越宽广。经过30多年的不断努力，从基本上同步增长，逐步转向苏中、苏北的增长高于苏南，不仅提高了占全省的比重，特别是年人均收入也相应赶上，内如2007年，三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0077元、15526元和13655元，同比分别增长15.4%、17.1%和15.7%,农民人均收入也相接近。在此期间，区域战略有所转换，新世纪称“四沿”即沿江、沿沪宁线、沿东陇海线和沿海，推动苏南高开高走，苏中崛起，并使苏北有更加坚实的依托。

从当前看，苏南继续保持新型工业化的先导地位，除无锡、武进分区外，昆山、张家港、江阴、常熟、吴江在全国百强县（市）中占前5位；沿江两岸迅速崛起，800里黄金江岸成全省的“半壁江山”沿海开发成为共同发展的强劲引擎，大港口开辟了大通道；沿东陇海线也有了自己的产业带。

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中，城镇化也加快步伐，城乡关系更加协调。走在前面的各具特色，如昆山以开放促开发，张家港着重规模化企业，江阴入市企业领先全国，还较早提出“幸福”口号，都有创新；原来基础最差的宿迁，建立省属市后，从封闭保守转向开放创新，独树一帜，GDP年增两位数，财政收入10年增加近10倍，城乡居民收入更增达31倍和65倍，从贫困开始走向了富庶。

归根结底在改善和保障民生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落脚点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获得逐步提高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江苏在这方面与时倶进，旨在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就业是民生之本。江苏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自党的十六以来，党和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把促进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在经济增长保持两位数的基础上，为扩大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搞好就业服务，进行城乡统筹，就业总量稳步增加，结构有所优化。从2002年到2011年，就业人口从4473万人增加到4758万人，年均增长近32万人，略超过人口的增长数，其中城镇高于农村，实现城乡就业比重的六四开，一二三产的比例也从39:32.5:28.5调整为21.5:42.5:36,登记失业率保持在从4.1%下降到3.2%上下。就业岗位，国有和集体单位下降，私有和个体等超过前者，也占到六成左右。有的市县，推行“零失业家庭”替代了充分就业。

随着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相应提升，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上一个世纪，经济增长年均10%或稍高，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至7%,农民收入年均增长在5%左右，保持一定差距。新世纪以来有了根本扭转。2002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年均收入从8178元提升到26341元，年均增长13.9%,2012年上半年同，农民年均收入从4000元左右提升到10805元，年均增长11.7%。市民增收，来自工资性收入的稳增，而经营净收入增长成倍，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更大，转移性收入也较稳定；农民增收，主要来源是工资性，家庭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都有较大幅度。2012年，城乡居民年均收入比上年增长12.6%和13.6%,扣除物价因素后为9.6%和10.7%。农村还快于城镇。在收入增长突破二万元、一万元的基础上，城乡居民生活变化很大，食衣住行和用都有升级，教育文化保健和其他服务更加改善，消费支出也相应扩大，通讯开支更是新的亮点。在此进程中，城乡差别有所缩小，从3:1渐向2.5:1靠拢，在全国是差距最小的，体现了富民优先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

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中的重要性也与日居增。公共服务面广量大，在基本层次，从2003年开始，初步形成了覆盖全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2006年和2007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并基本普及15年基础教育；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健全，医疗改革全面推开，90%以上居民享受基本保险；刀步形成了具有江苏特色的住房保障体系，大量保障房在建设中并分批完成；实施各项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体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实现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从低保、失业保、养老保等开始达到100%，并逐步提高，注意均等化，缩小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距。为此，除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外，财政理该大力支出，各项民生开支从财税增显和存量中所占比重已达70%以上。

另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加码，成果较好。办法是“加减”并举，挤出黑色GDP,关停并转和否决大批污染企业和污染项目，同时植入绿色GDP,建设很多生态园区。太湖和淮河的治理卓见良效，治理空气污染狠下功夫，最近环保部授予17个“国家生态市（县、区）称号，江苏有5个上榜。

两个“率先”的决策及其实施

江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全国一直领先。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来江苏视察，听了苏州地区的汇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信心，并希望江苏领先一步。三步走，就是温饱、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当时，全国处于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但不是齐步走，有先有后，先发展地区负有“排头兵”和“实验区”之责，江苏与沿海地区各省市区一起担当这个光荣使命，义不容辞。

江苏何时解决温饱？缺乏具体数据和论证。一般认为，从苏南、苏中到苏北，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通过扶贫脱贫，困难群众迅速减少，比较顺利地跨过了第一道门槛。因此当时，全省的奋斗目标就是小康。经过90年代的继续奋进。也是从苏南、苏中到苏北，并从城市到农村，先是总体上达到小康，GDP及其人均和城乡居民年收入在提前实现翻番后，进一步走向更多内容、更高标准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两个率先”的提出和决策，可查考的是在新世纪之初。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江泽民参加江苏代表团的讨论，给以肯定。胡锦涛说，江苏“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江泽民要求江苏实现“两个率先”，“为全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此后，江苏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21世纪头20年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这20年江苏发展的总定位、各项工作的总要求，既在两个五年计划中研究和确定了具体目标，有一套系统数据，又相应地拟定了各项政策措施，并不断落实检查。

江苏实现“两个率先”，是基于自己的条件和优势，对全国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江苏位居沿海，靠近上海，外联全球，区位优越；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工农服务产业都达较发达水平；人文荟萃，科学、教育和文化先进，人力资源丰富。改革以来，随即开放，中央给予许多优惠政策。

在对全国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也得到各地的大力支持，互补效应明显。江苏的“两个率先”不仅本省发展领先，率先享受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成果，并对全国有一定的探索和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让全国分享率先的实际效应。

在实施“两个率先”的进程中，随即提出以“三创”（创业、创新、创优）作为江苏精神。以弘扬“三创”精神，推动“两个率先”贯串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作为，表现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涌现出张家港精神、昆山精神和华西精神等一批典型。

新世纪以来，江苏经济进入“由低到高”“由大到强”的转型发展期。全省生产总值在2006、2008、2010三个年头，不断突破2万亿元、3万亿元、4万亿元三个大头，由2002年的10607亿元到2011年达49110亿元，2012年又突破5万亿元。2011年，人均总产值达到62290元，2012年突破人均一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在此进程中，发展质量明显提升，财政收入增长更快，基础设施突飞猛进，水利、交通和能源利用都不断加强和健全。产业结构也趋优化，除三产比例已如前述外，农业中高效农业占种植面积的42.8%,设施农业占12.5%;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35.3%,七大高耗能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服务业中的现代服务业也渐居优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除已如前述外，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6.1%和38.5%，城乡人均储蓄余额超过3万元。

10多年来，自南到北，自城到乡，先后有一批市、县及时宣布已经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开始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经检查落实，按照四大类18项25个指标对照，2001年已有9个省辖市、40个县（市、区）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都有不断进步，开放型经济取得新的跨越。

结束语：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蓝图

时光来到2013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江苏为实现“两个率先”也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说“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当年首月，召开省的“两会”回顾过去，直面现实，展望未来，同样是斗志昂扬，豪情满怀，将开启科学发展的新征程。过去五年江苏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城乡面貌显著变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巩固发展。今后五年，将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顶层规划有一系列目标，主要是地区生产总值和公共财政收入年增长10%左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实际增长10%左右。为此，要有一系列新的实招，抓几件大事和实事。

应当肯定，当前机遇良好，发展的基本面是有利因素未变；但是在另一面，也有新的挑战，不能忽视和松懈。“两会”代表和委员反映，也如十八大文件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据有关民调，人们最关注的，如贫富差距大，反腐形势严峻，生态环境仍较恶化，都不能掉以轻心，应当居安思危，常怀忧患意识。大家提到的，还有如收入倍增，江苏争取七年达标，并不容易；中央部署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同样不无阻力；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更要花大力气。但是可以相信，认真贯彻落实十八精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建设服务型政府，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和创新，“两个率先”的艰巨任务和光辉目标终将实现！

第十三篇:“五位一体”与群众路线

改革的全面和深化，遍及“五位一体”我在新世纪，视角和视野随有开拓，遍及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近三年，愈益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有公网上书和专辑；这里仅列报刊发表的几则短文，借见一斑。社会议题，散见他篇；文化多端，不成系统；生态文明，呼吁紧迫。同样仅列个别。

与此相关，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连同“八项规定”掀起了新风，并与反腐高浪相激荡。这些，我另有小册子连载，也不重复，仅在本院的一次党课讲稿留作鸿爪。

【链文举要】

以广开言路迎接十八大（《社科应用研究》2012年第5期）

政治改革从何切入？（《改革与开放》2012年第6期）

打造智慧政府（013年12月19日，见《老生短叹》）

建立低成本的教育体系（《江苏改革》2002年第12期）

和谐的实质是公平与正义（《苏州日报》2011年5月13日）

关于进一步治理太湖生态环境的几点倡议（内部上书，未发表）

政府扮好六大角色

原载《改革与开放》2007年第8期

一是服务角色，即形成服务型政府。人民需要政府，不是要有一个统治人民的主人，而是希望有一个服务人民的公仆。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前提，逐步多样化，政府应当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天职。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产品，是指人民大众的一种公共需要，非个人所能解决和满足，有赖于政府供给。以公共交通为例，可以认知其本质，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同样有其普遍性。公共服务必须秉承公平理念，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天赋人权，从生存到发展，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称的适度满足。“以人为本”体现在此。使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其核心标志。

二是调控角色，即成为调控型政府。这在当前发生争论，如果不是要不要调控，仅在怎样调控的焦点上，是有待展开和深入的。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发展属于全民任务，要靠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决非排斥和否定政府的调控之责。所谓政府调控市场，有其战略性、宏观性和预期性、制约性，乃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同性所在。政府应当有所不为，如干预企业经营；旦是不能不有所为，以补市场所不及和失灵。这在全世界，即使标榜自由主义经济，倡导所谓全球自由化，始终没有放弃必要的、不同形式的调控杠杆。调控的内含，通称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四项，实际上还延伸到其他领域，如科学发展观的五个方面，属于广义调控，自在协调和可持续。调控方式也不限于货币和财政，所有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政策，连同某些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思想教育、舆论指导都可归纳到此一旗下。

三是节约角色，即成为节约型政府。这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特别还处于欠发达阶段，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提供尽可能充分的公共服务，是衡量政府行为是否得当及其效率高下的尺度。首先表现在财政收支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停留于抽象口号，更要看实际成果和效益。应当承认，既是大政府，难免要有大支出。但是，大支出不等于一定要有大排场，大手笔；相反，更要精打细算，防止挥霍浪费。当前受到谴责的，如公费吃喝、公费旅游甚至公车消费都以每年几千亿元计，还有一个穷县造豪华办公楼、办豪华庆典也以若干亿元计，都违反节约原则，在荣辱观中应知其耻。究其根源，则在纳税人无权，而用钱人又不对纳税人负责。长此以往，公共服务势必受损，社会风气势必恶化，政群矛盾势必突出，可不戒哉！

四是监管角色，即成为监管型政府。有人欣赏无为而治，但是至少要保留守望，使政府处于观察员身份，也就是至少要有所监管。这有两种说法：一是把人都看作是“经济人”各自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以致守法吃亏、违法便宜，维护正义要有监管；二是同样适用于市场，即使订有游戏规则，在运动员角逐中，不能没有裁判员，也就要政府守望。当前的现实演变，表明此一任务的越来越艰巨，从商品的假冒伪劣到矿难、车祸的创新高，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努力远远落后于形势的严酷。至于在政府内部，甚至教育、卫生部门也有违廉造腐，愈演愈烈，同样要求加强监管，以保证其他职能的兑现，以慰亿万人民的嘱托。当然，如有识之士所说，防腐反腐，仅靠执政者自纠自查是不行的，还必须靠外部力量，给人民以监管权力。

五是和解角色，即成为和解型政府。和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和谐，二是调解。构建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的理想，目标高远，决非一蹴即达，而要有持之以恒的奋斗。当前存在很多不和谐现象，应对之道，除了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伦理回归外，要靠调解，就是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党群、官民关系，城乡关系，贫富关系，劳资关系等。和谐社会有若干层次，从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城乡到和谐国家、和谐世界，要靠和谐理念，和谐宣教、和谐政策和和谐法制，每一环节上都要调解矛盾，在依靠社会力量外，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做好信访工作只是一个窗口，了解冲突后，如何调解矛盾、达到和谐是所有部门的共同任务。

六是创新角色，即形成创新型政府。当代科技突飞猛进，其实人文思想也在日新月异。不能认为，固守传统才是正道，而一切时尚都将繁花乍息。相反，每一代人都在创新，新思想在构建新社会、新世界，并呈加速势态。实现创新，基础在群众，而容许、支持和实现，政府要有作为，不能满足于坐而论道。为此，要仔细倾听民声，认真体察民情，坚决顺随民意，才能在不断创新中获得民心。也为此，要鼓励创议、尊重新人，有重点地组织各项试验，不仅在自然科技上允许失败，在社会实践上也要有风险投入，一项成功可以补偿多项错误。遵循此道，政府自身的创新将为整体的创新制造不可或缺的氛围和条件。在环球创新中，中华创新争在前列，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把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到位

原载《社科应用研究》2013年第3期

改革进入深水区，碰到的一块礁石是行政体制。这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跨领域，内含丰富，影响广远。从经济看，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企业和民生；从政治看，关系到法治和民主；从社会、文化和环境看，同样是环环相扣、互动性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旨在端正政府职能，提高管理质效，优化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和谐，是充分彰显改革红利的重要一着。把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到位，要做很多精细工作，切莫等闲视之。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这从国务院实行大部制切入，揭开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新帷幕。建国以来，政府职能复杂多变，从统一计划、政企合一到不断调整，迄未到位。现在攻坚克难，不仅是防治政出多门，力求有序整合，更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分工合作，凡是政府还有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都该交给市场、社会去管；又不是一放了之，在放权后还要优化对市场和社会的监督和调控。

其次，精简政府机构。对此，似未列入现实的议事日程，其实是不言而喻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机构膨胀和冗员充斥一直是社会之累，不止一次提出精兵简政，都以无功告终，公务员数占人口和在业者的比重持续攀升，早是世界之最。能否有所扭转，达到规模适度、组织合理、分工明确、权责一致和运行高效，该是衡量行政体制改革得失和成败的一杆秤。

第三，改进作风，厉行节约。十八大后提出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看来是小事做起，而细节决定大局。也是长期以来，“三公”消费和豪华建筑备受关注和垢病，导致腐败、浪费成风，敲响了亡党亡国的警钟。行政体制改革有赖于作风改进，其实质是在从奢侈型政府转向节约型政府的必由之路。眼下，领导以身作则，各地有所响应，但能否持之以恒，还待拭目。

第四，用人唯贤，冗员务汰。职能转变和机构精简，还靠科学的用人制度来保证。过去的用人制度有规定，不规范，用人权在领导，门槛无度，只进不出，造成关系胜于能力，甚至卖官买官。按照明文，各级主要负责人应经选举，由他选择的干部也经通过。现在任公务员要考试，提拔要公示，都有进步，还需进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

第五，政务公开，财务公开。这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都是重项，近几年来也有进步，同样有待完善。政务公开要有制度，公开什么，怎样公开，政府有责，公民有望;财务公开或称经济民主，该是政治民主的先声和重要内含。这都是给公民以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决策权。由此起步，进而推行官员的公布收入和财产，势在必行；但在当前情势下，其方式和步骤不仿斟酌。

第六，归根结蒂，重在民生。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结果，无论是走向学习型和节约型，最后都落脚于服务型，逐步取代现行的建设型。保障和改善民生，从创业、就业到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解决好读书、看病、住房等难题，正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以我国人口之多、底子之薄，确是任重道远，越是艰巨，越要给力。当然，又非政府包办，同时要运用市场、社会和企业。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古话，表明国事虽繁，而只要治理上路、治理有方，是能够做好的。行政体制改革，明确政府要管什么，同时转变其管的方法，就能管得好，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怎样管？一靠法，依法治国，宪法更是根本；二靠民，由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就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取得无穷的动力源。中央政府掌握大局，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而其具体化和实施，还要靠各部门、各地方的群策群力。老子在《道德经》提出“以正治国，以奇治兵”武装斗争过去了，由奇转正，就是要有一套公正的理念和制度，使国家机器进入良性运行，甚至“无为而为”一切符合客观规律，天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办不成的大事和好事！

有序推开官员公布财产制度的若干设想

原载香港《经济导报》2013年第8期

反腐形势始终严峻，官员公布财产势在必行，这是一条普世通行的必要经验。兹事体大，积重难返，只能有序推开，稳中求进，采取小步碎步向前的方式。众家热议，约有若干设想如下：

1.先公布收入，后公布财产。官员收入，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经过立法，本该公开，给公民以知情权。从秘密到公开，大家容易理解；若有不当，则可调整。其作用，在于划清合法与不正当收入的界限，杜绝一切不正当收入。

2.先不动产，后动产。申请和公开不动产，主要是房地产和汽车等高价消费品，实际上有目共睹，容易核查。在规定标准外，该说明其来源，可给适当弹性，不在惩前，仅图戒后。

3.先自愿，后延伸。当前已有一批大小官员，自愿公布收入和财产，主动示廉，不受“无官不贪”之累。应当鼓励和提倡，培育一种清风，并有利修饰党和政府形象。这也是扶持正气，力遏歪风。

4.先自上，后自下。领导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上梁正了，下梁不偏。应当相信，多数负责人是基本清白的，或有客观原因，可予宥谅。

5.先自下，后自上。有的省市县已经试验，是一种倒逼机制。虽然面稍广，量稍大，如从乡镇和科级开始，多数也可能是较好干部，解放一大批，进一步推开就顺理成章。

6.先灰色，后黑色。当前腐败，界限模糊，除触犯刑律外，更多属于灰色收入，如集体私分和送礼等，不妨网开一面，给以容忍，但需强调下不为例，就能起到澄清吏治的效应。

7.先新人，后旧人。这也是先易后难。所谓新人，一是指新吸收入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没有包袱，坦然入伍：二是指准备提拔的后备领导，公布一下，防止带病升级。这对广大队伍，都是一种有效的示范。

8.先干部，后配偶子女。做了上述工作，再从干部扩大到其配偶和子女。必须做出具体细则，在政策上明确关系，不是株连，如配偶是否干部、子女是否成人等。除领导外，一般不要扩大范围。

9先内示，后公开。这在做法上，有的地方已经试行，先在内部公示，搞清楚后，到适当时机再向外公开，有利于核实情况，划清政策，避免“一窝蜂”对干部、群众都能体现合情、合理和合法。

10.先从宽，后依法。大家顾虑，一旦施行，会不会导致天下大乱。应当从实际出发，重视历史背景，在政策上坚持“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处理从宽、认识从严”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关”实现“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步骤，还有先试点，后推广。加强指导，不断总结，预期三五年，可望比较彻底地反腐倡廉。

试释“廉”政

原载《学习与传播》2014年第1期

反腐倡廉是关系党的存亡兴衰的大事，旨在构建“廉政”即由廉正的干部主持的廉洁政治制度，取信和造福万民。什么是“廉政”？一般描述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不以权谋私，不权钱交易……

其实，“廉”的本意是一种价值观和价格观，通俗讲的“廉价”是指便宜和不贵的意思。“便宜无好货”而对政府来说，只有便宜，即开支省、成本低、效率高，才是好货。只有政府过紧日子，人民才能过好日子。否则，政府奢侈、官员享乐，就糟糕透顶了。

由此联系到公务员的待遇问题。我写过《高薪不能养廉》的短文，主张公务员工资定于中等略高，再想不妥。现在有一股公务员热，原因就是待遇太好，除法定工资外，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多，还有其他合法、不尽合法和不尽合情合理的特权。这样一来，大家挤向独木桥，难免泥沙倶下。做官与发财同道，或许吸引了一批能人和精英，但是动机不一，不能都符合“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把公务员的物质待遇降到“廉”即廉价的服务性脑力劳动，才能使真正有“公仆”意识的先进分子选择仕途。这样，其他能人和精英走别的路，同样有益于整体发展。也只有廉价政府即节约型政府，才能把财政收入倾向民生和公共服务，成为名符其实的服务型政府。

这次改进党的作风，在杜绝浪费上初见成效，群众是高兴的。但是不无“对策”特别是有一部分人不太满意。已到年关，本该车马盈门，礼品礼券成握，而今似乎有所冷落。人们盼望不是一阵风，持之有恒，并形成制度，使“吃皇粮”的千万人放弃超国民待遇（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那么，与世界多国一样，从政基本上作为一种受尊敬的社会活动和义务，听任公民选择和监督。“廉”这个字，有其崇敬含义和积极能量，值得仔细理解和矢志奉行。一日赶考公务员的人不再如过江之鲫，这支队伍也清正和廉了。

喜读“双百”方针的回归

未发表，写于2011年11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为主题，为历届全会开了新篇章，意味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无疑有其划时代的里程碑光辉。

原来，知道这次全会将审议通过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我的期待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传承。读到《公报》，是提到了；卖到《决定》，又有专节。这令我十分欣喜，很有鼓舞，恰像50多年前听到“双百”方针问世时一样兴奋。虽然后来起落消长，但是从未失去信仰，盼望回归。

“双百”方针，指引文艺创新和理论创新，是中华历史的宝贵传统。先秦时代赖以启蒙，“五四”运动有所重现。直至今天，在经济增长渐居全球前列之际，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转向旺盛，很得人心。

文艺要创新，提出“宏扬主旋律，允许多样化”是正确的。怎样落实，有赖“百花齐放”应当承认，文艺作品在数量上已经越来越多；但是质量未能使人满意。最近许多评什么大奖，评委感到“星光黯淡”是一警示。找原因，或许正是束缚太多。在坚持先进性的号召下，适当松绑，才能百花争艳；即使冒出少数毒草，瑕不掩瑜，大气候会更健康，何足惧哉！

理论也要创新，肯定“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同样是必要的。怎样落实，有赖“百家争鸣”应当承认，理论观点在数量上也已不断丰富，但是并未达到真理越辩越明。大家希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除总的核心价值有了大纲外，在更多领域仍有模糊。原因类似上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下，对内对外适当开放，才能百鸟争鸣；即使稍有庞杂，主流定能明亮！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与经济、政治、社会和人的道德、党的建设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双百”方针的回归及其落实，必然会开创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面。不仅对文艺界和理论界，并且对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都会起到正确有力地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极大功能。就在近日，我们已经开始感到了早春气息，似乎已经嗅到了花香，听到了鸟语。

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重要砝码

原载《改革与开放》2007年第12期

和谐社会要讲公平即公正和平等，没有公平就会导致一系列不和谐的情绪、氛围、冲突。什么是公平？有种种感觉、理解和诠释。

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渗透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并落实到人民生计即就业公平、分配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杜绝任何歧视。而从整个人生过程看，教育是贯穿始终的重要环节，影响最为深远。换句话说，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砝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每个人的成长，决定其劳动、工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和回报，并表现其人生价值。再换句话说，教育公平就是为每个人提供公正和平等的成长机会，付出多大的努力就能获得多大的、基本相称的回报。这也是其他公平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教育公平，其他公平都被扭曲或架空，也谈不上什么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局公平。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教育公平是一把钥匙。

教育公平是一个大课题，古今中外还未彻底解决。有人认为，古代的科举制度含有教育公平，其实那时真正享受教育机会的只是一部分人，有其阶级障碍；有人认为，现代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教育公平，进一步深究还有不少地方都未到位。我国过去有大批教育家和教育救国论者，从孔子到一代代仁人志士直至武训和陶行知，也只是独立特行，未能使教育渐至普及的程序，教育公平一直只是理想和憧憬。

新中国建立后，对教育的重视日益提升。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教育更是科技创新的柱石，从扫除文盲和普及义务教育到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步一个脚印，人所共睹，举世瞩目。恢复高考以来，短短30年培养的各类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保证。当前，无论是大中小学生，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居世界前列。

但是，对照教育公平的目标，距离还相当遥远。近年来对教育问题的争论，其焦点正在教育公平。从财政预算的教育资源配置看，80%用在城市，农村只花20%,导致城乡教育发展的两极分化。仅9年制义务教育，大片农村尤其在中西部，不同比重的农民子女未能享及。中等以上学校的收费，不管是法定标准或择校等乱收费，造成因教致贫或把贫困生排斥在校门外。统一高考，貌似公平，因底线不同，地区之间分数悬殊，都有背公平精神。在2000多万大专院校生中，20%为贫困，其中7%—8%为特困，生活水平并涉及学习水平也大相迳庭。与医疗、住房一起，读书难、读书贵成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其垢病更属三者之首。教育改革的进度和达标度，该以教育公平为标杆。大致有下述若干对策思路：

首先，对义务教育，在免除学杂费基础上，进一步的要害在平衡教学水平，包括增加中西部教师的收入，吸引和动员优秀、合格的教师和师范生去填平低谷。

其次，对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严格控制收费标准的同时，还要尽快给来自城乡的贫困生，包括农民工子女，以适当的支持和帮助，消除一切因贫撤学，做到“一个也不能少”，并逐步把义务教育从9年延长到12年。

第三，对高等教育，虽不能做到普及化，也要逐步做到真正的大众化，使有志升学者的大部分可望如愿以偿。在此进程中，必须尽快调整录取分数线，如对来自在不发达农村的学生适当加分，或许是纠正不公平的必要之举。

第四，做到上几点，需要大量投入，争取两三年内教育支出达到占GDP4%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这要靠财政支出，在节约行政费的基础上，把教育支出列在公共服务的优先位置；也还要辅以社会支持责任，让丛飞和李瑞环一类助学者越来越多，成为企业和公民的一份责任。

第五，还要不断加强职业培训，作为转型期的一项特殊战略，不仅为需求方增加供给，弥补结构性缺口；更为因教育不公平、欠公平而带来的失学、失业者力争有所补救，达到事后的相对公平。

此外，关于教育改革的深化，以教育公平为主线，有不少问题亟待研讨。如把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可能更有利于教育公平；在推进教学平衡中，要不要保持重点，才能促进人才辈出；与此同时，对少数天赋特厚的学子，可否开辟一定的捷径。教育公平的目标，重述一下，无非是给全民以公正、平等的教育机会，激励每一个人从少青年时代起就努力成长，卒达不同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专业的有用之才，齐心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之我见

原载《开放导报》2006年第5期

和谐社会的概念是一种理论创新，并将导致实践创新；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是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开拓。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不仅有其整体的、长远的重要意义，也有其现实性和针对性；是必由之路，更是当务之急。兹事体大，内涵深广，仅从几个侧面，提出若干思考。

和谐社会是一个终极目标

“社会”两字，与文化一样，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对应于经济、政治、文化，指不属于上述领域的其他空间；广义的社会则无所不容，囊括前三者，形成大局。和谐社会，一般应从广义理解，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基础上的最高层次和最大平台。

纵观人类历史，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充满了各类矛盾。但是，对立只是动力，发展要靠统一。故“和为贵”乃至理也。经历小康而臻大同，古人憧憬的，无非是一个和谐社会。我们追求的现代化，剖析为经济富强、政治民主和文化繁荣，综合起来，也不外是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地区以至和谐世界，都在理想之列。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或再加生态文明，一言以蔽之，归结为和谐社会。无论是空想或科学，没有比和谐社会再好的境界，再美的设想了。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讲科学。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也体现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全面协调的社会、永续不衰的社会和人人尽其能、得其所的社会。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动尽脑筋、洒出热血所寻找和追索的，都纳入了和谐社会的蓝图。

作为终极目标，和谐社会是高水准的，宏伟又精细，一丝不苟，一着不乱。对照现实，无论是当代或近中期，时时、处处和事事都存在欠和谐现象和不和谐因素。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强调和谐，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以积小胜为中胜而大胜，既要防止南辕北辙，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也不能急于求胜，轻言已经够和谐或基本上和谐。

基本点在“公平’’两字

和谐之道甚多，四通八达，而其基本点却在公平。所以产生不和谐、欠和谐，种种原因，大多由忽视、漠视和轻视公平、违反公平而来。“不平则鸣”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以公平为原则，认知之，宣扬之，奉行之，落实之，始能达到和谐的目的。

公平，或分解为公正和平等，是处理任何事情的顶级尺度。公正者，不偏不倚，主持公道的正义，旨在调节矛盾、淡化矛盾、消除矛盾；平等者，不歪不畸，遵守同样规程，享受同样权益，由于差异而造成的矛盾就告退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做到这点，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相反，处事不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是导致冲突之源。

公平，首先是机会公平，让人人在一条起跑线上；其次是过程公平，按照同一的游戏规则办事；最后是结果公平，各取所值，虽有差别，无怨无悔。相反，起点不公平，竞争靠权术，最后差别大，就会失去和谐。

收入分配原来所谓按劳分配，按劳动创造价值的多少和优劣计算其所得是公平的。后来加上按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如何衡量其贡献大小，就要复杂得多，需有一个协商和谈判过程。这里，参照市场供需，适当调节，合情合理，避免差距过大，才能保持基本和谐。

但是，由于人的主观条件不尽相同，加上客观环境的差别，使公平竞争往往获得差距无穷大的结果，人们容易有不公平的感觉。其中关键在于教育。所以公平与否，教育公平是其焦点。普及义务制教育，从9年到12年，并从高中到大学，实行考试公平，才能使人心服。其中，对贫困生的救助，更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一着。

公平不仅体现在分配和教育上，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任何环节，都有一个公平与否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人道、人权和民主、自由等等，都与公平息息相通。

有人把效率与公平对立和割裂起来，认为讲究公平会牺牲效率，是无稽的。无数事实证明，公平是正确调动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不二法门；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效率和效益。

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心骨。有人问：社会主义是什么？最简单的答复是共同富裕；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公平。万事摆公平了，和谐不期而至。

为全民铺垫三条底线

当前社会的不够和谐或不够公平，有人认为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也有人说，不是富人太多，而是穷人太多。均贫是假和谐，贫富分化暴露了不和谐，富的和谐要经持久努力。所谓人均GDP在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间是社会矛盾最复杂的时期，正反映了在此阶段，不仅贫富差距拉大，而且留下大量的弱势群体。他们有的尚未解决或刚刚解决温饱，有的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如所谓读书难、看病难和住房难的“三座大山”，有的面对生老病死的风险，有的从差距过大感到有压力或不服气，都有可能转化为社会的不安定即不和谐。

解决这些矛盾和潜在冲突，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或低收入者铺垫三条底线：

第一条是全民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民生之痛。提出就业优先，体现了对失业者——弱势群体中的最弱阶层的关怀。这不仅是指城市的登记失业者和实际失业者，还包括农民中的部分失业农民和农民工至少其中非正规就业者。当然，讲到全民就业或充分就业，现在还不具备条件。根据几个地方的经验，失业群体中，最困难的是“零就业家庭”有鉴于此，优先解决这部分人，做到“零失业家庭”可以作为当前中国全民就业或充分就业的一种替代模式。这在辽宁、江苏等地区已在推广，如能普及到中西部，即使实际失业率超过20%,也可以安排得基本就绪。

第二条是全民社保。这在全国已经推开，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到养老保险，都以“全覆盖”为目标，虽然还是“低水平”出于“未富先保”的现实国情。但是，何时可望达标？大多推之于中长期。其实，如吴敬琏所说，当前是浪费型政府，每年公费吃喝、公费用车和公费旅游、公费出国都以二三千亿元计，即使不能全免，节约一半，就够全民社保了。可见，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有没有决心做。向节约型政府前进，合理调整财政预算结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连同其他措施，全民社保决非奢望。

第三条是全民教育。这有几个层次，底层在普及义务教育制，保证每个公民从小享受免费的九年制教育。事实似难，实行以来，迅速逼近，给人们以信心。但是，从数量到质量，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尤其是缩小城乡差别，还得付出持续努力。在此基础上，推行到十二年即普及高中，包括职业技术教育，连同在职培训与对失业者、农民工和农民的培训，应当有所规划，切实贯彻。再进一步，对高等教育，虽然不可能普及化，但是逐步做到大众化，也该在预期之中。这就是中国式的全民教育，不同于当前的应试为主，而能真正转向提高全民素质，实现全民共享，为构建和谐社会打造一项基础工程。

处理好四方面的人际关系

和谐社会，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外，更大范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后，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也可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和深刻化。其中，必须处理好和能够处理好的主要在四方面：

首先是官与民即权力与其受体的关系。这包括党群关系，或称干部关系，一直是人际关系的重点，一直是很好或比较好的。但是“文革”后、改革以来，却显得变化多端，说不清楚。本来，人民政府为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服务，不同于所谓统治或管理；简言之，人民是主人，官员是仆人，至少前者是纳税人，后者为前者所雇佣。现在再坚持这些说法，官员不以为荣，人民嗤之以鼻。官民矛盾，不仅来自腐败横行，还来自相当普遍的以权谋私，内有合法、不合法和打“擦边球”等等。至于强政府和弱政府、大政府和小政府，更是众说纷纭。政治体制改革从政府职能改革入手，以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制度为归宿，才能真正理顺官民关系，达到和谐目标。

其次是贫与富即强者与弱者的关系。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划分，除了权力资源的归属和有无外，更清晰的在于财富资源的归属和有无、多少。在中产阶层还不占优势即大部分人还不够富裕或宽裕的今天，一部分人先富、大部分人未富，贫富差距仍在拉大。10%或20%的人占有60%或80%以上的收入、储蓄和资本、财产，80%或90%的人占有剩下的少部分，表现在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结构上，有的只求生存，有的恣意享受，几乎是两个世界。在这种两极分化状态下，反映在心理上，穷人容易“仇富”认为自己的贫困是由于另人的巧取豪夺；富人容易“嫌贫”认为自己靠本领致富，穷人是由于愚、拙和懒，给以种种歧视。特别是反映在社会上，从部分官员、知识者和媒体，都自觉不自觉地厌贫爱富，并以傍大款为荣；与此同时，部分穷人食衣无靠、铤而走险，或走上非法维权之路，都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和不和谐。出路无它，要从舆论上扭转，克服嫌贫赞富和笑贫不笑娼的气氛;也要大力加强对穷人的救助，并开通和建立富人帮困的渠道，达到相互之间的理解。

再次是城与乡即市民与农民的关系。长期以来，“一国两策”使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越来越刚性化，并以剥夺农民来搞过快的工业化，导致农民与市民（包括工人）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内含不和谐因素。近年来采取一些对策如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使城乡有所沟通和交流，矛盾有所缓解。但是，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有负效应，如扩容过大，增加大量失地农民。现在已有一些新的措施出台，特别是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看来，农民工还将长期存在，农民转化为市民还有待时日，有待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最后是劳与资即企业与企业职工的关系。这是客观存在，在大量发展个体私有企业和国有、公有企业不断改制、转制进程中，显得越来越广泛化。不讲或不强调阶级关系，不能否定和掩盖或淡化这种关系。两者之间，无疑企业主（讳称资本家，流行称老板）是强者，而职工（或称打工者）处于弱者地位。均衡之道，不在突出工人阶级的领导，那种说法过时了；而该实行“劳资两利”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那样，保证了两者的利益，提高了劳方积极性，从总体看对资方同样有利无害。其实，现行《企业法》、《劳动法》都已有规定，重要的是促其实现。

当前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只是上述四方面，还有其他如老一代与新一代、男性与女性、发达地区与后发达地区，有差别就有矛盾，都必须处理好，达到各安其位，相互协调，以保证社会的和谐，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大业推向前进。

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正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讲课稿，未发表，写于2003年10月。

前些时侯，参加省科协的“人口、资源、环境”考察组，在苏南几个市县进行调查研究，深有体会。人口、资源、环境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和未来，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科技界和社会人士的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也已开始列入议事日程，成为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重视解决的新课题。江苏省人多地少，经济建设在全国有一定的超前性，对此问题更有紧迫感和严峻感。这次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学术研讨会，或许迟了一些，但是仍不失其开创意义。这里，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先进典型的启示

我们这次所到之处，大多是计划生育、资源保护，环境整治搞得很好或较好的先进地区和先进单位。榜样有其启示力，告诉我们：现在是时侯了，一定要正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当然，必须付出极大努力，决非轻而易举。

人口：这在我省是突出问题，尤其与耕地比，矛盾至为明显。苏南各市县，一般已是人均不到一亩，多数只有六、七分。因此，除口粮基本自给外，商品粮日益减少。唯一例外的，就是昆山市，目前人均耕地保持1.3亩，始终是苏南提供商品粮最多的基地。究其原因，除了历史上流行血吸虫病，使人口增长受到限制外，还是由于搞好了计划生育。建国以来，人口增长近一倍，耕地减少1/4，现在已经基本稳定。联想到相邻的太仓，近年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从全省第三逐步跃居第一，也与善于控制人口有很大关系，于是成为全省首批的“小康”市之一。

资源：我省资源不足，除矿藏稀缺外，土地资源也相对见少。因此，合理利用、积极开发和努力保护土地资源，确属当务之急。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是：

——坚持复垦，保护农田。这在昆山做得较好。他们从1988年开始就试搞土地复垦，几经曲折，终于推开。近两年来，已经复垦1.7万亩，计划到明年完成2万亩，有可能超过。长远打算是全市保持60万亩农田，不再减少。具体做法：一是制定政策，提出几个不增（农业税、粮食定购任务、“两金一费”等）并适当补贴复垦费用（市镇各375元/亩）二是筹措资金，每亩约需1200—2000元，由市镇支付，再从土地批租中归还，形成良性循环；三是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相结合，推广水陆两用挖泥船。

——开发山区，优化利用。这在宜兴市有独特条件。他们以湖父镇为实验区，大力推进山区资源综合开发，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三高一创（汇）”农业。全镇土地总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其中部分是荒地、低效旱地和低值林木；通过开发改造，调整结构，共发展经济林8456亩，其中板栗4165亩、茶园378亩、笋用林3000亩、青梅913亩、银杏1.3万株，开办了加工厂。最近，还制定了长远规划，将使土地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建设现代化农业。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重要的是如何不断提高其丰度、挖掘其潜力。苏南各地搞现代化农业，建设丰产方和吨粮田，为此明确了目标。吴县渭矿镇渭南村是乡镇企业亿元村，工业富了不忘农业，每年投入从几十万元增加到上百万元，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建成了农业服务体系，特别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亩产粮食稳定在900公斤以上。另外张家港市兆丰镇巨山村等，也达到相似水平。这使人均耕地较少的地方有可能保持一定的人均产量。

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变化，内有必然联系；但是，认识了这点，就会有对策，其典型有：

——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这在无锡县已有共识，正确对待和处理人口密度、资源密度和经济密度都高的矛盾。这个县面积占全国的万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千分之一，工农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之一，所以没有造成大的冲突，主要是着重发展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以及低能耗和低污染的行业和产品。洛社镇去年产值已达40亿元，工业搞“高、新、外”农业搞“三暗”基本上保持了生态良好。常熟市辛庄的东乡实验站，为发展生态农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绿化。这是搞好环境的关键一条。张家港市坚持绿化造林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因地制宜地走出了城镇和平原绿化的新路。全市成片林2.1万亩，建成农田林网56.42万亩，江滩河堤绿化0.72万亩，“三荒”全面绿化，林木覆盖率达15%,林木蓄积量36万立方米，并涌现出若干花园式的工厂和单位。为此，近三年投入6000多万元，1986年以来多次评为全国和省的绿化先进单位。

——小城镇建设。内容很丰富，中心则是创造一个文明、卫生的环境。这在苏南各市县不胜枚举，内如张家港的塘桥镇，在高速发展工业经济的同时，城镇建设投资也逾亿元，使道路、住宅、景区和公共设施面貌一新，绿化覆盖率达25%。金坛市有一个生态村，创造了极佳的自然环境，有利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面上形势是严峻的

但是应该看到，先进典型只是“点”不等于“面”只说明“可能”不就是“现实”点的示范与面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当我们把眼光从点移向面时，欣喜也转化为担忧。面上形势的严峻，表现在：

首先，人口增长超过了预期，制约着人均水平，成为走向“小康”的障碍。按照原来确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总人口不超过12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至少800美元，实现“小康”现在看来，翻两番定将超过，大家都有信心；但是，人口却已突破12亿，则是警钟未鸣。这在我省也相类似，翻两番已在1993年基本实现，到本世纪末还会再翻一番；而“小康”目标，目前还未全面实现，今后仍感艰辛。这除了速度和效益的不一致与地区差距的扩大外，人口的超计划生育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不久以前在开罗举行的联合国人口和发展会议指出，人口爆炸已经使资源和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我国和我省的人口净增率虽然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但是明显地高于发达国家，人口净增量更居世界和全国前列，并导致种种社会问题。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由于城市化进程受阻，以致农村（包括小集镇）人口增长快于城市，不仅人口数量多了，质量的提高也不快。

其次，土地资源保护不够，人均耕地下降过快，有的已达临界边缘。长期以来的数据告诉我们：江苏的人口每年增加50—6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县；而耕地每年减少20—30万亩，相当于半个中等县。尤其是1992年以来，先后出现投资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多占、滥占耕地现象十分严重。拿宜兴市看，过去有耕地100多万亩，目前只有80万亩，其中1992年一年就减少以数万亩计，其他市县也大致相仿，有的降幅更大。其用途，有的确属需要，如建公路；有的明显浪费，如一般工厂占地过多，有场无市的“商城”和开而不发的工业区也占地过多。我省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徘徊，面积逐年缩小，除结构调整外，耕地缩小是主要原因，与此相比，复垦无异杯水车薪，填不了大窟窿。至于水面和丘陵，开发利用率更低于耕地。

再者，环境污染日益蔓延，治理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我省工业发达，总产值号称全国第一，据统计，每年排放废水24亿吨，废气4500亿立方米，废渣近2000万平方米，在各省市区中也可能占首位。其中如废水，经过处理的不到1/6,其他都直接流向江河湖泊，使我省本来较充裕的水资源受到大量破坏。以太湖为例，目前的藻类比10年前增加5倍，已经超过每升亿个，2/3的面积达到中富至富营养化过度状态，淮河流域的“94.7”特大污染事故向我们发出警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尤其我省乡镇企业发达，产值约占全国的1/5,并在省内超过了其他所有制工业的总和；旦有负面效应，除多占耕地外，还污染了农村环境，这在全国也是相当独特的。环境污染，不仅破坏资源，影响生产，并且威胁人民生活。

所以出现上述问题，甚至愈演愈烈，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广大干部缺乏现代化意识，缺乏科学头脑。人口问题反映为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资源问题反映为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存及其开发、利用的可能和限制；环境问题反映为人类生存空间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这些方面会产生种种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其后果是严重的；只有正确处理，积极解决，才能转危为安，化不利为有利。当代发达国家先后注意了这些问题。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发现问题可能迟些，解决问题可能难些，但是不能麻痹大意或知难而退。我们的有些同志，对此也不是一概不知，而是有片面性，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把工业和农业割裂开来，把目前与未来割裂开来，片面地发展生产、偏好工业、急功近利，置人口、资源、环境于不顾，实际上已陷于愚昧无知。因此，一定要从广泛、深入地宣传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入手，达到大家首先是正视这些问题，进而付出艰苦的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跨世纪的对策建议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必须早作准备，坚持不懈，以争取农业和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正在修订“九五”计划和编制到2010—2020年的远景规划，更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列为重要内容。除了广泛宣传、端正认识外，可供选择的对策建议：

1从加快城市化步伐来控制人口增长率。我国人口增长多，主要在农村，这是长期以来城乡封闭政策来能料及的恶果之一。我省基本上也受其祸。现在，已有条件和必要纠正城市化滞后的偏差，加快城市化步伐，让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由农民转化为市民。这不仅有利于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还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对于外来的“民工潮”也要善于引导，纳入城市化管理。

2“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坚持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不放松。能否正视土地资源的保护，关键在于对农业的态度。近年来，强调农业重要性，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在接触中，仍旧感到部分干部重工轻农，把粮食生产当作负担，自觉或不自觉地企图摆脱这个“包袱”有的不愿承担商品粮任务，满足于口粮自给；有的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借口，力争向省内、外市场解决口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很容易放松耕地保护。因此，必须强调“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做到“保护好粮田，留与子孙耕”。

3.严格土地管理，制定长远规划。《土地法》已施行，贵在落实。当前的矛盾是急于开发、批租、卖地，缺乏长远打算，有的开发区和工业小区，项目未定，地已售完，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愚不可及也。土地是稀缺资源，各级政府应当做到有控制地供给；而很多干部不懂此理，竟于出售，造成供过于求，是严重失策。为此，必须严格土地管理，特别是制定长远规划，明确保护农田，并对工业等用地作出从严安排。

4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方针和以工建农、以工建镇的政策。乡镇企业无疑要继续发展，但是必须兴利除弊，努力纠正过去多占耕地、扩散污染的错误。无论苏南或苏北，都不能再搞有污染的企业，除非是真正的“三同步”对以工建农、以工建镇，既要坚持，又要改进，防止追求形式，浪费资金和土地。另对“村村冒烟”也要有所控制，尽快做到适当集中、形成规模，并有利于节约土地，防治污染。既定的“六一一工程”要动员个方面力量，务必完成。

5依靠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部门工作，而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一起抓，并结合改革开放，纳入“科教兴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解决这些问题，既要运用市场机制，又有局限，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发挥财税、金融和计划等手段的引导功能。对外开放也与此有关，引进项目要保护环境，特别是搞好国家级的“宜兴环保工业园”带动全省环保产业在全国的优先发展。科技部门还要把这些问题列入研究项目，给以科技支撑。

6开展地方立法，列入政绩目标。搞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要有法律保障，除了中央立法外，根据我省经济发展先行的特点，一些矛盾暴露较早，有必要开展地方立法，使其规范。当前这些问题在有的地方未被重视，往往为经济发展所挤，与政绩导向不全有关；因此，有必要列入政绩目标，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做到统筹兼顾。这些工作，都要着眼长远，不仅当前管用，并为跨世纪进行有效的准备。

党课讲稿（提纲）

原载江苏省社科院《院报》2013年第7期

为什么要开展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早在前年，中央领导就提出，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有人认为，前两者只要不讳疾忌医，不难逐步改进，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举毛泽东为当年《九评》中加的一大段话，提到前苏联脱离群众的种种现象；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也相似乃尔，必须引起居安思危。

群众路线的教育和实践，一是学习，偏于理论；二是实践，重在贯彻落实。分别论述如下：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是我们党克敌致胜的三大法宝。过去武装斗争的胜利，靠的是发动群众和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后来和眼下的和平建设，同样要依靠群众。

1.什么是群众路线？

从立场看，就是要站在群众一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一切工作都要以谋求群众的利益和出发点和归宿；除此以外，党没有什么别的利益。站在群众的利益，不仅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且包括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谓工农兵学商。群众是指最广大的人民即所有国民和公民，或称芸芸众生的老百姓。

从观点看，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服务群众。具体地说，可以列举：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和政府的权力来自群众所授（赋）必须为群众所用；一切工作要为群众所想、所愿，特别是解决群众的困难，给群众以满意和幸福感；要发动群众来完成各项任务（群众运动不是运动群众）要向群众学习，也要教育群众；要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如鱼得水；要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公平正直;要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等等。

从方法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刻也不背离群众。

2.群众路线和反对“四风”

过去历次整风，对象曾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山头主义和官僚主义尤其是贪污、浪费等，这次有所不同。

形式主义，是一种新的提法。本来，形式和内容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形式成为主义，就是与内容脱节，表理不一，只追求形式，丢掉和颠覆相应的内容。具体说法如：雷声大，雨点小；空谈误国，空文误事；夸大成绩，掩盖错失；义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甚至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过去GDP挂帅，搞政绩工程和标志工程以及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兴师动众、草率收兵，都与形式主义相关。

官僚主义，原是封建专制的一种制度，或称官本位，等级森严，官重民轻，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衙门作风，也是一种表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发展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只为仕途，不为苍生。

享乐主义，就是片面地、过度地追求享受，乐此不疲，甚至得意忘行(工作）流连忘返。本来，在温饱之余，适度享受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消费要讲科学和健康。当享乐成为主义，却是另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害于社会和公益。

奢靡之风，往往从享乐主义来，并走向腐败和浪费。中国还未共富，但少数暴富者成为世界奢侈行业的大买家，豪宅、豪车和豪赌流行。生活靡烂，不仅“三公”消费高标准，并且进入黄赌毒。

3.构建和坚持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

群众路线的活动也要体现群众路线，从部门、地方到企业、领导都要深入群众，通过听取群众的批评，暴露问题，照镜子，整衣冠，即知即改。

但活动不是一阵风，还要构建和坚持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法治化。大致要有：给群众以知情权，如最近重申政务公开；合群众以表达权，不仅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更为了使下情上达；合群众以监督权，如通过媒体包括网络，鼓励群众检举腐败和不正之风；给群众以决策参与权，如专项公示、公证和咨询、质询等，完善领导责任制和考核制，进而明确奖惩。

二、社科领域也要落实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们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不仅适用于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同样是所有单位和干部、党员的行为准则。社科领域也不例外，有其个性和特征。

1社科院

职责定位。省级社会科学院，作为省级和地方的智库，承担咨询和献计献策的任务，或者放在第一位，理所当然，过去有成绩，不断在提高，都该肯定。但决非唯一，而该还有两项，相对说来尚待加强；一是特别关注广大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既是党的喉舌（宣传）又是人民的喉舌，达到党性和人民性、党性和人性的统一；二是加强学科的建设、发展和创新，以更好的理论来指导和服务实践，提高社科为人民服务的应用价值。

为此，必须改善社科院的学术生态。能否认为，社科院作为学习和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相仿佛，可以北京大学为镜子，模效蔡元培的精神，兼收并蓄，包容宽松。要贯彻双百方针和两为方针。“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弘扬主旋律，允许多样化。”要浓化学术气氛和鼓励相互切磋，防止讨论冷清清、图书馆冷清清的不良景象。培养一种毛泽东曾提倡的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2社科界

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思想和精神活动，似乎以个体为主要形式，其实同样要有竞争、比较、互补和合作，走群众路线，大有好处。这不仅在工作方法上，必须到群众中去，加强调查研究，包括问卷，切实了解民情；并且在研究操作上，也要相互咨询，尤其是听取和吸收别人之长、真自己之空。

重要在选题上，也该与群众同呼吸，吸收营养。经社法是这样，经济学既要谋发展，更要落脚到群众公平地分享；社会学的重点在民生，从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到教育、卫生、住房，都有广度和深度；政法更是当前热点和争论点，民主和法治之路非走不可。文学从创作到评论，都以人为对象，典型环境凝聚于典型的人性、人情和人道；历史学同样是群众学，离开群众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积淀；哲学并不完全抽象，大家共识归结为“哲学是人学”。

3社科人

社科人属于知识界，可以学而优则仕、则商，都为社会作出贡献；学而优仍学，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省社科院的现在班底比我们当年强，我们老一代多是半路出家，不如现在的团队都是科班出身，是学士、硕士和博士。我们的70后、80后（年龄），不如你们的70后、80后（出生）代沟显然，在大数据时代，你们代表潮流、能量足、潜力大、前景广。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有为的士兵”你们应当和能够出大作、成大师。不要犬儒化、优伶化，而要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自由的思想（实践出真知）批判的精神（补不足才有正能量）。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我的体会只有两条：勤能补拙，熟能生巧。“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比尔•盖茨的经验，在量化上是花一万个小时的功夫。有位高尔夫名将也说，经过一万小时的磨练才达到高水平。我的体会，每天除睡眠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外，再加四小时学习和写作，有七八年就能不同于一般，脱颖而出了。建议每月至少读两三本书，每周看两三本期刊，每天阅两三份报纸，并上网至少半小时；除记笔记、写心得外，每周写两篇短文，每月写一两篇长文，每两年写一本专著或合著。就能下笔有神助，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刻苦坚持，玉成于汝。

我写文章，一是坚持讲真话，但只做到“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二是说别人之想说、未说和怕说，趋时也有，但有时“泼冷水”坚持头脑清醒，胆大心细。

第十四篇:经济科学与学者职责

作为经济学（工作）者，关心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建设，责无旁贷。我自命正统，信奉马克思，但不排斥借鉴西方，拿来精华。这方面有写作，偏于抽象和概念，常令阅者心烦，不该多举，着重于与实践的结合。顺便附述的是身份转型，也未悉到位与否？

【链文举要】

改革的实践需要改革的理论（《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马克思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在江苏的实践（《江苏经济学通讯》2009年第11—12期）

坚持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苏州经济论坛》2006年第5期）

十年改革理论简述（《江苏社联通讯》1989年第1期）

从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谈起（《社科研究动态清样》2001年3月20曰）

践行邓小平理论实现复兴中国梦（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征文）

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

原载《光明曰报》1983年1月30曰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水平和企业事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这是对经济战线上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号召，也是一切经济工作者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中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短短几年，有不小的进步，突破了一些旧藩篱，得出了一些新结论。但是，经济科学所起的作用还很不够，还存在脱离实际的倾向，贵在于用的要求并没有很好落实。

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分为两大类，一是基础理论，一是应用理论。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基础理论是应用理论的基础，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忽视应用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应用理论服务的；也就是说，基础理论是通过应用理论为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工作服务的。如果忽视应用理论，基础理论就必然会脱离实际。因此，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首先就必须处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理论工作者必须提高认识，加强责任感，力争从理论上回答现实经济中提出的问题，促进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

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需要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这里，有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把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研究这些重大问题，需要本着远近结合的原则，作出全面的、系统的规划。无论是为了争取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而进一步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还是为了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而采取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对经济科学提出了许多课题。其中，有属于宏观经济的发展战略、体制改革、经济结构、速度和效益等问题，有属于微观经济的企业和社队的经营、管理、整顿等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例如，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就要求对提高经济效益问题从理论解释、指标设计、政策制订到管理考核等作出答案；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就要求经济科学对计划和市场的相互关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和特点以及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运用经济杠杆等给出答案。

第二，建立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密切联系。经济科学本身是一个多学科、多分支、多层次的大系统，不少学科属于边缘学科，例如技术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环境和生态经济学，都需要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要通过适当形式，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攻关，力争尽快取得成果，并及时地、少环节地把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现代化建设。

第三，架通理论和实践之间往来的桥梁。这几年，统计资料和其他信息逐步开放，理论研究的天地开阔得多了。但是，还要从更多方面创造条件。已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由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联合进行经济调查和经济研究，相互参加有关的工作会议和理论会议，一起搞基层试点和经验总结等，应当继续坚持和推广。但不能止于此，还要创造更多的形式，加强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联系，通力协作，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深入发展。

第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已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在具体方面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待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因此，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余地甚广，必须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不同观点的争论是正常的，即使有了多数人的一致看法，也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接受检验并求得发展和完善。经济理论工作者既要谨严细实，力戒浮躁，又要生动活泼，切忌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要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允许出错，也允许改错。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行，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将纷至沓来，这正是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义不容辞的职责和取之不竭的源泉。

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原载《经济学家》1998年第2期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广泛体系中，经济学占有突出地位。经国济世，古有明训。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问题在于能否和如何使经济学兴旺发达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得好一些、更好一些。

与“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相诀别

建国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传统政治经济学影响深远，对于坚持计划经济，起到了难以估量的规范效应。当时的各级领导人，都很熟谙此道；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式微，保留的观念有多有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习政治经济学进入了新高潮。据80年代的不完全统计，公开出版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至少有300本以上。部门经济学和内部教科书还未计入。浩如烟海的这些读本和专著，虽然各有特色、偏好和某些个性，但总的说来，基本上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范本。一般分为两大部分：先是大体上按照《资本论》的体系，描述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后是讲社会主义，就完全是苏联模式了。不能否认，这对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其必要的积极作用。但也不能否认，这些著述讲的主要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则有争论。这些书，重点在社会主义，即以苏联为典型，围绕两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极其有限的商品经济，形成了一个封闭系统。不言而喻，与中国当代呼啸前进的改革开放浪潮相对照，是格格不入的；虽然有所涉及，也只是为已行政策作诠释，显然属于“昨日黄花”。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济学界作出了不能抹煞的贡献。只是反映在理论上，多少滞后于日新月异的现实。至于对苏联《教科书》及其衍生物的清算，已是90年代的事了。正如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教学没有能反映出十几年来理论战线上的巨大进步，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计划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却还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发挥着它的“余冷”。

幸运的是，在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中，经济理论是一条重要脉络。邓小平的经济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的体系，其精粹无不是对苏联《教科书》的突破和批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终于与“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相诀别了！

西方经济学可供借鉴而不能照抄照搬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之一，与西方先进技术一起，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来。这些经济学观点、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原来被冠以“庸俗经济学”在人们了解后，很快摘去了帽子，并且受到老中青经济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接纳和欢迎，只是程度不尽相等。

现在可以认为，西方经济学已经在中国流传开了（当然，广义地说，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所以得到流传的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求。这可以分为三个层次：①经济学术语。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原来的术语不够用了，现实生活要求术语革命，西方经济学适应了此一需要，就被“拿来”最直接的，如搞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就要有一系列的商品名词和市场名词，非采纳不可，其中如从只承认资金到承认资产、资本，把“资本”中性化，进而承认中国也要有资本市场和资本营运，就是一大跃进。但是，得来不易。如在确认劳动力也是商品，以及把产业分为一、二、三次时，就要冲破不少传统概念，不无阻力。②经济实务。首先是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从沟通到融合，在输出商品时可以表达我们的传统观念，而在输入商品特别是引进外资时，却不得不同时输进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并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其次是在其他各经济部门，从商业到工业再到农业，尤其是金融、保险和投资以及房地产、信息等新兴产业，靠自己总结提高是不够的，学习西方则是较佳选择的捷径。西方的部门经济学，通过这些实务的移植，优先生根开花，有的还基本上可以照抄照搬，改制功夫不大。③经济理论。论介绍，起步不迟，但是大多作为“西方经济学”并未直接融入我们的经济学体系。接着有所消化吸收，仍旧始终是两张皮，原因在于与实践还有较长的距离。直至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大后，确认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及其思维方法的应用性顿然加强。应当肯定这方面的传播是快速的、有效的，包括了各种学说和学派，一些主要著作络绎不绝地以系列丛书的板块推出，走向学生、学者和经济工作人员的书包、书柜和案头。不懂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学盲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正如经济学家陈岱孙、高鸿业和董辅扔等一再昭示，西方经济学可供借鉴，而整体地看，不能照抄照搬，全盘西化。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灵丹妙药，不仅在于他们研究和阐述的经济对象是当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我们却处于一个不发达的、非常不完善的、尚待转变和创建的市场环境，更在于我们面临的许多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问题，他们并不熟悉甚至知之甚少，因而开出的药方难免是隔靴搔痒。如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兼容，我们在实践中的探索已有长足进展，他们往往矢口否认；改革采取什么步骤，我们坚持渐进方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先易后难，他们多数主张“休克疗法”已在苏东频频碰壁。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从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到小城镇，更在他们视野之外。

借鉴西方经济学，路子是宽阔的。从计量方法到某些个案以及整体方案，同时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学说、学派多种多样，给人以无所适从的感觉，必须有所选择，有所组合。近年来，有人试写了若干经济学，大多还未公开出版，可以认为是有益的探索。其实在西方，也没有众所公认的经济学范本。萨缪尔森主编的一本，过几年修订一次，越来越变得综合化，基本上罗列了当代的各种理论观点，不能完全代表他个人的主张。最近，斯蒂格利茨抛出了另一本，篇幅也巨大，其中就有很多方面和萨氏相左，在我国得到的评价不尽相同。看来，对西方经济学，我们只能以借鉴为重，尽量消化吸收其有益有用之处，决不能拿来就作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学。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学要和世界接轨，就是融入西方经济学，那是不足取的。

能否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苏联《教科书》相诀别，借鉴西方经济学又不是全盘拿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是不是需要、有没有可能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或者命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近几年来引起了议论和研讨。

有此需要，那是明确、肯定、无疑的。因为我们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济建设是其中心。这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实践。这既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又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理论，反过来据以指导实践。以往的种种经济科学，对我们都有用，但是不能替代我们自己的理性思考，提供实践的具体答案。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构筑了大的理论框架，但是也不能要求他写出经济学的具体篇章和细节。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有中国特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与此相应，实践的深化呼唤着新经济学的诞生和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学工作者走出了书斋，听从党的号召，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作出了自己的应有努力。其实，还可以前溯，多数同志认为，顾准是新中国经济学的先行者，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等有了最初的开辟，功不可没。最近20年，大家从批判传统体制入手，披荆斩棘，逐步前进，突破了层层障碍，对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启蒙和推动功能。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两者结合，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特区建设试点到全方位开放，以及从片面追求速度的粗放型增长战略到以效益为前提的集约型增长战略，一锤定音的是党，积极倡导的群体中就有广大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先后出版的近万计的经济学专著和数以十万计的经济学论文，标志着他们的历史功绩。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理论成就又有其历史局限。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修养存在这样那样的短缺；加上急于应用，往往是既不能真正深入实践，又不能充分发挥其理论优势。于是，正如有人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倒过来”不是凭实践来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注释政策；或者要好一些，注意了跟踪实践，超越实践，但仍不免与改革开放的试验阶段一样，亦步亦趋地“摸着石头过河”。80年代后期，新一代的中青年经济学者涌现，知识结构不同，带来一股锐气，可是也有急功近利倾向，在实践上显得颇有隔阂，不够成熟。有人断言，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此话不无依据，因为我们真正找到改革目标并付诸实践，毕竟还是世纪末的近年。

面对21世纪，建立中国经济学或先从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切入，在需求更迫切的同时，也逐步具备了可能。放眼世界，西方经济学只以发达国家为依托，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证分析，减退了对发展中国家给以理论支持的热忱，不能一统天下。凝视中国，在跨越温饱、小康后，走向基本现代化，正为经济学理论创造着极其丰富的素材。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不是孤立和局部的，也带动整个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并成为世界增长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西方学者可以观察和思考，而碍于距离和利害，结果常是只有惊叹和置疑。如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中国科技进步能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们解答不了，要解决和解答就要靠我们自己。至于社会主义问题，世界多数经济学家缺乏与我们对话的共同语言，我们不得不自己坚持、自己探索。

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在解构传统的经济学后建构，现在已有多种思索。能否列出这么几条：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特征；②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手，着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也就是从不发达到逐步发达起来的宏观规律；③发展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与国际隔绝转向与国际沟通；④这样，既以生产关系为对象，又紧密联系生产力，并着重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⑤在市场经济中有多种经济范畴，包括金融、资本等，都要纳入，并与部门经济学有联有分；⑥中国是一个大国，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⑦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充分就业艰难，劳动力转移过程较长；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分配上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有很多必然王国；⑩政府职能，或许也有独特之处，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不同于别的国家。此外，还有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都涉及从微观到宏观，或许中观层次更复杂一些。

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学的挑战。同样，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对世界经济学体系的贡献。有人提出，建立世界的经济学大厦，要靠各国经济学家的共襄斯举。应当补充强调的是，在中国，应寄希望于中青年一代经济学工作者。他们将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一起，在新世纪蓬勃兴起，成长壮大，尽快成熟！

坚持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指导

写于2010年8月，未发表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抚育下成长的，前后60多年，始终服从真理，坚持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为指导，其间不无曲折，而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未变。垂老回眸，无怨无悔，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我出生于大革命的1927年，江苏苏州吴江人。抗战胜利前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的经济学系。面对社会动荡和民生凋零，寻找出路，广泛选求，终于皈依马克思。当时，不满足于学校讲授的萨伊经济学一套，而为《资本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所吸引，也涉猎拉斯基和河上肇的书，最后又以俄为师，踏上造反之路。解放前夕，曾因从事学生运动被捕，李宗仁谈和时以政治犯身份获释，参加了地下新青团。本来分配我搞青委工作，我以即将转入经济建设为向往，去税务、财经和计划部门做实际工作。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考入中国社科院，变为经济理论研究者，至今仅30年，虽在1992年离休，但是离而未休，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继续前进。

建国以来的前30年，投入各项政治运动和“一五”“二五”期间建设，一度热情澎湃，以“鞠躬尽瘁”为座右铭。“大跃进”后，三十而惑，不知天命。经过“文革”在改革开放的洗礼下，追随所长许滌新、刘国光、董辅扔编写几本书，对计划经济有再思考，对市场经济有新认知，对列宁尤其斯大林有重新估价和逐步否定。从中国社科院到江苏社科院，作为经济学者的主要职责，无非是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探计谋策，汇入大流。如果说有什么异议，则在质疑大干快上和增长过热，靠拢了“渐进”学派。

上世纪末，先后推出《中国经济和两个根本性转变》、《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和《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等和一批长短文章，在肯定成就的前提下，开始觉察到若干潜在的缺失，如片面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而忽视其质效、结构和成本，特别是建设成果未能为全民共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公有资产一卖了之，不同程度地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进入新世纪，在摆脱行政职务和逐步减少社会活动后，有更多的时间直面现实，有所反思，从所谓“智库”转为“守望者”继续写出的书文，主要在下述方面：

一、关于发展，写了不少短文，代表作之一是2003年10月13日刊于《中国改革报》的《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肯定“发展是硬道理”而怎样理解，还得端正，防止各种片面性。发展的内含，不仅经济，还有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也不仅增长，力争可持续的平衡和协调。特别是在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同时，还要关注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提到发展动力，归根到底要靠消费，并对扩大内需有多篇专文。

二、关于民富，是多年来研究和写作的重点。从孙志刚事件得到震动，2005年1月推出《中国弱势群体》，9月推出《中国农民工》，2006年4月推出《中国失业者》，都是为穷人呐喊。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并体现“以人为本”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着想；那么，最大多数的是工人和农民包括其过渡阶段的农民工，当前不断处于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弱势化的困境。这三本书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第一本一、二版迅即售完并上网和转载，还有盗版。用的都是二手资料，被认为负面占多，以致第四本《中国贫困生》不能再写下去了。

三、关于“三农”我自命是“重农学派”来自“文革”中下放农村，深感中国农业真弱、农村真苦、农民真穷。这几年中央迭出一号文件，强调“三农”是重中之重；下面也有回应，但是行动滞后，原因是农业增长无助于GDP,与考绩越来越远。我的多篇文章有《一定要让农民增收》、《为农民轻装》、《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特别是结合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包括江苏、苏南，存在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偏好，一再呼吁，先后写了《发达地区更要强化重农意识、优化兴农思路》和《反对过度的农田非农化和农业非粮化》等。

四、关于分配，响应“刘国光旋风”认为不能老是强调“效率优先”而该在贫富差距过大后，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这在多年前已提出，近几年更写了多篇，要旨在初次分配就要讲究公平，并加大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调节和再调节；当前的关键则在劳资关系，应当重申“劳资两利”的政策。2010年，写了《惊呼两极分化》，无处发表，上网，两天内点击万次。

五、关于新旧自由主义，在刘国光从经济学教学孰是主流上提出问题后，我也赞成。联系当前改革，有人只讲“市场化”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既定规范，抹煞“公有制为主体”和“宏观调控”我同样认为是投降了自由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总结60年尤其是近30年经验时，我同样认为该有此反思，更不能认为反思就是反对改革，在纪念文章中留此一笔。近两年迎击世界性金融风暴，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又一次暴露，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批判。

此外，关于深化改革、提高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与改善民生包括创业、就业和读书、治病、住房以及城市化或城镇化，连同政绩考核等，都在眼里和手下。除了站在最广大人民尤其是基本群众的立场外，还有一些基本观点，如必要的阶级（层）分析、剩余价值、市场失灵、规划工具等，以及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至今还是有用和必须适当坚持的。这不排斥吸收和消化西方经济学的精华与借鉴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是发展真理的唯一源泉。坚持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指导，决非句句是真理，不能泥古而不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演进，百余年来有修正和补充，列宁、斯大林有异化和歪曲，中国的实践也有成败和得失。当前，从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出发，尚有不少问题亟待探索，并有赖于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创新，不妨例举的或有下列若干：

一、世界经济往哪里去？每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是对经济学的挑战，对新自由主义是挑战，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挑战。新自由主义没有预期和测算到这次危机，又没有现成的理念解释它，没有把握的办法克服它。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指出其原因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成熟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初始的资本主义，这次应对该有新的经验和新的概括。其中，关于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的重建与虚拟经济的再造，更有新的等待和开拓，并且一定会把传统的和现实的经济学说推向前进。

二、中国经济往哪里去？同样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建国一个甲子了，前30年在摸索，负面教训多于成功经验；后30年在进一步探求，辉煌中也有很多不足，所谓“中国模式”或鼓吹为“奇迹”怎样表述，莫衷一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至少也意味着，老路已经走完，新路亟待试创。当前面临种种问题和困难，如贫富差距、资源耗费过多和环境劣化过甚，都表明有些方面已经触底，非有所改弦易辙不可。转变发展方式，包括转变“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方式和向资本倾斜的收入分配方式，都是艰巨的系统工程，没有既定的有效途径，从原则到具体，瓶颈很多，决非容易。

三、中国经济的难题里，一个症结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的标准，从计划经济、国有制为主体和平均分配都被历史和群众扬弃，而市场经济、多种形式经济成份并存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又有不同理解和各别做法，难以准确地定性和定量。内如市场经济，怎样实现规范化和法制化，配以什么程度的宏观调控；公有制为主体，怎样使国控企业免除垄断和腐败，又不是私有化并抑制其弊病，还是有争论的；收入分配同样有迷雾，从怎样厘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起，经过按劳、按资、按技的不同比例，直至分配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局公平，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篇大文章，有的破了题，多数待起后的承、转、合。

四、改革和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是否已达彼岸，下一步怎么走?其艰难复杂，不亚于30年前，这向马克思请教，只有原则性启示；向西方借鉴，更无整套答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是手段，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做到了吗，还是愈行愈远？这不能不以民生为重，从就业、分配和社会保障以及读书、治病和住房，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某些发展中的大国和小国比，为什么还未赶上，如财政支出中的公共服务，始终比别人还差一截。又如政府的组建和职能，究竟要大要小、要强要弱还是取其适中；以及怎样以考绩为导向，端正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一连串课题待解。联系反腐倡廉，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成功，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为支撑和保障。

五、回到经济学的建设，其教学和研究，也有一个怎么办？在大专院校，从公共课程到专业，《资本论》开得不多，听的也不多；选用外国教材，联系国情也有较大距离。还要以研究来改造和提高教学，路子迄未畅通。与上世纪比，经济学者作为“智库”其作用越来越淡化。经济学院校出来的学生，从政从商不断升温，心甘情愿坐冷板凳的越来越少。谈到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群体，这些“毛”附在哪张“皮”上？有人说什么犬儒化、优伶化，使人蒙羞；而要举公共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为民请命，又有几何。难怪有人长叹：大师”安在，“大家”也罕。这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前途，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未来。

鄙人今年已过83岁，十足一个老朽，或称衰翁。20年前立志：书生报党无它愿，笔砚耕耘到白头”现在步入暮年，来日苦短。亲友好心规劝，勉属中产族，充分地享受一下余生吧。但是人性难改，世情难忘，总是忧国忧民，忧患不止。略可慰者，相信有难当前，人心不死，在群众觉起的推动下，当政者正遇建功立业之良机，不会甘心以保守派自居。江山代有雄才出，各领宏图几十年。因此对中国之振兴、人民之幸福，仍旧怀有足够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有美好的憧憬。理想丰硕，使我们眼望星空；见实瘦瘠，要我们脚踏实地。世界总在曲折中前进，人类总在颠簸中努力。我在同代与下一代人一起，满怀着殷切的期待和美好的希望！

正确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

原载《经济学家》1990年第1期

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有失误。出现这些失误的原因甚多，有的来自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然而不能忽视，这与前些时候经济理论方面的混乱有很大关系。其中，脱离基本国情，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若干时髦的教条，确实起了不良作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之处，今后还要有分析地消化和吸收。因此，很有必要研讨如何正确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两面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反映了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以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决不例外。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始于重商主义者。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经济学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创立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逐步显示、爆发之后，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才产生了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经济学分为两大阵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学。两类经济学的继续发展，虽有相互吸收，但在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始终泾渭分明。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其历史阶段，一般分为古典的经济学、庸俗的经济学和当代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形成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阶级矛盾还处在潜伏状态，其任务是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前提下，论证资本王义生产万式的必然明生，探索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含有相当的科学成分，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三个来源之一。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公开化，古典经济学出于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开始走向庸俗化，形成了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其庸俗性表现在否定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如朴素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三位一体”的分配论，蓄意抹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庸俗经济学尽管有不少学派，观点不尽一致，但共同点都是为资本主义辩护。

本世纪20年代末，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持续萧条，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日趋严重，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应运而生。古典的、庸俗的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例如，资本主义可以借助“看不见的手”自然地达到均衡生产、充分就业等，已经不适用而破产，需要构思新的理论并据以制订新的对策。所谓“凯恩斯革命”就是抛弃失效的旧观点，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主张，正是适合于这种需要的。这种经济学，对于挽救濒临腐朽的资本主义，起了很大作用。但它并非万灵良药，不久又失灵了。相继而来的各种经济学派，虽然五花八门，各举各的旗号，但是都围绕着一个小心——为当代资本主义找出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复杂化，导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越来越多样化。

回顾几百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我们不难洞察其阶级本质，突出的是：①鼓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公平性和永恒性，从鸣锣开道、涂脂抹粉到百般辩护，并竭力掩盖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②为巩固、发展和“完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献计献策，不仅在较平稳的年代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尤其在发生危机的年代更要努力加以挽救，避免走向崩溃；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百般诋毁，彼此的阶级特征越来越鲜明，界线越来越清楚；④归根结蒂，一切是为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却公开宣称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认清这些，我们不能把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经济学相提并论，或者认为只是两种不同的流派而无视其阶级差别。同时，西方经济学又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既不一样，又有类似。因为西方经济学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教义而进行宣传，并且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否则，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应用价值就不大，不能博得资产阶级的青睐。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西方经济学同样要面对当代经济的现实，研究其客观规律，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探索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对策。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研究质量，保证对策可行，采取和改进了实证、计量等方法。这些经济理论，虽然无不有其阶级烙印，并不完善和精确，但却不同程度地含有合理的内核，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同样属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处于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西方经济理论可供我们借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主张，对于前人和他人的知识积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应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既不拜倒，也不骂倒。

全盘照搬的现实教训

对待西方经济学，在认识其阶级性和两面性后，不该拒之于门外，而要引进。问题是如何引进，为我所用。近年来，公开主张全盘照搬者不多；但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抄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对策，并非绝无仅有。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给经济发展和改革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确是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由是：我们在经济上落后，在经济学上也落后，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是革命，不是建设，已经过时了，要讲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只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然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向西方“拿来”就是了，何必自己摸索，事倍而功半；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虽不一样，其发展前景和归宿却是“趋同”照搬西方一套正合乎历史潮流。

我们为什么不应当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整套理论或某种学说，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既有制度的区别，又有发展程度的差异；二是西方经济学本身有其局限性，对医治西方经济的诸病症也不是灵丹妙药，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抄照搬必然带来混乱。

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西方国家则以私有制为正宗，微观基础不同。西方经济学以私有经济为研究对象，不仅肯定其合法性，还无微不至地维护其利益。如果照搬他们的理论，必然要承认私有制的优点，无视其内在矛盾，进而要否认公有制的优点，最终得出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的荒谬结论。

在经济运行的宏观管理上，我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则实行市场经济，调节的机制、手段和方式不相同。西方经济学在摈弃完全自发的市场调节后，虽然注意宏观控制，有的还编制宏观计划，但是既以私有制为基础，就只能局限于间接调控。如果照搬他们的理论，必然要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不能兼容，最终不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否定公有制，就是否定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即使不是这样，从宏观管理的调控手段和方式来看，完全仿效西方，主要依靠市场调节，也会由于我国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市场体系不够完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上，我国坚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目的在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应当承认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下，建国以来屡次出现过大起大落，但这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常态，而只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不妨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情绪，固然原因很多，但是近几年来不加分析地引入所谓“起飞”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

此外，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有益论”和“财政赤字无害论”无不与照搬西方经济学有关。它不适合我国国情，原因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是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而我国则是需求过旺、供给短缺。全盘照搬，南辕北辙，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的错误，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论意识到没有，必然是潜移默化地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而全盘接受西方的固有制度。按照这样的理论和学说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必然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何况，西方经济学极其庞杂，正确和谬误并存。全盘照搬，又必然倾向随机行事和朝令夕改，丧失政策的配套性和连续性。西方经济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西方经济学绝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应该轻率地指望它来代替我们的认真思考，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

借鉴要结合中国实际

我们反对照抄照搬，但不等于全盘否定、简单骂倒。应当否定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和理论体系。在这个前提下，经过具体分析，汲收和借鉴其合理成份。①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但它不是铁板一块，有可分性，其中渗有或杂有这样那样的人民性。从另一面看，它不仅是资产阶级的杰作，更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②西方经济学与整个西方经济一样，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一起发展。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社会主义经济也属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有其共性，有其共同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很多成果具有通用价值，对我们研究自己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不是毫无用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西方经济发展更为成熟，西方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③在开放时代，西方和东方，南方和北方，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也越来越广泛、越频繁。面对共同的世界经济问题，需要相互了解、相互合作。

借鉴不等于移植，应当有取有舍。取舍标准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分清精华和糟粕。根据我们的需要和条件，取其精华要经过咀嚼，而不是生吞活剥，所以要这样，理由是：①西方经济学本来是一般大杂烩，长时期来没有形成任何主流或主体，借鉴什么，必须有所选择，并树立明确的选择标准，切忌人云亦云。②两种制度不同，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经济观也不同，这就要求借鉴中含有改造和创新。多年来照搬西方某些行之有效的体制和政策，多数走了样，主要是没有结合国情特征和制度特征，不消化也就难以吸收。③我们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不是一张白纸。借鉴的另一含义是杂交，从而获得优势。经过这样的借鉴，以我为主，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当代特色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对策。

结合中国实际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一番加工改制过程。

企业的经营管理，属于微观经济学范围，借鉴西方经济学，从来没有异议。但是，如何植入机体，并未真正解决。在企业经营上，有必要形成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在西方企业出于自然，而对我们则是一个没有译破的谜。至于已经反复评价的股份制、租赁制等，西方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如何结合中国实际，采取适当方式，有待深入研讨。

国民经济的管理，属于宏观经济学范围。近年来判断经济形势，引入了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概念，并从实际出发，得出“需求膨胀”的结论，不同西方常见的需求不足，显然是成功的。相反，在宏观管理的实际操作上，参照西方盛行的货币主义，认为应该以货币金融政策为调控的第一手段，相信只要掌握贴现率、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三大法宝，就会得心应手。我国的金融市场十分幼稚，运用利率等信号，其传递功能非常有限。转而着眼于以银行信贷来调控货币发行，效果就不一样。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每一处，当然是值得借鉴的。但是，方法论向来与立场、观点不能完全分开。这几年来，不少人提倡实证方法，可以补只用规范方法之不足。然而，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是从提出理论假设和有关的假设条件开始，进而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主要结论。这里需要既定的理论前提，对实证结论有很大制约，与标榜客观不尽符合。可见，实证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处理和解决任何理论和实际问题。

科学没有捷径，借鉴也不仅是简单地取舍和抉择，更不能代替自己的思考。以西方经济学为镜子，照见的还是中国的实际。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从书本上去找现成答案，这包括经典著作，何况是以西方经济为依托、正确与谬误杂存的洋教条呢。

我们需要自己的经济学

讨论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自然地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学？过去，我们并不曾这样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现成的；后来，有人又那样想，西方经济学是现成的。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理论和实践。这是源和流的关系，不可分割。不要理论会犯经验主义，脱离实践会犯教条主义，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吃过苦头。本来，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呼唤并会产生伟大的经济理论，而当前的问题究竟是理论跟不上实践，还是实践不符合理论，看法不尽一致。这至少表明，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不够好，既有混乱的理论，又有失误的实践，两者相互影响。因此，需要正本清源。能否认为，这个“本”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个“源”就是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那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培育理论，相互促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就大有希望了。

——继承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继承和发展。一度争论应当强调坚持还是强调发展，或许仅是出于概念的误解。继承和发展的统一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所以需要继承，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所以需要发展，因为实践在前进，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经验，不能墨守成规。

——鉴古和鉴洋。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经济学也如此，应当借鉴和容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精神财富。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其来源除经典理论和当前实践外，还包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当代西方经济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认识和应用。掌握理论，目的是为了应用。这是常识，但是能否贯彻，问题不少。社会舆论把经济工作的惶惑归之于经济学家的无能，把经济发展的挫折归之于经济学家的罪过，常使人有委曲感。我们确实存在脱离实践的主客观原因。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定要把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的经济政策设计沟通起来，努力提高政策分析和政策咨询的水平。这样的经济学和这样的经济学家，人民没有理由不欢迎。

派和百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许多流派中的一个，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自有经济学以来，也可以只分为两大派：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派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一派是无产阶级的，一派是资产阶级的。两派虽有交织，但基本界线分明。我们的经济学，在共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能否提倡和允许出现各种流派呢？还是肯定的好，因为这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繁荣学术的必要保证。为此，必须划清另一条界限：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什么是大胆探索、严肃研讨中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区别。特别是面对史无前例的改革，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七咀八舌的讨论至少是利多弊少。积极地说，这有利于发现和发展真理；消极地说，这也有利于发现和纠正错误。

——普及和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要有两个走向:一是普及，二是提高。目前不少干部不懂得经济增长过热会导致通货膨胀，不懂得离开效益求速度只能是自欺欺人，说明普及经济学常识是何等重要。另一面，有的经济学家胸藏万卷，而对基本国情知之寥寥。经济学的中国化，首先是这门科学的普及。千百万人提高了经济理论素质，据以指导实践、总结实践，将为经济学的提高提供群众基础。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我们需要的经济学就会逐步成长。

博弈论为何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原载《江苏科技报》2005年10月24曰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罗伯特•奥曼（RobetJ.八uman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为此，他们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元）的奖金。

经济学奖不同于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奖那样倚赖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文学奖仰仗宽松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平奖可遇而不可求。经济学奖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为此，记者走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立人，请他来进行全方位分析和解读。

奥曼与谢林

“作为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奥曼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他1930年6月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是一名在以色列、美国乃至世界各地享有极高学术声誉的著名经济学家。”沈立人介绍道。

作为以色列数学倶乐部主席的他还是多家世界知名的专业杂志社的编辑，如《国际博弈论杂志》、《数理经济学杂志》、《经济学理论杂志》等。

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奥曼对博弈论和其他一些相关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曾于1983年获得以色列技术机构颁发的科学技术哈维奖，1994年获得了以色列颁发的经济学奖，并被波恩大学、鲁汶天主教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谢林192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是美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也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还是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以及军备控制方面的研究专家，1992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

“他是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的‘弗兰克•赛德曼奖’的获得者；凭借对预防核战争的相关行为的研究，他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1988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其评为‘杰出资深会员'他曾为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耶鲁大学和兰德公司等机构工作或担任顾问，并作为经济学家为美国政府工作过。”沈立人这样评价这位实干家。

为什么是博弈论获奖？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钟情博弈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与博弈论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已经是第五次折桂了，这在诺奖历史上不多见。这个玄妙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它为何一次又一次折桂？

沈立人介绍，博弈论又称对策论，主要是指人的行为方式、行为决策等导致的结果。现代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两大类：理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前者的核心工具就是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后者核心工具就是计量模型。到了80年代，博弈论已经渗透到经济学的各领域。

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美丽心灵》，想必很多人都看过，其主人公美国人约翰•纳什正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著名的“纳什均衡”也是博弈论教材中必备的内容。此后，博弈论成果接连为诺奖评委所青睐，折射出经济学从理想化向实际变迁的趋势。

这种变化蓬勃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集中体现在理论框架上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突破。新古典主义理论建立在一个理想化的假设基础上，如信息完全、市场有效、行为理性、经济系统先进平稳等，而现实生活中，假设是靠不住的。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正缘于此。这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生活中的局部问题和冲突，研究一项决策的互动效应。

比如每到黄金周，各大商场就会大力促销，降价、送赠品不遗余力。如果按照理想化的分析方法，消费者将趋之若鹜；而博弈论会告诉商场经理们，一家商场的削价竞争往往会引起竞争对手的跟进或报复，消费者也可能认为价格还可以再降，持币观望，结果是销量不一定扩大，利润率反而白白降低。事实的确常常如此。正因为更贴近实际，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博弈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和企业进行决策的工具。

因此沈立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必然会面临许多冲突与合作问题，博弈论因而具有广泛应用机会。

美国人获奖之谜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首度颁发以来，先后颁发36届，共有55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这些获奖者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几乎被美国人垄断。

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共同分享此项殊荣，但遗憾的是，芬恩•基德兰德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在美国进行。今年被看好的几位有希望成为百万奖金获得者的经济学家也全部来自美国，如被誉为“知识经济之父”的保罗•罗默。罗默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土，理性预期理论的倡导者托马斯•J•萨金特是纽约大学教授。如此看来，美国又是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赢家。

“所以，瑞典皇家科学院一直都在抱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为美国提供研究经济的经费，研究的经济理论也只有在美国才能运用。但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再次送到了美国人的怀里。”对于这点，沈立人表示，美国经济学家夺得多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确实有实力获得此奖项。美国的经济理论、经济模式都是原创的，对世界经济都有推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类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即使发表了也很少原创性的，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恰恰关注的是原创性的经济理论。

中国人的机遇

如果说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范围内的“诺贝尔发现”倚赖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文学的“诺贝尔辉煌”仰仗宽松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平的“诺贝尔荣耀”可遇而不可求，导致中国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继续充当看客的话，那么，经济学的“诺贝尔辉煌”对中国人而言，则另当别论。

沈立人认为，自从亚当•斯密以《国富论》为西方近代经济学奠基的数百年里，西方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业已相当成熟，只须修补完善，再要出现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是缺乏实践前提的。

中国则不然，正在艰难推进的经济体制转型和再造，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其旧有的和正在生成的新的经济形态如此富于“中国特色”照理说，完全应该成为培育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得天独厚的“沃土”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中国的理论板块”。

“这个观点并非我一家之言。今年5月底6月初，‘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论坛’上，‘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先生同样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经济变革无法用西方传统或现代的经济学理论作出准确解读，也无法从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变革中找到答案。

事实的确如此，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变革既不同于四方建立于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譬如印度)的市场经济，你说它“四不像”也好，说它极富中国个性也好，一个无从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变革正持续创造着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经济神话”。有如此丰富的经济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鲜活养料，正常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研究学术团队中的佼佼者怎能不获取诺贝尔奖，只要解除根本性的桎梏，给予充分的学术思想自由。别的不太好说，中国至少在经济学和文学领域摘取诺贝尔奖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智库”到守望者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院院报》2010年7月5曰

建国60年，对我来说，也分为两段：前30年主要在江苏省计委，从事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后30年到社会科学院，转向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前30年运动不断，经历“大跃进”，只是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为后来提供了若干实践体会。

上世纪80年代初，趁改革之风，考进中国社科院，分配在经济所的国民经济问题研究室（前身是平衡组，现在是宏观室）当时百事待议，中国社科院是中央有数的“智库”之一，承担着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探索和对策选择。在刘国光主持下，我参与发展战略和改革模式两本大书的编撰和几个方案的起草以及后来深圳的咨询，增加了知识，开拓了思路，结识了同行。也自主地写了多篇文章，包括提倡社队企业，防止重复建设，构建买方市场和循环经济等。当时感觉，自己的长处是稍有实践经历，缺点是书读得不如人多，尤其是对西方学说知之甚少。后来发现，在北京工作的好处是见多识广，不足是离基层太远。于是，1986年回到江苏，认为省级社科院承上接下，兼有理论与实际结合之胜。

回来以后，如鱼得水。随即应聘为省委、省政府的特约研究员和其他名义，参加和主持若干课题，更加频繁地出席各种经济研讨会，常去调查，应几种媒体写稿，后来还在南京和一些市县以及少数企业当咨询委员和顾问，经济研究的条件和环境都很理想。研究对象，也从宏观深化到中观，以区域经济为重点，并遍及农工商等部门经济。从1986年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间，先后发表了十几本著作和几百篇文章，其中获奖和有些影响的，如与吴志亢、徐元明等合写的乡镇企业，与顾松年合写的《江苏经济十年纵论》和《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研究》，与刘国光合写的《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等，以及论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之类，广度有余，深度嫌缺，杂而欠精。

在此过程中，论跟形势，可谓很紧。一度为《新华日报》写经济评论，每旬不少于两三则，赢得虚誉。但是渐渐感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存在片面追求速度和相互攀比，自成体系和结构劣化，相对地忽视民生和生态环境，或者说到而做不到。因此，陆续写了若干不尽合时尚的短篇，如《树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速度观》、《治一治脱离实际的攀比风》、《地方政府机制的若干探索》、《加大改革分量，启动结构调整》、《乡镇企业也要上新台阶》、《经济高速增长中若干反差现象》、《浮夸就是一种腐败》等。这些评论，一次听说刘顺元称好，汪海栗也有首肯；但是同时，郁冠同情地告诫，不要再写这类文字，有的领导认为是在对江苏抹黑。我未完全听话，把类似意见投向省外和北京，或者写得曲折和隐蔽。

90年代中后期，我已离休，进入古稀之年，摆脱职务，相对超然，但笔耕不止，思考比较自由。在几番经济过热和起落之余，把注意力转向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机制。这是在省级单位工作和联系市县调查的感悟。特别是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时，有人认为这是上边的事，与我无关，甚至鼓吹全国要下，我们正好乘势而上，不待“软着陆”争取“硬起飞”我写出《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作为个人专著，有一定的自我欣赏。在此期间，还有多则文章，如《端正考绩机制，规范地方行为》、《理论失灵、政策失真和法制失效》等，同样有针对性，与原来的“智库”要求渐行渐远，或者说是换了第三只眼。

进入新世纪，在目睹全国和沿海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觉察到社会矛盾迅即涌现，从贫富差距的拉大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都不断分化，对立并有冲突。在昆山调查，他们也承认“发达地区还有穷人”“孙志刚事件”进一步触动了我，正好有出版社征稿，我顺势写了《中国弱势群体》，推出后畅销，再版，网发、书摘，并有盗版。意犹未尽，两年内续写《中国农民工》和《中国失业者》，旨在救助穷人。曹明看后，赞为改了身份。我自己也不自觉地体会，从“智库”转向守望者，从单一经济走向关注社会。但是，本来还打算写《中国贫困生》，进而归纳为《中国贫富差距》，却因题材敏感、信息负多，行不通了。

跨过80岁的门槛，揽镜自怜，承认老了。学学时尚，在2007年写了《徜徉人生》，作为八十纪实；009年写了《百感文集》，在人和事外，补述某些心灵历程。这两年，见到一批老干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两头真”对我是鼓舞和鞭策。如邓小平说，改革成败决定于政治体制(大意）2010年首，再去三亚避寒，就写了《政治改革渐进方略一百条》，除与同行交流外，又作为“上书”供领导参考。余生有限，在享受休闲、自得其乐外，以费孝通、刘国光为榜样，爬格子不停步。尤其是周有光在百龄高寿后，还关注政治，抒发己见，让我感动。我是后知后觉。也懂得“朝闻道，夕死可矣！”出于爱民、爱国、爱党之心，在广大工农群众还有困苦、国家制度还落后于时代、党内腐败还存在和蔓延的今天，一批老中青公共知识分子都在奋发，我岂能抛弃马克思教导和理想，处身局外，不闻不问？老人的特点是无欲无求和无私无畏，在我逐步痴呆化的日子里，尚有想念，就该直言，尽到守望者的毕生职责！

第十五篇:调研报告与典型介绍

经济研究，理论与实践、实际相结合，调查是基本功，也是基本工作方法。从实际工作转身，此一手段始终未弃。主要去市县以下基层，直至企业和社队（大队、生产队）。通过座谈和访问，掌握数据和事例，就得成果。不少文题，从此破解，而以调研报告形式出现的，仅是部分；并且往往堆砌材料，巨大臃肿，不堪卒读。这里，只能略列高端两例，聊备一格。

【链文举要】

当前广东省对外经济关系中几个问题的调查（978年7月10曰）苏浙皖经济改革的一些情况（《经济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活了，才有无限生机——深圳调查（《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8月13曰）

关于徐州地区抗旱斗争和建设商品粮基地的调查（978年7月10曰）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技术创新——昆山调研之感(《苏州经济》2000年第2期）

无锡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调查报告（997年2月25日）

苏州雷允上药业集团调查报告（997年2月20日）

滁县地区发展专业户的调查

原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76期

这几年，我国农业开创新局面，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专业户为标志的。原来不算发达的安徽省滁县地区由于最早普及大包干和相继兴起越来越多的专业户，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完善农业生产关系闯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路子。

何谓专业户？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有人认为，其性质一是“专”二是“户”即以家庭为单位的专业生产；有人认为，其特点是从种植业（狭义农业）中游离出来的商品生产；有人认为，其标准在于劳动生产率超出一般农户水平。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综合起来，专业户就是基本上按家庭进行社会分工，从事某项专门性的商品生产，逐步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从而不断提高其生产水平的农村经济实体。

由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小生产状态，即所谓小农经济。农业内部的分工进展迟缓。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之后，绝大多数的生产队和农户仍旧以种田为主，其余属于副业，凝结为“小而全”的模式。这是我国农业落后的象征。专业户的出现，开始打破这种传统模式，向着社会化的大生产跨了一步。这无论对农业生产或整个社会生产来说，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专业户的形成，从滁县地区看，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对集体接受专业承包，如饲养大牲畜和种畜，从事农机耕作，水利管理和植物保护;二是家庭副业的延伸和扩大，如饲养猪、羊和鸡鸭，从事编织等手工业;三是在生产发展、收入增加后或靠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开发，如养鱼，植树造林，办小工厂和运销等。发展过程，一般分三阶段：先是以种植为主兼营副业，叫做兼营户；妾着是有重点地经营某种行业，叫做重点户;然后是集中发展一种专业，叫做专业户。当然，在一户之内，大多还保留兼营，但按劳动力分，已有相当的专业工。兼营户是小生产的老形式，重点户是由兼向专的过渡形式（蛹态）专业户和专业工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形式。这是在推行大包干后，不少农户有了剩余劳力和剩余资金，其中有专长、会经营的人广开门路，先后成为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以专业工为代表的专业户。目前，发展较快的天长县，在全部农户中，专业户占88%,连同重点户约占20%。嘉山县的总农户中，专业户和重点户占6.4%;而在总劳力中，专业工占8.3%。

专业户的出现，时间不长，但是在促进社会分工上，却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天长县的8455个专业户，包括：养殖业7682户，占90.8%;种植业105户，占1.3%;手工业176户，占2.1%;商业服务业18户，占2%;运输业40户，占0.5%;其他副业434户，占5.1%。粮食专业户和社队工业的承包户（人）还不在内。凤阳县的18116个专业户、重点户，包括：养殖业5253户，占29%;种植业150户，占0.9%;农副产品加工业7525户，占41.5%;商业服务业2078户，占11.5%;运输业3100户，占17.1%。与天长县比，结构有相似，也有不同。连同其他各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专业户的内涵特点是：

1养殖业发展最快，比重最大。本来，饲养家畜、家禽等是家家户户的主要副业，现在冲破限制，蓬勃发展起来了。天长县汊涧公社的张祥龙户养种公猪2头、种母猪5头，一年出售仔猪108头；龙集公社的俞德荣户养母鹅80只、仔鹅400只，连同养母牛等，一年纯收入8000元。定远县城西公社的王家斌户承包21.5亩水塘，年产成鱼5000多斤。各县还有养兔、养蜂、养貂、养黄鳝等。这些极其普通的事例表明，我国发展畜牧业和渔业，除了由国家和集体举办少数机械化的猪场、鸡场、鱼场外，靠大量的饲养专业户，投资少、收效快，前景十分广阔。这种形式，就一家一户看，似乎零星分散；旦是从总体看，确是饲养的专业化，积少成多，不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

2投资开发逐步增多，农业经济结构起了变化。过去，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化，现在有了专业户，不少属于投资开发，项目越来越多。定远县有荒山岗120万亩，长期利用很差。包干到户后，农民自己投资，向荒山秃岭进军，不仅植树造林，还养牛养羊，使自然资源得到开发。滁县大王公社有片桃园，过去只结小果、虫果、“僵白老”由专业户张先才承包后，投资700元，补栽更新，精心管理，去年收桃30000多斤。特别是发展工副业的积极性高，到处办农副产品加工和小工厂。来安县张山公社的孙世良户，一家3个劳动力，不包土地，搞豆腐坊，去年纯收入4430元;新河公社有11户集资办磨料磨具厂，年产值超过10万元，现有固定资产5000元、流动资金1500元。还有搞建筑、运输的。全椒县的复兴公社，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先后有11户购买汽车，成为一支深受欢迎的民间运输力量。这些，都使农业经济结构渐趋多样化。

3还有办商业服务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的。这些“非生产性”事业，向来由国家举办，不能适应需要；现在，开始有一批专业户进入这个领域，也已见到初步效果。来安县原有基层供销社和集镇商户505个，现在发展农村双代店、小卖店，个体商业529户，使网点增加一倍，平均367人就有一个商业点。缝纫、修理、理发、照相、旅馆等专业户出现后，为农民生活解决不少困难。滁县城关，退休女教师张素芳办幼儿园，群众普遍反映比公办的好；这个县汪郢公社的葛元龙，花7000多元办了一个可容350人的电影院，群众十分欢迎。天长县金集公社有3个民间医生，联合办卫生所，为解体的合作医疗另辟途径。农村要办的事很多，国家包办不了，采取专业户的形式来办，这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必要的内容和结果。

滁县地区发展专业户，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怎样处理好粮食专业户和其他专业户的关系？专业户从种植业中游离出来，到一定程度就要放弃土地。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保留口粮田，把多余耕地退回给集体；一种是名义上不退，实际上请人代种（多数是“至亲好友”，从中分得口粮；还有一种是全部退回，但要求解决口粮来源（例如按议价供应）这个地区，农民每人平均有耕地二亩左右，但不平衡。在人少地多的社队，多数农户其实已经基本上是粮食专业户；在人多地少的社队，即使有些专业户陆续退田，多数农户还成不了粮食专业户。后者，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然而作为远景，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因此，一方面对已成为粮食专业户的，要鼓励他们积极增产；另一方面对各种专业户发展后，粮食专业户也将逐步增多的趋势，要有具体对策，促进其有计划地实现。少数社队出现重副轻农偏向，部分耕地没有种好甚至流于闲废，更要及时纠正。

其次，怎样对待专业户实现新的联合？专业户的发展，有的本是几户联合，有的则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成为新的联合体。天长县已有联合体1047个，包括：养殖业453个（其中养鱼300个），占43.3%;农机使用和修配379个，占36.2%;四坊和加工厂194个（其中粮油加工79个、窖厂63个），占18.4%;商业服务业和文教卫生事业21个，占2%。嘉山县只是利用水面联合养鱼，就有500多个。这些联合体中，有常年的，也有季节性的，相当部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的联合。在联合体内，尤其是小工厂，大多也搞小包干，反映了联中有分。对这趋向，大家是肯定的，但是也有不同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联合才是回到集体化，对此过于“积极”有拔苗助长之嫌；一种认为联不联无所谓，听其自然，很少过问。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分别情况，根据需要，善于引导，防止包办。有些行业，例如农副产品加工、大面积养鱼和办厂，联合的优势很明显，要予以支持，并有相应的政策；而在有些行业，例如饲养禽畜，一般不宜规模过大。在相当时期内，联合或不联合都不是对专业户的否定，也不能以此作为衡量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标准。

最后，怎样进一步安排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暴露。专业户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这些劳动力寻找出路。来安县拖官公社的侯兆征，一家4口人，承包6亩地，只要一个人种，两个主要劳动力就转向养鹅鸭1040只，成为专业户。滁县琅讶公社的吕玉成，一家3口劳动力，承包6亩地，还不够一个人种，就设法买汽车搞运输。现在的问题是专业户发展还不久，劳动力安排还不多。凤阳县考城乡共有7383个劳动力，31875亩耕地，按精耕细作要求，每人种10亩，还剩余4200个劳动力，除发展专业户和社队企业吸收2425人外，还有1775人，占总劳动力的24%和剩余劳动力的42%。解决的办法是在保持进一步精耕细作的同时，再发展更多的专业户和社队企业（即专业户的一种联合体）这方面，门路是有的，要创造条件，例如开发山林和水面，搞农副产品加工和深度加工，办一些商业服务业，都有不小的潜力。

总之，农村推行责任制和发展专业户，不是恢复或保留小生产，而是走向社会化。我国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表现为经营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将沿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户越来越多，相互协作越来越密切和经济结构越来越丰富的道路前进。

由自给、半自给走向商品化

小生产的农业，同时必然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建国以来，农业生产虽有发展，但是并未打碎这个封闭式的框框，农业的商品率始终不怎么高。推行责任制和发展专业户，提高了生产水平，促进了社会分工，也就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了农业的商品率，使自给、半自给性的农业走向商品化的农业。农业的商品化，对发展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建立日益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可缺少的。

滁县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农大于工。按总产值，1978年是工业3.8亿元，农业5亿元，约为43%比57%;1982年是工业6.4亿元，农业12.7亿元，约为33.5%比66.5%。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70%以上；种植业中，粮食又占70%以上。由于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不发达，过去农业商品率在20%左右；有的县、社商品率是负数。推行责任制以来，生产发展，商品率提高；其中，专业户起的作用更大。专业户对商品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1专业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商品率的先决条件。天长县的粮食产量，60年代徘徊于2—3亿斤，1977年前没有过5亿斤;推行责任制后每年增产1亿斤以上，1982年达到9.4亿斤，按农业人口平均超过1吨；桥湾公社桥湾十四队人均1.5吨，李支太户人均4吨多。官桥公社的蒋德山是油料重点户，户产油料4400斤，超出全县平均数的7倍多。多种经营更加明显。凤阳县通过贷款支持的专业户、重点户中。有425户养鸡鸭52800只，每户平均124只；30户养兔700只，每户平均23只；50户养鱼6000万尾，每户平均17万尾，都大大超过兼营户。甚至原来没有办好的集体砖瓦厂等，由专业户联合承包后，也能提高经济效益，扭亏增盈。

2专业户有较高的商品率，往往超过一般户的好几倍。天长县过去征购粮食最多年份在1亿斤左右，去年3.6亿斤（每户平均3687斤）商品率达到38.2%;专业户不少在万斤以上，界牌公社的薛德龙户产粮60000斤，售粮40000斤（比一般户高出10倍）商品率达到66.6%。这个县芦龙公社的张玉信户交售油料5000斤（比全县平均每户580斤高出近9倍）商品率达到90.9%;十八集公社的何仁户，去年出售鲜蛋2065斤。据估计，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的副食品，约有一半左右来自专业户。至于办工副业的，基本上属于商品生产。目前，专业户在全部农业中的比重不大，但在商品流通领域，却已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

3专业户收入多，有较大的购买力，也是活跃市场的重要因素。天长县去年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415元，比前年又增长34.6%，其中人均收入上千元的，多数是专业户；十八集公社的张金友户以养鱼为主，连同其他副业共收入21500元、人均达到1.790元。来安县对552个专业户进行调查，纯收入共52万余元，人均超过800元，比一般劳动力高出35%。这些专业户大多成为当地农民中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正在为包括中高档商品在内的日用工业品开辟渐趋繁荣的农村市场，从另一侧面为农业的商品化创造条件。

4专业户中有一些经营商业和运销，有利于沟通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凤阳县黄湾乡盛产芦苇，群众编织席子、折子，但运销不畅；陈兴汉搞运销专业户，10个月推销28042条，促进了这项副业的发展。这些运销专业户，分散灵活，周转迅速，尤其是他们敢于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自由选择商品，自由选择市场，对国营和集体商业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天长县东南片的炕房专业户，所产苗禽在满足本地需要后，还运销到河南、山东和东北等地。

为了促进农业的商品化，根据滁县地区情况，还有不少问题必须进一步解决：

首先，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适应农业商品化发展的需要。当前，农村存在的“卖难”“买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尤其一到购销旺季，矛盾就突出了。滁县地区各县，卖粮难、卖油难、卖猪难、卖禽蛋难，此起彼伏；买化肥难、买石油难、买高档日用品（例如沪产自行车、缝纫机等）难，始终未缓。这除了由于某些商品、物资供不应求、货不对路外，主要是在农副业生产迅猛发展后，原来建立在自给、半自给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商业体制跟不上农业商品化发展的步伐。现在，基层供销社的体制改革已在有步骤地展开，一个多渠道、少环节的新体制也将逐步形成。但是，还有不少具体问题，包括经营思想、购销方法、货源组织、网点布置、市场管理等，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例如对粮油的购销，一方面“卖难”另一方面对往边境的流动，某些同志认为是“外流”不是支持而是力图制止，实际上反映了“画地为牢”和按行政区组织流通的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至于网点是多了还是不多，对运销专业户要扩大还是控制，也有不同看法。

其次，国营商业、供销社和其他有关部门对支持专业户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嘉山县石坝公社的刘传运等户，加工的小磨麻油色香味倶佳，但受原料供应和销售限制，县粮食、外贸等部门知道后，同意按议价供应芝麻，并帮助组织出口，使去年加工量增加到35吨；津里公社的钱国辉等户养鸭，食品部门提供种蛋苗禽，银行给予贷款，使其越养越多，无后顾之忧。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的要求，主要是：及时提供经济信息，打开眼界，打开门路；从资金、技术和原材料上尽可能给予支持，使专业生产可以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帮助把商品销出去，直至合理地销到远处，如果不全收购，也要允许自己运销。特别是提供经济信息，不同于过去的自给、半自给生产，越来越成为发展商品生产的关键。

最后，既要加强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又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农业的商品化，与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或影响。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完全听其自由发展。例如，这几年农村建房多，对砖瓦和水泥制品的需要大，激发了一批专业户和社队企业，但是燃料供应有限，不少单位只能开开停停。如果有关部门能作统一规划，就能防止盲目性，减少损失。又如，汽车专业户的发展也是这样。今年三月，长春汽车厂应滁县地区的要求，以一天的产量共2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卖给这个地区各县的农民。这对解决农村运输，活跃商品交流，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车油不平衡，买到了车，拿不到油；或者凭证供应，一个月只能开几天，加剧了汽柴油供应的紧张。结果，这些专业户到处找油，助长了不正之风;也有找不到的，汽车只能“趴窝”讲到不正之风，在商业服务业的专业户中也有存在。当然，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管理监督。然而，这也反映了商品经济不发达，还未形成一个买方市场。根本的出路更在于发展商品生产，增加商业网点，形成适当竞争，使擅自抬价、克斤扣两、以次充好等无法得逞。因此，还必须善于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指导和促进专业户的商品生产走上健康的正轨。

由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化农业

所谓传统农业，是指以手工劳动和简单工具、牲畜动力为主的农业。三十多年来，有了量变，还没有质变。这是与小生产和自给性相一致的。专业户的发展，通过分工，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既以逐步发展的生产力为条件，又为逐步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专业户的形成，不仅靠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还靠有技术上和经营上的专长。可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滁县地区这几年农副业增产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突飞猛进，反映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迈进。农业的现代化，无非是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相应的经营管理来武装农业，其中有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也有生物技术的现代化。首先成为专业户的，大致是这样几种人：富有实践经验、能够精耕细作的老农，群众中的“能工巧匠”了解行情和懂得管理的社队干部，掌握科学文化和善于钻研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后者，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此外，还有一些特殊人物(群众反映：包干到户，先富干部，既有贷款，又有尿素”。从几个县的情况看，农业的提高技术和走向现代化，有这样几个途径：

1.发扬原有的传统技术。在“吃大锅饭”和平均分配的情况下，有专长的人往往被埋没。推行责任制和发展专业户后，这些人很快脱颖而出。来安县施官公社的侯兆征是当地有名的养鸭行家，但在过去未能施展身手。推行了大包干，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养鸭上，成为人均收入超千元的养鸭专业户。在他带动下，全队18户每户都养了一两百只鸭。各地先后出现一些专业乡、专业村，有“蚕乡”“编织村”等，大多是这样的来头。恢复和推广传统技术是继续提高的基础，专业户自然地成为小小的技术传授中心。

2学习和引进新技术。专业化后，规模大了，仅靠传统技术已感不够，学习和引进新技术便蔚然成风。还有一些新的行业，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嘉山县津里公社的钱国辉，过去念过师范，回乡务农，混混工分；见在他知道国家需要甜叶菊，就买书看、学技术、购菊苗，种了5亩，收入上万元。这个县的魏岗公社有条件种瓜，但技术不行，就从邻县请来一位瓜师傅，实行二八分成，很快提高生产，出现一批种瓜重点户。这在社队企业，更属普遍。

3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若干环节独立出来。上述进展还只在专业户内部，但到适当程度，有的就独立出来。粮棉单产提高后，培育良种愈益重要，这几年先后出现了制种专业化，显示了这个新技术的巩固和扩大。凤阳县殷涧乡的女社员高吉兰，高中毕业后曾在滁县农科所当辅助工，边干边学，掌握了杂交稻制种的技术；推行责任制后，她就成为制种专业户，与各户订合同，每年供应上万斤稻种，使所在大队实现了水稻杂交化。更多的是农机、排灌、植保等的专业承包户。天长县杨村公社的张传如，专营农机修理，项目多、质量好、取费低、服务及时，深受社员欢迎。去年，他家门前脱粒机摆满了，而公社农机厂修配门市部前却空空如也。事实告诉人们，考虑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时，这种专业户至少该占一席之地。

4出现一批承包科技的专业户。这是先进技术的进一步专业化，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继续深化。天长县铜城公社的于有才，本是公社科协的农技员，在推行责任制中，他为六个“科技贫困户”承包技术，定指标，定措施、定奖赔，结果亩产水稻比包产增加500—600斤，皮棉比包产增加100—140斤，并对周围群众起了示范作用。这类专业户，目前还不太多，但有生命力，将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而壮大起来。

此外，由于生产发展、收入增加、积累扩大，这几年滁县地区拖拉机和化肥、农药的销售量成倍地翻，尤其是专业户购置更多，表明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不断的提高。

当然，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民或专业户的事，也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还要多做和做好工作：

首先，要适应新形势，加强对农业现代化的领导和管理。凤阳县的农业科技等部门建立了科技咨询处和区、乡的科普协会，发展了226个科技示范户，培训了2100多个科技骨干，还办了《凤阳科技报》，印发了几万份科技资料。但是，与飞跃发展的形势比，还有不少差距。有些社队的荒山、荒水没有开发利用，原因之一，是没有人会种树、养鱼。看来，对农业现代化的领导和管理要进一步加强，要把抓科学放到同抓政策一样重要的位置上来。

其次，要善于发挥专业户的作用。抓农业现代化，要有一套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其中，怎样发挥专业户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过去，我们以社队为对象，现在面对大量的农户，重点就是专业户。总结生产经验，首先是总结专业户的经验；推广先进技术，首先是向专业户推广；甚至销售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也是专业户最需要、最有资金、最能使用和最易见效。不少县社的同志认为，专业户是试点户、示范户和基地户，不仅出产品，而且出技术、出经验、出人才。特别是对专业户中的示范户、科技户、制种户、农机户等，更要支持、爱护、提高，发挥其独特功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要两条腿走路，靠国家也靠集体；而靠集体，更多的是靠专业户。专业户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最先实现现代化的一部分。

最后，要重视农村的智力投资。开始推行责任制时，有些农民只看当前，不看长远，入学率一度下降。随着生产的发展，他们认识了科技的作用，要读书的人会多起来。天长县的同志看到“两剩余（劳动力、资金）”的农户因受科学文化的限制而有劲使不出来，决定利用农村初、高中的教学条件，举办社来社去的农技校，有组织、有步骤地为专业户、重点户和各种联合体培养人才。当农业现代化有赖于智力投资的道理为更多的干部群众所体会并付诸行动之后，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也会加快。

总之，专业户既是完善农业生产关系的一种新形式，又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专业户和在专业户基础上的各种联合体都有很大的容量和适应性，将会长期存在并起作用，直到农业现代化和整个四化的逐步实现。

正是根据这样的意义，我们认为，专业户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农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它预示着，这是我国农业走向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考察台湾“资讯工业策进会”的启示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3年第3期

年初，应台湾中央大学的邀请去进行学术交流，重点考察了资讯工业（即信息产业）的发展，与“资讯工业策进会”有较多接触，得到不少可供借鉴的启示。首先是两点：①产业选择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提出，英国之所以落后于美国，是由于长期拘泥于传统的纺织、造船、采煤，而美国先抓了钢铁和汽车，后抓了石油尤其是电子；台湾也是这样，靠轻化、食品起家后，及时转为以资讯工业为支柱，才免于衰落，并有了新增长极。②产业发展，政府作用不可少，主要是促进和协调，被认为是第一推动力；旦是从总的和长远的观点看，在“解严”后，由计划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就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靠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资策会’’的任务和组织

70年代初，世界发生能源危机，工业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加快科技发展，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台湾削弱了竞争力，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当务之急。1979年，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捐出1.2亿元新台币，成立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动产业发展，包括技术研发和产业辅导；二是策进资讯应用，包括人才培训和应用推广。他们认为，资讯工业是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不仅本身有深远的成长前景，并且对整个经济的带动面极其广阔。

“资策会”实际上是一个官、产、学、研各界联合的社会组织，也可以说是市场中介机构，又是财团法人。开始建立时，员工只有28人，现在已经扩大到超过1300人。设董事会，创办人李国鼎现在是荣誉董事长，现任董事长王昭明原来是“行政院”秘书长，副董事长兼执行长果芸原来是“财政部”次长。在董事会下，有一套机构，分别承担推动产业发展以及策进资讯应用等方面的任务。此外，还有精简的办事机构如企划室、会计室和驻美机构（搜集海外情报）并衍生出几个产业实体如宏瞻公司（搞中文化）、数位联合(搞数字化）、拓宇科技(搞金融业务）等。

从员工的学历构成看，博士占3.7%,硕士占49.8%,学士占28.7%;从组织构成看，从事技术研发的占28.1%,系统整合和技术服务的占22.9%,资讯推广的占18.9%,其他产业辅导和服务的占13%,人才培育的占7.7%,董事会本部幕僚不到10%。这些员工来自制造、流通、金融等行业，1/3以上有超过5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可见，这个高学历的组织，实际上为培育和发展信息产业几乎包揽了全部工作，并且不是政府部门所能比拟和企及的。

具体活动及其成效

近20年来，台湾“资策会”的活动与资讯工业的成长是同步的，具体情况是：

一、技术研发，这是“资策会”的先行工作，也占员工任务的最大比重。该会设有系统软体、软体工程、网络通讯、多媒体和航电系统共5个实验室，从事产品开发，然后转移给厂商生产。如系统软体实验室研究开发3C资讯电子新兴领域的关键系统软体技术，并支援厂商开发相关的嵌入式软体；航电系统实验室研究先进航管自动化系统和航电系统维修技术，以强化航电产业发展能量。1993年接受技术转移的厂商有100家，到1998年增加到275家，其中硬体68家，软体207家。

二、产业辅导，工作内容非常丰富，除转移技术研发成果并协助开发新产品外，主要是：协助政府拟定资讯产业发展策略；提供产业资讯服务，协助有关行业即时掌握市场动态；辅导厂商建立完善智慧财产权(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成立开放实验室，提供高级研究和检测设备；设立育成中心，培养高新技术，扶持科技人才创业；更重要的是推动软体业向大型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其中协助有关部门的工作，包括了接受“经济部工业局”委托，执行软体工业五年发展计划，执行智慧型工业园区规划，并协助政府拟定产业技术政策的有关法令，从事网路（络)和电子商务法制研究等。

三、应用推广：这是从科研到实际、面向群众、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事，影响很大。最大的活动是“资讯月”自1980年以来，累计参加的人次达到近1500万，对普及资讯新知、激发应用需求、提高应用层次、扩大内需市场都收效很大。办了台湾规模最大的资讯科技展示推广中心，每年参观人次约30万（我们也去看了，形式多样，深入浅出，不少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就地操作）。还推动40个行业的5万厂商建立Internet电子商务应用系统，推动重点企业建立全球营运支援系统。订过一个三年（到2000年）300万户上网计划，并投入新台币5亿元。结果到1999年初提前实现，还召开了庆祝会（大陆上网户，1998年初超过100万，年底达到210万）

四、人才培训：包括培训师资和对企业技术人员的在职培训和转业培训，从1985年的10571人次起，到1998年的28262人次，累计达到21万多人次。其中师资培训的重点对象之一是小学教师，目的是为了从小学起就对儿童进行资讯知识的传播。还订了一个1998—2000年培训22500名资讯工程师的计划，编制了统一课程标准和教材，统一培训素质考核并给以师资支援，目前正在实施。

台湾资讯产业现状和前景

台湾的资讯产业发展很快。1979年产值不到1亿美元，1996年已经超过240亿美元，1998年预计可达近400亿美元。这占全部制造业的27%,成为第一支柱产业。20年来，台湾资讯业年均增长率为23%(全球平均近8%)现在世界同行业中占第三位。表现在具体产品上，不少居世界前列，如扫描器的市场占有率为84%,机壳为75%,SPS为66%,键盘为65%,主机板为61%,鼠标为60%。按个人电脑普及率(PC数/千人）台湾1997年为128台。

从“资策会”的发展规划看，主要有5条：协助推动国际网络和内含产业发展，使企业掌握竞争优势；积极发挥产业界技术研发中心功能，投入研发前沿资讯技术；协助提升政府与企业资讯应用成效，推广自动化的关键技术、管理方法和开发工具；加速培训专业和应用人才，引进最新教材，开展远距学习和异业整合(不同行业之间的结合）并提倡配合科技与文化的新生活方式，包括确切掌握未来“儒家文化市场”的发展方向。

以上规划，还落实在推广建立大型资讯系统：户役政系统（户口迁出入和管理）医疗网系统，通关（海关）自动化系统，金融系统，气象系统，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和航管自动化系统。预计21世纪到来后不久，网上购物、网上教学、网上医疗、网上结算等都将逐步实现，企业之间交流和企业内部管理更将进一步电脑化、自动化。

台湾的资讯行业的基地是在1980年建立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17年来，政府投入167.5亿元（台币，下同）经费于软、硬体建设，现已集结245家公司，年营业额约4000亿元。主要是六个行业：集成电路、电脑和周边设备、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前四类都属于资讯及与资讯有关的产业。这些公司大多与国际知名大公司有合作关系。园区有多所研究和开发机构，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也与园区为邻。园区从业员工近7万人，专科学历以上占58%,曾留学海外的近3000人，平均年龄31岁，男女各半。

台湾发展资讯产业，实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够少受影响的重要依托。以此产业为骨干，1998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5%,比原来预测只低一个百分点，1999年预测也可能保持5%左右。靠资讯产品出口，外汇储备并未下降，汇率在贬值15%后重新得以稳定。

启示与对策设想

考察台湾的资讯行业，有不少启示，并产生了一些对策设想：

一、当代世界的科技进步越来越迅猛，21世纪更是信息时代，高新技术以信息产业为龙头，也是所有经济增长极的重中之重。只有抢占这个高地，才能实现永续发展。我省有此基础，虽然近几年来相对落后，但是如果下定决心，奋起直追，仍旧是有希望的。制定“十五”计戈ij，在产业选择上，应当把信息产业放在首要位置，并靠它来推进各行各业的现代化。

二、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需要高投资，至少以百亿元计。为此，必须突出重点，集中力量，给以财政、信贷和民间投资的长远支撑。如果能像近几年来搞以高速公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来搞以信息产业为重点的基础产业建设，甚至少搞一两条高速公路，尽早拿出几十亿元先搞信息产业，其成效或许会更广泛。

三、培育和促进信息产业的顺利成长，不仅是信息部门的事，更要靠一切部门的合作；也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有赖于全社会的支持。为此，最好建立各级一、二把手挂帅的领导小组，并建立类似“策进会”一类的法人团体，相互配合，营造全党、全民办信息产业的良好环境。

四、信息产业内容复杂，以一个省的力量，不可能全面发展，必须在全国统筹规划下，有自己的和相互的分工、合作。这不排斥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在具体产品上可以有所选择。以台湾和印度为例，小产品也有大市场。这要经过市场调查和科技预测，在中长期规划中作具体安排。

五、培育和发展新产业，一要研发，二要推广，紧紧抓住这两个环节。研发要有研究机构，实行官、产、学、研相结合，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把科研力量集中起来；同时，离不开必要的引进开发性核心技术，有个高起点。我省有几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分散了力量，最好有所集中，建立一个信息产业科学园。

六、发展高新技术，关键在人才培训。能否考虑在有关院校进一-步扩大和提高信息产业，增加招生名额和留学生名额，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同时要做好普及工作，如建立信息产业展览中心，并在中小学就增加这方面的教学课程。

七、发展信息产业，也要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我省电子工业有几个大厂，都不景气，症结在体制，关键又在人。改革抓大，首先抓这些厂；放小和扶小，对小厂也要有一套政策和措施。当然还要有激励机制，如实行技术承包、技术参股以及对科技成果给以重奖等。

八、研究开发，重在应用推广，搞好信息服务业。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和专家上网，都要积极扶持，构建全省的信息高速公路，对各行各业都有促进。外省市有的对专家上网给以优惠政策，甚至包括对大学生的优惠，开支有限，效果显著，不妨也试验一下。

第十六篇:拾遗抱缺与一得之见

除上列15个分题外，还写过其他一些长短文章，出自随感，不无逸兴。五花八门，零星散乱，只要敝帚，独给怜惜。现选三则：一则较早，一则未发表，一则是近作。经济仍主，涉及政史。我的涉杂，如在古代，杜甫曾任拾遗官职，羡甚。当然，这些皆一得之见，未能成一家之言，愿博方家哂纳。链文中还有农技，是下放农村在泗阳棉花原种场的另类收获，同样仅供自珍。

【链文举要】

重视小经济（《经济与管理研究》1984年第6期）

大破唯心论淮北赶江南（《光明日报》1971年2月16曰）

培育良种必须依靠群众（《人民日报》1971年2月18曰）

对我国当前人口问题的一些看法（未发表）

试论信息和信息社会（写于1984年5月30日，未发表）

武会文办——对十运会理念的一种追求（未发表）

灾后十议（南京市咨询委《通讯》，1991年第5期）

“无形损耗”质疑

原载《学术月刊》1964年第8期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技术进步，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无形损耗。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技术进步，生产同样的机械设备或其他劳动手段，其成本降低了；一种是由于技术进步，生产的机械设备或其他劳动手段，其效果提高了。于是，原有的固定资产必须贬值甚至提前报废和替换、更新。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种无形损耗是否还继续存在？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先讲第一种无形损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械设备等成本的降低确实是经常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引起原有机械设备的贬值，或者象有些同志所主张的那样，必须对原有机械设备按照重置价值进行重估呢？我是怀疑的。据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机械设备不贬值或重估，会造成虚假的折旧，侵占新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利润）。据说，两个同样的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使用同样的机械设备，其中一个使用新的机械设备，折旧少些，成本低些，利润多些；另一个使用原有的机械设备，折旧多些，成本高些，利润少些，这是同样的劳动创造了同样的价值，而利润不同，是不公平的。我却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事实上，我们今天有很多企业生产着同样的产品，使用着同样或基本上同样(工艺上同样或不同样）的机械设备，但是其原始价值和重量价值并不一样，折旧和成本、利润也不相同，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械设备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以及产品的成本、利润等，都由国家有计划地规定，不再受平均利润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各个企业的折旧、成本、利润不同，不会使一个企业排挤另一个企业，使另一个企业难以生存。至于折旧和利润之间的消长，最后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虽然科目有别，而在经过统一收支以后，实际用途并不根据其来源截然分开。所以，贬值或重估，减少折旧，增加利润，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固定资产的重估，应当是为了对机械设备的实际磨损程度进行鉴定，鉴定其可能继续使用的期限，对它进行贬值或溢值，那才对经济核算有利。否则，只是按照重置价值进行重估，一律贬值，往往同实际磨损程度有背离；并且，原有的企业，由于重估，忽然减少折旧，增加利润，那未必对经济核算有利。我认为，不考虑这种无形损耗，是合理的，几年来一直这样做，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再讲第二种无形损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械设备等效果的提高确实是经常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引起原有机械设备的贬值，或者象有些同志所主张的那样，必须对原有机械设备提前报废呢?我也是有怀疑的。据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机械设备不提前报废，会造成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浪费，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据说，两个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一个使用新的机械设备，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另一个使用原有的机械设备，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就应当考虑对后一企业的机械设备提前替换、更新。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很多企业，使用着新的和旧的、先进的和落后的很多效果上不同样的各种机械设备，劳动生产率和成本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都由国家有计划地调节，不再受自由竞争和生产“过剩”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各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成本不同，但是只要其生产适应社会需要，就应当和可能充分利用下去。相反，一有新的机械设备出现，就考虑对原有机械设备提前报废和替换、更新，那未必对发展生产、满足需要有利。

以上云云，只是一般地就事论事。在理论上，无形损耗这个经济范畴是在怎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有现象，还是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共有现象？我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少地方阐述无形损耗的运动，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例如在第二卷第一九三页提到：竞争战又使旧的劳动手段，在它的自然寿命未满以前，必须由新的劳动手段来替换，而在有决定性的变革时，尤其是如此。使经营工具未到时候就依大的社会的规模来更新的，主要是大恐慌，危机。”连同其他阐述，我的领会，无形损耗的产生、显示和激烈化，是基于以下各点：

一、无形损耗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属于私有，各个企业的机械设备的购置、报废和替换、更新，都由各个企业自己负责。因此，机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磨损，必须提取足够的折旧，才能最后保证其重置。而在机械设备价值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折旧的提取和机械设备的重置。于是，必须减少折旧或提前报废，产生了无形损耗。并且，为了保证机械设备的重置，必须事先加快提取折旧，以补偿其损失。显然，无形损耗的产生及其补偿的形式，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即各个企业自己负责固定资产的再生产为前提。

二、无形损耗是在自由竞争和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显示的。在商品生产没有充分发达以前，各个生产单位按照个别的成本来规定价格;这时，不同的固定资产价值及其折旧并不直接影响商品的销售和利润的取得。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自由竞争中，同样的商品，折旧和成本高一些，利润就低一些。这种差额，转化为无形损耗。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机械设备，如果价格不同，只能按照价格低的、即新的价格来提取折旧；不同效果的机械设备，更存在着效果好的排挤效果差的现象，使之利润减少，甚至无法取得利润而被淘汰。资本家在投资的时候，为了取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也必须选择价格低的和效果好的机械设备。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情况又有不同。

三、无形损耗是在生产“过剩”特别是经济危机中激烈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某些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般企业的生产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某些使用价格比较高、效果比较差的机器设备的企业，也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润。这时，无形损耗并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是，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常态，于是，一些折旧和成本比较高的企业，就难以生存。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中，除了少数使用最新、最好的机械设备的企业以外，大量的企业无法维持生产，不得不提前报废、提前重置，以新的机械设备来替换、更新，无形损耗就一下子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

总之，无形损耗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虽然，技术进步是造成无形损耗的条件，无形损耗也带来技术进步的后果，但是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无形损耗，使可以继续使用的大量固定资产贬值甚至成为废物，是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不是技术进步所能完全补偿的。

这些情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还存在呢？我认为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是计划经济。各个企业的固定资产都归全民所有，由国家以统一计划安排其购置、报废和重置。各个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上缴给国家，由国家有计划地集中、分配，不是依靠自己来替换、更新。各个企业的固定资产有多、有少，有好、有差，由国家有计划地核算其成本、利润、价格，不会互相排挤。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也由国家有计划地调节着，不会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以致迫使某些企业的固定资产退出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经济的公有制和计划化，保证了固定资产的充分利用，避免了无形损耗的巨大浪费，把机械设备的替换、更新和技术进步合理地、顺利地统一起来，达到比例协调地、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

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固定资产的再生产过程是十分复杂的。特别是固定资产的重置和替换、更新，是否存在无形损耗（特别是第二种无形损耗）？还应当进一步澄清。

有人认为，机械设备的价格由国家有计划地规定，当平均生产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国家有计划地降低其价格的时候，那些按照原有价格购进的机械设备，不管重估与否，实际上是贬值了，就是无形损耗。我的看法不同。如前所述，我们今天有很多企业使用着同样的机械段备，其原始价值并不同样；各个企业按照各自的原始价值计算折旧和成本，可以在国家计划中分别反映，统一调度。当这些机械设备的成本和价格降低了以后，也没有对原有的机械设备进行重估、贬值的必要。正如矿山企业会由于不同的资源、交通条件而有不同的成本、利润一样，在出现新的、条件更好的矿山的时候，也不会使原有的企业造成损失，并不造成无形损耗。

有人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机械设备更新的要求是有区别的，首先是重点部门采用新的机械设备时，虽然替换下来的旧的机械设备应当继续利用，而且往往让给次要部门或本部门的次要企业，但在原有企业来说，仍旧是无形损耗。我的看法不同。新的机械设备的出现，提高了有关部门的技术水平，充实了有关部门的技术力量，主要是首先补充报废的机械设备，其次是扩大有关部门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单纯为了更新还未充分利用的机械设备。这也是对替换下来的旧的机械设备应当继续利用的原因。至于究竟是由这个部门或那个部门采用，由新的企业或旧的企业采用，或者在各部门之间、各部门内部进行调整，那是具体安排的问题。这对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都没有造成损失，也都不是无形损耗。

还有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机械设备提前报废或搁置的情况，并举调整布局为例，证明是无形损耗的一种表现。我认为，这是有区别的。调整布局不是经常的工作，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的措施；周整布局更不是完全以机械设备的好坏为取舍的唯一标准。丢开这些，应当认为，在社会生产永远是相对地落后于社会需要的趋势下，生产能力也永远是相对地不足的。所以，一般地说，只要加强计划性，就不会发生机械设备的“过剩”从而不得不搁置或提前报废一部分的现象。只要能够继续利用，就是一些比较差的机械设备也应当充分利用，以扩大生产能力，并使新生产的机械设备可以用于更需要的方面去。至于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例如农业生产不稳定，在个别年份也可能会出现个别部门开工不足，不得不暂时搁置一部分机械设备，但是那同无形损耗不是一件事。

还有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机械设备局部提前更新的情况，或称为设备改造、技术改造，也是无形损耗的一种表现。我认为，这也是有区别的。局部提前更新同全部提前更新不完全相同。当前的局部提前更新主要是一些最陈旧、落后的部件、零件，而且这种更新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况。丢开这些，应当认为，在社会生产永远是相对地落后于社会需要的趋势下，新的机械设备也永远是相对地不足的。所以，一般地说，以新的部件、零件局部地替换旧的机械设备，首先也只是补充报废的部分，而不是过早地去替换那些还能够继续利用的部分。对全部更新机械设备，实质上也有相同的地方；所不同者，整个机械设备有不平衡的部分，才需要局部更新。这样，通过有计划地报废和替换、更新局部的和全部的机械设备，实现着设备改造和技术改造，但是那同无形损耗，也不是一件事。

以上各点，归纳起来，总的是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固定资产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技术改造也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两者密切结合。在充分利用原有机械设备的基础上，通过有计划地生产新的、成本低和效果好的机械设备，有计划地报废、更新旧的、成本高和效果差的机械设备，降低整个社会和企业的机械设备的价值和折旧，提高着整个社会和企业的机械设备的技术水平。这样，生产新的机械设备和报废、更新旧的机械设备，并不造成无形损耗。新的机械设备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是根据补充报废和扩大添置的需要，根据各部门、各企业的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的。反之，一个企业如果有了多余的部分用于提前替换和更新另一部分机械设备，而又往往限制了别的部门、别的企业补充报废和扩大添置的需要。无形损耗正是反映了这种不平衡的现象，是一种浪费。没有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规律，也表现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问题不仅在于是否存在无形损耗，更在于反映到实际工作上还应当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这就是无形损耗的补偿形式同题。有人认为无形损耗是存在的，但是不必考虑其补偿形式。我认为这是不完整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通过补偿形式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澄清无形损耗的是否确实存在。

对第一种无形损耗，有人认为，应当通过定期的、按照重置价值的重估，使旧的机械设备的价值和折旧同新的机械设备的价值和折旧取得一致。我认为，这不仅在技术上有做不到的地方（例如不可能经常进行全面重估，甚至三、五年一次也不易实现）而且在原则上也有讲不通的地方。事实上，生产同样的产品，采用同样或基本上同样（工艺上同样或不同样）的机械设备，都存在着相互之间原始价值和折旧率、折旧额不同样的矛盾。如果认为生产同样产品的同样或基本上同样的机械设备必须按照同样的重置价值进行重估和计算折旧，那么生产同样产品的不同样的机械设备也必须按照同样的重置价值进行重估和计算折旧了，因为相互之间存在着可代性和可比性。这就是说，生产同样的产品，不管采用什么机械设备，都可以统一折旧额，并据以倒算机械设备的价值，但这是不正确的。

对第二种无形损耗，有人认为，应当按照机械设备提前报废的期限来提取折旧，才可能保证其重置；否则，就是折旧偏低，没有补偿无形损耗，阻碍固定资产的再生产。我认为，这在技术上有做不到的地方，例如不可能准确地预计新的机械设备出现的时间及其价值，所以实际折旧和重置价值仍旧有出入。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和新的、效果好的机械设备的出现，折旧和成本必须相对地或绝对地减少；而在考虑了这种无形损耗以后，却要求事先增加折旧、提高成本，并且同实际的损耗和实际的重置价值都不可能完全一致。这就是说，为了未来的技术进步，在其实现以前，就不得不预付一笔追加的开支作为补偿，那肯定是不合理的。

关于无形损耗的看法，基本分歧在于对待固定资产的态度。有人认为，应当考虑的是怎样提前替换、更新以及在什么时候替换、更新，以实现技术改造。我认为，应当考虑的是怎样充分利用以及怎样延长其使用期限，同时进行有计划的替换、更新和技术改造；怎样节约固定资产的损耗，从而节约投资，以便把人力、物力、财力更集中于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社会生产的重要方面。不少同志也承认，在我国当前情况下，由于旧的企业技术水平低，新的机械设备生产少，原有固定资产提前报废的范围和规模是有限的。其实，这不仅是今天的暂时现象，而且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始终存在的、正常的和经常的现象，是符合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规律的。无数事实还证明，新和旧、先进和落后是相对的，物和人的关系是相对的，四十年代的机械正在制造六十年代的产品，简陋的设备已经创造先进的指标。当前很多被认为是旧的、落后的机械设备，有的提完了折旧，但是只要在物理性能许可的限度内，其产品还为社会需要，我们仍旧欢迎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超期服役”这不是什么不得已的、不合理的事，却正是体现了多、快、好、省的要求。

关于“劳动利用率”指标的初步设想

未发表，写于1985年。

讲究和评价经济效果，总要先想到劳动消耗。劳动消耗越少，经济效果越好。因此，我们常用的是劳动生产率指标和有关劳动占有的指标。这类指标，当然重要，但非万能。劳动生产率是生产量（或产值）和劳动力（或劳动消耗）之比。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四种情况：一是增加生产量而不增加劳动力，二是不增加生产量而减少劳动力，三是增加生产量也增加劳动力而前者的增加比后者多，四是减少生产量也减少劳动力而后者的减少比前者多。我们争取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对第二种有待具体分析，对第四种则要尽量避免，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看来，劳动生产率反映单位的经济效果较为简明，而反映社会的经济效果较为模糊。如果再联系到投资、成本、利润和净产值等指标，就更加复杂了，并显得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直接的、唯一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增加社会总产量。这有两个办法，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劳动力。过去，大家肯定前者，忽视甚至否定后者。其实，与人口不多、劳动力紧张的国家不同，我国的特点之一是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在现阶段，极其丰富的劳动资源还没有充分利用，能否认为，单纯地为了省人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非当务之急。当前，增加生产的首要办法应当是充分利用劳动力。这还可以节约投资，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同时降低成本、扩大利润和净产值。所以，必须有个衡量劳动力利用程度的指标，初步设想，暂且称之为“劳动利用率”。

在全部人口中，劳动力占相当比重。这个比重，由于年龄的构成等因素，有时高些，有时低些。全部劳动力，分配于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包括正在受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后备队伍在内。舍去这些，可以表示为：

“利用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指标，它和社会劳动生产率之积，就是社会总产量（总产值或国民收入）在不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增加利用的劳动力即提高劳动利用率，将按比例地增加社会总产量。

从某一方面看，利用的劳动力似乎即就业人数；那么，劳动利用率也似乎即就业率了。固然，我们应当重视就业问题，注意“闲散劳动力”和“待业青年”等信息性的数字，广开就业门路。但是，两者必须区别开来。这不仅由于就业人数和利用的劳动力在概念上和口径上不尽一致，并且在实质上，就业人数也不等于已经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例如在农村社队，有的人多地少，没有很好开展多种经营，造成部分社员出勤低或轮流上工。在工矿企业，有的人浮于事，或者开工不足，造成部分职工专期的或非临时性的停工。仅看就业人数或就业率，会掩盖劳动力未得充分利用的真相，不利于进一步增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表示为：

社会劳动量总资源=社会可利用的全部劳动力X劳动日或劳动时。这在全社会，很难计算的。但是在各个具体单位，却有可能：

在农村社队，可利用的劳动力是明确的，乘以按照规定或计划出勤的劳动日（例如男社员每年三百个，女社员每年二百个）就是劳动量总资论。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就是实际出勤的劳动日数。两者，也可以工分数表示。

在工矿企业，劳动量总资论是年平均职工数和计划出勤的劳动日之积，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就是实际出勤的劳动日。这里，可以按照全员计算，也可以按照生产工人计算。

如果各单位都计算了，综合起来，就是一个部门、一个地位和全社会的劳动利用率。

这样计算，仍然存在缺点。它只表示了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没有和劳动力利用的实际效果联系起来。在农村社队，大呼隆干活甚至争工分（跑分”，结果是工分没少记，产量没增加，工分值却降低了。在工矿企业，也有出勤不出劲或出勤不出活的，同样不是有效劳动。仅仅满足于这点，往往会片面追求占用劳动力，其实是浪费劳动力，不是把生产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为了防止此一弊端，在提高劳动利用率即增加劳动力时，应当把眼睛盯在增加产量这个目标上。增人必须增产，不增产就不必增人。如果做不到这个，统统是无效劳动。

于是，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增加产量相联系，又回到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来了。提高劳动利用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增产。但是，有三种情况：一是增人增产，劳动生产率不变；二是多增人，少增产，劳动生产率下降；三是少增人，多增产，劳动生产率也提高。我们争取第一种特别是第三种。对第二种，一般地说，效果不好。

在不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利用率，在提高劳动利用率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结合，共同提高，就会有高速度。只强调一个方面，都是不够全面的。这就是所以设想“劳动利用率”这个指标的起点和归宿。

劳动利用率这个指标，不同于劳动生产率，也不同于其他劳动占用指标和劳动时间利用指标。这个指标的实际意义和作用，在于：可以恰当地估算劳动资源及其利用程度并挖掘其潜力，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来增加生产，可以对社队或企业未充分利用劳动力的情况进行检验并给以调度，可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进行比较并达到互相结合。归根到底，是为了发挥我国人口多的特点，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从“以史为鉴”说开去

未发表，写于2014年7月。

似乎有一段不短的岁月了，传统的历史热在中断后恢复，又悄悄地升温。从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不限于史学界，差不多所有人文领域，包括新闻出版和影视，议事评人，往往牵及古代和近现当代的史例，朝野都予注目。还有或厚或薄的专著，以史为题，发出不同声响。这不仅是抒述思古之幽情，而如明确指点，旨在“以史为鉴”。

历史的记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在中国格外宏显，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们的历史悠长，号称五千年，至少文以载史也有三千年之久，是文明古国的知识资源；二是从而获得特殊青睐，典藉通称“经史子集”史是一大平台，并渗透于经和子集；三是百余年来史事纠集，史迹纷乱，招致不断的议论和评估，实在念念难忘。文化大国，同时是历史巨邦。

史学一直是显学，史论一直是高论。从“以史为鉴”说开去，带来系列课题，持续在向纵深发展。此文，大题小做，不求深入，只图浅出，概括为八条如次：

一、历史与现实

历史与现实是一条有头无尾的长链，不能切割。流行一句话：历史就是现实；或反过来，现实就是历史。日出东来又落西，历史的明天是现实，现实的昨天是历史。今天的人和事，都从昨天来，并到明天去，一脉相承。不这样看，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讲文化、论文明，都离不开这条长链，其中有因有果，有规有律。谈到文化和文明，基本上都是遗产，无论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谈到核心价值观，同样不能抹煞其渊源。否则，就成了“不明飞行物”难道从世外降落，莫名其妙。

于是悟出另一句话：忘掉过去就是背叛”我们都是革命人，这是一句革命格言，先哲昭示，属于真理。户枢不朽，流水不腐，靠的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最近，有人再批历史虚无主义，确有必要。历史虚无主义有多种，顾名思义，无非是否认历史，认为一切都消逝了，不足珍惜。当然，历史是条长链，复杂多变，曲折多端，应当具体分析，厘清其来龙去脉，不是全盘拿来。虚无主义者不是抛弃其脏水，而是连婴孩也丢掉了，哪有我们这些后代文明。即使所谓中世纪的黑暗，作为负面教员，同样为拨乱反正提供正能量。凡事都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正确对待，把人类引向进步。今天是从昨天进步而来，还将向明天进步而去。越来越光明，离不开“以史为鉴”鉴是明镜，无论铜制或玻璃，照见的是过去，也是未来，其中有是非、得失和功过，教育人们有取舍，有方向，有目标。

二、经验与教训

“以史为鉴”作为格言，告诉人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据以提高认知，从感性、理性到悟性。所谓历史经验，包括正负两面，像一枚铜板，负面的通称教训。这是由于，社会实践与科技一样，不可能一次成功，而有其曲折和起伏。吸取经验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及取教训则是保证进步多于逆退的法宝。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历史阶段不一样，但往往是失败教训比成功经验更多。因此，盛世是少数，衰世或乱世更经常。借鉴的主体也多样，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权力即执政者，但人民更是主导方面，归根结底靠群众来掌握史运。秦始皇出巡，浩浩荡荡，刘邦和项羽在惊呼之余，不约而同地认为“彼可取而代之”是历史和现实启发了“造反有理”。

从整个历史看，似乎正面教育该是主流，而实际情况却是异化，接受教训要难得多。鉴史，重在纠错。农民起义，除朱元璋外，没有真正成功的范例。不免想到李自成。联想到郭沫若，近来诽议不少，我却认为，他做过好事、写过宏文，功能掩过。《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以史为鉴”的杰作，延安整风纳入必读，与经典并列，但是效果如何，令人长叹。另有教材，煌煌巨著有《联共（布）党史》，我们都精阅过，结果证明是一本反面读本，导致流毒无限。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科学的神圣使命，但是太不容易！

三、写史与留史

正确地从历史吸取教益，其前提是要有一本基本正确的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就重视此事，列入政务不可缺的一项，专设史官，地位不卑，或许在世界独一无二。怎样写史，记录真实，是历史学的主题。这有优秀传统，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留下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套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为25部），称正史，属官史，虽然在《史记》以后没有再超越，但基本上追求公正（公平和正义）即使价值不等。同时，还有《资治通鉴》等非断代史，更明白肩负维护统治的重要任务，成为历代皇帝的必读，并有帝师努力教诲。我在中学时，亦承父命，花一个暑假从头到尾圈点一遍，省识统治不简单，很麻烦，也辛苦。

写史求真，是首要原则；是否做到，存在质疑。当代人或当代官写当代史，包括为皇帝每天记录其行事，难免报喜（夸大）不报忧（屏蔽），都不可取，未能留下真实史迹。二十四史除司马迁秉笔直书，史家无不点赞外，其他也差强人意，可能有漏，却少作伪。幸而除正史、官史外，另一传统是还有民间史或称野史。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包括一些笔记和演义。《三国志》外，《三国演义》流传更深广，即使类似于报告文学，有太多的想象、猜测甚至捏造。正史与野史互补，使后代读者，连同史家的考证和纠错，对历史才有比较完整和生动的了解。刘少奇深谙此理，在受难时说：历史是人民写的。当代写史不管有多少虚假，最后留下的总能还历史以真面目。刘老有此自信，只是没有想到，他自己也非十全十美，同样犯过左误，并且不会被人们忘掉。总之，历史是公正的，不说百分之百，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会留下来，流传下去。“以史为鉴”靠的就是其基本可信度。

四、读史与用史

史学是一门显学，史家是一行大家，古往今来，与历史和史学的成长一起，涌现了一大批大师，留下了一大批史书和史论。这不是档案，仅供留存；而是文献，供人阅读，从启蒙到深造。于是，怎样读史，也成为教育和实践的一个课题。在小中大学除了专门设历史系和历史学院，大多有历史课；在社科研究机构，大多有历史所和历史室，都培养着历史学的硕士、博士和研究员。他们担当着以史育人和“以史为鉴”的职责。但是，怎样读史，同样不能简化。从不同阶段的历史读本看，与写当代史一样，存在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有的使人失忆。怎样读史，还靠书本外和业余的博览。同时，文学作品尤其是电影和电视甚至网上，也在积极宣传不同的历史观和现实观。一部中国史，没有一元化的历史课本。讲通史，以范文澜和钱穆为代表，还有更多版本，莫衷一是。怎样读史，该纳入读书的重要位置。读《水浒》、《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何尝不是也在读史，万不可缺。

读史是为了用史，就更复杂了。读史都会找到偶像，成为古人的铁杆粉丝。举例之一又是秦始皇，雄才大略，文武全才，有人学了，并想超越。但是，秦始皇有另一面，还是反面教员，却被忽视了。其兴也勃，其亡也遽。贾谊的《过秦论》和杜牧的《阿房宫赋》已有觉察，教人不要哀秦之只有20多年，别让后人再来哀我们。吸取其经验，勿忘其教训，才是完整的“以史为鉴”最近，从《同舟共进》和《随笔》读到吴钩的三篇文章，钩沉了宋朝的一些进步形象，也非“历代尽行秦政制”但是，中国已经站在近代门槛上，明亡于元又倒退了，否则或许会早些实现现代化，不至于几百年后还在探索，花去大大的代价，供后代人再哀我一下！

五、复古与创新

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所学馆，教育人们，大者立德、立功、立言，小者做人、做事。标杆有多种多样，从智仁勇、真善美到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这对一般人很平常，对某些人物就大有讲究。讲到圣人、贤人，高不可攀，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井到常人、凡人，则是“有为者，亦若是”该是能够实现的。这里且不讲后者，讲前者，历史上有成串的英雄和英雌，随举有曹操、康熙和武则天等，值得仿效。但是，借鉴决不是复古，取斯人于地下，在地上重立新碑。因为人类在进步，历史要更新。仅是复古，不免倒退。何况，古人多有时代局限，即使抑恶扬善，如近代影视，把康、雍、乾捧得文功武威、至高至上;但是，对照历史真实，他们大搞文字狱，掩饰不了其浄狞面貌。

最近从“共识网”上读到一篇佳文，张宏杰写的《嘉庆“滑落曲线”》。乾隆筛选其第十五子为接班人，少年老成，一上位就惩处了大贪污犯和珅，“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接着也有不少好事，如勤政节俭，获得民心。但是久而久之，腐败之风重来，无法制止，终于走下坡路，使大清王朝由盛转衰。历史上不乏此例，如明末崇祯也何尝不想有所作为，最后还是一个“末代”原因何在？主要是积弊已久，传统的办法失效了，仅是“敬天法祖”恢复原来一套习惯了的办法，再好也无用。这就表明，“以史为鉴”不能复古，必须创新，才有希望后浪推新浪，青出于蓝，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杀开一条血路。历史悠久不一定是好事，兴衰周期难以突破，那是另一个历史规律，历史又不等同于现实，继往一定要开来！

六、国史与外史

以上转来转去，都是关起大门说乡土话。直至逊清，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再到民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睡狮，两眼仍朦胧。但有好处，鉴史不限于国史，不得不把外史也鉴一下。这使人们不得不换个视角，扩大视野。慈禧不同于武则天，不同于乾隆和嘉庆，目睹西方船坚炮厉，她和大臣们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是“君主立宪”多少有所改革开放，如废科举、办新学，派人留洋，不限于建工厂和造铁路。这开了历史的新页，但是没有解决兴衰和兴替的转机（资中筠认为，过去“以史为鉴”重点在设法维护皇朝的永存，争取民心仅是手段）。直到民国，虽然史学界冒出了世界史和西洋史，有人讲希腊和文艺复兴、产业革命，但是停留于纸上谈兵，并未有实际成果，由蒙得启，启了又蒙。胡适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其根据。

鉴史而未能创史，后来才有演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是舶来品，在其家乡没有得势成功，从前苏联和新中国终成大气候。“以俄为师”是鉴外史的结果，一度出现开天辟地的两大阵营。苏东解体，出于敌我双方的意外，一则以惊，二则以疑。根源何在？特别是为什么“竟无一个是男儿”这是一大史谜，迄今存在争论。比较清楚的，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实质。掘墓人是斯大林还是赫、戈、叶，至今有不同倾向。我的看法，只要党和政府不抛弃公民，公民不会轻易地要求改朝换代。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接受了苏联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的开放包括了输入另一种历史观，强调民族个性决不否定全球化有其共性。“以史为鉴”不仅前苏联不足为训，还得吸取非苏的经验，如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新模式。最近，《参考消息》连载甲午战争的文章，用意同样在鉴史，即使不限于一家之言。

七、旧史与新史

回到今天的史学界，一向延续的百家争鸣始终存在，由近到远，由大到小。我们相信，有了争鸣，终得共鸣，会有最大公约数，即使难分主流和非主流。这该归功于科学与民主的互动，赛先生与德先生是不可分手的同盟。回眸往昔，印刷和纸的发明为历史提供了基本手段，与仅靠甲骨来考证历史大不一样了。信息产业的新兴更闯出了新天地，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推动了民主法治，使公民获得渐多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一定的参与决策权，同时为写史、留史和读史、用史创造了空前的便利。暂不讳言，当前还有人不愿写真事，听真话，那是有他的难言之隐；但是，随着IT技术的日新、日日新，真史战胜伪史终将不费吹灰之力。

应当承认，旧史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可返，新史时代将是如日中天，越来越光芒万丈。这对历史学和历史观都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机遇，又是新的挑战，怎样乘此东风，扫尽一切旧的历史记录方法和方式。已能见到的，如果说，还有人留恋过去，想在写史中做些手脚，那是徒劳的。什么是正史，什么是野史，官写与民写，这条界线总将不复存在。我们走向一个科学写史、人民写史的新世纪，“以史为鉴”也有它的新时空。当然，这不会是容易的事，还待进一步的努力解构和建构。

八、流芳与遗臭

最后要讲的是作为个人，在史鉴中会不会考虑对自己的评价。这在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想法和诉求，尤其是大人物和小人物有不同的尺子。有些人从不想到身后，赞成“尔曹身与名倶没，不废江湖万古流”的解脱。有人就不一样，还有人重在留名，坚持“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很难设想，众多的历史人物，生前所作所为，是否想过身后会有什么褒贬。刘少奇在“大跃进”后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饿死人要写在历史上”有足够的历史担当感。有此信念，他就会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至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考虑不同，但到老年，多少会想，将来给生前好友和子女后代留一个什么印象，至少要有人认为是“好人”不剩一个坏名声。

重点在对历史人物即掌握权力的领导层，青史留名有必然，生前总该有所斟酌。其中有只图个人私利，不怕身后背个骂名的。贪污大腕坚持这样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我们都管不了。但是对大多数领导人至少在正副国家级，总想他们应当对历史、对人民和对自己负责。至于比重和概率，过去是明君少、昏君多、庸君更多；现在怎样？我写此文，核心动机只有一个，与人为善，希望他们流芳百世，千万不要遗臭万年，至少达到一个三七开，或让后人有争论，让“以史为鉴”起到一些好作用！“以史为鉴”涉及问题很多，史家观点大同中有小异。现在是大开民智与官智的新时代，再温习这句话，深思和反思，始终有其积极意义。历史热，不会退，鉴史之风，盼其持续升温！

学术年谱

岁月悠久，年轮重叠。夕阳回眸，主要是数述学术思维的成长，其中不无摸索，也有闪耀。为了与《短笛催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弩末偶拾》（凤凰出版社，2011年）不致重复过多，本文着重于专著、合著、主编各书的择列其代表性；至于报刊文章的代表作，则见本卷的另篇，仅在此酌举有前瞻度和创新意的若干则，借见豹斑和鸿爪。

一、试笔（1945—1948年，18—21岁）

我在初中读书时开始向苏州报纸投稿，主要是文艺小品和诗词酬答。抗战胜利后，目睹现实，不禁执笔，除当地《大华报》、《苏州日报》等有助编副刊外，渐及上海的《时代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经济周报》和各地的其他报刊，查目录约达1400则（少数重复或未能发表）。建国后，从剪贴600多则中选80则，主要是诗、杂文、时评（所谓匕首、投枪）与通讯、寓言、短小说和政经短论以及书评，自编自印《人生最忆是青春》，分赠亲友。大家常悔少年之作，我却敝帚自珍，尊贵当时的坦率和锐气，为一生与作开头起步。

二、业余写作（1949—1974年，22—47岁）

这25年，或称建国后的前30年，我在机关工作，承担文字起草，虽属官样，也获操练。起初，还续为《经济周报》、《新建设》、《展望》和《世界月刊》等写稿，后因历次运动而中止；至“大跃进”后才恢复，在《光明日报》、《江汉论坛》与本省的《理论学习》、《新华日报》等有署名。

1954年，27岁

《经济周报》为我辑编《基本建设的几个问题》，是我的第一本书。

1970年，43岁

下放农村，抽调在县宣传组搞报道，重点在泗阳县棉花原种场，写典型经验，与俞敬忠合写《大破“唯心论”苏北赶江南》等技术性总结，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和中央电台发表，是一生中的另类写作。

1982年，55岁

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我的《计划经济浅谈》，内容主要来自我在整风鸣放时写的100张大字报，只专不红，免陷“阳谋”。

1985年，58岁

同一出版社印发我和薛一青等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简明读文》，大多酝酿和起草在“大跃进”前后。

三、初上台阶（1975—1979年，48—52岁）

回城仍在省计委，先在新建的经济研究室，后到新建的县社工业局，开始转向调查研究。由于某种情趣，自命重农学派，重点在乡镇企业（社队工业）写了几十则，以后编成和出了多本合著，直到上世纪末，酌举：

年，60岁

与吴志亢等合著《乡镇企业管理知识读本》，农村读物出版社。

年，61岁

参加谢舜方主编《乡镇工业经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62岁

与徐元明联合主编《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1年，64岁

与徐元明等合著《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比较研究》，系国家社科课题成果，中国经济出版社。

直至2011年，与吴镕联合主编《江苏乡镇企业的突起和变迁》，作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江苏省经济学会成果，以准印证出版发行。

在此期间，还有其他文章，不少涉及农村工业化和苏南模式以及小城镇问题，如参加莫远人主编的《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和与裴叔平等合编的《苏南工业化道路研究》等。

四、转轨之后（980—1986年，53—59岁）

去中国社科院，我如鱼得水，在经济所，我的短处是专业书读得比别人少，长处是对实际情况了解比别人稍多。这是互补，使我一去就进入刘国光的团队。参与研究重点是发展和改革开放，先后接受多次的国家课题。主要有：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刘国光主编，我担任编审、统稿和部分撰稿，并承担总述3万字的起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刘国光主编，我承担如上。此书后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建设的10本大作之^'。

《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刘国光主编,我承担编审、统稿和部分撰稿。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与刘国光等合著，我与戴园晨分别承担上下篇的综合和统稿，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的“渐进”与“宽松”学派的代表作，后转化为“两个重大转变”。

在开放问题上，除了我和梁文森、田江海曾去广东、深圳、海南调研，由我执笔，写出三篇长越万字的报告在有关内部资料刊出外，代表作还有：

《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香港）经济导报社，1985年。刘国光主编，我承担编审和部分撰稿，并起草总述。当时共识是计划为主，我们提出“市场调节为主”。

《海南经济当展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这时，我已调回江苏，仍参加中国社科院的海南建省资询组，刘国光任组长，李京文和我任副组长以及正副主编。我承担综合篇的起草。此书建议“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发“要报”。

在此期间，对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报刊连续发表约两百篇文章。特别是改革，从批判计划经济到提出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探索》，发表于《光明日报》，1984年。后获该报建国以来优秀论文奖，连同主张生产要素也该市场化、商品化，特别是劳动力同样是商品，引起关注、争论和采纳。同时，提出“循环经济”防止重复建设，肯定“买方市场”严防环境污染以及重视技术的引进和开发，在经济学界同居前沿。连同其他，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此期间，开始有涉外研究和宣传。1983年参加汝信带队的中日文化交流代表团，经济学只我一人，讲了一些；984年参加刘国光带队的访美经济学家代表团，我提供的材料是介绍中国的农村工业。两次考察回来，都应《苏州日报》之约，写了见闻连载。印度前驻华大使带领的经济考察团来华，专门了解农村工业，由我接待，讲了一天。美国驻华记者姓秦，多次来院，我接待过。

在此期间，另一工作是参与《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分卷》、《经济大辞典》和后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事典》的供稿，特别关于计划和市场，我写了多条，也承担部分审稿和通稿。

在此期间，中央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建议改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两番，以中国社科院1985年《要报》发出，得到采纳（当时可能别人也有同样看法）

五、返宁大干（1986—1992年，59—65岁）

花甲之年回到江苏（前几年与中国社科院未全脱钩，每年约1/4时间去参与部分课题）目的是更多地接触实际。还是“智库”为当地服务和献策，挂一串名义，研究领域更广泛，重点在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被动中争主动。在担任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时，主要是与同仁合作课题，并接受报刊委托，先后在《新华日报》、《江苏经济》和《中国改革报》以及后来的《学习与传播》等开设《新华论坛》、《古雨轩》、《名人客厅》等专栏，欲罢不能。一度统计，在全国省部级以上报刊发表经济文章，我占第9位，被引用占第12位；后另统计，连同非经济的社科和非社科的自然科学与文艺作品，我占第92位。这在省内，则占前三。

研究省市经济，我与前任所长顾松年合作，完成两个课题，先后评为省一等奖：

一是《江苏经济十年纵论》，南京出版社，1989年；

二是《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对江苏、当代经济史，我参加两次，都承担“大跃进”和接着的调整年代，由刘定汉主编：

一是《当代中国的江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二是《当代江苏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对江苏经济发展，每年有多次讨论，有的列为课题，分析形势，展望未来，集思对策。形成本本的也有，如：

一是《江苏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展望》，沈谊主编，我任副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是《江苏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张锋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三是《江苏“科技兴省”战略与政策研究》，省的大课题，王永顺主持，我参与撰稿和审稿，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

在此期间，改革仍是热点，围绕市场经济，我在1991一1992年就写了10多篇文章，逐步推进，主要有：积极理解改革的“市场取向”》(《上海理论》）；增强市场意识重视市场作用》《南方经济》）《浅议社会主义的“市场化”问题》（《西南物资商业报》）《市场取向改革的归宿必然是市场经济》（《改革》）《试论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经济参考报》）；对我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思索》《江苏经济》）等等。直至邓小平肯定，更有进一步的宣传和研讨。

经过研究和归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编辑出版《我的经济观》，邀我写一则《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993年又编辑出版《我的市场经济观》，我写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两则各有3万字，代表了我的系统理念。

关于对外开放，在参与南京、昆山等开发区的咨询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在涉外科研中有所凝聚：一是与林凌、徐惠蓉合作，承担美国索洛斯基金会的课题，写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调整和新发展》，由日本亚细亚研究所在1991年出版。二是在顾纪瑞主持下，与香港中文大学何保山合作，写出《中国华东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后来又出三卷本的《中国南方经济研究》，第二卷由我王编，也由该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

在此前后，按照邓小平学习亚洲“四小龙”的精神，东南大学组编台湾李国鼎的丛书。我是编委之一，除起草《国鼎丛书》前言外，与茅家琦合编分册《台湾的财政金融与税制改革》，与徐惠蓉合编分册《台湾的经济计划及其实施》，分别在1994年和1995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六、离而不休（99312000年，66_73岁）

办了离休却未休，相反，摆脱了行政事务，可以更加专注于研究；加上过去以合作为主，今后走向单干，可以更倾向自己的志趣。

回到江苏，对地方经济靠拢，体会渐增，深感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在过去省识“诸侯经济”的基础上，稍加整理，写出《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自认是有独到见解的书，1999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随即获得省一等奖。本想进一步写成《地方经济学》，有此打算，却为其他思路干扰。围绕此一课题的有关成果，已在1996年与顾松年、钟永一合编自印为《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止步不前了。

当时的另一思绪，聚焦于刘国光多年前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因此，离休后优先安排的，就是与刘合写《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在1996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随后，刘与李京文又主编《中国经济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研究》，我也参加，200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此相连，针对江苏，还写了有关文章，有的成册，我也参与。

当时，以我个人为主，先后原来想写和后来要写的，还有多种，写出出版的，主要是：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南京出版社，1998年；

《企业集团建设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入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还主编了《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80多万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属于庆典图书，题材都有开拓。另有关于民营经济、混合经济、产业调整、企业转移、政绩考核、小康和现代化等，有的列入本卷单篇代表作，有的列入他人合著，如朱通华主持的小城镇丛刊，参与任新保主编的《徐连经济带》，获得省一等奖。

1993年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海南）办《开放导报》，我担任常务副主编，两三个月去一次，连续三年之久。

七、从“智库’’到守望者（2001—,74岁后）

进入新世纪，猛然发现，过去在两个社科院的30年，偏于为经济建设着想，很不全面。眼下形势转好，问题也多。写了全面的经济发展观，首先要关注民生和“五位一体”孙志刚事件惊动了大众，感到弱势群体的确实存在。当时不许这个提法，更知重担在肩，于是丢掉顾虑，寻找支持，在一年多时间内，写了三本新书：

一是《中国弱势群体》，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1月。得到畅销，添印后受阻，出了盗版，《人民日报》等有好评。

二是《中国农民工》，出版社同上，2005年9月。

三是《中国失业者》，冋上，2006年4月。

本来还拟续写《中国贫困生》，落笔近5万字，出版社告，虽然只用二手资料，但是负面资料太多，搁笔为宜。

这10年来，转向两极分化，响应刘老，写了几则关注民生尤其是收入分配的文章，主张从“效率优先”改为“公平与效率并重”还写了一些关于创业和就业、均贫到共富的长短文，未及成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编《人文科学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其中《经济学分卷》由我主编，在2002年出版。

同时，参加邓小平研究会王霞林主持的课题，一年一个，承担一个分题，都出专集，主题有“高新技术”“苏南小康”“城乡协调”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等。

2011年，省院为我们出了一批文集，我的一本是《弩末偶拾——晚年经济学观与感》。本卷为了避免重复，有所弃舍，另择互补。此外，与其他老朋友一样，写了《徜徉人生（八十纪实）》与《百感交集》、《难忘集》、《三凤堂诗存》和《政治改革渐进方略100条》、《书生议政》等，自编自印，仅在亲友和同行中交流留念；另有《书味芬芳》（书评和序跋近200则）和《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短文为主，130则），属于公开发表的选集，流通面稍广，或许还有续编专册要推出。

2014年9月

跋

对我的被评为“社科名家”和出版这本“文库”总的感觉是“受宠若惊”回顾一生，在党的教育下开始觉悟，投向革命；在党的呵护下得以成长，收获大于回报，对人民的贡献是有限的。这鞭策着我，至耄耋之年仍不敢过于松懈，在老有所享的同时争取老有所为。

编选本书之余，自然地想梳理一下先后出书和发表文章的历程。拿先后专著、合著、主编、参编的50多本书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出于当代需求，应有关单位和出版机构之约，写和编了一二十本书，重点在经济理论研究尤其是实际问题的探讨，包括主持和参与若干课题的成果，占了最大比重；二是出于个人接触现实的启示和推动，自行选择新的领域，多数也得到出版社的接纳，在中晚期继续推出，并转向社会特别是民生问题，或许是后半辈子的工作亮点；三是晚年的记忆和返顾，自由写作，涉及个人自传和新的视野，不少是自编自印，仅在亲友和同行中交流，多未列入本书的代表作。除了与出版社的联系，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外，还有几个部门主动给我帮助，帮助搞了几本选集，我始终怀有感激之情。

书文推出，作为心声，贵在社会影响。并不讳言，有些建议，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后来的大规模建设，与同人们一样，取得不同程度的正效应，尽了匹夫之责。但在另一方面，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作为学者，往往期望过高过急，不尽符合既有条件，有所落实外，落空的或许更多。近10年来，不断为弱者呼吁，诉求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以及在政治上反腐倡廉和民主法治，最后证明不少放了空炮。进而体会，这些目标，今后都能臻达，前景光明；但是任重道远，不可能在最近期间完全实现。于是，我不再激昂，在反左防右的思想指导下，倾向中间路线与和平方式，稳中渐进，希望在曲折中有所进步，积小胜为大胜，中国终将赶上普世的大潮流。在本书中，舍弃某些慷慨篇章，并不抛掉理念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是社会科学界的一名小卒，出于某种机遇和个人选择，徜徉行来，无怨无悔。两间荷戟，不免彷徨。而与不少亲友和同行比，属于幸中之幸。怎样报答？还将继续奋力，即使人微言轻，也该耕耘不止，不问收获。夕阳西薄，尽其余辉！

写于2014年8月11日

后记

2013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评选表彰首届10位“江苏社科名家”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为彰显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效，打造江苏社科名家的整体形象，发挥社科名家的学术引领示范作用，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决定编纂出版《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集中展现社科名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经验。

2014年5月，《文库》编纂工作开始启动。成立《文库》编委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和时任副省长傅自应担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双传学，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担任编委会副主任。编委会下设编辑部，由省社科联学会部负责，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任编辑部主任。《文库》编委会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研究确定编纂大纲、进度安排和任务分工。江苏人民出版社将《文库》列入年度重点出版项目计划，徐海总经理负责牵头协调，韩鑫总经理助理具体实施，投入了精干的编辑力量。

《文库》的作者大都年事已高，尽管时间紧、要求高、难度大，但他们克服困难，严谨细致撰写稿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稿，为《文库》如期面世付出了辛勤努力。双传学、刘德海、汪兴国（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之顺、李扬（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等编委会成员参与书稿的统稿工作。张潇文（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和省社科联学会部程彩霞、夏东荣、何国军、鱼雪萍等同志承担了《文库》编纂出版的大量组织联络工作。省社科联崔建军参加《文库》编纂大纲的讨论等前期工作。

《文库》编纂出版工作还得到江苏省政协办公厅、南京大学等《文库》作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相关单位为作者配备学术助手，为编纂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条件。

在此，谨对为《文库》编纂出版付出辛劳、提供帮助的各位领导、专家、学术助手和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难免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江苏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201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