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Author: 汪兆骞
Date: 2016-05-01
Publisher: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战国”时代／汪兆骞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43-4373-1

Ⅰ．①民⋯　Ⅱ．①汪⋯　Ⅲ．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Ⅳ．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8975号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作　　者　汪兆骞

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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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373-1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茅盾创作小说《蚀》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左联五烈士”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鲁迅与曹聚仁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北伐大军，所向披靡，各地军阀，纷纷倾覆，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

就在上海民众翘首等待的北伐军刚刚开进黄浦江畔之时，国民党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被浸在血泊之中，震惊了全国。

翌日，上海创办最早发行最多的《申报》，如实报道了这场屠杀。为历史留下了证词。下午，宝山路上再次重演“空前之屠杀惨案”，国民党军队悍然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市民，“伤毙至百余人”。

4月14日，上海“万难苟安缄默”的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表示愤怒的抗议，并在次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信中说：

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

从当时几乎都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七位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周恩来与夏衍谈话）。

4月26日，在商务印书馆就职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这年三月江南草长、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秋叶乱飞的时节，蔡元培、胡适、鲁迅先后到达上海。曾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年后再聚上海，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在充满肃杀之气的1927年1月5日，蔡元培与马叙伦乘船抵达宁波。

此行是因为国民政府任命他做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后，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让他到宁波考察。不料下船之后，宁波街头到处都是刚反正的周凤岐溃兵。为了安全，他们忙避至象山，然后渡海到福建，一直到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才返回上海。

再到福州，何应钦率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刚攻克福州。何应钦得知“党国元老”蔡元培到福州，即设宴为他洗尘。然后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分别被请到革命军和福建省国民党党部演讲。

正巧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到福州购买书籍，从报上得知自己就读北京大学时的校长、恩师已到闽，便请校长到风光秀美的厦门小住几日。到了厦门，蔡元培见厦门大学正在闹学潮。校内的北大毕业生们纷纷看望老校长，交谈中，蔡元培已听出，此次学潮与鲁迅的支持有关。

尽管校长林文庆已到新加坡向创办厦大的林嘉庚告急，校方仍热情隆重地宴请了学界巨擘。宴席上，应邀的顾颉刚坐在蔡元培身旁。宴会间，学潮是免不掉的话题。

查是年1月2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其中说，“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有这样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好像也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

1月8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联系以前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的，朱山根（原信作顾颉刚）是胡适之信徒，另外两三个，好像也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什么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

读鲁迅先生的这几封信，有助于了解鲁迅与厦大的学潮的关系。

就在结束厦大宴请之后，下午蔡元培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在谈到浙江的革命事业落后，他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力排万难仍无起色时，已年至六十的老人，泪如雨下。

在场的浙江同乡姜绍谟，追随蔡先生多年，深有感触。他是1924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在杭州的好友马叙伦与夏超交情很深，便鼓励马叙伦顺利策反了夏超，但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殉职道中。姜绍谟随蔡元培一路逃难。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姜绍谟见厦门浙江同乡会赴会者不少，听完天下无人不识的蔡先生演讲，都用浙江乡音，热烈地交谈。令姜绍谟困惑的是，与先生同籍，先生多次给予提携、帮助的鲁迅，为何躲着不见他人生中的贵人呢？

姜绍谟听厦大的朋友说，鲁迅一到厦大，就与谦和正直的顾颉刚等同事闹矛盾，冷言冷语相向，而顾颉刚却蒙在鼓里。有人说，鲁迅素与陈源（陈西滢）交恶，顾颉刚与陈教授交谊很深，故迁怒于顾颉刚。

读鲁迅1月7日的日记，上有收到上月“薪水泉四百……夜赴浙江同乡送别会”。8日日记“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百万俱至，同至洞天夜饭”。9日“至鼓浪屿午餐”。10日“在别有天夜餐”。

蔡元培到访厦门期间，鲁迅并无要事缠身，而是天天会客、送别、宴饮，却有些悖于常理、不近人情地独不见给予自己重要帮助的同籍长辈，让人弄不明白。忠厚长者蔡元培至死也没有解开这个谜。

2月18日，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白崇禧所部也推进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

上海的共产党发动了旨在瓦解孙传芳后方以支持北伐，尽可能控制上海的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上海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与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联盟。

国民党的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坐镇上海，发动了这场政变，而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发动这场政变，毕竟是着险棋，险象环生，只要走错一步，则全盘皆输。此事已牵涉中外舆论。蒋介石为蒙骗舆论，决定要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认为议案和通电，最好由在政界有很好口碑的“党国元老”出面。他最先想到的是蔡元培。他既是学界泰斗，且有道德文章。老谋深算的张静江，更知道蔡先生为人善良，易被人利用，他历来主张通过互助改良社会，天性反对暴力，他一生笃信教育可以救国而又苦于难以回到北京，大展宏图。以由他执掌全国教育和文化为诱饵，争取他出面参与“议案”和“通电”，可能性极大。

3月21日，由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血战，终于掌控了这座大都会时，白崇禧的部队也逼近了上海郊野，两相对望，旌旗可见。

那天，从报纸得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蔡元培突然忆起1917年仲春，在天津南开中学见到的英气勃发的青年周恩来。那次，蔡元培应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学校演讲。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之后，一位面若朗月的英俊少年，拿着一沓速记讲稿，向他鞠躬后仪态大方地说：

“蔡先生，我很早以前就拜读您的大作，受益匪浅，今天一睹先生风采，聆听先生至理宏论，深受教育。我速记一份先生的讲稿，准备发在校刊上，现请先生审阅。”

那速记讲稿，字迹俊逸厚重，所记甚是准确。张伯苓介绍说，他叫周恩来，品学兼优，是校“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正是他们让我请你来演讲的呢。

自己记住了这位有着剑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有为青年。世事变化真快，这位文质彬彬的少年郎，如今却领导了上海轰轰烈烈的工人武装起义。他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呢，还是惋惜，毕竟，那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学界巨人啊。

就在这天晚上，大上海沉浸在武装起义胜利的狂欢之中，成了不眠之夜时，杭州西湖正是月色朦胧，水波不兴，远山诡谲。在湖畔的新新旅馆前，有一辆美国汽车，停在一株老树下。张静江单独约见了蔡元培。

张静江先拿出一份所谓各地共产党暴乱的情况通报，然后说：“孑民兄，国共分离，已成定局，兄弟是来向你交底的。”

蔡元培一怔，忙说：

“人杰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是先总理的遗训啊，北伐尚未成功，就同室相煎，这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

张静江面带悲痛地说：

“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先违背总理遗训，先向我们进攻，党国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江西、两湖工农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蔡元培早在从闽回浙的路上，已感到北伐军将领有严重的反共情绪，各种关于工农革命的流言，也在军队和民间流传。现在听着张静江的喋喋不休，变得迷惘起来。

张静江见攻心已收到效果，便又加了把柴，说：

“孑民兄，蒋先生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到上海，他要当面请教你呢！”

24日，蔡元培在张静江的苦苦逼劝下，与他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同车而行的，还有从已沦为奉系控制的北大逃亡出来的马叙伦和蒋梦麟。火车在沪杭铁路上走走停停。蔡元培等这些政学界的要人，只能乘一节破旧的封闭运货车厢，颠簸着赶路。

到了龙华，白崇禧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一行，喜形于色地讲了一番部队进城、“清剿”北方军残部，下令停止罢工，收缴枪械武器，严禁袭击英、美、日领事馆等革命成果。后又大讲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煽动排外恶性事件，致使外国军舰以撤侨民为名，猛轰南京城，死伤数千中国人惨案……

蔡元培听罢，仰天长啸：

“啊，我已闻到了同室操戈的血腥味了！”

27日，蒋介石在枫林桥总部行营，接见了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作陪的是吴稚晖。蒋介石虽已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在元老面前非常谦和有礼。他以军人的威仪，腰板挺直地长谈了几个小时，无非是说“清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苏俄的鲍罗廷正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们云云。

蔡元培原本就不想搅进“清党”的深渊，他一再声明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懂政治。他希望“清党”不是滥杀，即便某些人有罪，也应通过法律程序，不能为排斥异己草菅人命。

蒋介石听罢，满面笑容，说蔡先生不愧是知识泰斗，仁爱之心令人感动，以先生才学人望，我希望您主政全国教育呢。

之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赞成吴稚晖出面提出的“清党”议案，与张静江、吴稚晖等反共先锋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屠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道义的借口和合法的武器。

在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的庆典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并在阅兵典礼后，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为了救国，为了救党……”

蔡元培，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甚至思想苦斗之后，走上了人生和历史的歧路。“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蔡先生的自我写照。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对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访“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神韵。

对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评“鸳鸯蝴蝶派”“恶趣味”时，无视“鸳鸯蝴蝶派”有不少作品批评社会不公、讽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内容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采取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施蛰存进行了反击。他在《“文”而不“学”》中指出，文学不是高深莫测的，而是可亲、可感的。他针对有些人贬低张恨水的作品不是文学的错误观点，说：“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施蛰存在这里肯定了张恨水的小说，因接地气而被广大读者欢迎，而对茅盾、鲁迅的作品门槛太高作了善意的批评。

施蛰存不同凡响地为“鸳鸯蝴蝶派”辩护，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徘徊的文坛，不啻一种理性的合乎文学自身规律的声音。他说，“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正如他在《现代》杂志《创刊宣言》上声明的：“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在施蛰存看来，文学艺术应该是没有门派偏见，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均应持欢迎态度。现在看来，施蛰存的文学观，是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

民初以来，这个文学流派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首推包天笑和周瘦鹃。

包天笑，1876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年轻时参加科考，得秀才功名。后受西方新学影响，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在苏州联合同道，组织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店出售新书新报刊，创办译载政治、法律及小说的月刊《励学译编》。又创办刊登国内外、本地新闻之旬刊《苏州白话报》。因当时苏州尚无铅字印刷术，只能木刻制版印刷，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之奇葩。

包天笑，类似鲁迅、周作人，都是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二十五岁时与杨紫合译《迦因小传》（即《迦茵小传》），发在《励学译编》上。后他又“翻译”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契诃夫等四十余种作品。有的还被搬上银幕，引起轰动。包天笑略通日语，与早他几年因“译”《茶花女遗事》等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而风行一时的林纾一样，都是靠友人口头译述或笔译后，再由他整理润色。因此，包天笑的“译”作，犯有与林纾一样的“都不甚信实”，“任意删节原文”的毛病。如包天笑翻“译”《迦茵小传》时，他有意删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事。包天笑自己说，乃出于“保守旧道德”。后来还酿成文坛一桩公案。阿英在《翻译史话》中写道：

那进步一些的，对于迦茵未嫁而孕的事，自然是予以原谅。那守旧的呢？起初读了蟠溪子（杨紫）、天笑生（包天笑）的翻译，是极口称赞，到这时却态度一变，不齿迦茵之为人，把她打下了九渊。这真可以说是哈葛德的不幸，也确实是迦茵小姐的无名的悲哀。

阿英这段文字语焉不详，并没交代清楚“酿成文坛一段公案”。鲁迅先生之《上海文艺之一瞥》，道明其究竟：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但鲁迅不只是来讲这桩文坛公案的。他的笔锋一转：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结局，不再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鲁迅文中，是肯定包天笑小说的进步？不对呀，这是德国作家的作品，因此说“一个大进步”是张冠李戴了。鲁迅的文章，有时也不够严谨。但鄙视“胡蝶”“鸳鸯”派，也很清楚。

包天笑还关心少年儿童的伦理教育，他以“教育小说”闻名于时。1927年，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说，包天笑“所为长篇小说，以教育小说为最，如《苦儿流浪记》《孤雏战遇记》《青灯回味录》……皆载教育杂志，得教育部褒奖”。

包天笑1906年移居上海。在沪期间，包天笑对促进小说繁荣和推动白话文学方面，特别使小说文本多样化方面，都是有不可代替的贡献的。

在上海，包天笑出版了《上海春秋》，小说展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靡腐、醉生梦死的“社会情状”，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皆是勾栏柳巷、青楼妓馆，人物也多心理阴暗。虽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但多是表面罗列。包天笑自己说，盖此书之旨趣，不过是描写近十年来大都市上海社会之状况，别无重大意义。可见他是清醒的。他的另一长篇是《留芳记》，以梅兰芳贯穿全书，写民国革命的史实。因内容多艳事逸闻，历史生活只是浮光掠影，不是深刻地观照历史，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高。独在反映一些文化人的迷茫的精神面貌上，具有某些真实性，有一定认识价值。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生。

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和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天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是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千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同庚会”。

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青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作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平，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陆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细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是极荣誉的事。

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里，与包天笑旗鼓相当，在上海滩也负盛名。

周瘦鹃也是江苏人，生于上海。早年丧父，依靠寡母艰难度日，在私塾、小学、中学品学兼优而免费求学。十六岁在书摊购《浙江潮》杂志，见一讲法国将军恋爱的故事，深受感动，将之改编成五幕剧本《爱之花》，寄《小说月报》，竟很快发表。不久又被春柳剧社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那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也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那是1911年。

接下来，和包天笑一样，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因他通晓英文，翻译基本忠于原著。数量也多于包天笑，到1936年，所译作品已逾百种。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在北京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工作的鲁迅，见到此丛书，即与周作人一起，报请教育部以该会名义嘉奖。鲁迅还在《教育公报》上对此书赞曰：

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耳。

在翻译的同时，周瘦鹃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创作了大量“哀情”小说。周瘦鹃出身贫寒，年轻时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失恋史。原本由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因对方嫌贫爱富而遭毁约，对他打击颇重。在译外国文学时，西方的“唯情说”，爱情至上，“芸芸众生皆情人”的观念，深入其心。这种失恋史，作为潜意识的一种积淀，会对周瘦鹃的创作产生心理暗示，故周瘦鹃在创作小说时，多是志坚情专而又结局不幸的恋情故事。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相比，虽然周瘦鹃笔下的爱情，与他人创作皆有通病，极少触及社会本质，人物也多概念化而欠丰满鲜活，但周瘦鹃的小说极具个人的色彩。比如他在小说《断肠日记》结尾“附志”中说：

脱能入彼人之目，而酬吾以数行热泪者，则此惨淡之文字，当生色不少。

此乃为小说人物而写，也是作者心中的哀情倾诉。

又如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主人公宗雄临终时，劝妻子纫芳另嫁人。而纫芳却曰：“阿郎休矣。侬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也！”将忠贞当作爱情圣殿上的祭品，将它“圣洁化”，不仅是这类“哀情”小说的俗套，还散发着封建的从一而终的陈腐气息。

受“五四”的影响，周瘦鹃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十年守寡》等小说，情绪已不像过去那么低沉，已有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思想有了明丽色泽。而《血》写小铁匠惨死，《脚》反映跛脚劳动者苦难生活，已见周瘦鹃开始关注社会，同情劳工的境遇。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这儿子舍命救父，原本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当然又是个悖论。郑振铎、郭沫若批评周瘦鹃，他们自己却给后人留下足以玩味的可笑话题。作为文化名人，他们的人伦、孝道何在？“惹人笑话”者，又是谁呢？

周瘦鹃的“爱国小说”更值得一提。袁世凯宣布承认“二十一条”，引起国人愤慨的1915年，周瘦鹃充溢着激愤之情写《亡国奴之日记》，以日记体记录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怒斥当局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丑行，论述百姓在敌寇铁蹄下生灵涂炭，更反映百姓自发反抗敌寇的英勇壮举。抗日战争爆发，周瘦鹃连续写了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风雨中的国旗》《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包天笑和周瘦鹃，是他们这个文学流派中许多期刊的创办者和主编。

周瘦鹃创办的《礼拜六》和他与包天笑创办的《小说画报》，是这个流派最具影响的两个期刊。还在小学教书的叶圣陶早期的小说创作，不少都投给并发表在《礼拜六》上。1921年，戴望舒、张天翼、施蛰存等都投稿《礼拜六》《半月》。施蛰存的第一篇小说《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发在《礼拜六》156期上，接着又有《老画师》登在《礼拜六》161期，十八岁写的《伯叔之间》发在《半月》上。戴望舒十七岁时写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署名戴鸥发在《半月》，两个多月后小说《债》又刊于《半月》。足见周瘦鹃办的《礼拜六》《半月》影响之大，且在培养青年作家这方面，也有贡献。

1920年周瘦鹃出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往后又创办极富个人色彩、内容形式活泼、封面版式新颖的《半月》《紫罗兰》《紫罗兰花片》等期刊，在上海乃至全国风行一时。1943年至日本投降，他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紫罗兰》，“是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放”（创刊号发刊词）。在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这本期刊不可能有呐喊投枪式的文章出现，那时不与日寇同流合污，处极恶劣环境而无谄媚之状，已是冰清玉洁了。况《紫罗兰》仍有现实感强、坚持民族气节的作品出现，只能证明周瘦鹃是个爱国主义者。联系本章开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那段带有揶揄“鸳鸯蝴蝶都无妨”的话，真让人唏嘘、感慨。

包天笑、周瘦鹃都是爱国的进步作家。1936年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七十一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九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剥夺言论自由。是年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

包天笑、周瘦鹃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为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赢得了尊重和荣誉。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胡适在欧、美、日西游东望了整整十个月后，于1927年5月7日，从日本神户买舟归国，20日抵达他曾负笈读书六年的上海时，中国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

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住了三天，参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接触苏联新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受感动。他在给国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的认真与“发愤有为”的气象感动。

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美之声，从友人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胡适，以致不少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需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遇到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对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考察些时间，真正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美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兴奋心情淡化、忘却，甚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到了美国。

胡适在海外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国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南京政府，而且政治上踌躇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心的北部中国。

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意，故在日本观察思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日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先生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胡适读罢，想起2月2日，这位弟子还曾在信中劝他“最好加入国民党”，以避祸远害，求得在学术方面大发展，不禁莞尔。他对弟子的苦心相劝，心里是十分感激的。胡适后来决定到上海发展，与顾颉刚肝胆相照的劝说不无关系。顾颉刚出身诗书世家，1916年到北京哲学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6年赴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曾受到也在此任教的鲁迅的猜忌和无端攻讦。抗日战争期间，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51年任上海学院（后改复旦大学）教授。1971年始，担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其实弟子所劝“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显然并不真正了解老师的“才性”和襟抱，至于“加入国民党”，则是弟子完全不懂爱惜名节、视自由民主为生命的胡适的“政治”。顾颉刚或许还没读过老师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的机会发表的讲话。胡适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方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国民党能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他理所当然支持。胡适说：

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此外，胡适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谈话，对日本媒体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

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

胡适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政府，只要它能真正实行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胡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决定不回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而是到南京政府统辖的上海落脚。住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宅第，与蔡元培为邻居。

此次重返上海，胡适已三十七岁。走在熟悉的旧城（华界）老西门里的蓬莱路，重游已有些破败相的文庙，他不禁回忆起少年时在上海的往事，脸上绽出有些怅然的微笑。

1904年，结束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读完四书五经，还有《律诗六钞》《小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在文字和思想这方面都打下良好功底的胡适，又经双方母亲的包办，与江村的村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上海求学。与他同行的三哥，是到沪上治肺病的。不久，胡适成了西门里蓬莱路的“梅溪学堂”的学生。因他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著文章，就被安排到最差的相当于初小的第五班。一个意外的机会，胡适突然连升三级，成了全校瞩目的人物。事出偶然，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在上课时有一段浅显的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说，这是《左传》里的话。下课后，胡适走到讲台旁，用蹩脚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里的话，不是《左传》。”沈先生知道自己说错了，没作辩解，即出题《孝悌说》，让胡适回到座位上写一篇作文。等胡适交了卷，沈先生认真读了百十字的作文，便让胡适随他下楼，胡适惴惴不安地随老师来到二班教室，沈先生对二班的顾老师小声说了一番话，顾老师忙把胡适引进教室，坐在后排。胡适这才知道，自己从五班一跃跳上二班。

在梅溪学堂，胡适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最富激情的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种上了革命的火种。曾与一同学合写痛骂上海道袁海观的匿名信，又拒不参加上海道衙门的考试，拂袖离开梅溪学堂。

1905年春，入澄衷学堂，读严复之《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梁启超之《新民说》等进步书籍，“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接受二哥的建议，取名“胡适”，字“适之”。次年，当了班长，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一文，成为第一篇正式文章。不久，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适为之不平，出面与校方交涉，竟然被悬牌记大过处分，愤然离校。

1906年夏，胡适考进中国公学，搬进虹口新靶子路中国公学校舍。私立的中国公学，创办伊始，经济窘迫。后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帮助，方站住脚跟。中国公学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当时中国公学的革命党组织了一个公开外围组织，叫“竞业学会”，其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此，还创办会刊《竞业旬报》。胡适积极为之写《无鬼丛话》等破除迷信的文章，同时撰文批判社会政治，如《中国的政府》《爱国》等文，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崇洋媚外丑行。他还写了不少关于伦理家庭人格自治和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婚姻篇》《敬告中国的女子》等。把婚姻问题当作与中国社会兴衰攸关的大事，很有穿透力。

《竞业旬报》的主笔，前后有三位：傅君剑、张无为、胡适。胡适是最后一位主笔，任期最长、文章最多。到第四十期，胡适发表“铁儿启事”，辞职不干后，《竞业旬报》也就“寿终正寝”了。胡适多以铁儿为笔名，“启事”说：“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后来胡适回忆道：他作为主笔，是有了“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充分发挥我的思想”。《竞业旬报》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大胆说话、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和能力。

胡适在中国公学，还是一位“少年诗人”。所作的悠远吊古之情的诗《西湖钱王祠》，忧国忧民、存志高远的《送石蕴山归湘》，使他的诗名蜚声中国公学校园，也为少年胡适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为他成为“新诗的老祖宗”打下了基础。

1909年深秋，中国公学解散。胡适清楚记得，那是一场悲壮的风流云散，他精神上陷入惶惑的同时，经济上也遭到危机，家业败落，连自己的糊口都成了问题，更无法赡养只有薄田几亩、半栋老屋的母亲。前途茫茫、忧思戚戚的游子胡适，“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胡适1910年1月31日日记）。甚至“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胡适日记）。但有些论者就此坐实了胡适“嫖妓女”，就有些别有用心了。

但胡适在颓废中并未自甘堕落。他还在读书，作读书札记，还认真教书和修改学生的作业，他还与文人聚会谈诗论文，他还接受王云五的劝告，业余时间翻译外国小说，写些文章，有收入可以维持生计。是的，胡适因理想破灭与交友不慎，一度沉沦过，但他自幼培养起来的读书习惯、求知欲望与怀疑精神并未泯灭，自省与洗心革面意识的火苗不时在胸中升腾。

终于有一天，否极泰来。1910年春，一个叫唐国华的朋友，请胡适、林恕几位朋友，到四马路湖北路的迎春坊吃酒后，又到一处去“打茶围”。夜深时分，胡适因明天还要到华童公学教课，独自一人雇人力车先走了。众人不知，彼时胡适已经大醉，归途已不省人事。对此事，胡适在日记中有详述：等胡适醒来，已是“头面皆泥”地躲在租界的巡捕房监狱里。原来，车夫见其大醉，“遂相欺凌，推予堕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胡适“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阁左近，遇一巡捕”，问答几句，“予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巡捕与之相搏，力吹警笛。后巡警叫来一辆马车，与两车夫制服胡适，送到捕房。问清情况后，罚了五元钱，算作是给那个被打的巡警养伤治病的赔偿。

走出巡捕房，彻底觉醒的胡适，立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后在《四十自述》说：“我没掉一滴眼泪，但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从此立定心志，闭门读书。开始为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考试做准备。

是年6月，在二哥胡绍之的陪同下，到北京应考。7月下旬，考试国文，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后来胡适自称是“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结果竟然得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排名第十。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得意”，得了第五十五名。录取时，“接近榜尾了”，但所幸被录取了。

8月16日，胡适从上海乘海轮远赴美国，穿越太平洋进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

此次再次到上海，胡适的重要工作，是重振新月社。1923年，新月社成立于北京松树胡同。它不是纯文艺社团，只是部分名流学者的俱乐部，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等。新月，是徐志摩袭用泰戈尔《新月集》而来。按徐志摩解释，“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稍后，闻一多、余上杭等也参加新月社活动。新月社成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

1926年后，随着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相继出国，新月社活动暂告停止。胡适此番到上海，新月社老骨干再次围簇在胡适周围。徐志摩、梁实秋办的新月书店开业，推胡适为董事。又办起《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准备筹办一个政治性《平论》周刊。

6月，胡适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8月，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

几乎与鲁迅收讫大学院聘书和当月三百大洋薪金同时，胡适于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请辞“大学委员会委员”（酬金也很丰厚）之职，原因是，不能同意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此前，胡适曾向蔡元培院长“坚辞两次，终以先生苦留，故不敢坚持”（《致蔡元培》）。为胡适坚辞之事，“被吴稚晖先生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胡适来往书信选》）。但从此胡适不再列席有关会议，对吴稚晖等人“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坚决反对。并云：

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

胡适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治下的上海街头，贴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等标语，听到口号满天飞，针对其宣传过于泛滥，便写《名教》痛下针砭：“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文章告诫：“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但胡适当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存有幻想，这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他应邀前往观礼。这符合胡适当时的思想逻辑。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鲁迅到上海定居时，已在上海工作居住了四年。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1906年，鲁迅回绍兴娶了朱安之后，新婚第四天，重返日本。那时周作人已爱上了一个日本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和另外三个留日学生聘的女佣。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细心照顾，消弭了家庭出身、才学、容貌的羁绊。1909年3月18日，他们二人在当地注册结婚。周作人把羽太信子带回绍兴后不久，又应信子的要求，赶到上海将他的小姨子芳子和小舅子重久接到绍兴。

那年芳子十五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二十四岁。在一个院里住，一个锅里吃，日久生情，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人就结成秦晋之好。绍兴城里，居然发生了一对绍兴亲兄弟娶了一对日本姐妹花这样的事情。

1919年，周家卖了绍兴祖宅在北京八道湾买房，修葺一新后，周家搬到北京，其乐融融地过起舒适、安逸、富足、体面的日子。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周建人只好孤身一人登上经由天津去往上海的火车。望着车窗外夏日里无尽的绿色庄稼，他陷入无尽的烦恼。自己怀着万丈豪情和一腔自尊，到上海闯天地，开始是何等艰辛和孤独。自己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虽称心如意，但初到大上海，需要租房、吃饭，未上班，是领不到薪水的。兄长给的盘缠、母亲塞的私房钱，不足以支撑生活。在他已感拮据的时候，想起了章锡琛，是绍兴老乡，又是大哥在绍兴山会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他正在上海主编一本《妇女杂志》。

章锡琛见周建人来找，听到乡音，他很高兴，爽快地邀请师长的弟弟住到自己在宝山路宝山里的家里去，并一起编《妇女杂志》。这对周建人来讲，不啻雪中送炭。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是位深谙经营、善于管理的专家，上海最早引进外国考勤机的人，就是他。不分亲疏、不管级别，在考勤机面前，人人平等，奖金的发放扣除，一切凭记录。这也养成商务印书馆的好风气。

周建人比起二位兄长，原本就老实乖巧，工作时当然不敢懈怠。他在商务印书馆里是年轻后生，级别最低者之一。每到发薪水，拿到六十元钱，就很高兴，自己留下少许零花钱，大头寄给北京的家用，一小部分寄给芳子零用。自己生活工作苦点儿，没什么，但那漫漫长夜里，寂寞是怎样啃食着一个只身在外的孤独的灵魂啊……

回到上海，繁忙的工作淹没了周建人的烦躁心绪。

章锡琛办《妇女杂志》，广结上海各界朋友，浙江绍兴人居多，每天家里总有名流进进出出。当时的女界名人、作家如陈学昭、蒋光赤夫人吴似鸿等皆是章家的常客。

陈学昭与周建人很熟，是常往来的朋友。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说：“一九二五年八月间罢，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那是孙伏园先生领我去的。‘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他们这样说着。作为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好朋友，我被招待着。”

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俏丽的女子，走进章家，见到周建人，唤了声“周老师”。见周老师怔在那里，她笑了，说：

“我是您在绍兴明道女校教书时的学生，俞芬的同学呀。”

周建人这才记起，从八道湾迁出的鲁迅，暂无处栖身，是俞芳姐妹把自家砖塔胡同的房子借给鲁迅居住，他去砖塔胡同见鲁迅时，似乎还见到过她。

让他惊奇的是，眼前昔日穿着女校服的豆蔻年华的女生，如今已成为风韵十足的女人。她叫王蕴如，在江苏靖江县小学当教员。这次邂逅，竟碰出了感情的火花，很快燃起恋爱的烈焰，然后是顺理成章地步哥哥鲁迅的后尘，以爱情的名义而非法律的名义同居，他们在上海景云里十号租了房。

鲁迅和周建人虽各自都有了外室，婚姻已名存实亡，但他们还必须在法律、传统和道义的约束下，继续供养他们的法定妻子朱安、芳子及孩子。

鲁迅是在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一年后才知道的。都有婚外情，都是师生恋，都是金屋藏娇，彼此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查《两地书》，鲁迅一次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

此番鲁迅携许广平到了上海，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女儿已八个月大了。兄弟相见，自是分外高兴，与许广平相见，也感慨良多。

鲁迅来上海，是在此定居还是重返北京，他和许广平还没拿定主意，于是暂时下榻共和旅馆。周建人建议大哥，还是找个像样的房子住舒适，你每天写作也安静。鲁迅思量一番，觉得三弟的话有道理，就托周建人找房。

周建人的住所景云里十号，离位于宝山路他工作的商务印书馆不远，街道整洁，房舍精致，是文化名流聚集而居的地方，像茅盾、叶圣陶等都住在这里。正巧，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准备出租。

鲁迅携许广平去看，见楼房还算宽敞整洁，可作书房的那间，有扇很大的窗子，光线充足，便择日搬了进去。从此，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关系，也不再刻意隐瞒了。

消息不胫而走，自然传到北京西三条周宅。老太太鲁瑞心里窃喜，却不形于色。而老实的朱安，那颗一直惴惴不安的心，终于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怅怅地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的。”

哀大莫如心死。可怜的小脚朱安，作为弃妇和周家的用人，从此沉默了。

倒是人们谁都不待见的周家二太太羽太信子，见事不公，很仗义为朱安鸣了不平：

这原本不关我的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可怜的大嫂朱安和妹妹芳子！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的“人性的艺术”进行论争。大师们拉开了文坛的“战国”时代。

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全国飘扬，蒋介石的国民党新握权柄。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王朝诞生。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严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沈从文、丁玲、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施蛰存、戴望舒、张资平、叶圣陶、茅盾、冯雪峰、瞿秋白、包天笑、周瘦鹃、叶灵凤、柔石、叶紫、蒋光赤、胡也频等一众作家会聚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旗帜鲜明，纷争不休。八方豪杰，英雄不问出处，“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出文学江湖的恩怨情仇。开启了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国民党独裁专制，一方面宣传自己，过于淫滥，比如《蒋介石北伐》影片到处公演；另一方面限制别人言论自由，远胜过北洋军阀时期。只准州官放火，不允百姓点灯。

5月16日，胡适的日记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有郁达夫写的《〈白华〉的出现》一文，文中说：“言论创作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

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就公布了十多家期刊为“反动刊物”，它们包括《创造月刊》《流沙》《奔流》《洪荒》《血潮》《太阳月刊》等；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店被指控为“共产党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郁达夫、蒋光赤被打成“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

接着，当局又发布《取缔种种匿名出版物令》，巧立名目，动辄以散布“共产党言论”为由取缔地下书刊。

由上海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老板发起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遭到当局的否决，不准成立。

对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的丑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毅然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有价值的期刊，就是敢说真话，说实话。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言论自由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一干自诩革命者，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偏激观点，“围剿”鲁迅、茅盾。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两败俱伤的缠斗，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

而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不赞同“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其实若读其《论思想统一》，应该知道梁实秋是向国民党要“自由”的文艺，反对“主义”的文艺。对梁实秋的偏见，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激烈对立，转为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批判梁实秋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没掌握在手，与梁实秋的论争，岂能弄清是非？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

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至极。”的确，初到上海，鲁迅忙于会客、到大学演说，应酬无聊活动，无端耗去一个作家的许多时光，遂发出无奈慨叹。但借此难得的闲散，鲁迅也尽兴享受了生活。天天宴请有佳肴，就着鲜美河蟹，饮得酩酊大醉，或惬意啜茗，时不时还携许广平“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往奥迪安大戏院观电影”。且无须劳作，竟有可观收入。查鲁迅11月18日记，有“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此乃曾不断受鲁迅冷落和讥讽的蔡元培，在就任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院院长之后，不计前嫌，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支付的薪金。纵观鲁迅前半生，经蔡元培举荐，竟也拿了各届政府十多年的官饷。

鲁迅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刚到上海不久，他已看到白色恐怖下的凋敝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景观：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八卷第三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封，此前，《语丝》周刊从第一百四十一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1月，有个年轻人叫章乃器，本来在银行界干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却独自创办了一个《新评论》半月刊。这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其宗旨是批评时政，扬清激浊。既无党派倾向也没政府背景。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都由章乃器一人利用业余时间操办。

其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不久，血腥味尚未散尽，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章乃器办《新评论》，正是基于对反动当局的义愤，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与郁达夫当年在《民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相类。郁达夫写道：“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章乃器苦苦支撑一年多，遭到查禁。但从此他走上一条革命之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也是这年岁尾，面对炼狱和鲜血，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的青年王云五，在天津报纸发布一则告别政治的启事后，选择了“文章报国”。

自1928年，由几个共产党员创办的《太阳月刊》一月号发表蒋光赤的文章《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场争论，两社成员，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很片面的意见。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因蒋光赤的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章，创造社、太阳社由对手变成同盟军，共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鲁迅。到1928年春，演变成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间的一场激烈论争，一直到1929年年底太阳社解散，论战方偃旗息鼓。

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有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然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不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创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是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力。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

1927年4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围剿”鲁迅的论战中，写《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主张要向鲁迅等“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写的上述战斗檄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战士”的思想是多么偏激、片面、幼稚，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

鲁迅先生的思想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927年10月到上海定居，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此时的鲁迅并没有如瞿秋白所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直到1928年春，鲁迅挥矛舞戟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时，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激烈地批判种种扭曲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并引导青年向美好的将来前进。

比起创造社、太阳社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单、笼统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向鲁迅宣战的幼稚和荒谬，鲁迅在论战时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陌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鲁迅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同时又介绍一些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认识。这实在是这场没有是非胜负的激烈混战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对“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有一个年轻人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于是年5月写了一篇理论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它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敢于反抗潮流，在鲁迅受到众人“围剿”孤身一人奋战的情况下，毅然为鲁迅辩护的勇气，还因为它同时为“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学史辩诬。

《革命与智识阶级》谈的是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认为现阶段革命仍属民主革命，“五四”所实践的反封建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倡导“革命文学”而批评鲁迅，否定新文学传统是错误的。作者说：

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

认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其实，在是年4月，他在为魏金枝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所作的序中，就说过，“五四以后，一般地说，国民是生活在与封建社会的斗争中”，“现在也仍激烈地继续着”。

他在这些文字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特点的论述，虽没有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已非常有革命远见了。

《革命与智识阶级》的作者，叫冯雪峰，鲁迅记住了他。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对张静庐先生的了解，始于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后又读陈青生先生的《张静庐的小说》（《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二期）等，零碎的东西，方变得完整。中国现代文学史，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家，上海的张静庐便是其一。

上海最早组建的新文学社团，叫“新潮社”（此“新潮社”非傅斯年、俞平伯之“新潮社”），成立于1920年3月。张静庐（1898—1969）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说》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他的小说《我和她》就发表在《新的小说》上，写的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在人前举案齐眉，在私下无言相对，虽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却无真挚爱情。小说细腻地写出因没有爱而内心凄苦的貌合神离的婚姻状态。有评论家评曰：“静庐此作，尽写情的能事矣。”

新潮社成立两年后，停止活动，张静庐转到《商报》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说为主的《单恋集》，反响不俗。次年又出版《薄幸集》，以简练委婉的笔致，描写女主人公英英的早恋经历，有苦涩哀凉的情绪。张静庐的小说揭示了当时年轻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剧，反映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1926年岁末，张静庐有一次与好友沈松泉到南昌观光。那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已从广东开始，继而破武汉，进军浙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总司令蒋介石迁驻南昌，张静庐在《弁文》一文中写道：“旅赣凡四阅月，从事记者二月，担任统税监察又二月。”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南昌的经历：

十五年（1926年）冬，总司令部驻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观光。后来又开办了一处光华书局的南昌分店……

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几月，在南昌大旅社（应为江西大旅社，当时一度作为“总司令行营”）长期包定一间小房间，凡是上海来的朋友，很多住过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书店事务外，还承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在南昌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汊（离南昌八十里）统税局的监察委员。

监察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事实上贪污横行，贿赂公然也决不会容许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实现的成绩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革命后的江西财政》。

革命军克复京沪后，急忙又回到上海。

张静庐在《商报》工作时，陈布雷任该报主笔，潘公展任该报电讯编辑。张静庐、沈松泉去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也应蒋介石之邀到南昌，与张、沈二人同住江西大旅社。

1990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中，载有一篇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回忆二人在南昌的那段经历和见闻：“在南昌期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开会，农民开会，妇女开会，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张静庐、沈松泉、陈布雷、潘公展“我们四人每天晚上总是同坐在一个房间里聊天”。还曾与张静庐拜会过时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张静庐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10月，完成了中篇小说《革命外史》的创作。

《革命外史》1928年2月在上海出版，作者署翁仲，显然是一化名。翁仲，《辞海》曰：“传说秦代阮翁仲身长一丈三尺，异于常人，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就称铜像、石像为翁仲。”《史记·陈涉世家》有“铸以为金人十二”，司马贞索隐，“各重千石，坐高两丈，号曰仲翁”。作者寓辟邪、守护之义。因为张静庐在后来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及一些回忆文章，均未提及《革命外史》及翁仲笔名，多年来外界无法破解作者之谜。直到沈松泉写《怀念张静庐先生》，人们才知道，这部以深邃的目光、犀利的笔触最早揭露国民党及其统辖的革命政权令人发指的腐败小说《革命外史》的作者，是当时并不显山露水的张静庐。

《革命外史》是继郭沫若1927年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罪行的檄文之后，最早形象地从国民党内部，揭露其党、其政权的巧取豪夺、贪污索贿、假公济私丑行的力作。

随着白色恐怖幽灵的徘徊，杀戮的血腥味弥漫，郭沫若逃到日本避难，《革命外史》的出现，在寂静沉默的文坛再次闪起一道电光。

《革命外史》有十二章，叙述的是1927年北伐革命期间，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国民党政权内部的人和事。作为小说，它不具有思想精妙、深刻，字里行间跳出让人拍掌叫绝的艺术，也不是细节赏心悦目的那类小说，抑或作者在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坚持自己非此即彼的立场，人物尚不丰满。但是小说一直将笔触深入到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中，对准每个人物，透过其表象，洞穿和揭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从那些人物、那些事件中，或许还看不到人性的复杂性，但却看到一种极为腐败的精神现象，令人惊心动魄：

吴局长说：“本来吃烟也不是件什么大坏事，我在军队上混了这些年，见过的上级军官也不少，大部分是喜欢的；惟黄埔里出来的，新军官，才不吃这个的。”沈院长笑道：“人总是有个嗜好的，不吃烟，就爱色；他们年青的，都喜欢玩女人。听说从前在江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军官，总有一个女人。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上，每天说这个‘皮带恋爱’的事情，听说据他们略略地调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军占领三个月里，皮带结婚已经有四五百起，那不结婚的还不算呢！”吴局长笑道：“这话倒是真的，那时兄弟还在政治部里，我们的报上便天天驳他们，那首最传诵一时的黄华女士的诗《我爱皮带，我不爱你这长袍马褂》，就是我们的黎秘书长做了，经葛主任修改过发表的……”

吃烟，个人嗜好，无可厚非。《革命外史》写革命军人玩女人，搞“皮带恋爱”，看似轻描淡写，但却让我们感到，在革命队伍中弥漫着醉生梦死的糜烂之风。

《革命外史》还巧妙地表现出革命政权内部以革命名义，任人唯亲、假公济私、拉帮结派的腐败现象。借小说中姜队长的话说：

说起谋事，这里从老总驻节以后，余伏虎又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总部和全省财政机关，阿拉同乡已挤了满坑满谷，而来者又多自田间，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闹出笑话。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员，比那里更多，满屋乡音，简直变做宁波同乡会了；还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标出“奉化”二字，以示阔绰，真是贻笑大方……

《革命外史》还有一节，写经姜队长介绍而谋得三江口统税局监察员一职的章煌竹，他的升迁，是得了即将卸任的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的恩典。这位旧主任并不买新上任主任的账，在下台的当天下午“他就委了一大批统税局的监察员”。小说暴露了政权内部，官员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明争暗斗的现象。革命政权里当官的买官卖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也是普遍存在：一位方姓的局长，在湖口局弄了个肥缺，“先后七个月，刮到八十多万（雪花银），他的儿子是湖口局里的检查，也弄到十万元，在皇城侧盖了一所洋房叫风庐，在上海也盖了一所洋房，花了十几万”。

《革命外史》，实际上是张静庐将自己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在恪守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故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如果说《革命外史》别具价值，那就是它写了一种严酷的真实，记录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政党、政权，其机体、精神已开始腐烂的悲剧。

作为小说文本，《革命外史》也独具特色，它像文学性小品，又像新闻采访化的二人转，还有点像情景喜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为免遭“党国”和其控制的舆论加害，又要《革命外史》顺利出版，张静庐不得已而为之地赋予小说含蓄幽默的特质。他在《自序》中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几卷通俗的小说，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毁吾党同志的恶意”云云，淡化小说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斗争智慧，甚或说，它意外地构成了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

张静庐在《革命外史》的《自序》中还说：

我总胆小，所以脱稿了两个多月，却没给它见过人面；一来怕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硬将这里面所记的不相干的事，派在自己的头上，说是有意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清不白地赏赐你一个“反动”的罪名，于是乎“小说者流”变成反动分子，这本小说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殇了；二来，怕忠实的同志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清党以前的事，做书的没有加以说明，囫囵吞枣，怕看小说的人们误会到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身上，使对国民党的信仰低落，为保全党的威信，给你一个“停止发卖”的命令。因此，我虽写成了这几卷无聊的小说，却不敢拿出来付印。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茅盾创作小说《蚀》

鲁迅到上海后，租住景云里，与茅盾成了邻居，但此前彼此并未谋面。

茅盾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

虽与鲁迅相邻，但他们来往不多，茅盾也未曾到鲁迅的寓所去拜会。鲁迅与周建人也只到茅盾寓所“坐了一回”（茅盾语）。茅盾说，“那时我行动不自由”。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陈学昭看到，鲁迅每天吃晚饭，他总喝一小酒盅酒，偶尔留她吃饭，他会固执地劝她也喝酒，弄得陈学昭很窘。鲁迅说：“虽然你不喜欢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说着已有半盅下肚了。

在茅盾家，则不同了，因茅盾夫人德沚女士与陈学昭很熟，彼此无须客气。饭桌上摆一瓶洋酒白兰地给茅盾斟一高脚杯，给陈学昭斟一杯，也给自己斟一杯。并不劝酒，自己端起杯很惬意地品着。茅盾也拿起杯，朝夫人和陈学昭举一下，很享受地喝一小口。然后说着趣闻逸事。陈学昭很自然地与他们同饮，她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行动不自由”，是茅盾对自己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身份的一种别样表述。茅盾是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个小组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于1920年7月在上海成立。

茅盾从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离开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北京，并没影响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高涨热情。他在1920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并鲜明地提出新文学“要注重思想”。

这一年，在他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其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次年茅盾参与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任于1911年创刊的《小说月报》主编。有的文学史说，胡适推荐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王云五支持守旧派，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按此说，茅盾的重要作品《蚀》怎么偏偏在《小说月报》先后发表呢？事实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十二人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将沈雁冰接管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和《诗》月刊等期刊。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只是加强了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现明显的守旧派，而骨干力量一直是茅盾、叶圣陶等人。茅盾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可能让自己陷入进步与守旧的斗争中。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一是为了更好掩护自己，二是还要先后到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

1923年，茅盾接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曾被粤军勒令停刊三天。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五卅惨案真相。

1926年，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出席。会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留茅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接编《政治周刊》。2月，在毛泽东到湖、粤视察农民运动时，由茅盾代理他的工作。3月，国民党利用“中山舰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茅盾奉共产党指示回上海，继恽代英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并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

这年，茅盾正式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秋天，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从上海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接管《汉口国民日报》。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茅盾名列其中。茅盾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在他主编的《汉口国民日报》上，以“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为总标题，连续作了大篇幅报道。然后，茅盾按党中央指示到九江、庐山找党的关系，但未能找到党组织。只好潜回上海，住进景云里隐居。

用去了恁多的篇幅，权且当作为茅盾所说“行动不自由”的长注脚。

“行动不自由”的茅盾，1927年10月请鲁迅与周建人来家“坐了一回”时，双方只是说了些客套话。一位是新文学运动的乘势英雄，一位是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重要文艺评论家，客气地走动一下，是当时文学圈子里的正常交往。况且周建人与茅盾都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登门晤面，更是情理之中。

彼时隐居的茅盾，暂时无党的工作，载戢干戈，正可专心从事小说写作。况且那些他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结识的革命年轻人，特别那许多“新女性”的音容笑貌、思想意识、人生命运，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早就产生描写她们的冲动。

就在鲁迅、周建人来访前的9月下旬，茅盾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又三个月，《动摇》写毕，到1928年6月，又创作了《追求》。这三部中篇小说，带有连续性，表现的是大革命前后，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思想状态、生活经历和命运跌宕。

三个中篇都先后发表在王云五当家的《小说月报》。《幻灭》交送《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

以“矛盾”为笔名，似可窥到革命处于低潮时，茅盾内心存在着矛盾。《蚀》表现的正是这种矛盾。当然，我们从他1928年上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创造》中，已经看到他已从苦闷中振作起来。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他秘密东渡日本。离开景云里时，他没有向鲁迅告别，那是为了保护鲁迅。王蕴如发现斜对门的沈家太太有几天没有碰面时，沈家已人去楼空。周建人、鲁迅得知消息，也未惊奇，他们知道，茅盾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他的天地很宽阔。

茅盾比郭沫若到日本避难晚五个月。茅盾赴日，也为了避开国民党的通缉，同时也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并且使“精神苏醒过来”。这两句话，是从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摘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对自己内心存在的矛盾，作了审视和剖析。

茅盾在日本避难一年半。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篇）。茅盾在《〈虹〉跋》中说，这部小说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但小说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为止。

《虹》的主人公依如《蚀》，乃知识女性梅行素。她是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的女性。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她追求新生活和自我价值，也产生彷徨和苦闷。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梅行素开始觉醒。

《虹》没能通过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揭示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虽然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了严肃艺术对历史的延续和联系，但并未看到鲜活人物内心深处有人性的复杂存在。梁刚夫形象不够饱满，梅行素的思想变化缺少足够的依据。当然，梅行素的觉醒和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

同时，《虹》反映了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产生的悲观彷徨情绪已明显消退。

茅盾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现在依然光芒四射。人性的弱点，茅盾也很难避免，我们要反省和克服这些弱点。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通俗文学之武侠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蔚为大观。

在现代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是渊源最深远、读者最广泛的一种文本。鉴于武侠小说能开拓人们的想象，从中传递出与现实性有关的社会图景和人生的况味，特别是侠客能作为具有超世本领的入世力量惩恶扬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就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1985年3月1日《光明日报》）。但多年来，武侠小说一直饱受雅文学的歧视，文学史家也对它持有偏见，视为不入流，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韩非《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仗剑出游之武士侠客，周秦时即已出现在社会生活与政治、战争风云中。《史记·游侠列传》对侠客予以很高评价：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先秦西汉之《庄子》《列子》《左传》《汉书》诸典籍中，都记有游侠、勇士之行迹；魏晋之《列异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中，更多涉游侠。唐时之“传奇”故事，宋、元、明话本，演说武侠，更是绵延不绝，开武侠小说之先河。清时朝中重臣如纪昀都以文言笔记体写短篇武侠作品，至晚清，侠义小说日趋繁盛，《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等纷纷亮相，武侠小说占去文坛的半壁江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武侠小说以新的面孔姿态，充满活力地跃上文坛，在上海掀起足以让新小说望尘莫及的阅读潮流。其具有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家有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等。

最早杀入武侠小说园地的是平江不肖生，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自幼习武，崇尚侠古之风，广交武术名家和民间侠义之士，怀有强烈民族意识。曾两度留学日本，返国后到上海落户，鬻文为生，以笔名“不肖生”自嘲。他的第一部作品，为《拳术讲义》，卖给《长沙日报》，筹得再赴日本的川资。

让他在文坛暴得大名的是《留东外史》，与武侠无涉。而是别出心裁地写一儇佻之徒留日学生的龌龊生活，在国内时“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民国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过着“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小说虽有一定的认识作用，而被猎奇者追捧，但其格调不高，难入大雅之堂。

平江不肖生一旦进入武侠小说疆域，他的才学、见识、心胸、灵魂，显露无遗。他的神怪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1923年起先在《红杂志》连载，后又在《红玫瑰》连载，大获好评。成书后，读者争相传阅，风靡全国，畅销东南亚。后被改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大众争相观看，轰动各大城市。由于观众如云，电影《火烧红莲寺》不断续拍，一直续了十八集，创中国电影续拍数量之最，至今无与比肩者。

小说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地民众争夺地盘发生械斗为背景，勾连出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冲突、大动干戈的江湖恩怨情仇故事。小说刻画了昆仑派的红姑、笑道人，崆峒派的甘瘸子、常德庆等众多人物，演绎了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命运，谈不上个个鲜活，却各有奇特经历。然而作者并不专意呈现奇人怪事，而是通过奇特幻想，在世俗愿望与审美意象两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

武侠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神怪，都意在表现最具普遍性的世俗愿望，即正义战胜邪恶，真善美制服假丑恶。武侠小说构筑的刀光剑影的剑侠江湖，实际是充满世俗价值观的现实世界。故事中的张汶祥刺马、火烧红莲寺，集中表达了丑恶可猖狂一时，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的世俗心理。而昆仑派开山鼻祖乃为明朝一皇子，此派侠客却抱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又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

但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评论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他称之“侠义小说”）时，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就有偏见。清末武侠小说多写侠士除暴安良，伸张社会正义。鲁迅的上述评价，如果针对俞万春写的《荡寇志》是剀切的，但以此概括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就未免以偏概全，失之史家之识力和公允了。《江湖奇侠传》正是反“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格局，而写正邪两种力量的较量，并以此构成内在冲突的波节线和审美的张力。此外，《江湖奇侠传》在表现神怪因素的同时，又以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为背景，将侠客、术士、常人与飞剑、法宝糅合一起，使小说既有侠气、神气，又有市俗气；既有江湖恩怨的热闹，又有民俗民风的审美观照。所以才使《江湖奇侠传》成为武侠小说之奇葩，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左联作为左翼作家的社会团体，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上与鲁迅争得面红耳赤，甚或彼此动粗口谩骂讥讽，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革命文学”；而在“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上，左翼作家也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倒是已成为左翼作家一颗新星的丁玲，在谈到“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时，发表了真知灼见。她没有像左联一些作家那样，将《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没有理论支撑的苍白无力的批判，而令人瞠目地提出：

借用《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

我们可以视之为，在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之前，丁玲的借鉴通俗文学的发言是最为有见地的意见，实属难得。

较之《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的另一部近百万字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侠义英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杰作。平江不肖生在此书首回，就申明：“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的侠义英雄写照。”主要人物有霍元甲、大刀王五、山西老董、赵玉堂、杨露蝉等一干英雄好汉。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生死之交，霍元甲武功盖世，侠烈英气，被日本医生秋野毒害身亡等江湖事迹，使小说成为回荡着凛凛正气的英雄悲歌，洋溢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最为可贵的是小说反帝而不排外，把书中反映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提升到放眼世界和民族文化自省的高度上来，殊为高妙。

后来流行的以霍元甲、大刀王五等人事迹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美术作品，大都照搬或改编或受启示于《近代侠义英雄传》。而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侠小说，深受平江不肖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

武侠小说，当时有“南向北赵”之说。“南向”，指湖南之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而“北赵”，系说河北玉田武侠作家赵焕亭。1941年《万象》杂志上，有一篇徐文滢写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文中说：“赵焕亭与向恺然一起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并非过誉。但本书只关注在上海聚集的作家，赵焕亭及“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将在下部书介绍。

在我国，比武侠小说略晚出现的通俗小说，还有唐宋、明清的“公案小说”。所谓“公案”，是指官府如何勘断各类案件，叙述这类故事的小说，谓之“公案小说”。随着“翻译文学”输入特别是外国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经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天虚我生、严独鹤、周瘦鹃、程小青、刘半农等十人用文言文翻译出版，相继又有《侠盗亚森·罗苹》《杜宾侦探案》《桑狄克侦探案》等上百种外国侦探小说的推出，在中国也出现了阅读侦探小说的热潮。

熟稔中国“公案小说”的一批作家林纾、包天笑、刘半农、陈蝶仙、秦瘦鸥等，在翻译过程中领悟外国侦探小说之道后，自己也仿效着写起侦探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孙了红创作的《侠盗鲁平奇传》、陆澹安创作的《李飞探案》等也占去侦探小说的半壁江山。随之，专门刊载侦案小说的报刊，《侦探世界》杂志、《福尔摩斯》小报等也应运而生。上海侦探小说出现了全盛期。

侦探小说之所以受读者欢迎，是因为它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文本。其曲折故事、新型人物形象和新的知识火花的审美趣味，为众多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在审美内蕴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是为社会伸张正义，讨回公道，战胜邪恶。在社会精神气质上，都契合了读者的审美愿望，正如《侦探世界》创刊宣言所道：“本刊舍侦探小说之外，更丽以武侠冒险之作，以三者本于一源，合之可以相为发明也。”侦探小说受读者欢迎之处，还在于小说常常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缜密推断与惊人发现，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种超人的智慧与正义结合，拨开迷雾，拆穿阴谋，抓住元凶，昭雪受害者，既是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力量的体现，也是对读者对正义诉求的满足。

侦探小说先驱者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丛书、《东方福尔摩斯案》等作品，在中国侦探小说中成就最高。但因他虽出生于上海，二十二岁出道之前，已随家迁苏州定居。故不能在此书详细介绍。

上海宝山人孙了红创作的侦探小说，可与程小青比肩。1923年发表的侦探小说《傀儡剧》，写的是侠盗鲁平盗古画、与侦探卢伦斗智斗勇的故事。孙了红创作的系列小说《侠盗鲁平奇传》，主角就是鲁平，他足智多谋、杀富济贫，却玩世不恭、诙谐幽默。其形象丰满，性格生动，深受读者喜爱。

新文学一开始，原本天生就带有平民性质，但新文学倡导者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过于专注严肃文学的创作，虽硕果累累，却忽略甚至卑视与雅文学共为文学两轮的通俗文学，结果另一轮也转动艰难，这是一大教训。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1928年，上海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之》，它的作者是叶圣陶。

《倪焕之》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巍峨的里程碑。

《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1928年春，与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室同组工作的茅盾，撰写了著名的评论文章《读〈倪焕之〉》，高度肯定该作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评论发表在1929年的《文学周刊》上。那时茅盾正在日本避难，同时创作《虹》（未完稿）。夏丏尊也誉“《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时代的东西，在国内文坛上也可说是划时代的东西”。夏丏尊这篇题为“关于《倪焕之》”的评论，被开明书店出版的《倪焕之》放在卷首。

那时正在激烈开展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倪焕之》的问世，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堪为“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叶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述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倪焕之》展现了中国20世纪初壮阔而鲜明的历史背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蒋介石的血腥“清党”，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时，小说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较真实地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

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同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是个热切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他坚信教育可以救国，期待以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涤荡污浊的社会，他也憧憬与自己思想志趣相投的女子金佩璋有美满的婚姻。然而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教育事业屡屡碰壁，家庭生活也与初衷相违。金佩璋在婚后，只热衷于琐碎的家务，对理想前途全无兴趣。倪焕之深感痛苦，认为“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和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倪焕之参加了紧张的革命工作。由“教育救国”转向革命后，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杀戮，被吓得悲观失望，整日纵酒痛哭，同时，又渴望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临。倪焕之就是这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中，含恨死于白色恐怖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追求。

因为时代的局限，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以及思想认识的不足，作品思想高度不免受影响。小说在倪焕之投入革命之后，正面描写乏善可陈，第二十章以后，人物、情节都显得疏落无力，特别是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相当苍白。小说的结尾，写金佩璋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力”，显得突兀，铺垫不够，有硬加长光明尾巴之嫌。尽管如此，《倪焕之》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教育和启迪。正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读〈倪焕之〉》，给正在开展的“革命文学”论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文学必须艺术地反映时代脉搏，作家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

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确切地说，叶圣陶有些小说有某些忧郁的情调，甚或如《夜》流露压抑之感，但在这沉重背后，蕴含着内在力量，丝毫没有消沉悲观的意味，更无所谓厌世的情绪。忧郁是文学的天性，忧郁是民国时作家的共性，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周作人等人有些作品都弥漫着忧郁、沉重的气氛。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成员。创造社一直站在推动文学变革的前列，试图率先在思想文化界掀起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无疑值得肯定。但鉴于他们并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是片面地接受了马列文艺思想，所以创造社只是在马列主义文艺旗帜下，聚集的一群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的组织。其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出来的总倾向，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标志的。

其文学口号很激进，“划一个新纪元”（成仿吾），而同时又把“文艺是人生的表现”（郁达夫）奉为圭臬。把现实主义视为更高的境界，同时强调“殉情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当然价值为最高”（郁达夫）。一会儿说“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郭沫若），一会儿又说文学是“无产阶级前锋底一种意识行动”（李初梨）……文学思想混乱，口号自相矛盾，有的异常激进，有的相当偏激。就是这支文学思想混乱、文学理论苍白的队伍，竟然要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历史和新文坛的状况进行清算，对“中国混沌的艺术界”开展“全面的批判”。于是，鲁迅、叶圣陶、茅盾等，都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这真可笑且荒唐。

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是“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积极参与了对鲁迅、叶圣陶等作家的批判浪潮。

冯乃超出生于日本横滨，是早期参加创造社的一员。1928年出版象征诗集《红纱灯》。《红纱灯》收录了1926年创作的四十三首诗歌，冯乃超称为“过去的足迹，青春的古渡头”，并说自己已从思想上，把它们当作被“树梢振落”的羽毛和蝉蜕出的旧壳，准备扬弃了。

这些准备摒弃的诗，多是写青春的爱情，寄游子的乡愁，凭吊古物的幽思，却笼罩一种悲哀的情调、朦胧的意象和斑斓的色彩。作为象征主义的诗，自有它独特的艺术特性，还值得肯定的是，冯乃超的这些准备扬弃的诗，为我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发展和转化，作出了认真的有益的尝试。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导言》中对其诗歌艺术特色作过如下的评价：“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而参加革命活动之后，随着世界观转变而文艺观也转变之后，冯乃超的诗歌变得口号化。有人说革命后冯乃超“诗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增强了，艺术性却有所降低”。非也，这是一悖论。文学失去其文学性，哪里还有感染力量？没有感染力的文学，又岂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事实是，今天，人们还在读他的《红纱灯》，而冷落了他那“可以燎原”“星星之火”的《红灯》。

叶圣陶出生于江苏省苏州。由于家境清寒，1911年中学毕业便在苏州甪直镇当了小学教师，养家糊口。任教期间，将所写小说投给《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海》等期刊，篇篇皆能刊出。《穷愁》《贫女泪》等多写平凡人生故事，同情下层百姓，揭露黑暗现实，虽题旨浅显，技巧幼稚，但初步显露了现实主义倾向，而不同于当时风行的娱乐文学。据叶圣陶在《过去随谈》一文中回忆说，写这些小说，是因为读了较多的外国文学，特别是受到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那时发表的二十多篇小说，都是叶圣陶用文言文写的。在家乡读私塾时，打下深厚的古文功底，十一岁参加秀才科考，虽落榜，但在考场挥笔纵论，得到好评。

自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后，叶圣陶期期必购，篇篇皆读，受到新思潮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提倡新文学之不可缓”（《圣陶日记》）。于1917年始尝试白话文小说创作。其时叶圣陶的好友俞平伯、顾颉刚在北京读书，彼此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北京的《新潮》创刊后，叶圣陶的诗和小说常在上面发表，后由俞平伯介绍，加入新潮社。北京的报刊上，常有他的文章出现。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叶圣陶被邀为主要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他和俞平伯合编的文学研究会期刊《诗》，是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诗诗刊。1921年他离开苏州甪直小学后，先后在上海公学中学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预科等校任教，并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其间，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隔膜》。这是新文学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次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火灾》出版。成为继鲁迅《呐喊》之后新文学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全国最早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中，叶圣陶占了半壁江山，足见他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

1923年，由朱经农介绍，叶圣陶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职业编辑，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以及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经他的慧眼发现并经手编辑发表的，这些作家自此闻名于文坛，成为那时文学星空中闪亮的新星。

巨星是1988年陨落的，他除了给中国文学史留下《倪焕之》等一大批优秀文学遗产，还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材料。萧乾读了叶圣陶的日记，曾惊呼：

未来的史家将会由他的日记中寻觅到翔实可靠、不掩饰也不捏造的客观史料。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中国文学史常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作家群称为“京派”，将与之相对峙的上海文学称为“海派”。前者处新文学的中心，作家依托的几座堪称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已失去原先的思想锐气，但仍不失为全国思想的高地。后者由多种成分构成，包含的思想流派显得繁复而斑斓。“京派”以小说家沈从文为代表，“海派”代表人物则是现代诗人戴望舒。

1928年8月，戴望舒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期，发表《雨巷》《夕阳下》《静夜》等诗作六首，《雨巷》反响很大，遂使他以“雨巷诗人”闻名于诗坛。《雨巷》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朱湘的《采莲曲》被认为是新诗经典之作。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
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以愁怨的丁香姑娘意象，寄托现代寻梦者之诗人的缥缈忧伤。在艺术上，《雨巷》的现实情景中并没有诗人自己的情绪直接参与，其意蕴是遵循情景的自身发展逻辑，但它暗示了诗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对人生的体验。以“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的这种表述方式，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甚或如韦勒克所说的那种“辩证关系”。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戴望舒或许不一定喜欢现实主义，但他坚持诗歌应以“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

叶圣陶读过《雨巷》后，说它“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称许《雨巷》“字的抑扬顿挫”与“情绪的抑扬顿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人称1925年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法语的同班者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是后来的“现代”派的班底，是有道理的。《雨巷》就是具有印象画派风格的诗。美学家朱光潜在《诗论》中说，《雨巷》有情绪的涌动，诗人还有一个大体完整的构图，所以无论画面清晰还是朦胧，你都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构景空间。

戴望舒的现代派诗，固然以象征诗为主，但也包含旧有的浪漫主义成分和西方其他新进的现代派诗歌如意象派、玄学派、未来派等的成分。

戴望舒，是个处于边缘文化的歌者，一位一生都表达悲愤、倦怠、寂寞的诗人。

戴望舒1905年5月生于杭州，祖籍南京，原名戴朝寀（采之异体字）。四岁时，随在北宁铁路供职的父亲戴立诚到北戴河生活三年。新文学运动勃兴的1918年，十三岁的他就读杭州宗文中学（今杭州十中），同班同学有后来活泼在文坛的作家、诗人戴克崇（杜衡）、张元定（张天翼）、叶为耽（叶秋原）等。

宗文中学是一所守旧的学校，教育仍以文言文和传统诗文为主。课余接触的仅有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世界小说和包天笑、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把通俗小说冠以“鸳鸯蝴蝶派”庸俗小说，是一些文学史家的偏见，此处不再论。据张天翼在《我的幼年生活》（载《文学杂志》，1938年8月）中回忆说：“因为爱看小说之故，和几位同学写起来，都是些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之下写的。”

戴望舒于1921年在杭州结识施蛰存，志趣相投，便与同学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以发表小说、旧体诗词为主。兰社的成员中，他和张天翼等向上海《礼拜六》《半月》等刊物投稿。

诗人戴望舒的第三篇作品却是香艳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半月》第一卷第十八号。署名戴梦欧。十个月后，又在《半月》上发表小说《债》，又四个月，在《半月》刊小说《卖艺童子》。

《半月》《游戏世界》皆为江南才子周瘦鹃主编，与包天笑主编的《星期》，这三个杂志被称为“大东三大杂志”。与《礼拜六》、“二红（《红杂志》《红玫瑰》）一紫（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三大杂志，在畅销期刊中平分秋色。戴望舒能在半年多时间，有三篇小说问鼎，已引起关注。有趣的是，次年在《星期》上发表《母爱》四篇小说，这是戴望舒一生仅有的小说。那年他十八岁，极负盛名的周瘦鹃时二十八岁。

十八岁的戴望舒在那年秋天，与施蛰存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兼修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学府。戴望舒在上海大学不仅可以比较深入地学习新文学，结识沈雁冰（1921年笔名茅盾）那样的新文学骁将，而且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大学被查封。

1925年夏，戴望舒改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其目的是为留学法国作准备。这期间，戴望舒系统学习法国文学，接触并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奠定了他的文学方向。施蛰存在《〈戴望舒译诗集〉序》中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负担他去法国留学，遂改学法科。

1926年3月17日，震旦大学校园诞生了一本三十二开的同人刊物《璎珞》。是由戴望舒及在法文特别班学习的施蛰存、杜衡自费创办的。戴望舒在《璎珞》旬刊上，首次以望舒笔名发表诗歌《凝泪出门》。而最早用“戴望舒”笔名发表的诗是晚《凝泪出门》二十天刊于《璎珞》的《可知》。

此年暑假，由昔日上海大学同学陈钧介绍，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戴望舒任团支部负责人。他们在卢家湾地区搞地下宣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传递简报，散发传单，他曾被租界巡捕房拘押。后来因思想激进，他还和杜衡一起被孙传芳军阀当局拘留，后获保释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巴金是1928年结束近两年的法国之旅，回到上海的。

这年8月完成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于次年1月4日刊载于《小说月报》，开始用“巴金”笔名。

《灭亡》是巴金在旅法时构思并完成的。二十三岁的巴金，在1927年1月登上赴法邮轮，在途中写了《海行杂记》，2月19日在巴黎靠岸，住进拉丁区一家小旅馆。夏天，肺病复发，从巴黎东移居沙多·吉里镇，寄宿在拉封丹中学。

巴金是在“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法安放”（《文学生活五十年》）的心境下，去往法国的。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无论是深夜听着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还是在阳光照不到的小屋看书，他都感到孤独寂寞。

离小旅馆不远，是先贤祠，他每天都要经过。在阴雨的黄昏，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夜晚凭窗凝望夜空的寒星，往昔的许多经历、见闻便在记忆中复活，在心头萦绕：

五岁随母亲到父亲任知县的川北广元，在那里母亲教他读《白香词谱》。辛亥革命爆发前父亲辞官，举家回成都，几年后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五四运动爆发，同兄弟姐妹读《新青年》，受其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十六岁，祖父作古，自家那个封建、腐朽、堕落、钩心斗角，以暴戾行径摧残年轻人的大家庭，随之瓦解。十九岁同三哥到上海，进南洋中学读书。不久，到南京，入东南大学附中。彼时，已发表论文、随笔、诗歌多篇。接着，他经历了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翘首以待革命胜利的广大民众推向痛苦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樊塞蒂免受死刑的活动，最后樊塞蒂仍被处死……

沉重的回忆，特别是被巴金奉为“先生”的樊塞蒂之死，让巴金感到极度的震惊和愤懑，为了留下那些沉重的记忆，也为了发泄世事重大变故的激情，他决定并开始用小说来表达。他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说：

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

1927年旅法期间，完成了《灭亡》的前四章。在美国旧金山《平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另发了三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和《反共与反动》。该年8月，巴金积极参加营救樊塞蒂的斗争。他曾给关在死牢里的樊塞蒂写过一封长信。不久，樊塞蒂从死牢中给巴金回了信，这位意大利工人在信中劝他：“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读完信，巴金泪流满面却极兴奋地说，“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着生活的勇气了”（《巴金文集》第七卷269页）。意大利工人给了巴金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在许多文章中曾提到樊塞蒂，而且自己把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倾注在《灭亡》中。

自巴金小说处女作《灭亡》问世，文坛开始关注巴金，有评论他作品的文章出现。

从一开始，人们便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1928年出现的，后来成为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巴金，作了或褒或贬、时毁时誉、相互矛盾对立的评价。这在现代作家评论中，实为鲜见。

《灭亡》的背景是北洋军阀盘踞的上海。小说从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结尾电线杆上挂着革命者的头颅示众，贯穿、弥漫着“腥红的血”和杀戮死亡的氛围。中间穿插着死亡与封建家庭的爱情悲剧。回荡在小说空间的呼声，也是小说的主题：“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

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心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策划了暗杀戒严司令的行动，结果司令只受了轻伤，而自己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行动不免带有盲动性，他的死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

作家赞美了为别人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表现了寻求社会解放道路而拼死抗争的年青一代的勇气和责任。同时，小说又表现这种个人冒险行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巴金在《〈灭亡〉作者底自白》中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杜大心是“病态的革命家”。今天重读，我们甚至发现巴金是反对恐怖斗争行动的。

《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小说的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情节，吸引了很多读者，年轻读者对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之间展开的关于现实社会应该改良还是摧毁，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的争论，也深表关注。特别是杜大心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更是激起广大读者的争论。《灭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当时，孙沫萍《读〈灭亡〉》（载1930年《开明》）一文，对《灭亡》给予肯定，说《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苦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评论者与巴金之间，有了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好的批评家，借着批评的文本说话，好的批评一定是主体性很强的批评，不仅是解读作品，还要传送出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八十多年前孙沫萍这篇文学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有光彩。

当然，客观地看，《灭亡》在思想上是有弱点的，巴金前期的无政府主义还较明显地存在小说中，在艺术上也是粗糙的，杜大心的生和死，开头结尾，都有较明显的“做”的痕迹。话似乎可再说回来，《灭亡》甫一问世，即成为那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必有其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我们更不该对八十多年前的文学作品求全责备。

《灭亡》意外的轰动，改变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谈〈灭亡〉》中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的续篇，是1931年8月写的中篇小说《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受杜大心牺牲的激励，先后走上革命的故事。小说表现了群众麻木落后，革命者寂寞孤独。李冷沿着杜大心的路走，只靠信仰和意志坚持斗争和生活，而李冷在就义前，懂得了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众的生命上，即使还有个体的灭亡，生命还会连续广延。只有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醒更多的后继者，罪恶的旧社会，才能被推翻。较之《灭亡》，《新生》多了些现实的投影。

关于《灭亡》的发表经过，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有这样的表述：“1928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了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向我要文章。”《灭亡》就是经著名编辑家又是文学家的叶圣陶之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中国文坛冉冉升起了一颗未来的巨星。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1928年1月，施蛰存写的小说《娟子》，载于《小说月报》，标志着他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文学运动中。

施蛰存最初在文学创作上，致力的是诗，且也从未间断过，然而却自《娟子》始，以小说家、编辑家闻名于文坛。而他的好朋友戴望舒，原以写小说开启自己的文学之路，但让他享有盛名的却是诗歌。

施蛰存写小说自1922年始。4月1日在《礼拜六》发表小说处女作《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5月13日又在《礼拜六》发表小说《老画师》，署名松江第三中学施青萍；6月25日，其小说《寂寞的街》载于《星期》，署名施青萍。那年他刚十七岁。小说略近于纤细，却清白而优美。

那年，他专心写小说之余，因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被迫从松江第三中学退学。“非宗教大同盟”是1922年北京学界发起的，同盟宣布“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领袖都卷入其中。以周作人领衔，钱玄同、沈兼士等人则联合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于是展开了一场论战。因为“非宗教同盟”有共产党背景，各地保守势力，便有“清剿”之举。

秋天，施蛰存与戴望舒同往上海，进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兼听社会系的课。与该校教师茅盾有了频繁交往。

施蛰存原名德普，字蛰存。他第一次署施蛰存之名发表的作品，不是小说，而是在1923年7月写的《苹华室诗见》（载《时事新报·学灯》）。也是这年8月1日，施蛰存自费刊印小说集《江干集》，仍署名施青萍，内收从未发表过的二十三篇短篇小说。1923年，出版二十三篇小说，是有意还是巧合？

《江干集》，附《创作余墨》代跋。该小说集以“维纳丝文学会”名义列为“维纳丝丛书第一种”发行，共印一百册。

真正引起文坛注意的小说是《上元灯》。1926年，他与戴望舒、杜衡同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攻读，三人创办了同人刊物《璎珞》。他以安华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上元灯》《周夫人》两篇小说。后收入小说集《上元灯》。

沈从文是最早认真评论施蛰存的作家。他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写道：

只须把那《上元灯》一个集子在眼前展开，就可以明白的。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作者的技巧，可以说是完美无疵的……《上元灯》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是为读者诵读而制作的故事。

《周夫人》写的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在孤单寂寞的生活中，把炽热的情感寄托在邻居一个面貌与亡夫相似的少年身上。看似变态的畸恋，却揭示了寡妇内心深沉的痛苦。

严家炎在《略谈施蛰存的小说》（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文中，特别提到《周夫人》。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周夫人》和30年代前半期的《鸥》，它们各自体现了作者小说创作不同阶段的两个不同侧面”。《周夫人》“已开始显示出弗洛伊德学说的某些影响，预示着施蛰存后来的发展”，“尽管作者并不注重挖掘题材的反封建意义，而只是着力表现变态感情本身（如果与吴组缃20世纪30年代初期写的同类题材小说《菉竹山房》相比，这一点就更其明显），但小说的客观意义依然大于作者的主观认识”。

发表《娟子》不久，春天来临时，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先后从北京来到上海。施蛰存与他们相识并成了朋友。

夏天到来，戴望舒和冯雪峰都住在施蛰存松江的家里。三人整整讨论、斟酌了两天，达成创办文学期刊的共识，取名《文学工厂》。编了两期，因政治倾向过于明显，光华书局的老板一脸苦笑，拒绝出版。

初秋，震旦大学同学刘呐鸥在上海虹口横浜桥宝兴路创办了“第一线书店”，施蛰存与戴望舒被邀主持编辑工作，他们又创办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施蛰存在此刊上用笔名安华发表小说《妮侬》、诗歌《雨》《委巷寓言》。为《文学工厂》编的几篇文章也发在《无轨列车》。

办第一线书店的刘呐鸥值得一提。原名刘灿波，台湾台南人。192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兴大学文科，回国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就学。除第一线书店，他还在上海开办水沫书店，专门推出介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书”到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等新文艺思潮的书籍。1928年他还在水沫书店出版了翻译集《色情小说》，其中包括片冈铁兵、横光利一等日本作家写的所谓新感觉派小说。

“新感觉派”，是后来左翼作家强给施蛰存戴上的一顶没有科学依据的帽子。两年后，施蛰存发表了两篇类似意识流和魔幻色彩的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楼适夷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一文中，批评道：“比较涉猎了些日本文学的我，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他说的日本“新感觉派”是指1924年围绕着东京《文艺时代》杂志而聚集的片冈铁兵、横光利一等，到1927年实际上已基本消散了的文学流派。而1928年后，在《文学工厂》《无轨列车》及后来的《新文艺》《现代》杂志发表的一些小说仅有模仿痕迹，根本谈不上流派的问题。施蛰存态度鲜明地否认自己是“新感觉派”，他在《我们创作生活之历程》一文中回击说，刘呐鸥等人只是摄取横光利一创作风格因素罢了，而自己“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后来，施蛰存的创作风格有鲜明的现代派倾向倒是事实。

有的左翼评论家，生搬硬套自己都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多有宗派门户之见，面对文坛的时候缺少真诚，也缺少对艺术的特殊的判断能力，分不出作品的优劣，伤害过不少有为的作家。沈从文创作历程的坎坷便是一例。

1928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在松江结婚。婚宴极为热闹。丁玲、冯雪峰、胡也频、姚蓬子、戴望舒悉数到场祝贺，连到福州探亲的林徽因都专程到松江来参加婚礼。那年3月，她与梁思成刚刚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8月13日回国。施蛰存的婚礼，成了年轻作家们的一次愉快的聚会。丁玲的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正好在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鲁迅、茅盾、叶圣陶都为此而高兴。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唱者。”《莎菲女士日记》于1927年载《小说月报》，让丁玲一举成名。胡也频的小说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也赢得文坛的赞誉。冯雪峰在这年发表了论文《革命与智识阶级》，在鲁迅与创造社进行混乱的文学与革命的大论争时，冯雪峰的文章稳健而明智，也显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端倪。

施蛰存与陈慧华的婚礼，因一批进步的年轻作家的参加，而成了那年一道充满了锐气、青春的文学风景。

是年年底，新婚不久的施蛰存，遭到了麻烦，《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被查禁，第一线书店也被迫停业，罪名是宣传赤化。

施蛰存是性情中人。他与陈小翠的一段往事和与鲁迅的一场争论，便是证明。

施蛰存的小说集《江干集》问世后，上海《世界小报》连续四天，刊登了金君珏对小说的精彩点评，“施青萍”获上海读者倾目。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施青萍就是在上海大学就读的十八岁的施蛰存。有些读《半月》杂志的读者对施青萍是熟悉的。1922年的《半月》上，发表过不少他的小说，如《伯叔之间》《拜芙蓉馆艳录》《采胜记》等，还有散文《山歌缀俊》《红禅室漫记》多篇，另有杂感如《〈半月〉之典》等，但《〈半月〉儿女词》，别开生面，颇为传奇。

《〈半月〉儿女词》，系十七岁少年郎施青萍和天虚我生（陈蝶仙）之女公子陈小翠首次诗词唱和。有趣的是，诗词交往甚密，两人却互不相识，且从未谋过面。等二人谋面，却是四十年后。

《半月》是被误称“鸳鸯蝴蝶派”之骨干周瘦鹃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第一期至十五期封面皆为谢之光所绘仕女图，施蛰存很喜欢。遂将十五帧仕女图封面，逐一以词题之。十五期封面仕女，用《蝶恋花》《一斛珠》《减字木兰花》等十五个词牌题咏。其封面采中西画之长，肖像典丽，其题词意境空灵，音律婉转，清新自然，充满青春活力。画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陈小翠从十六期接手，至二十四期，以《洞仙歌》《菩萨蛮》《如梦令》等词牌和之，其词得李清照神韵，有女儿清丽婉转之气。且各举二句：

好秋又晚，凉入罗帐浑不管。玉立风前，欲溜弯弯明月钿。（施蛰存《减字木兰花》）

睡起春魂飘渺，抱膝偶然微笑。心事不分明，偏被梦痕知道。（陈小翠《如梦令》）

观其词，尽管有模仿痕迹，意象也不够新鲜，但两词中洋溢出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而施之典雅，陈之清新，相映成趣。

施蛰存《闲寂日记》中，记述了1964年访陈小翠的情形：“访陈小翠，于其上海新村寓所，适吴青霞亦在，因得并识之。坐谈片刻即出。陈以吟草三册为赠。”三日后施蛰存“读翠楼吟草，竟得十绝句，又书怀二绝，合十二绝句，待写好后赠陈小翠”。四十二年前共为《半月》题词，四十二年后仍以诗词相和，乃文坛一佳话，也见施蛰存之文人情怀。

关于与鲁迅的争论，发生在1933年。施蛰存接到上海《大晚报》的一张表格，希望他给青年介绍几本书。于是他写《〈庄子〉与〈文选〉》一文，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文中说“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建议他们读《庄子》和《文选》。鲁迅以丰之余笔名发表了《重三感旧》等好几篇文章驳之。鲁迅说：“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见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接着又在《“感旧”之后》（上、下）两篇文章中继续批评施蛰存。这时，曹聚仁也发表公开信《论突围》加入这场“战斗”，“反对（施蛰存）先生的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甚至攻讦施蛰存为回到“黑漆一团的乾坤”助力。曹聚仁之为人为文，历史早有公论，此处不赘。“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劝他们读读文学经典，而引起的那场文化“围剿”，现在重看，鲁迅反对传统文化的决绝不禁让人哑然失笑。不是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用上了就是战斗，就是勇士。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1927年秋季，林语堂与鲁迅前后脚到上海定居，而且成了邻居。

据说在军阀政府通缉进步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黑名单中，二人名列其中。于是两人先后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但二人是否真上了黑名单，至今并无实据，鲁迅离开北京之谜，仍众说纷纭。

1928年，林语堂的第一部杂文、散文集《翦拂集》出版。收入二十八篇作品，大多在《语丝》《莽原》《奔流》上发表过。具有《语丝》“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犀利文风和战斗倾向，同时具有自己幽默含蓄的个性。如《祝土匪》，以反讽笔致，讽刺了“双方讨好”，“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的学者，歌颂了敢于维护真理的“土匪傻子”。《冢国絮语解题》，则将“冢国”喻为黑暗社会，“少见的孤啸”“草虫的悲鸣”暗喻百姓在黑暗社会发出的愤懑不平之声。书名之“翦拂”，二字有剪纸招魂，追思往事，纪念友朋之寓意。

中国散文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滋养了文学也滋养一代代作家，与诗歌一起构成中国文学的血脉和骨肉。在历史长河中，也有起有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鲁迅的话不能当真，事实是新文学运动最有成就的是小说，鲁迅自己的小说创作，分明使中国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说散文也有了新气景，是实事求是的。其中提倡实践“幽默文学”的林语堂、继承古典散文精神的丰子恺、中西兼容赋予散文清新个性的朱自清，为新文学散文的发展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林语堂散文写得好，与他是一位语言、语音学者有关。1916年二十一岁的林语堂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遂到北京清华学校当英语教师。三年后，由校方资助赴美国名校哈佛大学留学。因家庭经济拮据，一年后便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德国耶那大学、莱比锡大学，主修语言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23年归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五卅惨案、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林语堂教授与鲁迅讲师个人间的交往较为密切。查鲁迅那时的日记、书信，可常见林语堂的名字，如“午后收商务印书馆所寄英译《阿Q正传》三本，分赠玉堂”，“晚赴语堂寓饭”，“下午得语堂信”等，可证关系密切。林语堂也发表文章，支持学潮，谴责军阀及批评文化界一些同人。特别在鲁迅与陈西滢的笔墨交锋中，他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有时甚至写出凌厉的檄文参战，但他又同时与周作人提倡“费厄泼赖”。这显现出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文人的思想差异。鲁迅是把火力主要对准喝洋墨水、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代表人物，而林语堂更多地着力批评谴责封建军阀的丑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语丝派们也并不都是鲁迅的战友。鲁迅是个执着又孤独的殉道者。而林语堂，在文坛驰骋经年，他的观点主张、他的文化性格，也引起过争议和批评。这是那代人的共性，又是宿命，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合与分，完全合乎那个时代的逻辑。

林语堂曾给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鲁迅》，向海内外读者介绍鲁迅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挑战专制和黑暗，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和智慧，是一篇用生动活泼的笔致写的寓意深刻的漂亮文章。不久，二人关系疏远了，林语堂自编文集时，弃《鲁迅》一文如敝屣，淘汰不选。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因为他们并非志同道合的同类人。1925年9月，林语堂和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黎锦熙、汪怡和周辨明七人，发起成立“七人会”。“七人会”集当时语言学界之精华，旨在探求方案改革途径。“七人会”含有“竹林七贤”的寓意。同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创办《国语周刊》，林语堂积极参与。林语堂与他们，思想是相通的。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偶尔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同时，林语堂却忙着介绍和翻译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等西方文论。林语堂留学美国，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较深，他喜欢美国文艺批评家斯平加恩的《新的文评》所阐述的表现主义。表现主义的文艺观，成了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理论基础。他曾特别认真地将《新的文评》翻译成中文，还特地为之作序，交北新书局出版。

推得远一点，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歧，早在他们订交之初就已经存在了。1924年5月23日的《晨报副刊》上，有一篇林语堂的文章《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文中有：“若以堂堂北大教授周先生来替社会开点雅致的玩笑，那才合乎西洋‘幽默’的身格。”看得出林语堂是尊敬并希望鲁迅也幽默的，但把讲师说成“教授”，不是笔误，这里也有拿鲁迅“幽默”一下的成分。而鲁迅的答复曰：林语堂“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幽默分子”。他又在《“论语一年”》一文中，很“老实”地说：“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后来又说，“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只是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的玩意儿”。鲁迅不仅对幽默有偏见，对林语堂的态度也颇有些鄙薄。

1925年岁尾，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文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又在《翦拂集·大荒集》中说：“中国人的‘忠厚’就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解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鲁迅坚决反对，主张“打落水狗”。打落水狗的话，出自周作人的《失题》，鲁迅、周作人早已失和，不愿提其名，就把板子打在林语堂屁股上了。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验证了鲁迅的预言，但当今和谐社会，“忠厚”弥足珍贵，林语堂的主张，也没有错。鲁迅与林语堂在思想、处世的人生哲学上分歧明显。

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鲁迅的日记是这么说的：

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方争持，鄙相悉现。

多年之后，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对此冲突则是另有说法：

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名张友松。张请吃饭，在四川路那一家小店楼上。在座记得有郁达夫、王映霞、许女士及内人。张友松要出来自己办书店或杂志，所以拉我们一些人，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真是奇事！大概他多喝了一杯酒。忽然咆哮起来。我内子在场。怎么一回事？原来李小峰也欠了鲁迅不少钱，也与李小峰办过什么交涉，我实不知情。而且我所说的并非回护李小峰的话。那时李小峰因北新书局发了点财，在外养女人，与新潮时代的李小峰不同了（我喜欢孙伏园始终潇洒）。这样，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有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

林语堂多年后的回忆有不少不准确之处，比如，是李小峰在南云楼设宴与鲁迅和解，而非张友松在“小店楼上”请客。但张友松虽未到场，事情与他有关。是张友松帮鲁迅请杨铿做律师，为此李小峰对张友松很不满意，说他挑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林语堂也对张友松不满，席间二人一起贬损张友松。有人认为这引起鲁迅不满，对林语堂发了火，怕是根据不足。

因何故鲁迅与林语堂翻脸，已难以弄清。但二人冲突的心理反应，却大相径庭，请看：

鲁迅的反应是“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一个“鄙”字，已将林语堂的人品定为卑鄙之人。而林语堂用“几乎跟他闹翻了”，“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说明林语堂还觉得与鲁迅尚未彻底闹翻，只是二人闹了一场小误会而已。通过这次风浪，套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二人的文化人格“悉现”。

可能林语堂至死，也弄不明白，一桩小事为何让鲁迅如此震怒。

纵观二人交往史，鲁迅从未把林语堂当成肝胆相照的人。不用多举例子，只看看1926年“L.S.十月二十三日灯下”写给许广平的信便可了然。L.S.者，鲁迅也，他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的程度，即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给许广平写信，鲁迅是敞开心扉的，毫无隐瞒的。

林语堂具有幽默的天性，不仅表现在文章里，生活中更是诙谐幽默。

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二人举案齐眉，生活十分美满。不久，林语堂突然对妻子说：“我们把婚书烧掉吧。”

“为什么？”妻子不解。

林语堂说：“婚书只是结婚证明，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

廖翠凤为丈夫的忠贞所感动，当真将婚书付之一炬。在他们结婚五十周年庆典上，有人问他们婚姻美满的秘诀，林语堂笑曰：

“我们是‘金玉良缘’！秘诀只‘给’与‘受’两字，即尽量多‘给’，不计较‘受’。”

林语堂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后，曾到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此乃他平生第一次当官。他在武汉还编“中央日报”，其副刊曾就男女问题与人发生笔战。主张褒女贬男者，系署名“小鹿”的一位年轻女性，反其道而褒男贬女的林语堂署名“毛驴”，双方唇枪舌剑，斗得火光四溅。鲁迅的好友、副刊编辑孙伏园，为了调停，特邀“小鹿”“毛驴”吃了一顿饭。觥筹交错之后，二人同意休战。第二天，“中央日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孙伏园与林语堂商量后写的启事：“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

离开武汉到上海后，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开课第一天，林语堂就迟到了，正当学生议论纷纷时，林语堂夹着皮包走上讲台。学生以为皮包里定是教案，孰料先生倒出一堆炒熟的花生，然后微笑着分给弟子们享用。

学生不知先生耍什么把戏，未有敢动者。只见先生剥开花生，用极流利纯正的美式英语说：吃花生必吃带皮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

见学生已目瞪口呆，林语堂趁势继续用英语说：花生米又称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

学生大喜过望，开始剥壳吃花生。

林语堂又说，以后我上课一点名，愿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逃学，则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击掌而笑，从此，林语堂的课，座无虚席，连别的班都赶来旁听，人满为患。

林语堂从不举行各种考试，而别出心裁地采用“相面打分”的方式。林语堂聪慧且记性好。他上课时总会请学生起立回答问题，其学习水平，他逐渐了若指掌。期末考试时，他的课堂有别样风景。他坐在课台上，按学生名册，一一唱名，学生依次站起，他只朝对方看上一眼，往日提问时的成绩，早已烂熟于心，分数即立下。吃不准者，请到讲台前，略微用英语交谈几句，心里对其成绩就有数了。实践证明，他的“相面打分”，虽有喜剧色彩，但其公正程度，超过一般笔试打分。

林语堂的幽默天性，让他能创造性地、自由自在地生活。正是因为林语堂，才有了1933年至1934年的中国现代文坛上掀起的“幽默热”“袁中郎热”，并引起长达两年之久的争论。

语丝社因创刊于1924年1月的《语丝》周刊而得名。林语堂因主编《语丝》等刊物，倡导“幽默文学”而蜚声文坛。林语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等是其主要成员和撰稿者。创办《语丝》，实属无奈。林语堂诸学人原与编辑《晨报副刊》的孙伏园有密切关系，此副刊便成了他们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后因《晨报副刊》被研究系文人把持，孙伏园愤然辞职，与鲁迅、林语堂等好友商量后，决定大家凑钱办一刊物，便有了《语丝》杂志。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大文学社团不同的是，《语丝》没有明确的宗旨，周作人为之撰的《发刊词》，只笼统地宣布“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再加上“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

《语丝》一直站在新文学运动进步阵营一边，讨伐封建势力。参与了1924年驱溥仪出宫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后动员舆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斗争，1926年揭露段祺瑞政府三一八血案的斗争，也曾与《现代评论》派交过锋。《语丝》多以文艺性短评和随笔体散文为主要形式，逐渐形成风格短小泼辣的“语丝文体”，又因林语堂写了大量文章，大力提倡“寓庄于谐”，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幽默文学”，又借鉴英国随笔（Essay）式的闲适笔调、娓语式笔调，中国散文有了新的气象。

对林语堂主持的《语丝》，借幽默希图超然物外的态度，鲁迅是持批评态度的。而林语堂以我行我素回答了他的老同事。

且不论后来林语堂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相互龃龉，因为其间的是非至今也难说清。但必须肯定他一生致力于提倡“幽默文学”，拓展了新文学以来的散文杂文领域。可惜的是，他提倡的“幽默文学”，未能形成独具一格的美学体系。

林语堂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提倡“幽默文学”。

1934年，三十九岁的林语堂，在遭到左联某些人的构陷，利用《太白》杂志，集中火力攻讦“幽默文学”闲适小品，鲁迅也再次与他绝交的时候，心情苦闷。夏天时，独自一人来到庐山，想忘情于山水，排遣烦恼，不想与在那里避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不期而遇。对此次相遇，赛珍珠比林语堂更兴奋。赛珍珠读过林语堂很多散文，被文中幽默而充满机智的意蕴和文字深深吸引。她觉得这位饱读中国诗书，又是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文学博士和语言学博士的作家，正是她苦苦寻觅的人。多年来，她一直在物色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且英文功底深厚又有西方喜欢的幽默感的作家，为西方世界写一本真正反映中国几千年文明和风土人情的大书。让只知中国人梳长辫子、吸鸦片、三寸金莲、懒惰又狡诈愚昧的西方人，看到一个真实文明的中国，这是她的夙愿。

赛珍珠随到中国来传教的神父父亲，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善良、勤劳。她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她是在中国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地》是描写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的作品。发表后虽毁誉参半，但是它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小说之一。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曾读过此书，且印象深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说，赛珍珠的《大地》娴熟准确地描写了晚清和民国早期这一段时间中国北部农村发生的恶性循环。后《大地》改成电影，影响不小。

所以这样一位深谙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美国作家，一直在寻找一位像林语堂这样能圆满完成她夙愿的作家。当她正式向林语堂约稿时，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向林语堂表述了他们偶遇的喜悦。

回到仍然不断纷争的上海，林语堂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书的写作。他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理想、艺术、心灵、德行等方面力图真实、全面、系统、深刻地反映中国人的特性、风貌并通过它们展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写到第二年夏天，心情大好的林语堂再次离开酷热难耐的上海，携妻和三个女儿重上庐山。他租下一栋别墅，在花香与清风中，完成了《吾国吾民》这部杰作。

赛珍珠读完《吾国吾民》手稿，兴奋不已。评论说：

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中国人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吾国吾民》在美国出版后，短短四个月，重印了七次，成了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此书不仅在当年风行海内外，至今捧读，仍具魅力。

林语堂又在赛珍珠的建议下，动笔写《生活的艺术》一书。1938年“全美图书展览会”召开。又是经赛珍珠的建议，“全美图书展览会”特意举办了“林语堂比赛”活动。题目根据《生活的艺术》第一章内容设计。比赛搞得红红火火，《生活的艺术》继《吾国吾民》之后，又一次获得成功。

赛珍珠的《大地》在此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林语堂开始用英文创作长篇处女作《京华烟云》。1940年赛珍珠推荐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天不遂人愿，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恢复，赛珍珠两次力推林语堂。只可惜因《京华烟云》系用英文写的，诺贝尔奖评委会认为无法代表中国，林语堂与该奖失之交臂。

渴望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各国作家的毕生追求，已经获两次提名的林语堂，更是欲罢不能。他想将《京华烟云》译成中文，但离开故国年久，在英语的语境下浸漫，已很难再把握鲜活的母语，于是他想到了老朋友，写小说很出彩的郁达夫。他将《京华烟云》寄给了郁达夫，希望由他译成中文。为了表示诚意，林语堂同时汇给郁达夫五千美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老舍应周总理之诚邀，从美国返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文学建设，用五百美金兑换成一百匹白布，就购置了灯市西口丰盛胡同十号一座二进四合院。郁达夫收到书和美金，答应将《京华烟云》译成中文。孰料，郁达夫正闹婚变，无法静下心来继续翻译，那五千美金，却被他好生受用了。

说起林语堂的经济状况，除了在美国的丰盈的版税收入外，在抗战前夕，他还在中国银行存了二十三万大洋，那更是一笔巨资了。经历了八年抗战，这笔钱已随物价飞涨，变成一堆草纸了。偏偏林语堂又自己组装中文打字机，又耗去十万美金。经济已十分拮据，几乎难以果腹。他想到他的贵人赛珍珠。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她竟以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拒绝借钱给他。对此，常年在国外生活的林语堂倒没有太介意。但后来，他发现出版他作品的约翰·戴公司非法抽去版税的50％，且版权也不归还自己。吃了大亏的林语堂准备诉诸法律。后经人协调，林语堂收回版权，获得该得的版税，经济情况方有好转，但与赛珍珠的友谊已见裂痕。

1954年，林语堂拟赴南洋大学任校长，曾致电赛珍珠，但无回音。林语堂觉得与赛珍珠的友谊已走到尽头，便不再联系。是林语堂峻极好辩，还是赛珍珠心胸狭窄，致使一段文坛佳话成为悲剧结局？实在令人扼腕，唏嘘。

林语堂与张爱玲可以提一提。

林语堂知不知道张爱玲其人，二人是否谋过面，都不得而知。但从张爱玲的《私语》里，却可知道张爱玲甚为仰慕林语堂。她说：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段话有点戏谑味道，但她想过林语堂式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她认为林语堂为改变她的生活提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因创办《论语》《人间世》等杂志，又写“性灵”“幽默”文章而名声远播。《吾国吾民》在美国大获成功，更使林语堂声名如日中天。对当时十六七岁的憎恶旧式家庭想过自由生活的张爱玲来说，具有绅士、名流派头的林语堂，成为她偶像式的人物，就不足为怪了。张爱玲正是生活在上海“高等华人”生活圈子里，其母也是知书达理的妇女，姑姑也是知识分子。她家交往的人，都是林语堂的忠实读者。

张爱玲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玛丽亚女校读书，而林语堂也曾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学校就读过，而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她的同学中，有很多也是“学叔”林语堂的崇拜者。张爱玲努力读书，后考取英国名牌大学伦敦大学，可惜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转至香港大学。这时她与林语堂办的《西风》建立了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上发表，并获征文名誉奖第三名。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开始卖文生涯。在上海英文版《二十世纪》上，学林语堂轻松风趣的文风，以英文写了介绍中国人生活的文章后，“备受称赞”，后几乎每期《二十世纪》都有张爱玲的文章。《二十世纪》主编梅涅特，看了张爱玲的作品，极为赏识，向读者郑重推荐。梅涅特深谙中国文化，很推崇林语堂的作品。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又发现了一个像林语堂又与之相异的张爱玲。

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已踏上了林语堂的成功之路。但张爱玲毕竟不是林语堂，特别是她的小说《秧歌》发表之后，她的思想、信念、趣味已褪去了林语堂的色彩，完全成了张爱玲自己的了。林语堂在她的心目中，也日渐淡漠。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成为沦陷的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光芒盖住了上海所有的作家。巧得很，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如同他的《吾国吾民》，再次在大洋彼岸引起巨大反响。

没有人发现张爱玲对《京华烟云》发表过读后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才华横溢充满丰盈感性，创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小说家张爱玲，不会对林语堂过于理性的小说，给予好评的。但张爱玲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后遭到冷遇时，林语堂的《朱门》仍大红大紫。张爱玲当时已在美定居，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写过，她请朋友打听胡适情况，朋友告诉她：“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从语气中，可以感觉到，她中学时代对林语堂的敬意，已荡然无存了。但林语堂对世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1936年，在赛珍珠的盛情邀请下，林语堂举家赴美，从事写作。他的民族情感从未改变。他除了译介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还用英语创作了《瞬间京华》（中译《京华烟云》）《红牡丹》《唐人街》等多部长篇小说。成为西方世界出版文学作品最重要、最多的中国作家。作品销于世界，却轰动于中国。

晚年，林语堂定居台湾。他在厦门鼓浪屿的故居如今还在，笔者于乙未年春再次拜谒时，已破败寂寥得惨不忍睹，他亲手写的“立人斋”匾额，还挂在门堂，清晰可见。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人物的历史面貌，是很难还原的。他们的生命留存，一般只是靠文字来完成，然后便照此流传。

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神圣化，是他死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的，和鲁迅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如学者孙郁所说：“我们看鲁迅文章与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就觉得彼此隔膜，似乎此鲁迅非彼鲁迅。”语多剀切。

私人语境里的鲁迅，大都是自觉的，毫无党派之见，故能现鲁迅部分真容。如与鲁迅时近时疏，最后分手的林语堂，在《八十自叙》就有一段关于早期鲁迅的描写：

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一样，声音过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辞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

郁达夫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我记忆中的鲁迅》）。而陈源却说，鲁迅有绍兴师爷气，下笔则钩稽他人。

钱玄同说，鲁迅“治学最为严谨”，“绝无好名之心”，“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但他“多疑”“轻信”“迁怒”。

把当时与鲁迅同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学者的话汇总起来，或可看到一个真实、真性情的鲁迅，一个不是政治语境里的鲁迅。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其襟抱、心性、文风，正是他性格的本色，文字犀利，有深切的内觉在。应该说，已经很有色彩了。

民国时的生活到处都有政治，鲁迅不可避免地处于政治之中。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喜欢用革命，当然也是利用政治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而鲁迅内心的宁静，是被政治和流血的现实弄得躁动起来的。有时有些敏感。

1928年初，创造社的嫡系期刊《文化批判》创刊号和2月号上连续刊登《艺术与社会生活》和《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两篇文艺批评。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中国革命实践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前面讲过，创造社成员自己并没弄懂马克思主义，且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中劣迹昭彰，影响甚坏。

这些自称革命文艺家的衮衮诸公对叶圣陶和鲁迅等作家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们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态度，后来这些人又成了左联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仍影响文坛，其结果，历史已有公论。

《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是冯乃超写的文章，对写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的作者叶圣陶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而对鲁迅则是这样评价的：

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出自创造社李初梨之手。文章写道：

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面对这样气势汹汹、蛮不讲理、乱扣帽子的“批评”，甚至成仿吾、冯乃超还在文人聚会的酒桌上，指斥鲁迅私德，“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一贯所向披靡的鲁迅，自然要奋而回击。

鲁迅在这年《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1928年3月12日）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给予创造社冯乃超诸人犀利的批驳。

那时鲁迅还没被圣化，创造社诸人也还没有执掌文坛生杀予夺的大权，彼此间的争论，可以畅所欲言，无须伪饰。传统士的态度与新文人间的冲突，在任性地展开着。今天，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关于人格，关于襟抱。

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有“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的文字，看似信手一提，却正是鲁迅的老辣。1926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1927年还专门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成员不讲策略，以革命者示于社会，受到当局压迫时，刘世芳还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在《新闻报》（1928年6月15日）登报声明曰：“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污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

鲁迅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招股本之事，意在讽刺创造社在斗争策略上显得幼稚可笑。极易让人看出破绽。

这场论战，“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和“醉眼中的朦胧”成了那时论战两方的口头禅，广播文坛。

论战的硝烟还在弥漫，《语丝》（1928年4月23日）上突又刊载了一封Y的来信。向鲁迅发出“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说自己被马路上呐喊的革命吸引，“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但“‘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心清去”，“令我茫然”起来，“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云云。

鲁迅回信了。但答非所问，又纠缠起“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案，顺势给冯乃超们一击。说：“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然后又对Y说，“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最后劝Y“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我“不但‘歇歇’，而且玩玩”。

明眼人一看，便知Y的来信，鲁迅之回信，都出自鲁迅之手，为了不断攻击创造社，他一个人演了一出双簧，并不比钱玄同、刘半农在民国七年（1918）玩的《奉答王敬轩先生》的双簧漂亮。当时，胡适当着鲁迅的面，批评过钱玄同、刘半农“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鲁迅对这次论战，记忆深刻，感慨良多。四年以后，我们若查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还可看到论战的痕迹：

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

此诗是自我嘲笑的写照，说自己交了华盖之运，而流年不幸。其背景是，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对于这种扫荡式的“围剿”，精于战斗的鲁迅自然奋而回击，并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及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深刻独到的见解。上面被后人定名为《自嘲》的诗，则是以轻松自信的心态，以“横眉冷对千夫指”回顾了那段惨烈的“围剿”，并再次回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一鸣镝。

后人在诠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时，有多种声音。笔者认为，对“孺子牛”的解释，不应该离开鲁迅写此诗的生活背景。时为1932年10月12日，当时年幼的海婴已病了许久。查鲁迅当时的日记，仅9月鲁迅就带着海婴去日本人开的篠琦医院看病十二次之多，几乎每隔一天去一次。到了10月，去医院达十四次之多。鲁迅借用《左传·哀公六年》的故事。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叼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以逗儿子。遂有“孺子牛”之说。五十一岁的父亲鲁迅，抱着两岁的儿子海婴，常常跑医院看病，那种慈爱眷顾、悲悯“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舐犊之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也不宽恕”，“敢将唾沫吐在少年脸上”的鲁迅，还有温暖慈爱的文化情怀和传统纲常所束缚不住的人性的另一面。而不少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故意拔高，以政治浪漫派的解读，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是甘为人民大众为牛的精神。结果，将一个活生生的情感丰富的鲁迅，变成只有金刚怒目的冷冰冰的一块政治砖头。

柳亚子（1887—1958），清末秀才，近现代诗人。早年入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等参加同盟会、光复会，曾与陈去病等创办革命文学团队——南社。国民党改组后，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叛变后，遭通缉，流亡日本。后与宋庆龄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时，与鲁迅多有往来。鲁迅将《自嘲》抄赠给他，说明他们的友谊深厚。柳亚子与郁达夫关系不错，曾有诗相赠：

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
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

说的是郁达夫《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时，书前有一篇《题辞》，内有“百姓是官家的鱼肉”，“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等讽喻国民党当局的话，后被抽去。柳亚子写诗赞郁达夫。

1928年7月12日，鲁迅真的没有食言，到杭州去“玩玩”了。

鲁迅携景宋夫人（许广平到上海与鲁迅同居后，人称景宋夫人）从上海乘沪杭火车，由许广平的弟弟许钦文陪同，深夜抵达杭州。下榻西湖畔的清泰第二旅馆。

鲁迅到杭州，没有访友，也未吊古，而是在西子湖里荡桨观山；到旗下、清河坊、城站一带热闹的街道市场购物、淘旧书，流连于湖畔的小酒店，品尝西湖醋鱼，喝家乡绍兴老酒。真真地玩了四天。

此行，是应在杭州教书的川岛（章廷谦）之邀到杭州一游的。这年夏天，川岛到沪横滨路景云里拜访鲁迅时，见其衣服比以往干净，气色也不再苍白。几经劝说，鲁迅答应到杭州游憩几天，故有鲁迅难得的杭州之旅。

川岛陪同鲁迅游杭州湖光山色时，重说杭州假鲁迅事。那是年初，杭州曾盛传鲁迅到过杭州。甚至有人亲眼见鲁迅在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墓碑上题了诗。那时，此消息已传到上海，鲁迅也听叶圣陶对他讲过此事，并接到过一封上海法政大学女学生马湘影的来信，信中说，自打在孤山别后，一直未得到音讯，等等。鲁迅还特意让也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调查一下。许钦文到孤山苏曼殊的墓前去看，未见到题诗。只听坊间传说有这样四句：“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他年随公去。”

后经川岛继续打探，那位在苏氏碑上题诗的是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的先生，也叫“鲁迅”。川岛与许钦文去拜访了他。他也姓周，名“鼎”还是“鼎夏”没听清楚。见他三十多岁，脸瘦长，上唇留短须，身着白色裤褂，脚上穿一双草鞋，其时，他正执教鞭给学生上课。川岛、许钦文没自报真姓名，只说慕名来访，他就自称鲁迅。谈话中，知他对世风不满，怀才不遇，只能隐姓埋名，到乡野小学教书，还说曾写过名为“彷徨”的书，虽销了八万多册，但自己并不满意，准备再写一本。至于鲁迅的作品，他知之甚少，对鲁迅的思想、生活更是茫然不知。川岛、许钦文细观此人，两眼发直，举动很不协调，似神经不正常。二人辞行时，他还说有什么事找他，他是极乐于指导的。

事情清楚后，鲁迅在4月2日的《语丝》上，刊登了《上海的鲁迅启事》，说明在杭州孤山题诗的那位鲁迅，非现居上海之鲁迅外，顺便给创造社的成仿吾一刀。成仿吾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抄着他的小说旧闻”，“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这回在启事中该鲁迅反唇相讥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鲁迅据此，把他1927年至1929年所写的杂文三十四篇，集成《三闲集》出版。

鲁迅此次到杭州，也并不都如在西湖畔楼外楼吃西湖醋鱼、虾子烧鞭笋，在功德林素菜馆品清炖笋干尖，那么惬意。鲁迅说，他们刚从上海登上火车，就有两个兵士，一次又一次地来盘问鲁迅，并每问一次之后，就检查他随身的一只手提皮箱一次。火车到了嘉兴，士兵们快换班了，还叮嘱接班的士兵一定要当心鲁迅。于是又来盘问，翻箱子。鲁迅说到这儿，一边说，一边模仿士兵的神情、动作给川岛看，坏脾气的鲁迅，独对如此放肆的士兵没有责备，他笑着说：

“也许他们以为我的小皮箧中，有什么毒品吧。”

鲁迅逝世后，川岛记这次杭州之行的文章里，鲁迅的音容笑貌，尚记忆犹新。有景宋夫人陪同，鲁迅先生总是笑容满面，十分愉快的。查鲁迅那时的日记，可见鲁迅玩得心情大好。11日日记道：与“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泠印社茗谈”，“晚至功德林夜饭”。

许钦文曾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此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新月》和胡适掀起人权运动是该年的主旋律

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宣布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将“查禁、查封或究办”，开党天下的时代肇端。

茫茫黑夜，升起一轮“新月”。胡适率先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判国民党专政，在人权与法制问题上，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炮。《新月》的《编者的话》称：

胡（适）先生在本期特撰《人权与约法》一文，痛论现在中国人民没有法律保障，不能享受应得的自由，根据事实用严谨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进一个诚挚的忠告，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胡先生这篇文章应该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

接着，罗隆基的《论人权》、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檄文，也直斥国民党独裁专政。国内外报刊争相转载，轰动海内外。

胡适等人的争人权、争自由的雄文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众多昏睡的国人。蔡元培读后，写信给胡适，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出版界巨子张元济也以“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肯定其文。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对于胡适一连串思想舆论的大挑战，国民党岂能沉默，他们迅速布置反击，从政治组织到舆论机器，全线展开对《新月》和胡适的“围剿”。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胡适撤职惩办，“严惩竖儒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值得探究的是，此时鲁迅、茅盾却“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创造社、太阳社也对“新月派”和胡适冷嘲热讽。

在国民党及一些“革命者”的一片“围剿”声中，《新月》又推出胡适攻击国民党的新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把人权运动推到了高潮。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的真知灼见、笔墨意气，给国民党的党治迷信和训政理论以沉重打击，但最终跌得鼻青脸肿的，仍然是胡适们自己。

但胡适们掀起的人权运动，展示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悲壮风采，在中国人权运动史上留下不可抹杀的光辉的一页。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胡适选择重回上海，意在上海开始学者教授的学术著述工作。

首先，他要撰写《神会和尚传》。他在伦敦与巴黎两地遍阅与搜罗，计获得神会和尚“语录”三种、《楞伽师资记》两种、《显神记》一卷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禅宗史料。这些都是他研究考订禅宗史的重要材料。不久，他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就是他根据在海外读书的收获整理编订的。该书的代序《荷泽大师神会传》，便是他研究的重要成果。

同时，他还有《白话文学史》《中古思想史长编》两大工程，需要完成。但胡适是学界巨擘、社会名流，在那时的中国享有远在鲁迅之上的声誉，岂容他坐在书斋做学问。陈西滢邀他去日本，蒋梦麟请他去杭州浙江大学，汤尔和欲聘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连军界封疆大吏李宗仁、白崇禧都发出“屈尊来鄂，指导一切”的盛邀，那时的胡适博士，可谓炙手可热矣。

胡适对各界诚邀一一婉拒，安心在上海做他的学术与教学工作。胡适接受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实属友情所系。中国公学一干老同学、老朋友王云五、但怒刚、朱经农等人苦苦相劝、“相逼”，再说毕竟是母校，胡适心软，方勉强允诺。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所后悔。1928年4月26日，即胡适正式就职典礼之前两个月，他在日记中说：“今天套上一件镣铐，答应了去做中国公学的校长……此事殊不知，事后思之甚懊悔……只好把这学期办了再辞。”

胡适办事，总是认真尽责的。在他就任校长一职前的5月5日，他曾主持召集中国公学校务会议，定规立责，约法三章，先从组织与法律两方面入手，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中国公学走上正轨。

完成《神会和尚传》后，3月，《白话文学史》上册也快出版时，他给老朋友钱玄同写了封信：

玄同老哥：

我的《白话文学史》上册快要出版了，上海只写到白居易，已有十九万字，只好暂告一结束，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

千万请您赏一纸题签，并且希望你即日付邮，十分感谢！

适上　十七.三.廿九

胡适这封信是从上海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发的。那时，他尚未莅任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钱玄同是多年老同事、好朋友。钱玄同乃章太炎高足，也一直服膺胡适的人品，胡适的重要著作请钱玄同题写书名，也见钱玄同在胡适心中的位置。

作为新文学革命首举义旗者之一，胡适于5月4日到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1919年，一群从山崩地裂般的劫难中突围的知识分子，以革命家和启蒙者的双重胆魄，隆隆拉开了一个大时代的帷幕。胡适、陈独秀等如窃火者，给黯淡而沉闷的中国思想史投放一把火炬，放出救亡和启蒙的冲天火光。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傲然集体亮相，冲击着独裁者的屠场和炼狱……

胡适在台上回忆起往昔由文学革命历史演绎成为科学和民主的燎原烈火，他激动不已，一贯的和颜悦色，变得慷慨激昂，那是他们年轻时创造的一道永不褪色的精神风景线啊。但是世事的巨大变化，国共两党的政治和武装冲突，蒋介石的独裁与“清党”，文化界的纷争……深情追忆，不堪回首，在他心里掀起波澜。台下青年学子纯净而热烈的目光，更让他心绪不宁。

前面提到，胡适回到上海，有一重要活动：重振新月社。

胡适一到上海，新月社老骨干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饶孟侃、潘光旦、闻一多、丁西林等，又重新聚集在胡适周围，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胡宅，成了他们经常碰面的地方。他们延续了老传统，聚餐会为集会形式。

聚餐形式活泼，气氛融洽，可自由交流，于是常激发出机趣、佳思、妙语。且举花絮。

一次胡适喝了几杯酒，有点兴奋。他对湖北籍的闻一多说：

“你知道你们湖北佬有三杰吗？”

闻一多不解，曰：“但闻其详。”

胡适笑着说：“这三杰呀，说的一杰是文人，自然是阁下；另一杰是武夫，黎黄陂（元洪）便是；再一杰是名伶，谭鑫培老板是也。”

闻一多听罢，回敬道：

“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一杰也是文人，非阁下莫属；另一杰也是武夫，段合肥（祺瑞）；名伶，乃梅兰芳也。”

在座的闻听，以鼓掌报之。1967年马来西亚的温梓川写《新月诗人徐志摩》时，记了这一巧妙对语。与中国腥风血雨的“文革”语境，形成极大反差。

在上海，文人定期聚会，20世纪20年代，已成习惯。比如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周瘦鹃、穆藕初等人，在沪组织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凡出生于光绪丙子（1876）年者，皆可入会，前后加入者竟有七十多人。每月聚餐一次，每次庚会成员出资两元大洋。文人有雅趣，意趣相投者聚会，自然可以畅所欲言，常有奇思妙语。

“新月”因胡适到沪而复兴。他们先后成立新月书店，推胡适为董事长，重办《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筹办政论性周刊《平论》。新月社内对政治有兴趣者，组成了新月社的姊妹社“平社”。其核心为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丁西林、叶公超等人，同时他们也成为办《平论》的同人。

《新月》在上海复刊后，先后发表徐志摩执笔的《〈新月〉的态度》和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等文章，提倡“健康”“尊严”“普通的人性”等文学主张，为保持这种办刊个性，胡适决定办“平社”，出《平论》。它是一个代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团。

关于《平论》，1929年3月10日的《新月》第二卷第一号上的《编辑后言》，多有介绍。这期编辑者，署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但事实上，闻一多在南京，饶孟侃任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忙于政务，《新月》只有徐志摩在办。所以应该认定《编辑后言》为徐氏所写：

我们是不会使用喇叭的，也不会相机占得一个便利于呐喊的地位，更没有适宜于呐喊的天赋佳嗓，这里只是站立在时代低洼里的几个多少不合时宜的书生。他们的声音，即使偶尔听得到，正如他们的思想，决不是惊人的一道，无非是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再没有别的——因此为了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另出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

这年3月23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张禹九四人，到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胡适家。与之进一步商讨有关《平论》事宜，并恳请胡适“担任《平论》周刊的总编辑”。胡适推辞再三不行，只好出任此职，四位欣然而去。

查胡适3月25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百字。

《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耽搁到于今。

《平论》的人员是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

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词，心却不很热。

过了四天，胡适召集徐志摩诸人开会。稿子不多，且斤两也不够重，大家又觉得必须再办一个报，并且即日出版。讨论后，决定4月10日出第一期。

胡适对此，有点狐疑。徐志摩说：

“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总算有点脑子，肯去想想。”

胡适说：

“我们这几个人怕也不见得有工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罢？志摩你一天能有多少工夫想想？实秋、努生都要教书，有多少工夫想？我自己工夫虽多，怕也没心绪去想政治问题。所以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没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想的工夫罢？”（见3月29日胡适日记）

胡适这番话，问得诸位哑口无语，都觉得操之过急了，非但4月10日未能出版，《平论》也在叹息中就此夭折。胡适为《平论》写的发刊宣言《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却保留下来，后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

这里抄录一部分，对了解办《平论》宗旨有帮助，对公正评价胡适，或可有益。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我们办的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我们是能触摸到的。至于有人说此时胡适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已成为其鹰犬，其动机和根据是十分可疑的。

就是在胡适写《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时，国民政府发布了一条保障人权的命令，“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云云。胡适读到这一“命令”，甚为不满，“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国民党忽又明令保障，在胡适看来未免有些滑稽。联系到前不久陈德徵提案以党代法的党治政策，胡适在当年的《新月》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向国民党开了猛烈的一炮。

胡适认为，今天侵犯人权的最大非法行为者，正是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机关。它们以国家和党部机关名义，粗暴干涉言论出版自由，无理夺取私人财产，“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

胡适还举了三个实例，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独裁专政：

一是上个月党棍陈德徴的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案”；

二是驻唐山的军队一五二旅随便拘禁商人，严刑拷审，致使残伤；

第三例，说的是胡适在北大的老同事老朋友，因顶撞国民党党魁蒋介石本人，以“藐视领袖”，将其拘禁之事。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身份，来到安徽。闻听，便召见法学院院长、行安徽大学校长之职的刘文典。刘文典见到蒋介石，不称“主席”而只叫“蒋先生”，蒋已不快。蒋要刘交出学潮中的共产党名单，并要严惩闹学潮学生。刘文典当场顶撞蒋介石曰：

“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是正事，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儿由我管，我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说到激烈处，蒋介石拍桌子大骂：

“你是学阀！”

刘文典也拍了桌子，回敬：

“你是新军阀！”

蒋介石气急败坏，上前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以“治学不严”罪名将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文典获释，再回北大任教授。

胡适以上述三例，具体、有说服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凌驾法律之上所谓“保障人权”的虚伪，他问道：

“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新月》在刊载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同时，特意发了《编者的话》，称：

胡先生在本期特撰《人权与约法》一文，痛论现在中国人民没有法律的保障，不能享受应得的自由，根据事实用严谨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进一个诚挚的忠告，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族所不可不读的了。

《编者的话》高度评价了胡适的这篇檄文。是的，即便是八十六年后的今天重读，仍有其价值。《人权与约法》发表之后，立刻引起舆论界巨大的思想冲击波。胡适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激起社会广泛反响，而他面对独裁的“党国”，所表现的大无畏的战斗勇气，更是赢得各界极高的赞许。

接着胡适又写两篇檄文，都发表在《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上，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与《知难行亦不易》。前文是对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质疑，可视为是《人权与约法》的续篇。后文是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的批评。

在胡适的带动下，罗隆基著《论人权》，梁实秋写《论思想统一》，一起向国民党开火，扔出集束炸弹。

国民党面对胡适等发出的思想舆论的大胆挑战，如坐针毡，无比慌乱。于是迅速布置舆论反击，连篇累牍地在各报发表批判胡适的文章。同时，于8月13日，国民党上海市第三区党部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形成决议，要求上海市党部制止胡适“学阀活动”。十一天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呈请国府、教育部撤职惩办胡适。接着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国民党党部也群起攻击胡适。教育部于10月4日，发出“训令”，出面警告胡适。

胡适接到“训令”后，随手先将“训令”中的错误和别字一一标出、改正，并称“训令”“含糊笼统”，“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何在”，退回教育部。

处惊不乱，沉着应战，是大智慧者、大无畏者的表现。最后，只给胡适一个“警告”处分，草草收场。但国民党为防御胡适等仁人志士的言论搅乱教育界的思想阵线，遂由国民党中常委炮制《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

就在国民党舆论“围剿”胡适的一片聒噪声中，《新月》第六号、第七号合刊上，又登载了胡适攻击国民党的檄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共同把由《新月》发起的人权运动，推向高潮。

《新月》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几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仅1930年，就有两次以“诋本党，肆行反动”为由，“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及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等。

特别要提的是，在胡适掀起人权舆论运动的波澜时，1929年6月10日，蔡元培致公开信给胡适，称《人权与约法》，“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表明这位老革命一度迷路后，重回革命阵营后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张謇之子张孝若，7月31日也致信胡适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要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见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人权与约法》）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

老朋友汤尔和9月29日致胡适信说：“屡见只有被惩办或训饬之消息，数年以来，未见兄言论，以为沦为老朽，非复当年，今乃知贤者之未易测度也。”

连在乡间的乡绅、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族叔江绍原都于10月13日给胡适写信表示，你“在上海多发点议论，实在比教功课更有意义和价值”。

周作人则显得审慎，多为胡适的处境凶险担心，8月30日致信胡适：“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

我们再看看受“左倾”的激进舆论影响，自诩革命作家者流的态度。他们在这么重要的人权运动中，并未协同作战，而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突放冷箭。6月6日，《白话三日刊》发表署名“依然”的文章《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说：“胡适之，你如果真心要争取自由，就必须振作从前你们提倡的‘努力’和‘干！干！干’的精神，准备肉搏冲锋。”而《醒狮周报》则点拨胡适：“专门弄弄哲学史或文学史的好……难道不怕捉将官里去而为刘君文典之续吗？”

一家要胡适赤膊上阵，一家要胡适躲进书斋，都是居心叵测。

啊，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氛围，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境界与观念形态、文化人格，是如此矛盾复杂。胡适等一些自由主义文人发动的人权运动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但胡适们在这场人权运动中展示出的胆识和勇气，给中国人权史留下了一道独特的带有悲壮风采的风景。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前面讲过，《新月》的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人，欲再办一个思想性甚至政治性的刊物《平论》，虽颇尽力，最后因稿子“斤两似不很重”而夭折。胡适诸人的政论性很强，甚至给国民党重要一击的《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文章，只能发表在“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新月》上。

《平论》虽不能诞生，但平社的活动却照样进行。其聚会形式，乃当时最为流行的聚餐者也。首次正式活动，为1929年4月21日，正好是星期天，是在班主胡适的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宅邸举行的。胡适当天的日记记曰：“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夑林、叶公超、吴泽林，共七人。”此次聚餐除了吴泽林外，都是“新月”的元老。

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平社聚餐的情况。4月27日第二次聚餐，增加到九人，加了潘光旦、张禹九；第四次聚餐是5月11日，地点是在范园，到者胡适、徐志摩、张禹九、潘光旦、吴泽林、叶公超、罗隆基。这次活动由罗隆基讲述英国Fabian Society（费边社）历史，胡适根据罗的讲述，提请与会者各写一篇论文，总题目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个方面，分期提出讨论，合刊为一部书。胡适还拟定了各自研究的问题和日程，比如6月15日胡适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6月22日徐志摩从文学上谈，6月29日梁实秋从道德上谈。

但问题出现了，该胡适发表从思想上探讨中国问题的那次聚餐会，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1929年6月16日胡适日记）。来者寥寥，冷冷清清，让胡适很扫兴。但胡适还是认真发言，后整理为《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保存下来。

从第一次平社聚餐，到这次聚餐至少有八次之多，约每周一次。胡适是个严谨的学者，他看不惯文人的懒散懈怠，停了半年多，才恢复活动。

1930年2月4日，平社活动重新恢复。到会者除平社成员，还有不少在沪的学者作家，还有来自武汉大学的闻一多、青岛来的宋春舫。与会者甚众，气氛热烈。

第二次聚餐活动是2月11日，在胡适家聚餐。从这次起，新的平社重要成员林语堂出现了。

胡适在这天日记中，特别提到林语堂。在讨论“民治制度”时，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胡适讲了民治制度的三大贡献后，“林语堂说，不管民治制度有多少流弊，我们今日没有别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今日稍有教育的人，只能承受民治制度，别的皆更不能满人意，此语极有道理”。

前面，已讲了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到1929年二人争论后时近时疏，后分道扬镳的经历。现在想以《子见南子》风波，引出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渐疏时，林语堂和《奔流》又引出了一场风波。林语堂根据孔丘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历史记载，写了一出《子见南子》的独幕话剧，发表在该年由鲁迅主编的《奔流》上。据史载，南子乃春秋宋国的美女，嫁给卫灵公，深得宠幸。关于南子，《庄子·则阳》有所描述，《论语·雍也》也有褒贬。纵观南子一生，除与兄弟宋公子朝曾有私情外，并无淫荡乱纲纪的传闻，南子只是位热衷政治，没什么大奸大恶的任性而会讨男人喜欢的小女人而已。

《子见南子》，主要表现南子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精神，借古讽今，嘲笑20世纪20年代末刮起的封建复古之风。剧中对尊奉“周礼”的孔子有所揶揄。孰料1929年6月在曲阜山东第二师范演出时，当地孔子族人以“侮辱宗族”为由，向教育部提出控告。弄得热闹非凡。最后，将支持《子见南子》演出的山东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平息了风波。

由于事关《奔流》，鲁迅有《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介绍此风波始末。文章巧妙布局，引用了控辩双方的原始资料，批驳了控方。但文章已不见鲁迅的一贯犀利，似只为《奔波》择清责任。

半载后，《子见南子》由上海大夏大学戏剧社排练公演。胡适、郁达夫等名流到场观看，以此表示对林语堂的支持。那时，林语堂还没有与鲁迅闹翻。

胡适与林语堂的交谊，最迟也始于1918年。林语堂1916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以文学学士应清华学校之邀前往任教。据林语堂晚年回忆：他是1918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当教员时见到胡适的。胡适1917年归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后回故乡绩溪与江冬秀完婚，转年回京时，林语堂与北大教师一起去前门火车站接胡适。虽然林语堂比胡适只小四岁，见胡适从车厢从容走出，却有“仰之弥高的感觉”（林语堂语）。胡适见众人热情迎接，心情大好，随口引用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回国时充满豪气的话道：“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林语堂听闻，觉得“我们的国家突然进入了汹涌的复兴波涛中”。

林语堂的回忆，让我们见到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年轻胡适，也看到林语堂对开启新文学革命运动大幕先驱者胡适的仰慕。

林语堂当时是清华学校的教员，根据校方规定，凡到清华学校任教满三年者，均可享受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奖学金的金额是八十美元，按各种条件制约，林语堂只获每月四十美元奖学金。美金很值钱，当时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一个月三十美金可享受很富足的生活。如在北京，可租四合院，雇用人和车夫。问题是他必须带新婚妻子廖翠凤一起出国，半额奖学金，显然不足以在美生活，爱惜人才的胡适知道林语堂年轻有为，前程无限，他出手相助，答应北京大学每月资助他四十美元，但条件是林语堂学成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林语堂欣然与胡适达成君子协定。

不料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不久，妻子因患病，两次住院手术，经济极为窘迫。情急之下，他只能向胡适求救。胡适又以北京大学名义汇去两千美元救急，这笔足以在北京买一处非常体面的四合院的巨款，解了林语堂的燃眉之急。

1923年初秋，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后归国的林语堂，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回到北京后，按与胡适的约定，应到北京大学报到。首先要做的是感恩，到北京大学找校长蒋梦麟和胡适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胡适到杭州去养病，只见到校长。见林语堂不断道谢，蒋梦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特让林语堂说个明白。林语堂说完来龙去脉之后，蒋梦麟哈哈大笑，朗声道：

“适之如此爱惜人才，可敬，可敬！老弟如此真诚践诺，可敬，可敬！”

蒋梦麟告诉林语堂，胡适爱才心切，才和林语堂私下订了君子协定，那些资助的钱，包括两千美元，都是由胡适个人支付的。校方根本不知情，表示欢迎林语堂到北京大学任教，为复兴北京大学添把薪火。

待胡适回京，林语堂忙去拜望胡适，表达了他的由衷的感谢，并把钱如数奉还了胡适。愉快地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

后来，林语堂与鲁迅交往也渐多，这并不妨碍林语堂与胡适的友谊。我们从现存的胡适和林语堂的日记和书信看，他们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和谐友情。特别是读1963年林语堂写的《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一文，可感到胡适在林语堂心目中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自林语堂从厦门大学辞职，定居上海后，特别是《新月》和平社的活动，是林、胡来往最多、关系最亲密的时光。

林语堂参加了平社恢复活动的第二次聚餐，是在徐志摩家。按胡适安排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程序，主讲者讲的是“伴侣结婚”，有材料说，主讲者为徐志摩，可能性不大。一是因为胡适让徐志摩讲文学，况徐的婚恋已弄得沸沸扬扬，由他讲颇为不妥，他也未必讲自己的伤心窘事。梁实秋讲是可能的。

又一次聚餐，由潘光旦讲《才丁两旺》。林语堂特请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聚餐。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成为全中国都熟知的人物，而是在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做驻京记者，与林语堂往来密切。

从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透露了平社的几次聚餐活动的内容，文中说：“我们讨论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次胡适谈中国该走什么路，“当晚讨论的兴趣的浓厚鼓励我把这篇文字发表出来，供全国人的讨论批评”。林语堂等极表赞同。公推胡适撰写成文。

轮到林语堂在聚餐会上演讲了，他讲的题目是“制度与公性”。对此次演讲，他通读法家韩非子的著作。其日记载：“预备讲演，读韩非。”可见他是认真对待胡适交的任务，这符合他的性格。林语堂认定胡适等平社骨干的讨论“中国的现状”，“解决中国问题”的动议是积极的。他的投入其间，表明他与胡适的思想是相通的。也可证明，林语堂已成为平社的骨干。林语堂将此次演讲的讲稿整理后，发表于上海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半年后经补充写成《半部〈韩非〉治天下》，发表在《论语》杂志上。

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

1930年年底，胡适被迫迁居北平，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以他为班长的平社风流云散，上海教育界和文学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少了一位堪为领袖的胡适。文学星空中也少了一颗璀璨的星斗。一些文学史家说，胡适是在革命作家的批判声中落荒而逃的。非也，那时，革命作家们正忙着“围剿”“醉眼陶然”的鲁迅呢！

1930年岁尾，郁达夫的《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原本有一篇《题辞》，其中有句话，值得玩味：

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得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

后来，北新书局老板怕以文字贾祸，抽去了这篇活色生香的《题辞》。为此，名流柳亚子赋诗赠郁达夫：

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
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

《题辞》和“赠诗”，是当时革命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写照，自己尚“逃亡窜匿”，“围剿”鲁迅尚力有未逮，胡适北行，另有隐情，下文将有所涉及。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1928年7月，沈从文到上海谋求发展。

7月30日，沈从文从天津登上驶往上海的日本轮船“天津丸”。巧的是，沈从文刚提行李走进一等舱，竟与被称为“哈佛三杰”之一，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不期而遇。吴宓是利用暑假时间去杭州见他苦恋多年的毛彦文的。吴宓原配夫人陈心，是一旧式女子，二人感情难以和谐。后吴宓与女诗人毛彦文邂逅，便苦追不舍。毛彦文曾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吴宓为表爱之至诚，与陈心离婚。孰知毛彦文另有所爱，嫁到上海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寓中。熊六十六岁，毛三十三岁。自此吴宓心灰意冷，以诗抒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吴宓与沈从文在“天津丸”相遇，是他们初次谋面。大沈从文八岁的吴宓，素对沈从文的写作才华极为赞赏。而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也早就对“哈佛三杰”之吴宓心怀敬意，故二人相谈甚欢。当然，那时他们也未料到后来沈从文会从吴宓手里接过《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一职。

1928年，吴宓开始主持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那时发表的文学作品多是文言文。吴宓守旧的文化姿态，遭到不少作家的批评，报馆老板也不满意。遂请来沈从文创办《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沈从文从吴宓手里接过主编职位。为办好副刊，沈从文曾邀北平知名学者、作家共商办副刊事宜。同时，沈从文还请已成为朋友的吴宓及老副刊同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谈。吴宓老友诗人凌宴池曾有诗作记之，诗名《偕吴雨生（吴宓）沈从文坐来今雨轩》：

花下曾销几斗才，忘筌得句本无胎。
真迷众色看如雾，欲避同声响若雷。
布谷自呼渐强聒，卢龙轻弃付微唉。
画廊高馆移时坐，怀抱因君忽复开。

诗既替老友吴宓发了些停职的怨言，又写出了对沈从文另起炉灶，重建副刊的希冀。

沈从文又广结文友，邀周作人、朱自清、林徽因等优秀作家以文相助，《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北方文坛的重镇。沈从文自己，也成为“京派”文学中重要的成员。

又过几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自杀》，吴宓认为小说是暗讽自己，心存不满。沈从文遂写《给某教授》，言辞恳切，发自肺腑。从吴宓的日记看，似未因《自杀》影响二人的友谊。日记记曰：“陪企孙至北总布胡同三号金岳霖宅，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被邀至同和居晚宴。”

沈从文与吴宓是君子之交，并不是挚友，非因人格，只是各自所持新旧文学不同。

沈从文登上“天津丸”，准备到“海派”的腹地上海发展，看似是个人行为，实则是尚未真正成为“京派”作家到“海派”去体验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从凤凰古城，带着湘西山水的浪漫、楚文化的瑰丽，还有出身行伍的苗族倔强血脉，及其传奇人生经历，二十岁的沈从文孤身一人来到北京。生活清苦、自修成才，转易多师。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既钟情于湘西山水，又瞩目于城市人生。1928年，他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以单纯的童话文本，包裹了指斥崇洋媚外在内的多种丑行，吴宓读后，印象深刻。在他与沈从文在“天津丸”偶遇时，当天的日记上写有“沈（从文）即作《阿丽思中国漫游记》之少年也”。当然书名多了个“漫”字。1927年，沈从文写了《十四夜间》，次年又作《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两篇都是讲嫖娼故事，表现的是邂逅的忏悔和痛苦，于沉沦中绽出的一种人性光辉。

沈从文到上海，是他小说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应该说，他在1927年9月在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蜜柑》，是他创作初期的成果，明显带有单纯印象式的色彩。到上海后的1928年8月10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号发表的短篇小说《柏子》是他的第一篇成名作。是他奏起进军中国文坛极富沈氏个性小说的第一声号角，从此，一个表现湘西世界的小说文本诞生了。

美国记者、后来因写延安而蜚声世界的埃德加·斯诺，在上海编译《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时，将沈从文的《柏子》收了进去。斯诺是具有文学眼光的，《柏子》呈现的湘西河流上吊脚楼露水夫妻生活、船夫与吊脚楼美丽女人炽烈的情欲，深深打动了生活在美国繁华都市的斯诺。吊脚楼凸现的劳动人民命运和悲欢，更让中国文学别开生面。连给中国小说赋予新气象的鲁迅，也在与斯诺谈中国小说时，谈到这位刚到上海的沈从文。

沈从文到上海，最先见到的是1927年夏天曾到北京通过丁玲介绍认识的诗人戴望舒。他与冯雪峰、姚蓬子、魏金枝等人一起晤面并宴饮。

随着丁玲、冯雪峰、胡也频等先后到上海，他与施蛰存也有了交谊，还特意为施蛰存的小说，写了一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热情且准确地肯定了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沈从文谈自己、议别人，都是本着艺术家探幽烛微的勇气，从不遵从道德君子的友谊情面。因此，他的直言不讳，会无意间得罪不少人。他后来与丁玲诸人的恩怨多缘于此。他有两篇文章《记丁玲》《记胡也频》，都是本着实事求是、为朋友负责的精神写的。先是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之后是丁玲从上海失踪。为了不至于忘却，沈从文写了上述两篇记录性的文字。写出真实的人生，是沈从文一生都恪守的文学准则。写老朋友，也要写出他们“最光辉的一面”和“最人性的一面”，写出多面的、复杂的、鲜活的人物。

他写《记丁玲》，从受“五四”召唤，写到北京读书，再到上海创作，展示了这个“圆脸长着大眼睛”的年轻女性作家的“美丽光辉”。同时写她和胡也频的同居和争吵，甚至不妥协而动手。经沈从文的调解，然后三人又笑着一起去下馆子、看电影，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灵与肉，包括他们的稚气和缺点。但当写到二人的革命信仰、奋斗，乃至胡也频英勇献身时，丁玲在外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沉默的微笑着”的沉着刚毅，让人动容。沈从文用白描的笔触，刻画出丁玲这位女革命者的丰满美好的灵魂。但心高气傲的丁玲，却认为沈从文在贬损她，丑化她。从此对沈从文有了芥蒂。新中国成立后，当丁玲以炙手可热的革命作家身份进京，执掌文艺权柄之后，见到这位老朋友，已经十分黯然的沈从文，竟是一脸冷漠。

在上海，沈从文有机会结识了叶圣陶、胡适、茅盾等前辈，得他们的耳提面命，创作大进，收获颇丰。从1928年10月起至1930年，沈从文在胡适和徐志摩等人主办的《新月》杂志上，就连载了《阿丽思中国游记》《阿金》《旅店》《结婚之前》等小说十数篇，上海新月书店还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和《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叶圣陶、茅盾主办的《小说月报》，相继推出了他的小说《柏子》《雨后》《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等十数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旧梦》等。

1929年1月，沈从文与老朋友丁玲、胡也频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红黑创作丛书》和《人间》杂志。沈从文的小说《龙朱》《参军》《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等发表在《红黑》月刊上，小说集《龙朱》也由红黑出版社出版。而丁玲的《自杀日记》小说集却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其重要小说《韦护》，也连载在《小说月报》上。这篇作品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小说是以共产党领袖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纠葛为素材的。胡也频倒常有诗歌刊于《红黑》和《人间》。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曾与丁玲、沈从文到北京旁听北京大学的课，并在那里开始文艺活动。1924年与人合编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众文艺》，署名胡崇轩在此刊发表作品。出短篇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还有诗选集《也频诗选》及戏剧集《别人的幸福》等，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不够。到了上海，先发表两部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其政治意识发生重大变化，力求以文学为革命服务。可惜政治热情并未转化为艺术魅力，党员形象概念化，甚是苍白。简单地歌颂革命，这是“左联五烈士”的创作通病。

在《也频诗选》出版时，丁玲为之作序，看得出，比起胡也频的小说，她更喜欢他的诗歌。沈从文也在后来发表的《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诗论中，认为胡也频的诗比当时走红的李金发和与鲁迅交往较多的柔石的诗，革命题旨更鲜明，社会面也广阔。

1931年，丁玲发表长篇小说《母亲》（第一部），写的是前一代女性的命运。发表后，文坛对《母亲》批评甚众，沈从文保持沉默。

鲁迅是死活看不上沈从文的。先是1925年沈从文刚艰难步入文坛，鲁迅就在7月12日《致钱玄同》之信中说：沈从文“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种种玩意儿”。八天后在《致钱玄同》中，则更轻蔑地说：

且夫“孥孥阿文”（沈从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沈从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

“”字，是鲁迅生造，而说沈从文用女人之名写信给他，又有之弟来访云云，皆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之妄语，今已大白于天下。

不错，鲁迅曾在斯诺面前提到过沈从文的《柏子》，是因《柏子》已被文坛公认，是给中国小说带来灵性的好作品。艺术标准使然。后来沈从文在他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缺乏“认真严肃”的态度，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之类列席”云云。

沈从文在北京、上海都生活多年，又浸于文人圈子里求发展。对这两座城市文人的生存状态是深有体验的。他文中所揭示的“文学者的态度”是属实的，况行文中也没有门派意味。但同样了解这两座城市文人生存状态的鲁迅不干了。愤然以栾廷石之名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京派”与“海派”》，批驳沈从文，文中的名句是“‘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直把“北京某先生”之沈从文，打入“官的帮闲”，鲁迅的手段真的厉害。文中又顺便嘲笑了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梅兰芳，也算旁敲侧击。

鲁迅在1935年署名隼在《文学》月刊上写《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一文，又敲打了一下写《谈谈上海的刊物》的沈从文。只因沈从文在文中批评了《太白》《文学》《人间世》等刊物“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鲁迅曾被骂为“醉眼陶然”，沈从文批评得何过之有？鲁迅还是对沈从文冷嘲热讽了一番。

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们曾生活在同一时期，原本有不少机会可以谋面，不幸的是两位文化巨人一直形同陌路。一个被认为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作家，并没有为自己的错怪有过道歉和自责，而一个被冤枉谩骂诋毁的作家，仅在《记胡也频》一文中，说“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已够宽宏大量了。从此不再说一句辩解的话，这就是当时一个小作家沈从文的人格。文学作品最根本的力量，是作家人格的力量。当今，世界读者认同沈从文，甚至曾考虑推荐他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证明。

胡适与后辈沈从文关系融洽。一次有人说何家槐剽窃沈从文作品，胡适为还何家槐一个公道，即刻写《致沈从文》一信：

从文兄：

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并且牵涉到你的名字。

附上两件，请你一看。

如果你认为何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附件你若不用，请你付邮，或还我。

匆匆，问

双安

适之　廿三.三.十三

沈从文得信，便“仗义说话”，为何家槐雪了冤。胡适对晚辈的尊重和呵护，尽在文字中，回顾他暗中资助林语堂读书，欣赏千家驹并破格推荐进社会调查所工作，他受到鲁迅不断无端攻击，非但不作回击，而且出面批评自己的爱徒苏雪林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的“旧文字”和“恶腔调”应该“深戒”，劝她放开胸襟，“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并说“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度。

沈从文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目标闯入五花八门的文坛。他的交友，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并不以政治立场论亲疏，也不以文学风格和流派画线，天真而执着地行走于文学江湖。

1931年，丁玲受命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后，曾请沈从文帮忙邀请几位有创作才华的女性作家，为《北斗》撰稿。沈从文并没有被左联接纳，或说沈从文不愿意加入政治倾向鲜明的左联，但为了老朋友丁玲，他还是尽力帮忙。请了冰心、凌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为《北斗》供稿。据1989年10月，冰心与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的作者）谈起此事时，说当年是沈从文去找她为《北斗》约稿，她写了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上海的丁玲，成了《北斗》创刊号的扛鼎之作。《北斗》第二期又给了诗作《惊爱如同一阵风》。

《我劝你》是冰心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婚外恋的不认同，警告了林徽因，谴责了徐志摩。后来冰心又在与梁实秋的通信中继续表达他对徐志摩的指责：“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梁实秋《忆冰心》）

《我劝你》甫一发表，沈从文便很不自在。沈从文对冰心的说教很不以为然，便用“教婆”讥讽冰心。从中，又让我们看到沈从文也没有摆脱男性中心视野下对女性的轻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现得很清楚。

1931年8月，徐志摩介绍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教小说习作。在上海，他的小说走上成熟的阶段，其标志是题材的开拓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丰满。《柏子》《萧萧》不仅写出湘西女性的生活形态和生命形态，更展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悲凉的人生。

离开上海，沈从文远离了左联的发源地。小说《边城》《长河》（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的创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矗立于中国文坛。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田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斑驳多彩的身影。

田汉因和鲁迅笔战，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另三位是周扬、夏衍、阳翰笙）之一，而被千夫所指，追悔莫及。而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和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反帝斗争中鼓舞和激励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让他风光无限。

1929年，田汉写的三幕剧《名优之死》，轰动上海滩。《名优之死》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刻画了一代名优刘振声的反抗性格及其悲剧命运，有力地揭示了鬼魅横行的黑暗社会对艺人和艺术的摧残。艺术上手法洗练，风格沉郁，技巧也已趋于成熟。

剧中主角刘振声一生坦荡为人，疾恶如仇。他尊重艺术，倾注心血培养女弟子刘凤仙，使她技艺有成，但女弟子经不住有权有势的杨大爷的利诱，日渐沉于物质享受而走向堕落。刘振声痛心愤恨，勇敢地与流氓杨大爷进行斗争，揭露其丑恶行径。杨大爷率其走卒，以阴险毒辣手段，凌辱折磨，最后逼死刘振声。

田汉说，刘振声是以晚清京剧名优刘鸿声为原型的，但《名优之死》赋予他更强烈的反抗性格，通过他的悲剧，控诉黑暗的社会。

1928年，田汉离开上海艺术大学，主持《南国月刊》和南国电影剧社，当时是他创作的高潮时期。他先后创作了《江村小景》《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本，《名优之死》是田汉在南国社时期最优秀、最动人心弦的代表作。

《江村小景》写兄弟二人惨死，《苏州夜话》写老画家刘叔康妻儿离散，都是以揭露军阀内战给人民带来苦难为主题；《湖上的悲剧》《南归》则是爱情悲剧，用田汉自己的话说，皆有“唯美的残梦”和“青春的伤感”（《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

是年底至1929年底，田汉率领以南国社成员为主的话剧演出队出巡公演。先后在上海、南京、广州和无锡等地演出《苏州夜话》《名优之死》及被鲁迅攻讦的王尔德之《沙乐美》等反映现实的斗争和讴歌被压迫者的反抗。值得注意的是，田汉从描写爱情悲欢离合转向现实斗争，感伤情调渐被向往取代，标志其创作思想发生了转变。

田汉于1926年，与他在上海的影剧界朋友共同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比1929年8月，夏衍、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陈波儿等组成上海艺术剧社，提出“新兴戏剧”“无产阶级戏剧”等“左倾”口号，要早三年。

南国社拍摄了他改编的《到民间去》电影，也颇有影响。1927年扩大南国社范围，设文学、绘画、戏剧、音乐、电影五部，定其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代表人物，是“五四”后早期话剧活动以及抗日爱国戏剧运动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

田汉自幼热爱戏剧，在湖南长沙“影子戏”（皮影戏）、“木脑壳戏”（傀儡戏）和花鼓戏的长期熏陶下，度过少年时代。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后身的文社及一些鼓吹戏剧改革的戏剧社团在长沙演出，更让田汉着迷。

1916年，他从毛泽东也曾就读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恰逢其舅父易象被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乃于1917年随同舅父赴日本公费留学。易象者，字梅臣，早年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南社爱国诗人，后被长沙军阀赵恒惕所杀，年仅三十八岁。此事激发田汉对封建军阀的仇恨。

田汉在日本先习海军，后改学教育。在日本留学期间，酷爱文学、戏剧，想做一名戏剧家。后经宗白华介绍，结识郭沫若，三人志趣相投，书信往来甚多，后以《三叶集》结集，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

1918年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次年7月在北京正式成立，田汉在日本东京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从此，成为少年中国学会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少年中国》1919年7月的创刊号上，田汉就发表《平凡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往后又发表了《梅雨》等诗歌，以及翻译了王尔德的《沙乐美》、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日本菊池亮剧本《海之勇者》等作品。

1920年，田汉开始创作剧本，其处女作是《环珴璘与蔷薇》（环珴璘即小提琴英文Violin的音译——引者），连载于《少年中国》。

1921年，郭沫若归国筹建创造社。田汉自署“中国未来的易卜生”，也加入这一文学社团。在该社团刊物《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田汉发表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第二期上又发表独幕剧《午饭之前》。《咖啡店之一夜》写穷秀才之女白秋英被盐商之子李乾卿始乱终弃的故事，揭露了资产阶级一切以金钱、权势为中心的丑行。该剧表现了白秋英凛然不可侵犯的性格，将李乾卿给她的钞票和二人通信付之一炬。但全剧伤感的气味太过浓重，白秋英也在某些方面过于软弱。

《午饭之前》是中国最早反映工人生活、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戏剧作品。尽管缺乏浓郁的生活气息，几位工人性格不够鲜明，但工人受到资本家的欺压是真实可信的。

田汉的早期戏剧创作，对那时的中国话剧运动产生过较大影响。

田汉在日本留学，因三舅的近水楼台，每月可享受三十六元大洋的公费，后又提到四十元。1919年，二十一岁青春年少的田汉回长沙探亲，返回日本时，他带上了表妹易漱瑜东渡。次年12月，易象被杀害，田汉与表妹易漱瑜成婚，结束了他与另三位女性的感情纠葛。

1922年回国后，田汉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同时任教于大夏大学、上海大学，并与其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获虎之夜》等剧本。

经田汉等人的努力，南国社已团结了洪深、徐悲鸿、陈白尘、金焰、郑君里、廖沫沙、吴作人、张曙、塞克等一大批文学艺术界的新锐人物。

1927年，田汉与黄大琳结婚。这段姻缘是1925年其亡妻易漱瑜临终前达牵的红线。黄比易大两岁，二人是生死可托的知己。田汉与黄大琳结婚后，曾在给日本朋友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表示了一种淡淡的惆怅和无奈：

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田汉与黄大琳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便劳燕分飞。

1930年，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长达十万字的《我们自己的批判》，对自己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和自我批判，文中清算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感伤的倾向，已觉悟到并明确提出戏剧创作者要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问题了。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六幕话剧，借外国故事抒发反抗旧社会的思想情绪。被反动当局下令禁演，南国社也遭查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田汉即率南国社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田汉于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这时，田汉的文学创作也呈现了井喷态势，先后写了剧本《乱钟》《梅雨》《一九三二的月光曲》《回春之曲》等。三幕剧《回春之曲》思想艺术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写此剧时，正是抗日爱国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之时，剧中描写华侨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怀着满腔爱国救国热情，回到祖国抗日。该剧除了抗日救亡主线外，还有一条高维汉与梅娘忠贞不渝的爱情附线，也感人至深。全剧充满了田汉特有的抒情气氛，有诗意弥漫。《回春之曲》反映的是群众要求抗日的高涨热情，是一曲悲壮的救亡之歌，也是一首赞美爱情之诗。

此外，田汉还创作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黄金时代》等电影剧本。他还创作了大量歌词，如《毕业歌》等。而在1934年，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更是唱遍祖国大地，激励鼓舞中华儿女抗日反帝的斗争，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被捕，后解往南京，经徐悲鸿等营救，获保释出狱就医。他在狱中，坚强不屈，将铜板磨成五角星，以示忠贞。在狱中又有诗明志：

墙高不碍卖花声，一洛新阳面面春。
慷慨狱前辞难友，依然梦里见慈亲。
河山此日争奴主，朋辈都堪共死生。
壁上题诗君莫笑，明朝又是石头城。

田汉出狱后，被软禁两年，但毫不畏惧，继续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出狱不久，便写出反法西斯主义的《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和《洪水》两个剧本。《洪水》以洪水决堤喻示日本恶魔的侵略，发出不抗日救亡中国就将“沉到水底”的强烈呐喊。

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一些表现，往往非常复杂，它必然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其性格和个人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有时候，后者甚至可能起到更为根本和直接的作用。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那场关于“革命文学”的大论争，自然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关。现在冷静相观，鲁迅与“四条汉子”的复杂关系，以及史家们为此所下的此是彼非，与漠视当事的历史人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有关，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民间所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之语，似乎可以给此次弄得天昏地暗的文字绞杀作一注脚。

据资料所示，有一次，上海的中国通日本人内山完造，设宴招待他的老乡、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请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左联成员作陪。田汉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兴奋，席间他大谈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鲁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现本色。听不耐烦，索性站起离席，小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确关系不一般，田汉在日本留学时，受谷崎的虐恋小说影响较大。1927年，田汉重访日本时，谷崎热情地款待过他，曾有放纵的夜宴游。后来田汉回忆此夜宴时，还津津乐道：“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1934年夏，鲁迅在《社会月报》上发表《答曹聚仁先生信》（收在《且介亭杂文》中）。在此文中，鲁迅又有语惊四座、让人匪夷所思之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再次被人诟病。同期的《社会月报》还刊有变节的共产党员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一文，该文公开了一位革命者的名字，致二人落入国民党之手。

田汉是以一种非常手段参与此事的。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发表文章，故意把矛头指向鲁迅，称他“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想以此举逼迫《社会月报》不再继续发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鲁迅受到不白之冤，自然恼怒。一是《答曹聚仁先生信》未涉杨邨人一句，况鲁迅曾与杨邨人有过笔墨官司，素有私怨，“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纯属诬陷之辞。于是，愤怒的鲁迅便撰文斥责化名“绍伯”的田汉“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鲁迅本对田汉毫无好感，自此又结怨怼。

一次，田汉在拍摄《民族生存》时，遇到车祸。上海的3月，弥漫大雾，为抢速度，田汉一行驱车赶往吴淞口海边拍外景。行驶中突然汽车刹车失灵，连翻了数个跟头，田汉被甩出到一丈多远一号车辆的车轮之下，昏迷不醒，鲜血淋漓。人们只好将他送往医院，经七个小时的抢救，才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人们都说他命大。

仅因被鲁迅列入“四条汉子”，田汉在“文化大革命”时殒命，这或许是另一种宿命。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经济力量对文学介入，改革着当时上海的文坛结构。

唯美颓废小说，是由操新文学体式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写的。

唯美颓废小说，褪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社会小说的“先锋”色彩，回落到通俗层面，是适应上海现代消费文化环境而生的。有论者说，它是接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而来。非也，别糟蹋“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通俗却不庸俗，不颓唐，不色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美颓废小说的肇始者，乃自命最革命的创造社元老张资平也。1928年自办乐群书店，一部一部地炮制粗制滥造的性爱小说，张资平由“五四”有成就的小说家，演化成了新市民庸俗作家。

张资平，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地质学，系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以小说《约檀河之水》登上文坛，他的《冲积期化石》议论过多，有点自传色彩，内容杂芜，结构松散，但却揭露了教会的虚伪、民国之初改革的不彻底，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是新文学运动后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张资平归国后的早期小说，有反映留学日本生活，表现人道主义倾向的，如《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有写社会黑暗知识分子困苦的《白滨的灯塔》，还有的是写爱情的小说，如《梅岭之春》，表现五四运动后女性解放的生活。此类小说数量多，写得好。虽未能塑造出堪称陌生的“这一个”典型人物，毕竟写出了叛逆女性的性格，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和旧道德。其创作风格，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那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倾向有所不同。张资平的小说，多采用写实手法，注意客观描摹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从而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生存状态。在早期作家中，若论小说创作的语言顺畅，叙事描写细致，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方面，张资平算是出类拔萃者。当然他的小说因有些流于卑俗，格调不高，尤其是热衷表现性心理、性行为的色情描写，不仅使小说不堪入目，作者人格的下作也显露无遗。他的另一些小说含沙射影地攻击、丑化左翼作家，或是他与他们的恩恩怨怨所致，但后来堕落为汉奸文人，则是他丑恶灵魂使然。

1928年至1933年，他打着以自然写实主义、反映青年经济和性双重压迫的旗号，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五个短篇小说集，几乎都充斥着肉欲色情气息，而他对性爱、性恋心理的描写，应该说是对现代小说描写手段的丰富。除去小说的粗制滥造、故事雷同、色情恶俗之外，我们也应看到，他的小说对“性爱”本质的探寻，构成对人的现代认识的一部分，其意义也不能被抹杀。从这个意义上，鲁迅说张资平是“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并非完全贬义。

沈从文也是不认同张资平小说的恶俗倾向，他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说：

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学混淆，使中国新芽初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影响到读者与作者，也便是这一个人。

沈从文的严厉批评与张资平的“商业竞卖”是一悖论。新文学的严肃文学与堕落的商业文学并存，形成了上海文学的特质，是文学自身规律和市场选择的结果。

另一位创造社成员叶灵凤，也是一个色调复杂、社会意识弱、个人色彩强的唯美颓废派作家。

叶灵凤原在上海美专读书，毕业后，从事文学插图和书刊装帧设计工作，却以小说《女娲氏之遗孽》一举成名。他受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比亚兹莱的影响，美术方面模仿王尔德唯美主义同人杂志《黄面志》的风格，写小说也极力效仿。

如果说张资平擅写长篇小说，那叶灵凤更爱作短篇小说。其主要小说有《菊子夫人》《鸠绿媚》《红的天使》《紫丁香》等多部。他还在报刊上连载过《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和《永久的女性》三部长篇通俗小说。长篇小说大都写伤感的爱情故事，多无新意。有人认为写这些无聊的东西，徒耗精力，并无意义。叶灵凤却说，为了那些广大的喜欢读他作品的报纸读者，“我的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未完的忏悔录·前记》）。

我们读他的短篇小说，则发现叶灵凤不仅是“通俗文学”的写手，而且是个“先锋文学”的作家。他的《浪淘沙》《鸠绿媚》等有与张资平小说相同的东西，打着批判封建道德、反对禁欲主义的旗号，行写低级“性爱”色情、挑逗性欲之实。但叶灵凤小说的幻美色调，现实、历史与梦境混合，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兼容，则是张资平小说少见的。《姊嫁之夜》《内疚》等，借鉴了弗洛伊德也是明显的。我们可以视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实践者之一。他的《第七号女性》《七颗心的人》等小说，用当时最现代化的文体表现现代的都市男女。比如用充满感官刺激的意象，对话的暗示性、多义性，甚至分镜头剧本直接插入的先锋文学艺术手段，描写都市生活、现代开放女性的精神状态。

叶灵凤趋时鹜新，对都市有特殊的敏感。他看到上海出现新的“族类”，于是用西方现代派表现都市人的艺术经验，丰富改造了自己的小说。如是，叶灵凤的小说有了新感觉派的色彩，又潜藏了自己小说的旧式的温婉，在上海作家群中，独具特色，高人一筹。

还有一位该派的成员，叫曾虚白。曾虚白是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之子。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于1929年到1931年，创办了《真美善》杂志。曾虚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接受西方唯美派和浪漫派的影响，自己又翻译过法国梅里美的作品。所以，《真美善》杂志所发表的作品，既有曾朴旧谴责、言情小说的遗风，又有曾虚白法国小说之风的流韵。《真美善》与张资平创办的《乐群》《絜茜》杂志周围，聚集了一批唯美派作家，其中重要的除了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外，还有林徽因、邵洵美、徐蔚南、张若谷、崔万秋等。

曾虚白父子，还开过真美善书店，后又创办《大晚报》。这为出版唯美派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平台。曾虚白的短篇小说集《德妹》，摆脱了旧文学的束缚，将视角投向男女关系里的私通、姘居题材，反映了大上海社会生活之一角。另一小说集《潜炽的心》与长篇《三棱》，加入了张资平怪戻的性爱的鼓噪，大写县官与女犯私通、父夺子妻、丈夫捉奸等变态性心理。《三棱》以书名就可看出是写多角的感情关系的作品。小说叙述嫂弟及第三者的三角的理不清的情感关系，同时渲染了道德与情感的纠葛。这其间，穿插了不少作者的议论，虽更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比如，小说中作者站出来议论道：“恋爱是什么，只不过是自身利益的交换而已”，“好姻缘，是交换得到了平衡；恶姻缘，是交换失掉了重心”。揭示商业性对自由恋爱观的无情穿透。即便是在当下，商业性对恋爱、婚姻的左右仍是一重要话题。

在曾虚白的旧言情初变为新式恋爱故事的时候，他虽然是站到专注于展示性病态的张资平一边，不免同他一样浅薄，但曾虚白对当时爱情婚姻的洞悉深度，似超过了张资平。

上海还有一个唯美派社团绿社，主要成员有邵洵美和林徽因诸人。

邵洵美开办了金屋书店，出版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杂志《狮吼》《金屋》。《金屋》的编辑是章克标。章克标，浙江海宁人。他写的《文坛登龙术》是一本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因而遭到鲁迅的批评：

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登龙木拾遗》）。

《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曾发在林语堂等编的《论语》上。鲁迅写《登龙术拾遗》，意在讽刺邵洵美等人，鲁迅很看不惯邵洵美娶清末大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孙女为妻，还办什么金屋书店。故在文中用“要登文坛，须阔太也”这类语言。顺便嘲讽了由友好而交恶的林语堂，以及“女诗人”。女诗人即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他曾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其诗多抒发心中悲愁伤痛的私人情怀，一些报刊加以赞扬，唯美作家曾今可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予以推崇。

鲁迅的《登龙术拾遗》中，有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

鲁迅多次批判王尔德。不知他是否真的读过王尔德。时至今日，王尔德依然是先锋派，依然惊世骇俗。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已在中国上演，这是世界公认的王尔德“巅峰之作”。王尔德的创作的确喜欢揭露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堪的真相，但骨子里，他每每对社会的受害者给予更多的同情。“他自己就是世俗偏见和那些手拿抹布到处清洗的法西斯主义老妈子的受害者”（《跟那个声名狼藉的段子手调调情》）。

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从围绕“捐班”诗人和“富家婿”的争论，转向“文学谩骂”和“人言”事件展开新的笔墨交锋。

先是邵洵美于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谈》“新年特辑”上发表《新罪恶》，把鲁、邵间的文事纠葛公布于众，并批评鲁迅是“谩骂家”，文中还说：

把文学作品当政治论著看，这是前年从外国学来的方法；但是把秽俗的谩骂来代替真实的批评却是二十二年（1933年——引者）中国的新发明……发明家是谁？无从考据，但鲁迅乃公认的一个正统的谩骂家。鲁迅化名不一，骂场是《申报》副刊《自由谈》。从曾今可起一直骂到施蛰存止：金瓶梅、性史上的字眼都搬进了《自由谈》的一个方块里……所以鲁迅尽不妨提倡在文学中号立“谩骂”门类，切勿叫它批评，而铸成本人所谓的“罪恶”……

邵洵美此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雾，文坛定也充斥着妖气。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评鲁迅，这在当时文坛，也并不多见。

鲁迅自然要针锋相对，1月22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漫骂》（收入《花边文学》）回击。

二人笔墨刀剑交锋，比起鲁迅的强烈表达，邵洵美的反应却颇为平淡。尤其让鲁迅恼怒的是，邵洵美对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讽，对他翻译方面的轻蔑，用的是极为平静的口吻。比起太阳社、创造社诸公的粗暴简单的批评，显得老辣而深刻。

1935年6月22日，邵洵美在《人言》周刊上，发表《劝鲁迅先生》，一改嘲弄而变得颇为诚恳和无辜，所谓“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此文是也：

这种现象在文学杂志上最明显，即使是编辑同人们的互相咒骂。我不知道是否是“文如其人”的新注解，文学批评竟然变成了对个人行为的指摘，甚至造谣诽谤无所不至……譬如说鲁迅先生便总骂我“有钱”。我有没有钱已经是一个问题；即使有，那么它的来源是否如鲁迅所说的更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它和我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关系呢？鲁迅先生似乎批评我的文章不好，但始终没有说出不好在什么地方。假使我的文章不值得谈，那么，为什么总又谈着我的钱呢？鲁迅先生在文学刊物上不谈文章而谈人家的“钱”，是一种什么作用呢？这一类的文章，他写了已有一年多，我从未与他“相骂”；但是一方面他还是写个不停……为玩弄一些文字上的技巧而个人满足，倒也罢了；可是鲁迅先生不比别人，他的确有号召的力量，于是咒骂之声便洋溢乎文坛了……

鲁迅仍旧话重提，还是以讥讽嘲骂，写《文坛三户》《六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等文攻击邵洵美。纵观鲁迅批斗邵洵美的战役，最后一篇应是写于1936年9月5日的《死》（《且介亭杂文末篇》）。

鲁迅死后，邵洵美在《论语》第九十九期（1936年11月1日）的“编辑随笔”中，对死后的鲁迅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

他们似乎都把他当作是一位思想家，或所谓“时代前驱”。我以为这是对于死者有损无益的误会。我们可以用无论什么头衔加到鲁迅的顶上：诗人，小说家，翻译家，随笔家，幽默著作家，木刻收藏家；但他绝对不是个思想家。他晚年的动作和口吻，的确会使许多青年受到影响，他的谩骂式的杂感文还成为一时的风气；但他有什么独创的思想可以述说？他不过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赞赏者，（不差，他有没有摆脱布尔乔亚的劣根性？）他不过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做他对青年谈话的题材的聪明人；假使他的确忠实于他的信仰，那么，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信徒，追随于红旗子后面的同路人：所谓“时代前驱”，假使加到他身上去，是无知，是欺骗，对于死者更是一种侮辱。

同时，他的笔法刻薄，气量小。所以称他为“小说家”也不适当。小说要是太夸张了，便失掉了它的人生价值。他写出来的故事也许是很好的文章，但在小说上的地位不够重要。

对鲁迅最大的恭维，莫如称他为“讽刺文学家”。在“讽刺”方面他的确有不少成绩：他的小说是对于人生的讽刺，他的收藏木刻是对于艺术界的讽刺；他的批评文也不过是讽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信仰也无非是对于思想界的讽刺。他永久带着一张生青碧绿的脸……

笔者不厌其烦地抄录了邵洵美这篇文章，实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读者了解当时文坛对鲁迅评价的多元化。

在这里，我们还想对1945年10月5日在《时代文艺》第二期发表《鲁迅的诗及其他》的作者究竟是谁，发表些不同看法。

有人据邵洵美曾用笔名“郭明”发表过作品，于是对署名郭明的此文，判定为邵洵美是《鲁迅的诗及其他》的作者。

细读此文，实为一篇盛赞鲁迅功绩的文章。首先对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行简要的分析，对鲁迅诗歌创作也有独到的见解和推崇。这与邵洵美对鲁迅的评价相去甚远。邵洵美怎么会突然冰释前嫌，化解与鲁迅多年的恩恩怨怨，缺乏逻辑性。

查《丁景唐八十纪年》一文，有“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又与郭明、陈给、董乐山、董鼎山等支持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张朝杰创办《时代文艺》”之记。证明此郭明非彼郭明。郭明，另有其人。

《郭锡洪与上海滑稽剧团》记有：

郭明，革命烈士（1921—1950），原名郭锡洪……1938年在（上海）青年会中学读高中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1939年参加共产党。1940年考入之江大学。

文学史忘记把邵洵美的《自由谭》写进去。

邵洵美与钱锺书同属“《天下》那班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和正直文人。邵洵美办书店，出期刊、写文章（多达五百多篇［部］），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邵洵美“字写得好”，“身穿淡颜色的长衫，小胡子，很秀气”。

1937年，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爆发。次年，邵洵美创办《自由谭》月刊，成为孤岛文人们在沦陷时期生活和战斗的文学阵地，它记载了以邵洵美为代表的文化人在孤岛时期的战斗生活。

邵洵美在《自由谭》创刊号上，以都仁笔名发表三篇宣言式的文章，呼吁孤岛作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很快，邵洵美的呼吁得到了回应。《自由谭》发表了在香港的徐迟写的《旅港文化人新闻片第一号》，报告在港文人新闻战线的抗战努力：金克木编辑《立报》国际版，戴望舒、穆时英编辑《星岛日报》，翻译国际电信等。

《自由谭》的撰稿者，多为邵洵美的熟人，如徐、章克标等，刊物所载的文学作品，多为反映抗战的纪实作品：战火破坏、离乱之苦、敌人暴行、汉奸罪恶，抗日将士的英雄壮举，既写侵略战争苦难，又表现抗战必胜信心。

邵洵美自己创作了长篇纪实《一年在上海》，记叙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大战以来，他在上海的生活困境及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既有战争图景，又有民众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显示了邵洵美个人的人格精神、品质操守。

孤岛时期，邵洵美避难法租界。生活拮据，却拒绝已成为伪税务局局长的弟弟的帮助，并晓以做人要有骨气和民族气节的大义。自己卖文为生，养家糊口；坚持出版，宣传民族精神。

唯美派之邵洵美，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证明文学流派只是创作方法和风格的选择。曾自诩革命作家的张资平，当了汉奸，而被鲁迅嘲弄批判的唯美派作家却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等人的唯美颓废派“性爱小说”，是顺应大都会上海这个现代爱情“试验场”初步形成的文化需求而生的。五四运动，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并不彻底，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袭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婚姻观念，再一次遭到破坏。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作家把自由的爱情、婚姻，自由性观念，看成是反社会、反封建、反潮流的使命，付以文学创作实践的。左翼的蒋光赤风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的主人公享受性爱的同时，又深感有负革命，于是便产生灵与肉的冲突。这种创作模式，也是此刻产生的。

唯美颓废派的“性爱小说”，与左翼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无论是放纵地表现性欲，还是玩什么灵肉冲突把戏，都是有悖于文学要本质地反映生活和复杂人性这一基本原则的。“革命加恋爱”因违背人性，故香火已断，而唯美颓废派，太专注于性而非反人性，所以唯美主义的小说流派，仍在绵延。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1928年，《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有一篇文章《文人手淫》，是郁达夫写梁实秋的。语言激烈恶毒，几近谩骂。《语丝》已由鲁迅、柔石编辑，鲁迅素与梁实秋有隙，这就使此文案意味深长。

梁实秋与大他七岁的郁达夫第一次会面，是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梁实秋利用暑假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顺便去看创造社的人。他见到了郭沫若、成仿吾还有郁达夫等人。他在《清华八年》一文，记载了此次晤面：

我惊讶的不是他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那时的梁实秋，还在“水木清华”校园里读书，尚未去美国科罗拉大学和哈佛大学读英美文学批评。当时梁实秋受新文学运动影响，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与闻一多、朱湘等同窗组织了“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的文艺编辑。因发表不少词丽的新诗和独具慧眼的诗评，还和闻一多合作出版了一本《冬夜草儿评论》，而受到郭沫若的赞赏，梁实秋便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梁实秋不少诗作发表在《创造》上。

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郁达夫虽生活上放荡不羁，其私德一直被人诟病，但他并不隐瞒这一切。仅从他自己公开发表的1927年1月1日至31日的《村居日记》里，即可窥见他既从事革命工作且努力创作，又酗酒，沉迷淫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真是让人看到人性的矛盾和复杂。再联想他们高举着崇高的革命旗帜并以革命的名义，堂皇而义正词严地批判鲁迅、胡适，是悖论还是反讽，凭君自判。

在创造社里，郁达夫是最有成就、作品数量最多并开创浪漫抒情流派的小说家。他1913年随长兄赴日本，五年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始涉猎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留学间受日本人歧视的屈辱及“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这些经历和思想状态，在他后来的小说里，都得到了表现。

郁达夫在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张资平共同筹建创造社，是1921年的事。次年回国，到安徽、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大学任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创作和协办创造社。他的有影响的小说《沉沦》，写的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渴望得到友谊和爱情，却遭到了冷遇和鄙视而走向沉沦的故事。小说中主人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状态，故小说在一些年轻读者中曾引起共鸣。《沉沦》的故事是悲剧性的，其间主人公的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祖国当作情人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正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心声。

郁达夫崇尚法国作家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法朗士的主张，其实是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规律，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郁达夫许多小说都运用抒情笔调，大胆自我暴露和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作为创作手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太多地展示露骨的性欲、下作的嫖妓吸毒等人性丑陋，并不作必要的批判，将之视为苦闷之必然加以渲染，则有悖于文学的审美和道德准则。

郭沫若在他的《论郁达夫》里评价说：

他的清新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论郁达夫》，反封建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五四”精神中的个性解放，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责任，他们是继承下来了，但他们对精神立场及道德的自治却忽略了。所以，才有郁达夫的人格萎缩，才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时，关于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人格建构这方面的缺失。他是沉浸新时代的自恋中，站在西方语境下，观照郁达夫“自我暴露”，所以失去了道德和自省的力量。

当然，郁达夫的小说并不都有自恋、自甘堕落的倾向。《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一个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的文化人，与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灵魂干净、性格坚强的女工苦度生涯的故事，让人看见美好的灵魂和朴素的反抗精神；《薄奠》表现一个善良的人力车夫怀有极简单的愿望却最后失望乃至死亡的悲惨命运。尽管不像郁达夫自己所说，这些小说“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达夫自选集·自序》），但小说已有严肃的社会图景，小说人物也日渐丰富。

1927年到上海后的作品，皆可视为“自我小说”，极具私人化，多表现性苦闷、性的变态心理和行为。有人认为郁达夫是把这当成社会问题来写的，莫若说，郁达夫的“自我小说”，自然主义地表现自己的苦闷与现实冲突，却没有自我救赎，在客观上反映了生活的部分形态。

直到1932年创作的小说《迟桂花》，才标志着郁达夫的小说走向成熟，无论刻画人物，还是叙事抒情都显得自然从容，甚或包孕着生命的诗意，让人们看到郁达夫从审丑转向审美的变化。

人们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什么与政治上曲折反复、文学上颓唐的郁达夫走得很近，以至力推他参加左联。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这样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积极投入到当地华侨抗日斗争之中。他主编抗日刊物，还当过日本占领军的翻译，暗中保护抗日力量，1945年被日寇杀害。抗日让他完成了一个颓唐作家的自我救赎而成为革命烈士。

梁实秋出身旧式官僚家庭，从小受书香之气的熏陶，浸淫于古典文化的文化氛围之中。富裕和书香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有一种贵族气，对现存的经济制度、阶级秩序，缺乏政治变革的要求，使整个人生观呈现一种比较保守、温和、传统的色调，并贯穿了他的一生。当然，正值青春勃发的时候，受到滚滚而来携带现代思潮的“五四”精神影响，他并没有躲在书卷盈室的书房里，而是兴奋地呼吸着新文学运动的时代气息，加入新时代的行列。

1915年，梁实秋以天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开始八年的清华求学生涯。1921年，他与顾一樵（顾毓琇）等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改为“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为社员。不久，他又参与《清华周刊》编辑工作，并成为《文艺增刊》的主编。其文学批评初露锋芒。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

梁实秋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曾遭到教他的国文老师的痛骂，因多喝了几杯老酒，这位叫徐镜澄的失意的前清举人，晃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作文题的前两个字，一个学生性急，便问：“这题目怎么讲？”先生勃然大怒，滔滔不绝地吼了一通。梁实秋看不惯就站起来替学生分辩了几句。前清举人竟骂道：“梁实秋，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看到底。”以梁实秋的辩才，他是可以回几句给老师的，但他知道不该与师长顶撞，就低头不语。老师酒醒之后，知道自己失态。从此给梁实秋批改作文特别认真，使他受益匪浅，而他勇于为同学仗义执言，受到同窗的好评。

与清华的《清华周刊》相对应，燕京大学也有《燕京季刊》，冰心是该刊的编辑之一。但两人当时并不认识。他们结为要好的朋友是后来的事。他们第一次见面，却都很尴尬。冰心曾在《晨报副刊》发表诗歌《繁星》，在大学校园风靡一时，梁实秋写了一篇诗评《繁星与春水》，批评冰心这首诗理智多于情感，只是受泰戈尔影响下的一首冷隽的小诗。不久，梁实秋就留学美国。不料，梁实秋与冰心在驶向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不期而遇。经人介绍，梁、冰才知道对方是谁。梁实秋问冰心：

“您到美国修什么？”

冰心说：“文学。请问您修什么？”

梁实秋道：“文学批评。”

旁边了解冰心小诗《繁星》发表后受到梁实秋批评的人，听罢他们二人的简短、矜持的对话，不禁哑然失笑。旅途是漫长而枯燥的，冰心又写了《纸船》《乡愁》等诗，二人已可相互切磋。到了美国后，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9月，梁实秋抵美，办了手续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与梁实秋固有的古典主义相融合，形成了他的以人性论为底色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核心。

1926年归国，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后回到上海，参加胡适、徐志摩为核心的新月社。

1927年，梁实秋为避北伐兵乱，从南京到上海主编《时事新报·青光》。以“秋郎”笔名发表百余篇小品。这些小品多取材上海大都市生活，揭示上海社会的某些痼疾。其文道古说今，谈人论事，在幽默诙谐中含蕴讽刺，又在揶揄中透露出几分亲切和温暖。

与梁实秋的小品相反，上海滩不少小报，歧视外乡人，搞低级趣味，充斥着小市民不良意识。比如某小报登了一篇《乡下人到上海》，连载多日，丑化乡下人初到十里洋场闹出的种种笑话。梁实秋针锋相对，写了一篇《上海人到纽约》，杜撰了上海人到灯红醉绿的美国纽约的种种丑事，每天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上刊载。以梁实秋老道而幽默的文笔，《乡下人到上海》自然处于下风，不得已，只好偃旗息鼓。见状，梁实秋的《上海人到纽约》也鸣锣收兵。这种以丑治丑的意气用事，不值得提倡，但梁实秋的偶然的疾恶如仇，让人看到他性格的另一面。

梁实秋的笔名“秋郎”，曾在上海滩为人所熟悉。其来历也有些趣味。他在美留学时，一群中国留学生欲排演传统剧目《琵琶记》招待外国师友。该剧由顾一樵编剧，梁实秋译成英文。女主角宰相之女，由在威斯利女子学院求学的冰心饰演，冰心的同学谢文秋扮演赵五娘。男主角蔡中郎众人争演，编剧顾一樵独选梁实秋。剧中宰相女看上蔡中郎，而蔡中郎却有意于赵五娘。演戏过于投入，有时男女主角间难免孟浪。后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宴会上，冰心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梁实秋就以“秋郎”为笔名。

1927年11月，他在《复旦旬刊》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因鲁迅认为该文有一种明显的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傲然态度，立即著文予以驳击。于是双方发生了论战。接着梁实秋在《新月》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提出“革命文学”首创者“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他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于是创造社、太阳社放弃对鲁迅的批判，转而与鲁迅站在同一立场，开始大规模地批判“新月派”和梁实秋。这场论战表现了自由主义文人与鲁迅代表的左翼文坛之间在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与对立。同时，国民党当局也查封了《新月》。反映了当时中国严峻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

梁实秋因不堪“沪上的尘嚣”，便与闻一多一起到风景美丽、风清气爽的青岛，去当青岛大学的教授去了。

梁实秋是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一生还从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从二十岁始，到七十岁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熬去他一生的心血。有时痔疮犯了总是在椅子上流一摊血，夫人不断给他换棉垫。他还自己主编了一部《远东英汉大辞典》，收入了八万多词条。

季羡林与梁实秋的关系特别好。在季羡林为选择学什么而犹豫的时候，梁实秋建议他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梁实秋在学术上器重季羡林。

梁实秋在国外思念祖国，拒绝朋友劝他入美国籍的好意，死时一身中式长袍马褂，其爱国之心，可昭日月。

在台湾，梁实秋与鲁迅的后代相处，亲如一家，那些纷纷扰扰、争争吵吵早已化为历史烟云。想起鲁迅那死了也不饶恕别人的决绝，让人深思并不得不重新审视鲁迅。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徐志摩于民国十五年（1926）岁尾到上海。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11月11日乘飞机由南京飞往北平途中遇难身亡，他在上海住了五年。

离北京之前，他曾致信周作人，说令兄鲁迅与陈源的“闲话”之争，“有从此结束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又说：“只有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恐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

徐志摩给周作人写了信，劝鲁迅与陈源停止徒耗精力的“闲话”之争三天之后，也曾被鲁迅拖入“闲话”之争中挖苦嘲讽的李四光致信徐志摩，支持徐志摩关于停止“闲话”之争的倡议。徐志摩在《晨报副刊》登载李四光之信，同时发表自己致李四光的公开信，信的结尾说：“再声明一句，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学。”徐志摩是个灵魂坦荡的诗人。

查《鲁迅全集》卷十一，1927年7月27日《致江绍原》、9月19日《致章廷谦》两封信中，鲁迅仍在攻击从未“还口”且已示好的徐志摩，徐志摩仍旧未反击。

5月24日，胡适公开写信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为他们八九个月来的笔战进行调解，呼吁双方消除误解、冷酷与不容忍，放开胸怀朝前走。胡适在信中，毫不计较鲁迅对他的攻讦，也如徐志摩从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知道，文人间的无谓争斗，徒伤感情，且耗精力。如果研究鲁迅与陈源的“闲话”之争，并无什么原则的分歧，比如鲁迅对李四光的嘲讽，就多有意气用事之嫌。

就在徐志摩向鲁迅示好不久，他在9月9日，作题名为“一个态度及案语”一文，为胡适来信的按语，刊于同月11日的《晨报副刊》，胡适来信提出了反对一切“党化教育”的主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治。这比一直热衷于文人打笔墨官司的鲁迅，眼界、心胸要开阔得多。

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郭泰祺提议胡适为上海市宣传部主任，徐志摩为副主任。其时，毛泽东、郭沫若、茅盾等都在国民党内任职。但胡适和徐志摩更关心重建《新月》，予以重建。胡适、徐志摩、邵洵美、潘光旦、闻一多、余上沅共同筹建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书店的股本约两千元，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由胡适出任董事长，张禹九任经理。

《新月》月刊1928年3月创刊，1933年6月停刊。先后负责编辑工作的，主要是徐志摩，还有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此外，徐志摩、陈梦家、孙大雨、邵洵美等人还于1931年编辑出版《诗刊》四期。从新月书店和《新月》发表的大量文章看，内容广泛，文学占的分量不大，但这不影响“新月”作为一个流派在文学界的影响和作用。内容上受胡适影响，风格上有徐志摩的痕迹，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建立独裁的南京政府之后，《新月》的光和“人权”之火，让新月派大放光芒。

无论是新月社还是新月派，最重要的成员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崛起和失落，徐志摩都与新月派的兴衰联系一起。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宁海县一个富商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天津、北京几所大学就读。1918年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后，于1920年又转到英国剑桥大学修经济专业，并开始写诗。两年后，回国继续写诗与从事翻译工作。曾在北京主持《晨报副刊》等报刊。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所大学执教。1931年11月乘飞机离南京赴北平，在济南上空失事遇难，年仅三十五岁。

徐志摩是新月派诗歌主要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诗歌的高峰。

徐志摩的诗集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等。

《志摩的诗》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自费出版，聚珍仿宋线装本，甚是精美典雅。收入1922年至1925年创作的诗五十五首。徐志摩到上海后的1928年出版之《志摩的诗》，已成普通版本，删去十四首。这本诗集抒发了诗人怀着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又被五四运动激发的爱国热情，基调是积极的。其中尚有不少写现实生活的诗章，对于受难的民族，倾诉着殷切的希望。

《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三个集子，是由新月书店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封面为翡冷翠即佛罗伦萨的维基乌大桥的一景。此诗刚编成，徐志摩曾给闻一多看，闻认为：“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徐志摩在《猛虎集·序言》中说：《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诗集出版后，反响很好。徐志摩心情也大好，他与陆小曼在上海夏令匹克戏院同台演杂剧《玉堂春》，徐志摩饰蓝袍，扮相风雅，唱腔婉转。那时，从徐志摩的诗中，虽仍然可以看到现实生活，比如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等，但他诗中流动的天地明显狭窄了。可喜的是他早时清新的诗风，依然轻拂着，让人看到一种安宁、幻美和纯情。如1928年11月所写的《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

河畔的青柳、波光滟影、软泥青荇、榆荫潭水，康桥的景物都蒙上了诗人对母校剑桥的离愁别绪，变得柔美而伤感。《再别康桥》与四年前写的《沙扬娜拉》一诗，相映成趣，写人、造景、抒情浑然一体。《再别康桥》风靡诗坛，成为人们在各种场合争相咏叹的名诗。

徐志摩，还擅长写爱情诗。他的情诗如同他自己对爱的追寻与执着，诗里寓有对林徽因、陆小曼的爱情倾诉。

徐志摩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学者，只是一位诗风清闲典丽且平和的诗人，他的思想“杂”是有名的，“变”也是明显的，他的诗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远不如他的艺术气质和感受。他的诗作的神韵，不仅对新月派诗人，对当时所有诗人都产生了影响。他的诗轻盈、洒脱，有温柔的诗情，还有不事雕琢却甚为精致的诗形。不管过去、现在、将来的褒贬如何，你必须承认，徐志摩的诗让中国诗歌呈现了一种新的气韵。

徐志摩的散文也写得很有特色。从他的散文集《自剖》《落叶》《巴黎的鳞爪》中，可读出他思想的驳杂和波动。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更多的是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还有不少关于艺术的探讨和评论，都表现了很强的艺术个性。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却并不要求反抗；他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却对革命运动缺乏认识；他读了胡适关于苏俄改天换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文章和书信，曾表示赞颂，但后来又予以诋毁。徐志摩所执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理想：自由、民主、人道。尽管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他的政治理想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但他始终不放弃。

徐志摩常常把诗与散文融为一体，有哲理性思考，又有浓郁的诗性，是一种诗化的散文，又是散文的诗化。诚如赵家璧在《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一文中说，这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

徐志摩与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陈源、闻一多、郁达夫、梁实秋等名流有很亲密的交谊。如1924年年底，梁启超曾集宋词联赠徐志摩：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
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说：“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表示出志摩的性格。”那年徐志摩二十八岁，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诗情激昂、风流倜傥的岁月。

君子之交，不仅重友情，还讲道义。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上，以及是年阴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陆在北海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的结婚大礼上，作为老师的梁启超，都对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给予很严厉的批评甚至责骂，令满堂亲友目瞪口呆。梁启超的证婚词是：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梁氏的证婚词不胫而走。但据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从别人那里得知，梁启超这样做，在婚礼前，已事先与徐志摩打过招呼，可视为一场两人演的双簧。梁实秋所闻的真伪，已无法考证。梁启超的责骂，看似不近人情，但对弟子背叛贤淑稳重、相夫教子的结发妻子张幼仪，去热恋年轻美貌的林徽因，接着又去追求王赓之妻陆小曼等轻浮、任性不端的行为，真诚地规劝和训斥，可视为是对弟子的变相保护，也不为过。

说徐志摩用情不专，也似乎不完全对。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并未被徐父徐母完全认可，徐志摩却专心呵护陆小曼。后因病陆小曼变得娇慵、懒惰、任性，又迷恋奢靡生活，白天无所事事，晚上听戏、跳舞、打牌，徐志摩为讨其欢喜，一味迁就。奢侈生活是需要金钱的，徐志摩的父亲与他们已断绝经济支持，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到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去任教，课余还要赶写诗文，赚取稿酬，以支撑陆小曼花天酒地的生活。1930年，为了赚更多的钱，徐志摩又到南京大学任教，兼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沪宁两地劳苦奔波。又后来，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以挣钱养陆小曼。仅1931年上半年，徐就往返京沪八次，当时，普通人年薪五块大洋即可维持生计，而徐志摩一年收入一千多块大洋，仍满足不了陆小曼的挥霍。徐志摩毫无怨言，而任劳任怨。你不能不说徐志摩对陆小曼是悉心呵护、用情专一的。

徐志摩毕竟是情感丰富复杂的情圣。为了到北平听他曾疯狂追逐的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行的中国建筑艺术演讲会，徐志摩提前一天，于1931年11月19日晨，搭乘张学良的专机，免费从南京北上。不料飞机抵达济南时，大雾弥漫，撞上开山，为他钟情一生的女人而死。这也是别样的殉情吧。

徐志摩不长的一生，与张幼仪、林徽因、凌淑华、陆小曼、韩湘眉等有过感情纠葛。文学家董鼎山在一篇文中说，徐志摩还与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即赛珍珠有一段罗曼史。董鼎山说：“于一九二八年徐志摩再度到英国后告一段落。”并告诉对此“艳事”有兴趣的人，“可以读赛珍珠于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小说《北京来书》，此书近乎是自传体，映射她与徐志摩的关系经过。”

《北京来书》果然提到徐志摩：

有一个年轻漂亮的诗人，他才华横溢……我们这位“中国的雪莱”年纪轻轻就死了。我为此深感悲哀，因为他很有能力，如果能摆脱雪莱的影响，他也许会找到我的。

《北京来书》写的是一对异族青年勇敢冲破偏见而相爱的故事。怎么读都很难觅到徐志摩与赛珍珠相爱的踪影，董先生所谓二人“艳事”，怕只是揣测而已。

不错，泰戈尔1924年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一直陪其左右，他们曾到南京。赛珍珠也确实在南京金陵大学教书。而且《赛珍珠：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女人》一书中提到，赛珍珠在1924年为报复丈夫布克，曾找过一个中国情人，说是徐志摩。

这里有个致命的漏洞是，泰戈尔访华是4月。赛珍珠秋天之前就与丈夫回美国了。这么短的时间，北京南京又相隔遥远，他们哪里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是这段时间徐志摩正在与陆小曼热恋，岂能一心二用？

徐志摩在玛瑙谷的墓地连同胡适题写的“诗人徐志摩”的墓碑，因战乱而荡然无存后，徐志摩的老父徐申如，请徐志摩生前的红颜知己凌叔华为徐志摩重题碑文，闺秀派才女凌叔华欣然允诺，遂写“冷月照诗魂”五字，刻于墓碑之上。显然此碑文是从《红楼梦》“冷月葬花魂”脱出来的，既赞徐之灵魂高洁，又以林黛玉自况，极见高妙。可惜，这石碑在动乱中被毁而不知所终。徐志摩背叛了妻子，给她留下了无尽的痛苦，但是徐志摩曾经的小舅子张禹九，却一直深爱着曾经的姐夫徐志摩。晚年，他叮嘱正在愤懑地写《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的孙女，“对徐志摩要忠厚些”。张禹九在临终前写遗嘱时，要家人在他的葬礼上，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啊，世上有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2009年7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校园里，矗立起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碑，上面刻着《再别康桥》。在世人纷纷评说徐志摩时，他的诗却在宁静的异国他乡，被人传诵。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新月派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是年，《新月》和胡适们掀起的人权运动，仍波涛汹涌。

1月，新月书店出版《人权论集》，收录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发表的批判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文章。胡适在序言中写道：“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有人称，“自梁任公以后，胡先生首屈一指，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

不久，《人权论集》遭查禁，《新月》第六期、第七期合刊，也被国民党中宣部秘密没收，焚毁。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光华大学解聘罗隆基教授职务。

3月，郁达夫、鲁迅等五十一人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针对国民党“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论不能自由”的现状，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不久，国民党秘密逮捕盟员，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无疾而终。

其实，鲁迅原是不同意搞自由运动大同盟的。鲁迅在其日记中说：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

自由运动大同盟是李立三“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又无重要的檄文支撑，只喊喊口号，发发传单，草草收场是合乎逻辑的。李立三甚至约见鲁迅，“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苏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影响下建立的，后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1936年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左联自动解散。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田汉、钱杏邨（阿英）、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并通过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等事宜。

国民党查禁书报，迫害进步知识分子，作家们争言论自由，依旧是这年的话题，用柳亚子赠郁达夫的诗句“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来概括，极为贴切。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酝酿于1929年秋，翌年3月2日成立于上海，至1936年春，得共产国际的指示自动解散，存在了七年。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四川路窦乐安路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鲁迅、阿英、沈端先三人为主席团成员，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潘漠华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

大会通过表决，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且表明要‘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大会选举了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委。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鲁迅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已参加左联的不少人那种“不明白革命的实践情形”盲目乐观的幼稚态度。并对已经出现的某些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也提出警告和批评，主张左翼作家文学的联合战线，应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目的都在工农大众”。

有人说“革命文学论争的直接结果促进了左翼文学的形成”是不合逻辑的。创造社、太阳社那样气势汹汹地“围剿”鲁迅、茅盾，没几天就成了战友，未免过于戏剧化。真正能促成他们坐在一起的，是共产党做的大量工作。共产党已清楚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文艺队伍，瞿秋白、冯雪峰就肩负着这个使命到上海工作，于是上海的左翼文艺才有了新的面貌。

左联还加入了由苏联控制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因此，左联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政治实践性很强的文学团体，同时还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比如，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召开大会，正式认可并推行“拉普”提出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也成为左联法定的创作方法。

因为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左联由“左倾”机会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人们难于冷静深入地探讨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机械地推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必然导致大量作家的抵制。胡秋原挺身而出，他在《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说：“我们固然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之结合，但是……那种政治主张不可主观地过剩，破坏了艺术之形式，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胡秋原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苏汶也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如果文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那么就必然地从所表现的生活的错误和矛盾中引出另外正确的生活结论来”。因此，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现在来看，胡秋原等人对左翼文学因盲目引进苏俄文学观念，造成文学图解政治的倾向的批评，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左联岂能容忍这种声音，于是一场“围剿”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认真研究左翼文艺批评家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们对政治性、世界观和立场等问题都很敏感，他们只能从政治角度批判胡秋原、苏汶等的“文艺自由论”及所谓的“第三种文学”论。同时也让人感觉到，左联批评家不能容忍别人批评左翼文学的“政治性”，“限制了个人创作自由”。这场论争就成了政治斗争，而离开了文学本身。显得气势很大，却苍白无力。

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中，坚持文艺“都是煽动和宣传”，甚至把文艺看作“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其观念虽违背马克思文艺观，却很有代表性。

茅盾在1982年发表的《〈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通过与‘第三种人’的这场论争，也是暴露了左翼文艺批评界的贫弱。”

如果要说左联的贡献，那就是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1928年年底开始在上海印行的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翌年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共八册），鲁迅所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到1932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系统地从俄文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拉法格等人的文论，这方面译介越来越系统和注重经典原著，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研究分析文艺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先锋性也最具影响力的潮流。当然也出现了创造社、太阳社利用一知半解的“马列主义”标榜自己，打击别人的幼稚可笑的坏风气。但在左联开展的两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因时代的局限及对马列主义认识的局限，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事批评，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绩和影响。

而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地区，文学、演义、唱本、壁报文学在内的各种大众文学却较活跃和繁荣。

还有一点应得以澄清，说左联培育出了丁玲、张天翼、胡也频、艾芜、陈白尘、周而复、徐懋庸、聂绀弩等人，并不是事实，起码是不准确的。

丁玲的成名作《梦珂》《莎菲女士日记》发表在1927年的《小说月报》，胡也频的长篇《到莫斯科去》写于1929年，张天翼给读者“一个新鲜气息”的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于1929年4月。艾芜虽参加左联，但身在上海之外，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经左翼文学阵营营救出狱，他的成名作《南行记》写于1935年。与其说是左翼文学培养了他们，莫若说，这些人是左联的骨干，是左翼文学的中坚。

左翼文艺运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是世界范围的政治性超越文艺性的运动。因其宗旨超越了文艺范畴，有马克思反对的输出革命的味道，其影响可想而知。但在中国，因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尽管受到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干扰，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并为我党培养了革命文艺队伍。

瞿秋白指导左联文艺工作的时候，茅盾曾与他讨论过左联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认为“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我走过的道路》）。冯雪峰也在《冯雪峰谈左联》（与其子冯夏雄合著）中说：

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我们自己，常常把左联当作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

鉴于上述情况，左翼作家拿不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左联的文苑有些荒芜。对此，茅盾、鲁迅、冯雪峰等人共同商议，把文学创作提高到重要地位，按文学规律创作，争取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他们决定再创一个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左翼文学刊物。经研究认为，丁玲是左翼作家中文学创作最为活跃，文学性也最强，又不是标榜革命的作家，用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记忆》一文的话，“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于是合乎情理地被任命为《北斗》的主编。

《北斗》自1931年9月创刊至次年7月被查封，共出版两卷八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北斗》为纠正左联的“左倾”，繁荣左翼作家文艺创作起到积极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左翼的期刊《北斗》，除了发表鲁迅、茅盾、瞿秋白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还令人瞩目地刊登了冰心、林徽因、沈从文、叶圣陶、邵洵美等人的作品，开创了团结广大作家繁荣南北文坛的新趋向、新局面。

丁玲有很高的文学天赋，又有卓越的编辑和组稿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有宏阔的心胸和个人魅力。颜雄的《丁玲说〈北斗〉》一文中，引用了丁玲的话说：

《北斗》杂志就是要不求一律嘛。他们是我的朋友，同情支持我，我办刊物向他们拉稿，有求必应……凡是约稿，不管出了题目的和没出题目的，都没有任何规定，听作者写去。当时口头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悉听尊便。拿到稿子以后，我看一遍就发。

从丁玲的这段话，可见她尊重文学规律、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当时曾被左联视为对立面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都被丁玲的办刊思想感动，帮她拉来了冰心、林徽因等名家的稿件。

丁玲主编的《北斗》，一扫过去的文学阴霾，给左联文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勃勃的气象，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评价《北斗》：

是左联为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办的第一个刊物，或第一次重大的努力。

鲁迅、茅盾在1934年编选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对《北斗》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执笔者除了左联的作家外，也有“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这是和以前《拓荒者》等不同的地方。以前《拓荒者》对于“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是取了关门的姿态，而《北斗》则是诱导的态度。

此说是符合事实的，但“诱导”则语焉不详。后来，有人利用“诱导”一词大做文章。说《北斗》发表沈从文等人的文章，是为应付国民党的检查，有目的地策划安排将《北斗》抹上“灰色”。如此轻视非左翼作家和他们的文学价值，让人误判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生态，似乎左翼作家与非左翼作家之间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合作。

我们应该尊重《北斗》的历史，它证明左联的鲁迅、茅盾等作家，是一直在努力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

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步形成，瞿秋白不能不提，尽管他的文学观念“左倾”，但他是左联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很有成就，又是富有生气的文学批评家。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翌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苏俄。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主持中共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政治局书记，后曾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1年遭王明宗派主义打击，被迫离开中央。

1931年年初，冯雪峰奉命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认识了瞿秋白，并争取他参加了左联领导工作。其时，肝病发作的瞿秋白在上海过着居无定所的亡命生活，临时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园路树德里的寓所里。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书，第一次见到来茅盾家送《前哨》创刊号的冯雪峰。瞿秋白读完创刊号上鲁迅的文章，很兴奋，并即兴谈了对文章的深刻、精辟的见解。又几天，在茅盾寓所，瞿、冯二人再次相会，瞿秋白向冯雪峰表示“借此次休养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说想从事文学活动。冯雪峰向鲁迅反映了瞿秋白的愿望，鲁迅说，“我们抓住他”（《回忆鲁迅》）。

不久，瞿秋白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有了自己住的房子，冯雪峰承揽杂务，充当信使，负责他的安全和与外界联系。瞿秋白参加左联领导工作，不是党组织的决定，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情。

不久，瞿秋白就在丁玲主编的左联公开刊物《北斗》上，以董龙、陈笑锋、司马今、史铁儿等笔名，发表《乱弹〈代序〉》《吉诃德的时代》等一系列杂文；又为《文学导报》《文艺新闻》等撰写《狗样的英雄》《猫样的诗》等犀利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家”。

还是通过冯雪峰，瞿秋白与鲁迅建立了崇高的友谊。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都心仪对方，却无缘谋面。鲁迅非常欣赏瞿秋白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瞿秋白与苏俄的特殊关系，让他能从各种渠道得到俄文原版书。瞿秋白学俄文出身，其准确的翻译使精髓不失，故鲁迅十分赞赏，认为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鲁迅是很少夸同时代作家的。对瞿秋白却开了先例。苏俄《绥拉菲摩维支全集》的编者G.涅拉陀夫所作关于《铁流》的序文——《十月的艺术家》，鲁迅觉得没有中译，是个缺憾，就让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译完，近两万字，甚是兴奋，立即写信给冯雪峰，赞扬原文“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鲁迅在《铁流》中译本编后记中写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

译者指曹靖华，补者指瞿秋白，校者则说自己。此次算是鲁迅与瞿秋白的第一次亲密合作，从此二人成了好友。

据材料显示，在上海，鲁迅除了登门拜访了茅盾，第二个便是登门拜访瞿秋白了。鲁迅到紫霞路六十八号瞿秋白寓所的第一次访问，是《毁灭》中译本出版不久。瞿秋白收获了鲁迅写的一幅立轴，上面写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这段时间，翻译了列宁的论著《列夫·托尔斯泰是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文艺著述。还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艺论文，最有影响的是《〈鲁迅杂感集〉序言》。这是第一次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释鲁迅思想的论文。其中“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战士”，成为评价鲁迅的经典。直到今天，所谓进化论已普遭质疑，仍被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

不错，有了瞿秋白的参与，左翼文艺运动才有了一些新局面。但曾在党内执行过“左倾”路线的瞿秋白，他的理论批评有明显某些“左”的倾向，如《“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多是在政治评判层面做文章，而对文艺自身的规律没有多少深入的探究。最终未能改变左联推行的错误文艺路线。

瞿秋白是个正直、睿智、儒雅，带有士的某些色彩的知识分子，他一生都未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读其晚年的灵魂独白、生命挽歌，便可了然。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从1928年在上海开展“革命文学”的论争开始，中国文学的态势一直与国际左翼运动浪潮密切相关。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就是受到苏俄“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影响而发生的混战。加之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特别是1930年左联受命成立，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之时。“立三路线”错误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使共产党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左翼文学阵营，早就出现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不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等的问题，左翼文学阵营组织化后，非但未得到及时和彻底的清理，反而愈演愈烈。夏衍在很多年后写的《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

左联成立以及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整个是处于比较“左”的政治空气当中，政治上思想上左右翼的分化，也很分明，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刀切”的。

在左联成立前后这一大背景下，研究“在革命的浪漫里涌现出来”的“富有革命情绪”（《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的作家，极富挑战性。

我们先说写作较早、用力较勤、影响较大的革命作家蒋光赤。他是1924年从苏联留学四年后到“黑暗萃聚的上海”的。在亭子间里生活两年，出版诗集《哀中国》。他在《海上秋风歌》及《哀中国》两首诗中，流露出惆怅忧伤的意绪：“海上秋风起了……满眼都是悲景啊”，“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在高涨的群众运动的召唤下，蒋光赤写了诗章《血祭》，呼吁与敌人斗争：

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
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在另一首诗《寄友》里，诗人高喊出：“朋友，我觉悟了，我们要把枪柄拿到自己的手里！”号召坚持武装斗争，这在当时的诗界，不啻一声响雷。

蒋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生在小商人家庭，五四运动时，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早年开始写新诗，后结集，出版第一本诗集《新梦》。他的自序中，有这样铿锵的话：“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年轻革命者的诗集中，有抒写诗人出国寻求革命真理的豪情，有为“痛苦的劳动兄弟”倾诉激情的咏叹，有表达新生活的欢唱，有哀悼列宁逝世的挽歌，有对革命之都莫斯科抒怀的《莫斯科吟》：

十月革命，
又如通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年轻的诗人，意气风发，以饱满的激情、奔放的旋律，为莫斯科，为十月革命胜利而歌。《新梦》与瞿秋白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同为我国早期歌颂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开先河的文学作品，其意义非凡。

其实，蒋光赤的诗作并不多。尽管他气质、风格更接近诗歌，但他却从1925年始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小说的创作。

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写穷乡僻壤的佃户少年汪中，在父母被地主迫害致死后，流浪他乡的故事。这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但蒋光赤《少年飘泊者》与众不同的是，小说中有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北伐战争，最后牺牲沙场的人物形象，直接展示了“五四”到“五卅”这段历史的广阔而充满矛盾斗争的社会生活。诚如他自己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要求作家在看取生活时，要“把头抬高一些，眼光放开一些”。尽管小说流露出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在刻画人物方面乏善可陈，结构故事也力所不逮，但小说洋溢着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爱憎分明的态度，还是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一些影响。

虽然蒋光赤在生活中和作品中，都以革命者示人，但他的小说中时不时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这是他们那一代所谓革命作家骨子里的书生本色。

1926年，蒋光赤出版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写民族、阶级矛盾和爱情故事。一年后蒋光赤又把目光转向城市，其中篇小说《短裤党》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为背景，写的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经过和失败。小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次工人斗争历史事件的面貌和社会氛围，既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杀戮暴行，又着重描写了工人斗争领导者杨直夫等人的坚定忘我，工人李金贵等不畏牺牲的光辉品质。蒋光赤率先在其小说中描写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一尝试，弥足珍贵。蒋光赤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一文中表示，立意要做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从小说的艺术上看，《短裤党》是一篇缺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不具艺术魅力的作品，此外，个别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宣扬暗杀复仇主义等也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受到削弱。

蒋光赤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时，在《短裤党》里勾勒出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但随着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看到革命浪潮的退却、现实生活的蜕化和没落的现实，革命锐气立刻消沉，情绪也悲愤消极。他的《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三篇小说，就分别写了斗争中牺牲、以暗杀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以自杀以结束斗争的消沉、颓唐、沉沦的内容，与《短裤党》的激扬振奋精神大相径庭，他的《丽莎的哀怨》则是这类作品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写一白俄贵族女人，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将其昔日豪华尊贵的贵族生活与眼下的卑贱、沦落相对照，自有一种人性深深的哀怨。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读者。小说发表后，立刻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怒斥，华汉（阳翰笙）在《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中，不仅完全否定了《丽莎的哀怨》，连对一些肯定此小说的文章也一律指为“有毒害的”。

不久，蒋光赤在久违的诗歌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中对社会批评作答，蒋光赤歌曰：“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同时在诗的序中写道，“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感情是寂寞孤独的，是与反动派势不两立的。

就在这段时期内，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太阳社与创造社先后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都提倡革命文学，太阳社公开宣言，“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

《太阳月刊》1928年7月停刊，蒋光赤又创办《新流日报》和《拓荒者》等。他在《新流日报》第一期《编后》中声称：要“想对目前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看得出，经历了悲观、低沉、消极的那段经历后，蒋光赤又热情高涨起来。对此，有的文学史中说，“蒋光赤称这些活动（办刊），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此评有些溢美。太阳社并创造社的活动，从其影响看，一方面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贡献；而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也给当时的中国文坛，特别是对左翼作家造成不少的混乱。提倡革命文学，功不可没；以革命者自居，制造宗派主义，“围剿”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错误严重，影响恶劣。

1929年夏，蒋光赤去日本，创作诗歌《我应当归去》及日记《异邦与故国》。抒发他遥念祖国、朋友和人民及渴望参加斗争的情怀。重要的是他在日本期间，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品和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了其中一些作品。此外，他还与日本革命作家交流，受益匪浅。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的土地》便是访日的收获。

《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和思想状态，与同在日本的茅盾写的《虹》（未完篇）题材相同。但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二者相去甚远。蒋光赤的小说，在表现人物时，多有幻想色彩，缺乏生活基础，并掺杂某些狂热的描写。而从未以革命作家自居的茅盾之《虹》，虽也未达到“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的计划，但小说的主人公梅行素，却塑造得鲜活丰满，其性格发展也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

据说蒋光赤于193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是其作品中最成熟的一部，并说“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中共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笔者认为《咆哮的土地》确实是蒋光赤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更具开创意义的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以崭新的面貌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回归，生机勃勃地出现在当时的小说领域，“除了蒋先生之外没有第二个”。这句话是《咆哮的土地》更名为《田野的风》出版后，在1932年《现代》杂志发表的书评中的一句话。

与蒋光赤同时出现的革命作家中，大多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如阳翰笙、龚冰庐、钱杏邨、楼适夷等。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及其文学活动，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做了初步的拓荒工作。鲁迅在1931年出版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暼》中，对此加以肯定，认为在“新分子里，很有其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

但在若干年后，鲁迅深受其苦，便将其骨干斥为“四条汉子”，并加以讨伐。其间的是非曲直，殊非语言所能道断，其真谛或可由后人所尽道。

“左联五烈士”

1931年2月7日，左联作家有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及尚未加入左联的李伟森与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牺牲的这五位年轻作家，史称“左联五烈士”。

“左联五烈士”就义后，左联即刻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国民党暴行，国内外进步力量也声讨这一暴行。3月30日创刊不久，由袁殊主编的《文艺新闻》，发表《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将这一血腥暴行透露于世。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其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其中有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同时有《五烈士小传》等文章。因《前哨》为地下期刊，故秘密发行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不久《前哨》即被当局查禁，后改为《文学导报》，出到第八期再遭封杀。

8月20日出版的《文学导报》，刊出了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发表的宣言，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对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迫害”。

“革命文学”的崛起，尚未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但却是一支新锐力量，“左联五烈士”便是这支新生力量中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前驱。

柔石（1901—1931），名赵平复，早期从事教育工作，受新文学运动的感召，参加新文学运动。二十二岁开始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疯人》写个性解放。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虽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但还是表现了大革命中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思想状态。中篇小说《三姐妹》与《旧时代之死》同一题材，都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

1928年夏，柔石到上海，从《柔石作〈二月〉小引》中，可知他到上海后与鲁迅走得较近。在鲁迅帮助下，一方面译介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作品，一方面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等期刊，这些活动，特别受鲁迅影响，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时所创作的短篇集《希望》，不再写宏大题材，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庸、卑鄙的人物与故事，其现实意义生活气息都超越了早期作品，其艺术风格也个性化了，笔调朴实，感情深沉。

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二月》，鲁迅为之作《小引》。鲁迅慧眼识珠，他在评价小说主人公年轻的肖涧秋时，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从塑造人物着眼，认定肖涧秋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予以肯定。肖涧秋离开学校后，仕途坎坷，人生漂泊，来到看似世外桃源的芙蓉镇，他想过平静冲淡的生活，但后来发现，芙蓉镇依如别处，同样是凄苦、世俗和凡庸。对于曾怀一腔热血的肖涧秋来说，他想用个人的努力，改变芙蓉镇僵死的现状。他开始帮助孤儿和寡妇改变悲哀的处境，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流言蜚语，诬蔑非议。寂寞中他获得了爱情的温暖，却仍无法排遣积郁心头的空虚和苦痛。于是他再次选择了漂泊。至此，小说完成了对在革命浪潮面前犹豫彷徨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另几个人物如陶岗、文嫂等人也写得各具性格。

柔石的《二月》具有浓郁优美的抒情色彩，富有诗意，叙事也细腻流畅，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不解的是，《二月》发表之时，左翼批评家包括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在内，对于柔石的小说创作推崇备至，而到1964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尚未公演，竟遭到“左倾”文艺思潮包括那批左翼批评家的攻击。

左联成立时，柔石与鲁迅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仍坚持创作。193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柔石以诚挚的笔触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位穷苦妇女为了生计，被丈夫出典给邻村的一个有钱秀才，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屈辱地生活了三年，等她为秀才生下一男婴，就被只身赶回原来的家，依然过着苦难的生活。这篇小说较之《二月》等，伤感的情调消失了，多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悲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柔石正“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同年6月，柔石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将会上的见闻写成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10月在《前哨》发表长诗《血在沸》，以此纪念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四个月后自己又被国民党杀害。柔石是血泊中倒下的一位革命战士，一个年轻的作家。

胡也频（1903—1931），比柔石小两岁，茅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烙印的作家”（《女作家丁玲》）。“左联五烈士”何尝不是这样的作家呢？关于胡也频，前面从沈从文、施蛰存的文章中，读者应有所认识。只是因其被丁玲的光芒遮掩，有些不够清晰。

胡也频于1924年在北京大学旁听时，与丁玲、沈从文相识，也是从那年开始文学活动，他与人合编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众文艺》。他的早期作品多署胡崇轩名，在《民众文艺》上发表，此后数年内其作品虽不如丁玲那样光芒四射，数量却很大。有短篇小说集《圣徒》《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诗集《也频诗集》，戏剧集《别人的幸福》，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等十多种。

读胡也频的作品，发现其早期涉及题材广泛，多是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打捞，虽杂驳浅显，却有生活气息，而非臆造。后来，题材多集中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描摹刻画。或许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稍显不够，可喜的是，作品中没有太多的像当时年轻的革命作家惯有的勉强注入的政治意识。文笔也明快流利，间或流露出活泼的幽默和讽刺。

1929年发表长篇处女作《到莫斯科去》，次年又作长篇《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仅从小说的本名，即可透露出胡也频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

胡也频与丁玲、沈从文于1928年春同到上海发展。沈从文的创作将主要精力集中湘西世界，《柏子》也是确立其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收入《活的中国》，一直对沈从文持偏见的鲁迅也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已成为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与沈从文不同，胡也频此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逐渐明确地以文学为武器为革命服务。他的《到莫斯科去》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文学实践。小说中的女主角素裳，是位有丈夫的“新女性”。厌倦了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生活，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在各种思潮迷乱人眼，令她迷惑彷徨时，共产党人施洵白出现了，在其引领下，找到正确的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念，且收获了爱情，并决定一起去赤色之都莫斯科。孰料，她的官僚丈夫徐大齐，将施洵白捕杀，素裳毅然独自踏上去莫斯科之路。

《到莫斯科去》政治倾向鲜明，但可惜的是，澎湃的政治热情并未与具体的艺术描写融合在一起。革命者施洵白在小说中只是个概念政治符号，还远远够不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素裳这一人物的思想转变，也缺乏足够的艺术铺垫，显得异常苍白。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多主观阐述、缺乏生活实践的作品，抑或说更像是胡也频按照某些政治观念，制作出来的政治产品。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生活，反映年轻人在选择革命道路上的问题。刘希坚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爱人白华则受无政府主义吸引。五卅惨案发生，二人的思想、行动受到了考验。白华终于在实际斗争的教育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该小说比《到莫斯科去》多了社会实际斗争的描写，注意在斗争发展中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的逻辑性。

胡也频的最后一篇小说《同居》在没有亲身经历的臆想下，企图写出革命根据地崭新的生活和斗争，结果仅有一腔对新生活的激情和喜悦而已。

丁玲、胡也频同为革命作家，都经历过第一次国内战争风暴的洗礼，甚至丁玲1930年写的长篇小说《韦护》，与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都是写同一时代的知识青年寻求革命之路的主题。但作品却相差甚远，除了才华和天赋之外，差别在于丁玲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而胡也频却一直信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就过去了”，他要寻求“无产阶级的文艺”。这句话是郭沫若在1928年《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的《英雄树》中说的。但这不是郭沫若想出来的，而是贩卖波格丹诺夫的论调。他们认为文艺创作的实质是“通过生动的形象组织社会经验”，因而也是“组织人们的手段”，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左联的革命作家们，对此如获至宝，奉为圣旨。于是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代替文学，以政治批评代替文学批评，对文学队伍中持不同意见的人如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作家，大肆“围剿”。

按这种对文学的阶级性片面、狭隘的理解，指导左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其结果便是左翼作家难以写出好作品，其中胡也频作品影响甚微，并不是仅有的特例。

殷夫（1909—1931），即徐白、白莽，是位诗人。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先引了林莽先生写的《白莽印象记》中的一段话：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的诗人彼得斐（通译裴多菲）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接着，鲁迅说：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在鲁迅笔下，殷夫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貌很端正，皮肤黑黑的，他对鲁迅自我介绍说，姓徐，象山人。鲁迅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人是个很奇怪的名字？殷夫说，她就喜欢起得名字怪怪的，罗曼谛克吧。并说，自己已和她有些不大对劲了。

送走殷夫，鲁迅将译文和原文粗粗对了一遍。发现几处误译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似乎他不大喜欢“国民诗人”这个词，都译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鲁迅接到了殷夫的一封信，说很后悔和鲁迅相见，自己的话多，鲁迅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鲁迅便回了一信，说初次见面，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告诉他不应该有自己的爱憎，将“国民诗人”改成“民众诗人”。后来，鲁迅还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否再译几首裴多菲的诗，以供读者参看。殷夫果然译了几首，又登门拿给鲁迅，此次谈话比上次“多了些”。不久，裴多菲的传和诗都登在《奔流》上。

鲁迅与殷夫的第三次见面，鲁迅说“记得是在一个热天”。那天有人敲门，鲁迅开门后见是殷夫，只见他身穿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次，殷夫才告诉鲁迅自己是个革命者，他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衣服和书籍包括鲁迅送的那两本书已全部被没收。身上这件棉袍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此次被捕，即是林莽文中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鲁迅见状，忙付了稿费，让他买件夹衫。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很为那本书痛惜：

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巡警）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鲁迅在这里，似在写两本明珠暗投的书，但句句都在写那位“面貌端正，颜色是黑黑的”革命者诗人殷夫，文字间喷涌的是惋惜和愤懑。

殷夫十八岁时即参加革命斗争，第一次被捕是1927年4月在上海。两年后，他离开学校，当了职业革命者，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火热的斗争，激发了他的诗情，他遂以殷夫、白莽、莎菲等笔名，发表了《梦中的龙华》等政治鼓动诗，在他主编的秘密发行的《列宁青年》和左联办的《拓荒者》《萌芽月刊》等期刊发表后，很有影响，其诗被称为“红色鼓动诗”。

这位背叛了贵族家庭的年轻诗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两周年当天，写了《别了，哥哥》这首诗篇，诗的最后是：

别了，哥哥，别了，
以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
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

殷夫站在革命立场，与他成了国民党官僚的哥哥分道扬镳。其兄徐培根，为当时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1934年因航空署被焚毁，曾被捕入狱。表达了他不仅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更宣告与整个剥削阶级彻底决裂。

《议决》这首诗，以纪实的手法，情景交融地描写深夜一次工人集会，工人们虽很疲倦，但他们热情高涨，开朗地笑着，相互鼓励叮咛，天亮后又要去战斗。《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这首诗呈现了工人浩浩荡荡地游行，一路高呼口号的情景场面：“晨曦中翻飞，像队鸽群”的“白的红的五彩纸片”，“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

殷夫的诗，虽被称作“红色鼓动诗”，但绝不是标语口号那一类，而是洋溢革命激动，刚健中透露着清新，有画境又有明快节奏，能打动人心的诗。

殷夫生前将1924年至1929年所写的共六十五首诗，编成诗集《孩儿塔》。可惜因殷夫就义，未能出版。幸哉，殷夫编成的诗集《孩儿塔》保存在鲁迅处，鲁迅为之作了序。但几经努力，《孩儿塔》终未出版。1936年4月，鲁迅将为《孩儿塔》诗集所作的序，发表在《文学丛报》第一期上，题为《白莽遗诗序》，后又编在自己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一书中。

四年前，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追悼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现在又为殷夫的遗作作序，鲁迅的心当然再次被触痛。这里只摘录鲁迅对殷夫的人和诗的评价：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最后讲讲殷夫《孩儿塔》的命运。国民党统治时期，《孩儿塔》不让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包括笔者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几种殷夫的诗文选集，从《孩儿塔》选的寥寥无几，其中关于爱情、友谊、抒发个人情怀的三十首诗竟完全不选。那些把鲁迅捧上神坛的，或本来与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论战的那帮人，一点不给鲁迅面子，这真有点吊诡。直到1983年，这三十首诗才作为历史资料，出现在《中国现代文艺研究丛刊》第七期上，人们才能看到《孩儿塔》全貌。

细心的人不会看不到郁达夫等吃些花酒、追野鸡的东西大行其道。而被鲁迅断言，这“属于别一世界”的诗，却受到冷落。呜呼，问题在哪里？

李伟森（1903—1931），又名李求实，主要从事革命实际工作，写过不少杂文、论文，翻译传记《朵思退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

冯铿（1907—1931），早年写诗，参加革命后写小说，有《贩卖婴儿的妇人》《乐园的幻灭》《突变》《小阿强》等。她的文集《重新起来！》收录诗、中短篇小说、戏剧、散文五辑，共八十余篇。

有关李伟森、冯铿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不多，这里只能简单介绍。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1928年二三月间，黄浦江畔，创造社、太阳社就“革命文学”与鲁迅展开激烈论战时，冯雪峰由北京来到上海。

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判定鲁迅的作品“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定性鲁迅其人是“封建余孽”，麦克昂（郭沫若）的《桌子的跳舞》干脆给鲁迅冠以“反革命”，蒋光赤、克兴等也加入了这场“围剿”鲁迅的鼓噪之中。

5月间，一篇《革命与智识阶级》向创造社、太阳社的打手们，射出一簇响箭。该文不仅为鲁迅辩诬，还根据对知识分子历史和阶级的分析，严肃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以革命者自居，拿鲁迅祭旗的错误。射箭者，冯雪峰。

12月9日，冯雪峰在柔石的带领下，到鲁迅家去拜望。据冯雪峰回忆，那次去鲁迅家，是在晚饭之后，他带了一本日本杂志，上面有德国蔡特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的译文，还有他看不懂的几处德文。因鲁迅学过医，懂德文，他去请教鲁迅，同时带去自己正在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向鲁迅讨教几处自己疑惑的地方。

鲁迅见生人，是话极少的。柔石把冯雪峰带去后，自己有事就先告辞了。鲁迅与冯雪峰除问答之外，就再无多余的话可说，冯雪峰感到很局促，只好起身告辞了。冯雪峰与鲁迅谈的大约是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事宜。

第二次冯雪峰见鲁迅，话仍然不多。他请求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通信体论文，编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里，鲁迅当即答应了。

冯雪峰之见当时文化名人鲁迅，既没有一脸堆笑，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也无扞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说事，从容自然。这引起鲁迅的好感。

1929年2月，柔石帮冯雪峰在景云里找到了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楼，因茅盾已避难日本，三楼就空出来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冯雪峰就搬了进去。孔德沚见冯雪峰衣着简朴，就免收房租，让他住在三楼。

前面已经介绍过，景云里住了不少文化名流，鲁迅家的前门，对着茅盾家的后门，鲁迅曾拜访茅盾。这对一直想接近鲁迅的冯雪峰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

比邻而居，来往方便，鲁迅与冯雪峰交往多了，又有译介马克思等著作，寻找“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任务，志同道合，使二人有了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许广平的回忆，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革命友谊。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写道：

冯雪峰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甚为相得。

鲁迅与冯雪峰结交后合作的第一个成果，便是冯雪峰首次见鲁迅时，谈的那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冯雪峰在见鲁迅前就着手准备这套丛书。到上海后，正逢“革命文学”大论争。冯雪峰感到论争的双方理论修养都有欠缺，深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正巧，戴望舒、苏汶、刘呐鸥等作家也有从事这方面的想法。于是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就水到渠成，他甚至都筹备好，此丛书由水沫书店出版。

冯雪峰的想法，与鲁迅不谋而合，共同批定此套丛书的书目，后由十二种增至十六种（实际上出版了八种）。冯雪峰和鲁迅翻译了七种。而夏衍、冯乃超等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所该译的任务。

这部丛书装帧精致，由装帧大家钱君匋统一设计。虽因国民党当局查禁，发行受到影响，但这毕竟是左翼文艺运动实实在在的成果，远比文学创作收获大。

这一卓有成绩的合作，加深了鲁迅与冯雪峰的友谊。有人说鲁迅的日记，有个习惯，就是大凡熟悉的、有关政治人物的，他是一般不载入日记的。此说也未必，对于重要的政治人物冯雪峰，似就是个例外。仅1929年，鲁迅日记便有三十四条记冯雪峰，比交谊更深的柔石多了三条。

1929年7月20日，鲁迅有一条很有趣的关于冯雪峰的日记：“雪峰来，假以稿费卅。”

因冯雪峰没有固定收入，稿费也入不敷出，生活拮据，而他从不开口向鲁迅借钱。鲁迅早看在眼里，为不伤其自尊就想出很体面的以支付稿酬的办法，借钱给冯雪峰，以解燃眉之急，足见鲁迅良苦用心。而冯雪峰也以君子之风，用过后如数奉还。二十五天后，“夜雪峰来并还泉卅”（鲁迅1929年8月15日日记）。两个月后，冯雪峰到鲁迅家。鲁迅又付给冯雪峰校对《艺术论》的稿费五十元。冯雪峰回家后，想起《艺术论》的翻译稿酬五十元鲁迅已寄给他了。鲁迅又付校对费，显然是想改善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就于第二日又寄回给鲁迅。鲁迅仍坚持给了冯雪峰。

鲁迅能“从进化论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一是靠自己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用他的名言表述便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帮助。冯雪峰就是中国共产党特意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者。冯雪峰对鲁迅的转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瞿秋白是作为个人成为鲁迅的朋友影响过他，而冯雪峰则是受党组织的委托，是组织行为，责任重大。

冯雪峰到上海后，一直在找党组织，大约在1929年上半年，与创造社的共产党员冯乃超等人有了接触，从此，他就到创造社过组织生活。据曾在这个支部当过支部书记的黄耀在《关于上海闸北区文化支部》一文中说：“文化支部根据上级区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同志负责和鲁迅联系。”

在创造社、太阳社利用“革命文学”的论争“围剿”鲁迅时，党中央干预了这件事，要求停止论争。据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一文回忆：

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记得是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他同我谈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联”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联”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鲁迅之所以同意成立左联，还同意与“围剿”过他的创造社、太阳社成为左联的自己人，正是因为冯雪峰做了大量工作。

接受党中央任务的冯雪峰在1929年这一年，与鲁迅有极频繁的交往，每次交谈也很长，“常常秉烛夜谈。谈一两个小时，乃至四、五个小时，从上半夜谈到下半夜二、三点”。我们从许广平写的《鲁迅和青年们》一文，看到了冯雪峰的谈话风格：

有时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冯雪峰）说：
“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
先生（鲁迅）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
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
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
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
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

冯雪峰的坚持、锐气，鲁迅的包容、善意，跃然纸上。

多年后，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冯雪峰，与他的部下楼适夷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时光时，有点自责地说：

“你看，我当时这样做党的地下工作，对鲁迅先生，是不是有点‘强迫命令的样子’？”（《怀雪峰》）

鲁迅对此，有这样的说法：

有什么法子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冯雪峰），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主场上，他是对的。（《鲁迅和青年们》）

鲁迅当真像冯雪峰所说的那样和善和轻易相信别人吗？非也。据柔石说，冯雪峰写过的《革命与智识阶级》，鲁迅看过，当时很不以为然，说道：“这个人，大概也是创造社一派！”是冯雪峰后来写的回忆文章，淡化乃至掩盖了鲁迅的多疑性格。

多疑而有些偏激，有时又有些随和富有多面性的鲁迅，对政治立场是绝不含糊的。他之所以从善如流地接受冯雪峰的劝说，是因为他一直“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从冯雪峰的身上，感受到一个党的思想力量和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力量。

鲁迅在与冯雪峰的亲密接触中，咀嚼和不断否定自己的某些旧思想和旧情感，内心矛盾的交战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他找到了克服自己矛盾的力量。

冯雪峰在努力争取鲁迅参加并领导左联工作之后，党又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便是动员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据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回忆，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要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就派人告诉他，让他先征求鲁迅的意见。他找到鲁迅后，鲁迅不大同意这种方法，认为一成立就可能解散，但还是同意做发起人之一。最后潘汉年和鲁迅谈过几次话，就定下来了。

1930年2月13日，在上海汉口路江西路的圣公会教堂召开成立大会，鲁迅、郁达夫、画室（冯雪峰）等五十一人作为发起人。会后鲁迅还到大学去演讲。

正如鲁迅所预料，不久国民党强硬地对付大同盟，禁止大同盟派人到大学演讲，与租界巡捕房联手，解散租界内大同盟分会，秘密逮捕盟员。又据传，当局还“通缉鲁迅等五十一人”。现无证据证明确有此“通缉”。但鲁迅于3月19日，避居内山书店三楼和内山完造家中二十多天，确有其事。期间冯雪峰去看望鲁迅十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避难”第三天写给章廷谦的信（《鲁迅全集》十二卷）中所表达的态度，令人深思：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郁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冯雪峰说，这信表明“鲁迅参加了一次实际战斗，同时还可以以此来公开地宣布他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了”。这有点欺罔之嫌。信中明明表达他对有些人的“左倾”失当做法不满，有些上当受骗之怨。这是鲁迅已经意识到的，李立三所推行的“革命高潮”全国胜利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所以冯雪峰带李立三见鲁迅时，鲁迅严正拒绝李立三希望他发表宣言，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的请求。而“自由运动大同盟”，正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1933年岁尾，冯雪峰到江西瑞金，中央书记张闻天给他安排了担任中央苏区党校的教务主任的新工作。不久，被排挤的毛泽东为筹备1月22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一个党中央领导成员，一个“湖畔”诗人，毛泽东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

一次毛泽东来到冯雪峰住处，说，咱不谈红米南瓜，不谈地主恶霸，只谈鲁迅。

于是就有了传播甚广的一段对话。

冯雪峰说，有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罢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

冯雪峰对鲁迅的看法，刺激了毛泽东。毛泽东从此潜心读鲁迅的书，后在延安窑洞找自称“鲁迅是我爹，毛泽东是我大哥”的萧军谈话，也围绕着鲁迅。学者孙郁曾说，“毛泽东私下对鲁迅的看法，和公开场合的表述大异。私人语境与公共语境的差异，倒可看到中国社会的复杂话语逻辑。政治人物的言论考虑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使命”（《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语多剀切。

冯雪峰向毛泽东说，博古曾打算叫鲁迅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教育工作。毛泽东认为鲁迅当然是在上海的作用大，与冯雪峰的看法不谋而合。

不多久，冯雪峰便告别了鲁迅，随毛泽东踏上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冯雪峰回到上海。鲁迅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走了这几年，我被他们摆布得可以！”

稍后鲁迅又说：“共产党掌权了，第一个祭刀鬼就是我。”

李霁野在《他活在善良的人心里》一文中，记述了这句话。还说冯雪峰听了鲁迅的悲叹，极度不安地摇头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

鲁迅之所以如此悲观，不仅因为太阳社、创造社诸共产党员作家，以讨论革命文学为借口，对他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接着“四条汉子”盛气凌人地对他发号施令，极不尊重。就在此前不久，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时，周扬、郭沫若、茅盾等再次攻击鲁迅。这不能不使鲁迅茫然、愤怒，甚至对共产党、共产党人的革命立场、人品、道德产生怀疑。鲁迅编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时，说不仅是为了纪念死者，也纪念自己，便是这种悲观情绪的流露。以鲁迅的个性，他向冯雪峰说的那些话，算是相当克制和客气的了。

敏感的冯雪峰，很快意识到，周扬、郭沫若、茅盾攻击鲁迅，后台是第三国际这个太上皇。冯雪峰一次听到有第三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议论鲁迅的不是时，便跳起来大骂史沫特莱，直到她痛哭为止。冯雪峰后来说，他这么做，“有点借题发挥”，出出心中的闷气而已。最后，冯雪峰找到有可能有第三国际背景或可以对它有影响的宋庆龄。他知道，以宋庆龄的威望、人品，加上他对中国社会及鲁迅的了解，肯定比远在海外的那些操纵中国革命的洋人要强得多。他经常到宋府请益，汇报上海文艺界的事情，得到了她的信任。这对改善鲁迅的处境，无疑是有利的。但真正改变鲁迅悲观情绪的，是毛泽东关于“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略。看到有关文章，鲁迅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鲁迅遂嘱咐冯雪峰将刚出版的《海上述林》“皮装本送给毛泽东，绒布装本送给周恩来”。此前一周，冯雪峰已“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是特地送给毛泽东的”。

在这些铺垫之后，冯雪峰“力劝鲁迅，与周扬等论争要注意大的方向”，“应首先在政治路线上明确表态，站在毛主席的‘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来，不要在一些小问题上与他们纠缠”，“鲁迅欣然接受了我这一建议”（《为鲁迅代笔》）。

在鲁迅病情加重后，不能提笔著文，冯雪峰成了他唯一的代笔者。历史常常捉弄人，为文学大师鲁迅代笔，原是极荣耀的事情，但却因他代笔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不仅伤害了无辜的小人物徐懋庸，也断送了冯雪峰自己的政治生命，后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流放改造。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代笔，并经鲁迅修改补充的第一篇长文。此文之所以被中国现代文学史极为重视，是因为它传达了毛泽东“逼蒋抗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使两个口号之争，表面上偃旗息鼓。但它作为这么重要的文章，写得并不严谨，掩盖了一些历史真相。对小人物徐懋庸的声讨，有欲加之罪的嫌疑不论，笔者在《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及此案，此处不重复。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两个口号的争论的是非功过问题，谈得最完整、最全面的意见，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23日下午，对徐懋庸的一次谈话。我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关于1938年的章节，详细介绍。此处也不赘。这里要说的，是冯雪峰后来承认，文中从正面提到茅盾和郭沫若，是他说服鲁迅经其同意硬加进去的。他说：

当时茅盾还系“国防文学”派，站在鲁迅的对立面，鲁迅不可能找他去商量另提口号的事。既然鲁迅在答徐文中说了，他（茅盾——引者）也就将错就错，到处这么说。其实这事还得怪我，是我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绑架”了他，也“绑架”了郭沫若，这两人在“国防文学”派中是有影响的。（《为鲁迅代笔》）

至于郭沫若，与鲁迅的隔阂，是众所周知的。仅举一例。1930年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东渡日本前，曾托冯雪峰向鲁迅求字，鲁迅于1932年知沈松泉访日归沪，就写了条幅《偶成》，让冯雪峰给他。冯雪峰见其中一联曰：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冯雪峰和鲁迅“绑架”了郭沫若、茅盾之后，文坛并未出现他们期待的“另一番更为可观的景象”。先是周扬们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提出质疑。接着又对冯雪峰笔录鲁迅之《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掀起声讨风浪。有人公开著文说这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假冒鲁迅之名，硬塞给鲁迅的私货，建议从正在编辑的《鲁迅全集》中删除掉……鲁迅已去，这一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意味深长的是，冯雪峰曾经对1938年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感慨地说：“当时人手少，资料缺，又在极恶劣的环境中，赶编出来，很不容易，但其中有不少错误，有些错误是人为的。当时担任编辑的是几个作家……他们看不懂就随意改。”

鲁迅与曹聚仁

鲁迅与曹聚仁是192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见面的。

查鲁迅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晚晤语堂。夜雨。”这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接鲁迅的章衣萍是校长秘书兼文学院教授。因早在北京时就与鲁迅相识，由他登门敦请，顺理成章。

鲁迅演讲的题目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两份：一是章铁民记，后经鲁迅的修订，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秋野》杂志第三期；另一份则为刘率真记，于1928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署“周鲁迅讲”，后收入《集外集》。

鲁迅演讲那天，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慕名到场，也做了一份记录，寄到《北新》半月刊，章衣萍却把该稿压下。据曹聚仁讲，章衣萍没让鲁迅见此记录稿。直到曹聚仁的记录稿在《新闻报》发表，鲁迅才知道刘率真是曹聚仁。得知章衣萍扣搞未发，据曹聚仁说鲁迅曾就此“说了他一顿”。那时章衣萍与鲁迅走得较勤，仅2月他就三到鲁宅。

章衣萍既然已发了事前布置的章铁民的记录稿，压住不发曹聚仁的记录稿，并无过错；鲁迅同意将曹聚仁的记录稿收入《集外集》，自然他更满意此记录，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的《集外集》是由杨霁云负责编辑的。杨乃曹聚仁的高足，师生关系不错，曹聚仁将在《新闻报》上刊发的记录稿交杨霁云编入集中。鲁迅见《集外集》后曾致信杨霁云说：“曹先生记的那一篇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表示认同。

曹聚仁与鲁迅第一次有文字交往，则是1933年年初。此时曹聚仁正在编在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涛声》周刊。鲁迅也很看重《涛声》，经常浏览。1933年1月21日出版的《涛声》上，刊载了一篇周木斋的杂文《骂人与自骂》。周木斋，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他在此文中说：

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山海关——引者），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鲁迅不赞同周木斋的说法，就以罗怃之名，写了一封信给《涛声》，其中说：

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是属于“逃难党”的。

曹聚仁将该信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题名，编发在《涛声》上，其实曹聚仁等并不知罗怃就是鲁迅。特在《涛声》登出启事，与作者联系。

鲁迅后将此文更名为“论‘赴难’和‘逃难’”，收进自己的《南腔北调集》。

今观周木斋之《骂人与自骂》，其论并无过错，而鲁迅文却有些言不及意。特别是一贯支持学运，被称为学运导师的他，突然在文中发出“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的出人意外之论，想曹聚仁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冠名，也定有深意。

4月1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曹聚仁写的杂文《杀错了人》。文章认为，革命总要杀人，要杀“中年以上”，“代表旧势力的人”。鲁迅认为未触及本质，遂写《〈杀错了人〉异议》（收入《伪自由书》）。曹聚仁后来在《鲁迅评传》中说，鲁迅的话“当然说得更真切”。

5月7日，曹聚仁致信鲁迅，请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日记，这几天有“得曹聚仁信，即复”。这是曹聚仁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从此二人越走越近。鲁迅的回信说：

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

鲁迅信守诺言，就在该月底写好，寄给了曹聚仁。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守常全集〉题记》编发在自己主编的《涛声》上。

《守常文集》的编辑曹聚仁是付出很多心血的。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守常文集》的，却是周作人。1933年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

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止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在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曹聚仁原本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便答应了周作人。就该书的出版事务，二人经多次通信，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文集能出版最好；如全集不能出，出选集也无妨，但不能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愈也”。

已阋于墙的周家兄弟想到一块儿了，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定会遭到删节等麻烦。他的意见是：“《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

曹聚仁以为，李大钊死在“清党”之前，那时还是国民党的朋友，在国民党内曾任要职，给他留个纪念，原是应该的，未必一定要对其文大砍大删。但是，尽管曹聚仁、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守常文集》最终未能出版。可喜的是，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先刊《涛声》，后编入《南腔北调集》。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

鲁迅、曹聚仁友谊日渐加深，常常以文章相互呼应。

鲁迅公开称赞别人办的期刊，并不常见。他不仅常赐稿支持，还为曹聚仁办的《涛声》例外地唱了赞歌。他发在《涛声》上的《祝涛声》说道：“《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有点奇怪”，它“常有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文章”，它又“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颇赞赏其斗争艺术。

丁玲被捕后，关于她被处死的消息，在上海传播甚广。9月21日，曹聚仁接到鲁迅的一封信，云：“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旧诗”者即《悼丁君》一诗。后发在《涛声》第二卷三十八期。

1933年10月，鲁迅曾为施蛰存向青年读者推荐《庄子》和《文选》，与施蛰存发生笔战。二人都写了几篇相互辩驳的文章。此事系由鲁迅无端挑起。施蛰存是应《大晚报》之请，让他向青年推荐读什么书时，在印着表格的邮片上，写下了《庄子》和《文选》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信即以丰之余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篇题为“重三感旧”的文章批驳。文中有“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云云。当时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中，此类书籍多，课文多，北京大学文学系开设了不少国学科目，施蛰存向青年推荐文学遗产，何错之有？联想鲁迅在《花边文学》集里的《读书忌》一文，向人推荐：“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明人小品与《庄子》《文选》相比，其文野自有公论。还有鲁迅自己也曾捐资刻《百喻经》、写旧体诗也是事实。

《十日谈》杂志上，曾在这之后，登了一幅“鲁迅翁之笛”为题的漫画。画一群老鼠应着鲁迅的笛声跳跃，意在批左翼青年唯鲁迅马首是瞻。不管此画作者有无政治背景，这种丑化、羞辱别人的行为，都应遭到谴责。

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涛声》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感旧”以后（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还以颜色。

鲁、施二人论战，曹聚仁先在《涛声》上写《论突围》，公开支持鲁迅“反对先生介绍《庄子》与《文选》给青年”。其文比鲁迅讲得明白，之所以“反对”，是因施蛰存在“这个黑漆一团的乾坤，比民国十三四年代（1924年、1925年——引者）何如？先生还趁此叫青年读《庄子》与《文选》”。

曹聚仁见《十日谈》有《鲁迅翁之笛》，丑化鲁迅与左翼文学青年，遂以同名写文发在《涛声》上反击，云“把今日青年，比作故事里的群鼠，也太小之视乎今日之青年了”。曹聚仁的文章远不如鲁迅老辣和具有锋芒，鲁迅看后，1933年11月13日致信他：“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颇懵懂。”

曹聚仁成名后，对鲁迅常与别人时近时疏，甚至反目，自己也在其中，深有感触，对此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

鲁迅就因为和文人这小圈子朋友往来，一群冬天的豪猪，是难得处好的。笔者和他相处，一直就保持一段距离，所以结果还不错。

“冬天的豪猪”之说，源于叔本华之“将绅士们比作豪猪”的比喻：“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引用了，现曹聚仁又在《鲁迅评传》里再次引用。看来鲁迅和曹聚仁对此论是认可的。那么，我们便可以说鲁迅与别人常闹冲突、矛盾，有时并非皆与事情的是非有关。更多的源于各自的“难堪的缺陷”。

1930年代文人之间的往来，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多在聚餐桌上聚会，前面已有介绍。鲁迅也不例外。查鲁迅日记，聚餐是他与人交流的最多方式，几乎天天有与人饮宴。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证实了此说，“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包括在他自己的家里。从鲁迅的日记和《徐懋庸回忆录》，均可找到相关的准确记载。比如1934年1月6日这一天，鲁迅日记中记曰：“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徐懋庸回忆录》同样记载了这一天在古益轩的酒宴：“一九三四年的新年，一月六日，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十来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周木斋、林语堂……也有我。”

接着是年5月10日，鲁迅的日记上说：“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在其寓……同席十人。”据同受邀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讲，林语堂是为《人间世》创刊而宴请作者的，徐懋庸位列其中，曹说，这类与鲁迅宴聚有“许多回”，徐懋庸多在内。

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一文中说，1933年9月11日，他曾在其寓设晚宴，邀请了鲁迅、曹礼吾、徐懋庸等诸友。在饭桌上，曹还将鲁迅比作是嵇康，礼吾为阮籍。查鲁迅同日日记，果然记有：“曹聚仁邀晚饭。往其寓，同行六人。”同年冬，曹聚仁又邀鲁迅到家吃晚饭。鲁迅见曹家有不少关于自己的资料，问曹是否拟写自己的传记。曹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鲁迅评传》）。类似这样的话在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一文中，也有。如“听了我的话”，鲁迅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得到默许，“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此次聚餐中，徐懋庸又在其中。

鲁迅也宴请过曹聚仁。鲁迅1935年3月5日日记：“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芒种》是曹聚仁与徐懋庸合编的文学期刊。

鲁迅与曹聚仁相交，互有帮助。1934年夏，叶圣陶、陈子展、陈望道、曹聚仁、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在上海福州路印度咖哩饭店，有个讨论会，内容是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有什么对策。与会者针对白话文运动还不彻底，复古逆流袭来之态势，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鲁迅应曹聚仁诸人之请，“写了一篇《门外文谈》，那倒是大众语运动中最有力量的文字”（《鲁迅评传》）。壮大了大众语运动的声势。

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上海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文中学读孟子》予以反驳，于是文化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战。同年6月，《申报·自由谈》也先后刊出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7月25日，曹聚仁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月报》上，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希望大家回答。鲁迅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后收入《鲁迅书信集》）。

在此同时，鲁迅给魏猛克写了封信，表达他对大众语运动的意见。信写完后，鲁迅交给徐懋庸，由他代转为魏猛克。鲁迅8月2日日记记了此事，“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曹聚仁到徐懋庸处时，见到此信，便要以《答曹聚仁先生信》之名，头条位置发表在《社会月报》上。同期还编发了共产党叛徒杨邨人的反共文章《赤区归来记》。于是就引起一场攻击鲁迅的风波。8月30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一篇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以嘲弄调侃的口气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此外，《调和》一文，还引用了鲁迅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的一句话：“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鲁迅有许多地方，持极端态度。

自己的文章与不齿之丑陋文人杨邨人的文章摆在一起，“汉语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让人惊愕之论，被世人领教。曹聚仁未征得鲁迅同意发表此信，的确把鲁迅置于尴尬处境，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恨事。后来尽管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力图挽回，已覆水难收了，鲁迅说：

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此篇收进《且介亭杂文》的杂文，没有对曹聚仁来一通鲁式的“不饶恕”，却有隐忍在其间，这是少见的。

曹聚仁干的另一件引起鲁迅不快的事情，我们从胡风在《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及《鲁迅书信注释》中看到：1935年年底，萧军、聂绀弩都对鲁迅表示要办刊物，鲁迅对他们说，与其都办，分散精力，不如“大家合起来共办一个刊物”，后来就有了以胡风为负责人的《海燕》。多年后成为笔者同事的老前辈聂绀弩对笔者说起此事。笔者与聂老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笔者在《往事流光》一书中专门写了《聂绀弩是一条大河》来纪念他。《海燕》甫一问世，即日便售出2000册，创下了当时期刊的发售纪录。第一期上载有鲁迅的《出关》等四篇作品。鲁迅闻之，非常高兴。1935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中所说“晚同广平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就是为庆贺《海燕》创刊并畅销而举行的聚餐。

第二期又发表鲁迅的《阿金》等五篇文章。《海燕》影响与《莽原》可以比肩。《海燕》创刊时，聂绀弩曾找到曹聚仁，希望他能做海燕的发行人，曹欣然允之。第二期上就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谁也没想到，曹聚仁后来到巡捕房“告密，说这刊物是谁办的，谁编的，如何危险，以致我们找到别人去申请发行，巡捕房也不准许了。他还在《申报》上登广告，说我们怎样窃他的大名，又写信到鲁迅那里去剖白”（《聂绀弩全集》）。

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为自己辩解，说鲁迅还写信劝了他一阵。1936年2月21日，鲁迅确实给曹写信，信中说他“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但鲁迅在另一篇《半夏小集》里，却不再如信里那么含混，而是态度鲜明地对曹进行了批评：“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胡风说，曹聚仁告密后，“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海燕》不得不停止唱歌和呼吸了”（《鲁迅先生》）。

曹聚仁不可能没看过《半夏小集》（收《且介亭杂文末编》），可他却说，鲁迅从来没有骂过他。

鲁迅去世后的第六天，曹聚仁在《申报》第一卷第四十二期上发表悼文《鲁迅先生》。这是悼念鲁迅文字中分量最特殊的一篇。文中引用了不少鲁迅给他的信中的段落，在这些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中，确实有不少很重要、很精彩的内容。这足以证明鲁迅与曹聚仁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曹聚仁写的《鲁迅评传》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曹聚仁与鲁迅不同寻常的关系，隐藏着怎样深奥的人生之谜，令史学家不能不泛起想象的涟漪。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1930年，一位美国青年伊罗生（H.R.Isaacs），来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和《大陆报》记者。20世纪30年代，他因和鲁迅、茅盾、宋庆龄等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宋庆龄和史沫特莱的鼓励和帮助下，创办了和中国共产党观点接近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阳翰笙、史沫特莱、因写《西行漫记》而轰动西方世界的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夫妇等都给《中国论坛》写过大量文章，鲁迅作品的译文也登在此周刊上。《中国论坛》在中国和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伊罗生也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伊罗生到底是什么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同认识，不少当时的上海共产党员都认为伊罗生是托派分子，至少是托派头子托洛茨基的狂热信徒。而鲁迅、茅盾却认为伊罗生是个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美国进步青年，并与他保持着一种信任和友谊。于是就有人怀疑鲁迅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史沫特莱传》语）间，过从甚密的关系很不正常，甚至有人对鲁迅产生种种怀疑。因此，弄清伊罗生是否是“托派敌人”，这很重要，这涉及鲁迅的政治清白问题。史学家至今仍在研究，2008年就有学者这样表述，“鲁迅与托派的关系，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争议问题”（《红潮往事》）。于是就有学者针对此提法，著文与之商榷（《伊罗生与鲁迅》），表示这是一伪命题。并努力证明伊罗生并非是“托派分子”。

笔者也曾尽可能地读了些相关资料，包括《红潮往事》，确实找不到坐死伊罗生为“托派分子”的铁证。而从中却看到伊罗生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与鲁迅的友谊也是动人的。

关于托派，顺便说几句，二十年前，苏共已为托派彻底平反。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所谓中国托派，也有了比较宽松、实事求是的全新诠释（《中国共产党历史》）。争议伊罗生是否托派，已无任何意义。

笔者要写的，是鲁迅与伊罗生之间充满温暖的友谊。

关于伊罗生，笔者引用了三段介绍他的文字，来自：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史沫特莱传》；《鲁迅全集》的相关“人物注释”。

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在史沫特莱的建议与协助下，由他（伊罗生）出面，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因为他没有政治倾向的身份，从公共租界工部局取得办《中国论坛》的执照比较容易。我和鲁迅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伊罗生的，当时他很年轻，才二十多岁。《中国论坛》出版了整整两年，这期间我们与伊罗生常有往来，许多中国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我们就通过《中国论坛》报道出去，例如“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就首先公开登在《中国论坛》上。

《史沫特莱传》：

伊罗生是个富有的年轻纽约人，在二十岁上，从哥伦比亚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中国，在寻求冒险的历程中，他最初在上海一家为中国人所有而为国民党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大美晚报》和《大陆报》——引者）。而后他接受了史沫特莱和弗兰克·格拉斯的影响。格拉斯是个年龄较大的南非新闻工作者，还是个在中国拥有一大批忠实追随者的热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格拉斯一起到内地（中国西南地区——引者）作过一次旅行之后，他（伊罗生）经历了一种类似于皈依宗教的过程：回来时已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中，介绍伊罗生的“人物注释”是：

伊罗生（H.R.Isaacs，1910—1986），中文名伊罗生，日记又作伊、伊君、罗生、伊洛生，美国人。1930年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1932年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编辑。1933年约请鲁迅和茅盾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随即往北平翻译。1935年7月回国。

读者会发现，这三段引文，在介绍伊罗生的政治倾向时，或彼此相互矛盾，或避而不谈。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史沫特莱传》则指出，伊罗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而有着日益增强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左派分子”。《鲁迅全集》“人物注释”不谈伊罗生的政治倾向，只交代他曾请鲁迅和茅盾编选《草鞋脚》短篇小说集。

茅盾说伊罗生“没有政治倾向”，与他接下来的话，“许多报纸不准刊登的消息”，都通过《中国论坛》发表，是自相矛盾的。事实恰恰证明，伊罗生是有明显的支持当时进步力量的政治倾向的。茅盾在《我所走过的道路》中，很清楚地记载了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最早透露丁玲被捕并被反动当局秘密杀害的消息。乍听到丁玲被害，大家都很沉痛。因为丁玲是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后出现的第一个最有才华、最有希望的女作家。鲁迅在6月28日日记上，写了一首旧体诗《悼丁君》，三个月后发表在《涛声》上。日记中第一句原是“如磐遥夜拥重楼”，后为：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道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茅盾自己也写了一篇《悼丁玲》，因文章题目过于鲜明，悼文内容又很尖锐，当时没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茅盾就找到伊罗生。《中国论坛》于1933年6月19日刊出茅盾的《悼丁玲》。文章一经发表，令社会震惊，声讨声鹊起，对国民党起到震慑作用，便放弃杀害丁玲的阴谋。

关于国民党杀害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以及应修人拒捕壮烈牺牲，社会各界救援、声讨、纪念等活动，《中国论坛》也都做了及时的配合。

伊罗生与史沫特莱合作创办《中国论坛》，支持、宣传中国革命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支持中国革命文学揭露蒋介石残暴黑暗统治斗争，声援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及抗日运动，并起到积极作用。两人于1932年合作的《国民党反动的五年》，详尽地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残暴统治。在国内外引起重要反响。

后来伊罗生、史沫特莱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办《中国论坛》的方针政策也产生歧义。这是伊罗生从斯大林立场转化为反斯大林立场引起的。伊罗生逐渐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状态，特别是斯大林在“肃反”的旗帜下排斥异己，滥杀无辜，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大搞个人崇拜，促使了伊罗生逐渐站到理性化、尊重历史的立场上来。而这一转变是决绝的。1933年11月，伊罗生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非但不再为斯大林大唱赞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这就令上海的“革命左派”大为光火。他们在一次会议上，责令伊罗生再写一篇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被断然拒绝。随后又给他一次到苏联学习的机会，以促使他转变立场“认识错误”。伊罗生再次拒绝。上海的左派们视之为异端，甚至给他扣上托派的帽子。这种“左”的倾向，和王明、瞿秋白在上海推行的“左倾”路线是息息相关的。

伊罗生原本就不是共产党人，他从一个亲斯大林派转化成反斯大林派，并不如一些文章所说，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裂变过程，一种近似信仰的崩溃”。伊罗生只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年轻人，他的选择不是信仰主义所驱使，而只是在理性的引导下，转了转身而已。

这与史沫特莱不同。史沫特莱的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她于1929年12月自苏俄进入中国，经由沈阳、旅顺、北京、南京，1930年5月到达上海，她一直被英国、日本视为赤色危险分子，加以严密监控。甚至英国情报机关曾建议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吊销她的护照。史沫特莱一直与苏俄有特殊关系，是一个坚定的亲斯大林分子。她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多是受斯大林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与伊罗生的政治分歧，导致《中国论坛》两年后停刊，在她的眼里，与“托派的追随者”是不能共处的。有趣的是，十年之后，史沫特莱背叛了亲斯大林的立场，这对于她来说，或可能是痛苦的抉择。

现在该说说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了。这是绕不开的话题。“文革”前，因其话题的敏感性，而成为一个禁区，史学家们只能回避。当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地席卷各个领域，一切“左”的东西受到挑战，一切禁锢不断消失。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自然也再无禁忌。

人们都知道，鲁迅曾亲自翻译过《托洛茨基文学革命论》相关篇章，当然不是为批判，而借来做武器的。鲁迅的确接受过其某些观点。如同伊罗生的转变对斯大林的立场，鲁迅凭借自己的政治敏感，渐渐淡化了对托洛茨基的初衷。后来转而进行批判。到了晚年，他写《论“第三种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及《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檄文，强烈而深刻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谬论”。当然，这里鲁迅为摆脱一些人对他的质疑，证明自己已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表现出了某些偏激。

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太多尖刻、愤激的语调，用以批判坚决反蒋、坚决主张抗日的胡秋原，就匪夷所思了。鲁迅写道：

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

鲁迅的文章多有偏激的时候，但这般攻击一个爱国主义者，却不多见。这里有深层的东西，即鲁迅不愿被别人把自己往托派上扯。冯雪峰“遵”鲁迅“口授”而写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更明显有这种意图，历史的真相是，鲁迅与托派本无干系。

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停刊后，伊罗生找到鲁迅和茅盾，说他想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希望鲁迅和茅盾为他提供一个选目，同时向他介绍一下中国左翼期刊。

鲁迅对此也颇感兴趣。他曾在这之前，应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之请，协助编选过小说集《活的中国》，并推荐丁玲等人的小说入选。鲁迅在译介外国优秀小说入中国的同时，也希望将中国进步作家的好小说介绍给世界。

伊罗生编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鲁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鲁迅与茅盾几经商议之后，拟就了三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短篇小说，并亲自为每位作家写了小传。鲁迅还为此小说集写了《〈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选）小引》：

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伊罗生拿到这些文稿并小引，三个月后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经过书信沟通，由伊罗生于1935年最后编定二十六篇。

到了1935年12月30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编讫的《附记》中，介绍说，《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是应美国伊罗生之托，由他和茅盾选出的，由伊罗生译成英文，但至今也没再出版。

谁料到，直到1979年，鲁迅去世四十多年后，茅盾才见到《草鞋脚》的目录。而且与他和鲁迅商定的作品出入很大，缺少严谨治学作风，随意性很大。

想当年，伊罗生拿到鲁迅和茅盾为作者写的小传及鲁迅为《草鞋脚》作的小引，准备去北平前的1934年3月21日，鲁迅有“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之举。

宴请宾客，在当时上海的文人圈子里，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事情，况且文坛一直有定期饮宴的传统。但鲁迅在家设宴饯行伊罗生，却轰动了上海滩。当时，上海左派多认定伊罗生是托派。鲁迅居然为这样的人治馔饯行，实在是有公开挑战左派之嫌，让人很难接受。对早就受到左派攻击的伊罗生来讲，左联的领袖能有此举，更让他不胜感慨。后来他著文回忆此次鲁迅宴请时，说：

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但还是这样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的力量。

伊罗生是1935年7月离开上海返回美国的，在中国住了七年的他，临行前曾到鲁迅寓所辞行。鲁迅的6月25日日记载：“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得胡风信。仲方来。伊罗生来。”作为1932年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的两位外国朋友之一，积极参与了三次争取民权的重大行动的伊罗生，辞别上海时，心头五味杂陈。原本是来中国冒险的，却经历与参与了中国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最后落得孤家寡人，唯鲁迅还保持与自己的友谊。这让他格外珍惜。他回美国不久即写信给鲁迅。鲁迅是10月7日收到这封信的，其该日日记有“上午得萧军信。得伊罗生信”。鲁迅于10月16日夜，复信给伊罗生，当日日记记曰：“夜复伊罗生信。”

在那样的乱世，到处是纷争，人格委顿，世味已薄，鲁迅和一个关心中国文学的外国青年，能保存一份纯洁的友谊，让我们看到鲁迅身上的真实性情。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如果时间只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批判国民党政治黑暗的政治言论最激烈、最频繁、最勇敢也最有战斗力的时期；如若将之与鲁迅春秋笔法式的政治言论相比，胡适公开的、直截了当批判国民党的义正词严，笔墨酣畅的气势，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远在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之上。

可惜，世上是没有如果的。历史和社会，特别是人生，只有其不可颠覆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逻辑和规律。但无论如何，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干了他一生除了开启新文学运动的大幕之外的又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反对国民党实施政治专制。

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会时，胡适在教育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激烈尖锐的冲突。连他的昔日老友吴稚晖都当面痛斥他：“你就是反革命！”其实，胡适早就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表示拒绝到大学院任职，并表达了对此决不容忍的态度，他说：

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胡适实在不好违逆蔡元培不依不饶坚请他到大学院做他蔡元培的助手的好意，只好委屈就任。在会上听了吴稚晖的斥责，翌日胡适在一封拟发出的信件中说：

我并不很懂得“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

接着，胡适又写信毅然向蔡元培辞职，并在信中表示，辞职并意味“决计避去”，而且强调“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就是这种欲跳过‘党派’去争是非的文化性格决定了胡适与执掌政权的国民党在思想哲学上无法站在一起”（胡明《胡适传论》）。其论剀切中理，使所谓“胡适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之论，苍白无力，难以服人。因为，胡适批判“党化教育”，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以“训政”名义实施的政治专制。

胡适不仅从政治上批判政治专制，还在行动上，与之相对立。他在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时，学校坚持不挂国民党党旗，不做孙文总理纪念周，并著文《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文哲学，在中国公学的学术刊物《吴淞月刊》上发表。他还在教务、科研等方面，力主摆脱“党化教育”的影响，积极鼓励思想独立，学术独立。

胡适一直恪守文人的独立立场，不参加党派，却要分清是非。国民党政权为粉饰太平，树立开明政治形象，很重视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社会名望的著名知识分子。以胡适的学术地位、社会资望、人格魅力和世界影响，他是国民党中枢一直想拉拢争取的人物。但他们又知道胡适不是那种可用高官、厚禄、荣誉诱饵能收买的世俗庸人。国民党人中的文化官僚，深知胡适是位严格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之辩，既爱惜羽毛，孑然独处，又仗义执言，爱管闲事的受人拥戴的正直的学界领袖。与他们那些没有灵魂和操守的官僚、政客是不会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他们之间，除了政见不同，人格也迥然。

国民党核心人物宋子文，就曾受命约谈胡适，垂询国政改革的具体意见。胡适、《新月》掀起人权舆论运动，让国民党高层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对书生胡适也不得不刮目相看。那时，国民党许多省市党部，出于“正谊的火气”，不再向国民党党中央申请严办“反革命”胡适。宋子文约谈胡适，以为给胡适面子呢。令宋子文失望的是，胡适在提出“专家政治”五点具体“改革意见”，还在最后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胡适1929年7月2日日记）。

这次约谈的结果，导致国民党对《新月》月刊采取封杀查禁的严厉手段。这并没有吓倒胡适。他立刻给宋子文写信，仍旧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一，“解放言论，取消报纸检查”；二，“监察审计机关皆宜容纳反对党……”。

胡适不是革命家，但他的一生除了做学问，从未改变自己政治改革建言者的角色。他一直以一介书生的坚韧、理性，以合法合理的手段向国民党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

为什么特别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他说：“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诤臣的心迹，胡适在《人权论集》的小节中，讲了清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里的一则寓言：

昔有鹦鹉正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然后说，我们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微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共产党人正要埋葬这个刚刚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民国政府，而他却要用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来拯救这个“无法无天的政治”的国家，不仅与共产党站到了对立面，而向国民党争自由、争人权，无异于触犯天条，与虎谋皮，被视为吴稚晖指斥的“反革命”，加以整肃，这是胡适的悲剧，是一切自由主义文化人的悲剧。

今天重读胡适写在1930年3月2日日记中的集《楚辞》句而成的对联：

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

不免五味杂陈，唏嘘不已。

胡适在上海三年半的时间里，曾到北平去过三次。

第一次，是1929年1月16日，他作为董事会董事应邀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院）董事会会议。另一目的是探望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待他19日赶到梁家时，梁启超已故去八个小时。他参加了梁氏隆重的大殓。他还回到魂牵梦萦的北京大学，物不是，人亦非，令他感慨万千地作了《三年不见他》的感怀诗，其副题是“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冷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看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喜欢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第二次，是1930年6月10日。到北平后，天天被讲演与学术活动安排得满满的。5月19日他刚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5月28日，在北上的海轮“奉天”号上，写《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意思，呼吁“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张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联想十多年前胡适与李大钊的所谓“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争论，再听这时他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的目的是主张解决实际问题，而反对空谈什么主义。况且，此次反对的是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行专政之实的政治欺骗。

第三次，是这年的10月。胡适在一则日记中说，他在北平演讲时，全场都是挤满了人，即使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者仍人山人海。北平教育界、学术界如此热情地欢迎胡适，表明在政治立场、思想感情上是站在他一边的。这令被国民党政治“围剿”的他极为感动，也更深深认识到自己肩上所负的重大责任。在该月17日的日记上，胡适写道：“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严于律己、鞭策自己、砥砺自己，他为国家民族能站立起来无畏地奋斗的心，可鉴日月。

他刚从北平返回上海的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他“言论反动，侮辱总理”。于是上海警备司令部令公安局拘捕了罗隆基。胡适闻讯，即刻找蔡元培、张群、宋子文等国民党元老，设法保释出狱。罗保释后，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一文，载《新月》第三卷第三号上。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解聘罗教授职务。胡适又为罗氏奔走，打抱不平。他甚至写信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文胆”陈布雷，指责国民党砸罗氏饭碗为“失当之举动”。接着他又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篇《上蒋介石呈》为罗氏鸣屈。蒋介石不予理睬，陈布雷虽碍着情面回了信，云“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一推了之。

其实，此刻胡适为朋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之际，他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时蒋介石给他定性“胡适反党”，已在社会广为流传。他自己在日记中也揶揄道：“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反党）。”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国民党、左联怎么突然站到一起对胡适“党同伐异”？

鲁迅、茅盾“对于胡适博士所领导的‘新月派’，加以猛烈的攻击”（《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时，江南的国民党舆论力量与政权力量也没放过胡适。1930年11月5日的《申报》，气势汹汹地咒骂胡适：

反动文孽之跋扈，仍猖獗不已，于中公学潮可以见之……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

过了十七天，上海《国民上报》又登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一篇《谈所谓言论自由》的讲演，不指名攻讦胡适“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不仅调动舆论攻击胡适，蒋介石收到清华大学欲请胡适去当校长，请示中央时的文件后，明确表示“胡适系反党，不能派”。

足见胡适与国民党在政治意识形态难以调和，与蒋介石个人恩怨纠葛积怨也不共戴天。

左联与国民党都与胡适势不两立，共同讨伐，意味着什么？对学者胡适是福是祸？

胡适就在这种“诡异”的共同的声讨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地离开上海，回到他熟悉思念的北平。

他走后，《新月》也黯然失色，急剧衰落，勉强支撑了两年多后停刊，新月书店也盘给商务印书馆，新月派解散。至此，曾光芒四射的《新月》陨落。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丁玲于1928年与胡也频再次来到上海。

1923年，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与施蛰存、戴望舒等都是同班同学。用丁玲的话说，“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当时，上海大学女生不多，学生多是从文学青年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男女生之间，还很封建。丁玲是位傲气十足的女生，看不起同窗男生。她只崇拜施存统。因为施存统写过一篇反封建的《非孝》，而暴得大名。后来，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丁玲不再去施存统那里玩，改到瞿秋白处去聊天。后来瞿秋白与丁玲同宿舍的王剑虹相恋。丁玲随王剑虹、瞿秋白等搬到慕尔鸣路彬兴里一幢楼里去住。已有家室的瞿秋白与王剑虹同居了。丁玲则独住一小屋。1924年，丁玲离开上海去北京，在那里认识了胡也频并同居。在北京，丁玲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

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恋爱，因革命和爱情间的焦虑，王剑虹忧郁成疾，最后不幸去世，丁玲从始至终目睹了他们爱情的踌躇、迟疑、焦躁的全过程，于是写了《韦护》——革命者的爱情悲剧。

从1928年至1931年，丁玲在上海陆续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与胡也频合作）《一九三零年春上海》《水》及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等。这些作品的取材、人物及文学风格，与“五四”以来从冰心到淦女士、凌叔华等女作家大家闺秀式的柔和秀丽不同，着重渲染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叛逆性格及在社会剧变中的内心骚动，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也更有深度。故丁玲成为当时左翼作家中最引人瞩望的作家之一。

丁玲的早期创作，多是关注青年女性，寄寓妇女解放的进步思想。但对作品中女性的前途是朦胧茫然的。丁玲在《我的创作生活》一文中说：

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因为我那时是个很会牢骚的人，所以，《在黑暗中》，不觉染上一层感伤。因为我只预备来分析，所以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写出了年轻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骚动，及找不到出路的心灵的痛苦与挣扎。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

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生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丁玲就是凭借塑造了这位旧礼教的叛逆者，又是个性主义者莎菲这一文学历史长廊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使《莎菲女士的日记》风光无限，自己也站到了文坛的高地，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

前文中说过，1919年秋，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曾从上海到松江参加了施蛰存的婚礼。丁玲他们送了一个鹅黄烫金笺的贺词条幅，由沈从文以章草书写“多福多寿多男女”七个遒劲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贺词原是“华封三祝”成语，原句应是“多福多寿多男子”，为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反对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特改成“多男女”，以示男女平等。

秋季，正是松江四鳃鲈鱼出江的好季节。施蛰存特在办喜筵的酒楼，专门让厨师为丁玲等一干上海来的朋友，加了一道四鳃鲈鱼火锅。文曲星聚会新婚酒席，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之乐，而苏东坡《赤壁赋》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名句，在席间共诵，杯酒言欢，谈笑风生。沈从文海量，众人不敌。欢饮至月明星稀，丁玲他们才乘夜车回沪。

那时，施蛰存、戴望舒与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交往密切。施、戴加上刘呐鸥合办水沫书店，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合办《红与黑》月刊。水沫书店在北四川路公益坊，丁玲住在萨波赛路，经常去水沫书店找施、戴去玩。胡也频的《往何处去》也是交水沫书店出版的。

丁玲和胡也频或许得了稿费，买了一套精美茶具，拿给施蛰存看，并请他们新年时去她家喝茶。还是据施蛰存回忆，那时，“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青年，热心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但茶还没来得及喝，胡也频即被捕了。施蛰存对此，很有感触动情地说：“岂知从此一别，也频不久即遭惨杀，丁玲隐迹深居，不复相见。我常常想到他们许诺的午茶，不胜感慨。”

施蛰存回忆说：“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

后来，左翼文艺勃兴，政治意识变化，这“一群文学青年”开始分化，沈从文、施蛰存继续自己的文学之路，而丁玲渐次成为左翼作家的中坚，与施、沈几成陌路。

施蛰存在《沙上的脚印》一文中说：“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丁玲从左联成立到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逮捕，一直是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同时创作中篇小说《水》和《田家冲》、长篇小说《母亲》。《水》连载于《北斗》。《水》以1931年夏全国十六省特大水灾为背景，写出在灾难中一幕幕生与死搏斗的惊心动魄场景，既反映了水灾给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又表现了百姓与灾难斗争的意志和毅力。同时小说还在灾难和抗击灾难中，展示了知识青年的内心矛盾。茅盾给予《水》很高评价：“这篇小说的意义很大。”当然《水》过于突出群体的形象，而忽略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突显了小说的艺术缺陷。茅盾之所谓“意义很重大”怕只是指题材层面上吧。

《田家冲》通过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共产党员受到一个佃农家的接待经过，歌颂了革命者与劳动群众共命运的献身精神。小说把革命者写成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冲破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创作理论，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从中，我们可窥到丁玲在文艺观创作方法方面，与创造社、太阳社诸人有不小的差异。

丁玲所主编的《北斗》能成为文学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重镇，与丁玲的文艺观有关。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彼此并如何接受的问题上，丁玲有独特的真知灼见。她曾石破天惊地呼吁：“《啼笑因缘》值得借鉴！”

1932年，她曾在中国公学发表演说，与鲁迅关系复杂、时敌时友的曹聚仁，评价丁玲此次演说时说，“当年丁玲的作品，已经脍炙人口，誉满江南，但她第一回上中国公学礼堂的讲台，就说得莫知所云”（《前记，我在上海的日子》）。这话并不可信。查资料，知丁玲讲了三个问题：一，新文学不能走进大众的原因；二，《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何以能吸引大众；三，新文学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从中该吸收哪些经验。

丁玲没有像左联多数作家将《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予以嘲讽和批判，如同鲁迅对待“鸳鸯蝴蝶派”那样轻蔑，本身就已经见到其眼光和见识，而勇于提出要“借鉴《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表明丁玲摆脱左联的文艺偏见，跳出个人文学的审美趣味，以及革命作家因无知而设立的文艺立场的藩篱。

丁玲与左联一些重要人物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分歧是鲜明的。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公共租界自己的寓所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那天潘梓年因事到丁玲寓所来访，突然一群便衣特务闯进，将丁、潘二人捕获并戴上手铐。此时，左联的应修人也来访丁玲，被埋伏的特务发现，双方发生搏斗，应修人坠楼牺牲（《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

6月28日《申报》将《公安局捕潘梓年经过》一文发表，曰“查潘某系共产党江苏省委，为该党机关刊物《真话报》主任编辑，证据不确实，被捕后经公安局移送主管机关，依法严询，并未枪毙”。国民党当局怕其行动被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侵犯，故称并未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当时，关于丁玲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左联和文化界开展揭露绑架丁玲的救援活动，“丁玲事件”成为上海的热点新闻。鉴于丁玲已是很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丁玲失踪之谜，不仅引起上海文艺界的激荡，也令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在当局严密封锁这一消息的情况下，上海滩的坊间还是传出丁玲被杀的消息，报刊纷纷登载丁玲“遗照”“遗作”，还有“丁玲传记”纷纷登场，各大书局也争相出版丁玲作品，丁玲作品热成上海另一风景。

赵家璧作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文艺编辑，手头已握有丁玲交给他的《母亲》前四章，按原计划再有三万字即可成书出版，孰料丁玲突然失踪，令赵家璧颇为踌躇。后来根据他的《重见丁玲话当年——〈母亲〉出版前前后后》一文介绍：“我那时考虑到不知何年何月作者才能继续把小说写完，这卷未完成的手稿，只有放进存稿柜的最后一格算了。”正当赵家璧为之不胜惋惜的时候，他在良友公司同仁郑君平，私下向他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的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大肆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郑君平即左联发起人之一的创造社元老郑伯奇，据《都市漩涡中的多重文化身份与路向——20世纪30年代郑伯奇在上海》的作者葛飞说，郑伯奇是为了执行党的秘密任务，即扩大左翼的影响，而化装为“郑君平”，成为良友的编辑的。上面向他传递的“鲁迅先生建议”，是否有其事，没有资料证明，故姑妄听之。

《母亲》从编辑到出书，赵家璧仅用了一个月零十天，速度之快，实为罕见。而发行量达八千册，也为当时图书发行之奇迹（《鲁迅先生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母亲》出版第二天，《申报·自由谈》报道了读者争相阅读《母亲》的消息：酷热难熬的夏夜书店，读者天马“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最近出版的丁玲女士的《母亲》，打算用强注式的阅读把我纷乱的心思平静下去。这法子果然有效，不到一刻钟，周身的汗珠即被从窗外透进的习习微风吹干，芭蕉扇已从手中自然地丢落足旁”（天马《夏之夜》）。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各报刊都对丁玲被捕这一消息保持沉默，鲁迅等也多以发表旧作等方式支持丁玲时，丁玲的朋友施蛰存率先在他主编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以《编者缀语》的形式石破天惊地报道了丁玲被捕的消息：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到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施蛰存还在同期《现代》发表了戴望舒的《法国通信》，其小标题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文章说，“自从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来，德国便处于一个绝端的法西斯谛的恐怖之中；德国的知识阶级，也逢到了它的厄运”。文章还介绍法国对希特勒的反抗。施蛰存安排这篇文章和《编者缀语》一并发表，其“指桑骂槐”以痛斥蒋介石法西斯暴行意图，十分明显。施蛰存又在《现代》第三卷第三期上，编印了《话题丁玲女士》，有丁玲、胡也频照片，《奔》手稿、《母亲》卷首插绘，并有按语：“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绑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和对朋友的惦念。

同一天，曹聚仁主编《涛声》则爆出“丁玲已被枪决”的消息，引起文坛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激动和愤怒，纷纷声讨国民党当局。施蛰存从抗议信中选了两封，发在8月号《现代》的“社中谈座”栏目内。

“丁玲事件”或许只是那个时代上海文坛的一桩普通事件，但竟能引起社会如此大的震荡，足见丁玲和其作品影响力之大。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1930年1月，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那天上海雨雪霏霏，亚尔培路办事处的小礼堂里，聚焦了当时学界各门类的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翁文灏等。他们不辞劳苦，一直聚集在精神领袖蔡元培麾下。

国民党为了掌控这些国宝级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指令蔡元培，将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搬到南京去。此次雨雪天召开的会议，就是听杨杏佛报告关于搬迁这一沉重话题。众专家学者讨论半日，最后还是请蔡元培院长拿主意。

蔡元培心里自然清楚，这次由戴季陶提议，国民政府同意研究所搬南京，是冲他避居上海，远离南京控制，消极抵抗而来。在上海建研究院，是蔡元培从一个基金会弄来的钱，国民政府连一个子儿都没拨过，凭什么要强迫搬迁呢？

蔡元培记得因为自己几次提出辞去中国研究院院长职务，1929年秋，蒋介石曾亲自到他的上海住所看望他，苦口劝他不要辞职，还是到南京继续当院长。此次又以戴季陶来压他，他不满地对大家说：

“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要员中，很多人与中央研究院过不去，借此报复我与他们不合作，让我们搬到南京，无非是在天子脚下，好管我们罢了。”

于是，中央研究院的这次会议，不了了之。

没过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由杨杏佛急急忙忙地送到蔡元培办公室。

蔡元培乃经历过大世面之人，政治风雨里早就磨砺得稳健沉雄，他看了看“决议”轻蔑一笑：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老蒋如何对待老朽！”

后经杨杏佛多方疏通，加上老蒋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不久又和阎锡山、冯玉祥翻脸，中央大战已在所难免，无暇他顾，搬迁之事，又放下了。另外，当时日本在上海也搞“对支文化事业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中央研究院留在上海，也是形势之所需。当然，蔡元培因此与南京不少重臣结怨更深。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虽经费拮据，内战破坏，还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宅村，发现并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殷墟。蔡元培虽未亲临现场，但给当地军政大员多次写信，才使兵乱匪祸没有殃及考古发掘现场。结果发现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将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此奇迹，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该发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识的李济。1924年在山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也是他。

地质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时，发表了《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蔡元培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成为地质研究所创始人。他的《冰期之庐山》，在国内外获很高评价。

李四光酷爱文学，常参加文学界的活动。他曾以李仲揆名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发表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

有一天晚上，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了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孰料，没几日，鲁迅就写了《“碰壁”之余》，将李四光很是使棒加棍地揶揄、讽刺了一番。

1929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岸上镰吉一行五人，未经国民政府许可，来华调查长江水产资源，蔡元培忙致函外交部，扣留了其护照，制止了调查。翌年，英国流氓斯坦因，多次盗窃敦煌石窟藏书，割走不少壁画，同时还为英国测绘自印度入新疆、甘肃等地的兵险要地，获英国政府爵士称号。蔡元培闻之，勃然大怒，告之政府，最后将他驱逐出境。

蔡元培任院长期间，中央研究院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阻止外来势力掠夺中国资源、盗窃珍贵文物方面取得的皇皇成果，令那些政府要员更不敢轻易下手打击蔡元培。

1930年，春日的上海和风阵阵，一位神秘客人，偷偷地拜访了宋庆龄，决定策反黄埔系军人共同反蒋，揭起反蒋旗帜。他就是被蒋介石正在缉拿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

1927年，宁汉合流，即南京蒋介石与武汉汪精卫同流合污，邓演达联合宋庆龄与汪精卫决裂。邓亡命海外，宋去苏俄“访问”。是年夏，邓演达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他通过杨杏佛，设法将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转给了蔡元培。

过了一年，邓演达等聚到蔡元培所在的亚尔培路，邓讲了时局形势，说去年中原大战，蒋软禁胡汉民激起两广政客军阀反蒋浪潮，对蒋十分不利。在这种形势下，邓演达与大家商定倒蒋行动计划。认为可利用蒋调集重兵讨伐两广时，行动委员会可迅速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邓演达、陈铭枢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建立反蒋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政党。

蔡元培听罢，满脸通红，仿佛又回到当年与陈独秀成立暗杀团，歃血盟誓的情景，站起身慷而慨之道：

“打倒蒋介石，掉了脑袋又何惧！”

邓演达很快在十四个省建立了第三党基层组织。蒋介石闻之，悬赏三十万大洋，买邓之人头。正在上海愚园路出席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因叛徒出卖，邓演达当场被捕，并密押南京。不久，蒋介石命卫队长在深夜枪杀了邓演达，时年邓演达仅三十六岁。

宋庆龄得此消息，亲自到南京质问蒋介石，掀翻桌子以示愤慨。回到沪上，她又连夜用英文撰写声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丑行的檄文，悲愤地向天下宣言：

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于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宋庆龄将此文请杨杏佛等人译成中文发表后，社会影响巨大。早有共产党人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现又有国民党要员宋庆龄之讨蒋著名宣言，蒋介石的本来面目，已被世人认识清楚。

蔡元培从此迈开更勇敢的步伐，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0年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被捕，杨开慧母亲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到上海求救。蔡元培与章士钊即刻联合教授、名流向南京政府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湖南何键，嘱其缓刑。何键以得电报晚为借口，还是杀害了年轻的杨开慧。

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已经穷困潦倒的陈独秀，在上海家中再次被捕入狱。蔡元培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开新文化运动先河的老朋友。陈独秀多难一生，令他深为同情。此前两年，陈独秀曾两次写信给他，求他给何应钦去函，保释一位叫郑超麟的人。何应钦很给蔡面子，很快回信说，会觅机会保郑超麟出狱。不久，陈独秀又请蔡给他的一位“亲戚”找工作。其实此人也是刚出狱的“托派分子”，他有了工作，可接济陈独秀拮据的生活。蔡元培到处找人，最后总算将陈独秀这位“亲戚”弄到上海招商局做了月刊编辑。收入不少，足可接济陈独秀生活了。

陈独秀几次被捕，蔡元培、胡适都曾给予帮助。此次被捕，蔡又会同林语堂、杨杏佛、柳亚子等上海文化名人，致函南京政府，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便做了顺水人情，将陈开释。

老朋友汪孟邹，知陈独秀生活艰难，决定重印《独秀文存》，给陈筹些稿费度日。汪找到蔡，请他为之写一序言。蔡元培欣然答应，连夜撰写，很快交稿。蔡元培在陈独秀入狱时，曾让画家刘海粟去监狱探看。陈独秀感慨万分：

“每次遇难，总得到蔡先生帮助，在大节上，他是坚持真理的勇士。”

蔡元培还不顾国民党对他营救陈独秀的举动通电全国的严重警告，当蒋介石到江西指挥“围剿”红军时，在上海公开营救共产党重要人物陈赓、廖承志。

抗日战争爆发，蔡元培发表《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一文，赞扬墨子反侵略精神。

毛泽东读之，在延安窑洞里给蔡元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他对这位学者的崇敬，对他营救杨开慧的义举，也算是一种感激。

人们一直说，鲁迅能遇到蔡元培是他一生的幸运。尽管鲁迅对他的人生贵人蔡先生失敬，但蔡元培却一如既往地爱护鲁迅，直到他死去。蔡元培与宋庆龄为鲁迅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治丧委员会，亲任主席，去万国殡仪馆吊唁，出殡时为他执绋。

蔡元培为鲁迅写的挽联，给了鲁迅莫大的荣誉：

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心怀坦诚不失良知的蔡元培于1940年仙逝。他的铜像永久地矗立在他创办的北京大学的未明湖畔，那是一座中国知识分子高遏行云的无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