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易中天中华史1：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

易中天中华史2：祖先

易中天中华史3：国家

易中天中华史4：奠基者

易中天中华史5：青春志

易中天中华史6：从春秋到战国

易中天中华史7：百家争鸣

易中天中华史8：秦并天下

易中天中华史9：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中华史11：三国纪

易中天中华史12：南朝，北朝

易中天中华史13：隋唐定局

易中天中华史14：禅宗兴起

易中天中华史15：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中华史16：安史之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易中天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7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3740-9

I．①文…　II．①易…　III．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研究　IV．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5228号

统　　筹　赵海萍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应　凡　孙雪净　刘　莉

封面设计　余　雷

版式设计　白咏明

易中天中华史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 × 1280mm　1/32

字数　39千字

印张　2.25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740-9

定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天下大势

二、历史谜团

三、伊斯兰

四、西方

五、中华

六、关键时刻

附录：答读者

一、天下大势

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

哪三大文明？

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

是这样吗？

是。

请看世界地图。

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

文明的版图，五彩缤纷，绚丽斑斓。

斑斓也不奇怪，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是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比如埃及、苏美尔、印度的哈拉巴、中国的夏。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要么在冲积平原，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

◎收割谷物（绘画，公元前1300年，出土于埃及墓穴）。公元前8000年，被驯化的谷类作物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新月地区得到普及，而后，又在埃及的尼罗河沿岸、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及中美洲的河谷得到种植。图为埃及人正在收割金光闪烁的成熟麦子。通过农业，人类得以实现对自然的支配。

其次出现的是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辽阔的海域，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建立起跨地区、跨民族、跨国界的商品经济，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勃然兴起，现代文明席卷全球。蓝色交响曲，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欧洲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克里特——爱琴海南端入口的一个狭长岛屿。克里特是航海民族米诺斯人的家园，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开始，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航海贸易为基础的帝国。米诺斯海员充分利用他们在地中海上的战略位置，将商路延伸到埃及、利比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大陆和爱琴海上的诸岛。他们的许多贸易栈点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殖民地，将米诺斯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坐贾，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就要卷起帐篷转场，迁徙到夏牧场或冬窝子。他们也不喜欢定居，而更愿意骑在马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游牧的贝都因人从沙漠中来到麦加有拱顶的店铺中，与麦加当地的商人进行交易，远处是天房卡尔白。在穆罕默德时代，麦加的主要产品是羊毛与皮革制品，还有一些供过往商队使用的实用品，如装水或油的皮囊。

因此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来自迦南地区的希克索斯人，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事实上“希克索斯”的本义，就是“牧人之王”或“外邦之王”。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比如征服了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

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商队之大，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只，还有镖客护驾。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

这就是伊斯兰。

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

现在很清楚，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中华、伊斯兰、西方，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

天下大势，一目了然。

问题是，世界的态势，何以如此？

未来的走向，又将怎样呢？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的事情。但总体上说，有着色彩或色调的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会有自己的泉眼或源头，比如苏美尔、孟菲斯、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如果文明的泉水充分地涌流，就会慢慢地也默默地渗透、弥漫、吸取、交汇、融合，把原先散落在各地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都“圈”起来，形成“文明圈”。如果这圈子足够大，可以超越国界，包容或影响不同种族或民族，让他们有了共同的气质，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如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和西方。

另一种则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印度文明，就是区域性的，不论种族论地区。斯拉夫文明，就是民族性的，不论国家论民族。日本文明，则既是区域性的，又是民族性的，一国一族一文明。因此，不大可能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被日本化、印度化、斯拉夫化。过去没有，将来也难。

至于犹太文明和佛教文明，则是另一番景象。当以色列—犹太王国存在，或佛教在印度的孔雀王朝被奉为国教时，这两种文明也是液态的。然而一旦失去根据地，它们就气化了。气体总归不如液体稳定，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气体也可以染色，所以亚洲北部的蒙古，亚洲南部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文化相异却同为赭黄。

当然，即便是区域性或民族性的文明，也可以有世界性影响，只要它足够优秀，足够先进，足够强大，有让其他民族刮目相看的过人之处。想想看吧，东汉魏晋以后的印度，鸦片战争以后的日本，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的韩国，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影响？这是要认账的。

液体，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然而不同的文明圈，人口、面积、影响力和知名度，总归不一样。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也不一样。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恐怕就更不一样。这就好比同样是水，都能养鱼，却有的是海，有的是湖，有的是荷塘，尽管那荷塘中月色颇佳，而且风情万种。

文明，平等而又有量级。

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那么，全球文明就可以分为“三个世界”。

哪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第三世界包括朝鲜、蒙古、东南亚等等。第三世界的作用相当于股市中的散户，大鳄则是前三甲。

中华的位置，赫然在目。

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正是这一意志，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蜿蜒曲折和波澜壮阔，当下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

那就一一道来。

二、历史谜团

文明来自野蛮。

野蛮时代的人类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他们建立的，首先是“文化点”。这就是“原始群”，本书称之为“夏娃的时代”。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就会壮大为“文化面”。这就是“氏族”，本书称之为“女娲伏羲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又会连成“文化片”。这就是“部落”，本书称之为“炎黄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就是“部落联盟”，本书称之为“尧舜的时代”。这时，为了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群居的人类开始把聚落变成城市，把部落变成国家，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

这个过程简单地说，就叫点、面、片、圈、国。分水岭，是国家的诞生。或者说，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以此为界，人类历史被裁为两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后叫“文明史”。

时间开始了。成功与挫折，光荣与屈辱，升华与堕落，也开始了。

请看历史年表。

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史，分为三代。第一代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古代文明”。其中最古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都发生在五千多年以前。苏美尔，再加上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统称“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所以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也叫“两河文明”。

苏美尔和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先行者”。当曙光在两河之间和尼罗河流域初现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片蛮荒。大约要过一千年，哈拉巴文明才会在印度河流域出现；再过五百到八百年，克里特和夏文明，才会在爱琴海域和黄河流域出现。哈拉巴、克里特跟我们基本同时，是“同龄人”。那时，埃及人早就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苏美尔人也早在吟唱他们的史诗。

作为文明，克里特也叫米诺斯，哈拉巴也叫印度河。印度河文明跟印度文明是两码事，而且八竿子打不着。前者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后者是雅利安人创造的，之间还有几百年的空白。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克里特、夏，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

◎六大古代文明示意图。人类文明在两河之间及尼罗河流域最先出现，大约两千年后，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此时的埃及人已经建起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虽然华夏文明不是最古老的，却是唯一一个从古至今绵延三千七百年没有断绝的文明。

第二代叫“古典文明”。其中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及希腊、波斯、罗马，都发生在公元前，是“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俄罗斯在公元后，是“年轻人”。第三代叫“现代文明”，主要指西方。这是文明史上的“新新人类”，其功过尚待评价，其前途则未可限量。

这，就叫“三代文明”。

三代文明有三个代表。代表第一代的是中华文明，代表第二代的是伊斯兰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因为第二代文明中，玛雅、希腊、波斯、罗马、拜占庭都纷纷退场，印度、日本、俄罗斯又不具备世界性。第一代文明，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不知所终。从古到今延绵不绝的，只有中华。

六大古代文明，我们硕果仅存。

这是一个奇迹，却是事实。事实上，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再到近现代，我们从来就只有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只不过这民族不断在壮大，甚至混血；这文明也不断在发展，甚至整容。但，既没有代沟，更没有空白。某些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不但老早就有，而且基本不变。家国一体，夏就是；祖宗崇拜，商就有；宗法制度，从西周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人际关系，文化心理，要么始终如一，要么万变不离其宗。而且不管是谁，只要属于这个文明，哪怕漂洋过海，背井离乡，改变国籍，嫁娶洋人，也仍是Chinese，到头来还得认祖归宗，心中也永远“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所谓“中华文明中断”，请问从何说起？

但，没有中断，却有衰减，也有变异。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后的安史之乱，也许是一个分界点。大唐帝国对外败于阿拉伯，对内亡于藩镇割据，中华文明投向外部世界的目光从此收了回来。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对人类文明也再无像样的贡献。人们津津乐道自我陶醉的，是核舟记、病梅馆、鼻烟壶，以及三寸金莲。只有《红楼梦》和纳兰词，敏感地唱出了末世的挽歌。那是一种“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的无奈。

下坡路上，没人刹得住车。

当然，这下坡路缓慢地走了一千多年，其间既有一蹶不振，也有路转峰回。

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宕地盛极而衰之日，伊斯兰文明却欣欣向荣。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在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史称“百年翻译运动”。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能高瞻远瞩，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就因为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的肩膀上。

伊斯兰，是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历史的不可捉摸，却也正在于此。没错，在伊斯兰文明展开双翅自由飞翔那会儿，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国王和贵族甚至目不识丁。可是，当西方现代文明后发制人风起云涌之时，伊斯兰世界却跟我们、跟世界大多数民族一样，茫然失措，甚至懵懂无知。也许，那时谁都没有想到，通过文艺复兴接过了古希腊火种，点燃了新时代火炬的西方世界，后来竟会雄霸了全球文明的话语权。难道天底下，真有“风水轮流转”一说？

这是一个谜团。

算一笔账可能是必需的。从二里头遗址算起，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从麦地那建国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从但丁和薄伽丘算起，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越是后起之秀，越是迅猛异常。这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不意味着“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只能称之为“传递接力棒，后来者居上”。

也就是说，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文明，还代表着三个时代。

不妨略作回顾。

众所周知，世界性文明的出现，是从公元前二百多年开始的。是时，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一统大中华，形成当时最大的两个文明圈。但到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罗马文明陨落了。于是汉与罗马的双雄并峙，变成了唐文明的独占鳌头。唐代的长安，众望所归，四海瞩目，八方来朝。因此，汉唐七百年，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中华时代。

中唐以后，唐宋文明与伊斯兰日月齐辉，但我们“夕阳无限好”，人家“新月正当时”。真主和先知的声音如同绿色的泉水，滋润了整个西亚、大半个非洲、部分南亚，然后漂洋过海远达印度尼西亚。这一空前盛况持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之久，时间之长不逊于汉唐。整个中世纪，都是伊斯兰的时代。

事实上，直到1792年奥斯曼帝国割让克里米亚，伊斯兰文明才真正走向衰落。也就在这一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十全记》，炫耀他的“十全武功”。其实这时，英国早已进行了光荣革命，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显然，如果说在西方勃然兴起之前，中华文明还老有所为，伊斯兰文明也方兴未艾，那么，此后的岁月，便没有争议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三代文明前赴后继，三大文明次第辉煌，这里面难道没有文章？同为世界性文明，罗马黯然神伤，中华源远流长，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那就问个究竟。

三、伊斯兰

先说伊斯兰。

伊斯兰无疑是成功的。从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历元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一百多年。到怛罗斯战役之前，阿拉伯帝国已横跨亚非欧，东至葱岭与大唐接壤，南达北非，西与法兰克王国为邻，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班牙、印度北部和整个阿拉伯半岛都置于新月旗下，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可是先前只有亚历山大和罗马人才能做到的。

不过，亚历山大并没有建立起“马其顿文明圈”，罗马文明圈也在西罗马帝国终结后崩溃。然而，公元1258年（忽必烈攻打鄂州那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因此而毁于一旦，反倒星火燎原继续弥漫，直到18世纪才停住脚步，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因为信仰。

是这样吗？

可能是。

的确，马其顿人是没有信仰的。然而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安拉是唯一的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此外，还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信前定。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共同创造和维系着自己的文明。

◎《古兰经》开篇（伊朗，公元17世纪）。“古兰”意为“宣读”，共有114章，与旧约《圣经》的内容很相似，但《古兰经》却被称为天书。穆罕默德认为，仅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没有讹误地记录下真主的话，这也是《古兰经》不能译成其他语言而只能加以注释或解经的缘故。

◎运用在建筑上的《古兰经》（西班牙建筑）。雄伟的阿尔罕布拉宫是西班牙格拉纳达的摩尔王朝所建造的宫殿。这扇阿尔罕布拉宫的窗户四周是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典范，尤以将《古兰经》的经文作为装饰最为特别，浮雕、镂雕和彩绘瓷砖将建筑烘托得金碧辉煌。

但这样说，有问题。罗马人也有信仰，怎么没能保住罗马文明？犹太人有最早的一神教，印度更是宗教大国，犹太和印度文明为什么没有世界性？

不妨一一看来。

印度的问题最容易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统一而持久的宗教和信仰。孔雀王朝信佛，笈多王朝信婆罗门，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则都信伊斯兰教。现代印度，更是婆罗门、伊斯兰、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多元并存，就像一杯鸡尾酒。如此多元多变多种族，保住自己已属不易，哪里还能走向世界？于是就连是否存在统一而连续的印度文明，都至今没有定论。

罗马的问题也不难回答：文明诞生于宗教之前。当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时，罗马人已经有了八百年的国家史和文明史，离西罗马帝国灭亡则只有一百多年，二者岂能共存亡？相反，伊斯兰却是先立教，后建国，有宗教才有文明。所以罗马文明终于陨落，伊斯兰文明却长盛不衰。

更重要的是，与文明一起诞生的伊斯兰，既是关于天园的、来世的、末日的宗教，也是关于人间的、现世的、当下的伦理。这正是他们的独到和过人之处。是的，犹太先知获得了神的启示，释迦牟尼悟到了正等正觉，柏拉图知道了绝对理念，基督耶稣救赎了人类原罪，孔夫子则安排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这些伟大的智者，要么在此岸，要么在彼岸。自由往返于天上人间的，唯有穆罕默德。

事实上，穆罕默德创造、穆斯林们共同建立的，不仅是宗教意识和信仰体系，更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历史传统，甚至时代特性。《古兰经》和圣训，不但昭示着过去和未来，而且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行举止、生活方式。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是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做到了的。但儒学不是宗教，也不跟华夏文明同时产生。

文明与宗教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终极关怀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世界上的唯一。

但，犹太文明，不也与此相似吗？

没错，犹太教的建立，虽非建国之初，却在复国之时，即“巴比伦之囚”以后。因此，犹太人的文明，也可以说跟宗教相同步。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也融为一体。可惜犹太教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特选。所谓“特选”，即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优等生”。这个观念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不能不讲。而且，正因为讲特选，失去祖国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才能维系自己的文化，凝聚成同一个民族。但这样一来，犹太文明要想具有世界性，就十分困难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伊斯兰则不同，既讲特慈，也讲普慈。所谓“特慈”，就是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所谓“普慈”，则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就既有亲疏远近，又能一视同仁，结果便走向了世界。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

其实伊斯兰文明的世界性品格，正在“伊斯兰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真主固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和“拉希姆”。所以，个人信真主，内心就安宁；人类信真主，世界就和平。顺从真主，安放心灵，谋求和平，这就是“伊斯兰”的本义。顺从真主且实施善行者，就叫“穆斯林”。

是的，本义。

因此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热爱和平，尊重生命，关心他人。比方说，反对自杀，因为生命是安拉赋予的。必须封斋，因为还有其他人在挨饿。可以正当防卫，不能虐待敌人，穷追猛打，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事实上所谓“吉哈德”（阿拉伯语Jihad），是不能翻译为“圣战”的。它的原意是奋斗，全意是“为主道而奋斗”，并不特指战争。为抵抗侵略而战，只是“小吉哈德”。奉主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安拉喜悦的人，才是“大吉哈德”。

同样，至仁至慈，就公平公正，也自由平等，大度宽容。比如到清真寺做礼拜，谁去得早，谁就在前面。因为在真主面前，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贵贱尊卑。又比如，有条件婚娶的必须结婚，但必须双方自愿，即便是奴隶也不能强迫。至于以宽容务实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成果，不惜重金翻译推介，更不足为奇。

显然，伊斯兰精神来源于信仰，又超越了信仰。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伊斯兰文明润物细无声般地从阿拉伯半岛弥散到世界各地，就连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也被伊斯兰化。事实上，伊斯兰文明虽然在早期，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地区靠武力传播；但在后期，在东南亚和中国内地（不包括新疆）就主要靠商贸。比如阿拉伯人从未征服过印度尼西亚，印尼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成为世界性文明，不是没有原因的。

于是，当希腊罗马先后退场，中华帝国收缩内敛，印度佛教远走他乡，欧洲大陆不见天日时，是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高举文明的火炬，承担起联接东西方的责任，为今天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之后，便轮到西方人登场了。

四、西方

西方是在阿拉伯人搭建的平台上起跳的，然而轻轻一跳就直上重霄九。联省共和，君主立宪，联邦宪法，人权宣言，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蒸汽机、发电机、照相机、计算机，一系列的创造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你还能想象没有西方科技发明和文明成果的生活吗？几乎人人都在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吃快餐，用电脑，打手机。

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地最具世界性，问题只在为什么。

比方说，也是因为信仰吗？

否。

毫无疑问，西方文明也有宗教的底色和背景，而且也是一神教。但西方文明却不能叫“基督教文明”，正如拉美不能叫“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不能叫“东正教文明”。因为在西方世界，宗教和信仰都不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便明文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哪怕是信众最多的基督教也不行。

那么，西方人更在乎什么？

自由。

◎《美国独立宣言》，为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宣明此举正当性的文告。宣言的原件由大陆会议出席代表共同签署，并永久展示于美国国家档案馆，是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最为着力保护的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更包括不要信仰，什么都不信，什么教都不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自由比信仰更重要。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才是西方文明的关键所在。

的确，如果说穆斯林弘扬的是“伊斯兰精神”，那么西方人看重的就是“普世价值”。具体地说，就是独立、自由、平等。此外的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则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与宪政是制度，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它们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以及实现这些价值之最不坏和最可行的途径。这事过去一直是糊涂账，现在不能不算清楚。

独立、自由、平等这三大核心价值，是文艺复兴以后被重新发现的。尽管它们在古希腊文明中已初见端倪，但真正成为西方国家的全民共识和朝野共识，仍然费了不小的工夫。然而一旦确立，西方现代文明便腾空跃起。

是这样吗？是。

一般都认为，西方经济发达科技进步，是因为制度先进、优越、完善。比方说，著作权法和新闻出版法保护了知识产权和言论自由，科技当然进步；合同法和反垄断法保证了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经济当然发达。

问题是，这些制度为什么能够建立，而且能够实行呢？就因为制度背后有观念的支持，比如“这是我的小破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比如“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这些观念被广为传播，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江湖大佬，都不敢顶风作案，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什么？

价值。

比方说，因为尊重独立，所以要保护隐私；因为崇尚自由，所以要保护言论；因为坚持平等，所以要保护民权。这才有了人权观念、法治意识、创新机制、保障体系，有了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有了一系列的观念和制度，而且能够落实和执行。

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西方现代国家能够勃然兴起后来居上，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强势、最强悍的文明，就因为他们把这个逻辑关系弄清了，理顺了，夯实了，建构成浑然一体的东西。

西方现代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

但，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把独立、自由、平等说成“普世价值”，则大错特错。

不可否认，明确说出独立、自由、平等的概念，应该归功于西方人。为它们找到目前为止最不坏和最可行的实现途径，也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说这些制度和方式我们或其他民族先前也有，都不过自作多情。

同样不可否认，普世倾向也好，普世主义也罢，其实大多出于善意，甚至是一种情怀。有此情怀并不奇怪。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好作品和好商品会有口碑，原因就在这里。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但凡先进文化的代表，都或多或少会产生普世情怀。华夏文明旭日东升时，对待周边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这种态度。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翻译为现代汉语，岂不就是“普世”？

然而再先进的文明，也不能有居高临下唯我正确的优越感，哪怕这优越感被看作或说成是使命感。也就是说，你有好东西，可以展示，不能炫耀；你有好办法，可以介绍，不能强加；你有好主意，可以建议，不能指挥。所有的决定都得别人自己来做。如此，才符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对！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实际上无论哪种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之一种，没谁是普世的。如果西方的价值可以叫做“普世价值”，那么伊斯兰精神岂非也可以叫“普世精神”？何况中华、斯拉夫、日本、印度、拉美、非洲等等，也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精神。如果大家都是普世文明，都有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请问还有“普世”吗？如果别人的都不是，只有你是，请问凭什么？

所以，普世文明，是不通的。普世价值，是不对的。普世概念，最好不用。

那叫什么？

共同价值。

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有，因为人性相通。比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拉赫曼和拉希姆（至仁至慈），都主张爱。可见，爱，包括爱别人和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

有共同人性，就会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对于是非善恶，也会有相同的判断。判断的背后，则是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

是的。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在七千年的文明史中，世界各民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绚烂多姿，可谓“共同追求，各自实现”。因此，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未来世界，出现的将是这样一种求同存异的“第四代文明”。它将不再由民族、地区或宗教来命名，而应该叫做“人类文明”。

也因此，我们的原则应该是——

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

换言之，重要的不是普世，而是共识。

五、中华

达成人类共识，不能没有中华的声音。

中华的声音很遥远，也很亲近；很清晰，也很模糊。是啊，当它穿越三千七百年的时空在耳边回荡时，我们知道它的主旋律和关键词吗？我们能用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吗？

有点难。

为什么难呢？只缘身在此山中吗？过去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有了全球视野，可以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做参照系，应该看得清楚呀。

可惜越是比较，就越不明白，因为中华文明实在与众不同。

比方说，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

宗教和信仰重要吗？非常重要。请大家想想，人类为什么要发明宗教，要有信仰？有两个原因。从根本上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是为了寻找灵魂的源头和归宿。从现实需求讲，任何人都需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宗教和信仰，恰恰就能实现这些需求，甚至比国家做得还好。神的保佑和庇护，给人安全感；心灵与上帝或安拉同在，给人自由感；基督徒或佛教徒的名义和名分，实现身份认同。难怪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要誓死捍卫“唯一的真神”和“最后的先知”。非如此，他们不能安身立命；非如此，他们不知此身何属。

何况宗教和信仰是没有国界的。因此，要想成为世界性文明，最便当的方式莫过于借助宗教和信仰。西方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就更是如此。为此，他们甚至还需要Logo，比如十字架和新月形。

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

至少，汉民族没有。

当真如此吗？

当真。

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什么是信仰？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或真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来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来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所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

这样的存在和命题，我们从来不曾有过。我们之所相信，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就连老子的道，周易的易，也一样。所以《周易》和《老子》，可以用来搞政治、办企业、买房子、炒股票。上帝或安拉也管这些吗？不管。

没错，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中国人也信佛、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公，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西游记》更是拿诸神诸佛大开玩笑，这些神佛也厚颜无耻地纵徒行凶，还振振有词。这种态度，跟当年的古希腊人颇为相似。

同样，中国人也拜神、拜仙、拜菩萨，却其实“仰而不信”。佛寺道观，多在深山老林；求签问卦，只为祈福消灾；三跪九叩，不过例行公事。所谓“信则灵”，其实是“不灵就不信”。信不信，只看灵不灵。

所以汉民族的“信”，从来就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太上老君，甚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以被一视同仁地请进神龛行礼如仪，只不过得各司其职。考大学，拜文昌；生孩子，求观音；买房子，看风水。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也好意思叫“信仰”？

也只能叫“崇拜”。

对！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教无信仰。其他民族由宗教和信仰来发生和维系的，我们靠别的东西来实现。

同样，我们也没有Logo。龙和太极图，都不是。

奇怪。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中华靠什么成为世界性文明？

方式。

文明是需要方式的。价值和精神只有体现为方式，才是鲜活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事实上，自此告别了殷商的“巫鬼文化”，从西周开始，我们民族就一直靠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创建和维系文明。正是这些与其他民族大相异趣的方式，以其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使者、僧侣、商人和留学生。他们来到长安、开封、北京，留下胡笳番舞，带走瓷器茶叶，也带走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理解，哪怕那理解不过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甚至就连用筷子吃饭，也被学了过去，更不用说语言文字、书画建筑、典章制度了。

那么，中华文明的方式是什么？

方式是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比如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方式，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方式，君臣父子的社会组织方式，称兄道弟的身份认同方式，家国一体的政治管理方式。后面这一条也许至关重要。的确，如果说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政教合一”，那么，中华文明的要害就是“家国一体”。君臣如父子，四海皆兄弟，民族大家庭。父母官，子弟兵，兄弟单位，整个文明圈内的一切关系，包括人与人，也包括人与自然，都靠血缘和泛血缘来维系。

这，就叫“以人为本”。

但，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人，而是群体的、血缘的人。

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也就不会有宗教，有信仰，而且不需要有宗教，有信仰。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祇，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由此体现出来的，则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显然，方式的背后是有精神的，精神的背后也一定有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能够风雨沧桑而延绵不绝，骨子里就一定有核心价值。西非民族主义先驱布莱登便认为，非洲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号称“三个和谐一致”。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有，只不过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更不称之为“普世价值”。

现在似乎可以窥见文明的秘密了。

文明的秘密，在意志，也在结构。文明是有结构的。任何一种文明，都由三部分组成：方式、精神和价值。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神。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核，是为“文明三要素”。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

也许，这就是历史？

六、关键时刻

历史是一盘难以猜透的棋，常常看得人暗自心惊，不明白那神秘的棋手在怎样敲打键盘。比方说，同为第一代文明，为什么资格最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年代接近的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都湮灭了，唯独我们硕果仅存？同为世界性文明，为什么罗马会灭亡，汉唐却能延续发展？为什么文明三要素之谜，要由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来揭晓？为什么前一种秘密大白于天下后，就会有另一种文明来接手？为什么解开密码的次序，恰恰是方式、精神、价值？为什么历史的顺序，刚好跟逻辑的顺序相反？

这些，都是需要破译的“达芬奇密码”。

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只有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才代表了三代文明、三种类型、三个时代和文明三要素，同时最具世界性。因此，这三大文明有可能就是文明意志的集中体现，当之无愧地可以成为“第一世界”。也因此，我们民族必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再次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至于赋予者是谁，并不重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管他叫“历史”。

这不是想当然。

前面说过，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犹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兰像奶，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和；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的确，上善若水。什么信仰都没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你要信上帝吗？可以。你要信真主吗？可以。你要信佛祖吗？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们信这个信那个吗？也可以。反正祭神的时候，我们不过权当他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神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教的，根本无所谓。

于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释），后有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中华文明的大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圆，就这样实现。

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间的中国福建泉州，甚至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相互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泉州，方圆三里之内，佛寺（佛教）、道观（道教）、神庙（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兰教）、礼拜寺（犹太教），还有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羽的关帝庙、祭祀妈祖的天后宫，六大宗教九种庙宇比邻而立，几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草庵虽然不在这三里之内，却与华严寺共处同一山头，只不过“你在这边，我在那边”。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发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同时，世界各大宗教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传入泉州，使它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征的城市。

山头可以共享，寺庙也能。比如开元寺是佛教的，里面却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两旁的则是黑人。真武庙是道观，却同时供奉佛像，还专为穆斯林辟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各自的仪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有冲突，只有祥和。

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奇观！

能创造这种奇观的地方，岂非有着内在的神奇力量？有这样神奇力量的民族，岂非应该为所有文明的对话，搭建一个开放平台？尽管这个平台，也只是将来建立起全人类共同文明的一个过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事实上，当今世界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开放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由没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来搭建。没错，信仰是个好东西。一个人真有信仰，就不但会有底线，还会有境界。一个民族真有信仰，则不但会有凝聚力，还会有持续性。这可以由历史来证明。历史上的文明，有的无宗教，如希腊；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兰。结果怎么样呢？无宗教的昙花一现，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显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真理只有一个，信仰也一样。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认为，创造文明是人对同类的必履之职。这当然同样是好事。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一神教并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并不唯一。这下麻烦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这又如何是好呢？退让？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让？可不得打起来。所谓“文明的冲突”便由此而生，尽管冲突的背后有利益的驱动。

这时，中华文明便应该有所作为了。

中华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不来自信仰，而来自历史。是的，其他直接从原始社会诞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灭了。现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兰，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从史前时代直接诞生，没有宗教和信仰，却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长期延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独一无二，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历史出于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笔，也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么，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又是什么。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呢？是因为要有信仰。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是因为要有核心价值。有价值和价值观，才会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创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续发展。可见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现在事情十分清楚。我们民族能不能实现伟大复兴，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关键就在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或者价值观不恒定，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然而这里面恰恰有麻烦。

麻烦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确实较难保证价值观的恒定。回顾历史就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前也曾有过全民共识，比如“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前者适应于小农经济，后者适应于计划经济。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儒家伦理可以充当“维持会”；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可以充当“纠察队”。可惜时至今日，它们都必须下岗。这不仅因为我们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因为三纲五常和阶级斗争，都不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显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办法是重建，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为什么在史前时代，我们跟世界各民族走着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时代就分道扬镳？走上独特道路的中华，为什么会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陨落之后或之时，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极，然后又盛极而衰却衰而不竭？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们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黄河九曲十八弯，那么，大海在哪里，又是什么样？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是的，命运和选择。鸦片战争前，多半是命运；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选择，而且是在世界历史和国际社会的背景下选择。因此，重新审视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如此，我们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明确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本文关于伊斯兰文明部分，承蒙米寿江、哈全安两位先生指导和审阅，“文明求同，文化存异”系引用马未都先生观点，谨此致谢！

附录
答读者

关于三个世界

问：全球文明分为三个世界，这种说法以前有过吗？

答：从未有过，但“三个世界”的说法是有的。其实，在世界大同的理想实现以前，划分天下总是不可避免。“西方中心论”的时代，世界被分成“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冷战时期，又分为“两个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是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的。1974年2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是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的。三分法原本就比两分法好。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更是比按照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来分好多了。不过，按照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来分，我们是第三世界；按照文明的软实力来分，我们是第一世界。

问：你这样说，有依据吗？

答：有。首先我有标准，这就是：一、人口；二、面积；三、影响力；四、知名度；五、在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中的责任、义务、担当；六、在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我也有数据：西方现代文明圈，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十八个成员国，以及瑞士、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总人口十亿；伊斯兰文明圈，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五十七个成员国，总人口十四亿；中华文明，总人口十四亿；斯拉夫文明圈，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总人口三亿四千万；印度，人口十亿；非洲黑人，总人口六亿；拉美，总人口六亿；日本，人口一亿二千万。显然，按人口排名，前四名是伊斯兰、中华、西方、印度。但加上面积、影响力、知名度等指标，得出的就是我那个结论：第一世界是西方、伊斯兰、大中华，第二世界综合排名为斯拉夫、印度、非洲、日本、拉美、犹太。

问：这个结论会被公认吗？

答：不会。文明的划分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众说纷纭的话题。就连世界上和历史上有多少种文明，都没有共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到了二十六个，其中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叫“第一代文明”，包括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由此派生出来的叫“亲属文明”或“子体文明”，包括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另外还有五个中途夭折停滞的，即波利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认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文明，是西方、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东正教、拉美和“可能的非洲”，号称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提出十二文明体系：中华、西欧、美国、斯拉夫、伊斯兰、犹太、拉美、西亚北非、非洲黑人、日本、印度、加拿大。至于“佛教文明”，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只存在“佛教文化”，没有“佛教文明”。

问：你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有说法吗？

答：黑色代表非洲，似乎无需说明。浅蓝代表犹太，也不成问题，因为那是以色列国旗的颜色。蒙古和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都是佛教国家，因此用赭黄代表。斯拉夫文明的特征，是斯拉夫加东正教；拉美，是玛雅、阿兹特克、印加等本土文明加天主教。日本国旗红白两色，中和以后就是粉红。这也是樱花的颜色，只不过近现代以后泛蓝。这三种文明，都有红有蓝，因此也都是紫色。不同的是，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至于印度文明，则只可能是咖啡色的，因为跟西方的蓝，伊斯兰的绿，中华的黄，非洲的黑，日本、拉美、斯拉夫的紫都不搭界，但也不灰。

关于三个时代

问：你在文章中有一个历史年表，也谈到了文明的分期，能展开说吗？

答：可以。西方学术界普遍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以国家的建立为标志，六大古代文明的发生时间大约是：苏美尔和埃及，公元前3500年；哈拉巴（印度河），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公元前2000年；奥尔梅克，公元前1800年；中华，公元前1700年。古典文明的发生时间是：印度，公元前1000年；玛雅，公元前1000年；希腊，公元前700年；波斯，公元前550年；罗马，公元前500年；拜占庭，公元324年；日本，公元4世纪；阿拉伯，公元622年；俄罗斯，公元880年前后。因此，本书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为“先行者”，哈拉巴、克里特和奥尔梅克为“同龄人”，印度、玛雅、希腊、罗马为“后来人”，拜占庭、日本、阿拉伯和俄罗斯为“年轻人”。

问：为什么要以国家的建立为文明的标志？

答：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部分学者不承认夏文明，就因为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城市，有争议。至于为什么要以国家和城市的建立为标准，来区分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我在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请参看。在这一卷，我是把道理讲透了的。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依据何在？通常不都说“上下五千年”吗？

答：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年，是文明。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三千七百年。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不科学、不严谨，要改。

问：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西方现代文明六百六十年，都延续至今，为什么说是“三个时代”呢？

答：三千七百年和一千四百年是存在的时间，不是辉煌的时间，更不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时间。所谓“谁的时代”，是指在当时谁的影响力最大，世界性最强。要讲辉煌，周文明八百年，汉文明四百年，唐文明三百年，宋文明也三百年，加起来一千八百年。但影响世界，就是汉唐。而且中唐以后，伊斯兰文明就崛起了，中华文明则开始走下坡路。

问：中华文明以后就是伊斯兰的时代？

答：可以这么说。不过三大文明的辉煌，是有重叠期的。伊斯兰文明新月升起的时候，中华文明并没有日薄西山；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之日，伊斯兰也还中天月明。但中唐以后，中华向内收，伊斯兰向外走，欧洲大陆还处于蛮荒和蒙昧，当然是伊斯兰的时代。

问：再之后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

答：是。看看以下名单吧：莫里哀、洛克、斯宾诺莎、牛顿、巴赫、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海顿、歌德、莫扎特、席勒、黑格尔、贝多芬、欧文、拜伦、雪莱、海涅、舒伯特、巴尔扎克、雨果、费尔巴哈、安徒生、狄更斯、瓦格纳、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以后、鸦片战争以前出现的。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后的思想家，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乏善可陈。那时的伊斯兰世界，也没什么贡献吧？

问：中华和伊斯兰文明，会消亡吗？

答：不会。中华和伊斯兰，都是衰而不亡。但中国和伊斯兰国家，都应该“睁开眼睛看世界”，甚至“直面惨淡的人生”，才能自强不息奋起直追。事实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又活跃起来。因为一方面，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另方面，大清王朝和北洋政府都根本无力钳制思想，控制舆论。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只要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就能再造辉煌。所以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信心满满。

关于伊斯兰文明

问：你对“百年翻译运动”的评价客观吗？

答：这其实是公论。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的眼光能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伊斯兰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呵呵，我几乎是照抄尼克松。限于体例，我不能在文中加注。这里做个说明，以免抄袭剽窃之嫌。

问：伊斯兰文明能够走向世界，就因为既讲特慈，又讲普慈吗？

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皈依的手续极为简便。任何人只要诚心诚意念诵一遍“清真言”和“作证言”，即可成为穆斯林。清真言的内容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作证言的内容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可怀疑；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你想皈依伊斯兰教，诚心诚意念诵一遍就行了。但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人是安拉创造的。安拉与人的关系，就像母亲和子女。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还需要写申请、打报告、办手续吗？

问：那又何必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

答：爱是需要说出来的，信仰也一样。就算恋爱，也得说句“我爱你”吧？

问：真主不喜爱过分者，也不喜欢杀戮，是这样吗？

答：是。《古兰经》卷二之190说得很清楚：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这也有史实为证。公元1187年，统治了整个埃及、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大部和也门的阿尤布王朝建立者萨拉丁，进攻十字军中最强的耶路撒冷王国。9月2日，耶路撒冷投降，萨拉丁入城。与八十八年前十字军的大开杀戒形成鲜明对比，萨拉丁没杀一个人，没烧一栋房子，只是将被改为圣殿骑士团总部的阿克萨清真寺，被改为大教堂的磐石清真寺，恢复为清真寺。有人建议拆毁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萨拉丁没有同意。相反，他将耶路撒冷的圣地向所有宗教开放。

问：你说的伊斯兰精神，可靠吗？

答：例证很多。《古兰经》说“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又比如，送给女方的财礼，即便离异也不得收回，应该留做女方的生活费和养老金。再比如，由于战争年代男丁稀缺，伊斯兰国家有一夫多妻的制度或习俗。但，做丈夫的必须公平对待每个妻子。包括同房的次数，也必须完全一样，除非某位妻子自愿让渡权利。这就比中国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好得多。

关于普世价值

问：你说人权、法治、民主、共和、宪政都不是价值，但西方也有人这么说，请问如何解释？

答：那是他们自己糊涂。你以为西方学术界都很明白呀？

问：普世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吗？

答：是。它来自19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作辩护”，则未免杯弓蛇影虚张声势。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普世情怀，其实人同此心。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多是少；二、自觉或不自觉；三、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我们民族的特点，是有普世情怀，无普世主义。情怀是好的，主义是不好的。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就难免强加于人。

问：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答：与宗教有关。严格说来，但凡宗教，都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则更强烈。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便都是这神创造的。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是叫雅赫维、耶和华还是安拉，作为造物主，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造物主必定要启蒙。造物主的启蒙，就叫“天启”。由此创立的宗教，就叫“天启宗教”。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耶稣是希伯来语，意为“耶和华的拯救”。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洒向人间，洒向每一个人。普世主义，应运而生。

问：照你这么说，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答：当然。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何况同为一神教，也还是有区别。犹太教讲特选，就讲不了普世。伊斯兰教既讲普慈，又讲特慈，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连普慈和特慈的等差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新教十亿，天主教十亿，东正教一亿，共二十一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Oecumenical），也并非没有道理。

问：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成功了。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也会有使命感。这很可怕。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要看是什么使命。如果说是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就不亚于恐怖主义。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

问：这不就是使命吗？

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通上帝，就你牛逼啊？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

关于共同价值

问：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答：有。比如世界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发明监狱，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就说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又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负责。既然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必须把你关进监狱。但不管怎么说，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答：承认。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的仁、义、礼、智，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他主张的仁、义、礼、智，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问：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答：独立，自由，平等。

问：是这样吗？

答：是。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问：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答：当然。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比如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庄子叫“逍遥游”。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不同的是，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这个以后再说。儒家虽然不讲平等，却讲对等，比如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什么讲对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东西。但儒家又要讲纲常伦理、封建礼教，只好讨价还价，不讲平等讲对等。

问：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答：相对、部分和逐步地实现。大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因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下愈况，终于爆发辛亥革命。整个过程，充满纠结，很有看点。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呵呵！读完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就清楚了。

关于信仰问题

问：你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什么要这样严格定义呢？

答：因为只有彼岸的信仰，才真正具有超越性。否则，就只有此岸的信念。信念当然也很好，甚至非常好。但再好的信念，也都是现实性的。如果不能兑现，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一旦失信，就没人信了。政治和道德的“信仰”，总是面临信誉危机，甚至破产，原因就在这里。

问：宗教信仰就没有这个麻烦吗？

答：没有。宗教只是给你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怎么去，去不去得了，都是你自己的事。到了天堂，那里是什么光景，也没人回来说。所以，宗教不必兑现，也不能兑现。恐怖主义和某些宗教极端分子，就是要把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把来世变成现世。结果如何，众所周知。

问：这么说，你是反对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的？

答：反对！除非政治信仰是基于道德信仰，道德信仰又基于彼岸的信仰。但这很难。世界上有没有，不好说。至少咱们这里，还没有。我的主张，是政治讲理想，道德讲追求，宗教讲信仰。宗教信的是神，政治和道德信的是人。神不会犯错，人就保不齐。事实证明，在人间建设天堂，造成的都是灾难。把信念和信条说成信仰，只能给自己找麻烦。

问：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不需要。有信仰的人，未必不干坏事；无信仰的人，也未必不做好事。西方人有信仰，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无信仰，同样热爱和平。信仰与道德，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信仰，我们照样过日子，天也塌不下来。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有？

问：照你这么说，信仰可有可无？

答：是。当然，信仰有信仰的好处。比方说，管理社会，维持秩序，要方便一些。有信仰的人，一般比较听话，也好商量，因为你可以拿他的信仰来说事。甚至发生了骚乱或动乱，说声“主让大家回家去”，没准就散了。不过，也只是没准而已。何况凡事都有两面性。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比如为信仰而战。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大家都号称“圣战”。既然是“圣战”，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也就可以大开杀戒，无所顾忌。这就是信仰的不好。反倒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犯不着为此妄自菲薄。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又那么看重信仰？

答：信仰的积极作用之一，是能够提升人的境界。因为你是在向神看齐，走向理想。所以，真正的信仰，必有境界，比如世界大同，比如普度众生，比如“与上帝同在”，比如“成为安拉喜悦的人”。然而，境界只是道德的最高层次。没有境界，不等于没有道德。比方说，我境界不高，做不到舍己为人，并不就一定损人利己呀！再说了，这世界上，真有境界的，究竟几何？大多数，还是芸芸众生。境界对于他们，其实隔膜。但，没这个追求，就不做人了？还是要做，也照做嘛！可见境界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信仰也一样。

问：有信仰，总比没有好吧？

答：请客吃饭有瓶酒，好点吧？实在没有，难道这饭就不吃了？碰上个不喝酒的，你还多余。碰上个发酒疯的，他还坏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就是不喝酒的；发动“圣战”的那些人，就是发酒疯的；狂热的教徒，就是酒精中毒的；信仰邪教，就是喝了假酒，把毒品或工业酒精当酒喝的；自己有信仰，就容不得别人没有，或者用一种信仰批判另一种信仰，就是酒后驾车的。“文革”中，误把主义当信仰，则是集体发酒疯。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有信仰呢？

答：为什么那么多人喝酒呢？喝酒是为了进入状态，信仰是为了提升境界。进入状态，提升境界，也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喝茶。当然，茶和酒，不一回事。但你不能说，茶的状态就不是状态。同样，你也不能说，只有信仰提升的才是境界。境界，有各种途径可以实现。

问：比方说？

答：比如禅宗。禅宗名为佛教，实为哲学。它主张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信仰是关于对象的（信仰什么），觉悟是关于自我的（自己觉悟）。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却又有境界。可见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境界。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性，并没有必然性。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境界是当务之急吗？拜托了！用地沟油，放三聚氰胺，做毒大米、毒馒头，难道是缺乏境界？那不是笑话吗？

问：不要信仰，你就不怕人心涣散、道德滑坡？

答：不怕。没有信仰，不等于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魂魄，没有精神。埋头苦干，舍己为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都是精神。此外，父慈子孝，是规范；礼尚往来，是信条；天下太平，是理想；国泰民安，是追求。凝聚人心，维系族群，建立道德，可以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信仰不是唯一的。

问：但你又说，信仰是人的生命本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答：呵呵，不矛盾。我说得很清楚，信仰的产生，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现实的，这就是安全、自由、身份认同。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信仰，都在实现这一功能。这样的信仰，我们民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必。但从根本上讲，人类总是要仰望星空，寻找源头，知晓归宿。那么，是否需要一种纯粹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信仰？我现在还不敢说。至少，不是当务之急。

问：那你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重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这就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总之，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重新讲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从而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

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的任务。

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责任编辑｜金荣良　统筹｜赵海萍　特约编辑｜应凡　孙雪净　刘莉

封面设计｜余雷　版式设计｜白咏明　后期制作｜顾利军

责任印制｜蒋建浩　执行印制｜梁拥军　发行统筹｜柴贵满　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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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一、天下大势

二、历史谜团

三、伊斯兰

四、西方

五、中华

六、关键时刻

附录：答读者

祖先 易中天 著

北京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登上祭坛的是掌握了生死机密的蛙女神。

疯狂的盛宴过后。伏羲氏族的日出时分在悄悄到来。

目
录

第一章
夏娃造反

创世

女娲的前身

走进伊甸

为什么是裸猿

与上帝合谋

第一次革命

第二章
女娲登坛

死对头

灵魂是个流浪汉

蛙女神

月亮不说

作证还是作案

嫦娥的私奔

第三章
伏羲设局

日出时分

天下第一厨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披着羊皮的蛇

做爱，以神的名义

凌晨五点

第四章
炎帝东征

炎帝是谁

证人狄俄尼索斯

图腾柱，竖起来

牧羊鞭与指挥刀

蛇的第二次出场

谋杀与强奸

第五章
黄帝出场

黄帝不姓黄

身世之谜

拐点

用什么摆平江湖

战神蚩尤

风展龙旗如画

第六章
尧舜下课

真有尧舜吗

部落大联盟

禅让还是夺权

杀机暗藏

死里逃生

最后一班岗

后记
破冰之旅

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我们的发现号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人之初，性本性。

夏娃骑上剑齿虎闲庭信步，完成与神的合谋。

第一章

夏娃造反

创世

梦中惊醒后，女娲开始造人。

说不清那是早晨还是黄昏。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另一边是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二者之间，是忽明忽灭的星星，和来历不明的浮云。

女娲却并不理会谁在下去，谁正上来。[1]

女娲是一只大青蛙。

不对吧？女娲不是蛇吗？在《山海经》，在画像石，女娲和伏羲一样，都是“人首蛇身”。而且他们的蛇尾还缠绕在一起，分明是准备传宗接代的意思。

表面上看，这没有错，因为蛇可以变成龙，蛙就不行。

如果女娲是蛙，“龙的传人”岂非成了“蛙的传人”？

女娲怎么会是蛙？又怎么可能是蛙？

因为她原本是蛙。[2]

变成蛇，是有人暗地里做了手脚。时间，不晚于汉。

◎汉武梁石室画像。女娲的名字，最初出现于《楚辞·天问》，但没有说是蛇还是蛙。所谓「人头蛇身」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图画形象，最早见于汉画像石。可见女娲是蛇，应为汉代的说法，并无原始依据。

娲，今人读“蛙”，古人读“呱”，正是青蛙的声音。[3]可见娲就是蛙，女娲就是女蛙，只不过是伟大的、神圣的、创造生命的蛙。这样的神蛙或圣蛙，当然不能写成青蛙的“蛙”，必须特别创造一个字，专门用在她身上。尽管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字的甲骨文或金文，但在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却可以依稀看见她当年的风采。

◎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鱼蛙形人物槟榔树皮画。此图中的形象，均为生殖崇拜象征。其中鱼、蛙、花象征女性生殖崇拜，鸟象征男性生殖崇拜，详见本卷后面几章的论述。此图主题形象是蛙人，可看作“大洋洲的女娲”。

这，又哪有一丁点蛇的影子？

相反，女娲是蛙，却像古埃及的荷鲁斯是鹰一样无可怀疑。更何况，是蛙才可能造人。龙和蛇，都不会。

但，女娲造人，跟上帝不同。[4]

上帝造人是一次性的。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上帝先用泥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然后把他们安顿在伊甸园，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之后，是休息。哪怕他俩不听告诫，被蛇诱惑，偷吃禁果，犯下原罪，也不管。

显然，上帝造人很轻松，甚至有点漫不经心。

女娲就辛苦得多。她先是用黄土和泥，把人不分男女地单个捏出来。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才扯下一根藤条沾上泥浆甩。但即便如此批量生产，也不得休息。她还要向神申请媒人的职位，以便帮人谈婚论嫁。甚至光荣退休以后，还得重新出山拯救苦难。某年，她的子孙中一个名叫共工的家伙闹情绪，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结果天崩地裂，水深火热。女娲只好挺身而出，烟熏火燎地炼石补天，奋不顾身地断鳌足为柱，这才让世界恢复正常，让人类重归安宁。

奇怪！女娲为什么要忙个不停，又一管到底呢？

很简单，女娲不是造物主，不是创世神。创世神只需要揭开序幕，造出一男一女，就可以不闻不问，一切皆由被创造者好自为之，或咎由自取。可惜女娲不是。除了人，天地万物都不与她相干，就连做媒也要别的神批准。难怪《楚辞·天问》会质疑：女娲有身体，她是谁造的？[5]

问得好！因为这其实是在问——

世界是谁创造的？

谁才是终极创造者？

抱歉，无可奉告，因为我们没有创世神。盘古，只是分开了原本就有的天地；混沌，则是被开窍的。他们都不是创造者。真正的创造者是“道”，或者“易”。道，倒是跟上帝一样无象无形，但可惜没动手，也不是神。《周易》的“易”，就更没有“神格”。

也就是说，终极创造者缺位。

没有终极创造者，或者终极者没有神格，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它对三千七百年命运和选择的深刻影响，以及成败得失是一个必须慢慢道来的话题。现在能肯定的是：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是谁？

夏娃。

女娲的前身

夏娃是女娲的前身。

女娲有前身吗？有。因为她是母亲，或母亲神。她的造人，她的做媒，她的补天，都意味着母亲的伟大和慈爱。我们并不知道她造了多少人，又造了多少天，先造男还是先造女。

这些问题，都没人能回答，也没人去关注。因为对于母亲来说，生男还是生女，先男还是先女，都一样。反正有了头胎就会有二胎，生够了算数。既然如此，管他作甚？无所谓。

人，总是先成为少女，再成为母亲的。

因此，女娲必有前身。

但为什么是夏娃？她俩够得着吗？

够得着。读音接近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共通。

实际上，自从人在自己的世界里睁开了眼睛，巨大的问号就悬挂在他的头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必须回答的。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人类需要这样一种解释、慰藉和安顿。无此交代，我们将心神不宁。

这个交代，就叫“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表现为现实，表现为历史，也表现为神话。实际上，作为世界各民族都有的文化遗产，神话和传说绝非碰巧的偶然存在。人类创造它们，无非是要借助神和神话人物，弄清来历，记录历史，回答问题。

有此履历和档案，焦虑才会克服，冲动才能满足，身份的认同才有了可能。

有此认同，我才是我，我们才是我们。

创世神话，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产生。因此，它们绝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蜚短流长，而是民族的信念和信仰。

这样的神话，我们民族一定有过，麻烦仅仅在于失传。或者说，被有意删除，就像给女娲动了手术。

也只能借鸡下蛋，或借壳上市。

好在人就是人。尤其是在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思路、模式和方法论，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几乎所有的创世神话，都在重复虚构，而且惊人地相似。比方说，中国和西方的神话都认为，世界上原本没有人，人是被创造出来的。

造人的材料都是泥土，创造者也都是神。

神话，是世界范围的集体梦幻。

这就可以资源共享。

比方说，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

可惜夏娃也有麻烦。

夏娃的麻烦在于，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却不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是亚当，夏娃却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女人跟男人的肋骨，又有什么关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夏娃为什么要跟上帝作对？作为亚当的肋骨，她又为什么要去诱惑亚当？亚当的肋骨诱惑亚当，岂非自己诱惑自己？

这是一个“达芬奇密码”。

密码套着密码，疑云罩着疑云。过去我们只知道女娲来历不明，现在看来夏娃也履历不清。她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却反倒可以确定。甚至她们承担的文化角色，还会一脉相承。

因此，必须侦破此案。

其实这并不难。答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走进作案现场——伊甸园。

谜底，也许就藏在那园子的某个洞穴里。

走进伊甸

伊甸园，在东方，有人说它就是中国新疆和田。和田古名于阗。于阗，伊甸，读音相近，没准是同一个地方。更何况，那里还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亚当和夏娃遮身蔽体的叶子，就是从那棵树上扯下来的吧？

这当然是姑妄言之，也只能姑妄听之。其实，伊甸园可以是空间概念，更可以看作时间概念。或者说，世界上也许并没有什么“伊甸园地区”，却未必没有“伊甸园时代”。

问题仅仅在于，它是什么时候？

心智初萌的小儿时节。

人类文明的标志，是国家的诞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简单地说，是从分散的、弱小的、各自谋生的小族群，通过迁徙、兼并、繁衍和扩容，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国就是国家。国家之前是部落联盟，这就是圈；圈之前是部落，这就是片；片之前是氏族，这就是面；面之前是原始群，这就是点。这些类型，是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也是历史阶段，因此都该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比方说，代表国家诞生的是夏启，代表部落联盟的是尧舜，代表部落的是炎黄，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则分别是伏羲和女娲。

那么，代表原始群的是谁？

夏娃，也只能是夏娃。

这似乎不对，也不爽，但没有办法。文化符号是要有内涵的，其中必须有密码。女娲造的人，不管是捏出来的还是甩出来的，有内涵有密码吗？没有，甚至没有性别。他们也没在伊甸园待过，无法成为我们的向导和线人。

夏娃却一身是谜。

比如上帝造夏娃，为什么不再用泥土，却要从亚当身上卸下一根肋骨？有人说是为了表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的，就算是吧，那为什么不能先造夏娃，再用夏娃的肋骨造亚当？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呀！

这样问，是问不出名堂的。正确的方法，是倒过来推理。

怎样倒推？看结果。

上帝这样造人的结果是什么？是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惹是生非。受蛇诱惑的是她，偷吃禁果的是她，怂恿亚当也犯下原罪的还是她。这一点都不奇怪。夏娃在伊甸园，原本就是异性，也是异类。亚当被造在先，她在后；亚当的原材料是泥土，她是肋骨；亚当是男人，她是女人。夏娃与亚当，既不同时，也不同质，还不同性。若不招惹是非，才是怪事！

这就让人起疑。

上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造出这么个狐狸精？难道全知全能的主，竟不知道这娘们是迟早要颠覆伊甸园的？

还有诱惑夏娃的那条蛇，又从哪里来，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也是上帝所造，则无异于创造了罪恶；如果是别处混入，则无异于纵容了罪恶。创造也好，纵容也罢，上帝并不全善；如果蛇的混入上帝并不知情，则不全知；如果知情而不能阻止，则不全能。既不全知，又不全能，还不全善，则上帝何以为之神？[6]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却很靠谱，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吃下智慧果，变得“心明眼亮”以后，便立即慌乱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竟是用无花果叶发明了人类第一条三角裤。

是什么让他俩惊慌失措？是那赤裸的身体么？

正是。

很好！秘密也就在此。

为什么是裸猿

亚当和夏娃扯下无花果叶的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太阳依旧是暖洋洋的。风在林间穿梭，并没有传播小道消息。花儿兴奋或寂寞地开放着，鱼们都不说话。剑齿虎慢条斯理地闲庭信步，照例惊起草丛中的山鸡。一切都没变，变了的只有人。

是啊，人类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鸟有羽，兽有毛，鱼有鳞，龟有甲，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衣冠楚楚。唯独人，除了头部、阴部和腋下，基本裸露，寸草不生。难怪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要管人类叫“裸猿”。这样的猿，确实独一份。

人，你这样一丝不挂地鹤立鸡群，不孤独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

实际上，人类原本跟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也是浑身长毛的。灵长目，分三科：猴、猿、人。猿科与猴科的区别，是无尾；人科与猿科的区别，是无毛。无毛，无尾，却有皮下脂肪，这在一百九十多种灵长目动物中，是唯一的例外。

就连其他“裸友”，在现存四千二百多种哺乳动物中，也为数不多。它们是少数非同一般的庞然大物，比如犀牛和大象；掘地三尺的潜伏特工，比如鼹鼠和犰狳；翻江倒海的水中健儿，比如河马和海豚。但统统加起来，也是“少数民族”。何况犀牛和大象还是有尾巴的。更何况这些裸体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跟人类还是那样的不同。

其实有条尾巴也不错，比如《阿凡达》里面潘多拉星的纳威人。但所有的猿，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都没尾巴，也没有颊囊。所有的人，包括外星人，也都没有毛，比如纳威人和ET。这当然是地球人的想象，但天才的卡梅隆宁肯让他们长尾巴，也不让他们长毛，可见裸体的重要。

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正当理由。

科学界也有种种假说。[7]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我们曾经下海。也就是说，森林猿在变成平原猿之前，先变成了海洋猿。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人类跟鲸和海豚一样，无毛而有皮下脂肪；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水中游刃有余，黑猩猩却只能望洋兴叹。就连流线型体型和直立行走的姿势，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可惜这种假说，至今未能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没有化石，一切都是猜想。莫里斯说，人类从毛猿变成裸猿，不是要做脱衣舞娘，而是要当运动健将，即为了在狂奔之时快速降温，以便与那些动物界的职业杀手逐鹿中原。因此，必须露出皮肤，增加汗腺。

这当然很历史唯物主义。但，为什么那些同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动物，包括狩猎的狮和虎，逃命的兔和鼠，都不必多此一举，唯独人类需要？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原本生活在森林，是平原上的外来户？

找不到原因，就只能看犯罪动机。那么，裸猿毅然脱掉那身裘皮大衣，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变得性感。

任何有过正常性生活的人都知道，赤身裸体和衣冠楚楚，哪一种更能给人性的刺激。《阿凡达》里的纳威人光着身子，就因为他们也要恋爱并做爱。但这跟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偷吃禁果之前，亚当和夏娃是长毛的？

嘿嘿，难讲。

实际上，要解开这个谜团，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一，变成裸猿以后，人是不是变性感了？这是事实判断。二，性感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有没有哪怕是负面的作用和影响？

这是价值判断。第一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因为没有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就等于零。

与上帝合谋

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人，肯定是地球上性能力和性快感最强的物种。人类不像其他哺乳动物还有发情期，反倒随时随地都可以想做就做。次数的频繁，姿势的多样，感觉的欲仙欲死，动作的花样翻新，更是让动物们望尘莫及。莫里斯说，男人的阴茎勃起时，会雄踞灵长目动物之首；雌性的性高潮，则为人类所独有。相比之下，黑猩猩的那玩意儿只能算作小钉子；狒狒的交配时间则超不过十秒，哪能有高潮？

当然，即便只有几秒，雄性动物也至少会有射精的快感。这显然是为了保证它们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同时也是对它们良好表现的犒劳和奖赏。

雌性动物却不会“为性交而性交”。对于它们来说，性不是“生活”，而是“任务”，即怀孕的条件和必需。因此，它们只在发情期交配，并且会没脸没皮地勾引雄性，贪得无厌地接受插入。但这不是性欲旺盛，只是为了增加受孕机会。

所以，母猴们往往对公猴的表现无动于衷。而且一旦交配结束，便若无其事地一走了之。显然，它们没有“超越生育目的”的性关系，只有生殖。[8]

只有生殖，也就没有性。没有性，便不需要性感。性感既然只属于人，那么，它就是人性。

人之初，性本性。

事实上，性感就是性别的美感，同时也是性爱的快感。

快感也好，美感也好，所有的可能都来自人猿之别，甚至就是对革命成果的直接享受。

比如直立。

直立使男女双方面对面时，性信号区和性敏感区，包括可以传情的眉目，准备接吻的嘴唇，能够抚摸的乳房，终将紧密结合的生殖器，都一览无遗；也使人类能够面对面地性交，并在做爱时凝视和亲吻对方。当然，还可以自由地变换各种姿势和体位，这可比只能从背后插入爽多了。

还有用手。

没有一双灵巧的手，拥抱和抚摸，前戏和后戏，便都不可能。但如果没有体毛的脱去，皮肤的裸露，所有这些都将大为逊色。你能想象两个毛茸茸的人抱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取暖倒是合适，做爱就不好说。

直立、用手、裸露皮肤，人类进化这三大成果，使性变成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上帝造人为什么分了两次，又使用两种材料了。因为人的进化是分阶段的。从猿，到类人猿，到类猿人，再到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则是由“正在形成的人”，到“完全形成的人”。

亚当就是前者，夏娃就是后者。夏娃肯定是裸猿。至于亚当，是毛猿还是半裸，无可奉告。

但，“类人”与“人类”，界限分明。

完全成人的标志是有了意识，这表现为偷吃禁果，心明眼亮。完全成人以后就必须告别自然界，这表现为逐出乐园，自己谋生。初步成人靠自然，因此泥土造亚当；完全形成靠自己，因此肋骨造夏娃。至于那条蛇，则其实是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所以上帝管不了，也不能管。

这是人与神的一次合谋。

问题是，为什么只能是亚当的肋骨造夏娃，不能是夏娃的造亚当？

因为只有夏娃，才能迈出革命性的关键一步。

这一步，就是从生殖到性。

第一次革命

生殖变成性，是从猿到人的一个重要转折。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

领导和发动这次革命的，是夏娃。

道理很简单：动物之所以没有性，完全因为雌性没有生殖以外的交配需求。不难想象，如果它们也有“无关生育的性欲”，自然界就会有妓院了，只不过性工作者会是雄性。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亚当来革命，他也革不了。从生殖到性，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只可能是女人；起着决定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也只可能是她们。所以，蛇要引诱和能引诱的，必定是夏娃。夏娃接受蛇的诱惑，则说明她觉得男人那东西挺好。或者说，女人已经有了“性趣”。

女人解放，人类也就解放了。

事实上，女人如果没有性的愉悦，她们就不会在没有生育需求时，也对男人的要求说OK。同样，也只有在女人体验到性高潮，至少体验到性快感，而且有了性冲动和性需求时，交配才变成了做爱。这时，男人体验到的快感，跟他充当雄性动物之日，堪称天壤之别，完全两样。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人类对性生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第二个结果，则是女人在一段时间内，只愿意跟某个男人做爱，反之也一样。这在女人是相对容易的，对于男人则比较困难。于是上帝只好亲自出手，让伊甸园里那条蛇失去了翅膀。其中的文化指令十分明确：不得花心！

但这不能傻乎乎地归结为“永恒的爱情”。

爱情从来就不永恒，也很难永恒，与婚姻更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男女这样约束自己，一开始可能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后来就是冒名爱情的婚姻。这里面，无疑有着实用和功利的考虑。一个直截了当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男人必须狩猎，女人必须看家。结果是，女人不能任由男人在外寻花问柳，自己和孩子则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男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历尽艰辛带回战利品，却在家里看见了“她的他”。

所谓“对偶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与之相适应或相配套的生理变化，是女人即便怀孕，甚至在月经期，也能接受并满足男人的求欢。因为让男人长期性饥渴，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女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做出调整，以免爱情或婚姻崩溃；而当女人能够这样调整时，人类距离动物便已经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伊甸园，堪称天翻地覆。

起先是生殖变成了性，然后是性变成了爱情。再然后，爱情异化为婚姻，婚姻产生了家庭，家庭构成了氏族，氏族变成了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又产生了国家。我们原来的那个猿群，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社会。

这一切，又都因为女人。起先是夏娃，然后是女娲。

夏娃是少女时代的女娲，女娲是成熟阶段的夏娃。夏娃变成女娲，就是蒙昧时代过渡到了野蛮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制陶术为开场白的，正如蒙昧时代的标志性成果是吃鱼和用火。有了火，长夜不再漫长。有了制陶术，文化就能留下足迹。因此，我们很快就会在那些荒古的陶器上，看见女娲的微笑。

值夜班的猫头鹰，可以歇息了。

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现，晨星犹在，月色朦胧。功成身退的夏娃目送女娲绝尘而去，并见证她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女神，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光芒四射地站在风起云涌的黄土高坡。

[1]    女娲造人时的场景描述，出自鲁迅《补天》，原文是：粉红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眨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并不理会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

[2]    女娲是蛙，此说受赵国华先生影响。我在1988年读了赵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就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

[3]    娲的读音，《汉语大字典》称：《广韵》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正字通》音蛙。歌部。有人说娲要读蜗，因此女娲是蜗牛。实际上，蜗牛的蜗，古音也是古华切，平麻见。又古蛙切。歌部。跟娲的读音一样，也是“呱”。为此，我请教了李蓬勃先生。李先生答：娲和蜗，声符相同，古音也的确相同（见母，歌部），但没有意义上的关联或文字通用的证据。如果“读如”只是标音，无误；若是探求语源或通假，无据。

[4]    上帝造人，见《圣经·创世记》。

[5]    《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6]    伊甸园的故事，恐怕是一个“惊天疑案”。疑案的背后，是上帝的良苦用心；而勘破此案，则需要人类的卓越智慧。这就只能另案处理，再写一本书来讨论。书名，也许就叫《上帝的预谋》。

[7]    关于人类为什么成为“裸猿”，科学界有多种说法，比如“幼态延续”（黑猩猩的幼崽无毛）、“信号识别”（把自己跟其他猿类区别开来）、“贪图凉快”（走出浓荫覆盖的森林后，类人猿为了防止中暑）。此外，还有说是因为烤火，因为担心吃饭时把身上弄脏，害怕长寄生虫等等。详见莫里斯《裸猿》。

[8]    关于人类无毛和性感的论述和证据，均参见莫里斯《裸猿》。

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

女娲变成蛇，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

第二章

女娲登坛

死对头

重见天日的女娲，样子并不好看。

这里说的“女娲”，在欧洲被叫做“维纳斯”。她们是一些考古发现，即原始民族塑造的母亲神像。其中最古老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件是法国出土的浅浮雕，叫“洛塞尔的维纳斯”；另一件是奥地利出土的圆雕，叫“温林多夫的维纳斯”。

岁数，都在二万五千年左右。

后来，越来越多的“维纳斯”在世界各地相继出土，以至于在法兰西西部到俄罗斯中部之间，形成了一条延绵1100英里的“维纳斯环带”。

当然，这是西方人的命名。如果愿意，也可以叫“洛塞尔的女娲”，或“温林多夫的女娲”。咱们自己的“维纳斯”，则在山海关外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一共两件，年龄大约五千多岁。

抱歉打扰了，老奶奶们！

唤醒这些女娲或维纳斯的，不是王子之吻，而是考古队的锄头。而且，她们也实在不好意思叫做睡美人。没错，这些神像无一例外的都是裸体女人，乳大、臀肥、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却一点都不性感。她们或者面目模糊，或者表情呆板，或者头部低垂，或者双臂萎缩，或者腹部隆起，或者全身肥胖，或者双腿变成了一根棒子，根本就没法跟古希腊那断臂的维纳斯相提并论。

至于咱们那两位老祖母，干脆就是孕妇。

◎辽宁喀左东山嘴陶塑女像

显然，这不可能是性爱之神夏娃，只可能是母亲之神女娲。乳大，意味着奶多；臀肥，意味着善育；性三角区线条明晰，则意味着孩子从那里出生。安纳托利亚的一尊撒塔尔·胡尤克女神像，就明明白白是在分娩。是啊，豆蔻年华体态玲珑的待嫁少女，在远古时代其实并不招人待见。史前艺术家们情有独钟的，是强健壮硕能怀孕会生育的母亲。[9]

不过也有例外。

例外在摩尔达维亚地区的维克瓦丁茨发现，是一尊属于晚期库库泰尼文化的黏土小塑像，全身赤裸，两腿修长，腰肢纤细，阴部明晰，十分性感。但这位在小女孩墓中被叫醒的女神，却由考古学家命名为“白夫人”。她的造型，则解释为“躺在那里等待埋葬”。[10]

◎摩尔达维亚的维克瓦丁茨墓地发现的黏土小塑像，俗称白夫人。

没错，她就是死神。

死亡女神，是女娲和维纳斯们的“死对头”。

死对头当然得是另一种样子。但生育女神肥胖臃肿，死亡女神身材曼妙，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原始人，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他们的女神，弄得“生不如死”呢？是审美观不同，还是价值观相异？难道美丽是危险品，粗笨反倒是可靠的？

或者我们眼中的性感魅力，对他们毫无意义，还必须敬而远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知道。

也许，他们就像汤加人，以胖为美。也许，他们当中早夭的少女，从来就不曾有过身孕。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少女好不容易才长大成人，还没来得及做母亲就死于非命，请问还有比这更让原始人无法接受的吗？

那好，死神就该是这副模样。

死神曼妙身材的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是啊，谁能承受入墓前的战栗，谁能想象不再醒来的长眠。[11]何况那时的人类多么弱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自然的灾难，意外的事故，野兽的伤害，敌人的攻击，片刻之间就会夺人性命。谁都不知道性感美丽的死亡女神，什么时候会抛来媚眼，送去飞吻。[12]

亲人尸骨前，是流干的泪水；突然袭击时，是无助的目光。然而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之后，理性的精神也在升腾：哭是没有用的，怕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想方设法活下来，并把种族延续下去。

置于死地而后生。丧钟敲响之时，号角与战鼓齐鸣。原始人下定决心，要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

女娲诞生了。

灵魂是个流浪汉

女娲诞生于一个不解之谜——死亡。

实际上，自从心智初开的人类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困惑着他们。人既然活着，为什么要死，又为什么会死？人死以后，到哪里去了？他是在到处流浪，还是已重新定居？不辞而别的他，还会回来吗？

这其实是在问：什么是死亡？

对死亡最直截了当的理解，当然就是“我没了”。但，“我”怎么会没了，又怎么能没了？“我没了”这件事，我知道吗？如果我知道，那么我还在；如果不知道，又怎么证明没了的是我，不是别人？这可是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的事。

结论也只有一个：我还在，只不过换了地方。

换地方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在原始人看来，鱼、鸟、蛇、牛，当然还包括人，都有灵魂。肉体，就是灵魂寄居的地方。既然是寄居，就有可能搬家，因为帐篷总会被拆掉。肉体拆迁就是死，灵魂搬家就是转世。或者说，死亡就是灵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游牧民族的转场。

灵魂是个流浪汉，命运叫他奔向远方，奔向远方。

万物皆有灵，灵魂可转世，这就是最原始的人生哲学。当然，怎么转，是转到冬窝子还是夏牧场，是立地成佛还是做牛做马，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由宗教来回答，原始人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如果灵魂不过是换了地方，那我就没死。

很好！这足以对付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信念：人其实是永生的。肉体可能会消失，但灵魂不死；个体可能会倒下，但族群不亡。族群的、集体的、类的生命，将不断延续下去。反正一个灵魂离开了故土，就会马上找到新居。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开始。

这就要做两件事，一是安顿，二是礼赞。

被安顿的是逝者。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和山顶洞人（晚期智人）都有墓葬，也都有随葬的工具、食物，乃至首饰。这意思也很清楚：灵魂既然上路，就得带点干粮；逝者也其实没死，随时都可能活过来。这就要有随葬品，甚至做成木乃伊，或者由巫师招魂。反正，葬礼是必需的。古埃及贵族的坟墓里，甚至会有上好的葡萄酒，以便他们开怀痛饮，或举办酒会。

礼赞的对象则首先是女人。

女人是生命之源，是灵魂新居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而且最不怕死，至少不怕流血。她们每个月都要流血，也没死。

哪怕生产的时候要出血，也不过是让新的生命接受了一次特别的洗礼。

显然，生与死，秘密都在女人身上。

也就是说，只有女人，才掌握了人世间的“一号机密”。

这就必须礼赞，必须崇拜，必须用雕塑、绘画、搭建祭坛等方式，把女人和女性生殖器特别地制作出来。最著名的例子，有云南剑川的“阿央白”，红山文化遗址的祭坛，以及大批的“维纳斯”和少量的“白夫人”。

母亲之神多死亡之神少，并不奇怪；前者丑后者美，则也许是反其道而行之。土家族，不就是婚礼时泣不成声，谓之“哭嫁”；葬礼时手舞足蹈，谓之“跳丧”吗？

因此人类最早的神，清一色的都是女神。[13]爱琴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更是以女神为中心。有一个克里特的印章展示了这样的场面：乳房丰满的女神高高站在世界之巅，骄傲地举起一条蛇，向世人炫耀女性的君临天下；一个身材健美的青年男子站在下面，崇敬而兴奋地向她欢呼，阴茎雄起，蔚为壮观。[14]这不是色情，更非淫秽，而是一种极其神圣而庄严的仪式。在此仪式上，勃起即致敬。勃起的阴茎，是女神的赞美诗。

这种仪式，就叫“生殖崇拜”。

◎米诺斯文明，约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图为克里特印章展示。

蛙女神

生殖崇拜是女娲的杰作。

这其实是逼出来的。原始人寿命极短，尼安德特人平均不到二十岁，山顶洞人没谁能活过三十。既然活不长又死得快，就只能生得多。毕竟，能对抗高死亡率的，只有高出生率。所以女娲必须不辞劳苦地批量生产人类，甚至不惜抡起藤条沾上泥浆甩。在与死神的搏斗中，这是最实在的一招。

是啊，斗不过豺狼虎豹，咱学兔子还不行吗？

然而多生几个真是谈何容易。谁都知道，并非每次性交都有结果，生男生女也全凭运气。看来冥冥之中另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和掌控着命中率。对这样的力量，岂能不恭敬有加顶礼膜拜，又岂能不想方设法弄到自己身上？

膜拜的目的是获取，获取的方法是巫术。巫术的规律，是相似律和接触律，比如胆大妄为就叫“吃了豹子胆”，韬光养晦就叫“夹起狗尾巴”。这种文学修辞其实是巫术遗风。要知道，原始时代的战士，是当真要吃豹子胆的。

获取神秘的生殖力量，也如此。

于是女娲和她众多的姐妹，便在世界范围内雨后春笋般地被创造了出来。

这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直接崇拜，而且这种崇拜是实用主义的。因此，隆起的腹部是她们的骄傲，丰满的乳房是她们的勋章，荷塘的蛙鸣是她们的《欢乐颂》，水里的鱼儿则是她们的万千化身。

是的，鱼和蛙。它们频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

这是一些令人过目不忘的形象。它们或写实，或写意，或抽象，或便化（简约化变形），形成序列，蔚为大观。尤其是半坡的鱼纹和马家窑的蛙纹，形神兼备，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你看那一排排并行的鱼儿，气势是何等地磅礴；你看那划水中成长的幼蛙，身姿又何其优雅和从容。是啊，每当我们凝视这些远古的神秘图案，扑面而来的便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15]

此致敬礼！你们这些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你们这些女娲的绶带和徽章。

但，为什么是它俩？

因为长得像又生得多。鱼和蛙，确实能给心智初萌的人类以太多的联想。鱼唇跟阴唇，不都是开开合合吗？青蛙跟孕妇，不都是大腹便便吗？不信去看姜寨一期的双鱼纹，简直就是女性生殖器的生理解剖图。

何况鱼子又何其之多啊！青蛙也是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这难道不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庙底沟的蛙纹，便特地在腹部画了很多点；马家窑的蛙纹，还特地画出了产道口。

实际上，从蝌蚪到幼虫，再到成形的蛙，在彩陶纹饰中应有尽有。这当然绝非偶然。

◎甘肃马家窑类型蛙纹的演变。从中不难看出蛙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据郑为著《中国彩陶艺术》第28页和图24。

有蛙有鱼，锣齐鼓齐。鱼，象征着女阴，也象征受精；蛙，象征着子宫，也象征怀孕。[16]难怪姜寨一期的那个陶盆内壁，会画了两对双鱼和蛙纹。

这可是一整套“女性生殖系统”。掌握了这套系统，我们就能像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访问罗马一样，叩响生命之门，并长驱直入。

◎仰韶文化鱼蛙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遗物，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

死亡线上走投无路的人，绝处逢生。

也许，这就是女娲的身世之谜——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娃娃落地，呱呱而鸣，于是荷塘之中月色之下，便是一片生命的交响。

死神，你听见了吗？

月亮不说

听见了这蛙声的，是月亮。

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秘密。

女人跟月亮，是同一时刻被造物主发明出来的吧？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相似和关联。月经一月一次，这就是关联；肚子有盈有亏，这就是相似。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伟大的孕妇——圆了，是正在怀孕；扁了，是刚生孩子。生出满天星斗的月亮，岂能不是神蛙？

◎陕西临潼姜寨出土，半坡类型蛙纹，蛙腹中的点表示多子。

代表月亮的这只神蛙，就叫蟾蜍。它或者在月亮中，或者就是月亮，甚至就是补天的女娲。姜寨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个腹部布满斑点的蛙形图案，就是她的形象。那些原本表示多子多孙的斑点，后来就成了补天的石子；而用来代替擎天支柱的所谓鳌足，则实际上是蛙腿。

女娲，其实是牺牲了自己，才成全了我们的。

一只巨大的青蛙，四条蛙腿支撑起残缺不全摇摇欲坠的天穹，身体中孕育已久的生命力在瞬间爆发，宇宙大爆炸般地化作满天繁星，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伟大！难怪月亮的面孔会生铁般地又白又冷，那是因为“产后大出血”。这可比仅仅把诺亚方舟恩赐予某些特权人物，要伟大得多！

这就是女娲的星空，它同样充满疑团。

众所周知，肚子有规律地膨胀和缩小，月亮、青蛙、女人都会，太阳和男人则不会。一个月一次的月经，男人没有，跟太阳就更没关系。因此，月亮神就该是女的，太阳神当然是男的，比如古埃及的月亮女神贝斯特，古希腊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她在罗马神话中叫狄安娜）。[17]

这样看，我们民族的太阳神和月亮神，就该是伏羲和女娲。[18]因为伏羲手上捧的是太阳，里面有一只太阳神鸟；女娲手上捧的是月亮，里面有一只月亮神蛙。这不就是中华版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吗？

然而在文献资料中，我们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女神。太阳神叫羲和，月亮神叫常羲。[19]而且，她们居然都是帝俊的妻子。帝俊，据说就是帝喾（读如酷），甚至就是舜。[20]这就更是糊涂账。再说了，羲和、常羲、伏羲，这三个“羲”，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

实际上，羲和并非太阳神，常羲也非月亮神，她们都是母亲神。羲和生了十个太阳，都是儿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都是女儿。她们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给自己的孩子洗澡。只不过，羲和的浴场在东南，常羲的在西北。

那么，后羿和嫦娥，会是太阳神和月亮神吗？如果是，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难道她原本不在那里？后羿又为什么要射日，难道他跟自己过不去？

没有人知道。

看来，有必要传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出庭作证。

作证还是作案

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其实也都有案在身。

众所周知，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都是宙斯跟暗夜女神勒托的孩子，而且是孪生。这倒是说得过去。万神之王要给暗夜以光明，当然要一次性地生出月亮和太阳。阿尔忒弥斯作为月亮女神也没问题，她出生时眉心便嵌着耀眼的月亮，左手拿箭右手拿弓，全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阿波罗的太阳神身份，却大为可疑。因为真正的太阳神是赫利俄斯，阿波罗只是光明之神。但，既然不是太阳神，为什么眉心会嵌着耀眼的太阳？

也许，他至少是半个太阳神。

或者说，有人希望他是。

事实上，阿波罗必须成为太阳神，才能与阿尔忒弥斯成双成对。然而他俩究竟是兄妹，还是姐弟，希腊人自己也众说纷纭。一种版本说，阿尔忒弥斯出生后，便充当了母亲的助产士，所以她又是接生女神。另一种版本则说，阿尔忒弥斯那修长曼妙的躯体，其实是阿波罗出生后，用自己的手牵出来的。

额头闪光的太阳哥哥喷薄而出，坚强有力的手牵出体态玲珑的月亮妹妹，画面感确实很好。

但，这是作证，还是作案？

作案。

因为太阳绝不会升起在月亮之前。

在远古文化系统中，太阳和月亮是两种符号，也是两个时代的象征。月亮代表的是女人，是雌性的生殖力量。对这种力量的崇拜，一定先于男性。因此，最先亮相的，也一定是女性的文化代码：鱼、蛙、月亮，还有大地。[21]有了象征母亲和母性的大地，才会轮到种子和种子的携带者，即男性或男人，以及他们的文化符号，包括下一章要讲到的鸟、蛇、太阳。

所以，作为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一定在前；作为光明之神和文艺之神，以及“准太阳神”或“伪太阳神”，阿波罗一定在后。也就是说，当阿尔忒弥斯驾着月之车飞过天际穿行丛林时，眉心嵌着太阳的阿波罗，应该还在娘胎之中。古希腊神话能留下两个版本，就说明真相并没有完全被遮蔽。

同样，手捧月亮的女娲一定在先，手捧太阳的伏羲一定在后，羲和与常羲则更在伏羲之后。女娲也不可能是伏羲的妹妹，更不可能是蛇，只可能是蛙。

蛙变成蛇，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

侦破此案并不难。找到相关利益人，就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看谁能够从中渔利，就能知道犯罪动机。女娲变成蛇，对谁最有好处？伏羲，或伏羲的粉丝和接班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伏羲和女娲都是蛇，谁先谁后就说不清，后来者也就可以居上。比方说，把伏羲说成女娲她哥。

伏羲在前，女娲在后，又有什么意义？证明男尊女卑天经地义。因此，女娲的手术非动不可。犯罪嫌疑人，则八成是鼓吹男权社会纲常伦理的那些家伙。只不过，他们做贼心虚，手忙脚乱，还是留下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女娲手中是月亮，伏羲手中是太阳。而且女娲的月亮里，还明明白白有一只蟾蜍。

◎汉石画像女蜗伏義图，出自《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四十四图。

这可是铁证如山！

但能够给女娲做整容手术，则说明世道变了。怎么变？氏族社会从母系变成了父系。父系社会是男人的江湖，他们当然有能力也有权力篡改历史。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女娲和伏羲变成了兄妹，嫦娥和后羿变成了夫妻，后出生的阿波罗也变成了阿尔忒弥斯的哥哥。

这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错乱，恐怕没人能够纠正。

嫦娥的私奔

女娲被人暗算后，嫦娥便私奔了。[22]

这是“一个人的私奔”。没人怂恿，没人策划，没人带领，没人追随，没有约会也没人等她，但义无反顾，头也不回。

咦？这明明是叛逃嘛，怎么是私奔呢？

因为嫦娥其实是逃避，逃避一个她无法适应又无法反抗的环境——男权社会。她的逃避也纯粹是个人和私下的，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有连锁反应。如此自我放逐，恐怕连“不合作主义”都谈不上。

嫦娥，是“惹不起躲得起”。

这当然不好意思叫叛逃，只能叫私奔。

但，新生的、血气方刚蒸蒸日上的父系社会和时代，真的必须逃避吗？

也许。

表面上看，从母系到父系，只是改变了血统的计算方式。但其实，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母系氏族是“非权力社会”。在那里，只有管理，没有统治；只有心意，没有权力。女性首领和她的助理们，面对的是真正的子民，给予的是真正的关爱。她们甚至用不着刻意提倡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就不能叫“女权社会”，只能叫“母爱社会”。

那是我们民族的春天，也是世界各民族的花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性关系自由，选择权则主要在女性。她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男友，只要她愿意。

唯一的“霸道”，是对性伙伴的择优录取。但这是为了种族的延续，也不会对落选者冷嘲热讽、赶尽杀绝。何况选择是双向和自由的，没有强奸，也没有卖淫；没有感情纠葛，也没有财产纠纷。[23]

父系氏族，却不是这样。

毫无疑问，父系氏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社会”。也许，它只能叫“半权力社会”或“前权力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母系变成父系，权力就被发明了出来，并成为男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的指挥刀。

实际上，如果没有权力问题，氏族的变革就没有必要；而权力一旦诞生，也就没有刹车的可能。结果，也许几百年，也许上千年，一切都今非昔比。管理变成统治，拥有变成占有，安排变成指使，安顿变成奴役，监狱、军队、政府和国家被相继发明了出来。母爱社会顺水推舟地变成了男权社会，而且延续至今。

女娲的时代终结，嫦娥的好日子也过完了。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晚一些，嫦娥悄然来到女娲造人的地方。她看到了什么呢？她会看见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正在冉冉升起。另一边，生铁般又白又冷的月亮，正在悄然落下。

生铁般又白又冷，正是月亮女神形象和性格的写照。

是的，阿尔忒弥斯身材曼妙，两腿修长，腰肢纤细，皮肤白皙，通身闪耀着光芒。她睫毛浓密，目光澄澈而又灵动；红唇小巧，嘴角挂着一丝庄重和威严。这是一种高贵的冷漠，圣洁的美丽，不容侵犯，不容亵渎。

然而那生铁般又白又冷的骄傲，却与内心的柔软包容共存。作为处女的保护神，也作为独立自由的象征，阿尔忒弥斯拒绝了众多的求婚者，却庇护那些不受爱神摆布的青年男女。

也许，蔑视权威，反抗世俗，保护弱者，这就是月亮的性格？难怪嫦娥要奔向月亮，也只能奔向月亮了。

再见了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女儿吧！

[9]    史前人类钟情母亲形象，见雷·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

[10]    摩尔达维亚在东欧，位于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包括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多瓦、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关于“白夫人”塑像的情况，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11]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本能，见卡西尔《人论》。意识到死亡是人类进化的最早成果，见卡尔·萨根《伊甸园的飞龙》。

[12]    对原始人类的死亡情况，已无法统计和描述。就连许多有着高169度文明的古老民族，比如玛雅人，比如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那些手无寸铁的原始民族，恐怕更加朝不保夕。

[13]    人类最早的神是女神，为考古学家和神话学家们所熟知。直到希腊时代，女神仍有重要地位。古希腊神话中，有大量女神，如天后赫拉、冥后珀尔塞福涅、灶神赫斯提娅、大地女神盖娅、爱斯与美神阿芙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青春女神赫柏、胜利女神尼姬、正义女神忒弥斯、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丰产女神德墨忒尔、海洋女神欧律诺墨等。但在我们民族，主神中的女神只剩下女娲，其余为次神，甚至妖。

[14]    米诺斯文明，也译作弥诺斯文明，是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出现于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之前的青铜时代，约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该文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岛，突出特点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关于那位把蛇高高举起的女神，见戴维李明《欧洲神话的世界》。

[15]    关于彩陶纹饰中的鱼和蛙，见郑为《中国彩陶艺术》。

[16]    鱼是女阴的象征，蛙是子宫的象征。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有花，均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实际上，花就是植物的生殖器，果则是植物的后来人。所以“姑娘好像花一样”：含苞欲放是新婚之夜，豆蔻年华是待嫁之时，大多数动物的发情期则在春暖花开时。

[17]    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性别，世界各民族并不完全一样，这里暂不讨论。

[18]    伏羲捧日、女娲捧月的画像，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四十四图。
伏羲，又叫伏戏、庖牺、宓羲、虑羲。被明确看作神农之前的圣王，始于《战国策》。他可能是雷神之子，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又，《文选·洛神赋》注称洛神宓妃即伏羲之女。

[19]    羲和，见《山海经·大荒南经》；常羲，见《山海经·大荒西经》。

[20]    帝俊就是帝喾，甚至是舜，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21]    大地在中西方都是女性的，比如希腊的盖娅和中国的坤卦。

[22]    赵国华先生《生殖崇拜文化论》认为，蟾字转音，就是嫦，即“嫦娥”。蜍字转音，就是兔，即“玉兔”。但嫦娥本名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才改为嫦娥。赵说似可商榷。

[23]    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见《列子·汤问》；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见《白虎通·号篇》。

爹若有奶，爹便是娘。

男人一旦掌权，潜伏的蛇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第三章

伏羲设局

日出时分

暮春之后是初夏。太阳升起前，有雾。

迷雾笼罩着史前文化，遮掩了阴谋与阳谋、真情与真相。我们曾经纳闷，后羿射日之后，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那里面，并没有她的情郎。我们也不知道，阿波罗为什么要设下陷阱，让阿尔忒弥斯射杀了自己的恋人奥利温。奥利温，并不是他的情敌。但我们知道，阿波罗和伏羲都与太阳有关，也都是蛇。是蛇的还有印度的韦须奴。就连佛陀，也曾表现为蛇。

为什么是蛇呢？蛇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许有人会喜欢蛇，觉得它神秘、冷峻、有头脑，类神。也有人讨厌蛇，觉得它丑陋、阴险、冷血、变态。更重要的是，蛇和蛙是死对头。蛇，是长虫。青蛙吃虫，蛇又吃蛙。蛇与蛙，如何相容，岂能相容？

因此，女娲让蛇出场，后来还变身为蛇，必有原因。

原因复杂而多项。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动因，是男人要搞“文化革命”。也许，这场革命是非暴力和渐进的；也许，革命的意识模糊而朦胧；也许，这事其实酝酿了很久很久；也许，它的背后有着经济的推动和考量。但不管怎么说，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终于都认为，仅有女性生殖崇拜远远不够，还必须承认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作用，并用一种合乎逻辑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

男性生殖崇拜开始了。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如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比如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因此，哪怕蛙不喜欢蛇，也只好不拘一格。

其实在蛇之前，男性的象征便已出现，这就是鸟。[24]鸟的崇拜要早于蛇，待遇也比蛇高。直到现在，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

鸟和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和代码。

当然，还有太阳。

太阳也是非有不可的。而且，正如月亮里面有一只神蛙名叫蟾蜍，太阳当中也得有一只神鸟。它的名字，就叫金乌。蟾蜍就是象征女性的蛙，金乌就是象征男性的鸟。只不过，金乌有三条腿，有的身上还背负着太阳。[25]有了这只“三足神鸟”，男人的太阳就不但能够冉冉升起，还能飞向不知终点的远方。

月亮有神蛙，太阳有神鸟，也没什么不好。

女娲她们当年，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代表女性的鱼女和蛙女，甚至有可能欢迎代表男性的鸟人和蛇人登堂入室，与她们共谋发展，同享太平。可惜谁都没有想到，是鸟就会叫就会飞，就可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她们更没有想到，鸟的背后还藏着一条蛇。蛇是一定要吃青蛙的，下手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太阳的光芒盖过月亮，蛇就一定会把母爱社会变成男权社会，而且永不交权。

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父系氏族的日出时分到了。在血红的云彩里，在荒古的熔岩中，一轮红日如同流动的金球，喷薄而出。它的下面，是一只金色的神鸟，张开巨大的翅膀，雄姿英发，傲然飞翔。另一边，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说不清是在默默祝福，还是黯然神伤。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只负日远行的三足神鸟究竟从哪里起飞。海上？山中？桑林？也许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当它背负青天往下看时，应该看到一个人首蛇身的小伙子，正英俊亮相，从后台走向前台。

他的名字，就叫伏羲。

天下第一厨

伏羲身上，有股子烤羊肉味儿。

当然，这里说的伏羲跟女娲一样，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父系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但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也不管当中出了多少代表，我们都通通称之为伏羲。而且照理说，他们也都该是蛇神。

但是奇怪，伏羲出生那天，我们只看到太阳很好，完全看不见蛇的影子。

是的，一点都没有。

跟女娲的娲一样，伏羲的羲，差不多也是一个特别创造出来的字。除了用于伏羲，以及其他一些神话人物，比如羲和、羲仲、羲均，另一个意思就是“气之吹嘘”，也就是气息舒展而出的状态。

什么气？

羊肉味呗！

羲，无疑与羊有关。金文的羲，就是上面一个“羊”，中间一个“我”，下面一个“兮”；或者上面一个“義”，下面一个“兮”。这个字加上牛，就是犧，牺牲的牺。这里面有牛有羊，偏偏没有蛇。你总不能说那个“兮”字，就是“蛇溜走了”吧？

女娲是女蛙，伏羲却不是伏蛇，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伏羲又确实是蛇，也必须是蛇。女娲就是因为伏羲，才由蛙变蛇的。如果伏羲不是蛇，女娲的整容岂不冤枉？如果说伏羲也曾变身，那又是谁给他动了手术？扑朔迷离的远古文化，难道案中有案？

其实，羲，原本与羊无关。甲骨文的羲，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兮是语气词，上古读音接近于“喝”，中古读音接近于“嘿”，意思相当于“啊”。我，也不是“自己”，是“兵器”，意思是“杀”。

所以，甲骨文的羲，就是“杀啊”。

杀谁？

谁杀？

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

但要侦破此案，也只能倒推。从哪儿推？犧（牺）。因为伏羲又叫庖牺（庖犧）。庖牺的犧，就是牺牲的犧；牺牲的犧，则原本是伏羲的羲，就像蛇字原本是“它”。这在文字学上就叫“本字”，也就是“原版”。

犧的原版是“羲”，蛇的原版是“它”。后来，“它”加上虫就成了蛇，“羲”

加上牛就成了犧。为什么要加偏旁？为了强调。比方说，强调蛇是爬虫。同样，正因为羲是牺牲，所以要加牛。要知道，牺和牲，都是牛字旁。

这当然很牛。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

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没有牛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所以，尽管甲骨文的羲没有羊，金文就得加上。再后来，还得加牛。上面加只羊，旁边加头牛，伏羲或庖牺，才算验明正身。

哈哈，原来伏羲这蛇头，是个做饭的。

但伏羲或庖牺，却堪称“天下第一厨”，因为是做饭给神吃。请神吃饭，这在古代可是头等大事。《左传》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战争，祀就是祭祀。[26]战争要杀人，祭祀要杀羊。羲，岂能不是“杀啊”！

所以即便在女娲的时代，伏羲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请神吃饭？难道他们牛羊成群瓜果满园五谷丰登，吃不完用不完，要大摆宴席？

当然不是。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请神吃饭其实是个局。

做局也是逼上梁山。正如生殖崇拜是因为死人太多，吓着了；请神吃饭则因为饥肠辘辘，饿坏了。那时生产力实在低下，先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难有储备可言。一旦长时间断粮断炊，族群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饥饿，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

这就必须想办法，最实在的办法则是发展生产力。于是各种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了出来，包括作为猎具和渔具的罔罟（读如网古），作为农具的耜耒（读如四垒）。这些理应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发明和创造，后来被归功于伏羲和神农。这当然实至名归也受之无愧。因此，这时的伏羲，是制造猎具、渔具和农具的工匠，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猎手、渔夫和农民。[27]但，这跟蛇有什么关系，跟羊又有什么关系？

羊是在狩猎过程中自投罗网的。原始猎人最喜欢羊，因为野猪野牛不易捕杀，兔子田鼠跑得太快，鱼虾贝蟹又解不了馋。只有羊，体大肉多，成群结队，反抗力弱，智商还低。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还能智取。比方说，伪装成羊混入羊群，然后把它们带进包围圈。羊傻呀，又喜欢随大流，哪有不上当的？

没错，这就是最早的“佯装”，装羊的伏羲就是最早的“羊人”。这也是最早的“局”，只不过它鲜为人知。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吃不完的羊被圈养起来，猎人伏羲也变成了牧人伏羲。这时，他当然还是羊人。

尝到甜头的伏羲得寸进尺。他决定设一个更大的局，忽悠一把天神地祇。

这就是请神吃饭——饭局。

饭局和狩猎，其实一回事，都是为了吃。没得吃，不够吃，便要么去抢，这就是战争，也就是甲骨文的羲；要么去讨，这就是祭祀，也就是金文的羲。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祈求的，是种族的延续；请神吃饭面对的，是族类的生存。前者希望多子多孙，后者希望丰衣足食；前者考虑千秋万代，后者考虑当下眼前。你说哪个重要？

都重要。但现在就有吃的，更迫切。

请神吃饭，不能不办。那些山神、河神、林妖树怪、土地公公，管着山间的兽、林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庄稼，自己又吃用不完，完全可以分一点给我们。只不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得把神伺候好了。要知道，就连范增要杀刘邦，也得先摆鸿门宴。

显然，这只能是伏羲的事。也只有发明了猎具、猎获了羊群的他，才有资格充当请神吃饭的厨师长和主持人。也因此，在祭祀仪式上，他依然得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扮作羊人。只不过，这时的他不再是猎手，而是祭司。同时，他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而是金文的羲。金文的羲，上面是義。義是仪（儀）的本字，即威仪或礼仪。而且，正因为儀的本字是義，犧的原版才是羲。

（两种字形，都一目了然，就是兵器（我）加上羊。意思要么是杀羊，要么是杀羊的人。为什么要杀羊呢？请神吃饭。）

伏羲的秘密，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权、法律、国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时代，族群都是自然形成的。纽带则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共食。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是同一个娘养大的人。实际上，原始人类聚族而居，无非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爹若有奶，爹就是娘；谁给吃的，谁就是老大。

掌勺的必定变成掌权的。后起之秀伏羲，要向女娲讨个说法。

披着羊皮的蛇

说法很快就有了，那就是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为之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的圆，男的方。这倒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男人有棱有角，女人珠圆玉润。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但，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这是后来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与狗有关，[28]羲与羊有关，牺与牛有关，哪有蛇？兵器倒是有的。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都是兵器。难道那蛇，其实不过是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牛的男人，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方面，都能体现其重要性。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只不过披着羊皮。

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这个大，其实是人，大人。人，如果是大人物，就写成正面而立的“大”，比如美好的美；如果是普通人，就写成侧身而立的“亻”，比如佯装的佯。可见，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头戴羊角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领袖？

当然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羊就是祥，就是冠羊之人。那么，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29]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六字真言艺术形象，它原本是日本奈良金刚山寺“宝珠舍利塔”的上部，王镛绘，转引自赵国华《生殖文化崇拜论》第155页。
这个形象，最下面是灿烂绽放的莲花，内含丰硕多籽的莲蓬，上为光焰四射的宝珠。宝珠之内，又有莲花、莲蓬、宝珠，表示天地万物的生生不已，生命创造的永无止境。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

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是鱼和鸟，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则多半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

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无疑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肉类）和“粢盛”（粮食）。它们盛放在“豆”里。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里面装的，是猪头三牲、红焖羊肉和扬州炒饭。这是当时的“满汉全席”。

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放在器皿中。牺牲、粢盛、玉器、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餐具（豆），叠加起来就是“豊”，也就是“礼”。[30]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廷或山林打盹。但，分食了胙肉的族民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陶盆。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31]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它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32]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地到密林深处去做爱。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做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来，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出土舞蹈人形放大图。

孙家寨出土的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的彩陶纹饰，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则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他们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归他说了算。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他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他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他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美，自许慎起，历来解释为“羊大”，即“美大为羊”。后来萧兵先生指出，应为“羊人为美”。萧说是。从字形上不难看出，美，上面是“羊”，下面是正面而立的“人”，即“大人”，也就是“冠羊之人”，亦即伏羲的形象之一。）

如果他是“羲”？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淑女都会春心荡漾，愿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也有羊有我（兵器）。但義变成“己之威仪”后，两方面都弱了许多，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不能叫“性崇拜”，因为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但这绝不意味着又退回到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

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这就是部落时代的前夜。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它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代表人物

代表意义

形象表现

原始群

夏娃

从猿到人

裸猿

母系氏族

女娲

从自然到文化

鱼、蛙、月亮

父系氏族

伏羲

从母爱到男权

鸟、蛇、太阳

部落时代之前的三个代表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伏羲也将功成身退。此后，氏族社会结束部落时代开始。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野蛮时代初级阶段的后半段，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了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

[24]    蛇和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鸟成为象征物，是因为有蛋（卵）。原始人看见雏鸟从鸟蛋中孵出，婴儿从胞衣中产出，便觉得人类自己，没准也是卵生。何况做爱的时候，男人的睾丸会收紧，提上去。这就难免让人误以为，新生命就是睾丸里的蛋进入了女人的子宫。于是得出结论：谁的蛋多，谁就最有生殖力。何况鸟的头颈，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缩进去，一会儿昂起来，一会儿垂下去，也很像阴茎。这又是一整套系统。

[25]    金乌三条腿，是因为两腿当中，还有一根阴茎。

[26]    实际上，祭的字形就是“以手持肉”（许慎《说文解字》），当然是请神吃饭。

[27]    在原始时代，发展生产力只能主要靠男人。依照《易系辞下》的说法，其中的杰出人物或氏族代表，前有“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后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罔罟（读如网古）就是猎具和渔具，耜耒（读如四垒）则是农具。发明制造罔罟和耜耒的是工匠，以佃（读如田）是猎手，以渔是渔夫，使用耜耒则是农民。由于这时已经有了畜牧业，他们还可能是牧人。

[28]    伏，甲骨文上面是人，下面是犬。许慎《说文解字》称“从人从犬”，戴家祥称其意义乃由“伏伺”而“俯伏”而“隐伏”（《金文大字172典》上册）。

[29]    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可译为“神，红莲之珠，吉”，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郭沫若认为是整朵花，见《释祖妣》。

[30]    礼起源于祭祀，已成为学界共识。礼字上半部，是一个盛放了玉的器皿，即王国维先生所谓“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观堂集林·释礼》）。郭沫若先生说得更明确，道是放了“两串玉具”（《十批判书》）。

[31]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葛天氏之乐”，见《吕氏春秋·古乐》。

[32]    关于原始歌舞和腰饰，请参看格罗塞《艺术的起源》。

蛇第二次出场后，部落的时代开始了。

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第四章

炎帝东征

炎帝是谁

炎帝来接伏羲的班，一定走了很远的路。[33]

接班人炎帝身份不明。他就是神农吗？不知。[34]也许是，也许不是。他跟黄帝是同时代人吗？也不知。[35]有人说同时，有人说先后。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就连司马迁也拉扯不清。

他的办法，是在《五帝本纪》中带上一笔，把神农看作一个过去了的时代，把炎帝说成与黄帝同时，但不立传。实际上，是将这个问题存而不论，却把黄帝扎扎实实地算作了五帝的第一人。

这当然很严谨，但不能解决问题。炎帝可以不是五帝，也可以不是神农，却总得是个什么。这样一位重要的始祖，岂能没有说法？

不是“五帝”，就只能是“三皇”。

三皇同样是糊涂账，因为根本就是编出来的。[36]春秋原本只有“五霸”，孟子针锋相对提出“三王”（夏禹、商汤、周文），到荀子冒出“五帝”，到吕不韦冒出“三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如此“三五成群”，整齐划一，本身就很可疑。先有三王，才冒出五帝；先有五帝，才冒出三皇。越是远古的人物，出现反倒越晚，这又可疑。

更何况，《荀子》只有空洞的五帝，《吕览》只有空洞的三皇。《庄子》的三皇五帝不但空洞，就连提到这茬的篇章，都不知是何人所写。三皇也好，五帝也罢，到底是谁，其实没人知道。荀子他们留下的，是一道填空题。

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37]

胡编乱造的结果，是三皇的说法不下六种。[38]其中最靠谱的，是伏羲、女娲、神农。但女娲不可能在伏羲之后，神农倒无妨与炎帝认同。如果承认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那么伏羲之后，黄帝之前，就该是炎帝。

其实只要不认死理，问题便好解决。比方说，把女娲、伏羲、炎帝或神农，看作五帝之前的“三个代表”，叫不叫“三皇”则无所谓。如此，则夏以前的历史便可以这样表述：女娲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炎帝代表早期部落，黄帝代表晚期部落，尧舜代表部落联盟。

这就清清楚楚。就连天皇、地皇、人皇的说法，也可以重新解释：女娲天皇，伏羲地皇，炎帝人皇；女娲天圆，伏羲地方，炎帝外圆内方。当然，作为神话传说人物，他们也都半人半兽，比如女娲是蛙，伏羲是蛇。

那么炎帝是什么？

牛。[39]

炎帝是牛，伏羲是蛇，这可真是“牛鬼蛇神”。

真是“牛鬼蛇神”倒也好，麻烦在于炎帝是牛又是羊，因为姓姜。姓姜当然也未必就是羊。《国语·晋语》就说，这是因为炎帝住在姜水。正如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姬水，即今陕西省武功县漆水河；姜水，即今陕西省宝鸡市清姜河。如此说来，炎帝和黄帝都是陕西人，还真可能是兄弟。[40]

可惜这种言之凿凿的结论，反倒可疑。何况《国语》的可信程度，原本相当于《三国演义》，只能当评书听。[41]靠得住的说法，是姜姓乃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42]羌，西戎牧羊人也，当然是羊人。[43]

羌族是羊人，伏羲也是羊人。羊人接羊人，靠谱。

但，如果炎帝是羊人，怎么会牛头人身？而且伏羲是羊也是蛇，为什么由牛来接班？何况炎帝是西方戎族，伏羲则也许是东方夷族，也许是南方蛮族。[44]炎帝接了伏羲的棒棒，岂非“东拉西扯”，或“南腔北调”？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好在有人愿意出庭作证并解释这一切。

他，就是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

证人狄俄尼索斯

狄俄尼索斯有三个形象：葡萄树、山羊和公牛。[45]

酒神是葡萄树并不奇怪，是山羊和公牛则意味深长。在中西文化中，羊和牛都被看作生殖能力极强的动物。牛鞭和中草药淫羊藿，就是中国古代的伟哥。古希腊那个长着山羊角、羊尾巴和两条羊腿的牧神和山林之神潘（Pan），更是性欲旺盛。难怪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牺牲是羊和牛。用牛羊献祭，既保证了饮食，又保证了生殖，可谓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狄俄尼索斯的公牛形象，恐怕就有这个意思。为他举行的酒神祭要由羊人和马人组成歌队来伴唱，也没准有这意思。在古希腊的绘画中，那些家伙的阴茎都雄壮勃起，便足以说明问题。

总之，牛和羊，还有马，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

但，这跟蛇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酒神是宙斯变成蛇，跟珀耳塞福涅偷情做爱生下的。这其实是众神之王要把自己的生殖力分出来，单独成为一个神。因此，狄爷的神像是用象征性爱的无花果木雕刻的。也因此，小狄一生下来，就头上长角。

角在古希腊，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以，狄俄尼索斯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山羊和公牛。变成山羊，据说是他父亲宙斯所为，目的是躲避赫拉的盛怒。表面上看，赫拉盛怒是因为宙斯不但偷情，还弄出一个“野种”来。实际上，她要捍卫的是权力。也就是说，即便在古希腊，生殖崇拜起先也是女性的专利。现在冒出个抢班夺权的，天后岂能不怒火中烧？争风吃醋倒在其次。

不过，生殖崇拜既然必定要从女性扩展到男性，那么，负责生殖和性爱的男神就一定会诞生，而且谁都挡不住。结果是，狄俄尼索斯不但变成了山羊，还变成了公牛。他的形象是人，但身披牛皮，牛头牛角，牛蹄垂在背后，跟我们的炎帝简直如出一辙。

宙斯变成蛇，生下山羊或公牛狄俄尼索斯，可见蛇可以变成羊，羊可以变成牛。蛇神、羊人、牛鬼，就这样击鼓传花。

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要啰唆一些。

麻烦在于，蛇神、羊人、牛鬼，在我们这里不但表现为三个阶段，也表现为三个地区和三个族群：蛇神是东方夷族或南方蛮族，羊人是西方的羌族，牛鬼则是来到中原的炎帝族。炎帝虽然也是羌族的一支，却不能跟原始羌族画等号。这就正如希腊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希腊人却不等于雅利安人。

何况那羌族的代表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从伏羲这个蛇神，到炎帝这个牛鬼，中间必定经历了羌族的羊人。

他是一位无名英雄。

实际上，羌就是羊人，即牧羊人；姜则是羊女，即牧羊女。羌的甲骨文，就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侧身而立的人。既然不是正面而立的大人物，当然名不见经传，或只能隐姓埋名。也因此，他不是美，是羌。

姜，则是上面两只羊角，下面一个孕妇。但这也不是美，是姜。姜就是“羊女所生”。妈妈姓姜，子女也姓姜。姜，是羊妈妈的羊宝宝。

（《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1页注云：姜与羌通用，三姜即为三羌。）

其实就连“姓”，也是“女之所生”。所以，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炎帝的姜，黄帝的姬。[46]换句话说，姓，就是母系；氏，才是父系。氏族社会应该叫“姓族社会”，炎帝也该出自姜族。

那么，姜族怎么成了羌族？

因为天地翻覆，世道变了。自从女娲由蛙变蛇，历史就被改写，甚至黑白颠倒，面目全非。

图腾柱，竖起来

前面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群到氏族，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即由点到面，到片，到圈，到国。其中，有的是就地扩容，比如夏娃变女娲；有的是迁徙变性，比如羌族变炎帝。但只要性质变了，名称就会更改。因此，羌族和羌人，是有可能原本叫姜族或姜人的。姜和羌，也可能原本是同一个字。但为了明确母系变父系，必须用男性的羌，取代女性的姜，就像从西部迁徙到中原进入部落时代的那一支，要改名为炎帝族。

好在即便是炎帝，也仍姓姜。这倒不因为那姜水，而是因为那牧羊女。她的样子，我们在电影《少林寺》里见过，在王洛宾的歌里也听说过。

是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在那遥远的年代。

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那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伟大，就在于为了族的生存和发展，毅然交出了管理权。姜人这才变成羌族。作为羌族一支的炎帝，也才能革故鼎新，把族群的徽号从羊变成了牛。

牛与羊，还有蛇，有什么不同？

蛇是生殖崇拜，牛是图腾崇拜，羊是过渡时期。

什么是图腾？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图腾就是他们的“国名”、“国旗”和“国徽”，是他们的“共同祖先”，也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比如某个族群以鹰为图腾，那么，族的成员便从小就会被告知，自己的老祖宗是一只神鹰，他们这个族叫鹰族，是那只男性神鹰的子孙后代。作为“鹰的传人”，他们的酋长必须头插鹰羽，鼻似鹰钩，族民们则要进行鹰的文身。他们的旗帜上会画着雄鹰，村口则竖起一根雕刻着鹰头的柱子，叫“图腾柱”。隔三差五，逢年过节，他们便围绕着这图腾柱，吹起鹰笛，跳起鹰舞，就像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人。[47]

难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会纷纷粉墨登场了。但这些原始民族的图腾并不是阎王殿里的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反倒是些正派人，比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狼和鹰，古罗马的马和野猫，黄帝手下的熊、罴、貔、虎，少昊手下的凤鸟、玄鸟、青鸟、丹鸟，畲族和瑶族的盘瓠。当然，还有蛇。只不过，它后来变成了龙，不再是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而是一个大民族的总图腾。

问题是，有了图腾又如何呢？

天下就由女人的，变成了男人的。因为无论世界各民族的图腾是怎样的五花八门，也无论它们是动物（比如鹦鹉）、植物（比如球茎），还是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反正都是男性的，是让族群的老祖母神秘怀孕的男神。

这当然并不可能。让女人怀孕的，只会是男人。因此，弄出一个神来做图腾，其实就是要把那男人说成神，是男性生育作用的神圣化和神秘化。这样做，也显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抬高男人的地位。也就是说，过去打下手的，现在要当老板。为此，先得冒充神灵，过把神瘾。也因此，当男人坐稳了江山，可以称孤道寡唯我独尊时，所有的图腾便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消失得无影无踪。

图腾的作用，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但，自从太阳里有了金乌，祭坛上有了蛇神，男人的地位已大幅度提高，为什么还要高高地竖起图腾柱？

也不完全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族群的扩大，恐怕是重要原因。纯自然形成的原始群非常弱小，因此是点。变成氏族就已壮大，因此是面。氏族壮大以后，便分门别户，裂变为多个氏族。这些藕断丝连的氏族，再加上周边相邻相近的七零八落，联合起来就是部落，也就是片。

连成一片的部落，人更多，地更广，事务更繁忙，关系更复杂。氏族成员都是血亲，部落则还要加上姻亲。七大姑八大姨，老丈人小舅子，妯娌连襟，旧友新朋拢在一起，当然需要凝聚力，需要总指挥，需要顶梁柱。非如此，不能将这些一盘散沙的大小氏族拧成一股绳，来发展生产力，对付野兽和敌人。

图腾是必需的，问题只在是什么；核心也是必需的，问题只在谁来当。

牧羊鞭与指挥刀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须是男人，也只能是男人。

男人是雄性的动物，也是野心的动物。男权的确立，今天看来也许不对，但在当时却势在必行。沧海横流危机四伏之时，族群需要的不是温柔敦厚，而是铁腕、铁血和铁面。

因此，新生的部落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来当核心，还需要强壮有力的动物来做图腾。

比如牛。

生猛的牛，尤其是公牛和野牛，无疑比温顺的羊更有战斗力。事实上，炎帝族能够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就因为他们在当时便出类拔萃，比其他部落更有进取心。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从西部出走，就像当年猿群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也许，羊曾做过他们的图腾。也许，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会以羊为图腾。但远走他乡的这些改革者，却必须更换旗号。

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更换竟是划时代的。

中华民族的史前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国家的诞生。表现为文化模式，则分别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是图腾崇拜的顺延，我们以后再说；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革命，是此刻的事情。它很可能就发生在姜人东迁的途中。牛替代羊，则意味着革命成功。

这就不是简单的迁徙。其意义，不亚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生殖变成图腾，怎么就是革命呢？

首先，生殖崇拜男女平等，甚至女先男后；图腾却只崇拜男性，男尊女卑。其次，生殖崇拜万物有灵。女性的鱼、蛙、月亮，男性的鸟、蛇、太阳，都是崇拜对象。图腾崇拜却是定于一尊，每个部落都只有一个图腾，而且它们迟早要归于一统，就像上下埃及兼并后的神鹰荷鲁斯。更重要的是，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时代，图腾崇拜代表部落时代。氏族的首长是氏族长，部落的首长是酋长。氏族长是劳动者，手里拿的是牧羊鞭；酋长是领导者，手里拿的是指挥刀。

这，难道还不是革命？

现在已难确知，在那革命的紧要关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更没建立档案。唯其如此，留给历史的才会是一片扑朔迷离。

比方说，蛇、羊、牛，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还是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又都不是。蛇，如果后来没成为图腾，就不会变成龙。牛，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就不会变成图腾。可见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身份，如果混为一谈，那不是历史的错。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后有男性生殖崇拜，然后变成图腾崇拜。因此，姜人和羌族的羊，就必须一变再变。起先是牧羊女，这就是姜。然后是牧羊人，这就是羌。下一步，应该是变成牧羊犬，就像畲族和瑶族的盘瓠；或者牧羊神，就像古希腊的潘。可惜，这一环节遗失了证据。结果，便跳跃式地直接变成了牛。

作为牧羊女的子孙，羌或姜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他们一部分留在西部，成为羌族；另一部分则来到中原，成为炎帝族。炎帝族带来了自己的西戎文化，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包括伏羲族传入中原的东夷文化或南蛮文化。

也就在那时，伏羲交出了接力棒。

部落的时代开始了。牛首人身的炎帝为它揭幕剪彩，牛图腾的旗帜高高飘扬。

弹指一挥，换了人间。

蛇的第二次出场

事情已经清楚，羊女变羌人，是革命的关键时刻。

我们不知道，在那微妙敏感的弹指之间，是女人主动让贤，还是男人强势夺权。如果是后者，那么，蛇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坏的作用。

蛇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它潜伏了很久。

实际上，蛇也是二次出场。第一次是在夏娃的时代，把生殖变成了性。那时它是性感而坦诚的，是背了黑锅的无名英雄。功成之后，蛇退隐，蛙上台。蛙或女娲又把性变成生殖，发明了生殖崇拜。生殖变成性，动物就变成了人。

生殖崇拜诞生，自然就变成了文化。

人类的两次前进，蛇和蛙都功不可没。

因此，按照轮流坐庄的原则，蛇当然要再次登台。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性感坦诚的蛇会变得邪恶、狡猾和贪婪。它这个台，居然一坐就是几千年。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它这回的目的不是让女人快活，而是要自己快活，并且刚一上台就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它不但独霸了历史舞台，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私下里把女娲变成了蛇。

这堪称用心险恶。

然而冒充医生的蛇，做完手术后就擦掉了所有的指纹，销毁作案工具，迅速撤离现场。自己也改头换面变成了牛，满脸的无辜。结果，“女娲是蛇”的弥天大谎，便哄骗了众多的书呆子和老实人。

可惜蛇再狡猾，也想不到它的同案犯会留下证据。这个同案犯就是鸟，证据则是一系列的“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这种图案，直到明代的砖刻上都有。这些蛛丝马迹雄辩地证明了，蛇吞蛙，鸟食鱼，不但在自然界屡见不鲜，在历史上也曾是惊人的一幕。[48]

蛇，为什么能得逞？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其实已有财产的权属。虽然那时还是“夫从妻居”，但如果分手，男人可以带着劳动工具、牲畜和粮食一走了之，女人则只能留着她的锅碗瓢盆，坐守空巢，招降纳叛。

①西周青铜器鸟鱼纹
②汉代画像石鸟啄鱼纹
③秦汉瓦当鸟衔鱼纹
④晋代金饰品鸟衔鱼纹样
⑤临汝阎村出土彩陶缸鸟衔鱼图
⑥宝鸡北首岭出土细颈彩陶壶金上鸟衔鱼纹样
⑦明代织锦鸟衔鱼纹样
⑧明代砖刻鸟衔鱼纹样

这事不能以今度古。那会儿可没什么房地产，男人拥有的要值钱得多。比如牲畜，可以吃也可以用，是生活资料也是劳动工具。何况到了后来，男人还有了新的“牲畜”。这就是奴隶，是男人猎获的战俘。而且这些最廉价的劳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还跟牲畜一样是很容易繁殖的。

这时的男人既是资本家，又是统治者，钱包鼓鼓，如狼似虎。

财大必然气粗。创出产业的男人再也无法容忍血缘按照母系计算。因为那意味着自己挣下家当跟亲儿子一点关系没有，丈母娘和小姨子倒有份，甚至会划到另一个男人孩子的账上。要知道，那时的女人是可以有许多性伙伴的。

因此，这种制度必须废除。

事实上它也被废除了。这虽然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但当真做起来却比现在房产过户还简单。然而女人却从此失去了财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继承权。与此同时，她们也丧失了政治权，包括参政权、议政权、执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即便在古希腊的民主时期，女人也是没有的。在旧中国，她们则还要被剥夺祭祀权。这在古代社会，可是最重要的权利。

没有祭祀权的女人，死都死得不一样。在甘肃临夏秦魏家，考古学家发现了父系氏族时代的古墓。在十余座夫妻合葬墓里，男人都是仰面朝天，大大咧咧；女人都是弯腿侧身，委委屈屈。男尊女卑的意思，一清二楚。

这才真是死不平等。

◎甘肃临夏秦魏家人殉示意图

谋杀与强奸

女人的失败，一半因为无奈，一半因为心软；从母系到父系，从氏族到部落，则既有和平演变，又有血腥镇压。

这当然都因为蛇。

蛇，不但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也是一个残忍的家伙。

先民十分怕蛇。平时走路，见面询问“有没有蛇”，都只敢说“有它无”。

所以，男性生殖崇拜的最早象征不是蛇，而是比较可爱的鸟，后来又有蜥蜴和龟。可见，起用蛇，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和暴力，一开始恐怕就是阴谋。

蛇的罪行有两条：谋杀和强奸。

谋杀的对象，是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他必须被杀掉或吃掉，叫“杀首子”。最人道的做法也是扔掉，叫“弃子”。这当然是为了男人的财产，不至于落到某个野种的名下。毕竟，在性自由的原始时代，法定的父亲确实无法知道那小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时又没亲子鉴定。

这种惨无人道的恶俗和陋习，后来当然被彻底废除。但这绝不是哪个男人发了善心，只因女人的贞洁有了保证。事实上，新婚之妻如果是处女，“杀首子”就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愚蠢透顶。

吊诡的是，女人守贞却可能是男人强奸的结果。

这个弯转得实在太大，也只能长话短说。简单地说，守贞在原始时代，原本是女人的权利，也是权力。权利不是义务，它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守贞权也一样。因为爱情，只跟某一个男人做爱，是行使；为了快乐，随便跟任何男人上床，是放弃。无论行使还是放弃，都体现了她的自由与尊严。

因此，要想女人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男人，甚至为未婚男人守贞，就只有剥夺她们的自由，摧毁她们的自尊。强奸，无疑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某些特别恶毒的男人，甚至有可能会选择在月经期强奸。目的，就是要给女性那脆弱的心灵，以沉重而致命的打击。

蛇的狡猾，正在于此；蛇的残忍，也在于此。

现在已难讲清，以性器为武器，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可以肯定，男人一旦决定进攻，女人是打不赢的。从此，守贞不再是女人的权利，而是她的义务。她不但可以守贞，而且必须守。至于男人，却可以继续寻花问柳。后来，还可以公开合法地纳妾，半公开半合法地嫖娼，以及玩弄男童。氏族社会的血色黄昏，揭开了部落时代和男权社会的序幕。

女人失去了自由，男人获得了霸权，这无疑是女性的失败。而且恩格斯还说，这种失败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

但，男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男人有男人的问题，这就是“雄性的嫉妒”。它对于“共居生活的群”天然地具有破坏性，更是一个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大敌。动物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雄性只在交尾期嫉妒，择偶权又在雌性。但此刻的人类社会，却是男人“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你怎么保证他们不打起来？[49]

所以，母系的社会可以各得其所，男人的江湖却需要摆平。何况除了得到女人的身体，还有土地的争夺，边境的纠纷，水源的占有，财产的谋取。这些都要靠拳头说话，也只有拳头说话才管用。

更何况，部落酋长手中拿的，还是指挥刀。

战争一触即发，战争也无法避免。比方说，向蚩尤宣战，跟黄帝火并。

[33]    炎帝是伏羲的接班人，据清代吴秉权《纲鉴易知录》：“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

[34]    炎帝即神农，见《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

[35]    炎帝与黄帝同时，见《绎史》卷五引《新书》：“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36]    三皇五帝是编出来的，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37]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见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38]    关于三皇的说法有：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引《春秋纬运斗枢》），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伏羲、神农、共工（《通鉴外纪》），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义·皇霸》引《礼纬含文嘉》）。后四种，都有伏羲和神农。

[39]    炎帝是牛，见《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

[40]    炎黄的姓，见《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41]    《国语》所说史实的可信程度相当于《三国演义》，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42]    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后来因游牧而进入中原，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43]    羌是“西戎牧羊人”，见许慎《说文解字》。

[44]    伏羲是东方夷族还是南方蛮族，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作讨论。

[45]    关于狄俄尼索斯的三个形象及其相关传说，请参看弗雷泽《金枝》。

[46]    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也都从女，比如姜（炎帝）、姬（黄帝）、姚（舜帝）、妫（舜的后代）、姒（夏族）、（高辛之妃，商族之母），都是。此外，还有一些后继乏人鲜为人知的，比如妁、如、好、妙、妊、妞、媿、嫪，也是。

[47]    图腾（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制度和图腾崇拜的基本教义，是坚信族群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共同祖先是男性的，却又不是人。它们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但无一例外，既神圣，又神秘。

[48]    除了“鸟啄鱼”或“鸟衔鱼”图案，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其实是有“蛇蛙纹”的，但似乎“和平共处”。后来，就发展为雌雄同体的“玄武”。玄武不是龟蛇合体，而是蛙蛇合体，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

[49]    关于经济的变化引起社会的变化，导致母系变成父系，女性遭遇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失败，以及“雄性的嫉妒”会破坏“共居生活的群”，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他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第五章

黄帝出场

黄帝不姓黄

黄帝出场时，很拉风。

黄帝大约是在春秋晚期，跟炎帝一起出现在先秦典籍中的。《左传》和《国语》，便都是炎黄并称。然而他俩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炎帝一路滑坡，每下愈况，到司马迁时便不知所云；黄帝则与时俱进，一路飙升，到战国时已宛若神明，后来更成为中医学和房中术的发明人。

韩非子描述了黄帝出行时的盛大场面——左右两边六条蛟龙，护卫着大象驾辕的专列；鹤身人面一条腿的神鸟毕方担任副驾驶，铜头铁额飞沙走石的神兽蚩尤担任清道夫；腾蛇在地下保驾，凤凰在天空护航；两骖如舞，龙凤呈祥，警车开道，风雨除尘，前呼后拥，大合鬼神。[50]

好一个人五人六的排场，难怪他叫黄帝了。

黄帝其实就是皇帝，但不是坐在未央宫或紫禁城欺世盗名的那些家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流，都不过无耻地盗用了这神圣的名义。

什么是皇？什么是帝？帝在卜辞中，原本指天神和上帝；皇在《诗经》中，则只是动词、形容词和感叹词。实际上，帝就是花蒂，即缔造者。皇则是辉煌，是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因此，皇帝就皇天上帝，或相当于皇天上帝。它的本义是：旭日东升般灿烂辉煌，花蒂一样创造了生命，我们鲜花盛开之民族的伟大缔造者。

想那时缔造者一定很多，比如燧人氏燧皇，女娲氏娲皇，伏羲氏羲皇。他们也都后继有人。于是“皇帝”只好四分五裂，一变而为三皇五帝。五帝也有时间和空间的两种。时间的是黄帝、颛顼（读如专须）、帝喾、尧、舜，空间的则是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

白青黑赤黄，对应着金木水火土，看起来很好。

可惜远古的历史越是整齐，就越是可疑。以五行说五帝，更不靠谱。事实上，这很可能是秦和汉的“颜色革命”。

刘邦就说，秦始皇只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赤帝，黑帝的位置明摆着是给我留下的。[51]这种鬼话，你也信？

黄帝，并不姓黄。

然而黄帝确实是伟大的缔造者，也是伟大的发明家。他号称轩辕氏，就是证明。轩就是车，辕则是驾车用的直木或曲木。殷周独辕，汉以后双辕。没有轩辕，或不是车的发明人，怎么能叫轩辕氏？

古人说，这是因为黄帝住在轩辕丘，位置则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52]可惜这同样靠不住。想想就知道，如果不是先有轩辕，哪有地名叫轩辕丘？华盛顿叫华盛顿，是因为住在华盛顿吗？所以事情恐怕恰恰相反，轩辕丘是因黄帝而得名，正如中山路。

这就厥功甚伟。要知道，埃及人的马车是尼罗河文明开始一千多年后，才由希克索斯人引进的；中美洲在15世纪末欧洲人入侵前，既没有马也没有车。[53]所以黄帝造车，曾遭人质疑。但同样被质疑的古埃及纸草船和金字塔，已被挪威探险家海尔达尔和日本考古学家证明了建造的可能。可见古老民族的创造力，其实超出我们的想象。黄帝的龙骖象车，也不会是太空船。

因此，他老人家有资格享受这样的排场：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

嘿嘿，磁悬浮！

身世之谜

但，风光无限的黄帝，出身却是个谜。

相关的说法当然有。如此伟大的缔造者，岂能没有出身？就算瞎编，也得弄出一个。比如《国语》，便说“少典娶有蟜（读如角）氏女，生黄帝、炎帝”。这个说法被司马迁采信，但略去了炎帝。是啊，炎帝实在说不清。何况炎黄相距五百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兄弟？[54]

其实，根本就犯不着凭空捏造什么爹娘。这种自作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制造麻烦，因为又多出个更加来历不明的少典和有蟜。谁是少典？有蟜又是谁？没人知道。也有人说少典其实是国名，这又哪里有谱？

靠得住的，也许是黄帝姓姬。也许。

但，说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姬水，可就跟说他号称轩辕是因为住在轩辕丘，同样靠不住。高老庄的人姓高，李家村的人姓李，是因为住在高老庄和李家村吗？再说了，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姬水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够得着吗？

没错，因地得名的事确实有，比如易氏就得名于易水。但那种方式得到的是氏，不是姓。姓表示的是所生之族，氏才表示所居之地。[55]姓比氏早得多，甚至早于地名，氏则在地名和官名之后。也就是说，宝鸡市那条河叫姜水，很可能是因为炎帝姓姜；武功县那条河叫姬水，也很可能是因为黄帝姓姬。

姓姬，又怎么样呢？

有点麻烦。

黄帝的姬，确实比炎帝的姜难以理解。姜和姬都是母姓，这没有问题。炎帝姓姜是因为妈妈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妈妈姓姬，也没问题。炎帝的姜妈妈是牧羊女，更没问题，羌族就是西戎牧羊人嘛！黄帝姓姬却很奇怪，总不能说他的姬妈妈是牧鸡女，他那个族群是牧鸡族吧？[56]

当然不能。实际上，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一个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57]

这样的女孩子，能是什么人，又该是什么人？

漂亮妞呀！

没错！姬在后世的第一种用法，就是美女。所谓淑姬、吴姬、仙姬，还有朝鲜的金姬和银姬，都是。

不过这样一来，麻烦就更大了。姓，是表示“所生之族”的。羌族牧羊，当然姓姜。姓姬的又放牧什么呢？梳妆台吗？何况一个族群，怎么会把漂亮妞当作旗号？难道她们是靠天使脸蛋和魔鬼身材过日子的？

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个族群的女人太漂亮了，别人看了喜欢，自己也很得意，因此自称或被称为“美女族”。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战败而沦为舞女或侍妾，甚至性奴。要知道，姬，可以是美姬，也可以是歌姬和宠姬。

事实上，卜辞中的姬与婢，往往通用或连用。[58]比如“姬于妣辛”就是给妣辛做婢女，“姬婢二人”则是一姬一婢。原始时代的战争极其残酷，战俘的命运也非常悲惨。为了节省粮食，男的往往被杀死，女人则酌情留用。身壮有力的就做粗使丫头，为婢；美貌性感的就做舞女侍妾，为姬。黄帝的母亲，完全有可能作为战俘又因为美貌而被收房，成了少典酋长的通房大丫头。

姬，到底是美女族，还是性奴族？

不知，也用不着确知。有些事情，如果注定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那就让它永远是谜。我们只要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就好。

黄帝族崛起的前夜，何妨留下一片寂寞。

拐点

功成名就的黄帝，照例要改身份证。

这事非做不可。就算黄帝自己不做，别人也要帮他。因为只有更换旗号，才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

炎帝就这样做了，他的方式是变更图腾。

黄帝也有图腾吗？当然有，也应该有。生殖崇拜转变为图腾崇拜，是部落区别于氏族的紧要之处。只不过，黄帝的图腾是什么，却众说纷纭。

多数人认为是熊，因为黄帝号称有熊氏。有，是语助词，无义，故“有熊”就是熊，熊也就是黄帝的图腾。但也有人说是龟，因为周人曾说“我姬氏出自天鼋”。[59]天鼋就是神龟，也就是轩辕。还有人说是龙或蛇，因为《山海经》说轩辕国人都是人面蛇身，何况姬通巳，巳就是蛇。此外，还有说是云、鸟、太阳、水土、星象、车辆的。

当然，更有人主张根本就没有图腾。

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

学术界搅成一锅粥，是因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搞“泛图腾论”。比如说有蟜氏以蜜蜂为图腾，有巢氏以树木为图腾，燧人氏以石或火为图腾，南方各部落以蛇为图腾，东方各部落以鱼为图腾。但，燧人氏那会儿，哪有图腾？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又怎么会是图腾？

这样的图腾观念和研究，确实迹近信口开河。

黄帝族到底有没有图腾？如果有，又是什么？无妨继续讨论。它们或许有学术价值，但没有历史价值。或者说，不是有意义的历史。

什么是有意义的历史？变化、转折、进程、区别、拐点。

比如有没有图腾，是部落与氏族的区别，不是部落与部落的区别。所以，炎帝的图腾必须讨论，黄帝的则可存而不论，爱谁是谁。

那么，炎与黄，区别在哪里？

氏。

黄帝是正儿八经有氏的，还有好几个，比如轩辕氏和有熊氏，此外还有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炎帝却多半没有，除非他就是神农氏。可惜炎帝与神农的关系，笔墨官司打了两三千年，也没弄清楚。何况就算炎帝是神农，也不等于他有氏。因为神农氏的氏字，很可能是后加的，就像燧人氏、女娲氏、伏羲氏。燧人、女娲、伏羲那会儿，有氏吗？没有。

氏，没准也是黄帝的发明，而且这个发明还是划时代的。它比发明车子、衣服、历法、算学、中医和房中术，意义都重大得多。

事实上，氏是破解黄帝之谜的第二个关键词，也是历史的拐点，因为姓与氏有三大区别：姓属母系，氏归父系；姓为先有，氏则后来；姓别婚姻，氏别贵贱。所谓“姓别婚姻”，就是说同一母系的兄弟姐妹不能有性关系，叫“同姓不婚”。这当然是母系时代的观念。相反，氏别贵贱，则不但意味着以父系计算血缘，还意味着以父系区别地位。父系制度完全确立，阶级观念初步萌生，这当然比有姓无氏的炎帝族，更成熟也更高级。

于是黄帝理所当然地成了江湖老大。

当了老大，就得有老大的样子。确定自己的氏，是部落时代后期黄帝或黄帝族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什么摆平江湖

黄帝的氏有好几个。最重要的除了“有熊”，便是“轩辕”。轩辕就是车，轩辕氏则是造车的人。“有熊”重要不奇怪，因为可能是图腾，“轩辕”又有什么要紧呢？

有熊是标志，轩辕是实力。

那会儿毕竟还是石器时代，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可能改变历史，更有可能改变族群的地位和命运，何况是车？车，无论是马车还是牛车，哪怕只是人力车，都是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但是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还能够成为战斗武器。春秋的战争，就是车战。因此，如果黄帝当真发明了车，那他就会拥有天下最大的兵工厂。他的武装力量，也会是所向无敌的坦克部队。

这可比说什么都管用。

反正不管怎样，黄帝族在当时，一定技术最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于是五湖四海的大小部落和氏族纷纷侧目。他们或者示好，或者结盟，或者投靠，这就是《史记》所谓“诸侯咸来宾从”。宾，就是归顺；从，就是服从；所谓诸侯，则是黄帝以外的各类族群。

宾从的结果是出现了“独联体”。但不是“独立国家联合体”，而是“独立部落联合体”。黄帝，就是独联体的总舵主。

黄帝时代的独联体，比炎帝时代的部落大，比尧舜时代的联盟小，规模和性质则处于二者之间。如何处理关系，怎样摆平江湖，当然是个问题。何况到了后期，包产到户的小族群，慕名前来的新成员，都已经很多。这就得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也弄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

考验政治智慧的时候到了，黄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氏与轩冕。[60]

前面说过，姓别婚姻，氏别贵贱，别贵贱的办法则是“轩冕有别”。轩冕就是轩车和冠冕，这当然都是权贵们才能享用的东西。别轩冕，就是管理社会靠待遇。坐什么车，驾什么船，或者只能步行，有一定之规；穿什么衣，戴什么帽，或者只能光膀子，也有一定之规。而且，是什么氏，就用什么样的轩冕。

很清楚：轩冕是显贵的Pass，正如图腾是部落的Logo。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因为独联体的各分舵，原本就有自己的图腾，比如熊、罴、貔、貅、貙、虎。图腾不同，轩冕当然有异。现在，只要按照各自的实力，分个三六九等，排个上下高低，再规定一下尊卑贵贱，就行。

这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而且是更重大的发明。

事实上，有了这样一套游戏规则，许多事情就有话好商量，不必动辄出手。而且，只要认同轩冕的安排，就都是“自己人”，是“黄帝族”，不用管原来是哪个族群。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以利益均沾的合理分配赢得和平共处，用尊卑有序的文化符号实现身份认同”。

对！以文化论族类，以待遇换和平。

我们不知道，黄帝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莫非与性格有关？古人说，炎帝火德，黄帝土德，看来有点道理。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可能比较暴烈，黄帝则比较厚道。因此，同样比较厚道的周人便全盘继承了这些智慧，创造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难怪周人坚持说自己是黄帝之后，而且姓姬了。

可惜，尽管黄帝因为发明轩冕而号称轩辕，也尽管后世儒家一再宣称“垂衣裳而天下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61]也就在黄帝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强劲的敌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个敌人是那样的英勇善战，百折不挠，所向披靡，根本就不理睬什么轩冕那一套。

黄帝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

这个劲敌就是蚩尤。

战神蚩尤

蚩尤最后还是战败了。

战败的蚩尤得到了胜利者最大的尊重。他被奉为战神，号称“兵主”，在封禅大典中，是继“天主”和“地主”之后第三个被祭祀的神。[62]他的形象画在了胜利者的军旗上，让黄帝麾下的将士备受鼓舞士气高涨，令其他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闻风丧胆，知难而退，不战而降。[63]

这是怎样的对手！

这是怎样的敌人！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九黎则可能是九个部落的联合体。[64]每个部落，又各有九个兄弟氏族，因此号称八十一兄弟。他们应该叫九黎或九黎族，不应该叫蚩尤族。因为蚩和尤，都不是什么好词。

蚩，从虫。虫就是它，它就是蛇。虫字上面那部分是止，即脚趾头。所以蚩就是“蛇咬脚”。[65]尤则是错咎、灾难、罪过，比如“以儆效尤”；又引申为怨恨、归咎、责怪，比如“怨天尤人”。

（从以上两个字形看，很明显就是蛇）很清楚，蚩尤就是蛇灾。

九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也许意思是“蛇灾地区的人”。这就正如意大利那位伟大的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本名“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意思是“来自芬奇”。

当然，蚩尤也可能是敌人对九黎的称呼。

事实上，尤，有突出特异的意思，比如“尤物”。陈独秀就说，尤物、狐媚、虎威，是同一类型。[66]女人媚得像狐狸，就叫“狐媚”；男人凶得像老虎，就叫“虎威”；一个部落如果恐怖得有如蛇灾，那就叫“蚩尤”。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叫“狐狸精”，绝不可能是她的本名。

九黎被叫做蚩尤，大约也是因为既异类，又可怕。

的确，在传世的所有典籍中，蚩尤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他们兽身人言，吞沙食石，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67]遇到这样的劲敌，谁不胆战心惊？

直到胜利之后，炎黄还心有余悸，又敬又畏。

想那时黄帝一定十分头疼。战，输赢难定且不说，就算赢了也有悖于自己的原则或标榜，胜之不武。不战？由不得你。

何况那时的中原大地上，还有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者”炎帝。他们经营了很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打个比方，黄帝好比二战时的美国，炎帝好比英国，蚩尤好比德国，但不是法西斯。

显然，礼让是不行的，礼仪也是没用的，管用的只有刀枪。

炎、黄、蚩尤之间，必有一战。

这是远古时期的“三国演义”，起因和过程却是一笔狗肉账。说法之一，是黄帝先与炎帝战于阪泉，然后才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二，是蚩尤先侵犯炎帝，炎帝求救于黄帝，二帝组成联军。之三，是蚩尤挑战黄帝，黄帝应战。之四，是炎黄共灭蚩尤后，又在阪泉三次大战，再决雌雄。[68]孰是孰非，不得而知。

战争的惨烈却毋庸置疑，交战双方都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非常规手段。据说，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大作风雨，黄帝则请出天女旱魃抗洪救灾；蚩尤布下漫天大雾，黄帝则发明指南车突出重围。还据说，黄帝能够取胜，乃因九天玄女密授兵信神符。[69]巫术、科学、宗教轮番上阵，只差细菌战和原子弹。

想当时一定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难怪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要化作枫林。[70]每到秋天，便是漫山遍野的红，如火，如焰。

那是血染的枫林。

血枫林。

风展龙旗如画

血枫林中升起的，是黄帝的战车。

战车在天地之间巡航，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后有鬼神，前有虎狼；拉套的骖是蛟龙，护驾的骖乘是毕方；而驾着警车开道的，竟是蚩尤。

蚩尤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成了黄帝的马前卒？

这不奇怪。在远古，族长与氏族、酋长与部落是同名的。比如伏羲族的氏族长都叫伏羲，炎黄两族的酋长都叫炎黄，就像秦汉以后的天子都叫皇帝。秦始皇就说，自己是始皇帝，后面的叫二世、三世、四世，直至万世。只不过，秦二世而亡。后来的皇帝，也不再叫二世三世。在位时叫皇帝，驾崩后给个谥号（比如文帝、武帝），再给个庙号（比如太祖、太宗），这才区别开来。

可惜远古没这规矩。伏羲和炎黄，并不叫伏羲一世、伏羲二世、伏羲三世等等，也没有庙号和谥号。再说我们也不清楚，九黎族酋长的本名是什么，总不能叫“黎叔”吧？

也只好还叫“蚩尤”。

蚩尤也是有一世、二世、三世的。兵败被杀的是前任，警车开道的则是继任。据说，他还担任了黄帝的总参谋长。[71]余部，有的被黄帝收编，有的退回南方。直到西周，他们还被称为“黎民”。[72]

黎民也是先祖，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此，华夏民族的始祖应该是三个代表：炎帝、黄帝和蚩尤，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共同子孙。

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黄帝。

事实上，黄帝成为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始祖，就因为他能不计前嫌，兼收并蓄，搞统一战线。正是他，把普天下的牛鬼蛇神都联合起来，形成了起先称为夏族，后来称为华族，再后来称为华夏之民族的胚胎。虽然这时，黄帝族还不能叫夏族，甚至不能叫民族，只能叫部族，或部族的雏形。

黄帝的战车上，一定飘扬着龙旗。

似乎并无必要弄清，龙究竟是不是黄帝族的图腾。没错，有熊氏怎么也扯不到龙身上去，九黎族的图腾反倒可能是龙蛇。如果黄帝竟能以战败者的图腾为新复合图腾的主体，那度量也真是大得惊人。

其实就连龙是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甚至是不是图腾，都没有必要较真。的确，龙的形象早已出现，比如五花八门的鱼龙、蟠龙、鸟首龙、鳄鱼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73]但，彼龙未必是此龙。何况就算是，你也无法证明黄帝就一定不会古为今用，再借壳上市。比方说，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后来不也变成了图腾？

更何况，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凝聚力的。这就要有一个核心，一个仪式，一个象征，一个可以在它上面寄托感情的对象。国旗、国徽、国歌的意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们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图腾，却可以看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义图腾”，即象征物或Logo，就像十字架、新月形和大卫星。

龙，也如此。

因此，无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换句话说，既然大多数华人都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把龙看作“族的图腾”，那又何不“权当他是”？

实际上，关于黄帝族图腾的说法如此之多，恰恰证明在黄帝时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多部落的松散联合体。其中有炎帝族，有黄帝族，有九黎族，还有东方的夷族、西方的戎族、南方的蛮族、北方的狄族。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有战有和，也有通商和通婚。

部落联盟的时代，即将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也有三个代表，他们就是尧、舜、禹。

[50]    黄帝出场的描述，见《韩非子·十过》。

[51]    刘邦的话，见《史记·封禅书》。

[52]    黄帝号轩辕氏，是因为住轩辕丘，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

[53]    埃及和中美洲的马车，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54]    炎黄相距五百年，见《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帝王代纪》。

[55]    古者姓以表所生之族，氏以表所居之地，见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二十四。

[56]    马叙伦称“姬姓疑盖本为牧鸡之族”，见《读金器刻辞》卷下。

[57]    姬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面对一个疑似篦子或梳妆台的东西，见《古文字诂林》第九册所引于省吾、徐中舒；该女子正在理顺头发，或佩戴饰物，见《古文字诂林》第一册所引叶玉森、王献唐。

[58]    姬与婢通用或连用，见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

[59]    “我姬氏出自天鼋”，见《国语·周语下》。

[60]    黄帝号称轩辕，是因为发明了轩冕，见《汉书·律历志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61]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见《易·系辞下》。

[62]    蚩尤号称“兵主”，在封禅大典中第三个被祭祀，见《史记·封禅书》。

[63]    黄帝以蚩尤像鼓舞士气，威慑敌人，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64]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长，见《史记正义》引孔安国注。

[65]    虫、它、蛇，古为一字，见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蚩是“蛇咬脚”，见周策纵《说“尤”与蚩尤》、徐中舒《甲骨文字典》。

[66]    尤物与狐媚、虎威同，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67]    蚩尤的形象，见《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任昉《述异记》。

[68]    关于黄帝与蚩尤战争的四种说法，分别见《史记·五帝本纪》、《逸周书·尝麦解》、《山海经·大荒北经》、范文澜《中国通史》。

[69]    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见《山海经·大荒北经》。指南车，见《太平御览》引《志林》。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

[70]    蚩尤死后，身上的木枷化作枫林，见《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

[71]    战败后的继任蚩尤担任黄帝的“总参谋长”，见《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72]    蚩尤余部被称为“黎民”，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73]    龙的形象早已出现，见干振玮《龙纹图像的考古学依据》、陆思贤《神话考古》、王先胜《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什么》。例证有：距今一万年的山西吉县柿子滩龙纹岩画，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鸟首龙、鹿首鱼尾龙、猪首牛角龙，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鳄鱼龙，红山文化综合了熊、马、蛇等形象的玉龙，内蒙古清水河出土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夯土雕像，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龙，二里头文化一首双身龙纹陶片。

滔天洪水中，中国历史第一个政权勃然崛起。

脉脉温情的禅让制背后，是杀机暗藏的惊天大案。

第六章

尧舜下课

真有尧舜吗

提起尧舜，许多人就两眼放光。

尧舜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圣人和圣王。最好的时代叫“尧舜之世”，最好的帝王叫“尧舜之君”，最高的理想叫“人皆可为尧舜”。就连不信三皇五帝的毛泽东，也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显然，这是世俗的上帝，道德的上帝，政治的上帝，统治阶级的上帝。

这样的上帝，从来就很可疑。[74]

尧舜也一样。他俩来历不明，形迹待考，身份不清。作为五帝的最后两位，尧舜是人？是神？半人半神？氏族部落？不知。但，前三皇，女娲是蛙，伏羲是蛇，炎帝是牛；后五帝，黄帝可能是熊，颛顼半人半鱼，帝喾鸟头猴身。就连尧的司法部长皋陶，也是鸟嘴或马嘴；文化部长夔，则是独脚神牛。[75]这些都是牛鬼蛇神，或半人半兽，怎么一到尧舜就一片人间烟火？

何况尧舜之后或同时，还有鲧和禹。鲧，其实是鱼；禹，则可能是虫，或蛇，甚至龙。[76]

好嘛！前则百兽率舞，中则马牛同台，后则鱼龙并出，唯独夹在当中的尧和舜纯然是人，岂非咄咄怪事？而且，舜叫“姚重华”，尧叫“姬放勋”，像远古的人名吗？还有人说尧叫“伊祁放勋”，日本人呀？[77]

嘿嘿，就连名字，都像是编出来的。

事实上，孔子之前，根本就没人提到过尧舜。在最古老也最可靠的典籍《诗经》中，他俩连影子都没有。《尚书》虽然也古老，《尧典》和《舜典》却是赝品。真正开始说尧舜的，是《论语》、《墨子》和《孟子》。

这就很不合情理。

按照后世儒家包括司马迁的说法，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都曾是尧舜的臣属。夏的始祖禹是舜的接班人，商的始祖契（读如谢）是尧的民政部长，周的始祖弃（后稷）是尧的农业部长。也就是说，尧和舜，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的“老领导”。没有尧舜禹，就没有夏商周。

然而《诗经》当中，周人的作品《大雅》，鲁人的作品《鲁颂》，殷人或殷人后代宋人的作品《商颂》，却都只歌颂禹，不歌颂尧舜。难道殷、宋、周、鲁之人，都把老祖宗忘了？而且这两位老祖宗，从夏到商再到西周东周，一直无人问津，到春秋战国却大放异彩，难道是“出土文物”？

很有可能。

的确，尧和舜，如果完全子虚乌有，孔子就不会一讲再讲；如果当真功勋盖世，《诗经》就不会只字不提。因此事实也许是：尧舜曾经存在，但既没那么神，也没那么圣，根本不是后人说的那个样子。而且，因为并不伟大，所以《诗经》置若罔闻；由于毕竟存在，因此后人可以大做文章。

大做文章的原因，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孔子他们要打鬼，必须借助钟馗；要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尧和舜，弄不好就是他们从某个并不起眼的故纸堆里挖掘出来，再按照道德楷模的标准，包装上市的“创业板”。

可惜榜样的力量从来就很有限，造出来的也总归不是真家伙。我们读尧舜的传记，实在看不出他俩的伟大之处，只知道尧是很简朴的，舜是很孝悌的。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舜的父亲和弟弟一再陷害谋杀他，他却以德报怨。[78]一个老劳模，一个受气包，怎么就成了神圣？

相反的故事倒是印象深刻。有个名叫壤父的八十岁老顽童就不客气地说：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帝对我有何功德？[79]

假作真时真亦假。尧和舜，到底有还是没有？

部落大联盟

可以有，也应该有，但要重新解释。

为什么应该有？因为时代需要标志，需要象征，需要代表。部落的代表是炎黄，国家的代表是夏启。二者之间，部落联盟的时代谁来领衔？只能是尧舜。既然如此，何妨不论真假，权当他们是符号，是代码？

但，该说明的还得说明。一，黄帝、颛顼、帝喾、尧，无血缘关系，更不是祖孙父子；二，尧和舜，并非道德高标，只是曾经的存在；三，他俩也不是什么天子。天子的概念要到西周才有，目的则是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尧舜时代尚无君主，也没有“国家”和“天下”的概念，哪来的“天子”？

不是天子，又是什么？

部落联盟的CEO。

联盟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之前则是战争，包括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是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中华大地就是全世界。远在天边的埃及、苏美尔、哈拉巴等等，并不在我们视野中。

战争的结果是联盟，联盟的结果是产生了部族。部族是从氏族到民族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尧舜之世，就是部族的时代。之后，才变成民族，也就是以禹为始祖的夏族。《诗经》歌颂禹，并非没有道理，没有原因。

但，作为部族时代的标志，尧舜的意义同样重大。

意义重大的尧和舜，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那时的情况，可能真如郭沫若和翦伯赞先生所说，是“二头政长”或“二头军务”，双执政制。[80]换句话说，一个是CEO（首席执行官），一个是COO（首席运营官）。开始，尧是首席执行官，舜是首席运营官；后来，舜是首席执行官，禹是首席运营官；再后来，禹是首席执行官，益是首席运营官。等到启废禅让，这个制度才终结。

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尧舜禹，就没有。他们是选出来的。选举权，首先在“四岳”。舜和禹，就得自他们的举荐。

四岳是谁？《史记》没说。就连四岳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还是许多人，也不清楚。《国语》说是共工的四个从孙，但这是靠不住的。[81]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大联盟下面还有小联盟。四岳，就是小联盟的CEO或COO。

除了四岳，还有“十二牧”。

十二牧，也就是各大部落的酋长。这些大部落分散在各地，酋长们当然也分散在各地。联盟有重大事务，才到总部来开会。当然，他们也可能派有驻会的代表。这些代表，也可以叫十二牧。

然后就是“百姓”。

百姓不是小民，是氏族长。这些氏族都来自母系，因此都有“姓”；数量则很多，因此叫“百姓”。百姓并不一定就是一百个。正如四岳和十二牧，不一定就是四个和十二个。

四、十二、百，只是表明小联盟数量最少，部落多一点，氏族数量最多。

所以远古的“百姓”（氏族长），其实地位很高，他们后来又叫百官和百工。真正地位低的，叫“黎民”。黎民百姓合为一词，是很晚的事。

百姓：氏族。

十二牧：部落。

四岳：部落联盟。

尧舜：部落大联盟。

也许，这就是尧舜的时代。夏娃时代弱小分散的点（原始群），在女娲和伏羲的时代变成了面（氏族），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连成了片（部落），现在又变成了圈（部落联盟）。它是生存圈，也是文化圈。大圈子下面是小圈子，即个位数的小联盟，然后是数以十计的片（部落）和数以百计的面（氏族）。大联盟实行双首长制，首席执行官（CEO）地位略高，算是老大，或一把手。

那么，谁是老大？谁该当老大，谁又能当老大？

禅让还是夺权

当老大的事，让人纠结。

中国人是很在意一把手的。因为长时间的中央集权告诉我们，二把手跟一把手，差的不是一丁点儿；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则不是巧取（宫廷政变），便是豪夺（武装斗争）。一把手的地位，也可以禅让吗？

儒家和墨家都说可以，还曾经有过。只不过，后来人心不古，没了。这是很让孔孟、墨子，甚至还有道家，痛心疾首的。

但，人心为什么不古，又怎么会不古？难道远古跟后世，人性是不同的？人就是人。远古是，现在也是。人性，本善就善，本恶就恶。本善，禅让制就不会被废除；本恶，禅让制就不可能存在。你说哪个是事实？

于是质疑纷起。

质疑禅让制的，古有韩非子、刘知己；后有康有为、顾颉刚。韩非子就称“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则称尧被舜软禁在平阳；康有为说禅让是战国儒家的托古改制，顾颉刚则说是儒墨两家不约而同的伪造。[82]韩非子甚至讥讽地说：儒也说尧舜，墨也说尧舜，两家都说自己的尧舜如假包换，尧舜又不能起死回生，请问谁来鉴别儒墨的真伪？

嘿嘿，一个尧舜，各自表述。弄不好，都是人造。

那么，舜接班，禹继位，禅让还是夺权？

禅让。

但也要重新解释。

实际上，部落联盟的CEO，跟后世的帝王并不一码事。

他的待遇没那么高，权力也没那么大。儒墨两家都说尧艰苦朴素，奉为道德楷模，其实是当时的生活水平有限。就算想摆谱，也摆不起。

禅让也一样。它不是儒家标榜的礼让，墨家鼓吹的尚贤，更不是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是规矩如此，习惯如此。部落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最早不过会议的召集人，或者会议的主持人，有什么好争的？

就连总部的其他公职人员，比如民政部长契，农业部长弃，司法部长皋陶，文化部长夔，手工业部长羲均（又名倕），还有神枪手羿，也都是尽义务。这种风气或制度直到周代还有，比如各国的大夫都是有领地的，但也都为诸侯的公室服务，同样是尽义务。

事实上，联盟的部门负责人，也同时是自己部落的酋长，甚至小联盟的首席执行官。比如弃，就叫后稷。夔和羿，则叫后夔、后羿。[83]后，不是前后之后（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作“后”。但也不是后妃的后，是头儿、老大、领导人、一把手的意思。

联盟的部长或内阁成员既然都是“后”，当然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比如抗洪总指挥的人选，尧并不赞成鲧。但四岳坚持，也只好同意，尧老大并没有一票否决权，尽管尧可能是对的。[84]

相反，如果“岳牧咸荐”，事情就比较有谱。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的因素，也不能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尧成为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只因为当时尧部落的实力最强。舜和禹，也一样，后来居上而已。四岳、十二牧有发言权，则因为他们的实力不容小看。既然谁都吃不掉谁，又要在一起共谋发展，那么，民主共和，有事好商量，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

因此，历史的尧舜是存在的，道德的尧舜是人造的。什么德才兼备，什么高风亮节，什么温良恭俭让，通通都是扯淡！

禅让，是不得不让。

杀机暗藏

不得不让，也可以理解为“能不让就不让，最好不让”。

但这同样只能靠实力说话，后起之秀便不得不防。因此，如果某个小弟发展势头好，大佬们就会联合起来，找个茬把他掐死。

尧就干过这种事，而且帮凶就是舜。

被尧舜剿灭的，是所谓“四凶”：浑沌、穷奇、梼杌（读如涛误）、饕餮（饕读如涛，餮读如铁去声）。[85]这大约是四个既冒尖又不听话的部落。由于舜的出手，他们被彻底干掉或驱逐出境。其中，据说还有黄帝和颛顼的后代。

老实巴交的舜，其实心狠手辣。

被尧舜做掉的，还有共工、兜、三苗和鲧，谓之“四罪”。当然，司马迁的话说得客气而委婉。他说，流共工于幽陵，是为了“变北狄”；放兜于崇山，是为了“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是为了“变西戎”；殛鲧（读如及滚）于羽山，是为了“变东夷”。似乎舜下的这些毒手，都不过“和平演变”，甚至是为了别人好。但一个“殛”字，还是露了馅，穿了帮。

剿灭也就剿灭了，过分的是还要妄加罪名。什么“不可教训”云云，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无非是为了表示尧舜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以便让他俩高居道德的圣坛。

然而世界上正义的战争只有一种，就是反侵略。蚩尤有可能是侵略了黄帝族的。四凶或四罪，侵略了尧舜吗？没有。

杀人不过头点地。谋财害命还要课以大罪名，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倒是《左传》说得明白：剿灭四凶的结果，是“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这才是一语道破天机。

尧舜的时代，风不平，浪不静，杀机暗藏。

现在想来，共工、兜、三苗、鲧，或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一定死不瞑目。战败的蚩尤成为战神，受到胜利者的最大尊重，他们却只能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尧舜的为人和度量，比黄帝差得远。

一肚子冤屈的，应该还有后羿。

想当年，后羿多帅呀！火红色的弓，雪白色的箭，这是天地赐给他的。[86]也许，还应该有虎皮的坎肩，鹿皮的靴子。那时，天边血红的云彩里，有十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同流动的金球，裹挟着荒古的熔岩上下翻腾。我们的英雄站在那一片焦土之上，弯弓搭箭，九个太阳便应声落地。散落在天地之间的，是太阳神鸟金色的羽毛；响起在耳边的，是万众的欢呼，包括美丽的嫦娥。[87]

然而后羿的结局却窝囊透了。天帝翻脸，徒儿反目，老婆叛逃。曾经的英雄，只能穷愁潦倒，不知所终。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后羿，为什么要射日？

这事如果发生在古希腊，也许会被解释为一个爱情与嫉妒的故事：月亮神嫦娥偷吃的，并不是什么长生不老的仙药。她的奔月，其实因为偷情。太阳神后羿射杀的，则实际上是他的“情敌”——多余的太阳。

然而在中国，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死里逃生

十日并出，其实是尧的焦虑。[88]

焦虑也是必然的。不听话、不买账、闹别扭的部落太多，还不好对付。比如浑沌，是个装疯卖傻的。有人说他就是兜，那可是一个人面鸟嘴还有翅膀的怪物。共工则是水神，是火神祝融的儿子，曾经与颛顼争帝，还一头撞断了擎天柱不周山。共工和兜又都是联盟的内阁成员。他俩造反，足够尧喝一壶的。[89]

何况还有三苗、穷奇、梼杌、饕餮等等，这可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招安多半没用。那时还不是帝制时代，没谁能一统天下，也没谁能君临天下。拳头硬的，都可以争当老大。对付异己的唯一办法，是剿。大部落和小联盟，亲自出手。小部落和小氏族，就派小弟去做掉。当然，手脚要干净。

羿，恐怕就是这样的小弟和马仔。被他射下的九个太阳，则很可能是九个或多个小部落。他们可能崇拜太阳神，也可能不崇拜。把他们说成太阳或太阳部落，也可能是打马虎眼，夸大他们的“罪行”。但他们威胁到尧的江湖地位，则可以肯定。

总之，在剪除异己的战争中，羿是尧的马前卒，也是替罪羊。因为这事做得实在不光彩，不好意思扬铃打鼓，只能过河拆桥，让羿去认倒霉。

九个或许多小部落就这样被消灭了。

死里逃生的，只有鲧的儿子禹。

禹，也是太阳部落吗？有可能。夏以太阳为神，就是证明。而且，也许正因为夏人崇拜太阳，那些和鲧一起遇难的族群，便被追认为太阳部落。

但，鲧为什么被害，禹又为什么逃生？

也只能有一种解释：他们发展太快。鲧很可能是鱼，至少与鱼有关，而鱼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禹则是虫，是长虫，也就是蛇，后来又变成龙。龙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鲧生禹，就意味着不但从母系变成父系，还迅速成为部落。当然，他们也可能一直保持着母系的徽号，由鲧氏族而鲧部落，被禹重建后才改姓更名。[90]

总之，这个族群的崛起很让尧舜头疼。起先是顾忌和防范，后来便顿起杀心。[91]终于，鲧被舜处死在羽山，这其实是蓄谋已久的屠杀。当初尧反对鲧做抗洪总指挥，理由便非不懂技术，而是品质恶劣。可见罪名早已罗织，治水不力只是借口，或雪上加霜。事实上，就算当时有问责制，处分也不必如此之重，何况鲧又何尝道德败坏？屈原就说鲧是由于为人耿直，才会死于非命。[92]

鲧，一定是被冤杀的。

被冤杀的鲧死不瞑目。他的尸体三年不腐，新的生命却在腹中孕育成长。

没办法，只能剖腹产。结果，一条头上长角的虬龙腾空跃起，他就是禹。诞生了禹的鲧，则变成黄熊或三足鳖，在羽山或羽水出没咆哮。[93]

好得很！杀了鲧一个，自有后来人。

不过尧舜的作案过程，都被后世儒生抹去，证据也销毁得一干二净。他们甚至嫁祸于人，说鲧是天帝派祝融杀的，罪名是盗窃息壤。[94]这种弄巧成拙的故事，使鲧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这虽然能告慰英灵，却不能掩盖罪恶。谋杀者的歹毒和被害人的冤屈，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联盟的老大不是没多少权力和油水吗，犯得着如此争夺？

哈，那是早期，后来就不一样了。要知道，权力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会自我膨胀；掌握了权力的人则会像鸦片鬼，越吃越上瘾。尧就已经有瘾。尧用舜二十年，又让他代理职务八年，直到死前都没放手，这也叫禅让？舜的瘾更大。如果不是一命呜呼，才不会交出权力。

看来真相也许是：鲧和禹的族群，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这种技术在鲧氏族时代还不成熟，到禹部落时代就遥遥领先。这是让尧部落和舜部落既羡慕嫉妒又无可奈何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谁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也就能成为世界领袖。后来，掌握了青铜技术的商如此，掌握了农业技术的周如此。此刻，掌握了水利技术的禹，也如此。

冤死的鲧可以瞑目。他的子孙将在那滔天的洪水之中，勃然崛起，巍然屹立。

哗啦啦的黄河水呀！

最后一班岗

现在，禹站到了舜的面前。

治水成功的禹，也许是到联盟总部来述职的。舜也给他颁发了勋章，是一块黑色的尖顶石头。

这几乎注定是一次尴尬的会见。尽管司马迁用心良苦，极力营造“温良恭俭而禅让”的氛围，但可惜，这次对话就像唐人罗隐笔下的黄河——“才出昆仑便不清”。舜对禹，并无慰问褒奖；禹对舜，也不歌功颂德。只有新任司法部长皋陶，絮絮叨叨地大讲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性，结果在禹那里碰了软钉子。禹对皋陶道德高调的回答是：你说的这些，只怕尧也做不到吧？

于是舜只好对禹说：你也谈点建设性意见嘛！

然而禹的回答竟是：我能有什么可说的？我每天想的就是“孳孳”，就是孜孜不倦，生生不息。洪水滔天，民不聊生，我只能跋山涉水，访贫问苦，深入基层，跟益和稷一起，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老大！CEO不好做，总得谦虚谨慎，对得起天地良心才行。[95]

那会儿，不知道禹的随员是否在场。如果在，一定是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铁铸一般。[96]

舜和皋陶的脸上，则不知是何表情。

司马迁讲这故事时，已是再三斟酌，修饰润色，缝缝补补，但还是留下了破绽，虽然只有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会见之后，皋陶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都向禹学习，以禹的言行举止为榜样，否则就算犯罪；二是辞别之际，舜叹了一口气说，以后有什么意见就请当面讲，不要背后嘀咕。

哈哈！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尧舜的时代就要终结。

事实上，禹是部落联盟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在站完最后这班岗后，他的儿子启便彻底颠覆禅让制，实行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

禹，是远古时代的曹操；启，是远古时代的曹丕。

这其实也是时势使然。

众所周知，禹和启之前，一直有两个东西在并行不悖地同步发展，并互为因果，这就是财富和权力。这两个东西，夏娃代表的原始群时代是没有的。女娲代表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有了剩余物资，财产的观念便悄然诞生。有了财产的权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人，就会要求确认父系的继承权。于是从伏羲开始，母系变成父系，权力也随之产生。以后的发展，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权力和财富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首长们的手上。终于有一天，他们强烈要求权力也像财产一样，按照父系的血统来继承。这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天下大势。

制度的革命，势在必行。

现在，只需要有一个机关、一个称号、一个名义、一种说法，为新的制度加冕，并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

实际上，它也确实被发明了出来。

它的名字，就叫国家。[97]

也就在这时，我们和世界各民族一起，走完了史前时代的共同道路。

下一步，将分道扬镳。

[74]    对尧舜的质疑，早已有之，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75]    颛顼半人半鱼，见《山海经·大荒西经》；皋陶鸟嘴，见《白虎通·圣人》，马嘴，见《淮南子·修务》；帝喾鸟头猴身，夔是独脚神牛，均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考证。

[76]    许慎《说文解字》：“鲧，鱼也”；“禹，虫也”。孙诒让称“禹为虫名，则亦当象虫形”；高鸿缙称“禹为多足之虫”；陈邦怀称“字象爬虫之形”，均见《古文字诂林》第十册。

[77]    尧的姓，也是糊涂账。作为黄帝的五世孙，应该姓姬。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姓伊祁，则尧应该叫“伊祁放勋”。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78]    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见《韩非子·五蠹》。

[79]    壤父的话见《高士传》。

[80]    郭沫若和翦伯赞的说法，分别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但郭说尧舜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则可以商榷。

[81]    四岳是共工的四个从孙，见《国语·周语下》。

[82]    韩非子的说法，见《韩非子·说疑》和《韩非子·显学》；康有为的说法，见《孔子改制考》；顾颉刚的说法，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83]    夔叫“后夔”，羿叫“后羿”，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84]    尧反对鲧治水，见《史记·五帝本纪》。

[85]    关于“四凶”，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

[86]    后羿的弓箭，见《山海经·海内经》。

[87]    有学者认为，后羿射日的故事应该产生在夏代，或者殷商。夏王是称为后的，比如夏后启。夏后以太阳自居，夏历以天干纪时。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是“天有十日”的意思。何况当时人们诅咒夏后桀的民歌，歌词也是：你这该死的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愿跟你一起灭亡！见谢选骏《空寂的神殿》。

[88]    尧之时，十日并出，见《淮南子·本经》。

[89]    浑沌即驩兜，见《史记正义》；驩兜人面鸟嘴还有翅膀，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是水神，曾与颛顼争帝，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和驩兜同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90]    鲧是鱼，见许慎《说文解字》；禹可能是蜥蜴，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禹从鲧的肚子里生出，见《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剖腹产，见《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禹头上长角，是一条虬龙，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91]    舜以治水不力的罪名杀鲧，见《史记·夏本纪》。

[92]    屈原说鲧因耿直而死于非命，见《楚辞·离骚》。

[93]    鲧变成了黄熊或三足鳖，见《左传·昭公七年》及注。

[94]    鲧为祝融所杀，见《山海经·海内经》。

[95]    禹和舜、皋陶的对话，见《史记·夏本纪》。

[96]    关于禹之随员的描写，见鲁迅《理水》。

[97]    关于国家诞生的描述，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后记

破冰之旅

出发点

2011年5月12日，我到上海拜见吴敬琏先生，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没想到的是，谈到最后，吴先生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怎样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老先生问得有道理！

据我所知，这也是许多人想问的，而且不难回答。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或历史学。

这才是根本性的。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讲历史、讨论历史呢？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有五花八门的野史、段子、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足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为了学习权术权谋，处理人际关系，对付张三李四吗？有《三国演义》之类的玩意也就够了，同样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性，对正说比戏说更有兴趣呢？

也许，追求真实是人的本性。

真相从来就是有魅力的，它满足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连某些动物都有。比如科考队架设在北冰洋用来偷拍的摄像机，尽管伪装成雪块，也会被北极熊们统统拆掉，因为它们很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块，也如此。

好奇心是天然的。

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家在何处，小时候长什么样，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正因为此，“易中天中华史”的第一部便是“中华根”，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何况还会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剂。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便既有神话和童话，又有鬼话、胡话和谎话，而且结结实实地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就结成的，因此，不但“骗了无涯过客”，也瞒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娲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尧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纪录，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只不过，云遮雾障，真伪难辨，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们就能打开迷宫，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是找不着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比如我的经验就证明，越是众人诺诺，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是误区密集之处。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北冰洋上，破冰船锐不可当。

它的名字，叫“发现号”。

很好！有直觉、逻辑和证据做导航仪，有前辈学人、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做护驾者，发现号不会变成泰坦尼克。

处女航

破冰船直抵目的地。

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文化系统，以后才是身份认同。

这也是“易中天中华史”前三卷的任务。第一卷《祖先》，建立史前文化系统；第二卷《国家》，建立世界文明系统；第三卷《奠基者》，建立中华文明系统。系统建立，坐标就清清楚楚明白无误了。

为此，本卷得出以下最重要的结论：从史前到文明，人类的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从文化程度看，它们可以称之为点、面、片、圈、国。其中，夏娃代表原始群，女娲和伏羲代表氏族，炎帝和黄帝代表部落，尧舜禹代表部落联盟，夏商周代表国家时代，只不过分别是部落国家（夏）、部落国家联盟（商）和国家联盟（周）。

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也都有各自的文化标志。在我们历史上，则依次是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祖宗崇拜则是中国特色。正是它，决定了我们民族今后要走的路。

因此，尽管祖宗崇拜要到第二卷才会讲述，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秘密则要到第三卷才能揭晓，但有此系统，我们的舰队就算一路凯歌到达了北极。

处女航成功了！

完成了破冰之旅的舰艇，将被开回船坞进行装修，然后交付诸位使用。至于我们，则将进入下一个航程。

下回我们不坐船，改乘飞机。

书名：《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作者：易中天

书号：9787533936587

出品：   JinE（精益）制作组

排版：   咔君

制作版本：1.0

制作时间：2013年7月17日

更新时间：2013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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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先/易中天著.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339-3658-7

I.①祖… II.①易… III.①远古文化—中国 IV.①K2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3706号

易中天中华史

祖先

易中天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发行

版　　次：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890mm×1280mm 1/32

印　　张：6

字　　数：104千字

定　　价：29.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易中天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5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3697-6

Ⅰ．①国…　Ⅱ．①易…　Ⅲ．①中国历史－夏代－研究　②中国历史－商代－研究　Ⅳ．①K2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2038号

统　　筹　赵海萍

责任编辑　金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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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凡　孙雪净　许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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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画　赵　闯

易中天中华史

国家

易中天　著

出版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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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7千字

印张　6.25

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697-6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浑厚的城墙，古朴的城门，把王宫、街市和乡村联系起来，古老的文明就这样在一片荒蛮之中诞生。

目录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没有后悔药

分道扬镳

小人之邦

公民与臣民

中华的惆怅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大屋顶

此时无墙胜有墙

民主的模样

君主的来历

殊途同归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山那边是海

一刀两断

走向平等

衰落与复兴

费城对接雅典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翻过喜马拉雅

有光就有影

巫术的儿子

没有国界的国家

天上人间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成败都是它

法治罗马

并非图腾的图腾

认祖归宗

家天下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启废禅让

老调子已经唱完

谁代表中国

甲骨文与青铜器

天命玄鸟

不能再胡闹了

后记　巡航日志

附　　录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尔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还会乐意告诉你，具体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1]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440万年前，南方古猿；380万年前，早期猿人；180万年前，晚期猿人；30万年前，早期智人；5万年前，晚期智人，人类正式诞生（见附录表1-1和表1-2）。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从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用无花果叶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

但后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为以下表格：

时代

社会组织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现

古史分期

点

原始群

裸体直立

夏娃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鱼、蛙、月亮

三皇

父系氏族伏羲

鸟、蛇、太阳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晚期部落黄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早期尧

中期舜

晚期禹

国

部落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后是“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然后是“伏羲设局”，把氏族从母系变成父系；然后是“炎帝东征”，把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崇拜。这就是所谓“三皇”。然后，所谓“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又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显然，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两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马当先。[2]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之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南欧的爱琴海区域，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也相继发生，时间都在距今两三千年前。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3]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腊、罗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呢？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的一句话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荷兰）大师级的画家，做他的学生每年要交1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4]可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一个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5]

这一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6]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7]至于黑铁时代，在儒家那里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当然，儒家是主张王道的。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8]

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荀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10]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11]所以，他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12]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13]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这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么！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西周和东周，则有乡饮酒礼，也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相当于“政治协商”。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个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竟然还鼓励党争，而且为这党争还要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的。五十个邦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种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14]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

不过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耤臣”（耤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15]

◎甲骨文的“臣”（甲二八五一）。这个字，学者普遍理解为战俘和奴仆，如郑玄称“臣谓囚俘”，孔颖达称“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左传•僖公十八年》称“男人为臣，女人为妾”，郭沫若、叶玉森、杨树达、马叙伦等均持此说，但解释不同。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见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在古书中，民这个字，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既然战败，自然是“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在上古，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奴隶变成平民，也还是被统治者。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总之，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金文的“民”（克鼎）。这个字，有学者解释为“盲其左目以为奴隶之总称”，也有学者解释为“萌之本字，象种子冒地而出，引申为凡草木萌芽皆谓之民”。两说均请参看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6]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7]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1]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5]伦勃朗的画室绯闻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6]赫西俄德和奥维德的说法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7]“大同和小康”的说法，见《礼记•礼运》。

[8]“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10]《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11]《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2]《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

[13]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14]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注本）。

[15]臣的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16]恩格斯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说法，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颤动并破碎。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國”，是最早的國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國、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國”。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金文的“国”（毛公鼎）。

◎甲骨文的“或”（邺三下·四三·四）

◎金文的“或”（兮甲盘）。

很明显，国就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

所以，國，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是有道理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这个词（polis），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金文的“城”（散盘）。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2]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图的首先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没有。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4]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5]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6]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话。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

◎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7]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的“主”（甲一五○）。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

主，原本是灯芯。[8]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9]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10]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12]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5]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

[7]《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从，象形；从丶，丶亦声。”本义为灯头火焰。

[9]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

[11]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费城则是它的转世灵童。
那灵魂，便是独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其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全家老小都是无赖。一位将军对他说：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哈哈，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发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它又是历史，或可以看作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还能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但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

事实上，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两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亚，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以色列–犹太，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2]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文明，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哪怕当时只是意外。

问题仅仅在于：意外是怎么发生的，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

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

山那边是海

柏拉图说，希腊人是“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

这个池塘叫爱琴海。

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她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创造阿芙洛狄忒（维纳斯）一样，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在欧洲，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

这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开放的视野，是让人心胸开阔的。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夏天凉爽的信风，这至少保证了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将不成问题。

只有一样东西神没给他们——肥沃的土壤。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土壤是贫瘠的，许多地方寸草不生。适合生长的，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适合生产的，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盛放它们的陶罐。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贩运到埃及、波斯、马其顿等地，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腊人说：好吧，我们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在滑翔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在航海中，任何头脑发热的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都可能导致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据统计，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国寡民”，比如厄齐那城邦就只有100平方公里。但这些“小不点”却不畏强权。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要求希腊各邦臣服，外交辞令叫“贡献水和土”。结果，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希腊人说：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来，便是希腊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以弱胜强，两次大败武装到牙齿的波斯军队。可爱的蓝精灵终于斗败了格格巫，这就再次证明，自由的精神一旦被自由的人民所掌握，将会转化成怎样的力量。

真正自由的，也一定是真正独立的。希腊城邦制度和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独立”。不管这些大小城邦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兄弟”，还是“朋友”，或者“母子”；也不管它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还是“寡头政治”，或者“贵族政治”，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

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实际上，希腊人如此热衷于殖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独立。也就是说，一个部落或城邦的大家族如果人口过剩，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又不甘心被边缘化和底层化的“调皮捣蛋分子”，就会选择远走他乡，自立门户。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礼；如果失败，则宁肯到“蛮邦”（埃及和波斯）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尾”。

独立自由，比荣华富贵更重要。

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

学会平等。

一刀两断

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前提。[3]

人类为什么要有商业？因为需要交换。为什么能有商业？因为可以商量。因此，真正的商品经济，一定是公买公卖、平等互利的，也一定是成交自由、可以讲价的。这就必须独立。独立才平等，平等才自由。

谁必须独立？从哪里独立？

每个个人，都从氏族血缘组织中独立出来。

为什么要独立出来？氏族内部不平等吗？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靠不住的，因为每个成员都不能脱离组织而单独存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或者有图腾，或者要文身，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安全地生活在族的羽翼之下。

这其实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当氏族从部落变成国家，族民们就会从“对组织的依附”，变成“对个人的依附”。起先是依附于酋长，然后是依附于国君。君主制，就这样产生。

显然，必须跟所有的，依附对象都一刀两断。

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氏族组织。

这是需要“刀子”的。

刀子就是契机。没有契机的其他古老民族，都走向了君主制。只有希腊人，还有后来的罗马人，是个例外。

跟中国农民的进城赶集不同，希腊人的商业贸易是专业化和远距离的，也是跨氏族、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他们很可能会跑到北非，跑到西西里，跑到小亚细亚，面对素不相识的异族讨价还价。这就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产权明晰；二、独立自主；三、使用货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独立的民事责任人，有权自作主张买卖商品、处分财产、敲定价格。事实上，在没有电报、电话和伊妹儿的时代，要求漂洋过海的商人每笔买卖都向氏族部落请示汇报，简直搞笑！

何况，他们还很可能在异邦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再不回来。

那好，我们分家。

分家也不是“包产到户”。户是没有的，分到财产的是个人。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每个个人所有，而且神圣不可侵犯。

希腊人，经济独立了。

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只要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听别人的摆布。同样，如果他能自由地处分自己的财产，他也就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包括处分自己的身体，处分自己的思想，处分自己的言论，处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比方说，爱上谁就跟谁做爱，支持谁就投谁一票，喜欢谁就做谁的粉丝，反对谁就骂他个狗血喷头。

相反，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都没有彻底的产权，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产，必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都不独立，谁都不自由。包括天子，也得向皇天上帝俯首称臣。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这里了。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难怪恩格斯在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4]是的，由于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被炸得粉碎，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

再见了爹妈，咱们从此平起平坐，咱们从此各自保重。

走向平等

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腊人，获得了解放，也遇到了难题。

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这在氏族社会是不成问题的。血缘，最天然、最真实、最温情也最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不就是中国人一贯追求也曾经行之有效的主张吗？然而此刻的希腊人，却成了宙斯式的“弑君英雄”，俄狄浦斯式的“杀父罪人”，早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们，又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不至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乱？

契约。

用契约管理社会，在希腊人那里丝毫都不奇怪。作为商业民族，他们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平等产生了——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人的约法。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某个结论是不是真理，不归张三说了算，也不归李四说了算，要看是否符合约定的一系列“理”。对谁，都一样。

科学诞生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契约既然可以用于自然，就更可以用于社会。社会的契约就是法律。只不过，它不像商业合同那样一对一地签，而是全体公民一起约定。由于它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所以叫“社会契约”；由于它是全体公民签订的，所以叫“全民公约”。所谓“全民公约”，就是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互为甲方和乙方，就像民主是“自己统治自己”。这样一种签约，当然更必须遵守，立法者和执法者也不能例外。作法自毙，不是立法者的悲哀，反倒是他的光荣和成功。

法治诞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这里面有问题。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毁约。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乙双方商量就行。

法律也可以这样吗？

难。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

也只能先做两个约定。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强奸，不能私入民宅。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这就是“法治原则”。第二，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那么对不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民主原则”。

显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孪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签约。只不过，这一回他们是跟上帝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上帝承诺：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宗教诞生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当然，这次签约希腊人并不在场。他们那一页，已被历史翻了过去。

奇怪！独立自由的希腊，科学民主的希腊，阳光灿烂青春年少魅力四射的希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衰落与复兴

希腊衰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的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独立与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正如希腊的民主不彻底，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也不完全。奴隶是不自由的，妇女是不独立的，男人和女人也是不平等的。民主时代的雅典甚至有这样的法律：与他人之妻通奸者将付出生命代价，强奸则只需要罚款了事。因为强奸只不过损害了妇女的权益，通奸则不但挑衅了男人的尊严，还可能导致其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比方说，蒙在鼓里的丈夫稀里糊涂把一个“野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请问，这又是什么混账逻辑？

坚持混账逻辑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希波战争之后，胜利了的雅典变得贪婪、自私、狂妄、不可一世和没有节制。也许，在雅典人看来，他们有资格这样。是的，波斯帝国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许多岛屿纷纷参加了雅典为首的希腊同盟；而他们自己的城邦，则在伯里克利任首席将军的十五年间，风光无限达到鼎盛，号称“希腊人的学堂”。

于是雅典人认为，他们可以称霸。

称霸的结果是争霸，是同盟国的反抗，斯巴达的不满，以及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是马其顿的乘虚而入，诸城邦的名存实亡。再后，是整个希腊变成群雄逐鹿的战场，最后并入罗马国家的版图。

显然，希腊的衰落和灭亡，是从雅典谋求海上霸权之时开始的。在这天，他们恃强凌弱，自己背叛了自己。

希腊精神被希腊人弄没了，留下的只有“精神遗产”。

但，这又是多么宝贵的遗产啊！在古罗马的立法和司法，在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和国会，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尼德兰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在法国的《人权宣言》，我们都能看到它的闪光。

还必须说说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自治”。

所谓“城市自治”，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凑份子”，出钱向国王买一张“特许状”。有了这张特许状，市民就可以联合成社团，有权用社团的印章签订协议，并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和市外属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他们甚至可以不必理睬帝王的训令和国家的法律。最过分的时候，某些地区的自治城市还会组成联盟，发动反对皇帝或国王的战争。

说白了，城市自治，就是市民的“联合赎身”。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但意味着市民已经成为一个阶级（市民阶级），而且意味着他们有了政治的诉求和执政的能力。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市自治则是资本主义的前兆。当这样一种自由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

但，城市能够自治，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古希腊，独立自主的城邦原本就是自治的。这个传统虽然断断续续，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二是从古罗马一直到后来，无论西方世界的国家体制和国家形式如何变化，契约和法治的精神都贯穿始终。就连欧洲各封建君主跟封臣的关系，也由契约来规定。有这两个前提，一种新型的国家和全新的建国方式，就迟早会诞生出来。

她的名字，就叫“美利坚合众国”。

费城对接雅典

美国，是希腊城邦的“转世灵童”。

同希腊人一样，美利坚人的建国史，也跟航海、殖民、经商密不可分。实际上，美国的前身，原本是13个分成三类的“英属殖民地”。第一类是英国国王封的，叫“领主殖民地”，比如马里兰。第二类是国王颁发特许状，由商业公司建的，叫“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第三类是自由移民根据自己的契约建起来的，叫“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

但无论哪种，都是自治的殖民地。英国国王虽号称享有主权，却其实是“主权王有，治权民有”。13个殖民地之间，既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体制。有靠盟誓或契约来管理的，有把所有程序都交给宪兵司令的，还有种什么庄稼都由官方说了算的。它们之间，不但风马牛不相及，有的还老死不相往来。

唯一的相同是核心价值观——独立、自由、平等。

就说马萨诸塞。

1620年，荷兰的部分英国分离派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经过66天的海上漂泊，到达计划外的马萨诸塞（原计划是弗吉尼亚）。上岸时他们一共102人，但一个冬天的寒风就带走了58条生命。第二年春天，当五月花号再次来到这里时，船长却惊诧地发现，那些正在垂死挣扎的人，居然没有一个肯跟他回到“文明的”英国。原因很简单：在这里能独立，在这里有自由。

这可真是“不自由，毋宁死”。

难怪这些苦难而勇敢的人们，会被美国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尽管他们不是最早的北美移民。事实上，马萨诸塞一直是独立运动的策源地，自由精神的践行者。正是他们，制定出第一份体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文件——《五月花公约》；也正是他们，倡议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向英国政府的横征暴敛说“不”。他们把成吨的英国茶叶扔入海中，因为自由比便宜茶叶更重要。英国人封闭了他们的波士顿港之后，没有一个失业的工人应聘去修英国兵营，没有一个贫穷的农民卖粮食给英国军队，因为他们宁肯一无所有，也绝不出让自由。后来的独立战争首先在马萨诸塞打响，并不奇怪。

这种精神是马萨诸塞人的，也是所有美利坚人的。所以，他们会打破惯例坐到一起，两次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大陆会议”。他们当然也会在战争胜利后就一哄而散，拖了好几年才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因为联合是为了独立，作战是为了自由，怎么可能在赶走英国国王以后，又造出一个“美国国王”？

因此，尽管他们后来还是制定了联邦宪法，建立了联邦政府，但他们的建国日却是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年7月4日。显然，在美国人看来，国家精神远比国家形式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精神，其次是宪法，然后才轮到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

这就是“美国精神”，同时也是“希腊精神”。独立、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法治，一以贯之，薪尽火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雅典到费城。

让我们重温一遍那不朽的宣言吧——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自己中间建立起政府……

为什么要有国家？现在可以搞明白了吧！

文明的秘密，也应该昭然若揭。

[1]科林斯（Corinth），古希腊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临科林斯湾。是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连接点。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中期，巴希阿德斯家族把持科林斯城邦政权，实行贵族寡头统治。

[2]雅典的民主，开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完成于公元前509年或前508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在公元前443～前429年“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鼎盛，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走向衰落，公元前337年“科林斯会议”后宣告终结，大约存在了二百多年。之后，是亚历山大的王权统治。

[3]不平等的主体无法进行交易。比如中国的皇帝和臣民要互通有无，便只能一个叫“孝敬”，一个叫“赏赐”，更不可能讲价。

[4]马克思的话，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话，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文明一旦诞生，巫术就功成身退。
希腊人把它变成科学，印度人把它变成宗教，中国人把它变成礼乐。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当西方文明的“五月花号”从雅典启航，途经罗马、君士坦丁堡、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终于抵达费城时，世界上那些最古老的文明都怎么样了？

大多不辞而别。

文明的陨落，几乎是普遍性和规律性的。

最早衰亡的，是西方史学界所谓的“古代文明”。奥尔梅克，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中美洲热带丛林，不知去向；哈拉巴，在印度河流域人间蒸发，原因不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早就掩埋在黄沙和土丘之中，了无陈迹；克里特，则被后来的征服者迈锡尼人打扫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至于埃及，沃土还是那片沃土，河流也还是那条河流，但民族已不是那个民族，文明也不再是那个文明。作为运气最好的一家，古埃及也只留下了西风残照，以及并非汉家的陵阙——金字塔，还有躺在里面的木乃伊。

废墟上出现的是第二代，即西方史学界所谓的“古典文明”。它们的命运五花八门：有的戛然而止，比如玛雅；有的化为灰烬，比如波斯；有的顽强坚守而终至毁灭，比如拜占庭；有的从小到大走向世界，比如阿拉伯；也有的浴火重生、东山再起，通过文艺复兴接轨现代，比如希腊和罗马。

远隔重洋的美洲，则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几乎个个都是谜团。他们都处于石器时期，最早学会了种植玉米，吃辣椒，喝可可，崇拜太阳神，建金字塔，盖羽蛇庙，有极高的数学水平、丰富的天文知识和极其复杂的历法，却又野蛮地用活人献祭。[1]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明？

他们是来历不明的。考古发现显示，奥尔梅克文明几乎一夜之间在沼泽地里崛起，只有后果没有前因。特奥蒂瓦坎人更是奇怪，他们的“圣城”据说是按照太阳系的模型建造的，建造者自己却神秘失踪，只留下一座空城。难道特奥蒂瓦坎真是外星人的遗族，奥尔梅克真是殷商的遗民？[2]

文明的道路从来就不千篇一律，也没有一定之规。

中华文明就更是特立独行。

中国不像印度，前有古代文明，后有古典文明。中国也不像希腊，前面有克里特文明，后面有古罗马文明。中国当然更不像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人、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轮番为治”。创造中华文明的始终是同一个民族，只不过一直在发展壮大，不断有新鲜血液增加进来。但这正如所有的长江大河，尽管沿途有支流汇入，却并不能改变主流的性质。

这个主流，起先叫夏，后来叫华夏，现在叫中华民族。

我们创造的也只有一个文明，即中华文明。这个文明从夏商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三千七百年不曾中断。这里面没有断层和空白，也没有陨落和衰亡。没错，被西方人视为“古代文明”的商，有可能是个异端或异类。但这也只是一个民族在他的青春期有那么一点“逆反心理”，曾经离家出走，在外撒野而已。很快，他就会回到那“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家谱里面，仍然有他的一席地位。

中华，不是什么“古老文明的幸存者”，她原本就有顽强的生命力。

同样，古代文明、古典文明、现代文明的三段论，也不符合中国国情。[3]但以其他文明为参照系，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比如印度。

翻过喜马拉雅

印度与中国，有太多的相似。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印度也都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中国的两河，是黄河、长江；印度的两河，则是印度河、恒河。但西亚那个两河流域，是四通八达一马平川的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和印度却与世隔绝。在冷兵器时代，好战的西方蛮族对这两个地方其实鞭长莫及。很少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能够彻底摧毁我们。于是，两种同样古老的文明，便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南部，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并坚忍不拔地走到了近现代。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但喜马拉雅一山之隔，中华与印度又呈现出诸多不同。印度人的文明在中国的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就已经更新换代。第一代据说是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叫“印度河文明”，也叫“哈拉巴文明”。第二代才叫“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入侵后，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创造出来的。印度河文明与印度文明之间，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

我们的文明则没有断代，只有扩容。作为“文化圈”，夏的地盘很小，大约只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其他地区，并非“夏雅”，而是“蛮夷”。商的势力范围就大多了，已能挟青铜文化在南方建立据点。西周文化圈更大，影响所及，北至辽河，西至陇右，南至两湖甚至两广，东则远至今之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4]当然，商人和周人，起先都只能在这些边远地区建立点状的文化孤岛。蛮夷们是各行其是的，比如四川的“三星堆文明”。但到后来，所有的小文化圈，包括巴蜀，包括闽粤，也都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一分子。

国家的道路也两样。没错，印度也是从部落到国家。他们的部落叫“迦那”或“维什”，酋长叫“罗惹”。他们最早建立的也是城市国家，甚至也曾有过“列国时代”，类似于我们的“春秋战国”。不过，印度的列国并没有“天下共主”。而且，还既有君主国（主要在恒河平原），又有共和国（主要在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麓）。不像我们，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都是君主制。

以后的航程就更不同。从秦汉开始，中国是统一长于分裂。混乱时间最长的魏晋南北朝，也只是半分裂状态。印度则相反，是短暂的统一，长期的分裂。甚至从甘婆王朝到笈多王朝之间，竟有三百多年史实不清。最后，还变成了穆斯林的王朝和英国人的殖民地（见附录表4）。

中华连续而聚合，印度松散而间断。[5]

但分裂和入侵，却并没能中断和消灭印度文明，这又是什么原因？

文化的力量。

历史上的印度，其实是屡遭外族入侵的。从公元前518年开始，先后侵略过印度的有波斯人、马其顿人、条支人、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贵霜人、匈奴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最后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最奇怪的，居然是雅利安人自己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都只有二百多年；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和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反倒都有三百多年（见附录表5）。

这就让人大跌眼镜！印度文明的延绵不绝，究竟是靠什么来维持和实现的？

宗教。

有光就有影

宗教，是印度人的生命线。

似乎没有哪个民族像印度人这样痴迷于宗教。他们可以没有国家，也可以没有民族，就是不能没有宗教。他们甚至可以不必拘泥于一定非得是某种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行。印度教分为吠陀教、婆罗门教和狭义的印度教，也行。没有宗教，不行。

事实上，文明的嬗变，文化的传播，政权的更迭，王朝的兴衰，在印度都与宗教息息相关。孔雀王朝，是信奉佛教的。它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放下屠刀皈依佛门后，派到邻国的就不再是军队，而是弘扬佛法的高僧。这让他得到了“转轮圣王”的称号，佛教也因此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笈多王朝，则是信奉婆罗门教的。但跟孔雀王朝一样，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宽容。结果是印度文化在这个王朝的治下达到鼎盛，堪比盛唐，产生了《沙恭达罗》那样的伟大作品。还有外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居然把佛教传到了他们的故乡中亚，然后又传入了中国。

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但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克巴大帝不但政策宽松，还娶信奉印度教的女子为妻，这又怎么能不“天下归心”？相反，采取高压政策的德里苏丹王朝，就遭到了南部印度教王公的反抗；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则加速了王朝的灭亡。[6]他的宗教政策，只不过给邻国和西方人的侵略留下了可乘之机。

阿克巴大帝曾经说，一切宗教都有光，有光就或多或少会有阴影。显然，这位皇帝是英明的，他看得很透彻。

也许，还可以说说犹太。

犹太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一个奇迹。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失去祖国一千八百年，流散世界十万八千里，而民族犹存。这只能归功于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宗教，那个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事实上，只要相信自己的上帝雅赫维是“唯一的主”，相信先知的教诲，恪守教规，严守禁忌，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贵贱贫富、肤色黑白，他就是犹太人。

可惜，印度人和犹太人的经验，对我们都不适用。

我们也是文化力量特别强大的民族。中华的历史，是国家可以分裂，但文化依然如故；外族可以入主，但文化必须认同。因为“亡国”只关乎一家一姓一政权，文化的毁灭才是天大的事。因此，秦变成汉，隋变成唐，甚至宋变成元，明变成清，只要文化或文化精神不变，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中华还是那个中华。

但，我们的文化力量与宗教无关。

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没有宗教意识、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民族。佛教传入前，中国人竟不知宗教为何物。佛教传入后，最初也被看作“方术”。没错，中国人也曾崇拜鬼神。但很快，我们的态度就是非宗教的了。孔子的说法，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民间的观念，是“信则灵，不灵则不信”。说到底，是实用主义的中庸之道。上帝存在吗？鬼神存在吗？冥冥之中确有神秘力量吗？如果你觉得管用，那就只当他存在好了。

这，难道也是信仰，也是宗教？

信仰对于中国人，从来就不是必需。宗教也一样。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第一，宗教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人家为什么要有？第三，我们为什么没有？

巫术的儿子

宗教是巫术的“次子”。

巫术是人类最早的文化模式之一。在时间表上，只有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排在它的前面。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有巫术。印度人的“四库全书”《吠陀本集》，就有不少上古时期巫术的记录。我们民族，更是如此。

巫术，为什么必须有？

为了肉体的生存，也为了灵魂的安顿。

肉体的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这就会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如果技术手段不够用或不管用，便只好病急乱投医。比方说，天不下雨，就往天上泼水；人不生娃，就搞生殖崇拜。这就是“巫术”。

显然，如果目的只是解决现实问题，巫术的办法并不管用。所以，科学必然诞生。但即便是科学，也要试错。巫术，就是人类的“集体试错”。没有巫术的千万次试错，我们就学不会天气预报，也学不会人工降雨。可以说，正是巫术，把人类领进科学之门。

因此，巫术不是“伪科学”，而是“前科学”。

是的，科学前的科学。

科学，是巫术的“嫡长子”。

实际上，科学与巫术一脉相承。它们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掌握的。人类一旦掌握规律，就可以控制事态，改变现实。只不过，科学掌握的规律是现实的，巫术却很可能误入歧途。这是科学终于取代巫术的原因。

然而人类却不能过河拆桥。要知道，相对于科学已经掌握的部分，未知领域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能失去好奇心和敏锐度，甚至不能不想入非非。好奇心害死猫，不好奇却可能害死人。

巫术，恰恰代表着人类那根敏感的神经。

巫术探索世界的方法也许是错误的，也许而已。但科学的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也未必就是唯一的。至少，在科学诞生之前，巫术深刻地安慰了人类几千年对不可知的恐惧，抚平了人类遭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的创伤，使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变得温柔和向往。

巫术，是原始人类的“心理医生”。

因此，巫术还会有两个“儿子”，这就是宗教和哲学。

因为科学并不万能。

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都是科学回答不了的，比如“第一推动力”，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人类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而且只能拜托宗教和哲学。

宗教和哲学延续着巫术对未知世界的触摸，只不过方式不同。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所以宗教靠信仰，哲学靠思辨，科学靠实验，工具靠使用，巫术则靠操作，同时也靠幻想和直觉。巫术，就是直觉、幻想，再加操作。

所以，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艺术与巫术的血缘关系，在美学界早已不是秘密。也就是说，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就是从工具到巫术，再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7]

所有的胎盘都会功成身退。

退出历史舞台的巫术除了变成艺术，还有三条出路：变成科学，希腊是这样；变成宗教，印度是这样；变成哲学，希腊、印度、中国，都是这样。

只不过，希腊是从科学到哲学，印度是从宗教到哲学，中国则有另一条路要走。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国界的国家

先看印度。

有着庄严肃穆之圣山（喜马拉雅）、奔流不息之圣河（恒河）的印度，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宗教大国。因为那里有太多西方闻所未闻，中国绝不会有，其他民族也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比如“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是印度的“土特产”。简单地说，就是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祭司）、刹帝利（国王和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这就叫“种姓”，梵语叫“瓦尔那”，意思是“颜色”。因为雅利安人的皮肤是白的，被征服的土著则是深色。此外，还有“旃荼罗”（贱民），是“不可接触者”，比首陀罗地位还低。种姓与生俱来，世袭不变；种姓之间则壁垒森严，严禁通婚。制度最严的时候，一个“贱民”如果不小心被高级种姓的人看见，就得躲起来自杀谢罪。

这是典型的不平等制度。

为这种制度提供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的，是婆罗门教。唱对台戏的，则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佛，就是“觉悟者”；耆那，就是“胜利者”；锡克，就是“学习者”。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是啊，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8]

自由平等的旗帜，终于被高高举起。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也很简单：孔雀王朝灭亡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半岛北部饱受外族的侵略和蹂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催生了雅利安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是需要宗教力量的。慈悲为怀的佛教，苦行主义的耆那，显然不合时宜。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只有雅利安色彩浓厚鲜明的婆罗门。

身份认同，同样重要。

比如犹太。

如果说印度人面对的是“苦恼”，那么犹太人面对的就是“苦难”。没有哪个民族像他们那样灾难深重，一次次妻离子散，一次次国破家亡。也许，只有耶路撒冷第二圣殿遗址上的那座“哭墙”，才知道他们流过多少泪水。[9]

事实上，犹太教的真正创立，就在他们集体受难之时。公元前586年，也就是释迦牟尼出生前二十年，中国春秋的楚共王讨伐郑国那年，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夷平。从国王、贵族、祭司到工匠，上万犹太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这就太需要“救世主”，也太需要“认同感”了。《旧约》的前五篇，即所谓“摩西五书”，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他们的“先知”整理编写出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奇迹：不可胜数的弱小民族一旦国家灭亡、人员流散，就再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唯独犹太人，即便再流亡一千八百年，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现在，我们知道宗教能给人们什么了。

第一是“安全感”，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第二是“自由感”，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第三就是“身份认同”。对于宗教徒而言，说“我是佛教徒”，就跟说“我是泰国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亲切。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那么，我们民族为什么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天上人间

因为中国人是“天下主义者”。

什么叫“天下主义”？就是“世界主义”，或“人类主义”。在天下主义者看来，国家不过是天下一分子，就像大家族中的小家庭。因此，真正的人，只属于天下，不属于国家。

这，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观念。那时的士人（知识分子），都是跑来跑去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概莫能外，也从未有人骂他们是汉奸。最爱国的孔子，也不过是离开别国走得快一点，离开鲁国时磨磨蹭蹭，走得慢一点。但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改换门庭，则毫无问题。

好嘛！国家都可以不要，还要什么宗教？

其实，别具一格的还有希腊。

希腊人也是“天下主义者”。他们的城邦原本就是殖民的结果，做一个外籍居民最严重的后果，也只是没有参政议政的公民权。但这顶多让他成不了“雅典人”，却并不妨碍他成为“希腊人”。

希腊，也是“天下”。

那么，希腊人有宗教吗？

有，但至少有一半是用来玩的。

希腊和埃及都是多神教，但埃及的神“半人半兽”，希腊的神“半神半人”。人身上的七情六欲，包括所有毛病和弱点，他们的神都有。从争权夺利到争风吃醋，从胡言乱语到胡作非为，偷情、使坏、恶作剧，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哪一样没干过？最后，神的所有错误和坏事，都被编成悲剧或喜剧隆重上演，供人欣赏。

每一次祭神的庆典都是人的狂欢。

希腊人，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与此同时，或者更早一点，他们也把巫术变成了科学，甚至变成对纯粹真理的思考。他们的科学，是“为科学而科学”的；他们的思考，也是“为思考而思考”。因此，他们又从科学走向了哲学。事实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叫“物理学之后”，中文翻译为“形而上学”。

这就跟印度人不太一样。

印度人是先把巫术变成宗教，再把宗教变成哲学的。因此，印度人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极具哲学意味；他们的哲学也极具宗教意味。包括他们的非暴力主义、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还有瑜伽，都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印度，似乎是一个灵魂不灭的国度，一座建在人间的神殿，一条永远洁净的圣河。在那里，你能听见来自天国的声音，就像犹太先知、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能够直接得到神启。

犹太人和印度人，在天上；希腊人和中国人，在人间。

一直生活在人间的中国人甚至部分地保留了巫术。民间喜欢的口彩，皇家喜欢的祥瑞，便都是巫术的遗风。当然，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也要变。只不过，既没变成科学，也没变成宗教。

那又变成了什么？

礼乐。

巫术变成礼乐，就是变成道德和审美，或伦理与艺术。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给我们安全感；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给我们自由感；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明，则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

实际上，从巫术到礼乐，在中国就像从部落到国家一样自然，只不过时间要晚得多。准确地说，那是周人智慧的体现。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讨论礼乐。因为历史舞台上还有一些明星没有退场，必须交代它们的去向。

比如图腾。

[1]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都有活人献祭和金字塔，也都崇拜太阳神。奥尔梅克和特奥蒂瓦坎两个民族都神秘失踪，玛雅则莫名其妙地弃城而走，只有阿兹特克为西班牙人所灭。

[2]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无法回答，特奥蒂瓦坎人从哪里来，又突然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语言，但发现特奥蒂瓦坎城是根据太阳系的模型来建造的，其重要建筑之间的距离恰好与太阳系行星运行轨道数据一致，因此怀疑特奥蒂瓦坎是外星人的遗族。

有部分学者认为，奥尔梅克文明的建立，可能得到了中国商代流亡者的帮助。因为奥尔梅克文明兴起之日，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正是殷商灭亡之时。两种文明的相似之处也很多，比如都以虎为尊，至少有150个文字符号相像，美国华裔学者许辉甚至于1999年在奥尔梅克文化展中发现了一个商代遗民的祭祀品。但此说仍有争议。

[3]西方史学界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古代文明主要指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中国的商文明；古典文明则包括希腊、罗马、印度、西周以后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被认为是游牧民族所摧毁。就连西周取代殷商，也被说成是“蛮族的入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本书拒绝接受这种观点。

[4]关于夏商周的文化范围，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5]中华文明的特点，是连续与聚合；印度文明的特点，是松散和间断，请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有争议。

[6]莫卧儿王朝第六代君主叫奥朗则布，号“阿拉姆吉尔”（意为世界的征服者）。其父为建造著名泰姬陵的沙•贾汗。

[7]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提出，人类的智慧、意识和精神生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巫术——宗教——科学”。起先人们以为，往天上泼水，就会下雨。这就是巫术。后来发现不管用，便叩拜神灵，乞求赐雨。这就是宗教。等到连这也不管用时，人类才真正踏进科学之门，学会了天气预报，也学会了人工降雨。所以，巫术是“前宗教”，也是“伪科学”。本书不同意这个观点。

[8]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都是王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净饭国王子，耆那教创始人筏陀摩那是贝那勒斯王子。二千多年后创立锡克教的纳那克，虽然不是王子，却也是“刹帝利”。这就说明，独立、自由、平等，确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

[9]哭墙又称西墙，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犹太教把该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

国家一旦诞生，图腾就鞠躬谢幕。
埃及人把它变成神，罗马人把它变成法，中国人把它变成祖宗。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正如许多民族在氏族时代都有巫术，他们在部落时代也有图腾。

比如埃及。

跟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埃及不是“两河之间”。埃及人只有一条母亲河，那就是尼罗河。在上古时代，尼罗河就像一条珠链，从南到北连缀着大大小小珍珠般几十个聚落。这些聚落，古埃及人叫“斯帕特”（spt），希腊人叫“诺姆”（nomos），中文则翻译为“州”。它们原本是部落，后来变成了国家。古埃及文明，就从这里诞生。

变成国家的“斯帕特”或“诺姆”，起先是部落国家，也是城市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其中不少是动物，比如鹰、蛇、狼、公牛、狮子、鳄鱼、朱鹭；也有的“半人半兽”，比如厄勒藩丁的克努姆神，就是羊头人身。

◎古尼罗河流域图。

◎厄勒藩丁的克努姆神。

哈！埃及跟中国一样，也有“羊人”。

他们的“伏羲时代”或“炎帝时代”，也是“群魔乱舞”。

没错，远古原本就是牛鬼蛇神的舞台。他们的鹰神、蛇神、鳄鱼神、朱鹭神等等，最早也都是图腾，甚至生殖崇拜的象征。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变成了国家的保护神。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转变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人类发明图腾的目的，一是要“变父系为母系”，二是要“变氏族为部落”。因此，国家一旦诞生，它们就该鞠躬谢幕，就像巫术必须变成科学、宗教或礼乐。

问题只在变成什么。

埃及人的选择是把它们变成神。这当然是最顺理成章的。因为图腾原本就极具神秘色彩，是能够让氏族的老祖母神奇怀孕的神秘物。它也原本就享有神的地位和尊崇。比方说，不能吃图腾动物的肉，不能以粗暴、猥亵和戏弄的态度对待它们，它们死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等等。

图腾变神，岂非轻而易举？

何况对于君主国，这样做最合适，也最合算。因为君主制，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所以欧洲那些君主登基，都要教皇来加冕。但如果国王是“神的儿子”，那就连授权的程序都不用走了，岂不便当？

再说这一点都不难。从部落到国家，从图腾到神，对于民众来说，不过是族民变国民，族徽变国徽；对于君主来说，则不过族长变酋长，酋长变国王。图腾，原本就是部落的祖先。酋长，当然是“图腾的儿子”。因此，只要顺便把图腾变成神，就一切OK。埃及的神从动物变成半人半兽，最后又变成人形，道理就在这里。

这确实神！

也许，正是依靠这种“神力”，埃及从部落国家到统一王朝，只用了短短几百年。公元前3100年，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还没睡醒的时候，纳尔迈（美尼斯）就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跟中国相比，不但时间早得多，进程也快得多。此后至少还要一千年，中国传说中的夏才会出现，而且还只相当于埃及的“诺姆国家”。秦始皇一统天下，则要到两千八百多年后。那时，埃及早就先后被波斯和马其顿征服，只剩下落日余晖了。[1]

奇怪！这个“神佑之国”怎么会亡？

成败都是它

因为埃及的神是图腾变的。

图腾不能变成“国家神”吗？不能。图腾与族民是什么关系？血缘关系。国家与国民又是什么关系？公共关系。部落是由氏族组成的，氏族则由血缘来组织。部落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部落成员都相信自己是同一图腾的后代，国家则必须“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使用权力来处理事务”。因此，原则上讲，变部落为国家，就必须同时变革图腾。首先，必须把所有部落的图腾都一笔勾销。然后，要么取其部分重塑一个，比如中国的龙；要么干脆直接另造保护神，比如竞争上岗的雅典娜。

可惜，埃及没能这样。

埃及人的做法，是把所有的图腾全部变成了神，正如他们把所有的部落直接变成了国家。于是，原来有多少部落，后来就有多少诺姆；原来有多少图腾，后来就有多少神。如果这诺姆是部落联盟，那么，同一诺姆还会有许多神。再加上后来创造添加的，古埃及的神据说竟有两千之多。

不对吧？几十个诺姆，怎么会有两千多神？

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的神原本就多，差不多每个村社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土地公公。其次，古埃及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极其开放和开明。他们不但一视同仁地看待其他诺姆的神，就连外国的神来了，也愿意与之共进晚餐。

好嘛！这么多神，谁说了算？

主神。

主神也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一种是全国性的。那么，谁是全国性的主神？哪个诺姆是江湖老大，他们的神就是主神。比如荷鲁斯，原本是提尼斯的保护神。提尼斯的国王纳尔迈（美尼斯）“一统天下”后，荷鲁斯就成了上下埃及共同的主神。当然，为了让大家都接受，必须在这只鹰的头上加一个太阳，因为太阳神是古埃及人都崇拜的。后来，底比斯变成老大了，底比斯的阿蒙就成了主神。阿蒙曾经有过各种形象，有时是一只鹅，有时是一条蛇，有时是一头羊。但最后，它的头顶也升起了一轮红日。

◎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中头戴太阳盘的公羊首阿蒙神。

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神变成了全埃及的太阳神，就坐稳了江山。

但，老大是轮流坐庄的。于是，古埃及就会有许多主神，甚至会有许多个太阳神——拉、荷鲁斯、阿蒙、阿吞，等等。

这就意味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岂能不乱？

更何况，无论谁当法老，都得坚持“君权神授”，也都得巴结讨好神庙和祭司。神庙和祭司如果强势，法老就会从神子变成神奴。[2]比如十八王朝有一位女王跟她儿子（同时也是她的堂兄弟）争权夺利，后来把她儿子扶上王位的就是祭司。[3]显然，王朝后期的祭司就像中国东汉的外戚、晚唐的宦官，有废立皇帝之权，至少不难架空法老。最后，阿蒙神庙的某个祭司干脆篡夺了法老的王位，埃及也从此进入“后王朝时期”。[4]

说起来这也是法老们自作自受。因为神庙和祭司原本就是他们自己养肥的，谁知道竟会尾大不掉？但他们又不能不仰仗神庙和祭司。因为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神，而且是图腾变成的神。

神权政治，注定只能饮鸩止渴。古埃及政治的成败，也全在图腾变神。

那么，它就不能变成别的什么吗？

能。比如罗马。

法治罗马

罗马人的转变最不可思议，他们把图腾变成了法。

这不奇怪。罗马本身就是奇迹。

没错，罗马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起初是一点都不显眼的。公元前753年罗马开始建城那会儿，埃及人早就盖起了金字塔，波斯人早就发明了拜火教，印度的《吠陀本集》早已完成，中国则进入了东周。就连希腊，也已经举办了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时的罗马，算什么呢？

蕞尔小邦。

罗马的弱小，甚至让他们躲过了许多劫难，因为没人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很快，他们就让世界刮目相看。勃然雄起的罗马，扫平了意大利，占领了西班牙，征服了阿拉伯，把诸多文明古国尽收囊中。马其顿、叙利亚、希腊、埃及，都变成了罗马的行省，迦太基甚至还被改名为“阿非利加”。[5]

由此，罗马得到了一个雅号——“世界的征服者”。

不过，尽管罗马人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但如果仅此而已，他们也顶多只是英勇善战的骑兵，开疆辟土的汉子，甚至杀人如麻的武夫。然而罗马对世界的贡献，却不在武化，而在文化。至少在西方人那里，罗马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

那么，罗马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

基督教，罗马法。

也许，这才是罗马征服世界的利器，永垂不朽的原因。是的，自从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兵败自杀，屋大维被称作“奥古斯都”，延续了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就终结了。之后的罗马帝国，跟中国的两汉并驾齐驱。他先是兴盛，后是分裂，最后灭亡。西罗马帝国，亡于中国的南北朝那会儿；东罗马帝国，亡于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6]

罗马的日子，够长的了。

这么长的日子，那么大的地盘，罗马人是靠什么来维持和维系的？

契约。

作为“希腊人的好学生”，罗马人把希腊人建立的契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基督教和罗马法，都是它的集中表现。基督教，就是“与神签约”。签约有两次，先签的叫“旧约”，后签的叫“新约”。罗马法，则是“为人立法”。立法也有两种，一种叫“公法”，一种叫“私法”。公法是处理国家事务的，私法是处理国民关系的。有了公法和私法，国家与国民，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至于乱成一团。尤其是国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由感。因为当他们需要安全的时候，有法律保护；需要自由的时候，又公私分明。

国家的功能，被罗马法成功地体现。罗马作为国家，又岂能不成功？

明确界定“公私两权”，合理处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法典，叫《民法大全》。它是由东罗马帝国来完成的。其时，中国是南有南梁，北有北魏；欧洲则兵戎相见，烽火连天。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是啊，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法律头脑和法律兴趣。他们竟然想出这种办法，来管理那庞大复杂的国家，而且在只剩下半壁江山时还乐此不疲。

法治，也许是罗马的秘密所在。[7]

当然，法律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没有罗马军团的铁蹄，这一切都可以免谈。罗马，其实就像法国画家热罗姆笔下的共和政体：壮硕的女神左手拿着橄榄枝，右手拿着钢刀，身后是一头随时都可能怒吼的狮子。

但，这跟图腾又有什么关系呢？

并非图腾的图腾

罗马法与图腾的关系，在于“身份认同”。

的确，图腾制度创立的初衷，原本是“变母系为父系，变氏族为部落”。但当它真的出现，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功能，这就是界定族民的身份。鹰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鹰的后代”；龙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鹰是鹰，龙是龙，这就是“区别”；你也是鹰，我也是鹰，这就是“认同”。这跟后来说“我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或者“都是炎黄子孙，爱国不分先后”没什么两样。说“法老是荷鲁斯的儿子”，也不奇怪。

部落能够变成国家，图腾功不可没。

但，图腾变成神，好理解；变成法，想不通。图腾是神秘的和具象的，法律则是理性的和抽象的。图腾，怎么会变成法，又怎么能变成法？

秘密在人。

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人到世间来，没有带着镜子。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人？只能通过他人。比方说，保罗是人。彼得发现自己跟保罗一样，因此彼得知道自己是人。但这种方法靠不住。彼得要靠保罗证明，保罗又靠谁证明？靠彼得吗？那就成了“相互论证”。于是保罗只能靠乔治，乔治只能靠玛丽，玛丽只能靠彼得，彼得只能靠保罗。这又成了“循环论证”。而且，只要其中一个“不是人”，整个证据链就会断裂，结果大家都不是人。

人的确证，如何实现？

只能靠“超人”。

是的，超人。他必须是人，否则不能证明人是人；又必须超越一般人，否则不能证明所有人。图腾正好符合这个标准。它是“族的祖先”，因此是“人”。它是动物、植物或者自然现象（比如电闪雷鸣），因此“不是人”。更何况，它还是神圣和神秘的，因此是“超人”。

可惜，图腾局限严重。它只认本族，不认他族；只认族民，不认国民。罗马面临的便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国民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这就太难办了！使用本族图腾吧，其他民族不认；保留各族图腾吧，天下分崩离析；干脆不要图腾吧，又无法认同身份。

幸亏罗马人想到了法律。

法律为什么就能代替图腾呢？因为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包括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人法的意义，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人”。罗马法规定，“法律意义上的人”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具备人格”，第二是“享有权利”，第三是“承担义务”。其中，第一条又最重要。因为没有“人格”，就不可能“享有权利”，也谈不上“承担义务”。

人格表现于法律，就是“权利”，即“身份权”。身份权有三种：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权是基本人权，市民权是罗马公民的特权，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一个人，如果没有家族权，就不是“男子汉”；没有市民权，就不是“罗马人”；没有自由权，那就“不是人”。

反过来也一样。[8]

这就可以实现“身份认同”。因为一个自由人只要被授予市民权，他就是罗马人。同样，这也便于“国家治理”。因为只要剥夺一个人的身份权，他就可能成为“孤魂野鬼”，甚至“人民公敌”。[9]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界定法律地位”来实现的，因此是“以法治国”。而且，这个人原来属于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都变得不再重要。正如只要皈依佛门，就是“佛教徒”；接受洗礼，就是“基督徒”。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

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

既创造了法律（罗马法），又创造了宗教（基督教），罗马岂能不牛？

认祖归宗

罗马法，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一个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系统。公法与私法，私法更重要；人法、物法、诉讼法，人法更重要；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人格更重要；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自由更重要。安全、自由、身份认同，都能通过法律地位来实现，岂非“不是图腾，胜似图腾”？

事实上，法律也是“超人”。法律为了人、属于人，因此是“人”。法律抽象普适、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因此“不是人”。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所有人在它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是“超人”。

法律，又岂非“不是神祇，胜似神祇”？

以法律代图腾，当然比“以神祇代图腾”棋高一着、智胜一筹。

中国人呢？图腾在中国又变成了什么？

祖宗。

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

那么，什么是“祖宗”？

祖宗就是“最老的父亲”。祖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根露出龟头勃然雄起的阴茎。它也就是“且”，起先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这样的象征物，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中国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后来这东西越做越大，就从雕塑变成了建筑。印度的塔，埃及的方尖碑，其实都是。

◎甲骨文的“祖”（前一·九·六）。

◎甲骨文的“且”（甲四一四）。

很明显，正如国和或是同一个字，祖和且也是同一个字。国家是由部落演变而来的，祖宗崇拜则源自男性生殖崇拜。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只不过在图腾时代，它要变成动物，比如蛇、鸟、牛、羊、龙等等。但骨子里，还是那话儿。

显然，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但，图腾是把男性生殖崇拜神圣化，祖宗则是把图腾崇拜世俗化。所以“祖”的形制和意义都要变。在氏族时代，它就是生殖器；到部落时代，就变成象征物；到国家时代，则变成了宗庙和神主。

宗庙就是祖先的祭殿，神主则是祖先的牌位。神主应该是先有的，办法是把男性祖先的符号刻在石祖或陶祖上。当然，他得对氏族有开创之功。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性器也不再堂皇，就换成石牌和木牌，但仍然叫“祖”。为了供奉神主，又盖起了房子，这就是“祖庙”或“宗庙”，简称祖和宗。宗字上面那个“宀”（读如棉），就是房子；下面那个“示”，就是牌位。

这就是“祖”的新概念——神主和宗庙。神主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祖庙或宗庙）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家天下

还是先看埃及。

埃及的部落变成国家后，很快就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了。而且，是统一在神的旗帜之下。至高无上的是太阳神，他是上下埃及共同的保护神，与上下埃及共同的君主法老相对应，叫什么名字则另当别论。太阳神之下，是全国性的“方面神”，比如尼罗河神（奥西里斯）、手艺神（普塔）、妇女神（尼费塞斯）。他们对应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地方上，首先是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一个保护神，然后是各地区又有各地区的保护神，对应着各地方官。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级别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调整，甚至形象都会跟着变化。

显然，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

中国则是“家国一体”。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君父、臣子、父母官、子弟兵，真是“好大一个家”。[10]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做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

这就叫“天下为家”，也叫“家天下”，或“家国体制”。

家天下，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它解决了一个西方学者认为两难的问题：要家庭还是要族群。按照他们的研究，家庭是族群的天敌。但凡家庭稳固的地方，族群一定松散；如果性交自由，则个体自然成群。因此，要么开放家庭，给个体更多自由；要么发明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把家庭融化在其中。[11]

中国人的家国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如此说来，这种体制是最好的？

对不起，世界上没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对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它也许是合适的。这种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就是证明。但传统社会解体后，中国人六神无主，张皇失措，道德滑坡，不知何去何从，同样是证明。

看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反过来也一样。因此，一种东西如果曾经长期存在，那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如果它居然能够毁于一旦，那就一定有不合理性。更何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罗马城墙上刻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显然，问题不在“好不好”，而在“为什么”。

那就回顾一下夏商周吧！

[1]先后征服埃及的，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2]本章关于古埃及宗教以及神权与王权关系的论述，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3]十八王朝的这位女王叫“哈特舍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后嫁给她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并生下“图特摩斯三世”。所以“图特摩斯三世”既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堂兄弟。这种乱伦的近亲繁殖在古埃及王族中非常普遍。

[4]篡夺法老的王位的阿蒙神庙祭司叫“赫利霍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085年。

[5]迦太基（QRT HDST），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迦太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并开始称霸西地中海，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最后因在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均被罗马打败，而于公元前146年灭亡。罗马人摧毁迦太基之后，在公元前122年便建立新城殖民于原迦太基城废墟领土之上，公元前29年罗马将迦太基设为非洲阿非利加省的一部分。

[6]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亡于公元1453年。

[7]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8]罗马法规定的“身份权”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其次是“市民权”，包括参政议政、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至于“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这就区别了“父子夫妻”。

[9]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

[10]正因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是“家国一体”，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叫“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

[11]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援引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所引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的说法。

谁代表先进的文化，谁就代表“中国”，
也就能在古代文明的T型台上走猫步，
以“天下之中”自居，为其他民族做榜样。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事实上，从尧舜到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他们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汉武帝的合法性岂不也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子，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他的“历史使命”。

正如尧舜禹是“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唐宋元明清，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的背后，则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发动战争。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三代”，其实是夏商周先后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则因为“后来居上”，这才“轮流坐庄”。

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3]

汉字，确实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对不起了，鬼们！

事实上，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必定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只不过，我们民族创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它是实用的，却又有艺术的品味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里面，有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李泽厚的这个观点，一点都不错。

殷商文明，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

燕子。

是燕子吗？是。郭沫若说是凤凰，恐怕不对。就算是，也是燕子变的。因为玄鸟每年都要降临人间一次，凤凰则没人见过。

玄鸟或燕子北归，是在春天。春天是性爱的季节，也是商人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时光。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隶，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吗？不奇怪。因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回到原始时代，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给性爱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的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6]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

商人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爱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码。它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那么，你是鹰，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阳神，有什么不可以？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得抽象。于是玄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鸟的后代，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这样的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闹了

把殷商赶下历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气质完全不同。

正如后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质彬彬”的。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相比较而言，夏则“朴而不文”，商则“荡而不静”。[7]换句话说，夏质朴，商放荡，周文雅。夏的时代毕竟原始，想华丽也华丽不了。意识形态更不成熟，只好听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

那么商呢？商人真的放荡吗？

放荡。或者说，爱折腾。

商人确实喜欢折腾。张衡的《西京赋》就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商汤之前迁徙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回。是的，这个民族有可能起源于河北易水流域，后来迁徙到渤海沿岸和山东半岛。他们来到中原，跟当年的炎帝族一样，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比如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根据卜辞的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8]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但最“不像中国”的，还是他们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殷商的工艺水平极高，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就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庙宇都会变成市场。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殷商，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然而在周人看来，商人就是在“闯红灯”。其中最为严重的有三条。第一是“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第二是“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姓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第三是“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显然，这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这是对家国体制的破坏，这是对中华传统的挑战。想想看嘛！以业为氏，还有“父”吗？以国为姓，还有“君”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了，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不听忠言、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第二卷　终]

[1]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2]《史记•夏本纪》称：“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治。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3]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殷商的甲骨文和秦始皇的“书同文”，功莫大焉。事实上，现代汉语的语音，尤其是“普通话”，不要说跟商周，就是跟唐宋，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能够欣赏唐诗宋词，看懂《诗经》和《左传》，甚至能够解读商周的卜辞和铭文，这就是汉字的功劳。

[4]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5]“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见《诗经•商颂•长发》。

[6]关于“沙特恩节”，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注。

[7]“夏道尊命，朴而不文；殷人尊神，荡而不静”，见《礼记•表记》。

[8]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吕振羽、翦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角斗表演之事。

后记
巡航日志

1．谜语

升到巡航高度后，在飞机上就多半只能看到云。

做一次全球的飞行是必需的。因为从本卷起，中华史就进入了国家时代。从部落到国家，是历史的岔路口。在那里，先前的同路人即世界各民族开始分道扬镳，各自朝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往前走。没人知道前景如何，更不知道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正蹲在那路口冷笑。

是的，斯芬克斯。

岔路口上常有劫匪，但斯芬克斯与众不同。她不要钱，却赌命。这家伙从古埃及跑到古希腊后，不但变成了女妖，还从缪斯那里学到一肚子谜语，专门为难过往的行人。谁要是猜不出谜底，她就把谁一口吞掉。直到忒拜的英雄俄狄浦斯一语中的，她才狮子般地咆哮了一声，一头摔下万丈悬崖。

现在看来，希腊人是太乐观了。斯芬克斯其实没死，只不过从岔路口来到了思想界。那可是智者云集的地方，有层出不穷的主义可供饱食，也有众多的谜团可供提问，不愁没有俎上之肉，盘中之餐。

国家的逻辑，便是其中之一。

是啊，人类为什么要有国家呢？为什么一个民族要想告别史前进入文明，就得先把国家发明出来？如果说事出偶然，为什么无一例外？如果说这是进步，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怀念氏族和部落的时代？

这样的难题，正合斯芬克斯的口味。

一个又一个的体系被吃掉了，学者们不得不选择审慎的态度。他们在写到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原则上都只描述，不分析。他们会告诉我们，某某国家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也会告诉我们是怎样转变甚至是通过谁来实现转变的。但为什么要变，鲜有深究。即便探究，也往往仅限于西方世界。

然而中华文明不能缺位。从西周到春秋，我们实行的是最独特的国家制度；从秦汉到明清，建立的是最典型也最稳定的帝国。罔顾中华民族的经验和逻辑，文明的大门前，历史的岔路口，就只能是波诡云谲，迷雾重重。

斯芬克斯神闲气定笑傲江湖。

我们怎么办？

2．办法

1798年7月，拿破仑率领他所向披靡的远征军来到了埃及。他们在吉萨高地壮丽的晚霞下，看见了海一般辽阔、夜一般死寂的土地，看见了默默无言巍然矗立的金字塔，以及被希腊人称为“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像。几乎所有人都被震撼。拿破仑，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时代精神”庄严地说：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正在看着你们！

也就在这时，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贸然开炮，还一炮便打歪了狮身人面像那一米七五的鼻子。这一炮，不知是心慌意乱，还是擦枪走火。

反正，斯芬克斯的鼻子没了，这让它的微笑更加冷峻而傲然。

炮打斯芬克斯的故事，二百年间在埃及广泛流传，也不断被历史学家们辩诬。有人说，让它失去了王冠、圣蛇、长须、鬃毛和鼻子的，其实是几千年的日晒雨淋，风吹沙袭。也有人说，砍掉它鼻子的，是一位名叫沙依姆•台赫尔的人，原因是反对偶像崇拜。还有人说，拿它眼睛和鼻子当靶子练习射击的，其实是埃及玛穆鲁克王麾下的士兵。

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些经验对我都不适用。因为我写“中华史”，是要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最终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大问题。

这就必须直面“斯芬克斯之谜”。只有弄清楚“国家的逻辑”，才知道“文明的轨迹”，也才能破译中华文明的密码。只不过，迎面而上是不行的，绕道而行也是不行的，装作没看见就更不行。

唯一的办法是升空。

因此，在完成史前文化的“破冰之旅”后，有必要来一次“全球巡航”，以便看清楚全人类的“国家逻辑”，而且是“共同逻辑”。

知道“共同逻辑”，才能找到“共同价值”。

3．钥匙

升空的感觉很好。

没错，升到巡航高度后，多半只能看到云。但云和云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云下面，有的是山，有的是河，有的是草原，有的是森林。更何况，一旦云开雾散，我们还能像李贺说的那样：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那“九点烟”是什么？

城市。

城市是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界碑。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建立了城市，就同时建立了国家；建立了国家，也就进入了文明。以此为界，之前叫“史前”，也是神话和传说的时代，之后才是“历史”。

历史，就是文明史。

城市，则是“文明的标志”。许多早已消失的文明，就是因为考古队发现了城市的遗址才得以确认的，比如克里特和哈拉巴。

钥匙找到了。

那么，城市的秘密又在哪里，怎样才能发现它？

这要感谢我们民族的伟大发明，这个伟大发明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优越的地方，在于能够保留最原始的信息，尤其是甲骨文和金文。而且，通过对文字演变的考察，我们还能发现历史的轨迹。这套“中华史”从第一卷开始，便大量使用古文字为线索和证据，原因就在这里。

甲骨文和金文告诉我们，国就是城，城就是墙。这显然是为了安全和安全感。但现代城市是没有墙的，这就证明人们还要自由和自由感。既要安全，又要自由，只有城市才能实现。城市的秘密破译了。

问题是，为什么城市出现以后，部落就变成国家了呢？

因为人变了。

组成氏族和部落的，是“族民”；组成城市的，是“市民”；组成国家的，是“国民”。族民与市民，有什么不同？族民有血缘关系，至少有“泛血缘关系”。没有，就得联姻。市民则可以有，可以没有，本质上没有。他们的关系是公共的，所以叫“公民”。其希腊文本义，就是“城邦的人”。

有“公民”，就有“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处理这些关系和事物，氏族和部落时代的习俗是不管用的，得靠“公共权力”和“公共规则”，还得要有按照公共规则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

这就是“国家”。

现在，国家的秘密破译了吗？

没有。因为并非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恰恰相反，在人类文明之初，绝大多数国民都是“臣民”。

4．发现

这一点，在巡航高度看得十分清楚。

如果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国家体制，比如民主制为蓝，共和制为红，寡头制为黑，君主制为黄，再加上氏族和部落为灰，不毛之地为白，那么，文明之初的世界地图，除了大片的灰和白，便是大面积的黄。红与黑很少，仅出现于爱琴海、巴尔干、喜马拉雅山麓等个别地区。代表民主制的蓝，则几乎只是一个点，而且一闪即灭。

它的名字，叫“雅典”。

然而这个被淹没在黄色之中的小不点，却在一千多年后死而复生，并成为汪洋大海。就连那些实际上的专制统治，也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今日之世界，已是一片蔚蓝。

至少，看起来是。

那么，民主是意外，还是必然？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说是意外，为什么后来成为潮流？如果说是必然，为什么当时独一无二？

也只能找样本，做比较，查线索。

样本就是美国。这个制定了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个谈出来而不是打出来的国家，是民主、共和、宪政的典型。然而这个由商人、工匠、律师、文盲、探险家、淘金者和流浪汉组成的国家，却与雅典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建国，居然都是因为航海、殖民和经商，几乎一模一样。

那又如何？

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平等就不容专制，独立就需要互利，自由就必须有法可依。独立、自由、平等的结果，势必是民主、共和、宪政，是“契约治国”和“权力制衡”。

从雅典到费城，西方文明的秘密昭然若揭，核心价值也一目了然。

但，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

5．鸟瞰

回答是肯定的。

道理也很简单：如果独立、自由、平等不是共同价值，那么，民主、共和、宪政就不会成为世界潮流。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对此都有追求。比如中国的墨家、道家和佛家，便都讲平等，分歧仅在实现平等的方式。儒家虽不讲平等，却讲对等，也讲独立和自由，只不过主张“相对独立”和“相对自由”。

这一点，我在第六卷《百家争鸣》还要细说。

其他民族，也一样。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独立、自由、平等是共同价值，民主、共和、宪政又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就连西方也走了一大圈弯路？

显然，国家必定还有秘密，而且一定隐藏在分手之前的起点之中。

这就不能再走街串巷，只能回到斯芬克斯拦劫行人的岔路口，还得鸟瞰。结果也很清楚。世界各民族的史前道路是一样的，都是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史前文化也是一样的，都有巫术和图腾。但进入国家和文明时代后就分道扬镳。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原始文化脱胎换骨。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它们共同实现的是“身份认同”。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和国家道路，都不过是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所做的不同选择和探索。

这就是国家的秘密。

也是国家的逻辑。

6．着陆

看清了人家的路，也就看清了我们的来龙去脉。

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图腾则既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是变成了祖宗。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炎帝、黄帝），再到祖宗崇拜，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

换句话说，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者靠神，或者靠法，或者靠信仰，靠观念，唯独我们是“认祖归宗”。夏后启能废除禅让制，尧舜禹会变成夏商周，原因就在这里。从秦汉到明清，君主制坚如磐石，原因也在这里。

有了“祖宗崇拜”，才有了“家国体制”，也才有了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三千七百年文明史。就连什么叫“中国”，也得以弄清。所谓“中国”，就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中心”，夏商周则是“三个代表”。他们前赴后继，不断探索，轮流坐庄，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基础是牢固的，影响也是持久的。今天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时，包括文字符号和文化心理，文明方式和核心价值。因此，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巴、玛雅、波斯、拜占庭等先后毁灭、中断、消亡、失落的文明相比，也与不断更新的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超级稳定”。如何评价这种“超级稳定”，自然不妨见仁见智。但弄清楚其所以然，则恐怕更为重要。

不过，那将是第三卷的事。

现在，巡航已经结束，请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收起小桌板，系好安全带，我们着陆。

下一站，是“周原”。

附　　录

表1-1：人类进化历史简化表

表1-2：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

表2：中国、印度、两河流域比较

表3：美国建国大事记

表4：中印对比

表5：外族入侵印度史

表1-1：人类进化历史简化表

时代

物种

250万年前

人属物种出现——能人。石器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

180万年前

直立人在非洲出现。
150万年前匠人学会了使用火。
70万年前北京人首次在亚洲出现。

51.6万年前

前人，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

35.5万年前

海德堡人出现。
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

19.5万年前

奥莫遗迹证明远古智人是从海德堡人演化而来。

16万年前

长者智人有了丧葬仪式，并学会了宰杀河马。

14万年前

线粒体夏娃生活在东非。

7万年前

线粒体单倍群L2出现，有了行为现代性。

6万年前～9万年前

Y染色体亚当生活在非洲。

5万年前

迁移到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线粒体单倍群U、K出现。

4万年前

迁移到大洋洲和欧洲（克罗马侬人）。

2.5万年前

尼安德特人灭绝。

1.2万年前

全新世、中石器时代开始。佛罗勒斯人灭绝，人类成为了人属中唯一存活的物种。

表1-2：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

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

攀树的猿群

原上猿

3500万年前～3000万年前

埃及猿

2800万年前～2600万年前

森林古猿

2300万年前～1000万年前

正在形成的人

南方古猿（傍人、人属）

440万年前～140万年前

完全形成的人

早期猿人

380万年前～360万年前

晚期猿人

180万年前～30万年前

早期智人

30万年前～5万年前

晚期智人

5万年前～1万年前

文明诞生

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

1万年前～8000年前

表2：中国、印度、两河流域比较

年代

中国

印度

两河与希腊

前38～前22世纪

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从女娲到伏羲，三皇五帝。
前26世纪，传说中国史官沮诵、仓颉造文字。

前3100年，古代埃及上埃及统治者美尼斯征服下埃及，初步形成统一国家，埃及第一王朝形成。前27世纪起，大规模兴建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落成。
前3000年，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出现奴隶制城市国家。
前3000～前2300年，爱琴海地区克里特文明出现。

前24～前20世纪

约前21世纪，大禹治水成功。
大禹治水，或许是权力模式的起源。
禹“以铜为兵”。
奚仲造车。
中国二里头文化存在。
前1988～前1979年启称夏后；
“家天下”。监狱始建，相传夏朝开始。

印度河文明时代（约前2300～前1750年）。这是古印度最早的文明，中心在印度河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地，故称“哈拉巴文化”

约前2113～前2096年，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创立者乌尔纳姆在位，颁布《乌尔纳姆法典》，为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典。
古埃及中王国时期。青铜器广泛应用，开发法雍湖地区，修建卡尔纳克神庙。
爱琴海地区迈锡尼文明出现。

前19～前15世纪

约前16世纪，商汤伐夏桀，夏朝灭亡，商朝创立。

前1792～前1750年,古巴比伦第6代国王汉谟穆拉比在位，制定《汉穆拉比法典》。
出现楔形文字，青铜器广泛使用。约前17～前14世纪，小亚细亚赫梯古王国时期。

前14～前12世纪

盘庚迁殷。
中国已产生甲骨文。
约前13世纪，商代青铜器全盛时代。晚商司母戊鼎为现存最大青铜器。
商妲己的传说和记载。

古代印度早期吠陀时代。
瓦尔那制度萌芽。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的人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从高地迁移到低地）。
古希腊海伦的传说和记载。

前11～前9世纪

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
西周实行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制。
西周封邦建国，周公制礼作乐。

古希腊荷马时代。
特洛伊战争。
从前10世纪末叶起，新亚述帝国兴起。经过两个多世纪连续不断的征战，最终建立起一个横跨西亚北非的帝国，将两河流域南部及埃及两大文明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前9～前8世纪

前841年，周厉王暴虐，国人暴动，厉王逃亡。召公、周公行政，号曰共和。中国历史准确年代自此开始。
前771年，中国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周，杀周幽王于骊山，西周亡。
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始。历史进入春秋（前770～前476年）时期。

古印度后吠陀时期。
雅利安人国家形成，婆罗门教流传，古代印度最早的哲学著作、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形成。

古代西亚新亚述帝国时期。铁器出现并广泛应用。
泛希腊主义：泛希腊性质的神庙和节日弘扬并强化了以下观念：各地的希腊人共同属于同一个文化群体并共享一样的传统、语言、习俗、宗教。
前8～前6世纪，古罗马王政时代。

前6世纪

前551～前479年，孔子在世，创立儒家学派，提出完整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首创私人讲学，主持文化古籍的编订整理。现存《论语》为门人记录他谈话的编集。

约前563～前483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创立了完整的佛教教义学说。

前670～前500年，希腊多城邦实行“僭主”统治。
古希腊雅典执政官梭伦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颁布《阿提卡法典》。
前509年，罗马人起义推翻了王权统治，建立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公民大会+元老院）。

前5世纪

前496～前482年，吴越争霸。
前476年，中国春秋时期结束。
约前476～前390年，墨子在世，创立墨家学派，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非命等政治哲学思想，重视逻辑传统，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
前456年，是秦设置县的无可争辩第一年。
前408年，秦初租禾，实行实物地租。
前403年，“三家分晋”。

前500年，印度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

约前500～前449年，希波战争，古希腊城邦反抗波斯帝国侵略。
前451～前450年，罗马制定著名的《十二铜表法》。

前4世纪

前379年，“田氏代齐”。
前372～前289年，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在世，继承发扬孔子和儒家思想，提出仁政和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学说，为儒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孟子》。
约前369～前286年，庄子在世，著有《庄子》。
约前360年，《甘石星经》书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
前356年，商鞅变法。
前340～前278年，诗人屈原在世，开创楚辞，写《离骚》，后投汨罗江殉志。

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开始形成。

前334～前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波斯、中亚和印度，行程万里，为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远征。

表3：美国建国大事记

1765年10月，由马萨诸塞倡议，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有9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大会接受了弗吉尼亚的观点“无代表不纳税”，通过了《权利与不平等宣言》，产生了“美利坚民族”的概念。

1770年3月5日，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英国军队向抗议者开枪，史称“波士顿惨案”。

1773年12月16日晚，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抗议者将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上的茶叶倒入海中。

1774年9月5日，13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佐治亚代表被总督阻挠未能出席）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1775年4月19日，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的列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

1776年6月7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接受理查德•亨利•李“13个殖民地独立自由”的观点，任命约翰•亚当斯（马萨诸塞）、本杰明•富兰克林（宾夕法尼亚）、托马斯•杰弗逊（弗吉尼亚）、罗伯特•利文斯顿（纽约）、罗杰•谢尔曼（康涅狄格）组成委员会，起草《独立宣言》。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通过。后来，这一天被定为美国的建国日。

1777年11月1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宣布13个殖民地将永久联合为“美利坚合众国”。

1781年10月17日，英国军队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独立战争结束。

1783年9月3日，英美两国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制定出《联邦宪法》。

1787年12月7日，《联邦宪法》首先在特拉华得到批准。

1788年7月2日，《联邦宪法》生效。

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

1789年9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了12条“宪法修正案”。

1791年12月15日，12条“宪法修正案”中有10条生效，它们被称为《公民权利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宪法第一修正案”。它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立法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和要求申冤的权利。

表4：中印对比

时间

中国

古代印度

前24～前20世纪

前1988年～前1979年，启称夏后；“家天下”。

第一个时代：印度河文明时代（约前2300～前1750年）。这是古印度最早的文明，中心在印度河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地，故称“哈拉巴文化”

前19～前15世纪

约前16世纪，商汤伐夏桀，夏朝灭亡，商朝创立。

第二个时代：早期吠陀时代（前1500～前1000年），瓦尔那制度萌芽。

前15～前12世纪

盘庚迁殷。

前11～前9世纪

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分邦建国。

辉煌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原因不明地毁灭后，古印度的历史近200年模糊不清。
大约从前1500年开始，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侵入次大陆。从前900年开始，雅利安人才进入文明，或者说古印度才第二次进入文明。

前9～前8世纪

前841年，召公、周公行政，号曰共和。中国历史准确年代自此开始。
前771年，西周亡。
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始。历史进入春秋（前770～前476年）时期。

第二个时代：后期吠陀时代（前900～前600年）。雅利安人国家形成，婆罗门教流传，古代印度最早的哲学著作、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形成。

前6～前5世纪

前496年～前482年，吴越争霸。
前403年，“三家分晋”。
前476年，中国春秋时期结束。

第三个时代：列国时代（前600～前400年），有时也称“早期佛教时代”。这是古印度列国并举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战国纷争，逐步为统一打基础的时代。此时，古印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东移，即恒河流域成为文明中心，至于印度河流域，不仅失去重要地位，而且在前518年被波斯帝国占领，成为其一个行省。
约前563～前483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创立了完整的佛教教义学说。
第四个时代是孔雀帝国时代（前324～前187年）。
这是古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时代和帝国，但统一者不是列国时代的强国摩揭陀，而是已失去重要地位的印度河流域的孔雀族。
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帝国后，印度河流域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领土，但亚历山大离开印度后，旃陀罗笈多不仅赶走了亚历山大的守军，而且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了孔雀帝国。

前4世纪

前379年，“田氏代齐”。
前356年，商鞅变法。
前343年，齐伐魏救韩，大败魏师于马陵。
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前3～前1世纪

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
前256年，周赧王卒，秦取九鼎宝器，西周亡。
秦李冰筑都江堰。
前249年，秦灭东周，周亡。
前246年，秦开郑国渠。
前238年，秦王政（秦始皇）主国政。
前221年，秦灭六国，战国时期结束。
秦王政称始皇帝，建立秦（前221～前206年）

孔雀帝国第三代王阿育王统治时期（前269～前232年），帝国进入繁盛时代。
前187年孔雀帝国灭亡后，古印度的历史一是长期模糊不清；二是外族不断入侵。先后有大夏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其中只有中国所称西域的大月氏人在古印度西北部建立了稳固的政权——贵霜帝国。

前3～前1世纪

前209年，陈胜、吴广于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起义。
前206年，中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侯王，刘邦为汉王。楚汉战争爆发。
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前202～220年）

1世纪

王莽即真天子位，国号新（8～23年）。
25年，刘秀即帝位，建元建武，定都洛阳。东汉始。

第五个时代是贵霜帝国时代（1～3世纪）。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居住在中国敦煌与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的一支。
第三代王迦腻色迦（78～102年）时，贵霜帝国进入盛期，都城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此时帝国地跨中亚和南亚，与罗马、安息、中国的东汉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的四大帝国。他死后，帝国开始衰落。到3世纪，帝国已分裂成若干小公国。古印度历史又进入模糊不清的阶段，直到4世纪笈多帝国的兴起。

前2300年直到笈多帝国的兴起，古印度除了137年的孔雀帝国和近100年的贵霜帝国是统一强盛的帝国外，其余则都是诸国分裂时代，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时代。

时间

中国

中古时期的印度

2～5世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

笈多王朝（320～540年）。
超日王（380～415年）时，国势强盛。

6～9世纪

581年，杨坚代周称帝，国号隋（581～618年），建都长安。
589年，隋军克建康，俘陈后主，陈亡。南北复归统一。
618年，李渊称帝，国号唐（618～907年）。隋亡。
907年，朱温逼哀帝禅位，自即帝位，国号梁，史称后梁（907～923年）。唐亡。五代十国（902～979年）时期开始。

哑哒人入侵时期（5～6世纪）。5世纪中叶，哑哒人（白匈奴）自中亚侵入印度。笈多国家经哑哒人打击后，内部各小邦纷纷独立，陷入分裂混战之中。54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结束。

戒日帝国（606～647年）兴起，哑哒人被逐，戒日王统一了北印度，建都曲女城。其疆域东到孟加拉湾，西迄旁遮普的几乎整个北印度。戒日王统治时正值玄奘访印，他给予玄奘很好的礼遇。

拉齐普特人时期（7世纪中叶～12世纪末）。戒日王死后，帝国陷入分裂。8～10世纪，印度有三个王朝互相争霸。

10～12世纪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称帝，国号宋（960～1279年）。后周亡。
1115年，女真首领阿骨打在会宁称帝，国号大金，史称金（1115～1234年）。
1127年，金攻陷东京，俘徽、钦二帝，北宋亡。宋康王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商丘）即位，南宋始。

伽色尼王朝（962～1186年）。中亚阿富汗境内兴起的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后建立的王朝。
印度南部在10～12世纪时兴起一个朱罗王国，该王国曾远征锡兰，并与阿拉伯有频繁的贸易往来。12世纪末陷入分裂。

13～16世纪

1206年，铁木真建蒙古国，称成吉思汗。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中国元朝（1271～1368年）始。
1279年，元军破崖山，陆秀夫负幼帝蹈海卒。
宋亡。史家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明”（1368～1644年），建南京城。
元惠宗逃上都，史称北元。明军入大都，元亡。

德里苏丹国家（1206～1526年）。
1206年，古尔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遇刺身死，其国家分裂。而统治印度的总督（穆罕默德的一位部将，名叫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以德里为中心独立为苏丹，故称德里苏丹国家，北印度从此开始了德里苏丹王朝。期间经历了五个王朝。
莫卧儿帝国（1526～1707年）。
莫卧儿帝国的创立者是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故自称蒙古人。1526年4月，巴布尔率两万多大军进攻德里苏丹国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巴布尔在印度建立起莫卧儿帝国（1526～1858年）。1529年，巴布尔统一了北印度。到阿克巴（1556～1605年）即位后，莫卧儿帝国进入鼎盛时代。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大，超过了历史上其他王朝。北方包括阿富汗和克什米尔。

17世纪

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即帝位，改国号为清（1636～1911年）。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死，明亡。
清军入北京，清廷颁圈地令，大规模圈占土地。
1645年，清占南京，南明弘光政权亡。

19世纪

184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宣布兼并旁遮普，征服印度最终完成。
1858年，印度由英王接管。
1877年，英王兼任印度皇帝。

表5：外族入侵印度史

从公元前518年开始，先后侵略过印度的有波斯人、马其顿人、条支人、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贵霜人、匈奴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最后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最奇怪的，居然是雅利安人自己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都只有二百多年；突厥人的“德里苏丹王朝”和蒙古人的“莫卧儿王朝”，反倒都有三百多年。

时间

事件

前11～9世纪

前后吠陀时代之间有200年左右历史模糊。

前6世纪

前518年，波斯人占领恒河流域。

前4世纪

前325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印度。
前304年，条支人入侵，入侵印度北部（现代巴基斯坦旁遮普邦），与孔雀王朝的建国人旃
陀罗笈多（又称月护王）对抗，最后签订和约。

前2世纪

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约在前180年间开始入侵北印度。

1世纪中

大月氏人建贵霜帝国，从西北方入侵次大陆。

5世纪中叶

哑哒人（白匈奴）自中亚侵入印度。

8世纪

712年，穆罕默德•比因•卡西姆统率阿拉伯军队攻占达里巴尔，然后占领信德地区，吞并以拉合尔为中心的旁遮普地区。从此旁遮普成为穆斯林地区。

10～11世纪

阿富汗突厥人建立的伽色尼王朝苏丹马穆德先后共17次侵入北印度（另一说是15次）。

13世纪

1206年，作为突厥人不断入侵的结果，德里苏丹国开始（奴隶王朝，卡尔吉王朝，图格鲁克王朝，赛义德王朝，洛蒂王朝）。

16～18世纪

蒙古莫卧儿入侵印度，击败德里苏丹国，建立莫卧儿帝国。

17～19世纪

英国入侵并统治印度。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荷兰、法国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1623年，英荷达成默契：荷兰垄断东印度群岛，英国垄断印度次大陆。

制表人：陈勤

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理念三千年前就有吗？

文化系统的逻辑起点在哪里？

为什么说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敬请关注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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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没有后悔药

分道扬镳

小人之邦

公民与臣民

中华的惆怅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大屋顶

此时无墙胜有墙

民主的模样

君主的来历

殊途同归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山那边是海

一刀两断

走向平等

衰落与复兴

费城对接雅典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翻过喜马拉雅

有光就有影

巫术的儿子

没有国界的国家

天上人间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成败都是它

法治罗马

并非图腾的图腾

认祖归宗

家天下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启废禅让

老调子已经唱完

谁代表中国

甲骨文与青铜器

天命玄鸟

不能再胡闹了

后记　巡航日志

附　　录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彩图

目录

第一章　国家与人

上帝敲了回车键

没有后悔药

分道扬镳

小人之邦

公民与臣民

中华的惆怅

第二章　城市跟你说

国家与城市

大屋顶

此时无墙胜有墙

民主的模样

君主的来历

殊途同归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山那边是海

一刀两断

走向平等

衰落与复兴

费城对接雅典

第四章　谢绝宗教

我们不是幸存者

翻过喜马拉雅

有光就有影

巫术的儿子

没有国界的国家

天上人间

第五章　告别图腾

神佑尼罗河

成败都是它

法治罗马

并非图腾的图腾

认祖归宗

家天下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启废禅让

老调子已经唱完

谁代表中国

甲骨文与青铜器

天命玄鸟

不能再胡闹了

后记　巡航日志

附　　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奠基者／易中天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7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3758-4

I．①奠…　II．①易…　III．①中国历史–西周时代–研究　IV．①K2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7950号

统　　筹　赵海萍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应　凡　孙　雯

封面设计　余　雷

版式设计　白咏明

绘　　画　赵　闯

易中天中华史

奠基者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09千字

印张　　6.25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758-4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

自称“受天命而居中国”的周人，将以制度的创新和文化的重建，为中华文明定音奠基。

目 录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泾渭之间

农村包围城市

新政权面临危机

天命与授权

偷天换日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不能重蹈覆辙

以人为本

以德治国

看得见的力量

重新安装系统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一箭三雕

不仅仅是统战

邦国制度

我们的田野

封建是一种秩序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好大一个家

姬周株式会社

重大失误

君子与小人

算盘未必总如意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好大一张网

便宜了谁

天字一号乐团

权利与义务

中国情人节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斯芬克斯之谜

文化内核

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大盘点

后记　时间开始了

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

注　释

武王砍下了纣王的脑袋，

不等于拔掉了殷商的根子。

生于忧患又偷天换日的周人，

必须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

据说而已，并无证据。[1]

没人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这就正如没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在跟屋大维打得不分上下时，为什么会突然撤出自己的舰队，抛下情郎安东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宫自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

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秉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了。[2]

当然，真正的开国大典，还必须以更盛大更隆重的祭祀仪式在周的京城举行。那时，他们将在天帝的身边看见早已去世的先祖文王，看见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正以欣慰的眼光，慈爱地看着自己表现出色的子孙。

然而周公却是心头一紧。[3]

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也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样的仪式上，他诚惶诚恐是可能的，心存敬畏是可能的，庄严肃穆更是可能的，怎么会惊悚呢？莫非看见了什么？

正是。

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队伍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

一股悲凉之情，在周公心底油然而生。

也许还有酸楚。

是啊！想当年，殷商的祭祀何等气派而奢华。上百头的牛羊，数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献祭的活人。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不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行矩步地行礼如仪，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大开杀戒吗？然而现在，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殷商贵族，却只能充当助理，拜祭周人的祖先。

天，真是说变就变！

据周公后来自己说，那一刻，他想了很多。他想，商的祖先，不也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万万千千吗？然而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那么，我们周的子孙，会不会也有一天穿着别人的礼服，戴着别人的礼帽，跟在别人的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完全可能。

周公清楚地记得，武王伐纣，出兵是在正月（子月），胜利是在二月（丑月），实际只用了三十多天。这实在太快了！如果他知道，后来全副现代化武装的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尚且用了五十六天，恐怕真会倒吸一口冷气。

高耸的楼台，为什么说倒就倒？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

周公忧心忡忡。

没错，皇天上帝的心思，谁也猜不透。他钟爱过夏，眷顾过商，现在又看好周，这可真是“天命无常”。看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上帝选民”，也没有哪个君主是“铁定的天之骄子”。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变。

这就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必须以殷商的灭亡为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显然，在突如其来的胜利面前，周人没有骄傲得像得胜的公牛，反倒如同站在了薄冰之上、深渊之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是的，忧患。事后，周公在他创作的赞美诗《文王》中，曾这样告诫自己的族人和同盟——

殷的贵胄来到了周京，

天的心思可真没有一定。

请把殷商当作明镜，

想想怎样保住天命，

保住万邦的信任。[4]

周人，为什么这样理智冷静？

也许，因为他们是农业民族。

泾渭之间

按照周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始祖叫“弃”。

弃，是一个实在的人名，还是部族的族名？不清楚。但周人说他是一个人，母亲叫“姜嫄”。姜嫄因为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在尧舜的时代，担任过联盟的农业部长，叫“后稷”。后即领导，稷为谷子，后稷的意思，就是“主管农业”。为什么尧让弃主管农业呢？因为他是最早种谷子和麦子的人，被人们尊为农神。

弃，是三四千年前的“袁隆平”。

这当然是传说。但要说周族重农，则不成问题。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就是一块农田。事实上，夏商周能够轮流坐庄，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撑腰。他们的优势，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周，是一个农业民族。

◎甲骨文的“周”（新1269）。

◎金文的“周”（德方鼎，王在成周）。

然而到夏文明衰落时，周人却放弃农业，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奔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归农业。公刘是人名，准确地说叫“刘”，公则是头衔，相当于王或侯。他应该是周人靠得住的始祖。号称“公刘”，则可能是这时周人已经建立了部落国家。

公刘之后若干代，是公亶父（亶读如胆）。公亶父的名字是亶父，公也是头衔。[5]他后来被追认为“太王”。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据说是吴国的始祖。老三季历接班，被称为公季或王季。

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文王的儿子则是武王。周族的世系，大约如下——

当然，所谓公刘的时代重归农业，也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之词。实际情况，是之前他们文化落后，不被看作“诸夏”，而被看作“戎狄”。但不管怎么说，到公亶父时，他们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族名也开始叫“周”。

周原可是个好地方。

说起来周原也是“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这两条河，就是“泾渭分明”的泾水和渭水。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肥美，据说就连野菜都是甜的，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6]移民到这里的周族，开荒种地，也放牧牛羊。《诗·小雅·无羊》这样唱道——

谁说你没有羊？

三百只喜洋洋。

谁说你没有牛？

七尺长九十头。

你的羊来了，

角和角挤在一起；

你的牛来了，

大耳朵摇来摇去。[7]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期，周已俨然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那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所以，他只带走了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作了安顿，打算迁徙的准备充分。《诗·大雅·公刘》这样唱道——

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小康。

划清田界，

装满谷仓。

备足干粮，

背起行囊。

干戈斧钺，

全副武装。

我们这才奔向远方。[8]

呵呵，他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这是典型的农业民族风格。

是的，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又没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需的，精耕细作是必需的，费心费力也是肯定的。然而秋收时节的一场暴雨或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这就忧患，就理性，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可能像商业民族那样“豪赌”：既敢一掷千金，又能一本万利。

因此，一直在内陆腹地春耕夏耘的周族，不会像来自渤海岸边又把生意做到世界各地的商族，披着海风，带着贝壳，靠着青铜器和甲骨文，沉醉于科学、技术、预言和政治化巫术，把自己的文明演绎得浪漫而神奇，诡异而绚烂。

商与周，就像泾水和渭水。

这两种文明的风格差异，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待神祇和祖宗的方式——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考古发现证明，商的礼器多为酒器，周则多为食器。不难想象，周人的祭祀仪式要庄严肃穆得多。他们会严格按照礼制的规定，摆放好煮肉的鼎和盛饭的簋（读如鬼），在钟鸣声中默默与神共食，绝不会像商人那样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后变成步履蹒跚的裸体舞会。[9]

哈！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

尼采说过，希腊艺术有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叫狄俄尼索斯精神，即感性精神。日神精神又叫阿波罗精神，即理性精神。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希腊文明的秘密所在。

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来看待中华史，那么，商就是我们的狄俄尼索斯，周则是我们的阿波罗。所以，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只不过西周以后，周文化成了“主旋律”，商传统则变成“亚文化”，只能在南方地区和少数民族那里若隐若现。

商文化退居二线，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中华文明的底色，连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商的主意，大约是在他们迁到岐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他们的赞美诗《诗·鲁颂·閟宫》（閟读如必），就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大王就是太王，即公亶父，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季。总之，按照这个说法，周人似乎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周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其实跟商相距甚远。那么，他们靠什么成功？

谋划和经营。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友邦包括诸羌和诸夏，代表分别是羌族的姜，夏族的召（读如绍）。周是以夏族自居的。他们与召族都姓姬，与姜族则是婚姻关系。弃的母亲，就是羌族女子姜嫄。以后，姬姜世代通婚。亶父之妻是太姜，武王之妻是邑姜。西周天子，每隔一代就有一位姜姓的王后。姬周与姜，亲如一家。

相反，羌族跟商则是死敌。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周初三公，就是周公、召公和姜的太公。太公望是太师，周公旦是太傅，召公奭（读如是）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因为炎帝姓姜，黄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发展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还有东南吴国，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他们跑到吴，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现在看来，说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开始实施第三步，这就是“大挖墙脚”。文王号称西伯，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庸国，比如密（甘肃灵台）、黎（山西上党）、邘（河南沁阳）、崇（陕西西安）。灭崇以后，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叫“丰邑”。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或者同盟军，正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当然，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农村。作为农业民族，也作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能成功吗？

难讲。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这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作《易》者“其有忧患”，是不错的。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主要内容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爷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东边的夷族也揭竿而起。东夷动手比西周早，殷纣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结果，殷商虽然获胜，却实力大损，元气大伤。战败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为按照惯例，他们被俘后不是变成奴隶做牛做马，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在多国部队的誓师大会上，他把握十足地对联军将士说：别看“受”（殷纣王）有亿兆夷人，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没有读他父王的遗著。如果他读了《易》，也许会在乾卦下面看见这样一句：“飞龙在天，利见大人。”[10]

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国，也有一个“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

但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殷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建“王城”，作为西周的东都。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他们这一套，不过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后代的鲁国，殷商遗民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周人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什么是“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古人所认为的天圆地方世界。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偷天换日

不可否认，周人这套理论，确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简单明了，因此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但要质疑，也不难。

质疑几乎是必然的。

是的，就算“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也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是你们周人来革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算理由？难道其他部落国家“其命皆旧”？再说了，商人毕竟是有玄鸟来授权的，周有吗？没有。他们的始祖弃，是因为老祖母姜嫄踩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怀孕生下来的。那么，这个巨人是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族，还是远古时代的姚明？恐怕只有天知道。这就比“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差远了，弄不好还只能证明他是私生子。

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不够的，说文王就在上帝旁边也是没人信的。[12]必须证明世界非变不可，而且确实换对了人。

这个要求非常合理。

事实上，周人最终证明了自己，但这需要时间和过程。包括前面说的那一整套理论，都既不是周公一人提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建国之初，他们需要一个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左右逢源的方案。因为周人既要延续殷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之“划清界限”。

延续传统的办法是“居中国”，划清界限就只能考虑“受天命”。那么，同样是获得神圣授权的“合法政权”，周与商有什么不同？

商王是“神之子”，周王是“天之子”。

的确，商和周都讲“天”，但态度不同。周人对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的人生观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商人则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游戏，就是用皮口袋盛血，高高挂起再一箭射穿，叫“射天”。传说中的“刑天”，说不定就是被商人残害的天神。[13]

商和周也都有“上帝”，但含义不同。商人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他们对“帝”的理解，也只是取其“缔造者”的本义。只不过，因为祖宗已经宾天，所以是“上帝”，即天上的帝。现任商王则是“下帝”，即人间的帝。这样的上帝当然偏心眼，只保佑商人，甚至只保佑商王。殷商成为顽劣的儿童，最后众叛亲离，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周人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人都是天的子民。“天”来为人民选择君主，不是比“帝”选得好吗？

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那好，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的“万民之主”。他岂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该做“世界王”。

这可真是“偷天换日”！

是的，偷来天下共有的“天”，替换殷商专享的“日”。

没人知道这是周人的“老谋深算”，还是他们的“灵机一动”，也许既有谋划又有灵感吧！毕竟，忧心忡忡的他们少年老成，是“早熟的儿童”。只不过这样一来，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也都要革故鼎新。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势在必行。[14]

跟随太阳神鸟从东方进入中原的殷商民族，当然想不到这一天。就连来自西方的周人也不会想到，他们跟着旧世界的太阳走，却走出了一片新世界。

这一回，太阳真的要从西边出来了。

殷商靠神权，周就以人为本；

殷商靠刑罚，周就以德治国。

周公制礼作乐，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北京大名府。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是“天授”，岂非出格？

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人、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后边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

不能重蹈覆辙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胜利当然快。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读如楚）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飘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那么，前徒倒戈和血流漂杵，哪个可信？

都可信。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武王伐纣多少有点自不量力。只是由于姜太公坚持，才决定赌一把。如果没有殷商将士的阵前起义，全胜根本就不可能。后来的一举成功，不过顺水推舟。因此，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完全可能。事实上，不会所有的部队都起义，“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要问：殷纣王的御敌部队，为什么“前徒倒戈”？

当然是殷商“不得人心”。

殷商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

是这样吗？

是。证据，就是“人殉”和“人牲”。

什么叫“人殉”？就是活人殉葬，用人做陪葬品。什么叫“人牲”？就是活人献祭，用人做牺牲品。陪葬品，原始时代就有，但多为器物。牺牲品，原始时代也有，但都是动物，比如马、牛、羊、猪、狗、鸡。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叫“畜”，要杀的时候叫“牲”，合起来叫“畜牲”。用于祭祀，毛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当动物；陪葬用“人殉”，则是把人当器物，都是典型的“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事？

有。比如美洲的玛雅、特奥蒂瓦坎和阿兹特克，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方式，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司把人摔昏，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献在神前。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因此公元1487年，祭司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祭，也这样吗？

也许吧！因为这些美洲人很可能是漂洋过海的殷商遗民。活人献祭的仪式，没准就是他们从中国带去的。至少，殷商的人殉和人牲，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铁证如山，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价钱更高”，一个顶一万个。当然，杀得多的还是奴隶，比如被俘的夷人。事实上，由于殷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他们干活时做“牛马”，祭祀时做“畜牲”，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哼哼，不倒戈才怪！

血的教训啊！

显然，新生的政权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殷商垮台的原因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

这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与曹、邾两国会盟，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一个名叫子鱼的军事法官就强烈反对。子鱼说：用大牲口进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哪里还敢用人？祭祀就像请客吃饭，哪个敢吃人肉？如此倒行逆施，会有好下场吗？[1]

遗憾的是，子鱼的反对没有成功，那个倒霉的国君还是被杀。但齐国的陈子亢（读如刚）反对人殉，则大获全胜。陈子亢的哥哥陈子车死后，嫂子和管家提出要用活人殉葬，理由是老先生死在国外，生病时没能得到足够的照顾。陈子亢便说，这是不合礼法的。再说最该照顾我哥的，不就是二位吗？结果不难想象，陈子车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坚持人殉。[2]

陈子亢是孔子的粉丝，而孔子不但反对人殉，就连用俑都反对。俑（读如勇）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3]

奇怪！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活人。跟活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

因为孔子从根本上反对人殉。

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俑是人的替身。用俑殉葬，等于承认人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不过以假乱真，是活人殉葬的“山寨版”。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仍有复辟的可能，岂能不坚决抵制？

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素朴的人道主义。正是它，后来发展为“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

但，这跟“君权天授”又有什么关系？

天人合一。

作为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西汉，但萌芽早就有了。甲骨文和金文的“天”，原本就是“人”。字形，是一个正面而立大写的“人”，头上一个圆圈，或圆点，或横线。所以，天，原本指人的脑袋，也就是“天灵盖”，后来才引申为“苍天”，再后来才引申为“老天爷”。

◎甲骨文的“天”（甲三六九〇义与大同天邑商）。

◎甲骨文的“天”（乙六八五七）。

◎甲骨文的“天”（存下九四〇地名）。

◎金文的“天”（盂鼎）。

天，就是人。

更重要的是，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说：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天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死定了！

武王当真说过这话吗？

可疑。

这套说辞，十有八九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也是周人，因此仍然可以看作周的思想。而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频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更何况，就算是编的，也编得好！因为按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为“君权民授”了。

这是“伟大的谎言”。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是啊，就算政权来自天与民的双重授权，天也好，民也罢，为什么要授权给周呢？

周人的说法，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以德治国

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的文化人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4]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光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只剩下“德”。[5]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一再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6]

◎张叔平题拓本毛公鼎铭文。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7]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8]

显然，周公、召公、康叔，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9]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

◎甲骨文的“德”（粹八六四）。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得失”，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即“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金文的“德”（何尊）。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金文的“德”（德鼎）。这里的“德”，因为是人名，字形仍与甲骨文同，无“心”。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10]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何鼎及铭文拓本。拓本右起第七列前四字即“宅兹中国”。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呢？

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圣（圣）、声（声）、听（听），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德高望重”。这就到春秋战国了。子贡就说老天爷要让孔子成为圣人，孟子则说圣人是“人伦之至”。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不是“道德高标”。

◎甲骨文的“圣”（乙六五三三）。

◎金文的“圣”（尹姞鼎）。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主要得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1]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商是仪（仪式），周是制（制度）。

什么是“礼”？什么是“乐”？按照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礼就是礼器，乐就是乐器。所以，礼乐就是祭礼和乐舞。这当然不错，也不能没有。但在周公看来，礼和乐，又不能仅仅只是祭礼和乐舞，更应该是一种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甲骨文的“礼”（甲3629）。

◎金文的“礼”（何尊）。

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甲骨文的“乐”（续3·28·5）。

◎金文的“乐”（郘钟）。

许慎认为“象鼓鞞”（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具体地说，礼的作用是维持秩序，乐的作用是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

礼和乐，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因为礼要表现为仪，仪要表现为序。比方说，在请神吃饭的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

显然，礼的本质就是序，秩序。

处理人神关系的秩序，当然也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即“礼制”。

必须被应用于政治，即“礼治”。

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即“礼教”。

但这里面有问题。

实际上，按照这种制度，除了天子“至尊”，其他人都铁定的卑，顶多有相对的尊。这是无法让人心理平衡的。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因此必须用“乐”来调和。乐，是音乐，也是快乐。音乐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好听是因为和谐，和谐是因为多样统一。礼和乐的共同特点，就是既讲多样，又讲统一。礼辨异，乐统同。有礼有乐，礼兴乐和，就能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也只有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才是所谓的“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当各路诸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时，

稳定的封建秩序和广泛的统一战线便都建立起来了。

一箭三雕，这是一种智慧。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这可真是内外交困。

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这样看，他们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

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办法。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创造了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

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残余势力。这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大开杀戒又不行。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下，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殷商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在这里，周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这事有文献记载。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这事有文物证明。他们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国号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国号叫燕，在今天的北京。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他们后来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春秋前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国、晋国、燕国，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2]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齐、鲁、燕都不能叫“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就是。

不仅仅是统战

毫无疑问，这种智慧不是周公一个人的。西周建立的封国，也远远不止宋、齐、鲁、卫、晋、燕。它们甚至未必都是姬姓或姜姓，比如还有芈姓的楚国、姒姓的杞国（芈读如靡，姒读如四）。杞人忧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号人。

楚、杞之类，在当时无疑都是小邦，至多不过部落国家，甚至只不过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在殷商时代叫做“方国”，比如周、召、姜，则叫周方、召方和羌方。此外还有媿（读如鬼）姓的鬼方、风姓的人方。殷商对他们或者武力镇压，或者不闻不问，是很失策的。

实际上这些方国，兵力少，数量多，规模小，来头大，动不动就号称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因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忙帮不上，添乱很容易。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能团结的就团结，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至少，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要知道，这些哥们跨入文明并不久，还带着野蛮习气和部落遗风，可是说动粗就动粗的。

何况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伐纣战争。虽不过一彪人马，三五兵丁，却也算同盟国和参战国。现在胜利了，总得分他一杯羹，排排坐，吃果果吧？

那好，统统给个师长旅长当当。

于是，只要承认周天子，不管是氏族、部落、部落国家，也不管是诸夏、诸羌、百濮、群蛮，都纷纷弹冠相庆，人五人六地成为国君。

说起来这倒是个互利互惠的双赢方案，而且双方做的都是无本生意。比如方国，就什么都没失去。土地、人民、军队、财产，周天子都不要他们的，反倒还会再赠送一点。他们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周天子一律加盖公章予以承认。他们的国内事务，周天子却概不过问。这难道还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因为文化落后，长期被殷商歧视，自己也自惭形秽。现在既已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跟中原诸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这可真是咸鱼翻身，岂有不接受之理？

但，赚了大头的还是周。

首先，这些封国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周人并没有成本。周天子给出的，只是一个名义和头衔。但这张空头支票，却换取了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赎买了异动之心和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还没失去领导权。[3]事实上，只要方国承认自己是周人所封，就至少在名义上认同周的领导，何况受封最多的还是姬姓。

然而方国的加盟非常重要。有了他们，周的政权才有了天命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这可不仅仅是“统战”。

这就是西周初年周人的一系列动作：再编组、大迁徙、广殖民、泛分封，总之，该镇压的镇压，该安抚的安抚，该酬劳的酬劳，该收编的收编。现在，西周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不能。因为新秩序是否稳定，仍是问题。

这就不能靠策略，只能靠制度。策略只是“术”，制度才是“政”。换句话说，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也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事实上，就在周公他们“下棋”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本身是有“维稳功能”的，因此保证了五百年的太平。但它同时又有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它的名字，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真正的“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这片领土或地盘要有疆界，这就得“封”。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显然，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在古文字中，邦和封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封是动词，邦是名词，相当于今天所谓“国家”，但又不能叫“国家”。因为在先秦，国是国，家是家，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春秋以前的“邦”，包括宋、齐、鲁、卫、晋、燕、楚，严格说来只有“半独立主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要到战国。

◎甲骨文的“邦”（前四·一七·三）。

不叫“国家”，叫什么？

邦国。[4]

邦国是最合适的称呼。因为所有的“邦”，都包括城市和农村。城市叫“国”，城市加农村叫“邦”。邦是全境，国是都城，邦比国更准确。当然，邦与国也可以通用。叫“邦”，叫“国”，叫“邦国”，都行。

邦国有大小。小一点的，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因此，其国名往往从邑。这就是“城市国家”。大一些的，是一个中心城市为首都，再加若干城市和周边农村，这就是“领土国家”。西周初年，大多数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只有周例外，有丰、镐、洛邑好几个城市。

◎周代部分地名从邑国名

国名

姓及始建之君

所在地

邘（yú）

姬姓，武王之子

河南沁阳西北邘台镇

邢（xíng）

姬姓，周公之后

在今河北邢台市内

（qí）

姬姓，文王之子

陕西岐山县东北

邠（bīn）

姬姓，周太王之国

在今陕西彬县

邶（bèi）

纣王之子

在今河南淇县以北、汤阴县东南一带

邰（tái）

姜姓

陕西武功县西南

（zài）

姬姓

河南民权县东

邿（shī）

妊姓，鲁之附庸国

山东济宁市东南

郕（chéng）

姬姓，武王之弟叔武

河南范县境内

邾（zhū）

颛顼之后

故城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后迁至湖北黄冈

郇（xún）

姬姓，文王之子

山西临猗县南

郜（gào）

姬姓，文王之子

山东成武县东南

（xi）

古蜀中小国

在今四川邛崃

（yǎn）

嬴姓，商之盟国

山东曲阜县旧城东

（lái）

姜姓

山东黄县东南莱子城一带

郳（ní）

曹姓，邾侯之后

山东滕县东

郮（zhōu）

姜姓，炎帝之后

郭（guō）

春秋国名

山东北部某地

郯（tán）

传为少昊之后

山东临沂郯城北

（jì）

黄帝之后

北京市西南

鄅（yǔ）

妘姓

山东临沂县北

鄎（xī）

姬姓

河南息县东南

邹（zōu）

曹姓，颛顼之后

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

（zhuān）

鲁之附庸国

山东郯城县东北

鄘（yōng）

管叔封地

河南新乡西北

（tán）

山东章丘西

鄦（xǔ）

姜姓

河南许昌县东

鄫（zēng）

姒姓，夏禹之后

山东枣庄市东

鄩（xún）

姒姓

山东潍县西南

鄧（dèng）

曼姓

河南邓县

鄶（kuài）

妘姓，祝融之后

河南密县东南

周，也是邦国吗？

也是。只不过，是最大也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而且，也只有周君可以称王。其他邦国的国君，或为公（如宋），或为侯（如齐），或为伯、子、男，不等。但他们可以统称为“侯”。因为侯是“有国者”，或“封藩守疆之殊爵”，也就是在边疆保卫天子的人，所以又叫“侯卫”。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由周王国和诸邦国组成的世界，叫“周天下”。这个天下，跟秦汉以后的大不一样。秦汉以后，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天子，一个元首”。秦帝国和秦天下是合一的，秦天子也就是秦皇帝。这，就叫“帝国制度”。

邦国制度则不同，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天下只有一个，即“周天下”；天子也只有一个，即“周天王”。但在这个天下里面，有许多邦国，比如宋公国、齐侯国、郑伯国、楚子国、许男国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元首，而且不一定同姓。

这样的天下，怎么能叫“王朝”？

也只能叫“国家联盟”，而且或多或少有点像英联邦。只不过，英国不是联邦的“宗主国”，女王也不“封建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包括英国与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是平等的，是“松散的联合体”。周王国与诸侯国却不平等，是“君臣关系”。周天子则不但“封”，而且“建”。

我们的田野

什么是“建”？

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册封仪式是隆重的。祭坛由青白红黑黄五色土筑成，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交到诸侯手里。这就叫“授土”，表示诸侯拥有对那片土地的使用权。

赐给诸侯的人民则包括三部分：本族臣僚、殷商遗民，以及封地上的原住民。当然，这主要是指鲁、卫、晋、燕之类。其他邦国不一定有殷商遗民，原住民则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这也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因为像这样土地和人民并赐，殷商卜辞中没有记录。由此可见，只有周的封建，才是“真封建”。

第三件事是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这三个程序意义重大。

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授民、授爵，表现出来的正是周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尽管这个时候的邦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甚至不能叫做“国家”。但从此，土地、人民和领袖，就成为我们民族的“国家三要素”。比如新中国的赞美诗《歌唱祖国》，就是第一段唱土地，第二段唱人民，第三段唱领袖。这是周制度的深远影响。

现实意义也很明显。授土和授民，表示周王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则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但当时似乎没人想那么多。程序结束后，受封的诸侯个个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焕然一新。他们率领部属、族人、庶众、臣妾，欢天喜地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真忙。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所以，“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关于井田制，历来有争议。有人认为确有其事，有人认为纯属想象，也有学者作出各种解释，请参看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我们的田野，是这样的吗？

不钻牛角尖就是。整整齐齐规划成井字形，周边“封疆”，中间“阡陌”，每块田地刚好百亩，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做到。但“平均地权，公私两利”，则是可能的。大夫和诸侯从公田获利，更是可能。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甚至也是一种“封建”。或者反过来把封建看作井田。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但，为什么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维稳功能”呢？

因为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5]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6]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吧？

这就是所谓“封建”。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后一种“封建”，也是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的。

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并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诸侯的义务，则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当然，如果受到其他诸侯欺侮，也可以向天子投诉，天子则应出面为他主持公道。这是天子的义务。

同样，权利和权力也很明确。

天子有封建之权，诸侯有再封之权，大夫没有。也就是说，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享有治权的，也只有这三级。不同的是，天子在理论上对周天下，在实际上对周王国，都有统治权。诸侯和大夫则只对自己的封国和采邑有权统治，但他们的治权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也就是说，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摆平江湖，叫“平天下”。

哈，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秩序井然吧？

这就是“邦国制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在这种制度中，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虚君共和”。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寿终正寝。封建，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

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吗？

没有。周人的邦国制，不同于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君主制”，不同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也不同于近现代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跟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也只有相似之处。与井田、宗法、礼乐相配套的封建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国家体制，也是周人的“制度创新”。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姓、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及土地捆绑在一起。农民不“离乡背井”，豪酋不“犯上作乱”，闲汉们不“无事生非”，可不就“天下太平”？

何况封建也好，井田也罢，都是秩序。有秩序，就不乱。但光有秩序，还不足以“维稳”，因为秩序可以破坏。那么，周公及其继承人“维护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乱”的办法还有什么呢？

宗法和礼乐。

周人创意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是一盘很大的棋。

一着不慎，也可能满盘皆输。

对士的忽略，就是隐忧。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那好，妾既然的人数既然众多，当然是“庶”。

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1]最早，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实际上，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但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贵族。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王子和公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按照这个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这就叫“宗法”。为什么叫“宗法”？因为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决定谁是第二代（宗）的礼法，当然叫“宗法”。

宗法制规定，祖是什么人，可以不管。但从第二代开始，原则上就只能由嫡长子继承，除非没有。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所以叫“子民”。子女也要“成家立业”。他们成的家，是“家庭”，一夫一妻，无妾。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这些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氏族的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国族的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这就构成了“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就是华夏民族的“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是天下的子公司，同时又有自己的子公司叫“家”。家这个子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日文和韩文所谓“株”，是股权和股份，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天下，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并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

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资本”，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却被说成是“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了“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了“技术股”。这当然也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

其次，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股权人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参见此图表）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周朝的宗法传承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周王国是实体。它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同时也是“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他的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最搞笑的是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周公他们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家臣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3]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哈！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甚至根本就是扯淡！

周公，你想得到吗？[4]

周公和孔子都不变态，

他们为青年男女的性爱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三月三的中国情人节，演出了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鲁国那个跟家君唱反调的家臣，叫南蒯（kuǎi）。

南蒯是季孙氏封地费邑的宰。照规矩，季孙氏把费邑承包给南蒯后，自己就不怎么管事，所以南蒯在那里当了三年老大。但，当南蒯决定背叛季孙大夫、支持鲁国国君时，费邑人却不干了。他们把南蒯抓起来，对他说：过去我等听命于先生，是因为忠诚于主上。现在先生有了那种想法，我辈却没有这等狠心。那就请先生另谋高就吧！您老人家的理想抱负，上哪儿不能实现啊！

众叛亲离的南蒯只好抱头鼠窜逃到了齐国，齐国倒也收留了他。

有一天，南蒯伺候齐景公吃饭。

景公突然端起酒杯说：你这叛徒！

南蒯不知景公是真是假，当时脸都绿了，一肚子委屈地辩解说：微臣岂敢叛乱，不过想强大公室而已。这可是爱国呀！

旁边的齐国大夫却反唇相讥：一个家臣，爱的什么国？你罪过大了去了！[1]

奇怪！爱国有罪？

不。爱国无罪，但要有资格。诸侯爱国就是对的，因为他是“国君”。大夫爱国也是对的，因为他是“国人”。家臣爱国，则“罪莫大焉”。

家臣爱国，何罪之有？

僭越。也就是通房大丫头把自己当成了大老婆。

前面说过，封建是一种秩序。它确定的君臣关系和效忠对象，也是有层级的。具体地说，从上到下，天子之臣是诸侯，诸侯之臣是大夫，大夫之臣是士（家臣）。从下到上，家臣忠于大夫，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因此诸侯可以“爱天下”，大夫可以“爱国”，家臣则只能“爱家”。这就叫“礼”，也才叫“忠”。越级非礼而爱国，就是“爱国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景公只把南蒯叫做“叛夫”，算是客气。

那么，费邑的邑人，为什么可以反对他们的总管南蒯，越级忠于季孙氏？

因为按照邦国制度，天下只有一个，封区只有两级。封到采邑，就不再分封。家臣不是“君主”，只是大夫派出的代理人。邑人也不是家臣的臣，而是大夫的臣，即“家人”。他们的道德义务，是“忠君爱家”，不是“忠君爱国”。这跟季孙大夫的是非对错没关系，跟南蒯的政治立场更没关系。

礼，只认秩序，不管是非。

后果当然很严重。依照这个“忠君原则”，诸侯如果对抗天子，大夫就应该跟着对抗；大夫如果反叛诸侯，家臣也会跟着反了。周的灭亡，就因为此。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是非讲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操作？

讲得清并可操作的，只有秩序。

秩序贯穿着邦国制度。井田是经济秩序，宗法是社会秩序，封建是政治秩序。这就一要“明差异”，二要“定等级”。井田制区分“公私”，于是有公田、私田；宗法制区分“嫡庶”，于是有嫡子、庶子；封建制区分“君臣”，于是有人、有民。人是贵族，民是平民和奴隶。这是“阶级”，三等。天子是超级贵族，诸侯是高级贵族，大夫是中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这是“等级”，四等。此外还有公侯伯子男，是诸侯的“爵级”，五等。

由此可见，秩序即等级。它就像井田一样形成序列，叫“井然有序”；就像阡陌一样条理分明，叫“井井有条”。事实上，等级分明的周社会，就是一块“井田”；秩序井然的周制度，则是一口“井”。周公和他的继承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井不止，终于挖得深不见底，单等我们跳下去。

这口“井”，就叫“伦理治国”。

好大一张网

什么叫“伦理”？

伦，是一个很晚才有的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没有“伦”。它的本字，应该是“仑”（仑），金文的字形像栅栏。后来加上单人旁，变成“伦”，有类比（无与伦比）、匹敌（精彩绝伦）、条理（语无伦次）等意思。

◎金文的“仑”（剌鼎）。

其实，伦，就是秩序和类别。如果没有，就叫“不伦不类”。但最重要的秩序和类别，是人类社会的，叫“人伦”。按照后来儒家的说法，人伦包括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叫“五伦”。规范五伦的道理、法则和仪式，就叫“伦理”。

伦理的核心，是“名分”。

从字面上讲，名分就是名位和职分。说白了，则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其中地位特别高的，还有爵号和车服等等，叫“器”。名和器合起来，叫“名器”。名不同，器也不同。比如祭祀用的礼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是鼎奇数，簋偶数。祭祀时的乐舞，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祭祀穿的礼服，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旒（读如流），是垂在冕前面的珠串。士没有冕，也就没有旒。

名分，决定着待遇、规格、谱。

所以，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极其看重名分。妻们固然会严防死守，小老婆也不能“妾身未分明”。比如《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是最早跟贾宝玉上床的。但因为没有“走程序”，结果便连妾都不是。

名分，简直就是“命根子”。

没有人可以不要名分。没有名分，就没有面子。面子是名分的标志，也是人的脸面，或脸谱。摆出来，就叫“摆谱”；有了它，就叫“有谱”。这就可以交往，可以“面对面”。否则，就“对不起”。[2]

难怪我们“死要面子”。

其实，面子可以要，也可以给。小妾“扶正”，副职“转正”，是实实在在地给；称小老婆为“如夫人”，芝麻官为“大老爷”，是客客气气地给。但无论虚名还是实惠，也无论是赠送抑或索要，前提都是你得认同伦理，看重名分。只要你当回事，所有程序便会启动。从此，你就成了电脑里的数据，任由纲常伦理的软件处理。

这是一张蜘蛛网，而且弹性很好。

能够逃出这张网的人很少。你出家？庙里有师父。你落草？山寨有头领。你自主择业？业内有行会。你浪迹江湖？江湖有门派。你不可能绝对一个人生存。只要归属于某一群体，那就要有名分。只要接受名分，那就仍在五伦。所以苏东坡“常恨此身非我有”，但发完牢骚，照旧回家睡觉。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根本做不到，也没当真想过。[3]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宗法伦理，将所有人都“一网打尽”。

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是那只“蜘蛛”。

因此，尽管秦始皇憎恨封建，汉高祖厌恶儒家，却都不反对伦理治国。秦始皇的政策，是既要“依法治国”，又要“道德礼仪”，只不过把德和礼都纳入法。因此，他除了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还要求“行同伦”。汉高祖则在登基不久立足未稳时，便让儒生叔孙通重新制定了礼仪。此后，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不但没有因为邦国变成帝国而被废除，反倒一直延续到清。

这绝非偶然。

便宜了谁

讨厌儒家的刘邦，后来确实尝到了礼治的甜头。

那是西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大乱虽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势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追随武王伐纣的，是姬姓和姜姓的贵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国的豪酋。虽然他们在殷商眼里是蛮族，文化程度其实都不低，个个都是风流人物。

刘邦的队伍就差得多。除张良是贵族，韩信算是破落贵族，其余的，陈平是无业游民，萧何是蕞尔小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自己则是地痞无赖，基本上是草台班子。

何况此时，礼坏乐崩已经几百年。像周武王那样严格按照礼制来举行开国大典，他们哪会？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宴群臣，居然乘着酒兴对太上皇说：过去老爸总骂我不如二哥能干，将来生活没有着落。现在看看，是二哥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完全没有体统。

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

叔孙通他们自然看不下去，大汉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窝子。于是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刘邦同意制定礼仪，文武百官、功臣勋贵也都进学习班培训。从此御前设宴，人人庄严肃穆，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刘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

当然过瘾。伦理、道德、礼仪，原本就是为了让君主们坐稳江山。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所谓“五伦”，最重要的就是君臣。除朋友外，父子、兄弟、夫妇，也都可以看作君臣关系。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长兄如父也是“君”。反过来也一样。或者说，君臣如父子，同僚如兄弟，正副职如夫妻。政治伦理，注定了是家庭伦理的“国家版”。

那么，家庭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和谐。家和万事兴。

怎样才能和谐？

讲名分，重称谓，守规矩，尽孝心。比如跟父母说话，要自称“儿子”。如果父亲是君王，则自称“儿臣”。跟哥哥说话，要自称“小弟”。如果哥哥是君王，则自称“臣弟”。跟丈夫说话，要自称“妾”。如果丈夫是君王，则自称“臣妾”。对父母，要“早请示，晚汇报”。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健康长寿，惧的是他们年老力衰。[4]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如果父母是天子或诸侯，则要在他们临死之前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他们备好棺椁，换上寿衣，然后守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死，叫“为臣”。这是中国最早的“临终关怀”，但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享受。

所有这些，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孝”。

孝道表现于国，就是“忠”。忠，不是人的天性，因此需要培养。培养基地，就在家庭。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就不会背叛君主；如果友爱兄弟，就不会欺负同事。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并非没有道理。

难怪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竟有三组是家庭伦理。是啊，对自己子女都没有爱心的君，可能仁吗？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吗？父子像父子，才会君臣像君臣，尽管占便宜的还是君父。

什么叫“天下为家，家国一体”？这就是。

天字一号乐团

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伦理在家伦理，从小就能看到大。比方说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更何况，他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大夫才是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魏绛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是。

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音乐作品；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主题，据说叫“和”。

是的。礼辨异，乐统同。礼，就是让人遵守秩序的。乐，则是让人体验和谐的。

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要合乎礼仪，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周人认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5]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这就是“礼乐教化”。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同志”，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

那么，这个“礼”，怎么会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年间呢？[6]

因为有意义。

意义就在“尊长、养老、敬贤”。按照规定，参加乡饮酒礼的各界人士，六十岁以上的坐，五十岁以下的立。享用的菜肴也不等，年纪越大越多。这就等于向全社会宣示，对长者要尊，对老者要养，对贤者要敬。所以，酒会上要“序齿”（以年龄大小为序），还要“奏乐”，比如“我有嘉宾”的《诗·小雅·鹿鸣》。

实际上周人之德，无非“尊尊”和“亲亲”。尊尊，就是尊敬该尊敬的；亲亲，就是亲爱该亲爱的。人与人如果互敬互爱，社会就和谐太平。因此，尽管后来的乡饮酒礼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也要坚持，因为这本身就是德。

显然，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比如“冠礼”。

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

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成人。

有字以后，男孩子就可以叫做“士”，也叫“丈夫”，即“成年男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冠礼同时也是订婚礼。由于男女双方的婚配都与束发同时，因此叫“结发夫妻”。如果女孩子还没有合适对象，则暂不订婚，也不起字，叫“待字闺中”。

但意义重大的是“加冠”。

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缁冠”（缁读如资），这是用来参加政治活动的。第二次加“皮弁”（弁读如变），这是猎装和军装，所以同时还要佩剑。第三次加“爵弁”（爵读如雀），这是用来参加祭祀活动的，又叫“宗庙之冠”。

一加缁冠，有参政权；二加皮弁，有从军权；三加爵弁，有祭祀权。有权利就有义务，何况“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三次加冠后，初冠的青年还要拜见国君和元老，主持仪式的嘉宾也要发表训词。这是最重要的一堂德育课。

显然，束发和加冠，就相当于犹太人的“割礼”，都意味着社会的规范和约束。而且，这两种礼仪，也都是以一种让人终身难忘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民族也成年了。

那么，我们可以青春焕发吗？

当然可以。

中国情人节

接受了笄礼和冠礼的姑娘和小伙子，有权利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是在仲春之月，日子是三月三，名字叫“上巳节”。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一天所有成年男女都可以到荒郊野外，享受最充分的性爱自由。

这是中国的“情人节”。

实际上这样的节日，世界各民族都有。古罗马的叫“沙特恩节”，时间在冬至。殷商也有，时间在玄鸟（燕子）归来时。周人，不过继承了传统。

那真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桃花三月，春水碧绿，鲜花盛开。春心荡漾的少男少女们手拿兰草，从四面八方赶到河边，举行爱的狂欢。如果遇到意中人，女孩子还会主动搭讪。《诗·郑风·溱洧（读如真委）》这样描述——

溱水和洧水，

春波浩荡弥漫。

少女和少男，

手中拿着泽兰。

女孩说：过去看看？

男孩说：刚刚看完。

女孩说：看了也可以再看嘛！

那边地方又大又好玩。

于是说说笑笑往前走。

还相互赠送了芍药花。[7]

这可真是东周版的《花儿与少年》。

是的。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小呀小哥哥呀手拖着手儿来。

嘿嘿，还“赠之以芍药”。

奇怪！周，不是“礼仪之邦”，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男女授受不亲”吗？也会有这等事？

当然有。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这才真是“罪莫大焉”！

好在此刻还是周。后来孔子编辑整理《诗经》，也没有删除那些“淫词艳曲”，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当年风采。

谢谢孔夫子！您老人家人性。

事实上，伦理道德归根结底是为了人。这就必须尊重人性，尊重人的各种需求。但凡违背人性的，都只能是伪善，是伪道德。靠伪道德来维持的稳定，永远都只能是表面的。

这个道理，周公和孔子心里都明白。

他们不傻，也不变态。

因此，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他们至少清楚，心理维稳才是最好的维稳。这就要“伦理治国”，包括德治和礼治；也要“礼乐教化”，包括礼教和乐教。礼和乐，是落实以德治国的“两个基本点”。

不过既然是“心理维稳”，那就要“深入人心”。因此既得“扎篱笆”，又要“开口子”，兼顾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正如封建制要“兼顾君权与民权”。这就像犹太人的割礼，只会割掉少许包皮，不会连根切断。没错，切得跟宦官似的倒是彻底安生了，但那样的稳定有意义吗？

治国需要智慧，更需要人性。

现在，华夏民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也拥有了自己的“情人节”，可以盘点一下是非得失，弄清楚文化系统了。

稳定压倒一切。

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

所谓周礼，不仅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一统天下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这跟周革殷命并不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他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但保护神，则仍是神鹰荷鲁斯。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1]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神庙里。[2]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

历史的进程是残酷的。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古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人亡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将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公元前560年，大理石，高2.25米。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伊斯兰文明此刻还没有产生，这里只说希腊和中华。[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自得其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一忧一乐，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也是两只翅膀。

希腊呢？

希腊的翅膀，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

与此同时，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境界高一点的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道理就在这里。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或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又回到自己。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很清楚，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我们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自欺”，而且是“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是《周易》说的，不能不认。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者“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中华史第二卷《国家》说过，进入国家时代后，原始时代的巫术和图腾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最后又都变成了哲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只不过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而且绕了一个弯。简单地说，就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比如上帝、神，或唯一的主。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4]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方说，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者“灵了我才信”。信不信的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它的背后，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感兴趣的，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有了中华文明的第三种精神，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5]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它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

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线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忧患，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6]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华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

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是出发点，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乐观），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中华范儿”。

后记
时间开始了

1．观念

对于人类来说，有三个问题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都在各自领域试图回答它们，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回答，或愿意回答。

比如历史学。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学。所以，学历史的，尤其是学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这样学文学的靠谱，也比一般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历史学家一般更愿意描述“是什么”，而不愿意回答“为什么”，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没错，在尚未掌握大量证据，甚至在尚未接触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按照某种所谓“范式”去进行撰述，是危险的。历史不是布料，可以随便裁剪。历史学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药铺”。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药材”按照一定的顺序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数据库”，不是“历史学”。

因此，反对“以论带史”，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观念，或者说，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观念的更新或坚守，则构成历史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诺姆”（部落和部落国家），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观念，就是尼罗河。

从发源地到入海口，构成价值观发展演变的河床，则是逻辑。

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是“真历史”。按照真实逻辑来阐述真实历史，就叫“思辨说史”。这样一种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学，骨子里也是哲学的。显然，这需要史观，需要史识，需要史胆，甚至需要直觉和灵感。

也许，还需要天赋。

当然，也需要启迪。

2．启迪

启迪来自方方面面。

与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我更喜欢琢磨“为什么”。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邓晓芒的影响。晓芒是超一流的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学比较，便讨论过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也就在那时，晓芒提出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个体意识”，两种文明也各有两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补结构”。内核的说法是邓晓芒的创新，互补结构则受到徐复观、李泽厚和高尔泰等先生的启发，思想源头更要追溯到尼采。

这些观点，后来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过这绝非“概念先行”。相反，这些结论本身就是研究的结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闲话中国人》等，则一再证明它们是成立的。至少，逻辑自洽。

在此基础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

这是受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认为，“礼乐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适。而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这样说，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2]

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体系构建起来了。

这是一个“文化系统”。

系统是一定有逻辑起点的。而且，系统的建立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中肯定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刻可能在何时，可以称之为“奠基者”的又是谁呢？

直觉告诉我，是周人。

3．直觉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华文明的“耶稣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创见。学界的主流意见，也大体如此。[3]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许，因为周原在“两河之间”。

这是写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时发现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条母亲河外，西亚、印度和华夏，都诞生在两河流域。西亚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与恒河，西周文明则发源于泾水和渭水之间。以后发展为中华文明，又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还是“美索不达米亚”。

两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是农业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亚文明陨落了，印度多元多变多种族，很难说有统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续至今，虽不免老态龙钟麻烦不少，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与埃及、西亚和印度不同，周人创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优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环环相扣，配套互补，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是稳定的。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观念体系。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和自洽的系统。周人，确实是“早熟的儿童”；周公，确实是“文化的始祖”。

但，这样说，要有证据。

4．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4]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5]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6]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7]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是顾问团队一直强调的。

开始写作中华史时，首席顾问曹永正就推荐学习《我们的故事：美国》。路金波组织了编辑团队集体观看，李蕾把这个学习称之为“气质培训”，陈勤则把该纪录片的叙事方式总结为“大历史，小人物”。

这很对，也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

但，细节决定成败。

发现细节，则需要直觉和灵感。

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算是万幸。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可见只要有心，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

中华史第二卷《国家》里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然而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注　释

总注

本卷涉及之西周史实，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西周史》。

第一章

[1]关于殷纣王之死，《史记》只说“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没说火是谁放的。《史记正义》引《周书》称：“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

[2]周武王来不及脱下战袍就“格于庙”，见《逸周书·世俘解》。

[3]周公姓姬名旦，也叫“文公”或“叔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为采邑（封地）在他们民族的发祥地“周”（今陕西省岐山县），所以叫“周公”。由于武王在伐纣之后没几年就病故了，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成为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至于周公是否“摄政称王”，学界历来争议很大。有说他摄政称王的，有说他只摄政不称王的，还有说他既没摄政也没称王的。但说他是主要领导人，应无问题。

[4]周公创作的《文王》一诗，见《诗·大雅·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5]公亶父，《史记》和许多历史著作都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中“古公亶父”的“古”，是“昔”的意思，请参看杨宽《西周史》。

[6]周原的野菜是甜的，见《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猫头鹰叫起来都像唱歌，见《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7]《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8]《诗·大雅·公刘》的原文是：“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9]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商周青铜礼器的差异就是“商重酒，周重食”。商人的礼器多为酒器，比如尊、罍（读如雷）、卣（读如有）、斝（读如假）、爵；周则多为食器，比如鼎、簋（读如鬼）、盨（读如须）、鬲（读如利）、豆。

[10]“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易》乾卦第五爻（九五）的爻辞，可译为：龙高飞于天，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

[11]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奭》等，都在回答。

[12]“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见《尚书·召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见《诗经·大雅·文王》。

[13]“射天”的仪式或游戏，见《史记》之《殷本纪》和《宋世家》，并请参看许倬云《西周史》。

[14]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殷周之变，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第二章

[1]子鱼反对人牲，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2]陈子亢反对人殉，见《礼记·檀弓下》。

[3]孔子说“为俑者不仁”，见《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见《孟子·梁惠王上》。

[4]周在克商之前“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5]张荫麟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

[6]周公说“我道惟宁王德延”，见《尚书·君奭》。

[7]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8]《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9]“德”在卜辞中被借用来表示“失”，见《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470页。

[10]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11]《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第三章

[1]东征将士的回忆，见《诗·豳风·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3]比如姜太公的齐国，就长期有两个姬姓的“上卿”，一个叫“国子”，一个叫“高子”，号称“二守”。

[4]实际上，国原本叫邦，比如“邦交”，比如“邦有道”或“邦无道”。后来，由于避汉高祖的讳，许多文献中的“邦”都改成了“国”。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没错。

[5]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可能要到西周中后期才成熟。

[6]王社、国社、侯社，见《礼记·祭法》。

第四章

[1]妾为女奴，见《古文字诂林》第三册第152页；女奴通称为妾，见《左传·僖公十七年》。

[2]季孙氏的这个家臣叫南蒯，事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3]“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见《左传·昭公七年》。

[4]周天下破产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华史第五卷要讲的事。

第五章

[1]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

[2]详见拙著《闲话中国人》。

[3]关于这一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4]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见《论语·里仁》。

[5]君臣“和敬”，宗族“和顺”，父子“和亲”，见《礼记·乐记》。

[6]乡饮酒礼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因经费原因被废。

[7]溱，读如真。溱水源出河南密县。洧，读如委。洧水即河南双洎河。洎读如既。《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第六章

[1]自称“天下之王”的古亚述国王叫沙姆希·阿达德。

[2]请参看张建、袁园《巴比伦文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

[3]关于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两只翅膀，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话，见卡西尔《人论》。

[5]帝舜和后夔的对话，见《尚书·舜典》。

[6]“天命无常”原作“天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不易为王”原作“不易维王”，见《诗·大雅·大明》。

后记

[1]该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作者邓晓芒。

[2]请参看拙撰《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中华文化研究》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杨向奎称，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和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就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称，今天所谓“中国文化”，其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西周文化和周公思想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古代宗教与伦理》）；启良称，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中国文明史》）。

[4]周人重德，文献中屡见不鲜，如《尚书》之《泰誓》、《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君奭》、《立政》，频繁出现“德”字，《诗经》和《左传》也有类似观念。

[5]见《尚书·盘庚》。

[6]明清时期的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272万平方米。紫禁城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总面积72万平方米。天坛占地面积大约为紫禁城的四倍。但紫禁城的建筑物比天坛多几十倍。文献记载中，长安天坛也是皇宫的四倍。

[7]1949年10月2日，胡风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至于中华文明真正开始的时间，当在西周。之前，应看作序曲。

周，是我们民族的青春期，既天真烂漫，也少年老成。
那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英武自重的战士，忠于职守的人臣，
不卑不亢的使节，顺从民意的鬼神，无不表现出千古流芳的中华精神。

敬请关注

《易中天中华史：刺客与情人》

《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是什么在导引着我们的步伐，
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中华这古老的文明？
文明的意志，决定了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
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

《易中天中华史：祖先》
看清自己，必定要追根溯源。
神话和传说，都是民族的童年记忆，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
发现我们祖先女娲、伏羲、炎黄、尧舜的本来面目。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为什么文明的标志是国家？为什么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体制五花八门？
国家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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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生于忧患

胜利者的惊悚

泾渭之间

农村包围城市

新政权面临危机

天命与授权

偷天换日

第二章　定音鼓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

不能重蹈覆辙

以人为本

以德治国

看得见的力量

重新安装系统

第三章　西周大封建

山雨已来

一箭三雕

不仅仅是统战

邦国制度

我们的田野

封建是一种秩序

第四章　天下为家

嫡长子

好大一个家

姬周株式会社

重大失误

君子与小人

算盘未必总如意

第五章　两个基本点

爱国贼

好大一张网

便宜了谁

天字一号乐团

权利与义务

中国情人节

第六章　根本所在

黑名单

斯芬克斯之谜

文化内核

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大盘点

后记　时间开始了

注　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志／易中天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8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3790-4

Ⅰ．①青…　Ⅱ．①易…　Ⅲ．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春秋时代—通俗读物　Ⅳ．①K820.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4377号

统　　筹　赵海萍

责任编辑　金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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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画　赵　闯

易中天中华史

青春志

易中天　著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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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3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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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3千字

印张　6.75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790-4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西周到春秋，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那时的华夏之人，青春靓丽，风流倜傥，英姿勃发，血气方刚，在广阔的舞台上演了一幕幕勾人魂魄的大戏。

目录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谁该去死

拔出你的剑来

行刺，还是演出

杀手情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郑国女孩

风流本非罪过

不幸与万幸

情种巫臣

赖不到神头上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风采，风骨，风度

军事奥林匹克

好男才当兵

环球同此高贵

难言宋襄公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血案早已发生

又起屠刀

我不逃

怎么都得死

再说君臣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凶险的婚礼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硬汉叔孙豹

两手都要

如果战败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迟到的应验

信不信由你

神就是人

山鬼与女巫

因此我们无信仰

后记　年轻就是好

注释

附录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

挥剑击斩襄子的衣服。

他一边行刺一边哭：

老天爷呀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赵襄子又看了豫让一眼，然后长叹一声说：好吧，拔出你的剑来！1

豫让就把剑拔出来了。

这是他第二次行刺。

为这一天，他吃尽苦头。

豫让要杀的这个人名叫赵毋恤，是当时晋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死后谥为襄子。周代，天子、诸侯、大夫死后，都要给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呼，叫谥号。天子的叫某王，如周成王、周康王。诸侯的叫某公，如晋灵公、晋出公。大夫的叫某子，如赵简子、赵襄子。

豫让行刺赵襄子时，春秋已经结束，战国尚未开始。晋国国君的大权，包括土地、人民、资源和财产，早已旁落到了六个氏室手中。氏室，就是大夫的家族。天子的家族叫王室，诸侯的叫公室，大夫的叫氏室。把持晋国大权的氏室，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智）、魏、韩六家。

知氏的家君叫智伯，正如晋国国君叫晋侯。2

豫让是智伯的手下。

公元前453年，智伯死了，他死在六大氏室的争权夺利中。起先，是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然后，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上油漆做成了酒具。

也有人说，做成了夜壶。3

杀人不过头点地。襄子的快意恩仇，在豫让那里就是奇耻大辱。

豫让决心复仇。

复仇之路坎坷曲折，艰难而漫长。

其实，知氏兵败之后，豫让原本是逃进了山里的。但为了智伯，他又改姓更名，潜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假扮成服劳役的犯人，到宫里去粉刷厕所。抹墙的抹子里暗藏着尖刀。只要赵襄子现身，就一刀刺将过去。

可惜“天不灭赵”。正要走向厕所的襄子忽然心中一动，两道鹰隼般的目光也立即射向豫让。

豫让束手就擒。

而且他供认不讳，公开承认“就是要为智伯报仇”。

卫士们围过去拔出了刀，襄子却挥手下令放人。他说，这是一个义士啊！智伯死了，并无后代。他的家臣竟然来替他报仇，难得呀！

然而豫让并不甘心。

当然，仍以本来面目招摇过市，肯定是不行的了，必须整容。于是，豫让拔掉了眉毛和胡子，又在身上涂满油漆，弄出中毒后的累累瘢痕。为了验证整容效果，他假扮成乞丐去要饭。走到家门口，连他妻子都认不出来，只是说：这人的声音咋那么像我丈夫呢？豫让又吞火炭把嗓子弄哑。

如此受尽折磨，终于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的豫让潜伏在赵襄子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搏。赵襄子的车辇也按照原定路线，缓缓过桥而来。但谁都没想到，拉车的马突然惊了。

心有灵犀，赵襄子一跃而起——

一定是豫让，别让他跑了！

豫让再次被捕。照理说，这回他再没可能也没理由被放过。

赵襄子该怎么办？

豫让又该怎么办？

谁该去死

豫让最后自杀了。

自杀前，襄子帮他完成了一桩心愿，这是回头要说的。

其实豫让并不是第一个自杀的刺客，赵家被人暗算也不是头一回。赵襄子既不是赵氏家族的始祖，4也不是遇刺的第一人。第一个遭遇刺客的是赵盾，即“赵氏孤儿”赵武的祖父赵宣子。

刺客名叫鉏麑（读如锄泥）。5

这个名字怪异的刺客，是晋灵公派来的。

灵公是晋国的国君，6赵盾则是晋国的正卿。7两人的关系，相当于总统和总理。总统刺杀总理，当然非比寻常。他挑选的杀手，也应该非比寻常。

然而鉏麑却下不了手。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灵公是怎样找到鉏麑的，也不知道鉏麑又是什么人。贴身心腹？宫廷卫士？职业杀手？都不清楚。他准备用什么手段行刺，也不清楚。总之，此人接受了任务，并潜入赵盾府中。

鉏麑到达赵府，正是黎明时分，赵家三道大门全部洞开。由于上朝的时间还早，赵盾便衣冠楚楚地端坐在室内养神，完全不知道刺客已经来了，身边一个卫士都没有。

鉏麑肃然起敬。

据说，深受感动的鉏麑当时喟然叹息：孤身一人也不忘恭敬的赵盾大人，是可以为民做主的啊！

这样的人，也是可以谋杀的吗？

不可以。

实际上，真正该死的不是赵盾，而是晋灵公。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荒唐君主，他昼思夜想的事情除了吃熊掌，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来装修自己的宫室；乐此不疲的游戏，则是站在高台上拿弹弓射人，看行人躲避弹丸寻开心。公元前607年，即春秋时期的鲁宣公二年某日，仅仅因为熊掌没煮烂，他就把厨子杀了，装在簸箕里往外扔，结果被赵盾撞见。身为“一国总理”，赵盾当然不能不闻不问；而灵公做出的反应，竟是派出杀手把赵盾做掉。

这时的鉏麑，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自从冤魂显灵，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便陷入困境。因为他明确得知：父王是被谋杀的，凶手则是自己的亲叔叔。动机，是因为觊觎父亲的王位，垂涎母亲的美色。更可恶的是，奸人已经得逞，父王却在地狱里受尽煎熬。

这很不好办。

是的，作为人子，哈姆雷特应该拿起复仇之剑；作为臣子，他却不能谋杀国君，更不能谋杀母后。谋杀他们，是以恶抗恶；不报父仇，是姑息养奸。他甚至也不能自杀，因为那是逃避责任。看来，他大约只能“苟活”。但，肩负重任的他，苟活在世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杀不杀叔王，就变成了杀不杀自己。他也只好自问：我为什么要活着？该不该活着？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

这就有了著名的“哈姆雷特之问”——

活着，还是去死，这是个问题。8

鉏麑同样陷入两难：命令必须服从，忠良不可杀害。杀害国之栋梁，是不义；违背君主之命，是不忠。要么不义，要么不忠，该怎么办？

他选择了自己去死。

进退两难的鉏麑一头撞到槐树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刺客”。

拔出你的剑来

现在回到豫让的现场。

就在赵襄子大喝一声之后，豫让毫无悬念地落入敌手，襄子也下车走到豫让跟前。他看到的，是一个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对手。

豫让这仇，原本不必报得这么苦。

事实上，就在豫让痛苦“整容”时，他的朋友就曾流着眼泪劝阻他。朋友说：犯不着呀犯不着！以老兄的才干，如果愿意投靠，不难得到赵某的重用。有了亲近的机会，你要做的事情不就方便了吗？何苦折磨自己？你这样做，要说志气是真有志气，要说聪明是真不聪明。

豫让笑着回答：老兄的办法，要说可行是当真可行，要说道德是真不道德。如果赵君真的亲近信任我，我又去杀他，那就是为了老知己而报复新知己，为了前主公而杀害后主公，没有这样破坏君臣之义的。我现在的做法，确实很难成功。但千难万难，正是为了昭明大义于天下，这才是我的目的啊！我怎么能拿着见面礼去应聘，心里却想着如何取人家项上人头呢？

这些故事，赵襄子当然未必知道。

但此刻，他站在了豫让的对面。

这时的襄子权势更大，可以自称寡人。

赵襄子说：豫让啊豫让！你要报仇，寡人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寡人实在不明白，你先前不也服务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你不替他们报仇，反倒改换门庭化敌为友，自己上门去为智伯服务。同样是主公，你为什么只忠于智伯，不忠于范氏和中行氏？同样是仇家，你为什么只憎恨寡人，不憎恨智伯，还拼死拼活要为他报仇？

豫让傲然作答。

豫让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臣为范氏和中行氏服务时，他们把臣当作普通人，臣当然像普通人那样来报答。智伯却把臣看作国士，看作天底下最杰出的人，臣就要像最杰出的人一样报答他。

襄子听了，泪流满面长叹一声：好吧，好吧，豫先生呀豫先生！你为智伯尽忠，声名已经成就；寡人对于先生，也算给够意思。请先生做好准备，寡人不会再放你一马！

言毕，下令卫士把豫让围起来。

显然，襄子是要让这位令人崇敬的刺客体面地死去。而战死，无疑是最光荣的。这是赵襄子所能表达的最大尊重，也是他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豫让却并不迎战。

自知必死无疑的豫让面不改色，昂然上前一步说：君上！臣听说，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节之义。今日之事，臣死罪难逃，理应伏法受诛。但，臣斗胆请求君上成全，让臣行刺君上的外衣，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这是襄子没想到的，却是他可理解的。

好吧，拔出你的剑来！

豫让把剑拔出，然后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挥剑击斩襄子的衣服。他一边行刺一边哭：老天爷呀老天爷，我终于可以报答智伯了！

三剑之后，豫让从容自刎。

现在轮到赵的仁人志士们失声痛哭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君子就该像豫让那样死得高贵。当然，他们也一致认同豫让说过的那句话——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行刺，还是演出

士为知己者死，荆轲要算一个。9

荆轲是“明星刺客”。

从《史记》起，荆轲的头上就一直戴着道德的光环，他的身上也被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遐想。因为他要谋杀的是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功败垂成。人们对嬴政有多痛恨，对荆轲就会有多敬重；对弱者有多少同情，对荆轲就会有多少讴歌。但这是靠不住的。道德的判断从来就很容易遮蔽真相，做研究却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那就来作事实判断。

从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得知，荆轲是卫国人。他流浪到燕国不走，只因为热爱燕国的狗肉和美酒，以及杀狗的屠夫还有音乐家高渐离。这并不能构成所谓爱国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燕国的存亡，其实浑不关他的痛痒。这是他听了燕太子丹一番慷慨陈词后，愣了半天不说话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荆轲刺秦并非主动请缨，燕太子丹则是买凶杀人。所谓“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便一语道破天机。

字里行间，蛛丝马迹，不容小觑。

荆轲，是被当作“神风突击队员”的。

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叫“国士待之”。

事实上他的排场之大，成本之高，所用之费，十分惊人。徐夫人之匕首，樊将军之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一切高成本又具有戏剧性的要素，在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惊心动魄，光彩夺目。唯一没作交代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过行动前的沙盘推演。

这就怎么看，怎么像演戏。

没错，演戏。包括燕太子丹的“催场”，包括众人“皆白衣冠以送之”，包括临别之际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也包括十三岁就会杀人，但见了秦王就尿裤子的副使秦舞阳，都是必需的舞美、道具和伴奏。

是啊，刺杀秦王是何等机密之事，有这么敲锣打鼓的吗？就不怕秦国的卧底和线人？实际上，一次秘密行动的排场越大，戏剧性和仪式感越强，真实性就越弱。结果，作为“无韵之离骚”华彩乐章的荆轲刺秦，便成了燕太子丹编剧和导演的一场大型演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主题歌。

这种语境下的荆轲，已不是刺客，而是演员。

可惜战场不是剧场。一旦“图穷匕首见”，那就必须动真格。然而正如武林高手鲁勾践所言，荆轲剑术不精，还不肯虚心学习。结果怎么样呢？秦王近在咫尺，他却一败涂地。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不上；打，打不赢。只能在遍体鳞伤之后，靠在柱子上说完最后的“台词”：嬴政！老子本来就没想杀你，是要劫持了你做人质，让你跟诸侯签订条约的！

荆轲没有撒谎，燕太子丹的策划就是如此：劫秦是第一方案，刺秦不过退而求其次。这是丹的如意算盘，他其实很贪。

问题是，可能吗？

荆轲心里多半也没底。他迟迟不肯成行，恐怕就因为此。

但，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会在内心深处呼唤悲剧的出现。何况太子已经起了疑心，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荆轲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的战场或剧场，哪怕明知不能全身而退，哪怕明知这不过一场真人秀。

是的，血溅王廷的真人秀。

杀手情

聂政却不会这样。

聂政是豫让之后、荆轲之前的刺客。与荆轲不同，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刺杀韩相侠累。他的行动也很机密，只有他和严仲子两个人知道。10

这更像一个职业杀手。

的确，如果说鉏麑忠义，豫让执著，荆轲会演，那么，聂政专业。他的“活”实在干得漂亮，不但干净利落地杀掉了侠累，还清理了现场，掐断了线索，让韩国人永远无法知道凶手是谁，更无法从凶手这里追到幕后。

这样的刺客，是手艺人。

手艺人是要有金刚钻的。没有金刚钻，他不揽瓷器活。就算有，也不轻易揽活。

聂政就是这样。

没错，聂政也是“士为知己者死”。他的出山，主要是感念严仲子的看重赏识。实际上，这也几乎是“中国式杀手”的共同特点。但同样毋庸讳言，聂政跟豫让不同。他不是自己要报仇，而是受雇于人，严仲子更明明白白是买凶杀人。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就是他出的价钱。

但再高的价钱，聂政也不为所动。他谢绝了严仲子的馈赠，明确表示“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不过，他心里是领情的。而且他认为，“奉黄金百镒”正是严仲子稀罕自己的表现。既然如此，我聂政“将为知己者用”。

因此，当母亲去世居丧已毕时，聂政专程从齐国西行到卫国，在濮阳面见严仲子，并直截了当地说：你的仇人是谁？交给我吧！

严仲子大喜过望。

隐忍已久的严仲子，决定给聂政配备一支小分队。因为目标是韩国的国相，也是韩侯的叔叔，此公人多势众，防卫森严，不易下手。

然而聂政反对。

聂政说，这事绝不可以人多。人多嘴杂，是非也多，哪有不泄密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臣只能一人前往执行任务。

只身前往的聂政如入无人之境。他手提三尺之剑，入韩境，进国都，闯相府，上厅堂，在手持戈戟的卫士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时，就一剑刺死了侠累。然后，又一声长啸，击杀了侠累的卫队数十人。

这时的场面不难想象。那一定是所有人都惊呆了，谁都不敢上前。

聂政开始对自己动手。

他先是割掉了自己的面皮，又挖掉自己的眼睛，然后剖腹挑出肠子，这才倒地而死。这些动作，他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平心静气。

聂政，莫非是“冷血杀手”？

不，他有情有义。

什么情？

亲情，还有友情。

事实上，聂政毁容不为别的，就是要保护所有相关人，包括严仲子。这也是他反对成立小分队的初衷。他对严仲子说得很清楚：韩卫两国相距不远。一旦走漏风声，韩人举国与主公作对，岂不危险？

同样，一旦暴露真面目，生活在齐国的姐姐岂能不受牵连？

为此，聂政甘当无名英雄。

这就是聂政的情义了。

只不过他没想到，自己的姐姐更是一个侠女。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聂政的姐姐叫聂荣。

聂荣也到了韩国。因为聂政死后，韩国人成了没头的苍蝇。他们不知道这个刺客是谁，为什么要刺杀侠累，又是谁在幕后指使。冤有头，债有主。怒不可遏的韩侯下令将聂政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务必查清他的真名实姓。

消息传来，聂荣立即动身，并在韩都街头一眼就认出了弟弟。

聂荣伏尸大哭。

围观的韩国人替她捏把汗。他们说：我们国君正在悬赏追查这个刺客，夫人难道不清楚吗？怎么还敢来认尸？

聂荣说：我当然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想我这苦命的弟弟，虽然身怀绝技，志向远大，却因为放心不下老母和妾身，只能忍辱负重，屈身市井，混迹于贩夫走卒之中。现在老母宾天，妾身已嫁，他可以“为知己者死”，也可以大显身手，扬名立万了。但，弟弟因为妾身尚存，不忍牵连，竟如此地毁坏自己的容貌。我又怎么忍心为了苟活在世，而泯灭贤弟的英名呢？

说完，聂荣在韩国人的大惊失色中，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这让人想到了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中人。她的哥哥波吕尼克斯在宫廷斗争中失败，被他们的舅舅、新国王克瑞翁宣布为“叛国者”，抛尸郊外，去喂野狗和猛禽。然而安提戈涅却不顾克瑞翁“收尸者杀无赦”的命令，在哥哥的尸体上撒土三次，以代掩埋。

克瑞翁盛怒。

盛怒的克瑞翁抓住自己的外甥女，问她是否知道国王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

安提戈涅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不过，我也知道另一种命令。这命令不是今天或明天的，而是永远的。谁也不知道它来自何处，但谁都不能违抗它却不受神的谴责。正是这命令叫我去埋葬波吕尼克斯，因为不能让我母亲死去的儿子没有葬身之地。

聂荣接到的，莫非也是这样的命令？

塑造了安提戈涅形象的索福克勒斯，跟聂荣应该是同时代人。距离那位“自杀的刺客”鉏麑，则大约二百多年。11

鉏麑接到的，也是另一种命令。正是这命令让他义无反顾，正是这命令让他杀身成仁。当然，这三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鉏麑是为了国，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家；鉏麑是为了正义，聂荣和安提戈涅是为了亲情。然而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来自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天良。

天良在，则天理存。

不过虽然死了，灵公却没有住手。他设宴招待赵盾，后堂则埋伏着甲士，还有恶犬。靠着别人的帮助，被迫害的赵盾才杀出重围，逃离国都。如此步步紧逼的结果，是灵公终于被赵盾的堂弟或堂侄赵穿所杀。时间，是在这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六日。

但这笔账，最后还是算到了赵盾的头上。赵穿杀了灵公后，晋国的太史董狐立即记录在案，称“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拿给大家看。

赵盾说：不对，不是我杀的。

董狐说：你是晋国正卿。你被追杀，并没逃出国境；你回朝廷，又不严惩凶手。国君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史官的尊严有如哨兵，神圣不可侵犯。

赵盾无言以对。

这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它比刺客的刀子还要锐利，因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的力量虽然无形，却也无敌。因此，这句话也可以改成“在韩聂荣哭，在晋董狐笔”。

这是怎样的女人！

这是怎样的男人！

有这样的女人和男人，当然会有非同寻常的情人。

夏姬成为尤物，原本是上天的安排，

其实由不得自己。

她的所作所为，

不过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因此一生都在等待和努力。

如果很长时间都只能遇到庸才或人渣，那不是她的错。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没有人知道夏姬长什么样，正如没人当真见过海伦。

海伦的名字，大家应该耳熟能详。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据说就是她惹出来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告诉我们，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乘船来到希腊，在斯巴达受到了盛情款待。然而这位英俊少年、盖世英雄兼花花公子的回报，却是跟美艳绝伦的王后海伦偷情上床，并勾引她一起私奔到特洛伊。怒不可遏的斯巴达国王向希腊各邦发出“绿林柬”，首领尤利西斯、英雄阿喀琉斯、大埃阿斯等纷纷响应。这些阿卡亚人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率领下，挥戈杀向特洛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也不甘寂寞，不但分别站队，而且亲自参战。战争震撼了尘世也搅动了神界，难怪诗人会如此感叹——

她的脸蛋令千舰齐发，

烧毁了特洛伊高耸入云的城塔。

但，荷马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海伦的模样。我们只知道，当希腊联军直逼城下时，特洛伊元老院里吵成一团。该不该为这样一个女人赔上身家性命，跟阿卡亚人血战一场？不少人认为不该。一个白胡子老头甚至怒火中烧地说：干脆把那妖精扔进海里得了！

也就在这时，海伦披着一袭长纱无意间从会场边款款走过。爱琴海午后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她的脸上和身上，勾勒出那摄人魂魄的容貌和线条。所有的男人都屏住了呼吸，议事厅里鸦雀无声。最后，当老头子们缓过神来时，元老院的决议是：为女神而战，虽死无憾！

夏姬的“杀伤力”，也差不多。1

夏姬跟海伦十分相似，又有所不同。海伦是传说人物，记载于荷马史诗；夏姬是历史人物，生活在春秋时期。关于夏姬的可靠史料，在《左传》。但，跟荷马一样，左丘明也没有描述夏姬的长相，我们只知道她有过很多男人。到底有多少，没人能准确说出。坊间所谓“三为王后，七为夫人，九为寡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这种演绎，明显带着羡慕嫉妒恨，以及伪道学的真下流。

同样，也没人知道她靠什么征服男人。天使脸蛋？魔鬼身材？勾魂媚眼？床上功夫？或许兼而有之。反正，夏姬在这方面天赋极高，且经验丰富，也名声在外，堪称“性感女神”。于是上至国君，下至大夫，这些妻妾成群的男人，只要一看见她就眼睛发直，变成正在发情的公狗。

这样的女人，是“尤物”。

尤物是可以改变世界的，至少可以左右她的男人。

这是一位老太太的观点。这位老太太，是晋国大夫叔向的母亲。时间，是在公元前514年。当时，晋国的国君做媒，要叔向娶夏姬的女儿为妻，老太太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意思也很清楚：一个女人如果性感美丽，那就是尤物。尤物是会惹是生非的。如果她的男人没有大德大义，事情就麻烦了。

表面上看，晋国老太太的话没有错，夏姬确实弄得国无宁日。她嫁到陈国，陈国因她而亡；嫁到楚国，楚国内讧不止。在她五十岁以前，跟她有过性关系的男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身败，就是名裂，甚至死于非命。结果最好的也是英年早逝，没享过几天福。

这确乎是“祸水”。

其实夏姬惹的祸，跟海伦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特洛伊城沦陷后，居民遭到大规模的杀戮和蹂躏。其他女人都成了战利品，要么做苦力，要么做性奴。只有海伦，安然无恙地回到斯巴达，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再次成为人间最美丽的女王，坐在铺着金毛毯的椅子上安享尊荣。无论是交战的哪一方，也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没有任何人指责她怨恨她，反倒对她百般呵护和安慰。同样，也没有人谴责和嘲笑阿卡亚人和特洛伊人做了蠢事，不该为一个女人作出牺牲。对此，《伊利亚特》第三章的解释是：因为海伦就像绝世的女神一样美得令人敬仰。

夏姬得到的待遇却相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甚美必有甚恶——最美丽的就是最丑恶的。一个女人如果漂亮得像夏姬那样，一定不是好东西。上天既然把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她身上，那就肯定是要让她干坏事。这虽然是那位晋国老太太的观点，却未必没有代表性。

于是，我们很想问个为什么。

郑国女孩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郑灵公的妹妹，郑国公主，姓姬。因为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所以叫夏姬，也就是“陈国夏氏氏族的姬姓媳妇”。

这很有点意思。

事实上郑国和陈国，是当时诸侯列国中最风流的。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提到的“中国情人节”故事，就发生在郑国。那首“东周版《花儿与少年》”的《溱洧》，也正好是郑国民歌。我们知道，《诗经》收入郑国民歌共二十一首，其中可以确定为情歌的十六首。十六首情歌中，描述场景的两首，男性示爱的三首。其余十一首，都是女人向男人表达爱情。

示爱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萚兮》（萚读如拓，去声）。《萚兮》与《溱洧》的不同在于，《溱洧》的场景是春波浩荡弥漫，《萚兮》的时节却是秋风落叶满天。姑娘渴望爱情的心，也像落叶一样翻腾回旋——

落叶遍地，

秋风吹起。

哥哥你就唱吧，

妹妹我跟着你。2

是啊，爱，并不分春秋。而且只要心动，郑国的女孩子就会说出来。说，有委婉的，也有搞笑的，比如《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

隰有荷华（隰读如席）。

不见子都，

乃见狂且（且读如居）！

翻译过来就是——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心中美男子，

撞上个轻狂坏娃娃！

这就是调侃了。

实际上，狂且、狂童、狡童等等，都是昵称，因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子都，则是当时帅哥美男的代表，相当于“大众情人”。因此这诗也可以这样翻译——

山上有棵扶苏树，

池中有株玉莲花。

不见子都美男子，

撞上个欢喜俏冤家！

但，俏冤家也好，坏娃娃也罢，其实都是心上人。一旦满心欢喜，郑国女孩的表达还可能更加火辣，比如《褰裳》（褰读如迁）——

你要真有爱，

卷起裤腿过河来。

你要不爱我，

难道我就没人爱？

你这傻瓜中的傻瓜，呆！3

原文，是“狂童之狂也且”。

好一个“狂童之狂也且”！看不上我？告诉你，本姑奶奶还不稀罕！

这是怎样的郑国女孩！

然而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知道，女孩子所谓“不稀罕”，其实往往是“很在意”，否则犯不着说出来。谁要是当了真，谁就是犯傻。

当然，也有直说的，比如《子衿》——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痴心。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捎封信？

就算我没去找你，

你就不能来亲亲？4

呵呵。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由此可见，郑国女孩的怨恨、解嘲、戏谑、闹情绪，都因为爱得太深。思念之切，即生抱怨。抱怨，就撒娇。比如《狡童》——

那个坏小子，

不跟我说话，

害得我饭都吃不下。

那个臭小子，

不跟我吃饭，

害得我觉都睡不安。5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事的结果如何，不知道那坏小子后来是不是跟这女孩吃饭说话，或者干脆就各奔东西。但失恋的事肯定经常发生，比如《东门之墠》（墠读如扇）中的姑娘。她跟自己暗恋的对象几乎天天都能见面，只是那男孩对她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她的情歌也就唱得惆怅万分——

东门之路，多么平坦；

栗树成行，茜草丰满。

他的家离我这么近，

他的心离我那么远。6

好得很！暗恋、热恋、失恋，《诗经·郑风》中应有尽有。也许，这就是郑国女孩的情感世界。这样的体验，夏姬也曾有过吗？

应该有。

风流本非罪过

事实上，敢爱并敢表示，并非只有郑国女孩。周代女子之爽气，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有杕之杜》（杕读如第）中的晋国女孩——

孤零零一棵赤棠，

直挺挺长在路旁。

帅呆呆我的情郎，

啥时候到我身旁？7

女孩如此，男孩也一样。比如《静女》中的卫国小伙，与姑娘相约在城角。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害得他搔首徘徊。最后，躲起来的姑娘露面了，还送给他一支彤管、一棵青草，这可真是喜出望外——

文文静静的你，

那样美丽，那样美丽！

我在城角等了半天，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原来你悄悄躲起，

你真调皮，你真调皮！

送我什么没有关系，

只要是你，只要是你！8

不过，说起来还是女人更彪悍，比如《摽有梅》（摽读如标，去声）中的召南女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六七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只剩二三成；

熟了的梅子往下掉，

枝头一个都不剩。

你想求爱就快点来，

磨磨蹭蹭急死个人！9

呵呵，简直是逼婚。

有逼婚的，还有逼人私奔的。《王风·大车》中一个女子就这么说——

牛车款款，

毛衣软软。

我想私奔，

怕你不敢！

接下来的话更火辣——

活着不能睡一床，

死了也要同一房！

你要问我真与假，

看那天上红太阳！10

这是怎样的女人！

其实所谓“王风”，就是周王国的民歌。之所以叫“王风”而不叫“周风”，一方面因为王国乃天子所在，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时已迁都洛阳。天子脚下尚且如此，诸侯各国可想而知。反正，只要她们有了爱，就会不管不顾。比如《柏舟》中的卫国姑娘——

河里一只柏木船，

漂呀漂在水中间；

眼中一位美少年，

爱呀爱在我心尖。

就是到死也心不变！

哎哟妈妈，

哎哟老天，

为什么不懂我心愿？11

这事同样没有下文。

弄不好，这姑娘只能私奔，或者偷情。

偷情在周代也是常有的事。比如召南的《野有死麕》（麕读如军）中，一位猎人就在山里跟小妞一见钟情。猎人用刚刚打到的獐子（麕）作定情礼物，两人便一起走进了树林。只不过那小妞说——

轻一点，慢慢来好吗？

不要动我的围裙，

别让那长毛狗叫个不停。12

哈，很真实。

召南这对恋人在山上野合，齐国那对情人则在男人住处幽会。唯其如此，偷情的女人对时间很在意，也很警觉。一到黎明，就会推醒怀中的情郎，男人则只会把她搂得更紧。

于是，《齐风·鸡鸣》中就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亲爱的，鸡叫了，天亮了！

什么鸡鸣？那是苍蝇。

真的天亮了，太阳都出来了！

什么太阳？那是月亮！13

接下来男的又说：别管那些虫子，让它们乱飞吧，我们再亲热一会。女的却说：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必须走了，你可别恨我啊！

怎么会呢？

花非花，雾非雾，金缕慢移莲花步。巴山夜雨巫山云，便是灵犀相通处。

事实上，有男女便有性爱，有婚姻便有偷情。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夫一妻的制度“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真正的热恋，性冲动的最高形式，是中世纪的“骑士之爱”。骑士和情人睡在床上，门外站着卫士，以便一见晨曦就催促他溜之大吉。恩格斯甚至认为天主教会禁止离婚的原因是——

偷情就像死亡，没有任何药物可治。14

因此，婚外恋和一夜情，几乎任何民族和时代都有，社会也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风流不是罪过，只要不弄得像夏姬那样鸡飞狗跳就行。

不幸与万幸

夏姬似乎命不好。

传言说，夏姬出嫁前就已经有了情人，叫子蛮，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甚至还有人说，他就是郑灵公。这显然不对。因为郑灵公的字是子貉（读如何），不是子蛮。也有人说，子蛮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同样可疑。至少没人告诉我们，这位子蛮是哪一国的公子。也没人告诉我们，他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婚后又生活了多少年。总之，子蛮究竟是夏姬的丈夫，还是情夫，死无对证。我们只知道，在与夏姬有了性关系后不久，子蛮就去世了。这让夏姬一开始便背上了“克夫”的罪名，叫“夭子蛮”。

子蛮去世后，跟他上过床的这位郑国公主，便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从此叫“夏姬”。夏姬跟夏御叔过得似乎不错。他们生下了儿子夏徵舒，也没听说有过什么不雅之闻。可惜十几年后，夏御叔也撒手人寰。这在那些视红颜为祸水的人眼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夏姬“不祥”的证据。没有人替她想想，作为“天生尤物”，年纪轻轻便成为寡妇是何等的不幸。

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还是在陈国。

陈国人跟郑国人一样，风流成性。两国也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东门”。东门未必是“红灯区”，但可以肯定是恋人或情人寻偶求爱的“约会区”。所以郑国的情歌便说“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而陈国情歌所谓“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也可以理解为“东门之池，可以泡妞”。15

郑国和陈国，都是性爱的“自由王国”。

实际上陈国比郑国更开放。前面说过，郑国是有“情人节”的，叫“上巳节”，时间是在三月三。陈国却似乎天天都是情人节。陈人因为自称是舜帝之后，巫风盛行，国人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甚至有一部分女子，专门从事巫术，以歌舞祭祀神。这种“神妓”，其实是最早的性工作者。《诗经·陈风》中的《宛丘》，就是某个男子献给巫女的情诗。何况陈国的祭祀活动次数频繁，地点则除了东门和宛丘，还有“南方之原”。于是每到这时，陈国的男男女女便成群结队倾城而出，泡巫女，会情人，找对象，大开其“性爱派对”。

不难想象，在风气如此的陈国，性感的夏姬一旦单身，会怎么样。

首先是国君陈灵公“当仁不让”，然后是他与卿大夫孔宁和仪行父“资源共享”，君臣三人共同成为夏姬的情人。他们甚至穿着夏姬的内衣，公开在朝堂上谈论偷情的过程，交流做爱的经验，大讲三十七八的她如何风韵犹存。夏姬的内衣怎么会到他们的身上？是夏姬给的，还是他们偷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们的行为丝毫都不避人耳目，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事终于闹得沸沸扬扬。《诗经·陈风》中的《株林》，便是当时国民议论此事的“手机段子”。这段子说：我们国君为什么要去株林？谁都知道那里住着什么人。他是去看子南（夏姬之子夏徵舒）的吧！第二天早上，他在那里吃点心。

陈国人，就是这样“刷微博”的。

看来，即便是主张性自由的陈国人，也觉得事情有点过分。舆论监督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位大夫的死亡。因为他对灵公君臣的所作所为，公开提出了批评。于是，在陈灵公的默许下，他被孔宁和仪行父谋杀。

没有了监督的君臣三人更加肆无忌惮。一年后，也就是前面一章说到的鉏麑自杀后八年，即鲁宣公十年五月八日，这三个家伙居然在夏姬的客厅里，嘻嘻哈哈地争论她儿子夏徵舒长得更像他们当中的谁。

陈灵公嬉皮笑脸地对仪行父说：徵舒像你。

仪行父厚颜无耻地回答：也像君上您。

这玩笑开得实在过分，因为夏徵舒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们的私生子。16士可杀不可辱。忍无可忍的夏徵舒，便在陈灵公出门时一箭射死了那家伙。

这应该是第三个死于非命的“灵公”。第一个是前一章讲过的晋灵公。他是因为为君无道，被赵盾的族人赵穿杀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第二个就是夏姬的哥哥郑灵公。他是在晋灵公死后两年（鲁宣公四年），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的，当国君还不足一年。六年后（鲁宣公十年），便轮到这位因偷情而丧命的陈灵公。前面说过，谥号叫做“灵”的，其实都不灵。但八年之内一连死了三位灵公，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夏姬六年前死了哥哥，这会儿又死了情人，实在太倒霉了。

更倒霉的是，就连郑灵公的死，后来也被某些人说成与夏姬有关。他们说郑灵公就是子蛮。他被本国两位公子杀死，其实不是因为吃王八，而是因为吃醋。也就是说，郑灵公和某公子，不但都是夏姬的哥哥，而且都是夏姬的情人。他们争风吃醋积怨已久，这才刀兵相见，翻脸不认人。

当然，这种无稽之谈夏姬并不知道。同样，我们也不知道陈灵公被杀后，她是什么态度和心情。我们能知道的是，惹出大祸的孔宁和仪行父逃到了楚国，杀死陈灵公的夏徵舒则自立为君。弑君和篡位，在当时可是滔天大罪。垂涎已久的楚人便有了可乘之机，也有了灭亡陈国的“正当理由”。第二年（鲁宣公十一年）十月，楚军攻进陈国，杀死夏徵舒。然后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把夏姬带了回去。

等待夏姬的，将是她无法主宰的命运。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巫臣。

情种巫臣

关于巫臣，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多，只知道他是楚国申县的县公，家族为屈氏，字子灵。他的名字，几乎仅仅是因为夏姬才被载入史册的，因此除《左传·宣公十一年》提到过一笔外，以后便事事与夏姬相关。

巫臣与夏姬，前世有缘。

夏姬被带到楚国后，庄王和大夫子反（公子侧）便眼睛发直，都想要她，却被巫臣阻止。巫臣劝阻庄王的说辞是：大王出兵陈国，原本是讨伐有罪；如果占有夏姬，那就是贪恋美色了。以小贪而害大义，可以吗？

庄王只好放弃。

巫臣劝阻子反的说辞，则是夏姬“不祥”。巫臣说，这个女人，克死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子蛮和第二个男人御叔，害死了第三个男人灵公，连累了亲儿子夏子南，搞垮了大夫孔宁和仪行父，灭亡了陈国，真是谁沾上谁会倒霉。人生苦短，保命要紧啊！再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

子反也只好放弃。

庄王和子反弃权后，夏姬被分配给了襄老，实际上成为襄老儿子的情人。因为八个月后，襄老就战死在疆场。夏姬则似乎没有片刻犹豫，就跟襄老的儿子上了床。没有人对此表示大惊小怪。也许在公众看来，夏姬这样的尤物，可是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后果的。

谁都没有想到，这里面其实另有文章。

时隔多年人们才发现，巫臣劝阻庄王和子反，其实是自己想要夏姬，而夏姬似乎也钟情于巫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相爱的过程，只知道他俩配合默契，利用国际政治斗争“曲线救国”，终于双双私奔到晋国。

这事相当复杂，也只能长话短说。

简单地说，夏姬被许配给襄老，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十月。第二年六月，就发生了晋楚之战，交战地点则在郑国。战争中，晋军射死了襄老，又俘虏了楚国的王子，并带了回去，准备用来交换被楚国俘虏的自己人。

于是巫臣就觉得机会来了。

巫臣的办法，是先跟夏姬打招呼：只要你回到郑国，我就娶你。然后又让人从郑国送信给夏姬：只要你回国，就能得到襄老的尸身。夏姬跟襄老，毕竟是法定的夫妻。她要回国收尸，楚庄王不能不批准，何况巫臣也做了工作。夏姬心里也清楚，所谓葬夫只是借口。事成之后，巫臣也不可能再回到楚国。于是夏姬扬言：得不到我丈夫的尸体，就不回楚国。

果然，夏姬一回到郑国，巫臣就跟她秘密结婚。

婚后，夏姬留在了郑国，巫臣却没有马上叛逃。事实上，他一直等到楚庄王去世，等到楚共王（共读如恭）即位后的第二年，才付诸行动。这一次，他利用了出使齐国的机会。只不过走到郑国，他就把任务和礼品都交给副使，自己则带着夏姬远走高飞。他俩原本是想去齐国的。由于齐国刚刚战败，便改变主意去了晋国。这一对情侣在晋国安家落户，巫臣还做了晋国的大夫。

当然，襄老的尸体和被俘的楚国王子，也被晋国归还了。但这是在巫臣叛逃后的第二年（鲁成公三年），跟巫臣和夏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回顾夏姬一生，性爱游戏不少。她甚至不在乎情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君臣（比如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还是父子（比如襄老和他儿子）。但这一回，夏姬和巫臣可是玩真的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应该是一见钟情，而且相见恨晚。为了这难得的爱情，从密谋私奔到实施叛逃，他们用了七八年的时间。17

真心相爱的结果，是让巫臣和楚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巫臣叛逃五年后（鲁成公七年），没能得到夏姬的楚国大夫子反杀光了巫臣的族人，巫臣则说服了晋国与吴国联盟伐楚。他甚至亲自到吴国担任军事顾问和教练，害得子反他们一年之内七次疲于奔命，被打得顾首不顾尾。

只有夏姬修成正果。

与巫臣结合后的夏姬是幸福的。晋国老太太反对迎娶的儿媳妇，就是他们的女儿。尽管与巫臣相爱时，夏姬已五十上下，但好歹等到了真爱。实际上，夏姬成为尤物，原本是上天的安排。能否遇到德义之人，其实由不得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不过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一生都在等待和努力。在巫臣之前只遇到庸才或人渣，那不是她的错。

赖不到神头上

跟海伦相比，夏姬有点冤。

没错，夏姬是乱了伦，但乱伦在当时习以为常。18夏姬也偷了情，但没有一次是在婚姻状态中。相反，当她跟丈夫御叔一起生活时，甚至在等待巫臣来团圆时，从未有过绯闻。比起海伦的背叛丈夫来，哪个问题更严重？

夏姬当然也惹了祸，但海伦惹的祸更大：特洛伊城彻底毁灭，众多英雄战死沙场，无数百姓惨遭蹂躏。然而结果却两样：我们被告知夏姬是一个淫妇，却几乎听不到对海伦的任何谴责。事实上，她一直以美丽女神的形象活在人间。2004年5月9日，华纳兄弟拍摄的影片《特洛伊》上映，第一个周末就赢得了4560万美元的票房。海伦的魅力，毋庸置疑。

夏姬备受争议，海伦无限风光，这是为什么？

最简单的解释，是人神有别。

对！夏姬是“人之罪”，海伦是“神之过”。

谁都知道事情的起因：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情女神阿芙洛狄忒进行天界选美，奖杯是一只苹果，上面刻着“送给最美丽的人”。诸神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裁决。帕里斯鬼使神差地将苹果给了阿芙洛狄忒，阿芙洛狄忒则把海伦作为奖品给了帕里斯。所以，从偷情到私奔，海伦都没有责任，也可以不负责任。至于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当然也不会负责。

没人负责，就没法问责，也不必指责。该做的，是狂欢、起哄和看热闹。

这是典型的希腊做派。

夏姬就没有那么好运。中国没有希腊那样的神，更没有谁会为一个女人的选择埋单。甚至按照宗法和礼教，女人就不该选择自己的命运。她要做的，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结婚，然后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如果遇人不淑，只能自认倒霉。如果不幸丧夫，也只能自认倒霉。夏姬，怎么会有人理解有人同情？

当然，她也赖不到谁头上。

这样看，有神是好的？

错！问题不在神，而在人。我们知道，希腊的宗教，其实是艺术；希腊的神，则其实是人。看看奥林帕斯山上的那些伙计吧！骄纵、蛮横、放荡、小心眼。他们相互欺骗，故意找碴，争风吃醋，互不买账，还积极参与人类的战争和偷情，很黄很暴力。这跟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人会死，神则是不死的。不死的神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这才恣意妄为又不负责任。这当然很没道理。在特洛伊战争中，英雄阿喀琉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阿波罗怒吼：你当然不担心将来会有报复！大埃阿斯则对降下漫天迷雾的众神之王宙斯怒吼：如果我们必须死，那就让我们死在阳光下吧！

这是正义的呼声，它比神性更高贵。

好吧！既然神可以行为乖张，那么，人也可以自由选择。至少，人类的某些天性和天赋可以免责，比如爱和美。因此，海伦和帕里斯是不受谴责的。为他们的偷情打一场战争，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需的。有这样一场战争，英雄才成其为英雄，正义才成其为正义，爱情才成其为爱情，美才成其为美。一位英国学者甚至说，《伊利亚特》的真正寓意，也许就体现在它的两行诗中——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爱情，二是战争。19

这让我们想起了《左传》，想起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模仿前面的句式，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比所有事情都重要的，

一是祭祖，二是打仗。

呵呵，希腊更看重女人，我们更看重祖宗。但无论希腊还是华夏，战争都是重要的，战士也都是重要的，更是史家不可忽略的。因为只有在战争中，人性的美和丑才会暴露无遗，并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就来说战士。

子路说，一个君子，必须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

于是放下武器腾出双手，从容地系紧冠缨，任由敌人砍杀。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夏姬和巫臣叛逃到晋国的第二年，知罃（读如智英）也被释放了。

知罃是个战俘。

战俘知罃是晋国大夫荀首的儿子，所以也叫荀罃。荀首的采邑叫智（也写作知，是同一个字，都读智），因此荀首被称为智伯或知伯，谥号知庄子。他的接班人，当然代代都称智伯，正如晋国的国君代代都称晋侯。知罃后来就成为智伯，谥号知武子。本卷第一章讲到的那个智伯，那个豫让拼死拼活也要为之复仇的智伯，则叫荀瑶，谥号知襄子。

在前章说过的夏姬故事中，我们知道楚国和晋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邲之战”（邲读如必）。邲之战，晋军是一败涂地的，知罃也被楚军俘虏。这时的荀首，是晋国的下军大夫。荀首说：抓不到别人的儿子，就要不回自己的儿子。于是便在撤退的途中带领亲兵杀了回去，一箭射死了夏姬的丈夫襄老，又一箭射伤了楚国的王子，把这一死一伤两个人带回晋国。

这事给了巫臣一个机会，让他成功地娶到了夏姬。当时巫臣就曾告诉楚庄王，晋国一定会提出交换战俘。果然，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楚两国达成协议：晋国送还楚国王子和襄老尸体，楚人则放知罃回国。

这时，知罃已经做了九年战俘。1

于是楚王为知罃送行。

当然，这时的楚王已经不是庄王，而是年轻的共王。

送行时，双方都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共王称知罃为“子”，也就是“先生”，或“您”；自称，有时称“我”，有时称“不榖”（读如谷），意思是“我这不善之人”。这是王者谦称，因为楚君已经称王。严格地说，他应该自称“寡人”，也就是“我这寡德之人”。这才是诸侯的谦称。

知罃则自称“臣”，或“累臣”，也就是“被俘的小臣”；称自己的父亲为“外臣”，也就是“外邦小臣”，而且直呼其名。提到自己的国君，则称“寡君”，也就是“敝国寡德之君”。这些称谓，都是当时的外交礼仪。

谈话温文尔雅，又充满张力。

共王问：先生怨恨我吗？

知罃答：不怨恨。两国交兵，下臣无能，做了俘虏。贵国的执法官没有用下臣的血来涂抹贵军的军鼓，2而是让臣回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是君上的恩典。下臣自己如此无能，又敢怨恨谁？

共王又问：那么先生感谢我吗？

知罃答：不感谢。两国君臣为了国泰民安，克制自己，宽待他人，释放战俘，永结友好。这样功德无量的事，下臣不曾与闻，哪有资格表示感谢？

共王再问：先生回国后，拿什么报答我？

知罃答：不知道。下臣心里没有怨恨，君上也不会居功自傲。既没有怨恨，又没有功德，下臣不知怎样报答。

共王无奈，只好说：尽管如此，还是恳请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寡人。3

知罃说：好吧！

于是知罃说了三种可能。

知罃说，第一，如果承蒙贵君上的福佑，下臣得以作为战俘，带着这一把朽骨回到祖国，被敝国寡德之君军法从事，以振军威，以儆效尤，臣虽死无憾，永垂不朽。第二，如果寡君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将臣赐予您卑微的外邦小臣荀首，任其处置，家父经寡君批准，在宗庙实行家法，戮臣于列祖列宗灵前，臣同样虽死无憾，永垂不朽。第三，如果寡君不批准家父的请求，那么，下臣将依法担任敝国的职务，率领一支小部队，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到那个时候，如果不幸与贵军相遇，下臣将奋勇当先拼力死战，决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这一片赤胆忠心，就是下臣可以报答君上您的。

共王听了，肃然起敬，以最隆重的礼仪送知罃出境。共王甚至感叹说：晋国有这样的战士，我们是无法与之争雄的。4

这是怎样的战俘！

事实上，这样的战俘在春秋时期并不罕见。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一个名叫臧坚的鲁国战士被齐军俘虏。齐灵公居然派了一个宦官去看他，并对他说“你不会死”。这事做得实在不靠谱。但此公既然是一个被谥为“灵公”的昏君，离谱也不足为奇。

然而对于臧坚，却无异于奇耻大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和礼仪，宦官是不可以对贵族下命令的，更无权决定贵族的死生，哪怕只是传达国君的命令。这样做，不但对接受命令的人是羞辱，对下达命令的人其实也是侮辱。于是臧坚朝着齐灵公所在的方向叩首说：承蒙关照，实不敢当！但君上既然赐下臣不死，又何苦要派这么个人来传达厚爱？

说完，臧坚用一根尖锐的小木棍挖开自己的伤口，流血而死。5

这又是怎样的战俘！

战俘尚且如此，战士又该是怎样的风采，也就可想而知了。

风采，风骨，风度

战士的风采，《诗经》里有。

比如《周南·兔罝（读如居）》——

张开天罗，撒开地网；

打下木桩，迎接虎狼。

赳赳武夫，

是君王的屏障；

赳赳武夫，

是国家的栋梁。

是啊！在古代社会，有国家就有战争，有战争就有战士。只要是战士，就会睁大警惕的眼睛。这就是所谓“肃肃兔罝，施于中林”。兔，不是野兔，而是老虎，即“於菟”（读如巫涂）。6，则是猎网。所以，此诗也可以这样理解：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怎样的风采！

这样的风采，《楚辞》里也有。

在《九歌·国殇》中，屈原是这样描述楚国战士的：操着吴戈，挟着秦弓，带着长剑，披着犀甲。战旗遮蔽了天日，敌人多如乱云。他们冲进了我们的阵营，杀伤了我们的兵丁。然而我们的战士，却拿起鼓槌敲响战鼓，驾起战车驱策战马，冒着疾风暴雨般射来的箭矢奋勇当先。因为战士们知道“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遥远”，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为国尽忠，是战士的本分。

于是屈原这样唱道——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又是怎样的风采！

风采的背后是风骨。公元前684年，鲁庄公率军与宋国作战，一个名叫县贲父（贲读如奔）的战士担任他的驾驶员。战场上，拉车的马突然惊了，鲁庄公也掉下车来。庄公说，照规矩，谁当驾驶员，作战之前是要占卜的。今天有此一难，是因为没有占卜啊！县贲父说，以前从来不出事，偏偏这回出事了，只能怪下臣不够英勇。于是冲进敌营战斗而死。战后，马夫洗马时发现，那匹马身上有一枚箭头。这才明白出事的原因是马中了流矢，并没有县贲父的责任，庄公便下令为他写一篇悼词。为士人写悼词的风气，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7

这样的风骨，史不绝书。公元前480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前一年，卫国发生内乱，大夫孔悝（读如亏）被围困在家中。孔子的学生子路听说，立即前往救援，因为他是孔悝的家臣，也是战士。结果，一场混战中，子路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讯悲痛欲绝，立即吩咐厨房倒掉已经做好的肉酱。8

其实子路原本可以不去救援的。事实上，他赶到国都时，城门正在关闭；赶到孔家时，家门已经关闭。他的同学子羔，孔悝的家臣公孙敢，也都劝他不必作无谓的牺牲，因为反正来不及了。子路却慷慨赴死。他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有利可图就追随左右，大祸临头就逃之夭夭，我不是那样的人！

同样，子路也不必死得那么惨烈。他的死，仅仅因为在战斗中冠缨被对方用戈砍断，帽子会掉下来。子路说，一个君子，必须活得体面而有尊严。就算去死，也不能免冠。于是放下武器腾出双手，从容地系紧冠缨，任由敌人砍杀。

这又是怎样的风骨！

有风骨就有风采，也有风度。比如在襄老战死知罝被俘的那次战争中，就有这样一段小插曲：撤退的晋军有辆战车陷在坑里动弹不得，追赶他们的楚国战士便停下车来，喊话教晋军怎样修车。修好的战车没走两步，又不动了，楚人又喊话教他们怎么处理。最后，晋军终于从容撤退，一走了之。更可笑的是，晋人得了便宜还卖乖。他们一边逃亡一边喊话：楚军弟兄们，谢谢了！到底是超级大国呀，跑路很有经验的嘛！

如此楚人，真是君子风度。但如此风度却让人怀疑：这样打仗还叫战争吗？

当然还叫。只不过，彬彬有礼。

至少，春秋的是。

比如晋楚城濮之战。

军事奥林匹克

城濮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32年。晋国这边，晋文公亲自到场。楚国那边，统帅是成得臣（字子玉）。开战前，楚帅先派使者宣战，话就是这么说的：敝国的战士，恳请与贵国的勇士做一次角斗游戏。君上靠在车里观赏就行，下臣愿意奉陪。晋文公则派使者回答说：敝国的寡德之君，已经接到了大帅的命令。寡君之所以驻扎在这里，是因为信守当年的诺言，遇到贵军要退避三舍。如此而已，岂敢抵挡贵国的威武之师？不过，既然敝国还没有接到贵军停战之令（其实是已经宣战），也只好拜托大夫您（指楚国使者）转告贵军将士，驾好你们的战车，忠于你们的国事，明天早上见。9

这可真是先礼后兵，跟球赛差不多。

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时间，原则上只有一天。比如刚才说的城濮之战，就只打了四月初二这一天。初三、初四、初五，胜利了的晋军原地休整。吃完楚军留下的粮食，就启程回国了。最短的战争，甚至只有一个早上，叫“灭此而朝食”。10地点，则一般在国境线上。国境线叫“疆”，所以叫“疆场”。国境线在“野”，所以叫“野战”。

野战并不粗野，更不野蛮，而且事先要宣战。宣战要派使节，国君或统帅不能亲自出面。但使者宣战，却又必须以国君或统帅的名义。态度，当然是客客气气；用词，也都是外交辞令；称谓，则极其讲究。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才有的。那时正如孟子所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1恨不得把对方赶尽杀绝，哪里还有什么礼仪？

春秋的战争，却极讲礼仪，甚至有打到一半停下来行礼的。公元前575年（城濮之战后五十七年）的晋楚鄢陵之战中，12晋国大夫卻至（卻读如却）三次遇到楚王，每次都要下车，脱下头盔，小步快走，表示恭敬。这时的楚王是共王，同样彬彬有礼。他甚至派了一位使者带着一张弓，去慰问卻至。

使者代表楚王说：刚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一位穿浅红色军装的人，真是君子啊！他见了寡人就小步快走，会不会受伤了呢？

卻至立即脱下头盔行礼：伟大的君上！您卑微的外邦小臣卻至，追随敝国寡德之君参加战斗，承蒙君上恩准披上了盔甲。公务在身，因此不敢当面叩谢君上的亲切关怀。拜托贵使禀告君上，下臣身体很好，正要与贵军决一死战。

两个人如此这般地客气了半天，这才依依惜别，然后继续战斗。

礼，比胜负更重要。

讲礼仪，就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不管伤在哪里，都不能再来第二下，应该让他回去治疗。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花白头发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

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这些游戏规则，是谁在什么时候制定的？不清楚。它们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吗？也未必。但可以肯定，这些规则在战国时期便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因为在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是兼并他国，当然要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大规模不眨眼地杀人，打歼灭战。春秋则相反，战争的目的说得好听，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说得难听点，也不过争当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则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过分。这样的战争，自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交手如吃饭，格斗如竞技，温文尔雅，费厄泼赖，最多温良恭俭而不让。

好男才当兵

春秋和战国，战士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春秋的是君子，战国的是小人。

这里说的君子和小人，是阶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君子即士人，是贵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参加战争，则贵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参战也作战，所以叫“战士”。卒，参战不作战，只是跟着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汉语中，就是“跑”的意思。战士和走卒，是两码事。

其实士与卒，地位从来就有高低。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13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士就是“无冕之王”。他们作为贵族，跟天子、诸侯、大夫一样，成年时都要加冠。孔子的学生子路宁愿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丢了士的身份。只不过，士只加冠，天子、诸侯和大夫则不但加冠，还要加冕，这才成了王或皇。

卒就不一样了。文字学家一致认为，卒就是穿某种衣服的人。这衣服上会做记号，甚至写个“卒”字，表示是当差的、跑腿的、服劳役的，是小人。

◎甲骨文的“士”（3913）。

◎甲骨文的“卒”（7200）。

所以，士，是高贵的，比如绅士、爵士、武士道。卒，则是卑贱的，比如隶卒、狱卒、马前卒。马前卒这三个字最能说明问题：战场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车作战。卒无甲可披，只能穿件布衣，鞍前马后跟着跑。故，车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国象棋之将、仕、相、马、车、炮、卒，就是这种军事制度的体现：卒是最低级的，仕则仅次于将。将就是大夫，仕则是士。乘车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贵，因此可以“丢卒保车”。

总之，在春秋时期，士参战也作战，卒参战不作战。战士是高贵的、体面的、有尊严的，也是骄傲、自豪和快乐的。而且无论国君、大夫，还是一般的士人，只要上阵，就是战士。因此，一个贵族男子如果不能从军，就是奇耻大辱。相反，平民成为战士，则是极大的荣耀。当然，他们必须表现优异，而且仅限于在农民中选拔。工匠和商贩，是没有资格的。14

好男才当兵。战争，是贵族的游戏。

这就是春秋的观念。

是贵族，就要有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这种精神和风度，上级和敌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面说过，楚王和卻至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是相互致敬的。同样在这场战争中，晋国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军将领表示了敬意。晋国的君子叫栾鍼（读如真），是中军统帅栾书之子，当时担任晋国国君的车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国君的右边，相当于侍卫长。15楚国这位将领则叫子重，多次率军征战，是楚国的名将。鄢陵之战，他当然也在场。他的旗帜，在战场上高高飘扬。

栾鍼看见子重的战旗，肃然起敬。他对国君说：当年下臣出使楚国，子重曾问臣晋国之勇，臣答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他又问还有什么，臣答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现在两国交兵，如果不去致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无信，就不算从容不迫。请君上批准下臣派人去送酒。

晋君批准了栾鍼的请求，栾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说：敝国人才匮乏，寡君只好让鍼勉强凑合着做他的车右。鍼公务在身，不能亲自来犒劳大帅的部下，只好派某代为敬酒，还望大帅见谅！

子重躬身答礼：栾鍼大人真是好记性，还记得我们当年的谈话。于是接过酒具一饮而尽，然后拿起鼓槌继续击鼓。

顺便说一句，子重从清晨一直战斗到了黄昏。

什么叫君子？这就是。

环球同此高贵

的确，所谓君子，虽然原本是一种阶级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种人格精神，包括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侠仗义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就是高贵。这种精神在古代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腊。

在波斯人眼里，希腊人是固执、愚蠢和荒唐的。他们总是要选择最平坦最开阔的地方，双方摆好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才开打。这跟我们春秋的“不以阻隘”，简直如出一辙。由于双方都没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算一方胜出也得不偿失。对此，一位波斯将领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们言语相通，又有传令官宣战，为什么不能谈判呢？如果只能诉诸战争，又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找个有利地形呢？16

其实，嘲笑希腊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八月，波斯和希腊的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由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则拖拖拉拉半天都凑不齐，开战前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然而就在希腊人慢慢集结，甚至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时，兵强马壮的波斯军队却按兵不动。直到希腊人有了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才下令进攻。这跟我们春秋时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么两样？

结果，普拉提亚会战以波斯人的惨败告终。

这让我们想起了泓之战。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会战的一百五十多年前，楚国与宋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然而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硬是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游戏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亚历山大。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他拒绝了偷袭波斯大营的建议。是啊，有着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古代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高尚而荣耀的事情，必须堂堂正正地进行。乘人之危是不义的。这样做，不但违反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亚历山大善有善报。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战五年后，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鲁斯。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是骑兵，且远道而来，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鲁斯布下的却是象阵，还从容不迫，以逸待劳。胜负，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鲁斯却像当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统帅一样，坐失良机。他耐心地等待马其顿军队渡河、集结、调整、休息、布阵，一直等到对方一切就绪，这才与之交锋。结果，印军大败，波鲁斯也做了俘虏。

傻得可爱的波鲁斯，可谓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过这位“印度宋襄公”同样善有善报。亚历山大待他以国王之礼，还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这不仅因为波鲁斯有着魁伟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为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贵。正是这种精神，让亚历山大由衷地表现出欣赏和崇敬。

这是一种王者风范。

的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王和武士属于第二等级，叫“刹帝利”。作为高贵的等级，刹帝利也必须有高贵的表现。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规定，战争中不能使用“奸诈的兵器”。而且，跟中国春秋的“不重伤”和“不擒二毛”一样，他们也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伤病员，也包括俘虏、逃兵、胆小鬼、旁观者，甚至包括没穿甲胄、解除武装和睡眠中的人。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鄙视和诅咒，并不得进入天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贵族，就得有贵族精神。尽管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无几，但毕竟曾经存在。是的，曾经存在，在希腊，在波斯，在印度，在马其顿，在中国。

宋襄公，你不孤立！

难言宋襄公

不过，温文尔雅绅士风度慈悲为怀的宋襄公，又似乎不是什么善类。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二章曾经提到，殷商用活人做牺牲品的制度，虽然被周人废除，后来却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杀。此事在当时，恐怕是遭了恶评的。《左传》的态度，便明显地不以为然。17

这起血案的主谋，就是宋襄公。

从这个角度讲，宋襄公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者”，更非君子。

没错，宋襄公是所谓“亡国之余”，难免念念不忘殷商的传统。但宋国大夫子鱼同样是殷商的“残渣余孽”，却完全不赞同襄公的做法。这位老兄在襄公执政的十四年间，几乎一直充当“反对党”。曹之盟，宋襄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社神，他反对；泓之战，宋襄公坚持所谓“不鼓不成列”，他反对；鲁僖公十九年的围曹，二十二年的伐郑，他当然也都反对。因为襄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称霸中原。这在子鱼看来，无异于痴心妄想。他曾经无奈地说：国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国怎么承受得了啊！18

事实证明，子鱼是对的。

泓之战的前一年，即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大会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国的国家改换门庭，奉自己为盟主。楚人虽然肚子里冷笑，却也装模作样地表示同意。于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会诸侯，准备扎扎实实过一把老大的瘾。

对于这件事，子鱼当然也是反对的。反对无效，便建议襄公带着部队去。谁知宋襄公的书呆子气又发作了，或者认为江湖老大更应该像个君子。他说，我们讲好了谁都不带兵的。我提出的规矩，我怎么能破坏？

结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虏。19

这时的襄公，倒是头脑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国的只有子鱼。实际上子鱼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国国君的。他是襄公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庶出而不能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当时还是太子的襄公曾经建议父亲传位于子鱼，因为子鱼既年长，又仁义。桓公表示认同。子鱼听说，立即飞快地跑开。他说：弟弟能把君位都让出来，还有比这更仁义的吗？

襄公这才成为国君。20

此刻，做了俘虏的宋襄公便托国于子鱼。襄公说：哥呀，快回去镇守国家吧！这个国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为不听忠言，才落得这个下场啊！

子鱼则说：君上就是不讲，国家也是臣的。于是立即回国加强战备。宋国国人也同心同德，准备迎接楚人的进攻。楚人传话给宋人：不妥协，就杀了你们的国君。宋人则说：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们有国君了。楚人要挟不成，只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后，就跑到卫国，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子鱼说，这个国家，臣是为君上镇守的，君上为什么不回来呢？便把襄公接回国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记载在《公羊传》，司马迁的《史记》没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国以后的宋襄公，也并没有接受教训，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讨伐楚的同盟郑国，并与楚军战于泓水，受伤而死。

《公羊传》的故事如果可靠，那么襄公和子鱼，就堪称当时最好的君臣和兄弟。至少，是之一。

这很重要。因为在周代，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关系，君臣之义也是最大的义。在春秋时期，它甚至是不分国别的。因此即便在战争中，外邦的臣子见了敌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礼，让他三分。比如在鄢陵之战中，晋国的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卻至，都有机会俘虏楚的同盟国国君郑成公，但他们都放弃了，因为不能让一国之君受辱。郑成公的侍卫长则让武艺更高强的驾驶员留在车上护驾，自己冲进敌阵，掩护国君撤退，终于战斗而死。21

这才是周的战士。对于他们来说，做一个好臣子，是比做一个好战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一个好的战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当然，一个好的统帅，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这一点，就看不懂周人的风采和风范。

师旷说：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

上天为人民立君，

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鄢陵之战的战场上，有泥沼。

泥沼很大，挡在晋军营垒前，大家都小心翼翼绕开走。中军统帅栾书和副帅范燮，率领自己的亲兵一左一右护卫着国君。晋君车上，少毅是驾驶员，栾鍼是侍卫长，但战车还是陷进了泥沼。

身为中军统帅和晋国大臣，栾书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下车走过来，准备扶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

栾鍼却大喝一声：栾书退下！

喝令栾书退下的栾鍼慷慨陈词：国家大事，你岂能一人独揽？再说了，侵犯别人的职权，这叫冒犯；放弃自己的职责，这叫怠慢；离开本职工作岗位，跑到别人这里来，这叫捣乱。有这三条罪名，你还动吗？

于是栾书立即退下。

栾鍼则跳下车来，用力掀起战车，脱离险境。1

这事在鄢陵之战中，不过小插曲，却被史家隆重地记载下来，其实是有深意的。事实上，栾书不但是中军统帅，而且是栾鍼的父亲。下级呵斥上级，还劈头盖脸，岂非不忠？儿子呵斥父亲，还直呼其名，岂非不孝？

恰恰相反。

栾鍼的做法，完全符合礼仪，也合乎道理。首先，这是在国君面前。君前无父子。所有人当着国君之面，都要直呼其名。2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明清。其次，栾书如果把国君转移到自己的车上，就无法再行使统帅职权。这当然是失职和失责。第三，栾鍼的职务，是车右。按照当时的制度，车右的任务原本就是“备倾侧”和“备非常”。3栾鍼该做的事，栾书岂能越俎代庖？那可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折不扣的侵权或越权。

由此可见，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有先后。公私不能两全，则先公后私。忠孝不能两全，则先忠后孝。在人君面前，人父必须退居二位。而且，为了让儿子尽忠，做父亲的往往要委屈自己，甚至牺牲生命。

比如狐突。

狐突是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在晋献公时曾担任太子申生的驾驶员。献公去世后，国君是惠公。惠公担任国君十四年，与宋襄公同在公元前637年去世（宋襄公死在五月，晋惠公死在九月）。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是为怀公。怀公很清楚，当时晋国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其实在公子重耳。重耳流亡国外，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追随左右，实在是怀公的心腹之患。

◎晋献公的子孙

于是怀公把狐突抓起来做人质。

怀公对狐突说：只要把儿子叫回来，寡人就免你不死。

狐突却拒绝拿原则做交换，他给怀公讲了一个道理。狐突说，君臣关系，并不是可以随便建立的，因此也不能随意改变。成为他人之臣，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简策上，叫“策名”；其次要向人君敬献礼品，叫“委质”。这两件事，都表示以身相许，也表示一旦确立关系，就忠贞无贰，永不变心。

显然，春秋时期有两种关系：公私与君臣。职务对职务，是公私；个人对个人，是君臣。君臣关系高于公私，也重于公私。因为不能效忠主公，也就不能效忠国家。因此，必须先忠君后报国，哪怕那人君并非王侯，甚至流离失所。这就是狐突他们代表的主流观念。

于是狐突说：做儿子的能够担当重任，是因为做父亲的教以忠诚。臣这两个儿子，成为重耳之臣已经很久了。如果臣把他们叫回来，那就是教唆叛变。做父亲的教唆儿子叛变，又拿什么来效忠于君？若不杀臣，那是君上的英明，也是下臣的愿望。如果滥用刑罚以逞淫威，请问又有谁不是罪人？下臣听命就是。

怀公便杀了狐突。

可惜怀公此举只是成全了狐突，却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年春，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护送下回国，是为晋文公。为此，诸侯们举行了盟会。盟会的主持人，便正是狐突的儿子、重耳的舅舅狐偃。至于怀公，在重耳启程后不久就逃出国都，后来又被谋杀，只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4

血案早已发生

怀公成为晋君，原本就是历史的误会。

晋怀公是晋惠公的儿子，晋献公的孙子。晋献公女人多，儿子也多。第一位夫人是贾国的公主，无子。之后，齐姜生申生，狐突的女儿狐姬生重耳，狐姬的妹妹生夷吾，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这些女人当中，最有心机的是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接班，使尽了阴谋诡计。最后，太子申生被逼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出走流亡国外，奚齐被立为太子。骊姬，似乎可以得逞。

可惜人心不服。

这时的朝廷重臣，是荀息、里克和丕郑。里克原本是支持太子申生的。申生死后，又私底下支持重耳，表面上中立。5丕郑，则跟里克一伙。献公和骊姬可以依托的，只有荀息。何况荀息有能力。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导致虞国唇亡齿寒，最后被灭，就是荀息的手笔。

于是晋献公托孤于荀息。

献公说：这个弱小的孤儿，就拜托给大夫您了。大夫您打算怎么样呢？

荀息伏地叩首说：下臣将忠贞不二，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为股肱之臣。如果成功，那是君上在天之灵的福佑。不成，臣就去死。

这是庄严的宣誓，当然必须履约。事实上，晋献公死后顶多一个月，里克就发动了兵变，6而且事先把情况通报了荀息。里克说：奚齐继位，不得人心。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的旧部，愤怒已经到了沸点。天怒人怨，兵变一触即发，先生打算怎么办？

荀息说：我去死！

里克说：恐怕没什么用吧？如果因为先生的死，那孩子就能安然无恙地继承君位，倒也罢了。如果先生自尽，那孩子照样被废，又何必去死？

荀息说：在下对先君有承诺，不可言而无信。一个人，既要履行诺言，又想明哲保身，做得到吗？所以，虽然我之死无济于事，但我又能躲到哪里去呢？再说了，每个人都会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这一点上，请问谁不如我？我自己既然忠贞不二，那么，能拦住别人，不让别人效忠吗？

里克马上就听明白了，荀息只是要效忠，却未必效力，甚至也无力可效。所谓“我欲无贰，而能谓人已乎”，其实就是不阻拦里克的兵变。这个不阻拦，可以理解为无能为力，也可以理解为尊重里克的效忠。总之，荀息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各为其主，各尽其责，成败与否，听天由命。

有了荀息的态度，里克立即动手。这年十月，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荀息也立即准备自杀。有人说：不如立奚齐的弟弟卓子为君，尽力辅佐，也算履行了诺言。于是荀息就立卓子为国君，并安葬了晋献公。然而到十一月，里克又在朝堂上杀了卓子。荀息无路可走，终于自杀。

奚齐和卓子先后被杀，有资格继承君位的，就只剩下重耳和夷吾。这时，周天子已经没有多少权威。谁当晋君，得由大国说了算。大国中有发言权的，是齐国和秦国。大国扶持的国君站不站得住脚，则要看朝中重臣的意见。大臣中有发言权的，是里克和丕郑。君位落入谁手，全看这两个大国、两位大臣。

于是夷吾派人向里克行贿，许以汾阳之邑；又派人向秦国行贿，许以河西之地。秦穆公问来人：夷吾在国内靠谁支持？来人说，公子没有支持者，也没有反对派，而且从小就性格内向。穆公听说，便觉得让这么个孤立无援的没用家伙做晋君，其实符合秦国的利益，便派兵护送夷吾回国。

这时的中原霸主，是齐桓公。晋国的内乱发生后，桓公就联合诸侯派兵到了晋国。于是以齐国为首，秦国为次，诸侯一起立夷吾为君，是为晋惠公。里克原本是要立重耳的，但被重耳谢绝，也只好接受夷吾。7

天上掉馅饼，夷吾捡了个大便宜。

他的儿子怀公后来做了三四个月的国君，则算是小便宜，抑或是不幸。

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也就在这年，宋襄公即位。宋襄公和晋惠公，同年即位，同年去世，可谓难兄难弟。不同的是，宋襄公即位后，重用子鱼，宋国大治。他的错误，在外交而不在内政。晋惠公却是内政和外交都一塌糊涂。他儿子怀公后来死于非命，其实是他造的孽。

但怀公并不是第一位死难者。事实上，从献公到文公，晋国的宫廷斗争持续不断，死人的事也经常发生，可谓血案迭起。最先冤死的是太子申生，其次是奚齐，第三是卓子，荀息是第四位。而且，荀息尸骨未寒，便轮到第五个人了。

这个人，就是里克。

又起屠刀

里克是被晋惠公逼死的。

公元前651年，惠公靠着齐国和秦国的支持成为晋君。第二年，周天子派大员会同齐国大夫确认了他的国君身份。这个时候，晋惠公大约觉得地位已稳，便向里克举起了屠刀。

惠公杀里克，有多种原因。比方说，他曾许诺封里克以汾阳之邑，现在却想赖账。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他答应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就赖掉了。又比方说，里克毕竟杀了奚齐和卓子，还变相地杀了荀息。有此重罪，不处理似乎没法交代。更重要的是，里克支持重耳。重耳虽然人在国外，但威望和声望都比惠公高。如果里克和重耳里应外合，惠公是抵挡不了的。

于是惠公找里克谈话。

惠公说：没有大夫您，也没有寡人的今天。不过，话虽如此，先生毕竟杀了两位国君、一位大夫。做先生的人君，岂不是太难了吗？

里克说：下臣不杀那三人，君上岂能回国即位？既然要加罪于臣，哪里还怕找不到说法，何必弄得那么麻烦？臣听到命令了！

说完，里克拔剑自杀。8

里克自杀后，丕郑本人以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也被惠公手下诛杀。但血案并没有到此为止。下一个被杀的，是庆郑，只不过要到五年之后。

庆郑是晋国的大夫。他的被杀，是因为对惠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下去。事实上，从逼死里克，到杀掉庆郑，前后五年间惠公的表现，确实像一个十足的混蛋。公元前650年，他的屁股刚坐稳，就派丕郑到秦国去赖账，而且话说得极其无耻。据《史记·晋世家》，惠公的话是这么说的：夷吾曾许诺贵国以河西之地，现在照理说应该兑现，可是大臣们不同意。大臣们说，敝国的土地是先君的。夷吾不过流亡在外的公子，哪有权力擅自给人？寡人争不过他们，实在抱歉！

这简直就是无赖，但对秦国来说却是自作自受。实际上，当年秦穆公为晋国择君，是派人出去考察了的。考察的结果，是重耳更仁义。讨论的结果，却是选个差的。考察团团长对穆公说：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意思是：如果要弘扬仁义，那就为他们选个德才兼备的；如果要称霸中原，那就为他们选个老实巴交的。秦国当然想称霸，就选了晋惠公这个“老实人”。

谁知道老实人未必老实。晋惠公虽懦弱无能，却也厚颜无耻。被忽悠了一把的秦国只好吃哑巴亏。

问题是事情还没完。

赖账之后三年，晋国发生饥荒，便向秦国购买粮食。秦国君臣研究后，决定立即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因为自然灾害，哪个国家都会有。救灾恤邻，是人间正道。秦穆公也说，他们的国君虽然可恶，但人民又有什么罪过？于是秦国以德报怨，给晋国运送粮食的船队浩浩荡荡，源源不断，史称“泛舟之役”。

然而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却遭到拒绝。晋国君臣讨论这事时，反对派的理由居然是：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也就是说，兑现承诺，割以河西之地，这是“皮”。卖些粮食给晋国，则不过是“毛”。皮都赖掉了，给几根毛有什么用？这点小恩小惠，不但不能消除秦国的怨恨，反倒只能加强他们的实力，不如破罐子破摔，得罪到底。

这种混账话，惠公很以为然。

庆郑却不能同意。他说：忘恩负义，无亲；幸灾乐祸，不仁；贪小便宜，不祥；得罪邻居，不义。这道理，老百姓都懂。谁要是这么做，亲人都会结仇，何况秦国跟我们还有夙怨？

晋惠公不听。9

这一下，秦晋两国便结下了梁子，庆郑跟惠公也有了嫌隙。这梁子终于导致秦国和晋国开战，惠公也做了俘虏。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晋惠公被秦国释放。而惠公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庆郑。

我不逃

庆郑坐在国都等死。

导致晋惠公一定要杀庆郑的，是秦晋两国的那场战争。公元前645年，也就是晋国拒绝卖粮食的第二年，熬过了大饥荒的秦国迎来了大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草充足的秦军摩拳擦掌，要向晋国讨还公道。夏历九月，秦穆公御驾亲征，率兵伐晋。晋惠公也亲自上阵，迎战秦军。理直气壮的秦军斗志昂扬，乘胜前进，晋军则一败再败，三败而至韩（在今何处有争议）。

惠公问庆郑：敌军深入我境，怎么办？

憋了一肚子气的庆郑反唇相讥：这不是君上让他们深入的吗？能怎么办？

惠公气急败坏，大喝一声：放肆！

于是拒绝接受占卜的结果，不让庆郑担任他的车右；又不听庆郑劝阻，坚持让郑国出产的小驷马拉车。

如此固执己见死不改悔的结果，是十四日这天，惠公的战车陷在烂泥里出不来。惠公这才急了，向庆郑呼号求救，庆郑却置之不理。不但不理，还气哼哼地说：刚愎自用，不听忠言，背信弃义，无视占卜，这是自求其败，何必要搭我的车？下臣这辆破车，恐怕不值得君上用来屈尊逃亡。

后面的细节就不甚了然。我们只知道，当时秦穆公的处境也很危险。晋军这边，已经有一辆战车迎上了穆公，眼看就要俘虏他。但按照《左传》的说法，是因为庆郑在晋惠公这里耽误了，所以穆公得以逃脱。按照《国语》的说法，则是庆郑要那辆战车来救晋惠公，这才放跑了秦穆公。

总之，秦穆公没事，晋惠公被俘。

人君不公，人臣不忠，10晋惠公的被俘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但后果，却很严重。

如果就事论事，则晋军的战败，惠公的被俘，庆郑都是有直接责任的。因此，后来晋惠公被释放，即将回国时，就有人建议庆郑逃走。

庆郑说：我不逃！

对此，庆郑的说法是这样的：照规矩，军队溃败，就该自杀；主将被俘，就该去死。我庆郑，既害得国君兵败被俘，又没能在兵败之后以身殉国，已经罪不容赦。如果居然还逃亡，让国君失去惩罚罪臣的机会，那就不像人臣了。明明是人臣，又不像人臣，如此“臣而不臣”，还能逃到哪里去？

于是等着惠公来抓他。

惠公回国，刚走到城郊，听说庆郑没有逃亡，立即下令将他捉拿归案。

惠公说：你这罪人，为何不逃？

庆郑说：为了成全君上。当年君上即位，如果履行诺言，以德报德，国势就不会下降。国势下降后，如果接受劝谏，采纳忠言，战争就不会爆发。战争爆发后，如果起用良将，用兵得当，也不至于战败。现在败都败了，能做的就只剩下诛杀罪人，以谢天下。这个时候，如果还把臣放跑了，怎么保得住封国呢？所以臣特地等在这里，以保证君上不会犯最后一个错误。

惠公一听，简直就要气疯了，连声喊道：快杀了他！快杀了他！

庆郑却很平和。

心平气和的庆郑微微一笑：臣下据理直言，乃为臣的正道；君上依法直刑，乃为君的圣明。总之，君臣都要讲一个“直”字，国家才有利。所以，就算君上不动手，下臣也会自杀。

史家没有记录当时的天气。按节气算，这会儿天地之间应该是一片肃杀。

晋国的大臣们则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释放庆郑，让他戴罪立功；另一派则认为不但不能饶他一死，就连让他自杀都不可以。因为庆郑最大的罪恶，就是无视君父，自作主张。这家伙，战争中已经自行其是，现在又岂能让他自行了断？苟如此，则纲纪何在，体统何存？

其实这时惠公的最佳选择，是采纳前一种建议。因为这样做，君上有不计前嫌的声誉，臣下有主动就刑的美名，对晋国是有利的。可惜惠公是个混蛋。是混蛋，就不能指望他作出英明决策。如果这混蛋还拥有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小混蛋变成大混蛋。

因此，惠公最后还是杀了庆郑。

好在庆郑被杀后，惠公似乎也懂得了收敛。此后八年，倒没听说他还有什么荒唐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庆郑没有白死。11

但，故太子申生，可就死得太冤了。

怎么都得死

太子申生是被骊姬害死的。

为此，她机关算尽。

第一步，是怂恿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迁到曲沃，公子重耳迁到蒲，公子夷吾迁到屈，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人都撵出去，只留自己的儿子奚齐、妹妹的儿子卓子在国都。第二步，是怂恿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申生如果战败，就以此治罪；如果胜利，则诬陷他有野心。可惜，申生班师回朝后，虽然流言四起，却并未能撼动其地位。于是骊姬使出最后一招，亲手制造了一起投毒案。

公元前656年，骊姬羽翼丰满，开始实施犯罪。圈套和陷阱，是谎称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生母齐姜。按照当时的制度，申生必须立即祭祀，祭祀后还必须把酒和肉献给君父。而这时，献公正好外出打猎。利用这个时间差，骊姬在肉和酒里下了毒（一说以毒酒和毒肉替换）。献公洒酒祭地，地隆起。把肉给狗和小臣吃，狗和小臣立即死亡。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申生百口莫辩，只有去死。12

死，是没有价钱可讲的，因为这是弑君和弑父的双重大罪。已遂，则当诛；未遂，得自杀。

问题在于这是冤案！而且，案情如此简单，难道就无人识破？骊姬步步紧逼，申生就毫无感觉？献公偏心眼，骊姬狐狸精，路人皆知。那些朝中大臣，难道都由着他们胡来，一个劝阻和反对的都没有？或者说，一个帮助申生的都没有？

当然有。

但为了恪守臣道，他们都退下阵来。

比如里克。

晋献公派申生率军出征，里克是表示了反对的。但献公不听，里克也没有坚持。相反，他对申生说：为臣，只怕不忠；为子，只怕不孝。废立之事，不是太子应该考虑的。太子还是努力做好工作吧！13

有人说，这是善于处理父子关系，14甚至就是为臣之道。这话恐怕可以商榷。比方说，后来里克杀奚齐和卓子，怎么就毫不手软，就不讲君臣大义？说到底，无非之前的献公强势，之后的骊姬和奚齐孤儿寡母，好欺负。这样看，后来里克被相对强势的惠公所杀，便多少有点自作自受。

再说狐突。

对于申生的率军出征，狐突也是劝阻了的，但申生不听。申生说，君父派我出来打仗，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为了考察我。既然反正都难免一死，不如一战。不战而返，罪过更大。作战而死，至少还能留下美名。

结果不出狐突所料，申生回国，谗言四起。于是狐突闭门不出。

里克和狐突的温良恭俭让，其实是姑息养奸。当然，以狐突当时的地位，多半也是无能为力。里克却不是无力，而是无心，或无胆。事实上，骊姬要谋害太子，里克是知情的。然而他左右为难，他的同伙丕郑则表示没有主意。里克便对丕郑说：弑君，我不敢；帮凶，我不能。我只有躲起来。

于是里克称病不朝。三十天后，骊姬得逞。15

最后说申生。

申生名为储君，其实是个苦孩子。母亲身份不明，16父亲另有所爱，大臣们对他的建议和劝导，都是要乖，要好，要听话，要尽忠，要尽孝。从来就没人告诉他，他自己有什么个人权利可以主张，也不知道该如何主张。

因此，当申生被骊姬诬陷时，他其实是无法自救的。有人对他说：太子去申辩吧，君上一定能明辨是非。申生却心灰意冷。申生说，我去申辩，骊姬就得问罪。我的国君和父亲老了。没有骊姬，他老人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君父不开心，申生怎么可能开心？

公元前656年，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申生在曲沃上吊自杀。17

冤死的申生死不瞑目。据说，死前申生托人带话给闭门不出的狐突：申生有罪，不听您老人家的话，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申生并不敢贪生怕死，只是心疼我们的国君老了，国家又多灾多难。您老人家再不出山，奈吾君何？如果您老人家肯出来做事，申生就算是拜您所赐而死，将无怨无悔。18

狐突后来的死节，或许与此有关。

再说君臣

现在，似乎该检讨一下君臣关系了。

君臣父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想当年，年轻的孔丘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问他何以治国，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齐景公则点头称是说，是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粮食，寡人吃得到吗？

事实上，君臣父子这四个字，乃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因此从西周以来，就被着力打造、建立和维护，不容动摇。

当然，秦汉前后，君臣关系是有区别的。西周到春秋，理论上是家臣效忠家君，国臣效忠国君，天下之臣效忠天下共主，即士效忠大夫，大夫效忠诸侯，诸侯效忠天子，逐级效忠。到战国，天子没有了，三级效忠变成两级效忠。但，逐级效忠不变，君臣关系也不变。

秦汉以后，诸侯没有了，逐级效忠变成直接效忠。皇帝是唯一的君，其他人从官员到百姓，都是臣。不过，这也要看世道。如果天下大乱，则各为其主。比如东汉末年，就是周瑜效忠孙权，关羽效忠刘备，郭嘉效忠曹操。效忠对象虽不相同，君臣关系仍然是纲。

很显然，在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君主制度的基石。其他关系，也都可以看作君臣，比如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兄弟和朋友看似平等，那是因为上面还有君父。没有君父，大哥便是君。君臣之道，岂非大义？

可惜，它先天不足。

不足在于不平等。君父，毋庸置疑地高于臣子。这可是违背人之天性的，因此不能不设法弥补。弥补的办法，是用对等来替代平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或“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9也就是说，君臣父子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也都要遵守游戏规则。一旦失礼，很可能代价惨重。

这事有案可稽。

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请两位大夫吃饭。两位大夫依照礼节，衣冠楚楚准时准点来到朝堂，恭恭敬敬地等在那里。然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太阳快下山了卫献公还不露面。最后，才发现他在园子里射雁。而且见了两位大夫，居然不脱皮冠就跟他们说起话来。

这是严重的失礼。皮冠，是戎装或猎装。所以，臣见君，君见臣，即便是在战争中或狩猎时，也至少要免冠（摘下皮冠）。鲁成公十六年，晋国大夫至三次遇到楚王战车，每次都要免冠。楚共王派使节去慰问他，他立即免冠听命。鲁昭公十二年，身穿猎装的楚灵王接见自己的大臣，则不但免冠，而且去披（脱去披肩）、舍鞭（扔掉马鞭）。不摘皮冠，就是把对方当作仇敌或野兽。请客吃饭而着猎装，更是公然的羞辱。卫国这两位大夫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便发动兵变把献公驱逐出境，十二年后才让他回国。

此事发生时，晋国的国君是悼公。悼公问他的乐师师旷：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师旷说，恐怕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国君，是祭祀的主持人，也是人民的希望。如果人民失望，那又何必要他？老天爷是爱民如子的。上天为人民立君，难道是让他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20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应该喝彩。

可惜，君要仁，父要慈，并没有可操作的制度来监督，也没法监督。他们仁不仁，慈不慈，守不守礼，全靠自觉。相反，君父们的绝对权威，则天然合理，无人质疑，不可动摇。结果是，君可以不仁，臣不能不忠；父可以不慈，子不能不孝。甚至一旦君父昏暴，则很可能不幸如申生：尽忠，他得死；尽孝，他也得死。不死，就不忠不孝；死，则忠孝两全。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这又是什么狗屁道德！

于是臣子们便只能碰运气，或者看着办。狐突、里克、庆郑的共同特点，就是恪守臣道，但不出卖良心，也不放弃尊严。要杀，随你！要命，拿去！我可以去死，但话要说清。死得不明不白，不干！

荀息则是另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条件地尽忠。在他看来，受人之托，尚且要忠人之事，何况是君父所托？至于成功与否，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臣子的基本立场。因为不管怎么说，君，总归是一国之主；父，则无疑是一家之主。君主蒙羞，则举国蒙羞；君主蒙难，则举国蒙难。所以，惠公被俘后，晋国的大夫们都披头散发，拔起帐篷跟着走。

秦穆公无奈，只好派使者去传话：诸位不必那么忧虑吧？寡人陪着贵国国君往西走，不过是要告慰贵国故太子的在天之灵，21岂敢有什么过分之举？

晋国的大夫们则诚惶诚恐地行起了将亡或已亡之国的大礼，三次下拜三次叩首。他们说：伟大的君上！您老人家脚下是地，头上是天。皇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誓言。我等卑微的外邦小臣斗胆站在下风口，等候您仁慈的命令！22

后来晋惠公被放，这一幕也是起了作用的。

起作用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晋国外交官的成功斡旋。

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

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

都跟我同样下场！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秦穆公终于见到了吕甥。1

吕甥是晋惠公的死党，里克和丕郑的死敌。当年惠公派丕郑到秦国赖账，丕郑就说是吕甥等人不同意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秦穆公听他这么说，便采纳丕郑的建议，派人到晋国诱捕吕甥。没想到吕甥等人识破诡计，反过来杀了丕郑，又把里克和丕郑的死党一网打尽。秦穆公想得到的，自然全部落空。2

因此吕甥和穆公，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只不过这一回，吕甥是作为晋国的使节到秦。使命，则是接回韩之战中被俘的惠公。

吕甥的使命不容易。

任重是肯定的。韩之战，晋国既战败，又理亏。答应赠与的土地不赠与，这是背信；晋国受灾秦国支援，秦国受灾晋国乐祸，这是弃义。因此秦国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他们抓住了罪魁祸首，哪能说放就放？

秦国君臣，也意见不一。有人主张杀了晋惠公祭祖，有人主张要晋国拿太子作人质来交换。秦穆公的夫人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姐，则拼了命来救她弟弟。最后，穆公同意谈判，吕甥则来接人。这事虽然已有八九成希望，但吕甥一言不慎，仍可能触怒秦国，那可就万劫不复。

因此吕甥跟穆公的对话，便很有看点。

穆公问：贵国和睦吗？

吕甥说：不和睦。小人因为国君被俘而羞愧难言，因为亲人战死而悲痛不已。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要立太子为君。他们说，宁肯事奉戎狄，也要报此大仇！君子则既心疼自己的国君，也清楚他的罪过。他们不怕征税加赋，全都整装待发，一心等待贵国的命令。他们说，秦国的恩德，是一定要报答的呀！如果不能报答，那就只能战死。小人和君子，各执己见，所以不和睦。

这其实是绵里藏针，话中有话了。

穆公当然也听出那骨头来，于是又问：贵国臣民，怎么看国君的命运前途？

吕甥说：小人忧心忡忡，认为他难免一死；君子主张恕道，认为他一定回来。小人说，我们害苦了秦国，秦国岂能放过寡君？君子说，我们已经知罪了，秦国也一定宽宏大量。一个人，背信弃义就抓起来，低头认罪就放了他，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厚道的德行，更严厉的惩罚吗？结果肯定是心存感激地惦念那恩德，心怀鬼胎地畏惧那惩罚。因此，就凭这一惩前毖后的举动，秦国便可以称霸。敝国的君子们坚信，与此相反的蠢事，秦国是不会干的！

穆公听了，大为赞许。他不但如约放人，还立即改善了惠公的生活待遇。3

吕甥这番外交辞令，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确实可圈可点；而另一位外交官的表现，则堪称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这位使节，就是鲁国大夫展喜。

展喜比吕甥更难。吕甥代表的晋国，只是战败而已；展喜代表的鲁国，却是还没开打就得求和。公元前634年，鲁僖公因得罪齐国，遭到讨伐。鲁国不是对手，只能诉诸外交。但，话怎么说，礼怎么送，鲁国君臣一筹莫展。因为再贵重的礼物，人家也可能不屑一顾。最后，展喜决定带最微薄的见面礼去。

他带去的是“膏沐”。

膏沐，其实就是洗发膏和沐浴露。

展喜说：敝国寡德之君不懂事，没伺候好贵国边疆的大臣，劳累君上您尊贵的脚步踏入敝国卑贱的土地，贵军将士也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寡君非常非常过意不去。因此，特派臣下冒昧地送些洗发膏和沐浴露，以示犒劳。

齐孝公问：鲁国害怕了吧？

展喜说：小人胆战心惊，君子有恃无恐。

孝公说：切！你们的粮库里一粒米都没有，田地里一棵草都不长。贵国都成这样了，凭什么满不在乎？

展喜说：凭贵我两国的传统友谊！贵国先君是太公，敝国先君是周公。想当年，太公和周公，辅佐武王平定天下，被成王册封在此。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铁的哥们吗？小弟犯了错误，大哥当然要教训，却总不至于要了小弟的命，也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忘了先王。所以我们不怕。

齐孝公听了，立即下令撤军。4

显然，这同样是相当成功的交涉。事实上，弱国未必无外交。相反，正因为弱势，才更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弱国或战败国的使臣，不但要刚柔兼济智勇双全，还更要有君子风度和贵族精神。

那就再看几个案例。

凶险的婚礼

公元前541年，郑国都城之内一片恐慌，因为楚国的一位政要即将进城。

这位政要是王子围。

子围是楚国的令尹。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大多由王子甚至储君来担任。实际上，子围就是前任楚君康王的弟弟，现任楚君郏敖的叔叔。而且，也就在这年年底，他即位为楚王，即楚灵王。这样一位人物，当然非同一般。

令尹子围是来迎亲的。

他娶的是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

段，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楚国的政要来迎娶郑国大夫的女儿，这是天大的好事，为什么要恐慌？

因为子围是带着兵来的。

事实上，子围来郑国，主要是进行国事访问，然后参加在郑国境内举行的十一国会议。当时诸侯的会盟有两种：一种叫“乘车之会”，不带兵；一种叫“兵车之会”，带兵。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约定的就是乘车之会，楚成王却带了兵去，结果宋襄公做了俘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郑国不能不小心谨慎。何况楚国的狼子野心，子围的专横跋扈，尽人皆知。这回他来郑国，谁知道真实目的是什么？谁又能担保他不会因为某件事情不高兴，就在郑国都城之内大动干戈？毕竟，此刻已是春秋晚期，礼坏乐崩，并非所有人都讲君子风度。何况楚人一贯自称蛮夷，原本就不那么恪守周礼。公然称王，就是表现。郑国虽然在春秋最早期，曾经是唯一的强国，这时却衰落到接近“第三世界”。楚国则虽然原本“蛮夷之邦”，现在却俨然“超级大国”。这就有如后来的葡萄牙遇到了大英帝国，硬碰硬是不行的。

惹不起躲得起。郑人只好请子围一行住在城外的国宾馆，好吃好喝伺候着。

但，子围除了访问，还要娶亲。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从说媒到成婚，要经过六道手续。最后也最隆重的一道，是“亲迎”，也就是新郎亲自到女方家里迎接新娘。这是除天子以外人人都要做的，子围当然也不例外。

亲迎就得进城，所以郑国恐慌。

这时，郑国主持工作的是大政治家子产，子产便派了一位使节去交涉。

使节的话，当然说得很客气：敝国的国都实在太狭小，不足以款待令尹大人的随从。敝国唯恐怠慢，因此请允许我们在郊外清理出一片宽敞的地面，权且替代公孙段的祖庙，不知可否？

子围也派使节作答。

楚国使节的话，同样客客气气，其实却不容商量。楚使说：承蒙贵国君上恩准，赐福予敝国寡德之大夫子围，让围有机会给公孙大夫的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围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举行仪式，向列祖列宗禀告，然后才胆敢前来亲迎。如果在荒郊野外举行婚礼，那就等于是把贵国君上的恩典扔在草莽之中，也让敝国寡德之大夫围，蒙受欺骗先君的不白之冤。这样一来，围还能够回国为卿，替寡君效力吗？恳请大人三思！

郑国的使节则干脆把话说穿。这位使者说：一个国家，弱小不是他的罪过。但如果稀里糊涂地以某大国为靠山，却毫无戒备，那就罪该万死。寡君将公孙之女许配给令尹大人，无非就是想要有个靠山。但是谁又知道，那大国是不是包藏祸心，要打小国的主意呢？我等小人，别的不怕，就怕这样一来，小国没了依靠，诸侯也起了戒心。贵国失信于人，号令天下就不再那么一呼百应。否则，敝国的国都，就是贵国的宾馆，哪里还会舍不得开放公孙段的祖庙？

这就等于捅破了窗户纸。子围一行，也知道郑国有了防备。借迎亲而灭郑国，是做不到了；而从《左传》的表述看，他们还真有这打算。于是提出不带兵器进城，郑国也表示同意。一场凶险的婚礼，终于有惊无险，化险为夷。5

嘿嘿，弱国岂能无外交？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婚礼结束后，子围便去开会。

这次十一国会议，是五年前“宋之盟”的继续。那次盟会，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甚至被认为是东周上下两段的一个分界点。6起因，是宋国大夫向戎痛感诸侯争霸，战乱不已，因此发起和平倡议。当时的超级大国，主要是晋、楚、齐、秦。向戎跟晋国执政赵武、楚国执政屈建私交不错，一说就通。齐国和秦国，也表示支持。诸小国处在夹缝中，早已苦不堪言，更是乐观其成。

于是，公元前546年，即鲁襄公二十七年夏天，以宋为东道国，晋、楚、齐、秦及其同盟国代表，共同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小国得到的和平安宁，宋有六十五年，鲁有四十五年，卫有四十七年，曹有五十九年，7差不多都有半个世纪。因此，历史上把这次盟会，称为“弭兵之会”。弭（读如米），停止和消除的意思；兵，指战争。所谓“弭兵之会”，其实也就是当时的“世界和平大会”。

可惜，世界和平大会，一点都不和平。

盟会还没开始，楚国就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各大国的同盟国相互朝见。这个提案表面上看，很是合理。比如江湖大佬们拜了把子，各自门下的小弟当然也要见见，然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楚国其实别有用心。要知道，参加盟会的国家中，只有陈、蔡、许三个小国是楚国的小弟，其余鲁、宋、卫、郑这几个中等国家则是晋国这边的。而且，鲁和宋拜了楚国的码头，鲁国的小弟邾和莒（读如举），宋国的小弟滕和薛，也会跟了去。再加上曹国，楚国便宜占大了。8

晋国当然不能同意。于是赵武让会议的发起人和联络人向戎转告：晋、楚、齐、秦，地位相当。晋国不能指挥齐国，就像楚国不能命令秦国。楚国如果能让秦国国君驾临敝国，敝国寡德之君又岂敢不去请齐君？楚人则耍赖皮说，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楚人却耍赖皮，说那就我们两家的小弟们见见好了。

可见，晋楚两国，一开始就在较劲。

因此两国的代表团，也各住一边。晋人住在宋都北，楚人住在宋都南。楚人甚至“衷甲”，也就是礼服里面穿了防弹背心。如此如临大敌暗藏杀机，让晋国代表团颇为紧张。最后，还是副团长叔向安慰团长赵武：打着谋求和平的旗号来发动战争，楚国应该还不至于。

但，要价则是肯定的。

楚人的要求，是先歃。歃（读如煞），就是歃血。这是当时诸侯各国盟会时的一个重要程序。具体做法，是牵一头牛来，割下左耳，放在盘里；流出的血，则放在一种叫作敦（读如对）的食器里。然后，参加会盟的代表，依次以口微微饮血，或用手指头蘸血涂在嘴旁，叫“歃血为盟”。这个动作，相当于在合同书上签字。

不过，签字可以同时，歃血却有先有后。排在第一的，一般都被认为是盟主，或盟主就该先歃。所以楚国的要求，晋国便表示不能同意。晋国代表团说：我们是当然的盟主，没有谁可以在晋国之前先歃血。楚国代表团则说，你们自己声称贵我两国地位相等，那就应该轮流坐庄，凭什么每次都是晋国优先？

吵来吵去的结果，是晋国让步。代表团内部，副团长叔向又劝团长赵武：诸侯归服的是德政，不是谁做主持人。历来诸侯会盟，都有小国来主持的。这次就让楚国做一回晋的小弟，又有何妨？

于是楚人先歃。9

不和平的世界和平大会，到此总算落下帷幕。但叔向的说法，其实是自欺欺人。没错，小国做盟会主持人的事，是有的。但那指的是“执牛耳”，不是歃血。执牛耳和歃血，是一个程序中的两个环节。第一步，是把牛的左耳割下来放在盘里。这就叫“执牛耳”。做这件事的人，相当于司仪，所以多半由小国的大夫来做。盟主是不动手的，在旁边看，叫“卑者执之，尊者莅之”。10然后，盟主取敦中之血先歃。盟主歃血后，才轮到其他人。

由此可见，同盟国地位的高低，不在盘中牛耳，而在敦里的血。先歃血的，才是老大。所以，公元前502年，晋国和卫国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结果便发生了肢体冲突。11执牛耳，牛吗？

看来，弭兵之会上，楚国是占尽了上风。原因也很简单，这时的楚国已成为南方强国，北方的晋国则开始走下坡路。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着楚国强悍的立场和强硬的态度。种种外交辞令，不过是华丽的面纱。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说法，甚至歪理。

实际上，所谓“世界和平大会”（弭兵之会），不过是大国的俱乐部。小国除了唯命是从，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他们的代表，不要说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就连保住自己的性命，都不容易。

比如叔孙豹。

硬汉叔孙豹

叔孙豹差点被杀。

鲁国大夫叔孙豹，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跟鲁国执政季武子的分工，基本上是“叔出季处”，也就是叔孙豹管外交，季武子管内政；叔孙豹出使，季武子守国。所以，公元前546年的宋之盟，公元前541年的虢之会，叔孙豹都是鲁国的首席代表。他的差点被杀，就发生在虢之会。

所谓虢之会，是五年前宋之盟（弭兵之会）的延续。因为会议地点在东虢（故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境内），故名。东虢原本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这会儿是郑国的属地。因此，楚国令尹子围来开会，便先访问郑国，顺便迎娶郑国大夫公孙段的女儿，这才有了那场“凶险的婚礼”。

那么，宋之盟后，为什么还要有虢之会？

表面上的理由，是重申世界和平；实际上的原因，是楚国要维持霸权，甚至是子围要耀武扬威。所以在会前，楚国代表团便提出不再歃血。因为上次会议是楚人先歃，如果又来一次，则理应让晋国先。如果不歃，则楚国仍是盟主。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再次让步，整个会议波澜不惊，完全变成了走过场。

大出风头的是子围。

子围当然得意。五年前弭兵之会时，楚国的首席代表是屈建。一年后，康王和屈建相继去世。康王的接班人懦弱无能，子围便大权独揽，玩弄国君于股掌之间。这次出国，更公然摆出楚王的仪仗，成为本次会议最遭热议的花絮。各国代表指指点点，楚国副代表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然而就在楚人春风得意，各国议论纷纷，会议即将结束时，战争爆发了。

发动战争的是鲁国的季武子。季武子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袭击了莒国的城市郓（读如运，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并据为己有，莒人则一状告到了会上。莒国在历史上，是一会儿依附于鲁，一会儿依附于楚的。现在鲁国欺负他，他当然要请楚国做主。楚国以盟主自居，也当然不能不管。何况这事还发生在世界和平大会期间，如果不闻不问，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楚国代表团正式照会晋国：请同意诛杀鲁国首席代表叔孙豹，以谢天下！

晋国，该如何表态？

很难很难。

诚如楚人所言，弭兵之盟还没散会，鲁国就发动战争，当然是对会议的公然挑衅，对誓言的公然背叛，对盟约的公然亵渎。但，这事是季武子干的，叔孙豹并不知情。杀叔孙豹，岂非冤枉？

晋国代表团团长赵武的助理，则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这位助理派使者前去暗示，只要叔孙豹肯花钱，他可以代为说情。

当然，助理的话说得很委婉，他想要一根腰带。

叔孙豹断然拒绝。

生死未卜的叔孙豹说，我等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家卫国。国家出了事情，总要有人顶罪。我如果靠贿赂而免于一死，他们无从泄愤，就只能进攻鲁国了。这是给国家带来灾祸呀，怎么能算是保卫？何况一个使节，奉君命而临大事，代表的是自己的国家。国家出了事，花钱去私了，岂非化公为私？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我叔孙豹宁愿去死，也不行贿！

于是扯下一块绸缎对使者说：我的腰带太窄了，请拿这个回去交差吧！

赵武听说，肃然起敬。

深受感动的赵武说：一个人，大祸临头却不忘国家，这是忠心；面对灾难却不离职守，这是诚信；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这是坚定。一事当前，首先想得到的是忠信坚贞，这是道义。这样的人，难道也可以杀吗？

当然不可以。

事实上，不但晋国代表团力保叔孙豹，就连楚人最后也网开一面。因为正如赵武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大臣都像叔孙豹一样，在内不怕困难，在外不避艰险，那就固若金汤，无所畏惧。这一点，倒是不论大国小国的。12

所以，必须保住叔孙豹。

是的。保住叔孙豹，就是保住一种气节，一种精神。有这种气节和精神，就是男子汉大丈夫。汉子是会受到敬重的，哪怕他不是使者，甚至还是对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敌人。

比如叔詹。

两手都要

叔詹是晋文公重耳指名道姓要杀的人。

公元前637年，流亡国外的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遭到郑文公傲慢无礼的对待。第二年，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六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0年，晋文公为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同时惩罚郑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向着楚国，便联合秦国伐郑。联军来势汹汹，兵临城下。据说，晋国的军队甚至已经推倒了郑都城墙上的矮墙。

这时，郑人怎样求饶都不管用。晋文公放出话来：把叔詹交给我，我就撤兵。

叔詹，怎么就得罪晋文公了？

难道郑文公的无礼，是叔詹的主意？

不。恰恰相反，叔詹力劝郑文公善待重耳。只不过，当他再三规劝仍然无效时，叔詹提出：如果不能以礼相待，那就杀了他。因为叔詹早已断定，公子重耳非同一般，迟早会继承君位。到时候，他也一定会来报复。

事实证明，叔詹是对的。

不过，当年的郑文公虽然铸下大错，这时的表现却像条汉子。他拒不交出叔詹，甚至不把这事告诉叔詹。

叔詹却挺身而出。

准备以身殉国的叔詹，只身一人奔赴晋营。他说：以区区一人之身，可以换回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安宁，这正是詹的愿望。

晋人则架起一口大锅，打算把他烹了。

叔詹说：请允许我把话说完再死！

晋文公说：你讲！

叔詹说，皇天上帝降灾于郑，让我郑国大祸临头。今天这个局面，是下臣当年就预计到了的。下臣当年能够尊敬贤明，防止祸患，这就是智。现在能够杀身成仁，报效祖国，这就是忠。说完，叔詹走向那口大锅，两手紧紧抓住鼎耳，对着苍天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从今往后，以智慧和忠诚报效国家的，都跟我同样下场！

晋文公立即站了起来。他下令释放叔詹，并以最隆重的礼节送他回国。

回国以后的叔詹受人敬重自不待言，可惜事情却并未因他的忠烈而告终。积怨难消的晋文公又提出，必须见到郑文公，当面羞辱一番，才肯罢休。

如此城下之盟，签则辱国，不签则亡国。进退维谷，就需要外交官来斡旋了。

郑国派出的外交官，叫烛之武。

烛之武是郑文公亲自请出山的，之前则似乎颇受冷落。所以，郑文公去请他时，他的回答是：臣年轻的时候，尚且比不上别人。现在老都老了，又能怎么样？郑文公则放下身段诚恳相邀：过去没能重用先生，是寡人的过错。但如果郑国灭亡，于先生也有所不利吧？

于是烛之武趁着夜色潜入秦营，去见秦穆公。

烛之武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个时候，做晋文公的工作已无济于事，只能釜底抽薪，策反秦穆公。但，动之以情，没用；晓之以理，也没用。能够说服秦穆公的，只有利害。

潜入秦营的烛之武，给穆公算了三笔账。

第一笔账，是灭亡郑国，对秦有没有好处。烛之武的结论是没有。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晋国。就算秦晋两国瓜分郑国，秦国得到的也是飞地。飞地是很难真正占有的。最后的结果，势必便宜了晋。晋国占便宜，就是秦国吃大亏，还要搭上财力物力，兴师动众，何必呢？

第二笔账，是保全郑国有没有好处。结论是有。因为秦在西，郑在中原。秦国有事于诸侯，多半要借道郑国东行。郑国作为东道主，可以为秦国的行李往来，提供种种方便。东道主，就是东边道路的主人；行李又叫行理或行人，即职业外交官。所谓“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就是整个郑国都成为秦的驿站和招待所，好处当然不小。

第三笔账，是晋国和秦国的联盟靠不靠得住。结论是靠不住。前车之鉴，便是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何况晋国的野心，哪里会有满足？他现在挥戈向东，把郑国当作囊中之物。如果得手，下一步就该向西扩张了。西边除了秦国，还有谁能填饱他的肚子？因此，对于秦国来说，联晋灭郑是损己利人，甚至引狼入室。

最后，烛之武对穆公说：请君上三思！

秦穆公当然一听就懂。他立即单方面与郑国签订和平协议，还派出部队给郑国站岗放哨。晋国的大夫闻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却不同意。文公说，没有秦国，寡人就没有今天。受惠于人又反目为仇，这是不仁；失去盟国，再树敌人，这是不智；放弃和谐，制造动乱，这是不武。我还是回去吧！

结果晋文公也撤兵。13

命悬一线的郑国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叔詹和烛之武，也是义和利的共同胜利。

如果战败

郑文公应该庆幸，因为战败国的日子不好过。

事实上，三十三年后，郑国就真正尝到了战败的滋味，只不过这次的胜利者是楚人。公元前597年，也就是襄老战死，知罃被俘的同一年，楚庄王因郑国在楚晋之间摇摆不定，决定教训一下这个“两面派”。这年春天，楚军包围了郑都。三个月后，郑国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郑襄公无路可走，只有投降。

投降是无条件的。作为战败国国君，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投降书上说得很清楚，郑国的土地、臣民和他自己，都任由楚国处分。如果楚君开恩不灭亡郑国，郑国也跟楚国的一个县没什么两样。

递交了投降书，郑襄公就等着发落。

很显然，战败国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前途也有好几种。最好的，是只要认输认栽，胜利者就放他一马，歃血为盟即可。其次，是虽然不灭亡这个国家，但要变成战胜国的附庸。再差一些，是战败国的臣民被迁出祖国，到其他地方定居。更差的，是他们都成为奴隶，被当作苦力、贡品或商品。当然，他们也可能被整体掳往战胜国，有如当年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运气不好的国君或储君，则可能血溅礼器，尸横祭坛，成为刀下之鬼。

这是有案可稽的。

比如蔡灵公。

蔡灵公原本是蔡景公的太子。公元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然后又跟这儿媳妇私通。太子忍无可忍，杀了景公，继位为君，是为灵公。不过蔡灵公被杀，却不因为弑君，而在于对楚国不忠。他伺候的楚君，偏偏又是灵王。前面说过，谥号为灵的，都有问题，比如与夏姬偷情又被夏姬之子杀掉的陈灵公，因为吃王八起纠纷而被杀掉的夏姬的哥哥郑灵公，派刺客暗杀大臣反被杀掉的晋灵公，做事不靠谱派宦官去向战俘传达命令的齐灵公。现在蔡灵公遇到了楚灵王，当然不灵，活该他倒霉。

公元前531年，也就是蔡灵公弑君之后十二年，此公被楚灵王骗到某地，灌醉后活捉，然后杀掉。与此同时，楚灵王派兵包围蔡国，蔡国太子率领国人英勇抗战，力不能支，城破被俘，楚灵王竟把他杀了祭祀社神。14

战败国命运之惨，可见一斑。

那么，郑襄公前途如何？

他的运气不错。因为这时的楚君，还不是灵王，而是庄王。庄王不但没有采纳某些人的建议灭亡郑国，反倒退兵三十里，才跟郑国签订和平条约。15

但，如果谁以为楚庄王是弥勒佛，那就大错特错了。也就在一年前，他借口讨伐夏姬的儿子而入陈，便决定把陈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事实上，如果不是楚国外交官的一席话，陈国没准就灭了，后来的郑国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位楚国外交官，叫申叔时。

楚庄王进攻陈国的时候，申叔时正好出使齐国。使命完成后，照例要回国复命。但申叔时述职完毕，便立即退下，什么都不再说。庄王奇怪，让人叫住他问：寡人凯旋，众人皆贺，只有你一言不发，什么意思？

申叔时问：可以陈述理由吗？

庄王说：当然可以。

申叔时就说，一个人牵了牛去践踏别人的田地，当然有罪。但如果把他的牛也没收，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追随大王，是要讨伐乱臣贼子。如果顺手牵羊，把陈国也变成楚县，岂非贪小便宜？

庄王问：把陈国还给他们，可以吗？

申叔时说：我们这帮小人平时就有句口头禅，叫“还回去总比不还好”。

于是楚庄王让陈复国。16

如此看来，当年的叔詹和烛之武，堪称功莫大焉。事实上，没有烛之武，秦国不会撤兵；没有叔詹，晋国也不会罢手。不难想象，晋文公作出最后决策时，叔詹的影子一定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是的，政治也好，外交也好，战争也好，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因此，真起作用的，一定是利，秦穆公可以证明；但感人至深的，则一定是义，晋文公可以证明。

那么，楚灵王之灭蔡呢？

没人看好。事件发生前，晋国的政治家叔向，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就断言蔡国必亡，楚灵王也不会有好下场。他们的意见也很一致：蔡灵公有罪，所以上天要借楚人之手灭了他。楚灵王多行不义，所以上天要用灭亡蔡国来加重他的罪孽。这种观点，很有点像西方人的说法：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周景王手下一位名叫苌弘的大夫，更是从星相学的角度作了解释。苌弘说，蔡灵公弑君那年，岁星在营室。至今十三年，岁星又在营室。所以蔡灵公必遭报应。楚灵王弑君那年，岁星在大梁。两年后，岁星又会在大梁。距离楚灵王弑君，也是十三年。所以两年后，楚灵王必遭报应，蔡国则会起死回生。17

事实证明，叔向、子产和苌弘的预测都没错。公元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一切都准时准点，分秒不差。18

奇怪！这世界上，难道真有天意？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只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

她披着薜荔，系着女萝，骑着赤豹站在峰顶，

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一片片飘了下来。

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号啕大哭，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请看名单──

中军

正帅荀林父

副帅先縠（读如湖）

大夫赵括、赵婴齐

上军

正帅士会

副帅卻克

大夫巩朔、韩穿

下军

正帅赵朔（赵氏孤儿赵武的父亲）

副帅栾书（栾鍼的父亲）

大夫荀首（知罃的父亲）、赵同

全军

司马（军法官）韩厥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荀首的儿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更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克卻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最后，这两支部队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盲目被动，找不着北，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奇怪。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其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联盟。目的，则是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一方面，楚是晋的死敌。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另一方面，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中原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由于防备不足，楚国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就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没几天了。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之战吗？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有大事，包括诸侯和大夫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也要祭祀。这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7

总之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只是“参考消息”。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献公根本不听。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者心理暗示。拿主意，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夺回去。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预测到秦穆公必定活捉晋惠公的秦卜徒父。10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就叫“魏”。

牛！这样的预言，实在是牛。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因此，公元前525年，他在预言了宋、卫、陈、郑四国的火灾后，便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他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发生火灾。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什么叫“天道远，人道迩”？就是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跟我们十万八千里，根本就够不着，也不相干（非所及也）。那么，你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何以知之）？至于裨竃的预测为什么会精准，子产的说法是：这人不过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打，尽管随它去！14

但，前一年的火灾，子产却是进行了祭祀的。他祭祀了水神玄冥和火神回禄，迁走了太庙里的神主和大龟，后来还大建土地神庙，这又是为什么？

安定人心。

人心是重要的。四国大火齐发，难免人心惶惶。这个时候，不去讨论鬼神是否存在，先用来抚慰人心再说，便相当于现在的“心理治疗”。但更重要的，还是务实。实际上当时子产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局面和灾后重建，包括派府人（国库管理员）和库人（兵库管理员）看守仓库，司马（军法官）和司寇（刑法官）实施救火。子产还让人记录被烧毁的房屋，减免受灾群众的赋税，并发给他们盖房子的材料。与此同时，他还立即派出外交官向各国通报灾情，下令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市场停止交易三天。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务实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才是更重要的。像陈国那样不救火，许国那样不恤民，舆论便认为他们迟早要灭亡。15

神重要，还是人重要？

人重要。不要忘记，周人的核心思想和主流观念，是“以人为本”。16

因此，神就是人。

是这样吗？

是。

华人的鬼神世界和崇拜系统，东汉前后不一样。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悄然兴起，中国便多出两个崇拜对象，这就是佛和仙。佛原本是人。只不过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先自觉，后觉他，最后觉行圆满，便由人变成了佛，叫“立地成佛”。仙也原本是人。只不过服了某种丹药，或有了某种法术，可以腾云驾雾，长生不老，便由人变成了仙，叫“肉体成仙”。而且，成仙者还可以带上七大姑八大姨和阿猫阿狗，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之，佛和仙，都是人。这两个字，也都是单人旁。

那么，东汉以前呢？

东汉前的祭祀对象和崇拜对象，主要有三种：天神、地祇（读如其）、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祖宗和烈士，都是人鬼。称之为鬼，不带贬义，也不是亵渎。

那么，天神和地祇，是人还是神？

人。只不过，是有大功德、大贡献、大作为于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这些功德和贡献，包括五项指标：为民立法，以身殉职，以劳定国，抗御天灾，平息祸乱。一个人，只要达到了其中一项，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

比如后土和后稷。

后土和后稷，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神。后土就是土地神。他的祭坛，叫社。后稷则是谷神。他的祭坛，叫稷。社和稷连起来，叫社稷。社稷和宗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甚至是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然而社神与稷神，也原本都是人。稷神是两个人，一个是炎帝的儿子柱，另一个是周人的先祖弃。他俩的贡献，是发展了农业，所以是谷神。社神则是共工的儿子句龙，曾担任黄帝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后土），所以是土地神。17

其实就连最高天神上帝，也一样。比如商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帝喾；楚人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先祝融。只不过，商人的叫上帝，楚人的叫上皇，也就是《九歌》中的东皇太一。

显然，我们民族的鬼神世界中，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家大业大功劳大，这才福大命大造化大。但，功德、贡献、作为，必须足够大。不够大，则仍然是鬼。大人物死了是“大鬼”，名人死了是“名鬼”。

鬼神既然原本是人，则鬼神的世界跟人类社会一样，也有部落和国家，而且是天人对应的。不同的部落和国家，有不同的上帝和鬼神。不是一家人，就不拜一家神，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8也就是说，你有事，要占卜或祭祀，必须面对自家的鬼神。否则，神不受理。

同样，既然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那么，神的心灵就是人的心灵，神的愿望就是人的愿望，神的梦想就是人的梦想，神的爱情也就是人的爱情。

比如山鬼。

山鬼与女巫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头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骑着赤豹的山鬼站在峰顶，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飘然而下。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嚯，这是什么神？

山神。

是的，山鬼就是山神。在楚人那里，鬼和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不过，这位山神是女神，而且是性爱女神。有人甚至说，她就是巫山神女。19因此她在屈原的笔下，就显得十分迷人和性感——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笑善窈窕。

山之阿（读如婀），就是山凹；被（读如披），就是披；薜荔（读如毕利）和女罗（即女萝），都是蔓生植物；含睇（读如第），即含情脉脉，微微斜视；窈窕，是美好的样子。因此这四句歌词，也可以这样翻译——

有个人儿呀，

在那山窝窝；

肩上披着薜荔，

腰上系着女萝。

含情脉脉，

微微笑着。

这样好看的样子，

是因为你爱我。

确实性感，尤其是还有豹子。

豹子也可能是驾车的，因为还有车。车身是辛夷木，旗帜是桂花树，车里装着石兰和杜衡。这些香花野草，是要送给心上人的。

那么，心上人是谁？

不清楚，也不必清楚，因为这不是情歌，而是神曲。实际上，《楚辞·九歌》十一篇，原本都是沅湘流域人民祭祀时，唱给神听的。其中，《东皇太一》祭祀上帝，《云中君》祭祀云神，《大司命》祭祀生命之神，《少司命》祭祀生育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这些是天神。《湘君》和《湘夫人》祭祀湘水之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巫山神女。这些是地祇。《国殇》祭祀阵亡将士，这是人鬼。天神、地祇、人鬼，全都有。至于《礼魂》，是送神曲。

送神曲非常简短，而且一片欢乐祥和——

祭礼已成啊敲锣打鼓，

击鼓传花啊载歌载舞。

此起彼伏啊男巫女巫，

亮丽歌喉啊从容步武，

春兰秋菊啊千秋万古！

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看，倒像是反的。

负责请神和送神的，是巫觋（读如惜）。巫就是女巫，觋则是男巫。巫和舞，是相通的。巫者就是舞者，也是歌者，他们是祭祀舞台上的中心。

实际上，所谓“巫”，原本就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20所以女巫就是女舞，巫女也就是舞女。他们的歌舞，则不仅为了颂神和娱神，更是为了通神。古人认为，巫觋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天神、地祇、人鬼有话要说，就通过巫觋发言，叫“显灵”。人有事情要请神指点或帮助，也通过巫觋表达，叫“通灵”。因此，在祭祀或巫术的仪式上，巫觋既是巫，也是神，叫“为神而亦为巫，一身而二任”，21颇有些“又做师婆又做鬼，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意思。

巫觋既然有这样一种任务，那么，他们当中至少得有人穿着神的衣服，扮着神的模样，做着神的动作，讲着神的语言，表现着神的情绪，叫“灵保”。22这可能是最古老的神职人员和表演艺术家。他们是巫术的，也是艺术的。因为只有表演得逼真，人们才会相信他们真是神灵附体。反过来，也只有当真认为自己能够通神，才能逼真。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弄不清是在表演还是玩真的。

楚人《九歌》的魅力，正在于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山鬼》。这一曲歌舞，是女巫表演的。她们要祈求的，则是爱情。既然是爱情，那就既有相爱也有失恋，因此既有含情脉脉的凝视、耐心守候的期盼，也有“东风飘兮神灵雨”、“风飒飒兮木萧萧”、“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至于是谁爱谁，谁失恋，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在为一切有情人祈福。

同样，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诗句本身，硬要弄清楚哪部分是山鬼的，哪部分是女巫的，因为她原本“一身而二任”。要紧的，是体会。

其他篇章，也如此。

那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和场面！云中君华采若英，灵动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大司命神秘威严，高傲冷峻，“众莫知兮余所为”；少司命竦剑拥艾，荷衣蕙带，“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太阳神东君英武豪迈，潇洒多情，“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23

噫！以北斗七星为勺痛饮桂花酒，这是什么样的神灵，这是什么样的形象！

还有《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24

是的，天帝的公主就要降临江中的小洲。望眼欲穿，怎么能不让我忧愁。可是她若隐若现，时有时无。放眼望去，但只见秋风吹拂之下，洞庭湖微微泛起波浪，树叶儿一片片轻轻飘了下来。

这，还是巫术吗？

当然还是。

但，更是艺术，就像希腊人的宗教。

因此我们无信仰

跟中国一样，希腊也有巫术。

希腊的巫师跟楚国的巫觋息息相通。他们也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同样可以通灵。因此，他们被叫作“神的着魔者”（entheos）。被神灵附体，则叫作“神性的着魔”（enthousiasmos）。这时，男巫和女巫都会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那些崇拜狄俄尼索斯的女巫，还会一边如醉如痴地舞蹈，一边奔跑着翻山越岭。当然，男巫和女巫在着魔时也会载歌载舞念念有词。这些词句被认为是“神赐的真理”，这种神灵的感动则叫“灵感”（inspiration）。25

艺术创作要有灵感，起源就在这里。

因此，当希腊人把他们的巫术变成宗教时，便顺理成章地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希腊的宗教是艺术，早已为黑格尔所揭示。事实上，希腊的神就是人，只不过比一般人更高大，更完美，更健康，更有力量，而且永远不死。其他方面，则与人无异。所以，当一个希腊人路遇俊男靓女时，他可能会停下脚步，羡慕而恭敬地问对方：你是不是神？26

神在希腊，是最高的美。27

但请注意，与人相比，希腊的神，也只是更加漂亮而已。这种漂亮是纯粹的美，与道德无关。相反，希腊的神几乎是“无恶不作”的。许多人间悲剧，就来自神祗的意气用事和胡作非为。所以，希腊人从来就不把他们的神看作道德楷模。相反，他们对于神的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很可能愤愤不平。

比如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是在好友战死后，才真正投入特洛伊战争的。为了替好友复仇，他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并发誓要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拿去喂野狗。赫克托耳的父亲到军营来求他，请他敬畏神祇，阿喀琉斯却不以为然。他的说法是：那些神祇为人类规定了命运，自己却优哉游哉！

当然，阿喀琉斯最后还是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停止攻城十一天，以便特洛伊人有足够的时间安葬赫克托耳。但这与敬畏神祇无关，而是被老年丧子的特洛伊国王所感动，并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中国人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希腊人这里是不管用的。他们不看佛面，只看僧面。

我们则又是一种风采。

周人崇拜的神，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漂亮不漂亮不知道，道德高尚则毋庸置疑，或不许质疑。就连那些自然神，也要有贡献和功德。比如天上三光，是可以瞻仰的；地上五行，是赖以生存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的。中看不中用的，谁会把他当神？28

天神和地祇有功，人鬼有德，都不必漂亮。

神在中华，是最高的善。

有功有德的神祇们是周天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周王国一位名叫过的史官说：神祇降临人间，一般是在两种时候。一是这个国家将要兴盛，二是这个国家将要灭亡。前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高尚；后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邪恶。虢公国一位名叫嚚的史官则说：一个国家如果将要兴盛，就听人民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祇的。因为神，既聪明，又正直，还专一。人想要怎么样，他就帮你怎么样。如果你存心要失败，神一定让你去死。29

史嚚的话，很有意思。

按照史嚚的说法，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神决定的。恰恰相反，神的决策反倒是人决定的。人要学好，神让你步步高升；人要学坏，神让你万劫不复。神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给你一个加速度，加快你的兴盛或灭亡。如此而已。

这样的鬼神崇拜，难道也能叫宗教，叫信仰？

当然不能。

那该怎么说？

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教无信仰。

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

可以跟我们相呼应的，是希腊。

把宗教变成艺术的希腊人，实质上也是没有信仰的。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早早地就建立了人本精神；由此带来的麻烦，则是核心价值观很难恒定。30由是之故，希腊文明终于陨落。希腊的人本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要暂时坠入深渊，然后才能通过文艺复兴而得到弘扬。但从此，便牢不可破。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存在。

我们的人本精神也是早熟的。因此，如何保证观念的恒定和社会的稳定，就煞费了先贤们的苦心。周公他们的办法，是建立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由此维持了数百年的太平。但从春秋开始，礼坏乐崩。井田制和封建制崩溃，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社会陷入长时间的动荡。于是，从春秋到战国，就成了中华史上异彩纷呈的另一种华彩乐章。

后记
年轻就是好

记得当年读《诗经》，最打动我的不是《关雎》，而是《汉广》──

南方有嘉木，

可是靠不上；

汉水有女神，

可是追不上。

汉水是那样宽广，

我真是没有希望；

长江是那样绵长，

我真是没有方向。

我喜欢这诗，因为我也失恋了。

那会儿，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当农工。住的是干打垒，吃的是玉米面，干的是体力活。农场没什么娱乐活动，电视和电脑更是闻所未闻。幸好奔赴边疆时，随身还带了几本书。遇到难得的农闲，便翻译《诗经》和《楚辞》打发日子。到现在，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译文，比如《有狐》──

狐狸找对象，

在那石梁上。

让人心疼的穷小子呀，

可怜他没有衣裳。

还有《月出》──

月亮出来皎皎的，

姑娘容貌娇娇的，

姑娘身段高高的，

我的情思悄悄的。

当然，这都是做梦。没什么姑娘像《草原之夜》说的那样“来伴我的琴声”，更不会像《敖包相会》唱的那样“自己跑过来”。碰钉子的事，倒是有的。

奇怪！苦哈哈的，还有这念头？

有，因为年轻。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年轻更好的了。一个人再有权，再有钱，再有地位，都买不来换不来年轻。年轻，就可以胡思乱想；年轻，就可以个性张狂；年轻，就可以不管不顾；年轻，就可以神采飞扬。年轻人是有特权的，因为他少不更事，因为他血气方刚，因为他来日方长。

人类也一样。

是的，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也有自己的初恋和失恋。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红山文化遗址的女神雕塑，斯通亨奇的环状列石，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表现着人类童年的纯真；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占星术，古印度的阿修罗，古罗马的万神殿，还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奥林匹克，我们的《诗经》和《楚辞》，以及共同拥有的英雄好斗和少女多情，则表现出少年的飞扬跋扈和天真烂漫，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没错，青少年时代的世界各民族都一样，脸上长着青春痘，身上流着孩童血。

是的，那时年少。

这是事实，也是历史，问题是怎么看。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说过，一个成年人并不可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不让他感到愉快吗？他不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一个民族的固有性格，不是在他儿童的天性中，在每一个时代都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当然应该。

从西周、东周到春秋，就是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人，是有着真性情、真血气的，因此有情有义，敢爱敢恨。这才有杀身成仁的刺客，追求真爱的情人，义无反顾的战士，忠贞不贰的臣子，力挽狂澜的使节，以及人情味十足的鬼神。他们集体地表现出一个民族“发展得最完美地方”之永久的魅力。

因此，如果说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描述了我们民族的“身子骨”，那么，本卷要展示的就是“精气神”。那些少年心气，那些男生女生，那些花花草草，那些磕磕碰碰，都无不透出青春气息，湿漉漉地扑面而来，让我们无限向往，让我们过目不忘。

请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吧！

前面的路，将风高浪急，险象环生。

注释

总注

本卷涉及之史实，均请参看《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

第一章

1．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见《战国策·赵策一》、《史记·刺客列传》。

2．知氏的知，读如智。所以“知伯”也写作“智伯”。《史记》之《赵世家》为“知伯”；《刺客列传》作“智伯”。智伯名瑶，谥号“智襄子”。

3．《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持此说。

4．赵氏家族的始祖是赵夙，然后依次是共孟、赵衰（赵成子）、赵盾（赵宣子）、赵朔（赵庄子）、赵武（赵文子，亦即“赵氏孤儿”）、景叔、赵鞅（赵简子）、赵毋恤（赵襄子）。赵襄子去世后，他的弟弟驱逐襄子指定的接班人，自立为家君，这就是赵桓子。桓子即位一年后去世。国人认为桓子的得位不符合襄子遗愿，便杀了桓子的儿子，立襄子指定的赵浣为君，是为“献侯”。此事在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章曾经提到。

5．鉏是多音字，也是锄的异体字。用于国名，读如徐；用于“鉏鋙”（龃龉），读如举；用于姓氏，读如除。麑，读如尼或迷。鉏麑刺杀赵盾，以及相关史实，《左传》、《国语》、《公羊传》、《吕氏春秋》、《史记》之《晋世家》和《赵世家》均有记载，本书的描述整合了诸家所说。

6．晋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武王的弟弟唐叔虞。晋君从西周起一路嫡传，都称“侯”，最后一代叫“哀侯”。哀侯以后，嫡系被灭，取而代之的是曲沃的旁支，始祖叫“武公”。以后晋君都称“公”，依次为武公、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灵公。灵是“恶谥”。历史上谥为“灵”的，多半“不灵”。比如郑灵公，是因为吃王八而起纠纷，被自家兄弟谋杀的（《左传·宣公四年》）。陈灵公，则是与朝臣共享情妇，又被情妇之子愤而杀死的（《左传·宣公十年》）。

7．卿，是古代天子或诸侯所属之高级辅佐，有上中下三等。位类上卿而执政者，叫“正卿”，也叫“冢卿”。

8．这句话的原文是“To be or not to be”，历来有各种译法。朱生豪先生的译文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9．荆轲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10．聂政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11．索福克勒斯完成《安提戈涅》，是在公元前442年（一说441年）；聂政刺韩，是在公元前397年（韩烈侯三年）。所以索福克勒斯和聂荣可算同时代人。鉏麑自杀，是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十四年）。所以鉏麑与聂荣、安提戈涅相距二百多年。

第二章

1．夏姬之事及相关人物据《左传》之宣公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成公二年、七年，昭公二十八年。

2．《诗经·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3．《诗经·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4．《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5．《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6．《国风·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7．《国风·唐风·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

8．《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9．《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10．《国风·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大车啍啍，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奔。毂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11．《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12．《国风·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13．《诗经·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14．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注。

15．见《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诗经·陈风·东门之池》。

16．原因请参看《左传·宣公十年》杜预注。

17．夏姬被带到楚国，是在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襄老战死在郑国，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是在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

18．春秋时期的性关系，远不像后世那样严谨。有人跟庶母偷情，有人抢儿媳妇和弟媳妇，有人做换妻游戏，有人甘愿戴绿帽子，还有兄弟姐妹乱伦。这些事《左传》都有记载，可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19．请参看约翰·德林瓦特主编《世界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三章

1．知罃被俘，是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夏；被释放，则在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夏。

2．当时的制度，是将士出征之前，先要祭祀社神，叫“祭社”。祭祀用的肉和酒要分给大家，叫“受赈”。同时要用血涂抹军鼓，叫“恤鼓”。恤鼓的血，往往用战俘的，而且最好是等级高贵的战俘。知罃所谓“执事不以臣恤鼓”，其实是说楚人没有杀他。

3．此处原文为“不榖”。但为便于读者理解，凡楚王自称“不榖”处，以后均改为“寡人”。

4．事见《左传·鲁成公三年》。

5．事见《左传·鲁襄公十七年》。

6．《兔罝》之兔为於菟，最早由宋代王质提出，闻一多《诗经通义》亦有证明。

7．事见《礼记·檀弓上》。对这一记载的解释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事见《左传·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家语·子贡问》。

9．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退避三舍，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7年对楚成王的承诺。

10．见《左传·成公二年》。

11．见《孟子·离娄上》。

12．鄢陵之战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13．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源》。

14．参看《国语·齐语》。

15．古代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驾驶员）居中，又有一个人居右，以备倾侧。这个人，战时叫车右，平时叫骖乘。见《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

16．请参看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2005年版）及书后附录王以欣《古代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本节参考该书和该文之处甚多，无法一一注明，谨此致谢！

17．事见《左传·僖公十九年》。

18．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19．请参看《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20．事见《左传·僖公八年》。

21．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第四章

1．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2．《礼记·曲礼上》：“君前臣名。”

3．见《汉书·文帝纪》颜师古注，《榖梁传·成公五年》注。

4．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5．据《左传·僖公九年》，里克和丕郑支持重耳；但据《国语·晋语二》，他们中立。

6．晋献公去世，是在鲁僖公九年九月；里克发动兵变，是在同年十月。

7．事见《左传·僖公九年》、《国语·晋语二》、《史记·晋世家》。

8．事见《左传·僖公十年》、《史记·晋世家》。

9．事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10．见《荀子·王霸》。

11．见本节所述综合了《左传·僖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三》。

12．见《左传·僖公四年》。

13．见《左传·闵公二年》、《国语·晋语一》。

14．见《国语·晋语一》。

15．见《国语·晋语二》。

16．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公夫人穆姬和太子申生。烝，就是与母亲辈的女人发生性关系。齐姜是什么人，有争议。

17．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18．见《国语·晋语二》。

19．见《论语·八佾》。

20．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21．据《左传·僖公十年》并杨伯峻注，晋惠公即位后，占有了故太子申生之妃。申生向狐突显灵，称惠公必败于韩。

22．事见《左传·襄公十五年》。

第五章

1．吕甥名饴（读如义），是晋侯的外甥，采邑在吕（今山西省霍县西），所以叫吕甥。又因为阴（今山西省霍县东南）、瑕（今山西省临猗县附近）也是他的采邑，所以也叫阴饴甥、瑕吕饴甥。

2．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3．九年后，晋惠公卒，公子重耳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吕甥等人策划叛乱，谋杀晋文公未果，逃亡，被秦穆公诱杀。

4．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国语·鲁语上》。

5．事见《左传·昭公元年》。

6．范文澜先生认为，以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之会为界，前半段是诸侯兼并为主，大夫兼并为次；后半段，则是大夫兼并为主，诸侯兼并为次。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7．据杨伯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注。

8．此段分析，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9．本节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0．请参看《左传·定公八年》杨伯峻注。

11．见《左传·定公八年》。

12．本节综合《左传·昭公元年》、《国语·鲁语下》。

13．本节综合《左传·僖公三十年》、《国语·晋语四》、《史记·郑世家》。

14．事见《左传·昭公十一年》。

15．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16．事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17．语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岁星就是木星。营室，即二十八宿的室宿，有两颗星，即飞马座的α和β。大梁，为十二星次之一，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金牛宫。

18．事见《左传·昭公十三年》。

第六章

1．招降的说法，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2．知罃被换回一事，见本卷第三章。

3．以上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4．事见《左传·成公七年》。

5．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6．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事见《左传·僖公四年》。但立骊姬为君夫人，不在此年。

9．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10．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

11．事见《左传·闵公元年》。

12．裨竃事迹见《左传》之襄公二十八年、三十年，昭公九年、十年、十七年、十八年。

13．语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14．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

15．事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16．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17．请参看《国语·鲁语上》。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完整的国家，鲁人的说法是可靠的。

18．语见《左传·僖公十年》。

19．此说最早由清人顾成天《楚辞·九歌解》提出，后孙作云、闻一多、马茂元、陈子展、姜亮夫、郭沫若均持此说。

20．见许慎《说文解字》。许慎还说，巫字的形象是一个人长袖善舞的样子，但罗振玉、林义光、商承祚等诸多学者均不同意，认为字形与袖无关，与玉有关。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四册第761页。但巫就是舞，并不错，《九歌》可以证明。

21．请参看钱锺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

22．请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古至五代之戏剧》。

23．请参看吴广平校注《楚辞》。

24．帝子，就是即公主；北渚（读如主），北边水中的小洲；眇眇（读如秒），遥遥远望；袅袅，微风吹拂。下，读如户。

25．请参看朱狄《灵感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他》。

26．请参看丹纳《艺术哲学》。

27．请参看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四卷《论希腊人的艺术》。

28．请参看《国语·鲁语上》。

29．均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30．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附录

本卷所涉及的春秋故事年表

前684年，鲁宋之战，县贲父因马惊而自责，冲进敌营战斗而死。

前656年，齐楚召陵之战。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前651年，晋献公去世，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殉难。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前650年，晋惠公杀里克。

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史称“泛舟之役”。

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购买粮食，遭到拒绝。

前645年，秦晋韩之战，晋惠公被俘。一个月后被释放，杀庆郑。

前639年，宋襄公大会诸侯，被楚军俘虏。

前638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坚持遵守游戏规则，战败受伤。

前637年，宋襄公死在五月，晋惠公死在九月，晋怀公杀狐突。

前634年，齐伐鲁，鲁僖公派展喜使齐，齐退兵。

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双方彬彬有礼宣战。

前630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

前607年，鉏麑因拒绝谋杀赵盾而自杀。晋灵公被赵穿所杀。

前605年，郑灵公被杀。

前599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前598年，楚庄王伐陈，夏姬归楚，被许配给楚国大夫襄老。

前597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襄老战死，知罃被俘，楚军教败退的晋军修车。

前589年，夏姬和巫臣私奔到晋国。

前588年，知罃被释放。

前584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

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战争中相互行礼。楚王派人慰问晋国大夫卻至，晋君车右栾鍼向楚军将领子重敬酒。晋国下军统帅韩厥和新军副帅卻至，为恪守君臣之道，放弃俘虏郑成公的机会，郑成公的侍卫长则为掩护国君撤退战斗而死。

前559年，卫献公因待臣无礼而被驱逐出国。

前556年，鲁国战士臧坚被齐军俘虏，因不愿被羞辱而自尽。

前546年，弭兵之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前543年，蔡景公为太子娶妻于楚，私通，被弑，太子继位，是为蔡灵公。

前541年，楚国令尹子围访问郑国，娶公孙段之女。虢之会，季武子侵郓，叔孙豹不以贿免。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前537年（鲁昭公五年），楚伐吴，蹶由使楚被扣，囚禁十四年后回国。

前531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以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前529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蔡人复国。

前525年，吴伐楚，公子鲂占卜，战死。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同日火灾。

前502年，晋卫会盟，卫灵公让晋国大夫执牛耳，自己先歃血，发生冲突。

前480年，子路战死。

前453年，豫让刺杀赵襄子未果，自尽。

前397年，聂政刺韩，后自尽。

前227年，荆轲刺秦。

◎春秋时期诸国分布图

易中天中华史：青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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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刺客

复仇者

谁该去死

拔出你的剑来

行刺，还是演出

杀手情

这样的女人和男人

第二章 情人

尤物夏姬

郑国女孩

风流本非罪过

不幸与万幸

情种巫臣

赖不到神头上

第三章 战士

极品战俘

风采，风骨，风度

军事奥林匹克

好男才当兵

环球同此高贵

难言宋襄公

第四章 人臣

老爹退下

血案早已发生

又起屠刀

我不逃

怎么都得死

再说君臣

第五章 使节

弱国岂能无外交

凶险的婚礼

枪杆子里面出说法

硬汉叔孙豹

两手都要

如果战败

第六章 鬼神

人有病，天知否

迟到的应验

信不信由你

神就是人

山鬼与女巫

因此我们无信仰

后记 年轻就是好

注释

附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春秋到战国／易中天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10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3827-7

Ⅰ．①从…　Ⅱ．①易…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战国时代　Ⅳ．①K2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65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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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9千字

印张　7.375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827-7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春秋到战国，这五百年历史是绑在战车上前行的。

目录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姑息原本为养奸

弑君第一案

又杀了两个

天子挨打

霸主就要来了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尊王与攘夷

蛮夷之邦：楚

不战而霸

真霸主晋文

准霸主秦穆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血染的霸业

两笔账

阖闾伐楚

夫差亡国

勾践灭吴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黄河，长江

子产政改

鲁国政变

田陈代齐

三家分晋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天子没了

这错不该犯

只能霸道

从此血腥

为谁改革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骗子张仪

食客冯

商人吕不韦

这是什么时代

谁来回答中国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注释

附录

郑庄公命令各部，

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

他的手下一箭射去，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和弟弟都翻脸了。1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的第一年。也就在这年，立国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但，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惯不怪的外族入侵，郑国这边却是地地道道的祸起萧墙。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据说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郑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一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大体如此。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再说了，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八竿子打不着。跟共，倒是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2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实线箭头为段的逃亡路线：京→鄢（路过新郑）→共（卫国势力范围）。

虚线箭头为合理的逃亡路线：京→廪延（郑国势力范围）→共（卫国势力范围）。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牛人，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他即位时，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3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让叔段肆意妄为长达二十二年之久？4难道他对段的狼子野心，事先竟毫无察觉，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

当然有。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所以叫封人。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当然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5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这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

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

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

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

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

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又杀了两个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6

第一个是鲁隐公。

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这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7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他在路上，与孔父嘉的妻子不期而遇，立即魂不附体，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牛起来了。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便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8

这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那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讲到的夏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这样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虢在今河南省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与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了。王室的尊严和体面，大大受损。

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三月十二日，周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省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9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天下共主”，竟然不过战败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去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霸主就要来了

周桓王与郑庄公的长葛之战，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都已经难以维持，终将土崩瓦解。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封建，就是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划为几十个单位，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国，也叫邦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来的，叫家，也叫采邑。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但，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最高，是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是邦国，因此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10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11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省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省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2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已非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3其实，宋殇公固然没把天子放在眼里，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齐桓公说，看见寡人的队伍了吧？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楚帅则不卑不亢地回答：

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

如果一定要用武力，

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个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

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1

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已是春秋。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他跟他妹妹，大约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那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2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她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的处理，竟是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3

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齐国的霸道，鲁国的尴尬，也不言而喻。事实上，桓公被杀后，鲁国向齐国提出的外交诉求，也只是惩办凶手，并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相反，没有了鲁桓公这个障碍，齐襄公跟鲁文姜的乱伦，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幽会，载入史册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庄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齐国去跟情郎哥哥做爱，根本不顾鲁国的体面。4可见当时的齐国已相当强势。鲁国除了忍气吞声，并不能有什么主张。

齐，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但真正成为超级大国，却得归功于管仲。

管仲是春秋第一位大政治家。

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与齐襄公和齐桓公相关的人物关系图

弄清楚了本图所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就知道当时已是怎样的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妻不妻，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见灰色部分）。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齐国进入了桓公时代。

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5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

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

军政一体。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

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

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管仲设计的齐国行政管理系统

◎管仲设计的军政一体制度

看明白这张图，对军国一体和军政一体，应当会有更深刻和更直观的理解。中央集权的思想，在这里萌芽了。

这就叫“作内政而寄军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这个军政一体的制度，卒伍一级的小部队在居民区内便可训练，军旅一级的大部队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结。何况管仲还规定，士人一旦划定居住范围，就不准迁徙。邻里之间，更必须守护相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仲认为，由此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依，打起仗来，就不但不会行伍错乱，而且能保证同仇敌忾。难怪管仲不无得意地对桓公说：君上以此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请问哪个能够阻拦？6

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尊王与攘夷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7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人民当然高兴。国家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也高兴。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了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8

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色情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9

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10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11称霸中原毕竟不是小混混打群架，岂能说“吃柿子拣软的捏”？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

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

尊王攘夷。

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

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其中，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12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蛮夷之邦：楚

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天圆地方。圆形之内叫天下，方形之内叫海内，方形之中叫中国。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14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象麟虫”，15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省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省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省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不战而霸

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齐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什么“尔贡包茅不入”，什么“昭王南征而不复”，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场合，不能把话说穿。于是楚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

这就谈不拢。只能各自回去，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并前去拜见齐桓公。桓公为了表示礼让，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读如刑，其地不详），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详），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一开始，他就先唱高调，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楚帅也放低身段，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当桓公耀武扬威，声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时，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我们楚国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楚国并不好惹。硬要开战，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不定还两败俱伤。楚国也很清楚，齐国要称霸，是挡不住的，自己也没资格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最后，两国签订盟约，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楚人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18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却由此奠定。五年后，齐桓公在葵丘（其地当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与宋、鲁、卫、郑、许、曹六国结盟，周襄王派人祝贺，史称“葵丘之会”，是齐国称霸的标志。19

显然，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一百一十六年后，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20

可惜，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会，秦晋两国都没参加。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说白了，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就霸业，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时王室衰微，晋国内乱，秦穆公敬而远之，楚成王又让了一步。21所以齐桓的争霸，其实是“不争之霸”。真正的争霸，是后来的晋楚两国。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间，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22

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那么，晋文公便是“一战而霸”。23这场战争，就是城濮之战。这在春秋时期，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却是第一次大战。但开战和结局，却似乎在计划外。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城濮之战十一年前，齐桓公去世，他的五个儿子争夺君位打成一团，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宋襄公便做梦要吃天鹅肉，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结果，却是在盟会中被楚军俘虏，后来又因泓之战受伤而死，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24图霸不成的宋，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的同时，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伐周。东周京城被狄军和叛军攻破，避难郑国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这时的晋文公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辞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带兵顺流而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一举打败狄军，消灭叛军，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就变卦反水，成为晋国的同盟。气焰正旺的楚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马出兵，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公拍案而起。事实上，宋国挨打，原本因为他们“叛楚即晋”，这是理；当年文公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一路走来，卫文公无礼，曹共公无礼，郑文公也无礼，宋襄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乘（读如秤），25这是情。所以，宋国大难临头，晋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

当年追随文公四处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扬名立万，成就霸业，正在此一举。因为报恩和救难，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则是讨伐曹国和卫国。曹国刚刚依附楚国，卫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这两个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必救，宋即解围。何况曹和卫都曾无礼，不打他们，打谁？

文公然其计。为此，他将父亲晋献公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春，晋文公侵曹伐卫。心惊胆战的卫成公请求结盟，晋国不同意；想去讨好楚人，本国不同意。卫国人甚至驱逐了他们的这位国君，来取悦晋国。曹共公更惨，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就连鲁僖公也吓破了胆，竟然杀了派去保卫卫国的大夫，以此向晋国献媚。

然而楚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公审时度势，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楚成王也审时度势，决定退出。他对令尹子玉说，晋侯这个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见过？老天爷给了他年寿，又给了他晋国。上天所赐，拿得掉吗？算了吧！离开宋国，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的家伙。他一再请战，定要与晋人决一雌雄。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不但受过宋襄公的恩典，也受过楚成王的款待。当时成王曾问重耳：公子如果回国为君，准备拿什么来报答不（楚王自称）？重耳说，奴仆、姬妾、牺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贵国之所产。重耳能够报答的，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退避三舍。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宽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马鞭弯弓，右边挎弓袋箭袋，与君上周旋。

此刻，晋文公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气壮；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两军还没开战，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然而子玉却不懂这道理。他不顾众人反对，一路追到了城濮（卫地，在今山东省范县），与晋、齐、秦、宋联军对阵。

四月二日，城濮之战爆发。时间是一天，结果是楚军溃败。楚成王闻讯，派人捎信给子玉说：大夫您如果回国，不知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

于是子玉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来到郑地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与武涉县之间），与齐、宋、鲁、蔡、郑、卫、陈七国之君会盟，史称“践土之盟”。想当年，齐桓称霸的葵丘之会，周襄王只是派人赐以胙肉（胙读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践土之盟，则不但襄王亲自到场，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的。26

众星拱月，有证上岗，晋文堪称“真霸主”。

然而历史却仍在这里留下了伏笔，那就是秦国没有与盟。27我们知道，城濮之战，秦国可是同盟军。为什么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28同为战胜国的秦却不参加呢？难道秦穆公也是要争霸的？难道秦晋两国迟早要反目？

正是。

准霸主秦穆

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的候选人。

为什么说是候选人？因为对于所谓“五霸”，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于《荀子·王霸》；另一种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见于《风俗通·五伯》。

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事实上所谓“五霸”，原本就是凑数。凑成五霸的原因，则是前有所谓“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有三王，就得有五霸，以表示今不如昔。有了三王五霸，则又编造出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五成群，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襄公，身败名裂，怎么算得上一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既在春秋晚期，又都偏于一隅，岂能与齐桓、晋文相比？

倒是秦穆公，可以一说。

秦穆公的身影，早已在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中频频出现。把公子夷吾送回晋国为君的，就是他和齐桓公。时间，则在葵丘之会的同一年。可见那时的霸主虽然是齐桓公，但秦穆公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等到晋惠公夷吾驾崩，齐桓公也已经去世，立公子重耳为晋君的，就只有秦穆公了。

因此，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而且是大恩人。也因此，晋文公终其一生，都不肯与秦穆公发生冲突。尽管鲁僖公二十九年秦晋联手伐郑时，秦穆公曾单方面撕毁协议，由助晋而改为助郑。这个故事，《青春志》也讲过。

但，文公之后，就两样。29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趁着晋人国内有丧无暇旁顾，派出百里孟明视（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视是名）、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东征，准备偷袭郑国。不过这个局，却被郑国商人弦高给搅黄了。弦高贩货到周，路遇秦军，一眼看破他们的用心，便一面冒充郑国使节到秦营劳师，一面派人回国报信。郑穆公闻讯，又派人到宾馆对秦国的卧底说，诸位在敝国住得很久了，要不要到园子里打些麋鹿带回去？孟明视见郑国已有防备，只好改变计划，灭了滑国（姬姓，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境内），班师回朝。

这事引起晋人的同仇敌忾。他们痛恨秦国“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晋和郑、滑都是姬姓），决定在秦军的归途进行伏击。继位的晋襄公披麻戴孝，把白色的丧服染成戎服的黑色，亲自率部痛击来犯之敌，全歼秦军，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才回国安葬文公。据说，晋国的丧服从此变成黑色。

三员大将，很可能会血溅军鼓。

救了他们一命的是文嬴。文嬴是秦国公主、文公夫人、襄公嫡母、当朝老夫人。于是她便以这四重身份对晋襄公说：那三个家伙离间了秦晋两国关系，敝国寡德之君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君上何不满足一下寡君的愿望？

于是晋襄公放那三员大将回国。

事情完全如文嬴所料，秦穆公显示出霸主的气度。他身穿表示军败国辱的凶服来到国都之外，郊迎孟明视等人。秦穆公哭着说：委屈诸位了！这一次，都是寡人的罪过，诸位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呢？

于是孟明视任职如故。

没有证据表明，文嬴跟穆公通过信息。但就连晋国的大夫，也料定结果会是这样。晋襄公后来也反悔，派兵去追。但追兵赶到黄河边时，那三员大将已在河中。孟明视在船上恭行大礼说：如果敝国寡德之君成全君上的仁爱，不以下臣军前恤鼓，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拜谢君上的大恩！

可惜两年后的秦晋彭衙之战，孟明视再次一败涂地。晋人甚至讽刺说：将军扬言三年之后要来拜谢寡君的不杀之恩，可真是说话算数呀！那就把贵军称为“拜赐之师”吧！

遭此奇耻大辱的秦穆公没有气馁，孟明视也仍被重用。秦国君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扩军备战厉兵秣马，终于在一年后就报仇雪恨。鲁文公三年（公元前624年），秦师伐晋，穆公亲征。渡过黄河时，他下令烧毁所有的船只，以示必死的决心。晋国君臣也知道秦师哀兵必胜，便采取“不抵抗政策”，皆守城不出。于是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扫荡晋土，夺取晋地，祭奠了阵亡将士，然后回国。一年后，秦穆公再接再厉，征服西戎。司马迁说，这时的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30

那么，秦穆公可以名列五霸吗？

也行也不行。论能力和水平，他不在宋襄之下；论功德和影响，则应在阖闾和勾践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样，都犯了严重错误。宋襄的错误，是杀活人做牺牲品；秦穆的错误，则是杀活人做殉葬品。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秦穆公驾崩，殉葬者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包括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因此当时的时事评论员便说，秦穆公没能成为霸主，是理所当然的。31

那就算他“准霸主”好了。

是的，比“真霸主”差，比“非霸主”强，介乎二者之间，接近于霸主。

穆公，是孝公之前秦国最重要的君主。穆公之后，终春秋一世，秦在国际舞台上都没有太精彩的表演。这跟桓公之后的齐，差不太多。要听他们唱大戏，恐怕还得稍等片刻。现在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另外两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大国，就是晋和楚。

越王勾践解下佩剑，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

先生教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

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

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

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秦穆公去世前五年，楚成王也死了。

楚成王死不瞑目。

成王是楚国的第三个王。之前，有他的祖父武王，以及父亲文王。楚国的基业，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创下的。至于成王本人，在位四十六年，亲眼看着齐桓和晋文相继称霸，宋襄和秦穆跃跃欲试。召陵之盟，与齐桓公分庭抗礼的是他；城濮之战，与晋文公一决雌雄的也是他；绑架宋襄公，又在第二年把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还是他。春秋前期的争霸史，处处都有他的痕迹和影子。

然而英雄一世的楚成王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会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上。

成王的儿子叫商臣。

商臣本是成王的太子。可惜成王跟许多有为或无为的君主一样，好色。妻妾成群又爱屋及乌的结果，往往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立储以喜。何况楚国原本就有传统，喜欢立年轻力壮的公子为君。这跟他们一贯好战好斗，专一与诸夏作对有关。年老力衰的君主，是领导不了这个尚武霸蛮之邦的。

于是，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决定废掉商臣，另立姬妾之子为储。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证实，商臣便去求教于自己的师傅潘崇。

潘崇问：让位服软，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不到。

潘崇又问：流亡国外，做得到吗？

商臣又说：做不到。

潘崇再问：那么，干一件大事，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得到。

这就是只有蛮夷才说得出的话了。宫廷政变，抢班夺权，诸夏的公子们也会做，但不会这么讲。只有楚人毫无顾忌。他们的身上流着蛮夷的血，根本就不把君臣父子那一套放在眼里，也不认为大逆不道是多么严重的罪名。十月，主意已定的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楚成王自杀。成王提出吃了熊掌再死，也不被批准。成王无奈，只好自缢。但他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这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上一个什么样的谥号。

谥号是最后的面子，死了也得要。

这事在葬礼之前就讨论了，最先定的是“灵”。这是“恶谥”。比如后来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便都是既为君不道，又死于非命。因此成王听了，便不肯闭眼睛。商臣等人无奈，只好改谥为“成”，成王这才满意地升天。

商臣即位，是为穆王。1

穆王虽然弑君弑父，要算乱臣贼子，但列祖列宗的基业，却在他手上得以拓展。穆王在位十二年间，灭江（在今河南省息县），灭六（读如陆，在今安徽省六安县），灭蓼（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伐郑，侵陈，伐麇（读如君，在今湖北省郧县），围巢（在今安徽省巢县），2干得有声有色。可以说，穆王去世时，是把一个即将成功的霸业，交到了儿子手上。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楚庄王声色犬马。

没人告诉我们，庄王即位之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知道，三年之间，此君不理朝政，不出军令，一味骄奢淫逸。大夫伍举忍无可忍入宫进谏，庄王却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搂着越女，嬉皮笑脸地坐在乐队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可真如伍举所说，有只鸟待在高高的山上，三年不飞，三年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

九头鸟。

是啊！按照庄王的说法，这只鸟“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如此以静制动蓄势而发，岂非九头鸟？3

实际上庄王心里很清楚，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心气是“不服周”，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而楚君的使命则是开疆辟土，抗衡华夏，图谋中原。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看来，他是想在大干一场之前先玩个够，然后收心。

收心之后的庄王果然一鸣惊人。头一年，他就联合秦国和巴国灭了庸（在今湖北省竹山县）。三年后，又联合郑国侵陈侵宋，后来更命令郑国痛打背楚降晋的宋国。可见这时郑国已经变成楚的小弟，晋国则由于灵公被杀国内动乱，几乎无暇多顾。于是庄王一路凯歌，把队伍开到了周王室的眼皮底下，声称要在王畿之内搞军事演习。

楚庄王耀武扬威。

这时的天子已不是襄王，也没有齐桓和晋文这样的华夏霸主来护驾。外强中干的周定王摆不起架子，只好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志得意满，竟向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来。我们知道，九鼎传为夏禹所铸，使用的青铜则来自天下九州，象征着夏对各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后来夏桀失德，九鼎迁商；殷纣失德，九鼎迁周。鼎之所在，即权力中心所在。楚庄问鼎，什么意思？

王孙满不能不义正词严。

决心捍卫王室尊严的王孙满告诉楚庄王：关键在德不在鼎。现在周德虽衰，却天命未改。鼎的大小轻重，还是不问为好。

楚庄王听了，一言不发，收兵回国。4

其实庄王心知肚明。什么“在德不在鼎”，全是扯淡。权力的获得，霸业的完成，不在鼎，也不在德，在力。他现在，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兵强马壮战无不胜，称霸就是迟早的事。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很艰难。

的确，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晋文公是“一战而霸”，宋襄公是“战而未霸”，秦穆公是“战而半霸”，那么，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血战而霸，苦战而霸。其中最惨烈也最悲壮的，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围宋之役。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祸端，其实在楚庄王。起因是有一次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出使晋国的，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的，要路过宋国。庄王却吩咐二人，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这就是蛮不讲理了。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哪怕路过蕞尔小邦，也要借道，以示对该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岂非霸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只不过郑国在此刻，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多半会忍气吞声。宋国就不一样了。他们在两年前，跟晋国、卫国和曹国建立了攻守同盟。盟约规定，如果有谁被人欺负，当共救之，叫“恤病”；如果有谁背叛同盟，则共讨之，叫“讨贰”。这个条约，宋国执行得很到位，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以宋人之刻板叫真，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舟，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舟叫苦不迭：郑国聪明，宋国糊涂，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敢？他要杀了你，我就灭了他！

楚庄说这话，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一个士人，尚且可杀不可辱，何况是一个邦国？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理，宋国的执政华元说：途经我国而不借道，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等于是亡国。得罪楚人，引来兵祸，也要亡国。如果同样是亡国，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结果申舟被杀。

楚庄王闻讯，一甩袖子就往外冲，随从们追到前院才送上鞋子，追到宫门才送上佩剑，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气得发抖的楚庄王，下令立即发兵围宋。而九头鸟冲冠一怒，宋人是抵挡不住的。鲁国甚至赶紧表态，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依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华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晋景公倒是打算救宋，却被一位大夫拦住。这位大夫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事我们管不了。上天正眷顾楚国，我们岂能争锋？是河流湖泊，就要容纳污泥浊水；是山林草野，就要藏匿毒蛇猛兽；是美玉，就一定隐含瑕疵；是国君，就必须忍受屈辱。这是天道，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按兵不动一箭不发，只派了一个名叫解扬的使节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解扬路过郑国时，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楚人用重金贿赂解扬，要他去送假情报。解扬三拒不成，只好答应。然而当解扬登上楼车向宋城喊话时，喊出的却是：宋国弟兄们顶住！我军全部集结完毕，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勃然大怒，下令要杀解扬。庄王对解扬说，出尔反尔，什么意思？非我无情，是你无信。上刑场吧！

解扬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解扬说，君能发布命令，叫义；臣能完成使命，叫信；以诚信实现道义，叫利。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一个使臣受命而出，使命就是生命，又岂能被人收买？先前应付君上，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那才叫作守信！

于是庄王放解扬回国。

其实解扬喊不喊话都无所谓。事实上，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五月，楚人军粮已尽，也熬不住了，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舟的儿子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申舟是明知必死无疑，也硬着头皮前往宋国的。他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命难违臣道有责，另一方面也因为庄王夸下海口许下诺言。现在，申舟已慷慨赴死，庄王却言而无信，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这时，楚国的另一位大夫出了一个主意：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修水利，开荒种地，而且说干就干。传递给宋人的信息也很明确：申舟之仇，非报不可。你们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走；一年不投降，一年不走；一辈子不投降，一辈子不走。反正我就跟你们杠上了，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举国震惊，欲哭无泪。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宋都被围已八九个月，城中早已粒米无存。国人只能交换孩子杀了吃掉，拆解尸骨作为燃料，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请问谁能救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宋国执政华元挺身而出，半夜三更潜入楚营，把楚军统帅子反从床上叫起来。华元说，寡君派元来实言相告：敝国弹尽粮绝，只能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但即便如此，要我们签订城下之盟，无异于亡国，断然不能。如果贵军能够后退三十里，惟命是从。

现在轮到楚人震惊了。他们退军三十里，与宋国签订条约，相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并以华元为人质。至此，鲁、宋、郑、陈皆从楚，楚霸业成。5

但，这是怎样的霸业！

两笔账

围宋之役，有两个邦国的态度值得玩味。

这两个邦国，就是晋和郑。

晋国按说是应该救宋的。这不但因为晋宋之间有盟约，也因为晋楚两国有如冷战时期的苏美，既是霸权的代表，又是争霸的劲敌。实际上楚庄王称霸之难，就在于有晋。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争霸的邦国，不是五个，而是四个，即齐、楚、秦、晋。其中，晋国又最霸道。从文公创霸，襄公继霸，到厉公复霸，悼公定霸，霸权二字始终不离晋国，伴随他们走完春秋。

晋，是楚的死对头。

不过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晋国维持霸权之难，就在于有楚。楚，是从华夏诞生霸主之日起，就强行掺和进来的。跟齐桓公争霸的是他们，跟晋文公争霸的也是他们。所以，无论于情于理，于义于利，晋都应该抗楚援宋。

那么，晋国为什么作壁上观？

因为邲之战。

邲之战，是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国的第二次大战。它的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讲过，这里要说的是背景。背景，就是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春秋却像黑社会掰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郑国大夫子良就说，反正晋楚两个大国都是不讲道德只讲武力的，那就谁打过来我们跟谁吧！大国都不讲信用，我们守什么信？6

可惜中小邦国做墙头草的结果，是挨打的次数更多。因为没有哪个大哥会纵容小弟叛变，也没有哪个小弟会连巴掌都没挨过，世面都没见过，就乖乖地跟了某个大哥。何况跟了以后也不消停，得在大哥身边鞍前马后。于是，不服软，要挨打；服了以后转变立场，也要挨打；服了以后不转变立场，则要跟着去打别人。如果是中等邦国，则还可能仗势欺人，欺负一下小国，顺便捞点油水。

因此，中小邦国卷入战争的次数，不会少于大国。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参战的次数是七十二次，宋国是四十六次。这些战争，有的是自卫，有的是侵略，有的是因为要服从霸主的命令，还有的是因为左右摇摆。

摇摆也不奇怪，因为没有谁永远强势，永远胜利，永远是老大。比如城濮之战晋胜，邲之战就是楚胜。一方胜利后，另一方的小弟就会自动或被动地臣服依附于胜利者。失败的大国当然不干，就要教训这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弟。小弟扛不住，又归顺原来的老大。新老大当然也不干，就要来找他们算账。这个账当然总也算不清，最后只好两个大国再打一仗，算总账。

这就是所谓“晋楚争霸模式”。夹在当中两边挨打的，只能是中小邦国。7

郑国就是如此。

说起来郑在春秋早期，也是一条汉子。但到楚庄王时代，却已是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鲁文公十七年（公元前610年），郑国虽然追随晋国、伙同卫国和陈国伐宋，但晋国仍然怀疑他们与楚国私通。郑国无奈，只好写信向晋国再三解释，那语气简直就是哀鸣。信的最后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大国如果总是不能体谅，那我们小国真是走投无路了。8

可惜大国从来就不体谅，而中小邦国也不能不替自己打算。两年后（公元前608年），宋国由于被晋国痛打，从了晋。郑国跟宋国是世仇。宋国从晋，郑国就从了楚。陈国和蔡国历来是宋国的跟班，于是陈国也从了晋。楚庄王见陈国和宋国叛变，就起兵侵陈侵宋。晋国为了救陈救宋，则起兵伐郑。楚国为了救郑，在北林（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跟晋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后被释放）。郑国则在第二年（公元前607年）奉楚国之命伐宋，大获全胜，还俘虏了宋国执政华元（后来逃走）。

这下子晋国火冒三丈，一连几次伐郑，一直打得郑国投降。郑国与晋国结了盟，楚国当然要教训他。于是从鲁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起，楚国接二连三伐郑，也一直打得他投降。不过这回郑国服楚以后又叛楚。楚庄王岂能容他，便在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春天将郑都团团围定。

后面的故事我们在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的第六章已经讲过。被围的郑人进行了占卜，然后在太庙里和城墙上大哭。三个月后，郑都沦陷。郑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前来救援的晋国三军咽不下这口气，与楚军开战，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这场战争，就是邲之战。

有邲之战，才有宋之围。实际上，楚庄王围宋之前，晋景公已在同一年伐过郑了。只不过没有真打，而是陈列部队，耀武扬威。晋人公开的说法，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情况，多半是被楚人打怕了。所以，围宋之役，晋国袖手旁观，郑国则甘当楚国的马仔。

邲之战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楚国成就了霸业。今后的历史，将是晋楚继续争霸。这是一笔账。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开始联吴，楚国开始联越。这是另一笔账。晋与楚是对手，吴与越是世仇。他们的背后，又有齐与秦。齐国常常帮助晋国，秦国则往往帮助楚国。9齐助晋，秦助楚，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大霸国。晋联吴，楚联越，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小霸主。有了他们，争霸战争的戏码将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而华夏文化的雨露，也将滋润到长江下游。

这两个小霸主，就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阖闾伐楚

阖闾称霸，是在楚庄之后八十八年。

这当然是楚庄王想不到的。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共王也想不到。否则，庄王没准就会成全了巫臣和夏姬，共王也不会听任子重和子反杀光巫臣的族人，瓜分巫臣的财产。总之，正如我们在《青春志》中讲过的，叛逃到晋又家破人亡的楚国大夫巫臣为了报仇雪恨，不但鼓动晋国联吴，而且亲自带着兵车到吴国，担任吴军的教官，教他们车战，教他们布阵，教他们反楚。10

吴国勃然兴起。

巫臣的叛楚助吴，有那么重要吗？有。事实上，吴国虽然号称周文王两位伯父之后，其实却是蛮夷，与中原诸夏并无交往，11文化相当落后，在国际社会中也没有地位。他们作为长江下游的水乡之国，以舟船逆流而战，亦非上游楚国之对手。然而巫臣使吴之后，吴人不但有了靠山，而且有了陆军，便对楚国不再客气。他们舍舟登陆，由淮南江北俯楚之背，楚国的东北部从此再无宁日。

吴国崛起的同时，楚国却开始内乱。

楚国之乱，是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之后开始的。这次大会，楚人虽然争得了歃血的优先权，却也由此盛极而衰。最早，是康王的弟弟王子围谋杀了当时的楚君郏敖，自立为君，这就是楚灵王。此君的骄奢淫逸和专横跋扈，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领教过了。结果是，当灵王在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阅兵围徐威胁吴国时，国内发生动乱。乱党杀死了灵王的太子，灵王的部队则在闻警回国的路上一哄而散，逼得灵王只好孤零零地自己吊死。

灵王死后，楚国继续动乱。统治集团自相残杀的结果，是公子弃疾夺取了王位，改名熊居，这就是楚平王。正是这位平王，给吴国送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最后弄得楚国一败涂地。

这个劲敌，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读如云），字子胥。他的祖父，就是辅佐楚庄王称霸、支持楚灵王上台的伍举。伍举的儿子是伍奢，伍奢的儿子是伍尚和伍员（子胥）。但伍奢的运气显然不如伍举。伍举辅佐的楚君，庄王是霸主，灵王是枭雄。伍奢事奉的平王，却是混蛋。这个混蛋先是受人怂恿，霸占了原本为太子迎娶的女人；然后又听信这奸人的谗言，要杀太子，以及太子的师傅伍奢全家。为此，平王抓住伍奢做人质，声称只要伍尚和伍员回来，就免伍奢一死。

伍尚和伍员，回还是不回？

很难抉择。不回，等于见死不救；回，则肯定同归于尽。这一点，就连傻子都看得明白。于是哥哥伍尚对弟弟伍员说：你快走，我去死。父亲危在旦夕，总要有人尽孝；我家惨遭不幸，总要有人报仇。依你我的能力，我能送死，你能复仇。兄弟你好自为之，你我各尽其责。

结果，伍尚和伍奢被杀，伍员则逃往吴国。12

这时的吴王，是僚。但伍子胥很快就看出，王僚其实帮不了自己。反倒是蛰伏已久的公子光，必将取僚而代之。为此，伍子胥替光找到了一位杀手，自己则暂时隐居起来。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四月，也就是伍子胥逃到吴国的第七年，公子光趁吴国出兵伐楚，国内空虚，发动了宫廷政变。吴王僚在宴席上被伍子胥收买的杀手刺死，公子光自立为君，是为吴王阖闾。13

阖闾决定与伍子胥联手倒楚。

子胥为阖闾定下的战略，是先打运动战，再打歼灭战。伍子胥说，楚国的执政，人多嘴杂，离心离德，还都不负责任。请君上组建三支军队，分别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第一支部队出击时，楚军必定倾巢而出。敌军一出动，我军就撤退。敌军撤退，我军第二支部队就从另一个地方出击。敌军又会倾巢而出，我军再撤退，然后在第三个地方出击。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打疲劳战和消耗战，永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和动向。这样用不了几年，楚军就会被我们拖垮。那时，吴国三军齐发，便可一举成功。

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楚军也果然疲于奔命。仅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一年间，他们就至少奔走于六（今安徽省六安县）、潜（今安徽省霍山县）、弦（今河南省息县）等地，伍子胥的策略成功了。14

与此同时，楚人也在自取灭亡。

我们知道，阖闾即位时，楚平王已经去世。继位的昭王是个孩子，哪里会治国？也根本听不进良言。15楚国的执政令尹子常，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蔡昭侯朝楚，子常向他索要玉佩。蔡侯不给，子常就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唐成公朝楚，子常向他索要好马。唐侯不给，子常也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蔡人和唐人无奈，只好交出玉佩和好马。但虎口脱险后，蔡侯就一状告到了晋国那里。晋国不肯受理，便又求教于吴。原因很简单：“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16

自作孽不可活，伐楚的时候到了。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大举进攻，步步为营深入楚境，从淮河打到汉水，从小别山打到大别山，再打到柏举（今湖北省麻城县）、清发（今湖北省安陆县）、雍澨（澨读如士，今湖北省京山县）。楚军节节败退，吴军锐不可当，直逼郢都。子常一败再败逃往郑国。昭王闻风丧胆逃往云梦。吴军将领大模大样地住进了楚国王宫。如果不是后来秦国出兵，越人袭吴，吴国又发生了内乱，楚人差一点就会亡国。17

伍子胥总算报了仇。18

当然，阖闾也称了霸。可惜他这个霸主，堪称昙花一现。因为十年之后他就兵败身亡，吴国也很快被灭。从称霸到亡国，他们只风光了三十三年。

这又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夫差亡国

吴亡，是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

灭吴之人，是越王勾践。

亡国之君，是吴王夫差（读如拆）。

这是一个霸权大国的瞬间陨落和彻底灭亡。从此，历史的舞台上再也不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实际上这时春秋已经结束，只剩下余音袅袅。而另一个超级大国晋，则即将被赵魏韩三家瓜分。19吴国之亡，可谓时当末世之秋，乱世之始。历史传递给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悲壮，还有凄凉。

凄凉之情笼罩着吴国国都姑苏城。事实上从鲁哀公二十年（公元前475年）起，吴都就被越军团团围定。如果说当年楚庄王的围宋之役，还只是扬言要在宋都郊外盖房子，那么，越王勾践的伐吴，却是当真筑起了城墙。20这下子几乎谁都知道吴国要亡了。晋国的执政赵无恤（也就是《青春志》中豫让拼死拼活也要刺杀的赵襄子），甚至把自己的饮食规格降到比死去父亲还低，以表示对一个邦国即将灭亡的哀悼。无恤的家臣楚隆，则专程前往吴国送达慰问。

楚隆说：敝国寡德之君的老臣无恤，谨派卑微的陪臣楚隆，前来为他的不恭赔礼道歉。贵我两国先前确实有过盟约，誓言“好恶同之”。现在贵国蒙难，无恤并不敢推卸责任，只不过今日之事，实在不是敝国力所能及的。

夫差跪下来磕头说：寡人无能，没有事奉好越国，让贵大夫操心，愧不敢当！然后站起来送上礼物说：勾践是要让寡人生不如死，寡人不得好死啊！

说完这些需要使节传达的外交辞令，夫差又苦笑着对楚隆说了一句私房话：

快淹死的人，肯定会笑吧？21

这笑，凄厉瘆人。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的确，夫差原本不会败，吴国也原本不会亡，因为越国根本就不是对手。没错，在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的槜李之战（槜读如醉，在今浙江省嘉兴市）中，越王勾践不但大败吴军，还让阖闾受伤身亡，可谓第一次亮相就出手不凡。但是战败的吴人并没有气馁。接过阖闾战剑的夫差甚至命令部下站在院子里，只要自己进出，就大喝一声：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夫差则一定肃然回答：不敢！

这时的夫差，是刚毅的，果敢的，奋发图强和天天向上的，他又怎么会亡国？

骄狂放纵，刚愎自用，好大喜功。

实际上夫差曾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于夫椒（当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兵临越国国都会稽城下，越王勾践带着甲士五千人退守会稽山，几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这个时候，只要夫差再接再厉，亡国的就是越，不会是吴。

然而夫差却选择了放手。他牛皮烘烘地对伍子胥说，如果灭了越国，将来寡人搞军事演习，谁当观众？22

这就是骄狂了。

骄狂的结果必定是自我膨胀。在夫差看来，先王打败了楚国，自己打败了越国，吴国当然“老子天下第一”。要称霸，就得经营北方，让中原诸夏服服帖帖。蕞尔小邦越，不过大年三十的一盘凉菜，有没有它都过年。

于是，夫差不惜穷兵黩武大动干戈，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又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在邗江边筑城挖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23伐齐之后两年，他甚至不肯等到庄稼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带领三军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为此，他在宋鲁之间开通河道，连接起沂水和济水。24夫差踌躇满志。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的越国，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计划，单等夫差犯大错误。

这一点，其实早就有人看出。夫差与越媾和时，伍子胥就说越国一定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伐齐时，伍子胥又告诫夫差“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可惜夫差听不进去，还赐给伍子胥一柄宝剑让他去死。25

如此忘乎所以一意孤行，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蓄谋已久的越王勾践，也当然不会放过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事实上，当夫差趾高气扬前往黄池，与晋定公争当盟主时，国内只留下了守国的太子和老弱病残。于是勾践便在他背后狠狠地插了一刀。六月十一日，越军兵分两路，大举伐吴。二十一日，越人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国太子。二十二日，攻入吴都。26

这时的夫差，却仍在做他的霸主梦。他甚至一连亲手杀了七个国内前来报信的人，以防吴国兵败的信息泄露。然而在七月六日的盟会上，晋国大夫还是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了问题，坚持不肯让步。夫差的霸主梦，成了一枕黄粱。27

称霸不成的夫差匆匆回国与越议和。

勾践放过了他。夫差也以为越人既已捞回面子，就应该心满意足。于是黄池之会以后，夫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又做起和平梦来。这在夫差，也许是因为忏悔自己的好大喜功，要与民休息；或者是心灰意懒，要安享晚年。但越国君臣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夫差的放弃战备，更是灭吴的大好机会。越国大夫文种甚至对勾践说，臣不用占卜，就知时机已到。28

越王勾践笑了，他的心里当然也很清楚。而且这一回，他绝不会像夫差那样贪图虚名心慈手软，一定要置吴国于死地。

因为勾践不是夫差。

勾践灭吴

勾践与夫差，有什么不同？

夫差天真，勾践残忍。

越王勾践的名字，在华人圈内可谓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他那“卧薪尝胆”的故事，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案例口口相传。然而这是可疑的。不但《左传》和《国语》均无记载，就连司马迁也只说了尝胆，没说卧薪。29事实上关于勾践的可靠史料并不多。《左传》中只有寥寥几笔，《国语》的记载便已多疑团，《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书，《吴越春秋》更不靠谱。《左传》、《国语》之后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包括大名鼎鼎的色情间谍西施，姑妄听之可也，信以为真不行。

但可以肯定，勾践非同凡响。

勾践是第一位越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越王。因为勾践之前，越君并未称王；勾践之后，诸王毫无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国的历史，就是勾践的历史；越国的故事，就是勾践的故事。

实际上勾践之前的越国，其历史几乎一片空白；勾践之前的越军，在世人眼里也只算小股土匪。所谓“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30不过相互摩擦。就连越军趁吴人伐楚之机袭吴，估计也就是搔扰了一把，所以《春秋》和《左传》都只一笔带过。然而允常去世后，勾践的亮相，就让天下刮目了。

亮相是在槜李之战。

这是勾践即位后的第一战，也是越国对吴的第一次胜仗。正是由于这一仗，越国君主的名字也才得以第一次出现在正史，开始引起中原诸夏的注意。其实这时的越国，根本就不是吴国的对手。刚刚战胜了霸权大国楚的吴王阖闾，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之所以趁越国新丧之机伐越，大约是想把这些捣乱分子一举剿灭，从此落个清静吧！

可惜阖闾看错了人。

是的，勾践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前面说过，春秋的战争，是两军对垒，列阵而战。像宋襄公那样的，还要遵守规则，讲究礼仪。这种打法，越军当然不行。勾践的第一招，是先发制人，组织敢死队冲锋陷阵，一再挑战，结果训练有素的吴军阵营严整，纹丝不动。勾践便使出第二招，让罪人们在阵前排成三行，每个人都把剑架在脖子上，一齐向吴军喊话说：两国君王交战，我等触犯军令，不敢逃避刑罚，谨此自裁谢罪！说完，齐刷刷地集体自杀于吴军阵前。

吴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当时就看呆看傻了。越军趁着吴军发愣，呼呼啦啦冲了过去。吴军猝不及防，当场溃败，稀里糊涂就输了战争。31

如此狠招，也就勾践使得出吧？

也许，作为弱国和小国，勾践只能打“超限战”。但，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邦国，再小再弱，恐怕也想都不敢想。这是只有心狠手辣之人才做得出的。实际上勾践的所谓“罪人三行”，很可能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队员，是真正的敢死队。墨子就说，勾践训练军队时，为了考验他们的勇猛，故意放火烧船，同时擂鼓命令前进。结果，越军将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死在火里水里的不计其数。32墨子距离勾践时间并不久，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根据。

勾践也很懂得恩威并用。在灭吴战争中，他是这样带兵的：第一天，三军将士列队完毕，勾践在军鼓声中走到阵前，先将犯罪分子斩首示众，然后宣布父母年迈又没有兄弟的，回家赡养父母。第二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兄弟数人都在军中的，自己挑选一人回家。第三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眼睛不好的回家养病。第四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体力不支智力不高的统统回家，不必报告。第五天，再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如果有人要他回家他不回，留在军中又不安心，上了战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本人杀无赦，妻子为妾为奴。于是全军将士，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33越国的虎狼之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样看，勾践在报仇雪恨之前一直对夫差卑躬屈膝，并不奇怪。他把吴都整整围了三年，也不奇怪。拒绝吴国投降，毫不留情地灭国，就更不奇怪。据说，吴王夫差曾派人向勾践求和。夫差说，当年寡人听从君上您的命令，没敢断了越国的祭祀，现在能不能也不要毁了敝国的宗庙和社稷呢？勾践却冷笑一声回答说，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如今寡人又岂敢对抗天命？君上如果需要养老，寡人倒是把地方准备好了。34

心高气傲的夫差只好自杀。

夫差死了，吴国亡了。勾践要杀的，就只有自己人。这一点，他的得力助手范蠡（读如李）比谁都清楚。于是范蠡大夫逃离了越国。临走前，范蠡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先生快走。

可是文种没有走。

果然，勾践送去了自己的佩剑，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先生教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文种也只好自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35这句名言，用在勾践身上，或者用在勾践的时代，难道果真是应验的？

是。因为礼坏乐崩。

◎南方崛起

齐景公说，寡人的宫室美轮美奂，

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

晏婴说，田陈氏的吧？

田陈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

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灭吴以后，勾践也称霸了。

这是最后的霸主。据《史记》，胜利了的越王勾践带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国国君会盟于徐州（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周元王也来凑热闹，派人赐以胙肉，封为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认证，勾践可谓“真霸主”。相比较而言，吴王阖闾则只能算是“准霸主”。1

可惜此事《左传》和《国语》同样没有记载，因此勾践这个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个准霸主还可疑。其实这一点并无所谓。因为此时不但王权时代已经过去，就连霸权时代也进入尾声。即将开始的，是强权时代。勾践之霸，乃一个时代的强弩之末。他的子孙无所作为，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一个时间表，则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图霸；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称霸；2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称霸。

这七个人，宋襄公其实不能算数。剩下的六个，前三后三。前三齐桓、晋文、秦穆，都在北方；后三楚庄、阖闾、勾践，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时代，后半段是南方的时代。3

南方三霸，都是蛮夷。

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4而且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5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伐齐，战于艾陵（今山东省泰安县）。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夫差显然不懂规矩，这才闹出笑话。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6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7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8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是啊！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人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然而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越国同样难逃一死。9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

这实在意味深长。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姬姓外，其余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迷）。吴国号称姓姬，越国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10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的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是蛮夷。实际上，说吴人是姬周胄裔，原本就很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

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了，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1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向中原诸夏学习。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12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是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个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13所谓“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者，包括苏美尔、埃及、印度河、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

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14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里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当其冲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叫“天下有道”。15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再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西周东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庆贺，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子国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也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这两件事，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19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24而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是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

这四件事，涵盖了经济、军事、政治诸多方面。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作丘甲，则是普遍推行丘甲制。税亩制即按亩收税，丘甲制即按丘征兵（包括兵员和兵器）。27具体做法不清楚，但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28因此可以肯定，其结果是富国强兵。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交点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阴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

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晚什么？不晚。我问你，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有人问晋国的史官史墨怎么看。史墨居然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只因与姬周关系密切，世代通婚，休戚与共，这才成为华夏一员。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事至少在景公时代就开始了。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履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向他们家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给救济。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便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对此，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对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他私下里分给田地；对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他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办法，就是礼治。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遵守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用。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齐悼公和齐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齐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齐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41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42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霸道，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省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43两都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省淇县）。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叫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

店老板对商鞅说，商君有规定，

如果住店客人不能出示身份证件，

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

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

被诬告而逃亡的商鞅长叹一声说：

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三家灭知，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或与春秋同一时代，叫春秋战国。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战国与春秋的差别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包括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逐北、不擒二毛等，我们在《青春志》中讲过。诸侯们宣战的目的，则主要是炫耀武力，吓唬对方，拉帮结派，争当霸主。最卑鄙的动机，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春秋早期，中华大地上的邦国据说有上百，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便是证明。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是楚文王干的。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牵涉到的邦国有陈（今河南省淮阳县）、蔡（今河南省上蔡县）、息（今河南省息县）。当时，陈国一位公主嫁到息国，路过蔡。碰巧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陈国公主，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可是这位陈国公主或者说息国夫人，实在是太漂亮了。蔡哀侯一见，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举止颇为轻佻。息侯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楚文王那里。楚文王受理了此案，当真去讨伐蔡国，还俘虏了蔡哀侯。蔡侯为了报复，则怂恿楚文王去抢息夫人。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居然当真灭了息国，把息夫人据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息夫人，后来被称作文夫人。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然而许多年下来，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楚文王问她为什么，息夫人回答：我一个小女子，事奉了两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说？楚文王无言以对。他出气的办法，是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1

不过，抢地抢钱抢女人，往往是顺手牵羊。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实战的。比如召陵之战，就没有真打；楚庄王伐陈，陈国也没有被灭。当然，庄王原本已经把陈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但被大臣一劝，又还给了陈人。他甚至没将夏姬收入宫中，尽管夏姬之性感未必亚于息夫人。2

这时的楚国，已经变成华夏了。

士和大夫参战的目的，在春秋主要为荣誉，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在整部《左传》中，可杀不可辱的史不绝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当然，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一个是卫国的太子蒯聩（读如愧）。当时，赵鞅发兵拦截给范氏和中行氏送粮的郑军，他俩和鲁国的阳虎都参战。赵罗单独一辆战车，蒯聩则担任赵鞅的车右。阳虎英勇奋战，那两个却吓得半死，蒯聩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蒯聩则被赵鞅的驾驶员拽上车去，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蒯聩重新上车后，表现却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鞅，还接替赵鞅指挥战斗，缴获军粮一千车。所以战后论功行赏，蒯聩便自称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赵鞅的驾驶员则说，骖马的肚带快断了，我还能控制战车，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骖马的肚带立即就断了。3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的确，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也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即便是城濮这样的大战，时间也只有一天。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绝不赶尽杀绝。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吴都一围三年，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做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一场战争打几个月，是很正常的。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国，从献公到嬴政，大规模歼敌的战争十五次，敌方死亡总人数一百零二万八千。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斩敌首级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四十万。4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5

世道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天子没了

为新时代加盖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签署命令，册封晋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原来的晋君也保留了名位，但仅有绛和曲沃。其他地盘，尽入赵、魏、韩。6

春秋时期的头号霸权大国，就这样没了。

三个新的国家，则在分裂中诞生。

没人知道周威烈王当时怎么想。也许，在这样一个礼坏乐崩的末世，天子还能行使封邦建国的权力，是应该窃喜的。但他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一回的封建跟当初封齐封鲁，后来封郑封秦完全两样。那时，是天子想封谁，就封谁。现在，却是让你封，就得封。一样吗？

其实，不但赵、魏、韩是崭新的，整个天下都今非昔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叫“城市国家”；7另一种则是中心城市（国都）加许多城市再加广阔农村，叫“领土国家”。春秋是两种国家并存的。那些霸权国都是领土国家，许多被吞并的小国则是城市国家。

这样的小国，战国时还有吗？

没有。战国七雄，都是领土国家。当他们横行天下时，不要说那些小小的城市国家，就连许多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也都被兼并或变相兼并。郑，不就被韩国灭了吗？卫，不是变成了附庸小国吗？

更重要的，是主权。

西周的邦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礼乐征伐都必须自天子出。春秋的邦国则有“半独立主权”，诸侯可以自由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甚至吞并小国，侵略天子，压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样，那些强大强悍的氏室，比如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也公然无视公室的存在，自说自话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吞并其他氏族。这哪里还是家？明明是国。

鲁、晋、齐的国君，岂非形同虚设？

这时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但，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起来也并不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王。这事楚人在西周时就试运行过，到东周则正式称王。以后，又有吴和越。当然，他们都是南方蛮夷，并不算数。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8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

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性质。从夏到秦，名号不断变更，性质也不断变革。大体上说，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春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这时，国家形态还不成熟，无所谓主权。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但诸侯国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国或邦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没错，独立王国。

一个由独立王国组成的天下，可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来也分裂为两个城市国家，分别叫东周国和西周国。他们的国君也不敢再称王，而是称君。这时，不但诸侯们都已成为国王，就连苏秦也死了。

这样看，当年威烈王册封三晋，周安王册封田和，其实是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这死刑判决，是给封建制度的，也是给邦国时代的，更是给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没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没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没有王。因此，国王们只能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打出一个天子来。

这个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国。

帝国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会建立的，却未必一定由秦来建立。比如楚和齐，便都有资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过在我们看来，最该后悔的却不是楚，更不是齐，而是魏。

这错不该犯

魏惠王最大的错误，是看走了眼。

的确，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个人，那么，在战国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实上，魏在战国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魏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雄才大略，奋发有为，礼贤下士。他不但自己拜在孔子学生子夏的门下，还请来子夏的两个学生做左膀右臂，这就是政治家李悝（读如亏）和军事家吴起。再加上大名鼎鼎的地方官西门豹，文侯的麾下人才济济，魏国的发展也蒸蒸日上。相反，这时的秦国还被视为戎狄，毫无起色。

这就像极了春秋。春秋，是郑国先崛起，然后让位于晋。战国，则是魏国先兴盛，然后让位于秦。战国的魏文侯，就是春秋的郑庄公。看来历史的选择并非先入为主，后来居上反倒极为可能。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那么，秦又为什么能后发制人？

因为商鞅。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顾名思义，可知他本是卫国的公族。但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又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于是年轻时的商鞅或公孙鞅，便只能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读如磋）的家臣。

这时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询问后事。魏惠王说：先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办？

公叔痤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了，一言不发。

于是公叔痤就请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说：王上，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跑掉。

魏惠王说：诺。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来，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然后抱歉地说，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你就赶快跑吧！

商鞅却淡然一笑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主公的话而用臣，哪里又会来杀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没杀他。不但不杀，还对身边人说：公叔怕是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孙鞅为相。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其实公叔痤一点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国连吃了两次败仗。第一次是败给齐国，结果是大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是军事家孙膑的杰作。

败给齐国的第二年，魏国又败给了秦。这一仗，则是商鞅的杰作。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卯（读如昂），与商鞅可能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卯说，你我在魏国，本是好朋友。现在成为敌人，实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们私底下讲和，然后各自回国去安定国家。公子卯以为然，毫无防备地前来赴宴。他哪里知道，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要打的，屏风后面也埋伏了甲兵。商鞅一声令下，甲士蜂拥而出，秦军也乘势出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子卯被俘。

商鞅这招，多少有点不地道。他是把交情变成了武器。但，兵以诈立。何况商鞅与魏国，也早已恩断情绝，哪有什么信誉可言？

然而一败再败对于魏国，后果却很严重。再也无力支撑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后来他也被叫作梁惠王。这时，他终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他自己。魏惠王一声长叹说：寡人只恨当初没听公叔痤的！

说这话时，估计他连肠子都悔青了。

是的。这个错误，他不该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后离开魏国的。他走的时候，没有依恋，也没有纠结。实际上从春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就连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过是离开鲁国的时候走得慢点，离开别国的时候走得快些。至于公孙鞅，就更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的留爷处，就是秦。

只能霸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来谈。先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座席都没有感觉。

这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时的秦，情况相当不好。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梦想破灭后，霸权就一直在晋楚两国手中。东边的晋，南方的楚，把秦国挤压在狭小的戎狄地区，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且，无论是华夏正宗晋，还是蛮夷之邦楚，都视秦人为夷狄，不邀请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中国的盟会。10这实在让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强国之道，甚至是强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强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制？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因此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因此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于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春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干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的办法，是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的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干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然而按照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则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变法的实际意义，则是中央集权。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原先隶属于领主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霸道。

不过商鞅又霸道得聪明，霸道得智慧，因为他的指挥棒是军功。军功与血统，有什么不同？血统与生俱来，军功全靠争取；血统有利于贵族，军功有利于国君；血统由家族遗传，军功由政府认定。以军功定爵禄，军民人等就积极上进奋勇杀敌，谁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结果必然是：风气改变了，国力增强了，国君的地位提高了，贵族的权势没有了，岂非一举多得一箭双雕？

当然是。

从此血腥

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方说，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方说，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左邻右舍都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按斩敌首级领赏。难怪秦国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11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12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刚开始，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新法好的，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遍布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

为谁改革

商鞅是被车裂的。

车裂即通常所谓五马分尸。行刑之法，是用绳子捆住受刑者的头和四肢，另一头系在马身上，然后同时鞭策五匹马，分裂人犯的身体。13商鞅所受，就是这种酷刑，而且是当众执行，分明有杀一儆百的意思。

商鞅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后来的惠王。之前，商鞅为了推进新法，并维护法律尊严，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贾脸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马上就一状告到了惠王那里，举报商鞅谋反。惠王原本就对商鞅恨之入骨，当然一告就准。于是下令通缉，全国搜捕，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同时灭族。

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说是作法自毙。因为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老规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顶多赐他自尽，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可惜，此人却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礼治行法治。那就请你以身试法。

是这样吗？

否。

没错，商鞅确实死于法治，也确实是作法自毙。比如举报别人，就是他鼓励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报要腰斩，积极告发则视为奋勇杀敌，那么，有人听说你要谋反，该不该举报？呵呵，你不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或许有人会问：举报商鞅谋反，有证据吗？没有。他们的原话，叫“商君欲反”。什么叫“欲反”？想造反。哪里想？心里想。心里想，能证明吗？不能。要证据吗？不要。因此，说白了就是莫须有，诬告。

或许又会有人问：诬告也能成立吗？能。因为商鞅的新法只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告发，没说要有证据。同样，商鞅也没规定一旦查明是诬告，举报者就要负法律责任。总之，奖励举报的政策是有的，制裁诬告的法律则是没有的。不难推测，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诬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会绝无仅有。

只不过，现在轮到商鞅了。

实际上，商鞅被诬告后，很清楚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只好逃亡。他跑到秦国的边境，想住店，却住不进去。店老板说，商君有规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条、护照或者身份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收留。如果违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14店老板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长叹一声说：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

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当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国，却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却被惠王派兵剿灭。作为反贼，他被秦军杀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国当众车裂。

这一下，商鞅的叛国罪坐实了。

其实，商鞅原本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在开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很难。面对“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证清白，几乎没有可能。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因为秦国的法律里没有辩护权这一条。请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时，这些人都经过了公开审判，由法庭核实了证据，律师进行了辩护吗？没有。

显然，商鞅虽然是作法自毙，但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法治有问题，而是秦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原因，则因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霸道，就不会有疑罪从无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得看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同样，不要以为立法就好，还得看为谁立，立什么，怎么立。不弄清楚这些根本问题，光说公正严明执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15

可惜这些都只能留待将来。

事实上，就连商鞅式的变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国王和枭雄们的需要。比起严刑峻法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阴谋诡计，是损人利己和巧取豪夺。

商鞅被杀五年后，张仪入秦，苏秦则担任了六国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了。

苏秦对燕易王说，

臣下我不讲诚信，

正是王上您的福分。

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

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押了最后一宝。1

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发横财的政客，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全国搜捕也一无所获。苏秦伤势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赌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齐王说，臣死以后，请将臣五马分尸，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死有余辜，凶手必定现身。齐王照办，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他不赌钱，也不赌命，赌国。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这一赌，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翻覆。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他策划的合纵连横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太行山以东六国燕、齐、赵、魏、韩、楚，从北到南合成一条纵向的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山东六国与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大十倍。如果坚持合纵，那么，按道理说，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在于，苏秦想出这办法来，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贵荣华，出人头地，众星捧月，奉为上宾，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苏秦不辞辛苦，奔走于六国之间，先后说服了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比如秦攻楚，则齐和魏出兵相救，韩断秦的粮道，赵和燕声援；秦攻齐，则楚攻秦军后路，韩守关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赵做声援。如此等等。方案既定，共识达成，苏秦佩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非常脆弱。六国不但各怀鬼胎，而且互不信任。现在能凑在一起，是因为有强秦的威胁。一旦警报解除，威胁不复存在，他们就会如鸟兽散，甚至会打起来，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到那时，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苏秦既要鼓吹合纵，又要破坏合纵。只有合纵被破坏，六国因分散孤立而挨打，才会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地单独结盟，从西向东连成六条横线。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得另外找人。这人必须可靠，还得跟自己一样诡计多端，厚颜无耻，唯利是图。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曾经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权术与权谋，才艺比苏秦还好，苏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苏秦出道早，张仪则运气不佳，甚至曾被疑为窃贼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用这样一个人来共同做局大赌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去“点拨”张仪：你的老同学在赵王那里正得势，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兴冲冲来到赵国，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反倒让他受尽羞辱。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苏秦大模大样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在堂下，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剩菜，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谋生路。

像乞丐一样被打发的张仪悲愤满腔。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前往秦国，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赞助，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惠王，而且成为秦国的客卿。直到这时，此人才告诉张仪，他是苏秦派来的。钱财、车马、礼品，也是苏秦赞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玩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万一张仪不解奥秘，不听招呼，或者穿帮露馅，岂非满盘皆输？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未稳合纵未成时按兵不动，看准了时机才出手。从此，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国王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张仪会骗。

所以，苏秦设赌局，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在公元前313年。这时，虽然苏秦已经去世，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因为六国的合纵，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让他们合，就可以让他们散。张仪的办法，是向楚怀王许诺，只要与齐国绝交，他便请求秦王割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楚怀王却喜出望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虑，他却得意洋洋地说，闭上你的嘴巴，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张仪一回国，便称病不朝，闭门谢客。楚国的使节苦苦等了三个月，却半点动静都没有。楚怀王又自作聪明，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于是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宣王无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与楚绝交，与秦连横。消息传来，张仪的“伤病”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楚使说：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献给大王。

楚使说，下臣谨奉敝王上之命，前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

张仪答，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发现是上当受骗了。怒不可遏的怀王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结果被秦齐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让两座城邑与秦国议和。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时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关之外的土地来交换。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秦强楚弱，众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靳尚。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线人。办法，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郑袖做工作。

靳尚对郑袖说，你快要失宠了，知道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袖天天在怀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张仪有什么罪？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人家就把人送来了，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张仪一死，秦王必怒，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张仪能骗，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说服了楚怀王连横，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先后搞掂韩襄王、齐宣王、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时秦惠王却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讨厌张仪，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国见张仪失宠，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张仪不但功亏一篑，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个国家，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军也果然伐魏。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齐国，对齐王说：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因为张仪到魏国，是去做诱饵的。贵国与魏国鹬蚌相争，秦国就能渔翁得利啊！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楚国却万劫不复。张仪死后十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到武关，又被劫持到咸阳，最后客死在秦国。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这怎么能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2

没错，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并不等于别人也是；张仪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冯（读如欢）。3

食客冯

冯是穿着一双草鞋去见孟尝君的。4

孟尝君名田文，是齐威王的孙子，父亲田婴被封为郭靖君。张仪相秦后五年，田婴去世，田文继位，号为孟尝君。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首，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四公子的共同爱好，是把社会上闲散的士人，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叫养士。开养士风气之先的就是孟尝君，被养的士人则叫食客，冯就是其中之一。

冯来时，孟尝君照例亲自接待。

孟尝君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是问冯有什么本事。

冯却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穷，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就是来混饭吃的。于是孟尝君安排他住在传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尝君向管事的问冯的状况。管事的回答说，冯先生确实太穷了，穷得只剩下一柄剑。每天，他都弹着那剑唱：“长铗（读如夹，剑或剑把）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让冯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鱼吃。冯还是不满意，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又让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车。谁知冯并不领情，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这就未免有些过分，所以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归不高兴，对冯还是款待如故。

冯却继续让孟尝君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因为财政困难，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处理债务。薛邑的人大多很穷，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年纪又比较大，派他去很合适。

孟尝君便把冯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说：诺。

可是冯到了薛邑，却把收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那些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于是孟尝君感慨地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

于是冯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活动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势不两立，不可能同时并存的。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国和秦国，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

在吕不韦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一干。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然而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

冯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6

这可能是冯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但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7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战国的时代特征。

什么特征？

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其实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12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

这就是战国──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14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15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原因之一。16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17简直就是核武器。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18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如果食客表示怀疑，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19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田子方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20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

不奇怪。

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国家》在北京首发时，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记者问：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撰写三十六卷本中华史，不难吗？我答：难，当然难。记者又问：不累吗？我答：累，当然累。记者再问：有办法吗？我答：有，当然有。

我的办法，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星出版社的谢刚和褚盟听说，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刑侦手段。具体方法，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画上若干格子，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而且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于写作。《祖先》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夏娃、女娲、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六格。《青春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也是六格。

只不过，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而应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田陈代齐和三家灭知，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至于开春秋之篇的郑庄公，终战国之世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晋文、秦穆、楚庄、阖闾、夫差、勾践、子产、三桓、苏秦、张仪等等，都非说不可。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已是满满当当，济济一堂。

剩下的，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秦王嬴政，还可以留待将来；也好在申包胥哭秦、信陵君救赵、蔺相如会渑池等等，读者多有耳闻，不妨舍去。至于同为食客，为什么选冯而非毛遂，则因为冯更具有代表性，故事也更有看点。因此，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两个成语，我仍然选择冯。

代表性、典型性和故事性，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先秦毕竟古远，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办法之一，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实际上，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请君检验。

注　释

总注

本卷所据史实及部分观点，请参看《左传》、《国语》、《史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史》。

第一章

1．本节与下节事见《左传·隐公元年》。

2．语见《左传·隐公十一年》。

3．郑立国，是在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去世，是在公元前701年（周桓王十九年）。

4．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克段，是在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

5．本节事见《左传·隐公四年》、《史记·卫世家》。

6．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元年至桓公二年，《史记》之《鲁世家》、《宋世家》。

7．以上复杂关系，系根据《左传》及杨伯峻的注所推定。

8．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桓公五年。

9．鲁隐公九年，郑庄公伐宋，便借用了王命；隐公元年，郑庄公伐卫，便动用了王师。

10．翦伯赞《先秦史》称，《左传》一书中有关名词的出现次数，侵60次，伐212次，围40次，入27次。

11．本段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12．郑国兼并戴国，是在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齐国兼并谭国，是在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从此，《春秋》开始使用“灭”的概念。

13．请参看《左传》之隐公九年和十年。

第二章

1．事见《史记·齐世家》。

2．文姜嫁到鲁国，是在鲁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当时做父亲的齐僖公曾一路相送而至于（读如欢，鲁国地名，约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似乎对文姜不太放心。实际上此前他曾想把这个女儿嫁到郑国，却被婉拒。鲁桓公携文姜访齐，则是在公元前694年。此间襄公与文姜兄妹，应有十五年不曾见面。这次重逢，自然如干柴烈火，不可自制。

3．事见《左传·鲁桓公十八年》。

4．鲁桓公死后，鲁文姜与齐襄公的偷情，《春秋》的记载有：鲁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逊，私奔）于齐；二年十二月，会齐侯于禚（读如酌）；四年二月，享齐侯于祝丘；五年夏，如齐师；七年春，会齐侯于防；七年冬，会齐侯于。齐襄公被杀后，文姜曾于鲁庄公十五年如齐。此行是否意在与齐桓公偷情，不详。但此年系齐桓公始霸之年。此后，文姜又于庄公十九年和二十年，两年之间两次到了莒国。去干什么，不清楚。一年后，即鲁庄公二十一年，文姜去世。

5．鲁桓公是鲁惠公的嫡子，鲁隐公的弟弟。公元前712年，鲁国大夫羽父谋杀了隐公，立桓公为君。桓公在位十八年，无大政绩亦无大过错。他的窝囊，当是鲁国的窝囊。

6．以上管仲的治国方略请参看《国语·齐语》。

7．请参看《国语·齐语》。

8．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9．齐桓公设女闾一事，见《战国策·东周策》，亦请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10．请参看《国语·齐语》。

11．见《国语·齐语》。

12．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3．见《论语·宪问》。

14．见《左传·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训》称：“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象麟虫。”

16．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17．事在鲁桓公二年，《左传》称“始惧楚也”。

18．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19．事见《左传·僖公九年》。

20．事见《左传·昭公四年》。

21．请参看《史记·齐世家》。

22．本节所述，均见《左传》之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23．一战而霸，语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4．详见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

25．古人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二十乘即二十辆车，八十匹马。

26．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出土文物子犯钟。该文物部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部分由台北收藏家陈鸿荣先生收藏。

27．《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践土之盟事，无秦；《左传·定公四年》言践土之盟盟书，也无秦。

28．城濮之战，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二日；践土之盟，则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29．以下所述事见《左传》之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六年。

30．见《史记·秦本纪》。

31．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左传·成公六年》。

第三章

1．事见《左传·鲁文公元年》。

2．楚穆王灭江，在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灭六，灭蓼，在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伐郑，侵陈，在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伐麇，在鲁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6年）；围巢，在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

3．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4．事见《左传·宣公三年》。

5．以上事见《左传》之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6．语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请参看《左传·文公十七年》。

9．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0．请参看《左传·成公七年》。

11．《左传·昭公三十年》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12．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13．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4．伍子胥之谋，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扰楚，事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5．实际上，就在伍子胥为阖闾出谋划策时，楚国的政治家子西就提醒过昭王。子西说，吴公子光初得王位，非常亲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不能不多加小心。昭王根本不听。

16．以上事见《左传》之定公三年、四年。

17．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18．《史记·伍子胥列传》称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19．春秋止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但《春秋》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最后一行是“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三家分晋，则在鲁悼公二十八年（公元前440年），距离吴国灭亡三十三年。

20．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苏州市西南胥门外越城，即越军围吴时所筑。

21．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年》。

22．事见《国语·吴语》。

23．夫差伐陈，在鲁哀公六年；伐鲁，在鲁哀公八年；城邗，在鲁哀公九年；伐齐，在鲁哀公十年和十一年。战事之频繁，国力之消耗，可想而知。

24．事在鲁哀公十三年，事见《国语·吴语》。

25．事见《左传》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26．事见《左传·哀公十三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7．此事《国语》，有不同说法。

28．事见《国语·吴语》。

29．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0．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1．事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32．请参看《墨子·兼爱下》。

33．请参看《国语·吴语》。

34．请参看《国语·吴语》、《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勾践为夫差安排的养老处是甬东，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35．见北岛《回答》。

第四章

1．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有学者认为，楚灵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则此处亦可改为“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称霸”。

3．如果在齐桓公前面加上郑庄公，在楚庄王后面加上楚灵王，结论也一样。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疆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25．语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26．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28．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29．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30．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31．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3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34．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5．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36．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

37．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38．事见《左传·昭公十年》。

39．以上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0．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

41．以上请参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2．据《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鲁国和卫国的政策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国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就是开启；疆，就是疆理；索，就是法则。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制度，用姬周的法则区划土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是沿用部落国家时代的政治制度，用戎狄的法则区划土地。

43．晋是西周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始封之地为唐（今山西省太原市），后改名晋。成侯时迁都曲沃，穆侯时迁绛（翼），景公时迁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亦称绛，旧都则为故绛。

44．事见《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

45．事见《左传·成公八年》。

46．事见《左传·定公十三年》。

47．春秋时，县大于郡；战国和战国以后，郡大于县。

48．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9．事见《史记·赵世家》。

第五章

1．事见《左传》之庄公十年、十四年。

2．事见《左传·鲁宣公十一年》。

3．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据《史记》之“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并请参看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5．请参看《荀子·议兵》。荀子是反对屠城的。但他特别提出“不屠城”，则说明屠城之事已经发生。

6．赵籍是赵襄子侄孙，魏斯是魏桓子之孙，韩虔是韩康子之孙，绛即今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即今山西省闻喜县。

7．楚国令尹子西说，楚在西周封建时的国土面积只有方圆五十里，可见那时的楚也是城市国家。见《史记·孔子世家》。

8．北方诸国的称王时间已无法确知，司马迁说最早是秦惠王（请参看《史记·周本纪》）。但秦惠之前，齐威和魏惠，还有韩和燕，似乎已都是王衔，只有赵国称王最晚。

9．本章涉及的商鞅事迹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商君列传》。

10．请参看《资治通鉴·周纪二》，原文是“皆以夷狄遇秦，摒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11．荀子比较过不同王国的军事制度，认为像齐国那样用钱奖励的雇佣军式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那样用免税来奖励的是“危国之兵”；用赐爵来奖励的秦军最有战斗力。正如齐军打不过魏军，魏军打不过秦军，秦军也不可能战胜齐桓和晋文，更不可能战胜商汤和周武的军队。因为齐桓、晋文靠的是纪律严明，商汤和周武的则是仁义之师。请参看《荀子·议兵》。

12．请参看刘歆《新序》。

13．车裂有分裂死尸和活人两种。

14．关于连坐的解释，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15．关于对商鞅变法及其立法和执法的评价，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里面有更详尽的论述。

第六章

1．本节与下节所述史实，请参看《史记》之《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

2．请参看《孟子·滕文公下》。

3．冯的，是欢的异体字。《战国策》作冯谖（读如宣）。

4．本节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和《战国策·齐策四》。两书所载多有不同，本书取材以《史记》为主，参考《战国策》。

5．本节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

6．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7．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亦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8．事见《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秦策一》。

9．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0．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1．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2．请参看刘向《战国策·序》。

13．请参看沈长云、杨善群《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14．关于周代贵族的成年礼，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15．请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刘向的《战国策·序》就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此说甚为有理。

17．见王充《论衡·效力》。

18．据说，田成子是“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19．请参看《史记·孟尝君列传》。

20．请参看《史记·魏世家》。

附　录

本卷大事年表

上　春秋

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郑庄公灭共叔段，春秋开始。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五年），曲沃庄伯联合郑、邢伐翼，周桓王令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晋国事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韩氏始祖韩万驾驭戎车。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

公元前705年（鲁桓公七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君小子侯，次年春灭翼，周桓王另立哀侯庄弟于晋（今山西省太原市）。

公元前701年（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被杀。

公元前685年（鲁庄公九年），齐桓公立。

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始霸。

公元前678年（鲁庄公十六年），王令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

公元前676年（鲁庄公十八年），晋献公即位。

公元前672年（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是为田陈氏始祖。

公元前669年（鲁庄公二十五年），晋献公尽杀桓叔、庄伯之后。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庆父杀公子般，立公子启，是为鲁闵公。

公元前660年（鲁闵公二年），鲁庆父杀闵公，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晋献公命太子申生伐狄。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楚成王伐郑。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战。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公元前651年（鲁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齐桓公称霸；晋献公去世，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

公元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被楚军俘虏，图霸失败。

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战败受伤。

公元前637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宋襄公去世，晋惠公去世，晋怀公即位。

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送晋文公回国即位，杀晋怀公。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王子带叛乱，东周京城被狄人攻破，周襄王避难郑国。

公元前635年（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王子带，送周襄王复国。

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宋国“叛楚即晋”。

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文践土之盟，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秦撤军，秦晋开始有裂痕。

公元前628年（鲁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去世。

公元前62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袭郑，弦高救之。秦军灭滑。晋军联合姜戎击秦，虏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葬晋文公。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楚商臣弑其君父成王，自立为君，是为楚穆王。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二年），秦晋彭衙之战，秦败。

公元前624年（鲁文公三年），秦穆公伐晋，胜。

公元前623年（鲁文公四年），秦穆公征服西戎，遂霸西戎。

公元前621年（鲁文公六年），秦穆公去世，秦康公即位。晋襄公去世，晋灵公即位。

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

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被杀。

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郑灵公被杀。

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公元前598年（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伐陈，掳夏姬。

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

公元前595－前594年（鲁宣公十四至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宋死战后降。鲁、宋、郑、陈诸国皆从楚，楚霸业成。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

公元前584年（鲁成公七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其国名始见于《春秋》，其君主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583年（鲁成公八年），晋灭赵氏，后复封赵武。

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

公元前565年（鲁襄公八年），郑伐蔡。

公元前562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作三军，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弭兵大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郑国上卿授权子产执政。

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楚灵王称霸，郑子产作丘赋。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鲁舍中军，卑公室，公室再次为三桓瓜分。楚伐吴，越随楚，此为越人第一次出现在史册。

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刑鼎。

公元前534年（鲁昭公八年），楚灵王灭陈。

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杀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公元前529年（鲁昭公十三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陈、蔡复国。晋昭公与齐、鲁、刘、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会于平丘。晋合诸侯止于此。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孔子称其为“古之遗爱”。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伐季孙氏，败，流亡国外。

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楚昭王立。

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吴始用兵于越。

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吴王阖闾伐楚，五战五胜，入郢都，楚昭王逃亡，阖闾称霸。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鲁国阳虎政变。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范、中行攻赵，知、韩、魏救之。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吴越槜李之战。吴王阖闾受伤身亡，吴王夫差继位。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吴越夫椒之战，吴王夫差差一点灭亡越国。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赵鞅大败救援范氏和中行氏的郑军，范氏和中行氏败局已定。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越军攻入吴都。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田恒杀齐简公，立齐平公，田陈氏实际上代齐。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子路战死。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春秋》止于此年。

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楚惠王灭陈。

公元前476年（鲁哀公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开始。

公元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越王勾践围吴。

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吴王夫差自尽，吴亡，勾践称霸。

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鲁哀公奔越，投靠勾践。《左传》止于此年。

公元前458年（鲁悼公十年），赵、知、韩、魏四家尽分范氏和中行氏之地，知氏得地最多。

下　战国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知。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

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灭杞。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称西周桓公。

公元前431年，楚简王灭莒。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赵襄子侄孙赵籍、魏桓子之孙魏斯、韩康子之孙韩虔为诸侯，赵、魏、韩建国。《资治通鉴》开始。

公元前391年，齐国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彻底灭亡。齐威王立。

公元前376年，晋靖公被废，晋亡。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立。

公元前367年，周威公少子争立，即位于巩，称东周惠公。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贤，商鞅入秦，次年变法。

公元前346年，卫自贬为侯，臣服于三晋。

公元前341年，齐韩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

公元前340年，商鞅大败魏公子。魏惠王悔不用商鞅。商鞅受封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惠王杀商鞅。

公元前336年，孟子见魏惠王。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伐楚兵败身亡，越国臣服于楚。

公元前333年，张仪入秦，苏秦任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

公元前332年，秦联合齐、魏伐赵，纵约解除。

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公元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公元前321年，齐郭靖君田婴卒，子田文继位为孟尝君，开养士风气之先。

公元前320年，卫更贬号为君。

公元前319年，宋称王。

公元前316年，苏秦卒。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立，周王室分裂为东西周。齐宣王向孟子问政。

公元前313年，张仪用欺骗手段让楚怀王与齐绝交。

公元前309年，张仪卒。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遭软禁。

公元前298年，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

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灭中山。楚怀王病逝于秦。

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称西帝，尊齐王为东帝，不久又取消帝号，仍称王。

公元前286年，齐闵王灭宋。

公元前280年，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相赵王。

公元前276年，魏王封其弟为信陵君。

公元前263年，楚王封黄歇为春申君。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国，楚考烈王灭鲁。

公元前254年，卫沦为魏国附庸。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卒，孝文王继位。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庄襄王继位。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国，周亡。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

公元前241年，卫沦为秦国附庸。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后因李斯而收回成命。

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秦王嬴政逼迫自杀。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天下一统，始皇称帝。

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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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李蕾　路金波

法律顾问│黄荣楠

鸣谢赵闯先生为本书精心创作美术作品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姑息原本为养奸

弑君第一案

又杀了两个

天子挨打

霸主就要来了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尊王与攘夷

蛮夷之邦：楚

不战而霸

真霸主晋文

准霸主秦穆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血染的霸业

两笔账

阖闾伐楚

夫差亡国

勾践灭吴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黄河，长江

子产政改

鲁国政变

田陈代齐

三家分晋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天子没了

这错不该犯

只能霸道

从此血腥

为谁改革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骗子张仪

食客冯

商人吕不韦

这是什么时代

谁来回答中国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注释

附录

目录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天子剑

孔子的遗志

儒家的药方

墨子：不要仁爱要兼爱

庄子：不救才有救

韩非：治国还须庶人剑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为了正义，为了公平

墨家社会主义

两种“无政府”

无为的专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儒家小康社会

第三章 君权、民权、人权

国王培训班

无民权，就革命

守住你的王冠

人治出特务

一毛不拔错了吗

人权宣言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要做就做大丈夫

为行义，活见鬼

天命与使命

没用才好

若为自由故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弱者生存

兵道与兵法

两种活法两种道

中庸与反调

君子当自强

死期就在眼前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人是靠不住的

孟子：人性向善

荀子：善能胜恶

韩非：人性本恶

德治还是法治

没有结论的争鸣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附录

当孔夫子对学生宣讲自己的主张时，当然想不到这将开启一个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孔子感慨万千地说：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东奔西走？

天子剑

庄子一身剑客装束，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

赵王按剑以待。

王问：先生求见，打算用什么来教导寡人？

庄子说：剑。

王问：先生之剑如何？

庄子说：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王说：天下无敌呀！

庄子说：不妨一试。

王问：不知先生用长剑，用短剑？

庄子说：长短不论。但臣剑有三，不知王要哪种？

王说：请问哪三剑？

庄子说：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

王问：天子之剑如何？

庄子说：燕国为锋，齐国为刃，魏国为脊，宋国为环，韩国为柄，渤海为鞘，北岳为带，以五行制寰宇，以造化御群生，故触类旁通，上下无碍。此剑一出，诸侯正，天下定。此乃天子之剑。

赵王茫然。

又问：诸侯之剑如何？

庄子说：智勇为锋，清廉为刃，贤良为脊，忠圣为环，豪杰为柄，上法苍天以顺三光，下法大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方。此剑一出，如雷霆之怒，四海之内无不唯命是从。此乃诸侯之剑。

赵王再问：庶人之剑如何？

庄子说：蓬头垢面，怒发冲冠，瞠目结舌，义愤填膺，上取项上人头，下取腹中心肝，名为用剑，实为斗鸡。此种庶人之剑，大王手下比比皆是吧？

赵王听完，拉着庄子的手请他上殿，自己却绕着餐桌团团转，半天静不下心来。

庄子说：大王安坐定气，剑事臣已奏完。1

这当然不是史实，甚至不是庄子本人所讲，而是庄子学派后人编撰的寓言。是寓言，就有寓意；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也就是说，《庄子》书中这篇《说剑》，无妨看作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

什么是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这三百年间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由于他们后来被分为儒、墨、道、法、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十家，因此又叫九流十家，也叫诸子百家。

诸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他们的名字在全球华人地区家喻户晓。事实上，他们的时代固然遥远，他们的影响更为深远，深远到至今仍能处处看到其烙印。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是一个奇迹，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约在北纬30度上下），南亚有释迦牟尼，西亚有犹太先知，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难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

是的，轴心时代，也叫枢纽阶段。2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是犹太、印度、希腊和华夏民族的精神领袖，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不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因此，他们遥远，却不陌生。但同时，他们亲切，却不清晰。有多少人能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说出其思想、观点和方法呢？恐怕不多。

这当然不行，必须梳理。

大体上说，四百年的轴心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同时，四大文明礼炮齐鸣。第二阶段，墨子与苏格拉底同时，《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同时，3孟子和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进。第三阶段，希腊人也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我们的荀子和韩非。

这又是一大奇观。

奇观的出现因于孔子。是啊，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没有对手，古希腊哲学家则师弟相承。唯独孔子，既有继承者，又有挑战者。挑战者之间当然也有分歧，但反孔则是一致的。墨子、庄子和韩非“三剑客”，更是剑剑直指孔丘。百家争鸣由此而起，并延绵不绝。

那么，孔子究竟怎么了？

他，也有天子之剑吗？

孔子的遗志

孔子临终前见到了子贡。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是听到孔子病重的消息后，从外地赶来的。子贡赶到时，孔子正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见到子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赐，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啊！4

这是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四月。初夏的夕阳正沉稳地落入辽阔的原野，有点儿无奈，也有点儿倔强，却还是给头顶上的阴云镶上了金边。

是的，金边。

实际上，孔子就是“金边”，那颗即将坠落的“太阳”则是周制度和周文化。这一点，孔子心里非常清楚。唯其如此，他才要向子贡交代后事。

那么，孔子有什么事放心不下？

救世。

记得还是周游列国那会儿，孔子一行从楚国的叶县（叶读如社）返回蔡国，找不到渡口。这时，随行并担任驾驶员的是仲由（字子路）。孔子便接过缰绳，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

子路走到田边，向两个肩并肩耕地的人请教。这是两位隐士，叫长沮（读如居）、桀溺。

长沮问：拿缰绳的那位是谁？

子路说：孔丘。

这时，子路是在对长者说话，所以直呼孔子其名。

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那他知道渡口在哪！

这是话里有话。意思是：你们家孔夫子不是给天下人指点迷津的吗？还找不到渡口？或者说，孔某人早就知道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

两种解释，都通。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

桀溺问：先生哪位？

子路答：仲由。

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

子路说：对的。

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又跟谁一起去改变？与其像孔丘那样，只是拒绝坏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拒绝整个社会。

说完，两人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

子路无奈，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感慨万千。孔子说：天下如果太平，我又何必东奔西走？5是啊，正因为天下无道，才要救世嘛！

问题是，救得了吗？

救不了。

这一点，就连子路也明白。子路的说法，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一个君子，是有担当的。挺身而出，只不过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士人的责任而已。6

义不容辞，也只能坚持。有一次，子路没能赶在关门之前进城，便在鲁城的外门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看城门的小吏问子路：你从哪里来？

子路说：从孔子那里。

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7

好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也有人尊敬。有一个镇守边疆的小官就曾对孔子的学生们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是一定要让先生做人民导师的。8

这位职务叫“仪封人”的小官并没有说错。汉武帝之后，孔夫子真的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可惜他这位人民导师却只是一道华丽的金边，中看不中用。何况这金边装饰的，还不是孔子要恢复的周制，而是他想都没想过也不会喜欢的秦制或汉制。

无疑，这不是孔子的遗志。

可惜这由不得他。

的确，历史并非英雄所创造，英雄人物的模样反倒是由历史来塑造的。历史要求他是什么形象，他就只能是什么形象。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孔子，那么，他给子贡留下的遗言应该是靠谱的──天下无道很久了，没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张。9

那么，孔子的主张是什么？

儒家的药方

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0 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因此，这段话是儒家的纲领。

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却“礼坏乐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四个字还是他学生说出来的。

这个学生叫宰予。

宰予是言语科的学生，能言善辩，也喜欢较真，常常让孔夫子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居然说，父母亲去世，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时间太长了吧？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啊！

礼坏乐崩，出处就在这里。

宰予恐怕是诡辩。因为坚持三年之丧，本身就是尊礼和守礼，怎么会礼坏乐崩？然而丧期内不能作乐，包括不能饮酒和做爱，是事实。

这多少有点麻烦。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乐也就没有礼。何况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不做爱哪来的儿子？于是孔子只好耐着性子问宰予：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细粮穿那丝绸，心里好过吗？

宰予说，好过呀！

孔子无话可讲，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汝安则为之！一个君子在居丧之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不进音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安理得，那就为所欲为好了！

宰予听完，一声不吭就出去了。

孔子却不能平静。

在他看来，宰予真是没有爱心。孔子说，丧期为什么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是的，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了。爹妈抱了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何况实际上还只有二十五个月。这样合情合理的事，宰予怎么就想不通呢？11

然而这场不了了之的辩论，却为我们开启了智慧之门，也为礼乐制度找到了人性的根据。

什么根据？

爱必须得到回报。

这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爱与爱的回报就必须设定为道德，这就是仁；必须设立为制度，这就是礼。礼是仁的制度保证。因为爱，或者仁，或者孝，都是无形的，内在的。不彰显出来，就无法确认；不诉诸行为，就无法培养。礼，岂能可有可无？

但更重要的，是仁。

仁为礼乐之本。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牺牲和玉帛吗？乐，难道就是钟鼓和舞女吗？12 当然不是。那是什么？爱。因此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拿礼乐当回事。这层意思，他是用反问的语气说出来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3

那么，爱心从何而来？

天性。

出自天性的爱，叫天良。没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因此，孔子很奇怪宰予为什么会反对三年之丧。他甚至反思：宰予难道就没得到过三年之爱？应该也得到过吧？或许，他真没得到过？14

总之，礼坏乐崩绝不是礼乐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出了问题。但只要人性依旧，天良尚存，这世界就有救。只不过，救世先得救心。

仁爱，就是拯救世界的“速效救心丸”。

问题是，这药丸找得到吗？

孔子认为找得到。因为它的原材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就是对父母、对子女、对亲人的爱，叫“亲亲之爱”。这种爱是天然的，固有的，不需要讨论和证明的。只要纳入古已有之的礼乐制度，就万无一失。

合逻辑吗？

合。

有问题吗？

没。

都赞成吗？

不。

墨家、道家、法家，全都反对。

墨子：不要仁爱要兼爱

第一个站出来反孔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跟孔子一样，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因此，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这世界有救，救世的药方就是爱，应该以救世为己任。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

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比方说，礼制规定，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叫“割不正不食”；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坐，叫“席不正不坐”。这些都没什么道理，却是孔丘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15

那么，这些繁文缛节，儒家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墨子说，孔丘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时，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来路就吃了。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后来回到鲁国，却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俨然君子。子路问他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孔丘居然说，那时求生，此刻求义呀！

好嘛！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16

当然没有。

问题是，这故事可靠吗？

不可靠。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用于嘲笑儒家的。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则没有问题。17

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是赞成和反对两种。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你对他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也只能弱弱地问一句：先生当真相信自己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庄子：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也因此，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那你就不要瞎折腾。

对！不救才有救。

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这就好比鱼儿，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相互救助过吗？没有。只有当泉水干涸，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才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用唾沫滋润，叫“ 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呴读如需）。这，又哪里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24

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嘛！

但即便如此，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相反，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25 这句话，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

庄子这样说，对吗？

对。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自己固然视死如归，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

因此，庄子还有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26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27

那么，前面的问题，韩非怎么看？

韩非：治国还须庶人剑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讲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这故事说，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28

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

韩非，是矛盾论者。

但，这跟仁爱、礼乐，有什么关系？

也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买椟还珠”。第一个故事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结果，晋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第二个故事说，楚国的商人卖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还要“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退回珍珠。29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

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那么，仁爱和礼乐，哪个好？

都不好。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为什么？用不着！这就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相反，如果必须装饰，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一个人长得丑，才要化妆；鱼虾不新鲜，才放佐料。这就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30

结论又很简单：如果仁爱很好，何必要有礼乐？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几个回合下来，公输盘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为了正义，为了公平

十天十夜后，墨子到了郢都。1

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是楚国的国都。墨子千里迢迢赶到郢都，是为了救宋国。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来见公输盘。

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请先生做了他。

公输盘不高兴。

墨子说：在下愿付黄金二百两。2

公输盘更不高兴了。他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鄙人恪守正义，从不胡乱杀人。

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发明了云梯，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去争夺多余的，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慈。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

公输盘没有话说。

于是，墨子又请公输盘带他去见楚王。

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家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家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家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病人。这人有盗窃病！

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进攻人家，这跟那病人有什么两样？

楚王也没有话说。

然而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墨子便解下腰带围作城池，用小木片作为器械，跟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下来，公输技穷，墨子的招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是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

楚王奇怪，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子说：公输先生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他以为那样一来，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读如骨，釐读如离）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和器械，正驻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送死。

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成功营救了宋国的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回家。路过宋城时，天降大雨。墨子想进城避雨，守城的不让进。可见至少这时墨子并不是宋国大夫，宋人也不认识他。他的救宋，当然也非宋国所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管这闲事？

为了公平与正义。

公平与正义，是墨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墨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便正在于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墨子说，一个人，如果溜进人家的果园偷桃窃李，大家都说他不对，官府也要追究责任，因为他不劳而获，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罪过又重；偷牛偷马，更重。如果杀人放火，那就罪大恶极。

这，就叫公平正义。

所以，杀一个人，就有一重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罪。那么，杀一万个人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万重罪？

不，无罪。

岂止无罪，而且有功，因为这一万个人是在战场上杀的。于是人们都说，这叫英雄业绩，叫为国争光，完全不管那战争的性质是什么。

那么，春秋战国，有正义战争吗？没有，都是侵略战争。发动侵略战争，跟打家劫舍有区别吗？没有。只不过由于明火执仗，只能更无耻。这种无耻行径，难道因为动用了国家的名义，就变成正义的了吗？3

更无耻的是，诸侯们不但侵略别人的国家，屠杀别国的人民，掠夺人家的财产，还要“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向后代炫耀。那么请问，一个平民百姓，也去攻打邻居家，杀人抢粮抢东西，然后也记录在案，炫耀“谁都没我抢得多”，行吗？

显然不行。

同样的事，王公贵族就干得，平民百姓就干不得；或者王侯干了就叫“英雄业绩”，小民干了就叫“为非作歹”。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4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公平与正义！

没有公平正义的原因，是没有爱；而救世之方，则只能是兼爱。兼爱，就是“兼相爱，交相利”。5兼，即一视同仁；交，即有来有往。前者讲平等，后者讲互利。平等就公平，互利就正义。公平正义，是不是要靠兼爱来实现，也只有兼爱才能实现？

墨子认为是。

那么，仁爱不行吗？

不行。因为兼爱无差别，仁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等级；不平等，就难公平。没有公平，又哪有正义？其结果，只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因此，墨子坚定不移地高高举起兼爱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八个大字：互爱互利，公平正义。

请问，这是什么思想？

社会主义。

那就来探个究竟。

墨家社会主义

墨子主张的合理社会，是劳动者的天堂。

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墨子高度肯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墨子说，动物是不必男耕女织的，因为羽毛就是衣服，蹄爪就是鞋子，水草就是粮食。人，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劳动则不得食。6

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根据这一点，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就应该是出力的得，不出力的不得，多出力的多得，少出力的少得。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最多的，往往出力最少甚至完全不出力，叫“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7 墨子称为“无故富贵”。8

这很不合理，非改革不可。

墨子的方案，是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

首先，每个人都要劳动，都要做贡献。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贡献则有分工不同，叫“分事”，比如君王搞政治，士人当助理，农民种庄稼，妇人做纺织。这些都是劳动，也都有理由有资格按照贡献大小得到相应的报酬。这就是自食其力，按劳分配。9

其次，既然按劳取酬，那么，为了体现公平，社会也应该保证所有人都“各从事其所能”，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各尽所能。10

第三，既然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社会的管理，就应该是“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即便地位卑贱如农民、工人、商贩，只要有能力，也应该“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相反，即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没有能力也不能做官。总之，尊卑贵贱，都必须根据能力、表现和贡献进行调整，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是机会均等。11

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两千多年前提出，堪称振聋发聩，不能不让人惊叹。故此说一出，便立即风靡天下，成为孔子之后与杨朱齐名的两大显学之一（杨朱的学说详见本书第三章）。

然而好景不长。风行一时的墨家思想，很快就销声匿迹，墨子本人也被遗忘。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的生平甚至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2

杨朱更惨，一个字都没有。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独尊儒术所使然。事实上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此不但有“外儒内法”，而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被迫成为“地下党”。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墨子的主义和践行都有问题。

首先是没有依据。儒家的主张是有依据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就是历史依据；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就是人性依据。墨子的主张，却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既无依据，也没有办法。他的一整套改革方案，说起来振振有词，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没有一件能成功，没有一件能推广，也没有一件能持久。

当然不可能成功，因为做一个“墨家社会主义者”太苦太累太难：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木屐，整天干活不休息，弄得小腿上没有粗毛，腿肚子上没有细毛，非如此不能叫“禹道”，不能算“墨者”。13

这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没错，墨子主张公平正义，这是我们要的；主张人类幸福，也是我们要的。但他主张的公平正义，却要靠吃苦耐劳、赴汤蹈火去实现；他许诺的人类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苦哈哈的。也许，在墨子看来，只要大家平等地过苦日子，就是幸福。如果像他这样，领导人带头过苦日子，芸芸众生就更应该欢欣鼓舞，感恩戴德。可惜他想错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既要平等，也要过好日子。人人破衣烂衫，餐餐粗茶淡饭，天天劳动不止，还不准有娱乐活动，14 这样的日子没人想过。

难怪庄子学派会说墨家“反天下之心”了。反天下之心，就是违背人之常情常理。故，“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强制推行，则“天下不堪”。就算墨子自己能实行，奈天下何！15

那么，庄子他们又是什么主张？

两种“无政府”

庄子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

笼统地说，道家是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领导的。至少，庄子和庄子学派不喜欢。他们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没有。就算不能取消，也得等于没有。形象的说法，叫“上如标枝，民如野鹿”。16 标枝，就是树顶上的叶子。它存在吗？存在。管事吗？不管。

这并不奇怪。

前面说过，道家的观点，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因此，正如最好的社会不需要拯救，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形同虚设，或若有若无，至少应该看不见。

用老子的话说，就叫“太上，下知有之”。

这句话，也有版本写作“不知有之”。不知有之，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下知有之，则是仅仅知道有领导而已，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

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叫“侮之”。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17

上如标枝也好，不知有之也罢，都说明政府和领导是可以不要的。

那么，道家为什么不要政府？

先看老子。

老子从没说过不要政府，但主张政府不要作为。老子说，一个社会，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18 总之，天下大乱，就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但，统治者为什么有为？

多欲。

在老子看来，一切作为都起源于欲望。多欲，就不知足。不知足，就瞎折腾。越折腾，天下就越乱。这就叫“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19

那该怎么办？

寡欲。

然而欲望这东西，其实人人都有。能做到的，也就是不去勾引和诱惑。

为此，老子提出了他的“三不原则”。

第一，不选贤任能。因为只有不推崇贤能，人民没有学习榜样，才不会竞争。这就叫“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二，不器重宝物。因为只有不把奇珍异宝当回事，才不会有人想着来偷。这就叫“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三，不炫耀可能引发和激起贪欲的东西。因为只有统治者自己不展示欲望，才能让人民清心寡欲。这就叫“不见（现）可欲，使民心不乱”。20

呵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道理老先生懂。

所以，老子不但要求统治者寡欲，而且希望他们弱智。因为统治者稀里糊涂，老百姓就纯朴敦厚，叫“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相反，统治者明察秋毫，老百姓就心怀鬼胎，叫“其政察察，其民缺缺”。21

看来，最好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浑浑噩噩。

于是，老子提出了他的愚民政策。具体地说就是：对于民众，要简化其思想，填饱其肚子，削弱其志向，强壮其身体，永远让民众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让自以为是的人不敢胡作非为。

很清楚，为了让“知者不敢为”，必须“常使民无知无欲”，当然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22 但如此这般，岂非舒舒服服，变成动物？

正是。

问题在于：为什么？

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国，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装，也得糊涂。这就叫“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23

至少，也得“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能行吗？

当然行。老子说：统治者无所作为，老百姓就潜移默化；统治者喜欢清净，老百姓就走上正轨；统治者无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渐富裕；统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纯朴。这就叫“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话：“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还是“无为而治”好。无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里，但凡“大”，必是“无”，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27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为大治。

实际上，君不治，则民自治；君无为，则民有为。因此老子的观点，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有政府，无作为；小政府，大社会。

看来，老子并非真无为。他是不治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这就跟庄子有所不同。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上如标枝”，才能保证“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么，要政府干什么？

显然，老子只是“无作为”，庄子才是“无政府”。

这是两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

有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有为”和“无为”的不同排列组合：老子是“以无为求有为”，庄子是“以无为求无为”，墨子是“以有为求有为”。至于“以有为求无为”，则将由禅宗来代表。

那么此刻，墨子、老子、庄子，谁结出了果实？

老子。

果实是谁？

韩非。

无为的专制

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首先，君无为，才尊贵。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乎上，群臣竦（悚）惧于下”。29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须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可能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31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32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33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却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34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

人不专制，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必须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

没错。四体不勤大腹便便稳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蚁后；那些什么想法都没有，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序做贡献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蚁。

这样的社会，也会有人喜欢吗？

有。

谁会喜欢？

墨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墨家主张的，也是“蜂蚁社会”。

没错，法家在墨家之后，墨子在韩非之前。法家兴起时，墨家已经衰亡。因此，墨家不可能去赞成韩非。但如前所说，墨法两家，既根本对立，又相互同情。那么，他们殊途同归，不可能吗？

完全可能，主张“蜂蚁社会”就是。

当然，这种相同，只是不约而同。事实上，墨法两家的蜂蚁社会，只有结构相同。其余，则性质不同，起因不同，实现方式也不同。韩非是“国家主义者”。他的主张只能用于国家，也只能靠君主去实现。墨子却是“社会主义者”。他的主张，自己就能实践。

在哪里实践？

在组织中。

与儒、道、法三家不同，墨家不仅是学派，也是团体，甚至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组织的成员叫“墨者”，组织的领袖叫“巨子”。巨子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导师，又是首领，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一呼百应，绝对权威。

墨子本人就是这样。

据说，墨子当巨子时，手下有一百八十人。他们忠心耿耿，训练有素。只要墨子一声令下，跳进火海走进刀山，脚后跟都不会转一下，迎着死亡就上去了，叫“赴火蹈刃，死不还踵”。35

照这架势，如果领袖要他们做人肉炸弹，估计也干。

黑社会吗？恐怖组织吗？

不，和平组织。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组成墨家团体的应该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爱和平，勤劳动，能吃苦，守纪律，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墨子本人，更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就跟商鞅和韩非要建立和维护的王国完全两样，怎么也是蜂蚁社会？

因为理想，因为价值观。

那么，墨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又是什么？

公平与正义，还有平等。

的确，墨家是追求平等的。他们反对仁爱，主张兼爱，就因为仁爱有等级，兼爱讲平等。墨子主张改革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做到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也为了追求平等。

墨家的这一追求，倒是跟法家相同。法家也是讲平等的。法家的主张，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已由商鞅的实践证明。商鞅虽然没能法办太子，却法办了太子的师傅，也算“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何况法家的主张，还有“君主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更不难做到。因为在法家的系统中，臣民本来就是君主的工蜂和工蚁，有什么区别？

所以，法家讲平等，没问题。

法家没问题，道家也没有。道家的主张，是“道的面前人人平等”。这可是只需要一个念头。同样，儒家也没问题，因为儒家根本就不讲平等。他们的主张是对等，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看来，有问题的，唯独墨家。

什么问题？

一个社会人人平等，一旦意见分歧，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现实，不能不回答。

韩非的办法是“唯法”，墨子的办法是“尚同”。

唯法好理解，就是一切听法的。包括君主，也得依法行政，唯法是从。这就叫“动无非法”，也就叫“以法治国”。实际上，只要能“奉公法，废私术”，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就平等。36

那么，什么是尚同？

尚就是上，尚同就是上同，也就是同上，即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统一于上级，最终统一于上天。而且，这种统一是绝对的，毫无价钱可讲，叫“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

显然，这是一种绝对的服从。

绝对服从对于一个准军事组织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完全必需的。问题是，下级固然人多嘴杂，上级也并非只有一人，那又怎么办？

墨子的办法，是“逐级尚同”。

所谓“逐级尚同”，就是村民意见分歧，由里长统一意见。里长统一不了，听乡长的。乡民意见分歧，由乡长统一意见。乡长统一不了，听国君的。国民意见分歧，由国君统一意见。国君统一不了，听天子的。有天子，最后总能统一起来。37

这办法，可谓“墨家民主集中制”。

表面上看，这里面有“民主”。墨子规定，下级和群众有意见，可以提，上级也要听。但他同时又规定，如果下级和群众不反映情况，要受惩罚。38 那么请问，这种所谓的“民主”，是权利呢，还是义务？

何况更重要的是“集中”。而且，按照逐级尚同的逻辑，最高思想权、话语权、决策权和裁判权，还在天子。天子，是真理的代言人，最高的仲裁者。

这是什么？

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甚至独裁。

在这样的制度下，组织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领袖的权力也必定是绝对化的，墨家团体变成蜂蚁社会更不足为奇。因为那些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基层群众，本来就像工蜂和工蚁。39

墨法两家，终于殊途同归。尽管那蜂蚁社会，墨家的是民间团体，法家的是国家组织；墨家是为了平等，法家是为了集权。但最终会走向专制，是一样的。

这时，也许就该听听儒家的主张了。

儒家小康社会

如果说庄子的理想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上如蜂王，民如工蜂”，那么，儒家的主张便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这就是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也是宗法社会，至少西周的是。按照西周封建制，周王是上天的儿子，天子。诸侯是周王的儿子，王子。大夫是诸侯的儿子，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儿子，士子。呵呵，他们本来就是父子。40

何况不是父子也没关系，可以看作是，因为配套的还有礼乐制。礼乐制讲“亲亲”和“尊尊”。亲亲，就是亲爱亲人；尊尊，就是尊敬尊者。没有父子关系的人如何尊尊亲亲？把君看作父，把臣看作子。

父子君臣，是人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就是理想中的封建社会，儒家管它叫“小康”。

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41

大同和小康，是两种社会，也是两个时代。在大同之世，人们讲诚信，爱和平，男人有职业，女人有归宿，弱势群体有人照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样的社会，墨家当然也喜欢。因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很符合兼爱的原则；“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符合尚贤和非攻的主张。至于“谋闭而不兴（没人搞阴谋诡计），盗窃乱贼而不作”，说明是“无为而治”，因此道家也喜欢。

儒、墨、道都喜欢，大同社会岂非很好？

看起来是。

可惜好景不长。夏以后，中国进入小康。从此，所有人都只爱自己的父母，只疼自己的孩子，人人为己，财产私有，职位世袭。于是，人们筑建城池，确定礼义，划分领地，豢养爪牙，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保护财产，不能够规范关系。结果是什么呢？

阴谋也有了，战争也有了。

这样看，小康岂非不如大同？

未必。

什么是大同？什么是小康？按照儒家的说法，前者“天下为公”，后者“天下为家”。天下为公，就是公有；天下为家，就是家有。与公有相反的，原本应该是私有（个人所有）。但在中国，却从来只有“家有”（家庭或家族所有）。这是中国式所有制的紧要之处。

那么，什么东西由公有变成了家有？

财产和权力。

因此，小康之世有两大特点，一是财产家有，二是职位世袭，其实是财产和职位都在家族内代代相传。这就叫“家天下”。由此产生的，是“家国一体”的制度。至于建城和制礼，不过配套措施。

然而这配套措施，却揭示了一个秘密──

小康之世是文明时代。

是的，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小康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岂非证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其实是由野蛮进入了文明？

这是一种进步。

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的帷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来揭开。因此，为了文明，人类不得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42

但道家不这么看。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43

意思很清楚：道德一旦滑坡，就刹不住车。事实上儒家也承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家，则因为“大道既隐”。所以，前者才叫大同，后者才叫小康。一大一小，岂非高下立现？

更要命的是，历史完全证明老子所言不虚。

是的，大同就是“道的时代”，小康就是“德的时代”。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到荀子的时代，岂非早就一塌糊涂？

以德治国，仁爱救世，都相继破产，似乎出路只能是退回道的时代。但，大同之世就当真那么好？尧舜禹不就明争暗斗，黄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

没错，女娲或伏羲那会儿，确实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用的。大同之世为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物质匮乏，根本就没得偷。

这样的时代，你还想回去吗？

就算想，又回得去吗？

法家认为回不去。在他们看来，不要说大同，就连小康，也一去不复返。能争取到治世，就不错。既然是治世，那就要治。谁来治？君王。怎么治？依法。反正，大道没了，就不要谈道，谈谈术就好。

儒家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大道没了，还可以有中道。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这是中等之道，也是中庸之道，而其他三家却总是剑走偏锋。比如墨子尚同，韩非实君，结果是有君权无民权。庄子无君，老子虚君，结果是君权和民权都没有。

那么，什么社会能兼顾君权和民权呢？小康。这个问题，孔子说得不多。讲得多的，是孟子。

那就来听孟子说。

第三章 君权、民权、人权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这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

国王培训班

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

这时的魏国已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叫梁惠王。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五年前，他们败于齐国孙膑；第二年，又败于秦国商鞅。梁惠王很是着急。

因此，孟子来见他时，梁惠王开口便说：老伯！不远千里而来，总该对寡人的国家有点好处吧？

孟子却顶回去：王！何必言利，讲讲仁义就好。1

这真是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是肯定的。因为梁惠王的切肤之痛，是“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很需要有些管用的东西，哪有工夫听这老头慢慢吞吞讲仁义？2

呵呵，梁惠王有实际需求，孟柯则空谈误国。

但，孟子却非讲不可。

这是他的使命。

孟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曾两次说，老天爷诞育万民，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让我们这些社会精英去启迪和教育人民。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又有谁能做？3

是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

所以孟子要办“国王培训班”，给他们换脑子，讲王道和仁政。培训班起先开在齐国，学员是齐宣王，授课方式则是一起聊聊。

哈，启发式。

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聊音乐。

孟子说：听说王上喜欢音乐，有这事吗？

宣王马上就脸红了。因为他喜欢的并非古典音乐，而是流行歌曲。这在贵族，是丢人的。

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臣想问一个问题：王上认为欣赏音乐，是一个人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啦！

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啦！

孟子说：那么好了，跟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与民同乐，就是王道呀！

齐宣王问：王道和仁政，怎样实行呢？

孟子说：减轻人民负担，放宽各项政策，关注弱势群体，就像周文王当年那样。

宣王说：先生这话说得真好！

孟子说：王上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

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

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5

齐宣王无话可说，但也不照做。

孟子只好去培训梁惠王。

梁惠王那里就更谈不拢。想想也是，秦国用谁？商鞅。楚国用谁？吴起。齐国用谁？孙膑。结果怎么样？富国强兵，转败为胜，称霸称王。这样的事孟子做得了吗？做不了。那梁惠王为什么要听他的？6

也只好霸王硬上弓。

孟子问：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没有。

孟子又问：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也没有。

孟子就说：现在，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7

呵呵，这哪里是上课，明明是训人。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教训国王？

难道他要革命么？

也许是的。

无民权，就革命

孟子确实像革命党。

有一次，齐宣王问：武王伐纣，有这事吗？

孟子说：史书上有。

宣王又问：臣弑其君，也可以吗？

孟子马上硬邦邦地回答：破坏仁的叫作贼，破坏义的叫作残，贼仁残义的就叫作独夫。我只听说打倒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不弑君的！8

又一次，邹穆公遇到难题。

邹穆公告诉孟子，前些时我们跟鲁国发生冲突，寡人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民众却袖手旁观。这事让寡人左右为难。杀了这些见死不救的吧，杀不完；不杀吧，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先生，请问该怎么办？

谁知孟子却幸灾乐祸。

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9

晚清的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吧？

但，为什么？

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君权。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

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养尊处优，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11 但，如果他不合格，就不能享受这份尊崇，人民也就有权利革命。

这，也是国王培训班的课程内容。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后却发现老婆孩子在挨饿，在受冻。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

宣王说：绝交！

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该怎么办？

宣王说：撤职！

孟子再问：一个国家政治搞不好，又该怎么办？

齐宣王该怎么回答？

王顾左右而言他，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12

但孟子还有机会。

又一次，齐宣王问：公卿都相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同宗之卿，有异姓之卿。但他们的职责，都是君王有了大的过错就要劝阻。如果反复劝阻还不改，就要采取行动。

宣王问：同宗之卿会怎么样？

孟子说：废了那王！

宣王一听，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

孟子说：王上不必紧张。王上问臣，臣不敢不实言相告。照道理说，是这样。

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

又问：如果是异姓之卿呢？

孟子说：拂袖而去！13

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毫无疑问，孟子从来就没反对过君主制，也不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但他跟孔子一样，不讲平等，却讲对等。对等，就是我有义务，你也有；你有权利，我也有。大家礼尚往来，谁都不能盛气凌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4

忠诚与客气，不平等，但对等。

孟子却没那么温良恭俭让。他的说法是──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5

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什么人，我就把你当什么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

呵呵，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但，这也顶多是翻脸，为什么要革命呢？

更重要的是，人民为什么就有权革命呢？

因为君权来自民权。

有一次，学生万章问：尧把天下让给舜，有这事吗？

孟子说：没有！没人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说：那么舜的权力，是谁给的？

孟子说：天给的。

万章问：上天授权时，反复叮咛告诫了吗？

孟子说：没有。天是不说话的，但上天会看人民群众的反应。民众满意谁，天就授权谁。天子之权是上天和人民共同授予的，叫“天与之，人与之”。16

对，双重授权，或共同授权。

这很了不起。

更了不起的是，孟子还引用了《尚书·泰誓》的一句话，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一来，上天和人民的共同授权，就其实是民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堪称伟大。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关键就看授权主体。政权民授，就民主；神授，就君主；自授，就专制；不讲授权，黑社会都不如。

然而，自从周人确立了“君权天授”的观念，授权问题就不再有人讨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明确把授权主体界定为上天和人民，而且“名为天授，实为民授”，孟子是第一，也是唯一。

但，古代中华史的民主传统，也就仅此而已。

君权来自民权，故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谓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

先看韩非。

守住你的王冠

其实，韩非也有“国王培训班”。

学员里，也有梁惠王。

当然，韩非出生时，梁惠王早已去世，韩非不可能给他上课。上课的人，叫卜皮。

卜皮也是法家。

梁惠王说：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

卜皮答：臣听说王上是慈惠的人。

梁惠王听了十分高兴，洋洋得意地问：那寡人的慈惠到了什么地步呢？

卜皮答：到快亡国的地步了。

惠王大吃一惊：慈惠不是行善吗？怎么会亡国？

卜皮说：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什么呢？必然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如此“有过不罪，无功受赏”，岂有不亡之理？17

此事不知是真是假，但被韩非编进了教材，用来培训各国国王。只不过，韩非的课程内容跟孟子是相反的。孟子讲王道，韩非讲霸道，而且是横行霸道。

为什么横行霸道？

因为社会风气如此，时代精神也如此。

韩非说，有一年齐国伐鲁，鲁国派孔子的学生子贡去进行外交斡旋。子贡滔滔不绝说了半天，齐人却一句话就打发了他。齐人回答说，先生的话确实说得漂亮，但我们就是来抢地盘的，漂亮话管什么用？

结果，齐把国境线划到了鲁国都城门前十里。

这，难道不是横行霸道？

于是韩非说，别再扯什么仁义道德，扯什么兼爱天下，扯什么温良恭俭让，谁讲谁倒霉，因为时代变了。这个变化，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8

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也好，国际关系也好，都是利益关系。只不过，利益的获取，最早是“揖让”，后来是“巧取”，现在是“豪夺”。如此而已。

是啊，所有的脸都撕破了，何必再来粉饰太平？

君臣关系，也如此。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君臣是被看作父子，邦国是被看作兄弟的。对此，韩非的反应是一声冷笑：亲如父子？就算真父子、亲兄弟，又如何？楚成王，不是被他亲儿子逼死了吗？19 齐桓公，不是把他亲哥哥杀掉了吗？20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友，管用吗？

不管用。

什么东西管用？

利益。人君最大的利益，是称王称霸；人臣最大的利益，是富贵荣华。只要协调好关系，让双方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就OK。爱不爱的，没什么意思吧？

于是韩非得出结论──

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21

哈！孟子培训班的课桌，都要掀翻了。

不过，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臣下不安于位，也想为君，怎么办？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天底下最大的利，莫过于为君为主。故臣弑君，子谋父，弟篡兄，史不绝书。从春秋到战国，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各路诸侯真不知如何守住自己的王位。

对此，韩非有办法吗？

有。

什么办法？

两面三刀。

所谓“两面”，就是奖与惩，赏与罚，也叫德与刑，韩非称为“二柄”。这当然管用。因为人之常情，无非趋利避害；刑德二柄，则无非威胁利诱。这里面有甜头也有苦头，唱红脸也唱白脸，所以是“两面”。22

与“两面”相配套的是“三刀”，即势、术、法。势就是威势，术就是权术，法就是法规。其中，威势是前提也是基础。韩非说得很清楚，飞龙和腾蛇一旦掉到地上，就跟蚯蚓、蚂蚁没什么两样。由此可知，权力和威势才是靠得住的，其他都靠不住。23

有了权威，还得会用。怎么用？用权势建立威望，用权术对付臣下，用法规制服人民。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都是人君手中的指挥刀。

看来，韩非的治术，有明有暗，软硬兼施。刑罚就是公开的硬控制，权术就是暗地的软控制。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24

但，术和法虽然两手都要硬，用法却不同。权术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叫“潜御群臣”；25 法规是用来对付民众的，叫“一民之轨”。26 所以，权术要暗藏心底，法规要公之于众。实际上韩非的法，就是输入臣民们头脑中的程序。有此程序，他们将自动成为工蜂和工蚁。

韩非的蜂蚁社会就这样建成。在这个社会里，很显然只有君权没有民权。韩非的心目中，也根本就没有民权两个字。他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君主。他对君主要说的也只有一句话：守住你的王冠！

君权至上，君主唯一，这就是法家。

这样的主张，墨子也会赞同吗？

恐怕不会。

人治出特务

没错，就算再世，墨子也多半不会赞成韩非。

这是可以猜出来的。

有一次，墨子问田齐的太王田和：现在这里有把刀，用它试着砍人的头，一刀就砍断了，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又问：一路砍过去，都是一刀就断，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再问：刀是锋利了，谁会倒霉呢？

田和说：试刀的人。

于是墨子最后问：兼并别人的国家，消灭别人的军队，残害别人的百姓，谁会倒霉？

田和低头又抬头，想了又想说：我会倒霉。27

墨子讲这故事，当然是为了反战，并宣传他兼爱的主张。但他讲的道理却有普遍性，那就是轻易不要动刀。兵者凶器也，用之不祥。试刀的人有危险，献刀的也有，何况献的还是“两面三刀”！

法家，岂能被墨家所欣赏？

实际上，墨法两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家是“为君主谋”，墨家是“为天下谋”。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28 这样的思想家，说他维护民权，好理解；说他不要民权，想不通。

可惜这是事实。

毫无疑问，墨子从来没说过不要民权，更不可能公开主张专制。可以说，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主义和践行，最终会导致独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又确确实实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了蜂蚁社会。那么请问，蜂蚁社会有可能是民权社会吗？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工蜂和工蚁也会有公民权吗？

当然没有。但，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就因为墨子跟儒法两家一样，都主张社会要有序。只不过这个秩序的维护，儒家主张靠礼，法家主张依法，墨子却寄希望于人。

什么人？

领导人。

在墨子看来，领导人很重要。

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没有政治制度，也没有领导人（无政长）。于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人越多，主义就越多。所有人都说自己对，别人不对，互相攻击，互相批判。结果“天下之乱，若禽兽然”。29

这就是没有领导的严重后果。

可见，社会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相爱”，二是“无政长”。不相爱，就斗，因为没有人道主义；无政长，就乱，因为没有统一意志。

也因此，墨子开出了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无政长的，是尚同。

尚同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也已经清楚，那就是村民的意见由村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由乡长统一，国民的意见由国君统一，全民的意见由天子统一。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诸侯“一同其国之义”。以此类推，所有的意志都能统一，天下秩序井然。

墨子认为，这就是政治的起源，也是政治的意义。政治，就是由英明的领导来统一意志。

这样的政治，当然是人治。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按照墨子的说法，人类之所以要政府，是为了统一意志；要天子，是为了统一思想。这就必须事先假设，政府一定是正确的，天子一定是圣明的，他们也一定都是兼爱的。否则，要他作甚？

那么，这个前提有保证吗？

墨子说有。因为从一开始，天子就是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他既贤良又圣明。比方说，一个村民做了好事或坏事，家里人不全知道，乡里人也不全知道，天子却清清楚楚，直接下令或赏或罚。于是大家都说“天子之视听也神”。30

奇怪！他怎么知道的？

天知道！

墨子自己也知道说不过去。但为了维护人治，便又补充说，天子其实也不是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我们还是要问：是谁通风报信告诉他的？人民群众吗？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前面说的这些事，可是“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的。群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去说？

只有一种解释：天子安排了卧底。

这岂不可怕？

其实，如果是群众去告发，就更恐怖，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特务。这就比蜂蚁社会还要等而下之。工蜂和工蚁虽然没脑子，却也不会做特务。

可以类比的，是商鞅治下的秦国。那也是所有人都服从和听命于最高领导人的。只不过，在商鞅和商鞅以后的秦国，全民都是战士，或警察；在墨子和墨子设计的天下，全民都是特务，或卧底。哪个更可怕？

都可怕。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社会也是不会讲民权的。这当然与墨子的初衷相去甚远，却又是逻辑的必然。因为墨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也不知道没有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就不会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那么，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吗？

有。

谁想到了？

杨朱。

一毛不拔错了吗

先秦诸子中，杨朱最受误解。

已经没人知道杨朱的生平，我们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影响力则跟墨子一样大。31 当时的思想界，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32完全没孔子什么事。这可真是好生了得！

那么，杨朱的主张又是什么？

一毛不拔。

什么叫“一毛不拔”？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33 一毛不拔的成语，就从这里来。

这确实一语惊人，更难让墨家接受。

是啊！墨子是为了天下，恨不得把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的；34 杨朱却即便有利于天下，也不肯拔一根毫毛。35 墨子一毛不留，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毫不利己，杨朱毫不利人，当然针锋相对，百家争鸣也就由此而起。

挑战杨朱的，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36

这位学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带领三百个同学驻守在宋城的墨家大弟子。

禽滑釐问：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干吗？

杨朱说：世道不是一根毫毛就能拯救的。

禽滑釐说：如果能，愿意吗？

杨朱不理睬他。

禽滑釐出门，把这事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

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笔巨款，你干吗？

禽滑釐说：干！

孟孙阳又问：砍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

禽滑釐不说话。

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微不足道；与肢体相比，肌肤又微不足道。这道理谁都懂。但，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那么请问，难道因为毫毛微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

禽滑釐表示无话可说。

事实上，当孟孙阳问他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行不行时，禽滑釐就已经清楚，后面等着他的问题必定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干不干？

那也能同意吗？

好嘛！脑袋不能砍，腿就能剁吗？腿不能剁，肉就能挖吗？肉不能挖，皮就能撕吗？皮不能撕，毛就能拔吗？要能就都能，不能都不能。

这就是逻辑。

墨家是讲逻辑的，所以禽滑釐无话可说。

孟孙阳的话，却意义重大。

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局部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是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请问那整体利益最后还有吗？

所以，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大江大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如果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还会有长江、黄河吗？

同样，如果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牺牲了，请问，还有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天下大利吗？

因此，别把小民不当人。

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权利。

没错，相对于国家和天下，个人或许有如毫毛。然而毫毛也是命，小民也是人。谁要把我等小民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意义。

但，如果拔一根毫毛就能拯救天下，也不干吗？

当然干。

只不过，得问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拔一毛真能救天下吗？好像不能，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既然不能，为什么要拔？

其次，谁来拔？如果是自己，那叫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应该尊敬。如果是别人，是集体，是国家，是公权力部门，那就要问他们凭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不问。要知道，国家权力是公民让渡的。公民让渡权利之总和，即国家权力。那么请问，我们让渡了生命权吗？没有。除去法定必须缴纳的税款，让渡了其他财产权吗？也没有。

那么请问，凭什么拔我们的毛？

当然，军人、刑警、消防队员等等，是让渡了生命权的。参军入伍，即是签订让渡协议。但他们没有让渡财产权。他们的生命，也不是用来挥霍的。

这就必须问第三个问题：拔下毫毛干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用于满足大小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这是一种剥削，甚至掠夺。只不过，这种剥削和掠夺打着“大公无私，利国利民”的旗号。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过圈套和陷阱：先哄骗我们献出毫毛，再哄骗我们献出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

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干脆把话说到底：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也许，这就是杨朱他们寥寥数语背后的思想逻辑。

这样看，一毛不拔有错吗？

没错。

于是杨朱的思想，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

杨朱的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37

这份宣言言简意赅，总共只有两段话。第二段无须解释，那就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后来由庄子这样表达：真正的好社会，就是所有人都相忘于江湖，谁也不用救助，谁也不用牺牲。由此推论，当然也谁都可以一毛不拔，因为根本就无须一毫。

庄子与杨朱，一脉相承。

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第一段。

第一段包括两句话，它们可以这样理解和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版。

很显然，杨朱在这里又是极而言之。他设置了两个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极端：损一毫，悉天下。悉天下，就是尽取天下，或遍取天下。这实在超乎想象。损一毫，则微不足道。天壤之别呀！

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匪夷所思无人企及的“悉天下”，是不是托？因为在杨朱这里，悉天下和损一毫，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反对悉天下，就得赞成不损一毫。做不到悉天下，就得支持一毛不拔。

这，岂非逻辑陷阱？

显然，要想侦破此案，就得问杨朱一个问题：不悉天下，只取一毫，行不行呢？

可惜没人问过。

但答案却不难得知。因为按照孟孙阳的逻辑，拔一毫就会断十指，断十指就会奉五脏，奉五脏就会献全身。那么同样，可以取一毫，就可以十毫、百毫、千万毫，最后势必是尽取天下。

所以，既然一毛不拔，那就一毛不取。

讲得通吗？

讲得通。

实际上，杨朱虽然毫不利人，却也毫不损人。岂止不损人，甚至不损物。杨朱说，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这就叫“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当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利用他人和他物。但，可以利用，不能占有。如果蛮横地私自占有，就叫“横私”（横读去声）。

横私就是霸占。而且，一切占有都是霸占，因为产权不是我们的。不但小动物和自然界，就连我们的身体也不是。那是谁的？天下的。因此，蛮横地占有自己，就叫“横私天下之身”；蛮横地占有自然，就叫“横私天下之物”。

这两种，都是杨朱反对的。

那该怎么办？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把原本属于天下的还给天下，变成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所有。

对，天下为公。

这不是墨子的理想吗？

正是。杨朱与墨子，分道扬镳，殊途同归。

实际上墨子与杨朱，就像孟子与韩非，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孟子与韩非，是民权与君权。孟子捍卫民权，韩非保护君权。墨子与杨朱，是公权与私权。墨子主张公权，杨朱维护私权。他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就既是人权宣言，又是维权声明。

是这样吗？

是。事实上，这句话是有主语的。主语就是“古之人”，即古代领导人。我们知道，借古是为了讽今。因此，它又可以这样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满足天下，我不干；你们尽取天下满足自己，也不行。

这，岂非维权？

当然是。而且，他维护的还不是笼而统之的民权，而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私权。

私权重要吗？

很重要。

私权是相对于公权而言的。前者叫私权利，后者叫公权力。没有私权利的让渡，公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必要性。因此，公权力绝不能侵犯私权利。哪怕你号称大公无私，也不行。

没有私权，就不会有公权。

没有私权，也不会有人权。

可惜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甚至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我们历史上的所有制，既非公有（公共所有），又非私有（个人所有），而是家有（家庭所有，或家族所有）。没有私产（个人财产），哪有私权（个人权利）？

因此我们的文化内核，必然是“群体意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讲公权就政治正确，讲私权则难免风险。于是，我们就不敢讲，不想讲，甚至不会讲了。

由是之故，杨朱的私权论一发表，就震惊天下。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很快就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人们一知半解地嘲讽着他的“一毛不拔”，不知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才真该是理想。

承接了杨朱思想血脉的，也许只有庄子。

庄子是超凡脱俗的，他似乎并没有卷入这场君权与民权、公权与私权的论争。但作为诗人哲学家，他却诗意地思考和回答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有一天，庄子和惠子在桥上休闲。

庄子说，你看那浪里白条，从从容容地游来游去，这就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说：你又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也不是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鱼乐？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庄子的太太死了。

朋友死了太太当然要吊唁，因此惠子去看他。

惠子就是惠施。

惠施是宋国人，学派属于名家。他没能留下著作，我们只能到别人的书里去看。不过，作为庄子的朋友和论敌，他在《庄子》一书中总是输家。

有一天，庄子和惠子在桥上休闲。

那时还没有工业污染，河水想必很清澈，可以清楚地看见鱼在水里游。于是庄子便说，你看那浪里白条，从从容容地游来游去，这就是鱼的快乐啊！

惠子说：你又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也不是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鱼乐？

惠子说：这就对了！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鱼，也当然不知道鱼。

庄子说：不对！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你一开始就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就是在这里，在这桥上和水里知道的！1

显然，庄子这是诡辩。因为惠子所谓“汝安知鱼乐”，是问“怎么知道”，不是问“从哪知道”。回答“从这里知道”，岂非文不对题？

但庄子的强词夺理，却表明了他的态度。

什么态度？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是这样吗？

是。

实际上，庄子未必不知道自己是诡辩，也未必真知道鱼是否快乐。他说“鲦（读如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不过因为当时他自己很快乐。

这就叫“移情”，是一种审美的态度。有此态度，则万物无不有灵，也无不有情，还无不有趣。

这样看，惠子反倒是煞风景的。

所以庄子要强词夺理。他其实也是在表明态度：人活着，要开心。开心就好。为什么开心，别问！

要问，也问你自己。

对！我行我素。

因此，当惠子前来吊丧时，便看见庄子正以一种傲慢的姿势坐在那里，敲打着瓦罐唱歌。

这似乎太不像话。

于是惠子说：人家跟了你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不幸去世。你不哭已是不近人情，居然还要唱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呀！她刚去世时，我又何尝不悲痛。只是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从无到有，又从生到死。这生老病死，不就像春夏秋冬一样吗？现在，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踏踏实实地睡着了，我却在这里鬼哭狼嚎，岂非太不懂得生命的真谛？2

这可真是看透了死亡。

死亡即大限。看透了死亡，也就看透了人生。

也许，这又是对杨朱的继承。

杨朱说，天下万物虽然生态各异，但终有一死则完全相同。活十年是死，一百年也是死；仁者圣人要死，恶棍傻瓜也要死。活着时是尧舜，死了是腐骨；活着时是桀纣，死了也是腐骨。腐骨跟腐骨，有什么区别？3

好嘛！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下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

既然难免一死，那又何必纠结。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你死了我可以哭，也可以笑，还可以唱歌。我死了也一样。因为我的人生与你无关，你的人生也只属于你自己。我们各人过好各人的吧！

但，既然终归要死，那又何必活着？

这得想想。

杨朱的回答是：既然有了生命，那就只能活着，还得好好活着。这就叫“且趣当生，奚遑死后”──过好当下每一天，别管死后怎么样。

那么，什么叫好好活着？

或者说，人活着，为什么？人生一场，干什么？

对此，先秦诸子也有不同的态度。这些态度，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只不过，他们有的是发表宣言，说给我们听；有的是身体力行，做给我们看。

先看孟子。

要做就做大丈夫

孟子的主张，是要活就活出个样儿来！

什么样儿？

大丈夫。

什么是大丈夫？

万物皆备于我；不怨天，不尤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

孟子是大丈夫吗？

是。

有一次，齐宣王派人来说：寡人原本应该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先生肯来，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让寡人见到先生不？

孟子马上说：不好意思，碰巧臣也不能吹风。

其实孟子没病。

而且，他还原本是准备去见齐宣王的。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装病？

因为直觉告诉他，齐宣王是“托疾以召”，5 也就是借口生病来召见他。这当然不行。

对此，孟子曾做出解释。

孟子说，天底下最尊贵的有三样：爵位，年龄，道德。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因此，哪怕贵为国君，也只能登门求教，哪有随随便便把有德之士呼来唤去的道理？6

所以孟子宁肯装病，也绝不迁就。

孟子还说，一个士人要想游说诸侯，就先得不把他放在眼里，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7 因为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义。我们又不比他少什么！8

难怪他能办“国王培训班”了。

其实孟子的培训班，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齐宣王和梁惠王，算是上了分数线。惠王的儿子襄王，孟子就看不上眼，说是“望之不似人君”。9 所以，孟子还有个说法：我不屑于教育他，那就是教育他。10

孟子不屑于教诲的，都有谁呢？

上不了培训班的国王。

如果考试及格呢？

也不能跟孟子平起平坐。孟子曾借孔子之孙子思的口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哪敢跟你交朋友？论道德，你是徒，我是师，怎么能够做朋友？11

这就是傲骨了。

傲骨，是士人的气节。

的确，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是为大丈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大丈夫？

养浩然之气。12

有了浩气，会怎么样？

浩气充盈胸中，就是“美人”，叫“充实之谓美”。如果还能放射光芒，就是“大人”，叫“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如果这光辉还能感化影响别人，就是“圣人”，叫“大而化之之谓圣”。如果这感化和影响还不知不觉，就是“神人”，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美、大、圣、神，是人格修养的四种境界。13

境界是需要提升的，但只要有此浩然之气，就会以天下为己任，以正义为担当，至大至刚，至正至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当然，他也任何时候都会敢于直言。

于是，孟子所向披靡。

有一次，孟子到齐国某地视察。

当地的地方官，叫孔距心。

孟子问：如果手下的战士，一天之内三次失职，大夫您会开除他吗？

孔距心说：等不到三次。

孟子说：大夫您已经超过三次了。因为贵地的灾民和难民，老弱暴尸荒野，青壮流离失所，已近千人。

孔距心说：这不是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说：替别人放牧牛羊，却找不到牧场和水草，是该把牛羊还回去呢，还是看着牛羊死去？

孔距心说：距心明白了，这是距心的罪过。

孟子回到国都，对齐宣王说：王的地方官，臣认识了五个。知道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

齐宣王说：这也是寡人的罪过。14

呵呵，这是怎样的侠义，又是怎样的坦荡！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为行义，活见鬼

孟子行侠仗义，墨子装神弄鬼。

这样说，也许冤枉了墨子，因为他可能是真的信鬼信神。为了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曾经讲了大量活人见鬼的故事。15 结果，却让他狼狈不堪。

有一次墨子病了，一个名叫跌鼻的学生便来质疑：先生为什么会生病？先生怎么可以生病呢？

这话奇怪！

是人就会生病，墨子怎么就病不得？

因为墨子说，鬼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谁要是实行兼爱，做好事，鬼神就奖赏他，让他走运；谁要是不兼爱，做坏事，鬼神就惩罚他，让他倒霉。

生病，就是鬼神的惩罚。

于是跌鼻问：先生不是圣人吗，怎么会生病？是先生的言行有什么不对，还是鬼神瞎了眼睛？

墨子当然不能认账。他对跌鼻说，我生病，不能证明什么。一个人生病，原因多得很。天气变化啦，工作太累啦，等等。这就好比一栋房子有一百个门，你只关了其中一扇，那贼从哪个门不能进来！16

这话不通。

是啊，你生病，并不是鬼神的惩罚，那么请问，谁生病就是？或者说，张三生病就是工作太累，李四生病就是鬼神惩罚，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怎么证明？

何况就算能证明，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按照刚才的逻辑，一个人的幸与不幸，可能有上百个原因，鬼神的赏罚不过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怕呢？

然而在墨子看来，人不怕鬼，才可怕。

墨子说，现在的天下之所以大乱，就因为人们都不信鬼神，不知道鬼神是“赏贤而罚暴”的。如果相信，怎么会这样胆大妄为？17

这同样经不起推敲。

比如警察，是要抓坏人的。难道因为犯罪分子不相信世界上有警察，警察就不抓他了？同样，世界上如果真有鬼神，它哪里会管你信不信！

警察，并不一定要别人相信才起作用。

鬼神也一样。

那么，墨子为什么还要讲鬼神？

为了行义。

行义就行义，为什么要怕鬼？

因为行义太难。这一点，墨子心里很清楚。实际上已经有人对他说，现在普天之下都不行义，只有你一个人自讨苦吃，不如算了吧！墨子却说，比如一家十口，一个人种地，九个人闲着，那唯一种地的，能不拼命干吗？万事莫贵于义。我不做，谁做？18

可惜以此为使命的，大约也只有墨子和他的学生。芸芸众生，便只能靠鬼神来约束。鬼神是有威慑力的。官员知道有鬼神，就不敢不廉洁，也不敢玩忽职守；民众知道有鬼神，就不敢不守法，也不敢淫暴寇乱。敬神怕鬼，是“治国家利万民之道”。19

但，鬼神当真“赏贤而罚暴”吗？

未必。

比如墨子本人，似乎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和他的学生，过的是最苦的日子。他们的行义，则可谓孤苦无援，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帮忙。

于是前面说过的巫马子，便提出质疑。

巫马子说：先生做那些义事，“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先生还做个没完，有病吧？

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个？

巫马子说：当然是后一个。

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20

好嘛！既然一个助理，无论主人是否看见都应该做事，那么，一个心中充满正义的人，他的行义需要鬼神看见吗？也不需要吧？

可见墨子的鬼神论，其实是对付不义之人的，当不得真，尽管这“装神弄鬼”值得我们敬重。

至于墨子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万事莫贵于义”。为此，他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奋斗终生。他的救宋，就是义不容辞；批孔，则是义无反顾。

做一个正义的人，这就是墨子的人生态度。

我们祝他一路走好。

天命与使命

墨子讲鬼神，孔子讲天命。

孔子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1

他还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2

前一句是直接说的，后一句是子夏的转述。

至于鬼神，孔子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23 如此存而不论，其实是不信。

这就跟墨子不同，所以墨子要质疑孔子。

墨子说，天命论是暴君和懒汉的主张。因为暴君倒台，懒汉受穷，一定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只会说自己命不好，把所有的过错都赖到老天爷头上。24

所以墨子说，如果赞成天命论，必定是统治者“不听治”，老百姓“不从事”，大家都消极怠工，这就“足以丧天下”，非批判不可。25

其实这是歪曲，或误解。

前面说过，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明知不可还要去做，怎么会消极怠工？

当然不会。

那么，孔子又为什么要讲天命？

为了使命。

周游列国时，孔子曾经被困在匡（疑在今河南省长垣县）。孔子说，我们有没有危险，就看天命了。如果天命在我，匡人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那么，天命在他那里吗？

在。

孔子的逻辑是：文王去世了，文明不还在吗？可见老天爷并不打算让它亡。更何况，如果上天不想要这文明了，为什么会让我掌握它呢？

后来，孔子果然脱险。26

类似的话，孔子还讲过一次。也是周游列国时，孔子到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读如颓）要谋杀他。孔子便说：天赋孔丘使命，桓魋能把我怎么样？27

显然，天命即使命。

因此，主张天命论的孔子反倒很有使命感。他的使命，首先是传承和延续华夏文明，并把它发扬光大。其次，才是匡正时弊，平治天下。

第一种使命，孔子无疑成功了。第二种却很抱歉，可以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这就需要解释，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

怎样解释？如何安慰？什么说法？

天命。

某年，一个名叫公伯寮的人，在鲁国的执政季孙大夫那里诽谤子路，出卖孔子。有人愤愤不平，表示他可以让公伯寮暴尸街头。孔子却说：我的主张能够实现吗？听天由命。我的主张不能实现吗？也听天由命。

所以，谋杀公伯寮，是没意义的。

这就叫“道之将行也与（欤）？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8 也是天命论的一部分。

那么，这是宿命论吗？

不是。

天命是使命，不是宿命。

是使命，就义无反顾。对结果不抱幻想，就更加义无反顾。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做，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他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问题仅仅在于：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

这就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选择能做的，一种是选择该做的。

选择能做的，就要看结果，看利害。有好处，能成功，则做；没好处，会失败，就不做。选择该做的，则看过程，看道义。只要是道义所在，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全心全意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是老天爷的事。这就是孔子的“听天由命”。

可见，听天由命并非不努力，更非不负责，只不过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不重结果，只重过程。事实上，儒家虽然主张“有为”，却并不主张“有求”。他们是“有为而无求”。因此，他们也不抱幻想，随遇而安。

其实真能随遇而安，也就无所谓命不命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

总之，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这又是一种人生态度。

按照这种态度，行义是本分，也是责任。至于主张能不能推行，主义能不能弘扬，理想能不能实现，都只能听老天爷的。就算有所求，也只求问心无愧。

是的，不求如愿，但求心安。

这就又跟墨子不同。前面说过，墨子和韩非一样，都是重功利讲实用的。在墨子看来，既然要做事，那就得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

但，不能成功怎么办？

请鬼神帮忙。

于是，墨子把结果交给鬼，孔子把命运交给天。所以，他们一个讲天命，一个讲鬼神。

那么请问，他俩谁对？

庄子说，都不对。

没用才好

庄子才真是超功利的。

没错，孔与墨，很不同。墨子信鬼神不信天命，孔子信天命不信鬼神。但无论哪种，都是要做事，也都要有用。孔子就说，我又不是那种内瓤空空如也的苦葫芦瓜，哪能只挂起来看，不吃？29

庄子却认为，没用才好。

为了证明这一点，庄子讲了个故事。

庄子说，有个名叫石的木匠带着徒弟到齐国去，路上看见了一棵大树。那棵树，树冠大得可以给数千头牛遮阴，树干粗得有上百尺，树尖几乎跟山顶一样高。四面八方前往观看的人，多得就像赶集。

匠石却不屑一顾。

徒弟们看不懂，问师傅为什么。

匠石说，没用。木质疏松，什么器物都做不了。

晚上，树来托梦。

树说：石师傅，你认为我没用？

匠石说：是的。

树说：呵呵，我要是有用，能活到今天吗？30

想想也是，早被木匠砍了。

因此，庄子不求有用，也不求有名。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马。有什么关系呢？31

这样的庄子，当然也不想做官。

庄子做过官吗？做过。据说，他曾短时间地做过宋国蒙地（今河南省商丘市）的漆园吏，后来就终身不仕。楚威王拜他为相，他也不干。32

不做官，做什么？

钓鱼。

在哪里钓？

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

奉威王之命前来传达聘意的两位楚国大夫，便是千里迢迢来到宋国，在濮水边找到庄子的。

庄子却自顾自钓他的鱼。

两位楚国大夫说：敝国寡德之君，很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

庄子继续钓鱼。他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吗？

两位楚国大夫说：有。

庄子说：请问这只乌龟，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潭里打滚呢？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那还用问吗？

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自己的尾巴在泥潭里打滚的。33

这就跟惠子不同。

惠子是做了大官的，而且还很在意那官位。他做梁国国相时，有人对他说，庄子要来夺你的相位。惠子便大为恐慌，竟派人在境内搜捕了三天三夜。

于是，庄子去见惠子。

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读如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时，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猫头鹰看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便对着鹓鶵一声“嚇”。

嚇读如贺，是动物的怒拒声。

于是庄子说：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嚇”我吗？34

惠子面红耳赤。

呵呵！官位不过死老鼠，高官不过死乌龟，最没用的才是最有用的，庄子为什么这样主张？

也许还得再讲故事。

这故事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的回答是：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还能够吗？35

庄子的理想，难道是做一只孤独的小牛？

不会吧！

那么，他的追求是什么？

若为自由故

庄子的追求，是真实而自由。

这是人生的价值，也是生命的价值。

比如马。

庄子说，马，它的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在草原上撒欢。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呀（此马之真性也）！

这样的生活，真实而自由。

可是来了个伯乐，说自己会驯马，又是钉马掌，又是套缰绳，这马就死了三分之一。然后又训练它立正稍息齐步走，令行禁止，服服帖帖，这马就死一半了。

为什么？

既不真实又不自由。

所以，就算这马得了奥运冠军，也是不快乐的。

庄子说，这是“伯乐之罪”。36

那么，我们该怎样活着？

率性。

所谓“率性”，就是秉承天赋，顺其自然。比如鹰，就该在天上飞；鱼，就该在水里游。这就是真实，也就是自由。真实而自由，就快乐。因此，乌龟在泥地里打滚，猪在圈里哼哼，都是快乐的。相反，如果让它们过人类规定的好日子，则是痛苦的。

就说猪。

庄子说，有一头猪，被光荣地选为祭祀的牺牲。

这样的猪，通常待遇都很高。

但，猪很郁闷。

于是一位主管祭祀的官员，便衣冠楚楚来到猪圈，给猪做思想工作。

这官员说，猪啊猪，你又何必怕死呢？从今天起，我会好好地喂养你三个月。宰杀之前，我会十天上戒，三天作斋。你死的时候，我会在你身子下面，铺上洁白的茅草。你的前肩和后腿，会庄重地放在最好的盘子里，那上面还雕着花，你看怎么样？

猪不说话。

当然不说话，因为不怎么样。

没错，真正替猪着想，就该把它留在圈里吃糟糠！

那才是它想要的。

庄子说，活着就该真实而自由，这道理猪都明白。可惜很多人，却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不惜扭曲了自己的天性，去做不想做的事情。他们就不想想，所谓“生前富贵，死后哀荣”，不就是身子下面铺着白茅草，前肩后腿放进了花盘子吗？这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呢？

这些人，岂非猪都不如？37

还有鸟。

庄子说，有一只海鸟飞到了鲁国，鲁国国君又是设酒宴，又是奏音乐，生怕怠慢了它。结果怎么样呢？那鸟不吃不喝，三天以后就吓死了。38

请问，这是爱鸟呢，还是害它？

当然是害它，因为这不是它的生活。所以，野鸡宁肯走十步才吃一口食，走一百步才喝一口水，也不愿意关在笼子里当什么鸡王。39

若为自由故，草鞋走山路。

实际上，问题不在苦不苦，而在真实不真实，自由不自由。所以，强迫别人过苦日子固然不对，便是强迫他们过所谓的好日子，也不对。

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甚欲，也勿施于人。

庄子当然没说过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孔子说的。40 后一句，没人明确说过。但从庄子和庄子学派那里，我们能逻辑地推演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当他们对世俗的追求嗤之以鼻的时候，也一定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

什么最可宝贵？

生命。

什么最有价值？

自由。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问题是，有可能吗？

如果不能，又该如何？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商容张开嘴巴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说：在。

又问：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不在了。

商容再问：你明白了吗？

老子大悟：是不是“刚亡而弱存”？

弱者生存

据说，老子也有老师。

老子的老师叫商容。

商容病重时，老子去看他。

老子说：先生可有什么遗言要教导学生的？

商容问：经过故乡要下车，明白吗？

老子说：是不是不要忘本？

商容又问：经过大树要趋行，明白吗？

老子说：是不是应该敬老？

商容又张开嘴巴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老子说：在。

又问：牙齿还在吗？

老子说：不在了。

商容再问：你明白了吗？

老子大悟：是不是“刚亡而弱存”？

没错。刚硬的就灭亡，柔弱的就存活。天择物竞，弱者生存。商容就是这观点，老子也是这观点。

但，这故事是真的吗？

不知道，正如我们不知《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李耳？老聃（读如单）？太史儋（读如单）？老莱子？或者这故事中的老子？可能是，更可能不是。

种种迹象表明，《老子》一书应该完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杨朱还要晚一些。杨朱、老子和庄子，分别代表着先秦道家的三个阶段。只不过老子其人身份不明，甚至有可能是若干人或一个团队。打着李耳或老聃等人的旗号，是为了“借壳上市”。1

那就姑且叫他“老子”。

贯穿《老子》一书的思想，确实就是刚亡弱存。想想看，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再坚固的城池，洪水漫过来，也没了。再坚硬的石头，水不停地滴，也能滴穿。

这就叫“弱之胜强，柔之胜刚”。2

那么，弱为什么能胜强，柔为什么能克刚？

不争。

比如水，跟谁争呢？不但不争，还让。水，总是往低处流，把高处让给别人。它也总是待在人们不想去和看不起的地方，叫“处众人之所恶”；同时，又把大家都想要的送给大家，叫“善利万物而不争”。

所以老子说──

上善若水。3

那么，跟水最像的是谁？

女人。

是的，女人和水，至少有四点相同：柔软、弱势、被动、居下。比如做爱，最常规的是女下位，女人躺着让男人上。这就叫“为其静也，故宜为下”。

结果怎么样呢？

女人吞没男人，男人筋疲力尽，一泻千里。何况男人再有力气，再有劲头，总有不行的时候，女人则不会。所以，女人比男人厉害，也比男人持久。

因此老子说──

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

牝（读如聘），就是雌性或女人；牡（读如母），就是雄性或男人。以静制动，以下制上，赢在女人，这就是普天之下性关系的规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女人比男人好，下面比上面好，不动比乱动好。

老子认为，这是普遍真理。

于是老子说──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4

下流就是下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国应该像江河的下游，成为天下的女人或雌性。

下游好吗？

好！那是“百谷王”。

百谷就是百川，王就是往。百川所汇，就是江河的入海口。众望所归，即为王。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水都往江里海里流？当然是“以其善下之”，即谦恭自下，善于放低身段，做低姿态。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5

也许，这就是老子的王道。

它当然是生存之道。

谁的生存？

弱者。

这并不奇怪。毕竟，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 那么请问，这样的社会是什么时候的事？最晚也是邦国时代初期，甚至远在部落和氏族时代。到战国，氏族、部落和方国（部落国家）还有吗？早就没了，只能凭吊。

于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便成了王道。

因此，老子不厌其烦地说，大国和君王，一定要“去甚，去奢，去泰”，7 也就是不要贪得无厌，不要骄奢淫逸，不要飞扬跋扈。相反，作为强势者，一要慈，二要俭，三要不敢为天下先，8 最好还能“为之下”。9 居于下才近于道，也才能持久。

换句话说，大国即便要兼并，也请你低调一点，温柔一点，缓慢一点，不要霸道，好吗？

呵呵，这当然是王道。

奇怪的是，它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被看作兵道。10

兵道与兵法

的确，老子像孙子。

孙子就是孙武，《孙子兵法》的作者。据说，他当过吴王阖闾的军事顾问、教官和将领，年代比《老子》一书的作者早，所以说老子像孙子，而非孙子像老子。

老和孙，都喜欢水。孙子就说──

兵形象水。

这里说的兵，就是用兵作战；形，则是战略战术、方式方法。所以，兵形就是形兵，即指挥战斗；象则是象形，即模拟和仿效。所谓“兵形象水”，也就是用兵之道和形兵之法，要向水学习。

学习也容易。比方说，水“避高而趋下”，兵就要“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就要“因敌而制胜”。水并不一定非得怎么流，仗也不一定非得怎么打。这就叫“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因此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就应该像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又变幻莫测。只要能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就是用兵如神（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于是孙子又说──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11

呵呵，他也崇尚无。

但，“上善若水”跟“兵形象水”，一样吗？

不一样。

表面上看，老和孙都主张“水往低处流”。然而老子的“为之下”，是真的低姿态，甚至当真与世无争。孙子的意思，却是专挑敌人虚弱的地方下手。就像水，哪儿低，哪儿有空隙，就往哪儿去。

那么，空隙在哪儿？

孙子列了五条。

第一条叫“必死可杀”，就是还没开战，先想牺牲，这样的人不难让他去死。第二叫“必生可虏”，就是还没杀敌，先想活命。这样的人，一抓一个准。第三叫“忿速可侮”，就是但凡性急、暴躁、易怒的人，都可以戏弄。第四叫“廉洁可辱”，就是对那些爱惜羽毛看重名誉的人，可以用羞辱的办法让他中计。第五叫“爱民可烦”，就是可以利用对方的心软，进行骚扰和要挟。12

类似的话，老子也说过。

只不过，是反过来说的。

老子说，善于当兵的，不英武；善于作战的，不愤怒；善于胜敌的，不与敌人交锋。这就叫“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13

为什么要不武、不怒、不与？

如果按照孙子的思路，当然是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孙子有句名言，叫“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14 也就是说，败不败，在自己。胜不胜，在敌人。自己不犯错误，就不会失败。敌人不犯错误，我方也不可能胜利。胜与败，不看谁有本事，全看谁犯错误。

这就不能武，不能怒，不能与。因为武，则“必死可杀”；怒，则“忿速可侮”；与，则“廉洁可辱”。如此这般，岂非把胜利送给敌人，失败留给自己？

如果孙子来做解释，理应如此。

老子也是这意思吗？

不是。

在老子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谋略，也不在策略，甚至不在战略，而在如何看待战争，看待勇敢。战争当然需要勇敢。两军相敌勇者胜，也几乎是常识。然而老子却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勇敢，一种叫“勇于敢”，一种叫“勇于不敢”。老子说──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15

这段话，很容易被理解为活命哲学：胆敢冲上去的就死，不敢冲上去的就活。但如果本意如此，则原文就应该是“敢则杀，不敢则活”。那么，老子为什么还要在这两句话的前面，加上“勇于”二字呢？

因为真正的勇敢，不是“敢做”，而是“敢不”。不敢当然是胆怯，敢不却更需要勇气。事实上，不敢不过本能，敢不才是境界。显然，勇于不敢，才是最大的勇敢。用苏东坡的话说，就叫“大勇若怯”。16

这就不是兵法，而是兵道了。

所以，老子懂兵而不用兵。他的观点很明确：以正道辅佐君主的，不穷兵黩武，不争强好胜，不以武力争霸于天下。17 因为兵乃“不祥之器”，只能“不得已而用之”。18 因此，天下有道，战马都会用来耕田，叫“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则怀孕的母马都会被征用，小马驹都会生在疆场上，叫“戎马生于郊”。19

这就不但是兵道，而且是王道了。

王道，就是王者之道，也是王者之师的兵道。其核心，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20 慈即慈爱，俭即节制；不敢为天下先，则其实就是“不打第一枪”。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我不敢主动进攻，只敢被动防守；不敢前进一寸，只敢后退一尺。 21

此即王师，将有天助。

老子这样说，丝毫都不奇怪。因为他的主张，原本就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因此在战争中，谁是弱者，老天爷疼爱呵护谁。这就叫“天将救之，以慈卫之”，22 也就叫“称兵相若，则哀者胜矣”。23

王道即天道。天道偏爱哀兵，岂非很仁慈？

不，无情无义。

两种活法两种道

老子的天，当真无情吗？

无情。

老子说得很清楚──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4

刍（读如除），本义是割草。引申为喂牲口的草，叫刍草；引申为割草的人，叫刍荛（读如饶）。荛，就是柴火。刍荛，即是打草砍柴的人。所以，一个人说自己地位卑微，就自称刍荛，意思是草野之人；说自己言论浅薄，就自称刍议、刍言、刍论，意思是渔樵之言。这当然是谦辞。就像鄙人，意思是身居边鄙没见识的小地方人。

那么，什么是刍狗？

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是草和狗；第二种说是刍豢（读如换），也就是家畜、牲口，或祭祀用的牺牲品。其中，吃草的叫刍，比如牛马；杂食的叫豢，比如猪狗。所以，刍狗就是祭祀用的牛马和猪狗。

第三种解释，是草扎的狗，叫刍灵，相当于现在的花圈。祭祀时，刍狗披红挂绿，人模狗样。活动一结束，就弃之路边，任牛踩，任马踏，轻贱至极。25

三种解释，都通。

而且无论哪种解释，刍狗都很贱。

因此，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意思就是说，万物虽为天地所创造，所生成，天地却始用终弃，漠然视之，完全不当回事。这当然不仁，也无情。

问题是，天地既然无情，为什么又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弱者都会得到呵护和救助？

因为天道原本如此。

老子说得非常清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26 这就是规律。规律没有感情，也不讲感情。天若有情天亦老。以为天道有情，那是自作多情。

天道无情。人呢？

也该这样。

所以老子说──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意思也很清楚：统治者和领导人，应该效法天地。天地轻贱万物，则君主无视万民。但，轻贱不是糟践，无视也不是无道。如果把“以为刍狗”理解成践踏、蹂躏、迫害、致死，就大错特错。

那是什么？

不爱而已。

所谓“不爱”，也不是恨，而是不爱不恨，没心没肺。说得再准确一点，就是不管。

不管就对了。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这不就是老子的思想吗？只不过，以百姓为刍狗，话说得太难听而已。

也许，这与老子的个性有关。先秦诸子中，老子和韩非是最冷的，正如墨子和孟子最热。墨子古道，孟子热肠，韩非冷峻，老子寡情。他的道，冷冰冰的。

那么庄子呢？

庄子却是有情人。他的道，充满情趣。

且看庄子。

庄子当然也主张君无为。但他更在意的不是君主把人民看作什么，而是自己把自己看作什么。这可比别人怎么看，领导怎么看，重要得多。

请问，看作什么呢？

是什么，就看作什么。是鲲鹏就看作鲲鹏，是燕雀就看作燕雀，是西施就看作西施，是丑女就看作丑女。如果原本是刍狗，那就看作刍狗。鲲鹏、燕雀、西施、丑女和刍狗，在道的面前没有区别。

所以，东施效颦，是可笑的；燕雀认为鲲鹏不该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也是可笑的。因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叫“齐物论”。27

这样的道，有情还是无情？

不好说。但可以肯定，庄子的活法与老子不同。在老子看来，既然认定弱者生存，那就必须装傻充愣，装聋作哑，讨好卖乖。只不过，阴谋家装叫韬晦，有钱人装叫低调，老百姓装叫卖傻，但都是“装孙子”。

总之，谁会装，谁就活下去。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这就是老子的生存之道。

庄子却从来不装。庄子说，你看那野猫和黄鼠狼，装出谦恭的样子匍匐在那里，其实是想捕捉小动物。结果怎么样呢？一头撞进了兽夹和罗网。28

人也一样。聪明的自以为是，弱智的斤斤计较，雄辩的盛气凌人，嘴笨的里八嗦，正所谓“大知（智）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29 但共同特点，是忘了本真。结果，小人为利，士人为名，大夫为了家，圣人为了天下，都丢了性命。30 这是何苦？

生活就该真实而自由。所以庄子说，不要做名人，不要做谋士，不要做负责人，不要做青年导师。31 这些头衔和责任，都是害人的。

那该怎么活？

腰上绑只没有用的空心大葫芦，在江湖上飘；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或者到无人的旷野找棵大树，在它旁边转悠，在它下面睡觉。32

这样的活法，就叫“逍遥游”。

显然，庄子的“逍遥游”，与老子的“为之下”，是两种活法。活法不同，即道不同。道不同，就不相与谋。老和庄居然都是道家，也算一个奇迹。

那么儒家呢？

中庸与反调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

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33

那么，什么是中庸？

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

第一句话好理解。孔子有句名言，叫“过犹不及”。34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做过头了，等于没做到，没准还更糟糕。怎样才对？不缺位，不越位，不过头，不掉队。凡事恰到好处，就是中庸之道。

就说做人。

做人很难。一个人，质朴是好的，真诚是好的，坦率也是好的。但如果一点修养都没有，就会粗鄙、粗俗、粗鲁。这在孔子那里，就叫“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太讲修饰，过于文雅，便难免装腔作势，显得虚伪。这在孔子那里，就叫“文胜质则史”。

那又如何是好？

文质彬彬。

彬彬，就是文质兼备，一家一半，配合适宜。这条原则不但适用于文雅与质朴，也适用于文与武、刚与柔，以及一切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孔子说──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5

这就是“中”。

再说“庸”。

有一次，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

孔子反问：何以报德？

也就是说，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请问，又拿什么去回报恩德？当然，你也可以“以德报德”。但，恩德和仇怨都用恩德回报，公平吗？

不公平。

当然，以德报怨和以德报德，未必矛盾。因为一个人的恩德，并不见得都回报了仇怨。问题是这样一种道德高标，却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做不到，又提倡，那就是唱高调。结果，是只能造就伪君子。36

但，以德报怨做不到，以怨报怨也不能提倡。因为以怨报怨的结果，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孔子说了八个字──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7

以直报怨，就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回报，也能够怎么回报，那就这么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以德报怨，也可能是以怨报怨，还可能是既不德，也不怨，干脆不报。至于是哪一种，全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

这就大家都能做到了，因此是“庸”。

庸，就是不唱高调。

于是我们要问，以德报怨，是谁的主张？

老子。38

那么，老子是唱高调吗？

不，反调。

的确，老子也是不唱高调的。他的主张，是水往低处流，人也往低处躲。这又岂是高调？却恰恰是反调。这种反调，《老子》一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说弱肉强食，他说弱者生存；都说应该阳刚，他说不如阴柔；都说男尊女卑，他说女人更有优势；都说与时俱进，他说最好退回原始时代。总之，正言若反。39 反话看似有悖常理，其实顺乎天道。这就是老子的思想方法。

因此，上德不德，大义无义，多情无情。

这些都是反调。

但，唱反调是为了得正道。因此，既不能讲以怨报怨（这是正调），也不能讲以怨报德（不是正道），只能讲以德报怨。以德报怨，报的是怨，得的是德。

这就是天道。

可惜天道远，人道近，因此孔子要讲以直报怨。可见孔子说中庸，是因为讲人道；老子唱反调，是因为讲天道。那么，有没有天道和人道都讲的呢？

当然有，荀子就是。

君子当自强

荀子发言时，百家争鸣已近尾声。

争鸣是从墨子批孔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但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战国早期，有老子；战国中期，有庄子。孟子虽然与庄子同时，却批墨不批道。他既没跟庄子过招，也只字不提老子。如果没有荀子，争鸣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荀子却要来算总账。40

我们知道，荀子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作为战国晚期的思想家，他很希望做一次总结性发言，何况儒家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历史的使命，就交给了荀子。

那么，荀子要回答什么问题？

天道与人性。

这恰恰是孔子不讲的。子贡就说，从没听老师提过这两个话题。41 其实准确地说，孔子是讲天命不讲天道，懂人心不讲人性。为什么不讲？值得琢磨。

先看什么是天命。

天命，包括天和命。命，有两种。一是性命，二是命运。前者表现为生与死，后者表现为贫与富、贵与贱、穷与达。贫富，指有钱没钱；贵贱，指地位高低；穷达，指有路没路。大道康庄就叫达，走投无路就叫穷。

那么，命由谁定？

生死、贫富、贵贱、穷达，都看天意，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2 既然如此，那就听天由命。因此，孔子虽然讲天命，却只关心命，不关心天。

不关心天，当然也不讲天道。

问题是你不讲，人家讲。老子讲，庄子也讲，还讲得头头是道。这就让儒家在争鸣中落了下风。

事实上，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到战国晚期，荀子就代表儒家来讲天道。

荀子讲天道，跟道家一样吗？

有异有同。

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天道说人道”；不同之处，则在于对天道的理解。道家的理解，是“天道无为”；荀子的理解，则是“天道自为”。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43

这里面的意思非常清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社会的集体意志或某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荀子说，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地，也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那么，一个君子，难道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吗？当然也不会。

由此，荀子得出结论──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

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也就是说，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天、地、人，都自为。

对！是自为，不是无为。这就既接过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又与道家划清了界线。

那么，君子的常体又是什么？

自强。

荀子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敬其在己者”，小人“慕其在天者”。也就是说，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这才能天天向上。整天盼着天上掉馅饼，那是小人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荀子的生存之道：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

这当然很励志。

于是，它在后来便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4

没错，天自为，则人自为；天行健，则人自强。这就是荀子思想的逻辑结论。荀子之后，有《易传》，有董仲舒，有“天人合一”，都不是偶然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

死期就在眼前

荀子之后，是韩非。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虽然生逢乱世，荀子的人生态度总体上是乐观的。他甚至这样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45

意思很清楚：对于自然界，与其推崇而思慕，顺从而赞美，盼望而等待，不如把它当作牛马来豢养、控制、利用和役使。人，是可以成为世界主人的。

呵呵，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韩非就没有这么乐观。

在韩非看来，人的生存其实很难。而且，真正难对付的不是天，而是人，尤其是身边那些居心叵测笑里藏刀防不胜防的人。因此，每个人的生存都如在丛林。无论贵为王侯，还是贱如蚁民，都如此。

比如某厨师。

有一次，晋文公吃饭，膳食官端来的烤肉上却缠有头发。文公震怒，叫来厨师说：你想噎死寡人吗？

这当然罪无可恕。

好在那厨师沉得住气。他磕着头说，小人该死，死罪有三：刀磨得飞快，却只切得开肉，切不断头发；用铁钎穿肉，却只看见了肉，没看见头发；把肉放在火上烤，却只烤熟了肉，没烧掉头发。小人真是罪该万死！

这就明摆着是有人陷害他了。幸亏文公不糊涂，下令调查，那厨师才算躲过一劫。

某美女，就没那么好运。

这美女大约是魏襄王送给楚怀王的，楚怀王一见便宠爱有加，王后郑袖也跟她亲如姐妹。郑袖拿出各种漂亮衣服和奇珍异宝让她挑，比怀王对她还要好。

怀王很高兴，说郑袖堪比忠臣孝子。

美女也很感动，觉得郑袖真是个好姐姐。

有一天，美女和郑袖聊天。

美女问：姐姐你看我还有哪些地方不够好？

郑袖说：妹妹你真是国色天香，只是大王不太喜欢你的鼻子。如果遮住鼻子，就更加楚楚动人了。

于是那美女一见怀王，就以袖掩鼻。

楚怀王莫名其妙，便问郑袖：这新来的美人，怎么见了寡人就捂鼻子？郑袖装模作样地说：臣妾不知。楚怀王一定要她回答，她这才说：那姑娘嫌王上口臭。

结果可想而知，这美女从此没了鼻子。

倒霉的还有李季。

李季是燕国人，喜欢旅游，却不知太太在家偷情。有一次他提前回家，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披头散发裸奔而出。李季问太太和姬妾：这人是谁？大家都说：没有人。李季说：难道我活见鬼？大家又都说：正是。

结果，是李季被浇了一身狗血。46

这样的故事，韩非讲了很多。但要说明的道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险恶。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的死期就在眼前。

所以，无论君王还是草民，生存之道都不是也不能是老子的示弱，庄子的逍遥，孔子的中庸，荀子的自强，或者墨子的行侠，孟子的仗义。

那该是什么？

防范。尤其是防范身边的人。

这可是一门技术活。因此韩非的书中，便讲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这些都主要是说给王侯们听的。毕竟，《韩非子》一书可是国王培训班的教材。

当然，这些方法和案例都是术，更重要的还是法，即制度。制度从来就不可或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周公为华夏文明奠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制度。问题是到战国，这些制度早已崩溃。那么，我们应该恢复旧制度，还是建立新制度？

这又牵涉到对人性的理解。正是在制度和人性这两个问题上，孟子、荀子和韩非意见分歧。他们的各抒己见和针锋相对，是诸子的最后争鸣，也是极其重要的争鸣。

那就来看他们怎么说。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韩非也许不会想到，把他送进监狱的，是老同学李斯。他或许更不会想到，秦王嬴政没想要他的命，李斯却送来了毒药。

这位深知人心险恶的思想家，一定死不瞑目。

人是靠不住的

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

他的同学叫李斯。

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正如庞涓和孙膑都拜在鬼谷先生门下。而且，就像后来李斯嫉妒韩非，庞涓也嫉妒孙膑。其结果，是庞涓设计陷害这位同学，让他受了膑刑（砍断双脚），从此失去本名，叫作孙膑。

大难不死的孙膑秘密地逃到了齐国，成为齐将田忌的幕僚。公元前341年，孙膑用计大败魏将庞涓于马陵，魏太子被俘，庞涓自尽。商鞅见魏国遭此重创，也趁火打劫，在第二年大败魏公子，逼得魏国迁都大梁。1

这时的魏君，便正是梁惠王。梁惠王一败于孙膑，二败于商鞅。孟子跟他讲仁义，他当然听不进去。

韩非却比孙膑惨。

与孙膑不同，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可惜当时的韩国已奄奄一息。他的主张，韩王不能用。他的著作，秦王嬴政读了后却爱不释手。于是嬴政发兵猛攻韩国，非得一见韩非不可。韩王恐惧，赶紧派韩非使秦。

李斯就紧张了。

这时的李斯，已是嬴政的客卿。他知道自己的才干比不上韩非，便对嬴政说：此人是韩国公子，会死心塌地帮助秦国吗？弄不好是韩国的卧底吧？

嬴政跋扈惯了，不假思索便将韩非下狱。

其实嬴政并无杀意，李斯却心狠手辣。他立即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韩非想对秦王解释，也不得批准，只能饮药而死，终年四十七岁。

对此，司马迁很是感慨。司马迁说，韩非怎么就不能自救呢？他可是写过《说难》（说读如税）的呀！2

的确，韩非应该知道人不可靠。

比如弥子瑕和卫灵公。

弥子瑕是卫灵公的男宠。两人好的时候，曾经分吃同一只桃子，当时那昏君还说：弥子瑕爱我，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等到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的说法却是：弥子瑕简直混蛋，把吃剩下的给寡人。

人，怎么靠得住？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难》中讲的。

这故事说，有一次郑武公问群臣：寡人要用兵，哪个邦国可以讨伐？某大夫说：胡国。郑武公勃然大怒：胡说！胡国是兄弟，你说可以讨伐，什么意思？

于是，郑武公把那大夫杀了。

胡国很高兴，觉得郑武公够哥们。谁知道胡国刚一放松警惕，郑武公就动手了，而且一举拿下。原来他的愤怒和杀人，都是烟幕弹。3

这就是所谓兄弟。

看来，同学是靠不住的，兄弟是靠不住的，君臣也是靠不住的，哪怕那君臣是情人。

那么夫妻呢？

也靠不住。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有一百布币。老公说，你这人也真是老实，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一百布币就够我们花的了。钱赚得多，你还不拿去讨小老婆？4

夫妻靠不住，父母呢？

同样靠不住。韩非说，老百姓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父母对子女，岂非也是“计算之心以相待”？5

所以韩非说，千万别相信人。

韩非甚至还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尤其是那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绝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王后和太子，因为他们都是盼望你早点死掉的。

是这样吗？

是。道理很简单：男人“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三十而美色衰矣”。所以王后过了三十，就会失宠。母后失宠，则太子难保。储君之位，很可能归于新宠。

显然，只有君王驾崩，母为太后，子为新君，才能高枕无忧。如果老天爷不长眼，就只好自己动手。王后和太子近在君侧，要做点手脚，是很便当的。

于是韩非感叹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6

好一个韩非！君臣、父子、兄弟、夫妻，这些儒家最为看重的人际关系，在他的眼里和笔下，都变成了赤裸裸、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计，没有半点美丽和温馨。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无情地撕开了，露出来的，是尔虞我诈，是巧取豪夺，是刀光剑影，是你死我活。

这可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

历史上，似乎没人这样直白地说出了人性的恶，还说得那么不动声色，那么理所当然，丝毫都不顾及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

这是一种来自真实的冷峻。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于是，在韩非这份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执着，庄子的浪漫，都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事实上，在读过《韩非子》以后，你不觉得克己复礼有点迂腐吗？不觉得兼爱天下有点矫情吗？不觉得自在逍遥有点轻飘飘吗？

也许，只有老子那句话还有点意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7

刍狗的哲学，该是什么？

人性的善恶，何以知之？

孟子：人性向善

人性问题，是告子提出来的。8

告子的态度很明朗，观点也很鲜明：一、人性是存在的，也是天生的，它就是人的天性；二、人的天性就是饮食男女，即自然属性，叫“食、色，性也”；三、作为自然属性或人的天性，人性无善恶。9

对此，孟子不能同意。

于是，辩论在告子和孟子之间展开。

告子说：天生的就叫作性。

孟子反问：天生就叫性，好比白就叫白，是吗？

告子说：正是。

孟子又问：因此，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是吗？

告子又说：正是。

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告子怎么回答？

不知道。

从《墨子》开始，诸子讲述的辩论案，都是以对方无话可说告终。像《论语》那样如实记录的，罕见。

不过，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

第一，不要抽象地谈性质。抽象地谈，羽毛、雪花和玉石，没有区别，都是白的。由此及彼，白羽、白雪、白玉，跟白马、白羊、白狗，也没有区别，也都是白的。那么请问，这样的性质，有意义吗？

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并无区别。比如吃东西和生孩子，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做，还不差。如果把这看作“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所以，要么别谈人之性，要谈就谈社会性。

那么，人的社会性，有善恶吗？

孟子认为有，告子认为没有。

告子说，天生的人性就像水，东边开了口子就往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就往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听起来，这很有道理。

于是孟子接过了话头。

孟子说，没错，水的流动，确实无所谓向东还是向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要分的吧！水尚且要分上下，人难道就不分善恶？也要分吧！

怎么分？

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这同样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确，所有的水，都是往低处流的。因此，所有的人，也就都要往高处走。水，有往高处流的吗？没有。那么，人也没有不向善的。

呵呵，有问题吗？

有。

先请问：照此说来，人性本善吗？

不，向善。正如水性，并不是“本下”，而是“向下”。人性亦然。水的特性，是趋向于低处；人的特性，是趋向于善良。这就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性向善，才是孟子的观点。本善不是。

那么，所有人都向善吗？

是。这就叫“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

环境和条件使然。这就好比水，如果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但，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

当然不能，只能叫“其势则然也”。

同样，人性向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一定就善。你创造和提供善的环境和条件，他就善。反之，则可能恶。也就是说，性善，只是“可以为善”。

这就要问：为什么可以为善？

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存在着善的可能性，这就是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和是非心。这四样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认为，这就是共同人性。由此产生的，是共同价值，即仁义礼智。其中，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

所以，仁义礼智，并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的，而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其实，只要认真想想，努力追求，则“人皆可以为尧舜”。10

相反，舍弃向善可能性的，就成为恶人，这就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11

这就是世人有善有恶的原因。

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也就在这里。

这当然是对儒学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因为把核心价值观提出来了。

现在，还有问题吗？

有。

我们要问：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类不是没有什么天性吗？人的社会性，不是并非天生吗？那么，他为什么无须教育，就会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这些人性中向善的可能性，怎么就“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

这，岂非漏洞？

当然是。如果不堵住，儒家还是站不住脚。

那么，谁来填补漏洞？

荀子。

荀子：善能胜恶

荀子的主张，是把人性分成两半。

哪两半？

一半叫性，一半叫伪。

什么叫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2 什么叫伪？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不在天而在人的，谓之伪。13 也就是说，天生如此的就叫性，事在人为的就叫伪。

很清楚，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在荀子那里，就叫“性伪之分”。

这样区分，有什么意义？

解决善恶问题。

怎样解决？

恶来自性，善来自伪；性是恶的，伪是善的。

性则恶，伪则善，这确实高明。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包括孟子主张的向善之心，是从哪里来的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教育出来，熏陶出来，改造出来的。所以，善，是社会性。教育、熏陶、改造之前的性，是恶的。

这就是荀子的“性恶论”。

也就是说，荀子主张性恶，不是说人性恶，更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说人的自然属性恶。至于社会属性，则仍是善，也必须是善，只能是善。

所以，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荀子的人性论，也是“人性有恶”，不是“人性本恶”。本恶，是韩非的主张，不是荀子的。

本恶与有恶，有什么区别？

不把人性看作本恶，就还有希望。因为人性之中除了性，还有伪。性战胜伪，就是恶人；伪战胜性，就是好人。一个人是善是恶，就看你选择的是性，还是伪。

那么，伪能战胜性吗？

能。因为性属于自然，伪属于人类。人定胜天，就包括战胜恶的天性和天性的恶。

这，就叫“化性而起伪”。

化性起伪，是什么意思？

化，就是改造。起，就是兴起。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伪，就是兴起善心。换句话说，就是以人的社会性去改造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这跟荀子的世界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天论和人论，也高度统一。

荀子的乐观，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荀子主张人类自为，君子自强。他也得出了与孟子异曲同工的结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化性而起伪”，就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跟孟子，岂非殊途同归？

事实上，孟子和荀子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也都承认人类社会有善和恶两种可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并把它看作水，主张引导；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并把它看作火，主张防范。结果是什么呢？是孟子侧重讲仁义，荀子侧重讲礼乐，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继承了孔子。

然而分歧也正在于此。

按照孟子的观点和逻辑，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天生的善，却是趋向于善的，只要引导和养护就好。因此，思想教育是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可行的。

所以，孟子往往被看作儒家正宗。

他不厌其烦地讲爱心，讲仁政，讲王道，办国王培训班，希望通过正君王而正天下，原因也在这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在他那里，人性中的恶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这就不能靠引导，只能靠防范，靠改造，靠镇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荀子就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明确礼义来进行教化，制定法度来进行治理，加重刑罚来禁止犯罪，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合于善”。君权、礼义、法度、刑罚，就是化性起伪的手段，天下大治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分明看见了法家的影子，专制集权的主张更是呼之欲出。因此，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不意外。

众所周知，这位学生就是韩非。

韩非：人性本恶

韩非只不过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前面说过，孔子是不谈人性的。也许他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孟子被动谈人性，却有保留地说善不说恶，结果留下一个漏洞。荀子为了填补漏洞，不得不把人性一分为二，分成了先天的性和后天的伪，前者恶，后者善。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无论荀子如何坚守最后的防线，都在实际上承认了人性中有恶。

这是一个临界点。

此时，只要有人再走一步，就会质变。

结果，韩非还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他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儒家伦理就全线崩溃，满盘皆输。

那就来看韩非的故事。

韩非说，军事家吴起，据说是爱兵如子的。他作为魏国将军攻打中山国时，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就跪下来，亲自为这个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

士兵的母亲见了，在一旁哭天抢地。

有人问：将军爱兵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哭呢？

母亲说：当年吴将军就是这样对待我丈夫的，结果他战死了。我的儿子，恐怕也得战死吧？

讲完这故事，韩非没有发表评论。但他在同一篇文章讲了另一段话。韩非说，雇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雇工吗？不是，是希望雇工能够多卖力气。雇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14

由此可以推论，吴起为士兵吮吸毒疮的脓血，也不是爱士兵，而是要让他去当炮灰。是啊，想想看吧！晋人王良号称爱马，越王勾践号称爱民。结果怎么样呢？马和人都被他们送上了战场。15

于是韩非接着说：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不是的。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仁义不仁义，道德不道德。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实际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不用讲那么多道理，看人际关系就行。如果人与人之间相爱或互义，那么，人性就是本善的，或向善的，或有善的。反之则不是。

那么请问，在韩非讲的这些故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爱，是义，还是利？

利。

韩非说，人，不管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都会有所取舍。16 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17 故，“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18 人们的追求，无非名利二字。大家都说鲁国的阳虎犯上作乱不对。但只要利益足够大，请问普天之下的大小臣僚，又有谁不是阳虎？19

人性，岂非本恶？

所以，没有人不谋利，也没有人不算计。

比如伯乐，是备受推崇的。他教人相马，如果讨厌那学生，就教他相千里马；如果喜欢那学生，就教他相普通马。你以为伯乐高风亮节呀？错！实际情况是，千里马百年不遇，好处来得慢；普通马天天都卖，佣金来得快。伯乐这样教学生，难道没有算计过？20

君臣关系，也如此。

韩非说，君与臣，原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21 他们能够合作，是因为君主需要臣子的智力，臣子贪图君主的封赏，这才苟且在一起。但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得记住：有害于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臣不会做；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下的事，君也不会做。君臣关系，只有各自算好自己的账，才能建立，也才能巩固。

因此韩非说──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22

这真是惊世骇俗，却也振聋发聩。

没错，韩非是把话说得太绝，因此难免片面。实际上社会并没他说的那么黑暗，人心也没他说的那么险恶。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然而他的观点，却未尝没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那么，韩非的深刻之处在哪里？

──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

表面上看，这并无新奇之处。事实上儒墨两家同样重视制度。儒家尊礼，墨子尚同，就是制度。但儒墨两家的制度，是以仁爱或兼爱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更看重道德。他们的制度，也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实行。

韩非却完全不同。

在韩非看来，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你就不能指望他变善，更不能指望他行善。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韩非说──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23

意思很清楚：自觉自律的真君子，一国之内找不到十个。着眼于没人胆敢犯法，则天下从此太平。所以，思想教育是没用的，以德治国也是不行的，管用的是两面三刀和严刑峻法。两面，就是赏和罚；三刀，就是势、术、法。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的所谓“法治”。

这当然是颠覆性的。因为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序，以乐致和，却未闻“以法治国”也。24

于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就成了最后的争鸣。

德治还是法治

争论从孔子的时代就开始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继郑国的子产之后铸刑鼎，把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这无疑是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声。因为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25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26 事实上，公开才公正，公正才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然而孔夫子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要维护礼治，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贵。其中第一个字是动词，也是谓语，即尊崇。第二个字是名词，也是宾语，即尊者。刑法的条款由尊者或贵族掌握，刑罚的裁量权由他们把持，就是尊贵的体现之一。

所以孔子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27

在，读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说，民众都能看见鼎上的律条，知道什么合法什么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后受什么惩罚，凭什么还要尊崇贵人？

他们只会尊崇刑鼎。

如此说来，孔子是要维护贵族特权？

不，更是为了维护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当然，这里说的法治，是古代意义上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刑治。因此韩非他们的“以法治国”，也应该叫“刑律治国”。弄清楚了这一点，才看得懂孔子。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反对法治和刑治？

因为治标不治本。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9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是：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臣民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臣民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31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32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吃一亏长一智。那就认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该怎样看待？制度该怎样建设？民族之魂该如何铸就？未来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这已非先秦诸子所能回答。

没有结论的争鸣

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的竞相争鸣，奏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华彩乐章，也留下了一大堆至今仍然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议题虽多，总的来说却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是如何治国，二是如何做人。

做人的哲学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的争论，源于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人性论，二是方法论。道家是不谈人性的，因为用不着。在他们看来，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否则怎么能叫性（本质）？墨子、孟子和荀子则认为，人性就在人与动物的区别，否则怎么能叫人性？

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

墨子认为在劳动，孟子和荀子认为在伦理。墨子说，不劳动，人就不能生存；孟子和荀子则说，无礼义，人就禽兽不如。荀子甚至说，人之为人，难道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在父子之亲和男女之别呀！33

所以墨子贵义，荀子尊礼。墨子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机会均等。34 荀子主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轻重有别，贫富有称（合理性）。35 其价值观，墨子的是公平与正义，荀子的是秩序与文明。

至于孟子的主张，则是仁民爱物，向善疾恶，尊贤敬长，明辨是非。这些主张，分论则仁义礼智，合论则统称为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孔孟的区别。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则是仁爱与道义。

只有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这就牵涉到方法论。

韩非的方法论是“斗争哲学”。他的名言，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36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非黑即白。因此，人性中既然有恶，那就不可能再有善。也因此，德治和礼治都不管用，只能威胁利诱，严刑峻法，两面三刀。

孔子的方法论是“中庸之道”。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就既不能讲人性恶，也不能讲人性善，不提最好。不唱高调，则不能当真主张回到尧舜或商周。如有可能，吾其为东周乎！37

老子的方法论是“正言若反”。他也有句名言，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8 也就是说，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按照这个逻辑，则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善能变成恶，恶也能变成善。所以老子不谈人性的善恶。

但，老子不谈人性，却谈治国。这是诸家的共同话题，区别仅仅在于：道家自治，墨家人治，儒家德治，法家法治。结果，韩非与老子惺惺相惜，因为都讲无为；墨家与法家殊途同归，因为都讲君权。反倒是既没讲过自由又没讲过平等的孟子，主张民权。

历史要开玩笑，真是谁都挡不住。

道路的选择却很清楚。大体上说，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讲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讲帝道，就是要回到尧舜；讲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这些都是倒退。只有讲霸道，才能走向秦汉。

于是法家胜出。

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学界和士林，则儒道互补，三教合流。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儒法两家共同成为“执政党”，只不过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道家成为“在野党”，某些时候也参政议政，但多半与佛家思想轮流坐庄。只有墨家成了“地下党”，在社会底层暗地里流行，由梁山好汉和江湖帮会部分地实现其主张。

那么，百家争鸣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没有。

的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同样，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比如治国的争论，虽然由秦皇汉武用他们的刀剑和权杖斩断，问题却并未真正解决。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

这样看，三百年的争鸣，又其实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也很正常。实际上，诸如人性是善是恶之类的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结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需要全人类来共同思考。问题是，在诸子的时代，我们有深入思考的空间，实现价值的可能吗？好像看不出。

比如自由和平等。

平等，是墨子和韩非都主张的。平等再加自由，则是庄子的价值观。逍遥游就是自由，齐物论就是平等。这非常了不起。可惜庄子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他对自由的理解，则有问题。事实上，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界。以天然为平等，以率性为自由，最后只能是没有自由，没有平等。

墨子和韩非更糟糕，从平等走向了专制。

这就得问问为什么了。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质疑和争辩，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面对苦难，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即便老子的道，也不是古希腊的“物理性之后”，而是中国的“伦理学之后”。

显然，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或原因之一。如果是，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就关系到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只能从长计议慢慢道来。此刻能做的，是先来看看秦皇汉武们，如何缔造出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秋天一到，雨就来了。

大小川流的秋水汇入黄河，黄河变得非常宽阔。站在岸边和沙洲隔水相望，已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

黄河之神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

志得意满的黄河伯决定去拜访北海之神。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

黄河伯望洋兴叹。

他对北海若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1

我读先秦诸子时，也正是这种感觉。

的确，诸子的思想就像那北海之水，浩渺无边，不见际涯。何况北海若还告诉黄河伯，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太仓一粟。那么，我会不会也“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极有可能。

很小的时候就读诸子书。最早吸引我的，是那些成语故事，比如孟子讲的杯水车薪，庄子讲的朝三暮四，韩非讲的守株待兔、老马识途和郑人买履。

后来，就开始背书中的一些名言警句，比如《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 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 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4荀子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5等等。好处是写作文用得上，也挺励志。我甚至曾经猜想，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什么感觉？

后来就上山下乡了，后来就评法批儒了。评法批儒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内容是评论法家，批判儒家。这时，便有机会重读了诸子。虽然公开的发言必须把儒家骂得狗血喷头，但私下里还是觉得，至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6总不错吧？

何况那时的生活真苦。于是更觉得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云云，7 真是说得太好了！孔孟之道，也不能一概否定吧？

我不知道孟子是不是当真挨过饿，有没有像我当年那样饿得仰望星空，吃外星人的心都有。但有一句话，却是很久以后才真正有共鸣的。

这句话叫：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8

不虞之誉，就是意想不到的赞扬；求全之毁，就是过于苛刻的诋毁。这两条，我在这些年都体验过了。本中华史将要面对的批评，大约也会如此。尤其是本卷，如果一定要求全责备，那是可以千刀万剐的。因为先秦诸子是太平洋，本书则还算不上黄浦江。

那就悉听尊便。

唯一要交代的，是这个话题并没有讲完。比如儒家最重要的思想──仁学结构，还有儒法两家后来的关系，将安排在第八卷。因为这两个问题，只有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看得清楚。至于对百家争鸣及其影响的总评价，也许要到最后一卷。

但，先秦诸子将在后面的历程中，时时陪伴着我们。

附录

本卷人物年表

公元前586年－前538年，犹太先知，摩西五经。

约公元前580年－约前500年，毕达哥拉斯。

约公元前565年－约前485年，释迦牟尼。

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孔子。春秋晚期，孙武，《孙子兵法》作者。

公元前469年－前399年，苏格拉底。

约公元前468年－约前379年，墨子。与墨子同时代，杨朱。

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柏拉图。战国初期，《老子》成书。

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商鞅。公元前384年－前322年，亚里士多德。

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孟子。

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庄子。公元前341年－前270年，伊壁鸠鲁。

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屈原。

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荀子。

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韩非。

注释

第一章

1.以上见《庄子 ·说剑》。

2.这个说法，是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也翻译为“枢纽阶段”。

3.老子是否确有其人，《老子》一书系何人所写，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认为《老子》一书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它的思想源头可能来自李耳，或老聃，或太史儋，或老莱子，但也可能只是打着他们的旗号，借壳上市。

4.请参看《史记 ·孔子世家》。

5.事见《论语 ·微子》。此时定为由叶返蔡之时，从司马迁说。

6.见《论语·微子》。

7.见《论语·宪问》。

8.见《论语·八佾》。

9.见《史记·孔子世家》。

10.见《论语·颜渊》。

11.见《论语·阳货》。

12.见《论语·阳货》。原文是：“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

13.见《论语·八佾》。

14.见《论语·阳货》。原文是：“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此处所言，是对这句话的三种理解。

15.请参看《论语·乡党》。

16.见《墨子·非儒》。但学术界普遍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

17.请参看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 ·先秦编》。

18.见《墨子·耕柱》。

19.见《孟子·滕文公上》。

20.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礼乐制度在进入帝国时代后也没有被废除，儒学反倒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

21.见《庄子·外物》。

22.见《庄子·箧》。

23.见《庄子·天运》。

24.见《庄子·大宗师》、《庄子·天运》。

25.见《庄子·人间世》。

26.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 ·杨朱》）。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 ·第十三章》）。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 ·在宥》）。对老子和庄子的理解，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

27.请参看李零《人往低处走》。

28.见《韩非子·难一》。

29.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30.见《韩非子·解老》。

31.见《论语·颜渊》。

32.比如有人批评《墨子》没有文采，韩非就借他人之口为之辩护，认为墨子的语言之所以质朴，是因为担心人君“览其文而忘有用”，“怀其文而忘其直”，所讲故事则正是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见《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33.见《墨子·兼爱中》。

34.以上均见《韩非子·五蠹》。

35.见《韩非子·说林上》。

第二章

1.墨子救宋故事，见《墨子·公输》。

2.此处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

3.见《墨子·非攻上》。

4.见《墨子·鲁问》。

5.见《墨子·兼爱中》。

6.见《墨子·非乐》。

7.见《墨子·天志下》。

8.见《墨子·尚贤下》。

9.见《墨子·非乐上》。

10.见《墨子·节用中》。

11.见《墨子·尚贤上》。

12.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3.见《庄子·天下》。《墨子 ·备梯》中也说，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追随老师三年，手上脚上都起了老茧，脸黑得像煤炭，做牛做马服侍先生，什么问题都不敢问。最后就连墨子自己都看不下去，备酒设宴请他吃饭，禽滑釐这才说自己想学守城。

14.关于墨子反对娱乐，请参看《墨子·非乐》。

15.见《庄子·天下》。

16.见《庄子·天地》。

17.见《老子·第十七章》。引用《老子》一书，最大的麻烦是版本问题。本书所引，多数原则上都根据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做了校正，与一般读者所见流行版本不尽相同。但为读者检索方便，各章所标序号仍沿用流行版本。以下均如此例，恕不一一说明。

18.见《老子·第五十七章》。

19.见河上公章句《老子·俭欲第四十六》。

20.见《老子·第三章》。

21.见《老子·第五十八章》。

22.见《老子·第三章》。

23.见《老子·第六十五章》。

24.见《老子·第二章》。

25.见《老子·第五十七章》。

26.见《老子·第三十七章》。

27.见《老子 ·第四十一章》（高明先生编为第四十章）。此处通常作“大器晚成”，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作“大器免成”， “免成”更符合老子辩证法。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

28.以上均见《韩非子·扬权》。

29.见《韩非子·主道》。

30.见《韩非子·扬权》。

31.见《论语·为政》。

32.见《韩非子·扬权》。

33.见《韩非子·五蠹》。

34.见《韩非子·大体》。

35.见《淮南子·泰族训》。

36.见《韩非子·有度》。

37.以上均见《墨子·尚同中》。

38.《墨子》一书的《尚同上》和《尚同中》都提及这一点。

39.本段论述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40.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41.本节所述大同与小康，均请参看《礼记·礼运》。

42.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43.见《老子·第三十八章》。

第三章

1.见《孟子·梁惠王上》。

2.请参看《史记·魏世家》。

3.孟子这话说了两次，一次在《万章上》，一次在《万章下》。

4.见《孟子·公孙丑下》。

5.见《孟子·梁惠王下》。

6.请参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7.见《孟子·梁惠王上》。

8.见《孟子·梁惠王下》。

9.见《孟子·梁惠王下》。

10.见《孟子·尽心下》。

11.见《孟子·万章上》。

12.见《孟子·梁惠王下》。

13.见《孟子·万章下》。

14.见《论语·八佾》。

15.见《孟子·离娄下》。

16.见《孟子·万章上》。

17.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18.见《韩非子·五蠹》。

19.见《韩非子·内储说下》。

20.见《韩非子·难四》。

21.见《韩非子·六反》。

22.见《韩非子·二柄》。

23.见《韩非子·难势》。

24.见《韩非子·定法》。

25.见《韩非子·难三》。

26.见《韩非子·有度》。

27.见《墨子·鲁问》。

28.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

29.见《墨子·尚同上》

30.见《墨子·尚同中》。

31.实际上，《墨子》一书没有提到杨朱，孟子则把杨朱和墨子相提并论，可见杨朱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

32.见《孟子·滕文公下》。

33.见《孟子·尽心上》。

34.见《庄子·天下》，原文是“腓无，胫无毛”。

35.见《韩非子·显学》，原文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

36.本书所引杨朱事迹及观点，除注明者外，均据《列子·杨朱》。由于不少学者视《列子》为伪书，故杨朱的思想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讨论，这其实也是可以商量的。

37.这段话前面还有两句，但可以看作对宣言的解释，不引。

第四章

1.见《庄子·秋水》。

2.见《庄子·至乐》。

3.见《列子·杨朱》，下引不注者皆同。

4.分别见《孟子》之《尽心上》、《公孙丑下》、《滕文公下》。

5.见朱熹《孟子章句集注》。

6.见《孟子·公孙丑下》。

7.见《孟子·尽心下》。

8.见《孟子·公孙丑下》。

9.见《孟子·梁惠王上》。

10.见《孟子·告子下》。

11.见《孟子·万章下》。

12.见《孟子·公孙丑上》。

13.见《孟子·尽心下》。

14.见《孟子·公孙丑下》，文中所说齐国某地是平陆，当在今山东省汶上县北。

15.见《墨子·明鬼》。

16.见《墨子·公孟》。

17.见《墨子·明鬼》。

18.见《墨子·贵义》。

19.见《墨子·明鬼》。

20.见《墨子·耕柱》。

21.见《论语·尧曰》。

22.见《论语·颜渊》。

23.见《论语·雍也》。

24.见《墨子·非命中》。

25.见《墨子·公孟》。

26.见《论语·子罕》。

27.见《论语·述而》。

28.见《论语·宪问》。

29.见《论语·阳货》。

30.见《庄子·人间世》。

31.见《庄子·天道》。

32.请参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3.见《庄子·秋水》。

34.见《庄子·秋水》。

35.见《庄子·列御寇》。

36.见《庄子·马蹄》。

37.见《庄子·达生》。

38.见《庄子·至乐》。

39.见《庄子·养生主》。

40.见《论语·颜渊》。

第五章

1.关于先秦道家三阶段说，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2.见《老子·第七十八章》。

3.以上见《老子·第八章》。

4.以上见《老子·第六十一章》。

5.以上见《老子·第六十六章》。

6.见《老子·第八十章》。

7.见《老子·第二十九章》。

8.见《老子·第六十七章》。

9.见《老子·第六十八章》。

10.唐代的王真，宋代的苏辙，现代的章太炎、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兵书，或有兵书性质、兵书意味、兵书要素。请参看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1.以上见《孙子兵法·虚实》。

12.见《孙子兵法·九变》。

13.见《老子·第六十八章》。

14.见《孙子兵法·军形》。

15.见《老子·第七十三章》。

16.见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17.见《老子·第三十章》。

18.见《老子·第三十一章》。

19.见《老子·第四十六章》。

20.见《老子·第六十七章》。

21.见《老子·第六十九章》。

22.见《老子·第六十七章》。

23.见《老子·第六十九章》。

24.见《老子·第五章》。

25.此种解释亦请参看《庄子·天运》。

26.见《老子·第四十三章》。

27.见《庄子·齐物论》，并请参看《逍遥游》和《天运》。

28.见《庄子·逍遥游》。

29.见《庄子·齐物论》。

30.见《庄子·骈拇》。

31.见《庄子·应帝王》。

32.请参看《庄子·逍遥游》。

33.见《论语·雍也》。

34.见《论语·先进》。

35.见《论语·雍也》。

36.请参看康有为《论语注》。

37.见《论语·宪问》。

38.见《老子·第六十三章》，原文是“报怨以德”。

39.见《老子·第七十八章》。

40.荀子算的总账，主要在《荀子 ·解蔽》篇，请参看。

41.见《论语·公冶长》。

42.见《论语·颜渊》。

43.见《荀子·天论》，下引不注者皆同。

44.见《周易·乾卦·象辞》。郭沫若和李泽厚都认为，《易传》思想深受荀子影响，本书表示赞同。请参看郭沫若《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荀易庸记要》。

45.见《荀子·天论》。

46.以上均见《韩非子·内储说下》。

第六章

1.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和《商君列传》。

2.以上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见《韩非子·说难》。

4.见《韩非子·内储说下》。

5.见《韩非子·六反》。

6.见《韩非子·备内》。

7.见《老子·第五章》。

8.告子其人，身世不明。但他在《墨子》一书中出现过，因此其年龄应该比墨子小，比孟子大。

9.见《孟子·告子上》，下引不注者均同。

10.见《孟子·告子下》。

11.见《孟子·告子上》。

12.见《荀子·正名》。

13.见《荀子·性恶》，下引不注者皆同。

14.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5.见《韩非子·备内》，下引不注者皆同。

16.见《韩非子·解老》。

17.见《韩非子·奸劫弑臣》。

18.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9.见《韩非子·难四》。

20.见《韩非子·说林下》。

21.战国晚期，君臣关系与春秋和战国前期不同，卿大夫的世袭制已逐渐改为任命制，各国甚至有实行客卿制的，故云。

22.见《韩非子·饰邪》。

23.见《韩非子·显学》。

24.关于华夏文明的正宗和传统，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关于“以法治国”，请参看《韩非子·有度》。

25.见《韩非子·难三》。

26.见《韩非子·五蠹》。

27.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28.见《论语·为政》。

29.道，就是引导。齐，就是规范。格，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说是“达到标准”，李零先生《丧家狗》说是“遵守规定”，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说是“人心归服”，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说是“认同归依”，我认为是“自觉遵守道德律令”。请参看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30.见《韩非子·五蠹》。

31.见《韩非子·五蠹》。

32.见《论语·颜渊》。

33.见《荀子·非相》。

34.请参看本书第二章。

35.见《荀子·礼论》。

36.见《韩非子·显学》。

37.见《论语·阳货》。

38.见《老子·第五十八章》。

后记

1.见《庄子·秋水》。

2.见《论语·颜渊》。

3.见《孟子·公孙丑下》。

4.见《庄子·养生主》。

5.见《荀子·劝学》。

6.见《论语·子罕》。

7.见《孟子·告子下》。

8.见《孟子·离娄上》。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天子剑

孔子的遗志

儒家的药方

墨子：不要仁爱要兼爱

庄子：不救才有救

韩非：治国还须庶人剑

第二章 哪个社会好

为了正义，为了公平

墨家社会主义

两种“无政府”

无为的专制

平等导致了独裁

儒家小康社会

第三章 君权、民权、人权

国王培训班

无民权，就革命

守住你的王冠

人治出特务

一毛不拔错了吗

人权宣言

第四章 活着为什么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要做就做大丈夫

为行义，活见鬼

天命与使命

没用才好

若为自由故

第五章 生存之道

弱者生存

兵道与兵法

两种活法两种道

中庸与反调

君子当自强

死期就在眼前

第六章 制度与人性

人是靠不住的

孟子：人性向善

荀子：善能胜恶

韩非：人性本恶

德治还是法治

没有结论的争鸣

后记 能做河伯也不错

附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并天下/易中天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4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3951-9

Ⅰ. ①秦…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代 Ⅳ. ①K23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1449号

产品经理 赵海萍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应凡 何婷

封面设计 余雷

插画 方佳翮

易中天中华史

秦并天下

易中天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3千字

印张 6.875

印数 1-100,000

插页 2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951-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太阳又西升

蛮族刷新历史

愤而崛起

一号文件

反封建

一统天下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铁网帝国

焚书坑儒

大泽乡

陈胜王

活该秦要亡

为什么是楚

第三章 项羽争雄

兵起江东

刘邦来了

秦二世找死

巨鹿之战

沛公入秦

鸿门宴

败亡倒计时

第四章 刘邦称帝

韩信拜将

天下乱作一团

一战成名

关键的一票

霸王别姬

刘邦与项羽

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杀戒因何而开

韩信之死

秦主义

集权是一种必然

秦亡之鉴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秦始皇的尸体被秘密运往咸阳，身边堆满了鲍鱼。

但他的事业却被刘邦全面接手，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第一章 始皇革命

秦始皇的三大革命：

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2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3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4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5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6那么，嬴是什么？

请看金文的嬴字——

◎金文的“嬴”（从貝 庚赢卣赢字重见）。

◎金文的“嬴”（嚣伯盤）。

◎金文的“嬴”（筍伯盨）。

◎金文的“嬴”（子弔嬴芮君）。

◎金文的“嬴”（嬴氏鼎）。

◎金文的“嬴”（樊夫人龍嬴鬲）。

◎金文的“嬴”（嬴 伯卫父盉）。

◎金文的“嬴”（成伯孫父鬲）。

◎金文的“嬴”（嬴季簋）。

◎金文的“嬴”（樊夫人龍嬴壺）。

◎以上引自《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7页。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7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8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9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26页图制作。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10晋，其实也是“混血儿”。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1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2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3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4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5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6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7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8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9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20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鴃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1，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

◎鸟书，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282页。

◎蝌蚪文，侯马盟书摹本。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2

◎布币

◎刀币

◎圜钱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周篆

◎秦篆

◎秦隶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做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陈胜、吴广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

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5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6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7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8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9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它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机，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10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11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2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驩、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13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14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15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16

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 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17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18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19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20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民残酷。秦的忠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酷吏。因为不是酷吏，便执行不了那些严刑峻法。

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也就理所当然。

难怪蒯通会这样对徐公说：大人做范阳令十年了，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县里的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把刀捅进足下肚子里，无非畏惧秦法。现在天下大乱，秦法不施，你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死定了。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民众便纷纷杀掉帝国政府派来的那些官员，以此作为响应。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21

这，就是秦始皇他们种下的恶果。

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

陈胜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他的失败呢？

为什么是楚

陈胜的造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萧何”，就是楚。

楚，是陈胜曾经借用的名义。起义之初，他的旗号叫“大楚”。称王之后，他的国号叫“张楚”。所以，陈胜也是楚王。只不过，为了区别项梁所立之楚怀王，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史家多称陈胜为陈王。

称为陈王并不错。陈胜姓陈，国都也在陈。

其实陈王就是楚王，因为陈一度是楚的国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顷襄王不能抵抗，只好迁都到陈。之后，楚都又继续东迁。前253年，迁都钜阳；前241年，迁都寿春。

显然，陈之于楚，意义非凡。

意义在哪里？

看看地图就知道。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钜阳，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这说明什么呢？

很清楚，从郢到陈，是往东北走；从陈到钜阳，再到寿春，则是一步步走向东南。

这是一个曲线图。

曲线图标志的，正好是楚的国运。

事实上，楚国迁都钜阳后，势头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都陈之时，却一度挽回颓势。顷襄王收复了失地十五城，考烈王也灭了鲁。如此说来，陈岂非“复兴之都”，可以建成“反秦复楚”的基地？

陈的豪绅贤达、父老乡亲，大约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主张陈胜在陈称王，他们的“劝进表”则高度评价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陈胜也从民所欲，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的意思。

可惜，这并非陈胜的真心。

实际上，陈胜号称“大楚”或“张楚”，不过“借壳上市”再加“收买人心”。因此，他并没有恢复楚国社稷。相反，谁要是当真立个楚王，他就把谁杀了。22

这当然让人失望。

陈胜的失败，也被认为是活该。

说这话的人叫范增。

范增也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原本是一个隐士，同时也是策士，出山的时候已经七十岁。正是由于他的建议，项羽的叔叔项梁，才到田间地头找回了楚怀王一个名字叫心的孙子，立为楚王，也叫楚怀王。

结果，项梁威望大增。

相反，后来项羽杀了怀王，则人心尽失。

这，又是为什么呢？

范增的解释是：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楚怀王是被骗到秦国，软禁客死在那里的。因此楚人耿耿于怀，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因此，谁兴楚，谁就能成功。陈胜不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当然“其势不长”。23

这话有问题。

什么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难道其他五国是有罪的？都没有。如果有，那也是狼在上游喝水时，羊儿不该喝了下游的水。是啊，春秋尚且无义战，战国的战争还讲什么道德？罪与非罪，不是原因。

那么，为什么“亡秦必楚”的说法会广为流传，起兵反秦者也多在楚境？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但，在秦不在楚。

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对秦恨之入骨。他们痛恨秦始皇，痛恨秦二世，痛恨秦的军官和地方官，更痛恨秦的制度和政治，恨不得秦制和秦政早早灭亡。

秦政和秦制，为什么就这样可恨呢？

因为秦制是专制，秦政是苛政。这种制度和政治能够在秦国实行，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特殊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乃秦人共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国就得集权，强兵就得专制，富国就顾不上富民。集权、专制再加聚敛，执法势必苛严，国民也只能克制自己作出牺牲。是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国为熊掌，民就是鱼。鱼，也可以对政治说三道四吗？

何况牺牲是有补偿的。物质的补偿，是加官晋爵，分享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心理的补偿，则是可以在他国面前以“大国民”自居。所以秦王国的苛暴，秦国民可以忍受。这一点，想想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就不难理解。

但是天下一统后，物质和心理的补偿都没有了。没有了兼并战争，就没有了战利品；没有了国际社会，就无所谓大国民。这时再过苦日子，谁干呀？

原来六国的国民就更不干，他们以前过的可不是这种生活。六国虽然也变法，但多半“寓封建于郡县”，没那么集权，更没那么专制。尤其是楚，山重水复，地广人稀，人民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哪里受得了秦那一套？

显然，秦制和秦政即便适用于秦（即便而已），也不适用于天下。因此，汉的高、惠、文、景四朝，便都放弃法家主张，推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武帝更把秦制改为汉制。所有这些，都可谓事出有因。

不过这是后话。

当时，则只有六国人民对秦制和秦政的满腔仇恨。

对新制度不满，就会怀念旧制度，并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对新君主不满，就会怀念旧君主，并同样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比如楚怀王，哪有范增他们说的那么好？他其实也是一个混蛋。24

很清楚，怀念楚，是因为痛恨秦；抬出楚怀王，是为了对抗秦始皇。这并不奇怪。正如马克思所说，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人们总会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穿着他们的衣服，喊着他们的口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25

陈胜就是这样，他甚至借用过楚将项燕的旗号。只不过，此人刚刚成功就过河拆桥，把这件衣服扔了，自己给自己加冕。最后，却被别人摘下了王冠。

不，脑袋。

大泽乡起义六个月后，失去楚人支持的陈胜被章邯统领的政府军击败，陈县失守。陈胜本人则先是逃到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市），然后逃到下城父（今安徽省涡阳县），最后被自己的驾驶员谋杀在那里。

这时，他还能想起那件“借来的衣服”吗？

想不想得起都无所谓了。因为项燕的后代已经登场，而且将演出更大的场面来。

这个人，就是项羽。

第三章 项羽争雄

项羽为我们留下了四个成语：

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还乡，沐猴而冠。

兵起江东

项羽是跟着他叔叔项梁一起造反的。

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九月，也就是大泽乡起义的两个月后。当时，蕲县周边得到消息的民众，纷纷杀了秦帝国派来的郡守和县令，以响应陈胜，史称“江西皆反”。1

这时，项梁和项羽却在江东。

江东和江西，是古代的两个概念。我们知道，万里长江经过鄱阳湖以后，有一段（主要在今安徽省境内）是斜行向北的。于是，从九江到镇江，就形成了一条偏南北方向的水路。以此为界，两岸分别称为江东和江西。江东即今苏南和皖南（后来苏南叫江南），江西即今苏北和皖北（后来苏北叫江北）。古代的江西跟现在的江西毫不相干，正如古代的江南其实是现在的湖南。

项梁和项羽所在的吴县，当然是江东。

吴县就是现在的苏州，春秋时期是吴国的国都，秦代则是会稽郡的郡治（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听到江西皆反的消息后，郡守便请项梁来议事。

为什么要请项梁呢？

因为项梁是地方豪杰，社会名流。

项梁一族原本是很显贵的。他们家世代都是楚将，因功勋卓著而被封在项，故以项为氏。项，即今河南省项城市。两千多年后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便是项城人。

项梁的父亲项燕，更是楚国名将。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破楚，俘虏了楚王。项燕便另立昌平君为王，组织流亡政府在淮南一带进行反秦斗争。第二年，流亡政府兵败，昌平君被杀，项燕也以身殉职。

所以，项燕在楚人心目中威望很高。陈胜起义要打他的旗号，原因就在这里。

项燕兵败殉职后，项氏家人也流落民间。项梁则因为杀了人，带着项羽避仇到了吴县，并很快成为当地最有声望的人。现在天下大乱，郡守当然要找他来商量。

这郡守的打算，是要造反。

会稽郡的郡守为什么要造反，不清楚。也许，他很清楚人民对帝国和帝国的官员有多么痛恨，不愿意落得其他郡守、县令那样的下场。也许，他清醒地意识到大秦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势在必行，想趁机捞一把。也许，这两种想法他都有。总之，这郡守决定起兵，而且希望项梁和另一个人做自己的左右手。

看来，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确实靠不住。至少，会稽郡这位就是。而且，如果他是最早背叛帝国的，那就还是“首叛”，尽管未遂。

未遂，是因为项梁不打算让他得逞。

项梁为什么不肯支持郡守？也不清楚。也许在项梁看来，与其你造反，不如我造反。你反叫叛国，我反叫起义。恰好郡守要找的另一个人，很可能是帝国的通缉犯，此刻正躲藏在深山老林或江湖沼泽之中。

于是项梁说，你说的那人在哪，只有我侄儿知道。

郡守便请项羽进来。

结果是，项羽进来后，项梁只看了项羽一眼，项羽就拔出剑来，一剑砍下了郡守的脑袋。

众人大惊失色，乱作一团。

项梁却笑了，因为他太知道自己的侄儿是什么人。

与陈胜不同，项羽原本是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的，项梁对项羽的培养也很用心。可惜项羽对任何学习都毫无兴趣。他先是学字，没几天就不干了。转为学剑，没几天也不干了。项羽说，学会了写字，不过可以记下别人的名字，有什么用？学会了剑术，也不过战胜一人而已，不值得学。要学，就学可以战胜千万人的。

项梁想想也有道理，就教他兵法。项羽这才大喜，但同样浅尝辄止。于是就连兵法，项羽也没学完。2

然而项羽的天赋却极好。据说，他身长八尺余（一米八四以上），才气过人，力能扛鼎（单手就能把鼎举起来）。吴县的世家子弟和小混混，都不得不让他三分。

项羽力气大，胆子也大。公元前310年，秦始皇南巡到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项羽和项梁一起混在人群中围观。当时二十三岁的项羽看得兴起，竟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吓得项梁马上捂住他的嘴巴。

这样的愣头青，杀个郡守真是小菜一碟。

项梁则一把拎起郡守的人头，同时将郡守的印绶挂在身上。印，就是官印；绶，就是绶带。秦和汉的制度，是一官一印。不像后来，新官旧官都用同一颗印。但是项梁并非朝廷命官，没人给他铸印，只好先用旧郡守的。

有了这颗官印，项梁便自任会稽郡守，任命项羽为裨将（裨读如皮，裨将即副将）。这时，旧郡守的部下和侍从百十人，已被项羽一口气杀个精光；反抗暴秦，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是吴县上下，都拥护项梁。

项梁起义成功。

起义成功的项梁后来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那就是接受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王。这是他们起兵九个月后，即秦二世二年六月的事。这时，陈胜的死讯已经得到证实，陈胜部下另立的一个楚王也兵败身亡。项梁立楚怀王，就等于填补了空白，也接过了旗帜。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反秦的事业，从此更加波澜壮阔，声势浩大。

实际上在此之前，项梁的队伍就不断在壮大。原来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部队和将领，也纷纷加入项梁的行列。其中有一些，便成了叱咤风云改写历史的人。

比如英布。

英布是六县人（六读如陆，在今安徽省六安市），本是平民。后来因为犯法受了黥刑，所以又叫黥布。英布率领的是一支土匪部队，但英勇善战。英布本人，则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最后被刘邦所杀。

英布的加盟，十分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刘邦。3

刘邦来了

刘邦也是秦二世元年九月起义的。

如果说项羽是贵族也是混混，那么，刘邦是平民也是流氓。他的父母，据说分别叫太公和刘媪（读如袄），其实就是刘大叔、刘大妈，可见是无名之辈。

刘邦自己，则据说“小字季，即位易名邦”。4也就是说，他当了皇帝之后，才正式有了名，叫“邦”。季，也不是字，是排行最小的意思。所以，刘季就是刘小。5

刘小的出生，十分可疑。

正史的说法，是有一次刘大妈睡在湖边，梦中与神相遇做爱。当时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刘大叔跑过去，只见一条蛟龙正在他太太身上。

结果，刘大妈有了身孕，生下刘小。6

显然，这是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是开国帝王们伪造历史的惯用手段，目的无非是要证明自己命系于天，君权天授，理当奉天承运。可惜话说过了头，就会露出马脚。也许，刘大叔当年确实看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看到的不是龙。

这就是刘邦，或刘小，或刘季。

事实上起义之前的刘邦，确实是叫刘季的。之后，则随着身份的变更，依次叫沛公、汉王、皇帝、高祖。但为了读者方便，本书一律称为刘邦。

少年时代的刘邦，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花钱倒很大方（喜施，意豁如也），以至于酒店的老板常常敲他竹杠，加倍收他的酒钱。

不过刘邦的命运，显然比陈胜好。成年后，他居然当上了泗水（在今江苏省沛县东）的亭长。秦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基层干部，而且不占国家编制，不是官，是吏，还是小吏。

问题是当小吏也不容易。前面说过，秦的制度，是县以上设流官，县以下用土著。但土著为吏，必须或者有产业，或者有德行。韩信就因为“家贫无行”，而“不得推择为吏”。7 刘邦又凭什么当亭长呢？

这是一个谜。

其实亭长也不是什么美差。管着巴掌大一块地方，受理家长里短的民事诉讼，8权不大，事不小，好处不多，麻烦不少，一般体面人家的子弟不屑于做，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又做不了，最合适刘邦这样的痞儿和混混。

刘邦自己，似乎也当得不亦乐乎。他甚至发明了一种竹皮冠，装模作样地戴在头上。除此之外，刘邦倒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依然嬉皮笑脸，吃喝嫖赌，打情骂俏，在酒馆里打白条赊酒吃。就连本朝太史为他作传，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最大优点是“好酒及色”。

刘邦身上，实在编不出什么励志的故事来。

然而刘邦的天赋却很高，尤其是悟性极好。张良讲兵法，出主意，其他人都不得要领，只有刘邦一听就懂。于是张良认定刘邦是天才，一辈子为他出谋划策。9

何况刘邦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作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这些人的绳子统统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岂非英雄气概？

当然是，至少也是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豁得出去。就算天塌下来，也敢拿命去赌。这样“二”的人，如果遇到乱世，那才真叫“生逢其时”。

二世元年的九月，便正是这样一个时候。

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后，沛县的县令就慌了手脚。因为其他郡县响应号召的民众，都把自己的郡守和县令杀了。于是沛县县令决定投靠陈胜。

这又是一个“叛吏”。而且，由于沛县起义比吴县可能还早几天，因此他才是“首叛”。看来，柳宗元所谓“有叛人而无叛吏”，也只能解释为“没有存心反叛的”。

可惜沛县的这个县令，也没做成叛徒。

没做成的原因，在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都是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当时则是沛县的吏员。他俩对县令说，大人本是秦的官员，现在起兵反秦，恐怕难以服众。因此就算要反，也得多找些人来帮忙。

于是县令说，那就把刘季找来吧！

奉命去找刘邦的人叫樊哙。此人也是大汉功臣，当时却是狗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放跑了囚犯的失职亭长刘邦藏在哪里，当然只有樊哙这样的人知道。

刘邦欣然前往，县令却出尔反尔。反悔的原因，当然是害怕刘邦进城以后，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因此他紧闭城门，坚守城池，还打算杀了萧何、曹参。

然而这时的沛县，已不是这个狐假虎威的县令可以做主的了。萧何和曹参逃出沛城与刘邦会合，刘邦则将一封帛书用箭射入城中，遍告父老乡亲。而且他号召沛人的口号，也是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

于是沛人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

沛县起义了。

剩下的问题，是谁当领袖，谁来牵头。刘邦谦让，其他人则不敢。萧何也好，曹参也罢，都是读书人。读书人，是没几个敢造反的。樊哙倒可能敢，可惜威望不够。推来推去，刘邦成了“众望所归”。

从此，刘邦被称为沛公。

这就跟项梁的情况极为相似。项梁起义后，便率兵从江东到了江西，与陈婴的部队联盟。陈婴原本是东阳县（今江苏省盱眙县）的书吏。东阳人民起义后，陈婴像后来辛亥时的黎元洪一样，被强迫革命，当了义军领袖。

陈婴与项梁联盟后，东阳人又要陈婴称王。当时，陈婴有兵两万人，项梁只有八千，当然该陈婴做老大。但是陈婴打死也不肯干。他母亲对他说，暴得大名，不是好事。不如跟在后面，事成可以封侯，兵败也不难逃亡。

于是以项梁为领袖。

也就在这时，英布加入了项梁的队伍。

之后，刘邦因势单力薄，也来加盟。此前，项梁已经收编了陈胜的旧部，占据了陈胜的故地，拥有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胡陵（今山东省鱼台县）、薛（今山东省滕州市）、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刘邦的到来，正是如虎添翼。

有了英布又有刘邦，再加上有楚怀王为旗帜，项梁的事业风生水起，项梁的部队所向披靡。他取亢父（读如刚斧，今山东省济宁市），救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屠城阳（今山东省菏泽市），侵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略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攻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数破秦军而斩李由（丞相李斯之子）。中原半部，尽入囊中。

大秦帝国的形势，却相当不好。到二世二年六月，原来的六国都已恢复。而且，除燕王韩广外，齐王田巿，赵王赵歇，魏王魏豹，韩王韩成，楚王芈心（芈读如米），都是王室旧族。秦始皇的革命成果，全部打了水漂，地盘也丧失殆尽。帝国岂非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也在加速灭亡。

秦二世找死

加速帝国死亡的是三个人：胡亥、赵高、李斯。

首先是李斯。

前面说过，胡亥那里，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但事情真闹大了，恐怕想瞒也都瞒不住，各地纷纷起义的消息终于传进了咸阳宫。但胡亥是照例不负责任的。他的办法是拉下脸来痛斥丞相无能，并让他拿出方案来。10

这时，李斯开始犯浑。

李斯给出的对策，是加强君主的专制，加重人民的负担，加大责罚的力度，加剧刑法的苛严。他说，如果官员和民众都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和能力造反？

这真是混账逻辑，一派胡言！

胡亥却龙颜大悦。

李斯为什么这样出主意？也许是要讨好皇帝，也许是他真没办法。但不管怎样，后果都很严重：抽税重的，被视为能员；杀人多的，被视为忠臣。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过刑的；咸阳的街市，有一半躺着死尸。天下原本就苦秦久矣，现在岂不更加咬牙切齿？李斯之所为，岂非助纣为虐，与天下人为敌？

助纣为虐的结果，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立芈心为楚王。是年冬，胡亥下令将李斯入狱法办。公开的罪名是“剿匪不力”，内定的罪名是“通匪谋反”，办案人则是赵高。

赵高早就想陷害李斯了。

李斯和赵高原本不是一路人。仅仅因为当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在今河北省广宗县），他们要废扶苏而立胡亥，这才勾结在一起，因此只是共犯，不是同党。

实际上李斯和赵高，连狼狈为奸都谈不上。就在反秦浪潮此起彼伏之时，他们也在窝里斗。只不过，赵高更加心狠手辣，胡亥也更加宠信赵高。

赵高很清楚胡亥的软肋在哪里。他对胡亥说，当年的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当了皇帝，丞相却并没有封王封侯，他会没有想法吗？

胡亥心里一动。

赵高又说，丞相李斯是哪里人？楚人。反贼陈胜是哪里人？也是楚人。丞相的长子李由在三川当郡守，从来就不肯积极剿匪，这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胡亥心里又一动。

如此再三的结果，是李斯终于下狱。但李斯问心无愧，自认为真相可以大白。于是他给胡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为认罪，实为辩诬，倒是很值得一读。

然而这些都没有用。赵高把李斯的“认罪书”往地上一扔，不屑一顾地说：一个囚犯，上什么书！

于是李斯只好去死。

李斯是以五刑论罪，腰斩于咸阳的。五刑，就是除了刺字涂墨、割掉鼻子、斩去脚趾之外，再加割掉舌头，因为李斯犯了“诽谤罪”。当然，腰斩之前还要痛打，腰斩之后也仍然要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

据说，李斯受刑前曾对他的二儿子说：如果我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到东门之外追逐狡兔，还能够吗？

当然不能。

一代名相李斯，就这样被诬陷而死。他为大秦所做的所有贡献，也被帝国忘得一干二净。作为被害人，他当然死不瞑目。但他应该知道，按照他们法家思想缔造的帝国，是没有人性的，也是不讲道理的。那根本就是一架绞肉机。在这架绞肉机里，谁都没有安全感。想当年，那位天才的思想家韩非，不也被诬陷而死吗？诬陷韩非的人，不正是李斯吗？诬陷的手段，不是跟赵高一模一样吗？那么，李斯临死前，还会想起他那位老同学吗？

李斯死了，下一步就轮到胡亥。

胡亥是被赵高发动宫廷政变逼死的。这时，赵高已接替李斯做了丞相，刘邦的部队也已经攻下了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胡亥则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于是赵高的同伙冲进宫中，历数胡亥的种种罪状，逼他自尽。

胡亥说：还能见丞相一面吗？

政变者说：不能。

胡亥又说：给我一个郡，做王，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万户侯，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老百姓，可以吗？

政变者说：算了吧！我等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来杀足下的。足下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胡亥也只好自杀。

据说，胡亥临死之前，身边只剩下一个宦官。

胡亥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吗？

宦官说：知道。

胡亥说：怎么不早告诉我？

宦官回答：臣不敢。要是早说，还能活到今天吗？

胡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一个人，如果半句真话都听不到，岂能不失败？一个政权，如果弄得人人都不敢说话，岂能不垮台？

其实胡亥原本也没那么混蛋。当年赵高怂恿他矫诏篡位，他再三不肯。胡亥说：废兄立弟，是不义；不遵父命，是不孝；弄虚作假，是无能。就算得到了皇位，天下也不服，自身也难保，国家也危险啊！

这些都是明白话，怎么后来就鬼迷心窍了呢？

同样，“后李斯时代”的大秦，也原本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没有李斯，还有章邯。

不幸的是，章邯也不被赵高所容。

更不幸的是，章邯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加英勇善战的人。这个人就是项羽。而他们俩一决雌雄的地方，则是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

巨鹿之战

巨鹿是章邯的滑铁卢。

章邯是在帝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之前，他的官职是少府，掌管着山林湖泊的赋税。当时，陈胜的一支部队突破函谷关，进军到戏（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眼看就要攻进咸阳。情急之中，秦二世只好启用章邯为将，让他带兵前往平叛。

这一回，胡亥总算聪明。

章邯确实是军事天才，刚一上阵就连连得手，杀陈胜于下城父，灭魏咎于临济，破项梁于定陶。当时在临济（今河南省封丘县），齐王田儋和楚将项它（读如驼）都应魏王魏咎之请来救援，共战章邯。结果怎么样呢？

田儋战死，魏咎自杀。11

章邯，岂非也是一代名将？

然而要战胜项梁，却不容易。临济之战后，项梁率领楚军继续作战，先后破章邯军于东阿、濮阳、定陶。项羽则与刘邦并肩作战，破秦军于雍丘，还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认为章邯会胜的。12

项梁自己，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在节节胜利之后，项梁已不把章邯放在眼里。每次提起章邯，都是一脸的不屑。他没想到，章邯并没有气馁。他更没有想到，秦二世会大批调兵增援。结果章邯反败为胜，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也战死在沙场。

章邯战胜楚军后，便乘胜前进渡过黄河，一鼓作气攻入赵境。这时，原来的赵王武臣已死，新赵王是赵歇。张耳和陈馀，则一为相，一为将。赵军被章邯击败后，赵歇、张耳、陈馀都逃进了巨鹿城，并向楚王频频求救。

唇亡齿寒，楚怀王不能坐视。

问题是，项梁已死，谁来将兵？

怀王选择了宋义。

宋义这个人，以前是做过楚国令尹（丞相）的。他早就劝告项梁不可轻敌，也料定项梁必定失败。他甚至在出使齐国的途中，对迎面相遇的齐使说：大人慢慢走。到得晚还能幸免，早早赶到定陶只怕就没命了。

这当然是先见之明，也可谓知兵。

于是，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率兵救赵。其他各部也都归宋义统领，号称“卿子冠军”，也就是“公子上将”的意思。

项羽却看不上这公子哥儿。

宋义也似乎让人看不起。他率领部队走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并非今河北省安阳市），便按兵不动，一停就是四十六天。他的想法，是要静观其变，让赵军和秦军先打了再说。秦军败了，就趁机打落水狗。如果赵军败了，秦军也会疲惫不堪，楚军仍可乘虚而入，捞他一把。

于是，宋义不理军事，天天设宴饮酒。

项羽忍无可忍。

在项羽看来，宋义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以秦军之强大，赵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哪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分享？秦军灭了赵国以后，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又哪来的可乘之机？什么“我承其敝”，简直放屁！

何况赵国盼救援，望眼欲穿；怀王忧社稷，坐不安席。现在天寒地冻，大雨倾盆，战士们饥寒交迫，只能吃豆子和野菜。你宋义却觥筹交错，酒绿灯红，有心肝吗？

更糟糕的是，宋义还下了一道命令：但凡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不听指挥的，杀无赦。

这当然绝非项羽所能接受。

他的回应也很简单：一剑砍下了宋义的脑袋。

对此，无人表示异议。

楚怀王也只能硬着头皮，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担任了上将军的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等人率兵两万火速救援巨鹿，然后亲率全军渡过黄河。过河的时候，项羽下令凿沉所有的渡船，砸碎煮饭的鼎锅，烧掉居住的房屋，只带三天的口粮，以示拼死一战的决心。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楚军兼程北上，一到战场就与敌交手，破其防线，毁其壁垒，断其粮道，乱其阵脚。结果，秦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闲自焚，巨鹿解围。

项羽一战成名。

是的。项羽真正成为历史人物，起点就在此战。当时，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在巨鹿城外建起的壁垒不下十余座。秦楚两军作战时，他们都“从壁上观”。楚军在战场上杀声震天，锐不可当，诸侯军在壁垒上看得心惊肉跳，气都透不过来。等到战后他们来拜见项羽时，无不战战兢兢匍匐在地，只敢用膝盖着地跪行进入辕门。

于是，项羽当之无愧地成为诸侯联军的总司令。

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现在轮到章邯纠结了。

章邯兵败的消息传到咸阳，胡亥龙颜大怒，谴责之令频频下达。章邯派人到咸阳解释，赵高却拒不接见。章邯的部下司马欣说：赵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胜了，他嫉妒；败了，他治罪。何去何从，请将军三思。

陈馀也给章邯写信。陈馀说，秦最冷酷无情。想想看吧，白起和蒙恬，曾经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最后怎么样呢？死路一条。为什么？功劳太大，封无可封，只好强加罪名。现在，将军您可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为什么不弃暗投明？难道还看不出天要亡秦吗？

于是章邯投降。

军粮已尽的项羽，也决定与章邯握手言和。两人相约见面，互诉衷肠。说到赵高，章邯竟泣不成声。

项羽安抚了这位过去的对手。他立章邯为雍王，并让他留在军中效力。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春秋时期曾经做过秦国的国都。所以，雍王其实就是秦王。

章邯当然想不到，这很可能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项羽许给他的地盘，马上就要归刘邦了。

沛公入秦

刘邦是秦二世三年十月进入咸阳的。13

这事说来话长。项梁兵败被杀后，楚怀王迁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西进攻秦。同时与诸将约定，谁能够最先平定关中，谁就是那里的王。14

怀王这话，口气太大。此刻，诸侯还很弱小，暴秦还很强大，章邯的气焰也还很嚣张，哪里谈得上“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就算能，也是期货或风投。

因此，响应号召的只有项羽和刘邦。而且，态度最积极的是项羽。他说，我去，我和沛公一起去！

怀王手下的老将却另有看法。

老将们说，项羽这人太彪悍也太残忍。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掠抢，杀人如麻。上次屠襄城，竟然一个活口都留不下。后来又屠城阳。秦的人民，已经被欺压得够苦的了，岂能再雪上加霜？不如派一位忠厚长者，扶义而西，以仁抗暴，说不定能仁定天下。

他们的看法并不错。后来项羽“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便是证明。

那么刘邦呢？

刘邦当然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项羽屠城阳，他就是帮凶。但他的作风，确实跟项羽不同。刘邦入秦后，不但秋毫无犯，就连当地民众送来劳军的酒肉，也都统统璧还。刘邦说，敝军粮草充足，不敢破费大家。

这实在让人惊喜。更让秦人喜出望外的是，刘邦宣布废除秦帝国的所有严刑峻法。刘邦说，各位父老乡亲过去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现在与诸位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害罪和盗窃罪判刑，仅此而已。请大家放心，我刘季是来安良除暴的，不是来恃强凌弱的。

不难想象，当时的民众，肯定是一片欢呼。

对于秦的官员，刘邦也没有进行报复。秦王子婴被妥善安顿，各衙门的吏员也照样办公，人民群众更是安居乐业，于是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那么，刘邦的成功，当真是“仁者无敌”吗？

也是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事实上，刘邦进入咸阳宫时，原本是不想走的。那么多的奇珍异宝，那么多的美食佳肴，那么多的漂亮姑娘，哪一个不是他刘邦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想当年，他到咸阳服役看见秦始皇，就曾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现在可以“如此”了，岂有不尽情享受之理？

因此，樊哙劝他出宫，他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还是张良说服了他。张良说，秦亡，就因为贪暴无道。秦王骄奢淫逸，您才得以入秦。因此，我军胜利之后，必须反其道而行。秦暴则我仁，秦贪则我俭，万万不可死于安乐，请沛公听从樊哙的建议。15

刘邦也想明白了。这会儿天下未定，政权不稳，还不是享受的时候。于是退出秦宫，还军霸上（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白鹿原，因地处霸水西部高原而得名）。而且，他干脆大方潇洒到底，连劳军的酒肉也不要了。

这其实正是刘邦的优点。

是啊，刘邦这人，既没有高尚品德，又没有一技之长，凭什么最后成功，富有天下？因为他识好歹。而且，一旦他接受意见，甚至会做得比你想要的还到位。

正是靠着这一点，他步步走向胜利。

也正是靠着这一点，他网罗了众多人才。

比如郦食其（读如丽异基）。

跟蒯通一样，郦食其也是纵横家。纵横家都是要靠三寸不烂之舌，为枭雄们出谋划策，翻云覆雨的。但郦食其看不上项羽，却喜欢刘邦。所以刘邦路过他家乡高阳（今河南省杞县高阳乡），他就去求见。

刘邦问看门的：来的是个什么人？

看门的说：看起来像是读书人。

刘邦说：不见！老子忙着打江山，见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如实回报。

郦食其两眼圆瞪，一手按剑说：滚回去重新禀报！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吓得名片都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回去禀告。

刘邦便请郦食其进来。

郦食其进去时，刘邦正大大咧咧坐在那里，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郦食其也不下拜，而是拱拱手说：足下千里迢迢，是专程来助大秦一臂之力的吧？

刘邦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说：放屁！天下同心，苦秦久矣，这才有诸侯联盟，谁他妈的帮助暴秦！

郦食其说，要灭秦，就不该以这种态度见老先生。

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变脸比变天还快。他马上起身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再三道歉，然后问策。

郦食其的主意，是拿下陈留。

陈留，即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春秋时期原本是郑国的留邑，因为被陈国兼并，所以叫陈留。陈留是交通要道，又是天下粮仓。刘邦在郦食其的帮助下占领陈留之后，果然获得大量粮草和武器，变得兵强马壮起来。16

在陈留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后，刘邦西进到洛阳。这时张良陪同韩王韩成也来到刘邦军中。韩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张良则跟随刘邦一起南下，攻克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然后向西北挺进，攻破武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兵临峣关（在今陕西省蓝田县）。

这就到了关键时刻。

刘邦的打算，是用两万人进攻峣关，张良却反对。张良说，现在秦军仍很强大，不可轻敌。峣关的守将是屠夫的儿子，而市侩总是要算计的。因此，不如多设疑兵虚张声势，然后让郦食其带着贵重礼物去讲价钱。

郦食其也果然买通了峣关的守将，那守将甚至还愿意与刘邦合兵攻秦。张良却不敢大意。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乘其不备一举大破秦军，攻下峣关。

峣关是秦都最后的门户。峣关失守，刘邦就顺利北上，从蓝田直逼咸阳，同时下令沿途不得掠抢。这时，秦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子婴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这就是团队的功劳。

刘邦的团队好，运气也好。他的入秦，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因为巨鹿之战时，秦朝廷“悉起兵益章邯”。帝国的主力部队都在巨鹿，反秦战争的主战场也在巨鹿。没有项羽在巨鹿的奋战，大秦实际上是不可能灭亡的。现在，胜利果实怎么就成了刘邦的？

这口气，项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他甚至还因此跟怀王结下梁子。后来他谋杀楚怀王，也因为有此积怨。是啊，如果当初怀王派自己攻秦，哪有刘邦什么戏？

但，此刻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刘邦。

正好刘邦也犯了错误。他听从一个小人的主张，派兵把住函谷关，以为这样一来关中就是自己的了。他根本没想到，英布轻而易举就破了关。项军蜂拥而入，驻军鸿门，与刘邦的驻地霸上不过四十里。当时，刘邦军号称二十万，其实只有十万；项羽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势，傻子都能明白。

刘邦只好去赴鸿门宴。

鸿门宴

现在看来，鸿门宴的故事更像一个传奇。17

鸿门在今天陕西省临潼县的境内，北临渭河，南依骊山，原本是一个小村落。如果不是因为两千多年前的那个饭局，这村子恐怕鲜为人知。

其实，项羽原本也没打算请客吃饭。他已经下达命令，要在第二天一早就把刘邦灭了。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只不过不该让某个人得到消息。

这个人就是项伯。

项伯是项羽的叔叔，也是张良的朋友。当年，项伯犯了杀人罪，是张良救了他。于是，项伯连夜跑到刘邦军营通风报信，以免第二天张良与刘邦同归于尽。

是的，他没打算救刘邦，只想救张良。

张良却不肯独善其身。

这一点，项伯倒也能理解。张良如果不仗义，当年就不会救项伯。项伯既然赞许和感激张良的义气，也就不能不同意张良去打声招呼。不辞而别，总不够意思吧？

结果，是张良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刘邦。

刘邦大惊失色。

张良问：沛公当真打算背叛项羽吗？18

这句话问得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张良的态度，也决定着刘邦的生死。麻烦在于，刘邦如果认账，就等于坐实了罪名；撒谎，则无法取得张良的信任。

刘邦，该怎么回答？

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

幸好刘邦的情商和智商都极高。他很明白，这时最重要的是实话实说。自己诚心诚意，人家才一心一意；自己和盘托出，人家才全力以赴。但，又不能没有退路。

于是刘邦如实回答：确实有个小王八蛋给我出了馊主意，说只要把诸侯挡在关外，我就能在秦称王。

张良松了一口气。

因为误听谗言，顶多算是糊涂虫，总比自作主张处心积虑要谋反的好。这就还有回旋余地。

最重要的，这是实情。

于是张良又问：老实说，沛公打得过项羽吗？

刘邦沉默了大半天，然后说：固不能也！

这里的“默然良久”，意味深长。刘邦无力对抗项羽，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要沉默很久呢？盘算？评估？要面子？表示认真？但，默然良久，是真实的。

接着刘邦问：为之奈何？

张良说：也只能请项伯帮忙了。

这时，刘邦再次表现出他的情商和智商之高。他问张良：君与项伯，谁的年纪大？

张良说：项伯年长。

刘邦立即表态：那我就把项伯看作兄长。

显然，这话是说给张良听的，因为刘邦并没有比较自己和项伯的年纪。意思也很清楚，我刘邦和你张良，铁定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至于我和项伯谁的年纪大，根本就不重要。

当然，以刘邦的沛公身份，尊项伯为兄，也给足了项伯面子。刘邦不愧危机公关的高手。

项伯也很快被刘邦搞掂。

刘邦说，臣入关中，秋毫不犯。查清吏民户籍，封藏库府财物，就是等待项将军来接收呀！至于派兵把守函谷关，那是防贼，哪里敢背叛项将军呢？

这些话，刘邦说得大言不惭。

没错，一文不取，退出咸阳，还军霸上，都是事实。但真实的原因，只有他和张良心知肚明，而张良是不会点破的。此刻的刘邦，确实应该感谢张良和樊哙。

项伯也全盘接受了刘邦这一套花言巧语。他只是告诫刘邦：明天一定要早早来向项羽谢罪。

刘邦起身致敬说：诺！

第二天刘邦与项羽的见面，气氛非常融洽。刘邦的态度自然是诚恳而谦恭，同时又一副老朋友口气。项羽则已被项伯解除了思想武装，十分宽宏大量。他甚至还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刘邦军中，有人告密。

刘邦记住了这个名字，决定回去跟那家伙算账。

项羽却很释然，也很放松。

实际上，项羽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就因为有人密报刘邦意欲在秦称王，这才惹得项羽怒火中烧。也就是说，项羽的决定是“激情杀人”，不是“预谋杀人”。现在，项羽既然没了脾气，哪里还有杀意？

于是，项羽请刘邦吃饭。

至此，事情原本已毫无悬念。刘邦和项羽，也大可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谁都没想到，这餐饭并不好吃。

不好吃的原因，在范增。

范增是极力主张杀刘邦的。范增早就对项羽说，刘邦其人，原本流氓地痞。他在老家的时候，酒色财气，无所不贪。这次进入咸阳，居然秋毫无犯，这可是想要更大的东西呀！这样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岂能不防？

可惜，这是范增的看法，不是项羽的。

因此，范增在席间频频使眼色，项羽视而不见。项羽视而不见。范增又频频举玉玦，项羽也视而不见。玦读如决，暗示决断。三举玉玦而不应，那就是没有决断了。

范增只好自己动手。他出门找来项羽的弟弟项庄，要他进去舞剑，伺机谋杀刘邦。可惜范增的用心却被项伯看破，便也拔剑起舞掩护刘邦，项庄无法得手。

张良却坐不住了，他出门去找樊哙。

樊哙问：事情怎么样了？

张良说：不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樊哙说：这可是生死关头，臣愿与沛公同生共死。

于是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向上直立，眼眶几乎爆裂。

项羽按剑而起问：来者何人？

张良说：是沛公的驾驶员和警卫员。

项羽说：壮士！赐酒。

樊哙拜谢，接过酒一饮而尽。

项羽又说：给他一条猪腿。

手下人就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樊哙一屁股坐在地上，拔出剑来在盾牌上切猪腿，边切边吃。在场的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只有项羽大为欣赏。

项羽说：真他妈的壮士！还能喝一杯吗？

樊哙说：臣死都不怕，酒算什么！

接下来，樊哙长篇大论，慷慨陈词，痛斥项羽。樊哙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不多，刑律唯恐不酷，这才众叛亲离。现在，沛公奉命入秦，封关以待将军。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寸土之封，反有性命之忧，天理何在？将军听信谗言而欲诛有功之人，又岂非亡秦之续？

项羽无言以对。

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刘邦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留下张良继续公关。临走时，刘邦还为是否告辞而犹豫。樊哙却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现在人家是菜刀和案板，我们是鱼肉，告什么辞！

刘邦很以为然，一路小跑回到军营。

鸿门宴就此落幕。

败亡倒计时

鸿门宴的故事留下了许多谜团。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恐怕还是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

是啊，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

但樊哙的闯入，应该算一个。事实上，此前对于杀不杀刘邦，项羽还在两可之间。范增频频示意，他装没看见。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并不阻止。项伯舞剑，掩护沛公，他也不叫停。刘邦的命，他交给了天。

然而樊哙却让他大起喜爱之心。因此，对于樊哙的痛斥，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决定不杀刘邦。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条硬汉的崇敬和赞赏。

这是英雄对英雄的惺惺相惜。

的确，是英雄，就该敬惜，哪有谋杀的道理？就算要杀，也得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拼杀，又哪有在自己军营里酒席上，鬼鬼祟祟杀人的道理？那也太掉价了。

显然，这也是一种孩子气。

项羽确实孩子气。包括他的杀人，也是。他一辈子杀人如麻，但往往是一时兴起，很少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跟范增的老谋深算完全两样。结果，是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乱杀，比如屠城。

实际上孩子的天真，就是不懂事。因此，孩子往往残忍。他们会满不在乎地弄死一只蝴蝶，因为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你明确告诉他这是犯罪，再要他去做，他就下不了手。所以，项羽能屠城，不能杀刘邦。

甚至就连当年分配任务时，项羽提出“愿与沛公入关”，也是孩子气。他的目的，是要为项梁报仇，并非怕刘邦抢了先。所以，诸侯联席会议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刘邦那笨蛋也能打败秦军。

但是，当他听说刘邦先入关中，“珍宝尽有之”时，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杀了刘邦。这跟一个孩子被抢走了玩具要号啕大哭，没什么两样。所以，刘邦把玩具还给他，他就笑了，还要请刘邦吃饭。

孩子，就这么好哄。19

难怪范增要说“竖子不足与谋”了。

范增说的臭小子是谁？项羽？项庄？可能都是，也可能明指项庄暗指项羽。不过就算明指项羽，他也不会在乎。因为他的心，已经飞回了彭城。

在屠杀了咸阳人民，烧毁了咸阳宫室以后，项羽决定带着抢劫来的财宝和女人回彭城去。有人劝他说，关中沃野千里，易守难攻，是周、秦两代的发祥之地。建都于此，可以称霸天下，何必还要回到彭城去？

项羽却说，富贵了而不回故乡，那就好比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走，谁看得见？

这就不仅是孩子气，简直堪称“孺子不可教也”！于是有人评论曰：大家都说楚人是大马猴戴高帽子，果然！项羽听说后也不含糊，直接把那人扔进了油锅。

谢谢项羽！他现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四个成语：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还乡，沐猴而冠。

不过项羽回家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这件事，就是分封诸侯。这事非做不可，因为此刻的情况跟秦初不同。秦是灭六国而得天下，当然可以不再分封。现在却是六国灭秦，岂能由谁独吞？

但，怎么封，谁来封，是个问题。

楚怀王的意见，是照以前的约定办。

项羽当然不能同意。如约，就意味着刘邦成为天下之王，这哪是项羽想要的结果？

于是他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宣布立怀王为皇帝。这时已是帝国时代，立皇帝并无问题。但，秦始皇叫“秦帝”，楚怀王就该叫“楚帝”，然而项羽却叫他“义帝”。义，有假借的意思，比如义父、义子、义齿、义肢。

所以，义帝就是“假皇帝”。

既然是假皇帝，就管不了真问题。项羽便对将领们说：怀王是我家项梁立的，一点战功都没有。立他为义帝，已经很够意思。灭秦定天下，都是诸位和兄弟我的功劳。所以，应该我们自己分封。

将领们都说：很好！

项羽便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这是他的第二步。第三步，是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这样一来，似乎就回到了春秋时代，天子、霸主、诸侯，共享太平。

可惜项羽的这个政治模式，实在不伦不类，分配的结果也不公平。项羽倒不自私。他自己的地盘并不大，楚军集团的将领也只有四人封王。然而他分封的方式和原则却没有章法，既有孩子气，又有防范心。

比如刘邦，是第一个入秦的。即便不能如约让他王天下，至少也该让他王关中。然而怎么样呢？刘邦被封为汉王，拥有巴（约今重庆市）、蜀（约今四川省）、汉中（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即湖北省西北部）三郡，都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因春秋时期郑国人南逃到此而得名）。

其实就连汉中这地方，也是刘邦通过张良向项伯行贿，走后门才得到的。项羽封给他的，原本只有巴和蜀。当时，巴郡和蜀郡北阻山险，东扼三峡，穷乡僻壤，历来被当作流放罪人之地，岂能用来酬劳大功臣呢？20

这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不过刘邦很清楚，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项羽也不是讲道理的人。他只能忍气吞声，先去汉中再说。21

汉元年四月，也就是秦帝国灭亡半年后，各路诸侯怀着不同的心情走向自己的封国，项羽也动身回彭城。这时的项羽，心中一定充满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喜悦，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败亡，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

第四章 刘邦称帝

刘邦虽然无情，却并不冷酷；

虽然现实，却也有诗意。

韩信拜将

项羽分封诸侯一个月后，天下就乱了。

乱，并不奇怪，不乱才怪。因为项羽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只凭一己之好恶，卖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赵国的国号也被取消，国土则一分为二，岂非胡闹？

更不像话的，是对待韩成。

韩成原本就是韩王。但因跟过刘邦，项羽便不让他到封地去，而是裹挟到彭城降为侯爵，然后谋杀，另立郑昌为韩王，终于把张良逼入汉营，跟他作对到底。1

还有齐国。

齐国也原本是有王的。项羽却把齐国一分为三，其中两块封给帮过自己的人，原来的齐王则贬为胶东王。至于齐相田荣，寸土不封。因为当年项梁跟章邯作战时，田荣不肯出兵，项羽要报复他。

结果田荣大怒。

汉元年四月，各路诸侯离开咸阳奔赴封地，五月田荣就反了。六月，田荣自立为齐王。七月，田荣把项羽分裂的三齐重新统一。此前，他还收编了彭越的土匪队伍，让他们去攻击项羽，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2

与此同时，陈馀也反了。

陈馀当然要反。因为他与张耳“一体有功”，然而张耳封王，张耳的部下也封了王，陈馀却只封侯，赵歇也被贬为代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于是陈馀向田荣借兵，把项羽册封的张耳赶跑，把赵歇迎回来重做赵王。3

东边的齐，归了田荣；北边的赵，归了陈馀；西边的秦，则归了刘邦。八月，也就是田荣称王两个月后，刘邦兵出故道，拿下陈仓（故道和陈仓均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全面出击。结果，雍王章邯战败，另外两个王投降。三秦大地“城头变幻大王旗”，都归了汉。

哈，项羽不是不肯把关中封给刘邦吗？

那好，他自己拿。

这是项羽没想到的。没想到，是因为张良放了烟雾弹。当时张良跟随韩成去彭城，与刘邦话别。张良便建议刘邦去汉中时，烧掉沿途的栈道，表示自己安心于汉并无反意。项羽哪里想得到，那只是做姿态呢？4

他更想不到，帮刘邦夺取天下的，会是韩信。5

韩信是项羽的老部下，项梁时代就参加了楚军，却只是一个站岗放哨的侍卫，正所谓“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他也曾多次建言献策，但项羽根本就不予理睬。

因此，当刘邦去汉中时，他就投奔了刘邦。

然而韩信在刘邦那里也不得志，只做了连敖，相当于现在的公关经理。如果不是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他也许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韩信犯了什么罪？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当时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处决。轮到韩信时，他抬起头来，正好一眼看见了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

于是韩信便大声喊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

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不但释而不斩，还把他介绍给刘邦。刘邦仍然没把韩信当回事，但韩信总算官升一级，成为管粮饷的治粟都尉。好嘛，先是接待员，后是军需官，韩信依然郁郁寡欢。

幸运的是，他从此有机会认识了萧何。

萧何才是韩信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韩信与萧何，似乎有一种奇缘（他俩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韩信是HX，萧何是XH）。后来把韩信骗进长乐宫杀害的是萧何，此刻把韩信推荐给刘邦的也是萧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现在，是成。

事实上，当时韩信是准备离开刘邦的，因为他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韩信打算上哪？不清楚。总之，他不辞而别。萧何闻讯，大吃一惊。他甚至来不及跟刘邦打声招呼，心急火燎地拔腿就追。

刘邦却以为萧何逃跑了。

实际上自从刘邦一行离开咸阳前往南郑，军心就不稳定。刘邦的部下多半是南方人。项羽都知道衣锦还乡，他们难道不想？因此，开小差的接连不断。现在，连丞相萧何也跑了，刘邦岂能不气急败坏，手脚冰凉？

所以萧何回来后，刘邦又喜又怒，破口大骂。

刘邦说：萧何，你他妈的为什么逃跑？

萧何说：臣不敢逃，臣去追人。

刘邦问：追谁？

萧何答：韩信。

刘邦又骂：扯淡！那么多将领逃亡，没见你追，追什么韩信？你骗谁？

萧何说：韩信跟他们不一样。

刘邦问：有什么不一样？

萧何说：众将寻常人等，韩信国士无双。王上如果只想在汉中了此一生，那就没韩信什么事。如果还想有所作为，那就非重用韩信不可。就看王上怎么想了。

刘邦说：寡人何尝不想东进，谁肯一辈子待在这里。

萧何说：既然如此，那就必须重用韩信。能重用，韩信就留。不能，他迟早还会走。

刘邦挥挥手说：看你面子，就让他当将军好了。

萧何说：当将军他也会走。

刘邦又说：那就当大将军好了，你叫他进来吧！

萧何说：你这个人，向来就简慢无礼。如今要拜大将军，怎么就像使唤小孩子？怪不得韩信要走了。

刘邦这才择吉斋戒，设坛具礼，正式拜将。

拜将以后的韩信，与刘邦有过一次长谈，全面评论了刘邦与项羽的长短，更加坚定了刘邦的信心。韩信还说，现在是争权天下的最好时机。因为将士们思乡心切，恨不能插翅高飞。这种心理完全可以利用。等到天下一统，人心思定，就没法用兵了。6

刘邦听了欣喜若狂，连连表示相见恨晚。他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出故道，下陈仓，首先打击民愤最大的雍王章邯，一举平定三秦，势力扩展到咸阳。

刘邦成功地走出了困境。

这就是韩信的功劳，更是萧何的功劳。

所以，后来刘邦论功行赏，萧何便排名第一。众人不服，说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攻城略地，才打下江山。萧何并无汗马之功，凭什么第一？

刘邦笑呵呵地问：诸位知道打猎吗？

众人都说：知道。

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

众人又说：知道。

刘邦说，抓住野兔，当然是猎狗的功劳。但猎狗去抓野兔，却是猎人的指挥。所以，你们这些人，只能算是“功狗”。萧何，那才是“功人”。7

不过此刻的萧何倒更像“猎头公司”，他为刘邦找到了最好的CEO。但，这是需要业绩来证明的。没有战功，刘邦不信，众人不服。韩信必须漂漂亮亮地打一仗。

韩信当然做得到，而且机会很快就来了。

天下乱作一团

得到韩信后，刘邦一路凯歌。

请看时间表——

汉元年八月，雍王章邯败，塞王司马欣降，翟王董翳（翳读如依）降。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

三月，魏王魏豹降，殷王司马卬被俘。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一项所谓改革，就是把十月份作为每年的岁首。传统史学家的纪年，则是把秦亡以后算作汉的元年。因此，汉元年，是从十月到第二年九月。

也就是说，子婴投降，项羽分封，诸侯就国，刘邦出汉中，都在汉元年。但按照公历，则跨了年份，分别在公元前的207年和206年。

这很重要吗？

重要，因为它能说明形势变化之快。

实际上，从子婴投降到项羽分封，是三个月；从项羽分封到诸侯就国，也是三个月；从诸侯就国到刘邦出汉中，四个月。之后的半年，项羽所封之王就有一个战败，六个或者投降，或者被俘，可谓神速。

项羽这边，则麻烦多多。他封的常山王张耳被陈馀驱逐，辽东王韩广被燕王杀害，齐王田都、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则统统被田荣干掉，田荣还让彭越在梁国（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进行骚扰，天下乱作一团。8

作为霸王，项羽不能不出来收拾局面。

但，是先对付刘邦，还是田荣？

项羽很犹豫。

这时，张良又发挥作用了。他故意误导项羽说，汉王只不过想按当年的约定，当关中王。侥幸得了关中，哪里还敢再东进？齐国和赵国，却要联合灭楚。

于是项羽一心伐齐。9

项羽的伐齐照例暴戾凶残。他烧城郭，坑降卒，伤人民，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这当然不得人心。所以，田荣虽然兵败被杀，他弟弟田横却另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继续进行斗争。项羽陷在齐国战场，几乎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项羽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项羽对义帝（即原来的楚怀王芈心），是怀有深深憎恶的。因此，项羽把他撵出彭城，迁到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仍不解恨，竟秘密下令让英布等人将其谋杀。

这事做得既野蛮又愚蠢。没错，楚怀王是没有什么功劳，却也没有什么过错。一个毫无能力的孤儿，已经被弄得可怜兮兮的了，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呢？

何况义帝毕竟曾经是反秦斗争的旗帜，项羽本人也曾高高举起。现在，难道因为这面旗帜不再有用，就弃如敝屣吗？如此卸磨杀驴，天下人不寒心吗？我们都见过没脑子没心肝的，但没见过这么没脑子没心肝的。

刘邦的机会来了。

汉二年三月，刘邦兵至洛阳，公开为义帝发丧。他发表宣言说，义帝乃天下共立，杀义帝即与天下为敌。因此凡我同志，均应精诚团结，共诛楚之杀义帝者！

是的，杀义帝者，这就是项羽的新头衔。

项羽被刘邦死死地摁在了被告席，大旗则被刘邦高高地举在了头顶上。在此大旗之下，刘邦竟集结了各路诸侯军五十六万众，一口气打进了项羽的老窝彭城。胜利了的联军将领弹冠相庆，天天搂着美女开酒会。

西楚霸王，眼看就要兵败如山倒。

然而项羽毕竟是项羽。他得到消息后，留下大部队继续作战，自己则亲率三万精兵迅速赶回了彭城。

结果怎么样呢？

刘邦兵败如山倒。

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汉军将士尸横遍野，把河水都堵塞得无法流动。如果不是后来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扑向楚军，刘邦可能连命都没了。

事实上当时刘邦非常狼狈。他逃出战场的时候，身边只有数十骑。可见所谓五十六万众，早已溃不成军。他想路过沛县接走家人，也不能如愿，只在途中遇到一儿一女，这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但就连这两个孩子，也差一点没能保住性命。由于当时楚军追得急，刘邦怕跑不掉，竟几次三番把孩子推下车去，又被他的驾驶员夏侯婴救上车来。夏侯婴说，就算事情再紧急，又怎么能丢下孩子呢？

刘邦这才住手。

这就是那位为义帝之死拍案而起，一身正气讨贼伐逆的刘邦。他那伸张正义的宣言，是何等的掷地有声，催人泪下！那时的凛然大义，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原本就没有。

刘邦没有的，其他人也不会有。八个月前投降了刘邦的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这会儿又立马向项羽投降。被硬拉进联军的魏王魏豹见刘邦战败，也开小差溜回魏国叛汉降楚。可见刘邦的诸侯联军原本乌合之众，否则以五十六万人之多，怎么就敌不过项羽的三万精兵？

为义帝报仇雪恨，当然也是靠不住的。

死里逃生的刘邦退守荥阳（在今郑州市古荥镇），靠着萧何的增援才站稳脚跟。但他的父亲太公和正妻吕后，却被项羽俘虏扣为人质，两年多以后才放回。10

这是汉二年四月的事。

此后，刘邦和项羽便胶着在中原地区，相持不下。刘邦的幸运在于他有了两个帮手，这就是彭越和英布。英布原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却被刘邦策反。彭越则是刘邦任命的魏相国。魏王魏豹反汉，彭越却不叛变，反倒在项羽的地盘打游击战，并为刘邦供应粮草。后来刘邦灭项，功劳最大的除了韩信，就是彭越和英布。

不过，刘邦有帮手，也有后顾之忧。

如果说项羽的麻烦在东方的齐国，那么，刘邦的麻烦就在北方的魏国和赵国。赵国出麻烦，不仅因为刘邦兵败，还因为赵相陈馀恨刘邦不杀张耳。陈馀和张耳原本是亲密战友，但反目为仇以后，却比敌人还敌人。刘邦既然收留了张耳，陈馀就决心与刘邦作对。11

这两个麻烦，必须解决。

更何况，刘邦在荥阳前线，也需要补充兵员。这就要从赵、魏征兵。于是，刘邦在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攻魏，俘虏了魏王魏豹。九月，韩信又与张耳联手，攻下了代国。下一步，就该解决赵国问题了。

井陉之战，由此而起。

一战成名

井陉是韩信的巨鹿。

陉（读如形），就是山脉中断的地方。井陉即井陉口，也叫井陉关，为太行八陉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是在井陉，韩信大败赵相陈馀，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智慧，打出了神勇，让所有的将领都口服心服。

但，这一仗并不好打。

不好打不在陈馀，在李左车。

跟韩信一样，李左车也是天才的军事家。他很清楚韩信和张耳来者不善，便提醒统帅陈馀不可轻敌。

李左车说，汉将韩信渡西河，掳魏王，擒代相，喋血千里，转而攻赵，这叫乘胜前进深入敌后，其势锐不可当。因此，只可智取，不可强争。

那么，智取有可能吗？

有，因为韩信有软肋。

韩信的软肋在粮草。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当时属恒山郡，离现在的石家庄市不远。汉都栎阳（栎读如月），在今西安市。主战场荥阳，在今郑州市。看看地图就知道，从栎阳运粮到井陉有多难，何况还要先满足荥阳。

这就是远离大本营作战的问题了。李左车说，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就地取材，师不宿饱。吃不饱饭的军队能打仗吗？不能。粮草是韩信的大问题。

韩信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他肯定准备了粮草。问题是就算有粮，也得能运进来。井陉口的地形，却是“车不得方轨（不能并排），骑不得成列”。先头部队只要走上几百里，粮草就一定落在后面。

因此李左车建议：由他自己率三万人马，出奇兵劫韩信粮草，断其后路。陈馀在井陉坚壁清野，坚守岗位。这样一来，韩信和张耳进不能战，退不能回，漫山遍野找不到东西吃。不出十天，他俩就只能献出人头。

然而陈馀却不听。

陈馀说，义兵不用诈谋！何况韩信兵号称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千里来袭，早就疲惫不堪。遇到这样的敌人都不敢正面作战，岂不被人小看？以后还怎么办？

李左车无可奈何。

其实李左车的计谋，正是韩信担心的。听探子报陈馀不用李左车，韩信喜出望外。他立即下令：大家伙儿先简单吃些点心垫垫，今儿个击破赵军再大会餐！

这话当然鬼都不信。

于是众将领都应付说：诺！

韩信又下令，一万人渡过河水，背水列阵。

这就更像胡闹了。历史上，没人这么打仗的。因此就连赵军将士远远看见，也笑成一团。

韩信却竖起将旗，擂鼓进军。这时的赵军，哪把韩信放在眼里？也打开营门接战。韩信和张耳且战且走，边打边退，一直退到河边，军旗和军鼓也丢了一路。

在赵军看来，这时谁胜谁负已成定局，于是倾巢出动争抢汉军的旗鼓。他们哪里想得到，韩信头天晚上埋伏在旁边的两千轻骑兵，趁机进入空无一人的赵营，把赵军的军旗全部换成了汉军的红旗。

与此同时，退到河边的汉军已无路可退，一个个拼了命殊死搏斗。赵军前不能胜，后无可退，军心大乱，斗志全无，如鸟兽散。汉军的斗志却更加昂扬。他们从河边和赵营两面夹击，赵军阵脚大乱，非死即降。

韩信大获全胜，斩陈馀，擒赵歇。

事后，众将领向韩信求教，问他这是什么战术。

韩信说，兵法里面其实有，只是诸位不留意。《孙子兵法》怎么说？置于死地而后生，置于亡地而后存。我们这支部队，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等于是驱赶着一群乌合之众去打仗。不把他们逼到死路，哪能战胜？

这就是井陉之战。跟项羽的“破釜沉舟”一样，韩信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背水一战。

井陉，确实是韩信的巨鹿。

韩信却并没有得意忘形，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胜利。因此，当李左车作为俘虏被押来时，他亲自解开绳索，请李左车坐在西席，自己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求教。

李左车却不敢当。

李左车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左车是将军的战俘，岂敢胡言乱语？

韩信说：不然。做战俘的，差一点是韩信。

李左车这才说：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将军如此错爱，左车愿效愚忠。在左车看来，百战百胜，将军之长；兵疲师老，将军之短。因此无论强齐还是弱燕，都不是将军现在可以进攻的。

韩信问：那该怎么办？

李左车说：解甲休兵。

这是对的。正如李左车所说，韩信的上上之策，莫过于原地休息，养精蓄锐，扩军备战。兵强马壮后，再展开外交攻势。届时，便可不战而屈燕、齐之兵。

韩信采纳了这个建议。他虚心向战败者请教，更值得肯定。事实上，成大事者，必须无一日敢懈怠，无一事敢马虎。韩信做到了这一点，他没理由不成功。

可惜刘邦不同意。

刘邦有刘邦的道理。当时，楚汉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刘邦的大军也被项羽围在荥阳，急需兵力增援，打破僵局，哪有时间耐心等待韩信厉兵秣马？

于是八个月后的某天早上，韩信和张耳一觉醒来，便发现自己的将印和兵符都不见了，刘邦却在军中调兵遣将。原来，刘邦只带滕公夏侯婴一人，自称汉使驰入军营，趁韩信和张耳睡得迷迷糊糊，夺取了兵权。

韩信只好去打齐国。

齐国却投降了。

劝降齐王田广的，就是当年帮助刘邦灭秦的高阳酒徒郦食其。郦食其说，知道将来天下会归谁吗？汉。知道为什么会归汉吗？因为项羽吃独食，刘邦与人分享天下。所以，先降汉的占便宜，后臣服的先灭亡。

田广觉得有道理，便降了汉。12

这时，韩信就师出无名了，他准备退兵。

然而蒯通却反对。

蒯通也是纵横家。在陈胜的时代，帮武臣劝降范阳县令徐公的，就是他。纵横家总是要搅局的。蒯通说，郦食其三寸之舌，便下齐七十余城；将军率兵数万，才下赵五十余城。难道将军的数年奋战，竟不如郦某一席话？

韩信说：可是齐国已经投降了呀！

蒯通说：那么汉王下令收兵了吗？

韩信恍然大悟。

汉四年十月，也就是井陉之战一年后，韩信入齐。齐王田广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便把郦食其扔进了油锅。然而毫无戒备的齐，哪是韩信的对手？项羽派来的援兵，也被打得狼奔豕突。齐国七十余城，全部归了韩信。

韩信成为了齐王。

关键的一票

韩信的王衔，其实来得不太正当。

平定齐国后，韩信给刘邦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得有人镇住，因此申请代理齐王。

刘邦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敲诈勒索。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带兵来救，韩信却在这时要当什么代理齐王，不是敲竹杠是什么？

于是刘邦破口大骂。

这时，张良和陈平都在刘邦身边。

张良和陈平，分别是在汉二年的十月和三月投奔刘邦的。他们当然都知道此刻不能得罪韩信，也挡不住韩信称王，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结成统一战线。

两人便暗中踹了刘邦一脚。

刘邦马上醒悟。

但，先前骂都骂了，也只好继续骂：韩信臭小子太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耀祖光宗，要当就当个真齐王，当什么代理的？

结果，是张良持印赴齐，封韩信为王。

韩信封王，是在汉四年的二月，也就是入齐之后四个月。这时，实力最雄厚的人变成了三个：楚王项羽，汉王刘邦，齐王韩信。韩信的地位骤然上升。

谋士和说客，也都来了。

说客叫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谋士即蒯通，是韩信身边的。两人来历不同，判断则一致，都认为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可以权衡天下。韩信的脚投向刘邦，则汉胜；投向项羽，则楚胜；中立，则谁都不胜。

这可真是“举足轻重”。

不过两人的建议却不同。武涉希望韩信助楚，蒯通则不然。所以武涉的提案，很快就被否决。

韩信对武涉说，当年臣服侍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臣上将军印，数十万兵，言听计从，臣才有了今天。臣为什么要背汉归楚呢？请先生替臣向项王谢罪吧！13

然而对蒯通的建议，韩信却很犹豫。

蒯通的方案是什么？

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这方案，有理，有利，有节，还具有可操作性。

蒯通说，义兵初起之时，英雄豪杰振臂一呼，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如同云合雾集，如同鱼鳞密凑，如同烟至风起。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只是要灭亡暴秦而已。

现在呢？无辜之人肝胆涂地，父子兄弟暴尸荒野，全因为楚汉相争，以至于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意思也很清楚：这样的战争，应该结束。

谁来结束？

韩信。

怎样结束？

先按兵不动，谁也不帮。然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旦时机成熟，便据强齐，携燕赵，出兵西进，为民请命。那时，势必“天下风走而响应矣”。

问题是，这方案可行吗？

可行。蒯通说，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已经三年。双方都损兵折将，智殚勇磨，正所谓“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怨声却载于道路。他们能够动用的力量都全用完了。齐王不动作，谁都不敢先动。

这简直就是天时。

所以，蒯通劝韩信拿定主意。因为天与不受，反受其咎；天与不行，反受其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是这样吗？

是。因为韩信已经谢绝了项羽。不守中立，就只能帮助刘邦。而刘邦这人，是靠不住的。武涉就说，刘邦野心极大而品行极差。项王多次可怜他，他却刚刚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韩信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还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韩信！

蒯通则进一步指出，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都是靠不住的。张耳和陈馀，不就反目为仇吗？文种和范蠡，不就兔死狗烹吗？为什么？“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嘛！

韩信就正是这样。他的威望，已名高天下；他的成功，已经举世无双。蒯通说，具有这样的“震主之威”，又拥有那样的“不赏之功”，归楚则楚人不信，归汉则汉人震恐，只能守中立。不守中立，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历史证明，他们说得没错。

然而韩信犹豫再三之后，还是投了刘邦一票。

韩信为什么既不听武涉的，也不听蒯通的，读者自可见智见仁。也许，他不忍背汉。也许，他心存侥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恩图报。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跟武涉和蒯通说的。

韩信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分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让出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我听说，坐了人家的车子，就要承担人家的祸患；穿了人家的衣服，就要分担人家的忧虑；吃了人家的饭菜，就得拼出命来。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

但，韩信没有背汉，也没有出兵。

刘邦无奈，只能请教张良。张良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让刘邦许下诺言：胜利之后，陈县以东归韩信，睢阳以北归彭越。刘邦当场同意。两个月后，韩信的齐军，彭越的魏军，相继到位。汉、齐、魏三军齐发，会师垓下（垓读如该，垓下在今安徽省灵璧县），拜访项羽。14

项羽的死期到了。

霸王别姬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甚至不败的。15

事实上，楚汉战争打到汉四年八月，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尤其是项羽，兵疲粮绝。于是达成协议：项羽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楚汉中分天下。

中分天下的分界线，叫鸿沟。鸿沟原本是一条古运河，是战国时期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凿的。故道从今河南省荥阳市引黄河水，至淮阳县流入颍水。以此为界，西为汉，东为楚，这就是所谓“楚河汉界”。

协议达成，楚军山呼万岁。

张良和陈平却对刘邦说，汉已有天下大半，粮草也很充足，项羽则其实撑不下去。这是上天亡楚之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不能放虎归山。

刘邦认为有道理，决定打过鸿沟去。

汉五年十月，即和平协议达成后两个月，刘邦单方面毁约，率兵尾追楚军到固陵（今河南省淮阳县）。又两个月后，韩信和彭越的部队赶到，三军合围项羽于垓下。

西楚霸王只能别姬了。

此时，夜色已经深沉，四面都是楚歌，王的帐内点起了巨大的蜡烛，帐外燃起了通明的火把。已知回天无力的项羽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惦记的是那位名叫虞的姑娘，还有那匹名叫骓（读如追）的骏马。

项羽饮尽杯中之酒，起身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歌是项羽自己创作的。他反复唱了好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歌唱，悲壮而苍凉。闻者被深深打动，无不潸然泪下，没有一个人能抬头看他们的王。

项羽泪流满面。

啊，虞兮虞兮奈若何！

没人知道虞最后怎么样了，只知道骓回到了江东。项羽和他的弟兄们，则永远留在了江西。16

当晚，项羽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他们渡过淮河到达了阴岭（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却又在阴岭迷失道路。于是项羽毅然引兵东向，杀回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了。

他的斗志，却也昂扬到了极点。

项羽对随扈将士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战必胜，攻必克，从没败过。这一回，大概是天要亡我了！那好，我就为诸位痛痛快快再打一次，看看是我不会打仗，还是天要灭我。

说完，大呼驰下，汉军望风披靡，人头纷纷落地。

项羽笑了。

他回过头来得意地看着将士们说：怎么样？扈从将士一起拜倒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如大王言。

这真是孩子气得可以！

很难猜出项羽此时的心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仗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也许，他原本就没把那天下和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和退出人生的时候，有一个精彩的谢幕。

唯其如此，他才会放弃“决战”，选择“快战”。17

同样，他也才不肯过江东。

实际上项羽来到乌江时，有一条船正在那里等他。而且驾船的乌江亭长告诉项羽，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这一条小船，汉军是无论如何也追不过江的。

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骓带过江去，自己却不肯上船。项羽说，天要亡我，我过江干什么！想当年，我项籍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如今并无一人生还，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我难道就无愧于心吗？

项羽决定战死。

视死如归的人是不可抵挡的，身负重伤的项羽仍让他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把项羽团团围定，却谁也不敢动手。项羽又笑了。他对汉将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

说完，项羽一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

就在王翳抢得项羽人头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拼死争夺。最后，五个人瓜分了项羽的尸体，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

一个英雄，就这样不得善终。

这是项羽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事实上，自从越王勾践杀死了大夫文种，苏秦和张仪靠诈骗和权谋出将入相，一个时代便已终结。那个被终结的时代充满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就像虎和豹；后来的时代却像狼和羊，崇尚利欲和权欲，越来越粗鄙而平庸。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头代表着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他们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请赏。而在不久前，他们根本就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

这群狼和羊的首领，就是刘邦。

刘邦与项羽

刘邦跟项羽，是两种人。

这一点，韩信和陈平最清楚，因为他们都是从楚营转向汉营的。他们的说法，也大体相同。18

先看韩信。

韩信拜将后，曾与刘邦有一次长谈。刘邦问韩信，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有什么计策教导寡人呢？

然而韩信并不直接回答这问题，却是起身一拜反问刘邦：如今与大王争权天下的，岂非就是项王？

刘邦说：是。

韩信又问：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如果论个人的勇猛和兵势的精强，比得上项王吗？

刘邦默然良久，然后实话实说：我不如他。

韩信又起身再拜说：这就对了。便是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但项王有两条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因此，项王必败无疑。

什么叫匹夫之勇？说白了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项羽眼里，天下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因此项羽身为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但结果是什么呢？

别人不是饭桶，便是草包，都没了用武之地。

这其实是自己孤立自己。

逞匹夫之勇者，必行妇人之仁。将士们生病受伤，项羽送饭送药，问寒问暖。将士们有了功劳应该封赏，他却把官印紧紧捏在手里摸来摸去，印角都磨圆了也舍不得给人，简直就是小家子气。

小家子气的，多半都小心眼儿。郦食其就说，项羽的特点是“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谁愿意跟着他干呢？19

刘邦则不同。他那里，张良是贵族，陈平是寒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游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却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

没错，刘邦是流氓，却是流氓中的英雄，甚至天生就是领袖。他能决策，会用人，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而且一旦任用，就给足政策和奖赏。

对此，陈平深有体会。

陈平是从楚营叛逃到汉营的。来后不久，就因为遭人嫉妒而被举报，罪名是“盗嫂受金，反复无常”。刘邦接到举报，便叫来介绍人魏无知，责问他是怎么推荐人的。

魏无知却满不在乎。他说，陈平有没有情人，收没收红包，臣不知道，只知道他有才能。王上要的是人才，那又何必去管人家的私生活？

于是刘邦找陈平谈话。

刘邦问陈平：先生起先事魏，后来事楚，现在又跟了寡人，难道忠实诚信的人会如此三心二意吗？

陈平回答说：不错，臣是先后事奉过魏王和项王。但是，魏王不能用人，臣只好投奔项王。项王又不能信任人，臣只好又投奔大王。臣是光着身子一文不名逃出来的，不接受别人的资助，就没法生活。臣的计谋，大王如果觉得可取，请予采用。如果一无可取，就请让臣下岗。别人送给臣的钱全都没动，臣分文不少如数交公就是。

刘邦一听，马上起身向陈平道歉，厚赠礼物，还委任陈平为监统军队的护军中尉（宪兵总司令）。

后来，陈平又建议刘邦用反间计对付项羽，刘邦立即拨款铜四万斤，任由陈平使用，不用审计也不用报销。结果陈平略施小计，就让范增和钟离眜都失去了信任。

所以陈平跟韩信他们一样，都认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但陈平说得更透彻。陈平曾当着刘邦的面这样点评：项王恭敬爱人，大王粗俗无礼。然而项王吝啬小气，王上出手大方，因此大家都到汉营来。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没错，论个人能力和魅力，刘邦是比不上项羽。但天下大事，却不是一个人可以搞掂的。那么请问，一个能够纵横天下的团队，又靠什么集结起来？

刘邦靠的是利。

这一点，刘邦集团的人都不讳言。刘邦称帝后，曾经问过群臣一个问题：朕与项王，为什么一成一败？

将军高起和王陵说，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打下来就赐给他，这就是与天下同利。项羽呢？打了胜仗不论人家的功劳，占了城池不给人家好处，当然要丢天下了。

刘邦表示同意，但补充了一条：会用人。20

其实他的会用人，就包括多给好处（饶人以爵邑）。所以项羽身边，不乏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刘邦身边，则多是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

只不过，这些人都很能干。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用人，以什么为标准？

魏无知替刘邦回答了。

面对不该推荐陈平的指责，魏无知说：臣看中的是才能，王上问的是品行。那么请问，现在有一个大孝子，却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王上用他吗？

刘邦一言不发。

是啊，一个“盗嫂受金，无德无行”的人都当了宪兵总司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21

但这绝不意味着刘项之别在德与才，事实上项羽干的缺德事也不少。刘邦曾当面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比如弑主、杀降、背约、贪财等等，大体都是事实。22他的个人魅力，是审美魅力，不是道德魅力。

项羽确实是好看的。包括他的征战，别姬，酷，孩子气，都好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刘邦，则一点都不好看。因此，后世之人多半同情项羽，不喜欢刘邦。他们在表达同情和欣赏时，也忘掉了项羽坑杀降卒二十万，多次屠城，纵容军队烧杀掠抢和强奸妇女的罪行。23

很显然，讲审美，选项羽；讲实惠，选刘邦。贵族的时代讲审美，平民的时代讲实惠。历史选择了刘邦，只能说明时代变了，而且非变不可。

汉五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七年半以后，已定都长安的他回到故乡沛县，尽召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之际，刘邦亲手击筑，自为歌诗——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24

看来，刘邦虽然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然现实，却也有诗意。但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将延续两千多年。

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从秦开始的。

第五章 大秦没死

韩信仰天长叹：

狡兔死，走狗烹；

高鸟尽，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也叫“郡国制”。它跟西周“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了。2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3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极尽臣子之忠。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甚至开口就骂。这就引起了赵相贯高等人的不满。他们去见张敖，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贯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并承担一切后果。汉八年冬，刘邦平叛路过赵国，贯高他们便准备在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实施谋杀。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行程，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张敖和贯高都被逮捕。贯高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刘邦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贯高问：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是。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也赦免足下。

贯高却说：臣之所以体无完肤仍然苟活，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赵王出狱，臣的责任已尽。身为人臣而负篡逆之名，哪有脸面侍奉皇上？

于是贯高自杀。4

张敖总算死里逃生。但同时，他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刘邦把他贬为侯爵，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这当然很冤，却还不是最冤的。

最冤的是彭越。

彭越根本就没想造反，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平息叛乱时，称病不肯从军。彭越怎么想的，不清楚。也许，他确实是累了。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但这顶多也只能算消极怠工，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而且，刘邦不但诛灭彭越三族，还将他剁成肉酱赐给诸侯。5

这，岂非丧心病狂？

好像不是。

杀戒因何而开

事实证明，刘邦并非精神病，也不是杀人狂，因为有许多可杀之人他都没杀。

比如贯高，比如栾布。

栾布是梁国的大夫。梁王彭越被捕时，他正出使齐国。等他使齐归来，彭越的人头已经挂在了洛阳城楼。同时刘邦还下令：有胆敢收尸或探望的，杀无赦！

然而栾布置若罔闻。他来到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痛哭一场。

这在栾布，是理所应当。于公，彭越是他的国王，他当然要面对彭越奏事，履行程序。于私，彭越是他的恩人，他当然要沉痛哀悼，上一瓣心香。有什么不对吗？

但在刘邦，这就是公然抗命。

因此，当负责现场的官吏将栾布逮捕，送到刘邦跟前时，刘邦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

栾布从容地问：可以说一句话再死吗？

刘邦说：你讲！

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城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还有今天吗？

刘邦没有话说。

栾布又说：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就不该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还屠灭三族，就不怕天下功臣人人自危吗？

刘邦也无话可说。

栾布再说：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

刘邦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6

还有蒯通。

前面说过，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时，蒯通曾经力劝韩信严守中立，鼎足而居。韩信临死前，也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刘邦得知这一故事，便将蒯通捉拿归案。

刘邦问：当年，是你教韩信谋反吗？

蒯通说：一点不错！可惜那小子不听臣的。如果他肯听臣之计，今天哪有陛下什么事？

刘邦说：烹之（杀了他）！

蒯通说：冤枉！

刘邦说：你教韩信谋反，有什么冤？

蒯通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个时候，当然是谁个子高跑得快，谁就得手啦！所以那时节，臣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再说了，当年磨快了刀子想干陛下这营生的，多了去，又岂能尽烹？

刘邦说：置之（放了他）！

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也不因为栾布和蒯通的顶撞而恼羞成怒，这难道是丧心病狂？

因此他的杀人，就只有一个原因：政治需要。

这一点，可以从彭越案看得很清楚。

彭越被捕后，刘邦其实也知道他是冤枉的，因此并没有杀他，而是贬到蜀郡为庶民。彭越西行路遇吕后，向吕后哭诉自己的冤屈。吕后听了却对刘邦说，彭越这人能量很大，如不斩草除根，只怕后患无穷。

于是重新审理此案，将彭越置于死地。

再看韩王信。

韩王信反，是因为打不过匈奴，只能降胡反汉。但韩王信的封地原本在颍川，跟匈奴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屡遭侵略，以至于降了匈奴呢？

因为刘邦把他的封地从颍川郡迁到了太原郡。

那么，刘邦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颍川郡北近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县）、洛阳，南迫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叶读如射，今河南省叶县），东有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皆天下劲兵处），刘邦不能不捏在自己手里。7

这就是刘邦大开杀戒的真实原因。

很显然，迫于无奈，刘邦在胜利之后册封或承认了七个异姓王。但，除长沙王吴芮国小力弱外，他对其他六个王都是不放心的。这才徙封韩王韩信，夺国赵王张敖，诬陷梁王彭越。徙韩夺赵是要地，杀害彭越是防人。

刘邦的贪婪、防范和猜忌，已是毫不掩饰。

结果，淮南王英布反。

英布是倒数第二个被消灭的异姓诸侯王。此前，依次是燕王臧荼、韩王韩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之后，则还有燕王卢绾。卢绾是臧荼被灭以后封的，又在汉十二年被灭，新封的燕王则为刘邦的儿子刘建。

那么，英布如果不反，刘邦会灭了他吗？

难讲。因为英布的王国，拥有长江下游的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相当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西两省。这么大一块地方，刘邦是迟早要吞并的。

英布则不反也不行。夏侯婴曾经问一位长者，皇上待他不薄，英布为什么还要造反？长者说，英布感到了危险嘛！当今天下功高震主的，就是韩信、彭越和英布。那么想想看，去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今年不就轮到英布了吗？那还不如自己造反算了。

然而英布毕竟是英布。他可是在陈胜的时代就已经起义，项梁的时代就已经从军的老革命。所以，他与刘邦战于庸城（今安徽省宿州市）阵前相见时，竟毫无愧色。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8

这话说得漂亮，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汉十二年十月，英布战败而死，淮南国则封给了刘邦的儿子刘长。

英布失败了。

但受过黥刑的土匪英布，却比韩信潇洒得多！

韩信之死

韩信没想到自己会死。

事实上刘邦原本也没打算杀韩信，韩信最后是被吕后谋杀的。建国之初，刘邦只是把他从齐王徙封为楚王。这当然是耍了心眼。齐国何等重要，岂能放心地交给韩信？再说这王位是韩信勒索来的，刘邦也不爽。

不过刘邦的理由却很正当：义帝没有后代，韩信又是楚人。楚人治楚，衣锦还乡，都说得过去吧？9

韩信自己，似乎也很满意这安排。他回到家乡，找到当年帮助和羞辱过自己的人，重谢前者，宽恕后者，堪称与民同乐，并没有辜负刘邦的一番好意。10

可惜好景不长。韩信大约只做了半年楚王，就有人上书朝廷举报他谋反。谁写的举报信，出于什么动机，都已无法确知，但朝中将领们的反应却相当一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请皇上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

韩信的人缘，看来并不好。

刘邦却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问陈平。

陈平推辞再三。

刘邦执意要问。

陈平问：举报韩信谋反，有其他人知道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问：韩信自己知道吗？

刘邦说：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

刘邦说：不能比。

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

刘邦说：比不上。

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的精，将不如人家的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逼着撵着人家造反吗？

刘邦说：为之奈何？

陈平说：如果只是对付韩信，用不着百万雄兵，一名战士就够了。请皇上伪称巡狩云梦泽。天子巡视，诸侯必须郊迎。到时候，秘密逮捕就是。

刘邦然其计，立即昭告天下，随即南巡。11

诏书传达到楚，韩信慌了。

韩信并未做贼，为什么心虚？因为楚国名将钟离眜（眜读如末；亦写作眛，读如妹）藏在他那里。这是刘邦下令全国通缉的要犯，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为了自保，韩信只好昧着良心杀了钟离眜，带着他的人头去见刘邦。

刘邦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韩信也被立即捆绑起来扔进车里。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说：少废话！你以为反迹还不彰明吗？

不过韩信并没有被杀，仅被贬为淮阴侯。看来，刘邦只是想要他的权、他的地，并不想要他的命。

韩信自己，却起了谋反的心思。

汉十年九月，汉将陈豨在边地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

吕后接到密告，便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和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结果刚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并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

韩信之死，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更被文学艺术作品一再演绎。不少人甚至认为，韩信的谋反根本就是冤假错案。想想看吧，他最有实力也最有条件的时候不反，现在等于软禁在家，反什么呢？只不过，这错案已被刘邦和吕后铸成铁案，司马迁也翻不过来。

关于这个问题，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大约可以肯定，此事确系吕后所为，或吕后与萧何合谋。当年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为什么要与吕后联手，也不清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刘邦对这一结果既感到惊喜，又略有遗憾。

对，且喜且怜之。

那么，刘邦临行前是否对吕后有过授权、交代或者暗示？同样不清楚。但吕后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通气，自然有原因。总之，吕后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

是啊，他只知道讥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这毛病自己也有，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刘邦的对手。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刘邦经常找他聊天。他们共同回忆过去的岁月，议论诸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超不过十万。

刘邦又问：你呢？

韩信说：越多越好。

刘邦笑：好一个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

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好嘛，那你还要谋反？

韩信被杀，是在汉十一年正月。与此同时，韩王信也被杀。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又过四个月，即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三个月后，即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与英布会战。英布兵败被杀，刘邦则因为被流矢所中，在半年后不治身亡。

一个个英雄或枭雄就这样谢幕退场，不是身败，便是名裂，真不知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得去问秦始皇。

秦主义

秦始皇的尸体运到咸阳时，早已腐臭。

当然要臭的。他崩于沙丘是在七月，葬于骊山是在九月。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路，又是热天，不臭才怪。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尸体根本就没运回去，也不可能运。坐在车里和埋在皇帝陵的，其实都是替身。12

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无论秦始皇本人埋在了哪里，他的事业都没有被埋葬。祖龙虽死秦犹在。刘邦和他的后继者接手了秦始皇的所有遗产，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秦始皇也有理想吗？

当然。13

没有证据证明，夺取了天下的秦始皇，像当年的周武王一样举行了开国大典。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懵懂的。相反，秦始皇清楚地认识到了三点：第一，他做的事情前所未有；第二，他建立的制度将延续下去；第三，他的事业如果成功，将永远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14

如此理想，岂非远大？

没人知道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作为战火中成长的一代，他对战争有着别样的看法。在他看来，战争是可恶的；而战争的总根源，就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制。

秦始皇说对了吗？

有一定道理。据统计，春秋时期八十多年间，仅郑国参加的战争就多达七十二次以上，宋国的参战也不少于四十六次。他们进行这些战争，有时是要服从霸主的命令，有时是为了自卫，有时则是侵略别人。15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几乎都是侵略战争，战国就更是。抵抗外族入侵的反侵略战争也有，但更多的是华夏民族窝里斗。开始不过争当老大，后来就变成兼并别国。也就在前面说的八十多年间，仅楚国一家，就灭了江、六（读如陆）、蓼（读如瞭，第三声）、庸、萧五国，以及群舒（分布在今安徽省北部的少数民族）。

其他邦国也不含糊。齐灭莱，秦灭滑，鲁灭邾（读如朱），莒（读如举）灭鄫（读如增）。莒，后来是被楚灭了的。但在这会儿，也不放过兼并别国的机会。16

那么，这是中国国情，或君主制的罪恶吗？

也未必，并非君主制的古希腊同样战火纷飞。那些独立、自由、平等的城邦，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一样大打出手。民主制的雅典与贵族制的斯巴达为了称霸全希腊，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跟我们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有得一拼。

更不像话的是，为了在这自相残杀中胜出，他们竟不惜勾结希腊的宿敌波斯。这跟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原本就是例外。17

相反，从分散弱小的部落国家，到相对强大的独立王国，再通过战争变成统一大帝国，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埃及、印度、巴比伦，都如此。就连罗马，虽然坚持共和政体五百年，最后还是扛不住。希腊人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转变，便只好由马其顿人代劳。18

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穀，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19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20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1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2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3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4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5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26

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27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从这一卷开始，本中华史进入第二部。

第二部叫“第一帝国”。1

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的分量很重。它历时长达两千一百三十二年，是三千七百年的大约十分之六。之前的战国，是邦国向帝国的转变阶段。战国之前，西周、东周、春秋，是邦国时代。西周之前，是早期国家时代，其中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夏是部落国家。再往前追溯，所谓“三皇五帝”是在史前史，不在文明史。

因此，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可以统称为“前帝国时代”。夏以前，则是“前国家时代”。

前帝国时代和前国家时代的故事，构成了本中华史的第一部“中华根”。这是一段艰难而迷人的旅行。《祖先》是破冰之旅，《国家》是巡航之旅，《奠基者》是寻根之旅，《青春志》是心灵之旅，《从春秋到战国》是高手过招，《百家争鸣》是头脑风暴。百家争鸣之后，秦并天下。

进入帝国时代，海面便变得开阔。

是的。本中华史第二部六卷将要展现的，是八百年的历史。这里面，有两个短命的王朝（秦和晋），一个或两个长命的王朝（西汉和东汉），还有天下三分（三国）和南北对峙（南北朝），内容足够丰富，视野足够开阔。

但，开阔未必是好事，因为容易迷失方向。

把握方向的唯一办法是看清目标。目标是什么呢？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因此，当我们走到秦并天下的历史关头时，不禁要问：有选择吗？

好像没有。

没错，我们确实选择过，也探索过，实践过，西周创立的封建制度或邦国制度就是。是啊，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包产到户，处处都与帝国制度相反。这种制度如果试验成功，岂非可以走上另一条路？

可惜，并无可能。

为什么没有可能，本卷已经作了解释：通过战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不同的是，我们民族在帝国之前还有过邦国。

邦国制度是中国人的独创，正如城邦制度是希腊人的发明。邦国与城邦的明显区别，也包括东周列国与印度列国的区别，以及与西亚的区别，就在于各邦国之上，还有一个“天下共主”，这就是周王国和周天子。

这样一个“莫非王土”的天下，以及“奉天承运”的天子，是世界其他民族在“前帝国时代”所没有的，更是城邦制度的希腊没有的，堪称独一无二。

结果是什么呢？

与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孔雀帝国等等相比，中华帝国更具有法理上和心理上的正当性。是的，天子原本就有，也必须有。战国无天子，天下就争战不休，乱作一团。帝国的诞生，无非是把天子从周天子变成了秦始皇，或者汉高祖，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看起来处处相反的邦国制度，反倒成了帝国的奠基石和铺路石。中华帝国，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帝国都要成熟，都要更像帝国。

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这是命运，还是选择？

也许，只有驶进开阔的海面，回过头才能看清楚。此前，却不妨回忆一下刘邦与英布的阵前对话。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

呵呵！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前770年，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许以岐山西面之地，秦建国。

前750年，秦文公攻西戎，收复周之失地，岐山以东归周，以西归秦。

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

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

前359年，商鞅变法。

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

前343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伯。

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迁都陈。

前276年，楚顷襄王收复失地十五城。

前256年，楚考烈王灭鲁。

前253年，楚迁都钜阳。

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年十三，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吕不韦。

前246年，嬴政元年，凿郑国渠，秦益富。

前243年，秦蝗灾，令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中国历史上买卖官爵从此开始。

前241年，楚、赵、魏、韩、卫五国联军合纵攻秦，秦人开函谷关迎敌，联军不战而走。楚迁都寿春。

前240年，《吕氏春秋》问世。

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李斯上书后收回成命。

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前233年，韩非入秦，被杀。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秦始皇称帝，大秦帝国建立，帝国时代开始。

前219年，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长生不死之药。

前218年，张良刺秦未遂。

前214年，任李斯为丞相。

前213年，焚书。

前212年，坑儒。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继位，杀扶苏、蒙恬。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群雄纷纷响应。刘邦起兵于沛县，项梁起兵于吴县。

前208年，秦二世诬杀李斯，任赵高为相。陈胜被杀。项梁立楚怀王心。秦将章邯攻楚，杀项梁。楚怀王心令刘邦攻秦关中。

前207年，巨鹿之战，项羽大破秦军，章邯降楚。赵高杀秦二世，立子婴，去帝号，称秦王。

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亡。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自称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将，叛西楚。

前203年，刘项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

前202年，刘邦越界与项羽战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称帝，大汉帝国建立。

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侯。韩王信反。

前200年，叔孙通制朝仪。

前199年，汉朝廷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

前196年，刘邦杀陈豨。吕后杀韩信。刘邦杀彭越。淮南王英布反。

前195年，刘邦杀英布。刘邦卒，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前193年，相国萧何卒。

前189年，留侯张良卒。

前188年，吕后临朝。

前187年，诸吕封王。

前180年，吕后卒。太尉周勃灭诸吕，立刘恒，是为汉文帝。

前157年，汉文帝卒，汉景帝立。

前154年，七国之乱。

注释

第一章

1.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本章所引凡未注明者，均同此。

2.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古人以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为南楚，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3.这三个王国分别是雍、塞、翟。

4.见《资治通鉴·卷六》。

5.见《史记·秦本纪》及注，下同。

6.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7.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7－749页。

8.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及注，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9.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99页。

10.《左传·定公四年》称，晋国始祖唐叔虞的政策是“疆以戎索”，也就是按照游牧路线规划道路，或者按照戎狄习俗分配牧地，而非按照周法分配耕地。

11.见《史记·秦本纪》。

12.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3.《史记·秦本纪》在叙述商鞅变法时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14.请参看《史记·商君列传》、张荫麟《中国史纲》。

15.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张荫麟《中国史纲》。

16.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7.商鞅规定秦的爵位为二十级，其中最低的一到五级用于奖励士卒。所谓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应该在这五级之内，不可能杀二十人晋级到彻侯。

18.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19.请参看拙著《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20.《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是“秦初并天下”，《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是“秦兼天下”，出土文物“秦始皇铜方升铭文”的说法是“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邱隆、丘光明等《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21.许慎《说文解字》。

22.请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第二章

1.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2.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3.贾谊《过秦论》。

4.以上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其中“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一句，《秦始皇本纪》作“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

5.杜牧《阿房宫赋》。

6.见《史记·项羽本纪》。

7.关于陈胜事迹均见《史记·陈涉世家》。

8.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台湾弘扬图书公司。

9.贾谊《过秦论》。

10.秦代是否有陈郡，学术界有争议。本书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11.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同时参考《陈涉世家》，下同。

12.据《资治通鉴》卷七，大泽乡起义是在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的下属武臣自称赵王是在八月，故可推算。

13.以上均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4.见《史记》之《陈涉世家》与《田儋列传》。

15.以上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6.见《史记·陈涉世家》。

17.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8.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9.见《汉书·刑法志》。

20.见《史记·陈涉世家》。

21.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22.见《史记·陈涉世家》。

23.见《史记·项羽本纪》。

24.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25.请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三章

1.请参看《史记·项羽本纪》。下引凡同此者，不另注。

2.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中华书局版《史记》和王伯祥先生《史记选》均断句标点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不妥。似应断句标点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3.英布加盟在前，刘邦在后，然后立楚怀王。

4.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唐）司马贞索隐。

5.古人的排行，曰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或老小。刘邦的长兄名伯，次兄名仲，并无三兄名叔，故刘季即刘小。也因此，古人避讳，易邦为国，但不避讳季。

6.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下引凡同此者，不另注。

7.请参看《史记·淮阴侯列传》。

8.《史记·高祖本纪》（唐）张守节正义称：亭长的职责是“民有讼争，吏留平辨，得成其政”。

9.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10.本节述李斯、胡亥、赵高事，请交互参看《史记》之《李斯列传》和《秦始皇本纪》，下引相同者不另注。

11.见《史记》之《秦始皇本纪》、《魏豹彭越列传》。

12.以下无注者，均请参看《史记·项羽本纪》。

13.从这个月起，《史记》等书均改称“汉元年”。

14.以下无注者，均请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

15.此处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16.此处请参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7.本节史实请交互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郦滕灌列传》。

18.此处《项羽本纪》和《留侯世家》的记载不同，取《留侯世家》。

19.关于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我在《品人录》一书中另有心理分析，这些分析也成立，请参看。

20.此处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21.刘邦原本是打算跟项羽一决雌雄的，但被萧何、樊哙、灌婴、周勃等人劝阻，见《汉书·萧何传》。

第四章

1.见《史记·项羽本纪》。

2.见《资治通鉴》卷九。

3.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4.见《史记·留侯世家》。后人并据此编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

5.本书所述韩信故事均据《史记·淮阴侯列传》。

6.本段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

7.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8.以上时间表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九。

9.请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留侯世家》。

10.以上见《史记》之《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

11.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2.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3.武涉的话，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蒯通的话，是“当今二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意思完全相同。

14.见《史记·项羽本纪》，同时可参看《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15.本节述项羽事均见《史记·项羽本纪》。

16.所谓虞姬歌罢自刎，以及《楚汉春秋》所载虞姬和歌歌词，均系小说家言，不可靠。

17.此处之“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也有版本作“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快战与决战的区别，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18.韩信的说法，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陈平的说法，均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19.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0.见《史记·高祖本纪》。

21.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22.见《史记·项羽本纪》。

23.关于刘邦和项羽的比较，亦请参看拙著《品人录》。

24.见《史记·高祖本纪》。

第五章

1.见《史记·高祖本纪》，下同。

2.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称帝是在汉五年正月，臧荼造反是在十月；据《资治通鉴》卷十一，刘邦称帝是在汉五年二月，臧荼造反是在七月。

3.臧荼本是燕将，后来被项羽封为燕王，原来的燕王韩广则被贬为辽东王。韩广不肯去辽东，臧荼就把他杀了，连同辽东也一起吞并。见《史记·项羽本纪》。此人在楚汉战争中大约是守中立的。

4.张敖、贯高事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5.彭越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被剁成肉酱见《黥布列传》。

6.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7.韩王信之事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8.见《史记·黥布列传》。

9.见《史记·高祖本纪》。

10.本节述韩信事，如无另注者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1.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12.请参看马兆锋《英雄时代》。

13.台湾学者杜维运先生即称，秦始皇君臣在公元前221年的建树“背后实具有一种纯粹远大的理想”。见杜维运《中国通史》，台湾三民书局版。

14.第一点，可由李斯等人的话证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第二点，可由秦始皇的话证明：“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第三点，也可由秦始皇的话证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5.这八十年间，是从城濮之战到湛阪之战。详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6.江，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六，在今安徽省六安市；蓼，在今河南省固始县；庸，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萧，在今安徽省萧县；莱，在今山东省黄县；滑，在今河南省偃师县；邾即邹，在今山东省邹城市；莒，在今山东省莒县；鄫，在今山东省枣庄市。

17.请参看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18.请参看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一文，已收入《顾准文集》。

19.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20.请参看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21.请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2.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

23.亦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

24.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25.据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人民群众也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请参看贾谊《过秦论》。

26.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7.关于亚述帝国因使用暴力而灭亡，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

后记

1.西方学者把从秦到清，称为中华帝国时期。黄仁宇先生则把中华帝国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是第一帝国，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请参看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的帝国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39-3976-2

Ⅰ. ①汉…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Ⅳ. ①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33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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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应 凡 黄 钟

装帧设计 白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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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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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3千字

印张 6.625

印数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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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976-2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页

第一章 帝国之初

少年天子

黑锅与嫌疑

喋血京师

弥天大谎

政变事出有因

七国之乱

第二章 独尊儒术

可疑的独尊

新儒生

仕途即前途

受辱，还是去死

又见秦政

非儒非法非主流

第三章 高度集权

谢幕的帝国

把王侯变成羔羊

要钱更要命

打掉地头蛇

一国两府

第四章 官治天下

职业官僚

再反封建

中央与地方

牧民与牧官

仕途广阔

条条大路通长安

第五章 是非功过

外戚政治

大将军卫青

匈奴问题

政变与政改

罪功岂在悔轮台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本卷大事年表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那是十八万骑兵，上千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是他功成名就的象征。

第一章 帝国之初

吕后曾向心腹大臣审食其坦言其忧：

你看那些功臣元勋，向先帝北面称臣已是别扭委屈，有可能心甘情愿侍奉少主吗？

少年天子

汉武帝刘彻继位那年，十六岁。1

十六岁的男子即便在古代，也是未成年人。当时的法定婚龄是女十五，男二十。因此贵族男孩的成年礼，就在满二十那年举行，要束发，加冠，佩剑，取字，许婚，叫“冠礼”，也叫“婚冠礼”。

刘彻的冠礼却被提前。也许，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汉景帝已将不久于人世。事实上，刘彻加冠没过几天，景帝就驾鹤西去，刘彻成为西汉第五任皇帝。2

这是一位少年天子。

但，未及弱冠便登大位，汉武并非第一人。最早的小天子是周成王姬诵，最早的小皇帝是汉惠帝刘盈。3

刘盈身世可疑。4

作为西汉第二任皇帝，刘盈并没留下多少事迹。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似乎是战乱中成长的苦孩子，从小就颠沛流离。甚至在兵败彭城的逃难途中，还几次三番被刘邦推下车去。靠着夏侯婴的营救，才捡回一条命来。

这一年，刘盈六岁。

不难想象，这事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心中，会留下怎样的阴影。好在兵败彭城两个月后，刘盈被立为太子。这当然因为他虽非长子（长子是庶出的齐王刘肥），却是嫡出，是刘邦正妻吕后的独生子。

可惜，刘邦似乎并不看好这唯一的嫡子，几次三番要废了刘盈，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据说，刘邦的态度越来越坚定，连张良和叔孙通也不能力挽狂澜。

然而事情的变化，却极具戏剧性。

变化发生在刘邦去世那年。某次宴会上，太子刘盈前来侍奉父皇，身后却站着四位老人。他们个个八十岁以上，须发雪白，衣冠甚伟，让刘邦看得目瞪口呆。

于是四人上前，自报家门。

第一位，东园公。

第二位，甪里先生。

第三位，绮里季。

第四位，夏黄公。

这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了。他们是秦末以来就隐居深山、名满天下的世外高人，也是刘邦仰慕已久的。

刘邦问：朕求诸君多年不得，怎么跟了我儿？

商山四皓行礼说：陛下傲慢无礼，太子仁孝恭敬，所以天下士人无不愿为太子赴汤蹈火。

礼毕，四位老人飘然而去。

刘邦目送商山四皓离席，然后叫来戚夫人说：你都看见了吧？太子地位不可动摇，吕后才是你的真主子。

戚夫人哭。

刘邦却表示无能为力。他说：你为我楚舞，我为你楚歌吧！于是刘邦慷慨悲歌，一而再，再而三。歌毕，也离席而去，留下戚夫人泣不成声，哭倒在地。

从此，刘邦不再提出换太子。5

这可真是新派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场面。那四位老人的名字，也很像小说中的武林高手。据说，他们是张良为吕后出谋划策，特地请来为太子刘盈撑腰的。因此，这事就像张良当年的奇遇黄石公，非常不靠谱。6

但更不靠谱的，还在后面。

按照《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的说法，刘盈继位是在汉高祖十二年五月，时年十七岁。七个月后，也就是汉惠帝元年的十二月，吕后就谋杀了赵王如意。

谋杀是处心积虑的，因为据说刘盈已经感觉弟弟不太安全。所以，如意从赵国来到长安时，刘盈便亲自到霸上迎接，接回宫后又同吃同住，像当年鸿门宴上项伯护着刘邦一样护卫着如意，吕后竟不能下手。

可惜百密难免一疏。某天早上，刘盈外出打猎，如意留在宫中。吕后闻讯，立即将如意毒杀。

故事讲到这里，破绽也就露了出来。

请问：如意为什么没跟刘盈一起去打猎？

解释是：赵王年少，不能早起。

很好！一个年纪小到“不能蚤（早）起”的孩子，刘邦凭什么说他“类我”（像自己）？所谓刘盈“不类”而“如意类我”因此就要换人，岂非胡扯？

没错，刘盈确实不像父母，既不像父亲心狠手辣，也不像母亲刚毅果断。他心慈手软，胆小怕事，很可能还有些多愁善感和自暴自弃。把江山社稷交给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心。但，交给那位不能早起的，就可靠吗？

都靠不住。

刘邦的立储，已不能着眼于接班人自身。

那看什么？

看母亲。刘盈也好，如意也罢，继位之后恐怕都得靠太后撑腰，甚至靠太后临朝。

那么，戚夫人和吕后，哪个可靠？

吕后。

事实上，吕后不但是刘邦的结发妻子，更是他的亲密战友。刘邦的江山，其实是他和吕后一起打下来的。这是当时舆论的共识。甚至还有人说，吕后和她的家族是像推车子一样，把刘邦推上帝位的。7

显然，吕后对刘邦的江山，会比戚夫人更加爱惜。

更何况，她也能干得多。

因此，作为男人，或者在床上，刘邦也许更喜欢戚夫人。但作为政治家，在朝廷，他绝对更相信吕后。

更重要的是，功臣们也都投了吕后一票。

刘邦的功臣，武将方面，韩信、彭越、英布已死，樊哙则是吕后的妹夫。文臣方面，萧何在灭韩信时即已站在吕后一边，张良和叔孙通都支持刘盈，陈平后来也挺吕后。有人支持戚夫人母子吗？没有。8

局势如此明朗，戚夫人有什么可争的呢？

的确，刘邦和吕后，更多的是政治关系，未必有多少爱情。刘邦南征北战时，吕后常常留守后方忙于政务，戚夫人则常年陪伴在刘邦身边。日久生情，爱屋及乌，刘邦许诺废嫡立爱，并非没有可能。只不过，这种许诺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哄美人开心，靠不住的。

政治家，都不会爱情至上。

所以，什么商山四皓，什么楚歌楚舞，都不过是编出来的故事，或者是当时的一场表演，串通好了演给戚夫人看的。而且那总导演，弄不好就是刘邦本人。

这并非没有可能。想当年，刘邦还没发迹时，吕后就制造舆论，说常常看见刘邦头顶上有云气，结果小混混们都跟了刘邦。这其实就是两口子串通一气演的双簧。

当然，这回也可能是张良总导演，吕后制片人。

不管怎么说，张良站在吕后一边，是可以肯定的。赵王如意和戚夫人为吕后所杀，大体上也能肯定。至少，没有证据证明非她所杀。吕后，可是连韩信都敢杀的。杀那手无寸铁的孤儿寡母，又算什么！

但，心狠手辣的吕后，也未必不会蒙冤。

黑锅与嫌疑

刘邦选择刘盈，其实是选择了吕后。

这一点，吕后和刘盈都清楚。因此，刘盈继位后，就把权力和政务都交给了自己的母亲。但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样做显然并不合适，皇族也很没面子。因此史家必须给个说法，还必须由吕后来背黑锅。

于是，又一个故事被编了出来。

这故事说，吕后毒死赵王如意后，便把他的母亲戚夫人砍去手脚，挖掉眼睛，熏聋耳朵，弄哑喉咙，扔在猪圈里，号称“人彘”（人猪），然后让汉惠帝刘盈来看。

结果，惠帝放声大哭，一病不起。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是没法治天下了。

据说，这就是惠帝不理朝政的原因。

但可惜，这实在离谱。

首先我们要问：吕后有必要这么做吗？没有。前面已经说过，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威胁。过去不能，后来就更不能。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假想敌，就算要消灭，又犯得着下如此毒手吗？

泄愤也说不通。要知道，任何人受此酷刑，都不会再有感觉。戚夫人不痛，吕后何快之有？

更何况就算要泄愤，又何必要让惠帝来看呢？惠帝又不是戚夫人的同伙和同谋！难道吕后要威胁自己的独生子？难道她觉得惠帝受的刺激还不够？

汉惠帝因此而醉生梦死，就更是胡说。恰恰相反，他曾经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完全不理朝政的人也有，但不是汉惠帝，而是曹参。

曹参接替去世的萧何担任大汉相国，是在汉惠帝二年的七月。这时，距离所谓“人彘”事件已经一年半，照理说汉惠帝早就该泡在酒坛子里了。然而他对曹参的消极怠工却是十分不满，也非常着急。

不过惠帝毕竟是惠帝。他并不敢也不忍当面指责先帝的功臣，而是私下里对曹参的儿子说：令尊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朕呀？整天灯红酒绿，怎么能心忧天下呢？

于是曹参向惠帝请罪。

曹参说：请问陛下与高皇帝，谁更圣明英武？

惠帝说：朕岂敢望先帝之项背。

曹参又说：陛下认为臣与萧何，谁更贤明有才？

惠帝又说：先生似乎不如萧相国。

曹参说：这就对了！高皇帝和萧相国，早就平定了天下，确立了法规，没什么可忧虑的呀！现在，陛下只需垂衣拱手，臣等也只需谨守职责，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惠帝这才恍然大悟。

没错，自己比不上高皇帝，曹参也比不上萧相国，瞎忙活什么呢？还是不折腾为好。

从此，汉帝国按部就班，萧规曹随。9

很清楚，惠帝的不理朝政，其实是无为而治。这既是受曹参启发，也是当时帝国的政治需要和大势所趋，跟戚夫人或者吕后，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这不等于吕后没有别的嫌疑。

可疑之处在惠帝刘盈的成年礼。刘盈是十七岁那年继位的，但拖到继位后第四年才加冠。这时，少年天子已经二十一岁，是不是也太晚了一点？

当然是。

那么，惠帝的冠礼，为什么会这么晚？

为了等张皇后成年。

张皇后是在汉惠帝举行成年礼的五个月前，嫁给惠帝并立为皇后的。先婚后冠，可见这婚姻的重要。看来，汉惠帝的皇后，只能是这位张姑娘。张姑娘不成年，汉惠帝就不能正式成婚，也不能举行冠礼。

那么，张皇后又是何许人也？

鲁元公主和张敖的女儿。

难怪汉惠帝只能耐心等待，因为鲁元公主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嫁给张敖是在汉五年。可见汉惠帝的这位张皇后，封后时顶多十岁。算作成年，已很勉强。

这当然是吕太后的一手包办。实际上，她是把自己未成年的亲外孙女，嫁给了自己刚成年的亲儿子。尽管谁都知道，政治人物的婚姻几乎无不具有政治性，但汉惠帝的这桩婚姻，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然而吕太后宁肯死扛硬拖着，也要等到自己的外孙女勉强可以封后，才给惠帝加冠，尽管那少年天子早就有了性能力，也早就跟宫女们生了一堆儿子。

问题是，吕后为什么要这样谋划呢？

因为恐惧。

恐惧是可以想象的。据说，吕后曾向心腹大臣审食其坦言其忧：你看那些功臣元勋，向先帝北面称臣已是别扭委屈，有可能心甘情愿侍奉少主吗？ 10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刘邦成为天子，跟周武称王、始皇称帝大不相同。周王和秦皇，原本就是贵族，就是君主，跟僚佐的关系也早就是君臣。其地位，当然无人觊觎。

刘邦则不同。他和功臣元勋，当年都是编入户籍的平民（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大家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你就能高高在上，我就该俯首称臣？再说了，既然一介平民也能当皇帝，为什么你当得，我当不得？

有这资质和能力的，不止刘邦一个吧？

资质和能力超过刘盈的，就更不止一个吧？

难怪吕后的精神会高度紧张。是啊，赤手空拳，孤儿寡母，怎么对付得了如狼似虎的权臣们？

孤立无援就得拉帮结派，靠得住的是自家人。

因此，汉惠帝驾崩后，更加势单力薄的吕太后便封王封侯。受封的既有刘家人，也有吕家人。刘氏四王：淮阳王刘彊（强），常山王刘不疑，济川王刘太，琅琊王刘泽。吕氏三王：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梁王原本是吕王，吕王最早是吕台，后为吕嘉，再后为吕产）。

表面上看，吕后是公平的。她先封刘，后封吕；刘家王多，吕家的少。然而刘氏四王，都是小国。而且，淮阳王刘彊去世，就改封刘武；常山王刘不疑去世，就改封刘山（更名为刘义），后来又改封刘朝。这四国前后七王，都是惠帝与宫女所生，也都是小孩子。成年人只有琅琊王刘泽（吕后侄女婿），却是吕后党羽。

吕氏三王却都是大国，三大国的国王也原本都是刘邦的儿子，但都被吕后害死。最先被害的是赵王如意。如意死后，赵王换成刘邦的六子淮南王刘友，结果被吕后软禁饿死。刘友死后，赵王又换成刘邦的五子梁王刘恢，结果被吕后活活气死。所以后来讨吕的檄文，便说吕氏“比（接连）杀三赵王”。至于燕王，原本是刘邦的八子刘建。刘建倒是自己死的，但他的儿子却被吕后杀掉。于是，赵、梁、燕三国都落入吕家手中。

大国夺过来给自家人，小国封给儿童们装样子。吕后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那么，她安全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一起惊天血案很快在京城掀起，吕氏家族也因此身败名裂。

喋血京师

吕后刚刚去世，血案就发生了。

对此，吕后早有预感。临终前，她叫来梁王吕产和赵王吕禄，告诫他们控制军队，守卫皇宫，以防兵变。

这是先见之明，也可行。

的确，吕产和吕禄应该是靠得住的。吕产之父，是吕后的大哥吕泽；吕禄之父，是吕后的二哥吕释之。何况二吕虽然封王，却不在王国，而在京师，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更重要的是，他俩手中有兵权。

兵权是张良的儿子帮他们要来的。

张良的儿子叫张辟彊。惠帝去世时，他特地去见左丞相陈平，问了一个问题：皇上是太后的独生子。皇上驾崩，太后却哭不出来，大人知道为什么吗？

陈平问：为什么？

张辟彊说：当然是不放心各位了。

于是陈平接受张辟彊的建议，让吕家统率南北军。南北军是京师的近卫军，其中南军守宫城，北军守京城。吕后驾崩时，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

有政权，有兵权，有防备，应该万无一失。

可惜事与愿违。

而且谁都想不到，第一个跳出来的竟是刘章。

刘章是吕禄的女婿，在吕后首批封侯时，被封为朱虚侯。他的弟弟刘兴居，也在吕产封王时封为东牟侯。在吕后看来，这哥俩应该算作自己人。

那么，刘章为什么要坏吕后的事？

因为刘章还是前任齐王刘肥的儿子，现任齐王刘襄的弟弟。刘肥是差一点被吕后杀掉的，靠献出城阳郡才保住性命。刘襄任上，吕后又先后割走了济南郡和琅琊郡，分别封给侄儿吕台和侄女婿刘泽。

齐国被抢走了三个郡，齐王当然不爽。

父兄不爽，刘章也不爽。何况他也不看好吕家。在他看来，刘吕两族难免一战，而吕氏必败无疑。跟着吕家人混，那是要掉脑袋的。

更重要的是，刘章想拥立刘襄为帝。11

这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刘肥是刘邦长子，刘襄是刘邦长孙。刘肥没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庶出。但，嫡出的刘盈已死。现任少帝刘弘（原名刘义）名为刘盈之子，其实来历不明，或可以说成来历不明。刘襄为帝，名正言顺。

于是刘章派人联络刘襄，鼓动他出兵讨吕，自己和弟弟刘兴居在京师为内应。齐王刘襄也毫不含糊，立即树起义旗传檄天下，亮出的口号是“入诛不当为王者”。

相国吕产闻讯，派出灌婴将兵反击。

灌婴也是沛公时代就从军的“老革命”，刘邦称帝之后封为颍阴侯。然而灌婴军至荥阳，却与齐王达成密谋：各自按兵不动，静观京师之变。一旦诸吕谋乱，共诛之。

外有刘襄，内有刘章，吕后所立小皇帝刘弘，所封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济川王刘太，都未成年。吕产和吕禄方寸大乱，竟不知何去何从。

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却决定动手。

陈平和周勃的第一步棋，是派出了一位说客。说客名叫郦寄，是郦食其的侄子，吕禄的好朋友。郦寄对吕禄说：高皇帝和吕太后共定天下，刘氏九王，吕氏三王，大家都认可。但如果不去封国，拥兵京师，就会遭人猜疑。为什么不交出兵权，高枕无忧做国王呢？

吕禄认为有道理，便跟郦寄一起去打猎。

周勃立即行动。他先是假传圣旨骗开营门，然后又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轻而易举就夺得北军兵权。

接下来，要解决南军。

南军的兵权掌握在吕产手中。这时，吕产已经得知灌婴与刘襄的密谋，跑进了未央宫。陈平闻讯，立即派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结果，吕产被拦在殿门外，最后被刘章杀死在厕所里。长乐宫卫尉吕更始，也被刘章杀死。

吕产一死，周勃便放手大清洗。他下令全城搜捕吕氏家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于是，继梁王吕产、赘其侯吕更始之后，赵王吕禄、燕王吕通、临光侯吕媭（读如须，吕后妹，樊哙妻），也先后被捕被杀。

这可真是惊天血案。

但，此案可疑。

按照后世的说法，此案的起因是诸吕擅权，图谋不轨，危害刘氏。然而这种说法却只有罪名，没有罪证。反倒是诸吕一死，刘家就有人跟着倒霉。大臣会议宣布：小皇帝刘弘不是惠帝的儿子，应该废掉，另立天子。

这并不奇怪。刘弘，是吕后所立嘛！

只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被另立者并非踌躇满志的齐王刘襄，而是鲜为人知、一贯低调的代王刘恒。

说来这也是刘襄自作自受。

刘襄发难后，第一步就是夺琅琊王刘泽之兵。他派人去见刘泽，谎称自己年轻不懂事，愿以齐军相归属。刘泽上当受骗，跑到临淄接兵，却被刘襄扣押。

于是刘泽对刘襄说：大王是高帝长孙，臣泽在刘家年纪最大。现在大臣们犹豫，不知立谁为好，最后恐怕还得听泽的，为什么不让泽去游说群臣呢？

刘襄觉得有理，立即派车送刘泽回京。

然而刘泽说这话，不过是为了脱身，哪里会帮刘襄谋求帝位？相反，在讨论另立天子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投反对票的就是刘泽。刘泽说，齐王的丈母娘家就像戴帽子的老虎。立齐王，不等于再立吕产和吕禄吗？

群臣均以为是。12

现在，轮到刘襄有苦难言了。齐国虽兵强马壮，但真要西进长安，仍力不能及，也只好偃旗息鼓。此公以欺诈手段兼并他人实力，又因急于上位而被出卖，恐怕只能自己咽下苦果。连带刘章，也成了为人作嫁。

刘章和他弟弟刘兴居，后来倒是得到了酬劳。第二年，新皇帝刘恒封刘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城阳郡原本就是齐王刘肥割让给鲁元公主的，济北郡更是齐地，刘襄一点便宜没占着，刘恒也一点没亏损。13

刘章被封，功在打前站；兴居受赏，功在断后路。大臣会议做出立刘恒为帝的决定后，刘兴居说：灭诸吕我没功劳，请让我去皇宫打扫卫生。于是与汝阳侯夏侯婴一起将小皇帝刘弘驱逐，然后迎刘恒进宫。

当晚，小皇帝刘弘和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济川王刘太都被杀死。刘弘死在少府，三王死在王府。实施谋杀的，据说是帝国的有关部门（有司）。

吕家人死光了。皇宫和京城里的刘盈一族，现在也死光了。请问这是安刘吗？请问这是平叛吗？

不，是政变。

政变是需要理由的，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对于陈平和周勃，就更是如此。

弥天大谎

陈平和周勃，都曾挺吕。

汉惠帝去世后第二年，吕后就动议要封诸吕为王。这并不奇怪，也未必不妥。看看下一页的地图就知道，当时的中央政府十分脆弱。诸侯们的王国占据了汉帝国的大半壁江山，直属中央的郡县十分有限。

所以，汉初的形势，跟当年的秦与六国无异。这才逼得刘邦不讲信义也不要脸面，痛下毒手灭掉或废掉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只留下无伤大雅的长沙王吴芮父子装门面。

废掉的异姓诸侯六国，封给或分给了刘家人。他们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三子赵王如意，四子代王刘恒，五子梁王刘恢，六子淮阳王刘友，七子淮南王刘长，八子燕王刘建，堂兄荆王刘贾，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读如譬）。至此，天下才基本上姓了刘。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第103页。

但，异姓王靠不住，同姓就靠得住吗？

也靠不住。

这一点，刘邦其实心里有数。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时，就曾摸着他的背半开玩笑说：阿濞呀阿濞，你他妈的以后可别造反啊！

刘濞顿首：臣不敢！

不敢？后来七国之乱，领头的就是刘濞。14

实际上，汉初同姓诸侯王不反，是因为有刘邦、吕后和惠帝。惠帝虽然懦弱，却毕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又是嫡子，还有吕后撑腰、群臣护卫，当然坐得稳江山。

惠帝之后的小皇帝，就不好说了。小皇帝有两个，第一个叫刘恭，第二个叫刘弘。刘恭后来被吕后杀死，史称前少帝。之后是刘弘，为后少帝。两人都号称惠帝与宫女所生，其实可能是吕后胡乱立的，哪里镇得住？

吕后别无选择，只能临朝称制。

这时，萧何、曹参、张良、樊哙一班功臣元老，都已相继去世。朝中重臣，是右丞相王陵、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吕后要封诸吕为王，必须跟他们三人商量。

结果，王陵反对，陈平和周勃赞成。

赞成并不奇怪，也无不妥。因为当时的中央，不是少帝而是吕后。吕后安全，中央才安全。中央安全，帝国才安全。吕后效法刘邦封同姓为王，其实是要维稳。

因此，陈平和周勃是对的，王陵反倒是不对的。

麻烦在于，后来政变了。主导和牵头的，则正是陈平和周勃。这跟他们当年赞成诸吕封王一样，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却又互相矛盾，该怎么自圆其说呢？

这就要讲故事。第一个故事说，刘邦曾杀白马与群臣盟约：从今往后，封王称王者若非刘氏，天下共击之。15

这就叫“白马之盟”。显然，此盟如果属实，吕后就是背约。齐王刘襄起兵，周勃和陈平起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

然而如此大事，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白马之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的都有谁？有没有盟书？如果有，存放在哪里？一概不知。

更奇怪的是，《史记》的《高祖本纪》对白马之盟只字不提，后来齐王刘襄的“讨吕檄文”也只字不提，只有《吕太后本纪》提到此事，还首先出自王陵之口。

王陵是当时的右丞相。他提到白马之盟，当然是为了阻止吕后封诸吕为王。后来，吕后临终前也旧话重提。她对吕产和吕禄说，高皇帝与群臣有白马之盟。如今我们吕氏封王，大臣不平，你们要小心！

这么说，白马之盟，吕后是知情的。

同样，陈平和周勃，也应该是知情的。

所以退朝之后，王陵就指责两人：高皇帝与群臣歃血为盟，二位当时难道不在场吗？如今二位为了逢迎女主放弃原则，将来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于九泉？

陈平和周勃却回答：今日当廷力争，我等确实不如大人。将来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大人恐不如我等。16

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我们是“曲线救国”。

这就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陈平和周勃也不但没有历史污点，反倒比王陵更像政治家。问题是，他俩为什么会如此默契？心有灵犀吗？

不，是因为陆贾。

陆贾是与郦食其齐名的纵横家。天下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就是他的名言。据说，为了最终能够顺利解决诸吕擅权乱政的问题，他曾经主动去见陈平。

陈平却不怎么搭理他。

陆贾说：什么事让丞相如此忧心？

陈平说：你猜。

陆贾说：诸吕吧？

陈平说：是。为之奈何？

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谐心往一处想，则无往而不胜。

陈平这才与周勃同心协力。17

故事很精彩，可惜穿帮了。陆贾为陈平出主意，可是在诸吕封王以后。吕后征求意见和王陵指责他们时，他俩的说法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

所以，还得再编故事。

这故事说，刘邦临终前，吕后曾经请示他：陛下百年之后，如果萧相国也不在了，请问谁可以接替？

刘邦说：曹参。

吕后又问：曹参之后呢？刘邦说：王陵。不过，王陵年轻，为人憨直，所以得让陈平协助。陈平多智，却难以独任，这就要靠周勃。周勃稳重忠厚朴实无华，安定刘氏的一定是他。

吕后又问：他们之后呢？

刘邦说：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18

请注意，这里的原文不是“此后亦非我所知也”，而是“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呵呵，当然不能是吕后所能知的，因为王陵、陈平、周勃之后，吕家会完蛋。

好一个神机妙算的“临终嘱咐”！

看来，刘邦早就料定自己死后吕氏一定会作乱，平叛的一定是周勃，助一臂之力的一定是陈平。至于作证白马之盟确有其事的，则一定是王陵。

吕后也很听话。她居然在汉惠帝六年，同时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亲手为家族的覆灭和自己的败亡，安排了掘墓人。

精彩吗？精彩。

靠谱吗？不靠谱。

事实上，这故事如果属实，就等于说，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了让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不可笑吗？

很清楚，什么临终嘱咐，什么曲线救国，什么陆贾之谋，都不过是西汉官方事后编出来的弥天大谎。而且那著作权，很可能属于陈平。

当然，也可能是集体创作。

众口一词，司马迁也没有办法，只能照录。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把所有的破绽和漏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等待后人去发现，去破译。看不出这一点，只能怪自己笨。同样，如果因此而认为陈平和周勃失却道义，也大错特错。

政变事出有因

现在看，吕氏一族是很可怜的。

血染京师以后，吕后和她的家人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遍查史书，却不知他们罪在哪里。所谓“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云云，恐怕是不实之词。至少，没见过像他们那样不成体统毫无准备的乱党。

其实想想就知道，吕禄如果真有野心，为什么郦寄三言两语就让他晕头转向，不假思索就放弃了兵权？吕产如果图谋不轨，为什么进宫时不带一兵一卒，南军将士也不见踪影？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谋反。

没有政治野心，就不会有思想准备、组织系统、心腹爪牙。所以事到临头，吕家竟全无主张；齐王起兵，也只能派出灌婴。结果怎么样呢？前徒倒戈。19

吕产和吕禄，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陈平和周勃发动的政变，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曹参的儿子、御史大夫平阳侯曹窋（读如烛）为他们通风报信，襄平侯纪通持节矫旨为周勃骗开营门，郦寄的部下刘揭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未央宫的卫尉守住殿门不让吕产入内。周勃进入北军，命令效忠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胸或右臂），效忠刘氏的左袒，结果全军皆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面未尝没有原因。

原因在营垒的变化。

刘邦去世前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有三股力量：刘邦吕后一股，异姓诸侯一股，功臣列侯一股。刘邦系和诸侯系，构成两大阵营，功臣系则站在刘系一边。所以，萧何会不顾他跟韩信的老交情，与吕后联手灭了韩信。

这时，刘邦和吕后俱为一体。支持吕后，就是支持刘邦。张良和叔孙通等人力挺刘盈，功臣系无一人支持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道理就在这里。

但惠帝以后，情况就变了。

惠帝之前，诸侯系已不复存在；惠帝之后，刘邦系也不复存在。依然存在的，只有功臣和吕后。吕后以前姓刘，现在姓吕；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这股新势力，就叫外戚。

新势力茁壮成长并不奇怪，高祖和惠帝留下了权力真空，吕家也资本雄厚。刘邦起兵沛县，吕氏举家跟随；兵败彭城，又多亏吕泽接应。吕后妹夫樊哙，更是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吕氏家族，功勋卓著。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吕后。吕后不是花瓶，而是实力派。除被俘期间外，每次刘邦出征，都是吕后帮他看守大本营。刘邦去世后，大汉帝国更靠吕后一手经营。她的威望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当家做主的资格。

这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宗室。

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比如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但宗室虽然姓刘，却代表地方；吕后虽然姓吕，却代表中央。功臣系该选谁？

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

中央集权是大方向，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但，吕后去世，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

不能。

这，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吕后驾崩，平衡就被打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虽非共谋，亦非偶然。

宗室和功臣的矛头，一致指向了外戚。

而且心照不宣，不约而同。

与此同时，积怨也爆发了。这当然该由吕后负责。吕后对功臣是不放心的，甚至不惜兔死狗烹。史家说汉初“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应该说基本属实。她先杀赵王如意，再杀淮阳王刘友，三杀梁王刘恢，更是事实。20

功臣也得罪了，宗室也得罪了，岂非自绝于天下？

诸吕的寡助不在失道，而在失人。

同样，齐王刘襄算盘落空，也不完全因为琅琊王刘泽的反对，更因为陈平和周勃他们，绝不再想要一个强势的皇帝。当然，太弱也不好。最好是能与群臣和谐相处，实现此刻的平稳过渡，将来的君臣共治。

何况高祖所封十王，已死者六，失国者五，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不是高祖子孙，淮南王刘长又年纪太小。21

父死子继，国赖长君，刘恒成为不二人选。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在刘邦那里不受待见，靠着闺蜜帮忙才被临幸一次，而且那次临幸还出于刘邦的怜悯。不过刘恒母子却因祸得福。他们被吕后放过，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22

哈，吕后只知道防小三，没想到还要防小四。

大臣们也没想到，不起眼的小四并不简单。刘恒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死后谥为文，号太宗。23

太宗是仅次于太祖或高祖的庙号，超过文的谥号也不多。事实上秦汉两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四大天王”：始皇帝嬴政，高皇帝刘邦，文皇帝刘恒，武皇帝刘彻。

汉文帝，为什么会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原因很多。但最为后世称赞的，是仁。比方说，生活俭朴，让利于民，宽以待人，等等。他在元年十二月，就废除了株连九族的连坐法。二年五月，废诽谤妖言罪。十三年五月，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肉刑。

所以，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仁。24

其实，汉文帝的仁被夸大了。比如功臣周勃，就被他制造冤假错案关进监狱，只不过后来又放了出来。但比起刘邦和吕后之对待彭越，确实要算仁。25

对待宗室也如此。

被吕后割走的城阳、济南、琅琊三郡，刘恒都还给了齐王刘襄。失去地盘的琅琊王刘泽，则改封燕王。刘友被吕后害死，便封他的儿子为赵王。

这可真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文帝就将城阳郡封给了刘章，济北郡封给了刘兴居。刘襄的儿子刘则去世后，更将齐国分成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城阳七个王国，统统封给了老齐王刘肥的儿子。

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一块给刘友长子为赵王，小的一块给刘友的少子为河间王。淮南国则在刘长死后一分为三，变成淮南、衡山和庐江三个王国。

就这样，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摆平了宗室和功臣两大派系。此后随着陈平、周勃等人的相继去世，功臣系也不复存在。吕后时代的三股力量（外戚、功臣和宗室）先后退潮，汉帝国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文帝，岂能不谓之文？

汉文帝的温柔一刀，据说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贾谊认为，当时帝国的主要危险，是外有匈奴，内有诸侯。这些诸侯虽然都是同姓，却不等于不会谋反。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将大王国分裂成中王国，中王国分裂成小王国。国小力弱，就成不了气候。26

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只要持之以恒，宗室的危险就会最终消除。后来的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

可惜这一方针，最后却被破坏。

于是，灾祸再起萧墙。

七国之乱

破坏文帝方针的，叫晁错。27

晁错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文帝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视晁错为智囊，言听计从。晁错也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

他出的主意，是削藩。

藩就是藩王，也就是诸侯。削藩，就是削弱诸侯们的力量。这并没有错，汉文帝就是这样做的。但文帝分齐为七，分赵为二，分淮南为三，得到封国的仍是诸侯王的子弟。晁错却不同，是要把王国的郡县夺归中央。

软刀子割肉不疼。何况按照文帝的做法，割下来的肉仍然烂在锅里，诸侯没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话说。晁错的做法却是虎口夺食，诸侯岂肯拱手？

逼急了，没准会造反。

晁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说，削藩是迟早的事，造反也是迟早的事。削，他们会反；不削，他们也反。早削早反，后患小；晚削晚反，后患大。等到各路诸侯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想削都削不了啦！

景帝觉得有道理，于是下令削去楚国东海郡、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县、吴国会稽郡和豫章郡。

令下，七国反。

造反的诸侯，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读如昂）、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所以叫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打出的旗号是：入诛汉之贼臣晁错。

领头的吴王刘濞气焰嚣张。他照会各国声称：敝国虽小，也有三千里；我军虽弱，也有五十万；寡人虽贫，也节衣缩食三十年。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赏三军，尽管用钱，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

刘濞又在国内总动员。他说，寡人今年六十二，亲自将兵；寡人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以，从十四到六十的男丁，都要出征。

结果，刘濞兵力猛增。

如此架势，汉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乱。

晁错也慌了手脚。实际上，此人是个书呆子，情急之下竟连出昏招，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这就等于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何况麻烦还是他自己惹出来的。难怪群情激奋，皆曰可杀。28

汉景帝心里，恐怕也咯噔一下。

晁错却毫无知觉，又想公报私仇，利用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职权，要杀总跟自己作对的政敌袁盎，理由是袁盎曾说吴王不会造反，肯定是接受了贿赂。只不过，这一提议被监察官员们集体否决。

袁盎却得到了消息，紧急求见景帝。

景帝问袁盎：爱卿曾经担任吴国丞相，了解他们君臣的为人。你看吴楚之乱会怎么样？

袁盎说：不足为虑。

景帝大吃一惊：吴王头发白了还造反，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他会干吗？爱卿难道有什么妙计？

袁盎说：吴王和楚王作乱，是被晁错逼的。如今只要杀了晁错，派使节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被削之地，则兵不血刃而天下重归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然后说：朕不会因为爱护一个人，就不顾天下万民的。十多天后，晁错被杀。

那么，刘濞他们退兵了吗？

也没有。

吴王刘濞甚至根本就不见前来宣诏的汉使袁盎。

和谈不成，就只能武力解决。

历时三个月的一场内战，最后以七国兵败、诸王皆死而告终。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自杀，一个个身首异处。这是景帝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杀晁错。这也是吴王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那么猖狂。

然而两位功臣的结局，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刘武和太尉周亚夫。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汉文帝时为将。文帝到他的细柳营劳军，先是进不了营门，进去以后又被告知营中不能跑马。最后亚夫出来拜见皇帝，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拱手行军礼。

汉文帝感叹说，这才是真将军呢！临终前又告诉汉景帝：将来国家有难，亚夫堪当重任。

周亚夫也不负厚望，在这次战争中大破吴军，平定了七国之乱。但他的胜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梁王刘武坚守在睢阳，拖住七国大军三个月之久。等到叛军筋疲力尽、弹尽粮绝，转而与亚夫作战时，已是不堪一击。

梁王也乘势痛击，战功跟周亚夫一样多。

显然，没有梁王，汉帝国不可能胜利。

梁王刘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他俩的母亲窦太后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有太后宠爱又是功臣，梁王变得跋扈。他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是他们反对景帝立他为接班人。

这事直接导致了景帝与梁王的不和，梁王刘武最后也郁郁寡欢而死。他死后，梁国被分裂，变成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五个小王国。29

梁王刘武死后一年半，周亚夫被诬下狱。

司法官问：君侯为什么要谋反？

周亚夫答：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反？

司法官说：就算现在没反，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

周亚夫百口莫辩，只好去死。

一代名将周亚夫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的。汉景帝下此毒手，则是为汉武帝登基做准备。景帝曾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这样的人，哪里是少主可以驾驭的！30

周亚夫死后一年多，景帝驾崩，武帝继位。这时，列祖列宗已经做好了种种铺垫，单等他大显身手。

第二章 独尊儒术

公孙弘得到提拔表面上是靠儒学，但他是儒生也是文吏，吃得开的原因是他既懂政治又懂业务。

可疑的独尊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当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

这并不容易，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比如刘邦，是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1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欢的，据说是黄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不得不读老子书，尊其术”。2

结果，闹出风波来了。

有一天，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要他给自己讲解《老子》。辕固却撇撇嘴说：那是家奴的书。

窦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景帝无奈，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3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尊儒岂不可疑？

当然。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纯儒。他迷信巫术，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大臣汲黯（读如急暗）就当面直言：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4

同样，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是既贵黄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所谓“黄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

可见，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窦太后他们要的，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否则，封建制倒是对的，郡县制反倒不对了。

这当然绝无可能。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汉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城池毁灭，良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当时，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厉行节俭，力求清静。因此到武帝继位，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田野里牛马成群，老百姓也人给家足，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5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尤其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王。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窜于各王国，摇唇鼓舌，兴风作浪。

对此，帝国岂能容忍！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前三个是法家，后两个是纵横家。6

显然，罢黜百家，并非罢黜道家。其实就连法家，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只不过，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

看来，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真正要消灭的，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何况她喜欢清静，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

那么，独尊儒术，是真的吗？

是。不过，是独尊，不是独存。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问题是，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而且，始皇的焚书，武帝的尊儒，动机和说法都一样：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又岂能再众说纷纭？

一统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鸣。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8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9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10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11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12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13

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4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

受辱，还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下狱自杀。

元光四年，魏其侯窦婴被杀。

元朔二年，齐相主父偃被杀。

元狩四年，前将军李广自杀。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元狩六年，大司农颜异被杀。

元鼎二年，御史大夫张汤自杀。

元鼎二年，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元鼎五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

天汉三年，御史大夫王卿自杀。

征和二年，丞相公孙贺下狱死。

征和三年，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

后元元年，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

以上十三人，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御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单中的，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以及新太子（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广。15

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是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文帝说，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封万户侯又算什么！

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

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元狩四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

可是作为前将军，李广接到的命令，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李广命数不好，是单数。孤星照命，让李广打头阵，恐怕不吉利。

汉武帝一句话，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由于东路难走，又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甚至审判。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李广却不肯配合。他说：我老了，无法再对簿公堂。于是拔刀自尽。消息传出，全军皆哭。老百姓听说，也都哭。

那么，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也不申诉？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想当年，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将兵百万，位极人臣，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16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便被下狱罚为苦力。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帝国却不依不饶。17

我们知道，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著称的。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便会被绳之以法，何况武帝时代？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李广又哪里是对手？

所以，受审即受辱。

士可杀不可辱，李广选择了死。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遇难，是因为李陵。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广自杀十九年后，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显然，李陵之败，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救援不力。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相反，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被视为别有用心。

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

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依照当时的律条，死刑可以用钱赎买，也可以用腐刑顶替。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则《史记》无法完成。司马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阴茎，女的破坏阴道。这当然极其残忍，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不过，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

可惜，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汉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18

这种痛苦，汉武帝知道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更险恶的是，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严和性命，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

请问，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看来，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国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专制，只不过“依法专制”而已。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

德治和儒术，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他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赞美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可惜，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

更何况，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又见秦政

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20

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时候，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被父亲责打的张汤，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而且鼠赃俱获。于是，小张汤升堂问案，读诉状，出证据，录口供，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担任长安县丞（副县长）的张汤之父，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学成之后，张汤成为专业法官，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西汉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吕后时有侯封，文景时有郅都，武帝时更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可谓于斯为盛。

这当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复杂的，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可见张汤和尹齐，虽然枉法，却不贪赃。他们是酷吏，同时也是清官。

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我们到第四章再讲，这里只说酷吏张汤。

酷吏张汤的代表作，是颜异案。

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大司农是九卿之一，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物价、国库、土地、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颜异得罪汉武帝，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

元狩六年，汉武帝和张汤发明了一种新货币，叫白鹿皮币。具体地说，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水草，价值四十万。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皇帝，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才能行礼。

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因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垫子倒要四十万，岂非本末倒置？

汉武帝很不高兴。

于是张汤将颜异下狱，判处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这种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就连这也不能成立。因为颜异不赞成白鹿皮币是公开的，并没有欺上瞒下，又何尝腹诽？

但，君臣意见不一原本正常。颜异作为财政大臣，对经济政策发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节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证据居然被张汤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颜异那里做客，谈话时对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满。颜异当时什么都没说，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于是张汤起诉说：这就是腹诽。欺君罔上，心怀不轨，大逆不道，罪该万死。21

汉武帝很满意。

显然，这不是法治，而是专制。或者说，以法制行专制。在这里，法制跟儒术一样，不过是装饰品。但，装饰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来做帮凶。

所谓“刀笔吏”便应运而生。

刀笔吏，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纸张发明前，法官和书吏录口供，做判决，都用笔写在竹简上。写错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写。这些人掌握了刀和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削就怎么削，所以叫刀笔吏。

那么，刀笔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吗？

有。汉的律令，在刘邦时代不过约法三章，但到武帝时代却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1882款，案例13472个。这样繁多的法令，专业人员也看不完，更不用说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笔小吏的股掌之间。他们想让你活，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来开脱；想让你死，也有一万个案例可参照。22

刀笔吏成了阎王爷，法治也就变成了人治。

这时，执法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关键。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恻隐之心的。他曾经按照“亲亲相隐”等儒家伦理，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直到东晋时期，还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为自己申冤。23

但更重要的，还是最高统治者的倾向。

主张司法公正的，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宣帝曾下诏说，过去书吏执法，挖空心思给人妄加罪名，这是朕的不德。判决不公的结果，势必是恶人心存侥幸，好人无辜被戮，这绝不是朕愿意看到的。 24

汉宣帝这么说，当然事出有因。事实上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喜欢严刑峻法。他要实行的，则是铁血政策。于是在汉武帝的治下，又见秦政和秦吏。

比如杜周。

杜周比张汤还要恐怖。他担任帝国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廷尉）时，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牵涉到几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涉案总人数十六七万，下狱的二千石（省部级）官员不少于一百人。

这么多的案子，怎么办理呢？

很简单，汉武帝想打击排挤的，就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汉武帝打算放一马的，就慢慢帮他开脱。

胡亥和赵高，也不过如此吧？

这种作风，就连杜周的门客也看不下去。当时，帝国的法律都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叫三尺之法。因此门客说：大人的职责在主持正义，却不以三尺为准绳，专以上意为取舍，法官难道是这样做的吗？

杜周却嗤之以鼻。杜周说：什么法不法的！请问三尺之法从哪里来？告诉你，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今上认可的就叫做令。依法？你说说什么是法？

皇帝就是法。

那么，世上还有公道吗？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张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25

汲黯在武帝朝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负责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员，位列九卿，相当于国务会议列席成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这就比公孙弘和张汤差得远。公孙弘和张汤在汲黯位列九卿时，都不过蕞尔小吏。但是后来，公孙弘担任了丞相（国务总理），张汤任御史大夫（副总理级）。一个拜相封侯，一个位在三公，只有汲黯原地踏步。

对此，汲黯很不以为然。他对汉武帝说：陛下用人怎么就像堆柴火，越是后来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语“后来居上”的来历就在这里）！

汉武帝默然。

其实这两人后来居上，并不因为武帝要堆柴火，只因为他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术装点门面，公孙弘就子曰诗云；武帝要用刑法杀一儆百，张汤就深文周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然好戏连台。

实际上汉武帝也不得不如此。秦政苛，结果是天下溃而叛之。这就要独尊儒术，标榜仁政。汉政宽，结果是网漏吞舟之鱼。这就要重用酷吏，建立权威。

这在汉武帝，就叫齐头并进，两手都硬。

汲黯却左右开弓，反儒也反法。

在汲黯看来，儒法两家都不可取。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耍小聪明，公孙弘是代表。刀笔吏则舞文弄法，争强好胜，滥杀无辜，陷害忠良，张汤是代表。所以他既反对公孙弘，也反对张汤。

汲黯揭发公孙弘，前面已经说过。他对张汤，同样毫不留情。有一次，汲黯甚至当着武帝的面，痛骂职务还是廷尉的张汤：身为正卿，上不能富国，下不能安民，却擅改高皇帝约法，就不怕断子绝孙吗？

张汤的对策，是跟汲黯咬文嚼字，找茬。

结果汲黯忍无可忍。他说：难怪大家都讲不能让刀笔吏做高官。果然！果然！如果按张汤那一套办，只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抬腿走路、正眼看人了！

公道什么的，当然也不会有。因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的张汤，名为整顿吏治，实为固宠弄权。

汲黯哪里知道，汉武帝并不怕这个。他要的也不是公道，而是霸道，只不过得装扮成王道。因此，他的用人观念跟汲黯不同，阶级观念也不同。

的确，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贵的。他原本是卫国人，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这样的贵族，哪里看得起放猪出身的公孙弘、小吏出身的张汤？在他眼里，这都是小人。

然而汲黯没有想到，汉武帝必须用小人，因为帝国不是邦国。邦国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也是小人的时代。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刘邦不就是小人吗？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

何况汉武帝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从功臣勋贵们的手中夺权。这就不能靠贵族，得靠平民；不能靠君子，得靠小人。公孙弘和张汤确实出身卑贱，不讲原则，一味媚上，十足的小人。但，帝国要的就是这个。

保留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的，便只有汲黯。

汲黯是表里如一的。他那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名言，就是当着汉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说。尽管当时满朝失色，汲黯却无怨无悔。他说，天子设立百官，难道是用来拍马屁的吗？就算有危险，又岂能让朝廷蒙辱？

难得的是，汉武帝对汲黯一让再让，礼遇有加。大将军卫青来，他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来，他帽子不戴就见了。汲黯进宫，汉武帝却一定正襟危坐。如果匆忙之间来不及整理衣冠，则会躲进帐中，以免不恭。

这是对汲黯人格的敬重。

为着这份敬重，我们也要对汉武帝表示敬意。

汲黯也值得敬重。元狩二年，为了接待前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向民间借马，结果没凑够数。汉武帝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要开刀问斩。汲黯却挺身而出：长安令无罪！只要杀黯一人，就有马了。

汉武帝又默然。

汲黯说这话，是因为他当时担任右内史，是长安县令的长官。下属被问责，长官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这在汲黯，就是一个高贵者应有的担当。

贵族精神，是要用生命来支持的。

其实汲黯担任右内史，是丞相公孙弘的阴谋诡计。因为右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辖区内尽是高官权贵，很难治理。以汲黯之耿直，岂有不得罪人出点事的？

然而公孙弘的说法却冠冕堂皇：如此重任，非指派老成谋国、声望极高的大臣不可。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岂非一目了然？

汉武帝当然也清楚。因此，尽管公孙弘和张汤恨死了汲黯，他自己也咬牙切齿，却终究没有对汲黯下毒手。看来，武帝起用小人，也是迫不得已，或者权宜之计。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敬重君子的。

有一次，中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

汉武帝问：你看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庄助说：谁都不能动摇。汉武帝说：是。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

社稷之臣，就是跟国家休戚与共的大臣。这可是连平定了所谓“诸吕之乱”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评价，却被汉武帝给了汲黯，而且是在汲黯当面顶撞了他之后。26

汉武帝不愧为雄主。汲黯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异数，更非主流。但汉武的政治，却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在他那里，有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刑治，也有墨家主张的人治。尽管汲黯不被承认是墨家，又尽管他被认为是道家。

是的，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当时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武帝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央集权。

第三章 高度集权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

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

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谢幕的帝国

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曾经是世界性趋势。1

事实上，当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国时，世界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帝国先后谢幕。亚述、波斯、马其顿都在秦汉之前，之后则还有罗马和阿拉伯。

这些都是大帝国。亚述地跨西亚和北非，波斯、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则横跨亚、非、欧。其中，亚述堪称全世界的“第一帝国”。因为正是亚述，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埃及和埃兰，统统拢在了一起。

波斯帝国也了不得。仅首都就有四个，版图则包括伊朗高原、中亚大部、印度西北、整个西亚、北非的埃及和欧洲的色雷斯，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

但，亚述帝国的寿命却只有半个世纪。

寿命更短的是马其顿帝国，跟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一样长，只有十三年。寿命长的，波斯帝国二百年，阿拉伯帝国约五百年。从屋大维称帝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也近五百年。以后，东罗马帝国还有一千年。

显然，即便是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比不上中华帝国：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很有意思。

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成败得失，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亚述、波斯和马其顿。

马其顿帝国其实是个暴发户。他们在波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甚至在我们民族进入战国时，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国家。但从阿刻劳斯到腓力二世，短短八十年，马其顿就成为强大的王国，并征服了希腊。

亚历山大把王国变成帝国，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固然因为他能力超强，更要拜命运所赐：希腊衰落，波斯内乱，印度河流域诸国林立一盘散沙。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势如破竹，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马其顿，命中注定要横空出世。

亚述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一帝国亚述也是后起之秀，发祥地则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这两河之间。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后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2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是从南到北的。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然后是阿卡德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然后是巴比伦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夏。亚述崛起时，我们已是东周。

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

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而且不再复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 -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3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4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5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淮南王刘安，自杀国除，罪名谋反；

衡山王刘赐，自杀国除，罪名谋反；

济川王刘明，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

燕王刘定国，自杀国除，罪名淫乱；

齐王刘次昌，自杀国除，罪名淫乱；

江都王刘建，自杀国除，罪名谋反；

济东王刘彭离，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越货；

常山王刘勃，徙房陵，国除，罪名不守礼法；

济北王刘宽，自杀国除，罪名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6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7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8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

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9

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10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11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12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请皇上不要理他。

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喜出望外的汉武帝，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学习。

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还是没人申报财产。13

汉武帝无奈，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又颁布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14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15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16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打掉地头蛇

郭解被杀，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17

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设置朔方郡（约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干完这三票，主父偃被杀。18

至于郭解，则接到命令，要迁往茂陵。

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是汉武帝的陵墓，当时正在建设，同时还要建茂陵县。建县就要移民。只不过，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

主父偃的说法，叫“天下豪杰”。

豪杰就是豪强，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据说，这些人招降纳叛，姑息养奸，与黑恶势力结为死党，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甚至左右地方政治，危害性不亚于割据一方的诸侯王。19

至少在帝国统治者的眼里，是这样。

这就要打击。对付诸侯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分拆他们的封国。对付豪强的办法则是连根拔起，让他们到茂陵去。豪强们离开本土来到皇帝眼皮底下，根本成不了气候。诸侯失去豪强的支持，更只能是没毛的鸡。

很好！一举两得，左右开弓。

三百万人就这样背井离乡。按说，他们本应是并兼之家（大财阀），或乱众之民（黑社会），实际操作的标准却是家产三百万。也就是说，只要你富甲一方，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贪污盗窃，统统都是打击对象。

对！良莠不分，一刀切！

问题是即便按照这个标准，也没郭解什么事。他并不是富商，也不是豪强，司马迁则称他为游侠。侠，是因为扶危济困；游，则证明并无职业。只不过，郭解虽无一官半职，却有很多人甘愿为他奔走，还争先恐后。

郭解的工作，似乎就是行侠仗义，或者开了一家没注册的公关公司。他甚至曾经从轵县（轵读如只，在今河南省济源市）到洛阳去调解是非。他的能量也大，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让县里免去某人的差役。

这样的人，大约只能叫江湖老大。

那时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战国遗风也还在。不少名臣权贵，比如张良、季布、窦婴、袁盎、周亚夫，都或者自己侠义，或者结交侠士。总之，游侠不会因为身在草莽就不为人知，郭解的迁徙则连车骑将军卫青都被惊动了。

卫青说：郭解没那么多钱，不该在名单中。

汉武帝却一声冷笑：一介平民的权威之大，居然能让将军来替他说情。这样看，他们家不穷！

这就不但该走，而且该死了。

没错，汉武帝固然不喜欢他的臣民太有钱，却更不喜欢他们有影响。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号召力的只能是皇上和帝国政府，岂能是平民或者游侠？

事实上轵县官吏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就因为他名气太大，不敢不上报朝廷。看来，县里的办事员虽不过蕞尔小吏，对圣意倒是心领神会。

郭解也只好走人。

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好人缘，却再次帮了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千万。关中的贤达豪杰，也都在他入关后抢着前来结交。

这个风头实在出得太大，足以让高层震怒。郭解的小兄弟们，也为他惹是生非。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把他杀了。然后，又杀了他爹。这家人进京告御状，郭解的人又把上访者杀死在宫廷门前。

如此肆无忌惮，岂非挑战帝国的权威？何况一连三起谋杀，政府也不能置若罔闻。于是武帝下令通缉，郭解也被捉拿归案，准备老账新账一起算。

郭解有老账吗？

有。他铸过钱，盗过墓，杀过人。可惜查来查去，都在大赦之前，只能一笔勾销。

可是郭解的马仔，却又惹事了。

没有证据显示，郭解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但仰慕他的人，却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他们往往自作主张为郭解办事或报仇，这回也一样。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

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后凶手也不知去向，因此法官判郭解无罪。然而新儒家公孙弘却发表意见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人罪还大。

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和权势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

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

皇帝。

请问皇帝能有两个吗？

不能。

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罪名是大逆无道。

其实郭解何曾大逆不道！他反对过皇帝吗？没有。反对过政府吗？也没有。发动过武装叛乱吗？更没有。他千错万错，是不该成为地头蛇。金蛇狂舞，奈真龙何？

郭解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郭解应该想得到这一天，他的父亲就是作为游侠而被杀的，时间是在汉文帝朝。汉景帝也不手软，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豪侠，便会派人将其剿灭。比如济南的瞯氏家族（瞯读如闲），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也许吧，也许。但这根本就无所谓。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

其实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早就让帝国感到不安。想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担心的就是游侠剧孟。将剧孟收归帐下后，则高兴得有如收降了一个敌国。20

一个游侠就等于一个国家，这还了得！

不是乱党，也是乱党。

实际上，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侠。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则还有巨商和豪强。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

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文士，是另给出路，让他们追逐功名；对武侠，则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至于他们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坐稳江山。

这就是汉武帝拳打脚踢频频出手的原因。

现在，诸侯王被削弱了，民间资本被遏制了，地方豪强和游侠乱党被打击了，汉武帝可以休息了吗？

不，他还要向政府夺权。

一国两府

汉帝国的政府首脑，是三公。21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帝国则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长。张汤担任过的廷尉，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都是。九卿未必只有九个，也可能九卿为正卿，之外还有列卿。22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三公的叫府，也叫公府或相府。九卿的叫寺，也叫卿寺。皇帝的则叫宫，也叫皇宫。皇宫、相府、卿寺，各行其政。

事实上，皇帝、三公、九卿，有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行之。三公是决策者，九卿是执行人。23

其实就连皇帝，也没法跟宰相比。汉初，帝国的政务都由宰相负责。他们平时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一起讨论），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只能说可说否，无异于橡皮图章。

可见，皇帝不是政府，宰相才是。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

职权不同，机关单位、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也不相同。皇帝的是宫廷，政府的是朝廷；皇宫的职能部门叫尚，政府的叫曹；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朝廷的来自田赋收入。田赋是大头，用作政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私房。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而且，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宫廷和朝廷），两个权力中心（皇宫和相府），两种最高权力（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宰相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

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后一种虽有可能，却未能形成制度。无论刘邦还是萧何，吕后还是曹参，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汉初无为，君臣倒是相安无事。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就必须向政府夺权。

夺权的主要对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不但金印紫绶，而且例为列侯，所以丞相又称君侯。丞相的权力也大，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嘉，就曾封还哀帝加封董贤的诏书，拒不执行，哀帝也无可奈何。

武帝本人，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比如田蚡（蚡读如焚）任丞相时，几乎大权独揽。帝国的大小官员，统统由他提拔任命，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24

这种状况，当然得改变。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而是备位丞相。也就是说，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故又称亚相。

这就有点意思了。何况太尉一职早在武帝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不妨相互制衡。

汉武帝起用的打手，是公孙弘和张汤。

这一招很灵。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丞相是薛泽。张汤任御史大夫时，公孙弘已经去世，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青翟。结果，薛泽、李蔡、庄青翟都成了摆设。大政方针，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没别人什么事。25

公孙弘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如果存心想做事，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虽不过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汉制，官衔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宫里办公，御史中丞也一样。

实际上，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府驻宫办事处主任。这样的副手，丞相是没有的。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先告诉御史中丞，由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御史大夫揣摩圣意，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孙弘和张汤得逞，这是原因之一。

不过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汉武帝要夺权，还得用宫廷的人。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也叫中朝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必须派个大领导。

这个大领导，就是大司马。

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元狩四年）设置的，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尉，但不再作为宰相，也非正式官职，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比如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左将军。

大司马的任务，是“领尚书事”（西汉），或“录尚书事”（东汉），也就是领导、统率、管辖、主持尚书的工作。表面上看，不过秘书长，还是兼职。但，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这样的秘书处，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事实上大司马统领的尚书事，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但凡事关军国的大政方针，都先由尚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

显然，这是另一个政府，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因为首任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久而久之，大司马官署宫中就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一个叫中朝（也叫内朝），在宫中；另一个叫外朝，在府中。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共理朝政。

没错，一国两府。

其实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尚书们在宫中轮班值宿，随时听候召见，面呈奏章，亲聆圣旨，信息远较宫外朝臣灵通。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从此，丞相更成了摆设。后来，就连这职衔也被取消，改成了别的。是不是真宰相，则全看是否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到东汉，更建立尚书台（又叫台阁或台省）。一国两府公开化，变成公府（三公府）和台阁（尚书台）。

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

汉武帝却十分满意。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始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大权在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大展宏图。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则只能以后再说。

第四章 官治天下

同情弱者，是好人；除暴安良，是好官；

恶人自己做，施恩的事留给皇上，是忠臣。

然而这个好人、清官、忠臣，同时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恶法的炮制者。

职业官僚

酷吏张汤是自杀的。1

元鼎二年，也就是张汤担任御史大夫的第六年，办案甚多的他自己也被别人举报，罪名是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泄露国家机密，破坏经济改革。因此，丞相庄青翟抓捕了张汤的亲信，供词也被送达御前。

汉武帝问：朕每次打算有所动作，商人们都会事先得到消息，囤积货物。难道有人通风报信吗？

张汤答：应该是。

汉武帝认为他不老实，便派赵禹去审问。

赵禹是张汤的老同事。武帝朝那些苛严的律条，就是他和张汤一起制定的。武帝让赵禹审理此案，应该说既想查明真相，也有保全之心。

张汤却仍不认罪。

赵禹便说：老兄怎么不守本分？扪心自问，被你弄得家破人亡的何止万千？现在人家告你，言之凿凿，只不过皇上不忍法办而已，你又何必硬要辩解？

于是张汤自杀。

张汤死后，家产少得可怜，都是俸禄所得和皇帝所赐，并无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他的兄弟和儿子想厚葬，他的母亲却反对。张汤母亲说：我儿身为天子之臣，竟被小人诬陷而死，何必厚葬，又岂能厚葬？

最后，一辆牛车一口薄棺，埋葬了张汤。

武帝得知，感慨万千。他说：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那样的儿子。于是下令严查此案。结果，举报张汤的人被判死刑，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张汤一案的背后，无疑是官场的残酷斗争，且案情复杂，扑朔迷离。不过，张汤并未以权谋私，应是事实。他在任职期间并无渎职行为，更是事实。

克己奉公，忠于职守，张汤是清官。

但，张汤也是酷吏，他的刀笔之下冤案不少。大司农颜异，就是被他妄加罪名害死的。汲黯也指出，张汤办案唯上不唯法，皇上讨厌的就设法诋毁，皇上喜欢的就曲意回护。请问，这能算是好法官吗？2

恐怕不能。

问题是张汤还有另一面：豪强的案子自己受理，从重从严从快。平民百姓犯案，则向皇帝口头汇报，那些人也往往被赦免。可见张汤在审理案件和汇报案情时，是不畏强暴的，也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

同情弱者，是好人；除暴安良，是好官；恶人自己做，施恩的事留给皇上，是忠臣。然而这个好人、清官、忠臣，同时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恶法的炮制者。

张汤，该怎么评价？

职业官僚。

秦汉帝国的职业官僚，叫文吏。吏是办事员，官才是管理者，就像僚是僚属，官是长官。不过，正如官与僚常常连用或通用，官与吏也往往不分。比如吏禄和吏治，便既包括吏，也包括官。封疆大吏，就更是大官。3

但，文吏却不等于文官。

严格意义上的文官，不但应该是读书人，而且要有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负，至少要有政治主张。他们从政的目的，是“致君尧舜上”；执政的任务，是“再使风俗淳”。4也就是说，他们是政治家，或政治工作者。

文吏却是技术官僚。他们看重的是专业技术能力，包括财会、法律、公文写作。比如汉武帝重用的桑弘羊，就是经济专家；张汤、赵禹、杜周，则是法律专家。他们也多半受过专门训练，甚至有着基层工作的经验。

武帝时代的文吏，就是这样一些人。宁成、赵禹、张汤、尹齐、杨仆、减宣、杜周，都做过小吏或刀笔吏，王温舒还做过亭长。他们平步青云，则因为能干。或者地方官“以为能”，或者汉武帝“以为能”。

这就跟文官的选拔不一样。成为文官的标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文采斐然。这当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因此，文官的产生始于独尊儒术；而真正成为主流，则要到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

选拔标准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

文官的价值观是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5态度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6追求是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7优，不是优秀，是优裕。也就是说，做官长袖善舞就治学，治学绰绰有余就做官。

因此，他们也可以不做官。

相反，文吏却必须踏入官场走上仕途。做官为吏，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饭碗。换句话说，他们相当于律师和职业经理人，是靠为帝国打工谋生的。

那么，律师或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为当事人服务。

文吏的当事人又是谁？

皇帝。

这就清楚了。据此，像张汤那样根据上意来决定判决的从宽从严，就不是缺德，反倒是恪守职业道德。

事实上，正是职业的要求，使文吏们也具有儒家主张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们甚至就像训练有素的鹰犬，只要主子一声令下，就会迅速扑上前去，并不管那猎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勋贵，还是皇亲国戚、公子王孙。

当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们也干。

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汉代酷吏，贪赃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赵禹，家里没有食客，外面没有朋友，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答礼，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景帝时的郅都，也如此。

郅都是号称“苍鹰”的。他没有任何人情来往，从不收受馈赠和贿赂，执法也以“不避贵戚”而著称。当时朝廷主张无为而治，只有郅都厉行严刑峻法。于是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窦太后更是找了个茬要杀他。

汉景帝说：郅都是忠臣。

窦太后说：难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

汉景帝只好杀了郅都。

如此下场，应该在郅都的意料之中。他曾经说过：既然告别双亲出来做官，那就只能尽忠尽责，死于职守，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

请问，不道德吗？

然而这样的职业官僚，却是儒家痛恨的。

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倾向、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都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认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王道应该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

这是儒家的可贵之处。

不过此类人物往往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相反，文吏却是操作能力极强的。所以，文吏是行善还是作恶，全看遇到什么样的皇帝。遇到好皇帝，他们是帮手；遇到坏皇帝，他们是帮凶。

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8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帝国该选谁？

汉武帝的首选，是文吏。

再反封建

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却是事实。他重用的人，卫青、张汤、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则其实被边缘化。

例外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个，罢官免职四人，获罪自杀二人，下狱处死三人。其余，则石庆胆小怕事，田精神失常，车千秋唯唯诺诺。既平安无事又能有所作为的，几乎唯有公孙弘。

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先说秦。

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那么，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

文吏。从朝廷大吏，到郡县长吏，再到乡里小吏，都如此。事实上，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种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蚁”，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纪律听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便是他们的后代，比如曹参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亚夫。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也做过丞相。

也就是说，政由勋贵，事归文吏。

这并不奇怪。毕竟，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崇高威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如出一辙。

同样，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9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业，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当然，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却势在必行。

贵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国是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国破家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诸侯无不治国，大夫无不齐家，这就叫“首长负责制”。

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都不大。一国则一城，一家则一邑。诸侯和大夫，国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这就叫“直接君主制”。

当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协助。这些助理、帮办或官员，天子的是公卿，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家族共治制”。

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家族共治，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也只能是贵族的。

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直接君主并不可能，首长负责更不可能。帝国的统治，只能是皇帝授权，政府负责。

那么，由贵族组成政府，不行吗？

不行。因为凡贵族，都有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封建时代，天子不能任命国卿，诸侯不能任命家臣。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叫世卿、世职。结果，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家臣只效忠大夫，不效忠诸侯；大夫只效忠诸侯，不效忠天子。大夫一齐造反，则举国皆反；诸侯一齐造反，则天下皆乱。中央集权的帝国，岂能认可这套逻辑？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独裁，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只不过需要时间。

事实上，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团，后是外戚集团，与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这种状态，也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这样看，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就很不寻常。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贵族”，是文吏就“专业化”。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都是反封建。不难设想，如果满朝都是张汤、公孙弘，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

毫无疑问，这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汉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10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武帝卫皇后卫子夫、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妓，照样母仪天下，也没人说三道四。

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大秦传统仍在，萧何、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事归文吏，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可谓“专家治国”。

这，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

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儒家和法家；两种官僚：文官和文吏；两种仕途：文学和吏道；甚至两种政治：官治和吏治。

只不过，要弄清楚这些，并回答前面的问题，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

中央与地方

官僚制度的第一要素，是机构。

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

中央的是政府机构，地方的是政权机构。

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央”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原文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11这说明战国末年集权制已成定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中央的真正建立却要到秦汉。

秦汉帝国的中央，结构和层次非常清楚。机构，是皇宫、相府、卿寺；首长，则是皇帝、三公、九卿。皇帝在汉代也被叫做县官，宋代则叫官家。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天子，是君主，也是最大的官僚。

帝国的政治，岂非官治天下？

中央首长的分工也很明确。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是政府部长。宰相三公，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三权分列。至于九卿和九寺，则官职与官署同名，其职责是：

太常，负责宗庙礼仪和皇家祭祀；

光碌勋，负责宫殿大门和宫中宿卫；

卫尉，负责宫城屯兵；

太仆，负责皇宫车马和皇帝出行；

廷尉，负责刑律；

大鸿胪，负责蛮邦事务；

宗正，负责皇亲国戚；

大司农，负责国家经济；

少府，负责工商税务（用作皇帝私房钱），以及皇帝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中尉，负责京城保卫。

显然，这里面只有大司农（财政部长）、大鸿胪（外交部长）、廷尉（公安部长）和中尉（首都卫戍司令），可以算是中央政府官员。其余，则都是皇帝的家臣：郎中令是门房和侍卫队长，卫尉是近卫军司令，太仆是马车夫，太常、宗正和少府则是皇帝的大管家。

这实在不太像政府。

然而皇帝的家臣，却又同时管国务。比如担任顾问的博士，便隶属于太常；负责议论的大夫，便隶属于郎中令；作为秘书的尚书，则隶属于少府。

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皇家事务和国家政务混为一谈，这些都是典型的封建特色──家天下。

其实就连宰相，也一样。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的家臣，在内打理家务叫宰，出门担任副官叫相。宰相这个词，也是封建残余。12

封建残余的彻底铲除，要到隋唐。那时，三省六部制取代了三公九卿制，帝国中央才像模像样地有了政府。秦汉两代的组织变革，则主要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秦和西汉的地方政权都是两级：郡和县。县属郡，郡属中央。中央是最高权力机关，郡县是下属机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所以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郡县制的根基在县。

汉代县的长官不叫县官（县官是皇帝），叫县令或县长（大县叫令，小县叫长）。县令或县长的佐属，是县丞和县尉。县丞管文书、谷仓和监狱，相当于副县长（丞即副职）。县尉管治安，捕盗贼，相当于公安局长。

但，县令和县长是官，县丞和县尉是吏，他们的品秩（读如志，俸禄）也不一样：县令六百石到千石（读如但），县长三百石到五百石。县丞和县尉二百石到四百石，叫长吏（长读如掌）。级别更低的叫少吏（少读如绍），秩百石。

县的上级则是郡。

秦和汉初，郡的主官有三个：郡守（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守）、郡尉（汉景帝时改名为都尉）、郡监（汉武帝时被取消）。郡守管行政，郡尉管军事，郡监管监察，正好对应着中央政府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官名如此，官署亦然。汉代郡的官署称府（郡府），也称朝（郡朝）。县的官署则称廷（县廷），也称寺（县寺）。郡曰朝，县曰廷，合起来就是朝廷。郡曰府，县曰寺，岂非对应着中央的相府和卿寺？

也许，这正好说明郡县是中央的分支，也说明秦汉两代重视地方。汉宣帝就说，要保证地方上“政平讼理”，只能靠好的郡守。13实际上郡官的地位不低。比如品秩，九卿“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郡守“二千石”（月谷一百二十斛），郡尉“比二千石”（月谷一百斛），而且郡守和郡尉都是银印青绶，跟九卿和御史大夫一样。

因此，郡尉升为郡守，郡守转为九卿，都不困难。直接升为御史大夫的也有，比如上党郡守任敖，淮阳郡守申屠嘉（申屠嘉后来还做了丞相）。同样，九卿转任郡守也不算降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隔膜。

更重要的是，中央、郡、县，只有三级。层级少，管理就方便。下情不难上达，政令亦很通畅，可谓效率高而成本低。如果将郡数控制在八十以内，每郡下辖十到二十个县，对于中央集权的大国应该说是最合理的安排。

然而东汉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简捷，层级也越来越多。东汉，郡之上有州；唐宋，州（府）之上有道或路；元代，路之上有行省；明清，省之上有督、抚。

当然，明清的总督和巡抚，从理论上讲都是中央派驻地方之专员，也都兼有中央政府的官职和官衔，严格地说不算地方官。布政使和按察使，才是省长。唐的道，宋的路，元代的行省，刚开始也不是行政区。但，县的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与汉武帝有关。因为最早成为郡县之上行政区域的州，便正是汉武帝的发明。

那就从州说起。

牧民与牧官

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州官，汉代叫州牧。

牧，是很早就有的官名。尧舜时代有十二牧，其实是大部落的酋长，兼任部落联盟的职务。十二牧之上，还有四岳，其实是小联盟的盟主。后来，牧，慢慢成为治民之官的称谓，叫牧夫、牧令、牧守、牧伯。

管理人民，就像放牧一样吗？

是。被汉武帝树为道德楷模的爱国商人卜式，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卜式捐款甚多，却不肯做官。于是汉武帝便说，你到朕的上林苑去放羊吧！

结果，上林苑的羊被卜式养得肥肥大大。

汉武帝大为赞赏。

卜式却说，管理老百姓，也跟放羊一样啦！

汉武帝听他这么说，便让他做了县令。没想到，卜式先后担任县令的两个县，一派祥和太平。14

县令也好，郡守也罢，岂非牧？

实际上，地方官就是帝国的牧羊人，他们的辖区也就是牧区。好一点的牧羊人如卜式，基本上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凶一点如宁成，便被批评为“如狼牧羊”。15

这样看，州官叫州牧，并不奇怪。

不过，汉武帝设州之时，派出的官员不叫州牧，叫刺史。刺史的任务也不是牧民，而是牧官。他们要管的，是郡守和郡尉，县令和县长。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帝国实在太大。据统计，秦郡三十六，汉郡一百多，县则有一千三百个左右，“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16如此庞大的队伍，皇帝一人根本就管不过来，只好让一部分官员去管另一部分官员。

于是，有牧民之官，也有牧官之官。

牧官之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上级官员，一种是监察官员。其实上级管下级，原本就有监察的职责。问题是上级官员包括丞相，也需要被监察。结果，相对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监察官员，便应运而生。

这样的官员，就叫御史。

御史也是很早就有的，但到汉代才成为监察官员。此后，中华帝国的监察官员，在中央的都叫御史。其长官和次官，明清以前叫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明清以后叫都御史和副都御史。派往地方的，秦和汉初叫监御史，武帝以后叫刺史，唐代叫观察使，宋代叫监司。

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崇高，他们的法冠叫獬豸。獬豸（读如谢志）是一种神兽，见了不法分子就会用角去顶。因此但凡重大弹劾案，御史都要头戴獬豸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无一例外。

御史的身份和职权也很特殊。

首先权限大。上至宰辅，下至郡县，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可以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便差点栽在副手御史中丞李文的手上。

其次责任轻。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甚至流言蜚语，就可以举报，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叫“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

第三独立性强。御史弹劾官员，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长官批准。因为监察机关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监察官员也只对皇帝负责。因此，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这三条，从秦汉到明清，一贯到底。帝国中央的监察部门也一直存在，只不过西汉叫御史府，东汉到元叫御史台，明清叫都察院。

但，仅有中央监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往地方派遣巡视员，这就是刺史。只不过，汉武帝在派遣刺史的同时，还设置了监察区。

监察区共十三个，十二个在地方，即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京师所在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郡、河东郡、河南郡），则与弘农郡合为司隶部。一部加十二州，合起来叫十三州部。

这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的事。

司隶部的监察官员叫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犀印青绶。他不但负责监察本部地方官员，也负责监察朝廷，因此地位崇高。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一起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

派往十二州的刺史秩六百石，监察对象是二千石到六百石的官吏。监察事项则有六种，叫“六条问事”，超过范围就不能过问，也不能问小吏。

也就是说，刺史治官不治民，查大不查小，问事不干政，巡视不长驻。他们在州里也没有治所，每年八月出京，岁末回朝。刺史的主要佐属则叫别驾，意思是另外驾一辆车，跟着刺史到处巡视。

由此可见，刺史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特派监察巡视员。州也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可惜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管事越来越多，也有了固定的治所。牧官之官同时也牧民，州作为监察区便慢慢向行政区过渡。

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刺史改为州牧，职掌与刺史相同，官阶却高得多，秩二千石，位次九卿。以后反反复复，一会儿叫州牧，一会儿叫刺史。到东汉末年，汉灵帝再改刺史为州牧，并赋予军政大权。汉帝国的地方建制，就由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

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也如此。一方面，帝国中央不断派出监察官员和监察机关（比如元代的行御史台）；另一方面，监察区和特派员，也不断变成行政区和地方官。比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就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监察部部长）和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这时，与汉武帝的设置州部和派遣刺史，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仕途广阔

跟牧官同样重要的，是选官。17

汉代官吏的选拔和任命，途径有三：察举、征辟（读如避）、杂途。察举是选举的一种，选举即选择和举荐。这也是历朝历代最主要的仕途，号称正途。

中华帝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三种：汉代察举，魏晋荐举，隋唐以后科举。三举之不同，在于科举通过考试，荐举通过考量，察举通过考察。考察而后选举，叫察举。

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汉武帝下诏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因此，郡守、九卿、礼官、博士，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就算有罪。

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大不敬和不称职。18

从此，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

察举也是有科目的，比如孝廉、贤良、秀才。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秀才则叫秀才异等，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

顾名思义，孝廉重德，秀才重才，贤良则方正重德、文学重才。但总体上说，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

举孝廉和举秀才，有规定的时间、名额和制度，属于常科。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是特科。但不论常科特科，都由官员举荐，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

非常规的，是征辟。

征辟就是征和辟。征即皇帝征召，辟即官员辟用。三公、九卿、太守、刺史，都有权辟用吏员（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所以，辟的范围，远大于征。

不过，物以稀为贵，位以帝为尊。被皇帝征召，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面子最大的，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皇帝为了表示诚意，有时还要一请再请。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遗风。

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选举是乡选里举，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自上而下，一步到位。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都热衷于征辟。

征辟靠名气，选举靠德才，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就只能靠杂途。

杂途的名目也很多，比如荫袭。荫就是荫子，袭就是袭爵。袭爵仅限于王侯，其他爵位不能世袭。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所以又叫任子。

显然，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

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赀读如资，意思也是资。汉制，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这项规定的本意，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但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

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19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如果是赐告，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

宁，丧假，也叫告宁，一般三年。

致仕，退休，又叫告老、归老。

不难看出，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堪称百代官制之祖。

更难得的是，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打通了官、吏两道，贯通了儒、法两家，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

那就来看储备官。

条条大路通长安

汉代的储备官，是郎。

郎就是廊，郎官就是廊官，即侍卫。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也叫郎中。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统称为郎。

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下属三署，司官为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曹丕担任过此职），比二千石。

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有议郎（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他们的任务，是宿卫宫殿，侍从左右，备皇帝顾问或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所以，也无定员。

换句话说，郎官其实不是官。

但，郎官也不是吏。相反，吏要成为官，往往得先成为郎。汉制，郡县和王国的吏员年终考核优秀，便由地方调入京城，补为郎官，叫“计吏补郎”，也叫“上计吏补郎”。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

当然，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察举和赀补。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司马相如就曾“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任子也一样。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其实就是为郎。

这是有道理的。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郎官有了进身之阶，帝国有了培训机构，岂非双赢？

郎署，是帝国的干训班。

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外放可为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最低也是副县级；内任则可为尚书郎，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然后步步高升，出将入相。

于是，为官先为郎，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入选为郎叫郎选，由郎补官叫郎补。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

郎，岂非储备官？

储备是必需的，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因此，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其余以各种方式（察举、任子、赀补、上计）成为预备官员的，都要先进郎署。

条条大路通长安，郎署就是中转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甲等）的入宫为郎，叫补郎；成绩合格（乙等）的外放为吏，叫补吏。

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下一步就是郎补。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

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20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武帝至东汉，都号称“三公辟召，四科取士”。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

明经，看学术水平；

明法，看法律知识；

治剧，看执政能力。

第四条最有意思。当时帝国中央根据治理的难易，曾把郡县分为剧、平两种。平就是容易治理的，剧则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所以，治剧科，看的就是吏能。21

实际上无论哪一科，都要测试能力。确实胜任，才正式任命。否则，即便选举上来，中央也会退货。毕竟，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只靠口若悬河。22

汉武帝首选文吏，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

同样，太学生补吏，上计吏补郎，用心也在于此。基层吏员能被选举，能力不成问题，但需要学习政治，掌握全局，因此补郎。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需要锻炼，因此补吏。

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因为汉代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郡守县令一定是外地人，郡县吏员则一定是本地人。各地青年由郡县而太学，又由太学而郡县，再由郡县而郎署，无形中便把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

文吏与文官的界限也在慢慢模糊。尽管直到东汉末年，法家酷吏与儒家之徒仍然是两个群体，官治天下也非一蹴而就，但汉制已明显地不同于秦制，天平也从吏治向官治倾斜。至少，帝国政府不再是刀笔吏的一统天下。武帝在重用文吏的同时，也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

这扇窗户，就是郎署。

想当年郎署之中一定十分热闹。任子的官二代，赀补的富二代，乡里的穷秀才，郡县的刀笔吏，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济济一堂。没错，汉武帝用人是不拘一格的，进入郎署的也不乏各种奇人怪才。

比如东方朔。

东方朔走的路子既非吏道也非文学，他是靠上书得官的。据说，他的奏章用了三千枚木简，有关部门派了两个壮汉才勉强抬动，汉武帝则用了两个月才看完。

于是，这位自称“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的奇才，被任命为郎。

有一次，汉武帝跟他闲聊。

汉武帝问：先生看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东方朔说：前无古人呀！陛下的功德，超过五帝，盖过三王。看看陛下的朝廷吧！丞相是周公，御史大夫是孔子，将军是姜太公，廷尉是皋陶，大司农是后稷，少府是伊尹，大鸿胪是子贡，博士官是颜回，郎中令是子路，郡守是子产，开路先锋是后羿，人才济济呀！

汉武帝哈哈大笑。23

东方朔这话当然是半开玩笑。但，汉武帝的是非功过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第五章 是非功过

当霍去病的能力越来越彰显时，汉武帝对他的宠信就超过了卫青。

对此，卫青似乎很淡然。

也许在他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

没有皇上，就没有他卫青。

外戚政治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刘彻驾崩。临终前，他为继位的汉昭帝刘弗陵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他们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磾（读如低）、御史大夫桑弘羊。1

这个班子，几乎是汉武帝一生的总结：霍光和上官桀代表政治，桑弘羊代表经济，金日磾代表外交。汉武帝的是非功过，不妨从他们说起。

先说霍光、上官桀。

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外戚。只不过，上官桀的外戚身份是自己谋来的。当时，汉昭帝年方八岁，由他姐姐盖长公主抚养。长姐如母，公主开始为弟弟寻找皇后。上官桀觉得机不可失，便削尖脑袋活动起来。

他找到的说客，是丁外人。

丁外人是谁？长公主的情夫。汉代，公主包养情人并不少见。汉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娘馆陶公主，就养了个比自己小了三十多岁的情人董偃。汉武帝不但不责怪，还到他们家做客，把董偃叫做“主人翁”。2

汉昭帝和霍光也一样，公开承认长公主和丁外人的情人关系。上官桀也运作成功，他那六岁的孙女被册封为皇后，尽管一开始霍光并不赞成。

其实霍光跟上官桀是儿女亲家，上官桀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外孙女成为皇后，原本勉强能算外戚的霍光，更名正言顺地成为皇亲国戚。他起先不赞成这桩婚事，仅仅因为两个孩子年龄太小。3

那么，上官桀为什么心急火燎？

看看后来霍光如何废立皇帝就知道。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二月，年仅二十二岁的汉昭帝驾崩。这时，金日磾早已病逝，上官桀和桑弘羊也在宫廷斗争中败亡。大权独揽的霍光便不顾群臣意见，立汉昭帝的侄儿昌邑王刘贺为天子。

然而昌邑王进京才二十七天，霍光就看他不顺眼，要废了他。而且，霍光只是事先征得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两人的同意，就把这事办了。

实际上昭帝继位之初，霍光就已领尚书事，位在丞相之下，权在丞相之上，因此很便当地就把丞相、九卿、将军、列侯、御史、博士叫到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怕会危害社稷，诸位看怎么办？

众人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支支吾吾。

田延年却离席上前手按剑柄说：诸位，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先帝托孤于大将军，就因为大将军忠诚贤德，能安定天下。如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大将军虽死，又有何脸面见先帝于九泉？请速速决定。有迟疑者，看剑！

群臣闻言，无不惶恐，便拜伏在地异口同声地说：万民之命系于大将军一身，我等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于是霍光请出皇太后（也就是他的外孙女），盛装坐于未央宫中。侍卫持刀，武士持戟，陈于殿下。文武百官依次上殿，然后叫来昌邑王，由尚书令宣读弹劾奏章。

这样的架势，当然同样没有商量。太后甚至没等尚书令读完奏章，便已震怒。由丞相杨敞领衔的弹劾请求也得到批准，霍光便命令昌邑王谢恩受诏。

昌邑王却还稀里糊涂。他引用《孝经》上的话为自己辩护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失天下。

看来，这位昌邑王确实够呛，他的引经据典也不伦不类。《孝经》那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天子，如果有三公四辅鼎力辅佐，直言匡正，就无论如何也不会丢失天下。那么请问，他的身边有这样的争臣吗？

恐怕没有，多半只有小人。

霍光却懒得跟这废物啰嗦。他说：被太后废了的怎么还是天子？说完，上前抓住昌邑王的手，解下皇帝的印玺绶带交给太后。霍光还说：大王自绝于天，臣等却不敢辜负社稷。请大王好自为之，臣等恕不奉陪了。

短命皇帝刘贺就这样失去了帝位，他的随从二百多人则统统被就地正法。临刑前，这些人哭着喊着说，悔不该没早早杀了霍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昌邑王被废之后，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被立为天子，是为汉宣帝。宣帝继位时已十八岁，却不敢亲政，大事小事都取决于霍光，尽管霍光是表示要归政于天子的。

刘家的天下，其实姓了霍。

实际上直到霍光病卒，宣帝才收回权力，这是六年以后的事。此后又用了两年时间，才消灭了霍家的势力。即便如此，宣帝仍心有余悸。他说，此前每次出门只要与霍光同车，就如芒刺在背，坐张安世的车才放松。4

顺便说一句，张安世是张汤的儿子。

堂堂大汉皇帝，居然伴臣如伴虎，可见外戚是何等威风。上官桀急于成为外戚，一点都不奇怪。

当然，上官桀是失败的外戚，他是在与霍光反目为仇后一败涂地的，正如武帝初年窦婴与田蚡的两败俱伤。同样，霍氏家族遭到清算和清洗，也与当年的吕氏无异。

但，外戚却一直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西汉，霍光之后有王莽。东汉，窦宪之后有邓骘（读如至），邓骘之后有阎显，阎显之后有梁冀，梁冀之后有窦武，窦武之后有何进。两汉政治，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外戚在执掌。

这，大约是汉高祖和汉武帝都没想到的。

是的，他们只想到要防范功臣（异姓诸侯）和宗室（同姓诸侯），却不曾料到外戚也会危及皇权，更没想到后来把汉代断为两截，变成前汉后汉的，正是外戚。

不必责怪刘邦他们没有深谋远虑。其实即便两汉，各自的年头也并不短。西汉从刘邦称帝到王莽称帝二百一十年，东汉从刘秀称帝到董卓入京也有一百六十四年。

何况汉代皇帝借重外戚也事出有因。一方面，吕后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先例，而且她有资格；另一方面，功臣和宗室都要防范，靠得住的自己人就只有外戚。

这当然说明帝国还不成熟，统治阶级也缺乏经验，才会把人事看得比制度重。然而汉武帝却并非没有责任，因为将汉代断为两截的那把刀，就是他打造的。

这把刀，叫大将军。

大将军是秦汉都有的。秦将白起，汉将韩信，都当过大将军。但，他们担任的大将军是军衔，不是官衔，这样的大将军也不理朝政。实行一国两府，由大将军领录尚书事，成为内朝魁首和真宰相，是汉武帝开的头。

以后就每下愈况了。

事实上，两汉执政的外戚除阎显是车骑将军外，霍光、王莽、窦宪、邓骘、梁冀、窦武、何进，都是大将军。王莽和霍光，还都是大司马大将军。

这无疑是有问题的。要知道，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都是军职。军人政治与官僚政治相矛盾，外戚政治与皇权政治相冲突。以外戚为首辅，引军人入政权，岂非与帝国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如此。

很清楚，汉武帝为了从政府夺权，发明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可谓逞一时之快，贻后患于无穷，堪称饮鸩止渴。只不过，这种危害在当时并看不出，因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恰好是卫青。

大将军卫青

卫青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将军。5

当然，他也想不到后来会娶了平阳公主。实际上，卫青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上的骑奴，母亲卫姑娘则是平阳公主的婢女。卫姑娘生了三男三女，二女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三女儿是卫子夫，卫青则是她们的弟弟。

不过卫青原本姓郑，父亲叫郑季。郑季在平阳公主府上当差时，与卫子夫的妈妈偷情，生下了卫青。

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当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郑季正妻的儿子们也不把卫青当兄弟。只有一个服劳役的囚徒说：你的面相贵不可言，将来会封侯。

卫青笑了。他说，我一个婢女生的儿子，能不挨打挨骂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封侯？

类似的还有霍去病。

霍去病也是私生子，父亲叫霍仲孺。霍仲孺与卫少儿偷情生了霍去病，后来又娶妻生了霍光。所以，霍光和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霍光后来当然也表现出能力，但起步却无疑是沾了霍去病的光。6

事实上，把霍光带到长安，让他做了郎官，从此踏入仕途的，正是霍去病。霍去病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野，则又因为他的母亲卫少儿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

卫青作为人才被汉武帝发现，也如此。

显然，没有卫子夫，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然而卫子夫又何尝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不过是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跟她那个做骑奴的弟弟一样都是奴仆。

但，命运之神偏偏就垂顾了她。

其实汉武帝原本是有皇后的。皇后叫陈阿娇，父亲是项羽部将陈婴的曾孙，母亲则是那位后来包养小情人的馆陶公主。据说，刘彻小时候坐在公主怀里，曾表示如果能得到陈阿娇，一定盖栋金屋子藏着她。7

由此留下了一个成语：金屋藏娇。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完全靠不住，刘彻和阿娇的结合则多半是政治婚姻。两人婚后感情破裂，史家说因为阿娇恃宠而骄，也不妨姑妄听之。但没有儿子，是事实。

于是，平阳公主开始张罗。

平阳公主是武帝同父同母的亲姐姐，也是大姐。姐姐总是疼弟弟的。她搜集了十几个绝色美女，精心调教盛装打扮，在武帝到她家做客时，一齐展示出来。

汉武帝却一个都看不上。

但等到卫子夫出来唱歌时，汉武帝的眼睛亮了。他借口更衣进入帷帐，卫子夫也捧着衣服走了进来，汉武帝没有片刻犹豫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人。

平阳公主意外成功。没错，这是她的感情需要，也是她的政治投资。所以，卫子夫进宫前，平阳公主摸着她的背说：将来尊贵了，请不要忘记我！8

卫子夫没有忘记，馆陶公主则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情急之下，她秘密逮捕了卫青，准备谋杀。武帝闻讯，便任命卫青为建章宫监，加官侍中。侍中是当时权贵子弟争相一得的宠位，汉武帝却给了卫青，后来又给了霍去病。

从此，卫家的命运彻底改变。

卫子夫被封为皇后，是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三月，因为她生下了太子刘据。卫青也在同一年封侯，但不是沾皇后的光，而是因为有功。

战功是在讨伐匈奴时立下的。担任车骑将军期间，卫青曾三次率兵出击，一战而至龙城（匈奴祭天祭祖处），封关内侯；二战收复河南（内蒙古河套地区），封长平侯；三战擒右贤王（匈奴三把手），拜大将军。9

卫青一路凯歌，一路青云。

这不能归结为他运气好，而应该承认他能力强。实际上，汉武帝并非唯外戚是用，没有能力的外戚就只给待遇，不给权力。而且，当霍去病的能力越来越彰显时，汉武帝对他的宠信就超过了卫青。

对此，卫青似乎很淡然。也许在他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没有皇上，就没有他卫青。所以，就连汉武帝要他娶平阳公主，他也照办。

不清楚卫青娶平阳公主是在什么时候，只知道当时公主的丈夫得了重病，回到封国。公主便让左右帮她在列侯当中找个男人，结果众人异口同声都说大将军最好。

平阳公主笑了。她说，这可是我们家的人呀，以前常常骑匹马跟在我后面，这话怎么说？

众人又都说：如今还有比他更尊贵的吗？

公主点点头，让人把意思带给了卫子夫，卫子夫又禀告了汉武帝，武帝便把卫青作为礼物送给了姐姐。

也许，这就是卫子夫对平阳公主的回报。

卫青的回报则给了汉武帝。终其一生，他都在自觉维护汉武帝的绝对权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率六将军讨伐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这样的败军之将该如何处理，军法官们意见不一。

大将军卫青却把裁量权交给了皇帝。他说，我当然有军法从事之权。但以我卫青之尊宠，尚且不敢擅自行刑于境外，不正可以告诫人臣不得擅专吗？

军法官们都说：大将军所言极是！

苏建后来是被汉武帝赦免的。他的儿子苏武，则成了历史上最有气节的外交官。据说，苏建曾经劝卫青效法古代名将招贤纳士，以高声望。卫青却说：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是人主的权力。为人臣的，只要奉公守法，尽职尽责就行了，为什么要弄一堆名流在自己门下呢？

霍去病的作风，也如此。

这样的外戚和大将军，汉武帝能不放心吗？

当然放心。

他不放心的，是匈奴。

匈奴问题

匈奴是汉帝国的头号外患。

这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只知道其最高首领叫单于（单读如缠），以下为左贤王和右贤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王，统治着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西域各国的辽阔疆域。

匈奴的崛起是在中国楚汉战争期间。当时的单于叫冒顿（读如莫毒），据说意思是“开始”。因此，也有史学家认为“冒顿单于”的称号，是抄袭了秦始皇。10

不过冒顿单于的态度，却一点不像抄袭者。汉惠帝时期，他居然写信给吕后说：陛下守寡，孤王丧偶，你我都很孤独，何不两好合一好，互通有无？

这哪里是求婚，分明是羞辱。

吕后大怒，召集陈平、樊哙、季布商量对策。

樊哙说：臣愿请兵十万，横行匈奴中。

吕后问季布的意见。

季布说：樊哙的脑袋可以砍下来！当年高皇帝将兵三十二万，被匈奴困在平城。樊哙身为上将军，其实并不能解围，至今遭人耻笑。现在又来夸海口，拍马屁罢了！

吕后无奈，只好咽下这口气。11

这口气一忍就是六十年。何况匈奴既无诚信意识，又无契约精神。尽管从刘邦开始，汉皇帝曾多次将公主嫁给单于，和亲却并未换来和平。游牧骑射的匈奴人只崇尚武力征服，毫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老丈人。

汉武帝决定开战。

从此，他送往匈奴的便不再是公主、丝绸和钱粮，而是卫青、霍去病的集团军。

集团军的组建是汉帝国战略战术的大调整，其特点是一个大兵团包括好几个独立作战单位，各由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统领。统率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多由外戚担任，比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东汉的窦宪。

这就比以前的单兵作战有力得多，因为可以深入敌后打歼灭战。匈奴主力，是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万。然而武帝用兵之初十年间，斩虏敌军就达二十万。12

同样，这样的军团也往往配置豪华。比如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卫青兵团，下属就有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读如居），均为一时之选，堪称精兵强将。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兵强马壮，就能长驱直入。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也就是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以骑兵五万为先锋，步兵数十万为后盾，大规模出征。此战，卫青兵团出塞一千多里，至窴颜山（窴读如田，今蒙古国都兰哈拉山）；霍去病兵团出塞二千多里，封狼居胥（今蒙古国肯特山），把大汉的旗帜高高插在了匈奴的腹地。

从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的王庭。

实际上此前匈奴已受重创。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新任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塞，进五王国，过焉支山（在河西走廊），杀折兰王，斩庐侯王，擒浑邪王子，又一口气攻到祁连山，逼得浑邪王和休屠王向大汉投降。

投降也有曲折。当时汉武帝恐怕匈奴诈降，命令霍去病前往迎接。霍去病来到营前，发现果然有浑邪王部下不愿投降。于是他当机立断，驰入营中与浑邪王相见，斩杀逃亡者八千人。然后安排浑邪王先行一步，自己慢慢收编降卒进京，得众数万，号称十万。13

金日磾，就是这时来到长安的。

后来成为托孤大臣的金日磾，这时却是战俘。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合谋降汉，事到临头却又后悔，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金日磾和他的母亲、弟弟都被带到长安，入宫为奴，当时他十四岁。

有一天，汉武帝来看马。

马是金日磾等人养的，又肥又大。金日磾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约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庄，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问明来历后，马上任命他为马监，加官侍中，跟当年对待卫青、霍去病一样。14

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反倒青睐有加。没错，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要消灭种族。

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战败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

相反，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省境内。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

汉与匈奴的关系，大局已定。

但，这是无数生命、鲜血和金钱换来的。

的确，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

两年后，由于浑邪王来降，军需、赏钱、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五年后，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

请问，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15

可惜，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征朝鲜，通西域，平东瓯，定两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

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17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18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著作，是《盐铁论》。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19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20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21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22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23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24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25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26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27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

当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这可真是天之骄子。

武帝也不负天恩。在他治下，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疆域和势力范围，东邻韩国，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称超级大帝国。

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也并不喜欢他的《史记》。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第95页。

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封禅大典。那是十八万骑兵，上千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28

这一年，刘彻四十七岁。

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

从此，漠南无匈奴，帝国有内朝。

这时，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实际执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年龄三十七岁。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

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四十八岁降滇王，四十九岁降朝鲜，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

汉武的步伐，何其坚定！

步伐坚定，是因为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

因此，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二十三岁推行察举，二十四岁始征匈奴，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卫青为大将军，并为博士设弟子。

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尊儒，则秦政变为汉政；推恩，则分权变为集权；举贤，则贵族变为官僚；讨伐匈奴，则夷狄变为华夏。夷夏之分，王霸之术，古今之变，尽在其中。

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

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皇权。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学，兴儒术，开言路，荐人才，却又留心俗务，重用酷吏，奖励军功。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只独尊自己。

那么，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一手抓官，一手抓钱。

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是卫青、公孙弘、张汤和桑弘羊。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张汤懂法，桑弘羊会理财，汉武帝得心应手。

是啊，有钱就能做事，有兵就能护家，懂法就能治国，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结果，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统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汉兴，原因就在这里。

汉武的帝国，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29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

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

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的。

那么，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这与秦政无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事实上，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与此同时，儒学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批判，没有争鸣，那才真是“毁人不倦”。

永为神州种祸胎，当作如是解。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

罗马，与大汉会有关系吗？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

本卷大事年表

说明：从汉高祖元年到汉武帝元封六年，汉人沿袭大秦历法，以每年的十月为岁首，第二年九月为岁末。因此，此间如果出现同一年的正月在十二月之后，请读者不要感到奇怪。汉武帝太初元年，汉人恢复夏历，仍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军进咸阳，秦王子婴投降；正月，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四月，刘邦入汉中；八月，刘邦出汉中。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与项羽战于彭城，刘邦兵败，太公与吕后被俘，刘盈差一点被刘邦抛弃；六月，刘盈被立为太子。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大汉建国。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长乐宫成，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开始实行。

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封刘濞为吴王；十一月，以太牢祭祀孔子；四月，刘邦卒；五月，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十二月，赵王如意被杀，徙淮南王刘友为赵王；正月，开始筑长安城，五年后完工。

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相国萧何卒，曹参为相。

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匈奴单于冒顿侮辱吕后。

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十月，立鲁元公主之女为皇后；三月，皇帝行冠礼。

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曹参卒。

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十月，齐王刘肥卒，子襄立；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夏，留侯张良卒，周勃为太尉；六月，樊哙卒。

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汉惠帝卒，子刘恭继位，是为前少帝。吕后临朝听政。

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诸吕封王。

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吕后杀前少帝刘恭，立其弟刘弘，是为后少帝。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卒。太尉周勃灭诸吕，立刘恒，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废连坐法；正月，立刘启为太子。

汉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陈平卒；五月，废诽谤谣言罪。

汉文帝前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济北王刘兴居反，兵败自杀。

汉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肉刑。

汉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卒，汉景帝立。

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七年（公元前150年），立刘彻为太子，任命酷吏郅都为司法官。

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郅都逼死前太子刘荣，窦太后杀郅都。

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王刘武卒；七月，任命酷吏宁成为司法官。

汉景帝后元年（公元前143年）八月，周亚夫被诬陷死。

汉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十二月，汉景帝卒，汉武帝立。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郎中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俘虏。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孝廉、贤良、文学，察举制度开始。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始伐匈奴，匈奴与汉决裂，此后年年入侵。

汉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魏其侯窦婴被杀。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重用酷吏张汤。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司农郑当时兴水利；匈奴入侵，卫青等反击；张骞自匈奴逃至月氏。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诏令不举贤良孝廉者有罪；三月，立卫子夫为皇后；张骞至大宛。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正月，采纳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之法；卫青伐匈奴，收复河南，置朔方郡、五原郡；迁郡国豪杰三百万人于茂陵；杀郭解；张骞回国途中被匈奴俘虏；主父偃亦被杀。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酷吏张汤任司法官；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中国。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十一月，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破封侯拜相惯例，开拜相封侯之先；春，车骑将军卫青伐匈奴；三月，卫青拜大将军；六月，公孙弘请为五经博士设弟子。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反，自杀。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丞相公孙弘卒，以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骠骑将军霍去病伐匈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得河西地。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制白鹿皮币；颁布死罪令，严禁民间铸造金钱；任命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主持经济体制改革；禁民间铸造铁器和煮盐；颁布缗钱令，树卜式为道德楷模；发动漠北之战，李广自杀；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伐匈奴，卫青至窴颜山，霍去病封狼居胥，从此沙漠以南无匈奴王廷；置大司马职位，以大将军、骠骑将军任之。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其法大抵出自张汤；张汤诬大司农颜异腹诽，从此有腹诽罪；九月，霍去病卒。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遣张骞出使乌孙。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汤畏罪自杀；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置酒泉、武威郡；张骞自乌孙回国。

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规定平民可以入粟补吏，吏员可以入粟补官；张骞卒。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出巡。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置其地为九郡，含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以及越南；灭西南夷，置其地为五郡；分酒泉、武威地，增设张掖、敦煌。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建议实行平准和均输法；汉武帝登泰山封禅。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降滇王，置其地为益州郡；酷吏杜周任司法官，一年内系狱十多万人。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朝鲜降，置其地为四郡。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天下为十三州部，各州置刺史一人。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正月为岁首；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求善马；酷吏王温舒自杀。

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留胡。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颁“沉命法”；李广利伐匈奴，李陵投降，司马迁受腐刑。

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筑白渠。

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太子刘据杀江充，兵败自杀，其母皇后卫子夫亦自杀。

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

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下轮台诏。

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刘彻卒，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盐铁会议。

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谋反事泄，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灭族。

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卒，侄昌邑王刘贺继位，二十七日后被废，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立，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卒。

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光妻、子等谋反被杀。

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病已卒，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汉元帝刘奭卒，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刘骜封王莽为侯，赵飞燕为后。

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任王莽为大司马；废刺史，改为州牧。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刘骜卒，侄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免王莽大司马职。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刘欣卒，堂弟刘萁子继位，是为汉平帝；王太后临朝，王莽任大司马。

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卒。

公元8年，王莽称帝。

注释

第一章

1.本卷所言汉武帝事，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

2. 西汉前几任皇帝依次是：高帝刘邦，惠帝刘盈，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但一般不将前后少帝计算在内。

3.秦二世胡亥继位时二十岁，卒年二十四岁。

4.刘盈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惠帝纪》。

5.见《史记·留侯世家》。

6.《史记》等书述汉惠帝、吕太后故事多不可靠，早已由吕思勉先生指出，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7.田生即云“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

8.司马光曾说，刘邦最终不立如意，是因为“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见《资治通鉴》卷十二。

9.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10.见《史记·高祖本纪》。

11.关于刘章的想法，《史记·吕太后本纪》称“恐见诛”（害怕受到株连），《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则称“因立齐王为帝”。

12.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3.本段论述亦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14.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15.此盟除见于《史记》之《吕太后本纪》外，亦见于《绛侯周勃世家》。绛侯世家其文曰：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16.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17.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8.见《史记·高祖本纪》。

19.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20.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21.高祖所封十王，荆王刘贾战死，故地改封吴王刘濞。赵王如意被毒死，其地改属吕禄。梁王刘恢被气死，其地改属吕产。淮阳王刘友被饿死，其地改属刘彊。燕王刘建病死，其地改属吕通。齐王刘肥病死，子襄继位。所余者，高祖四子代王刘恒，七子淮南王刘长，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

22.见《史记·外戚世家》。

23.西汉十一帝，有庙号者五人：高帝刘邦，庙号高祖；文帝刘恒，庙号太宗；武帝刘彻，庙号世宗；宣帝刘询，庙号中宗；元帝刘奭，庙号高宗。

24.见《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

25.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26.见《汉书·贾谊传》。

27.本节所据，如无另注，均分见《史记》之《袁盎晁错列传》和《吴王濞列传》。

28.见《汉书·爰盎晁错传》。

29.见《史记·梁孝王世家》。

30.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章

1.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见《汉书·外戚传上》。

3.见《史记·儒林列传》。

4.见《史记·汲郑列传》。

5.请参看《史记·平准书》。

6.见《汉书·武帝纪》。

7.关于董仲舒，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8.见《汉书·董仲舒传》。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下同。

10.见《汉书·高帝纪》。

11.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12.见《汉书·武帝纪》、《史记·儒林列传》、《资治通鉴》卷十九。

13.请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14.见《韩非子·说疑》。

15.李广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16.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17.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18.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19.见《史记·孔子世家》。

20.张汤及其他酷吏故事无另注者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1.见《史记·平准书》。

22.见《汉书·刑法志》。

23.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24.见《汉书·刑法志》。

25. 汲黯事迹无另注者均见《史记·汲郑列传》。

26.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第三章

1. 本节所据史实请参看翟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2.美索不达米亚原指两河流域北部，后来泛指整个冲积平原。

3.主父偃故事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4.见《汉书·武帝纪》。

5.见《文献通考》卷二六七。

6.本节所述亦请参看田昌武、安作璋主编《秦汉史》。

7.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8.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9.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10.见《史记·货殖列传》。

11.以前也有官办的手工作坊，但多为满足宫廷需求，产品并不出售，所以不算企业。

12.见苏轼《司马迁二大罪》。

13.见《史记·平准书》。

14.见《史记·酷吏列传》。

15.见《史记·平准书》。

16.见《盐铁论·复古》。

17.郭解故事见《史记·游侠列传》。

18.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9.请参看《后汉书·酷吏列传·序》。

20.见《史记·游侠列传》。

21.本节所述西汉官制，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22.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中尉。他们的官俸，都是“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

23.请参看《周礼·考工记》、《晋书·李胤传》。

24.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5.见《史记·酷吏列传》。

第四章

1.本节所述张汤及其他酷吏事，如无另注，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见《史记·汲郑列传》。

3.本章所述秦汉官制及官僚政治，亦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4.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5.见《论语·卫灵公》。

6.见《孟子·尽心下》。

7.见《论语·子张》。

8.王充《论衡·程材》。

9.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绪论》。

1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11.见《韩非子·扬权》。

12.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3.见《汉书·循吏传》。

14.见《史记·平准书》。

15.见《史记·酷吏列传》。

16.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17.本章所述亦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孔令纪主编《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版）、徐连达编著《中国官制大辞典》。

18.见《汉书·武帝纪》。

19.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食货志》及《文献通考》。

20.文学与吏道的说法，见《文献通考·选举考八》。

21.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22.卫宏《汉旧仪》便称：汉帝国取士“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不宜者还故官”。

23.以上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

第五章

1.见《汉书》之《昭帝纪》、《霍光金日磾传》。

2.见《汉书·东方朔传》。

3.见《汉书·外戚传》。

4.以上均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5.卫青事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6.霍光和霍去病的父亲，《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作“霍仲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作“霍中孺”，但注音读如仲。

7.见冒名班固的《汉武故事》。

8.见《汉书·外戚传》。

9.这三次战役的时间分别是元光六年（《史记》称在元光五年，此据《汉书》）、元朔元年和元朔六年。

10.见台湾学者傅乐成《中国通史》引方壮猷说。

11.见《汉书·匈奴传》。

12.这十年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共八次出击，数据见杜维运《中国通史》。

13.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4.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15.以上数据见《史记·平准书》。

16.见《汉书·西域传》。

17.见《汉书·昭帝纪》。

18.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19.见《盐铁论·本议》。

20.见《盐铁论·刺复》。

21.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22.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23.于右任《汉武帝陵》。

24.见《汉书·东方朔传》。

25.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26.请参看王子今《汉武英雄时代》。

27.见《史记·大宛列传》。

28.请参看《史记》之《孝武本纪》、《封禅书》，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29.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两罗马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8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024-9

Ⅰ. ①两…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②罗马帝国－历史－研究 Ⅳ. ①K234.07②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2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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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两汉两罗马

易中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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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114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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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24-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版权页

第一章 世界

罗马人来了

亚述：壮丽的错误

波斯：仁慈的征服

希腊：自由万岁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第二章 历史

初生牛犊

保卫共和

被杀的岂止是恺撒

屋大维上位

各奔东西

第三章 制度

王莽失败

屋大维成功

共和的精神

法治天下

罗马之亡

第四章 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佛教：无神的宗教

犹太：人类的先知

原罪与救赎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政治化巫术

东汉之亡

道教启示录

后记 为什么是罗马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人物小传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使团带着象牙、犀牛角和龟甲来到了洛阳。大秦就是罗马。这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一章 世界

历史记忆中的亚历山大永远富有魅力：

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盯着世界的眼睛充满好奇和天真。

罗马人来了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也就是曹操十一岁那年，有一个外国使团来到洛阳。他们带来了象牙、犀牛角和龟甲，以表示对一个陌生帝国的崇高敬意。1

没人知道他们一行走了多久，但一定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远在天边，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海西国，也叫犁靬（读如荐），载入东汉官方史册的名称是“大秦”。

大秦就是罗马。

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则很有可能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

这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前则是失之交臂。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外交官甘英受定远侯班超派遣出使罗马，走到今天的伊朗境内却被劝阻在波斯湾海岸。当地人告诉他们，通过地中海需要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是会想家，也会死人的。

甘英等人只好作罢。2

好在六十九年后，罗马人自己来了。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那些罗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就连他们是否当真为罗马皇帝所派，也只能存而不论。也许他们并非使团，而是商队。目的，则自然是丝绸。

中国的丝绸很早就传到了罗马，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妇人钟爱的服装面料。罗马人甚至因此而把中国称为Seres，这个拉丁语词汇的意思就是丝绸。3

运到罗马的丝绸经过了长途跋涉，先是经河西走廊到达现在的新疆，然后走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前进，走北道则沿天山南麓西行。两条路最后都要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起点都是长安，也都通往大秦。

而且，它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缘于汉武帝的战略构想，他要联合匈奴的宿敌对付匈奴。联盟的对象，首先是被匈奴打败的月氏（读法有争议，可读如越支或肉支）。这些人被驱逐出境，早已不知去向，因此第一步便是要找到他们。

于是，一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出发了。

他的名字叫张骞。

张骞通西域从来就是佳话，他的旅行却十分艰险。戈壁滩飞沙走石热浪滚滚，帕米尔冰雪皑皑寒风刺骨，匈奴的骑兵则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张骞一行随时随地都会一头撞上。

实际上，他们在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便毫无悬念地被俘虏，并被带到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匈奴王庭。军臣单于理直气壮地对张骞说：月氏在我北边，汉人怎么能去？如果我要去越国，大汉会同意吗？4

当然不会同意，张骞也只好滞留匈奴十年。

更让张骞沮丧的是，后来他虽然逃了出来，并在大宛人和康居人的帮助下，在阿姆河流域找到了月氏，月氏却早已没有了向匈奴复仇的念头。他们非常满足地在那里安居乐业，并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张骞只能回国。

再次被俘又死里逃生的张骞虽然没能结成联盟，却带回了足够多的世界知识和异国情调。通过他向汉武帝提交的考察报告，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并领略到西域各国之外诸多民族的万种风情。

这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人群。他们有的是游牧民族，比如乌孙、康居、奄蔡、月氏，叫“行国”。有的是农业或商业民族，比如大宛、安息、条支、大夏，叫“土著”。5

但，无论土著或行国，距离大汉都很遥远。安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条支相当于叙利亚。其余，则乌孙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奄蔡在咸海和里海北部草原，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夏在中亚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

至于月氏，则可能在阿富汗北部。

此外还有身毒和黎靬。身毒又叫天竺，其实就是印度。黎靬又叫犁轩，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不过，对这两个国家，张骞也只是有所耳闻。

然而这足以让汉武帝心驰神往。尤其是大宛的葡萄酒和汗血马，更是极具诱惑。商队跟随着军队出发了，只不过商队持续的时间更长，带来的利润也更丰厚。

丰厚的利润让丝绸之路的驼铃一路传响，坐享其成的则是沿途各国，其中就包括帕提亚。帕提亚就是安息，只不过中国人管他们叫安息，西方人叫帕提亚。

安息是在公元前247年建国的，然后在公元226年亡于伊朗萨珊王朝。甘英到达安息之日，正是帕提亚人春风得意之时。他们编出故事来吓退东汉使臣，无非是不想失去中间商的好处。显然，这些帕提亚人更愿意从中国商人那里买下货物，然后转手到地中海地区。

于是，从公元前126年张骞向汉武帝提起黎靬，到公元166年罗马使团来华，两大文明的交流在将近三个世纪之内，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和民族来缓慢地进行。尽管在帕提亚的市场上，中国商人已经跟罗马商人讨价还价，也为他们使用银币和在皮革上写字感到惊讶。

这丝毫也不妨碍中华和罗马各自独立地生长，并成为超级大帝国和世界性文明。事实上，在使团访华的前半个世纪，罗马的版图就已达到顶点：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岛，北越多瑙河，南至北非，堪称盛极一时。

有趣的是，派遣使团的罗马皇帝和接见他们的中国皇帝，也是两个标志性人物。马可·奥里略·安敦尼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盛极而衰，汉桓帝则意味着东汉帝国的行将就木，正如罗马共和国与西汉王朝的终结，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的开始，都几乎同时。

历史的种种巧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诸多遐想，并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广阔的世界舞台。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看清这两大帝国和两大文明。

亚述：壮丽的错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滞留匈奴期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已经拥有了九个本土以外的统治区：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在拉丁语中，它们被称为provincia，中文译为行省。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行省也不是罗马人的发明，波斯帝国就有，叫萨特拉皮亚。也许，正是这种制度，使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比亚述更为稳定和持久。

亚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亚述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复兴之旅。之前是古亚述和中亚述，成为新亚述（亚述帝国）则在我们的东周和春秋时期。也就是说，当周人和周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亚述人却勃然崛起，并迅速成为西亚的霸主。

亚述人是闪米特人（又译塞姆人）。他们有着长长的鼻子，卷长发，穿长袍，戴高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脸上成形的胡须。这种胡须在他们的神像上也有，比如萨尔贡二世王宫门前那头五条腿的公牛。

◎亚述战士，引自《世界史纲》139页。

◎五腿公牛，现藏于卢浮宫。

这就跟之前的苏美尔人和赫梯人大不一样。苏美尔人剃光头，穿羊毛紧身衣。赫梯人身材矮小，长鹰钩鼻，男人都梳长辫子，戴耳环。后者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他们的战车。赫梯人的车上有三个武士，一个驾车，一个持矛，一个持盾，跟中国春秋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

然而亚述人更加英勇善战。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一样，亚述人既是强壮的农民，又是勇猛的战士，割下敌人的脑袋就像收割庄稼。这些脑袋往往成为炫耀武力的最佳象征，一位亚述国王甚至用来装饰首都的大门。

亚述的宗教和神祇似乎也鼓励或默许武装侵略，占领他国被认为是神圣的使命。在阿舒尔神的指引下，亚述军队以令人胆寒的速度狂飙突进。即便没有路，他们也会像瞪羚一样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

靠着这种对战争的狂热，在大约一百零五年间，亚述灭掉了许多文明古国，包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王朝、以色列的耶户王朝、犹太的埃哈兹王朝、腓尼基的西顿王朝、埃及的努比亚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巴比伦的第四王朝、埃兰的乌曼·哈尔达什王朝，从而第一次把西亚和北非的人民兼并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里。

可惜，也跟秦一样，亚述人善于打天下，不善于治天下。他们维持帝国统治的手段除了暴力，就是高压。亚述国王每征服一个地方，往往实行三光政策。如果要带走战败国的人民做奴隶，则会先弄瞎他们的眼睛。

不得人心的暴虐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复仇的火焰从成堆的尸体中向上升腾。在无法赶尽杀绝的情况下，为了分化瓦解反抗的力量，帝国实行了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方说，将撒马利亚的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再把巴比伦、库萨尔、阿瓦、哈马斯和西徐亚的人民迁到撒马利亚。

移民是大规模的。比如公元前713年的豪尔萨巴德城中，便聚集了四百万不同战败国的人民。他们分到小块耕地，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室。但，一旦土地被出售或赐予，这些人也得全家归属于新的主人。

亚述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一政策是神来之笔。在他们看来，来自不同地区、民族也不同的移民背井离乡，素不相识，举目无亲，又岂能结成反抗联盟？这些无助的人只能听命于帝国，并从最高权力那里获得生存的希望。

除了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混编起来居住，帝国还把其中的壮劳力和能工巧匠抽调到建筑工地。亚述的建筑无疑是壮丽而辉煌的，比如豪尔萨巴德。按照规划，这座方形要塞边长两公里，王宫则建在被干砖抬高的平台上，每个入口都用琉璃瓦装饰，并由巨大的石像来守卫。

豪尔萨巴德是萨尔贡二世新建的都城，又叫都尔沙鲁金，意思是萨尔贡之城。然而它从公元前717年开始动工，直到公元前705年也没有完全建成。这一年，萨尔贡二世在远征伊朗的途中被杀，豪尔萨巴德也被视为不祥之地。它很快就被人们抛弃，变成一片废墟，并被历史学家称为“萨尔贡的壮丽错误”。

其实亚述帝国又何尝不是壮丽的错误？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岸，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成为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与此同时，亚述巴尼拔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长。根据他的命令，各地重要的图书和文献（它们被刻在泥板上）被络绎不绝地运往首都尼尼微，且被井井有条地加以管理。图书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含占星术）、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化学，有的还经过了亚述巴尼拔的亲自修订，有的则被注明是他收集来的。

这，莫非就是他们的文治武功？

可惜，这位博学多才的“万王之王”并没想到，此时的帝国其实已危机四伏，就连统治者内部也矛盾重重。这种矛盾甚至曾经导致多次宫廷政变，连年的征战则耗尽了帝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他们的暴政，哪怕国王陛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崩溃来得迅猛异常，而且彻底。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尼尼微，亚述国王萨拉克（辛沙里施昆）不愿成为阶下囚，一把火焚烧了王宫，自己则投身火海，跟中国的殷纣王一模一样。

七年后，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只有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后重见天日。

亚述帝国的灭亡让西亚人民额手称庆，巴比伦则在迦勒底人的手中得到复兴。这座城市历来被认为是众神居住的圣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亚述人的蹂躏。萨尔贡二世的继承人甚至放火烧毁了它，并把灰烬当作纪念品存放在自己的亚述尔神庙中，也赐给那些效忠他的居民。

如此倒行逆施当然不得人心，亚述帝国的灭亡也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然而重建巴比伦城的迦勒底人似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六十七年后，巴比伦打开城门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他是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来的，并将创立一个更大的帝国。

这个人，就是波斯皇帝居鲁士。

波斯：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是在公元前538年进入巴比伦的。

这一年，中国的孔子十三岁。

孔夫子当然不会知道波斯，对南征北战也没兴趣，因此绝对想不到居鲁士在巴比伦享受的待遇：铜铸的伊斯塔尔大门向他洞开，他的身上披着从华丽浮雕上反射过来的阳光，脚下则堆满了欢迎群众献出的花环。

没错，居鲁士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非作为侵略者或征服者来到新巴比伦王国的。

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胜利了。

居鲁士也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作风和政策与亚述人截然相反。他并不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被俘的米底国王获得了一条生路，吕底亚国王则被聘为随身顾问。

这是一种“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像，引自《世界简史》36页。

征服了巴比伦以后，居鲁士同样表现出他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对被征服者信仰和习俗的尊重。他每天都要到马尔杜克神庙行祭，并让原来的官员们继续各司其职，就像在米底和吕底亚。这就不但赢得了祭司和官员的支持，也保证了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行。

居鲁士是高明的。

而且，即便按照孔夫子的观点，这样一种既不滥用权力更不滥杀无辜的政治，也应该算作仁政。

仁政的受惠者之一是犹太人。半个世纪前，弱小而独立的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随着他们被刺瞎双眼的国王，被戴上镣铐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

波斯人却解放了他们。第二年，居鲁士发布命令，允许这些巴比伦的囚徒回到故乡，并把巴比伦人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还给他们，以便他们重建祭祀中心。这真是功德无量，以至于犹太人把居鲁士称为“波斯的弥赛亚”。

居鲁士的善举让他威名远扬，他的仁政则让帝国日趋稳定并发展壮大。没有证据证明居鲁士这样做，是汲取了亚述帝国灭亡的教训。但可以肯定，波斯帝国收获的不再是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是地方对中央的支持。

继承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是大流士。

如果不算篡位的高墨塔，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在他的治下，帝国被分成二三十个行省（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行省的拉丁语provincia原本就有委托的意思。因此，按照罗马人的理解，把一个地方委托给高级主管去治理，这个地方就是行省。

波斯的行省也大体如此，被委托治理的高级主管则是总督。行省总督原则上由波斯贵族担任，下级行政单位则交给当地人，比如爱奥尼亚由希腊人管理，耶路撒冷归犹太人自治。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

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统天下，唯有法。

的确，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法律比武力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而且，正如他们尽量使用本地官员，波斯皇帝也尽量维持当地法律不变。居鲁士和大流士都不喜欢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不变才意味着帝国的永恒。

如此，也才能无为而治，并长治久安。

事实上大流士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对此，大流士也非常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克制自己，不乱发脾气，要做正义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战士。

没错，决战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居鲁士和大流士放长线，其实是要钓大鱼。这大鱼除了属邦的效忠，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就要靠税收。

税收是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皇帝相当重视。每个行省都有专职的财务官，一律由波斯人担任。他们负责将税收上缴中央，比例大约是年产量的20％。

这个税率并不低，事实上数量也相当可观。除波斯省享有免税特权外，其他行省都要上缴额定的货币税，比如巴比伦省2000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175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省收到的税银，大约有400吨之多。而只要30吨税银，便足够帝国军队四个月差十二天的开销。6

有钱就能打仗，大流士继续开疆辟土。在他手里，波斯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版图远远超过了亚述。首都也变成了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利斯，皇帝和宫廷则四季轮流驻跸于这些都城。

属邦的朝觐和朝贡，被规定在帝国的礼仪之都帕赛波利斯，时间则是每年的春分时节。朝见皇帝陛下的，有埃及贵族、印度王公、行省总督和部落酋长，贡品则有乌檀木、金沙、象牙、雄驹、公羊、骆驼，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年轻宦官。

大流士盛情款待了这些朝贡者，他的御厨则开出了可供一万五千人用餐的国宴。除了美酒佳肴，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以及绕梁三日的歌声、通宵达旦的舞蹈。

看着他们开怀痛饮，大流士心满意足。因为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来自他的武功，更源于其文治，包括他和他前辈发明创造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也包括他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地下水渠，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改良。

这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情：扎哥罗斯的果树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伊朗的葡萄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印度的水稻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则被引进到埃及。这些都是在大流士的督促之下完成的，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因此，在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以后，皇帝陛下胃口大开。他站在伊朗高原华丽的宫殿里极目远望，觉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国宴添一盘菜了。

这盘菜的名字，就叫希腊。

希腊：自由万岁

希波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春秋已近尾声。当时，晋国的赵氏正忙于对付和收拾他们的政敌，谁也不知道遥远的爱琴海岸会有一场战争，更不知道那地方叫马拉松。

马拉松，是关键的一战。7

迎战波斯大军的是雅典人，战争的形势则对希腊极为不利。此前，野心勃勃的大流士已经扫荡了几乎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吕底亚、埃及、色雷斯和马其顿也早被收入波斯囊中，雅典和斯巴达却居然毫无戒备。

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波斯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训练有素；雅典却只有一万步兵，还是临时拼凑的。那么，是应该耐心等待斯巴达的援军，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战斗？这真是一个问题。

雅典人选择了战斗。

一位名叫米尔提达斯（又译米泰雅德）的老兵指挥了这场战争。他让雅典军队列成长方形阵，又故意让中段兵力最弱。结果，杀进阵中的波斯军队遭到了两翼的迎头痛击，惊慌失措之余只能逃回海上的舰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雅典损失192人，波斯阵亡6400人。

雅典胜利了。

胜利了的雅典人派出了自己的信使。这位了不起的信使一口气跑了整整四十二公里，到达目的地才喊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但他带来的消息却让整个雅典城为之沸腾，欢呼雀跃之声响彻云霄。

从此，人类有了新的体育项目，叫马拉松。

行动迟缓的斯巴达援军是第二天赶到的。他们除了表示歉意，也仔细查看了战场。结论是：波斯人的标枪要短一些，甲胄和盾牌也不如希腊人的坚固。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比标枪、甲胄和盾牌更重要的是方阵。这种军阵由十二列步兵密集组成，每列战士都步调一致地并肩前进，他们的盾牌则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而且，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就自动补位，直到全部阵亡。

这真是一台战斗机器。

组成这样的方阵并不容易，它要求阵中的每个战士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这是需要精神来支持的，包括对城邦无限忠诚，对战友情同手足，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将退却视为奇耻大辱。

雅典人有这些精神，因为他们是自由之子。

的确，雅典是希腊人的杰出代表，希腊则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能像希腊那样强烈地关注个人价值，并对个人创造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他们热情奔放，独立自主，视死如归。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大约在希波战争之前半个多世纪，吕底亚还没有被波斯皇帝居鲁士灭亡的时候，一位周游世界的希腊哲人来到了这个王国。在参观了王室的宝库后，国王问：先生见多识广，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

哲人答：当然是泰卢斯。

谁是泰卢斯？雅典的自由公民。他有几个儿子，个个勇敢善良；也有不少孙子，个个活泼可爱；他自己则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让人怀念。如此而已。

然而在希腊人看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泰卢斯，却比任何君王都要尊贵，也要幸福。因为他是自由的。他坚持的是独立，享受的是平等，堪称幸运。

独立、自由、平等，是希腊人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我们在《国家》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难看出，这与波斯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帝国的政治虽然堪称仁政，大流士甚至立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薪酬，并愿意与民同乐，却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希腊人才有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制度的优劣，很快就会决出胜负。

公元前479年8月27日，希波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普拉提亚爆发。战争前，每名希腊战士都指天发誓：我将战斗到死，因为自由比生命更宝贵。

于是，为自由而战的四万希腊重装兵，毫无畏惧地迎战波斯的十五万大军，后者是由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妹夫马尔多尼乌斯率领的。结果，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波斯统帅战败身亡，失去领袖的波斯军队则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希腊海军也在隔海相望的米卡尔海角大获全胜，波斯舰队不是葬身鱼腹，便是逃之夭夭。

希腊人的胜利，是价值观的胜利。

这是波斯人自帝国建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后，战争仍将继续，波斯却风光不再。心灰意懒的薛西斯退进帕赛波利斯的深宫，在温柔富贵乡里醉生梦死，最后于公元前465年被一伙侍卫官和近卫军谋杀在床上。

这一年，墨子三岁，苏格拉底四岁。

波斯日薄西山，雅典蒸蒸日上。公元前47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和米卡尔海角之战胜利后一年，雅典人召集爱奥尼亚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组成了提洛同盟。二十多年后，这个同盟又被雅典人改造成了一个海上帝国。

雅典人开始称霸。

称霸是对自由的背叛，雅典则将付出沉重代价。希波战争结束十八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这是希腊人的窝里斗，结果则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的夕阳西下，尽管在那纷飞的战火中，建筑、雕塑、戏剧和哲学依然大放异彩，蔚为壮观。

没错，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造孽则神仙也救他不活。争权夺利又大打出手的希腊城邦无可挽回地在辉煌中没落，在兴盛中沉沦。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自己的学生来收拾。

希腊人的这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在历史的记忆中，亚历山大是一位英俊少年，而且永远富有魅力：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盯着世界的眼睛。在那里面，充满了好奇和天真。

谁都没想到，正是这双眼睛让世界变了模样。

只有他的父亲腓力二世看出了这一点。这位改变了马其顿国际地位的国王对儿子说：去找一个能让你大显身手的地方吧，我的孩子！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腓力二世说得并不错。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愿意对这个多山王国正眼相看。这位狡诈而强悍的国王虽然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但他很清楚，如果有人天生就是征服者，那么，非亚历山大莫属。

◎引自崔连仲《世界通史》249页。

亚历山大也不负厚望。他刚刚继位就披挂上阵，战波斯，征埃及，侵印度，只用了短短七年就把马其顿从王国升格到帝国，其版图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

可惜，这个帝国空前短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只带菌有毒蚊子的叮咬，他那顶多十三岁的帝国也迅速分裂，变成了马其顿-希腊（安提柯）、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三个独立王国，以及一大堆小国，统一的世界分崩离析。

如何评价亚历山大，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狂热的崇拜经久不衰。至少，在罗马人的眼里他永远是英雄。恺撒大帝在埃及向他的陵墓顶礼膜拜，奥古斯都屋大维的指环上刻着他的面容。早期基督徒甚至按照他的形象来描绘耶稣基督：飘垂着金发，不留胡须。

批评之声同样不绝于耳。在批评者们看来，亚历山大暴戾、浮夸、野蛮而独裁，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没有创造和建树，甚至没有继承人。他最多只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而这个奇迹则不过是一束焰火。

就连亚历山大的美貌也成了罪名。批评者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为了留住青春而剃掉胡子，显然是变态的，至少也是虚荣的。如此自恋的人，可以算得上伟大吗？

这让人想起了项羽。

二十岁继承王位，三十三岁便去世的亚历山大，跟项羽一样都是少年英雄，他们的一生也几乎都是在鞍马上度过的。他们甚至都有不同程度的暴行，比如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疯狂烧杀，以及把三万提尔人卖为奴隶。

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很少进行报复，原则上也禁止军队抢劫。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在占领别国时的作风，更像刘邦当年在咸阳，也像居鲁士：尊重当地风俗，敬仰当地神祇，保留当地法律，任用当地官员。

更重要的是，项羽屠城他建城，项羽焚书他读书。

新建城市都叫亚历山大里亚，最有名的则在埃及。这座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战略要地新城的城址，是亚历山大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选定的。城中还特地建设了一座大图书馆，欧几里得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几何原理》，阿基米德则在那里学习并遍访名师。

也许，这才是亚历山大最重要的遗产。

这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又恰好是一个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师生二人都崇尚理性，也都把雅典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于是，亚历山大南征北战时，身后便跟随着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就像一支科考队。

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让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可以再说一个故事。

1788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职务还是海关关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到一位公爵家做客。当他步入客厅时，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都站立起来，向这位身份卑微的小公务员鞠躬致敬。

亚当·斯密腼腆地说：大人们请坐吧！

已经来到亚当·斯密身边的英国首相皮特却说：哪有老师还站着，学生就先坐下的呢？

一年后，美国宪法生效，法国大革命开始。

这当然是亚历山大不曾想到的，却是他的遗风余韵和无量功德。因为正是他，开启了埃及、西亚、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进程，从而把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更具世界性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没错，他生在马其顿，死在巴比伦，葬在埃及，却把希腊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尽管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寿命更长，也尽管希腊化的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后会变成碎片。

但，那也是闪光的碎片。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变成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将显示出相当了不起的政治和文化天才，他们建立的帝国和文明也将与中国的大汉双雄并峙，享誉全球。

是的，现在轮到罗马人登场了。

第二章 历史

在帝国元首屋大维看来，跟政敌的妻子或女儿上床是监视敌人的最佳方式。

因此，这种游龙戏凤并非风流韵事，更非伤风败俗，而是为国捐躯。

初生牛犊

亚平宁半岛像靴子一样伸入地中海，它的名字也叫意大利。意大利（Italia）可能是奥斯坎语Italos的希腊语化形式，意思是牛犊之国。

不过，半岛上真正的初生牛犊，是罗马。

罗马在意大利中部。在这里有一条台伯河，西北岸叫埃特鲁斯坎（又译伊特鲁斯坎、埃特鲁利亚、伊达拉里亚），住着埃特鲁斯坎人；东南岸叫拉丁姆，住着拉丁人。

拉丁人是罗马人的祖先。

罗马的历史是在传说中开始的。根据这个传说，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也就是中国的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十七年，一个名叫罗慕路斯的人在帕拉丁山丘上建立了一座城市，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罗马（Roma/Rome）。

这当然并不可靠。

更靠不住的是，罗慕路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被说成是战神马尔斯的儿子。他们哥俩被叔外祖父抛弃后，一只母狼喂活了他们，后来又被牧羊人夫妇抚养成人。因此，这只警惕而机敏的母狼，便成了罗马城的标志。

罗马人是“狼崽子”。

尽管谁都知道狼崽子的传说只能姑妄听之，罗马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信史。罗马作家李维甚至告诉我们，罗慕路斯在建城时曾经这样对众人说：上天赋予我们使命，总有一天我们罗马将成为世界的首都。

这话当然兑现了，不过是在很久以后。

实际上，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到罗马共和国的真正诞生，他们有两个半世纪默默无闻，甚至是在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之下。就连“罗马”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埃特鲁斯坎人给他们起的，意思是“河上之城”。

不过，埃特鲁斯坎人虽然使用一种非印欧语，却把字母引进了罗马。这是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而希腊人则是腓尼基人的学生。腓尼基人是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发明者，也是印度、阿拉伯、斯拉夫字母的祖师爷。

罗马人从埃特鲁斯坎人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犁，城市排水设施，住宅的前庭结构，拖袈（长袍），以及执政官出行时的排场：十二名扈从每人肩扛一束木棒，当中插着一柄战斧，以此象征国家的权力和权威。

这个仪仗或权仗，就叫法西斯（fasces）。

但，尽管埃特鲁斯坎人帮他们规划了城市，包括街道布局和卵石铺路，罗马人依然保留了拉丁语，也创建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这些结构和组织是那样地与众不同，以至于罗马人的文明也只能另辟蹊径。

那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构成早期罗马社会的是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叫库里亚。每十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叫特里布。三个特里布（即三十个库里亚）构成罗马城市公社，全体成员则构成罗马人民。

罗马人民（拉丁文为Populus Romanus）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贯穿了罗马历史的始终。所有执政者都要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他们的盟国被称为“罗马人民之友”，政治对手则被宣布为“罗马人民的公敌”。

代表罗马人民的是人民大会，也叫库里亚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按照库里亚分组议事。每个库里亚有一票表决权，有权选举执政者，决定战争和判决。

不过，人民大会只是权力机关，决策机关却是元老院。元老院其实就是江湖大佬们的议事机构。选举和立法都是先由元老院拿出方案，再由人民大会表决。

这样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不难理解。

事实上，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罗马人在书写他们国家时，通常缩写为SPQR，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拉丁文为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看懂罗马的政治和历史。

最高执政者则叫勒克斯（Rex），也就是罗马王。不过，罗马王是终身制，而不是世袭制。老王去世后，新王只能由元老院和人民大会选举产生，没什么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显然，他更像一个终身制的总统而非国王。

这就是共和国诞生之前的罗马，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王政时代”。如果说这也是君主制的话，那么，这种君主制跟中国的君主制是大为不同的。

君主制的中国叫天下。

君主制的罗马叫公社。

天下的治权来自上天。

公社的治权来自人民。

权力来源不同，授权方式也不同。在中华，邦国时代是上天授权天子，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帝国时代，则是上天授权天子，官员代理皇权。结果，封建制的天下分崩离析，郡县制的帝国治乱循环。

王政时代的罗马就不会这样，因为他们理顺了关系。

权力主体：罗马人民。

权力机关：人民大会。

决策机关：元老院。

执行机关：罗马王。

作为君主制，这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权力在理论上属于人民。然而罗马人仍不满意。公元前509年，他们驱逐了最后一个勒克斯，并顺手一刀终结了王政时代。

被驱逐的这个罗马王叫塔克文。他是一个埃特鲁斯坎人，也是一个篡位者和杀人犯。在谋杀了先王塞尔维乌斯以后，他既未经人民大会选举，又未经元老院同意，就自说自话登上了王位，并统治这个国家二十五年之久。

塔克文遭到驱逐，根本原因是公然藐视罗马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他从来没有向元老院征求过任何意见，也从不问人民大会是否同意他的决策。当然，没有全副武装的卫兵保护，他也绝不走出宫门一步。

于是，此人有了一个外号：傲慢者塔克文。

傲慢者塔克文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堪称天才，在国内却积累了足够的怨恨。他的第三个儿子更是出格，居然在到亲戚家做客时，持剑强奸了年轻貌美的女主人。

受辱的女人用短刀杀死了自己。临终前，她呼吸艰难地要求在场的男人为她复仇。这些男人是闻讯以后匆匆赶来的，其中便包括她的父亲和丈夫，以及丈夫的朋友即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布鲁图。

烈女的遗体被放置在罗马广场，布鲁图则向围拢过来的市民发表了演说。愤怒的市民一致同意将国王和他的全家驱逐出境。因此，当在外征战的傲慢者塔克文赶回罗马时，他面对的是紧闭的城门。

成功驱逐了国王的布鲁图，在罗马广场上召集了人民大会。他提出了改变政体的建议，并要求全体市民指天发誓：从今往后，任何人都不得登上王位，不得侵犯罗马人民的自由，更不得有个人的专制和独裁。

提议得到了通过。也许，集权的王政体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罗马人认为，他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位国王，而是自由和法律。

罗马共和国诞生了。

此刻，是中国春秋的鲁定公元年。

但在罗马，却是共和元年。而且，这一制度将延续五百年，比两汉的总和还要长。

保卫共和

创建了共和国的布鲁图当选为第一任执政官。

执政官就是原来的罗马王。不同的是，他的任期只有一年（可以多次当选），而且执政官有两个。两位执政官有着相同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否决对方的决策。因此，他们不得不精诚团结，互相协商，谁都不能专横跋扈。

当然，他们也无法滥用权力。

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现代国家反复强调的政治理念，罗马人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明白。

即便如此，当一名执政官，尤其是在共和之初，仍必须像中国的周公一样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人民对这种新制度还不信任，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变成国王，布鲁图和他的新制度都必须接受考验。

考验说来就来。

祸端是一群年轻人惹出的。他们不满于元老院里尽是些老家伙，便密谋推翻共和政体，迎回被逐的塔克文。为此，他们秘密集会，并歃血为盟。

消息泄露后，小伙子们被押上了审判庭。

审判是在人民大会上进行的，被告则包括布鲁图的两个儿子。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执政官，另一位执政官的脸上则流下了眼泪，因为被告当中也有他的亲戚。

看来，这些叛国者是死不了啦！按照规定，两位执政官必须意见一致，否则判决无效。

布鲁图决定实行家法。

没错，在罗马，家长对子女有生杀大权。

布鲁图问儿子：你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

两个年轻人一言不发。

布鲁图连问三遍。

他的儿子还是选择沉默。

布鲁图便对卫兵说：现在交给你们了。

刑罚当场执行。两个年轻人被脱去衣服，双手反绑接受鞭打。皮开肉绽之后，又被用斧头砍下了脑袋。所有人都不敢正视这一场面，只有布鲁图镇定自若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直到行刑完毕才离开现场。

另一位执政官坐不住了。最终，他辞去了职务，并主动亡命国外，罗马人也依法不再追究。

布鲁图大义灭亲，是因为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共和国树欲静而风不止，塔克文人还在而心不死。得到密谋失败消息的塔克文，也果然卷土重来。最后，在保护共和国的战斗中，布鲁图壮烈牺牲。

现在，要接受考验的是瓦莱里乌斯。

瓦莱里乌斯是在前面那位执政官辞职后补选的，并在反复辟的斗争中与布鲁图并肩作战，然而罗马人却对他产生怀疑并表示不满。因为奏凯归来时，他的战车居然用了四匹白马，他们家的住宅也气势不凡。

罗马人怀疑：这家伙莫非要称王？

瓦莱里乌斯听到舆论，立即拆毁了自己的豪宅，然后在地价便宜的地方盖了一座简朴的房子。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自由出入，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罗马公民敞开。

这让我们想起了刘邦。

刘邦称帝后，萧何便在长安营建未央宫。对此，刘邦不以为然。他说，天下未定，民不聊生，怎么能大兴土木？萧何却说，正因为天下动乱，才需要建设帝都。更何况，没有壮丽的宫殿，又岂能显示天子的尊严？1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有问题的是制度。

瓦莱里乌斯保卫共和，也正是从制度入手的。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比方说，过去由国王掌管的国库，改由财务官管理；对法务官做出的判决，公民可以向人民大会提起诉讼；如果有人觊觎王位，则剥夺其生命和财产。

这些法律让罗马人一片喝彩，瓦莱里乌斯也被称为“亲民者”，意思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人。

六年后，鞠躬尽瘁的瓦莱里乌斯与世长辞。由于执政官并无薪水，这位亲民者又早已家财散尽，他的家人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最后，是罗马公民自发捐款，才总算为他举行了葬礼。罗马的女人，则为他服丧一年。

享受这一待遇的，此前还有布鲁图。

布鲁图牺牲了，瓦莱里乌斯也已去世，共和政体却在罗马站住了脚跟，四百多年间无人敢动称王的念头。

罗马人，选定了自己的路。

共和的罗马异军突起。他们征服意大利，称霸地中海，吞并西班牙。公元前241年，也就是楚考烈王率领的六国联军在秦王嬴政的函谷关前不战而走时，罗马已经有了最早的海外行省西西里。两年后，又有了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到张骞通西域时，这样的行省有九个。希腊变成了他们的阿卡亚省，迦太基则变成了阿非利加。

地中海的历史，只能由罗马人来书写了。

◎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共和国行省，引自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第二卷326页。

在这个时候，罗马人应该想起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保卫者。他们不是一两个人，也未必都是大人物，甚至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士兵，却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比如穆奇乌斯。

穆奇乌斯是在行刺波塞纳时被俘的。后者是埃特鲁斯坎联邦的一个国王，也是一名骁勇的战将。为了帮助塔克文夺回王位，波塞纳亲自带兵前来攻打罗马。他对穆奇乌斯的行刺怒不可遏，燃起大火准备动用酷刑。

然而穆奇乌斯却毫不畏惧。他拿起一支火把放在了自己的右手心，人肉烧焦的气味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面不改色的穆奇乌斯告诉波塞纳：决心保卫共和的罗马人并不怕死，国王陛下最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波塞纳放弃了帮助塔克文复辟的想法，再也没人能够动摇罗马人的选择，尽管后来他们自己改变了路线，罗马共和国也最终变成了罗马帝国。然而，正如共和的建立并非一人之功，走向帝制也不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一大群人在推波助澜。

但恺撒，则无论如何要算一个。

被杀的岂止是恺撒

公元前45年，盖约·朱里亚·恺撒有了一大堆官衔和头衔：任期五年的执政官，终身保民官，终身独裁官，大元帅，大教长。此外还有一个尊号：祖国之父。

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共和政体在这时其实已经死去，只不过还需要一段埋葬的时间。

其实恺撒的大权独揽，并非罗马人从共和迈向帝制的第一步。第一步是苏拉迈出的，头衔是无任期独裁官。这个头衔非常重要，正如王莽篡汉必须先当大司马。

那么，什么是独裁官？

跟西汉的大司马一样，罗马的独裁官也是在原来的制度之外发明出来的。只不过，汉武帝发明大司马是要向宰相夺权，而罗马人发明独裁官却是为了授权。

事情得从执政官说起。

前面说过，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是两个人。这当然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王政的复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问题多多，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战争，必须令行禁止，独断专行，两个人权力相当可怎么指挥呢？

早期的办法，是一个执政官带兵出击，另一个留守家中；或者一个指挥骑兵，一个指挥步兵。最可笑的是按日轮流指挥，结果当然一塌糊涂。

于是，独裁官产生了。

按照规定，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元老院有权任命独裁官。除了无权改变政体，独裁官享有绝对的权力。在他行使这一特权期间，执政官和其他高级长官都必须停止活动，或者听命于独裁官，所以叫独裁。

当然，既然叫独裁官，那就只有一个人。

为此，罗马人规定，独裁官可以有二十四个肩扛法西斯的刀斧手做开路先锋。这是执政官的两倍。意思也很清楚：集两个执政官的权力于一人。

不难看出，这样的独裁官很容易就会变成国王。然而要保住一个政体，有时就得做出有违这种政体理念的事情，只不过必须小心翼翼，并加以限制。

因此，独裁官的任期只有六个月。

这样看，苏拉成为无任期独裁官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虽然三年后他就辞去职务隐居乡下，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苏拉破了例，势必后继有人。

现在轮到恺撒。

恺撒是亚历山大的崇拜者，业绩和魅力却丝毫都不逊于亚历山大。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是目光敏锐的政治家，战无不胜的军事家，口才一流的演说家，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评价恺撒：无论率领哪支军队，他都是胜利者；无论生在哪个国家，他都是领导者。

当然，恺撒也有毛病。

他虚荣。为了掩盖秃顶，会长年戴一顶桂冠。他好色。他的生活放荡不羁，一生中有许多女人。他骄傲。他在公元前47年前往小亚细亚平叛时，写给元老院的捷报居然只有单数第一人称的三个拉丁文词语：veni，vidi，vici，意思是：我到了，我见了，我胜了。

然而，尽管恺撒备受争议，有两点却毋庸置疑：他不是伪君子，也不是胆小鬼。公元前49年1月1日，被政敌庞培操控的元老院下令收回他的兵权，继而又宣布他为人民公敌，恺撒却在十天后就到了卢比孔河。

这是山南高卢行省与罗马本土的界河。身为行省总督的恺撒一旦过河，依法就要被视为造反。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恺撒义无反顾地下令渡河。他对战士们说：骰子已经掷下去了，向诸神等待的地方前进吧！

结果，恺撒长驱直入进了罗马。反对派首领庞培则是先逃到希腊，后逃到埃及，最后在埃及被托勒密十三世杀死。庞培的头颅送到亚历山大港时，恺撒哭了。

庞培被杀，是在公元前48年9月28日。三年多以后，即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也被杀死在元老院庞培的立像下，距离他五十八岁生日只差四个月。

谋杀恺撒的，是所谓共和派。

共和派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恺撒已经成为帝王。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些头衔，他还拥有众多特权。他甚至开创了一个先例：在货币上刻印自己的侧面头像。虽然仅仅出现在银币上，但已经足以让人心生警惕。

更让共和派担心的是，恺撒还要远征帕提亚（也就是拦住了班超使者甘英一行的国家）。以恺撒之英勇善战，胜利几乎是必然的。那时，恐怕谁都挡不住他称帝。元老院甚至会以推举他为王的方式，来预祝他的凯旋。

何况恺撒本人虽然拒绝王者称号和冠冕，却并不讳言对共和制度的不满。毕竟，拥有十八个行省的罗马实际上已是帝国，旧的制度岂能适应！

因此，恺撒总有一天会跨过另一条卢比孔河，即从共和走向帝制。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也因此，要保卫共和，就必须刺杀恺撒。

刺杀是在元老院会议开始之前进行的。十四个共和派议员一拥而上，手持短剑刺向恺撒，寡不敌众的恺撒则倒在了血泊中。为了死得有尊严，他用披风裹住了全身。

恺撒死了，共和保住了吗？

没有。

让共和派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高呼“暴君死了”、“我们自由了”等口号走上街头时，没有得到市民们的任何反应。相反，当恺撒的遗体火化时，市民们却用熊熊燃烧的火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潮水般涌向刺杀者的宅邸。

保卫共和的英雄，居然成了过街老鼠。

历史的进程更具戏剧性。

公元前43年11月28日，刺杀集团的要犯名单被当局公布。他们的精神领袖西塞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行刺，也在12月7日被杀。这位罗马一流评论家的脑袋和手都被砍下来在广场上示众，舌头上还钉了钉子。

公元前42年1月1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将亡故的恺撒尊为神。这是继开国之君罗慕路斯之后，第二位成为神族一员的罗马领导人。

公元前27年1月16日，恺撒的养子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意思是至圣至尊。此前，他已经被称为“普林斯”，意思是元首、第一公民、首席元老。而且，他一直连选连任执政官，也是终身保民官，还是大元帅和凯旋将军，并在公元前12年担任了大祭司长。

罗马第一个皇帝诞生了，虽然名义上不叫皇帝。

共和国就这样变成了帝国。那些保卫共和的人在谋杀恺撒的同时，也杀死了这个政体。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不能肯定这就是恺撒的遗愿，但屋大维确实是恺撒生前指定的继承人。这是元老院和许多人都没想到的，不少人之前连屋大维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因此，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是屋大维？

屋大维上位

年方十八的屋大维是在恺撒被刺一个月后匆匆赶回罗马的。其实就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恺撒会把他收为养子，并让他继承姓氏。屋大维被这种信任深深感动了。他决心继承恺撒的遗志，完成养父未竟的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可以说，这才是屋大维一生最大的功绩，建立帝制倒是其次，甚至只是手段。只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先得大权在握，起码得站稳脚跟。

这并不容易。要知道，罗马人历来看重门第，也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功勋卓著，老成持重。然而屋大维却出身寒门且并无战功，年纪轻轻又体弱多病，就连身高也只有一米七，凭什么成为恺撒大帝的接班人？

小伙子，你做得到吗？

屋大维偏偏就做到了。公元前43年8月，也就是恺撒被刺一年多以后，屋大维在罗马人民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当选为执政官。这时，他距离担任执政官的法定年龄（二十一岁）其实还差两年。

十三年后，步入而立之年的屋大维，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他的政敌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且身败名裂；他的事业却开始起步，且如日中天。

那么，他是怎样做到的？

有两个人帮了他的忙，尽管其动机恰恰相反。

这两个人，就是安东尼和西塞罗。

西塞罗是罗马一流的智者，也是刺杀恺撒之共和派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则是恺撒的副手和战友，也是与恺撒同时的另一位执政官。因此，当安东尼得知恺撒事先写好的遗嘱居然指定屋大维做继承人时，全身都凉透了。

自以为老谋深算的西塞罗却认为有机可乘。在他看来，如果让安东尼得逞，恺撒就白杀了。相反，屋大维则可以争取和利用。因为屋大维对西塞罗极尽晚辈之礼，不但大写充满敬爱之情的书信，还称西塞罗为“仲父”。

于是西塞罗决定改变阻挠屋大维的方针，力挺屋大维上位。但他哪里知道，屋大维的隐忍功夫和心狠手辣，绝不亚于中国的司马懿。他刚刚当选执政官，就正式启用“恺撒·屋大维”的称号，并宣布刺杀恺撒的都是罪人。

西塞罗也只好献出自己的头颅。

与屋大维联手消灭了西塞罗一派的安东尼，则开始犯另一个错误。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婚，并将自己治下的领土赐给克娄巴特拉的儿子，还立下遗嘱要葬在埃及。

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罗马人民的感情，屋大维却把安东尼的错误统统变成了自己的资本。更高明的是，他告诉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埃及女人，因此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才能洗刷罗马的耻辱。

安东尼的名字，则始终只字不提。个人恩怨变成了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罗马城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屋大维成功地发动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双双兵败自杀，罗马则为屋大维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战争期间一直敞开的战神神殿大门关闭了，和平女神降临人间。

屋大维也信守承诺，开始缔造和平。

胜利后，屋大维赦免了所有的安东尼余党。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生下的双胞胎，则交给屋大维娅抚养。被处死的只有一个人，即恺撒和克娄巴特拉的私生子。

这都是合理的，至少讲得通：宽容是恺撒一贯提倡的精神，屋大维娅是安东尼的原配和罗马妻子，那个私生子则又为恺撒的遗嘱所不承认，尽管屋大维杀他的真实动机是绝不允许世界上有另一个恺撒的继承人。

然而屋大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无论他要做什么，也无论他为了什么，都总能师出有名。包括他跟政敌的妻子或女儿上床，据说也是为了监视敌人。因此这种游龙戏凤并非风流韵事，更非伤风败俗，而是为国捐躯。

这种手段，是恺撒绝不可能有的。

唯其如此，从弱冠少年变成帝国元首，屋大维才做得不动声色，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政改也一样。

屋大维首先做了两件事：削减军备和普查人口。第一件事让人民享受到和平的幸福，第二件事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富强，但同时也把一个问题摆在了公众的面前：我们的共和国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不能再依靠武力和发动战争，那又如何保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呢？

也只能中央集权，变共和为帝制。

这就必须削弱元老院。于是屋大维又做了两件事：议会裁员和信息公开。第一件事经过一系列的软硬兼施算是搞掂，第二件事则居然让议员们兴高采烈。

诀窍，在方式。

实际上在恺撒时代，信息就是公开的。元老院的会议记录，第二天就会张贴在罗马广场的一面墙上。屋大维却把这个惯例取消了。议员们的发言不再会变成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当然让他们感到满意。

然而屋大维只是把原来张贴出去的“元老院纪事”改放在了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阅览。有关国家政策和人事变动，则通过《每日纪闻》向罗马公民公布。也就是说，屋大维其实办了一个官方网站，或一份报纸。

元老院还是没法暗箱操作。

当然，他们也无法通过掌握国家机密来强化权威。

对于这个提案，没人敢投反对票，因为屋大维的理由很正当：共和国的公民拥有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

元老院只能接受。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像亚历山大一样喜欢以青春形象示人的美少年，竟会利用民权，并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独裁。想当初，真是小看了他。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发表演讲：我宣布，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都还给你们。所有的武器、权力和行省，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决定权，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屋大维要恢复共和？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片刻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是雷鸣般的掌声。屋大维也得到了回报，元老院一致同意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而且，从宣布恢复共和，到成为奥古斯都，只有三天。

奥古斯都，其实就是皇帝。

皇帝陛下在“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加冕登基，这可是只有屋大维才能演出的大戏。的确，他不是天才，不像苏拉那样神采飞扬大放异彩，不像恺撒那样不可一世痛快淋漓，但他让罗马退出战场，帝国走向巅峰，世界实现和平。作为凡人，他完成了就连天才也做不到的事情。

公元前2年，也就是王莽称帝六年前，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国父称号。这是罗慕路斯和恺撒之后，第三位被称作“祖国之父”的人。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十六年后，奥古斯都屋大维在临终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的戏演得好吗？

那还用问？简直精彩绝伦。

各奔东西

罗马的历史似乎注定充满悖谬：共和政体被保卫共和的人杀死，帝国制度由恢复共和的人建立，神话般的人物死于非命，平凡的人却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正是这些看起来的不可思议，让他们的故事充满张力。

屋大维之后的罗马，自然也不会缺少戏剧性。

大体上说，屋大维的继承者大多结局不佳。处死了耶稣的提比略被近卫军杀死，继位者卡里古拉也一样，接下来的克劳狄则被自己的第四任妻子毒杀。继承皇位的，是这个女人与前夫所生之子尼禄。

尼禄可是暴君的代名词，他甚至把他那个飞扬跋扈的母亲也谋杀了。终于，弄得天怒人怨的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在逃亡途中自杀身亡。

之后有四个人执掌权杖，其中有两个被杀，一个自杀，幸存的那个拼命收税，连墓地的厕所都不放过。此人的儿子则是个虐待狂，让罗马处于一片恐怖之中，最后被仆人杀死，元老院则趁机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这就是奥古斯都屋大维的身后。

是的，他没有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此后的故事跌宕起伏。

就在那个虐待狂被仆人杀死之后，罗马出乎意料地柳暗花明，一百年间居然接连出了五个不错的皇帝，史称五贤君。他们把帝国的版图扩张到顶点，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圈。其中第三位皇帝哈德良甚至创造了一个奇迹：让罗马更多地是受到尊重而不是令人恐惧。

恺撒和屋大维的理想──把罗马变成世界的首都，缔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都得到了实现。至少有一点名不虚传也毋庸置疑，那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也是中国圣贤们的理想吧？

然而这一百年间的东汉帝国却是日薄西山。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豪门和女主夺利争权，很有几个皇帝不得善终。最后，汉帝国被一个名叫董卓的军阀实际上灭亡，虽然靠着曹操仍维持了王朝的名义二三十年。2

当然，董卓也不得好死。

董卓是被自己的部将吕布杀死的。也就在这一年（公元192年），五贤君之后的罗马皇帝康茂德被谋害，凶手是他的情妇、侍卫和摔跤教练，起因不明。

看来，罗马的兴盛和东汉的国运都到了尽头。3

康茂德被谋杀后，近卫军在六个月内就拥立了两个皇帝，后一个的皇位还是拍卖的。结果，这两个皇帝又都死在了近卫军的刀下，最后夺得皇位的是塞维鲁。

塞维鲁是军人出身，而且是作为军团司令和行省总督杀回罗马的，当然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临终前他这样嘱咐儿子：让士兵发财，其他人的死活可以不管。

可惜，他的儿子继位后，还是被近卫军所杀。以后的两个皇帝，也都死在士兵手上。公元238年一年内，元老院推出四个皇帝，全被士兵杀掉。之后十五年，竟换了十个皇帝。最后，军团和行省纷纷拥立自己的皇帝，乱成一团。

罗马帝国风雨飘摇。

并非没有人给帝国注射强心针，奥勒良就是。这位英勇善战的皇帝东征西讨，在短短五年内重新一统江山，以至于满怀感激的元老院授予他“世界秩序恢复者”的称号。然而不到一年，他也被心怀不满的士兵杀掉了。

3世纪的罗马，真是多灾多难。

那么，帝国还有救吗？

也许有，只不过得改革。

改革者叫戴克里先，他是在中国的西晋灭亡东吴四年后成为罗马皇帝的。从他开始，屋大维创立的元首称号（普林斯），正式改为君主（多米那斯）。也就是说，屋大维实行的是元首制，戴克里先实行的是君主制。以此为界，罗马帝国也被分为前期和后期。

戴克里先是一位奇怪的皇帝。他确立了君主制，却又把帝国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位统治者治理。其中两个是正职，称奥古斯都；另外两个是副职，称恺撒。

这种制度，叫四帝共治。

四帝共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国家安全。四位正副皇帝分到的也不是领土，只是保家卫国的责任区。这与其说是戴克里先觉得一个人承担责任太累，不如说帝国已经脆弱到独木难支，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同舟共济。

制度改革的第二个目的，是政权的稳固。一国四帝分居四个首都，总不至于在同一时间内，都像前面那些皇帝一样被近卫军杀了吧？就算杀了一个，还有三个。

第三个目的则是权力的和平交接。要知道，在罗马帝国的话语体系中，奥古斯都历来代表皇帝，恺撒则有皇储的意思。因此，按照戴克里先的设想，一个奥古斯都（正帝）去职，就会有一个恺撒（副帝）补位，秩序井然。

何况所有的恺撒（副帝）都是奥古斯都（正帝）挑选和指定的，更何况戴克里先还规定副帝必须娶正帝的女儿为妻。儿子不能挑选，女婿和副帝却可以，这就比可能出现尼禄和康茂德的父死子继要让人放心得多。

稳妥吗？稳妥。

至少在戴克里先看来，是如此。

于是，这位改革皇帝在登基二十年后宣布退位，并把另一个正帝也拖下了水。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是要被儒家称颂为“禅让”的。在罗马，也要算高风亮节。

可惜这时的罗马早已没有道德可言。官场上的唯利是图，政治上的腐化堕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即使苏拉和恺撒复生也无法整肃。比如西塞罗在担任总督时就大发横财，却毫无愧色地以君子自居。

当皇帝，可比当总督更有诱惑。

因此，戴克里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了争夺皇位而重开内战。最后，皇帝又变成了一个人。当然，是在消灭了所有对手之后。

这个人，就是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二是把帝国的首都迁到了东方的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这两件事，就像中国的黄河改道一样，彻底改变了罗马今后的走向。君士坦丁迁都六十二年（公元392年）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又三年后，罗马帝国分裂，首都在罗马的叫西罗马帝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叫东罗马帝国。

此后二十五年，中国的东晋灭亡，南朝开始。

半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亡。

罗马的兴亡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比方说，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为什么又不可逆转地走向帝制？为什么成为帝国以后就动乱不止？为什么动乱不止却不崩溃？为什么最后会分裂为东西两半？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大汉：为什么四百年的历史会一刀两断？为什么后来又死而复生？为什么复生之后又终有一亡？为什么汉亡之后是长达三百六十九年的动乱和分裂？

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许，我们回答不了，或者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须到制度和文化那里找原因。

第三章 制度

称帝之前的王莽低调而谦恭，他的变法和改制却一败涂地。

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王莽失败

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三十四年后，王莽称帝。1

称帝之前的王莽低调而谦恭，尽管他们家可能是皇室之外最显贵的一族。没错，王莽的姑妈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从成帝时期开始，王家共有九个人封侯，五个人做大司马，堪称炙手可热。

然而王莽却完全没有皇亲国戚的飞扬跋扈、纨绔子弟的声色犬马、豪门大族的仗势欺人。他是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学问家。他的许多时光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学问之好则连政敌们也不否认。

与精神的充实相反，王莽的物质生活极其俭朴。他在王家子弟中鹤立鸡群地安贫乐道，他的妻子甚至因为着装过于简单，而被来访的客人误认为是女佣。

节俭的王莽对老母和寡嫂极尽孝道，对朋友和宾客慷慨大方。皇帝的赏赐都被他分给部下，兄长的遗孤则送去上学，而且在恭恭敬敬拜访这孩子老师的同时，也没忘记给每个同学一份礼物。他甚至因为某人没有儿子，而为这位朋友物色了一个据说宜男的女孩。

结果，自然是“宗族称孝，师友归仁”。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他获得广泛好评。他的二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家奴，王莽不但没有包庇，反倒责令其自杀，为这个冤死的奴隶偿命。这在王朝时代，也不容易。

这样的王莽，堪称谦谦君子、道德楷模。

当然，所有这些好评都是在他称帝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在他失败之前。当他和他的新王朝被反叛者一刀杀死后，前面说的这些善行便都被解释为做秀，即在公众和他人面前刻意和虚伪地树立形象。

失去了皇冠的王莽只能戴上另一顶草帽：伪君子。

王莽虚伪吗？

看起来是。

我们知道，王莽的皇位，是从一个九岁小孩的手上夺取的，这就已经让人于心不忍。然而王莽还要拉着小皇帝的手痛哭流涕地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我迫于皇天威命，竟不能如愿以偿，悲哀呀！

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是鳄鱼的眼泪，假惺惺了。

谴责并非没有道理，事情也并不复杂。只要把王莽的故事梳理一遍，就多少能够发现点什么。

王莽是在汉哀帝驾崩后真正开始执政的。此时，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算起，王家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权势。于是，王莽和太皇太后王政君让一个九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是为汉平帝。

众望所寄的王莽也重新担任大司马。此前，他被汉哀帝及其外戚排斥，曾经一度失去了这个职位。

一年后，王莽加封为安汉公。

三年后，又加“宰衡”称号。

到第五年，十四岁的汉平帝突然神秘地死去，民间传说是王莽毒杀的。这其实未必可靠。靠得住的，是他又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当皇帝，史称孺子婴。

王莽自己，则成为“假皇帝”，又称“摄皇帝”。

此事的直接起因，据说是在武功县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象征着天圆地方。而且石头上还有一行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太皇太后王政君倒是不信这一套。不过，当王莽的党羽告诉她这只是要让王莽当假皇帝，王莽自己也信誓旦旦表示只做周公时，老太太心软了。

此后，神迹和符瑞不断出现。公元8年11月的某个黄昏，一位穿黄衣服的人出现在高皇帝刘邦的庙中。他留下了一个铜盒，里面的图文明确表示王莽该当真皇帝。

王莽决定服从天意，做真天子。

现在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戏，而且比屋大维的演出差得多。但问题在于，我们又怎么知道，王莽起初就一定不是想学周公呢？又有谁能证明，他对于天命所归和神秘预兆，就一定不当真呢？

何况民意似乎也看好王莽，他当宰衡那年，上书拥戴的吏民据说竟有四十八万七千多人次，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然而王莽失败以后，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另一副嘴脸。

成王败寇。在道德评价和舆论领域，也难免。

不过，王莽毕竟背叛了只做周公的誓言，这让他永远摆脱不了作伪的嫌疑。问题是作伪者必有所图，否则完全犯不着。那么，王莽图的又是什么？

实现政治理想。

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下令大地主将超过法定数量的田产分给农民，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稳定物价并提供低息贷款，削减官员的薪水，降低王侯的规格，实行盐、铁、酒类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了宫廷的开支。

这就是王莽的变法和改制。毫无疑问，他的动机应该是良善的，难怪有人称他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

一败涂地。

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切实际。且不说他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也不说许多理想其实不过是幻想，单是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经济混乱。王莽废除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为金、银、龟、贝、泉、布等货币，币种多达二十八个。结果农商俱损，经济萧条，民怨沸腾。

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不甘失败的旧族趁火打劫。两股力量加在一起，王莽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情商和智商看起来都很高的人，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但要说他是书呆子，则毋庸置疑。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其实就连这种说法，都抬举了王莽。实际上他的某些改革，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更名。比方说，把两位财政部长的官名改成神话人物的名字，负责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叫羲和，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叫共工。

这简直就是视政治如儿戏。

看来，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事实证明，王莽错了。

实际上，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这一点，看看屋大维就知道。

屋大维成功

屋大维几乎天生就跟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做的事情比王莽严重得多。王莽只是换了个人当皇帝，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政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莽只是篡位者，屋大维却是革命者。

然而屋大维的结局却比王莽好得多。他不但成功地把共和变成了帝制，新政体居然还延续了五百年。

这又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时势，直接原因在方式。

我们知道，王莽其实也是想革命的，只不过他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周制。但他哪里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断无可能。因此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眼中就是倒行逆施。

罗马的情况则相反，共和制度早已不再符合国情。因为按照这种制度，人民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罗马的人民大会，在理论上是必须全体公民参加的。

然而到恺撒的时代，共和国已经拥有十八行省。到公元前28年，也就是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的前一年，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已经超过四百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怎么召开人民大会呢？

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代议制，即由人民选举代表，由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可惜，这种制度很久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当时也没有这个灵感。事实上，代议制在英国首先产生，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

这个问题后来由屋大维的改革勉强得到解决，办法是异地投票。可惜，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当真享受了这一权利，已无从查考。但即便十八行省都异地投票，以当时的通讯工具和交通条件，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

仅此一项，就得改制。

何况还有战争。

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荣誉，并保持罗马社会的热情洋溢、生机勃勃和团结一致。对于这一点，人民和元老院都心知肚明。

然而要战争，就得有独裁官。战争的时间如果越来越长（这几乎是必然的），独裁官的任期也就不能再是六个月。苏拉开无任期独裁官之先例，这是原因之一。

独裁官没了任期，对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包括任期和人数），也就没有了意义。顶层（执政官）和基层（老百姓）都变了，只剩下元老院死撑着，也没意义。

帝国制度，已是呼之欲出。

即便如此，屋大维仍然小心翼翼。

屋大维实在比王莽聪明得多，他很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自己。

那么，哪些是不能有丝毫冒犯的？

主权在民，共和政体。

第一条是罗马建国以来就有的观念，而且一直贯穿到帝国灭亡。也就是说，罗马人始终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唯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才会叫做SPQR（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主权在民，是罗马人的生命线。

共和政体则是他们的骄傲。罗马人从来就不喜欢民主政体，也瞧不起希腊。在他们看来，正是民主制度让希腊走向衰亡，雅典则充其量是一个反面教员。

相反，罗马的共和政体却无比优越：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融为一体，既能集中优势，又能去其弊端，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似乎没有。

因此，屋大维必须极其尊重罗马人民的这份感情，也必须明确表示他只是一个受到委托的公务员，他的一切权力都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请诸位收回权力，他什么都不要。

或者说，只要一个称号：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不是国王，更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甚至外号，意思是英明的和尊敬的，跟可爱的、幸运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等等，没什么区别。

当然，他也没有皇冠。在戴克里先之前，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没有皇冠，也没有加冕仪式。屋大维的头上则只有公民冠，这是有战功的将士都可以戴的。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放心了。

屋大维的这一系列动作，书呆子王莽肯定看不懂。准备做皇帝的人，怎么能只要虚名不要实权呢？

其实这都是虚晃一枪。屋大维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看似实权其实虚名。是啊，人民大会早已名不副实，元老院则在裁员以后又减少了会期。真正的决策机关和权力机关，是一个拉丁文缩写为CP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字不好翻译，但性质很清楚。第一，它的权力与元老院相当；第二，没有休会期；第三，它是围绕元首建立的。因此，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老院的常委会，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首的顾问团，还有人认为它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

屋大维的CP由二十一人组成，其中六个是屋大维的亲信，十五个来自元老院。这让元老院十分放心，因为他们的人占绝对多数。可惜他们没有想到，这十五个元老院委员是抽签产生的，哪里对付得了齐心协力的那六个？

何况屋大维作为执政官，还有否决权。

元老院被架空了，他们却还为屋大维鼓掌。

屋大维却意犹未尽，他还要改革行省。按照屋大维的方案，行省被分成了四种：意大利是罗马本土，埃及是元首私属，剩下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叫元老院行省，由元首任命总督的则叫奥古斯都行省。元老院行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奥古斯都行省则是欠发达地区。

元老院非常满意，可惜他们又上当了。

没错，屋大维拿到的都是穷山恶水，却同时也是边防前哨。其实这些行省贫穷，就因为在前线。是前线，就要调兵遣将。那么，谁来调遣？当然是屋大维，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区。至于元老院行省，是不打仗的。所以，元老院也不需要兵权，全国的兵权只能集于屋大维一身。

现在，屋大维还给元老院的权力，又都被元老院还了回来。而且，由于是元老院的授权，完全合法。

屋大维革命成功。

成功并不奇怪，因为他会曲线救国，因为他会暗度陈仓。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但每一步都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加起来则会引起质的变化。

时势让屋大维必然成功，方式则让他顺利成功。

审时度势又顺势而为，这才叫高手。

只不过，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非屋大维的天赋，更非他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属于罗马人民。事实上，早在屋大维出生四百多年前，罗马人就已经学会了合法斗争，并因此而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和文明，让我们叹为观止。

那就来穿越一次吧！

共和的精神

公元前494年的某一天，准备集结部队迎战外敌的执政官突然发现，他的兵力少了许多。那些由平民组成的军团整队地撤离了罗马城，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这当然让人惊诧，却也事出有因。

起因在社会的不公。当时的罗马社会由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组成，两个阶级之间等级森严，极不平等。贵族把持了城邦的政权，平民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也不能与贵族通婚，跟元老院选举的执政官更是无缘。

这实在欺人太甚。要知道，平民也是公民，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利。义务是保家卫国，权利是参政议政。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哪有只尽义务不给权利的道理？

因此，要么拥有权利，要么不尽义务。

然而这个合理要求却被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拒绝。交涉无果之后，平民决定一走了之。

撤离罗马的平民来到一座山丘，宣布要在那里另建城邦，召开自己的人民大会，选举自己的执政官。是啊，既然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那就各过各的好了。

贵族们目瞪口呆。他们虽有能力治理城邦，却没有能力离开平民独自保卫它，只能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平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叫保民官。

保民官的设立妙不可言，他拥有的特权更让我们惊叹罗马人思维的缜密。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保民官享有执政官都没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同时，为了确保平民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民官享有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保民官说一声“我反对”，元老院和执政官就只能干瞪眼。难怪恺撒和屋大维都要担任终身保民官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两项特权。

此后，平民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包括可以担任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和大法官。退下来后，还可进入元老院。阶级壁垒被打破了，罗马成为全民的国家。

平民可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337年。六十多年后，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再过三四十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建立起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蕞尔小邦罗马终于渡过了危机茁壮成长，因为他们学会了妥协，构建了和谐。

因此，尽管罗马跟雅典、斯巴达一样也是城邦，还起步更晚，也尽管那两个城邦都曾称霸一时，却只有罗马脱颖而出，超越城邦变成大共和国，最后成为大帝国。2

这足以让罗马人骄傲。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有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罗马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这种精神就叫共和。

所谓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的确，历史上的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平民撤离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抗争的平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敌营，而是退出战场。当然，在贵族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让步后，撤离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罗马，并很快就组建了参战的军团。

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贵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部分特权，以此作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换条件。当然，放弃是逐步的，撤离运动也有过多次，但结局总算不错。

其实越到后来，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也五世而斩。有的贵族会沦为贫民，有的平民会成为新贵。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如果需要一致对外，他们就会和衷共济。

这就好办了，因为罗马从来不缺敌人。

于是，平民和贵族终于携起手来，共同倡导和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而且，随着罗马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爱和自豪感还会更强烈。

罗马人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这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罗马精神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制度设计和权力架构。要知道，构成罗马国家的人民、元老院和执政者（执政官、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虽然号称三位一体，但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却并不一体。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贵，执政者则希望权力越多越好。

这就只能讲价钱，好在他们很快就理顺了关系：人民授权但不决策，元老院决策但不行政，执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权。主权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国时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维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再向市民演讲一次，还要前往神殿祈求诸神的保佑。完成这三个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这样的罗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文明国家。

精彩的还有国际关系。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一样，罗马也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的，这就有一个与战败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对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验。

亚述和迦勒底（新巴比伦）就不说了，他们的疯狂掠夺、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引起的只是更强烈的反抗。波斯帝国虽然表现出最大的仁慈和宽容，却只知道把设为行省的战败国当作提款机，忘记了把他们变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罗马和中国的周。

周人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是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共同体，同谋发展、共享太平。只不过，周人构建的是“文化共同体”。只要认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变成华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罗马构建的则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甚至主动邀请战败国的头头脑脑加入元老院，就像汉武帝让匈奴人金日磾成为他的顾命大臣。结果，被征服的蛮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经营者，甚至战场上的主力军。

当然，一旦打了胜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图。早期的做法是：罗马人拿走战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说，罗马人是大股东，归顺的战败国也是合伙人。

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还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种智力游戏，文明则是尽量巧取而避免豪夺。如果还能化敌为友，那就堪称功德无量，因为和平总归好过战争。幸运的是，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有这种智慧，两大文明独步一时也绝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华的方式后（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我们很想知道罗马人是怎么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和罗马都堪称独树一帜。其他那些帝国，亚述、迦勒底、波斯、马其顿，都由一个或几个伟大征服者建立，中华却由邦国而帝国，罗马则由共和国而帝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己成长的。

成长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么，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么？

中华是礼，罗马是法。

正如在中国，失礼或非礼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罗马人也把违法看作不可原谅的行为。他们宁肯吃亏、失败甚至掉脑袋，也不肯违法。恺撒被杀后，西塞罗曾提出尽快召开元老院会议，以巩固成果。而且，刺杀集团的主要成员布鲁图身为大法官，恰好有此权力。

这位布鲁图是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的后代。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大法官只有在两位执政官都无法召集会议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这时，一位执政官恺撒已死，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却还在罗马。因此，布鲁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

布鲁图说：这是违法的。

这事听起来十分怪异，因为行刺恺撒的布鲁图原本是杀人凶手。而且，恺撒作为终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也就是说，布鲁图已经双重意义地犯过法了，再违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况还是为了国家。

然而布鲁图就是不肯，以至于坐失良机。

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只能解释为迂腐，但在罗马则会得到尊重。因为刺杀恺撒是可以理解为战争的，即共和国与破坏共和的国家敌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当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护公敌，布鲁图心安理得。

开会则不一样。召集元老院会议，原本因为只有元老院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如果会议本身违法，那么这决定还能合法吗？依靠非法会议重建的共和，是罗马人民想要的吗？这岂非重新回到了恺撒的人治路线？

可惜布鲁图没有想到，把恺撒视为国家的敌人，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元老院并没有宣布恺撒是人民公敌。所以他们的刺杀仍属非法，必须被判有罪。

布鲁图也只好自杀。

法治观念如此之强，在全世界当数第一。

这当然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亚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离运动也功不可没。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罗马迫于平民的压力开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铜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铜表法》。3

以法治国，正式开始。

最早制定的是为本国公民颁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国内法。后来版图扩张，人口众多，外族和异邦也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又制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万民法，亦即国际法。最后，这两大法律体系被合在一起，叫统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这时，已是东罗马帝国时期了。

罗马法在世界古代社会，堪称最为系统完善。它包括两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关于政府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的。私法与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为三个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这三个部分当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规定了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条件是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奴隶没有人权。

人权在罗马法当中就是身份权，包括自由权、家族权和公民权。有自由权，就是人；有家族权，就是男人；有公民权，就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在罗马，这三种身份权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丧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等，从此不是男人；丧失公民权叫中减等，从此不是罗马人；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等，从此人格尽失，不再是人。

这就是罗马的法定人权。

人权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赋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剥夺。如果被授予公民权，就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自由权，则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

没人愿意失去人权，所以谁都不敢以身试法。

执政官和皇帝也一样，他们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虽然没有行政权，只能对执政者提出建议和忠告。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叫“元老院最终劝告”。如果接到这份通牒还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结果怎么样呢？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

对于这项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元老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只要元老院的这个功能还在，罗马就很难从共和走向帝制。后来屋大维革命成功，是因为苏拉和恺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则给足了元老们面子。

当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时势使然。

但，即便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也仍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公元100年9月，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坐在会场中的皇帝图拉真说：皇帝不应该在法律之上。相反，他应该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罗马人早就懂了。

战败国和他们的臣民，当然也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的周和罗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极具政治智慧地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了共同体，把对立面变成了自己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相反，那些战败国和同盟国，关系有远近，权益有寡多。

也就是说，共同体内是有等级的。

周人的等级叫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其中离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远的叫荒服。实际上，一个诸侯国如果属于荒服，已经是“地老天荒”了。他们往往仍被视为蛮夷，对周王室应尽的义务也最少。

罗马也是五等，分别是罗马、加盟国、自治国、殖民地和同盟国。跟周人的五服一样，这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同步递减的序列。罗马人拥有的权利最多，应尽的义务也最大，同盟国则相反。

当然，这是罗马在联盟时代的事情。后来，战败国也像在波斯一样被设为行省，治理的方针却一如既往：根据关系的亲疏和表现的好坏给予不同的权益。

罗马手中的牌，是公民权。

公民权不是基本人权，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罗马授予公民权，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将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侵犯，罗马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这当然令人向往，谁不想靠上罗马这棵大树呢？

罗马的方针却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罗马公民权，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一些干脆没有公民权。不过，他们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也不用学拉丁语。

这才真是和而不同。

难怪其他帝国都灭亡了，罗马却稳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并不万能。西塞罗和布鲁图也不会想到，屋大维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国的砖瓦梁柱建造他的帝国大厦，而且这大厦有一天还会倒掉。

后面这一点，屋大维也没有想到。

罗马之亡

帝国的首都罗马花香四溢，祥云笼罩着高大宏伟的万神庙、富丽堂皇的凯旋门。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广场当中的金色里程碑上时，“条条大路通罗马”就从这里启程。

罗马，确实是他们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那个多事之秋，这座美丽的城市被彻底摧毁。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洗劫三天三夜。455年，罗马再次沦入敌手，汪达尔人整整洗劫十五天，把罗马变成了董卓铁蹄下的长安和洛阳。

公元476年，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年幼无知的皇帝竟有一个令人咋舌的名字：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可惜，这两位伟大先祖的在天之灵，也没能挽救罗马的衰亡。

太阳落入了地中海，再也没能升起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要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但，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首都不在罗马，还可以叫罗马帝国吗？

所以，从君士坦丁迁都之日起，它就灭亡了。

其实罗马很早就不再像首都。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帝位后，居然十九年不造访罗马。直到303年，他才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仪式，罗马市民和元老院也才第一次见到皇帝陛下。而且，这也是最后一次。

首都不像首都，元老院也不像元老院。

前面说过，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法律的规定，更因为元老院是由精英们组成的。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做错决定，不选错执政官。这是贵族们要把持元老院的正当理由。

后来，平民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但那也是平民当中的精英。于是，贵族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不至于让国家事务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且这些大佬既然将国家视为己有，他们也不会卖国。

为此，罗马有两条法律规定：第一，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第二，为了保证一心为公，也为了防止以权谋私，元老院议员不得经商。

可惜权欲和物欲同为人的本能，不能亲自经商的议员便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骑士。骑士原本是罗马军团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备马匹参加战斗。不过现在徒有其名，只能去充当议员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条客。

议员们是什么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开始腐败。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张骞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亚国王因为向罗马将领行贿，而被传唤到罗马。但他却用同样的方法，让元老院做出了免于出庭作证的决定。于是这位国王用轻蔑的口气说：在罗马，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钱买的。

腐败的还有罗马市民。

市民的腐败事出有因。作为奴隶制国家，罗马主要依靠奴隶从事劳动。鼎盛时期，罗马城一百万人口中，奴隶就有四十万。这就使大量平民成为无业游民，不但变得越来越贫穷，也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局的办法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供应给市民的面包是免费的，节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无所事事的市民们便在圆形剧场、大竞技场、公共浴室以及披着红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时光，一如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不难想象，由这种游手好闲的街头小混混来组成人民大会，行使民主权力，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事实上，在帝国的后期，罗马公民对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他们漠然地看着皇帝们被拥立又被杀掉，漠然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甚至在蛮族入侵时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兴高采烈又后悔莫及地加入敌人的行列。

这同样并不奇怪，因为罗马城里的贫富差别悬殊。只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里，身上穿的中国丝绸价格相当于同重量的黄金。贫民却只能蜗居在被叫作“伊苏拉”的简易房里，怎么能不怒火万丈？

倒霉的，就只能是他们的皇帝了。

其实帝国末年的皇帝也不怎么样。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货，而且没有一个能真正掌握帝国的权力。因为他们都是军队拥立的，或者依靠军队上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只有军队。

此外，就是对健全男人充满仇恨的宦官。

军队同样堕落。过去，他们是为祖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当兵是光荣而体面的事情。因此，罗马让没有公民权的同盟国提供兵源，也算是给了他们面子。现在却是谁给钱就替谁杀人，还能指望他们保卫帝国吗？

何况军队的成分也变了。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是清一色的罗马公民。戴克里先以后，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蛮族出身的将领占领。他们对于帝国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忠于职守已是很有道德。

这就是灭亡前的罗马。

首都不像首都，罗马的优越性没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贵族或寡头制的优越性没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所有的优越性都没有了，岂不该亡？

显然，罗马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腐化变质。

但，罗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传统吗？这种精神和这种传统，不是让罗马坚持了共和制度五百年，又让他们在成为帝国之后，虽然动乱不止却并不崩溃吗？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终有一亡呢？

因为他们没有“道”。

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希腊人是有的，这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是希腊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无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因背叛核心价值而走向衰亡。

中国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够要什么。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总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是治乱循环。

罗马人却没有治国之道。他们优越的制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术性的，也都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就连他们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话），也缺少犹太教那样的思想光辉和神圣使命。于是到后来，罗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只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许，君士坦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乞灵于基督教，希望这种新的宗教能给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国的儒学那样，让大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尽管他并不知道儒学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吗？

如果是，它能靠公权力来建立吗？

依靠公权力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吗？

如果是，罗马为什么会亡？

看来，我们还得再读历史。

第四章 信仰

也是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人。

在他死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罗马精神也消失殆尽。

所以，他是基督教的大功臣，也是罗马帝国和文明的掘墓人。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跟中国一样，罗马人原本也没有信仰。

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罗马人，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宏图的。早期一千多年间，他们岂止没有信仰，就连神，也有不少是从希腊进口或与希腊合资，比如天神朱庇特、天后朱诺、爱神维纳斯、月亮女神狄安娜，其实就是希腊的宙斯、赫拉、阿芙洛狄忒和阿尔忒弥斯。

何况有神不等于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相信；第二，坚决相信；第三，相信的对象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这就叫超自然、超世俗。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条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存在，才需要信仰。事实上，这个存在如果属于自然界，就可以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如果属于人类社会，则可以用日常经验来证明。现在既不能靠科学实验，又不能靠日常经验，又该怎么办呢？

只能信仰。

这个道理，德尔图良说得最清楚。

德尔图良是罗马帝国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经这样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不合理，却是可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不可能，却是无疑的。

不合理而可信，不可能而无疑，岂非荒谬？

当然。

于是德尔图良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1

这真是透彻至极。

那么，这样一种必须坚信的荒谬，又有什么必要呢？

安顿灵魂。

我们知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的眼睛不能像猪和鸡一样，只盯着面前的食槽。就算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走投无路，也得问个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命运吗？是环境吗？是性格吗？谁能决定我的前途？是自己吗？是社会吗？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吗？

答案可以有多种，终极之问却只有一个。

比如你可以说，我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我自己。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社会和环境所使然。那么，社会和环境都相同，人和人又为什么不一样？

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人各有命或自作自受。如果同意第一种，那么请问：什么是命运？命运归谁主宰？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那样？

也只有天知道。

当然，你可以回答：命运是自己掌握的，我的命运就是我的选择。那好，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靠什么掌握命运？你掌握命运的能力从何而来？靠学习吗？为什么有人学不会？靠天赋吗？上天如何赋予？

这就问不下去了，因为此题无解。

实际上，人之所以能够回答某些问题，是因为他有理性和知识。但，理性和知识是有边界的。就算科学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也回答不了人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

回答不了又希望心安，就只能信仰。

信仰，是人的终极关怀。

因此，正如信仰的对象一定超自然、超世俗，信仰本身也一定超功利、超现实。出于功利目的的任何念头和仪式都不能叫信仰，最多只能叫崇拜。

现在来看罗马和中国。

古代的中国人和罗马人跟世界各民族一样，都相信万物有灵。也就是说，不但人，动物、植物、自然物（比如山和水）都有灵魂。它们的身上和背后，也都有不可知却可控制或可利用的神秘力量。

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占卜和多神。

占卜其实是一种巫术。中国人的占卜有两种，殷人用甲骨，周人用蓍草（蓍读如式）。罗马人也有两种，一种看动物的内脏，一种看鸟类的飞行。如果是军事行动，则看母鸡的进食情况：食欲旺盛则吉，食欲不振则凶。

因此，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马舰队的指挥官便特地带了一群母鸡上船。可惜，无法适应环境的母鸡们一连几天都拒绝进食，指挥官则一怒之下把它们统统扔进了大海。指挥官说：既然你们不想吃，那就喝个够吧！

结果，据说此人大败。

显然，这不是信仰，是实用。

多神崇拜也一样。

相信万物有灵的，一般也都相信万物皆有神明。所以在罗马就像在中国，有山神、河神、海神、门神，还有灶王爷和土地公公。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的人，比如大禹和恺撒，也被奉为神明。鬼神几乎无处不在。

难怪罗马的神殿，叫万神殿。

人多好种田，神多好过年。罗马人因为神明多，节日也多。这些节日有罗马人的，也有外国人的，但无不热闹欢腾。比如2月15日的牧神节，就会挑选身材健美的男青年赤身裸体一路小跑，用手中的皮鞭轻轻敲打沿途遇见的女人，据说这样就能让民族人丁兴旺。

这当然也不是信仰，是游戏。

罗马人跟希腊人一样喜欢游戏，即便后来信了基督教也如此。于是，情人节被发明了出来，据说是为了纪念被迫害致死的基督徒瓦伦丁。圣诞节也产生了，其实这天原本是异教徒波斯人太阳神的诞辰。

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基督教是开明的。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用。

中国的神佛都是有用的。观音菩萨管生子，赵公元帅管发财，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则保佑子孙后代家和万事兴。如果圣母玛利亚救苦救难，也会成为崇拜对象。只要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罗马的神也一样，众多而且管用：战神马尔斯，谷神刻瑞斯，酒神巴克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可以说有多少行业就有多少保护神，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引路人。

但，中国和罗马都没有创世神。

没有是因为不需要。实用主义的原则向来就是只管有用，不问来历。所以，中国和罗马也没有专职的神官，没有神在人间的替身和代表。罗马的神官其实是公务员，中国则只有游方道士和挂单和尚，甚至江湖骗子。2

罗马和中国，确实太像了。

只有一点是不同的：罗马的神有着跟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和缺点错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偷情的故事，就被做成雕塑供人欣赏。作品性感至极，全无神性可言。

原因在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人以德治国，诸神必须道貌岸然。罗马人以法治国，便会坦然承认欲望的合理。何况他们的神并不承担道德教化和道德评判的任务。能给人间带来安康和快乐，便已功德圆满。

这实在不好意思叫信仰。

显然，有鬼神未必有宗教，有崇拜未必有信仰。神话可能是宗教的源头，崇拜也可能是信仰的起点。但从这两点出发，却完全可能走到另一条路上去。

比如印度，比如佛教。

佛教：无神的宗教

直到今天，印度也仍然是一个宗教大国。在那里，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长期共存、多元并立，充分体现着印度人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但，产生于古代印度又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是佛教。

佛教的定位让人头疼。它是一神教吗？显然不是。它们的世界里，有着众多的佛。是多神教吗？也不是。所有的佛和菩萨、罗汉，都不是神，而是人。

那么，佛教莫非是无神的宗教？

不妨探个究竟。

佛教的诞生地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麓的密林里，曾经有一个小邦叫释迦。佛教的创始人是这个小邦的王子，名叫悉达多·乔达摩。

他被称为释迦牟尼，是后来的事。

王子的降生充满了神奇。据说，他一生下来就大放智慧光明，照亮十方世界，他的脚下则涌现出一朵朵金色的莲花。王子脚踏莲花向东西南北各走了七步，然后指天画地作狮子吼：六合之内，唯我独尊。3

这当然非常靠不住，就连是谁作伪也不甚了然。实际上佛祖的生平并无信史可稽，关于他生卒年份的说法也有六十多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竟相距数百年。

更何况，佛教并不信神。

世界上有两种神。一种是一神教的，即造物主。造物主不但不是人，而且没有形象。另一种则是多神教的，其中虽然也有人在，比如大禹和恺撒，却都是死人。人死为鬼，但对国家和民族有大功德者，则为神。

所以，恺撒不能称帝，却可以封神。

当然，活人脱离凡界的也有，这就是仙。仙是中国独有的，出现也很晚，比如吕洞宾。他们由于得道而肉体飞升，长生不老且有无边法术，可以腾云驾雾、点石成金，自由往来天人两界，有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

其余则是妖魔鬼怪。其中，力量大的叫魔，力量小的叫妖，只不过女的叫妖精（比如狐狸精），男的叫妖怪（比如黄风怪）。但无一例外，都是牛鬼蛇神。

神界，也像尘世一样热闹非凡。

妖魔鬼怪是万物有灵论的产物，诸神则是社会理想和社会生活的投射。这两种观念再加丰富的想象力，就构成了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

但，这不是佛教的世界。

佛教的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须弥山再加同一日月照耀的四洲，就构成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又称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非神的世界。

释迦牟尼也不是耶和华、恺撒或吕洞宾。他就是一个真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并在八十岁时死去。他也不是死后封神，因为活着的时候便已成佛。

那么，什么是佛？

佛就是佛陀，意思是觉悟者。释迦牟尼，则是释迦族的圣人。这就像我们把孔丘称为孔子，孟轲称为孟子，不过表示尊敬，并无神性和神格。何况这样的觉悟者当时也不少，成为佛祖则仅仅因为他创立了佛教。

这又是一个传奇故事。

据说，二十九岁出家之前，悉达多·乔达摩虽然贵为王族，且有娇妻爱子，却并不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不幸福，而是感到人类不幸福。有一天，他出王城四门，碰巧分别看见了生老病死四件事情。于是他发现，生育、衰老、疾病和死亡将贯穿人的一生，而且无不痛苦。

这可真是苦海无边，却不知如何回头是岸。

年轻的王子决定离家出走。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开始了对真理的追求。在四处流浪并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他在一棵无花果属的树下立誓：不成正觉，不起此座！

这棵树，叫菩提树。

悉达多·乔达摩就这样苦思冥想。终于有一天，他豁然开朗，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据说，这是一种能够觉知一切真理，了知一切事物，从而无所不知的智慧。这种智慧也叫般若（读如波惹），通过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叫涅槃，获得般若、实现涅槃则叫波罗蜜多。

需要说明的是涅槃。涅槃又叫寂灭，因此往往被误认为死亡。其实涅槃只是欲望的寂灭，得到的则是灵魂的安静。这需要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般若。

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此大智慧，就能从此岸到达彼岸。此岸就是生死迷界，彼岸就是涅槃解脱。至于方式和途径，则有八正道以及戒定慧等等，不一而足。

一整套思想体系和修行方式就这样建立起来。

释迦牟尼立地成佛。

成佛以后的释迦牟尼开始转法轮（传教），因为他要普度众生。而且他告诉我们，成佛的关键在于觉悟。只要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人人都可以成佛。

请问，这是多神教吗？

不是。

是一神教吗？

更不是。

那么该叫什么？

也只能杜撰一个说法：无神教。

然而印度原本是有宗教的，这就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是多神教，三大主神梵天、湿婆、毗湿奴，分别为创造神、破坏神和保护神，神格极为崇高。围绕三大主神又衍生出其他的神，多至不可胜数。

印度，原本是多神的世界。

无神不成教，无论多神还是一神。因此，佛教只能在阿育王时代风光一时。之后，印度又回到了多神教，这就是经过了改革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

释迦牟尼创造的无神教则远走他乡。一路由斯里兰卡而至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一路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至朝鲜、日本、越南，还有一路由尼泊尔和汉地传入中国西藏，是为南传、汉传和藏传。

但，无论南传、汉传还是藏传，都已非原始佛教的本来面目。比方说，有庙宇，也有偶像，佛祖和菩萨则被当作神来崇拜。显然，佛教在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同时，也与释迦牟尼的初衷渐行渐远。

那么，什么是佛祖的初衷？

建立一种人生的哲学、智慧和境界，而且是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获得的。获得的方式很多，比如学习、修持或领悟，但都不是信仰，因为没有那个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更没有对这个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佛教带给我们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

但，人类的终极之问总要有答案，终极关怀也总要有着落。因此，信仰必定产生。而且，由于这种关怀和追问是终极的，答案也只能是一个。

换句话说，一神教也必定产生。

只不过，需要条件。

犹太：人类的先知

最早在人类当中建立起信仰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又叫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民族，居住在迦南地区（今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一带）。长期以来，他们受制于一个又一个强国，最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一度成为没有祖国的民族。

然而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却超过了当年征服过他们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神教。

发明一神教，很重要吗？

当然。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即等于什么都不信。因此所谓多神教，其实往往无信仰。要想真正建立起信仰，只能靠一神教。

但，为什么是犹太人？

那就先来看看他们的情况。

作为游牧民族的希伯来人，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来到迦南的，领袖是亚伯拉罕。此后，他们当中的某些部落可能成了埃及法老的奴隶，又在伟大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了出来，定居迦南，开始了他们多舛的命运。

迦南的犹太人建立了两个王国，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太。这两个分分合合的王国连起来，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西边是地中海，东边是约旦河彼岸的大沙漠。

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然而希伯来人的这个小小的地盘，却又是从埃及前往赫梯、叙利亚、亚述和巴比伦尼亚的必由之路。贯穿南北的天然大通道既是商道，又是兵道，因此毫无悬念地被那些企图称霸世界的国家虎视眈眈。

当然，以色列也好，犹太也罢，如果强大，也可以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可惜，他们是那样地弱小和单薄，便只能成为弱肉强食的典型范例。

公元前721年（中国东周平王五十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破撒马利亚，灭亡以色列王国。一百多年后，即公元前586年（中国春秋鲁成公五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又灭了犹太王国。首都耶路撒冷被摧毁，犹太国王和人民被掳往巴比伦。

这可真是多灾多难，这可真是万劫不复。

其实，像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并不罕见，而且往往灭掉也就灭掉了。诸如米底和吕底亚之类的名字，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就连盛极一时的安息和贵霜帝国，也鲜为人知。

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犹太和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王国灭亡了，宗教却站了起来。

学术界几乎都承认，犹太教是在“巴比伦之囚”时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些一想起耶路撒冷锡安山就忍不住要哭泣的犹太人被告知，自己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就因为背叛了希伯来民族唯一的主──上帝雅赫维。

痛定思痛，他们决定以信仰拯救自己。

于是摩西十戒被严格遵守，摩西五书被整理出来，《旧约全书》逐渐完成，新的信仰开始建立，多神教的残渣余孽则被抛弃。决心浴火重生的犹太人刷新了自己。

结果，多难兴邦这个词，在犹太人这里就有了全新的解释：邦没能兴，兴起来的是教。

那么，犹太教有什么过人之处？

首先它是一神教，而且极为彻底。世界上不是没有过一神教倾向，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但那种倾向稍纵即逝。多神教也往往有主神，却仅仅是地位尊贵而已。这些蛛丝马迹，暗示一神教的时代终将来临。

犹太人的上帝正是真正的一神。他不是独尊，而是唯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这位伟大的神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他自生自有，全知全能，主宰宇宙，德被万物，是唯一可以创造一切却不被也无须被创造者。

显然，这是一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最高神秘力量和精神实体，当然没有也不该有形象。因为一旦有形，即为有限。因此，上帝被绝对禁止画成画像和做成雕塑。这条禁令，后来也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完全继承。

这就跟佛教和印度教等等大相径庭。前者无神，后者多神，当然可以有偶像。偶像是用来崇拜的，崇拜不等于信仰。信仰一定是也只能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存在，岂能有形象？

因此，犹太教的这项规定，包括对唯一之神的坚信和确认，就成了历史的里程碑。

是的，崇拜从此变成了信仰。

这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理念，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基础。靠着这一理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人类的信仰体系，把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里，犹太人功不可没。因为没有犹太教，就没有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犹太，人类的先知。

然而犹太教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优点，这就是 “上帝特选”的观念。

按照犹太教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特等选民。作为上帝的忠实信徒，犹太民族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向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这种使命是神圣的、光荣的，也是艰难的，但上帝与他们同在。

这就叫特选之民。

为此，上帝向他们许诺，将赐给他们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而且上帝还许诺，无论以后犹太人流散到哪里，一定佑助他们返回此地。

这就叫应许之地。

但，这也是一柄双刃剑。

没错，一神和特选，让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从此，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首先解放犹太人，才能解放全人类。

同样，由于有此信念，犹太人流亡一千八百年，散落十万八千里，仍能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他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跟自己实现身份认同的人。

这就是一神教的优越性。

问题是，如果上帝仅仅属于以色列，那又与其他民族何干？如果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大家又为什么要跟他走？我们也给自己找一个上帝好了。

犹太教，终于无法成为世界性宗教。

历史的意味深长，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正如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都是君主制国家，希腊的民主与罗马的共和都只是特例，犹太教诞生之前世界各民族也都是多神崇拜。这样看，一神教被犹太人发明出来，岂非也是奇迹？

但，当年的特例后来却成为世界潮流，这就说明民主共和一定有必然性。同理，世界性一神教的出现也该被视为必然。可惜，由于太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具有开创之功的犹太教已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看来，上帝仅仅赋予了犹太人阶段性使命，世界性的一神教也只能出现在世界性的文明中。

这个文明就是罗马。

于是，基督降临人间。

原罪与救赎

基督，就是希腊语的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基督教的救世主是耶稣。耶稣在希伯来语中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则是唯一之神上帝，犹太教称雅赫维，基督教称耶和华。

救世主，则称基督。

不过，救世主解救人类，是因为上帝认为人类有罪。而且，这罪恶还是与生俱来的，叫原罪。

犹太教没有原罪的观念。他们只是讲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认为这是人类落入凡尘受苦受难的原因，却没有把它变成教义，因为他们没有耶稣。

耶稣又怎么了？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众所周知。

这就大有问题，因为耶稣是上帝之子。神之子怎么会死呢？他怎么死得了呢？上帝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所以耶稣还得复活。死而复生，才是神子。

然而这位救世主毕竟死过一回，还流了血。据说他死前曾被鞭打，背着十字架还没走到刑场就倒地身亡。

这样的故事，愚夫愚妇们是看不懂的，因为跟他们以前听说过的神都不一样，无论那些神是希腊人的，还是罗马人的。这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毕竟，在新宗教建立之初，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不慎重考虑。

于是，一种解释出笼了。

这解释说：耶稣是上帝派来的，他的死当然也是上帝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替人赎罪。神子赎罪以后，只要相信上帝和我主耶稣，人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就叫“耶和华的拯救”，也称救赎。

原来，耶稣是替罪羔羊。

既然是替罪羔羊，那就意味着有人有罪。那么，是谁有罪呢？人，一切人，所有的人。如果仅仅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有罪，上帝是不会牺牲自己儿子的。

但，人人有罪的观念，还是很难让人接受，这就必须解释为天生有罪，原本有罪，是一种原始的罪恶。

于是犹太人讲过的伊甸园故事，便有了新的解读：人人有罪，是因为始祖有罪。始祖有罪，则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树上的果子。

这就叫原罪。

至于那条蛇是从哪里来的，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受它诱惑，上帝事前又为什么没有预感和预警，一概不知。

也许，那时没人较真吧！

总之，这解释彻底改造和翻新了犹太教。犹太教没有原罪，没有救赎，也没有耶稣。这三样，都是基督教的发明。唯其如此，它才成为有别于犹太教的新宗教。

犹太先知都没说的，老百姓当然也不会知道。这就需要启迪。启迪的方式，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耶稣是上帝之子，他的受难与复活就是上帝的启示。

这就叫天启。

所以，基督教是天启宗教，伊斯兰教也是。

不过，伊斯兰教的天启靠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基督教的天启却不是耶稣的功劳，也不是那十二门徒的。提出了原罪和救赎教义的，是圣保罗。

圣保罗不是耶稣的门徒，甚至没有见过耶稣，却把耶稣之死这件事用到了极致。后来，当传教士们绘声绘色讲述这个故事时，台下听众几乎个个涕泪纵横。

是啊，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上帝竟然派了他的儿子用自己的血来赎我们的罪，那还不赶快皈依？

所以，基督教的创始人与其说是耶稣，不如说是圣保罗。没有圣保罗，就没有原罪和救赎的教义，基督教也就得不到最广泛的传播，甚至会销声匿迹。

但，既然认定耶稣是救世主，也就必须认定人人有罪的观念属于耶稣。

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说，一天清晨，一群法利赛人押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到迦百农殿堂去见耶稣。法利赛人是墨守陈规的犹太教士。他们问：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

显然，这不是来求教，而是来找茬。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便犯了杀人罪；说不要用石头去打，便犯了违律罪。无论如何，法利赛人都可以抓住把柄去告他。

然而耶稣只是直起腰来，平静地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说完，又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听完，竟然全都退了出去，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更没谁用石头去打那女人。4

这说明什么呢？

人人有罪，无一例外。

至此，新老宗教的区别一目了然。

犹太教：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基督教：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罪人”。

哪个更有开放性？

基督教。

是啊！既然人人有罪，那就无分你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也都需要救赎，不管你是罗马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以，基督教降低了入教的门槛，取消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比如不吃猪肉、要行割礼等等。割礼是犹太人与上帝立约的凭证，相当于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基督教则改为在头上洒水，显然更容易被成年男子接受。

它成为世界性宗教，也绝非偶然。

更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诞生了。

这就是平等和博爱。

博爱来自救赎，平等来自原罪。道理很简单：人人有罪，则人人平等。人人生而有罪，则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权利既然为造物主所赋予，那就不可让渡。

天赋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何况平等并非人的许诺，而是神的旨意。人的许诺是靠不住的，神的旨意则不可违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理念一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就有了一个可实现和可操作的方式，尽管不是最好的。

下一步是制度的设计。

原罪的观念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所谓原罪，不过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和作恶的可能。因此，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不敢犯罪和无法犯罪。对公权力的使用，尤其如此。

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不过天赋人权也好，三权分立也罢，都是后来的事情。从基督教的诞生到现代文明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甚至在走向光明之前，先得堕入黑暗深渊。这是人类文明不得不支付的学费和代价。

在此刻，则必须有人以血献祭。

这个羔羊，就是罗马。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皇帝陛下谦卑地跪在了米兰主教的面前。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头戴高冠，身穿一级大礼服和豪华披风的主教，庄严肃穆地来到一身素衣的皇帝面前，沉稳地问道：你知罪吗？

皇帝答：知罪。

主教又问：愿意忏悔吗？

皇帝又答：我忏悔。

得到虔诚的回答后，主教带领在门外等候许久的皇帝进入教堂，并在祭坛前赐给他一小片面包。

帝国的臣民们目睹了全部过程，因为此君的忏悔被要求公开进行。这当然让皇帝陛下尊严尽失，却使基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直上云霄。

这是公元390年的事，当时中国是东晋，忏悔的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这位被教会赠予“大帝”称号的君王堪称划时代人物：在他死后，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他生前，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两件事都意义重大。

基督教被定为国教，是在狄奥多西忏悔两年后，即公元392年。这时，距离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三百六十多年。这在历史上虽然不过弹指一挥，对于基督教来说却是天上人间。5

变成“执政党”的基督教会迅速举起了大刀。第二年（公元393年），被教会控制的罗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时立法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它是当年希腊人献给众神之王宙斯的。

此后，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被陆续关闭，属于所谓“异教世界”的藏书不断流失，或被焚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宫，直到四五百年后才因为阿拉伯人重见天日，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西方史学界把公元393年称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八十多年后，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其实帝国早就该亡。这一点，从迁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只是坚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则，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合法地位。然而君士坦丁的倾向性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独尊地位。为此，他不惜动用国库为上帝大兴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没有罗马神殿。

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显的，动机却相当可疑。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君士坦丁有什么必要把自己从罗马人的皇帝变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许，目的在于改变授权主体。

前面说过，罗马，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执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政权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夺去。罗马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不少还死于非命，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想一人独裁又长治久安，就只能将授权主体从人变成神，即由“君权人授”变成“君权神授”。而且，多神教的神还不行，那会弄出众多的皇帝。犹太教也不行，他们的上帝只属于犹太人，罗马却是多民族的帝国。

基督教，成为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基督教会也十分欢迎这样一个皇帝。他们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过罗马皇帝，才能在人间得到实现，正如皇帝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授权。6

皇帝和教会，一拍即合。

只不过，这笔买卖从君士坦丁谈到狄奥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达成。双方的愿望和交易，则十分类似于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你许我独尊，我许你独裁。

然而结果却不相同。儒家当真效忠了帝国，帝国却未必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相反，狄奥多西当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却并不许他独裁，反倒要他忏悔。

买卖，也并不总是公平的。

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要知道，罗马皇帝并不能直接跟上帝对话。按照当时的教规，神意只能通过主教来传达。皇帝以为笼络了主教就能靠拢上帝，哪晓得自己反倒从君主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第五章 理念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三纲五常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2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只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轻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过君臣二人似乎是书信来往。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则上书提出对策。汉武帝三问，董仲舒三答，开篇就说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3

五常，就在这里提了出来。

三纲的概念，则见于《春秋繁露》一书。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据说，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他在书房的窗户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园子里看上一眼。

那么，董仲舒又如何证明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这倒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实在需要解释。

汉语中的天，英语或者翻译为Heaven（上苍），或者翻译为Nature（自然）。实际上在董仲舒这里，两种意思都有，因此应该是Nature加Heaven。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终极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比方说，谁当天子，谁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换代，等等。授予治权就叫天命，更换王朝则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过奉天承运而已。4

诞育万物并当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样无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规律和规则结构而成的。物质有金木水火土，规律则是阴阳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对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或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变化，总规律就是阴阳的关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阴阳两面，它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且阴会变成阳，阳会变成阴。

显然，这是哲学，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数与数的和谐”。

五行也一样。它首先是五种物质或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两种关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则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岂非规律？5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

也只能叫老天爷。

是的，一个好心肠又爱发脾气的老爷子，却绝非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那样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样也是无形的，却又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感情。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说“天人一也”。7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是同构的。比方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岂非同构？8

同构则感应。所以，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因为天与人不但同构，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正宗原装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问题是，这套说辞有什么意义呢？

以天道说人道。

话，首先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最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如果君王无道，上天便会先用灾害来谴责，再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冥顽不化、屡教不改，那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了。9

汉武帝读到这里，恐怕着实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凤凰或麒麟之类），证明当今圣上是尧舜之君。

汉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董仲舒这样说，很可能有一种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权。是啊，天子的治权既然来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发言的权利和理由。

这是备受后世赞扬的一点。

可惜董仲舒没有想到，他用来对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来对付臣民。比方说，要除掉某个并无过错又看不顺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厌之”的名义。

中国的皇帝，可不是狄奥多西。

更何况，要让皇帝服从天意，就得承认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义赋予他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三纲之说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把三纲理解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白虎观会议以后的事，董仲舒说的只是三种关系。只不过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所以是纲。

那么，为什么是三纲，不是四纲或五纲？

因为要以自然说社会。汉儒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对应的当然是三纲。换句话说，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后者高于前者，因此纲为三，常为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10

呵呵，中国人的说法，总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释。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这就是“王道之三纲”，而且“可求于天”。11

五常则利用五行来解释：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只不过，这个解释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12

这样一来，三纲五常就变成了一种“天启道德”。由于来自天启，也就具有了类似于天启宗教的性质。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被称为“儒教”，并非全无道理。13

看来，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大儒都不再纯粹。公孙弘当然是官场老油条，董仲舒则更像一个巫师和道士。而且正是他开创的今文经学派，还把儒术变成了巫术。

那可又是一台好戏。

政治化巫术

公元56年，也就是罗马的尼禄皇帝上台后两年，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读如衬）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的动作。

明堂是宣明政教之处，灵台是夜观天象之台，辟雍则是天子的学宫。起明堂，筑灵台，建辟雍，自然是为了从武功转向文治，与天下臣民共享太平。

那么，图谶又是什么东西？

谶，就是谜语式的预言，且由来已久。据说秦代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语，结果秦始皇花大力气对付匈奴，却没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胡亥。

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了。

不过民间是相信的，就像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我们民族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还多灾多难。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安全没有保障，精神失去寄托，灵魂无处安顿，就只有相信谶语、八字和风水。

后来统治者也信了，带头的是王莽。

王莽为什么相信？因为他就是靠这玩意当上真皇帝的。当然，把王莽扶上帝位的，除了谶语还有符瑞（吉祥物），比如那块白石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

何况这并非没有理论依据。《礼记·中庸》就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儒家经典都承认的，王莽当然可以相信。

实际上孔子虽然不谈神怪，儒家却相信世界上有天赐神物。他们说，伏羲的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有绿图，叫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有丹书，叫洛书。这就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14

其实这事孔子也相信。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只麒麟被猎获打死。孔子就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可是没什么希望了，我的主张也走到头了！15

这就是图谶的来历。

图谶，就是河图、洛书加谶语。

此外还有纬。

纬，就是纬书。所谓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叫经。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则叫子。另外，史学著作叫史，文学著作叫集，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

经，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横线则叫纬。所以，从理论上讲，有经就该有纬。《诗》、《书》、《礼》、《易》、《春秋》都被定为经了，纬在哪里呢？

也只能伪造一批。

于是汉儒谎称，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凿度》、《考灵曜》、《含神雾》、《感精符》，一看就是装神弄鬼。16

这样的“伪书”当中，自然少不了谶语，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这就叫谶纬。

王莽喜欢的，就是谶纬。

刘秀喜欢的，则是图谶。17

这同样毫不奇怪，因为刘秀也是靠这个当皇帝的。当年他起兵时，就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氏该复起。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秀奉天承运。刘秀扭扭捏捏一阵子后，就“顺应天意”成为东汉光武皇帝。

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巫术。

因此，光武帝刘秀把图谶向天下公开，首先是为了巩固政权，强调皇位和帝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

这很怪异。大汉王朝，不是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请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化巫术图谶呢？

也许，君士坦丁的选择可供参考。

君士坦丁为什么要扶植并皈依基督教？恐怕就因为他发现原来的多神教已经无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国，这才既抛弃了罗马城，也抛弃了罗马神。

同样，儒家思想也让光武帝不能满意，尽管它其实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变得更对帝国的胃口。但，前面说过，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他希望天意的解释权能够由儒生来掌握，从而在帝王的法统之外再开一个道统。

光武帝当然不能同意，他可不想成为另一个狄奥多西。尽管他并不知道罗马的故事，但帝王的本能告诉他，皇天上帝的授权不能假手他人，必须自己直接获取。

图谶，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这就又要拜谢董仲舒了。他开创的今文经学，原本就有巫术的意味，他自己也是推论灾异的高手，《春秋繁露》里面还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王莽时代的那些纬书也是今文经学派炮制的，光武帝只需顺水推舟。

为此，他不遗余力。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光武帝对图谶是真信或者仅仅只是利用。但可以肯定，他明白这玩意其实并不地道。因此他对外界的反应，就差不多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有一天，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论祭祀的事情。光武帝说，朕打算用图谶来做决策判断，你看如何？

大臣答：臣不为谶。

光武帝勃然变色：爱卿不为谶，是反对它吗？

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解释说：臣才疏学浅，有些东西没有学过，哪里敢反对？

光武帝这才恢复常态。18

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旧不以为然。比如尹敏，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订图谶。尹敏却抗命说：谶书并非圣人撰写，粗俗不堪，恐怕误人子弟。光武帝不听他的。于是尹敏做校订时，便在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君无口，为汉辅。

君无口，就是尹。这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光武帝看了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尹敏说：臣见其他人这样胡编乱造都得了好处，也想侥幸得到富贵，万一成了呢？19

这其实就是撕破脸皮揭穿把戏了，但刘秀却没有治他的罪，只是不再重用而已。也许，光武帝也明白，图谶不过自欺欺人。硬要当真，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20

图谶治国的方针却一如既往地被强制推行。光武帝并没想到：巫术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会巫术化；而巫术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命的。

事实上，正如董仲舒企图用来制约皇权的天意，反被皇帝用来对付臣民，刘秀试图借以巩固政权的图谶，也被造反起义的农民用来推翻王朝。黄巾军就是这样。他们的口号有八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这也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以后，曹丕、刘备、孙权，都用图谶来做文章，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结果，正如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救世主，图谶也没能拯救大汉王朝。

那么，东汉为什么会亡？

东汉之亡，又留下了哪些教训和遗憾？

东汉之亡

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伤，有内伤，有外伤。外伤就是农民起义，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斗争。

那就先看内伤。

与刘邦以一介平民开创帝业不同，刘秀是豪门巨族出身，依靠的是以南阳大族为骨干的豪强集团。后来他分封功臣，提倡儒术，原因也在这里：一起打江山的豪强必须得到酬谢，主张家天下的儒学则能巩固其统治。

这就与西汉有所不同。

西汉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所有臣民都要按户登记在册，叫编户；编入户籍的臣民一律平等，叫齐民。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因为可以保证皇帝的高高在上。

然而到西汉末年，齐民已经不齐，帝国之臣开始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或贫或贱，成为寒门或庶族；极少数人或富或贵，成为豪门或望族，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化。

换句话说，西汉前期的臣民，就像马克思所说是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个头都差不多，皇帝当然也不难君临天下。现在某些马铃薯却变成了巨无霸，夹在了皇帝与小民当中，又该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

可惜东汉的国运不佳。头三个皇帝还不错，既有执政能力，寿命也算长，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汉章帝三十三岁。这就已经一代不如一代，没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惨，继位时年纪小，活的时间也不长。

和帝十岁，享年二十七岁。

殇帝百日，享年二岁。

安帝十三岁，享年三十二岁。

顺帝十一岁，享年三十岁。

冲帝二岁，享年三岁。

质帝八岁，享年九岁。

桓帝十五岁，享年三十六岁。

灵帝十二岁，享年三十四岁。

章帝以后八个皇帝，包括没算进去的少帝刘辩（十七岁）和献帝刘协（九岁），继位时没有一个是成年人。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那么，谁来治国？

外戚和宦官。

这是东汉的两大势力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很简单，皇帝年幼，只能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皇帝长大要夺回权力，又只能依靠宦官。结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闹到亡国。

斗争残酷而血腥。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时期，第二次在安帝死后，两次都是外戚失败，他们的兄弟和同党则不是自杀，就是伏诛。这还算是客气的。到桓帝联合宦官消灭外戚梁冀时，可就是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了。

停战时也好不到哪里去。朝政被他们轮流把持，仕途则被他们坐地分赃。大体上中央官是外戚党羽，地方官是宦官党徒。东汉的政治，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更严重的是还要谋杀皇帝。

被谋杀的是质帝。质帝死时虽然只有九岁，却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有一天上朝时，质帝看着梁冀说：这是个跋扈将军。于是，梁冀当天就给质帝送去了毒饼。

质帝紧急召太尉李固进宫。

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

质帝说：吃了饼，肚子疼，喝口水还能活。

旁边的梁冀却冷冰冰地说：会吐的，不能喝。

话音刚落，质帝驾崩。

李固伏尸大哭。

于是，梁冀便把李固也杀了。21

这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君为臣纲可是帝国的根本所在，岂能动摇？天下人的天下，又岂能由他们瓜分？

另一个势力集团拍案而起。

这个集团就是士人。

士人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因为两汉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士人组成。士人就是读书人。他们以读书为生涯，兼事农业，世代如此，正所谓“耕读为本，诗书传家”。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出路是做官。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因为读书而做官，读书就会成为风气，做官的人则会越来越多。如果世代屡出高官，那就成为名门望族。再加上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则会形成不小的势力。

当然，这也是利益集团。

不过，虽然都要讲利益，三大集团却并不一样。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士人却还有理念、气节、操守、追求和情怀。这是他们读书读来的，也是光武帝倡导的。

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四处宣扬图谶，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气节。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图谶之类只能愚弄匹夫匹妇，气节操守才能撑起国家栋梁。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不肯出来做官的，尊重其个人选择。22

此举影响深远。因为对于读书人，最挡不住的诱惑就是做官。如果归隐山林能够得到皇上的肯定，那么，进入官场的士人也应该能够洁身自好。

这可真是纲举目张。

因此东汉的士风清朗一时。士人以道德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面对朝政的混乱，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以京都洛阳为阵地，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口诛笔伐，评头论足，掀起了舆论的狂潮。

唇枪舌剑所指，就是宦官集团。

依靠宦官铲除异己的汉桓帝震怒。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访华那年，桓帝指名道姓以“党人 ”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处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

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崇高的荣誉。太学生和知识界开始给他们做排行榜，名誉最高的叫三君（意见领袖），其余则有八俊（俊杰）、八顾（楷模）、八及（导师）、八厨（慈善家）。

这些人统称名士，也叫清流。

清浊不两立，冲突还会再起。

公元169年，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被杀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帝国的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

人品的高下，人心的向背，却也在这时显现出来。

李膺是八俊之首，通缉令下达时正好隐居乡下。乡人劝他逃亡，他却选择自投罗网。李膺说，遇事不避难，获罪不避刑，才是气节。结果，李膺死于狱中。

吴导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到了县里却抱着诏书号啕大哭，县令郭揖也解下印绶准备跟范滂逃亡。范滂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慷慨赴死，时年三十三岁。23

什么叫精英？这就是。

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可惜桓帝和灵帝都意识不到这点，只有死到临头才可能被吓醒。

果然，十五年后，汉灵帝大赦党人。

因为黄巾军打过来了。

道教启示录

黄巾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

不清楚汉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4

这是暗号，也是谶语。

岁在甲子约定的是起义时间，事实上这一年也刚好是甲子年。但这里面未尝没有神秘意味，因为甲子为六十年一个轮回之首。岁在甲子，有开始新纪元之意。

这当然是巧合，但足以让人兴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则略嫌费解。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土德的黄天应该在火德的赤天之后，苍天却是木德，也不代表汉，汉是火德。

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木（苍天）已被火（汉王朝）烧成灰烬，现在轮到土，土是黄天。25

难怪他们要戴黄头巾。

光武帝用来夺取江山的手段，被黄巾军用来推翻他的王朝，这真是情何以堪。不过黄巾军倒不是存心要让光武帝的在天之灵难受，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道教徒。

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但不会早于汉顺帝时期。据说当时有个名叫宫崇的人，献出了一本叫《太平青领书》的神书，而这本书又是他老师于吉得到的。有关部门认为该书妖妄荒唐，便藏在宫中，并未公开。

后来不知为什么，张鲁手上也有了这部书。26

张鲁可就跟道教有关了。他的祖父叫张陵，也就是道教讲的张天师。张陵创造的教派叫天师道。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斗米，所以也叫五斗米道。

另一个教派则叫太平道，创始人就是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黄巾军失败以后，太平道融入了天师道；而天师道则因为张鲁投降曹操，慢慢发展起来。27

天师道和太平道的故事，大约基本属实。于吉得到了神书，则只能姑妄听之。但这段记载还是道破了天机：该书主要讲阴阳五行，也有很多巫觋（读如习）杂语。

巫就是女巫，觋就是男巫。

也就是说，道教出自巫术。

这并不奇怪，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有关巫术的观点均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但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却发人深省。

是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时间是在汉顺帝之前的汉明帝时期，佛寺则首先在洛阳建立。尽管这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还很肤浅，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种方术，但这种闻所未闻的精神文明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

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宗教既然是好东西，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哪怕借鸡下蛋。

这时，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伊斯兰教则尚未诞生，我们并不知道一神教为何物。但我们从佛教那里得知，宗教需要教义和教主，需要组织和仪式，更需要理论基础、修持方式、崇拜对象和最高智慧。

那么，我们有吗？

有。阴阳五行就是理论基础，练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各类神明就是崇拜对象，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只要把老子奉为教主，术士称为道士，就成功了。

道教当然并非如此简单，它的诞生和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更关心的是，道教在中国必然要产生吗？如果说它的横空出世乃应运而生，那么道教的“运”又是什么？

巫术的合法化和正规化。

我们知道，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要变身。比方说，在希腊变成科学，在印度变成宗教，在中国变成礼乐，在全世界变成艺术。

变成礼乐以后，巫术就不再是巫术。正宗的儒家是不讲巫术的，也不喜欢怪力乱神。唯其如此，图谶，包括后来的佛教，便一直遭到正统儒家的抵制。儒家讲的是王道，而王道不需要装神弄鬼，也与方术无涉。

可惜，巫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也有适合其生长的气候和土壤，尤其在民间。因此，它只会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不可能彻底消亡。

更何况，巫术还有它的合理性。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中世纪并非一团漆黑，包括方术和谶纬在内的巫术也并非一无是处。汉代纬书中，就不乏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哲学的知识。与巫术息息相关的中医学，更不乏人体学和医药学的内容。28

其实两汉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张衡的候风仪和地动仪，扬雄的《太玄经》（数学），张仲景的《伤寒论》（医药学），王充《论衡》中的某些部分，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

就连被斥为妖妄荒唐的纬书，也发现了日蚀的科学原理（日光沉淹，皆月所掩），以及为什么地球在运动人却以为地不动。他们的说法是：这就像在大船上闭窗而坐，是不可能感觉船在行走的。 29

这并不奇怪。汉，毕竟是大帝国和大文明，有一种开阔的胸襟、豪雄的气势和远大的目光，可以纵横万里，包揽天地。汉人也信心满满，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对之前的文明做出总结性的发言。

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远大目标的产物。换句话说，汉人是要彻底弄清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为之构建一个科学模式或数学模型。

可惜，中华文明的科学基础实在薄弱，能借助的力量只有巫术。这就不能再让巫术底层化和边缘化。但，巫术如果不能变成科学，就只能变成别的。那么，它在汉代又怎样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规化呢？

上层将巫术政治化，下层将巫术宗教化。

政治化的巫术就是图谶，就是纬书。也就是说，巫术政治化的前提，是儒学的巫术化。儒学巫术化了，巫术才能儒学化，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规化。但，两汉儒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两汉巫术也必然政治化。

结果是什么呢？

政治巫术化，比如王莽，比如刘秀。

与此同时，巫术也在宗教化，宗教化的巫术就是道教。道教的宗教外衣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是佛教的道教化。后世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是被巫术化和道教化了的，只有禅宗是个例外。

显然，政治巫术化，佛教道教化，都因为巫术没能科学化。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而历史没给我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董卓，一个野蛮、强悍而又狡猾的西北军阀，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闯进了洛阳。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碎了，接下来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一直要到隋唐以后，我们民族才能静下心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

但这绝不意味着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是一塌糊涂和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三个半世纪的积累和准备，中华民族才发展壮大起来，中华文明也才再次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明。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后记 为什么是罗马

公元前后的五六十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恐怕都是颇为重要的。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公元25年，刘秀开始了新王朝。从此，大汉变成了两个：西汉，东汉。罗马也是两个：共和国，帝国。

两汉两罗马，即此之谓。

此后，而且相差不到一百年，中国和罗马都陷入分裂状态。罗马变成东西两个帝国，中国则是南朝和北朝。南北朝之后的中国重归一统，罗马却走上不归之路。

如此镜像，令人着迷。

罗马跟中国确实很像，比如多神崇拜，信仰自由，甚至没有信仰。中国的皇天上帝虽然掌握了天命和革命的终审权，平时却并不直接插手人间事务。罗马的诸神更是保护者而非裁判员。人的是非，神是不管的。

也就是说，中华和罗马都是“人本”而非“神本”。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一个发明了礼治，一个发明了法治。法治也好，礼治也罢，都是“人的自治 ”，没有上帝同行。

所以，罗马人跟中国人一样，家族观念强，重视亲情伦理，相信君子协定，认为无信义即无人伦。或者说，他们其实也有类似于“五常”的观念。

这一点，在恺撒被刺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前面说过，布鲁图等人刺杀恺撒，是为了阻止帝制、保卫共和。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义的，但在当时却弄得人人喊打。倒不是共和制度不得人心，更不是变成帝国乃人心所向。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仅仅因为犯了众怒。

为什么会犯众怒呢？

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指出了两点。

第一，元老院全体议员曾集体宣誓，誓死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这种誓言在罗马属于最高等级：无须人质也无须担保，却具有公共效力。因为宣誓人都是公众人物，从来就视名誉如生命，不会也不敢背叛誓言。

第二，恺撒在罗马被尊为国父，有着父亲般的神圣光环，遗嘱中又交待要将遗产分赠罗马公民。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布鲁图等宣过誓的人刺杀恺撒，就不但是背信弃义，而且是弑父弑君，是可忍孰不可忍！

难怪愤怒的民众会把共和国的保卫者称为“弑父者”，一个个恨不得亮出复仇之剑。这种情感，中国人不难理解。《后汉书》说罗马“有类中国”，看来也有道理。

中国与罗马，确实具有可比性。

不过，我决定写这本《两汉两罗马》，却并非仅仅因为有这么多看起来的相似和巧合，更因为只有汉代的中国人和古代的罗马人，才第一次创造了世界性文明。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亮点。

毫无疑问，文明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埃及和西亚文明影响了希腊，希腊又影响了罗马，也影响了北非、西亚和中亚。然而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是衰落的。文明的中心不在雅典，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印度也一样。最能代表印度文明特色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影响力不出南亚次大陆。产生于恒河流域的佛教虽然传播到了全世界，但在自己的文明圈内却谦虚地退居二线，实际作用远不如在异国他乡。

两汉两罗马就大不一样。

罗马与汉，都是在自己的鼎盛时期走向世界的。两国都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治理着几乎同样大的疆域、同样多的人民，也都依靠铁马金戈开疆辟土，并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此建立起世界性的文明圈。

留下的遗产同样丰富。

汉的贡献是为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帝国制度虽然是秦始皇创立的，却有着严重缺陷和致命弱点。正是由于汉武帝及其继承人的努力，这些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中华也才成为世界上最典型和最稳定的帝国。

两汉，是帝国制度的样板。

罗马则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原型。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罗马的政体设计确实精巧而高明：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或寡头制）和民主制，可谓集三种制度的优越性于一身。

当然，罗马并非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变成超级大国以后就再难实行。此外，元老院的精英性质和奉献精神没有制度保障，执政者从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变成终身制的皇帝，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只要把人民民主由直选制改为代议制，给执政者（无论他叫总统还是国家主席）一个合适的任期，再解决元老院的组成问题，几乎就是最不坏的政体。

更重要的是，罗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观念，恰恰是现代文明最需要的。事实上，只要坚持共和，坚持法治，则无论人民民主，抑或君主立宪，都是现代文明。

这就是罗马的贡献。

更何况，他们还贡献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其实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明的掘墓人。

这样看，中华文明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意义在于：一个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宗教信仰，也不靠血腥和暴力，却能长时间维持统一，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后重建家园，维系文明数千年不中断，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同样，中华文明虽未中断，却在衰减，并逐渐失去世界性。相反，罗马文明却浴火重生，在文艺复兴之后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只不过，弄清楚这奥秘，需要全球视野。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本书的原因，也就是本书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制度、信仰和理念五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原因。现在期待的，是诸位的批评。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3500年，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埃及和西亚。

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建立埃及第一王朝。

公元前3100年-前2700年，克里特文明诞生。

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印度河）文明诞生。

公元前1700年，有证据证明的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1200年，奥尔梅克文明诞生。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

公元前969-前936年，腓尼基推罗国王希拉姆一世。

公元前960-前930年，以色列－犹太国王所罗门。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

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

公元前721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灭以色列王国。

公元前671年，亚述征服埃及。

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帝国的版图面积空前绝后。

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亚述首都尼尼微。

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继承王位，亚述帝国灭亡。

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雅典梭伦改革。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犹太教在“巴比伦之囚”中形成。

公元前569年，释迦牟尼诞生。

公元前558年，居鲁士建立波斯王国，几十年后建立起波斯帝国。

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征服米底，建立波斯帝国。

公元前546年，居鲁士灭吕底亚。

公元前538年，居鲁士灭新巴比伦王国，犹太复国。

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

公元前518年，波斯入侵印度。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诞生。

公元前499-前449年，希腊波斯战争。

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第一次撤离运动。

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诞生。

公元前468年，墨子诞生。

公元前450年，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布。

公元前445年，魏国李悝变法。

公元前480-前404年，雅典伯里克利时代。

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27年，柏拉图诞生。

公元前403年，战国开始。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诞生。

公元前372年，孟子诞生。

公元前369年，庄子诞生。

公元前367年，《李锡尼－塞克斯图法》获得通过，罗马平民可任执政官。

公元前356年，罗马平民可任独裁官。

公元前351年，罗马平民可任监察官。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

公元前337年，罗马平民可任大法官。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

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入侵印度。

公元前324年，印度建立孔雀王朝。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卒，马其顿帝国分裂。

公元前296年，罗马征服中部意大利。

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南部意大利。

公元前273-前236年，印度阿育王时代，以佛教为国教。

公元前247年，安息建国。

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败于罗马，西西里设为罗马行省，为罗马在海外建立行省之始。

公元前239年，萨丁尼亚及科西嘉被设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225年，罗马击败高卢（今法国）。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

公元前218-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再败。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

公元前149-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灭亡，被罗马设为阿非利加行省。

公元前148年，马其顿成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希腊，设阿卡亚行省。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共有九个行省：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

公元前126年，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中国。

公元前82年，苏拉被宣布为罗马的终身独裁官。

公元前48年，恺撒担任五年任期执政官、终身保民官。

公元前45年，恺撒任终身独裁官。

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

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罗马共和国告终。公元前1年，汉平帝继位，王太后临朝，王莽任大司马。

公元8年，王莽称帝，西汉终。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东汉开始。

公元30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公元43年，罗马征服不列颠。

公元56年，东汉光武帝封禅泰山，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

公元57年，光武帝卒，享年六十二岁。子刘庄继位，年三十岁，是为汉明帝。

公元65年，中国人崇佛之始。

公元68年，汉明帝于洛阳首建佛寺。

公元73年，窦固遣班超使西域。

公元75年，汉明帝卒，享年四十八岁。子刘炟继位，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

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

公元88年，汉章帝卒，享年三十三岁。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和帝年十岁，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专政。

公元92年，十四岁的汉和帝联合宦官消灭窦氏，中国宦官参与政治从此开始。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条支（今伊拉克），至安息（今伊朗）西界而还。

公元105年，汉和帝卒，享年二十七岁。子刘隆继位，是为汉殇帝。殇帝年仅百日，邓太后临朝。

公元106年，汉殇帝卒，享年二岁。侄刘祜继位，是为汉安帝，年十三岁。

公元121年，邓太后卒，安帝灭邓氏，皇后弟阎显用事。

公元125年，汉安帝卒，享年三十二岁。宦官迎立济阴王刘保继位，是为汉顺帝，年十一岁。杀阎显。

公元144年，汉顺帝卒，享年三十岁。子刘炳继位，是为汉冲帝。汉冲帝年二岁，梁太后临朝，其弟梁冀用事。

公元145年，汉冲帝卒，享年三岁。梁冀迎立宗室刘缵继位，是为汉质帝，年八岁。

公元146年，汉质帝被梁冀毒死，享年九岁。梁冀迎立宗室刘志继位，是为汉桓帝，年十五岁。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灭梁氏。

公元166年，罗马使团到洛阳。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7年，汉桓帝卒，享年三十六岁。窦太后命窦武迎立宗室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十二岁。

公元168年，汉灵帝与宦官曹节等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

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

公元189年，汉灵帝卒，享年三十四岁。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东汉亡。公元226年，安息亡于伊朗萨珊王朝。

公元280年，吴亡，晋一统天下。

公元284-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位。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联名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在罗马取得合法地位。

公元316年，西晋亡，次年东晋始，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南移。

公元320年，印度笈多王朝开始。

公元330年（东晋咸和四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改其名为君士坦丁堡。

公元372年，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迅速击败东哥特人，接着胁迫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

公元386年，北魏建立，北朝开始。

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

公元420年，东晋亡，南朝开始。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亡。

公元529-534年，拜占庭编修《民法大全》。

公元581年，杨坚称帝，都长安，隋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隋亡，唐始。

公元622年，创立了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伊斯兰文明开始。

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

人物小传

张骞

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人，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与鸵鸟蛋等等。曾经奉命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亚述巴尼拔

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年-前631年），亚述帝国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王朝——萨尔贡王朝四王之一，率军远征埃及，直捣底比斯城，大肆抢掠并毁灭了这座城市。公元前639年，攻陷埃兰首都苏撒，平定埃兰全境。至此，亚述帝国达到最大的版图。拥有西亚全境并暂时占领埃及，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空前的大帝国。

亚述巴尼拔死后不久，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进攻亚述，帝国急剧衰落。迦勒底人乘机建立巴比伦第六王朝，恢复独立，并联合米底人于公元前614年攻克亚述古都亚述，公元前612年夺取亚述新都尼尼微，亚述帝国就此灭亡，亚述被并入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版图。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公元前630年-前562年），是位于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曾征服犹太国和耶路撒冷，并在他的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用巴比伦的语言解释他的名字，意思就是“皇冠的保护和继承者尼布”或“保卫边疆者尼布”。

居鲁士

居鲁士大帝（约公元前600年或前576年-前530年），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人类历史上皇帝千千万，但能称大帝的却寥寥无几，而居鲁士就是其中之一。古波斯帝国百余年的辉煌都和这个名字有关。在铭文中，他骄傲地说： “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 ”

大流士

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22年-前486年），波斯帝国君主。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大流士随冈比西斯二世出征埃及，被任命为万人不死军的总指挥。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前323年），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十三年中，以其雄才大略，东征西讨，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

鲁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是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公元前509年开始执政。作为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古罗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同罗慕路斯和屋大维相比肩的巨人。

瓦莱里乌斯

普布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波普利科拉，与布鲁图一起驱逐了暴君塔克文。在科拉提努斯放弃执政官之位后，瓦莱里乌斯成了布鲁图的同僚，并成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位的补任执政官。

后来布鲁图在与埃特鲁里亚军队作战中不幸战死，瓦莱里乌斯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消除了人们对他独裁的怀疑，还博得了人民对他的完全信任，人民称他为“波普利科拉”，意为“亲民者”。瓦莱里乌斯一生清贫，死后无力负担丧礼费用，结果由公共资金举行公葬，并且把他的墓地建在城内，这块墓地也成为他的家庭墓地。

盖约·朱里亚·恺撒

又译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盖乌斯·朱利叶斯·恺撒、朱利亚斯·恺撒（公元前100年7月13日-前44年3月15日），即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儒略家族成员。

恺撒出身贵族，历任财务官、大祭司、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用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全境（现在的法国），亦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制定了“儒略历”。

公元前44年，恺撒遭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恺撒身后，其甥孙及养子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开创罗马帝国，并且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恺撒也是扑克牌里的方块K人物。

屋大维

奥古斯都屋大维（公元前63年9月23日-公元14年8月19日），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统治罗马长达四十三年。公元14年8月，在他去世后，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并且将8月称为“奥古斯都月”，这也是欧洲语言中8月的来源。

屋大维是恺撒大帝的甥孙和养子，亦被正式指定为恺撒的继承人。公元前43年，他与马克·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打败了刺杀恺撒的共和派贵族(元老院)。公元前36年，他剥夺雷必达的军权，后在阿克图海战中打败安东尼，消灭了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罗马后开始掌握一切国家大权。公元前30年，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公元前29年，获得“大元帅”称号。公元前27年，获得“奥古斯都”（神圣、至尊的意思）称号，建立起专制的元首政治，开创了罗马帝国。

一般认为屋大维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之一。虽然他保持了罗马共和的表面形式，但是却作为一位独裁者，统治罗马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内战，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相当长一段和平、繁荣的辉煌时期。历史学家通常以他的头衔“奥古斯都”（“尊崇”的意思）来称呼他。

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约公元前83年1月14日-前30年8月1日）是一位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恺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恺撒被刺后，他与屋大维和雷必达一起组成了后三头同盟。公元前33年，后三头同盟分裂。公元前30年，马克·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先后自杀身亡。

西塞罗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他出生于一个骑士阶级的富裕家庭，青年时投身法律和政治，其后曾担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同时，因为其演说和文学作品，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古罗马最好的演说家和最好的散文作家之一。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危机中，他是共和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忠诚辩护者，和安东尼是政敌。他支持古罗马的宪制，因此也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深远地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并且至今仍是罗马历史的研究对象。

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公元250年-312年），原名为狄奥克莱斯，罗马帝国皇帝，于公元284年11月20日至305年5月1日在位。其结束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公元235年-284年），建立四帝共治制，使其成为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政体。其改革使罗马帝国对各境内地区的统治得以存续，最起码在东部地区持续了数个世纪。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一世，全名为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奥勒里乌斯·君士坦丁（公元272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06年至337年在位。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13年与李锡尼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在帝国内部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君士坦丁在内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巩固了皇位。在其统治时期，他还成功发动对法兰克人、阿拉曼人、西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役，并成功夺回在前一个世纪丧失的达基亚地区。他在拜占庭建立新皇宫，并将之命名为新罗马，但人们为尊君士坦丁之名，将此地称作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在此后一千年内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因此君士坦丁也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创立者。

王莽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十六年，卒年六十九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公元前85年-前42年），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名元老院议员，后来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谋杀。传说恺撒临死前说：“还有你，布鲁图？”而布鲁图向罗马群众说明行刺的动机，留下一句名言：“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

狄奥多西

狄奥多西一世（公元347年-395年1月17日）又译为狄奥西亚一世或杜多思一世，亦作狄奥多西大帝，是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79年-395年），公元392年起统治整个罗马帝国。他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君主。公元393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反对一切异教和异端。在米兰去世，临死前把帝国分给两子，罗马帝国分裂。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河北人。西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 “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刘秀

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鄗南千秋亭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

注释

总注

本卷所引史实和部分观点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亚历克斯·沃尔夫《世界简史》，韦尔斯《世界史纲》，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全球通史》，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第一章

1.见《后汉书·西域传》。

2.见《资治通鉴》卷四十八。

3.请参看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4.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

5.见《史记·大宛列传》。

6.这个数字诸家说法不一，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全球通史》。

7.历史学家一般都把公元前492年波斯入侵希腊看作希波战争的开始，但马拉松战役却更具有历史意义。

第二章

1.见《史记·高祖本纪》。

2.罗马帝国的这个黄金时代是公元96年到192年，正值中国东汉的和帝到献帝期间。

3.此后一百年，罗马帝国危机爆发，农业衰落，市场萧条，政治混乱，外族入侵，史称“3世纪危机”。

第三章

1.王莽事迹均请参看《汉书·王莽传》。

2.公元前367年，平民可任执政官。公元前356年，平民可任独裁官。公元前351年，平民可任监察官。公元前337年，平民可任大法官。公元前296年，罗马征服中部意大利。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南部意大利。公元前241年，罗马打败迦太基，西西里设为罗马行省。到公元前130年，罗马共和国已经拥有九个海外行省。到恺撒时代，则为十八行省。

3.罗马人法治观念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西亚。有一块出土的泥板上，就用苏美尔文记载了大约在公元前1890年的法律判决。此后，则有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木法典》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第四章

1.请参看卡西尔《人论》。

2.罗马的神官和祭司都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请参看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册。

3.见《景德传灯录》卷一引《普曜经》。

4.见《圣经·新约》。

5.狄奥多西忏悔的年份，据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基督教被定为国教的年份，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宗教大事年表》。

6.以上论述请参看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第五章

1.三纲的思想其实始出于法家，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后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他的《举贤良对策一》则提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概念。东汉的《白虎通》进一步明确了三纲的内容，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表述为三纲六纪。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2.见《孟子·告子上》。

3.董仲舒事迹均见《汉书·董仲舒传》。

4.董仲舒“天人三策”之三称： “天者，群物之祖也。 ”

5.请参看《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6.见《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7.见《春秋繁露·阴阳义》。

8.请参看《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及其他。

9.见董仲舒“天人三策”之一。

10.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系采用冯友兰的说法，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11.见《春秋繁露·基义》。

12.见《白虎通》卷八。

13.天启道德系采用韦政通的说法，请参看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系参考田昌五、安作璋的说法，请参看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

14.见《易传·系辞上》。

15.见《史记·孔子世家》及何休注。

16.见《礼记正义》引郑玄说。

17.这一观点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18.见《后汉书·郑兴传》。

19.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20.吕思勉《秦汉史》中说：谶文妖妄，岂有以中兴之主而真信之理？

21.见《后汉书》之《梁冀传》和《李固传》。

22.见《后汉书·逸民列传》。

23.见《后汉书·党锢列传》。

24.见《后汉书·皇甫嵩传》。

25.这个解释请参看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

26.见《后汉书·襄楷传》。

27.关于道教的起源和演变过程，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28.其实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请参看。

29.见《春秋纬·感精符》和《尚书纬·考灵曜》。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第一章 世界

罗马人来了

亚述：壮丽的错误

波斯：仁慈的征服

希腊：自由万岁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第二章 历史

初生牛犊

保卫共和

被杀的岂止是恺撒

屋大维上位

各奔东西

第三章 制度

王莽失败

屋大维成功

共和的精神

法治天下

罗马之亡

第四章 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佛教：无神的宗教

犹太：人类的先知

原罪与救赎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政治化巫术

东汉之亡

道教启示录

后记 为什么是罗马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人物小传

目录

版权页

第一章 袁绍揭幕

大开杀戒

揭幕人

引狼入室

从门阀到军阀

曹操出手

第二章 魏武挥鞭

迎奉天子

曹袁之别

降张绣

放刘备

官渡之战

第三章 孙刘联盟

荆州告急

诸葛亮出山

鲁肃设谋

孙权拍板

赤壁之战

第四章 三分天下

称王不称帝

刘备入蜀

讨荆州

走麦城

夷陵之战

第五章 武侯治蜀

刘备托孤

诸葛亮执政

蜀汉之亡

东吴之路

殊途同归

第六章 桃园惊梦

千年一梦

再说孙权

再说刘备

再说诸葛亮

再说曹操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纪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9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034-8

Ⅰ. ①三…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Ⅳ. ①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4003号

产品经理 赵海萍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应凡 石蕊

装帧设计 白咏明

插画 赵闯 方佳翮

易中天中华史

三国纪

易中天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4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60,000

插页 2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34-8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曹操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赤壁遭遇孙刘联军的抵抗，只好自己一把火烧了战船，退回北方。从此，南北划江而治，东汉帝国也分裂为三个独立王国：魏、蜀、吴。

第一章 袁绍揭幕

英俊潇洒的袁绍，原本是作为新世纪的揭幕人走上台前的。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由于他的引狼入室，不但把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推迟了半个世纪，还让自己和众多的人变成了军阀。

大开杀戒

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

这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岁月。用不了多久，首都洛阳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统一的大帝国也将在实际上不复存在。然而统治集团却浑然不觉。他们正忙于内讧，并用那满城的杀气来加速自己的灭亡。

仇恨和杀戮是在外戚与宦官之间展开的，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从第四任皇帝刘肇算起，一部东汉宫廷史就差不多有半部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东汉十三个皇帝，有十个没活过四十岁，四个去世时没有儿子。继位的则有十一个不到二十岁，其中年龄最大的章帝十九岁，最小的殇帝不过百日，冲帝只有两岁，质帝只有八岁。1

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先帝没有儿子，就只能到宗室藩王中找继承人。第二，天子不能亲政，就只能由太后临朝，外戚执政。这是吕后时期留下的传统。

于是，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少帝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

呵呵，六次太后临朝，六次外戚执政。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比如阎显，便是宦官自作主张杀掉的，没汉顺帝什么事。

汉灵帝时的外戚窦武，也为宦官矫诏所杀。2

梁冀倒是被汉桓帝杀掉的，但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众所周知，梁冀是有名的跋扈将军。他和他的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二十四年，经历了三任皇帝。其中有两个皇帝是梁冀的妹夫，有两个为梁冀所立，一个为梁冀所杀。3

不难想象，汉桓帝过的是什么日子。

事实上桓帝那位梁皇后，跟她哥哥一样跋扈。皇帝喜欢哪个女人，皇后就把她毒死。因此熬到梁皇后去世，年满二十八岁仍不能亲政的汉桓帝决定动手。

密谋却是在厕所里。

汉桓帝把宦官唐衡叫进厕所问：诸位当中，有谁是跟外面那人搞不来的？

唐衡说了单超等四个人的名字。

汉桓帝又叫来单超，要他想办法灭了梁冀。

单超说：办法不难，只怕陛下狐疑。

汉桓帝说：奸臣胁国，罪该万死，除之何疑？4

于是汉桓帝亲自上殿指挥，一面让尚书令守卫宫省看护符节，一面让近卫军包围梁府。结果梁冀夫妇自杀，梁氏家族全部斩首示众，门生故吏罢官三百多人，这才把政权从外戚手里夺了回来。

桓帝以霹雳手段消灭梁冀有两个原因。第一，梁冀过于跋扈；第二，桓帝是宗室入主汉廷，与太后和外戚并无骨肉之亲。那么，灵帝去世后的形势也如此吗？

不，两样。

说起来汉灵帝还是蛮灵的。他活到三十四岁，还留下了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哪里会有问题？

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也没问题。因为刘辩是何太后的亲儿子，何进的亲外甥。何况何太后与宦官的关系相当不错，刘辩也并无铲除何进之意。那么，为什么这一回动静会闹得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呢？

因为袁绍掺和进来了。

袁绍字本初，是汉灵帝近卫军的二号人物。这支部队共有八位将领，号称“西园八校尉”。其中二号袁绍，中军校尉；三号鲍鸿，下军校尉；四号曹操，典军校尉。一号人物宦官蹇硕既是上军校尉，也是元帅。

蹇硕跟何进是有矛盾的。因为汉灵帝心许的继承人不是长子刘辩，而是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灵帝临终前，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了蹇硕，蹇硕也准备完成先帝的遗愿。没想到何进抢先一步，把刘辩扶上了皇位。

何进此举并不奇怪，因为刘辩是他妹妹的儿子。

蹇硕则只差一点就会成功。当时他的计划，是先杀掉大将军何进，再立刘协。可惜蹇硕没想到，他的一个部下是何进的老朋友。何进入宫时，这个部下迎面走来使了个眼色，何进掉头就跑，蹇硕的谋杀失败。

如此矛盾已不可调和，而蹇硕这边又再出叛徒。结果何进反戈一击成功谋杀蹇硕，并接管了西园上军。

此事如果就此打住，杀气也许就会散去，生活也将归于平淡，东汉王朝则将继续苟延残喘。然而袁绍却意犹未尽，他极力鼓动何进将宦官斩尽杀绝。袁绍说，将军如果能一举而为天下除此祸患，必将名垂后世。

何进却犹豫了。

犹豫并不奇怪。此人原本是一个杀猪的，靠着妹妹当皇后才成了大将军，又岂敢把所有的宦官都当作猪来杀？妹妹何太后也不肯杀宦官。因为她曾经谋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靠着宦官求情才幸免于难。

于是何太后说：宦官统领后宫禁省，是祖宗成法汉家制度，怎么能改？何况先帝刚刚驾崩，天下未定，我又为什么一定要立场鲜明地站在士大夫一边？

太后不允，何进更加犹豫。

犹豫的结果，是对方抢先一步。宦官张让等人趁何进入宫之机，手持武器将他围在门房痛骂：国家腐败，难道都是我们的错？大人口口声声说我等肮脏，请问官场之中朝堂之上，又有谁是忠诚的，谁是干净的？

骂完，一个宦官拔出剑来，一剑杀了何进。

政变成功的宦官立即草拟了诏书，准备昭告天下。诏书传到尚书台，值班的尚书一脸惊愕。他弱弱地问：是不是该请大将军一起来商量？一个宦官却拎起何进的脑袋扔了过去：大将军在这里，你跟他商量吧！5

局势瞬间逆转，袁绍也立即出手。

袁绍比何进心狠手辣得多。何进被杀后，洛阳城里一片混乱。何、袁两家各路人马一齐起兵，袁绍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宦官，看见不长胡子的就一刀砍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掉裤子验明正身，那些平时行善的宦官也死于非命，死者竟多达二千余人。6

杀戒一开，不可收拾。后果的严重，也远远超出袁绍的想象。被逼无奈的宦官张让等人，挟持小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出走，从洛阳逃到了黄河岸边。大汉天子在黑灯瞎火中跌跌撞撞，几乎沦为难民。

当然，皇帝和小王爷最后还是被大臣们找到了，张让等人也投河自尽。据说，张让自杀前，曾痛哭流涕地对小皇帝说：我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啊！7

张让说得并没错，小皇帝刘辩和他代表的东汉王朝只剩下四五个月的寿命，宦官的时代也暂时终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将无法作为一个势力集团而存在。8

同归于尽的还有外戚集团。他们与宦官集团斗争了九十多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只有这回鱼死网破。这是东汉政局的巨变，历史也将从此而改写。9

新时代开始了。

揭幕人

新时代的揭幕人是袁绍。

有两个新时代，一个叫三国，一个叫魏晋南北朝。这当然是未必严谨的说法。因为三国的前半属于东汉，后半属于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吴的天纪四年，则是晋的咸宁六年，哪来的三国？

但，自从有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的说法也就约定俗成。何况三国与魏晋确有不同，时代特征相异，统治阶级也有别。只不过，揭幕人都是袁绍。

袁绍在历史上评价不高。这固然因为他是失败者，也因为他确实乏善可陈。比如尽灭宦官，就既不人道，也不聪明。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岂能格杀勿论？政治斗争应该团结大多数，又岂能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

可惜袁绍偏偏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他当时的想法，也不必为他的错误辩护。但可以肯定，袁绍参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如果说有利益，他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趋势。

这个集团，就是士族。

这个阶级，就是士族地主。

这个趋势，就是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那么，袁绍是士族吗？

是。

什么是士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士人的家族。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春秋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在秦汉则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士农工商）。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则是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士人的出路是做官。独尊儒术以后的帝国中央，则欢迎他们加入到官员的队伍中来，以便将建国之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改造为文官政府。

结果是什么呢？是读书做官成为风尚。于是读书的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官越做越大，书越读越多，如果还人丁兴旺，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会形成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甚至垄断仕途。

这样的家族，就叫士族。

或者说，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袁绍家就是这样，从高祖父以下，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职务，号称“四世三公”。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地位高于九卿（政府部长），仅次于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宰相（政府首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士族。10

士族集团，其实就是职业官僚集团。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贵族和庶族。贵族就是皇族、外戚和公侯。他们地位尊崇，爵位世袭，所以显贵。但贵族未必有文化，更未必读书，也未必有声望。有声望的只能是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士族也叫望族。

望族必是名门，名门多有权势，因此又叫势族。袁绍的家族就“势倾天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绍年纪轻轻便心高气傲，不是名人不见，朝廷招聘也不去，却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

这事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宦官头子赵忠就说：袁本初不应朝廷呼召，却养了一群敢死队，不知这小子想干什么！叔叔袁隗（读如委）也骂他：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麾下效力。11

看来，袁绍也没把何进这样的暴发户放在眼里。

他后来与何进联手，则其实另有原因。

总而言之，贵族有爵位也有权势，士族有权势也有声望，什么都没有的则是庶族。庶族往往贫寒，因此也叫寒门或寒族。庶族或寒门也有读书人，只不过官运不佳，或家道中落，才没能成为士族。

贵族、士族、庶族，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

问题是，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代表中华帝国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于罗马帝国从城邦起家，中华帝国系由邦国演变而来。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却是既无领地也不世袭的官僚。所以，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因为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

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因为从贵族领主到贵族地主，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所以，邦国变成帝国，贵族领主就会变成贵族地主；而统治阶级最终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转变需要过程，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士族看重门第像贵族，读书做官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

袁绍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

有此趋势并不奇怪。事实上到东汉后期，士族已经成为王朝的第三大势力集团，开始并部分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三大目标：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这实在非同小可。垄断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

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是指日可待。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揭幕人。

袁绍就这样走上台前，但他却并非揭幕第一人。第一人是陈蕃。陈蕃是大名士，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名士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的意见领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与陈蕃并列榜首号称“三君”的，还有外戚窦武和宗室刘淑（汉灵帝祖父）。士人集团将窦武、陈蕃、刘淑三人公推为领袖，既是统一战线，也是人心所向。

换句话说，宦官集团该下课了。

于是陈蕃决定发难。他对大将军窦武的建议，跟后来的袁绍一样，也是尽灭宦官。可惜，临朝的窦太后也跟后来的何太后一样，并不同意格杀勿论的方案；而这种全面树敌的做法，则逼得宦官们为自己的生存拼死一搏。

这是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的事。当时窦武担任大将军才九个月，汉灵帝也只有十三岁，一切均在宦官集团的掌控之中。结果窦武兵败自杀，带领八十多个学生前去抗议的陈蕃也被捕下狱。一个宦官恶狠狠地对他说：老不死的，看你还能砸我们的饭碗，要我们的人头不？12

陈蕃死了，他的揭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然而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二十一年后，袁绍接过了陈蕃未竟之使命。而且由于他的胆大妄为和不顾一切，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同归于尽，舞台上只留下了士族。

那么，士族可以大展宏图了吗？

不能。

因为董卓来了。

引狼入室

董卓其实是被袁绍召唤进京的。

没错，下达命令的是何进，出主意的却是袁绍。袁绍出这馊主意，则原本是为了要挟何太后，也是为了给何进壮胆，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可惜，这把刀并不在袁绍的手上，董卓却早就盼望有这么一纸诏书。13

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此人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从小就跟羌族的豪帅来往，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汉灵帝去世时做到了并州的州牧。

州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东汉制度，县上是郡，郡上是州。州官有刺史，也有州牧。刺史从理论上讲只是监察官，州牧却集军政、行政、财政之权于一身，相当于清代的总督，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更有权威。

这是封疆大吏，也是一方诸侯。

所以，后来的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包括蜀汉丞相诸葛亮，都要担任或兼任州牧。

董卓能够担任并州牧，当然因为有实力。所以，他也不听朝廷的摆布。朝廷要他入京做官，他不去；要他交出兵权，更不肯。他的说法，竟是士兵与自己相处日久难舍难分，自己则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只好愧对皇上！

这当然是托词。实际情况，是董卓早就看出东汉王朝行将就木，因此拥兵自重以观时变。也因此，他刚一接到何进的命令，就知道机不可失，不但立即上路，还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老谋和壮事，顷刻之间就都有了。14

如此反常的态度，便让杀猪出身的大将军何进也不能不狐疑。他的办法，竟是派人宣诏要董卓停止前进。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哪里肯听何进的？只不过见来人大义凛然，才暂时驻军洛阳城西的夕阳亭。15

结果，当洛阳城大火熊熊燃起时，董卓立即命令部队开拔，并与逃难的小皇帝和护驾的群臣狭路相逢。

小皇帝看见董卓，哇的一声就哭了。

群臣也大喝一声：皇上有诏，董卓退兵！

董卓却嗤之以鼻：诸公身为国家栋梁，不能匡正王室安定社稷，害得皇上流离失所，有什么资格说退兵？16

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于是董卓打马上前，向皇帝请安，询问情况。小皇帝刘辩哭哭啼啼，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再问旁边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则一五一十对答如流。

董卓笑了。他伸出双手对刘协说：小王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17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18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19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20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21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22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23

看来，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自己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外戚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这时，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可惜，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引狼入室的袁绍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袁绍的想法，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起因则正是换皇帝。董卓虽然专横跋扈，也知道如此大事需要有人支持。袁家四世三公，袁绍的叔叔袁隗又是当朝太傅，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以手按剑骂道：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老子要干的事，谁他妈的还敢反对？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他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横刀长揖而去。24

当天，袁绍就逃出京城，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开始让他成熟起来。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门第名望等等都是没有用的，管用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

因此，无论自救还是救国，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袁绍就这么做了。

从门阀到军阀

袁绍成为军阀，是在他逃出洛阳的四个月后。

四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少。刘协做了皇帝，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不脱鞋子不解佩剑，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

可惜董卓不是萧何，做事也完全不讲礼义和章法。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他照办了，还做得非常爽快。比如荀爽，从一介平民升到三公之位，便只用了九十三天，简直就是坐直升机。

士为知己者用，士族们看见了一线希望。

董卓自己，大约也很得意。

然而士族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董卓同时又表现出野蛮暴戾的一面。他竟然放纵士兵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滥杀无辜，而且只杀富，不济贫。洛阳城内所有的豪门富户，都成了他刀下的猪羊。

诸如此类的罪行不可胜数，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看来董卓的土匪本性根本就改不掉，跟他讲道理谈礼法更是对牛弹琴，唯一的办法就是灭了他。

东郡太守桥瑁（读如冒）挺身而出。他伪造了三公的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受董卓压迫无力自救，日夜盼望各地组织义兵共赴国难，拯救天下于倒悬。25

结果一呼百应。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读如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号称“关东义军”，指名道姓要讨伐国贼董卓。26

董卓的噩梦开始了。

当然是噩梦，而且让董卓恼羞成怒。因为讨董联军中有不少将领是董卓提拔任命的，比如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勃海太守袁绍等等，都是。27

袁绍也是董卓任命的吗？

没错。袁绍逃出京城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的，却被名士周毖和伍琼劝阻。他们说，袁绍只是不识大体，其实胸无大志。与其逼他狗急跳墙，不如让他感恩戴德。袁家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啊！

董卓信以为真，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28

韩馥、孔伷、刘岱、张邈，同样也是周毖和伍琼建议任命的。所以这些人一起兵，董卓就觉得上当受骗，一气之下便把周毖和伍琼杀了。29

如何对待士族，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

虎口脱险的袁绍却被联军公推为盟主，成为反董力量的一面旗帜。也就从这天起，他由门阀变成了军阀。

什么是门阀？什么是军阀？

简单地说，阀，就是江湖老大。成为阀，当然因为有权势和实力，能够把持某个领域，或在某些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军阀、财阀、学阀、党阀，都是。

不过最早的阀，是门阀。

实际上“阀”的本义，就是功劳和等级。古代仕宦人家的大门外，通常都有两根柱子，用来张贴他们家族的功绩和经历。其中，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两根柱子合起来，就叫阀阅。

除了阀阅，还有门望和门第。门望就是名气声望，门第就是贵贱等级。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门望（名气声望）、门第（贵贱等级）、阀阅（功绩经历），合起来就叫“门阀”。

当然，只有望族和高门才能这么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望族和高门？读书做官，而且世代做官。换句话说，门阀，就是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只不过，这官必须是读书读来的，不能是买来的，也不能是打仗打来的。靠武力而成为豪强，那是军阀。

很清楚，门阀就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军阀就是拥兵自重的集团。门阀靠门第声望，军阀靠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可是秀才遇到兵，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袁绍的时代，便是如此。

这并不奇怪。门阀成为阀，是因为垄断仕途。军阀要成气候，则必须中央政府垮台。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便只能交出统治权。

大小门阀如袁绍者流，也只能去做军阀。

这样的军阀当时很是不少。其中既有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也有被称为“豪霸”和“豪帅”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有的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有的利用官职实施割据。比如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

袁术字公路，是袁绍的弟弟，司空袁逢的儿子，当然是门阀。刘表字景升，刘焉字君郎，都是鲁恭王之后，当然是宗室。他们也都招兵买马占地为王，当然是军阀。

实际上刘表和刘焉也都是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是益州牧。朝廷把他们派到这两个地方，原本是希望保卫中央的，结果却被他们经营成了独立王国。30

关东联军中的各路诸侯也如此。他们的起兵，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因此加盟以后，或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一个当真救国。

比如冀州牧韩馥（读如腹）。

韩馥本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逃出京城就直奔冀州。然而韩馥却派了兵去监视，害得袁绍动弹不得。直到关东联军成立，袁绍才得以行动。

其实韩馥对于是否参加联军也举棋不定。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的书信传到时，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31

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去打董卓？

其他人也不会。

结果是什么呢？是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勃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然后再是袁绍和袁术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他们居然还是兄弟。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也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董卓，这个其实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了军阀。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被民脂民膏养肥的那帮家伙却还在鹬蚌相争，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有一个人终于站了出来，决心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举义旗，讨伐董卓，匡复汉室。

我们知道，他就是曹操。

曹操出手

曹操其实是最早起兵讨伐董卓的人，时间是在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三个月（中平六年十二月），地点在己吾（今河南宁陵），人马五千。当然，这是因为他散尽家财，并得到陈留孝廉卫兹的赞助。32

然而关东联军中，却没有他的一席地位。

这并不奇怪。曹操不是士族，反倒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也不是军阀，五千人的小部队实在不足为道。他甚至没有一官半职，奋武将军的头衔是袁绍所封，还是代理的。33

所以，关东联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济北相鲍信另眼相看。鲍信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总揽英雄拨乱反正的，就只有足下了。足下是受天启的啊！34

鲍信没有看错，曹操的胸襟、眼光和谋略都远在袁绍之上。袁绍怂恿何进召董卓入京时，曹操就笑着说：宦官成为问题，责任本在人主。即便要治他们之罪，也当诛杀元凶。这是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于是曹操说：我断定袁绍会失败。35

结果，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联军组建之初，曹操仍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们出兵，甚至不惜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小部队与董卓军作战，差一点就战死沙场。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这才得以脱身。

然而怎么样呢？

曹操回到酸枣大营，却只见关东军十几万人日日酒会夜夜笙歌。曹操悲愤地说：我等以道义起兵，却迟疑不敢前进。如此失天下之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36

可惜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当然，也没人感到羞耻。

盟主袁绍却在与韩馥谋划另立皇帝，选中的人是幽州牧刘虞。这就跟董卓没什么两样了，因此被曹操严词拒绝。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幼主微弱，正待救援。诸位尽管北面（幽州），我自西向（长安）！37

刘虞自己也严词拒绝，袁绍和韩馥这才作罢。

鲍信则对曹操说，袁绍简直无异于另一个董卓。既然力不能制，那就避其锋芒，另谋发展。38

曹操也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根本就斗不过军阀。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实现理想。因此，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略地，募兵，屯田，招贤。

地盘当然是打下来的。第一块是东郡，第二块是兖州。有了东郡，曹操就是太守；有了兖州，曹操就是州牧。地盘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代价也很惨重，因为兖州牧的职位虽然由地方士绅推举代理，地盘其实却是从黄巾军手中夺过来的，为此还搭上了鲍信的一条性命，连尸体都没能找到。曹操只好用木头刻了鲍信的形象，痛哭一场安葬。

意外收获也有，就是原本聚集在青州，现在投降的黄巾军。曹操选其精锐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曹操面前，那就是军粮和军饷。袁绍等人的做法，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也就是饿了就抢老百姓，饱了就把粮食乱扔。结果是什么呢？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如此难题，对曹操是一个考验。

曹操的办法是屯田。

屯田有两种。一种是军士和降卒耕种，叫军屯；另一种则是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叫民屯。但无论哪种，都是军事化管理，土地的产权也都属于国家，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

这并不成问题。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早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便将其收归国有。耕牛和农具则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组织，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生产工具当然自带。

显然，所谓屯田，就是居住军事化，耕作集体化，农业生产国营化。这就等于建立了军民合一的新社会，耕战合一的新军队，可谓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土地没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地租高达五到六成，可谓牟取暴利；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可谓左右逢源，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由此，又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和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丰衣足食之时，袁绍的士兵却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则在江淮吃河蚌，桑葚和河蚌都没有的就吃人，又岂能争锋争雄？39

这可真是高下立现。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实行屯田制，就有了大粮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曹操神闲气定，好整以暇。

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人才库。

第一个来到曹操身边的重要人物是荀彧，时间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年龄二十九岁。当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冀州，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却从袁绍那里出走，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

原因很简单：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则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子房（张良）啊！

荀彧也不负厚望。他后来担任汉侍中，守尚书令，在皇帝与曹操之间居中持重，成为曹操的总参谋长。到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荀彧为曹操鞠躬尽瘁二十一年。40

郭嘉、荀攸和钟繇，也都是荀彧推荐的。

思贤若渴的曹操马上给荀攸写信：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之士费心之时。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41

程昱（读如预）也很有趣。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他说自己有病。曹操来到兖州，他却一叫就到。他的同乡问他为什么判若两人，程昱笑而不答。42

郭嘉却实话实说。

天生奇才郭嘉也是从袁绍那里出走的。临行前，他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是聪明人，就得为自己找一个好老板。袁公未知用人之机，要想跟他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可是太难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43

从首倡义兵帅军讨董，到屯田备战广纳人才，四十二岁的曹操已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相反，他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却很少有什么出息和长进。天下将是谁的，已毋庸置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有准备未必一定有机会。但，如果既有准备又有机会，那就是天助了。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那机会也说来就来。

第二章 魏武挥鞭

动乱中挺身而出的曹操讨黄巾，擒吕布，败袁术，降张绣，击刘备，灭袁绍，奉天子以令天下，彻底打乱了历史的日程表。

迎奉天子

董卓死了，是吕布杀的。

吕布杀董卓，当然并非为了貂蝉。貂蝉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但吕布跟董卓的侍婢偷情，董卓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拎起手戟扔向吕布，都大约确有其事。1

于是吕布向王允诉苦。

王允是士族，而且是名士，在董卓执政时成为朝廷的二号人物。董卓换了皇帝以后，又迁都长安，还一把火烧了洛阳，弄得天怒人怨，朝野一片混乱。结果，外官以袁绍为首起兵讨伐，朝官以王允为首策划暗杀。2

暗杀的障碍是吕布。吕布原本是首都卫戍司令丁原的亲信，后来被董卓高价收买，便谋杀了丁原，成为董卓的贴身保镖。吕布对董卓不满，王允大喜过望。

王允毅然邀请吕布参加他们的行动，担任杀手。

吕布却犹豫：我与董公的关系就像父子，奈何！

王允说：将军本自姓吕，与董卓并无骨肉之亲。如今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还说什么父子！

吕布就在董卓上朝时把他杀了。3

这件事当然大快人心。据说，董卓死后横尸街头，看守尸体的人在他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把董卓充满肥油的肚子变成了一盏灯，而且一点就着，通宵达旦。4

然而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跟董卓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株连无辜，大学者蔡邕也被诛杀。据说，杀蔡邕时，很多人表示反对。王允却说，当年孝武皇帝没把司马迁杀了，结果留下一部诽谤之书。现在国运衰落，岂能让一个奸人拿着笔站在年幼的天子身边？5

结果是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王允暴尸街头，吕布则从武关杀出，到南阳投奔了袁术。朝政落到西北军阀李傕（读如觉）和郭汜（读如四）手里，可怜的汉献帝刚刚脱离虎口又进了狼窝。

更糟糕的是，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李傕把皇帝抢到自己营里，郭汜则把百官抢到自己军中。直到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死者数万，兴义将军杨奉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承等人，才得以护送汉献帝还京洛阳。

这一去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天子又变成了浪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皇帝终于回到洛阳。面对被董卓烧毁破败不堪的京城，汉献帝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和民族当然是不幸，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对他们也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他们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也考验他们能否抓住机遇发展壮大。

事实证明，曹操集团考试合格。

实际上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代理兖州牧的曹操便与谋士毛玠（读如介）有过一番长谈。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曹操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基础，堪称“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指出，董卓之乱以来，社会动荡，国本动摇，经济崩溃，灾难流行，可谓国既不泰，民也不安，确实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成就王霸之业。可惜袁绍和刘表之流貌似强大，却目光短浅，不知根本。

根本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实力。实力当中，又首先是经济实力。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有了经济的力量，就财大气粗，也就能进退自如，这就叫“守位以财”。

总之，有了这两条，就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提出三项建议，即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可谓“纲领性文件”。6

曹操立即采纳了毛玠的建议，并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

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7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由于袁绍听信谗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看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便说服张杨与曹操合作，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跟朝廷有了来往，并被正式任命为兖州牧。

汉献帝回到洛阳后，曹操立即派堂弟曹洪前往洛阳拜见天子，却遭到董承和袁术的拦截。董昭帮助曹操的办法是去找杨奉。因为他发现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中，杨奉实力最强而根基最浅，很希望得到外援。

于是董昭自作主张替曹操写了一封信，开出的政治交易条件是：杨奉出兵，曹操出粮；杨奉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杨奉欣然同意，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承袭父爵费亭侯。正好这时董承跟别人闹了矛盾，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迎奉天子的障碍一一扫除。

八月十八日，曹操进入洛阳，拜见了汉献帝。

曹操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他万万没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没有想到，在这混乱的年头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尊奉他。君臣相见，都感慨万分。

于是天子下诏，授予曹操符节和黄钺，录尚书事。授予符节，就有了军中执法权；授予黄钺，就有了内外指挥权；录尚书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权。

曹操今非昔比。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这时的皇帝，其实被捏在兴义将军杨奉手上。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权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董昭又帮了曹操一把。他建议曹操将皇上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今河南许昌），借口则是洛阳无粮，要就食于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距许县不过咫尺，离杨奉所在的梁县（今河南汝州）也不算远，暗度陈仓并不难，杨奉也不会怀疑。

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奉才发现上当受骗。他想跟曹操算账，曹操却抄了他的老窝。被历史抛弃的杨奉走投无路，只好跟他的同伙去投奔袁术，后来被刘备谋杀。8

暂时住进曹操行辕的皇帝却非常满意。曹操不但大大地改善了他和朝官的生活，而且做得非常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他在为皇帝提供日用品的时候，采取的竟是“归还公物”的方式。曹操说：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现在陛下起居不便，理应归还。9

曹操的这份细心不能不让皇帝感动。感动之余，皇帝也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他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在军阀们的手上被倒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被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侯是县侯，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费亭侯高了两级。更重要的是，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从卫青到王莽，再到后来的梁冀、何进，都是大将军。10

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全部程序，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崇高地位，他可以号令天下了吗？

不能，因为袁绍不愿意。

曹袁之别

袁绍怒不可遏。

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袁绍被任命为太尉。袁绍马上就跳了起来，因为太尉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气哼哼地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这家伙如此忘恩负义，难道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11

这大约就是所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起因，也是证据：献帝便是他挟持的天子，袁绍则是他企图号令的诸侯。可惜曹操并不承认。无论他或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提法。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什么？

奉天子。奉天子以令不臣，奉天子以令天下。12

挟天子与奉天子，有区别吗？

当然有，而且是本质区别。奉是尊奉和维护，挟是挟持和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前者是纲领，后者是策略；前者要实现国家统一，后者要实现个人野心，岂可同日而语？

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

别人说曹操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作为政治对手，他们都知道“挟天子”是不道德的，因此毫不犹豫地给曹操戴上了这顶帽子。13

其实此话的最早版本，来自袁绍的谋士沮授（沮读如居）和田丰。沮授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的说法，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这是他们对袁绍的建议。14

两人使用的词，也都是“挟”。

看来，袁绍集团几乎从一开始就境界不高。相反，曹操这边则不但有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有荀彧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荀彧说，有此大顺、大略和大德，就堂堂正正，气壮山河，无往而不胜。15

显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

格调和品位，高下立判。

谋士的格调就是东家的品位。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那时，曹操是重义的，或装作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设定的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套上了紧箍咒，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悍然称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操在野心膨胀时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现在再看沮授。

沮授是袁绍从韩馥手里骗得冀州之后，顺便接收的谋士之一。他投靠袁绍后，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正如毛玠的谈话是“曹操版”的《隆中对》，沮授的谈话也可以算作“袁绍版”的，而且说得文采飞扬──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

这席话说得袁绍热血沸腾，当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袁绍大约只听进去了那些溢美之词，沮授最希望的迎奉天子和恢复社稷却并未实行。16

于是，在曹操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沮授再次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的策略，然而遭到其他人反对。他们认为，东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大家都在问鼎中原。与其把皇帝弄到身边，不如先得手为王。1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犹豫，曹操就抢了先。

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以后，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反对派则被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无论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借用或动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18

曹操捷足先登，占了大便宜。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接诏，浑身气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

后悔之余，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鄄读如倦，今山东鄄城），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19

当然，曹操也做出了让步。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可跟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

袁绍这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号令也出不了辖区的范围，当大将军并没有实质性意义。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并没有面子，只能徒然让人耻笑。

更何况，曹操可以给他面子，却不会给他实权，也不会听他指挥。袁绍因为与杨彪和孔融有过节，便要求曹操胡乱找个茬子把这两人杀了。曹操却知道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更不能乱杀名士。何况就算要杀，那也是曹操自己的事，岂能由袁绍来指挥？

于是曹操又一本正经给袁绍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英雄豪杰相继并起，君臣将相既不同心也不同德，正所谓“上下相疑之秋”。这时，作为帝国的执政者，即便抱以最坦诚的心态，恐怕也难取信于人。如果还要杀他一个两个，岂不弄得人人自危？

接着，曹操引经据典教训袁绍：想当年，高皇帝册封跟他有过节的雍齿为侯，就安定了整个朝廷和天下，这故事大将军难道忘了吗？

袁绍得信，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20

曹操当然清楚袁绍的心思，也清楚他跟袁绍总有一天会公开翻脸。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以为你掌握了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

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军阀的天下只能靠铁马金戈打出来。

此刻还不是魏武的曹操，便又扬起了马鞭。

降张绣

在与袁绍刀兵相见一决雌雄之前，曹操取得了三个阶段性成果：擒吕布，败袁术，降张绣。

张绣是盘踞在宛城（今河南南阳）的小军阀，也是曹操第一个要捏的软柿子。事情开始时出奇地顺利。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大军刚到宛城，张绣立即投降。实施“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策不到半年，就兵不血刃大获全胜，曹操不免飘飘然。

结果是什么呢？

张绣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把他打得落荒而逃。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长子曹昂，最贴心的亲兵队长猛将典韦，还有侄子曹安民，都在战斗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伤，差一点就死于非命。21

策划这次反叛行动的，是贾诩。22

贾诩字文和，武威人，据说有满腹奇谋，还喜欢多管闲事。李傕和郭汜之乱，就是他造的孽。董卓被刺后，这两人准备解散队伍逃回老家。贾诩却把他们拦住，说你们弃军单行，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捉拿归案。不如杀回长安，以求一逞。成了固然好，不成再走不迟呀！

李傕和郭汜一听有理，便杀了回去，结果是国家、皇帝和人民再次遭灾。贾诩大约也觉得罪孽深重，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地遏制李傕和郭汜，制止了他们不少罪行，保护了不少大臣，算是将功补过。

献帝离开长安以后，贾诩便辞去官职，辗转来到张绣军中，张绣对他则言听计从。这次反叛曹操，用的就是贾诩的设计。后来再次投降曹操，也是贾诩主谋。

不过投降之前，贾诩也教训了曹操。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三月，曹操第三次南征。此前张绣已被曹操打败，南奔穰城（穰读如瓤，今河南邓州），并在贾诩的撮合下与刘表结成联盟。结果，曹操出师不利，刘表则如约出兵，曹操只好撤退。

张绣立马派兵去追。

贾诩说，追不得，追则必败。

张绣哪里肯听，结果大败而归。

贾诩说，现在可以追了。赶快去，必胜无疑。

张绣听得目瞪口呆。他说：刚才不听先生的话，才落得如此败局。现在败都败了，还追什么追？

贾诩说，情况变了，你追就是。快去！

张绣将信将疑，收拾残兵败将追了过去，果然大胜。

这下子张绣百思不得其解了。

张绣说，刚才我们以精兵追退军，先生说必败；现在以败兵追胜军，先生又说必胜。结果每次都像先生预料的那样，张绣实在想不通。

贾诩说，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曹操撤退，必定亲自断后，所以将军必败。然而曹操攻打穰城，既无失策又未尽力，不战而退必是后方出了问题，打退追兵后也必定放心赶路。留在后面的不是将军对手，所以必胜。

事实证明，曹操匆忙撤退，确实是后院起火：袁绍的谋士田丰提出建议，趁曹操南征张绣之机突袭许都，劫持天子。这当然是天大的事，曹操不能不放弃张绣。23

贾诩果然料事如神。

不过，曹操和张绣都没想到贾诩还有大动作。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集结十万兵力，准备攻打许都。曹操则在八月军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九月分兵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战争一触即发。

这是曹操与袁绍之间的一场死战，因此双方都要争取中间力量。袁绍先派人来招降张绣，贾诩却自作主张对使者说：麻烦足下向袁本初致歉，就说他和公路将军（袁术）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还容得下天下国士吗？

张绣当场吓得面如土色。他悄悄问贾诩：先生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把袁绍的使者打发了，我们怎么办？

贾诩说：好办得很，投靠曹操。

张绣说：袁绍强大，曹操弱小，跟我们又有前嫌，怎么还要去投靠他？

贾诩说：唯其如此，才应该投靠曹操。

接下来，贾诩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投靠曹操名正言顺，此为有理。第二，我们这点人马在袁绍那里微不足道，对于曹操却是雪中送炭，必被看重，此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

因此贾诩说：将军尽管放心。

贾诩的估计一点不差。张绣一到，曹操就亲亲热热握手言欢设宴洗尘，任命他为扬武将军，封列侯，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跟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之前对待项伯一模一样。

过去的恩恩怨怨，当然也只字不提。从此，张绣成为曹操麾下一员勇武的战将，贾诩则成为曹操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他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24

吕布和袁术，就没那么好运气。

袁术是自己找死。他从孙坚手里得到了大汉王朝的传国玉玺，便自认为天命在身，竟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25

这当然犯了众怒。

结果，关系最好的孙策与之绝交，吕布则把他派来的使节押送许都，曹操更是亲自带兵征讨。袁术闻讯，掉头就跑，军粮也被他的“丞相”全部分给了灾民。这位伪丞相说，反正我们死路一条，何不积点阴德呢？26

如此这般地苦撑了两年，走投无路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传国玉玺让给袁绍。然而就连这个想法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早已派人在下邳（今江苏睢宁）截击，单等他来送死。

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返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蜂蜜水，也不能够，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可吃。

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袁术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然后突然惨叫一声：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27

袁术死后五个月，张绣投降曹操；死前半年，吕布被曹操俘虏。当时吕布已众叛亲离，却倒驴不倒架。他大大咧咧地对曹操说：捆那么紧干什么？不能松松绑吗？

曹操笑了：捆绑老虎，能不紧吗？

吕布说：明公顾忌的，不就是吕布吗？现在吕布心甘情愿投降，明公可以放心了吧？今后，明公将步兵，吕布将骑兵，还怕天下搞不掂吗？

曹操犹豫了。

是啊，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吕布也是人才。

这时，曹操旁边的一个人说话了。他冷冷地说：明公难道忘了吕布是怎样侍奉丁原和董卓的吗？

曹操恍然大悟，吕布身首异处。28

一言而杀吕布的这个人，我们也很熟悉。

没错，他就是刘备。

放刘备

最赏识和看重刘备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在擒杀吕布那年跟刘备结为盟友的。当时刘备被吕布打败，一文不名地前来投靠，曹操立即任命他为豫州牧。共同打败吕布后，又表荐刘备为左将军。29

这是很高的待遇。汉代的将军有两等，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叫“名号将军”，是第一等。曹操代理过的奋武将军，刘备担任过的镇东将军，叫“杂号将军”，是第二等。刘备封左将军，可见曹操的看重。

给予刘备的礼遇也很高：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此外还有信任。袁术北上联合袁绍时，被曹操派到下邳截击的人就是刘备。然而刘备到了下邳却翻脸不认人。他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公开反叛曹操，而且作对到底。

当然，刘备带走的军队和军粮，都是曹操给的。就连被吕布打散的旧部，也是曹操帮助他重新集结的。曹操原本打算把刘备变成张绣，结果反倒增加了一个袁绍，还帮他恢复元气武装起来，岂非赔得太惨？

曹操的谋士们，其实早有警惕。

程昱就曾经提醒曹操：刘备这人颇有雄才大略，还甚得众心，绝不会甘居人下，不如早做打算。

曹操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的看法跟程昱一样：刘备绝非池中物，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必须早做安排。

问题在于郭嘉又说，明公提宝剑而兴义兵，为的是除暴安良，靠的是推诚置腹。即便如此，也还怕招不来天下英雄。现在刘备这个英雄走投无路，前来投靠明公，明公却把他杀了，那么，还有谁会愿意追随明公平定天下呢？以一人之患，绝四海之望，这可得想清楚了。

既不能杀，也不能重用和信任，那该怎么办？

也许，郭嘉的主意是软禁。30

不过这并不能肯定。因为此事诸家记载不一，已成为历史上一桩疑案。很可能这件事实在敏感，郭嘉不能说得太明白，曹操也没弄懂郭嘉的意思。于是曹操回答程昱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31

曹操决定以诚相待信任刘备。甚至刘备主动请缨到下邳截击袁术，董昭闻讯赶来进行劝阻时，曹操还说：我已经答应他了，不好反悔。直到程昱和郭嘉指出，借兵就说明刘备有异心，曹操才恍然大悟，但已追悔莫及。32

无疑，这是曹操一生中所犯最大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个错误，中国历史上才有了一段插曲：三国。

这就奇怪了。

是啊，曹操为什么要如此善待刘备？他到底看重刘备什么？地位吗？名气吗？实力吗？好像都不是。

没错，刘备号称宗室，据说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然而从汉景帝到汉献帝，血缘关系何其疏远可疑，“皇叔”身份更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刘备本人则“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哪有凤子龙孙的待遇？

刘备也没有多大的名气，袁术就曾经极为不屑地对吕布说，我袁术生年以来，就没听说过天下有刘备。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派太史慈向平原相刘备求援，刘备也又惊又喜地说：孔北海也知道天下有刘备？马上派出三千救兵。可见当时刘备无名，又很希望有名。33

没有名气的刘备也没有根据地，好不容易有了地盘又会很快失去，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以至于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半生颠沛流离。34

然而袁绍、刘表、陶谦、孔融等人，却都认为刘备是英雄。徐州牧陶谦临死前以州相托，刘备不敢当，建议让给袁术。孔融却说，袁公路他们家的“四世三公”早就是死人（冢中枯骨），何必介意？35

不把刘备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袁术。

曹操则不但一眼看出刘备是英雄，而且认为普天之下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有一次，曹操请刘备吃饭，竟然不紧不慢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这话真是如雷贯耳。何况曹操还说“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当场吓得掉了餐刀和筷子。36

后来刘备的叛逃，则被解释为与此相关。据说，当时车骑将军董承声称亲受献帝藏在衣带里的诏书，密谋发动政变消灭曹操。刘备跟曹操吃了那顿饭以后，也积极与董承联系。因此一到下邳，便公开举起反曹大旗。

但，此说破绽百出。

首先，衣带诏就未必确有其事，董承他们也只是声称密受而已，并无实据。其次，刘备公开反曹，等于暴露了他们的秘密，则置皇帝与董承等人于何地？

因此，这仍是一桩疑案。37

不过刘备是英雄，却毋庸置疑。唯其如此，关羽、张飞和赵云，才会跟他一见如故，对他忠贞不渝；诸葛亮也才会放弃曹操、孙权和刘表，效忠一无所有的刘备。

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看得出来的，曹操也不会看不出来。只不过，刘备这英雄并没有用武之地；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是用不着过于防范的，不如等到师出有名的时候再来收拾。

也许吧，也许。

因此，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曹操在与袁绍决战之前便调兵遣将，征讨刘备。诸将提醒说：与明公争夺天下的可是袁绍啊！曹操却说：刘备才是人杰，不能养虎遗患；袁绍志大才疏，反倒不足为虑。38

这一仗打得刘备狼狈不堪。他甚至一看见曹操的旗帜便吓得掉头就跑，全然不顾手下的死活。结果，老婆孩子统统做了俘虏，就连关羽也投降了。39

被曹操打败的刘备只好去投靠袁绍，袁绍则出城二百里相迎。他没能诱降张绣，却得到了刘备，而且刘备还是从曹操那里出走的，袁绍真是喜出望外。

只不过他没想到，刘备既然能够背叛曹操，同样也会从他那里叛逃。40

袁绍怎么可能真正了解刘备？

他想的也只有一件事：尽快消灭曹操。

这并不奇怪。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底，杨奉已灭，吕布已亡，袁术已死，张绣已降，刘表宣布中立，孙策保守东方。局势变得十分明朗：袁绍与曹操两雄不并立。双方都把对方看作了项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于是，袁绍不顾部分谋士的反对和劝阻，公开发表讨曹檄文，悍然发动了意在剿灭曹操的战争。41

曹操也立即北上迎敌，并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官渡。同时，他派遣东郡太守刘延驻军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益寿亭侯于禁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与袁绍的军队隔河相向，摆开了决战的态势。

官渡之战即将打响。

官渡之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强大的一方是袁绍。这位当年的关东联军盟主，已经消灭了盘踞在北方的公孙瓒，拥有了冀、青、并、幽四州之地，等于占有了大半个北部中国，可谓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完全可以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曹操则可怜得多。他所拥有的，除了敌人就只剩下皇帝。然而这位大汉天子却地无一垄，军无一卒，钱无一文。何况袁绍要消灭曹操，又哪里需要天子批准？

因此，不但士族地主阶级把赌注押在袁绍身上，就连某些不是士族的人也都看好袁绍，不看好曹操。于是董承政变，刘备叛逃，豫州多处骚乱，徐州郡县降袁，刘表暗中策反，孙策图谋偷袭，仅因为自己被刺未能得逞。42

名士领袖孔融则在许都风言风语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曹操差不多就是四面楚歌。如果不是荀彧等人坚决支持，他未必顶得住。43

事实上战争进行得非常艰难。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军至黎阳，兵分两路攻击白马和延津。此战虽以曹操获胜告终，但曹操深知自己的实力不如袁绍，因此放弃白马和延津，全军退回官渡，以避其锋芒。

七月，袁绍军进阳武（今河南原阳）。八月，袁军又逼近官渡，沿沙丘安营扎寨，东西绵延数十里。曹操无路可退，便也扎营相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这时，袁绍军号称十数万众，曹操则“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他自己也心力交瘁。九月的一天，曹操见运粮的士卒疲于奔命，竟脱口而出说：再过十五天，我一定为你们拿下袁绍，再也不让你们这样千辛万苦！44

实际上，曹操是不想再打，他实在坚持不住了。远在许都的荀彧却来信说，袁绍倾巢而出，孤注一掷，这是铁了心要跟明公决一死战啊！如果不能战而胜之，就一定会被消灭干净，绝不可能有第三条路。

因此荀彧说：曹公呀曹公，成败在此一举！45

支持曹操的还有贾诩。贾诩对曹操说，明公的智慧超过袁绍，勇敢超过袁绍，用人超过袁绍，决断超过袁绍，唯一的问题是总想万无一失。其实，只要抓住机遇，一鼓作气，片刻工夫就可以大功告成。46

贾诩说得没错，机遇也说来就来。

首先是刘备开溜。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别人看好袁绍，他却看衰，甚至在曹袁两军相持不下时，就已经预感到袁绍必败。因此借口联合刘表，一走了之。47

其次是许攸叛逃。许攸是袁绍的老部下，在冀州的时候就跟着袁绍，足智多谋，还掌握了大量军事情报。因此曹操听说许攸来奔，便光着脚跑出来迎接，搓着双手放声大笑说：这下子我的事情好办了！48

许攸却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

曹操答：起码还能支持一年。

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

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

许攸冷笑一声：足下莫非存心不想打败袁绍？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

曹操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开玩笑罢了！实实在在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为之奈何？

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曹操也当机立断依计而行，亲自率领轻骑兵直奔袁绍的粮库乌巢（今河南封丘西北），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49

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三件事情：张郃反水。

张郃是袁绍的大将，有勇有谋，而且也是在冀州时就跟了袁绍的。曹操奇袭乌巢，张郃主张立即增援，袁绍却听从谋士郭图的意见，派轻兵救援乌巢，派重兵攻打官渡。结果如张郃所料，官渡没能攻下，乌巢全军覆没。

郭图紧张了。为了推卸责任，便向袁绍诬告张郃幸灾乐祸，出言不逊。张郃前方不利，后院失火，只好和部下高览烧了战车，向曹操投降。曹操喜出望外，说这是韩信归了刘邦呀！于是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50

刘备开溜，袁绍失去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掉智囊；张郃反水，袁绍折了臂膀。所有这些，都说明袁绍大势已去，接下来只能是全军覆没，土崩瓦解。

形势在顷刻之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张郃刚一投降，曹操马上按照贾诩的建议集中兵力大举反攻。这时，众叛亲离的袁绍完全丧失了斗志，带着长子袁谭弃军而走。失去统帅的袁军纷纷变成俘虏，袁绍带到军中的图书和珍宝也都落入曹操手中。

同时被缴获的，还有战争期间朝臣和部将私通袁绍的书信，曹操把它们统统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那个时候袁绍确实强大，我曹操尚且不能自保，何况大家！结果，冀州各郡纷纷举城降曹。51

官渡之战就此结束。

这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实际上，袁绍和曹操都是不同凡响的军阀，他们对战后重建也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看法。袁绍当然要走士族路线，恢复代表士族利益的旧秩序，这是他们那个阶级赋予他的使命。

曹操却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也必须有所更新。他在战后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主张抑制兼并，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甚至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就是证明。52

曹袁之别，即在于此。

换句话说，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破坏秩序和扰乱天下的董卓，却又会在董卓之后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因此，官渡之战不仅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这里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53

事实也是如此。

于是，历史的日程表被彻底打乱。在董卓时期，士族地主阶级虽遭重创，却还可以寄希望于“士族兼军阀”的袁绍。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

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是没戏了，哪怕他们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

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

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但与曹操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唯其如此，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

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

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第三章 孙刘联盟

早在诸葛亮出山七年前，鲁肃就为孙权规划了“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后来又一手促成了孙刘联盟。可以说，没有鲁肃，就没有赤壁之战，也没有三国鼎立。

荆州告急

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中华大地分成北方和南方。南方在东汉时期是欠发达地区，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唯其如此，朝廷和巨头们便无暇顾及，甚至不屑一顾，那些实力较弱的军阀也就能够乘虚而入，在那里割据一方。

长江一线的三个州，便是如此。

这三个州，是益州、荆州和扬州。它们的州牧，则最早是刘焉、刘表和刘繇（读如摇）。刘焉是益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繇是扬州牧，他们也都是宗室。

这是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的事。当时为了对付黄巾起义，朝廷接受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并加大其权力，派朝廷重臣和皇室疏宗担任。担任州牧的宗室先后有五个，另外两个是幽州牧刘虞和豫州牧刘备。

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荆州牧刘表，扬州牧刘繇，豫州牧刘备，这就是东汉末年的五位宗室州牧。不过刘虞并未参与逐鹿，刘备则徒有虚名（豫州不是他的）。值得注意的，便只有长江一线三个州。

三个州的情况不一样，三个州牧的处境也不一样。发达程度，扬州最好，荆州次之，益州最差。个人处境则刚好相反，刘焉最好，刘表次之，刘繇最差。刘繇甚至并未真正治理过扬州，四十二岁时就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

名义上属于刘繇的扬州则被一分为二。长江以西（江西）被袁术占领，长江以东（江东）被孙策觊觎。刘繇兵败病逝后，扬州六郡中的吴郡、会稽、丹阳、豫章都落入孙策手中，成为后来孙吴政权的基础。1

但，处于风口浪尖的是荆州。

荆州在长江一线三个州中最为关键。夺取了荆州，尤其是占领了南郡的郡治江陵（在今湖北荆州），逆流而上可以攻取益州，顺江而下可以攻取扬州，这也正是后来曹操、刘备和孙权都要拼命争夺荆州的原因。

当然，如果荆州的州牧是曹操或袁绍，事情也许另当别论，可惜刘表胸无大志。袁绍向他求援，他满口答应却按兵不动。后来曹操征乌丸，刘备劝他袭击许都，他也只当耳边风，难怪曹操说他是“自守之贼”。2

不过平心而论，刘表在荆州甚得人心。而且，正是由于他实行“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和策略，荆州地区保持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平，许多北方南下的难民也得到了资助和周全，这不能不说是刘表做的好事。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先打破平静的是刘备。他是在官渡之战后，因为被曹操打败而投奔刘表的。当时的刘表，则像得到了皇上所赐的烫手山芋，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下，刘表只能一方面礼遇有加，另一方面小心防范。

刘表的安排，是让刘备先后出兵新野（今河南新野）和博望（今河南方城），最后屯兵樊城。樊城与刘表所在的襄阳隔汉水相望，这就既能防止变生不测，又能让刘备成为对付曹操的防火墙。

其实就连这点小心眼，也被郭嘉看穿。郭嘉一针见血地指出：刘表很清楚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刘备。给予重任吧，恐怕不能制约；给予轻任吧，刘备不为所用。因此郭嘉极为不屑地说：刘表不过“坐谈客”罢了！3

看来，刘表不该生在弱肉强食的乱世，也不知道在这乱世该如何自保。刘备天下枭雄，诸葛亮人中之龙，他居然敬而远之；中原士族南下荆州的有千人之多，也只见他安顿，不见他重用。如此不智，又岂能守住家业？

因此，北方的曹操，东边的孙权，都虎视眈眈。

孙权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的战斗中阵亡，长子孙策接班，年十八岁。后来孙策被刺客谋杀，二弟孙权接班，年十九岁。这时，他名义上是大汉的讨虏将军，实际上是盘踞江东的小军阀。4

说起来孙氏家族也真是少年英雄辈出。孙坚成名时只有十七岁，孙权则同样不同凡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孙权一举攻破夏口城（今武汉汉口），杀了刘表的大将江夏太守黄祖，天下为之震惊。

当然要震惊。因为此战意味着孙权的势力已向西部扩展，下一步必将觊觎江陵，贪图襄阳，鲸吞荆州。

曹操立即感到时不我待。事实上，他对荆州早已觊觎多时，而袁绍的残余势力也已剿灭尽净，北部中国几乎尽收囊中。曹操本人则自任丞相，大权独揽令行禁止，完全可以夺取荆州，也必须夺取荆州。5

当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

与此同时，刘表也一病不起，并于八月身亡，接管荆州的是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岂是曹操的对手，刘表旧部蒯越、韩嵩、傅巽（读如训）等人也都劝他投降。

刘琮说：我就不能和诸位一起，守住先君基业，以观天下之变吗？再说还有刘备。

傅巽说：不能。以人臣对抗人主，是以逆抗顺；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以弱战强；以刘备对抗曹操，是以卵击石。三个方面都不行，还要抵抗王师，那是找死。

刘琮犹豫。

傅巽便问：将军自己想想，你比得上刘备吗？

刘琮说：比不上。

傅巽说：那好！如果刘备不能战胜曹操，将军就无法自保；如果打得过曹操，他还会再做将军的部下吗？

刘琮一听就明白了。

没错！要对抗曹操，只能依靠刘备。但无论刘备是输是赢，自己都没有好下场。那还不如投降！6

刘琮投降，曹操的大军便如入无人之境。刘琮这才派人去告诉刘备。刘备闻讯大惊，拔出刀对来人说：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是不想弄脏了我的刀！7

不过现在说什么也都没有用了，刘备唯一的选择是走为上计。然而刘备跑得快，曹操追得也快。他亲点五千精锐骑兵，以一天一夜三百里的速度追了过去，试图将刘备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一举歼灭。

与此相反，刘备却是跑得快，走得慢。因为他路过襄阳时，许多士人、百姓和刘表旧部都跟着南撤，随行人员多达十几万，辎重数千辆，一天只能走十几里。

这就几乎是等着挨打。

危在旦夕的刘备却拒绝了先走一步的建议，坚持与民众缓慢同行。他的解释是：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人家跟我生死与共，我又怎么忍心抛弃他们！

可能，这是刘备一生中最闪光的一笔。

然而后果却十分严重。曹操很快就追上了刘备，两军在当阳的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相遇。刘备再一次丢掉了老婆孩子，与张飞和赵云等数十人落荒而逃，随行人员和车辆辎重全部被曹操缴获。8

幸运的是，曹操并没有穷追猛打。他放弃了刘备，带兵直奔江陵而去。那里屯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水战必需的舰船，是绝不能让他人得手的。

靠张飞保全了性命，靠赵云找回了妻儿的刘备，决定东行去夏口，跟事先安排在那里的关羽，以及跟刘琮分道扬镳的刘表长子刘琦会合。但，刘琦的一万人马，关羽的一万水军，能抵挡曹操的泰山压顶吗？

也许，这就得问诸葛亮了。

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是在前一年来到刘备身边的。

这又是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三顾茅庐。这个故事由于罗贯中的演义而广为人知，可惜却是小说家言。历史的真相也许并非如此，或不完全如此。

那么，真相可能是什么？

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曾经见过刘备。

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洞悉形势的诸葛亮料定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也清楚刘表不可依赖，能救荆州的只有刘备，便从隆中去见他。

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也没太把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当回事，尽管他身高一米八四，容貌甚伟风度翩翩。但在四十七岁的刘备眼里，诸葛亮依然是小字辈。

那天可能是刘备的接待日，来座谈的士人很多。谈完众人散去，只有诸葛亮不走。刘备也不问他想说什么，顺手拿起一根牦牛尾巴就编起工艺品来。

诸葛亮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这个吗？

刘备说：这是什么话！聊以忘忧罢了。

诸葛亮说：请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刘表）与曹公（曹操）相比，怎么样？

刘备说：比不上。

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

刘备说：也比不上。

诸葛亮说：那么，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刘备这才发现诸葛亮非同寻常，诸葛亮也为刘备出谋划策。他的建议，是鼓励流入荆州的游民发展生产，并登记在册。刘备依计而行，实力果然大增。9

不过这事也就到此为止，诸葛亮又回到了隆中。他真正成为刘备的得力助手，应该是在司马徽和徐庶极力推荐之后。即便如此，刘备也仍未高度重视。

刘备对徐庶说：那就请他和足下一起来吧！

徐庶却说：诸葛孔明是卧龙，岂能随便召唤？将军还是屈尊亲自去拜访他吧！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10

但，这里面有问题。

是啊，诸葛亮不是“可就见，不可屈致”的吗？他怎么会主动去见刘备？他既然已经见过了刘备，刘备又怎么还需要三顾茅庐？以上说法，可靠吗？

可靠。

事实上，诸葛亮完全有可能去见刘备，因为当时的荆州山雨欲来，危在旦夕。以诸葛亮之心系天下，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正是他的这种责任感，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刘备的尊敬和信任。

有一个旁证可供参考。

也是在荆州，而且就在刘表席间，刘备就曾毫不客气地痛斥一个名叫许汜（读如四）的人：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天子失所，正需要有人为国分忧。足下名为国士，却不知忧国忧民，只知求田问舍，实在让人不齿！11

诸葛亮当然不是许汜。作为“每自比管仲、乐毅”的有志之士，他可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因此，诸葛亮会去见刘备，刘备也会去见他。

实际上，两汉原本就有聘请名士为官的制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而且无论是皇帝的征聘，还是州郡的辟除，都是礼聘，不能令召，光武帝刘秀甚至还碰了好几个钉子。三顾茅庐，不足为奇。12

更何况，刘备拜访诸葛亮，也未必是招聘。

这一点，有诸葛亮自己的回忆为证。他在二十一年后曾这样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3

很清楚，诸葛亮去见刘备，是“提出建议”；刘备去见诸葛亮，是“征求意见”。两人谈得投机，这才决定合作。也因此，诸葛亮到刘备军中，一开始是没有职务的。担任军师中郎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14

至于打动刘备的那一席话，则是《隆中对》。

这是一次极其严肃认真的对谈，双方也都表示了最大的诚意。为了郑重其事，刘备使用了“孤”的自称。他在建安元年被封为宜城亭侯，可以称孤。15

于是刘备开诚布公：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自不量力，一心想要伸张正义于天下。奈何智术浅短连遭挫折，只剩下壮心未已，先生认为计将安出？

诸葛亮的对策则极为务实。

早已看清时局的诸葛亮告诉刘备，当今天下之势，并非人人都像将军一样心系汉室，心忧主上，而是都在抢占地盘。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曹操以弱胜强消灭袁绍，便是证明。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考虑？

北方显然不行。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东边也不行。孙权据有江东已经三代，既得地利又得人和，这就只能联合，不能图谋。

能打主意的，是荆州和益州。

荆州下辖七郡，领县上百，而且北据汉沔（汉水、沔水），利尽南海（广东、广西），东连吴会（江苏、浙江），西通巴蜀（重庆、四川），堪称“用武之国”，碰巧主人又守它不住，简直就是天赐，就看将军想不想要了。16

益州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个地方，对外是天险，对内是乐土，高皇帝就是在益州的汉中成就帝业的。然而成都的刘璋昏庸软弱，汉中的张鲁则不怀好意，因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只不过得自己动手去拿而已。

拿下了荆州和益州，又怎么样呢？

诸葛亮说，以将军帝室之胄的身份，信义著于四海的名望，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的号召力，只要实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政策，事业就能发展，力量就能壮大，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将来，如果形势发生变化，则可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率领从荆州出发，取道宛城挺进洛阳；另一路由将军亲自率领从益州北上，取道秦川直抵长安。那时候，百姓万民还不捧着酒饭来夹道欢迎吗？

于是诸葛亮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如此醍醐灌顶，刘备豁然开朗。他高兴地对关羽和张飞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啊！17

可惜，诸葛亮为刘备做的只是战略规划，现实问题则是刘备一行逃到夏口后，曹操并没有放过他。十二月，在江陵养足精神备齐军需的曹操，率领大军顺江而下抵达巴丘（今湖南岳阳）。目的很明确：消灭刘备。18

刘备大难临头。

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无官职的诸葛亮挺身而出。他对刘备说，情况紧急！请明公授权，让我去江东求救。19

这是正确的决策，因为此时能救刘备的只有孙权。问题是孙权与曹操并未翻脸，跟荆州反倒是世仇。至少，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即便收不到渔翁之利，也犯不着来蹚这浑水。因此两家能否联盟，完全取决于孙权的态度。

那么，孙权的态度又如何？

鲁肃设谋

孙权在观望。

事实上，荆州事变后，孙权就到了柴桑（今江西九江）。态度则很明确：拥兵自重，观望成败。20

这并不奇怪。毕竟，曹操不是冲他来的，刘备跟他也非亲非故。他当然清楚刘备不是曹操的对手，因此他要算的账是：如果刘备败了，曹操会不会继续东进？如果帮助刘备抵抗曹操，自己又有什么好处？

不过，这可以慢慢想。

没错，孙权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后来曹丕和刘备先后称帝，他却一直等到曹丕死后三年，看清楚万无一失才肯戴上皇冠。结果是什么呢？三国当中他称帝最晚，国祚却最长。所以，看不见兔子，孙权绝不会撒鹰。21

诸葛亮使命艰难。

实际上，真正促成孙刘联盟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比孙权还会算账。当他把所有的账都跟孙权算清楚以后，孙权就拍板了。

此人就是鲁肃。22

鲁肃是在周瑜的建议和推荐下投奔孙权的，而且初次见面就有了“合榻对饮”的密谈。这次密谈，跟当年毛玠劝说曹操，沮授劝说袁绍，后来诸葛亮劝说刘备，意义同样重大，堪称“鲁肃版”或“东吴版”的《隆中对》。

孙权问：如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孙某有幸继承了父兄余功，便也想建立齐桓和晋文那样的霸业。先生既然看得起孙某，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教我？

这跟刘备问诸葛亮，是一样的。

鲁肃却当场泼了一瓢冷水：将军怕是当不成齐桓和晋文了。想当年，高皇帝也想尊奉义帝成就霸业，但是项羽不同意。今天的曹操，就是当年的项羽。有曹操在，将军怎么成得了齐桓公和晋文公？

做不成齐桓、晋文，那做什么？

做皇帝。

鲁肃说：当今天下形势，是大汉已无希望，曹操实力雄厚。因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等到北方处于多事之秋时，再向西进军，将整个长江流域都据为己有，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可是高皇帝的功业啊！

这当然是一个宏伟蓝图。但在建安五年十月，曹操刚刚战胜袁绍的时候，鲁肃也好，孙权也罢，恐怕都只能说说和听听。因此孙权淡淡地回应：孙某尽力一方，只是为了辅佐汉室。先生所言，可不是孙某敢想的。

其实鲁肃的话，孙权听进去了，尤其是“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猝）除”这两句。其中奥妙，则不言而喻：汉室不可复兴，由霸业而帝业就是可能的；曹操不可卒除，先三分后一统就是必须的；孙权的路线既然是与曹操划江而治，南方对抗北方就是必然的。

但，南方弱小，北方强大。南方要想对抗北方，就非得联合不可。这正是鲁肃要极力主张与刘备联盟，孙权也最终要去赤壁之战蹚那汪浑水的根本原因。

所以，不仅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鲁肃同样知道，而且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了七年。

当然，他们的最终目标也都是一统天下。

且看鲁肃的三部曲：第一步，巩固江东，与中原（曹操）、荆州（刘表）鼎足而立；第二步，在适当的时候夺取荆州，进而占据整个长江流域，与北方分庭抗礼；第三步，称帝建国，谋求天下一统。

这就与诸葛亮为刘备所做的规划惊人地相似。换句话说，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也都需要“南方对抗北方”。只不过鲁肃说的三家，是曹操、孙权、刘表；诸葛亮说的，则是曹操、孙权、刘备。

然而鼎立的三足是一样的，即中原、江东与荆州。荆州在刘表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表。荆州在刘备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备。事实上，后来鲁肃和孙权也做了调整：刘表换成了刘备，对峙也变成了联合。

联合也是鲁肃促成的。

刘表病故后，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立即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便以吊唁的名义出使荆州。走到江陵得知刘琮投降的消息，又立即北上与刘备相会于当阳长坂。

对于狼狈不堪的刘备来说，鲁肃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因此，当鲁肃提出联盟建议时，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有任何异议。于是鲁肃陪同刘备一行到了夏口，后来又进一步东移到樊口（今湖北鄂州樊港入江处）。

然而孙权却犹豫了。

孙权犹豫，是因为有一笔账不太好算：不帮刘备，荆州就是曹操的；帮助刘备，荆州就是刘备的。两个都不帮，荆州仍然不可能变成自己的，弄不好那战火反倒会烧到家门口来。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这实在不好决策。

那么，孙权后来为什么又决定联合刘备？

因为问题变了，不再是要不要帮助刘备，而是要不要投降曹操。孙权的情报部门得到消息，曹操拿下刘备以后还要进军江东。另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则宣称，曹操还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23

孙权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征求意见，结果上上下下一片降曹论调。他们说，曹操托名汉相，似虎如狼，挟天子以征四方，岂能对抗？何况他拿下荆州占领江陵以后，就连长江天险也与我共有。不如投降。24

只有鲁肃一言不发。

孙权无奈，起身上厕所，鲁肃也跟着追到檐下。孙权立即意识到鲁肃有极其重要的悄悄话要说，便拉着他的手问：爱卿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鲁肃说：是的。投降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是谁。比如我鲁肃，是可以的；将军您，就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鲁肃投降以后，可以一步一步升上去，当个郡守、州牧总不成问题。将军如果投降曹操，又能到哪里去呢？

这当然是悄悄话，然而说到孙权心坎上了。实际上孙权对鲁肃那个“隆中对”是很以为然的。他也很清楚，只有联刘抗曹，才可能现在保全江东，将来南面称孤，最后克成帝业，投降曹操则绝无出路。

于是孙权叹息说：他们的议论很是让人失望，只有爱卿与我想法相同，这是上天以爱卿赐我啊！

不降曹，就只有联刘，这叫别无选择。

联刘抗曹，已是箭在弦上。

但，打不赢怎么办？

鲁肃没说，孙权也没问。因为战败的结果跟投降没什么两样，却光荣得多。至少对于孙权，是如此。

那么，孙权可以拍板了吗？

不能。因为他还有话要问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诸葛亮和周瑜。

孙权拍板

与鲁肃谈话之后，孙权接见了诸葛亮。25

奇怪！孙权不是已经拿定主意联刘抗曹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听诸葛亮的？因为他谨慎。他必须弄清楚刘备有多少实力，又有多大的决心。因此两人见面时，孙权完全是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样子。

诸葛亮的开场白却堪称经典：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26

这话精彩！表面上看，诸葛亮不过描述了局势，回顾了历史，但三言两语之中却暗藏玄机。比方说，无论已消灭的袁绍、袁术、吕布，仍割据的刘璋、张鲁、马超，都只字不提，似乎并起逐鹿的只有三家。

次序也有文章：先孙权，再刘备，最后曹操。其实曹操起兵时，孙权和刘备还不知在哪里。何况曹操拥有半个中国数十万大军，孙权也有江东六郡十万精兵，刘备则加上刘琦也只有两万人马，又岂能“并争天下”？

不过这种说法，孙权方面是爱听的；而“与曹操并争天下”云云，则又向孙权暗示了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陈述尚未开始，阵营已然分明。

至于刘备的败落和困境，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那么，刘备为什么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曹操平定中原，攻破荆州，威震四海。

原来，麻烦都因为曹操，刘备则没有问题。

呵呵，高明！

接下来，诸葛亮反客为主，开始替孙权谋划：如果能与曹操抗衡，不如及早了断；如果不能抵挡，那就尽快称臣。像将军这样，表面上唯命是从，实际上心怀二志，火烧眉毛却当断不断，恐怕马上就会大祸临头。

因此诸葛亮说：愿将军量力而处之。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是的，刘备确实是没有了用武之地，却也因此没了麻烦。因为反正死路一条，了不起拼他个鱼死网破。这样算下来，有麻烦的反倒是观望狐疑犹豫不决，“事急而不断”的孙权。

但，明明是自己走投无路，却偏说别人有麻烦，还做出一副设身处地的样子，孙权当然不吃这一套。他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你们刘豫州怎么不投降？

诸葛亮很清楚，这时绝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必须将抵抗到底的信息传达给对方。因此他抗声作答：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望所归，岂有投降之理？即便抵抗失败，那也是天意。投降曹操，万万不能！

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只能看作外交辞令。其实五易其主的刘备这回哪里是骨头硬？是吃准了曹操根本就不会放过他，投降也没用，只能死硬到底。

然而孙权要的就是刘备方面的这个态度。于是他当场表示：我想清楚了，除了刘豫州，没人可以对抗曹操。不过孙权决策之前，仍必须掂量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直截了当地问：刘豫州新败之后，还有抵抗之力吗？

显然，这只能实实在在地算账。

于是诸葛亮说：曹操万里长征千里奔袭，杀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哪里会有战斗力？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哪里会有战斗力？刘琮的部队投降曹操，原本迫于无奈，并非心悦诚服，又哪里会有战斗力？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些判断完全正确。

更重要的是，他还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刘备并未全军覆没，荆州也并未全部沦陷。只要双方同心协力，战胜曹操绝无问题。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那时，中原、江东与荆州的鼎足之势就可以形成了。

因此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话说到这个份上，联盟应该已经达成。然而孙权依然按兵不动，因为他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孙权等待的是周瑜。27

周瑜是鲁肃建议从前方召回的。他提出这个建议，当然有深刻的原因，也有充足的理由。

与孙策同年的周瑜，是跟孙策一起长大，后来也亲如兄弟的战友，江东基业就是他们共同打下来的。他们还分别娶了闻名遐迩的美女大乔和小乔，成为战场和情场同时得意的少年英雄，时年二十四岁，人称孙郎和周郎。

孙策去世后，又是周瑜率先支持孙权，跟张昭一起成为孙权的左膀右臂。当时孙权的正式官职只是将军，周瑜却对孙权执臣子礼。他还对鲁肃说，孙权是一定能够成就帝业的，鲁肃这才投奔了孙权。28

周瑜，是孙权的诸葛亮。

实际上周瑜对战局的判断也跟诸葛亮完全一致，他甚至还指出了曹操这次出征的四大弊端：本土不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此其一；放弃鞍马，使用舰船，舍长就短，此其二；寒冬腊月，马无草料，给养不足，此其三；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此其四。

周瑜说：这四条都是兵家大忌，曹操却一条不落。如此利令智昏，简直就是自己前来送死，岂有我们反倒投降之理？我看活捉此贼，就在今日！

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被诸葛亮和周瑜一起粉碎。

鲁肃算清了政治账，诸葛亮算清了联盟账，周瑜算清了军事账，孙权心里笃定，这才亮出底牌：老贼早就想废汉自立，只不过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如今群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

为了宣示决心，孙权拔刀砍断案角喝道：再有胆敢主张投降曹操的，下场就跟这书案一样！29

也就在这天晚上，周瑜和孙权有一次单独谈话。孙权摸着周瑜的背，叫着他的字说：公瑾呀，你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啊！我已经选好了三万精兵，舰船、粮草和武器也都准备完毕。请公瑾和子敬（鲁肃）、程公（程普）先行一步，我在后方尽力支援。如果战事不利，公瑾就回来，本将军亲自与他曹孟德决一死战。

看来，孙权早就做好了参战的准备。

实际上，联刘抗曹原本就是孙权的打算。只不过，他必须得到刘备方面的保证，必须由将来实际作战的周瑜和鲁肃提出主张，还想借此机会考察一下集团成员的忠诚程度，这才装作没有主见，迟迟不肯表态。

孙权绝非等闲人物。

但不管怎么说，吴军总算出发了。他们以周瑜和程普为正副总指挥（左右督），鲁肃为参谋长（赞军校尉），驾着战船鼓起风帆，浩浩荡荡开往樊口。

天天派人守在码头的刘备终于盼来了救兵。为了表示诚意，刘备只身一人乘船去见周瑜。两人见面自有一番寒暄慰问，但刘备最关心的还是军情。

刘备说：孙将军决心对抗曹公，可谓深谋远虑，却不知贵军战卒有几何？

周瑜说：三万。

刘备说：恨少！

周瑜却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地说：三万人足够！请刘豫州放宽心思看我破敌吧！

赤壁之战

周瑜的话没有错，赤壁之战以曹操大败而告终。

赤壁之战是划时代的：此前则群雄逐鹿，此后则天下三分。然而战争本身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规模和胜败原因，历史学家都有不同意见，堪称众说纷纭。30

但陈寿《三国志》所言，应该大体不差。31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二月，曹军从江陵顺江而下，孙刘联军从樊口逆流而上，两军在赤壁（今湖北赤壁）相遇。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在巴丘已大面积感染瘟疫。狭路相逢，曹军败北，只好退过江去，把战舰停靠在赤壁对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32

这时已是寒冬。北风劲吹，船舰颠簸，曹军中又病倒一片。于是曹操下令将战舰连锁在一起，陆军则在岸边安营扎寨。周瑜的部将黄盖说：敌众我寡，难以持久。但曹军既然船舰首尾相接，不妨一把火把他们烧走。

周瑜然其计，黄盖则假装投降。数十艘战舰装满柴草又浇了油，蒙上布幔，插上旗帜，浩浩荡荡驶向北岸。曹操部队的官兵都跑了出来指指点点，伸长了脖子观看黄盖来降。没想到黄盖的舰船驶过来后，竟是一齐放火。

当时东南风劲吹，火势一直蔓延到岸上。曹操的战舰和军营全部都被点燃，顷刻之间烈焰万丈。曹军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淹死，人仰马翻，曹操只好撤退。

撤退前，他把剩下的船也烧了。33

猝不及防的曹操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周瑜和刘备的夹击下一路狂奔，幸得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方才脱险。孙刘联军则水陆并进双管齐下，追击曹操直至南郡。曹操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自己带着残兵败将退回北方。

曹操真是一败涂地。

然而这一仗却非打不可。实际上，除了必须夺取荆州和消灭刘表，曹操也还想威胁孙权。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要孙权送儿子做人质，被孙权拒绝，曹操很可能就已经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征荆州，灭刘表，至少可以警告孙权一下，这才有写给孙权的那封恐吓信。

可惜曹操的想法完全落空。孙权没被吓着，反倒与刘备联合，一把火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刘表虽然死了，刘备却强大起来。江陵虽然到手，却又丢了，等于没有。曹操得到的，只有襄阳。但是，江陵仍然在对方手里，他的脚步却再也不能迈过长江。

这一回，曹操失大于得。

赚得盆满罐满的是刘备。赤壁之战前，他先是寄人篱下，后是如犬丧家。然而短短四五个月，就咸鱼翻身今非昔比。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纷纷投降。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并自任荆州牧，治所公安（今湖北公安）。34

刘备变成了战后的暴发户。

孙权则由刘备上表朝廷，推荐为徐州牧。他甚至有可能远远见过曹操一面。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春，曹操与孙权在濡须（今安徽无为）相持不下，孙权便坐了一条小船到曹操的水军营中转了一圈，还让吹鼓手奏乐助兴。于是曹操喟然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后来孙权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八个字：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附了一张纸，上面也只有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得信，立即撤军。35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余波。

因此，赤壁之战实在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关键。由于这场战争，鼎立之势已现，对峙之势已成。此后，南方和北方也曾有过征战，比如曹操南征孙权，关羽北战襄樊，但不是无功而返（如曹操），便是自取灭亡（如关羽），谁都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

有成效的是东西之战，即刘备的夺益州和孙权的夺荆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刘璋投降，刘备入成都，益州归了刘备，刘备以荆州牧的身份兼领益州牧。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关羽被杀，孙权入江陵，荆州大部归了孙权，孙权以徐州牧的身份兼领荆州牧。

至此，长江一线三州的归属完全改变。原来的三个宗室州牧刘繇、刘表和刘焉父子先后淡出江湖，南方成了孙权和刘备两大军阀的舞台。

那么，北方又如何？

第四章 三分天下

容貌奇伟目露精光的孙权十分沉得住气，他相信的政治哲学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此他总是后发制人，总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也总是笑在最后。

称王不称帝

赤壁之战后，曹操的野心越来越大。

这似乎不可思议。

吃了败仗，野心膨胀，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可惜曹操并不是只讲道理的人。或者说，他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就是：战场上没拿到的，得在官场上捞回来。当然，官场上步步高升，得靠战场上节节胜利。所以曹操又有了三次军事行动，每次都在官场上另有收获。

三次的收获是：西征马超、韩遂归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南征孙权归来，封为魏公，建立魏国；征张鲁归来，由魏公晋升为魏王。

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曹操的政治待遇登峰造极，礼节和仪仗已跟皇帝平起平坐。

于是，代汉的呼声高涨起来。

带头劝进的是陈群和夏侯惇（读如敦）。陈群说，汉朝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有何不可？夏侯惇则说，为民除害就是万民之主，魏王称帝何必犹豫？

曹操断然拒绝。

他说：如果天命在我，那我就做周文王。1

这话曹丕听进去了。曹操去世几个月后，他就逼汉献帝禅位。只不过，他给曹操上的谥号是武帝。

那么，曹操为什么只称王，不称帝？

原因可能很多，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是：世受汉恩，报答之心犹存；信誓旦旦，总不能自食其言。小道理是：出身不好，形象欠佳，怕人笑话。

曹操形象不好吗？

可能。在《三国志》一书中，袁绍、刘表、周瑜、诸葛亮都是一表人才，曹操的身高和容貌却只字不提，可见不敢恭维。匈奴使节来朝，曹操让崔琰做替身，也可见自惭形秽。东汉风气以貌取人，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2

刘备和孙权也是障碍。曹操很清楚，只要自己公然称帝，这两个人马上就会跟着上来，“篡汉”的罪名却得由他曹某来背。何况都称帝，就没有了“中央”，刘备和孙权也就从“地方”变成了“对方”，岂非便宜了他们？

因此，当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上表称臣极力劝进时，曹操便拿着孙权的信对大家说：这小子是要放肆地把老夫搁在炉子上烤呀！3

但，封公，建国，称王，一个不能少。

转折点是封魏公。表面上看，从侯爵到公爵，不过是爵位高了一等。但，封侯只是赐爵，封公却是建国，可以有自己的社稷和宗庙。曹操封为魏公，就意味着他能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独立公国。

以后称王，也顺理成章。

后来曹丕称帝，更是水到渠成。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步，是谁帮曹操迈出的？

董昭。此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出场。当年帮助曹操迎奉天子的是他，现在策划封魏公称魏王的也是他。为此，董昭东奔西走，上蹿下跳，造足了舆论，做足了文章，终于形成议案，并得到皇帝的批准。4

但，董昭也在一个人的面前碰了钉子。

这个人就是荀彧。

荀彧出身名门，祖父当过县令，父亲当过国相，叔父位至三公。他本人既是名士，又是重臣，在士林中威望甚高，好评如潮，在朝廷官居尚书令（宫廷秘书长），在曹操集团中的地位则相当于萧何兼张良。

显然，如果由荀彧领衔提出封公建国的议案，较之董昭等人，分量要重得多，身份也合适得多。

所以，董昭要以秘密征求意见的方式去见荀彧。

荀彧却泼了一瓢冷水。他对董昭说，曹公兴义兵，除暴乱，平天下，原本为的是匡扶朝廷，安定国家。他秉持的是忠诚，坚守的是谦让。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如果真爱曹公，就该帮他保持晚节。封魏公，怕不合适。

曹操深感失望并大为光火，竟以劳军的名义把荀彧调往东征孙权的军中。荀彧走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就一病不起，不久神秘地去世，享年五十岁。5

荀彧的死因有两种说法：忧郁而死，被逼自杀。据说曹操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于是荀彧服毒。这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朝野谣言四起，至今仍是无法破解的悬案和疑案。6

其实，荀彧是死于理想的破灭。

荀彧、鲁肃和诸葛亮，可能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大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行动纲领和战略方针，也都影响了各自的君主。因此他们不能以“谋士”名之，而应该称为政治家。

但，三人的情况却不相同。

鲁肃最简单。他不是名士，孙权也不是士族，没那么多负担。所以鲁肃可以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一会儿降曹。因为在孙权那里，反曹与拥汉不矛盾，降曹与拥汉也不矛盾。要对付刘备，就说曹操是汉相；要联合刘备，就说曹操是汉贼。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然而以东吴之弱小、生存之艰难，恐怕也只能如此。要孙权为理想而献身，那是办不到的，何况他本来就没有理想。

诸葛亮就麻烦一些。他自己有理想，刘备没有。所以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便被束之高阁，真正被重用的是功利主义者庞统和法正。但诸葛亮的最大悲剧，却是他的蜀国治理得最好，灭亡得最早，这是后面要说的。

比较而言，荀彧更悲哀。

荀彧是在官渡之战的九年之前，就离开了众人看好的袁绍，追随并辅佐了曹操的。因为他看穿了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只有曹操才能实现他的愿望：兴复汉室。

这是跟诸葛亮一样的想法。

不能说荀彧看走了眼。他来到曹操身边时，三十七岁的东郡太守曹操确实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将领。在他主张迎奉天子时，四十二岁的兖州牧曹操也还是心系王室的一方诸侯。以后，曹操征袁术，杀吕布，降张绣，灭袁绍，平定北方，在荀彧看来也是应该和必须的。

然而十几年过去，曹操已经不再“乃心无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自己封公建国了。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的发展，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

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拦，也知道不会有效果。曹操已经上了自己的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荀彧也只能与曹操分道扬镳，并选择死亡。也许，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对曹操做最后一次劝谏。

何况荀彧也别无选择，他总不能去投奔刘备吧？更何况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为痛苦。进退失据的他只有死路一条，尽管他死不瞑目。

曹操则最终没有代汉自立。很可能，他实在无法面对天国之中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

那也是睿智和坚定的眼睛。

当然，这双眼睛刘备是看不见的。

刘备入蜀

刘备的野心也在膨胀。7

原本一无所有的刘备，是赤壁之战的最大受益者。他占有了现在湖南境内的江南四郡，以及现在湖北境内南郡的一半。于是，刘备一方面保留豫州牧的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则一本正经地做起了荆州牧。

然而江南四郡却是荆州最穷的地方，刘备的目光便盯住了天府之国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夏，也就是曹操封为魏公的第二年，刘备军进成都，益州牧刘璋开门投降。结果，豫州牧和荆州牧刘备，又成了益州牧。

消息传来，曹操震惊，孙权愤怒。

孙权早就在打益州的主意了。周瑜攻下江陵后，孙权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至寻阳（今湖北黄梅）的长江防线，并占有荆州的江夏郡，便开始觊觎益州。他的麻烦在于，走北路经安康进汉中，曹操不答应；走南路沿长江而西进，要过刘备的地盘。

于是孙权提出，与刘备联合取蜀。

这显然是如意算盘。孙权在东，刘备在西，两军联合作战，只能刘军先行，吴军殿后。拿得下益州，刘军已成炮灰；拿不下益州，也能把刘备挤出荆州。

刘备当然不会上当。他很清楚，益州的军队在前，东吴的军队在后，自己岂非变成夹在当中的肉馅？何况就算联合取蜀成功，刘备也不愿意，他要的是独吞。

孙权终于未能得逞。

那么，曹操呢？

战后的曹操占有了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的另一半（包括襄阳），当然也想要益州。可惜，他不但未能如愿，反倒给刘备送去了一个机会。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曹操为了逼反马超和韩遂，扬言要西征张鲁。张鲁在汉中，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攻击张鲁，必经马超和韩遂的防地。这就逼得两人揭竿而起公开反曹，曹操也就师出有名地灭了他们。

曹操本是阴谋诡计，刘璋却信以为真。刘璋是益州牧刘焉的儿子，靠着父亲的余荫割据一方。他当然清楚汉中是益州的门户，也很清楚曹操一旦拥有了张鲁的军需和军队，将更加无敌于天下，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刘璋一筹莫展。

这时，一个名叫张松的人便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他请刘备去打张鲁。张松说，刘豫州跟将军是一家子，跟曹操是死对头。有刘豫州在汉中，曹操来了也不怕。

张松这主意吃里扒外，刘璋却另有小算盘。实际上他既怕外敌也怕内乱，正希望有个刘家人帮他看家护院。于是采纳张松的建议，派法正将兵四千，去迎刘备。8

可惜刘璋机关算尽，却没想到张松和法正并不是什么忠臣，他们早就策划好了要把益州献给刘备。因此，刘璋的特使法正一到荆州，就向刘备献计夺取益州。

刘备却犹豫。

犹豫是有道理的。毕竟，人家请他去帮忙，他却趁机把人家灭了，确实讲不过去。刘备还说，我能成功，就因为事事都跟曹操相反。他急切，我就宽和；他残暴，我就仁慈；他奸诈，我就忠厚。这回又岂能失信于人？

这时，庞统又来进言。

号称“凤雏”的庞统在历史上似乎与诸葛亮齐名，其实与“卧龙”不可同日而语，他帮刘备打消顾虑的那番说辞更是强盗逻辑。据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庞统说，兼并弱小，攻击愚昧，天经地义。将来封刘璋一个大官，不也对得起他了吗？咱们现在不下手，迟早便宜了别人。9

这可真是强词夺理，好在刘备要的只是一个说法。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和张飞守荆州，赵云为后备，自己与庞统率军溯流西上向益州进发，而且入境如归，一路绿灯。

刘璋也从成都赶到涪城（涪读如扶，今四川绵阳）亲迎，还给了刘备大量的资助。此时，刘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足以对付张鲁。

那么，他去了吗？

没有。

刘备不是来打张鲁，而是来夺益州的。因此，他走到涪城（刘璋地盘）与阳平关（张鲁地盘）之间的葭萌（葭读如加，今四川广元）就停了下来，然后广树恩德，收买人心，等待机会。

机会说来就来。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南征孙权。十二月，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便装模作样给刘璋写信，说孙权与自己唇齿相依，关羽在荆州也势单力薄，张鲁则不过自守之贼，不足为虑。因此请刘璋再给一万人马和军需物质，让自己回荆州救援。

刘璋对刘备在葭萌的动作本有怀疑，听说他“欲以东行”更有疑惑，便只肯给兵四千，其余减半。张松闻讯大吃一惊，写信给法正说：咱们的事眼看就要弄成了，怎么可以功亏一篑？结果，张松被自己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告发，刘璋便将他收监斩首。

张松的猴急和刘璋的狐疑，给了刘备伐蜀的口实。当时庞统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挑选精兵，日夜兼程，奇袭成都；下策是退回白帝，巩固荆州，从长计议。刘备则采纳了庞统的中策，杀白水关（在今四川青川）守将杨怀和高沛，然后反戈一击，攻克涪城。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刘备从涪城向成都进军。第二年五月，刘备命关羽守荆州，诸葛亮、张飞和赵云率军入蜀，分兵多路，攻城略地。

这年夏天，刘备攻克雒城（雒读如洛，在今四川广汉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会师，进围成都。这时，马超也带兵前来投奔，刘璋已成瓮中之鳖。

于是刘璋仰天长叹说：我们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对人民无恩无德，现在又害得百姓吃了三年战争之苦，于心何忍啊！便打开城门，向刘备投降。10

这大约是曹操没有想到的。否则，他不会在两年半的时间内都毫无警觉和动作，反倒向孙权耀武扬威。

实际上刘备的机会都是曹操给的。他扬言征张鲁，刘璋才引狼入室；他当真征孙权，刘备才趁机闹事；他跟孙权鹬蚌相争，刘备才乘虚而入渔翁得利。

据说，刘备攻下涪城后，曾大设酒宴庆功。对此，庞统表示不以为然。也许，他良心发现。也许，他想提醒刘备不要得意忘形。反正，庞统在宴会上大煞风景地说：占了人家的地盘还兴高采烈，恐怕不是仁者之兵。

这时刘备已有醉意，便勃然大怒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难道也不是仁者？你给我滚出去！

稍后，刘备觉得不妥，又把庞统召了回来。

庞统也不道歉，一屁股坐下来照吃照喝。

刘备问：刚才谁不对？

庞统说：君臣都不对。

刘备哈哈大笑，照旧饮酒作乐。11

没错，刘备可以笑也应该笑。此前，他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半生颠沛，一路坎坷，现在总算熬出头了。

孙权却笑不起来。

讨荆州

刘备进入成都后，孙权就来讨还荆州。

荆州是在鲁肃的建议下“借”给刘备的，可惜这个说法却大有问题。刘备本是荆州牧，怎么还要借？荆州一部分在刘备治下，一部分在曹操手中，孙权如何出借？12

刘备“借”的，其实只是江陵。

然而这对于周瑜，却无异于与虎谋皮。江陵是周瑜花了一年工夫才打下来的，岂能拱手让人？因此，周瑜不但不同意，还密谋干掉刘备。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也就是赤壁之战两年后，孙权嫁妹一年后，刘备从公安到京口（在今江苏镇江）来见孙权，希望孙权让出江陵给他做荆州牧的治所，官方说法叫“求都督荆州”。13

于是周瑜向孙权建议：趁机将刘备软禁在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周瑜说，刘备有枭雄之姿，关、张乃熊虎之将，岂肯长久屈身受制于人？如果得到江陵，只怕是蛟龙得到了云雨，不会再是池中之物。14

周瑜这一招够狠，可惜并不现实。软禁刘备不难，关羽和张飞却多半会杀上门来。即便夺不回刘备，也会结为死仇，给曹操可乘之机。所以孙权并未同意。

不过，此事还是让刘备感到后怕。

有一次，刘备与庞统聊天。刘备问：先生不是在周公瑾手下做过功曹吗？据说孤到京口时，有人要仲谋把孤扣留起来，有这事吗？没关系，在君为君，但说无妨。

庞统说：有的。

刘备长叹一声说：孤那时也是有求于人，只好铤而走险，没想到差点栽在周瑜手里了。当时孔明就一再劝孤不要去。天下智谋之士，真是所见略同啊！15

刘备躲过一劫，周瑜却并不死心。他亲自到京口去见孙权，提出“夺益州，并张鲁，联马超”的战略建议。这个方案，既针对曹操，也暗算刘备。如果真能如愿，长江的上游和下游，还有关中和汉中，便都是孙权的了。

孙权批准了周瑜的方案。不幸的是，周瑜走到巴丘就病逝了，时年三十六岁。临终前，他上疏孙权，一是推荐鲁肃继任，二是念念不忘曹、刘。周瑜说：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6

周瑜始终是把曹操和刘备当作最大敌人的。

鲁肃的想法却不同。他接替周瑜之后，便立即调整了政策，说服孙权把江陵让给刘备。

实际上鲁肃早就有此主张。刘备来京口时，鲁肃就建议孙权，姑且把江陵借给刘备（权借之）。鲁肃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共同对抗曹操。因此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写字的曹操十分震惊，竟落笔于地。17

这就是“借荆州”说法的来历。

问题在于，如果认同“借”的说法，那么，有借就该有还。何况刘备已经拿下益州，岂有不还荆州之理？于是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五月，吴使到达成都。而且孙权派出的代表，正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

刘备却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准备打凉州。等凉州打下来，就把荆州所有的地方都给你们。18

孙权闻讯，勃然大怒。

愤怒是必然的。不但因为荆州，还因为益州。

孙权也觊觎益州，而且曾派奋威将军孙瑜进驻夏口作为先遣。刘备却致函孙权，绵里藏针地声称：将军如果硬是不肯放过刘璋，刘备只好披头散发归隐山林。19

与此同时，刘备也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他派关羽屯兵江陵，张飞屯兵秭归，诸葛亮屯兵南郡，自己则驻扎在孱陵（此处孱读如战，在今湖北公安）。20

孙权只好将孙瑜撤回。

可是孙瑜一走，刘备就开始打益州的主意。以前说过的那些漂亮话，什么与刘璋同为大汉宗室，什么齐心协力匡扶大汉王朝，什么不敢听见有人要夺取益州等等，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难怪孙权破口大骂刘备滑头。21

现在不还荆州，当然更是耍赖。

因此，孙权也不管刘备态度如何，便自说自话直接往长沙、桂阳、零陵三郡派遣官员。总督荆州的关羽同样毫不客气，把孙权派去的地方官统统驱逐出境。

孙权大怒，立即派吕蒙率军二万直取三郡，同时命令鲁肃率军一万进驻巴丘对抗关羽，自己则驻扎在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水入江处）指挥调度。

刘备闻讯，情知形势严峻，便留诸葛亮驻守成都，自己率军五万回到公安，同时命令关羽率军三万进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准备与孙权决一死战。22

战前，关羽和鲁肃有过一次会谈。

会谈是鲁肃要求的。也许，鲁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此他提出，会谈时两军相距百步，只请双方的将军带着佩刀在阵前相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

鲁肃首先发言。他谴责关羽说：我们主公好心好意把土地借给贵方，是因为贵军新遭战败，远道而来，不能没有一个落脚之处。现在你们已经得到了益州，就应该归还荆州。然而我们只要三个郡，居然都不肯给！23

这话没有道理。

事实上，刘备借荆州时，已经有了江南四郡和南郡的一半，并非“军败远来，无以为资”。孙权索要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也不是东吴的，是刘备自己打下来的。难道向你“借”了江陵，便连其他地方也都是借的？

何况刘备任荆州牧，是孙权同意的。如果荆州统统给了孙权，刘备这个荆州牧又怎么当？

因此，会谈没有结果，也不会有结果。

鲁肃和关羽，只能疆场上见了。

这对鲁肃来说，显然是痛苦的。作为东吴方面联盟派的领袖，他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远在成都的诸葛亮想必也不愿意。

结果，又是曹操帮了他们的忙。这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七月进入汉中。消息传来，刘备马上明白现在不是跟孙权翻脸的时候，便派人向孙权求和。

孙权也不想与刘备兵戎相见，便派诸葛瑾去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除曹操手中的南阳和襄阳外，以湘水为界瓜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刘备失去了湘水以东地区，但避免了孙权和曹操的两面夹攻，可谓“以土地换和平”。24

没能收回江陵的孙权却提前接回了妹妹。他这位可能名叫孙仁的小妹，是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嫁给刘备的，十六年十二月刘备入蜀时被孙权接回，跟刘备的夫妻关系只有整整两年。25

作为孙权的妹妹，孙夫人当然威风八面。她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就连诸葛亮都怕她三分。但作为女人，她其实非常不幸。嫁人既非本愿，离异也身不由己。事实上孙夫人回去以后就没了下文。她和刘备当然不可能鸳梦重温，跟别人还会有新的爱情故事吗？

没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孙权不会死心，荆州也注定不会平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那将是另一个局面。

走麦城

刘备与孙权握手言和四年多以后，有一队商船浩浩荡荡从寻阳驶向江陵。没人知道船上装运的其实不是货物，而是士兵。十月的一个早上，当江陵守将明白过来时，他们的选择只剩下投降。

这台好戏的总导演是吕蒙。26

吕蒙是在鲁肃去世以后接管兵权的，这是孙权的第三位长江上游前线总指挥。与鲁肃主张“联刘”不同，吕蒙跟周瑜一样主张“吞刘”。只不过，周瑜雄心万丈意气风发，吕蒙审时度势足智多谋。他虽然早就向孙权提出要用武力夺取荆州，却知道需要等待机会。27

机会在五年之后出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从曹操手里夺得汉中。七月，他自称汉中王并还师成都，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备受鼓舞的关羽意气风发，毅然发动了夺取襄阳和樊城的襄樊战争。

这一仗打得惊心动魄艰苦卓绝。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溢出堤外，樊城被洪水包围，曹方将领于禁所督七军全部被淹。关羽趁此自然灾害发动攻势，于禁被俘投降，庞德被俘就义。消息传回，曹操为之流涕。

于禁降，庞德死，驻军统帅曹仁痛失臂膀，樊城城墙也被洪水浸泡不断坍塌，城中守军一片恐慌。好在这时徐晃的援军赶到，关羽只好撤离战场。

实际上初战告捷的关羽也力不从心。他很清楚，要对付曹仁和徐晃，拿下襄阳和樊城，没有足够的兵力是绝对不行的。但从后方调兵，南郡就会虚弱；如不调兵，则前方又会吃紧。关羽左右为难。

吕蒙的机会来了。

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身体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吕蒙开始装病。孙权也故意用不加密封的公文，招吕蒙回建业治疗，并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接替吕蒙。

陆逊一到陆口，便按照吕蒙所定策略装孙子。他写了一封文采斐然的信给关羽，说将军此战史无前例，江东方面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陆逊一介书生，根本就不能胜任军职，希望将军多多指教。最后，他也没有忘记装模作样地提醒关羽：曹操狡猾，将军多加小心！

关羽果然上当，他觉得东吴真是越来越差：周瑜是短命鬼，鲁肃是和事佬，吕蒙是病秧子，陆逊是书呆子。看来孙权这边不足为虑，于是逐步将部队调往樊城。

这边一撤军，那边就开始调兵，关羽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关羽想不到，表面上甜言蜜语的盟军，正是磨刀霍霍的敌人。他当然更想不到，这个过去的盟友已经跟现在的敌人勾结在一起，正准备联合起来取他项上人头。

没错，曹操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

联合孙权的建议，是司马懿和蒋济提出来的。他们的判断也并不错：作为长江下游的地方割据政权，江东集团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刘备和关羽在上游越做越大。只要说服孙权偷袭关羽，樊城之围必解。28

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孙权也立即回应，表示征讨关羽即是报效朝廷，但希望曹操方面对此保密，以防关羽有所准备。曹操征求意见，大家都说理所当然。

老谋深算的董昭却主张泄密。

董昭认为，保密对孙权有利，泄密对曹操有利。因为关羽一贯蛮横霸道，得到消息也未必立即撤军。这时，城中守军如果还一无所知，对我方是不利的。

因此，应该口头上答应保密，实际上故意泄密。

曹操完全赞成这个建议，下令徐晃将孙权的来信抄写多份，用箭射入樊城和关羽的军营之中，把孙权即将偷袭江陵和公安的消息公布了出去。29

董昭的预料不错。樊城守军士气倍增，关羽则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也许在他看来，江陵和公安金城汤池，并非孙权旦夕可破；被洪水和大军包围的樊城，则是眼看到嘴的肥肉，岂能前功尽弃？30

关羽一犹豫，徐晃的机会就来了。正好这时曹操又给他派来了十二营军队，于是徐晃大举进攻，关羽则被打得溃不成军，不得不撤离樊城。曹操也不乘胜追击。因为他相信，早已磨刀霍霍的孙权，是不会把手缩回去的。31

曹操的预料完全正确。关羽犹豫，孙权不犹豫。实际上一路扮作商人的吕蒙军，这时已经进入江陵和公安。吕蒙约束部队，严明军纪，存恤百姓，封存库藏，厚待关羽的将士家属，大做安抚工作，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因此，当关羽匆忙赶回南郡时，南郡的人心已经归顺了吕蒙，再没有人会替关羽卖命。

陆逊也是一路凯歌。他在吕蒙得手后乘胜前进，刘备的守将则跑的跑，败的败，降的降。宜都、房陵、南乡三郡尽入其手，荆州从此不再姓刘。32

关羽只能走麦城。

事实上没过多久，关羽的人头就送到了曹操跟前。曹操厚葬了他这位老朋友和老对手，吕蒙则甚至没来得及参加庆功会，就病逝在孙权的内殿，享年四十二岁。33

不过，吕蒙总算实现了夙愿，他可以瞑目。

刘备却欲哭无泪。他痛失荆州，还痛失关羽。关羽不但是他的兄弟，更是他的爱将和臂膀。刘备南征北战那么多年，如果需要兵分两路，每次都是关羽独当一面。他派关羽总督荆州，似乎不能说是用人不当。

但，关羽的性格有问题。

刘备进攻成都那年，马超前来投奔。关羽便给诸葛亮写信，问马超可以跟谁相提并论。诸葛亮答：马孟起（马超）堪称“一世之杰”，可以跟张益德（张飞）并驾齐驱。不过，美髯公（关羽）才是“绝伦逸群”呀！

关羽见信，竟不无得意地递给客人一一传看。

这就太像孩子，还是被惯坏的，既任性又天真。由于任性，所以发动了襄樊战争；由于天真，所以被吕蒙和陆逊欺骗；由于既任性又天真，所以在处理敌、我、友关系时犯了一系列错误，最后把自己送上绝路。

是的，关羽不懂政治，不知道在多边政治关系中，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也不懂公共关系。孙权提出结为亲家，不同意也就罢了，又何必辱骂来使？他还不会善待部下。江陵和公安的守将投降，原因之一就是怨恨和畏惧关羽，干脆一降了之。34

因此，让关羽镇守荆州，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同时对付曹操和孙权两个枭雄，其实是不合适的。

可惜一俊遮百丑。关羽的英勇善战和屡建战功，尤其是他在樊城大破曹军，威震天下，差一点就逼得曹操迁都，更使他成为战神般的人物。“战神”是不容怀疑的，也是不能批评的，只能由着他走向深渊。

不过，关羽败得如此之快，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连曹操和孙权也不曾料到。这也是刘备他们为什么听任关羽孤军奋战，却迟迟不去救援的原因。当然，刘备也想不到孙权和曹操已经暗中勾结，吕蒙和陆逊竟然会两路出兵偷袭南郡，而且迅雷不及掩耳。35

然而无论如何，刘备都无法接受这一切。尽管他并没有立即为关羽报仇，也没有给关羽封号，但孙权在背后插的这一刀，他永远不会忘记。36

夷陵之战

刘备决定征讨孙权。

东征是在关羽败走麦城的两年半以后。这就至少说明此战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关羽报仇。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段时间内天下大势的变化。

实际上，关羽死后一个月，重大事件就接连发生。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去世，太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十月，曹丕逼汉献帝禅让，代汉称帝，改元黄初。第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建元章武。八月，孙权接受曹丕册封的吴王称号，次年建元黄武。

这样一来，当时的天下就有了三种年号（曹魏的、蜀汉的和孙吴的），两个皇帝（曹丕和刘备），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孙刘联盟也公开破裂。

夺取南郡后，孙权与刘备彻底翻脸，宣布只承认刘璋是益州牧，曹操则宣布孙权兼任荆州牧。也就是说，孙权承认曹操是中央，曹操承认荆州是孙权的，他们也都不承认益州是刘备的。按照这个逻辑，原本既是荆州牧，又是益州牧，还是豫州牧的刘备，现在什么都不是。

刘备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刘备在称帝六个月后，发动了顺江东下讨伐孙权的战争。由于刘备驻军猇亭（猇读如消，在今湖北宜都北）和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南），故史称“夷陵—猇亭之战”，简称“夷陵之战”或“猇亭之战”。

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堪称这段历史上的三大战役，而且都以战争发动者的失败而告终。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袁绍失败。赤壁之战是曹操发动的，曹操失败。夷陵之战是刘备发动的，刘备失败。

这是天意，还是人谋？

人谋。

其实，杀死关羽夺取荆州以后，孙权就很清楚自己与刘备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即便承认他是益州牧也无济于事。于利，刘备要夺回荆州；于义，刘备要报仇雪恨。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孙权不能不未雨绸缪。

因此刘备称帝后，孙权就把自己的前线指挥部从公安迁到了鄂城（今湖北鄂州），改名武昌（不是现在湖北武汉的武昌区），并在长江沿岸布下道道防线。可见孙权一直在提防刘备，他打的是有准备之战。

为此，孙权还在政治上积极靠拢曹魏，甚至向代汉称帝的曹丕上表称臣，等于公开承认曹丕篡汉是正当的，曹魏政权是合法的。对此，江东集团颇有不同意见。孙权却坦然地说：想当年，高皇帝不也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当了汉王吗？随机应变，权宜之计，有什么关系呢？37

这也就是孙权才干得出来的事。

事实上，容貌奇伟目露精光的孙权十分沉得住气。前面说过，他其实是赞成鲁肃的设计，也是准备要当皇帝的。但是他不着急。因为他相信的政治哲学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此他总是后发制人，也总是笑在最后。

相反，刘备却很浮躁。

公元221年5月15日（曹魏黄初二年四月丙午），刘备在成都西北武担山即皇帝位，七月便御驾亲征，并且命令张飞到江州（今重庆）会合。结果张飞还没动身，就被部下杀死，首级也被拎到孙权那里去了。

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刘备却一意孤行。忠诚而英勇的赵云由于对东征持保留意见，甚至不得随军。这时，关羽阵亡，黄忠病故，张飞被杀，剩下的马超防魏于北，赵云不受信任，东征的队伍中还有像样的将领吗？38

没有。这个队伍中也没有一流的谋臣和军师。庞统早已战死，法正也已去世，诸葛亮镇守成都走不开。指挥这场战争的，只能是刘备自己。

刘备却屡犯错误。

其实，刘备军中也有明白人，偏将军黄权就是。黄权对刘备说，吴军骁勇善战，不好对付；我军顺江而下，进易退难。因此黄权建议，由他自己担任先锋试探深浅，刘备则在后方坐镇指挥，以免孤军深入的风险。39

可惜刘备不听。他把黄权打发到江北，自己则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率领大军穿过长江三峡，并在公元222年的农历正月打进了东吴王国的西大门夷陵。

吴军却大踏步地撤退了。

下令撤退的是陆逊。陆逊跟孙权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他很清楚，刘备来者不善锐气正旺，又凭借高地据守险要，因此必须避其锋芒打持久战。只要把蜀军拖成疲劳之师，就能静观其变以求一逞。

陆逊的估计完全不错。来势汹汹的蜀军被死死堵在猇亭前线，只能驻扎在夷陵到猇亭数百里的崇山峻岭间。这是陆逊主动让给刘备的，却未必是什么福地。

刘备当然不会坐等。可惜，尽管他一再挑衅，陆逊却稳坐钓台拒不应战。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决战机会的蜀军情绪低落，再加上运输困难，给养不足，天气渐热，他们的人心越来越涣散，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

这时陆逊宣布，反攻的时机到了。

就在吴军士气高涨之时，刘备的破绽也暴露无遗。他到达猇亭前线后，放弃了水陆并进的有利条件，反而命令水军上岸，立营数十屯，绵延七百里。远在洛阳的曹丕得到消息后立即断定：我看孙权的捷报就要来了。40

陆逊用的，则是赤壁之战中的老办法。他命令先头部队的士兵每人都带一把茅草，到了刘备的军营就放火，同时进行猛攻。一旦火势形成，诸军同时出击。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在陆逊的号令下，吴军主力齐集猇亭大战刘备，连拔蜀军四十余营。刘备猝不及防，焦头烂额仓皇出逃。蜀军土崩瓦解，狼奔豕突，尸骸塞满长江漂流而下，再也回不了益州。41

陆逊一战告捷。

这是继官渡和赤壁之后第三次划时代的战争。官渡之战后，北部中国成了曹操的天下；赤壁之战后，南部中国成了对抗的力量；夷陵之战后，曹魏固然过不了长江，孙吴和蜀汉也吞并不了对方。

三国鼎立，已成定局。

刘备的野心也画上了句号。他在闰六月兵败猇亭，八月退回巫县（今重庆巫山），之后驻跸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不久，刘备就染疾在身，回天无力。据说，他曾写信给陆逊，表示将要卷土重来。陆逊却坦诚地劝他不必送死，还是安心养伤为好。42

实际上刘备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他把十七岁的长子刘禅（读如善）托付给了丞相诸葛亮，并为他选择了一位副手──尚书令李严。

公元223年6月10日（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驾崩于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43

诸葛亮的时代开始了。

第五章 武侯治蜀

诸葛亮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却跟曹操一样，成为最被后世误解的人。他的政治理想没人继承，脸上却被涂满了道德的油彩，变成圣坛上和舞台上面目全非的偶像。

刘备托孤

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没错，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在赤壁之战中也不负厚望。他出使东吴，折冲樽俎，促成联盟，战胜曹操，与刘备度过了一段如鱼得水的“蜜月期”。

然而战后的他却似乎退居二线。夺取益州，是庞统极力怂恿，并出谋划策；进攻汉中，是法正极力主张，并出生入死。所以庞统战死，刘备“言则流涕”；法正病故，刘备“流涕累日”。法正死后的待遇，甚至比关羽还高。1

庞统和法正，才是刘备的左膀右臂。

难怪赤壁战后整整十五年，我们很少看见诸葛亮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也难怪关羽征襄樊，刘备征东吴，诸葛亮都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干脆一言不发。

诸葛亮保持着沉默。

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诸葛亮曾长叹一声说：如果孝直（法正）还活着，那就一定能阻止皇上东征。就算东征，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啊！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诸葛亮并不赞成伐吴，却无法有效地阻止，因为刘备只听法正的。他对诸葛亮，不过相敬如宾。对法正，才是言听计从。法正不在了，刘备就谁的话都不听，孔明先生也只好去做“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理念发生了冲突。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才放弃曹操、刘表和孙权，跟了当时一无所有甚至性命难保的刘备。

那么，刘备有没有理想呢？

原先或许是有的，但是后来忘了。忘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此时，咸鱼翻身的他，就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什么“汉贼不两立”云云，不过是称王称帝的招牌。3

刘备忘了的，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穿。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份内的事，刘备则依靠庞统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问题是现在法正已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许靖、刘巴、马良也都去世。有威望有能力的，只有赵云和魏延。能够托孤的，则只有诸葛亮。

刘备能放心吗？

既放心，又不放心。

放心不难理解。对于诸葛亮的忠诚和能力，刘备从来就不怀疑。何况诸葛亮要的是理想，刘备要的是利益，两人的诉求并不冲突。更何况刘备很清楚，理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突破道德底线，不顾君臣大义的，他并不担心诸葛亮变成曹操或曹丕。

不过，最让刘备放心的还是诸葛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谨慎。刘备非常清楚：诸葛一生唯谨慎。因此，当刘备决定豪赌一把时，他得依靠庞统和法正；当他需要守住家业时，谨慎的诸葛亮就是合适人选。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事后的回忆和说法就是：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4

这是实言。

那么，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心？

因为事关重大。

事实上，刘备要托付出去的不仅是儿子，更有他一手建立的蜀汉政权。可惜这个政权却危机四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外患毋庸置疑，当然是曹魏和孙吴，何况他们正彼此勾结。那么，内忧又是什么呢？

地方势力。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是一个外来政权。更麻烦的是，这个外来政权之前还有一拨外来的，这就是刘焉和刘璋父子及其部属。再加上益州本土的官僚和豪强，蜀汉王朝内部就有了三股彼此制约的政治力量。

一、益州集团，即本土士族。

二、东州集团，即刘璋旧部。

三、荆州集团，即刘备亲信。

这三股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刘焉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东州集团是客。刘备入蜀后，东州集团是主，荆州集团是客。主客新旧先来后到，就造成了荆州（新客）与东州（新主）、东州（旧客）与益州（旧主），以及荆州（客人）与东州（新主旧客）和益州（主人）的三重矛盾。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5

刘备深感忧虑。

毫无疑问，可以为刘备分忧的只有诸葛亮，最让刘备放心不下的也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以卵击石与曹魏决战，岂非内外交困？当然，诸葛亮是谨慎的。但，万一呢？

这不能不防。

刘备也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却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么意思？

一般认为，君可自取，就是授权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也有人认为，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儿子中另选一个，也就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6

但，无论取而代之，还是有权废立，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绝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因为有此政治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完全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为臣一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忠贞不二报效国家，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7

什么叫政治？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死，因为诸葛亮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蜀汉政权，也不会再有什么万一。至于接过权柄的诸葛亮如何去做，那不是刘备需要操心的事情。

诸葛亮执政

诸葛亮忧心忡忡。8

忧虑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一直在二线和后方工作的他并非广为人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政权仅仅属于刘备。所以刘备一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就反了，曹魏则给诸葛亮寄来了劝降书。9

可惜，他们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10

孙权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继续与曹丕眉来眼去，一面立即与诸葛亮握手言欢。这一互利双赢的做法为两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此，吴蜀不再有战争。孙权固然可以做大做强，诸葛亮也可以从容治蜀。

刘禅更是忠实地执行了刘备的遗嘱，继位之后立即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封侯则位尊，开府则权重（具有独立相权），丞相兼任州牧则既能牧官也能牧民，这是只有曹操才享受过的政治待遇。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前一条是对付曹魏的。孙吴成为友邦以后，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敌，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汉政权可以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主动进攻或者被动防守。

诸葛亮选择了前者。刘备去世后四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后，这样的战争又有四次，总体上可谓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最后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职，病逝于军中。

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强。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强，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

诸葛亮却稳如泰山，他甚至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位刘备最赏识的将领提出，由他率领五千精兵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陈仓。长安拿下，两军会合，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

这当然堪称奇谋，只可惜变数太大。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北伐曹魏只是手段，保住蜀汉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兴复汉室”的旗帜必须高举，“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必须坚持，北伐也必须不断推进，却又绝不能再来一次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

因此，诸葛亮不可能采纳魏延之计。

也因此，他还要杀马谡（读如肃），废李严。

作为诸葛亮的亲信和挚友，马谡是因为丢失街亭而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为他痛哭的人竟达十万人之多。诸葛亮则流着眼泪解释说，天下分崩离析，战争没有尽头。如果不能严明法纪，我们又靠什么去战胜敌人？14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马谡死后三年，由于诸葛亮、魏延、杨仪、邓芝、费祎（读如依）、姜维等二十余人的联署弹劾，蜀汉政权的二号人物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梓潼）。此事的案情扑朔迷离，李严的罪名也难以置信，但他危害到政权的稳定，当是事实。15

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不是空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空谈。

这就是诸葛武侯之治蜀。十一年间，他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既坚持了刘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推进了《隆中对》的既定方针。

那么，蜀汉政权保住了吗？

没有。

蜀汉之亡

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蜀亡。

亡国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曹魏的攻击。然而恐怕就连魏军都没有想到，他们八月出兵洛阳，十月就杀到了成都的大门口雒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刘禅如梦方醒，情急之下准备逃往东吴。

光禄大夫谯周（谯读如桥）却主张投降。16

谯周在御前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如果把他的发言设想为对话，不难看出其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古往今来，有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吗？

没有。

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是不是？

是。

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大国，要挑小的呢？

无语。

再请问：政治斗争的规律，是大国吞并小国，还是小国吞并大国？

当然是大国吞并小国。

这么说，魏国吞并吴国，是一定的了？

应该是。

吴国既然不能吞并魏国，那就只能投降。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得跟着吴国再投降一次？

恐怕是。

那么，受两次耻辱，比只受一次好吗？17

刘禅君臣也没话说。他们只剩下一个问题：曹魏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

谯周则表示敢打包票。他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曹魏肯定受降，也必须受降，还得给我们礼遇。如果不封土赐爵给陛下，我谯周愿前往京师据理力争。

于是刘禅开门投降，曹魏方面果然客客气气。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谯周也被封为列侯。当然，他在历史上少不了要背上“卖国”的罪名。

那么，谯周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当“卖国贼”？

因为痛恨蜀汉政权。

博古通今的谯周，其实是个安贫乐道的读书人。他身材高大又其貌不扬，心直口快又不修边幅。所以，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笑，就连诸葛亮都忍不住。18

谯周却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而且，由于刘禅随即就下达了禁令，得以从成都前去拜祭吊唁的也只有他。

但，谯周虽然敬重诸葛亮，政治立场却是反对蜀汉政权的。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广汉人彭羕（读如样）、蜀郡人张裕、梓潼涪县人杜微、巴西阆中人周舒、蜀郡成都人杜琼，再加上巴西西充人谯周，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这是一个亲曹反刘的益州士族联盟。其中，张裕被刘备所杀，彭羕被诸葛亮所杀，杜微拒不合作，周舒、杜琼和谯周则四处散布曹魏必胜蜀汉必亡的言论。

最先散布此类言论的是周舒和杜琼，后来成为意见领袖的则是谯周。他对人们说，刘备的“备”是什么意思？足够了！刘禅的“禅”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曹魏的“曹”又是什么意思？众多，高大。谯周说：众多而高大的天下归心；早已足够又准备禅让的，还有什么后路和前途吗？

这就叫：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这谶语是写在刘禅宫中柱子上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公元271年）。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划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第六章 桃园惊梦

历史上的天下枭雄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软仁民爱物的形象。于是他和他的战友便象征着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刘备代表圣君梦，诸葛亮代表清官梦，关羽和张飞代表侠客梦。

千年一梦

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1

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2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正是由于他的《三国演义》，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但更重要的，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始终的。事实上，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孙权黯然失色，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至少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率先割据的袁绍，抗衡中原的孙权。这样看，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号称“武圣人”和“盖天古佛”。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而是因为他的忠义。千里走单骑是其忠，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

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

事实上，关羽离开曹操时，曹操尊重他的选择，下令不得阻拦追击；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包括“温酒斩华雄”之类，都全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3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一个人自己去死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降汉不降曹。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另外两件事情也同样大成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

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不胜枚举，比如“三气周瑜”就绝无可能，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岂会被别人气死？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

没错，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同样，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品位和格调，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陋儒”。4

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国人不以为非反倒推崇备至；书中有此破绽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直有梦的。第一个叫“大同梦”，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第二个叫“小康梦”，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就开始做“治世梦”。这是帝国时代的“中国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这就是“圣君梦”。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这就是“清官梦”。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清官，侠客，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三个梦三个代表，都在刘备集团，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来自民间，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变本加厉。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忠义作为核心价值，也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动机：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秩序便得以维持，关系便得以维系，天下便得以太平。

这是一个“桃园梦”。

然而忠义作为核心价值，却又十分可疑。实际上，它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悖谬。比方说，清官要尽忠，侠客要仗义，圣君呢？忠也好，义也罢，用在他身上都不合适。

如此说来，皇帝岂非就该不忠不义？

为君不易，为臣也难。比如张辽要对曹操尽忠，便只好对关羽不义，将关羽要走的意思如实汇报。关羽要对曹操行义，也只好对刘备不忠。要知道，他杀袁绍的大将颜良时，刘备可正在袁绍那里寄人篱下。

然而不杀颜良，就无法报答曹操的大恩大德，也就不能问心无愧地回到刘备身边，关羽岂非两难？

好在关羽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我们唯一无法弄清的是：为什么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都是忠义，如果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可惜无人回答，也没人问。

弘扬忠义的《三国演义》则走了麦城：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代表侠客梦的关羽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5

罗贯中先生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时代不同了。老调子已经唱完，瞒和骗的艺术也可以收场了。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新的社会观、道德观、历史观和核心价值观，非如此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来完成的。《三国演义》可以谢幕，桃园结义可以梦醒。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

再说孙权

历史有大趋势，也有小插曲。大趋势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终将由贵族地主（秦汉）变成士族地主（魏晋南北朝），最后变成庶族地主（隋唐以后）。小插曲则是秦汉与两晋之间，三个“非士族政权”的同时并立。

这就是三国。

三国鼎立，关键人物是孙权。如果不是因为他毅然决定联刘抗曹，那么，刘备必将被剿灭。据有荆州的曹操插进长江中游，上游的刘璋，下游的孙权，也就迟早会成为张绣和吕布，整个中国将变成曹魏的一统天下。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也是孙权的意义。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引人注目的孙权，其实至关重要。

夷陵之战也如此。

这是官渡和赤壁之后的第三大战役，战争的后续也有两种可能。当时许多东吴将领要求乘胜追击，刘备也来信扬言再战，陆逊等人却主张撤出战争。因为曹丕正在调兵遣将，名为助吴伐刘，实则包藏祸心，不可不防。6

孙权完全同意陆逊的决策，并与刘备讲和。从此，曹魏“雄霸”于北部中国，蜀汉和东吴则分别“偏霸”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谁也吃不掉谁。

三国，就这样形成。

诸葛亮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执政后，立即接受邓芝的建议，与东吴重修盟好。诸葛亮说：使吴之事我考虑已久，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不过现在有了。

邓芝问：丞相选中的人是谁？

诸葛亮笑着说：就是你呀！

邓芝也不负厚望。他到东吴后，孙权满腹狐疑，不肯立即接见。邓芝便上表告诉孙权：使臣此番来吴，主要是为贵国着想，并非仅仅为了蜀国。

孙权问：此话怎讲？

邓芝说：贵我双方，一家有“重险之固”，一家有“三江之阻”。如果互为唇齿，那就“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相反，如果大王投靠曹魏，又还想保持独立，则势必两面受敌，江南之地就不会再是大王的了。

孙权默然良久，然后回答：你说得对。7

其实，孙权的狐疑并非没有道理。孙权不是袁绍，他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孙权也不是刘备，他没有皇族宗室的光环；孙权更不是曹操，他没有“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因此，他只能见风使舵，以求左右逢源。

事实上，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赤壁之战时，他大义凛然地宣称：孤与老贼（曹操）势不两立。但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他又不惜向曹操称臣，劝曹操称帝，还把关羽的脑袋送到了曹操那里。

这次也一样。曹丕大军压境时，他可怜兮兮地表示要交出土地和人民，到地老天荒之处苟全性命。然而一旦与刘备言和，与诸葛亮结盟，他又是另一副嘴脸。

所以，曹操和曹丕也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孙权。

问题是，孙权何以能够如此？

因为他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并不在乎东汉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只要他那一亩三分地姓孙就好。

实际上，孙权是无理想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只不过，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因此他并不着急。一直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才肯戴上皇冠。

这一点，吴国君臣其实心中有数。

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后，孙权派都尉赵咨使魏。曹丕问赵咨：你们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赵咨说：雄略之主。

曹丕问：什么叫“雄略之主”？

赵咨答：虎视天下是雄心，屈身陛下是谋略。8

这可真是大实话。

实话实说的还有邓芝。他第二次使吴时，孙权对他表示：将来灭了曹魏，贵我两国分治天下，岂不很好？

邓芝却说：天无二日，士无二主。消灭曹魏以后，如果大王还不知道天命在哪里，贵我两国就只好各自都敲起战鼓来。那个时候，战争可才刚刚开始呢！

孙权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实诚到了如此地步！9

然而五年过去，孙权当真称帝时，就连诸葛亮也不说这样的空话了。他力排众议，毅然遣使祝贺，并与孙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但承认东帝（吴帝）与西帝（蜀帝）并尊，还相约在纸面上预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盘。10

这时，由于丢失街亭而自贬三级的诸葛亮，刚刚恢复丞相职务。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的回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考虑的，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匹夫之勇是没有意义的，教条主义也没有意义。11

没错，审时度势，不等于不要原则。

孙权也是这样。当他弯下腰来屈身事魏时，头却是抬着的。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做人质，他就从不答应。可以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变心，有傲骨无傲气。

他的使臣也不卑不亢。

还是上次赵咨使魏的时候，曹丕因为自己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曾不无嘲讽地问：吴王也懂学术吗？

赵咨答：吴王博览群书，却不咬文嚼字。他守卫的是千里江防，统率的是百万雄师，领导的是众多贤才。经天纬地才是他的志向，寻章摘句不是他要做的事情。

曹丕又问：朕可以讨伐吴国吗？

赵咨答：陛下有陛下的军队，寡君有寡君的防备。

曹丕又问：吴国害怕我大魏吗？

赵咨说：千军万马，金城汤池，何惧之有！

曹丕再问：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吴国有多少呢？

赵咨说：特别聪明的也就八九十个吧！至于像微臣这样的，那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12

对于孙权，我们是不是该有新的认识？

看待刘备，也当如此。

再说刘备

刘备与孙权有异有同。

论家庭出身，刘备比曹操和孙权都好。曹操阉宦之后，孙权出身寒门，都让士族看不起。刘备却号称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又是名儒卢植的学生。这就让人不敢小看，中山国的富豪甚至拿出真金白银来资助他。13

刘备又特别会做人。他寡言少语，乐善好施，喜怒不形于色，却广交豪侠游士。由于出道时正值黄巾之乱，人民缺衣少食，刘备便散尽家财，与朋友同甘共苦。结果他的身边集结了不少人才，包括关羽和张飞。

刘备的为人甚至让他幸免于难。他做地方官时，有人买凶来杀他。刘备不知来人是刺客，照例盛情款待。刺客在感动和敬重之余如实相告，然后一走了之。14

这很像孙权。

孙权也是会做人的。鲁肃前来投奔时，孙权给他母亲送衣服，送蚊帐，送生活用品，很像侄儿对婶娘。吕蒙病重时，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内住下，又怕见面行礼吕蒙太累，竟在墙壁上挖了小洞，时时观察吕蒙的病情。15

如此用心，可谓关怀备至。

所以，孙权和刘备的身边人才济济英雄辈出，让曹操和曹丕都叹为观止。公元224年九月曹魏伐吴，退兵的原因据说就是曹丕发现了孙权的这一优势。原本并无多少实力的刘备和孙权终成大业，确实并非偶然。16

但，孙、刘的道路又各异。

与孙权拥有江东六郡不同，刘备一无所有。就连他的理想、目标和蓝图，都是后来诸葛亮给的，他自己则只有不甘碌碌无为的雄心。有一次上厕所，刘备看见大腿长出了赘肉，不禁泪流满面。刘表问他为什么，他说：眼看老之将至，功业却无法建立，怎么能不悲哀！17

不清楚刘备的雄心壮志从何而来，但正是这股精气神让他坚忍不拔，一次次跌倒又站起。这就让人敬佩。曹操认定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刘备，也许就因为这个？

大小军阀们看重刘备，则因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寄希望的也就是刘备了。而且，如果天佑大汉，刘备没准会成为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又一位存亡继绝的人物。

刘备也或多或少清楚这一点。因此，如果说在夹缝中生存的孙权打的是外交牌，那么，空手套白狼的刘备打的就是政治牌。赤壁之战前，别人扩大地盘，他扩大声望。结果许多军阀对他礼遇有加，刘备则在他们中间寻找机会。

机会是曹操和孙权给的，这就是赤壁之战。差一点命丧黄泉的刘备，反倒从此走上了帝王之路。这实在堪称天道酬勤，却也让他忘乎所以，这才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战略性错误，包括痛失荆州和兵败夷陵。

其实刘备原本知错能改。他自任益州牧以后，为了节约粮食抗旱救灾，曾下令禁酒。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也要抓捕归案，同样受罚。如此矫枉过正，自然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简雍陪刘备散步，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结伴同行。简雍马上说：他们想通奸，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立即纠正了苛法。18

实际上刘备气量不小。他发动夷陵之战时，偏将军黄权是主张小心谨慎稳扎稳打的。刘备不听，把黄权打发到江北。战败后，黄权的退路被阻断，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将军弃暗投明，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权答：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好归命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苟全性命已是万幸，又岂敢自作多情仰慕古人？

曹丕说：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朕为你发丧吧！

黄权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请陛下不要急于发丧。

事实证明黄权猜得并不错。蜀汉执法部门确实提出了诛杀黄权家人的意见，但被刘备否决。刘备说：这次是朕辜负黄权，黄权并不负朕。投降了曹魏的黄权则终其一生敬重刘备和诸葛亮，就连司马懿都对此感叹不已。19

然而刘备的小气也匪夷所思。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赵云却始终只是二等的“杂号将军”。后来刘禅追谥故将军，关、张、马、黄都有份，又没有赵云。刘家父子对赵云，实在忘恩负义。20

赵云不受待见，只因忠言逆耳；刘备屡犯错误，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也许，他真认为自己是皇天上帝之所眷顾，哪里还把赵云的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刘备前期坎坷曲折，中期时来运转，晚年一错再错，不是命，不是运，也不是风水，而是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那个样子，刘备的建国之路也只能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可以说，他的成功原本就在计划外，他的失败则应该在意料中。21

刘备是时势造英雄，孙权是英雄造时势。

然而刘备仍然可圈可点。他二十四岁从军，三十四岁起步，四十八岁翻身，五十九岁称王，六十一岁称帝，六十三岁病故，可谓颠沛流离多，一帆风顺少。但他从不气馁，也不偏执，这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刘备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托国托孤于诸葛亮。事实上，也只有忠诚、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才能呵护蜀汉那“多愁多病之身”，尽管这政权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他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头绪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唯恐辜负先帝厚望。可以说，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决心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2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还不在兴复汉室，而在于兴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如果姓刘就行，何不辅佐刘表？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又何不追随袁绍？要知道，官渡之战时诸葛亮已经二十岁，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毅了。

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28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29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30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31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32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结果，要么信口雌黄，周公恐惧流言日；要么弄虚作假，王莽谦恭未篡时。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

显然，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性之病”。4

也就是说，毛批本《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不在于给历史“整容”，更在于“变性”。整容是可以的，变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可惜，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因此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本书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纪》。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朋友，你会失望吗？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5年（建武元年），刘秀称帝，东汉开始。

公元57年（中元二年），光武帝卒，享年六十二岁。子刘庄继位，年三十岁，是为汉明帝。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卒，享年四十八岁。子刘炟继位，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

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卒，享年三十二岁。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年十岁，窦太后临朝，窦宪专政。

公元92年（永元四年），十四岁的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共灭窦宪，窦宪自杀。

公元106年（延平元年），汉殇帝卒，享年两岁。侄刘祜继位，是为汉安帝，年十三岁。

公元121年（永宁二年），十八岁的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灭邓骘，邓骘自杀。

公元125年（延光四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二十八岁的汉桓帝与宦官唐衡等灭梁冀，梁冀自杀。

公元167年（延熹十年），汉桓帝卒，享年三十六岁。窦太后命窦武迎立宗室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十二岁。

公元168年（汉灵帝建宁元年），宦官曹节等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四月，灵帝卒，皇子刘辩继位，是为少帝。外戚何进执政，谋诛宦官，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入宫杀宦官。九月，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改立刘协，是为汉献帝。十二月，曹操起兵讨董。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关东州郡俱起兵讨伐董卓，公推袁绍为盟主，曹操行奋武将军。董卓杀弘农王刘辩，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自任冀州牧，表曹操为东郡太守，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吕布杀董卓，投奔袁绍。曹操代理兖州牧，收黄巾军三十万，号称青州兵。

公元194年（兴平元年），吕布为兖州牧，刘备领徐州牧。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夏，曹操大破吕布。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六月，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七月，汉献帝至洛阳。八月，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九月，曹操迎汉献帝都许。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袁术称帝。袁绍以大将军领豫州牧、青州牧、幽州牧、并州牧。

公元198年（建安三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

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六月，袁术死。八月，曹操军进黎阳。九月，分兵官渡。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十二月，曹操以官渡为大本营。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正月，曹操征讨刘备。二月，袁绍军至黎阳。七月，袁绍军进阳武。八月，袁绍军至官渡。十月，官渡之战结束，袁绍败。同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接班，年十九岁。

公元201年（建安六年），刘备投奔刘表。

公元202年（建安七年），袁绍病死。

公元204年（建安九年），曹操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诸葛亮出山。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自任丞相。七月，征刘表。八月，杀孔融。十二月，赤壁之战。

公元209年（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破江陵。孙权任徐州牧，刘备任荆州牧，孙权以妹嫁之。

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谋灭刘备，至巴丘病卒，临终前推荐鲁肃接替自己。鲁肃屯兵陆口，建议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春，曹操西征马超、韩遂。十二月，刘备大军入蜀。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正月，诏令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五月，诛马腾，灭三族。十月，东征孙权，荀彧卒。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从濡须退兵。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七月，魏建社稷。

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入成都，自任益州牧。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十一月，张鲁投降。是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

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为魏王。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四月，曹操仪同天子，曹丕为魏国太子。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十二月，孙权杀关羽，上书称臣于曹操。

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继位后实行九品官人法。十月，曹丕代汉，是为魏文帝。

公元221年（魏文帝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八月，曹丕封孙权为吴王。

公元222年（黄初三年），夷陵之战。

公元223年（黄初四年）四月，刘备卒，刘禅继位。

公元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卒，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

公元227年（魏明帝太和元年，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临行前上《出师表》。

公元228年（曹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春，蜀军兵败街亭，诸葛亮杀马谡。十二月，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公元229年（曹魏太和三年，蜀汉建兴七年，孙吴黄龙元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四月，孙权称帝。

公元231年（曹魏太和五年，蜀汉建兴九年）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八月，李严被废为庶人。

公元234年（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八月，病卒于军中。

公元249年（曹芳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大将军曹爽，曹魏政权归司马氏。

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孙权卒。

公元263年（魏元帝景元四年）八月，魏军出兵洛阳伐蜀。十月，刘禅降魏，蜀汉亡。

公元265年（西晋泰始元年）十二月，晋王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曹魏亡，西晋始。

公元280年（咸宁六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注释

总注释

本卷所引史实均据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

第一章

1.没能活过四十岁的十个皇帝是：汉章帝三十三岁，汉和帝二十七岁，汉殇帝两岁，汉安帝三十二岁，汉顺帝三十岁，汉冲帝三岁，汉质帝九岁，汉桓帝三十六岁，汉灵帝三十四岁，少帝刘辩十五岁。不算少帝刘辩，没有儿子的四个皇帝是：汉殇帝，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继位时不到二十岁的十一个皇帝是：汉章帝十九岁，汉和帝十岁，汉殇帝百日，汉安帝十三岁，汉顺帝十一岁，汉冲帝两岁，汉质帝八岁，汉桓帝十五岁，汉灵帝十二岁，少帝刘辩十四岁，汉献帝九岁。

2.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与《宦者列传》。

3.公元135年，梁冀之父梁商任大将军；公元141年，梁冀继任大将军；公元159年，梁冀失败自杀。梁冀的两个妹夫是汉顺帝和汉桓帝，所立为汉质帝和汉桓帝，所杀为汉质帝。

4.见《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5.以上见《后汉书》之《皇后纪》与《何进传》。

6.见《三国志·袁绍传》、《后汉书·袁绍传》。

7.见《后汉书》之《何进传》与《宦者列传》。

8.何进被杀，是在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刘辩被杀，是在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刘辩被废被杀后，东汉名义上还延续了三十年，却名存实亡。宦官作为势力集团影响政治，则要到中晚唐和明代。

9.外戚与宦官的前五次斗争是：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消灭窦宪，窦宪自杀；公元121年，汉安帝与李闰共灭邓骘，邓骘自杀；公元125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公元159年，汉桓帝与唐衡等共灭梁冀，梁冀自杀；公元168年，宦官曹节等五人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10.袁绍的高祖父袁安，是汉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故号称“四世三公”。

11.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12.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窦武传》、《陈蕃传》。

13.见《后汉书·何进传》。

14.见《后汉书·董卓传》。

15.见《后汉书·种劭传》。

16.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17.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和《英雄记》。

18.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9.这一年有四个年号。汉灵帝去世前为中平六年，刘辩继位后改元光熹，从黄河岸边回宫后改元昭宁，被废后改元永汉。

20.董卓入京，是在这年八月庚午，换皇帝则在九月甲戌。

21.见《后汉书·董卓传》。

22.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为陈蕃和窦武等党人恢复名誉，并重用其子孙。

23.见《后汉书·蔡邕传》。

24.关于这段史实，《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拔刀相向事见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这一说法虽然裴松之认为不实（此语妄之甚矣），但被《后汉书》采信，行文略有不同，请参看。

25.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6.见《三国志·武帝纪》。联军被称作“关东义军”，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函谷关以东。

27.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8.见《三国志·袁绍传》。

29.见《三国志·董卓传》。

30.见《后汉书》之《袁术传》、《刘表传》、《刘焉传》。

31.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32.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世语》。

33.董卓曾拜曹操为骁骑校尉，被曹操拒绝，并逃出洛阳。联军成立后，袁绍任命曹操“行奋武将军”。见《三国志·武帝纪》。

34.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5.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6.本卷所述曹操事迹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武帝纪》。

37.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书》。

38.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汉献帝已被董卓劫持到长安。

40.见《三国志·荀彧传》。

41.见《三国志·荀攸传》。

42.见《三国志·程昱传》。

43.事见《三国志·郭嘉传》。另据《三国志·荀彧传》，荀彧推荐郭嘉是在建安元年，曹操担任司空也在这年。郭嘉职位为司空祭酒，也可证郭嘉到曹操手下应在此年。

第二章

1.貂蝉是元代戏剧家编出来的。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红昌，因为在皇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在《三国演义》中，吕布杀董卓被说成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

2.王允事请参看《后汉书·王允传》。

3.见《三国志·吕布传》。

4.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5.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但此事裴松之认为不实。

6.见《三国志·毛玠传》。

7.董昭事见《三国志·董昭传》。董昭在三国中可能连次要人物也够不上（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但他戏份虽然不重，每次出场却都在节骨眼上。曹操的迎奉天子和后来成为魏公、魏王，便都与他有关。详见拙著《品三国》。

8.见《三国志·董昭传》。

9.见《曹操集·上杂物疏》。

10.汉制，列侯三级，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是县侯。

11.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12.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毛玠的说法；奉天子以令天下，是贾诩的说法。见《三国志》之《毛玠传》和《贾诩传》。

13.诸葛亮的说法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孙权方面的说法见《三国志·周瑜传》。

14.田丰的说法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沮授的说法见于《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的说法在前，田丰的说法在后。

15.见《三国志·荀彧传》。

16.见《三国志·袁绍传》。

17.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18.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都“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19.见《后汉书·袁绍传》。

20.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21.据《三国志·张绣传》正文及裴松之注引《傅子》，当时曹操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是强纳张绣的婶婶为妾，这让张绣感到屈辱；二是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这使张绣感到威胁。曹操听说张绣不满，恐怕变生不测，也起了杀心，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于是张绣突然反叛。

22.贾诩事见《三国志·张绣传》。本次事件的设计是：张绣采纳贾诩的计策，对曹操说部队要移动一下，又说军车少，载重多，请求允许让军士们把铠甲都穿在身上，武器都拿在手中。曹操没有怀疑，照准。结果张绣的部队路过曹营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见《三国志·张绣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24.张绣投降在建安四年十一月，见《三国志·武帝纪》。

25.传国玉玺是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的，后来被孙坚获得，又被袁术从孙坚夫人那里强行夺了过去，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6.袁术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7.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8.见《三国志·吕布传》。

29.刘备事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30.关于郭嘉的意见，《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用了两种说法。《魏书》的说法是，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问计于郭嘉，郭嘉表示不能杀刘备。《傅子》的说法则是，郭嘉主动去找曹操，说：“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但当时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就没有听郭嘉的。等到刘备公开背叛曹操时，曹操便“恨不用嘉之言”。因此周泽雄先生认为，郭嘉的意见是软禁。

31.见《三国志·武帝纪》。

32.见《三国志》之《董昭传》和《程昱传》。

33.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吕布传》、《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太史慈传》。

34.刘备的五易其主是：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35.见《三国志·先主传》。《三国演义》移花接木，让曹操称袁术“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拙著《品三国》。

36.见《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即据此改编。

37.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8.见《三国志·武帝纪》。

39.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40.见《三国志·先主传》。

41.袁绍的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传》。

42.见《三国志·武帝纪》。

43.见《三国志·荀彧传》。

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45.见《三国志·武帝纪》。

46.见《三国志·贾诩传》。

47.见《三国志·先主传》。

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50.见《三国志·张郃传》。

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第三章

1.见《三国志·刘繇传》。

2.见《三国志·先主传》，《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见《三国志·郭嘉传》。

4.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去世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策去世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二十六岁，可知孙策接班时十八岁。据《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去世是在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年七十一岁，可知孙权接班时十九岁。

5.官渡之战后，曹操两次打算伐刘表。一次在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春，被荀彧谏止；一次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秋，被荀攸谏止。劝谏的原因，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

6.见《三国志·刘表传》。

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

8.以上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和《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1.见《三国志·陈登传》。

12.请参看《后汉书·逸民列传》。

13.见诸葛亮《出师表》。

14.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5.见《三国志·先主传》。

16.荆州七郡为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郡则废置无定。

17.以上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8.见《三国志·武帝纪》。

1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1.孙吴立国五十一年，曹魏四十六年，蜀汉四十二年。

22.本章所述鲁肃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鲁肃传》。

23.此事《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是“得曹公欲东之问”，曹操的信则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关于此信的真伪，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4.见《三国志·周瑜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25.《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在鲁肃谈话之前，是不对的，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6.以下对话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7.本章所述周瑜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周瑜传》。

28.见《三国志·鲁肃传》。

29.见《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下同。

30.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1.以下所述主要依据《三国志·周瑜传》，非此传者另注。

32.曹军染病一事，《三国志》之《周瑜传》和《先主传》均有记载，《郭嘉传》则称染病于巴丘。

33.关于烧船问题，《三国志》之《先主传》说：“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郭嘉传》说：“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则称事后曹操曾致函孙权，说是“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34.见《三国志·先主传》。公安原名油江口，刘备更名为公安。

35.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

第四章

1.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和《魏氏春秋》。

2.见《世说新语·容止》。

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4.见《三国志·武帝纪》、《董昭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5.以上见《三国志·荀彧传》。

6.见《三国志·荀彧传》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7.本节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8.关于刘璋的小算盘，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9.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刘璋传》。

11.见《三国志·庞统传》。

12.请参看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

13.见《三国志·鲁肃传》。

14.见《三国志·周瑜传》。

15.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16.见《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17.见《三国志·鲁肃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则认为“恐操不至于是”。

18.见《三国志·吴主传》。

19.见《三国志·鲁肃传》。

20.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21.见《三国志·鲁肃传》。

22.以上见《三国志·吴主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23.见《三国志·鲁肃传》及裴松之注引《吴书》。

24.见《三国志·吴主传》。

25.孙权嫁妹事散见《三国志》之《先主传》、《法正传》、《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孙权兄弟皆单名：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孙小妹亦当单名，不可能叫孙尚香。

26.吕蒙事见《三国志·吕蒙传》。

27.吕蒙提出武力夺取荆州当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请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的考证。

28.见《三国志·蒋济传》。

29.见《三国志·董昭传》。

30.请参看《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

31.见《三国志·赵俨传》。

32.见《三国志》之《吴主传》、《吕蒙传》、《陆逊传》。

33.关于关羽之死，历史上说法很多，请参看拙著《品三国》。曹操厚葬关羽，见《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吕蒙之死，见《三国志·吕蒙传》。

34.以上见《三国志·关羽传》。

35.吕思勉先生《秦汉史》有云：“羽之一败涂地，非徒曹操所不及料，即孙权，亦未必能豫计其败若此之速也。”请参看。

36.事实上，关羽被害后，刘备并没有痛不欲生或者拍案而起，而是忙于自己称帝，也没有给关羽封号，追谥其为壮缪侯是后主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刘禅所为。

37.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38.见《三国志·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

39.见《三国志·黄权传》。

40.见《三国志·文帝纪》。

41.关于本次战争，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陆逊传》。

42.见《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

43.见《三国志·先主传》。

第五章

1.见《三国志》之《庞统传》、《法正传》，《赵云传》更称“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即只有法正死后有谥号。

2.见《三国志·法正传》。

3.请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

4.见诸葛亮《出师表》。

5.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另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到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6.对此话的理解学术界争议很大，详见拙著《品三国》。

7.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8.诸葛亮后来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见《出师表》。

9.《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称：“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并不知诸葛亮为何人。《诸葛亮传》称：“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诸葛亮集》称，刘备去世后，曹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都先后给诸葛亮写过劝降书。

10.以下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1.关于曹魏和蜀汉两国的国情，可以查看他们的钱币。曹魏的铜钱质量高，分量足，蜀汉的则简直就是劣币。田余庆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则称：“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所以，“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另据《晋书·宣帝纪》，司马懿评价诸葛亮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12.见《晋书·宣帝纪》。

13.请参看《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王夫之《读通鉴论》。

14.见《三国志·马良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关于马谡的结局，《三国志》记载不一。《诸葛亮传》称“戮谡以谢众”，《王平传》称“丞相亮既诛马谡”，《马良传》称“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向朗传》称“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15.李严被废事见《三国志·李严传》及裴松之注引弹劾奏章。李严被废原因，请参看田余庆《蜀史四题》、拙著《品三国》。

16.下引谯周事迹言论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谯周传》。

17.谯周的投降论是一气呵成的，改写成对话体是为了便于理解。

18.见《三国志·谯周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19.见《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及《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20.见《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21.刘备和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除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外，其余有：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李严，荆州南阳人；糜竺，东海朐（读如渠）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鄳（读如盟）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土著受信任的只有：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但王平起先不受信任，黄权后来不受信任，费诗中间出问题。诸葛亮提拔信任的益州人则有：杨洪，犍为武阳人；何祗，杨洪门下；张裔，蜀郡成都人。不过，诸葛亮并不能改变刘备既定之“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组织路线。

22.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一案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另请参看罗开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23.以上见《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4.关于这副对联，请参看拙撰《武侯治蜀与“攻心联”》，已收入《帝国的惆怅》一书。

25.见《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6.见《晋书·武帝纪》。

27.见《三国志·孙皓传》。

28.见《三国志》之《吴主传》、《陆逊传》。

29.见《三国志·孙翊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三国志·孙策传》。

30.见《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

31.以下论述均请参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2.《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说孙策“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孙韶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吴郡、会稽郡），诛其英豪”，《郭嘉传》说孙策“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可见杀的都是什么人。

33.孙坚旧部有：程普，右北平郡土垠县人；黄盖，零陵郡泉陵县人；韩当，辽西郡令支县人。孙策旧部有：周瑜，庐江郡舒县人；蒋钦，九江郡寿春县人；周泰，九江郡下蔡县人；陈武，庐江郡松滋县人。流亡北士有：张昭，彭城国人；诸葛瑾，琅琊郡阳都县人；步骘，临淮郡淮阴县人；张纮，广陵郡人；严畯，彭城国人；是仪，北海国营陵县人。

34.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即将其称之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

35.孔融事见《后汉书·孔融传》，荀彧事见前述。

36.范文澜先生即指出：“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37.《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三国志·张裔传》则称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38.见《三国志》之《周群传》、《彭羕传》、《廖立传》、《来敏传》。

第六章

1.三种形象的说法是朱维铮先生提出的。

2.三种意见的说法是钱穆先生提出的。

3.见《三国志·关羽传》。

4.请参看胡适《〈三国志演义〉序》。

5.请参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6.见《三国志·陆逊传》及裴松之注引《吴录》。

7.见《三国志·邓芝传》。

8.以上见《三国志·吴主传》。

9.见《三国志·邓芝传》。

10.见《三国志·吴主传》。

11.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12.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13.以下涉及刘备事，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14.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15.见《三国志》之《鲁肃传》、《吕蒙传》。

16.据说当时曹丕眺望长江说：“彼有人焉，未可图也。”见《三国志·吴主传》。

1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8.见《三国志·简雍传》。

19.见《三国志·黄权传》。

20.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所谓“五虎上将”其实只有这四人。景耀三年（公元260年），刘禅追谥关羽为壮缪侯，张飞为桓侯，马超为威侯，黄忠为刚侯，也没有赵云。后来由于姜维等人打抱不平，赵云才在第二年被追谥为顺平侯。

21.请参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

22.“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诸葛亮《后出师表》。此文正史不载，文集不录，学者多疑为伪作，但仍可代表诸葛亮的思想。

23.范文澜《中国通史》说，曹操在北方，诸葛亮在蜀国，都“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田余庆《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则说，曹操“去浮华、清吏治、抑豪强”，与袁绍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诸葛亮“可以同他比拟”。这实在是史家之笃论。

24.建安八年，曹操因战马踏进麦田，便割下头发以示受罚，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25.见《三国志》之《法正传》、《彭羕传》。

26.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则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27.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袁子》。

28.见《三国志·蒋琬传》。

29.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称为“张道陵的徒弟，吕洞宾的师兄”，是曹聚仁先生的说法，见曹聚仁《〈三国演义〉史事的真实性》。

30.见《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边让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一。

31.陈宫为曹操谋得兖州牧一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

32.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33.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后记

1.见《三国志》之《典韦传》、《郭嘉传》，及裴松之注引《傅子》。

2.见胡适《〈三国志演义〉序》。

3.见鲁迅《随感录三十九》。

4.详请参看拙撰《〈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一文，原载2010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易中天中华史
南朝，北朝

易中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北朝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194-9

Ⅰ. ①南…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南北朝时代 Ⅳ. ①K23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81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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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10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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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194-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大换血

上帝之鞭

匈奴继承大汉

羯人石勒

氐人苻坚

再分裂

第二章 鲜卑人

中国靴子

从联盟到帝国

喋血萧墙

转折关头

全盘汉化

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短命鬼

时势不再造英雄

同室操戈

梁武帝之死

只有更糟

第四章 宗教问题

道教兴起

佛法西来

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太武与梁武

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重归一统

淮河南北

长城内外

沼泽地

整合的力量

后记 一国两朝，南方北方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第一章 大换血

短时间实现了中国北方大统一的苻坚，最后却败于淝水死于非命。也许，他的英雄事业和传奇故事只是要为一个时代揭开帷幕，那就是半个世纪后的南北朝。

上帝之鞭

五胡十六国终结，南北朝开始那年（公元439年），有一群“野蛮人”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立了他们的王国。这些原本居住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Vandals）是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北非的。经过十年的征战，他们夺得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大部，并有了自己的国家。[1]

与此同时，中国的北凉被灭。

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的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汪达尔人却不是建立王国的第一个蛮族。此前此后，中华和罗马都有许多险象环生的故事上演。因此这一年虽然意义重大，却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始。

事实上，十六年后（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又杀回欧洲。他们挨家挨户抢劫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居民，然后在6月2日到16日的两个星期内，有条不紊地将罗马城洗劫一空，就连朱庇特神殿屋顶上的镀金铜瓦都被装船运走。

这是罗马的浩劫，却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410年，也就是东晋灭亡十年前，劫匪则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们在罗马城内逛街似的洗劫了三到五天，然后南下而去。超载的货车和不尽的人流挤满了阿皮亚大道，其中甚至还有罗马皇帝的妹妹。

八百年不曾陷落的世界之都和永恒之城罗马，就这样被蛮族变成了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的库房，或牧场上待宰的羔羊，一如中国西晋时胡人眼里的长安和洛阳。

文明古国，似乎总是对付不了蛮族。

的确，对于罗马帝国而言，西哥特和汪达尔就是他们的胡人，只不过不叫胡或蛮夷，叫日耳曼（Germanic）。这是恺撒时代就已经有了的称谓（最早见于恺撒的《高卢战记》），尽管没有哪一种日耳曼人会这样称呼自己，正如中国的匈奴和羯不会管自己叫胡人。

实际上“日耳曼”跟“胡”一样也是统称，包括了许多被罗马视为蛮人的族群，比如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Ostrogoths）、勃艮第人（Burgundians）、法兰克人（Frank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伦巴德人（Lombards），等等。

◎蛮族入侵下的罗马帝国

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处在这些蛮族的包围之中。他们不但潮水般地涌了进来，还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西哥特（公元419年），汪达尔（公元439年），勃艮第（公元457年），法兰克（公元486年）和东哥特（公元493年），刚好也是五个，罗马则失去了帝国的一个又一个行省。这跟我们的五胡十六国又有什么两样？

岂止相似，可能还有关联。关联就在匈奴人（Huns）。

事实上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是被匈奴人用鞭子驱赶着的。不能确切地证明后者就是原先居住在中国的北匈奴，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些乌拉尔—阿尔泰系的游牧民族，长期在漫无边际的中亚大草原漂移，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和迁徙把自己变成了锐不可当的力量。

作为蛮族中的蛮族，匈奴让蛮横的日耳曼人都谈虎色变闻风丧胆，更不用说罗马人了。公元374年，也就是第一次罗马浩劫的三十六年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越过伏尔加河，征服了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的奄蔡人（Alans）以及东哥特人，逼得日耳曼蛮族狼奔豕突。

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从此开始。

首先逃进罗马境内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两年后，由于被追杀而渡过了多瑙河。这当然得到了罗马皇帝的批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交出自己的武器，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只能吃腐烂的食物，并被罗马官员任意屠戮。

这是让任何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于是，不堪压迫和羞辱的西哥特人掀起了大暴动。他们像闪电划过山顶一样对罗马人发动了进攻，极其愤怒地扫荡了色雷斯（今保加利亚一带），并让御驾亲征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身亡。

再过三十二年，他们制造了第一次罗马浩劫。

西哥特人因祸得福。洗劫罗马城九年后，他们在高卢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他日耳曼蛮族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兵锋，也前赴后继地占领罗马帝国的地盘：西班牙、阿非利加、科西嘉和撒丁岛、高卢、不列颠等等，可怜兮兮的西罗马皇帝则成了日耳曼雇佣军手中的傀儡。

最后，日耳曼雇佣军的将领干脆废掉了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只剩下东罗马帝国，正如中国的西晋灭亡，只剩下东晋。

西罗马帝国灭亡是在公元476年，但此前罗马的日子就已经很不好过。除了日耳曼蛮族的践踏和蹂躏，匈奴人也没有放过他们，尤其是在公元434年以后。因为在这一年，匈奴有了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领袖和统帅。[2]

这个人的名字叫阿提拉（Attila）。

他还有一个绰号：上帝之鞭。

阿提拉的事迹现在是只能看作传奇了。据说，他身材矮胖，肩膀宽厚，鼻子扁平，一双冷酷无情的黑眼睛深不可测，只有在看儿子的时候才露出温柔。他的生活则俭朴得像普通牧民：住在简陋的木屋里，用木杯饮酒木盘吃饭，可以称得上奢侈的只有一间石头砌成的洗澡房。

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因此而怠慢他，因为阿提拉的力量大到足以毁灭整个罗马世界。事实上早在公元443年，他就入侵巴尔干，兵进君士坦丁堡，逼得东罗马皇帝纳贡割地求和。到公元450年，他的胃口更大，竟要求西罗马皇帝拿出半壁江山作为他迎娶罗马公主的嫁妆。遭到拒绝后，阿提拉毫不客气地闯入西罗马，横扫欧洲直抵奥尔良城。

东西两罗马，都变成了匈奴人的屠场。

没有什么打击比这更具有毁灭性了。据说，上帝之鞭扫过的城市不再听得见鸡鸣狗吠。这就逼得罗马人跟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由此爆发了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此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各五十万，想不两败俱伤都不可能，挽救罗马就更不可能。

幸免于难的只有罗马城，据说这还是由于教皇利奥一世（Popc Leo I）的苦苦哀求和重金贿赂。已经寇略了意大利北部的阿提拉退了回去，留下一片破碎的山河以供被他驱赶的日耳曼蛮族与罗马人共享或争夺。

这就是公元439年前后东西两个半球的天下大势：中国在走向统一，先是由胡人统一北方，然后由汉胡混血的隋唐统一全中国。罗马却在走向崩溃，替代统一大帝国的将是林立的小王国。它们都是日耳曼蛮族建立的，加快这个进程的则是亚细亚蛮族，是上帝之鞭阿提拉。

时间（公元）

事件

374

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

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

378

镇压西哥特人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被杀

400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不列颠

410

西哥特人攻陷罗马

419

西哥特王国建立

420

法兰克人定居高卢，勃艮第人定居罗纳河流域

429

汪达尔人进入北非

439

汪达尔王国建立

443

阿提拉兵进君士坦丁堡

450

阿提拉入侵高卢，抵奥尔良城

451

匈奴与罗马和日耳曼联军激战于沙隆

453

阿提拉卒，匈奴帝国瓦解

455

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城

476

西罗马帝国亡

486

法兰克王国建立

493

东哥特王国建立

不过，上帝终于还是收回了他的鞭子。在与最后一位新娘进行了剧烈运动后，阿提拉暴毙在婚床上。死因可能是血管破裂导致的大出血，时间在公元453年。[3]

这一年，中国南朝刘宋的皇帝和太子双双被杀。皇帝是被太子杀的，太子则死在一位王爷的刀下。这位王爷自己当了皇帝，继承他皇位的人则将被另一位王爷杀掉。

两年后，汪达尔人洗劫了罗马城。

没有了阿提拉的匈奴人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融解在当地居民中，慢慢从蒙古利亚人变成了雅利安人。这个民族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成为今天匈牙利人的祖先，尽管他们也许在那里留下了不少后裔。

那么，中国的匈奴又如何？

匈奴继承大汉

阿提拉的祖辈们越过伏尔加河的时候，中国的匈奴人已经演完了自己最后一场大戏。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更没有材料显示他们之间有过联系，尽管西方史学家通常都将中国的匈奴人和阿提拉的同胞称为Huns，也尽管他们跟突厥和鞑靼一样都是蒙古利亚人。[4]

然而这两种Huns却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是明显的。至少，阿提拉并不在乎罗马文明，中国匈奴人——准确地说是迁徙到内地的南匈奴，却对汉文明充满了敬意和向往。这种区别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双方通婚的态度：阿提拉把收编罗马和日耳曼姑娘看作对方纳贡的一种形式，中国南匈奴的看法则相反。

这里面的消息意味深长。

事实上，早在阿提拉把最后那位日耳曼公主抱上婚床的四百八十三年前，中国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就迎娶了汉宫的宫女王昭君。这样的联姻当然并非首次，第一次是刘邦将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之后的惠、文、景、武也纷纷效仿。目的则很明确：以女人换和平。

但这毫不妨碍南匈奴把自己看作大汉皇帝的外孙，如果他们想要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曹操执政的晚期，南匈奴的酋长就已经改姓为刘。他们的说法是：既然冒顿单于是高皇帝的女婿，我等当然可以使用外祖父的姓氏。

这可是汉高祖始料未及的。

刘邦当然也不会想到，五百年后，匈奴会宣称自己才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公元304年，也就是西晋的太安三年，一位匈奴酋长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宣布自己是历史上第三位汉王。四年后（公元308年）他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又宣布自己是新的大汉皇帝。[5]

说这话的人叫刘渊。

刘渊本是汉化的匈奴。作为曹操任命的匈奴左部帅之子，他从小生活在洛阳宫中，饱读诗书文武双全，深受司马昭的赏识和名士们的赞扬。刘渊自己也胸怀大志。称王之时，有人提出要复兴呼韩邪单于旧业，刘渊却说：要做就做汉高祖、魏武帝，呼韩邪有什么好学的！

呵呵，好大的口气！

不过刘渊等人毕竟是汉化的匈奴，深知名正言顺的重要性，而上天也给足了他们机会。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皇族内讧频起，骨肉相残。在刘渊集团看来，这就雄辩地证明天命不在晋，而在汉。汉人既然不能兴复汉室，那就交给他们的弟弟好了。兄终弟及，天经地义。

于是刘渊集团宣布，作为汉高祖的外孙和汉皇帝的表兄弟，匈奴有权合法地接管大汉政权，尽管这个政权即便从刘禅亡国算起，也已经中断了四十年。

剩下的事情便只是安排好演出。高皇帝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被尊为三祖，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宣帝刘询、明帝刘庄、章帝刘炟（读如达）被尊为五宗。被魏和晋篡灭的汉，在匈奴的蒙古包里神奇地复活。

那么，这是汉文明的复活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是匈奴人做天子。对此，他其实说得很明白：夏大禹和周文王都是夷狄，谁当帝王难道有什么一定之规？国号叫汉，只不过汉有号召力。[6]

他这是借壳上市。

可惜汉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自称高皇帝外孙就可以化解的。晋武帝时，有人建议重用刘渊，反对派的说法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刘渊称王，拥立派的说法则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一个怨恨对方的种族歧视，另一个则时时怀有戒心，他们并不和谐。[7]

看来，即便是改姓为刘，匈奴在汉人眼里也仍然是胡人。因此刘渊的侄儿兼养子刘曜当了皇帝以后，便干脆撕下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他也不再祭祀刘邦等人，而是以冒顿单于配皇天，高祖刘渊配上帝。[8]

不过刘曜已是“汉—前赵”的末代皇帝，成就帝业则是在刘聪时代，尽管刘曜也功不可没。刘聪是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也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长大，小小年纪便成为闻名京城的书法家、汉学家和汉语作家，堪称冠绝一时。

刘聪，岂非更是汉化的胡人？

然而刘聪身上流淌的却是匈奴的血。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能拉三百斤的弓，绝非西晋那些文弱书生可比。因此他不但在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夺取了皇位，也把西晋最后两个皇帝和他们的王朝都送上了断头台。

两位晋帝都是被刘曜俘虏的，一个在洛阳（公元311年），一个在长安（公元316年）。他们被刘聪杀掉时，一个三十岁（晋怀帝），一个十九岁（晋愍帝）。死前，他们都充当了刘聪的酒吧服务生，倒酒，洗杯子，晋愍帝还被叫到厕所里为刘聪翻马桶盖，随行的晋臣无不失声痛哭。

刘聪一怒之下，便把他们都杀了。[9]

其实就算不杀，这些人也生不如死。怀帝投降后，刘聪封他为会稽郡公，还请他吃饭。刘聪说：当年你做豫章王的时候，朕跟一位朋友前去拜访，你说闻名已久，给朕看你写的歌词，送给朕许多礼物，这些事还记得吗？

晋怀帝说：臣岂敢忘，只恨当时不识龙颜。

刘聪说：你们家骨肉相残，怎么那样厉害？

晋怀帝说：天命在大汉（刘渊政权），所以臣家要为陛下打扫房间腾出地方，这是臣等的“自相驱除”。如果臣等精诚团结，弘扬武皇帝的基业，陛下如何能得天下？

好一个“自相驱除”，真可谓无耻之尤！刘聪听了却大为满意，当即赏给他一个漂亮女孩，尽管后来刘聪还是毒死了这亡国之君，并把那姑娘据为己有。[10]

这样看，怀帝已是奴颜婢膝，为什么还要杀他？

仇恨，还有恐惧和厌恶。

实际上刘聪的两次杀人，原因恐怕都在这里。有一天他外出打猎，让晋愍帝穿上军装担任开路先锋，沿途民众见了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于是刘聪敏感地意识到，人心在汉在晋，不在他们这个假冒伪劣的。这几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和现实。除了杀人，他想不出别的办法。[11]

那时刘聪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

心情复杂是必然的，因为身份认同是大问题。事实上当刘渊集团自称大汉的合法继承人时，也就同时意味着承认汉政权才是正统，汉文明才是正宗。因此他们是入汉入华，不是乱汉乱华，更不是灭汉灭华。问题是，当时又有谁能这样理解？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得清楚。

民族大融合，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不但汉人与胡人，就连胡人与胡人也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晋愍帝被害十一年后，匈奴的“汉—前赵”也灭亡了，举起屠刀的正是另一个胡人。他杀了前赵末代皇帝刘曜，把中国北方变成了自己的舞台。

这是公元329年的事。此时，距离中亚匈奴人引起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公元374年），还有将近半个世纪。

从刘渊称王到刘曜被杀，汉化匈奴人的这个政权只存在了短短二十五年，就像流星划过夜空。然而大一统的局面却被撕开了口子，清风带着血腥吹了进来，新民族和新文明则将在血与火的交汇中诞生。只不过这万里长征的接力赛，还得有更多的火炬手才能跑完全程。

羯人石勒

接替前赵的是后赵。

后赵的皇帝是石勒。

石勒是羯人。

羯（读如竭），又称羯胡。他们可能是小月氏（读如月支或肉支）的后裔，可能是西域胡的一种，可能是匈奴的附庸或混血，也可能是伊朗人种。总之，分布在上党（今山西潞城一带）的羯人是来历不明和形迹可疑的。但以其深目、高鼻和多须，一望便知非我族类。[12]

实际上羯人也备受压迫和歧视。我们知道，胡的本义是兽类下巴的垂肉，这就已是蔑称。羯本义则是割去睾丸的公羊，那就更是蔑称。称为羯胡，实在是侮辱至极。

羯，是胡人中的胡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很可能是作为匈奴人的战俘或奴隶而被带到中国的。因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羯人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只能做牛做马任人奴役。西晋官员甚至把他们当作商品投放市场，辗转贩卖时头上都戴着木枷，两个人共一副。

石勒就是这样的奴隶。

奴隶石勒原本是个羯人部落的小帅，多少也算有点身份。然而他们民族的命运是那样悲惨，这个小帅便注定要受尽磨难。事实上他当过佃农，做过买卖，还打算干贩卖人口的勾当，只不过并州刺史抢先一步，把他也抓去卖了。

幸运的是，买主解除了他的农奴身份。不幸的是，获得自由的石勒又落入乱军手中。这就让他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忍气吞声是没有出路的。羯人要想摆脱被奴役被宰割的命运，唯有自强。

石勒揭竿而起。

从乱军手中逃出后，石勒召集山野亡命之徒，拉起了一支凶悍的土匪队伍。以此为本钱，他由打家劫舍而攻城略地，由投靠他人而占山为王，终于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换，成为匈奴汉国一员骁勇的战将。到刘渊称帝第二年，石勒攻陷了冀州，兵力也增加到十多万人。

关键时刻到了。

作为草莽中崛起的枭雄，石勒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杀戮生涯。作为屡被汉人欺辱的羯胡，他也有了报仇雪恨的资本。然而公元309年的石勒，却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和向往。他在军中为汉族知识分子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叫君子营，还将汉人张宾尊为谋主，奉为上宾。[13]

汉人张宾是张良一类的人物，当然知道那乱世不乏可乘之机，因此把石勒选定为自己的刘邦。张宾说，我一生阅人无数，只有这个羯胡将军能够共成大事，于是手提宝剑到军门大呼求见。石勒则在张宾的预见和计谋屡试不爽之后，对这个算无遗策的谋士言听计从。[14]

张宾的到来让石勒如虎添翼，何况这个天赋极好的羯族酋帅早已磨炼得胆大如斗心细如发。公元314年，也就是与刘曜会师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的三年后，石勒和张宾又通力合作，一口吞掉了盘踞在幽州的王浚。

王浚出身名门望族，在西晋末年趁着战乱招降纳叛割据一方。当时北方士族为了躲避胡人，纷纷前去投靠。王浚不明白这是因为人心思汉，还以为天命在己，居然做起了皇帝梦，完全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石勒却很谨慎。

对幽州垂涎已久的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派人带着礼物向王浚致意。在一封充满外交辞令的信中，石勒谦卑地自称“小胡”，并诚恳地表示愿意支持王浚称帝。王浚看了又惊又喜。他问来人：石将军的话可信吗？

来人说：我们将军确实英雄盖世，也并非对称帝一事不感兴趣。只不过他很明白，自古以来只有胡人名臣，没有胡人帝王，这正是石将军见识过人之处。

这话很符合汉人的观念，王浚也就坚信不疑。

王浚放松了警惕，石勒便决定突袭。三个月后，他以送礼和劝进为名，赶着数千头牛羊大摇大摆进了蓟城（蓟读如记，今北京市）。这些牛羊其实是用来堵塞街巷，以便对付王浚部队的，如果王浚在城中设有埋伏的话。

当然，事实上是没有。

猝不及防的王浚被活捉并被杀掉，石勒则一路高歌猛进并蒸蒸日上。西晋灭亡三年后（公元319年），石勒自称赵王。这个爵位原本是匈奴皇帝刘曜封给他的，但很快两人就反目为仇。于是石勒说：赵王也好，赵帝也罢，孤自己爱当什么就当什么！名号的大小，难道归他管？[15]

成为赵王的石勒再次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他明令禁止侮辱汉族知识分子，还设立公族大夫来管理士族。他又实行汉胡分治的政策，设门臣祭酒管胡人诉讼，设门生主书管胡人出入。他当然也没忘记维护胡人尊严，因此建国后便将胡人改称国人，并严禁使用“胡”字。

可惜消弭民族隔阂并不容易，汉人还是习惯性地将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有一次，某人酒后闯入宫门，石勒责问门官为什么不严格执法，门官竟脱口而出说：那是一个喝醉了的胡人，哪里还能跟他讲理？

石勒笑了。他说：胡人是不好说话。

又一次，一位被石勒召见的汉族官员衣衫褴褛，让石勒大为诧异。石勒问：爱卿难道贫穷到了这个地步吗？

汉官答：臣的家财都被羯贼洗劫一空。

石勒又笑了。他说：羯贼抢去的，孤王来赔偿。

汉官这才发现说错了话，赶紧磕头。

石勒却说：孤的禁令是针对小民的，不关你们这些老书生的事。说完，当真赐给此人一大笔钱。

这就实在很难得了。更难能可贵的是，石勒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甚至亲临太学和小学考试儒家的经义，尽管他自己目不识丁。但石勒有石勒的办法，他的办法是让儒生读书给他听，即便在行军的路上也如此。久而久之，奴隶和强盗出身的石勒也慢慢有了学问。

如果不是文盲，石勒没准也会成为汉学家。

然而尊师重道复兴儒学的他，已经足够被认为是合格的君主。石勒在称帝之后曾经问一位臣僚：你看朕可以比得上哪位开国帝王？该大臣的回答是：神武韬略超过汉高祖，雄迈卓绝超过魏武帝，夏商周三王都不可比，也许只是略逊于轩辕黄帝他老人家吧？

石勒笑了。他说：你这话恐怕吹捧过了头。人贵有自知之明。朕如果遇到高皇帝，就只能俯首称臣；如果遇到光武帝，则不知鹿死谁手。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就该光明磊落有如日月，终不能像曹家和司马家父子，靠狐媚阴柔玩弄诡计，欺负孤儿寡母得天下！

据说，当时群臣全都拜倒在地，山呼万岁。[16]

石勒这话确实说得豪气干云，他的历史地位也不可低估。如果说匈奴刘渊的作用，是在汉文明的腹地打进了一根楔子，那么羯人石勒的意义，则在于首次实现了中国北方分裂后的重新统一，尽管这次统一是短暂的。

然而南北朝的局面却已初见端倪。在灭亡了匈奴的前赵以后，羯人的后赵拥有了除辽西（前燕）和甘肃（前凉）以外的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这就为今后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定了调子，尽管北方将再次分裂，直到另一个民族再来整合，再次实现短暂的统一。

那么，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又是谁呢？

氐人苻坚

匈奴和羯人的后继者是氐（读如低）。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很可能与羌族同源，或同时，或同种。由于住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因此汉化程度很高。同样，正因为世居西部，才得以在长安建国。[17]

建国前的氐人原本是前赵和后赵的附庸。后赵石勒死后，侄儿石虎篡位；石虎死后，养子冉闵篡位，建立汉族政权，国号魏，史称冉魏。冉闵对胡人进行疯狂报复，杀羯人二十多万，引起民族仇恨，被鲜卑的前燕所灭。氐族豪帅苻健便趁机建国，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不过前秦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人，是在苻坚的时代。正是他，灭前燕（鲜卑）、前凉（汉）、代（鲜卑），伐西域三十多国，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

这是比后赵更大的成就。

那么，石勒没做到的，苻坚为什么能做到？

因为他对汉文化的热情更高。八岁时，苻坚就提出要请老师教书，这让他的祖父喜出望外。祖父说，我们戎狄本是异类，从来就只知道喝酒，你这小子倒要读书！于是大加赞赏欣然同意，苻坚也成为汉学家。据说他到太学视察时，提出的问题往往连五经博士都回答不了。

这可真是胡人中的汉人。

汉学家苻坚不但自己喜欢读书，还让其他人也学习汉文化。苻坚攻下代国后，便把被俘的代王送进了太学。有一天，视察太学的苻坚问了代王一个问题：“中国人读书，长寿；漠北人吃肉，短命。什么原因？”

代王答不上来。

苻坚又问：能给朕推荐几个可以担任将领的人吗？

代王说：我们漠北人长年逐水草而居，只知道打猎和放牧。跑得飞快不成问题，哪里能当将领？

苻坚又问：好学吗？

代王说：如果不好学，陛下何必送臣进学校？

苻坚大为满意。[18]

酷爱汉学的苻坚当然也不会没有汉族谋臣，这个人就是王猛。王猛是在考虑再三之后才跟了苻坚的。当时东晋大将军桓温西征前秦，王猛一身破衣烂衫前去见他，一面抓着虱子，一面高谈阔论（扪虱而谈便典出于此）。

桓温说：本将光复华夏，父老为何都不响应？

王猛当然知道原因所在。桓温西征原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东晋朝廷对他又不放心。何况即便灭了前秦，朝廷也会另派大员镇守关中。也就是说，胜则只有威名并无实惠，败则威风扫地血本无归。因此他不能不犹豫，也不能不考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王猛回答：将军不远千里深入敌后，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看不清将军之心啊！

桓温被说穿心思，一言不发。

王猛却看出东晋和桓温都没有前途，因此决定到苻坚那里去做诸葛亮（事实上苻坚也是这么看待他的）。只要能成大业，胡人或汉人又有什么所谓呢？[19]

苻坚与王猛一拍即合，正如石勒和张宾。

有了王猛，苻坚加速了前秦的汉化，同时加速了统一的进程。公元370年，也就是中亚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四年前，前秦伐前燕。王猛在阵前召开誓师大会，意气风发地说：王某受国重恩，决不贪生怕死。今与诸君同心同德共建奇功，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大家说好不好？

众将士一片欢腾，破釜弃粮奋勇向前。

结果，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利益驱动。比如大将邓羌，就是在王猛许诺了他想要的职位后，才一跃而起的。但王猛把氐人的政权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却同样毋庸置疑。他已经抛弃了那个自以为是的东晋，认异族为自家了。

这样的汉人，应该不止王猛一个。

事实上对于广大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日子过得如何。而在苻坚和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河清海晏国泰民安，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从长安到各州都开通了国道，沿路也种上了槐树和柳树，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商旅畅通于道，行人讴歌于途。[20]

前秦能够实现更大的统一，并非没有原因。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苻坚的厉行改革肯定至关重要。作为新建政权，前秦在初期难免部落习气，勋贵和豪酋更不乏横行霸道之徒。王猛却不畏强梁，上任之初就整肃风纪严明法制，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结果被既得利益集团和氐人上层贵戚一状告到了御前。

苻坚决定亲自审理此案。

有趣的是，苻坚的断案标准是儒家的。他问：朕听说为政以德，治民以仁。卿上任不过几天就杀人无数，为什么要如此严酷呢？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王猛说：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天下太平，当然可以一团和气；凶猾横行，就必须重拳出手。其实，很可能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对待知书达理的当然可以温良恭俭让，对付没文化的野蛮人就只能用鞭子。

听完这番话，熟读汉学经典的苻坚很自然地把王猛理解为法家，理解为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他首肯并支持了王猛的改革，而且在初见成效后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天下之有法，也才知道天子之为尊。[21]

当然，苻坚也好，王猛也罢，都是儒法并用。在依靠严刑峻法打击豪强肃清吏治的同时，他们也鼓励农桑，兴办教育，提倡孝悌，苻坚则一月三临太学。对此，苻坚颇为自得。他曾经问一位儒学博士：朕之尊儒，可以比得上汉的两位武皇帝（汉武帝、光武帝）吗？

该博士答：哪里是二武可以比的。

苻坚笑了。在他看来，前秦就是汉帝国的再生，自己就是汉文明的代表。他甚至不无得意地说：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的手上中断。[22]

呵呵，他把自己看作了华夏文脉的延续者。

然而王猛却很清楚，不管前秦做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们做得多好，华夏正宗仍然会被认为是在东晋，因此临终前对苻坚留下遗言：臣死之后，万万不可伐晋。[23]

苻坚放声大哭，王猛的话却被当成了耳边风。

王猛去世八年后（公元383年），苻坚悍然发动了意在吞并东晋的战争。此前，他已经灭亡了前凉和代国，鲜卑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读如常）也来投靠，于是苻坚便认为一统天下非他莫属。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长江天堑又如何！以我百万之众，每人扔根鞭子也能让它断流。[24]

但，结果又如何呢？

长江没有断流，断流的是淝水，而且是被前秦将士的尸体阻断的。中箭后逃出战场的苻坚和他的部下，则听见风吹和鹤叫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甚至早在交战前看见八公山上的草木都觉得像人形。于是苻坚对中华文明的最后贡献竟是留下了两个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25]

淝水成了苻坚的麦城和滑铁卢。

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迅速陨落了，尽管此前它曾是那样地闪亮。这可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奥秘，难道不该深思吗？

那就来看淝水之战。

再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东晋和前秦乃至整个中国命运前途的淝水之战，更像是一场没有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当时，两军的先头部队分别到达淝水，后续部队也正陆续赶来。前秦军由苻坚亲率，号称九十七万，前后旗鼓相望延绵千里，东晋总兵力却只有区区八万人。

然而弱小的晋军居然挑战了。

晋军的挑战书写得就像邀请函。他们派遣使者过河对秦军统帅说：贵军不远千里而来，却临水布阵，很像是居家过日子的模样，请问这又如何施展身手？不如请贵军稍稍后退几步，腾出一小块地方来让双方将士周旋，下官与诸君骑在马上缓缓而行慢慢观赏，岂不是很潇洒吗？

当然潇洒，只不过也很可疑。

可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无必胜的把握，或者必死的决心，谁都不会背水一战。苻坚却满不在乎地同意了晋军奇怪的请求。他说：让他们过来！过来以后，我以铁骑数十万围而剿之，且看他们如何变成落水狗！

苻坚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没有原因。实际上他不怕交战，只怕晋军退回去固守长江。那时候，没有了用武之地的百万雄师，难道当真去投鞭断流不成？

于是苻坚下令退兵。

晋军这边，则以八千人渡河。

是的，八千而已。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秦军一退便不可收拾。他们不是后退几步就停下来严阵以待，而是狼奔豕突溃不成军。苻坚之弟副帅苻融亲自出马都阻止不住，自己反倒掉下马来被乱兵杀死。就连苻坚也身中流矢，只能落荒而逃。

渡过淝水的晋军当然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他们趁机发起进攻并予以痛击。失去统帅的秦军失魂落魄，夜以继日一路狂奔，自相践踏而死的人蔽野塞川。刚刚拉开序幕的淝水之战，就这样突然以戏剧性的转折告终。[26]

这实在怪异。

是啊，秦军后退，原本是要腾出地方做战场，以便与晋军决一死战的。不料苻坚一声令下，竟然就由退兵变成了败兵和逃兵，而且毫无组织性纪律性可言。难道堂堂秦国军队不过乌合之众？难道他们本来就准备要打败仗？

正是如此。

事实上苻坚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得人心。他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不但官员们不同意，将领不同意，他的弟弟苻融也不同意。苻融说：贪得无厌和穷兵黩武，都是要亡国的。何况华夏正统在晋，正统不会让人。天之所佑，岂是我等戎狄可以灭亡？[27]

这其实是当时的共识，尽管未必在理。

因此，东晋虽然腐朽腐败，却仍是人心所向。比如晋将朱序，虽然在被俘后投降了苻坚，却成为晋军的卧底和线人。正是他，利用被派往晋营劝降之机，建议趁秦军立足未稳赶快动手。也正是他，在秦军刚刚后退时大喊“苻坚败了”，这才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但朱序的谎报军情只是导火索。实际上，如果秦军当真志在必得斗志昂扬，朱序就不会得逞。相反，正因为秦军早就人心浮动，这才由于一句谎言而全盘崩溃。

其实就连苻坚和苻融兄弟，也都在战前没了底气，这才会在眺望八公山时觉得草木皆兵。情绪是会传染的。统帅的忐忑传染给将士，结果就是人心惶惶。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投入战斗，就已经准备失败逃亡了。

苻坚和他的前秦军，只能风声鹤唳。

◎淝水之战

何况他们也确实是乌合之众。苻坚的百万大军中，有汉人、氐人、羯人、羌人、鲜卑。汉人不想打汉人，羌人和鲜卑则同床异梦。王猛和苻融都说，东晋不可颠覆，羌人和鲜卑才是心腹之患。苻融甚至明确指出，羌人姚苌和鲜卑慕容垂怂恿前秦伐晋，其实别有用心。[28]

可惜苻坚不听。

事实证明，王猛和苻融说的并没错。淝水之战以后，慕容垂倒是有情有义，以他硕果仅存的三万人马护送苻坚西归，尽管苻坚只剩下了一千多人。不过走到半路，两人还是分道扬镳。第二年，慕容垂称王建国，史称后燕。[29]

姚苌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战前被苻坚任命为龙骧将军的姚苌是羌人。跟世居西部的氐人一样，羌人也是古老而弱小的民族。尽管他们在殷周之际曾盛极一时，并世代与周王通婚，但到魏晋早已是明日黄花。不过由于姚苌，这个民族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也登台亮相，虽然时间并不太长，政权也不太强。

羌人的政权叫后秦。

后秦是在慕容垂称王之后建国的。这时，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除了慕容垂的后燕，还有慕容泓的西燕。于是姚苌决定在燕、秦两败俱伤时，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实际上，他也等到了这一天。

淝水之战两年后，鲜卑人的西燕军攻陷长安。姚苌则趁火打劫，在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俘虏了出城迎敌的苻坚，并厚颜无耻地向他索要传国玉玺。

苻坚怒发冲冠。他痛骂姚苌说：大胆小羌，竟敢威逼天子！玉玺早就送给了晋人。就算在朕手中，也不能传给尔等。我们五胡的序列中，没你们羌人的名字！

姚苌又要求苻坚禅让。

苻坚又骂道：你这叛贼，怎敢自比古人！

姚苌被苻坚骂得无可奈何，只好将他绞死在佛寺。短时间统一了北方的一代天骄，就这样死于非命。[30]

实际上早在淝水之战后，前秦就已经风光不再，北方则再次陷入分裂。第一阶段分裂为八国：前秦（氐）、后燕（鲜卑）、西燕（鲜卑）、后秦（羌）、西秦（鲜卑）、仇池（氐）、北魏（鲜卑）、后凉（氐）。分裂只用了三年，并存则在公元384年到394年的十年之间。

以后的半个世纪，便是不断有人建国，又不断有人亡国。新建的有：南凉（鲜卑）、北凉（匈奴）、南燕（鲜卑）、西凉（汉）、北燕（汉）、胡夏（匈奴）。灭亡的则有：前秦、西燕、后凉、后燕、南燕、南凉、后秦、西凉、西秦、胡夏、北燕、北凉，只留下北魏和仇池。

不过，仇池的灭亡，也只是早晚的事。

最后胜出的，是北魏。

北魏是十六国的终结者，也是南北朝的开创者。这个时代在南方上承东晋，在北方上承十六国。由于南北两方面的势力长时间对立，所以史称南北朝。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朝是一个政权替代另一个政权，北朝则是先由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再由北齐和北周分别替代东魏和西魏。北周灭北齐后，北方再次实现统一。替代了北周的隋灭亡了南朝的陈以后，全中国统一。

显然，南北朝的重头戏在北魏，此前的十六国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首先亮相的是匈奴（汉—前赵），第二个是羯（后赵），第三个是氐（前秦），第四个是羌（后秦）。其中，后赵和前秦实现了北方短时间的统一，而北魏维持统一的时间竟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那么多民族创造的轰轰烈烈和分分合合，似乎都只是为了这一天。

千呼万唤始出来，鲜卑人该上场了。

第二章 鲜卑人

被宦官谋杀的太武帝拓跋焘一身是谜。但正是在他的时代，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正式成为北朝，并开始了从胡汉融合到全盘汉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靴子

鲜卑正式出场时，应该有了马镫。

而且，是双镫。

很少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既简单又伟大了，它几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至少改写了战争史。我们知道，马参加战争，起先都是用于车战。后来有了骑兵，战斗力却非常有限。因为如果没有马镫，又想在狂奔时张弓射箭，交战时挥刀杀敌，对不起，那一定会掉下来。

然而马镫却让骑兵成为最可怕的敌人。有了马镫这个着力点，他们可以稳稳地骑在马上且走且射，拔出剑来左劈右砍；而当他们挥戈前进时，奔驰的战马还将大大增强长矛的冲击力。总之，马镫让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

当然，他们或许还要穿上长筒靴。

但不管怎么说，人马合一的骑兵变得所向无敌。正是靠着这种极具杀伤力的快速部队，唐王朝击败东西突厥和吐谷浑，创造了农业帝国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也正是马镫，促使欧洲产生了骑士阶层和封建制度。难怪有人会这样认为：历史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的。[1]

也许吧，也许。

马镫传入西欧，一般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马镫的发明者，则一般都认为是Chinese，因此，马镫也被称为“中国靴子”。这种“靴子”在我国多有出土，而且与鲜卑也不无关系。比如最早的双镫实物，以及绘有双马镫的陶俑，便是在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的墓葬中发现的。

这两个墓葬，一个属于北燕，一个属于北魏。[2]

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着鲜卑就是马镫的发明人。马镫的发明显然更早，而且起先是单镫。但如果把“中国靴子”的称号送给鲜卑人，也许可谓恰如其分。因为正是这双“靴子”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蹚出了一条新路。

那就来看鲜卑人。

鲜卑是东胡系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也就是现在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他们叫鲜卑，很可能就因为大兴安岭叫鲜卑山。至于他们使用的语言，则大约是突厥语再加早期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这是一个古老的森林民族。

后来，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南迁和西迁以后的鲜卑人与不同民族混血，形成了不同的部别，包括宇文部、慕容部、段部、乞伏部、秃发部、拓跋部等等。他们组成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占据了北方辽阔的土地。

混血的鲜卑各部是风情万种的。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肤白皙的慕容部，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白虏。慕容部的姑娘则不少成为东晋皇族和士族的女人，比如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就是。因此这位汉族皇帝便有着黄色的须发，甚至坚毅果敢的性格，终于使王敦的谋篡未能得逞。

慕容，是鲜卑的佼佼者。

实际上鲜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四个：前燕（公元337年）、后燕（公元384年）、西燕（公元384年）和南燕（公元398年）。此外，乞伏部和秃发部也各自建国一个，即乞伏国仁的西秦（公元385年）和秃发乌孤的南凉（公元397年）。

最落后的是拓跋部。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样，男人都剃光头，只留顶部一撮头发结成辫子，因此被称为索头或索虏。甚至从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后，这个部族也仍然保持着原始野蛮的习俗，自说自话地拒不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

后来北魏改革之难，不言而喻。

然而这个最落后的部族，却终于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开创者。这里面无疑有太多的故事，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大会，宣布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到部落联盟的转换，并开始向国家时代进军。

这时还是三国时期。曹魏以及之后的西晋、东晋和热闹非凡的十六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小部族的存在，更想不到他们从这里出发，将来会雄霸北方。只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记住了阴山下的那些岁月，以至于在变成北魏又变成东魏的二百八十年后，还能够这样深情地歌唱：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怎样的历史沧桑，这是怎样的家国情怀！

据说，这首歌的原文是鲜卑语，翻译成汉语后仍然雄浑大气。翻译者斛律金（斛读如胡）是使用敕勒语的斛律部人，他是应汉人高欢的要求译唱的，因此这首汉语的《敕勒川》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见证和象征。[3]

大哉敕勒川！

定居阴山南麓的鲜卑拓跋部，缓慢进入了文明史。半个世纪后，部落联盟的大酋长被西晋封为代公，之后又升格为代王。但这只不过体现了晋人的怀柔政策，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长们却并不欢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就连把游牧改为定居，他们都有不同意见。

结果是脆弱的代国被强大的苻坚所灭，时间在公元376年，也就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那年。代国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也意味着鲜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此后十年，他们只能痛定思痛，直到更加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在草莽中勃然崛起。

领袖是拓跋珪（读如归）。

他建立的王朝国号魏，史称北魏。

拓跋珪是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的，时间是公元386年。十二年后（公元398年），他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自称皇帝。此后，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

这是完全不同于五胡十六国的政权。

十六国都是短命的，大多只有二三十年，少数能有四十多年，最短只有两三年。超过六十年的只有一个，还是无人理睬的偏远小国（前凉），根本无足称道。北魏却存在了一个半世纪，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这岂是十六国可以同日而语的？

更重要的是，北魏不仅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更是连汉族都承认其正统性的朝代。朝代跟国家是不同的。三国时期，只有曹魏还可以勉强称为朝（魏朝），孙吴就不能叫吴朝，蜀汉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汉朝。只有北魏及其以后的四个政权，可以跟南方四政权并称为北朝和南朝。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可以与北魏相比拟的，大约只有后来发展为查理曼帝国的法兰克王国。事实上，正如五胡中只有鲜卑拓跋真正刷新了历史，欧洲日耳曼诸蛮族中也只有法兰克人成就了千古大业。其中奥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4]

从联盟到帝国

如果说历史真有巧合，那么中华与罗马的命运就堪称神似。西晋灭亡前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公元纪年，依次是匈奴的汉—前赵（公元304年），羯人的后赵（公元319年），鲜卑的前燕（公元337年），氐人的前秦（公元351年）和羌人的后秦（公元384年）。当然，这里说的鲜卑还是慕容部。

但紧接着就是拓跋部了。

同样，西罗马灭亡前后也有五个日耳曼蛮族建国，依次是西哥特（公元419年），汪达尔（公元439年），勃艮第（公元457年），法兰克（公元486年）和东哥特（公元493年）。这简直就像是把中华史照样演出了一遍，只不过他们那边刚好晚了一个世纪。[5]

日耳曼，就是欧洲的五胡。

法兰克，则是他们的北魏。

实际上这两个民族的道路也确实相似。他们都是先有王国后有帝国，也都在走向帝国时有过挫折。拓跋的代国被灭，法兰克则陷入分裂。但到中国的中唐时期，法兰克查理曼帝国之版图，便已经包括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

这就比北魏还让人震惊。

其他日耳曼国家也无法与之相比，包括先后兴起于西班牙的苏维汇（Suevi，公元409年），意大利的伦巴德（Lombard，公元568年）。事实上，只有法兰克，才是破碎的罗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这种力量是历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因此注定还要从中再诞生两大帝国：法兰西和德意志。[6]

法兰克人可以自豪。

更值得他们骄傲的是，法兰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刘渊、石勒、苻坚那样自己称帝，而是得到了上帝通过其代理人的授权。教皇利奥三世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大帝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此事引起了东罗马皇帝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才是帝统的唯一继承人，何况法兰克首任国王的王衔还是罗马皇帝授予的。但到公元814年，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认了查理的帝号，正如主张“天无二日，人无二君”的中国汉族士大夫，不得不承认北魏也是王朝。[7]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法兰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维（Clovis），原本是撒利克法兰克人的酋长，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鲜卑人的首领。克洛维甚至也曾迁都，把都城从苏瓦松迁到巴黎，就像拓跋珪从牛川迁都平城，尽管他俩并没有彼此商量过。

但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那就是将野蛮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国家。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一样，那就是如何酬劳和安抚那些追随他们打江山的弟兄。毕竟，克洛维也好，拓跋珪也罢，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和地盘的。

克洛维的办法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兵、廷臣和主教，这并没有耗费他太高的成本。因为这些土地原本属于罗马皇室和罗马国库，是他没收来的，用不着自己掏腰包。

如此慷慨大方，当然让军事贵族们感到满意，甚至大得高卢地区主教们的欢心。然而这种完全私有的赐地，却终于让王国囊中羞涩。因此到二百年后，法兰克不得不诞生了自己杰出的改革者，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

改革者叫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查理·马特的办法，是把赏赐变成了交易。封臣可以获得土地，叫采邑。但条件是必须尽义务，服兵役。采邑可以层层分封，但不能世袭。封臣去世后，封主就将其收回。封臣的子孙要想继承，必须重新注册再立新功。

这就叫采邑制。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骑士，由此，便诞生了骑士阶层。靠着骑士们奋勇杀敌，查理·马特打败了阿拉伯人，并使法兰克王国成为抵挡伊斯兰文明渗入欧洲的屏障。他本人也获得了“马特”的称号，意思是铁锤。

与采邑制同时诞生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诞生的。因为罗马帝国和文明崩溃以后，失去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员会，只能层层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人。这就形成了封建关系，而层层分封的采邑制，则成了这种关系的现实支持。

法兰克终于成为封建大帝国。[8]

然而这种方案并不可能成为拓跋珪的选择。因为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发明，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彻底废除。拓跋珪的道路，只能是一步就从部落联盟跨入帝国时代，迅速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换。

可惜这并不容易。

我们知道，以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鲜卑拓跋部，原本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中拥有实权的，是各部落的酋长（部大人）。这些家伙就像黑社会各帮老大，手下有众多马仔和小弟，并不认为国王有什么意义。即便有，那也只是土匪联席会议的主席，可以轮流坐庄的。

拓跋珪要对付的，就是这帮人。

不过首先还得酬劳和安抚。拓跋珪的办法是建立“班赐”制度，由国王按照等级和战功赏赐牲畜和奴隶，实际上是坐地分赃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因此，尽管赏赐的额度并不大，秩序却建立起来，这就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鲜卑人对政治的无知，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担任文官，迁都平城后还建立太学祭祀孔子。这就赢得了被统治民族的好感，也让拓跋珪有了底气。他甚至对鲜卑将领表示：有民就有国，在哪儿不能为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以为我就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农业也越来越替代畜牧业成为了北魏的经济命脉。也许，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如果从游牧变成了农耕，他们就必须接受或建立文明。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不能不考虑房产证和电冰箱。

拓跋珪决定迁都。

迁都是在公元398年，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的三年后。此前，拓跋珪已夺取并州，攻陷中山（后燕首都），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实行游牧时代的部落联盟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9]

建立农业大帝国的时机到了。

拓跋珪大刀阔斧。他将被征服的后燕吏民工匠五十万人迁入平城京畿内外，按照户口分配土地。拓跋各部落也迁徙到这里，然后就地解散，分土定居。管理这些地区和臣民的将不再是部落的酋长，而是朝廷的命官。原来占山为王的各部大人，则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换句话说，酋长都变成了老百姓。

至于帮主们手下的马仔，当然也跟酋长对部民的统率权一样被收归国有。他们成为北魏君主的直属部队，被组建成一支既骁勇善战又服从中央的国军。

这就是拓跋珪的“部落解散政策”。这个政策，是之前五胡十六国中从来没有的。[10]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拓跋珪称帝。

称帝是实至名归的。事实上当拓跋珪迁都平城时，从联盟到帝国的走向便已经不可逆转。之后的北魏，将跌跌撞撞地向前迈进。只不过，那是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途中将有一个又一个人倒下，包括汉人和胡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包括他们的皇帝，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

喋血萧墙

拓跋珪是三十九岁那年被谋杀的。[11]

凶手是他的儿子拓跋绍，十六岁。

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拓跋绍的生母受到威胁。为了救母亲，拓跋绍只好杀了父亲。这当然未尝没有可能。事实上拓跋珪死前已经精神失常，许多人仅仅因为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畅，便被疑神疑鬼的他亲手杀死在天安殿。因此即便拓跋绍不去行刺，恐怕也会有别人动手。[12]

那么，拓跋珪何以如此？

史家的说法是嗑药，也就是吃了五石散（五石散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负担过重。他发病时数日不食，彻夜不眠，对着空中自言自语讨论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就是证明。[13]

看来，做一个开国之君也不容易。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因为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就连在鲜卑人中也是最落后的。保守势力顽固坚持陈规陋习，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汉族士大夫则离心离德，以至于请他们出来做官还得动粗。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级士族，就是在逃跑后被抓回来强行戴上官帽的。[14]

这实在让他崩溃。

拓跋珪的悲剧既是民族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因此注定还要重演，以后也还有皇帝不断被杀。实际上北魏皇帝十四个，倒有九个死于非命。他们有的是儿子杀的，有的是太后杀的，有的是宦官杀的，有的是权臣杀的。其中，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焘。

不过，人们更习惯于叫他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焘是太祖拓跋珪的长孙，太宗拓跋嗣的长子。他十六岁登基，在位三十年，享年四十五岁。后两项纪录在北魏都是最高的，既空前，也绝后。[15]

何况还有业绩。继位后九年，拓跋焘便在胡夏灭亡西秦之后又灭胡夏（公元431年），继而一鼓作气灭北燕（公元436年），亡北凉（公元439年），破柔然（公元449年），伐刘宋（公元450年）。至此，北魏真正成为北朝，十六国结束，南北朝开始。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此人也一身是谜。

最大的疑团是他的死。我们只知道，拓跋焘是在北魏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二月初九被害的，凶手是宦官宗爱，具体细节却一概不知。更可疑的是，这个逆贼不但事后当了宰相，还在八个月后又杀了自己新立的皇帝。直到这时，新的政变集团才把他送上断头台。[16]

这就奇怪！北魏不是东汉，也不是后来的晚唐，宦官哪来这么大的权势？事实上宗爱能够得逞，就因为当时执政的朝臣没把他放在眼里。拓跋焘死后，这伙人原本是要立另一个人做皇帝的，却被宗爱骗入宫中杀掉。就连他们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储君，也被宦官搜出来处死。[17]

由此可见，朝臣们原本大权在握，实际上决定秘不发丧另立新君的也是他们。既然如此，血案发生后他们为什么不立即抓捕凶手，反倒进宫与宗爱相见？就算鲜卑不像汉人那样视弑君为滔天大罪，也不至于对太武帝之死无动于衷，让那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吧？

凡此种种，岂不可疑？

然而官史却讳莫如深。

吞吞吐吐，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实际上此案的背景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个人的死亡。这两个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个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据说是得了抑郁症。官方史书称，当时太武帝听信宦官宗爱的谗言，震怒之下诛杀了太子身边的诸多属官。拓跋晃惊恐万状，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难言之中忧愤而死。

太武帝则很快就发现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开始怀念儿子。现在轮到宗爱心惊胆战了。为了保命，这个小人便铤而走险谋杀了皇帝。[18]

这就是所谓正史的说法。

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扬扬。

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军进瓜步（在今江苏六合），饮马长江，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拓跋焘却突然撤军。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

于是南方传言：魏太子拓跋晃谋反。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据说，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谎称皇帝已经驾崩。太子不知是计，匆匆赶来迎丧，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19]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资治通鉴》采信，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我们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今河北饶阳）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难道竟然无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就应该庆幸，宗爱也不必紧张。就算谋反是冤案，也没有宗爱什么事，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但同样，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

看来事实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权力斗争，却存在政见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区区宗爱，其实不足为道。

那么，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牵涉到文化，也牵涉到政治，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灭佛。但这与信仰无关。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华皇帝”。或者说，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20]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辅佐过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转折关头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过崔浩也好，太子也罢，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21]

那么，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

因为愤怒，因为失望，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荡平了北方诸国之后，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给出的指令是：务从实录。[22]

崔浩欣然命笔。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国史完成后，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对某些必须“为尊者讳”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作为曾经的野蛮人，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修史诏书从“我太祖道武皇帝”说起，一直说到“岂朕一人获济于此”，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谁让你“肆意诽谤”来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杀又该杀谁？

崔浩血溅刑场。[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汉矛盾冲突的典型，其实不然。崔浩之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国史案不过是导火索。事实上太武帝对“诽谤”一事并未深究，参与撰写此书的汉人也并非全都被杀，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难。[24]

汉人高允是这部《国书》的主笔，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因此案发之后，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师请进东宫住下。第二天带他去见皇帝时，又特地交代高允：一会儿皇上问起来，我怎么说，老师就跟着怎么说。

高允问：什么事呀？

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进殿以后，拓跋晃便极力为高允开脱。太子说：高允从来就小心谨慎，不敢自作主张。此番虽与崔浩同事，但崔浩专横跋扈，高允人微言轻，请皇上赦免其罪。

太武帝问高允：这部书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回答：除了太祖那部分，都是臣与崔浩写的。不过崔浩只是总裁，著述方面臣多于浩。

太武帝大怒：高允罪过大多了，怎么能不杀？

拓跋晃忙说：天威严重，高允刚才是吓糊涂了。

太武帝问高允：真是太子说的那样吗？

高允却回答：不是的。臣以不才，谬参其事，罪该万死。太子殿下不过因为臣陪读东宫，想为臣讨一条小命罢了。皇上不问，臣不敢说。皇上垂问，臣也不敢糊涂。

太武帝大为感动。他回过头来对拓跋晃说：如此正直和诚信，岂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于是不但赦免高允，还让他担任专案组的组长，起草国史案的处分决定。

高允却迟迟不能下笔。

犹豫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自崔浩以下涉案人员一百二十八人，统统都要灭五族。于是，高允面见皇帝据理力争。高允直言：有没有漏网之鱼，臣不敢说；这么多人都判死刑，臣也不敢同意。

结果，高允救下了几千条人命。[2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功德无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五任皇帝都对他礼遇有加。国史案也好，太子党也罢，也都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高允终其一生都坚守道德底线，甚至清贫到只有草屋数间咸菜几坛，让后来的文成皇帝拓跋濬（读如俊）感慨不已。[26]

道德，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

何况此时的民族关系已不同于前。崔浩的父亲崔宏是被拓跋珪抓来做官的，崔浩却为北魏殚精竭虑。实际上崔浩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抵触情绪或敌对情绪，反倒在他太把北魏当成自己的国家。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鲜卑贵族的反感。当反感找到突破口时，崔浩便不能不死。

没有证据显示，后来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与崔浩之死有什么关系。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频频发生，则证明此时的北魏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这个转变将因太武帝的被杀而减缓，直到一个神秘的女人再来启动新的程序。

这个女人就是冯太后。

跟太武帝拓跋焘一样，冯太后也一身是谜，只不过这些谜团同时伴随着绯闻。按照正史的记载，冯太后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十四岁进宫，两年后成为皇后，九年后成为太后。这时的她，只有二十五岁。[27]

二十五岁的冯太后表现出了奇特的爱情观。她先是跳进火里要为文成皇帝殉葬。被人救出当了太后，却又传出绯闻。结果是继位的献文皇帝拓跋弘忍无可忍，处死了她的两个情夫。作为报复，冯太后则毒死了这个皇帝。[28]

这里面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弄清。事实上，作为冯太后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因为按照鲜卑人“收继婚”的习俗（纳娶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献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甚至就连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也可能是他跟冯太后所生。[29]

如此说来，献文帝的杀人便可能是吃醋，冯太后的报复则难免“最毒妇人心”之嫌。

当然，不会有人追究。

但毫无疑问，冯太后是强悍的。作为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可能的情妇，她在献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公元466年）就以霹雳手段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丞相，架空皇帝，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权。那时，她应该还没有怀孕。[30]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跟皇帝会有一个孩子，也不妨碍她后来杀了那皇帝，如果这些猜测属实的话。

呵呵，冯太后可不是崔浩。

当然不是。事实上，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后的那些短暂的时间，冯太后都牢牢把握着权力。作为北燕王室的后裔，她似乎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可以在顷刻之间做出生杀予夺的决断，让许多男人望尘莫及。最后，心灰意懒的献文帝只好去做太上皇，尽管当时只有十八岁。

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五岁。

这是北魏承明元年（公元476年）的事。也就在这年，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掉了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日落地中海，一个古老的文明就此谢幕。

北魏王朝却华丽转身。三十六岁的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开始了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鲜卑和北魏。幸运的是，这不但是拓跋焘和崔浩的遗愿，也是冯太后和拓跋宏的共识。

全盘汉化

拓跋宏更像一个汉人。

这并不奇怪。无论拓跋宏是冯太后名义上的孙子，或者实际上的儿子，都是她一手抚养成人的。作为鲜卑化的汉人，冯太后理所当然地用汉文化的乳汁哺育了这个原本混血的孩子。因此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不但继承了她的改革事业，还干脆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

不难想象，这件事阻力重重。

没有人会喜欢无缘无故地搬家，更何况迁都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拓跋宏只好曲线救国，宣布要出兵讨伐南齐。为此，他装模作样进行了占卜，结果卜得革卦。故太子拓跋晃之孙任城王拓跋澄说：革就是革命。这是改朝换代的卦，不是讨伐逆贼的，不吉利。

拓跋宏说：卦辞称“大人虎变”，怎么不吉利？

任城王说：陛下早就是龙，为什么还要做虎？

拓跋宏大怒：国家是朕的，任城王想干什么？

任城王说：江山社稷当然是皇上的，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责任。陛下既然征求意见，臣当然要实话实说。

拓跋宏无奈，只好在散会后留下任城王说悄悄话，并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意图是要迁都。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原来皇帝是要一统海内，这才选择了东周和东汉的京城作为帝都。于是立即转变立场，积极支持南征。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东哥特人建国的那年，拓跋宏率领群臣和大军来到洛阳。当时正是农历九月，天降大雨不止，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进。拓跋宏却一身军装骑在马上，摆出了准备一个人南征的架势。

群臣齐刷刷地跪在了马前。

拓跋宏说：不想南征，那就迁都。

相对于迁都，鲜卑贵族更怕南征，只好妥协。

第二年，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31]

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迁都。上一次迁都平城，他们彻底实现了从游牧部落到农业帝国的转变。那么，这一次迁都洛阳，意义又何在呢？

全盘汉化。

应该说，这正是冯太后要做的事情。只不过，她更侧重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如实行俸禄制（官僚制度改革）、三长制（基层政权改革）、均田制（土地制度改革）、租调制（税收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制度创新，有的甚至来自她汉族情人李冲的建议。[32]

拓跋宏却还要进行社会改革。

实际上在与任城王谈话时，拓跋宏就说得很清楚：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后来，他又对一位鲜卑名士说：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但子孙后代如果永在漠北，又怎么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因此拓跋宏说，移风易俗，势在必行！[33]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他的力度会那么大。

改革是与迁都同步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三月，北魏朝廷举行了最后一次迁都听证会。四月，祭天仪式和地点由鲜卑的西郊改为汉人的南郊。十月，太庙神主和皇帝先后启程。十二月，尚在迁都途中的拓跋宏颁布了社会改革的第一道诏令，禁止士农工商再穿鲜卑服装。[34]

鲜卑人大为不满。

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拓跋宏也明白只能循循善诱再加恩威并施。于是，次年（公元495年）五月二十六日，已经到达洛阳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惊心动魄的恳谈。

拓跋宏说：请问诸位的心愿，是希望朕和朕的国家能够超过商、周呢，还是比不上汉、晋？

群臣说：当然是超过前王。

拓跋宏又问：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

群臣答：当然应该日新月异。

又问：只是朕一人刷新呢，还是子子孙孙？

答：当然要传之万代。

再问：这么说诸位不反对改革了？

众人异口同声：上令下行，谁敢反对！

于是拓跋宏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今天起，朝堂之上禁止再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上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可以从缓。三十岁以下的现任官员，如若胆敢违令，那就是明知故犯，必须撤职查办，诸位以为然否？

群臣说：谨奉圣旨！

拓跋宏又说：朕曾经跟李冲讨论过此事，李冲居然说四方之音无所谓谁是谁非。仅仅这一句他就该死！

李冲赶忙免冠磕头。

拓跋宏拿李冲开刀杀鸡儆猴，确实用心良苦。因为李冲是冯太后的情夫，又是汉人，还是改革派，而且一向为拓跋宏所敬重。如果李冲都该死，其他人呢？

当然都噤若寒蝉。

拓跋宏又责问宫官：朕已明令禁止胡服，但是宫中女人仍然夹领小袖，你们为什么阳奉阴违？

众人都磕起头来。

几天后，改革官方语言的诏令正式下达。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迁入内地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这就等于改变了籍贯；按照汉制使用长尺和大斗，这就改变了度量衡。然而，拓跋宏意犹未尽，他还要改变鲜卑人的姓氏，比如拓跋改成元，步六孤改成陆，等等。所改之姓，多达上百。[35]

下一步，是分定姓族。

姓族其实就是门第，或者说就是高门，只不过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姓族名单由官方严格审核，组织部门则按图索骥授予官职。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权，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级职位，跟东晋的“上品无寒门”一样。

显然，这是魏晋门阀制度的鲜卑化。这个制度一旦实行，鲜卑人便也就有了门第。结果是什么呢？是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可以通婚。事实上拓跋宏紧接着就下达了一纸诏书，命令他的六个弟弟娶汉人四大家族的女儿为妻。

皇族与汉族通婚，示范作用当然显著。当其他鲜卑人也纷纷效法时，民族融合就得到彻底实现。当然，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鲜卑像盐一样溶化在汉民族的水中。

更何况，他们还都得着汉服，说汉语。

这可真是大混血。

混血是种族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实际上，姓族制度建立以后，士庶之别就取代了胡汉分野。民族界限模糊了，身份认同从族别变成了门第。鲜卑的豪门与汉人的望族共同组成统治阶级，下层则混为一谈。这正是当年崔浩的理想，拓跋宏则把它变成了现实。[36]

与此同时，洛阳也再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拓跋宏迁都三十多年后，一位名叫陈庆之的南梁将领曾这样描述他亲赴洛阳的切身感受：我原本以为两京沦陷之后，长江以北便都变成了戎狄之乡。这次到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尽在中原，根本不是我们江东可比的。[37]

拓跋宏成功了。他其实已是中华皇帝，虽然也只有半壁江山。但他开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汉混血的北方来统一中国，从而创建新的中华文明。

这就是鲜卑人的历史功绩。

那么，原本代表华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

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有鉴于宋和齐改革东晋政治的失败，梁武帝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但他复兴国学、以德治国和推崇佛教的结果，却是造成了更为可悲的悲剧。

短命鬼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朝，那就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短短的一百六十九年间，居然换了四个朝代。其中年头最长的是刘宋，六十年。其次是南梁，五十六年。再次是陈，三十三年。最短是南齐，二十四年。

宋、齐、梁、陈，都是短命鬼。

王朝短命，皇帝亦然。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居然只有一年。此外，在位两年、四年和八年的各三个，三年的七个，五年和六年的各一个。超过十年的只有五个，其中十二年的两个，十五年的一个。[1]

那么，在位时间长的又如何？

也不怎么样。梁武帝萧衍四十八年，宋文帝刘义隆三十年，在位时间都不短。但，梁武帝困死宫中，刘义隆则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实际上南朝二十四帝，至少有十三个死于非命，凶手则从太子、宗室、权臣，到侍从、禁卫军、叛乱者、外敌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

这很值得琢磨。

当然，宋、齐、梁、陈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刘宋皇帝共八个，不得好死的竟有五个；南齐皇帝七个，死于非命的有四个，都超过半数。最惨的是南梁，四个皇帝全都不能寿终正寝。而且，这三个朝代被杀的皇帝，竟有六个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3]

情况最好的是陈。包括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都没有被谋杀，他甚至活到了隋炀帝迁都洛阳那年。不过，陈朝五帝中仍有一个是被废掉的，而且，被废一年半以后就神秘地去世，年龄只有十九岁，难道不可疑吗？[4]

更何况，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做朝。当他们接受禅让建国时，南梁的国土已经大面积沦丧，陈朝也只能龟缩在东南一隅等着隋来灭亡，尽管他们曾经也想振作一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好景不再来。

其实宋、齐、梁、陈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也都开创过新气象，因此宋有元嘉之治，齐有永明之治，梁有天监之治。但无一例外，紧接着都是大乱，然后则是亡国。一部南朝史，几乎就是治乱循环史。

这就与北魏大不相同。

北魏也乱，十四个皇帝有九个非正常死亡。但北魏动乱的结果是前进，是由蛮夷之邦变成了中华帝国。南朝却早就丧失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和气度，更没有东晋那样中央政府的名分，只不过庞大的诸侯王国而已。[5]

结果是什么呢？

是就连汉化了的胡人也看他们不起。在北魏的官方史书中，东晋是被称为“僭晋”的，刘宋、南齐和南梁则被称为“岛夷”。也就是说，晋代表华夏正宗不成问题，只不过东晋政权的合法性可疑。之后的南朝则连冒充中华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算作蛮夷，还是小蛮夷。[6]

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于是我们要问：南朝的存在也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充当中华文明的试验田。

实际上，一向被许多人忽视的南北朝恰恰是中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北方和南方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实验，只不过北方更多地提供了成功经验，南方却在试错。然而试错同样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北方的经验和南方的教训，后来的隋唐才能实现大变革。

在历史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南朝的实验又是什么？

改革东晋的政治。

我们知道，东晋的政权是士族的，政治是门阀的。然而南朝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和陈武帝陈霸先，却都是寒门素族和行伍出身。这就跟晋武帝以儒生和名士自居大相径庭，也必然导致政权内部士族与庶族、文官政府与军人政权的矛盾。

南朝之乱，主要原因在这里。

问题是，士族的政权，为什么会落到军人手里？

因为士族越来越懒惰和无能。按照门阀制度，那些名门望族的子弟天生就有做官和免税的特权，法律和制度保证了他们可以不劳而获。因此，这些家伙从小就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只知道峨冠博带高谈阔论，或者涂脂抹粉顾影自怜，地地道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这是一些寄生虫。

寄生虫是不会有上进心和创造力的，也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们甚至把官职分成了清浊两种。只不过，清官的意思不是清廉，而是清闲。因此与“清官”相对应的也不是“贪官”，而是“浊官”。

浊官的职责是处理具体事务，比如税收和诉讼。这些俗务烦杂、琐碎而劳碌，寄生虫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这样：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7]

这是一群窝囊废。

窝囊废和寄生虫，能保家卫国吗？不能。能安邦定国吗？也不能。能从蛮族手里收复中原吗？更不能。

于是，寒门素族有了机会。

机会是名门望族让出来的，尤其是既辛苦又有危险的军职。这就给了底层平民一个进身之阶，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则正好抓住了机会和机遇。而且自从刘裕成功，寒门子弟便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想出人头地，就去当兵。

南朝都是军政府，并不奇怪。

不过刘裕能够成功，又与东晋的国情有关。东晋其实是没有中央军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琅邪王司马睿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流亡政府，哪能真以中央的名义一统江山号令天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举足轻重的，是北府和西府。

北府和西府都是军事集团，组成部分主要是躲避战乱的南下流民，性质则介于官军和民兵之间。由于驻军地点分别在东晋首都建康以北和以西，所以叫北府和西府，也叫徐州北府和豫州西府（或荆州西府）。[8]

刘裕改朝换代，依靠的就是北府。

这也并不奇怪。事实上，两府统帅虽然名义上都是朝廷命官，手下的兵丁和将领却由自己招募。因此，统帅如果对王朝忠心耿耿，他们就是东晋国军，比如淝水之战时谢玄指挥的北府兵。相反，如果统帅别有用心，他掌握的武装力量就不会被用来保卫王室，而是颠覆政权了。

桓温指挥的西府兵，就是这样。

因此，东晋王室和朝廷对两府充满纠结。他们既希望有人为自己平息内乱抵御外敌，又害怕后者一旦成功便尾大不掉。这些家伙的如意算盘是：两府不用帝国劳心费力养兵千日，却能完全服从中央指挥驰骋沙场，还不至于因为做大做强而危及王朝和政权的稳定。

可惜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机关算尽的结果，是收复中原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篡位夺权的事情则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只不过前几次功败垂成，刘裕则成功了。他不但终结了东晋，也终结了士族。

那就来看刘裕。

时势不再造英雄

刘裕的崛起，是因为孙恩之乱。

这样的内乱在东晋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之前已有王敦之乱（公元322年）、苏峻之乱（公元327年），之后则有桓玄之乱（公元402年）、卢循之乱（公元410年）。乱世出英雄。北府的先驱郗鉴军团，西府的前身陶侃部队，就是在平定苏峻之乱时脱颖而出，使自己成为影响历史之力量的。

现在轮到刘裕。

公元399年，也就是北魏国王拓跋珪迁都平城并且称帝的第二年，孙恩之乱起。孙恩号称道教徒，其实是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头目。在他的蛊惑和挟持下，数万民众倾家破产抛妻别子，甚至杀死被认为是累赘的婴儿，跟着他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一时间竟风起云涌。[9]

东晋政权的腐朽，世家子弟的无能，则在这场动乱中暴露无遗。孙恩起事时，会稽郡长官王凝之（王羲之次子）既不出兵也不防备，天天在密室里祈祷，还宣称请到了鬼兵数万把守要津。结果如何呢？城破被杀。[10]

难怪他的妻子谢道韫，死都看不起他。[11]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是北府，扭转战局的则是刘裕。尽管当时他只是北府小小的参军，却让貌似强大的孙恩一再溃败终至灭亡。这说明孙恩的邪教组织不过乌合之众，更说明东晋政权已病入膏肓。他们能躲过一劫，靠的竟是这位出身寒门的下级军官，堪称命悬一线。

然而东晋的无可救药却一再显示出来。实际上，孙恩之乱断断续续地拖延了两年多时间，并未居安的执政者却竟然毫不思危，反倒一如既往地骄奢淫逸。这些家伙除了勾心斗角，便是纸醉金迷，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结果，孙恩还没死，桓玄就来了。

桓玄是桓温的小儿子，而桓温原本是要篡晋的，只是由于谢安等人的阻挠未能得逞，这一遗愿便只好由桓玄来完成（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桓玄名为西府督帅，坐镇荆州，却其实占有了晋的三分之二。他与朝廷翻脸，皇室能够指望的就只有北府。

北府却倒向了桓玄。

倒戈是有原因的。之前，北府的督帅历来都由门阀士族担任，这时却已经换成行伍出身的刘牢之。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国驰驱，功勋显赫却并无政治头脑。当时，刘裕等人都极力反对勾结桓玄，刘牢之却大发脾气说：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之后朝廷那帮家伙还容得下我吗？

原来，他更害怕功高震主。

这就是糊涂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桓玄来势汹汹却没有名分，晋室正当防卫又力量不足，因此双方都要借重北府军，拉拢刘牢之。刘牢之如果有政治远见，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惜他没有。[12]

看来，士族固然腐朽，武夫也未必中用。

收降了北府的桓玄却如虎添翼。他顺顺当当地接管了东晋朝廷，消灭政敌之后又要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始料未及的刘牢之惊慌失措，决定前往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讨伐桓玄，问刘裕愿不愿意一起去。

刘裕断然拒绝。

已经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刘裕直言相告：将军以劲旅数万望风而降，桓玄以新得之志威震天下，人心都已离开将军到桓玄那里去了，请问将军还到得了广陵吗？刘裕无法再追随将军，只能回京口（今江苏镇江）去。[13]

京口是北府的大本营。

当然，只有一江之隔的广陵也是北府的根据地，可惜却是老根据地。当年北府从那里移镇京口，就因为京口与建康并无大江阻隔，又能与广陵隔岸呼应。也就是说，刘裕要回的京口比牢之要去的广陵离桓玄更近，他们一个是迎难而上，另一个却其实是逃之夭夭。[14]

两种选择，高下立判。

刘牢之却不死心，又召集手下将领开会，没想到将领们一哄而散。众叛亲离的刘牢之只好北上，但刚刚离开建康就吓得自缢身亡，后来还被桓玄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则连哭丧都来不及，北上投降了鲜卑人的南燕。[15]

追随刘裕的是何无忌。

何无忌是刘牢之的外甥，也是刘裕的老朋友。牢之与刘裕分道扬镳，无忌左右为难。刘裕则态度明朗地对他说：跟我一起去京口吧！桓玄如果是忠臣，你我就共同辅佐他；不然，就干掉他！[16]

结果，桓玄果然被干掉。

跟孙恩一样，桓玄的兴起和灭亡都很迅速。从进入建康到兵败被杀，他一共只折腾了二十六个月，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十二月，桓玄逼晋安帝禅让，改国号为楚。于是，早就想消灭他的刘裕，便有了正当理由和强硬口实。[17]

三个月后，刘裕起兵。[18]

很难说刘裕的初衷是为了兴复东晋王室，还是实现个人野心，或者是为刘牢之报仇，但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却毋庸置疑。当时，北府将领大多被害，北府军也实际上不复存在，刘裕率领的联军其实只有一千七百人。靠这么一点兵力就去进攻桓玄，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19]

然而双方的斗志也不可同日而语。手持长刀的刘裕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敌营两员大将都死在他的刀下。与之相反，桓玄却闻风丧胆不战而走。当时一个部下拉住他的马笼头，请求与刘裕一战。桓玄只是用鞭指了指天，便急不择路地狼狈逃窜，他的结局其实已无悬念。[20]

次年（公元404年）五月，桓玄被杀。

此后的历史就由刘裕来书写了，选择的路线则与当年的桓温神似，那就是先建功立业，再篡位称帝。于是短短十几年间，他先后灭南燕（公元410年），灭西蜀（公元413年），灭后秦（公元417年），将东晋的王旗重新插到了长安城头。

这时就连北方的胡人，也知道刘裕下一步要干什么会干什么。匈奴胡夏国王兴奋地说：我看刘裕一定得胜，之后一定回朝，关中就是我的了。崔浩则对北魏皇帝说：王猛是苻坚的管仲，刘裕是晋室的曹操。灭秦之后他一定会回去篡位，秦国的地盘迟早是我们大魏的。[21]

刘裕之心，一如当年的司马昭。

套路也是一样的：先是封宋公，后是封宋王。这时距离成为宋帝，已只有一步之遥，刘裕却说不出口。他只好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王宫装模作样宴请百官，宣称自己应该功成身退，准备交还爵位，养老京师了。

众人没听出言外之意，一片歌功颂德，只有一个名叫傅亮的高级官员出门以后才恍然大悟。他立即回过身去敲门求见，刘裕的宫门也应声而开。

傅亮进门就说：臣最好先回建康。

刘裕也不多说，只问：需要多少人送你？

傅亮说：几十个足够。

回到京城的傅亮很快就做了安排，甚至起草了禅位诏书让晋恭帝照抄，恭帝竟也欣然命笔。他对身边人说：桓玄之后，我晋朝就已经亡了，只是靠着宋王才又延续了近二十年。今日之事，朕心甘情愿。

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22]

南朝开始了。

同室操戈

刘裕的成功值得深思。

谁都知道，刘裕并非篡晋第一人。之前的王敦和桓温条件都比他好，却都功败垂成抱憾终生，桓玄甚至还把自己弄成了过街老鼠。然而出身寒微的刘裕，却成功地崛起于草莽之中，称帝于动乱之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势，还有政治。

如果说三国是英雄的时代，魏晋是士族的舞台，那么到了晋末，时势就不再造英雄，士族也不再成气候。英雄谢幕，登台的就有可能是混混；士族下课，得势的就有可能是流氓。因此刘裕的宋，包括之后的齐和梁，就注定命运多舛充满血腥，谋杀案也接二连三地不断上演。

杀戮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

第一个被杀的是晋恭帝，时间在禅让一年半以后。他是晋、宋、齐、梁四个逊位皇帝中活得最久的，但这绝非因为刘裕心慈手软，而是恭帝防范甚严。他每天都跟自己的皇后共处一室，饮食也都由她亲手烹制于床前。这位可怜兮兮的前任皇帝，其实已生不如死。

刘裕却不想再等下去。他设法让皇后的两个哥哥把皇后调开，杀手则翻墙而入送去了毒药。当恭帝声称佛教徒自杀便不能转世为人时，这些人用被子闷死了他。[23]

接下来被杀的是刘裕自己的儿子少帝刘义符。这位年轻的皇帝是在正常接班两年后，被刘裕生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废掉并杀掉的，时年十九岁。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弟弟庐陵王刘义真，十八岁。结果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宜都王刘义隆继承了皇位，是为宋文帝。[24]

发动政变的徐羡之和傅亮却没有好下场。拥立刘义隆为帝时，徐羡之问傅亮：宜都王可以跟谁相比？

傅亮说：超过晋文帝（司马昭）。

徐羡之说：那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赤胆忠心。

傅亮却说：未必。

果然，一年多以后，刘义隆下诏，以谋杀罪判处徐羡之和傅亮死刑，于是徐羡之自杀，傅亮被捕。读完刘义隆的诏书，傅亮说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25]

拥立了两代皇帝的傅亮，兔死狗烹。

让位给刘裕的晋恭帝死了，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和刘义真死了，杀死刘义符和刘义真的徐羡之和傅亮也死了，现在轮到当了三十年皇帝的刘义隆。

宋文帝刘义隆当然是一代雄主，元嘉之治就是在他手里实现的。他甚至发动了北伐战争，试图从北魏手中夺回中原失地。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太武帝拓跋焘，结果是北魏的大军势如破竹地杀到了长江边。如果不是后来拓跋焘突然撤军，刘宋几近不保（请参看本书第二章）。

刘义隆躲过了拓跋焘的兵锋，却死在儿子的刀下。拓跋焘被宦官谋杀的第二年（公元453年），宋太子刘劭发动了兵变。当时刘义隆正与心腹大臣密谋废黜太子，谈话通宵达旦。太子兵入宫中时，刘义隆猝不及防举起几案自卫，结果十指全被砍断，最后倒地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前一年被杀的拓跋焘，四十五岁。

想来当时宫中的气氛一定十分紧张。刘义隆与心腹大臣密谋时，谈话前总要让这个人举着蜡烛四处检查，唯恐有人窃听。然而泄密的却恰恰是他自己。不知为什么，刘义隆把废黜太子的想法告诉了潘淑妃，潘淑妃又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刘濬。刘濬原本就是刘劭同伙，当然要通风报信，走投无路的太子刘劭也只好铤而走险。[26]

谋杀了父皇的刘劭同样紧张。他匆匆忙忙宣布即皇帝位后，便躲进宫中不敢出来，就连晚上睡觉都刀不离手，床边则点着一排又一排的灯。刘劭心里很清楚，他的政变并不得人心，何况外面还有个三弟武陵王刘骏。作为江州刺史，刘骏手中可是有兵权的。[27]

刘劭决定杀了刘骏。

但让刘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派去宣判刘骏死刑的官员反戈一击倒向了刘骏，内战也随之全面展开，而且很快就决出胜负。刘骏成为宋室新主人，是为孝武帝。刘劭和刘濬则成为刀下之鬼，并以凶手的身份载入史册。

有些细节很值得玩味。

刘劭是躲进井里后被抓住的，刘濬则在逃亡的路上向叔叔江夏王刘义恭投降。被俘的刘劭完全没有了皇帝的尊严和架子，他甚至谦恭地问：天子在哪里？

抓他的人答：就在附近。

刘劭问：可以代为启奏，只判我流放吗？

答：皇上自有处分。

刘劭只好听天由命。

与刘劭不同，刘濬倒是没有称弟弟为天子，他使用的称谓是刘骏的官职南中郎将，自称则用小名虎头。看来，刘濬仍寄希望于骨肉亲情，幻想弟弟会网开一面。

刘濬问他叔叔：南中郎此刻在做什么？

江夏王答：君临天下。

刘濬又问：虎头是不是来晚了？

江夏王答：恐怕太晚。

刘濬又问：总不至于会死吧？

江夏王答：可以先去请罪。

刘濬再问：能给个一官半职，让我戴罪立功不？

江夏王答：那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新皇帝根本没打算给他两个哥哥活路，就连嫂子和侄儿也被斩尽杀绝，骨灰则被扔进了长江。据说，临刑前刘劭的殷皇后曾愤愤不平地质问执法官：他们刘家人骨肉相残，为什么要祸及无辜？

执法官答：当了皇后，怎么能说无辜？

殷皇后说：早知道让别人当。[28]

可惜这并由不得她，也由不得别人，猜忌和戾气则像病毒一样在刘宋扩散。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皇帝刘彧，后废帝刘昱，个个都是杀人狂，宗室的叛乱也此起彼伏。开国皇帝刘裕的九个儿子，四十多个孙子，六七十个曾孙，死于非命的竟达十之七八。[29]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宋的政权终于落到了一个不怎么被猜忌的普通将领萧道成手里。公元479年，也就是北魏冯太后开始政改和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三年后，顺帝刘准被迫禅让。萧道成称帝，改国号为齐，是为南齐。

退位的顺帝则在第二个月被杀，这是他被迫让位之时就已经料到的。小皇帝当时最多只有十三岁，却很清楚让出皇位会是什么结果。因此举行典礼那天，他躲进佛堂的宝盖之下死活不肯露面。被硬拖出来后，这个身不由己的孩子抹着眼泪说：但愿来世不要生在帝王家。[30]

当然，这也由不得他。

齐高帝萧道成倒是吸取了教训，他和儿子齐武帝都能善待宗室，南齐也有了永明之治。但从齐明帝起，噩梦又开始了。前任皇帝和宗室诸王都被他屠杀，结果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就被南梁取代。

颠覆南齐的是梁武帝萧衍，让出皇位的则是齐明帝的第八个儿子和帝萧宝融。当月，这位十五岁的小皇帝拒绝了让他吞金自杀的方案，要来好酒喝得沉醉不醒，任由萧衍派来的杀手用某种方式把自己送上西天。[31]

梁武帝非常满意。他当然想不到，四十七年后自己也会死于非命，而且死得更窝囊。

梁武帝之死

梁武帝是被活活气死的。

这一天是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五月初二。此刻的萧衍实际上已是被软禁在宫中受人慢待的病夫。夏季的建康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躺在病榻上的他很想喝一口蜂蜜水，却是求之不得。于是，在“嗬嗬”地叫了两声之后，八十六岁高龄的梁武帝孤独而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皇太子闻讯泪流满面，却不敢哭出一声。[32]

没错，萧衍父子都是体面的囚徒。他们除了依然保留着皇帝和太子的名分，其实手无寸铁，身无分文。

掌握他们命运的，是侯景。

侯景原本是从北方叛逃到南朝的。此前，立国一百五十年的北魏，已经像罗马帝国一样分裂为东西两半。西魏都长安，实际掌权者为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东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实际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

当然，两魏名义上还是鲜卑拓跋的政权。

鲜卑化的羯人侯景则曾是高欢的部下，但在高欢去世后与继承人高澄翻脸，于是，携黄河以南十三州土地向梁武帝投诚。梁武帝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没想到西魏趁火打劫占了侯景的地盘，南梁的援军则被东魏打得落花流水。出于无奈，梁武帝只好与东魏议和。

条件，当然是交出侯景。

这就等于把侯景逼入了死角。与此同时，侯景也看透了南梁的腐朽无能。反正只有死路一条的他调转枪头对建康发动突然袭击，像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洗劫罗马一样攻陷并血洗了南梁的首都，最后又攻进了台城。

台城位于今天南京市的玄武区，在东晋和南朝是皇宫与政府的所在地，也是首都建康的城中之城。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叫尚书台，所以叫台城。也就是说，当时南梁的首都外围是京城，中心是台城。建康城破，中央政府还在。台城一旦失守，皇帝和太子就只能束手就擒。

侯景与梁武帝终于见面。

不过，这场战争毕竟不是两国交兵。侯景并不认为他是叛乱，梁武帝也不认为自己是败军之将和亡国之君。因此他们的见面依然遵守君臣之礼，侯景甚至表示自己是受奸臣迫害，不得已才惊动圣躬，此刻特地前来请罪。

他的身后，则站了五百个披甲的卫士。

实际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梁武帝倒是从容镇定。他十分平淡地说：爱卿久在军中，一路辛苦了！

侯景竟汗流浃背，不敢仰视。

于是梁武帝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胆敢如此？你的老婆孩子还在北方吗？

侯景又不敢应对。

旁边的人只好替他回答：臣侯景全家老小都被高澄屠杀已尽，只能只身一人归顺陛下。

梁武帝便问：初渡江时，你有多少人？

侯景答：一千。

梁武帝又问：围台城时，又有多少人？

侯景答：十万。

梁武帝再问：现在多少？

侯景答：率土之滨，都是我的人。

梁武帝低下了头。[33]

这实在是极具戏剧性，而且这种戏剧性其实是历史本身的。是啊，走投无路的侯景以区区千人渡江，不过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怎么就一举颠覆了一个王朝呢？

直接的原因是有内奸。

内奸叫萧正德。他是梁武帝的侄儿，也曾经一度是他的养子。梁武帝自己有了儿子以后，萧正德也就失去了做太子的可能，因此怀恨在心。也因此，当侯景许诺拥立他当南梁皇帝时，他打开了建康的城门。[34]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事实上从侯景起兵到台城陷落，前后有半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京都被围，两宫（皇帝和太子）被困，难道就没人出手救援？[35]

当然有。邵陵王萧纶（梁武帝六子），湘东王萧绎（梁武帝七子），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都曾率军前来勤王。然而怎么样呢？不是止步不前，就是隔岸观火。甚至当城中饿殍遍地时，他们还在城外搂着妓女喝花酒。

这就让很多人看不下去，却没有人能动员他们。邵陵王萧纶固然不听他人劝说，柳仲礼则连父亲柳津的话也不肯听。当时，困在台城的柳津登上城楼向儿子喊话：君父在难而见死不救，子孙后代会怎么看你？

柳仲礼竟不为所动。

无可奈何的柳津回到了宫中。他悲愤满腔地对问计于自己的梁武帝说：陛下有邵陵王，老臣有柳仲礼，全都不忠不孝，反贼又哪里能够平定？[36]

也只能指望台城的守将了。

◎梁都建康图

守城的主将萧坚是邵陵王萧纶的世子（王储），然而这位侯爷却是典型的酒囊饭袋。当时侯景掘开了玄武湖引水灌城昼夜攻战，身负重任的他却只知酗酒，完全不理军务，也不知道奖励将士抚恤百姓。结果，忍无可忍的部下在黎明时分放下绳子，把侯景的人引入城中。

台城因此失守，萧坚也掉了脑袋。

乱兵入城，其他人也顶不住了。萧坚的弟弟萧确倒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惜就连奋力作战的他也败下阵来，只好跑回宫中报告台城沦陷的消息。

梁武帝躺在卧榻上淡定地问：还能一战吗？

萧确说：不能。

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你赶快出城，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我和太子担忧。大梁的江山由我得来，又由我自己失去，没什么可遗憾的。[37]

也许这是真心话。也许吧，也许。毕竟，之前的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梁武帝却在位四十八年，执政的年头是整个南齐王朝的两倍，确实可以死而无憾。

但，果真如此吗？

只有更糟

梁武帝肯定死不瞑目。

不能说梁武帝是无道昏君。是的，他勤政，十冬腊月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他朴素，不饮酒，不食肉，每天只吃一餐饭，还是素菜。他节俭，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他谦恭，对待宦官都彬彬有礼。他克制，五十岁以后就不过性生活，简直就是苦行僧。[38]

历史上，有这样苦哈哈的好皇帝吗？

没有。

梁武帝甚至也是仁君。普通民众犯了死罪，他总要痛哭一场才下令行刑；王公贵族横行不法，更只是叫来哭骂一顿就算了事。比如萧正德，是曾经叛逃到北魏的。但当他又逃回来时，等待他的仍然是西丰侯的爵位。

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菩萨。

然而萧正德对梁武帝的回报，却是既要他的官位也要他的命。台城被攻破后，萧正德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拿刀去杀了梁武帝和皇太子。如果不是侯景提前派兵守住宫门，这两个人早就没命了。[39]

问题在于，萧正德固然禽兽不如，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侯景攻入台城后，号称前来救驾的联军立即就地自动解散，总司令柳仲礼还投降了侯景。进入台城后，他甚至先拜侯景后见皇帝，气得他父亲失声痛哭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劳驾来见我！[40]

这一切，梁武帝可曾想到？

当然想不到。

梁武帝其实是很希望长治久安的。而且，由于亲历了宋与齐、齐与梁两次改朝换代，他的治国格外用心。就连姑息纵容萧正德这样的败类，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前朝祸起萧墙的覆辙。至少，他本不想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结果却是更糟。

更糟是肯定的。实际上台城被围时，各路诸侯之所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就是想借刀杀人，听任侯景与梁武帝和皇太子龙争虎斗，两败俱伤后再来坐收渔翁之利。很清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皇上和父亲。

所以，台城刚刚沦陷，他们就一哄而散；武帝尸骨未寒，他们就手足相残。这其实是重演宋和齐的悲剧，但等而下之的是还要引狼入室里通外国。萧正德投靠侯景，武帝的孙子萧詧（同察）投靠西魏，萧纶投靠取代了东魏的北齐，萧绎则既投靠西魏又投靠北齐。

于是，就在南梁封侯景为汉王的同时（公元550年），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第二年，北齐又封萧绎为梁相国。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武帝的子孙纷纷向北方“夷狄”俯首称臣，把自己变成了卖国贼。

南梁也终于灭亡。

实际上武帝一死，南梁就亡了。后来的简文帝其实是侯景的傀儡，梁元帝其实是割据的诸侯，梁敬帝则不过建立陈朝的跳板。时机一到，陈霸先就逼他禅让了。换句话说，南梁其实只有一个皇帝，寿命只有四十八年，跟宋和齐一样并没跳出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的怪圈。

这当然值得反思。

反思从刘裕就开始了。刘裕是以寒门和军人的身份推翻士族阶级之东晋的，因此他为自己的新政权确定了三条原则：皇权必须加强，天下不可共治，士族应该下课。也因此，宋、齐两朝都大量起用寒门庶族担任中央要职，地方军事重镇和军政大权则交给封为藩王的皇族。

也就是说，寒门掌机要，军权托宗室。[41]

结果怎么样呢？

同室操戈，内乱频起，一朝倾覆。

吸取了前朝教训的梁武帝开始调整政策。一方面，他恢复了士族的社会地位，吏部甚至按照《百家谱》记载的郡望门第给高级士族授予高级官位。另一方面，具有工作能力的寒门庶族仍被任用，以便处理实际政务。宗室诸侯更是地方实权派，不像在宋、齐那样受人监视。[42]

梁武帝认为，这样就能摆平皇族、士族和庶族三方面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势力的均衡和制衡。如果更理想一点，这三股力量还能作为三根支柱支撑起帝国的大厦。

可惜他落空了。

首先，士族在东晋末年已经变成腐朽的阶级，此后又遭受了宋、齐两朝八十多年的遏制，怎么可能重振魏晋时期的雄风？他们像出土文物一样被挖出来，恐怕只能腐朽得更快。五谷不分如建康令王复，甚至连马都不认识，一口咬定那是老虎。靠他们保家卫国，岂非天方夜谭？[43]

皇族也不争气，一个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穷奢极欲贪得无厌，为非作歹不知廉耻。梁武帝的六弟、萧正德的父亲萧宏，甚至与武帝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女通奸，还密谋篡夺皇位。这样的人，哪里靠得住？[44]

能依靠的，只有庶族。

但，且不说庶族本身良莠不齐，就算清一色都是君子也很难获得社会认可。毕竟，门阀制度在魏晋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这个百足之虫可是死而不僵。现在，梁武帝又老调重弹，庶族怎么可能成为中坚力量？

更重要的是，从汉末开始，华人社会就没有了核心价值，只剩下门第观念（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如果连这也被废除，请问拿什么填补空白？[45]

梁武帝想到了这一点。

他的办法是九个字：兴国学，行德治，崇佛教。

国学在南梁其实就是儒学，或太学，武帝的创新则是为儒家五经设立五馆。五馆是五经博士讲课的地方，也是候补官员考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通过考试，就有可能获得官职，而无论出身如何。事实上，由于五馆生员以寒门子弟为主，因此它其实就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前身。[46]

这大约是萧衍政治中最可圈可点的。

然而他的以德治国却是一败涂地。比如萧宏，曾经被人举报家有库房百间，疑为私藏兵器。梁武帝闻讯亲自前往查看，却发现里面全是金银财宝，仅仅钱币就藏了三十间房子，每间一千万，共计三亿。梁武帝看了大为放心，兴致勃勃地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不成问题呀！[47]

请问，这是什么德育和德治？

事实上，堆满萧宏库房的全是民脂民膏，这一点应该谁都清楚。侯景围台城时，就曾经向城中士民散发谋士代笔的传单。传单上说：请大家看看梁朝王公贵族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吧！这些家伙不耕不织，却锦衣玉食。如果不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他们的钱财又能从哪里来？[48]

侯景虽然混蛋，这话说得却并不错。

如此看来，梁武帝的艰苦朴素便该视为虚伪。这种虚伪虽未必是他本人的，却可以肯定是体制的。而且，正因为他的以德治国其实是体制性的虚伪，才会死到临头都没人救援，哪怕他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

国学和德治能够救梁？白日做梦。

现在，救命稻草只剩下了一根，那就是宗教。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梁武帝则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与他息息相关。更何况，正是宗教而非其他，最鲜明地体现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秦汉文明与隋唐文明的分野，是中华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那就来看宗教。

第四章 宗教问题

被后赵皇帝尊为“伟大导师”的佛图澄，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但他能够利用皇权取得教权，靠的却并不是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石勒问：你昨晚为何出走？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有了恶意。

石勒又问：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说：你这道人信口开河！

没错，这时佛图澄的称呼还是“道人”。

佛图澄获得信任，是在他帮石勒建功立业之后。这些事业无一例外地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比如听见寺庙的铃响就能预见某某敌将必败，在手掌上涂抹麻油就能看见前赵皇帝被擒，这就让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聪明的石勒发现，这个僧人对自己的帝业是帮得上大忙的。

因此称帝之后，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现在看来，佛图澄能够参与军政运筹帷幄，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五眼六神通”，而是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更兼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再加上必要和适当的故弄玄虚，这才让他的建议和判断看起来像是神机妙算。结果，石勒和后继者石虎都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可惜世界上没有谁总能一帆风顺，羯人的政权就更是难免命运坎坷。公元343年，东晋出兵相逼，伐前凉又出师不利。后赵连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气冲天怒火满腔。他发脾气说：奉佛供僧却招来外敌，佛有什么用？

佛图澄却自有说法。

说法来自轮回。佛图澄说：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经举办法会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所以才转世投胎来到中华做了皇帝。这就是善有善报呀，为什么要抱怨呢？

石虎听了转怒为喜，跪下来答谢佛图澄。

不过，石虎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他问：什么是佛法？

佛图澄答：不杀。

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岂能做到不杀？

佛图澄说：该杀的当然要杀。关键是不能有杀心，更不能滥杀无辜。只要陛下心怀慈悲，就能福祚延绵。杀几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

石虎很满意。[14]

其实，佛图澄的说法很成问题。请问什么叫该杀？又有哪些人该杀？如果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该杀，有些人却该杀可杀的，不杀生的主张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佛图澄却不会去纠缠这些问题，就算想清楚了也不会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要紧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这边来，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无慈悲之心。

事实证明，这很重要。后来，石虎鉴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齐，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治理整顿。于是，某些人便趁机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却予以驳回。他说，赵国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汉人。[15]

有了最高当局的力挺，佛图澄的事业蒸蒸日上，佛教的传播也星火燎原。后赵短短几十年间，国内建立的寺庙多达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

佛图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过去，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再加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16]

佛图澄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也许只有让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跪下来忏悔的那位米兰大主教才能相比（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更何况佛图澄的成功虽然空前，却并不绝后。在他之后直到清代，都不断有僧人走进宫廷，高僧的参政议政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被视为方术的佛教，终于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公元440年）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公元442年），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兴。

成公兴说：先生有意学道，能隐居吗？

寇谦之说：当然能。

于是，寇谦之被带到华山的一间密室，吃了成公兴给他的一种药，从此没有了饥饿感。但是，当寇谦之来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种药时，他吓得掉头就跑。

那种药，是毒虫和一些让人呕吐的东西。

成公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先生与成仙是无缘了，不过却正好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帝王之师。

没人知道寇谦之当时怎么想，只知道后来某一天，成公兴走进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复活，并被来到嵩山的两个仙童接走。原来，成公兴本是神仙，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贬下凡尘的，刑期既满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来神仙也会犯错误。

寇谦之则在成公兴“仙逝”之后继续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孙亲自接见。两位上仙传给寇谦之道教秘笈和各种方术，授予他“天师”职称、方圆万里的教区以及统领人鬼之权，同时还赋予他两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顿道教，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显然，这是只能当作武侠小说来看的故事，却被隆重地载入史册，因为故事编得像模像样言之凿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孙降临嵩山则在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十月初五。[19]

这样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很可能真实地存在，只不过是寇谦之完成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那两项使命也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然而这正是寇谦之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也十分明白道教该向何处去。这是他深刻反省天师道近三百年历史和当前现状的结果。

那么，当时的道教问题在哪里？

低俗、混乱、危害政权。比方说，以修炼房中术之名淫乱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钱财，以进行宗教活动之名散布流言蜚语聚众闹事等等。这就为士大夫所不齿、统治者所不容，道教也迟早会被镇压或取缔。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黄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20]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21]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

太武与梁武

佛教大难临头。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的四年后，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庙和佛像都必须捣毁，所有的经书都必须烧掉，所有的僧人无论老少都必须坑杀。而且，带兵离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长安就已经这样做了。

幸运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为然。于是他一面上书父皇力陈不可，一面故意泄露消息，让各地的僧人带着经书佛像藏匿起来。不过，无法藏匿的寺庙还是被毁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维护，佛教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难。

造成法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说，直接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太武帝发现长安某寺庙居然私藏武器、财宝、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边有人撺掇。[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亲信，也是寇谦之的盟友。当时，寇谦之带着编造的神话和经书来到平城，却没想到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哄骗。太武帝只是给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崔浩，寇谦之肯定一事无成。

那么，崔浩为什么要帮助寇谦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关。

出身名门望族的崔浩是华夏文明的维护者，他的理想则是实现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的全盘汉化（请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崔浩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外国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学说，哪怕这儒学已不纯粹。

对此，寇谦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这同样并不奇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天师道可以说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学，寇谦之的宗教改革则是道教的儒学化。他甚至向崔浩虚心求教说：太上老君赋予我的使命，是辅佐太平真君，承继千古绝统，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请你多多指导！

于是，崔浩便帮寇谦之恶补儒学。

寇谦之则向崔浩传授养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双赢之后，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为寇谦之鼓吹。崔浩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像寇谦之这样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请自到，只能说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当于当年的轩辕黄帝了。

听了这话，太武帝岂有不动心之理？

寇谦之能够成功，崔浩功不可没。

然而崔浩要灭佛，寇谦之却不同意。没错，道教与佛教确有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但这只能打口水战，不能动真格的。赶尽杀绝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会支持。因此寇谦之对崔浩说：你这样毁佛杀生，会祸及满门的！[24]

后来，崔浩果然被灭族。

佛教则死灰复燃。太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便下诏复兴佛法，并把此前灭佛的责任，归咎为有关部门错误地领会了先帝意图。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而藏匿起来的僧人、佛像和经书，都重见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国北方兴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难（请见本书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间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统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临朝听政的太后不但建寺礼佛，斗争失败后还准备削发为尼。可惜她并没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愤怒的政变者扔进了黄河。[25]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然而这位太后在新都洛阳修建的永宁寺，却是北魏佛教繁荣的象征。据说，当时洛阳有佛教僧院一千多处，被称为伽蓝（僧伽蓝Sangharama，伽读如茄），永宁寺无疑堪称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它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就连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见了，都不能不顶礼膜拜合掌数日。

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就更是盛况空前。旗幡如林，宝盖如云，香烟如雾，飘散的金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梵乐和诵经之声响彻云霄。洛阳，简直就是佛国之都。[26]

实际上太武帝灭佛几年后，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便已开凿。此后历时一百多年，凿出佛像十万多个，最大的高达七丈。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开凿龙门石窟，工程期延续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开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谓无处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公元527年），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鸡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肉的规定，严禁酒肉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实际上佛教的多次被灭，包括灭佛的同时灭道教，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是的，没有哪个政权会愿意自己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统统变成了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规模，是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事实上，宗教如果对政治介入过深，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范和忌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心的只有儒学。因为按照儒家的教导，居家则为孝子，出门则是忠臣，这样的子民谁不喜欢？

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是啊，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

选择也可以有各种标准，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但在魏晋南北朝却还有民族问题。石虎就说，佛是戎神，理当供奉。如此，则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当然。[32]

然而怪异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却灭佛；南朝梁武帝是汉人，却媚佛。这岂非颠倒？太武和梁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颠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也许，答案在南北朝谢幕的那一刻。

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鲜卑化的汉人隋文帝杨坚，跟后来唐帝国的创始人一样，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既有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当然会创造出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1]

这是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所凭不过“溪壑之险”，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公元439年）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公元499年），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公元528年），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公元534年）和西魏（公元535年）。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公元550年），西魏变成了北周（公元557年）。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沉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公元476年）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

这似乎没有道理。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但，战国七雄中，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西方国家中，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

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正如大有大的难处。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他们把它肢解了。[24]

之后，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

鲜卑人却进退两难。

表面上看，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寇略中原，满载而归，来去匆匆。

但，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则等于坐以待毙。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25]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26]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为惧？[27]

刘义隆却很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

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29]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谊却更亲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36]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37]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38]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39]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40]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41]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42]

可惜三家谁都不服，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43]

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道两教，不但烧毁经书偶像，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44]

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据说，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

周武帝却不为所动。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毫不客气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间之福，朕也不辞地狱之苦。[45]

这实在很有气魄。

毫无疑问，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知道，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他原话是：朕非五胡，为什么要信佛？[46]

这就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五胡，只有中华。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周武帝远见卓识。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后记 一国两朝，南方北方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北朝的历史意义，我认为那就是：原来有的没了，原来没的有了。

什么没了？

五胡。

什么有了？

南北。

五胡是被消融而非消灭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都融入了新汉族，途径则是通婚混血和移风易俗。不过这种变化是双向的，汉化的同时也在胡化。比如双脚着地坐在椅子上，就是胡人的坐法。汉人的坐法是双膝前跪，席地而坐。现在谁要恢复这汉家风度，恐怕很难。

不穿裤子，改为“上衣下裳”，也很难。

诸如此类的“胡作非为”还有很多，包括“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比如以时间为世，空间为界，合称世界；以认识为智，领悟为慧，合称智慧，便是胡人的思想方法。只不过那“胡人”不在五胡之中，而在印度。

语言也一样。现在的普通话中，胡语胡音不少。有后来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恐怕也有当年五胡的。正宗的“中原雅言”倒是有一些保留在闽南话中，可惜，听得出来的人不多。同样，找到懂鲜卑语的，也不容易。

历史上的五胡与汉，已经融为一体。

汉胡界限模糊之后，南北分野便突显出来。士族，南方的尚清谈，北方的尚实务；佛教，南方的重玄理，北方的重践行；文艺，南方秀丽唯美，北方雄浑质朴。那些厚重的石窟比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全在北方，骈文和诗歌等文学方面的成就则南方更高，都绝非偶然。

南方与北方，俨然两个世界。

此后，关于南北差异的说法越来越多，比如，南腔北调和南拳北腿。前者的意思是：北方方言只是声调不同，南方方言则连读音都两样。后者的意思是：南方人打架喜欢用拳，北方人动武喜欢用腿。就连男女关系暧昧，南北说法都有不同：南方叫“有一手”，北方叫“有一腿”。[1]

南人与北人的区别，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顾炎武就说，北方学者的问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的毛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鲁迅先生则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缺点是愚钝；南人的优点是机灵，缺点是狡猾。总之是大为不同。[2]

南人与北人，俨然两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似乎不大可能。然而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南人和北人在身体、性格和习俗上的差异，甚至不亚于地中海人和日耳曼人。至于原来的胡汉之别，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了。[3]

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都要拜魏晋南北朝所赐。没有那三四百年的隔淮而治和风云激荡，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文明。种种故事，也就无从说起。

原来有的没了，这才有了政治上的一国两朝。南朝和北朝都认自己为中华帝国，称对方为魏虏或岛夷，正所谓“一个中华，各自表述”。原来没的有了，这才有了文化上的南方北方。从此，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隋唐开创的新中华将诞生在两河之间，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影响后世的根本所在。因此我的说法也许“很不专业”，却很有文化。文化远比专业重要。至少对我来说，是宁可“不专业”，也不能“没文化”的。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

公元57－75年（东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传说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

125－144年（东汉顺帝时期），张陵创天师道（五斗米道），于吉创太平道。

189年（东汉中平六年），董卓入京，天下大乱，分裂时代实际上开始。

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58年（曹魏甘露三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举行大会，开始定居于此。

265年（曹魏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曹魏亡，西晋始。

304年（西晋太安三年），氐族豪帅李雄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五胡十六国始。

306年（光熙元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次年迁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立。拓跋酋长被晋封代公。佛图澄到洛阳传教。

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将领刘曜、石勒等人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

314年（建兴二年），西平公汉人张轨卒，子张寔（读如实）继位，建立割据政权。

316年（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司马睿即帝位，东晋始。刘聪卒，子刘粲继位，被杀，刘曜继位。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改国号，史称“前赵”。

329年（咸和三年），石勒杀刘曜，前赵亡。

330年（咸和五年），羯人石勒称帝，史称“后赵”。石勒称帝之后，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335年（咸康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允许汪达尔人入居班诺尼亚（大部在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境内）。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50年（永和六年），后赵皇帝石虎养子汉人冉闵篡位称帝，国号魏，史称“冉魏”。

351年（永和七年），后赵亡。氐族豪帅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冉魏亡。燕王慕容隽称帝，都邺，史称“前燕”。同年苻健称帝。

370年（太和五年），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374年（宁康二年），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日耳曼蛮族诸部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年（宁康四年），前秦伐前凉，前凉亡。之后，前秦又伐鲜卑拓跋部所建之代国，代亡。至此，中国的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同年，西哥特人渡过了多瑙河，因不堪罗马人的压迫掀起大暴动。

378年（太元三年），亚得里亚堡战役，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被杀。

383年（太元八年），秦晋淝水之战。

384年（太元九年），前秦苻坚部将鲜卑人慕容垂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称济北王，史称“西燕”。羌人姚苌称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姚苌擒杀苻坚。前秦部将鲜卑人乞伏国仁建国，史称“西秦”。氐帅杨定自立为公，称藩于晋，史称“仇池”。

386年（太元十一年），鲜卑酋长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史称“北魏”。后秦王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氐族人吕光建国，史称“后凉”。

392年（太元十七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394年（太元十九年），西秦灭前秦，前秦亡。后燕灭西燕，西燕亡。

395年（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

397年（隆安元年），鲜卑秃发乌孤称王建国，史称“南凉”。后凉匈奴豪帅沮渠蒙逊建国，史称“北凉”。

398年（隆安二年）十月，后燕慕容德称王建国，史称“南燕”。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十二月，拓跋珪称帝。

399年（隆安三年），孙恩乱起。法显赴印度求佛经。

400年（隆安四年），西秦王降后秦，西秦亡。北凉敦煌太守李暠（皓的异体字）建国，史称“西凉”。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开始入侵不列颠岛。

402年（元兴元年），桓玄之乱起，孙恩兵败自杀。

403年（元兴二年），南凉、北凉攻后凉，后凉举国降后秦，后凉亡。晋安帝被逼禅让，桓玄称帝，国号楚。

404年（元兴三年），刘裕讨桓玄，桓玄兵败被杀。

405年（元兴四年，义熙元年），谯纵叛晋称王，据成都，史称“西蜀”。西凉迁都酒泉，以逼北凉。

406年（义熙二年），南凉迁都姑臧（甘肃武威）。

407年（义熙三年），后秦将军匈奴人赫连勃勃叛后秦称王，国号夏，史称“胡夏”。后燕天王慕容熙被杀，后燕亡。高云为燕帝，史称“北燕”。

410年（义熙六年），南燕亡。西哥特人攻陷罗马。

413年（义熙九年），刘裕遣军攻西蜀，西蜀亡。

414年（义熙十年），西秦攻南凉，南凉亡。

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攻后秦，后秦亡。

418年（义熙十四年），东晋封刘裕为宋公，刘裕毒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其弟司马德文，是为晋恭帝。

419年（元熙元年），西哥特王国建立。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刘宋永初元年）东晋亡。刘裕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法兰克人开始定居于高卢，勃艮第人开始定居于罗讷河流域。

421年（永初二年），北凉攻西凉，西凉亡。

422年（永初三年），武帝刘裕卒，少帝刘义符继位。

423年（景平元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卒，子太武帝拓跋焘继位。

424年（景平二年），刘宋少帝被废杀，宣都王刘义隆继位，是为宋文帝。寇谦之在北魏平城建天师道场，称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

429年（元嘉六年），汪达尔人进入北非。

431年（元嘉八年），胡夏攻西秦，西秦亡。吐谷浑击胡夏，胡夏亡。

436年（元嘉十三年），北魏攻北燕，北燕亡。

439年（刘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北魏攻北凉，北凉亡。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汪达尔人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国。

442年（刘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正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

443年（刘宋元嘉二十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匈奴王阿提拉（上帝之鞭）兵进君士坦丁堡。

444年（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北魏开始禁佛教，为“三武灭佛”之一，亦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法难。

446年（刘宋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北魏太武帝下诏烧毁所有佛像经书，坑杀老少僧人，佛教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450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崔浩。刘宋伐北魏。阿提拉率军五十万越莱茵河入侵高卢，抵奥尔良城。

451年（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沙隆战役，匈奴人与罗马、西哥特和法兰克联军激战，双方投入总兵力计百万之众。

452年（刘宋元嘉二十九年，北魏正平二年，承平元年，兴安元年），北魏内乱，太武帝被杀，皇太孙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

453年（刘宋元嘉三十年，北魏兴安二年），刘宋皇太子刘劭弑父，宋文帝卒。武陵王刘骏称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杀刘劭。阿提拉卒，匈奴帝国瓦解。

455年（刘宋孝建二年，北魏兴光二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城，大掠十四日。

464年（刘宋大明八年，北魏和平五年），刘宋孝武帝卒，子刘子业继位。

465年（刘宋永光元年，景和元年，泰始元年，北魏和平六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卒，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南朝宋帝刘子业暴戾被杀，湘东王刘彧继位，是为宋明帝。

466年（刘宋泰始二年，北魏天安元年），北魏冯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掌握政权。

471年（刘宋泰始七年，北魏皇兴五年，延兴元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让位，子拓跋宏继位，是为孝文帝。

472年（刘宋泰豫元年，北魏延兴二年），宋明帝刘彧卒，子刘昱继位。

476年（刘宋元徽四年，北魏承明元年），北魏献文皇帝卒，冯太后以太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开始政治改革。日耳曼雇佣军废西罗马帝国末帝，西罗马帝国亡。

477年（刘宋元徽五年，升明元年，北魏太和元年），南朝刘昱暴戾被杀，弟刘准立，是为顺帝。

479年（刘宋升明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北魏太和三年），刘宋封萧道成齐王，萧道成逼宋顺帝禅让，南朝刘宋亡。萧道成称帝，是为高帝。国号齐，史称“南齐”。

482年（南齐建元四年，北魏太和六年），南齐高帝萧道成卒，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

490年（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北魏冯太后卒，孝文帝拓跋宏亲政。

493年（南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南齐昭明太子卒，齐武帝萧赜卒，子萧昭业继位。东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建立东哥特王国。

494年（南齐隆昌元年，延兴元年，建武元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南齐内乱，齐明帝萧鸾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北魏太和二十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姓。

498年（南齐建武五年，永泰元年，北魏太和二十二年），齐明帝萧鸾卒，子萧宝卷继位。

499年（南齐永元元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卒，子宣武帝继位。

501年（南齐永元三年，中兴元年，北魏景明二年），萧衍立萧宝融为帝，是为齐和帝。萧宝卷被杀。

502年（南齐中兴二年，南梁天监元年，北魏景明三年），南齐封萧衍为梁王。萧衍逼和帝让位，南齐亡。萧衍称帝，是为武帝，国号梁，史称“南梁”。

506年（南梁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仇池亡。

509年（南梁天监八年，北魏水平三年），北魏崇佛。

515年（南梁天监十四年，北魏延昌四年），北魏胡太后临朝称制。

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大通元年，北魏孝昌三年），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菩提达摩到广州。

528年（南梁大通二年，北魏孝昌四年，武泰元年，建义元年，永安元年），尔朱荣杀胡太后，北魏大乱。

529年（南梁大通三年，中大通元年，北魏永安二年），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东罗马帝国《民法大全》完成。

534年（南梁中大通六年，北魏永熙三年），北魏孝武帝自洛阳西奔长安，高欢另立皇帝，自洛阳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汪达尔王国被东罗马帝国征服，汪达尔人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

535年（南梁大同元年），北魏宇文泰立魏文帝，史称“西魏”。北魏正式分裂。

546年（南梁大同十二年，中大同元年），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

547年（南梁中大同二年，太清元年），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

548年（南梁太清二年），侯景之乱起。

549年（南梁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任其为大丞相。五月，梁武帝惨死，子萧纲继位，是为简文帝。

550年（南梁大宝元年），东魏亡。高欢子高洋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南梁封侯景为汉王。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

551年（南梁大宝二年），侯景废杀梁简文帝萧纲，又废萧栋，自立为帝，国号汉。

552年（南梁承圣元年），侯景之乱止。

556年（南梁绍泰二年，太平元年），西魏亡。

557年（南梁太平二年），宇文觉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南梁敬帝让位于陈霸先，陈霸先称帝，国号陈。

574年（陈太建六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教，为“三武灭佛”之二，亦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

577年（陈太建九年），北周攻陷北齐首都邺城，北齐亡，北周统一北方。

578年（陈太建十年，北周建德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卒，北周开始陷入混乱。

581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元年），北周静帝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杨坚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隋。

582年（陈太建十四年，隋开皇二年），陈宣帝卒，子陈叔宝继位，是为陈后主。

583年（陈至德元年，隋开皇三年），隋文帝迁都大兴（在今陕西西安）。

589年（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南北朝时代终。

敬请关注

继“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第一帝国”之后，

第三部“世界性文明”。

注释

第一章

[1]本节史实和描述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英）韦尔斯《世界史纲》，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上海辞书出版社《世界历史辞典》。

[2]公元434年，阿提拉与其兄共同成为匈奴王。444年或445年其兄卒，阿提拉成为唯一统治者。443年，他率领匈奴人进兵君士坦丁堡。450年入侵高卢，抵达奥尔良。451年，与罗马、西哥特和法兰克联军会战于沙隆。

[3]请参看（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

[4]比如（英）韦尔斯《世界史纲》即将中国匈奴人称为Huns。但（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一书译者谢焕认为中国匈奴人的英文名应是Xiongnu。

[5]汉匈第一次和亲是在公元前200年，刘渊称王则在公元304年，其间长达504年。历史上，刘邦和刘备都曾称汉王。

[6]以上见《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十五。另请参看（法）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新世界出版社。

[7]见《晋书·刘元海载记》。

[8]见《晋书·刘曜载记》。

[9]见《晋书》之《孝怀帝纪》、《孝愍帝纪》。

[10]见《晋书·刘聪载记》。

[11]见《晋书·孝愍帝纪》。

[1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13]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14]见《晋书·张宾传》。

[15]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八十九。

[16]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下》。

[17]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18]以上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19]见《晋书·王猛传》。

[20]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21]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上》、《王猛传》。

[22]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23]见《晋书·王猛传》。

[24]见《晋书·苻坚载记下》。

[25]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谢玄传》。

[26]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谢玄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

[27]见《晋书·苻融传》。

[28]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王猛传》、《苻融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29]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慕容垂载记》，《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30]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姚苌载记》，《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卷一百六。

第二章

[1]请参看顾准所译（英）林恩·怀德《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原文题为《〈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该文收入《顾准文集》。

[2]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石椁墓中出土的双马镫，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双马镫实物，比欧洲出土的早三百年以上。冯素弗是十六国时期北燕鲜卑化的汉人贵族，死于公元415年。1977年，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北魏中期墓葬出土的陶马俑上绘有一对马镫，亦为拓跋鲜卑人使用马镫的实物见证。

[3]以上据《魏书·序纪》，《北史·魏本纪》，《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叛）·民族卷》，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樊树志《国史概要》，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4]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5]苏维汇王国建立于公元409年，比西哥特王国早，但西哥特是第一个得到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因此这里不将苏维汇王国和公元568年才建立的伦巴德王国计算在内。

[6]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英）戴维斯《欧洲史》。

[7]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

[8]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9]以上请参看《魏书·太祖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范文澜《中国通史》。

[1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11]见《魏书·太祖纪》。

[12]见《魏书》之《清河王传》、《太祖纪》。

[13]见《魏书·太祖纪》、范文澜《中国通史》。

[14]见《魏书·崔玄伯传》。

[15]次于拓跋焘的有两个：拓跋珪在位二十四年，享年三十九岁；拓跋宏在位二十八年，享年三十三岁。

[16]见《魏书》之《世祖纪下》、《南安王传》、《宗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17]见《魏书·宗爱传》。

[18]见《魏书·宗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1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之《考异》。

[20]以上论述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21]崔浩对拓跋晃的态度恶劣，见《魏书·高允传》；拓跋晃与崔浩关系紧张，见《南齐书·魏虏传》。

[22]见《魏书·崔浩传》。

[23]以上见《魏书》之《崔浩传》、《高允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24]陈寅恪先生即认为，崔浩之死既不是因为夷夏之辨的民族问题，也不是因为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而是因为社会阶级问题。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25]见《魏书·高允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26]见《魏书·高允传》。

[27]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同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28]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29]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30]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按：冯太后政变是在北魏天安元年（466）二月二十五日（庚申），拓跋宏出生则在皇兴元年（467）八月十四日（戊申）。因此即便拓跋宏系冯太后之子，政变时也不会怀孕。

[31]以上见《魏书》之《任城王云传》、《李冲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

[32]见《魏书》之《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李冲传》，同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33]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34]见《魏书·高祖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35]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37]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

第三章

[1]在位时间只有一年的是南齐海陵王萧昭文，两年的是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南齐郁林王萧昭业、南齐和帝萧宝融，三年的是宋武帝刘裕、宋少帝刘义符、宋顺帝刘准、梁简文帝萧纲、梁敬帝萧方智、陈武帝陈霸先、陈废帝陈伯宗，四年的是齐高帝萧道成、齐东昏侯萧宝卷、梁元帝萧绎，五年的是齐明帝萧鸾，六年的是刘宋后废帝刘昱，八年的是宋明帝刘彧、陈文帝陈蒨、陈后主陈叔宝，十二年的是宋孝武帝刘骏、齐武帝萧赜，十五年的是陈孝宣帝陈顼，三十年的是宋文帝刘义隆，四十八年的是梁武帝萧衍。以上数据根据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

[2]十三个死于非命的皇帝是：宋少帝刘义符，被权臣所杀；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所杀；宋前废帝刘子业，被侍卫所杀；宋后废帝刘昱，被权臣所杀；宋顺帝刘准，被新皇帝所杀；齐郁林王萧昭业，被宗室所杀；齐海陵王萧昭文，被宗室所杀；齐东昏侯萧宝卷，被禁卫军所杀；齐和帝萧宝融，被新皇帝所杀；梁武帝萧衍，被叛兵软禁而死；梁简文帝萧纲，被叛兵所杀；梁元帝萧绎，被外敌所杀；梁敬帝萧方智，被新皇帝所杀。

[3]这六个小皇帝是：宋前废帝刘子业，十七岁；宋后废帝刘昱，十五岁；宋顺帝刘准，十三岁；齐恭王萧昭文，十五岁；齐和帝萧宝融，十五岁；梁敬帝萧方智，十六岁。

[4]见《陈书》之《后主纪》、《废帝纪》。

[5]请参看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6]见《魏书》目录。

[7]见颜之推《颜氏家训》。另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8]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9]见《晋书·孙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当时，孙恩军中妇女溺杀婴儿时会说：祝贺你早登仙堂，我随后就来找你。可见孙恩军实为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

[10]见《晋书·王凝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11]见《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贤媛》。

[12]以上事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之《桓玄传》、《刘牢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观点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

[13]见《宋书·武帝纪》、《晋书·刘牢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4]关于京口的战略地位以及北府从广陵移镇京口的意义，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

[15]见《晋书》之《刘牢之传》、《刘敬宣传》。

[16]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7]据《晋书·安帝纪》，桓玄进入建康，杀执政司马元显等人，是在元兴元年（402）三月；兵败被杀，在元兴三年（404）五月。

[18]据《晋书·安帝纪》，桓玄称帝，是在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二十九（壬辰）；刘裕起兵，则在次年二月二十三（乙卯）。

[1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0]以上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之《桓玄传》、《刘牢之传》、《刘毅传》、《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1]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魏书·崔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22]见《宋书·傅亮传》、《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23]见《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24]据《宋书·武三王传》，刘裕七子，长子少帝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宋文帝刘义隆。

[25]见《宋书》之《徐羡之传》、《傅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26]见《宋书》之《文帝纪》、《徐湛之传》、《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7]据《宋书·文九王传》，文帝刘义隆十九子，长子刘劭，次子刘濬，三子刘骏。

[28]见《宋书》之《孝武帝纪》、《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9]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傅乐成《中国通史》。

[30]见《宋书·顺帝纪》、《南齐书·王敬则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31]见《南齐书·和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

[32]见《梁书·武帝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3]见《梁书·侯景传》、《南史·侯景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4]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5]侯景起兵在太清二年八月戊戌，台城陷落在次年三月丁卯。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7]见《梁书》之《萧坚传》、《萧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8]见《梁书·武帝纪下》。

[39]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0]见《梁书·柳仲礼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1]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43]王复故事见颜之推《颜氏家训》。

[44]见《南史·萧宏传》。

[45]这个问题亦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46]见《梁书·武帝纪下》，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7]见《南史·萧宏传》。

[48]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第四章

[1]关于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顾准先生有详尽而权威的论述，请参看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2]关于“文化”一词的本义，见刘向《说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关于广义的道教，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3]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4]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可以采信。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5]与本书观点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创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没有佛教的影响也会诞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编《真诰》二十卷，就有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

[8]东汉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学的口气。请参看《后汉书·襄楷传》。

[9]见《大智度论》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

[10]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该文附录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11]以下关于佛图澄事迹，均见《晋书·佛图澄传》，并请参看《魏书·释老志》、《高僧传·佛图澄传》、《世说新语·言语四十五》及刘孝标注引《澄别传》、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图澄条。

[12]和尚是梵文“邬波驮耶”的不确切音译，也写作“和上”。上与尚都有崇高的意思，因此“和尚”也是意译。邬波驮耶在印度原为“师父”的俗称，中国佛教经典一般用于对佛教师长的尊称，后来变成对僧人的通称。

[13]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传》。

[14]见《高僧传·佛图澄传》。

[15]见《晋书·佛图澄传》。

[16]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

[17]太平道的创立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以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标志，时间在顺帝时期；另一种认为以张角传教为标志，时间在灵帝时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18]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19]以上见《魏书·释老志》。

[2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

[21]见《魏书》之《世祖纪》、《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关于寇谦之建天师道场的时间，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称在424年，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称在425年，《资治通鉴》无记载。

[22]见《魏书·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23]见《魏书·崔浩传》。

[24]见《魏书·释老志》。

[25]见《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26]见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并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27]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石窟约有二十多处，每处洞窟或数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较有名的还有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2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次数，《梁书·武帝纪》记为三次，《南史·梁本纪中》和《建康实录》记为四次，分别是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

[29]梁武帝要求群臣称自己为皇帝菩萨，见《魏书·萧衍传》。

[30]见《南史·郭祖深传》。

[31]梁武帝之前，中国佛教徒往往按照小乘佛教《十诵律》规定，允许吃“三种净肉”（即不为吃肉而故意杀生之肉）。梁武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按照大乘佛教主张禁止荤腥，此为中国佛教徒完全吃素之始。

[32]见《晋书·佛图澄传》。

第五章

[1]见《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2]这两路大军是：贺若弼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渡江攻下姑孰（今安徽当涂），分兵夹击建康。

[3]以上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4]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隋书·高熲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5]秦始皇灭齐，在公元前221年；董卓入京，在公元189年；隋文帝灭陈，在公元589年；朱全忠灭唐，在公元907年。

[6]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7]公元573年，陈宣帝伐北齐，江北诸郡次第克复。579年，北周攻克寿阳，又尽收陈江北之地。

[8]见《南史·陈本纪下》。

[9]见《隋书·高祖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0]见《南史·孔范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1]此曲也叫《后庭花》，传为陈叔宝填词，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另《旧唐书·音乐志》称：“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杜牧《泊秦淮》亦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2]见《南史·陈本纪下》。

[13]北周武帝宇文邕攻陷邺城是在建德六年（577）正月，去世是在建德七年（578）六月。

[14]通向再统一的道路几乎重现了秦的轨迹，这是樊树志先生的观点。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15]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16]比如《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的按语就说：“刘备与权（孙权）并力，共拒中国（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皆肃（鲁肃）之本谋。”

[17]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在公元25年，刘曜攻陷洛阳在311年。

[18]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19]比如刘渊始都平阳，刘曜又迁都长安；石勒始都襄国，石虎又迁都邺城；北魏都平城，后来又迁都洛阳。

[20]公元604年，隋炀帝弑父继位，定洛阳为东都。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迁都洛阳。

[21]所引分别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六、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22]当时中华与中夏意思完全相同，如傅奕称“羌胡异类，寓居中夏”；杜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播迁凉土”。

[23]关于罗马，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

[24]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罗马跟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请参看其所著《全球通史》。

[25]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樊树志《国史概要》。

[26]把刘裕称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是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27]见《南史·王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28]颁布占田令，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见樊树志《国史概要》；颁布占客令，是在东晋大兴四年（321），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29]如《三国志·邓艾传》即称：“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卫顗传》则称：“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又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3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31]汉代地方官与僚属之关系有如君臣，见钱穆《国史大纲》。

[32]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及阎步克为该书所写推荐序。

[33]史学家一般认为，南北朝社会阶层是四个。如傅乐成《中国通史》称四个阶层为世族、平民、部曲、奴隶，邹纪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称四个阶层为士人、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但这样的说法均无法体现出士庶之别，因此本书持五阶层说。

[34]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35]《法学汇编》又译《法理汇要》；《法学总论》又译《法学阶梯》，或称《法学家指南》；《法令新编》又译《新律》。

[36]基督教会承认的罗马帝国“大帝”只有三个：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见（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37]关于这段历史，西方史学家著述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38]查士丁尼生于公元482年或公元483年，死于565年，527年成为皇帝。

[39]公元502年，梁武帝制定雅乐；505年，设立五馆；512年，制成五礼。梁武帝的制礼作乐，让北方士族都感到羡慕。

[40]周武帝遗诏则称：“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见《周书·武帝纪下》、《北史·周本纪下》。

[41]奉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的儒家伦理是苏绰对宇文泰的建议。他的全部主张，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称为六条诏书，见《周书·苏绰传》。另据称，宇文泰曾这样评价宇文邕：“成吾志者，必此儿也。”见《周书·武帝纪上》、《北史·周本纪下》。

[42]梁武帝的说法见其所著《舍事道法诏》，周武帝的说法见《周书·武帝纪上》，曾经以道教为最上则见《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同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43]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四《谏周祖沙汰僧表》，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

[44]见《周书·武帝纪上》。

[45]见《大正藏》卷五十二。

[46]见《广弘明集·辩惑篇》。

后记

[1]请参看拙著《大话方言》。

[2]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鲁迅《北人与南人》。

[3]见林语堂《北方与南方》。

易中天中华史：南朝，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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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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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定局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定局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339-4278-6

Ⅰ. ①隋…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通俗读物 Ⅳ. ①K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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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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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78-6

定价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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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第一章 隋炀帝

第二帝国

血案与疑团

败家子

那个昏夜

大运河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玄武门之变

天可汗

贞观路线

新政治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三省六部

政事堂

权力的制衡

科举

第四章 混血王朝

异类帝国

西域情

吐蕃义

生意人回纥

半盘胡化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偷渡客

国际化都市

文化航母

命运与选择

本卷大事年表

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第一章
隋炀帝

第二帝国

跟之前那动乱的四百年一样，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隋唐也是由一系列阴谋和杀戮开场的。隋文帝杨坚杀了北周的皇帝和皇族，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则杀了自己的哥哥（唐太宗还杀了弟弟）。此外，隋文帝杨坚是否死在隋炀帝杨广手上虽尚无定论，但杨广被亲信和亲兵所杀则确凿无疑。

所谓青史，斑斑血迹。

然而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开出的却是绚烂无比的文明之花。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大唐毋庸置疑地代表着中华的鼎盛与辉煌，因此有理由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性符号或者代名词。比方说，海外华人的聚集区被叫做唐人街，某种中国特色的服装则被称为唐装，尽管那样式与大唐毫不相干。

与之相对应的，是隋往往被遗忘。

就算记得住，也只有炀帝的“昏暴”。

昏暴是唐人对杨广的盖棺论定。在此之前，杨广其实是有谥号的：明皇帝。也有庙号：隋世祖。可惜这两个体面的称号系由隋帝国的洛阳留守政权所给出，因此很快就被新建立的唐王朝推翻，改谥为炀。[1]

从此，他被叫做隋炀帝。

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依照《谥法》，炀的意思有三种：好内远礼（贪恋女色不遵礼法），去礼远众（破坏礼制背弃公众），逆天虐民（违背天理虐待人民）。有前两条就是昏，有后一条则是暴。根据后世的描述、演绎和普遍看法，杨广大约是兼而有之，既昏又暴。[2]

不知道李渊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评价杨广。没错，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说得一团漆黑。这已经几乎是所有短命王朝或亡国之君难以逃脱的宿命。然而，其他那些末代君主，得到的谥号大多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跟杨广一样声名狼藉的只有夏桀和殷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3]

更让杨广难堪的是，炀，原本是他送给陈朝后主陈叔宝的谥号。这对于那位声色犬马的昏君倒是恰如其分。不要忘记，那家伙不但在即位之后只知道醉生梦死，便是在做俘虏时怀里也抱着两个漂亮女人。

把这个谥号送给陈叔宝的杨广，也有资格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因为他不但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也是当年灭陈部队的大元帅，亲眼目睹了陈叔宝的荒淫无耻和昏庸无能。只不过，杨广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下场会更惨，送给陈叔宝的恶谥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唐人甚至说，两位炀皇帝相逢于九泉，恐怕不合适再讨论《玉树后庭花》了吧？[4]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

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5]

这很不公平。

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

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6]

更何况，正如汉帝国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隋王朝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没有前面的秦，就不会有后面的汉；没有前面的隋，也没有后面的唐。事实上，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不但以隋为鉴，更是以隋为师，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反面教员。[7]

隋，可谓时间短暂，内容丰富。它是短命的，也是不朽的。西晋才叫作昙花一现。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不是统一的大帝国。[8]

能够比较的，是秦。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9]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

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大体上说，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秦和隋），然后变成世界帝国（汉和唐）；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宋和明），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元和清）来输血和救场。也就是说，上半段是上坡路，下半段是下坡路，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前开放后收敛，前上升后下滑，前动荡后稳定，元与明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也很明显：宋元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明清两代却是“有政府无宰相”，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宋元与明清不能混为一谈，秦汉与隋唐就更不能。所以，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第一帝国秦汉，四百四十一年；第二帝国隋唐，三百二十六年；第三帝国宋元，四百一十六年；第四帝国明清，五百四十三年。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只能“计划单列”。[10]

这三百六十九年，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11]

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

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这就让史家和公众纠结：只看见后期的恨不能鞭尸三百，只看到前期的则力主翻案。[12]

不过这并不重要。杨广是该被称为炀皇帝，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其实毫不关我们的痛痒。重要的是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又都得从炀帝之死说起。

血案与疑团

隋炀帝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甚至就连陪都也算不上。隋的陪都其实是洛阳。洛阳和江都，都是隋炀帝的最爱。他即位之后就立即下令营建洛阳，运河开通后又三下扬州，被杀之前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便都是证明。[13]

但，炀帝喜欢江都，不等于骁果也喜欢。

骁果就是御林军，意为骁勇果毅。作为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他们配置精良，个个头戴金盔，臂刺血鹰，骑着汗血马，身强力壮武功非凡，却对江都没有兴趣。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来扬州玩玩可以，老死江都，不干。

隋炀帝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实际上是回不去。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时，他的事业就已经从巅峰跌入了低谷。征高句丽民怨沸腾，巡突厥则差点被俘，炀帝却不思悔改继续一意孤行，结果是从贵族到农民全都跟他反目为仇。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炀帝被杀那年，天下大势对杨广已十分不利：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大河上下叛军遍野，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也被唐公李渊占领，并另立隋帝，改元义宁。这个时候，炀帝就算回到西北又能如何？难道真去表哥李渊和孙子杨侑（读如又）那里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骁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一开始并无意造反。他们的打算是开小差，约定日期集体逃亡。毕竟，隋炀帝平时待他们不薄。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为这支部队在江都就地解决了性生活问题。因此，如果不是由于炀帝身边出了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事情的结果也许就会两样。[14]

白眼狼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化及、智及和士及，是许国公宇文述的宝贝儿子。作为鲜卑贵族、关陇豪门和开国元勋，以及夺嫡斗争中的杨广死党，宇文述深受炀帝信任。于是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弹冠相庆飞黄腾达，尽管他们原本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其中两个还犯有死罪。但，宇文述临终前的含泪哀求，让隋炀帝的心软了下来。[15]

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总之，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逃亡不是办法，造反才有出路。我们知道，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因此，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16]

兵变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三月十一日凌晨，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

炀帝说：你要杀我吗？

令狐行达说：臣不敢，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

说完，令狐行达放下武器，扶隋炀帝下楼。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

隋炀帝说：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走。

裴虔通说：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

于是，裴虔通牵来一匹马，要隋炀帝去见群臣。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死活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

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才成为兵变领袖的。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把那人牵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隋炀帝坦然地说：天子自有死法，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炀帝曾经对她们说，将来万一有难，你们先喝，朕接着喝。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

隋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亡国并不奇怪。就连炀帝，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来砍呢？[17]

但，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信息是泄露了的，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萧皇后却只是说：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萧皇后便说：天下事已不可收拾，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18]

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换句话说，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

呵呵，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也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19]

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我们知道，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得到的回答是：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萧皇后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不该无罪。因为她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高祖是梁武帝萧衍，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萧詧 （读如察）和父亲萧岿（读如亏）都是后梁皇帝。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影响力也众所周知。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那么，作为六宫之主，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岂能无罪？

然而，无论弑君的御林军，造反的窦建德，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毫无疑问，萧皇后聪慧、柔顺、节俭、识大体、善解人意，堪称温良恭俭让，确实让人敬重。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20]

这个疑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炀帝自己，恐怕就更想不通。

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21]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22]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23]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24]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25]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26]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27]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28]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29]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30]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31]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32]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33]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34]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35]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36]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37]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38]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39]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40]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41]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42]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44]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45]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46]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47]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48]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49]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50]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隋炀帝躲在江都时，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

这是大业十三年（617）的春夏之交，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据历阳，窦建德加冕称王，梁师都据郡起兵，刘武周兵进汾阳，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逼东都，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洛阳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1]

太原非同小可。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它也被称为北都（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李渊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是表哥。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亲兄弟都能骨肉相残，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盘。太原北面是突厥，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东有窦建德，西有梁师都，南有李密，北有刘武周（见下页图）。因此隋炀帝认为，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

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渊会跟突厥勾结。

不过，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2]

然而突然之间，他说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逼出来的。某个春意盎然的晚上，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当时，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叫晋阳宫。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副监宴请总监，理所当然。

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动了皇帝的女人，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

裴寂说：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还告诉李渊，造反时机成熟，准备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

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既然我儿确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听他的吧！[3]

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要问，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如果在宫内，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宫外，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领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轻信。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官方史学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伪证。这就像《三国演义》为了抬高诸葛亮，不惜丑化周瑜，矮化刘备、孙权、鲁肃。[4]

可惜假的就是假的，手段再高明也会穿帮。

穿帮是在时间表上。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当李世民在一段时间之后向李渊旧话重提时，被“绑架革命”的李渊却翻脸不认人，拿起纸笔要写状子将李世民送进官衙。

世民说：大人一定要举报，儿不敢怕死。

李渊说：我哪里忍心，你不要乱说就是。

世民只好反复劝进。李渊这才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是化家为国也由你！[5]

按照这个说法，太原起义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倒可以“胁从不问”的。但是请问，裴寂请客吃饭之后，李渊把那些宫女收编了吗？如果收编，则造反的决心已下，不必再装糊涂。如果没有，则他们制造李渊“被嫖娼”一案岂非多余，既诬陷了高祖，也诬陷了太宗？[6]

如此信口雌黄，学术良心何在？

利令智昏而已。

这里说的“利”当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按照这个利益的需求，史学必须具有鉴戒意义。这就只能做整容手术，比如妖魔化隋炀帝，神圣化唐太宗。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不是帝国官方史学的职业道德。

顺便说一句，以史为鉴，正是唐太宗的主张。

可怜他爹，也只好去做窝囊废。

然而黑白不容颠倒。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李渊绝不是糊涂虫，更不是窝囊废。他的糊涂和窝囊是装出来的，觊觎之心反倒早已有之。否则，他为什么要李建成和李世民兵分两路，一个去潜结英俊，一个去密招豪友？[7]

按兵不动，只是为了稳操胜券。

因此，一旦看准时机，他就会动如脱兔。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已经看出李渊有异动迹象的两个副留守，准备按照隋炀帝的监视命令对其采取行动，却被李渊逮捕杀掉，罪名自然是捏造的。这时，他可没有片刻犹豫和手软。

这样看来，贞观史臣和司马光们的篡改历史，真可谓弄巧成拙，反倒显得世民少不更事，李渊老谋深算。实际上李渊就像当年的孙权，比谁都沉得住气。正如王夫之所说，他是处至危之地，观天下之崩，伺机而动，以求一逞。[8]

而且一旦动起来，就比谁都狠。

没错，他盯住了长安。

长安本是帝国的首都，只是由于隋炀帝要打通南北重整山河，政治中心才东移到了洛阳。这就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一线，成为逐鹿中原之各路诸侯的必争之地，长安反倒被人遗忘。在那风云激荡的年头，长安也像太原一样出奇地安静，成为一个死角或者真空地带。

然而长安毕竟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拥有长安，以长安为新王朝的发祥地，对于李渊这样的武川军阀、周隋故旧和关陇勋贵，不但名正言顺，而且驾轻就熟。何况镇守长安的是十三岁的代王杨侑，李渊想要，岂非囊中取物？

李渊却没有轻举妄动，他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首先是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协议：攻下长安后，土地人民归李渊，女人财宝归突厥。这当然因为突厥在北，长安在南。从太原南下取长安，如果被突厥抄了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李渊也谢绝了突厥准备派遣的大军，只接受了他们的马匹。他可不想引狼入室受制于人。[9]

搞掂了突厥，李渊又去忽悠李密。他写信给自命为反隋盟主的李密，表示衷心拥戴他奉天承运，自己只要能再封于唐就心满意足。于是骄狂的李密不再留意李渊，一心一意攻打洛阳，反倒成了替李渊阻拦东路兵锋的挡箭牌。[10]

最重要的一招，是举义旗不举反旗。李渊宣布，南下的目的是复兴隋室，立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这就规避了人臣造反的罪名，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炀帝一死，他就立即撕下假面具，毫不客气地做起皇帝来。

隐患都已排除，现在可以动身。

七月初五，李渊率军三万誓师南下。十一月初九，攻克长安。次年三月十一日，杨广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一个王朝倒下了，另一个王朝站起来，只不过这新王朝还必须再接受一次血雨腥风的洗礼。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长安。

清晨的阳光照例洒在通往皇宫的路上，路边伫立的禁卫军有如兵马俑般面无表情。一切都跟往常一样。骑在马上并肩而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似乎也很坦然，尽管头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李世民在父皇面前告了他俩的刁状。[11]

但，这又不是头一回。

是的，建国八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势同水火。原因很简单，从太原首义到统一中华，李世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可以说，大唐的天下至少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然而按照宗法制度，储君却只能是李建成。

这就不要说李世民不服，天下人不服，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不服，就连李建成自己都忐忑不安。没错，他是嫡长子。不过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本钱呢？就算将来能够顺利接班，李世民也未必安分守己俯首称臣。

好在，有李元吉支持自己。

皇四子齐王李元吉为什么会站在李建成一边，恐怕只能是一个谜。正史的说法，是他打算先干掉李世民，然后再取李建成而代之。可惜就连所谓正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李世民幕僚的道听途说。是否属实，死无对证。

当然，真正重要的还是李渊。

李渊态度暧昧。在李建成看来，父皇至少也是防范李世民的，因为李世民功高震主已是不争的事实。幸亏他是皇帝的亲儿子。如果是韩信，恐怕早就兔死狗烹了。

奇怪的是，李世民并不韬光养晦，反倒十分张扬。武德四年（621）六月，打了胜仗的他甚至高调举行了入城式。李世民自己身着黄金盔甲骑马走在前面，李元吉等二十五名将领紧随其后，一万名铁甲骑兵如同黑色森林，三万名武士浩浩荡荡走进长安，队伍之长竟排出两公里以上。[12]

这真是好大的排场！

如此耀武扬威，给谁看呢？

李建成心知肚明，李渊更是眼睛雪亮。奇怪的是，他却突发奇想，提出让李世民带领自己的人马驻扎洛阳，并使用天子的旗号统治今天陕西省以东的所有地区。

高祖的说法是：东西两都，天下一家。

但，这哪里是天下一家，分明是国家分裂。这个方案如果当真实行，大唐就会像狄奥多西一世死后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不过，两罗马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两个首都相距甚远。洛阳和长安却只有咫尺之遥，岂能不刀兵相见？

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出此昏招？

直接的原因，据说是李建成宴请李世民时，在酒里下了毒（具体下毒人不详）。李世民饮酒之后吐血数升，被参加宴会的淮安王李神通扶回了秦王府。李渊闻讯前来探视，不忍心再看见他们兄弟手足相残，才提出了这个方案。

然而此说可疑。

我们要问：李建成如果真要毒死李世民，哪里还能让他走出东宫，又怎么会请来一位身为叔王的目击证人？李渊来探视时，为什么并不追究投毒案，只是告诫建成以后不要让弟弟过量饮酒？因此，这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苦肉计。[13]

李渊当然不傻，他反过来给李世民设了局中局：现在就分你一半江山，你要不要？如果要，那就是有野心。

结果，李世民的心思被李渊看破。

于是，当李元吉又来怂恿父皇杀掉李世民时，李渊的回答竟是：那个人功高盖世，杀他有什么名目？

看来，李渊也有杀心。

知道了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六月三日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一天太白金星滑过了天空。有关部门立即向李渊密报：天象显示，秦王当有天下。

于是李渊召李世民进宫，向他出示报告。

此说同样可疑。有关部门的密报，为什么要拿给李世民看？要知道，当有天下，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将来。是将来就该立他为储，是现在就得当机立断，李渊对这个密报到底作何理解？但无论哪种，都用不着给李世民看。

李渊的做法不可思议，李世民的奏对也答非所问。他的回答竟是：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这可真是中国逻辑。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跟太白金星滑过天空又有什么关系？然而正是这逻辑不通，让李渊方寸大乱。恼羞成怒的皇帝只好放过天象，先解决后宫问题。

他宣布：明天开会，当面对质。

消息立即就传到了建成和元吉那里。但是他们不怕，因为李世民根本就无法举证。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就连李渊，说不定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李世民根本就没打算对质。

第二天早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坦然进宫，一直走到玄武门外才感觉不对。他俩立即掉转马头准备逃回东宫，却发现自己走投无路，李世民的悍将已将他们团团围定。[14]

太子和齐王，中了埋伏。

情急之下，李元吉决定先发制人。他拿起弓箭，准备擒贼先擒王，却哆哆嗦嗦拉不开弓。相反，李世民的表现要沉稳得多。他不慌不忙叫住掉头就走的大哥，不知道跟李建成说了些什么，然后就一箭射穿了他的喉咙。

接着，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敬德也射杀了李元吉，还把元吉和建成的脑袋都砍了下来。结果，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人赶来救援时，尉迟敬德只是把这两颗人头亮了出来，大部分救援部队便溃不成军，一哄而散。

于是，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见皇帝。

皇帝陛下此刻正在游船上，身边是几位重臣。也许，他们是想在上朝之前统一思想。只不过没人想到，尉迟敬德竟会从天而降，而且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满脸血污。

李渊当然大吃一惊。他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因此开口就问：外面是谁作乱？

尉迟敬德答：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正在平定。

李渊又问：你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答：保卫陛下。

李渊松了一口气。[15]

只要不是来杀自己的，当然一切都好商量。

李渊便问宰相裴寂：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

裴寂没有说话。[16]

另外两位却异口同声：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若能立为太子付以国务，则陛下如释重负，苍生欢欣鼓舞。[17]

李渊说：这正是我早想做的。

是吗？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尉迟敬德戎装持械擅自闯宫，已经触犯刑律。因此同样可以肯定，禁卫军早已归属李世民。尉迟敬德哪里是来护驾，分明是逼宫。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渊就一贯识时务。他马上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手书敕令，将一切指挥权都交给李世民。

直到这时，李世民才应召入宫。

父子相见恍如隔世。秦王扑到皇帝怀中，亲吻着父亲的乳头泣不成声，李渊也老泪纵横抚摸着孝顺的好儿子，双方都心领神会的交易则在抱头痛哭时暗中达成：做皇帝的父亲将交出最高权力，接班的儿子则保证他安享晚年。[18]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19]

现在，杨隋变成了李唐，高祖换成了太宗，一切都那么具有戏剧性，又那么顺理成章，还那么让人疑惑。

其中教训，又在哪里？

天可汗

李渊成在长安，杨广败在江都。[20]

没错，占据长安，再加上尊奉隋室，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相反，背离了关中本位政策，则势必被关陇集团集体抛弃。隋炀帝至死都不明白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

但，杨广不能不营建洛阳，不能不打通南北。他唯一的错误是不该视人民为土芥。因此，当他成为人民公敌时，也只能躲到江都。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把首都长安留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却把太原给了李渊，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突厥（Turks）。

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史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可惜，我们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以狼为部落的图腾，曾经臣服于柔然，为他们在阿尔泰山打铁，因此得名突厥，进入中华史的视野则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八年（542）。

不过到北周时期，突厥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汗国，辖境东至辽河上游，西至中亚里海，北至贝加尔湖。突厥人的国家之所以叫汗国，是因为国王叫可汗（读如克寒）。这个称号是他们从柔然那里学来的，相当于匈奴的单于。

实际上从西魏末到隋初，突厥都是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方的交通和贸易。在西方，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眉来眼去，还相约共灭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又译萨桑王朝）。在东方，他们当然免不了要越过长城前来拜访，而且多半不怀好意，也不会空手而回。[21]

突厥，是匈奴之后的中华北方边患。

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突厥在开皇三年（583）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给了隋帝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大好机会。结果是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俯首称臣，西突厥的泥撅处罗可汗接受招抚，就连世世代代与西突厥为仇的波斯帝国也来表示友好，隋炀帝的外交大获成功。

可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就跟炀帝翻脸。他甚至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以数十万骑兵，将第三次北巡的隋炀帝围在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隋炀帝从此一蹶不振。[22]

始毕可汗却学会了坐收渔翁之利。隋炀帝在他和西突厥之间翻云覆雨，他则在隋帝国动荡之时浑水摸鱼。谁来依附他，他就封谁为天子。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也乐意接受可汗的称号。炀帝用于突厥的手段，被反治其身。[23]

难怪他要把李渊安排在太原，突厥不可不防。

但，突厥固然是北方的狼，李渊也不是看门的狗。他的野心比谁都大，也更狡猾。为了夺取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向始毕可汗俯首称臣，而且此事的主谋就是李世民。[24]

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案底，让李唐君臣耿耿于怀。何况建国以后，始毕可汗仗着他跟李渊的特殊关系，向大唐索求无度，态度傲慢。他的继承人也如此。尤其是颉利可汗（颉读如鞋），更是三番五次前来骚扰。立足未稳的李渊，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虚与委蛇。[25]

显然，不解决突厥问题，将国无宁日。

其实就连玄武门之变，也可能与突厥有关。当时，突厥铁骑包围了乌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或陕西定边县），李元吉被任命为统兵元帅前往救援。李世民却得到线人密报：太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宴会上谋杀自己，自己的爱将尉迟敬德等人则将由李元吉编入部队，在战场上秘密处决。[26]

这样一来，李世民就不得不自卫反击。

当然，这个情报未必可靠。甚至有没有这个情报，恐怕都很可疑。但，玄武门事件之后，突厥就出兵大举进犯则是事实。而且，在遭遇了尉迟敬德的抵抗和拦截后，颉利可汗仍然抵达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

此时，秦王李世民刚刚得到皇位。

实际上，京师戒严与太宗登基几乎同时。这就说明形势的紧迫已容不得李渊父子慢条斯理地行礼如仪，击退突厥的希望则被寄托在一贯英勇善战的李世民身上。问题是，既然猛将尉迟敬德的防线都被攻破，长安城内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兵力，唐太宗又靠什么克敌制胜？[27]

勇敢和智慧。

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派了一名亲信进入长安打探虚实耀武扬威。这名使者宣称，可汗率领的百万雄师已经全部到位。唐太宗则毫不客气地痛斥来人：我与你们可汗曾当面缔结盟约，为什么却不讲诚信？尔等虽是戎狄，也应该长着人心吧？再若自夸强大，我现在就杀了你！

说完，唐太宗将此人关押在门下省，然后带了五位大臣出玄武门，一行六人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走来，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虚龄二十九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弄得他们的可汗十分尴尬。

没过多久，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自己也阵容齐整步调一致，展示着中华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29]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38]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干什么？[39]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41]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年代

州府数

县数

乡数

户数

口数

出处

武德年间

200余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年间

不满300 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十三年大簿

358

1,551

《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

永徽元年

3,800,000

《资治通鉴》卷199，《通典》卷84

神龙元年记账

6,156,141

37,140,000

《资治通鉴》卷208，《唐会要》卷84

开元十四年记账

7,069,565

41,419,712

《资治通鉴》卷213，《唐会要》卷84

开元二十年户部计

7,861,236

45,431,265

《旧唐书》卷8，《资治通鉴》卷213

开元二十二年记账

315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卷3

开元二十八年记账

328

1,573

8,412,871

48,143,609

《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37

天宝元年记账

362

1,528

16,829

8,525,763

48,909,800

《旧唐书》卷9

天宝元年

8,348,395

45,311,272

《册府元龟》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43]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

显然，他是想听到吹捧。[44]

魏徵却说：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说：怎么会呢？

魏徵回答：贞观初年，陛下唯恐听不到忠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兴高采烈地听从。现在虽然也能听取意见，却总是勉勉强强，面有难色，当然比不上从前了。

唐太宗怅然若失：人真是难得自知之明啊！[45]

难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会这么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镜子了。[46]

但，这样的镜子，岂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还是制度。

事实上，隋唐正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代。这一创新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丰富内容，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现在则不妨先做小结：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华史其实是从唐宋开始的。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是春秋战国，也不是秦汉魏晋，更不是五胡十六国，而是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朝代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整体感，浑然一体到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1]

那么，这种整体感又从何而来？

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

科举和三省六部，都是隋唐的制度创新，也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大体上说，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科举则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其中，科举制和六部制一直延续到晚清，持续时间占据了中华帝国史的六成以上。唐宋元明清之所以一气呵成，就因为有这两条线索贯穿始终。

显然，这里面必有奥秘。

奥秘在国家的性质。

从传说中的启废禅让开始，我们民族就告别史前进入了国家时代。以二里头遗址为考古学证据，这个时代至今三千七百年。三千七百年的国家史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并天下之前是邦国时代，秦并天下之后、辛亥革命之前是帝国时代，之后是共和国（Republic）时代。

时代不同，政治和制度也不同。

在邦国时代，国家是封建制，政治是贵族制。名义上得到上天授权的天子将天下分封给诸侯，是为国（邦国）；诸侯再将邦国分封给大夫，是为家（采邑）。诸侯对邦国，大夫对采邑，都享有独立的治权，是为封建。[2]

天子作为天下共主，诸侯作为邦国国君，大夫作为采邑家君，爵位和权力全都在家族内部世袭，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子弟则成为士。他们共同构成一个阶级，是为贵族。

贵族管理采邑叫齐家，治理邦国叫治国，维持国际秩序叫平天下。但，无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尽义务而非被雇用，因为家和国都是他们自己的。因此，他们并无俸禄和薪酬，有可能腐化，不可能腐败，是为贵族政治。[3]

邦国，是贵族的时代。

贵族的时代也有四个阶段：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战国是士的时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贵族阶级每下愈况，邦国制度也终将解体。没有哪种制度和政治会是永恒的，新的国家制度必然诞生。

这就是帝国。

帝国制度的特点是中央集权，普天之下的产权和治权都属于一个人、一个家族，即皇帝和皇族。皇帝之下，士农工商统统编入户籍，叫“编户齐民”。功臣勋贵和皇亲国戚虽然也封王封侯，但封国不再是领地，他们也没有治权。[4]

因此，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理论上已不该存在，实际上也日趋消失。或者说，在帝国时代，权贵阶层是有的，贵族阶级是没有的，贵族政治当然也难以为继。

取而代之的，又能是什么，该是什么？

照理说是皇权政治，秦皇汉武他们也是这样想的。然而中华帝国的幅员是那样地辽阔，人口也如此地众多，完全实行“皇帝一人治天下”的人治，事实上并不可能。

可能的是什么？

官治。

换句话说，官员治国，或官员代理。

这里面略有差别。官员治国，就是皇帝高高在上只做元首，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官僚集团打理。这是儒家的理想。官员代理则是皇帝直接行使治权，官员充当代理人和执行人。这是法家的主张。

毫无疑问，官员治国和官员代理是对立的统一。因为即便是由官僚集团来治理帝国，也只能在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下进行。同样，即便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央政务也得由官员来处分，地方行政也得由官员去代理，皇帝无法包办一切。

因此，帝国的政治，就可以说是官僚政治。

当然，也可以说是皇权政治。

贵族政治则只能下课，矛盾和腐败也应运而生。因为贵族治国齐家，其实是自己管自己，相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便有斗争，也是争夺承包权。包括后来诸侯发动兼并战争，大夫鲸吞国有资产，本质上都如此。

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却从来就是责权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国家到底是谁的？就模棱两可。一方面，大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岂非产权不清？[5]

权属不清，就责任不明，左右摇摆。结果，如果皇帝强势，就是皇权政治；皇帝弱势，就是官僚政治。

同样，由于天高皇帝远，九五至尊对许多具体事务都鞭长莫及，这就给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广阔空间。再加上官员在帝国这家公司并无股份和分红，势必利用代理皇权的机会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终致腐败不可遏止。

这是帝国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变革，直接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以儒生为基本队伍的官僚集团，总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权力。这不仅是利益驱动，更是理想使然。在他们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贞观之治备受推崇，原因也就在这里。

可惜历史上既有开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汉武和朱元璋。王道是从来就敌不过霸道的，皇权与官治之争也将贯穿始终，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还是谁成为统治阶级。

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这是最重要的历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种地主阶级才最适合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经过了漫长的实验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贵族地主阶级，时间在秦汉。这丝毫都不奇怪。毕竟，秦汉是第一帝国，刚刚从邦国时代过渡而来，贵族地主正好充当中介。因此西汉初年，便是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掌朝政，勋贵出身的列侯担任宰相竟成为惯例。

这当然并不符合帝国的本性，于是有刘邦和吕后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夺权。实际上，汉武帝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贵族地主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遗憾的是，他们防得了功臣，躲不过外戚，掌握政权的还是贵族地主。

不过，汉武帝毕竟独尊儒术了，读书做官也逐渐成为风气和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阶级。这样一来，与皇家平分天下的，便由功臣集团和外戚集团变成了名门望族，并终于形成门阀政治。

门阀是一种半官僚半贵族政治，真正的官僚则应该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不能与皇权相抗衡，因此他们不能出身高贵。也因此，寒门庶族，即庶族地主阶级才是合适的，门阀制度则不过承前启后。

制度变革的背后，是历史的走向。

现在，贵族地主和士族地主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唐宋元明清将是庶族地主的时代，隋唐则是转折的紧要关头。

这就有了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即科举制，目的是确保庶族地主能够替代士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即三省六部制，目的是实现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和谐与平衡。

如此创新，当然非同小可。

那么，什么是三省六部？

这种制度，又为什么能摆平皇权与官僚？

三省六部

简单地说，三省六部就是隋唐两代的中央政府。其中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则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职能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个制度意义重大，其影响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部门仍然叫部，日本的则仍然叫省。[6]

那么，什么是省？

省的本义是后宫。魏晋隋唐时期，王朝中枢建筑群的最前面（南端）是皇城，有太庙、社稷、官署、衙门。中部为宫城，是皇帝会见群臣之处。最后面（北端）为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的私密空间，非有特旨严禁入内，所以称为禁或禁中。西汉元帝时，为了避皇后之父的名讳，改禁为省，从此禁省通用，或称禁，或称省，或称禁中，或称省中。

显然，省，原本不是政府。

禁省成为政府机构，要拜汉武帝所赐。此人为了从宰相手里夺权，变官僚政治为皇权政治，发明了“一国两府”的政治体制：宫外以宰相为首组成“外朝”，宫内以大司马为魁组成“内朝”，内外共理朝政（详见《汉武的帝国》）。

毫无疑问，这是两套班子。

两套班子是早就有的。汉初，皇帝与宰相分工明确各得其所。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宰相所处为府（相府），机构为曹；皇帝所处为宫（皇宫），机构为尚，分别叫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很清楚，六尚基本上都是管生活的，与相府之十三曹并不矛盾。

汉武帝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一方面，他从朝中选调能员担任尚书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任命大司马主持工作参与密谋（西汉叫“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结果自然是大司马和尚书的意见变成国策，尚书也由秘书班子变成决策班子，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

一国两府由此诞生，尚书的地位也从此改变。

不过，由大司马领导主持“尚书事”并不正规，领录尚书事也不是官衔，以人事代制度更非长远之计。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便干脆建立尚书台，也叫台阁。从此，尚书不再是宫廷秘书或临时事务，而是正式的国家机关。

尚书事（事务）变成尚书台（机构）以后，一国两府就成了制度。但，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可怎么办公呢？也很简单：宰相保留官职，政务交给台阁。换句话说，三公的相府徒有其名形同虚设，尚书的台阁才是真正的枢机。

因此，到曹魏黄初三年（222），尚书台便移出宫外，正儿八经地成为了中央政府。到西晋或刘宋，它又变成了尚书省。尚书台为什么能改名为尚书省？因为台和阁都是皇家建筑，只不过台在禁省之内，阁在宫城之中，所以台阁又叫台省。改台为省，不过是换了称呼而已。

中书省的来历也差不多。

汉武帝让尚书越权去管朝政，原来由尚书所做收发保管文件的工作，只好派给别人，这就是中书。但是，领导主持“尚书事”的大司马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之后，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皇帝又受不了。因此，汉宣帝刘询便效法他曾祖父武帝的办法，用中书去取代尚书，把大司马架空。

这当然是担任大司马的外戚不能接受的。所以到成帝建始四年（前29），他们又把权力夺回尚书台。到曹魏时期，由于尚书台移到宫外，宫内不能没有秘书处，身边不能没有自己人，魏文帝曹丕便将秘书令改称为中书令，把官署设在宫中，叫“中书监”，晋以后叫“中书省”。

结果怎么样呢？

一如前例。宫禁之中的中书省，逐渐取代宫禁之外的尚书省成为决策机关，时人谓之“凤凰池”。一个官员，如果由中书令变成尚书令，是要被视为明升暗降的。

中书省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府，当然又不行，门下省便冒了出来。门下省的前身是侍中寺，曾与东寺和西寺合称“禁中三寺”，东汉末年改称侍中省，曹魏时与散骑省并为“禁中二省”。到东晋哀帝时二省合并，就是“门下省”。

门下省的本职工作，主要是负责皇帝的日常事务。但因设在内廷，近在帝侧，万机之事，无不预闻，又成为新的政府替代者。北朝的门下省长官，更是成为实际的宰相。

这就是三省的来历，重要性则没有一定之规，全凭皇帝高兴。不过，大体上是东汉重尚书，南朝重中书，北朝重门下。到隋唐则三省并重，一起成为中央政府。称谓也沿袭汉代尚书台旧例，称为台阁或台省。唐高宗时，又把尚书省叫中台，门下省叫东台，中书省叫西台。

当然，这时的门下省，早已移到宫外。

移出宫外的三省三足鼎立。中书和门下面对面，门下省在东，中书省在西，合称两省或北省。尚书省则位于承天门大街，在中书门下之南，又称南省或南宫。

三省当中，尚书省的级别最高，长官尚书令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读如夜）从二品。这当然因为尚书省出道最早又管事最多，直到隋代仍然是总揽一切的机关，高颎和杨素便是以左右仆射的身份成为隋的宰相。

尚书省的规模也最大，下辖六部二十四司。其中，吏部管官员，相当于组织部或人事部；户部管度支，相当于财政部兼民政部和商务部；礼部管祭祀和教育，相当于文化部兼教育部再加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兵部管军政，相当于国防部；刑部管刑律，相当于公安部和司法部；工部管营造，相当于建设部兼交通部、农业部、水利部。

六部的长官都叫尚书，正三品。副长官都叫侍郎，正四品（吏部侍郎正四品上）。每个部下面还有四个司，司官都叫郎中，从五品上；副司官都叫员外郎，从六品上；其下为主事，从九品上。六部二十四司，每部第一司即为本司，比如吏部第一司为吏部司，户部第一司为户部司，等等。

这六个部，在尚书省分左右两边办公，两边各有一个分管领导和秘书长。吏、户、礼为左，兵、刑、工为右，领导和秘书长则分别为左右仆射和左右丞（正四品）。左右丞只负责协调具体事务，大事则必须向左右仆射请示汇报。

除分管领导和秘书长外，尚书省还有一个总办公厅，叫都省，也叫都堂。各部的办公厅，则叫部堂。六部尚书和侍郎，每天上午都要到都堂集中开会，下午再回本部办公。如果尚书要出席国务会议，就由侍郎主持工作。[7]

显然，这是一个严密而精致的体系，因此从隋唐到明清基本保持不变。六部的部数、部名、职能、排序、结构和官衔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官阶和权力。简单地说，官阶是清代最高，权力则明代最大，但这已是后话。[8]

明清两代六部位高权重，不仅因为经过隋唐和宋元四朝的实践，完全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还因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不再有中间环节。六部直属皇帝，共同组成中央政府，当然与隋唐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明清两代也只是名义上没有宰相。明的内阁和清的军机，其实是没有名分的宰相，或者说是不伦不类羞羞答答的半个宰相。这当然是皇权政治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帝国制度的彻底灭亡。

隋文帝和唐太宗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言人，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改变制度创造历史。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漂亮。可以说，正是由于制度设计的合理和成功，他们才创造了世界性文明。

那么，隋唐政改的紧要之处又在哪里？

政事堂

要说隋唐，先得看汉。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是三公九卿。三公，在西汉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在东汉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他们都是宰相。九卿则是九个或九个以上的部门负责人，相当于政府部长。三公有府，公府相当于三省；九卿有寺，卿寺相当于六部。隋唐政改，就是要以三省六部取代三公九卿。尽管为了这一天，魏晋南北朝准备了三百六十九年。

这就有了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改？第二，改了哪些地方？第三，怎样改的？第四，效果如何？

先看六部和九卿。

表面上看，六部与九卿没有区别。九卿是政府部长，六部尚书也是。但，九卿的工作却是政务与事务不分。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大司农就是政务官，相当于户部尚书；负责皇帝出行的太仆则是事务官，管的还是皇家事务。

如此不清不楚，不该改革吗？

当然应该。

隋唐的办法，是政务全归六部，事务全归寺监。比如太常寺管祭祀，光禄寺管宴会，卫尉寺管器械，宗正寺管宗室等等。至于皇帝的饮食起居之类，交给殿中省和内侍省。事务与政务分类，皇家与国家分离，尚书省下属的六部成为纯粹的国家机关和职能部门，改革完全成功。

六部制一直延续下来，原因也在这里。

那么，三公又有什么问题？

权力太大。

按照汉初的制度，帝国的行政、军事和监察之权都掌握在三公手里。三公各自开府，独立办公。遇到大事则由三公会议，拿出方案再由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不过听取汇报表示可否，并不参与决策，简直就是橡皮图章。

这当然为强势皇帝如汉武等人所不能接受，这才有了内朝和外朝，有了尚书事和尚书台。可惜，帮助皇帝夺取了相权的，自己又成为新的宰相，皇帝也只好另起炉灶。结果是什么呢？尚书之后有中书，中书之后有门下，没完没了。

显然，必须有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省制就是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将一个接一个从宫内走到宫外的省，全部正式变成取代公府的宰相机构，但不承认三省是相府，也不承认三省长官毋庸置疑地就是宰相。即便是，也要分割他们的相权。

这里面当然有一个过程。在隋代，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被视为宰相的。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却是尚书令。尚书令当然是宰相，可是没人敢当，因为唐太宗即位之前担任过这一职务。于是，尚书省就只有两个副长官，即左右仆射。左右仆射是不是宰相呢？对不起，要看情况。

什么情况？

是否有资格并实际上参加政事堂会议。

什么是政事堂？就是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开会的地方。两省长官为什么要开会呢？因为分工不同。简单地说，中书省的任务是草拟法令，门下省的任务是进行审核。中书门下两省机关面对面，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他们也必须打交道。

事实上，法令的起草虽然归中书省，能否颁发却要看门下省。一种情况是中书省起草完毕加盖印章后，呈送皇帝签署，就形成诏书。另一种是文本形成后先送门下省，由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副长官门下侍郎及其属官复核，没有问题才由皇帝“画敕颁下”（画一个敕字下达尚书省）。

但即便是第一种情况，皇帝签署后仍然要送门下省。没有门下省的副署，诏书仍然没有法律效力。中书省送到门下省的文件，如果门下省觉得有问题，更可以将原件涂改以后送回，叫“涂归”，也叫封驳、封还、驳还。[9]

也就是说，门下省不同意，中书省就无法作为。

这里面自有深刻意义（详后）。至少，唐人已经懂得执政也好立法也罢，必须讲程序，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可惜这个制度似乎并未当真实行。为了讲效率，也因为怕麻烦，唐代的宰相们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行文之前先开会。两省意见一致，再行文，就不会“封驳”了。

开会的地方，就叫“政事堂”。

政事堂起先在门下省，后来改在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干脆改名为“中书门下”。中书门下的会议，两省的正副长官都参加，尚书省的负责人则或者参加或者不参加。所以在唐人的心目中，只有中书门下才是真宰相。所有的命令，也只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合法。

那么，政事堂就是中央政府吗？

也是也不是。因为政事堂不是机关部门，只不过是个开会的地方，就像人民大会堂。尽管后来它也被称为“政府”（意思是政事堂之府），但那是开元十一年为政事堂设立了办事机构以后的事。唐玄宗以前，没人整天在那里办公。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没有一定之规，最多的时候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两三个。最尴尬的是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他们的官阶比中书门下的正职还高（前者从二品，后者正三品，代宗时才升为正二品），但如果不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就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也不是宰相。

相反，官阶较低的其他官员，如果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头衔，就可以参会，也是宰相。这就跟两汉不同。两汉的宰相就是三公。其中除丞相可能两人，其余都是一人，不会像唐代这样一群人当宰相，还人数不定，时多时少。

政事堂这个“中央政府”也没有总理，会议则只有一个轮值主席，叫“执政事笔”，也叫“执笔”。执笔由参加会议的人轮流担任，有时十天一轮，有时一天一换。显然，唐代只有“国务会议”和“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当然也没有“国务院”或“宰相府”。[10]

三省六部，大不同于三公九卿。

但，两种制度也有相同之处。

相同在于分割相权，只不过方式不同。两汉的办法是三权分列，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唐代的办法，则是相互制衡，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尚书有行政权无决策权；中书有决策权无审核权；门下虽有审核权，却既无行政权，更无决策权。

结果，谁都不能一家独大。

权力制衡的结果，是尚书省亏损最多。尤其是唐玄宗开元以后，左右仆射不再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从此彻底退出宰相行列。与此同时，政事堂行文则改用中书门下之印，三省体制变成了中书门下体制。

直到这时，政事堂才由国务委员们的会议厅，变成了帝国政务的运作中心，多少有了“国务院”的意思。但，终有唐一代，都没有两汉相国或大司马那样的职务。权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大权独揽，只是特例，不是制度。

因此，即便政事堂是中央政府，也是有政府无首脑。

这就为后来的政治体制变革留下了伏笔。宋代，三省合为政事堂，与管军事的枢密院、管财政的三司并列，构成所谓“二府三司”体系。元代，又废除尚书、门下两省，让中书省、枢密院与御史台成为三大并列机构。最后，中书省也被朱元璋撤消，宰相制度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唐政改的意义，岂容小觑？

权力的制衡

表面上看，从两汉到明清，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一直在相互较量，相权也一直在被限制和削弱，其实并不尽然。真正取消相权是在明清，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两汉和宋元则更多地着眼于分工：汉是行政、军事和监察，宋是行政、军事和财政，元又回到行政、军事和监察。

这种方式，可谓“寓分权于分工”。

特殊的是隋唐。

隋唐更看重的是权力的制衡而非职责的分工，这一点唐太宗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中书省起草的法令，门下省一定要认真审核，因为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如果顾忌个人恩怨和脸面，做出民怨沸腾的错误决策，那就是亡国之政。[11]

无疑，这是清醒的认识。

更难得的，是还有制度的保证。

首先是逐步取消了尚书省的决策权。尚书省资格老，人员多，权力大，又是执行部门。如果参与决策，其实会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要知道，就连六部尚书，都与中书门下的长官平级（均为正三品），更不用说尚书令和仆射。他们参加政事堂会议，倘若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岂不麻烦？

也只有让他们靠边站。

这就把立法与执法、决策与行政分离开来。部门利益无法在决策层得到体现，中书门下可以放开手脚。但，没有执行部门的参与，中书门下的决策会不会脱离实际？起草法令的权力在中书省，谁能保证他们就不犯错误呢？

于是，又有了进一步的制度设计。

新制度的高明之处，是为中书和门下两省各自安排了至关重要的中级官员，即中书舍人和给事中（给读如几）。中书舍人隶属于中书省，定员六人。给事中隶属于门下省，定员四名。官阶都是正五品上，却秤砣虽小压千斤。

中书舍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是文件的起草人。而且按照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宰相姚崇的改革方案，但凡遇到国家大事，中书舍人都要畅所欲言，写出各自的提案，并杂署其名（张三的名字签在李四的提案上，李四的名字签在王五的提案上），叫“五花判事”。 [12]

这就是“匿名制”了。中书舍人既可以各抒己见，长官中书令和副长官中书侍郎，在审阅文件草案时也就能够不带成见，甚至能将不同意见一并向皇帝汇报。因此，除非故意捣乱或存心渎职，中书省起草的文件不至于太不靠谱。

何况还有门下省把关。

门下省的把关人除了长官侍中、副长官门下侍郎，还有给事中。给事中有封还权、涂改权和批驳权，哪怕皇帝的敕令也不例外。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就在唐宪宗的敕书上写过批语。当时有人说，你的意见怎么能写在圣旨上？李藩却回答：另外找张白纸写，那还叫批驳吗？[13]

给事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李藩胆敢在圣旨上写写画画，并不因为他是李藩，只因为他是给事中；给事中有分量，则又由于门下省有权力，包括审核权和副署权。审核权是针对中书省的，副署权却是针对皇帝的。没有门下省官员的副署，敕令就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副署便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魏徵就使用过这项权力。

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唐太宗听信封德彝的建议，要征点十八岁以下的男孩子当兵。当时他签署的敕令已经送到门下省，魏徵却死活不肯签字。结果，逼得李世民认真听取魏徵的意见，终于收回成命，从而避免了错误。[14]

唐太宗开创的新政治，其实是有制度保障的。

实际上给事中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言官或谏官。言谏制度是秦汉就有的，最主要的官员是给事中和谏议大夫，合称给谏。其下则唐有补阙、拾遗，宋有司谏、司言。他们也分左右，而且两代都是左在门下省，右在中书省。

给事中们的职责，是对皇帝的言行和朝廷的政令提出意见和批评。这就是言谏。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则叫监察。监察制度也是秦汉就有的。从秦汉到明清，中央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则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所以，监察官员也叫台官。

台官与谏官合在一起，就叫台谏，也叫台垣，因为监察机关叫宪台，言谏机关叫谏垣。监察和言谏，有时也会联合办公。比如给事中，就有权与侍御史和中书舍人组成合议庭受理冤假错案，叫“三司受事”，也叫“三司详决”。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官员，从六品下，官阶更低。然而包括宰相，都是其监督对象；甚至连皇帝，也都可以批评。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制度设计的用心，那就是权力的制衡。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谁的权力不受限制。中书省有匿名制，门下省有封驳权，言谏官员有批评权，监察官员有监察权，皇帝和宰相都不能为所欲为。而且，为了保证监督和批评有效，还规定言者无罪，一言不发反倒是渎职。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很明显：监督部门的权力那么大，会不会成为新的不可控力量？不会。因为垣官（言谏）只有批评权，没有决策权 ；台官（监察）也只有弹劾权，没有处分权，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何况台垣的规模也有限。御史台固然无法与尚书台相比，谏垣更是连一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

然而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因为言谏与监察的作用就像秤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秤杆必须长，秤砣则要小。唯其如此，才能够权衡，也才能够制衡。

这就叫“以小制大”。

三省同样如此。三省中，唯独尚书省有都省。它是总办公厅，也是首脑机关。中书门下却既无都省，官阶也低，其正副长官跟六部尚书和侍郎是平级的。也就是说，中书门下其实是部，尚书才是省。然而中书门下却是宰相机关，尚书省则不过是执行部门，岂非也是“以小制大”？[15]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三省都是由宫廷变成朝廷，所以叫省。三省官员也都由皇帝的秘书演变而来：尚书是政治秘书，中书是机要秘书，门下是生活秘书。然而三省从宫廷独立出来以后，却成为真正的政府部门，甚至部分地成为制衡皇权的力量，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第二，汉代的三公九卿虽然也有机构（公府和卿寺），却是因人设庙，即先有宰相或三公，后有相府和公府。如果宰相没有获得开府的授权，他就没有府。太尉一职被汉武帝取消后，太尉府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汉代的制度只能叫三公九卿，没有“三府九寺”的说法。

隋唐却是先有三省六部，然后再任命长官和次官，机构在前首长在后。这就是隋唐与两汉的根本区别：三公九卿是个人，三省六部是机构；汉代还是人治，隋唐才是官治，尽管官僚政治要到宋代才真正成熟。

第三，作为草创阶段，隋唐尽可能地实现了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相权分散到三省，更兼中书门下相互制约，皇权便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因为宰相由个人变成了群体，反倒更有力量制衡皇权。唯其如此，君臣共治的理想才得以提出和实践，并延续到两宋。

这是既不同于两汉，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新政治。新政治当然要有新官僚，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必将诞生。

我们知道，它就是科举。

科举

科举是中华帝国史上第三种官员选拔制度，前两种是两汉的察举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荐举一般指大臣向皇帝推荐人才并负连带责任的制度，汉代就有，本书则用来特指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察举、荐举、科举，在中国古代都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看来，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就该叫票举或票选，只是选举的一种。[16]

那么，科举有什么独到之处？

先得来看察举和荐举。这两种选举方式，常常被学者混为一谈，其实区别十分明显。首先，察举的执行人是帝国的各级官员，从宰相到郡守均有考察推荐人才之义务。荐举的执行人却是多由豪门担任、名为“中正官”的专职官员，这才造就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政治。

其次，察举分科不分级，荐举分级不分科。察举将人才按照特长分成类别，比如才能卓异叫秀才，品行端正叫孝廉等等。这就是科目。荐举则将人才分为品级，从上上到下下一共九等，所以又叫“九品官人法”。

但，无论察举或荐举，都不考试。

或者说，只考察，不考试。

结果是什么呢？考察成了形式。东汉末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人才，不少是假冒伪劣。汉灵帝则干脆明码实价买卖官爵，帝国也就灭亡。

南朝的情况也不佳。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名门望族的子弟变得越来越腐朽无能。他们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最后也连同王朝一起完蛋。

看表现，生冒牌货；讲门第，出寄生虫。不改革行吗？

当然不行。但，办法呢？

考试。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先河。但，正因为史无前例，便需要探索。事实上，唐代科举并不完全看考卷，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推荐也能决定录取和排名。而且，由于推荐是公开的，反倒不容易作弊。[17]

比如徐凝和张祜（读如户）。

张祜和徐凝都是才子，也都是诗人。他们要争夺州考的第一名，便在杭州刺史白居易的宴会上吟诵自己的诗句。张祜的名句是：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徐凝则诵曰：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愕然不能对，于是社会舆论便一致认为徐凝应该摘取头牌。[18]

然而中晚唐以后，世风日下，向考官推荐人才完全变成了营私舞弊，甚至仗势欺人。比如一个名叫裴思谦的，便公然拿着宦官头子仇士良的推荐信，闯进贡院 （考试机关和考场）向礼部侍郎高锴要状元。仇士良是横行霸道连皇帝都害怕的人，高锴也只好说：别的名次行不行？

裴思谦答：上头说了，状元非裴秀才不可。

高锴无奈，低头说：那我总得见见他本人吧？

裴思谦又答：我就是裴思谦。[19]

这实在太不像话。因此宋以后就只认考试，明清两代更是考场如战场，从上到下严防死守。一旦发现通风报信、泄漏考题、买通关节、冒名顶替等舞弊行为，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也不知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毫无疑问，坚持考试和只以考试为依据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十六个字：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唯其如此，它才能排除各种干扰，直奔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题而去。

因此，它还有一个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就是考生资格的认定。第一种是生徒，也就是国学、州学和县学的学生。由于上学有名额，所以生徒也叫生员，正如官僚有定员而叫官员。第二种叫乡贡，也就是并非生徒的其他读书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和身体条件，就可以向州县报名，由州县推荐参加尚书省的考试。

这就是海纳百川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帝国政府在最大限度上开放门户，门第身份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大受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它也意味着读书人有了自我推荐的可能性，因此也有学者将科举称为“自举”。[20]

自举，也是了不起的进步。

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徒和乡贡，在唐代都叫举人，也叫举子。如果是常规的科举考试，他们必须在头一年的十月向尚书省报到，验明正身，次年正月参加考试（地点前期在尚书省都堂，后期在礼部贡院），放榜则大约在二月份。

当然，这只是指一般情况。

那么，科举都考些什么？

唐代是分科的。第一科叫秀才，考方略策，成绩以文理的优劣分为四等。这是非常难考的科目，而且秀才科的举子如果全部落第，州的长官就要受处分。结果是此科因渐渐无人报名而被废弃，秀才也在明清变成了生员的代名词。

容易考的是明经，比秀才容易比明经难的是进士。明经和进士都是考试科目，而且进士科是隋炀帝发明的，目的则是打破士族垄断经学的限制，向庶族地主敞开大门。因此学术界往往将隋炀帝设进士科，视为科举制度之始。[21]

事实证明，进士科设计正确。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进士科考时务策。前者只要死记硬背，后者却要真才实学，难怪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22]

然而唐人对进士科却是趋之若鹜，因为进士科的时务策比秀才科的方略策好考（不必在通晓时事的同时还要引经据典提出对策），录取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一二。因此进士及第就是既有可能又有面子的事，岂能没有吸引力？

何况进士前程远大，是高级官员的候选人。当然，按照唐代制度，通过了礼部的考试只是及第，吏部还要再考。通过吏部考试获得“春关”以后，才可以“持证上岗”正式成为官员。但那飞黄腾达，已是指日可待。

因此及第的进士万众瞩目，他们自己也志得意满。除了用泥金帖子向家人报喜，拜谢考官参谒宰相，出席名目繁多不计其数的各种宴会，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杏园探花。唐人以杏花为科举的吉祥物，因此每每指派及第进士中最少年英俊的两个人为探花郎，骑马巡街探访名花。探花在明清成为状元和榜眼之后一甲第三名的通称，来历就在这里。[23]

长安城的花街柳巷，当然也对这些新贵敞开大门（同时收费也加倍）。于是莺歌燕舞之时，传杯换盏之际，偎红倚翠之中，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和社会阶层便悄然诞生。

这一切，后来被唐代诗人孟郊概括为两行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24]

至于那些落第的举子，除看破红尘和财力不支者外，大约也只能年复一年地继续考下去。这对于他们个人自然是不幸，对于帝国却是大幸。因为这些有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的读书人，或者已经为其所用，或者只能在考场蹉跎岁月，根本成不了气候。难怪一位名叫赵嘏（读如古）的唐代诗人会这样道破天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5]

实际上唐太宗恐怕也正是这么想的。据说，他曾在一次放榜时悄悄来到端门，看着新科进士一个个从榜下走过，心中窃喜的他不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6]

彀读如够，圈套或牢笼的意思。

唐太宗当然可以得意。因为不仅天下英雄，就连五湖四海蛮夷戎狄，差不多也都入了他的彀中。

比如西域，比如吐蕃。

第四章
混血王朝

异类帝国

唐宣宗大中年间，有个名叫李彦升的人在长安参加考试进士及第 。这时，距离隋炀帝设置进士科已经将近两个半世纪，照理说实在要算稀松平常。之所以至今仍被提及，只因为这位李彦升进士其实是阿拉伯（大食）人。

这并不奇怪。

事实上，隋和唐都是世界帝国、混血王朝，长安城里正可谓满街都是胡人。比如在玄武门之变中力挺李世民的尉迟敬德，就是于阗国的王族之后。于阗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市，尉迟家族应当是早已汉化的胡人。

把大唐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也是。据说，此人可能有中亚伊斯兰民族的血统，是康国人，本姓康。姓安，是因为从了养父安波偃。这样算，他又是安国人。[1]

安国在哪里呢？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康国又在哪里呢？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国都在今撒马尔罕。据说两国的国王本是同族，都是粟特人（Sugda）。但到安禄山这一代，恐怕早就不是什么纯种，何况他的母亲还是突厥，因此《旧唐书》干脆称他为“杂种胡人”。[2]

其实这样的种族偏见毫无意义。因为杨隋和李唐，连同隋之前的北周也是混血，宇文周、杨隋和李唐王朝的三个皇族也都有血缘关系，而且都与一个胡人有关。

这个胡人叫独孤信。

独孤信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会嫁女儿的人。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读如柄），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三个王朝都是他们家女婿的，如此岳父大人可谓空前绝后。

然而独孤信的民族归属却是问题。有人说他是匈奴，有人说他是鲜卑，也有学者说他是突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与北魏同时兴起，先祖叫伏留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独孤信本人，则是宇文集团的大佬。[3]

作为胡人或混血儿的独孤信英俊潇洒，军中称他为“独孤郎”，意思是“独孤小帅哥”，就像孙策和周瑜被称为孙郎和周郎。某次，独孤信狩猎归来驰马入城，无意中帽子被风吹歪，结果第二天满城都像他那样歪戴着帽子。[4]

这是北周的周瑜。

将门出虎女，独孤信的女儿也不简单。尤其是杨坚的独孤皇后，居然让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十四岁出嫁时，杨坚便向她保证不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有了这柄尚方宝剑，独孤皇后毫不犹豫地使自己成为一夫一妻观念身体力行的维护者，并不惜杀了与丈夫有染的女孩。

此事发生在独孤皇后将近五十岁的时候，皇帝陛下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据正史记载，满腔悲愤的隋文帝只身一人骑马冲出宫苑，不问路径闯入山谷二十多里，吓得宰相高颎和杨素一路追来，拦在马前苦苦相求才把他劝回宫中。也就在这时，杨坚说了那句名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样。

实际上独孤皇后堪称隋文帝的贤内助。她本人虽然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事实上也纠正了杨坚的不少错误决策，却决不允许自己的家族掌握大权，更不为他们牟取私利或谋求法外开恩。有一次，隋文帝打算宽恕她的一个犯了死罪的母系亲属，皇后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这事很可能让她的亲戚们不满，另一个母系亲属竟然使用巫术来对她进行诅咒。案发之后，独孤皇后绝食三天向皇帝求情。她说，此人毒害的如果是百姓，当然罪该万死。既然诅咒的只是妾身，那就请陛下网开一面。[6]

独孤皇后岂非女中豪杰？

当然。

并且，我们还可以强调一下：这位独孤皇后正是李渊的亲姨妈。此外，唐高祖的窦皇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可以说，隋唐两代的皇族早就世代混血，胡汉不分。[7]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唐成了异类。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华夏民族建立的，比如秦、汉、宋、明。尽管宋人和明人已非纯种汉族，也尽管就连两汉的汉人也早已混血，但在文化心理上却有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即自认为是华夏，是汉人。

这一类，不妨称之为“华夏王朝”。

另外两类政权则是由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中一类叫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另一类叫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前者有五胡和北魏，后者有元和清。由渗透而转向征服，是中华史上的重要变化。[8]

隋唐却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他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却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唐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则既开放又兼容。

这就恐怕只能叫混血王朝（Dynasties of Hybrid）。[9]

混血王朝的建立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历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混血之后，究竟谁“非我族类”便很难说清，原本就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更不会去刻意区分。再加上唐太宗志向高远气度恢宏，一种新的民族政策便在贞观年间诞生。

政策虽新，伎俩却是老的，即恩威并施。只不过，汉武帝更喜欢诉诸武力，唐太宗则尽可能施惠施恩。比方说，下嫁公主宗女，开放边境贸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职，鼓励戎狄子弟到中国留学。而且，对外族人在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诸方面，都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

但，最重要的还是羁縻（读如基迷）。

什么是羁縻？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羁縻其实就是放风筝。具体做法，是在归属了大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地方行政单位，大的叫都督府，中的叫州，小的叫县，分别叫羁縻府、羁縻州、羁縻县，简称羁縻州。府的都督和州的刺史，则由当地原来的那些可汗或酋长担任。[10]

不过，接受了帝国任命的豪酋必须放弃可汗称号，羁縻州之上也还要再设由汉人任长官的都护府，代表帝国中央行使主权。这就等于把周边大大小小的汗国和部落，统统变成了大唐的郡县，山大王般的异族首领们能愿意吗？

愿意。因为这一政策，是在东突厥战败后大规模普遍实行的。而且，与普通州县不同，羁縻州的长官可以世袭。原来的部众仍然由他们统治，所收赋税也原则上自行支配，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更是一如既往，大唐反倒还要负责保证其安全。这对于战败国和附庸国，已是很开明的专制。[11]

开明总比残暴好，羁縻政策也大获成功。这是很能让唐太宗志得意满的。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他在翠微殿发表讲话，内容之一就是：贵中华贱夷狄由来已久，只有朕爱之如一，因此各族人民都视朕为父母。[12]

这倒不完全是太宗皇帝自吹自擂，心悦诚服称其为“华夷父母”者确实大有人在。毕竟，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不是汉人，他的“爱之如一”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和政治谋略，尽管一团和气的背后难免刀光剑影。[13]

但，民族团结的局面毕竟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也已经打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唐注定将会异彩纷呈。

那就先看西北。

西域情

我国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脉。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横卧在两山之间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14]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约自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和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以西都是，最远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本书所指，主要为狭义的西域，即葱岭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15]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西域是得天独厚的，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之南有肥沃的绿洲，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吐鲁番兮风景胜。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生活在西域的应该有许多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既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也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和印度语，比如西徐亚语（Scythian）、粟特语（Sogdian）和吐火罗语（Tocharian）。不难想象，戴着尖帽子操伊朗语的塞种人（Saka）从伊犁河边走过，或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于阗在南疆的绿洲建国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西域，是风情万种的国土。

风情万种的西域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表现出面向世界的宽阔胸襟。在这里，梵文经典跟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尊崇，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画法也得到了复活，深受希腊和印度影响的雕塑和壁画洋溢着浓浓的异国情调，波斯或罗马风格的工艺品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6]

所有这些，都和胡旋舞、葡萄酒、玻璃杯一起传入了中国。当然，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上那延绵不绝的驼铃。[17]

没错，西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尤其是位于吐鲁番盆地，从而变成西域门户的高昌国，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大唐和西突厥的争夺对象。因为谁都清楚，控制了此地，即控制了丝绸之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昌王为什么会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货。

其实，他完全可以另作选择。

高昌是在胡人之车师前国故地建国的，国王应该是胡化的汉人，同时也是佛教徒。公元629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途经高昌，受到了国王隆重的接待。而且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那年，这位国王归顺了大唐。[18]

对此，西突厥当然不能坐视不管，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频频发出。高昌王则只是看见了西突厥的嫣然一笑，便愚蠢地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有恃无恐地跟大唐翻了脸。

毫无疑问，作为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邦，高昌不能不设法自保。因此他们的正确做法，是与大唐和突厥都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如果更聪明一点，则不妨把自己变成丝绸之路上坐收渔利的中间商，甚至调解双方纠纷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利令智昏。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边，还干起了拦路打劫的勾当。前往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节被他任意扣留，归属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也遭到他的威胁。看来此人虽然虔诚地听玄奘法师讲了一个月的佛经，却并没有悟得无上正等正觉。

唐太宗当然不能容忍。贞观十三年（639），他力排众议派遣大军征讨高昌。消息传来，高昌王嗤之以鼻。因为从长安到高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千难万险。仅仅其中两千里流沙覆盖的地段，便足以让大唐军队望而却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来，他至少也能以逸待劳。

不幸的是他又打错了算盘。第二年，由汉、东突厥和铁勒部族混编的唐军长驱直入，猝不及防的高昌王惊恐万状呜呼哀哉，信誓旦旦与高昌国共存亡的西突厥协防部队则闻风丧胆星夜撤离。此时此刻，正如一首民谣所言：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高昌只能亡国。

据说，唐军兵临城下时，继位的新高昌王原本是还想周旋一番的。这个年轻人亲自来到大唐军营，声称与大唐交恶是先王之事，态度简慢地希望唐军放他一马。唐军的一个将领却拍案而起：跟这小屁孩啰唆什么，攻城要紧！

年轻的国王吓得汗如雨下匍匐在地。这个“小屁孩”被作为战俘带回长安，献在了太宗皇帝的丹墀之下。就连他的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战刀，也被赐给了随军作战的东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以奖励此人在胜利之时的秋毫无犯。

此后，尽管魏徵反对，亡国的高昌还是被太宗皇帝改成了大唐的一个州，名叫西州。从西突厥手中夺得的可汗浮图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也一样，名叫庭州。管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则建在了车师前国的交河故城。[19]

初战告捷，大唐一发而不可收拾。

贞观十八年（644），高昌之西的焉耆被灭。焉耆在博斯腾湖西北岸，国都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他们与高昌原本是宿敌，却在高昌被灭后倒向了西突厥。看来西突厥的外交手段非同一般，唐王朝的军事力量则让人生畏。

焉耆的反水让长安方面有了讨伐他们的充分理由，事态的变化则完全在太宗皇帝的计划之中。据说，李世民甚至算准了焉耆灭亡的具体日子。正史记载，当他对侍从宣布自己的测算时，前方的捷报居然如期而至。[20]

下一个目标，是龟兹。

龟兹读如秋慈，国都在今新疆库车县，是丝绸之路上最为迷人的绿洲。我们只要举三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个文明古国的非同凡响：风靡天下的龟兹乐舞，堪比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与玄奘齐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此外，龟兹还是古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性地名。

决心控制整个北亚的唐太宗，当然不会放过龟兹。

担任统帅的正是那位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副手则有铁勒将领契苾何力（苾读如必）、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他们的到来让龟兹国王大吃一惊。因为按照常理，敌人应该来自东南方向，谁想到他们竟然从西北翻过了天山呢？[21]

后面的故事并无太多悬念。英勇善战的龟兹武士被假装败退的唐军诱入沙漠一举歼灭，王城及国王退守的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也相继被攻破，龟兹王被俘。其壮观场面，据说在库车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生动的描绘。[22]

一个文明古国，就此落下帷幕。

龟兹的灭亡让整个西域大为震惊。结果，没有再耗费太宗皇帝的一兵一卒，另外两个与龟兹面积大致相当的王国于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便半自动地归顺了大唐。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帝国设置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马克）四个军区，合称“安西四镇”。

公元657年，也就是唐高宗显庆二年，大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对西突厥发起总攻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西突厥很快就溃不成军。他们的可汗逃到石国（国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却被石国人活捉了献给唐军。从此，西突厥树倒猢狲散，并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彻底灭亡。

也就在这一年，大唐达到了极盛。

玄奘法师则在焉耆被灭的第二年回国。为了履行和高昌王再见一面的承诺，他放弃了便捷的海道从原路返回，却在途中听说了高昌国的遭遇。慈悲为怀的法师只好擦干眼泪望空遥拜，然后直接从于阗回到长安。

剩下的故事，就只能留给羌笛和杨柳了。

吐蕃义

高昌亡国的第二年，文成公主走进了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世界屋脊，也是世人眼里遥不可及的神秘世界。在那里，喜马拉雅巍然屹立，雅鲁藏布奔腾不息，纳木错和羊卓雍错湖水清澈。当格桑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一个民族和王朝在雅砻河谷勃然兴起。[23]

他们的名字叫吐蕃（读如播）。[24]

吐蕃王朝的建立大约与李唐同时。公元七世纪初，王朝的建立者用武力降服了古代羌人的苏毗（毗读如皮，苏毗在今西藏北部及青海省西南部）和羊同（即象雄，在今西藏北部）诸部落，并将自己的首邑迁到了逻些（今西藏拉萨）。一个神奇的王国，从此屹立在雪域高原。[25]

迁都的人叫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的身份是赞普，即吐蕃王。在吐蕃语中，赞的意思是雄强，普的意思是汉子，干布的意思是深沉，松赞则是他自己的名字。因此，松赞干布赞普这个称谓，翻译过来就是：深沉的松赞，雄强的汉子，吐蕃人民的王。[26]

这是吐蕃历史的真正缔造者。事实上在他之前，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是啊，彪悍的突厥，优雅的龟兹，近处的高丽，远方的波斯，个个都更加吸引中华的目光和注意力。吐蕃？对不起，闻所未闻。

不过，松赞干布很快就让世人刮目相看。

事情是由求婚引起的。我们知道，从汉高祖开始，中华帝国就有“和亲”的传统，唐太宗即位之后更是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嫁给外族豪酋的公主和宗女不知凡几，那位英勇善战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便娶了李世民的皇妹。松赞干布听说有这种事，便认为自己也应该同享这样的荣耀。

不幸的是，太宗皇帝低估了吐蕃的战斗力和侵略性。他草率地拒绝了松赞干布的请求，而且让赞普的使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怠慢。深沉的松赞决定给大唐一点颜色看看，只不过他的兵锋却是指向吐谷浑（谷读如欲）的。

这件事意味深长。

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政权，位于今天的青海、甘南和川北一带，建国于西晋时期。吐谷浑建国后，中华大地虽有连年的战乱，这个王国却远离风暴中心，在各种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一直存活到大唐贞观年间。

那么，松赞干布为什么要打吐谷浑？

表面上的原因是吐蕃使者的一番话。这位使者回到拉萨以后向松赞干布哭诉：大唐对臣等原本礼遇甚隆。然而吐谷浑的使团一到，待遇马上就变了，答应的婚事也告吹。

但，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看看时间表就知道。吐蕃出兵吐谷浑，是在贞观十一年或十二年。而在此前的贞观九年（635），大唐已经通过战争把吐谷浑变成了自己羁縻之下的傀儡。所以，吐蕃这次出兵就不仅是捏软柿子，也是打狗给主人看。

更重要的是，从柴达木盆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正在吐谷浑境内，这可是连大唐也垂涎已久的，更何况吐谷浑的治下还有不少藏民。因此，吐蕃迟早要下手。他们最终在公元663年灭亡吐谷浑，就是证明。这一次，不过是小试牛刀。

如此一箭三雕，这位赞普确实深沉。

早已沦为大唐附庸的吐谷浑根本不是吐蕃的对手，只能狼狈逃窜到青海以北。松赞干布却打得兴起，顺手牵羊又征服了吐谷浑旁边的两个羌人部族——党项和白兰。

遗憾的是，大唐似乎仍未觉醒。

未来的女婿只好向他的准岳父宣战。贞观十二年（638）七月，松赞干布率军二十万屯兵大唐边镇松州（约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扬言前来迎娶公主。这位求婚者甚至宣称，如果见不到公主，他只好带着厚重的聘礼继续大踏步前进，以表示自己的一番诚意。

这下子轮到唐太宗大跌眼镜了，他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把松赞干布赶出边境。不过，大唐皇帝也清醒地意识到，绝不能小看这可怕的邻居。因此，当松赞干布再次求婚时，唐太宗马上就表示同意，尽管嫁出的并不是他的亲女儿。

深沉的松赞也给足了太宗面子。他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大宰相禄东赞（噶尔·东赞）前往长安，用实实在在的巨款和厚礼表达对大唐公主的仰慕。精明能干的禄东赞也不辱使命，不卑不亢地与帝国君臣进行交涉。结果是太宗皇帝对他另眼相看，希望这位使节娶皇族的女孩为妻。[27]

禄东赞礼貌地谢绝了皇帝陛下“买一送一”的好意。他回答说：臣在国内已有发妻，父母所聘岂能抛弃？何况我们赞普还没有见到公主，陪臣又岂敢先行一步？

皇帝闻言大为嘉许，同时也更加坚定了笼络的决心。于是唐太宗不管不顾，强制性地将自己姐姐的外孙女嫁给了禄东赞。这在帝国的和亲史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答应松赞干布的婚事，当然更没问题。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文成公主进藏。

婚礼隆重而排场。大唐方面派出担任礼部尚书的一位王爷持节护送公主，并主持婚礼；松赞干布则从拉萨来到今天的青海省境内，在被他们吞并的吐谷浑故地亲迎殿下。他甚至在拉萨为文成公主专门修建了一座宫殿，自己则脱下藏袍换上唐装，完全是一副大唐皇帝好女婿的样子。[28]

现在看来，这钱花得值。

事实上，大唐与吐蕃的联姻为两地人民赢得了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两位君主也得以各忙各的。太宗皇帝成功地遏制了西突厥的进犯，并把西域各国收入囊中；松赞干布则将其扩张征服事业做到极致，还不失时机地教训了印度人。

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

据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但有释迦牟尼佛像和奇珍异宝、服装家具、烹饪食材等等作为嫁妆，更有携带着诗书礼乐、医疗器械、农具良种的学者、乐师、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简直就是庞大的文化代表团和扶贫工作队。[29]

松赞干布也向大唐派去了留学生，他们多半是吐蕃的王室成员和豪酋子弟。不过，深沉的赞普并没有把自己吊死在大唐这一棵树上，反倒跟方方面面都保持平衡。他从尼泊尔迎娶了公主，从印度引进了文化。而且，也正是在松赞干布的时代，这个聪慧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30]

吐蕃和平崛起，尽管同时也伴随着武力。

毫无疑问，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邻居的强盛对于大唐也未必总是福音。事实上吐蕃的后继者并没有松赞干布那么好说话。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与西突厥联手大举攻唐，先后攻陷于阗、疏勒和龟兹，安西四镇因此被废，太宗皇帝创下的家当被赔得一干二净。

吐蕃得手之后却没有就此住手。相反，安史之乱时，他们又乘势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占领长安，并将甘肃一带的陇右、河西等地区划归己有。之后，他们还占领了吐鲁番等战略要地，并把敦煌置于其治下六十年之久。

崛起的吐蕃终于成为让人头疼的地方。

结果，是有了大唐与吐蕃的两次会盟，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和平纪念碑也至今仍然耸立在拉萨市。只不过，这时的唐蕃双方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公元9世纪中，大唐的皇帝终于沦为宦官手中的傀儡，吐蕃王朝则在内乱中四分五裂彻底崩溃，往日的繁荣全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31]

格桑花凋谢了，尽管它还会开放。

生意人回纥

与吐蕃在安史之乱后乘虚而入相反，有一个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动乱中成了大唐的同盟军。至德二年（757），他们帮助唐肃宗收复了西京长安；宝应元年（762），他们又帮唐代宗收复了东京洛阳。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支部队其实应该算作雇佣军，而且要价之高与趁火打劫无异。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民族曾经大显身手却毋庸置疑。[32]

是的，这里说的是回纥（Ouigours）。

回纥（读如何）原本是铁勒的一支，隋炀帝大业年间从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正式宣布其族名为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他们又行文大唐，宣布自己改称回鹘（读如胡），意思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33]

没错，回纥确实善于周旋。

跟之前的匈奴和突厥一样，回纥起先也是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与中原地区基本上相处甚安。而且，尽管与突厥有着千丝万缕的种种关系，他们在历次战争中却都站在大唐一边。贞观四年（630），回纥助唐攻灭了东突厥；显庆二年（657），又助唐攻灭了西突厥。[34]

这样看，他们还真是大唐的同盟军。

不过，天底下从来就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回纥助唐也绝非行侠仗义。说白了，他们每次都是有利可图的。灭亡西突厥之后，东西突厥的土地就归了回纥。之后回纥推翻后突厥统治，大唐也投桃报李给予帮助。在此基础上，这个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汗国，并得到了大唐的承认和册封。

大唐与回纥，不过互相利用。

相互利用的规律从来就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当大唐国破家亡两京沦陷时，有资格开价的便是回纥，名为各族人民之天可汗的大唐皇帝则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宁国公主就是这样嫁给回纥可汗的。

与文成公主不过宗室之女不同，宁国公主可是唐肃宗最为疼爱的亲生小女儿。临行之前，皇帝亲自设宴饯行，父女二人依依惜别，席间笼罩着生离死别的凄凉之情。最后还是公主含泪宽慰父皇：为了国家安危，女儿何辞一死！

肃宗皇帝潸然泪下。

回纥可汗却全无当年松赞干布的恭敬和感恩。他不但不出境亲迎，反倒身穿黄袍头戴胡帽，大大咧咧地坐在牙帐里接见护送公主的汉中王李瑀（读如禹）一行。

可汗问：王爷是天可汗的什么人？

李瑀答：大唐天子堂弟。

可汗又问：站在你上首的是谁？

李瑀答：宫中宦官某某。

可汗说：宦官是奴才，怎么能居王爷之上？

那个宦官吓得马上后退。

可汗又说：你们见了本汗，为什么不拜？

李瑀答：宁国公主是大唐天子亲女儿，可汗则是大唐天子亲女婿，岂有高踞胡床受此恩典之理？

回纥可汗这才起身受诏。[35]

不过李瑀的交涉只是为王朝挽回了面子，在实惠方面回纥却寸步不让。据正史记载，依照当年的约定，大唐帝国每年付给回纥的雇佣军酬金，仅仅绢帛就多达两万匹，这还不包括他们抢劫、勒索和以各种名义追加的。[36]

贪得无厌的回纥却还要强买强卖，价钱是一匹马换绢帛数十匹。有一次，回纥自说自话地将两万匹马运往大唐，开价绢帛五十万匹。大唐实在用不了这么多马，也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绢。经过反复交涉，才以半价成交了事。

奇怪，回纥索要如此之多的绢帛干什么呢？

利用天时地利大发横财。他们从唐帝国那里巧取豪夺来的绢帛，小部分成为回纥贵族的奢侈品，大部分经由回纥商人和粟特商人之手流入了西方。这些绢帛甚至跟波斯的银币和大唐的铜钱一样，成为当时商业贸易的通货。[37]

这并不奇怪。不要忘记，那条沟通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商贸通道，可是被叫作丝绸之路的。何况绢帛既便于携带又价格高昂，西方人还趋之若鹜，迅速倒手当然红利可观。

回纥汗国财源滚滚。

与此同时，这个民族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大批回纥人从游牧走向了定居和经商，过起了可以称之为“游牧都市生活”的日子。在汗国的全盛时期，他们位于鄂尔浑河（在今蒙古国境内）上游的汗庭金碧辉煌，城中鳞次栉比地矗立着宫殿和寺庙，也走动着各国的商人和僧侣。[38]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摩尼教的法师。

摩尼教（Manichaeism）是公元3世纪兴起于波斯的古老宗教，其教义简单地说就是相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因此又称明教。这种宗教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从陆路传入西域，又从西域传到回纥的。回纥人也迅速地放弃了他们原先信仰的萨满教（Shamanism），奉摩尼为国教。

这又是为什么呢？

正史的解释，是进入漠北传教的摩尼法师才高八斗，口若悬河，让回纥可汗和贵族为之倾倒。但，为什么摩尼教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却远不及在回纥呢？难道那些地方的传教士们都胸无点墨，笨嘴笨舌？讲不过去吧？[39]

显然，此说可疑。

可以作为反证的是中原的态度。总体上说，大唐皇帝和儒生们是不喜欢摩尼教的，唐玄宗就曾在开元二十年（732）明令严加禁断。只是由于回纥救驾有功，唐代宗才在大历三年（768）特批摩尼教建立寺庙，并赐额大云光明寺。但回纥汗国刚刚灭亡，它又马上成了被禁的邪教。[40]

那么，摩尼教在内地为什么会受冷遇？

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是在许多人眼里，摩尼法师并不清心寡欲。他们进入长安后，最喜欢的就是在市场上出没，与商人们勾搭成奸，这哪里像是出家人？[41]

中国士大夫反感的，却很可能正是回纥喜欢的。这个民族似乎天生就有商业头脑，这才把自己从小小的部落经营成庞大的汗国，把他们的汗庭建设成一座国际色彩浓郁的游牧商贸都市，甚至在长安也刮起了逐利之风。[42]

难怪他们跟摩尼教一拍即合了。因为波斯原本就是商业帝国，长期在丝绸之路上充当中间商，摩尼法师在回纥传教时更有可能投其所好，跟他们大谈生意经。

回纥的道路，将注定与众不同。

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已经改名为回鹘的汗国遭到突然袭击，国破城毁宣告灭亡。亡国的回鹘人却并没有退回到游牧时代，而是兵分三路继续挺进。其中一部分人南下融入了中华农耕文明；一部分人进入甘肃成为张掖的甘州回鹘和敦煌的沙州回鹘；更多的族民则迁到了新疆，与西域同族的原住民汇合成为西州回鹘或天山回鹘。

这是一个民族的凤凰涅槃。之前，他们已经有过一次华丽转身，从游牧民族变成了商贸民族。之后，则将定居于我国西北，成为裕固族和维吾尔族的先祖，或先祖之一。[43]

西迁回鹘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甘南的裕固族信奉喇嘛教格鲁派（黄教），新疆的回鹘则在公元10世纪中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全面接受了伊斯兰教。其实这丝毫都不奇怪。因为早期伊斯兰正是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创造的游牧商贸文明，也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44]

半盘胡化

灭亡回鹘的是黠戛斯。

黠戛斯（读如侠加斯）在名义上是铁勒的一支，实际上却是白种人。他们身材高大，头发火红，皮肤白皙，眼珠则是碧绿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条顿民族（Teuton）的体质特征。换言之，活跃在大唐帝国的还有日耳曼蛮族。

蛮族是能够改写历史的，黠戛斯也一样。

不过，黠戛斯把回鹘打得七零八落以后，自己居然也不知去向，直到蒙古人兴起之时才重返历史舞台。至于他们的后裔，在俄罗斯叫哥萨克（Cossack），是骁勇的骑兵；在中国则叫哈萨克（Kazak），是勤劳的牧民。

黠戛斯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们在汉代被称为坚昆。坚昆的习俗是：孩子生下来如果是黑头发，便会视为不祥；如果是黑眼珠，则被看作汉将李陵的后裔。可见他们其实早已混血，但又坚持白人的身份。[45]

其实黠戛斯人不必在意，因为混血是大趋势。

趋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了，到隋唐两代更是愈演愈烈。之前还只是通婚造成的种族变异，后来就从自然发展到了文化。胡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仿效胡人习俗则蔚然成风，甚至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这就叫胡化，也叫胡风。

胡化是从长安波及全国的。这固然因为首都总是开风气之先，也因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侨民。安史之乱后，回纥在长安的常住人口总在千人左右，冒充回纥的粟特人数又要加倍。贞观年间的突厥侨民更多达万户，至少占到当时长安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以上，数量可谓惊人。[46]

更重要的是，侨民当中不乏非富即贵的头面人物。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将军，吐蕃的使节，西域的高僧，粟特的大鳄，回纥的商人，是这个特殊群体的中坚和主流。他们在长安和洛阳买豪宅，建高楼，置田产，任要职，娶妻生子乐不思蜀，俨然中华帝国首都之一员。

与之交往的则是大唐的上流社会，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他们流连忘返于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长安西市，纸醉金迷于胡人开设的高档会所，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派对，因为那里不但有好听的龟兹乐，好看的胡旋舞，好喝的葡萄酒，更有如花似玉的胡姬充当陪酒女郎。

对此，诗人李白曾直言不讳：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哈！难怪他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了。[47]

名流带头，追星族岂会无动于衷？

何况胡人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很够刺激。打马球展示着雄性的力量，着胡服则体现出女人的性感。前者是波斯人的发明，所以叫波罗球（polo）。后者的特点则是衣袖窄小剪裁贴身，尽可能地凸显女性的身材和曲线，其风采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诗：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48]

呵呵，小蛮腰。

所有这些，都让长安少年的肾上腺受到刺激，荷尔蒙分泌增多。早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的李承乾，甚至一心一意要做突厥人。他不但说突厥话，穿突厥衣，还在东宫院内搭起帐篷竖起狼头旗，一本正经地扮演起突厥可汗来。

演出极其认真。李承乾找来一批长得像突厥的人，让他们披着羊皮编着辫子扮作突厥武士，自己则假装可汗死在了牙帐里，然后命令这些群众演员按照突厥习俗割面流血号啕大哭，骑着马围绕牙帐默哀。直到这时，李承乾才忽地一下坐起来说：如果真能这样，岂不快哉！[49]

太子殿下如此，风气可想而知。

大唐的女人也不甘落伍，她们的服饰则始终如一地“崇洋媚外”——戴耳环是跟波斯人学的，叫步摇；搭披肩是跟印度人学的，叫巾帔（读如配） ；发型是跟中亚人学的，叫髻堆 ；脸妆是跟吐蕃人学的，叫面赭。当然，她们绝不会只有一种装饰风格，但长安肯定是时尚的风向标。

她们的帽子更是与时俱进。唐高宗以前，女人帽檐有布帛下垂，长可过膝；后来就只有丝网，垂到脖子；再后来改戴胡帽，露出脸蛋；最后干脆不戴帽子，露髻出行。[50]

总之，大唐的女人是衣服越穿越小，身体越露越多，参加活动越来越频繁。她们甚至会身着男装骑着马去踏青或者打球。球场上，英姿飒爽的女人纵横驰骋娇声呐喊，围观的男人们则报之以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51]

看来，大唐的男男女女都有了“胡心”。[52]

这当然有问题。因此，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朝廷下令治理整顿，可惜收效甚微。这个混血王朝的臣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在文化上也变成混血儿。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吐蕃和回鹘的兴起，女人的妆扮改成了回鹘发型吐蕃脸，尽管她们被告知这绝不是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模样。[53]

请问，这该算是半盘胡化呢，还是全盘？

姑且算半盘吧！

但即便只有半盘，也足以让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斓。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时的长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亚、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抓饭，开元以后更是以胡食为时尚。长安城里“西餐厅”之多，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上海。[54]

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与唐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尽管它在汉魏就已经传入中国，自己酿造却是在征服高昌之后。太宗皇帝甚至亲任酿酒师，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监制出了八个新的品种。[55]

这样的皇帝，也属罕见。

事实上唐代胡风之盛，与皇帝关系很大。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就因为唐太宗开风气之先。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个中高手，曾经让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此后的宣宗、僖宗都是球员，穆宗、敬宗都是球迷，打球岂能不成风气？[56]

此外还有建筑。

盛唐时期的建筑流行西亚的材料和风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温的技术。设计师巧妙地让水从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隔断室外的热浪，同时用流水推动风扇在室内送风，当然十分凉快。唐玄宗曾经在这种凉殿接待了一位爱提意见的言谏官员，结果该官员因着凉而腹泻，狼狈不堪。[57]

那么，这种技术又是哪个国家的？

东罗马帝国。[58]

呵呵，倒是不远万里。

实际上隋唐所谓胡，并非只指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他们在两《唐书》中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一样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仅次于突厥、回鹘和吐蕃。

也许，这是一种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儿，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种族，尽管他们都以中华自居，都认为中华是世界的中心，还都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地要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中华的体系。唐太宗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朕提三尺龙泉一统四海，不比秦皇汉武差吧？[59]

当然。

事实上，秦汉文明虽然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我们能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18]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19]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贞观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20]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21]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

在这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为日本人所热衷。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22]

其实，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至少还有祆教（祆读如掀，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23]

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

国际化都市

唐代长安是世界的首都。

同样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大约只有古代的罗马城。然而长安却不像西欧许多城市那样以公共广场为中心，放射状地铺开道路。总面积七倍于罗马城的长安是方方正正的。这座由鲜卑族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规划设计，后来经唐人不断修建扩充的城市，典型地表现着中华帝都的气派和威严。

那就让我们走进长安。

长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属于皇家的宫城，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极宫、太子的东宫、宫女的掖庭宫，以及相当于宫廷办公厅的内侍省。宫城之南是皇城，有太庙和社稷坛，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级衙署，比如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这是帝国的政治中心。

构成帝国政治中心的宫城和皇城面积差不太多，东西两侧对齐，都是规整的长方形。皇城北面没有墙，两城以一条宽三百步的横街相隔，街北是宫城的南门承天门。每逢重大节日，朝廷便会在这里举行盛典，接见外国使团和少数民族豪酋也在此处，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从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出发，中经皇城南门朱雀门，再到长安南门明德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叫朱雀大街，也叫作天街。天街宽150米，两边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还栽种着整齐漂亮的柳树。以此为中轴线，长安城表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东边万年县，西边长安县，都属于京兆府。

天街两边各有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横交错，将宫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区分隔为一百一十一个格子。除东市和西市外，其余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区，东边五十四个，西边五十五个，叫作坊。

坊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强。它们都有围墙和坊门，大坊四个，小坊两个，由坊正负责，清晨开门傍晚关闭。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坊内则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户。规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罗棋布于长安城，是很让人惊讶的。但考虑到当时全城总面积大到84平方公里，是现存西安老城的九倍，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拥挤。[24]

这可真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5]

洛阳城的格局大同小异，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只不过宫城和皇城偏于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长安多。两相比较，长安显然更像帝都。

如此规划，用心何在？

意图在长安那里看得更为明显：皇帝坐北朝南，通过中央政府君临天下。士农工商等子民，则众星捧月般围绕在领袖和最高权力的周边，有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则意味着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理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

这种规划甚至也体现着混血王朝的风格。那棋盘般的格局让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个个自成系统的坊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我们不能肯定宇文恺是不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当真，那可就是将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无疑，这需要才华横溢，也需要气度恢宏。

才华属于宇文恺，气度则属于李世民。他在政权尚待稳固的贞观初年就让投降的突厥入住长安近万户，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够作出的决定。以后的皇帝财大气粗，就更不在乎。据统计，盛唐时期鸿胪寺的国宾馆里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使节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所有的开销都由鸿胪寺大包大揽。

呵呵，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读如必）下令停止供应，使节们则一状告到了政府。敢作敢为的李泌却不吃那一套，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斥说：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外交官？要么取道回纥或者海路回国，想留下来就得为大唐效劳，干活领俸禄。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鸿胪寺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27]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大体上说，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就是买于西市。久而久之，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使节和代表被收编，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店铺老板碍于“外交关系”又不便催要。其实使节和代表们赊账，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鸿胪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大唐拖欠外宾，外宾就拖欠店铺，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盛唐时的长安可是风花雪月一片繁华。有个故事说，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一个名叫郑六的人在逛街时邂逅一位绝色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精。[28]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精，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有狐狸精的又岂止长安，其他许多城邑也是国际化的都市，比如洛阳，比如扬州，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随着驼铃，用印度语、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吐蕃语，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仅鉴真法师所见，就有波斯、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海、东南亚各国商船。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过，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如陆路通用粟特语。[29]

各国的船只，停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则是尊重、保护和优惠政策。胡商们单独居住在蕃坊之中，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官府管理。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于是，就连建筑风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国风光再加异国情调，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客居广州的侨民则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当黄巢的军队打进来时，他们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

信仰之争暂时搁置了。此刻，他们都是唐人。

扬州则是另一番景象。靠着京杭大运河富庶繁荣起来的扬州，最鲜明的标志是诗人、美女和波斯客。后者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寓中华，却无不腰缠万贯，以至于冒牌货被叫作“穷波斯”，意思是波斯人中没有穷的。是啊，囊中羞涩岂能“烟花三月下扬州”，商埠之夜注定纸醉金迷。[30]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觉的扬州梦，争当第一的徐凝和张祜也竞相开屏。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边，月明桥上看神仙。徐凝则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一回，张祜似乎又落了下风。

其实多彩多姿的还有盛产蜀锦的益州（成都），作为中转站和集散地的洪州（南昌），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当然也都风采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满街都是胡人。[31]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银行家或高利贷者、外交官、书生、探险家和传教士呢？该不会只是丝绸、茶叶和善解人意的青楼女子吧？

当然不是。

文化航母

阿倍仲麻吕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晁衡的阿倍仲麻吕，是在开元四年（716）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当时他十九岁，同行的则有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均为一时之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阿倍仲麻吕也不负厚望，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32]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先后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阿拉伯人李彦升。

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因为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进士科的设置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做人才储备，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则要求更高。

那么，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杂文、时务策。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做填空题，杂文是写诗和骈文，时务策则是论述时政对策。第一项考基础知识，第二项是才艺展示，第三项相当于学位论文。如此全面考核，难怪考中不易。

对于外国人，就更难。

阿倍仲麻吕却一举成功。此后他留在了长安，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一住就是几十年。天宝十二载（753），思乡心切的仲麻吕被玄宗皇帝任命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节，与久别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时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阿倍仲麻吕则写下了著名的《衔命还国作》送给中国朋友——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33]

这说明什么呢？

阿倍仲麻吕已经融入大唐。[34]

大唐境内，像仲麻吕这样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融入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比如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流亡的波斯王族复国不得，就只好客死长安。但更多的是来了就不想走，比如赖在鸿胪寺国宾馆的那些使节。问题是，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唐帝国包养，吸引其他人的又是什么呢？

财富，机会，制度，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这其实要感谢隋炀帝。由于大运河的开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基本贯通起来。商旅从广州港登陆，取道梅岭进入洪州，再向东进入钱塘江，就可以一帆风顺地从杭州而扬州，而洛阳，直至丝路的东方起点长安。[35]

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36]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37]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38]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命运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总章元年（668）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次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今越南河内）。东西南北，都有都护府。

辖境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南边到了越南，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从建立安西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则只用了三十九年。这就充分说明，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恐怕非比寻常。其间奥秘，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

首先，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亚述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东汉主要向南。实际上，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需要定居，所以建立国家；由于需要兴修水利、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疆域就成了问题。人口增加以后，土地又成了问题。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导致战争。因此，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农业军事帝国，开疆辟土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势在必行。

这一点，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如果前方不宜人居，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农业帝国的扩张是理性的和有度的，他们的边界就在安全线内，视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游牧帝国的扩张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他们的边界是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总要打到打不动为止。也因此，他们的历史就像旋风或台风，迅速兴起，迅速消亡，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不奇怪，没有这个野心反倒不太正常。别忘了，就连小小的高句丽，也知道把自己变成军事王国，趁中原内乱之机南下扩张，何况统一强大如汉、唐？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云云，是借口也是实情。只不过，汉和唐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而且能说到做到，高句丽就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39]

文化的优劣。

请问，文化有优劣吗？

一般地说，就性质和品质而言，文化无优劣。文化就是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也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我们不能说某种文化是优质的，另一种或另一些是劣质的。

但，品质无优劣，形势却有，态势也有。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优质文化或劣质文化，却有优势文化，也有劣势文化。优势肯定优质，也肯定强势。劣势虽未必劣质，却肯定弱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成为世界性文明的是隋唐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就在这里。[40]

不过，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在于优势不是永远的，具有优越性也不等于一定具有世界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文化怎样才能长期保持优势，处于弱势的其他文化又将何以自处？

东亚各国各民族，都面临选择。

突厥、回纥和吐蕃选择了坚守。他们虽然也懂汉语，识汉字，使用的公共语言却独立自主。尽管突厥文源自粟特，回纥文源自突厥，吐蕃文则以印度文字为母体，但是总归是他们自己的。同样重要的是佛教和道教始终未能进入突厥社会，回纥干脆选择了摩尼教，吐蕃则在同时引进印度和汉传佛教后创立了自己的宗教系统，并延续至今。

这不难理解。

的确，面对大唐的强势，缺乏深厚积累的他们不能不充满警觉并坚守阵地，以免被高度发达又极具传播力的汉文明吞没。然而有趣的是，同样弱势的日本和新罗，却选择了全盘汉化的文化战略，不惜在日文和韩文创造之前大量直接使用汉字，唯恐不能与中华文明有着共通的文化标识。他们也争相引进汉传佛教，与突厥、回纥和吐蕃正好相反。

选择决定命运。总想与隋唐保持距离的突厥和回纥在历史舞台上功成身退，与中华若即若离的吐蕃以特色鲜明的姿态融入了民族大家庭，全盘汉化的日本和新罗则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蓦然回首，真让人感慨万千。[41]

大唐同样面临选择。

没错，公元7世纪的大唐有着令人羡慕的文化优势。两千年前开创的古老文明，在经历了四百年的磨难后，又被五胡和鲜卑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兼具了农业民族的沉稳和游牧民族的血性，比当年的两汉更加优质和强势。这时，他们就算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冲出国境耀武扬威，或者居高临下地目空一切，恐怕也没有太多人好意思批评。

大唐却选择了开放和包容。

开放是对外而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包容是对内而言的。任何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国民则完全可以各取所需。没有限制，没有区别，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清规戒律，只有博大胸怀。

这是自信的表现。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化浩如沧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地照单全收。[42]

不能不钦佩唐人。他们有优势，也有优越性，却没有优越感，反倒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好奇心，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平常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仗势欺人。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文化都不能颠覆我们的传统，只能成为自己的养分；他们也相信，文明不是私有财产，它属于天下人。

这才真叫大国风度。

现在可以作一个总结了：农业帝国原本就有扩张性，隋唐又是混血王朝，更兼挟中华文化之优势，以开放的姿态和兼容的心态面对现实，这就是他们创造出世界性文明的三大原因。与拜占庭、阿拉伯并为三大帝国，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三大帝国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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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大事年表

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北周静帝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杨坚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隋。杨坚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任并州主管，年十三岁。

582年（开皇二年），南朝陈宣帝卒，子陈叔宝继位。

583年（开皇三年），废九品中正制，东西突厥分裂。

584年（开皇四年），凿广通渠，引渭水至潼关。

588年（开皇八年），隋师伐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

589年（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

591年（开皇十一年），吐谷浑称臣。

592年（开皇十二年），日本推古女皇继位。

600年（开皇二十年），废太子杨勇，立杨广。

603年（仁寿三年），西突厥尽有东突厥之地。

604年（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卒于仁寿宫，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二十一日，皇太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是日，杀故太子杨勇。十月十六日，葬文帝。十一月三日，亲至洛阳勘测地形，定洛阳为东都。十一月二十日，陈叔宝卒，谥为炀。

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于淮。开邗沟入江。八月，隋炀帝到江都。

607年（大业三年），日本大使小野妹子到中国。

608年（大业四年），正月，开永济渠，南建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

610年（大业六年），三月，隋炀帝再至江都。十二月，开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市）至余杭（今杭州市）。

612年（大业八年），第一次征辽东。

613年（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东。

616年（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至江都，同时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

617年（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十一月，攻克长安，立杨侑为皇帝，尊杨广为太上皇。

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享年五十岁，在位十五年。五月，李渊称帝于长安，国号唐，唐王朝建立。

619年（武德二年）正月，定租庸调法。

621年（武德四年），李世民战洛阳，活捉窦建德，逼降王世充，六月在长安举行入城式。

622年（武德五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

626年（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事变。

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取经。

630年（贞观四年），唐破东突厥，唐太宗被各民族酋长尊为天可汗。穆罕默德建立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称为大食。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

635年（贞观九年），唐军攻陷吐谷浑国都，吐谷浑成为大唐羁縻之下的傀儡国家。景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军团攻陷东罗马帝国大马士革。

637年（贞观十一年）或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大败吐谷浑。

639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兵西域征讨高昌。

640年（贞观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卒，子智盛继位，败于唐。唐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

644年（贞观十八年），唐灭焉耆国。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长安。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灭龟兹国。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卒，享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四年。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军团灭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使节至长安，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7年（显庆二年），唐军击溃西突厥。

660年（显庆五年），唐高宗病休，武则天执政。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8年（乾封三年，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尽有其地，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0年（咸亨元年），吐蕃大举攻唐，安西四镇被废。

672年（咸亨三年），吐蕃再攻吐谷浑，吐谷浑亡。

679年（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卒，大唐复国。

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渤海王建国。

742年（天宝元年），西突厥彻底灭亡。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

763年 （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占领长安，国力鼎盛。

783年（唐德宗建中四年），唐蕃在清水缔结盟约。

788年（贞元四年），回纥行文大唐，宣布改称回鹘。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唐宪宗元和十六年（795－821）为回鹘汗国全盛时期。

821年和822年（唐穆宗长庆元年、二年），唐蕃在长安和拉萨缔结盟约。

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

注释

第一章

[1]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2]关于炀的解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炀皇帝上之上篇首胡三省注。

[3]汉与汉以后隋之前末代皇帝的谥号是：汉献帝、魏元帝、晋恭帝、宋顺帝、齐和帝、梁敬帝、北魏孝武帝、东魏孝静帝、西魏恭帝、北周静帝，北齐末代皇帝无谥号。

[4]李商隐《隋宫》云：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胡三省批注称：好内怠政曰炀。帝（隋炀帝）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5]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6]请参看（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7]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8]因此，也有历史学家不把两晋列入中华帝国的序列，请参看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9]历代王朝的起止时间，学术界历来有不同计算方式，两个王朝的兴亡也会有时间的重叠，这里不争论。

[10]中华帝国史的分期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即以秦汉为第一帝国，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理由是唐宋具有开放性，明清具有收敛性。然而事实上，唐代怛罗斯战役后，中华帝国的对外扩张便基本停止，宋代的版图更缩至历史最小，只不过仍然延续了唐帝国和唐文明的许多特征。因此本中华史将唐宋合称为世界性文明，但分属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至于四个帝国时间的计算方式，分别是秦并天下（前221）至曹丕称帝（220）为第一帝国秦汉，杨坚建国（581）至朱全忠灭唐（907）为第二帝国隋唐，赵匡胤称帝（960）至朱元璋建国（1368）为第三帝国宋元，朱元璋建国（1368）至辛亥革命（1911）为第四帝国明清。这里面，只有第三帝国和第四帝国之间是没有空当的。魏晋南北朝不列入中华帝国系列的原因，亦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一书。

[11]从曹丕称帝（220）到陈叔宝亡国（589），魏晋南北朝共三百六十九年；从晋武帝灭吴（280）到刘渊称帝（308），西晋统一中国二十八年。

[12]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就认为隋有两张面孔，请参看《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一书。

[13]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是在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十日，被杀则在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14]为隋炀帝建言献策的是黄门侍郎裴矩，他也因此而在兵变中受到骁果的保护。见《隋书·裴矩传》。

[15]见《隋书·宇文述传》。

[16]煽动骁果造反的人，正史称为老二宇文智及，野史称为老三宇文士及。但这段历史被魏徵等人篡改过，因此野史很可能是信史。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17]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18]见《隋书·炀帝萧皇后传》。

[19]据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炀帝被害前有朱贵人挺身而出，大骂叛军忘恩负义，遂被杀。见《隋炀帝海山记》。

[20]江都兵变后，萧皇后被叛军带到了聊城。宇文化及兵败后，萧皇后被窦建德奉养，然后又被处罗可汗迎至突厥，最后被唐太宗迎回长安，在唐太宗驾崩的前一年以八十高龄谢世。有学者认为，萧皇后死里逃生是因为她与隋炀帝画清界限，从而赢得了御林军全体官兵的尊敬。此说恐怕很难成立。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22]请参看（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3]当时的唐王李渊得到隋炀帝被害的消息，是放声大哭了的 。但是没过几天，他便毫不客气地请隋恭帝杨侑让出皇位。炀帝之死对于这位后来的唐高祖，恐怕正是时候。李密和窦建德却是动真格的。在消灭了那伙乱臣贼子之后，窦建德拜见了萧皇后，不但俯首称臣，还着素服祭奠炀帝。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说法是：我是隋臣，隋是我君，杀我君父者便是我的仇人。李密则在阵前痛骂对方：尔等世受国恩，竟然弑君谋逆，天地都不容！以上事见《旧唐书》与《新唐书》之《李密传》、《窦建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卷一百八十七，并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24]开皇三年（583）正月，隋政府下令将男子的纳税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但十八岁受田的规定不变。这样，农民在受田之后就其实有三年的免税期。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发展了生产力。见《北史·隋本纪》、《隋书·食货志》。

[25]见《隋书·高祖纪》。

[26]见《独异志》卷下。

[27]马端临《文献通考》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钱穆《国史大纲》称：隋文帝初一天下，就实现了西汉初年高、惠、文、景三代四帝六十年休养生息才达到的目标，文帝的遗产则足够以后五六十年的政务开支。

[28]见《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一》。

[29]杜宝《大业杂记》称舰队船只共5191艘，也有人统计为5245艘。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0]关于这次北巡的时间，《资治通鉴》记载有误，此处据胡戟《隋炀帝的真相》、袁刚《隋炀帝传》。

[31]见《隋书·宇文恺传》。

[32]见《隋书·裴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33]唐代胡曾《咏史诗·阿房宫》。

[34]历史学家袁刚先生即持此论，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5]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即持此论，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6]对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含糊其词；袁刚的 《隋炀帝传》认为是杨广授意杨素，由张衡动手杀隋文帝于病榻；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则认为是张衡擅自或在杨素的指使下谋杀了隋文帝，而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杨广在事后默认许可。

[37]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8]请参看陈璧显主编《中国大运河史》。

[39]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及张国刚推荐序。

[40]请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1]赵翼《廿二史札记》即称：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42]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的概念，系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杨勇与杨广的路线斗争，则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43]三阶教和天台宗都是中国佛教宗派。三阶教又名普法宗，创始人是隋代的信行。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创始人是陈朝的智顗（读如以）。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智顗在江都城内扬州总管府为杨广授菩萨戒。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禁三阶教。

[44]杨勇被废是在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初九，距离高颎罢官刚好整整一年。罢免高颎的理由非常牵强 ：征高丽不力。实际上，高颎一开始就是反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战争失败本应由文帝负责。

[45]见《隋书·高颎传》。

[46]高颎被免还有一个原因，即隋文帝怀疑他与杨勇结党。因为隋文帝将东宫的卫戍部队调往自己身边时，也遭到高颎反对。此外，在隋文帝那里说高颎坏话的还有独孤皇后和汉王杨谅。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47]这是三阶教遭到的第一次打击。此后，武则天和唐玄宗都重申了禁令。唐德宗时，有复兴迹象。唐末宋初，完全湮灭。

[48]杨广继位以后，高颎被重新起用，但是终于被杀。杨素则在大业二年病死，死前拒绝服用隋炀帝所赐药物，只求一死。请参看《隋书》之《高颎传》、《杨素传》。

[49]实际上在开皇十年，隋文帝仍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但到开皇二十年选择杨广为太子时，便已经决定了转换政治路线的大政方针。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及张国刚推荐序。

[50]据《魏书·李冲传》，孝文帝拓跋宏曾对李冲说，意欲从北到南开凿大运河跨过黄河直达淮河，并认为这是“军国之大计”。

第二章

[1]据《新唐书·高祖皇帝本纪》，当时造反起义者凡四十九处，其中称帝者四人，称王者八人，遍布全国各地。

[2]新旧《唐书》皆称，李渊为了对付隋炀帝的猜忌，尽力韬晦。

[3]见《旧唐书·裴寂传》，《新唐书》之《高祖纪》与《裴寂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4]最早对这段历史的官方说法表示质疑的是汪篯先生，见《汪篯隋唐史论稿》。现在，唐史被贞观史臣篡改已几乎是学界共识。袁刚《隋炀帝传》即称晋阳起兵的首谋毫无疑问是李渊，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也称晋阳起兵的策划者首推李渊。

[5]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6]袁刚《隋炀帝传》认为此案是李渊主动勾结裴寂，勇敢地住进炀帝行宫，以示挑战。这个说法，似乎也矫枉过正。

[7]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8]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9]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另，李渊勾结突厥一事在正史中极其隐晦，真相大白是由于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请参看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10]见《旧唐书·李密传》。

[11]本节所述玄武门之变及相关史实无另注者，全部依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12]事见《旧唐书·太宗本纪》，并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该书对玄武门之变有很精辟的分析，本书亦有引用，不另注。

[13]据《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唐太宗称李神通为叔父。

[14]玄武门之变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内还是之外？本书倾向于认为是在门外，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15]此番问答，《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有“高祖意乃安”五个字，却被《资治通鉴》删去，从而掩盖了李渊心中有鬼的历史真相。在细节上做手脚，是司马光的一贯伎俩。

[16]裴寂其实是太子党，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而且将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刘文静诬陷致死。李世民即位后，仍以开国元勋待之。但到贞观三年，裴寂被认定有该死之罪四条，从宽处理判处流放。

[17]此段综合了新旧《唐书》之《隐太子建成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18]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继位为帝。作为太上皇，李渊活到贞观九年五月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一岁。

[19]关于这个时间的考证，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20]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1]以上描述据《周书》之《突厥传》、《宇文测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林幹《突厥与回纥史》。据《周书·突厥传》，阿尔泰山又名金山，金山的形状类似于兜鍪（读如谋），而当地人把兜鍪叫做突厥，突厥由此得名。

[22]以上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3]请参看杜祐《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24]请参看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25]颉利可汗是启民可汗三子。启民可汗去世后，长子继位，是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去世后，儿子尚小，弟弟继位，是为处罗可汗（并非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西突厥的全称泥撅处罗可汗）。处罗可汗去世后，始毕可汗的儿子仍小，由三弟继位，是为颉利可汗。

[2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27]关于这次突厥的入侵，新旧 《唐书》 均称起兵是在七月，日期不详。但《资治通鉴》将突厥军进武功、京师戒严和太宗登基，一并记在同一天，即八月九日。

[28]以上综合《旧唐书·突厥传》、《新唐书·突厥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29]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30]贞观之治的实现，《新唐书·魏徵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均记在贞观四年，《资治通鉴》还明确记在颉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之后。

[31]见《旧唐书·魏徵传》、《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32]以上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但《贞观政要》将这次辩论记在贞观七年是不对的，因为封德彝在贞观元年六月即已去世。王先恭《魏文贞公年谱》记在唐太宗即位后不久，是符合历史的。据查，魏徵在武德九年的七月至九月出差关东，因此辩论应在回京后的十月。请参看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33]见《旧唐书·张玄素传》、《新唐书·张玄素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34]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5]据《旧唐书·张玄素传》，魏徵评价说：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37]见《旧唐书·魏徵传》、《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但只有《新唐书·魏徵传》将忠良之辨和兼听则明记载在同一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兼听则明记在贞观二年。

[38]见新旧《唐书》之《魏徵传》。

[39]长孙皇后救魏徵一命的故事，见于唐人所撰《独异志》和《大唐新语》。两书都是小说，不是正史。但长孙皇后对魏徵的肯定和赞扬，《旧唐书·长孙皇后传》有记载。另据《旧唐书·魏徵传》，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就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之子的婚约。据《新唐书·魏徵传》，太宗还毁掉了为魏徵所树的御碑。

[4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41]见《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42]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3]见新旧《唐书》之《封德彝传》。

[44]唐太宗的愿望在魏徵去世后得到了实现。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即魏徵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要大臣指出他的过失，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无失”，只有两个人提出意见，其中一人当年被杀。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唐太宗总结自己功超古人的五点经验，并问大臣褚遂良：你做过史官，朕说的属实吗？褚遂良说：陛下盛德岂止五条？实在是太谦虚了。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

[45]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4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

第三章

[1]这一观点亦请参看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2]严格意义上的邦国时代是从西周开始的，之前的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则是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以周王国为盟主，周天子为共主。天下的产权在名义上属于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治权也一样，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后，各国的产权和治权就永久性地属于国君。他们还可以进行权属的再分配，从而建立起大夫的家。天下、国、家，三级所有，层层转包，各自为政，自负盈亏，是为邦国制度。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3]辅佐君主的贵族虽无薪水却有酬劳。酬劳高级贵族的办法是封土封民，册封他们为大夫和诸侯。诸侯对封国，大夫对采邑，都有财权和治权。士得到的酬劳是世田，只有财权没有治权。

[4]例外的是西汉初年和西晋，结果是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但直到唐代，仍然有人主张封建，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5]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见托名姜太公的《六韬》。

[6]六部的排列次序，隋唐至宋初有变化。至王安石变法，始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以后不再改变。另，本章所述均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中国历代官制》编委会编著《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版），徐连达编著《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易中天《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7]以上亦请参看《旧唐书·职官志二》。

[8]六部官员的官阶：尚书，唐正三品，宋从二品，元正三品，明正二品，清从一品。侍郎，唐正四品，宋从三品，元正四品，明正三品，清正二品。郎中，唐从五品，宋从六品，元从五品，明正五品，清正五品。员外郎，唐从六品，宋正七品，元从六品，明从五品，清从五品。主事，唐从九品，明正六品，清正六品。

[9]先由门下审核再由皇帝签署的是制书，先由皇帝签署再由门下副署的是敕书。请参看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

[10]所以钱穆先生说，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2]姚崇改革事见《唐会要》卷五十五。这个制度，《南部新书》乙篇称“凡中书有军国重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唐六典》卷九则称“凡有章表，皆商量可否，则与侍郎及令连署而进”。

[13]见《旧唐书·李藩传》。

[14]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5]三省主要官员的官阶是：尚书都省一把手尚书令，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从二品；秘书长左右丞，正四品。都省之下，六部尚书定员一人，正三品；侍郎定员二人，正四品。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前，中书门下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都是定员二人，正三品；副长官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都是定员二人，正四品。而且，六部尚书只有一人，中书门下的长官却是两人。换言之，他们还不如六部尚书。

[16]本节所述据《新唐书·选举志》，亦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翟国璋《中国科举词典》，杨波《长安的春天》。

[17]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关系和区别，详请参看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

[18]见王定保《唐摭言》卷二。其实此事只能看作传说，白居易荐徐而抑张，很可能因为徐凝为人稳重，张祜放荡不羁。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即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请参看杨波《长安的春天》。

[19]见《唐摭言》卷九。

[20]请参看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描述科举制度本质特征的十六个字也出自该文。

[21]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是在大业二年（606），也就是他即位之初。

[22]见《唐摭言》卷一。

[23]实际上，进士一词在唐代有两个概念，一个指考试的科目，一个指考生的身份。在唐代，但凡州县推荐到长安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员和乡贡，都叫进士。如果放榜时榜上有名，就叫及第进士，也叫新进士。通过吏部考试后，则叫前进士（意思是以前是进士，现在过关了）。后来，秀才科被废，明经科衰落，进士科一枝独秀，进士又有了新的含义。宋代，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都叫进士。通过殿试以后，则按成绩分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三等。到明清，殿试合格者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实榜眼原本是两个人，意思是金榜的两只眼睛。唐代杏园探花的探花使也原本是两个人，后来又有一个人要求参加，变成三个人。结果到明清，榜眼就变成第二名一人，第三名一人则俗称探花。

[24]见孟郊《登科后》。

[25]见赵嘏《残句》。

[26]见《唐摭言》卷一。

第四章

[1]关于李彦升、尉迟敬德、安禄山的民族问题，系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康国和安国，在《魏书》和《隋书》的《西域传》都有记载，《隋书·西域传》并称安国国王姓昭氏武，与康国国王同族。但安波至是否安国的王族之后，尚不能确定。亦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如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称独孤信家族为汉化的匈奴氏族，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则称该家族为突厥望族，但一般都主张其族别为鲜卑。其来历，《周书·独孤信传》有简单介绍。

[4]见《周书·独孤信传》。

[5]见《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6]见《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

[7]见《旧唐书》之《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传》、《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8]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是美国德裔历史学家魏特夫（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之《中国社会史：辽》一书导言提出的概念（该导言有中译本），在欧美和日本影响很大。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注80。

[9]混血王朝是本书提出的概念，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二元帝国”，请参看雷海宗《国史纲要》。

[10]羁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惠王灭巴国后，仍以巴氏为蛮夷君主，但成为制度是在唐。最早是贞观三年以南蛮东谢酋长为应州刺史，南谢酋长为庄州刺史，不过真正产生影响是贞观四年为战败的东突厥设置羁縻府州。

[11]据统计，唐代设置的羁縻州多达856个，远远超过只有358个的普通州，可见此项政策之重要。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12]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13]称唐太宗为“华夷父母”的是铁勒部的一个豪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14]南疆、北疆和东疆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习惯称谓。大体上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以东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为东疆。

[15]狭义的西域概念见《汉书·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16]请参看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法）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17]玻璃制品很早就传入了中国，经由路线则有海路和陆路。但可以肯定有一部分是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唐人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即可证明。请参看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18]高昌本为军事基地，西汉宣帝时屯田于车师前部，十六国时建郡。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是为高昌建国之始，以后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四代政权，唐太宗时国王为麴文泰。麴文泰与玄奘法师的故事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归顺大唐事在贞观四年十二月，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19]以上见新旧《唐书》之《高昌传》、《侯君集传》、《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20]见《新唐书·焉耆传》。

[21]唐军统帅名单见《新唐书·龟兹传》，行进路线则见《旧唐书·龟兹传》。现在，库车县与独山子之间有独库公路，当年唐军很可能即沿此线穿过天山。

[22]见《旧唐书·龟兹传》，并请参看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23]格桑花又称格桑梅朵，具体为何种植物存在广泛的争议。在藏语中，梅朵是花，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长期以来一直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雅砻江则是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又名若水、打冲江、小金沙江，藏语称尼雅曲，意为多鱼之水。据说，吐蕃王朝的前身悉补野即兴起于雅砻河谷地区。

[24]吐蕃的得名有各种说法。一般都认为，蕃是藏文bod（拉丁字母转写，下同）的音译，为古代藏族的自称。其来历可能由于雅砻河谷地区当时为高原农业的中心，称为蕃域，与卓（bro，牧区）相对应。也有人认为蕃是本（bon，藏族原始宗教）的音转。吐的含义也有多种解释，比如山南、上部、大，等等。

[25]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又，羊同即藏文zhang zhung的音译，又译象雄，见罗广武《两唐书吐蕃传译注》。

[26]见《新唐书·吐蕃传》，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27]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阎立本《步辇图》中，端坐于舆中的是唐太宗，留着浓密胡须面对太宗皇帝的（画面左起第三人）就是禄东赞。

[28]以上事见新旧《唐书》之《吐蕃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另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美）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9]见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

[30]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另外，藏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佛教学者认为是公元七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制的。但雍仲本教学者则认为藏文完全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

[31]两次会盟分别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和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此后，唐蕃战争宣告结束，他们也都开始日薄西山。

[32]请参看林幹《突厥与回纥史》。

[33]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34]以下所述无另注者，均见《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同时请参看林幹《突厥与回纥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5]据《旧唐书·回纥传》和《新唐书·回鹘传》，宁国公主被回纥可汗册封为可敦（皇后）。该可汗去世后，回纥人原本要以公主殉葬，被公主严词拒绝，然后回到了大唐。

[36]一匹绢宽1尺8寸，长4丈，即宽54厘米，长12米。

[37]我国历史学家沈福伟和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都谈到了这一点。据沈福伟先生的研究，在公元8世纪中到9世纪中，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回纥成为葱岭以东最大的绢丝贸易中间商。他们和粟特商人一起，每年都将成千上万的绢帛运往中亚和西亚，给大唐造成的却是巨大的财政赤字。气贺泽保规先生则特别谈到了绢帛作为高额通货和结算手段为回纥带来巨额财富，从而改变其社会性质的问题。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8]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9]见《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

[40]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

[41]见《新唐书·回鹘传》。

[42]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即称，回纥在长安造成的风气，是逐利之人甚多，邪恶之人影从（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

[43]裕固族的前身包括武则天时期迁徙到今张掖、武威的回纥和公元840年以后迁来的回鹘，元、明时称撒里畏兀儿，1953年定名裕固族。维吾尔是本族的自称，一般认为有联合、协助的意思，其族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回鹘西迁后，天山一带和南疆各民族被回鹘化；另一种认为新疆自古就有维吾尔族，与回鹘同为古维吾尔人，两者汇合即为后来的维吾尔族。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44]关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史的关系，请详见本中华史下一卷。

[45]以上据《新唐书·回鹘传》附录，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46]这两个数据见《唐会要》卷七十三，《新唐书·回鹘传》，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47]分别见李白《白鼻䯄》、《少年行》之二，杜甫《饮中八仙歌》。䯄读如瓜，黑嘴小黄马。

[48]花蕊夫人《宫词》。

[49]见《新唐书·常山王承乾传》。李承乾后来被废为庶人。

[50]以上两段综合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51]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另，辽宁省博物馆藏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亦可资证明。

[52]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称：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53]见《旧唐书·舆服志》。又白居易《时世妆》称：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可见依照吐蕃习俗面赭，是唐高宗治理整顿之后的事，也可见这种治理整顿并无效果。

[54]抓饭在当时叫（读如必罗），是波斯语pilaw的音译。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5]汉魏已知葡萄酒，见《晋书·吕光载记》；唐太宗酿造葡萄酒，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同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6]见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同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7]事见《唐语林》卷四。唐玄宗在凉殿接待这位言谏官员，很可能是故意的，因为这位官员反对建设凉殿。于是唐玄宗特意安排他坐在藏了冰块的座位上，又赐给他加了刨冰的冷饮，终于导致该官员的腹泻，而玄宗本人却还擦汗不止。事后，唐玄宗对该官员说，人与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爱卿以后提意见还是多加考虑为好。

[58]向达先生根据《旧唐书·拂菻传》的相关记载，认为这项技术应该来自东罗马帝国。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59]见《新唐书·西域传上·疏勒》。

第五章

[1]其实，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文明的国家，《隋书·倭国传》称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都以日本为大国，执政的圣德太子年轻有为，跟隋炀帝一样很有文化素养。但 《隋书》将日本国书的措辞和炀帝的反应都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说明当时隋人对此十分在意。后来隋帝国大使赴日，又发生了所谓“国书被劫”事件，更能说明这一点。详见袁刚《隋炀帝传》。

[2]这段历史诸家说法有异，本书采信袁刚《隋炀帝传》的说法，同时请参看《隋书·倭国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3]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知之甚少，获得的情报也相当皮毛，甚至乖谬。比如隋文帝得到的信息便是：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因此天不亮就办公，太阳一出来就下朝，声称要将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处理。隋文帝认为这“太无义理”，于是以世界之王的口气下达训令让日本人改正。见《隋书·倭国传》。

[4]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其劳民伤财的程度超出了人民群众的忍受极限，起义在《无向辽东浪死歌》中爆发。隋炀帝不思悔改，又北巡突厥，结果被困雁门。从此帝国和炀帝都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5]见《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6]邱久荣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高句丽条称：“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封其王为高丽王，自此称高丽。”实际上，此前早已有人称高句丽为高丽，如《魏书·高句丽传》载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接见高句丽使者，双方均称高句丽为高丽。但其王的封号仍为高句丽王。可知高丽实为当时高句丽的习惯性简称。另请参看《北史·高丽传》、《隋书·高丽传》。

[7]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8]见《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9]事见《隋书·裴矩传》。以上各段描述参考了袁刚《隋炀帝传》。

[1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但《资治通鉴》没有记载启民可汗向隋炀帝汇报高句丽来使一事。据隋炀帝北巡突厥行程，高颎之死应该在此之后。

[11]佛教从前秦传入高句丽是在东晋咸安二年（372），《论语》从百济传入日本是在西晋太康六年（285），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平假名的是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楷书偏旁创造片假名的是留学生吉备真备。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12]本节述圆仁故事均引自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13]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最澄和空海是在唐德宗时期的公元804年同时搭乘遣唐使船入华的。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15]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这九艘商船是日本遣唐使在楚州（今江苏省淮阴市和淮安市一带）雇用的。

[16]张保皋的新罗名叫弓福，日文名叫张保高，部分事迹在《新唐书·新罗传》中有记载，杜牧也有《张保皋郑年传》。

[17]2004年，韩国国家电视台KBS耗资150亿韩元推出反映张保皋生平事迹的51集电视剧《海神》，投资额超过《大长今》，在韩国和中国都引起强烈反响。

[18]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9]事见《日本书记》，并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0]本次使团的大使是犬上三田耜，贞观四年八月出使，贞观六年八月回国。

[21]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22]见《隋书·倭国传》。

[23]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4]以上据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5]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26]气贺泽保规先生即认为，由于北魏、北周和隋唐都是以鲜卑为主流的政权，宇文恺又是鲜卑人，因此在棋盘格局的坊制中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想法并不奇怪。本书则认为，由于北周号称要恢复周制，因此产生井田制的想法也不奇怪。

[2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并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28]见唐人沈既济《任氏传》。

[29]鉴真法师是东渡日本时被风暴吹到广州的，此处原文见《唐大和上（大和尚）东征传》。

[30]李商隐《杂纂·不相称》称“穷波斯，病医人”。意思是医生不该病恹恹，波斯人也不会穷兮兮的。

[31]以上综合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32]阿倍仲麻吕也写作阿部仲麻吕，晁衡也写作朝衡。本节所述无另注者，均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3]阿倍仲麻吕的《衔命还国作》后来收录在宋代编辑的《文苑英华》里，也是《文苑英华》中唯一的外国人作品。诗的全文是：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34]阿倍仲麻吕回国时，船被风吹到了安南。仲麻吕只得返回大唐，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同年，杜甫卒。

[35]此路线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6]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37]见唐人薛用弱《集异记》。

[38]本诗是嵯峨天皇模仿张志和 《渔父词》所作，一共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它们及朝臣滋野贞主奉和的五首，均收入《经国集》。

[39]必须指出，中华的扩张并非没有止境。从中唐开始，中华帝国就在总体上变得收缩内敛，开拓进取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个话题却只能留待将来。

[40]文化没有优质和劣质之分，却有优势和劣势之别，是邓晓芒先生的观点，请参看邓晓芒《西方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对比》。

[41]关于突厥、回纥、吐蕃、日本、新罗的选择和命运，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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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China ╱14

禅宗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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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兴起/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

（易中天中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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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①禅… Ⅱ. ①易… Ⅲ. ①禅宗－佛教史－ 中国－通俗读物 Ⅳ. ①B94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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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ISBN 978-7-5339-4391-2

定价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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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扉页

第一章 拜占庭

摇晃的帝国

基督让人为难

流放教皇

上帝的愤怒

给野蛮人加冕

第二章 阿拉伯

半岛

先知

伊斯兰

帝国

告别巴格达

第三章 禅

真经与净土

禅宗故事

六祖惠能

立地成佛

否定之否定

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人间佛法

时代精神

通往自由之路

改变中国

第五章 大洗牌

搅局

地中海

走向世界

王权与教权

错失良机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第一章
拜占庭

摇晃的帝国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1]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像章。约铸于公元324-326年，金制，直径3.6厘米。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 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拜占庭式建筑典范，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公元537年竣工，设计师是物理学家米利都的伊西多尔和数学家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公元1453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后，在教堂周围建了四座高大的尖塔。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据意大利制图者克里斯托弗·保德尔门特1420年制作的羊皮纸墨水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特征均清晰可见：护城河、双层城墙、大广场，还有皇家记功柱、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实用地图。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 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

那么，上帝会保佑他吗？

基督让人为难

拯救帝国，对希拉克略来说并不容易。

希拉克略原本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父亲则是东罗马帝国的非洲总督，也叫希拉克略。当时，非洲总督权力极大，在任皇帝则被认为很不称职。那个依靠政变上台的家伙根本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帝国需要强者，人民需要领袖。因此，当希拉克略的舰队在秋高气爽之日来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夺权时，城内城外竟是一片欢腾。

躲进教堂的老皇帝则被两个元老院议员捆绑起来。他毫无悬念地被罢黜，并处以极刑，还被株连九族。临刑前，这个倒霉鬼用充满怨恨的目光看着新皇帝希拉克略，然后鼓起勇气不无嘲讽地对他说：你会更好！

希拉克略记住了这句话。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重4.45克。正面是希拉克略一世及长子希拉克略·君士坦丁、次子希拉克罗纳斯戴王冠的站像。背面有十字架及基督符。英勇的希拉克略一世35岁时即位。

事实上，接过权杖的希拉克略一直都很努力。他即位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全面改革，调整政府机构，整顿财政系统，加强军事建设，甚至亲自出面与阿瓦尔人谈判，带兵跟波斯人作战，结果却是仅仅幸免于被俘。看来，脆弱的帝国已是积重难返，希拉克略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想到了宗教。

跟君士坦丁相信十字军旗战无不胜一样，希拉克略也认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从迦太基（Carthage）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把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钉在了自己的船桅上。现在，他当然也坚信上帝、基督和圣母绝不会让异教徒长期占领圣城和大主教的驻节地，无论这些异族是波斯人、阿瓦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因此，在完善制度和积蓄力量的同时，希拉克略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循循善诱地告诉臣民们，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神圣的上帝之剑将刺向邪恶的魔鬼心脏，沦陷区的基督教兄弟则将得到解放。

希拉克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打开库门慷慨解囊，甚至允许帝国政府借用教堂的金银盘子来铸造硬币。这位大主教还请人在城门上画了基督和圣母的像，以至于在后来的危难关头，不少虔诚的信徒亲眼看见圣母本人出现在城墙上，而且就在自己身旁。

于是，公元622年，希拉克略率领他的军队在大主教的祝福下开始了远征。此后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毋庸赘述，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拜占庭的大军在公元627年的年底兵临泰西封城下，并于次年4月3日与波斯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以希拉克略的全胜宣告结束。

这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前一年的事。

两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波斯人掠去的真十字架被送回耶路撒冷。这件圣物是由希拉克略赤着脚扛进圣城的，由此证明了上帝是如何宠爱他赤诚的仆民。至于留给波斯人的，则是此起彼伏的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的命运。

十字架本是用来处死战俘、罪犯的刑具。基督教传说中耶稣遭陷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从此，十字架成为基督教徒信仰的标志。不同的基督教派系，使用的十字架也不尽相同，据说有三百种之多。

异教徒们安静了，基督教的世界却喧嚣不已。

事实上就在希拉克略为帝国的存亡殚精竭虑时，基督教各派别也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们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性质，争论的原因也很简单：基督是上帝之子，又是圣母玛利亚生的。那么，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既是人也是神？他的本性又是什么？神性？人性？是只有神性或只有人性，还是既有完整的人性，又有完整的神性？

基督真是让人为难。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形的上帝使凡人受孕，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本身就很荒谬。然而正因为荒谬，才需要信仰也只能信仰。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的基本观点。他的话，道破了信仰的秘密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如果想得清楚，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那么，它思考的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而终极问题是不可思考的，或者说是想不出答案的。答案只在信仰之中。作为答案的上帝，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信仰的直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聪明的做法是放弃争论，虔诚信仰。

但是这很难。事实上，理性地意识到荒谬需要信仰或信仰必定荒谬，是只有德尔图良这样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了不起的境界。对于一般信众而言，如果不想迷迷糊糊地相信（迷信），就必须把上述问题都搞清楚。教会也有责任给广大信众一个交代，否则就是失职。

教会给出了解释，而且这解释正是德尔图良在公元3世纪提出的，叫“三位一体”（Trinity）。这种学说认为，作为无须证明的宇宙本体，上帝只有一个，却又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Person），即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第一个位格是造物主，即圣父；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即圣子；第三个是永远存在于基督徒心灵中的指导思想，即圣灵。

“三位一体”论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本体、三个不同的位格。通俗地说：仅有独一的天主；圣天父完全是天主，圣子完全是天主，圣灵完全是天主；圣天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天父。

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三个位格，本体却只有上帝一个。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就叫“三位一体”。不过，这样的教义不能靠思考去理解，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德尔图良甚至说，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见鬼去吧！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可惜偏偏有人叫板。利比亚的主教阿里乌（Arius，又译阿利乌）就跳出来说，不管上帝有几个位格，反正基督是人不是神。因为既然上帝唯一，如果又说基督是神，那就成了多神教。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基督的性质便又一下子成了问题。如果基督是人，那么他也有神性吗？如果没有，请问凭什么成为救世主？如果有，他的人性和神性又是什么关系？

正统教义的说法是：一个位格，两个全性。

也就是说，基督只有圣子这一个位格，却有人和神两个完全的本性，也有完全的人格和完全的神格。他的神格与圣父同体，人格则与世人相同，但没有原罪。因此，基督作为圣父的独生子，是二性的，也是一位的。

一性派（Monophysitism）却不同意。他们认为，既然是本性，那就只能有一种。基督虽然是人，但他的人性已经完全地融入了神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这就是神性。只有人性或兼有二性的说法是不通的。

这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罗马人。爱国不分先后，信教不分派别，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都不干。

不干也有道理。作为主教和神学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占上风。作为帝国，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而选择了基督教，又岂能容忍他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罗马皇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他们也管了。只不过，君士坦丁的做法比较粗鲁和野蛮。他在主教会议上强迫阿里乌派接受正统观念，否则就逮捕法办。希拉克略则想两面讨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却只有一个意志，这就叫“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也不得不动粗。血腥的镇压当然不可能换来衷心的拥护。到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执政的时代，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终于酿成。

流放教皇

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正面为君士坦斯二世像。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数年后又下令处死同胞兄弟狄奥多西，就此众叛亲离。君士坦斯被暗杀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me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3]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4]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5]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上帝的愤怒

公元726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十四年，一座火山在爱琴海底爆发。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海面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火山灰遮蔽着整个天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如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会把这种现象视为天谴，本次火山爆发也被拜占庭人看作了上帝的愤怒，皇帝陛下对此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此时的皇帝是利奥三世（Leo Ⅲ）。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退伍军人在公元717年的3月登上皇位，接手之时帝国的山河正如百年之前一样破碎。而且在他即位后不久，阿拉伯的海军和陆军就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两路军队从东部穿越了小亚细亚，爱琴海上的一支舰队也来势汹汹。

利奥三世沉着应战。他聪明地与保加利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那些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也显然更愿意与拜占庭人结盟，而非与阿拉伯人为邻。皇帝还向上天求助。他用十字架拍打着海面，请求上帝保佑它忠诚的仆民。

终于，在718年的夏天，无心恋战的阿拉伯人沮丧地撤出了战场，利奥三世却没有感到欣喜。因为当他一片片收复失地时，看到的竟是满目疮痍。过去那些繁华的都市现在遍布贫民窟，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则统统变成了残垣断壁，阿拉伯人已经成功地让拜占庭帝国遍体鳞伤。

皇帝陛下悲愤满腔。

现在看来，利奥三世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他很可能反思了帝国这数百年的历史，探讨了民族多灾多难的原因。答案也很简单：一定是拜占庭人做了什么错事，从而引起了上帝的愤怒。

问题在于错在哪里。

火山爆发给了他启示。事实上，在他进行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718年，爱琴海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灾难，结果是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阿拉伯人的舰船也大部分被烧光。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已经撤退了，上帝却还要表示愤怒，而且只惩罚拜占庭人，那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要弄清楚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信仰的坚定性和纯粹性。

众所周知，阿拉伯人跟拜占庭人以及犹太人一样，信仰的都是一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是只崇拜唯一的神，而且无论这神是被叫做上帝（God）、安拉（Allāh）或雅赫维（Yahveh），都是没有形象的。唯其无形，才无限，也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

因此，犹太、基督和伊斯兰这三大一神教，都反对偶像崇拜。伊斯兰教甚至认为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是最恶劣和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违者是一定要罚入火狱的。穆斯林也严格地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在占领了拜占庭的行省后，便立即重新铸造硬币，以便抹去上面的雕像。

拜占庭人就差多了。

与早期基督徒遵循着犹太人的足迹，严格遵守禁止偶像崇拜的摩西律法不同，拜占庭人在公元6世纪开始对圣像崇拜习以为常。许多虔诚的教徒在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面前祈祷，教堂中也布满了偶像。这些教徒中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皇帝，帝国的防卫者希拉克略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圣徒都受到崇拜，天使当然更不例外，罗马教会甚至为战胜了撒旦的大天使长米迦勒（Michael）修建了一座教堂。大天使长加百利（Gabriel）也备受欢迎，因为他曾经向圣母玛利亚报告了由圣灵怀胎的福音。

在如此之多的形象面前顶礼膜拜，实在难免偶像崇拜甚至多神崇拜的嫌疑，也饱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诟病。在后者的眼里，这种行为已经跟异教徒没有两样，拜占庭的一落千丈和国势日颓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利奥三世认为，问题显然就出在这里。也就是说，正是对偶像的崇拜引起了上帝的愤怒，而要想彻底拯救帝国就必须痛改前非。这是爱国爱教者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也就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就是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

运动是雷厉风行的。基督、圣母、圣徒和天使的画像和塑像从教堂和公共场所拆除，而代之以十字架、花朵、鸟类等官方认可的图案。这种替换是如此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有人尖刻地说：我们的教堂现在成了水果店和鸟笼子。

皇帝陛下非常满意，却没想到此举不但未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反倒燃起了臣民的怒火。他们指出，圣像的存在有利于凝聚信徒的宗教情感，光秃秃的墙面则实在无法让人打起精神。何况拜占庭人普遍认为，请已故的圣徒“代祷”比自己祈祷更为有效，圣像破坏运动却使这不再成为可能。

据创作于6世纪的耶稣与圣麦纳斯画像。原作为木版蛋彩画像，长宽均为57厘米，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利奥三世已经犯了众怒。

愤怒席卷了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尤其是在利奥三世试图加倍征收财产税以后。某些地方的军队甚至发生兵变，只是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二世（Gregorius Ⅱ）的劝阻，他们才停止了另立皇帝和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动作。

然而罗马教会的态度却很鲜明。格列高利二世正本清源地说：向圣像行礼不是崇拜而是致敬，皇帝的说法完全是混淆是非。而且，为了捍卫罗马对宗教事务的领导权，这位教皇毫不客气地宣布圣像破坏运动是异端（heresy）。

判定为异端是基督教内部斗争的杀手锏。在这种斗争中，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最便当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宣布对方是异端。前面说过的阿里乌派、一性论和一志论就享受过这种待遇，现在轮到利奥三世主导的运动。

呵呵，罗马教会也当仁不让。

利奥三世的答复，则是在公元733年派了一支舰队前往意大利，很可能是要像君士坦斯对待马丁那样对付教皇。这时的教皇已经是格列高利三世（Gregorius Ⅲ）。此君比他的前任更加强硬，竟在两年前召开会议，宣布将赞成圣像破坏运动的人开除教籍，并停止向拜占庭国库缴纳贡金。

皇帝陛下当然不能容忍。尽管他派出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的风暴中沉没了，他的固执却变本加厉。作为报复，他宣布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划出罗马教区，将这些地区的教廷司法权移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还没收了教皇在西西里的地产，看来皇帝的愤怒也不可等闲视之。

公元741年，利奥三世死于水肿病。在反对派看来，恐怕这才体现了上帝的愤怒。何况此前在君士坦丁堡还发生了地震，尽管同年拜占庭也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

这笔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

圣像破坏运动却仍在继续。公元754年，利奥三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召开会议，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皇帝有权干预教会。会后，许多修道院被迫关闭或者变成兵营，大批教士被迫还俗，大量教产也被收归国有。愤怒的罗马教皇则针锋相对地宣布，给予拜占庭皇帝及其追随者以“绝罚”处分。依照教规，受到绝罚处分的教徒将被教众孤立，而且死后不能进入天堂。

皇帝当然不会被吓倒，案子却翻了过来。两个支持圣像的女人——女皇艾琳（Irene）和皇太后狄奥多拉（Theodora）让利奥三世的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后者甚至在843年让东部教会做出决定，将反对圣像崇拜的人开除教籍。[6]

但这已是利奥三世去世以后太多年份的事，彻底失望的教皇也早就开始谋求他人的支持。为此，他不惜把王冠戴在了蛮族的头上，从而翻开了欧洲历史新的一页。

给野蛮人加冕

教皇联合的蛮族是法兰克人（Frank）。

法兰克是日耳曼人（Germans）的一支，而日耳曼人就是古罗马帝国的“五胡”，只不过他们建立的国家年头都超过了我们的十六国，西哥特王国的时间甚至比北魏还长。但日耳曼王国中最为兴旺发达的，还是法兰克。[7]

这个王国的故事，我们在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中已经说过。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三件事，这就是建立采邑制，皈依基督教，实现罗马化。结果，法兰克变成了超级封建大王国，并成为抵挡伊斯兰渗入欧洲的屏障。

罗马教皇却显得弱势。

事实上，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怜的罗马就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由于君士坦丁堡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教皇不得不自筹资金，用以养兵和贿赂伦巴德人（Lombard）。那些曾经的蛮族近在咫尺，而且无时无刻不是虎视眈眈。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伦巴德人终于向罗马发起进攻。教皇史蒂芬二世（Stephen Ⅱ）向伦巴德国王行贿无效，向拜占庭皇帝求援无果，只好佩戴着基督的圣像，赤脚率领教士和信徒游行，向神祈祷。最后，就连这一招也不管用时，教皇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是的，他决定向法兰克王国求助。

这时法兰克王国的执政者是丕平（Pepin）。矮子丕平是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的儿子，职位是宫相。宫相就是宫廷的总管，但在查理·马特的时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执政者。事实上查理·马特也是法兰克的曹操，建立封建制就是他的杰作，并且由于击败阿拉伯人的进攻而获得了马特（铁锤）的称号。因此，丕平也很愿意把自己变成曹丕。

公元751年，通过贵族会议的程序，法兰克的傀儡国王将王位禅让给了丕平，当时的教皇则对此表示了祝福。他派出使者为新国王举行了涂油礼。当神圣的液体倒在丕平头上之日，谁都没想到一个新时代其实已经来临。

首先诞生的是教皇国（Papal States）。

教皇国其实是丕平的酬谢。这不仅因为前任教皇派人施了涂油礼，更因为新任教皇史蒂芬冒着寒风和大雪，翻过阿尔卑斯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可是罗马教廷设立以来，教皇第一次踏上法兰克的国土，对于曾经的野蛮人当然是意外的惊喜和非同寻常的鼓舞，丕平不能不激动万分。

毫无疑问，教皇大人其实是来求援的，而丕平正好也要求助。他的民族备受歧视，他的王位也来路不明，这些都需要正名，更需要上帝的祝福。因此在篡位之前，丕平曾派遣使者访问罗马，请教皇指示究竟谁该当国王。

教皇立即意识到这是树立权威的绝佳时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废立君主的特权。史蒂芬二世当然更明白个中利害，于是亲自为丕平重新举行加冕礼，宣布上帝将法兰克赐予新国王，还赠给他的两个儿子以罗马贵族的头衔。这样一来，两位新贵也就同时有了保卫圣城的义务。

感恩戴德的丕平决定投桃报李。754年和756年，他率领部队两次南下，打得伦巴德人满地找牙彻底臣服。丕平将伦巴德人吐出来的肥肉慷慨地赠予教皇，意大利半岛的大片土地归属了罗马教会，政教合一的教皇国由此建立。

这当然是拜占庭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土地是帝国的而非教会的。然而教皇却不失时机地拿出了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声称这不过是兑现君士坦丁当年的承诺。对于这一谎言，君士坦丁堡只能沉默。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激怒教皇还是激怒丕平，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是查理曼帝国登场。

查理曼帝国是丕平的儿子查理建立的。此君在位四十六年，征战五十三次，灭亡伦巴德，击退阿拉伯，征服萨克森（Saxony，撒克逊人的一支），打败阿瓦尔，把疆域扩大了几乎一倍，让占领地的人民都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称为查理曼（Charlemagne），意思是伟大的查理，或查理大帝。

伟大的查理不再满足于只做国王，何况其王国的版图已经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这难道还不是帝国？

加冕是迟早的事，需要的只是时机。

时机说来就来。公元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因不得人心而被罗马贵族废黜，只身逃往法兰克，投奔查理曼。查理曼很清楚利奥三世被废的原因之一，是跟自己走得太近。因此在第二年，他便亲自带兵将教皇护送回国，并把他重新扶上圣座，自己则陪伴教皇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教皇决定报恩。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晚上，罗马城内的圣彼得大教堂灯火通明，庄严肃穆的赞美诗在穹顶回响。当查理曼跪下来祈祷时，教皇轻轻地走到他身边，然后将一顶华美的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教士和信徒们齐声欢呼：查理·奥古斯都，上帝加冕的伟大而温柔的皇帝万寿无疆！

最初由君士坦丁于公元326-333年修建，后毁于战乱。16世纪重建，工期长达120年，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米开朗基罗、德拉·波尔塔、布拉曼特和卡洛·马泰尔陆续主持设计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完工。

又一位罗马皇帝就此诞生。

查理曼被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场面惊呆了，甚至试图制止罗马人的欢呼。显然，没人向他事先通知教皇的计划，因此尽管这皇冠确实是他想要的，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王国现在变成了查理曼帝国。只不过这个名字正如拜占庭帝国，也是后人的称呼，当时的正式说法却是罗马帝国。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天底下又有了两个罗马帝国，两个罗马皇帝，就像东罗马和西罗马。

但，为什么是罗马，不是法兰克？

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中国的五胡都认同华夏，建立政权后都自称中华皇帝，那时的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也都认同罗马，只要他们曾经生活在罗马文明圈，或者皈依了基督教。不认同的都是圈外的，比如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这样看，罗马不愧为影响世界的伟大文明，有着自己的道统和文脉。

其次，在罗马文明圈中，只有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才是皇帝（恺撒则是副帝），他们的国家也才是帝国。否则就只能叫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只能叫王国，就像胡人的首领只能叫可汗，国家只能叫汗国。元首不叫奥古斯都的帕提亚和阿拉伯也被称为帝国，是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罗马人是不承认的，正如隋炀帝不会认为日本天皇是皇帝。

第三，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类似于中国的天子。称天子的都是中华皇帝，称奥古斯都的当然也都是罗马皇帝。就连副帝的称号恺撒也被沿用，俄国的沙皇就是恺撒的意思。这个时候，奥古斯都或者恺撒是说拉丁语还是斯拉夫语已经不再重要。想想看，拜占庭人不就说希腊语吗？

因此，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并称他为奥古斯都，就意义非凡。这不仅意味着承认法兰克人属于罗马文明圈，可以成为罗马世界的领袖，也表明了一个清晰的意向——如果教会必须依附于某个皇帝，那么，罗马的效忠对象就将由拜占庭变成法兰克，尽管两个帝国的皇帝其实都不是罗马人。

这时的拜占庭人真是沮丧至极又痛苦万分，却也只能面对现实。因此，尽管许多人坚持认为，野蛮人和外国人不适合皇帝的职位，但经过反复权衡，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承认了查理曼的帝号，承认他也是“罗马人的皇帝”。[8]

此后，两个“罗马帝国”都有各自的路要走。查理曼帝国将孕育三个新的国家：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则将走出低谷实现复兴。现在，我们的目光却必须转向阿拉伯，转向那勃然崛起的新帝国、新宗教和新文明。因为只有看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唐。

第二章
阿拉伯

半岛

与海风吹拂的拜占庭不同，阿拉伯帝国的诞生之地贫瘠而荒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岛，被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和阿曼湾环绕的这个地方，三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没有一条永久性的河流，大部分地区是碎石平原、熔岩区、沙漠或旷野。干燥而灼热的草原上长着可供骆驼食用的灌木丛，适宜农耕的绿洲则寥若晨星。[1]

于是，阿拉伯半岛虽然夹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之间，却仿佛被造物主遗忘。直到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陨落多年以后，这里依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动静，响起来的只有驼铃。也许，除了真主，谁都想不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竟会兴起一种伟大的、影响世界的文明。

这是一个奇迹。

新文明的创造者是阿拉伯人（Arabs）的一支，叫贝都因人（Bedouins，又译贝杜因人或贝督因人），意思是“荒原游牧民”。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主要靠饲养骆驼和马、羊为生，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沿固定路线迁徙，游牧的距离常常在一千公里以上。只有少数有幸住在绿洲的居民种植大麦、小麦、甜瓜和椰枣，或者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于是椰枣和骆驼便成了这个半岛最具特色的风光和象征。

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伊斯兰文化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亲近绿色，并把天堂称为天园，地狱称为火狱。是啊，半岛最炎热的地方夏季气温超过50摄氏度，沙漠的地表温度更高达70摄氏度以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有谁不向往绿色之园呢？贝都因人的生存条件确实太艰苦了。

幸亏还有商道。

商道叫希贾兹（Hejaz），又译汉志。它北起约旦，南至也门，中经沙特阿拉伯王国三省，背靠希贾兹山脉而与红海平行，并且跟红海一样狭长，历来就是连接欧亚两洲的商贸之路。那些装在帆船上的东方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包括产自印度和中国的宝石、香料和丝绸，经由阿拉伯海运到也门以后，为了避开拜占庭和波斯人的战乱，往往选择走陆路运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岸，再运往欧洲卖出大价钱。

无数来自东方远洋的商品，先用帆船运至也门，然后用骆驼沿希贾兹商道运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岸，再运往欧洲。随着大型商队和沿线城市的出现，希贾兹商道也达到鼎盛，成为当时连接欧亚的交通要道。

这样一条路，实在堪称“生财之道”。

何况半岛的南部还是乳香和没药的产地，尽管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作为香料和药膏，这两种橄榄科植物的树脂对于许多文明古国都至关重要。希伯来人用它们来祭祀神灵和养颜治病，罗马人用来掩盖火葬时产生的恶臭，埃及人则用来制作最好的木乃伊，结果其身价竟至于几近黄金。[2]

有了乳香和没药，又有了希贾兹商道，养骆驼的贝都因人很便当地就把自己从牧民变成了半游牧半商贸民族。实力雄厚的部落组织起商队，那些穿灯笼裤、腰间插着弯刀的散兵游勇则成为向导和保镖。这对于骑惯了骆驼走惯了远路的他们来说，显然并不存在转换身份的困难。

商队是规模庞大的，最多时据说人员可达三百，骆驼可达二千五百头，上千骆驼则很可能是标准配置。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在漫漫征途，就不但需要安全，也需要沿途的补给。前者使商队变成了武装集团，后者则催生了城市经济。而且，这些城市也有着独特的称号——它们被学术界恰如其分地称为“队商城市”。[3]

队商城市是由商站发展而来的，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曾经是犹太人的农垦区。事实上，绿洲上的村落原本就是游牧民获取农产品的园圃，现在变成商队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同样顺理成章。当它们由于需求的增长变成旅店、商铺、作坊和农贸市场的庞大集合体时，站点也就变成了城市。

这样的城市当然规模有限，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正如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所指出，史前与文明的分界在国家，国家的标志在城市。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一旦建立了城市，他们的国家和文明就迟早要诞生。

何况商道上的城市不是一个两个。作为商队必须停下来歇脚打尖，购买便鞋、马鞍和盛水皮囊的站点，它们从南到北接二连三，就像古埃及的城邦——诺姆。只不过，把诺姆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的是尼罗河，把队商城市连缀起来的则是希贾兹。由商道而非河流创造历史，正是伊斯兰文明的独特之处。种种奥秘，可谓尽在其中。

不妨来看麦加（Mecca）。

作为穆罕默德的出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地，当年的麦加并无今日之景象。那时，这座其貌不扬的小镇坐落在干燥而多沙“没有庄稼的山谷”之中，令人绝望地被两重荒凉无树的群山环绕。用石头或干砖——晒干而非烧制的砖块砌成的平顶屋构成了它拥挤的居民区，只有城市中心开阔广场上的一眼圣泉和一座神庙，才暗示着它必将非同凡响。[4]

这就是渗渗泉和克尔白。

克尔白是Ka‘ba（阿拉伯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的音译，意思是“立方体的房屋”。这座四方盒子般的建筑物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其中藏有一块黑色的陨石。它被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圣物，而且据说是人类的始祖所安放。克尔白旁边的渗渗泉（Bir’Zam-zam）同样不凡，它是阿拉伯人的先祖在造物主的指引下挖出甚至一脚踩出来的。[5]

神奇而神圣的黑陨石和渗渗泉，让麦加在成为伊斯兰教第一圣地之前就成为阿拉伯人的朝觐中心，也为这座城市赢得了和平。隋文帝开皇六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十六岁的公元586年以后，麦加被各部落约定为不得斗殴的禁地，管理事务和维持秩序的监护权则被交给了古来氏人。[6]

古来氏（Quraysh）一词的本义是钱币或鲨鱼，但无论哪种解释用于这个部落都很合适。事实上他们就是贝都因人当中的大鳄，不但全民经商，而且多财善贾，尽管他们原本以游牧和掠夺为生。但当希贾兹成为“生财之道”后，精明的古来氏人立即就放下了屠刀，转而依靠出租骆驼和护送商队发家致富，并发展为定居麦加的专业化商贸部落。[7]

成为商贸民族的古来氏人无疑很懂生意经。他们不但成功地把麦加变成了希贾兹商道上的队商城市，也很好地维护着这座城市朝觐中心的地位，并利用禁地和禁月的惯例大做文章。在约定禁止斗殴的月份，他们为前来朝觐并进行交易的中西部阿拉伯人提供种种方便，甚至还组织一年一次的乌卡兹（Ukaz）集市，就像现在的贸洽会和商品展。

麦加日趋繁荣。

繁荣的麦加吸引着八方来客，无论他们是要在那朴素的圣殿进行虔诚的祈祷，还是要在那多彩的市场进行公平的交易。总之，在先知宣示天启之前，麦加已经同时成为半岛的商业中心和宗教中心。尽管严格地说，此时的麦加还只能称作朝觐中心，但成为宗教中心却只是早晚的事。

这就既不同于主要是政治中心的中国都邑，也不同于主要是商业中心的希腊城邦。由此诞生出来的，当然就既不可能是中国式的大陆农耕文明，也不可能是希腊式的海洋工商文明，而只能是二者之外的第三种——游牧商贸文明。

事实上伊斯兰文明的生命种子，就孕育在贝都因人从游牧到商贸的华丽转身，麦加两个中心的双重性格，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通过商道的传播之中。这就让阿拉伯半岛凝聚了极具创造性的力量，也使伊斯兰作为世界宗教而兴起成为可能。尽管这历史使命的完成还需要另一座城市给力，但不管怎么说，新文明已是呼之欲出。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位先知，一位领路人。

我们知道，他就是穆罕默德。

先知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天空回响：宣读！

我不会。听到声音的人说。

这是实话，不识字的他确实不知道该宣读什么。

宣读！

威严的声音继续发出命令。与此同时，受命的人感到自己被无形的手紧紧抱住，几乎透不过气来。但，当他精疲力尽并感觉被放开时，仍弱弱地说：我不会。

于是命令和动作再次重复，如是者三。最后，威严的声音明确告诉他：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8]

听到这话，那人浑身战栗。

这是公元610年2月的某个晚上，按照阿拉伯传统历法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历则是9月。地点是在麦加城北的希拉（Hirā’）山洞，说话的是天使哲布勒伊莱（Jibrā’īl，又译吉卜利勒、吉布利里等等，即基督教的大天使长加百利），面对天使的那人当然就是穆罕默德。

跟中国的圣人孔夫子一样，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也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的家庭。他的祖父曾经是麦加渗渗泉的掌管者，父亲却在经商途中客死他乡，只给妻子留下五峰骆驼和一群羊，以及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奴。

作为遗腹子，降生在麦加的穆罕默德被送往沙漠中一户贝都因人收养，五岁时才接回母亲身边。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祖父很快就相继去世，孤苦伶仃的他只好小小年纪便跟随伯父外出经商。幸运的是，艰苦的生活和艰难的旅程给了他健康的体格，勤劳好学的他更是因此而见多识广。

这可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成年后的穆罕默德也表现卓异。他的外表是俊美的，有着长长睫毛的眼睛目光深邃，迈出的步伐坚定而沉稳。他的品德也是高尚的，工作勤勉，待人诚恳，信守诺言。他虽然未能受过正规教育，却是那样地受人尊敬，以至于获得了艾敏（al-Amin）的称号，意思是“忠诚可靠的人”。

更幸运的是，他娶了赫蒂彻为妻。

赫蒂彻（Khadīja）是古来氏贵族的遗孀，四十岁时与穆罕默德结婚。这时的穆罕默德二十五岁，原本是赫蒂彻的雇员。婚后，赫蒂彻把“公司”交给丈夫打理，这就将穆罕默德提升到富有和负责任的地位，为他今后成为阿拉伯人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奠定了基础。

从贫困和琐事中摆脱出来的穆罕默德开始思考。在他看来，麦加和古来氏人都已经变得堕落。他们在聚敛财富的同时背弃了道德，整个社会人欲横流。贪恋取代勇敢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忠诚反倒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神圣的克尔白殿堂里居然拥挤着三百六十尊偶像，小商小贩们恬不知耻地叫卖各种护身符和小玩意，简直就是对神的亵渎和嘲讽。

这是一种背叛，穆罕默德认为。

于是，四十岁以前，未来的先知常常会在禁月，也就是被称为莱麦丹（Ramadān，又译来埋丹、赖麦德等等）的阿历九月，独自一人在希拉山洞沉思和祈祷，直到天使哲布勒伊莱降临。这是他首次接受天启，此夜也被伊斯兰史学家称为“高贵的夜晚”，又称“受权之夜”。

也就是说，从此他成为先知。

然而先知对此似乎并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的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中，浑身发抖地对为他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的贤妻说：快，快拿条毯子把我盖起来！

赫蒂彻却神闲气定。

听完丈夫的奇遇，这位后来被称为“信士之母”的聪慧女人决定向自己的堂兄请教，因为老先生不但早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精通希伯来文。结果，这位长者宣布：穆罕默德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唯一之神曾将这启示赐予先知摩西和基督耶稣，现在赐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必须顺从。

那就顺从吧！

顺从的穆罕默德接受了使命。当然，天使哲布勒伊莱也多次降临给他启示。正是这些启示，奠定了伊斯兰教最核心的内容：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接受这信条并崇拜真主敬仰先知的，就是穆斯林（Muslim）。

最早的穆斯林是赫蒂彻，以及先知的一些亲朋好友。宣教和传教则先是秘密的，后是公开的。穆罕默德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得到了真主的命令，却遭到麦加古来氏贵族的抵制甚至迫害。这些家伙是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而穆罕默德的许多主张和做法则显然动了他们的奶酪。

先知决定迁往雅特里布。

雅特里布（Yathrib，又译耶斯里卜）也是希贾兹商道上的队商城市，在麦加以北大约400公里，是一处椰枣树环绕的绿洲。当穆斯林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时，迁往伸出双手欢迎他们的雅特里布，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

是的，雅特里布人向先知发出了邀请，尽管他们只是把穆罕默德看作一位可以调停他们内部纠纷的智者，而不是宗教领袖。但有此绿洲，总比困在麦加好。

真主似乎也表示了赞许。据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天使哲布勒伊莱引领穆罕默德乘坐一匹长着翅膀的白马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登上云霄，看见了历代先知，也目睹了天园和火狱，然后在黎明时分回到麦加。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的“登霄节”，耶路撒冷也因此成为伊斯兰的圣城，尽管它先前既是犹太教的，也是基督教的。[9]

此事似乎说明，转折即将发生。

公元622年9月24日，先知抵达雅特里布。这对于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是历史性的一步，同时也充满风险。因为按照传统，这就意味着与原来的部落断绝血缘关系，也自动放弃了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在那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中无法立足，请问他们将何以自处，何以为生？

穆罕默德却睿智地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是啊，既然血缘已无意义，那就依靠信仰吧！于是，一种名叫乌玛（Umma）的穆斯林共同体被发明和建立起来。乌玛有章程、纪律、机构和分工：迁士（随迁穆斯林）担任军事要职，辅士（本地穆斯林）负责户籍税收，导师、领袖和统帅当然是先知。不难看出，这样政教合一的组织离国家已只有一步之遥。[10]

先知大获成功。雅特里布也被改名为麦地那，全称麦地那·纳比（Madinah al-Nabī），意思是“先知之城”。这次迁徙则被称为希吉拉（Hijrah，英语Hegira，汉译徙志），迁徙之年也在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教历的元年。

成功的先知并没有忘记麦加。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军万人进入自己的故乡。他接受了麦加贵族的皈依，拆除了克尔白殿堂中的偶像，将古庙和陨石定为圣物。从此，麦加成为伊斯兰的宗教中心，麦地那则成为政治中心。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不久就传入中国，以唐、宋、元为主要时期。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陆路，沿丝绸之路从阿拉伯经伊朗、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再经青海、甘肃穿河西走廊到达长安；二是海路，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中国沿海城市。

这一年，唐太宗也成为了天可汗。

公元632年初，也就是先知与世长辞的半年前，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穆罕默德从麦地那来到麦加，主持了规模空前的朝觐仪式，史称辞朝。参加这次朝觐的十万之众清一色全部都是穆斯林，先知则登上阿拉法特山宣布了真主最后的启示：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11]

这是新宗教的成年礼。

按照天启，它被命名为伊斯兰（Islām）。

伊斯兰

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

穆斯林则是顺从的人。

顺从是有特指的，这就是顺从真主的旨意。真主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安拉（Allāh），原本是多神崇拜时期麦加居民的创造神，而且很可能是主神。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安拉成为唯一的神。伊斯兰教认为，只有绝对地敬畏安拉，顺从安拉的旨意，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和安宁，获得和平。[12]

没错，伊斯兰还有和平的意思。

这当然是典型的一神教，而且非常坚定和彻底。穆斯林们被告知，全人类拥有同一个宗教，这就是伊斯兰；也只应该崇拜唯一的神，这就是安拉。犹太教的雅赫维，基督教的耶和华，只不过是唯一之神的不同表述。[13]

因此，三大一神教一脉相承，承继了安拉旨意的则是使者（Rasūl，音译来苏里）和先知（Nabī，音译纳比）。先知是能够以各种方式领受安拉启示，并做出预言的人。使者则不但能够如此，还要肩负安拉赋予的特殊宗教使命。所以，先知未必是使者，使者则一定是先知。[14]

先知和使者都是安拉从人类当中特别挑选出来，在不同时期派往不同民族的。穆罕默德之前，最有名的使者和先知是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穆萨、尔撒，实际上也就是《圣经》中的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15]

穆罕默德则是最后的使者，封印的先知。就是说，此后安拉就不再选派使者和先知了。因此，穆罕默德也是最伟大的圣人，汉语表述为至圣，阿丹（亚当）和尔撒（耶稣）等五人则是大圣，此外还有钦圣和列圣不一而足。

这的确耐人寻味。

那么，安拉为什么要派遣至圣穆罕默德（他也因此被简称为穆圣）来作最后的启示呢？

恐怕是以前的教义不能让安拉满意。

最不能接受的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真主，无论是叫做安拉还是上帝，都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是三个位格中的一位，唯一的神又怎么可能会有三个位格？如果那三个位格都同样受到崇拜，请问与多神教又有何区别？[16]

把耶稣说成是基督（救世主）也很可疑，说成神的儿子更是不通。安拉没有儿子，耶稣是人不是神。他只是安拉的使者，而且只是使者之一，还不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使者是穆罕默德，但同样是人不是神。穆斯林只顺从真主，他们对先知的态度是敬仰而非崇拜。至于神的儿子为了替人赎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看来更是无稽之谈。[17]

因此，没有什么“道成肉身”，只有“道成经典”。

经典包括安拉降示的所有天启，就连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也得到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被称为“有经人”，比没有经典和信仰的人高贵。但，正如最伟大的使者是穆圣，最神圣和最完美的经典是《古兰经》。作为安拉最后的启示，《古兰经》是用世界上最优秀也最优美的阿拉伯语宣布的，因此最接近安拉的语言，也是安拉旨意最准确的版本。[18]

《古兰经》共有30卷114章6236节，古兰经每一章以一个阿拉伯语词作为名称。2015年7月22日，英国伯明翰大学表示，该校图书馆发现了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残页，手稿的年代不会晚于穆罕默德归真20年之后。这些残页至少已有1370年历史，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手稿。

所以，穆斯林极其重视《古兰经》的诵读，并有一系列的相关规定。早期某些学者甚至反对将《古兰经》译为其他语言，因为那会导致安拉旨意的失真，至少无法准确地传达经文在韵脚、节奏和修辞方面的激情和感染力。

这并不奇怪。

实际上古兰（Qur’ān）的本义就是诵读，而诵读能够增强信念和凝聚力。要知道，除第九章外，《古兰经》每一章的章首都有“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这句话，而每次礼拜时都必须诵读的首章则是这样的：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19]

显然，这里表达的，是伊斯兰教最核心的信仰，最核心的诉求，最核心的价值观。不难想象，当穆斯林齐声诵读这段经文时，内心深处升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诵读，岂非不可或缺？

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再加上信天使、信末日和信前定，就构成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简单地说，就是一切都由安拉事先安排，包括现存世界将会毁灭。一切也都由安拉创造，包括用光创造的天使。天使各有职司，比如哲布勒伊莱负责向穆罕默德传达天启，伊斯拉非来（Israfil）则要在将来吹响审判的号角，宣告世界末日来临。[20]

末日是惊心动魄的。那时，所有的死者都要复活，然后逐一接受安拉的审判。生前行善者将进入天园，作恶者将坠入火狱；功过相抵者则悬在半空，既能望见天园之乐，又能看见火狱之苦，不能不祈求安拉的赦宥。[21]

这就与基督教颇为相近，但伊斯兰教不承认原罪。他们认为人是生而纯洁的，有罪只因不顺从安拉。因此，作为穆斯林，最重要的就是对安拉和先知坚信不疑。也因此，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之首就是念功，也就是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清真言是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纲领性表达，因此是每个穆斯林一生中讲得最多的话。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比如入教时和临终前，则不但要念诵清真言，还要念诵作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的独一无可怀疑；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

显然，清真言和作证言的主要内容完全一致。那么，有了清真言，为什么还要念诵作证言呢？

为了坚定信仰。

实际上，清真言和作证言虽然内容基本一样，口气却不相同。虔诚地念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已是信仰的表白，再加上“我作证”就更加显得坚定不移。所以，这两句话必须念出来，以示公开表白。

君无戏言，穆斯林也一样。

除了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穆斯林每天都要礼拜，并在先知第一次得到天启的莱麦丹月斋戒。如有条件，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不具备条件的则可请人代为履行。

此外还有纳课，也就是按照一定比例上交正常开支以外盈余财产的部分，用于扶贫济困和宗教事务。由于这是“奉主命”而定的宗教义务，是能够让安拉喜悦的事情，所以叫天课（Zakāt，音译扎卡特）。念诵、礼拜、斋戒、纳课和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是穆斯林的五项功课。

有了六大信仰和五项功课，伊斯兰作为宗教已是相当地完备。问题在于，这种宗教为什么能使阿拉伯人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沙漠部落结成的松散联盟，发展为强大的世界帝国；又在阿拉伯帝国灭亡以后，继续保持向世界各地传播和渗透的态势，终至成为不受王朝兴衰影响，能够依靠自身机制和力量屹立不倒的世界性宗教？

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帝国

公元632年6月8日，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与世长辞回归安拉，这让许多人六神无主。的确，伊斯兰教由传创而确立，一半因为穆斯林相信安拉的启示，一半也因为穆罕默德的个人魅力。现在，先知已经归真，安拉也不再派遣使者，没有了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将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还是谁来接盘。前面说过，自从穆罕默德率众迁往雅特里布，乌玛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氏族和部落。先知归真时，这种政教合一的新社会组织究竟应该定位为穆斯林社团、伊斯兰公社还是麦地那国家，就连后世的历史学家都莫衷一是，更不用说当局者迷。但是谁都清楚，乌玛就像海上的帆船和路上的商队，需要舵手和领路人。

新的制度必须被发明出来，这就是哈里发。

哈里发（Khalīfa，又译海里凡）的本义，是继承者和代理人。乌玛哈里发的全称为Khalīfat Rasūl Allah，意思是“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和代理人”。这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和严谨的表述，因为他的任务是加强团结和巩固政权，继续先知的神圣使命，但不再有接受天启的权力和可能。

最早的四任哈里发是选举产生或被拥立的，史称“四大正统哈里发”。他们被选中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事实证明选择并不错。在短短不到三十年间，四大哈里发不但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还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亚美尼亚和利比亚，将拜占庭帝国的大片土地都置于伊斯兰的旗帜之下，甚至干脆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22]

这可真是非同凡响。

光荣归于真主，哈里发也功不可没，尤其是征战最多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实际上从统一了半岛的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ū Bakr）开始，乌玛就不再是社团或公社，而应该称之为“哈里发国家”。不过，这个国家虽然已经具有对外征服的帝国特征，却没有世袭的皇帝。他们的版图之大有如秦汉，权力的交接却类似于尧舜。这当然难以为继，哈里发国家也迟早要变成阿拉伯帝国。

革命几乎注定要发生。

麻烦则由来已久。事实上，前三任哈里发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只有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他就是阿里（‘Ali），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先知之女法蒂玛（Fātima）的丈夫。

拥护阿里的人被称为什叶（Shi‘ah）派，意思是追随者或阿里党。对立面则叫逊尼（Sunni）派，意思是遵守逊奈（Sunnah，先知的传统和榜样）的人。逊尼派直到现在也仍是多数派，人数多达世界穆斯林的十之八九。两派当然也有教义的分歧，但最早的分歧起于谁当哈里发。

阿里也终于等到了机会。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ān）被来自埃及的叛乱者谋杀，穆斯林的第一次内战随之爆发，许多人都参加了进来。内战中取胜的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并把首都从麦地那迁到了伊拉克南部的库法（Kufah）。可惜，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也必须面对更强有力的挑战。

挑战来自穆阿维叶（Mu‘āwiyah）。

穆阿维叶是麦加古来氏部落的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贵族，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也是哈里发国家最赫赫有名的战将之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支海军就是他建立的。他的舰队曾经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让拜占庭人狼狈逃窜，最终彻底瓦解了东罗马帝国的海上霸权。[23]

实际上，尽管阿拉伯人很早就发明了三角帆船，掌握了航海技术，却只是用于商业，不曾用于战争。沙漠中的贝都因人甚至被告知，人在船上就像风暴中树叶上的昆虫。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要远征塞浦路斯时，奥斯曼提出的条件是只能招募志愿者并带上妻子。这显然是怕他胆大妄为。

事实却证明阿拉伯人的帆船远比罗马人的优越。前者可以在任何风中行驶，后者在逆风时就只能依靠人工。结果是有了史称“船桅之战”的胜利，穆阿维叶也威名远扬。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阿里应该为奥斯曼之死负责，并把奥斯曼的血衣作为旗帜时，阿里其实已经对付不了他。[24]

更重要的是，身为叙利亚总督并经营已久的穆阿维叶不但拥有重兵，而且老谋深算。公元657年，御驾亲征的阿里与穆阿维叶在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人的旧地两军相遇，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穆阿维叶立即使用了谋略。他命令士兵把《古兰经》绑在长矛的顶端，然后高喊：让安拉来裁决！

没有哪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向真主的书进攻，申请仲裁的要求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也必须接受。这就直接导致了阿里阵营的分裂。主战的阿瓦利吉（Khawārij）派失望地离开了阿里另立山头，最后还用一把匕首结果了他的生命。

穆阿维叶立即与阿里的长子哈桑（Hasan）谈判，受到追随者拥护的哈桑则同意放弃哈里发的职位。靠着丰厚的年金和特别费，他在麦地那度过了不太长的一生，并成为继阿里之后的第二任伊玛目，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尊敬。

成为哈里发的穆阿维叶做了三件事：定都大马士革，建立世袭制，将政教合一的体制与拜占庭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融为一体。这三件事，尤其是确定由伍麦叶家族世袭哈里发，使穆阿维叶成功地完成了从哈里发时代向王朝时代的过渡，他的政权当然也就叫伍麦叶王朝。

伍麦叶王朝继续着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事业，接二连三地征服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班牙，中亚细亚各国、阿富汗和印度北部也落入其手。公元732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二十年，阿拉伯军团的刀锋所向距离巴黎甚至已不到160公里。如果不是遇到号称铁锤的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查理·马特，他们还不会停下几乎无法阻挡的脚步。

至此，伍麦叶王朝已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尽管这“内湖”原本是罗马人的。但是现在，东罗马人却只能在君士坦丁堡望洋兴叹，勉为其难地守住那半壁江山。

穆斯林的军团却继续挥师东进征服了塔什干，并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大败唐帝国名将高仙芝。结果是一方不再西进，另一方也不再东征，拜占庭、阿拉伯和大唐三大世界帝国遂成鼎足之势。[25]

据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不过，这时已是阿巴斯（‘Abbāsids）王朝了。[26]

阿巴斯人是举着黑旗推翻伍麦叶王朝的，这让他们得到了“黑衣大食”的称号。赠送这个称号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古史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使用这种颜色的原因也有三种说法：受波斯文化影响，表示反叛和哀悼，与伍麦叶王朝画清界限。没错，尚白的伍麦叶是“白衣大食”。[27]

至于后来出现的法蒂玛王朝，则称“绿衣大食”。

但无论原因何在，结果都一样：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从此改写，帝国的中心也从接近拜占庭的叙利亚东移到原来波斯的伊拉克，起初定都库法，后来迁都巴格达。尽管无论是伍麦叶的首都大马士革，还是阿巴斯的新都巴格达，都已经远离了穆罕默德的麦地那，两个王朝还是有很大区别，以至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一场超越了改朝换代的革命。[28]

革命的结果是阿拉伯帝国的盛极而衰，以及伊斯兰教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两件事的同时并存未免让人费解，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却不能不深究。

那就让我们走进巴格达。

告别巴格达

巴格达与泰西封只有一步之遥。

泰西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故都，巴格达则原本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村落，距离泰西封只有32公里。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把它定为新都，而且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隋炀帝营建洛阳一样，亲自选址并亲自监工，当然不会是心血来潮。

事实上“巴格达”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波斯语，意思是“真主的恩赐”。建成之后的正式名称则是麦地那·萨拉姆（Madinah al-Salaam），意思是和平之城。显然，这就意味着帝国将来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放弃地中海，转而依靠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难怪阿巴斯人要把自己的政权称为道莱（Dawla）了，他们开创的确实是一个新纪元。[29]

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王朝在曼苏尔和他以后都“一国两府”。哈里发是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行政事务和大权则交给名曰维齐尔（Wazīr）的宰相或首席大臣。他们通常由波斯人担任，权力大到不但理所当然地主持国务会议，而且可以任命和罢免行省总督。基督徒和犹太人也被委以大臣和顾问的要职，阿巴斯王朝变成了联合政府领导的多民族帝国。[30]

这就与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风格迥异。伍麦叶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们也不会把国家事务假手他人，对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兴趣。这个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关陇集团。他们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依靠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

阿巴斯王朝却显得开放和宽容，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个帝国如鱼得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作为旧政权的颠覆者和过去的少数派，他们既不能依靠伍麦叶的人，自己又没有执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员和波斯官制。何况阿巴斯人造反起义时得到了什叶派、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支持，胜利之后总要以德报德。

结果，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变化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统治集团由过去的阿拉伯贵族和阿拉伯武士，变成了职业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另方面，帝国也变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实际上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与那些被征服的萨珊贵族眉来眼去，现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过波斯传统，模仿波斯习俗，迷恋波斯女人。当波斯音乐从底格里斯河畔的豪华别墅飘出来时，他们与沙漠中的游牧生涯已如隔世。

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的武夫变得文雅，帝国的政策也变得宽容。这种宽容是当时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被允许坚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异端裁判所，尽管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仍然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31]

宽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富饶的两河流域提供着各类丰富的农产品，从大唐战俘那里学到的造纸术传遍全国，纺织业和银行业茁壮成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巴格达开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总之，当中国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不能自拔时，阿巴斯人却迎来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当然，也是和平时代——萨拉姆。

于是就有了功德无量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星盘是古希腊人发明的，阿拉伯学者们加上了角度的刻度，从而可以进行精确测量。其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定位和预测太阳、月亮、金星、火星等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确定所在地的经纬度和时间等等。借助星盘，穆斯林们可以随时掌握麦加的准确方位进行朝拜。

但与此同时，帝国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从统治者开始的。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日趋骄奢淫逸，也更加没有执政能力。哈里发们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却其实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后来还变成突厥禁卫军随意废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纪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连被宦官谋杀，查理曼帝国也一分为三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经由波斯人的变成了突厥人的。

这就离亡国不远。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国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突厥首领自封苏丹（Sultan）成为实际统治者，哈里发则变成徒有虚名的宗教领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领蒙古军团血洗了巴格达。既政教分离，又只剩下可怜兮兮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国正式灭亡。[32]

算到这年，阿巴斯王朝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灿烂辉煌，三分之一起伏跌宕，三分之一名存实亡。这个王朝甚至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西班牙有“后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称西大食；突尼斯和埃及有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史称南大食；阿巴斯王朝则只是东大食。

两个另立山头的王朝也曾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英语Cordoba）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蒂玛王朝则不但占领了埃及，还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位于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更是名扬四海的高等学府。

阿拉伯世界三国鼎立。

然而在巴格达沦陷前，后伍麦叶和法蒂玛王朝都已先期谢世，只有阿巴斯苟延残喘。种种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只能留待后人在晚霞中凭吊和吟唱。[33]

既然如此，那就让别人来接手吧！

事实上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穆斯林中只占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受传教师、移民和商人影响而伊斯兰化的地区，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南端和非洲一部分，就连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也自动皈依。这不能不说是神奇，而且必有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吧！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麦地那乌玛，哈里发国家，伍麦叶帝国，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了自己的路。但这道路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中华的。实际上，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宗教。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不过事实如此而已。

然而中国的隋唐之际，却是世界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灿烂辉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已经领略过了。中华帝国并非与世隔绝，对此应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另一种世界宗教早已传入中国。那么，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遭遇中华传统时，原本不乏矛盾冲突的双方又该怎样相处和自处，新的思想文化会因此而诞生吗？

第三章
禅

真经与净土

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那烂陀寺（Nālandā，梵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这座恒河以南的寺庙是佛教的最高学府，高僧云集，学科齐全，师生人数常达万众。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么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Alayavijnāna）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中国人从来就是讲实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劝玄奘还俗为官，然后才考虑到支持翻译佛经也许有利于树立帝国的正面形象。不过他更赞成法师将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口述记录下来。那样一部《大唐西域记》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说不定会起到军事地图的作用。[1]

民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万人空巷地欢迎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就像争先恐后去听爱因斯坦演讲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讲课时扔下的粉笔头。相对论也好，唯识论也罢，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

没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他视为生命的唯识论被旧话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后。[2]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8月，玄奘从长安出发。
公元631年秋，玄奘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摩揭陀国那烂陀寺，那已是他离开长安的第五年。

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

那么，净土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求来世，求往生。

净土宗告诉信众，我们的人生是很苦的。那幼小的生命刚刚形成时，被安置在一个名叫子宫的空间里，浸泡在名叫羊水的液体中，真可谓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有苦难言的我们只能备受煎熬，直至忍无可忍破门而出。然而出生的道路是那样狭窄，落到产褥上时又那样疼痛，结果所有的婴儿无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诸位说，是也不是？

所有信众都点头。

当然是。想想看，有谁落地笑呵呵？

接下来的道路也不平坦，忧虑和恐惧则伴随终身。皇帝怕篡位，官员怕免职，商人怕赔本，盗贼怕杀头，谁家没有难念的经？爱人生离死别，冤家狭路相逢，好事求不来，坏事躲不掉，简直苦不堪言。诸位说，是也不是？[3]

信众又都点头。

确实，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因此佛教四圣谛（Catursatya）第一条，就是苦谛。而且佛祖当年身为王子却毅然出家，就因为在王城的四个门看见了生老病死四种痛苦，由此得出“人生是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佛教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叫“谛”。

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要查找原因。如果原因找对了，就叫集谛。净土宗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生错了地方，生在了东方秽土。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下辈子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只要从东方秽土转移到西方净土，就会在佛光普照之下幸福无比。

人生是苦，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生错地方，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往生净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这些道理简单明了一听就懂，那又何必去学什么唯识论？

剩下的是如何操作。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向他致敬，他就能把你接到西方净土去。[4]

如此当然甚好，可惜得等到来世。来日方长，我们可是眼前这道坎就过不去，请问又能如之何？

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中国的圣母，不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有千手千眼和万千化身。因此，只要念诵菩萨圣号，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菩萨心肠的观音是有求必应的。

这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念功。不过，念诵清真言是为了坚定信仰，念诵佛号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今生来世都有保障。而且修行的方式简单到只要念诵，再没文化的愚夫愚妇也都学得会做得到，可谓无障碍通道，当然大行其时。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禽兽，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伦理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禅宗应运而生。

禅宗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不知道有没有花。[6]

照理说是有的，而且应该从天上掉下来。南梁高僧云光为梁武帝说法时，就曾感动得花儿在空中缤纷而降，叫“天花乱坠”；东晋高僧道生在虎丘山讲经时，山上的石头都连连称是，叫“顽石点头”。释迦牟尼，当不亚于此吧？[7]

不管怎么说，佛祖“拈花示众”了。

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8]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

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9]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外来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又译菩提达磨）倒是确有其人，而且见过中华皇帝，时间是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公元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当时这位最大的佛教赞助商正志得意满，因此开口便问自己有何功德。

菩提达摩说：并无功德。

据西安碑林碑刻（局部）绘。菩提达摩的弟子除了慧可，还有道育、僧副、昙林等。

没人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菩提达摩却理直气壮。因为学佛原本为求解脱，梁武帝却要求福报，岂非南辕北辙？如果捐了钱就要得好处，跟做生意又有什么两样？

梁武帝却死不开窍。他问：如何是真功德？

菩提达摩说：这个世上求不来。

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菩提达摩说：空寂孤独没有圣。

梁武帝再问：回答朕的是什么人？

菩提达摩说：我不认识。[10]

这就无异于鸡同鸭讲，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梁武帝继续去种他的福田，菩提达摩则去嵩山少林寺面壁。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渡过长江的，叫“一苇渡江”；在那个山洞里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叫“面壁九年”，直到一位僧人为了拜他为师在大雪中站了一夜，还砍断了自己的左臂。

据北宋黄庭坚书《达摩颂》碑拓片。

那个僧人就是慧可。

达摩问：你如此这般，要求什么？

慧可说：我心不安。

达摩说：把心给我，我帮你安。

慧可说：我的心拿不出来。

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

于是慧可豁然开朗。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慧可得到的衣钵非同小可，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祖交给摩诃迦叶，又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手里的。这当然是故事传说，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是宗派不是学派。学派只需要思想观点一致，宗派却还要有组织关系。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名正言顺地传下去，也需要类似于传国玉玺那样的东西。衣钵，就起到这样的作用。[11]

何况禅宗不立文字，代代相传靠的是心心相印，这就难免会有问题。是啊，难道历代掌门交班，都靠拈花一笑？口说尚且无凭，微笑岂能算数？因此，主张“心传”的禅宗反倒更需要物证，达摩传授衣钵时也说了这样十六个字：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12]

衣钵传人，即典出于此。

据河南嵩山少林寺碑林石刻线画。慧可禅师活了一百零七岁，圆寂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谥大祖禅师。

不过谁都没想到，那衣钵会惹出大麻烦。

菩提达摩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就成为他的法嗣（禅宗佛法继承人），中土禅宗的二祖。此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是为禅宗五祖。

弘忍是被道信一眼看中的。当时，弘忍还只是一个随母乞讨的私生子，人称“无姓儿”。道信却看出他有慧根（领悟佛教般若智慧的天赋），应该收为徒弟。

于是道信问：小朋友，你贵姓啊？

弘忍说：姓倒是有，但不一般。

道信问：那是什么？

弘忍答：佛性。

佛性的性，当然不是姓氏的姓，不过谐音而已。然而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对答，道信不能不另眼相看。

于是又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姓吗？

弘忍说：性空，故无。

这就是“未入佛门，已然成佛”了。因此，当弘忍为自己选择法嗣时，门槛便不可能低，甚至还只会更高。何况到此时，禅宗的江湖地位早就今非昔比，衣钵也成了暗中争夺的对象。选非其人或处理不当，后果都很严重。

弘忍的办法是竞争上岗。

按照当时的规矩，传法要作偈（Gāthā，读如记）。禅师以此指点迷津，学徒以此汇报心得，叫“示法偈”。于是弘忍对弟子们宣布：你们都各自依照本性作一偈来。谁的偈最有觉悟，我就把衣钵和佛法传给谁。

结果，很快就有人交了作业──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深感失望。[13]

没错，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还要时时防止“精神污染”，请问这是“四大皆空”，还是“到处都有”？说得难听一点，此偈几乎要算尚未入门。

作偈的是神秀，神秀非同一般。从小饱读诗书的他，入寺以后从砍柴挑水做起，这时已位居上座（Sthavira，得道高僧），担任可以为受戒者传授礼仪的教授师。弘忍圆寂后，他继承遗志大开禅风，成为禅宗北宗的开山祖师，九十多岁时还被武则天请到洛阳，史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两京即长安、洛阳，三帝即中宗、睿宗和武则天）。

弘忍却没有把衣钵传给神秀。除了失望以外，他也在等另外一个人，看看这个人能否交出更漂亮的作业来。因为弘忍对他已有感觉，甚至这次考试就是为他而设。尽管那人此刻还是没有剃度的行者，正在厨房里服役打杂；也尽管弘忍很清楚，他的决定可能会使佛教的江湖不再平静。[14]

那么，弘忍看中并且等待着的人是谁呢？

惠能。[15]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目不识丁。

的确，惠能与穆罕默德有太多相似——出身不错，但家道中落；幼年失怙，又自强不息。先知是遗腹子，惠能的父亲则在罢官流放到岭南（今广东省）不久就撒手人寰。三岁丧父的惠能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上山砍柴艰难度日。如果不是一位居士赞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到弘忍那里学佛。

不过，先知创教靠天启，惠能成功靠天赋。这位后来的六祖确实是有慧根的。因此，当他在双峰山东禅寺（今湖北省黄梅县境内）初见弘忍时，就让弘忍刮目相看。

弘忍照例问：你从哪里来？

惠能答：岭南。

弘忍又问：想干什么？

惠能答：作佛。

弘忍说：岭南人野蛮，怎么能学佛？

惠能反问：人有南北，佛性也有吗？

弘忍心里一惊：肉身菩萨来了。同时他也明白，这件事不能张扬。于是不动声色地命令惠能到厨房劈柴踏碓，也不为他剃度，八个月后才宣布以示法偈定接班人。

惠能果然不负厚望，在神秀之后写出偈来。不过因为声称不识字，只能口述，再请人帮忙抄在墙上。

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回头再看神秀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不用多说，高下立判。

弘忍既欣慰又为难。没错，论资排辈，当选神秀；择优录取，该选惠能。然而仅凭一则偈子，就将一个勤杂工指定为宗门祖师，不要说神秀不服，恐怕也难服众。何况惠能透彻了悟，神秀众望所归，很难说谁是熊掌谁是鱼。

老和尚决定再试一把。

第二天，也可能是当晚，弘忍悄悄来到厨房，看到惠能腰里绑块石头正在舂米，便问：你这个米好了没？

惠能说：早舂好了，只欠一筛。

这是双关语——筛字下面是师。

弘忍懂了，拿起禅杖在石碓上敲了三下。

惠能也明白，三更时分进入了方丈室。

这事可疑。可疑不在太像《西游记》——准确地说，恐怕《西游记》才是抄它的。问题在于，惠能怎么知道筛字的下面是师字，他不是自称一字不识吗？

看来，惠能目不识丁是假的。声称不识字，有可能不过是自谦，更有可能是坚持“不立文字”的宗旨。据说，未剃度时，他曾为一位老太太解说《涅槃经》经义。老太太拿起经书问字，惠能却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因此，他很可能是识字不写字，或者不会写，或者不想写。[16]

惠能进了方丈室，弘忍便为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突然大彻大悟说：众生的本性原来清净，众生的本性不生不灭，众生的本性具足佛性，众生的本性不可动摇，众生的本性包罗万象。

弘忍也立即明白：禅宗六祖，非他莫属。

于是当即传他钵盂和袈裟。弘忍还说，初祖西来，无人相信，这才以此为信物。现在立足已稳，不可再传。衣钵本是争端，传衣命若悬丝。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快走！

师徒二人连夜来到江边。

上船以后，惠能说：和尚请坐，弟子摇橹。

弘忍不肯。他说：本该我来度你。

这又是一语双关。佛家讲慈航普度，度人是为师的职责所在。度与渡谐音。渡惠能过江，就是度他到彼岸。

惠能却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

意思也很清楚：我不明白的时候，感谢老师度我。现在已经开悟，当然自己度自己。

这话很对。觉悟，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弘忍连连点头，一声长叹：是这样，正是这样啊！三年以后我会圆寂，佛法就靠你弘扬了！

没有史料记载惠能如何回答，只知道辞别恩师后，惠能一路南行，然后隐姓埋名，潜伏下来，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之日才公开亮明身份。那时，阿拉伯人早就告别了四大哈里发时代，伍麦叶王朝也已经建立十五年。

惠能现身是在广州法性寺。

那天，寺庙里面的幡（旗帜）翩然起舞。

据明万历年间刊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记载六祖惠能得法、传宗、言教等等事迹，含行由、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十品。

刚刚听完住持印宗法师讲《涅槃经》的一众僧人，便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个问题。

问：幡是无情物（没有意识），怎么会动？

答：风吹幡动。

又问：风也是无情物，怎么会动？

有人说：因缘合和。

也有人说：幡不动，风自动。

这时，惠能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众僧一声断喝：什么风动，什么幡动，都不过是你们心动！

正在一旁休息的印宗法师大吃一惊。他客客气气地把惠能请进方丈，继续探讨风幡问题。惠能从容不迫，将原理慢慢道来。印宗越听越入迷，竟不知不觉站起来说：早就风闻五祖的法嗣到了岭南，莫非就是行者您？

惠能说：不敢。

印宗说：请出示衣钵，以告众人。

惠能这才把衣钵拿了出来，印宗则为惠能剃度，然后拜惠能为师。此后，惠能便在岭南升坛、说法、收徒，创立了禅宗的南宗，以神秀为代表的一派则称为北宗。

这时，距离玄奘法师回到长安三十一年，距离惠能到黄梅双峰山拜见弘忍十五年。想当初，惠能曾对弘忍说，人有南北，佛性没有，何曾料到禅宗却会分南北呢？[17]

此后的禅宗也只有法嗣，不传衣钵。是啊，南宗和北宗都自称正宗，如果一定要以衣钵为证，岂不会祸起萧墙大打出手？相反，不传衣钵，接班的人数就不受限制，必将有利佛法的弘扬。更何况，本来无一物，要什么衣钵呢？

事实上，六祖之后，法嗣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也不称祖，称世，包括四祖和五祖旁出的（见上页表，后面提到的人物关系亦见此表）。可以说，从菩提达摩到六祖惠能，便相当于阿拉伯人的四大哈里发，北宗和南宗则相当于伍麦叶和阿巴斯王朝。只不过，禅宗的伍麦叶和阿巴斯是同时并存，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然而最终风行于中华大地的却是南宗，后来人们说到禅宗指的也是它。南宗与禅宗合而为一，提到北宗时才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这样看，惠能其实是中土禅宗的初祖，因此也只有记录惠能言论的著作才叫做经，即《六祖坛经》。

这可是佛祖才能享受的待遇。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立地成佛

南宗的优越性，在主张顿悟。

顿悟和渐悟，是南北宗根本分歧所在。简单地说，即神秀主张“渐入佳境”，惠能主张“立地成佛”。由于主张慢慢修成正果，所以要“时时勤拂拭”。相反，既然认为可以一步到位，当然要说“本来无一物”了。

显然，这里没有是非对错。惠能也说，本来正教并无顿悟和渐悟之分，只不过人与人有个体差异。有的敏捷，有的迟钝。迟钝的人修渐教，循序渐进；敏捷的人修顿教，立竿见影。但只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18]

这是很实在的说法。可惜没人承认自己迟钝，大家也都希望速成，南宗作为顿教当然大受欢迎。

问题是，顿悟成佛有可能吗？

小乘佛教说No，大乘佛教说行。

乘（Yāna）音译衍那，梵文的本义为道路，汉语的本义为车辆，在佛教中指抵达彼岸的方法和途径。不过，小乘和大乘的主要区别不在运载工具，而在奋斗目标。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宣传普度众生。因此，后者认为自己的道路和事业都大，便自称大乘（Mahāyāna，音译摩诃衍那），而把前者称为小乘（Hīnayāna，音译希那衍那）。

当然，前者并不认账，他们自称上座部。

看来，大乘主张兼济天下，小乘主张独善其身。这当然无可无不可。但不管怎么说，普度众生毕竟功德无量。小乘即便不肯做，也不至于反对，为什么不能同意呢？

关键在佛性。

佛性（Buddhatā）原指佛陀本性，也叫如来性，是人与佛的本质区别——佛的本性是佛性，人的本性是人性。佛性既然是佛的，就不可能是人的。否则佛与人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什么要拜佛？因此小乘佛教认为，人不可能成佛，也不可能度别人，最多只能修罗汉果，把自己解脱出来。

据明代董其昌楷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清拓本。《金刚经》是大乘佛教般若部经典之一，在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后的禅宗有极高地位。成书于公元前494年间，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有六种译本，流传最广的是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大乘佛教却认为，这种境界实在不高。学佛，就得修持佛果。即便一下子达不到佛的果位，也可以争取做佛的“候补委员”——菩萨。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奋斗目标定得那么低，弄不好阿罗汉果也修不成。

何况罗汉也不是众生。这就是说，人性可以改造，佛与人也并非截然对立。相反，通过修行和努力，人能够逐渐向佛靠拢，先修成阿罗汉，再修成菩萨，最后成佛。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连小乘佛教也不能成立。

问题在于，人又为什么能够向佛靠拢？

也只能承认：人性中原本就有佛性，只不过没有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但作为可能性，它是存在的。当它因佛教的修行而被引发时，就能够成为罗汉，甚至菩萨。如果还能够全部引发，圆满显现，那就是佛了。[19]

因此，必须修订对佛性的定义：佛性是佛陀本性，也是成佛的可能性。它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中，犹如尚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种子。唯其如此，创立佛教才有意义，普度众生才不是骗局，建立佛国净土才不会永无期日。

于是大乘佛教宣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20]

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时有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众生皆有佛性，请问坏人有没有？第二，既然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他们未能成佛？第三，佛与众生，究竟区别何在？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坏人也是众生。何况如果众生都是好人，则慈航普度没有意义。度得了恶人才是真普度，容得了小人才是真宽容。慈悲为怀不看对象，普度众生不设门槛，认定佛性当然也不论善恶。

实际上，佛教关心的不是善恶，也不是美丑，而是觉悟与不觉悟，也就是悟与迷。因为佛的本义就是觉悟，佛陀则是觉悟了的人。相反，不觉悟，未能觉悟，不肯觉悟，那就是众生。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佛与众生，不但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只有一念之差──迷，还是悟。[21]

既然只有一念之差，顿悟便完全可能。事实上，禅宗的四祖道信，就是在刹那之间觉悟的。当时他十四岁，拜在三祖僧璨门下学佛。僧璨问他：你来学佛想要怎样呢？

道信说：求解脱。

僧璨问：谁捆住你了啊？

道信答：没有人捆住我。

僧璨说：没人捆你，要什么解脱？

道信大悟，于是入门。[22]

这叫什么呢？

一念悟时，众生是佛。[23]

如此说来，再苦再难也不要紧？

不要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作恶多端也没关系？

没关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禅宗，也难怪禅宗会被骂作“精神鸦片”了。是啊，按照“苦海无边”的逻辑，社会不公你不要抱怨，被人欺负也不要反抗，那只怪你自己不觉悟。如果你肯回头望望，就能看见那彼岸世界的灯火闪亮。

江湖骗子、不法奸商、贪官污吏，甚至窃国大盗，则不妨依然故我。反正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佛界仍有你一席地位，此前则尽管纸醉金迷，杀人放火，男盗女娼。禅宗已经为你留下后路，并且准备了心灵鸡汤。

如此说教，难道不是精致的骗局？[24]

然而这是误读和误解。禅宗从来就没有说过要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愿望。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只在宗教的范围内，而且只是阐明一个基本原理：众生与佛的区别就在迷与悟，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谓“回头是岸”云云，不过为了打消顾虑的极而言之。

因此，如果你要面对现实，完全可以不理睬禅宗。

何况觉悟二字真是谈何容易。它就像孔子的仁，一方面想要就有（我欲仁，斯仁至矣），另方面又难以企及（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正可谓近在眼前，远在天边。[25]

想想也是。真那么简单，岂非满街是佛？

那么，不能成佛，问题在哪？

在执。

什么是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执迷不悟”。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就连某些号称禅师的人也未能免俗。比如唐末禅师祖印明，便曾这样向惠能叫板：

六祖当年不丈夫，请人书壁自糊涂。

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

意思也很清楚：你既然已知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四大皆空，万法皆无，为什么还要夺人衣钵？如此知行不一，骂作糊涂已是口下留情，且看他如何对答。

回答很容易，反问一句就够了：你既然透彻了悟，又何必多管闲事？衣钵固然空无，是非何尝不是？更何况，知道色相是色相，色相就不是色相；明白空无是空无，空无就不再空无。如此，则衣钵的受与不受，有何区别？

呵呵，既明万事皆无物，何必管他受钵盂！

然而我们却只能说祖印明悟性不够，却不能指责他批评了六祖惠能。他是可以骂的，而且应该骂，必须骂。

因为禅宗的特色就是“呵佛骂祖”。

否定之否定

丹霞天然骑在了僧徒的脖子上。

这个胡作非为的人是惠能的四世法孙。由于当时流行在法号前面加山名、地名、寺名，所以叫丹霞天然——丹霞是山名，天然是法号。实际上他原本是儒家，只因为在赴京赶考途中遇到一位学佛的禅者，才彻底改变了人生。

禅者问：施主到哪里去？

丹霞天然说：考公务员。

禅者说：当公务员哪里比得上做活菩萨？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丹霞天然立即改道江西去见惠能的三世法孙马祖道一，却被马祖一球踢到石头希迁那里。因为丹霞天然见了老师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托着额头，意思是要剃度。马祖知道来者不善，便将这烫手山芋扔了出去。

来到南岳衡山的丹霞天然故技重演，石头希迁却不吃他那一套，让他进了厨房。有一天，希迁让学生们到佛殿前铲除杂草，丹霞天然却洗了头在他面前跪下。石头希迁只好铲除这家伙头上的“杂草”（为他剃度），丹霞天然则在剃完头发后捂住耳朵掉头就跑，又跑回马祖道一那里。

这次他直接进入僧房，将那坐禅的僧人当驴骑。

马祖道一只好来看他，然后说：我子天然。

意思大概是：你倒天真可爱。

丹霞天然却翻身跪下来说：谢恩师赐法号。

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是当时最受尊崇的禅师。石头希迁剃度，马祖道一赐号，立即让丹霞天然名满天下。然而此人却依然无法无天。有一年在洛阳慧林寺，竟然将木头佛像烧了取暖。院主责问，他却拨着灰烬说是要取舍利。

院主说：木头佛像，哪来的舍利？

丹霞天然说：没舍利吗？那就再烧两尊。[26]

啊！对待佛祖，也可以这样？

当然。禅宗五大流派之一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就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惠能的六世法孙德山宣鉴则声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这就从佛祖、菩萨再到禅宗的祖师爷，一个不少地全骂完了。[27]

德山宣鉴的另一大壮举是烧经书，而他原本是熟读佛经反对禅宗的。他说，我们出家人千辛万苦，皓首穷经，尚且不能修成正果，岭南那野蛮人（指六祖惠能）却说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便挑了一担经书去找禅师辩论，扬言要直捣龙潭剿灭禅宗。

没错，德山宣鉴去见的，正是龙潭崇信。

然而走到半路，他就挨了当头一棒。

当时，德山宣鉴向一个卖烧饼的老太太买点心。

烧饼婆婆问：法师挑的是什么书？

德山宣鉴说：《金刚经》。

烧饼婆婆说：好！我有一问。答得上来点心白送，答不上来别处去买。《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法师要点哪个心？

德山宣鉴瞠目结舌。

是啊，一个烧饼婆婆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读那么多经书又有什么用？因此，到了龙潭寺，经崇信稍加点拨，德山宣鉴便豁然开朗，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经书。[28]

临济义玄也不含糊。他到菩提达摩塔前，塔主问他先拜祖（菩提达摩）还是先拜佛（释迦牟尼），他的回答居然是祖佛都不拜，气得塔主火冒三丈：长老跟祖佛有仇啊？

有趣的是临济义玄的解释。

曾经有人问他：你这一堂僧人还看经吗？

临济义玄说：不看经。

那人又问：习禅吗？

临济义玄说：不习禅。

那人不懂：既不看经，又不习禅，你们都做什么？

临济义玄说：成佛呀！[29]

奇怪！成佛就要烧佛像，烧经书吗？

是的，因为破执极难。

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著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著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著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但这很难。什么叫“空亦是空”？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空亦是空，亦是不空。[30]

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

也只好棒喝。

棒就是打，喝就是吼，代表人物则是临济义玄和德山宣鉴，号称“临济喝，德山棒”。后者甚至扬言：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问他道理何在，也是三十棒。[31]

总之，跟他们学佛，不是挨打就是挨骂。

此外还有胡说八道或文不对题，比如惠能的五世法孙赵州从谂（读如审）。有人问他什么是古佛心，他答“三个婆子排班拜”；问他什么是永恒真理，他答“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答“庭前柏树子”。

据齐白石画作。赵州从谂（778-897）留下了不少意味深长的禅林公案，以“庭前柏树子”最为著名，完整的偈子是：出入云闲满太虚，元来真相一尘无。 重重请问西来意，唯指庭前一柏树。

于是便有人问：柏树子也有佛性吗？

赵州说：有。

那人又问：什么时候成佛？

答：虚空落地时。

那人再问：虚空什么时候落地？

答：柏树子成佛时。[32]

请问，这是回答了呢，还是没回答？

当然是回答。

其实，棒喝，胡说，呵佛骂祖，都是为了直截了当地破执。因为众生执迷，无非由于总认为有某种东西不能不“死认”。死认就执著，就不觉悟。为了破执，只好壮士断腕以身试法，拿佛、祖、经开刀。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最神圣的都可以不当回事，还有什么可执著的？就连“我”也可以否定，比如马祖道一的法嗣兴善惟宽。

有人问兴善惟宽：狗也有佛性吗？

兴善惟宽说：有。

那人又问：和尚你有吗？

兴善惟宽说：我没有。

那人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你没有？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一切众生。

那人便问：既然不是众生，莫非是佛？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佛。

那人又问：既不是佛，也不是众生，那是什么东西？

兴善惟宽说：也不是东西。[33]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话可说。什么都已否定，也就什么都不必否定。吃饭睡觉可以有，娶妻生子可以有，建功立业可以有，升官发财可以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等当然更可以有。与世俗生活不矛盾，与皇权政治不矛盾，与儒家伦理也不矛盾。一切问题，通通解决。

是为“否定之否定”。

自我否定之后的佛教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它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不再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而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影响世界的大唐文明，也没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这里面的种种原因和奥秘，正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

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2]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3]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4]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5]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6]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7]

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禅宗怎样实现了佛教的儒学化？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宗派，而是禅宗？变革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发生？禅宗在改变了佛教的同时又改变了别的什么？

那就让我们探个究竟。

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8]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9]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10]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11]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12]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13]

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其原貌已无从得见。现在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怀海禅师入灭五百多年后，由元朝顺帝敕命重新编撰的。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

时代精神

选择是在门阀制度衰朽之后开始的。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却有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表现于历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贵族政治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贵族政治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华夏民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两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当贵族政治在秦汉逐渐让位于官僚政治时，门阀制度便诞生了。门阀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是贵族领主，而是士族地主。他们虽然并不世袭领地，却垄断仕途；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靠的正是祖宗。门阀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因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壤。

当然，也因为官僚体制最早在中国成熟。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官僚政治绝不允许仕途被垄断，帝国制度也绝不允许国土被瓜分。要维护天下一统，就必须消灭贵族领主；要保证皇权至上，就必须消灭士族地主。汉唐两代，肩负的就是这种使命。

动摇了血统观念和贵族政治的是汉，挑战着门第观念和门阀政治的是唐。汉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两个王朝的不同性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包括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也有着自己的风度和风采。

这是黄河九曲十八弯一样的历史长卷。

总体上说，汉是雄浑大气的。唯其雄浑，所以厚重；唯其大气，所以朴拙。那些碑刻、陶俑、画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现出第一个农业大帝国初生牛犊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兴贵族地主小乔初嫁式的天真烂漫和满心欢喜。即便迂腐繁琐如经学，妖妄荒唐如谶纬，铺陈排比味同嚼蜡如汉赋，也未尝没有汉文明的自豪与自信。

自信的背后，是历史的逻辑。

实际上，作为秦始皇政治遗嘱的执行人，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第一帝国”，两汉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和主旋律：重农抑商，中央集权，独尊儒术，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尔所说，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那么，两汉就是历史逻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

作为逻辑意义上的否定，魏晋南北朝与两汉，历时大约等长，风貌截然相反：华夷不辨，胡汉混杂，战乱频繁。天下一统变成了群雄割据，对外征服变成了民族混血，统治阶级变成了士族地主，意识形态变成了魏晋玄学，就连佛教也由巫术化的浮屠道变成了玄学化的般若学。

当然，风骨也变成了风度。

汉文化是有风骨的。它甚至延续到建安时期，因此而被称为“汉魏风骨”。这其实是一股心劲，一种可以“激扬文字”的精气神。建安诗人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是这个时代的终结篇，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强音。[14]

之后就变成潇洒飘逸了。应该说，此前没有哪个时代像魏晋这样，把才情和气质看作审美对象，将游山玩水、饮酒服药、论道谈玄作为生活方式，让最放荡不羁和最严肃认真的统一起来，然后整体性地打包成一种风度——魏晋名士基本上是同一个调调，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各说各的。

所以，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心态，而心态关乎思想。人们津津乐道的既然是道家的无、佛门的空，睿智的谈吐当然成为追求目标。就连钟爱漂亮的风貌也不奇怪。这不仅由于那风貌原本表现为脱俗的言行，体现着高超的睿智，也因为玄学本体和般若智慧，最终都要变成美。

实现这一转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灿烂辉煌。玄学时代像玉山一样崩溃之后，留下了一片广阔天地和诸多文化遗产；混血的杨隋和李唐则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气度恢宏地对外开放。新文明海纳百川厚积薄发，理所当然地多元多样，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绚丽斑斓已于《隋唐定局》尽述。那缤纷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铅釉，浓郁得化都化不开。

朴实无华的，似乎只有禅宗。

禅宗确实是最朴素的。没有吓人的高头讲章，没有华丽的铺陈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语。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时悟到了菩提智慧，写下了这样一则示法偈：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15]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农作之一。为了将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农民必须低头弯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会踩踏已经插好的秧苗，他们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然而这位僧人却在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劳动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实，而且句句双关，这显然是只有亲自参加生产的禅僧才能做到的。

据清宫廷画家焦秉贞所作《御制耕织图》1696年版本。该图册含耕种图23幅、纺织图23幅，每幅图配康熙诗一首。

没错，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朴实无华，虽然显得一枝独秀，却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态如魏晋般玄远，形式像两汉般朴拙，这才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比玄言更上层楼。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境界的禅宗，成为了大唐的宗教发言人呢？

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16]

都不是，是理所当然。

前面说过，消灭士族地主是隋唐的历史使命，庶族地主也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当门阀政治穷途末路日薄西山时，科举制度就被发明出来。它不但为帝国的文官集团建立了人才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对公平地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贫寒之士不用考虑门第族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通往自由之路

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也是坐禅的。

于是，南岳怀让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成佛。

南岳怀让便找了块砖头，在墙上磨。

道一问：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做镜子。

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

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道一问：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牛车不动，该打车，还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来。

怀让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学坐禅，还是要学做佛？如果学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佛，佛无定相。像你这样整天坐禅，这不是学佛，是杀佛。

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顿悟。[17]

现在看，怀让不愧为惠能的亲炙弟子，确实已得六祖的真传。实际上禅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无念为宗，见性成佛。这一点，惠能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18]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坐禅的原因。禅是车，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车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当然，牛若肯走，车也可坐，否则仍是执迷。

因此禅宗的修行主张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19]

这当然是革命，也是颠覆。因为佛教之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号称三宝（梵文Triratna），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禅宗作为革命派，当然要颠覆。问题在于，心是看不见的，悟道却需要契机，传法也需要载体，牛和车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处求？

生活，实践，大自然。

的确，禅宗跟庄子和魏晋名士一样极其热爱自然。因为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与禅宗主张的“觉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禅宗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无上正等正觉，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20]

于是，修禅就变成了休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21]

也是泛舟，是垂钓，是一无所获：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22]

般若智慧，就这样变成了美。

显然，如果说“道”在基督教那里变成了肉身，在伊斯兰教那里变成了经典，那么，在禅宗这里就变成了生活。宋代高僧克勤禅师还因此写下了“茶禅一味”的名言。但，如果以为茶味就是禅意，却大错特错。[23]

可惜，许多人连这一步都达不到，比如某律师。

律师是熟悉经书戒律的僧人。按照佛家分类法，参禅的是禅师，讲律的是律师。道不同，原本不相为谋。然而那位菜鸟律师，却偏要来刁难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和兴善惟宽的同门师兄弟大珠慧海。

律师问：你们禅师，也用功吗？

慧海说：当然。

那律师又问：怎样用功？

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律师说：这跟闲杂人等有什么不同？

慧海说：他们吃饭时百种思索，睡觉时千般计较。[24]

对于那不开窍的律师而言，慧海这是启蒙，告诉他众生之迷在于吃饭时不好好吃，睡觉时不好好睡。那么，认准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喝茶就是喝茶，对吗？

也不对。

有一次，一位大宋提刑官在离职前，到双峰山向法演禅师请教修行悟道的法门。法演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提刑大人年纪轻轻，多少总读过点情诗吧？有两句诗非常贴切：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官员听罢，唯唯诺诺而去。

后来写出“茶禅一味”名言的克勤，那时还只是法演的学生和侍者。于是他问老师：这位大人明白了吗？

法演说：他只认得声音。

表面上看，这并不错。因为这首诗的本来意思就是：帅哥哥（檀郎）到家里来做客，小姐不便出面相见，就频繁地呼叫丫鬟（小玉）。其实她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是想让情郎记住自己的声音。因此克勤问：老师不是说“只要檀郎认得声”吗？既然他认得声音，怎么就不对？

法演猛喝：祖师西来意就是庭前柏树子吗？说！

克勤恍然大悟。

于是答道：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说：恭喜！[25]

这是一则破执的典型案例，看起来费解，其实简单。它告诉我们的道理是：通过什么途径觉悟，是吃饭、睡觉还是喝茶或者恋爱，都无所谓，因为“频呼小玉原无事”。甚至就连“檀郎认得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认得心”。

认得心就是认得佛，也就是觉悟。但，这是你和佛之间的事。只有你和佛知道，也只需要你和佛知道。正如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只有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

那么请问，还能说茶味就是禅意吗？

是，又不是，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明白了这一点，才真正懂得“茶禅一味”，也才能真正懂得大珠慧海。实际上，所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并不完全是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发现自我，因为佛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通往心灵之路，就是通往自由之路。

据1865年《煎茶图式》，酒井忠恒编，松谷山人吉村画。中国茶道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其标志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而圆悟克勤的墨宝，也与日本茶道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可惜这很难。

有一次，一位僧人向兴善惟宽请教。

那人说：请问大和尚，道在哪里？

惟宽说：就在眼前。

那人说：既然就在眼前，我怎么看不见？

惟宽说：因为你有“我”，所以看不见。

那人说：那大和尚你，看得见吗？

惟宽说：又有你，又有我，更看不见。

那人说：没有我也没有你，就看得见了吧？

惟宽说：没有你也没有我，谁看啊？[26]

这才真是精彩之极。

改变中国

兴善惟宽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们知道，禅宗一贯主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佛，就得观照自己的内心，发现自我，找回自我。[27]

然而前提，却是破除自我。因为要觉悟就得破执，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执”。我，是一个人最容易执著也最难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执才能见真佛。兴善惟宽说你有“我”所以看不见道，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么能不承认“我”？任何人类心灵，都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无我则无心，无心则无佛。何况“我”都没了，成佛做甚？

大约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实这并不容易，没准就会弄巧成拙，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战雪峰禅师时，雪峰曾问：你这个“玄机”一天织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丝不挂”。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自以为雷翻雪峰的玄机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说：玄机师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机马上回头看。

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28]

破执，忘我，岂非很难？

正因为难，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牍，或待审的案件。由于禅宗认为启迪智慧和辩论教理，就像衙门断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辈禅师判断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称为公案。雪峰禅师和玄机师太的故事就是，法演与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过，官府的公案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因为必须明断是非。禅宗则相反，不但不明断，甚至干脆没有是非。事实上说到底，一定要讲谁是谁非，本身就是执。同样，一定要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执。

比如有人问马祖道一：和尚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

回答是：为了不让小孩子哭。

又问：小孩不哭了又什么样？

回答是：非心非佛。[29]

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为了破执，即破除僧众和信徒对“即心即佛”的执著，其实两种说法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这很难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么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当头一棒。不雷劈，不开窍。

于是便有了机锋。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机的内涵一如佛性本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当事人心领神会。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鉴的开悟就是。当时夜深人静，星月全无，龙潭崇信让侍立在旁的宣鉴回房间去。宣鉴走出门外，回过头说：天太黑。

龙潭崇信为他点燃烛火，又在递过去后一口吹灭。

德山宣鉴顿悟。[30]

当然，如果对方不能领悟，恐怕也无可奈何。比如有人问石头希迁一个老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希迁的回答就是：你去问露柱（炫耀门第的柱子顶端龙形部分）。

那人说：学生不会。

希迁说：我也不会。[31]

此事没有下文，但作为公案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公案修禅的，记录公案的著作也成为禅者的必读之书，哪怕那些公案看起来平淡无奇。

比如有人问慧轮：宝剑未出匣时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外面。

又问：出匣以后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里面。[32]

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含有深意。因为第一个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个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强调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执，包括“执著于破执”。唯其如此，石头希迁才要说“我也不会”。

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可谓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包括《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乏参禅的高手。贾宝玉作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却认为境界不够，又加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33]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氛围却很真实。事实上，参禅在唐宋以后，就成为知识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风气时尚。禅悦、禅风、禅语、禅意、禅诗、禅画，还有语录体和山林气，可谓不胜枚举。唐宋元明清的一气呵成之感，不仅因为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也因为禅宗。[34]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35]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 科举、茶与禅

唐高宗时期

唐玄宗时期

唐德宗时期

科举制度

承袭隋制并完善

科举成为定制

科举全面盛行

茶道

茶正式成为饮料

饮茶成为风气

陆羽《茶经》问世
茶道流传日本

禅

惠能成为六祖

南宗成为正统

怀海进行宗教改革
禅宗大行其道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36]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

第五章
大洗牌

搅局

丹霞天然和他的同学们跑江湖——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时，世界的江湖也在重新洗牌。其中至少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曾经的蛮族法兰克人此刻成了罗马教皇的保护伞，国王查理曼后来还被加冕为罗马皇帝；再就是以前属于罗马、今天由天主照看的西班牙，不但变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国土，还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分庭抗礼。[1]

这确实意味深长。

改换门庭并不奇怪。西班牙，或者说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法国之南摩洛哥之北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早就数易其主。它曾经属于一些古老民族，公元前19年成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419年又变成了西哥特人的王国，两段时间分别为四百多年和三百年。

然后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应该是渡海而来的，因为此前穆阿维叶建立的舰队早就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公元714年，阿拉伯人开始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时代，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了那里。756年，死里逃生的穆阿维叶后代又将科尔多瓦（Córdoba）定为“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并把它建设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事实上那时的科尔多瓦也气象非凡，就连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都相信它是帝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图书馆里的藏书多达四十万册，七百座清真寺美轮美奂，三百所公共澡堂星罗棋布，难怪它会与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并称为世界四大都会，拜占庭皇帝和欧洲各国国王都要派来使节了。

中国人教给他们的造纸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利用，希腊和其他民族的经典也像在巴格达那样被大量翻译。翻译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那些典籍则先由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再用西班牙语译为拉丁文字，连同伊斯兰的其他文明成果一起传入欧洲。再加上西西里（Sicilia）也被穿绿衣服的法蒂玛阿拉伯人控制，便让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数百年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2]

看来，洗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公元8世纪，拉赫曼一世征服西班牙，在昔日罗马神庙和哥特式教堂的遗址上，建造了这座大清真寺。当西班牙人重新夺回科尔多瓦后，要在原址重建教堂，但大清真寺的建筑实在太美，美到连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都不忍毁坏它。最终，在卡洛斯五世的直接干预下，保住了残留的大清真寺，为世界留下了这座罕见的混搭伊斯兰风格的伟大建筑。

得到好处的还有日耳曼蛮族。他们原先可是目不识丁和粗俗不堪的，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按照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描述，这些欧洲“胡人”几乎是为了战争而来到人世，劝他们精耕细作比砍他一刀还要困难。对和平毫无兴趣的日耳曼武士认为，明明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取却偏要去流汗，是懦弱无能、没有骨气和让人鄙视的；驰骋沙场和冲锋陷阵则不但无上光荣，而且非常好玩。[3]

世界是他们的游乐场，战争是他们的嘉年华。

然而皈依基督以后，过去的蛮族便变得衣冠楚楚和彬彬有礼起来。非但如此，法兰克王国还成为抵挡伊斯兰狂飙的铜墙铁壁，日耳曼武士也逐渐变成基督教骑士。他们把剑放在教堂的圣坛上，然后由国王亲手佩戴，这样就可以为教会承认的正当理由进行圣战。威武的查理曼甚至在征战三十二年后给了战败的萨克森人两条出路：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沦为奴隶，然后运往帝国本土做牛做马。[4]

萨克森人选择了前者，而且得到了公平待遇。

平等相待是基督教的主张，也是罗马帝国的政策。因此法兰克人的基督化其实就是罗马化，而罗马化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文化就是变化，也就是文明化。所以，历史上屡屡出现征服者反过来被同化的案例：征服了汉民族的胡人被汉化，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被伊斯兰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化也一样。

毫无疑问，被征服者也会向征服者学习，从他们那里获得新鲜血液。也许，这就印证了《周易》的哲学观念：世界永远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不过在欧洲人眼里，不变的还有西班牙女郎，她们总是那么漂亮。

当然，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美丽的西班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归属天主教。雪上加霜的是，科尔多瓦沦入敌手二十年后，巴格达也被蒙古军团攻陷。由于此前南大食早已灭亡，阿拉伯帝国便随着阿巴斯王朝一起终结。

不过，除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原属于穆斯林的那些地区仍然回荡着悦耳的“邦克”声。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孙辈们灭亡阿巴斯王朝仅仅三十七年，就由新可汗带头，集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更何况，穆斯林只是失去了西班牙，罗马人却丢掉了大本营——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忠诚于安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皇帝战死，罗马帝国彻底灭亡。[5]

胜利了的土耳其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兰之城，即伊斯坦布尔（Istanbul）；再就是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后来又在穹顶竖起高达三十米的铜制新月，结果是整体建筑更加宏伟、庄严和肃穆。由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境内的清真寺也都见贤思齐纷纷效仿，便让许多人误以为新月是伊斯兰的标志。[6]

◎ 两大帝国的终结

750年

唐天宝九载

阿巴斯王朝建立

756年

唐天宝十五载

后伍麦叶王朝定都科尔多瓦

800年

唐贞元十六年

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

843年

唐会昌三年

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

864年

唐咸通五年

基督教传入保加利亚

909年

后梁开平三年

法蒂玛王朝建立

950年

后汉乾祐三年

基督教传入波希米亚

967年

北宋乾德五年

基督教传入波兰

988年

北宋端拱元年

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

1008年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基督教在瑞典确立

1054年

北宋皇祐六年

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

1096年

北宋绍圣三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171年

南宋乾道七年

开罗法蒂玛王朝灭亡

1236年

南宋端平三年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束

1258年

南宋宝祐六年

阿拉伯帝国终结

1291年

元至元二十八年

十字军东征告终

1299年

元大德三年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1453年

明景泰四年

君士坦丁堡被攻陷，拜占庭帝国亡

新月升起，十字架依然闪亮。

的确，伊斯兰教向外传播时，基督徒也没闲着。阿巴斯王朝建立一百年后，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和瑞典先后接受了传教士们的布道，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公国也皈依了基督。科尔多瓦被收回前，基督教已传入东欧和北欧。到君士坦丁堡改名时，就连十字军东征也成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日起，西方所谓“中世纪”就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的得名缘于它处在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所以叫The Middle Age，意思是“中间的世纪”。但如果以为中世纪是一潭死水或一团漆黑，那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光明的种子和生命的活力就蕴含在这数百年中，只不过人们往往看不见，也不知动力所在。[7]

动力在罗马化了的日耳曼蛮族那里。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不久，他的帝国便一分为三，这三个地方后来都成为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意志有宗教改革，法兰西有启蒙运动。这恐怕并非偶然。就连法西斯主义产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也不稀罕，更不用说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又会变成美国了。

蛮族，让欧洲脱胎换骨。

事实上，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并不同族的日耳曼人，使欧罗巴（Europe）真正成为世界的一个洲；而在之前的希腊罗马时代，它是只能看作亚洲之半岛和岬角的。蛮族却将文明的范围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欧罗巴，使欧洲各民族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也有了再度联合的观念和机制。[8]

欧洲文明，其实是日耳曼文明。[9]

或者说，是罗马化了的日耳曼。

此前的希腊和罗马，则与其说是欧罗巴的，不如说是地中海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有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其余大部分是在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唯其如此，人们才说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这样看，历史上所谓“古希腊罗马世界”（Graeco-Roman World），称作“地中海文明圈”（Mediterranean Ｃivilization）才更为准确。

同样，或者照理说，基督教就该以地中海为圆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散，把地中海文明圈变成基督教文明圈。然而阿拉伯人的崛起却把这一进程打乱了，日耳曼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搅局更是迫使“环地中海地区”重新洗牌。于是一种新的格局终于诞生，并将一直影响到当今世界。[10]

那么，这种格局是什么呢？

地中海

新格局就是“划海而治”。

海，主要是地中海，然后是黑海和里海。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两大宗教几乎一开始便以地中海为界：之南是伊斯兰的地盘，之北是基督教的天下。以后的走向也一样：基督教向北，然后向西传播到南北美洲；伊斯兰向南，然后向东传播到印度半岛西部、马来半岛南端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伊比利亚（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互换归属，恐怕就只能说是命该如此。于是，黑海也成为南北分界线，双方都不再越雷池一步。分隔欧亚大陆的里海则成为东西界碑，东边广袤辽阔的大片土地属于穆斯林，西边的欧洲则由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分天下。

看来，洗牌并没有白费工夫。

效益也确实是显著的。因为洗牌的结果，是并非两大宗教创造者的其他民族——日耳曼人和突厥人、波斯人、蒙古人等等，接过了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中的火炬。接手本身就意义非凡，何况这些曾经的蛮族还是要走向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想不成为世界宗教，恐怕都难。

这简直无异于“五胡入中华”。

实际上，那段时期就是地中海的南北朝，只不过之后并无隋唐。两大世界宗教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起来，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源头，甚至源头就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希伯来王国的故都，也是三大天启宗教共同的圣地，耶稣基督在这里受难，穆罕默德在这里登霄。尽管这些事真伪难辨，基督徒和穆斯林却毫不怀疑。因此，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就毋庸置疑。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西是埃及，东是美索不达米亚，北是地中海，南是阿拉伯人的半岛。而且幸运的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曾经是犹太人的居留地；不幸的是，他们在那里是奴隶和囚徒。这种罕见的经历让史学家们找到了解释希伯来文明的说法：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即便不能多难兴邦，也该“多难兴教”的。

犹太教的兴起，往往被归结为此。

以色列王国时代，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建造了第一座圣殿，又称所罗门圣殿。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摧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波斯帝国推翻新巴比伦王国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二圣殿于公元前515年竣工。公元70年，罗马帝国将军提多围攻耶路撒冷，圣殿再次被毁，只剩下一道围墙，即哭墙。

遗憾的是，苦难似乎并不足以让唯一的神对这个民族青睐有加。要知道，比犹太人命更苦的数不胜数，只不过由于销声匿迹而鲜为人知。那么请问，为什么众多的民族都不知所终，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却成为一神教的创立者呢？

这实在让人费解。

一神论也是奇迹。多神和泛神的观念并不奇怪，它甚至可以在儿童那里找到心理依据。小孩子都是天生的万物有灵（animism）论者。他们会跟花花草草说话，命令挡在前面的石头乖乖让路，等等。这不过是最朴素的将心比心。原始民族几乎无不多神崇拜，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相信宇宙间只有唯一的神，却是相当高级的文明。因为唯一就得万能，万能就得无限，无限就不可言说。让一两个人相信这种不可言说的存在，或许能够做到；让一个民族长时间整体性地坚信不疑，其实很难。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就像希腊人的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例和个案。

也许真是天启了。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使民主制成为世界潮流的不是希腊人，将一神论变成世界宗教的也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坚持他们的“特选”观念，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也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哲学支持。

提供这种支持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艺术气质和科学精神。而且正如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所说，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在希腊人那里却高度统一。因此，当犹太人独尊一神时，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雅典可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在与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时，探寻宇宙间之“唯一”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只不过，这种探索被称为科学。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它甚至简单到可以用数学（比如几个数字或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唯有简单明了，才可能接近正确。

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比如宇宙的真理和美，就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表述为“数的和谐”。因此天体一共是十个，包括银河系、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只有九个？对不起，为了凑足数字，毕达哥拉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尚待寻找的天体，名叫“对地”。 [11]

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毕达哥拉斯根据勾股定理绘出的可以无限重复的图形，因为形似树，被称为毕达哥拉斯树。图中两个相邻小正方形面积的和等于相邻大正方形的面积；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喜欢把数描绘成各种几何图形，正所谓“凡物皆数”。

精神实体在柏拉图（Platon，拉丁文，下同）那里叫“绝对理念”。他的观点是：世界先有理念，然后才有实体，实体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木匠模仿桌子的理念，就造出了桌子。我们的世界则是“巨匠”（dēmiourgos）所制。巨匠模仿的是什么呢？最高理念，或者绝对理念。

这样的真理，也非常接近真神。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方法是找原因。原因无非四个：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比如要盖房子（目的），就得通过劳作（动力）将泥土（质料）变成砖头（形式）。砖头高于泥土，因此形式高于质料。房子又高于砖头，所以低级形式是高级存在的质料。层层类推，都一样。

如此这般地推演下去，按照逻辑，一定有一个不能再高的形式，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目的的目的，一切动力的动力。作为目的，它是“终极目的”；作为动力，它是“第一推动力”。那么请问，这样的纯粹形式该是什么，又能是什么呢？

当然是神，只能是神，而且是唯一的神。

难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认为是“神学目的论”了。事实上绝对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罢，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只不过一为哲学，一为宗教。

合流却指日可待。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至少，罗马帝国不但文化多元，还实行双语制，这正是我们民族所不具备的土壤。

于是，第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罗马的偏远省份兴起，新增部分则用通俗易懂的希腊“白话文”写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为国教也要到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其中奥秘，除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讲过的政治因素外，说希腊语的小亚细亚更适合基督教发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12]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这就为后面的洗牌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离阿拉伯半岛也更近了。因此，当强劲的海风沿着希贾兹商道吹进沙漠，另一颗沉睡的种子便会被温柔地唤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将被新锐的力量撕破，由一个篮子变成两个。

这股力量就是伊斯兰。

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着“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奋勇前进的。在半岛，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最伟大！

真主确实伟大，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犹太教至今仍然还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多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穆罕默德却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业，归真之后的事业更是日新月异蓬蓬勃勃。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只用了短短十年，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帝国则不到百年。如此惊人的速度，大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吧？

何况全盛时期伊斯兰帝国的疆域之广，势力之强，文化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几乎无人可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只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穆斯林却还要加上印度洋，尽管控制了印度洋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么说，西起阿曼、也门、索马里，东至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都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结果是什么呢？是逼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绕过穆斯林的海上控制区，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径。由此可见，当时的伊斯兰何等强势。这种光焰万丈的强势甚至让许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印度和罗马的两项发明竟被分别称为“阿拉伯数字”和“土耳其浴”。[13]

没错，两件事都张冠李戴了。[14]

这在穆斯林看来，当然证明了真主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又来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Rahmān）和拉希姆（Rahīm）。这也是安拉九十九个美名中处于首位的两个。正是这仁慈，让皈依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请问，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与许多人的想当然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战争来传播的。战争确实存在，主动挑起争端的战事也为数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稳的传创之初，战争的标的几乎从来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政治统辖和经济需求。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阿拉伯人并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么教。像查理曼那样，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与为奴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有过，也极为罕见。[15]

于是宽容的政策便泽被臣民：首先是“有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然后扩大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他们被允许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服兵役。附带条件则只是不挑衅帝国的权威，安分守己并缴纳人头税和财产税。

这就让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实，哈里发和他的统治集团并不欢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先知得到的天启原本只属于高贵的阿拉伯人。这是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应该是阿拉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先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么，怎么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16]

何况成为穆斯林是有好处的。除了免税，还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圣战。在阿拉伯帝国，当兵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战功赫赫的能成果丰硕，光荣牺牲的则能升入天园。如果听任其他人混入，蛋糕岂非不够分配，天园岂非拥挤不堪？

呵呵，宽容的背后也有种种考虑。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还是越来越多。他们叫做麦瓦里（mawali，阿拉伯语，下同），与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纳税多而收入少。这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导致帝国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则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制，所有人不论民族都得缴纳相同的土地税。毕竟，任何国家都一样：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不能没有财政收入。[17]

但，宽容作为一种精神却建立起来。

宽容来自先知的开明、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训。当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时，就只流了一点点血，也没有进行报复。麦加的贵族和居民轻轻松松就成群结队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则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尽管之前穆斯林的军队曾横扫半岛，穆圣的成功也首先是战场上的。

图为来自摩洛哥的犹太教诗文板，其作用是提醒信徒们神的存在，通常被挂在犹太会堂东墙。在伊斯兰帝国，尽管会受到一些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仍然可以继续信奉自己的一神教，并被称为“有经人”。

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ā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18]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19]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阴茎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20]

决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却不能这样想问题。相反，新宗教必须在信仰体系、教徒来源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与老大哥画清界限。最后，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基督的牺牲和爱已经把我们从戒律中解放出来。新宗教不再是犹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与上帝签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用谁都可以接受的洗礼替代让成年男子难堪的割礼。[21]

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基督教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却又陷入了异端与正统的长期纷争。如前所述，正是诸如基督究竟只有一性还是二性之类的争端，把帝国和教会都拖入了泥潭。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毁长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虚而入，异端教派阵前倒戈，西部东部分道扬镳，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兰教就要简单得多。首先，他们明确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这就没什么可争。其次，他们也没有特选观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后世对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独赐恩惠，拉赫曼（普慈）则是在今世对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无私，独赐恩惠就赏罚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简单明了。[22]

简单是最接近真理的，简单也是最容易实行的。希腊的科学，中国的禅宗，都得益于简单。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宗教，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又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问题。

王权与教权

与政治关系最深的是基督教。

犹太教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犹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国家都没有，哪来王权与教权之争？其次，犹太人也没有教会，无法形成与政权对抗的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在罗马人的眼里是精灵古怪和团结一致的，却又同时是易于识别和安分守己的，帝国对他们大可放心。

基督教则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23]

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了。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24]

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拜占庭后来变成伊斯兰的地盘并不再回归基督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25]

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大体如此。

然而正是罗马帝国的“失误”使西方受益无穷。王权与教权的鹬蚌相争，让王室与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种集团和势力渔翁得利。包括宗教改革能够在德意志顺利进行，也都因为钻了这个空子。这才有了城市经济，有了市民阶级，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这是后话。

阿拉伯帝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没有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既是宗教的传创者，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以后的阿拉伯帝国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维齐尔（宰相）则只是行政权力的代理人。等到苏丹成为实际统治者并架空哈里发时，帝国也变成突厥人的了。

其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以后的哈里发都只能继承遗志，再也不能接受天启。这就从理论上永久性地排除了任何人充当“人神中介”而被神化的可能。所有的穆斯林都只听命于安拉，只顺从安拉的旨意。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指导他们的思想的行为，那也是已经归真的最后先知。

这就导致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区别：没有教士阶层，没有教义机构，没有教会组织。当然，伊斯兰教也有乌里玛（阿拉伯语‘Ulamā），即教法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们只是正统观念和社会准则的监护人，没有直接干涉穆民生活的权力和手段，何况他们的机构还是国家控制的。[26]

因此阿拉伯帝国不存在颠覆上层建筑的基层力量，这在其创始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伊斯兰教则在麦地那乌玛建立后就自上而下地传播，并非基督教那样先在基层发酵，然后才自下而上地夺权，又岂会出现二元结构？

这可与中华有得一比。

跟阿拉伯帝国一样，中华帝国从来就没有过教权和王权的同时并存，平分秋色。不同的是，后者从东汉末年起就有以宗教为名义和号召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只不过，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争取的都不是教权，而是政权。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知教权为何物，也不知教会为何物。即便有组织，也是帮派，不是教派；有领袖，也是帮主，不是教主；有规矩，也是帮规，不是教规，尽管打着宗教的旗号。同样，中华皇帝也会皈依某教，但如果某个和尚或道士胆敢自称教皇，他的脑袋就会立即搬家。

更何况，中华皇帝即便自称弟子，那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弟子，甚至被认定为佛陀转世或天尊下凡。得道高僧和成仙道士也只有礼拜赞颂的份，哪里还能平起平坐？何况更多的时候皇帝还是孔夫子的好学生，佛教和道教能够敲敲边鼓分一杯羹，就已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

难怪儒释道三家混战多年，合流或并存以后仍然要以儒家为首，以儒家为主。说白了，就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生不是教士阶层，儒家也没有教义机构和教会组织，而且永远都不会有。当然，他们更不会变成敌对势力，或者让统治者感到头皮发麻，就像打着净土宗旗号的白莲教。

这倒是有点像伊斯兰。

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不乏相似之处：都可能是国家意识形态，都是族民或臣民从小就要接受的教育，都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也都从头到脚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还都主张与人为善和孝敬父母。先知甚至这样传达他得到的天启：我（安拉）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27]

孝敬父母，已是仅次于信仰真主。

先知也非常务实。他没有提出玄奥莫测的教义、难以完成的目标，所有的训示教诲都通俗易懂，所有的宗教义务也都简单易行。这就不但像儒家，也像禅宗。换言之，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实践理性的，是世俗和人间的。

唯其如此，伊斯兰教才不仅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因此，它的维持和发展仅靠自身机制就能实现，可以完全不受王朝兴替的影响。[28]

这才真叫“长治久安”。

那么，如果伊斯兰教抢先一步传入中国，会不会也像佛教那样中国化，改变中华文明的走向？不会的，因为跟儒学太像。太像就没有互补性，也就没有必要重复。何况伊斯兰教是信仰极为坚定的宗教，他们在全盛时期的宽容也只是允许其他民族自行其是，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迁就和融入其他文明。这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特点。[29]

能够中国化的，只有佛教。

佛教却是奇葩。作为三大世界宗教中最早的一种，佛教诞生在原本不该它诞生的地方——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种姓观念，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因此，当世俗的权力（比如孔雀王朝）支持它时，也能兴旺发达盛极一时。一旦社会政治发生巨变，新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强势兴起，佛教在本土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30]

离家出走的佛教选择了与犹太教不同的道路，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犹太教不仅是民族宗教，而且是犹太民族唯一的宗教。教在，则族存，保教就是保族。因此，尽管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却必须顽强地保持犹太教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犹太人的独立性，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佛教却没有保族的使命，因此完全不必考虑与印度文明保持一致。何况印度也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它的文明是多元多样多种族的。所以，佛教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也会设法适应当地的土壤。这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尽管结出的果子会发生基因变异，却也毕竟是丰硕成果。

比如禅宗。

错失良机

禅宗诞生在中国，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强调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却无法否认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既然还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脱不了干系；而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又实在是相去甚远。

不妨看看印度。

历史上所谓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由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这些移民来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称为吠陀（Vedic），意思是“神圣的知识”。既然如此，他们实行种姓制度，掌握神圣知识的祭司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没有教皇。

这里面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印度的婆罗门就像中国东晋的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却没有组织，不是集团，当然也没有领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轮流坐庄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耆那教和锡克教也势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屡遭外敌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夺而去，有的入乡随俗，有的还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请问选谁？

实际上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32]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33]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作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玄奘留学印度十七年，糅合十家学说编译而成一部《成唯识论》（简称《唯识论》）。图示书影为明万历海宁陈瓛重刊本。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认识论又叫量论，研究对象则是现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34]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35]

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看来，反思是必须的，却又只能留待将来。

现在可以做总结了。似乎可以这么说：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

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另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巅峰。灿烂辉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时代。之后，是盛极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华帝国由扩张而收缩的转折点，则正是看似与禅宗无关的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却反倒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两大文明，后来会有不同的道路？为什么禅宗的兴起，也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必须先看武则天。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女皇武则天》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330年（东晋咸和五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376年（东晋太元元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386年（太元十一年），拓跋珪称王，北魏建国。

392年（太元十七年），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国教。

395年（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

398年（东晋隆安二年），北魏迁都平城，拓跋珪称帝。

410年（东晋义熙六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东晋亡，刘宋建国。

427年（刘宋元嘉四年），高句丽迁都平壤。

439年（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北凉亡，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

444年（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北魏禁佛。

445年（元嘉二十二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自称教皇。

476年（刘宋元徽四年，北魏承明元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北魏冯太后开始政治改革。

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拓跋宏迁都洛阳。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

526年（南梁普通七年），菩提达摩在广州登陆。

527年（普通八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即位。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菩提达摩见梁武帝。

534年（南梁中大通六年），拜占庭灭亡北非汪达尔。《民法大全》完成。

552年（南梁承圣元年），养蚕制丝技术传入拜占庭。

555年（承圣四年），拜占庭灭亡东哥特。

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大隋建国。

589年（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

592年（开皇十二年），日本推古女皇继位。

597年（开皇十七年），基督教传入英国。

604年（隋仁寿四年），隋文帝卒，隋炀帝继位。

610年（隋大业六年），隋炀帝再赴江都，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天启。亚美尼亚人希拉克略成为拜占庭皇帝。

612年（大业八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公开传教。

618年（唐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大唐建国。

622年（武德五年）9月24日，穆罕默德抵达雅思里布，雅思里布从此改名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此年也在以后被定为伊斯兰教教历的元年。

628年（唐贞观二年），拜占庭与波斯人签订停战协议。

629年（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取经。

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日本开始派出遣唐使。穆罕默德率军攻陷麦加，麦加居民全部皈依伊斯兰教，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地。

631年（贞观五年），玄奘法师抵达印度，入住恒河以南摩揭陀王国的那烂陀寺。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阿布·伯克尔成为首任哈里发，在位期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634年（贞观八年），欧麦尔成为第二任哈里发。

635年（贞观九年），唐军攻陷吐谷浑国都。景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军团攻陷拜占庭帝国重镇大马士革。

638年（贞观十二年），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卒，君士坦斯二世开始执政。

642年（贞观十六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644年（贞观十八年），奥斯曼成为第三任哈里发。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法师回到长安。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卒，唐高宗李治继位。阿拉伯人征服塞浦路斯。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军团灭亡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使节至长安，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6年（唐显庆元年），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迁都库法，伊斯兰内战开始。

657年（显庆二年），大唐灭亡西突厥。

660年（显庆五年），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1年（显庆六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建立，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定哈里发为世袭，西方史学界称其为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白衣大食。

668年（唐乾封三年，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1年（唐咸亨二年），惠能到黄梅双峰山拜弘忍为师。

676年（唐仪凤元年），惠能现身广州法性寺。

679年（唐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698年（圣历元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征服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卒，大唐复国。

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

726年（开元十四年），拜占庭帝国圣像破坏运动。

732年（开元二十年），阿拉伯军团被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查理·马特击败。

742年（唐天宝元年），西突厥彻底灭亡。

750年（天宝九载），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建立，中国史称东大食，又称黑衣大食。

751年（天宝十载），阿巴斯王朝征服塔什干。唐将高仙芝攻阿拉伯军队于怛罗斯（今江布尔）城，大败而归，被俘唐军中有造纸工匠，造纸术遂传入阿拉伯。法兰克王国宫相矮子丕平篡位，建立加洛林王朝。

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起。

756年（天宝十五载），教皇国建立。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王子在西班牙建立后伍麦叶王朝，定都科尔多瓦，中国史称西大食，也称白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分裂。

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阿巴斯王朝迁都巴格达。

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回纥行文大唐，改称回鹘。

800年（贞元十六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

804年（贞元二十年），查理曼征服萨克森。

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

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奠定了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三国雏形。

864年（唐懿宗咸通五年），基督教传入保加利亚。

909年（后梁开平三年），法蒂玛王朝建立，占有西西里和北非，中国史称南大食，又称绿衣大食。

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后伍麦叶王朝（西大食）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宣布自己为哈里发。

950年（后汉乾祐三年），基督教传入波希米亚。

962年（北宋太祖建隆三年），神圣罗马帝国诞生。

967年（乾德五年），基督教传入波兰。

988年（太宗端拱元年），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

1008年（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基督教在瑞典确立。

1031年（仁宗天圣九年），西大食灭亡，西班牙分裂为二十多个小王国。

1054年（皇祐六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罗马公教和东正教诞生。

1055年（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阿巴斯王朝名存实亡。

1096年（哲宗绍圣三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147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71年（孝宗乾道七年），土耳其帝国攻陷开罗，南大食灭亡。

1189年（孝宗淳熙十六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202年（宁宗嘉泰二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尊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德里苏丹国建立。

1215年（嘉定八年），英国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

1217年（嘉定十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9年（嘉定十二年），蒙古军团开始西征。

1228年（理宗绍定元年），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1236年（端平三年），卡斯提人攻陷科尔多瓦，结束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

1248年（淳祐八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56年（宝祐四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蒙古军团占领伊朗全境，实际上建立伊儿汗国。

1258年（宝祐六年），旭烈兀率蒙古军团攻陷巴格达，阿巴斯王朝（东大食）灭亡，阿拉伯帝国终结。

1265年（度宗咸淳元年），英国首次召开国会。

1270年（咸淳六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据点，十字军东征告终。

1295年（成宗元贞元年）6月19日，取代了阿巴斯王朝的伊儿汗国合赞汗率领将士集体皈依伊斯兰教，11月3日即汗位，改名穆罕默德，自称苏丹。

1299年（成宗大德三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1453年（明代宗景泰四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随即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为伊斯兰之城。

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西大食残余势力被消灭。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开罗，征服埃及，帝国的苏丹兼任哈里发（教主），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高精神领袖，至1924年被土耳其共和国宣布废除。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揭开宗教改革序幕。葡萄牙商人远至中国广州，欧洲商人直接与中国贸易从此开始。

[1]比如在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爱德华·吉本眼里，拜占庭就像一个落魄的希腊与罗马的杂种儿，整个中世纪也是黑暗和野蛮的时代。请参看（美国）沃伦·特里高德《拜占庭简史》。本章所述除参考该书外，亦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七册，（英国）拜尼斯《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游斌《基督教史纲》，王美秀等《基督教史》，刘新利《基督教历史十二讲》，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2]公元445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LeoⅠ）由于在“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中拯救了罗马城，因此让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发布了授予罗马主教特权的诏令，历史上一般以此作为教皇之始。

[3]以上排名根据《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决议》，请参看刘新利《基督教历史十二讲》。但也有人认为阿提拉排名第二，亚历山大里亚排名第三，请参看王美秀等《基督教史》。

[4]罗马教皇居五大宗主教之首，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们是圣彼得的传人，而圣彼得则在十二使徒中排名第一。

[5]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6]公元787年，宗教会议下令恢复圣像，宣布教徒敬拜的只是圣像代表的神。815年，宗教会议又对圣像和偶像做了明确区分，并要求将圣像挂在信众无法够得着的地方。

[7]日耳曼王国存在的时间是：东哥特六十二年（493-555），亡于拜占庭帝国；勃艮第七十七年（457-534），亡于法兰克王国；汪达尔九十五年（439-534），亡于拜占庭帝国；西哥特二百九十五年（419-714），亡于阿拉伯帝国。

[8]承认查理曼帝号的拜占庭皇帝是迈克尔一世，时间是在公元811年或814年，历史上有不同说法。

[1]本章所述史实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美国）威廉·穆尔《阿拉伯帝国》，（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日本）羽田正《“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哈全安、周术情《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2]在基督教的传说中，东方三博士送给婴儿耶稣的礼物便是黄金、乳香和没药，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3]关于队商城市的概念，详请参看金宜久《伊斯兰教》。

[4]称麦加为“没有庄稼的山谷”是《古兰经》的说法，见《古兰经》14：37。本书所引《古兰经》，均使用马坚的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标注方式则依照学术惯例，冒号前为章数，后为节数，以下不再说明。

[5]关于渗渗泉的说法很多，这里不讨论。

[6]古来氏有多种汉译，本书采用马坚所译《古兰经》的译法。关于麦加成为禁地的史实，见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7]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称：古来氏一词的本义是鲨鱼，大约起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后来则有“聚敛财富”和“从事贸易获取利润”之意。本书认为，也可以解释为“像鲨鱼一样聚敛财富”。另一说认为古来氏是钱币，这里不讨论。

[8]本段史实据（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并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引文则见《古兰经》96：1-5。

[9]此事在《古兰经》中有暗示，见《古兰经》17：1。此后，麦加的克尔白被称为禁寺，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被称为远寺，距阿克萨清真寺300米处的萨赫莱清真寺则被认为是先知的登霄之处。请参看哈全安、周术情《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10]乌玛又译乌姆玛，本义是民族，后来转意为社团、公社，现在泛指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聚居区和共同体。关于麦地那时期乌玛的性质，学术界说法不一。有学者称其为穆斯林社团，请参看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也有学者称其为公社，请参看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还有历史学家称其为麦地那国家，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11]见《古兰经》5：3。

[12]安拉又称胡达，是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对安拉的称谓。

[13]关于这一点，《古兰经》有明确表示：他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们所崇拜的和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明，我们是归顺他的。见《古兰经》2：139，29：46。

[14]据称伊斯兰教一共有十二万四千名先知，三百一十五位使者。《古兰经》中提到的二十八位先知都是使者。见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15]《古兰经》传达安拉的旨意说：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见《古兰经》16：36。

[16]《古兰经》明确表示：妄言真主确是三位中之一的人，确已不信道了。除独一的主宰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如果他们不停止妄言，那么，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遭痛苦的刑罚。见《古兰经》5：73。

[17]《古兰经》明确指出，尔撒（耶稣）“只是真主的使者”，安拉“绝无子嗣”。穆罕默德也“只是一个警告者”。除独一至尊的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见《古兰经》4：171，38：65。因此，穆斯林对有人把他们的宗教称为“穆罕默德教”十分反感。因为基督徒崇拜基督，当然可以叫基督教。穆斯林却只顺从真主，他们的宗教是顺从真主旨意的宗教，只能叫伊斯兰教。

[18]伊斯兰教的经典除了《古兰经》还有圣训，即穆罕默德的言行，这里不讨论。

[19]见《古兰经》1：1-7。

[20]关于六大信仰的问题，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21]见《古兰经》7：46-47。

[22]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ū Bakr，阿拉伯语，下同）是穆罕默德后妻阿以莎之父，穆罕默德临终前受托主持礼拜，在位期间（632-634）汇集整理了《古兰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是古来氏阿迪家族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后影响很大，在位期间（634-644）定希吉拉为伊斯兰教元年，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和埃及，后被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刺杀。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ān）是古来氏伍麦叶家族贵族，穆罕默德的女婿，在位期间（644-656）确定《古兰经》的标准版本，征服亚美尼亚和北非，后在内乱中被杀。第四任哈里发阿里（‘Ali）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法蒂玛的丈夫），公元661年被刺身亡，被什叶派穆斯林尊为第一代伊玛目（与哈里发分庭抗礼的政教合一领袖）。

[23]伍麦叶，过去的历史著作一般都称倭马亚。但倭马亚系由英语转译，伍麦叶则更接近于阿拉伯语。而且对于汉语来说，伍麦叶显然更容易辨识，因此本书采用伍麦叶的译法。

[24]公元655年，穆阿维叶率领的舰队与埃及的阿拉伯舰队联合，大败拜占庭海军，史称“船桅之战”。

[25]请参看《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26]怛罗斯战役是在公元751年，即阿巴斯王朝建立的第二年。

[27]（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就称其为“象征着反叛和哀悼的黑旗”，被哀悼的则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28]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

[29]阿拉伯语道莱（Dawla）的本义就是新纪元。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

[30]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

[31]毫无疑问，阿巴斯人并非一味宽容。他们在建国之初就对伍麦叶人赶尽杀绝，对支持过他们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恩将仇报，还曾利用公权力控制思想。但总体上说，阿巴斯王朝相对宽容。

[32]塞尔柱是突厥的一支，约983年定居于布哈拉附近，皈依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苏丹又译素丹，原意是力量或权柄，伽色尼王朝马哈穆德（998-1030在位）开始使用，一般指穆斯林国家无宗教权的统治者，类似于可汗。苏丹统治的国家，称为苏丹国。

[33]后伍麦叶王朝是伍麦叶王朝被推翻后，由一位死里逃生的王子在西班牙建立的，公元756年独立，定都科尔多瓦，929年宣布为哈里发国家，中国史称西大食和白衣大食，1031年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封建领地。法蒂玛王朝由自称法蒂玛后裔的人于公元909年在突尼斯建立，征服埃及之后迁都开罗，中国史称南大食和绿衣大食，1171年被总督萨拉丁推翻。

[1]请参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2]请参看邓晓芒《思辨的张力》导言。

[3]佛教将人生之苦总结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总称五盛阴，合为八苦。见《大涅槃经》。

[4]阿弥陀佛有十三个名号，比如“无量寿佛”等等，密教称为甘露王，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5]慧远的观点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6]灵山即灵鹫山，是佛祖生前说法的地方。

[7]天花乱坠的故事，见（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顽石点头的故事，见释慧皎《高僧传》。《词源》称：佛祖说法，感动天神，诸天雨各色香花，于虚空中缤纷乱坠。但未注明出处。

[8]事见《五灯会元》卷一。原文为：世尊（佛祖）在灵山会上拈华（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伽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9]据说，释迦牟尼涅槃当年，摩诃伽叶即召集阿难陀等五百人，诵出经、律二藏，史称第一次结集。

[10]见《五灯会元》卷一，《景德传灯录》卷三，亦请参看《六祖坛经·决疑品》。

[11]袈裟的来历见《景德传灯录》卷一，钵盂的来历见《旧唐书·神秀传》。

[12]这十六个字的意思是：内传正法以印证如来佛心，外传衣钵以表示师承不妄。

[13]以上故事见《五灯会元》卷一，《景德传灯录》卷三。

[14]关于这次考试的初衷，以及弘忍在心里是否已经内定惠能，历史上并无明确说法。但据《六祖坛经·行由品》，考试前弘忍曾到厨房对惠能说：我认为你的见解可用，但恐怕有恶人害你，所以不跟你说话，你知道吗？然后就有了考试。如果弘忍没有发现惠能的非凡之处，以神秀的学问和地位，法嗣本该是他，他也没有竞争对手，完全犯不着提出作偈的要求，更犯不着让全寺僧人都来参与。因此，弘忍很有可能一眼就看中了惠能，却不敢造次，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不过，《六祖坛经》只是惠能派系的一面之词，历史真相未必如此，请读者无妨姑妄听之。

[15]惠能或作慧能，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俗姓卢，因父亲被贬流放而至新州（今广东新兴），丧父后又随母亲迁到南海（今广东南海），二十四岁时受好心居士赞助到蕲州黄梅双峰山从五祖弘忍学佛。以下所述惠能故事见《六祖坛经·行由品》，《五灯会元》卷一，《景德传灯录》卷三。另据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载惠能门人法海为《六祖坛经》所作之序，惠能之名系儿时高僧所取，意思是“惠施众生，能作佛事”。据此，则惠能本名卢惠能，正如悟空本名孙悟空。惠能并非弘忍所赐法号，也不能写成慧能。

[16]星云法师《六祖坛经讲话》即认为是自谦。另，此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说法不一。《五灯会元》记为惠能出家前，《六祖坛经》记为在弘忍处受衣钵后，到法性寺亮明身份前。

[17]关于惠能的生平，历来说法不一。据《五灯会元》卷一，他到黄梅双峰山拜弘忍为师是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现身广州法性寺是在仪凤元年（676），之间只有五年，与王维、柳宗元所作《碑铭》称其隐居南海十六载的说法明显不符。本书采信徐文明《六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一文研究成果：惠能到黄梅是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现身广州法性寺是在仪凤元年（676）正月八日，实际时间十五年，跨年计算十六年。

[18]见《六祖坛经·定慧品》。

[19]请参看世亲《佛性论》卷二。

[20]见《大涅槃经》。

[21]见敦煌本《六祖坛经·见真佛解脱颂》。

[22]见《景德传灯录》卷三，并参看《五灯会元》卷一。

[23]见《六祖坛经·般若品》。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25]孔子这两句话均见《论语·述而》。

[26]丹霞天然事见《五灯会元》卷五。

[27]临济义玄语见《临济录》，德山宣鉴语见《五灯会元》卷七。

[28]见《五灯会元》卷七。

[29]见《五灯会元》卷十一。

[30]见《中论·观涅槃品》卷二十五，转引自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

[31]见《五灯会元》卷七。

[32]见《五灯会元》卷四。

[33]见《五灯会元》卷三。

[1]法琳最后死在流放途中。他的事迹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无记载，只见于《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开元释教录》卷八、《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等，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有条目。

[2]见《隋书·高祖纪》，并请参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归戒事》。

[3]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4]会昌五年全国人口统计为四百九十五万余户。按十户人家供养一个僧人计算，二十六万僧尼的供养者达二百六十万户，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辛替上书劝谏唐中宗时甚至说，天下之财，佛有十之七八。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5]请参看拙著《品人录》。

[6]此处及以后所称禅宗均指惠能开创的南宗。特此说明，不再另注。

[7]见《六祖坛经·决疑品》。

[8]见《五灯会元》卷四。

[9]见《六祖坛经·般若品》。

[10]这里说的周易哲学，准确地说是《易传》的哲学思想，与《易经》无关。

[11]请参看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本中华史《两汉两罗马》。

[12]神会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四，并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13]百丈怀海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修订后的清规戒律全名《敕修百丈清规》。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14]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15]此偈传为五代后梁高僧布袋和尚所作，但不见于《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仅见于元末临济宗昙噩《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因此也可能是伪作，但能代表禅宗。

[16]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见《元白诗笺论稿》。百丈清规创立的准确时间，部分学者主张以唐穆宗元和九年（814）四月立约，十三年（818）立碑为标志。但此时怀海已经迁化（圆寂），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百丈并未创立清规。其实，怀海的宗教改革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别立禅居（不再寄居律寺），二是参加劳动，这应该是更早的事情。另外，怀海享年九十五岁，六十岁至八十六岁时处于德宗朝，肯定是他的重要活动时期。以德宗朝或其前后为禅宗的改革期，应该可以成立。

[17]见《五灯会元》卷三。

[18]见《六祖坛经·付嘱品》。

[19]见《五灯会元》卷四“黄檗希运”条。

[20]见《大珠禅师语录》卷下。

[21]见《无门关》。作者慧开，南宋禅师。

[22]见《五灯会元》卷五，作者为惠能五世法孙船子德诚。

[23]真迹被弟子带到日本，现藏奈良大德寺，为镇寺之宝。

[24]见《五灯会元》卷三。

[25]见《五灯会元》卷十九，前诗原文作“频呼小玉元无事”，元就是原。为方便读者，改作原。

[26]见《五灯会元》卷三。

[27]关于“即心即佛”，见《达摩血脉论》：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又《祖堂集·马祖传》 称道一每谓众曰：汝今各信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道一禅师塔鸣并序》称道一常说：佛不远人，即心而证。

[28]见《五灯会元》卷二。

[29]见《五灯会元》卷三。

[30]见《五灯会元》卷七。

[31]见《五灯会元》卷五。

[32]见《五灯会元》卷八。

[33]见《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34]关于禅宗的影响，请参看张中行《禅外说禅》。

[35]据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人饮茶大约开始于汉，却是作为药用。魏晋时开始变成饮料，因为有助于清谈，但直到唐初在北方仍不普及。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僧人坐禅的需要，饮茶蔚然成风。至唐德宗时，终于出现世界上第一部饮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关于茶与禅的关系，研究成果甚多，仅论文就有一千三百多篇，但似乎无人提及与科举和禅宗的同时同步。

[36]见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辛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

[1]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名重一时，号称“并世二大士”。马祖道一在江西，石头希迁在湖南。包括丹霞天然在内的学佛参禅者，就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以没见过两位大师为无知（《宋高僧传》），故曰跑江湖。请参看星云法师《六祖坛经讲话·前言》。另按：马祖道一驻锡江西的时间是公元742年到788年，石头希迁驻锡湖南的时间是742年到790年，罗马教皇史蒂芬向法兰克国王丕平求援是在751年，后伍麦叶王朝在西班牙宣布独立是在756年，均刚好同时。

[2]以上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后者是一部极其难得的精彩历史读物。

[3]转引自（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4]查理曼征服萨克森始于公元772年，终于804年。

[5]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蒙古军团攻陷巴格达，是在公元1258年（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拥有今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的伊儿汗国可汗率领将士皈依伊斯兰教，并改名穆罕默德，自称苏丹，是在公元1295年（元成宗元贞元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是在公元1453年。西阿拉伯帝国残余势力被完全消灭，是在公元1492年。

[6]这种误解甚至是世界性的，比如（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就称公元7世纪到8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将广大地区“统一到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其实星月旗是土耳其人的标志，不是伊斯兰的。本中华史总序也曾采信这一误解，特此声明更正。

[7]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是在公元1299年（元成宗大德三年）。文艺复兴没有准确的开始时间，但肯定始于公元14世纪，而且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威逼拜占庭帝国有关。

[8]（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在讲到欧洲时，一开始就说欧洲是亚洲的一个半岛和小岬角。关于中世纪对于欧洲和基督教的意义，请参看游斌《基督教史纲》。

[9]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现代意义上的欧洲文明主要由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西欧创造。当代希腊人与欧盟别别扭扭，也未尝没有历史原因。

[10]请参看（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11]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的“对地”，黑格尔曾经不无讽刺地说：我们不能确定他们究竟是打算把它想象成地球的反面，还是另一个地球。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2]游斌《基督教史纲》甚至认为，希腊语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正体现着哲学精神转向宗教精神；而《新约》的大部分内容由希腊白话文写成，则体现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特点。请参看。

[13]对此，（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的表述是：公元632年到1258年之间，伊斯兰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着最先进的文化。在建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它就从一个沙漠部落结成的松散联盟，成长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其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之广，无任何一个古代的帝国可比。（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亦称，在初期扩张和晚期扩张阶段，穆斯林先后将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

[14]（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即称：土耳其浴（hammams）事实上是古罗马浴的残存，阿拉伯征服者把这种洗浴方式带到了波斯和其他地方。

[15]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

[16]请参看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

[17]请参看（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18]请参看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

[19]犹太教有两大特点，一是封闭性极强，二是道德感极浓。他们最为看重的摩西十诫其实是道德法规的总纲，生活中的实施细则更是名目繁多，从饮食起居到接人待物都有不厌其烦的明确要求和清规戒律，比如吃饼时不能用刀切，只能用手掰，等等。可以说，犹太人是最守规矩的。非如此，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20]据《圣经·创世记》，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

[21]见《使徒行传》15：19-20。

[22]所以中国穆斯林的经堂语把安拉的美名拉赫曼译为“普慈今世的主”，把拉希姆译为“独慈后世的主”。

[23]（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就说：在罗马人眼里，犹太人是古怪、反复无常但面目容易辨识的古老民族，因此帝国对犹太人并不像对基督徒那样防范。以上描述均请参看该书。

[24]据说，精通武器制造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切利尼（Cellini）曾经在战争中杀死了一位没有做好死亡准备的敌人。当他跪在教皇面前请求赦免时，教皇却满心喜悦地说：噢，我原谅你，原谅你为服务教会而犯下的杀人罪过。见（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25]以上请参看（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26]见金宜九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

[27]见《古兰经》31：14。

[28]请参看金宜九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

[29]回族是一个特例，这里无法展开讨论。

[30]种姓制度产生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以后的吠陀时代（前1500-前700），佛教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兴盛于孔雀王朝时期（前324-前187）。公元8-9世纪以后，印度教兴盛，佛教日趋衰败；又因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播，终于在13世纪初一蹶不振趋于消亡。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一般认为有两条路线或三路：一路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是为南传；另一路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然后传入韩国、日本、越南，是为北传；还有一路在中国西藏自成体系，是为藏传。

[31]关于吠陀的本义，请参看（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关于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

[32]请参看（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

[33]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34]佛教五明是：声明、工巧明（历算和工程技术学）、医方明（医药学）、因明、内明（佛学）。

[35]实际上佛教的逻辑学和认识论仍然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影响，比如王夫之就曾使用现量和比量等概念，这里不讨论。

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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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5

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皇武则天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448-3

Ⅰ. ①女… Ⅱ. ①易… Ⅲ. ①武则天（624〜705）－ 人物研究 Ⅳ. ①K82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968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张雪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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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方佳翮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5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48-3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 扉页

2. 第一章 夺宫

1. 麻烦岂止是情人

2. 夺嫡之争

3. 愚蠢的皇后

4. 糊涂的谏官

5. 寒心的功臣

3. 第二章 弄权

1. 大尾巴羊

2. 小人也有用

3. 谋杀与谋反

4. 大清洗

5. 谁是皇帝

4. 第三章 血洗

1. 李弘之死

2. 再废太子

3. 更换皇帝

4. 扬州兵变

5. 裴炎被杀

5. 第四章 变脸

1. 杀戒

2. 色戒

3. 魔戒

4. 革命前后

5. 正义与天良

6. 第五章 无字碑

1. 谁来接班

2. 狄仁杰脱险

3. 重来未必要卷土

4. 女皇谢幕

5. 又见女人

7.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第一章
夺宫

麻烦岂止是情人

据说，女皇陛下又要选美了。

当然，据说而已。

然而响应号召的却很是不少。有位官员郑重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理由是那男孩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还有一位官员毛遂自荐，公然声称性器官雄壮伟岸，十分给力。这事闹得朝野上下沸沸扬扬，街谈巷议大多不堪入耳。于是一位名叫朱敬则的谏官，便认为不能不说点什么。[1]

谏官也叫言官，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正如台官的职责是监督官员。这种制度是秦汉就有的，但最为完备并起到作用是在唐宋。魏徵能够不断纠正唐太宗的错误，原因之一便在于他长期担任谏官。所以，谏官哪怕品级再低，发言权和影响力都不小，尽管他们只能提出批评。[2]

朱敬则就是中书省的谏官，职务是右补阙，级别是从七品上，相当于副县级。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话不好说。不好说也不因为事关私生活。我们知道，在“家国一体”的制度框架下，皇家即国家。因此，作为天下之主和帝国元首，皇帝理论上是没有私生活的。如果他娶非其人或纵欲过度，从宰相到谏官都有权表示反对。

可惜当今圣上却是女人。

女人成为国家元首，其他民族史不绝书。埃及有，罗马帝国有，后来的英国和俄国有，当时的日本和韩国也有。中华帝国却从来就没有为女人当皇帝，做过任何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因此女皇陛下的性生活便成为难题。[3]

这个问题是男性皇帝没有的，因为有制度保障。唐代制度规定在皇后以外，还有四妃、九嫔（读如频）、九婕妤（读如捷于）、九美人、九才人等等。一般地说，这已够用，何况他还可以挑选，可以换人，甚至扩招，就像晋武帝。

贵妇人也问题不大。丧偶可以再嫁，甚至可以公然索要性伙伴。南朝刘宋的山阴公主就曾对弟弟说：我和陛下都是先帝骨肉，陛下后宫万人，姐姐我却只有驸马一个，这也未免太不公平。结果，当皇帝的弟弟便为她挑选了三十个年轻貌美身强力壮的男人充当床上用品，号称面首。[4]

◎ 世界历史上的女皇

持统天皇（645-703），日本第41代天皇，在位时间公元686年至697年。年轻时嫁给天武天皇为妃，生皇子，并获封皇后。天武天皇死后临朝称制，扶持皇子继位，可惜皇子早死，持统本人随即登位。在位十余年后让位于文武天皇。

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西班牙统一前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与阿拉贡王储斐迪南二世联姻，共同完成了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收复失地运动”，为日后的西班牙统一奠定了基础。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英国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在位时间公元1837年-1901年，长达六十余年，开启了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君主之一。

可惜，这并不适用于女皇。

女皇是不能再嫁的。再嫁以后，谁当皇帝？她也无法册封皇后和嫔妃，除非有同性恋倾向。至于男性后妃，则史无前例闻所未闻。问题是，女皇又不能没有性生活。如果连这都没有，怎么称得上九五至尊？再说也不人道。

没奈何，只好偷情。

偷情是半公开的，第一个情夫是薛怀义。这家伙本是洛阳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混混，原名冯小宝。由于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被高祖皇帝的女儿千金公主一眼看中，试用之后又推荐给女皇。推荐语是：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

这时的女皇虽然名义上还是太后，实际上已是临朝称制的一国之君，她那个傀儡儿皇帝当然管不了这事。陛下本人则虽然年逾花甲，却依然性欲旺盛。孀居两年之后得到这样一个男人，真是久旱逢甘霖，根本顾不上什么身份。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她还是让冯小宝改名薛怀义，并剃度为僧，因为僧侣和道士能以宗教活动为借口自由出入后宫。[5]

献身于女皇当然会有丰厚的回报，假和尚薛怀义也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可惜这个没文化的市井无赖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中华传统文化是讲名分的。他薛怀义虽然在床上深得女皇欢心，却不是正式册封的男妃。因此，当他公然对宰相苏良嗣傲慢无礼时，便被政府大堂的法警按倒在地，狠狠地打了几十耳光。

薛怀义逃进宫里向情人哭诉，未来的女皇此刻的太后却并无雷霆之怒。她只是笑了笑说：呵呵，法师呀，以后你走后门吧！前门是宰相们的地盘，不可冒犯。

公是公，私是私，老太太心如明镜。

苏良嗣当然也一点事儿都没有，反倒是一位名叫王求礼的监察官员上书朝廷，奏请割掉薛怀义的生殖器，以保证“宫女们的贞节”。毫无疑问，太后对此也是一笑了之。[6]

假和尚与女皇帝的性关系大约维持了十年，最后以薛怀义的死于非命而告终。这家伙多半是女皇杀的，原因可能是他既对提供性服务感到厌倦，又要争风吃醋。这当然为已经有了新欢的陛下所不能容忍。总之，此人在坏事干尽之后变成了死狗一条，朝野上下没有人表示同情。[7]

女皇的态度也一样。

实际上，两年之后她又有了两坨小鲜肉，这就是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兄弟俩都只有二十多岁，女皇则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不过陛下的兴致丝毫不减当年。也许，由于她的前夫高宗皇帝长期多病，性生活的质量很可怀疑，大好光阴实际上被虚掷不少。现在，帝国既然已是她的天下，自己的性能力又被薛怀义开发出来，当然要安享晚年。

张氏兄弟是通过太平公主得以入宫的，事先是否经过试用则不得而知。情况大体上是：女皇陛下那位乖乖女很贴心地将张昌宗推荐给母亲大人，张昌宗又推荐了自己的哥哥张易之，理由是哥哥的器官更伟岸，还精通房中术。[8]

女皇欣然接受。

这是风格完全不同的情夫。假和尚薛怀义是粗俗不堪的肌肉男，张氏兄弟则是眉清目秀的小白脸，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所以人称五郎和六郎。当时有个被舆论讥为“两脚野狐”的马屁精便曾这样吹捧他俩：大家都说六郎漂亮得就像莲花，依我看应该是莲花漂亮得就像六郎。[9]

看来，女皇要换口味，而且胃口不小。

朱敬则也因此有了批评的理由，指导思想则是儒家主张的中庸之道。他说，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关键在于要张弛有度。陛下已经有了薛怀义、张易之和张昌宗，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像现在这样众人以性能力自荐，恕臣愚钝，实在是不可理解。愚臣职在言谏，也不敢不奏。

女皇却淡然一笑：是吗？若非你直言，朕还不知道。[10]

于是重赏朱敬则，后来还让他当了宰相。

呵呵，女皇并不糊涂，因为她是武则天。

武则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就连她的这个称呼也都独一无二。没错，她是姓武，名字却不叫则天。后者是她的尊号——退位后叫“则天大圣皇帝”，去世后叫“则天大圣皇后”。姓氏加尊号，就成了“武则天”。

这就等于称唐太宗为李太宗，唐明皇为李明皇，其实不伦不类。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不能称她为“周则天”。她建立的那个周朝，不但别人不承认，就连她自己，最后都只好宣布放弃。同样，我们也不能称她“唐则天”，因为“则天大圣皇帝”是武周的，不属于李唐。[11]

至于她自己起的名字武曌，则几乎从没用过。因为当她有资格发明这样一个怪字时，已经没人胆敢直呼其名。她本人当然也用不着。那时，她的自称是“朕”。

也只好叫“武则天”。[12]

然而就连这也大成问题。武则天，是则天皇帝，还是则天皇后、则天太后？都是，又不全是，不只是。其实对于正统历史学家，她就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制造的麻烦也远不止情人或名称，而是把整个系统和程序都打乱了。[13]

这当然因为她以女人之身而为皇帝。事实上，中华帝国并不乏女性执政者，只不过之前的吕后，之后的慈禧，都是女主而非女皇。女皇只有武则天，也只有她那个时代才会产生女皇。因此问题便很清楚：她为什么会当皇帝？

[1]见《旧唐书·张行成传》。

[2]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三卷《隋唐定局》，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3]比如在中国的隋唐时代，日本有推古女皇和持统女皇，新罗有善德女王和真德女王。

[4]见《宋书·前废帝纪》。

[5]以上见《旧唐书·武承嗣传》所附薛怀义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元年十一月条。

[6]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二年六月条。

[7]薛怀义之死见《旧唐书·武承嗣传》所附薛怀义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天册万岁元年二月条。武则天此时是否有新情人并不能确定，一般猜测其新欢是御医沈男璆，请参看林语堂《武则天正传》，雷家骥《武则天传》。

[8]见《旧唐书·张行成传》。

[9]拍马屁的人叫杨再思，两《唐书》有传，其言其事《资治通鉴》系于武则天长安四年七月条。

[10]见《旧唐书·张行成传》。

[11]这里面一系列事件的时间表是：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二十三日，女皇武则天下令太子监国；二十四日，下诏传位太子李显；二十五日，李显即大周皇帝位；二十六日，武则天被软禁于上阳宫；二十七日，李显为武则天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12]则天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她即皇帝位时，是在洛阳宫的南面正门“则天门”；另说是典出《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不过就连这个称呼，也被后来的皇帝改了几回，比如“天后”“大圣天后”“圣帝天后”等。开元九年（721），著作郎吴兢编撰《则天实录》，开始使用则天二字概括性地称呼这位既是皇后又是皇帝的女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用“武则天”称谓后，武则天便成了她最通用的称呼。

[13]比如《新唐书》便不但要有《则天武皇后纪》，还得有《则天武皇后传》。

释文（自右往左）：
天地日月星 载初授证圣 国臣正年月 万君照人生

武则天造字不止于“曌”字，亦不止用于其名，考古所见武周时期墓志铭中有新造字近二十个，略编于上。据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

夺嫡之争

没人想过武则天会当皇帝，包括她自己。这不仅因为她既非皇族又是女人，更因为她接手的大唐江山其实本是李世民的。太宗皇帝是那样励精图治和深得人心，如果不是出了差错，他的政权怎么会被颠覆，又有谁能够颠覆？

差错出在接班人。

接班人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而且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都是长孙皇后嫡出。皇后为人贤德，威望极高，太宗皇帝对她也十分敬重。因此于情于理于法，储君都非嫡长子李承乾莫属。时年八岁的承乾在李世民即位后两个月就被立为太子，便是证明。

◎李世民的儿子们

皇后长孙氏

皇长子李承乾

封恒山王。八岁封皇太子，成年后谋反被废。

皇四子李泰

封宜都王，后改封越王、魏王等。谋反，死于33岁。

皇九子李治

封晋王。后继承皇位，即为唐高宗 。

杨妃（炀帝女）

皇三子李恪

封蜀王，后改吴王。有声望。冤死于房遗爱谋反案。

皇六子李愔

封梁王，后改蜀王。田猎无度，因房遗爱案被贬流放。

燕妃

皇八子李贞

封汉王，后改越王。有才干。起兵反武失败自尽。

皇十一子李嚣

封江王，早薨，谥曰殇。

阴妃

皇五子李祐

封宜阳王，后改楚王等。游冶无度，叛乱被贬。

韦妃

皇十子李慎

封申王，后改纪王。懦弱无能。死于流放途中。

杨妃

皇十三子李福

封赵王。平庸无奇。得善终。

杨氏

皇十四子李明

封曹王。谋反被贬，被逼自杀 。

王氏

皇七子李恽

封郯王，后改蒋王。被告谋反，惶惧自杀。

无名宫女

皇次子李宽

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

皇十二子李简

封代王，早薨，无后。

唐太宗共生有皇子十四名，其中仅两人（李福、李治）得以善终，令读史者唏嘘不已。《旧唐书》感叹：“子弟作藩，磐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

可惜这位太子实在不争气。太宗皇帝为他先后聘请了数位名师进行教导都无济于事，以至于彻底失望。他自己则在汉王李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流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两年后孤独地死去。[14]

依照宗法，储君之位便轮到皇四子魏王李泰。

李泰比承乾只小一岁，而且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是父皇一直比较喜欢和看好的。事实上废太子李承乾铤而走险，与李世民偏心眼，以及李泰气焰嚣张和步步紧逼不无关系。兵变失败后，承乾曾对太宗作结案陈述：儿臣贵为太子，还能有什么图谋？只不过为泰所逼而已。如果父皇立泰为储君，那就正好中了他的圈套。[15]

唐太宗心里不免咯噔一下。

朝中重臣也反对李泰，尤其是已故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谏议大夫褚遂良。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李治时年十六岁，虽不失为仁爱孝悌的良善青年，却是出了名的糯米团子，一点魄力都没有。唐太宗就曾对长孙无忌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都劝我立治儿，可是治儿懦弱，奈何？[16]

然而长孙无忌等人看中的，恰恰正是李治的温厚文弱和一无所长。也许，他们伺候李世民已经很累，不想再来一位“雄主”。更重要的是，元老派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李泰身边却集结了一大批以功臣子弟为主的少壮派。这个班底就是他的“小舰队”和小朝廷，随时准备抢班夺权，改天换地。这可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17]

相比较而言，李治就要好控制得多。他没有党羽，没有能力，也没有经验，只能躲在元老派的大树下，实现唐太宗和魏徵一贯主张的君臣共治。至于性格的柔弱或懦弱，则是可以非常善意地正面理解为“仁孝”的。

这个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长孙无忌也好，褚遂良也罢，都不可能想到李治身边会出现蛇一样的女人。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武则天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当然，这是后话。

李泰这边也屡犯错误。他为了讨得父皇欢心，夺取储君之位，竟信誓旦旦地对唐太宗说：臣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儿臣寿尽之日，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传位给晋王。

这话实在太假，精明过人的唐太宗却信以为真，满心欢喜地告诉了褚遂良。他说：父子之爱，本是天性。泰儿为了遂朕心愿，居然提出作此牺牲，实在让朕感动。

褚遂良立即警觉。没错，正因为父子之情是天性，所以李泰必是作伪。于是上前一步对李世民说：陛下失言。请问天底下，哪有杀了爱子传位给弟弟的？何况承乾谋反，不就因为太子之外另有夺嫡之人吗？如果陛下要立魏王，那就非处置晋王不可，否则魏王和社稷都没有安全。

如此一来，事情就严重了。其实动动脑筋就能明白：魏王现在是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呢？不再生了？如果像父皇李世民一样，也生出十个八个来，难道统统杀了？就算李泰自己说话算数，他的儿子难道就坐以待毙？如果十几个儿子都只有死路一条，难道不会联合起来对付晋王李治？

李治这边也有问题。李泰已经许愿死后让位，李治难道就不紧不慢地等着哥哥去死？他难道就不会对哥哥之死做点什么促进工作？如果李泰死前来不及杀掉那些侄子，他又将如之何？难道亲自动手或者刀兵相见？都不可预料。

可以预料的是，按照李泰提出的方案，太宗皇帝百年之后必有一场骨肉相残的血光之灾。而且，由于预设了先后两位储君，朝中大臣必定会分为两派。到时候，两派都会参加到宫廷斗争中来，就连国家都有分裂的可能。因此，如果要立魏王李泰为储，那就只有现在就杀了晋王李治。

唐太宗也明白了。他泪流满面地说：我不能。[18]

李泰却继续上蹿下跳，甚至对李治进行恐吓：你平时跟汉王李元昌关系最好，现在他参与太子谋反被砍了头，你就不害怕吗？李治本来就胆小怕事，闻言果然愁眉苦脸，在父皇面前也战战兢兢。只不过李泰没有想到，他的自作聪明反倒提醒了李世民：如果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一生平安。[19]

于是，太宗皇帝毅然决定将太子和魏王同时废黜，后者也被打发到了均州（今湖北省均县）。事实证明，保全三个儿子的想法得到了实现：李治对两个哥哥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由于担心他们衣服不够，饮食不好，还特地请求父皇下令沿途有关部门给予特别关照。[20]

李治确实孝悌。

承乾和李泰的夺嫡之争终于偃旗息鼓，太宗皇帝却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心灰意冷。他私下对几个心腹大臣说，你们看朕这三个儿子一个弟弟（汉王李元昌）都干了些什么！想想活着真没意思。说完拔出佩刀，竟然要自尽。

大臣们立即上前拦腰抱住。

褚遂良则一把夺过佩刀，交给了李治。

长孙无忌马上就看懂了褚遂良的这个动作，他自己也不愿意错过机会，于是当即问李世民：陛下究竟要立谁？

太宗皇帝脱口而出：我想还是立晋王。

长孙无忌立即表态：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太宗皇帝只好对李治说：拜谢你舅舅吧！

李治就地向长孙无忌单膝跪下。

太宗皇帝又说：不知舆论会怎么样？

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已久。恳请陛下向文武百官征求意见。如果有不同意的，臣万死不辞。

太宗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并在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的官员。李世民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打算在皇子当中另选一人为储君，诸位说谁最合适？

殿中一片异口同声：晋王仁孝，当立为储。

懦弱的李治，就这样成为太子。[21]

其实，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十分可疑，因为太宗皇帝很快就反悔了，打算改立吴王李恪，结果又理所当然地被长孙无忌阻止。可以说，此刻的太子，后来的高宗，其实是被元老派推上台的。他们能够这样，一方面固然因为唐太宗强调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另方面也因为贞观后期权力转移：褚遂良掌握了动议权，长孙无忌则掌握了决策权。[22]

太宗皇帝的心软和退让，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也许，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到了晚年也英雄气短。他只想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长孙无忌等人则只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没想到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就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天上掉下的馅饼却既是李治的，也是武则天的。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皇帝，却可以当皇后。

[14]见两《唐书》之李承乾传。

[15]担任过李承乾老师的先后有李纲、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等，均为一时之选。以上李承乾事见两《唐书》之李承乾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16]见《新唐书·濮王泰传》。

[17]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18]见两《唐书》之褚遂良传。

[19]见《新唐书·濮王泰传》。

[2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五月条。

[2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四月条，同时请参看两《唐书》之长孙无忌传。

[22]见《新唐书·郁林王恪传》，并请参看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愚蠢的皇后

武则天原本并不能当皇后。她不是李治的女人，而是李世民的，进宫时只有十四岁。据说，当时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就像生离死别。小姑娘却满不在乎地说：去见天子焉知非福，何必哭哭啼啼地儿女情长？

母亲杨氏马上就不哭了。

之后的经历便鲜有信史可言。官修史书遮遮掩掩，民间传说五花八门，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武姑娘被唐太宗册封为正五品的才人，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她在宫中波澜不惊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十一年光阴，又在太宗皇帝去世后按照惯例进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时年二十五岁。[23]

做尼姑当然不是武媚娘的心愿，她的奋斗目标至少也是正二品的嫔，或正一品的妃，还得是受宠的。但显然，太宗皇帝并没有给她机会。相反，随着老皇帝的驾崩，她的远大理想也灰飞烟灭，多半只能在青灯古佛前了此一生。

在一般的女人看来，这就是命了。

◎唐后宫等级一览表

一后

皇后

四妃

贵妃 贤妃 德妃 淑妃

正一品

九嫔

昭仪 昭容 昭媛
修仪 修容 修媛
充仪 充容 充媛

正二品

二十七世妇

婕妤九人

正三品

美人九人

正四品

才人九人

正五品

八十一御妻

宝林二十七人

正六品

御女二十七人

正七品

采女二十七人

正八品

以上为史籍所载的唐后宫制度，后期有所调整，省去嫔妇之类，改为三妃、六仪、美人、才人四等。参看《唐六典》之《尚书吏部》、《内官》诸篇。

非比寻常的武媚娘却是决不肯认命的，她的蜘蛛网也早就悄悄地搭在了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上。这个人当然就是后来的高宗李治，时间则应该是在太宗皇帝病重期间。当时李治以太子的身份在御前亲侍汤药，武媚则因才人的职务而负责饮食起居。两人频繁相遇，或日久生情，或一见钟情，或眉目传情，甚至以身相许，都是完全可能的。[24]

至于种种细节，官修史书照例语焉不详，尽管文人墨客们更愿意想象成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那样的香艳故事。高宗皇帝倒是必须对天下臣民有一个交代，他的说法是：当年朕作为太子侍奉先帝时，与父皇的嫔妃从来就不曾目光相遇。先帝非常赞赏，遂以武氏赐朕。[25]

这当然是弥天大谎，而且那谎撒得并不高明。稍微动动脑筋就知道，既然先帝已经将武媚娘赐给皇太子，那又何必让她去一趟感业寺？声称“未尝迕目”更是此地无银。如果你们俩从未有过意思，那么，就算先帝有所赏赐，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就是武媚呢？不打自招！

不过，高宗皇帝总算公开承认，他跟武媚娘是在先帝时代就认识的。后来的发展则极具戏剧性：第二年，新皇帝在太宗的忌日到感业寺为父皇上香，两人再次相遇。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武媚泣不成声，李治潸然泪下。[26]

显然，他俩在太宗皇帝榻前从未相互看过一眼，不折不扣是假话。相反，这对干柴烈火即便未能几番云雨，至少也已心心相印，否则就不会有感业寺这一幕。

父皇榻下曾相识，感业寺中再度逢，这就是事实。

很难考证出这次重逢是偶然相遇，还是刻意安排。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武媚在李治身上一定下过功夫。十四岁时就已经有了主见的她，当然清楚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要比行将就木的老皇帝有用得多。因此，即便她未必乐意用身体作交换，也不妨碍她用感情作诱饵。而李治，这个多愁善感又初尝禁果的大男孩，很自然地便成了她的俘虏。

武媚娘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李治并没有始乱终弃，反倒旧情难忘，她的命运也必将转变。问题在于，皇帝也得遵守礼法。毕竟，那可人儿既是先帝之妾，又是出家之人。没有正当理由和坚强后盾，重入后宫就是一厢情愿。

◎ 唐代女性时尚

武媚娘征服李治，除了心机，必然还与其魅力有关。一个“媚”字既是她个人的总结，也是唐代女性风流的展示。

女子化妆顺序：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厣、描斜红、涂唇脂。图片及注释据西安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唐代女子发型百变，这里选取的是其中三种。据美籍华裔插画师Nancy Duong作品重绘，参考纳春英《唐代服饰时尚》和杨志谦《唐代服饰资料选》。

这时，一个蠢女人帮了他们的忙。

这个女人就是王皇后。

王皇后出身名门，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挑选，无疑正派贤淑端庄大方，足以母仪天下。然而唯其如此，她在丈夫眼里便未免缺少魅力，床上功夫更是无从谈起。李治虽然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并不等于没有性的需求，更不等于他就只能凑合。不！他还有萧淑妃。这个女人既跟他颠鸾倒凤，也为他生儿育女，正宫娘娘的肚子却始终鼓不起来。

皇后认为，这都是萧淑妃害了自己。

于是，跟所有利令智昏的蠢女人一样，皇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馊主意：把那偷情的小尼姑接进宫来，让她去跟小贱人萧淑妃撕咬，以毒攻毒，自己坐山观虎斗。

有了皇后的支持，武媚娘很快就如愿以偿。她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轮，并迅速升级为九嫔之首的昭仪。李治也高兴。朝思暮想的女人终于到手，成熟女性也比黄毛丫头更懂得床笫之欢。结果，他就像苍蝇掉进了蛛网，虽然那网很柔软，很温馨，还有点香味。[27]

王皇后却得自己吞下苦果。她的主意也许不错，只可惜找错了对象。没错，小尼姑刚进宫时，在皇后面前乖巧得就像一只猫，也成功地让皇帝疏远了萧淑妃，甚至并不像萧淑妃那样独占皇帝。但是她的温顺、她的隐忍、她的一颦一笑都有一个远大目标，那就是取王皇后而代之。

愚蠢的皇后终于发现自己是引狼入室，曾经相互仇视的两个女人也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更加危险的情敌，却可惜为时太晚。武昭仪已经为当今圣上连生三胎，李治这头大尾巴羊也决心投入狼的怀抱，十头牛都拉不回来。[28]

更何况，奇案也早就在宫中发生。

案情说起来很简单。永徽五年（654）初，或者头一年的年底，武昭仪生下了一位公主。某天，高宗皇帝兴致勃勃来看女儿，却发现小公主死在襁褓中。李治大惊失色问：刚才谁来过？一众宫女异口同声回答：皇后陛下。[29]

这就是“杀婴案”。

但，此案可疑。

事实上，婴儿暴死，可能有多种原因。王皇后看望并摆弄过孩子，并不能证明她就是凶手。如果她当真狠毒到不惜杀人，那么被杀的就该是武昭仪的儿子，而非女儿。何况王皇后再笨，也不至于蠢到将情敌的住处作为犯罪现场。更何况从宫廷斗争中的表现看，她根本就下不了这毒手。

指控武昭仪为凶手也于理不通。尽管“虎毒不食子”并不一定适用于这个女人，却不能低估她的智商。她可不是什么傻乎乎只知蛮干的母老虎，而是一条可以在草丛里隐忍潜伏很久，一旦开口就要见血封喉的毒蛇。那么请问，掐死自己的孩子，以此陷害刚离开的皇后，这个赃栽得了吗？

栽不了。因为王皇后孤身一人看望摆弄孩子，实在太怪异了。以皇后之尊，临嫔妃之室，身边岂能无人伺候？身为母亲和下属的武昭仪岂能不一旁作陪？皇后又岂能吩咐她们统统退下？漏洞破绽如此之多，这个赃可怎么栽？[30]

因此公主之死，只是一起意外事故。

事实上此案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小公主也要到十年后才被追封。武昭仪很清楚，这时顶多能多给皇帝施加一点心理影响。毕竟，王皇后的谨严方正朝野闻名。要想扳倒这个最大的情敌，需要等待，也需要更大的阴谋。[31]

这个阴谋就是“厌胜案”。

厌胜是一种诅咒他人致病致死的巫术，具体做法则是将仇人的形象绘成图画或刻成木偶，然后扎针念咒。此案同样扑朔迷离。能够推测出来的，大约也就是扎满尖针的木头小人在王皇后的寝宫被当场搜出。木偶的形象是武昭仪还是高宗皇帝？是谁告发了厌胜之事？此事究竟是王皇后之母柳氏的馊主意，还是武昭仪对王皇后的设计陷害？官修史书一概语焉不详，甚至其说不一，只能留给后人任意猜测。[32]

古代的厌胜术由来已久。托名古代巧匠鲁班的《鲁班经》中记录了一些住宅建造时可用的厌胜术（如上图第一排所示），认为以厌胜之法放置锁头、桃符、双刀等可影响房屋的风水，甚至影响居住者的健康和命运。更为流行和普遍的厌胜术体现在“厌胜钱”上（如上图第二排所绘），取求福消灾之义，和“压岁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刻，是永徽六年（655）的六月。

旧案未了，新案又起，王皇后岌岌可危。那么，这个虽然愚蠢却尚属良善的女人，能够保住地位和性命吗？决心置对方于死地的武昭仪，又能够如愿得逞吗？

[23]以上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24]请参看《唐会要·皇后》。

[25]见《全唐文》卷十一《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26]对此，《唐会要·皇后》的记载是：时，上（李治）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武媚娘）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至于两人见面的时间，史无明载，应该是永徽元年的五月二十六日。因为武媚娘再次入宫为昭仪是在永徽二年的八月到十月间。这一年多的时间差，可以解释为她需要长头发。

[27]关于武媚娘的再度入宫，究竟是新皇帝召入、王皇后召入，还是王皇后建议新皇帝召入，《唐会要》、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有不同说法，这里不讨论。

[28]连生三胎是：孝敬皇帝李弘，安定公主，章怀太子李贤，时间是在永徽三年（652）七月到五年（654）十二月。王皇后被废，在永徽六年（655）十月。王皇后警惕武昭仪，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与萧淑妃联合，见《唐会要·皇后》。

[29]此案被《资治通鉴》系于永徽五年（654）的“是岁”条，应为追记之词。按，武昭仪永徽三年（652）七月生李弘，五年（654）十二月生李贤，因此小公主的出生应在永徽五年的年初，或者永徽四年的年底。

[30]正因为此案可疑，所以《旧唐书》只字不提。《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和《资治通鉴》指控武则天为凶手，实属宋人的偏见。《唐会要》称“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则是谨慎之词。

[31]麟德元年（664）三月，这个已故长女被追封为安定公主。

[32]关于厌胜案，《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指认是王皇后和她母亲的阴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据《则天实录》称系武昭仪诬陷王皇后；《新唐书·王皇后传》则称武昭仪“诬后与母挟媚道蛊上”，情节更为严重。

糊涂的谏官

武昭仪稳操胜券。

事实上从进宫那天起，她就一刻都没闲着，而且很快就看清了形势。首先，王皇后无懈可击，却也毫无魅力，并不被皇帝宠爱，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其次，今后她的战场就是后宫，而后宫不过方寸之地。第三，像她这样的女人是既遭鄙薄又招忌恨的。只有改善环境，才能站稳脚跟；也只有步步为营，才能克敌制胜。而且，这一点都不难。

的确，武媚娘天赋极好。早在太宗时代，她就明白能在后宫这是非之地制造是非的，不是皇后更不是皇帝，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奴仆，尤其是宫女。正因为她们地位卑贱，所以无人防范；也正因为她们人微言轻，所以无人怀疑。但当需要压死骆驼的稻草时，随便抽出一根都能管用。

稻草需要培育，武昭仪当然会。

因此，她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王皇后不同的做派。王皇后和她的家属，仗着出身名门地位高贵，从来就不把下人放在眼里。武昭仪却非常懂得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憎恶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后宫布满了她的亲信，布满了她的线人。而且奇案发生时，她们又都成为证人，尽管那些奇案根本就经不起推敲。[33]

然而这样更好。似是而非，才能疑神疑鬼。何况武昭仪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只是说法，或者暗示。

王皇后却百口莫辩，只能寄希望于朝廷大臣。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倒是站在王皇后一边，可惜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这些元老重臣很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也把对手看简单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李治竟会那么受武昭仪的操控和影响，而且这娃娃犟起来会像一头驴。因此，当高宗皇帝在退朝之后召集秘密会议时，这些人都掉以轻心。

其实高宗皇帝也稀里糊涂。他的目的，当然是要废了王皇后，另立武昭仪。然而给出的理由，却不是杀婴案或者厌胜案，而是皇后无子。此事本来就责任在他——长期睡在其他女人身边，皇后哪来的儿子？这就难免底气不足。再加上平时就忌惮那些元老派大臣，结果李治的一番话便说得软弱无力结结巴巴，连他自己也觉得是强词夺理。[34]

元老派立即举牌反对。

挺身而出的是褚遂良，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王皇后出身名门，先帝所选，并无过错。三句话都讲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尤其是王皇后曾经为先帝披麻戴孝三年，符合大唐律法不得休妻的规定。李治无可反驳，只好不欢而散。

武昭仪却马上就看明白了。

事情很清楚。首先，杀婴案也好，厌胜案也罢，根本无法拿上台面，对王皇后也没有杀伤力。李治在秘密会议上只字不提两案，说明连他也将信将疑。由此也可推测，小公主绝非其母所杀，否则岂非机关算尽反误性命？要知道，昭仪的父亲武士彟（彟音获），可是吕不韦一类的投机家。这个木材供应商的女儿——聪明绝顶的武媚娘，决不会做赔本买卖。[35]

其次，李治这个男人是靠不住的。他优柔寡断，没有主心骨，心肠和耳朵都很软，在女人的怀里像个孩子，在元老派面前也一样。这就只能循循善诱又步步紧逼，床上软磨堂前硬抗。更重要的是，必须把枪顶在他腰上。因此，第二天再议此事时，武昭仪就隔着帘子坐在皇帝身后了。

褚遂良大约不知此情，继续慷慨陈词，而且越说越激动也越不得体。他说，就算陛下要另立皇后，也得妙选名门望族之女。昭仪乃先帝旧人，众所皆知。如果立她为后，请问天下耳目如何遮掩，子孙万代又会怎样议论？

高宗皇帝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褚遂良却只管说自己的。他说，先帝临终时，曾经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的好儿子好儿媳，今天就交给你了。先帝德音乃陛下亲聆，想必不会忘记吧？微臣既辜负了先帝的厚望，又忤逆了陛下的圣意，羞愧莫名，无以自处，只能将陛下所赐之象笏奉还，请陛下准臣告老还乡！

说完，将朝臣专用的象笏放在地上，叩首出血。[36]

皇帝勃然大怒。

愤怒是必然的，因为褚遂良把炮弹全砸在了他身上。这时不要说大唐天子，便是换了别人也会火冒三丈。更为可恶的是，褚遂良开口先帝，闭口先帝，简直就是不拿现任天子当皇帝。没错，我李治是不如父皇，却不等于换个皇后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岂非更不如先帝？

李治的这些心理，褚遂良可曾想到？

显然没有。相反，他恐怕多多少少是倚老卖老，把皇帝当小孩子，自己摆老资格。当然，褚遂良这种态度未必是故意的，多半是习惯使然或有意无意。但这更可怕。如果所有的元老重臣都是这副德行，请问李治那皇帝可怎么当？

褚遂良真是糊涂透顶。

不错，李治是比较柔顺，也比较懦弱，但并不等于他就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何况只要当了皇帝，再差的人也会威风八面。更何况正因为他一贯被视为绵软，也就特别需要发发脾气。

这一次，褚遂良便撞到了枪口上。

然而他还要火上浇油。谁都知道，李治的偷情乱伦既是公开的秘密，又是最不能公开的秘密。私生活，公开说，要到则天皇帝坐稳江山之后。此时则讳莫如深犹嫌不足，岂能哪壶不开提哪壶，当众揭短？再说了，武媚娘能够由尼姑变成昭仪，不就是王皇后一手操持的吗？请问又作何解释？

交出象笏更为不智。这就不但是跟皇帝吵架，而且是跟皇帝翻脸了。好嘛！你不把朕当皇帝，朕当然也可以不把你当大臣。于是李治瞠目怒喝：来人啦，把他拉出去！

一声娇斥也从帘后传出：还不杀了这野狗！[37]

谁都听得出，这是一个三十岁女人的声音。

由于褚遂良的意气用事和不讲策略，一局好棋完全被他搅乱，元老派也顿时乱了阵脚。现在，问题已经由王皇后该不该废，武昭仪该不该立，变成了褚遂良该不该杀。长孙无忌只好赶紧来救老朋友的命，哪里还能顾得上别的？

说起来褚遂良也算政治老手了，此番表现却简直愚不可及。他自以为有先帝这个大后台、门第这根杀手锏，高宗和昭仪就会乖乖就范，服输认栽，却不知李治最讨厌拿先帝来压自己，而大唐皇族最恨的就是门第。[38]

如此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当然必败无疑。可惜此人至死都不觉悟。两年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的褚遂良上表自陈，字里行间充满哀怨，也充满哀求。他说，当年承乾和魏王争当太子，是臣和无忌力挺陛下，扭转乾坤。先帝大行之后，又是臣和无忌扶陛下即位于灵前。臣老了，自悔有忤圣意，恳请陛下看在往事的分上，多加哀怜。[39]

看来，褚遂良是想打情感牌，因此还特别提到太宗皇帝去世时，李治趴在自己肩上痛哭的事。可惜他又错了。在皇权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或许还能惺惺相惜，用理性唤醒，靠真情感动。然而李治不是。像李治这样被先帝光环笼罩的，重提往事等于揭他老底，只能让他恼羞成怒。因此这封信送到长安之后，便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

据说，李治甚至连看都没看。

显庆三年（658），褚遂良在流放之地忧郁而死，享年六十三岁。这时，武昭仪成为皇后已经三年。因为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是褚遂良，官僚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

[33]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34]对此，《旧唐书·褚遂良传》的描述是：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35]木材供应商一说，请参看陈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

[36]本节所述褚遂良与唐高宗争辩事，均据两《唐书》之褚遂良传，《唐会要·忠谏》，《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四书所载不尽相同，本书所述也略有调整。如“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一段，便系第一次秘密会议时褚遂良所说。但移到第二次会议时，更能复原当时场景，相信并不影响历史真实。

[37]见《新唐书·褚遂良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

[38]贞观年间，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了就很不高兴。后来，李治和武则天又颁布《姓氏录》，进一步打击门阀观念。

[39]见《新唐书·褚遂良传》。

寒心的功臣

夺宫之战打响时，阵线似乎很分明。

天平明显地倾斜。武昭仪这边，只有一帮新提拔的小人如李义府、许敬宗之流（详见下章），再加上后宫微不足道的奴仆。高宗皇帝虽然支持她，却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王皇后那边则阵容强大，立场坚定的至少有太尉长孙无忌，尚书省副长官右仆射褚遂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读如院），已占到国务委员的半数以上。

只有一个人态度暧昧，他就是李绩。[40]

实际上，李治在退朝后秘密讨论废王立武一事，召见的宰相是四人。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还有司空李绩、尚书省副长官左仆射于志宁。然而李绩却请病假。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病了，这病生得蹊跷。[41]

李绩确实有心病。

官阶正一品的司空李绩是大唐的开国元勋，之前则是瓦岗军李密的部将，本姓徐，叫徐世勣（绩的异体字）。瓦岗军兵败之后，大片土地和许多人马仍掌握在李绩手中。李绩却没有趁机自立，也没有视为资本，而是交还给李密，让李密献给大唐。高祖皇帝大为感动，于是将他封为国公，赐予李姓，委以重任，看作贴心贴肺的家里人。

太宗皇帝跟李绩也情同手足。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李绩则得了一种怪病。太宗听说胡须灰可以治疗，竟然自己剪了胡须送给李绩。李绩感恩戴德进宫拜谢，太宗却说：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朕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不曾辜负李密，也不会辜负我。

李绩当场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42]

但，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太宗皇帝去世的十一天前，李绩却突然接到命令，以正二品的特进官阶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职务，调任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都督。那个地方，距离长安一千三百多里，因高山重叠而得名叠州，正可谓千里之外，万山丛中。[43]

调令来得蹊跷，李绩却没有片刻的观望犹豫，连家都没有回就立即赴任。一个多月后，他又突然奉调回京，拜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而且继续担任国务委员。

◎唐代散官官阶（贞观十一年）

品位

文官

武官

从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

骠骑大将军

正二品

特进

辅国大将军

从二品

光禄大夫

镇军大将军

正三品

金紫光禄大夫

冠军大将军

从三品

银青光禄大夫

云麾将军

正四品上、下

正议大夫、通议大夫

忠武将军、壮武将军

从四品上、下

太中大夫、中大夫

宣威将军、明威将军

正五品上、下

中散大夫、朝议大夫

定远将军、宁远将军

从五品上、下

朝请大夫、朝散大夫

游骑将军、游击将军

正六品上、下

朝议郎、承议郎

昭武校尉、副尉

从六品上、下

奉议郎、通直郎

振威校尉、副尉

正七品上、下

朝请郎、宣德郎

致果校尉、副尉

从七品上、下

朝散郎、宣义郎

翊麾校尉、副尉

正八品上、下

给事郎、征事郎

宣节校尉、副尉

从八品上、下

承奉郎、承务郎

御侮校尉、副尉

正九品上、下

儒林郎、奉仕郎

仁勇校尉、副尉

从九品上、下

文林郎、将仕郎

陪戎校尉、副尉

“特进”、“开府仪同三司”都是散官官阶。散官与实际官职不同，用于勋位的判定和奖赏，形成“品位”体系，与“职位”相对，萌生于秦汉魏晋，由来已久。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和《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这一天，是贞观二十三年的六月二十日。此前，他就已经改任洛州刺史兼洛阳宫留守，时间在六月一日以后。也就是说，李绩根本就没有可能到达叠州。他只不过离开长安旅游了一趟，就官复原职，还升了半级。这就实在怪异。因此我们不能不问：这一个多月时间内都发生了什么？[44]

太宗驾崩，高宗即位。

事实上李绩的七上八下，就是太宗皇帝一手安排。他深知此人的特点是重感情讲义气，因此在四月份病重期间对太子李治说：李绩才智有余，你的恩德不足，我死之后他未必对你效忠。所以，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老去。如果立即上路，你就提拔重用；如果观望犹豫，那就只能杀了！[45]

忠心耿耿的李绩，差一点就人头落地。

李世民的这一安排，不过雄猜之主的惯用伎俩。然而由此造成的深远影响，却是这位千古一帝没有想到的。

首先，朝廷的格局变了。

变化是微妙的。此前，李绩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同属元老集团，在夺嫡斗争中也同属晋王派。但，拜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之后，就成了仅次于首相的次辅。到永徽四年（653）二月拜为司空，便更能与长孙无忌分庭抗礼，因为司空和太尉的官阶都是正一品。因此，李绩如果与长孙无忌他们不再同心同德，武昭仪便大有空子可钻。[46]

实际上李绩的心态已经改变。自从看透了皇上的心思而迅速离京，他的心就寒到了零度以下。是啊，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江山社稷与我无关，远离是非才是全身之道。他李绩已经犯不着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也犯不着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帮飞扬跋扈的家伙搅在一起。因此，当他察觉到秘密会议是要讨论废立皇后时，就非常及时地生了病。

结果，武昭仪的命运也变了。

武昭仪其实差一点就当不上皇后。因为李治的御前会议不欢而散后，未能与会的另外两位宰相——中书令来济和侍中韩瑗，也通过面见皇帝或上书朝廷主动表明了态度。态度当然是反对废王立武，而且立场坚定，言辞激烈，从殷纣王一直说到汉成帝，简直就是在给李治上历史课。[47]

这事非同小可。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曾由李世民担任，因此长期无人填补空白外，门下省长官侍中、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都是当然的宰相，即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仆射如果“同中书门下三品”，也一样。

所以，中书令来济、侍中韩瑗站在太尉长孙无忌和尚书省右仆射褚遂良一边，就几乎等于宰相群体同仇敌忾，三省一致反对另立皇后。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派，高宗皇帝不能不倒抽一口冷气，甚至打算放弃努力。

是的，如果没有李绩的话。

没有证据表明是武昭仪让皇帝去见李绩的。但以武媚娘嗅觉之敏锐，不会看不出李绩病得蹊跷；而以英国公地位之崇高，李绩的态度将是关键的一票。总之，皇帝不耻下问地向李绩道出了自己的烦恼：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顾命大臣都不同意，是不是该就此止步？[48]

李绩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再问外人？[49]

平平淡淡一句话，却立马点醒梦中当局。是呀，朕的家务事，何劳国务委员和三省六部过问？同时，李绩这个不是态度的态度也等于变相地告诉李治：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一边倒地反对废王立武，皇帝陛下不妨独断专行。

一言兴昭仪，武媚娘咸鱼翻身。

不过，媚娘毕竟是媚娘。就在李治下诏立她为皇后的第三天，即永徽六年（655）的十月二十一日，新皇后上表请求褒奖韩瑗和来济。她的说法是：对抗圣意，风险很大，极为不易。若非公忠体国，岂能做到，又岂能不赏？[50]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韩瑗和来济却一身冷汗。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最该奖赏的就是褚遂良，怎么没有他的份？因此很清楚，新皇后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只不过反对派已经无计可施。何况韩瑗还心存幻想，希望自己的让步能够换来褚遂良待遇的改善，尽管其实并不可能。[51]

来济和韩瑗估计得不错：武皇后不会放过仇人，无论他们是情敌还是政敌。实际上没过多久，王皇后和萧淑妃就死于非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和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韩瑗也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只不过其时韩瑗已死，曾经的昭仪没能砍成他的头。来济的下场要好一些。他在与突厥作战时为国捐躯，没给武后留下诬以谋反的机会。[52]

当然，新皇后此刻还顾不上这些，她正忙着加冕呢！

十一月一日，帝国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礼使英国公李绩将皇后玺绶恭敬地递给武昭仪，然后盛装的新皇后来到肃仪门，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君主的祝贺。这种朝拜皇后的仪式是由她别出心裁首开先例的。武媚娘，这个木材商平凡的女儿，老皇帝卑贱的侍妾，感业寺寂寞的尼姑，唐高宗宠爱的情人，终于一步登天，成为大唐王朝的国母。[53]

这一年，她三十一岁。

现在，作为女人，武则天已经到了顶峰。精力旺盛才智过人又不甘寂寞的她，便只好去做男人的事情。

那么，她的男人会同意吗？

[40]据《旧唐书·李勣传》，李绩原名徐世勣。武德二年，被唐高祖李渊赐姓李。唐高宗永徽年间，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改名李勣。勣是绩的异体字。为了方便读者，本书依照人民出版社版雷家骥著《武则天传》先例，写作李绩。

[41]此事两《唐书》记载说法不一，本书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

[42]此事两《唐书》之李勣传均有记载，说法略有不同，此处采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所云。

[43]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条并胡三省注。

[44]这一系列事件的具体时间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45]此事两《唐书》之李勣传均有略述，但以《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条记载最详，故从《资治通鉴》。

[46]李绩拜为司空事，见两《唐书》之高宗纪并李勣传。

[47]事见两《唐书》之韩瑗传、来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但《旧唐书》只记来济反对封武昭仪为妃，不载反对立其为后。今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

[48]此事诸家说法不一。《旧唐书·褚遂良传》未言谁去见谁，《新唐书·李勣传》称高宗密访，《资治通鉴》称李绩入见，《唐会要》称李绩密奏。《新唐书》更为合理，今从《新唐书》。

[49]见《旧唐书·褚遂良传》，《新唐书·李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

[50]见两《唐书》之来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月条。

[51]武则天成为皇后的次年，韩瑗曾上书为褚遂良鸣冤， 被高宗驳回。见两《唐书》之韩瑗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将此事系于显庆元年“是岁”条，也证明本书判断无误。

[52]见两《唐书》之韩瑗传与来济传。

[53]见《旧唐书·高宗纪上》，《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新唐书》该传并称“朝皇后自此始”。

第二章
弄权

大尾巴羊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正是她的男人李治。

总体上说，李治是个厚道人。他性格内向，仁爱有余而阳刚不足，因此让父皇一直不能放心。贞观十八年（644）的四月，也就是李治被立为储君一年后，太宗皇帝便在两仪殿当着儿子的面问群臣：太子的品行，民众都知道吗？

长孙无忌答：殿下虽不出门，天下无不仰其圣德。

知子莫如父。皇帝一声长叹说：是吗？民谚有云，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朕的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

长孙无忌又说：陛下神武，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却又各得其所，这正是皇天上帝佑我大唐，天下苍生难得之福啊！

太宗皇帝默然。[1]

表面上看，长孙无忌的话并不错。的确，铁马金戈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甚至兔子。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皇权，是能让食草动物食肉的。

但，这不是李世民之所担心。

太宗皇帝的希望，是李治成为有道圣君。因此他把太子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进行教育。吃饭，则言种田之苦；骑马，则云劳逸结合；乘船，则论载舟覆舟；就连在树下休息也要谆谆告诫：木有墨绳即直，君听意见则明。[2]

如此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几乎让史家一片叫好。可惜他们都错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恨铁不成钢，给年轻的太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总也长不大。男人长不大，就会依赖女人，尤其是年龄略大的成熟女性。唯其如此，武媚娘才有了可乘之机。

太宗皇帝其实教子无方。

实际上，李治即位以后，皇帝也曾当得像模像样。他的一个叔叔，也就是建造了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还有弟弟蒋王李恽（读如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臭名远扬。因此在赏赐诸王时，李治便说：滕叔和蒋弟我看就算了。赞助他们两车麻绳，自己拿去穿铜板吧！[3]

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愚蠢。

但，他的心思却很重。

其实李治刚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如何走出先帝的阴影，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如何克服性格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只可惜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李世民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唐太宗这位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新皇帝简直就只需要坐享其成。

然而创业虽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后来人无论怎样都躲不过那光环。

权臣同样是麻烦。李治即便再笨，也看得出这些老家伙不好伺候。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心里怎么想？即便没有反意，总把朕当小孩也很可气，何况还以权谋私，公然腐败。

有一件事让李治印象深刻。

那是永徽二年（651）的闰九月，即位一年多的高宗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问宰相群体：朕听说有关部门在处理各类案件时多讲情面。不知这样的事，有，还是没有？

长孙无忌答：讲人情，看面子，哪个朝代没有？因此不敢断定其绝无。不过，本朝皇恩浩荡风清月朗，僚属们已经是最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了。徇情或有，枉法不会。至于收取一点点人情，恐怕陛下也未能免俗，何况臣等！[4]

皇帝愕然。首相都这么说，还反什么腐败？

其实，二十四岁的皇帝心里很清楚，国舅爷长孙无忌就是带头腐败的大老虎。因此两三年后，为了能将武昭仪顺利地推上后座，夫妻两人居然也向长孙无忌行贿。

行贿的手笔很大。先是皇帝和昭仪临幸相府，在长孙无忌的家宴上一口气封了三个其宠姬所生之子，然后又送了十车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这哪里是只收取一点点人情？更气人的是，长孙无忌只收钱，不办事，甚至怂恿或默许褚遂良从中作梗。天底下，有这么黑，有这么霸道的吗？[5]

实际上李治早就发现本人已被架空。就在向长孙无忌行贿的那年七月，他曾在朝堂上质问群臣：先帝在世时，朕亲眼看见五品以上官员积极参政议政，或者反映民意，或者封驳公文，整天络绎不绝。难道时至今日，就没有国家大事要讨论了吗？诸位为什么都一言不发呢？[6]

结果，还是没人说话。

很清楚，朝廷已经变成了长孙无忌他们的。长孙无忌不愿意出现声音，那就不会有。就算有，也是元老派和权臣们想要的，比如反对废王立武，或者杀掉这个那个。

李治成了摆设，尽管冠冕堂皇。

这样的皇帝，当得还有意思吗？

没有。

看来，元老和权臣已经尾大不掉，高宗皇帝则实际上大权旁落，一场厮杀也在所难免。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因为他才是尾巴最大的羊，长孙无忌则是大尾巴狼。只要见到那些狼眼，李治就心里发怵，舌头打结。除了一忍再忍，还能干什么呢？

这就是李治的苦恼。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因为他无法克服性格的弱点。但，又能跟谁商量，请谁出力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醋，朝臣们又各自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

幸亏，上天把武媚娘派来了。

已经很难追溯两人当年偷情的缘由。也许，武媚未尝没有投机心理，李治则多半出于性的冲动。事实上，担任昭仪的那四年，媚娘正处于性欲既旺技巧也高的年龄。她甚至根本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就能让李治欲罢不能。[7]

后来她统治帝国，也一样。

李治则很快就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不像自己，多愁善感，软弱任性，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相比之下，武昭仪反倒更像爷们。

皇帝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这不就是互补吗？其实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有恋母情结。正如那些男性气质特别明显的，喜欢的女人往往一半像妹妹，一半像女儿。更何况年长三岁的昭仪既有长孙皇后的母爱，又有太宗皇帝的威严，简直就是父皇和母后再生。

总之，武媚娘的港湾是温暖的，也是安全的，很适合李治这样的小船停泊。于是，高宗皇帝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三大难题。这才是他不顾一切也要把武昭仪推上后座的原因，也是长孙无忌等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窠臼，更想不到年轻的皇帝心中竟会有那么多的苦恼，那么多的纠结。

至于武昭仪，大约也很庆幸，庆幸另一种意义上的棋逢对手。没错，如果李治的要求也像先帝，只要娇媚可人，不必精明强干，自己就当不了女一号，也没戏可唱。她在太宗身边整整十一年而不得升迁，便是证明。

皇帝的心思重，皇后的心机深。

一场好戏也将开锣。

[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四月条。

[2]见《贞观政要》卷四，《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闰六月条。

[3]见《新唐书·滕王元婴传》。

[4]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二年闰九月条。

[5]按《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不载高宗与昭仪临幸长孙无忌府邸事，《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将此事系于送礼之后，本书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五年“是岁”条。

[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五年七月条。

[7]林语堂《武则天正传》称：虽在龙床之上，也许武氏用脑时多，用情时少。其实像武媚娘那样的女人，连脑都不需要用的，本能就够了。

小人也有用

李治寄希望于武媚娘的，也正是她自己想做的。

已经无法弄清这个女人的政治兴趣从何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再加上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便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比如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表面上看，这事怪异。因为褚遂良是在御前会议上被高宗皇帝问起，才发表意见的。韩瑗和来济则明明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偏要主动表示反对，岂非更加可恶？

然而熟悉朝廷事务的武昭仪很清楚，按照隋唐两代实行的三省六部制，所有诏令依照程序都要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并有权驳回皇帝的任命。韩瑗和来济便正好是两省的长官。他们唱反调，封后一事就无法昭告天下。

创设于唐初，经过几朝发展，三省六部制已经成为国家运转的核心机构。图据本中华史第十三卷《隋唐定局》。

更何况，按照制度，他们也是当然的宰相。

显然，这两个人至少暂时不能得罪。相反，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分化瓦解反对派集团，还能保证两省在后面的法定程序中予以积极配合，堪称通盘考虑，左右逢源，一箭三雕。

武皇后实在是太懂政治了。

什么是政治？在帝制时代就是人事，就是帮派，就是权力的授受，以及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只是缓兵之计，建立自己的队伍才是根本之策。何况武家班的人选也很现成，比如李义府和许敬宗。

李义府跟来济一样，都是高宗做储君时的太子党，以文采斐然而闻名于世，当时并称来、李。但，来济耿直，义府谄媚，也阴险，人称笑里藏刀，外号则叫李猫。[8]

猫都是要偷腥的，李义府也一样。废王立武一事悬而未决时，长孙无忌不知抓住了这家伙什么把柄，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惊慌失措，便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

李义府问：谁？

王德俭答：武昭仪。

李义府摇头：皇上想立昭仪为后，至今没有结果。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

王德俭笑了：武昭仪不能如愿，是因为孤立无援。如果你能雪中送炭，肯定转危为安。别忘了，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还怕长孙无忌吗？

李义府如梦方醒，于是代替王德俭到宫中值班，当晚就向皇帝叩请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这对于陷入困境的李治和武媚无异于拨云见日，李义府则鲤鱼跳了龙门。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成为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9]

万事开头难，李义府的投石问路也意义非凡。首先，皇帝和昭仪发现，朝臣并非一边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松动的可能，也就有了对李绩的咨询。其次，某些人看出其中奥秘，开始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比如尚书省副长官兼国务委员于志宁。第三，由于李义府的表率作用，一批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中高级官员公开站到了武昭仪一边，逐渐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势力，并影响局势。[10]

这个团伙的代表人物，就是许敬宗。

许敬宗是看准了风头才出手的。李绩那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告诉他，朝廷必将分裂，皇帝、昭仪和司空的那一派才是旭日东升。因此，他一面到处散布李绩的说法，一面推波助澜大造舆论。他的说法是：宰相们乱管闲事。一个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尚且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11]

这话说得粗俗不堪，不过话糙理不糙，皇帝和昭仪也听得很入耳。何况许敬宗是有影响力的。他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官居礼部尚书。依照唐代制度，六部尚书与尚书省左右仆射地位相当，号称八座，岂能等闲视之？

如此给力，不能不赏；如此贴心，当然要用。武昭仪封后的第二年三月，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八月，许敬宗出任门下省长官。与此同时，来济被贬到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市，韩瑗则被贬到了今天的三亚。[12]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武皇后的主意，但肯定是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李治的心愿。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斗争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李义府和许敬宗则让他感到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同样，李治也不会去琢磨，这些家伙究竟是忠君爱国，还是投机取巧；是自己的队伍，还是皇后的人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李义府和许敬宗都是小人。

小人得志便猖狂。当上了国务委员的李义府听说洛阳某女犯长得国色天香，竟命令审判官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金屋藏娇。东窗事发后，又逼那法官在狱中自杀。如此无视王法，当然要被弹劾，却被高宗皇帝包庇纵容。[13]

李义府春风得意。他居然对弹劾自己的侍御史（官阶从六品）说：御史大人放了空炮，不觉得惭愧吗？那位监察官员却昂然答道：孔子任大法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下官任侍御史六日，却不能为民除害，确实惭愧！[14]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则必自毙。七年后，作恶多端的李义府终于被判处流放。案情其实简单：朝廷已经内定授予长孙无忌的孙子某职，“专业卖官为事”的李义府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当事人，然后索要七十万。因此，朝廷给这家伙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非索贿受贿。[15]

三年后，李义府死在了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据说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16]

许敬宗倒是寿终正寝，活到了八十一岁，死后还被高宗皇帝追赠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确，此人不像李义府那么放肆和嚣张，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他在主持国史馆工作时，就曾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向他行贿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则盛加其罪。如此篡改历史，难道还不是小人？[17]

武皇后却顾不上这么多。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队伍，集结人马，而无论这些人的品质如何。何况所谓的君子都不跟她合作，不起用小人又能怎样？

也只能靠政治态度来画线。

实际上，小人有小人的用处。他们最擅长察言观色和揣摩上意，也擅长造谣告密和拍马吹牛。因此，制造事端要靠他们兴风作浪，遮人耳目要靠他们粉饰太平，在宫廷斗争中更不妨将种种卑鄙龌龊之事，放心地交给他们。

放心是肯定的。小人没有道德底线，方便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容易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难控制，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可弃如敝屣，岂非物美价廉？

所以，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女皇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大量起用狄仁杰那样的正人君子，就是证明。

但现在不行。武昭仪虽然霸王硬上弓当了皇后，其实根基未稳，危机四伏。长孙集团人还在，心不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未尝没有复辟梦想。看来，靠阴谋夺取的地位，也只能靠阴谋来维持，甚至借助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是的，她要杀人。

[8]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

[9]见《新唐书·李义府传》。

[10]这些人是：礼部尚书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都相当于省部级。名单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11]见《新唐书·许敬宗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将此言论系于李绩表态以后，故云。

[12]见《旧唐书·高宗纪》，参看《新唐书·高宗纪》。

[13]此事应该发生在武昭仪封后之后，李义府任中书令之前，故《旧唐书·李义府传》系于显庆元年，《新唐书·李义府传》系于永徽六年。具体细节，两《唐书》也记载不一。比如该法官之死，《旧唐书》称本人畏罪自杀，《新唐书》称李义府杀人灭口。

[14]见《旧唐书·李义府传》。李义府逃脱弹劾的原因，《新唐书》称系高宗皇帝包庇，《旧唐书》则称该侍御史措辞不当。

[15]见《旧唐书·李义府传》，同时参看《新唐书·李义府传》。

[16]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

[17]见两《唐书》之许敬宗传。

谋杀与谋反

最早被杀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两个女人当然是被情敌所害。她们被废没多久，武昭仪就下令将两人各打一百大板，然后砍去手脚塞进酒坛，惨死之后又碎尸万段。对此，官修史书几乎异口同声，记载也相当一致，个别细节的不同则微不足道。[18]

但，此案可疑。

问题不在案发的年头，尽管准确的日子略有出入，也尽管在我们看来武昭仪未免下手太早。没错，如果这时还没有举行册封大典，当务之急就该是行礼如仪。相反，如果典礼大功告成，则新皇后地位已定，完全可以从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慢慢折磨两个情敌，着什么急呢？[19]

显然，出情况了。

情况出在高宗皇帝李治。

前面说过，李治这人是优柔寡断又多愁善感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某天突发奇想，竟然漫步来到冷宫，想看看曾经的皇后和爱妃过得怎样。这时的后宫，早已是武昭仪的天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暗室，门外站着如狼似虎的打手和走狗，仅能糊口的残羹剩饭则从小洞送入。

皇帝顿时柔肠寸断。他万万没想到，两人的待遇竟猪狗不如。于是带着哭腔喊道：朕的皇后和淑妃在哪里？

不敢当！王皇后代表自己和萧淑妃回答。臣妾已被废为奴婢，岂敢再用往日尊称？陛下如果顾念旧情，请将此地改名回心院。臣妾若能重见天日，便是吾皇再造之恩。

皇帝当即说：你们等着，朕自有处置。

王皇后和萧淑妃默念阿弥陀佛。

可惜李治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的话音刚落，武昭仪就得到了消息。要知道，她在后宫可是布满线人的。这时她该如何动作，就看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了。

据正史记载和学者考证，有关事件的时间表是：这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十八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皇帝下诏立昭仪为后；二十日，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十一月一日，举行册封皇后大典。[20]

◎武则天入宫至封后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51

永徽二年

八月至十月间

武媚娘入宫封为昭仪

652

永徽三年

七月

李弘出生

653

永徽四年

二月

李绩拜为司空

654

永徽五年

年初

小公主暴毙

时间不详

高宗与昭仪向长孙无忌行贿

十二月

李贤出生

655

永徽六年

六月

王皇后厌胜案发

七月

王皇后舅舅被贬
武昭仪谋立为宸妃未遂

九月

许敬宗任礼部尚书
高宗正式提出废王立武
褚遂良反对废王立武
韩瑗、来济反对废王立武
李绩表态
许敬宗大造舆论

十月十二日

王皇后、萧淑妃被废

十月十八日

武昭仪立为皇后

十月二十日

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十

十一月一日

册封皇后大典

很清楚，这里面有时间差。

时间差有两个。一是十月十二日到十八日，二是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后一个时间段相对安全，因为册立新皇后的诏书已下。君无戏言，李治哪能说反悔就反悔？

何况这时大家也忙不过来。封后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正进行得紧锣密鼓，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翻新都需要武皇后的策划和创意。高宗皇帝虽然无所事事，总不能趁机溜出去看望那两个废人。再说他也没这心思。

前一个时间段就不好说了。这时，旧皇后已废，新皇后未立，属于真空期，也是危险期。这时，李治至少可以做到将后位暂时空缺，并立即改善两人待遇。因此《旧唐书》称此事发生在她们“初囚”之日，应该是准确的。

事出偶然，又关系重大，就容不得瞻前顾后了。武昭仪只能先下手为强，当机立断斩草除根。

但虐杀，则不大可能。

不可能并不因为下不了手。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弄残疾再塞进酒坛，咬牙切齿地吩咐“让她们醉到骨头”，很符合情敌间你死我活的心理，也符合媚娘心狠手辣的性格，却不符合她的处境。虐杀如果发生在十月十八日前，则此时她还只是昭仪，就不怕吓着皇帝？如果在此之后，则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同时，就不怕两件事反差太大，露了马脚？

以武则天之沉着冷静，不会干这种蠢事。

再说也没必要。比起如花似锦的前程，歇斯底里地泄愤实在意思不大；而对于木材供应商的女儿来说，做没必要的事就是赔本生意，至少性价比不好。因此《旧唐书》称王皇后和萧淑妃是被武昭仪派人勒死，更为可靠。[21]

没错，那时只能赶紧杀人，而且动静越小越好。

剩下的故事就只能姑妄听之了。临死之前，王皇后表现出真正的大家风范，甚至祝福了皇帝和昭仪。萧淑妃则毫不留情地诅咒说：但愿来世我为猫，阿武为鼠。到时候，非咬断她喉咙不可！据说，从此宫中不再养猫。[22]

但这是假的，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都养猫，还训练出猫与鹦鹉和平共处，并且拿到朝堂上去炫耀。结果好戏没演多久，猫就把鹦鹉吃了，弄得女皇陛下很难为情。[23]

正史，也不一定靠得住。

可以肯定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都死于非命，就连用刑据说都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那个充满恻隐之心，信誓旦旦要拯救弱者的男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他是否想得到，正是自己的软弱任性和不负责任断送了两条性命？如果还若无其事，岂非心肝全无？[24]

这些疑团，还是留给历史吧！

不过，此案中倒是未见李义府的身影，只有许敬宗在王皇后被废之后落井下石，提出取消她父亲的政治待遇。武昭仪受到启发，干脆将王皇后改姓蟒，萧淑妃改姓枭。高宗皇帝的见死不救和默许谋杀，不知是否与此有关？[25]

但，废太子李忠之死，许敬宗脱不了干系。

李忠不是王皇后的儿子，他的生母卑贱而无名。只是由于王皇后自己没有生育，李忠又是高宗的长子，才被皇后的舅舅联合褚遂良和韩瑗说服长孙无忌和于志宁，稀里糊涂地拥立为太子，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命运。[26]

那一年，李忠十岁，李治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皇帝匆匆忙忙立十岁的庶子为储君，这件事实在太怪异了。但如果知道就在同年同月，武昭仪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李弘，便会恍然大悟。没错，此举从消极的意义讲，是为了巩固王皇后的地位；从积极的意义讲，则是为了对付日益得宠的武昭仪——谁知道她还会生几个！

褚遂良和韩瑗确实深谋远虑，媚娘也真会生儿子。做昭仪时生了李弘和李贤，当皇后时又生了李显和李旦。前面两个都是太子，后面两个都是皇帝。结果除了高祖，大唐皇帝两个是她丈夫，两个是她儿子，其余的都是她孙子。

武昭仪当然不会不知道褚遂良他们想什么，许敬宗更知道后台老板的心思。因此，封后大典的两天后，他就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提出更换储君。因为依照宗法制度，太子就该是嫡长子。现在武昭仪已是皇后，嫡长子就是李弘。

这让所有人都没有话说。

高宗则回答：忠儿已经多次提出让位了。

很好！许敬宗说。这是古风，应该促成。[27]

于是李忠变成了梁王，李弘成为太子。

此事可疑。十四岁的孩子，知道让位避祸吗？是有人出谋划策，还是许敬宗篡改了国史？不知。我们只知道，李忠的祸并没能避了。当年稍后，他就被迁到了今天湖北省神农架一带，成为名副其实的落难太子。四年后，一个名叫阿刘的女仆莫名其妙地进京告状，李忠又被废为庶人。[28]

庶人李忠被囚禁在废太子大伯父李承乾旧宅，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又在四年后被赐自尽，时年二十二岁。如果不是友爱的新太子李弘出面说情，他甚至无人收葬。

这次的打手又是许敬宗，罪名也是谋反。

看来，诬以谋反真是帝制时代政治斗争的好武器，几乎百发百中。因此，它还会被用来对付另一个人，以便拔去武皇后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尽管那人也曾这样陷害无辜。

这个人就是长孙无忌。

[18]见《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新唐书·王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以下无另注者皆同。

[19]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记为永徽六年十月，《资治通鉴》记为十一月，《新唐书·高宗纪》记为当年冬天。

[20]据雷家骥《武则天传》。

[21]《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一方面称“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另方面又补述用刑及置于酒坛等情节，已是自相矛盾。

[22]萧淑妃的骂语，《旧唐书》记为初囚之时，《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为临死之前。

[2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八月条。

[24]《新唐书·王皇后传》便称“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云云，似乎就连虐杀都得到了高宗批准。此殊为难解，故存疑。

[25]见《新唐书·王皇后传》。

[26]见两《唐书》之李忠传。

[27]见两《唐书》之李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

[28]见两《唐书》之李忠传，《唐大诏令集·黜梁王忠庶人诏》。

大清洗

长孙无忌少年得志。

小人得志便猖狂，李义府就是。少年得志便张狂，长孙无忌就是。作为长孙皇后的哥哥，他与太宗皇帝年龄相近情同手足。太宗二十多岁当皇帝，无忌二十多岁做宰相，甚至一度统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事务，其地位之崇高，权力之巨大，家族之显赫，直逼隋朝权臣越国公杨素。

长孙无忌志得意满。一次宴会上，他居然问客人：诸位看无忌的富贵，是比得上越公呢，还是比不上？

客人七嘴八舌。

长孙无忌却自问自答：要说比不上，也只有一条。越公富贵时已经老了，无忌富贵时还很年轻。[29]

这，难道还不是张狂？

张狂是会惹祸的，长孙无忌也一样。

前面说过，太宗皇帝对于立晋王李治为储，一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他更看好的是吴王李恪。李恪的生母是隋炀帝的女儿，本人也跟父皇一样英武果断。这一提案当然动了长孙无忌的奶酪，因此不但极力反对，而且怀恨在心，总想伺机消灭这个在臣民心目中威望甚高的异己分子。

机会也说来就来。

永徽三年（652）十一月，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太宗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状告丈夫房遗爱的哥哥、开国元勋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对自己非礼。事情牵涉到皇家，高宗皇帝便派了既是首相又是舅舅的长孙无忌前去审理。[30]

然而审来审去，民事案却变成了政治案：房遗直指控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伙同他人谋反，阴谋拥立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为帝。这原本是房遗直的一面之词，提供的证据也捕风捉影。但因涉案的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三位驸马都是当年魏王李泰党羽，长孙无忌便抓住不放锻炼成狱。

结果自然是一个个皇亲国戚人头落地。

此案的真相已无法弄清，冤情则大约在所难免。薛万彻就不服判决，无奈因房遗爱提供证词，只好走上刑场。临刑前他悲愤交加地大声喊道：我薛万彻堂堂男子汉，不能驰骋疆场为国捐躯，却因为房遗爱这混蛋而死，太冤了！

刽子手被他吓住，竟然一刀砍偏。

薛万彻又大吼一声：为什么不用力？

刽子手哆哆嗦嗦，连砍三刀才把薛万彻杀死。[31]

房遗爱却是另一副德行。作为第一当事人，他不但对谋反一事供认不讳，为坐实薛万彻罪行出庭作证，而且还诬陷吴王李恪也参与其事，希望以此讨好长孙无忌，争取在量刑时能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宽大处理。

长孙无忌并没有给房遗爱一条活路，当然也没有放过让天下人对李恪死心的机会。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李恪无法自证清白，终于被赐自尽。死前，李恪大骂：长孙无忌！你玩弄权术，陷害忠良。如果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

无忌却毫无顾忌。本来，此案已经弄死了两个王、两个公主、三个驸马，他又在结案后趁机株连，软禁一王，流放一王、一宰相、一驸马。结果，皇室中稍有能力的都被剪除殆尽，以至于武则天改朝换代时易如反掌。这当然为长孙无忌始料之所未及，但他的大兴冤狱也天理不容。因此史家有评论说：此人后来冤死，可谓天网恢恢。[32]

报应同样说来就来。

显庆四年（659）四月，一个名叫李奉节的洛阳人状告朝中两位官员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此案蹊跷怪异，高宗皇帝便派了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前去审理。[33]

长孙无忌的末日到了。

事实上此时的长孙无忌，早已没有当年的权威。政事堂会议成员七人，六个不是他的党羽。更何况此案的主审官员之一，正是他的死对头现任中书令许敬宗。

许敬宗到底是历史学家，熟悉本朝故事，也深知当年长孙无忌怎样制造冤假错案。办法无非是先小题大做，将普通案件转变成谋反大案；然后由此及彼，顺藤摸瓜扯出想要牵连的人；最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据以结案。因此，他决定如法炮制，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把柄也很快就被抓住。被告之一由于受不了酷刑，自杀未遂。许敬宗立即定性为畏罪自杀，罪行也被确定为“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

这段话说得含糊其词，却是故意的。欲与，伺隙，有证据吗？没有，也不需要。皇帝愿意相信，就是真的。如果不相信，也没主审官什么责任。

高宗皇帝却万万没有想到案子会审成这样，不禁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他对许敬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舅被小人挑拨离间，疑神疑鬼或者可能，哪里至于谋反？

许敬宗答：同案犯供认不讳。臣等反复推理，确认无忌谋反之心暴露无遗。陛下不肯相信，社稷危在旦夕。

皇帝当然相信。

或者说，暗示自己相信。

事实上，高宗已经受够了权臣的跋扈，也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碰的钉子。当时自己流着眼泪为元景和李恪求情：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能饶他们不死吗？

结果居然是不能。[34]

因此，如果能扳倒长孙无忌，他倒是乐观其成。

不过，李治还是哭了。他伤心地说：我们家不幸，亲戚中总有人居心不良。以前是高阳公主和房遗爱，现在舅舅又这样，真叫朕羞于见人。如果情况属实，该怎么办呀！

许敬宗说：遗爱乳臭未干，公主女流之辈，他们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先帝旧臣，居相位三十余年，天下无不服其智谋，畏其权势。如今东窗事发，难免狗急跳墙。只要登高一呼，势必同恶云集。陛下不会想做隋炀帝吧？

李治被吓住了，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结果。是啊，隋炀帝就因为太信任宇文述一家子，才落得身败名裂，国也破家也亡。于是泪流满面说：就算真是这样，朕也不忍心。杀了舅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

许敬宗再次发挥历史学家的作用。他说，汉文帝杀舅舅薄昭，至今人称圣明。薄昭不过一怒之下杀了人，无忌却要伺机谋反，哪个罪过更大？陛下有何不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姑息养奸，势必变生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高宗皇帝完全被这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说服。他甚至没有派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便下令将他贬到废太子李承乾的流放地黔州。三个月后，许敬宗又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人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自缢。

百年老树就这样倒下了，随着倒下的是一片林子。曾经的宰相褚遂良、韩瑗、来济，以及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读如是）都被牵连进来，他们的亲属当然也成为城门失火时被殃及的池鱼，或被贬，或被杀，或流放，或除名，就连严守中立的现任宰相于志宁都未能幸免，堪称大清洗。

没有确凿而直接的证据表明，那位武皇后在此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只知道从此政归中宫。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给过许敬宗什么明示或暗示，一切都是那家伙投其所好、察言观色和自作聪明，皇后陛下则只需要坐享其成。

也许吧，也许。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只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因为他发现除掉长孙无忌集团之后，权力好像也并不属于自己。

[29]见刘餗《隋唐嘉话》卷上。

[30]本案错综复杂。为方便读者，以下表述无另注者，均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三年十一月至永徽四年二月条。

[31]见《旧唐书·薛万彻传》。

[32]见《旧唐书·宗室列传》之史臣曰。

[33]此案同样扑朔迷离，以下本节所述无另注者均依《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四月至七月条。

[34]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四年二月条。

谁是皇帝

李治这皇帝当得很不开心。

有一天，他找李义府谈话，因为这家伙的公然鬻官卖爵和家人的横行不法已经闹得民怨沸腾。于是皇帝陛下语气温和地告诫说：你的儿子和女婿都不太谨慎。朕倒是可以帮着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才是。

李义府勃然变色。他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

高宗皇帝差点噎住。

混账！这难道是臣子在跟君父说话吗？

然而他无可奈何。谁都知道，打狗还得看主人，而这条狗的主人是轻而易举就能让皇帝陛下偃旗息鼓的。于是高宗强压怒火说：只要情况属实，何必问朕从哪里听来？

李义府却居然满不在乎地扬长而去。[35]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他既恨李义府也恨自己。为什么要跟这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对话呢？又为什么身为天子却落了下风呢？无非因为那畜生的后台老板是皇后。

一想到皇后，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

没错，他对那位皇后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对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不明白。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和许敬宗，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天下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皇后的。

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

麟德元年（664）十二月，也就是长孙无忌被诬谋反的五年后，李治突然密召宰相上官仪，要他起草废后诏书。可惜诏书墨迹未干，皇后就得到了消息；而皇后刚刚站到皇帝的面前，皇帝就没了脾气。他甚至立马就出卖臣下，摇着尾巴对皇后说：我没这意思，都是上官仪教唆。

见过怕老婆的，没见过这么怕的。

皇后却笑了，因为上官仪曾是李忠下属。于是，又一桩谋反案被许敬宗驾轻就熟地铸成。废太子李忠赐死，上官仪则不但身首异处，而且被判全家入宫为奴。

至于李治，当然更加服服帖帖。

实际上从这时起，武则天就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并称“二圣”。然而，坐在帘子前面的皇帝不过摆设，坐在后面的皇后才是木偶的提线人。[36]

如此这般又过了十多年。

皇帝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他打算彻底交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位置让出来 ，结果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在此之前，他也曾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自己去做太上皇，太子李弘却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37]

位于武则天出生地四川广元的皇泽寺建有二圣殿，中有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双人塑像。这也是留存至今仅有的以“二圣”为主题的古迹。绘图据建筑照片。

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当了皇帝跟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唯一的羊。狼们也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自己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狼群突围，只能听天由命，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他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三十三岁时，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三十五岁又患风痹，四十六岁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经管不了许多。[38]

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废后阴谋破产的两年后，她与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的先例。八年后又宣布今上改称天皇，自己改称天后，并发布厉行改革的十二条施政纲领。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已是大唐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李治在五十六岁那年病逝时，武皇后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整整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间，武皇后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一直活跃在大唐政治舞台，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

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十年为“皇后时期”，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武后临朝不过偶一为之。中间十年为“二圣时期”，两人同时临朝，武后公开参政。到“天后时期”那会儿，高宗基本上不能临朝，皇权其实由武后行使。[39]

◎十二条施政纲领（建言十二事）

一

劝农桑 ， 薄赋徭 。

二

给复三辅地 。

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

五

省功费力役。

六

广言路 。

七

杜谗口。

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

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

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

据《新唐书》。

前前后后，正好掉了个儿。

武后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也因为大家都小看了这女人。人们以为，她要求参加封禅，不过是爱出风头；上书谈论改革，不过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前者是在造舆论，后者是在讲政治，都有良苦用心。

女人往往被小看，这让武后心中窃喜。

因此，当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编撰书籍时，也没引起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她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尽管皇后特地提到了“以史为镜”的名言，还是没人想到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更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野心。

直到有一天，北门学士出现在朝堂。

北门是皇宫的后门，依法只有皇帝、后妃、太子和王公才可以出入。武后却奏请高宗批准，特许这些撰稿人从北门进宫。看看地图就知道，皇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绕过宰相和百官办公的南衙。因此，这些人的任务绝不仅仅只是编写《列女传》之类的玩意，他们还有参决政事权。

只不过，是秘密的。

秘密总要公开，北门学士当中也终于有人不再只是悄悄待命于玄武门，而是堂皇地走进政事堂，成为参加国务会议的宰相。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后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组织写作班子，还要组织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40]

这是不流血的“玄武门之变”。

变革早就在慢慢进行。显庆四年（659）六月，以《姓氏录》替代《氏族志》的诏令从宫中发出。贞观时代的《氏族志》是一部家世门第的排行榜，明确标出了各家各户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目录的修订，便有着类似修宪的意义。

许敬宗和李义府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后者甚至将已经流行的《氏族志》统统收缴上来予以销毁，因为书中没有他们家的地位。许敬宗却是要拍武则天的马屁，而且他提出的改版理由，就是前书将武后的家族视为寒门小姓。[41]

结果，新编《姓氏录》便取代了《氏族志》。武氏家族跟李唐皇室并列为一等，许敬宗和李义府由于是宰相也列为二等，五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全部榜上有名，没有一官半职的旧士族则被淘汰出局。如此以官本位批判血统论，对于传统观念当然是颠覆。因此《姓氏录》一出，舆论哗然。

武则天却不管什么舆论不舆论，此后她还要用科举制度进一步摧毁门第观念。实际上《姓氏录》的出笼时间十分值得注意：两个月前，长孙无忌被诬谋反；三个月后，无忌被逼自尽。关陇勋贵倒下，寒门庶族起来，绝非偶然。

此时，距离她封后才三年多。

由此可见，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在做准备。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积累的政治资本也不少——就在她垂帘听政三年多以后，李绩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隋唐两代三位皇帝没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这时恐怕就连其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大唐实际上的皇帝，而且称职。

那么，她能得到皇帝的名分吗？

能。只不过要流血。

[35]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但两《唐书》对高宗之后的反应记载不同，《旧唐书》称“上亦优容之”，《新唐书》称“帝由是不悦”，本书认为《新唐书》是。

[36]以上均见《新唐书·上官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所记略同。

[37]这段历史真相不明。《旧唐书·郝处俊传》称“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但系年于上元三年。《新唐书·郝处俊传》称“帝多疾，欲逊位武后”，未系年。本书所述两事均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及《考异》。

[38]李治患病的时间先后是显庆五年（660），龙朔二年（662），咸亨四年（673）。

[39]见《旧唐书·高宗纪》上元二年三月。

[40]请参看两《唐书》刘祎之传。

[41]见《新唐书·李义府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六月条。

第三章
血洗

李弘之死

上元二年（675）春夏之交的大内，气氛相当压抑、紧张和诡异。因为就在一个月内，接连有两位皇室成员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四月二十五日去世的，竟是武皇后的亲儿子和唐高宗的嫡长子，二十四岁的太子李弘。

当时就有人说，李弘是母后毒死的。[1]

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以前就有人“吃错东西”。那起谋杀案的时间在九年前，场合是武皇后的家宴，在场的也都是皇后的亲戚：堂兄武惟良和武怀运，以及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也许，还有皇后的母亲荣国夫人。

食物中毒的是魏国夫人贺兰氏。

贺兰氏的母亲是武皇后的姐姐，诰封韩国夫人。由于妹妹是皇后，这个风韵犹存的寡妇便常常带着年轻貌美的女儿出入后宫，终于都上了高宗的龙床。韩国夫人死后，皇帝又打算正式收编魏国夫人，只不过一直没敢开口。

这当然突破了武后的底线，正好她母亲也对武惟良和武怀运颇为不满。于是事情就变成这样：魏国夫人不幸吃了两个舅舅献上的食品而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则因故意杀人而被判死刑。一切看起来都严丝合缝，皇后的大义灭亲也体现了帝国的司法公正，尽管此案根本经不起推敲。[2]

高宗皇帝就不相信。

魏国夫人死后，她的兄弟贺兰敏之入宫吊唁。高宗皇帝哭着说：朕上朝前人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没救了？

敏之只是哭，什么都不说。

武则天立即明白：这小子怀疑我。四年半以后，贺兰敏之被判流放，接着被杀或自杀。罪名则骇人听闻：与外祖母荣国夫人通奸，逼奸太子李弘的未婚妻，强奸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随行人员等等。此事同样真伪难辨。如果是真，敏之未免过于胆大；是假，武后又似乎不必如此作伪。[3]

说起来这也是武皇后的自作自受。由于痛恨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两个堂兄，她排斥武家人，让贺兰敏之继承了父亲武士彟的爵位。因此，后来要扳倒这位国公，便不得不大费周章，甚至赔上母亲和未来儿媳妇的名誉。

真相究竟如何，大约只能存疑。

但，另一个儿媳之死，武后难逃罪责。

这个无辜的女人姓赵，是武后之子李显的王妃，同时也是高祖之女常乐公主的女儿。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常乐公主身份特殊。论血缘，她是太宗皇帝的姐妹；论辈分，是高宗皇帝的姑姑。所以李治与她，关系十分密切。

武后却不能容忍。实际上，她不允许任何女人与皇帝过从甚密，无论他们是否有性的关系。于是，常乐公主和她的丈夫被打发到千里之外，他们的女儿则被软禁，尽管这女人同时是天后的儿媳，李显的正妻。

跟被废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一样，赵妃的日子过得可怜兮兮暗无天日。她甚至必须自己给自己做饭吃。因此，当卫士注意到赵妃的住处好几天都没有炊烟升起时，这才想起打开门锁进去看看，也才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腐烂。

此案照例不了了之。他杀？自杀？意外死亡？既没有结论也无人过问。我们只知道，发现赵妃尸体的那天是上元二年（675）的四月七日，十八天之后李弘死亡。[4]

没有证据表明两案有什么关联。但，命案的发生也未免太密集了一点，宫里宫外难免飞短流长。当然，赵妃应该不是“吃错东西”。准确地说，她是死于武后的冷暴力。李弘的事就不好说了。太子与皇后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就在李弘监国之时，母子两人还发生了严重冲突。

冲突与另外两位公主有关。

两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萧妃被害之后，她们倒是保全了性命，却既无母爱也无父爱。没人关心的公主直到三四十岁仍然待字闺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剩女。李弘听说后大为吃惊，悲从中来的他决定为姐姐讨回公道。

统领六宫的武后无法拒绝这样的正当要求，处理办法则是将两位公主嫁给了当天值班的卫士。尽管如此，她对太子仍然充满怨恨。因为李弘的人道主义关怀，至少反衬出她的残忍和冷漠。更可恨的是，李弘不是向中宫请旨，而是直接上奏父皇，这让她如何母仪天下？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天后绝不允许挑战她的权威，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要知道，就连皇帝在她面前也得服服帖帖，何况其他？于是朝野上下纷纷传言，太子殿下也“吃错了东西”。[5]

显然，要侦破此案，必须回答两个问题：李弘有没有可能为两个姐姐主张权利？武后有没有必要毒死儿子？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为冤死的废太子李忠收尸就是证明。李忠出京时，李弘实际年龄才三岁半，兄弟俩并没有感情。他替同父异母的哥哥说话，完全是出于儒家主张的孝悌和发自内心的同情，这倒与母后正好相反。

的确，李弘天性善良。

善良在他少年时期便已经表现出来。有一次，老师为他讲《春秋左传》，讲到楚成王被太子商臣逼宫谋杀时，李弘立即叫停。他说：圣人的书，怎么会有这种内容？如此有悖人伦天理的事，话都说不出口，怎么听得入耳？

老师只好改讲《礼记》。

事实上，李弘的仁爱非常纯朴自然。咸亨二年（671）关中大旱，皇帝率领百官就食于洛阳，留二十岁的李弘在长安监国。太子殿下亲自到军中视察，发现士兵们吃的竟是树皮草根，便下令打开自己的库房，给军队补足口粮。这事当时就广为流传，并在大唐臣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太子李弘，可以说口碑极好。

可惜他的身体却很不好。早在被封为太子那年，他就曾大病一场，以至于御医无策。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其他人处理政务。皇帝陛下甚至不得不减少他的工作量，并把他接到东都洛阳，回天无力地看着他死在了那里。

也就是说，去世前的李弘已经病入膏肓。[6]

既然如此，武则天大可不必故伎重演，再次充当投毒案的主角。更何况，这时她与高宗同时临朝已经十年，封过了泰山，灭亡了高句丽，还改称为天后。她的根基，岂是李弘所能动摇？何况那太子还跟父皇一样病病恹恹。[7]

惯于冤枉好人的，也可能被冤枉。

那么，我们该作何判断？

李弘是主张疑罪从无的。征高句丽时，朝廷曾规定士兵但凡不能按时报到，一律视为逃亡，全家罚没为奴。李弘却上书表示反对。在一篇洋洋洒洒的奏折中，他指出了士兵不能到位的多种可能，比如路途生病，海上遇难，遭遇敌人而不慎受伤等等。既然无法甄别，不如一概不问。

没错，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怪一人。[8]

这就是李弘的观点。何况他为姐姐主张权利，是在去世四年多以前，武后岂能因此而起杀心？为了尊重事实，也为了尊重李弘的价值观，我们最好算他病故。[9]

总之，孝悌仁爱的弘死了。这是大唐的不幸，却未必是武则天的。上天召回了不听话的初生牛犊，反倒省去她考虑食品安全的麻烦。何况她还有三个儿子，作为赌注和资本已绰绰有余。是的，没了李弘，还有李贤；没了李贤，还有李显和李旦。这些都是她手中的棋子，怕什么呢？

难怪她会毫不留情地废掉章怀太子李贤了。

[1]关于本案，《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但云“寻薨，年二十四”；《新唐书·孝敬皇帝弘传》称“遇酖薨”，《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称“后怒，酖杀弘”，《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称“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酖是鸩的异体字。

[2]见《旧唐书·武承嗣传》，《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乾封元年八月条。三书记载有出入，本书所述据《资治通鉴》。

[3]高宗与敏之的起疑，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罪名及死，见《旧唐书·武承嗣传》；全部情况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咸亨二年四月条。

[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

[5]关于此事，《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的说法是：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庭，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杀弘。同书《孝敬皇帝弘传》称：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与《新唐书》说法相近，但两公主年龄为年过三十。

[6]因此有学者认为李弘是病死的，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即称：请降二公主，何至一怒而欲杀？武后是时欲图临朝，岂复弘所能沮？则谓后杀弘殆不足信也。

[8]以上所述李弘故事均见两《唐书》之李弘传。

[9]据《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李弘为两位姐姐主张权利，是在咸亨二年（671）正月或稍后。李弘去世，则在上元二年（675）四月。《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同书《孝敬皇帝弘传》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故意将相隔四年多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未免有诬陷之嫌。这一史实经胡戟《武则天本传》指出后，应该不再存疑。但这也只能证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不可采信，仍不能百分之百证明李弘非武则天所杀，故本书持谨慎态度。

再废太子

李贤是当了五年太子之后被废的。[10]

这是高宗朝第二次废黜太子。不过，上次被废的李忠是庶子，本次被废的李贤却是嫡子。而且，李贤是在嫡长子李弘去世后顺序接班，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因此，一种无风不起浪的说法便在宫廷内外广为流传：李贤不是武皇后的儿子，而是姐姐韩国夫人和高宗皇帝李治的私生。[11]

当然，也只是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

没人知道这些流言蜚语从何而来。就算我们想保护其著作权，结果也只能是查无此人。传播者当然照例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宫女。考虑到此类人物在昭仪时代的作用，未免让人怀疑源头就在武后，却又想不出这对她有什么好处。

武皇后，总不会为了废黜李贤而造此舆论吧？

应该不会。

李贤就更不可能是传言的制造者和散布者。相反，他被这风声弄得惴惴不安。然而即便贵为太子也无可奈何，只能疑神疑鬼东张西望。母后却似乎存心跟他过不去，各种训斥和指责接二连三劈头盖脸，直到这位太子被废。

缘由，却是一起谋杀案。

被杀的叫明崇俨。这是一个妖孽，或邪教人物，据说精通种种妖术，因此深受天皇和天后信任，得以出入宫廷干预朝政，还被授予官职。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兴风作浪，声称太子李贤不堪承继，李显和李旦才有帝王之资。这当然是严重的挑拨离间和煽风点火。因此他被谋杀，太子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成为怀疑对象。[12]

不过，李贤有动机，武后无证据。

没有证据就只能按兵不动。事实上，明崇俨被杀是在仪风四年（679）五月，李贤被废则在次年八月，其间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差。而且就在明崇俨被杀五天之后，太子李贤便受命监国，此案的审理应该也在这个时候。[13]

主管部门和侦查过程已无从知晓，只知道最后以“为盗所杀”结案。至于真相是盗贼谋财害命，还是那家伙与黑道中人结了梁子，一概不知。但这不等于武后不再怀疑。种种迹象表明，她已经决定废掉太子，只不过要等待时机。

机会是李贤自己创造，又由太子党提供的。

李贤原本优秀。甚至可以说，武则天四个儿子，最优秀的是前两个：哥哥李弘孝悌仁爱，弟弟李贤聪明好学。由他组织名儒所作的《后汉书》注，至今仍是史学名著。再加上监国用心，施政宽厚，其实很得父皇欣赏，臣民拥戴。[14]

然而李贤跟那些纨绔子弟一样，也喜欢声色犬马，甚至可能与家奴有同性恋关系，其他方面的行为也不检点。太子手下一位正六品的谏官看不下去，便上书劝谏。这位谏官和他的父亲都是进士出身，品学兼优。而且他父亲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时，还弹劾过正三品的中书令褚遂良。[15]

父子俩既然都是正派人，批评就肯定属实。如获至宝的武皇后立即让皇帝下令，由中书侍郎薛元超、门下侍郎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联合办公，三堂会审，彻查。[16]

结果，正如当年长孙无忌把民事案变成了政治案，这次也由情色案审出了谋杀案和谋反案。李贤的那个同性恋家奴供认，明崇俨是自己受太子指使暗杀的，有关部门又在马房里搜出了数百件盔甲。李贤百口莫辩，只能等死。

高宗皇帝当然不敢相信。公主谋反，舅舅谋反，废太子谋反，现任太子也谋反，李唐皇室谋反的也太多了吧？可惜他不会辩诬只会求情，结果当然被天后驳回。她说：为人子而谋弑逆，天理不容。大义灭亲，哪有宽赦余地！

于是，李贤被废为庶人。

这一天，是调露二年（680）八月二十日。三天后，改名为李哲的李显被立为太子，同时改元永隆。从李贤那里搜出的盔甲则在洛阳城外的天津桥南焚烧，以昭告天下。一起骇人听闻的惊天大案就这样迅速落下帷幕。[17]

天津桥位于洛阳城内的核心地带，跨越洛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人流如织，繁华热闹。武周时期天津桥南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场所，也是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地。如后来张氏兄弟案发，正是枭首于此处。将盔甲焚毁于天津桥南，具有重要的昭告作用和象征意义。

但，此案疑云重重。

首先，明崇俨真是太子指使家奴暗杀的吗？不知，因为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何况这口供也来得蹊跷。审判官要问的原本是他和太子的性关系，为什么供词却是杀人？如此答非所问，是主动交代还是有人暗示？如果是主动，则不伦变成杀人，岂非罪加一等？如果是诱供，请问是谁诱使？

其次，马房里藏着兵器武备，是谁提供的线索？难道又是那同性恋家奴？那他可真是找死。要知道，杀人比不伦罪过大，谋反罪更大；而谋杀一个明崇俨，是用不着私藏几百件盔甲的。但，如果没有线索，有关部门怎么会去搜，又怎么敢搜？现任太子的官邸，难道是可以随便出入的？

第三，也最可疑的，是此案为什么要三堂会审？由中书和门下两省副长官，会同监察部门长官组成合议庭，而且三位主审官都兼任或曾任国务委员，这种阵仗要审的可是大案要案。对付生活糜烂，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18]

也只有一种解释：武后存心要小题大做。

但，为什么呢？

恐怕不是为了明崇俨，至少不仅仅是。如果是，早就该动手。这一回，也是项庄舞剑。事实上，即便明崇俨确为那家奴所杀，盔甲也确系李贤所藏，那也只是犯了教唆杀人罪和私藏兵器罪，而非造反谋逆罪。何况数百件盔甲，能谋什么反？身为太子，又何必要谋反？除非即将被废。

那么，天皇和天后表示出要废他吗？

没有。

既然如此，李贤又谋的哪家子反？

然而天后认定他谋反，他也只好“被谋反”。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保住性命也许仅因“未遂”。不过可怜兮兮的废太子最后还是死于非命。被废三年半以后，他的母后突然派了一位将军去加强软禁的戒备，那将军却把李贤关押起来逼他自尽。李贤只好告别人世，享年三十一岁。[19]

武则天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她的指使，于是将那个“自作主张”的将军贬到外地，又追封李贤为雍王。

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惺惺。因为那个被贬的将军很快就官复原职，李贤的家人却继续受到迫害。他的一个后来封为邠王（邠读如宾）的儿子甚至“学会了”天气预报：说下雨就下雨，哪怕晴空万里；说天晴就天晴，哪怕乌云满天。只不过邠王表现出这本事，是在二三十年后的玄宗时代。

四川广元皇泽寺的唐代石窟中可见一个别具特色的供养人形象，着官服，戴官帽，合掌跪于大佛脚边，形象微小、神情虔诚。有观点认为这一形象代表了李贤，他曾主理石窟开凿，以供养人形象出现，以求神佛护佑。

于是玄宗皇帝问：邠哥难道有什么奇术吗？

臣没有，邠王答。由于先父的原因，臣在宫中被关押了十几年，每年都要被痛打好几顿。因此每到下雨前，背上就会疼痛，快放晴时就轻松，屡试不爽。臣遍体伤痕，以此而知晴雨，非有奇术也。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闻言，也潸然泪下。[20]

显然，这里面有太多的让人想不通。

照理说，李贤与天后的关系，应该比李弘好。因为李弘顶撞和批评过她，李贤却没有。何况李贤既然被废，无论武后动机为何，目的都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在软禁多年之后实施肉体消灭，而且对李贤的儿子（其实也是她的孙子）如此残忍？难道贤儿真是韩国夫人私生？[21]

不过当真如此，下手就该是明崇俨被杀之日。反正证据真伪并不重要，何不趁热打铁？李贤之死又为什么要拖到三年半以后？只能有一种解释：武则天首先是政治动物，然后才是女人和母亲。私情之于她，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因此这一系列谜团，也只有放到政治背景下才能破译。

[10]李贤，上元二年（675）四月立，永隆元年（680）八月废。

[11]以下所述无另注者，均见两《唐书》之章怀太子李贤传。

[12]明崇俨事亦见《旧唐书·明崇俨传》。

[13]据《旧唐书·高宗纪》，明崇俨被杀是在仪凤四年五月壬午。五天之后太子李贤监国。六月辛亥改元调露。

[14]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15]见《旧唐书·韦思谦传》及所附韦承庆传。

[16]当时裴炎的职位是黄门侍郎，其实就是门下侍郎。

[17]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永隆元年八月条。

[18]据《旧唐书·高宗纪下》，三人兼任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时间是：薛元超，仪凤元年（676）三月；高智周，同年六月；裴炎，调露二年（680）四月。但高智周在调露元年（679）罢相。

[19]关于李贤的死期和享年，有不同说法，此据雷家骥《武则天传》。

[20]见两《唐书》章怀太子李贤传所附邠王守礼传。

[2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即称：武后虽残，亦未闻自杀其子，然则谓贤为韩国所生，其事或不诬也。

更换皇帝

事情还得从李弘之死说起。

有证据表明，皇太子李弘去世前，高宗皇帝是曾经打算让位于他的。这当然多半因为天皇的状况越来越差。李弘去世前一个月，他甚至由于病重而不能临朝，萌生禅让的念头应该就在此时。没想到，儿子却比他先走一步。高宗只好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算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22]

则天皇后却五味杂陈。

没错，十五年来，政治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比跟体弱多病的皇帝相处更能让她兴奋。因此，她并不喜欢什么禅让。皇帝变成太上皇，她就只能是太上皇后。太上皇后也可以坐在嗣皇帝后面垂帘听政吗？对不起，没这一说。[23]

是啊，皇帝都退休了，皇后还赖在朝廷？

那还不如做皇太后，甚至太皇太后。

不过这样一来，被杀的就该是李治。谋杀李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弘死了还有贤。贤儿已经二十一岁，还耳聪目明年富力强，谁知道高宗会不会让位给他？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是皇帝和太子病而不死，所有的政务都交由天后。

这才是武皇后的如意算盘。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弘还是死了，贤则顺序接班。这就给了历史一个缓冲期，也给了天后一个机会。李贤继位太子不到一年，病情加重的高宗鉴于贤儿经验不足，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要让武后正式摄政，甚至让她做皇帝。

此刻，大约是上元三年（676）四月。[24]

宰相团震惊。见过出格皇帝，没见过这么荒唐的。中书令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读如演）明确表示反对，理由则有两个：一，男主外，女主内，不能颠倒。二，天下是列祖列宗的，不是李治自己的，岂能私相授受？[25]

中书令是当然的宰相，李义琰也是新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国务委员。他们以中书省正副长官兼现任宰相的身份一齐亮出红牌，而且反应强烈，高宗不能不三思。[26]

逊位之事，也只好不了了之。

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武则天持什么态度。但以她政治嗅觉之敏锐，不可能毫无想法。这件事至少告诉她，原来掌权并不一定要靠垂帘听政，还可以自己当皇帝。只不过，不要说称帝，即便代理皇权，宰相团和太子党都不会同意。[27]

很清楚，公开摄政有人反对，自己称帝更加不行。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反弹，也既然反正要跟那些反对派和死硬派决一死战，那么武则天该作何选择？

当然是自己当皇帝。

因此，她看李贤的目光，便大不同于看李弘。李弘只是不够听话，李贤却是敌人的棋子。实际上两位出身名门的宰相已对高宗表明：陛下应该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言外之意也很清楚：就算需要有人摄政，那也该是太子李贤。

李贤已经成为绊脚石。

也就在这时，明崇俨开始兴风作浪。这个自称会算命的家伙说不定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由于不足月，也由于出生在数九寒冬，而且是在去昭陵的路上，真李贤很可能在生下来那天就死了，高宗与韩国夫人的私生子则被抱过来冒名顶替。至于武则天是否被蒙在鼓里，不得而知。[28]

我们知道，明崇俨这类人物，是最擅长打听隐情或制造传言的。不难想象，武则天听他说出李贤为什么不堪承继时是什么感觉，何况李贤还挡了她的路。总之，无论如何李贤都必须被废，问题仅仅在于被废和被杀的时间。

这就要排出详细的时间表。

◎公元671年至684年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71

咸亨二年

正月

皇太子李弘在长安监国

同月或稍后

李弘为两个姐姐主张权利

674

上元元年

八月十五

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

675

上元二年

三月

高宗病重不能临朝

四月七日

赵妃被发现已经死亡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李弘卒

六月三日

李贤继位为太子

676

上元三年

四月

高宗提出逊位于武后

677

仪凤二年

不详

明崇俨入宫供职

679

调露元年

五月

明崇俨被杀

680

调露二年

八月二十日

李贤被废为庶人

八月二十一日

李显（李哲）被立为太子

683

弘道元年

十二月四日

唐高宗卒

十二月十一日

李哲继位

684

嗣圣元年

二月六日

李哲被废

文明元年

二月七日

李旦为嗣皇帝，改元文明

二月十五日

武太后临朝称制

二月二十七日

李贤被杀

光宅元年

九月六日

改元光宅，全面改制

很清楚，从高宗提出逊位于武后，到明崇俨被杀，正好三年。这家伙入宫供职，则不早不晚正在第二年。此后李贤的身世之谜就成了皇后和太子的心结，太子买凶杀人也未尝没有可能。之所以没有立即处分，也许是为了避嫌，尽管后来还是扯出了这起谋杀案，结案罪名却是谋反。

至此，母子二人大约都已心照不宣。无论李贤是武后的亲儿子还是养子，他都没有继续担任太子的可能，但应该还能保住性命。之所以仍然被杀，是因为出大事了。

大事就是高宗驾崩和新帝被废。

高宗当然是病故。弘道元年（683）十月，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头痛欲裂双目失明，御医针刺之后才稍有好转，但挨到十二月四日还是撒手人寰，享年五十六岁。他留下的遗嘱共三条：太子继位，丧事从简，大事不决者问天后。[29]

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头七之后，此前已经改名为李哲的太子李显在灵柩前即位，时年二十八岁，是为中宗。大行皇帝李治的未亡人武则天，也由天后变成了太后。

中宗李哲是被明崇俨吹捧为最像太宗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的第一项人事决定，竟然是要任命老丈人韦玄贞担任门下省长官。这项提议遭到首相兼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新皇帝却发飙说：国家是朕的。就算朕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

武太后勃然大怒，废立行动也迅速展开。

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和羽林将军程务挺等人带兵进宫，宣读皇太后令，废新皇帝李哲为庐陵王。李哲却好像还没有从梦中醒过来，被扶下殿时居然懵懵懂懂地问：我有什么罪？

太后一声冷笑：把天下让给姓韦的，难道不是罪？

李哲哑口无言。[30]

这时，李哲登上皇帝宝座还不到两个月，此后就失去了自由。他被迁出京城，软禁在今天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一座旧宅里面，过着担惊受怕和以泪洗面的日子。那座宅子当年是伯父李泰居住的。李泰夺嫡失败，李治才当了皇帝。李哲却没有跟谁争夺过帝位，为什么也关在了这里？

那就得问他的母后了。

母后的心思很清楚，那就是要把皇权据为己有。这个最高权力握在她手里二十多年了，怎么舍得交出去？哪怕是交给自己的儿子。想当年，四个儿子是她捍卫皇后宝座的重要资本，现在却统统成了累赘，当然要弃如敝屣。

小儿子李旦倒是简单。他在哥哥被废的第二天就确定为嗣皇帝，时年二十三岁。五天之后，新皇帝率领文武百官给母亲重上皇太后尊号，他母亲则在三天之后以皇太后的身份正式册封李旦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睿宗。[31]

这一系列的程序看起来繁琐诡异，却是必不可少的精心设计。中华帝国是礼仪之邦，权力的交接必须合礼；而皇帝由太后正式册封，则意味着他执政的合法性来自太后。因此太后让他靠边站，自己临朝称制，就变得合理合法。

程序走完，武太后堂而皇之地公开摄政，新皇帝则被安排在其他宫殿里长期带薪休假。当年唐高宗想让武皇后做而没能做成的事，现在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剩下的问题，是李贤。

李贤却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无论他自己怎么想，都不可避免会被别人拿来当枪使。毕竟，国赖长君。三十一岁的李贤比二十三岁的李旦更能当好皇帝，何况他的被废原本就有人喊冤。所以，废中宗，就必须杀李贤，以绝后患。

武则天的防范并没错，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李贤死后半年，就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公开造反。叛军气势汹汹，似乎转眼之间就会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刚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的帝国皇太后，能度过这新的政治危机吗？

[22]据《旧唐书·高宗纪下》，上元二年（675）三月，高宗风疹不能听政，政事皆决于天后。但该书称是时高宗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有误（详后）。四月，李弘即去世。高宗欲让位于李弘事，见《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和《孝敬皇帝睿德记》。

[23]显庆五年（660）六月，唐高宗中风，武后开始参决朝政。麟德元年（664）三月，帝后同时临朝，时称“二圣”。 上元二年（675）四月，皇太子李弘卒。

[24]关于此事的发生时间，诸正史记载不一，《旧唐书》之高宗纪与郝处俊传甚至自相矛盾，《唐会要·识量上》则系于仪凤元年即上元三年四月。胡戟《武则天本传》认为事在上元三年正月到四月间，并认为《资治通鉴》系年于上元二年三月，是有意误导读者，暗示李弘因此被武则天毒杀。本书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但考虑到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在上元三年四月，因此采信雷家骥《武则天传》的说法，考定为该年四月。

[25]见两《唐书》之郝处俊传。

[26]关于李义琰的身份，由于正史记载模糊，其实不能确定。雷家骥《武则天传》认为他此时已经同中书门下三品，胡戟《武则天本传》则是认为是事后担任相职，本书姑从雷说。

[27]郝处俊兼太子宾客，李义琰兼太子右庶子，因此也是太子党。

[28]这种可能性是胡戟先生提出的，见胡戟《武则天本传》。考虑到李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十七日，因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参考。至于这一秘密由明崇俨发现并告诉武则天，纯系本书猜测，没有证据，读者不妨姑妄听之。但据《旧唐书·明崇俨传》，明崇俨官拜正谏大夫入宫供职，正是在仪凤二年（677），他又“私奏”李贤不堪承继，不能不让人怀疑有关李贤身世的传言就是他悄悄散布甚至故意制造的。

[29]见两《唐书》之高宗纪，《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唐大诏令集》卷十一。

[30]以上见两《唐书》之裴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正月及二月条。

[31]见《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具体日子是：二月七日，立李旦为帝；十二日，上皇太后尊号；十五日，皇太后册封李旦为新皇帝。

扬州兵变

太后稳坐朝堂听取汇报。

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叛军人马十万，起兵扬州，时间在九月二十九日，挑头闹事的叫徐敬业，是当年主持过皇后册封仪式之开国元勋李绩的孙子，所以也叫李敬业。[32]

这事好办，还让他姓徐就是。

徐敬业扬言李贤没死，就在扬州城中。

假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不足为道。

他们还传檄（读如席）天下。

这就要研究了。檄是一种官方文书，或用于征召，或用于晓谕，或用于声讨。徐敬业这份檄文，当然是用来声讨武则天，并表示自己如何正当正义的。中国古代战争非常讲究师出有名，通过檄文很能看出对方的想法。

于是太后吩咐：读来听听！

不听也知道会骂人。果然，开篇就是“伪临朝武氏者”。

太后暗笑：伪临朝？你说了算吗？

接下来自然是人身攻击，所有旧账都被翻了出来，就连高宗皇帝也被指责为乱伦，当然是被诱惑，而罪魁祸首正是武某：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读如闭，宠幸）。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笑话！后宫之内，谁不争宠，谁肯让人？

第二段自吹自擂，声称徐敬业“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势力之强大，已是“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军队之威武，堪称“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当然所向无敌不可战胜，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太后又笑了。十万乌合之众，也敢这样吹嘘？

最后是号召，包括煽情：一抔（póu，捧）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也包括许愿：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还包括打气：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不过，刚读到煽情那句太后便突然叫停，目光炯炯地问：谁的句子？

答：骆宾王。

宰相失职！太后说。这样的人才，怎么没发现？[33]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

的确，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他这篇檄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确实写得铿锵有力。但，鉴赏能力不低的武则天，仅仅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吗？

不。她从中看出了许多奥秘。

最明显的问题是夸大其词。没错，高宗皇帝驾崩于东都洛阳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四日，灵柩西行回长安却在第二年五月十五，入土为安更拖到八月十一日，距离徐敬业造反只有一个半月，堪称“一抔之土未干”。但，中宗二十八岁，睿宗二十二岁，怎么能叫“六尺之孤”？浮夸！

浮夸是文人的通病，也是兵家的大忌。拿这样一篇夸夸其谈的东西作为纲领性文件，只能说明徐敬业一伙既不懂军事也不懂政治。比方说，檄文号称“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那么请问，要勤哪个王，旧君又是谁？如果是睿宗李旦，则此王安然无恙；如果是中宗李哲，则置睿宗于何地？还有假李贤，又算哪一出？简直着三不着两。

清除妖孽也一样。谁是妖孽？妖孽是谁？除“伪临朝武氏者”外，还包不包括追随太后的满朝文武？同样，所谓“凡诸爵赏，同指山河”也很可笑。这大唐的江山，难道是你们徐家的？且不说谁胜谁负还很难讲，就算平定了天下，论功行赏也是皇帝的事，你徐敬业封什么官，许什么愿？[34]

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的，是你们自己吧？

事实上，徐敬业集团就是一伙破落贵族、失意官僚再加落魄文人，由于被贬而聚集在扬州。因此，气壮山河的背后是色厉内荏，义薄云天的背后是公报私仇。难怪太后要责备宰相失职。因为骆宾王如果官场得意，他那支妙笔写出的就不是声色俱厉的檄文，而会是天花乱坠的颂歌。

也许，这就是武则天读出的信息。

此贼不足虑也！太后非常笃定。没错，这伙人的家底很容易就能查清，这样的狐群狗党也不难对付。因此，太后只是迅速调集了三十万大军，便将前方战事交给指挥官李孝逸和监军魏元忠，自己继续忙活朝中事务去了。

结果不出所料，徐敬业的豪赌和骆宾王的鼓噪并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叛军方面却屡犯错误。最后，那两人的首级被他们的部将砍下送到了洛阳，扬州兵变从头到尾仅仅持续四五十天。平叛过程也基本上有惊无险，相当于帝国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如果不是因为骆宾王那篇传世之作，人们甚至不会记得曾经有过这场战争。

但，反思却仍然必要。

胜败之因倒是简单，徐敬业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他的动机如果当真是要匡复唐室救驾勤王，那就应该采纳军师魏思温的建议，挥师西进直取洛阳。苟如此，则可争取到天下人心，即便战败也虽死犹荣。可惜徐敬业的真实想法，却是分裂割据占山为王，因此南下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直奔那“金陵王气”而去，结果既失地利又失人和。[35]

武则天却优势明显。首先，她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占领着道德高地。其次，天下承平日久，帝国深得人心，臣民并不希望动乱。第三，监军魏元忠鞠躬尽瘁足智多谋，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她还应该感谢隋炀帝，正是炀帝开通的大运河保证了军队的调遣和粮草的供应。[36]

谁胜谁负，一目了然。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新的问题：力量的对比既然如此明显，徐敬业为什么还敢造反？所谓“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难道仅仅只是宣传？造反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九月二十九日？在此之前，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是。

第一件事当然是中宗被废、睿宗继位和太后临朝，不过这在当时还不足以引起公愤。毕竟李旦也是高宗嫡子，太后执政则可能仅仅只是过渡（详见下节）。所以，这年二月份发生的事，不会是引起扬州兵变的直接原因。

那么，关键时刻在哪天？

安葬高宗以后不到一个月的九月六日甲寅。是日，武太后颁布一系列诏令，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

变革几乎是全面的，包括：

改元光宅，大赦天下。

旗帜改用金色。

东都洛阳改称神都。

中央政府改名：中书省改称凤阁，长官改称内史；门下省改称鸾台，长官改称纳言；尚书省改称文昌台，左右仆射改称左右相，六部尚书改称六官；御史台改称肃政台，并且分左右。其余各省、寺、监，以此类推。

谁都看得出，这是要变天了。

武太后也没打算遮掩。又是鸾台，又是凤阁，明摆着就是要做女皇帝。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和坚决反对，一场恶斗在所难免。

但，武则天决定要做的事，那就一定会去做。而且一旦站稳脚跟，就会迅速推进。因为她已经六十岁了，可谓时不我待，容不得她慢条斯理，四平八稳。因此，这个女爷不会退缩也不会让步，只会傲然地去迎接那血雨腥风。

是的，她还要杀人。

只不过这次被杀的，竟是宰相裴炎。

[32]徐敬业兵变日期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

[33]本段故事及引文均见《旧唐书·李绩传》所附徐敬业传。该传但称“则天读之微哂”，然以当时情景及上下文，由侍臣颂读更能还原真实。骆宾王所撰檄文有不同版本，如《旧唐书》所引之“同裂山河”或作“同指山河”。用词不同，语气不同，意思也不同，本书以后者为是。“试看今日之域中”句，也有不同理解，这里不讨论。

[34]关于勤王和妖孽问题的分析，系由雷家骥《武则天传》提出。

[35]见两《唐书》李绩传所附徐敬业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

[36]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

洛阳本为唐之东都，更名神都后，成为帝国的实际中心，并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建设了天堂、明堂等一系列建筑，宣告新时代的诞生。洛阳平面图据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局部图据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原载《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裴炎被杀

裴炎死得奇怪。

中书令裴炎是十月十八日被杀的。这时，距离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不到二十天，他那姓李的资格和特权也要在第二天才被取消，此刻还叫李敬业。大敌当前杀宰相，而且这宰相在八个月前还跟太后联手废了中宗李哲，更早的时候还帮她定了李贤谋反的罪名。如此帮凶，怎么也杀了呢？[37]

当然是有罪，罪名也照例是谋反。

同样，照例也没有证据。准确地说，可以作为怀疑依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讨伐徐敬业态度消极。按说，国家出了这样的大事，作为首相应该马上召集政事堂会议，讨论如何平叛安民。裴炎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这种“不作为”也只能定为渎职罪，怎么就是谋反呢？[38]

当然是有人这样认为。

事情出在御前会议上。当时，太后问计于裴炎，希望他拿出平叛方案来。裴炎却回答：皇帝成年而不能亲政，这才给了反贼借口。只要太后还政，叛军不攻自破。[39]

于是，一位监察御史便指控裴炎有通敌谋反嫌疑。他的理由是：国难当头，身为宰相而不积极主动讨贼，反倒趁机要求太后归政。如果不是别有所图，请问作何解释？

结果，裴炎被捕下狱。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没错，裴炎在这个时候提出还政的要求，确实未免有逼宫嫌疑，也让人觉得别有所图，却肯定不是谋反。太后退休，皇帝亲政，怎么是谋反呢？就算裴炎想做拥立新君的功臣，那也是大唐的呀！何况裴炎的忠诚朝野皆知，因此消息传出便舆论哗然。以鸾台（即门下省）长官为首，众多朝中大臣向太后拍着胸脯担保裴炎不反。

太后说：确有征兆，只是你们不知。[40]

不可能！辩护人说。如果他谋反，臣辈也反了。

太后却只是笑着摇头：朕知裴炎反，卿等不反。

这些话真是丈二和尚，嫌犯的态度更是费解。当时有人劝他认罪求情，或许可免一死，裴炎也只是笑着摇头：宰相下了大狱，哪里还能出来？然后安安静静等死。

裴炎，似乎与太后心照不宣。

悲剧啊！想当初，裴炎与太后的配合何等默契。他们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次宫廷政变。现在却一个在宫中，一个在狱中，他们都会想些什么呢？

没人知道。

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前，裴炎是太后的得力助手，甚至帮凶；现在则不但成为对立面，更是成为抗衡太后之政治力量的领袖人物和领军人物。他的逼宫，其实是摊牌。

摊牌会有风险，也要付出代价，机会却只有一个。唯其如此，裴炎才会在扬州兵变消息传来时那么淡定。这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为了表现处变不惊的宰相风度，当然更不是与徐敬业勾结合谋。实际上，他就是要借此机会将太后逼回后宫，让睿宗走上前台。因此，裴炎必须让徐敬业把火烧得更旺些，以便把武太后变成热锅上的蚂蚁。[41]

可惜在那个年代，没有谁是武则天的对手。她甚至不用多看一眼，就读出了裴炎的内心独白，然后顺手便把他放在了热锅上。太后很清楚，裴炎已不是从前的他，自己也不是从前的我。只不过这一转变，裴炎知道，太后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所以她才会说：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

当然，什么时候变的，也不知道。

因此，要想侦破此案，必须排出详细时间表。

◎光宅元年（684）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一日

改元嗣圣

二月

六日

李哲被废

七日

立李旦为嗣皇帝，改元文明

八日

李哲之子李重照由皇太孙废为庶人
命刘仁轨专知西京事

九日

派人前往巴州加紧看管李贤

十二日

李旦为母后上皇太后尊号

十五日

武太后临朝称制，册封李旦为皇帝

二十七日

李贤被杀

四月

二十二日

迁李哲于房州

二十六日

再迁李哲于均州李泰旧宅

五月

十五日

高宗灵柩西还

八月

十一日

葬高宗于乾陵

九月

六日

改元光宅，全面改制

二十九日

徐敬业扬州兵变

十月

十八日

宰相裴炎被杀

十九日

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

十一月

十八日

徐敬业兵败被杀

十二月

二十六日

程务挺被杀

很清楚，三次改元的684年真可谓不平凡的一年，事件最密集的则是二月。仅仅顺着时间表读下来，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尤其是八日、九日两天，太后先是将李哲的嫡长子废为庶人，接着就派人去谋杀废太子李贤。两件事的目的完全一样，都是要杜绝后患。毕竟，中宗被废以后，自己称制之前，局势是瞬息万变，极不稳定的。

这时，她授权刘仁轨镇守长安，就非同寻常。

刘仁轨在高祖时就加入了唐政权，此刻年逾八十，堪称四朝元老，而且与高宗和武后夫妇有通家之好，武则天甚至可以跟刘夫人说家常话。这样的君臣关系十分罕见，这样的元老重臣更是硕果仅存，太后可以重托的也只有他。[42]

她的说法是：刘公就是朕的萧何。[43]

然而这位萧何却以老病为由谢绝委任，并在回信中特地提到汉初吕后的故事。身在洛阳的太后大吃一惊，马上派专人到长安，以最隆重的玺书形式慰劳挽留，态度谦卑、诚恳并充满敬意。她表示，临朝称制只因为皇帝年轻。政权迟早会交给李旦，重蹈吕后覆辙的事是绝不会做的。[44]

刘仁轨德高望重，武太后言辞恳切，大家信了。

武则天却言而无信。人们等了大半年，不见她有半点还政的迹象，反倒又是凤阁，又是鸾台，又是光宅，还把洛阳改称神都。什么意思？要“再造东周”呀！

太后欺骗了天下臣民。

这时不要说徐敬业，便是裴炎也要反了。

当然，裴炎是反武不反唐。

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武则天会对群臣这样说：朕知裴炎反，卿等不反。潜台词是：如果还政，裴炎必不反；如果称帝，则裴炎必反无疑。

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

武则天的称帝却已是箭在弦上，因此裴炎在思想上便已是反贼。这个账裴炎当然要认，所以也不为自己辩护。于是在天下臣民一片目瞪口呆中，两人最后一次达成默契：一个心安理得地杀人，另一个问心无愧地去死。

裴炎被杀前，照例要抄家。人们发现，官居首相的裴炎竟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武则天却不在乎一个人是清官还是贪官，甚至不在乎是否阻挠过自己。刘仁轨就在一年后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四岁，追赠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与裴炎的待遇判若云泥。而且，女皇在临终前，对几乎所有的情敌和政敌都表示了歉意，只有裴炎和徐敬业是例外。[45]

那么，她在乎什么？

思想，还有动机。在她看来，刘仁轨的劝谏，可谓公忠体国，深明大义，裴炎则居心不良。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逼她还政，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绑匪行径！

结果是大批人受到牵连，就连在前方与突厥作战的程务挺也未能幸免，竟被太后派人直接杀害于军中。这一文一武都曾是太后的左膀右臂，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他们跟武则天的合作与分手，又该如何理解，作何解释？

关键在怎样看待各自的角色和关系。

裴炎是按照“家天下”的传统观念来定位的。任何一个家庭或家族，家长当然是男人，当家的却不妨是女人，比如大太太和老太太。同样，管家也可以是外人，比如孔子的学生冉有。武后就是李唐的大当家，裴炎则是大管家。管家的和当家的，当然能够合作，也应该合作。

就连当家的要换太子或皇帝，也没问题，因为这不过是公司变更法人代表。但，代表可以变，权属不能改。大唐的家业是高祖武皇帝和太宗文皇帝的。管家不能把那产权证改成姓裴，当家的也不能将其改成姓武。如果当家的要把婆家的变成娘家的或自家的，裴炎作为管家便不能不管。

但，这番心思，谁懂呢？[46]

帝国的产权过户，却是没人拦得住了。

[37]裴炎被杀时，中书令已改名为内史。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记忆，仍用旧名。以下提到其他官职，也依此例处理。

[38]裴炎这一态度，两《唐书》之裴炎传均无记载，这里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原文为“不汲汲议诛讨”。汲汲，心情迫切之貌。

[39]见两《唐书》之裴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以下无另注者均据此。

[40]这句话《旧唐书》无记载，仅见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据野史，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又据《新唐书》，裴炎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这两种说法都被司马光驳回，请参看《考异》。

[41]裴炎要表现宰相风度的说法来自司马光，原文为“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

[42]刘仁轨与武则天的关系，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二月条。

[44]所派专人即时任礼部尚书的武承嗣，玺书内容《新唐书·刘仁轨传》不载，见《旧唐书·刘仁轨传》及《资治通鉴》。

[45]见两《唐书》之裴炎传、刘仁轨传。另，《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三月条称：中宗下令恢复文明元年以来破家子孙的资荫，但明确指出“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为裴炎恢复名誉要到睿宗时代。

[46]似乎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裴炎，郭沫若更是认定裴炎自己想篡夺皇位，甚至指控裴炎不但与徐敬业勾结合谋，而且李贤之死也是他的主使。这种说法不但毫无根据，而且逻辑不通。历史如果也可以这样研究，那就没有学术可言。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及所引郭沫若文。

第四章
变脸

杀戒

程务挺被杀不久，太后与群臣对话。

她说：朕没什么对不起天下的，你们知道吗？

群臣唯唯诺诺：是。

太后冷笑：当真知道？公卿之富贵，是朕赐予。天下之安乐，是朕养育。为什么谋反的都是王公大臣？

没人敢回答。

太后说：自己想想吧！你们当中，有受命于先帝，倔强难制如裴炎的吗？有将门之贵种，能纠合亡命之徒如徐敬业的吗？有重兵在握，战无不胜如程务挺的吗？这三个，堪称众望所归。不利于朕，朕照杀不误。如果谁更有能耐，倒是不妨试试。否则就得洗心事朕，不要弄得身败名裂。

群臣一齐顿首：唯太后之命是从。[1]

此事真伪难辨。轻狂浅薄如此，武后也许不至于。[2]

但，她干得出来。事实上，如果她需要翻脸，一定比翻书还快。不妨回忆一下，当年带兵进宫，帮她废掉皇帝李哲的都是哪些人？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现在，裴炎和程务挺都死了，刘祎之如何？

也只比程务挺多活了两年半。

不过，这一次的罪名不是谋反，是受贿和通奸。根据帝国的反腐要求和监察制度，刘祎之必须接受调查，哪怕罪名原本是诬陷。然而当办案人员出示太后手令时，刘祎之却拒绝配合。因为按照唐代制度，公文必须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现在中书、门下两省虽然改名，规矩却没变。因此刘祎之说：未经凤阁鸾台，怎么能算正式文件？

于是，他被定为“拒捍制使”罪。

这就比妨碍公务或藐视法庭更为严重，因为宣布制令的使者（制使）代表着最高权力，岂能抗拒？难怪睿宗闻讯之后赶紧上书求情。刘祎之却一声长叹：我死定了！太后独断专行，岂容他人置喙？皇帝这是加快我的灭亡啊！

刘祎之说得不错，赐他自尽的命令果然很快下达。临刑之时，这位前宰相神色自若地沐浴更衣，然后让儿子起草表章谢主隆恩。儿子泣不成声无法握笔，刘祎之拿过纸来洋洋洒洒一挥而就，据说读过的人无不动容。

结果，有两个赞不绝口的被贬了官。[3]

本案的意义其实并不亚于裴炎被杀。因为裴炎只是武则天的同路人，刘祎之却是她的自己人。作为“北门学士”的代表人物，他可是武后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刘祎之也不负厚望，甚至曾经因为一件小事而让太后感动。

案子确实不大。裴炎被杀五个月后，一个小官因为降职而到凤阁（中书省）投诉。当时的凤阁长官，正是由于审判裴炎有功而成为宰相的骞味道。为了打发这个上访的，骞味道不假思索就对那小官说：这是太后的决定。

副长官刘祎之却立即反对。他说，官员的升迁从来就是有关部门先提方案再上奏，怎么能说是太后所定？

显然，一个是推诿，一个是揽责，高下立判。

太后也大加赞赏。她说，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哪有手脚出问题而归之于心脏的？刘祎之引咎于己，是忠臣！至于那个推卸责任的骞味道，当然也被贬到外地去了。[4]

呵呵，武太后并不糊涂。

刘祎之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他已经看出，太后恐怕是要自己当皇帝了；而这个太后的亲信却跟裴炎一样，是不能同意变更大唐帝国权属的。因此他悄悄对下属说：太后反正能废立皇帝，何必还要临朝称制，让天下人不得安心？

下属立即密报太后，刘祎之也只有死路一条。

剩下的事，不过设圈套和找借口。[5]

其实，武则天并不嗜杀，也不想杀人。毕竟，裴炎是她的智囊，祎之是文胆更是心腹。所以，杀裴炎，她心疼；杀祎之，她心寒。但是不杀又能如何？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她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还政李旦，让他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招牌，兜售狗肉包子，但会血流成河。

那就杀吧！杀一个是杀，杀一万也是。

已经无法准确统计死亡人数，但可以肯定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死得最多的大约是李唐皇室成员，因为他们是改朝换代的直接障碍。其实从李贤被害开始，宗室就已经人人自危。要知道，即便李贤是私生子，那也是高宗皇帝的亲骨肉啊！如果李贤都可以杀，还有谁是安全的？

事实上屠刀已经举起。最早被害的是平定扬州兵变的指挥官、高祖堂弟李神通的儿子李孝逸。时间在刘祎之被杀的半年后，罪名居然是名中有逸，逸中有兔，兔在月宫；而李孝逸以此为据，自称能当天子。这就罪该万死。但因平叛有功而减罪，流放海南岛，最后冤死在那里。[6]

如此牵强附会地进行政治迫害，终于导致了一次不成功的兵变。结果是更多的李唐宗室被杀，甚至被灭门。到武则天称帝建国前一个月，能杀的基本上已经杀完。[7]

与此同时，裴炎一案也在继续发酵。

武则天称帝一年前，宰相魏玄同被赐在家自尽，享年七十三岁。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有人诬陷他出言不逊，散布“太后老了，不如还政嗣君”的言论。这当然为则天不容。再加上玄同与裴炎关系极好，时称“耐久朋”（铁哥们），太后便很自然地将他看作了裴炎的死党和余孽。

然而就连被派来监刑的官员也看出这是冤案，于是善意地劝他：老人家，随便举报一个人吧！太后的规矩，是但凡有人举报，一定亲自接见，那时就可以辩诬了。

魏玄同却说：皇太后杀，阎王爷叫，不都是死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连累一个无辜的人呢？

于是从容就死。

此案又照例牵连一大批人。他们或被杀，或被贬，或者被流放。最让人不解的是，就连当年指控裴炎有谋反嫌疑的那个家伙居然也被秘密处决，死因不详。[8]

这可真是大开杀戒。

但，世界上有敢杀的，就有不怕死的。裴炎死后，他的侄子裴伷先（伷读如宙）请求面陈。太后接见了这个年方十七的小官，劈头就问：你伯父谋反，还有什么话说？

臣不敢诉冤，不过替太后着想。裴伷先说。陛下其实是李家之妇，岂能独揽朝政，排斥宗室，滥杀忠臣？如能及早还政，尚可安享晚年；不然天下一变，只怕万劫不复！

胡白（胡说）！太后大怒。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然后下令：给我拉出去！

裴伷先却不管不顾，边走边回头：现在还来得及。

太后更怒，当廷打了他一百大板，然后永久性地发配到穷乡僻壤——今天广西省的十万大山去了。[9]

然而豁得出去的真多。前有裴伷先，后有郝象贤。郝象贤是宰相郝处俊的孙子，罪名也是谋反，被害时间在刘祎之和李孝逸之后。当时，郝家人到朝堂击鼓鸣冤，监察御史经过审理也认为证据不足。太后却对当年郝处俊反对自己摄政一直怀恨在心，郝象贤终于被绑赴刑场。

谁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郝象贤挣脱了绳索，又从路人甲手中抢过一根杠子，为自己清理出一个舞台，然后在刑场上发表演说。演说全文现在已无从知晓，但不难想象应该是通俗版的骆宾王檄文，而且一定滔滔不绝。

行刑官兵看得目瞪口呆，围观群众听得津津有味。等到大家想起这是一个死刑犯时，该说的都已经说完，包括老太后的心狠手辣、背信弃义、两面三刀和荒淫无耻。

当然，也会提到假和尚薛怀义。[10]

[1]见《新唐书·则天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十二月条《考异》所引《唐统纪》。

[2]司马光即持这种观点，《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十二月条《考异》。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这里不讨论。

[3]见两《唐书》之刘祎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三年五月条。

[4]见《新唐书·刘祎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元年三月条。

[5]见两《唐书》之刘祎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三年五月条。

[6]李孝逸事诸说不一，本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三年十月条。

[7]这一过程复杂繁琐，不细说。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八月至天授元年八月。

[8]见两《唐书》之魏玄同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永昌元年九月条。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

[1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四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郝处俊传所附郝象贤传。

色戒

薛怀义来得正是时候。

原本在洛阳街头卖狗皮膏药的小混混薛怀义，是在垂拱元年（685）成为太后床上用品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只有弄清楚了这一年前后发生的政治事件，才不至于把武则天的这一私生活，庸俗地看成绯闻故事或色情小说。[11]

那么，垂拱元年有什么特点？

相对闲暇。

前一年是非常紧张的：正月改元（嗣圣）；二月废帝（中宗），再次改元（文明），临朝称制，册封新帝（睿宗），杀废太子李贤；五月西还；八月葬夫；九月改元（光宅）并全面改制；十月杀裴炎；十一月平叛；年底杀程务挺。

改元就有三次，真要忙出一身汗来。

下一年也不轻松。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在新年伊始之际摆出还政于君的姿态。李旦是个明白人，何况还有三个哥哥作为前车之鉴，因此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太后当然不再坚持，顺水推舟地继续大权独揽，并推进改革。

之后便是朝着既定目标挺进，开始新一轮的繁忙：建立告密制度，屠杀李唐宗室，捏造上天授权的证据，为改朝换代做组织上、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不亦乐乎。

只有垂拱元年，相对风平浪静。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薛怀义进宫之后陛下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哪里。但，这绝不意味着太后被迷得神魂颠倒。实际上垂拱元年的平安无事也许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要让天下臣民放松警惕，误以为她会就此止步。太后当然也乐得趁此机会享受生活，因此薛怀义的出现便可谓天道酬勤。

很难定义两人的关系，称为情人未必合适，看作性伙伴也失之简单。感情大约是有的。日子久了，当然会生情，却未必是爱情。爱的前提和要义不在纯洁，更非神圣，而在关系平等。平等才能相互欣赏，真心相爱。

但这太难。因为即便在高宗面前，武后也很强势。像她这样的女人，恐怕只有被更强势的男人征服和吞噬，才反而会心满意足，也才真正会与对方融为一体。能让她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李世民吧？可惜太宗皇帝没有兴趣。

作为女人，武则天其实很可怜。

因此，她只能把李治当作可以操控的夫君，把薛怀义看作爱不释手的工具。何况武后从来就没有什么“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浪漫情怀。她永远不会因为自己是女人，就不再是政治动物。再说就算平等相爱又能如何？带着薛怀义到夏威夷海滩去晒太阳吗？没这可能，也没这情趣。

那就用好这工具吧！

于是，薛怀义不但由小混混变成了大和尚，而且成为帝国最大的开发商。他在垂拱元年重修了洛阳白马寺，并亲自担任该寺住持，三四年后又主持建造了明堂。

明堂是儒家传说中的圣殿，古代圣君秉承天意颁布圣教的地方，因此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有建造之意，天才建筑师宇文恺甚至连模型都做出来了。可惜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对明堂的样式意见不一各持己见，结果议而不决，只好不了了之。武则天却敢作敢为。她干脆撇开那些腐儒，自己与北门学士一起拟出方案，然后让薛怀义监工。[12]

派一个出家人去修建儒家的明堂，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荒诞和不负责任。然而真儒生吵了一百年没能干成的事，假和尚不到一年工夫就大功告成。垂拱四年（688）十二月二十七日，只在儒家经典中被反复强调却从未有人见过的圣殿，美轮美奂地巍然耸立在洛阳城。[13]

左半部为正视图，右半部为内部结构图。据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原载《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洛阳明堂共三层，下面是方的，上面是圆的，象征着天圆地方。四方形的第一层四面四色，象征着东西南北，也象征着春夏秋冬。中间层十二边形，象征着十二个月和黄道十二宫。第三层圆形，象征天；九根龙柱支撑圆顶，象征九五至尊。而且，正如伊斯坦布尔那座一度被改为清真寺，现在是博物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圆形穹顶上也有象征物，只不过既不是十字架，也不是新月形，而是凤凰。

没错，三米多高的镀金铁凤凰。

薛怀义却意犹未尽，又在明堂后面建造天堂。天堂高达五层，用以供奉佛像。仅仅小指头上便能站好几个人的佛像巨大无比，就像这一男一女膨胀的野心，也完全符合他们在方方面面的一贯追求。成本则不在考虑之列。大唐的国帑和民工的血汗，原本就该用来把太后打造成老佛爷。

实用主义再一次战胜了理想主义，象征女权的凤凰终于高踞于象征男权的龙之上。在儒生们一片瞠目结舌中，他们向往已久的明堂被命名为万象神宫。小混混兼假和尚薛怀义也因为十分给力，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梁国公。[14]

一将功成万骨枯，却没有多少人在意那些尸骨。

太后也开心极了。实际上现在她已经不是太后，而是圣母神皇。这个尊号是在五月份新加的，因为有人在洛河捡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这当然是伪造。

造假人的名字，以后就会知道。[15]

可惜没有任何人出来拆穿这套把戏。相反，呈报祥瑞的绿纸书，言说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地飞往宫中。其中最离谱的，是各地纷纷扬言有母鸡变性。看来，帝国今后养殖业的繁荣和臣民鸡蛋的供应，恐怕是只能靠公鸡了。[16]

敏锐的太后却立即看出风向有利，马上就扬起了“圣母神皇”的风帆。这是一个富有创意的称号：说是皇帝，她又是圣母；说是太后，她又是神皇——堪称左右逢源。

武则天不怕翻船。

然而方向也更加明确。事实上，自从离开了那该死的感业寺，武媚娘就拾级而上：昭仪、皇后、天后、太后，直至神皇。看来，没什么杀戒不可开，没什么色戒不可破，也没什么事情不可为。她的步伐绝不会停下，她的目的则一定要达到。为此，她不惜翻天覆地，她不惜劳民伤财。

结果，也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站出来泼冷水的是王求礼。这个小官素以刚直不阿而闻名朝野，奏请阉割薛怀义的就是他，这次也毫不客气。他上书说：古代的明堂，茅草参差不齐，梁柱粗细不一。如今陛下之奢华，恐怕连夏桀和殷纣都要自愧不如。[17]

神皇不予理睬。

王求礼则依然故我，神皇变成女皇以后也如此。某年三月天降大雪，宰相率群臣入宫祝贺。王求礼却说：如果三月下的是瑞雪，那么腊月里响的是不是瑞雷？告诉你们，这是天灾，这是天谴！看看现在吧，君主荒唐，臣下谄媚，戎狄乱华，民不聊生，正官少，伪官多，百姓不送贿赂就打不成官司。如果苍天有眼，请问征兆会因什么感受而来？

七十七岁的女皇立即罢朝，以示对天有不测的惊恐。[18]

这是大足元年（701）的事。从奏请阉割薛怀义算起，十五年来王求礼居然毫发无损，可真是一个奇迹。但这不等于武则天就不杀别人，更不等于她接受批评。事实上万象神宫落成后一年半，薛怀义就伙同僧法明等人制作了《大云经》注疏，宣称圣母神皇是弥勒佛出世。而且就在太后变神皇的三个月后，大批李唐宗室被杀，多数被灭门。[19]

偷情、造神、杀人同时进行，这就是圣母神皇或现世弥勒的“无量功德”。既开了杀戒又破了色戒的女爷兼佛爷春风得意，毫不在乎有多少无辜家破人亡，哭干了眼泪。

尸骨前满脸狞笑的，则是那些毫无人性的酷吏。

[11]薛怀义事，《资治通鉴》系于垂拱元年十一月条，事因却是以薛怀义为修缮后的白马寺住持，可知其进宫应该更早。

[12]见《旧唐书·礼仪志二》。

[13]关于洛阳明堂的建设时间，《旧唐书·礼仪志二》称垂拱三年春拆迁，四年正月五日落成。《新唐书·则天皇后纪》称垂拱四年正月拆迁，十二月落成。《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和《资治通鉴》卷二百四称垂拱四年二月拆迁，十二月落成。今从后者。

[14]见《旧唐书·礼仪志二》，《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十二月条。

[15]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16]此事《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和野史《朝野佥载》均有记载，时间不一。

[17]见《旧唐书·王求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十二月条。

[18]见《旧唐书·王求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元年三月条。

[19]王求礼奏请阉割薛怀义时官职是补阙，官阶从七品。大足元年官职是殿中侍御史，官阶仍然是从七品。可见他虽然没有被杀，也没有升官。至于薛怀义所献为伪造的《大云经》还是注疏，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的研究成果。

《大云经疏》见于敦煌文书者两处，这里选取的是其中一部分，叙述经卷的缘起。放大部分释文：“大云者，广覆十方，周遍一切，布慈荫于有识，洒慧泽于无边。既布大云，必澍甘雨。窃维云者，即是武姓。”为武则天造势的意图不言而喻。图据《敦煌宝藏》绘制，编号S6502。

魔戒

酷吏其实是培养出来的。

起因却在告密。中宗皇帝被废那天，有十几个禁卫军将士聚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说，早知道没有奖赏，还不如仍然尊奉庐陵王（李哲）。结果酒席未散，宪兵就到了。说这句话的人被砍头，其他人被绞死。原因很简单：他们当中某个人在席间悄悄离开酒店，从玄武门进宫密报了太后。

告密之风，由此开端。[20]

不过，告密作为制度而被建立，要到两年以后。这两年当中，武后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尤其是扬州的兵变和裴炎的逼宫，让她想起来就后怕。徐敬业那反贼，甚至将不肯同流的叔叔李思文（即徐思文）羁押起来，宣布他姓武。并非皇族的徐敬业尚且如此，货真价实的宗室又会如何？

裴炎和刘祎之也让她心惊肉跳。他俩一个是智囊，一个是文胆，却不约而同地都反对她临朝称制，更不可能赞成她改朝换代。幸亏在垂拱二年（686）建立了告密制度，否则怎么能发现刘祎之这亲信竟然是潜在的敌人呢？

那个本名冯小宝的薛怀义也是问题，太后不用多想就知道朝野上下都在说些什么。显然，形势已经容不得她温良恭俭让，甚至不能等着有人撞到枪口上来。既然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铺就，头顶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染成，那就干脆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而无论手段如何。

未来的女皇选择了两面三刀。

两面就是一面造神一面杀人，三刀则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她的运气也不错，一个名叫鱼保家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科技发明。鱼保家是裴炎谋反案主审官鱼承晔的儿子，该项发明则叫铜匦（读如轨，即信箱），特点是信件投进去后只有指定收件人才能取出，非常适用于告密。

铜匦很快就造了出来，也很快就收到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保家的，罪名是为徐敬业打造兵器。结果，这个发明家不但没能保住家，反倒血祭了这该死的制度。

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告密却继续受到鼓励。武则天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者，即便他们是樵夫和农民。所有告密者都将按照五品官的待遇送到洛阳，得到太后的亲自接见和赏赐，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所言称旨者更是立即升官发财。

于是，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21]

酷吏也应运而生。

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告密制度的建立初衷固然在掌握敌情，更在制造冤案，而且越大越好。只有不断制造出惊天大案，才能趁机消灭公开和潜在的政敌，实现杀一儆百震慑朝野的目的。这是那些尊重法律严守程序的正派法官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在体制外另找杀手，而且人选现成。

比如索元礼。

索元礼是胡人，也是薛怀义的干爹，因为告密而蒙太后召见，很快就被赋予承办御案的权力。他的办案特点是只要抓住一个，就一定要扯出数十上百人，再小的事情也能做成大案，因此很得太后欢心，成为她的第一批政治打手。[2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索元礼得宠后，其他一些见利忘义的家伙便纷纷效仿，共同组成了一个酷吏集团。这是一帮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和无耻之徒，在他们那里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可言。只要有利可图，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23]

比如侯思止和王弘义。

王弘义本是地痞流氓，无恶不作。他向邻居索要瓜吃而不得，便向官府报告瓜田有白兔。官府派兵搜寻，邻居的瓜都被踩烂。他又诬告进行正常民间活动的乡民谋反，结果二百多人被杀，自己则因举报有功加入了酷吏行列。

侯思止原本是卖饼的，因诬告他人而被召见。这家伙见机会难得，竟恬不知耻地要求做监察官员。这事连太后也觉得离谱，便忍住笑说：你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做法官？

那小人说：獬豸也不识字。

獬豸（读如谢至）是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曲直。无论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它都会用角去顶理亏的。因此古代法官的帽子就做成獬豸形，叫獬豸冠。武则天不知道这些话是事先有人教侯思止的，竟然也让他当了侍御史。

其实，太后并不在乎这些人都是什么出身，是否知书达理和懂得法律。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脸色，听从使唤，并足够卑鄙和残忍，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按照这个要求，酷吏们都已达标。比如某地方官被诬谋反，被告不服，王弘义的办法便是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他的脑袋，然后再替他写供词。[24]

如此办案，何求不得？

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当时的告密之风和恐怖统治到了什么程度，比如太后每年收到举报信多少封，接见举报者多少人次，其中诬陷和属实又各占什么比例。帝国不会提供这种资料，但从下面的表格中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建立告密制度至武则天称帝前重要案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案件

案发原因

687

垂拱三年

宰相刘祎之被赐死

下属告密

草民杨初成谋反案

事败

宗室李孝逸谋反案

被人诬陷

都督冯元常案

酷吏诬陷

688

垂拱四年

郝象贤谋反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宗室起兵案

事败

宰相骞味道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689

永昌元年

宗室十二人谋反案

事败

纪王李慎案

被株连

宰相魏玄同案

酷吏诬陷

将军黑齿常之案

酷吏诬陷

690

载初元年

宰相韦方质案

酷吏诬陷

舒王李元名案

酷吏诬陷

某地民众谋反案

地痞流氓诬告

都督王安仁谋反案

酷吏谋杀

李上金、李素节案

酷吏诬陷

宰相裴居道案

酷吏诬陷

宗室李颍等十二人案

不详

殿中监裴承先案

酷吏谋杀

很清楚，这十九个案子，除刘祎之一案事出有因，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被杀情况不明外，只有三起谋反案属实，其余十四个都是冤假错案。其中，被株连的一起，被他人诬陷的两起，诬告加酷吏陷害的两起，酷吏谋杀的两起，酷吏自己诬陷的七起。冤案与告密和酷吏的关系，不言自明。

那么，这些家伙为什么能频频得手？

刑讯逼供加威胁利诱。他们发明了一系列酷刑，甚至编纂了名叫《罗织经》的实用手册，人手一本。其基本原则有两条：只要动刑，一定让人犯生不如死；如果认罪，就确保对方不吃皮肉之苦，举报他人还可以争取免死。结果，不少人一进审讯室就编造供词，案子也雪球般越滚越大。

比如徐敬真案。

此案发生在圣母神皇自名武曌的三个月前，由于案情复杂而未列入前表。简单地说，就是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在逃亡途中被捕。为了活命，他诬陷了一大批朝廷大臣，包括平定扬州兵变的功臣魏元忠。这就明摆着是冤案，因此行刑之时神皇便派出使者赦免其死罪。使者害怕来不及救人，又派骑兵飞驰刑场先行传递信息，刑场上一片欢呼。

魏元忠却安坐不动。他说：虚实未知。

使者气喘吁吁赶来，对魏元忠说：大人请起！

魏元忠又说：还没宣读敕令。

使者赶紧宣读，魏元忠这才慢慢起身谢主隆恩。据正史记载，原本阴云密布的天空，这时突然艳阳高照。

事后，神皇问元忠：为什么总是有人告你的状？

魏元忠答：因为猎人总在等着鹿肉下锅。[25]

其实他只说对了小半，如果不把太后算进去的话。实际上酷吏不过猎犬，真正的猎人是武则天。她的猎物也不是魏元忠，而是帝位，那才真是逐鹿问鼎。然而她不可能像汉高祖或唐太宗那样驰骋疆场，因此没有战士只有打手，酷吏集团及其代表的特务政治也就存在和延续了十一年。[26]

然而十一年来，打破的是魔戒，放出的是心魔，这就是人性中潜在的恶。这种恶原本被天地良心和伦理道德关进了牢笼，却被武则天放了出来。那么请问，这是什么圣母神皇？这是什么弥勒出世？分明是老巫婆和女魔头！

释放了心魔的神皇却决定变成女皇，因为随着魔戒的解除，所有的障碍都被扫荡。剩下的事情，就是撕下那若隐若现半遮脸面的薄纱，以便正式换上皇帝的新衣。[27]

只不过，这要用别人的手。

[2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二月己未条。参加聚会的飞骑是天子禁卫军，驻防玄武门。

[21]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二年三月条。

[22]见两《唐书》之酷吏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二年三月条。

[23]司马光在表述这一事实时，所举酷吏之名是周兴和来俊臣，系年则在垂拱二年三月。但据两《唐书》之酷吏传，来俊臣上书得召见在“天授中”，故此处暂不提来俊臣名字。

[24]以上见两《唐书》之酷吏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条。

[25]见两《唐书》之魏元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永昌元年八月条。

[26]一般认为，酷吏集团和恐怖政治的结束，以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来俊臣被杀为标志。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

[27]载初元年（690）七月，唐高宗和萧淑妃的两个儿子被酷吏周兴诬陷而死；八月，可能造成威胁的李唐宗室十二人被杀。

革命前后

遮羞布是由一系列“请愿活动”扯下来的。

载初元年（690）九月三日，也就是薛怀义和东魏国寺僧侣宣称神皇是弥勒出世的两个月后，有九百个所谓“关中父老”到宫门请愿，奏请将国号改为大周，赐带薪休假的睿宗皇帝姓武。领头的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叫傅游艺。

这事可笑也可疑。帝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民众可以聚众游行到宫门上访的？傅游艺一个河南汲县人，还是朝廷的监察官员，怎么会大老远地领来九百个陕西农民？这些人又怎么胆敢提出改换国号的要求，难道不怕掉脑袋？

当然，没有人追究。神皇也表现出空前的大度。她和蔼可亲地谢绝了民众的请愿，只是让傅游艺连升十阶，由官阶从七品上的侍御史晋升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28]

请愿也随之升级，人数由九百变成了六万，参加者也由无业游民变成了王公大臣、四夷酋长、和尚道士，就连睿宗皇帝也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更重要的是，第三天，群臣一致声称亲眼看见凤凰从明堂飞进宫里，站在梧桐树上；紧接着又有数万只象征大周火德的朱雀飞来，聚集在朝堂。

这可真是百鸟朝凤。

天意民心如此，神皇“不好意思”再推脱，于是在七日那天宣布同意臣民请愿，并将正式接受天命的时间，定在两天之后的九月九日。此年，她正好六十六岁。

六六大顺，九九重阳，好日子！

这一天，圣母神皇来到了洛阳紫微宫的正南门。这座门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修建的，当时就叫则天门。炀帝当然不会想到，八十多年后会有一个女人在这里登基，而且最后就叫武则天。则天，就是以天为法则。因此，新皇帝便将这一年改元天授，意思是得到了上天的授权。至于她此时的尊号，则由圣母神皇转变而来，叫圣神皇帝。[29]

女皇帝诞生了，在祥云下，在颂歌中。

是的，没有异象，也没有杂音。就连再三上书批评酷吏和苛政的陈子昂，都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赞美诗；就连远在湖南常德（朗州）的母鸡，也都变成了公鸡。[30]

呵呵，无量寿佛！

现在，中华史上第一位，同时也是唯一的女皇，深信她是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没错，革命在中国古代，原本就是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不过，商汤和周武都只是摧枯拉朽，武周却是在旧王朝兴旺之时，硬碰硬地由女性颠覆男权，难道不更该视为革命？

当然是，而且旷古未有，开天辟地，只有武则天这样的女人才敢想象，才能完成。实际上早在称帝十个月前，她就为自己取名武曌。曌，就是日月当空，更是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这意思也再明白不过：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居然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她就让所有人都不敢开口说话。

然而现在革命已经成功，王朝便需要新气象。酷吏也再一次被派上了用场，只不过这回是要借他们的脑袋来抚平伤痕，告慰亡灵，安定人心。女皇决心让人们认识到，黑暗和恐怖仅仅属于那该死的李唐，武曌却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

酷吏必须被杀掉。或者说，杀一些，留一些。

于是女皇登基四个月后，就有一个酷吏被杀。这家伙叫丘神勣（绩的异体字），一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废太子李贤就是死在他手上。平定李冲兵变时，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几乎杀光了当地所有人。这种东西，当然死有余辜。[31]

接着就轮到周兴。

周兴血债累累。前面提到的酷吏诬陷案，就有半数左右是他的手笔，比如郝象贤案、魏元忠案、魏玄同案。他之所以被女皇抛弃，是因为有人告发他跟丘神勣同谋。[32]

审理此案的则是来俊臣。[33]

来俊臣的狠毒举世闻名，诸如“求即死”之类的酷刑就是他的发明创造，据说《罗织经》也由他主编。此番奉旨审查周兴，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当时两人正在吃饭，来俊臣很诚恳地请教：人犯不肯招供，不知有什么办法？

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找一只大瓦罐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去，还有什么不招的。

来俊臣如法炮制，然后对周兴说：请吧！

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魂飞魄散。最后，他被女皇法外开恩减罪流放岭南，并在途中被仇人杀死。这家伙虽然没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却留下了“请君入瓮”的成语。[34]

索元礼之死也异曲同工。此人刑讯逼供的办法是给人犯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打进去，直至脑浆流出。因此，当他成为被告时，审案的人便问：要不要把铁帽子拿来？结果当然是不用。最后，此贼孤零零地死于狱中。[35]

半年后在狱中自杀的是傅游艺。他的不幸在于不小心做了一个想入非非的美梦，又不小心把这个梦得意扬扬地告诉了最亲近的人。结果被人告密，以涉嫌谋反而被关押。此时距离他带领关中父老到宫门请愿，刚好整整两年。

来俊臣则继续耀武扬威，直到周兴和索元礼死后六年半才以谋反罪而被正法。出庭作证的，有太平公主和武氏家族诸王。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酷吏竟异想天开地打算把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室的成员都送进自己的冤狱，逼得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不吐骨头的杀人恶魔送上了刑场。

这一回是公开处决。也许，他的嘴里会塞着木球。这是郝象贤被杀后就定下的规矩。来俊臣知道的秘密更多，当然更不能让他开口说话。没有挖下他的眼睛，已是开恩。

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争看这恶人的下场。那家伙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便欢呼雷动，蜂拥向前，争相抢夺撕咬他的尸体，排山倒海，势如疯狂，不可遏止。

顷刻之间，来俊臣被踏成一摊烂泥。

陛下再一次“顺应了”民情。她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宣布来俊臣罪大恶极，尽管此人曾是她最得力的走狗。她也宽恕了那些帮来俊臣买官卖官的人。官员们说：乱国家之法死的只是臣一人，得罪来俊臣可是立即会灭族啊！[36]

女皇默然，因为这原本就是她造的孽。没有她的姑息纵容和暗中指使，区区来俊臣岂敢如此妄为？要知道，就连一只苍蝇在榻前飞过，她都能看出是不是双眼皮。

事实上，只要看看后面这张时间表，就知道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手中的工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冤假错案也没有在革命之后就完全消失，总是在该发生时就会发生。女皇陛下虽然不会弹钢琴，但节奏感确实很好。

◎酷吏兴衰及有关主要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86

垂拱二年

三月

建立告密制度

索元礼等酷吏兴起

688

垂拱四年

五月

太后称圣母神皇

八月

李冲兵变，大批宗室被杀

十二月

明堂落成，号万象神宫

689

永昌元年

十一月

始用周正，改元载初，神皇自名武曌

690

载初元年

四月

酷吏群起

七月

薛怀义称神皇是弥勒佛出世

八月

大杀宰相、重臣和宗室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周革命，改元天授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杀酷吏丘神勣

二月

酷吏周兴死于流放途中

酷吏索元礼死于狱中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来俊臣制造狄仁杰谋反案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来俊臣诬陷皇嗣李旦未遂

694

延载元年

九月

酷吏王弘义被杀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毅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不过她还是要装糊涂。来俊臣被杀三个月后，武则天问后来成为开元名相的姚崇：当年朕也曾怀疑，周兴、来俊臣他们报上来那么多谋反案，难道就没有诬陷不实的？然而派亲近大臣前去审核，又都证据确凿，供认不讳。朕的近臣亲至狱中都不能查明真相，这又为什么呢？

姚崇答：他们自身尚且难保，哪里还敢说真话？

这就是了！女皇非常满意。她说：以前的宰相总是顺着周兴他们，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甚合朕心。[37]

这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姚崇。她不想想，就连亲近大臣都慑于酷吏的淫威，究竟是谁之过？但她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说，因为她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慈眉善眼，宽宏大量，俨然一副菩萨心肠，似乎并没发现那笑逐颜开青春永驻的脸上沾满了血迹。

[28]唐代官制，官阶九品并分正、从、上、下。侍御史从七品上，给事中正五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从六品下，从六品上；正六品下，正六品上；从五品下，从五品上；正五品下，正五品上，十阶。见《旧唐书·职官志一》。

[29]以上所述均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至九月条，同时请参看两《唐书》之则天皇后纪。

[30]见陈子昂《大周受命颂》，《新唐书·则天皇后纪》。

[31]丘神勣，两《唐书》有传。其死期《旧唐书》称在天授二年十月，《资治通鉴》卷二百四系在该年一月。今从《资治通鉴》。

[32]周兴制造的冤案还有冯元常案、黑齿常之案、韦方质案、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案等等。

[33]来俊臣的发迹时间，两《唐书》之酷吏传都含糊其词称为“天授中”，《唐会要·酷吏》记在载初元年九月，《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条则已有“逢来俊臣、侯思止必死”的说法。按该年九月改元，故天授元年七月即载初元年七月。来俊臣应是革命前夕成为酷吏的。

[34]见《新唐书·来俊臣传》所附周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一月条、二月条。

[35]见《新唐书·索元礼传》。

[36]见两《唐书》之来俊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条。

[37]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九月条。

正义与天良

武则天不承认，不等于历史不知道。

实际上，如果有兴趣将前面的时间表都再看一遍，就不难发现其中规律。首先，所有案件如果有设计，那都是针对上层的，被害人不是高官便是宗室，没有基层官员，更没有一般民众。其次，酷吏的重用和冤案的制造是阶段性和间歇式的，其中垂拱二年（686）三月到载初元年（690）八月案件频发，血流成河，可谓密集区和高峰期。

那么，此前此后，有什么情况？

垂拱二年正月假装还政，载初元年九月武周革命。

很清楚，这一轮大清洗，目的就是肃反，即肃清所有反对武周革命的人。不管他们是公开的，暗藏的，疑似的或者被诬的，一律从重从快，杀了再说，甚至先斩后奏。

没错，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这就非重用酷吏不可。同样，兔死之后，便不妨将那些走狗烹了，煲成抚慰臣民的心灵鸡汤。于是，历史进入屠宰替罪羊阶段，一年之内九个月中，连杀丘神勣、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感觉就像要将四年的债务一次还清。

其实不然。女皇并未杀光酷吏，来俊臣就留下了。而且他的猖獗较之前期，可谓有过之无不及，竟把魔爪伸向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即便如此，女皇也迟迟不肯下手。她对这个民愤极大的家伙，似乎有着不舍之情。

那天女皇在园中骑马休闲，为她牵缰的宰相吉顼（读如需）也是被视为酷吏的打手。陛下看似漫不经心地问：最近宫廷外面都有些什么事情，什么议论？

吉顼答：只奇怪来俊臣的判决书怎么还没批下来。

女皇说：俊臣毕竟有功于国。

吉顼说：国贼一个，杀之何惜！[38]

女皇无言。她很清楚，重用酷吏无异于饮鸩止渴，可惜权力斗争却方兴未艾。所以她不能没有这些鹰犬，甚至还要培养长江后浪，比如吉顼，还有堂侄武懿宗。毕竟，她年事已高时日不多，接班人早就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以武则天之聪明过人和经验丰富，当然知道酷吏不能完全没有。

但，捉弄一下龌龊的告密者，是不碍事的。

事情发生在武周革命一年多以后。以弥勒自居的女皇为了表示虔心礼佛，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一个名叫张德的小官却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羊宴请同僚。当时来俊臣之流还很猖獗，告密信便被赴宴的人送达御前。而且为了表示证据确凿，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块羊肉。

张德当然想不到饭局会改变命运，第二天照例上朝。

女皇满面慈祥：朕闻爱卿生了儿子，恭喜呀！

张德出列拜谢。

女皇突然变色：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魂飞魄散，伏地磕头如捣蒜。

女皇语气又变：朕禁杀生，但红白喜事可以例外。只不过爱卿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楚了人。说完，将密信交给群臣传阅，所有人都恨不得朝那告密者脸上吐口水。[39]

这一耳光打得大快人心，也充分表现了女皇陛下的政治智慧。没错，她需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也需要多少改变一下社会风气。告密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更不值得提倡。王朝的长治久安是绝不能靠这种下流勾当来维持的。

但，正如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这就是武则天要抛出告密者的原因。更何况，只要从政治斗争中超脱出来，她的好恶跟我们一样正常。

那些正派的大臣，就更是如此。

女皇扶持佛教，一时朝野释法鼎盛。武则天下令在神都洛阳修建了与明堂相邻的礼佛塔，命名为“天堂”，并以供养人的身份资助龙门石窟的开凿。有说法称龙门最著名的卢舍那大佛即是以武则天面相为原型而制。

比如刘仁轨。

就在临朝太后武则天举起屠刀披荆斩棘时，四朝元老刘仁轨也在帮忙清场，只不过清理的是另外一种人。裴炎被捕之后，某官员从洛阳出使长安。镇守京城的刘仁轨向他问起案情，此人竟落井下石说：下官早就看出裴炎异常。

刘仁轨却不动声色。他追问道：真的看出来了？

那人说：当然。

于是刘仁轨说：仁轨有奏折，烦请即便带交太后。

这家伙兴高采烈就接受了任务。太后打开奏折，里面却只有一句话：捎信之人明知裴炎谋反而不举报。太后看完二话不说，立即下令将这小人拉出去杀了。[40]

另一个名叫王庆之的也成为牺牲品。武则天称帝的一年之后，这家伙受人指使纠集数百号人到宫门集体上书，奏请废掉已由皇帝变成皇嗣的李旦，另立他人，以为也能像率众请愿的傅游艺一样升官发财。可惜这蠢货不长脑子，忘记傅游艺不久前刚刚死在狱中。结果女皇被他弄得心烦，下令凤阁侍郎（中书省副长官）李昭德教训教训。[41]

李昭德的父亲可是弹劾过褚遂良的，他本人的强悍也不输老爹。女皇登基两年后，有人献上号称祥瑞的白石，理由是白石外现红纹，可见其忠。李昭德却一声怒斥：你这石头倒是一颗红心，难道其他石头都是反贼不成？

众人哄堂大笑，马屁精面红耳赤。

王庆之这厮落到李昭德手里，下场可想而知。他被拖到宫外示众，李昭德又是一声怒吼：此贼妄想废我皇嗣。然后下令痛打，直至口鼻流血，毙于杖下。[42]

这大约要算曲线救国吧，虽然那些小人也很可怜。

不过，李昭德最后还是死于来俊臣的诬陷，来俊臣则以同样的罪名被杀在同一刑场同一天。这让帝国的臣民百思不解悲喜交集：直臣与酷吏，怎么会是同样的命运？[43]

宰相杜景俭却因营救李昭德而被贬官。当时，杜景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并为四大法官，作风和理念却完全不同。杜和徐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所以流行的说法是：遇来、侯者死，逢徐、杜者生。[44]

这当然与恐怖政治并不相容，武则天却令人意外地信任重用杜景俭、徐有功。徐有功只好说：麋鹿跑出山林，就离厨房不远。陛下以法官用臣，是要让臣死在任上呀！[45]

女皇却不准他辞职，徐有功居然也得以寿终正寝。事实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只不过满不在乎，依然故我地坚持公平正义原则。这实在让女皇陛下又爱又恨，有一次竟蛮不讲理地问：徐卿办案，错放的为什么那么多？

徐有功答：错放乃人臣小过，好生是圣人大德。

女皇默然。[46]

然而乾坤却不是徐有功一己之力可以扭转的。就在他这次幸免于难两个月后，皇嗣李旦被诬图谋不轨。李旦的身边人哪能扛住来俊臣的严刑逼供，眼看就要屈打成招，太常寺乐工安金藏却突然高喊：大人不信皇嗣不反，金藏掏出心来给你看。说完，拿起佩刀剖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

这真是何其惨烈，又何其悲壮！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工人安金藏的这一壮举震撼了狱吏，惊动了女皇。陛下命令用御辇将他抬进宫中，请御医进行抢救，直到第二天安金藏才醒了过来。这时，站在病床前的女皇感叹说：朕有儿子，却不能自明清白，害得你吃这么大的苦头！说完，铁石心肠的武曌老泪纵横。[47]

正义和天良，其实永存。

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李旦躲过一劫，像螃蟹一样走路的来俊臣却继续横行。这无非告诉我们，本台大戏还远远没有演完。事实上，安金藏也许可以感动女皇，却无法撼动帝制。围绕皇权的争夺，也还有新的角色需要出场。

接下来的故事，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3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条。

[39]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五月条，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违禁的张德官职右拾遗，从八品上。举报人名叫杜肃，官职补阙，从七品上，未明左右。但照理说应该是右补阙，两人同为中书省官员。

[40]见《新唐书·刘仁轨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

[41]两《唐书》之则天皇后纪均称李昭德任凤阁侍郎在此事之后，今从《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

[42]王庆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石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八月条，并见两《唐书》之李昭德传。

[43]事见《资治通鉴》卷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条。李昭德被杀，原因之一是权力太大又刚愎自用，为武则天所忌。

[44]杜景俭，《新唐书》作杜景佺。营救李昭德一事，仅见《新唐书·杜景佺传》。四大法官的说法，见两《唐书》之杜景俭传。

[45]见《新唐书·徐有功传》。

[46]见两《唐书》之徐有功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二年正月条。

[47]见《新唐书·安金藏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二年一月条。

第五章
无字碑

谁来接班

杖杀王庆之以后，李昭德与武则天有过谈话。

内容当然是接班人问题。这是国家的大事，也是女皇的心事，不能不谈，只不过王庆之没有资格。实际上这个小人之罪，并不在要废谁立谁，而在妄议。储君乃国本，立储乃大计，也是你一介草民可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

更何况女皇当时正在纠结。

纠结在情理之中。想当年，秦始皇没能事先立储，结果二世而亡。晋武帝严守宗法制度，结果也二世而亡。汉武帝立了太子又杀太子，结果后继无人。唐太宗则不但一手制造了玄武门之变，还一手铸成大错——当初如果不听长孙无忌他们的，坚持选择李恪而非李治，李唐岂会变成武周？

谁来接班关系重大，前车之覆也殷鉴不远。

但，武周更麻烦。

麻烦倒不在政权来自篡夺，而在武周情况特殊。因为照理说，如果皇帝有儿子，皇位就应该传给他，或者皇子中的一个。然而武则天的皇位，却恰恰从儿子那里夺来。这费尽心机历尽艰险才弄到手的东西，有还回去的道理吗？

不要说武则天，换了别人也想不通。

不能传给儿子，就只能传给兄弟、侄子、女儿。可惜尽管“兄终弟及”也符合继承法，则天皇帝却不是兄，也没有幼弟。传给女儿也不行。女儿当皇帝，女婿算什么？皇夫或男皇后吗？再说女儿死了以后又传给谁？外孙女吗？

儿子、女儿、兄弟都不行，便只能传给侄子。侄子也有两种。一种是李治的，但那还不如中宗李显或睿宗李旦，好歹也是女皇陛下自己的亲骨肉。这样算来算去，可以考虑的就只有武家的侄儿，而且人选现成。

这个人就是武承嗣。[1]

武承嗣是武则天同父异母哥哥武元爽的儿子。武元爽和哥哥武元庆与他们的后母，也就是武则天的生母荣国夫人关系恶劣。因此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便将这两个哥哥贬到地老天荒，表面上谦逊退让，实际上公报私仇。武元爽甚至还被牵连到武氏投毒案中，家属也被流放到岭南。这种一箭双雕借刀杀人的伎俩，武后一直玩得十分顺手。

至于父亲武士彟的爵位，则由外甥贺兰敏之继承。

可惜贺兰敏之同样必须去死，武则天这才重新想起本家的人，也才将武承嗣从岭南接回继承周国公的爵位。咸鱼翻身的侄儿倒是乖巧，并不记恨姑姑的杀父之仇，反倒心甘情愿充当鹰犬和走狗，因此武周革命之后便被封为魏王。

说起来武承嗣也确实卖力。那块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的石头就是他伪造的，萧淑妃两个儿子的谋反案也是他指使周兴炮制。已经很难统计，此人究竟伙同其他酷吏为姑姑搬掉了多少绊脚石，又陷害了多少人。但是可以肯定，王庆之出面组织的请愿活动，他是总导演。

只不过这一回，是为了自己。

不能说女皇没有动过立武承嗣为储的念头，事实上王庆之起先也颇受优待。陛下甚至给了他特别通行证，以便随时可以出入宫廷面陈己见。这就足以让他得意忘形。

但，为什么又被一脚踢了出去？

因为李昭德给武则天打了预防针：承嗣既已封王，那就不宜再拜相。以皇亲国戚之尊，而居中央政府之要，是不合适的，也是有风险的。魏王的权力不能太大。

女皇解释：承嗣是朕侄儿，故委以腹心。

李昭德说：儿子尚且有篡位弑父的，何况侄子？

女皇猛省：我没想到！ [2]

想法变了，心情和感觉也会变。此刻的王庆之在女皇陛下眼里，已经由采花的蜜蜂变成了逐臭的苍蝇。然而这家伙却不识大体，还要纠缠不休，便只能一掌拍死。武则天没把他交给武承嗣，而是交给李昭德，意思十分明显。

李昭德却意识到，这是一言兴邦的难逢机会，于是趁热打铁向武则天进言：请陛下想想，自古以来有侄儿为姑姑立庙的吗？天皇是陛下之夫，皇嗣是陛下之子，没有谁比他们跟陛下更亲，陛下当真忍心天皇得不到祭祀吗？ [3]

女皇无言以对。

第一次储位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但绝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实际上李昭德不过延缓了火山的爆发，他的说词也并非完全在理。没错，历史上是没有侄儿为姑姑立庙的事情，但是请问有女人当皇帝的吗？既然如此，怎么就不能像祭祀娲皇（女娲）那样祭祀女皇呢？讲不通吧？

其实真正打动武则天的，是“弑君篡位”四个字。这让她顿时明白，此刻无论立谁为储都有风险，上上之策是既不断绝武承嗣的非分之想，同时保留李旦的皇嗣身份。皇嗣跟太子是不同的。前者只是认可血缘，后者才确定权力继承的政治关系。因此谁来接班，仍然是巨大的悬念。

悬念即伏笔，伏笔即炸药，炸药即隐患。此后，两派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下表所示，不亚于革命之前。

◎武周革命前后与储位之争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84

光宅元年

二月

中宗李显被废，睿宗李旦继位

690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则天称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
武承嗣封魏王，武三思封梁王，诸武皆封王，诸亲信赐姓武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始杀酷吏，丘神勣等人死

九月

王庆之率众情愿废皇嗣李旦，立武承嗣为储；
武承嗣和来俊臣诬反对派大臣谋反，数十人被杀

十月

杀王庆之，李昭德阻立武承嗣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来俊臣制造狄仁杰谋反案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来俊臣诬陷皇嗣李旦谋反未遂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懿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六月

来俊臣与李昭德同时被杀

698

圣历元年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4]

700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5

神龙元年

正月

女皇逊位，李显复辟

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的斗争有两条线，一是主张仁政的官员与酷吏斗，二是拥戴李家的大臣与诸武斗，而诸武与酷吏是联手的。其中大案有两个，一是靠安金藏以死相争才平息下来的皇嗣李旦被诬案，二是神功元年的谋反案。第二个倒不是冤案，却因为主犯血口喷人，酷吏趁机株连，被灭族的海内名门多达三十六家，判处流放的达一千多人。[5]

武周时代，照样还有血雨腥风。

实际上在王庆之上书之后，被打死之前，就已经有数十个高级官员被杀。罪名又照例是谋反，制造冤案的照例是武承嗣和来俊臣，真实原因也当然是这些人都反对废皇嗣而立魏王。这个时候李昭德还敢说话，是因为他摸透了武则天的心思：唱反调的不能容忍，为她着想则另当别论。因此武承嗣又想故伎重演时，女皇回答：你比不上李昭德。[6]

不过，李昭德最后还是与来俊臣同时被杀。只用一句话就把来俊臣送上刑场的吉顼，则在两年半以后被贬。原因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宰相，不但变成了李家的太子党，而且公开表现出对诸武的不屑。龙颜不容触犯的武则天决定教训一下这家伙，也让大家知道现在是谁的天下。

于是在一次朝会上，当吉顼又要引经据典时，武则天却拦腰截断。她说：每次上朝你都喋喋不休，朝臣和朕早就不胜其烦，不如来讲个故事。当年，太宗皇帝有匹烈马，谁都驯服不了。朕却说，这件事一点儿都不难，只要有三样东西就行。先用鞭子抽。不服，用铁锤打。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喉咙。朕的这股豪气，太宗皇帝可是大为欣赏。

然后女皇问：你莫非要弄脏朕的匕首吗？

魂飞魄散的吉顼只能伏地求饶。

吉顼一案意义非凡，因为他原本投靠了武承嗣。神功元年的谋反案，就是他向来俊臣举报，由武懿宗审理的。现在连他都反对诸武，很能说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当贬往外地的吉顼向武则天辞行时，女皇接见了他。

陛下吩咐赐坐，问他有什么要说。

吉顼问：和水土为泥，有纠纷吗？

女皇说：没有。

吉顼又问：分一半为佛，一半为天尊，如何？

女皇说：那就有纷争了。

吉顼顿首说：臣也认为是这样。宗室和外戚各安其分就天下太平，势均力敌就纷争不已，请陛下三思。

女皇说：朕何尝不知。但事已至此，又能怎样？[7]

也许，这得去问狄仁杰。

[1]以下所述武承嗣事，无另注者均见两《唐书》之武承嗣传。

[2]这一段对话，《资治通鉴》系于长寿元年（692）六月，在李昭德杖杀王庆之的天授二年（691）十月之后，但两《唐书》之李昭德传均系于杖杀王庆之之前，且上下文紧相连接。本书认为两《唐书》是，故从两《唐书》。

[3]见两《唐书》之李昭德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

[4]武则天在称帝前一年即已改用周正，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原来的正月改称一月。因此久视元年正月实为十一月，与圣历二年七月同在公元699年。李武子弟盟誓的时间，《新唐书·则天皇后纪》无记载，《资治通鉴》不详，今从《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为圣历二年七月。

[5]本案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正月条。

[6]这一冤案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武则天对武承嗣说的话见《旧唐书·李昭德传》。

[7]以上见两《唐书》之吉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久视元年正月条。

狄仁杰脱险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克星，也是她的救星。

以“中华神探”的头衔闻名中外的狄仁杰，其实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可以说，太宗之后，玄宗之前，称得上政治家的只有他和武则天。还可以说，没有狄仁杰，武则天充其量不过治国有方的女皇帝，再加玩弄权术的女政客。能不能避免身败名裂都很难说，哪里还能成为政治家？

狄仁杰却让武则天修成正果，甚至立地成佛。这是女皇陛下自己都很清楚的，因此在晚期竟以“国老”相称，上朝时也不让他下拜。她的说法是：每见国老下拜，朕的身上就会疼。狄仁杰去世，武则天更是痛哭失声。她说：朝堂从此空无一人。皇天夺我国老，为什么这样早，这样早啊！[8]

然而这位国老，却差点死在来俊臣手里。[9]

天授三年（692）一月，狄仁杰与另外几位宰相和大臣被诬谋反，进了来俊臣的“例竟门”。这个特务机关之所以得此戏称或恶名，是因为进去的案犯照例没有活着出来的。不过酷吏们也有一个政策，那就是立即认罪的可以免死。[10]

于是，狄仁杰回答来俊臣：反是实。

来俊臣喜出望外。他原以为狄仁杰不好对付，没想到竟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其他案犯除了魏元忠，也都纷纷效法，自认有罪。看来所有的预案都用不着了，对这样积极配合的也该宽大为怀，以便为今后办案节约成本树立榜样。因此，来俊臣只是将案犯们收监了事，看管却不那么戒备森严。

狄仁杰则靠着不打自招的策略，为自己争取到缓冲时间和空间。他悄悄写好一封信，藏在丝绵袍子里，然后请看守将绵袍交给家人。他的说法是：开春了，要换季。

看守没有起疑，丝绵袍子也送进了狄府。

将门出虎子，狄少爷马上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一月的洛阳还很寒冷，父亲为什么急于拿掉袍中的丝绵？结果密信很快就被找到，并由狄公子设法送达御前。

女皇惊诧。

她问来俊臣：狄仁杰当真承认谋反吗？

来俊臣说：供认不讳。

女皇问：家属为什么又来喊冤？

来俊臣说：这是臣等疏忽了。狄犯入狱之后，立即认罪服法。所以，臣等待之以礼，丰其衣，足其食，高其枕，宽其居，以为谋反若非是实，岂有承认之理。现在看来，此等死囚如不动用刑法，怎么会招？招了也会翻供。[11]

女皇说：是吗？朕倒要派人看看。

来俊臣紧张了。他当然不能对狄仁杰怎么样，而且再也不能用刑。万一陛下亲自来看呢？当然，也不能让狄仁杰与使者见面，那可就满盘皆输。来俊臣的办法，是找了一个手下人做替身，穿上狄仁杰的衣服让使者看。

当时正是夕阳西下。假狄仁杰站在西边，女皇的使者站在东边，阳光刺目，根本就看不清。何况这使者进了“例竟门”就心惊肉跳，哪敢细看？东张西望唯唯诺诺而已。

来俊臣却说：天使稍候，有文书烦请带交陛下。

带去的文书是狄仁杰的“谢死表”，也就是表示自己罪有应得，因此甘愿就死，并谢主隆恩的奏折。有了这样一份文件，又有使者的亲眼所见，狄仁杰已是翻案无门。[12]

这时，一个九岁的男孩救了他。

男孩也是宰相之子，父亲被来俊臣诬陷谋杀，本人则进宫做了奴隶。他以举报为由求见女皇，其实要告人的正是来俊臣。男孩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多说无益。只是痛惜王法被来俊臣之流玩弄得不像样子，实在有负圣恩。

女皇呵呵一笑：是吗？

是。男孩说。如果不信此言，罪奴斗胆恳请陛下挑选几名廉洁奉公忠诚可靠的大臣，诬以谋反，让来俊臣他们去查去审，看看有没有不招供、不承认的。

女皇心中一动：哪里还用找？狄仁杰就现成。

被来俊臣打入死牢的狄仁杰，是从洛州司马的任上调回神都成为宰相的。如此越级破格提拔，是因为他担任豫州刺史时，曾经写密信为判死刑的人求情，人数多达两千。狄仁杰说：没有这么多人谋反，他们其实是冤枉的。但如果公开奏明，有为贼人开脱之嫌；知而不言，又恐违背了陛下好生之德。因此奏折写了又毁，毁了又写，竟不知所云。[13]

当时还是太后的武则天批准了狄仁杰的请求。两千条性命从刽子手的屠刀下被救了下来，他们的救命恩人却因为得罪权贵而被贬官。他们当然都没想到，武则天牢牢记住了狄仁杰的名字，并在称帝一年后就把他调到了自己身边。

见面那天，女皇对狄仁杰说：朕清楚你在地方上很做了些好事，但也有人说你的坏话，想知道名字吗？

不想知道。狄仁杰回答。如果陛下认为臣有过错，臣应该改正；如果陛下知臣无过，臣倍感荣幸，何必还要知道那些人的名字？不知道，反倒还能正常相处。[14]

这样的人，会谋反吗？

何况此案疑点甚多，最可疑的就是谢死表。如果真有这样一份文书，来俊臣在被质疑时就应该拿出来。反过来的推理就是：如果女皇不派人去，还会不会有谢死表？

狄仁杰的供词也有问题。他的原话是：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15]

显然，这里没有任何事实，只有一个空洞的罪名，以及一个似是而非的认罪理由：武周取代李唐是一场革命。革命就是新陈代谢，就要吐故纳新，原来属于大唐的旧人也就该被淘汰，甚至心甘情愿去死。所以，反是实。

岂有此理！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唐朝旧臣便都可以视为反贼了。这叫什么自认有罪？分明是话里有话。

再看狱中表现。狄仁杰认罪后，另一个酷吏王德寿找他谈话。王德寿说：大人免死无疑，下官却功劳不够。能不能请狄公再把某某某也牵连进来，也好让鄙人升一两级？

狄仁杰问：为什么是某某某呢？

王德寿说：因为他曾经是大人的下属呀！

狄仁杰断然拒绝。他悲愤满腔地用头去撞柱子，血流满面说：皇天后土啊！为什么要仁杰做这种缺德事！[16]

没有证据显示，武则天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又是否进行了以上推理。但可以肯定，她已经起了疑心，不再相信来俊臣他们那一套，并决定亲自过问此案。

案犯齐刷刷地跪在了女皇面前。

女皇问：狄仁杰，如果你没谋反，为什么要认账？

狄仁杰答：臣不认账，早就死在皮鞭下了。

女皇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写谢死表？

狄仁杰答：没有写过。

女皇下令核对笔迹，马上查出谢死表是伪造的。

至此，本案已真相大白。但，帝国是不能认错的，也从来就没有过错误。因此，所有案犯仍然要受处分，狄仁杰也被贬为彭泽县令。武承嗣和来俊臣还想杀狄仁杰，被武则天坚定地予以拒绝。来俊臣退而求其次，又要求杀掉涉案人员中的一个，结果也被正派法官徐有功据理驳回。

武承嗣和来俊臣的阴谋终于没能得逞。

死里逃生的狄仁杰再次成为地方官，这无非更加丰富了他的阅历。更何况，由于到地狱走了一遭，狄仁杰已经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因此，当他重返朝堂，并得到陛下的信任和重用后，释放的能量和表现的智慧已是无人能及。

女皇的帝国，将是另一番天地。

[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久视元年九月条。

[9]狄仁杰被诬谋反一案，两《唐书》之狄仁杰传和来俊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一月条均有记载，但诸书所述有出入，本书取其合理者采信之。

[10]这个专门用来制造冤假错案的特务机关设在丽景门，酷吏王弘义谐其音称为“例竟门”。事见两《唐书》之酷吏传。

[11]来俊臣的回答，《资治通鉴》与两《唐书》诸传说法正好相反，本书兼采之。

[12]以上情节以《旧唐书·来俊臣传》所述最为详实，今从之。

[13]事见两《唐书》之狄仁杰传，但两传所记牵连人数不一，今取新传。又，唐代官制，州司马上州从五品下，中州正六品上，下州从六品下。

[14]见两《唐书》之狄仁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九月条。

[15]这一供词，《旧唐书·狄仁杰传》与《资治通鉴》大体相同，《新唐书·狄仁杰传》不同，今从《旧唐书》。

[16]此事两《唐书》之狄仁杰传和《资治通鉴》均有记载，而《旧唐书》所述最详，今从《旧唐书》。

重来未必要卷土

回到神都的狄仁杰，发现朝廷已今非昔比。

狄仁杰清楚地记得，上一次他担任国务委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是在天授二年（691）的九月三十日。那时的洛阳城真可谓山雨已来。就在前一天，傅游艺在狱中自尽；十二天之后，又有一大批反对武承嗣的高级官员被杀，紧接着是拥立武承嗣的王庆之被李昭德打死。难怪四个月后，自己就被诬陷下狱。来得不是时候，风口浪尖啊！[17]

这次重新拜相，却正是时候。四年十个月前，皇嗣李旦被诬谋反案平息；两年半以前，假和尚薛怀义被杀；十个月以前，来俊臣和武懿宗制造了最后的冤案；五个月前，来俊臣和李昭德这两个死对头同时被杀。一片空白呀！

狄仁杰可以有所作为。

◎狄仁杰与有关事件年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90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则天称帝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始杀酷吏，丘神勣等人死

九月

傅游艺被杀
狄仁杰拜相

十月

大批反武派大臣被杀
李昭德杀王庆之，阻立武承嗣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狄仁杰被诬谋反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皇嗣李旦被诬谋反

695

证圣元年

二月

杀薛怀义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懿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女皇男宠

六月

李昭德与来俊臣同时被杀

闰十月

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

圣历元年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0

久视元年

九月

狄仁杰卒，享年七十一岁

其实只要看看上面的年表，就不难发现狄仁杰真正位居中央要职，影响武周政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武则天确定了皇太子。这绝不仅仅只是谁来接班的问题。不是的。应该说，正是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狄仁杰使自己和武则天都成为了政治家。

那么，他又是怎样做到的？

似乎也并无高明之处，只不过一有机会就说：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天底下有侄儿给姑姑立庙的吗？等等。这些话不过重弹李昭德的老调，并无新意。问题是李昭德没有真正成功，反倒落得身首异处。狄仁杰却不但完成了李昭德未竟之事业，还被尊为国老。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也，势也，运也，法也。

李昭德建言时，武则天称帝刚刚一年。新官上任尚且三把火，何况新皇帝？这个时候，跟她讨论谁来接班，只能让她反感。王庆之被杀，这是原因之一。好在李昭德只是反对立武承嗣，并没提出要立谁，否则当时就性命不保。

狄仁杰重返神都时，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女皇已经七十三岁，称帝也已经七年，应该安排后事。其次，对李旦的诬陷失败，证明李唐皇室威望犹存。相反，武承嗣的飞扬跋扈和武懿宗的滥杀无辜，都让武氏家族人心尽失。甚至就连突厥也来凑热闹，扬言只认李唐不认武周。[18]

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小看，那就是张氏兄弟。

张氏兄弟成为男宠与狄仁杰再次拜相是在同一年，月份要早一些，底气却明显不足，因此曾经向吉顼和狄仁杰讨教长久之计。两位宰相的意见一致，那就是建议他们利用亲近女皇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建储大业。吉顼明确指出，以色事人不能久，做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才是正当。[19]

兄弟俩倒也乖巧，一点就通，温柔地吹起枕边风。

女皇当然猜得出是谁在背后出谋划策，干脆将吉顼召来询问。吉顼给出的建议，是在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当中任选一人。他说：两位皇子都是陛下亲生，先帝所托，也都是天下臣民人心所向。至于选谁，全由陛下圣裁。[20]

武则天点了点头。

因此后来有人认为，李唐复辟，吉顼是首谋。[21]

就算是吧，就算。

不过吉顼的结局，也只比李昭德稍好一点：从宰相贬为县尉。直接原因是他在朝堂上盛气凌人地欺负武懿宗，根本原因却恐怕是武则天看穿了他的政客面目。当年，为了讨好武承嗣，你不是连妹妹都送上门了吗？不是跟武懿宗和来俊臣联手制造了三十六家灭族的大冤案吗？现在拥护李唐的呼声高涨，你就这副嘴脸？告诉你，朕还没死！

吉顼只好客死他乡。[22]

狄仁杰却在重入朝堂之后不久，很快就与武则天进入了蜜月期。这恐怕首先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武则天深知，夺权无妨靠小人，靠酷吏。治理好国家，安排好后事，却只能靠刚正贤良之臣。同样，狄仁杰也明白，真正能推翻武周、复辟李唐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武周皇帝自己。这样的人能反对吗？不能。

何况武则天这皇帝当得也不差。尽管作为当局者，狄仁杰不可能意识到，武则天活跃于政坛的半个世纪，正是从治世（贞观）通往盛世（开元）的桥梁。但作为宰相，他至少清楚：帝国的版图在扩张，人口在增长，人才的辈出也由于女皇对科举的高度重视，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23]

这样的皇帝，又为什么要反对呢？

更为难得的是，女皇陛下虽然年事已高，而且实际执政时间很长，却没有同类实权人物的晚年病，比如暴戾狂躁或者荒淫倦政。相反，她的头脑之清醒，思维之敏捷，精力之充沛，判断之准确，都丝毫不减当年。这真是个奇迹。[24]

因此，不要说奴才和蠢才，就连一般人才恐怕也都不能入她法眼。女皇要的宰相，必须既是帮手又是对手。狄仁杰就是这样的人。他冷静耐心，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却又诚实友善，刚正不阿。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智商和情商处于同一水平和层次，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又刚好相反。

武则天当然清楚这一点。实际上狄仁杰在供词中已经表明立场：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只不过，狄仁杰是反周不反武。不反武则天，这就是共识。把武周皇帝的最后岁月经营好，也是共识。有此共识，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就可以求同存异，积极配合，共同实现各自的理想。

酒逢知己又棋逢对手，这才真是“天作之合”。

实事求是，推进共识，也才是成功之道。

聪明的狄仁杰甚至很好地利用了既是老乡又是同龄人的优势，将建储大计变得就像夕阳下两位老人拉家常。对于狄仁杰的这种絮絮叨叨，女皇居然百听不厌，只不过偶尔也会撒娇使横，打断他说：朕的家务，你不要管！[25]

狄仁杰答：王者以天下为家。四海之内，家即是国。[26]

武则天不回答。但是有一天，她表演了魔术。

她说：狄公请回头，看看谁来了。

狄仁杰回头，看见了站在身后的庐陵王李显。

武则天说：朕把储君还给你。

狄仁杰拜倒在地，半天都扶不起来。

从内心挣扎中解脱出来的女皇，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抚摸着狄仁杰的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你不是朕的臣子，你是大唐的社稷之臣。[27]

狄仁杰如释重负。

实际上，庐陵王李显是在狄仁杰拜相的五个月后，被武则天以治病为名秘密接回洛阳的。这就雄辩地证明了，真正解决储君问题的恰恰是女皇本人。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其中奥秘和深层原因要到以后才能揭晓。

后面的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夺嫡无望的武承嗣很快抑郁而死，聪明识趣的李旦立即恳请逊位，藏在宫中的李显被立为太子，并由李哲复名为李显，后来又改名武显。

对此，狄仁杰并无异议。

立储问题解决后，从上到下都松了一口气，女皇陛下的统治风格也开始变得温柔。这让她越来越像政治家。其实政治家的要旨不在温柔也不在霸道，而是能够在霸道和温柔之间自由转换，该霸道时霸道，该温柔时温柔。武则天当然有这种能力。但没有狄仁杰，她开发不出来。

七十四岁的武则天和六十九岁的狄仁杰，还有两年的合作时间，他们的关系也更像相互搀扶的老伴。靠着狄仁杰润物细无声般的规劝和调教，武则天慢慢变成了从善如流的开明君主。大约也就在这时，狄仁杰被称为国老。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九月及十月条。

[1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元年八月条。

[19]张氏兄弟向吉顼讨教事，见两《唐书》之吉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元年二月条，记录颇为详实。向狄仁杰讨教事，见《新唐书·狄仁杰传》，但《资治通鉴》不予采信。

[20]见两《唐书》之吉顼传，其说与《资治通鉴》不同。

[21]见《旧唐书·吉顼传》所引睿宗语。雷家骥《武则天传》也持此论。

[22]以上见两《唐书》之吉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久视元年正月条。

[23]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

[24]从麟德元年（664）与高宗皇帝并称二圣同时临朝，到神功元年（697）再次起用狄仁杰，武则天实际执政三十三年，本人则高龄七十三岁。之前可以相提并论的只有汉武帝。

[25]两《唐书》之狄仁杰传都发现和指出了狄仁杰与李昭德等人的不同，那就是“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又，狄仁杰籍贯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武则天籍贯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两人是并州老乡。狄仁杰生于公元630年，武则天生于公元625年，是同龄人。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元年二月条。

[27]关于本段史实，正史和野史众说纷纭，尤以《狄梁公传》所记富有戏剧性，以至于《资治通鉴》简略到只有一句话，并在《考异》中长篇大论予以辨证。本书兼采诸传，而以逻辑与常情常理综述之。

狄仁杰不仅为武周重臣，在朝野举足轻重，后世更成为一代名相。宋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唐狄梁公碑》也成为历代热门碑文，书家如黄庭坚、赵孟等都曾书此碑，这里选录的是赵孟作品。该碑文极言狄仁杰的丰功伟绩，反映了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向往。

女皇谢幕

八月的洛阳秋高气爽，女皇和国老心情很好。

两位老人闲庭信步，武则天却看似不经意地问起了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宰相娄师德。这是一个脾气好得被李昭德骂作乡巴佬都不生气的人，狄仁杰不大看得起他。

看不起也并非没有原因。据说，娄师德的弟弟曾经向哥哥请教为官之道，得到的建议竟然是“唾面自干”。他的解释是：别人把口水吐到你脸上，你不生气，自己去擦，就算有涵养吗？不，这只会更加惹怒对方。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擦都不擦，让风吹干。风，总是会把什么都吹干的。[28]

如此没有骨头的人也值得尊敬？狄仁杰不认为。所以当女皇问他娄师德算不算贤人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武则天微微一笑。

又问：那么，他有没有识别人才的鉴赏力呢？

狄仁杰答：臣也没有发现。

女皇却说：朕知道国老，正是娄师德的推荐。

狄仁杰这才知道天外有天。[29]

女皇却要求狄仁杰推荐人才。的确，之前连续不断的宫廷斗争留下了大量空白急需填补，能够担任宰相的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她说：国老，朕需要一条好汉，有吗？

狄仁杰问：陛下用来做什么？

武则天答：出将入相。

狄仁杰说：那就只有张柬之。这个人虽然年纪大，却是真正的宰相之材。而且长期不被重用，一定感恩效力。

武则天点点头。过了几天，又向狄仁杰要人。

狄仁杰说：臣已经推荐了张柬之。

武则天说：朕已经让他当洛州司马了。

狄仁杰说：臣推荐的职位是宰相。[30]

结果，张柬之终于拜相，只不过是在狄仁杰去世整整四年之后。因此，狄仁杰的本意并非要埋下地雷，尽管后来发动政变逼女皇逊位的主谋，确实是年过八十的张柬之。[31]

惹出是非的却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看完下页的年表就会明白，在武承嗣和狄仁杰等人相继退场后，这两个陪女皇陛下寻欢作乐的小伙伴，已经变成帝国的风暴中心。

◎张氏兄弟与有关事件年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张氏兄弟成为女皇男宠

闰十月

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

圣历元年

二月

吉顼劝张氏兄弟参与建储之事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0

久视元年

九月

狄仁杰卒

701

大足元年

九月

李显子女因得罪张氏兄弟被杀

702

长安二年

八月

李显及弟妹请封张昌宗为王

703

长安三年

九月

张氏兄弟制造魏元忠谋反案

704

长安四年

七月

张氏兄弟腐败案发，被赦免

九月

张柬之拜相

十二月

张氏兄弟再次成为被告并被包庇

705

神龙元年

正月

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杀张氏兄弟，李显即大周皇帝位

二月

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十一月

武则天卒[32]

很难界定围绕张氏兄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斗争。但可以肯定，他俩的权势之大和民愤之大，都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邵王李重润、永泰郡主李仙蕙和她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只不过私下议论了一下，居然就死于非命。至于是女皇下令杖杀，还是他们的家长缢杀，不详。[33]

现在只知道，此事发生在狄仁杰去世后整整一年。

这件事在当时应该震惊朝野。因为李重润和李仙蕙是太子李显的嫡长子和嫡女，女皇的嫡孙和嫡孙女，武延基则是魏王武承嗣的继承人。身为金枝玉叶，又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的嫡传，却死得不明不白，怎不让人惊诧！

朝廷却没有发布官方消息，正史也讳莫如深，反倒是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在一年以后联名上书，奏请册封张昌宗为王。这就不是什么来俊臣可以比的了，“后狄仁杰时代”的女皇也变得让人恐惧和不可捉摸。老太太难道要把皇位传给那两个小白脸吗？这种想法简直让人发疯。

统一战线迅速形成。

作为坚强后盾的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女皇将李显改名为武显以后，又安排他们在明堂盟誓，把两家人变成了一家子。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当然要携起手来。只不过他们不便出面，冲在前面的是朝廷大臣，包括从周兴刀下被救出的魏元忠，也包括后来成为名相的宋璟（读如景）。

发起的攻击则有三波，结果却是失败。最后一次，宋璟甚至差一点就定了张昌宗的死罪，却被武则天救回。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女皇生病，文武百官一律不见，身边只有张氏兄弟负责一切事务，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箭在弦上，只好逼宫。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率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从玄武门入宫，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张氏兄弟美如莲花的脑袋，然后提着人头去见女皇。

女皇惊起。问：叛乱者是谁？

答：张易之和张昌宗，现已奉太子之命斩杀。

女皇这才发现，这伙人身后哆哆嗦嗦地站着她那宝贝儿子李显。于是用鄙夷的口气说：你？回东宫去吧！

政变者之一却说：太子还回得去吗？

女皇转身问另一个：你是朕一手提拔，为什么来？

答：正是为了回报陛下的大恩大德。[34]

女皇不再说话。两天后，当了十四年四个月皇帝的她下诏传位给太子李显。李显即大周皇帝位，称母亲为“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新皇帝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这就必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武则天的深谋远虑也显现出来。实际上，当年她在建储问题上犹豫不决，恐怕就是纠结于一个别人想不到的问题——对武周革命的评价。评价当然只能由后人给出，因此谁是后人便成了关键。武承嗣或武三思固然不会诽谤本朝，守不守得住江山却大可怀疑。一旦失守，武周立马就会变成伪政权，这个风险可冒不起。

相反，如果将皇位交还给李显或李旦，革命虽然无异于失败，自己和武周却不会被看成王莽和他的新朝。亲儿子总不好意思把母亲骂作逆贼，更何况皇位还是从武周皇帝那里接过来的。武周是伪政权，他们岂非也是伪皇帝？

两害相权取其轻，武则天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李显没有让母亲失望，张柬之他们也没有。官方发布的正式文告把责任推到了徐敬业和程务挺身上，认定女皇称帝是临危受命，此刻逊位则是开启未来。也就是说，武周的革命和李唐的复辟都是奉天承运，也都合理合法。[35]

女皇放心了。尽管由于政治和男人都玩不成，她迅速地衰老下来，却还是活了不短的时间，并接受新皇帝十天一次的探望。直到这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逊位的则天大圣皇帝才在豪华体面的软禁中孤独地死去，享年八十一岁。[36]

武则天的陵墓前树立着一尊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刻着螭（读如痴，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女皇帝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风，确实是会把很多东西吹干的，包括鲜血。

不过，临终前她还是留下了遗言，赦免王皇后和萧淑妃等情敌、褚遂良和韩瑗等政敌，自己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身边，仍然去做李家的媳妇。[37]

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小尼姑武媚娘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38]

以后那漫长的岁月，不知有多少人拜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直到她换上帝王的衮冕，也依然魅力无穷，让人敬畏，让人臣服，让人痴迷。事实上，正是这位女皇帝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层次和色彩，让男性中心的世界不那么单调和乏味，也让后人在解读历史时多了一个选择和视角。

现在，她又要换上石榴裙了，因为她无法对抗强大的文化传统。这个一生要强的女子不得不离开男人的世界，回到女人的天地。武则天终究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28]以上见《新唐书·娄师德传》。

[29]见两《唐书》之娄师德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二年八月条。

[30]以上见《旧唐书·狄仁杰传》，《新唐书·张柬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久视元年九月条。

[31]张柬之拜相一事，《资治通鉴》系于长安三年九月条，推荐人是外出将兵的宰相姚崇（姚元之）。有野史认为狄仁杰当年推荐张柬之是后来政变的预谋，此说已被司马光驳回，见前引《资治通鉴》卷二百七久视元年九月条之《考异》。

[32]武则天在久视元年（700）修改历法，仍以每年一月为正月，所以神龙元年（705）正月是一月，与十一月同在一年。

[33]三人之死在大足元年（701）九月，死因不明，诸正史其说不一，详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34]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至神龙元年。

[35]见《大唐诏令集·中宗即位敕》。

[36]关于武则天的享年，《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和《唐会要》称八十一岁，《资治通鉴》称八十二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称八十三岁。今从雷家骥《武则天传》之考证，定为八十一岁。本书涉及的相关年龄，均以此为据。

[37]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长孙无忌的官爵已于上元元年（674）诏复，并听陪昭陵，故不在名单中。

[38]见《全唐诗·则天皇后》。

又见女人

武则天谢幕之后，其他女人开始折腾。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大唐的女人可不是只会绣花。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昭公主甚至有自己组建的武装力量，精兵上万，号称“娘子军”。所以她死后，送葬的是战斗队，伴奏的是军乐团，一路威风凛凛，戟举旗扬，马嘶角鸣。[39]

呵呵，这是什么阵仗！

当然是游牧民族的气派，混血王朝的排场，甚至鲜卑女子才有的英姿飒爽。因此，只有大唐这样的时代，才会演出武周那样的故事，产生武后那样的人物。别忘了，唐代上流社会的女人，可是穿回鹘衣，化吐蕃妆，说突厥语，骑西域马，打波罗球（polo），甚至女扮男装的。

她们的男人怕老婆，也不足为奇。

波罗球又称马球，是唐代流行于贵族阶层的运动，一时风行，女子打马球也不少见。这里描绘的是一组唐代波罗球比赛陶俑，马上均为女子，英姿飒爽。原俑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实际上，正如平阳昭公主的军中，有号称“名贼”的亡命徒；太宗皇帝的手下，也有堪称“名怕”的大将军。由于此人功勋卓著，太宗皇帝赐给他两名绝色女子，此人却死活不敢接受。皇帝只好请来他的太太，倒了一杯液体，然后给她两个选择：要么不再吃醋，要么喝下毒酒。

那女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身经百战的太宗目瞪口呆：这女人也太可怕了。[40]

比较而言，武则天倒算温柔。

她的儿子李显却比父亲李治更怕老婆。高宗皇帝至少能做一半的主，真有大事也是他拍板。中宗的天下却一半是老婆的，一半是女儿的。老婆韦皇后固然干预朝政，安乐公主李裹儿也常常草拟了诏书，拿过来就让父皇签字。难怪当年武则天要废了中宗，她早就看出这人扶不起来。[41]

两个女人却野心勃勃。韦皇后想学婆婆当女皇帝，安乐公主则异想天开要做皇太女。她说法是：阿武（武则天）连天子都能当，我不过当个天子女，怎么就不行？[42]

这就已经够麻烦了，不幸的是她们还有一个帮手，那就是上官婉儿。婉儿的祖父就是当年为高宗起草诏书，差一点废了皇后武则天的宰相上官仪。上官仪被杀，还在襁褓中的婉儿也随母亲罚没为奴，在宫中长大。但，当她十四岁那年被带到武则天面前时，女皇陛下竟是眼前一亮。

从此，上官婉儿成为武则天的得力助手，中宗即位之后又被册封为昭容。这个女人却把自己和韦皇后都变成了武三思的情妇。再加本是武家媳妇的安乐公主，便形成了“韦武联盟”。只有戴绿帽子的中宗蒙在鼓里，还乐呵呵地在他们聚赌时忙出忙进帮着看筹码，不像皇帝倒像宦官。[43]

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惜演出的是悲剧。

悲剧包括政变和谋杀。政变是被“韦武联盟”逼上绝路的太子发动的，结果是武三思先被太子杀掉，太子又被手下人所杀。当时中央政府已经还都长安，太子带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要求交出上官婉儿。婉儿一声冷笑：好主意！先抓婉儿，再抓皇后，最后轮到皇帝，是不是？

中宗被她激励，倒是变得像个爷们。他走上城楼对兵变者说：你们都是朕的心腹，为什么要谋反？缴枪不杀，反戈有赏。结果太子阵脚大乱，政变集团顷刻瓦解。[44]

太子失败，三个女人更加嚣张。其他有头有脸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见不贤而思齐，在私人会所里买官卖官，形成了以韦皇后为核心的“贵妇特权团伙”。不过这帮人做生意倒也童叟无欺。只要肯出三十万，就能弄个一官半职。

这样的官员，当然既不可能由中书省提名，更不可能经门下省审核，就连中宗皇帝也不好意思用朱笔书敕，照常规封发，只好“斜封墨敕”，请有关部门将就着承认。[45]

如此大唐，比得上武周吗？

韦皇后本人却在上官婉儿的导演下，亦步亦趋地走“武后道路”。武则天发明了天皇和天后，她们就山寨为应天神龙皇帝和顺天翊圣皇后，中宗倒也欣然从命。[46]

“贵妇特权团伙”的出现是唐代社会普遍现象的一个极致表征，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如这张敦煌壁画描绘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塑造了雍容虔诚的女性供养人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女仆群像中可见着男袍者，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流行风貌。图据敦煌莫高窟130窟壁画。

不过中宗虽然糊涂，却还有底线。太子政变失败，韦皇后的党羽要求大开杀戒，他不批；要求杀周兴都没能杀了的魏元忠，他也不肯。这样看，他又并不糊涂。[47]

结果，昏庸却不失善良的中宗突然就死了。

死因据说是谋杀，嫌犯则很可能有四个：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皇后的两位情夫。前两人应该是主犯，后两个是胁从。这两位官员一个擅长烹饪，一个精通医术，完全可能提供技术支持。毕竟，皇帝是吃了馅饼才龙驭上宾的。

这一回，恐怕真是“吃错了东西”。[48]

总之，李显是死了。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最亲密的四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再加小老婆兼助理上官昭容。

那么，大唐就没爷们了吗？

当然有，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就是。

李隆基再现了太宗皇帝的风采。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日夜，繁星似雪，临淄王李隆基的政变部队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宫中。作为首都警卫军团，他们被告知：韦皇后一伙毒死先帝，危害社稷，罪恶滔天，人神共愤，务必在今夜予以全歼。早就对韦氏集团恨之入骨的将士们一呼百应，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也都在黎明前全部被杀。

此刻，距离中宗暴毙不到二十天。

这一年，李隆基二十六岁。

后面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李旦成为新皇帝，隆基则成为皇太子，并在两年后接过了父皇让出的帝位。可惜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因为他还要面对一个更难对付的女人。

这个人就是李隆基的亲姑姑太平公主。

说起来大唐的公主也真不省油，以至于《新唐书》不得不开设专栏，为这些小姑奶奶和老姑奶奶们树碑立传。太平就更是“公主中的公主”。作为高宗和武后的小女儿，她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小哥哥相王李旦，则天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常常可见她的身影，中宗即位后又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既然封号是镇国，当然不会只在府中听着音乐安享晚年。

实际上在兵变第四天，太平公主就以她特殊的身份召开御前会议，要废黜韦皇后所立的中宗之子李重茂。太平公主开口便说：皇帝要让位给叔叔，大家看怎么样？

李隆基的一个亲信立即跪下来：天下归心。

很好！太平公主点点头，然后一把将十六岁的小皇帝从御座上拎起来。她说：好孩子，这座位不是你的了。[49]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太平公主向女皇推荐张昌宗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太平公主参与李武盟誓

702

长安二年

八月

太平公主与二兄请封张昌宗

705

神龙元年

正月二十二日

太平公主支持张柬之兵变

正月二十五日

太平公主加号镇国

710

景云元年

六月二日

中宗李显驾崩

六月七日

皇太子李重茂即位

六月二十日

李隆基兵变

六月二十四日

太平公主逼李重茂逊位

六月二十七日

册封李隆基为太子

711

景云二年

正月

太平公主公开提出废黜太子

二月二日

皇太子李隆基监国

712

景云三年

八月三日

李隆基即位，李旦为太上皇

八月七日

改元先天

713

先天二年

七月三日

李隆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

七月四日

太上皇全面交权

七月六日

太平公主赐死于家

十二月一日

改元开元

716

开元四年

六月十九日

太上皇李旦驾崩

呵呵，如此跋扈，还不是姑奶奶？

现在轮到睿宗皇帝成为夹心饼干。一边是不让须眉的太平公主，一边是年轻有为的太子隆基，可怜的哥哥和爸爸只好走平衡木。每次处理政务，他都要先问一遍：向太平请示了吗？跟三郎讨论过吗？这皇帝当得真累，平衡木也慢慢变成走钢丝。于是睿宗决定退居二线，让隆基去做天子。[50]

没有了缓冲地带，公主和新皇帝便只能正面交锋。更麻烦的是，他们的理念并不相同。隆基要复兴贞观路线，太平却留恋则天时代。明争暗斗的结果，是势不两立终于演变为你死我活。回旋余地没了，流血已是不可避免。

先天二年（713）七月，李隆基得到线人举报，太平公主将在四日发动政变。年轻的皇帝当机立断，抢先一步在三日那天将公主的党羽一网打尽。成为孤家寡人的公主殿下逃入山寺又回家自尽，不再纠结的睿宗也彻底交权。[51]

直到这时，大唐才真正有了新皇帝。他叫唐玄宗，也叫唐明皇。新时代开始了，它叫开元盛世。当然，潜伏已久的危机也会到来，它叫安史之乱。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安史之乱》

[39]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40]见《朝野佥载》，《太平广记》之《任瓌》和《妒妇》。

[41]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安乐公主是唐中宗和韦皇后的小女儿，出生在中宗被废之后迁往房陵的路上。当时李显脱下衣服做她的襁褓，所以名叫裹儿。

[42]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43]见《旧唐书·上官昭容传》，《新唐书·韦皇后传》所附上官昭容传。婉儿参与武则天政务的时间，《旧唐书》称在圣历（698）后，《新唐书》称在万岁通天（696）以后。

[44]见两《唐书》之节愍太子重俊传、上官昭容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景龙元年七月条。

[45]见两《唐书》之韦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龙二年七月条。

[46]上官婉儿劝韦皇后效法武则天事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加尊号事见《新唐书·中宗纪》，《资治通鉴》卷二百八景龙元年八月条。

[4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八景龙元年七月条和九月条。

[48]关于中宗李显之死，《新唐书·中宗纪》只说皇帝崩，却又在前文加了一句：皇后及安乐公主、散骑常侍马秦客反，显然是暗示韦皇后与中宗之死的关系。但同书韦皇后传则明确说“帝遇弑”。《旧唐书·中宗纪》的说法是：帝遇毒，崩于神龙殿。前文则是：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为皇太女，自是与后合谋进鸩。《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云元年五月条说得更明白：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其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烹饪技术，而得以进宫，成为韦皇后的情夫，又害怕被中宗发现；安乐公主则希望母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因此四人合谋在馅饼里放毒药。

[49]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云元年六月条。

[50]睿宗兼顾太平公主和太子，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云元年六月条。但据《旧唐书·睿宗纪》，睿宗让位后，仍然掌握大权，自称朕，新皇帝只能自称予，也只能处分三品以下官员。所以李旦不是李渊那样的太上皇，无妨称之为皇上皇。

[5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唐大诏令集》卷三十《睿宗命明皇总军国刑政诏》。太平公主的下场比韦皇后等人好一些。她被赐自尽，保住了公主名号，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韦皇后则被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更被追贬为悖逆庶人，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617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武则天之父武士彟追随李渊在太原起兵。

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大唐建国，武士彟名列二等功臣十四人之一。

620年（武德三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正三品。

622年（武德五年），伊斯兰教教历元年。

625年（武德八年），武则天出生。

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穆罕默德率军攻陷麦加。

631年（贞观五年），玄奘法师抵达印度。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归真。

638年（贞观十二年），武则天被召入宫，赐号武媚，年十四岁。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

643年（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卒。四月，皇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时年十六岁。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卒，享年五十二岁。六月一日，唐高宗李治继位，时年二十二岁。八月前后，武媚娘入感业寺为尼，时年二十五岁。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至十月间，武媚娘入宫，为昭仪，正二品。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2年（永徽三年）七月，李忠立为太子，李弘出生。十一月，高阳公主、房遗爱等谋反一案事发，吴王李恪因长孙无忌诬陷被赐自杀。

653年（永徽四年）二月，李绩拜为司空。

654年（永徽五年）十二月，李贤出生。

655年（永徽六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萧淑妃被废。十八日，武昭仪立为皇后。十一月一日，册封皇后大典。

656年（显庆元年）正月，皇太子李忠被降为梁王。十一月五日，李显出生。

657年（显庆二年）三月，李义府任中书令；八月，许敬宗任侍中。来济和韩瑗被贬。大唐灭亡西突厥。

658年（显庆三年），褚遂良在流放地去世。

659年（显庆四年）四月，长孙无忌被诬谋反；六月，诏令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七月，无忌被逼自尽。

660年（显庆五年）六月，唐高宗中风，武后开始参决朝政。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1年（显庆六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建立。

662年（龙朔二年）六月一日，李旦出生。

663年（龙朔三年）四月，李义府被判处流放。

664年（麟德元年）三月，武则天已故长女被追封为安定公主。十二月，高宗废后失败，宰相上官仪被杀，废太子李忠被诬以谋反并被赐死。从此，高宗垂拱而治，武后垂帘听政，帝后同时临朝，时称“二圣”。

666年（乾封元年）正月，封禅泰山，武后亚献。八月，武后毒杀魏国夫人，而嫁祸于武惟良和武怀运。

668年（乾封三年，总章元年）九月，李绩率军攻陷平壤，唐灭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0年（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大唐西域十八州。

671年（咸亨二年）六月，杀贺兰敏之。

674年（咸亨五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

675年（上元二年）四月，皇太子李弘卒，享年二十四岁。李贤继位为太子，时年二十三岁。

679年（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80年（调露二年，永隆元年）八月，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李显（李哲）为太子。

683年（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卒，享年五十六岁。十二月十一日，李显继位，时年二十八岁。

684年（光宅元年）二月六日，李显被废。李旦继位，时年二十二岁。李贤被杀。武太后临朝称制，改革朝政。徐敬业反。裴炎、程务挺被杀。徐敬业败亡。

685年（垂拱元年），武则天以薛怀义为情夫。

686年（垂拱二年）三月，设铜匦，建立告密制度。

687年（垂拱三年），杀刘祎之、李孝逸等。

688年（垂拱四年）四月，杀郝象贤。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八月，李冲兵变失败，大批李唐宗室被杀。十二月，明堂落成，改名“万象神宫”。

689年（永昌元年）正月，大飨万象神宫。八月，徐敬真案发。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元载初，自名武曌。

690年（载初元年）七月，薛怀义等人作《大云经》注疏，宣称圣母神皇是弥勒佛出世。九月，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加尊号为“圣神皇帝”，时年六十六岁。

691年（天授二年）一月，杀酷吏丘神勣。二月，周兴死于流放途中，索元礼死于狱中。九月，傅游艺下狱自杀，狄仁杰拜相。十月，大批反武派大臣被杀。

692年（天授三年）一月，狄仁杰被诬谋反。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长寿。

693年（长寿二年）一月，皇嗣李旦被诬谋反。

695年（证圣元年），薛怀义被杀。

697年（神功元年），武则天七十三岁，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其内宠。六月，李昭德与酷吏来俊臣被杀。闰十月，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年（圣历元年）三月，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八月，武承嗣卒。九月，李旦逊位，李显被立为太子。

699年（圣历二年）七月，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700年（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卒。

705年（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二十三日，武则天令太子监国；二十四日，下诏传位太子李显；二十五日，李显即大周皇帝位；二十六日，武则天被软禁于上阳宫；二十七日，李显为武则天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卒，享年八十一岁。

706年（神龙二年）十月，中央机关迁回长安。

707年（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兵变，杀武三思，自己也被杀。九月，改元景龙。

710年（景云元年）六月二日，中宗被杀。二十日，李隆基发动兵变，推翻韦皇后集团；二十四日，睿宗李旦即位。

712年（景云三年）八月，睿宗李旦自任太上皇，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同月改元先天。

713年（先天二年）七月，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十二月，改元开元。唐玄宗时代开始。

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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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扉页

2. 第一章 开元新政

1. 大阅兵

2. 姚崇拜相

3. 宋璟当国

4. 宇文融理财

5. 张说下台

3. 第二章 潜在危机

1. 张九龄碰壁

2. 李林甫擅权

3. 杨玉环专宠

4. 安禄山进京

5. 杨国忠惹事

4. 第三章 动乱始末

1. 渔阳鼙鼓

2. 潼关保卫战

3. 马嵬坡

4. 肃宗即位

5. 平叛之路

5. 第四章 走向沉沦

1. 宦官乱政

2. 藩镇割据

3. 朝臣内讧

4. 胡人添堵

5. 大唐灭亡

6. 第五章 唐诗精神

1. 盛唐气象

2. 多样与统一

3. 怛罗斯

4. 新的诗风

5. 知向谁边

7.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6

安史之乱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史之乱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553-4

Ⅰ. ①安… Ⅱ. ①易… Ⅲ. ①安史之乱－通俗读物 Ⅳ.①K242.20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644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陈富余

特约编辑 贺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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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方佳翮 徐婧儒 江雪

易中天中华史

安史之乱

易中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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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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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数 1-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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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339-4553-4

定价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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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元新政

大阅兵

唐玄宗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阅兵。

阅兵式庄严而隆重。二十万受阅部队在骊山脚下沿着河流摆开阵势，旌旗相连长达五十多里。他们的金戈和铁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的军容威武雄壮。二十九岁的皇帝甚至身着戎装擂起战鼓，亲自指挥了军队的进退出入。 [1]

三军将士山呼万岁。

随后，玄宗发布了嘉奖令。陛下不无忧虑地指出，帝国的状况不容乐观，就像快要坠落的珠串。因此他希望，全体官兵能够同心同德，令行禁止，以忠贞不渝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实力，誓死捍卫大唐的江山社稷。 [2]

很难说这些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玄宗正式接管政权之时，大唐立国已近百年。这对于经历了四个世纪分裂动荡的中华大地堪称幸运，何况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还号称贞观之治，他本人也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之后半个世纪的高宗和武后时代，帝国仍然兴旺发达歌舞升平。尽管武则天称帝前后也曾乌云蔽日，但那黑暗是李唐皇室和部分官员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甚至不是庶族地主阶级的。相反，由于武则天清除了关陇勋贵的势力，也由于她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贫寒之士反倒有了出头之日。唯其如此，帝国的大厦才不会因为她的血洗和屠戮而坍塌。

实际上武则天是大唐王朝的掘墓人，更是它的守陵人甚至建设者。正如诸位在《女皇武则天》中读到的，唐太宗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长孙无忌等人撺掇下，选择了能力最弱的李治为接班人。在他看来，这样就能避免因祸起萧墙而导致帝国分裂，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一世英名也能得以保全。

可惜英明的太宗皇帝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能力掘墓的人往往也守不住陵。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治不但将帝国拱手相让，而且还是让给了一个女人。

这才真是天大的玩笑。

幸运的是，这个女人偏偏具有治国的能力。在她与高宗共同执政和独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武则天保证了帝国长期和持久的统一，并让它充满活力。就连改朝换代，较之以前的宋、齐、梁、陈、北周和隋，也是代价最小的。

更何况，她还把帝国交还给了李唐。

可惜，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武后的高宗政权是什么样，更无法设想李弘或李贤的王朝。因为没有武则天就没有李弘和李贤，哪怕李贤是私生子。但似乎可以肯定，她至少没有把国家弄得更糟，尽管鼓励告密、制造冤案和滥杀无辜对世道人心无疑有着破坏作用。 [3]

那么，玄宗皇帝的危机感从何而来？

短暂而混乱的中宗和睿宗时期。

无字碑位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是武则天所立。有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此碑，有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说的意思。

这是一段空洞无物和令人沮丧的岁月。当一群官员成功地将女皇武则天赶下台后，才突然发现她留下的空白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填补，自己反倒在她的有生之年被夺权，后来又被彻底消灭。女皇交出的政权，则落入一伙既无德又无能的人手中，包括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唐中宗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女皇政敌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

如此奇怪的联盟，当然只会胡作非为。这就给了唐玄宗李隆基创造历史的机会，而他原本是与皇位无缘的。因为他的父亲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中宗李显的弟弟，他自己则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实在与九五之尊远隔重洋。这位王子后来能够成为大唐第六任皇帝，还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仅仅因为历史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政变。

当然，也要拜韦皇后的愚蠢所赐。

韦皇后的愚蠢在于太想当女皇帝，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太想当皇太女。她们甚至等不到中宗寿终正寝，就提前把他送进了鬼门关。此案虽然扑朔迷离，韦皇后一伙不得人心则大约是实，因此毫无悬念地便被李隆基就地正法。

当时，李隆基才二十六岁，还很不起眼。

政变得到了太平公主的帮助，甚至干脆被认为就是武则天的这个小女儿所策划。因为事情进行得易如反掌，背后肯定需要权力和金钱的支持。这两样东西李隆基都不多，太平公主却应有尽有。她在女皇的时代就很活跃，中宗即位之时又加封了“镇国”的头衔。唯其如此，事成之后她才会走到台前，蛮横傲慢地完成了把李旦变成皇帝的杰作。 [4]

总之，太平公主认为现在轮到她大显身手。尽管当时她只能将李旦推上皇位，甚至无法阻止李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但她并不认为帝国就是那父子俩的。她的身上既然流着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帝的血，小哥哥睿宗李旦又是那样地与世无争，那么，平治天下，她当仁不让。

一心向往曾祖父“贞观之治”的太子和皇帝李隆基，也只好跟他那坚持则天路线的姑姑斗法。结果则一如我们在《女皇武则天》中所述，失败的太平公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一个时代。从此以后，直到晚清，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到中华帝国的政局。

获胜的唐玄宗却感到了危机。他清楚地记得，成败只有一天之差。如果不是由于得到线人通报，抢先一步在七月三日动手，那么，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怕就是自己，大唐也弄不好会再出现一位女皇帝，尽管她姓李。

教训啊！

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必须集权，尤其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太平公主之所以比韦皇后一伙更难对付，原因之一就在后者只知道买官卖官，手下尽是无能之辈；前者却不但控制了文官，而且收买了军队。

当时的形势确实严峻。政事堂会议成员七名，四个是太平公主的人；宫廷警卫部队四军，也有两军效忠公主。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则掌握在退居二线的太上皇手里。太平公主正是靠着这位和事佬哥哥，一手遮住半边天的。 [5]

显然，这其实是三个人的博弈，睿宗李旦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或糊涂。他一生三让天下：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第二次让给哥哥李显，第三次让给儿子李隆基，每次都不是高风亮节，而是精打细算。当然，是为自己。

这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应该视为上天神秘的警示。太平公主便让人放出风来，声称还发现象征皇帝和太子的星辰也都有异变。言外之意很明显：只有废黜太子，皇帝才是安全的。

可惜公主机关算尽，却没有哥哥聪明。睿宗干脆宣布辞去皇位，那可就一了百了，彻底安全。他甚至对闻讯赶来匍匐在地的皇太子李隆基把话挑明：让位是为了避灾。你如果真是孝子，何必一定要等朕死以后再即位？ [6]

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就连他保留帝国的最高仲裁权，也表面上是太平公主的阴谋诡计，实际上是睿宗皇帝的如意算盘。大事拍板，小事不管，这个太上皇当得游刃有余。可怜的儿皇帝却连自称朕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李旦的打工仔和挡箭牌。

看来，李隆基其实应该感谢太平公主的步步紧逼，否则他真是无法将自己变成帝国真正的当家人。尽管之前太上皇和他的关系很像董事长和总经理，大唐却不是公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稳定就要集权，而且必须集中在皇帝手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家分红。

难怪唐玄宗在接管政权之后三个月就要阅兵了。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昭告天下：新时代已经开始。

因此他也要杀人，或假装要杀。

[1] 见《唐会要》卷二十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

[2] 见《唐大诏令集·骊山讲武赏慰将士诏》。

[3]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武则天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又说，这一点可以争论。

[4] 关于这种看法，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5]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六月条。但该条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不确，应为“四出其门”。

[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先天元年七月条。

姚崇拜相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 [7]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 [8]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 [9]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强，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也未必是为了立威，至少并不完全如此。威当然要立，却不一定要靠杀人，实际上也没有杀。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却想要他的职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因为就在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此人时任同州刺史，受命之前不过是阅兵式的观礼人员，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玄宗的任免其实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因此，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叫姚崇。

姚崇是武则天的人。八年多以前，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只有姚崇泣不成声。旁边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合时宜，姚崇却表示悲从中来情不自禁，而且惜别旧君正是人臣之义。结果，他当天就由宰相贬为刺史。 [10]

玄宗皇帝看中的，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历来就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当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说是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对方是英明的领袖，起码也是合格的君主。如此，贤臣才能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11]

幸运的是，李隆基正好是一个想做圣君的人，姚崇的任命也被描述得极具戏剧性。据说，阅兵式的第二天，唐玄宗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在马前。当时玄宗皇帝的心情和兴致都很好，便笑容满面地问他：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臣读书不多。要说打猎，老当益壮。

很好！玄宗皇帝说。朕很久没有见你了，正好有些事情要听你的意见，跟着宰相们一起走吧！说完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 [12]

唐代三彩文官俑，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

唐代彩绘文官俑，洛阳博物馆藏。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 [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 [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 [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7]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 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 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 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

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 [16]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 [17]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 [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 [19]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 [20]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 [21]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 [22]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情，对不起，国法无私。 [23]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 [24]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 [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 [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 [27]

[16] 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 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 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 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 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 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宇文融理财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 [28]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 [29]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 [30]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 [31]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私铸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结果，专使的雷厉风行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舆论哗然。

两位宰相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埋单。 [32]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

可惜帝国不能只靠道德文章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要用钱，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要用钱，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更要用钱。钱，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没人理财，皇帝靠什么过日子，官员靠什么领工资，天下靠什么致太平？

于是，汉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道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为特使专门处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比如允许主动申报的逃户免税六年），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 [33]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则在宇文融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给予种种优惠政策，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 [34]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州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

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说是姚崇的死对头。

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旧史就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伪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官的拒绝。 [35]

玄宗看中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才，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没错，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张说自有张说的作用。 [36]

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玄宗不敢相信可以减少兵员，张说却回答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务，很清楚将帅们的扩军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自肥。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

结果，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裁减三分之一。 [37]

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原来用政事堂之印，现在用中书门下之印。政事堂是会议，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样吗？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当然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书省。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 [38]

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

当然，这并不该张说负责，因为集权化正是姚崇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张说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强宰相权力，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何况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这样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没有学问和文采的务实派官员。总之，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只看谁胜谁负了。

[28] 宋璟于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二十八日拜相，开元八年（720）正月二十八日罢相，担任宰相共三年一个月。

[29] 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0] 引文见柳芳《食货论》。

[31]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2] 以上据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同时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3]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4] 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5] 张说由于宋璟的告诫而在出庭作证时说实话，见两《唐书》之宋璟传；要求修改《则天实录》历史记载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十二月条。

[36] 这一观点引自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唐玄宗对张说的评语见《全唐文》卷二十二《命张说兼中书令制》。

[37] 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年八月条。

[38] 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的变化，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一年是岁条及胡三省注。

张说下台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初四，中书令张说的府邸突然被禁卫军包围，他本人和家属也被捕下狱。原因是包括宇文融在内的监察部正副部长三人联名弹劾张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和收受贿赂，并且生活奢靡。其中最为严重也最能刺激玄宗敏感神经的是：该犯竟然私聘术士夜观星象。 [39]

皇帝陛下龙颜大怒。

其实，张说早就该料到会有这一天，因为监察部这三个正副部长都是他的死对头。御史台被敌对势力控制，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而且当时就有人提醒他：宇文融理财有圣上支持，不可以太得罪。张说却不屑一顾地说：那种鼠辈干得了什么？于是依然故我地继续处处与宇文融作对。 [40]

结果怎么样呢？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

说起来张说也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得罪的并不单单是宇文融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几个月前，张说排除异己，包揽了封禅大典的所有事务，以至于得到封赏的全是他的人。这就犯了众怒，宇文融也才利用时机狠狠捅了他一刀。

幸运的是，一个宦官救了张说。

救张说的就是传说为李白捧靴的高力士。当时唐玄宗派高力士到狱中看个究竟，高力士回来禀告说：张说蓬头垢面坐在草上惶恐待罪，家人都用瓦罐吃饭喝水。

玄宗不禁心软。

高力士又说：张说是忠于陛下的，而且有功。

玄宗当然清楚这一点。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表明，私聘术士夜观星象确有其事，却是下属所为，张说并不知情，顶多负有领导责任。于是玄宗将张说从御史台放出，仅仅免去他担任了三年两个月的中书令职务，其他待遇照旧。 [41]

宇文融的政治生命却更短。他在扳倒张说三年后的开元十七年（729）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在九月被贬为刺史，担任相职只有九十九天，史称“百日宰相”。

原因，当然也是犯了众怒。

宇文融离开朝廷，帝国的财政立马就成了问题。于是玄宗皇帝愤怒地问那些反对派：你们总说宇文融不好，朕依了诸位，结果没钱用了，请问卿等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或者说，反对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继续攻击宇文融，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于是，宇文融的问题被不断揭发，先是受贿，后是贪污。这个倒霉的家伙也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42]

一个异类就这样被干掉了，现在轮到另一个。

另一个异类叫王毛仲。他是高丽人，也是唐玄宗当王子时府上的家奴，由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成了玄宗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又由于治军有方，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与姚崇和宋璟的政治待遇相同。

那时的王毛仲真可谓备受恩宠。就连他嫁女儿，皇帝陛下都要亲自过问，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王毛仲说：万事齐备，只欠宾客。

唐玄宗问：张说之流，岂不是一叫就到吗？

王毛仲答：也有请不到的。

唐玄宗笑：你说的是宋璟吧？朕来请他。

第二天，宋璟果然到场，尽管只喝了半杯酒。 [43]

王毛仲却赚足了面子。

小人得志便猖狂，王毛仲也不例外。他目空一切，尤其看不起宦官。也许在他看来，宦官男不男女不女，根本就不能算人，又岂能与他这大将军相提并论，平起平坐？

结果，王毛仲栽在了宦官手里。

开元十八年（730）某日，王毛仲生了儿子。唐玄宗派高力士前往祝贺，并且封那婴儿五品官衔。力士回宫后，皇帝陛下兴致勃勃地问：怎么样？毛仲很高兴吧？

高力士答：王毛仲说，这样的孩子不够三品吗？

玄宗大怒。

其实，王毛仲此言是要羞辱高力士，也是发泄对宦官受宠的不满，因为高力士的官阶正是三品。所以，他要把孩子抱出来给高力士看，意思是我这身体健全的儿子才五品，你这个连命根子都没了的家伙又凭什么三品？

唐玄宗却理解为王毛仲泄愤，因为不久前王毛仲索要兵部尚书的职位被皇帝拒绝。于是高力士趁机说：北门奴才气焰太盛，又早就结成了团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北门就是玄武门，那可是经常发生政变的地方。唐玄宗将王毛仲等家奴安排为北门禁军的将领，就是要让他们当看门狗。但是，走狗如果对主人呲牙咧嘴，则非杀不可。于是皇帝在剥夺了王毛仲的兵权之后，又将他赐死。 [44]

张说却很乖巧。他在被免去中书令职务十个月后，就以尚书省副长官（尚书右丞相）的身份退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有《大衍历》和《开元礼》等等。宋璟也远离了是非中心，退休住在洛阳。他们两人都寿终正寝。

朝廷也变得安静起来。

实际上张说罢相之后，朝堂之上就乏善可陈。这固然因为人才难得，同时也因为玄宗厌恶党争。因此他宁肯宰相的能力差一些，威望低一点，也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与否也无关乎能力。此后多年，宰相班子就像走马灯，却没有一个是团结的。皇帝按下葫芦起了瓢，不胜其烦。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中书令萧嵩推荐韩休搭班子，大家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又错了。

萧嵩其实并不了解韩休。他推荐韩休，只不过认为韩休为人柔和，却没想到此人外柔内刚。当时，玄宗皇帝要流放一个县尉，新任宰相韩休却说：该犯并非大奸大恶，陛下应该抓大放小。金吾大将军某某贪赃枉法，民怨沸腾，问题更为严重。臣请先处分某将军，再处分那个县尉。

玄宗不同意。

韩休说：陛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臣不敢奉诏。

玄宗只好同意。

这件事让所有人对韩休都刮目相看，就连退居二线的宋璟都说：没想到韩休竟能如此，这是仁者之勇啊！ [45]

玄宗也对韩休肃然起敬，甚至忌惮。据说，皇帝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自己，就会左顾右盼说：韩休知道吗？更为夸张的说法是：话音刚落，韩休的意见书就送达了御前。

不能随心所欲的皇帝只好对着镜子叹气。

身边人说：自从韩休拜相，陛下就瘦了许多，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为什么不罢免他？

玄宗说：朕是瘦了，百姓可就胖了。萧嵩顺着朕，可是退朝之后朕睡不着。韩休虽然喜欢顶撞，可是朕睡得香。朕用韩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江山社稷啊！ [46]

这时的唐玄宗，还真不糊涂。

萧嵩却忍无可忍。他实在受不了韩休这刺儿头，也受不了他在朝堂上的得理不饶人，于是向皇帝申请退休。

玄宗说：朕又没烦你，为什么要走？

萧嵩说：现在走人，还来得及。等到陛下烦了，臣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皇帝明白了。他的办法跟以前一样：宰相不和就同时罢免。于是，萧嵩改任尚书省的副长官，韩休则改任工部尚书。新宰相一个是京兆尹裴耀卿，任门下省副长官；还有一个则是张说的接班人张九龄，任中书省副长官。 [47]

新的一幕也即将开始，虽然需要前奏。

[39] 见《新唐书·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0] 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二月条。

[41] 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2] 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七年六月至十月条。

[43]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

[44] 以上见《新唐书·王毛仲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八年是岁条、开元十九年正月条，同时参看《旧唐书·王毛仲传》。

[45] 见两《唐书》之韩休传。

[46] 见《新唐书·韩休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三月条。

[47]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条。

第二章
潜在危机

张九龄碰壁

张九龄是在居丧期间接到任命的。

这是莫大的信任和恩典。因为帝国以孝治天下，除非万不得已，官员在居丧期间都必须守在灵前。然而张九龄请求服丧期满以后再来就职，却被玄宗拒绝。非但如此，皇帝还在张九龄到京五个月后，将他和裴耀卿分别提拔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建立起两省长官同时在位的宰相班子。

张九龄感恩戴德，决心以忠诚报效陛下。

玄宗皇帝也很满意。没错，创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的张九龄是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也一举进士及第，就连文坛领袖张说对他都赞不绝口。他的风度更是堪称玉树临风，以至于玄宗皇帝每次选拔人才都要问上一句：像张九龄吗？ [1]

裴耀卿也不简单。长期困扰帝国的粮食问题，就是他担任转运使期间解决的，据说三年之中积粮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将这一成绩上报朝廷，裴耀卿却回答说：这原本就是公家的钱，怎么能用来沽名钓誉？ [2]

很好！张九龄有道德文章，裴耀卿有管理能力，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又没有个人恩怨，岂非最佳搭档？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短命的班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同时罢免，分别改任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丞相。这时，他们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才两年半，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算起也只有三年。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李林甫使坏。

以“奸相”之名载入史册的李林甫，是在张九龄和裴耀卿被任命为两省长官的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论职权，他并不能与那两位当然宰相分庭抗礼。论出身，作为皇室远亲而进入官场的他，也与大多数科举官员不同。但是，李林甫乖巧，懂得在张九龄面前装弱智，唐玄宗面前抖机灵，结果君臣二人都被他蒙蔽，放松了警惕。

其实李林甫并非等闲之辈。正如当年提醒张说防范宇文融的是张九龄，跟宇文融一起联名弹劾张说的监察部副部长也正是李林甫。可以说，李林甫继承了宇文融的衣钵，就像张九龄在某种意义上是张说的传人。

只不过，李林甫更狡猾，张九龄更迂腐。

迂腐表现在张九龄刚刚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提出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铜钱。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提案立即遭到裴耀卿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当然是胎死腹中，反倒将张九龄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案子。

案子倒也简单。有两个人谋杀了一位监察官员，原因是他们认为该官员应该对自己父亲的冤死负责。这样的血亲复仇有着悠久的传统，也被民间视为正当。因为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都是非报不可的，否则就不是男子汉。何况帝国既然以孝治天下，就没有判处孝子死刑的道理。

因此，张九龄主张免于追究。

裴耀卿和李林甫则认为王法无情，玄宗皇帝也认为此例决不可开。他在敕书中说：国家制定法律，原本就是要禁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私下复仇，请问天底下又有谁不是孝子？如此仇怨相报，恶性循环，又何时是个尽头？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将那二人杖杀，结果舆论哗然。民间人士集资安葬了那两位孝子，表示哀悼的诗文也传遍朝野。 [3]

很难说此事对张九龄的仕途影响如何，但他与玄宗理念不同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就在一两个月前，张九龄便因为一项任命跟皇帝陛下大起冲突。

事情也很简单。有一位将领打败了契丹，并将契丹王的头颅传送京城，让皇帝郁积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因此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惯例，玄宗提出任命此人为宰相。

张九龄却说：宰相职位不是用来做奖品的。

唐玄宗说：给个名义，不管政务，行不？

张九龄说：名义也不能随便乱给。刚刚打败了契丹就要当宰相，将来消灭了突厥又赏他什么？

唐玄宗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4]

过了一年多，张九龄与唐玄宗又起冲突，原因仍然是官员的任命。这次皇帝要奖励的是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因为他节约开支，勤于政事，让防区之内兵强马壮气象一新。玄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提出给他加封尚书的头衔。

张九龄照例反对。

其实张九龄与牛仙客并无个人恩怨，反对的原因也仅仅由于在他看来，宰相和尚书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士大夫，而不该是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的基层干部，更不该是军人。因此他极其傲慢地说：牛仙客当了尚书，朝廷会因之蒙羞。

玄宗只好让步：封个爵位总可以吧？

张九龄说：那也不行。爵位是用来奖励功臣的。牛仙客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哪有功劳可言？陛下如果一定要予以嘉奖，多赏些金银财宝就可以了。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勃然变色说：天底下，难道什么事情都得由你说了才算吗？

张九龄跪倒在地说：臣愚蠢，不敢不实话实说。

玄宗皇帝一声冷笑：你口口声声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卑微上不了台面。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什么门第？

张九龄说：牛仙客生于中原，是华夏正宗，确非臣这岭南边鄙野人可比。但，臣在朝廷毕竟任职多年，牛仙客却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又岂能担当重任？

玄宗皇帝恨得牙齿发痒。 [5]

实际上这次皇帝发怒是有原因的。此前，为了从洛阳还都长安，他就跟张九龄闹得很不愉快。玄宗希望尽快，张九龄却坚持等到入冬，理由是当时正值秋收。这件事最后是靠李林甫解决的。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挑什么日子？

封赏牛仙客的事也如愿以偿。这同样因为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会写文章？何况用人乃天子之权。天子想用谁就用谁，用谁不是用？ [6]

玄宗皇帝很高兴。

老天爷也似乎要帮李林甫的忙。离开洛阳那天，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趁机免去两京当年的赋税，又提拔奖赏沿途地方官员，赦免罪犯，于是一路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

更凑巧的是，回到长安不久，洛阳也地震了。这就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地震意味着宰相不合格，应予罢免。 [7]

张九龄却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由于为某个涉案官员辩护，而被认为是结党营私。更何况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他也与玄宗意见相左，终于让皇帝下定决心搬走这块挡路的石头，将他和裴耀卿一起罢免。 [8]

推波助澜的，当然又是李林甫。

实际上张九龄并无意于争权夺利，他甚至写了一首名为咏燕的诗送给李林甫。在诗中，张九龄以燕子的口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9]

可惜，鹰隼并不会因为燕子与世无争就不下手。李林甫既然要大权独揽，就不会放过张九龄和裴耀卿。于是，并未与张九龄结党的裴耀卿，也只好成为城门失火之时被殃及的池鱼。据说，宣布任免决定时，两位前宰相悲愤难言，李林甫洋洋得意，旁观者则窃窃私语说：一雕挟两兔。 [10]

是的，李林甫笑了，笑得又阴又冷。

[1] 见两《唐书》之张九龄传。

[2] 见两《唐书》之裴耀卿传，《旧唐书·食货志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八月条。

[3] 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三月条。

[4] 见《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条。

[5] 以上见《旧唐书·李林甫传》，《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6] 以上均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7] 见《新唐书·玄宗纪》。

[8]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之综述。

[9] 见张九龄《归燕诗》。

[10] 见《新唐书·李林甫传》，（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

李林甫擅权

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 [11]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同样可疑。 [12]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堪称空前绝后。 [13]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 [14]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 [15]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 [16]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 [17]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 [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 [19]

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 [20]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 [21]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

[11] 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2] 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后来被司马光采信，载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三月条，遂成为定论。但两《唐书》均无此说，十分可疑。

[13] 此前主要宰相的任职时间是：姚崇三年三个月，卢怀慎不到三年，宋璟三年一个月，苏颋三年一个月，张嘉贞三年一个月，张九龄和裴耀卿不到三年，张说四年半，源乾曜九年五个月。

[14] 见《新唐书·李林甫传》。

[15] 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6] 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及其所引（日本）谷川道雄《关于所谓李林甫专政》，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

[17] 本段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彭丽华《安史之乱》。

[18] 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李林甫传》。但《新唐书》认为这一情况并不属实，是大理寺长官“妄言”，却不知证据何在。

[19]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八载二月条。

[20] 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21] 见《新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初条。

杨玉环专宠

杨玉环成为唐玄宗的女人，是在骊山温泉宫。

六十六年后，诗人白居易根据民间传说和艺术想象追述了当时场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呵呵，天生丽质的小女人被精力充沛的老皇帝折腾得站都站不起来。

这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的故事，因此赐浴之日并非乍暖还寒时节。选在君王之侧的杨玉环也非“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玄宗之子寿王李瑁（读如冒）的王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李隆基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 [22]

如果较真，这是乱伦。

华清宫为唐代帝王游幸的别宫，位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

对于有着胡人血统的李唐皇族而言，乱伦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太宗皇帝就占有了弟媳妇，高宗皇帝则收编了父皇的女人武媚娘。不过，这两人纳娶的是寡妇，二十二岁的杨玉环却是现任王妃，这让寿王情何以堪。

然而寿王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暗自庆幸。实际上李瑁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他是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也是宁王李宪的养子。当年，由于武惠妃所生子女接二连三夭折，李瑁便被送到了宁王府中，由宁王的元妃抚养成人。

宁王和惠妃都非比寻常。前者是李隆基的大哥，玄宗的太子之位就是他让出来的，所以死后谥为“让皇帝”。后者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也是玄宗皇帝的宠妃。因此，李林甫等人便曾经一度极力主张立李瑁为皇太子。

可惜李林甫押错了宝，寿王的特殊身世反倒使他与储君之位无缘——不少人视武氏家族为李唐仇敌，唐玄宗也不愿意宁王系统过于得势。最后，根据高力士的建议，被立为太子的是当时的忠王、后来的肃宗李亨。

对此，原本无意于东宫的寿王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想到的是，父皇不但夺他之位，还要夺他之妻，而且原因居然还是怀念他的母亲。据正史记载，寿王之母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后，玄宗皇帝就闷闷不乐。尤其是冬天驾临骊山时，睹物伤情，更是郁郁寡欢。环顾左右，三千佳丽竟是粉色如土。直到高力士揣摩上意，将杨玉环从寿王府邸接到温泉宫，陛下的脸上才绽放出久违的笑容。 [23]

怀念一个女人，就让她的儿媳来顶替，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同样，一个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什么有什么，却偏要跟儿子抢女人，也不知是何道理！

大约只能说，有权就是任性。

不过，任性的皇帝也不得不遮人耳目。他在骊山偷情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初二，下敕昭告天下，宣称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自愿度为女道士。而且，一本正经地，道号太真。 [24]

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度》中剃度图局部。

放完这个烟幕弹，两人就兴高采烈泡温泉去了，时间竟是在当月。当年十月，第三次幽会骊山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干脆大模大样住进了兴庆宫，饮食起居仪同皇后。宫中则按照民间对家庭主妇的称谓，管她叫“娘子”。 [25]

想当时两人一定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因为就在第二年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天宝。与皇祖母武则天相反，玄宗并不喜欢改元。他在位四十四年，改元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先天。第二次是713年亲政，改元开元。这个年号沿用了近三十年，为什么要改呢？

因为开元就是开创新纪元，而玄宗皇帝自认为这一伟业已经大功告成。太平盛世就该普天同庆，伟大的君王也该安享晚年。因此，不但要在骊山修建长生殿，也要尽情享受杨玉环的温柔性感，那可真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啊！

没错。云想衣裳花想容，岂非倾国倾城？ [26]

众所周知，这是李白专门为杨玉环写的诗，共三首，总题《清平调》，由著名音乐家李龟年谱曲演奏传唱，时间在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的三年后。而且也就在这一年，唐玄宗再次花样翻新，改年为载，是为天宝三载。此事虽然并不可能是杨玉环的主张，陛下的好心情却无疑是她带来的。

更何况，当时年景也好。

好年景和好心情让玄宗皇帝极为放松，更觉得自己跟女道士杨玉环的关系真是神仙眷侣。他们俩去骊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即便在长安也其实是公开同居。这才有了李白那三首流传千古的诗，以及各种未必靠谱的故事传说。

事已至此，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天宝四载（745）八月初六，刚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正式册封二十七岁的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宫中并无皇后，贵妃实际上是六宫之主。四年多的陈仓暗度，终于修成正果。

寿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十天前，玄宗已经为他另选王妃，不用再担心与武惠妃、宁王和杨玉环的瓜葛，只需要一心一意做皇帝陛下的孝顺儿子就行了。

如此结局，似乎倒也皆大欢喜。

出人意料的是，杨玉环成为贵妃以后，反倒跟李隆基闹起别扭来，以至于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在天宝五载（746）七月，还有一次在天宝九载（750）二月。两次出宫，虽然都以戏剧性的转折收场，传递出的信息却耐人寻味。

杨玉环不是武则天，闹别扭肯定与政治无关，原因多半应该是争风吃醋。当然，也有人说是她移情别恋，对象则是宁王李宪。唐人张祜的诗就说：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 [27]

这恐怕是艺术想象。因为宁王早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就已去世，岂能在四年半以后闹出风波？至于说玄宗与宁王在天宝九载（750）二月开音乐会，贵妃趁机偷吹宁王玉笛，惹得玄宗大怒，当然也更不靠谱。 [28]

此图旧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绢本设色，重彩。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中描绘了几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在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展示了仕女们在庭园中的闲适生活。

比较靠谱的是玄宗风流成性，在天宝五载（746）派出所谓“花鸟使”到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又拈花惹草，在天宝九载（750）与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不清不楚。杨玉环无法接受，与唐玄宗发生冲突，而且出言不逊，于是被遣送到哥哥府中。 [29]

结果是两个人都受不了。第一次，杨贵妃刚出宫，唐玄宗就茶饭不思，乱发脾气，直到善于揣摩上意的高力士将贵妃接回宫中才恢复正常。第二次则是杨玉环痛不欲生。她割下一缕青丝对使者说：臣妾的荣华都是圣上所赐，唯有身体受之父母。永别之日，愿以此酬谢陛下恩宠。

唐玄宗看见杨贵妃的头发，大惊失色，急忙派高力士将她召回。如此这般过家家似的闹过两回以后，皇帝似乎不再花心，贵妃也似乎不再任性。他们甚至在天宝十载（751）七夕节立下海誓山盟。正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0]

结果是什么呢？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元旦和冬至的大朝会，也不是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而是每天或隔日一次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常朝。这其实是件苦差事，因为天不亮就要起床，而且弄不好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皇帝和官员都很辛苦。 [31]

所以，玄宗不再早朝，倒是让不少人松一口气。李林甫更是暗自庆幸，他正希望陛下泡在温柔乡里，专注于修身养性和卿卿我我，陶醉于《霓裳羽衣曲》呢！要知道，那乐曲是玄宗糅合印度和中原音乐创作，又由杨贵妃改编为舞蹈，并由陛下本人亲任鼓手，堪称帝国“第一乐舞”的。 [32]

可惜，李隆基这位音乐家皇帝并不知道，当他心爱的女人梳着玉环髻，穿着尖头小皮靴翩然起舞时，金玉其外的帝国已是岌岌可危。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后来害得杨玉环死于非命的，正是贵妃娘娘的干儿子安禄山。

[22] 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第一次幽会的时间，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23] 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十二月条。

[24] 唐玄宗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全唐文》卷三十五。

[25] 见《新唐书·玄宗贵妃杨氏传》，并请参看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

[26] 见李白《清平调》。关于这三首诗的故事，见乐史《杨太真外传》，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太平广记》等。李白写作此诗的时间，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27] 见《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一张祜《宁哥来》。

[28] 此说见乐史《杨太真外传》。

[29] 此处据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30] 关于杨贵妃的两次出宫，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及《资治通鉴》有关条目。海誓山盟之事与时，见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

[31] 见杜佑《通典》，王溥《唐会要》。

[32] 关于《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详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研究。

安禄山进京

第一次见到皇帝时，安禄山气都透不过来。

后来改写了大唐历史，也改变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命运的安禄山，原本是个卑微的胡人，而且是混血儿——生父康某是粟特人，母亲阿史德则是突厥巫婆。她这个儿子由于是向战神轧荦山（荦读如落）祈祷所得，所以叫禄山（轧荦山的汉译）。又由于母亲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所以姓安。 [33]

混血的安禄山长得雄伟而白皙，年轻时很可能相当帅气和漂亮。他的邻居小伙伴史思明（本名阿史那崒干，崒读如卒）虽然也是突厥混血儿，却其貌不扬。不过，两个小伙子都非常聪明，通晓多种民族语言，曾经在大唐与突厥的边境贸易活动中充当掮客。当然，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不在乎干些偷鸡摸狗和顺手牵羊的勾当，直到因盗窃而被捕。

决定他们生死的，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读如归）。

节度使是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相当于军区司令。受命之时，朝廷要赐以双旌双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安禄山和史思明落到节度使手里，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依法，像他们这样在作案现场被捉拿的盗匪应该用乱棍打死。

张守珪却把安禄山和史思明放了。因为他发现这伙毛贼虽然为非作歹，却也身强力壮，聪慧矫健，说不定是他镇守边疆克敌制胜的可用之才。于是，三十岁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成为张守珪帐下的“捉生将”（敢死队员），靠着对地形地貌的熟悉和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为张守珪屡建战功。

安禄山，也被张守珪收为养子。

可惜那时的他还是年轻气盛，结果在一场战争中由于轻敌而导致全军覆没，张守珪也只好将其押解到京。玄宗皇帝却一看就明白了。将在外，不由帅。原本有着节制调度之权的张守珪，之所以没把这个败军之将就地正法，其实是舍不得，也是要把这个人情留给自己做。因此，尽管当时的中书令张九龄力主将其斩首示众，玄宗却决定法外施恩。

捡回一条性命的安禄山长了记性，他的人生也从此芝麻开花。后来，张守珪获罪贬官，安禄山却步步高升，并于天宝二年（743）正月第一次见到了皇帝陛下。

这时，他的官职已是平卢节度使。

在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长大的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帝国的首都是如此气势恢宏一片繁荣。他当然也没有想到，至尊天子是那样令人敬畏。因此，当他气喘吁吁走完殿前的台阶，并一头跪倒在地时，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不过，安禄山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对皇帝说：去年我们营州闹蝗灾，臣焚香祈祷禀告上天：如果臣心术不正，就让蝗虫把臣的心吃了；如果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离开营州。结果，北方飞来一群鸟，把蝗虫吃得精光。 [34]

这当然是胡编乱造，玄宗听了却很受用。这就让安禄山摸准了帝国的脉。同时他也清楚，无论自己官位多高，在大唐那些王公贵族眼里仍然是土包子，是尚未开化的戎狄和粗俗不堪的武夫。但，唯其如此，皇帝才会放心地把权力交给自己，就连嫉贤妒能的宰相李林甫也不设防。

安禄山决定将装傻卖萌进行到底。

天宝六载（747）正月，安禄山又一次觐见皇帝。这年他四十五岁，身体早已发福，据说光是肚子就重三百斤，然而跳起胡旋舞来却转动如陀螺。唐玄宗忍俊不禁，不由得半开玩笑地问：你这杂胡，肚子这么大，里面都装些什么？

安禄山一本正经地回答：全是赤胆忠心。

玄宗很高兴，让他见过太子。

安禄山却问：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百年之后的天下之主。

安禄山犹豫片刻，然后一脸真诚和无辜地跪下来说：我们胡人愚蠢，不懂中华礼仪。因此，长期以来，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真是该死，罪该万死！

毫无疑问，这是装疯卖傻。要知道，这时的安禄山已经兼任御史大夫，怎么可能连太子都不知道？恰恰相反，他太知道皇帝和宰相对太子李亨的态度，也很清楚玄宗最怕的是朝臣和边将与太子结党。因此，这不过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台戏，要说的台词也只有一句：臣只知有陛下。

结果，太子很尴尬，皇帝很放心。

安禄山却得寸进尺，提出要认杨贵妃为干妈。这当然马上就得到了批准。以后每次进宫，他都是先拜贵妃，然后才拜皇帝。玄宗问：你这家伙如此这般，是何道理？

安禄山答：胡人都是先敬母亲，后敬父亲。

说这话时，也照样憨态可掬。 [35]

尽管谁都看得出，安禄山这是政治投机，杨玉环却不但欣然接受，还把事情越闹越大。天宝十载（751）正月，安禄山四十九岁生日第三天，三十三岁的贵妃娘娘亲自主持了洗儿礼。宫女们把安禄山像婴儿一样扔进华清池洗刷，然后用巨大的襁褓包起来，用彩车抬着招摇过市，大肆张扬。

从此，安禄山被宫中呼为“禄儿”。 [36]

◎安禄山与杨玉环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40

开元二十八年

不详

安禄山任平卢兵马使

十月

杨玉环与唐玄宗第一次幽会

741

开元二十九年

正月

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

八月

安禄山任营州都督

742

天宝元年

正月

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

743

天宝二年

正月

安禄山第一次到长安面圣

744

天宝三载

三月

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

745

天宝四载

八月

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

746

天宝五载

七月

第一次出宫事件

747

天宝六载

正月

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杨玉环收安禄山为养子

748

天宝七载

六月

赐安禄山丹书铁券

750

天宝九载

二月

第二次出宫事件

五月

册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

751

天宝十载

正月

杨玉环为安禄山行洗儿礼

二月

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

七月

唐玄宗与杨玉环海誓山盟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

756

天宝十五载

六月

杨玉环死

很难猜出杨玉环当时的心情和想法，然而上一页的年表却表明，她和安禄山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命定前缘。他们几乎在同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又几乎同步地得到玄宗的宠爱，尽管最后要分道扬镳。那么，当安禄山提出认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六岁的女人为干妈时，她会不会心中一动呢？

不知。也许，这不过是游戏。

玄宗皇帝的恩宠却有着政治考量。由于继承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唐帝国的军事重心一直偏于西北。吐蕃的崛起和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东进，更是使他们无暇顾及华北和东北，尽管契丹和奚人也在骚扰帝国边境。这时，最好的选择便是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代理人，帮皇帝陛下和中央政府看守好被称为“河朔”的黄河以北地区。

安禄山，就是这样一条看门狗。

表面上看，这个人选是合适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以来，河朔就一直是胡汉杂居之地，不但民风彪悍，而且情况复杂。朝廷派去的使臣，常常被当地人欺负或驱逐，就连张守珪这样的大将也感到头疼。安禄山却不同。他比胡人还要胡人，比土匪还要土匪，还怕摆不平那些混混？

何况安禄山又是忠诚的，至少曾经忠诚。玄宗皇帝甚至想不出他不忠诚的可能性和理由——安禄山没有强大的部落势力作为资本，自己反倒是他的再生父母和救命恩人。

安禄山也没有让皇帝失望。他总是不断送来对契丹和奚人作战的捷报，尽管这些战争其实也有一些是他为了军功而挑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番将每次进京都会献上大量的战利品，这就等于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河朔地区的安宁。

于是，安禄山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也越来越大。也就在被杨玉环扔进华清池洗过以后一个月，他成为平卢、范阳以及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平卢节度区治所营州，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范阳节度区治所幽州，在今北京市；河东节度区治所太原府，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这真是好大的地盘。

至于三镇的兵力，加起来近二十万，占全国边防军的百分之四十，是中央军的两倍有余。

呵呵，谁还能说安禄山没有谋反的资本？

就算过去没有，现在也有了。

但，有资本谋反，并不等于一定要反。因此，也有人说是被逼出来的。而且这个逼反安禄山的人，竟然就是他名义上的干舅舅、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 [37]

[33] 本节述安禄山事迹如无另注者，均见两《唐书》之安禄山传，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34]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二年正月条。

[35]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正月条。

[36] 见（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37] 如《旧唐书·杨国忠传》即称，杨国忠屡于玄宗前言安禄山必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杨国忠惹事

杨国忠这个名字，是唐玄宗赐给他的。他是杨玉环的远房堂兄（共曾祖父），本名杨钊。父亲是个小官，母亲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妹妹，自己则是酒鬼、赌棍和色狼，据说跟杨玉环的姐姐（后来的虢国夫人）关系暧昧。这个家伙出身既卑微，品行又不佳，临近不惑之年也没能混出名堂，只好娶了个从良的妓女，凑凑合合在成都过日子。 [38]

谁都没想到，此人也会时来运转。

不过，杨国忠的咸鱼翻身和飞黄腾达，倒不完全是沾了杨家姐妹的光。他最早引起玄宗注意，其实是靠了自己的拿手好戏——赌博。当时，宫中流行一种名叫樗蒲（读如初葡）的游戏。玄宗自认为天下无敌，国忠更是精于此道，结果两人棋逢对手，让皇帝陛下龙颜大悦。

当然，杨国忠能够进宫，是靠了杨家姐妹的推荐。

玄宗皇帝却看出杨国忠是理财的好手，便任命他担任了户部（财政部）的官员。以后，此人虽然一路攀升，兼职也非常之多，为帝国理财却始终是他的主要任务。

事实证明，杨国忠比他的前任宇文融、裴耀卿等人更加能干也更有办法。他甚至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央库藏不足的问题，让好大喜功和挥霍无度的皇帝可以大手大脚。满心欢喜之余，唐玄宗应其请求赐名国忠，意思是国之忠臣。

这时，就连李林甫也奈何不得了。

李林甫与杨国忠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狼狈为奸到反目为仇的过程，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杨国忠的权力和野心都越来越大，势必与李林甫一决雌雄。天宝九载（750）四月，杨国忠折其左膀，御史大夫宋浑被判流放。两年之后，杨国忠又断其右臂，户部侍郎王鉷（读如洪）被赐自尽。最后，当李林甫抓住机会绝地反击时，老天爷叫走了他。

据说，李林甫临终前，杨国忠曾前往相府探望，诚惶诚恐拜于床下。一生嫉贤妒能排斥异己的李林甫，则泪流满面地托以后事。但这些都是不管用的。这位盘踞相位十九年的老政客尸骨未寒，就被杨国忠诬以谋反。玄宗皇帝也翻脸不认人，下令打开棺材，夺走了所有的陪葬品。 [39]

当然，杨国忠也如愿以偿，成为首相。

安禄山却不干了。

节度三镇爵封郡王的安禄山，一生只怕一个人，那就是李林甫。而且，他对李林甫是由衷地畏惧和敬佩，心悦诚服地自认为不是对手，以至于每次线人从长安归来，他问的第一句话都是：十郎（李林甫）怎么说我？

所以，李林甫在位时，安禄山是不敢妄自尊大，更不敢轻举妄动的。在他眼里，李林甫才是帝国的顶梁柱，唐玄宗则不过是坐在屋顶看风景的老头子。尽管那风景确实“这边独好”，但没了李林甫，就会“落叶满长安”。

实际上，由于多次进京，安禄山早已将帝国的底细打探得一清二楚。那可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皇帝懒惰，官员欺瞒，中央军久违沙场，当权派纸醉金迷。本应用于通报政务军情的特快专递，送来的竟是贵妃娘娘的荔枝。就连杨国忠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小混混，也居然成为首相。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

安禄山嗤之以鼻。 [40]

杨国忠也咬牙切齿。因为那个每次见到李林甫，即便在寒冬腊月也会汗流浃背的安禄山，居然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于是，杨国忠一有机会就说安禄山要谋反。他甚至对唐玄宗说，请陛下召安禄山进京，他肯定不敢来。

结果，安禄山一叫就来。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初四，安禄山在华清宫最后一次见到了玄宗。他泣不成声地说：臣本胡人，不认识字，赖陛下恩宠才有今天，现在可是要死在杨国忠手上了。

玄宗的反应跟那些心肠柔软的慈祥老人没有两样。他看着安禄山好不容易才跪倒在地的肥胖身体，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怜模样，不禁有些心酸，便赏赐了一大笔钱，还准备给他增加特任宰相的头衔，只不过又被杨国忠阻止。

陛下觉得很抱歉。

唐代陶质彩绘猎骑胡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安禄山所辖三镇有近二十万兵力，其中不少是胡人骑兵。

安禄山却心中窃喜。远在范阳的他，对于“列席国务会议”之类的虚衔没有兴趣，皇帝的歉意却能换来实惠。这些实惠包括兼领闲厩、群牧和牧总监的职务，以及一大把空白委任状。靠着前者，他暗中挑选了数千匹好马藏起来；靠着后者，他收买了成百上千的边防军将士。

赚得满盆满罐的安禄山深知长安不可久留，便在三月一日向玄宗辞行。尽管临行前皇帝将御衣披在他身上，也尽管高力士奉命将他送出京城，安禄山仍然有如惊弓之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乘坐的船只十五里一换，昼夜兼程，日行数百里，差不多是一口气就赶回了范阳。

这时，几乎谁都知道安禄山要反了。 [41]

只有唐玄宗执迷不悟。他把所有的迹象都归结为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并认为这总比结党为好，却没想到这不和的两人，一个集中了行政、人事和财政的权力，另一个则是最有力量的边将，他们的对抗必将导致帝国的分裂。

杨国忠也不放弃努力。第二年二月，安禄山派他的副将进京，提出要把节度区的汉族将领换成胡人。杨国忠和他的副手一致认为这是安禄山意在谋反的铁证，皇帝却再一次满足了那家伙的要求。两位宰相只好提出，召安禄山入朝担任国务委员，同时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换为忠诚可靠的汉人，这样就既保全了安禄山，也保全了帝国。

应该说，杨国忠的这个主意并不错。唐玄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送礼。安禄山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率领部下表演了一出出大表忠心的好戏。更重要的是，他让皇帝的这个家奴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吃饱喝足钱包鼓鼓的宦官就像得了糖果的灶王爷，当真上天言好事。玄宗皇帝则对两位宰相说：安禄山的一片忠心毋庸置疑，朕还要靠他抵御外敌保卫北疆。现在，朕亲自为他作保，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类的妄言来烦朕。 [42]

杨国忠只好自己去收集证据。他瞒着皇帝，秘密逮捕并杀害了安禄山的线人。安禄山当然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留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既是人质也是卧底。这时，满腔愤怒又惶恐不安的他，除了加快谋反步伐也别无选择。 [43]

所谓“杨国忠逼反安禄山”，这是证据之一。 [44]

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安禄山究竟是被逼反，还是被“催反”。但，此人与朝廷离心离德已毋庸置疑。他甚至在天宝十四载（755）七月提出一项奇怪的动议，要派二十二个番将率领六千射手入京，理由是献马三千匹。

这一次就连玄宗皇帝也感到蹊跷，他又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邀请安禄山来华清池泡温泉。安禄山大大咧咧地坐在胡床上接见了来人。他说：圣上可好？马不献也罢。请你回去告诉陛下，我准定在十月份前往京师。

然后，就再也不予理睬。

使者夹着尾巴回到了长安，连装模作样谢恩的表章都没能带回一封。看来，这个宦官在范阳受尽委屈，以至于见到玄宗时竟心有余悸地说：奴才差一点就见不着大家。 [45]

大家，是唐代宦官对皇帝的称呼。

安禄山也没有再去长安朝拜玄宗，而是在这年的十一月挥师南下，向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帝国之一发起挑战。公开亮出的口号，则是诛杀祸国殃民的奸相杨国忠。

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38] 本节所述杨国忠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两《唐书》之杨国忠传。

[39] 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一载十月条、十二载正月条。

[40] 见《新唐书·安禄山传》。

[41]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二载五月条，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正月条、三月条。

[42]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二月条。

[43]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四月条。

[44] 司马光等人认为，安禄山原本打算在唐玄宗驾崩之后谋反的，但被杨国忠的步步紧逼提前了行动。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月条。

[45]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七月条。

第三章
动乱始末

渔阳鼙鼓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华清宫，跟往年并没有太多不同。皇帝照例在十月份就来到骊山，跟他心爱的女人鸳鸯戏水。七十一岁的他对帝国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时，他竟然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边，然后笑呵呵地对杨玉环说：爱妃呀，又有人告你那个禄儿谋反了。 [1]

贵妃娘娘大约也只是嫣然一笑。他们都没想到，那渔阳敲响的鼙鼓（鼙读如皮）竟会“惊破《霓裳羽衣曲》”。 [2]

鼙鼓就是军中的小鼓，渔阳则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蓟读如纪），因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玄宗一直认为，安禄山驻军此地，是为了替他看守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和奚族，哪想到这家伙竟会调转枪头呢？

实际上，安禄山早就利用“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当然是他的本族粟特。粟特跟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地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柳城大本营，也流向安禄山的库房。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在粟特语中就是光明，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光明之神。把神赐的财富献给神之子，靠商贸将散居的粟特人凝聚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甚至顺理成章。 [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禄山长袖善舞。

财大气粗的安禄山甚至拥有一支八千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奚族的战士组成，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至于他的亲兵部队，则全部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 [4]

这些情况，唐玄宗和杨国忠都一无所知。要知道，就在安禄山回到范阳一个月后，他还上奏朝廷，声称俘虏了奚王李日越。他的敢死队，怎么会是契丹和奚族人？ [5]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骗了。

没错，契丹和奚族曾经是帝国的边患，但他们早就不再与大唐为敌，只想安安生生在自己的地盘上过日子。安禄山却不肯消停。作为被唐玄宗信任、杨国忠猜忌的边将，他必须制造危机四伏的假象，也必须创造克敌制胜的战功。

结果是什么呢？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那些对安禄山充满信任的契丹和奚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被这家伙以请客吃饭为名诱杀，其部下则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勇敢而单纯的人被告知，安禄山这样做，完全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有的账都应该向大唐清算。 [6]

呵呵，军功就这样建立，仇恨就这样制造，对手就这样消灭，力量就这样壮大。安禄山一箭四雕。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472页图所绘。

因此，当这个经纪商出身的节度使，决定以此为资本做一笔大买卖时，他很轻易地就组建起以通古斯系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混编部队，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举起叛旗。

这一天，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 [7]

叛乱是精心策划的。因为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誓师的第二天，北京（今山西太原）副留守就成了叛军的俘虏。可见这伙人是在按计划展开行动，包括让朝廷误以为他们要沿着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

唐玄宗却要到七天以后才相信这一事实，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判断被证实而扬扬得意。他对皇帝说：叛乱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其他人不会响应。过不了几天，这家伙的脑袋就会被送到行宫，兵不血刃而叛乱可平。

群臣面面相觑，玄宗却很以为然。 [8]

不能说杨国忠全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谋反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如下表所示，帝国的政府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三十四天。难怪安禄山会好奇：杨国忠的脑袋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送来？ [9]

◎天宝十四载有关事件时间表

月

日

事件

十一月

九日

安禄山反于范阳

十日

北京副留守被叛军俘虏

十一日

消息传到华清宫，玄宗不信

十五日

杨国忠宣称兵不血刃即可平叛

十六日

封常清向玄宗夸下海口

十九日

叛军攻陷博陵

二十一日

玄宗回到长安，杀安禄山之子安庆宗

二十二日

任命皇六子荣王李琬（读如碗）为元帅、名将
高仙芝为副元帅，招募新兵讨贼

十二月

一日

高仙芝率军出征

二日

叛军自灵昌渡过黄河

五日

陈留失守

七日

玄宗扬言御驾亲征

八日

荥阳失守

十二日

洛阳沦陷

稍后

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

十六日

玄宗重提御驾亲征，留太子监国，被阻

十八日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次年正月

初一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作为替罪羊而被杀的，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丽族裔的高仙芝是帝国名将，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故事以后还要讲到。封常清则是高仙芝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人，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跟杨国忠如出一辙，而且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简直就指日可待。 [10]

玄宗皇帝转忧为喜。他调兵遣将，在半个多月内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募兵六万；第三道，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身份守陕郡（今河南省陕县），兵力五万。有此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安禄山似乎不足为虑。 [11]

然而高仙芝在十二月初一刚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发现，那些临时招募的兵勇根本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叛军。浴血奋战的封常清五战五败，力不能支，东都洛阳终于沦陷。 [12]

屡战屡败的封常清只好西奔陕郡，高仙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陕郡无险可守，潼关则并无重兵。如果叛军拿下或绕过陕郡直取潼关，帝国的东大门就会被他们打开，首都长安就会危如累卵。

唐玄宗却把高仙芝和封常清杀了。

已经很难判断皇帝当时的心理，只知道封常清兵败之后三次派人报告战况，玄宗都拒不接见；自己想亲赴长安面陈利害方略，走到渭南也被挡回。相反，一个小人的谗言玄宗倒是全听进去了，尽管那家伙无德无能也不会打仗。 [13]

小人叫边令诚，是皇帝派到高仙芝身边监军的宦官。监军制度古已有之，宦官监军却是唐玄宗的发明。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结果却不难想象：不懂军事的边令诚颐指气使，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则嗤之以鼻。那个以皇帝为后台的家伙向高仙芝索贿，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响应。 [14]

边令诚怀恨在心，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转移则给了他打击报复的口实。洛阳沦陷六天之后，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封常清又被边令诚奉玄宗之命斩于潼关军中。临刑前，封常清交出了早就写好的遗表，文中希望皇帝不要轻敌，盼望朝廷早日平叛。拳拳报国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封常清被杀后，边令诚又奉命来杀高仙芝。高仙芝悲愤满腔地对边令诚说：遇敌而退，我死有余辜。但，以贪污军粮军饷为罪名，这是诬陷。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足下莫非真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罪？

边令诚不回答。

高仙芝便对部下说：弟兄们，我把大家召来，原本是要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现在却只想讨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贪污了诸位的粮饷，就喊有罪；没有，请喊声冤枉。

结果，三军将士齐呼冤枉，吼声震地。 [15]

此案影响长远。就唐代而言，它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错误明代还要再犯。这就不能不做出深刻检讨，但也只能留待将来。因为宦官之祸要到明代才登峰造极，才真正令人发指。

唐玄宗却一点都没发现错了。照理说，他应该知道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被杀的还是既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也应该知道，如果不是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在长安。现在，大敌当前而长城自毁，他又靠谁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安禄山？

皇帝想到了哥舒翰。

[1] 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2] 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3] 据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

[4] 以上见《新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天宝十载二月条，同时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

[5]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四月条。

[6] 见《旧唐书·安禄山传》，同时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

[7] 关于安禄山起兵以及下表所列事件日期，同类著作有不同说法，本书均据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不争论。

[8] 见《安禄山事迹》卷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9] 据《新唐书·杨国忠传》，安禄山起兵范阳后，曾说：国忠头来何迟？

[10] 见两《唐书》之封常清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11] 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12]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封常清一败于武牢，二败于葵园，三败于上东门，四败于都亭驿，五败于宣仁门，终于不敌而西走。另，据《资治通鉴》，叛军进攻洛阳是在十二月十二日丁酉；据《旧唐书·封常清传》表章，封常清十二月七日与敌交兵，十三日败走，洛阳保卫战共六天。

[13] 见《旧唐书·封常清传》表章。

[14] 见《旧唐书·封常清传》，《新唐书·高仙芝传》。

[15] 以上见《旧唐书·封常清传》，《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潼关保卫战

哥舒翰原本是杨国忠的一张牌。

跟安禄山、高仙芝一样，哥舒翰也是番将，只不过三人的族别不同：安禄山是粟特，高仙芝是高丽，哥舒翰则属于西突厥的分支突骑施，以部落名“哥舒”为氏。所以，哥舒翰讽刺安禄山是野狐狸，安禄山骂哥舒翰为突厥狗。安禄山及其族兄安思顺，跟哥舒翰是死对头。 [16]

这就让杨国忠窃喜。他极力笼络哥舒翰，玄宗皇帝似乎也想在两个番将之间搞平衡。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杨国忠就让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那时，大唐帝国的西域美丽富饶，西平郡王的使者常常骑着白骆驼进京，日行五百里，真是好不威风。 [17]

哥舒翰春风得意。

可惜，乐极生悲。洋洋得意的哥舒翰纵欲过度，结果在浴室中风，卧床不起，直到再次被皇帝召唤，接替高仙芝担任兵马副元帅。元帅荣王李琬（读如碗）去世后，又改称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统领的部队，也号称二十万。

玄宗把潼关交给他了。

任命一个偏瘫病人为潼关保卫战的总指挥，无论如何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偏瘫病人竟然宝刀不老，旗开得胜。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十天后，也就是至德元载（756）正月十一日，哥舒翰便击退了进犯潼关的安禄山次子安庆绪，为惴惴不安的帝国打了一剂强心针。 [18]

杨国忠却反目了。

这一回理亏的是哥舒翰。三月二日，一心要公报私仇的哥舒翰逼着皇帝处死了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罪名是私通安禄山。没有史料表明，安思顺是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得罪了哥舒翰，但可以肯定，包括皇帝在内，谁都知道这是哥舒翰制造的冤案，身为首相的杨国忠却不能营救。 [19]

血案让一贯暗箭伤人的杨国忠感到恐惧。更让他想起来就害怕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哥舒翰，军衔前面还有“皇太子先锋”几个字；而太子李亨对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则可谓痛恨已久。如果哥舒翰当真甘为太子先锋，与太子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甚至帮太子夺取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 [20]

杨国忠不能不防。

与此同时，军中反对杨国忠的声浪也越来越高。不少人都认为，安禄山的谋反和叛乱，就是杨国忠一手造成。只要杀了杨国忠，战争就会结束，自己也能回家过年。哥舒翰的得力干将、高丽人王思礼甚至提出，由他率领三十个骑兵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哥舒翰当然不敢同意。他说：那样一来，谋反的就不是安禄山，而是我哥舒翰了。 [21]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杨国忠的耳朵里。他甚至听到更为恐怖的说法——有人建议哥舒翰留三万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 [22]

此话如果当真，那就比安禄山还可怕。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情报，杨国忠也会警惕。他的身边更是有人提醒：现在，朝廷重兵可是全在哥舒翰手里。万一他有什么想法或异动，相公岂不危险？ [23]

杨国忠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的办法是以第二梯队和后援部队的名义，在长安和潼关之间布置了一万多人。哥舒翰也不愿意腹背受敌。他的办法是奏请皇帝将这些人马交由自己节制，并把杨国忠任命的统兵将领骗到潼关杀了。

这一天，是至德元载（756）六月一日。 [24]

至此，杨国忠与哥舒翰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这个家伙也很清楚，自己已经无法与哥舒翰抗衡。能够消灭哥舒翰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安禄山。帮安禄山干掉哥舒翰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在潼关之外决一死战。

杨国忠决定置帝国的安危于不顾。

实际上，半年以来，天下大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起兵范阳之后的一个多月，安禄山可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以至于没过多久就攻克东都，称帝洛阳。现在却不一样了。由另外两位大唐将领统帅的政府军在黄河以北频频告捷，沦陷区人民也进行了敌后抗战。安禄山的死党史思明被困，驻守范阳的叛军不敢南下，范阳与洛阳的通道也被切断。 [25]

形势的变化对安禄山是不利的。救援河北吧，等于放弃东都；进攻长安吧，又有潼关之险；留守洛阳吧，那皇帝也当得怪怪的。不但很不是滋味，而且没有安全感。

安禄山进退两难。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就要看谁更沉得住气了。安禄山原本是沉不住气的。他甚至后悔发动叛乱，暴跳如雷地把下属痛骂了一遍。但经过一位谋士的劝告，这个聪明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兴高采烈地与部下自娱自乐，夜夜笙歌。 [26]

当然，狡猾的安禄山绝不会无所作为。他一方面让部队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另方面大放烟幕弹。于是，远在深宫的唐玄宗得到情报：驻守陕郡的叛军兵员不满四千，都是老弱病残，还松松垮垮吊儿郎当，根本不堪一击。 [27]

哥舒翰马上看出这是骗局。他上书朝廷说：安禄山久经沙场，又是叛乱谋逆，怎么可能毫无防备？明明是设下陷阱诱我中计。实际上，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利在坚守。因此，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何况反贼之所为，其实不得人心，发生内讧是迟早的事情。到那时，再集我河北之军南下，出我潼关之兵东进，多行不义之贼必定自毙。 [28]

对此，河北的两位将领都很同意。

唐玄宗却听不进去，下令哥舒翰立即出关。杨国忠更是煽风点火，扬言不能坐失良机。这在唐玄宗，是昏，也可能是浮躁。在杨国忠，则是奸，是要置哥舒翰于死地。但结果是一样的：传送出兵诏令的人竟不绝于道，项背相望。 [29]

君相二人都把哥舒翰往火坑里推，哥舒翰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跳。六月四日，这位“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在大哭一场之后引兵出关，并在四天以后（六月八日）与叛军会战于灵宝（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原。

战争极为惨烈。哥舒翰的部队几乎从一开始，就毫无悬念地进入了叛军的伏击圈，对方则始终以猫玩耗子的态度来对待这位老将。他们甚至在交战之初，仍然装出乌合之众的模样，发起反攻之后却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哥舒翰的人马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大火烧死，有的被河水淹死，有的在逃跑时被自己人踩踏而死，几乎全军覆没。

◎潼关保卫战及有关事件时间表

天宝十四载（755）

月

日

事件

十二月

十二日

洛阳沦陷

十八日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十九日

拜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

二十三日

兵马大元帅荣王李琬去世

不详

哥舒翰改称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

至德元载（756）

月

日

事件

正月

一日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十日

哥舒翰被加封宰相头衔

十一日

哥舒翰击退安庆绪的进攻

三月

二日

安思顺在长安被杀，杨国忠不能救

六月

一日

哥舒翰杀杨国忠心腹杜乾运

四日

哥舒翰引兵出关

七日

两军相遇于灵宝

八日

灵宝会战，唐军大败，哥舒翰投降

九日

安禄山军攻克潼关

十日

杨国忠建议避难蜀中

十三日

凌晨 唐玄宗仓皇出逃

哥舒翰本人，则被部下劫持。

劫持了哥舒翰的也是一个番将。他说：元帅以二十万众而一战即溃，还有什么脸面回长安去见天子？再说了，您老人家难道全然不知高仙芝和封常清是什么下场？

于是不由分说，将哥舒翰带到洛阳。

安禄山见了哥舒翰，倒是十分高兴。他笑眯眯地问这位老朋友：过去你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感觉如何？

哥舒翰跪下来答：臣愚昧，肉眼不识圣主。

安禄山更高兴了。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任命哥舒翰为大燕的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是以“不忠不义”的罪名杀了劫持哥舒翰的那个番将。哥舒翰也投桃报李，写信给自己的旧部，要他们跟着投降。只不过，没人响应。 [30]

一年多以后，哥舒翰被安庆绪所杀。

潼关则在灵宝会战的第二天就落入敌手，从潼关到长安沿途的守将和兵勇也如鸟兽散，再也没人在傍晚时分点燃烽火台上的火炬，向皇帝陛下和中央政府报告平安了。 [31]

这样的结局，杨国忠可曾料到？

[16] 见《旧唐书· 哥舒翰传》。

[17]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二载五月条、八月条。

[18] 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至德元载正月条。

[19] 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至德元载三月条。

[20] 杨国忠曾经对杨氏姐妹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21] 见两《唐书》之王思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2] 见两《唐书》之哥舒翰传。

[23]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4] 见两《唐书》之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六月条。

[25]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6] 见《新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7]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28] 见两《唐书》之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29] 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30] 以上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1]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胡三省注。

马嵬坡

杨国忠恐怕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

后路就是今天的四川，当时的剑南。作为曾经的成都赌棍和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把蜀中看作自己的老窝。安禄山叛乱以后，他更是加紧了对此地的控制和经营。所以，他能毫不顾忌哥舒翰兵败的后果，极力怂恿玄宗下令。同样，当潼关失守长安难保之时，他给出的建议便是“幸蜀”。 [32]

贵妃娘娘很是赞同，因为那也是她的老家。

可惜兄妹二人都没想到，他们根本就回不了成都。这两个人跟着唐玄宗逃出长安才一天半，就被杀死在京城一百多里外的马嵬驿（嵬读如委），也叫马嵬坡。 [33]

事变看起来像是突发的，就连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有突然性。比方说，六月一日，哥舒翰还悍然杀了杨国忠的心腹，四日就被逼出了潼关。又比如，六月十二日，唐玄宗还当众宣布要御驾亲征，第二天人就不见了。

想当时宫中肯定一片混乱。据正史记载，六月十三日那天早晨，依然有官员上朝。当他们走到宫门时，还清晰地听见报时的漏声，仪仗队也庄严肃穆地站在殿前。然而宫门打开之后，却不见皇帝，也不见宰相，只见宫女们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宦官们则冲出来说不知道陛下在哪里。 [34]

还能在哪里？当然是跑了。

事实上，唐玄宗是在黎明时分仓皇出逃的。当时，长安城里细雨蒙蒙，朱雀大街一片寂静。陛下带着嫔妃、太子和亲王、皇孙，在贴身宦官和禁卫军的簇拥之下，贼一样地悄悄溜了出去。他甚至来不及或者没打算通知住在宫外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和凤子龙孙，干脆就将他们弃如敝屣。 [35]

怨气，可能在这时便已产生。

之后的遭遇与普通难民无异。至尊天子过了中午也吃不上一口饭，皇孙们得到一点粗粮便狼吞虎咽，一众人等又累又饿，无不以泪洗面。如此千辛万苦地走到金城（今天陕西省兴平市）已是半夜，驿站空无一人，疲惫不堪的他们只能挤在一堆和衣而卧。这可是从来就没受过的罪，因此第二天中午走到马嵬坡，禁卫军便再也不肯前进一步。 [36]

首先发现情况不对的是他们的司令官陈玄礼。

陈玄礼是在王毛仲被杀之后担任禁卫军统帅的，由于清廉严谨忠于职守而深得皇帝信任。作为司令官，他当然知道将士们都憋着一口气，也知道怨气从何而来，更知道如果这怨气不能宣泄，一旦部队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办法只有一个：杀了杨国忠。

这是陈玄礼早就想做的事，可惜在长安没能得手，此刻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因此，他召集将士们说：天下弄成这个样子，罪责全在杨国忠。如果杀了这贼，大家说如何？

禁卫军众口一词：念之久矣，虽死无憾！ [37]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511页图所绘。

行事谨慎的陈玄礼立即将想法向太子李亨报告，太子的态度则至少是不反对。于是，陈玄礼面见唐玄宗，向皇帝慷慨陈词。他说：诛杀杨国忠，虽然是逆胡谋反的借口，但他民愤极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国步艰难，圣驾蒙尘，恳请陛下顺应民意，将杨国忠之流就地正法，以安社稷。 [38]

史书没有记载唐玄宗如何回答，只知道忍无可忍的将士们已经动起手来。当时，正好有一群吐蕃使者向杨国忠索要粮食，禁卫军便趁机大喊“杨国忠里通外国”，紧接着就乱箭齐飞。顷刻之间，猝不及防的杨国忠被团团围住。将士们甚至懒得理论和控诉，直接用刀把他砍得支离破碎，然后割下他的脑袋，用枪挑着举到了驿站的门外。

杨国忠的儿子和杨玉环的姐姐，也一并被杀。 [39]

此时，驿站外面全是杀红了眼睛的禁卫军官兵。御史大夫魏方进被杀，另一位宰相韦见素则被打得头破血流。好在他平时为人厚道也为官清正，这才幸免于难。 [40]

玄宗皇帝听到门外喧哗，惊问出了什么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杨国忠谋反”。陛下不禁错愕：杨国忠谋反？杨国忠怎么会谋反，又怎么可能谋反呢？ [41]

好在皇帝很快就明白了：杨国忠犯了众怒，为了杀他只好“诬以谋反”。这原本是宫廷斗争的惯用手段，此番则被兵变的禁卫军所用。不过，既然他们还需要合法性，便说明自己依然受到拥戴，那就出门说几句好话安抚安抚吧！

于是，唐玄宗颤颤巍巍地站在了将士们面前。

陈玄礼却抢先一步替兵变的禁卫军陈情。他说：杨国忠欺君乱政，祸国殃民；如不诛杀，动乱难平。臣等为安天下社稷先斩后奏，请陛下治臣矫诏之罪！

唐玄宗也就坡下驴。他说：爱卿这是哪里话！此人之奸朕已知之，原本打算到了蜀中再公开处决。今日卿等受神明启示，成全朕之心愿，只有功，哪有过？ [42]

然后皇帝轻轻地说：诸位收队吧！

将士们却纹丝不动。

玄宗只好尴尬地回到房间，派高力士前去打探，得到的回答是：贼本尚在。高力士还进一步解释说：杨国忠被他们杀了，贵妃娘娘还在宫中，将士们害怕打击报复。陈玄礼也传话说，逆贼已诛，他的妹妹不合适再留下吧？ [43]

这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挨了当头一棒的他只是说了一句“朕当自处之”，就拄着拐杖低头不语。

此时，四周安静得可怕。

韦见素的儿子韦谔忍不住了。他说：众怒难犯，安危在此一刻，请陛下速决！说完，叩首出血。

玄宗说：玉环常居深宫，哪里知道谁谋反？

高力士说：贵妃确实无罪，但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将士们就没有安全感。将士安则陛下安，请陛下深思。

其实哪里用得着深思，结论几乎是明摆着的：玄宗根本就不敢再面对禁卫军脸上的戾气和血污。花容月貌的杨贵妃终于被绞死在佛堂，皇帝甚至让陈玄礼等人前往验尸。

结果，将士们山呼万岁。 [44]

马嵬坡也被历史记住了。它既是唐玄宗的伤心地，也是唐帝国的转折点。是啊，一个皇帝，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又岂能保护帝国和子民？因此，当禁卫军将士一言不发看着他时，玄宗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实际上，杨国忠和杨玉环两条人命，也只是换来了短暂的安宁。三天后在扶风郡（今陕西省凤翔县），禁卫军再次人心浮动，就连陈玄礼也无法控制。玄宗却很清楚，他现在已经是落毛的凤凰。既然如此，那又何妨再拔几根？

于是皇帝把将士们叫来，指着刚刚收到的蜀锦说：诸位都是国家的功臣，为了朕不得不抛妻别子。此去蜀中，山高路远，郡县狭小，要吃的苦还很多。不如就此别过，共分此锦作为盘缠。诸位回去以后，见了长安的父老乡亲，烦请替朕问个好，各人也好自为之吧！说完，泪如雨下。

将士们也哭着说：臣等愿意追随陛下，生死不渝！ [45]

此后倒是再没有什么风险，唐玄宗甚至一边走一边组建自己的流亡政府，任命了三个宰相，颁布了若干制令。七月二十九日，在经历了四十六天的长途跋涉之后，玄宗及其追随者一千三百多人终于到达成都。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早就变成了太上皇。

但，玄宗皇帝应该清楚，禁卫军在扶风郡为什么会动荡不安。原因很简单，杨国忠和杨玉环被杀的第二天，太子李亨也离他而去。追随这位落难的老皇帝还有没有前途，帝国今后的大局又会怎样，已经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32] 见两《唐书》之杨国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3] 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境内，距离当时的金城县约二十八里，而金城距离长安八十五里。

[34]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5] 据《旧唐书·玄宗纪下》，唐玄宗仓皇出逃时“微雨沾湿”。

[3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7] 见两《唐书》之杨国忠传、陈玄礼传。

[38] 关于陈玄礼向太子报告以及太子的态度，见《旧唐书·杨贵妃传》、《旧唐书·韦见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陈玄礼对唐玄宗说的话，见《旧唐书·玄宗纪下》。

[39] 以上见《旧唐书·玄宗纪下》，两《唐书》之杨国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0]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1] 见《新唐书·杨国忠传》。

[42] 见《旧唐书·杨国忠传》。唐玄宗与陈玄礼这段对话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并无明示。但如果理解为是在杨贵妃死后，则于情于理不通。

[43] 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旧唐书·玄宗纪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4]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5] 见《旧唐书·玄宗纪下》，《旧唐书·韦见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肃宗即位

李亨离开父皇，看上去也是事出偶然。

六月十五日，玄宗一行准备离开马嵬坡，但何去何从却又成了问题。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皇帝变得谦和，甚至虚心地听取了禁卫军的意见。将士们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有的说去陇西，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去太原，还有人主张杀回长安。最后，还是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一锤定音：先去扶风避避风头看看再说。这才有了前面所说分蜀锦的一幕。 [46]

然而动身之时，乡亲们却来了。

这些纯朴的民众是来挽留玄宗的。他们拦在马前言辞诚恳地说：宫殿是陛下的家居，陵寝是陛下的坟墓。陛下抛弃家居和坟墓，要到哪里去，又能到哪里去？

玄宗无奈，只好留下太子做工作。

父老乡亲们又说：至尊一定要走，就请太子殿下率领我等收复长安。我等生于圣代，世为唐民，愿同心同德，讨伐逆贼。如果至尊和殿下都不留，谁为中原百姓做主？

这时，围住太子的已有数千人。

太子只好不走。

不走也有三个原因。一是走不了，二是不想走，三是不敢走。长期以来，太子李亨先是受李林甫打压，后是被杨国忠排挤，但两任宰相都如此猖狂，不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皇吗？如果再跟父皇去蜀中，谁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更何况，此刻是多好的机会呀！杨国忠死了，杨贵妃也死了，一向强势的父皇其实很受伤，也很清楚自己的鞭子现在有多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决不能错失良机。

太子这么想，太子党就更是这么想。李亨的两个儿子和宦官李辅国抓住缰绳力陈利害，看出太子心中动摇的父老乡亲更是将他团团围定，太子只好答应他们。于是，一直在远处等待的唐玄宗得到消息：太子殿下走不了啦！

皇帝一声长叹：天意！ [47]

天意即民意。正如李亨之子李倓（读如谈）所说，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而当前的人心所向就是平叛。平叛就不能去蜀中，而应该去西北，去华北。只有高举义旗，联合西北和华北的力量，才能凝聚人心，重整河山。 [48]

◎玄宗逃亡、李亨北上时间表

天宝十五载或至德元载（756）

时间

事件

六月

十三日 晨

玄宗从长安仓皇出逃

十三日 夜

玄宗到达金城（今陕西省兴平市）

十四日

玄宗到达马嵬驿，发生事变

十五日

玄宗与太子李亨分手

十六日

李亨到达新平（今陕西省彬县）

十七日

玄宗到达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

李亨到达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

十八日

李亨到达彭原（今甘肃省宁县）

十九日

玄宗到达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

李亨到达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

二十日

玄宗到达散关，重组禁卫军

二十四日

玄宗到达河池（今陕西省凤县）

七月

十日

李亨到达灵武（今宁夏吴忠市北）

十三日

玄宗到达普安（今四川省剑阁县）

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

十九日

玄宗到达巴西（今四川省绵阳市）

二十九日

玄宗到达成都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540页图所绘。

因此，太子与皇帝，只能分道扬镳。

实际上，看看前面的图和表就知道，尽管玄宗和李亨的前进速度几乎一样，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皇帝走的是逃亡路线，太子走的是救亡路线。尽管李亨的才干和魄力都远不如父皇，但这一次的选择，却高下立判。

当然，李亨的正确也许是逼出来的。一开始，他也是在逃亡，既要逃离叛军的兵锋，也要逃离父皇的控制，因此头几天几乎是一路狂奔。路途之狼狈，不亚于乃父。 [49]

但是到了灵武，就完全不同了。

灵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开元九年（721）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朔方节度区。看看地图就知道，由北向南的黄河以东，北边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东、范阳、平卢，中间是双方交战区，南边是洛阳和长安两大沦陷区，河西则是朔方节度区。以灵武为指挥部，朔方为大本营，东进可以直捣安禄山的老窝，南下可以收复两京，可谓左右逢源。

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杂居着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因此，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如果我们还知道，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

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当日，改元至德，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 [50]

这时，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

如此匆忙即位，是会引起怀疑的，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至德来自《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显然，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作为皇太子，这才是大孝，也才是至德，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

问题在于，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是请示过太子的，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默许，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 [51]

但，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

没有证据显示，两人此前有过交集，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实际上，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一路护驾去了蜀中。回到长安后，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 [52]

陈玄礼不是太子党。

可疑的是王思礼。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被玄宗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官至司空，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 [53]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他与皇太子、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可惜，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 [54]

可以肯定的是，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洛阳沦陷后，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令太子监国。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太子监国终于泡汤。 [55]

显然，杨国忠固然是死敌，杨玉环也是障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如果留下这个女人，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

杨玉环非死不可。

这一点，皇太子、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已经不再重要。就连唐玄宗，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

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又那么顺理成章。

当然，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因此，李亨即位之前，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总之，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大唐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外贸区）率众欢呼，杀叛军数千人，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 [56]

接着，李泌（读如必）来了，带来了平叛方略。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带来了精兵强将。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有了他们，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

[46] 见《旧唐书·韦见素传》，《新唐书·韦谔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7]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同时参看《旧唐书·肃宗纪》。

[48]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李倓传。

[49] 见《旧唐书·肃宗本纪》。

[50] 见两《唐书》之肃宗本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七月条。

[51] 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即认为“太子未决”是指没有决定何时动手。

[52] 见两《唐书》之陈玄礼传。

[53]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两《唐书》之王思礼传。

[54] 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

[55] 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56] 见《旧唐书·肃宗本纪》。

平叛之路

郭子仪是在动乱之初担任朔方节度使的，此后就成为帝国的中兴名将。他甚至两次收复长安，第一次从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那里，另一次是从吐蕃手中。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吐蕃却来趁火打劫。即位一年多的唐代宗出奔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虚弱的帝国再次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极具戏剧性的是，长安城里的吐蕃兵仅仅只是听说郭子仪率军将至，便弃城而走，跑得一干二净。 [57]

不过，两年后，他们又来了。

这一次是跟回纥一起来的，郭子仪决定分化瓦解。他在回纥军前布下阵营，然后一身戎装出出进进。

回纥兵喊话：刚才那位大人是谁？

唐军答：郭令公。

郭子仪担任过中书令，所以被尊称为令公。 [58]

回纥大惊：郭令公还在吗？

唐军答：当然！

回纥又问：天可汗（唐皇帝）呢？

唐军答：万寿无疆。

回纥说：令公如果真在，能让我们见见吗？

郭子仪拍马而出，免胄释甲，投枪于地。

回纥惊呼：郭爸爸，郭爸爸，果然是我们的郭爸爸！

于是全部下马，向郭子仪行回纥大礼；子仪则握着回纥元帅的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方不好意思地说：早知道令公将兵在此，就不来了。要不我们一起打吐蕃？

吐蕃闻讯，连夜撤兵。 [59]

由此可见，郭子仪已被视为大唐的守护神。难怪唐肃宗这样对他说：家国虽然是朕的，却全靠您的再造。 [60]

但，要论战功，却是李光弼第一。 [61]

现在看来，玄宗朝可谓番将如云：安禄山是粟特，高仙芝是高丽，哥舒翰是突厥，李光弼则是契丹。这个契丹酋长的后代几乎天生就是将星，不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而且执法如山。有一次，某侍御史违抗军令被捕，提拔此人的诏书却到了。李光弼说：今天原本杀侍御史。如果宣诏，那我就杀御史中丞。如果他拜相，我就杀宰相。

皇帝派来的宦官吓得半死，只好不宣诏。 [62]

强将手下无弱兵，李光弼的部属也艺高人胆大。有一天早晨，史思明的猛将李日越带了五百精兵杀过来，却看见李光弼的人悠闲地躺在战壕里吹口哨。李日越从没见过这样迎接战争的，忍不住问：太尉（李光弼）在吗？

答：昨晚走了。

李日越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答：一千。

李日越再问：带兵的是谁？

答：牙将某某。

李日越叹了一口气说：那我投降吧！

投降在李光弼的意料之中。头天晚上他离开时，就曾交代领兵的牙将：明天，史思明手下定有一员猛将来袭。如果来了，你们不要出战。如果投降，带他来见我。

没想到，李日越还真的降了。

更没想到的是，史思明的另一员猛将也来投降。

于是大家说：请问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李光弼说：人之常情罢了。史思明听说我在城外，一定会派人来。李日越抓不到我，一定不敢回去。另外那员猛将听说他在我这里受到款待和重用，当然要跟着投降。 [63]

这可真是用兵如神。

也难怪，郭子仪受命之日，就推荐了李光弼。

实际上，洛阳沦陷以后，唐玄宗之所以还能在长安苟延残喘半年，原因之一就在郭子仪和李光弼。尤其是当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嘉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会战，两人携手并肩大破叛军，斩首四万，史思明披头散发光着双脚狼狈不堪夺路而逃，河北沦陷各郡纷纷起义归顺大唐。 [64]

不难想象，这时，如果唐玄宗不听杨国忠的怂恿，而是接受三位大将的建议，让哥舒翰坚守潼关，派郭子仪和李光弼进攻范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遗憾呀，遗憾！

现在，皇帝变成了肃宗，不会出问题了吧？

不，继续遗憾，因为没听李泌的。

李泌也是神奇人物，据说七岁时就被玄宗赏识。当时皇帝正在下围棋，宰相张说拿起一粒棋子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应声而答：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呵呵，更高明！

也就在这时，还是忠王的肃宗跟李泌成了朋友。册封皇太子以后，更是尊李泌为先生。他们在东宫度过了不寻常的岁月，对于李林甫的打压都有切肤之痛。但是，当已经登基为帝的肃宗要将李林甫挫骨扬灰时，李泌却不同意。

皇帝问：过去的事，先生难道忘了？

李泌说：当然没有，但是太上皇还在成都。太上皇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如果听说陛下在翻旧账，不知道心里面会怎么想。那时，只怕陛下富有四海而不能奉养。

肃宗大惊失色。他抱着李泌的脖子哭道：朕错了，朕考虑不周。如果不是先生，差点不能成为孝子。但，朕之大孝至德，莫过于收复两京，削平四海，解万民于倒悬，迎父皇回长安。那么，依先生之见，逆贼何日可平？

李泌答：两年。

肃宗问：为什么？

李泌说：贼心如此。臣早就发现，逆贼但有斩获，总是全部运回范阳。这就是苟且之贼，岂能拥有中国？可见不足为虑。但，王者之师，讲究的是“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这就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谋定而后动。

具体的设想倒也简单：由李光弼、郭子仪和皇帝自己各率一军，从河北、河东和扶风交替出击，让敌人疲劳奔命于千里，不战而溃。待来年开春，便命西北各军与李光弼联手直取范阳，覆其巢穴。逆贼退无所归，留不心安，势必人心惶惶斗志全无。届时，我军四面围歼，可以灭此朝食。

显然，这是斩草除根一劳永逸的方案，肃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原因也很简单：他太想收复长安和洛阳，根本等不到两年之后，也不认为范阳有多重要。 [65]

◎安史之乱大事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于范阳

十二月

洛阳沦陷，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756

至德元载

正月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六月

潼关失守，哥舒翰投降

唐玄宗出逃，马嵬坡事变

太子李亨与玄宗分手

安禄山军进入长安

七月

李亨在灵武即位

757

至德二载

正月

安庆绪杀安禄山，即皇帝位

九月

郭子仪与回纥联手收复长安

十月

收复洛阳

759

乾元二年

四月

史思明在范阳称帝

九月

史思明占领洛阳

761

上元二年

三月

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皇帝位

762

宝应元年

四月

玄宗、肃宗崩，代宗即位

十月

唐与回纥联手收复洛阳

763

广德元年

正月

史朝义自杀

闰正月

回纥大军回国，安史之乱平

不听李泌之计的结果如前表所示，长安和洛阳虽然如愿收复，战争却又延续了五年，洛阳也再次沦陷。而且，安史之乱的最终平息，还要拜叛乱集团的内讧所赐：先是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谋杀，后是安庆绪被部下史思明斩首，然后是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绞死，最后是史朝义自杀。

如果他们团结一心呢？

难讲。

可怜大唐人民，却得为两任皇帝的错误决策埋单。宝应元年（762）十月，帝国第二次收复洛阳。由于借助了回纥的力量并有过协议，回纥兵进城以后便疯狂掠夺，大火竟累旬不灭，残暴程度不亚于“叛匪”。政府军也以河南地区是“贼境”为由，所到之处一路掳掠，时间长达三月之久，肆虐程度也不亚于“同盟军”。洛阳城的建筑物全被毁坏，士农工商无论贵贱贤愚都只能以纸为衣。 [66]

这可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民为国本。洛阳民众的苦难，其实暗示着帝国的未来将命运多舛，只不过当局者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个文明在溃烂中沉沦。

[57] 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

[58] 令公一词的解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胡三省注。

[59] 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永泰元年十月条。

[60] 见《旧唐书·郭子仪传》。

[61] 见《新唐书·李光弼传》。

[62] 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63] 见《旧唐书·李光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十月条。两书所记时间不同。

[64] 见两《唐书》之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及胡三省注。

[65] 见《新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七月条、十二月条。按，李泌论李林甫事与提出平叛方略，《资治通鉴》分别系于至德元载七月和十二月。但《新唐书》记载肃宗“抱泌颈以泣”之后有“因从容问破贼期”一句，则应是同时。本书所述肃宗语，亦糅入了李倓论孝的观点，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6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十月条。

第四章
走向沉沦

宦官乱政

沉沦从宦官监军那天起就开始了。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阴茎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 [1]

以阉人为宦官，当然是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节和皇家血统的纯正，防止出现让帝王丢失脸面的丑闻。因此，古代君主制国家，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罗马、阿拉伯、俄罗斯、朝鲜、越南，都有阉人充当宦官，英文名叫eunuch，希腊语的本义是“守护床的人”。

唯一的例外，据说是日本。 [2]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太子称他为兄，王公称他为翁，驸马只能管他叫爷。就连一人之下如李林甫，万人之上如安禄山，都得让他三分。

其他官员当然更是极尽逢迎之能事。据说，高力士曾经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钟铸成之日，满朝来贺，敲钟一下捐资十万，居然没有一个不敲十次以上的。 [3]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就比太子还风光。

幸运的是，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 [4]

玄宗朝的大臣们甚至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宦官。皇帝龙颜大怒，他是灭火剂；君臣之间有摩擦，他是润滑油。有不少事，都是高力士四两拨千斤，比如太子之立。当时，李林甫兴风作浪，唐玄宗犹豫不决，高力士悄悄说了一句：立嫡以长，谁还敢争？皇帝大悟，立即拍板立李亨为储。

这可真是一言兴邦。实际上，如果皇帝是当局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那么，旁观者的作用就有可能是积极的，只不过这旁观者必须清，既清廉，又清醒。

高力士，就碰巧是这样的人。

没错，碰巧。

事实上，高力士虽然富可敌国，也收受人情，却没听说有过什么权钱交易。相反，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利益。即便提意见，出主意，也是吹耳边风。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

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样。

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皇帝自己。开成四年（839）十一月的某一天，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突然召来一位翰林院学士，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爱卿读书所知，朕可以跟前代的哪位帝王相比？

学士答：臣愚，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君。

皇帝说：朕其实是想问，比得上汉献帝吗？

该学士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能这样说？

皇帝答：献帝只是受制于强臣，朕却受制于家奴。这样看起来，朕只怕还不如他。说完，泪如雨下。 [5]

文宗说的家奴，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典型人物。他不但专横跋扈二十多年，而且视皇帝为玩偶。开成年间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叫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

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我不敢！

仇士良沉默片刻，然后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是文宗皇帝本人。于是这个宦官头子阴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

文宗居然低头不语。 [6]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本是哥舒翰为了对付吐蕃而建立的边防军，安禄山叛乱后被调往东部战线。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之后，却发现基地早已被吐蕃占领。也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在前方监军的宦官鱼朝恩，后者则不失时机地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并把陛下重新扶上了皇位；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所以，尽管鱼朝恩由于专横跋扈已被代宗诛杀，德宗还是将这支队伍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兵权则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宦官。

不能说皇帝的决策全无道理。毕竟，神策军在边疆早已锻炼得强悍团结，又因为被提拔为禁卫军而感恩忠诚。至于领兵的宦官，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后代，绝不会像安禄山那样自己称帝。因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可以放心。 [7]

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灾难有两方面：神策军变得腐败，宦官变得嚣张。腐败并不奇怪，因为从边防军变成禁卫军以后，神策军没有了战事却有了特权。宦官嚣张也不奇怪，因为皇帝和保卫皇帝的武装力量都在他们手里。皇帝如果听话，固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算不听话，也可以换一个，甚至杀了他。

当然，一般地说，宦官并不喜欢杀皇帝，更不会反对皇帝制度。他们的办法，是把皇帝变成废物。仇士良告老还乡时就曾问同伙：愿意听老夫说说怎么伺候皇上吗？

众宦官异口同声：请老前辈指教！

仇士良说：关键的关键，是不能让他闲着。闲，就会博览群书，接见儒臣，听取意见，我等就没戏了。因此，上上之策莫过于让皇帝声色犬马，忙于吃喝玩乐，朝政都交给我们处理。如此一来，恩泽和权力，又能到哪里去？ [8]

呵呵，仇士良可不是高力士。

显然，人是靠不住的。要知道，就连玄宗皇帝都前后判若两人，又岂能要求宦官都是高力士？恰恰相反，如果皇帝不是唐玄宗，高力士倒没准会变成仇士良。

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按照制度，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力必须归于皇帝。至于这权力是不是皇帝本人行使，包括他有没有能力行使，则无人过问。这才有女主、外戚和权臣的代行皇权，只不过代理人在中晚唐沦落到宦官而已。

更何况，宦官与皇帝制度是共生的。要消灭宦官，就得先消灭皇帝。能够遏制宦官的，也只有皇帝。但，如果皇帝是靠宦官保卫的，请问他又怎么可能遏制宦官呢？也只能像陷入沼泽地的人，越是挣扎陷得越深。 [9]

这是一个谁都解不开的死结。

制度出了问题，就只能靠人。实际上，唐代宦官的乱政就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居然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宦官。只不过，他顺手把大唐也杀了。

宦官可真是与大唐共存亡。

[1]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称：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

[2] 见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3] 以上见两《唐书》之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

[4]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5] 见《新唐书·仇士良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四年十一月条。

[6] 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7] 以上见《新唐书·兵志》，并请参看罗琨、张永山等《中国军事通史》，（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8] 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9] 比如“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此处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相关史料。

藩镇割据

宦官乱政的同时，藩镇在割据。

藩镇又叫方镇。方即四方，藩即藩篱，镇即镇守，也指军镇。因此藩镇的本义，就是镇守一方，保卫中央。

最早设立的藩镇是十个军区，其中九个军区的长官是节度使，一个是经略使，统称“天宝十镇”。这十个军区有五个在西北，三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华南，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保卫关中，进而保住世界帝国的地位。因此十镇的总兵力竟多达四十九万，是中央军的五倍半。 [10]

这就是典型的强枝弱干了，唐玄宗却毫不在意，将节度使换成番将的李林甫更是自鸣得意。结果安史之乱起，原本应该保卫中央的藩镇，变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

教训惨痛啊！

◎天宝十镇一览表

镇名

治所

曾任节度使

兵力

战略目标

安西

龟兹

高仙芝、封常清

两万四千

抚宁西域

北庭

庭州

封常清

两万

防制突骑施、黠戛斯

河西

凉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三千

断隔吐蕃、突厥

陇右

鄯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五千

备御吐蕃

朔方

灵州

王忠嗣、郭子仪

六万四千

捍御突厥

河东

太原

王忠嗣、安禄山

五万五千

捍御突厥

范阳

幽州

裴宽、安禄山

九万一千

临制契丹、奚人

平卢

营州

安禄山

三万七千

镇抚室韦、靺鞨

剑南

益州

鲜于仲通

三万九百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岭南

广州

裴敦复

一万五千

绥静夷獠

本表所列曾任节度使只选代表人物。

治所地：龟兹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庭州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市，鄯州即今青海省乐都县，灵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太原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幽州在今北京市，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益州即今四川省成都市，广州即今广东省广州市。

帝国却没有反思。相反，为了尽快享受胜利成果，肃宗和代宗不计后果地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结果，藩镇的数量没有减少反倒增多，势力也没有减弱反倒增强。到第九任皇帝德宗时，全国共有藩镇四十多处，大的辖地十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藩镇不再是边防军，而是相望于内地。 [11]

换句话说，京畿之外，几乎都是藩镇。

新藩镇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央系，也就是帝国新设节度区，任命政府军的将领担任长官。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酬劳那些平叛有功的人。但，前面有节度使造反，后面就册封更多的节度使来平息，岂非饮鸩止渴？

更糟糕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投降以后也成为大唐的节度使。这就是安史系。安史系的将领，多半是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多半是胡化程度较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民风彪悍，崇尚武力，跟吟诗作赋风花雪月的长安，俨然两种文化，两个中国。

安史系镇区的统治系统，是军政合一的。节度使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军队遍布全区，由私人任命的镇将来率领。镇将的部属，也是私人的。因此，镇将强悍，就能更换统帅；统帅强悍，就能对抗中央。中央系的节度区虽然没有这么蛮横，却也未必一定听话。 [12]

藩镇，差不多是“半独立王国”。

这就有点像东周，却比东周混乱。东周至少讲规矩。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都是有着法定程序和制度保障的封建关系，谁都不能自说自话地当起诸侯和大夫来。此时的节度使却可能由镇将拥立或驱逐，全凭武力和实权说话。中央政府则只能在事后追认，完全是橡皮图章。

显然，中央系也好，安史系也罢，都是军阀。

是军阀就会混战。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受到重创的唐帝国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军阀们自己要混战，谁也不能一家独大，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因此哪怕灭了大唐，造就的也只是分裂状态的五代十国。那可是一桌五道主菜轮流上，周围摆了十碟凉菜的宴席。

其实，这种闹剧在中唐就已经预演过。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一齐宣布独立，或称孤，或道寡。雪上加霜的是，被朝廷寄予平叛厚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反了，还被那四个人怂恿着要称帝。 [13]

强悍的李希烈是安史系藩镇李忠臣的养子。而且，就像黑社会里经常会发生的故事一样，他在羽翼丰满之后驱逐了养父和主帅，自己当起节度使来。对此，朝廷一点脾气都没有就给予了追认。这次他把事情闹得更大，帝国政府也仍然忍气吞声，只是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宣慰”。

这位大臣就是颜真卿。

◎五代十国的分裂形势

五代

国家

都城（今）

开国帝王

年代

亡于

后梁

开封

朱温

907—923

后唐

后唐

洛阳

李存勖

923—936

后晋

后晋

开封

石敬瑭

936—947

辽

后汉

开封

刘知远

947—950

后周

后周

开封

郭威

951—960

宋

十国

南楚

长沙

马殷

927—951

南唐

吴越

杭州

钱镠

907—978

宋

前蜀

成都

王建

907—925

后唐

吴

扬州

杨行密

902—937

南唐

北汉

太原

刘崇

951—979

宋

南汉

广州

刘䶮

917—971

宋

荆南

江陵

高季兴

924—963

宋

闽

福州

王审知

909—945

南唐

后蜀

成都

孟知祥

934—965

宋

南唐

南京

李昪

937—975

宋

颜真卿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不但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也是安史之乱中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他的哥哥颜杲卿（杲读如搞）甚至在被俘之后骂贼而死。这样刚直不阿的人到了叛军营中，当然不会嘻嘻哈哈一团和气。

此碑为颜真卿四十四岁时所书，是其早期楷书代表作品。

叛军也剑拔弩张。李希烈的亲兵和养子一千多人围着颜真卿舞刀弄枪，破口大骂，一副就要吃人的样子，颜真卿却面不改色，纹丝不动。李希烈只好用身体护住这位大唐的太子太师，客客气气请进行营，拿出那四个人的信来说：四王不约而同拥戴本帅，难道不能说明一点什么问题吗？

颜真卿说：什么四王？四凶罢了！

四人的使者却对李希烈说：我等正要上表称臣，太师就来了，这不就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您吗？

颜真卿说：什么宰相！你们没听说过颜杲卿吗？那正是家兄。老夫年近八十，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此蛊惑？反倒是尔等，倒行逆施，只怕死无葬身之地！

李希烈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名曰“坑颜”。

颜真卿说：何必如此麻烦！拿把剑来岂不痛快？ [14]

李希烈无可奈何，但也不会停下叛乱的步伐，朝廷则只好调兵遣将。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命率领五千人马，从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前往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御敌，却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兵变了。

兵变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姚令言的部队风尘仆仆赶到长安，长安市长（京兆尹）却拿野菜粗粮劳军。当时，天降大雨冷风刺骨，随军家属饥寒交迫，勤王官兵怒火中烧。他们说：热饭热菜都吃不上一口，凭什么要我等卖命？长安的库房里应有尽有。他们不给，我们自己去拿！

于是，已经走到长安东边的部队突然哗变。他们一脚踢飞了装着粗茶淡饭的坛坛罐罐，扬铃打鼓地杀回京城。此时姚令言正在宫里向皇帝辞行，闻讯大惊失色，赶忙冒着纷飞的箭矢冲进军中大声说：弟兄们，不要这样！

哗变的官兵根本不听，裹胁了姚令言就往里冲。

德宗皇帝也大吃一惊，赶忙派宦官宣诏，官兵每人赐帛两匹。将士们更加愤怒，杀了宦官继续前进。陛下赶紧又派人拉了二十车帛去，城门却已攻破。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的叛军高喊：百姓不要惊慌，我们只抢皇帝，不抢你家！

皇帝只好仓皇出逃。 [15]

这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第三位流亡天子，赶来护驾的就是前面说过的神策军。叛乱了的平叛部队在长安拥立了一个退居二线的节度使为皇帝，先称秦，后称汉，流亡在外的德宗则只好下诏赦免那五个称王的藩镇。不过，愿意领情的却只有三个，另外两人一个继续南攻，一个自称楚帝。

德宗只好再逃。

幸运的是，这些叛军都不能叫团队，只能叫团伙，叛乱的同时还要内讧。比如李希烈就是被部下所杀，继位的部下则再被部下杀掉。这两个先后谋杀了主帅的部下，也都被唐政府任命为节度使。毕竟，长安已无能力驾驭他们，帝国反倒要仰仗各路藩镇，才不至于亡于外敌和内乱。 [16]

虚弱的大唐，只能姑息养奸。

因此，本次内乱平定后，藩镇的力量更强大了。德宗之孙宪宗继位时，全国藩镇共计四十八处，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十五镇，每年上缴财税的仅八镇，可谓尾大不掉。 [17]

这才有了宪宗的削藩，包括调用十六镇兵力，用三年的时间平定淮西。经过如此这般不懈努力，到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了中央。可惜这位能干的皇帝在后期也变得荒唐，终于被宦官所杀。

大唐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此后的八十多年，就基本上是朝廷宦官乱政，外地藩镇割据。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天下变成这副样子，难道就没有人为国分忧？朝中那些大臣，又在干些什么？

[10] 本段及下页表均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正月条。

[11] 见《新唐书·兵志》。

[12] 以上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杜维运《中国通史》。

[13] 见两《唐书》之李希烈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建中三年十一月条、十二月条。

[14] 见两《唐书》之颜真卿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正月条。

[15] 以上见《旧唐书·姚令言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十月条。姚令言所率兵力，《旧唐书》称为五万，今从《资治通鉴考异》定为五千。

[16] 顾炎武《日知录·政事·藩镇》即称：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

[17] 见《旧唐书·宪宗本纪上》。

朝臣内讧

藩镇割据的同时，朝臣们在窝里斗。

斗争是激烈的。从宪宗到宣宗的半个世纪中，除少数洁身自好或人微言轻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为两大派系（当时的说法叫朋党），各自拉帮结伙，彼此互不相让。如果牵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会议上脸红脖子粗。

比如开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一位被贬官员的工作安排。这时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乱政失败，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因此一开始就按照某派系与宦官达成的共识提出：某某贬到外地好几年了，给个官位吧！ [18]

另一派系的宰相郑覃（读如谈）立即亮出红牌：陛下可怜他，就让他移动几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请让位！

郑覃的同伙也说：那家伙专搞派系，是小人。

对立面则说：做事要公道，不能讲个人好恶！

文宗也说：给个刺史还是可以的。

郑覃却说：顶多让他做洪州司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离长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的司马。衡州司马调任洪州司马，只不过从中州调到了大州，保他的人当然不干。于是两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锅粥，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退朝后，文宗问身边人：宰相这样，像话吗？

身边人说：是不像话，但郑覃他们也是一片忠心。 [19]

文宗没有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他早已领教了两派的势同水火和意气用事，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消灭朝中派系，比消灭河北叛贼还难。 [20]

朝臣们却不承认这一点。

有一次，宪宗皇帝问：派系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

宰相李绛回答说：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争。因此，小人要攻击君子，就说他们搞派系。派系这东西，说起来可恶，查起来没影，最方便用来整人。何况君子和君子，本来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一定要让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没有派系吗？ [21]

结论是：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说，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党。 [22]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至少，我们无法分辨当时的两派，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甚至不能通过对无辜者的同情心来进行判断。因为在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后不久，两派的领军人物都被打压排挤出京，而且一贬再贬，罪名则都是莫须有。 [23]

同样，我们也很难指控那些实施排挤诬陷的人，因为他们以反对宦官乱政为己任，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何况如果这几个是小人，岂非证明受打压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为什么要弄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讲不通吧？ [24]

君子小人论，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为两派却是事实。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对头。吉甫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对头。前面所说郑覃要打压的那个被贬官员，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争，便又叫“二李党争”或“牛李党争”。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为唐穆宗意外发现他是拒绝贿赂的清官。后者则在得势之后，不顾唐武宗的意愿，顶着宦官仇士良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的政治对手请命，终于在刀下救回了两位前任宰相的性命。 [26]

那么，两派窝里斗，又是为什么呢？

与藩镇有关，与出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 [27]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 [28]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 [29]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 [30]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 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 [31]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 [32]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 [33]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 [34]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 [35]

[18] 模范监狱罪囚，是陈寅恪先生的比喻，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19]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三年正月条。

[20]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1]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条，参看《新唐书·李绛传》。

[22] 宰相裴度就对宪宗说过这样的话，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条。司马光更是大发议论，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3] 受排挤的两派领军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闵，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条、六月条、七月条。

[24] 排挤李德裕、李宗闵的，是在“甘露之变”中受难的李训和郑注，《新唐书》李训、郑注的合传史臣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条的评论，都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为宦官附属品的两派士大夫来，固有不同矣。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25] 党争是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实际上党争的“党”不是政党（parties），而是朋党，也就是利益一致或意气相投的帮派和团伙，称为派系（factions）更加准确。他们的斗争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本书不采用“牛李党争”或“二李党争”的传统说法。

[26] 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某贪腐案东窗事发。皇帝亲自调阅案卷，发现该官员的私人账本上有记录：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侍郎牛僧孺钱千万，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过望说：我没有看错人。于是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见两《唐书》之牛僧孺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长庆三年正月条、三月条。李德裕救人一事，见《新唐书·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会昌元年三月条。

[27] 对此，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有简单明了的概述，请参看。

[28] 见两《唐书》之郑覃传。

[29] 李宗闵就是在吐突承璀掌权时得罪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的。李绛处处与李吉甫作对，据说也因为他看不起李吉甫与吐突承璀内外勾结，朋比为奸（见两《唐书》之李绛传）。但旧史的这种道德立场其实靠不住。王仲荦先生即认为，当时有人吹捧李绛，往往言过其实。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有倾向性。二李的是非曲直尚待商榷，不见得李绛一定很对，李吉甫一定是错。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30] 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称：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称：这段期间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个外朝不论牛党李党，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本书不完全赞同。

[31] 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2] 据《新唐书·宣宗纪》。《旧唐书·地理志四》，崖州为下州。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下州司户参军从八品下。

[33] 见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此诗的另一版本是：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34] 以上见《唐语林》卷七。

[35] 本段除引用陈寅恪先生观点外，亦引用（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之观点。

胡人添堵

外来力量首先是胡人。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投降，契丹人李光弼平叛，最后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则是铁勒人仆固怀恩。

铁勒本是突厥北邻，有回纥、同罗、仆固等部落。他们最早活动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国北部，太宗皇帝时代成为大唐子民。作为仆固酋长后代的怀恩，则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后走进历史的。他保卫肃宗，平定河朔，收复两京，迫使史朝义兵败自杀，可谓厥功甚伟。他的三个女儿远嫁他乡为国和亲，一家四十六人牺牲在战场，可谓忠烈满门。 [36]

但，这个大功臣却反了。

反叛让帝国很受伤。因为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再次让大唐的皇帝成为流亡天子。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军突然兵临长安，代宗猝不及防仓皇出逃，好不容易靠着郭子仪救驾才重返京师。仆固怀恩却在皇帝惊魂未定之时，率领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组成的多民族联军红尘滚滚地杀了过来，一路风卷残云，让苦难的王朝雪上加霜。 [37]

好在天佑大唐，仆固怀恩在途中暴毙，联军也被郭子仪分化瓦解，一如我们在前章所述。然而代宗皇帝听到消息却十分惆怅。他说：怀恩并不想谋反，他没想要反啊！ [38]

不想反叛，为什么起兵？

表面上的缘由是内讧。安史之乱平息后，作为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奉代宗皇帝之命护送回纥雇佣军和他们的可汗返回草原。然而往返路过太原时，河东节度使却闭门不出，更不按照常规礼仪提供犒劳，原因则据说是怀疑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有可能偷袭太原。

此事的真伪已死无对证，两人交恶则是事实。愤怒的怀恩决定给那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便一面上书朝廷，一面在太原周边布下重兵。这就给了河东节度使以控告仆固怀恩谋反的口实，并说服了代宗派来的宦官，使他相信那个骁勇的番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因此，宦官到了怀恩军中，便不免疑神疑鬼。

其实怀恩对那位宦官相当热情，他甚至按照胡人的习俗亲自为远方来客表演了歌舞，宦官则依据长安的规矩支付了演出费。这下子仆固怀恩更高兴了。他盛情邀请宦官留下与他共度端午，还吩咐部下将宦官的马藏了起来。

仆固怀恩这样做，原本出于好客的天性，那个宦官却吓坏了。他连夜逃回长安，向皇帝报告怀恩谋反。怀恩一怒之下也上表朝廷，要求杀了那宦官和河东节度使。

代宗只好又派了一位宰相去安抚。

可惜这于事无补。怀恩抱着宰相的脚号啕大哭，却拒绝到长安去见皇帝，理由是怕死。此后，他又扣留了出使回纥的御史大夫。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不反也得反了。 [39]

安史之乱后帝国面临的问题，也因此而暴露出来，这就是深刻的信任危机——朝廷与重兵在握功高震主的武将互不信任，就连郭子仪和李光弼也被解除兵权或明升暗降。这并不难理解：功臣害怕兔死狗烹，朝廷则害怕他们变成第二个安禄山。如果此人还是番将，就会更多猜忌。

仆固怀恩却比安禄山更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有太深的回纥背景。当年，肃宗皇帝为了平叛向回纥借兵，谈判代表就是仆固怀恩。后来，回纥可汗为儿子求婚，嫁出去的也是他的女儿。结果，怀恩护送回纥雇佣军返回草原时，骑在马上伴随身边的就是他那个继承了汗位的女婿。

河东节度使不能不防。

实际上，帝国君臣对回纥有着复杂的感情。毕竟，在周边那些小兄弟中，回纥是最友好的，否则肃宗皇帝也不会想到向他们借兵。事实上，如果没有回纥骑兵，平叛战争的结果确实无法预测。要知道，天宝末年的唐政府军已经变得骄奢淫逸，回纥骑兵却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40]

国家图书馆藏，此抄本又名《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是海内外孤本。抄本内容是玄奘弟子慧立记述老师西行、求经的经过。回鹘佛教僧人详古舍利于10世纪上半叶译成回鹘文。

不过，既游牧又经商的回纥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愿意帮助大哥，但必须亲兄弟明算账，而且要价不低，服务态度也未必好。最让唐人感到愤怒的是，宝应元年（762）十月第二次收复洛阳时，身为天下兵马元帅的雍王李适（后来的唐德宗）竟受到回纥将军的当面羞辱。由于一言不合，殿下忠心耿耿的扈从遭到了鞭打，其中两个不治身亡。 [41]

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的回鹘人形象。

对此，德宗耿耿于怀。

然而在宰相李泌的劝说下，德宗也还是同意对回纥采取友好政策，甚至和亲。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吐蕃。

吐蕃和回纥的故事，都已在《隋唐定局》中讲过。因此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唐蕃关系并非总在蜜月期。事实上早在高宗时，吐蕃就让大唐的西域不得安宁，安史之乱后更是将河西和陇右（今甘肃、青海和新疆的部分）收入囊中，就连长安也变成了他们可以随便来逛逛的免费商城。

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吐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大唐失去了自己的牧场则毋庸置疑。于是，帝国不得不仰仗回纥的马匹和骑兵，尽管回纥既垄断经营又欺行霸市，大唐之所得远远低于之所付，欠下的债务则似乎总也还不清。 [42]

但是没有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朝廷只能采纳郭子仪的建议，联合回纥，对抗吐蕃。对此，回纥态度积极，改名回鹘（鹘读如胡）以后也如此。因为他们跟吐蕃一样，都对天山之南那条翻过葱岭便可来到撒马尔罕（Samarqand）和布哈拉（Bukhara），最后抵达波斯和罗马的商道感兴趣。 [43]

没错，这里说的是丝绸之路。

看看地图就知道，回纥和吐蕃可谓一路相隔，一个在丝绸之路北，一个在南。但显然，南方的吐蕃更强势，也更具进攻性。他们在控制了帕米尔高原的勃律国之后，又对塔里木盆地发起进攻，迫使大唐一度放弃安西四镇。这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要知道，安西都护府和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的设立，原本是大唐用来确保丝绸之路安全的。 [44]

回纥也不会高兴。他们通过与粟特商人的合作，早就在横穿欧亚的长途贩运中获利，并不希望别人插上一脚，更不希望断了财路。因此，回纥很乐意与大唐联合，不管是充当雇佣军还是同盟军。这样既能对付咄咄逼人的吐蕃，又能大量获取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硬通货使用的绢帛。 [45]

生意人的想法，总是不吃亏的。

大唐却不能不忍痛割爱。为了对付安禄山，朝廷从西北撤回了常备军，只留下少量守军维持秩序。这其实无异于将帝国的西域拱手相让，听由吐蕃和回纥摆布，后者当然也十分愿意填补空白。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十二月，吐蕃大举进攻北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已经改名为回鹘的回纥则出兵救援，最后以吐蕃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本次战争是划时代的。战后，原本通过回鹘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北庭和安西音信全无，存亡莫知。中华帝国从此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时间竟长达千年之久。 [46]

不过回鹘和吐蕃也好景不长。就在唐文宗感叹自己受制于家奴的第二年，回鹘汗国灭亡。之后不久，吐蕃王朝也轰然倒塌，大唐则陷入了内战之中，反倒是作为西突厥支系和族群之一的沙陀，在北庭战役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五代后唐的实际开国之君李克用，便正是当时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的曾孙。只不过到那时，丝绸之路已是另一番景象。

依然响起的，大约只有驼铃。

[36] 铁勒仆固部落入唐，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此事及仆固怀恩事迹均见两《唐书》之仆固怀恩传。

[37] 据两《唐书》之代宗本纪、仆固怀恩传及《资治通鉴》，仆固怀恩出兵有两次，一次在广德二年（764）十月，一次在永泰元年（765）九月，第二次兵力数十万。

[38] 见两《唐书》之仆固怀恩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永泰元年九月条。

[39] 以上见《旧唐书·仆固怀恩传》，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七月条、八月条、九月条，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40] 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41]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十月条。

[42] 具体情况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

[43] 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44] 请参看（美国）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45] 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易中天中华史”之《隋唐定局》。

[46] 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五年十二月条，贞元六年五月、六月秋条，并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两书纪年不同，今从《资治通鉴》。

大唐灭亡

当沙陀人李克用作为最后的番将粉墨登场时，围绕混血的李唐皇族这个实际上或者名义上的主角，历史的舞台上早就已经有各色人友情出演。除了其他王朝也可能出现的谏臣如魏徵，重臣如狄仁杰，权臣如李林甫，外戚如杨国忠，酷吏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诗人和艺人如李白、杜甫、李龟年等，最具大唐特色的是五种人。他们是——

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杨贵妃；

胡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

军人：封常清、郭子仪、各藩镇；

阉人：高力士、吐突承璀、王守澄、仇士良；

党人：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郑覃。

上天对大唐，还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演出可以分为上下场，分界点则是安史之乱。杨贵妃演完言情剧和悲情剧以后，女人就没戏可唱，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割据的藩镇、乱政的宦官和内讧的朝臣。当然，胡人是贯穿始终的。别忘了，长孙无忌至少是半个胡人，何况还有鲜卑将军尉迟敬德和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

四种人的关系错综复杂，有角逐也有勾连，有斗争也有和解，各自也都有进退和消长，还有轮流坐庄。这就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种态势下，中晚唐的皇帝一方面被他们摆布架空，另方面又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帝国大厦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坍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然而藩镇、外朝和内廷的关系，本质上是明争暗斗和相互钳制的。包括添乱的胡人在内，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这停滞不前的时代，打破僵局就只能靠体制外对现状极为不满的人——处于社会底层，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士兵和农民。他们是第六种人。 [47]

第六种人的代表是黄巢。

黄巢的名字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至少知道大唐其实是被他颠覆的。事实上，从揭竿而起到兵败自杀，黄巢战斗了整整十年，远远超过从安禄山到史朝义的总和。兵锋所至则几乎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破坏程度也远非安史之乱可比。

说他是王朝的掘墓人，应该没有问题。

但，要描述和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却很难。也许在不少人眼里，他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改天换地的英雄，至少失败之后死得像个爷们。僖宗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打完最后一仗，已是走投无路。两天后，他对自己的外甥兼部将林言说：我本想洗干净这污浊的世界，没想到一败涂地如此。把我的头砍下来领赏去吧，不要便宜了别人。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第153页。

林言于心不忍，黄巢竟拔刀自刎。 [48]

这就让人刮目相看。实际上，就连官修史书也承认，黄巢并非不得人心。至少，他第一次进入长安城的时候，便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欢迎。在僖宗皇帝效法玄宗仓皇出逃奔赴成都之后，长安市民涌上街头，夹道围观了反政府军既声势浩大又不伦不类的入场式。 [49]

黄巢很满意，他的副手则告诉大家：黄巢大王是来拯救世界的，不像李唐家的只知道欺负老百姓。手下的将士们也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将随身携带的财物送给贫困家庭。 [50]

如果得人心者得天下，黄巢应该成功。

然而王朝时代臣民对待改朝换代的态度，从来就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可疑。四个月后，黄巢战败撤离长安，长安市民又欢天喜地迎接官兵。他们有的用砖头瓦块参加战斗，有的捡起地上的箭送给政府，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51]

黄巢的爱民和扶贫简直自作多情。

恼羞成怒的黄巢决定报复。五天后他重返长安，便纵兵抢劫杀戮。据说，当时罹难的平民多达八万之众，以至于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黄巢却称之为“洗城”。 [52]

洗干净污浊的世界，难道要用血么？

但，我们很难判断官修史书对黄巢的记录，有没有言过其实甚至污蔑诽谤之辞。何况就算是事实，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死心塌地无怨无悔地跟着那“恶魔”。这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当时的帝国政府比恶魔还要恶魔。 [53]

事实也是如此。讨伐黄巢的政府军进入长安之后，竟然纷纷冲进各家各户，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市面上那些小混混也扮作官兵，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这样看来，跟着政府军打黄巢的，才真是开门揖盗，才真是自作多情。 [54]

也许，首善之区的长安市民并不知道，官逼民反早在黄巢之前就已发生。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大旱。老百姓向地方官报告，该官员却说：树上不是还有叶子吗，哪来的旱灾？然后把报告灾情的人痛打了一顿。民众忍无可忍，将这个地方官驱逐。这家伙狼狈逃窜到老百姓家，讨口水喝，得到的却是尿液。 [55]

官民关系恶劣到这个程度，不反才怪！

帝国的政府和官员却不知反省，继续自欺欺人。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七月，大批蝗虫遮天蔽日飞到京畿，所到之处全部变成赤野。京兆尹（首都市长）却报告说：蝗虫来到天子脚下就不吃庄稼，自己抱着荆棘而死。

这是什么狗屁父母官！

皇帝却信以为真，宰相也上表道贺。 [56]

老实说，官僚机构腐朽如此，执政集团昏聩如此，再不垮台真是天理难容。事实上就在一年前，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县）的王仙芝便已发起暴动。生活在今天山东省菏泽市的黄巢参加这支起义军，则正在一个月前。只不过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接过了旗帜把事业做得更大。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黄巢和王仙芝都是贩卖私盐的人，官方说法叫“盐贼”。盐贼其实是盐商，只因为帝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他们才被看作“贼”。

那么，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民间自由贸易？

老百姓选择了后者。因为官盐价格高、质量差，王仙芝和黄巢们的私盐则物美价廉。我们知道，盐，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国家既然不能靠优质产品和良好服务来竞争，私盐的贩卖就只可能屡禁不止。

何况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老百姓不愿意做冤大头，盐贩子也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他们甚至会像回鹘那样为了商业利益，建立起武装力量。这种涉嫌黑社会的地下组织和私人武装，由于能给民众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其实是受到暗中保护和支持的。同样，当黄巢代表苦难的底层人民为生存而战斗时，起义军就会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 [57]

可惜黄巢的起义部队斗不过沙陀的乌鸦兵团，也无法保证自己内部不出叛徒。乌鸦兵团的统帅就是李克用，叛徒则是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叛徒是靠不住的。朱全忠能背叛黄巢，当然也能背叛大唐，而且不会有心理障碍，只不过是在他羽翼丰满，成为最大的藩镇之后。 [58]

开平元年（907）四月，朱全忠称帝，国号梁。

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后梁太祖朱全忠的夜光杯里飘出了酒香，但那红酒是鲜血酿成的。之前，他已经杀掉了几乎所有的宦官，以及权臣崔胤、皇帝昭宗和李唐宗室。最后杀朝中士大夫时，他身边那个在科举考试中一再名落孙山的幕僚阴狠怨毒地说：这些人总是以清流自居，不如把他们扔进黄河变成浊流。

朱全忠笑着接受了这一建议。 [59]

巨大的疑问也在浪中升起：强盛的世界帝国和璀璨的世界文明，难道就从此付诸东流了吗？在那“长河落日圆”的时刻，哗啦啦的黄河水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47] 这个观点来自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以下对黄巢的描述和评价也多受该书影响，恕不一一注明。

[48] 见《新唐书·黄巢传》，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中和四年六月条及考异。《旧唐书》说法不同。

[49] 见《新唐书·黄巢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

[50] 见《旧唐书·黄巢传》。《新唐书·黄巢传》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的记载有出入，有异同。

[51]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52] 见两《唐书》之黄巢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53] 比如《新唐书·黄巢传》和《资治通鉴》说黄巢第一次进入长安就已经大规模杀人，便不可靠。大开杀戒应该是在第二次。

[54]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55]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咸通十年六月条。

[5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乾符二年七月条。

[57] 以上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58] 据《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上》和《新五代史·唐本纪四》，李克用的精锐部队号称“鸦儿军”，因为李克用外号“李鸦儿”。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解释为黑衣骑兵和乌鸦兵团，今从之。

[59]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天祐二年六月条。

第五章
唐诗精神

盛唐气象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位贵妇人身着男装骑在马上，带领一众人等前往曲池踏青。此行虽然在正史中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却被诗人和画家记录在案。看来，这件事在长安恐怕也轰动一时，甚至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谈资。 [1]

这位贵妇就是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是大名鼎鼎之杨贵妃的姐姐，当时的流言蜚语似乎暗示她跟唐玄宗关系暧昧。此事当然死无对证，称她为绝代佳人则不成问题，因为她即便拜见皇帝也素面朝天。杜甫的诗就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涴读如卧，污染的意思。化妆品只会破坏容颜，可见其天生丽质国色天香。 [2]

所谓盛唐气象，也能从中看出一二了。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画家张萱所绘，此图再现了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景象。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北宋时代的摹本。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杜甫《丽人行》

的确，用枯燥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处于极盛时期，是困难和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盛世更多的是一种国民心态，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物质充盈和人身安全前提下的内心宁静和骄傲自豪，以及无处不在可以触摸的繁荣昌盛、青春活力和雍容华贵。 [3]

盛唐，确实是一种气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出土于西安一座建造于公元723年的陵墓。根据一些乐工的衣饰、胡须和面部轮廓，可断定他们来自中亚。唐朝的陵墓常用陶俑陪葬。陶俑多用中亚男人，包括乐工和照管马或骆驼的人。这些陶俑说明了唐代士族对中亚音乐和商队的喜爱。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马球运动，不仅在帝王与文武百官之间流行，还普及于民间，甚至妇女也成了马球活动的参与者。

气象无疑首先表现于城市规划和建筑。正如我们在《隋唐定局》一卷中所说，唐代长安和洛阳的气势恢宏，已经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也让后世自愧不如。明清两代最有鉴赏力的人甚至能够一眼看出，哪些城市是唐代所建，哪些是宋和宋以后的：唐的城廓一定宽广，街道一定正直，基址一定宏敞，绝不会有哪怕一丁点儿小家子气。 [4]

可惜再好的复原图和沙盘，也无法真正再现当年，可以一睹芳容的只有壁画和雕塑。尤其是被称为唐三彩的那些工艺品，不但可观赏，而且可把玩。它们是那样地巧夺天工和生机勃勃，那造型，那光泽，那釉彩，本身就是气象。

何况它们还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真实缩影。在一件西安出土的作品中，骆驼上的乐工很明显地来自中亚；另外一尊陶俑则告诉我们，热爱运动的打马球女人是多么地引人注目和受到欢迎。总之，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都在讲述着当时的中国人如何在亚洲创造了英雄般的史诗。 [5]

唐诗就更是如此。

诗歌之于唐（其实还有宋）意义非凡。它绝不仅仅只是某种文学样式，更是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绅士或者上层人物的身份象征。因此，就连身为女人如武则天，非进士出身如李德裕，也会写诗。而且如我们所知，写得还不错。

读诗、唱诗和听诗的人就更多。同样如《隋唐定局》中所说，那是一种风气、潮流和时尚，是市井小民和青楼女子都要参与其事并乐此不疲的。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唐人的生活质量和审美品位，使他们变得风流倜傥，就连牢骚也发得对仗工整漂亮潇洒：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6]

但，最能体现大唐精气神的，却是一首《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7]

没错，这是黄巢的诗。

据说，是落第后所写。

这很有可能。唐代科举，正月考试，二月放榜，及第的进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只可惜没有黄巢的份。好嘛！你不让我戴大红花，那我就披黄金甲；不让使用批判的武器，那就实施武器的批判。咱们秋后算账！

事实上，黄巢正是坐着金色马车进入长安的，他的部队也让黄金之甲满城尽带。但，如果把这首诗仅仅看作发牢骚或者图报复，却未免失之简单。相反，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大唐精神和大唐梦——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每个人张扬个性和追求幸福的无限可能。

唐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

比如李白。

李白无疑是唐诗的代表。但，不代表艺术成就，只代表时代精神。要论艺术成就，则唐诗不如宋词，初盛唐不如中晚唐。唐诗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格律诗的发明和成熟；而要论平仄、对仗、用典、吐属和意象，没人超过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8]

这首诗基本上是无解的。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或者想要说什么。是啊，当时便已惘然的，又如何追忆？但如不追忆，又岂知当时惘然？可见问题不在可说不可说，而在怎么说。把不可说的说得声声入耳，正是李商隐的魅力。

李白却不是这样。

与字字珠玑的李商隐不同，也与工于格律、被后人视为典范的杜甫不同，李白基本上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是兴之所至，汪洋恣肆，比如：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9]

又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0]

显然，这里面没有什么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只有随心所欲的痛快淋漓，脱口而出的波澜壮阔。实际上李白的诗句不少口气吓人，这会儿要搥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过会儿又恨不得把一江春水都变成好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新酦醅（读如坡胚）。明明是些大话、疯话、牛皮话，但他自己乐意说，别人也乐意听，还百听不厌。 [11]

这才是盛唐气象。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前，大唐是相当包容的，既容得下武则天这样的女人，也容得下安禄山那样的胡人，当然更加容得下李白一类的狂人。看看杜甫笔下的酒仙群体吧：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12]

李白当然更不含糊。在一次朋友的家宴上，他大大咧咧豪气干云地对主人说：喝喝喝！干吗告诉我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吗？你不是还有千金裘吗？快快快，把你儿子叫出来，拿这些东西去换酒，我们今天一醉方休！ [13]

如此反客为主，已近乎无赖。然而在朝气蓬勃百无禁忌的盛唐，这种无赖由于真实、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讨人喜欢的。因此，李白可以公然声称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简直就是横着走路，豪迈得差点就会吼出“满城尽带黄金甲”来。 [14]

就这样，李白鲜活地成为时代的形象代言人。

杜甫也是。

[1] 这里说的诗人是杜甫，作品是《丽人行》；画家是张萱，作品是《虢国夫人游春图》。此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北宋时代的摹本。对于此图的解读学术界有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既非游春，图中也没有虢国夫人。本书采信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的说法，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2] 见杜甫《草堂逸诗》。此诗也被认为是张祜所作，题为《集灵台》（其二），全文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文字略有不同。

[3] 这一观点引自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4] 顾炎武《日知录》即云：余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5] 见（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6] 见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7] 本诗在《全唐诗》中题为《不第后赋菊》，《清暇录》则但云此诗是黄巢落第后所作，题为《菊花》。

[8] 李商隐《锦瑟》。

[9]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10] 李白《将进酒》。

[11] 本段所引分别见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和《襄阳歌》。

[12] 杜甫《饮中八仙歌》。

[13] 见李白《将进酒》。

[14] 李白的话见《上韩荆州书》，文本分析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多样与统一

李白无拘无束，杜甫忧国忧民。

杜甫似乎是带着悲悯情怀降临人世的，因此对苦难的体验超过了同时代人。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冬，大唐政府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西北的陈陶作战，几乎全军覆没。困在京城的杜甫得到消息，悲痛欲绝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15]

这是比《春望》更为沉重，也更有分量的作品。没有煽情的语言，只有如实的记录：寒冬腊月，十郡子弟，四万青年，同日而死，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吗？没有。

难怪野旷天清，鸦雀无声。

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悲声从心底发出，穿越千年时空直指人心，让我们至今读来仍不免震撼和颤栗。是啊，历史上有过太多战争，也有过太多死难。但是，又有多少人为那些陌生的亡灵，写过如此沉痛和肃穆的墓志铭呢？也就是杜甫吧！

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情怀，让杜甫对底层人民的遭遇充满同情。那生离死别的新婚夫妇，那相依为命的老年伴侣，那无家可别的孤独征夫，都让他揪心。也正是这情怀，使他在唐玄宗感觉良好，杨国忠粉饰太平时，敏锐地看出了社会的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16]

情怀是真诚的，关切也是实在的。杜甫客居夔州（夔读如魁，今四川省奉节县）时，有位寡妇常到他门前打枣，杜甫也听之任之。后来，草堂为侨居的晚辈姻亲借用，新房客就筑起了篱笆。杜甫听说，便请那年轻人网开一面：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17]

照理说，杜甫可以不管这件事。毕竟，那只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邻居。然而唯其如此，才更需要将心比心。体贴入微的诗人甚至注意到，那无助的老妇每次来打枣时，其实是惴惴不安的；而一贫如洗的她，竟仍是官府征收的对象。

是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人民的生活早就水深火热，连天的战火却在继续燃烧，个体命运就这样跟天下的兴亡联系起来。杜诗被称为诗史，并不为过。

难得的是，杜甫对历史的记录并非宏大叙事，而是落到了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怕家长里短。唐肃宗至德二载（757）闰八月，诗人从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回到富县的羌村家中，心情既欢快又沉重：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没有一句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18]

看来，如果说李白纵情释放着心理能量，那么，杜甫便触动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那善解人意的邻居，渴望父爱的幼子，还有“夜阑更秉烛”的场景，谁不为之感动呢？唐诗通常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但这几句应该是例外。

这样的诗，王维就不大可能写。

自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对自然界却充满感情。在他眼里，每一条溪流都有生命，每一朵野花也都有故事，空无一人的山林更是充满情趣。就连水中白鹭被溅落的浪花惊起，又安详地飞回原处，都让他欣喜。 [19]

王维是大自然亲切的画家。

该图原为宋内府秘物，《宣和画谱》著录，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钤“宣和中秘”印。绢本设色长卷，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的确，王维总是能够把诗和画融为一体，而且不乏大气磅礴之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毕竟，作为盛唐诗人，气度几乎是必需的。 [20]

但，最耐读的，还是那些绘画小品般的五绝：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21]

这是一组空镜头（scenery shot）。寂静的山涧旁，辛夷花悄悄开放又凋谢着。但，没人知道是热热闹闹地开，纷纷扬扬地落；还是委委屈屈地开，凄凄惨惨地落。不过作为盛唐之音，不会是陆游笔下的梅花：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多半，是旁若无人地开，满不在乎地落。 [22]

所谓禅意，也就在这里了。

王维是信佛的，曾皈依荷泽神会禅师，还为六祖惠能写过碑铭。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便既是诗也是禅：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23]

此诗可与前首并读。前一首写动，这一首写静；前一首写白天，这一首写夜晚。春夜里，空山一片寂静，桂花落地无声。早已憩息的山鸟却被悄然升起的明月惊醒，莫名其妙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响起一声，过会儿又响起一声，反倒更加显得万籁俱寂。这可真是此时有声胜无声。

然而禅之为禅，正在自然。所以，尽管辛夷花开得蓬蓬勃勃甚至欢天喜地，却是没有声音的，正如有着鸟鸣的画面其实静止。对立的双方就这样相互契合，一切也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样看来，追问意义其实没有意义，追问动机就更是不必，倒不如鸟宿鸟鸣都自在，花开花落两由之。

这就是禅。

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的称号，正如李白和杜甫被分别称为“诗仙”和“诗圣”。但，盛唐最有成就的三位诗人恰恰对应着儒释道，却未必是巧合。实际上，隋唐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混合型的，不但儒法并用，而且兼容释道。统治者并不拘泥于某一家的思想，反倒更乐意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开明的态度和开放的政策，造就了文学艺术的生机勃勃和百花齐放。丝绸之路则不但让长安胡商云集，也把这座城市变成国际化大舞台。西域的胡旋舞，中亚的柘枝舞（柘读如这），印度的婆罗门曲，都在这里风靡一时，成为皇家与民同乐的保留节目。这些盛大场面记录在敦煌壁画中，显示出的打击、弹拨、吹奏、拉弦等乐器多达四十余种。 [24]

莫高窟第45窟北壁。

莫高窟第445窟，盛唐时期。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思想基础。各色人等无论汉胡男女都可以轮番上阵，各种声音无论清浊雅俗都可以竞相争鸣，这就是盛唐气象的社会氛围。 [25]

因此，新的文明也一定是多样而又统一的。多样，是因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统一，则因为同时代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能一眼看出都是谁写的吗？

前两句是李白的，后两句是杜甫的。 [26]

那么，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又是谁的？

杜甫。 [27]

这并不奇怪。实际上，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边境战争从来就是唐诗的主题之一，建功立业也从来就是唐人的向往。盛唐有如强汉，少有文弱书生，诗人们至少在精神上是豪雄的。所以就连王维，也不会只看风景。李白、杜甫和其他人，更会将目光部分地投向边塞，投向战场。 [28]

但，边塞诗的代表，当首推岑参。

[15] 杜甫《悲陈陶》。

[16] 见杜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7] 见杜甫《又呈吴郎》。

[18] 见杜甫《羌村三首》。

[19] 见王维《酬张少府》、《栾家濑》。

[20] 见王维《汉江临泛》、《使至塞上》。

[21] 王维《辛夷坞》。

[22] 此处所引陆游词见《卜算子·咏梅》。

[23] 王维《鸟鸣间》（或作《鸟鸣涧》）。

[24] 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

[25]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两句话是李泽厚先生的，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26] 见李白《渡荆门送别》，杜甫《旅夜书怀》。

[27] 见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

[28] 本段所引诗见王维《陇西行》。

怛罗斯

岑参被称为“诗雄”当之无愧，他的诗确实充满阳刚之气：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29]

这实在是豪雄之极。

豪雄与性格有关，更与经历有关。进士及第的岑参曾两次出塞，先后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手下任职，足迹远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吉木萨尔和库车县，最近处也到了甘肃武威。唯其如此，他才写得出这样铿锵有力扣人心弦的诗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30]

这是西北重镇和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

同样，也只有亲历者才会道出边防军的特殊感受：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31]

的确，西域山高路远，征战前途未卜，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平安书信当然弥足珍贵。但，边防将士却并非都是强征入伍，自愿从军的也不乏其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适回答了这个问题：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32]

这是真实的心理。如前所述，大唐是一个好舞台，为各色人等提供着自我实现的多种可能性，远赴边疆建立军功便是其中之一。那里固然火山炙热，冰河寒彻，却也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多情的外族姑娘，旦夕可至的扬名机会，一马平川的广阔疆场，确实能让热血男儿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更重要的是：天子非常赐颜色。

事实上，从太宗到玄宗，包括女皇的时代，成为世界中心就一直是帝国的梦想。有此梦想也不奇怪。因为长安和罗马一样，都曾经是世界首都，只不过一个是东方的，另一个是西方的。因此，尽管罗马再也回不到从前，却不等于长安的新主人不可以再造辉煌，尤其是在重归一统之后。

奖励边功，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结果是大唐雄辩地证明自己不输于两汉。在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太宗皇帝的继承者们成功地将伊犁河流域以及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Balkhash）、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Issyk-Kul）和托克马克（Tokmok，碎叶）都置于掌控之中。据说，李白就出生在那里。

但是到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情况就变了。

说起来这也是帝国最沮丧的一年，三员大将几乎一齐在前方遭遇失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契丹和奚人。至于另一场败仗，则应由岑参曾经的顶头上司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负责。 [33]

这就是著名的怛罗斯战役（Battle of Talas）。

怛罗斯（怛读如答）的准确位置已无法确定，一般认为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这虽然算不上世界大战，意义却是世界性的。交战双方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大唐和阿拉伯帝国，卷进来的则是夹在当中的大小城邦。

显然，这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国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吐蕃和阿拉伯帝国都对丝绸之路的某些必经之地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尽管那里是大唐的势力范围，当地人民也更愿意接受大唐的保护，成为中华帝国的藩属。

吐蕃和阿拉伯却咄咄逼人。前者一度让大唐失去了安西四镇，二十二年后才被武则天收回。阿拉伯帝国则在征服波斯帝国之后，又把前沿阵地延伸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而且进军塔什干（Tashkent），骚扰费尔干纳（Fergana）。 [34]

这就只能武力解决了。

据陕西礼泉县唐代长乐公主墓墓道东壁壁画所绘。

天宝六载（747）七月，兵分三路的高仙芝部一万骑兵会师今天阿富汗境内的连云堡，然后乘胜追击，生擒小勃律王和他的吐蕃王后，让青藏高原的极西地区重归大唐。创立奇功的高仙芝，也因此被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35]

不过，高仙芝立了功，也惹了事。天宝九载（750）十二月，他以签订和约的名义诱骗塔什干（石国）国王，从而使后者成为自己的战俘。破城之日，高仙芝还屠杀了当地的老弱病残，并把大量战利品用骆驼运回了家中。

石国王子逃到其他城邦，向粟特同胞控诉高仙芝的背信弃义，所到之处一片怒火。于是，这些原本依附于大唐的印欧语系民族，决定请阿拉伯人来主持公道，这当然是后者求之不得的。刚从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变成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国派出了他们在中亚的部队，高仙芝则率领远征军深入七百里迎战，怛罗斯战役因此打响。

两军相持五天之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高仙芝带来的铁勒同盟军临阵倒戈，与阿拉伯武士一起夹攻唐军。猝不及防的高仙芝一败涂地，大批将士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就连随军的造纸工匠也被胜利者顺手牵羊带回了伊拉克。 [36]

阿拉伯人从此掌握了造纸术。

大唐却丢失了抵抗东进势力的边防前哨，只得将中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四年半以后，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和他的亲密战友封常清被杀，再也回不到那片绿洲。

怛罗斯变成了东方滑铁卢。

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西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唐却节节败退步步紧缩。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秋天，就连准噶尔（北庭）和塔里木（安西）也都彻底失联，成为已非长安可以羁縻的断线风筝。

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断定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大唐还能不能在中亚重建权威。也许，作为农业帝国，对外扩张在天宝十载已经走到头了，三场败仗就是警示。

那么，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

有。在《兵车行》中，杜甫对帝国连年不断的征伐提出了质疑：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是啊，没人从事生产，国力从何而来？亲人暴尸荒野，百姓难道愿意？

当然不愿意。杜甫这样描述了普通民众像鸡狗一样被驱赶着强征入伍，以及亲人们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37]

于是诗人悲愤地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38]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的批判了，表现出的正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事实上，伟大作品的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真正的诗人，也总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杜甫的《兵车行》有可能写于天宝十载，他的《丽人行》则应该写于十二载。等到十四载冬天，他喊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渔阳鼙鼓便终于惊破了霓裳羽衣曲。 [39]

唐诗就这样成为唐史。

同样，杜甫也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尽管通常都认为他属于盛唐。但，杜甫的盛唐已不同于李白。他开辟的道路则将由新的群体继续前行，并创造出新的局面来。

[29] 见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30] 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天宝八载（749）任高仙芝的幕府书记，天宝十三载（754）任封常清手下判官，事迹见（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本段所引诗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1] 岑参《逢入京使》。

[32] 高适《燕歌行》。

[33]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八月条。

[34]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安西四镇因吐蕃而废止。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大唐在龟兹恢复安西都护府。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阿拉伯帝国征服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唐军在费尔干纳赶走了入侵的阿拉伯人。请参看（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35] 见两《唐书》之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十二月条后之追记、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36] 见《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阿拔斯王朝建立于公元750年，定都库法，762年迁都巴格达。

[37] 本诗原文作“耶娘妻子走相送”。耶即爷。为了便于阅读，径改作爷。

[38] 上引均见杜甫《兵车行》。

[39]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强征入伍，连枷送往军中，送行的父母妻子哭声振野，可视为《兵车行》的时代背景。又，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担任右相，因此《丽人行》有可能写于十二载春。至于杜甫自京赴奉先的时间，则在十四载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安史之乱正好发生在十一月。

新的诗风

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七律是格律诗的一种，在后世更是常用的一种。但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比如李白和岑参；或者五绝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维。王昌龄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一片冰心在玉壶”。创作七律的也有，却乏善可陈。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

杜甫当然是全才。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七古如《饮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绍，其余则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 [40]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 [41]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跟所有格律诗一样，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仄，则是上声（上读如赏）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粘就是相同，对就是相反。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诗当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第三句和第二句却要相同，否则叫失粘。以下由此类推。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 [42]

符合要求，又怎么样呢？

就会错落有致。因为字与字，句与句，都是相反之后又相同，相同之后又相反，读起来特别好听。

这是音乐之美。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比如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就是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工对。 [43]

这是文学之美。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或者“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44]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比方说，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及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45]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比方说，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46]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 [47]

七言和律绝成为主流，已是趋势。

这当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绝太短，不能尽兴，长歌又不便于记忆。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名作，也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真正流传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话让人一见倾心的七绝，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48]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实是七绝的叠加，只不过三四两句（颔联）和五六两句（颈联）都必须对仗，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读起来回肠荡气，比如李商隐的《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在这里，看要读如堪。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沉稳是必然的。安史乱后，人心思治，天下求稳，受够了动乱的君臣都希望过安生日子。所以，尽管有藩镇时不时地叛乱，却很快就平息；尽管朝中派系针尖对麦芒，也最多只是把对手贬到地老天荒，赶尽杀绝的事不大发生。

稳定压倒一切，可谓朝野共识。

于是，尽管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派系斗争，中唐的统治集团仍然致力于国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财政收入实行两税法，人才选拔完善科举制。这两种制度及其深远意义是下面一节要展开讨论的，但可以肯定，较之初盛唐生龙活虎的开拓进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规范化的七律，便很符合这种心理。尽管它因为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可见平仄和对仗很有意义，呆滞的缺憾则可以由晚唐五代兴起的“长短句”（词）来弥补。

何况没有谁只写七律，即便同为七律也气质不同。事实上，中晚唐文坛人才之辈出，个性之鲜明，风格之多样，均远胜于前，甚至有幽奇诡异如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49]

这可真是堪称“鬼才”。

个性鲜明是因为感情细腻。的确，如果说初盛唐更关注外部世界，那么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因此，就连边塞诗的调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参，比如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50]

没错，反映戍边之苦，批判相关政策的不合理，历来是边塞诗的主题之一。高适就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但，高诗是陈述事实，表达的是谴责；李作是描写氛围，表达的是伤感。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明显的。 [51]

只不过，这也是时代之别。

[40] 此处所引五绝见杜甫《绝句二首》，七绝见《江南逢李龟年》。

[41] 见（明）胡应麟《诗薮》。

[42] 这里所说只是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要求，具体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详请参看王力《诗词格律》。

[43] 所引见杜甫《江汉》。

[44] 所引见高适《燕歌行》，李商隐《马嵬》。高适《燕歌行》并非格律诗，仍然用了对仗，可见对仗是一种很好的修辞方式。

[45] 以上所引分别见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

[46] 以上所引分别见韦应物《滁州西涧》，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元稹《离思五首》其四，白居易《暮江吟》。

[47] 以上所引分别见杜牧《秋夕》、《山行》、《清明》。

[48] 此诗的首句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十里”，因为千里之外，怎么知道莺啼绿映红？其实即便十里也不能尽知，南朝四百八十寺更只在想象之中。

[49] 见李贺《李凭箜篌引》。

[50]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51] 这一区别也可以从用韵看出。高适诗用的是仄声韵，李益诗是平声，平声的语气要平和得多。

知向谁边

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这样描述老宫女的过时落伍：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52]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 [53]

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后期服饰对比图

盛唐时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龛女像。少女头梳双髻，着圆领长袍，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盛唐时期，陕西西安南郊出土韦顼墓石椁装饰画。图中少妇头戴胡帽，身着领袖窄小的翻领胡服，这是天宝年间流行的妇女时装样式。

晚唐时期，选自周昉《簪花仕女图》。图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纱衫，披锦绣罗帔，下着长裙。

晚唐时期，敦煌壁画第196窟。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变化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 [54]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口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固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55]

可惜在王朝时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厢情愿，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实行。贞元三年（787），全国大丰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平价收购粮食。这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结果却是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 [56]

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 [57]

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 [58]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 [59]

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60]

与盛唐一样，这里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个性的张扬和幸福的追求，只不过个性更加鲜明，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韩愈可以因坚持己见而得罪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61]

同样，他们可以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点江山，今朝礼佛参禅。因此，尽管柳州城“惊风乱飐（读如斩）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仍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尚，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时代的士大夫，早已习惯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62]

牡丹也一样。

只不过，牡丹花会被代以黄金甲。

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批判的武器为唐诗精神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武器的批判为世界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拒绝后，黄巢破门而入，屠杀了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外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 [63]

这一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应该想不到。但传为他所作的《忆秦娥》，却不妨看作长安和长安所代表之时代的悼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没错，大唐灭亡后，长安将永远不再成为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几乎全新的文明。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大宋革新》

[52] 见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53] 见（唐）李肇《国史补》，并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本节所述多处引用了李泽厚先生此书研究成果，恕不能一一注明，谨此鸣谢。

[54] 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55] 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即称：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5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及“臣光曰”。

[57] 唐代科举三阶段，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58] 《枕中记》的作者是曾任史馆修撰的沈既济，《李娃传》的作者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

[59] 请参看（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60]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61] 见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杜牧《遣怀》。

[62] 中唐士大夫以赏牡丹为时尚，见李肇《国史补》，本段所引诗分别见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63]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乾符五年十二月条，乾符六年五月、六月、九月条，（阿拉伯帝国）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2001），同时参看（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710年（景云元年）六月二日，中宗被杀。二十日，李隆基发动兵变，推翻韦皇后集团。二十四日，睿宗李旦即位。

712年（延和元年）八月，睿宗李旦自任太上皇，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同月改元先天。

713年（先天二年）七月，李隆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十二月，改元开元，姚崇任中书令。

716年（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任门下侍中（黄门监）。

720年（开元八年）正月，宋璟罢相。

721年（开元九年）二月，宇文融开始理财。九月，张说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22年（开元十年）八月，张说改革兵制。

723年（开元十一年）二月，张说任中书令。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724年（开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任御史中丞。

725年（开元十三年）二月，宇文融兼户部侍郎。

726年（开元十四年）四月，张说罢相。

729年（开元十七年），宇文融任宰相百日，被贬。

731年（开元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被贬赐死。

732年（开元二十年）九月，张说上《开元礼》。是年天下总计7861236户，45431265人。

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韩休为相，十月罢。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五月，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耀卿、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为中书令，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39年（开元二十七年）四月，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740年（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李隆基与杨玉环幽会于骊山温泉宫，一见钟情。

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号太真。

742年（天宝元年）正月，改元天宝，大赦天下。

743年（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第一次入朝。

744年（天宝三载）正月，改年为载。三月，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是年，杨玉环已在宫中称娘子，唐玄宗欲以天下事悉付李林甫，被高力士阻止。

745年（天宝四载）八月，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唐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七岁。

747年（天宝六载）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十一月，用李林甫之策，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751年（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与南诏作战，大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作战，大败，唐帝国失去对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控制权。八月，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契丹和奚人。

752年（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首相大权独揽。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于范阳，唐玄宗以荣王李琬为兵马元帅，高仙芝为副，封常清为范阳和平卢节度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十二月，玄宗听信谗言杀高仙芝、封常清，另拜哥舒翰为副元帅。

756年（至德元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唐玄宗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四月至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六月，哥舒翰被杨国忠逼出潼关，兵败于灵宝，向安禄山投降。唐玄宗仓皇出逃，发生马嵬坡事变，杨国忠和杨玉环被杀，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李泌赴灵武见肃宗。八月，郭子仪、李光弼将兵至灵武。玄宗下制称太上皇。九月，肃宗借兵于回纥。十二月，回纥兵与郭子仪会合；永王李璘反于江陵；吐蕃乘虚而入，攻陷多处。

757年（至德二载）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即大燕皇帝位。李倓被诬陷而死。二月，郭子仪平定河东。肃宗至凤翔，舍弃李泌平叛方案。李璘败死。四月，颜真卿至凤翔。九月，郭子仪与回纥兵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自凤翔入长安。十二月，玄宗回长安，史思明伪降。

758年（乾元元年）二月，改元，改载为年。五月，立李俶为太子。八月，以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九月，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二月，平卢自立节度使。

759年（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称王。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四月，史思明称帝。七月，郭子仪回京，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使。

760年（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数月间，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四月，改元。七月，李辅国迁玄宗至太极宫，陈玄礼、高力士失势。

761年（上元二年），受仆固怀恩之累，李光弼败。三月，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位。八月，加李辅国兵部尚书。

762年（宝应元年）四月，太上皇李隆基、皇帝李亨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十月，唐借助回纥收复洛阳，人民被回纥兵和政府军蹂躏。

763年（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自杀。闰正月，回纥退兵回国，安史之乱平。八月，仆固怀恩反。九月，吐蕃入侵，代宗出奔，长安沦陷。十月，郭子仪收复长安。

765年（永泰元年）十月，吐蕃联合回纥入侵，郭子仪退回纥兵，吐蕃撤军。

779年（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卒，德宗继位。

782年（建中三年）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宣布独立，之后李希烈亦反。

783年（建中四年）十月，泾原军兵变，德宗流亡。

789年（贞元五年）十二月，吐蕃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出兵救援。次年吐蕃大胜，北庭和安西失联，中华帝国丧失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千年之久。

805年（永贞元年）正月，德宗卒，顺宗继位。八月，顺宗让位，宪宗继位。朝中朋党争起。

820年（元和十五年）正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

824年（长庆四年）正月，穆宗卒，敬宗继位。

826年（宝历二年）十二月，宦官杀敬宗，立文宗。

835年（太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变。

840年（开成五年）正月，文宗卒，宦官立武宗。

846年（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卒，宦官立宣宗。

859年（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卒，宦官立懿宗。

873年（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卒，宦官立僖宗。

874年（乾符元年），王仙芝起义。

875年（乾符二年）六月，黄巢参加王仙芝起义军。

880年（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黄巢称帝，改元金统，国号大齐。

882年（中和二年）九月，黄巢部将朱温叛变降唐。十月，唐赐朱温名朱全忠。十二月，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战争。

884年（中和四年）六月，黄巢兵败自杀。

888年（文德元年）三月，僖宗卒，宦官立昭宗。

903年（天复三年）正月，朱全忠大杀宦官。

904年（天祐元年）正月，杀权臣崔胤。闰四月，唐昭宗被绑架到洛阳。八月，杀唐昭宗。李柷即位，年十三岁，是为哀帝。二月，杀宗室。六月，杀朝中士大夫。

907年（开平元年）四月，朱全忠称帝，国号梁。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易中天中华史：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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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 扉页

- 第一章 开元新政

- 大阅兵

- 姚崇拜相

- 宋璟当国

- 宇文融理财

- 张说下台

- 第二章 潜在危机

- 张九龄碰壁

- 李林甫擅权

- 杨玉环专宠

- 安禄山进京

- 杨国忠惹事

- 第三章 动乱始末

- 渔阳鼙鼓

- 潼关保卫战

- 马嵬坡

- 肃宗即位

- 平叛之路

- 第四章 走向沉沦

- 宦官乱政

- 藩镇割据

- 朝臣内讧

- 胡人添堵

- 大唐灭亡

- 第五章 唐诗精神

- 盛唐气象

- 多样与统一

- 怛罗斯

- 新的诗风

- 知向谁边

- 附录

- 本卷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