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
Author: 周重林
Date: 2016-12-31T16:00:00+00:00
Publisher: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目录
为什么天才总是结群而来？
胡适：他是名副其实的茶博士
鲁迅：文坛差评师，喝茶有深意
周作人：文人中的茶人，茶人中的文人
梁实秋，知识分子喝茶有什么讲究？
林语堂：茶文化传播大使
闻一多：喝茶是过日子的最低标准
郁达夫：人间有茶便销魂
陶行知：鲜为人知的茶叶教育
汪曾祺：我的学问都来自泡茶馆
巴金：茶馆里的新旧中国
李叔同：结社与雅集
苏曼殊：传奇茶僧
丰子恺：有生命的烟、酒、茶
张爱玲：上海往事，茶里人生
张恨水：郎情妾意来碗茶
顾颉刚：茶香书香的典范
附文
参考文献

书名：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

周重林 ,李明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80-2350-4

Minguo Chafan：Yu Dashi Hecha de Rizi

策划人：段勇

责任编辑：杨静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什么天才总是结群而来？

2015年 4月，我们到双江勐库津乔茶厂做一个论坛，效果非常好，喝了几口酒，我就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论坛。为了证明这不是借酒胡说，我写了一篇随感：《我们能不能低到泥土里？》。

文章说什么呢？就说我们这样开展论坛的独特方式。别人在城市，在酒店，穿着西装，喝着红酒、洋酒，谈着资本，聊着概念，喊着口号，开高峰论坛。我们呢，来到山里，踩着泥巴，穿着拖鞋，叼着烟，喝着茶，开坝子论坛。

别人的主角是钱和有钱人，我们的主角是茶与茶农，这样的论坛真真是低到泥土里。出门就可以摘到茶叶，弯腰就可以与虫蚁接触，还有那阵阵的清香啊，闻之即醉。

在茶乡根究茶，是我们的一贯风格。喝着茶，读着书，又是我们的日常。是工作，是爱好。所以常常夸海口，我们是坐着挣钱的那批人哟。可就在吃烧烤时，掏书包找烟找火机，一阵折腾，不小心把唐德

刚那本《胡适口述自传》露了出来，画风顿时就有点尴尬了。果然，就有人提问：你随身带着这些书？啊啊啊，我要怎么说？我主业虽然是研究茶，但平常看的，书名带茶的书好像真的很少，

旅行箱里还有《创新者的窘境》《旁观者》以及《中国亚洲内陆边疆》……

我只好说，表面上看来，这书确实与茶没有一点关系，可是，茶味却无不在其中啊。

胡适之开篇就谈自己是徽州人，徽州是茶乡，他们家还是真正的茶叶世家，六七代做茶那种，家庭依赖茶叶收入供他读书，胡适就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茶庄里，我还去上海看过哩！

大家将信将疑，酒桌上嘛，谁又会与你较真呢？

除了自己。

晚上回到宾馆，我细想不对啊，这书我很早就读过，但那个时候怎么没有注意到其中茶的部分？在唐德刚的注释里，他洋洋洒洒地谈论自己在重庆茶馆学习的经历，又让我想起汪曾褀笔下的昆明茶馆，当时，王笛叙述成都茶馆以及许多人写的茶馆一下子都浮现了出来。看来，我还是读了不少与茶有关的书。

那么，胡适与茶到底有没有更多的故事？我看过的那些名家与茶选本，都没有选过胡适的茶文。我出的《茶叶江山》的编辑冯俊文送过我一本《舍我其谁：胡适》，书中似乎很少谈论他喝茶的场景，他的日记里会不会有？

查查看咯。于是从硬盘里找出了《胡适日记》，从第一页开始读起，等到栗强来宾馆里找我聊天时候，我已经读完了他青年时代的日记。

我们抽着烟，喝着茶，我对他说，我在研究胡适与茶。他一脸困惑，我却在一边暗笑。

从勐库到景迈山，再到勐海、景洪的一路上，我读完了胡适日志的一大半，整理出了与茶有关的若干篇幅，等我一周后回到昆明时，已经把《胡适日记》都通读一遍了。接着又阅读他的往来书信集，看到他给族叔胡近仁写信拒绝为“胡博士”茶代言时，我觉得我可以以此写一篇有意思的文章。

胡适到了美国，家人数次从万里之遥为他寄龙井。他以茶之名，邀请韦莲司到居所聊天，引得法国教员侧目。在一次茶叙上，他提出了白话文运动，引发百年巨变。在另一次茶叙上，他们促成了“赛先生”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胡适喜欢热闹，要是某一天访客少了，他会表现出惊讶。有时候，我怕读日记，太过于琐碎，又总怀疑作者过分修饰。你看，胡适去烟霞洞喝龙井，明明有美人相伴，可他就是不提。

好吧，《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就是由胡适的轶事引发，就是我抱着好奇心，去看看他的朋友圈如何喝茶，是何等面貌。

随着阅读，我继而又发现，与胡适同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既是同乡又是同门的陶行知，还在茶里提出了教育功用问题，他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有一片茶园，有一个茶馆，还有一副极好的对联：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这副对联与我的日常状态很契合，所以支离子大笔一挥，挂在我办公室门口。

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早已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几个字烂熟于心，但知晓那是陶行知所写者则寥寥无几。

在晓庄，晚饭后，茶会锣鼓声一响，农夫、学生、老师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茶馆，学生教农民识字，农民教学生生产知识。我们“双江茶业论坛”也是这般，勐库东西半山的茶农，在约定的日子与时间，开着皮卡车，骑着摩托车，说着拉祜语、傣语、佤语与汉语来到我们身边。

陶行知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

这是低到泥土里的教育风格，陶行知放弃了东南大学教授之职，深入到乡村去，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范本。

回到大都市北京，在高校当教授的胡适之，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喝茶圈子。李明来到他们的茶桌前，倾听他们的交谈，告诉我们，这群人不仅学问做得好，也懂得如何生活。

我们团队开会，讨论逝去的生活，重点是说民国那代人，是怎么在动荡的日子里，坚持做学问。这也是为自己所做的努力寻找一个方向，像我们这样十多年来专注一个冷僻行业研究的人，到底价值几何？

把茶生活单独拎出来谈，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嗜好茶，我们以茶文化为业？

李希霍芬论述中国皇皇巨著，为什么仅丝绸之路成为独特的标签符号？难道我们不知道，那条古老的商路，白雪飘飘，白骨成山，又有多少人到白发还没有回到故乡？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那柔软、华美又奢靡的丝绸来命名？

东西方之间，居然由如此绵柔之物来打通，极边之地因为丝绸，一下子成为世界的中心，它跨越了群山，飞跃驼峰，掠过雪山、沙漠，穿过佛珠、白帽、十字架，包裹起高矮胖瘦各种身段，无论你出生在哪里，信仰什么。

今天的中国，再次用丝绸之路的历史来思考自身，思考世界演进的方式。

20多年前，木霁弘、陈保亚等六君子不信服于用“南方丝绸之路”来描述南方乃至南方国际大通道，他们要为南方重新命名，他们创造出来的概念是：茶马古道。

雨果说，当时机成熟，一个概念即将形成时，即使是集合全世界军队的力量，也无法阻止这个概念的脱颖而出。

茶马古道，是一幅画卷：高山、大江、古道、雪域、骡马、茶叶、盐巴、药材、香料、糖、边销茶、马锅头、马脚子、藏客等独特的元素汇集其中，以及它所焕发出的苍凉意象和惊心动魄是多么激荡人心啊。

马丽华说，“茶马古道”横空出世，让她得以重新认识西藏那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土地。NHK（日本放送协会）与 KBS（韩国放送公社）联合拍摄的《茶马古道》纪录片，让多少人看得荡气回肠，热血澎湃。就在今年 8月，我们还在办公室接待了一批从广州来重走茶马古道的高中生。

在路上，已经成为时代新生活方式。

一年零四个月后，我再返勐库。从昆明出发，经普洱，到景洪，过勐海，在景迈山停留两日后，过澜沧到勐库。这正好与去年我走的路线相反，方向不同，感受的冷与热的顺序也不一样。我随身带的书，是布尔迪厄的《区分》二册，高居翰的中国晚明绘画史一册，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册。还有一本《黑暗森林》，《三体》主要看这一本就够了，值得多读几次。

这一年时间里，我们读完了胡适、鲁迅等 16人的大部分著作、日记、书信，只是为了在这些文章中找寻到一些与茶有关的证据吗？或许是，但在那么多人讨论民国风范的语境下，我们的研究能贡献什么？又或者我们可以以此看到，茶在这些民国大师的生活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茶是生活的底色，在不同人，不同人家，有不同意义。

家境并不好的闻一多，把喝茶看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他而言，茶是生活的尺度，没有茶的日子不叫日子。在美国留学时，他向家里乞讨茶。在青岛的时候，他找梁实秋、黄际遇蹭茶。在联大南迁路上，他把没有茶喝的日子列为最苦的日子。一旦喝上茶，他便大呼过上了开荤的好日子。到了昆明，他找陈梦家蹭茶，找叶公超蹭茶……

家境不错的梁实秋，在北京中山公园里，用一杯茶与程季淑定下终身。在家里，程季淑用一杯茶来尽孝道，茶具的选择，茶汤的温度，送茶的时间都是那么用心。到了晚年，梁实秋还念念不忘在中山公园喝过的那一杯茶，他被当下视为生活大师，在于他的讲究，纵是生活再艰苦，也不会放弃品位，而品位，就是以其一生去践行生活，喝要喝得礼仪周全，写要写得仪态万千。

周氏兄弟都是嗜茶者，对茶的态度却不同。

别人喝茶，喝出的是和气，现世安好，岁月温柔。鲁迅喝茶，喝出的却是怒气，享清福也成了讽刺。他常年杯不离手，茶不离口，娶了擅长功夫茶的许广平。幼时抄《茶经》，青年泡茶馆，晚年在上海大量买茶、施茶。常常以茶会友，送茶当礼，又经常在茶叙中翻脸而去。

以茶入文，以文观茶，周作人无疑是民国那代人里发挥得最好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是文人中的茶人，茶人中的文人。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打通茶与文字，营造茶香书香的曼妙之境。他常说，读文学书好像喝茶，喝茶就像读文学书。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像是在做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但是关于茶的种种研究，如植物学里讲茶树，化学里讲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对茶的理解的。

林语堂呢？他要写出茶有趣的一面，他努力在西方介绍中式生活，他看到了茶于中国人的现实价值，看到中国人对茶的嗜好与依赖，又看到中国人以茶为媒介的广泛社交，茶滋养了中国人，也必然对世界有着可塑的一面。

郁达夫不仅自己爱喝茶，还要让笔下人物走到哪儿都有茶喝。他端起茶杯，笔下人物也端起茶杯。他放下茶杯，笔下人物也放下茶杯。他喝完茶出门，故事也到了尾声。别人写茶的清淡，他写茶的欲望。别人写泡茶馆的闲适，他写泡茶馆之人的懒散。别人写山中茶的野趣，他写山中茶的逍遥。

顺着茶，我们进入到了民国大师生活的局部，以茶为核心词汇，串联起他们的交往、品位以及时代风范。龙井茶是胡适、鲁迅、周作人、梁实秋、郁达夫、张爱玲、巴金等人的挚爱，他们不认识的时候，分别在同一个地方喝茶。他们认识后，又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喝茶。

如果说鲁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经历沧桑世事难以明了。胡适则是开满鲜花的平原，让人随时随地都能从他那里获得如沐春风之感。而汪曾祺是精致的园林，有小桥流水、乱石横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锅碗瓢盆，让人觉得亲切。他一生慢悠悠的，画几幅画，写几笔字，炒几个小菜，喝口浓茶，写写文章。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叫小日子。

张爱玲透过胡适家里那杯绿茶，看到时光交错，那个穿着长袍的老者身在纽约，说着英文，却依旧像在北京的寓所。胡适身边站着的江冬秀，更是一位地道的中国老妇。我们则在张爱玲的茶杯里，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婉转故事。

那个时候，张恨水在茶馆里，看着进进出出的往来人群，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他的梦想是用稿费挣来的钱，买房子：大院子要套着小院子，院子里要有树，要有自来水，方便喝茶，也方便养花。

李叔同与苏曼殊两位空门中人，远非一句“禅茶一味”就能搪塞过去。丰子恺的茶画，巴金对茶的追忆，是一个时代的绝响。

克罗伯问，为什么天才总是结群而来？

在云南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鸡枞总是一窝一窝的？

我的回答当然是，有好土壤，有好环境，有好茶。不然，我们怎么会跑到勐库这样的地方。不然，他们如何度过漫漫长夜？这是自我认同的回答。

一直有人说，要是胡适、梁启超这些人，少玩一些棋牌，少一些以茶会友的交际，学问会做得更好，但王汎森的回答是，也许并非如此。

几年前，我与一位留英的政治思想史学者谈到，我读英国近代几位人文学大师的传记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是有参加不完的社交或宴会，为什么还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说，他们做学问是一起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功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进步，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最近我与一位数学家谈话，他也同意在数学中，最关键性的创获也往往是来自那一“拨”。

欧洲成群结伴的天才，在咖啡馆。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维也纳都是“天才成群地来”的地方。20世纪初期的中国茶馆或有茶的客厅，同样是一个天才结伴而来的地方。我们这本书，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是从故纸堆里把他们召唤出来，呈现他们过去的日子，重新定义我们生活。

周重林

2016年 09月 22日

胡适 69岁时照片，1960年 9月摄于台北。

胡适：他是名副其实的茶博士

张爱玲透过胡适（1891.-1962）家里那杯绿茶，看到时光交错，那个穿着长袍的老者身在纽约，说着英文，却依旧像在北京的寓所一般。他身边站着江冬秀，更是一位地道的中国老妇。

茅盾第一次见胡适的时候，对这位年轻人的装束印象极为深刻.：绸长衫、西式裤、黑丝袜、黄皮鞋。他评价说：“当时我确实没有见过这样中西合璧的打扮。”张中行回忆胡适.：“中等以上身材，清秀，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长袍与茶，是胡适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他也好酒，却不善饮。他反复抽烟，反复戒烟。他喜欢打牌，一玩就是数天。他喜欢开茶会，喜欢与不同行业、不同年纪的人坐在一起把杯言欢。

这位民国时期风头无二的洋博士，一生得了 35个“荣誉博士”，但其生活习惯却是非常中式的，确切地说是非常“徽派”，穿的衣服以其母亲与妻子缝制的为主，吃以徽派菜为主，喝以绿茶为主。

这一次，我们主要谈谈“茶博士”胡适。翻阅胡适的日记与书信，茶无处不在。“我的朋友胡适之”要是换成“与胡适之喝茶的日子”，似乎显得更为贴切。在美国，在与友人的茶会上，他们吟诗作对，尽显才情。他们提出了白话文运动，提出了在中国普及“赛先生”，茶确实有助灵思。

茶博士胡适与他的茶会

胡适出身于徽州茶叶世家，出生在上海的程裕新茶栈，这个巧合大约为胡适终身嗜茶提供了一种解释。

其父胡铁花说：“余家世以贩茶为业。先曾祖考创开万和字号茶铺于江苏川沙厅城内，身自经理，藉以为生。”（《胡铁花年谱》）到胡适这一代，胡家已经经营茶叶 150年有余。两家茶叶店养活了胡氏一家四房，也为胡家有志为学的人提供了经济来源。

胡适在自传、演讲中，大都以“我是徽州人”开头。

胡适手记

他深爱这片土地，常以徽州土特产自居。徽州的这些土特产中，又以茶叶与人闻名天下。茶有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六安瓜片与太平猴魁等，人有朱熹、戴震等，徽商同样也是影响甚大的群体。

胡适最喜欢的饮食，除了茶，就是徽派火锅。梁实秋去胡适家吃饭，被绩溪人做的“一品火锅”排场惊到了，7层菜肴吃得感慨万千。胡适每每去上海，都会约朋友去吃徽派火锅。

徽商南下上海，茶叶是一盘大生意，徽菜馆也是一盘大生意。民国时期，许多人感慨，徽派饮食甚至改变了上海饮食。

胡适在上海读书时所作的《臧晖室日记》，记录了他年轻时候与朋友瑶笙、仲实、君墨、怡荪以及老师王云五等人读书喝茶饮酒看戏的琐事。

对日记的看法，胡适自己说，日记是“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看到另一个胡适，“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

我们看到的胡适，显然是与茶相关的。20世纪初期的上海，茶馆、酒馆林立，青年胡适常到茶馆聚会，以茶会友。

19岁时。“余与瑶笙同行至文明雅集吃茶，坐约一时许，瑶笙送余归。道中互论诗文，甚欢。 ”“饭后与剑龙同出，以电车至大马路，步行至山东路口折而南，人四马路，至福安吃茶一碗始归。”

20岁，他们在去喝茶的路上，目睹了一场火灾，束手无策。“下午五时子端来，邀至五龙日升楼吃茶，比至则仲实、君墨及二李皆在，小坐便同出，循大马路至四马路至湖北路西首，忽见一家屋上火发，火势甚烈，北风又甚猛，延烧比邻汇芳茶居及丹桂戏园、言茂园酒馆。”“下午，与桂梁外出，至青莲阁吃茶。”

1939年，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美国住所，这张照片颇能体现胡适穿着中西合璧的特点。

偶尔，胡适也会去找妓女喝酒，“打茶围”。他记录道.：“晚课既毕，桂梁来邀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钟。君墨适小饮已微醺，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伎者陈彩云家，其家已闭户卧矣。”

后来他们叫醒人，在陈家玩到天明，接着赶去上课。“打茶围”，胡适自己的解释是：“在妓女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他强调这与自己的性情不相符，“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在公园里闲坐喝茶，于我也不相宜”。

有一次，他们喝酒闹事，被带到了警察局。后来胡适多次言及戒酒，不过，这如同他说要戒烟一样，一辈子都在反复。郁达夫在上海时，也是深夜喝酒，被警察带走。

留美后，胡适对“打茶围”有所检讨，但胡适从未言要戒茶。不过，“打茶围”似乎是那一代知识人比较乐意讨论的事情，与胡适有交集的文人，如徐志摩、郁达夫、林语堂等人，都比较热衷于“打茶围”。

胡适喜欢边喝茶边聊天，在给族亲胡近仁（1883 -1932）的信中说“文人学者多嗜饮茶，可助文思”。茶助文思，是中国文人学者，高僧大德的一个共有的认识。嗜好饮茶似乎是胡适偏好传统的一个佐证，他留美后，没有学会喝咖啡，也没有爱上可乐，只会偶尔饮一点洋酒。

1910年，胡适到美国的第一学期，忙于适应环境，也不认识什么人。留美日记第一部分，都与读书有关，少有提及娱乐，更别说喝茶了。

1911年，等他适应了环境，有了朋友，便开始了娱乐生活。

主要是打牌，七八月密集打牌。

7月 2日，打牌消遣。

7月 3日，有休宁人金雨农者，留学威士康星大学电科，已毕业，今日旅行过此，偶于餐馆中遇之，因与偕访仲藩。十二时送之登车。今日天气百一十度。打牌。

7月 5日，往暑期学校注册，下午打牌；7月 6日、7日、8日都在打牌。7月 14日，进舞厅，围观跳舞；7月 21日，邀请演说会同仁到居所，打牌；22日，打牌；24日，打牌；25日，打牌；29日，打牌。

8月 4日，打牌；8月 5日，打牌；8月 6日，谈戒烟。胡适开始抽最便宜的烟，后抽最贵的烟卷，后又吸烟草。8月 10日，觉得打牌不妥；11日，打牌；23日，打牌；26日，打牌。

9月 4日，打牌；9月 5日，与同学金涛约定，戒牌，读书。

此后日记中少见打牌。9月 28日，胡适决定要卖文养家。

10月，开始写文投稿。

从 1913年起，胡适进入了学习与写作状态。

这一年，他的老同学、好友任鸿隽到康奈尔大学读书，胡适又多一位益友。12月 23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在假期中，寂寞无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 ,亦殊有趣 ,极欢始散。明日余开一茶会，邀叔永，杏佛，仲藩，钟英，元任，宪先，厘生，周仁，荷生诸君同叙，烹龙井茶，备糕饼数事和之。 ”

这是胡适在留美日记中第一次记载煮茶夜话，胡适说，这游戏本无记录之价值，但他们离国日久，国学疏离，大家在一起玩玩联句，至少比打牌好。

“谈诗或煮茗 ,论时每扬眦”，参加夜话的任鸿隽表达了与胡适一样的意思，“独坐无聊，胡君适之煮茶相邀，与杨君杏佛三人联句，得七古一章”。

联句是古代作诗的方式之一，即由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联结成篇。这是古代文人聚会时发明的一种玩法，比的是即兴才华，又有极强的娱乐性，深受参与者喜爱。联句作诗初无定式，有一人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乃至两句以上者，依次而下，联成一篇；后来习惯于一人出上句，继者须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续，最后结篇。

1914年 1月 23日，伊萨卡下了一场大雪，胡适赏完雪景，回家烹茶写诗。其《大雪放歌》后几句云：“归来烹茶还赋诗，短歌大笑忘日映。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

在异国他乡，与好友围炉饮茶，常有收获。6月 29日，胡适与胡达 (明复 )、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 (杏佛 )、任鸿隽等人围炉夜话，商议出一本《科学》月报，此乃影响中国百年之“赛先生”肇始。

室内小茶有助思之功，公共演讲来口茶能提神。胡适在《演说之道》里说.：“演说之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

“茶会”在胡适日记里出现频率很高，他是“以茶会友”的实践者。

“吾日日择二三人来吾寓为茶会。”胡适坦言：“此种欢会，其所受益远胜严肃之讲坛演说也。”

茶会也能避免许多误解，比如他约自己的红颜知己韦莲司，每每都以“茶会”名义。1914年 6月 5日，韦女士邀约同伴出行，胡适说，要是你们散步归来，能到我寓所玩，当烹茶相饷。后来二女过来应约，他也烹茶招待。与胡适同居的法文教员很惊诧，教员之前约女，颇受挫折。目睹胡适的“约茶”大法后，他顿时脑洞大开。

约心仪女子喝茶，在文化人中有持久的传统。梁实秋约程季淑，郁达夫约王映霞，巴金约萧珊……

在康奈尔大学期间，胡适日记还以文言文记录为主，记载的诗歌几乎都是古体诗。 1915年暑假，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几个在一起夜话，胡适就提出要来一场文学的革命。到哥伦比亚大学后，胡适就开始写白话文的“打油诗”。这些诗他发给了胡近仁和任鸿隽等人，在任鸿隽的《五十自述》手稿里，任鸿隽说：“胡适之君时已去纽约，时时以白话诗相示，余等则故作反对之辞以难之，于是所谓文言白话之争以起。平心而论，当时吾等三人虽同立于反对白话之战线上，而立场殊不尽同。”

胡适归国后，继续以茶会名义会友，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有些时候，没有时间写时评，就边喝茶边口述给秘书记录。没有外人时，也在家搞家庭茶会。胡适归国后事务巨多，终日与人周旋，与旧思想交锋，得一壶茶，能舒缓自己，也能舒缓别人。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1933年摄于北平。

茶会重在分享，胡适举例说：“我的太太喜欢做些茶叶蛋、雪里蕻或者别的菜分送朋友，等于会做文章的人把自己的文章给人家看的心理一样。”

1915年之后的胡适日记中，多次出现的还有“茶话会”，从形式上看来，这些活动显得正式，有官方主场之感，此后他也用“茶话会”取代“欢迎会”“离别会”这些旧式词语。

比如梅兰芳到哥伦比亚大学茶话会，剑桥留学生茶话会，旅英各界华人茶话会，胡适美归赴任北大校长茶话会，欢迎胡夫人茶话会……

胡适到底喜欢什么茶呢？

他最爱的是家乡徽州的黄山毛峰与杭州的龙井。

1916年初，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母亲，要求寄点家乡土特产黄柏茶到美国，以答谢韦莲司一家对他的照顾。这一年，胡适已经到美6年，完全适应了美式生活，也找到了自己的求学方向，生活也不再那么拘谨。

当年 3月 15日，他再次致信母亲，说到蜜枣已分食完，茶存有许多，可以用一年之久。他所居住之地有小炉子，“有时想喝茶则用酒精灯烧水烹茶饮之”。有时有朋友来访，则与之分享。

但因为来喝茶的人太多，准备用一年的茶很快就被朋友们瓜分完。3个月后，6月 19日，胡适在给母亲的信里提到：“前寄之毛峰茶，儿饮而最喜之，至今饮他种茶，终不如此种之善。即常来往儿处之中国朋友，亦最喜此种茶，儿意烦吾母今年再寄三四斤来。 ”8月 31日，胡适则叮嘱母亲：“毛峰茶不必多买，两三斤便够了。寄茶时，可用此次寄上的住址。”

胡适坚信茶可以解酒，可以消食，每每吃多了喝多了，就会泡一壶茶解之。

1939年，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 “（冬秀）我十二月四日到纽约，晚上演说完后，我觉得胸口作痛，回到旅馆，我吐了几口，都是夜晚吃的甜东西。我想是不消化，叫了一壶热茶来喝，就睡了。”

除了家乡徽州茶，胡适还比较喜欢杭州龙井。

在留学日记里，胡适多次言及用龙井茶款待朋友。回国后，1923年，胡适与一帮朋友去龙井寺，在亭子里喝茶、下棋、讲莫泊桑的故事。事后，他写了一首《龙井》的现代诗：

小小的一池泉水，

人道是有名的龙井。

我来这里两回游览，

只看见多少荒凉的前代繁华遗影！

危楼一角，可望见半个西湖，

想当年是处有画阁飞檐，行宫严整。

到于今，一段段断碑铺路，

石上依稀还认得乾隆御印。

峥嵘的“一片云”上，

风吹雨打，蚀净了皇帝题诗，

只剩得“庚子”纪年堪认。

斜阳影里，游人踏遍了山后山前，

到处开着鲜红的龙爪花，

装点着那瓦砾成堆的荒径。

龙井茶因为乾隆的诗而天下闻名，到今天依旧是许多人喝茶之首选。

1938年，胡适再度赴美。当年年底，临近生日时，他意外生病，躺在病榻上给江冬秀写信，说收到茶叶 6瓶。

1939年 4月 23日，在美国的胡适没有茶喝了！他给江冬秀写信：“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要顶贵的。每斤装瓶，四十斤合装木箱。写 DR.Hu Shih Chinese EmbassyWashington,D.C.装箱后可托美国通运公司（American ExpressCo.）运来。”同时交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事陈长乐托他代买龙井茶四十斤，价钱也请江冬秀代付，也装木箱，同样运来。他写了与自己之前同一个地址，只是收件人是陈长乐。

胡适、江冬秀夫妇合影。江氏 1890出生于旌德江村，与胡适老家绩溪只隔了一座山。

我与同事们讨论过这件事，同一个地址，只需说一个总数即可，何必分开购买、邮寄呢？他们的意见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有人寄茶来，可能在价格及成品上会有差别。

胡博士特别交代不要买顶贵的龙井，是因为当时在上海，顶级的狮峰龙井每市斤银洋十二元，云海毛尖每市斤三元二角。而当时上海一个店员每月工资也不过三四元银洋。

胡适在 6月 25日收到茶。同年 9月 28日，胡适回信告诉江冬秀：“陈长乐先生还你茶叶钱法币三百二十九元两角，寄上海中国银行汇票一张，可托基金会去取。他要我谢谢你。”按照当时的物价算，1939年，100法币可以买到 1头大牛。

龙井茶是一个叫治平的人帮办理的，家书里胡适表达了感激之情。1940年 3月 20日，他致信江冬秀：“若治平能替我买好的新茶（龙井），望托他买二十斤寄来。”寄信后第二天，他又追加了一封家书，告诉家人，有一位应小姐要去美国，可以托带。5月 21日，胡适收到了应小姐带去的 10瓶新龙井。

胡适做大使后，交际圈扩大，应酬多，送礼也多。

7月 29日，胡适收到茶叶两批，给江冬秀的信里说：“一批是你寄的，两箱共九十瓶，另红茶一盒。一批是程士范兄寄的红茶五斤，两批全收到了。”这是红茶第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里，程士范是胡适的绩溪同乡。

胡适所送礼品，除了茶叶，还有蜜枣，刺绣等。

拒绝“胡博士茶”，代言徽州茶

1929年 10月 18日，胡适给叔叔辈的胡近仁回了一封信。

特刊和手示都收到了。

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你知道我是最不爱出风头的。此种举动，不知者必说我与闻其事，借此替自己登广告，此一不可也。仿单中说胡某人昔年服此茶，“沉疴遂得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此又一不可也。

“博士茶”非不可称，但请勿用我的名字作广告或仿单。无论如何，这张仿单必不可用。其中措词实甚俗气、小气，将来此纸必为人诟病，而我亦蒙其累。等到那时候我出来否认，更于裕新不利了。“博士”何尝是“人类最上流之名称？”不见“茶博士”，“酒博士”吗？至于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向来嘲笑不通的人，往往说，“何不喝一斗墨水？”此与喝博士茶有何分别？

广告之学，近来大有进步。当细心研究大公司大书店之广告，自知近世商业中不可借此等俗气方法取胜利。如“博士茶”之广告，乃可说文人学者多嗜饮茶，可助文思，已够了。老实陈词，千万勿罪。（《胡适书信集》P491)

这只是胡适成名后的一桩“麻烦”，他老家绩溪县上庄村一度被改成“适之村”。

胡近仁是胡适同村人，年长胡适四岁，但却大胡适一辈，幼年与胡适是同学。胡适早年与胡近仁多有通信，他许多写故乡的新诗都和与胡近仁一起成长的经历有关。据胡近仁孙子胡从口述，胡适著名的《朋友》就是写给胡近仁的，诗云：“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2012年，胡从到台湾胡适墓前，为胡适献了一壶家乡茶。

这么好的关系，胡适又是好茶之人，换了别人，这“博士茶”的请求，难免就从了，但胡博士还是拒绝了。所谓“沉疴遂得痊愈”是有出处，胡适多病，年轻时经常腹疼，却不是饮茶治好的，他舒缓痛处的方式是：饮用白兰地洋酒。

胡近仁常年在家，理应是程裕新茶号委托胡近仁请胡适代言“博士茶”，在上海大东门咸瓜街的程裕新茶叶栈，正是胡适的出生地。

陈存仁在《银元年代生活史》里回忆说，当时程裕新是大东门一带地标性的大店。胡适在上海期间，在陈存仁的带领下，重返出生地，还去看了他上过的梅溪小学，并受到校长的热情接待。

茶栈是介于茶商与洋行的中介组织，茶叶运沪以后，箱茶即投茶栈出售。土庄及路庄茶不能直接与洋行交易，必经茶栈介绍，茶栈则从中抽取佣金。为便于代客购茶，保证货源，茶栈常贷款于茶商，利率为一分五厘。其主要业务是为茶号提供贷款，存放箱茶，并通过通事替茶号与出口商洋行商讨售茶事宜。

根据张朝胜的研究，程裕新是上海一家了不起的茶号，资本雄厚，20世纪 50年代初资本总额为 33900万元。经营理念从民国时期就一直与时俱进，规模不断扩大。为了精制茶品，不拘泥于徽州茶，程裕新亲派雇员前往浙江、江苏、福建、江西、云南采收名茶，1929年主推绿茶、红茶与花茶共 163个品种，还代售全球茶叶。而且，1929年，程裕新推出了一款叫“保肺咳嗽茶”的保健茶，由徽州一名医生发明，提炼药物成分掺入茶叶，使茶具有治疗咳喘的功能。刚好这一年胡近仁请胡适代言“博士茶”，但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一款。

程裕新还改进了徽商之前用竹器、竹笼包装茶叶的方式，启用了铁罐装茶，表面印上店名和各种图案，称为“机器美术彩花茶瓶”，胡适收到家人寄来的茶叶都是用“瓶”装，加上胡、程两家的关系，胡适在海外饮用的茶叶应当也是出自程裕新之手。

1999年，唐羽去程裕新茶号采访开设在这里的股市学校，无意中发现了这家店的店名居然是胡适所题。在店里，他看到一本民国时期的宣传册《茶叶分类品目》，也应当就是当年胡近仁寄给胡适的那本特刊。

这本纸张已发脆的旧书原来是程裕新茶号于 1929年第三家分号开张时编印的内部出版物，用于馈赠客户。洋红色手绘图案为被茶叶环绕的一个地球，旁边有一行字“恭祝程裕新茶号万岁”，即为胡适题写，夸张而天真，透露出质朴的新文学风气。扉页是孙中山对中国茶叶的简短论述，内页介绍茶叶的种植及饮用等科学常识，特别是对徽茶的述评相当专业。

书中还录有当时各地名茶的价格，对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学者来说，应该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比如顶级狮峰龙井，每市斤银洋十二元，云海毛尖每市斤三元二角。当时上海一个店员的每月工资也不过三四元银洋。（唐羽《国学大师胡适与程裕新茶号》）

最后的信息也印证了之前胡适交代江冬秀不要买顶好的龙井，原来当时龙井居然如此之贵。

程裕新茶叶的创办人程汝均，是胡适绩溪的同乡，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在里咸瓜街开设程裕新茶叶栈。清末民初，仅绩溪一县之人在上海开设的茶号就有 33家。 20世纪 50年代《上海徽商茶号调查表》显示，程裕新分有总号、第二茶号、第三茶号，程家后人程芑生担任所有人的茶号还有裕兴隆，雇员超过 50人。

程裕新茶叶 1929年出品的这本《茶叶分类品目》上，先是政治名流设想，后是文化大咖题词，接着晓以各分店地址及来店乘车路线、获奖奖章和证书图、机器美术彩花茶瓶图、茶叶烟酒专论、程裕新号历史，最后是各种茶品的分类介绍。

店主的发刊词上说，中国商战落后，主要是由于故步自封，不知比较和改良之故。稍有觉悟，也未能彻底研究，做表面工作。用低品质的茶，求价格低廉，沿街叫卖，只会损害信用。他们的茶叶研究涉及茶叶成分、功用，以及国茶与印度茶、爪哇茶的区别，又详细罗列了程裕新销售的 163个品种的茶叶，包括品名、产地、特点、饮用方法、价格等内容。

这已经比今天绝大部分茶商做得好，大约 100年前，胡适的信里似乎还暗示程裕新不懂广告法！

胡适虽没有单独为一家茶号做“博士茶”广告，但还是为徽茶做了大大的广告。当时的徽商在上海有三件武器：茶商、当铺与菜馆，又以茶业为首。

1929年 10月，上海立利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 36开本的彩印《徽州茶叶广告专刊》，内有张群、方振武、胡适等政要名流的题词。胡适在专刊里，引用了唐代卢仝的《七碗茶歌》：“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我们去上海的时候，还专门去浙江中路看了看现在的程裕新茶号。在这条路上，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没有人会觉得它与胡适之有什么关系。

与周作人唱和，谁解相思情？

胡适虽嗜茶，但所作茶文很少，专门写茶叶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他与周作人的和诗姑且可当做“茶诗”来读。1934年，周作人五十岁生日，感慨平生，做了两首《五十自寿打油诗》，他寄给胡适，署名“苦茶”。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上海港，摄于 1924.-1944年。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胡适收到后，也作了两首打油诗回应：

（一）

先生在家象出家，虽然弗着沙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二）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参与周作人唱和诗的名流还有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等人，也收获了很多不知名的“马甲”的讽刺，胡适特别选录了署名“巴人”所撰的文字，此文充满了火药味，平淡的茶水引发话语海啸，这大约是周作人没有意料到的。

5月23日，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谈到纪晓岚讲的那个冷笑话，也是今天流行网络的笑话。“从前有一个太监”，底下没有了。

“巴人”一共写了 5文，讽刺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及刘半农等人，请“打油诗鉴赏家”胡适看，并请胡适转给他们。这些诗歌百年后看起来依旧令人有点心惊肉跳啊，诗歌详细内容需另文详解，倒是“巴人”其中一文谈到的茶的专有名词很有意思。文中提到“玻璃茶”，指白开水，透明如玻璃。因为价格比茶低，只要一文钱，因此矫情地说比茶“卫生”，实际上却是经济层面的因素。

1938年，胡适给周作人写信，作诗一首。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喝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碗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臧晖是胡适青年时期的书房的名字，典出李白《沐浴子》：“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辉。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藏晖，掩盖锋芒也。“苦雨庵”是周作人对自己在北京八道湾家的称呼，“老僧”指周作人。让爱茶人放下心爱的茶碗，其实胡适是暗指希望周作人离开北京，跟随北大南迁昆明。

张中行说，“智者识得重与轻”，胡适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一碗茶，到底滋味如何，只有喝的人才知道。

此时昆明夜凉如水，是时候泡一壶祁门红茶暖暖胃，再过三日，父母也会从安徽二姐处回云南，届时再听听他们这数月的徽州见闻。

鲁迅.，1930年摄于上海。

鲁迅：文坛差评师，喝茶有深意

别人喝茶，喝出和气，现世安好，岁月温柔；鲁迅（1881 -1936）喝茶，喝出怒气，享清福也成了讽刺。他常年杯不离手，茶不离口，还娶了位擅长功夫茶的美女；他幼时抄茶经，青年泡茶馆，晚年却在上海大量买茶、施茶。

周作人喝茶细致、讲情趣，以文观茶；鲁迅喝茶要随取随饮，给时代把脉看病。他常常以茶会友，时时以茶当礼，茶友圈名家辈出；别人回赠烟、酒、茶，这也是他日常生活所需。

没有光就没有颜色。黑色吸引了所有的光，却没有将光线反射回来。所以，姹紫嫣红的景致总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关注。鲁迅曾经指导萧红如何穿衣：红上衣配红裙子，或黑裙子，切忌配咖啡色；瘦子不能穿黑衣，人胖不要穿白衣；脚长的女人要穿黑鞋子，反之要穿白鞋子；他自己则一身冷色调，黑布鞋，灰长衫，连胡子和头发，也黑得有个性。他是许广平眼中的邋遢先生，曹聚仁则说，他是一个寂寞的人。

鲁迅常常被形容横眉冷对，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与人交际，拆借钱财，互赠礼物，婚丧嫁娶，礼尚往来，一样不少，吃喝娱乐，也有自己的一套玩法，还爱与人开一些雅致的玩笑。他酒量不大，酒瘾却不小，一天抽烟四五十支，茶也是生活长物。他是零食的疯狂爱好者，也是会在大冬天穿着单裤的自虐者。

他喜欢木刻，迷恋版画家珂勒惠支，辗转得到她的签名画后，自费翻印出版。

他时而温情，时而暴躁，既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是夏天里的一块冰。他误会别人，与朋友分道扬镳，别人也误会他，与他从并肩战斗到拉锯笔墨打官司。他骂过的人不全是人格有问题，骂他的人却也未必了解他。他曾经被抬上神坛，也被人从课本里赶了出来。他是人们眼中的大师，也是无数人用手术刀和显微镜解剖的“尸体”。

他的“朋友圈”人数以千计，一生有师长，有兄弟，有子嗣，有朋友，有论敌，有记名弟子无数，但至今无人敢说承其衣钵。与他友善一生的许寿裳在台湾死于歹徒之手，一生维护他的孙伏园一幅武人相貌，.他的忠实信徒萧军挺过了文革，却没有挺过人生。曾经将上海“黄金时代”众人囊入《文坛茶话图》的鲁少飞，晚年却拒绝承认是此画作者。

剥去所有他人眼中的鲁迅的光环，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老人，一个爱看电影的普通观众，一个去菜市场、旧书摊购物的普通消费者，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一个需要少妻维护的大孩子。抽烟、喝酒、饮茶，是他的嗜好，他一生的功业、交际、成就、八卦，就在这些日常生活中。

鲁迅大笑镜头，沙飞摄于 1936年 10月 8日，引自《笑谈大先生》。

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

鲁迅一生，烟、酒、茶都是必需品。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写作之时，常常以烟相伴。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替鲁迅生活作标志的是烟。他是烟不离手的人，一面与人笑谈，一面烟雾弥漫。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这样的场景，也是许寿裳、孙伏园、许广平、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章太炎、陈师曾、陈寅恪、林语堂，郁达夫、台静农、瞿秋白、茅盾、潘汉年、萧红、萧军、丁玲、巴金等人的共同记忆。

“第一次，走进鲁迅家里去，那是近黄昏的时节，而且是个冬天，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烟纹的疮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那时，鲁迅跟萧红聊起家里养在灰蓝色花瓶里的“万年青”，照萧红的观察，“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红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萧红清楚地记得，鲁迅的写字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

鲁迅平时喜欢的烟品牌，有“品海牌”、“红锡包”和“黑猫牌”。由于他抽烟量太大，关心他的人总希望他少抽点，鲁迅却说：“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去的。”实际上，他虽然烟瘾大，却不是每支烟都吸完，有时，香烟点燃了，会随手放下，去想他的事情，烟就自个儿烧掉了。为了避免浪费，鲁迅就改抽劣质香烟。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2016年热播的电视剧《东方战场》中，每逢鲁迅出场，也总是烟雾升腾。

1935年出版的《时代漫画》中的香烟广告。

酒宴，鲁迅既参加也拒绝

鲁迅一生从事的职业，多与教育有关，不是在教育部任职，就是在大学教书。那时，朋友来了，朋友去了，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部里领导开心了，都设饭局，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鲁迅赴过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和普通人一样，鲁迅参加过的大多宴会，都是与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

“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

“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辰、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

“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遂至先农（坛）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同席可八九人。”

“午访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餐。”

“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

“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

“晚赴省长公署饮。”

“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晚夏浮筠同伏园来，邀至宣南春夜饭。”

“张国淦招午饭，同席吴雷川，柯世五、陈次方、徐吉轩、甘某等。”

这样的饭局、酒局，鲁迅日记（1912.5.5.-.1936.10.18）中多有记载，偶尔他也会拒绝宴会邀请。饭局、酒局中同坐者，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比如胡适、许寿裳、齐寿山、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台静农、李小蜂等人。他喝过的酒则有越酒、汾酒、啤酒、威士忌、葡萄酒、薄荷酒、苦南酒、杨梅烧酒等。群聚之外，也有独饮的情形，也大醉过，“夜失眠，尽酒一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鲁迅酒量不大，但爱喝，对绍兴黄酒有特殊感情。人们比较熟悉的《自嘲》诗，是他与郁达夫等人喝酒的成果，“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他曾将这诗写成条幅送给柳亚子。柳也是好酒之人，也爱写诗。他创办南社，定期组织雅集，吃大餐，喝好酒，茶话，拍照，出集子是标准流程。

鲁迅让笔下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叫嚷着“温一碗黄酒，来一碟茴香豆”，转身就来了篇《魏晋风度及文与药及酒之关系》，为此中绝唱，他最后总结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再好的酒，终究改变不了现实生活，喝什么，不喝什么，本身只是一个选择问题。鲁迅日记中屡屡提到的“越酒”，便是绍兴黄酒的通称，跟“绍酒”是一个意思。他喜欢黄酒，固然是家乡情结和生活习惯使然，但回到黄酒本身来观察，也很有意思。

绍兴黄酒的原料有糯米、麦曲，还要用到酒药和鉴湖水。其中，酒药又名草曲，分黑白两种，从晋代开始流行于南方，酿制黄酒多用白药。绍兴黄酒种类很多，可按酿造程序、存储时间、投料多少、色泽深浅、销路远近、容量大小来区分，如新酿酒、老酒、加饭酒、状元红、竹叶青，这些都是不同的黄酒，“40千克坛装外加彩绘称花雕”。

绍兴黄酒中，有“女酒”，按照晋朝人的说法，“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中，密固其上，瘗陂中。至春潴水满，亦不复发矣。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宾客，谓之女酒，其味绝美”。可见，这酒是为嫁女儿准备的，这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解释“女儿红”的典故。“越酒”一路传承下来，一路诱惑着人们，不仅是口腹之欲，还传下了某种精神和文化基因。

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1912 -1926），有一年端午节，许广平、许羡苏、王顺亲、俞芬（她送过薄荷酒给鲁迅，也通过信）、俞芳、俞藻等人去他家坐客，鲁迅居然喝醉了。当事人俞芳晚年（1995年）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现场：

端午宴会与以往几次不同，因为许广平姐姐不但会喝酒，而且酒量相当好，她性格开朗，能说善辩、行动举止活泼伶俐，与许羡苏姐姐的文静，王顺亲姐姐的老成相比，各有所长。宴会开始，许广平姐姐就说要敬酒，她邀王顺亲姐姐一起向鲁迅先生敬酒，王姐姐一向不会喝酒，只喝了一点点以表敬意，许广平姐姐和鲁迅先生却都干了杯。之后，许广平姐姐就单独敬酒，进攻目标当然是鲁迅先生。(因为在座的人都不会喝酒 )我的大姐俞芬，自己虽不会喝酒，却很喜欢跟着起哄，主动为他们斟酒助兴。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敬酒演变成比赛酒量，葡萄酒换成了烧酒。鲁迅先生的酒量不大，他一向喝的是绍兴酒，而且是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喝的；这次改喝白酒，而且是一口气喝干一杯，看来有点招架不住许广平姐姐的凌厉攻势，但他绝不示弱，大有奉陪到底的气概。太师母当时很为难，连连说：慢慢喝，慢慢喝，多吃点菜，菜凉了就不好吃。我一边吃，一边看，觉得很热闹，很有趣。散席后，王顺亲姐姐悄悄说：鲁迅先生真的有些醉了。当时鲁迅先生坐在椅子上吸烟，不知哪位姐姐说，喝酒后是不好吸烟的。我和俞藻忙上前去抢他手上的香烟，鲁迅先生把烟藏在身后，我们没有抢到，姐姐们都笑了。不一会，姐姐们一个个都走进太师母的房间，她们小声商议一阵，出来时说要到白塔寺去玩。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就离开了西三条。（余锦廉：《马蹄疾笔下的鲁迅》）

绍兴黄酒，摄于 1924.-.1944年。

南方多佳人.，民国时期的女性风采，摄于 1924.-.1940年。

事后，许广平去信给鲁迅道歉，鲁迅回信安慰她，两人关系又近了一层。可见，这顿酒喝得很值啊！后来，他们同居，有了孩子。1985，研究者们将许广平遗作 ——独幕剧《魔祟》首发在《鲁迅研究动态》上：

一个初夏的良宵，暗漆黑的夜，当中悬一弯娥眉般的月，B已熟睡三个钟头，她的爱者 G，做好工作，照例收拾了书桌，吸完了烟，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门，把手抱住 B的脖子，小声的喊着 B，继而俯下头向 B亲吻，头几下 B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 G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的手也围住 G的颈项，坐了起来。B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了一个G。死一般寂静来到，没有别的话语，直至良久。但 B时时闭着眼，用手抚摩 G的脸，继又吻他。总是摩、吻，继续的在 G的身子上。经过多少时，G说，我起来喝点茶，又吸一支烟，重又躺在 B旁，仍没有话说。

有学者将文中 G的行为解释为鲁迅的“事后茶、事后烟”。鲁迅自己就说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但不管怎么说，许广平都是鲁迅一生烟、酒、茶生活最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在那些喝茶的日子里，细心的许广平总是给茶壶包上保暖套，方便夜深人静时，鲁迅有一口热茶喝。

幼年，抄《茶经》，吃饭喝茶

鲁迅的家乡绍兴一直是产茶重镇，饮茶传统自不待言。历史上，绍兴多产绿茶。唐代陆羽撰写《茶经》，谈到茶叶产地时，就说过浙东茶区“以越州上”。越州即今绍兴市，茶叶自古就是此地的重要经济作物，是贫苦山民们的生活来源。1935年，据调查，绍兴有茶园21850亩，次年增加到 29530亩。

民国期间，绍茶一般年采两次：头茶，在立夏前后，不论老小，一扫而光.；约过 40天，再采二茶，称“洗蓬”，全赖妇女手工。旺采时，茶农多雇外地女工，视路远近，分包采、请饭两种，按斤计酬。

鲜叶采摘后，初制一般由农户手工完成，比如制作以珠茶，要经过杀青、揉捻、干燥 3个过程。其中干燥环节，又有 4道程序。成品大致分为出口和内销两大类。出口茶经过初制后，还须经过“茶栈”精制，才能出口到国外：

绍兴城内水路四通八达，茶、酒皆有名。

茶栈有土洋两种形式：洋庄，俗称大栈，与外地洋行联系密切，资金比较充裕，选料认真，加工精细，一季可精制 500 ~ 600担，花色品种较多。王坛陶星桥，珠茶分为丁、正、蚕、中、可、副、禾、麻、头圆、二圆、三圆 11种；条茶分为珍眉、针眉、秀眉、迎春 4种，规格要求较高。土庄，俗称小栈，资金不足，设备简陋，品种不多，常向茶户赊购毛茶，原料不计优劣，一季只产 200.~.300担。

绍兴名茶中，平水珠茶“始于明末清初，原名玉珠，谓由天台山寺僧精心创制，此茶外形浑圆绿润，身骨重实，清香浓郁，经久耐泡”，是鲁迅的最爱。五口通商之后，此茶从上海转道出口欧美，被誉为“绿色珍珠”，是当时大宗出口的绿茶。其时，绍兴府辖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嵊县、新昌 8县。鲁迅出生在会稽县，平水是该县的管辖地。在鲁迅的童年时期（1883 -1894），平水珠茶最高出口量为 20万担（10000吨），为清代平水珠茶的全盛时代。

1911年，鲁迅 30岁，平水依旧是茶叶集散地。8县产茶量合计1220万斤，其中会稽县产茶 360万斤。

平水绿茶为绍出产大宗。查平水地属会邑，其所收之茶赅括八县，且远及于杭州之四乡，而以平水名者，总汇之处，出口之地也。每岁所出丰歉不同，平均计之，销于外洋者约 20万箱左右，共计 880万斤，销于本国者约 180万斤。此外，由各茶号拣出之茶梗，筛出之茶片、茶末，约 140万斤，三项合计 1220万斤，其间收由嵊县者约去十分之四，收由山阴、上虞、诸暨、新昌、余姚者约去十分之三，其收由会邑本山者仅十分之三，计 360万斤。

1919年，平水珠茶出口量 16.8万担，计 8400吨；1920年，出口 11.3万箱；1930年，出口量达到 24万箱。鲁迅去世的 1936年，出口量约 19.93万箱，计 4982吨。

茶馆是内销绍兴茶的重要场所。1912年，“绍兴茶肆林立”，至 1936年，茶肆数量达 206家。适庐茶室、第一楼、天香阁、越明茶室是典型代表。它们是绍兴人打发时间、谈生意、玩乐的重要场所。时人发生纠纷，也像川人一样去茶室进行调解，谓之“吃品茶”（川人谓“吃讲茶”）。在陈设差一些的小型茶馆中，每碗茶 3枚铜板，消费者多是底层民众、市民与小商贩。在周作人的记忆中，那个时代，在绍兴开茶馆的，多是胡适的徽州老乡。民国时期，这些外乡人一样要上税，交“茶碗捐”。

鲁迅喜欢喝茶，外因是当地浓厚的茶风俗和饮食习惯，内因是生活在大家庭中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跟汪曾祺一样，算是家传。周作人回忆说：“同是在一个城里或乡里，饮食的方式往往随人家而有差异，不必说是隔县了。即如兴房（豫才哥弟这一房）旧例，一面起早煮饭，一面也在烧水泡茶，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就随便有茶水可吃，但是往安桥头鲁家去做客，就不大方便，因为那里早晨没有茶吃，大概是要煮了饭之后再来烧水的。”

茶从小伴随着鲁迅成长，又随他辗转于杭州、南京、东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成为他的日常必需品。鲁迅从小就养成了抄书的习惯，并特别关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在杭州教书（1910）时，他“经常和讲植物学的日本教员一起带领学生到孤山、葛岭、北高峰、钱塘一带采集植物标本”，他晚年在上海，还多次让内山完造代为搜求这类书籍。

鲜为人知的是，白话小说开山祖师鲁迅 10岁时，还抄写过茶圣陆羽的《茶经》。清中期至民国初的《茶经》只是简单重印以前的版本。从时间上看，他抄写的是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长编》一书中的《茶经》，为丛书本。

求学期间，经常泡茶馆

鲁迅前往南京求学期间（1898 -1901），是张恨水观察下的南京茶馆的常客。张恨水对南京夫子庙、奇芳阁的饮茶生活非常熟悉，他的描述将我们也带入了当时的场景：

四方一张桌子，漆是剥落了，甚至中间还有一条缝呢。桌上有的是茶碗碟子，瓜子壳，花生皮，烟卷头，茶叶渣，那没关系。过来一位茶博士，风卷残云，把这些东西搬了走，肩上抽下一条抹布，立刻将桌面扫荡干净。他左手抱了一叠茶碗，还连盖带茶托，右手提了一把大锡壶来。碗分散在各人面前，开水冲下碗去，一阵热气，送进一阵茶香，立刻将碗盖上，这是趣味的开始。

1929 年，南京茶馆。

南京城外景，约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桌子周围有的是长板凳方几子，随便拖了来坐，就是很少靠背椅，躺椅是绝对没有。这是老板整你，让你不能太舒服而忘返了。你若是个老主顾，茶博士把你每天所喝的那把壶送过来，另找一个杯子，这壶完全是你所有。不论素的，彩花的，瓜式的，马蹄式的，甚至缺了口用铜包着的，绝对不卖给第二人。随着瓜子盐花生，糖果纸烟篮，有人纷纷地提着来揽生意，卖酱牛肉的，背着玻璃格子，还带了精致的小菜刀与小砧板，“来六个铜板的”，座上有人说。他把小砧板放在桌上，给你切了若干片，用纸片托着，撒上一些花椒盐。此外，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报贩子，自会送来几份报。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眼镜贩或带子贩钢笔贩，他们冷眼的擦身过去。于是桌上放满了花生瓜子纸烟等类了，这是趣味的继续。

这里有点心牛肉锅贴，菜包子，各种汤面，茶博士一批批送来。然而说起价钱，你会不相信，每大碗面，七分而已。还有小干丝，只五分钱。熟的茶房，肯跑一趟路，替你买两角钱的烧鸭，用小锅再煮一煮。这是什么天堂生活！

所谓入乡随俗，张恨水的描述，实际上也为我们呈现了鲁迅在南京时的茶生活场景。他常去的茶馆有“江天阁”和“得月台”。鲁迅在南京时，起初考入水师学堂，后入路矿学堂。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依旧保持着喝茶习惯，其同在日本的二弟周作人对此有过专门的记录：

鲁迅的抽纸烟是有名的，又说他爱吃糖，这在东京时并不显著，但是他的吃茶可以一说。在老家里有一种习惯，草囤里加棉花套，中间一把大锡壶，满装开水，另外一只茶缸，泡上浓茶汁，随时可以倒取，掺和了喝，从早到晚没有缺乏。日本也喝清茶，但与西洋相仿，大抵在吃饭时用，或者有客到来，临时泡茶，没有整天预备着的。鲁迅用的是旧方法，随时要喝茶，要用开水，所以在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就是在三伏天，也还要火炉，还是一个炭钵，外有方形木匣，灰中放着铁的三角架，以便安放开水壶。茶壶照例只是所谓“急须”，与潮汕人吃功夫茶所用的相仿，泡一壶只可供给两三个人各一杯罢了，因此屡次加水，不久就淡了，便须换新茶叶。这里用得着别一只陶缸，那原来是倒茶脚用的，旧茶叶也就放在这里边，普通顿底饭碗大的容器内每天总是满满的一缸，有客人来的时候，还要临时去倒掉一次才行。所用的茶叶大抵是中等的绿茶，好的玉露以上，粗的番茶，他都不用，中间的有十文目，二十目，三十目几种，平常总是买的“二十目”，两角钱有四两吧，经他这吃法也就只够一星期而已，买“二十目”的茶叶，这在那时留学生中间，大概知道的人也是很少的。

日本绿茶，因采摘时间和部位不同，有明显的区别。其中，玉露茶为大棚栽培，需人工采摘；煎茶、焙茶、番茶都是露天栽培，为机械采摘。玉露为一芽三叶，煎茶为一芽六叶，焙茶为成熟叶，番茶为粗老叶。在制作上，都需要蒸青，焙茶还需重焙火，番茶也需要适度焙火。实际上，番茶品级虽然不高，但制作得好的，品质却也不差。如京番茶有烟熏味，和下关沱一样。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苏曼殊和李叔同都饮用过番茶。从周作人的描述来看，鲁迅保持了在老家的喝茶习惯，在日本自饮或待客时，用的是煎茶或焙茶，是大众消费品，茶价也适中。

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鲁迅一生的重大事件。1908年，他被母亲以病重为由骗回家，娶了朱安为妻。鲁迅是孝子，不能忤逆母亲，又不爱朱安，两人只能做名义上的夫妻。 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归来，他先在杭州教书（1909-1911），也不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有时喝酒麻醉自己，生活过得很颓废，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他都瞧不起自己。

当公务员，雅好茶座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前后当了十几年公务员（1912.-.1926秋）。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买茶、喝茶、买书、抄书、淘拓片、买零食、参加宴会。上班时，他有午睡的习惯，睡醒后，通常会起身去水房洗把脸，把残茶倒掉，重新泡上一杯新茶。鲁迅很享受这样惬意的喝茶时光。除此之外，茶话会是鲁迅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生活。

茶话会是一个传统，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活动，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其实，从源头来看，它是从茶俗演变而来。唐代，新茶采制之后，佛门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的例会；文人们常以茶会友，常饮茶清谈，交流思想，增进情感。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也举行茶话会。

20世纪 40年代，北京中山公园柏树下吃茶的人们。

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其中，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流程也相对固定。

如今，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对“茶话会”这词再熟悉不过了。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比如年终总结、学术讨论、文艺座谈、招待外宾、新年团拜，凡春节、新年、国庆节、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大伙儿聚一聚，喝喝茶，聊一聊，谈一谈，感情增加了，思想也交流了，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时，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这是工作需要，他本人却很不爽。倒不是茶好不好喝的问题，他是对那些“官老爷”的态度和谈话内容没质量而不高兴。工作之外，以 1924年为例，他的买茶、饮茶生活如下：

一月十七日，“往鼎香村买茶叶二斤，每斤一元”；

二月二十三日，“买茗一斤，一元”；

四月一日，“买茗一斤，一元”；

四月十三日，“上午至中央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

五月二日，“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

五月六日，“晚买茗一斤，一元；

酒酿一盆，一角”；

五月八日，“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

五月十一日，“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

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

五月十六日，“往中央公园饮茗，食馒首”；

五月二十三日，“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季市见访并赠花瓶一事，茶具一副六事”；

五月三十日，“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

七月十八日，“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

今北京中山公园，是中国第一座公园，建于 1914年，“因地当九衢之中，名曰中央公园”，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为了纪念他，在 1925年改名为中山公园。“其东建来今雨轩及投壶亭。”轩名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确定的，出自杜甫的《秋述》，匾额是总统徐世昌题写的。“来今雨轩”原本计划作俱乐部，后来改为餐馆，并经营茶座，承租的老板换过好几茬。“来今雨轩”，本就是要大家欢聚一堂之意。

中山公园最热闹的茶座有三家：春明馆、长美轩、斯柏馨。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常去春明馆的多是旧派人物，常去斯柏馨的是新派人物，常去长美轩的两种人都有，它是三家中生意最好的茶座。中山公园设有董事会管理，常去茶座的人因此有了“公园董事”的雅号。像鲁迅、胡适、林语堂、林徽因、张恨水、顾颉刚、叶圣陶、茅盾、萧乾、郑振铎等文化名流都来过这里，吃饭、饮茶、写书、译书、创立社团和研究会。

这三个茶座，大家都喜欢它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外，还有两个附带的好处，第一是“看人”：它们中间的马路，乃前后门来往的人必经要道，你若是“将身儿坐在大道旁”的茶桌上，你可以学佛祖爷睁开慧眼静观世变；看见人世间一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以及村的俏的，老的少的，她们（或他们）都要上你的“眼税”，四川的俗话叫做“堵水口子”，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是“会人”：在公园里会人，似乎讲不通，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去会他，而事实上又非会他不可，这只好留为公园里会的人了。大家在公园无意的碰面，既免除去拜会他的麻烦，同时事情也可以办好。一举两全，这是公园茶座最大的效用。

无论喜欢不喜欢，想会不想会，鲁迅都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会了不少人。茶座之外，鲁迅也在居所请人喝茶。

有一年，陈寅恪前去拜访住在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两人一杯清茶在手，畅谈学问。其实鲁迅跟陈的兄长陈师曾关系更密切，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两人不仅同去买书，陈师曾还替他刻过很多印章。鲁迅一生骂过很多人，却没有骂过陈氏兄弟和他们的舅舅俞明震，正是这位当年南京学堂总办把他带到日本留学的。同船人中包括年幼的陈寅恪和他的两个哥哥。

跟鲁迅一起切磋学问的还有他的同乡兼同学钱玄同。鲁是钱眼中的“烟鬼”，钱是鲁眼中的“爬翁”。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钱蹭茶、催稿的成果。蔡元培是长者，也是鲁迅的同乡，喝茶之余，帮他解决了就业饭碗的问题。鲁迅去世后，还帮忙张罗葬礼和出版鲁迅全集。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两人不仅一起喝茶，还一起喝酒，章太炎坐牢时，鲁迅还带着自己心爱的零食沙琪玛去看过他。

许寿裳与鲁迅好了一辈子，两人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互相帮忙，互相打气，是真正的同乡同学加兄弟，他也是鲁迅最信任的人。学生孙伏园很懂得鲁迅的心思，经常泡家乡茶给先生喝，为了维护鲁迅，他还动手打过人（没打中）。郁达夫也与鲁迅交好，抽烟、吃饭、喝酒、饮茶，那都不是事儿，他还成功调解过鲁迅与书商李小峰的紧张关系。他在《迟桂花》中说喝茶喝得有性欲，鲁迅在北京大冬天穿着单裤抑制性欲。

正是在北京当公务员、在各大学授课期间，许广平进入鲁迅的生活。跟巴金的夫人萧珊一样，许也是一位功夫茶高手。后来，他在广州迎接鲁迅时，还表演过潮汕功夫茶。这套泡茶方法，林语堂曾经形象地描述过：

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着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遍，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

潮汕功夫茶中，玉书煨（烧开水的壶）、潮汕炉（烧开水用的火炉）、孟臣罐（泡茶的茶壶）、若琛瓯（即品茶杯），这些茶具都是必不可少的宝贝，具体过程包括“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九个步骤，也有简化为七八个步骤，或加至十几个步骤的。习惯喝绿茶的鲁迅喝不惯功夫茶，却喜欢去广州的茶馆。此地的茶馆重心是茶点，按崔显昌的观察，重点是点心，不在茶。在广州短暂停留的几个月时间，鲁迅去过十几家茶馆，如北园、陆园、拱北、陶居等，郁达夫在广州期间，也是这些地方的常客，巴金也去过其中几处。鲁迅对当地茶的印象也好，在日记中坦言“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鲁迅.，1930年摄于上海。

自由撰稿人，买茶施茶

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回到上海长住（1927.-.1936），开始了作为自由撰稿人生涯，直到去世。烟酒茶依旧伴随着他，这也是鲁迅去世后，很多人回忆往事时的共同记忆。鲁迅一生，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生活的时间最长，因此，多数人与他的喝茶往事，也大多集中于两地。

1936年，上海《六艺》杂志创刊，插画中放了一幅署名“鲁少飞”的《文坛茶话图》。这是一幅八开本的巨幅漫画，有题跋：

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不是罗曼·罗兰，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茶话席上，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左面似乎是茅盾，右面毫无疑问的是郁达夫。林语堂口衔雪茄烟，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你看他，左面冰心女士，右面是白薇小姐。洪深教授一本正经，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傅东华昏昏欲睡，又好像在偷听什么。也许是的，你看，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 ?知堂老人道貌岸然，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假充正经。沈从文回过头来，专等拍照。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鲁彦成了酒友，大喝五茄皮.。最右面，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隔座的背影，大概是凌淑华女士。立着的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三位大师。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 ?最上面，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口里好像在说 :"对不起，有点不得已的原因，我来迟了 !"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其余的，还未到公开时期，恕我不说了。左面墙上的照片，是我们的先贤刘半农博士、徐志摩诗哲、蒋光慈同志、彭家煌先生。

这段介绍文字也是漫画式的。这幅漫画图文并茂，浓缩了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坛，显示出了画家高超的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在这幅画中，坐主位的虽然是邵洵美，却也是鲁迅“朋友圈”的真实写照。这里面，有他的朋友、兄弟、同事、学生、论敌等，题名“茶话图”恰当其分，准确地传达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旨趣所在。这群人中，很多人都是鲁迅的茶友。

同乡之外，与鲁迅打过交道的有同事，有论敌，如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林语堂等，他们都有与鲁迅一起喝茶的经历，但最后终于不免友尽。比如林语堂，当年在北新书店李小峰的宴席上，与鲁迅因一件小事翻脸。此后，形同陌路，又多次大打笔墨官司。梁实秋与鲁迅论战多年，“乏走狗”的标签就是鲁迅给的。鲁迅还将陈独秀比做《红楼梦》中的焦大，与刘半农的关系也渐成定局。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则最具代表性，从最初的蜜月期到鸿沟越来越大，最后，不断被人推为两面旗帜，仿佛奔向不同方向的火车，终于越行越远。

这些文化精英，不仅唇枪舌剑，在生活细节上，有同好，也有差别。鲁迅说：“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在咖啡厅，他与“长了一副做报告的脸”的周扬不欢而散，见过与他纠缠过的“黑旋风”成仿吾，通过瞿秋白帮他与组织上取得联系，还与狂人鬼才聂绀驽聊过小说创作。但更多的时候，鲁迅跟别人的谈话聊天，都是在茶香中完成的。

在上海期间（1927.-1936），与鲁迅喝过茶的人更多，以茶待客，是标配。鲁迅“见客人来了总是倒杯茶给你，有点心就摆出来，用不用却听便”。他的茶友有宋庆龄、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胡风、萧红、萧军、丁玲、柔石、茅盾、巴金、曹聚仁、台静农，外国人中，与他交好的有日本人内山完造和美国人史沫特莱。

鲁迅的这杯茶，也不是好喝的。鲁少飞的《文坛茶话图》的“题跋”上提到的人名中，“正人君子”邵洵美跟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自然不会与鲁迅在一起喝茶。高尔基是“革命文学”导师，袁中郎，即袁宏道，很受林语堂的推崇。知堂老人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但他们两兄弟早在北京时已经闹翻。徐志摩、蒋光慈、叶灵凤与鲁迅交恶，开过骂战，凌淑华的丈夫陈西滢被鲁迅骂过，施蛰存是鲁迅眼中的“洋场恶少”，他与写爱情小说的张资平也不对路。冰心似乎没有和鲁迅直接打过交道。美女作家白薇却是和鲁迅一起喝过茶的。“田大哥”指田汉，他是鲁迅鄙视的“四条汉子”之一，另外三人是阳翰笙、夏衍和周扬，都是“左联”成员，张天翼和洪深也加入过这个团体。

斯诺采访鲁迅，问及短篇小说名家，沈从文是鲁迅专门提到的人物之一。鲁迅与郑振铎交情不错。老舍 1930年回国到上海，就住在郑振铎家里。1934年，老舍又到上海，《猫城记》、《骆驼祥子》等书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鲁彦、彭家煌都可以划入鲁迅开创的“乡土作家”这个流派。傅东华在自己编辑的《文学》月刊上攻击过鲁迅，后来，鲁迅却帮助他联系医院，治疗他生病的儿子。杜衡、徐霞村、穆时英、刘呐鸥，其时都活跃于上海文坛。杜衡翻译的外国作品，曾经收入鲁迅、雪峰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徐霞村 1907年生于上海，《鲁滨孙漂流记》第一个中译本就是他翻译的。穆时英是上海人，后来服务于汪精卫政权，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刘呐鸥、施蛰存都是写心理小说的名家。刘是穆时英的好友，后来当过《国民新闻》社长。

这些中人，好多人与鲁迅都够不上一杯茶的交情，在鲁迅眼里，他们还不如他经常施茶的那些陌生人。在上海时，鲁迅不但以茶会友，还买茶捐赠，用作施茶，“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些店铺夏天备有茶桶。有的用大缸，有的用木桶，也有用铁皮焊成的洋铁桶，外装两三个水龙头，并备有简易的竹质或搪瓷水杯几只，供劳动者临时休息解渴饮用。内山书店也不例外，门口也有这样一座茶桶，在夏天为劳动者施茶”。鲁迅曾多次买茶交给内山，用作施茶，有时请人代买，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

民国茶庄，约摄于 20世纪 30年代。

内山书店设有鲁迅专座，供他饮茶、读书、会客使用。后来，内山完造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特别提到他与鲁迅谈茶的往事。当时，他发表了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日本薄茶（日本抹茶的一种，呈鲜艳的青绿色，与浓茶相对）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但形式和做法更繁复。后来，日本出现远洲流的茶庭、丰臣秀吉的茶碗及千利休的茶室后，就更不一样了。

烟酒茶开销从何而来？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有工资，当教授时，有补助，蔡元培主政大学院时，请他兼职，四年间补助费用高达 14700银圆，约合黄金490两。其他时候，主要收入为稿费。在上海生活期间，鲁迅又不让许广平外出工作，所以，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稿费也不是那么好挣的。鲁迅虽然大名鼎鼎，别人一样会拖欠他的稿费。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就因此差点被告上法庭。

北新书局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的简称，1924年创办于北京。它的创办人是李志云、李小峰兄弟。其中，李小峰是北大第一个学生团体“新潮社”的成员，也是鲁迅的学生，在罗家伦、周作人当主编期间，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干发行。北新书局成立后，新潮社负责编辑工作，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全部交给书局。当时，给书局供稿者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孙伏园、李霁野、江绍原、章衣萍、韦素园、冯沅君等人。其中，有些人就是新潮社的老班底，跟鲁迅都有交情，部分人后来成了他的论敌。

北新书局创始之初，出版发行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还能按时支付稿酬，李小峰、鲁迅两人关系也较好。后来，李老板生意做大了，就出了问题。至 1928年，共欠下鲁迅 8200多元版税。稿费是鲁迅一家的生活来源，为了这笔钱，鲁迅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此事后经好友郁达夫等人调停，没有闹到法庭上。为了答谢众人，李小峰在上海摆酒，宴请鲁迅等人，也就是在这次酒席上，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破裂。

1925年，由于时局动荡，北新书局迁到全国出版业的中心 ——上海，后发展成总部，原在北京的书局反而成了分社。原来在北京被张作霖查封的《语丝》杂志，1927年 12月 17日在上海复刊之后，也归北新书局发行。不仅鲁迅本人，很多跟他有交情的人与北新书局都有关系。1931年，北新书局因出版鲁迅等人的书，并代售华兴书局（中共地下党出版机构）的书籍，被国民党查封一个多月，损失惨重。还是李小峰找关系，花了 3万多元，才摆平此事。此后，北新书局在出版方向上做了重大更改，减少文艺图书的出版，多出儿童读物和教材。这两块也是当今出版市场上的盈利大宗。作家富豪榜上，有不少人就是在这两个领域赚到银子的。

在那个时代，文坛中人大多围绕北新书局一类机构讨生活。他们或创办书局，或在书局中任职，或给书局直接供稿。像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等人，更是成为出版界一代宗师，观察过成都茶馆的舒新城后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出任编辑所所长。五大书店之一的开明书店更是人才济济，拥有文化名人章锡琛（老板）、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周作人、周振甫、孙伏园、王伯祥、夏衍等。

那时的上海文坛，邵洵美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但放在民国出版业来考察，他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开出版公司，烧钱办杂志，请鲁少飞当《时代漫画》主编，培养了一大批漫画人才。萧伯纳访问中国，鲁迅等人作陪，在上海功德林吃素食，付钱的金主也是这个鲁迅讽刺过的“正人君子”，他的口头禅是“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

1927年 7月 15日出版的《北新》，本期有鲁迅的文章《善政和恶政》。

邵洵美也写新诗，但其翻译成就其实更大。他出身官宦世家，娶了世交盛宣怀的孙女，却也不是世俗所说的高攀。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施蛰存说他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在图书出版业和杂志业这两个领域，他给多少人提供了饭碗，间接培养了多少人才，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推动又起了多少作用 !这也许就是鲁少飞在《文坛茶话图》上将他放在主位的重要原因。鲁少飞与丰子恺、叶浅予、张光宇等人齐名，后来的华君武在他们面前还是小字辈。

在上海，鲁迅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是写作，在这点上他和张恨水是一致的。他既跟出版社打交道，也参与编辑工作，加上美术鉴赏水平很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综合人才。他自己也办过七家出版社。有时，为了方便后学青年的著作能够顺利出版，他还要搭上自己的作品当谈判筹码。他不仅给萧红、萧军推荐出版社，写序言，还刻意在媒体上放大他们的知名度。

文学史上并称的“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也是四川人，不仅好茶，还写过很多茶诗）中，巴金当时也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自 1935年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后，成就卓著。他与叶圣陶和鲁迅不同，做事情，却不领工资，主要收入是稿费。学者陈明远曾经给鲁迅算过一笔账，分三个时期统计，统计项目有四项，即公务员收入；教学收入；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北京：1912年春.-.1926年夏，鲁迅的总收入为 41000圆；按1912年银洋与今天人民币 1 ∶ 40计算，共 164万元；

1900-1924年，北京生活费用、美国食物零售价值对比曲线图。

厦门、广州：1926年夏.-1927年秋，总收入为国币 5000圆；按 1927年，国币与人民币 1 ∶ 35计算，共 17.5万元；

上海：1927年秋 -1936年，总收入为 75278.41圆；按 1936年法币与人民币 1 ∶ 30计算，共 226万元。

以上三项总计，约相当于今天 408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看起来不少，但在今天的上海（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中路及大部分的淮海西路），也买不起一套大房子。我们查看 1935年鲁迅日记中记录的版税、稿费，北新书局给鲁迅的不仅数量大，且较稳定，每月都有：

一月二十四日，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二月十六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三月十九日，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

四月十三日，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五月一日，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

六月十七日，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

七月九日，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

八月十四日，上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

九月五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九月十四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

十月二日，午后得北新书局版税泉二百，由内山书店取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百五十。

十一月三十日，晚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

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稿费十。

就以上所列，共计 2210圆，按照陈明远的算法，相当于今人民币 66300元。这一年，鲁迅收到过红茶、云雾茶及其他普通茶叶，并赠送茶叶给内山完造，用作施茶。是年 8月 21日，鲁迅一家三口前往“乍孙诺夫茶店饮茶”。本年鲁迅没有买茶的具体账目。以 1924年为例，鲁迅经常去北京鼎香村买茶，他买的茶售价 1元 1斤，按 1 ∶ 40折算，约合今人民币 40元 1斤。以鲁迅的收入来说，喝茶，实在不是钱的事儿。

从茶馆消费的角度来说，在北京时，鲁迅经常去中山公园的茶座会友吃茶。即便每次都是他掏腰包请客 ,所需费用也不大。根据小巴金 2岁的四川老乡谢兴尧的记录，中山公园最热闹的三个茶座皆物美价廉，“单吃茶每人只花一角钱，点心也大半一角钱一碟，长美轩是 川黔有名的菜馆，但是几毛钱可以吃得酒醉饭饱”。在上海定居时，除了家里，鲁迅经常去位于老靶子路的一家小吃茶店会友待客。“鲁迅先生常到这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这样的小吃茶店，其实还不如中山公园的那些茶座消费高。

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宋庆龄、蔡元培、潘汉年等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那一年，在葬礼上为鲁迅抬棺的年轻人中，巴金是最长寿的，活了 101岁。巴金祖籍浙江，是鲁迅眼中的小老乡。他化名黎德瑞去日本留学前，鲁迅参加了送别宴。在宴席上，喝着花雕，鲁迅讲起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故事：吃咸蛋吃多了，想买茶水解渴，却发现没钱了。后来，鲁迅还给巴金挡过笔墨官司中的飞刀。巴金趟过文革，晚年写下《随想录》，2005年才在上海去世，他也喜欢茶，喝了一辈子。鲁迅、巴金的家乡到今天，依旧是重要的产茶区和饮茶区。

1956年，巴金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迁墓仪式上讲话，右为宋庆龄与许广平。

周作人于八道湾“苦雨斋”前留影。

周作人：文人中的茶人，茶人中的文人

终其一生，周作人（1885.-1967）都在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打通茶与文字。曹聚仁评价说，周作人的随笔语言像龙井茶，观之虽无颜色，喝到口中却是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周作人自己则说，读文学书好像喝茶，喝茶就像读文学书。

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像做茶的研究。茶味究竟如何，只得从茶碗里去求，但是关于茶的种种研究，如植物学讲茶树，化学讲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对茶的理解。

以茶入文，以文观茶，周作人无疑是民国那代人里发挥得最好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是文人中的茶人，茶人中的文人。

茶与水，从绍兴到北京

古稀之年的周作人，回忆曾经生活过的补树书屋。

他邀请我们走进那个古旧的四合院，向我们一一诉说他与鲁迅居住的环境。他在往昔的时光里休息，我们则在那一扇扇打开的门窗与柜子里，闻到了书香与茶香。

南头的一间是他的住房，也是客室，床铺设在西南角上，东南角窗下是有抽屉的长方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北边靠板壁是书架，里边并没有书，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下隔堆着些新旧报纸。书架前面有一把藤躺椅，书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

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过四人时，可以利用床沿。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盅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人吃的也只是这一种。（周作人《补树书屋的生活》）

这个四合院是绍兴会馆下面的独立院子，死过一个女人，长期空置，入京后的鲁迅先在这里住下。院子里原本有一棵楝树，莫名其妙折断后，就补种了一棵京城里常见的槐树，因此，命名为“补树书屋”。

只要到四五月，槐树就会开花，老院子里四处都散发着槐花清香，虫子也是满地滚爬。

因为这里距离晚清著名的杀人地菜市口太近，周作人一直不太喜欢。他也不喜欢“绍兴”这两个字，认为不如“会稽”古雅，是南宋强改的地名。“绍兴人”多且杂，口碑不好，不受人待见，弄得他们只好说自己是浙江人。不过他们在这里没有住多久，就自己置业搬走了。

水乡绍兴，摄于 1924-1940年。

那个时候，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白天上班，晚上在书屋打着蚊子看佛经、拓片，周作人则在翻译小说。经常骚扰他们的不是鬼，而是猫，兄弟两人经常半夜起来撵猫。常来老屋做客的人不多，钱玄同是跑得最勤快的一位，他经常来这里喝茶聊天，游说鲁迅在这里写出了《狂人日记》。

朋友太多的时候，周氏兄弟也会邀约他们一起到书屋附近的青云阁玉壶春喝茶。鲁迅初到北京，在茶馆会友是常态。他在日记里写到与徐悲鸿等人去中兴茶楼喝茶。11月 18日，“午同二弟往观音街，买食饵，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12月 8日，“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周作人则说，他们那天起得特别早，是为了避开绍兴县馆里的周日公祭，早上 10点就跑去琉璃厂，逛碑帖店，中午到青云阁吃茶。

周作人记得鲁迅在 10岁的时候，就手抄过陆羽的三卷本《茶经》及《南方草木状》《五木经》等冷门书籍，还有图文并茂的《山海经》《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等书。周作人说，这些书籍为自己走上名物实证这条路培养了兴趣，他后来也写了《草木虫鱼》等著作，许多人把周作人当成博物学家，都是花花草草惹的祸。舒芜就说他：“细数草木虫鱼，泛论鬼神道佛，涉猎东西学问，闲话古今文章。”

读书、抄书、写字、喝茶是绍兴殷实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周作人回忆，终日卧榻抽大烟的大舅父与他们谋面甚少，那是烟枪与世间的距离。但他记得舅父屋里有一把很稀奇的烧茶炉子，黄铜所造，但奇怪的是用纸煤烧水。所谓纸煤，就是用易于引火的纸搓成的细纸卷，点着后一吹即燃，多作点火、燃水烟之用。

小时候的周作人不知道这烧茶炉叫什么名字，这炉子烧十几根纸煤就可以把一小壶水烧开。因为需求量大，他经常看到表姐们在一边折叠这种细长条的纸煤。这种经验后来影响了周作人，他会用废旧的报纸来做纸煤烧茶水。

在周作人老家，有一把大锡茶壶，早晚都有现成的茶饮。但在皇甫庄，就不一样，“同是在一个城里或乡里，饮食的方式往往随人家而有差异，不必说是隔县了。即如兴房（豫才哥弟这一房）旧例，一面起早煮饭，一面也在烧水泡茶，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就随便有茶水可吃，但是往安桥头鲁家去做客，就不大方便，因为那里早晨没有茶吃，大概是要煮了饭之后再来烧水的。”

幼年的饮茶习惯影响了周氏兄弟。

龙井茶场，摄于 1931年。

鲁迅是这般吃茶，周作人也是这般吃茶。茶叶价格的选择与经济状况有关系。

周作人因为太好茶，对茶的敏感程度远超别人。

周作人参加县考的时候，抱怨那里的茶水实在贵得离谱。“平常泡一壶茶，用水不过一二文，现在差不多要四十文，至少加了二十倍。泡一碗年糕也要花不少的钱。此外，茶摊上也有东西可吃，这便是粉丝煮汤，可以当面，但看去既不好吃，价钱也贵，始终没有请教过它。此外，也有个阔人去洗脸的，那自然要比沏茶更贵，一般的人也是不敢去领教的。”这个故事，后来还被刘半农用作了典故。

周作人对水也极为敏感。在北京住了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北方的气候风土，但北方毕竟还是干燥了一些，没有南方温和，少了雨水，泡出来的茶难免有遗憾。

南方多雨，但我们似乎不大以为苦。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即是上好的茶水。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即使也有那样的雨。出门去带一副钉鞋雨伞，有时候带了几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像落汤鸡，但这只是带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处就在此.。不过自从维新志士拆桥挖石板造马路拉东洋车之后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带水，目下唯一余下的福气就只还可以吃口天落水了罢。从前在南京当学生时吃过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觉得有梅水可吃实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气呀。

江南人喜欢在梅雨时节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鋐的《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蓄在瓮中的水，泡茶极佳，水味经年不变。周作人每每听到有人讲江南烹茶之水，又会变得惆怅起来。

周作人写完这一段文字，泡壶茶，心里不甘，又翻书，接着抄书，非要证明北方雨水不如南方雨水。

谢在杭的《五杂俎》卷三云：“闽地近海，井泉水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又卷十一云：“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

总之，北方的雨不好。这还没有完，还有得写。“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周作人都要想起南方，南方的雨，南方的茶。“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享受嗜好

周作人没有学会抽烟，也不爱酒，喝茶就变成他唯一的嗜好。喝茶说的是茶话。茶话，不是酒话。是清淡的，不是昏沉的；是清醒的，不是糊涂的。谈及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周作人甚至根究出了自己的嗜好对自己阅读以及写作的影响。

卖茶人

自己所觉得的一种好处乃是夜里足睡，换句话说就是不喜“落夜”或云熬夜。我不知道是白天好还是黑夜好，据有些诗人说是夜里交关有趣，夜深人静，灯明茶热，读书作文，进步迅速，我想那一定是真的，可是这时还有上好香烟，一支又一支抽着，这才文思勃发，逸兴遄飞，我缺了这个，所以无法学样，刚坐到二更便要瞌睡起来了。从前无论舌耕或是笔耕的时代，什么事只在白天扰攘中搞了，到了晚饭之后就只打算睡觉，枕上翻看旧书，多也不过一册，等到亥子之交，夜读正入佳境的时候，已经困足了一大觉，仔细想起来，这实在也可以说是不吃烟的人的一个损失，因为诗人所说的境界的确是很可歆羡的。

这段话，大约是说给烟不离手的鲁迅听的。

袁中郎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张岱接着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人得有个嗜好，周作人说：“我并不以为人可以终日睡觉或用酒代饭吃，然而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他举例，百余年前，日本有一个艺术家是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悠然地点起茶来自喝。有人规劝他说，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好，“行旅中难道不是生活么”。

这样想的人才真能尊重并享乐他的生活。沛德（W.Pater）曾说，我们生活的目的不是经验之果而是经验本身。正经的人们只把一件事当作正经生活，其余的如不是不得已的坏僻气也总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罢了：程度虽不同，这与吾乡贤人之单尊重上身（其实是，不必细说，正是相反），乃正属同一种类也。

在周作人笔下，吃茶是嗜好，是习惯，吃的多是一些日常的茶叶，而非什么名贵茶。有茶就是享受。

我有一种嗜好。说到嗜好平常总没有什么好意思，最普通的便是抽鸦片烟，或很风流地称之曰“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这种风流我是没有。此外有酒，以及茶，也都算是嗜好。

周作人写过好几篇关于酒的文章，他在医生指导下喝酒，能喝半斤绍兴黄酒，后来又不喝了。说到茶，就不一样了，“当然是每日都喝的，正如别人一样”。

周作人说古人的癖好以及风雅往往学不得，比如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则烹而玩之。“这种风致唯古人能有，我们凡夫岂可并论，那么自以为有癖好其实亦是虚无的事，即使对于某事物稍有偏向，正如行人见路上少妇或要多看一眼，亦本是人情之自然，未必便可自比于好色之君子也。”能饮，就每日一茶，能读，就每日一书。

“所谓嗜好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极平常的一件事，便是喜欢找点书看罢了。看书真是平常小事，不过我又有点小小不同，因为架上所有的旧书固然也拿出来翻阅或检查，我所喜欢的是能够得到新书，不论古今中外新刊旧印，凡是我觉得值得一看的，拿到手时很有一种愉快。”

古人诗云，老见异书犹眼明，或者可以说明这个意思。天下异书多矣，只要有钱本来无妨“每天一种”，然而这又不可能，让步到每周每旬，还是不能一定办到，结果是愈久等愈希罕，好像吃铜槌饭者（铜槌者铜锣的槌也，乡间称一日两餐曰扁担饭，一餐则云铜槌饭），捏起饭碗自然更显出加倍的馋痨，虽然知道有旁人笑话也都管不得了。

一个中年人的快乐，也许与青年男女恋爱时的快乐不同。周作人手握茶杯，快乐就来了。“我现在的快乐只是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虽然近来因为政府替我们储蓄，手头只有买茶的钱。）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或是记贤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绘，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

享受嗜好，就是享受快乐。

上海湖心亭，湖畔建有茶室，为时人娱乐场所，摄于 1924-1944年。

周作人说：“我所谓娱乐的范围颇广，自竞渡游者以至讲古今，或坐茶店，站门口，嗑瓜子，抽旱烟之类，凡是生活上的转换，非负担而是一种享受者，都可算在里边，为得要使生活与工作不疲敝而有效率，这种休养是必要的，不过这里似乎也不可不有个限制，正如在一切事上一样，即是这必须是自由的，不，自己要自由，还要以他人的自由为界。娱乐也有自由，似乎有点可笑，其实却并不然。娱乐原来也是嗜好，本应各有所偏爱，不会统一，所以正当的娱乐须是各人所最心爱的事，我们不能干涉人家，但人家亦不该来强迫我们非附和不可。”

灯明茶熟，看书作文

周作人写茶的文章非常多，今天研究他茶文的人也非常多。

在民国那一代文人里，周作人大概是唯一一位，想把茶与文学打通的人。

周作人曾说，读文学书好像喝茶。巧的是，曹聚仁也用茶来评价周的散文：“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这是 1931年，周作人给张我军翻译的夏目漱石《文学论》所作序言里讲的话：

讲茶树，化学地讲茶精或其作用，都是不可少的事，很有益于茶的理解的。夏目的《文学论》或者可以说是茶的化学之类罢。中国近来对于文学的理论方面似很注重，张君把这部名著译成汉文，这劳力是很值得感谢的，而况又是夏目的著作，故予虽于文学少所知，亦乐为之序也。

今天也是这样，有人喜欢研究茶的成分，什么儿茶素、茶黄素、茶多酚、氨基酸，尽是显微镜下的说辞，听得脑袋大。我大学上的是中文系，最怕上《文学原理》及《现代汉语》这样的课程，越听越觉得无味，文字更是看几页就要睡着。

知茶味，未必要置于显微镜下。

读文章，只要调动感受力即可。

周作人把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写的那句“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牢记于心，但好作序也与好茶一样，是有瘾的。刘半农曾请他作序，他几次推辞。后来刘半农买了严几道的旧居，约周作人去看，房子是不错的，茶也是不错的，烫呼呼地喝下去，文字也耐不住要跑出来。

说到茶话，周作人也有自己见解：

茶话一语，照字义说来，是喝茶时的谈话。但事实上我绝少这样谈话的时候，而且也不知茶味——我只吃冷茶，如鱼之吸水。标题《茶话》，不过表示所说的都是清淡的，如茶馀的谈天，而不是酒后的昏沉的什么话而已。

周作人的早年日记（1898.-1905）里经常有饮茶读书的记载，“啜茗看书”、“啜茗独坐”、“烹茗，读《史记》”、“煮茗自啜，忆怀远人”、“瀹茗当酒，以浇块垒”……

周作人后期写茶篇幅非常多，流传甚广的有《北京的茶食》《喝茶》《吃茶》《再论吃茶》《茶水》《茶饭》《苦茶》等，文集也有以茶之名，如《茶话》《苦茶随笔》《苦茶庵笑话选》。

他字号“苦茶”“苦茶上人”，把自己家命名为“苦茶斋”，写文章又常常拿茶来做比喻，开创了新一代茶风。晚明以降，就茶文来说，影响无出其右者。招牌大了，难免会引发争论。

周作人从《雨天的书》时代（一九二五年）开始作“吃茶”到《看云集》出版（一九三三年），是还在“吃茶”，不过在《五十自寿》（一九三四年）的时候，他是指定人“吃苦茶”了。吃茶而到吃苦茶，其吃茶程度之高，是可知的，其不得已而吃茶，也是可知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欣羡，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呢，特殊阶级的生活是多么稳定啊。（阿英《吃茶文学论》）

左翼作家联盟核心干将阿英最早为周作人画出了喝茶时间表，为了批评周作人，他下了不少功夫去查找茶的知识，茶文化历史固然悠久，但说坏话的太少，这点我专门在《茶叶秘密》一书里写过，茶有一个牢固的好话系统。不过茶分雅俗，这两者的鸿沟一直存在，现在还有许多人为之争论不休。

但苦茶并不是很好吃啊，周作人说，要在苦中吃到甜，那才是境界。并且，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他认为陆羽的《茶经》中最精髓的话就是：啜苦咽甘。其实不用搬经弄典，人性都是这样。

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中国万事真真是“古已有之”，此所以大有意思欤。

大家都爱吃甜的，谁爱吃苦的啊？蔡元培无意中补了一刀，说在他们老家绍兴，有一句老话为“吃甜茶，讲苦话”。

不过这在我也当然不全一样，因为我不合有苦茶庵的别号，更不合在打油诗里有了一句“且到寒斋吃苦茶”，以至为普天下志士所指目，公认为中国茶人的魁首。

这是我自己招来的笔祸，现在也不必呼冤叫屈，但如要就事实来说，却亦有可以说明的地方。我从小学上了绍兴贫家的习惯，不知道喝“撮泡茶”。只从茶缸里倒了一点茶汁，再羼上温的或冷的白开水，骨都骨都地咽下去。这大约不是喝茶法的正宗吧？

夏天常喝青蒿汤，并不感觉什么不满意，我想柳芽茶大抵也是可以喝的。实在我虽然知道茶肆的香片与龙井之别，恐怕柳叶茶叶的味道我不见得辨得出，大约只是从习惯上要求一点苦味就算数了。

现在每天总吃一壶绿茶，用一角钱一两的龙井或本山，约须叶二钱五分，计值银二分五厘，在北平核作铜元七大枚，说奢侈固然够不上，说嗜好也似乎有点可笑，盖如投八大枚买四个烧饼吃是极寻常事，用不着什么考究者也。（周作人《隅田川两岸一览》）

你说我喝茶是奢侈，可这明明就是嗜好啊，不过几分钱的买卖。

很少有人会像周作人这般，边喝茶边辩解。

在《桑下谈序》里，他又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还是从他的“且到寒斋吃苦茶”引发的争论说起。“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批评家哄哄的嚷了大半年，大家承认我是饮茶户，而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这其实也有我的错误，词意未免晦涩，有人说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亦无可言云云，鄙人不但活该，亦正是受惊若宠也。现在找着了苦住，掉换一个字，虽缺少婉曲之致，却可以表明意思了吧。”

他的名篇《喝茶》开篇就把自己的饮茶观置于徐志摩和胡适之的茶论情景中。周作人认可的茶道，正是他一直以来所实践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这个不完美中寻找完美而已。他以“绿茶主义者”自居，不喜欢英式红茶加糖加奶。钱钟书就特别钟情英式红茶，这都是个人品饮习惯。

成都茶馆生活，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清茶，一杯自然主义的茶，都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要是喝茶仅仅是为了解渴，其实白开水更方便一些。把茶馆开成饭馆，开成麻将馆，是当下茶馆的流行做法，所以 2013年我们在庐山开中华茶人论坛时，把“清茶主义”作为首要倡议。

我们需要在一杯茶中，放下自己。用一种缓慢的节奏，引入明亮的泉水，打开精美的陶瓷，陶醉于茶叶释放的芬芳中，这大约也是对知堂老人五十年后的遥遥回应吧。

周作人接着写出了可以传颂千古的金句：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喝完茶后，各自散了，该干吗干吗，追逐名的去求名，赚钱的去赚钱，这都是各自的修行。他老人家对喝茶时吃瓜子意见很大，大约没有遇到有很好吃相的。

《喝茶》结尾在茶食，开篇又太讲主义，言外之物太多，我个人不太喜欢。《吃茶》就不一样了，有细节，有想念。

讲到质，我根本不讲究什么茶叶，反正就只是绿茶罢了，普通就是龙井一种，什么有名的罗岕，看都没有看见过，怎么够得上说吃茶呢？

一直从小就吃本地出产本地制造的茶叶，名字叫作本山，叶片搓成一团，不像龙井的平直，价钱很是便宜，大概好的不过一百六十文一斤吧。近年在北京这种茶叶又出现了，美其名曰平水珠茶，后来在这里又买不到，结果仍旧是买龙井，所能买到的也是普通的种类，若是旗枪雀舌之类却是没有见过，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碧螺春，不过那是很难得遇见的。从前曾有一个江西的朋友，送给我好些六安的茶，又在南京一个安徽的朋友那里吃到太平猴魁，都觉得很好，但是以后不可再得了。

最近一个广西的朋友，分给我几种他故乡的茶叶，有横山细茶，桂平西山茶和白毛茶各种，都很不差，味道温厚，大概是沱茶一路，有点红茶的风味。他又说西南有苦丁茶，一片很小的叶子可以泡出碧绿的茶来，只是味很苦。我曾尝过旧学生送我的所谓苦丁茶，乃是从市上买来，不是道地西南的东西，其味极苦，看泡过的叶子很大而坚厚，茶色也不绿而是赭黄，原来乃是故乡的坟头所种的狗朴树，是别一种植物。我就是不喜欢北京人所喝的“香片”，不但香无可取，就是茶味也有说不出的一股甜熟的味道。

知堂先说自己吃茶不讲品位，梁实秋谈茶开篇就明言自己不懂茶道，这都是给自己吃定心丸，因为有陆羽、卢仝这样神一般存在的吃茶人，后世之人一旦喝不出腋下习习生风的境界，都生怕糟蹋了茶，愧对老祖宗。唐之前的人喝茶路子比较野，端起来就喝，也不怕闹笑话。唐人虽讲究喝茶章法，但加盐加辣椒之类的饮法，现今只在边疆地区存在，早远离了核心饮茶圈。

周作人分析了一番，能喝是一回事，能写又是一回事。他的茶文得以广泛流传，在我这样的饮茶人看来，只有两字：老实。我喝什么就是什么，写什么就是什么。

《吃茶》这个结尾写得非常好：

以上是我关于茶的经验，这怎么够得上来讲吃茶呢？但是我说这是一个好题目，便是因为我不会喝茶可是喜欢玩茶，换句话说就是爱玩耍这个题目，写过些文章，以致许多人以为我真是懂得茶的人了。日前有个在大学读书的人走来看我，说从前听老师说你怎么爱喝茶，怎么讲究，现在看了才知道是不对的。我答道：“可不是吗？这是你们贵师徒上了我的文章的当。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现在你从实验知道了真相，可以明白单靠文字是要上当的。”我说吃茶是好题目，便是可以容我说出上面的叙述，我只是爱耍笔头讲讲，不是捧着茶缸一碗一碗尽喝的。

喝茶不过是最日常的生活罢了，写茶不过是一个题目罢了。有人会一碗碗地喝，也有人会一篇篇地写。现在，你一篇篇在读。读完，会不会放下书，去冲壶茶？

但关于茶道，不得不说。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对日本茶道非常了解。他除了夸日本厕所出色外，大约夸得最多的就是茶室了。在给冈仓天心的作品的中文版作序的时候，周作人说自己很是忐忑，这序不好写。他书房里有陆羽的《茶经》、陆廷灿的《续茶经》以及刘源长的《茶史》，他从这些著作中寻找灵感，陆羽是唐代人物，陆廷灿、刘源长都是清代的。

之后，他公布了自己的发现。“我将这些书本胡乱地翻了一阵之后，忽然间似有所悟。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

反观中国，国人吃茶，平民化很多，都市有茶楼，村楼有茶店，一条板凳，一个盖碗，就可以打发。不愿意出门的，在家也可随时享用。

日本“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语尽之”。

中国茶不分阶级，但日本茶道有等级。

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搢绅之间反多俗物，可为实例。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有考索之价值。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为用盖甚大。

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周作人《茶之书·序》）

《茶之书》是冈仓天心用英文写的书，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最近 10年间，随着茶道在中国的兴起，也热起来，涌现出许多版本。

而关于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的区别，也是当下茶人争论的一个焦点，很可惜，当下的文化名流少有人写茶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喝盖碗茶的成都人，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茶水战

1934年，周作人 50岁生日，做了两首《五十自寿打油诗》，周作人将诗先后寄给友人，引来了许多名流大咖纷纷唱和，其中就有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郑振铎、刘半农等人。

恰逢林语堂在上海主编的《人间世》创世，林主编发现这太适合用来炒作了，于是他将这两首发在了《人间世》，并且相继刊发了其他文化大佬的和诗，《人间世》当期就卖断货，周作人这个生日，过得风头无二。

周作人打油诗两首：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知堂回忆录》里，周作人说自己是老和尚转世而来。画蛇就是写草书，所谓笔走龙蛇如是。谈狐说鬼，大蒜芝麻，玩玩古董喝喝茶，倒也是符合读书人日常的样子。但读书人到底还是比较寒碜，才有拍桌子出芝麻的事情。

“拾芝麻”典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个读书人买了三个烧饼在茶馆吃茶，吃完了不走，做沉思状，然后用手指蘸着唾沫在桌上写字，写几下蘸一蘸。写了好久，不写了，继续沉思。忽然把桌子一拍，又开始写。原来他是用唾沫沾那些掉在桌上的芝麻吃，吃完发现桌缝里还有，一掌给拍了出来。

“且到寒斋吃苦茶”很快成为他的标签。到“苦茶斋”吃过苦茶的人不少，文化名流就更多。于是，一场罕见的游戏开场了。刘半农一连写了四首，伴随着周作人大幅照片在《人间世》创刊号发出。

其一

咬清声韵替分家，爆出为袈擦出裟。

算罢音程昏若豕，画成浪线曲如蛇。

当还不尽文章债，欲避无从事务麻。

最是安闲临睡顷，一支烟卷一杯茶。

其二

吃肉无多亦恋家，迟迟不想著袈裟。

时嘲老旦四哥马，未饱名肴一套蛇。

猛忆结婚头戴顶，旋遭大故体披麻。

有时回到乡间去，白粥油条胜早茶。

其三

只缘险韵押袈裟，乱说在家与出家。

薄技敢夸字胜狗，深谋难免足加蛇。

儿能口叫八爷令，妻有眉心一点麻。

书匠生涯喝白水，每年招考吃回茶。

其四

落发沙江更出家，浴衣也好当袈裟。

才低怕见一筐蟹，手笨难敲七寸蛇。

不敢冒充为“普鲁”，实因初未习桑麻。

铁观音好无缘喝，且喝便宜龙井茶。

刘半农诗中涉茶的部分，谈了嗜好、生活，以及周作人所说的一到考试，考场茶水就涨价，最后一首似乎告诉我们，铁观音当时比龙井贵不少。同期在创刊号发出的还有沈尹默的七首，周作人“苦雨斋”（后来改成苦茶斋）的字就出自沈尹默之手，他们是经常在一起喝茶的。

其一

两重袍子当袈裟，五十平头算出家。

无意降龙和伏虎，关心春蚓到秋蛇。

先生随处看桃李，博士平生喜豆麻。

这种闲言且休说，特来上寿一杯茶。

其二

昨遇半老博士，云相约和袈裟字须破用，因更和一首。

制礼周公本一家，重袍今可简称裟。

喜谈未必喜扪虱，好饮何曾好画蛇。

老去常常啖甘蔗，长生顿顿饭胡麻。

知堂究是难知者，苦雨无端又苦茶。

其三

论文不过半行家，若作和尚定著裟。

反正无从点林翰，端底何必揣沙麻。

图中老虎全成豹，壁上长弓尽变蛇。

睁眼何妨也瞎说，苦茶一上更无茶。

无茶苦茶，日本语也。

其四

莫怪人家怪自家，乌纱羡了羡袈裟。

似曾相识拦门犬，无可奈何当地蛇。

鼻好厌闻名士臭，眼明喜见美人麻。

北来一事有胜理，享受知堂泡好茶。

吾乡一悭吝富人，客来待遇有差等，寻常只呼茶，所谓现成茶；稍异者呼泡茶；上客至好则呼泡好茶矣。知堂一切平等，人人皆有好茶吃，然知其为好茶者，余其一也。呵呵。

其五

无从说起国和家，何以了之袈也裟。

三笑良缘溪畔虎，一生妙悟草间蛇。

唐诗端合称黄娟，宋纸无由写白麻。

好事之徒终好事，开门七件尚须茶。

其六

牛有牢兮豕有家，一群和尚有袈裟。

乐居杜老东西屋，莫羡欧公大小蛇。

解道人生等蒲柳，休从世事论芝麻。

回黄转绿原无定，白水前身是酽茶。

其七

学诗早岁诵千家，险韵居然敢押裟。

吟里耸肩嘲病鹤，阵中对手认长蛇。

知堂春意几枝豆（知堂斋中有红豆数种），

半老风怀一点麻（半老有余妻一点麻之句）。

谑及诸公知罪过，甘心罚饮熟汤茶。

沈尹默这七碗茶，是学卢仝，第一碗是祝寿；第二碗谈交情；第三碗用了日本人“无茶”与“苦茶”的典故，无茶就是没有给客人倒茶，苦茶是给客人倒了很苦的茶，这两者都属于非常缺乏常识的事；第四碗茶说茶里终生平等；第五碗说饮茶的传统很悠久；第六碗讲因果；第七碗是自嘲。不过游戏耳，不必当真哦。

周作人的茶友，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诗二首：

其一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其二

要是咱们都出家，穿袈是你我穿裟。

大嚼白菜盘中肉，饱吃洋葱鼎内蛇。

世说专谈陈酉靺，藤荫爱记烂芝麻。

羊羹蛋饼同消化，不怕失眠尽喝茶。

还是选与茶有关的部分说，钱玄同的意思是，喝茶要有人，喝茶要有茶点，吃饱了，不要紧，茶可以帮着消化。林语堂和的是：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与话茶。

林语堂真的想周作人了，也非常感谢他，因为周作人的茶诗，他的刊物赚了大把银子。胡适之和诗二首。

其一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沙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其二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胡适点出了周作人的嗜好与好客，不能酒，就喝茶。

周作人的绍兴老乡蔡元培来了兴趣，一写就是三首。

其一

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

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

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娑懒绩麻。

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

其二

厂甸摊头卖饼家，肯将儒服换袈裟。

赏音莫泥骊黄马，佐斗宁参内外蛇。

好祝南山寿维名，谁歌北虏乱如麻。

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馍馍且品茶。

其三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这首诗，蔡元培原注说：“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又云：“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码。”最后交代：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语。

早有人看不惯这些文坛老人，廖沫沙以“野容”为笔名在《申报 .自由谈》上发表《人间何世？》一文，非常刻薄地说：“揭开封面，就是一副十六寸放大肖像，我还以为是错买了一本摩登讣闻呢？细看下款，才知道这是所谓‘京兆布衣’知堂先生周作人的近影，并非名公巨人的遗像。那后副还有影印的遗墨一般的亲笔题诗……”

他也和了一首诗：

先生何事爱僧家？把笔题诗韵押裟。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

这并非针对周作人一人，作者接着批评林语堂的《发刊词》：“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说逐篇读下去，却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莫非又和近来的《论语》相似，俏批埋煞了正经，肉麻当做有趣.；压根儿语堂先生要提倡的是“苍蝇之微”，而不是“宇宙之大”么？

鲁迅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评价了周作人引发的这场论战：“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

胡适之在书信里，全文收了巴人讽刺周作人的几首诗。鲁迅发《阿Q正传》的时候，署名就是“巴人”，不知道这位是不是他？

巴人说 :“报载周先生寿辰自作诗两首……唯爱其有‘打油诗’风，特录出请教打油诗鉴赏家胡适之先生。”

巴人“和韵五首”都有明确的标靶，刻薄到我手中的茶杯都差点掉了。其一，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充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屁，直教兔龟笑蟹蛇。

《语丝》丢尽几多丑，《论语》刊来更肉麻。

饱食谈狐兼说鬼，“群居终日”品烟茶。

其二，刺从旧诗阵营里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旧诗也。

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痣留虽感美中恨，痣拔却添满面麻。

运到屁文香四海，运穷淡水也当茶。

其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

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花虎不成又画蛇。

出丑藩间乞祭酒，遮羞拍案拾芝麻。

救死冲饥棒锤饭，卫生止渴玻璃茶。

“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源自《孟子》的一个故事。

大意是齐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一妻一妾，丈夫每次出门，都饭饱酒足回来，并夸耀说自己结识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妻妾有疑惑，就跟踪他。结果发现，丈夫在外面，不过是吃那些墓地里的祭品而已。棒锤饭，说的是两个饥饿交加的人，商量怎么去饭店骗饭吃。甲乙两人去饭馆吃饭，吃了差不多，甲便走到乙的面前，大喊遍寻你不见，原来逃到这里，赶紧还钱。就这样你追我赶，两人都吃饱了饭。

玻璃茶，就是白开水，说其透明如玻璃。比起茶来，白开水只要一文钱，喝的人却说这比较卫生，实际上是穷。棒锤饭、玻璃茶两个故事，在底层社会颇为流行。

其四，刺疑古玄同也。

谁谓玄同疑古家，分明破袴当袈裟。

“秃头”原是小和尚，乃竟误为乌棒蛇。

不疑今来偏疑古，硬疑季康是李麻。

坐着团屎不知臭，却疑清尿是清茶。

其五，刺刘半农博士也。

半料博士半农家，半袭洋服半袈裟。

半通文出半通手，半类画虎半画蛇。

介绍不曾半遮掩，半通面红半肉麻。

半罐枪手几个大，骗得博士半罐茶。

说刘半农博士论文半通不通。到了 1940年，周作人在沦陷区为日本人做事，楼适夷还重提了这场茶水战，《闻某老人荣任督办戏和其旧作》有诗两首：

其一

娘的管他怎国家，穿将奴服充袈裟。

低头日日拜倭鬼，哓舌年年本毒蛇。

老去无端发热昏，从来有意学痹麻。

何妨且过督办瘾，横竖无茶又苦茶。

其二

半为浑家半自家，本来和服似袈裟。

生性原属墙头草，诱惑难禁树底蛇。

为羡老头挣大票，未防吹拍肉如麻。

堪念最是废名子，仍否官斋抹苦茶。

1936年出版的《时代漫画》中，署名汪子美作《文坛风景》，注解文字提及“左翼鲁大夫”在塔上听到“苦雨老人”吟诵“苦茶诗”。

周作人的茶水诗，引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大的一场茶水战，也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作家联盟最大的一场交锋。“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曾经革父辈的命，现在，等他们老去，年轻人又来让他们交出手中的“茶碗”。

这些诗作罗列起来很长，没有耐心的读者可以一笑而过。诗都是打油诗，今天读起来毫无理解压力，作为茶文化研究者的我们，却惊喜地发现，这些首首带茶的诗背后，有着名流们不一样的饮茶习惯。

周作人后来多次说到这场争论，在《关于苦茶》里，他说：“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不意在上海引起了一点风波，大约可以与今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相比，不过有这差别，前者大家以为是亡国之音，后者则是国家将兴必有帧祥罢了。此外，也有人把打油诗拿来当做历史传记读，如字的加以检讨，或者说玩古董那必然有些钟鼎书画吧，或者又相信我专喜谈鬼，差不多是蒲留仙一流人。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也于名誉无损，用不着声明更正，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

好的一方面是，经过这次茶水战，“且到寒斋吃苦茶”成了周作人丢不掉的标签了。有人专门为他送来一包苦茶，因为这包苦得不能下口的“苦丁茶”，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不是茶的“苦丁茶”被当做茶品饮，也不是现在才有，在更漫长的时间里，五色饮与五香饮都是茶的替代品。

周作人的意思是，茶尚且如此，不要揪着我不放了。

但说到底，在茶杯里，真是有分歧很大的价值观与生活观。

梁实秋

梁实秋，知识分子喝茶有什么讲究？

冰心看梁实秋（1903.-1987），是朵花。色香味都有，才情趣俱全。

我们看梁实秋，是一杯茶。

在公园里，一杯茶可以定终身。

在家里，一杯茶可以尽孝道。

在客厅，一杯茶尽显礼仪。

这个说不懂茶道的人，一生都以茶践行生活。

到了晚年，他念念不忘的，是一杯茶，只是不知道，受他委托去看地方的两位女儿，有没有坐在父母曾坐过的地方喝一杯茶？

又有没有一个人走过来，为她们付茶钱？

一道考高中生品位的题目

梁实秋在《记黄际遇先生》谈到他们在青岛大学教书的往事，青岛“酒中八仙”几位局中好友终日吃吃喝喝好不热闹，喝酒要喊出“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的气势，吃茶要名茶荟萃，茶器要红泥小火炉，走的正是功夫茶的精致路数。

多年后，有一次，我看到高中语文课上出了道阅读理解题，选的就是《记黄际遇先生》这篇。第一题考的是理解力，选正确与否。其中一个选项是：A.招待朋友喝茶，黄际遇先生用的是名茶“大红袍”“水仙”，这说明他日常生活过于奢侈。

出题者给出的标准答案解释说，不能选A项，作者“用的是名茶‘大红袍’‘水仙’”及“说明他日常生活过于奢侈”有误，原文说的是“起码是‘大红袍’、‘水仙’之类”，这样写主要是为了说明他对喝茶的讲究。

敢情这是考察学生的品位呐，出题者不仅了解茶，还了解茶的价位，但对高中生来说，要做出这样的判断恐怕是很难的，这非得是在茶人家庭中耳濡目染的人才会想得到“大红袍”与“水仙”这类茶价格与品位的对应关系。

好比我们今天喝普洱茶，一说起码是喝冰岛与班章这样的茶，也会吓跑很多人，原因很简单，太贵啦！

接下来的这题占 6分。“黄际遇先生是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这在本文中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回答。”

出题人给出的答案：1.讲究喝茶或对吃（烹饪）很考究；（2分）

2.精通象棋，棋艺高超或用毛笔写日记或书写常用古体字；（2分）

3.诙谐风趣，友朋欢宴时笑话最多。（2分）

吃喝考究、象棋、毛笔字、古体字、诙谐风趣这些词语一组合，黄际遇先生的名士形象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上学那会，梁实秋出现在教材里，还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他的品位是与人民做对。现在，人民要向他学习怎么喝茶了。

青岛酒中八仙

黄际遇是潮州人，他与梁实秋一样，都是受杨振声之邀，从别的地方到国立青岛大学当教授，同期去的还有梁实秋的好友闻一多等人。天南海北的教授名士风云际会，杨振声就组了一个酒局，名曰：青岛酒中八仙。成员有校长杨振声、教务长赵太侔、外语系主任梁实秋、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秘书长陈季超、教授黄际遇、总务长刘康甫（本钊），唯一的女性是诗人方令孺。

梁实秋回忆说，他们轮流在顺兴楼和厚德福两处聚饮，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抬到楼上筵席之前，每次都要喝光才算痛快。酒从薄暮时分喝起，起初一桌十二人左右，喝到八时，就剩下八九位，开始宽衣攘臂，猜拳行酒，夜深始散。“有时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

杨振声善饮、豪于酒，他“尤长姆战，挽袖挥拳，音容并茂”，“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

赵太侔“有相当的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从不参加拇战”。

闻一多“酒量不大，而兴致高。常对人吟叹‘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黄际遇“每日必饮，宴会时拇战兴致最豪，嗓音尖锐而常出怪声，狂态可掬”。陈季超喝酒“豁起拳来，出手奇快，而且嗓音响亮，往往先声夺人，常自诩为山东老拳”。

刘本钊“小心谨慎，恂恂君子。患严重耳聋，但亦嗜杯中物，因为耳聋关系，不易控制声音大小，拇战之时呼声特高，而对方呼声，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饮，他即听命倾杯”。

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

梁实秋没有说自己的酒态，可是，一个六岁就醉过酒的人，能差到那里去？他的经典名言是“酒有别肠，不必长大”。青岛往事，他总结说：“当年纵酒，哪里算得是勇，真是狂。”重要的是，“自有令人低回的情趣在”。

年轻时没有肆意过，老了后的回忆一定会大打折扣。不出出丑，又怎么会有话题呢？

梁实秋说，我们看到的那些古代诗人画像，一个个都是宽衣博带，飘飘欲仙，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比如，《辋川图》里的人物，在那里弈棋饮酒，投壶流觞，哪个不是儒冠羽衣，意态萧然。

可是，我们不要只慕摩诘当年，千古风流，我们也要体会他在苦吟时堕入醋瓮里的那副尴尬相，只是没有人给他写画流传罢了。同样，我们凭吊浣花溪畔的工部草堂，遥想杜陵野老典衣易酒卜居茅茨之状，吟哦沧浪，主管风骚，可是他在耒阳狂啖牛炙白酒胀饫而死的景象，一点也不雅观呐。

不能只谈好的一面，也要说说囧态，这样才能构成所谓的情趣。

更何况，大醉后，还有醒酒之物呢。

青岛山东路，摄于 1924-1944年。

用功夫茶醒酒

大醉后，黄际遇会带着梁实秋他们到一个老乡的会所喝茶。黄际遇的老乡是樟林的蚁兴记老板，主要经营的就是茶叶，他的商号开在青岛闹市区。两位潮州人对吃喝都有要求，精致的功夫茶着实让这些大教授开了眼，多年后回想起来，都是满室生香。

每次聚饮酩酊，辄相偕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肆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娈婉卯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功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吃了之后还携带几匣回家。

不知是否故弄玄虚，谓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沸水之温度方合标准。与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这茶最有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数巡之后，好像是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功夫茶，要有工夫，细呷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工夫 ?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 ?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

梁实秋算是文人里喝茶讲究的人，但遇到功夫茶行家，一堆茶具，一系列动作，一套套喝茶方式以及一群伺候喝茶的人，就真真败阵下来了。他不服啊，就回家翻书，还真给翻出来了。“茶之以浓酽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潮嘉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

浙江绍兴人俞蛟所记《潮嘉风月记》，是最早记录功夫茶泡法的。其书里说：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识，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唯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

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

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余见万花主人于程江月儿舟中题吃茶诗云：“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小鼎繁声逗响泉，蓬窗夜静话联蝉。一杯细啜清于雪，不羡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梁先生在《喝茶》里，开篇就老老实实地交代，我是不懂什么茶道的，也不通《茶经》，喝不到卢仝那种七碗下肚后就两腋生风要成仙的感觉。即便是要装，也装不像啊。

那么，梁实秋喝茶到底讲不讲究呢？按照茶界的标准看，也许没讲究到哪里去。要是他的文章在当下写出，就会像今年 5月蔡澜说中国茶道那样，被茶人追着批评。蔡澜不喜欢闻香杯，看不惯茶艺表演中泡一道就说一通陈词滥调，他推崇潮州功夫茶与文人茶。

梁实秋践行的，也是文人茶的传统。他留洋回来，办的第一份杂志就叫做《苦茶》。

爱龙井，喜盖碗

梁实秋的茶单上，国内名茶有不少.：北平的双窨、天津的大叶、西湖的龙井、六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岩茶，甚至连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壶净的高末儿，他都尝试过。

不过，这里有一个认知错误，沱茶也是云南的，只是四川人比较喜欢喝，有了沱江水泡沱茶之说，可能传到北京后，就变成了四川沱了。

梁实秋最得意的用独家制茶秘法制的“玉贵茶”，是龙井和花茶拼配的产物。他父辈有一位旗人朋友叫玉贵，精于茶饮，他的父辈去玉贵处，玉贵经常以一半香片和一半龙井混合冲泡，这种茶既有香片的浓馥，又有龙井的清苦甘甜。于是梁家也仿效并喜欢上了这种饮法，列为秘传之物。

也不知是否受这种拼配法影响，还是英雄所见略同，1921年，扬州的富春茶社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方茶，他们用浙江龙井、安徽魁针，加上富春自己种植的珠兰拼配出了闻名遐迩的“魁龙珠”。

这种茶有龙井的原味、珠兰的清香、魁针的颜色，一泡在手，色香味俱全，且有“一壶水煮三省茶”的妙境，非常讨人喜欢。

龙井当然是梁实秋的最爱。梁实秋喝茶，受其父影响特别大。他多次陪父亲游览西湖，每次去西湖，他从不忘记和父亲一起品龙井茶，而且经常选择在平湖秋月处品赏。

梁实秋与郁达夫一样，喜欢喝完龙井后，来一碗西湖藕粉。他把这种生活称呼为“四美”，有美景，有善地，有佳茗，有美食。亭前楹联说.：“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

梁实秋背井离乡到了台湾后，生活过得非常拮据。他把喝好茶当做是粗茶淡饭后的高级享受，非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买上好的茶。他比好友闻一多南渡时的境况，实在好太多，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一路都在抱怨喝不到茶水，只有白开水应付。

在台湾，梁实秋有一天路过一家茶店，他说要买上好的龙井。店主上下打量了他，拿了 8元一斤的龙井给他看，梁实秋很不满，于是店主便又换了 12元一斤的，他依旧不满意。

店主勃然大怒，大声叱责道：“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 !先生奈何不察?”想必这是大教

授首次自己买茶，直言店主憨直，深得己心。后来他多次路过这家茶店，发现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梁实秋感慨地说：“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这也是讲究的一种吧，一分钱一分货，茶贵有贵的道理。

客厅里的喝茶学问

梁实秋小女儿梁文蔷回忆说，在台湾，他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说到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吃的是做法地道的菜肴，然后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茶里有故乡味，当梁实秋细数那些来自大陆各地的名茶的时候，锦绣江山就在其中，以茶待客的传统礼仪就在其中。

1929年，冰心和吴文藻婚后不久，梁实秋和闻一多去他们位于燕南园的新居拜访，进门后先是楼上楼下走了一遭，环视一番，忽然两人相视一笑，与主人说，要出门一趟，马上回来。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一人拿着一包茶，一人拿着一包烟。

家里连茶与烟都没有，怎么会有家的样子呢？这是居家的讲究。不能让来的人喝白开水啊！梁实秋非常在意接人待物，这与他出生在大户人家有关，他说起自己在重庆的雅舍，为了方便麻友，还专门准备了麻将。三缺一的时候，自己还得上桌。

梁实秋说，在西方的家庭，很少有人会去别人家里，因为他们的公共空间多，办公有办公的地方，娱乐有娱乐的场所。中国则不一样，我们的客厅，可以用来办公，用来打牌，用来喝茶聊天。主人要照顾到每一位来宾，让他们如沐春风，如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舒服自在。

杭州龙井产区，摄于 1924-1944年。

茶烟酒这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少的，在他们家，梁夫人打牌的时候，他一定要在一边伺候着喝茶。他父亲在接客的人，梁夫人也在一边招呼客人喝茶。梁老爷非常满意儿媳妇泡的茶，水温与时间掌握得非常好，这需要用心，还需要长时间练习。

用茶烟把客人伺候舒服了，他们才会看你舒服。

名医周立桐经常被请到梁实秋家里看病，这位飘着胡须的老者总是昂首登堂直就后园的上座，这时候送上盖碗茶和水烟袋，老人拿起水烟袋，装上烟草，突的一声吹燃了纸媒儿，呼噜呼噜抽上三两口，然后抽出烟袋管，把里面烧过的烟烬吹落在他自己的手心里，再投入面前的痰盂，而且投得准。这一套手法干净利落。抽过三五袋之后，呷一口茶，才开始说话.：“怎么？又是那一位不舒服啦？”每次如此，活灵活现。

客来敬茶，客走送茶。

从前官场有所谓端茶送客之说，主人觉得客人应该告退的时候，便举起盖碗请茶，一位训练有素的豪仆在旁一眼瞥见，便大叫一声“送客”，另有人把门帘高高打起，客人除了告辞之外，别无他法。

梁实秋感慨这种节约时间的良好习俗，今已不复存在。

“如果我在我的小小客厅之内端起茶碗，由荆妻稚子在旁嘤然一声‘送客’，我想客人会要疑心我一家都发疯了。”遇到那种不愿意走的人，只有一遍一遍地给他斟茶。

梁实秋谈了个势利眼出家人待客的故事.，即“茶，泡茶，泡好茶，坐，请坐，请上坐”。这个故事主人公有好几个版本的，有说是苏东坡，有说是郑板桥，也有说是阮元。就以苏东坡版本复述如下。

北宋元丰二年，东坡守杭，褐拜一寺院，未报家名。方丈曰：“坐，茶。”方丈近观，秀才，曰：“请坐，上茶。”东坡颔首恭谢。寒暄数语，方丈曰：“尊姓大名。”东坡曰： “鄙人苏东坡。”方丈乍惊，大文豪也，曰：“请上坐，上好茶。”别时，东坡书写一副对联赠予方丈.：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

在和尚那里喝茶烦，在家喝茶也烦。客厅里喝茶的世相，梁实秋观察得极为细微。

夙好牛饮之客，自不便奉以“水仙”“云雾”，而精研茶经之士，又断不肯尝试那“高末”，“茶砖”。茶卤加开水，浑浑满满一大盅，上面泛着白沫如啤酒，或漂着油彩如汽油，这固然令人恶心，但是如果名茶一盏，而客人并不欣赏，轻咂一口，盅缘上并不留下芬芳，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这也是非常讨厌之事。

所以客人常被分为若干流品，有能启用平夙主人自己舍不得饮用的好茶者，有能享受主人自己日常享受的中上茶者，有能大量取用茶卤冲开水者，飨以“玻璃”者是为未入流。至于座处，自以直入主人的书房绣闼者为上宾，因为屋内零星物件必定甚多，而主人略无防闲之意，于亲密之中尚含有若干敬意，作客至此，毫无遗憾；次焉者廊前檐下随处接见，所谓班荆道故，了无痕迹；最下者则肃入客厅，屋内只有桌椅板凳，别无长物，主人着长袍而出，寒暄就座，主客均客气之至。在厨房后门伫立而谈者是为未人流。我想此种差别待遇，是无可如何之事，我不相信孟尝门客三千而待遇平等。

这其实就是说，在家里，多备点茶，贵的、便宜的都要有，自己喝不喝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给来的人喝什么。一碗茶汤见世相。

喝茶者，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人间有味是清欢

《忆旧篇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是梁实秋纪念亡妻的，也是一部小小的自传。书中多处言及茶事。

程季淑是徽州人，徽州就是今天的黄山市所辖大部，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要不要恢复古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热议。

梁实秋与徽州人有缘，他用同样的口吻写胡适，写程季淑。古徽州最出名的就是茶，许多人家都是世代以种茶为业。胡适家族是，程季淑也是。只不过，胡适家族南下去了上海，程季淑家族北上去了北京。

他们通过朋友相识时，都在上学。因为同好茶，约会的地点也多选在幽静的茶馆。他们定情的地方，是北京中山公园里的四宜轩。四宜，取四季皆宜之意，“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四宜轩在水榭对面，从水榭旁边的土山爬上去，下来再钻进一个乱石堆成的又湿又暗的山洞，跨过一个小桥，便是。轩有三楹，四面是玻璃窗。轩前是一块平地，三面临水，水里是鸭。有一回冬天大风雪，我们躲在四宜轩里，另外没有一个客人，只有茶房偶然提着开水壶过来，在这里我们初次坦示了彼此的爱。

现在我说事有凑巧的一天是在夏季，那一天我们在轩前平地的茶座休息，在座的有黄淑贞，我突然发现不远一个茶桌坐着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位朋友。父亲也看见了我，他走过来招呼，我只好把两位小姐介绍给他。季淑一点也没有忸怩不安，倒是我觉得有些局促。我父亲代我付了茶资随后就离去了。回到家里，父亲问我：“你们是不是三个人常在一起玩 ?”我说：“不，黄淑贞是偶然遇到邀了去的。”父亲说：“我看程小姐很秀气，风度也好。”从此父亲不时的给我钱，我推辞不要，他说：“拿去吧，你现在需要钱用。”父亲为儿子着想是无微不至的。从此父亲也常常给我劝告，为我出主意，我们后来婚姻成功多亏父亲的帮助。

1987年，梁文蔷到北京开会，受父亲特别委托，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梁实秋看到照片时，还是不太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梁文蔷告诉他，四宜轩房屋尚在，可是匾额早已无影无踪。不想父亲有心结，梁实秋大女儿梁文茜又去四宜轩照了许多照片，托人带到台湾。梁实秋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梁实秋与程季淑新婚后第二天，一大早程季淑就爬起来忙碌，洗漱打扮换衣服，接着就是去冲洗茶具、烧水、泡茶，等着给公公婆婆敬茶。“等父母起来，她就送过去两盏新沏的盖碗茶。这是新媳妇伺候公婆的第一幕。”新娘子敬茶的传统非常久远，现在许多地方还保留有这一传统。在更早的时候，“茶礼”专门用来指婚聘之礼，而不是像现在变成普通的礼品了。

梁实秋不止一次谈到自己父亲梁咸熙喝茶非常讲究，要用盖碗，茶叶要好，泡的时间要适中，送茶的时间也要对。梁实秋开始非常担心自己的妻子不能胜任，但父亲满意的态度让梁实秋吃了定心丸，他夸奖程季淑是除梁母外泡茶最好的人。

除了泡茶，梁父还有许多特别要求，他洗脸要用大盆，直径要在二尺以上，程季淑就真物色到那么大的洋瓷盆。梁父还喜欢冷饮，程季淑自己制作各种各样的饮料，她认为酸梅汤只有北京信远斋出品的才够标准。

梁咸熙是个秀才，是最早进入京师同文馆学习的那批人。毕业后供职于警察局。而他祖父梁芝山则是举人出身，官居四品。梁芝山在北京为家庭买了一个拥有三十多个房间的宅院——内务部街 20号。里面住了不少人，梁实秋是梁咸熙第四子，他们的兄弟姐妹有 14人之多。加上佣人，家里常住人口就有近 30人了。这样的大家庭，虽说有两代人都喝了洋墨水，但旧式的规矩却需雷打不动地遵守。

晨昏定省是不可少的礼节，每天早晨听到里院有了响动，梁实秋就要便拉着小女儿到里院去，到上房和东厢房分别向父母问安，小女孩还要每天把报纸送给祖父。

季淑每天早晨都要负责沏盖碗茶，其间的难处是把握住时间，太早太晚都不成。每天晚上季淑还要伺候父亲一顿消夜，有时候要拖到很晚，我便躺在床上看书等她。每日两餐是大家共用的，虽有厨工专理其事，调配设计仍需季淑负责，亦大费周章。家庭琐事永远没完没结，所谓家庭生活就是永无休止的修缮补苴。缝缝连连的事，会使用缝纫机的人就责无旁贷。对外的采办或交涉，当然也是能者多劳。最难堪的是于辛劳之余还不能全免于怨怼，有一回已经日上三竿，季淑督促工人捡煤球，扰及贪睡者的清眠，招致很大的不快。有人愤愤难平，季淑反倒夷然处之，她爱说的一句话是：“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于百忍，我们只有三世，何事不可忍 ?”

梁实秋喝茶时间是下午四时，他在西院南房翻译写稿，程季淑泡好茶就给他送来。到了晚上，妻子来检查工作，梁实秋若是告诉她写了三千多字，程季淑就跷起大拇指。所以程季淑也是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许多稿子的第一个读者。

梁文蔷回忆，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梁实秋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季淑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没有收入，程季淑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梁实秋。梁文蔷感慨地说：“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妻子也为我送来泡好的茶，也问，写了多少了。她一样是我许多稿子的第一个读者，我写稿有时候图快，往往错别字很多，她经常为我找到许多差错。

才两岁的周一一，看我们经常在客厅喝茶，也要跟着喝。一个人也会去茶桌前把玩瓷杯，把茶水从一个杯子倒到另一个杯子，接着又倒到下一个杯子，如此反复，最后端起来，一口喝光。

童年饮食往往是一个人最深刻的记忆，苏东坡说，人间有味是清欢，如是。

林语堂，1930年摄于上海。

林语堂：茶文化传播大使

林语堂（1895.-1976）生在茶乡，一生好茶，于他而言，茶不仅是一种饮品那么简单，更是生活的乐趣、人生意义的投射物。林语堂身体力行，双语齐发，通过多种题材的文字，试图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互为他者的视域中，完成话语的投放和意义的解读互动。

1905年，林和乐离开坂仔村，前去鼓浪屿念书。他先要坐小船到达五六里外的小溪，改乘乌篷船前往漳州，再转道厦门。有一天晚上休息时分，年仅10岁的和乐记下了当时的情景：船夫坐在船尾“点起烟管，呷着苦茶，在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

茶与女人

长大后的林和乐改名为林语堂，手执烟斗，笑容满面，是他留给大众最具冲击力的印象。林语堂曾经在编辑室里写过十大戒条，其中第九条规定：“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看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听故事，他也要讲故事；不仅自己喝茶，还用文字描述感受，传播喝茶文化。比如著名的“三泡说”：“严格地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照理论上说起来，鉴赏家认第三泡的茶为不可复饮，但实际上，则享受这个‘少妇’的人仍很多。”这样的描述文字，易勾起读者精微细致的心理联想，传播力自然节节攀升。

以美女喻茶，林语堂自然不是第一人，他欣赏的苏轼早就说过“从来佳茗似佳人”。第一个把泡茶与泡妞联系起来的，是明人冯开之。因为他事茶，取水、劈薪、烹烧、用茶……每每都亲力亲为，别人不解他为何如此操劳，他回答说，泡茶如美人，如古法书画，岂宜落他人手？此妙论深得人心，不仅张大复记了，许次纾也记了他们茶媲美佳人的发现：

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余尝与冯开之戏论茶候，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阴矣。开之大以为然。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余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供啜漱之用，未遂弃之可也。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需涓滴，何论品尝，何知风味乎。

茶近佳人，是爱情的催化剂，因为一杯茶水，仿佛爱与佳人唾手可得。甚至，在不可揣测的方面，茶性与女性也有着惊人的一致。又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知晓茶、知晓女人的一切呢？她们都像云一样飘逸，像雾一样曼妙，又像星空一样，看似触手可及，可一旦你伸出手，又发现这不过是痴人一梦而已。

开茶馆的朋友经常诉苦说，茶艺师流动很大，大部分原因是茶客把女茶艺师卷跑了。女人一近茶，几乎都会呈现出在其他场景不可见的曼妙气质，让人爱意顿生。茶在诱惑人，人也被茶蛊惑。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有《题美人捧茶》，写得太充满文人的恶趣味了，但阻挡不了人们的觊觎之心。

中泠乍汲，谷雨初收，宝鼎松声细。

柳腰娇倚，熏笼畔，斗把碧旗碾试。

兰芽玉蕊，勾出清风一缕。

颦翠娥斜捧金瓯.，暗送春山意。

微袅露环云髻，瑞龙涎犹自沾恋手指。

流莺新脆低低道：卯酒可醉还起？

双鬟小婢，越显得那人清丽。

临饮时须索先尝，添取樱桃味。

民国女性风采，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摄于 1924-1940年。

有了这些前辈玩家的加持，林语堂来个“三泡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郁达夫在《迟桂花》中说喝茶喝得有性欲，鲁迅干脆来个“事后茶、茶后烟”，林语堂更加生猛，让笔下的牡丹在富春江畔的桐庐喝茶调情一气呵成，“孟嘉起身去把灯吹了。晶莹的月光自窗外泻入，比在山谷间更皎洁。孟嘉开始脱下长袍，抬头一看，牡丹正把袜子和别的东西，一件一件脱下来，扔在床边的地板上”。

林氏饮茶观

林语堂总结喝茶，是从古人的妙论中寻找证据支撑，融入自己的感受后形成一套说法。他敬佩苏东坡无茶不欢，写茶的妙处，直接从明朝人吴从先、许次纾那里找依据。自己讲出来，却更有普世意义，“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具体的操作指南，他归纳了十条：

第一，茶叶娇嫩，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等一切有强味的事物，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

第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在潮湿的季节中，备用的茶叶须贮于小锡罐中，其余则另贮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时不可开启；

第三，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因为本属山泉，所以很可用得；

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

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过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柠檬、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

第六，奶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饮茶半分钟后，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

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

第八，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

第九，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须一概摒除，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玳玳花，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

第十，茶味最上者，应如婴孩身上一般带着“奶花香”。

从这十条经验中不难看出，择水观来源于《茶经》，储藏茶叶的经验在今天家庭存茶中也用得着；如何使用沸水、掌握出汤时间，也说得通；茶的颜色，和几人一起喝茶，加不加其他东西，这些都属于个人偏好。对于泡茶实操，林语堂也有自己的观察：

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着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遍，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

福州街景，摄于 20世纪 30年代。

这种冲泡方式叫功夫茶，流行于林语堂的家乡漳州和侨乡厦门，也是广东潮州、汕头和邻省台湾的主流泡茶法。功夫茶茶具，有“一罐、二炉、三炭、四扇、五锅、六壶、七杯、八漏”的说法。其中杯子宜小不宜大，林语堂的说法是“比咖啡杯小一些”，至于“鱼眼”“蟹沫”“初滚”“二滚”“三滚”这些说法，来源于古人的经验观察，是对水的讲究。整个过程，有人总结为九道（据郑启五《到闽南喝功夫茶》）：

1.“白鹤沐浴”：用开水洗净茶具。闽南功夫茶的茶杯特小，与北方喝白酒的小酒盅有几分相似。

2.“观音入宫”：把茶（常常是“铁观音”乌龙茶）放入茶具，放茶量约占茶具容量的五分，密度可观。

3.“悬壶高冲”一词很有力量，把滚开的水提高冲入茶壶或盖瓯，使茶叶翻腾转动，也意在温茶和扬香。

4.“春风拂面”：用壶盖或瓯盖轻轻刮去漂浮的白泡沫，使茶汤清新洁净。

5.“关公巡城”：把泡好的茶汤依次巡回注入并列的茶杯里，旋转的茶壶成了漫步城头的“关公”。

6.“韩信点兵”：或许因为“关公巡城”时“走马看花”，茶汤注入各杯不够均匀，那就得依靠“韩信点兵”来“补台”，一点点把茶汤均匀地滴到各茶杯里 ,达到浓淡均匀，香醇一致。

7.“鉴尝汤色”：茶艺小姐把热茶端给您了，可您千万别急着喝，更不能“一口闷”，要先看茶，好好鉴赏杯中茶汤透亮的颜色。

8.“细闻幽香”：闻闻乌龙茶的香气，最是那上品“铁观音”，似天然馥郁的兰花香、桂花香，香气淡淡，却让人心旷神怡。

9.“品啜甘霖”：这下您可以开喝了，但要不紧不慢，趁热细啜；边啜边嗅，浅斟细饮。一杯入口，齿颊留香，喉底回甘（这是乌龙茶特别是“铁观音”的特点），心旷神怡，别有情趣。

概括说来，功夫茶冲泡，即“一水、二洗、三冲、四泡”，水要不生不老，洗是烫壶洗杯，冲的要领是“高冲低泡”，至于“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云云，自然是从文化流变上找自信，在技术层面，只是把茶壶里剩下的茶水倒尽罢了。功夫茶对茶的品质是很讲究的，茶叶需上好的福建乌龙茶或潮州凤凰茶。这注定是一种精致的饮茶方式，也是林语堂雅致生活的重要载体。

烟酒茶共性

抽烟和饮茶，并称林语堂两大嗜好。他曾经戒烟，没有成功，写文章辩解。他总结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引发了无数吸烟者的共鸣。喝茶亦如是，他不仅身体力行，一样喜欢总结，上升为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态度，“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

他喜欢苏东坡，还写了一本书向他致敬，称赞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在苏东坡身上，林语堂完成了自己身上某些特质的投射：诗人、乐天派、作家、工程师、成瘾者、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嗜茶，抽烟，写散文，写小说，费尽心思发明打字机，发明牙膏，信仰自由。而这种投射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中，去信仰一种完美的人性，或者去塑造一种接近完美的人格。

苏东坡写过《叶嘉传》，将茶叶提高到“隐 —仕 —隐”循环的华夏物质精神的高度。林语堂写《苏东坡传》又何尝不是另一部《叶嘉传》。

林语堂比苏东坡更有优势的地方在于他能在中英双语中自由切换。在他的语境中，“诙谐爱开玩笑”可以换成另一个更简洁的词汇：幽默，这是林语堂对“humor”一词的中文表达。在生活中，他也不时展现幽默。在国外，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乡下，装美国水电气管子，请中国厨师，娶日本太太，找法国情人。在国内，林语堂说：“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这些契合人性的比喻，都能看出“三泡说”的影子。

有人说林语堂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虽然不免有弦外之音，却也道出了林语堂身处两种文化环境中的现实处境，当然，这也是他的一大优势。他崇尚儒家的中庸哲学，看重清朝人李密庵写的半字歌。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林语堂还归纳出了烟、酒、茶的共性：

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第三，都是可以借嗅觉去享受的东西。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馆，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制度。

茶与交友

林语堂的“朋友圈”中，好茶者比比皆是，如鲁迅、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郁达夫。郁是浙江人，和妻子王映霞住在杭州。有一次，林语堂从上海到杭州游玩，与郁氏夫妻等数人游山玩水，喝茶聊天，甚是痛快。“翌日同达夫映霞秋原同游一日。此所谓游一日，倒不如说谈一日，盖游翁之意不在山也。我们同游城隍山紫阳峰，再由柳浪闻莺上艇，上西冷饮茗。在山上，在湖上，在王饭儿，在西泠四照阁，所谈真是无所不至，所包括的有福建美人，中国建筑，西溪芦苇。私相计议紫阳山上衿江带湖的小筑，西湖啖鸡饮酒的和尚，嘉兴昼唱《心经》夜唱小调的尼姑，苏小妹的恶谑，林黛玉的评诗，文学的遗产，达夫的藏书，人情世故，明哲保身，等等。”

这样广泛的聊天话题已经令人咋舌，但最妙的还是傍晚时分的那段才子间的幽默对话：“到了傍晚，始出西泠，雇舟归来。在夕阳彩照云天映红之时，达夫感叹之下唱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原改为‘映霞与孤鹜齐飞’，我和曰‘秋原共长天一色’。于是大家放声狂笑，舟几覆。”

西湖画舫，摄于 1924-1944年。

“烟、酒、茶的适当享受，只能在空闲、友谊和乐于招待之中发展出来。因为只有乐于交友、择友极慎、天然喜爱闲适生活的人士，方有圆满享受烟、酒、茶的机会。”林语堂还强调享受这三样东西，要有适当的同伴、心境和气氛。这次西湖之行，玩得那么开心，正是具备了他所说的这些要素。

相反的例子也在杭州。一次林语堂上虎跑，先是对游人摆拍喝茶照不满意，随之有僧人向他推销茶叶，搞得他兴致全无，“于是决心不饮虎跑茶”，连带着这里的“茅厕”“茶壶”也成了“和尚的机巧发明”。

虎跑有二物：游人不可不看，一、茅厕，二、茶壶，都是和尚的机巧发明。虎跑的茶可不喝，这茶壶却不可不研究。欧洲和尚能酿好酒，难道虎跑的和尚就不能发明个好茶壶（也许江南本有此种茶壶，但我却未看过）。茶壶是红铜做的，式样与家用茶壶同，不过特大，高二尺，径二尺半，上有两个甚科学式的长囱。壶身中部烧炭，四周便是盛水的水柜。壶耳、壶嘴俱全，只想不出谁能倒得动这笨重茶壶。我由是请教那和尚。和尚拿一白铁锅，由缸里挹点泉水，倒入一长囱，登时有开水由壶嘴流溢出来了。我知道这是物理学所谓水平线作用，凉水下去，开水自然外溢，而且凉水必下沉，热水必上升，但是我真无脸向他讲科学名词了。这种取开水法既极简便，又有出便有入，壶中水常满，真是周全之策。

这样的庞然大物，放在景区，也许很恰当，但一定不符合林语堂对饮茶的审美要求。他是喝惯了精致功夫茶的人，选茶、择水、用器都是有讲究的。这次独游，并没有朋友相陪，心境与气氛更是被破坏殆尽，对虎跑茶没什么好印象，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比起丰子恺描述的那些在西湖因茶被骗的游人来说，他算是幸运的了。

在茶友圈，快乐的趣事很多，不快乐的事自然也存在。尽管四川人、浙江人都有“吃讲茶”（“吃品茶”）的习俗，但很多事，却不是通过茶就能解决的。喝茶背后的指向是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处理不当，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929年 8月，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好友一起在南云楼吃饭。席间两人因一件小事闹翻。1932至1933年间，鲁迅与林语堂再掀笔墨官司。1934年，好友结婚，两人都是宾客，鲁迅一见到林语堂夫妇，便转身出门，甚至拒绝与之同席。1935年 4月，鲁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这个排比句讽刺之深，比打林语堂三个耳光还厉害。当然，林语堂可能是那个时代洞察鲁迅最深刻的人之一：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1936年，鲁迅去世。是年，林语堂受友人邀请，前去美国。

30年后，林语堂从美国回到家乡邻省台湾定居。那时，他的好友郁达夫死在异国已然十几年，巴金正和老友方令孺在西湖喝茶聊天。1968年，林语堂独自一人在位于阳明山的家中弹琴。次年举办结婚50年庆祝会。又过了７年，林语堂去世，葬在自家后花园。

传播茶文化

后人提到林语堂，多言及他是双语作家、著作等身，林语堂也自评道“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不仅喝茶，还依靠双语优势，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茶。这类著作有《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以及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和《红牡丹》等，都是先有英文版，再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因之，有人评价林语堂输出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今无人可比。学者陈子善的观点是：美国人认林语堂，英国人认熊式一、蒋彝，法国人认盛武。

这几人中，林语堂的名气是最大的。他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自信而从容。他认为“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桌上有盖碗，手中有烟斗。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这些观点，与他对烟酒茶的看法和生活态度保持了高度一致。也解释了林语堂创作的路径。“凡是艺术品，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生产出来的。”《吾国与吾民》有一部分是他在庐山避暑时写的，那是在1934年，他的《人间世》办得热闹，《论语》也搞得起劲，抽空写美国人赛珍珠期待的中国题材作品，正是张山来说的“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

这样的生活态度和创作路径，也影响到了林语堂的视域。他主张西方向中国学习生活的艺术。但对茶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观察，战地记者萧乾显然更加敏感。萧乾写道“茶叶还成了美国人抗英的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事件’。1773年 12月16日，美国市民愤于英国殖民当局的苛捐杂税，就装扮成印第安人，登上开进波士顿港的英轮，将船上一箱箱的茶叶投入海中，从而点燃起独立运动的火炬”。

二战期间，萧乾在对英国的观察中发现，英国人虽然从中国盗取茶叶种子，大量进口中国茶，但主导饮茶生活的，注定还是本国文化。改变历史的大事不是随时都在发生的。作为一种健康饮料，茶叶以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进入千家万户。1939年，在英国，到处冒着炮火，“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英国人照样开茶会，萧乾的解释是：

这里就表现出英国国民性的两个方面。一是顽强：尽管四下里丢着卍字号炸弹，茶会照样举行不误。正如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绘书馆也在大轰炸中照常举行“午餐音乐会”一样，这是在精神上顶住希特勒淫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中讲求公道。每人的茶与糖配给既然少得那么可怜，赴茶会的客人大多从自己的配给中掐出一撮茶叶和一点糖，分别包起，走进客厅，一面寒暄，一面不露声色地把自己带来的小包包放在桌角。女主人会瞟上一眼，微笑着说：“您太费心啦！”

战争也不能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英国式茶生活与中国虽然不同，却证明了茶文化的传播、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性，也反衬出林语堂力图传达的中国式生活理念的价值所在。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式茶生活最强劲而持久的魅力所在。在它的自然进程中，茶叶所达到的疆域和所起到的作用，远比想象中的大。

萧乾是蒙古人，过的却是汉人生活，在茶里放糖和牛奶这件事，他最初很不习惯，后来才发现喝锡兰红茶，非加糖、奶不可。他还观察到英国茶会上的规矩：茶壶始终由女主人掌握。而“主持茶会真可说是一种灵巧的艺术。要既能引出大家共同关心的题目，又不让桌面胶着在一个话题上。待一个问题谈得差不多时，主人会很巧妙地转换到另一个似是相关而又别一天地的话料儿上，自始至终能让场上保持着热烈融洽的气氛。茶会结束后，人人仿佛都更聪明了些，相互间似乎也变得更为透明”。

他的茶友中，包括罗宾逊夫人、李约瑟和罗素。他和导师戴迪 .瑞兰兹在公寓中饮茶时，谈到了伍尔夫。这位名作家曾经有一个中国茶友叫冰心。

萧乾还说，在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中，“茶叶理应占有它的位置”。如果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讨论这个问题，回到“茶叶战争”的语境，则是：英、美等国因茶而富强，晚清却因茶走向衰亡；早在1935年，吴觉农和胡浩川就对中国茶叶复兴做了规划。更近一些，中国茶业在发展中，将立顿作为解读的对立面；直到 2012年，瑞典汉学家还在追问：不喝茶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

洋人中式.，国人西式.，时钟与咖啡杯在中间，这是晚清到民国的一大特色。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核心指向都是：今天的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和影响世界。也许，茶文化更有持久的渗透力。关注历史进程固然重要，生活理念的普及更是重中之重。中国人喜欢清茶，英国人要加糖加奶，种种差异之间折射的其实是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2014年 4月 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指出.：“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欢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此后，在巴西，在蒙古，在北京 APEC峰会期间，茶都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出现。茶文化独有的包容、内敛、平和特质颇具东方色彩，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上以茶文化借喻东方文化，把茶当做和平的使者，对于反思茶文化、塑造中国茶文化新形象、促进茶文化以及茶产业的复兴，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些讲话也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茶文化，成为中国茶业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的契机。也让我们更加迫切地感受到，茶界更需要像吴觉农、林语堂这样的人才，他们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任何时候，对行业本身来说，都意义重大。林语堂的优势是：人望、才情高和传播力强。

2015年，是林语堂诞辰 120周年。是年 6月，第七届海峡论坛 .第二届海峡（平和）茶会在林语堂的家乡漳州市平和县举行。闽茶“铁三角”：大红袍、铁观音、白芽奇兰悉数亮相，其中，“白芽奇兰”就是林语堂家乡的茶的当家品种，如今，林语堂家乡涉茶产值已达数十亿元。

边开会，边喝盖碗茶。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中年闻一多，摄于 1945年冬天。

闻一多：喝茶是过日子的最低标准

闻一多（1899.-1946）把喝茶看成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茶是生活的尺度，没有茶的日子简直没办法过。在美国留学时，他向家里乞讨茶。在青岛的时候，他找梁实秋、黄际遇蹭茶。在联大南迁路上，他把没有茶喝的日子列为最苦的日子。一旦喝上茶，他便大呼过上了开荤的好日子。到了昆明，他找陈梦家蹭茶，找叶公超蹭茶……

历史学家何炳棣说，近人出书，研究得最多的是胡适之，第二个便是闻一多，资料之多，之广，令人叹为观止。闻一多这个人，早期非常有趣，流传于世的故事非常多。

今天我们主要讲讲他著名的“三 He”。一 He是喝酒；二 He是他的口头禅“呵呵”；三 He就是喝茶。

豪迈喝酒

闻一多在青岛教书的时候，是著名的青岛“饮中八仙”成员，酒局召集人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其他几位酒友分别是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及方令孺。

“八仙”常聚常醉，酒令与划拳并举，文采与学问共话，让到当地拜访的名流压力很大。胡适参加过“八仙”的酒局，简直被吓坏了，不得不祭出戒酒的大招。

带着酒味上课，是这些“大仙们”的常态，闻一多常说那句古老的话，“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他上课的时候，还经常吸烟，时不时邀请学生一起参与。闻一多也有闻香嗜好，他有一个黄铜小香炉，时常带在身边。有一次，他与梁实秋惜别，两人静坐焚香。

名士们总有一个喝酒与抽烟的理由，当然，有酒有肉又有友，是好日子的第一标准，也是快乐神仙的一大标准。

小声呵呵

有一次，梁实秋和闻一多从山东大学冷清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一首新诗。这样写道：

闻一多，闻一多，

你一个月拿四百多，

一堂课五十分钟，

禁得住你呵几呵？

闻一多平常上课说话时喜欢夹杂“呵呵……”之声，“呵呵”现在被网民评为最高冷的一个常用词，无话找话时，无话可说时，都以“呵呵”代之。实在懒到不行，就发个图片了事，我们现在这么干，一定没有想到闻一多那么多年前就这么干了。

当时配“呵呵教授”的还有一幅画，画上画着一个乌龟一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与梁实秋”。见状，闻一多很严肃地问梁实秋：“哪一个是我？”梁实秋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声：“任你选择！”

茶是过日子的最低标准

闻一多老家湖北浠水也是产茶地，这或许是他嗜茶的一个原因。也或许，他喝茶受好友梁实秋的影响更多。来自茶乡的冰心回忆说，他们家喝上茶，就完全是受到闻一多与梁实秋的影响。

1930年的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他们一进门来，就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一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别的朋友那儿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着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准备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 !”说得我又笑又窘 !那时我们还不惯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的“风俗”。

喝茶这件事，从陆羽时代开始，就是人带人流行起来的。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时候，学校的第八校舍上有一个套房，内外两间，由闻一多住，楼下的套房由黄际遇住。黄际遇是潮州人，饮食非常讲究，就连美食大家梁实秋都非常佩服。黄先生有位富豪老乡，梁实秋与闻一多就跟着他蹭吃蹭喝。

自己爱茶，还影响周边的人喝茶。有像闻一多、梁实秋、周作人、胡适这样的爱茶人，才有民国时期的名士饮茶之风，在酒气冲天的时代，饮茶即是一股清风。

我的好友罗军是饮茶的传播者，他给自己也给朋友定了一个任务，每年影响三个不喝茶的人。其实回头看看，我们每年又岂止是影响了三个人啊！让不喝茶的人爱上茶，是一件颇有成就感的事情，这也是我写茶的最大动力之一。

饮茶有瘾，不喝就难受。

日本入侵后，从青岛大学到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带着师生一路南下，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日子艰难到连喝口茶水都是奢侈。

南迁至长沙的时候，闻一多给妻子高孝贞诉苦。

在闻一多写于 1937年 10月 23日的一封信里，闻一多只是说不方便饮用茶水。

10月 26日所写的信就完全是另一番面貌了。

1946年 6月，闻一多全家在昆明西仓坡宿舍院内合影。

“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对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自己未尝不想买一个茶壶和热水瓶，但买来了也没有用，因为并没有人给你送开水来。”

开水与茶，不可两得。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还有更糟糕的情况，闻一多说：“原来希望到南岳来，饮食可以好点，谁知道比长沙还不如。还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茶。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今天和孙国华（清华同事，住北院）上街，共吃了廿个饺子，一盘炒鸡蛋，一碗豆腐汤，总算开了荤。”

1937年 11月 16日，在致高孝贞的信中，闻一多说自己终于喝上了茶。“我这里一切都好，饮食近也改良了。自公超来，天天也有热茶喝，因他有一个洋油炉子。”叶公超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兼北大外文系主任，是一位过日子非常讲究的教授。当然，也比天天哭穷的闻一多腰包鼓。

南迁昆明途中，师生记录了许多沿途的当地民歌，其中就有采茶歌。

闻一多“喊茶”也有更早的记录。

1922年 10月 28日，他在家书里讲，自己所读的美国学校不错，但大家日子过得寒酸。“我们三人每天只上饭馆吃一次饭，其余一顿饭就买块面包同一盒干鱼，再加上一杯凉水，塞上肚子便完了。”

在 1923年 5月 7日的家书里，闻一多已经受够了喝凉水的日子，忍不住要讨茶了。

久不尝中国茶，思念至极。此处虽可买，然绝无茶味也，今夏来美同学经泸时，望托带泰丰罐头茶叶数罐。如一人不便携带，即托必经芝城者数人若孔繁祁、方重、吴景超、梅贻宝或顾毓琇者皆可也。

梁实秋到美国后，与闻一多讲，你在异乡没茶喝，在国内的郭沫若则是以茶充饥。留美学生中，胡适之开始也是以凉水伴西餐，过了很长一段没有茶喝的日子，一年后，其日记中才有喝龙井、会老友的记载。

回国后就不一样了，社团学派多，他们隔三差五就在一起茶叙，谈文学，聊思想，讨论中国的未来。这些文人雅集，被日本入侵全部打散，喝茶从此变得艰难。

1938年 6月 27日，闻一多在给高孝贞的信里再次吐糟没有茶吃。有茶吃，就算开荤！

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原故.，烟也未尝不能戒。

高孝贞到昆明后，自己制作香烟满足丈夫的需求。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后来没钱时，高孝贞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

想必在以下这段场景中，闻一多抽的就是夫人烟！

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茶馆小调

昆明茶馆滋养了很多人，汪曾祺、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有回忆泡茶馆的美好经历，这是茶馆的一面。茶馆的另一面，却是另一种世态。流行昆明的《茶馆小调》，展现了茶馆在政治空间挤压下的世道与人心。与老舍的《茶馆》传达的意思一样：莫谈国事。

晚风吹来天气燥呵，

东街的茶馆真热闹，

楼上楼下客满座呵，

1922年 2月，闻一多在浠水老家留影。1922年 7月，闻一多（后排右一）赴美留学前，在上海与父兄留影。

“茶房！开水！”叫声高，

杯子碟儿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呀！

瓜子壳儿辟厉拍啦

辟厉拍啦满地抛呵

有的谈天，有的吵，

有的苦恼，有的笑！

有的谈国事呵，

有的就发牢骚。

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

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

细声细语说得妙：

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

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

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呵，

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

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

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

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呵，

还要请你坐监牢。

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喝完了茶来回家去，

睡一个闷头觉，

睡一个闷头觉（唔）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满座大笑，

老板说话太蹊跷，

闷头觉睡够了，

越睡越糊涂呀，

越睡越苦恼呀，

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

把那些压迫我们，

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

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

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

从根铲掉！

《茶馆小调》流传甚广，王笛在专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 -1950》里，把小调的署名权给了闻一多。云南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赵仲牧就在昆明茶馆里听过《茶馆小调》。他回忆说：

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阶层谈论“国事”  和“天下事”。 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  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来昆明报考云南大学的赵仲牧，亲历著名的 “一二 .一 ”运动。  1946年 7月 11日李公朴遇刺后，闻一多于 7月 15日在云大至公堂做纪念李公朴的演讲，即“最后一次演讲”，赵仲牧当时就在现场。

“李闻事件”给青云街西头的茶客带来一股愤怒激昂的情绪。  1948年 8月，我是即将毕业的高中生，随同一批大学生搬进会泽楼， 行李铺在楼板上，大家席地而睡。最初气氛并不紧张，可以自由出入，白天三三两两走出东大门，逛逛街，或者步入校门外的茶铺，喝杯清茶，小声地谈论时局。

对青云街以及周边的茶馆，赵仲牧后来总结说：“由于读书人却步，青云街西头的茶舍生意清淡，任其自生自灭。”多年后，他从沈阳回到昆明，这一带的茶馆更是少得可怜。即便是零星存在的茶馆，也早已物是人非。

我这一代和上代的知识分子，历经了无数次的战争：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大军过江入滇。又历经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拔白旗”，“反右倾”，“文大革命”……老一代凋零了，1958年刘文典故去，张若铭轻生。“文革”中汤鹤逸、叶德均、江逢僧相继谢世，刘尧民挨批斗后因心血管病突发而死，李广田投身于连花池……校园内和青云街头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了。中学和大学的同班同学，由于“阶级斗争为纲”和历次政治运动，英年早逝者有之，壮年弃世者也有之，尝尽人生坎坷者更是不乏其人。进入 90年代，连我辈也垂垂老矣。青云街的石头路面和西头的茶舍，已不知去向。

近些年来，得益于普洱茶的时兴，翠湖周边又开了许多茶馆。我也经常会与友人去那里喝喝茶，看看书，去那些先生曾经走过的地方缅怀一番，那个时代形成的风范，令人无比向往。

在闻一多老家浠水的闻一多纪念馆周边，有“清泉梵响”“陆羽茶泉”“羲之墨沼”“风顶当空”等浠水八景之中的四景，也算是为这位爱茶人留了念想。

李公朴，原名永祥，后改名公朴。1946年 2月 10日，在重庆较场口血案中被殴打负伤，7月 11日夜，在昆明被特务暗杀。

郁达夫.，1940年摄于新加坡。

郁达夫：人间有茶便销魂

郁达夫（1896.-1945）自己爱喝茶，还要让笔下人物走到哪儿都有茶喝。他端起茶杯，笔下人物也端起茶杯。他放下茶杯，笔下人物也放下茶杯。他喝完茶出门，故事也到了尾声。别人写茶的清淡，他写茶的欲望。别人写泡茶馆的闲适，他写泡茶馆之人的懒散。别人写山中茶的野趣，他写山中茶的逍遥。

杭州四美

上月途经杭州，由陈玉兴兄做东，到西湖边的湖畔居吃茶。此地可赏西湖最佳景，去年聚会也是在湖畔居。话事人楼明兄天天在这里接客，他又一次为我们斟茶冲藕粉讲典故，走了还不忘送东西，龙井太贵，不好意思拿，倒是带了点西湖藕粉回家，当早点吃了几回。

当时同在的冯皓感慨地说，从一个产好茶的地方，去到另一个产好茶的地方。从云南到江南，我来往的愈发频繁。原因也无他，江南依旧是中国当下茶与茶人最活跃的区域。

在座有位仁兄是富阳人，见我是位写茶的作家，便说起他家乡的名人郁达夫。的确，郁达夫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茶人，当然，也爱藕粉。

赏西湖，坐茶室，饮龙井，吃藕粉，被生活大家梁实秋总结为“四美”，在杭州，这“四美”是许多人的生活常态，只是少了梁实秋、郁达夫他们的影响力罢了。

1983年，病中的巴金来到杭州，当喝着龙井茶，闻到桂花香时，他用四川话大声说：“这就是郁达夫《迟桂花》写到的场景啊。”

说着，她就走近了桌边，举起茶碗来请我喝茶。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在茶里又闻到了一种实在是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气。掀开了茶碗盖，我俯首向碗里一看，果然在绿莹莹的茶水里散点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黄的花瓣。则生以为我在看茶叶，自己拿起了一碗喝了一口，他就对我说.：

“这茶叶是我们自己制的，你说怎么样？”

“我并不在看茶叶，我只觉这触鼻的桂花香气，实在可爱得很。 ”

“桂花吗？这茶叶里的还是第一次开的早桂，现在在开的迟桂花，才有味哩！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

“是的是的，我一路上走来，在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陇里，倒闻不着桂花的香气。看看两旁的树上，都只剩了一簇一簇的淡绿的桂花托子了，可是到了这里，却同做梦似地，所闻吸的尽是这种浓艳的气味。老翁，你大约是已经闻惯了，不觉得什么罢？我……我……”

说到了这里，我自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则生尽管在追问我，“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到了最后，我也只好说了：

“我，我闻了，似乎要起性欲冲动的样子。”

《迟桂花》是郁达夫作的一篇小说，他在里面说喝茶喝得有性欲，简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小说闪回的场景，是郁达夫患肺病，从上海到杭州疗养，他选在了盛产龙井的翁家山，喝着龙井，把小说写了，与王映霞把恋爱也谈了。这方面，他真正是对得起自己读过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

在郁达夫的小说里，茶房是出现得比较频繁的词语。茶房就是开水房之类的，旅社都有，只是别人往往淡化了茶，只谈开水。但郁达夫不一样，他不仅自己爱喝茶，还要让笔下人物走到哪儿都有茶喝。他端起茶杯，笔下人物也端起茶杯。他放下茶杯，笔下人物也放下茶杯。他喝完茶出门，故事也到了尾声。

1926年 11月 4日，郁达夫记事.：“写完《迷羊》3000，去茶楼饮茶。”

在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及出版部主任期间，郁达夫三天两头去茶楼喝茶，陆园、水亭、西关十八甫、宝汉茶寮、城隍庙、妓院……喝茶会友，喝茶消愁……

1927年到上海，生活有所改善。

1927年 1月 1日，郁达夫记事：“在家烧煮龙井。”

1月 3日，“起火烧茶，写了三页文章”。郁达夫心情不错，抄了一首词：

睡起煎茶，听低声卖花。留住卖花人问，红杏下，是谁家？儿家花肯赊，却怜花瘦些。花瘦关卿何事，且插朵，玉搔斜。

5日，起火煮茶，看稿。

15日，约王映霞喝酒吃茶。那是他一生中最煎熬也最快乐的日子。

富阳茶蟑螂

郁达夫的老家浙江富阳是一个产茶地，出过不少名茶。

当地民谣这样唱：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谁不说家乡好。只有富阳江的茶与鱼，好到让官员年年霸占。在他们的大肆掠夺下，守着茶与鱼的民众既靠不了山，也依不了江。在民不聊生的现实下，鱼与茶再也不是骄傲。

郁达夫家靠近江边，在一个停靠码头上，这里开有茶馆。他幼年时，经常到茶馆喝茶玩耍，是一个标准的熊孩子。这让他的老母亲很着急，学不了孟母，只有给他训诫：要好好读书，不得入茶店做“蟑螂”。

蟑螂，这里特指一些百姓，他们“既无恒产，又无恒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地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郁达夫说，“蟑螂”不外乎在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讨论柴米油盐的价格，传播东邻西舍的新闻，为了一点不相干的细事可以争论半天。

在富阳这个小县城里，茶店、酒馆有五六十家之多。“蟑螂，就家里可以不备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离我们家里不远的大江边上，就有这样的两处蟑螂之窗。”

这是茶馆里的懒人，郁达夫不喜欢。他更喜欢当闲人，像段成式那样闲得发慌，数着树影玩，“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一个人可以静观光阴一寸寸移动，在文学家看来是不得了的闲情逸致。

三城茶馆

郁达夫从家乡到了杭州后，非常喜欢那里，在大自然里喝茶、饮酒、读书。有好风景看，有才子佳人在侧，写诗歌、小说都多了动力。“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乡下人的忐忑，慢慢被美好的景致打散了。

“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的，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翁家山有好龙井，是诗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杭州茶馆，摄于 1924-1944年。

杭州的茶馆也是极好的。“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座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并且还有小吃，像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

今天去杭州逛茶馆，许多地方都保留了民国时期的摆设，有些甚至比以前更加精致。上海则不同，“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所以，郁达夫笔下的《上海的茶楼》也是不同的。

苏州街道景，摄于 1924-1944年。

上茶馆里去解决的事情。第一是是非的公断，即所谓吃讲茶；第二是拐带的商量，女人跟人逃走，大半是借茶楼为出发地的；第三，总是一般好事的人去消磨时间。所以上海的茶楼，若没这一批人的支持，营业是维持不过去的，而全上海的茶楼总数之中，以专营这一种营业的茶店居五分之四；其余的一分，像城隍庙里的几家，像小菜场附近的有些，总是名副其实，供人以饮料的茶店。

我去苏州的时候，聂怀宇带我逛了许多茶馆，后来我写了《苏州喝茶的形态》。所住地方为玄妙观对面的一家酒店，我后来才知道，我去过的那些喝茶的地方，随园啊，玄妙观啊，郁达夫也去过。郁达夫在苏州游历时，刚开始抱怨找不到吃饭处，却发现一家“锦帆榭”的茶馆有着不俗的气场，就到那里喝茶。不过，这都不是苏州最有名的茶馆。苏州最有名的茶馆有三个：雅聚、望月、玉楼春。有人作了副上联：“雅聚玉楼春望月”。那么多年过去了，茶馆访客换了一波又一波，下联还是没有人对出。现在的苏州随园主人，是“苏州病人”，他就住在平江路，终日饮酒吃茶。

郁达夫在玄妙观发现了一些自己觉得有趣的现象：

我只觉得玄妙观里的许多茶馆，是苏州人的风雅的趣味的表现。

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茶馆去。在那里有天天遇见的熟脸。对于这些熟脸，有妻子的人，觉得比妻子还亲而不狎，没有妻子的人，当然可把茶馆当作家庭，把这些同类当作兄弟了。大热的时候，坐在茶馆里，身上发出来的一阵阵的汗水，可以以口中咽下去的一口口的茶去填补。

茶馆内虽则不通空气，但也没有火热的太阳，并且张三李四的家庭内幕和东洋中国的国际闲谈，都可以消去逼人的盛暑。天冷的时候，坐在茶馆里，第一个好处，就是现成的热茶。除茶喝多了，小便的时候要起冷痉之外，吞下几碗刚滚的热茶到肚里，一时却能消渴消寒。贫苦一点的人，更可以藉此熬饥。若茶馆主人开通一点，请几位奇形怪状的说书者来说书，风雅的茶客的兴趣，当然更要增加。有几家茶馆里有几个茶客，听说从十几岁的时候坐起，坐到五六十岁死时候止，坐的老是同一个座位，天天上茶馆来一分也不迟，一分也不早，老是在同一个时间。非但如此.，有几个人.，他自家死的时候，还要把这一个座位写在遗嘱里，要他的儿子天天去坐他那一个遗座。

近来百货店的组织法应用到茶业上，茶馆的前头，除香气烹人的“火烧”“锅贴”“包子”“烧山芋”之外，并且有酒有菜，足可使茶客一天不出外而不感得什么缺憾。像上海的青莲阁，非但饮食俱全，并且人肉也在贱卖，中国的这样文明的茶馆，我想该是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光了。所以盲目的外国人，你们若要来调查中国的事情，你们只须上茶馆去调查就是，你们要想来管理中国，也须先去征得各茶馆里的茶客的同意，因为中国的国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无耻与贪婪，这些茶客所代表的倒是真真的民意哩！

不过这样的牢骚话，很快就在随园被吃茶美人的姿态打散了，当然，以茶撩妹，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只不过在郁达夫身上，更明显一些。在福州，他不也是吃完茶，就去看福州女孩那白花花的大腿去了么。

苏州人把坐茶馆这种行为，形象地比喻成“孵茶馆”，意思就是茶客像老母鸡孵蛋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范烟桥在《茶烟歇》里总结说：“苏州人喜茗饮，茶寮相望，座客常满，有终日坐息于其间不事一事者。虽大人先生亦都纾尊降贵人茶寮者，或目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其实则否，实最经济之交际场、俱乐部也。”

聂怀宇把茶引发的种种现象称为“文化经济联合体”，和范烟桥所说其实是一个意思。

郁达夫偏爱绿茶，尤其是龙井。对其他茶，他饮用得少。郁达夫说武夷山茶用来醒酒醒脑最好，这是私人经验，郁达夫这样常醉之人，少不了用茶水冲刷身体。胡适之醒酒的经验是，晚上冲壶茶凉着，醒来猛喝。梁实秋的醒酒经验是别人教授的，酒后吃泡功夫茶，全身通泰。

闽茶半出武夷，就是不是武夷之产，也往往借这名山为号召。铁罗汉，铁观音的两种，为茶中柳下惠，非红非绿，略带赭色；酒醉之后，喝它三杯两盏，头脑倒真能清醒一下。其他若龙团玉乳，大约名目总也不少，我不恋茶娇，终是俗客，深恐品评失当，贻笑大方，在这里只好轻轻放过。

茶中逍遥

我特别喜欢郁达夫的一篇小文《半日的游程》，真正是有宋人唐庚“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的妙境，唐庚亦是爱茶人，写有《斗茶记》。

“真静啊！”

等老翁将一壶茶搬来，也在我们边上的石条上坐下，和我们攀谈了几句之后，我才开始问他说：“久住在这样寂静的山中，山前山后，一个人也没有得看见，你们倒也不觉得怕的么？”

“伯啥东西？我们又没有龙连（钱），强盗绑匪，难道肯到孤老院里来讨饭吃的么？并且春三二月，外国清明，这里的游客，一天也有好几千。冷清的，就只不过这几个月。”我们一面喝着清茶，一面只在贪味着这阴森得同太古似的山中的寂静，不知不觉，竟把摆在桌上的四碟糕点都吃完了，老翁看了我们的食欲的旺盛，就又推荐着他们自造的西湖藕粉和桂花糖说：“我们的出品，非但在本省口碑载道，就是外省，也常有信来邮购的，两位先生冲一碗尝尝看如何？”

大约是山中的清气，和十几里路的步行的结果吧，那一碗看起来似鼻涕，吃起来似泥沙的藕粉，竟使我们嚼出了一种意外的鲜味。等那壶龙井芽茶，冲得已无茶味，而我身边带着的一封绞盘牌也只剩了两枝的时节，觉得今天是行得特别快的那轮秋日，早就在西面的峰旁躲去了。谷里虽掩下了一天阴影，而对面东首的山头，还映得金黄浅碧，似乎是山灵在预备去赴夜宴而铺陈着浓装的样子。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所见耳旁的老翁以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账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我真觉得这一串话是有诗意极了，就回头来叫了一声说：

“老先生！你是在对课呢，还是在做诗？”

他倒惊了起来，张圆了两眼呆视着问我：

“先生你说啥话语？”

“我说，你不是在对课么？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你不是对上了‘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了么？”说到了这里，他才摇动着胡子，哈哈的大笑了起来，我们也一道笑了。付账起身，向右走上了去理安寺的那条石砌小路，我们俩在山嘴将转弯的时候，三人的呵呵呵呵的大笑的余音，似乎还在那寂静的山腰，寂静的溪口，作不绝如缕的回响。

一旦入了城，在茶馆“莫谈国事”是那一代人共有的认知：

脸上画着八字胡须，身上穿着披开的洋服，有点像外国人似的革命党员的画像，印在薄薄的有光洋纸之上，满贴在茶坊酒肆的壁间，几个日日在茶酒馆中过日子的老人，也降低了喉咙，皱紧了眉头，低低切切，很严重地谈论到了国事。

苏州虎丘，摄于 1924-1940年。

陶行知

陶行知：鲜为人知的茶叶教育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1891 -1946）在推广生活即教育时，在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茶实践。

100年前，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杜威等名师。1917年回国后，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10年后，他脱下西装，告别城市，来到郊区，穿上布衣草鞋，创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学校。

学校所在地，有一片茶园，陶行知将其改造后命名为.“中心茶园”，之后这个中心茶园展览便成为学校的重要活动，列入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的二十六项重要事务之中。中心茶园里设有书报、棋牌，为师生，也为当地农民服务，有点今天所谓社区茶馆的意思，陶行知亲自指导。

在中心茶园，陶行知写了一副流传至今的对联：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在当时，那里经常出现的情景是，西装革履的访客对面，坐着一位蓑衣斗笠的农夫。距离弹琴人不远处，真有好多牛马竖着耳朵听。陶行知请牛听琴，还与牛同眠。

校舍不足，学生被分配到农家，陶行知也经常在农家住，有一次他醒来发现身边睡着一头牛。他对牛有感情，说：“吾乡称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哪里来的饭吃呀？”

老百姓在家喝茶，都是单独行为，把农民与学生集中在一起喝茶，就不一样了。晚饭后，茶会锣鼓声一响，农夫、学生、老师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茶馆，学生教农民识字，农民教学生生产知识。来这里喝茶的庄稼人，把自己的务农调子哼出来，陶行知稍微整理，就变成了校歌。

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的校歌《锄头歌舞》是这么唱的：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绮呀海，雅荷海。锄去野草好长苗呀 !雅荷海，绮呀海。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绮呀海，雅荷海。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雅呀海，绮荷海。

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 !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绮呀海，雅荷海。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雅荷海，绮呀海。革命的成功靠锄头呀！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绮呀海，雅荷海。锄头锄头要奋斗呀！雅荷海，绮呀海。

这首歌很有生命力，1990年 ,在乡村都还有人哼哼呢。

在晓庄乡村师范学校，与教学相关的二十六项重要事务里，还有“耕牛比赛”“镰刀舞表演”“蓑衣舞表演”。为此，陶行知还写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南京北郊的晓庄以前叫“小庄”，陶行知改了一个字，他还把“老山”改为“劳山”，取劳力上劳心，日出而作之意。他的招生条件也蛮切合农村实际，要“拿得起锄头的男人，倒得了马桶的女生”，那些倒得了马桶的女生后来连蛇都敢捉。

他不欢迎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

学校厨房被陶行知命名为“食力厅”，他还将厕所称为“黄金世界”，把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把礼堂称呼为“犁宮”……

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

陶行知是徽州歙县人，而徽州是中国最重要的茶产地，对家乡的土特产.——.茶，他非常喜欢。陶行知说.：“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乡先贤，哪一位不是土产”“譬如茶叶是家乡的土产，我们徽州人是没有不喜欢喝徽州茶的”。

陶行知在 1927年写有《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里面热情地讴歌“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之世外桃源”。他称徽州是东方瑞士，要求徽州人起来为徽州做一个通盘的筹划，建设和保护徽州万年不拔之基，“不辜负新安大好山水”。

明清以来，徽州取代了江南，成为中国茶业的重镇。陶行知写过一首《毛峰茶诗》：“茶吞黄山云雾质，水吐漕溪草木香。来客若是玉川子，多喝一碗又何妨。”

同是徽州人的胡适是茶商之子，他与陶行知不仅是同乡，还同年出生，在美国读一个学校，且都是杜威的学生，当然也都是茶迷。胡适在美国读书期间，多次写信回家请母亲帮寄茶叶，只是不知道有无与陶行知分享。

但陶行知这个名字，与胡适有关。陶行知最早叫“陶知行”，这个名字来源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则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社会”。但胡适建议他说，你善于颠倒概念，为何不叫“陶行知”呢。胡适则自己把“胡适之”的“之”去掉。后来，陶行知写了《行是知之始》，从此更名为“陶行知”。

女子学校，摄于 1924-1940年。

陶行知爱喝茶，也喜欢用茶来喻物。他要求解放儿童时间时说：“现在一般学校把儿童的时间排得太紧，一个茶杯要有空位方可盛水。”

陶行知很看好茶馆教育，多次说茶馆对教育的影响。

社会即学校，要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来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

“有这种思想，便可利用庙宇、茶馆和每一个可能空的地方作为读书班、讨论组，等等。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少占用房屋。那个地方没有房间可利用，就可以到树荫下去学习。较大集会可以在露天举行。

这个天然的大礼堂，实在是非常宏伟壮丽的。青天当做我们的屋顶，祖国的大地当做我们的地板，灿烂的群星守护着的月亮，则是为我们服务的明灯。”

有人不解，一个大教授，怎么跑到乡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而不是在大学做教育？陶行知说，中国以农业立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他的宏愿是，“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烧心香”。

随时随地教育，“大众教育用不着花几百万几千万来建造武汉大学那皇宫一般的校舍。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成了大众大学的数不清的分校。客堂、灶披、晒台、厕所、亭子间里都可以办起读书会、救国会、时事讨论会。连坟墓也可以做我们的课堂”。

陶行知为一家茶馆撰写的对联为：为农民教育之枢纽是乡村社会的中心。也因为，茶馆有着流动的民众。

“在这些地方，每次我们都遇得着一大群的人，今天的一群不见得就是昨天的一群。也有茶迷、戏迷是天天上同一的茶馆，进同一的戏园而且还有一定的时候。我们也要抓住这些地方施以有意义的教育。车站上的展览，码头上的壁报，电影院的新知识的插片，茶馆里说书的革新，戏园里小丑说白的讽刺，市集上的公共演讲表演，都是流动教育的可以行动的例子。 ”

民国成都茶馆，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王笛写有《茶馆》一书，讨论了 1900 -1950年成都茶馆对民众的影响，唐德刚与汪曾祺都谈到抗战期间他们在重庆与昆明茶馆学习的情景，这些都印证了陶行知的茶馆教育可行。

陶行知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在今天已找不到踪影，也不知道，今天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里那片中心茶园还在不在？

晚年汪曾祺

汪曾祺：我的学问都来自泡茶馆

鲁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经历沧桑世事难以明了。胡适是开满鲜花的平原，让人随时随地都能从他那里获得如沐春风之感。汪曾祺（1920.-1997）是精致的园林，有小桥流水、乱石横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锅碗瓢盆，让人觉得亲切。他一生慢悠悠的，画几幅画，写几笔字，炒几个小菜，喝口浓茶，写写文章。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叫小日子。

泡茶馆，涨学问

江南人冯时可入云南时，看滇西清泉，感叹此地苍山洱海为绝美之境，但寺无好茶，辜负了大好的日月。同是江南人，徐霞客则在云南发现了独特的饮茶风范。徐霞客是 1638年农历五月初十进入云南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东至曲靖，西至腾冲，北到丽江，南到建水，中到昆明（他写有《游太华山记》，太华山又称碧鸡山，昆明人习惯称西山，今山上有徐霞客雕像）。4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有40％的篇幅留给了云南，在 13篇《滇游日记》中，徐霞客多次提到其在“茶房”中度过，以及与僧俗多人喝茶的经历。

1639年 3月 13日的大理感通寺，杜鹃盛开，鲜艳灿烂，“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正是采茶时节。徐霞客的运气一向不错，他喝到了大名鼎鼎的“感通茶”，他的评价是“茶叶颇佳”。同年 8月 11日，在凤庆龙泉寺，他不仅喝到了好茶，还吃到茶点鸡葼松子。8月 14日，也在凤庆，梅姓老人煎太华茶款待他。至今滇红之乡凤庆还流传着他与骆家大小姐美丽的爱情故事。多年后，他的同乡人汪曾祺，在茶里找到了另一个乐园。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学问与才情是在昆明茶馆里泡出来的。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是 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的，然而他逃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学生逃课，有损老师尊严，系主任朱自清比较上火，经常点名，事后还会严厉批评逃课的学生。文学教授闻一多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期末考试，照样给汪曾祺高分，因为他确实有才。有一次，汪曾祺给人代写文章交差，闻一多不知情，大声评价说，这文章比汪曾祺写得都好。

逃课的原因，一是为了读书，二是为了喝茶。这种生活，昆明人叫“坐茶馆”，汪曾祺按照北方叫法称之为“泡茶馆”，“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茶馆是联大学生对当地茶生活的命名。因为他们往往在茶馆待的时间更长，更久。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汪曾祺住在民强巷，离他很近的一家茶馆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开的，他经常去，印象深刻，所以记得字号。

另一家茶馆则是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的绍兴老乡开的。汪曾祺等人囊中羞涩时，常打发学生中的绍兴小老乡去找店老板借钱，到手之后，直奔南屏电影院。进入昆明茶馆的，除了联大学生，还有相士、“马锅头”，做小买卖的商贩，以及“唱围鼓”的。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打茶围”不同，汪曾祺观察昆明茶馆里的“唱围鼓”和舒新城观察成都茶馆里的“打围鼓”，表演的背后，都指向生存的压力，茶馆要借此招徕生意，表演者要从中抽取利钱，维持生计。

1938年 4月 29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次日，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辅导团全体成员合影。一排左三为蒋梦麒，左五为梅贻琦，二排左五为闻一多。

在西南联大，只有沈从文的课，汪曾祺从不逃，而沈氏对他也青睐有加，亲自指导其小说写作，帮忙联系发表文章，求人提供饭碗，师生间因此引出了一段佳话。在茶馆里，喝茶读书之外，顺手写个文章，自然不在话下。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巴金的《憩园》都是在茶泡中诞生的，汪曾祺说：“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他说的这家茶馆在文林街，大学二年级时，他常跟两个外文系的同学泡在这家茶馆，“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

抗战时期，学生泡茶馆似乎是一个常态。跟汪曾祺同年出生的唐德刚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也泡茶馆，四年大学，他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茶馆里喝‘玻璃茶’喝掉的”。唐德刚观察下的茶馆生活如在眼前：

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真都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大把胡子。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朝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1946年 5月 3日，西南联大结束前夕，中文系师生在教室前合影留念。二排左二为朱自清，左四为闻一多，左十一为沈从文。

这群泡茶馆的人看起来一副闲得发慌、虚度光阴的样子。但唐德刚后来总结说：“笔者在海外教书，算来也二十多年。所参与的各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也为数不少。但是那些‘会’就很少比我们当年沙坪坝上的茶馆 seminar更有才气，更富智慧。”

他认为当年那些才气纵横的沙坪坝旧友，本质上也是精英。唐德刚在这段茶馆生活中，就总结出一套治学方法，他颇为自得地说：“笔者之所以不惮烦，把自己这篇上不得台盘的茶馆作文，也重叙了一大遍的道理，主要的是我觉得，我们那时沙坪坝茶馆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所谈的‘学问’，似乎已经突破了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治学方法’的框框了。”

唐德刚当年选修“文字学”，从一个“县”字出发，最后写出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颇受顾颉刚的看重，顾氏也曾对他勉励有加，要他“多治商史”。唐德刚是有本钱写此文的，他晚年专攻口述史，成为一代大家，在史学上的成就自然非胡适可比。

昆明后联大时期的茶馆

林徽因描述昆明茶馆道：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划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西南联大旧址在今云南师范大学，穿过一二一大街，走过文化巷，就到茶馆林立的文林街，再往下走，就是青云街及翠湖周边区域，云南大学正门也在这里。

比汪曾祺他们晚 10年到昆明上学的赵仲牧等一批新学子，在云南大学延续了西南联大学生泡茶馆的风气。

从 1949年到 1953年，整整四个年头，除了偶尔涉足街东头的茶铺，听听滇戏清唱外，街西头几家茶舍我几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

大学生对“泊来品”颇感兴趣，桥牌是泊来品，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游戏，桥牌之戏是当时大学生酷爱的娱乐之一。茶舍里的小方桌很适合四个人围坐打桥牌，两开间的铺面，往往在同一时间摆开了好几个桥牌的战场。现代打桥牌用汉语叫牌，那时习惯用英语叫牌。下午或傍晚，假如你在云大东门外闲逛，老远即可听见“one spade（一铲）”,“twodiamond（两个金刚石）”……的声浪，可算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特色。街西头忽高忽低的洋叫牌声，同街东头震耳欲聋的滇剧锣鼓声，一洋一土，遥相呼应，形成了很有趣的文化反差。

赵仲牧说，青云街西头的茶舍是校园的扩展和课堂的延伸。云大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在茶舍里讲解温（庭筠）、李（商隐）诗。刘尧民讲《词与音乐》，张若铭谈纪德。他感叹说：“抗战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青云街的茶舍成了当时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

泡茶馆的风险也是那代人共有的认识。汪曾祺观察下的正义路茶馆、老舍观察下的北京茶馆、闻一多的《茶馆小调》，都有同一个警示.：莫谈国事。

翠湖西门（外），摄于 2016年 9月 15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摄于 2016年 9月 15日。

赵仲牧回忆说：“1949年 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阶层谈论‘国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赵仲牧先生在青云街茶馆参与了“一二 .一”运动的讨论，又去听了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他说“‘李闻事件’给青云街西头的茶客带来一股愤怒激昂的情绪”。但后来的茶馆，“青云街西段的气氛变了，茶馆和店铺全都提前关门，街上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昏黄的路灯下，云大东大门内外全是军警和便衣，任何人均不准进也不准出，我只好离开青云街。第二天凌晨，枪声大作，众多军警围攻会泽院。‘9.9’整肃事件之后，学生有的回家，有的下乡，有的进了‘夏令营’。青云街西段的茶客稀少了，谈笑声和叫牌声暂时归于寂静”。

又过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学子还会上茶馆吗？

茶客汪曾祺

汪曾祺在大理写过一副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给武夷山招待所写的对联则是“四周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一派恬淡闲适。

这样的地方，总是让人忍不住要喝茶。杨丽萍、叶永青、野夫、普明一干人，在这里玩出了一个下午茶。2014年，我们受到邀请，来到大理办了一场茶会，用高脚杯喝萃取的茶膏，弹吉他的是周云蓬，讲段子的是野夫。

汪曾祺喝茶不挑，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都入得口，喝茶的频率也很高，一天要换三次叶子。但他对茶的品级是有要求的，好的留着喝，差的则用来煮茶叶蛋。他曾经谦虚地说自己对茶是外行，却总结了一套标准，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看起来，他年轻时泡茶馆，多少也学了几招。何况他喝茶是家传的。

汪曾褀小时候观察祖父用宜兴砂壶泡龙井，再用细瓷小杯分茶饮用。那时，祖父一边教读《论语》，一边分茶给他喝。

1947年，汪曾祺在杭州喝过一次龙井之后，才知道水对于茶的重要性。这使他想起在昆明喝茶的愉快时光，“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他还批评盐城的水不好，要接雨水存在缸里以备泡茶之用。还说菏泽的水最不好吃，没法泡茶喝。这大概跟胡适和闻一多在国外没茶喝的感受一样。照他的描述，这菏泽水还不如闻一多喝的白开水。汪曾祺不喜欢花茶，只喜欢老舍家的花茶。他还在苏州东山“雕花楼”喝过新采的碧螺春，在湖南桃源喝过擂茶。

汪曾祺说“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这可能是他精通厨艺的一种自然联想。不仅如此，他还动手煮过茶粥，自以为很好喝。但他觉得茶叶烤鸭子，有茶香而无茶味。想来，这跨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茶归茶，美食归美食，汪曾祺自然很清楚界线在哪里。

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看菜谱），多做。一个菜点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时火巴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干代）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馅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声动十里人。

鲁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经历沧桑世事难以明了。胡适是开满鲜花的平原，让人随时随地都能从他那里获得如沐春风之感。汪曾祺是精致的园林，有小桥流水，乱石横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锅碗瓢盆，让人觉得亲切。有时，就连我在云南曼松村吃清炖土鸡时，也总觉得老汪就在我们身边。

汪曾祺不但是美食家，动手能力也很强，炒得一手好菜。历史上有名的厨子都厉害，汪曾祺情迷美食，实在活得通透。有些年，汪曾祺被江青拉去写革命样板戏，老汪顺带发明了一句“人走茶凉”，真是洞若观火。当时做菜的厨师巴结江青，做凉拌小萝卜时，把皮给削了，江青批评他，小萝卜去皮煞风景，老汪的观点是“萝卜去皮，吃起来不香”。

晚年巴金

巴金：茶馆里的新旧中国

巴金（1904.-2005）的祖籍是茶区浙江，本人出生在茶馆甲天下的成都。从文化传统到生活习惯，一生都与茶息息相关。如同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良心”一样，巴金一生，坚贞执着，一百年风雨无阻，始终是一杯温暖的茶。

娶了功夫茶高手当太太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已经是名震上海滩的青年作家。1936年，巴金与通信多时的女读者萧珊见面了。那是在上海新亚饭店，巴金选择了一个包间，点了杯茶，慢慢品着，静静地等待她的出现。这次愉快的见面之后，经过 8年的爱情长跑，巴金与萧珊在贵阳结为夫妻，从此相伴一生。

在那一代人中，巴金年高德勋又平易近人，口碑极佳。冰心夫妇就十分看重他的人品。冰心喝茶需要闻一多、梁实秋来推动，茶具也是周作人送的。巴金不仅从小就喝茶，还娶了个擅长泡茶的太太，可谓珠联璧合。巴金夫妇待客，不仅有美食，更有好的茶水，让许多人记忆一生。

作家汪曾褀就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茶聚。后来，他动情地追忆道：“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就在汪曾祺念叨这事不久，1991年，巴金与许四海又喝起了功夫茶，沈嘉禄的文字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四海就用他常用的白瓷杯放入台湾朋友送给巴金的岽顶乌龙，方法也一般，味道并不见得特别。然后他又取出紫砂茶具，按潮汕一带的冲泡法冲泡，还未喝，一股清香已从壶中飘出，再请巴金品尝，巴金边喝边说‘没想到这茶还真听许大师的话，说香就香了’。又一连喝了好几盅，连连说好喝好喝。”当时，许四海还送了巴金一只自制仿曼生壶。

曼生壶是清代砂壶工艺的巅峰之作，许四海是当代制壶大师，这礼物送得再贴切不过了。从明代始，紫砂壶与茶，越来越搭。在审美和功能上，紫砂壶与茶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泡功夫茶，紫砂壶也是首选茶具。紫砂壶用以泡茶，前人总结了七大优点（《中国陶瓷史》）：

其一，用以泡茶不失原味。"色香味皆蕴 "，使 "茶叶越发醇郁芳沁"；

其二，壶经久用，即使空壶以沸水注入，也有茶味；

其三，茶叶不易霉馊变质；

其四，耐热性能好，冬天沸水注入，无冷炸之虞，又可文火炖烧；

其五，砂壶传热缓慢，使用提携不烫手；

其六，壶经久用反而光泽美观；其七，紫砂泥色多变，耐人寻味。

夫妻齐心来买茶

冰心说：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的严肃和专一。“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巴金一生的爱情，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

跟鲁迅和许广平类似，巴金与萧珊也是老夫少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夫妻相濡以沫，恩爱如常。鲁迅需要少妻维护、包容的他的坏脾气，萧珊也是巴金的保护伞：

巴金夫人萧珊

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

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男人来说，没有比这句话更温暖、更坚韧、更有力量的了。小他 13岁的少妻不仅在精神上给予巴金最长情的陪伴，还把他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一个看起来平淡如水的日子，都凝聚了一个普通妻子的温情。只是在身患癌症、进入手术室之前，她才对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们要分别了！”

萧珊陪伴巴金 28年后，撒手人寰。这让他十分伤心，晚年写下多篇回忆萧珊的文章。在喝茶的日子里，他一定会想起萧珊 1959年在福建买茶的往事。福建是冰心、庐隐、林徽因、林语堂、郑振铎的家乡。萧珊在旅程中写信给巴金：“我这次买了不少铁观音，本来在福州购了一斤半，不算太好，到了泉州有好的，我在招待所买了一斤，后来李国炯又送我半斤，谁知道临行前，地委张书记又送我们每人一斤，那是出国的，所以我旅行包里全是茶叶了。”

功夫茶高手冲泡出口铁观音，也不枉这一门精致茶艺。信上那一句略带调皮的“李先生”，让人想起张恨水在炫耀他的茶生活：年轻弟弟们，你还用我向下写吗？

早在 1958年，巴金去北京开会期间，两人就在书信中讨论过买红茶的事。是年 1月 27日，在写给萧珊的信中，巴金说自己买了半斤滇红和一听印度咖啡，他问萧珊是否要买祁门红茶。萧珊回信说，她也买了红茶，是在百货公司买的，有两种价，一种九角，一种五角，每样买了六两，买不买祁门红茶，让巴金做主。一周后，萧珊在信中又说：“北京有好红茶，不妨再带点来。”收到萧珊的信后，巴金又复信称“茶叶只买了半斤，白糖还没买。星期天去过一趟，要排队。这两天特别忙，连去百货大楼的时间都没有。临行前只要能抽出工夫，会去买的。”

1972年 8月 13日，萧珊与世长辞，去世前一直念叨着巴金的名字。“她的满头黑发铺撒在停尸床上。她那肝肠寸断的李先生穿着不整洁的白衬衫站在她的旁边。”而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陪伴着他度过那些喝茶、写作、译书的日子，直至 2005年。巴金说：“这并不是萧珊最后的归宿，在我死了以后，将我俩的骨灰合在一起，那才是她的归宿。”

杭州喝茶情结

萧珊是浙江人。浙江名胜中，以杭州西湖为胜，所谓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差不多与巴金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在西湖喝过茶。顾颉刚年轻时在杭州买过茶，还有过关于过“雅生活”的畅想。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张恨水、李叔同、丰子恺、马一浮、苏曼殊等人都在西湖喝过茶。

巴金祖籍浙江嘉兴，这是鲁迅把他引为小老乡的原因。1930年10月，巴金第一次游西湖，此后数年间，他几乎年年都会去杭州西湖。巴金挚爱在杭州喝茶，不仅因为牵动了其家乡情愫，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他和妻子共同的回忆：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方令孺好友梁实秋总结在西湖喝茶的好处，道是善地、美景、佳茗、美食四美俱全。在丰子恺的观察中，在白堤喝茶还是安全的。有了萧珊和朋友们的陪伴，巴金这茶喝得更是有情有味。

六十年代中从六〇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

巴金夫妇一生温暖了很多人，也被很多人温暖着。在朋友们身上，他真正让一杯清茶上升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1961年，巴金来到西湖，与老友方令孺一起过端午节，喝茶叙旧：

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们也只是谈一些彼此的情况，去几处不厌的地方（例如灵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两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谈谈、走走、坐坐，过得十分平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友情的温暖。

方令孺是青岛“饮中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另外七人分别是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闻一多、陈季超、黄际遇、刘康甫。这些人中，黄际遇是美食家，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是好茶的生活家。

杭州“三潭印月”，摄于 1924-1940年。 杭州西湖，摄于 1924-1944年。

20世纪 80年代，巴金去到杭州，喝着龙井、赏着桂花，情不自禁地说道：“这就是郁达夫在《迟桂花》中写到的情景啊……”这种情景，郁达夫 1932年在杭州时说得很清楚，“说着，她就走近了桌边，举起茶碗来请我喝茶。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在茶里又闻到了一种实在是令人欲醉的桂花香气。掀开了茶碗盖，我俯首向碗里一看，果然在绿莹莹的茶水里散点着有一粒一粒的金黄的花瓣”。

《迟桂花》也是鲁迅在上海时，经常向人提起的名字。其时，上海故人中，爱妻已逝，故友零落，巴金坐着轮椅在杭州鲁迅的塑像前，如同一尊新立的雕像。同样的沉默，发生在 50年前的上海，在《家》（发表时名为《激流》，1933年发表单行本时，才改为《家》）发表的第二天，巴金听到大哥（小说中觉新原型）自杀的消息。“我的小说星期六开始在报上发表，而报告你的死讯的电报星期日就到了。”

旧成都茶生活

在巴金身上，上海的“新”和成都的“旧”是人们观察他文学遗产的重要切入点。时间点是 1923年，他离开成都，前去上海、南京等地学习。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的代表作《家》《春》《秋》，大哥的自杀，似乎更加坐实了巴金与旧社会的决裂。小说中，与巴金一样，觉慧最后离开了那个四世同堂的旧家庭，去追求他的理想。

巴金出生的年代，正是旧成都茶馆生活的鼎盛时代。崔显昌总结说，旧成都有三多，即“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据崔氏所说，当地二百多条街，有四百多家茶馆。20世纪 20年代，湖南人舒新城从南京前去成都教书，旧成都茶馆业的繁荣热闹让这个外乡人特别震撼，直言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

茶馆虽然多，可是店面又并不小，最小的都有三四间门面，大的常十余间以至数十间。座位大概为竹制的靠椅，每家总可容座客数十以至数百。以这样大的店面，这样多的座位，你以为各店决不会满座的——我不亲历其境，也要作如是想——可是事实上，无论那一家自日出至日晷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

不要小看这竹制靠椅，它是旧成都茶馆中的茶座设置一大特色。“椅子以四川盛产的楠竹为之。其椅脚的高矮、坐垫的软硬、椅背、扶手的角度和宽窄均很注意。茶桌一般及膝高，恰与坐时手的高度相宜，取饮甚便。”成都人在椅桌上不含糊，茶叶、用水、茶具也有自己的标准。他们喜欢喝茉莉花茶，但擅长做生意的店老板，会在不同的季节准备好杭菊、沱茶等，以应对不同的客人。茶具则是盖碗。成都平原受地形限制，按照陆羽用水的标准，无泉水可用，只好用江水和地下水。在当时，很多店铺都会特别挂出一个“河水香茶”的粉牌，用来招徕客人。作家李劼人总结说：

成都平原，地下水非常丰盛，一般掘井到八市尺便见水了。掘得深的，不过一丈到一丈四尺。百把人，只要一口浅井，随你如何使用，如何浪费，它总不会枯竭。但它也只能供你作为洗濯使用。因为它含的卤质和其他有害健康的杂质很多，勉强用来煮饭烹菜，已经不大卫生，若用来泡茶或当白开水喝，更不行。所以当时每条街上兼卖热水和开水的茶铺，都要在纱灯上用红黑相间的宋体字标明是河水香茶。河水，就是围绕成都城的那条锦江的水。每天有几百上千数的挑水夫，用一条扁担两只木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全凭肩头把河水运进城。

取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较之茶叶、茶具和座椅，这泡茶用水，可算是十分难得了。有如此舒服的椅子，茶叶、用水、茶具也颇有讲究，难怪茶馆里人满为患。那么，都是些什么人泡在茶馆里呢？

坐在这些地方的客人，并无衣服褴褛的所谓下等社会的人，除了极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

泡茶馆可不像在家里喝茶，是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在茶馆中，花费如何呢？

成都人喝茶。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在茶馆里坐一日，若仅只喝一壶茶，所费不过一百或二百文——合大洋三分或六分.——.就是吃一顿面也不过费三四百文，再加一二百文的点心，每日也不过费大洋二角。

在茶馆喝茶付钱虽然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收钱对于茶馆的堂倌来说，却不容易应对，这是一份靠真本事吃饭的差事。他们既要精通“提壶羼水”，又要善于察言观色，“起眼看人”。收钱时，尤其显功夫，要分情况对待，同一伙人叫着“我付钱”，但有的是真心想付，有些人是做做样子，你要去判断，“收真不收假”。如果是老主顾和生面孔一起，要懂得照顾熟客，维护他的利益，生面孔有不确定性，收一回算一回，即“收生不收熟”。穷人和富人在一起，当然收富人的。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顾客秉性各异，即使是熟客，也会发生一些突发情况，这个时候，一个训练有素、懂得随机应变的茶倌可就起到大作用了。至于“提壶羼水”，更是硬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一把铜壶装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上满堂穿花，在应对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羼个“仙人过渡”；从茶客头上弄个险，但又滴水不洒叫“雪花盖顶”；桌上的茶碗刚羼满，手上的茶碗又从水头上巧妙地切入，来个“金蝉脱壳”：左右手各执一壶同时羼一碗，叫做“二龙戏珠”；水满手不停，幺拇指轻轻一勾，茶盖子便稳稳地扣上碗口，名曰“海底捞月”等等。

这些人在茶馆里，各自经济实力不同，消费内容不同，目的也不相同：

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

旧成都茶馆林立，是很多川籍作家共同的记忆符号。以茶相伴，在茶馆中挥笔写出好作品，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们的共同习惯。李劼人的小说是以他在成都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写成的，书中全部茶馆、街道和公园都是实名。张恨水居住在北京时，经常出入中山公园，写出了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巴金与萧珊在贵阳结婚后，也经常出入于当地一家茶馆，后来写出了小说名篇《憩园》。巴金的代表作《家》《春》《秋》，也是取材于他在成都的生活经历。

茶馆生态圈

郁达夫看不起家乡那些懒散的“蟑螂”，李劼人不喜欢“无本事吃闲饭的人”，但这两类人偏偏都寄居在浙江和成都的茶馆中。如果换一个视角，从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旧成都茶馆，更能说明事情的本质。李劼人认为，茶铺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具有三种作用：各业交易的市场.；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作为中等收入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

当时民居场地有限，家里来了客人，往往招呼一声“走，口子上吃茶”，便是去日常待客之街。茶馆作为评理的场所，往往两方之间产生矛盾了，在不进衙门的情况下，多选择在茶馆，请有身份、有地位或德高望重者主持讲和，叫“讲茶”。旧时人们可资娱乐的方式有限，作为集会场所，茶馆往往也是看戏的好地方，“打围鼓”是那时成都人的娱乐项目之一。

成都茶馆生活。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1949年。

作为交易市场，这也许才是成都茶馆高朋满座的一个核心因素，小商贩们进出茶馆，叫卖一些零食、纸烟和瓜子，唱戏的或固定在某个茶馆或流动于不同的茶馆，最后都是为了换取生存所需的经济收入。

为了某种共同利益，商贩们往往聚集于某个固定的地方，形成某种组织，以求互通消息，或谋取集体行动之便。对此，崔显昌有着清晰具体的概括：

旧成都的三百六十行，多以某茶馆为中心，形成其有形或无形的“同业公会”。届时聚会，了解行情，洽谈业务，这就是俗称的“帮口”。帮口各据茶馆。如春熙路的“饮涛”属“金银帮”，东大街的“包馆驿”属“棉纱帮”。南门火巷子属“米粮帮”，安乐寺属“纸烟帮”和“西药帮”，中山街属“鸽子帮”，百老汇属“雀鸟帮”，安顺桥头及天灯巷口属“布壳帮”等等。茶馆几乎成了各帮口的办公室。

由于历史原因，四川袍哥的势力在那时可以说渗透于每一个茶馆，使得成都茶馆平添了一分现实的江湖色彩。“茶馆既是地方上军、政、绅、商各界人士常涉之地，很自然地成了袍哥码头的联络处。”袍哥是游离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特殊群体，又参与塑造正常的社会秩序。

成都人的茶馆生活是惬意的，“有座、有茶、有趣”，有座和有茶，都易得，但有趣的氛围却是成都独有的。20世纪 20年代，亲自体验过旧成都茶馆生活的舒新城总结说：“这许多的男女在茶馆戏园中度日子，你将以为这样地耗费时间与金钱，未免太可惜！你如果这样想，你之愚蠢真不可及。你要知道钱是以流通而见效用的，用钱又以能满足欲望为最有价值：他们的欲望既在此，每日用去几文自然是‘得其所哉 !’……我深幸能于此时得见这种章士钊所谓农国的生活，更深愿四川的朋友善享这农国的生活。”

历史学家王笛后来观察旧成都茶馆，他对舒新城的这段评价，给予了正面回应：“显然，他很欣赏而且试图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当时西化的精英对成都茶馆的批评日趋尖锐，认为人们在那里浪费时间和钱财。像舒新城这样著名的教育家和新知识分子对茶馆进行辩护，应该说是一个异数，特别是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抨击传统、拥抱西方正在成为一种时髦。”

在成都茶馆氛围中长大的巴金，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州茶馆，也有一分细致的观察：“广州人一天总有大部分的时间消磨在茶馆里面。许多人一天总要进三次茶馆。在习惯上规定的饮茶时间内，每个茶楼里都没有空座位。每一张桌子上都有人在高谈阔论。每隔几分钟伙计就端了一笼点心出来，高叫着走过每张桌子，各人便可以尽量地随意挑选他爱吃的点心。但这时间一过，茶馆里又变得像沙漠般的荒凉了。”广州人吃早茶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成都茶馆生活，也从未改变。

巴金的茶友圈

旧成都的生活经历给了巴金丰富的创作素材，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他也因茶结缘，收获了温暖一生的友情。他曾说：“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

他与朋友们相聚，喝茶也是常有之事，即使是在蜗居上海的清贫日子里，巴金夫妇也表现出了恰当的待客之道。比如曹禺就经常去他们家蹭饭，他们的友谊也延续了几十年。在巴金晚年生病住院的日子里，年过古稀的曹禺夫妇赶来陪他过除夕。“文革”过后，巴金还很怀念“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的日子。

川籍作家中，很多人都与巴金交好，外地作家中，不少人与他相交一生。在我的印象中，在四川籍好茶的作家中，李劼人不得不提。他不仅擅长写小说，还曾经在成都指挥街开过饭馆，李劼人开的饭馆名叫“小雅”，取“雅俗共赏，小大由之”之意，厨师和跑堂主要是他们夫妻两人，菜做得很有特色，很多人慕名前去吃饭。20世纪 50年代，日本人桑原武夫在他的饭店吃过一次饭，三十年后还念念不忘。

巴金与朋友在一起喝茶

李劼人比巴金年长十几岁，他生性幽默，跟巴金又是好友，有一次去北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遇到巴金，顺口就说.：“老巴，把你的‘标点符号’拿点来吃嘛！”与两人都有交情的沙汀解释说，这是说巴金著作多，稿费多，可以拿点出来聚餐。李氏是五四运动后，现代文学史上写历史小说的名家。他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以日常生活和风俗为题材。李劼人除了写作，还开办实业，坊间相传他赚了很多钱，一个军阀连长就动了歪脑筋，派人把他八九岁大的儿子绑架了。最后，在袍哥大爷的帮助下，花钱消灾，才把人救了出来。李劼人把这些放到小说中，而成都茶馆在李氏笔下，更是活色生香，是老成都的“特景”。

1987年，巴金与友人在李劼人故居合影留念。

1962年，巴金得到李劼人去世的消息，在日记中写道：“我也难找像他那样的朋友。”1987年，巴金回到家乡成都，九十二岁的张秀熟、八十三岁的巴金及沙汀、艾芜、七十三岁的马识途一起品茶过中秋。同年十月，巴金与张、沙、马等人专程拜谒李劼人故居，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一行小字：“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我来迟了！”

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与巴金的交往超过六十年，一直视他为挚友和畏友。1936年，《大公报》派萧乾去上海筹备相关工作，负责编辑天津上海两地的《大公报 .文艺》，巴金对他的工作十分支持。当地有一家广东人开的“大东茶室”，巴金、萧乾和其他文艺界人士经常在这里聚会，大红袍搭配小笼包，边吃边聊，互相支援稿件。萧乾一生自承受益于巴金甚多，很怀念那段“沏一壶茶，顺手从手推车上捡几件点心，就可以泡上大半天”的快意生活，以至于后来萧乾把巴金招待失意朋友吃饭的饭局叫做“大东茶室”。

1932年，巴金与沈从文相聚于上海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两杯清茶下肚之后，两个性情都有些木讷的青年名作家相谈甚欢，引为挚友。巴金还帮沈从文解决了书稿出版的问题，让他预先领取到稿费。囊中充足，买好了礼物之后，沈从文到苏州拜见张兆和父母的大事也很顺利。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结婚，成就了一段良缘。后来沈在家书中总结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文革”中，沈从文受到冲击，做起研究文物的工作来，巴金坚持前去看望他，老友相见，依旧是一杯清茶在手。

在上海时，巴金是鲁迅看重的青年作家，他后来进入出版领域后，也像前辈们一样，着重发现和培养种子选手。曹禺的代表作《雷雨》是他一手发掘并发表的，萧乾、臧克家、刘白羽等人的处女作都是在

1987年，巴金在李劼人故居留言。

巴金手上出版的。后来，巴金写过多篇怀念鲁迅的文章。而新雅茶室的场景，在萧乾等人的记忆中上升为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1936年的上海，巴金的茶友还有鲁迅、戴望舒、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但等到抗战胜利后，巴金一家人重返上海原居地霞飞坊 59号时，只有年幼的周海婴时不时帮他敲碎新买的茶砖。巴金晚年曾说，一生喝过两次好茶，两次都在上海的文艺会堂，两次都是喝毛峰，一共付了一角钱。他日常生活中爱喝沱茶、红茶。一生中，云雾、毛尖、龙井、香片喝过，乌龙茶、枸杞茶、白糖茶也喝过。2005年，上海，没有成都茶馆的氛围，很多老友已经凋零。巴金去世前，只能吸吮流汁。他生前最后一次喝的茶是菊花茶。

1982年，巴金在上海。

慈眉善目的弘一法师，1937年摄于上海。

李叔同：结社与雅集

李叔同（1880.-1942）完美诠释了如何去过像一杯清茶般的有意义的生活，过绚烂的生活也许很容易，把日子过得平淡反而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打磨。悲欣交集，既是自我认同，也是智慧的表达。

1918年，一个杭州教师遁入空门，削发为僧，将一生剖为两半。从此，尘世的归于尘世，佛祖的归于佛祖。他的前半生，叫李叔同，后半生叫弘一法师。一世人生，两份精彩。在他那个时代，大概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叫李叔同的前半生，他是走路都掉才华的牛人，叫弘一法师的后半生，他是精研律宗的慈悲僧人。李叔同的才华和成就，无数次被人提起，佛门高僧的修为也受到许多人推崇。在佛教界深孚众望的赵朴初评价他“无数珍奇耀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今天，我们重点来说他与茶的故事。

天津茶业

天津人爱喝茶，天津的茶业像其他行业一样，很繁荣。在李叔同出生前的 1857年，后来名动津门、影响及至全国的茶叶铺“正兴德记”被正式命名。在全盛时期，每年销售茶叶 330多万斤，利润 20万元，成为天津茶业的一面旗帜。

天津人有喝茉莉花茶的传统。正兴德记就严格把控花茶的质量，先用安徽六安茶、浙江毛峰茶及黄山和街源烘青进行原料拼配，按三三四的比例混合后，最后在冰心的家乡福州加花熏制。这样做出来的茶销量非常大，毛利在 20%左右。正兴德记也卖红茶、龙井、普洱茶和乌龙茶。

2014年天津茶博会期间，我们与当地朋友白阿姨、刘岱岳兄、刘氏昆仲（忠雄、忠杰）聊起茶叶市场。他们说，近几年福建茶在天津很受欢迎，而普洱茶才刚兴起。但从天津的传统来说，这些茶不过是又回到天津人的日常生活中罢了。

天津街景，拍摄于 1924-1944年。

名士赵元礼观察天津，说“七十二沽沽水阔，一般风味小江南”，他的前辈们说得更直接，“十里鱼盐新泽国，二分烟月小扬州”。渔盐之利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繁荣。津门李家的财富积累与盐业息息相关。这样的人家，琴棋书画诗酒茶，自然不在话下。天津河北区的海河河畔有一条“粮店街”。昔年，粮店街是天津粮食的集散地。李家发迹后，买下河东粮店后街六十二号（新牌六十号）作居所。

这是一个田字形的四合院。1880年，李叔同就出生在这里。其父李筱楼是进士，与张爱玲的外祖父李鸿章是同科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847年），也是好友，曾做过吏部主事，后来辞官经商。李叔同出生时，父亲已经 68岁，而母亲才 20岁。他是李家活下来的第三个儿子，小名“三郎”。1897年，李叔同与俞氏小姐喜结连理。俞家住天津芥园庙附近的青龙胡同，也经营茶叶，实力虽不及“正兴德记”穆家，却也算得上当地名家。俞家在茶叶行当中，以守信著称，李叔同家里日常喝的西湖龙井，就是俞家的茶叶店按时供应的。

1900年，一个德国士兵到粮店前街一家水铺要开水冲咖啡未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冲突。1902年，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奥国驻津副领事签订了《奥租界设立合同》十三条，包括李家所在地粮店后街等占地面积 1030亩的区域划归奥匈帝国。徐凤文先生撰文回忆说：“租界当局在东浮桥（今金汤桥）附近修建了领事馆，重修了与东浮桥连接的大马路，红牌有轨电车开通后奥租界大马路一带颇为繁华，沿大马路一线商店、戏院、茶园、菜市场、饭馆鳞次栉比。”2003年，李叔同旧居被拆除。后来，政府在海河边重新修建李叔同旧居纪念馆。馆内陈列着茶壶、茶盏、茶盘和青花盖碗。据说，李叔同年轻时，手书过一首茶诗：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人元稹，从诗的形式来说，人们常叫它宝塔诗。冰心曾经写过此类诗嘲笑老公吴文藻。李叔同自小就受到过很好的教育，研读中国传统诗词，并学会了算术和外文。17岁时，还跟随天津名士赵元礼学习过诗词，后来两人成为忘年交。李叔同得空就会上赵家读书学习，累了，两人就在一起促膝长谈，品茶论文。有良师指导，学业自然更上一层楼。这从李叔同留下的诗词，可以得到印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18岁那年，因时局动荡和家族内部原因，李叔同伴随母亲前往上海。李家有产业在上海，可以就近照顾。在上海，李叔同结识了很多朋友，与许幻园等人义结金兰，还考入蔡元培当校长的南洋公学继续深造。他的茶友中，还有大名鼎鼎的黄炎培。期间，李叔同写了一首咏山茶花的诗：

瑟瑟寒风剪剪催，几枝花放水云隈。

淡妆写出无双品，芳信传来第二回。

春色鲜鲜胜似锦，粉痕艳艳瘦于梅。

本来桃李羞同调，故向百花头上开。

“天涯五友”之一的许幻园颇有资财，上海城南草堂便是他名下产业之一。李叔同陪伴母亲寄居上海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座豪宅中度过的。“五友”之一的张小楼有个女婿叫李公朴，后来被特务暗杀于昆明。愤怒的闻一多为他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也死于非命，给茶馆“莫谈国事”的警告标语染上了悲壮的色彩。1905年，李母病逝，李叔同东渡日本求学。期间专注于音乐、绘画和戏剧。他创办戏剧社，男扮女装，出演《茶花女》女主角玛格丽特。事后，李叔同写下《〈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

东邻有儿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

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

拆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

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李叔同出演茶花女是为了筹集善款，义不容辞，演出本身也展现了他极高的艺术修为，甚得当时日本戏剧界人士的称赞。事后赋诗，则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因为“中原滚地皆胡尘”，是指祖国正灾难深重。李叔同在日本时，还画过一幅水彩画，叫《山茶花》，并配有半阕《减字木兰花》：“回阑欲转，低弄双翅红晕浅。记得儿家，记得山茶一树花。”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回国，曾短暂回到天津出任教职，并于 1912年春回到上海。期间，李叔同还不时喝番茶（日本绿茶），这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养成的习惯。

《茶花女》演出结束后，尚未卸妆的李叔同与同学合影留念。

南社雅集

南社两畸人，这是南社创始人柳亚子说的，指的是李叔同和苏曼殊。

1907年，柳亚子召集友人在苏州虎丘雅集，商议成立南社事宜。1909年，南社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反抗清政府的社团组织。在柳亚子的带领下，从 1909年到 1923年新南社成立之前，举行了十几次雅集，通常的流程就是喝大酒、吃大餐、茶话、拍照、出集子。南社社员从十几人发展到上千人，网罗了上海、苏州、杭州的众多文人。

1912年，李叔同离开天津来到上海，成为南社社员。是年 3月13日，他参加了南社的第六次雅集，题写了南社社员通讯录的封面文字。他同期成为《太平洋报》主笔，编辑画报副刊。苏曼殊也隶属于这个报纸阵营，他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就是由李叔同编辑发表的。1916年，李叔同参加了南社的第十五次雅集，依旧是吃饭、茶话、拍照、出集子。1912年 5月，《南社丛刊》第五期就发表了李叔同的《满江红 .民国肇造志感》，为李叔同关注时事、直抒胸臆地绝唱：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华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上海夜色，拍摄于 1924-1940年。

李叔同参加南社雅集，负责设计并题写标题的通讯录封面。

第十五次雅集是在上海愚园举行的，李叔同还是负责题写通讯录封面文字。但早在四年前的秋天，报纸停办之后，他就赴杭州教书去了。这次赶回来，除了南社这个组织的原因，更多或许是由于他对上海友人的感情。遥想当年，“天涯五友”是何等快活自在，风头之劲，一时无二，还有那些在“上海书画公会”品茶读画的日子。

1926年，弘一法师回到上海，曾经专程去城南草堂旧址看过，但昔日豪宅，已经被五金店商人买下，变成了“超尘精舍”。

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培养了很多人才，包括：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曹聚仁、吴梦非、李鸿梁、吕伯攸等。在杭期间，李叔同多次畅游西湖，过着悠闲的茶生活。直至他出家为僧，从儿时就养成的喝茶习惯，一直伴随着他。

弘一法师

顾颉刚1911年去杭州游玩时，对西湖迷恋不已，还有来此定居的想法，“俟此生天职既毕，再谋结庐，庶不有负于此胜尔”。他曾于 1912年北上，去济南庆商茶园喝茶听戏。是年，李叔同从上海去到杭州，教书育人。林语堂、胡适、郁达夫、巴金等人都去喝过茶的西湖，在李叔同看来，另有一番情趣。教书期间，李叔同、夏丏尊、姜丹书三人夜游西湖，李叔同作《西湖夜游记》记之：“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

1913年，李叔同写信给南社友人陆丹林，引用袁宏道（号石公）《西湖游记》中的词句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并特别提到治印七枚、端州旧砚和曼生壶：

昨午雨霁，与同学数人泛舟湖上。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首，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态，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惜从者栖迟岭海，未能共挹西湖清芬为怅耳。薄暮归寓，乘兴奏刀，连治七印，古朴浑厚，自审尚有是处。从者属作两钮，寄请法政。或可在红树室中与端州旧砚，曼生泥壶，结为清供良伴乎？著述之余，盼复数行，藉慰遐思！春寒，惟为道自爱，不宣。

丰子恺绘弘一大师遗像。

西湖喝茶，更是李叔同一生的美好记忆，“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昭庆寺旁的茶馆、湖心亭也是李叔同常去吃茶的地方。某次，为了避开某名人演讲，他干脆约了夏丏尊去湖心亭吃茶。那次，夏氏说了一句，“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夏说这话，也许只是针对此事有感而发，但李叔同听者有意，认为这是他出家的一个远因。教书期间，李叔同带着茶等物品到虎跑寺实践了从报纸上读到的断食方法。根据他的《断食日志》记载：

十一月廿二日，决定断食。

到虎跑携带品：……日记纸笔书，番茶，镜。

十二月一日，晴，微风，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一日。

三日，晴和，五十二度。……饮梅茶二杯。

六日，晴暖，晚半阴，五十六度。……三时醒，心跳胸闷，饮冷水橘汁及梅茶一杯。……八时半饮梅茶一杯。

九日，晴，寒，风，午后阴，四十八度。……自今日始不饮梨橘汁，改饮盐梅茶二杯。

十五日，晴，四十九度。……拥衾饮茶一杯，食米糕三片。……又食米糕饮茶，未能调和，胃不合，终夜屡打嗝儿，腹鸣。

十六日，晴，四十九度。……七时半起床。晨饮红茶一杯，食藕粉，芋。

十七日，晴暖，五十二度。……拟定今后更名欣，字叔同。

断食期间，李叔同饮过的茶有番茶、红茶、梅茶、盐梅茶等数种，吃过的食物有粥、青菜、芋、米汤、米糕、藕粉等，水果则有梅、桔、梨、橘、香蕉、苹果等，有时是喝水果汁。据他自己的说法，断食后，精、比以往更好，而这次断食也是他出家的近因。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从此开始了属于弘一法师的生活，主要在浙江和福建两地活动。茶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他的学生吕伯攸回忆说：“虎跑寺有泉水，清冽而稠……戊午仲夏，业师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先生披剃于该寺。余曾偕学友数人，一度往访。师出龙井茶，汲该寺泉水，烹以饷余等。 ”至 1926年，两人尚有书信往来。

李叔同晚年，在泉州度过，直到 1942年圆寂，世寿 62岁。从茶的角度来说，他生在茶销区天津，终于茶乡福建，仿佛宿命般，与茶保持了不间断的关系。离泉州不远的产茶区漳州，就是林语堂的家乡。林语堂评价他：“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杭州西湖，摄于 1924-1940年。

苏曼殊西装图

苏曼殊：传奇茶僧

苏曼殊（1884.-1918）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燃烧得过于快速。但那瞬间绽放的绚烂提醒我们，按照你的本性去生活，如同喝茶一般，不仅是解渴，还展现了浪漫气质。随性吃茶去，多情乃佛心。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即夏天的蚊子和庙里的和尚。其中一个和尚叫苏曼殊。郁达夫好茶，好吃藕粉，苏曼殊也有同好，他们还都爱美人。郁达夫跟王映霞坦白：“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苏曼殊则说，“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糖僧苏曼殊

与朋友通信，苏曼殊有时署名“糖僧”，他好食糖果、暴饮暴食是出了名的。1912年，苏曼殊写信给某君，言及“日食摩尔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送糖给苏曼殊，那是正中他下怀，“今得广州书，复承远颁水晶糖女儿香各两盒，以公拳挚之情，尤令山僧感怀欲泣”。朋友邵元冲送过不少糖给他，苏去信答谢：“摩尔登糖二百三十七粒，夹沙酥糖十合，红豆酥糖十合，敬领拜谢。”

糖果之外，苏曼殊对烟、酒、茶同样喜爱，生病时，还用鸦片进行治疗。他在杭州写信给刘半农说，闲得无聊，只得抽吕宋烟解闷。他还和柳亚子抱怨：“欧洲大乱，吕宋烟饼干都贵，摩尔登糖果自不待言。”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恐不能骑驴子过苏州观前食紫芝斋粽子糖，思之愁叹”。苏曼殊还发明了一种新式吃法，“以中华腐乳涂面包”，认为腐乳可媲美外国牛油。但他认为：“牛乳不可多饮，西人性类牛，即此故。”有人总结说：“曼殊的贪吃，固然是他的天真烂漫；实则这样的纵欲无度，底里总不免带有自残的意味。”

苏曼殊曾经三次出家，又三次还俗。当僧人时，他是“行云流水一孤僧”“芒鞋破钵无人识”。日常生活中的僧俗之别，在他那里，没有严格的界限，穿着袈裟出入妓院“吃花酒”，也是常有的事。柳亚子在《苏曼殊全集》中回忆说：“我们的同吃花酒，就在此时，大概每天都有饭局，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

1910年5月，苏曼殊写信给高天梅，信末说了一段喝醉酒的趣事，“前夕，商人招饮，醉卧道中，卒遇友人扶归始觉。南渡以来，惟此一段笑话耳”。南社一向有雅集的传统，吃大餐、喝大酒、茶话、拍照、出集子。苏曼殊写的诗，多在《南社丛刊》上发表。1911年 11月，他写信给柳亚子，念念不忘的还是美食和相约雅集.：

昨夕梦君，见媵上蒋虹字腿，嘉兴大头菜，枣泥月饼，黄垆糟蛋各事，喜不自胜；比醒则又万绪悲凉，倍增归思。“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如腊月病不为累，当检燕尾乌衣典去，北旋汉土，与天梅、止斋、剑华、楚伧、少屏、吹万并南社诸公，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亦足以稍慰飘零。亚子其亦有世外之思否耶？

茶僧苏曼殊

在茶史上，饮茶对于僧人有特殊意义，而僧侣群体对于饮茶文化的传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曼殊的父亲叫苏杰生，今广东珠海人。苏杰生年轻时在日本横滨经商，壮年之际将茶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名重一时。苏曼殊出生在日本，一生经历堪称传奇。他精通多种语言，又集多项才能于一身。在其日常生活中，茶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在《燕子龛随笔》中，苏曼殊坦言：“余年十七，住虎山法云寺。小楼三楹，朝云推窗，暮雨卷帘，有泉，有茶，有笋，有芋。师傅居羊城，频遣师见馈余糖果、糕饼甚丰。”

苏曼殊描述的这种生活环境和氛围，与他齐名的弘一法师和八指头陀都有过深刻的体验。有泉有茶有方法，即可进入陆羽推崇的境界。除此之外，苏曼殊还有糖果和糕饼作茶点。他在诗中写道：“丈室番茶手自煎，语深香冷涕潸然。”这里的番茶，李叔同在虎跑寺过断食

日本东京，20世纪 30年代。

茶室里的女孩们，20世纪 30年代，日本京都。

生活时，也曾带去饮用过。番茶是日本茶中比较亲民的一种，等级不高，“原料取老叶或较硬的叶片，大致呈现扁平状。原料来源有两种，一是采摘硬化之后的茶叶进行制造，另一种是粗制茶在加工成最后的成品前所挑剩的部分”。也有人认为，日本各地制作的特色茶，统称为番茶。打个比方，这个特色茶，就像如今云南各个山头产的茶，可以统称为“山头茶”。日本的京番茶有烟熏味，和下关沱一样。

因为喝茶的原因，苏曼殊对茶文字更加敏感。他曾经将《采茶词》编入《文学因缘》这本书中。这组《采茶词》是写胡适家乡徽州茶区的完整的系列组词，有三十首之多。原词是精通文墨的徽州人写的，采用竹枝词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传播徽州茶。根据后世学者的研究，组词作者本身就是一位徽州茶商，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曾将此词抄写在精美的纸张上送人，后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采茶词》亦见 Williams（威廉姆斯）所著 The Middle Kingdom（《中国总论》），系Mercer（默瑟）学士所译”。

在《文学因缘》中，苏曼殊把组词与李太白、白居易、林黛玉等人的诗放在一起，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审美趣味。从茶文化交流角度看，他对这组词的偏好，为我们留下了解读徽州茶的密码。他曾经有过一次靠近徽州的机会，最后却停留在离祁门很近的安庆教书。跟他一起喝茶的人叫郑桐荪，此人的家乡地处太湖流域，这里出产名茶碧螺春。

徽州茶因缘

徽商从事的行业中，茶业是四大支柱之一。胡适一家数代生存所需费用，全部是开店贩卖家乡茶叶所得。

我家在 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茶叶店。根据家中的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 ;川沙镇亦部分受劫。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圆）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从明朝开始，徽州茶总体上分属绿茶、红茶两个体系。红茶主产区在祁门一带，徽州其他五县，则主产绿茶。绿茶分为外销茶和本庄茶两大类。胡适家在上海出售的茶叶，主要是绩溪名茶“金山时雨”。在徽州茶的发展过程中，商人和文人群体的作用举足轻重。文人对茶的审美趣味，会影响到茶叶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与销售。胡适成名后，胡氏家族中人炮制出“博士茶”，要借他的名号打广告，胡适回信说，代言家乡茶可以，代言“胡博士茶”不行。

“博士茶”非不可称，但请勿用我的名字作广告或仿单。无论如何，这张仿单必不可用。其中措词实甚俗气、小气，将来此纸必为人诟病，而我亦蒙其累。等到那时候我出来否认，更于裕新不利了。“博士”何尝是“人类最上流之名称？”不见“茶博士”，“酒博士”吗？至于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帜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向来嘲笑不通的人，往往说，“何不喝一斗墨水？”此与喝博士茶有何分别？

胡适一生钟爱徽州茶，在国外留学时，多次写信回家要茶。徽州茶中，松萝茶一度成为中国绿茶的代名词，而松萝茶在技术层面上的贡献，除了徽州外，在传播过程中，还影响到福建、湖南等茶区。这组竹枝词最有价值的就是松萝山采茶场景：

晓起临妆略整容，提篮出户露方浓。

小姑大妇同携手，问上松萝第几峰 ?（第 2首）

工夫那敢自蹉跎，尚觉侬家事务多。

焙出干茶忙去采，今朝还要上松萝。（第 20首）

手挽筠篮鬓戴花，松萝山下采山茶。

途中姐妹劳相问，笑指前村是妾家。（第 21首）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徽州，男性早早外出谋生，做了“徽骆驼”，采茶工作全部由女性承担。从徽商群体的角度来考虑，商业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劳动资本是“商业资本最原始的形态之一”。从徽州茶业的形态来考察，女性群体不仅承担了采茶工作，受制于气候的限制，种植茶树的农家妇女还要完成部分茶叶的初制。对此，《采茶词》中有非常形象的描述：

纵使愁肠似桔槔，且安贫苦莫辞劳。

只图焙得新茶好，缕缕旗枪起白毫。（第 19首）

乍暖乍寒屡变更，焙茶天色最难平。

西山日落东山雨，道是多晴却少晴。（第 23首）

但从鲜叶到成为商品的茶叶，中间还需特定的加工、包装和运输等环节，等运到上海，进入郁达夫观察下的茶馆、丰子恺描述中陪吃茶的上海红灯区时，不知多少人倒过手，费了多少人力、物力。但对苏曼殊这种手散、花钱如流水的人来说，吃花酒，喝徽州名茶，实在算不得什么。

始建于 1917年的上海世界为当时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摄于 1924 -1944年。

曼殊得钱，必邀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

曼殊于歌台曲院，无所不至，视群妓之尤如桐花馆，好好，张娟娟等，每呼之侑酒。

这些行为，都不是从小当过运茶童子的八指头陀和一生喝茶的弘一法师所能为的。苏曼殊在杭州期间，还与马一浮有过交往，两人喝茶聊天，都很敬佩对方。马一浮是浙江绍兴人，当年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一起参加科考，以第一名的成绩力压周氏兄弟，一生也好茶，是李叔同、丰子恺师徒的挚交。苏曼殊、鲁迅之间还闹过一次乌龙，说是鲁迅写过一首怀念苏曼殊的诗，云：“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后来，鲁迅发表声明打假，说此诗不是他作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大约也轮不到鲁迅来怀念苏曼殊，他们连喝一杯茶的交情都没有。

魂归茶区西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是年，苏曼殊在上海广慈医院病逝，李叔同出家为僧。巧的是，李叔同和苏曼殊的小名都叫“三郎”，对母亲的感情都很深。苏曼殊一生虽然短暂，只活了三十五岁，却交游广阔。他跟以柳亚子为中心的“南社”群体固然多有交集，跟孙中山、冯自由、陈少白亦有交往。在苏曼殊去世之前，蒋介石不仅给苏曼殊送医药费，还把他接到上海的寓所，让妻子陈洁如照顾他。

陈去病手绘苏曼殊墓地图

苏曼殊逝世之后，殡葬方案经孙中山首肯，最后才归葬于杭州西湖。他的墓距离弘一法师纪念塔很近，两人在上海时，曾为同事，喝过番茶。苏曼殊写过关于名妓苏小小的诗：“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苏曼殊同情苏小小，没想到却跟她做了邻居，两人在西湖的墓相距很近，大约可以从容约茶了。袁枚跟苏小小认过乡亲，还有苏东坡也在杭州当过官。.如此，大约得找一处敞亮的茶馆，才能容得下这许多人。

晚年丰子恺

丰子恺：有生命的烟、酒、茶

成年后，大概没有人像丰子恺（1898 -1975）那样实践自己的生活理念，与烟、酒、茶相伴一生。他是真的溺爱她们，为此还为她们建设了绝妙的共存空间 ——缘缘堂。这是一个灵与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当战乱开始，丰子恺被迫离开这个完美空间时，也没有放弃对烟、酒、茶的热爱，他只是轻轻地拿起画笔，记录那些充满生活趣味的喝茶场景和意境。

烟斗和盖碗。迈登斯（CarlMydans）摄于 1941 -1949年。

四次喝酒情境

关于丰子恺本人的酒生活，他不必担心有人比他描述得更好。金圣叹讲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林语堂有二十四快事，中年徐霞客回忆一生经历，总结了八次令他心醉神迷之事，丰子恺也有四次难忘的喝酒情境。

第一次在日本，“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阴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喝正宗黄酒，酒友“老黄爱调笑，看见年轻侍女，就和她搭讪，问年纪，问家乡，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泪来。于是临走多给小帐，约定何日重来。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

第二次在上海城隍庙，“两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这“过浇面”的浇头是分开装的，因为口语的差异，也叫做“过桥面”。丰子恺和老黄成了素菜馆的熟客，堂倌一见两人，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 !”

第三次在桐庐，与盛姓老翁对酌。“他的鼓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两人聊天，用花生米下酒，说的是老人的孙子，丰子恺用空话安慰老人，蹭喝了不少酒。

第四次在杭州，与朱姓钓虾者同饮。两人曾数次到岳坟吃酒，丰子恺是一斤酒配一盆花生，此人也叫一斤酒，兑三四只虾。虾是他自己钓的，在酒店现加工。丰子恺“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断定其是真酒徒，后来一问，还是仰慕他的读者。

三友：烟、酒、茶

丰子恺一生有四位良友：烟、酒、茶和唱机。“四友”经常出现在各种小画中，只简练的几笔，就描画出了友情的温度。那个夏天，他与朱自清等人喝茶毕，顺手画了一幅小画，照例有植物，芦帘上卷，一弯新月点缀着窗户的梦，两把竹椅，一张小桌，上置一把茶壶，四个茶杯。按照宋人的审美逻辑，是梅花提升了整个喝茶意境（“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丰子恺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这词也是宋人写的，全词为：“楝花飘砌，簌簌清香细。梅雨过，萍风起。情随湘水远，梦绕吴山翠。琴书倦，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寄，幽恨凭谁洗？修竹畔，疏帘里。歌余尘拂扇，舞罢风掀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天儿热，又有雨，睡了个午觉，就搞了点娱乐活动，消消暑气，最后淡淡地交待一句“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仔细想来，他们肯定是喝了茶的，茶可解暑。对那时的文人阶层来说，大概没有人能抵挡“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诱惑，也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社交媒介，更何况，那还是一个精巧的饮茶时代。杨万里推崇家乡的双井茶，瞧不上“日铸茶”和“建溪茶”。苏轼煎茶用个水都死抠烧水声。当皇帝的赵佶干脆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总之是想指导别人点茶的意思。

丰子恺享受这种茶聚过程，他觉得写一本操作指南，实在是大煞风景，就选择了绘画，以记录那些喝茶的日子。那时，他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与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刘叔琴等人共事。大家住得也近，屋子连着屋子，就轮流买酒，互相请客，一起喝茶闲谈。1924年，这幅漫画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杂志《我们的七月》上，是丰子恺的成名作。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郑振铎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只得赏画过瘾，“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朱光潜的逻辑在于：“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好比喝茶，渴汉只管满口吞咽，会喝茶的人却一口一口细啜，能领略其中风味。”

从器物的角度来说，这套壶杯，酒也喝得，茶也喝得，凭主客的兴趣和环境选择。丰子恺一生最爱绍兴黄酒，朱光潜观察他，“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丰子恺的看法是，“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日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大约，这就是一个素心人对另一个素心人的洞察与理解，以酒作喻，再恰当不过了。

同样的心境，延续到抽烟上，丰子恺的看法，既不功利，也无机心，他只是自觉每样物品都有它的生命。有一次，他新点了一支香烟，在痰盂上敲烟灰时，用力重了，整支烟就“溺死在污水里了”，觉得“比丢弃两个铜板肉痛得多”，丰子恺解释说：

因为香烟经过人工的制造，且直接有惠于我的生活。故我对于这东西本身自有感情，与价钱无关。两角钱可买二十包火柴。照理，丢掉两角钱同焚去二十包火柴一样。但丢掉两角钱不足深惜，而焚去二十包火柴人都不忍心做。做了即使别人不说暴殄天物，自己也对不起火柴。

《乡村茶坊》，作于 1935年春。

缘缘堂生活

缘缘堂是丰子恺魂牵梦萦的生活空间，承载了他太多的情感和寄托。他相信环境支配文化，从建筑到陈设，每一个细节都要达其所想，“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

修建期间，有朋友要送丰子恺一个黑人捧茶盘的摆件，他委婉地拒绝了。依照宋人王禹偁的观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丰子恺则认为以黑人为俑不人道，两人的态度取向是一致的。缘缘堂匾额是马一浮题写的，中堂老梅是吴昌硕画的，壁间对联是弘一法师手书的佛经。

丰家世居石门湾，亲友故旧甚多。缘缘堂落成后，五年间，丰子恺一家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平时里，与亲友们“清茶之外，佐以小酌，直至上灯不散”。而一年四季，生活于缘缘堂，又另有妙趣，丰子恺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对这种生活的追忆，像画卷一般徐徐展开：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在你的门前站岗。门内朱栏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的秋千亭亭地站着，檐下的铁马丁东地唱着。堂前有呢喃的燕语，窗中传出弄剪刀的声音。这一片和平幸福的光景，使我永远不忘。

夏天，红了的樱桃与绿了的芭蕉在堂前作成强烈的对比，向人暗示“无常”的至理。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的人物映成青色，添上了一层画意。垂帘外时见参差的人影，秋千架上常有和乐的笑语。门前刚才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挑来一担“桐乡醉李”。堂前喊一声“开西瓜了！”霎时间楼上楼下走出来许多兄弟姊妹，傍晚来一个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一种欢喜畅快的生活，使我永远不忘。

秋天，芭蕉的长大的叶子高出墙外，又在堂前盖造一个重叠的绿幕。葡萄棚下的梯子上不断地有孩子们爬上爬下。窗前的几上不断地供着一盆本产的葡萄。夜间明月照着高楼，楼下的水门汀好像一片湖光。四壁的秋虫齐声合奏，在枕上听来浑似管弦乐合奏。这一种安闲舒适的情况，使我永远不忘。

冬天，南向的高楼中一天到晚晒着太阳，温暖的炭炉里不断地煎着茶汤。我们全家一桌人坐在太阳里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堆着许多晒干的芋头，屋角里摆着两三坛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陪我写作到夜深，常在火炉里煨些年糕，洋灶上煮些鸡蛋来充冬夜的饥肠。这一种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永远不忘。

《子恺漫画》封面

缘缘堂，无论季节怎样变化，丰子恺“永远不忘”，“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1938年 1月，缘缘堂毁于战乱。但在这一年前的 11月 21日，丰子恺就带领家人逃难至他乡，“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因为它是一件灵与肉完全调和的艺术品。

八年间，丰子恺辗转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省份的多个城市，既过现实生活，也琢磨趣味。昔年，王禹偁被发配到黄州，办公之余，“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过得也很快乐。当唐德刚在沙坪坝泡茶馆时，丰子恺也在那里搭建了“沙坪小屋”。从 1942年到1946年，丰子恺一家在“炒米糖开水”“盐茶鸡蛋”的叫卖声中度过。在沙坪坝庙湾特五号，丰子恺坦言“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以至于后来他“酒味越吃越美”“酒量越吃越大”“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

1946年 7月 3日，丰子恺离开重庆，经绵阳、广元、汉中、宝鸡、郑州、武汉、南京，于 9月 15日抵达上海。之后不久，丰子恺回到故乡石门凭吊被毁的缘缘堂。漫画《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就是最好的纪念：一人一树一破屋，为民国版“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的真实写照，丰子恺只能从残存的线索一步步拼出缘缘堂曾经的相貌：

从寺弄转进下西弄，也尽是茅屋或废墟，但凭方向与距离，走到了我家染坊店旁的木场桥。这原来是石桥。我生长在桥边，每块石板的形状和色彩我都熟悉。但如今已变成平平的木桥，上有木栏，好像公路上的小桥。桥堍一片荒草地，染坊店与缘缘堂不知去向了。根据河边石岸上一块突出的石头，我确定了染坊店墙界。这石岸上原来筑着晒布用的很高的木架子。染坊司务站在这块突出的石头上，用长竹竿把蓝布挑到架上去晒的。我做儿童时，这块石头被我们儿童视为危险地带。只有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囝囝，身体好，胆量大，敢站到这石头上，而且做个“金鸡独立”。我是不敢站上去的。有一次我央另一个人拉住了手，上去站了一会，下临河水，胆战心惊。终被店里的人看见，叫我回来，并且告诉母亲，母亲警戒我以后不准再站。如今百事皆非，而这块石头依然如故。这一带地方的盛衰沧桑，染坊店、缘缘堂的兴废，以及我童年时的事，这块石头一一亲眼看到，详细知道。我很想请它讲一点给我听，但它默默不语，管自突出在石岸上。只有一排墙脚石，肯指示我缘缘堂所在之处。我由墙脚石按距离推测，在荒草地上约略认定了我的书斋的地址。一株野生树木，立在我的书桌的地方，比我的身体高到一倍。许多荆棘，生在书斋的窗的地方。这里曾有十扇长窗，四十块玻璃。石门湾沦陷前几日，日本兵在金山卫登陆，用两架飞机来炸十八里外的石门县，这十扇玻璃窗都震怒，发出愤怒的叫声。接着就来炸石门湾，一个炸弹落在书斋窗外五丈的地方，这些窗曾大声咆哮。我躲在窗内，幸免于难。这些回忆，在这时候一一浮出脑际。我再请墙脚石引导，探寻我们的灶间的地址。约略找到了，但见一片荒地，草长过膝。

《日月楼中日月长》

但家园已毁，前缘难续。族人买了很多酒来慰劳丰子恺，他痛饮数十分钟后，酣然入睡，次日就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丰子恺最后居住的地方是上海“日月楼”，马一浮的对联说得很明白，“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丰子恺在这里喝茶、读书、画画、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直至终老，一生未再迁徙他处。

茶画大家

中国茶画，在文人画中，并不显得突出，但艺术传统和文化心灵却是一脉相承的。茶画，从张萱到吴昌硕，都有所涉及，到了丰子恺，风格为之一变，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丰子恺是中国漫画的先驱，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是茶画。其存世茶画可分为三类：表现日常生活，为古诗词造相，抒发个人感情。这些画中，茶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结合得既质朴简单，又意境深远：

《黄昏》(1926)

《秋夜》（1926）

《茶壶的KISS》（1931）

《咖啡茶》（1932）

《吃茶》（1934）

《灯前自煮茶》（1942）

《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人不送迎》（1943）

《闲坐》（1946）

《月亮等我们》（1946）

《茶店一角》（1947）

《留客题诗夜煮茶》（1947）

《邻叟闲来无个事，一支烟管一杯茶》（1963）

自 1937年开始，丰子恺辗转流浪他乡，去过很多城市。1955年到 1966年间，他游历了莫干山、庐山、黄山、井冈山，也去了南昌、赣州、瑞金、抚州、景德镇、金华、扬州、杭州、绍兴、嘉兴、南浔、湖州、菱湖等城市，高山云雾出好茶，这些地方，多出名茶，这些城市，也是重要的茶叶消费区。在江西，丰子恺画了 6幅《采茶戏》，在黄山，他感叹“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人不送迎”，还说“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江西采茶戏》  《江西采茶戏》

丰子恺《山路寂寂雇客少，胡琴一曲代RADIO》

这 6幅《采茶戏》，在他的茶画中，具有某种唯一性。画是彩色漫画，重点表现人物的精神风采。采茶戏起源于茶农采茶时所唱的歌曲，与民间舞蹈结合后形成。江西采茶戏起源于赣南，分五大流派，流行于南昌、九江、吉安、宁都、萍乡、抚州、景德镇等地，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其传统剧目，除生活小戏外，以男女爱情为主，传统剧目数以百计。此 6幅画中，4女 2男，有老人，有年轻姑娘，画中人皆着戏服，有的挎着篮子，有的手执烟杆，正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

丰子恺的漫画，由他女儿编辑的全集传世，实际上也只是大部分存世漫画的汇编，自然不能反映丰氏漫画的全貌。因之，细分为茶画的画作，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丰子恺送给学生胡治均很多画作，“文革”期间，迫于形势，大多数被胡沉于江底（有几百幅），损失惨重。

现存漫画中，有一幅茶画.：有山、有云、有树、有茅屋、有篱笆，有拉琴人，招牌上有一个“茶”字，题字内容为“山路寂寂雇客少，胡琴一曲代 RADIO”。RADIO，指收音机，茶和收音机在一起，怎么看都有“混搭”的意味，丰子恺却是认真的，他只是如实地记录了人生中一次妙趣横生的喝茶经历。

那是 1935年的某个秋天，丰子恺与两个女孩去西湖山中游玩，遇到下雨。他们就近在一家小茶店避雨，喝着一角钱一壶的普通茶水，静静地等待雨过天晴。孰料，茶越喝越淡，雨却越下越大。两个女孩情绪都不好，丰子恺很淡定，还趁机实地体验了一把“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境界。那时，有个茶博士坐在门口拉胡琴，“这好像是因为顾客稀少，他坐在门口拉这曲胡琴来代替收音机做广告的”。不久之后，茶博士就停止了拉胡琴。为了安慰两个女孩，丰子恺向茶博士借了胡琴，上阵表演：

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从容地（因为快了要拉错）拉了种种西洋小曲。两女孩和着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一个女孩唱着《渔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着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们也齐唱起来，一时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曾经吃过七八年音乐教师饭，曾经用钢琴伴奏过混声四部合唱，曾经弹过贝多芬的鸣奏曲。但是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

这种融合经历、漫画和文字于一体的喝茶场景，可遇而不可求，在民国众大师的喝茶经历中，丰子恺大约算是独一份。

坐茶馆，绘好画

汪曾祺泡茶馆，泡出了学问，唐德刚泡茶馆，泡出了治学方法，丰子恺泡茶馆，是为了更好地写生绘画。在杭州时，他经常带着速写本坐在茶馆的栏杆边，记录下任何他感兴趣和有特点的人和物。丰子恺一生在很多地方画过茶画，茶馆是他钟爱的绘画场所。

为什么喜欢在茶馆楼上画呢？因为在路上画有种种不便 :第一，被画的人看见我画他，他就戒备，姿态就不自然。如果其人是开通的，他就整一下衣服，装一个姿势，好像坐在照相馆里的镜头面前一样。那时画出来就像一尊菩萨，不是我所需要的画材。画好之后他还要走过来看，看见寥蓼数笔就表示不满，仿佛损害了他的体面。如果其人是不开通的，看见我画他，他简直表示反对，或竟逃脱。因为那时(四五十年前 )有一种迷信，说拍照伤人元气，使人倒霉。写生与拍照相似，也是这些顽固而愚昧的人所嫌忌的。当时我有一个画同志，到乡下去写生，据说曾经被夺去速写簿，并且赶出村子外，差一点儿没有被打。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然而类乎此的常常碰到。有一次我看见一老妇和一少妇坐在湖滨，姿态甚好，立刻摸出速写簿来写生。岂知被老妇瞥见，她一把拉住少妇就跑，同时嘴里喃喃地骂。少妇临去向我白一眼，并且“呸”的吐一口唾沫，仿佛我“调戏”了她。诸如此类……

第二种不方便，是在地上写生时，往往有许多闲人围着我看画。起初一二个人，后来越聚越多，同看戏法一样。而这些人有时也竟把我当作变戏法：有的站在我面前，挡住视线；有的挤在我左右，碰我的手臂；有的评长说短，向我提意见 ;有的小孩子大叫“看画菩萨头!”(他们称画人物为画菩萨头。)这些时候我往往没有画完就走，因为被画的人，看见一堆人吵吵闹闹，他也跑过来看了!我走了，还有几个小孩子或闲人跟着我走，希望我再“表演”，简直同看戏法一样。

为了有这种种不方便，所以我那时最喜欢在茶楼上写生。延龄大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都是很好的写生模特儿 !

坐茶馆也有风险，丰子恺的《茶店一角》直接呈现了汪曾祺、老舍、闻一多都给过的警告：莫谈国事。这是一种独立于“打茶围”“唱围鼓”“吃讲茶”等情况之外的茶馆生态。现实生活中，丰子恺不但对上海青莲阁的“陪吃茶”保持高度警惕，在杭州对西湖“茶盘”也一样小心翼翼，两者都指向现实的危险：

丰子恺《茶店一角》

我由此联想到西湖上庄子里的茶盘：坐西湖船游玩，船家一定引导你去玩庄子。刘庄、宋庄、高庄、蒋庄、唐庄，里面楼台亭阁，各尽其美。然而你一进庄子，就有人拿茶盘来要你请坐喝茶。茶钱起码两角。如果你坐下来喝，他又端出糕果盘来，请用点心。如果你吃了他一粒花生米，就起码得送他四角。每个庄子如此，游客实在吃不消。如果每处吃茶，这茶钱要比船钱贵得多。于是只得看见茶盘就逃。

然而那人在后面喊：“客人，茶泡好了！”你逃得快，他就在后面骂人。真是大杀风景！所以我们游惯西湖的人，都怕进庄子去。最好是在白堤、苏堤上的长椅子上闲坐，看看湖光山色，或者到平湖秋月等处吃碗茶，倒很太平安乐。

尊重生命

苏曼殊、郁达夫、梁实秋诸人有一个同好，即喝完龙井之后，来一碗西湖藕粉。梁实秋总结说.：有善地，有美景，有佳茗，有美食，“四美”俱全。丰子恺也有“四事”，即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统摄这些的，表面看来，只是个人旨趣，内核却是敬畏之心、尊重生命。丰子恺除了在烟、酒、茶中看到生命气象以外，曾经还对一粒米饭展开过身世调查：

吃饭的时候，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在我的衣襟上。我顾视这颗饭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来：不知哪一天哪一个农夫在哪一处田里种下一批稻，就中有一株稻穗上结着煮成这颗饭粒的谷。这粒谷又不知经过了谁的刈、谁的磨、谁的舂、谁的粜，而到了我们的家里，现在煮成饭粒，而落在我的衣襟上。这种疑问都可以有确实的答案；然而除了这颗饭粒自己晓得以外，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调查，回答。

一番追问，虽然不免惆怅，但目光放远来看，丰子恺那些空灵、干净、纯洁、简单的漫画，呈现的却是中国文化之美。如同他的茶画一般，灵魂还是中国的。是那伟大的艺术传统和悲悯的文化心灵，提升了那些漫画的格调。

丰子恺一生坚持过艺术化的生活，心境平和淡定，常常从古人的身上去寻找精神共鸣，诉之于求，便形之于画。但是，这种寻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影响他一生的那个人，那年在杭州。他出家前叫李叔同，出家后，叫弘一法师。正是从他身上，丰子恺深刻理解了人是如何认真生活的。

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有些人从来不说什么，却能强烈影响你的生命进程。丰子恺观察下的李叔同“温而厉”，其人格会散发出力量。“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学习他，真心的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丰子恺 17岁入浙一师，受教于李叔同门下长达 5年，得其言传身教，如沐春风。所以，从精神上，他更容易理解李叔同一生的行为。他毕业后，几乎是按着李叔同的足迹来前行的，去日本留学，到学校教书，1927年，又皈依在弘一法师座下。这是两个认真生活的人之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 (或无力 )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 (或有力 )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抽烟、喝酒、饮茶，既是物质生活，也是精神生活，也有人将它们当做灵魂生活，在儒、释、道义理中互相启发和印证。而艺术来源于生活，更深植于内心的坚守与趣味。丰子恺这个著名的“三层楼”，既是解读老师出家的因缘，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世界观的坚守。如果你问世人，一个诺言要用多久的时间来兑现，他会用行动告诉你：“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丰子恺用长达 46年的时间，以慈悲心肠，秉承“护生即护心”的精神，画了 6集《护生画》，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唱。

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出现在丰子恺精神世界中的人物，有夏丏尊、马一浮、陈师曾、竹久梦二、夏目漱石等人；更远一些，还有很多，如陶渊明、王禹偁、苏东坡、归有光、张溥、徐霞客……中国历史上写诗的、写词的、画画的、喝茶的、写散文的，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很长。

年轻时，丰子恺激赏竹久梦二，认为他“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丰子恺也像梦二一般，将日常生活绘成一幅幅小画。他的挚友朱自清评价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 ——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壮年时，丰子恺将中国的古诗词译为一幅幅小画。一千多年前，苏东坡携酒游赤壁，有前后二赋记之，到了丰子恺这里，只取“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一幅小画，将相距千年的精神气质一下子贯通。画中人举杯相庆，仿佛在替苏东坡告诉我们：“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护生画初集》封面

张爱玲，传奇女作家。

张爱玲：上海往事，茶里人生

《红楼梦》中，妙玉出场论茶，那些锦衣玉食的公子小姐一下就懵了。张爱玲也论茶，只是更加隐晦。譬如园林中的借景，看起来宜人，却隐藏了太多需要解读的密码。张爱玲（1920 -1995）将人生悲喜凝聚成色彩鲜明的茶叶，加水，再沏成风情万种的茶。情要用水调，对张爱玲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张家的茶是苦的

张爱玲的身世和爱情，是对普通人好奇心最好的满足。她对自己的童年生活评价不高，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也很少。某些成长经历，冰心、林徽因、林语堂、郑振铎的同乡庐隐也有过。张爱玲被父亲关在屋子里，生病差点死了，庐隐一出生就被父母嫌弃，两岁时生一身疥疮，也差点死了。

但是，她们终究没有放弃自己。

庐隐写出好小说，约朋友在北京“来今雨轩”开讨论茶会时，张爱玲还是个婴儿。张爱玲后来说，出名要趁早，并以文学才情闻名于世。

张爱玲仿佛就是为了写小说才来到这个世界的。她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可见对她而言，显赫的家世并不足以称道。

她在文章中讨好读者，给人的感觉，却像斟茶人，给你续杯，同你聊天，时有动人心语，却绝不让你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她和姑姑住在上海的公寓里，在六楼看风景，“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张爱玲讲了一个故事：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

故事中的聂传庆和言丹朱都是外乡人。言父叫言子夜，是大学教授，和聂母冯碧落有过一段情。多年后，一个另娶，一个他嫁，各自组成了家庭。聂父把家搬到香港后，日常生活就是描金小茶壶伴着大烟枪，茶香缭绕，烟气弥漫，虚度光阴。当年，冯碧落是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随年深日久，终至腐烂，连坟墓也在屏风上。聂传庆是这段失败婚姻的副产品。随着母亲的早逝，父亲把对妻子的憎恨转嫁到儿子身上，再加上后母是一个不省油的灯。他又成了屏风上的鸟，二十年的时间，在精神上早就残废了。

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经常和姑姑住在一起，她认为姑姑的家“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在这里不仅能从容的喝茶聊天，心情不好时，摔东西也会特别痛快。“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

张爱玲在父亲留下的字迹中读出不一样的信息，“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而父亲在上海的家，“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

张爱玲有一个抽大烟的父亲和一个性格彪悍的后母，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关系紧张时，父亲不仅打她，将她关在黑屋子里，还扬言要用枪杀了她。言丹朱是张爱玲口中“一个合乎理想的女孩”，在小说中虽被虐待，却没有死。张爱玲也没有死，所以才会有《茉莉香片》这个故事，于她而言，茉莉香片是苦的。

上海青莲阁，摄于 1924-1944年。

上海青莲阁和公寓里的茶

丰子恺观察旧上海的“公共空间”，“四马路是妓女的世界。洁身自好的人，最好不要去。但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在上海，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地并行不悖，张爱玲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张爱玲大约没有去过青莲阁，她只待在公寓里，喝茶，读书，与姑姑聊天。如果你要进入她的领地，借助文字是可行的办法。苏州人周瘦鹃扶持过张爱玲，在自己主编的《紫罗兰》上签发了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为示感谢，张爱玲请他喝过英式下午茶，地点是上海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60号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家。周瘦鹃后来撰文记述此事，称赞张家点心、茶杯和点碟都十分精美。

另一个进入张家公寓的是浙江人胡兰成。他是主动的进攻者，从此，他的名字与张爱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各种解读张爱玲的起点和终点。才女遇到魅力大叔的故事和题材，再好不过了。才女喝茶，大叔也喝茶。大叔生在茶乡，也是才子，对胡村的采茶场景十分熟悉。

茶叶旺时，沿江村里来的采茶女，七八人一伙，十几人一队，一村一村的采进去，多是经过我家门前大路上。她们梳的覆额干丝发，戴的绿珠妆沿新笠帽，身上水红手帕竹布衫，各人肩背一只茶篮。她们在胡村一停三四天，帮茶山多的人家采茶叶，村中的年轻人平日挑担打短工积的私蓄，便是用来买胭脂花粉送她们。还有买大糕请她们，大糕是二寸见方，五分厚，糯米粉蒸的，薄薄的面上用胭脂水印“福禄寿禧”，映起猪油豆沙馅的褐色，流流动，留出雪白的四边，方方的像玉玺印。这大糕在绍兴城里长年有，胡村则只茶时有人蒸来桥头路亭里卖，年轻小伙子一笼一笼买去茶山上送给采茶女。他们又给采茶女送午饭，顺便秤茶叶，背着爹娘，把秤棒放给美貌的，五斤半秤成六斤。茶山上男女调笑，女的依仗人多，却也不肯伏输。

常见的生活场景，胡兰成写来，空气中都飞扬着青年男女的荷尔蒙。茶采了，该办的事，也顺手办了。俗世男女，无可厚非。这样的生活场景，张爱玲写来，一样得心应手，喝茶就是最好的道具。

她道：“进来吃杯茶么？”一面说，一面回身走到客室里去，在桌子旁边坐下，执着茶壶倒茶。桌上齐齐整整放着两份杯盘。碟子里盛着酥油饼干与烘面包。振保立在玻璃门口笑道：“待会儿有客人来罢？”娇蕊道：“咱们不等他了，先吃起来罢。”振保踌躇了一会，始终揣摩不出她是什么意思，姑且陪她坐下了。

娇蕊问道：“要牛奶么？”振保道：“我都随便。”娇蕊道：“哦，对了，你喜欢吃清茶，在外国这些年，老是想吃没的吃，昨儿个你说的。”振保笑道：“你的记性真好。”娇蕊起身揿铃，微微瞟了他一眼道：“你不知道，平常我的记性最坏。”振保心里怦的一跳，不由得有些恍恍惚惚。阿妈进来了，娇蕊吩咐道：“泡两杯清茶来。”振保笑道：“顺便叫她带一份茶杯同盘子来罢，待会儿客人来了又得添上。”娇蕊瞅了他一下，笑道：“什么客人，你这样记挂他？阿妈，你给我拿支笔来，还要张纸。”她飕飕地写了个便条，推过去让振保看，上面是很简捷的两句话：“亲爱的悌米，今天对不起得很，我有点事，出去了。娇蕊。”她把那张纸对折了一下，交给阿妈道：“一会儿孙先生来了，你把这个给他，就说我不在家。”

阿妈出去了，振保吃着饼干，笑道：“我真不懂你了，何苦来呢，约了人家来，又让人白跑一趟。”娇蕊身子往前探着，聚精会神考虑着盘里的什锦饼干，挑来挑去没有一块中意的，答道：“约他的时候，并没打算让他白跑。”振保道：“哦？临时决定的吗？”娇蕊笑道：“你没听见过这句话么？女人有改变主张的权利。”

阿妈送了绿茶来，茶叶满满的浮在水面上，振保双手捧着玻璃杯，只是喝不进嘴里。他两眼望着茶，心里却研究出一个缘故来了。娇蕊背着丈夫和那姓孙的藕断丝连，分明嫌他在旁碍眼，所以今天有意的向他特别表示好感，把他吊上了手，便堵住了他的嘴。其实振保绝对没好心肠去管他们的闲事。莫说他和士洪够不上交情，再是割头换颈的朋友，在人家夫妇之间挑拨是非，也是犯不着。可是无论如何，这女人是不好惹的。他又添了几分戒心。

娇蕊放下茶杯，立起身，从碗橱里取出一罐子花生酱来，笑道：“我是个粗人，喜欢吃粗东西。 ”振保笑道：“哎呀，这东西最富于滋养料，最使人发胖的！”娇蕊开了盖子道：“我顶喜欢犯法。你不赞成犯法么？”振保把手按住玻璃罐，道：“不。”娇蕊踌躇半晌，笑道：“这样罢，你给我面包塌一点，你不会给我太多的。”振保见她做出那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果真为她的面包上敷了些花生酱。娇蕊从茶杯口上凝视着他，抿着嘴一笑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支使你？要是我自己，也许一下子意志坚强起来，塌得太少的！”两人同声大笑。禁不起她这样稚气的娇媚，振保渐渐软化了。

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赴美国前留影。

在公寓里，国外学成归来的佟振保和同学的妻子王娇蕊借着茶互相试探，她记得他有喝清茶的习惯，在人前卖乖示好，他却以为这不过是封口费。振保端着茶杯转心眼，娇蕊低头玩茶叶，一样的心事重重。这个时候，其他人物突然出现，打破了沉默。娇蕊说自己的心是一所公寓，振保表示想租房子，娇蕊不答应，振保又说住不惯公寓，要单幢，娇蕊却说，有本事你拆了重盖。

这样的对话意蕴，现代人不难理解，不过是日常生活中重复发生的故事，男人要诱惑女人，女人也要词关窍要，直逼核心，反之亦然。1994年，关锦鹏执导的同名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上演，不仅喝茶的场景依旧，连台词和画外音都照搬原作。通过上面的对话，其实不难猜测两人的关系发展，“娇蕊的床太讲究了，振保睡不惯那样厚的褥子，早起还有点晕床的感觉”。

按现代人的说法，这都是满满的套路啊。已婚大叔胡兰成能打动单身文艺女张爱玲，在那些喝茶的日子里，能来事，会聊天，词关窍要之话不知说了几箩筐，很多时候，茶水成了最好的见证。所有的招式最后被他总结成一句杀伤力极强的话，他说，张爱玲是民国社会里的临水照花人。私心里，有水有茶，才是好生活。那日，胡兰成去拜访张爱玲，张照例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静静地听胡兰成侃侃而谈。喝着茶，以胡兰成的老练，一定会说起他家乡的采茶场景。

两人结婚后，一天，张爱玲端茶给胡兰成，无意间摆了一个 Poss（姿势），胡兰成说这姿势“艳”，张爱玲却说：人家有好处易得你感激，却难得你满足。又有一次，张爱玲穿了一件桃红色旗袍，胡兰成连声称赞，张爱玲很高兴：“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这就好比，有些茶喝得，有些茶喝不得，会聊天的选择赞美泡茶的美女，老练的扇一巴掌，再给颗糖，有些人却偏偏受用这一套。

张爱玲心气是高，却也吃五谷杂粮，喝茶饮酒磨咖啡。她观察别人的情感生活，洞若观火，对进攻的套路一清二楚。但一个人喝茶和两个人喝茶，毕竟相差太远了。李清照与老公赵明诚赌书泼茶，连后来的纳兰性德都被感动了；芸娘出现在沈三白的生活里，嗜茶的林语堂赶紧向她献上膝盖。

常有人感动于“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她们既没有张爱玲的参照体系，也没有足够的清醒，到头来，不免责己责人。据说，胡、张二人曾拟有婚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从此被用滥了，反而掩盖了“签订终身，结为夫妇”的本质和终极意义。

为你留一座城，好喝茶

那个年代，在北京可以“打茶围”，在上海，可以“陪吃茶”，成都也有女茶房。男人可以在公共空间选择更多的喝茶方式，女人的局限就多一些。而在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地的自由切换，男人似乎也有改变主意的权力。丰子恺观察下的旧上海茶生活，是一个特定区域。林语堂对北京类似区域也有观察，“男士们也可以去她们的闺阁品尝瓜果、饮茶闲谈，坐上个把时辰离去，这叫‘踏茶围’，如此则男人一晚可去几处谈笑玩耍……风雨交加的夜晚或客人饮酒过量，他们也可以留下过夜，这叫做‘借干铺’ ”。我们的朋友胡适之更是深谙此道。

1935年，《良友》插图《新感觉派的女人们》。

概要之，我们很难以统计资料的方式具体印证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地，哪一个对男女关系影响更大一些。但每一个时代的男女遇到的情感困境多少与这两者息息相关。当公共空间的某些功能退化，男人们可靠的选择就是回到家中，陪着妻子，哄着孩子，笑容满面地接过妻子递来的一杯热茶。反之，如前文的佟振保般，即使娶了贤惠太太，一样在外面花天酒地。

张爱玲遇到的问题，跟任何一个普通人遇到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她自己也明白，“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1946年 2月，张爱玲从上海去温州寻找胡兰成，迎接她的还有一个叫范秀美的女人。张爱玲本来喜欢在公寓里喝茶，有一天终于明白，还有更广阔的喝茶空间。这一次，她要为白流苏留住那个陪他喝茶的男人。

吃完了饭，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地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流苏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让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里头的景致使我想到马来的森林。”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粘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蟠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和蓬蒿。

2007年，同名电视剧《倾城之恋》完全照搬了这个喝茶场景，演员黄觉和陈数细腻逼真地呈现了小说中两人间的互动对话。在书中，花花公子范柳原见到离了婚的白流苏，一开口，就夸她的特长是低头。这跟现在夸女孩长得漂亮是一样的。细微差别在于，范柳原是此中老手，他在努力呈现差异性，以便夸得有新意。就像胡兰成夸张爱玲是临水照花人，从此成为江湖绝响。

在接风宴会上，范柳原突然出现，拉着流苏跳舞，顺便进行了关于好女人和坏女人的“学术交流”。范柳原认为，一般男人既喜欢把好女人变成坏女人，又喜欢拯救坏女人。他则不同，喜欢老实些的好女人。白流苏将这个说法解读为，范柳原理想中的女人是人前贞女，人后荡妇，冰清玉洁又富有挑逗性。她也很会来事，顺嘴还了范柳原一句：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好女人，在你面前做坏女人。逼得范柳原将他对流苏的审美提高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的境界，他的立论依据是：这样的中国女人最美，永不过时。

不等舞会结束，范柳原找了个借口，制造了两人独处的机会。在一堵墙前，两人又讨论起了地老天荒的问题。白流苏还忖度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还是肉体之爱。因为范柳原觉得，精神恋爱是以结婚为导向的，而结婚后，女人在处理具体家务上有很大的主导权。白流苏倾向于认为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到底也拿不准，所以两人在饭店吃完饭后，借着这次喝茶，又来了一次交锋。

范柳原说茶叶景致让他想起马来的森林，白流苏却觉得堆积的茶叶像蔓草和蓬蒿。范柳原的说法伏了后招，他说要陪流苏去马来，回归自然。范柳原假设了马来场景，也在试探白流苏，并将流苏穿旗袍更好看作为审美品位又攻了一招。结果，两人共同讨论了人前装腔的有效性，当然也得有人说真心话。范柳原还说，自从在上海第一次见流苏之后，他就上了心，还为她费了不少心机。

胡兰成在武汉，张爱玲不在身边，同样费了心机，他提前享受了“红袖添香”的情趣，俘获了一个周姓小护士，要了人家的照片，并让人家题字，周题写的内容是“春江水沈沈，上有双竹林，竹叶坏水色，郎亦坏人心”。原本，这首乐府诗是胡兰成教她的。

范柳原说了那么多话，如果白流苏还不接招，那就玩不下去了。从此，两人一起做了很多事情，看电影、上赌场、去绸缎庄，范柳原却突然成了君子，连她的手都难得碰一碰，唯独在沙滩上来了一次惊喜，两人互相拍打对方身上的蚊子，玩得很开心。没想到，流苏突然不爽，起身就走。按一般男人的逻辑，范柳原应该追上去哄流苏的，但他却很淡定，转身搂个妹子晒夕阳去了。胡兰成在乡下逃难时，顺手也搞定了寡妇范秀美。

从此，范柳原整天和那个白流苏认识的妹子厮混，直至与白流苏讨论吃醋问题时，才和解。白流苏也疑心范柳原使的是激将法，在逼她主动投怀送抱，却也留了后招，如果出事，可以正大光明地推脱责任，事了拂衣去，再找其他女人。于是，两人又貌合神离，范柳原解释《诗经》，说是人力有时而竭，流苏说，你绕个大弯子，就是不想结婚。一番争执之后，流苏回了上海，面对事关清白的舆论压力，她选择了静坐等待，直到后来范柳原来电报求她去香港。范柳原去接她，打趣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药瓶”，冷不防又来一句：“你就是医我的药。”

上海往事，茶里人生

出生在上海，在香港求学多年的张爱玲，要借助这个处于特殊时期的城市表达她对上海的怀念。李欧梵解释说：“在我看来，香港大众文化景观中的‘老上海风尚’并不光折射着香港的怀旧或她困扰于自身的身份，倒更是因为上海昔日的繁华象征着某种真正的神秘，它不能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这就是他们所希望解开的神秘，从而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这在近年来制作的几部引人注目的关于上海的电影中尤为明显：徐克的《上海之夜》，关锦鹏的《阮玲玉》和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1935年出版的《时代漫画》，署名陆志庠作《在公寓里》，画下有设计对白：女（男送出）：那老不死给大老婆怀抱的时间太少了，再会！在后天不要忘记等我吧！

喝茶是上海风尚的一个组成部分，关锦鹏们勾连“上海往事”（2007年上映，讲述张爱玲传奇一生的电视剧也叫《上海往事》），不得不从张爱玲那里寻找认同，因为他们曾经被历史切割过。至于用什么方式去呈现，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无法改变上海生活的本色。2013年，厚积薄发的金宇澄在《繁花》中，让陶陶招呼沪生吃茶，也是开讲“上海往事”，从一件事讲到另一件事，萦萦绕绕，牵出许多人，许多事。他们出游，吃饭，常去喝茶的地方，有“绿云”茶坊、“香芯”茶馆。

一次，梅瑞和康总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梅瑞虽然讲到与陶陶、沪生谈过恋爱，跟现任老公结了婚，生了孩子，却力证自己是一张白纸，不懂男女风情。但在康总眼里，梅瑞“待人接物，表面矜重，其实弄风惹雨，媚体藏风”，自然不是省油的灯。又一次，梅瑞聊起她妈想跟她爸离婚，跟一个舞伴结婚，她妈说：“这叫第二春，等于一季开两次桃花。”康总说：“等于一年采两次明前茶。”

陶陶跟老婆芳妹离了婚，以为即将要娶的小琴爱自己，谁知两人调情嬉闹中，小琴从阳台上摔下来，死了。后来陶陶找到她写的一个日记本，才知自己不过是便宜的下家。电视剧《红蜘蛛》中有一个类似情节，讲的是一个漂亮性感的失足女青年嫁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有一天，男人看到女人写的日记，才知一切因果，那份出台日记写得极详细。《繁花》中的两个男主角，阿宝和沪生，一个一直不结婚，一个一直不离婚。

所有故事的底色，或如《繁花》结尾的一段话：“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女人想搞懂男人的心思，了解男人的内心活动，请到书店里，多翻几本文艺小说，男人的心思，男人的心理活动，里面写了不少，看一看，全部就懂了。”

因为，这本就是生活的底色，多喝鸡汤无用，八卦星座也是枉然。茶馆里的普通男女，能够说出来的，终究是陈词滥调，而想说的，不能说，不可说，不便说，这才是人心的隐秘。有心勾引，认真失身，情中有景，蜜里调油，很多时候，也许是噩梦。《繁花》里，芳妹总结说：“老实女人是重磅炸弹，炸起来房顶穿洞。”

在《倾城之恋》中，一番波折之后，借着战乱，张爱玲成功为白流苏留下了范柳原。私心里，她也想留住胡兰成，终究没有成功。1947年 6月，张写信与胡了断关系，随信附有30万元。晚年，张爱玲生活在国外，另嫁他人，喝茶的日子渐少，喝咖啡的日子渐多。她深居简出，又过上了公寓生活。于她而言，享受灿烂和承受孤独，仿佛是宿命般早已注定。在这点上，她和弘一法师看起来很相似。张爱玲却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如果往回追溯，那一年，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参加李叔同父亲李筱楼的葬礼，对年幼的李叔同勉励有加。在李鸿章时代，李鸿章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在李叔同时代，李叔同终于有主动的生命追求。而张爱玲，终于被滚滚红尘所裹挟，时代和命运给她冲泡的那杯苦茶，她只能选择喝下。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寓所去世，骨灰撒入太平洋。

张恨水，民国超级畅销书作家。

张恨水：郎情妾意来碗茶

放在今天，一个农村青年怀揣梦想，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何生活得更好？张恨水（1895 -1967）用一生经历告诉你，勤奋才是唯一的路径。他抽烟、喝茶、爱美人，办报纸、写小说，勤于耕耘，凭借一支笔打出一片江山，创造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梦想用稿费买房子

民国时期，有个在南京住大房子的土豪跟张恨水炫耀：哥的房子不用挂山水画，那些云儿月儿一点缀，各有各的姿势和风情。老张一听，起了念想，咱先扎扎实实写稿子，赚足了银子，买个别墅啥的，乐乐呵呵过下半辈子。

张恨水是老报人，一辈子转笔头写文章。那个时候，他是“笔者”，真是一笔一画在稿纸上码文字，不像今天，大多成了“键人”，拼的是打字速度。

张恨水年轻时，相信写作改变命运。他坚持了下来，成了民国超级畅销书作家，一生出的书和报纸码起来，真正完成了著作等身的立言宏愿。

与梦想在大城市挣钱买房子、娶漂亮老婆的我一样，张恨水最初也只是租房子住。当然了，即使是在城中村，也得按自己的标准来：大院子要套着小院子，院子里要有树，要有自来水，方便喝茶，也方便养花。

这样的房子，照林语堂的观察，“每座庭院都自成一体。大户人家意味着庭院众多，这些庭院由带有顶盖的走廊连接在一起，这些走廊一面有墙，半开半闭，中有月亮门或六角门与别的庭院相通。一座庭院实际上相当于楼房的一个‘单元’，有寝室，有书房，有会客室，也有厨房”。

张恨水爱好在院子里养花，偏爱菊花。他常常在花丛中招待朋友，一壶清茶，谈天说地。林语堂说：“中国的花园总要给人一种惊喜，一览无余是绝对不可能的。游园的人可能以为自己已经来到了花园的尽头，但突然出现了一扇小门，门外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或许又会看到一座小园儿，中有菜地一片或葡萄几株，独木桥横跨小溪。”

张恨水的院子可能达不到林语堂的标准，但好友周瘦鹃在苏州精心打造的“紫兰小筑”，一定更加生动活泼、雅致动人。因为里面“盆景多达六百余盆，雅趣隽永、千姿百态，真可谓‘蔚为大观’。其中 ,有猩红逗人的天竺子、冷香暗浮的梅柱：有仿沈石田的《鹤听琴图》、《放牧图》……”。试想，在这样的花园中，一面赏盆景，一面喝碧螺春，将是怎样一幅动人的风景。因为父辈的交情，张恨水的女儿后来就体验过这样的惬意。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苏州太厚重了。2013年，我们来到这里，走过顾颉刚、郁达夫、汪曾祺喝茶的地方时，才找到一种久违的熟悉感。但终究与“紫兰小筑”缘悭一面。

有茶癖的张恨水

张恨水坦言：“我是个有茶癖的人，炉头上，我向例放一只白搪瓷水壶，水是常沸，叮呤呤的响着，壶嘴里冒气。这样，屋子里的空气不会干燥，有水蒸气调和它。每当写稿到深夜，电灯灿白的照着花影，这个水壶的响声，很能助我们一点文思。”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张恨水开启了一天的写作生活，他下笔速度奇快，巅峰时代同时能写七八部小说。他长期供职报业，一个人就能办一份畅销报，喜欢喝茶，也与职业和长期熬夜写稿有关。张恨水是民国真正的畅销书作家，如同金庸在《明报》连载武侠小说，以保障报纸销量一样，他的长篇小说更能左右一份报纸的命运。

通过写作，张恨水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但买了房子，还娶了漂亮老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对此，张恨水不乏得意：“假如你有个如花似玉的妻子伴着，两个人搬了椅子斜对炉子坐着，闲话一点天南地北，将南方去的闽橘或山橘，在炉上烤上两三个，香气四绕。你看女人穿着夹衣，脸是那样红红的。钟已十二点钟以后，除了雪花瑟瑟，此外万籁无声，年轻弟弟们，你还用我向下写吗？”

1941年，在北京天坛照相的时髦女子。

张爱玲说，张恨水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地穿件蓝布罩衫，衫下微露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中带点诱惑。“年轻弟弟们，你还用我向下写吗？”这摆明是炫耀的节奏啊！李清照与赵明诚赌书泼茶，芸娘与沈三白郎情妾意，张恨水与周南琴瑟和谐。喝个茶还带着红袖添香的意趣，男人们心中大概都有这念头。

曾经，张恨水“每作痴想，于二三月间，雇亭子小舫一艘，略载书籍数十卷，茶笔床香炉及丝竹之乐器数事，携童子或苍头一，助理茶水之需，于是放舟平河小荡间，顺流所之，不择市集，则舟穷十日之游，当不仅得画图百幅矣”。

这种画面感极强的雅生活，承接了中国历代文人的山水意趣，带有极强的诱惑性，顾颉刚曾经也有过这种念想，但执行起来，却是各有不同。

热爱泡茶馆

因为爱好、职业和战乱等原因，张恨水去过许多城市，每到一地，对当地的喝茶氛围也有深入观察。张恨水想乘船，但去西北时只能坐车，幸好车上也有茶，如果是二等车厢，泡了来，随便喝，到洛阳，给茶房不过三角钱而已。白马寺的茶馆，又有不同，用缸盛放冷水，放在屋檐下，送给过路人喝，但要喝热茶，就得另外出钱，可惜水既混浊，茶叶也没香味。他到西北一带的寺庙道观，主人招待他，也总是先上茶，再饮食，绝不像现在，不仅摆个功德箱，还要暗示你数目门槛。

西北不比南方，没有那么多讲究，也没有茶馆那种闲适的地方。张恨水却另有妙招，在偏僻地找个茶座，座前荷花开放，小芦苇赶巧伸到脚下，“喝过两盏苦茗，发现月亮像一柄银梳，落在对面水上”。还有南京人上夫子庙吃茶，那是必修课，去惯的人，“每早不去吃二三十分钟茶，这一天也不会舒服”。

重庆人喝起茶来，更狠，场面也壮观，“晨昏两次，大小茶馆，均满坑满谷”。张恨水喜欢重庆的小茶馆，工作之余，叫上好友，打牌喝茶，累了躺在椅子上，吹牛谈笑，最是惬意。如果某次打了牙祭，肉吃多了，为了助消化，还得到小茶馆，“大呼沱茶来”，“较真正龙井有味多多也”。

张恨水很享受那些在重庆泡茶馆的日子。他观察下的成都茶馆，更是成为巴金、李劼人、舒新城、崔显昌、沙汀、流沙河等人共同的记忆.：

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茶馆是可与古董齐看的铺，不怎么样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电灯与油灯同）。矮矮的黑木桌子（不是漆的），大大的黄旧竹椅，一切布置的情调是那样的古老。在坐惯了摩登咖啡馆的人，或者会望望然而去之。可是，我们就自绝早到晚间都看到这里椅子上坐着有人，各人面前放一盖碗茶，陶然自得，毫无倦意。有时，茶馆里坐得席无余地，好像一个很大的盛会。其实，各人也不过是对着那一盖碗茶而已。

有少数茶馆里，也添有说书或弹唱之类的杂技，但那是因有茶馆而生的，并不是因演杂技而产生茶馆。由于并不奏技，茶座上依然满坐着茶客可以证明。在这里，我对于成都市上之时间充裕，我极端的敬佩与欣慕。苏州茶馆也多，似乎仍有小巫大巫之别。而况苏州人还要加上一个吃点心，与五香豆糖果之类，其情况就不同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有时也许会作个例外。

由于对各地饮茶氛围都有相当的了解，张恨水在小说中写有关茶的场景得心应手。《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虽然嫁给了国务总理的儿子，劳燕分飞之后，却极有骨气，单亲妈妈带个孩子，宁可在街上卖文补贴家用，也要与原来的生活决裂。小说开头，“我”去冷家拜访，客来上茶，“那个老妇人，用两只洋瓷杯子斟上两杯茶来。两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可是外面一层珐琅瓷，十落五六，成了半只铁碗。杯子里的茶叶，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儿，浮在水面上。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的日子，都是最简陋的了”。

鲁迅都吃味儿

1929年，张恨水与严独鹤相识，严氏早闻张小说家的大名，就向他约稿，张一口应承下来。那段时间，张恨水常常带着纸和笔，出入中山公园。可以说，后来为张恨水带来巨大声誉和收入的《啼笑因缘》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1932年，张石川导演、胡蝶等主演同名电影《啼笑因缘》，亦有喝茶场景。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哔叽的便服，身上清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礅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地鉴赏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

安徽人张恨水在北京一战成名，自《春明外史》之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接连推出，张的文名响彻大江南北。1930年，他在上海的受欢迎程度，连“鲁迅、茅盾也吃味儿”。王德威精准地描述了张恨水的如日中天：“1931年不妨称为张恨水年：《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樊家树间的恩怨情仇，牵动无数男女的心思。小说出版后，电影、话剧、弹词等种种媒介顺势改编，受欢迎的程度持续 10年而不坠。”

弹词艺人姚荫梅的回忆为王的评价提供了精彩的细节，他 1935年演唱《啼笑因缘》，“来听书的人 80%手中都捧着这本书，我唱一句，他们对一句”。

张恨水祖上是将门世家，精通武艺，张的四弟也是一位武术高手，曾经在家乡组织人马打鬼子。

张的小说《虎贲万岁》，写的是常德保卫战。这小说无意中给人当了红娘，据说一位苏州美女看了之后，敬佩余程万，便托人说项，终于嫁给这位抗战英雄。“书生顿首高声唤，国如用我何妨死”，在抗战小说《巴山夜雨》中，张恨水写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李先生把茶杯端在手上，看到山头上鱼鳞片的云朵，层层推进，缓缓移动，对面那丛小凤尾竹子，每片竹叶子，飘动不止，将整个竹枝，牵连着一颠一颠”。

张恨水的小说在那时能成为超级畅销书，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形成文字总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连鲁迅的母亲都是他的“小说迷”。因为，张恨水写的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

茶友周瘦鹃

张恨水的好友周瘦鹃也好茶，两人都喜欢喝苏州产的碧螺春。为此，周专门写过赞美这一名茶的诗文：

苏州好，茗碗有奇珍，嫩叶喷香人吓煞，纤茸浮显碧螺春。

齿颊亦留芬。

太湖好，青山绿水照。春来碧螺香四飘，秋到红桔满山腰。

游人愿此老。

2013年，国庆期间，我们一行数人到洞庭湖西山岛看茶园，一座寺庙的墙上就刻有周氏的这两首《忆江南》。这词写得通俗易懂，看一遍就记下了。除此以外，周瘦鹃还有三首赞美诗：

玉井初收梅雨水，洞庭新摘碧螺春；

昨宵曾就莲房宿，花露花香满一身。

及时行乐未为奢，携侣招邀共品茶；

都道狮峰无此味，舌端似放妙莲花。

翠盖红裳艳若霞，茗边吟赏乐无涯；

卢仝七碗寻常事，输我香莲一盏茶。

碧螺春在周瘦鹃的诗中不仅把狮峰龙井比下去了，连喝茶的周瘦鹃的感受也力压写《七碗茶歌》的卢仝。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周瘦鹃是苏州人，夸夸家乡名茶，尚在情理之中。张恨水晚年，也保持了喝碧螺春的习惯。张伍在《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追忆家庭往事，说道：“大舍妹明明婚后的 10来天，我们尽量多陪伴父亲，尤其是晚饭后，大家都会到小书房里，和父亲围炉闲话。‘花盆炉子’的火，烧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飘散在满屋，似乎听不到外面呼啸的西北风和‘打倒’的喧嚣。”

张爱玲喜欢读张恨水的小说，周瘦鹃与张爱玲也有交往。周瘦鹃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她的小说，为示感谢，张爱玲邀请他进入张家公寓，喝过一次愉快的下午茶，周瘦鹃后来还称赞张家茶具精美、讲究。

这种文字之交，在民国，是很普遍的交谊方式，很多人因此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情。张恨水、周瘦鹃二人也是如此，他们还被贴了同样的标签：“鸳鸯蝴蝶派”。1967年，张恨水去世，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个“好”字。张伍的说法是：“我不知道这个‘好’字，是赞美人间，还是总结他自己的一生？”1968年 8月 12日深夜，周瘦鹃在苏州自沉水井，终年 74岁。

张恨水好读书，旧学功底深厚，著作等身，嗜茶，看妹子的眼光也好。我从他的文字中，去感知他的茶生活，有时，能获得一种平行的舒适感。不同的是，他用的是搪瓷壶，我用的是高脚杯，他喝绿茶，我喝普洱（茶膏）。那日，我在出租房里敲键盘，晴空无云，一片蔚蓝，书架上的花开得欢快，阳光洒下，在白墙上投下幸福的影子：我有一个梦想。

1941年，行走在万寿山长廊的女子。

顾颉刚，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顾颉刚曾说：“胡适是我的引路人。”

顾颉刚：茶香书香的典范

每一个我们试图靠近的大师，与我们都有着天然的隔膜，只有通过他们的生活，我们才会感到亲近和温暖。顾颉刚（1893 -1980）很早就懂得过有意义的生活的重要性。他与“茶博士”胡适探讨学问，一杯清茶，出入《红楼梦》堂奥。他年轻时在杭州买茶，一生出入茶馆，在多地与人喝茶、看戏、聊天，把一生的学问也做了。他的学生谭其骧也有看戏、喝茶的爱好，后来在历史地理学领域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80年，历史学家顾颉刚与世长辞，享年 87岁。1997年，他的女儿顾潮在写其父亲的传记中提到一个细节，顾先生在世时，拟过一个自传题目：“我怎样度过这风雨飘摇的九十年？”“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做到了，20世纪的一代学术大师顾颉刚也做到了。

我们今天只说说他的茶生活。

杭州“雅生活”畅想

1911年3月，顾颉刚与挚友叶圣陶（《顾颉刚书信集》收录致叶圣陶信件 56封，叶、顾两人都是苏州人，很早就相识，是私塾、小学、中学同学）诸人游杭州。那日，天气虽然很热，但因午饭未吃，晚饭时顾先生胃口大开，“遂尽饭五碗，羹一鱼一汤，亦可味”。饭后饮茶，“龙井山产茶，厨役煮茗以奉，味甚新也”。

当时，从茅家埠去天竺或灵隐寺，一路上有很多茶寮，喝茶的人很多，顾颉刚和同伴们只能在两个店中分开饮茶，“取茶倾壶中，叶新煮，味甚浓也”。其后，一路所见，“酒帘茶棚，遍于青松翠竹之间”。

前行途中，顾颉刚所带茶水用尽，只得找同伴解围。他游兴大盛，还特地装上一大壶山泉水，继续前行。“越山东下，山下民家甚繁，茶寮数舍，乡人满坐其中，树影波光，接于几案”，这便是一百多年前，杭州人的喝茶情景。

这次旅行，顾颉刚还到清和坊翁隆盛（民国年间杭州三大茶庄之一）买茶。他是苏州人，游玩时顺道买茶，道是“俾家中人尝此异乡风味”。这次出游，他还有一番关于“雅生活”的畅想，不妨照录如下.：

烹茶自汲，卷帘看山，飞云腾雨，恣目全湖，居不必求于其广，览必当握于其胜，而迎素送阳，行曦秉烛，门庐图画，衽席惊涛，神仙艳福，不过如斯。今者国殆未安，何可预想？俟此生天职既毕，再谋结庐，庶不有负于此胜尔！

不要说在西湖定居，就是在这里游湖喝茶，远至袁宏道，近至李叔同、丰子恺、胡适、郁达夫、林语堂、巴金等人都畅想过这种生活。但关于理想与现实交织的议论，到底顾先生还是偏重于现实的。实际上，纵观先生一生，其事业心极重，他的这个生活梦想能实现吗？

日记中的茶生活

顾颉刚的日记始自 1913年，日记中满布这样的字眼：抄书、买书、读书、写信、作文、便秘、失眠、胃胀、头痛、咳嗽、会友、吃茶、赴宴、算账、登账、理杂纸、记日记。

顾先生极勤奋，在日常繁多琐事和病痛中，仍拼命读书记笔记，会友一般伴随着吃茶，从中或许可一窥先生何以朋友众多。读顾先生的日记，除了感知他为学的勇猛精进以外，亦知他是谦厚长者，身上不乏浪漫气息，用情极深，面对“求不得”的爱人，虽逾五十年光阴，耄耋之年尚且不能忘怀：“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

1954年，顾颉刚、张静秋夫妇及子女。

顾颉刚喝过茶的地方，有青云阁、翠云楼、明泉楼、吴苑、广南居、顺风园、小吴轩、拙政园、万顷堂、新世界、龙华园、冷香阁、平湖秋月、八达岭长城、惠山等地；茶友则有叶圣陶、俞平伯、王伯祥、鲁弟、介泉、子玉、孙伯南、仲川等人。在个人生活中，临睡饮茶，喝热茶出大汗，喝茶失眠等，顾先生都经历过，“昨日在吴苑喝雨泉茶五六杯，归后即觉精神紧张，异于往日，就寝后果不成眠，至十二点始合眼。三点醒，五点后又略朦胧，七点醒”。有时，顾先生对茶的态度又显得很矛盾。“口渴甚。向不好饮茶，今则非饮不可。”“夜间在高长兴喝茶十余杯。”

顾颉刚一生著作宏富，学术著作以外，日记就达六百万言，笔记也很丰赡，其中不乏他对苏州喝茶人和茶俗的观察记录。据 1921年的一则笔记显示：吴苑、云露阁、桂芳阁等地，吃茶人各不相同，常到吴苑者，分三类人，即绅士、纨绔少年和教员；云露阁的吃茶人则是业主、房产中介、催租人和账房师爷；“桂芳阁与吴苑差同，惟较为守旧之辈，如教员一类，在吴苑者多少年新进，在桂芳阁者多为前辈老先生”。这与北京中山公园的茶座类似，座中是什么人，一望便知。

早在 1915年的一则笔记中，顾颉刚对吴中的喝茶形态，就有严厉之词：“吴中弊俗，莫甚于茶肆。”顾先生的立论依据是：“家庭以天伦合，学校以道义合，工商以职业合。”这是正道，但“茶肆以市井游荡合”，那些无职业者长期委身于茶肆，聚众赌博，臧否人物，飞短流长，容易滋生是非。这些人，大约就是郁达夫视域中家乡茶馆里的“蟑螂”和李劼人观察中成都茶铺里“吃闲饭的人”。

顾颉刚认为：“故吴人有生而无职业，以茶肆为学校者，所以习世故，修容仪，饰语言，学时尚，以之处世，亦足以巧令不败乎。嗟乎！嗟乎！果不足以救乎？”也许，身为苏州人的顾颉刚不免焦虑：苏州的文化是享受的文化，不是服务的文化。成都茶馆则不同，这里既是休闲之地，也是小商贩的衣食地，更是袍哥大爷争雄的江湖。

2013年，我们曾经在苏州度过了愉快的一周：穿梭于大街小巷，平江路灯火如簇，山塘街游人如织，又去观前街吃小吃，还去西山岛喝碧螺春。这座城市浮于表面的，有中国城市的共性，但在文化的积淀面前，我们显然是陌生人，水泼不进。

顾颉刚的朋友圈

顾颉刚一生交游遍天下，中华书局 2011年出版了顾颉刚五卷本书信集。据统计，与他有书信往来者，数以百计，这里面，有师长，有挚友，有学生，有与他交恶者，不妨拉一个名单：

叶圣陶、王伯祥、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傅斯年、吴湖帆、胡适、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俞平伯、王国维、郑振铎、丁文江、容庚、陈垣、冯友兰、冯沅君、周作人、徐志摩、沈尹默、鲁迅、朱家骅、何定生、闻一多、顾廷龙、王云五、杨向奎、钱穆、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范文澜、胡绳……（大致按书信编排顺序，未全录；当然，顾先生的朋友圈内不止这些人）。

顾颉刚喜欢听戏。1912年，他乘车北上，途经济南，“昨过泰安，仅见岱尾，不能下车穷日观、天门诸胜；过曲阜，又弗能作孔里之游。辜负此行，总觉不少。昨夜既抵逆旅，进餐后旋至庆商茶园观剧”。庆商茶园 1908年开业，当时人喝茶听戏，只收茶钱，不付戏费，这是通例。

1913年，顾颉刚在北京独游先农坛，“余以无侣独茗其间”，吃元宵，“颇可口，连食遂尽三器具”。这些经历，他都写信告诉了叶圣陶，并对先农坛的景观和古物发了一番感慨。两人还常到上海丹桂茶园看戏，“一年来，到沪必至丹桂茶园”，“与叶圣陶至沪听戏，四日间观剧五回”。

丹桂茶园是上海商业大亨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投资创办的，是上海人常去喝茶听戏的地方，对上海的京剧繁荣具有里程碑意义（《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顾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明茶园”则远在北京，1907年开业，是北京人喝茶听戏的地方之一，它勇于打破禁区，专门设置了女座（《北京档案》）。

前排左起为顾颉刚、王伯祥；后排左起为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众友于1975年 4月 19日摄于叶宅。

茶园里找灵感

成都茶馆是袍哥大爷的地盘，民国茶园更是一个江湖。“上海茶园”见证了“海派”京剧的命运沉浮。1867年，满庭芳茶园开张，邀请北方戏班来上海演出。1868年，浙江人刘维忠兴建了丹桂茶园。此后，德和茶园、和春茶园、天仙茶园、庆乐茶园、永香茶园、咏霓茶园、昇平茶园等先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那时，“京剧”南移是大势，上海人又采取了不同于北京的剧场经营方式，改进了利益分配办法，在舞台布景上推陈出新，推动了“海派”京剧的发展。

茶园并不经营茶水，“可是对晚上看戏的观众，每位仍赠送香茗一壶”。换言之，看戏者是免费喝茶，但代价都在戏票里。顾颉刚和叶圣陶前去上海看戏的那个年代，“当时最高票价每场银洋一元，而最好的粳米七元四角一石，一张戏票值一斗多米，够贫苦人家几天口粮”。在京剧的审美趣味上，上海人不同于北京人，他们重点在看戏。

北京人听戏是听唱段，重视韵味，上海人注重看情节，“不仅要求情节曲折，有头有尾，还要求舞台美观、热闹”。为了适应观众的需求，演出的内容往往也会做出重大调整，甚至是重编新戏，还出现了时装京剧。对于这些变化，曾在济南、北京、上海三地都看过戏的顾颉刚不可能无动于衷。1913年，他写了三册《檀痕日载》，内容都是观戏感受：

十月二号，“近为翠喜之配角者曰金月兰，唱二簧青衣，故《教子》、《寄子》等剧不嫌寂寞。”

十月三号，“上海今亦有男女合演，然仅一出男，一出女而已。”

十月四号，“丹桂于昨晚演前后本《大名府》，以菊芬、福安、月樵之才，全神贯注，必有可观。茂林春于前晚演《新茶花》，张黑、李吉瑞、田雨浓均在一剧。惟张黑应起何项角色，与篆赤猜之，至今未获也。新剧于京津剧无势力，非新剧社中偶尔一演，则虽终岁不见亦非异事。”

喝茶、听戏通常都跟会友交际联系在一起，它们是一种沟通媒介，顾颉刚只是自然地选择了当时社会中最普通的生活方式。他跟朋友们因此相聚聊天，达成知识的交换，思考的佐证，价值的判断，思想的交流，这些才是重中之重。写信给朋友，也不只是为了客套问安、分享风花雪月之事，比如他与胡适、俞平伯常在信中切磋关于《红楼梦》的问题，就是明证。

每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对人的成长都有某种影响。顾颉刚喝茶听戏，并从中找到灵感，以此来印证自己的学术追求，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的“茶园”（茶馆），无论是在上海、北京、天津、成都，还是在济南，都是当地人消遣娱乐的集中之地，如同今人买票到电影院观影一样。

我们不能说顾颉刚喝茶听戏决定了什么，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知识获取途径确实给他后来的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王煦华先生曾总结：“顾颉刚先生以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用民俗学的材料来印证古史则来自他看戏和搜聚歌谣。”而顾先生自己也说：“老实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

顾颉刚是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民俗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他是古史辩派和禹贡派的创始人，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晚年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

自思我的才干和学问百不如人（身体更不如人），但我自己觉得比人可贵处，乃是我有志而人无志（有志的人真是少极），我过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既有意义，则我便可将我所有的才干和学问全力应用，而不致空弃，所以成绩反而比别人好了。

顾先生一生的成就，固然与自身努力有关，但朋友圈的影响，同样是关键因素。余英时认为：与胡适的关系，是顾颉刚学术生命的始点。顾氏在北京求学时，曾旁听胡适讲的哲学课程，深受启发。在日记和书信中，他也经常提及与胡适的交流，而收入书信集中的致胡适的信就达 156封。胡适对顾先生的日常生活亦是相当照顾，帮助其找工作，补助现金，借钱应急等，给予艰难困苦中的顾颉刚很多实在的帮助。两人讨论学问时，手里捧着一杯茶，边喝边聊，自在而从容。

顾颉刚与胡适讨论《红楼梦》信件（原件第 2册）。

谭其骧的烟酒茶戏生活

与胡适一样，顾颉刚在学界也以奖掖后进、培养青年人才著称。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便是顾氏学生之一，成就卓著。葛剑雄曾有挽联，对谭先生一生功业进行了高度概括：基肇《禹贡》，功成《图集》，春秋六十汇为悠悠长水泽被士林，化导实学，桃李三千仰止巍巍高山。

谭先生有名言：“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一次，顾、谭两人就《尚书 .尧典》成书年代的证据通过信件展开讨论，互有对错，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谭先生晚年，对这段往事依然念念不忘：“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地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1997年，历史学家葛剑雄在《谭其骧前传》中，对顾、谭师生之谊有这样的论断：“这场讨论决定了谭其骧此后 61年的学术方向，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顾、谭两人后来在学术上分道扬镳，但终其一生，保持了较好的情谊。

1955年，谭其骧到北京，工作之外，访友、听戏、饮茶、赴宴、买书等填满他的日常生活。期间，除了与顾颉刚来往频繁外，还拜访了很多人，如吴晗、邓之诚、周一良、浦江青、王伯祥、郑桐荪（谭的表兄）、盛宰平（谭的姐夫）、侯仁之、俞平伯、范文澜、周有光、周谷城、陈望道等。

同年 2月 13日，他前去拜访顾颉刚，没有遇到。第二天，再访，终于见到面，并在顾家吃午饭。2月 20日，顾颉刚设宴，谭与朱士良、余元庵、张遵骝、陈梦家、王崇武、王以中一起吃午饭。饭后，又去陈梦家的公寓看明代家具，是日晚饭也是在顾颉刚家里吃的。谭在京期间，还去过吉士林、四牌楼、东单三条鑫记、山西馆、西单曲园、菜根香、四如春、隆福寺、东安市场、福天馆、东来顺等地吃饭。很多时候，吃饭、饮酒、喝茶，都是连续的行为。中国人的交往和友谊就在其中。

谭其骧、李永藩结婚照，1935年摄于北平。

3月 18日，在顾家吃晚餐。

3月 21日，在湖南馆吃宴席.，“饭后至市场收图章，买茶叶”。

3月 27日，与顾颉刚、童书业、邹新垓、金擎宇、辛树帜、石某、姚绍华等共 12人在森隆吃午餐。饭后，除辛、石外，又组了一个 10人团“同游北海文物组，遇侯芝圻。旋又至漪澜堂茗饮，邹、金、葛、屠先退”。晚上又与姚振华等 6人去王府井大街闽江春吃晚餐。

3月 28日，又去顾家吃晚餐。

4月 3日，与顾颉刚等四人同游陶然亭。中午一起在全聚德吃饭。“饭后经金鱼池至天坛茗饮。”茶后，到荣宝斋买书签 8张，到青阁买书 10册。当天晚上，顾颉刚请客，至东安市场预奇珍阁吃晚餐。

4月 10日，与人同游西郊公园，“找不到茶座，只得在走廊上喝啤酒一升”。当天六时，又到森隆赴送行宴，喝了不少酒，一到家就睡了。

4月 11日，与人去中山公园，因茶座停业，喝茶未果。

4月 17日晚，“又出门，至中国书店，购《新疆游记》等五册，买茶叶四两”。

5月 14日，“饭后赴公园小坐，归”。

5月 22日，“自前车门搭车至公园，独坐茶座，至五时许揖唐来，七时分手，至四牌楼独饮”。

6月 4日，（与国平）“同赴公园，茶座已息业，坐道旁有刻而归”。

6月 16日，“下班访有光，饭于菜根香。饭后北海茗饮，十时归”。

6月 21日，“九时有光来访，十时同至四牌楼冷饮”。

6月 29日，（与顾颉刚）“饭后同游中山公园，十时归”。

6月 30日，“晚饭后国平来谈，共出饮啤酒”。8月 1日，“晚饭后国平来，同赴市场饮啤酒”。

9月 3日，“晚国平来，同赴萃华楼晚餐，又到吉士林喝啤酒”。

看戏听曲是顾、谭两人共同的爱好，谭其骧还是赵景深曲社的成员。在京期间，他听戏每月少则一两次，多则四五次。

3月 22日，“至前门小剧场看曲戏”。

4月 22日，“又至平伯处唱曲”。

4月 23日，“三人又同至四牌楼听大鼓”。

4月 24日，“至鲜鱼口大众看周信芳《乌龙院》、李玉茹《拾玉镯》”。

4月 27日，“同至中和买杨宝森票，吃都一处，大栅栏一带逛街。七时一刻开演，宝森唱《骂曹》、《洪羊洞》双折，相当过瘾”。

5月 2日，“饭后至长安看杨宝森《杨家将》，遵骝之招也。归寓已十二时”。

5月 4日，“傍晚出门访周有光，菜根香进晚餐，饭后同至四牌楼听大鼓”。

5月 13日，“下班赴俞平伯家吃晚饭……饭后唱曲，十时归”。

5月 28日，“饭后金请看谭富英戏”。

6月 5日，“下午遵骝约至吉祥听杨宝森《伍子胥》，四时半即散。又同至北海茗饮”。

6月 11日，“晚应有光约，赴劳动剧场看张君秋《彩楼配》、演至《评雪访踪》时掉点，匆匆即归”。

6月 26日，“同至长安看赣剧《借靴》、《抛花装病》、《断桥合钵》三折，前末二折尚佳，《断桥》唱腔做工改编都好。归已十二时”。

6月 28日，“至珠市口看秦腔《秦香莲》。生角王晓云，唱得不错。归已十二时”。

此外，谭在北京时，也多次听过相声、说书。看过常香玉的《花木兰》，听过侯宝林的相声，欣赏过日本歌舞伎的表演，他还对一场讲清史的说书印象深刻。

与谭其骧一起开过会者，还有竺可桢、梁思成、叶企荪、万国鼎、侯外庐。万国鼎与石声汉、梁家勉、王毓瑚三人齐名，被学界誉为“农史四大家”。后世学者研究茶叶史，多有借重万氏整理的茶书资料。

1955年 8月 12日，谭其骧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写江苏、安徽、湖北县名……下午写浙江县名。”谭其骧来北京，是参加“杨图委员会”工作的。按最初设想，只是修正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使之适应时代需求，后来发现行不通，遂逐步修正计划，经过众人的努力，成就了奠基性大作《中国历史地图集》。他提到的那些省份，都是中国有名的产茶区。

顾颉刚曾言：“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又说“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

谭其骧的弟子、历史学家葛剑雄著有《中国移民史》《西汉人口地理》和《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1939年，与泡茶馆的汪曾祺同年进入西南联大的何炳棣亦著有《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中译本就是葛剑雄翻译的。人类学家麦克法兰探讨了茶叶与人口的关系：茶叶最非凡的事实，便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且最有医学疗效的物质。一片茶叶内含有超过 500种以上的化学成分，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类的身体与心灵。假如全球茶树遭到真菌侵袭而枯萎，假如住在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的人们，亦即全世界 2/3的人口，霎那间失去茶水，死亡率将急遽升高，很多城市会瓦解，婴儿会大量死亡，这将是一场浩劫。

前不久，为了对照阅读陆羽《茶经》中的地名，我找出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免感叹敬佩。在唐朝，茶圣陆羽游历茶区，写下了巨著《茶经》，千百年来，茶业虽有浮沉，但遗脉长存。今人要贯通茶史，顾颉刚师徒的研究成果是绕不开的。

2015年 10月 18日，在一个茶品鉴会上，我们讲到易武茶的时间与空间，茶文化专家杨凯讲述老字号茶庄的故事：从唐代的利润城到今天的易武镇，有多少故事遗失了，又有多少故事找回了？中国茶文化也许是统一的，但内质并不是单一的。我们今天解读过往隐藏的种种密码，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又注定为后代留下谜题。

附文

鲁迅：《喝茶》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九月三十日

（据 1933年 10月 2日《申报·自由谈》）

周作人：《喝茶》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有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Gissing）的《草堂随笔》（原名 Private Papers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己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Tea，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形色，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的“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名三脚桥（实在并无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桥而跨三叉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制茶干最有名。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厚三分，值钱二文，周德和的价值相同，小而且薄，几及一半，黝黑坚实，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沿街叫卖，其词曰：

辣酱辣，麻油炸，

红酱搽，辣酱拓：

周德和格五香油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以竹丝插其末端，每枚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软，大约系常品。唯经过这样烹调，虽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种种的变化，唯在西洋不会被领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莱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

十三年十二月

（原载《语丝》第 7期，1924年 12月）

周作人：《吃茶》

吃茶是一个好题目，我想写一篇文章来看。平常写文章，总是先有了意思，心里组织起来，先写些什么，后写什么，腹稿粗定，随后就照着写来，写好之后再加，一题目，或标举大旨，如《逍遥游》，或只拣文章起头两个字，如“马蹄秋水”，都有。有些特别是近代的文人，是有定了题目再做，英国有一个姓密棱的人便是如此，印刷所来拿稿子，想不出题目，便翻开字典来找，碰到金鱼就写一篇金鱼。这办法似乎也有意思，但那是专写随笔的文人，自有他一套本事，假如别人妄想学步，那不免画虎类狗，有如秀才之做赋得的试帖诗了。我写这一篇小文，却是预先想好了意思，随后再写它下来，还是正统的写法，不过自为觉得这题目颇好，所以跑了一点野马，当作一个引子罢了。

其实我的吃茶是够不上什么品位的，从量与质来说都够不上标准，从前东坡说饮酒饮湿，我的吃茶就和饮湿相去不远。据书上的记述，似乎古人所饮的分量都是很多，唐人所说喝过七碗觉腋下习习风生，这碗似乎不是很小的，所以六朝时人说是“水厄”。我所喝的只是一碗罢了，而且他们那时加入盐姜所煮的茶也没有尝过，不晓得是什么滋味，或者多少像是小时候所喝的伤风药午时茶吧。讲到质，我根本不讲究什么茶叶，反正就只是绿茶罢了，普通就是龙井一种，什么有名的罗岕，看都没有看见过，怎么够得上说吃茶呢？

一直从小就吃本地出产本地制造的茶叶，名字叫作本山，叶片搓成一团，不像龙井的平直，价钱很是便宜，大概好的不过一百六十文一斤吧。近年在北京这种茶叶又出现了，美其名曰平水珠茶，后来在这里又买不到，——结果仍旧是买龙井，所能买到的也是普通的种类，若是旗枪雀舌之类却是没有见过，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碧螺春，不过那是很难得遇见的。从前曾有一个江西的朋友，送给我好些六安的茶，又在南京一个安徽的朋友那里吃到太平猴魁，都觉得很好，但是以后不可再得了。最近一个广西的朋友，分给我几种他故乡的茶叶，有横山细茶，桂平西山茶和白毛茶各种，都很不差，味道温厚，大概是沱茶一路，有点红茶的风味。他又说西南有苦丁茶，一片很小的叶子可以泡出碧绿的茶来，只是味很苦。我曾尝过旧学生送我的所谓苦丁茶，乃是从市上买来，不是道地西南的东西，其味极苦，看泡过的

叶子很大而坚厚，茶色也不绿而是赭黄，原来乃是故乡的坟头所种的狗朴树，是别一种植物。我就是不喜欢北京人所喝的“香片”，这不但香无可取，就是茶味也有说不出的一股甜熟的味道。

以上是我关于茶的经验，这怎么够得上来讲吃茶呢？但是我说这是一个好题目，便是因为我不会喝茶可是喜欢玩茶，换句话说就是爱玩耍这个题目，写过些文章，以致许多人以为我真是懂得茶的人了。日前有个在大学读书的人走来看我，说从前听老师说你怎么爱喝茶，怎么讲究，现在看了才知道是不对的。我答道：“可不是吗？这是你们贵师徒上了我的文章的当。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现在你从实验知道了真相，可以明白单靠文字是要上当的。”我说吃茶是好题目，便是可以容我说出上面的叙述，我只是爱耍笔头讲讲，不是棒着茶缸一碗一碗的尽喝的。

（选自《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 1988年版》）

梁实秋：《喝茶》

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窨、天津的大叶、西湖的龙井、六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岩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壶净的高末儿，都尝试过。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惟茶是尚。茶字，形近于荼，声近于槚，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分，上焉者细啜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辄问讯“喝茶未 ?”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必需品。

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斟。我们用的是绿豆豌，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作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和宋瓷不能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厚重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母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光，泡两三回就得换茶叶，多麻烦。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会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在电视剧中也常看见有盖碗茶，可是演员一手执盖一手执碗缩着脖子啜茶那副狼狈相，令人发噱，因为他不知道喝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直是用玻璃杯、保温杯之类。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 ;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三十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原是十二套，只剩此一套了，碗沿还有一点磕损，睹此旧物，勾起往日的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

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场。有友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胜地，但是他看到我用一撮茶叶放在壶里沏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沪杭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家人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卖席的睡凉炕”。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栅栏东鸿记或西鸿记去买茶叶，在柜台前面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坐，看伙计称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媲美，茉莉花窨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再抓一把鲜茉莉放在表面上，所以叫做双窨。于是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郁郁菲菲。父执有名玉贵者，旗人，精于饮馔，居恒以一半香片一半龙井混合沏之，有香片之浓馥，兼龙井之苦清。吾家效而行之，无不称善。茶以人名，乃径呼此茶为“玉贵”，私家秘传，外人无由得知。

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我曾屡侍先君游西子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南高峰风篁岭，近处平湖秋月就有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进藕粉一碗，四美具矣。正是“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 ;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骆成骧联 )。有朋自六安来，贻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舟泊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漂浮，良久始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

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索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八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示不满，乃更以十二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 !先生奈何不察 ?”我爱其憨直。现在此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

茶之以浓酽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潮嘉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初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我没嚼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澄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辄相偕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肆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娈婉丱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功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吃了之后还携带几匣回家。不知是否故弄玄虚，谓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沸水之温度方合标准。与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返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这茶最有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数巡之后，好像是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功夫茶，要有工夫，细呷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工夫 ?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 ?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粤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膨亨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惟一般茶馆应市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佳者不易得。处处标榜冻顶，事实上哪里有那么多的冻顶 ?

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也罢。

（选自《雅舍小品》，台北中正书局 1986年版）

林语堂：《茶和交友》

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人类历史中的杰出新发明，其能直接有力地有助于我们的享受空闲、友谊、社交和谈天者，莫过于吸烟、饮酒、饮茶的发明。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第三，都是可以借嗅觉去享受的东西。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餐，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制度。

烟、酒、茶的适当享受，只能在空闲、友谊和乐于招待之中发展出来。因为只有富于交友心、择友极慎、天然喜爱闲适生活的人士，方有圆满享受烟、酒、茶的机会。如将乐于招待心除去，这三种东西便变成毫无意义。享受这三件东西，也如享受雪月花草一般，须有适当的同伴。中国的生活艺术家最注意此点，例如：看花须和某种人为伴；赏景须有某种女子为伴；听雨最好须在夏日山中寺院内躺在竹榻上。总括起来说，赏玩一样东西时，最紧要的是心境。我们对每一种物事，各有一种不同的心境。不适当的同伴，常会败坏心境。所以生活艺术家的出发点就是：他如果想要享受人生，则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如妻子要维持其丈夫的爱情一般，或如一个下棋名手宁愿跑一千里的长途去会见一个棋友一般。

所以气氛是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先对文士的书室的布置，和它的一般的环境有了相当的认识，方能了解他怎样在享受生活。第一，他们必须有共同享受这种生活的朋友，不同的享受须有不同的朋友。和一个勤学而含愁思的朋友去骑马，即属引非其类，正如和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去欣赏一次音乐表演一般。因此，某中国作家曾说过：

赏花须结豪友，观妓须结淡友，登山须结逸友，泛舟须结旷友，对月须结冷友，待雪须结艳友，捉酒须结韵友。

他对各种享受已选定了不同的适当游伴之后，还须去寻找适当的环境。所住的房屋，布置不必一定讲究，地点也不限于风景幽美的乡间，不必一定需一片稻田方足供他的散步，也不必一定有曲折的小溪以供他在溪边的树下小憩。他所需的房屋极其简单，只需：“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闭之，以避风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负暄融和之乐，夏秋交阴，以蔽炎烁蒸烈之威。”或如另一位作家所说，一个人可以“筑室数楹，编槿为篱，结茅为亭。以三亩荫竹树栽花果，二亩种蔬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蓄山童灌园剃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挟书剑，伴孤寂，携琴弈，以迎良友”。

到处充满着亲热的空气。

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

在这种同类相引的气氛中，我们方能满足色、香、声的享受，吸烟饮酒也在这个时候最为相宜。我们的全身便于这时变成一种盛受器械，能充分去享受大自然和文化所供给我们的色、声、香味。我们好像已变为一具优美的梵哑林，正将由一位大音乐家来拉奏名曲了。于是我们“月夜焚香，古桐三弄，便觉万虑都忘。妄想尽绝。试看酒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窗之白是何影，指下之余是何音，恬然乐之而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处是何境？”

一个人只有在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因为茶须静品，而酒则须热闹。茶之为物，其性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饮茶之时而有儿童在旁哭闹，或粗蠢妇人在旁大声说话，或自命通人者在旁高谈国事，即十分败兴，正如在雨天或阴天去采茶一般的糟糕。因为采茶必须在天气清明的清早，当山上的空气极为清新，露水的芬芳尚留于叶上时，所采的茶叶方称上品。照中国人说起来，露水实在具有芬芳和神秘的功用，和茶的优劣很有关系。照道家的返自然和宇宙之能生存全恃阴阳二气交融的说法，露水实在是天地在夜间相融后的精英。至今尚有人相信露水为清鲜神秘的琼浆，多饮即能致人兽于长生。特昆雪所说的话很对，他说：“茶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但中国人则更进一步，而以它为风雅隐士的珍品。

因此，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地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苏东坡曾以美女喻茶，但后来，另一个持论家，《煮泉小品》的作者田艺恒即补充说，如果定要以茶去比拟女人，则惟有麻姑仙子可做比拟。至于“必若桃脸柳腰，宜亟屏之销金幔中，无俗我泉石”。又说：“啜茶忘喧，谓非膏粱纨绮可语。”

据《茶录》所说：“其旨归于色、香、味，其道归于精、燥、洁。 ”所以如果要体味这些质素，静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也只有“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够体味出这些质素。自从宋代以来，一般喝茶的鉴赏家认为一杯淡茶才是最好的东西，当一个人专心思想的时候，或是在邻居嘈杂、仆人争吵的时候，或是由面貌丑陋的女仆侍候的时候，常会很容易忽略了淡茶的美妙气味。同时，喝茶的友伴也不可多，“因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茶疏》的作者说：“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需涓滴；何论品赏，何知风味乎 ?”

因为这个理由，因为要顾到烹时的合度和洁净，有茶癖的中国文士都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如嫌不便，可用两个小童为助，烹茶须用小炉，烹煮的地点须远离厨房，而近在饮处。茶童须受过训练，当主人的面前烹煮。一切手续都须十分洁净，茶杯须每晨洗涤，但不可用布揩擦。童儿的两手须常洗，指甲中的污垢须剔干净。“三人之下，止爇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还兼作，恐有参差。”

真正鉴赏家常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乐。中国的烹茶饮茶方法不像日本那么过分严肃和讲规则，而仍属一种富有乐趣而又高尚重要的事情。实在说起来，烹茶之乐和饮茶之乐各居其半。正如吃西瓜子，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着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遍，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这种茶如福建人所饮的“铁观音”，大都泡得很浓。小泥壶中只可容水四小杯，茶叶占去其三分之一的容隙。因为茶叶加得很多，所以一泡之后即可倒出来喝了。这一道茶已将壶水用尽，于是再灌入凉水，放到炉上去煮，以供第二泡之用。严格地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照理论上说起来，鉴赏家认第三泡的茶为不可复饮，但实际上，享受这个“少妇”的人仍很多。

以上所说是我本乡中一种泡茶的实际素描。这个艺术是中国的北方人所不晓的。在中国一般的人家中，所用的茶壶大都较大。至于一杯茶，最好的颜色是青中带黄，而不是英国茶那样的深红色。

我们所描写的当然是指鉴赏家的饮茶，而不是像店铺中的以茶奉客。这种雅举不是普通人所能办到，也不是人来人往、论碗解渴的地方所能办到。《茶疏》的作者许次纾说得好：“宾朋杂沓，止堪交钟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吸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 ”而《茶解》作者所说的就是此种情景：“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凡真正爱茶者，单是摇摩茶具，已经自有其乐趣。蔡襄年老时已不能饮茶，但他每天必烹茶以自娱，即其一例。又有一个文士名叫周文甫，他每天自早至晚，必在规定的时刻自烹自饮六次。他极钟爱他的茶壶，死时甚至以壶为殉。

因此茶的享受、技术包括下列各节：第一，茶味娇嫩，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物事，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第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在潮湿的季节中，备用的茶叶须贮于小锡罐中，其余则另贮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时不可开启，如若发霉，则须在文火上微烘，一面用扇子轻轻挥动，以免茶叶变黄或变色；第三，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因为本属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青中带微黄，过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柠檬、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饮茶半分钟后，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第八，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须一概屏除，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茌茌花，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应如婴孩身上一般的带着“奶花香”。

据《茶疏》之说，最宜于饮茶的时候和环境是这样：

饮时：

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拍曲

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

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

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

茂林修竹课花赏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宜辍：作事观剧发书柬大雨雪长筵大席翻阅卷帙人事忙迫及与上宜

饮时相反事不宜近：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热斋舍不宜用：恶水敝器铜匙铜铫木桶柴薪麸炭粗童恶婢不洁巾帨各色果

实香药（《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郁达夫：《上海的茶楼》

茶，当然是中国的产品。《尔雅》释“槚”为“苦荼”，早采为茶，晚采为茗。《茶经》分门别类，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神农食经》，说茗茶宜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华佗《食论》，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因此中国人，差不多人人爱吃茶，天天要吃茶；柴米油盐酱醋茶，至将茶列入了开门七件事之一，为每人每日所不能缺的东西。

外国人的茶，最初当然也系由中国输入的奢侈品。所谓梯，泰（Tea，The'）等音，说不定还是闽粤一带，土人呼茶的字眼。日记大家 Pepys头一次吃到茶的时候，还娓娓说到它的滋味性质，大书特书，记在他的那部可宝贵的日记里。外国人尚且推崇得如此，

也难怪在出产地的中国，遍地都是卢仝、陆羽的信徒了。

茶店的始祖，不知是哪个人，但古时集社，想来总少不了茶茗的供设；风传带了晋代，嗜茶者愈多，该是茶楼酒馆的极盛之期。以后一直下来，大约世界越乱，国民经济越不充裕的时候，茶馆店的生意也一定越好。何以见得？因为价廉物美，只消有几个钱，就可以在茶楼住半日，见到许多友人，发些牢骚，谈些闲天的缘故。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茶及茶楼的一般的话；上海的茶楼，情形却有点儿不同，这原也像人口过多，五方杂处的大都会中常有的现象，不过在上海，这一种畸形的发达更要使人觉得奇怪而已。

上海的水陆码头，交通要道，以及人口密集的地方的茶楼，顾客大抵是帮里的人。上茶馆里去解决的事情，第一是是非的公断，即所谓吃讲茶；第二是拐带的商量，女人的跟人逃走，大半是借茶楼为出发地的；第三，总是一般好事的人去消磨时间。所以上海的茶楼，若没这一批人的支持，营业是维持不过去的，而全上海的茶楼总数之中，以专营这一种营业的茶店居五分之四；其余的一分，像城隍庙里的几家，像小菜场附近的有些，总是名副其实，供人以饮料的茶店。

譬如有某先生的一批徒弟，在某处做了一宗生意，其后更有某先生的同辈的徒弟们出来干涉了，或想分一点肥，或是牺牲者请出来的调人，或者竟系在当场因两不接头而起冲突的诸事件发生之后，大家要开谈判了，就约定时候，约定伙伴，一家上茶馆里去。这时候，聚集的人，自然是愈多愈好，文讲讲不下来，改日也许再去武讲的，比他们长一辈的先生们，当然要等到最后不能解决的时候，才来上场。这些帮里的人，也有着便衣的巡捕，也有穿私服的暗探，上面没有公事下来，或牺牲者未进呈子之先，他们当然都是那一票生意经的股东。这是吃讲茶的一般情形，结果大抵由理屈者方面惠茶钞，也许更上馆子去吃一次饭都说不定。至于赎票，私奔，或拐带等事情的谈判，表面上的当事人人数自然还要减少；但周围上下，目光炯炯，侧耳探头，装作毫不相干的神气，或坐或立地埋伏在四面的人，为数却也决不会少，不过紧急事情不发生，他们就可以不必出来罢了。从前的日升楼，现在的一乐天，仝羽居，四海升平楼等大茶馆，家家虽则都有禁吃讲茶的牌子挂在那里，但实际上顾客要吃起讲茶来，你又哪里禁止得他们住。

除了这一批有正经任务的短帮茶客之外，日日于一定的时间来一定的地方作顾客的，才是真正的卢仝、陆羽们。他们大抵是既有闲而又有钱的上海中产的住民；吃过午饭，或者早晨一早，他们的两双脚，自然走熟的地方走。看报也在那里，吃点点心也在那里，与日日见面的几个熟人谈推背图的人实现，说东洋人打仗，报告邻右一家小户人家的公鸡的生蛋也就在那里。

物以类聚，地籍人传，像在跑马厅的附近，顾客的性质与种类自然又各别了。上海的茶店业，既然发达到了如此的极盛，自然，随茶店而起的副业，也要必然地滋生出来。第一，卖烧饼，油包，以及小吃品的摊贩，当然，城隍庙的境内的许多茶店，多半是或系弄古玩，或系养鸟儿，或者也有专喜欢听说书的专家茶客的集会之所。像湖心亭，春风得意楼等处，虽则并无专门的副作用留存着在，可是有时候，却也会集茶客的大成，坐得济济一堂，把各色有专门嗜好的茶人尽吸在一处的。

至如，有女招待的吃茶处，以及游戏场的露天茶棚之处，内容不同是等于眉毛之于眼睛一样，一定是家家茶店门口或近处都有的。第二，是卖假古董小玩意的商人了；你只教在热闹市场里的茶楼坐他一两个钟头，像这一种小商人起码可以遇到十人以上。第三，是算命，测字，看相的人。第四，这总算是最新的一种营业者，而数目却也最多，就是航空奖券的推销者。至如卖小报，拾香烟蒂头，以及糖果香烟的叫卖人等，都是这一游戏场中所共有的附属物，这算不得上海茶楼的一种特点。

还有茶楼的夜市，也是上海地方最著名的一种色彩。小时候在乡下，每听见去过上海的人，谈到四马路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人肉市场，同在听天方夜谭一样，往往不能够相信。现在因国民经济破产，人口集中都市的结果，这一种肉阵的排列和拉撕的悲喜剧，都不必限于茶楼，也不必限于四马路一角才看得见了，所以不谈。

（原载《良友画报》第 112期，1935年 12月）

郁达夫茶诗选

《登杭州南高峰》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据 1933年 1月 11日《申江日报·江声》）

《临安道上即景》

泥壁茅蓬四五家，山茶初茁两三芽。

天晴男女忙农去，闲煞门前一树花。

（据 1934年 4月 11日《民国日报·越国春秋》）

《赠宋某》

万卷图书百亩山，广平老去剧清闲。

驱车莺鹤亭前过，为乞新茶一叩关。

（据 1935年 5月《东南日报·吴越春秋》）

《沪杭车窗即景》

男种秧田女摘茶，乡村五月苦生涯。

先从水旱愁天意，更怕秋来赋再加。

（据 1935年 7月《东南日报·沙发》）

汪曾祺：《泡茶馆》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骑自行车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

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他手里这根媒子即是看手相时用来指示手纹的。

这种大茶馆有时唱围鼓。围鼓即由演员或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围鼓”这个词。唱围鼓的演员、票友好像不是取报酬的，只是一群有同好的闲人聚拢来唱着玩。但茶馆却可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便于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日围鼓”。到这样的茶馆里来一边听围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围鼓茶”。“围鼓”这个词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昆明的围鼓似多唱滇剧。我在昆明七年，对滇剧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什么戏里有一句唱词“孤王头上长青苔”。孤王的头上如何会长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

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类大茶馆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的大茶馆，后来大都陆续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

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翥街。街夹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蓝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即湖南人所谓的凉薯），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状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

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徕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卖茶一般都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坨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学生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是姑嫂两人，都还年轻，成天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辄作媚笑。联大学生叫她花生西施。这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好看的来买，就给得多。难看的给得少。因此我们每次买花生米都推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

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条小小的凤翥街上来开一爿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玛、月饼、桃酥，都装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里有点缺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

再往前，走过十来家店铺，便是凤翥街口，路东路西各有一家茶馆。

路东一家较小，很干净，茶桌不多。掌柜的是个瘦瘦的男人，有几个孩子。掌柜的事情多，为客人冲茶续水，大都由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儿子担任，我们称他这个儿子为“主任儿子”。街西那家又脏又乱，地面坑洼不平，一地的烟头、火柴棍、瓜子皮。茶桌也是七大八小，摇摇晃晃，但是生意却特别好。从早到晚，人坐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风水好。这家茶馆正在凤翥街和龙翔街交接处，门面一边对着凤翥街，一边对着龙翔街，坐在茶馆，两条街上的热闹都看得见。到这家吃茶的全部是本地人，本街的闲人、赶马的“马锅头”、卖柴的、卖菜的。他们都抽叶子烟。要了茶以后，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圆形，皮制的，外面涂着一层黑漆，打开来，揭开覆盖着的菜叶，拿出剪好的金堂叶子，一枝一枝地卷起来。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我却于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

记得旧时好，

跟随爹爹去吃茶，

门前磨螺壳，

巷口弄泥沙。

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使我大为惊异了。这是什么人写的呢？

每天下午，有一个盲人到这家茶馆来说唱。他打着扬琴，说唱着。照现在的说法，这应是一种曲艺，但这种曲艺该叫什么名称，我一直没有打听着。我问过“主任儿子”，他说是“唱扬琴的”，我想不是。他唱的是什么？我有一次特意站下来听了一会儿，是：

…………

良田美地卖了，

高楼大厦拆了，

娇妻美妾跑了，

狐皮袍子当了……

我想了想，哦，这是一首劝戒鸦片的歌，他这唱的是鸦片烟之为害。这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呢？说不定是林则徐时代某一忧国之士的作品。但是这个盲人只管唱他的，茶客们似乎都没有在听，他们仍然在说话，各人想自己的心事。到了天黑，这个盲人背着扬琴，点着马杆，踽踽地走回家去。我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么？进大西门，是文林街，挨着城门口就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最无趣味的茶馆。茶馆墙上的镜框里装的是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蓓蒂 ·黛维丝、奥丽薇 ·德·哈弗兰、克拉克·盖博、泰伦宝华……除了卖茶，还卖咖啡、可可。这家的特点是：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麂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外，还有把头发卷成一根一根香肠似的女同学。有时到了星期六，还开舞会。茶馆的门关了，从里面传出《蓝色的多瑙河》和《风流寡妇》舞曲，里面正在“嘣嚓嚓”。

和这家斜对着的一家，跟这家截然不同。这家茶馆除卖茶，还卖煎血肠。这种血肠是牦牛肠子灌的，煎起来一街都闻见一种极其强烈的气味，说不清是异香还是奇臭。这种西藏食品，那些把头发卷成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是绝对不敢问津的。

由这两家茶馆往东，不远几步，面南便可折向钱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家茶馆是“老式”的，是因为茶馆备有烟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个粗如小指半尺长的竹管，一头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便是“烟筒”。在莲蓬嘴里装了烟丝，点以纸媒，把整个嘴埋在筒口内，尽力猛吸，筒内的水咚咚作响，浓烟便直灌肺腑，顿时觉得浑身通泰。吸烟筒要有点功夫，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用的粗得多，高齐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边，吸时尤需底气充足。这家茶馆门前，有一个小摊，卖酸角（不知什么树上结的，形状有点像皂荚，极酸，入口使人攒眉）、拐枣（也是树上结的，应该算是果子，状如鸡爪，一疙瘩一疙瘩的，有的地方即叫做鸡脚爪，味道很怪，像红糖，又有点像甘草）和泡梨（糖梨泡在盐水里，梨味本是酸甜的，昆明人却偏于盐水内泡而食之。泡梨仍有梨香，而梨肉极脆嫩）。过了春节则有人于门前卖葛根。葛根是药，我过去只在中药铺见过，切成四方的棋子块儿，是已经经过加工的了。原物是什么样子，我是在昆明才见到的。这种东西可以当零食来吃，我也是在昆明才知道。一截葛根，粗如手臂，横放在一块板上，外包一块湿布。给很少的钱，卖葛根的便操起有点像北京切涮羊肉的肉片用的那种薄刃长刀，切下薄薄的几片给你。雪白的。嚼起来有点像干瓤的生白薯片，而有极重的药味。据说葛根能清火。联大的同学大概很少人吃过葛根。我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要买一点尝一尝的。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回到文林街。文林街中，正对府甬道，后来新开了一家茶馆。这家茶馆的特点一是卖茶用玻璃杯，不用盖碗，也不用壶。不卖清茶，卖绿茶和红茶。红茶色如玫瑰，绿茶苦如猪胆。第二是茶桌较小，且覆有玻璃桌面。在这样桌子上打桥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到这家茶馆来喝茶的，大都是来打桥牌的，这茶馆实在是一个桥牌俱乐部。联大打桥牌之风很盛。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每天到这里打桥牌。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员，昆明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学生运动搞得那样热火朝天，他每天都只是很闲在，很热衷地在打桥牌，谁也看不出他和学生运动有什么关系。

文林街的东头，有一家茶馆，是一个广东人开的，字号就叫“广发茶社”——昆明的茶馆我记得字号的只有这一家。原因之一，是我后来住在民强巷，离广发很近，经常到这家去。原因之二是——经常聚在这家茶馆里的，有几个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的学生。这些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玩世不恭。那时联大同学常组织什么学会，我们对这些俨乎其然的学会微存嘲讽之意。有一天，广发的茶友之一说：“咱们这也是一个学会，——广发学会！”这本是一句茶余的笑话。不料广发的茶友之一，解放后，在一次运动中被整得不可开交，胡乱交待问题，说他曾参加过“广发学会”。这就惹下了麻烦。几次有人专程到北京来外调“广发学会”问题。被调查的人心里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来外调的政工人员态度非常严肃。广发茶馆代卖广东点心。所谓广东点心，其实只是包了不同味道的甜馅的小小的酥饼，面上却一律贴了几片香菜叶子，这大概是这一家饼师的特有的手艺。我在别处吃过广东点心，就没有见过面上贴有香菜叶子的——至少不是每一块都贴。

或问：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

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原文刊载于《滇池》1984年第 9期）

沙汀：《喝早茶的人》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

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这种过早的原因，有时是为了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

然而，即使不是为了这些。而是因为习惯出了毛病，这也不会使他们怎样感到扫兴。他们尽可以在黎明的薄暗中，蹲在日常坐惯了的位置上，打一会儿盹。或者从堂倌口里，用一两句简单含糊的问话，探听一点自己没关照到的意外的故事。

“这样晏……睡得迟吗？”

“水巷子又出怪事哩，”堂倌解释道，“他们就把那烂货弄在阶沿上……”

“瞎，我是说哪里嘻嘻哈哈的。”客人满足地发笑了。

自然，倘是堂馆简捷地回答说：“还早呢。”他们便很快地迷糊过去了，直到把茶泡上，那个在打更匠困觉时就醒转来了的可怜人，招呼说“泡起了呢”，这才从喉咙里应声道“哼”，或者微微点一点头。不过即使他们一无声响，堂倌一经招呼，便算义务已尽，各自管照自己的工作去了。

当他们发觉茶已经泡好了的时候，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点，润润眼角，然后缘着碗边，很长地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喝下大半碗去。于是吹着火烟筒，咳喘做一团，恰像一个问话符号似的。要到茶堂里有别的客坐下了，这种第一个上茶铺的人，才现出一个活人的模样，拿出精神来，用迟缓的调子，报告出堂倌讲说过的故事，夹杂着感慨和议论。

“还是那坏东西不好，见了人就打打狂狂的。”

“母狗不摆尾，公狗不上背呀！”别的人附和着。

等到这一类的谈话可以告一段落了，报告者呵欠，揉一揉眼皮，向茶炉边嘟哝道，“还没洗脸呢”。于是堂倌拖过一把凳子，摆在客人座位边顺手的地方，打了脸水来。像这样，要洗脸，是不必改变蹲着的姿势的。只需略微侧一侧身子，斜伸出两只手去，就行了。然而，要是还没参加别的茶客的谈话，要洗一张脸子，那时间是会费得很长久的。

“您这话一点也不冤枉她。我看到的，比这更丑呢。比方说……”刚用指头提起来的脸帕，又落在脸盆里面去了。

有时候，需得堂馆另外换上一盆脸水，他们才能够完成这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于是一边趿上鞋子，扣着纽扣，一边踱往街对过的酒酿摊上去，躬着身子向装着物事的担子打量一回，然后点着指头，一字一字地叮咛道：

“听清白了么？——加一个蛋。要新鲜的。好，就是这一个罢。您照照我看，……”

当小菜贩沿着清冷的街市叫卖起来了的时候，他们总照例买上一点豆芽，堆在茶桌上，一根一根地撷着根，恰像绣花一样的精致。从他们的神情上看来，这还是一种近乎阔气的举止呢。这撷好了的菜，家里的孩童们，是自会来收回的，用不着他们动步：只需千篇一律地关照道：

“说不说得来，——多加一点醋，炒生一点，嗯！”

早饭的时候，直到家里的人催过三五遍了，他们才一面慢腾腾地，把茶碗端到茶桌子中间去，叫堂馆照料着，说吃过饭再来，一面恋恋地同茶客们闲谈着，好像十分不愿意走开去似的。

“又怎样呢？”

“又怎样，还不是认错了事。”

“我早就说罢，再让他吃一点辣子；我倒凉爽呢。……”

到这时，全个早晨的时间，已经给他们花费干净了。但他们毫不觉得可惜。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等到肚子一饱，又有许多时光，在等待着他们，像阔人使用资财一样地浪费了。

在这里，我但愿目前的震荡不会搅扰他们。

（据 1934年 11月 27日《申报·自由谈》）

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作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在杭州住了约莫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而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时，那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当民国初年的时候，西湖那边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面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了。当时夏丏尊曾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是个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

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

看的人回来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起来，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而已，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了。

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到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地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作师父。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而预先在寺里面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背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

便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的介绍，而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它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慧明法师作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面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命我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的汀州人。他穿的衣服却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吃白饭）去。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法，以资感化。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边的传说很多很

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选自《弘一大师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采茶词》（30首）

一

侬家家住万山中，村北村南尽茗丛。

社后雨前忙不了，朝朝早起课茶工。

二

晓起临妆略整容，提篮出户露方浓。

小姑大妇同携手，问上松萝第几峰 ?

三

空濛晓色罩山矼，雾叶云芽未易降。

不识为谁来解渴，教侬辛苦日双双。

四

双双相伴采茶枝，细语叮咛莫要迟。

既恐梢头芽欲老，更防来日雨丝丝。

五

采罢枝头叶自稀，提篮贮满始言归。

同人笑向池前过，惊起双凫两处飞。

六

一池碧水浸芙蕖，叶小如钱半未舒。

行向矶头清浅处，试看侬貌近何如 ?

七

两鬓蓬松貌带枯，谁家有妇丑如奴。

只缘日日将茶采，雨晒风吹失故吾。

八

朝来风雨又凄凄，小笠长篮手自提。

采得旗枪归去后，相看却是半身泥。

九

今日窗前天色佳，忙梳鸦髻紧横钗。

匆匆便向园中去，忘却泥泞未换鞋。

十

园中才到又闻雷，湿透弓鞋未肯回。

遥嘱邻姑传信去，把侬青笠寄将来。

十一

小笠蒙头不庇身，衣衫半湿像渔人。

手中提着青丝笼，只少长竿与细纶。

十二

雨过枝头泛碧纹，攀来香气便氤氲。

高低摘尽黄金缕，染得衣襟处处芬。

十三

芬芳香气似兰荪，品色休宁胜婺源。

采罢新芽施又发，今朝已是第三番。

十四

番番辛苦不辞难，鸦髻斜歪玉指寒。

惟愿侬家茶色好，赛他雀舌与龙团。

十五

一月何曾一日闲，早时出采暮方还。

更深尚在炉前焙，怎不教人损玉颜。

十六

容颜虽瘦志常坚，焙出金芽分外妍。

知是何人调玉碗，闲教纤手侍儿煎。

十七

活火煎来破寂寥，那知摘取苦多娇。

无端一阵狂风雨，遍体淋淋似水浇。

十八

横雨狂风鸟觅巢，双双犹自恋花梢。

缘何夫婿轻言别，愁上心来手忘梢。

十九

纵使愁肠似桔槔，且安贫苦莫辞劳。

只图焙得新茶好，缕缕旗枪起白毫。

二十工

夫那敢自蹉跎，尚觉侬家事务多。

焙出干茶忙去采，今朝还要上松萝。

二十一

手挽筠篮鬓戴花，松萝山下采山茶。

途中姐妹劳相问，笑指前村是妾家。

二十二

妾家楼屋傍垂杨，一带青阴护草堂。

明日若蒙来约伴，到门先觉焙茶香。

二十三

乍暖乍寒屡变更，焙茶天色最难平。

西山日落东山雨，道是多晴却少晴。

二十四

今日西山山色青，携篮候伴坐村亭。

小姑更觉娇痴惯，睡倚阑干唤不醒。

二十五

直待高呼始应承，半开媚眼半难醒。

匆匆便向前头走，提着篮儿忘盖簦。

丰子恺茶画

二十六

同行迤逦过南楼，楼畔花开海石榴。

欲待折来分插戴，树高不攀到梢头。

二十七

黄鸟枝头美好音，可人天气半晴阴。

攀枝各把衷情诉，说到伤心泪不禁。

二十八

破却工夫未满篮，北枝寻罢又图南。

无端折得同心叶，纤手擎来鬓上簪。

二十九

茶品由来苦胜甜，个中滋味两般兼。

不知却为谁甜苦，掐破侬家玉指尖。

三十

任他飞燕自呢喃，去采新茶换旧衫。

却把袖儿高卷起，从教露出手纤纤。

（朱少璋编《曼殊外集》，学苑出版社 2009版）

《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