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舆地文录
Author: 辛德勇
Date: 2013-04-23
Publisher: 中华书局

目次
作者说明
出版弁言
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一、勾践徙都于琅邪
二、迁都琅邪的政治地理背景
三、越都北移时间
四、琅邪位置祛疑
五、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
六、越人的航海能力与勾践迁都路线

七、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相

八、简短的馀论
王翦南征百越战事钩沉
陆梁名义新释
——附说《禹贡》梁州与“治梁及岐”之梁
一、清代以前对“陆梁”的解释
二、顾颉刚等人所创新说
三、论“泽梁”与“陆梁”
四、说《禹贡》梁州与“治梁及岐”之梁
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二、浙江地区的武勇风尚
三、浙江士兵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
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五、结语
论细柳仓与澂邑仓
一、细柳仓
二、澂邑仓
三、细柳、澂邑两仓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
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一、自然航道的变迁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二、水上运输及其相关设施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一、航道概况
二、航运状况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一、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二、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论《两京新记》的文献学史意义与文本整理研究问题

一、《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志书中的地位
二、《两京新记》的文本流传与校勘整理研究
三、《两京新记》研究与《唐两京城坊考》的修订
古都西安的兴起与变迁
一、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二、古都的兴起——“文王作丰，武王治镐”
三、从栎阳到咸阳——秦都的定立
四、汉长安城的兴建和发展
五、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
六、五代以后的城市变迁
七、新时代的展望
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
宋金元时期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
一、关于基本历史地理文献的研究
二、关于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的研究
谈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

——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一、尘世章法
二、释家制度
三、道从于佛
四、融俗入老
五、三界归一

旧史舆地文录

中　华　书　局

作者说明

本文集中各篇文章，在收入文集时

均做有不同程度的修改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二○一○年五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主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

从会稽徙都琅邪（或书作“瑯邪”、“瑯琊”、“琅琊”，还有人书作“琅玡”等〔1〕），是春秋战国之际越王勾践施行的重大政治举动，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地理版图。由于史籍记载简略，后世时或有人对勾践此举感到疑惑，即因困惑其超出常理而疑虑未必实有其事。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虽然肯定这次徙都的事实，但是，对越国何以会骤然把都城迁移到如此遥远的北方海滨，说者往往过于泛浮，似乎尚且未能中其肯綮。因撰为本文，剖析这一事件在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的发生缘由。

一、勾践徙都于琅邪

春秋战国之际，吴王夫差全力争霸中原，放松了对越人的注意。恰如俗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越王勾践先是趁吴王夫差参与黄池盟会的时候，从背后出其不意，歼灭吴国大量兵力，并杀死吴太子，给吴国以沉重打击；紧接着在四年之后，复又大举出兵，困吴王于姑苏山上，前后持续三年，长围不解，最终在周元王四年亦即勾践在位之第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2〕。

本来吴国北向中原，已经扩展了很大一片地盘，灭掉吴国之后，勾践似乎完全可以坐享其成，可是，按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他却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诧异的举动：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3〕

这意味着勾践放弃了本已到手的淮河以北大片土地，退守淮水南岸，依旧僻处于东南一隅之地。

不仅如此，勾践随后还做出了一个更为令人费解的决策，这就是把都城由今浙江绍兴附近的会稽北迁至今山东半岛上的琅邪，事见东汉人袁康、吴平纂录之《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越王勾践徙琅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后四十馀年，秦并楚。〔4〕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复有记述云：

勾践伐吴，霸关东，从（案原文作“從”）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5〕

文中“从（從）琅邪，起观台”句，本文所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乐祖谋点校本连读作“从（從）琅邪起观台”，然而语义不通，《续汉书·郡国志》梁刘昭注引《越绝书》此文，作：“勾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6〕可见今本《越绝书》之“从（從）”字应是“徙”字形讹。

又东汉人赵晔在《吴越春秋》中亦述及此事云：

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從）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7〕

文中“从（從）”字，同样应属“徙”字之讹，由下文“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以及“吾前君其不徙乎”句中两处“徙”字，可以更为清楚地证明这一点〔8〕。《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所记越国立都琅邪“凡二百四十年”，蒙文通依据《越绝书》另一篇目《越绝外传记地传》以及《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来考订，应为“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年”〔9〕，所说或是。

惟勾践此举之所以费解，是因为其迁都琅邪的原因，乃是“欲霸中国”〔10〕，或云“尊事周室，行霸琅邪”〔11〕，晋人郭璞乃径谓之曰：“琅邪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12〕琅邪位于今山东半岛东南海岸，淮河迤北地区是越人由陆地北上琅邪的必经通道。依照常理，勾践既然“欲霸中国”，似乎就不应该舍弃淮河北面的土地；而他既然想要北上称霸，那么又为什么不占据淮北而非要别取琅邪？特别是在失去淮北大片疆域之后，越王勾践又何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大举北上、远徙都城于琅邪？

至迟从唐代起，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并进而否定其真实性，说见《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疑即唐贾耽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13〕）：

勾践本理（治）会稽，盖因会诸侯于河，权于此观望经旬，不应都于此，《吴越春秋》所说近于诞谬。〔14〕

在当代历史地理学者当中，陈伟亦对此表述过明显的困惑〔15〕。越王勾践徙都琅邪的说法，何以竟会“近于诞谬”，《郡国县道记》文中没有具体叙述，但审度其文句语气，可以看出，除了前面所说此举明显背戾事之常理以外，《吴越春秋》成书偏晚，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乃至《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对此缺乏记载，显然也是一项重要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同样觉得事近“诞谬”，北宋人刘恕在编集《资治通鉴外纪》的时候，竟干脆略而不提勾践迁都一事〔16〕。

勾践徙都形势图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

勾践把都城迁移到琅邪，虽然未曾见诸司马迁《史记》，但在《汉书·地理志》当中自有明确的记载，谓琅邪其地乃“越王勾践尝治此”〔17〕；又除了前面引述过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和《水经注》诸书之外，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述说勾践在灭吴之后不久，即“徙都琅邪”〔18〕，故清康熙、乾隆间人顾栋高尽管同样以为“《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但却在综合考虑上述“诸书所载，较若画一”这一情况之后，明确判断说，“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邪为是”〔19〕。今人蒙文通复举述诸多相关史事论证说：

《墨子·非攻中》言：“东方有莒之国，不敬事于大，东则越人来削其壤，西则齐人兼而有之。”莒，小国，在今山东莒县，越与莒为邻，则越必居于山东。是当都于琅邪也。……《孟子·离娄》言越尝伐鲁，《世本》、《说苑·立节》皆言越尝侵齐，《越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言：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战国策·魏策》四云：“缯恃齐以悍（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皆明越人之活动多在北方。惟徙都琅邪，始克灭滕、灭郯、亡缯、削莒。

故蒙氏以为“诸书所载勾践及其以后越事论之，亦必都于琅邪于理乃合”〔20〕。

虽然从史料的可信性角度来看，确实不宜断然否定这样一系列典籍的记载，但琅邪既遥远又偏僻的地理位置，确实还是相当令人费解。如陈梦雷在清康熙年间编著《古今图书集成》时，即以为此事“尚未可信”：

盖勾践之徙都琅邪，非暂徙也，观其欲取父元常之丧迁葬琅邪，可知其徙之之意，欲于此传世无穷耳。岂以弹丸之地、不容数十室足以称国，而延其子孙至二百年之久乎？〔21〕

嘉道间人凌扬藻后来亦曾揣度说：“勾践必不离江淮吴越而僻治于此。”〔22〕

大概正是基于同样的疑虑，明万历时人胡应麟曾试图从另一角度来疏释这一问题。尽管胡氏以为，传为沈约附注的今本《竹书纪年》，从总体上看，同样“不足观览”，但他并没有否定勾践徙都琅邪一事的真实性：

（今本《竹书纪年》）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邪。按《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23〕

虽然没有指明具体的地点，但胡应麟的思路却十分清楚，即勾践所迁新都，不在偏远的北方齐鲁滨海地带，而应当是江南吴越之间另一处名为“琅邪”的地方。

明末清初人刘翼明，即依循大致相同的思路，真的在所谓“吴越间”地域之内指实这样一处“琅邪”：

吾读《始皇本纪》，至二十八年刻石琅邪，注引《故吴春秋》云：“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台观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班固作《地理志》，亦宗其说。吁！此不考其本末之过也。……考《吴记》所云琅邪城，在今江宁府金陵乡〔出顾起元《客座赘语》〕。越沼吴而诸城（德勇案：此处文句不通，疑有讹误）以临江北，此与浙江又相近也，非齐琅邪明已。《吴记》不误而引者大谬，此又可笑也。〔24〕

刘氏文中所说《故吴春秋》和《吴记》，都是指唐人张守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当中引述的《吴越春秋》〔25〕。《客座赘语》的作者顾起元系明万历间人，审读此书相关记事可知，顾氏只是将所谓“琅邪城”作为金陵六朝故城之一而简单叙述曰：“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乡。”〔26〕根本没有涉及越王勾践移都的地点问题。

这一处琅邪，是在晋室南迁以后，为安置由北方琅邪国渡江南下的移民而侨置，并袭用其北地旧名，亦称“南琅邪”，相关记载见《宋书·州郡志》：

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馀户，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27〕

《太平寰宇记》亦有记载云：“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寻以江宁为琅邪国，盖袭帝始封之名，在今废江乘县界。”〔28〕晋元帝南下时带到南方的地名，还有长江北岸与此琅邪城隔江相对、后来隶属于赵宋滁州辖境的“琅邪山”，乃“因东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此山”而名之〔29〕，正处于所谓吴头楚尾之间，或许也可以勉强算作胡应麟所说“吴越间地名”。

虽然钱穆曾大胆臆测说：“滁之琅邪，安见必迟起自东晋时乎？”〔30〕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提出任何佐证，因此，绝不能用这些明显晚出而且直接源自北方琅邪故地的地名，来比定战国越都琅邪的位置。退一步讲，即使江南的琅邪在当地确有更早的渊源，这里远离海岸，也不符合《吴越春秋》中勾践在琅邪起观台“以望东海”的记载。在这一点上，张守节引述《吴越春秋》对秦始皇所至琅邪的注释，并没有什么疏误，其不考本末而大谬不然者，恰恰正是刘翼明本人。

不过，刘翼明否定勾践所徙琅邪在齐鲁滨海地带，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按《纪元考》，越勾践元年，为周敬王二十五年丙午，其二十五年，则周元王五年庚午。前一年己巳，越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而还，时姜齐平公之九年也，田恒为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齐未尝失而越未尝取，讵得云徙都耶？〔31〕

上文所说“田恒”，《史记》避汉文帝讳书作“田常”，其分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地自为封邑事，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原文如下：

平公即位，田常为相。……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32〕

钱穆也曾就此指出，当勾践徙都琅邪之时，“田常尚在，其势方盛”〔33〕，故勾践何以能轻而易举地入居琅邪，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似乎也很不容易解答的问题。

今人钱林书虽然力主勾践徙都琅邪，却未能对此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明，他一方面推测说，田恒（田常）能够以琅邪为封地，应该是在此稍前黄池之会时，吴国因受到越国的进攻而无暇北顾，齐国利用这一时机，把疆土扩展至琅邪一带；同时，钱氏又猜想琅邪改归越国所有，应该是在勾践灭吴后“诸侯毕贺，号称霸王”的时候〔34〕。这样的解释，既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作支撑，又很难解释勾践既然要进攻齐国的琅邪，何以又会先行舍弃毗邻齐国的宋、鲁故地？同时也还很难解释，既然包括齐国在内的中原诸侯刚刚拥戴越国成为霸主，越王勾践如此毫无缘由地侵夺齐国的土地，又何以能够收服人心？

综观战国秦汉间行文之通例，可知似此某一属地“至某地”云云，本不必一定要将其所“至”之处包括在内。譬如，《史记》记述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之初的疆域，谓之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35〕东面的大海，固然不属秦王朝的疆域，朝鲜也不在天下三十六郡范围之内，还是秦朝东面的邻邦，“属辽东外徼”〔36〕；而秦王朝之南界，当时只是抵达南岭一线，所谓“南至北向户”云云，意即邻接与中原建筑形式判然有别的岭南“北向户”地区，但还没有将这一区域囊括在版图之内〔37〕。

事实上，不仅是使用“至”字，即便是讲述某国“有某地”，有的时候也只是就其边界所抵达的界限而言，同样未必具有这一地点系隶属于某国的涵义。如《战国策》载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曰：

齐南有太山（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

宋人鲍彪和元人吴师道以为苏秦所说琅邪、清河、渤海都是郡邑的名称，但《战国策》下文总括太山（泰山）、琅邪、清河、渤海四地，云“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鲍彪释此“四塞之国”乃“四方皆有险固”之义〔38〕，清人张琦即从鲍氏这一看法入手，另行做出阐释说：“下文云四塞之国，则泰山、琅邪、清河、渤海，皆以山川形势言，鲍以郡邑当之，非也。琅邪山在今青州府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海自登、莱以西，皆谓之渤海，齐北境也。”〔39〕张琦意即苏秦所说齐国“东有琅邪”，只是表述齐国东境抵达琅邪山前，与其南境抵达泰山脚下、西境抵达黄河岸边、北境抵达渤海之滨，是一模一样的用法。案琅邪其地本以琅邪山得名〔40〕，而苏秦谓齐国“即有军役”，亦“未尝倍太山（泰山）、绝清河、涉渤海”，就是讲齐军即使作战，亦无须翻越泰山、横渡黄河（清河）以及出动舟师远航于渤海之外，这正说明泰山、清河（黄河）与渤海本来都在齐国边界线以外，故张琦所说应是〔41〕。

后世文献所记琅邪山，似乎只是密迩海滨的一座峰峦〔42〕，但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苏秦所说的情况来看，春秋战国时的琅邪山，很可能有广、狭两重含义，狭义即如后世所说，而广义的琅邪山似乎应当是指今琅邪滨海地带西侧的五莲山。这是一条与海岸大致平行的东北—西南向山脉，其西北一侧为山东半岛中部的胶莱平原，东南一侧亦有一狭长滨海平原，这正是勾践迁都之古琅邪所在的地方。

明了这一点，便很容易理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田恒（田常）的封地东至琅邪，完全有可能与苏秦所说齐国“东有琅邪”一样，只是讲田氏的封地东与琅邪山西北山麓接界而已。齐桓公时管子谓齐国之四至，系“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43〕；至鲁昭公二十年亦即齐景公二十六年，晏子举述齐国东西两侧的疆界，复有“聊、摄以东，姑、尤以西”的说法〔44〕。钱林书早已就此记载，释以今地，指出齐桓公时之齐国境界，东不过今山东半岛西部的弥河，到齐景公时，亦未越过今山东半岛中部的大沽河、小沽河一线，而齐之南疆在春秋时一直维持在泰山、穆陵关（今沂水县北）一线〔45〕，存世齐长城遗迹，与之正大致相符，而琅邪地区乃在城垣之外〔46〕。

由此可见，自春秋以来，一直到战国中期的齐宣王时代，齐国的东南疆界，始终是在琅邪山以西、以北地区，故田恒的封地自然限止于琅邪山以西，琅邪地区在当时应该为《禹贡》青州之“莱夷”、“禺夷”一类夷人所占据，其归属问题，对越王勾践北迁都城于此地，实际上并不构成障碍。

二、迁都琅邪的政治地理背景

越国徙都琅邪，既然有多种史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那么，就需要对勾践放弃淮河迤北大片疆域的原因和越国迁都的路径，做出合理的解释。

对于这一问题，最简单不过的处理办法，是根本不理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的记载，径谓越人灭吴后随即向北大幅度拓展疆界，与新都琅邪相连属。如唐人李吉甫述及此事，即谓“句践复伐吴，灭之，并其地，遂渡淮，迁都琅邪”〔47〕，意即在陆地上途经淮北地区，渐次北迁。明万历《绍兴府志》所做记述，与李吉甫所说，大致相同：

（越）及后灭吴，则兼有吴地，北渡两淮，徙都琅邪，尽扬州境，跨徐逼青、兖矣。〔48〕

这样书写，固然简捷明快，但勾践灭吴后未能控制所得吴国北方旧土，不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有清清楚楚的记载，而且在《史记·楚世家》中也可以看到与此密切相关的内容：

（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正义》：正，长也〕，楚东侵，广地至泗上。〔49〕

钱穆以为《楚世家》所记此楚国“广地至泗上”的时间，远在越王勾践灭吴多年之后，与越王勾践弃守江、淮以北事“不得牵混为说”〔50〕，所说固然颇有道理，但所谓“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显然是自越人灭吴之初即已存在的情况，亦惟其如此，后来楚国才得以进一步东侵，并将其东北疆界拓展到泗水两岸〔51〕。

除此之外，在《越绝书》中还有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更为相近的记载：

越王勾践即得平吴……于是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元王以之中兴，号为州伯，以为专勾践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时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52〕

钱穆曾解释说，浮陵殆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谓淮上地〔53〕，开阳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说清沂州府治北十五里之开阳故城，与临沂一样濒临沂水，即属所谓泗东之地，故钱氏以为上述记载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文字“大体相合”〔54〕。《楚世家》和《越绝书》的记载愈加清楚证明，勾践灭掉吴国以后随即放弃江、淮以北的土地，乃是既不能回避、更根本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清朝康乾以降的学者，治学以实事求是为标的，对待古史疑案，自然不会再像唐朝人一样不假思索，也不会像明朝人一样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但由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往往稍一深入思考，便会陷入难以开释的困惑之中，以致无法做出合理的说明。

在这一点上，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提出的看法，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如前所述，顾栋高在此书中曾明确表示“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邪为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根本无法理解《史记》当中勾践灭吴后弃江、淮以北不守的记载：

案春秋时琅邪，为今山东沂州府，其所属日照，向系海曲，为沿海要地，疑所谓观台望东海，即于此。……余考越徙都琅邪事，不见于《左传》，《国语》亦无之。《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

然《史记》云越灭吴，弃江、淮以北，征之《左传》，他事多不合。据《传》文，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

夫越既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为兖州府滕县〕，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鲁山东诸侯之侵界，岂其弃江、淮不事？且既弃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来、及出兵侵鲁，岂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变姓名寓于陶，陶为今曹州府曹县，盖先时吴屡伐齐、鲁，沂、曹之边地，吴盖略而有之。哀八年吴尝伐鲁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吴竟（境），拘鄫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观此，则沂州之地久已为吴之错壤，越灭吴，因有其地，则其迁都琅邪，盖尽吴之境，与北方诸侯争衡，岂有反弃江、淮之地以资勍敌之楚耶？且即如《史记》所云，越自勾践以后五世至无疆（德勇案“疆”应正作“彊”），中间尝欲伐齐，齐旧与吴接境，与越之故土远隔江、淮，若勾践弃江、淮以北，则其后世必不能复拓有吴境，与齐远不相及，无缘有伐齐之事，则《史记》之自相矛盾更较然矣。

苏子由谓史迁（德勇案指司马迁）浅陋不学，疏略而轻信，而于地里尤疏舛，余既据其说作《越封疆论》，复附识他书所见于此，以俟后之博学者考焉。〔55〕

较顾氏略微迟晚，梁玉绳撰著《史记志疑》，对《史记》相关记载，同样感到困惑不解，于是只好姑且照抄《春秋大事表》上述内容，以存疑待考〔56〕。

顾栋高无从措手解决这一难题，只好转而怪罪司马迁记事彼此抵牾，怀疑太史公笔下留有舛误，但他也清楚知道，讲这样的话，底气实在很不充足，于是，又拉来宋朝名人苏辙（子由），为自己撑腰。苏辙虽然曾经使用十分严苛的词语，斥责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但他本人改弦易辙所撰《古史》，于越王勾践灭吴后之举措，却是“因迁之旧”，直接采录《史记》的记载，谓“越乃以淮北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57〕。因此，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苏子由并不能给顾氏提供实际的支撑。

尽管如此，顾栋高毕竟是一位富有学识而又治学审慎的学者，并没有率尔自信其是，他老老实实地写下对这一问题的迷茫感觉，不过是留待“后之博学者”对其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已。令人遗憾的是，顾氏身后的清朝学者，并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对此加以剖析，直至民国时期，钱穆在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当中，因考述《孟子》所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一事之缘起，涉及越国都邑所在问题，于书中专门写有《越徙琅邪考》一节，始尝试澄清顾栋高提出的疑问。不过，由于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钱穆所论，颇嫌枝蔓，且无法切中主题，其直接针对顾栋高所疑惑的问题，实际上只写有以下一段论述：

所谓不能正江淮北者，张守节《正义》谓，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此说似较谛。考春秋吴与楚争，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吴之北争中原，则或由邗沟，或遵海道，皆不经安徽。越人乃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无意于西向与楚角逐。故《楚世家》谓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当指吴楚角逐之旧战场言。《越世家》谓越灭吴而横行于江淮东，则指吴齐争衡之新路线言。〔58〕

这种或“旧战场”或“新路线”的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是疲弱无力。勾践北上争霸，固然未必需要与楚人角逐于今安徽境域，但他要想“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以北上，无论如何，总要通过淮河北岸地区，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谓勾践“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实际上是说勾践或与楚，或与宋，或与鲁，总之完全放弃了淮河北岸的所有土地而退居于江、淮以南的吴越故地，楚、宋、鲁诸国在淮河北岸的疆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特别是《越绝书》所记临沂和开阳，已经东至沂水两岸，所谓“吴北争中原之故道”，哪里还剩有隙地可以通行？钱穆这段论述，依然未能破解越王勾践有意并且确已北上争雄、同时复又自我切断北进路径的怪诞举措，而后来的学者更没有人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只是古往今来研究勾践徙都琅邪问题的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韩非子》当中一段至关重要的记载，至少还没有能够领会它的史料价值。《韩非子》文曰：

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怒，将击之，大夫种曰：“不可。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59〕

读此可知，勾践虽然在多年卧薪尝胆之后，如愿灭掉吴国，但正如俗语所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持续三年之久的灭吴战役，也使越国的国力大受耗损，这同吴国因连年北上中原争长而致使“士民疲弊，轻锐尽死于齐、晋”，并最终招致覆灭的情形〔60〕，差相仿佛，而强大的楚国正眈眈虎视其后，勾践若是应对不当，稍有差池，说不定就会重蹈夫差的覆辙。

在灭吴前后，越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前后连环相扣的两组螳螂捕蝉关系。在灭吴之前，吴国是螳螂，北方齐、晋诸国是它眼前待捕的蝉，越国乃是窥伺于其后的黄雀。其实坐观吴人加兵于齐、晋，承其疲弊以灭吴，这正是大夫逢同为勾践精心设计的灭吴方略〔61〕。当勾践发兵灭吴之际，吴国转而成为越王勾践口中的蝉，而楚国则随之变作盘旋于勾践这只螳螂头上的黄雀。辉煌的胜利之下，正潜藏着致命的危机。妥善应对这一局面，是对越王勾践政治谋略的严峻考验。

史载早在即位伊始被吴王夫差围困于会稽的时候，勾践尝喟然感叹曰：“吾终于此乎？”大夫种对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62〕待勾践脱离险境，重建都城宫阙的时候，范蠡亦有言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致八极，岂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范蠡复云：“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63〕越王君臣间这段对话，清楚透露出勾践随后卧薪尝胆二十馀年，其志向绝不仅仅在于洗雪会稽之耻，而像商汤帝、周文王诸人一样称王称霸于整个中国，才是他更为深远的奋斗目标。

因此，尽管灭吴之役使其大伤元气，自身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勾践却不愿轻易放弃刚刚取得的强盛声势，消极退缩躲避，示人以弱，而是拿出乘胜进击的架势，索求士卒于楚以攻晋，试图慑服楚、晋诸国。不幸的是，楚国臣僚左史倚相看穿了他这一虚张声势的障眼伎俩，结果楚王不仅没有派兵协助勾践伐晋，反而趁机横刀相向，强行分取一杯肉羹，逼迫勾践不得不割让出大片刚刚到手的吴国领土。

虽然《韩非子》文中所说“露山之阴五百里”的地界，现在还不易确指〔64〕，不过显而易见，这应当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说勾践分给楚国的“淮上地”。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传文《缪和》述及同事，云大夫重（种）劝越王勾践曰：“请与之分于吴地，遂为之封于南巢，至于北蕲，南北七百里”，张政烺释云：“巢，今安徽省巢县。蕲，今安徽省宿县。皆楚邑。”〔65〕这两个地点，都已经处在宋国正南方上，可以补充《越绝书》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并进一步说明楚国夺走淮上之地，不仅大幅度削减了越国刚刚扩展出来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楚、宋、鲁诸国东西并列，极大遏阻了越国从江南北上争霸的通道，然而，勾践在大胜之下，却不肯断然放弃多年追求的盟主地位。春秋战国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年代，越王勾践又拥有范蠡、大夫种、逢同这样一批既有远大眼光、又有高超手腕的谋臣，实力有所局限，无法强行攫取，就要济以谋略，姑且施展怀柔手段。

前面已经谈到，宋人苏辙所著《古史》，在记述越王勾践灭吴后的举措时，只是按照原样转录《史记·勾践世家》的内容，谓越国将淮河北岸的吴国旧壤分别给与楚、宋、鲁诸国，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苏氏对史籍中那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做出了合理的分析，而是他对这些互不兼容的史料，竟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对勾践的攻守方略，做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越王勾践既克夫差，虽号伯王，而实敛兵自守，无大征伐，分吴故土，以界楚、宋、鲁，遂以保国传世。〔66〕

这样的处理方法，从本质上来说，与前述唐朝人李吉甫以及明万历《绍兴府志》的编纂者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二者一个是对越王舍弃淮北土地后在北方的种种争霸行为视而不见，另一个则是对勾践灭吴后弃而不守淮河北岸夫差故土的史实置若罔闻，都没有顾及与自己看法相抵牾的基本史实，盖宋明时期大多数人的治学方式普遍粗疏如此，不足为怪。

检视顾栋高举述的种种史事，尤其是国都北迁琅邪一事，可知勾践绝没有施行苏辙所云“敛兵自守”的国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既征且伐。通观相关历史活动的前后演变脉络，可以看到，越王勾践在“以淮上地与楚”的同时，“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实在是一项充溢政治智慧的高明举措。

自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之后，春秋时代历史的主轴，便是晋、楚争霸，故童书业尝谓“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晋、楚两国之间，此强彼弱，叠为雄长，持续多年之后，双方都被内忧外患所缠绕，逐渐显现疲态。逮至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执政向戎伺机居间调节，促请两国召集齐、秦以下诸侯，盟会于宋，相约弥兵休战，而秦、齐两大国虽与会而不与盟，其馀列国诸侯同时尊奉晋、楚两国共为霸主〔67〕，这两个大国南北并峙，也就成为春秋后期政治地理格局最突出的轮廓特征。迄至春秋末年，晋、楚两国的势力愈显式微，齐国试图重作霸主，却没有能够得逞，一时中原无霸，从表面上看，似乎重又回归于春秋初年的形势〔68〕，实际上则正酝酿着更为波澜壮阔的争斗。

即便如此，延至春秋战国之交，仍以晋、楚两国疆域范围最为广阔，国力也最显强盛，故曾子在当时乃有句云：“晋、楚之富，不可及也。”〔69〕不过，晋、楚之间两相比较，还是要以楚国的势头更为胜出一筹。当初在宋都订立弥兵之约时，虽然看似晋、楚交互妥协，但晋国在盟会的歃血仪式上与楚国争占盟主之先位，竟以实力稍逊而未能如愿，不得不屈居于楚国之后，即已清楚体现出两国间实际地位的差距；况且这次盟会最实质性的内容，是令两国各自的附从国交相承认晋、楚的霸主地位，而在鲁、宋、卫、郑、陈、蔡、许、曹这八个附从国中，原来从属于楚国的只有陈、蔡、许三个南方小国，楚国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明显多于晋国〔70〕。

正是由于中原盟主暂时出现真空，在东南相继崛起的吴、越两国，才得以北上争霸〔71〕。吴、越两国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别依赖于晋国和楚国的扶持，方才得以异军突起，而晋国扶持吴国与楚国扶持越国的目的，则是用以牵制对方，不料吴国于鲁哀公九年，开挖沟通江、淮的邗沟〔72〕，竟兴师大举北上，谋求中原霸主的位置。鲁哀公十一年，吴人与鲁国联手，在艾陵大败齐军，打破齐国复兴霸主地位的梦想之后〔73〕，吴王夫差随之即在鲁哀公十三年率精兵与诸侯会盟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74〕。夫差为炫耀舟师，慑服诸侯，“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75〕，也就是特地开挖了一条沟通淮河北岸支流沂水和黄河叉流济水的人工运河，这样吴国的水师就可以从江南直接驶抵宋、鲁之间地域，其气势之强劲，已绝非晋国再能玩弄于股掌。果然，在这次黄池之会当中，吴国即公开挑战晋国，踏上了诸侯盟主的座席〔76〕。

如前所述，在这次会盟仅仅四年之后，勾践即大举发兵，灭掉吴国，因此，黄池之会时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是越王勾践灭吴前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当时实力较强的大国，除了北晋南楚之外，还有东方的齐国与西方的秦国，秦国远离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僻处于东南边地的越国来说，暂时还无足轻重，而齐国则身处中原腹心地带，不容小觑。就在越王起兵伐吴之前，楚国的申包胥出使越国，勾践向他陈述讨伐吴国的各种必要准备，其中受到申包胥认同的首要举措，是下面这样一段内容：

越国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春秋皮币、玉帛、子女以宾服焉，未尝敢绝，求以报吴，愿以此战。〔77〕

如此这般摧眉折腰屈从于人，是因为“结齐、亲楚、附晋”，乃是越大夫逢同为勾践筹划的灭吴统一战线〔78〕，而这正是与越国实力大致相当的国际地位。

这次黄池会盟到底有哪些诸侯参与，史籍缺乏清楚记载，惟东汉人何休尝有形象描述云，吴王夫差此举，是令“齐、晋前驱，鲁、卫骖乘，滕、薛侠毂，而趋以诸夏之众”〔79〕，何氏在此列举大国而未言及于楚，春秋时中原诸国对楚人复以夷狄视之，可见楚国固然未尝附从其间。不仅是齐国，晋国在黄池亦屈从于夫差，然而楚国却未曾与盟，这足以清楚说明，当时楚国虽然已无力称霸中原，但是它的国力依然要超出于晋国之上。勾践起兵伐吴，本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依仗楚国，作为奥援，并且在黄池之会以后，是由楚国率先向吴发起进攻〔80〕，所以他在临终前讲述自己灭吴功业的时候，才会有“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的说法〔81〕；而他在灭掉吴国后虚张声势，公然摆出征伐晋国的架势，而却不得不隐忍楚国的要挟，同样也是基于这一实力对比。

在被楚国攘夺淮上的土地以后，越国北进的通道，已经严重受阻，继续保留吴人侵夺于宋、鲁诸国的大片土地，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还会引起北方晋、齐等强国的严重不满和恐惧。

在这种情况下，越王勾践身挟大胜旧日盟主夫差之雄威而主动放弃吴国过去侵占的宋、鲁两国疆土，不过是希冀以威德并施，来博取中原盟主的地位。回顾当年管子教授齐桓公霸术，其首要策略便是以“审吾疆埸，反其侵地”来收买安抚周边邻国〔82〕，可知这本是春秋时期霸主惯用的手段，故前引《越绝书》称述勾践此举乃是行以“伯（霸）道”；又当时人有所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语〔83〕，盖亦差近于是。前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叙述勾践灭吴后的各项举措，前后因果次序，容或未尽允洽，勾践“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其必备前提，正是“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勾践才会赢得“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需要注意的是，如同没有理会夫差主盟的黄池之会一样，楚国并没有参与勾践称霸中原的徐州之会，尊奉勾践为霸主的只是齐、晋以下包括宋、郑、鲁、卫、陈、蔡在内之中原诸国〔84〕，故《史记》谓勾践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85〕，勾践去世前总结其巍巍霸业，与太子兴夷只是谈到“跨江涉淮，从齐、晋之地”，而绝然没有提及楚国〔86〕。显而易见，楚人同样没有承认越王勾践的霸主地位〔87〕。然而，楚国的态度，并不能左右中原其他国家尊奉勾践为共主的立场。

司马迁在总结春秋时期列国之间争强称霸的历史时，也特别谈到越国曾攫取盟主地位，谓当时“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更为强伯”〔88〕，所说越为强伯，自然是指勾践在灭吴后陡然跃升为诸侯共主一事。然而，日本江户时期的学者中井积德，却以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记“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一语，“恐夸张之言，非实然也”〔89〕；吕思勉也因《吴越春秋》所述勾践霸业不尽可信，从而认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谓勾践“号称霸王”云云，“不免侈大”〔90〕。今人施之勉针对中井积德的看法做有辩驳说：

《吕氏春秋·当染篇》，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公染于咎犯、郄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蒸，吴王阖闾染于伍员、文之仪，越王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荀子·王霸篇》，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则勾践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韩非子·难四》亦云，吴王诛子胥，而越勾践成霸。然则太史公所记，岂夸大之言哉！〔91〕

足见《吴越春秋》等书当中的越王事迹容有夸饰，但勾践灭吴后称霸于一时，却是战国时众所熟知的史实，信非虚语。又《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卫出公为诸大夫所逐出奔于宋事，卫大夫公文懿子有语云“越新得诸侯，将必请师焉”〔92〕，日本明治时期学者竹添光鸿释之曰：“越代吴而主诸侯之盟，见于此。”〔93〕所说甚是。童书业复列举包括此“越新得诸侯”语在内的诸多具体事证，指出“《史记》所说或有夸张，要之是时齐、晋相攻，陈氏犹未代齐，三家犹未分晋，陈氏与知氏势不相下，楚虽复兴，元气犹未大复，齐、晋、楚、越中惟越最强，故曰‘新得诸侯’，‘号曰霸王’”〔94〕。

不过，对于着意追慕商汤周文帝王事业的勾践来说，所谓“横行于江、淮东”，未免过于局促。楚国强行索取“淮上地”之后，在军事地理和政治地理格局中就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既为自己北进中原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同时也把刚刚崛起的越国，压缩回江南一隅之地。这样一来，即使周天子已然赐胙于彼，认可其霸主地位，由于有楚国这一强邻横亘其间，勾践也不易顺畅经略中原，施展霸权。

面对这一困难局面，勾践并没有俯首就范。他采取的应对措施，便是在避开楚军锋芒的同时，又设法越过楚国的屏蔽，由会稽一举迁都琅邪，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霸王。

三、越都北移时间

关于越都北移的时间，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赵晔《吴越春秋》记作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亦即越人灭吴之次年〔95〕；今本《竹书纪年》记作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时值晋出公七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九年〔96〕。前后相差四年，其间自有一误。然而清初顾祖禹撰著《读史方舆纪要》，但取《竹书纪年》之勾践二十九年说〔97〕；清中期官修《大清一统志》，徒述《吴越春秋》之勾践二十五年说〔98〕，都没有说明取舍的缘由。清朝末年人王先谦更未加审辨，便贸然将其合为一事，径谓之曰：“《纪年》贞定王元年越徙都琅邪，勾践二十五年也。”〔99〕王氏所说本不足为训，然而今杨宽等编著《战国会要》，复依样袭用其说〔100〕，则似乎已难辞粗疏之咎。

假若是在天下一统之太平盛世，考证清楚这前后四年的时间出入，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间征伐频仍，往往导致疆土范围急剧变迁，政治和军事地理格局因即随之大为改观，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对其做出更为清晰和准确的复原。特别是越国的国际地位，在灭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前述春秋两季输以皮币、玉帛、子女而宾服于楚、晋、齐三大强国，倏忽转变成为中原盟主。尽管越国这种盟主地位，实际并不十分充分，而且未能持续多长时间，但墨子论天下好战之国，以楚、越、晋、齐并称，谓“以并国之故，万国有馀皆灭，而四国独立”，并且还说这几个国家本来“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101〕，这些话很形象地反映出，越国已经由宾服其下的附庸而骤然上升至与楚、晋、齐相并峙的地位。

昔王国维于1917年夏撰著《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于周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邪”条下附有疏证云：“《吴越春秋》六，勾践二十五年，霸于关东，徙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102〕王氏以为今本《竹书纪年》殆无一不袭自他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而此等缀加之年月“又多杜撰”，故“其说为无征无用”，废之可也，在这种情况下，他之所以还要好事撰述此书，不过是想仿照清人惠栋著《古文尚书考》和孙志祖著《家语疏证》的先例，“一一求其所出”，为捕盗者而获得其真赃而已〔103〕。依此宗旨可知，在勾践徙都时间这一问题上，王国维同样并不认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年月，其言外之意，应当是以《吴越春秋》的勾践二十五年为准。

与王国维的看法不同，钱穆在所撰《先秦诸子系年》中通过比对《吴越春秋》与《左传》两书的相关记载发现，由于越王勾践三年，值鲁哀公元年，亦即勾践之元年早于鲁哀公元年两年，而《吴越春秋》往往会将鲁哀公若干年的史事错系为勾践若干年，这样一来，《吴越春秋》所记年代，往往就要早于其实际发生时间两年，而书中所记勾践灭吴以后的历史活动，还存在着比这更为复杂的年代错位：

《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七年又如越，而卒。《吴越春秋》系哀公奔越事于勾践之二十四年，是又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也。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下文又云：“二十七年冬，勾践卒。”例推亦当隔五年，则仍是三十二年卒矣。〔104〕

这段话表述得不够清楚，需要适当加以说明。

依上文所说，假如仅仅是“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那么，《吴越春秋》的记载只会比实际提早两年，而不会“前后相差五年”。如同钱穆所述，《左传》记载鲁哀公如越，前后相继有两次，一次是在哀公二十四年，一次是在哀公二十七年。其哀公二十四年下记曰：

二十四年夏四月，……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氏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六月，公至自越。〔105〕

而后者纪事为：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106〕

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同事较《左传》稍详：

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107〕

《吴越春秋》在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记哀公如越之行事，乃云：

时哀公患三桓，欲因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难。哀公奔陉，三桓攻哀公，公奔卫，又奔越。鲁国空虚，国人悲之，来迎哀公，与之俱归。〔108〕

参互对比，可知《吴越春秋》应是先将哀公二十七年如越事误视为哀公二十四年事，复又“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从而错系于勾践二十四年之下。因哀公二十七年本来值勾践二十九年，这样被《吴越春秋》错记作勾践二十四年之后，“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

钱穆在文中没有清楚讲述的另外一个重要看法，是他认为《吴越春秋》在此勾践二十四年以后的一些记事，都有可能受这一时间坐标点错位的牵连而“前后相差五年”，上文所述勾践卒年，就是一个例证。亦即本此系年讹误之通例，钱氏对徙都琅邪一事做有如下阐释：

（《吴越春秋》）又叙越起琅邪观台于勾践之二十五年，考今本《纪年》越徙琅邪在晋出公七年，即鲁哀公卒岁。而翌年越在琅邪大起观台，亦适合。〔109〕

钱穆认为，《吴越春秋》所记勾践二十五年兴造琅邪台的记载，很不合乎情理，盖“越灭吴在勾践二十四年，其明年，决不急遽北迁”〔110〕。在钱氏看来，应当在《吴越春秋》所记勾践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叠加上五年的错位，来作为“越在琅邪大起观台”的年头。这一年为越王勾践三十年，亦即周贞定王二年。至于勾践徙都琅邪的具体年代，钱穆以为理应信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之周贞定王元年，亦即勾践二十九年。这样，头一年迁都，第二年大兴土木，建造望海观台，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钱穆为了使这一解释更为顺畅，有意原封不动地引述《吴越春秋》明显错讹的文字，将“徙琅邪，起观台”书作“从（從）琅邪起观台”，这样一来，《吴越春秋》在所谓“勾践二十五年”下有关新都的记载，就只剩有徙都后在琅邪建造观台一事（实属勾践三十年），而看不到迁移都城的确切时间。其实“从（從）琅邪起观台”这句话完全不通，将“从（從）”订正为“徙”字，并不会妨碍钱氏上述观点。盖迁徙都城，工程浩大，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很可能在勾践二十九年启动之后，到第二年亦即勾践三十年才最终完成。再说按照钱穆的看法，勾践迁都与建造观台，不过是转年前后相继的事情，《吴越春秋》牵连书之于一处，也完全合乎情理。

通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勾践徙都琅邪时间这一问题上，钱穆所持周贞定王元年之说，显然最为可信，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却大多疏忽未能注意到钱氏所做考订，故或如前述杨宽等简单袭用王先谦胡乱折中调和的荒唐说法；或如陈桥驿虽然承认今本《竹书纪年》周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的记载“是可靠的”〔111〕，却只是简单采信《吴越春秋》所谓“勾践二十五年”的记载，谓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随即“于次年迁都琅邪”〔112〕。另外，蒙文通则根本不理会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并同钱穆一样，也对《吴越春秋》“从（從）琅邪起观台”的文字讹误遵而不改，仅据此判定所谓勾践二十五年时越人已经徙都琅邪，从而“姑定徙都之年为勾践之二十四年”〔113〕，亦即越人灭吴之当年。钱林书后来研究越国迁都琅邪问题，对此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114〕。虽有个别学者如童书业认同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但也只是说“此说自有所据，或本于古本《竹书纪年》”〔115〕，既没有顾及《吴越春秋》的记载，也没有就钱氏《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订有所表述，显然同样没有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凡此种种，均说明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钱穆的观点。

鲁哀公二十五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七年），卫出公在诸卿大夫的逼迫下，仓惶出逃，幸臣拳弥谓晋、齐、鲁诸地均不宜前往，同时劝诱出公曰：“请适城鉏，以勾越，越有君。”出公即如其所言，经此城鉏而出奔于宋国。晋人杜预注释云，城鉏乃“近宋邑”，而拳弥谓可因城鉏以“勾越”，则是因为“越新得诸侯”亦即刚刚成为中原盟主，而“宋南近越”，得以“转相钩牵”，入越请求勾践出兵扶助，恢复其国君的地位。后来卫出公果然派人“如越请师”，勾践亦于次年应邀发兵，打算护送出公返回卫国〔116〕。案此事发生在越王勾践灭吴三年之后，亦在《吴越春秋》所说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两年之后，卫侯为获取越国庇护而南逃至宋，足以确切证明越国都城尚未北迁。又《左传》载同年鲁哀公自越归国，“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杜预谓五梧乃“鲁南鄙地”〔117〕，这可以进一步印证此时越都仍在江南故地，而钱穆谓越都迁徙于继此之后的鲁哀公二十七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九年、周贞定王元年），恰恰与之合若符节。

与此相对应，如前所述，顾栋高尝谓“（鲁哀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即谓若非都城北移至琅邪，由于南北相去悬远，上述诸事当无以生成。钱穆根据他考定的勾践迁都时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事件恰好都发生在越都北徙之后〔118〕。由此可见，勾践徙都琅邪的时间，理应以钱穆所说为是。

四、琅邪位置祛疑

钱穆虽然非常精辟地考订出越国都城北迁的时间，但在新都的具体地点上，却提出了一个恐怕很难成立的观点。关于越都琅邪的位置，本来并不存在多大问题。前面第一节已经谈到，《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述了琅邪所在的具体地点，乃谓汉琅邪郡琅邪县，“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119〕，王先谦云《越绝书》勾践徙琅邪、起观台之“观台”，即此“馆台”，盖《汉书》当中本“观、馆字通”〔120〕。《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表明西汉琅邪县城很可能是沿用勾践故都的城址。惟《水经·潍水注》记云琅邪城“即秦皇之所筑也”〔121〕，疑乃秦始皇时在越国旧都的基础上又有较大规模改建。至明初，在此设置夏河千户所，山东文物部门在城址文化层内采集有东周时期以来的遗物〔122〕，与文献记载恰相契合。

《山海经》记载有“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西晋人郭璞谓“今琅邪在海边有山嶣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邪台也”〔123〕。晋人伏滔所撰《地记》，云此古琅邪台在“琅邪城东南十里”〔124〕；唐开元时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亦曰：“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125〕此前李泰于贞观时撰《括地志》，谓此琅邪台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乃“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126〕。又与司马贞差相同时的张守节，同样认为这里就是当年“勾践起台处”〔127〕。据此可知，勾践徙都后所建“观台”，位于琅邪城东南约十里左右的海畔山岩之上。清人郝懿行综合分析上述记载，得出结论说：“是地本有台，勾践特更筑之耳。故《史记索隐》云是山形如台也，斯言得之。”〔128〕

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在“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之后，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此秦始皇所作琅邪台，伏滔《地记》谓“台亦孤山也，然高显出于众山之上。高（广？）五里，下周二十馀里，山上累石为台，石形如砖，长八尺，广四尺，厚尺半，三级而上，级高三丈，上级平敞二百馀步，刊石立碑，纪秦功德”〔129〕；北魏郦道元亦有类似描述说，秦人系“作层台”于山上，“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馀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该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馀，傍滨巨海”，而“台上有神渊，渊至灵焉”〔130〕。案秦始皇此台应当是在勾践观台的基础上加以增筑，元人胡三省即谓秦始皇所作系“因越之旧也”〔131〕，清人陈寿祺亦云“《史记》于始皇登琅邪下复言作琅邪台，是秦再作之矣”〔132〕，至少这两座台的位置不会有大的移改，故后世注疏家都是连贯并言二事〔133〕。阮元在乾隆末年记其形制云：“东、南、西三面环海，迤北为登台沙道。”〔134〕现有遗址在今山东胶南市琅邪镇台洞头村西，山东文物部门谓“遗址状如小丘，位于琅邪山顶部，……高10馀米，东西长73米，南北宽34米，夯筑，……夯土中夹杂有砖瓦。地表亦散布有大量砖瓦。采集有‘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板瓦残片等”〔135〕。

文献记载与历史遗迹相印证，足以证实上述琅邪城和琅邪台的位置，俱明晰无疑。可是，钱穆却对此提出质疑说：

（此地）僻在齐东之海滨，越为求霸中原，何为择都于此，衡以地理形势，知必不然。

基于这一认识，钱穆查阅相关史料，做出推测说：

按《续汉书·郡国志》：“东海国赣榆，本属琅邪。注引《地道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也。”又《水经·淮水注》：“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东北倾（德勇案“见”字下似当句断），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今按《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乐之，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凡九百九十七字。其辞曰：“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云云，是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而《水经·潍水注》复云：“琅邪山名，越王勾践之故国，秦始皇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所筑。遂登琅邪，大乐之。……汉武帝亦尝登之”云。是郦氏言琅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琅邪，一在赣榆，而余疑勾践琅邪，实应在赣榆，不在诸城。何也？按《水经·淮水注》又云：“游水东北经赣榆县北，又东北经纪鄣故城南，东北入海。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由是出。”则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秦末之田横，东汉初之吕海，避居海中，皆在此邑。越为海国，其北徙琅邪，以争中原，宜当在此。……证以秦始皇琅邪碑石，则越都琅邪，当定在赣榆、日照一代滨海之地，为尤惬也。〔136〕

除此之外，钱氏还提到其他一些证据，譬如赣榆当地与勾践相关的传说，以及某些历史活动与琅邪的相对位置关系等，但都只是很次要的辅助性旁证，假若没有上面引述的论据作为基本支撑，其说服力微乎其微，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除了僻在海隅之外，钱穆否定有关琅邪位置的传统看法，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却未曾明确叙说的认识前提，这就是前面第一节谈到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为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一事。钱氏以为“是必指诸城琅邪言”，而勾践徙都时田常尚在，势力方盛，这样一来，勾践便绝不可能将都城迁至其封地之内，从而也就不得不另行寻求越都琅邪所在的地点〔137〕。

通过前面第一节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田常的封地和齐国的疆土都并没有延伸至传统所说琅邪地区，因而看待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初不必如钱穆一样非另行朝其他方向寻觅不可。至于钱氏以为诸城之琅邪较赣榆滨海地带要更为偏僻，不能满足勾践北上争霸的需求，其实也似是而非。盖所谓诸城之琅邪与赣榆同样偏离中原核心地带，在这一点上，两地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差别。

若是以与邻近地区几个较为强大诸侯国的空间距离而论，距离这一带海滨最近的两大诸侯国，一是齐国，一是鲁国。另外，稍远一些，还有偏靠西南方向的宋国。今琅邪与赣榆两地至鲁国都城曲阜的距离，可以说远近大致相当，而琅邪明显更逼近当时四强之一的齐国。所以，单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今琅邪的位置，恐怕要更有利于勾践来展示力量，施加影响，至于与宋国的联系，虽然赣榆一带会更加便利，但越国徙都后并没有放弃江南故地，即使有楚国的间隔，越国在江南地区的兵力，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可以对宋国及其附近地区构成一定威慑，而且北迁至琅邪地区的越军，还可以与之构成犄角之势，南北呼应。可见今琅邪的地理位置，或许要比赣榆更为便利，至少并不会比它更显偏僻。

再说一国都城的选址，并不仅仅考虑地缘政治一个要素。在政治和军事地理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况下，还需要综合衡量港口海岸地貌条件、陆上交通条件，以及附近地区的农业、渔业、盐业各项产业的地理条件，等等。在未经一一考察对比之前，恐怕不宜草率地判断究竟哪一个地方的城址条件会更为优越，更不应该以这种很不靠谱的判断作为既定的前提，来推断越都琅邪所处的位置。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应当首先考订清楚关于琅邪位置的直接记载。

钱穆提出赣榆“琅邪”说，其最基本的史料依据，是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赣榆县下之梁刘昭注引《地道记》，此《地道记》本是晋人王隐所撰《晋书》当中的一篇。在讨论这段记载之前，需要对其文字内容稍加订正。

首先是覈诸《续汉书·郡国志》原文，赣榆县隶属于“东海郡”，而不是钱穆所说“东海国”。其次是秦始皇碑位于“海中去岸百九十步”处，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据宋绍兴刻本作“海中去岸百五十步”，《初学记》引王隐《晋书》此文与绍兴本同〔138〕，故应依从绍兴本作“百五十步”。又碑石“厚八尺三寸”，与其广仅五尺不成比例，《初学记》引述此文作“三尺八寸”〔139〕，《北堂书钞》引《徐州记》同〔140〕，应是。再有碑文“一行十三字”，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所据宋绍兴刻本作“一行十二字”，《玉海》引此文以及《北堂书钞》引《徐州记》与绍兴刻本相同〔141〕；又晋人虞喜所撰《志林》，述及此碑，亦作“行有十二字”〔142〕，故应从宋绍兴本改正。另外，“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见”，清人何焯校本将此“三丈”改作“三尺”。今案潮起潮落，高度理应一致，绝不会存在十倍的高差，且所谓“秦始皇碑”高仅一丈八尺而已，潮水如何能够“加其上三丈”？《北堂书钞》引《徐州记》即谓此碑“水至加上三尺”〔143〕，所以，应当遵从何义门所做校订。经过上述改订之后，《地道记》这段文字应如下所示：

东海郡。……赣榆，本属琅邪，建初五年复。〔刘昭注补：……《地道记》曰：“海中去岸百五十步，有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潮水至加其上三尺，去则三尺见也。”〕〔144〕

不过，这段记载本身，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留待下文讨论。

因为这个竖立有所谓“秦始皇碑”的东海郡赣榆县，在秦代隶属于琅邪郡，而《水经注》也记载在赣榆县境内有此秦碑存在，钱穆便认为“郦氏言琅邪秦碑，本有两处，一在琅邪，一在赣榆”，而“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复以“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从而得出结论说“越都琅邪，当定在赣榆”。即使确如钱穆所说，在秦琅邪郡之琅邪县和赣榆县界内各自存在一处琅邪，恐怕也不宜像钱氏这样武断，不加任何解释就把秦始皇登临的琅邪定在了赣榆；与此相似，在没有排除传统所说琅邪城足以通航、甚至同样也是一处“海道要地”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断然指认越都琅邪亦“当定在赣榆”呢？再说钱穆引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载来论证“赣榆为自昔海道要地”，而他对《水经注》文义的理解，似乎还存在很大偏差。盖《水经注》在叙述游水水道时讲到“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案钱穆将此“渎”字属下连读，似误），由是出”，明显是讲吴国乘船北之燕岱地区时，为躲避海上风涛之限，往往改行陆上河道，由淮河下游转入其叉流游水北上，并不能用以论证赣榆的海上通道地位。

钱穆这一判断，看似很不审慎，不过，赣榆这座“秦始皇碑”，倒确实是在研究琅邪问题时需要一并考虑的重要问题，而且若是追究起来，钱氏这一说法，可以说是其来有自，既非首创，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如此别出心裁地看待这一问题。南宋末年人王应麟在所著《玉海》当中，就已经把王隐《晋书·地道记》中有关赣榆秦始皇碑的记载，与记载诸城东南传统所说琅邪、越王勾践徙都之琅邪以及秦始皇登临之琅邪的历史文献在“秦琅邪台”的名目下混合辑录在一起〔145〕。至清乾嘉时人陈寿祺，则更明确叙述说“东海与琅邪接壤，此碑（德勇案指赣榆秦始皇碑）当即始皇琅邪石刻，晋宋时尚存”〔146〕。由此可见，此赣榆“秦始皇碑”确实很容易和秦始皇琅邪台刻石相混淆，要想彻底祛除对琅邪位置的疑惑，需要对此作出清楚辨析。

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时的石刻颂词，《史记·秦始皇本纪》录有全文，盖每句四字，以两句为韵，正文凡三十六韵七十二句二百八十八字，文末尚附有叙事性题记一段，内容如下：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正义》：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德勇案连同王离在内为十一人，此云“十人”疑误），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眀，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147〕

上文计二百零八字，合之共有四百九十六字〔148〕，而此“秦始皇碑”则仅“一行十二字”，字数相差，不啻天渊。仅仅根据这一点，二者之迥非一事，自可立决。

惟学识渊博如陈寿祺、钱穆者，当然不会察觉不到这样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前引钱穆文明确讲到《史记》所载琅邪台刻石“凡九百九十七字”，虽然字数统计有明显疏误，大大多于实际数目（疑有手民之误），但他显然不会误认为琅邪刻石仅有十二字而已。那么，陈、钱二人就只能是由于疏忽而没有注意到这一字数的出入，不然的话，就是把“一行十二字”理解成了“每行十二字”。假如属于后面一种情况，那么，按照常理，一般是要首先写明有字若干行，在这一前提下，再记述“行十二字”，或“每行十二字”。《晋书·地道记》特地写明“一行”，只能是用以表明碑上文字仅有此一行一十二字，对此本不宜做出其他的解释。

陈寿祺和钱穆把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南移到赣榆，还遇到另一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始皇琅邪刻石，竖立在山东诸城海边的琅邪台上，历代史籍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即以金石学家而论，宋人赵明诚谓“秦琅邪台刻石，在今密州”〔149〕，就应当是指密州属下诸城县境内的琅邪台故址，这在《太平寰宇记》中另有清楚的记载〔150〕。至清乾隆年间，阮元因知“琅邪台秦二世石刻岿然独存”，乃于乾隆五十九年春倩诸城学官椎拓此碑，并询知原石状况，记述说诸城县琅邪台上旧有海神祠，“祠垣内西南隅，秦碑在焉”。阮氏尚详细记述其具体形态云：“色沉黝，质甚粗，而坚若铁。以工部营造尺计之，石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151〕直至光绪二十六年，此碑才因遭遇大雷雨而破碎坠毁，民国十五年县人王景祥重新捃拾缀合，庶几复还旧观〔152〕。今尚存数块残石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钱穆没有明确讲述究竟如何来处置琅邪的秦始皇刻石，只是在引述琅邪刻石中“乃抚东土，至于琅邪”云云这句话后，陡然论之曰：“是始皇登琅邪，乃今东海之赣榆。”今案赣榆固然可名之曰“东土”，但琅邪又何尝不能以“东土”称之？譬如汉武帝元狩六年册封刘闳为齐王时，即谓之曰“封于东土”〔153〕，琅邪毗邻齐地而更居于其极东之海隅，当然足以称作“东土”。故钱氏所说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陈寿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说琅邪台这一石碑，其“高广尺寸与《地道记》所言略同，而行款大异”，从而判下断语云：“是二世所刻，非始皇元（原）碑矣。”〔154〕今案谓《地道记》所记“秦始皇碑”为始皇南登琅邪时所刻，并谓传统所说琅邪台刻石与秦始皇此行毫无关系，这本来是陈寿祺本人提出并有待他提出论据加以证实的说法，所以，根本不能反过来把这一有待证实的结论作为依据，来判断传统所说琅邪台石刻的性质。

退一步讲，姑且按照这迹近循环论证的方式，来看一看陈寿祺所说，是否有理由成立。如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所云，按照传统的说法，琅邪石刻，至两宋之际便是“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155〕，即已经缺佚秦始皇所刻颂词原文。陈寿祺本人并且论证说，即使是那些剩存的“从臣姓名”，也是秦二世时重刻，与始皇当年上石的文字略无关涉〔156〕。《金石萃编》著录“琅邪台刻石”残片为“十三行，行八字”，这也只是秦始皇“石刻颂词全蚀”之后所剩存秦二世刻石的行款〔157〕。

基于这一情况，后人实际上已经无从确切知晓秦始皇琅邪刻石的行数和字数这些“行款”形式。可是，若是站在陈寿祺的立场上来看，这种情形，或许正好说明秦始皇琅邪刻石，本来就不在这里，而是竖立在赣榆海中，即传统所说琅邪台上原本即只有秦二世刻石，而根本没有秦始皇刻石，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秦始皇颂诗亡佚的问题。可以推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将秦二世刻石每行八字的行款与赣榆嬴政碑石之“一行十二字”对比，陈寿祺才会如此确信赣榆之“秦始皇碑”应属《史记》所说琅邪刻石。

这种将诸城琅邪台秦二世刻石与秦始皇在琅邪台立石刊刻的铭文拆分开来的做法，看起来好像也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完全行不通。

赵明诚和陈寿祺所说秦二世诏书或二世刻石，系秦二世元年巡行郡县时所为，铭文内容与事件经过，并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158〕

文中“皇帝曰”以下即后世通称作“二世诏书”的内容，而所谓“大臣从者名”，清人阮元和王昶都认为是指随从秦二世东巡的大臣〔159〕。

今所存琅邪台秦人铭刻残石，即上文“皇帝曰”以下二世诏书的内容，而在这份诏书的前面，尚残存有两行文字，一作“五大夫（下阙泐）”，一作“五大夫杨樛”，阮元以为此即“二世所刻从官名”，王昶却不同意这种说法，另行解释说：

二世诏书之前，惟存二行，一云五大夫（阙），一云五大夫杨樛。据本纪，则首行阙处是赵婴名也。盖十人之名（德勇案指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时随从嬴政并“议于海上”的王离等十一人，此云“十人”，疑受张守节《史记正义》误导所致疏失〔160〕），每行一人，赵婴以前，尚有八行，皆始皇立石时与议之人，非二世从官。所谓“石旁著大臣从者名”者，即李斯、冯去疾、臣德之名，与此无涉，且以后十一行字迹亦颇不类，证之《史记正义》，其与颂词同刻显然。〔161〕

即琅邪台残石所存两五大夫名系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台时与颂词一同上石，与二世皇帝无涉。

针对阮元和王昶的看法，陈寿祺以为秦二世本来就没有镌刻其身边随行臣僚姓名的意思，所谓“大臣从者名”，原本是指当年随从秦始皇东巡之王离以下十一位重臣：

《史》言“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则是石旁所刻，即始皇之大臣从者，与二世无涉也。自始皇二十八年刻石琅邪，至二世东行，相距十载，岂必从官五大夫杨樛等悉无改异？如二世诏书后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与始皇时大臣丞相隗林、王绾，卿李斯、王戊，前后各殊，可证也。且使其果为二世从臣，不宜列皇帝诏书之前，此则察察足以明之矣。〔162〕

在这一点上，陈氏所说，应属最为合理。北宋人欧阳修在《金石录》中记述他所看到的秦始皇峄山刻石模本时曾经谈到：“以泰山所刻较之，字之存者颇多，而磨灭尤甚。其赵婴、杨樛姓名，以《史记》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皇帝曰……。’”〔163〕所说情况，正与琅邪刻石相同，适可相互印证。

根据这一结论，并参照王昶所说琅邪台残石二世诏书以及杨樛和另一“五大夫”名字前阙泐的行数（王昶云八行，似应为九行，或石碑此面确为八行，而另有首行题名应转溯至碑石另一侧），似可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补书秦二世元年“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在二世诏书前镌刻的秦始皇“大臣从者”姓名，即：

列侯武城侯王离

列侯通武侯王贲

伦侯建成侯赵亥

伦侯昌武侯成

伦侯武信侯冯毋择

丞相隗林

丞相王绾

卿李斯

卿王戊

五大夫赵婴

五大夫杨樛

文中套加方框者，后皆泐失不存。

这份始皇“大臣从者”名录，计五十九字；前述“二世诏书”乃为七十八字，二者相加，知秦二世于“始皇所立刻石”外共新刻一百三十七字，这样，连同秦始皇琅邪刻石之四百九十六字，总计为六百三十三字。北宋初年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著录诸城琅邪台上的“秦始皇碑”时，谓“碑上有六百字可识，馀多剥落”〔164〕，可知琅邪台石刻当时尚大多可以辨识，而碑上六百多字的内容，显示出秦始皇琅邪刻石与二世皇帝增刻的内容，必定同在一座石碑之上，绝不能像陈寿祺那样，将其拆分于琅邪、赣榆两地。直至清同治十二年时，陈介祺尚拓有石碑东面始皇原刻，字迹虽已无法准确辨识〔165〕，但足以证明二世所增刻铭文与乃父原刻同在一石，乃是确切无疑的事实。其实，《史记·封禅书》本有清楚记载云，所谓秦二世刻石，系“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166〕，陈寿祺与钱穆两公，若能在读太史公书时稍稍留意于此，或许根本不会萌生这种拆分嬴政、胡亥父子石刻铭文的想法。

又秦始皇所立同类碑石，如泰山刻石，宋人赵明诚记云“碑石为四面，其三面稍磨灭，故不传”，在徽宗大观年间以前，“世所见者，特二世诏书数十字而已”；至“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文虽残损，然首尾完具，不可识者无几，于是秦篆完本复传世间矣”〔167〕。可见泰山刻石也是将二世诏书附刻于秦始皇原碑篇末，这样的做法，应当是当时的定例。在此之前，唐人颜师古即谓“今此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并具存焉”〔168〕，事实上也只有像这样将二者合刻于一处，才能达到秦二世以金石刻辞与始皇帝相并比的目的。明乎此，则陈寿祺和钱穆所说，便显得更加不符合常理，故东海赣榆的“秦始皇碑”，绝不可能是陈寿祺所说之“始皇琅邪石刻”，秦始皇登临之琅邪，亦与赣榆其地无涉。这样一来，便不再有理由把勾践北徙后的越都比定在赣榆这个地方。

五、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

上一节所论，只是试图辨明，秦始皇登临的琅邪以及琅邪刻石应当是在传统所说诸城海畔，但要想彻底破除赣榆“秦始皇碑”属琅邪刻石的看法，还要对这一石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

《晋书·地道记》谓赣榆之“秦始皇碑”，在距离海岸“百五十步”的海水之中，而清康熙时人王士禛也谈到过一座海中石碑：

诸城琅邪台秦碑，石壁俯临海岸，高数十丈。海中复有一碑，去岸数里，潮上则没，潮落则出。其上岁久皆蛎房所结，不可辨识。〔169〕

陈寿祺云“此与《地道记》所言合，殆即始皇碑也”〔170〕，实则王士禛本明明说这一海中石碑是在诸城之琅邪台下，何以会与王隐《地道记》所言赣榆之“秦始皇碑”相合？可见，王氏谈到的这一情况，并不能用以支撑陈寿祺的观点。不仅如此，在琅邪台边的海水之中另有一座石碑，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王士禛上述记事，是写在《池北偶谈》一书的“谈异”部分当中，而清四库馆臣对王氏此书这一部分内容颇为不屑，以为其笔下“皆记神怪，则文人好奇之习，谓之戏录可矣”〔171〕。审王氏紧继上述引文之下，随即叙述所谓秦始皇“鞭石成桥”遗迹，可知四库馆臣所说不诬，所谓海中石碑云云，亦不妨姑且以文人戏语视之，至少它丝毫无助于证明赣榆“秦始皇碑”会与始皇帝之琅邪刻石有关。

钱穆论赣榆“秦始皇碑”，是以《晋书·地道记》与《水经·淮水注》的记载相互印证。从上一节订正过后的《晋书·地道记》文字来看，这两部书中的相关内容，几乎如出一辙（《水经注》之“潮水至，加其上三丈”，“三丈”也应是“三尺”的讹误），自然应同属一事，而且在二者之间一定具有因袭关系。按照其成书时间的先后顺序，则只能是《水经注》袭用《晋书·地道记》的文字〔172〕。

明确这一源流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上述两书有关秦始皇碑的记载虽然基本雷同，但也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差别，这就是《地道记》记述此碑在“海中去岸百五十步”处，而《水经·淮水注》的记载，却是“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百五十步”〔173〕，一在海岸线外一百五十步，一在海岸线内一百五十步，位置正好相反，其间必有一误。

虽然《水经注》有关“秦始皇碑”的记述，出自《晋书·地道记》，但郦道元所见王隐书文本，却也可能独具优胜之处。审度《水经注》的记述，可见其叙述“秦始皇碑”之所在，包括赣榆县城和“山”在内各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都非常明确，因此，通常不大容易存在讹误。相比之下，今所见《晋书·地道记》却只记有此碑与海岸线的距离，则比较容易产生舛误。若假设《水经注》采录的文字，更为准确、完整地保存了《地道记》原本的面貌，那么，此书在另一流传过程之中，要是有人无意之间将“去海百五十步”错写作“去岸百五十步”，后来复又有人在前面缀加“海中”二字，就会成为现在见到的样子。更为重要的是海水波涛汹涌，常年激荡不已，特地到茫茫大海上孤零零地竖立一块石碑，明显违背常理；而且这种水中石刻，世人大多也无从观摩，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所谓“秦始皇碑”的位置，一定要以《水经注》的记载为是，即位于赣榆县东北面海边的山脚下。

关于赣榆“秦始皇碑”所在的位置，还有另外一种记载，需要澄清。《大清一统志》记载海州赣榆县东北有“秦碑”，其下引述《晋书·地道记》和《水经·淮水注》关于“秦始皇碑”的记载作为说明，文末记云：“旧志，在海中秦山。”〔174〕而同书复记此“秦山”云：

秦山，在赣榆县东四十里海中。相传秦始皇尝登此勒石，今存。山前名棋子湾，西南水底有神路三十里，阔数尺，由岸直抵山麓，亦传为始皇所筑。洪涛浸激，至今不圮。〔175〕

清代有很多人赋诗吟咏这一古迹，如乾隆年间人谢元淮之《游秦山》诗中即有句云：“异哉秦皇帝，刻石扶桑边。”作者自注：“山东二石如人，下有秦始皇石刻。”谢氏且亦同时引述王隐和郦道元的记述，作为说明〔176〕。这种说法，向前追溯，可以在康熙年间纂集的《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相同的记载，其记述此碑使用的词句是：“旧传秦始皇登此求神仙，勒石而去，石至今存。”〔177〕若再向前追溯，在万历初年修成的《淮安府志》当中，便未能找到丝毫踪影，书中述及“秦始皇碑”，只是照样转录王隐《地道记》的记载，而没有附加任何说明文字〔178〕。这种情况，说明秦山岛上所谓“秦始皇碑”，缺乏比较可信的早期文献记载，很可能是出于明末以来好事者附会，清人谓其出自“相传”、“旧传”，固已知悉此等传说本不足以云信史〔179〕。退一步讲，即使此碑确属秦始皇遗物，也是与《晋书·地道记》所记完全不同的另一石刻，当然也与秦始皇琅邪刻石无关（秦始皇痴迷于寻求海外神山，该碑若确属嬴秦故物，或者与此有关）。

秦始皇东巡郡县，前后凡刻石六所，皆用以颂秦功德，所刻铭文，则无不语辞繁复，累累数百言，而赣榆海边这座“秦始皇碑”，却只有寥寥一十二字，它究竟用于什么目的，又何以竖立在这样的地方，都颇为耐人寻味。

寻绎其间缘由，需要先来看一看秦始皇时期另一处类似的石刻碑铭。《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述云：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于是立石东海上胊界中，以为秦东门。〔180〕

“胊”是秦东海郡的属县，《汉书·地理志》于东海郡胊县下所附班固自注，亦述及此事：

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181〕

“海上”是指海边（关于这一点，下面第七节还要具体论述），《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博物记》即记作“海边”：

（胊）县东北海边植石，秦所立之东门。〔182〕

上述记载表明，当时是在胊县东侧的东海岸上竖立了一块石碑，用以标志秦王朝的东门。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淮水北岸叉流游水北向流淌所经行地点云：

经朐山西。始皇三十五年，于胊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之东门。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183〕

这里所说朐山和郁洲都在今江苏连云港市区，朐山今名锦屏山，郁洲后称云台山，当时还没有成陆，与朐山隔海相望。另外，考古学者已经判明，秦汉朐县故址在今连云港市海州街道，位于朐山北侧〔184〕。由此可以推断，秦始皇植立石碑的地方，大致应当在朐山东麓的海岸上。

在朐山和朐县城东面六七里以外的孔望山南侧，有汉东海庙遗址〔185〕。东汉灵帝熹平元年，立有《东海庙碑》，记东海相南阳桓君与山阳满君在永寿元年和熹平元年相继修建祠庙事。碑文在宋代即多有阙泐，其篇末颂词中有残句云“□（原文此处为框，下同）阙倚倾，於铄桓君，是缮是修”，碑阴复另有残句云：

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

宋代撰人不详之《天下碑录》，著录有“汉秦始皇碑”，乃“东海相任恭修理祠，于碑背刻，在朐山”。宋人洪适以为满君《东海庙碑》碑阴残字，似即任恭《秦始皇碑》，其刊刻时间当“又在满君之后”，所说应是；洪氏且谓此《秦始皇碑》所载“秦东门事”，乃“（《东海庙碑》）颂所谓倚倾之阙者”〔186〕。所谓“倚倾之阙”应当是指秦始皇植立的碑石，已经有所倾斜。据此，始皇所立秦东门阙碑石，应当在汉东海庙附近，结合《博物记》石在“县东北海边”的记载，或许要再稍偏北一些〔187〕。

《史记》和《汉书》有关此事的记载，有一处细微的差别，这就是《史记》记为“秦东门”，而《汉书》则记作“东门阙”，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很值得探究。清人赵一清认为应当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准，《汉书·地理志》缀加“阙”字，不足采信〔188〕，而杨守敬对此却另有不同看法：

《隶释》二汉《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则《史记》本有“阙”字，故《汉志》因之，亦作“东门阙”〔《寰宇记》同〕。今本《史记》但作东门，乃传抄脱“阙”字。……又《后汉书·刘永传》注、《通典》作“东阙门”，虽误倒，然亦本有“阙”字之证，赵氏失考。〔189〕

以上所说，信而有据，足以订补今本《史记》脱佚。

阙是设在大门前面起标志或导引作用的一种建筑，秦汉时期已经普遍用于宫殿、衙署、祠庙、宅邸、关隘、陵墓等建筑物门前；特别是宫室建筑，《史记》记述秦孝公兴建咸阳城事云：“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190〕若此寥寥数语，还特别提到“冀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赵一清虽然认为《汉书·地理志》“东门阙”的记载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东门”正确，同时却又说道：“秦始皇立石海上，状如宫门之阙也。”〔191〕尽管其自相矛盾，令人困惑，而且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但我们却可以循此思路，去揭示所谓秦“东门阙”的真实面貌。

作为一种设在大门前面左右两侧的建筑物，阙一定要成双配对，而不会单独建造（后世有僭越礼制，在民家宅院里面仿造单只阙型建筑者，这已不是正常的做法），即如东汉时人刘熙所云：“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192〕崔豹《古今注》亦释之曰：“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193〕从这一角度考虑，一定还会另有一座石碑与朐县海边这块碑石相匹配，而赣榆的“秦始皇碑”，在北面大约一百里外的海岸上，正与之处于大致同一条南北直线上，遥遥相对。

所谓“秦东门阙”，也就是秦王朝东大门的阙，而两块相距百里的石碑，规模大小，与之未免太不相称。朐县一侧石碑的高度，虽然没有留下记录，赣榆的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却有清楚记载，其高尚不及琅邪刻石〔194〕，不用说作为大一统秦朝国门之阙，就是与西汉未央宫北阙、东阙“三十丈”的高度以及建章宫东侧凤阙“二十馀丈”的高度相比〔195〕，也实在是微不足道〔196〕，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似乎不应如此不识高低。况且在礼仪制度上，阙本来具有重大象征作用，即班固所云“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197〕。汉初萧何为刘邦营建未央宫，刚刚建成东阙、北阙、前殿等部分设施，高祖即因“宫阙壮甚”而震怒，萧何乃以“非壮丽无以重威”作答〔198〕，就其东阙、北阙而言，便是基于阙的这一礼制功能。明乎此，则愈可知“秦东门阙”绝不应该仅仅局促为此等丈八之身。

前面在引述《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朐县海滨立石的记载时，特地抄录了很长一段在此之前的纪事，这些史事，是秦始皇立石东海的重要背景。同样值得注意的背景事件，还有在这之前的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199〕。综合分析秦始皇以信宫作为象征天极的极庙并专门铺筑联通郦山和云阳甘泉前殿的道路、修建连结九原与云阳的直道、在渭河南岸丰镐旧京故地营建朝宫前殿（阿房宫）、朝宫前殿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以及“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等等这一连串举措，可以看出，在这些重大举止的背后，应该潜藏着秦始皇贯通天地古今的宏大宇宙观念，即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为基本出发点，将其宫室乃至整个大地上的设置与天上的星相对应起来，并设置沟通天地之间乃至阴阳两界的枢纽和途径；同时，将整个山河大地都看作是其宫室的延展，其北修直道直通九原与南建阁道直抵南山，可以看作是以都城宫室为核心做出的南北轴线性标志；而将都城中最核心的建筑朝宫前殿，选定在渭河南岸的西周丰镐故地，则正可以借助周天子“帝王之都”这一历史因缘，增重其作为天下千古一帝的神圣性。

明了这一背景，便不难发现，朐县和赣榆两石碑之间的中线，差不多东西直对咸阳，所以，秦始皇竖立这样的标志，应当与秦始皇自朝宫前殿修建阁道直抵南山并“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一样，是为秦王朝标识出一条直通朝宫的东西轴线性通道。

秦始皇“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应该是选取咸阳新修朝宫南面所面对的终南山某两个左右并峙的山峰，采用某种方式加以标识，以标明秦朝是借用这两座山峰作为朝宫之南阙〔200〕，这与夏禹当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做法〔201〕，略有几分相似。秦廷当时采用的具体方式，虽然现已不得而知，但这种以山为阙并加以标识的做法，却可以启发我们，尝试从这一思路去认识秦东海双碑的具体作用。

汉王稚子阙图

（采自《隶续》）

崔豹《古今注》记述阙身形制云：“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202〕今所见相关文物，基本上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阙身上的图形，不仅限于绘画，雕刻图像也很普遍。除了或绘或雕的图形之外，有一些阙，还会在阙身石面上镌刻铭文，用以标识该阙属性，铭文内容有繁有简，其简者不过“记名目而已”〔203〕。如东汉时期著名的嵩山少室庙西阙，有横额题“少室神道之阙”六字〔204〕。墓阙中亦常以类似的简略铭文，标明墓阙所属。如欧阳修《集古录》著录有两种东汉人墓阙铭文，一作“永乐少府贾君阙”，一作“洛阳令王君阙”〔205〕；又如东汉王稚子阙，左右双阙俱存，一作“汉故兖州刺史洛阳令王君稚子之阙”，一作“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206〕。柯昌泗以为阙身上这种铭文，本来就是由建筑物外一种名为“桓表”的标识性附属设施衍生而来〔207〕，从而我们愈加有理由推测，在朐县和赣榆两县东海岸边倚山而立的这一组秦朝石碑的实际作用，应当与阙身上这种用来标识属性的石刻铭文相当，即以之标识碑身背后倚靠的山头才是真正的“秦东门阙”，而这两座石碑只是相当于嵌在这组天然门阙上的铭文而已〔208〕。

上述推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却可以找到类似的实例。战国时燕昭王曾建碣石宫以处邹（騶）衍〔209〕，《史记》记载始皇三十二年，嬴政东巡至碣石，使燕人卢生访求羡门、高誓两位仙人，并撰述铭文，命镌刻于“碣石门”之石〔210〕，此“碣石”理应在燕碣石宫旧地。近年在辽宁绥中渤海海滨发掘到秦汉行宫故址，当即战国以来的碣石宫遗存〔211〕。该遗址平面布局座北面南，朝向辽东湾水面，海中今有一高达24米的海蚀柱特立水上，即呈所谓“碣石”状，据杨鸿勋走访勘察，知在此“碣石”西侧，曾另有一同样的“碣石”，因水蚀雷击等原因而崩塌，今仅存残基于海平面上。两碣石东西相对，所构成的天然门阙，即所谓“碣石门”者，正直对碣石宫遗址的中轴线，而且在海底还铺设有石甬道，连接此“碣石门”与碣石宫门。虽然杨鸿勋径称之为秦之“国门”或“东门”恐怕并不准确〔212〕，但这种利用海中石柱作宫室门阙的形式，恰好可以印证上文所述秦始皇将海滨山丘标示为大秦王朝之“东门阙”的合理性。后世亦颇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如南朝刘宋时人山谦之撰《丹阳记》，记东晋元帝“大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义兴许彧墓二阙高壮，可使施之，王茂弘弗欲。后陪乘出宣阳门，南望牛头山两峰，即曰：‘此天阙也，岂烦改作？’帝从之”〔213〕，这与秦始皇“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正出自同一思路。又唐人称洛阳城外龙门的山势为“双阙”，也是因为它“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214〕。诸如此类的观念，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秦始皇在东海岸边竖立碑石以“表”山为阙的举措〔215〕。

关于这组秦“东门阙”，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从实物知见较多的后代墓阙来看，同一组阙，左右两侧的铭文，有的不同，有的相同〔216〕，我推测此秦“东门阙”铭文左右两侧相同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字数应当相等，即朐县一侧的石碑，应当同赣榆的“秦始皇碑”一样，也是“一行十二字”。这是因为“十二”是秦始皇所信奉的神圣数字，具有象征天地六合的意义，统一六国后许多举措，都遵用这一数字或是它的倍数，如兼并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东巡各地所刻颂词遣辞用韵，都是以十二为基数；所造阳陵虎符，文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等等〔217〕。秦人宫室布局，尊崇东方，咸阳城的方位取向，是座西朝东，东门最为重要〔218〕，这一组“东门阙”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理应对称使用“十二”这一数字。

二是秦始皇选定的这组“东门阙”，不仅直对秦都咸阳，而且，审视中国版图，可以看到，此“东门阙”正处于海州湾凹入大陆最深的地方，由此向南北两侧的苏北海岸和山东半岛东南海岸，正犹如从这里向左右两侧张开的巨大门扇。入此门户踏上秦王朝大地，循东西轴线径直西行，又有函谷关迎面而立。函谷关是朝廷所设天下第一雄关，用于锁钥关中这一根本重地，但函谷关以西，并没有马上进入关中盆地，还要经过很长一段谷道，西至华山脚下黄河由北向东转折之处，亦即后来设置潼关的地方以后，地势才豁然开朗，真正进入关中渭河谷地，因而《三辅黄图》记述说秦始皇尚且另行“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219〕，贾谊《过秦论》亦有秦始皇“斩（案刘宋徐广谓“斩”一作“践”）华为城，因河为津”的说法〔220〕，北宋宋敏求尝就《三辅黄图》所说“表河以为秦东门”事做有疏释云：“故贾谊《过秦论》云‘践华以为城’，又班孟坚《西都赋》曰‘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221〕《史记·秦本纪》记“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222〕，所说“河山”就应当是指黄河与华山之间这一门阙状地势。

这样一来，假设由东海赣榆、朐县之间的海中上陆，步入国门西向而行，便逐次通过海岸上的“秦东门”、函谷关、以及黄河与华山之间的另一“秦东门”，方始身临秦国腹心重地关中，这正与所谓天子宫室之皋门、应门、路门这三重递进的门户差相仿佛〔223〕，贾谊云秦始皇“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224〕，果良有以也。若此视举国疆土为朕宅院，诚所谓“家天下”者之欲念，亦惟其如此，秦始皇才会在墓穴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25〕，北魏郦道元记述说，始皇陵墓里在“天文星宿之象”笼罩下所“具地理之势”，包括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四渎、五岳和九州〔226〕。通贯考察秦始皇的地理观念和视野，尤可证赣榆之“秦始皇碑”确实别有妙用，而与琅邪刻石初不相涉。

在此附带说明一下，除了表达上述地理观念之外，秦始皇立石东海上以为秦东门阙，似乎还有一个很具体的用途，这就是用以迎候海外仙人。盖自战国时齐国的威王、宣王和燕国的昭王，就都相信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因而使人入海求之，秦始皇希冀长生不老，受此诱惑更为深重，乃于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27〕。《史记·封禅书》谓此三神山“在渤海中”〔228〕，惟当时所说渤海，不仅限于今渤海海域，如《山海经》记琅邪台“在渤海间”〔229〕，就说明琅邪以东的今黄海海域，同样也可以称作渤海，而徐巿受命东航，正是发生在濒临黄海的琅邪，《太平寰宇记》记载在琅邪附近有徐山，相传徐巿率童男女即于此山“集会而去”〔230〕，因知蓬莱等三神山所在的范围，至少应当包括琅邪以东的外海。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派遣徐巿出海寻找神山的直接原因，是“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赍童男女入海求之”〔231〕，所说“至海上”者，应当是指按照燕齐术士的说法，海中仙人完全有可能浮海西来陆上，不然何必因担心他们到海上的时间太迟而主动入海求之？据说这些仙人在自己居住的海外神山上，是以“黄金银为宫阙”〔232〕，有宫有阙，与秦朝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们一旦登陆秦国土地，自然也需要有门阙引导，才能顺利抵达始皇帝的宫室，而秦始皇也需要藉此门阙来向这些仙人展示秦国广袤无垠的疆域。

六、越人的航海能力与勾践迁都路线

勾践徙都琅邪一事虽然确切无疑，但在被楚国夺走淮上疆土之后，越人究竟依循怎样的路径仍得以远徙琅邪，就成为必须解答的难题。前述顾栋高对勾践迁都琅邪一事之所以感到困惑，实质上就是难以理解旧都会稽与新都琅邪在空间上具有很大间隔这一问题。

如前面第一节所述，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曾引述《郡国县道记》，怀疑越人徙都琅邪的真实性，谓勾践只是“因会诸侯于河，权于此观望经旬”，亦即不过是巡游间暂作停留而已。民国时劳榦论及这一问题，似即循此思路，加以引申，“据《史记·勾践世家》谓勾践平吴乃以兵北渡淮，既去而以淮上地与楚”，从而推论说：“是徙都之时不长。”〔233〕后来陈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谈到了大致相似的调停办法，以为勾践只是很短暂地将都城由会稽迁出，旋即重归故地，其北居琅邪的时间，应当是在“《越世家》‘北渡淮’至‘渡淮南’之间”〔234〕。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在颠倒勾践迁都时间与越人“以淮上地与楚”时间前后次序的错误前提下做出的判断，所说自然不能成立，但是，却可以从中看出，劳、陈二氏以为勾践理应通过所谓“淮上地”由陆上向北渐次移徙。

杨宽在论述战国初期各个大国的领土时，概括越国疆域的轮廓是：“约自今山东省的琅邪台起，沿海而南，有今江苏省苏北的运河以东地区和全部苏南地区，……北境和齐、鲁及泗水上的各小国交错接界，西和楚接界，东边靠海，南和百越接界。”〔235〕杨氏谓越国辖有琅邪以南的今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并没有提出具体证据，实际上这只能是基于他对越王勾践北迁路线的理解，即杨氏以为勾践徙都系沿今苏北地区向琅邪推进。

据杨宽讲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当中包括春秋、战国地图在内的秦以前地图，都是由他主持编绘，“作好地名考证之后”，再交由钱林书“仔细画上地图”，而且他在谈论战国地图的编绘情况时，还特别举述勾践迁都琅邪一事作为例证，说明自己的考订工作〔236〕。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战国时期图幅上对越国疆域范围的标识，即体现了杨氏上述看法〔237〕。

与此相似，钱林书曾从许多角度来论证勾践迁都琅邪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但也没有直接说明勾践的迁都路线，只是谈到在越国迁都琅邪以后，“一方面向南通过海道可直达越国故地。另一方面又可以稍向西到莒，通过沂水南入泗水，再经过邗沟到达吴越故地。又因今江苏东部控制在越国手中，所以这两条水道也是比较安全的”〔238〕。然而，钱氏同样没有举述具体证据，以说明越国确实控制着包括今苏北东部地区在内的沂水和泗水流域；特别是钱氏没有说明，假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勾践灭吴以后“与鲁泗东方百里”这一记载？

事实上，直至勾践五世孙王无彊的时候，尚有楚国“淮、泗之间不东”以及楚之“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的说法〔239〕，因此，像杨宽和钱林书这样的说法，与唐人李吉甫所说句践渡淮而迁都琅邪，实际上并没有本质性差别，似可姑且置之。

探寻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当时国家领土的分布状况，与后代有很大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越过其他国家的领土而在远方拥有“飞地”，人称“越国鄙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很多土地亦且“朝秦暮楚”，变化不定，这本来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人俞正燮对此曾做有论述说：

越国鄙远，春秋战国时最多。齐有廪丘，郑有州、有祊，邾戍过鲁，鲁田在许，杞田在成，晋有范、有戚，又有乌余之邑。即大夫亦有之，晋有栾氏州邑，范、赵、韩皆欲之；齐以宋地封秦泾阳君；赵以灵丘封楚春申君。鲁桃在今泗水；莱柞在今莱芜，而以莱柞为桃山，皆鄙远之证。《郑语》虢、郐十邑皆有寄地，亦内、外传相应。僖公三十年，晋、秦围郑，郑谓秦曰：“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言晋大国，数欺秦，秦难越之以鄙远，明他国不难也。至晋文公卒，秦潜师欲得郑，是谓晋襄无能为，欲循越国鄙远之事，其义互明矣。此事在《左传》甚多而义甚隐，故言地里者多有地远之疑。〔240〕

史念海曾撰写《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专门论述这种特殊的疆土领属形式〔241〕。

或谓勾践将都城远迁至琅邪，并不仅仅是“越国鄙远”，实乃堪称“越国都远”，即《越绝书》所说，“勾践大霸称王，徙琅邪，都也”〔242〕，已经不是在境外领辖普通的聚邑，但这依然不乏同类事证，其最为昭著的事例，就是魏惠王三十一年由河东地区的安邑迁都至陈留地区的大梁。史念海描述魏国迁都后的疆域状况说：“河东、河内之间还有上党，河东、陈留之间还有河南，皆非魏国的领土。无论魏人取道黄河以南或黄河以北，都要假道于他国。”〔243〕

上述情况表明，越王勾践跨越数国疆域，将都城迁离于国家故土之外，在当时也并不是特别背戾常规的做法，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魏国都城东迁以后，整个国家的重心，都已经随之向东转移，东部区域的疆域面积至少不在西部之下，其东、西两部，相距也并不十分辽远；同时，魏国都城的东移，还有较大被动成分，乃是由于“秦用商君，东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244〕，而越国都城的北移，则完全是出于勾践北上争霸的战略追求。琅邪附近地域狭促，缺乏足够的腹地来保障国都的供给，直至后来被迫退回南方，越人始终未能在这里扩展很大范围，犹如军队攻击作战过程中在前方建立的前进基地，根本离不开江南故地的战略支撑，两地间必须保持顺畅的经常性联系。再说江南故地，同样也需要必要的防卫保障，即如清人刘翼明所质疑的那样：“且勾践以阴谋灭吴，诸强国耽耽伺其后，齐即献琅邪，越人敢徙都于外乎？”〔245〕首尾之间，相互照应似乎存在较大难度，若是没有合理的缘由，并不会轻易做出这一决策。

诚然，如前所述，在琅邪与江南故地的交通联系方面，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迄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以为勾践北徙，是通过陆上，由淮河北岸向琅邪挺进，人们好像都忽视了越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他们或许也有可能通过海上通道，直接北迁琅邪。

越人本以“习之于海”而著称于当时〔246〕。勾践尝自言，越地居民乃“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迁都琅邪前夕，葬大夫种于国之西山，使“楼船之卒三千馀人，造鼎足之羡”；而“初徙琅邪”之际，亦尝“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247〕，为乃父允常营建墓冢。这些举措，都显示出越国楼船水师之兴盛。当其徙琅邪而起观台以望东海之时，勾践拥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248〕。琅邪台周边，别无大川大河，可以通行这些战舰，此三百戈船，只能是从会稽扬帆驶来的海船。此前黄池之会时勾践即命范蠡等“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249〕，大规模浮海北上的水师，正是越国航海能力的实际体现。

蒙文通很早就清楚注意到越人善于航海的特点，并且指出：“勾践之徙都琅邪以图霸中原，当亦倚其海上舟师之盛也。是越人之都会稽，都琅邪，都东冶，都东瓯，皆为滨海便航之地，显非偶然。”《庄子·山木》篇记春秋时楚国有名市南宜僚者，设譬喻云时人可“涉于江而浮于海”以抵达南越“建德之国”〔250〕，正说明遵海而行本是越人南北往来的正途。蒙氏复明确指出：“琅邪为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之重要港口，故‘勾践并吴，欲霸中原’，遂‘徙都琅邪也。’”〔251〕遗憾地是蒙氏未能更进一步，论证各项相关问题，清楚判明勾践迁都所选择的路径到底是海是陆。不过，顾颉刚已先于蒙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明确指出勾践迁都琅邪的海上路径。顾氏在1960年2月的读书笔记里，曾就勾践灭吴后范蠡随即从会稽“浮海出齐”一事写道：

陶朱公是否即范蠡，所不敢知。然观《越世家》云：“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出齐，……耕于海畔。”则自越至齐系行海道。此即勾践所以迁都琅邪之故，盖海上交通滋便利矣。〔252〕

此说诚可谓一语破的，前人若能识及，或不至于出现前述种种困惑。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范蠡能够轻易下海远航，正应当是以越人兴盛的航海活动为前提，而勾践正是恃此独门绝技，绕过楚国封锁，成功北上琅邪，称霸中原。同时，也正是依赖这条海上交通运输线，越人才得以将琅邪这一都城维持了二百馀年之久；亦惟赖此长技，越人才能够在“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之后，复“去琅邪徙于吴”〔253〕，沿着当年的进军路线，顺利实施战略撤退，真所谓进退自如，非并世内陆雄强如彼楚国者所能制约。

至于都城北迁之后，在南北悬隔的情况下越人如何治理南方旧壤，似乎仍可借用蒙文通过去所做的说明，即：“战国时列国本多徙都之举，徙都之后犹保持其旧都，而同时并有二都，犹周之既有丰镐，又有成周也。全越之时，或亦并有琅邪、会稽也。”〔254〕

七、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相

越人擅长航海，固然会选择利用海道来打破陆上的限制，但琅邪距离越人的会稽故地确实比较遥远，海上航行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以及其他很多费用。可是，在琅邪与会稽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苏北海岸，既便于越人往来于旧疆新都之间，又不像琅邪那样僻处海角一隅，而在史籍中并没有见到楚人或其他诸侯强国占据的迹象。勾践为什么不在这里登陆，却偏要远至琅邪不可呢？考察苏北海岸的历史环境，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今江苏北部的濒海地带，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以前，海岸线比现在要偏向内陆一侧很多，一般认为，大致稳定在范公堤一线（阜宁—盐城—东台）。建炎二年，黄河改道，由泗入淮，从此以后，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改道，黄河重返北流，回归渤海时为止，长达七百多年时间，黄河一直经由淮河水道，在苏北流入黄海南部。在此期间，由于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地带迅速淤积，并在沿岸海水水流以及波浪的作用下，向河口南北两侧推移，致使苏北海岸向外侧不断淤涨。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之后，主要泥沙来源断绝，苏北海岸大部分地段中止淤涨，并略有退缩，逐渐形成现有海岸轮廓（参见“苏北海岸变迁图”）〔255〕。

苏北海岸变迁图

（采自《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

采自《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

现在的苏北海岸之外，水下大陆架幅度宽阔而坡度微小，平均坡度只有15”左右（参见“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256〕；水上岸线则为典型的潮滩海岸，坡度低缓，滩面宽平，海岸高程一般低于多年平均高潮水位2.5米左右，遂使得潮滩最大宽度达25—30公里（参见“潮浸周期与潮滩分带关系图”）〔257〕。

在黄河夺淮入海之前，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应当与现在大体相同。这是因为在今苏北海岸水下，分布有一个规模巨大的水下三角洲平原，从海州湾向南，一直到杭州湾以北，呈扇形展开，南宋以后黄河淤积形成的河口三角洲，就堆积在这一大型三角洲平原的上面〔258〕。这一平缓宽阔的水下三角洲平原，便是南宋以前一直上溯到先秦时期，这一地区海岸线内外的下伏地貌形态，可以说与这里的现代海底地貌完全相同。对于冲积而成的苏北平原来说，这意味着它与南宋以后淤涨出的沿岸陆地，具有基本一致的生成基础；而其既低且平的地势，也与现在的苏北海岸完全相同。这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海底和海岸条件下，这里一直适于生成潮滩海岸，至少应有同样宽阔的潮间带。

在这一幅度宽广的潮间带内，由于经常处于潮水的浸灌之下，除了渔猎和制盐之外，对于人类早期的生活以及农业等生产开发活动来说，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开发往往滞后。

潮浸周期与潮滩分带关系图

（采自《中国地貌特征与演化》）

事实上，阻滞苏北海岸地带开发的地理环境因素，还不止于此。在晚更新世前期里斯（庐山）—武木（玉木、大理）间冰期第四纪最大一次海侵到来的时候，今苏北东海、沭阳、泗阳、洪泽、仪征一线以东地区，全部淹入海中（参见“冰后期苏北平原海侵示意图”）。武木冰期以后，进入全新世，海陆交替，回旋振荡，往复不下三番〔259〕，今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洪泽湖等一系列湖泊，当时都是海水所浸灌的区域；此外，在范公堤一线以内，也沿海岸留下了一组数目繁多的潟湖群。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始在今范公堤一线，形成比较稳定的海岸线〔260〕。

冰后期苏北平原海侵示意图

（采自《中国自然地理》之《古地理》分册）

根据一般地理规律，可以设想，在这种具有宽阔的潮间带和众多湖泊水面的濒海地带，必然存在严重的沼泽化现象，而这样的沼泽区域，显然很不利于人类早期的居住和开发利用。直到东汉时期，在这一辽阔的濒海地带，还罕见县级规模的政区设置。这种人烟稀疏的状况，可以充分证明，当地的自然环境，确实不适于人们居止其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依然使人望而却步；甚至直到明清年间，在苏北濒海地带内生活的盐民和渔民，还要依靠累筑潮墩、渔墩等人工高台来躲避潮水的侵害〔261〕。这一在当时还根本无法逾越的自然障碍，正是越王勾践舍近求远避而他之琅邪的真正原因。

不过，说到这里的自然环境因不适宜人类居住而开发滞后，人们或许很容易想到秦始皇南巡会稽返回时经由这一带北上琅邪的事情，因而，需要对此加以辨析。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相关史事云：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262〕

案以上引文，标点姑且依从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念海在1944年初所发表《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一文，以为江乘在今江苏句容，“江乘渡江，北即广陵，广陵、彭城之东，距海较今为近，史文所言并海北行者，亦犹二十八年东行之时并渤海以至成山、之罘也”〔263〕，即史氏所复原秦始皇北行路线，系在长江北岸由江乘东北趋琅邪，其道路走向大致与今苏北海岸相平行。此后，章巽在专门论述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状况时，也说秦始皇从会稽北上琅邪，是在陆地上“沿海北上”〔264〕。

至1988年，王子今在《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一文中，重又论述这一问题，以为“史文既称‘从江乘渡’当舍船陆行，不由邗沟水道”，道路的具体走向，则是由江乘北渡后，“东北折向海滨”，途经西汉海陵县（今江苏泰州）之吴国太仓、汉盐渎故城（今江苏盐城）、海西（今江苏灌南县东南）、朐县（今江苏连云港）、赣榆（今江苏赣榆县北），再由此东北趋琅邪〔265〕。

假若秦代果真存在这样一条南北干道，那么当地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开发程度，应当足以满足勾践向北拓展疆土的需要。惟王子今所说“并海道”上各个经行地点，除秦始皇巡视事外，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王文所列各项旁证，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有关秦始皇出巡遗迹的传说。如《江南通志》载盐渎附近有“秦始皇巡行遗迹”，连云港附近的孔望山亦有“关于秦始皇出巡遗迹的传说”，以及前述赣榆附近海州湾里的秦山岛，“或亦与秦汉并海交通有关”，这些当然都是史料价值很低的辅助性证据，并不能独立使用。

二是秦汉时一些与运输有关的设置，如西汉吴王刘濞设在海陵的太仓〔266〕。但此太仓设在广陵之长江口附近，显然与水上运输关系更为密切，《太平寰宇记》释之曰“谓海渚之陵，因以为仓”〔267〕，盖长江口水域开阔，江口亦即海渚也，至少王氏没有能够举出该仓与所谓“并海道”运输相关的证据，所以，对于论证这一问题，恐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三是诸如前述朐县“秦东门阙”、赣榆“秦始皇碑”这样一些秦始皇遗迹，虽然其真实性确凿无疑，而且至少在赣榆与朐县之间的海滨，秦代也确实会有道路相连，但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其与秦始皇南巡通道联系在一起。

四是王文举述三国时于“广陵、海西”间转运物资的记载，作为“并海道”经由海西的证据，并以此将海陵的吴太仓和盐渎附近的所谓“秦始皇巡行遗迹”连缀到一起，谓之曰：“并海道广陵至朐县间的区段，经由海陵、盐渎，海西”。此说看似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如前所述，游水是淮河北岸的一支叉流，清人钱坫以为清代“安东县北有盐河，东北流合硕项、青伊二湖，大约即游水故流”〔268〕，杨守敬《水经注图》以及今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游水流路的复原，大致均依从此说〔269〕。汉代海西城址，正在此盐河岸边〔270〕，也就是说海西县城位于游水岸边，而如同前面第四节已经谈到的那样，《水经注》记述游水，称“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271〕，从而可知游水本是淮河北岸重要运输渠道，是则广陵、海西之间的物资转运，理应是由广陵循邗沟入淮，再由淮水转入游水，完全不必迂回曲折地通过所谓“并海道”陆运，因而这一事件亦丝毫无助于证明在秦汉之间曾有这样一条“并海道”存在。

排除上述证据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首先，“海”与“海上”不仅在当时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且直到今天，往往还是这样使用。“海”是指海岸线以外的大海，这一点人们的认识不会有什么歧异，而“海上”是指海岸之上的陆地，却不一定谁都有很清楚的认识，说不定还会有人将其误解为海水之上。前述“秦东门阙”石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作“立石东海上”，《汉书·地理志》记作“立石海上”，而《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博物记》乃记作“海边”，《水经注》也具体记述了它在海岸上的位置，足见“海上”一词与“海滨”、“海畔”的语义大体相当。下面再从《史记》当中举述几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海上”这一含义。

例如，《史记·封禅书》谓“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所说“燕齐海上之方士”，自然是指燕、齐两国滨海地带的术士；《史记·封禅书》又记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272〕，这些名山大川和所谓“八神”（齐国祠祀的八种神祇）也都是在陆地上面；另外，《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菑川薛县人公孙弘，少时因家贫而“牧豕海上”〔273〕，这自然更不会是到滔滔海水里去放猪。其实，这与河上、江上、淮上、泗上、灞上等表示河流岸边的用法，是同一性质的地域称谓，我们今天仍然以“海上”作为上海的别称，就是因其地处东海之滨而沿承古人的习惯用法。

不过，人们在实际书写时偶尔也会出现疏误。《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国伐齐事云：

（吴王夫差）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刘宋人徐广在《史记音义》中对“海上”一语做有注释云：“上，一作‘中’。”〔274〕徐氏特地做此说明，正因为“海中”可等同于“海”，而“海上”的语义却不容与“海”混淆。查《左传》记述同事，乃谓吴徐承统帅舟师，“自海入齐”〔275〕，知今本《史记》之“海上”文字有误，当从徐广所见别本，改书作“海中”。又如南朝萧梁人陶弘景在纂录《真诰》一书时引述《史记·秦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邪”的记载，书作“并北海，至琅邪”〔276〕，也应当是混淆了“海”与“海上”的涵义。

复次再论所谓“并海上，北至琅邪”是讲通过什么样的地方去往琅邪。这个“并”字，《史记》里本来是写作“並”，本自具备独有的语义。刘宋裴骃训释此等用法的“并（並）”字“音傍”〔277〕，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引述这段记载，就是直接写作“傍海上”〔278〕。唐初人颜师古也认为“并（並）”应当读作“步浪反”，即应“读曰傍，傍，依也”〔279〕。两宋间人王观国，列举诸多同类用法后指出，并（並）字用在这里，“其义与‘旁’字、‘遵’字同”〔280〕。清人钱泳则进一步疏释云，颜师古所说读作“傍”音的“并（並）”字，即“今吴语所云‘靠并（並）’、‘依并（並）’是也”〔281〕。用现在更通俗的话讲，所谓“傍”或“遵”，大致也可以说成是依附着、靠着或是顺着、沿着。依此通例，秦始皇“并海上”北上琅邪，就应该是顺着今苏北海岸北行，而这只能是乘坐舟船在海面上航行，而这句话的标点，似乎也应当正作“并海上北，至琅邪”，或是连读作“并海上北至琅邪”。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在《秦漢帝国》一书当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证，但却正确地理解了《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叙述说嬴政经江乘去往琅邪，乃是由扬子江口出海北上〔282〕。

然而，不知是不是由于太缺乏航海意识，唐人颜师古对此却做出了另外的解释。颜氏是将“海上”一词拆分开来，谓“并海上”的意思是“附海而上”〔283〕，宋人司马光撰著《通鉴目录》和《稽古录》，也是写作“并海北至琅邪”或“并海至之罘”〔284〕，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并海上”读成了“并海”而“上”，而这样一来，秦始皇北至琅邪的路线，也就成了沿海而行的陆上通道。

单纯从语法上看，这样的解读也算文从字顺，但覈诸相关记载，却颇有抵牾。《史记·封禅书》记述始皇自会稽北归行程及其缘起曰：

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285〕

这里清楚记述秦始皇选择“并海上”这种走法的原因，是“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而这件事的直接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前此九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刻石之后。如前面第五节篇末所述，当时“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86〕。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秦始皇由会稽“并海上北至琅邪”事下，对此做有解说云：

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287〕

读此愈加可知，秦始皇从江乘渡江后，在广陵附近“并海上北至琅邪”，当然只能是沿着海岸行船，而绝不会如颜师古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今苏北海岸上面沿海而行。

另外，《史记·蒙恬列传》记此事写作“并海上北走琅邪”，说不定也有人会因所用“走”字而把它当作秦始皇取道陆路的证据，但唐人司马贞已经指出，在这里“走犹向也”〔288〕，并不是在陆地上行走的意思。

实际上秦始皇这次出海远航，并没有在琅邪终止，而是稍事停留后随即继续航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后续行程云：

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德勇案意即弗见所谓“大鱼蛟龙”）。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289〕

上文“荣、成山”，东汉王充《论衡》引作“劳、成山”〔290〕，清人顾炎武以为应当是指劳山（崂山）与成山（或作“盛山”）〔291〕，故秦始皇应是从琅邪顺海岸东北航行，途经崂山（今青岛附近）而至成山（今山东成山角附近）后，再在海中转而向西航行，直到之罘（今山东烟台）附近，终于射杀到一条大鱼，对秦始皇渴求不死神药的焦灼情绪多少有些抚慰，他才舍舟登陆，顺着山东半岛北侧海岸，“并海”西行。因此，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便将秦始皇这一段行程综合归纳为：“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292〕

以上分析表明，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会稽，并没有沿今苏北海岸北返，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在秦汉时期存在有沿今苏北海岸延伸的所谓“并海”大道，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史料与前文所述苏北海岸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蛮荒状态相抵触，越王勾践北上争霸，确实不适宜在这一地区立足。

在此需要再稍加说明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系“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293〕，似乎给人以循渤海湾、山东半岛沿岸而直下会稽的感觉，适可表明所谓“并海道”的存在，然而《史记·封禅书》记同事乃作“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294〕，可见秦二世一行应该是从琅邪一带离开海岸，西向泰山，然后才转趋会稽，同样不存在在今苏北海岸“并海”南行的事情。

辨明秦始皇自会稽北归是乘船航海，可以附带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问题。1950年7月，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得邓中莹书，问《史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巡狩，七月崩于沙丘，作何解释？”〔295〕邓氏于友人或后生晚辈所咨询学术问题，凡有所解答，往往会在日记中加以记录，言辞间且每每显露矜色，而对此却未书一语，应该是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盖秦始皇去世年仅五十一岁〔296〕，这一年十月出发后一路经过云梦、丹阳、钱唐、会稽等很多地方，并没有显示出身体不适的情况，而归途上从之罘上岸后，“并海”西行未远，即“至平原津而病”，且病情迅速恶化，由平原津渡过黄河后没能走出多远，就在沙丘平台去世，但在史籍当中却只字未见其患病去世的具体原由〔297〕。

通过前文所做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从江乘北岸的长江口上船下海后，因希冀找到梦寐以求的海中神山，一直在海面上做长途航行，到琅邪后虽曾上岸稍事休息，但紧接着重又乘船，几乎环绕整个今山东半岛，幸亏在之罘附近射杀一条“巨鱼”而略微有所慰藉，才改而上岸乘车陆行。嬴政生长西北内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乘坐海船的经历，初次在海上旅行，就经历如此漫长的航程，风涛颠簸，必然要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耗损，所以，上岸未久，就一病不起，命丧道端，而秦始皇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则显然与前一年华阴平舒道上有人传言“今年祖龙死”具有直接关系。《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听到“今年祖龙死”这句话后，“默然良久”，并通过占卜寻求破解的方法，再联系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即因迫不及待而派遣徐巿等人相继入海求取不死之药，说明这位千古一帝，由于从少年即位时起即一直擘划经天纬地的治国大政，身心劳顿，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疲态。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宫做长途巡视，特别是长时间置身于他从未经历过的海上生活，后果自可想而知。最为令人感慨的是，秦始皇此番出行，其最直接的动因，本是这次占卜“卦得游徙吉”〔298〕，宛若冥冥之中，固有定数在焉。

八、简短的馀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述世界旧大陆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时，曾经谈到：“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像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299〕黑格尔说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这当然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但地中海周围地区确实是西方文明的渊薮，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地中海非但不是阻碍交往的屏障，反而是沿岸地带相互往来不可或缺的纽带。

在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这个规模庞大的大陆王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相对于海洋来说，一直处于高度内敛的状态，缺乏面向海洋发展的意欲，以致学者们在探讨历史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时，往往会忽略海洋这一要素，或者说仅仅是将其视作一种天然的屏障。

然而，至迟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东部滨海地带的齐、吴、越诸国，特别是吴国和越国，以及东南沿海的其他越人，已经体现出较高的航海技能，《禹贡》记述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300〕，说明沿海航行，早已成为日常的通道〔301〕，其政治、军事、经济举措，便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与内陆居民截然不同的海洋式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海洋民族来说，大海是联系的通道，而不是阻隔，越王勾践徙都琅邪，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蒙文通尝就顾栋高等人所困惑之琅邪僻处东海一隅问题论述说：“吴、越所统之族，并亦及于海外，以全越之地观之，琅邪固非一隅也。”〔302〕实际上，这就是在讲海洋对于越人的沟通作用。

在研究这一时期滨海地带的历史问题时，假如能够对此予以相应的关注，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某些事件的真相。尽管后来由于秦人灭齐、楚人灭越，中止了这一外向的海洋式发展趋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齐人和越人的行为方式，仍然时常体现出明显的海洋性特点，而且直到汉武帝最终灭掉闽越、南越之前，惯于航海的越人，还一直从海上对中原政权构成一定威胁。

譬如，秦末汉初刘邦胜楚时，齐人田横“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303〕，就是在困窘于内陆之时转而向海外寻求生存的空间。又如，据卫宏《汉官旧仪》记载，“汉承秦，郡置太守。……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304〕，可知秦朝在边郡也应设有“司马”和“候”这一类武官，而秦封泥有“临菑司马”、“琅邪司马”、“琅邪候印”和“城阳候印”〔305〕，说明这几个郡都处于边地。临菑（临淄）、琅邪两郡一北临渤海，一东临黄海。西汉城阳国系秦城阳郡之延续，今人一般以为汉城阳国不临海疆，属于内郡，但据此“城阳候印”，可知秦城阳郡也一定属于濒临黄海的边郡。秦人在海上究竟何所备御，可以从司马迁对汉初天下大势的记述当中看出端倪：

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皆外接于胡、越。〔306〕

北方草地上的胡人自与临淄、琅邪、城阳略无干涉，只有远在今福建、广东地区的越人能够从海上对其构成威胁，这也就是今山东半岛地区秦朝各边郡所防御的主要对象。

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秦廷在统一天下后的第三年亦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帝巡视琅邪的时候，向这个僻在海陬的琅邪台下“徙黔首三万户”，并给予“复十二岁”的优厚待遇〔307〕，其首要目的，应该是用以加强琅邪这一海上交通要冲的实力，这是与汉武帝时期徙民会稽或是徙民西北边地属于同一性质的举措〔308〕。

顾颉刚尝谓秦始皇此举，是因为有勾践在此建都的基础而使其发展成为齐国的商业都会，秦始皇才乐于徙民于此，以令其继续得到发展〔309〕。商业都会何以需要如此大规模迁徙普通黔首，顾氏所说疑似未能中其肯綮，若是能够像思考勾践迁都的路径时一样重视海上问题，他或许就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在这一点上，蒙文通倒是比顾颉刚更为清楚地看出了事情的本质，蒙氏是将此事与《越绝书》所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会稽时“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一事联系起来〔310〕，以为“此当亦为备东海外越也”。蒙文通且由此引发出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秦灭六国，皆未见徙民六国都城之事，而独于越之南北二都皆徙民镇之，或皆因东海外越尚未臣服，不得不增强备御耶！其情犹如后世之唐太宗、元世祖，铁骑虽能驰骋于大陆，而舟师则不能得志于海上。〔311〕

我相信，合理把握这一思路，可以解决很多类似的重要问题。

2009年7月3日记

原刊《文史》2010年第1期

注释

〔1〕案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之《地理志》第八上（页206）云：“《十钟山房印举》举二、四十一页，有‘狼玡令印’。琅字假借为狼，与汉堂琅洗作堂狼相似。”惟秦封泥有“琅邪司马”、“琅邪候印”、“琅邪司丞”、“琅邪都水”、“琅邪水丞”、“琅邪左盐”、“琅邪发弩”，用字俱作“琅邪”。本文为省眉目，不拘引述史籍和前人著述，抑或本人称述，乃一律书作“琅邪”。上述秦封泥并见周晓陆、陆东之编著《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63—266。

〔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五《六国年表》，页688；又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5—1746。参见陈梦家《六国纪年》（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之《六国纪年表》，页25。

〔3〕《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6。

〔4〕汉袁康、吴平《越绝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页19。

〔5〕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58。

〔6〕《续汉书·郡国志》三梁刘昭注，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二十一，页3459。

〔7〕汉赵晔《吴越春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吴琯刊《古今逸史》本）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31—233。

〔8〕案检核存世最早的元大德十年绍兴路儒学刻本《吴越春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本）卷一○《勾践伐吴外传》，此处亦同作“從”字（页138a），知讹误由来已久，别无善本可稽。

〔9〕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之《越人迁徙考》，页37。

〔10〕北魏郦道元《水经·潍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壬辰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二六，页404。

〔11〕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一《越绝外传本事》，页2。

〔12〕《山海经》（清乾隆黄晟槐荫草堂刻本）卷一三《海内东经》晋郭璞注，页1b。

〔13〕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78。

〔1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卷二四密州诸城县“秦琅邪郡故城”条，页4b—5a。

〔15〕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五章第三节《淮、泗一带的争夺》，页122。

〔16〕宋刘恕《通鉴外纪》（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一〇，页5a—8b。

〔17〕《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86。

〔18〕今本《竹书纪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明天一阁刊本）卷下，页26b。

〔19〕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之“越疆域论”条，页548；又同卷“《史记·越勾践世家》与《吴越春秋》、《越绝书》、《竹书纪年》所书越事各不同论”条，页557—558。

〔20〕蒙文通《越史丛考》之《〈史记·越世家〉补正》，页121—133。

〔21〕清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台北，鼎文书局，1976，重印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缩印清铜活字原本）之《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二六八《青州府部汇考》十“青州府古迹考”，页2493—2494。

〔22〕清凌扬藻《蠡勺编》（清同治二年南海伍氏刻《岭南遗书》本）卷三五“武城有越寇”条，页19b。

〔2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卷三三戊部《三坟补逸》上，页327，页335—336。

〔24〕清莽鹄立《山东盐法志》（清雍正刻本）卷一四下《本朝艺文》录清刘翼明撰《琅邪台考》，页24b—25b。案此刘翼明氏系明末清初间之山东诸城人，与王士禛友善，事俱清赵一清《东潜文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上《刘义士传》，页33—35。

〔2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引《吴越春秋》，页244。

〔26〕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五“金陵古城”条，页152—153。

〔27〕《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五《州郡志》一，页1039。

〔2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卷九〇昇州，页2。

〔29〕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滁州清流县“琅邪山”条，页3a。

〔3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32。

〔31〕清莽鹄立《山东盐法志》卷一四下《本朝艺文》录清刘翼明撰《琅邪台考》，页25a。

〔32〕《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页1884。

〔3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32。

〔34〕钱林书《越国迁都琅邪析》，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页260—261。

〔3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9。

〔36〕《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页2985。

〔37〕参见拙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刊《文史》2006年第1辑，页40—42。

〔38〕《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八《齐策》一并宋鲍彪注，元吴师道补注，页337—338。

〔39〕清张琦《战国策释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上，页41。

〔40〕北魏郦道元《水经·潍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六，页404。

〔41〕案《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82—383）载西汉初年田肯上言贺高祖定都关中，尝有句云：“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田肯所说，显然是由上述苏秦说齐王之语随意敷衍而来，并不能用作齐国尝据有琅邪的证据。

〔4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页244。

〔43〕《管子》（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二〇《小匡》，页106。

〔44〕《左传》昭公二十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二四，页1460。

〔45〕钱林书《越国迁都琅邪析》，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页258—259。案《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489）载管仲云：“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可知齐国东南疆界原本即限止在穆陵关一带。

〔46〕谢治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上册《山东省东周时期齐长城遗存分布图》，页66—67；又《青岛市黄岛区、胶南市文物图》，页150—151。

〔4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六《江南道·越州》，页617。

〔48〕万历《绍兴府志》（明万历刻本）卷一《疆域·区界》，页7b。

〔49〕《史记》卷四〇《楚世家》唐张守节《正义》，页1719。

〔5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31。

〔51〕案陈伟以为“楚灭蔡、杞在勾践身后约20年，……不管怎样，在攻灭蔡、杞之后，淮北楚境由春秋时的颍水东岸一线，沿宋国南界向东推进，达至泗水流域，则应无问题”。说见陈氏《楚东国地理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淮、泗一带的争夺》，页121。

〔52〕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一四《越绝德序外传记》，页101。案引文“临沂”，原作“临期”，《越绝书》卷一《越绝外传本事》（页1）记同事作“临沂”，此据改。

〔53〕案在淮河两岸，有两处相近似的地名，可能与此“浮陵”有关：一是《史记》卷二一《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页1073）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后九月封楚安王子刘不审（案“审”应是“害”字之讹）为“浮丘侯”，《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页437）记此不害受封之浮丘在沛；二是《水经·淮水注》记在泗水河口稍偏西的淮河南岸有“浮山”，北与巉石山隔河相对，是淮河干道上一处要害之地，见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〇（页451），并参见清杨守敬《水经注图》（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杨守敬集》影印清光绪二十一年原刻本，页177）。此点承蒙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马孟龙同学提示，谨致谢意。

〔5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31。

〔55〕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四“《史记·越勾践世家》与《吴越春秋》、《越绝书》、《竹书纪年》所书越事各不同论”条，页557—558。

〔56〕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二二，页1020—1021。

〔57〕宋苏辙《古史》（台北，故宫博物院，1991，影印宋刻本）卷首《古史序》，页1b—2a；又同书卷一九《越世家》，页4a。

〔5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31—132。

〔59〕《韩非子·说林》下，据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八，页472。

〔60〕《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5。

〔61〕《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3。

〔62〕《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2。

〔63〕《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归国外传》，页163—165。

〔64〕案清人吕调阳《诸子释地》（清光绪十四年刻《观象庐丛书》本）虽有专文释《韩非子》舆地，但条目寥寥，并没有述及此“露山之阴”（页25b-26a）。

〔65〕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北京，中华书局，2008）之《释文》，页177；又《〈缪和〉校注》，页187。

〔66〕宋苏辙《古史》卷一九《越世家》，页6a。

〔67〕《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八，页1076—1078。

〔68〕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开明书店，1947）第十一章《晋国的复霸》、第十二章《弥兵之约的完成与中原弥兵时期各国内政的变迁》，页208—234；又第十五章《北方政局的终结》，页248—258。

〔69〕《孟子·公孙丑》下，据宋朱熹《孟子集注》（日本文政八年翻刻清康熙甲寅裔孙朱锡旂校刻本）卷二，页21a。

〔70〕《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八，页1076—1078。参据童书业《春秋史》第十二章《弥兵之约的完成与中原弥兵时期各国内政的变迁》，页229—230。

〔71〕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九章《春秋战国事迹》（页206）有论述云：“盖齐、晋之力，皆不足以定北方，而吴楚遂称霸中原矣。”

〔72〕《左传》哀公九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九，页1762。

〔73〕《左传》哀公十一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九，页1774—1775。

〔74〕《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页1473；又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4。

〔75〕《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九《吴语》，页604。

〔76〕《国语》卷一九《吴语》，页605—615。《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据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清道光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刻宋绍熙本）卷一二，页7b。《史记》卷三九《晋世家》，页1685；又卷四三《赵世家》，页1792。案在这次会盟中吴、晋争先，其结果，《左传》哀公十三年下记作“乃先晋人”（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九，页1791），《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页1474）亦记作“乃长晋定公”，与《国语》等书不同，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之《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黄池之会”条（页114—116）和吕思勉《先秦史》第九章《春秋战国事迹》（页207—208），均以为应遵从《国语》等书，吕思勉且谓“史材传自北方者多，必无饰长晋为长吴者。《左氏》多采晋史，昔人久有定论，其言必不免讳饰也”。

〔77〕《国语》卷一九《吴语》，页619—620。

〔78〕《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3。

〔79〕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一二，页7b。

〔80〕《左传》哀公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〇，页1809。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之《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越灭吴”条，页116—117。

〔81〕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34。

〔82〕《管子》卷二〇《小匡》，页106。

〔83〕《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七，页365。

〔84〕《国语》卷一九《吴语》（页628）记云：“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案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1985，影印清光绪庚辰章氏式训堂刻本）卷一九（页33b）尝谓此时陈已亡国，疑有舛误，而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之《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越王勾践之霸”条（页117—118）则以为“陈、蔡虽已亡，或有支裔在吴建国，春秋战国间小国常有亡而又存者，蔡、滕等皆是也”。

〔85〕《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51—1752。

〔86〕案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34—235）记勾践“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且云“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践乃选吴越将士西渡河以攻秦”，吕思勉《先秦史》第九章《春秋战国事迹》（页209）已辨析以上所说皆不可信据。

〔87〕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33。

〔88〕《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4。

〔89〕见泷川资言《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036。

〔90〕吕思勉《先秦史》第九章《春秋战国事迹》，页209。

〔91〕施之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原刊《大陆杂志》第46卷第3期，此据大陆杂志社编印《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史记考证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印行，年代不详），页370。

〔92〕《左传》哀公二十五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〇，页1847—1848。

〔93〕竹添光鸿《左氏會箋》（明治丁未井上书屋重校再印本）卷三〇，页2452。

〔94〕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之《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越王勾践之霸”条，页117—118。

〔95〕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28—231。

〔96〕今本《竹书纪年》卷下，页26b。参见陈梦家《六国纪年》之《六国纪年表》，页25。

〔9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三〇《山东·名山》之“琅邪”条，页1445。

〔98〕清官修《大清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七一《青州府·古迹》之“琅邪故城”条，页8164。

〔99〕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琅邪郡琅邪县下，页744。

〔100〕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一五三《方域·都邑》之“越都邑”，页1422。

〔101〕《墨子·非攻》下，据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卷五，页143—155。

〔102〕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影印《王国维遗书》第八册）卷下，页104。

〔103〕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首自序，页3。

〔10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八《越勾践元年考》，页41—42。

〔105〕《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〇，页1846—1851。

〔106〕《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〇，页1861。

〔107〕《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页1545。

〔108〕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27。

〔10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八《越勾践元年考》，页42。

〔11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28。

〔111〕陈桥驿《于越历史概论》，原刊《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吴越文化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9。

〔112〕陈桥驿《古代于越研究》，原刊《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吴越文化论丛》，页1。

〔113〕蒙文通《越史丛考》之《越人迁徙考》，页37—38。

〔114〕钱林书《越国迁都琅邪析》，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页260—261。

〔115〕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之《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越王勾践之霸”条，页118。

〔116〕《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哀公二十六年并杜预注，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〇，页1847—1852。

〔117〕《左传》哀公二十五，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三〇，页1851。

〔11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28。

〔119〕《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85—1586。

〔120〕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琅邪郡琅邪县下，页744。

〔121〕北魏郦道元《水经·潍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六，页404。

〔122〕谢治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册《山东省文物单位简介》青岛市·胶南市之“琅邪故城”条，页110。

〔123〕《山海经》卷一三《海内东经》并晋郭璞注，页1b。

〔124〕宋官修《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一七七《居处部·台》上引晋伏滔《地记》，页864。

〔12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司马贞《索隐》，页244。

〔12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张守节《正义》，页244。

〔12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唐张守节《正义》，页244。

〔128〕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85，影印清光绪十二年上海还读楼刻本）卷一三《海内东经》，页2a。

〔129〕宋官修《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居处部·台》上引晋伏滔《地记》，页864。

〔130〕北魏郦道元《水经·潍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六，页404。

〔13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七始皇帝二十八年元胡三省注，页239。

〔132〕清陈寿祺《左海文集》（清道光间刻《左海全集》本）卷三《秦琅邪台刻石考》，页66b。

〔13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页244。

〔134〕清阮元《揅经室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合印《揅经室集》本）卷三《秦琅邪台石刻十三行拓本跋》，页642。

〔135〕谢治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册《山东省文物单位简介》青岛市·胶南市之“琅邪台遗址”条，页110。案此书该条目云《越绝书》与《吴越春秋》载勾践筑“琅邪台”，“台顶营建‘望越楼’，号令秦、晋、齐、楚国君于此会盟。秦始皇……夷平旧台，另筑新台，在台顶建‘望日亭’”，等等，而《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乃绝无此等记述，疑皆当地故老传言，真是所谓“齐东野语”，浑然不知从何说起。

〔13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28—130。

〔137〕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考》附《越徙琅邪考》，页132。

〔138〕唐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八《州郡部·河南道》“始皇碑”条，页171。

〔139〕唐徐坚等《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河南道》之“始皇碑”条，页171。

〔140〕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影印清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刻本）卷一〇二《艺文部·碑》之“潮水加上”条，页390。

〔141〕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一六二《宫室·台》“秦琅邪台”条，页2983。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〇二《艺文部·碑》之“潮水加上”条，页390。

〔142〕宋官修《太平御览》卷五八九《文部·碑》引晋虞喜《志林》，页2654。

〔143〕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〇二《艺文部·碑》之“潮水加上”条，页390。

〔144〕《续汉书·郡国志》三并参据所附校勘记校改，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一，页3458—3459，页3468。

〔145〕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六二《宫室·台》“秦琅邪台”条，页2983。

〔146〕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秦琅邪台刻石考》，页67a。

〔14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6—247。

〔1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4—247。

〔149〕宋赵明诚《金石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卷一三“秦琅邪台刻石”条，页242。

〔15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四密州诸城县“琅邪山”条，页3b—4a。

〔151〕清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三《秦琅邪台石刻十三行拓本跋》，页642。

〔152〕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之《金石志》，页768。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一，页3。

〔153〕《史记》卷六○《三王世家》，页2111。

〔154〕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秦琅邪台刻石考》，页67b。

〔155〕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三“秦琅邪台刻石”条，页242。

〔156〕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秦琅邪台刻石考》，页69。

〔157〕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四《琅邪台刻石》，页3b—4b。

〔15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7。

〔159〕清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三《秦琅邪台石刻十三行拓本跋》，页642—643。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琅邪台刻石》，页4b。

〔160〕案如前文所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6—247）之唐张守节《正义》，谓秦始皇琅邪刻石时参与海上议功德事之“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十人名字并刻颂”，所说即少算一人，很可能对王昶有误导作用。

〔161〕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琅邪台刻石》，页4b。

〔162〕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秦琅邪台刻石考》，页69。

〔163〕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北京，中国书店，1986，《欧阳修全集》本）卷一“秦峄山刻石”条，页1100。

〔16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四密州诸城县“琅邪山”条，页3b—4a。

〔165〕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一，页3—4。

〔16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0。

〔167〕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三“秦泰山刻石”条，页241。

〔168〕《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唐颜师古注，页1205。

〔169〕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二六《谈异》之“琅邪秦碑”条，页616。

〔170〕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秦琅邪台刻石考》，页67b。

〔171〕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乾隆浙江刻本）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之“池北偶谈”条，页1056。

〔172〕案《太平御览》卷五八九《文部·碑》（页2654）引晋虞喜《志林》，亦述及此“秦始皇碑”，文字略同于《晋书·地道记》和《水经·淮水注》，而《太平御览》引文简略，没有涉及此碑位置。虞喜与王隐行年大致相当，俱两晋间人，或谓《水经注》所记未必出自王隐《晋书》，而是出自虞氏《志林》。不过，覈诸《水经注》全书，可见郦氏屡屡称引王隐《晋书·地道记》，却从未提及虞喜的姓名和《志林》一书，从而可知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据《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八二《王隐传》（页2143）记载，王隐因承受乃父王铨未就遗稿而编撰《晋书》，虞喜弟虞预时亦私撰《晋书》，尝因“不知中朝事”而“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故知虞喜所述秦始皇碑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出自王隐《晋书》。

〔173〕北魏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〇，页455。

〔174〕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道光进呈写本）卷一〇五《海州直隶州·古迹》之“秦碑”条，页4554。

〔175〕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〇五《海州直隶州·山川》之“秦山”条，页4538。

〔176〕清谢元淮《养默山房诗稿》（清光绪元年谢氏养默山房刻本）卷二三《胊海集》一《游秦山》，页15a。

〔177〕清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之《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七四三《淮安府部汇考》三“淮安府山川考”二，页6736。

〔178〕万历《淮安府志》（上海，上海书店，1990，《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三《建置志·山川》，页285—289，又卷三《建置志·古迹》之“秦始皇碑”条，页376—377。

〔179〕案这座所谓“秦始皇碑”今已毁失不存，但王慧芬主编之《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下册《文物单位简介》（页685），仍在赣榆县下列有此“秦始皇碑”条目。

〔18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18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88。

〔182〕《续汉书·郡国志》三梁刘昭注，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一，页3458。

〔183〕北魏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〇，页454。

〔184〕王慧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册《连云港市新浦区、海州区、连云区文物图》，又《连云港市城区文物图》，页282—285；下册《文物单位简介》之“海州城址”，页660。

〔185〕王慧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册《连云港市城区文物图》，页284—285；下册《文物单位简介》之“东海庙遗址”，页661。

〔186〕宋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同治间洪氏晦木斋刻本）卷二《东海庙碑》，页30—31；又卷二七《天下碑录》（案《天下碑录》原书久佚，此为洪氏据原本摘录之一部分汉碑名目）之“汉秦始皇碑”条，页288。

〔18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二海州朐山县下“植石庙”条（页4b—5a）记云：“植石庙在县北四里。《史记》曰：‘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今石门犹存，倾倒为数段，在庙北百许步，今尚可识。其文曰：‘汉桓帝永寿元年，东海相任恭修理此庙。’”案据《隶释》卷四载《东海庙碑》以及洪适考释（页30—31），永寿元年系东海相桓君修整东海庙，任恭继任东海相应远在熹平元年之山阳满君之后，乐史所记，有严重舛误，殊不足凭信，特别是乐氏所描述“倾倒为数段”的秦东门“石门”，显然是在讲汉的《东海庙碑》的情况，与所谓“秦东门”之“石门”毫不相干。

〔188〕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台北，华文书局，1970，影印清乾隆五十九年赵氏小山堂刊本）卷三〇，页1609。

〔189〕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卷三〇，页2563—2564。

〔190〕《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3。

〔191〕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三〇，页1609。

〔192〕汉刘熙《释名·释宫室》，据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清光绪丙申刊本）卷五，页17b。

〔193〕晋崔豹《古今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本）卷上《都邑》，页10b。

〔194〕案秦汉魏晋尺长度均大大低于清营造尺，故秦始皇碑之一丈八尺，折合成清营造尺后，应明显低于阮元所记录的琅邪石刻高度清营造尺一丈五尺。

〔19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唐张守节《正义》，页285—386；又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196〕案秦朝宫室门阙的高度，历史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秦始皇陵园东西内外城之间发现的两组三出阙，其基址南北通长即达44米，高峻程度可想而知。陵阙遗址相关情况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2000年度勘探简报》，刊《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页12。

〔197〕北魏郦道元《水经·穀水注》引东汉班固《白虎通》佚文，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六，页256。

〔198〕《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85—386。

〔19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案拙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页95—107）对这一记载的历史蕴涵做有具体分析，请参看。

〔200〕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一书中（页108）解释“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是“在终南山顶上造阙”，所说恐怕并不符合《史记》原意。

〔201〕《史记》卷二《夏本纪》，页51。

〔202〕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页10b。

〔203〕宋洪适《隶释》卷二七《天下碑录》之“汉沛相剑门范皮墓阙文”条，页288。

〔204〕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嵩岳少室石阙铭》，页3a—4b。

〔205〕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人阙铭”条，页1111。

〔206〕宋洪适《隶续》（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同治间洪氏晦木斋刻本）卷五《碑图》上，页361—362。

〔207〕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五，页346—348。

〔208〕杨宽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页108）认为，秦始皇所立之石为一座石阙，汉《东海庙碑》碑阴残句中“阙者”云云，标明“这个石阙，汉代还存在”。杨氏对相关文献的理解，似有差误。

〔209〕《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页2345。

〔2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1—252。

〔2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刊《文物》1986年第8期，页25—4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遗址石碑地遗址的勘探与试掘》、《辽宁绥中县石碑地秦汉宫城遗址1993—1995年发掘简报》、《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瓦子地遗址一号窑址》，刊《考古》1997年第10期，页36—6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女石工作站《辽宁绥中县石碑地遗址1996年度的发掘》，刊《考古》2001年第8期，页45—58。

〔212〕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十三章第三节《东海疆的“国门”——“碣石门”与“碣石宫”》，页217—227。

〔213〕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五六梁陆倕《石阙铭》唐李善注，页774。

〔214〕唐韦述《两京新记》，据拙著《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卷四，页73。

〔215〕案周振鹤在《秦始皇东巡探踪》一文中早就提出过类似看法，认为今连云港市区的孔望山，与其对面的锦屏山，“正好组成一个天然的门阙，就像洛阳龙门的伊阙一般”，“由西向东望去，恰是一座秦帝国东大门的景观”，从而怀疑所谓“秦东门阙”或许就是指这两座山头。周文收入作者文集《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页257—258。

〔216〕参见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五，页346—348。

〔217〕别详拙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刊《文史》2006年第1辑，页62—65。

〔21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页108。

〔219〕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刊《经训堂丛书》本）卷一《总叙·分野》引《三辅黄图》，页76。

〔22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并刘宋裴骃《集解》引刘宋徐广《史记音义》，页281。

〔221〕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总叙·分野》，页76—77。

〔222〕《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02。

〔223〕参见清戴震《戴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上编《文集》卷二《三朝三门考》，页30—32。又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王国维学术随笔》本）“天子诸侯三朝三门”条，页4。

〔22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82。

〔22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5。

〔226〕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95。

〔22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7；又卷二八《封禅书》，页1369—1370。

〔22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9。

〔229〕《山海经》卷一三《海内东经》，页1b。

〔23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四密州诸城县“徐山”条，页4a。

〔231〕《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9—1370。

〔23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9—1370。

〔233〕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页83。

〔234〕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淮、泗一带的争夺》，页121—122。

〔235〕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七章第一节《战国初期各国的疆域和少数部族的分布》，页261—262。

〔236〕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第九章第七节《调到复旦大学编绘〈先秦历史地图〉和标点〈宋史〉》，页303—311。

〔23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之《诸侯称雄形势图》，页33—34。

〔238〕钱林书《越国迁都琅邪析》，刊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页265。

〔239〕《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8—1750。案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江南，洪、饶等州，春秋时为楚东境也。”

〔240〕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二“越国鄙远义”条，页51—52。

〔241〕史念海《战国时期的插花地》，原刊《史学杂志》第1期（1945年12月），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七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504—519。

〔242〕《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58。

〔243〕史念海《战国时期的插花地》，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七集，页507。

〔244〕《史记》卷四四《魏世家》，页1847。

〔245〕清莽鹄立《山东盐法志》卷一四下《本朝艺文》录清刘翼明撰《琅邪台考》，页25a。

〔246〕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页26）谓越人“习之于夷，夷，海也”。

〔247〕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62。

〔248〕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30—232。

〔249〕《国语》卷一九《吴语》，页604。

〔250〕《庄子·山木》，据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七上，页670—675。参见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刊《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页32—33。

〔251〕蒙文通《越史丛考》之《吴、越之舟师与水战》，页110；又同书之《〈史记·越世家〉补正》，页121。

〔252〕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七卷（下）《汤山小记》（十八）之“越至齐海上交通之便”条，页5589。案范蠡“浮海出齐”事见《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51—1753。

〔253〕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页19；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58。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35。案越国都城由琅邪南迁于吴的具体时间，诸书记载不一，《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记载越国“去琅邪于吴”是在越王亲时，《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亦记云“亲以上至勾践，凡八君，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岁”，而《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页1747）则谓“翳三十三年迁于吴”。

〔254〕蒙文通《越史丛考》之《〈史记·越世家〉补正》，页122。

〔255〕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历史自然地理》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第五章第三节《苏北海岸的历史变迁》，页232—234。又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第六章第二节《苏北海岸的变迁》，页192—197。

〔256〕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第二章第二节《黄海和东海海底》，页19—23。

〔257〕杨景春主编《中国地貌特征与演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第八章第一节《中国海岸类型及其地貌特征》，页173—175。汪家伦《两淮潮灾与古代海堤工程》，刊水电部治淮委员会编《淮河水利史论文集》，页144—145。

〔258〕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第二章第二节《黄海和东海海底》，页23。

〔259〕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古地理》分册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第二章第十二节《我国第四纪海岸的变迁》，页199—206。

〔260〕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地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第十一章三节《古代海岸变迁》，页332—347。

〔261〕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刊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62。

〔26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0—263。

〔263〕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原刊《史学杂志》第2卷第9、10两期（1944年1月），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540，546。

〔264〕章巽《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第二章第一节《秦代的海上交通》，页10。案章氏书在1986年在商务印书馆又印有新版本，在这一点上仍固持旧说未变（页13）。

〔265〕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页33—36。

〔266〕事见梁萧统《文选》卷三九汉枚乘《上书重谏吴王》并唐李善注，页552。

〔26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泰州海陵县“海陵仓”条，页2b—3a。

〔268〕清钱坫撰，徐松集释《新斠注地里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九，页1109。

〔269〕清杨守敬《水经注图》，页164，页17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之《兖州、豫州、青州、徐州刺史部》，页19—20。

〔270〕王慧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册《灌南县文物图》，页292—293；下册《文物单位简介》之“海西城址”，页697。

〔271〕北魏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〇，页455。

〔27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7—1369。

〔273〕《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49。

〔274〕《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并刘宋裴骃《集解》，页1471—1473。

〔275〕《左传》哀公十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九，页1766。

〔276〕梁陶弘景《真诰》，据吉川忠夫《真诰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朱越利汉译本）卷一一《稽神枢》，页360。

〔277〕《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并刘宋裴骃《集解》，页2885—2886。

〔278〕汉王充《论衡·实知》，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三六，页520。

〔279〕《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页196—197。

〔280〕宋王观国《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〇“并（並）”条，页349。

〔281〕清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三《考索》之“并（並）为傍”条，页67。

〔282〕日比野丈夫《秦漢帝国》（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中国文明の歷史》3）之《天下统一》，页70，页72。

〔283〕《汉书》卷二三上《郊祀志》上唐颜师古注，页1205。

〔28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上海，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本）卷二，页17a。又同人《稽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影印明翻宋本）卷一一，页46。

〔285〕《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9—1370。

〔28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7。

〔28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3。

〔288〕《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并唐司马贞《索隐》，页2567。

〔28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3。

〔290〕汉王充《论衡·实知》，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卷三六，页520。

〔291〕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三一“劳山”条，页2363—2367。又明黄宗昌撰，清黄坦订补《崂山志》（清末抄本）卷首顾炎武序（案此抄本未标注页码）。

〔29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十一月，页247。

〔29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7。

〔294〕《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0。

〔295〕邓之诚《五石斋文史札记》（三十），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1期，页119。

〔296〕《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20。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刘宋徐广《史记音义》（页264）谓“年五十”。

〔29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4。

〔29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9—264。

〔299〕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之《历史的地理基础》，页131—132。

〔300〕《尚书·禹贡》，据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三，页162。

〔301〕参见章巽《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一章《从远古到战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页1—9。

〔302〕蒙文通《越史丛考》之《〈史记·越世家〉补正》，页121。

〔303〕《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页2647。

〔304〕东汉卫宏《汉官旧仪》（北京，中华书局，1990，排印《汉官六种》本）卷下，页48。

〔305〕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页263—264，页300。

〔306〕《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页802。

〔30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4。

〔308〕别详拙稿《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页75—85。

〔309〕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卷《林下清言》之“琅邪发展成为齐之商业都市，奠基于勾践迁都时”条，页8045—8046。

〔310〕案此事仅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64—65）存有记载，而未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311〕蒙文通《越史丛考》之《吴、越之舟师与水战》，页110—111。

王翦南征百越战事钩沉

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将王翦在率领六十万大军伐灭楚国，“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之后，随即“因南征百越之君”〔1〕。从动用兵力的规模来看，这次南征百越，应该是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宋人苏轼谓之曰“盖空国而战也”〔2〕。可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对此却没有留下其他更为明晰的记载，而仅仅通过这样一句含混的表述，后人实在很难弄得明白，王翦当时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军事行动，以及这次行动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甚至连这场战役究竟成功与否，都找不到清楚的说明。

由于记载模糊，后人对此做出有不同的揣测。清人钱大昕以为王翦此役即是征伐五岭以南，并大获全胜，战后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不过钱大昕认为，秦廷当时对岭南只是采取因其君长以自治的形式相羁縻，其具体时间，则是在始皇二十六年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前〔3〕；清人谈泰则以为所谓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只是指秦军伐取越人会稽之地一事〔4〕，后来刘师培等人亦附和谈泰的见解〔5〕。

今案王翦攻取会稽地区，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6〕。盖此即所谓“平荆地为郡县”，显示出会稽郡地当时亦同属楚地，故钱大昕据此反驳谈泰说：“《王翦传》先言‘竟平荆地为郡县’，而后言‘南征百越之君’，可验‘百越’在会稽郡之外矣。”〔7〕在这一点上，自以钱大昕所说稍胜一筹，王翦南征百越，与秦王政二十五年平定楚越旧地，终究还不能说是同一件事情。越国在王无彊在位时期，因“释齐而伐楚”，反为“楚威王兴兵而伐之，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亡国之后的越人部众，则是“诸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8〕。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王翦所降越君，应当就是浙江以南、会稽周围越国旧都附近一支虽自为君长但亦“服朝于楚”的越人，而所谓“百越”，乃是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地界以内错综杂处，“各有种姓”的庞大族群〔9〕，此会稽一地之“越君”，与所谓“百越之君”，相差尚甚为悬远。

除谈泰、刘师培这一派人之外，前人论述王翦此役，思路大体上都与钱大昕相似，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得出清晰的认识，则与这些人都是将秦廷征服岭南等地预设为这次战役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具有直接关系〔10〕。然而，在秦汉之际，南方的劲越系与北方的强胡相并称，绝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被异族降服，如同后来西汉朝廷累次出兵征讨匈奴而却常常无功而返一样，王翦率领秦军出征百越，并不等于始皇帝国一举征服各地的越人，更不能将其等同于秦廷完全据有百越之地，只有走出这一障蔽，才有可能寻绎出历史的真相。

王翦统率六十万大军出征百越，是很重大的军事行动，在史籍中不应只留下这么一句不明不白的记述。《淮南子》当中有如下一段记载，涉及到秦廷出兵岭南史事：

（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11〕

《淮南子》为子书，这里乃是举述秦人备胡利越而招致败亡的事例，用以说明“事或为之，适足以败之；或备之，适足以致之”的道理，不像史书叙事对事件来龙去脉交待的那样清楚，因此，对上述记载，还需要进行分析。

首先，征发五十万军兵，是十分庞大的规模，而秦太尉、廷尉、中尉等俱不单称作“尉”，单称为“尉”者只是郡尉、县尉等，故所谓“尉屠睢”最高似只能是一位郡尉。《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汉武帝书，在提及此事时说：“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云，“尉”是指“郡都尉”，监是指“监郡御史”。秦每郡分置守、尉、监，以御史监郡〔12〕。由“监禄”的郡监身份，可以印证“尉屠睢”也应当是郡尉，方才合理〔13〕。把数额如此庞大的军队和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完全交由屠睢来指挥，很不合乎情理。《史记》记载当初王翦统领六十万大军出征的时候，秦始皇亲至咸阳城东南的灞上送行，“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14〕观此可知秦廷为这次出征，乃已倾尽举国之兵力，诚如苏轼所云，是一场空国之战，位尊势崇之大将王翦，尚且因受此委任而战战兢兢，惶恐万分，屠睢以区区一郡之尉，恐怕就更没有膺此重任全权指挥五十万大军的道理了。

分析当时的形势，所谓尉屠睢征越，应当就是王翦南征之役，而这次行动的主帅，当然只能是名将王翦。

当初王翦率六十万军队，出征荆楚，《淮南子》此云五十万，或是在平楚过程中有所减损所致。虽说是南征，可五十万军队，分成五路，实际上是分别驻守在与越人相接触的边界地带上。《淮南子》所用“塞”、“守”、“处”、“结”诸动词，本是交互为文，同样都是驻守的意思〔15〕。蒙文通以为“塞”、“守”等诸字各俱特别涵义，并即此做有解释云：“既以‘处’言之，则番禺已为秦军所取，当已无甚战事。‘塞镡城之岭’、‘守九疑之塞’者，则所向为西瓯。西瓯君死于此役，是当为战争激烈之地。”〔16〕所说似因未能留意于古书通例以及秦取岭南之整体过程而求之过深。后人阐释《淮南子》上述记载，则类多沿承蒙氏此说复进一步加以发挥，去其真相，似愈加辽远〔17〕。

上引《淮南子》文中之“镡城”，应即《汉书·地理志》武陵郡属下的镡成县〔18〕，位于汉武陵郡亦即当时秦黔中郡的南界〔19〕。“镡城之领”，应当是指镡城南侧所临南岭。“九疑”即九疑山，位于西汉零陵郡营道县南〔20〕，即当时秦黔中郡（含后来的长沙郡）南界之南岭山地的一部分。“南野”则为《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南壄县〔21〕，位于秦九江郡南界，其南面亦侧临南岭。“馀干”乃是《汉书·地理志》之馀汗县，辖界内有馀水，应当就是所谓“馀干之水”〔22〕。这一带东隔今武夷山地，与闽越接界。所谓“番禺之都”，此“都”字应为城邑边鄙之义〔23〕，具体应指番禺北面稍偏西方向的越人北界〔24〕，而宽泛地讲，越人北界，也可以认为即是秦朝南界。

南岭与武夷山山地，正是当时秦朝与南越、东越等越人的地理分界线。五路大军，由西向东一字排开，驻守于界上，与其说是突入越地的征伐，毋宁说是试图以强大武力来清除或剿服边鄙地区的越人，明确划定双方的界限。唐人杜佑在《通典》中曾有记述说，在秦军彻底征服岭南并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前，已先有“秦始皇略定杨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25〕；较此更早，在唐初纂修的《晋书》当中，也同样记述说，在秦廷据有岭南之前，即“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并谓当时“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26〕。所谓“谪戍五方”，当即因承《淮南子》所记五处驻军要地，而“南守五岭”云云，则是进一步突出强调在南岭一线的防卫。迄至汉初，庐江郡界内尚有“南海”越人起事反叛〔27〕；甚至在汉武帝时期，东面的闽越，每欲袭扰汉地，还会西出武夷山地，“必先田馀干界中”〔28〕，说明在秦朝这次用兵之前，越人集中居住的地域，决不会是完全以南岭和武夷山地为限。《史记》记载吴起在楚悼王时，尝为楚国“南平百越”〔29〕，清人胡渭释之云吴起此举意味着“楚地始逾岭而濒南海”〔30〕，这应当是按照经王翦此役之后越人的聚居区域而做出的推论。实际上，审视王翦此番率军南征之前的状况，吴起所平定的“百越”，应当是指南岭以北湘江上游地区的越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述及此事时，乃谓之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31〕，如下文所述，所谓“洞庭、苍梧”就都在湘江流域。南越王赵佗尝谓迄至汉文帝时期，长沙国尚且“其半蛮夷”〔32〕，他所说的“蛮夷”就应当包含有许多越人在内。

《史记·王翦列传》系王翦“南征百越之君”一事于秦军平楚之后，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王翦平楚，事在秦王政二十五年，说明这次军事行动，在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前，即已展开。不过，秦朝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扫荡边界。在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处于秦朝想要划出的边界以内的一少部分外围越人，应该很容易或被驱走，或者彻底服属，《淮南子》云秦朝出兵后“三年不解甲驰弩”，应是在边界靖定之后，仍以重兵固守，以防止越人卷土重来。正因为靖定边界，不会遇到太大阻碍，所以，约略与此同时，秦廷又选择重点地区，尝试展开进攻。这一突破口，选在了黔中郡的南界。

《淮南子》所说监禄为转饷而凿渠，即著名的史禄开凿灵渠一事。这条渠道，凿通湘江和漓水两支水系，连结南岭两侧的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而在岭北一侧，湘江正流经黔中郡界内。如果仅仅是靖定或固守南岭这道天然屏障，自然无需费力开凿跨越南岭的运渠，显而易见，秦军在这里已经突入岭南地区，不再仅仅满足于以“九疑之塞”为限。在接近灵渠南端处，建有一“秦城”。《舆地纪胜》引宋鲍同《桂林志》记云，此城乃“秦始皇二十三年筑以限越”〔33〕。谭其骧以为文中“二十三年”应为“二十五年”之讹〔34〕，当是。这可以进一步证实，在秦始皇二十五年的时候，王翦所率秦军确实已经跨越湘、漓分水岭，进入岭南地区。《淮南子》记述说这次南征，“与越人战”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杀西呕君译吁宋”，此“西呕”又作“西瓯”〔35〕，是古越人在今广西境内的一个分支，其属地正北接秦黔中界域〔36〕，可见黔中郡正是这次秦军南下岭南的通道和前沿基地〔37〕。

秦朝的黔中郡，本来包含今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但就在王翦率军南征百越的秦始皇二十五年这一年里，秦廷将黔中郡一分为二，《太平寰宇记》引甄烈《湘州记》记述说，当时是“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38〕。从黔中郡中分设长沙郡，正是基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背景，用以强化原黔中郡南部毗邻岭南区域的管理，保障其更好地发挥对岭南百越作战的桥头堡作用。

南北分置之后的黔中、长沙两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近年发现的里耶秦牍中提到有洞庭郡〔39〕，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秦朝文书中记有苍梧郡〔40〕。据目前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牍，前者见于记录的最早时间，为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后者也是发生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至二十八年两年期间的事情。洞庭和苍梧这两个郡，大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以前，分别由黔中和长沙两郡更名而来。

秦始皇二十七年更改黔中、长沙两郡郡名，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同样与对岭南的战事具有直接关连。周振鹤研究西汉政区地理，于历史地理现象的普遍规律，揭示殊多，对解决相关问题，颇有助益。譬如周氏指出，汉高祖时“凡更名之郡皆因郡境有所变化”〔41〕，这就是一条重要的通则，而汉对秦制，多相因承，这一惯行做法，很可能也是由秦朝沿袭而来。

秦黔中郡的辖境，恰恰发生过很大变化。谭其骧很早即做有考述说，黔中郡在设置之后，曾割除其北部之原楚巫郡地，划给南郡，此为“峡江两岸及清江流域地”。除此之外，谭氏复有考述云：

（黔中）西北今四川东南隅黔江流域之地，郦元《江水注》以为乃昭襄王时司马错取楚黔中地所经由，疑亦当在界内，汉初始割属巴郡。〔42〕

此故巫郡与黔江流域两地的割除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对于巫郡，谭其骧没有具体叙述；而上面引文对黔江流域归属变易时间的判断，也没有做出说明。从秦郡的总体变化状况来看，黔中郡北部和西北部这两个区域归属的变化，最有可能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始皇二十六年初定三十六郡之时，另一个便是这次改黔中郡为洞庭郡的时候，但初定三十六郡时一般只是整体调整郡的分合裁设，没有另外小幅度调换辖界的记载，所以，还是在始皇二十七年时重做调整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这两处郡界调整的原因，可以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当时的政治需求，进行推测。谭氏所说黔江，今通称乌江。调整前黔中郡境内共有四条大的水系，西面为乌江，北面为清江，东面为澧水和沅江。四条大河，流向三个方向，黔中郡的几何中心，差不多处于其分水岭地带，而这里山高谷深，相互间联系，极为困难。所以，根本不可能长期维持这种局面。将乌江流域划归巴郡，清江流域划归南郡，是顺应地理条件所必然要做出的选择。

但在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正符合秦朝政治统治的需要。秦、汉两朝，立国关中，在地缘政治上，都奉行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即以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凭依，来控御国家重心所寄的中原地区〔43〕，而所谓“关中”地区的外延，在秦代则南有大巴山、三峡地带以西的巴、蜀、汉中地区〔44〕，长江三峡两岸的连绵山地，似乎成为此“大关中”区域东侧的自然界限。将乌江流域划归巴郡以后，巴郡与黔中之间，便能够以乌江同澧水、沅江之间的分水岭作为天然的界限和屏障，从而将“关中”区域与东部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在地理空间上形成完整的封闭体系。至于楚故巫郡，则地跨三峡两岸，界内有扜关，是控制巴蜀东出的重要门户，在这一门户的东面即为南郡。这一区域假若隶属于黔中，郡内联系很不方便，而要是将其归入南郡，则有长江一水相连，极其便利，有利于加强对这一要道的统一控制〔45〕。

秦廷这次对黔中郡辖界所做的调整，并非只损不益，其郡名改称洞庭，就与新增益的辖界有关。如前面注文所提及，按照《水经·沅水注》的记载，西汉武陵郡的设立，乃是“割黔中故治”，也就是由长沙郡中割取原来与其并立之黔中郡所辖地域而设立。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洞庭湖附近的益阳、罗县和湘山等，都不在武陵郡界内，而是隶属于长沙国〔46〕。前文引甄烈《湘州记》记云秦设置长沙郡，乃是用它来统管“湘川”沿岸地区〔47〕，亦即湘水流域，自然也要包括洞庭湖区的湘水下游。这也就意味着分置为长沙、黔中两郡以后的秦黔中郡辖界，并不包括洞庭湖周边区域在内。可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的时候，黔中郡的郡名，却改成了洞庭。按照常理，此时一定是将洞庭湖附近区域，由长沙郡划归黔中管辖。不然，不会取用这样的郡名。做出这一调整的原因，应是在割除巫郡与黔江（乌江）流域这两大区域之后，黔中与长沙相比，土地荒凉且面积又颇显狭小，故稍损长沙比较肥沃的洞庭湖区以事弥补。

谈到洞庭郡得名的缘由，需要辨析有些相关的看法。《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威王，云楚“南有洞庭、苍梧”〔48〕；又《战国策·秦策》复有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49〕周宏伟以为此所云洞庭俱应为楚国郡名，而当时“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并不存在”〔50〕。今案若谓这两个例证中的洞庭为一区域名称，自然无误，唯洞庭在当时是否置郡，仅仅依据上述记载，目前恐怕还无法论定，而洞庭作为一个区域名称，还是应当源自于其位于洞庭湖周围。

洞庭湖的水域，当时虽远不及后世辽阔，但这并不等于湖面尚未存在。屈原《离骚》有句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自然是在洞庭湖上行舟；又云：“洞庭波兮木叶下。”此亦明言洞庭为水波荡漾之湖面〔51〕。此外，《山海经》还记载沅水“合洞庭中”〔52〕，这也只能是指水流汇聚于湖泊之中。这些记载，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洞庭湖的存在〔53〕。因此，所谓洞庭郡，一定要包括洞庭湖区在内。

长沙郡名的更改，除了北部洞庭湖区被割取出去这一原因之外，还应当与其南方增加了一部分新拓展的疆域有关。谭其骧依据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复原秦至汉初长沙郡国南界，发现长沙有一部分疆土伸展到南岭以南的连江上游地区。谭氏以为，这是平定南越以后，秦始皇有意设置的“犬牙互入”措施，用以防止岭南割据〔54〕。案谭其骧对于长沙南界的复原，似乎还可以略加补充。这就是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应是表示当地居于长沙国封界之内〔55〕。这一带原来都应该是西瓯的属地，秦军这次南征，最终虽告败退，但在岭南应当还是控制了一部分领土，这就是长沙国南部这一部分辖界伸入五岭以南的历史原因，而不一定如谭氏所云，完全都是出自秦始皇刻意规划的“犬牙互入”措施。不然，灵渠是去往岭南的第一重要通道，而按照谭氏的复原，其南端乃是悬置于长沙国封域之外，这就难以符合所谓“犬牙互入”的安排了。南征秦军势头最盛的时候，应当在岭南拓展有更大范围的疆域，迨至尉屠睢被杀，复又被迫放弃，这些只是秦军撤退后仍然剩存的新开疆土。后来西汉在岭南设置苍梧郡，辖境就在岭南西瓯故地，其郡名的选取，恐怕即与此地在秦时曾一度隶属于苍梧郡管辖具有直接关系〔56〕。

战国时楚国是否曾设有洞庭郡，虽然目前还无法判定，但是，如同前引《史记·苏秦列传》所示，洞庭和苍梧分别是楚国境内的两个大区域名称，这一点应当可以得到确认。《史记·苏秦列传》楚“南有洞庭、苍梧”的记载，乃是本自《战国策》〔57〕；而如上文所引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有记载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一史事，愈加可以证实上述两大区域的存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58〕，如周振鹤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所谓“江南”，是指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区域〔59〕，故秦人所置黔中郡，最初应包括洞庭和苍梧这两大区域在内，长沙郡也应当是分割黔中郡所置。所以，黔中、长沙两郡后来分别更名为洞庭和苍梧，所取用的郡名，本有历史因缘。

长沙及其所更名之苍梧郡，是这次进攻岭南的前沿基地。所以，当地的军事首领，有资格担当指挥主攻部队的职责。张家山出土秦《奏谳书》记始皇二十七八年时，苍梧郡尉名徒唯，且涉及大量征发“新黔首”以击“反盗”之事〔60〕。所谓“反盗”，与《淮南子》所记越人散处山林以反击秦军事相合，故颇疑此“徒唯”即《淮南子》所记“屠睢”。盖“徒”、“屠”同音，古时常常相互通假。如古有申徒氏，西汉文、景间其族裔名“嘉”者尝位至丞相，《史记》同一书中即或记作“申徒嘉”，或记作“申屠嘉”〔61〕。若“唯”、“睢”二字，则形似音近，也很容易混淆致讹。如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即专门论述过“唯”与“雖”古时经常假借通用的情况〔62〕，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末有句云“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记述此“雖”字有别本系书作“睢”〔63〕，可见“唯”、“睢”二字音义俱通，明显存在着混用的可能。此外，《史记》还另有记载提到，汉武帝时主父偃云屠睢将兵攻越，“旷日持久，粮食乏绝”之后，遭越人击之，方始大败〔64〕。依此，尉屠睢被杀，应在攻越很久以后，从时间上来看，他也有可能就是秦《奏谳书》中的徒唯。

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屠睢被杀，也就标注着这次征伐的正式结束，其具体时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以后。《淮南子》说驻扎在南岭与武夷山地上的秦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直至越人“杀尉屠睢”之后，始“发谪戍以备之”，即用在全国各地因罪谪发的边卒，来取代这些自始皇二十五年征楚以来所征发的普通秦民，戍守防范越人的边防线。《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末时武臣谓“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65〕，所谓“五岭之戍”，就是指这些驻防南岭等越地的戍卒。从始皇二十五年兴师南征时起，到始皇二十八年，刚好满三年，徒唯任职苍梧郡尉的时间，也正与此相合。

这次越岭作战，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考虑到秦五十万大军分为五路驻守南岭和武夷山地防线的情况，即可知当时在总体攻防形势上，秦人尚处于划疆自守的状态，并没有馀力展开全面进攻，尉屠睢进击西瓯，只是一次试探。这是因为综观所谓“百越”的历史可知，西瓯远不及东越（包括东瓯和闽越）、南越强盛，所以，当时秦廷才选择这一软腹部作为其征伐百越的突破口。

法国学者鄂卢梭（L.Aurouseau）在分析《淮南子》所记尉屠睢率军征越并分为五路戍守南岭及武夷山一事时，由于未能看出此番战事实即王翦南征百越之役，从而将其出兵时间推定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并谓进击武夷山东“东越”一支秦朝军队，所用“时间极短”，“同年就告成功”，秦廷随之在这一年里“便将征服的地方设了一个闽中郡”〔66〕。今案《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中郡设置缘起云：“秦已并天下，（闽越王与东海王等）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67〕但依据这一记载，只能知晓闽中郡是设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之后，具体何时置郡，在秦汉史籍中却并没有直接线索。结合前述《淮南子》等书所记相关史实，可以推断，它应当是与岭南三郡同时新开拓的边郡。《晋书·地理志》记云秦始皇在划定三十六郡之后，“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68〕，乃谓闽中与岭南三郡，系平定百越后同时设置，所说符合当时形势，或应有所依据〔69〕。目前只能根据岭南的平定时间，推测居处于闽中的东越，在失去与其互为犄角的岭南南越的援依之后，随即便为秦朝攻取。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论及这一问题的现代学者当中，另有吕思勉干脆否认《淮南子》所记秦人南征百越一事的真实性，对此提出质疑说：

案此事亦见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汉书·严助传》），而无发卒五十万之语。《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则谓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既败，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地，《史记·淮南王传》伍被谏王之辞，又谓秦“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今案尉佗本传，佗在秦时仅为龙川令，及任嚣病且死，召佗，被佗书，行南海尉事，佗乃因以自王，安有将兵征戍之事？更安得当秦始皇时，即止王不来乎？发卒与谪发大异；且略地遣戍，同在一年，即谪戍亦在其明年，安有所谓三年不解甲弛弩者？古载籍少，史记又非民间所有，称说行事，率多传闻不审之辞。淮南谏书，自言闻诸长老，明非信史。严安、伍被之辞，盖亦其类。〔70〕

吕氏上述论证，看似很有道理，实际却存在着严重问题。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能够清楚区分开辅助王翦率军南征的尉屠睢与这支南征秦军撤回后始领兵戍卫越地并在后来建立南越国的尉佗（唐朝以来传本《史记》之《平津侯主父偃列传》所载汉武帝时严安言世务上书，在述及相关史事时，虽然有“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云云的记述，但对比《汉书·严助传》可知这里的“佗”字是明显的衍文，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已经依从清人张文虎的校勘删除这一“佗”字〔71〕）。

秦始皇二十五年附从王翦将兵南征百越者系尉屠睢，这支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驻守南岭等地，与越军对峙。后来屠睢战败被杀，秦廷始“发谪戍以备之”，尉佗便是在这个时候才来到南岭驻防。后来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尉佗复随秦军出击并讨平岭南各地，继之便被留任为龙川令，至秦末趁中原群雄逐鹿之机，又在岭南拥兵自立，此公亦即南越国开国皇帝赵佗。综观上述诸书记载，其前后脉络本来大体清晰可寻，而且各种不同的记载，正可相互印证，并不混乱。尽管由岭南平定后尉佗仅仅出任龙川令的情况来分析，赵佗其人既不可能是谪戍岭南秦军的最高首长，更不可能是南下秦军的统帅，但这如同《淮南子》记尉屠睢为五十万秦军主帅一样，只是具体职务不够准确，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参与防越、征越的事情。由于赵佗后来在岭南称帝，名声显赫，后人在叙述相关史事时有意无意地突出彰显他的作用，也合乎一般的情理。又伍被论赵佗事将其在岭南“止王不来”直接连缀于“逾五岭攻百越”事下，不过是一种简捷的叙述方式，似乎不宜拘泥文辞而求之过深。

屠睢南伐失败之后，及至始皇三十三年，秦廷终于攻取岭南和武夷山以东的今福建地区，并在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72〕，同时在武夷山以东之今福建地区设置闽中郡，从而完成了对百越地区的征伐与控制。

【附记】本文完稿后始获读赵晓斌《秦苍梧郡考》一文，赵氏于文末披露“荆州博物馆藏一种新出土汉简中，有秦始皇三十年苍梧尉徒唯攻陆梁的记载”〔73〕，假若此简之真实性不存在问题，那么，徒唯战败被杀的时间，至少应推迟至秦始皇三十年，而《淮南子》谓尉屠睢率士卒“三年不解甲驰弩”之“三年”，显然就不够准确，此或如清人汪中所云，古时“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如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三年者即“言其久也”〔74〕，或“三年”之“三”字为“五”或其他数字的讹误，尚有待于此简正式公布后再做进一步研究。

原刊《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注释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41。

〔2〕宋苏轼《东坡后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排印《东坡七集》纸皮洋装本）卷一一《志林十三首》，页346。

〔3〕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年间原刻本）卷三五《答谈阶平书》；又同卷《再与谈阶平书》，页3b—6b。

〔4〕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再与谈阶平书》，页632—633。又清毛岳生《休复居文集》（1936年宝山滕氏影印嘉定黄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有与谈泰大致相同的看法。

〔5〕刘师培《左盦集》（清宣统间原刻初印本）卷五《秦四十郡考》（案此书页码尚留墨钉待定）。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再与谈阶平书》，页5b。

〔8〕《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51。

〔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唐颜师古注引晋臣瓒语，页1696。

〔10〕案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序》即谓“嬴秦灭楚，王翦略取扬越，渐为三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欧文见清屈大均《广东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康熙二十六年三闾书院刻本）卷八，页236。

〔11〕《淮南子·人间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一八，页1289—1290。

〔12〕《汉书》卷三九《曹参传》唐颜师古注引晋人晋灼语，页2013—2014。参见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一四“刺史权重秩卑”条，页115—116。

〔13〕《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并唐颜师古注，页2784。又《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34）载秦赵长平之战时“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屠睢若不是郡尉，也只能是这种“裨将”之尉，而不应该是主将。

〔14〕《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40。

〔15〕请参见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北京，中华书局，1956，《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六“参见互义例”，页9—10。

〔16〕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八节《骆越与西瓯》，页83—84。

〔17〕如鄂卢梭（L.Aurouseau）《秦代初平南越考》，据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二卷九编，页21，页94—96。又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第五章第二节《秦平岭南》，页25—26。

〔1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4—1595。

〔1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上篇第十章第三节《桂阳郡及武陵郡沿革》（页128），据《山海经》载“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以为镡城本属象郡。今案周说或是。唯据《淮南子》此文，说明在象郡设立之前，镡城似应隶属于黔中郡，这样才更符合“塞镡城之领（岭）”的说法。又《水经·沅水注》记述西汉武陵郡建置缘起，谓乃是“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七，页17b。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排印本），依此，镡城最初好像也应是隶属于黔中郡下。劳榦《象郡牂柯和夜郎的关系》，便以为“镡成应当即是黔中的边徼”。劳文刊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页220。

〔2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6。

〔2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3。

〔2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3。案：唐颜师古注引应劭语曰：“汗音干。”

〔23〕《周礼·地官司徒·载师》“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东汉郑玄注引《司马法》曰：“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据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二四，页938。

〔24〕参见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作者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册，页246—254。

〔25〕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八四《州郡》十四“古南越”，页4911。案此杜佑“秦始皇略定杨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云云，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刻本）卷五四地部一九“岭”（页265）引刘宋王韶之撰《南康记》。

〔26〕《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五《地理志》下，页464。

〔27〕《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页3077。

〔28〕《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页2781。

〔29〕《史记》六五《孙子吴起列传》，页2168；又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页2423。

〔30〕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六，页151—152。

〔3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页2831。

〔32〕《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页3851—3852，

〔3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影印清道光惧盈斋刻本）卷一○三静江府古迹，又景物上，页834，页831。案此《桂林志》作者，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625—626。

〔34〕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作者文集《长水集》下册，页246—254。

〔35〕《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69。

〔36〕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第八节《骆越与西瓯》，页82—88。

〔37〕《汉书》卷三五《吴王濞传》（页1910）载西汉景帝时吴王刘濞在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书翰中，调度各路诸侯，称“南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汉长沙国即沿承秦始皇二十六年之黔中郡而设，这一记载，可以佐证秦黔中郡内的湘江水道，曾是秦汉时期岭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一条主要通道。

〔3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影印宋本）卷一一四潭州，页195。

〔39〕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刊《文物》2003年第1期，页4—35。

〔4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奏谳书》，释文注释，页223—224。

〔4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上篇第十章第一节《吴姓长沙国》，页120。

〔42〕谭其骧《秦郡界址考》，原刊《真理杂志》第一卷第二期，此据作者文集《长水集》上册，页20。

〔43〕详见拙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页76—82。

〔44〕参见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一文及其补正，原刊台北《食货月刊》复刊第13卷第1、2期合刊与第3、4期合刊，1983年，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页85—170。王子今等《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页46—50。

〔45〕关于南郡在秦代的战略地位，请参见拙稿《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刊《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页15—33。

〔46〕《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94—1595；又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39。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西汉荆州刺史部图》，页22—23。

〔4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四潭州，页195。

〔48〕《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页2259。

〔49〕《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条，页101。

〔50〕周宏伟《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2卷第3期，2003年5月，页83—84。

〔51〕《离骚》之《九章·哀郢》，又《九歌·湘夫人》，据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四，页82；卷二，页35。

〔52〕《山海经·海内东经》，据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85，影印清光绪十二年上海还读楼刻本）卷一三，页6b—7a。

〔53〕参见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刊《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99—116。又饶宗颐《楚辞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卷中《洞庭辨》，页53—71。

〔54〕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作者文集《长水集》下册，页246—254。

〔55〕别详拙稿《释马王堆地形图之“封中”》（署名“娄雨亭”），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页14。

〔56〕案存世有“苍梧候丞”汉印，叶其峰氏以为其“文字与秦印有相当明显的继承关系，其时代与秦应是相当接近”，说明汉代初年曾一度沿承秦人之旧，设置过苍梧郡。卫宏《汉官旧仪》（北京，中华书局，1990，排印《汉官六种》本）卷下（页48）谓“汉承秦，郡置太守。……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可证此苍梧郡确实是与南越国相邻接。叶说见所著《古玺印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六章第二节《两汉官印分期》，页82—85。

〔57〕《战国策》卷一四《楚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条，页500。

〔58〕《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13。

〔59〕周振鹤《释江南》，见作者文集《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页324—334。

〔60〕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奏谳书》，奏谳书图版，第129号简，页63；释文注释，页223—224。

〔61〕《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页421；卷一一《孝景本纪》，页439；卷九六《张丞相列传》，页2682—2685。

〔62〕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国书店，1985）原编第五册《汉书第八》“唯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唯天子亦以为国器、唯上亦难焉、唯其人之赡知哉”条，页33—34。又清人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北京，中华书局，1956）中也列有《雖唯通用例》一节（页78—79），阐释“唯”、“雖”两字相互通用的状况。

〔63〕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影印清康熙刊《通志堂经解》本）卷三《尚书音义》上，页41。

〔64〕《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偃列传》，页2958。又《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页2783—2784）也有相同记载。

〔65〕《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页2573。

〔66〕鄂卢梭（L.Aurouseau）《秦代初平南越考》，据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九编，页6，页21，页44，页94。

〔67〕《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页2979。

〔68〕《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一四《地理志》上，页406。

〔69〕宋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明末毛晋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卷一“秦四十郡”条（页26a）等谓秦置四十郡者，一直沿承了这种闽中与岭南三郡一同设置的说法；清人金榜《礼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续修四库全书》第109册影印清乾隆游文斋刻本）卷一《地理志分置郡国考》（页23—24）、刘师培《左盦集》卷五《秦四十郡考》考述秦郡之演变，也是将闽中与岭南三郡相并列。

〔70〕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乙帙《秦汉》“秦营南方”上条，页614—618；又《〈秦代初平南越考〉之商榷》，原刊《国学论衡》第4期，1934年，此据作者文集《嵩庐论学丛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吕思勉遗文集》本，上册），页11—22。

〔71〕《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偃列传》，页2958。《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页2811。清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五，页666。

〔7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73〕赵晓斌《秦苍梧郡考》，刊荆州博物馆编《荆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页310—314。

〔74〕清汪中《述学》（清乾隆末年初刻三卷大字本）卷一《释三九上》，页1b—2b，又同卷《释三九下》，页4a。

陆梁名义新释

——附说《禹贡》梁州与“治梁及岐”之梁

一、清代以前对“陆梁”的解释

“陆梁”是汉代以来通行的一个辞语，当时最著名的用例，为扬雄《甘泉赋》有句云“飞蒙茸而走陆梁”，晋人晋灼注曰：“飞者蒙茸而乱，走者陆梁而跳也。”〔1〕虽然其确切的样态，而今已很难用语言描述，但在这句话里是一个形容跳跃状态的拟态之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后来，人们复用“陆梁”来形容行为猖獗，乃至肆行无忌，这些都是它作为普通语辞所通行的涵义，无需花费笔墨。不过，汉文里有些词形相同的语汇，实际上却似是而非，词性和涵义都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陆梁”二字就还是一个与上述用例判然有别的地理名词。

作为专门的地理名词，“陆梁”这两个字最早见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2〕

这不仅是秦王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岭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原政权的版图并分设与内地相同的行政建置，确立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南部疆域的基本范围。然而，对秦人何以称谓岭南地区为“陆梁”之地这一问题，人们却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

据有关考古文物工作者披露，在“荆州博物馆藏一种新出土汉简中，有秦始皇三十年苍梧尉徒唯攻陆梁的记载”〔3〕，可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陆梁地”不会有什么文字讹误。像这样用作地理区域的专名，“陆梁地”有时又会写作“坴梁地”〔4〕。汉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郡国贤良文学之士辩论施政方略，谈到秦人攻略岭南以开拓边地一事，仍然称作“陆梁”：

大夫曰：“……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

文学曰：“禹、舜、尧之佐也，汤、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从八极而朝海内者，非以陆梁之地，兵革之威也。……〔5〕

这段议论，反映出所谓“陆梁”这一地名在汉代中期的时候还很流行，犹如明朝末年人方以智所云：“此自是古人口语也。”〔6〕

再到后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六朝以前的《史记》注本，对此没有留下什么注解，不知是当时人仍将其视作世所通行的常语而无需缀加释义，还是懵懵然无从解说。而今所见最早的疏释，出自唐朝开元年间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司马氏释曰：

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7〕

这话讲得不够清晰，好像是缘自前面所说“跳跃之貌”或是“行为猖獗”这些作为普通语辞的基本语义，以为这些所谓门户北向的“南方之人”，性情不够稳重且行为乖张癫狂，因而别称其所居之地为“陆梁地”〔8〕。但这种用法，并没有同类例证，特别是“陆梁”之人，所在多有，譬如西北边陲的羌人，在东汉时期即屡屡被称以“陆梁”〔9〕，可是却没有见到同样的地域称谓，司马氏所说，难免令人感到困惑。

较此稍后，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即显然对此不甚满意，故张氏别作新解云〔10〕：

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11〕

这是把“陆梁”两字拆解开来，犹如“山陆强梁”的缩略语，仿佛现代北京市井小民口头的俗话，作为太史公的文笔，读起来则愈显生涩，更为难惬人意。况且正如顾颉刚所质疑的那样：“然则北之胡、西之羌，何莫不处山陆而性强梁，何以南越独得此名，仍不可解也。”〔12〕事实上，不惟“陆梁地”或者“强梁地”，像这样以民风世俗来指称一个地理区域，秦汉时期也没有见到其他类似的用法。

司马贞和张守节的解释看起来都不够通畅，可是后代读史者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宋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后，有很多学者笺释考订《史记》的文字，可是展读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所做《校补》以及台湾学者施之勉撰著的《史记考证论集》诸书，对此几乎俱未着一语，说明他们都没有看到有价值的观点值得引证。

不过，清朝学者对此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表过意见。例如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人牛运震即曾批驳《史记正义》说：“陆梁，地名耳，《正义》解以为‘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甚属迂曲。”〔13〕这种说法，只是否定了张守节说的合理性，却未能做出更好的解释。章炳麟在清朝末年撰著《新方言》时，对“陆梁”比拟跳跃状态这一层拟态语义，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即把两字拆分开来，对其字义分别加以训释，以为“陆梁”也就是后世习称的“跳踉”，谓岭南之所以被秦人名为“陆梁地”，乃是缘于“蛮人轻暴善跳踉耳”〔14〕。这一结论，与张守节旧注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而“陆梁”作为拟态语辞，本来应属于所谓双声联绵词，毋须拆分，也不能随意拆分。《后汉书·应劭传》谓鲜卑“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15〕，对此“陆掠”二字，清人沈钦韩释云：“《玉篇》掠有力尚、力酌二音。《释名》：‘掠，狼也。’‘陆掠’义同‘陆梁’。”〔16〕像这样的同音替换，正是联绵词中常见的现象，足见章炳麟的释义即使不考虑“陆梁”作为地理名词所特有的词性和词义亦殊属无谓。

清代学者阐释这一问题，比较特别的是岭南当地人屈大均，专门写了一篇《陆梁解》，对张守节的说法加以申说。屈氏以为“陆梁之称亦甚美”，盖“当秦之时，岭南人故多越勾践之子孙及六千君子之族属，彼见夫二周倾覆，六王烹灭，先王之纲纪尽亡，四海之戕贼靡已，于是愤激不平，怨深怒积，尝思建名扶义，独起而亡秦，以继霸王之遗烈”，故“秦之所谓陆梁，汉之所谓豪杰之士也，号为‘劲越’，讵不诚然乎哉”〔17〕！屈大均氏在清代初年，始终眷怀朱明故国，这篇文章显然是借题发挥，抒发其反清意志，因而对他这些议论，察其心志可也，自不必以学术观点视之。

二、顾颉刚等人所创新说

既然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似乎就需要变换思路，脱离“陆梁”作为普通拟态语辞的语义，或是与此类似的“强梁”这一词义，看看从其他角度，是不是能够切入其固有涵义。

周振鹤曾参照秦汉时期诸如乌伤、无锡、张掖、玄菟这样一些外族语音地名的情况，指出当时在中原王朝周边新开辟的土地上，有许多地名“沿袭了原住居民对该地的旧称，汉字只是记录了这些地名的音读，并非转译了它的原意”，陆梁就应该是这样，“不可以按照字面强解”，其字源“当与古越语有关”。周氏还具体分析指出，在南方一些由古越语发展而来的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可以看到“陆〔lu:k〕这个音含有山地、山谷的意思”，梁“在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中，它也代表山谷”，而且云南有陆良县，旧称“陆凉”，又名“陆郎”，正犹如“陆梁”的另一种记音形式，足以印证上述推论〔18〕。这种看法，确实很有道理。常语云“每下愈况”，《汉书》记载匈奴地界有“阘敦（tàdùn）地”和“嗕姑地”〔19〕，西域有“乌贪訾离地”〔20〕，更一望可知是利用汉字读音来记述当地族属行用的地名，“陆梁”自然完全有可能是出自岭南原住居民语音的一个记音地名，值得进一步探讨，甚至径行信为正解。至少迄至目前为止，周氏此说要远比司马贞和张守节诸人的注释通顺畅达。

在此之前，潘光旦亦从当地原住民语音角度，思考过这一问题。潘氏以为“陆”和“梁”分别出自两个“当地人自称之音”，“陆”即“骆”，也就是“瓯骆”，“梁”近“高凉”之“凉”，“‘瓯骆’、‘高凉’，皆‘仡佬’也，而此一带为仡佬或‘僮牯老’之聚居地无疑”〔21〕。依潘氏之意，“陆梁”云者殆与春秋时期所谓“陆浑之戎”性质相似，是两个族属自用的名称。令人费解的是，《史记》既然用“陆梁”来代指岭南，“陆”和“梁”这两个族属在五岭以南必然最为众所知闻，亦必习称于中原汉人之口，然而《史记》、《汉书》述及南粤土著居民，何以屡屡称道“瓯骆”一部，“陆梁”之族竟从未有人提起？需要指出的是，潘光旦当年只是把这些内容批注在摘录史料的卡片上，缺少相应的论证环节，明显属于备忘待考的性质，因而只能说提出了一个仅供他本人进一步思索的路径，并不能视作公诸于世的结论。

上述想法，都有助于深入认识这一问题，但目前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或许仍有必要重新考察“陆梁”二字，看看在唐人旧诂之外，是不是另有汉语本身的词义尚待解读。

战国后期都江堰建成之后，川西成都平原便号称“陆海”，复谓之“天府”。上个世纪30年代末，顾颉刚由此得到启发，以为“‘陆海’‘陆梁’二名，颇有映带之趣。梁即山，一谓陆上之海，一谓陆中之山，山海皆藏珍蕴奇之所也”。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顾氏还引证《淮南子》的记载，以为秦始皇时尉屠睢率军征伐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百越诸族，是缘于始皇帝“利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从而论述说“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项物产“即其地所以名‘陆梁’之故也”〔22〕。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说法好像颇有道理，但仔细斟酌，却存在很大问题。

川西成都平原在古代不光有“陆海”之名，战国时秦将司马错尚且另行称之为“西海”，唐人司马贞谓“海者珍藏所聚生，犹谓秦中为‘陆海’也”〔23〕。这也就是说，在用“陆海”来形容其地富饶这一点上，川西与秦中亦即关中地区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即以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而被誉称为“天府”〔24〕。梳理相关史事，可知称关中为“陆海”，始见于东方朔谏阻汉武帝兴建上林苑的奏疏，乃谓之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唐人颜师古释曰：“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25〕颜氏所说“高平曰陆”虽是承自古训〔26〕，却未免求之过为苛细，其实“陆海”之“陆”不过表示与“水域”相对应之“陆地”而已，关中盆地与川西平原两地亦固非“高平”之地也，而所谓“陆海”应如顾颉刚所说，只是“陆上之海”的意思。

颜师古说美称“物产饶富”的关中地区为“陆海”亦即陆上之海，是因为万物皆产于海，这一点也不是十分准确。更准确地说，应是缘于海外出产的奇珍异宝，此即《淮南子》所说“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之类高档奢侈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27〕《汉书·地理志》当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谓其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28〕。《史记》和《汉书》都特别强调这些特产出自近海的番禺，是因为其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物品来自海外贸易。譬如，考古发掘的实物已经证明，舶至番禺的犀牛产品，其产地包括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等地，象牙的产地也远达非洲〔29〕，而《汉书·地理志》更明确记述说，从比番禺更南的日南郡或合浦郡的徐闻、合浦等地出海南行，“入海市明珠、璧流离（琉璃）、奇石异物”，有“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所得大珠可至“围二寸以下”〔30〕；《汉书》还记载由岭南输入内地的“珠、犀、瑇瑁”，有一部分即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番禺海外的“珠厓”，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上〔31〕。

正是基于这一状况，当时人才会用“陆海”来比拟关中和川西平原地带的富饶。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将表示山地的“梁”与象征海外珍宝贸易的“海”相互并比，从而类推出“陆梁”的用法〔32〕。东方朔在讲述关中为“陆海”之地时，还具体列举了当地的主要物产，其中首先就谈到“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仰）足也”〔33〕，《汉书·地理志》更清楚记述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34〕，若谓“陆梁”的语义等同于“陆海”，东方朔何不径行名之曰“陆梁”，以便更切合于本事？

由此可见，顾氏此说存在很多不易索解的问题，还需要慎重考虑。后来至1962年夏天，黄永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对此提出新的解释，以为“南越之地，北有五岭，乃秦进军南越所必经，越人且凭此山险以抗秦，窃谓‘陆梁’之名殆由五岭而来，所谓‘陆梁地’即‘大陆上的山岭地区’之谓”。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上述内容，并批注云：“此说甚是，当并入《九州名义》。”〔35〕这也就意味着顾氏放弃了旧有的观点而改从黄永年的说法。

黄永年提出上述新的看法，本是基于顾颉刚过去对梁州名义所做解释。上个世纪30年代，顾氏在西部陇蜀地区见到当地山岭多以“某梁”命名，从而悟得“梁有兀然高出之义：水际以堤与桥为最高，故称堤与桥曰梁；屋宇以脊为最高，故名承脊之木曰梁；山以巅为最高，故山巅亦曰梁，梁声转而为岭，今言岭古言梁也。九州之中以梁州为最多山，有山即有巅，山多则群峰乱目，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亦犹之称吴越间曰‘江乡水国’耳”〔36〕。黄永年因之推衍其义，以为“正可援释‘陆梁’”〔37〕，这才推测“‘陆梁地’即‘大陆上的山岭地区’”。实质上，这只是对顾颉刚原有观点的一种修正，即割弃不谈其与“陆海”天府的比附而仅仅保留“陆中之山”这一基本语义。

这种推论自然较顾氏旧说更为顺畅，不过却有一点令人费解：即撤掉“陆海”这一陪衬之后，山岭本来就是陆地上普遍存在的地貌，秦汉时人何以还要特别强调其位居大陆之上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逻辑前提，假若不能就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对“陆梁”或“陆梁地”的涵义，似乎就还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三、论“泽梁”与“陆梁”

顾颉刚先前提出的具体结论，虽然不甚合乎情理，但他试图通过类比近似词语来推导“陆梁”涵义的研究方法，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却很有启发意义。

《孟子·梁惠王》当中如下一段记载，或许可以为我们分析“陆梁”的语义，提供重要线索：

（孟子）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譏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类似的表述，尚见于《荀子》之《王制》篇：“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幾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38〕东汉人赵岐释《孟子》之“泽梁无禁”为“陂池鱼梁不设禁，与民共之也”；宋人孙奭也说是“川泽鱼梁之所，但与民共之，而不设禁止之法”〔39〕；朱熹《孟子集注》同样释云：“泽，谓潴水；梁，谓鱼梁。与民同利，不设禁也。”〔40〕对文中“泽”与“梁”的关系，表述得都不够清楚，即难以确知所谓“陂池”或“川泽”与“鱼梁”之间究竟是有主有从的修饰关系，还是不分轩轾的并列关系。从《孟子·梁惠王》文中“泽梁无禁”是与下文“罪人不孥”相对举的情况来推测，“泽梁”二字应该如同“罪人”一样前后连读，即“泽”是“梁”的限定语，孟子所说乃“泽中之梁”，只是所谓“泽”者应是泛指包括河川湖泊在内的一切水泽，而按照东汉以后的习惯，这种“梁”又可以径称作“鱼梁”。

这样的理解，可以在秦汉时期其他典籍中得到印证。《礼记·王制》谓“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41〕。《韩诗外传》中则记有和《荀子》非常相似的文句，谓“王者之等赋正事，田野什一，关市譏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入而不禁”〔42〕。刘向《说苑》和《新序》两书记述春秋时期史事，亦分别提及“废泽梁之禁，弛关市之征”和“关市无征、泽梁毋赋敛”〔43〕。至东汉人毛亨注《诗》，也谈到“罟必四寸，然后入泽梁”〔44〕。几处所说“泽梁”，正与《孟子·梁惠王》和《荀子·王制》的用法相同，愈加显示出这是一个固定搭配的词组，而《夏小正》中亦有与《礼记·王制》类似记载云“（十二月）虞人入梁”〔45〕；又《礼记·礼运》谓圣王“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东汉时人郑玄注云：“用水，谓渔人以时渔为梁。”〔46〕今本《孔子家语》载录与《礼记》相同的文字，而王肃在三国时为之作注曰：“用水，渔人以时入泽梁。”〔47〕这些用法，恰好反映出“泽”字在这里只是“梁”的限定词语，有时也可以省略不用。清人王夫之训释《礼记·王制》云：“‘泽梁’者，就泽为梁栫，以邀鱼而取之。”〔48〕这可以说是对“泽梁”一语最好的释读。

在川泽之中设梁捉鱼，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捕捞方法。比《孟子》更早，在《诗经》中对这种“鱼梁”就有许多描述。如《诗·谷风》有句云：“毋逝我梁，毋发我笱。”东汉人毛亨注曰：“梁，鱼梁；笱，所以捕鱼也。”唐孔颖达进一步疏释说：

笱者，捕鱼之器，即梁为鱼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己所自专之辞，即亦为鱼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传》曰“石绝水曰梁”；《候人》云“维鹈在梁”，《传》曰“梁水中之梁”；《鸳鸯》云“鸳鸯在梁”，《笺》云“石绝水之梁”；《白华》亦云“有鹙在梁”，又云“鸳鸯在梁”，皆鸟兽所在，非人所往还之处，即皆非桥梁矣，故以石绝水解之，此石绝水之梁，亦是鱼梁。〔49〕

可见修筑鱼梁，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遍。《周礼》复记述有所谓“人”，其职事系“掌以时为梁”。这个“人”本是“渔人”的假借写法，“以时为梁”这句话中的“梁”字，显然也是指“鱼梁”〔50〕。清人黄模以为前述《夏小正》“虞人入梁”之“虞人”，与此“‘掌以时为梁’职同，则《小正》之‘虞人’乃《周官》之‘人’”〔51〕。这些情况反映出用鱼梁捕鱼或许还有更早的渊源，并且一直是派有专员司理的朝政要务。

关于这种鱼梁的建造形式，现在能够见到最早的明确记载，是东汉人郑众在注释《周礼》时所做的说明：

梁，水偃（堰）也，偃（堰）水为关空，以笱承其空。《诗》曰“敝笱在梁”。〔52〕

后来郑玄也笺释说，《诗经》“鸳鸯在梁”之“梁”，即为“石绝水之梁”〔53〕。郑玄复注解《礼记·王制》“虞人入泽梁”之“梁”，系“绝水取鱼者”〔54〕。可见横亘水上以阻截川流，是鱼梁的首要特征。

清人陈奂和孙诒让对这种鱼梁的结构做有更加具体的考证，而以孙氏所论最为详明：

笱者，《说文·句部》云：“笱，曲竹捕鱼笱也。”《淮南子·兵略训》云“鱼笱门”，高注云：“竹笱所以捕鱼，其门可入而不得出。”盖竹及苇薄皆可以为笱。为鱼梁者，先以土石壅水使不流，而后于梁中开为关空，使鱼得从中出，以入于笱。关空者，“关”与“门关”字同义，“空”、“孔”古今字。言于鱼梁间为门孔，可开闭，而后以笱承其孔以遮鱼也。《夏小正》传云“梁者，主设罔罟者也”，则梁亦可设罔罟，不徒设笱矣。（郑众）引《诗》曰“敝笱在梁”者，《齐风·敝笱》篇文，引以证梁有空当以笱承之也。〔55〕

读此，知鱼梁其物如在眼前，似已略无遗意可陈。《尸子》有“竭泽漉鱼”之语〔56〕，正有赖这种带“笱”的鱼梁始得以施行。惟《庄子·秋水》记所谓“北海若”者尝有语云：“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57〕前人释此“礨空”或谓小穴，或谓小封，或谓蚁冢〔58〕，似乎都未能得其要领。审“稊米之在太仓”，系谓仓中储米上百万石，小小一颗米粒微乎其微，故所谓“礨空”，也应当是指浩瀚湖泽当中很少一部分水量，而从鱼梁的“关空”流淌出来的水流，与泽中庞大水体相比，正犹如稊米之于太仓。故“礨”者应当是指垒砌的石质鱼梁，“空”指“关空”之处，而“礨空”的本义应与“关空”相当，在这里则是代指自关空处外泄的一小部分水量。

西周梁姬罐上的“梁”字

西周梁伯敔簋上的“梁”字

今人阅读古籍，遇到“梁”字，很容易首先想到桥梁，除了现代通行语义的影响之外，还与《说文解字》谓梁为“水桥”这一解释有关〔59〕。实则南唐人徐锴就已经谈到：“或曰石渡水为梁，《诗》曰‘敝笱在梁’，此皆谓长岸入水，或以之渡，或以遏水取鱼，又《诗》‘造舟为梁’，即今浮桥也，三者虽异，其横为梁之义则同。古盖未有跨水之桥，故《六韬》有‘飞杠以越大水’。即今之桥，可以施、可以撤者，张衡《思玄赋》曰‘亘骊龙之飞梁’是也。”〔60〕可见“梁”字本无今跨水桥梁之义，所指必属“长岸入水”式建筑物。清人王筠更进一步指出：“桥字见《仪礼》、《礼记》者皆不谓梁，而梁亦不当以桥为正义，恐后人改以鄙说而移之此也。”又云：“经凡言梁者，或谓屋梁，或鱼梁，又不第桥梁也，呼梁为桥，盖始于汉。”不过王筠谓“梁既入木部，则屋梁当为正义，而凡梁皆统之矣”〔61〕，所说却并不准确。这是因为“梁”字的西周金文字形，本来只是从水，并无下面的木旁〔62〕，唐人张参早已指出该字“从木作梁者讹”〔63〕，故前述以石绝水之鱼梁，自应为其初形所本。“梁”字水侧声符后来隶定为“刅”〔64〕，字或从仓从刀作“创”，二者读音亦同〔65〕，即今创伤之义，盖鱼梁关空犹如施加创口于陂泽水面，兼取“刅”字音义。如前文所见，《诗经》诸诗凡咏及鱼梁，如“毋逝我梁”、“胡逝我梁”、“在彼淇梁”、“维鹈在梁”、“鸳鸯在梁”、“有鹙在梁”，等等，俱但云“梁”字而未尝书作“泽梁”或是“鱼梁”，便是缘于“梁”字的本义就是特指此等鱼梁，故无需再前置限定性词语。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加拿大学者明义士旧藏甲骨当中，有一片上面刻有“”字〔66〕，当时的拓本字形不够清楚，《甲骨文编》尝摹作“”形，作为待识文字列入《附录》〔67〕，近年陈炜湛依据《甲骨文编》的摹本，将其释作不从“木”旁之“梁字初形”〔68〕。惟甲骨文中似此梁字别无所见，这片甲骨今归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甲骨文合集》据新近拓本收录，字迹远比明义士旧拓清晰，可见契文原本刻作“”形〔69〕，与金文梁字有较大差别，今通释作“”字的一种简省写法〔70〕，知陈氏所说非是，殷商时期或许还没有普遍使用鱼梁。

明义士《殷墟卜辞后编》拓片

《甲骨文合集》拓片

前述赵岐、毛亨、郑众、郑玄等人之所以能够对鱼梁的情况，做出清晰笺释，除了师说传承之外，与东汉时期仍然盛行这种捕鱼方式也具有很大关系。《后汉书·董卓传》记述东汉灵帝中平元年，董卓统兵与西羌作战，军情危急之中，竟依赖巧设鱼梁得以全身而退：

卓于望垣北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以为捕鱼，而潜从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时众军败退，唯卓全师而还。

唐李贤注云：“《续汉书》‘’字作‘堰’，其字义则同，但异体耳。”〔71〕由此也可以看出，鱼梁有时会高出下游水面很多，由下游向上瞩望鱼梁，当有巍然高耸之感。

在后世文学性记述当中涉及鱼梁最有名的篇章，应属唐人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柳文谓：

（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之峻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怪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72〕

鱼梁之上竟能存有石丘竹树，自然堪称“峻者”。

后世变化的鱼梁，亦有省却石质梁坝而全用竹木交织编制者，如唐人陆龟蒙有《鱼梁》诗云：“能编似云薄，横绝青川口。缺处欲随波，波中先置笱。投身入笼槛，自古难飞走。尽日水滨吟，殷勤谢渔叟。”〔73〕诗中所述鱼梁的制作方式，已经与秦汉以前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这两种类型的鱼梁，直到今天在全国很多地方依然沿用未改，譬如东北地区所说“鱼亮子”即是承此遗制而又有所变化。只是因村俗无学，使“梁”讹变为“亮”复缀加一“子”字词尾而已。

了解到春秋战国以来直至秦汉时期普遍使用石质“鱼梁”亦即所谓“泽梁”的情况，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秦汉时人称岭南地区为“陆梁地”，很可能是将东西横亘的南岭山脉形象地比拟为一道与“泽梁”类似的陆上鱼梁，这就像《礼记》记述尊养老者的饮食有所谓“淳熬”，即“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唐孔颖达等释之曰：“陆稻者，谓陆地之稻也。”〔74〕南岭山脉中间尚分布着一些诸如湘、漓谷地这样的山间通道，犹如鱼梁上面的“关空”之地，源出于南岭的赣江、湘江等河流则犹如鱼梁“关空”之处泻下的水流，而“陆梁地”就是指南岭及其以南的岭南地区。宋代闽北建宁府浦城县界内有地名曰“鱼梁岭”〔75〕，又称“鱼梁山”，《大明一统志》谓“旧志天下十大名山，渔梁其一也”〔76〕，自然应是得名于这道山岭状若鱼梁，可证用“陆梁”来形容南岭，非常合乎情理。

莽汉之际人崔篆在所著《易林》内书有语云：“北山有枣，使叔寿考；东岭多栗，宜行贾市；陆梁雌雉，所至利喜。”〔77〕崔篆所说“陆梁”，系与“北山”、“东岭”相并列，应属同类性质的地形地貌名称。溯其渊源，《易林》中“陆梁雌雉，所至利喜”这两句话，应是出自孔子所说“山梁雌雉，时哉时哉”〔78〕。东汉郑玄释此“山梁”之“梁”通作“粱粟”之“粱”〔79〕；南朝萧梁皇侃则释之曰：“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践渡水之处也。”〔80〕后人多遵从皇侃的说法，并明确叙述说：“山梁则山涧中桥以通人行也。”〔81〕这一释义实际上相当牵强，上下文义很不顺畅。南宋末年人饶鲁另有疏释云“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状者”，清嘉道间人梁章钜承之〔82〕；稍后戴望亦持同样看法，谓“山梁，山之穹隆似梁者”〔83〕，所说尚差相近似。参照前文举述《诗经》所说“梁”字多指鱼梁的情况，可知更准确地讲，孔子所说“山梁”应当是指山形略似鱼梁，而这正是所谓“陆梁”，故崔篆《易林》径以“陆梁”名之。更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易林》将“陆梁雌雉”与“北山有枣”和“东岭多栗”并举，其字面语义，显然是将此“雌雉”视作“陆梁”上的特产，而《华阳国志》在新都县下记云“有枣、鱼梁”〔84〕，把捕鱼的鱼梁与枣并列，则应当是在讲鱼梁出产的物品，亦即利用鱼捕获的鱼类。两相对比，愈加清楚显现出“陆梁”与“鱼梁”的内在联系。《易林》的记述清楚显示出当时在中原内地亦普遍通行“陆梁”这一称谓，并不是仅仅施用于僻远的五岭以南地区。

就在秦廷攻取岭南的前一年，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85〕，所谓“河南地”，是指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以外的黄河南岸地区，对这一新开拓疆域的称谓方式，与此“陆梁地”颇为相近〔86〕。采用类似的方式来称谓某一特定区域，还有《汉书·五行志》称述燕、齐、吴、越诸负海之国为“水泽地”〔87〕，而更有类比价值的例证，应属《汉书·食货志》所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一事。

对这种“宫壖地”，唐人颜师古释之曰：“壖，馀也。宫壖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诸缘河壖地，庙垣壖地，其义皆同。”〔88〕这种解释，似乎不够十分准确，盖“壖”字在这里本来应当是指壖垣。同颜师古提到的“庙垣壖地”直接相关，《史记·五宗世家》记述临江王刘荣曾经“坐侵庙壖垣为宫”，唐人司马贞谓“壖垣，墙外之短垣也”〔89〕。这种“墙外之短垣”，应即颜师古所说“外垣”。“壖垣”的“壖”字本来应当从“耎”，而不是从“需”，后经浅人窜改，以合俚俗，始成今通行字样〔90〕，龙岗秦简记述禁苑之堧，即径行书作“耎”形〔91〕。《汉书·晁错传》记错为内史时，“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门南出，凿庙堧垣”，颜师古注以为“堧者，内垣之外游地也”〔92〕，可见“壖垣”亦应正作“堧垣”。东汉人许慎释“耎”义为“稍前大也”〔93〕，“堧垣”（壖垣）系用以圈护墙外稍近之地，故字形从“耎”，颜师古训释“壖”（堧）为“馀也”，应是直接由“耎”字这一本义引申而来〔94〕。正因为“壖”字为此“壖垣”（堧垣）之义，汉人才会用“宫壖地”来表示“外垣之内、内垣之外”这一区域，而所谓“庙垣壖地”亦即《汉书·晁错传》所说“堧中”，性质与此完全相同。其他如《史记·河渠书》记载河东太守番係在武帝时开渠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下“五千顷故河壖弃地”〔95〕，这种“河壖弃地”即颜师古所说“缘河壖地”，应当是指黄河岸外大堤与河床岸线所裹夹的区域，而不是特指剩馀或多馀之地。因为相对于水面与河堤而言，陆地上的岸线亦即犹如“壖垣”。这种“宫壖地”（宫堧地）的地域面积虽然远不能与“陆梁地”并比，但二者得以命名的内在逻辑，却完全相同。

长沙出土“陆梁尉印”拓本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有“陆梁侯”须毋，始封于高祖九年三月，在高祖功臣侯者有次第可考之一百三十七人之中，名殿其末〔96〕。《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此须毋（案《汉书》书作“须无”）侯的爵位和国名为“陆量侯”，唐人颜师古注释《汉书》，引述曹魏时人如淳语云：“《秦始皇本纪》所谓‘陆梁地’也。”〔97〕这显然是将“陆量”视作“陆梁”的异写。不过唐人司马贞撰著《史记索隐》，在引述如淳这句话时，却谓“陆量，如淳据《秦始皇纪》所谓‘陆量地’，案今在江南也”〔98〕，此盖缘于司马贞《索隐》依据的《太史公书》，须毋之侯名即是书作“陆量”〔99〕，惟如前所述，司马贞《史记索隐》在笺释《秦始皇本纪》之“陆梁地”时，乃谓“其性陆梁，故曰陆梁”云云，说明在司马贞的眼里，他所依据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将须毋（须无）的侯名记作“陆量”，同样也不过是“陆梁”的另一种写法而已，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清人梁玉绳和周寿昌，都因此而对“陆梁侯”的名称产生过疑虑〔100〕，实乃大可不必。《汉书》以及《史记》的某些传本中出现“陆量”这一异写，很可能是由于后人将表示地貌形态或者专有地名的“陆梁”与拟态语词“陆梁”相混淆所致，正如前引《后汉书·应劭传》所示，拟态的双声联绵词“陆梁”自易被替换为诸如“陆掠”之类读音近似的汉字。

《史记》未尝记述须毋赖以封侯的功绩，只是记云“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101〕，显示出他的封地应当在长沙国的周边地带。前述司马贞《索隐》谓此地“今在江南也”，所说未免过于含混，对探寻陆梁侯国的位置，并没有多大帮助。清人全祖望依循如淳和颜师古的说法，以为“‘陆梁’者，南粤三郡之通称，此‘陆量’（陆梁）特其一县耳”〔102〕，将陆梁侯国与“陆梁地”岭南联系起来，最有见地。周振鹤更进一步指出，“当时长沙国与据有两广的赵佗南越国疆界犬牙交错，长沙国南缘斗入岭南之地域，当亦蒙陆梁之名”，此即陆梁侯国所在的封地〔103〕。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地图，对长沙国跨越南岭的属地有清楚反映〔104〕，特别是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便是用以表示当地居于汉长沙国封界之内〔105〕，如周振鹤所云，所谓陆梁侯国就应当分布在汉朝插入岭南的这一区域。长沙附近地区曾出土有一方西汉文景时期随葬的所谓“密印”，周世荣将印文释作“陆暴尉印”〔106〕，周晓陆则读为“陆梁尉印”〔107〕，审其字形，当以后者为是，应即仿自陆梁侯国之尉行用的官印。

四、说《禹贡》梁州与“治梁及岐”之梁

“陆梁”名义既已推断如是，由此再稍加发挥，则《禹贡》九州之“梁州”，似乎亦可循此“鱼梁”之义解之。关于“梁州”得名的缘由，古今学者议论纷如，迄今莫衷一是。诸如顾颉刚对“梁州”名义的解读，前面第二节已经有所叙述，即谓系以梁州境内最为多山而得名，“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108〕。这种说法看似顺情合理，实际上窒碍难通。盖顾氏谓山巅曰梁，乃是晚出的用法，秦汉以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用例。蜀地固然有理由称为“山州”，但“言梁州者”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

《禹贡》谓“华阳、黑水惟梁州”，华山自然是梁州分界的重要标志，而华山不过是终南山脉亦即秦岭的标志性山峰，说明东西横亘的秦岭，正是先秦以前中原人士瞩望今四川盆地及其西南地区最为首要的着眼点。从中原角度观察，对比秦岭山脉之于四川盆地与南岭山脉之于珠江流域等岭南地区，可以看到明显的共同特征，即二者同样犹如一道陆梁，因此，《禹贡》梁州完全有可能也是因其北界状若陆梁而得名。正像捕鱼的“泽梁”原本仅单称为“梁”一样，徒称“梁”字，同样也可以寄寓“陆梁”的语义。

循此“梁”字本义更进一步推衍，则古代一些称作“梁山”或者是被错误理解为“梁山”的地名，也很有可能是取自其山体外形类似鱼梁，就像前面第三节所说福建浦城的“鱼梁岭”一样。在这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禹贡》“治梁及岐”之“梁”。

《尚书》伪孔传以及唐孔颖达《正义》，以为夏禹所治之“梁”是指梁山，梁山属《禹贡》雍州，《汉书·地理志》谓其地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岐”则指岐山，在西汉右扶风属下美阳县的西北，同样处于《禹贡》雍州境内。这也是传统的主流看法〔109〕。然而，《禹贡》所记，本是托名于夏禹治水之事，其“既载壶口，治梁及岐”云云是大禹治理冀州水土开篇的话，甚至也可以说是《禹贡》“主文”起首第一句话，何以竟会如此不着调，陡然西向，窜走雍州，并且远届渭水上游，复又返身急转，跨越黄河，跑回冀州界内，继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圣门后学，虽然想出许多办法为之疏解，终究仍难以令人释然于怀。

今案晋郭璞注《山海经》，尝引述《尸子》语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110〕这段话显然是在讲大禹治水之前洪流遍野漫无归属的情况，在秦汉时期有很大影响。虽然没有明确标示书名，但相互对比可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书都从中采录过相应的内容，并且还清楚谈到所谓龙门开辟与夏禹治水的关系。例如在《吕氏春秋》当中，“河出于孟门之上”以下数句为：“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髙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洪）水”，文义较郭璞《山海经》注引用的佚文稍显明晰，似更近于《尸子》原貌；更为重要的是，《吕氏春秋》随之还写有“禹于是疏河决江”这句点明榜题的关键词句〔111〕，使之文义完整，按理说也应当是袭用《尸子》旧文。因而，后人也就更有理由，将此“吕梁”与《禹贡》“治梁及岐”之所谓“梁山”等同为一事。

清康熙时人胡渭梳理北魏以前与此相关的一些论述说：

《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三《子》所称吕梁山，即《禹贡》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经》“河水南出龙门口”，注云：“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河水又南迳梁山原东。山在夏阳县西，临于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则俯瞰河流可知，信为禹凿之馀。三《子》所称吕梁，即此山之别名矣。郦道元以为在离石县界，其言曰：“善无水西流，历吕梁之山而为吕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寻，河流激荡，震天动地。昔吕梁未辟，河出孟门之上，盖大禹所辟以通河也。司马彪曰‘吕梁在离石县西’。今于县西历山寻河，并无遏阻，至是乃为巨险，即古吕梁矣，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馀里。”〔112〕

北宋时人晁说之的《书传》以及南宋蔡沈所著《书经集传》，因之以离石西侧之吕梁当《禹贡》梁山。盖揆诸事理，“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故晁氏“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113〕；蔡氏乃谓“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114〕。

晁说之和蔡沈这一派人的意见，本来为认识所谓“梁山”的位置找到了比较合理的方向，此乃宋学之理性思辨精神使然。南宋时人洪迈记述晁氏经学造诣，谓其“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洪氏对此赞赏有加，云“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具体在《尚书》方面，晁说之乃抨击世儒俗学云：“《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115〕可知晁氏所倡新说，系从大处着眼所致，不容忽视放过，而蔡沈执笔撰写《书经集传》，本是尊奉乃师朱熹之命，读解《尚书》尤能体现朱子所重“大本大原，大纲大目”〔116〕，书中除大量承用本师讲说之外，还斟酌采录有欧阳修以来诸如刘攽、苏轼、王安石、林之奇等人的观点，王国维云“可谓集宋人之大成者也”〔117〕，并不是偶然与晁氏暗合其辙。

可是，到了清代初年，阎若璩却对此提出强烈反驳说：

治梁及岐，孔安国传梁、岐二山在雍州，晁以道（案晁说之字“以道”）本《水经注》作吕梁、狐岐，改入冀州，今亦未论其确与否。第蔡《传》云梁在石州离石县东北，是今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之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者，去黄河一百五十馀里；岐在汾州介休县，今却在孝义县西八十里盘村原山名狐岐者，去黄河二百三四十里，谓尧时洪水怀襄，大河泛滥，至此二山下，须禹治之则可，蔡氏竟认为古河迳之，险阨与龙门一般，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不几眯目而道黑白者乎？虽生长东南，误不应至此。〔118〕

单纯从具体位置的准确性上来讲，阎若璩的说法，看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其实，把所谓“梁山”定在离石，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距离黄河河道是否过于辽远（因为《禹贡》“治梁及岐”下文所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119〕，就与黄河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尸子》诸书既然说“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那么，“吕梁”或者所谓“梁山”，便不应该坐落在孟门的上游河段，而孟门的位置，在《水经注》中本来有着非常清楚的记载：

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山海经》曰：“孟门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北登孟门九河之隥”，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阨，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浮云，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120〕

清人董祐诚释此“河南孟门山”句云：“山在河中，故曰河南。”〔121〕这一地理位置，经后人考订，已经可以完全确定，简单地说，就是现在黄河壶口下游约5公里处孤立于河道中央的孟门山，而阅读上面引文可知，《水经注》记述的孟门黄河水流景象，酷似现在的壶口瀑布，故史念海非常精辟地指出：“只有这里的黄河水势才能担当得起壶口这个形象化的名称。”也就是说，在郦道元撰述《水经注》的北魏时期，黄河壶口瀑布要比现在偏向下游5公里左右，与所谓“孟门”或“孟门山”同在一地，壶口瀑布改至现今的位置，是黄河水流长期侵蚀而使之逐渐向上游移动的结果〔122〕。所以，“吕梁”或者“梁山”绝不可能位于今孟门山河段以北的上游区域。

清代康熙年间，有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持有与阎若璩相同的看法。例如蒋廷锡即以为蔡沈所指梁、岐两山“去河甚远，不得谓河水所经”〔123〕；又如胡渭更直接推崇“百诗（案阎若璩字“百诗”）言甚覈”〔124〕。由于《禹贡锥指》是《禹贡》研究史上一部具有崇高声望的集大成之作，稍后秦蕙田在雍正乾隆年间撰著《五礼通考》，便是依照原样移录蒋、胡两人成说〔125〕。与此同时，撰著《春秋大事表》的古史名家顾栋高，虽然对岐山位置过于偏西，略有异义，却还是回护伪孔传旧解〔126〕。嘉庆时方溶著《禹贡分笺》，以及嘉庆道光年间潜心于舆地沿革而撰著《方舆考证》的许鸿磐，也都同样承用乃至极力弥缝胡渭的观点〔127〕。其后，直至成蓉镜在清朝末年撰著《禹贡班义述》，仍然是沿袭这种说法〔128〕。因此，似乎可以将其视作清代以前学者的主流意见。

晁说之和蔡沈等人将梁山定在离石附近虽说不够合理，却并不等于他们认为所谓梁、岐二山不应从属于雍州这一基本看法也不符合实际。如同方观承在参订《五礼通考》时针对蒋廷锡、胡渭以及秦蕙田等人观点所说的话：“方序冀州，不应越冀而搀入雍州之山也。”〔129〕戴震亦有类似论述云：“冀州所宜治者，全具于是，不得谓因壶口一役，兼及河西雍州也。”〔130〕阎若璩以下诸人对于这一根本性问题所做的解释，同样过于牵强，无法取信于人，这正是方东树批评清代考据学家“虽有左验而实乖义理”的地方〔131〕，亦即汉学家一味偏主所谓“实事”之弊，故后来仍有沈彤等人对此持有异议〔132〕。

梁、岐二山在雍州不合乎情理，冀州界内又不易确指其所在的位置，那么，尝试变换另外一种思路，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禹贡》在“治梁及岐”前面谈到的“壶口”。历代经学家对此也是聚讼纷纭，歧说叠出。为简省累赘，这里姑且引述成蓉镜所做撮述，以见其基本脉络：

郑注：“《地理志》：‘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之东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东南。”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北屈有壶口山。”并本班义。北屈故县在今山西平阳府吉州北。据《汉志》、郑《注》、《水经》，壶口当在吉州东南，近人谓在吉州西南，其误自唐李泰始。《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壶口在慈州吉昌县西南五十里”，乐史《太平寰宇记》本之，云“壶口在吉乡县西南五十里”，吉昌、吉乡皆今吉州治，而州志及胡氏渭《禹贡锥指》、蒋氏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并谓在州西南七十里，《尚书后案》、《地理志斠注》同《山西通志》，复谓在州西七十里。〔133〕

大略而言，或谓在今吉县东南，或谓在今吉县西南，都是把“壶口”视作山名。然而，《禹贡》冀州项下只是说“既载壶口”，并没有明确讲这个“壶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名，对此还需要做深入分析。

释此“壶口”为山岳之名，而今所能见到最早的文献记载，系出自东汉经学家马融〔134〕。《禹贡》之“导山”部分，开头即记述“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135〕，这里所说“壶口”，当然是用作山名，而且这一壶口山就是坐落在黄河东侧的冀州界内，马融以及后世学者，都是将此导山“壶口”与冀州“既载壶口”的“壶口”视同一事，自然要在黄河东岸寻找名称相同的山岳，来比定冀州“壶口”的位置，《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北屈县下所释“《禹贡》壶口山”正与此吻合〔136〕。然而，《禹贡》当中有不止一种同称异位的地名，如上面引述的“导岍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在雍州，而下文复有“导嶓冢至于荆山”的“荆山”则在荆州，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考虑到这种同名异地的情况，我们也就不必过分拘泥传统经学家的解释，而要更多关注《禹贡》原文所提供的信息。

成蓉镜在疏释这一“壶口”时，以为“诸书所指为壶口者，即古之孟门山”，此即“《尸子》、《吕览》、《淮南子》所云‘河出孟门之上’者也”。虽然成氏仍旧固执《汉书·地理志》壶口山之所在，以为“壶口当在吉州东南”，并且以为壶口系与孟门一脉相连，为“孟门之东山”〔137〕，但他统合考虑壶口与孟门两地的思路，符合《禹贡》以夏禹治水为核心的撰述宗旨，启发我们可以循此路径，重新思索壶口的位置。

其实在成蓉镜之前很久，就有一些著述把壶口与孟门的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做法，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宗景泰年间纂修的《寰宇通志》：

壶口山，在吉州西七十里，即《禹贡》“既载壶口”。孟门山，在吉州西七十里。吕不韦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即此。〔138〕

这一记载，为稍后在英宗天顺年间纂修的《大明一统志》所承用〔139〕。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壶口山”和“孟门山”两地不仅里至完全相同，而且如前文所述，自唐李泰《括地志》以来，在记述“壶口山”的具体位置时，或曰在今吉县东南，或曰在今吉县西南，均南去今吉县甚远，而《大明一统志》记述的方位，则改至今吉县以西，可以说与传统的说法已经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它所表述的地理实体，指向了一个全新的地点，这就是今吉县西面黄河当中的孟门山。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俱以疏于舆地沿革的考订而饱受清代考据学家诟病，然亦惟其如此，才能够不受经史典籍束缚，无所依傍地客观记述当地历代传承的实际地名。至清代编修《大清一统志》，由于刻意以早出文献记载为依据来考证古代地名，于是又重新回转到唐代初年《括地志》以来的说法，把壶口推定在今吉县西南。有意思的是，《大清一统志》书中同时又描摹当地自然地理状况并阐释“壶口”得名之缘由说：

河势北来至此，全倾于西（两）崖，奔放而下，约五六百尺，悬注潆旋，有若壶然。〔140〕

稍习今山陕之间黄河水势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壶口瀑布独有的壮观景色，因知书中实际是以今黄河河道上的壶口来比定《禹贡》“既载壶口”一事发生的场所。此前蒋廷锡释壶口所在，一方面沿袭《括地志》以来的说法，谓壶口山在“吉州（案即今吉县）西南七十里”，同时又说“黄河之水入注中如壶然”〔141〕，同样也只能做这样的理解。这里与吉县的相对方位，是位于今吉县县城西偏北方向，与《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的记载差相近似，却根本不是《大清一统志》和《尚书地理今释》表述的方位，而如前所述，这里原本是孟门山所在的地方。这种解释，虽然没有早期文献作依据，但覈诸当地黄河河道之特殊状况以及大禹开辟吕梁、龙门的传说，可谓合乎地理人情，庶几接近其本来面目〔142〕。

《禹贡》“既载壶口”的“壶口”既然位于冀、雍两州之间的黄河河道上，从而有理由放到冀州项下叙述，那么，“治梁及岐”的“梁”字，也完全有可能是指河道上的某一特殊地形，而且如同壶口一样，并不一定非是山名不可。过去清人崔述在解读《禹贡》这一问题时，尽管还拘泥于“梁”为山岳的传统说法，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再或河东、或河西地推测所谓“梁山”的位置，已经考虑到冀州项下的梁山和岐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143〕。这种想法，对我们认识这个“梁”的位置，应当很有帮助。

在大多数非洪水季节，由壶口流出的河水，由于落差较大，同时又受到凹陷河床的约束，向下流淌时犹如倾倒壶水于壶口，“壶口”一名，当即取义于此。另一方面，若是从下游向上仰看，或是俯视这一段河道，黄河壶口处的整个横断面，又与鱼梁的形态非常相像，河水由上游较为宽阔的水面，流向束狭的石槽，中间下泻河水的“壶口”，也就相当于鱼梁上流水过鱼的“关空”。前面第三节所说董卓从鱼梁下面撤兵却敌一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鱼梁，在其上、下游之间，水位会有明显落差。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人桂馥曾记下他在山东所见鱼梁的形制，即同样具有这一特征：

尝过峄县，见水中石堰，空中为关，水出关，折而斜下，对关设坎，鱼顺急流夺关，必陷于坎，人呼为梁子。〔144〕

黄河壶口下泻的河水，与此鱼梁上水流“出关折而斜下”的状况，正相类同，若将《禹贡》所说“治梁及岐”的“梁”字，理解为横亘在黄河壶口的这道石梁式河床断面，犹如上文对壶口的解释一样合乎情理。

《庄子·秋水》记庄子与惠子论鱼乐事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145〕晋人司马彪释之曰：“濠，水名也。石绝水曰梁。”〔146〕所谓“石绝水曰梁”，显然是在转述前文提到的《诗》毛氏传对鱼梁的解释，因知司马彪是将这一“濠梁”解作濠水之上的鱼梁或类似鱼梁的特殊地貌形态〔147〕。今检明官修《寰宇通志》记述濠水上有“石绝水，谓之濠梁，又号石梁河。《庄子》尝观鱼于此”〔148〕，从而可知，濠水之上这一石梁应是形状类似鱼梁的河床断面，正与黄河壶口相似，可以与“治梁及岐”的“梁”字相互印证。

若就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律而言，“梁”字本来只是一个通名，而《禹贡》所说“治梁”系将其借用为特指的地名，语义似嫌不够明晰。大概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另有“吕梁”这一专名。盖《尸子》所说“吕梁”，亦初未语及其性属山岳也。《庄子》书中亦尝述及吕梁事云：“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149〕孔子所至吕梁究竟位于何方，乃至此事是否存属随意编造的寓言，在此姑且置而不论，惟检晋人司马彪释此“吕梁”曰：“河水有石绝处也。今西河离石西有此悬绝，世谓之黄梁。《淮南子》曰：‘古者龙门未凿，河出孟门之上也。’”〔150〕虽然司马氏具体比定吕梁于离石西侧，位置还不够准确，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能够考证清楚吕梁所在的确切地点，故同时复谓“吕梁即龙门也”〔151〕，前后两相抵牾，但如同他看待“濠梁”的视角一样，司马彪是将“吕梁”与“河水有石绝处”这种特殊地形联系起来，并且会出现诸如“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这样的瀑布景观，却恰好道出了“吕梁”一称的得名原委。盖“吕者，脊骨也，象形”〔152〕，前引阎若璩说谓“今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之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者”，便清楚显示出这一层语义上的关联。壶口处之横截面上，河床岩石鳞次栉比，正与脊梁骨形状相似〔153〕。

至于“治梁及岐”的“岐”字，既可指称黄河左岸亦即河道东侧斜行歧出之山地（岐、歧二字本可通假互换），也可以如杨守敬所论，依旧遵从宋人晁说之和蔡沈的解释，将其比定为黄河东岸介休附近的狐岐山〔154〕，或者如戴震所云，在这一带连绵联属的“薛颉、狐岐、高堂、玉泉诸山，亦一山之所盘回，《禹贡》之梁、岐，统名也，今之……狐岐特其中之一耳”〔155〕。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本文通篇所论，均属臆度之词，或许尚无足以澄清上述迷离史事，甚至在读者看来，很可能要比司马贞、张守节辈更显“望文生义”，自知难免“想当然”之讥。但增辟一条蹊径，与旧有诸说并行，终归有助于我们早日登上高处，拨云见日。

2011年2月11日记

2011年3月11日改定

2011年4月7日再次修改定稿

原刊《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注释

〔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并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页3523—3524。

〔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3〕赵晓斌《秦苍梧郡考》，刊荆州博物馆编《荆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页310—314。

〔4〕汉许慎《说文解字》土部“坴”字，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经韵楼原刊本），页684。

〔5〕汉桓宽《盐铁论·诛秦》，据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八，页487—488。

〔6〕明方以智《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方以智全书》本）卷四《释诂·古隽》，页204—205。

〔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唐司马贞《索隐》，页253。

〔8〕案黄永年在1962年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里，已经谈到这一点，以为司马贞《史记索隐》释“陆梁地”为“其性陆梁”，殆即本自此“强梁不驯之形容词”。黄函见《顾颉刚读书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顾颉刚全集》本）卷一二《愚修录》之“‘陆梁’二义条”摘录，页13—14。

〔9〕《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六五《皇甫规传》，页2133；又同卷《段颎传》，页2147；卷八七《西羌传》，页2898，页2900。

〔10〕案清人邵晋涵《南江札记》（清光绪年间贵池刘世珩刻《聚学轩丛书》本）之“史记正义”条（页4）谓张守节撰《史记正义》，“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题曰‘正义’，殆欲与《五经正义》并传矣”。近人程金造《史记正义与索隐关系证》一文对邵氏此说，做有翔实阐释，论定《史记正义》的释义往往是针对《索隐》而发。程文据作者文集《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169—188。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之唐张守节《正义》，页253。

〔12〕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一“陆梁地”条，页29。

〔13〕清牛运震《读史纠谬》（清嘉庆二十三年刻《空山堂全集》本）卷一，页9b。

〔14〕章炳麟《新方言》（台北，世界书局，1982，影印民国刊《章氏丛书》本）卷二，页232。

〔15〕《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页1610。

〔16〕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影印清光绪二十六年浙江书局刻本）卷五，页100。

〔17〕清屈大均《翁山文外》（清康熙刻本）卷六《陆梁解》（案此本尚未填刻页码）。

〔18〕周振鹤《“陆梁地”解》，刊《地名知识》1985年第2 期，页6—7。

〔19〕《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页3796。

〔20〕《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页3874。

〔21〕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史记》之部”之“陆梁”条，页79—80。

〔22〕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一“陆梁地”条，页29—30。

〔23〕《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并唐司马贞《索隐》，页3282。

〔24〕《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条，页78。

〔25〕《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并唐颜师古注，页2849—2850。

〔26〕案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影印清康熙刊《通志堂经解》本）卷二《周易音义》（页28）引东汉马融语云“山上高平曰陆”，又许慎《说文解字》阜部：“陆，高平地。”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731。

〔2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68。

〔2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70。

〔2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著《西汉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第一二章第四节《交通与贸易》，页345—346。

〔3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71。

〔31〕《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页2834。

〔32〕案莽汉之际人崔篆所撰《易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影印毛晋汲古阁影元抄本）尝有语云（卷四，页425）：“江河淮海，天之奥府，众利所聚，可以饶有，乐我君子。”像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这样常常会被同时称作“陆海”与“天府”，大概与此等天地观念也有一定联系。案《易林》旧题汉焦延寿（字赣）撰，此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一三《子部》四“易林”条（页741—758）改题。

〔33〕《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页2849。

〔3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42。

〔35〕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二《愚修录》之“‘陆梁’二义条”，页13—14。

〔36〕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一“梁州名义”条，页15—16。顾颉刚谓“山巅亦曰梁，梁声转而为岭，今言岭古言梁也”，所说疑未必妥当，《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页2781）载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伐南越书，谓南越“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此“领水”当即分水之义，因知山岭之“岭”应是由此“领水”义中生成，与山梁之“梁”略无干系。

〔37〕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二《愚修录》之“‘陆梁’二义条”，页13—14。案黄永年对“陆梁地”的研究，本来另有专门的文稿，曾计划收入拟议编纂的《茭蒲青果室札记》当中，见曹旅宁编《黄永年文史五讲》（北京，中华书局，2011）附录《自撰著述目录稿》之二《标题“茭蒲青果室札记”目录一纸》，页179。

〔38〕《荀子·王制》，据唐杨倞注《荀子》（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刻本）卷五，页9b—10a。

〔39〕《孟子·梁惠王》下并东汉赵岐注，宋孙奭疏，见宋孙奭《孟子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二上，页35—36。

〔40〕宋朱熹《孟子集注》（日本文政八年翻刻清康熙甲寅朱锡旂刊《四书》本）卷一《梁惠王》下，页23a。

〔41〕《礼记·王制》，据汉郑玄注《礼记》（清嘉庆丙寅张敦仁仿宋刻本）卷四，页7a。

〔42〕汉韩婴《韩诗外传》（北京，中国书店，2008，重刷清嘉庆十六年苏州镛润斋刻秦更年校定本）卷三，页17a。

〔43〕汉刘向《说苑·指武》，据刘文典《说苑斠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卷一五，页324。又刘向《新序》（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影印明万历程荣刊《汉魏丛书》本）卷二《杂事》第二，页359。

〔44〕《诗·小雅·鱼丽》汉毛亨传，据唐孔颖达《毛诗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九之四，页341。案清人黄模《夏小正分笺》（清嘉庆二十二年原刻本）释“虞人入梁”之义（页45），谓“渔者设之，虞官往监之，故‘入梁’”，所说合乎情理。

〔45〕《大戴礼记·夏小正》，据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页47。

〔46〕《礼记·礼运》并东汉郑玄注，据郑玄注《礼记》卷七，页12a。

〔47〕曹魏王肃注《孔子家语》（日本宽永十五年仲秋京都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重刻宋上官国材宅刊本）卷七《礼运》，页19b。

〔48〕清王夫之《礼记章句》（长沙，岳麓书社，1996，《船山全书》本）卷五《王制》，页320。

〔49〕《诗·邶风·谷风》并汉毛亨传，唐孔颖达疏，见唐孔颖达《毛诗注疏》卷二之二，页90—91。

〔50〕《周礼·天官·人》并清孙诒让疏语，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八，页300—302。

〔51〕清黄模《夏小正分笺》，页45b。

〔52〕《周礼·天官·人》汉郑玄注引郑众语，见汉郑玄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1991，《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卷一，页12b。

〔53〕《诗·小雅·鸳鸯》并汉郑玄笺，见唐孔颖达《毛诗注疏》卷一四之二，页482。

〔54〕汉郑玄注《礼记》卷四，页7a。

〔55〕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天官·人》，页302。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道光二十七年吴门南园扫叶山庄刻本）卷三《邶风·谷风》，页27a。

〔56〕唐魏徵《群书治要》（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尾张藩刊本）卷三六《尸子·明堂》，页16a。

〔57〕《庄子》外篇《秋水》，据晋郭象注《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卷六，页50。

〔58〕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七《庄子音义》中，页382。

〔59〕汉许慎《说文解字》木部，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267。

〔60〕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影印清道光十九年祁氏仿宋刊本）卷一一《说文解字通释》第十一，页118。

〔61〕清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北京，中华书局，1988，影印清同治四年刻本）卷一一，页216。又王筠《说文释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道光刻本）卷一七《存疑》，页403—404。

〔62〕参见容庚等编著《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六，页399；又卷一一，页732。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页6313—6314。又钟柏生、陈昭容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及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第一册上编第45号器“梁姬罐”，页45。刘雨、严志斌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二册之三《盛置食器类·簋》第406号“梁伯敔簋”，页69。

〔63〕唐张参《五经文字》（清乾隆五年马曰璐丛书楼刻本）卷上，木部，页7a。

〔64〕宋张有《复古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元至正六年吴志淳好古斋刻本）卷上，页13a。参见罗振玉《雪堂类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新世纪万有文库》本）甲《笔记汇刊》之《眼学偶得》第132“《说文》之”条，页101。

〔65〕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一一《说文解字通释》第十一，页118。

〔66〕明义士著，许进雄编辑《殷墟卜辞后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之B2463号卜骨拓片。

〔6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之《附录》上第4767号，页847。

〔68〕陈炜湛《读契杂记》，刊王宇信等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页9。

〔6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32333号拓片，页3950。

〔70〕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2333号拓片释文。

〔71〕《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并唐李贤注，页2320—2321。

〔72〕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集配影印宋、明刻本）卷八二三唐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页4344。案“梁之上有丘焉”句原本重一“丘”字，据明崇祯蒋之翘三径草堂刻本《柳河东集》卷二九（页6a）等删。

〔73〕唐陆龟蒙《唐甫里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清黄丕烈以成化本校明抄本）卷五《鱼梁》，页33a。

〔74〕唐孔颖达等《礼记正义》（民国丁卯南海潘氏宝礼堂覆刻宋绍熙本）卷三八《内则》，页8b—10b。

〔75〕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一五《纪事》之《入闽录》，页234。

〔76〕明官修《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影印明天顺内府原刻本）卷七六《建宁府·山川》，页1166。

〔77〕汉崔篆《易林》卷二，页353。

〔78〕《论语·乡党》，据曹魏何晏《论语集解》（日本天文癸巳刊本）卷五，页39。

〔79〕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四《论语音义》，页350。

〔80〕萧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刊初印《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五《乡党》，页100。

〔81〕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日本东京文求堂重印民国扫叶山房影印清同治丙寅刻本）卷一三，页21b—22a。

〔82〕清梁章钜《论语旁证》（清同治癸酉刻本）卷一〇《乡党》引宋人饶鲁《论语纪闻》，页31a—32b。

〔83〕清戴望注《论语》（清同治十年刻本）卷一〇《乡党》，页4b。

〔84〕晋常璩《华阳国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本）卷三《蜀志》，页261。案这条史料蒙郭声波师兄提示，谨致谢意。

〔8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

〔86〕案与此“河南地”属于同一性质的地域称谓，在《史记》、《汉书》等秦汉基本史籍当中，还常常可以见到“淮南地”、“淮北地”、“淮上地”等。另外，秦汉时期还习惯使用诸如“关中地”、“汉中地”、“榆中地”、“黔中地”、“闽中地”等“某中地”式大区域名称（其略去“地”字者，尚另有“新秦中”、“北假中”等）。

〔87〕《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页1516—1517。

〔88〕《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并唐颜师古注，页1139—1140。

〔89〕《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并唐司马贞《索隐》，页2094。

〔90〕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心部“愞”字下，页508。

〔91〕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龙岗秦墓》（北京，中华书局，2001）之《照片摹本》第27号简，页25；又《释文　注释　校证》，页82。

〔92〕《汉书》卷四九《晁错传》并唐颜师古注，页2299。

〔93〕汉许慎《说文解字》大部，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499。

〔94〕案全祖望《经史问答》（清乾隆乙酉万氏杭州原刻本）卷九（页11b）谓“（颜）师古不甚精于六书，故其考字最疏”，所说虽嫌责人稍苛，但亦可知悉颜氏训释《汉书》文字，诚多有疏失可议之处。

〔9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96〕《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页948。

〔97〕《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并唐颜师古注引如淳语，页594。

〔98〕《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唐司马贞《索隐》，页948。

〔99〕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二，页24。

〔100〕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一一，页578。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八，页110—111。

〔101〕《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页948。

〔102〕清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六，页1280。

〔103〕周振鹤《“陆梁地”解》，刊《地名知识》1985年第2 期，页7。

〔104〕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见作者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册，页246—254。

〔105〕别详拙稿《释马王堆地形图之“封中”》（署名“娄雨亭”），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页14。

〔106〕周世荣《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刊《考古》1978年第4期，页271—279。

〔107〕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0）之《谱录》第三章第三―GY―0101号“陆梁尉印”印章，页319。

〔108〕参见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一“梁州名义”条，页15—16。

〔109〕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六《禹贡》，页78。

〔110〕《山海经》（清乾隆黄晟槐荫草堂写刻本）卷三《北山经》晋郭璞注引《尸子》，页9a。

〔111〕《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本）卷二一《开春论·爱类》，页711。

〔112〕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卷二，页21—30。

〔113〕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万有文库》本）卷二《书》引晁说之说，页215；又卷一〇《地理》引晁说之说，页840。

〔114〕宋蔡沈《书经集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禹贡》，页2a。

〔115〕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之《容斋三笔》卷一“晁景迂经说”条，页419—422。

〔116〕宋朱熹《朱子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朱子全书》本）卷一一《读书法》下，页338。

〔117〕王国维《观堂别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影印《王国维遗书》本）卷四《尚书覈诂序》，页191—192。

〔118〕清阎若璩《潜丘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释地馀论》，页443。

〔119〕《尚书·禹贡》，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六，页78。

〔120〕《水经·河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壬辰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四，页54。

〔121〕清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清同治八年成都重刻《董方立遗书》本）卷二，页30b。

〔122〕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页172—176。方俊《测量壶口地形及水力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三《河谷之地形》，页12—13。

〔123〕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清嘉庆丁丑环翠堂刊本），页8a。

〔124〕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二，页24—25。

〔125〕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台北，圣环图书公司，1994，影印清乾隆味经窝初刻试印本）卷二〇一《嘉礼·体国经野》附方观承案语，页7a—8b。

〔126〕清顾栋高《尚书质疑》（清道光丙戌眉寿堂写刻本）卷上《治梁及岐论》，页21a—22a。

〔127〕清方溶《禹贡分笺》（清道光初年银花藤馆刻本）卷四《禹贡水道汇》之“冀州”，页1。清许鸿磐《尚书札记》（寒斋藏道光九年许氏六观楼第三次修改誊清稿本）卷一《禹贡》（案此本未标注页码）。

〔128〕清成蓉镜《禹贡班义述》（清光绪十一年刻本）卷上，页3b—6b。

〔129〕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〇一《嘉礼·体国经野》附方观承案语，页8b—9a。

〔130〕乾隆《汾州府志》（清乾隆刻本）卷三《山川》上，页5a。案此《汾州府志》系知府孙和相延聘戴震纂修，戴震弟子田畿（字方千）云辨正梁、岐二山事确属乃师创获，说见清朱维鱼《河汾旅话》（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排印《枕碧楼丛书》本）卷四，页296。

〔131〕清方东树《汉学商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万有文库》本）卷下，页149。

〔132〕清沈彤《尚书小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影印《皇清经解》本）卷一，页2514。

〔133〕清成蓉镜《禹贡班义述》卷上，页3。

〔134〕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三《尚书音义》上，页39。

〔135〕《尚书·禹贡》，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六，页87。

〔136〕《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50。

〔137〕清成蓉镜《禹贡班义述》卷上，页3。

〔138〕明官修《寰宇通志》（台北，正中书局，1985，《玄览堂丛书》续集影印明景泰间内府刊本）卷七九《平阳府·山川》，页5。

〔139〕明官修《大明一统志》卷二〇《平阳府·山川》，页307。

〔140〕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嘉庆进呈写本）卷一三八《平阳府·山川》之“壶口山”条，页6231。

〔141〕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页8a。

〔142〕案李长傅《禹贡释地》（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第一章《九州》（页29），在释此“壶口”时，即谓壶口瀑布处“地形如漏斗，故称壶口”，惟书中对古代经学家旧有疏释所做说明，颇为含混。

〔143〕清崔述《唐虞考信录》（台北，世界书局，1989，《考信录》十二种本）卷三《舜体国经野》上，页26—28。

〔144〕清桂馥《札朴》（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九《乡里旧闻》之“鱼梁”条，页361。

〔145〕《庄子》外篇《秋水》，据晋郭象注《庄子》卷六，页52。

〔146〕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七《庄子音义》中，页383。

〔147〕案唐人成玄英谓此处所说濠梁“亦言是濠水之桥梁”，完全不足信据，说见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清光绪杨守敬刻《古逸丛书》本）卷六，页44b—45a。

〔148〕明官修《寰宇通志》卷九《凤阳府·山川》之“濠水”条，页5a。

〔149〕《庄子》外篇《达生》，据晋郭象注《庄子》卷七，页56。

〔150〕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七《庄子音义》中，页386。

〔151〕宋官修《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宋本）卷一八三《居处部·门》下引唐人《郡国志》所述司马彪《庄子》注语，页889。

〔152〕汉许慎《说文解字》吕部，据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页343。

〔153〕案《水经·泗水注》（见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五，页385）记泗水“又东过莒县南，……县对泗水，……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并指实此即孔子观水之处。这种解释，或许有可信的历史传承，但也很有可能是后人因偶然的巧合而望文生义。

〔154〕清杨守敬《禹贡本义》（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之“治梁及岐”条，页1a—2b。

〔155〕乾隆《汾州府志》卷三《山川》上，页5b。

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三年，有所谓“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

文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条记载，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截断为前后不相联属的两句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这种读法，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太大毛病，但不加任何限制地陡然提出“禁不得祠”，亦即普遍禁止祠祀，明显不合乎情理，而且这也根本不符合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实际情况。因为检读《史记·封禅书》可知，在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不仅没有禁绝祠祀，而且还采取措施，统筹协调三代以来的各种祠祀典礼，“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2〕，似此标点，显然存在问题。不过，溯本求源，中华书局本的句读，也是有所因承。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凌稚隆等纂辑《史记评林》，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印行《史记会注考证》，即均作如此标点〔3〕。又如清末人孙楷编著《秦会要》，于“郡县各祠”门目之下辑录这段文字，也是在“禁不得祠”处终止，弃置“明星出西方”五字不顾〔4〕。这说明该项纪事的文义，久已不易索解，人们都不过是勉强点断而已。

面对上述疑难，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经提出一种非常新颖的解释，以为“禁不得祠”这句话中的“不得”二字，并非汉文固有的词汇，应属梵语“佛陀”（Buddha）的对音。盖藤田氏以为“不得”二字古音为pu-tuk，或bu-duk，与Buddha恰成对音关系。假若确实如此，则诚如藤田氏所说，这段话将成为一项不可思议的记载〔5〕。单纯从行文的逻辑性来讲，这种解释确实也算比较通畅，所以曾引起陈寅恪的注意，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批云：“藤田以不得为佛陀之古谓。”〔6〕这是因为包括佛教在内各种域外文化对华夏社会的影响，亦即所谓“胡化”，是陈氏一生倾心阐释的核心问题〔7〕。近年韩伟撰写《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一文，在没有引述藤田旧说的情况下，也写道：“‘不得’当为佛陀之音译。”〔8〕然而覈诸相关史事，可见其证据明显薄弱，向达谓此说实乃迹近“神经过敏，难以据为典要”〔9〕。杨宪益在具体对比这两个辞语的语音后指出：

“不得”二字古音亦与佛陀不同，“不得”古音当为Pudck，而不能为Buddha的音译。《魏略》将佛陀译成“复豆”，“谓复豆者，其人也”，“复豆”与“不得”音亦不同，可以为证。〔10〕

邓广铭则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这一角度出发，断然批驳说：“果如其说，则‘不得’即‘浮屠’或‘吠陀’，是则秦代不但佛教已传入中国，且必为广大人民所信奉，其香火已遍各地矣，此万万不通之论也。”〔11〕

刘节虽然也认为将“不得”比拟为“佛陀”的对音不能成立，但他却本着与藤田丰八类似的解读方式，以为这两个字是“扑特”的同音异写，所谓“不得祠”亦即“扑特祠”，而“扑特”是一种状若“青兕”的“犁牛”，或称“犦牛”、“犎牛”，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还另有“怒特”、“奴特”之类的写法〔12〕。岑仲勉起初完全信从藤田丰八的观点，后来又改变看法，先是考虑“不得”为婆罗门教之“吠陀”，后来又以为“考我国上古西邻所奉宗教，吠陀、浮屠之外，尚有拜火一宗，……不得祠实火教的别号”。盖火教经名Avesta，源出于安息语之apistāk或avistāk，av与u音通，又因中国上古无轻唇音，故这几个词又都可以读如puit tāk，而这与《切韵》所切“不得”之语音puet tak颇有相通之处〔13〕。其实，在初拟的《史记点校后记》文稿中，本来作为典型事例，列举有这段文字，并说明是依从岑氏此说做出的标点〔14〕。

岑氏得出上述看法，其最为关键的论据，是他宣称“不得”在这里只能读作专有名词，假若另辟蹊径，将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么，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禁不得”，会绝然背戾秦汉时期的通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禁不得’是否为上古成语，是本题重要关键之一”〔15〕。尽管刘节没有做具体说明，但显然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然而，在看到正式出版之前的《史记点校后记》的样稿之后，邓广铭即针对这一点指出：“‘禁不得’如何，乃汉律令中习用语。”陈槃对相关用例还做有非常细致的归纳，清楚显示出“‘禁不得’一辞，至少两汉、三国间法令诏书习用，书史亦然”〔16〕。此外，周一良也就其整体观点评判说：“岑氏解说不确。”〔17〕其实，岑仲勉本人在文中便举述有同“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模一样的用例。如《汉书·王莽传》所记“禁不得挟铜炭”，句中“挟”字本与“祠”字语法作用相当，而“铜炭”也正同“明星”或“明星出西方”的地位相对应，与岑氏所宣称“通例”直接矛盾，可见他这条关键证据不能成立，这段话也并不是非念成“禁不得祠”不可，如同汤用彤所讲的那样：“‘不得’为虚字，非实字，乌能指为佛陀？”〔18〕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断句方式，虽然尊重邓广铭和周一良的意见，在正式出版的《点校后记》当中，删去了有关这段文字的论述，但在正文中还是沿承了明人凌稚隆以来的断句方式。

藤田和刘、岑两氏的释读，既然不能成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段话的句读，就还要重新斟酌。邓广铭只是提出“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19〕，但他和周一良都没有讲，若是不以“禁不得祠”为句的话，这段话到底该怎样读？显示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杨宪益提出的解读方案，是把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他提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1）《史记》所说“明星”，“当为太白星别名”。这一点，见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乃谓：“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20〕

（2）《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陈仓县下有“上公明星祠”〔21〕。杨氏以为：“《汉书》既言陈仓有明星祠，则‘禁不得祠明星’显然当为句读。”

（3）杨氏谓：“《甘氏星经》引证本文，亦言：《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而无‘出西方’三字，可以为证。”〔22〕

在这几项依据当中，第一项云明星为太白亦即金星的别称，尚别见于战国时期魏国人石申撰著的《天文》一书〔23〕，后世习称《石氏星经》：

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营星，一曰明星，一曰观星，一曰大衣，一曰大威，一曰太皞，一曰终星，一曰大相，一曰大嚣，一曰爽星，一曰大皓，一曰序星。〔24〕

逐一比对，可以看到，《史记·天官书》和《石氏星经》记载的太白星别称，虽然略有参差，但大体上能够相互印证，而两书都列有“明星”。由此可见，杨氏所说，信而有征，没有任何疑义。然而，其他两项证据，却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杨氏所说《甘氏星经》，是指战国时人甘德撰著的《天文星占》一书〔25〕，本来无由述及秦始皇三十三年史事，更不可能引证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写的《史记》，岑仲勉已经谈到过这一点〔26〕。此《甘氏星经》原书久已散佚不传，仅依赖其他史籍征引而偶有部分佚文留存。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曾引用其中有关太白星以及所谓“明星”的记载，原文如下：

媊。《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27〕

甘氏所说，仅此而已，文中并没有涉及秦汉时期祠祀明星的事情（案《甘氏星经》谓太白之妻“女媊”为明星，与前述《石氏星经》以及《史记·天官书》所说不同，系因当时各占星之家时有异词，不足为怪）。

清朝学者钱坫在《新斠注地理志》一书中引述这条佚文时，紧接着“天下祭之曰明星”这句话之后，另行辑录《史记》相关记载曰：“《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28〕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在《地理志》中亦采录了钱坫这一笺释〔29〕。明此情形，足以知晓，杨宪益引述的《甘氏星经》，应当是出自钱坫此书（似乎更有可能是间接依据王氏《汉书补注》），并因一时疏忽，误将钱氏抄写的《秦始皇本纪》内容，视作《甘氏星经》的文字。不言而喻，“禁不得祠明星”这种读法，只能反映清代中期人钱坫对《史记》的理解，而不宜藉此来判断太史公书早期传本的文字内容。

上面列举的杨氏第二项依据，意谓陈仓其地既然建有明星祠堂，当时自然会有祭祀明星的行为，从而应当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此亦大可商榷。盖《史记》记述嬴秦朝廷直接管理的各色祠祀庙宇，谓之曰：“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岩、诸逑之属，百有馀庙。……各以岁时奉祠。”又曰：“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30〕煌煌祀典，天子之祝，何以会有“禁不得祠明星”之说，岂非咄咄怪事？

陈槃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坦承“关于‘禁不得祠’读之一解释，槃个人殊无成见”，同时却又径行揣测说，秦始皇此举，或许意在禁止民间私祠〔31〕。汤用彤亦曾援据民国时人说法，以为“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这是因为“据《天官书》，太白主兵事，故秦人禁民间私祀”〔32〕。若是信从此说，固然可以解释秦王朝既设置官祠而又下诏禁止祠祀的矛盾做法，但覆案《史记》原文，秦始皇这道禁令，何尝有一丝一毫仅限于禁止民间私祠的意味？况且在湖北荆州近年出土的关沮秦墓竹简当中，我们清楚看到有民间阴阳占筮文书记云，在此之后三年，亦即秦始皇“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上公”亦即太白星在这里被明确列为祭祀的对象；另外还有一支竹简也同时提到了司命、明星和北斗长史〔33〕，大致也与民间的祭祀行为有关，反映出秦廷并没有颁布过禁止私祠的诏令。

再说，像这样将“明星”二字属上连读之后，下面“出西方”三字缺少主语，已经不成文句，在行文上根本说不过去。南朝刘宋徐广作《史记音义》，曾引述西晋时人皇甫谧的看法，在“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句下注云：“彗星见。”〔34〕似乎是将“明星”释为彗星，宋人吕祖谦之《大事记》与《大事记解题》，魏了翁撰著《古今考》以及元人马端临撰著《文献通考》，论述秦始皇时期彗星，便都以为皇甫谧所说彗星，是指“明星出西方”之“明星”，吕祖谦甚至径行书写是年“彗星出西方”〔35〕，藤田丰八和岑仲勉也持有同样看法〔36〕。如上文所论，并不能以“禁不得祠”和“明星出西方”各自为句，因而，这样的释读显然很不准确，只是出于皇甫谧、徐广等人的错误理解，清人牛震运已经做出批驳，指出“不必明星是彗星也”〔37〕，汤用彤对此也做过考辨〔38〕。惟清人姚范尚以为乃是由于“‘出’上脱一‘星’字，故注引皇甫谧以证星为彗星也”〔39〕，意即《史记》原本在“出”字之上本来还有一“星”字，这是姚氏将“禁不得祠明星”断作一句之后，为弥缝“出”字无所归属的罅漏而做的臆测，并没有版本依据或是其他比较切实的文献佐证。

遵循同样的思路和理由，杨宪益以为“馀下的‘出西方’三字前当漏去‘彗星’二字”，杨氏且申述其内在缘由曰：“古代天文学里彗星出现主兵大起，如《史记·天官书》所言，此年斥逐匈奴，故彗星出西方。”〔40〕解读历史文献，像这样想当然的说法，类同“增字解经”（此处系增改“出西方”为“星出西方”或“彗星出西方”，前面半句话则是增改“禁不得祠明星”为“禁不得私祠明星”），只能是在万般无奈时才不得不采用的疏通手段，如陈槃所说，似此“增字以通史，实甚危险”〔41〕，首先还是要尽量尊重文本固有的辞句。

那么，若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来解读，不再拆分，是不是可行呢？

首先，杨宪益以为：“太白是行星而不是彗星，行星决没有出自西方的道理，况且太白星见于西方是每天晚上必然的现象，亦无特地提出的理由。”〔42〕这是他将“出西方”三字与“禁不得祠明星”数语拆分开来最为重要的逻辑基础。可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

现代天文学上将行星、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夹角，称作“距角”。当地球、太阳和内行星处于同一直线位置上，也就是距角等于0°的时候，称之为“合”。太白星亦即金星，它与辰星亦即水星同属于地球绕日轨道之内的“内行星”，而内行星会出现“上合”与“下合”两种不同状态。“上合”即行星与地球隔太阳相对，“下合”乃行星处于地、日之间，类似日蚀时地、月、日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合”的前后，不管内行星还是外行星，因为与太阳几乎同时出没，为太阳的光辉所掩，地球上无法看到。从地球上观察，当内行星处在距太阳最远的位置时，在太阳东侧，称为“东大距”，西侧称为“西大距”。金星的东、西大距只有48°，可以说紧随在太阳左右，古人将这一与水星类似的性状并称为“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43〕，或径谓之曰“金、水附日”〔44〕，《史记·天官书》云“察日行以处位太白”〔45〕，就是基于金星这一特征，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基本看不到金星，惟独或在清晨拂晓之时、或在傍晚初昏之际这两段短暂时间内，才有可能用肉眼清楚观测到金星。

经过“上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东边，在地球上观测到的星象，就表现为傍晚始见于西方的天空。这时金星在天空星座的背景上是自西向东“顺行”，速度越来越“慢”，离太阳越来越“远”，过了“东大距”以后不久，经过“留”（停止不动）的状态，转变为由东向西的“逆行”，通过“下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西边，表现为清晨始见于东方的天空。再“逆行”一段时间后，复又表现为“顺行”，由“慢”到“快”，过西大距以至“上合”，周而复始〔46〕。

具备上述天文知识，便会很容易理解，所谓“明星出西方”，指的就应该是这种金星夕见于西方的天象，即太白星确有出自西方的道理（陈槃似乎倾向于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通贯连读，可是却并不明白个中缘由）。《诗·小雅·大东》有句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汉毛氏传曰：“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清人陈奂对此做有疏释云：

传云“日旦出”，“旦”当作“且”。《正义》已误，当从小笺本订正。日出东方，日且出而明星见于东方，是曰启明。启，开也，开日之明也。……日入西方，日既入而明星见于西方，是曰长庚。庚，续也，犹继也，长犹常也，继日而常明也。故笺云启明、长庚，皆有助日之名而无实光也。〔47〕

陈氏所说，顺情入理，信而可从。《诗·郑风》亦有句云：“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显而易见，这里同样是讲金星在天明之前升出于东方的情况〔48〕。由此可知，至迟从春秋时起，人们对明星亦即太白之或见于东方，或见于西方，就有清楚的认识，秦始皇时期提到“明星出西方”现象，是一件非常合理而且也十分自然的事情，即如汤用彤所说：“《史》言明星出西方，正指日既入之长庚言，其为太白无疑。”〔49〕

根据上述金星运行规律，亦可知其显现于西天，也并非如杨宪益所说属于每天晚上恒有的现象（岑仲勉说太白星“初昏时必出现于西方，更不烦史臣特记”〔50〕，差误与杨氏略同）。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有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期间金星的运行状况，谓始皇三十三年“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角晨入东方。浸行百廿日，以十二月与虚夕出西方，取廿一于下”。翌年的天象，为金星“与虚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轸晨出东方……”〔51〕。因为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既然先从正月讲起，后面的十二月实际上应当隶属于下一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第三个月，从而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始皇三十三年末尾记述的这一禁令，应当是直接针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年十二月至七月这次“明星出西方”天象而颁布的。

古代厌胜钱上的朝见启明与夕见长庚〔52〕

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地提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也自有其特殊缘由，这涉及到天文占验观念伴随着战国至嬴秦间政治地理格局而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太白星司“甲兵”而“主大将”、“主兵革诛伐”、“主杀”，这是战国秦汉间占星家普遍秉持的观念〔53〕，故其位置所在，常常被视作一项重要征兆，来占测不同地域间相互征伐的胜负成败，即《石氏星经》所说“用兵象太白，吉；反之，凶”〔54〕。

《史记·天官书》记述太白星所对应之地域方位云：

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

又有语曰：

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

书中还有以十二地支中的卯、酉来分别表示东、西方位的说法：

其出……正在卯，东国利。……正在酉，西国胜。〔55〕

清人钱大昕以为“史公《天官书》古奥，自成一种文字，此必出于甘、石之传，非龙门所能自造”〔56〕，所说很有道理，《天官书》所记星占，至少可以说是战国以来的传统说法。稍后，刘表在汉魏间所撰《荆州占》亦有句曰：

太白始出东方，西方之国不可以举兵，始出西方，东方之国不可以举兵，破军杀将，其国大破败。〔57〕

可见太白星福佑所出东西方位这种观念，前后持续很长时间。

星占家们有时也用阴国、阳国来表示太白星所表征的地域，如《史记·天官书》记云：

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58〕

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也记有同类说法：

（太白）从西方来，阴国有之；从东方来，阳国有之。〔59〕

居西居东，或是居阴居阳，其吉凶祸福，与太白星之出西出东，显然存在比较固定的对应关系。

东国与西国，自然是指两国间的相对方位，阳国与阴国亦然。马王堆出土《五星占》对此做有说明云：

越、齐、□□□□，荆、秦之阳也。齐者，燕、赵、巍（魏）之阳也。巍（魏）者，韩、赵之阳也。韩者，秦、赵之阳也。秦者，翟（狄）者之阳也。以南北进退占之。〔60〕

可见当时大致是以西或西北为阴，东或东南为阳，所谓太白出西方有利于阴国，实际上依然是西方之国的吉兆。

后世在军事行动中应用这一观念实施占测，有一个很典型的例证，见于西晋平吴之役。《华阳国志》记云：

太康元年春三月，吴平。（何）攀、（李）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罴为益州刺史，（王）濬迁辅国将军。初，濬将征，问靳普：“今行何如？”普对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岁星在西方，占曰：‘东方之国破。’必如志矣。”普学术，不贪荣贵，卒于布衣。

当时，王濬是“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61〕，即从蜀中出夔门，由西向东进军吴地，《宋书》也记载正值咸宁四年五年十一月西晋出兵东征之际，“太白始夕见西方”〔62〕。出于西方的太白，其福西祸东的神灵效用，在此得到了很好的应验。类似的例子，还有南朝萧衍在襄阳决计反齐，当行将发兵东取建康之时，有人以为“时月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萧衍断然斥之曰：“今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63〕其西负金星以东施兵戈的态势，正与晋人灭吴时的星象人事，如出一辙。

在南朝梁陈之际的梁敬帝绍泰元年十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背梁入齐，南豫州刺史任约亦响应反叛。至十一月，北齐复进兵姑熟，加以策应。同时，北齐又另派遣安州刺史翟子崇等率兵入据石头，徐嗣徽则移师南州采石，几处兵马互为犄角〔64〕。南豫州系梁武帝太清元年以寿春所置〔65〕，其地在清凤阳府寿州亦即今安徽寿县附近〔66〕；姑熟亦书作“姑孰”，在当涂县地〔67〕，即今安徽当涂；采石同在当涂县境〔68〕。这几处地点，都在梁国京师建康城的西面，而石头即所谓石头城，虽然就在建康城边，却也是建在城西四里的地方〔69〕，是都城西面的重要渡口〔70〕，萧梁时更被视作建康城西界的标志〔71〕。同年十二月，陈霸先由建康城方面出兵，一一击破上述各地敌军。史载“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戌（丙戌）不见，（十二月）乙卯出于东方”，随后陈霸先即于次日景辰（丙辰）发起进攻〔72〕。当时两军的相对方位关系，正是陈霸先居东击西，结果大获全胜。此事同样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发兵于金星所出的方向，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这也可以看作是与“明星出西方”相反相成的事例。

与东部诸国相对应，迄至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前，秦国一直偏处西陲，太白夕现于西方天际，自然是秦国兴兵征伐关东诸国的吉祥征兆。《石氏星经》曰：“太白出西方，出酉，秦胜楚；出申，楚胜秦。”〔73〕如上所述，酉表述正西方位，申则属西偏南，明星见西方，显然对秦国并吞诸国的军事行动最为有利。

尽管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留下秦伐六国时明星出现在西方的事例，但是，在按照五行学说配置五大行星并为各大行星划定地面上的“分野”范围时，太白被“处位”于西方，是“主西维，主金”的西方之神〔74〕，本来就与秦国所在的方位相对应，故《汉书·天文志》记云：“秦之疆，候太白。”〔75〕《乙巳占》亦云：“太白主秦国。……太白大，秦、晋国与王者，兵强得地，王天下。”〔76〕梁刘昭注《续汉书·天文志》引《星经》乃谓之曰：“太白主华阴山，凉州、雍州、益州。”〔77〕同样还是以关中为主的西部地区。

西汉时人邹阳上书梁孝王，内有语云：

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划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

曹魏时人苏林释之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乃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蚀昴。昴，赵地分野。”同时人如淳复有语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败赵之兆也。食（蚀）谓干历之也。”〔78〕旧题唐李淳风所撰之占筮家书《观象玩占》，对这一天象有更为简洁的表述，径称“太白食昴”为“赵地受兵”之象〔79〕，自然也是沿承战国以来的说法。这一情况，具体反映出至迟从战国时期起，太白就是佑护秦国出兵作战的吉星。又史载汉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乍北乍南，过期乃入。……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后二年，汉灭楚”〔80〕。汉高祖刘邦据关中而与项羽争夺天下，同秦王政统一山东诸国时的东西地域关系，恰相仿佛，因此，同样能够说明太白星对秦地用兵关东的重要佑护作用。

假若考虑到太白星出现在东、西不同方位所体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那么，这种护持秦国的太白星，恐怕只能是在傍晚悬挂于西天。由此进一步推论，在战国时期，秦国为祈求作战获胜，应当存在经常祠祀“明星出西方”的情况。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81〕，这本来是上古以来的传统。司马迁尝述及春秋战国时期星占术的流行情况，谓之曰：

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役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82〕

孟子谓列国争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说“天时”，就是指包括星象在内的种种“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83〕，而孟子这种有为而发的议论，恰恰显示出此等“天时”观念在各国君王和统兵将帅之间正受到普遍尊奉。《尉缭子》中记载有一个具体事例，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虽然作者在这里是用以阐释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其首要者只是在于“人事而已”〔84〕，犹如孟子所说人和重于天时，但楚公子心这一违逆常规的战法，也正说明当时两军交战，乃普遍遵信彗柄所在者胜不可击。再向前追溯，则《国语》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论律，其间尚谈到武王伐纣时星象因素对周人决计出兵的影响：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冯（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85〕

可见顺应星象以用兵作战，在中国古代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86〕。

候望星气既然已经成为列国之间竞相趋从的一种普遍风气，其中最为“争于攻取”的秦国，自然无由置身事外，尤其应当重视像太白星这样司职兵事的星官。在这次颁布禁祠西方明星诏命之后两年的秦始皇三十五年，有人谈及，当时秦廷所豢养之“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87〕。众多星占家麇集于秦廷，更不能不占测与祠祀太白星出于西方这一上佳吉兆。《史记·天官书》有相关记载云：“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88〕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秦、晋两国为占候太白，做出过怎样的祠祀，但依据上文所述当时人们的观念，显然只能祠祀现身于西方的太白星（其实，秦始皇诏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恰好可以反证这一点，此即清人姚范所说：“当是前祠而秦皇废之也。”〔89〕）。

“明星出西方”特别有利于秦国这一局面，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战争完成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如秦始皇在峄山刻石中所自诩的那样，他成功地终结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的战国时代，“壹家天下，兵不复起”〔90〕，这时的战争，已经转化成为统一的秦王朝与周边各部族的冲突，而北面的胡人亦即匈奴是秦人最主要的征伐对象。如同前引《五星占》所显示的那样，与西北边境之外的“狄”人亦即匈奴等族相比，秦国的地位已经变换成了“阳国”，亦即东方之国。《史记·天官书》云“及秦并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91〕，讲的也是这一新的天地系统。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祠祀作为西方之国瑞应的西出太白，只会给自己带来破军杀将的厄运。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讲述太白与辰星（水星）并出于一处的天象时，星占家对这一观念做有明确表述云：

（辰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基于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2〕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3〕。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于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94〕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于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于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于西方，则只能有利于西北塞外的戎狄。

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为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于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为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5〕。也正是基于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为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为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6〕。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录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7〕，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8〕，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语义清晰，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讹或费解之处，既不宜像中华书局点校本那样以“禁不得祠”为句，也不能像杨宪益等人那样以私意增改文字，在“禁不得祠明星”处句断。昔清人顾炎武曾颇为感慨地讲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99〕此等情形，实则与唐朝始设“私习天文”之禁而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私家不得拥有“天文图书”具有直接关系〔100〕。唐制不仅规定“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甚至连朝廷所设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观生”，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101〕，朝廷对天占徵验的控制，尤为严密。就此太白金星的情况而言，如李唐时王摩诘尝有诗句云：“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102〕所说夜看太白，便是属于不明金星出没时刻所随意敷陈出来的谬误〔103〕。司马迁身隶天文世家，复以考究天人之际以通解古今之变为己任，自宜郑重记述秦始皇这一因应天象的举措，而后世学人，难以正确解读太史公此文，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缘于未能清楚知晓相关天体运行知识。其实，当年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对这一纪事弃而未取，恐怕也是因无法通畅解读而只好加以回避〔104〕，没有意识到此事清晰显现出秦始皇对待匈奴，在骄横气势和凌厉兵锋背后所潜藏的惶恐心态，正宛如一面昭明镜鉴。

2010年9月24日记

原刊《文史》2012年第2期

注释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案此处引用《史记》以及本文引述其他史籍，所施标点或与所标注之通行本不尽相同，系作者根据本人的理解，自行点断，希读者谅之。

〔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

〔3〕明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明万历刻本）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84。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秦始皇本纪》，页167。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之《点校后记》（页5—6）明确说明断句时参考过《史记评林》等书，“择善而从”。

〔4〕清孙楷《秦会要》，据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0）卷五《礼·郡县各祠》，页53。

〔5〕藤田丰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页445—447。

〔6〕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之《史记之部》，页5。

〔7〕案陈寅恪氏对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亦殊为关注，在1926年曾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学生开示“中国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之研究”这一题目，惟同时列出的其他题目，如“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和“鸠摩罗什之研究”，都已概述基本思路和目标，而对这一天文星历问题，却只附有说明云：“愿研究者，请约期面谈。”说明至少在当时，他对从哪里入手以及主要研究什么问题，还没有明确想法，这也显示出他对天文星历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所谓“胡化”问题。以上情况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1926年12月）之“研究所国学门通告”，页458—459。

〔8〕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刊《文博》2009年第2期，页18—19。

〔9〕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万有文库》本）第四章《印度文化之东来》，页28。

〔10〕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11〕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2010年8月10日），页45—46。

〔12〕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第四章《图腾层创观》，页104—105。

〔13〕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文章撰述于1947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85—191。案岑仲勉对这段话的解释，还引发出一些学术以外的议论，请参看容甫《关于“不得”的后话》，刊《书品》2010年第3辑，页6—12。

〔14〕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整理附记》，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47。

〔15〕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7。

〔16〕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见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90—95。

〔17〕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周一良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

〔1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5—6。

〔19〕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5—46。

〔20〕《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7。

〔21〕案事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7。

〔22〕杨宪益《译余偶拾》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23〕《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并唐张守节《正义》引汉刘向《七录》，页1343—1344。

〔24〕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北京，中国书店，1989，影印清官修《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说，页335。

〔2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并唐张守节《正义》引汉刘向《七录》，页1343—1344。

〔26〕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6—187。

〔27〕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清同治十二年番禹陈氏刻本）之女部，页260。

〔28〕清钱坫著，徐松集释《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二，页1040。

〔29〕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671。

〔30〕《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5，页1377。

〔31〕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据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页94，页96—97。

〔3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6。

〔33〕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图版三七之第296—308号简，页47，图版四三之第365—366号简，页53；又同书《简牍释文与考释》之《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日书》，页124—125，《周家台三〇号秦墓简牍·病方及其他》，页134。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语，页253—254。

〔35〕宋吕祖谦《大事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七，页94；又同人著《大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本）卷七，页492。宋魏了翁《古今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影印明万历甲申王圻刻本）卷一七“有星孛于大角”条“附论秦始皇彗星”，页66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重印《万有文库》之《十通》本）卷二八六《象纬考·孛彗》，页2265。案明人黄道周在《洪范明义》（明崇祯刻本）卷下（页64b）论列历代“星辰失纪”事，书有“始皇三十三年彗星出西方”，应当也是依据皇甫谧此说，不会别有可靠史料，所以，同样不可信据。又宋人章衡在《编年通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宋抄本）卷三（页236）记该年“彗星出东方”，应属同样性质的谬误，只是错上加错，又将“西方”误书为“东方”。

〔36〕藤田丰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页446。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6。

〔37〕清牛震运《读史纠谬》（清嘉庆空山堂刻本）卷一《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条，页9b—10a。

〔3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6。

〔39〕清姚范《援鹑堂笔记》（清道光刻本）卷一五，页9b。

〔40〕杨宪益《译余偶拾》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41〕陈槃《“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增订本）》，据作者文集《旧学旧史说丛》，页101。

〔42〕杨宪益《译余偶拾》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43〕《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八《高允传》载高氏引述《星传》，页1068。案《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页377）谓“黄帝创受《河图》，始明休咎，故其《星传》尚有存焉”，而《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下之下载（页1513）西汉时人刘向即曾引及《星传》，东汉人班固撰著《汉书》时，在《天文志》和《五行志》中更屡有征引。

〔44〕清方中履《古今释疑》（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影印清康熙汗青阁刻本）卷一二“金水附日”条，页23a—25a。

〔4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2。

〔46〕案以上金星运行规律，系摘录席泽宗《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一文所做叙述。该文见席氏文集《古新星表与科学史探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166—168。

〔47〕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道光二十七年吴门南园扫叶山庄原刻本）卷二〇《小雅·谷风之什·大东》，页9b—11b。

〔48〕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四《郑风·女曰鸡鸣》，页51。

〔4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章第六节《秦始皇与佛教》，页6。

〔50〕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页186。

〔51〕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中篇第三章第八节《金星行度》，页92。

〔52〕采自清李佐贤《古泉汇》（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影印清末刻本）贞集卷二，页1582。

〔53〕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甘氏以及巫咸说，页335—336。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57。《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2。

〔54〕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说，页337。

〔55〕《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4—1326。

〔56〕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三〇《跋星经》，页1a；又卷三四《与梁燿北论史记书》二，页15a。

〔57〕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荆州占》，页338。

〔58〕《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6。

〔59〕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62。

〔60〕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86。

〔61〕晋常璩《华阳国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卷八《大同志》，页612—614。

〔62〕《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三《天文志》一，页694。

〔63〕《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一《武帝纪》上，页4—5。

〔64〕《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一《高祖纪》上，页8—9。

〔65〕《梁书》卷三《武帝纪》下，页92。

〔66〕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嘉庆进呈写本）卷一二五《凤阳府·建置沿革》之“寿州”条，页5472—5473。

〔6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卷一〇五《江南西道》三之太平州当涂县，页2b—3a。

〔6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八宣州当涂县“采石戍”条，页684。

〔6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润州上元县“石头城”条，页596。

〔70〕《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二四《食货志》，页689。

〔7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之昇州（页3a）引《金陵记》云：“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馀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

〔72〕《陈书》卷一《高祖纪》上，页9。

〔73〕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语，页337。

〔74〕唐释瞿昙悉达《唐开元占经》卷四五《太白占》一引石氏说，页335—336。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据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篇第三章第五节《金星》，页57。《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2。

〔75〕《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页1289。

〔76〕唐李淳风《乙巳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夷门广牍》本）卷六《太白占》，页104。

〔77〕晋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上梁刘昭注引《星经》，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一〇，页3213。

〔78〕《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并刘宋裴骃《集解》引苏林语、唐司马贞《索隐》引如淳语，页2470。

〔79〕题唐李淳风《观象玩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续修四库全书术数类丛书》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卷一五《昴宿》，页319。

〔80〕《汉书》卷二六《天文志》，页1302。案“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句，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曰：“幾中，近逾身。”清人杨于果《史汉笺论》（清道光乙巳非能园刊本）卷九（页9a）谓“晋说未详，‘幾中’谓幾于中天也。太白上而疾过参天，病其对国，故占为汉灭楚也”。所说自明晰可从。

〔81〕《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2。

〔8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4。

〔83〕《孟子·公孙丑》下并汉赵岐注，据宋孙奭《孟子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四上，页72。

〔84〕《尉缭子·天官》，据八六九五五部队理论组、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合注《尉缭子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页2—3。

〔85〕《国语·周语》下，据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1985，影印清光绪庚辰会稽章氏式训堂刻本）卷三，页338—354。

〔86〕参见清汪远孙《国语发正》（清道光丙午汪氏振绮堂刻本）卷三《周语》下，页21a—页27a。

〔8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8。

〔88〕《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7。

〔89〕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一五，页9b。案原文“祠”字讹作“洞”，此据上下文义径改。

〔90〕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四《峄山刻石》，页1a。

〔91〕《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7。

〔9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5，页1328。

〔93〕案《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唐张守节《正义》（页1348）引《星经》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国败；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国不败。”所说中国与外夷的方位关系，虽然是南、北对立，与东、西相对者略有出入，但正如前引《史记·天官书》本文所说：“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南与东同属中国所在的阳国，而北与西同属胡、貉等族居处的阴国，此太白在北抑或在南，实质上亦犹如其在西或者在东。

〔94〕《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页2981。

〔9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

〔96〕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 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1986. p. 79, p. 97.

〔9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9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13。

〔99〕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三〇“天文”条，页2203。

〔100〕唐官修《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刻本）卷三《职制律》，页4b。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北京，中国书店，2008，重刷民国徐氏退耕堂刻本）卷九《职制》上“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条，页26b。案清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曾阐述天文知识之演变大势云：“古者农夫戍卒，皆知天文，后世设为厉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特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因知天文之学，系与顾炎武氏并世复兴，而援之破解疑难史事，尚有所不足。奕说见清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影印清光绪元年刊本）卷五恭亲王《酌议同文馆章程疏》，页36b。

〔101〕唐张说、李林甫等监修《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太史局”条，页303。

〔102〕唐王维《王摩诘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影印宋蜀刻本）卷一《陇头吟》，页6a。

〔103〕案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影印日本杏雨书屋旧藏南宋刻单疏残本）卷二○《小雅·大东》（页223），就已经弄不清楚金星的出没规律，以为“启明是太白矣，长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东、西而异名，或二者别星，未能审也”。至南宋建阳书坊所刻《纂图互注毛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影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卷首《毛诗举要图》（页2b），竟谓“启明者，辰星也，位生于北而先于东，启明之谓也；长庚者，太白也，位主于西，长庚之谓也，而朝夕迭见”。对星象的认识，愈加错乱。此等经书，唐宋间人类皆幼而习之，所作疏释既已如此暗昧，词人骚客舞文弄墨，自然难以切合实际。

〔104〕案明人严衍弄不明白个中缘由，在所撰《资治通鉴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清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活字印本）当中（卷七，页638），依据皇甫谧的错误理解，为《通鉴》补入“彗见西方”四字，实则徒增新的谬误，还不如司马光之避而不录，要更显稳妥一些。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1〕。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函谷关原本设在今河南灵宝附近，这次迁徙是将其东移约三百里上下，移至今河南新安境内，但却依然沿用原来的关名。这道关隘是关中东出第一门户，是拱卫都城长安头等重要的防卫要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几乎无与伦比。因而，若是没有特别重大的缘由，当政者似乎不应轻易更动它的位置；汉武帝何以会做出这一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东汉时人应劭最早对此做出疏释说：

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2〕

楼船将军杨仆的家住在宜阳县，正处于今河南灵宝函谷关旧关之外、今河南新安函谷关新关之内〔3〕，故后之论者多依从应氏此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函谷关的迁徙过程时，不仅完全采录了上述记载，而且所记要更为具体一些，较颜师古引述的文字，尚增有“（杨仆）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云云〔4〕；南宋时人吕祖谦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同样全文抄录了应劭的说法〔5〕；又如元朝学者方回和清人顾炎武、顾祖禹、朱一新等对此亦一直笃信不疑〔6〕。在当代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当中，史念海对新、旧两座函谷关的遗址，都做过不止一次考察，很多研究都涉及到函谷关问题，并且撰著有《函谷关和新函谷关》一文，专门从历史军事地理学角度论述这座关隘的作用，同样依然秉持应劭以来的传统说法〔7〕，这也可以视作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通行看法。

但在另一方面，至迟从宋朝时起，也就有人针对应劭“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的解释，相继提出疑问。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

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

基于这样的看法，王氏在所纂《西汉年纪》中即弃而未取应劭的说法〔8〕。后来清人何焯、沈钦韩、邵晋涵等也先后对此提出相似疑问。邵晋涵的说法比较委婉，乃谓：“应注似非核实。”〔9〕沈钦韩则更直截了当地否定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谓之曰：“仆于元鼎五年始为将军，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关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尝有战功。《酷吏传》‘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殆虚妄也。”〔10〕而何焯怀疑应劭此说的理由，除了杨仆出任楼船将军的时间晚于函谷关迁徙的时间这一因素之外，又提出新的质疑说：“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11〕

其实，杨仆不仅如王益之、何焯、沈钦韩、邵晋涵诸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元鼎三年迁徙函谷关之前，没有立下足以令汉武帝为他移动函谷关的功勋，而且终其一生，也始终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业绩，《汉书·酷吏传》记述杨仆一生战伐军功事迹云：

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敇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陿，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岀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12〕

按照上述记载，杨仆不仅未尝为汉朝立有重大功勋，而且在汉武帝眼里，连他以“楼船将军”身份征伐南越时获取的“将梁侯”封号，都有些名不副实，含有很多水分；清人周寿昌即据此诘问说，杨仆“安得云数有大功”〔13〕？故应劭所说，显然不足信从。

然而，另外也有人并不是这样看待《汉书·酷吏传》的记载，如清末人朱一新即推测说，应劭“所云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也”〔14〕。其实，类似的看法，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唐人刘知幾，刘氏在《史通》中曾以没有载录“杨仆怙宠而移关”这一事件为例，来说明《汉书》记事每每有简洁而不繁芜的地方〔15〕，这也就意味着刘知幾当时即认为所谓“杨仆怙宠而移关”乃实有其事，只不过《汉书·酷吏传》略去杨仆拜受楼船将军之前的功业而未加记载而已。不过，针对这样的看法，清代有学者曾经很委婉地评议说：“移关之说，应劭、郦道元始详言之，史公不录，班史遂尔阙如。”〔16〕这差不多等于是在说汉武帝为杨仆移关一说，在较早的文献中实际找不到可靠依据；正因为根本没有文献依据，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没有记载，班固才没有记述此事。实际上，这意味着所谓班固有意略而未书的说法，从而也就成了凌虚架空的想像之辞。

朱一新谓杨仆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不仅没有依据，同时也不符合情理。应劭说杨仆曾“数有大功”，这种所谓“大功”，一般应指军功。依照汉制，立下重大军功者，应得封爵；而杨仆所受爵位，惟有元鼎六年因征伐南越军功而获得的“将梁侯”〔17〕，所以，绝不可能如朱氏所云，将应劭所说杨仆“数有大功”的时间，安放在元鼎五年以前。杨仆在元鼎三年汉武帝移关之前既然根本未曾“数有大功”，那么，他因“耻为关外民”而“上书乞徙关东”的前提随之亦不复存在，整个这件事情从而也就略无真实性可言。

不管是认同应劭的说法，还是否定应劭的说法，上述这些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都只是单纯关注函谷关的迁移原因。清朝末年，供职于国史馆内的学者王荣商，在注释《汉书》时，却独具眼光，从另一角度对认同应劭的传统主流说法，提出质疑说：

何焯曰：按五年南越反，杨仆始拜楼船将军，事在徙关之后。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应注出于流传，非实事也。荣商案：常山关亦是时所广，不独函谷也，何说得之。〔18〕

即从更为广阔的背景出发，对何焯等人的见解做出认同〔19〕。今人杨树达撰著《汉书窥管》，敏锐地注意到王荣商这一不同寻常的看法，将其纳入书中，用以表述他对汉武帝移关问题的倾向性主张〔20〕。

杨树达在书中注明，王荣商所说的“广”常山关事，见于《汉书·文三王传》，覆案班《书》，其相关记载如下：

代孝王参，初立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为淮阳王，而参徙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义嗣。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王于清河，是为刚王。〔21〕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此事内容相近，惟记此“复置清河国”以及代王“徙清河”而以其故地为“太原郡”诸事，俱在移置函谷关的元鼎三年〔22〕，而《汉书·文三王传》明确记述这是缘于汉武帝施行的一种名为“广关”举措。

两相参证，函谷关的东移，应当也是这样一种“广关”性质的举措。由此可见元鼎三年函谷关的迁移，并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应当是汉武帝这次“广关”的重要内容之一。透过代王因“广关”而被改迁封地一事当中，可以更清楚看出汉廷这次“广关”的性质和影响范围。《史记·平准书》记述此事书作“益广关”〔23〕，即进一步扩大关中的范围，尤能显现出其增益拓广关中辖地的本质特征。

《汉书·文三王传》所说“常山为阻”的“常山”，本名恒山，汉人因避文帝刘恒名讳而改称常山〔24〕。在汉武帝这次“广关”之前，由刘参迄至刘义的历世代王，王国属地都在恒山以西〔25〕；而新改移的封地清河，则位于恒山以东今河北清河与山东临清一带。汉廷徙代国于清河之后，恒山以西，便统统纳入汉廷直辖之下。这一举措在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的涵义，则是将汉廷视作根本重地的关中地区的区域范围，向东扩展到恒山脚下。

了解到上述史实，也就比较容易看出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意图。借用陈寅恪研究隋唐政治史的用语，我们可以说，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上曾经奉行过一项非常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或者说是“关中本位”战略。这一政策或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26〕。后人总结分析说：“关中是形势之地，……欲据形势，须都关中。”〔27〕就是指利用关中地区的军事地理优势，确保国都安全，并威慑控制整个国土。

贾谊《过秦论》谓“秦并兼诸侯三十馀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28〕，便很形象地描述了秦朝据守关中以控制天下的政治、军事地理方略。刘邦建国之初，在选择定都地点时，张良论述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29〕娄敬也说若是“入关而都”，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30〕。西汉最终定都关中长安而舍弃关东的洛阳，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西汉初年，沿承秦制，严厉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的人员往来，出入其间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传”来作为通行凭证〔31〕；同时，还特别严格限止马匹出关到关东地区〔32〕。这项限制性措施，具有重要军事地理意义。因为马不仅是人员骑乘的主要交通工具，其更重要的用途，还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一旦随意出入，自然会增大关东地区威胁关中的实力。汉文帝十二年三月，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关中与关东之间的严厉禁限，“除关无用传”〔33〕；但没有多久，在景帝初年，朝廷的安全，就受到关东吴楚七国叛军的严重威胁。为此，在景帝四年，又不得不恢复旧规，“复置诸关用传出入”〔34〕。

这里所说的关中，本来只是指秦人赖以崛起的今关中平原，后来随着秦国疆域的扩展，扩大成为包括今陕北、陇东和巴蜀地区在内的整个西部区域，在此姑且称作“大关中”区域〔35〕。秦汉两朝这种区别对待京师周围区域与其外围地带的地域政策，源自其同样依赖西部关中地区吞并天下并在此建都，而这一政策在古代政治地理上更深一层的涵义，则是《禹贡》等上古典籍所记同心圈层式五服制度的具体施行和体现，即以京城长安为核心，其外环以三辅地区，三辅之外再周以关中地区，关中的外围便是关东地区，只不过关东未能环绕关中，而京师与畿辅地区又僻处西边，偏离全国几何中心较远。

不管是在军事上以大关中控扼关东，如张良、娄敬辈所云“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还是在政治上施行不同的政策，区别对待，都需要在大关中与关东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设置阻隔；在军事地理意义上，这也就是一条特殊禁区的界线。体现这条界线的标志，便是横亘在这两大区域之间的自然阻隔和设在其间通道上的关隘。

今山陕两省之间的黄河南流河道，是大关中区域北部与关东的天然分界，早在战国初期，秦厉公和秦灵公时期，即曾有“壍河旁”和“城、壍河濒”的举措，利用黄河河道作为东部防线〔36〕。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记述秦朝有所谓“河禁”〔37〕，这应当是设在大关中东面黄河岸边的禁地；联系张家山西汉初年汉简《津关令》中与关中东部函谷关诸要隘相并称的“河塞”〔38〕，可证秦至西汉初年，一直是以这段黄河河道，作为大关中北部区域的界限。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记载的临晋关，即是设在这段黄河河道渡口上最重要的一座关隘〔39〕。汉武帝元鼎三年这次“广关”，在大关中区域的北部，就是将其东界大幅度向东推移，由黄河岸边延展到了恒山脚下。

不过，恒山只是太行山脉中间的一个地段。汉武帝“广关”之后，大关中区域在这一带的完整分界线，可以借助如下史事加以判断：

（汉成帝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40〕

天井、壶口、五阮诸关与函谷关相并列，显然这些关口与函谷关一样，起着分隔大关中与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函谷关，自然是指汉武帝移关后的新关；弘农郡东界上另有陆浑关，与此函谷新关南北并列〔41〕，同样起着阻隔关中、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井关与壶口关并属上党郡；而且上党郡还另设有上党关和石研关〔42〕。这四所关隘的具体位置，虽然还需要详细考证，但大致都处于上党郡的东南境亦即太行山上，应当没有什么问题〔43〕。五阮关，东汉人应劭谓设置“在代郡”〔44〕，今本《汉书·地理志》代郡下记云“有五原关”，当即此关；《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还另设有常山关〔45〕。这两处关隘的位置，也都应当是在代郡东境的太行山上〔46〕。

由上述诸关的位置可以清楚看出，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之后，大关中北部区域东界的具体界线，是耸立在华北平原西侧的太行山脉。成帝时刘歆在河内太守任上改守五原郡，按照刘歆本人在所撰《遂初赋》中所述，他由函谷关外的河内郡出发西北行，即首先是“驰太行之严防兮，入天井之乔关”〔47〕，这样的说法，正清楚印证了太行山脉已经成为隔绝关内关外的天然屏障。西汉末年，扬雄撰著《方言》一书，归纳总括各区域词汇异同，因秦、晋两国旧地，用词往往一致，所以将其归并为同一方言区域，而扬雄在叙述这一区域时，每每谓“自关而西秦晋之间”云云〔48〕，这里所说的“关”，就应当是指汉武帝“广关”之后，在太行山上设立的这些关隘。这一改变的结果，意味着西汉对匈奴防守作战最前沿上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列郡，被一举囊括于关中区域之内，使朝廷得以最大限度地直接控制对外作战的国防兵力，增大威慑关东地区的实力。

《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武帝时郭解在关中杀人后，为逃避惩处而亡命，“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虽然郭解这次得以逃脱法网，但随后不久，终究还是被御史大夫公孙弘治罪灭族〔49〕。公孙弘随后擢升相位，史载“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事在武帝元朔五年十一月〔50〕。因此，郭解出临晋关避难时，武帝还没有施行“广关”，所以他是通过黄河渡口上的临晋关出离关中，而太原当时尚属关外。其后在汉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51〕这里所说河东、上党、太原诸郡，均位于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弘农郡的大部分地区也位于旧函谷关外侧，因此，在汉武帝“广关”以前，这些地方都地处关中之外，属于“关东”地区，耿寿昌在此则是与“关东”对举，可见，上述诸地显然已经归属于关中区域。

在大关中区域的中部，其东侧原本是以崤山山地作为界限。再向东南，依次为豫西、鄂西、湘西及其南延山地。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所记函谷关、武关、郧关、扜关（扞关）诸关隘，便是当时限隔大关中中部与关东地区的关隘〔52〕。

在上述这一系列关隘当中，战国以来设在崤山山间谷道上的函谷关，地位最为重要，因为它控制着关中与关东中原地区往来最重要的一条通道，是出入京师长安的第一门户，时人称之为“京师之固”〔53〕，或谓此关因“距山东之险”而“守国之固”〔54〕。《史记·平准书》记述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事作“益广关，置左右辅”〔55〕，这里所说“左右辅”涉及到诸多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留待以后专门论述，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就在武帝“广关”的下一年，亦即元鼎四年，汉朝即在京畿地区“更置二辅都尉”〔56〕，二者之间，肯定具有内在联系。因此，无论具体作何解释，“左右辅”都应与京师安全密切相关，而且理应与京畿的地域扩张具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恐怕没有太大问题。就在“更置二辅都尉”的同时，汉朝在旧函谷关以外、新函谷关以内这一新增益到关中的区域内，设置了弘农郡，治所就设在旧函谷关所在的地方，并将南面的武关附近地区也划入辖境〔57〕。弘农郡的设置，显然有助于强化京畿地区的防卫能力，有助于更有力地控制关中东出的通道。

除了函谷关以外，武关等关由于地形的限制，若轻易向外拓展，将失去有利地势的依托，所以，终西汉一朝，这几处关隘的位置，应始终没有改变。《汉书·地理志》记事以西汉末年的元延、绥和之际为断限，却仍记有郧关和扜关（扞关）〔58〕；《汉书·地理志》虽未记武关，但这很可能是今传文本存有缺漏所致，因相关史事表明，直至汉末，武关仍是拱卫关中的重要关隘〔59〕。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上述武关诸关一直沿用未变。不过，随着函谷关的东移，汉廷在新函谷关南侧的陆浑，又新增设有关隘〔60〕，加入到关中东部这一系列关口当中。

由长江三峡和四川盆地东南缘再向南侧延伸，西汉初兴时，本来放弃了秦时已经“颇置吏”于彼的滇池附近地区，而与西南诸夷“关蜀故徼”〔61〕。汉武帝元鼎六年，复又新增设有牂柯郡，使得大关中区域的东南界，也比从前向外有所拓展。《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廷在牂柯郡设有柱蒲关和进桑关，进桑关位于进桑县境内，侧临麋水即今红河；柱蒲关所在不详，但参照《水经注》的记载，应侧临牂柯江即今红水河。这两座关口的具体位置，虽然还需要详细考索，但应当分别是牂柯郡东境上控制牂柯江和麋水这两条重要水上通道的关隘〔62〕。下牂柯江水道东出番禺，是元鼎五年伐南越时汉军选用过的进军路线〔63〕。显而易见，汉武帝在东南部的这一“广关”举措，可以大大增强朝廷通过水上通道控制和威慑岭南的力量，使其难以割据自立。

在另一方面，还需要指出，除了向东大幅度扩展之外，迄至元鼎年间，与汉初相比，大关中区域向西北面、西面和西南面，也都有很大扩展。在西北方面，元朔二年，卫青率军大举反击匈奴，收复秦始皇时占据的河南地，重新在阳山上设立边防线〔64〕；在西面，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尽管众说纷纭，但至迟在元鼎六年已经设置酒泉郡，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65〕，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汉廷至少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上酒泉以东的所有区域；在西南方面，元鼎六年开拓西南边地，在设立牂柯郡的同时，又设置有武都、越嶲、沈黎、文山诸郡〔66〕，控制的地域范围，延展至今云南地区。至元封二年秋平西南夷未服者增设益州郡，复又进一步扩展了关中的地域范围以及汉朝在西南的疆域。

综合以上所述，在汉武帝元鼎三年至元鼎六年之间，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与此同时，大关中的西部区域，从北到南，也都有了大幅度扩展。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政治和军事地域控制方略的效力。

2008年1月12日记

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注释

〔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武帝纪》，页183。

〔2〕《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183。

〔3〕《汉书》卷九○《酷吏列传·杨仆》，页3659。

〔4〕北魏郦道元《水经·谷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2b—3a。

〔5〕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8册）卷一二，页827。

〔6〕元方回《古今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卷五“关中”条，页179—180。清顾炎武《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之河南府新安县，页1104；西安府潼关县，页135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四八《河南》三河南府新安县，页2260。清朱一新《汉书管见》（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本）卷一，页340。

〔7〕史念海《函谷关和新函谷关》，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381—401。

〔8〕宋王益之《西汉年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排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五，页218。

〔9〕清邵晋涵《南江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清人考订笔记（七种）》影印清嘉庆癸亥面水层轩刊本）卷四，页185。

〔10〕清沈钦韩《汉书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二“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条，页34。

〔11〕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一五《前汉书·纪》，页248。

〔12〕《汉书》卷九〇《酷吏传·杨仆》，页3659—3660。

〔13〕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三，页44。

〔14〕清朱一新《汉书管见》卷一，页340

〔15〕唐刘知幾《史通·烦省》，据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九，页265—266。

〔16〕清佚名《汉书疏证》（京都，1939，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等“《汉书补注》未收书之一”影印抄本）卷二五（案原书无页码）。

〔17〕《汉书》卷九〇《酷吏传·杨仆》，页3659—3660。《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页1050；又一二二《酷吏列传·杨仆》，页3149。

〔18〕清王荣商《汉书补注》（清末民初间刻本）卷三，页6b—7a。

〔19〕案拙文原稿误将王荣商“何说得之”语中之“何”字解作语气助词，发表后承蒙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马孟龙博士指出，因修改相应文字表述，并向马孟龙同学致以谢意。

〔20〕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一，页57。

〔21〕《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代孝王参传》，页2211。

〔22〕《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页867。

〔23〕《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35。

〔24〕《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75—1576）常山郡下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曰：“恒山在西，避文帝讳，故改曰常山。”

〔25〕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上篇第七章《代国沿革》，页70—75。

〔26〕案元人方回在所著《古今考》卷二三“西都长安”条中（页423—424），对西汉“以关西制关东”的地域治理方略，已经有所论述。

〔27〕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吕祖谦全集》第1册）卷五《己亥秋所记》，页731。

〔28〕汉贾谊《新书》（明末刻钱震泷评阅本）卷一《过秦》下，页5b。

〔29〕《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页2043—2044。

〔30〕《汉书》卷四三《刘敬传》，页2119—2120。

〔3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二年律令·津关令》，释文注释，页205—210。

〔3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释文注释，页208。《汉书》卷五《景帝纪》，页147；又卷七《昭帝纪》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孟康语，页222。汉贾谊《新书》卷三《壹通》，页8b。

〔33〕《汉书》卷四《文帝纪》，页123。

〔34〕《汉书》卷五《景帝纪》，页143。

〔35〕参见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一文及其补正，原刊台北《食货月刊》复刊第13卷第1、2期合刊与第3、4期合刊，1983年，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页85—170。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刊《秦汉史论丛》第九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页382—395。王子今等《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五关》，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页46—50。

〔36〕《史记》卷五《秦本纪》，页199；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05。

〔3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之《秦律十八种·田律》，页26。同样的法规，也见于云梦龙岗秦简，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82号简，照片摹本，页34；释文注释校证，页102。

〔38〕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释文注释，页208。

〔3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2、506号简，页48—49；释文注释，页206，页208。汉贾谊《新书》卷三《壹通》，页8b。

〔40〕《汉书》卷一○《成帝纪》，页313。

〔4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9。

〔4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53。

〔43〕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681，页683；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页17—18。

〔44〕《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引应劭语，页1553。

〔4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22。

〔46〕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809；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页17—18。

〔47〕汉刘歆《遂初赋》，据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北京，中华书局，1985，《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守山阁丛书》本）卷五，页115—123。

〔48〕汉扬雄《方言》（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影印明万历新安程氏刊刻《汉魏丛书》本）卷一，页196。

〔49〕《史记》卷一二四《游侠列传·郭解》，页3188。

〔50〕《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页1136—1137。

〔51〕《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

〔5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之《二年律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图版，第492、506号简，页48—49；释文注释，页206，页208。汉贾谊《新书》卷三《壹通》（页8b）就此有记述说：“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若秦时之备六国也。”

〔53〕《汉书》卷七四《魏相传》，页3133。

〔54〕《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页1401。

〔55〕《史记》卷三〇《河渠书》，页1435。

〔56〕《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36。

〔57〕《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8—1549。

〔58〕《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页1596，页1603。

〔59〕《汉书》卷六《武帝纪》（页202）载武帝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又《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页4187）载汉末邓晔率众“攻武关，都尉朱萌降”，说明武关一直是设有都尉司掌的重要关口。

〔6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9。《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刘盆子传》并唐李贤注，页479。

〔61〕《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页3838。

〔62〕参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786，页788；北魏郦道元《水经》之《温水注》、《叶榆河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六，页13b，卷三七，页4a；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哀牢图》，页31—32。

〔63〕《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页2975。

〔64〕《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页2923。

〔65〕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由于《汉书》在《武帝纪》和《地理志》这两部分，记载互不相同，在当今研究者之间，张维华、劳榦、陈梦家、周振鹤和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等人的看法，分歧很大。张维华等中国学者的看法，可并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下篇第三章第二节《河西四郡沿革》的叙述（页157—168）；日比野丈夫的观点，见《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いて》一文，收入所著《中国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同朋舍，1977），页69—92。

〔66〕《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8。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南北一大界限，所谓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划分。自古及今，南方与北方，风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别。古人云“橘逾淮而北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这两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种差异。草木尚且如此，人类对于环境的感应，自然更加敏锐。所以，历史上南人北迁，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许多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明隆庆初年，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负责京师北部边防。上任伊始，即由蓟辽总督谭纶出面，上疏请求征调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蓟州镇，得到朝廷允准〔2〕。后来在戚继光任上，又陆续调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蓟镇长城〔3〕。这些来自浙江的士兵，省称浙兵，又称南兵〔4〕。

北方边塞地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特别是蓟镇所在的“燕、赵之地，士马强悍，渔阳战卒，自古称雄”〔5〕，而“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6〕。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卫北边长城，显然违背这种通识。所以，当时颇具经世才识的学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说：“从古未闻假南兵捍北敌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陆也。”〔7〕南人北上，本来不宜适应，由东南沿海的浙江，迁移到明朝极北的边塞，山川气候，风物饮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适，本来就会影响战斗力，那么，朝廷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调集这些南人北上呢？对此，当时人即已颇感困惑：

夫燕、赵之人，素号骁健。昔人用之，北据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8〕

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万之际一些深层的地域差别。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况。民国二十七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时，在洮州、河州、西宁诸地，采访到大量习俗和家谱、口碑资料，反映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南京纻丝巷等长江下游两岸地区〔9〕。其实，在明代初年，北方边地曾比较普遍地驻有南方士兵，并不仅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宁等地。明初北边卫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从征北边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确记载，洪武时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地，俱“参用南北军士”〔11〕。这种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间，故军中士卒多来自这一地带，其留驻于新征辟地区，是基于历史因缘，不得不如此。

除一部分留驻从征南兵外，史籍记载，洪武时沿边诸卫的常驻军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12〕，显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员为主。不过明代卫所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类，沿边诸卫也不例外。“土著兵”应当主要是指元朝旧有边地军户，属于“归附”者。“有罪谪戍者”即“谪发”，是指因各种罪过发配充军的人。“从征”者是指明初参与征伐北方边地的军士，前文已有叙述。此外尚有“垛集”一类，乃不论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13〕。垛集时“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馀卫、数千里之远者”；而谪发时“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14〕。谪发与垛集，其间都有南人北戍，或是北人南戍。按照明代制度，凡是军户应充兵役而逃亡或是军士老故缺额者，被“清勾”亦即稽查出来之后，需要顶补旧额，称作“补伍”或“补役”。“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15〕，这会更为加重南人戍北边，北人戍南边的问题。

南北方风土，差别悬殊，非要将两地人互易其位，背戾事理人情，自然会遇到困难。明朝人称：“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16〕英宗正统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上疏谈到：

今差监察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况今西北二边，急于防守，而西北壮勇之人，乃发南方，甚是未当。

杨士奇指出，从永乐年间起，成祖、宣宗、英宗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种不合理局面，进行过调整。因此，他建议：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补伍。〔17〕

当政者以为照他这样的建议，会紊乱祖制，所以没有理会〔18〕。

天顺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又上奏朝廷，试图调整这种不合理做法。他说：

寒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19〕

这种在当地就近补充兵员的改革方案，从士卒适应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当然非常合理，朝廷由此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考虑调整相关政策〔20〕。紧接着在成化十二年，陕西巡抚余子俊，便“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21〕。像这样涉及全国的兵力调配问题，不应只是陕西一省自行更张所能进行的，应当是在李侃上疏后，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都按照同一原则，逐步做了调整。于是南人戍南，北人戍北，各得其宜，而早期留驻的从征南兵，到这时历经百年，其后代早已成为当地土著，北方边地的常驻戍卒，也就大体上均由近边北方人充任了。

北方边防线上，除了当地卫所的常驻军士之外，成祖永乐年间，又调集内地卫所兵力，短期轮流驻防，“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22〕。这当中自然也有南人戍北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没有维持太久，到宣宗继位后，鉴于“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于是，改而“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3〕，所谓“边班”便都由北方内地的卫所军士来承担。

轮流戍边的“边班”制度，并没有能够保障戍边士卒的稳定。史称“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24〕。这些名目，总的变化趋势，是主要依靠在沿边或内地北方省份，就近募集民兵，以补充常驻士卒，从事防守。其中如土兵，为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添设，兵源都是来自当地，原因是这些“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25〕。故戚继光到蓟镇履任时称：“今之兵，外则九边原设边军与入卫民兵。”〔26〕戍卫士卒的地域来源，进一步向边防线上集中，即进一步土著化。如原来需要更番戍边的山东、河南，自嘉靖年间以后，其“民兵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27〕。就在戚继光北调之前不久的嘉靖三十七年，蓟镇一次便在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各地，召募一万五千名士兵〔28〕。由于募兵主要来自缘边地带，“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29〕，从而使边防线上得以保持必备的兵员。

戚继光从浙江调兵戍卫北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既然北方边防线上的戍卒，已经主要是由沿边当地人或内地北方人充任，而如前所述，通常在一般人看来，北方边地人勇猛善战，江浙人柔弱怯懦，那么，为什么偏要从浙江调兵北上呢？下面将主要从区域地理特征角度，予以分析。

二、浙江地区的武勇风尚

各地的风尚习俗，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随着社会历史状况的迁改而不断变化的。浙江古时为越人的居地，越人则本来是一个骁勇强悍的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盛极一时的霸主齐桓公，就赞许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30〕。到战国时，越国更直接与中原列强争雄逐鹿。其势力之强盛，竟然能够从海上远征，侵夺齐国所属山东半岛很大一部分地区，并一度迁都于琅邪。

秦始皇兼并天下，“降越君，置会稽郡”〔31〕，今浙江北部地区归其统辖；另外设有闽中郡，统辖今浙江南部及今福建地区的越人。秦汉之际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的越人，趁乱独立，在今浙江省南部这一部分称为瓯越，又称东瓯；在今福建省这一部分称为闽越。瓯越与闽越并称东越，强悍不驯，在汉初对汉朝构成很大威胁。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发兵击退闽越。东瓯请求举国内徙，武帝将其安置于江、淮之间地带。至元鼎六年，闽越反汉，汉武帝发兵平定反叛后，以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所以“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32〕。所谓“东越地遂虚”，应当是指“虚其城邑”。山野之民，本难以尽迁，故“后有盾逃山谷者颇出”〔33〕，当地强悍民风，自然可以流布不绝。

汉代有所谓“越骑”，就是由越人组成的骑兵。越骑与由匈奴人组建的骑兵“胡骑”相并称，是朝廷倚重的一支劲旅，主要负责戍卫京师；有时也与“胡骑”相并肩，参与西北边防线上的对外作战〔34〕。由于越骑与胡骑是汉朝最精锐的两支戍卫部队，秉政者“率以所亲信领之”〔35〕。足见越人的勇猛善战，堪与北方的匈奴人相竞雄，而浙江的地理环境，也并非不能孕育出强悍的武夫，事实上当地本不乏尚武的风气和传统。

明代嘉靖年间持续不断的倭寇侵扰，浙江沿海地带首当其冲，连年战乱，使这里成为比北方边地更为动荡的战场。常年生活在兵锋之下，拼死求生，自然容易增长勇气，并取得作战的能力。不过浙江既不是处处都出可战之兵，也不是出兵之地的居民，不经调教，便可以直接驱之为能征善战的士卒。戚继光以在浙江训练金华义乌兵起家，对于各地浙兵的状况，他有如下具体记述：

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于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则？

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则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唯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此兵著名之时，他兵尚未有闻，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绍兴之名。

盖绍兴皆出于嵊县、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嗜之，唯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扎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驱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

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摄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

岁己未，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以前非无乌兵也，盖则屡出屡败，故不为重轻。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一阵之间，犹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

至于他处之兵，伶便谲诈，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众已预思奇计为之张本矣。

等而别之，得其人而教练焉，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

其操治处兵之法，在操其坚耐，而使之屡阵而不销其气。其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又必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

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则无兵不可冲锋，无兵不可鏖斗，浙之强兵，不可胜用矣。〔36〕

上述可出强兵的处州、绍兴、义乌和台州，均处于负山临海的浙东地区，这里正是秦汉之际东越人居地的腹心地带。戚继光因为能够根据不同地区兵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方法来训练士兵，练兵效绩显著，麾下部伍竟以“戚家军”而“名闻天下”〔37〕。浙江兵如此骁勇善战，难怪戚继光从浙江来到北边蓟镇以后，首先想到要征调浙兵来协助防守了。

三、浙江士兵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

戚继光征调浙兵，首先是想发挥浙兵善于使用火器的长处。当时，与塞外骑兵相比，明朝军队在武器和作战装备方面，最具优势的就是火器，所以明朝人说：“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38〕因此，充分利用各种火器，以我之长，克敌之短，是戚继光在蓟镇作战的一项基本战术思想。这一战术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虏胡畏之，不敢近塞”〔39〕。

明代火器空前发达，品类繁多。其中鸟铳，又称鸟嘴铳，或鸟嘴木铳，当时刚刚引入中国不久，是正在普及使用的轻型火器，作战效能最佳：

佛郎机子母炮、快抢、鸟嘴铳，皆出嘉靖间。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一如弩牙发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三相直而后发，拟人眉鼻，无不着者。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抢。火技至此而极。〔40〕

好的鸟铳，如果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若是技术低劣或是制作粗糙，却非但无益，反而不如弓箭等传统冷兵器：

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火器尤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此盖百战中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是在为将者反其弊而严其教比以转移之也。〔41〕

可见虽说同为鸟铳，其质量和效用却是天差地别。

那么，各地制作鸟铳的水平，以及南北士卒使用鸟铳的技能，其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戚继光有如下论述：

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尤不可已者。如得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分发旧日彀中材官，以练北兵，功省而效倍矣。〔42〕

戚继光率兵在浙江抗倭时，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更生动地反映出浙兵惯于施放鸟铳的情况：

戚少保继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于山中习放鸟铳火鼠之属，适林莽中有群猴，见而窃效之。久之，猴之技胜于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与战，必不利，乃匿勇壮于隐处，而以轻锐挑之佯北。先掷诸火器于山嶴内，倭之追者寻至。猴见髠跣横行，不类所习睹，疑为异兽将噬之，争燃火发炮，倭大骇狂奔，死者枕籍。伏兵四起，遂获全胜。〔43〕

猴子是否真的会这样熟练使用鸟铳，无从稽考，不过，既然传说连猴子都学得如此本领，浙兵使用鸟铳的精熟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蓟辽总督谭纶，同样重视火器在对付北方骑兵侵扰中的作用，以及南方士兵善于使用鸟铳的长处，而最早由谭纶请求调入的三千南兵，就是鸟铳手。他在奏疏中说：

中国长技，无如火器。欲练兵三万，必得鸟铳手三千人为冲锋，而勒习边人，非迟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请选取浙兵三千人，以济一时之急。〔44〕

由于火器特别是鸟铳在战斗中的重要性，若是没有鸟铳手，明朝的守边军队已经无法形成阵容，所以不能不征调南兵以应急。

按照前引戚继光的说法，不仅北方兵士不善于使用鸟铳，北方工匠也不善于制作鸟铳。北方工匠制作技艺之差，就连京师制作的鸟铳也都粗恶不堪，嘉靖年间唐顺之在兵部郎中任上核查蓟镇兵籍时曾谈到：

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45〕

浙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不仅兵士娴于运用鸟铳作战，而且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在全国也最为精良〔46〕。所以，唐顺之向朝廷提出：“请令东南军门，取其精者数十管，而与善点放者数人至京师，陛下令大臣阅试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虏人之腰领，其亦可惜也。”〔47〕

这种鸟铳制作工艺水平的差距，首先是基于明代手工业技术水准的地域差异。明朝嘉靖、万历间的官员张瀚，曾宦游南北各地四十馀载。他在经过实际观察对比后，概括指出：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48〕

可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其工匠技艺的总体水平，要远远高于北方。在工匠普遍精于制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历史因缘，促成了浙江鸟铳独步天下的局面。这就是鸟铳本来为日本制造的火器，“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49〕。因得地利之先，浙江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鸟铳从此才在中国军队中逐渐流行。浙江的工匠由于最早接触并掌握了鸟铳的制作技术，所以其制作技艺，才会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浙江士兵得心应手地使用鸟铳，提供了最好的装备保障。

浙兵的另一作战优势，是善于步战。戚继光到蓟镇履任后，随即分析蓟镇防区的地理形势，拟订了针对不同地形区域的作战方式。他向朝廷上疏报告说：

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易交冲，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虏入平原，利于车战；虏入近边，利于骑战；虏在边外，利于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边兵所习唯马，山战、谷战、林战之道，唯浙兵能之。〔50〕

浙兵擅长步战，是因为他们在浙东抗击倭寇时，主要是在山区步战，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对此，戚继光讲到：“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叠险，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斗，无有不胜。此臣躬试，非臆说也。”〔51〕按照上述戚继光根据不同地形区域所筹划的三种作战方式，当然最好能够调入这些擅长山野步战的浙兵，来承担在险仄的边外山地作战的任务。

浙兵不仅擅长野外步战，同时还善于守城。戚继光云：

使其乘墙而守，亦唯浙兵而守可固。何则？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数尺，复无墩堑偏坡之险，贼动以万数围之，且鸟铳发无不中，吕公车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边墙既高，临下复有偏坡，杂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52〕

戚继光在浙江时虽以主动出击倭寇而“战功特盛”，但是调任北边后却能根据实际地理环境和军情的不同，断定“蓟边天险，所贵在守”，改而专主防守〔53〕。因而善于守城，甚至要比擅长边外山地野战更为重要。蓟镇长城敌台建成后，又增募一批浙兵，其作用就是“专为守台”〔54〕。

戚继光在其长城防守战术中，屡次提到要倚赖浙兵作为据守城垣的中坚力量：

窃计虏犯之时，臣必首率骁健，登坛拒敌。贼若先以步虏乘险而登，臣当其骑墙欲溃之际，即督南兵杀手数千名，仰而攻之，决期堵回。〔55〕

戚继光对于浙兵的守城作战能力，充满信心，以为依靠南兵必能逐出冒险登城的北虏，“只恐不得遇，不虑不得胜”〔56〕。事实上，首批南兵调入后，“黄崖、义院等口，屡被属夷侵犯，守墩南兵，每成堵回之功”〔57〕。可见，经过实战检验，浙兵已经成为戚继光守卫蓟镇长城一支重要的主力部队。

除了具体的作战技能足以弥补北兵的不足之外，浙兵严明的军纪，也对北地的戍卒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人虽有武勇的习俗传统，可是在明代抗倭战争初期，浙兵也并不堪驱之于战阵。前引《纪效新书》的记载，足以证明，不经过适宜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军纪训练，不可能组建起合格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戚继光讲述其训练浙兵的经过云：

比年倭犯东南，浙兵军门于数千里之外，调四方兵以杀倭。浙人不堪为兵，即有之，辄糜于倭。

自某与今军门谭公昔守台州，共倡练浙兵，请以三年为期。赖总督不夺于方教之日，以别兵杀贼而需其成。至期具题请战，遂从此一无败挫。凡四方所调之兵，尽罢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辈收功。〔58〕

经过戚继光等训练后，浙兵已经形成了遵守军纪、听从号令的习惯。而“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59〕。北边戍卒的风貌，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军法绝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无事之时，尚皆谨慎，尊奉命令。有事之日，与对垒之时，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应对之辞，放肆恣纵，无复名分。甚至刚愎抗傲，不用号令，自为一夥。或以刚恶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系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换，便日日操、时时练，长枪大棒，坚军壮马，徒劳心力，徒费帑藏，亦何益于成败之算哉！〔60〕

这样的边地戍卒，若“骤见军法，不无大骇”，加之燕、赵边地，“去京甚近，流言易生”〔61〕。所以，戚继光训练北兵，起初颇多顾忌，以为对于这些“木强”的边卒，若是卤莽地直接“律以军法”，必“将不堪”。为此，他特地请求“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62〕。蓟辽总督谭纶也说：“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63〕即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为北地边卒作出遵守军法的示范。戚继光的这种做法，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史称：

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64〕

浙兵对于改良军纪的积极影响，可以提高原有北边士卒的整体战斗能力，其作用或许不在推广使用鸟铳的技能等战术能力之下。

除严格遵守军纪的实际行为对北兵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之外，这些浙兵还可以通过言论，影响北兵的观念。对此，戚继光也有所论述：

教练生兵，必用条约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书。而告示条约，不得人人尽习。即主将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唯此辈与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将昔在吾土，所以练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钱粮如何得实惠；号令如何可信，战阵如何万全，赏如何而明，罚如何而严。人心转换，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条约告示加十倍矣！〔65〕

身教之外，再加以言传，使得北边戍卒很快接受了军纪观念，听命于戚继光的号令约束。

戚继光说兵卒为目不知书的愚人，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其实不同地域的士兵，其文化素质，还是有所差别的。与北地戍卒相比，浙兵容易接受军纪军规亦即“条约告示”的约束，与其文化素质较高，从而易于理解上司意图也具有很大关系。戚继光对比两地士兵文化素质的差距说：

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习，信而畏之。此间（案指蓟镇）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复有自己敕谕，不曾记得一字。如练兵条约，连坐保结，节制甚明，其戍边之吏士不识字者，固非得已，识字者且效白丁之习。〔66〕

差别如此明显，以治理南兵的办法来约束北方的士卒，骤然行之，既不可行，也不敢行，难怪戚继光需要借用南兵作为整顿部伍的阶梯了〔67〕。

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从浙江调集而来的南兵，属于召募性质。而浙兵能够积极响应召募，也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具有很大关系。明代隆庆、万历间人于慎行说当时天下人口，以江浙为最密〔68〕。地狭人众，生计艰难，便容易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地，寻求出路：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69〕

其中会稽外移人口占全国游移人口总数比例之高，时人形容竟至“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的程度。于慎行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于慎行还明确指出，由于生计艰难，使得浙江人在全国最容易迁徙，若是召募人来开发京东农田水利，“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70〕。谭纶和戚继光向朝廷请求召募并调入浙兵时，非常自信地说，假如朝廷同意，他们计划马上招徕一万两千人，这些浙人“召之可立至”〔71〕，就是因为浙人本来即普遍有外出谋生的习惯，不存在安土重迁的障碍〔72〕。

如前所述，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用以培训原有北地戍卒。按照原定计划，在训练完成之后，这些浙兵应当遣散返回原籍〔73〕。最初提出调集南兵时，就有人担心这些来自南方的士兵，“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即作战时派不上用场，遣散时又滞留不去。针对这种疑虑，谭纶在拟议调兵时就提出：“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遗。”〔74〕谭纶估计有一半南兵，愿意留在边地垦殖荒地。

当时有一些人倡议在京东地区开垦水田，时人称之为“西北水利”，而垦殖水田，迫切需要招徕具有水田种植经验的南方农民，于是人们纷纷想到了蓟镇这些需要遣散的南兵。譬如于慎行讲到：

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75〕

大力倡导西北水利的徐贞明，更与一些官员做过具体筹划：

予曩上疏报罢，大司马谭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历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开府寓书于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唯开府是用。盖往时南人在塞上者少，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其方行募而未收，与募退而不愿还者，皆可驱之为农，即数千人顷刻而集也。〔76〕

调集南兵之前人们的顾虑，谭纶留居当地实边恳田的筹划，以及于慎行、徐贞明召募遣散南兵开垦水田的主张，凡此均说明迁徙到外地以谋取衣食，是浙人求取生存的一种比较普遍的需要和趋向。他们不仅愿意从军北上，而且只要生存条件允许，还愿意定居到包括北方在内的外地。应募从军北戍，不过是其大量外迁人口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五、结语

隆庆以前，蓟门镇的边防，遇袭即屡屡溃败。戚继光履任后，局面顿然为之一改，史称：

自庚戌俺达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无事。〔77〕

戚继光治理边塞的举措，当然不止调用浙兵一端，但是它却对整顿和训练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人称述戚继光“用浙兵于蓟，由是精兵称朔方第一”〔78〕，就是最好的客观评价。而一支强有力的作战部队，又是所有军事行动最基本的保障。

武装力量的地域来源，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戚继光调集浙兵北上，成功守卫蓟镇长城，保障京畿安宁，使得浙兵声威，大振于天下，于是全国各地都纷纷招徕浙兵充用。而浙兵超出于其他地区士兵之上的作战能力，又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比较容易通过卓著的战功，“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到戚继光身后的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撰述《广志绎》时，已是“九塞、五岭，满地浙兵”〔79〕。因此，阐释明代戍卫长城的南兵问题，探讨这支精锐部队其来源地域的形成原因，关系到明代军事地理的总体格局。其中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原刊《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注释

〔1〕《周礼·考工记》上，据汉郑玄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1991，《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卷一一，页1b。

〔2〕《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3—5614。

〔3〕案戚继光调入浙兵总数，尚需要进一步考察。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谓蓟辽总督谭纶，起初向朝廷要求“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惟原疏虽称“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但是结合前后调集南兵的实际情况看，并没有调入吴地亦即南直隶地区的士卒，所以这里的“吴”字，应是虚称，实际只是讲召募浙兵，获得朝廷允准，首批调入的三千名浙兵即在这一万二千人总数之内。谭纶和戚继光整修蓟镇长城，建成三千敌台之后，在万历四年，“益募浙兵九千馀守之”。见《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页5836。明官修万历《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缩印《万有文库》本）卷一二九《兵部·镇戍·各镇分例·蓟镇》，页665。这样调入防守蓟镇长城的浙兵，至少应在两万一千人以上。唯另据汪道昆撰《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所云，在长城敌台建成后，“复增募南兵二万，编伍戍之”（明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上海书店，1987，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一○六，页4766），与《明史·谭纶传》的记载不同。疑墓志铭所说是通计上述前后两次调入浙兵的约数。另外，最初从浙江调入的三千名士兵为鸟铳手（详下文），随后，戚继光又向朝廷请求：“于浙兵内取杀手三千，鸟铳三千。”（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页3748）这一要求虽未获允准（《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4），却表明鸟铳手与杀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兵种，而后来戚继光在讲述防卫作战战术时，不止一次提到，要依仗南兵杀手，击退攻上城墙的敌兵，一次作战即可“督南兵杀手数千名”（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八戚继光《请申军令以壹士心疏》，页3750），说明在后来调入的浙兵当中，至少有数千名身为杀手。

〔4〕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四《江南诸省》，页71，页77。

〔5〕明章潢《图书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库类书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6〕《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页5882。

〔7〕明章潢《图书编》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8〕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七杨博《覆蓟镇查盘御史余希周等议处戍兵疏》，页2936。

〔9〕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六“明初西北移民”并“临潭居民祖籍”条，页230—232。

〔10〕《明史》卷九○《兵志》二，页2193。

〔11〕《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35—2236。

〔1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42。

〔13〕《明史》卷九○《兵志》二，页2193—2194；又卷九二《兵志》四，页2255—2256。

〔14〕明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议随里甲以编民兵》，页557。

〔15〕《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页2256。

〔16〕明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议随里甲以编民兵》，页557。

〔17〕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士奇《论勾补南北边军疏》，页110。

〔18〕《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页2256。

〔19〕《明史》卷一五九《李侃传》，页4342。

〔20〕《明史·李侃传》（页4342）称李侃疏上后“时不能用”，《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页2256—2257）则记云，自杨士奇提出调整南北互戍的建议起，到李侃上疏后，“始议行”。因《兵志》是专记制度始末，故此从之。惟《兵志》系李侃上疏于宪宗成化二年，与本传之天顺二年不同，今检明官修《明实录》（北京，线装书局，2005，影印《抄本明实录》本）之《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七〇（页556），亦谓李侃出任山西巡抚在英宗复辟之初，知李侃奏请此事的时间，仍应依从《明史》本传，记作“天顺二年”。

〔21〕《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4737—4738。

〔2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42。

〔23〕《明史》卷一四五《朱能传附子勇传》，页4087。

〔24〕《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42。

〔2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补遗卷三“土兵”条，页871—872。

〔26〕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请兵破虏疏》，页3744。

〔27〕《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51。

〔28〕明官修万历《明会典》卷一二九《兵部·镇戍·各镇分例·蓟镇》，页665。

〔29〕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二“召募十便”条，页47—48。

〔30〕《管子·轻重甲》，据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二三，页1416。

〔3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32〕《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页2979—2984。

〔33〕《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六《州郡志》二，页1092。说详《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乙帙“闽越民复出”条，页646。

〔3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九《赵充国传》，页2980。

〔35〕《汉书》卷六八《霍光传》，页2948；又同卷《金日磾传》，页2964。宋钱文子《补汉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页418。

〔36〕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卷首《或问篇》，页26—28。

〔37〕《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1。

〔38〕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页2741。

〔39〕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火药”条，页432—433。

〔40〕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页2741。

〔41〕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卷末附明万历十六年李承勋刊本之卷四《短器长用解》，页515。

〔42〕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九戚继光《辨请兵》，页3754。

〔4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奇兵不可再”条，页445。

〔44〕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4。案文中“欲练兵三万”之“三万”，所据中华书局影印明末刻本原阙泐，此据明清间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民国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原稿本）原编第一册《北直上》之“三屯营”条（页76b）所录谭纶疏文补。

〔45〕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页2741。《明史》卷二○五《唐顺之传》，页5423。

〔46〕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请兵破虏疏》，页3745。

〔47〕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九唐顺之《条陈蓟镇练兵事宜疏》，页2741。

〔48〕明张瀚《松窗梦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四《百工纪》，页67。

〔49〕明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四五《事务类》之“倭国物”条，页661—662。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第四章第三节《鸟铳的传入》，页134—137。

〔5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北直上》之“三屯营”条，页77。案“兵因地而制胜”，原作“兵因敌而制胜”，据《明史·戚继光传》（页5614）改。

〔51〕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页3748。

〔52〕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页3748。

〔53〕《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7。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页3747。

〔54〕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七杨博《议覆添调南兵疏》，页2936。

〔55〕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八戚继光《请申军令以壹士心疏》，页3750。

〔56〕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五○戚继光《上政府御虏书》，页3768。

〔57〕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七杨博《议覆添调南兵疏》，页2936—2937。

〔58〕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九戚继光《辨请兵》，页3753—3754。

〔59〕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

〔60〕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五○戚继光《上军政事宜书》，页3763。

〔61〕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册《北直上》之“三屯营”条录谭纶奏疏，页76a。

〔6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5。

〔63〕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

〔6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5。

〔65〕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九戚继光《辨请兵》，页3754。

〔66〕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五○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书》，页3764。

〔67〕明季北方边防兵战斗力低下，主要是由管理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有关情况可参看吴晗《明代的军兵》，刊《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收入所著《读史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页92—141。

〔68〕明于慎行《穀山笔麈》（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一二《形势》，页129—130。

〔69〕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页71。

〔70〕明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一二《形势》，页129—130。

〔71〕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

〔72〕当然这只是就全国各地不同区域之间比较而言，而且浙江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实际施行招募时，还有许多复杂问题，要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当朝宰相张居正就讲到，当时“浙中议论，苦于调发召募之扰”，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看法，即从总体上看，浙江存在着较大的人口外流压力。张居正的说法见其文集《张太岳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二一《答蓟辽刘督抚书》，页254—255。

〔73〕《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页5836—5837。

〔74〕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

〔75〕明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一二《形势》，页130。

〔76〕明徐贞明《潞水客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粤雅堂丛书》本），页11—12。案文中“大司马”，所据《丛书集成》本原讹作“大司农”，此处乃指谭纶，时任兵部尚书，雅称“大司马”，故据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一二《水利》之“徐贞明西北水利议”条（页308）录文改。又“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南兵”原讹作“南人”，亦据《农政全书》同卷（页308）所录文字改订。

〔77〕《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6。

〔7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土兵”条，页871—872。

〔79〕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页71。

论细柳仓与澂邑仓

细柳仓和澂邑仓，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附近两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仓储，单纯从物资转运传输角度看，这两座粮仓所发挥的实际功效，似乎并不亚于普通商贸城镇。由于史籍中对此缺乏明确记载，特撰写这篇札记，仅就日常读书所知见，勾稽相关史事，阐释其军事地理与经济地理地位。

一、细柳仓

在这两座粮仓当中，关于细柳仓的记载相对而言要稍多一些，它所在的位置也比较清楚。三国曹魏时人如淳引述《长安图》的记载，谓“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1〕；又今本《三辅黄图》也记载说：“在长安西、渭水北石徼西有细柳仓。”〔2〕《三辅黄图》所谓“渭水北石徼”，《水经注》书作“石激”，乃谓渭水与其南岸支流丰水交汇于一“短阴山”之内，“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惟原阜石激而已”，同时，郦氏复有记述曰：

水上旧有便门桥，与便门对直，武帝建元三年造。〔3〕

“激”、“徼”两字互为双声叠韵字，声旁还完全相同，自然很容易通转，故《水经注》所说“石激”与《长安图》、《三辅黄图》诸书所记“石徼”应同为一事。唐人颜师古阐释这一“激”字的语义，谓“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4〕。依此，石激（或书作“石徼”）的作用，在于挑离冲击堤岸的水流，以维护河道岸坡的安全，西汉时人亦称之为“石堤激”〔5〕，而一般来说，对桥头地段的堤岸，尤其需要着意防护，以免因土石崩塌而损毁桥梁，譬如在秦汉长安城北面中渭桥的南端，就建有这种护岸的“堤激”〔6〕。故丰水河口附近的“石激”，应当就是用于减低丰水北入渭河后的水流对渭水北岸便门桥头岸坡冲激强度的防护设施；从相对方位上看，它也就应当是细柳仓东侧的“渭水北石徼（激）”。因此，细柳仓理应设在便门桥北端稍微偏西一些的地方。

这座便门桥又称便桥、西渭桥，由汉长安城去往西北以及北方许多地方，都要通过这里，因此，它也是长安城西北面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地位大致与长安城东面霸桥东端的交通中枢霸上相当。正是基于这一交通枢纽地位，当汉文帝后六年冬匈奴大举入侵上郡、云中等边地，致使“烽火照长安”，直接威胁到京师安全的时候，文帝在长安城附近部署防卫力量，乃是令“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这几路守备部队且持续驻屯长达数月之久〔7〕。周亚夫率军驻防的细柳，应当就是细柳仓所在的地方〔8〕，而这一地点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匈奴骑兵由渭河北岸进犯长安时必然要经过的咽喉要地。

西汉朝廷在便门桥头的细柳设有仓储，除了前面引述的《长安图》和《三辅黄图》以外，还有在《汉宫阙疏》中也提到过这座仓的名称，乃谓“细柳仓有柳市”〔9〕，但《三辅黄图》成书于汉魏之际，并非当时实录，而《长安图》和《汉宫阙疏》的撰述年代，都已经很难确指，一般来说，更有可能出自东京时期〔10〕。至于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记述说细柳仓是“汉旧仓”〔11〕，由于此书成书年代愈为迟晚，其可靠性自然要比《长安图》等更低下一等。总之，上述这些记载虽然都非常明确，可是却还缺乏西汉时期的直接记录，同时也缺乏相关史事的印证。

令我们感到十分幸运的是，陕西咸阳的考古工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现了相关的建筑遗迹和文物，特别是出土有三块“百万石仓”瓦当，足以确认西汉细柳仓的存在和它所处的位置〔12〕。该遗址位于咸阳县秦都区两寺渡村所属田地之内，而这个“两寺渡村”的村名，远承自北宋时期的同名渡口，根据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这一渡口位于当时的咸阳县西面“十五里”远的地方，前面提到的《水经注》所记便门桥北端侧临的“短阴山”，时称短阴原，乃“在县西南二十里”〔13〕，两地相距只有5里左右。又据唐代初年李泰主持编纂的《括地志》记载，“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14〕，恰好与此短阴山或短阴原的方位相当，可见该仓储遗址确实正处在西汉便门桥的西端。

二、澂邑仓

与细柳仓情况不同，澂邑仓在传世秦汉基本典籍当中可以说完全没有记载。据目前所知，只有今陕西蒲城县西头乡西头村出土的一块西汉时期的“澂邑漕仓”瓦当以及相关的建筑遗址，向我们透露出当地曾经存在过这样一座重要的粮仓〔15〕。

西汉时在今陕西澄城、蒲城一带设有徵县，属左冯翊管辖〔16〕，其治所应当在今澄城县城西南方向的洛河东岸，自北宋初年以来即称作“避难堡”〔17〕，今属蒲城县辖境，但东与澄城县属地相邻接。出土此“澂邑漕仓”瓦当的西头村，位于避难堡西南方的洛河西岸，东侧濒临洛河河道，东北距西汉徵县故城所在的避难堡大约4公里左右，现在也隶属于蒲城县。

根据上述情况，目前我倾向认为，这件瓦当上的“澂邑”，应当是指西汉徵县治所所在的城邑，即此“澂”字是通作“徵县”之“徵”，犹如唐人颜师古释此“徵县”之“徵”读作“懲”音〔18〕，而后人竟以“懲、澄同声”，稀里糊涂地误书“徵城”为“澄城”〔19〕，二者本是一样的道理。盖汉廷名此粮仓为“澂（徵）邑漕仓”，不过是用以标明其地近澂（徵）邑而已，这与“细柳仓”因地名“细柳”而得名乃属于同一命名方式。

由于至迟从唐代初年的颜师古开始，司马贞等历代学者在追溯徵县的历史渊源时，都是将春秋时期的“北徵”邑视作西汉徵县县城的前身，众口一词，俨然久已成为定论〔20〕，而当地遗迹表明，澂邑仓这里的古代文物，正是从春秋时期一直持续到汉代，因此，有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坐实其事，认定“澂邑漕仓”所在的地方，就是东周以来的北徵邑和西汉徵县城故址〔21〕。这种看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值得进一步思考，但与历代典籍当中有关汉徵县城位置的记载，毕竟还存在着很大出入，因而不能不慎重行事。

“北徵”其地见称于史籍，系《春秋左氏传》记鲁文公十年夏“秦伯伐晋，取北徵”，然而杜预在西晋时为之作注，即已经无从指认它所在的方位〔22〕，颜师古注《汉书》，乃径行将其比定在唐代的澄城县城，并颇为自得地向人炫示说：“《左传》所云‘取北徵’，谓此地耳，而杜元凯未详其处也。”〔23〕惟审度颜氏行文的语气，知其并没有具体的依据，只不过是因这两个地名用字近似，便以私臆相揣测而已，至于司马贞以下诸人，更只是盲目踵袭其说，从未有人加以深入探究，故近人杨伯峻以为：“恐晋之疆域不至此，颜师古、司马贞之言未必可信。杜《注》不言北徵所在，阙疑可也。”〔24〕

今案春秋时秦国还另有一“徵”邑，见于《国语》记载，乃是当时人在列举各国规模较大的城邑时，提到“秦有徵、衙”，清人董增龄、徐元诰俱谓此一徵邑即《左传》之北徵，同时也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汉徵县〔25〕，另外，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26〕。不过，董增龄等人这一看法，如同颜师古视北徵为徵县一样，也只是出于很随意的猜测，而依照常理，所谓“北徵”之“北”，往往是由于同时存在南、北两个“徵邑”才需要缀加方位词“南”或者是“北”来加以区分。

譬如西汉河东郡属县有“北屈”，东汉人应劭解释说：“有南，故称北。”晋人臣瓒复进一步阐释其由来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郑，次于南屈。’”〔27〕这是当时地名命名的通行规则，只是这一规则的具体运用形式，往往不尽相同，也可能仅仅是在其中一个后起的地名前面，冠以东、南、西、北或是诸如内与外、上与下之类表示相对应方位的前缀（另外还有像“新”、“故”这样表示时间次序的前缀）。例如，陈留郡外黄县，是因为“魏郡有内黄，故加外”〔28〕，实质上这还是与南屈、北屈完全相同的用法；而像汝南郡之南顿，本为“故顿子国”，因“顿迫于陈，其后南徙，故号南顿”，至两汉时“故城尚在”〔29〕，还有像江夏郡辖有鄂县，南阳郡另有西鄂县，乃是因“江夏有鄂，故加西云”〔30〕，两个相关联地名的对应形式，就已经稍有变化。其实，清人钱大昕很早即曾列举西汉时期其他一些同一性质的事例，就此论述说：

考之《汉书》，有上曲阳、下曲阳、东武阳、南武阳之名；泰山郡有东平阳，山阳郡有南平阳，别于河东之平阳；涿郡有南深泽，别于中山之深泽。因其旧名加以区别，古人固有行之者矣。〔31〕

基于上述地名通则，可知《国语》中提到的徵邑，既有可能是这个“北徵”，也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南徵”（或仍然单称作“徵”），殊难做出判别；至于在这南、北两处徵邑当中，究竟哪一处与西汉徵县以及这座“澂邑漕仓”的关系更为贴近，信愈加漫漫然无从考索。所以，就目前所知悉的史料来说，还是像杨伯峻所主张的那样，暂且阙疑为宜。

三、细柳、澂邑两仓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

如前文所述，汉文帝时周亚夫率军驻扎于细柳仓旁，防御匈奴南过渭河，进犯都城长安，首先是基于当地的交通枢纽位置，但除此之外，还另有一项重要原因，这就是在这座“百万石仓”当中存放着大量军粮，既是大军长期驻扎所必需的给养，同时也是都城长安的重要粮食保障，值此匈奴兵锋突临之际，更不能轻易弃置不顾，畀敌寇以粟米，自贻祸患。

在结合交通枢纽与粮食仓储重地为一体这一点上，细柳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与荥阳颇为相似。荥阳属西汉河南郡，亦即嬴秦三川郡，居于关中东大门函谷关口外，城北不远处的敖仓，可以说是秦汉时期的天下第一粮仓，关东主要粮产区输往都城的粮食，大多都要先集中到这里，再西运至关中。当年楚汉相争，双方胶着纠结，彼此难解难分的时候，郦食其向刘邦献策说：

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谪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32〕

刘邦信从这一谋划，据守敖仓，并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最终灭掉西楚霸王项羽，取得天下。

荥阳和敖仓这一战略地位，迄至西汉时期，亦沿承未变。荥阳所在的河南郡治所洛阳，曾以“有武库、敖仓，当关口”，而被汉武帝称作“天下咽喉”〔33〕。实际上，由于密迩敖仓的原因所致，在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上，洛阳地区这一所谓“天下咽喉”的功效，更多地是体现在荥阳城上。

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发难反秦的时候，于大泽乡起事未久，陈胜即派遣吴广以“假王”身份“监诸将以西击荥阳”，当时各路义军，兵锋所向，几乎无不势如破竹，陈胜另一部将周文，甚至率军越过荥阳而直入关中，一度逼近秦始皇陵园，然而地位仅略逊于陈胜本人的假王吴广，却在荥阳城下，遭到三川郡守李由的顽强抵抗，久攻未下，当地守军的实力，显然非同寻常〔34〕；再说率军守城的李由，本是当政宰相李斯的长公子，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辅助说明荥阳城超轶诸多同等级城邑、甚至高踞于所在郡治洛阳这一通都大邑之上的重要地位〔35〕。

汉代初年，当高祖刘邦病故之际，吕后本来图谋诛杀效忠于刘氏朝廷的各位将领，以安定诸吕权位，却因顾虑“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而不得不敛手作罢〔36〕。陈平和灌婴这一文一武两位重臣统领十万大军屯驻荥阳，雄踞于函谷关前，既可以随时扣关而入，复又据有敖仓巨额漕粮，得以随时补给，并能够长期据守，自然举足轻重，不容小觑。待至吕后故世的时候，相国吕产等遣灌婴将兵东击齐王等反吕诸侯，“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及至周勃、陈平等在朝中诛灭诸吕，灌婴始率军“罢荥阳而归”〔37〕，再一次显示出其关乎朝廷安危存亡的重要地位。

其实，灌婴统领重兵军驻守荥阳，在这之前的惠帝七年冬岁首，还曾经出现过一次。《史记》记载这次惠帝诏命“发车骑、材官诣荥阳”，由“太尉灌婴将”，是紧接在此前一年夏天汉廷重新整修敖仓之后〔38〕，由此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荥阳这座城邑与敖仓这一粮仓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至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吴少将桓将军向吴王献进兵奇计曰：

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

孰料这一计策，没有被刘濞采纳，汉廷却于反书上闻天子之初，便在派遣周亚夫等分头迎击吴楚与赵、齐等地叛军的同时，复命窦婴“以大将军屯荥阳，捍吴楚七国”，并“监齐、赵兵”，而周亚夫由长安发兵东至洛阳，竟因这一地区尚且未被吴楚叛军占据而喜不自禁，对人宣称：“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同时他首先也是依赖“轻兵绝吴饷道”而致胜〔39〕。清人钱大昕尝谓窦婴此番将大兵、负重任屯守于荥阳，是因为荥阳其地“在南北之冲，东捍吴、楚，北拒赵、燕”〔40〕，仅仅就山川形势而言，钱氏所说固然不误，但这一得一失之间所导致的胜负结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荥阳城对敖仓军粮的控制作用。

细柳仓和细柳这个地方在全国的地位，固然远不足以与敖仓和荥阳城的情况相并比，但仓、地二者之间的组合关系及其基本地理特性，相对于长安城来说，却完全相同。从仓储所处的位置来分析，大致可以推断，细柳仓应该首先是用于聚藏渭河北岸成国渠灌区及其附近区域所出产的米谷。

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虽然号称“膏壤沃野千里”〔41〕，但也并不是渭河谷地上所有地区都同样富产粮食。在渭河南岸，从秦始皇时代起即设有范围广阔的上林苑，二世皇帝亦每每在苑中“日游弋猎”〔42〕，任由野兽肆意出没，方可行猎，苑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是处于无人耕垦的自然状态。汉朝建立之后，起初仅承用秦代的上林苑。萧何曾为上林苑占用农田事，奏请高祖曰：

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蒿为禽兽食。

孰知此语触怒太祖高皇帝，刘邦以为萧何“为民请吾苑”，是要“自媚于民”，竟将其投入囹圄，甚至险些要了这位开国贤相的性命〔43〕。由此可见，其皇家禁苑的性质，一如前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及至汉武帝即位，复于建元三年大规模扩展这一苑囿的范围，包括像“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价）亩一金”这样丰腴的农田，也都被圈入苑内，不再允许平民百姓耕种。时人东方朔谓汉武帝此举，乃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斥而营之，垣而囿之”〔44〕。班固在东汉时也对武帝上林苑之情状做有描摹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馀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也。”〔45〕显而易见，武帝以后，会有更多农田，化作专供皇室观赏的野生动物乐园，或是帝王纵情田猎的围场（除了放养南北各地的野生动物之外，苑中还种植有许多“名果异树”〔46〕）。

与此相比，渭河北岸平原地带的农田，并没有受到多大不利影响。渭河平原中部比较宽阔肥沃的农田区域，大致可以以泾河河道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在泾水西侧，分布着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五座帝王的陵寝，汉廷在诸陵均设有所谓“陵县”，是专门负责管理陵园及其附近地区事务的特别行政区，时人合谓之“五陵”，而且时常与都城长安相并称〔47〕。汉廷在设置陵县时，往往相伴随从关东各地迁徙来大批有身份、有地位同时也饶有资财的居民。《汉书·地理志》记述相关情形云：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48〕

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盛衰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五所陵县之中的茂陵县，在汉末的人口数将近28万，而京师所在的长安县却还不到25万，茂陵要比长安多出3万多口〔49〕；长陵县的人口比茂陵虽然要稍少一些，但也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之多，几乎就要达到18万口〔50〕，不仅在当时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而且即使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京津地区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51〕。

尽管在周勃驻军细柳仓旁的汉文帝时期，包括上述五陵县在内的渭河北岸平原，人口还没有达到汉末的规模，特别是那些来自关东地区的移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这之后始陆续迁入五陵诸县，当地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自然不如后来广泛和深入，局部个别一些条件恶劣的地方，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始得以垦殖利用（如蔡邕谓“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草莱焦枯”，至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开凿樊惠渠引水灌溉之后，才使得“昔日卤田，化为甘壤”〔52〕），但朝廷能够将这样一大批位高赀重的豪门强族硬行迁移到这里，正应当是以当地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必备基础。后来至武帝时期，在这一带相继开凿成国渠、灵轵渠等灌溉渠道，浇灌田地高达万馀顷之多〔53〕，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进一步开发，粮食产量自然愈加丰盛，设在便门桥头的细柳仓，自然会就近存储这一区域出产的谷米。

在泾水东侧区域，战国时即开凿了著名的郑国渠，乃“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渠道修成之后，“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54〕。澂邑仓所在的徵县，就在郑国渠灌区的东北侧，汉武帝时又开凿了“自徵引洛至商颜山下”的地下井渠——龙首渠，用以灌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虽然史载这条渠道修成后“未得其饶”〔55〕，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朝廷对开发这一带农业的重视。汉武帝为扩展郑国渠灌区的效益，另外还兴修了其他两条重要渠道。一是在元鼎六年，由左内史兒宽提议，“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渠）旁高卬之田”；二是在十六年后的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56〕。郑国渠与白渠、六辅渠相互组合，在泾水与洛水之间构成了一个面积广大的灌区，而澂邑仓就位于这一灌溉农田区的东北边缘上，灌区内出产的大量粮食，必然会运往这一粮仓储藏。

蒲城出土“澂邑漕仓”瓦当上的“漕”字，显然是指漕运粮食。考古工作者在发现这座漕仓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一条从未见诸历史文献记载的人工漕运渠道，从今蒲城县钤耳乡北侧的城南村东分引洛水，径直南行，至渭南县孝义镇的单家崖附近汇入渭河，渠道利用了洛河尾闾的古河道。关于这条渠道的作用，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用于向都城长安漕运食粮，故“澂邑漕仓”乃是“京师至关重要的供食粮仓”〔57〕。这种看法，固然不误，郑国渠灌区出产的粮食，肯定也会向长安城里运送，但这座“澂邑漕仓”恐怕还另有更为重要的作用，需要探讨，而且细柳仓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从当时的总体形势出发，来做通盘考虑。

西汉朝廷从全国各地征收来的粮食，最主要的用途，当然是供应京师的需求，因而也主要是向长安城里集中，其运输形式，便包括利用河流水道漕运在内。不过，除了供应京城之外，边防军粮，也是国家粮食储备当中的一项大宗支出，而在汉王朝四周的国境线上，关中北部边境，由于边患最重且又直接威胁到都城的安全（如前述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侵事就是典型的例证），驻军的数量相对较多，这也是前朝秦人既有的军事地理格局，当年蒙恬统领的三十多万边防大军，就是集中在这一带布防〔58〕，因此，输往这里的粮食，也要比其他地区更多。

汉文帝即位之初，贾谊便为边地的军粮供应状况感到忧虑，谓“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晁错则针对边防线上缺乏粮食保障的情况，向朝廷提出解决办法说，假如能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文帝采用这一方案，“令民入粟边”，果然很快就使情况得到明显改善〔59〕。

这些由全国各地提供给边防驻军使用的粟米，并不一定都要直接运往前线，按照常理，需要由朝廷根据所在地理位置来统一调配，以免反复往返运输，譬如像成国渠和郑国渠灌区缴纳给朝廷的粮食，就应该首先用于供给边地的军粮，直接运往北方的军队驻地，而不必再转运到长安城边的国家太仓。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粮食主产区是函谷关东面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带，这些地区上缴国库的粮食，包括供给西北边地的军粮，通常都要先西运到关中，再逐次向北边分发。如汉武帝时“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60〕；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61〕。故通常没有必要反而将北粮南运。明了这一点，便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细柳仓位于渭河北岸，而不是建在靠近长安城的便门桥的南端；同样，也可以比较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澂邑仓位于郑国渠灌区的东北部，而不在它的东南一侧。——这两座仓储同为朝廷向西北转运粮食的基地，其位置选择，首先都是出于北运粮食的需要。

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实际上主要是在细柳仓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在尝试沟通褒、斜水道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到过“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62〕，意即今陕西眉县西面斜水口以下的渭河河段，都可以通航运粮，但在西汉时期，并没有见到实际例证，而稍后至北魏时期，则有明确记载，谓由于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浅不通船”，甚至造成了南北两岸往来“行人艰阻”的窘迫局面〔63〕。这种情况说明，在细柳仓以上的渭河河段，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航，也相当艰难，并且只能局限于流量特别丰沛的个别短暂时段。除了细柳仓以外，在这一河段沿岸，还建有京师仓和嘉仓。在渭河沿岸设立这些粮仓，显然是要用来储存、转运渭河河道上运输的粮食。

京师仓设在华山脚下渭河汇入黄河的河口附近，又称京师庾，或称华仓〔64〕。这里是由关东敖仓等处漕运来的粮食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由京师仓继续向西转运的粮食，大部分应是航运到长安城东的嘉仓〔65〕，供应京城所需。嘉仓的具体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但长安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故嘉仓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一些，即位于太仓北面距渭河岸边不远的地方，而在嘉仓卸下的粮食，也很容易转运到太仓。

除了这些输入京城的粮食之外，从京师仓起运的漕粮，也可以通过浚引洛水的人工漕渠，转而北上，将关东的漕粮，运输到澂邑仓里暂时存放，再转而陆运北方边地。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因而也是存储经下游洛河河段（包括新发现的洛水漕渠）北运漕粮的最适宜地点。

另一方面，在渭河河道上通过嘉仓之后再溯流西行，经长安城西北角后，就抵达了便门桥头的细柳仓，在必要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这里来存储转运关东的漕粮，以供给西北边防。近年在陕西凤翔县城西面的汧河岸边，西距河岸三百米处，也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仓储遗址，同时出土有炭化谷物，而且早年有人曾在这一带采集到“百万石仓”瓦当，表明这处仓储是与细柳仓性质相同的粮仓。考古工作者对此做出判断说：“它类似于华县京师仓，是西汉中央政府设在关中西部的一个水上转运站，其目的是将在这一带征集的粮食能及时运抵长安。”〔66〕从前文所述渭河水道的通航情况来看，汧河口以下、细柳仓以上的渭河河道，通航能力，估计十分有限，不过这并不妨碍通过沿河陆路，在这一区间运送粮食。问题是这里北近边地，正控扼着著名的“回中道”〔67〕，加之凤翔即秦汉雍县，西汉武帝等帝王频繁郊雍，侍从仪仗，规模浩大，所费不赀，为此也需要大量粮食储备，所以当时更没有理由，要将这一带出产的粮食向东“运抵长安”，这座仓库除了储藏附近地区出产的粮食之外，只能是用于存放由细柳仓向西“节级转运”来的米谷。

不过，在边境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军粮的需求自然会相应减少，细柳仓和澂邑仓这两座仓储的功能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汉宣帝本始二三年间，朝廷“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十五万馀人，征讨匈奴，取得全胜，“于是匈奴遂衰耗”，而“边境少事矣”〔68〕。基于边境形势的这一变化，宣帝刘询于五凤年间，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筑仓治船”，“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供应京师，以减少都城长安对关东漕粮的依赖〔69〕。在这种情况下，成国渠和郑国渠、白渠灌区出产的粮食，当然也会有一部分要利用细柳仓和澂邑仓向京师转运。天地无常形，世事有移易，固不可胶柱鼓瑟，执一而论。

2009年10月11日记

原刊《陕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注释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〇《孝文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如淳注，页432。

〔2〕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经训堂丛书》本）卷六“仓”条，页48。

〔3〕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十八年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一九，页285。

〔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1693—1694。

〔5〕《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1693。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处断句存在明显疏误，请参见拙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原刊《书品》2006年第1期，此据敝人文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285—289。

〔6〕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条，页3。案今本《三辅黄图》作“桥之南北堤激”，应正作“桥之南有堤激”，请参见拙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见敝人文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页285—289。

〔7〕《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页431—432；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页2904。《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页1392。

〔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咸阳县“细柳仓”条，页13。

〔9〕《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万章》唐颜师古注引《汉宫阙疏》，页3705。

〔10〕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二《地理类·宫殿都会总志之属》（页2375）。案姚氏虽然怀疑此《长安图》很可能“西京盛时即有”，却仍将其列作东汉人著述。

〔1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咸阳县“细柳仓”条，页13。

〔12〕曹发展《汉“百万石仓”与“细柳”地望考》，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页90—91。

〔13〕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刊《经训堂丛书》本）卷一三咸阳县下“两寺渡”条，又“短阴原”条，页146。

〔14〕《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页2074—2075。

〔15〕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刊《文博》1994年第1期，页24。

〔16〕《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页1545—1546。

〔1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卷二八同州澄城县之“澄城”条，页7a。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史馆旧藏进呈写本）卷二四四《同州府·古迹》之“徵县故城”条，页12119。

〔1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页1545—1546。

〔1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二同州澄城县，页39。

〔2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页1545—1546。《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唐司马贞《索隐》，页60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二同州澄城县，页39。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八同州澄城县之“澄城”条，页7a。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六之中《春秋列国地形犬牙交错表》，页644。清姚培谦《春秋左传杜注》（清乾隆年间小郁林刻本）卷八，页26a。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四四《同州府·古迹》之“徵县故城”条，页12119—12120。

〔21〕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刊《文博》1994年第1期，页24。

〔22〕《左传》文公十年并杜预注，见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八，页471。

〔23〕《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页1545—1546。

〔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文公十年，页575—576。

〔25〕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清光绪庚辰会稽章氏式训堂刻本）卷一七《楚语》上，页19a。清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一七《楚语》上，页498。

〔26〕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四四《同州府·古迹》之“徵县故城”条，页12119—12120。

〔27〕《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页1550—1551。

〔2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页1558—1559。

〔29〕《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1561—1562。

〔3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1563—1565，页1567。

〔31〕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一七《辨名》，页16b。

〔32〕《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页2693—2694。

〔33〕《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页3209。

〔34〕《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页1951—1957。

〔35〕案《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页2058）记汉高祖刘邦“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足见洛阳城之壮丽，在当时乃罕有伦比，而它的政治地位，亦仅稍次于都城长安而已。

〔36〕《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392。

〔37〕《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页407—410；又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页2672—2673。

〔38〕《汉书》卷二《惠帝纪》，页91。

〔39〕《史记》卷一〇六《吴王刘濞列传》，页2830—2833；又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页2840；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页1012。参见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二《答问》九，页4b。

〔40〕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二《答问》九，页4b。

〔41〕《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61。

〔4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9，页256；又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62。

〔43〕《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页2018。

〔44〕《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页2847—2851。

〔45〕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一汉班固《西都赋》，页22。

〔46〕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页6—7。

〔47〕《汉书》卷九二《游侠列传》并唐颜师古注，页3715。

〔4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42。

〔49〕《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3，页1547。

〔5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5。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梁刘昭注引东汉蔡邕《樊陵颂》，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十九，页3403—3404。

〔51〕葛剑雄《西汉长安—陵县——中国最早的城市群》，刊尹达、张政烺、邓广铭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页678—680。

〔52〕东汉蔡邕《蔡中郎集》（咸丰二年东郡杨氏海源阁仿宋刻本）卷六《京兆樊惠渠颂》，页1a—3a。

〔53〕《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84；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7。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93—294。

〔54〕《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8。

〔5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2。

〔56〕《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85。

〔57〕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刊《文博》1994年第1期，页24—27。

〔58〕《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5—2570。

〔59〕《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27—1135。

〔60〕《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58。

〔61〕《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1—1422，页1439。

〔62〕《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1。

〔63〕《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六六《崔亮传》，页1477。

〔64〕《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并唐颜师古注，页4189。《华仓遗址勘查记》，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页62—70。《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页20—28。参见陕西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新编秦汉瓦当图录》（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之《序》并第175瓦“华仓瓦当”、第176瓦“京师庾当瓦当”、第177瓦“京师仓当瓦当”，页8—9，又页175—177。

〔65〕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卷六，页48。

〔66〕陕西省考古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刊《考古》2005年第7期，页21—28。

〔67〕《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语，页480。

〔68〕《汉书》卷八《宣帝纪》，页243—244；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页3785—3787。

〔69〕《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

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南船北马，是中国古代南方和北方地区，在交通运输形式上最显著的差别。今陕西省地域兼跨南北，但其主体部分，深处北方内陆，总体上看，在历史时期，航运很不发达。但是，由于关中平原上的今西安城，曾经是秦、西汉和隋、唐时期这几个重要统一王朝的都城，应从都城经济和政治、军事的特殊需求，也曾发展起相当规模的航运事业，值得重视和研究。

秦祚短促，刚刚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就被推翻。因此，虽然秦王朝建都咸阳，位于关中腹地，本应为适应都城的需要而在这里发展起一定规模的航运事业，可是，在统一后短短的十几年内，秦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在这方面做出任何建树，就在关东六国旧地的反叛浪潮中，土崩瓦解。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依然在关中建都。出于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西汉二百多年间，在都城长安附近，特别是利用渭河，大力发展航运，把古代陕西的航运事业，推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本文拟主要从地理角度，对此做一概括性的考述。

一、自然航道的变迁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在西汉时期，陕西境内一些重要的可通航河道，与现在有所不同。虽然我们现在已不可能一一复原当时的状况，但是一些重要河段的变迁，还是可以大致复原出来。此外，出于都城长安的运输需要，西汉时还在关中开凿了大型人工运渠——漕渠，并积极疏凿了其他一些航道。

（一）长安附近的渭河河道

渭河在今西安、咸阳以下河段，进入下游。这也是历史时期渭河的主要通航河段。《史记》记载说，西汉时从长安城到渭河口这一段河道，非常曲折萦回，本来这一段的直线距离，只有300多里，可是，弯弯曲曲的河道，却长达900多里〔1〕。河曲发育，这本是平原地区河流下游河道的正常形态，只是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深入，后来才逐渐通过堤堰等工程措施，限制和阻碍了它的自然发展。渭河的情况，也是这样。

平原地区河流下游广泛发育的河曲，不仅萦回曲折，延长了河道，增加了航运时间；而且它的平面形态，还经常不断地通过裁弯取直等形式发生着改变，使河道处于连续不断的局部移徙之中。对于航运来说。这意味着航道时常会发生一些小尺度的变迁。由于这种河道变迁，过于频繁而且反复出现，所以，很难对其一一做出具体的复原。

在渭河河道上，除了上面所说的这种河曲演变之外，还有一种主要是由于地质构造原因造成的河道移徙。这种情况，在今西安附近一段河道，有比较突出的反映。

渭河水系形成于早更新世以前。在今西安附近一段河道，从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起，就不断向北移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河道北徙现象，是由于渭河盆地是一个新生代形成的断陷盆地。在它的南面，是秦岭山地。在地质史上晚近的新构造运动过程中，秦岭山地持续不断地出现了抬升运动。在今西安附近地区，这种作用，尤为明显。秦岭山地的相对抬升，就造成了渭河断陷盆地中的渭河河床，不断北移。

从卫星照片上，在今西安附近，可以看到四条比较清晰的渭河河道，依次由南向北，并列延伸〔2〕。其中最南面的两条河道，穿过了汉长安城遗址。因此，这两条河道，显然不可能是汉代的河道，只能形成于西汉以前。关于这两条河道的具体年代，目前还缺乏有力材料来加以论证，只能留待以后研究。由南向北数的第三条渭河河道，正贴近汉长安城址的北面，距汉长安城约二里左右。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证实，这就是西汉时期的渭河河道。

汉长安城北临渭河，城北面一共有三座城门。其中最西头的城门，叫做横门〔3〕。正对着这座城门，在渭河上架有一座很有名的桥梁，名为横桥（后来又称此桥为渭桥或中渭桥）。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横桥为秦始皇时期所兴建〔4〕。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横桥的兴建时间，比这还要早，是战国秦昭王时期始建〔5〕。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都可以清楚看到，横桥在秦代已经存在，并为汉代所沿用。因而，秦汉时期这一段的渭河河道，也就应当没有什么改变。不仅如此，直到三国两晋时期，这种情况也依然如故。《汉书·文帝纪》记载有汉文帝登基前夕，由封地代国过横桥而入长安的经过，曹魏时人苏林，在注释横桥的位置时说：“在长安北三里。”〔6〕魏晋间人所作的《雍州图》，也记载说横桥“在长安北二里横门外”〔7〕。考古工作者在横门遗址附近的今相家巷村北二里左右的田地里，曾经发现一些古代的木桩和建筑用大石块。据分析，很可能就是汉魏时期的横桥遗址〔8〕。结合这几方面情况，完全可以认定，汉代的渭河河道，就在长安城北二里左右，这与今天渭河河道距汉长安城遗址有十二里之遥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从秦汉时期起至今，这一段渭河河道，已经向北移徙了十里左右。

根据杨思植等人通过卫星照片所做的分析，在汉长安城北二里左右的这条渭河河道，大致与汉长安城北面城垣的走势平行，呈西南—东北流向。其具体流经的地点，是由汉长安城遗址向东北，通过今草滩稍北，又经过耿镇南约四里左右，然后穿过今泥河河道，在今渭河北岸，继续向东北流，在今临潼县陈家庄附近，始与今渭河河道相合。由汉长安城遗址向上游西南方向追溯，这条河道则是在今咸阳市东南，由今渭河河道上歧分出来〔9〕。

（二）今大荔附近的黄河河道

黄河自龙门流出山陕间的峡谷之后，河谷骤然展宽，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部和大荔县东部，直到潼关一段的南流河道，左右分别为涑河和洛河、渭河下游谷地，地势更为开阔。由于河道两岸，坦荡无阻，没有高亢的地形束缚，同时，涑河、渭河和洛河几条大水，同时汇聚在这里，水文情况，变化很大，致使这一段黄河河道，在历史时期经常左右摆动，很不稳定。

迁徙不定的河道，不仅反覆造成“鬼无墓，人无庐，百万田产了无馀”的凄惨景象〔10〕，使沿岸民众饱受其灾，而且根据近代水文资料可以知道，黄河西徙，就往往要袭夺洛河下游河道，与渭河相汇，因而，洛河也就会直接东流注入黄河；黄河河道东偏之后，洛河则又将会复归于渭河。所以，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还直接影响到洛河和渭河下游河道，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汉代以前，战国时期成书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上，记载有一条漆沮水，在泾水之东，注入渭河。按照《尚书》伪孔传的看法，这条漆沮水，就是洛水的异名〔11〕。这一说法，符合实际地理形势，因而，也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12〕。与《禹贡》成书时间相近的《山海经》之“西山经”篇，更明确记述说，洛水注于渭水〔13〕。因此，在这一时期，洛水应是流入渭河。这也就是说，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若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大体相似，并没有较现在向西有较大幅度偏移。

《山海经》和《禹贡》以后，一直到西汉时期，在历史文献中，再没有见到有关这一段黄河河道和洛河口情况的记载，估计可能变化不大。在记载西汉地理情况的《汉书·地理志》中，并存有渭河入河和入渭两种说法：在洛河口的左冯翊怀德县下，记洛河流入渭河；而在洛河源的北地郡归德县下，却又记洛河流入黄河。今人则多遵从入渭之说，而未做详细甄辨。

对《汉书·地理志》这两种不同说法曾进行过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看法的人，有清朝学者胡渭和王念孙。

胡渭认为，《汉书·地理志》这种歧说并出的情况，是由于“杂采古记，故有不同”。胡渭以为西汉时洛河应当是入渭；之所以会有入河之说，则是因为“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称洛耳”〔14〕。也就是说，《汉书·地理志》关于洛河入黄河的记载，是指先入渭河，再与渭河同入黄河。这种看法，显然是很牵强的。古人记述河流水口归属，总是很明确的，不应这样含混。如果都是这样含混不清，那么，这种记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王念孙的看法，与胡渭不同。王氏认为，《汉书·地理志》北地郡归德县下的“入河”二字，乃是后人妄加，并非《汉书·地理志》原文。他这样看的理由，是东汉许慎的《说文》和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都没有洛河入渭之说，而这两部书的相关记述，又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依据，因而，可以证明，《汉书·地理志》本来只有入渭一说，当时的洛河，与黄河不相关涉〔15〕。

王念孙之所以这样看待这一问题，是因为他认为“记大川所入，前后异文，《汉志》从无此例”。其实，不仅《汉书·地理志》不应如此，其他任何一种地理书中，按理也都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一般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况，往往是由于杂采各种不同材料而在编排时有所疏失所致。后人如许慎、高诱等人，完全可能只采取其中一说，而舍弃相矛盾的另一说；或是只随手摘录所见到的其中一种说法，而根本没有见到与此相异的另一种说法。所以，不能由此证明另一种说法根本不曾存在。

那么，如何解释这两种相互歧异的记载呢？事实上，这种矛盾情况，正好说明在这一时期，黄河河道有过较大幅度的移徙，并且已经影响到洛河尾闾的归属。胡渭和王念孙都没有意识到，河道是随着时代而有变化的〔16〕，所以，只是静止地看待这一问题，自然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汉武帝元光六年开凿漕渠之后，河东太守番係在汾阴、蒲坂开垦了河壖弃地5，000顷，浚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就在今大荔东面一段黄河的东岸，这说明当时这一段黄河河道，正向西移徙，所以才会有河壖弃地可耕。番係开渠作田数年之后，“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17〕。由于河道移徙而导致河东的渠道引水不利，渠田废弃，这说明这一段黄河河道，又继续向西有所移徙。因为假若是向东移徙的话，就要冲溃淹没东岸河壖上新开的田地，而不是引水不利的问题了。番係在河东任太守的时间不长，元朔五年时，已升任御史大夫〔18〕。所以，这次河徙，应当发生在汉武帝开凿漕渠之后不久。

这次河徙，又可以以番係所开河渠的废止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番係在河徙的第一阶段就已经轻而易举地开垦出5，000多顷新地的情况来看，这次黄河西徙的幅度，应当很大。这一时期开凿的漕渠，也恰好是直接入于黄河〔19〕，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今黄河在潼关县东北一个叫做“港口”的地方，向东转折。这里地势高亢，由西向东延伸的漕渠，已经无法通过。漕渠最远只能延伸到今潼关县西北的吊桥街一带。因而，当时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也一定西徙到了今吊桥街以西，始转而东折；而黄河西徙至此，也就必然要袭夺洛河下游河道，造成洛河直接入河的局面。

《汉书·地理志》中洛河汇入黄河的说法，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情况。这次黄河河道移徙最初发生的时间，可能在番係垦田以前不久。因为若是时间已长，就应早被垦殖耕种了。从《汉书·地理志》的行文来看，入河之说系于洛源，可能是抄袭汉初资料而未经留意考订；入渭之说系于洛口，则是不大容易疏忽的，说明在西汉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洛水入渭。也就是说，到了西汉中期以后，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重又东归故道，恢复到了战国时期的状况。

（三）漕渠的开凿

西汉由函谷关以东地区向国都长安城输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最初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渭河水运。可是，由于渭河下游河道河曲发育，迂回萦折，当时人称由渭口到长安城下，“水道九百馀里”〔20〕。这虽然或许有些夸张，可是弯弯曲曲的河道，大大地增加了航行时间，却应当是事实。

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汉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河南岸，开挖一条人工运河，引渭河水直达黄河，以免却迂曲的河道，徒然耗费航行时日。同时，在航运之馀，还可以利用渠水，灌溉农田，增加关中的粮食生产〔21〕。郑当时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于是，汉武帝在元光六年春，征发数万人，由水工徐伯负责规划施工，前后耗时三年，在元朔二三年间，完工通水〔22〕。

由于史籍记载简疏，漕渠引渭渠首地段，现在已经不易考究。有人根据现代地形，把渠首定在今西安市西北鱼王村附近。这种观点认为，漕渠在这里分引渭水后，缘着汉长安城北今新民村、西营等地北侧而行，在今张家堡附近，与西汉昆明渠相汇，然后东过灞河〔23〕。新民村和西营，距汉长安城遗址均在二里以上。可是，如前文所述，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和文献记载，汉初的渭河，距长安城也只有二里左右，漕渠不应当反在渭河之外，也不可能紧逼渭河河床。

渭河在鱼王村附近，河身宽浅，为游荡分汊性河道，难以筑堰引水。而且这里洪枯水期河宽比为1：5，河身变化较大，在渭河与汉长安城之间的狭窄地段内开渠，也有水浸之虞。因此，漕渠不应当在长安城北引水。

开凿漕渠，主要是为了向长安城输送关东的粮食，而这些粮食，主要是输往太仓储藏。汉太仓在长安城东南〔24〕，与漕渠相通连的昆明渠，流经其地。但是，昆明渠水量有限，还不足以负载粮舟直抵仓下。昆明渠的水源昆明池，直到唐代，仍然保持相当规模，而漕渠却屡遭废弃，就是因为漕渠的主要水源是渭河，而不是昆明池。所以，只有源于渭水的漕渠主干经由太仓，才能将粮食运入仓中。

相传汉长安城南覆盎门外，有一座工巧绝世的桥梁〔25〕。可是，却没有见到有关城南河渠的专门记载。班固描述长安城“呀周池而成渊”〔26〕，《三辅黄图》也记载汉长安城“城下有池周绕”〔27〕。但是，实际上汉长安城东、北、西、三面，都是利用其他自然水道，或其他水渠，并没有专门修建护城的池隍。因此，城南可能也是采用的同样办法，即漕渠渠首段在长安城南通过，侧临南垣而东，兼用为护城池。

环绕汉长安城南墙和东南角，今残存有明显的古渠遗迹（城东南角一部分已被拓凿利用为污水池）。清嘉庆时人董曾臣，在所纂《长安县志》中，对此有明确记述，谓“汉城南有渠道，自西南入壕，折而北至青门外”〔28〕。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1906—1910年间，也对这条渠道遗迹，做过勘查。足立氏当时所见到的漕渠，，还有两米多深、五米多宽〔29〕。

后来在隋唐时期，又都重新开凿过漕渠。隋代重开的漕渠，称为永通渠，是沿着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东行〔30〕。唐人韩辽，在重开漕渠时，称“旧漕渠在咸阳县西十八里，……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堙废”〔31〕。由此可知，汉、隋、唐漕渠的渠首段，经行地点，应当基本一致。

其具体分引渭水的地点，在咸阳城西十八里，唐名兴城堰〔32〕，当在今沣河口下的文王咀一带。元朝时人记载，沣水“北流至长安县西北堰头元村周文王庙，西合于渭”〔33〕。堰头就是指水坝端头。宋元时期这里没有什么水利工程。这个堰头，指的只能是西汉和隋、唐时期的漕渠渠首堰水坝。在文王咀附近，渭河河床束狭，当地人称“十里长峡”，十分便于筑堰引水。

漕渠在今文王咀附近分引渭河水流，然后向东通过滈池北面，又经过秦代的磁石门南〔34〕，其后即沿着汉长安城南垣流向东去。到长安城东南角后，循城墙折而向北，至汉长安城东面南头一门青门外，与城里流出的泬水枝渠相汇，向东流，至汉霸桥以下，横穿灞河〔35〕。

《史记·河渠书》记载，新开的漕渠航道，与原来的渭河下游航道相比，最大的特点和便利之处，就是径直捷近，使原来弯弯曲曲长达900里的航程，缩短为300多里。按照这一记载，漕渠的渠路，自然应该相当平直。渭河谷地，地形平夷，也有条件开挖这样一条平直的渠道。因此，漕渠在灞河以东，直至其终端，都应该是比较平直。而关于这一段漕渠路线的具体复原，则由于一无具体的文字记载，二无清楚的遗迹可为凭依，目前，还很难做出。

按照《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记载，漕渠的东端，乃是止于黄河〔36〕。然而，现在却有研究者认为，在渭河南岸今洛河汇入渭河的河口地域，即今三河口村附近，有一海拔330米以上的高地，其西侧地势较低，在海拔330米以下。因而，漕渠无法流入黄河，只能在今三河口村以西，注入渭河〔37〕。今案根据20世纪70年代测绘的大比例尺地图，从华阴县西北到三河口村一带，地势由西向东倾斜，三河口村附近，并无特出高地，漕渠完全可以通过三河口村附近，一直流到今潼关县北的吊桥街附近。

前文已经论及，今潼关县以北、大荔县以东的一段黄河河道，在历史上东西摆动相当频繁，在黄河河道西徙时，往往要袭夺洛河和渭河下游尾闾，洛水也因而直接汇入黄河。而在西汉初期漕渠开凿前后，恰恰是黄河西徙夺洛汇渭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时黄河已经西徙到了今三河口村一带，因此，在《汉书·地理志》中也留下了洛水入河的记载。这样看来，当时漕渠直接入河，也就显得十分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值得疑虑。1921—1927年间，黄河河道向西摆动，就曾流经朝邑、新市镇、赵渡镇、望仙观一线，移徙到过今三河口村以西；1967—1968年时，洛河也曾西徙到今仓西村（在今三河口村西侧五里左右）附近，汇入渭河〔38〕。因而，历史时期黄河夺洛，也完全有可能西移到这里。

所以，即使漕渠东段，只能终止于三河口以西，也并非不能注入黄河，还是应当尊重《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载，确定西汉漕渠乃是东入黄河，而不是渭河。

（四）昆明池与漕渠其他辅助渠道

昆明池是在漕渠开凿九年之后，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开凿的一个大型人工湖泊〔39〕。昆明池在两个方面，与航运具有密切关系。一是昆明池本身就是为水军练习水战而开凿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皇家设置的水上航行和作战训练的基地。二是昆明池开凿后，可以调节漕渠的来水，对漕渠的航运，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昆明池故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西南侧，是堰阻潏河和滈河，蓄积而成〔40〕。昆明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水利工程，在这里无需全面论述昆明池各个方面的情况，只是重点论述有关航运方面的问题。

潏河和滈河，本来是两条独自流入渭河的河流。为了使昆明池有充足的水源，潏河在今香积寺附近，被分引部分水量，堰入滈河。两河相交后西流，人称交水。交水在今堰头村附近，又被堰向北流，至石匣村口，汇集为昆明池〔41〕。昆明池水域广阔，周回四十里上下〔42〕，十分适于船只航行。

昆明池的东面、北面和西面，各有一条泄水水道。其中西面的一条流入沣河，与漕渠没有什么关系。北面和东面的两条水道，则只能流入漕渠〔43〕。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昆明池的开凿，为漕渠提供了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水源。这种看法，似乎不够妥当。作为昆明池水源的潏河和滈河，如果不加人工改道，顺其自然河道北流的话，也都必然要通过漕渠。这样，这两条河流的水量，也就照样可以加入漕渠，不一定非要开凿昆明池不可。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造一片辽阔的水域，来练习水军〔44〕，既不是为了给漕渠开拓水源，也不是像现在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长安城建一座蓄水库。所以，昆明池对于增加漕渠来水量，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过，由于昆明池面积比较广阔，储水量很大，通过它还是可以起到调蓄入渠水量的作用。昆明池对于漕渠的作用，也仅仅在这一点上。

昆明池北出一支水渠，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是流经滈池东、秦阿房宫西，再向东北，又在汉长安城西南角外，形成一小水陂，名揭水陂，然后北流入泬水（大致即今皂河河道）〔45〕。由于在《水经注》成书的北魏时期，漕渠渠首段已经完全堙废，所以，《水经注》中没有记载漕渠渠首一段的情况。如前文所论，漕渠渠首正通过汉长安城南，所以这支昆明池水流，应当在揭水陂上下，汇入漕渠。

昆明池汇入漕渠的另一条水渠，是由昆明池东口分出。这条渠道就叫做“昆明渠”。它从昆明池东侧分出后，东北经今河池寨附近的古河池陂北侧，再经今鱼化寨附近（据黄盛璋研究），然后仍向东北，经过汉代的明堂、白亭、博望苑南，再屈而向北，与漕渠主干渠相合于汉长安城青门（霸城门）之外〔46〕。

汉明堂遗址已经发掘，在今大土门附近。白亭东有桐柏园，为汉武帝卫后及太子妃史良娣葬所。汉宣帝即位后，又为卫后和史良娣改葬，追谥卫后为“思后”，故后世称其葬所为“思后园”；宣帝并改史良娣所葬之桐柏园为“戾后园”〔47〕。依据后世的文献记载可知，唐长安城内金城坊西北隅，即卫后思后园所在〔48〕；史良娣戾后园亦同在此坊〔49〕。戾后园东南侧，就是汉武帝为戾太子所建的博望苑〔50〕。唐长安城金城坊大致在今西安城西任家庄一带，因此，昆明渠应当在这一带通过后，再屈而北折，与漕渠主干相汇合。

黄盛璋曾对汉唐长安附近的河渠水道，进行过几次复原研究，取得很大成就。黄氏的绝大多数见解，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被广泛沿用。可是，关于这一段渠道的复原，却与《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有很大差异。黄盛璋在1958年复原的昆明渠渠道，是在汉明堂南直趋东北，汉博望苑所在的今任家庄一带，显然在其南岸，与《水经注》的记载，明显相悖〔51〕。后来，黄氏又干脆经明堂北面，把昆明渠直接推至汉长安城南门外的城墙下面〔52〕。

在这段渠道的复原过程中，黄氏完全脱离文献记载，单纯依据野外考察。其原则是：“文献如与地理勘查不符则依后者。”在漫长的社会活动和自然营力的作用下，地面上的古遗迹，特别是上古遗迹，必然要发生很大变化。采用野外考察方法进行历史地理问题研究时，不应忽视这一因素。黄盛璋自述云：“大土门附近之汉代遗迹，至少可认为汉明堂区。……自明堂区往东、往北，唐城之外都有古渠遗迹，如何联系，未能查出。”根据这一情况，也不能排除昆明渠在汉明堂区经汉博望苑南东流的可能。汉博望苑一带在唐代的城区之内，同时也处在现在的市区之中，渠道遗迹，自然难以存留至今。

此外，黄盛璋勘查汉长安城南渠道遗迹，称：“覆盎门外古渠，……往西则仅至汉城凸出处，以下今虽无渠道，但察其遗迹趋向，显是南折，绝非西折，而安门、西安门外绝无此等古渠遗迹。可以断定，渠系南下至明堂区与漕渠接。”可是，在1959—1960年测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上，覆盎门外古渠至汉城凸出处后，与城墙相并转而西折的痕迹，相当明显，至今也仍有一些残痕。由此再向西，在汉长安城南侧的西安门外和城西南角处，沿着城墙，也都有相贯连的低槽，这在黄盛璋绘制的《汉长安城建章宫区遗址及渠道复原图》上，也是显而易见的〔53〕。前文在论述漕渠干道时引述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本世纪初的考察结果，同样表明，东西贯通汉城南侧的渠道，确曾存在。

如前所论，这条渠道是漕渠的主干线。至于黄盛璋所说的古渠在汉长安城凸出处东侧南下的趋向，却并不明显。倘或有之，唐时在此正有南山漕河北流，也不是非汉渠莫属。因此，目前还不能否定《水经注》的记载，昆明渠还是应当经汉明堂（今大土门附近）、白亭、博望苑（今任家庄一带）以南，再北屈经青门外，与漕渠相汇合。

漕渠从沣河口下引渭东行，直到黄河，沿途横截了许多从南山流出的渭河支流。这些河流的水量，大多也是要汇入漕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从灞河引出的人工渠道，从汉霸桥以上分引灞水，斜向东北，至汉新丰县城（今沙河西岸长窎村东）附近，与漕渠干渠相合〔54〕。这条渠道，也可以对漕渠新丰附近河段，起到调剂水量的作用。

（五）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

东西横亘的秦岭山脉，阻隔着关中地区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交通联系，起伏的山地，使得陆路交通都十分艰难，更不用说水上航运了。然而，古代人们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沟通秦岭南北的航运联系。西汉沟通博褒、斜水道的工程，就是这种最初的尝试。

褒水是秦岭南坡的汉江支流，在今汉中市西侧，汇入汉江。斜水今名石头河，是秦岭北坡的渭河支流，在今岐山县境内，汇入渭河。从褒水上源今红岩河，到石头河上源，这两条河流的源头之间，相去只有几十里。如果能够沟通褒、斜二水，实际上也就沟通了汉江与渭河的水上联系。

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提议沟通这两条水道，也正是基于这一自然地理形势。这项建议指出：褒水通汉江，斜水通渭河，都可以通行漕船。漕运物资，可以从南阳一带，沿汉江溯流而上，再进入褒水。在褒、斜之间近百里不能通航的地段，改行陆运。然后，再入斜水，改行水运，顺流而下，直至渭水。这样，就可以顺利运来东部各地和汉中一带的物资〔55〕。

从这项规划中可以看出，当时所需要致力的航道疏通工作，主要是整治褒水和斜水的中下游河段，这两条河流的上游河段，航运条件太差，当时完全无法治理。秦岭山高岭险，褒、斜二水间的分水岭，是秦岭主脊，更是陡峻异常，两侧河流的河道，根本无法直接连通。因而，在分水岭上的几十里绝水地带和两河上源各自几十里河段，加在一起共百里上下的地段之内，仍然需要改行陆运。

这一计划，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合理可行。所以，汉武帝同意按计划兴工，建造这条通道。具体工程事宜，是委派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太守，总负其责；朝廷并为此签发数万民众，从事施工〔56〕。

数万人大力整治的结果，使得陆路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可是，由于褒、斜二水水流湍急，礁石丛布，仍然无法通航。这次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二、水上运输及其相关设施

西汉时期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航运活动，主要是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物资运输活动和出于军事目的的水上航行。至于帝王贵戚们在一些池沼水泊之内行船游乐，一是规模太小，二是都属于园林游赏性质，算不上航运，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因此，在这里也就不做具体论述了。

（一）渭河和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渭河在汉代是关中也是今陕西最重要的水上航线。渭河东西横贯关中平原之后，汇入黄河，而黄、渭交汇之后，又一直向东流去，直至于海。东西相连贯的黄、渭两河，构成了一条水上航运大干道。通过这条航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关中地区，以保障都城长安的物资供应。同时，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可以顺流东下，由渭河驶入黄河，把关中的物资，输往关东。

在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由汉中起家后，向北占据了关中平原，并吞三秦。然后，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出兵函谷关以东，问鼎中原，与项羽争逐多年。在刘邦与项羽连年争战的时候，军队所需的粮食给养，完全依赖萧何在关中“转漕”输送，才免却乏食之忧〔57〕。“转”是指用车陆运，“漕”则是指用船水运。从关中向关东“漕”运，当然只能通过渭河。因此，通过渭河水运粮食，在楚汉相争中对于刘邦能够与强劲的西楚霸王项羽相持多年，并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刘邦取得天下，分封功臣、序列位次的时候，才封萧何以头功，并使其位列身经百战的各位将领之上〔58〕。

刘邦除灭项羽、一统天下之后，开始筹备正式建都。开始，许多人都是主张建都洛阳，只有娄敬主张建都关中，刘邦无所适从，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赞同娄敬的意见，极力主张定都关中。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59〕

张良这段话，反映了几个方面的情况。首先，它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萧何转漕关中，确是充分利用了渭河水运，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张良不会讲出“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这样的话来。其次，张良讲述了渭河漕运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社会安定时期，通过渭河漕运关东各地的粮食，以供给京城长安的需要；二是关东各地出现社会变乱的动荡时期，可以通过渭河，把关中的粮食，向关东输送，支持军队平定变乱。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汉初的战乱时期，体现了渭河水运的后一种作用；战乱平定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则主要体现的是前一种运输作用。

在汉代以前，关东地区的经济，就比关中发达，为了充实国都附近的经济实力，西汉时从关东地区强行迁来许多富户，安置在长安城周围地区。然而，这样仍然无法改变关东地区的富庶。正如上面引述张良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主要是从军事方面着眼所做的抉择。也就是说，刘邦选择的是在军事上最有利于控制天下的地点，而不是经济上最富庶的区域。

关中八百里秦川，固然也很富庶，但与广袤的关东平原相比，却就相形见绌了。刘邦虽然定都关中，可却也不能不依赖关东这一富庶地区。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既然不能兼于一地得之，也就只能依靠交通运输线，把关东的财富（最重要的是粮食）运输到关中来。粮食重量很大，陆运十分艰难，水运当然要省便一些。张良向刘邦提出，可以通过河、渭航道而“漕挽天下”，就是点明了依靠河、渭航运，定都关中，也可以兼顾关东的富庶地区。显而易见，渭河漕运，本是长安这一国都得以确立和繁荣的一项重要条件，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仅限于长安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时期在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提到过斜水以下的河段，都可以通航，但是，在西汉时期，没有见到实际例证。

在渭河下游河段，沿岸建有京师仓、嘉仓和细柳仓。这些仓储沿渭河而设，都是用来储存、转运渭河运输的粮食。因而，在这些仓储附近，当然也要有码头。

京师仓设在渭河口附近〔60〕。这里是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京师仓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在今华阴县东北硙峪乡段家城和王家城北的瓦碴梁上〔61〕。京师仓离开渭河河道，有很远一段距离，但它紧临着白龙涧河。这条河的尾闾，现在已在田野里消失，成为一条断流河，但在古代，却是流入渭河。白龙涧河旧称沙渠水，曾见于《水经注》的记载〔62〕。估计当时由黄河过来的漕船，进入渭口不远后，就沿着沙渠水上行，在比较接近京师仓的地方，设立码头，卸下漕粮。

设立京师仓和京师仓码头，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渭河枯水期不便航行的季节，可以将由黄河航运过来的漕粮，暂时积存，待丰水期到来以后，再由渭河航运到长安城附近。二是在一些时期，如果感觉渭河航道过于艰难，也可以把由黄河运来的漕粮，在京师仓卸下后，改用陆运，西输长安。三是京师仓也可以积存在周围附近地区征收的粮食，集中后再水运或陆运到长安。现在发现的京师仓遗址，范围很大，整个仓城将近80万平方米〔63〕，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各方面的功能。

嘉仓在汉长安城东〔64〕。更具体的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不过，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所以，嘉仓位置，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估计应在城东垣外不远。这样的话，嘉仓应在太仓北面距渭河岸边不远的地方。嘉仓存储的粮食，同样也应与渭河航运有关。因此，在嘉仓北面的渭河岸边，也要有粮食装卸的码头。

过嘉仓码头后，溯流而上，再向西行，到了汉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今沣河入渭口下，汉武帝建元三年，架设有西渭桥，又称便桥或便门桥〔65〕。桥北头不远，就是细柳仓〔66〕。咸阳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渭河西北岸上的今咸阳两寺渡村附近，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基址，并出土有“百万石仓”瓦当〔67〕。可以断定，这里就是西汉细柳仓的遗址。

西渭桥是汉长安城去往西北地区的道路所必经的咽喉要地，细柳仓设在这里，应是出于防守西北边疆的需要。西汉时匈奴强盛，经常在北方和西北方侵扰汉朝疆界，有时甚至深入到关中附近。防御和反击匈奴的内侵、开拓西北边疆，这是西汉朝廷的一项重要事务，而为此所需的大量粮食，很大一部分都要依赖从关东各地，漕运到关中长安城后，再行转输。如汉武帝时征发十万馀人筑城戍守朔方，转漕粮食，“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为此需耗资数百万，朝廷府库，为之空虚。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68〕。在长安城西北侧的交通咽喉要地西渭桥北头，设立细柳仓，来囤积关东运来的漕粮，非常便于西北边防调用军粮。

细柳仓不仅可以存储溯渭而上的关东漕粮，而且还可以收储从渭河北岸一些邻近地区征收的粮食。关中平原，“膏壤沃野千里”〔69〕，特别是“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70〕，在渭河北岸建成的郑国渠灌区，在秦时即溉田四万馀顷，使之成为高产农田，“秦以富强，卒并诸侯”〔71〕。至汉代又在渭河北岸，先后开凿有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灌溉渠道，进一步大幅度扩大灌溉面积，粮食生产，更为丰盈〔72〕。这些地区出产的粮食，自可纳入细柳仓存储。同时，如果京城长安有需要，因距离很近，通过西渭桥调运，也很方便。细柳仓紧临渭河，仓下应当就是渭河码头。

渭河流浅沙深，加之下游河道河曲发育，造成航道严重迂曲。这样，给利用渭河航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需要耗费相当长时间。在漕渠开凿之前，每年从关东漕运到长安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当时朝廷与民休息，还没有大肆搜刮征敛，加之秦人以暴虐失天下，前鉴不远，因此，在各方面都还不至于过分铺张挥霍，国用支出也有所节制。所以，仅仅这几十万石粮食，也已足够内外用度，甚至“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73〕。然而，就是这几十万石粮食的运输，也是要耗费很大力气。仅仅渭河一段的运输，每年就要花费整整六个月，也就是半年时间。弯弯曲曲的九百里航道，“时有难处”，漕船航行，十分艰难〔74〕。

至汉武帝登基以后，朝廷上下，开始日渐奢侈。汉武帝好事喜功，在长安城周围大兴土木，兴造不断，如造建章宫、开上林苑，等等。同时，汉武帝还开辟西域、筑城朔方，在西北和其他各个边地，都大兴军旅。这些内外用度的急剧增加，使得渭河的漕运量，也随之迅速上升。这样，本来相当艰难的渭河航运，也就更为窘蹙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当时提出了开凿漕渠以代替渭运的建议。汉武帝闻知有如此救急良策，自是喜出望外，当即令人兴工开挖漕渠。

漕渠建成后，漕粮运输改从漕渠。按照郑当时最初的设想，由于漕渠航道，比较平直，原来每年需要运输六个月的漕粮，通过漕渠，只需要三个月，可以大大缩短用于航运的总时间〔75〕。

那么，漕渠的实际效用究竟怎样呢？漕渠在缩短航道方面，确实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在解决渭河航道水量不足、流沙淤浅方面，却不会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漕渠的主要水源，还是渭河。虽然拦截了南山一些河流入渠，但是，这些河流同样也有许多沙石淤淀。在渠内的水量方面，虽然渠道不像河道那样散漫，它可以束狭水流，增大航行水深，可是，漕渠毕竟只分引了一部分渭河水流，而且渭河南岸没有北岸像泾河这样大的支流，渠内的实际水量，比原来的渭河航道，要少许多。此外，整个漕渠航道，从分水到横截一系列河流，需要有一系列复杂的水利工程，从南山流下的河流，流程都比较短，而且出山未远，在洪水季节，很容易出现较大洪峰，冲毁渠道及有关工程设施，特别是像灞河这样较大一些的河流，更容易发生这类问题。因此，漕渠初开，在解决漕运方面，或许可以奏效于一时，而从长久效应来看，它似乎不会比渭河更好。西汉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史记·河渠书》记载说，漕渠通航后，“漕稍多”〔76〕，显得很是便利。当时对改善渭河漕运的困难状况，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这种效果，时间很短，作用也有限。因为通水、通航之后，由于漕渠水量不及渭河，挟沙能力也要比渭河低，随之而来的泥沙淤淀，也要比渭河快得很多，很快就会影响正常通航。

以往许多人都把汉武帝时漕运量的急剧上升，归之为漕渠的作用，这是不够合适的。如前文所述，漕渠开通后不久，河东太守番係，在河东即今山西运城地区，开渠种田。番係在提出这一方案时，向汉武帝陈说，开田后可以收得200万石以上的谷物，把这些粮食从渭河运到长安，与使用关中当地出产的粮食，一样便利〔77〕。番开河东田地事，乃是在漕渠开通之后，而前文已经论及，漕渠开通于元朔二、三年间，元朔五年六月，番係已由河东太守，升任御史大夫〔78〕，那么，番係在河东开田一事，只能在元朔三、四年间。这时漕渠刚刚开通，番係却只字不提漕渠，而只讲利用渭河来水运河东的粮食。尽管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漕渠刚刚通航，就被淤塞，还有些唐突；可是，《史记·平准书》又记载说，番係在河东开田、郑当时修漕渠、以及在朔方修渠这三件事情，都是“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79〕。这里明确讲到，漕渠并没有能够奏效。《史记·平准书》所说三件事中，番係开田一事，当时并非没有成功，只是数年之后，黄河河道移动，新开田地赖以灌溉的渠道，无法继续引水，这才不得不废弃〔80〕。《史记·平准书》对于此事，仍以“功未就”称之，可见漕渠应与河东新田一样，虽然最初也有相当功效，可是没有能够使用多久，就不能继续使用，很快即被废弃。从番係所讲的话里，至少可以反映出，漕渠开通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漕粮，要继续依靠渭河航运。

在漕渠通行期间，漕运与渭运一样，也需要使用京师仓转运。所以，京师仓也是漕渠岸边的重要码头。京师仓设在漕渠的东端，在另一侧的漕渠西端，则有太仓，设在汉长安城东南角外〔81〕。这里正是漕渠主干和昆明渠都经过的地方。因此，太仓下也要设置相应的码头。这个太仓，不仅可以通过漕渠运粮，而且昆明渠还有一条支渠，在长安城东注入渭水〔82〕。渭河里的漕船，也可以沿着这条支渠，循昆明渠而上，把粮食运到太仓。

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告缗、令吏入粟补官等一系列搜刮民财的措施，由关东漕运入京的粮食数额，大为增加，很快就由原来的每年几十万石，增加到每年400万石；元封年间，更一度高达每年600万石〔83〕。400万石的漕粮数额，至少要维持到宣帝时期〔84〕。这400多万石漕粮，除了漕渠初开时，有一短暂时期，可以通过漕渠运输外，其余大多数时间，还是都要依赖渭河水运。所以，东汉时人杜笃曾在《论都赋》中追忆、描绘当时的渭河水运盛况说：“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85〕所谓“大船万艘”，自然是夸大其词的文学语言。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西汉关中漕运所依赖的水道，主要还是渭河，而不是漕渠。

渭河航运有很强的季节性。这是受渭河本身的径流季节变化所制约的。渭河70％以上的径流量，集中在夏、秋两季，其余时间，流量不足，无法通行漕船。因此，汉武帝时郑当时说，渭河运粮，每年要耗费六个月左右时间。实际上，这是整个可通航时期内，都在进行漕运。然而，前面已经论述，当时的漕粮数额，每年只有几十万石，后来增加到400多万石、乃至600多万石以后，渭河是否能够单独承负这样繁重的航运量，已经不能不令人怀疑。或许当时已有部分粮食，由黄河运到京师仓后，已改用陆运。史籍简疏，缺而失载，亦未可知。

（二）昆明池上的水师

关于昆明池开凿的目的，现代学者往往过于“现代化”地看待。这些学者，从昆明池开凿后对于增加漕渠水源、解决长安城供水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出发，抛开文献记载中的实际史事，推论昆明池是有计划地开凿的一个复杂的供水工程。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求之过深，增添了过多主观的诠释。

前面已经指出，昆明池开凿的目的，本来简单明了，它是汉武帝为了演练水军而开凿的一个大型水上军事训练基地。事情的原委是：汉朝派遣使节，取道西南，出使身毒（今印度）国，而为滇池一带的昆明国所阻拦，不能通行。因此，汉武帝想要出兵讨伐。为适应昆明国滇池上的水战，特地开挖昆明池，以模拟滇池的作战环境，练习水战〔86〕。昆明池开挖修成后，没有派兵讨伐昆明国，也就没有能够到滇池去检验演练的水军。可是，西汉朝廷不久又要与南越的吕嘉相战，而南越本是习于船战，为此，汉武帝重又疏浚拓凿昆明池，并在昆明池周围建造了许多楼观〔87〕。在修治昆明池的同时，汉武帝命人建造了大批军舰，仅戈船、楼船两种船只，就各有数百艘，游弋在周回四十里的辽阔水域上，构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水师〔88〕。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航运形式。

（三）汉江、洛河和黄河的航运

西汉时期的汉江航运，没有留下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是，前面叙述的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尝试，本来就是为了开辟汉江航线，来代替由黄河到渭河的河、渭漕路。按照当时的设想，如果沟通了褒、斜水道，就可以把关东各地的漕粮，先集中到南阳，然后利用汉江，西运到汉中，再沿褒水，运送到秦岭山上，改换陆运，转至斜水，顺流而下，进入渭河，直抵长安。这样，就可以免却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

能够提出上述设想，当然是要以汉江可以通航为前提，起码要像渭河那样，其大部分条件适宜的河段，都可以通航。战国时秦王曾威胁楚王说，秦国假如想进攻楚国，命令汉中的军队，乘船顺水而下汉江，在夏天水大时，四天就可以到达楚国的腹心地带〔89〕。由这一事例可以证明，陕西境内的汉江河段，确是可以通航，起码可以上行到汉中一带。根据这种情况，可以推测，在西汉时期，汉江上也会有一定规模的民间航运，只是史有阙疏，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罢了。

根据十分有限的历史资料，可以推测，西汉向西北边地调运军粮，曾经使用过一段洛河航道。今陕西澄城在西汉时设有徵县，西距洛河不远，当地出土有“澂邑漕仓”瓦当，显然是漕运通道上仓储所用屋瓦〔90〕。“澂”应通“徵”，澂邑即徵县县邑，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显然应当是用来存储下游洛河河段运来的粮食。西汉时期需要向西北边防线上输送大量粮食，在澂邑以下的洛河河段上施行漕运，可以很便捷地将洛河西岸郑国渠灌渠和东岸龙首渠灌渠出产的粮食，集中到这一仓储后，直接运往西北边地；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洛河下游河道，还可以将京师仓的粮食向西北边地调运。

黄河在今山陕峡谷内水流湍急，不便航行。但在龙门以下河段，河道却很开阔，可以畅行无阻。番係在河东开田，其用意和尝试开通褒、斜水路一样，也是想用河东出产的粮食，代替东面从黄河上运来的粮食，以避免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番係说河东收获的粮食，可以从渭水直接西运长安。可是，渭水并不直接流到河东，河东的粮食要想进入渭河，却必须先在黄河边上，装上漕船，然后沿黄河顺流南下，到渭河口后，再转而溯渭西上。

番係所开凿的灌溉渠道和开垦的田地，虽然没有维持几年，但最初也曾取得一定成效。当时河东收获的粮食，一定是按照番係的设想，由河入渭，运到长安。河东本来就是一个富产粮食的地方，即使没有番係开田，也会有一些粮食，调入长安。这些粮食，当然也会按照同样方式，由河入渭，通过水上，输送到长安。

这一段黄河的航运，可以从以往的历史当中，得到印证。春秋战国之际，魏武侯曾在这一段黄河上泛舟顺流而下，就是很好的证明〔91〕。继番係之后，汉宣帝时，耿寿昌又提议，为省除关东漕运的财力费用，籴买关中以及河东、上党、太原等地的粮食，转运京师〔92〕。这一措施，和番係的想法一样，都是为了免却黄河砥柱一段的艰险。河东、上党、太原，都在今山西省境内，这里的粮食，要想西运到关中，大部分也只能在河东通过黄河转入渭河，航运到长安城。传世汉封泥中有一方印文为“郃阳丞印”与“都水丞印”异名联封〔93〕，这在同时期封泥中极为罕见。按照汉律规定，都水长、丞为西汉负责治理“渠堤水门”的官员，三辅各郡都设有这一职位〔94〕，郃阳隶属于左冯翊，为三辅郡之一，县治正位于这段黄河岸边，所以，这位与郃阳县丞联署公文的“都水丞”，很可能就是负责掌管这段黄河运道的官员。

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龙门以下的黄河河段，也是关中漕粮的一条重要运输航道。

西汉在夏阳县境内建有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东临黄河〔95〕。当地出土有“船室”瓦当〔96〕，说明西汉在扶荔宫东侧的黄河上确曾施行过水上运输。虽然夏阳是秦汉时在山陕间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97〕，这一船室也可能与河津上的摆渡有关，但联系上述有关这一段黄河水运的史事，可以推断，这一船室应当与黄河水上运输有关。西汉朝廷在夏阳设有铁官〔98〕，铁器是笨重物品，运输应尽可能利用水道，扶荔宫船室也可能与铁器运输有关。

（四）关于西汉时期的人员航行问题

西汉时期，今陕西境内各河流，基本上没有关于人员乘船航行的记载。除了园林池沼间的游玩和陆路渡口的渡船之外，唯一的乘船航行活动，就是前面讲到的昆明池上的水师了。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西汉时期绝对没有人乘船旅行，但是这种情形，确实是极为罕见。

在一些论及陕西历史时期航运状况的著述当中，一些人往往举述汉武帝《秋风辞》和《汉书·薛广德传》的有关记载，来说明西汉时期在黄河和渭河上乘船航行的普遍性。其实，仔细分析这两种材料，可以看出，这两项史料，都不能作为人员乘船航行往来的例证。

《秋风辞》是汉武帝在由长安去河东祭祀后土祠的行程中，在船上所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两句歌词〔99〕。有人认为，这就是乘船由渭入河、再由河入汾的例证。其实，歌词中“济汾河”的“济”字，以及“横中流”三字，都已点明，这里所歌咏的是由渡口乘船横过黄河（“河”）和汾河（“汾”）的情形。后来汉成帝时祠祀后土，即是“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100〕，即横渡黄河而非顺流航行，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类似的情况，还有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十八年巡历关中时，前去祠祀后土一事。东汉人杜笃，在《论都赋》中叙述说：“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101〕有人认为，这“东横乎大河”，指的也是在黄河上航行。其实，唐人李贤早已指明，这里的“横”字，指的乃是“绝流度也”〔102〕。这里讲的同样是横渡黄河，而不是顺河航行。其实，据《西京杂记》记述；“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103〕整个一套制度设置，都是为行走陆路而设计，朝廷根本没有水上航行的安排。这种常态化的设置，更说明当地基本不具备以船作为人员往来交通工具的条件。

《汉书·薛广德传》记载，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人侍从汉元帝，赴宗庙举行祭祀。他们一行从长安城西面出城，“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案指薛广德）言可听。’上……乃从桥。”〔104〕过去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讲的“御楼船”，是指在便门外叫做泬水枝渠的一条河流上乘船。由于泬水枝渠是流入渭河的，所以，汉元帝应是想要乘船，在泬水枝渠上驶入渭河。其实，仔细审视上文中或从桥、或乘船的争执，可以看到，汉元帝所要乘御的船只，根本不会是在河流上顺着河道通行的航船，而只是陆路渡口上的渡船。

原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注释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

〔2〕杜甫亭《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演变》，刊《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页94—101。

〔3〕《三辅黄图》卷一。关于西汉长安城诸门的名称，今传世文献，记载颇为混乱，相关考辨，请参见拙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3辑（1988），此据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56—262。

〔4〕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本）卷一九，页7b—8a。《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7。《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页1982。

〔5〕《史记》卷一○《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页415；又《史记》同卷《索隐》引《三辅故事》，页415—416。

〔6〕《汉书》卷四《文帝纪》唐颜师古引苏林语，页107。

〔7〕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一○晋潘岳《西征赋》唐李善注引《雍州图》，页159。

〔8〕王翰章《唐东渭桥遗址的发现与秦汉以来的渭河三桥》，刊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265—270。

〔9〕杨思植、杜甫亭《西安地区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页100附图。

〔10〕康熙《朝邑县后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清康熙刻本）卷八《艺文》载明王钺《黄河民谣》，页354。

〔11〕《尚书·禹贡》伪孔传，据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六，页152。

〔12〕如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三（页178）等。

〔13〕《山海经·西山经》，据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二，页61。案关于《山海经》“西山经”篇所从属之“五藏山经”部分的成书年代，诸家看法不一，但不出春秋末期至战国后期之间，与《禹贡》的成书时间，均相去不远。

〔14〕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一○，页313。

〔15〕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北京，中国书店，1985）之《汉书》第七“入河”条，页7—8，页313。

〔16〕案清胡渭在《禹贡锥指》中（卷一○，页313）提到，过去有人怀疑，“禹时漆沮，本入河；其后改流入渭。明成化中，乃复故”，即洛河下游河道的归属关系，前后有过变动。但是，胡渭对此不以为然，谓之“非也”。

〔17〕《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18〕《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页772—773。

〔19〕《史记》卷二九《河渠书》，1409—1410。梁萧统《文选》卷一汉班固《西都赋》，页24。

〔20〕《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

〔21〕《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

〔22〕《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6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79。

〔23〕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刊《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页92—102。

〔24〕《三辅黄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陈直《三辅黄图校证》本）卷六，页135。

〔25〕《三辅黄图》卷一引《庙记》，页23。

〔26〕梁萧统《文选》卷一汉班固《西都赋》，页23。

〔27〕《三辅黄图》卷一，页19。

〔28〕嘉庆《长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中国地方志丛书》影印1936年排印本）卷一四《山川志》下“《水经注》水道考”条，页407—409。

〔29〕足立喜六《長安史蹟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33）第四章第七节《漕渠の遺蹟》，页77—78。

〔30〕《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六一《郭衍传》。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四九七《河渠》二，页5949。

〔31〕《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32〕《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页3222；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33〕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六《山水类》“沣水”条，页172。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正义》（页260）及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本）卷一二长安县（页140）引《括地志》。

〔35〕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0a—12b。

〔36〕梁萧统《文选》卷一汉班固《西都赋》（页24）也说漕渠是“溃渭洞河”。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清王先谦合校本，页16b）亦同样记载漕渠是“东至于河”。

〔37〕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刊《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页98—100。

〔38〕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组《渭河下游河流地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第八章第二节《渭河河口拦门沙的表现及其形成的动力条件》，页133—134。

〔39〕《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77。

〔40〕参阅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页163—174。

〔41〕参阅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0—21。

〔42〕《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臣瓒语，页177。

〔43〕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6，页10。

〔44〕《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1170；卷一《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臣瓒语，页177。又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页1。

〔45〕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6。

〔46〕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0a—11a。

〔47〕《汉书》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8，卷九七上《外戚传》上，页3950。《续汉书·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后汉书》本）一京兆尹长安县下（页3403）梁刘昭注引《皇览》。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0b—11a。。

〔48〕《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唐颜师古注，页395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卷二五雍州长安县，页21。

〔49〕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雍州长安县，页21a。案戾后园，《太平寰宇记》原文作“戾园”，据《汉书·戾太子传》（页2748），戾园乃戾太子据陵园，在湖县“阌乡邪里聚”，故此“戾园”应为“戾后园”之讹。

〔5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五雍州长安县，页21a。

〔51〕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之《水经·渭水注》部分，图三“根据水经注复原之汉长安附近水道图”。

〔52〕黄盛璋《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兼论〈水经注〉的研究方法》，原刊《考古》1961年第6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页42—56。

〔53〕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之《水经·渭水注》部分，图四。

〔54〕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6。

〔5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1。

〔56〕《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1。

〔57〕《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页2014—2016。

〔58〕《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页2016。

〔59〕《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页2043—2044。

〔60〕《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并唐颜师古注，页4189。

〔61〕《华仓遗址勘查记》，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页62—70。《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页20—28。

〔62〕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8b。

〔63〕《华仓遗址勘查记》，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页62—70。《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页20—28。

〔64〕《三辅黄图》卷六，页135。

〔65〕《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58。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7b—8a。

〔66〕《三辅黄图》卷六，页13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京兆府咸阳县，页13。

〔67〕此点承邓霞、时瑞宝、曹发展几位先生介绍，谨致谢意。

〔68〕《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1—1422，页1439。

〔69〕《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61。

〔7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42。

〔71〕《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8。

〔72〕《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81，页1685。

〔73〕《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0。《三辅黄图》卷六，页135。

〔74〕《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

〔7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

〔76〕《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

〔77〕《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78〕《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页772—773。

〔79〕《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24—1425。

〔80〕《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1410。

〔81〕《三辅黄图》卷六，页135。

〔82〕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2。

〔8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41。

〔84〕《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

〔85〕《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上《杜笃传》，页2603。

〔86〕《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引臣瓒语，页177；卷八七上《扬雄传》上，页3541。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一，页1。《史记》卷三○《平准书·索隐》引荀悦语，页1428。

〔87〕《史记》卷三○《平准书》并唐司马贞《索隐》，页1436。

〔88〕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六，页43。《史记》卷三○《平准书》，页1436。

〔89〕《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燕策》二“秦召燕王”条，页1077—1078。

〔90〕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380。

〔91〕《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页1166。

〔92〕《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1141。

〔93〕案这方封泥现藏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见钱存训《封泥小识》引述封泥文字，据作者文集《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页39。

〔94〕《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唐颜师古注引述曹魏如淳语，页727。另外奉常、治粟内史、少府、水衡都尉、主爵中尉诸官也下设有都水长、丞，见《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26—736。

〔9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三“扶荔宫”条原文并何氏校释，页208—209。

〔96〕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页388。

〔97〕如《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页2613—2614）记韩信率军由夏阳渡河击魏王豹；《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3）记汉武帝于元鼎四年“行自夏阳，东幸汾阴”。

〔9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5。

〔99〕见梁萧统《文选》卷四五《秋风辞并序》，页636。

〔100〕《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页3535。

〔101〕《后汉书》卷八○上《杜笃传》，页2597。

〔102〕《后汉书》卷八○上《杜笃传》唐李贤注，页2597。

〔103〕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五，页33。

〔104〕《汉书》卷七一《薛广德传》，页3047。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西汉以后，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代以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陕西关中再没有像西汉那样强盛的统一王朝建都。失去了这种大一统王朝都城政治、经济作用的影响之后，关中以及整个陕西的航运事业，都相形衰退了许多〔1〕。不过，在衰败之中也有新的发展，这就是随着频繁的战争冲突，出现了在实战中使用舟航的事例。

一、航道概况

与西汉时期相比，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境内的水运航道没有太大的变化。比较引人注目的改变，是西汉漕渠除了昆明渠一部分仍有水流之外，包括渠首都已经干涸无水〔2〕。除此之外，就是对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的疏凿。渭河河道在汉长安城北一段向北侧的移动，幅度不是很大，仍距离汉长安城二三里上下〔3〕。今大荔以东一段容易东西摆动的河道，在这一时期也基本稳定在偏东的位置，洛河因而也就还是先汇入渭河，然后再随渭河流入黄河〔4〕。渭河航道在这一时期显得比西汉时更为恶劣，在长安城北面的渭河河道上，有时已经会因为水浅沙阻而无法通船〔5〕。

西汉时期在长安附近的渭河上架有三座重要桥梁，分别称之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这几座桥梁后来时毁时建〔6〕。横架在河道上的这些桥梁，是否会影响航道畅通呢？这是人们自然而然要注意到的问题。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葬内发现的壁画，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在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上，画有墓主人的出行图，图中生动地描绘了东汉时人乘船在渭河桥下穿行的情形。这说明渭河三桥并没有对航运形成阻碍〔7〕，航道仍然畅通。

东汉时期羌人寇扰武都郡（今陕西略阳、甘肃成县一带），邓太后任命深有将帅韬略的虞诩为武都太守，戍守边境。武都郡治所设在下辨，在今甘肃成县。武都戍卒所需要的粮食，需要从该郡所辖沮县（在今陕西略阳县东）运来，这应该是转运今汉中地区的粮食。虞诩赴任以前，武都粮食转运十分艰难，道路险仄，无论舟车，都不能通行，只能用驴马驮运。因此，运价昂贵。当时每驮运一石粮食，要付出五倍的运费。虞诩上任后，为改变这种艰难状况，亲自巡行考察川谷形势，从沮县到下辨，烧石伐木，疏凿水道数十里，开通了水路航道〔8〕。下辨所在的今甘肃成县，北临嘉陵江支流青源河，青源河东流入嘉陵江，循江稍转折南下，就是沮县的所在。因此，虞诩这次疏凿的水道，应当就是青源河和嘉陵江的一部分。

二、航运状况

尽管在渭河水道上航行，通常比较艰难，可是，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所描绘的情形，反映人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有时还是要乘船航行。与西汉时期相比，在这一时期，人员航行的事例出现较多，并且这些人不仅仅是乘船游赏，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活动。

在许多论述东汉时期渭河水运状况的著述当中，往往都认为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十八年春到长安巡游时，是由渭河水路乘船入黄河返回洛阳的，并且以此作为东汉初年渭河航运、特别是载人航行的代表事件。其实光武帝刘秀这次西来长安，虽然也在渭河上乘用过船只，但却是横穿渡口，而不是循河航行，更没有乘船直接返回洛阳。这种既有的看法，是对相关记载做了错误的理解。

关于光武帝刘秀这次西行的情况，以东汉人杜笃所撰《论都赋》记述最为详备；已有的相关研究，也都是以此作为基本依据。杜笃在《论都赋》中讲述说，光武帝刘秀到长安告祭汉代先帝园陵之后：

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斻泾流。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

然后，才返回洛阳〔9〕。

这一段话，实际上只讲了两件事情：一是到甘泉宫去祭天，即所谓“礼邠郊”，因为“甘泉祭天之所，在邠地之郊”〔10〕，甘泉在今陕西淳化县境，在泾河北岸，因此需要经过泾河；二是到河东去祠祀后土，这当然要经过黄河。至于岐、梁这两个地名，大概都是文赋中铺叙虚陈，似乎并没有实际含义。因为岐本是指岐山，在甘泉西面；梁本是指梁山，在黄河西岸，隔河与后土祠相对。有人说光武帝刘秀是乘船由渭河顺流而下，东入黄河，返回洛阳，就是由上面“造舟于渭，北斻泾流，……东横乎大河”这几句话得出的结论。然而，仔细斟酌上面的话，可以看出，“造舟于渭，北斻泾流”和“东横乎大河”，这些显然都是“瘱后土”和“礼邠郊”活动的一部分，与返回洛阳的行程本来没有任何关系。

进一步分析这段话，还可以看出，光武帝刘秀这次出行甘泉和河东后土，也并不是乘坐舟船，而是“千乘方毂，万骑骈罗”，带着浩浩荡荡的一大队人马仪仗由陆路前往的。这里所谓“造舟”，是用了一个典故，语出《诗经·大雅·大明》，原句谓“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本来是讲在渭河上建造舟桥。晋人郭璞解释说，“造舟”是指“比船为桥”〔11〕，就是把船并排连接起来用作浮桥。春秋时有“造舟于河”的记载〔12〕，也是以舟为桥，而不是在河里航行船只。

因此，杜笃《论都赋》中所说的“造舟于渭”，只能是指在渭河上架设浮桥。光武帝此行三月到长安，四月回洛阳；第二年六月又下诏修复函谷关、长安城，并在渭河和泾河上架桥〔13〕。由此可见，当时渭河上的桥梁已经断绝，所以，光武帝刘秀才不得不“造舟于渭”，不然的话，根本无法通过渭河，北去甘泉，或者是去往东北方向的河东。同样，所谓“北斻泾流”，也不是在泾河上航行，而是乘船穿过泾河渡口。由光武帝回到洛阳后随即下令在泾河上架设桥梁的情况来推测，当时泾河上显然也没有桥梁，来往两岸，需要用船摆渡。现在人们引用《论都赋》这句话时，往往把“斻”字写成“航”，这样就有了通常所说航船的语义。其实，“斻”与“航”并不是同一个字。“斻”是“方舟”亦即两船相并的意思〔14〕，《尔雅》将这种“并两船”的“方舟”，与上面讲过的“造舟”并列在一起，解作以船渡过河津的不同形式〔15〕。因此，《论都赋》这里的讲到的“斻”，也是与“造舟”相对举的，应当是指渡过泾河渡口。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就认为“斻，舟度也”〔16〕。

至于“东横乎大河”，唐人李贤早已明确阐释说，这里的“横”字，指的乃是“绝流度也”〔17〕，即横渡黄河，杜笃是讲光武帝过黄河渡口去往河东后土祠。光武帝刘秀祠祀汾阴后土，本是仿效西汉武帝的做法，而西汉时“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一整套完整的仪仗，可是这些仪仗却完全是为行走陆路而设计的制度，绝然没有水上航行的安排〔18〕，这说明汉朝帝王从来都是走陆路去河东祠祀后土，光武帝刘秀也是同样遵行故事成规。

光武帝这次没有乘船在渭河和泾河上航行，当然不能说明这两条河上根本没有载人航行的情况。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人们一般是不取这两条水路作为交通路线的。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几次载人航行的记载，但都各有其独特的原因。

这一时期渭河上出现的载人航行，一种是军事行动。论及水上行军，一些人往往要举述曹操与马超的潼关之战，关于这一点也还需要辨析。此役发生在建安十六年秋，当时马超等人在潼关发叛，曹操率军征讨，屯兵于渭河北岸，两军隔渭口相拒。史载曹操乃是“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19〕。可见曹操只是用船架设浮桥，没有在水上航行。因此，曹操与马超的潼关之役，并不能用来作为渭河航运的事例。

渭河航运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水上军事行动，发生在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当时关中为后秦政权所控制，刘裕统率晋军北上讨伐，兵至潼关之后，部将王镇恶献计率水军自河入渭，乘坐“蒙衝”小舰，直驶到长安城北门外，弃舟登岸，大破秦军，进占长安城〔20〕。在这次战役中，晋军一共有三支部队，同时向长安城进发。一路由沈田子率领，走武关道；一路由主帅刘裕亲自率领，由潼关走陆路；另一路就是王镇恶统领的这一部队。结果在这三路军队当中，王镇恶这一路水军，由于出奇而制胜，竟然得以独占头功，率先攻入城中，后秦政权也由此而灭亡。

王镇恶所率领的这一支军队，士卒均来自江南。这些人娴于驾船，熟悉水战；而关中一带除了西汉时漕粮的船队之外，大概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成行列队的船只。后秦去汉已远，历史的往事当然不会留在当地普通民众的记忆之中，所以，《宋书》记载说这里“素无舟楫”〔21〕。关中地区当然不是“素无舟楫”，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到了这一时期，关中的航运确实已经衰败殆尽了。所以，当关中乡民见到王镇恶浩浩荡荡的水师，特别是看到他们所乘坐的“蒙衝”小舰时，因为人可以隐藏在舰仓内部而不被外面看到，不能不感到十分惊异，以为犹如神物一般。这正反映出后秦由于生疏舟楫而对水军进攻完全缺乏准备，这是王镇恶能够出奇制胜的重要基础。

渭河上载人航行的另一种形式，是帝王巡幸。这种情况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期间也只出现过一次，这就是北魏太和二十一年五月，孝文帝巡视长安，返回洛阳时没有走陆路，而是取水路“泛渭入河”〔22〕。在这前三年，孝文帝才从平城迁都洛阳；前此两年，孝文帝曾出巡徐州，返回洛阳时也是不走陆路走水路，“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当时有人劝阻孝文帝说，黄河水流浚急，为防备万一船只发生倾覆，还是以走陆路为宜。对此，孝文帝回答说：“朕以恒代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孝文帝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由泗入河，回到洛阳〔23〕。黄盛璋认为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这次“泛渭入河”，与上一次“泛泗入河”一样，目的也是考察渭河水道，寓意鼓励水运，试图开发和恢复渭河漕运。当然，漕粮的运输方向与西汉相反，是想把关中的粮食东运到都城洛阳〔24〕。这一说法，非常合理地解释了北魏孝文帝此番乘船航行的内在原因。孝文帝这次水上航行，在整个渭河航运史上也是空前绝后，除此之外，再没有见到有人像他这样乘船航行整个渭河下游河段。

由于在这一时期关中已经不是统一政权的都城，偏安于关中一隅的割据政权如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又不可能从关东的敌国运来粮食物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已经不再由关东向关中大量运送粮食物资。这样，渭河的货物航运就比西汉要衰落了许多。

曹魏时期在长安城北的横门外设有邸阁，存储粮食〔25〕。在这里设置粮仓，显然是与渭河航运有关。自从汉末分裂，直到晋室渡江以前，魏晋两朝国都长期设在洛阳。三国时由于蜀汉常自汉中向曹魏控制的关中进攻，长安城成为曹魏防御或者进攻蜀汉的军事大本营。因而，需要经常囤积较多的军粮，邸阁的设置应当就是用来储存通过渭河运输来的粮食〔26〕；而邸阁之下的渭河岸边，也就是粮食下卸的码头。曹魏邸阁的设置，不仅说明三国时渭河水道上仍有粮食等物资的运输，而且反映出东汉时也有可能利用渭河航运关中的粮食等物资，东运到都城洛阳。可是，在这以后，渭河上的物资运输就日趋衰落了，只是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偶然见有利用渭河航道水运粮食的记载。如晋惠帝元康七年七月，“雍、益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27〕。在这样严重的旱情和疫情肆虐之下，关中地区已经是一派“荆棘成榛”的荒凉景象，时人潘岳叙述说，为此朝廷不得不设法行用由河水入渭水的水上运道，在河东地区征集所谓“绛阳之粟”，以“浮于渭滨”，赈济关中饥民〔28〕。

北魏孝文帝虽然亲航渭水，探查倡导，可是，直到孝明帝时，渭河仍然没有恢复物资运输。因为依据记载，这时河东、华州等地向朝廷交纳的绢布租粟，还都要用车运送。尽管当时一些官吏一再筹划改陆运为水运，用雇车的钱来造船，可是最终都没有能够施行水上运输〔29〕。由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今大荔以东一段黄河也没有辟为运送租粟布帛的航道。因为河东的物资如果用船只运输，一定会使用这条航道，当时没有用船而是用车，就说明这段水路也很少有货物运输。

终南山南侧汉江及其支流丹江以及嘉陵江的航运情况，没有留下多少明确的记载。虞诩在武都疏凿嘉陵江和青源河水道，对于武都的粮食运输，发挥了很大效益，史称通过虞诩的治理之后，“水运通利，岁省四千馀万”。由于戍卫将士的粮食有了充分保障，也维持了边境的安定〔30〕。此外，从前代的情况来看，至少在汉江上是应当有航运活动的。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在魏晋时期，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类型的船只名称，可是在今陕西境内使用各类船只的情况，却缺乏具体的记载。陕西的航运在当时并不发达，因此，我们不能率然推断这些不同类型的船只在陕西也有应用。这一时期陕西的航运船只，值得重视的是王镇恶伐秦时使用过的“蒙衝”舰。

“蒙衝”又写作“艨衝”，是一种外形“狭而长”的军用战舰，往往用于“冲突敌船”〔31〕。由于它专用于军事，适于水战，所以朝廷严厉禁止私人拥有〔32〕。因为它具有良好的水战性能，因而又常常被称为“蒙衝斗舰”。三国时周瑜火烧赤壁，使用的就是这种船只〔33〕。刘裕北伐姚秦，师出于江南，一路上是水陆并进，所以，这种“蒙衝”战舰也应当是从南方开来。“蒙衝”舰上架有舱蓬。周裕火烧连营时，是把柴草藏在舱篷里边；王镇恶溯渭西进时，则是把水兵潜伏在舱内。当关中乡民目睹这种见不到人在外面活动的船只时，竟然惊奇得以为是神物，可见当地本来没有这种类型的船只。

王镇恶所带领的南方水师，非常娴熟于水战。当时晋朝对于水战，已经有很具体的战斗条例。条例中对于舰队的部署配备、各种船只间的相对距离，都做有明晰的规定〔34〕。

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尽管大多数时期全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可是各个政权对航运尤其是漕运的管理，却仍然相当重视，大多设有专门官职。在东汉时期，河渠航运水道的大规模修建，由司空主管〔35〕。河渠的维修养护，东汉由河堤谒者负责；曹魏沿承未改，另设有水衡都尉，主管“天下水军舟船器械”。西晋则设都水使者，负责整个航运方面的工作。在都水使者下面再设河堤谒者，管理河渠〔36〕。

在运输方面，西晋在大司农下还设有四个护漕掾，分管东、西、南、北四方的漕运〔37〕。在基层政府组织中，西晋在各州都设有一名都水从事，负责有关航运事务〔38〕。此外，在曹魏和西晋时期，朝廷还设有专门负责水利漕运方面事务的秘书官员——水部尚书郎〔39〕。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

注释

〔1〕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234—248。

〔2〕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九，页4a—16b。

〔3〕《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四《文帝纪》注引曹魏苏林语，页107。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一○晋潘岳《西征赋》唐李善注引《雍州图》，页159。

〔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影印清同治陈昌治刻本）水部，页225。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27a。《尚书·禹贡》伪孔传，据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一○（页308—309），并参据胡渭所做论析。

〔5〕《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六六《崔亮传》，页1477。

〔6〕参见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第四章第十一节《渭水三桥和蒲津桥》，页227—236。

〔7〕参见黄盛璋《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原刊《文物》1974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514—516。

〔8〕《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五八《虞诩传》，页1869。

〔9〕《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杜笃传》，页2596—2597。

〔10〕《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杜笃传》唐李贤注，页2597。

〔11〕《尔雅·释水》晋郭璞注，据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中国书店，1982，影印清咸丰六年刻本）卷中八，页9a。

〔12〕《左传》昭公元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二○，页1191。

〔13〕《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杜笃传》，页2596—2597。

〔1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方部，页176。

〔15〕《尔雅·释水》，据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卷中八，页9a。

〔16〕《后汉书》卷八○上《杜笃传》唐李贤注，页2597。

〔17〕《后汉书》卷八○上《杜笃传》唐李贤注，页2597。

〔18〕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五，页33—34。

〔19〕《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魏书·武帝纪》，页34—35。

〔20〕《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五《王镇恶传》，页1369。

〔21〕《宋书》卷四五《王镇恶传》，页1369。

〔22〕《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页181。

〔23〕《魏书》卷七九《成淹传》，页1754。

〔24〕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原刊《西北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页152。

〔25〕《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刘宋裴松之注引《魏略》，页1003。

〔26〕参见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页151。

〔27〕《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惠帝纪》，页94。

〔28〕梁萧统《文选》卷二〇晋潘岳《关中诗》并唐李善注，页282。参据清陈沆《诗比兴笺》（清咸丰四年原刻本）卷二《潘岳诗笺·关中诗》，页21b。

〔29〕《魏书》卷一一○《食货志》，页2858—2859。

〔30〕《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页1869。

〔31〕东汉刘熙《释名·释船》，据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清光绪丙申刻本）卷七，页32a。

〔32〕宋官修《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本）卷七七○《舟部》三引《营缮令》，页3415。

〔33〕《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页1262—1263。

〔34〕宋官修《太平御览》卷七六九《舟部》一引《晋令》，页3409。

〔35〕《续汉书·百官志》一，据《后汉书》志第二十四，页3561—3562。

〔36〕《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页739。《宋书》卷四○《百官志》下，页1252。

〔37〕《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页737。

〔38〕《晋书》卷二四《职官志》，页745。

〔39〕《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页1236—1237。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隋文帝统一了东汉以后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国，建立起隋朝。隋朝的统治虽然和秦始皇一样，仅及二世就遭倾覆，但继之而起的唐朝却持续统治了将近三百年。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又都以关中腹心地带上的长安为都城，在这两个强盛帝国都城的影响下，今陕西省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极为兴盛的时期。五代各国加在一起，前后也只有五十多年，其间战乱频仍，航运大多停废，少有兴作，现一并附在隋唐这一时期之内来论述〔1〕。

一、自然航道状况与人工运渠的开凿

（一）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北移

在隋唐时期，长安城以北一段渭河河道向北发生了大幅度的摆动。唐代和西汉一样，在长安城附近的渭河上架设了三座桥梁，沟通两岸的交通。这三座桥也分别按照其各自所处的方位，由东向西，依次被称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

唐代东渭桥的遗址，位于今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西南，距今渭河河床有5里左右〔2〕。杨思植、杜甫亭根据卫星照片分析发现，有一条渭河古河道正通过这处遗址；从照片上看，这条河道比汉代的渭河河道要偏北4里左右，显然就是唐代的渭河河道。整个这段河道比汉代的河道都要偏北4—5公里，大致与汉代河道和现代河道平行，处于二者之间〔3〕。

（二）大荔以东一段黄河河道的变迁

在北周末、隋初有一段时间内，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一段黄河河道再度西徙，而且西徙的幅度也比较大，很可能又袭夺了洛河的尾闾。因为隋文帝开皇四年重新开浚漕渠时，和汉代的漕渠一样，东端也是终止于黄河〔4〕，黄河若不是西徙幅度很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曾在河东蒲州开挖渠道浚引黄河水灌溉农田〔5〕，这很可能和西汉时的番係一样，是在黄河西徙后的河壖弃地上开田。不过黄河这次西徙，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隋朝末年李渊自太原进军长安时所见到的洛河，已经是复归于渭河了〔6〕。唐初颜师古注《汉书》，说流入渭河的漆沮水“即今冯翊之洛水也”〔7〕，说明当时洛河也是流入渭河，黄河河道则东归到了原来的故道。在此之后，李泰等人撰著《括地志》，也是说漆沮即洛水，“至华阴北南流入渭”〔8〕。到开元年间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的时候，仍然说“洛水一名漆沮，在雍州东北，南流入渭”〔9〕。再往后到元年年间，李吉甫撰著《元和郡县志》，更明确记载这一段黄河是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五里处与渭水相汇，而洛水乃是在渭水与黄河相汇前流入渭河〔10〕。可见，在整个唐代，洛河都是汇入渭河，今山陕间禹门口以下这段黄河河道一直处在与现在大致相同的偏东的位置〔11〕。

（三）漕渠的重新疏浚

隋朝在长安建都后，最初没有大量从关东向都城漕运粮食，所以，没有感到运输过分困难。文帝开皇三年，朝廷因京城仓廪空虚，开始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作为储备，以防水旱灾害发生时供应不足。但是，渭河沙深水浅的问题，到了这时更为严重，渭河航运已相当艰难，常常造成阻隔。为解决这一问题，朝廷又想到开浚漕渠〔12〕。

汉代的漕渠虽然久已废弃不用，可是，渠道毕竟还基本留存着，这时只需对原来的渠道再加开挖整治，工程量并不很大。这次工程由开皇四年六月动工，同年九月告成，前后只用三个月时间〔13〕。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恐怕不可能对汉代的漕渠线路做出太大更改。

隋文帝开皇三年，都城由汉长安城旧址，迁到了新建的都城大兴城。大兴城在汉长安城的东南，今西安市区大部分都在隋大兴城城区之内，规模空前。据文献记载，隋代漕渠的渠首段经由大兴城北〔14〕，其实隋大兴城北也就是汉长安城南，这与西汉漕渠的线路完全一致。另外，隋漕渠的线路总长三百多里〔15〕，也和汉代一样；渠道的东端止于黄河，这一点仍然与汉代相同〔16〕。主持这次开浚渠道工程的有郭衍、苏孝慈和宇文恺〔17〕，其中宇文恺是隋代著名的土木工程建筑专家，隋代的大兴城、洛阳城和其他一些重要土木工程都是出自他的具体规划，这次开凿漕渠自然也应当是由他来负责具体技术施工问题。漕渠开成后，最初被命名为广通渠〔18〕，又名富民渠〔19〕。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登基就皇帝位，为回避他的名讳，诏令更改所有带“广”字的地名，广通渠便在仁寿四年改名为永通渠〔20〕。

“永通渠”这个名字当然寓有企望漕运永久畅通的涵义，可是，它既然与汉代的漕渠同样，是以渭河作为主要水源，就也同样难以解决终南山流下的一系列河流与渠道交汇时对渠道的冲淤问题；因此，也就同样难以维持长久通航，需要不断重新疏浚。

唐天宝元年，再度开浚漕渠。这次工程是由陕郡太守韦坚主持，前后用时不到两年，在天宝二年三月完工〔21〕，定名为兴成渠〔22〕。兴成渠的渠首和隋代的永通渠位置一样，沿用未改。渠首处筑堰引渭水，名为兴成堰〔23〕。其他整个渠道线路也基本上是袭用汉、隋旧道〔24〕。只是在穿过灞河前后对原来的渠路做了一些更改。

汉代和隋代的漕渠，都是在灞、浐二水合流处以下绝灞而过，可是，兴成渠却是在灞水和浐水两条河流的交汇处以上横截二水〔25〕。在通过浐水之前，韦坚在开凿兴成渠的同时，分引浐水，在浐水西岸禁苑苑墙上的望春楼（又作望春亭、北望春宫）下，又疏凿了一个大水潭，兴成渠从潭中穿过，以此作为漕船的停泊港湾和码头。唐玄宗为这个水潭御赐名称“广运潭”〔26〕。今西安市北面的滹沱寨西北有一洼地，长约1，200米，宽约300米，东距浐河不远，从位置和地形上看，应当就是唐代广运潭的旧址。从现在的地形状况来分析，唐代的渠道应当在滹沱寨西的白花村一带离开汉、唐渠道，东入广运潭，再由今滹沱寨北的低地，经今赵围附近，东过浐河。过灞河的地点，大致在原郊区农业大学西侧一带。

渠道过了灞河之后，又趋向东北方，重沿汉渠路线东去。在1975年拍摄的卫星照片上，还可以大致看出这条渠道的影像。前面已经论述过，唐代黄河大荔以东一段河道位置偏东，与现在大致相似，因此，唐兴成渠的渠尾也与隋代不同，它是东止于华阴县东北三十五里的渭河口附近，而不是黄河〔27〕。

韦坚这次开浚的漕渠也没有维持多久。唐文宗开成元年，在废弃了很久之后，咸阳县令韩辽又提出重新疏凿通航。当时，宰相李固言以为时机不太适宜，不同意动工。但是，由于当时渭河航运已经更加艰难，以至停止水运，改用牛车陆运。这样做不仅耗费很多人力，增大劳动量，而且占用耕牛，影响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所以，唐文宗没有听从李固言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动工开渠。渠道修成后，一时航运也很便利，省却了大批耕牛，对关中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助益〔28〕。

此外，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在华阴以西二十四里的地方，还开凿了一条敷水渠，用来宣泄水害。可是，开元五年刺史樊忱又重加开凿之后，这条渠道就用于沟通渭河漕路了〔29〕。估计这条渠道是用来漕运渠道邻近地区的粮食入渭河以西运长安。

（四）升原渠的开凿

升原渠是唐代初年开挖的一条运输渠道，这条渠道并不完全是新开的，它主要是修复、利用了汉魏时期的成国渠旧渠道。

成国渠是汉武帝时为灌溉农田而开挖的一条水渠。渠道在郿县引渭水，在渭河北岸与渭河相并东行；到了灞河和渭河两河口间，又重新流回渭河〔30〕。三国时期又重新疏浚这条渠道，并把渠道引长，改在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以东的汧水（今千河）上分引水流。

三国修成国渠，历史记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谓渠系魏明帝太和二年卫臻征蜀时所开，见于《水经·渭水注》〔31〕；一说谓系魏明帝青龙元年司马懿所开，见于《晋书·宣帝纪》以及《晋书·食货志》〔32〕。现在一般都遵从前一种说法〔33〕，也有人两从其说，谓司马懿是在卫臻所开渠道的基础上“重开”〔34〕。虽然也有个别人主张依从后一种说法，但也仅仅止于一般性推测，没有做出仔细考辨〔35〕。

今案从太和二年到青龙二年期间只有七年，成国渠不应该刚刚开挖随后就被湮废，以至需要重新疏浚。所谓卫臻征蜀，是指太和二年诸葛亮率兵伐魏，而曹魏派军入关中拒战一事。当蜀军初来之时，朝臣上下莫知计之所出，明帝只好派遣大将军曹真及张郃等率军先行入关〔36〕。卫臻参与此役，是因为他后来又奏上计策，以为“宜遣奇兵入散关，绝其粮道”，这一计策为正一筹莫展的魏明帝所赏识，所以，又委派他为“征蜀将军”，入关参战〔37〕。卫臻到长安时，蜀军已被曹真、张郃击退，卫臻计无所施，只好东还洛阳，官复旧职〔38〕。因此，卫臻恐怕不大可能为征蜀而再关中专门开挖渠道。再退一步讲，蜀军出兵是在太和二年正月之后，到二月丁未，明帝西镇长安，这时诸葛亮已经败走，这期间最多不过一个多月时间〔39〕，即使是曹真，也根本无暇临战掘渠；至于在戎事匆匆之际来引水灌溉关中农田，就更不可想象了。因此，《水经注》的说法，实在不足为信，曹魏重开成国渠的时间，应当以《晋书》的记载为准。

根据《晋书》的记载，这次司马懿开渠，也是为了灌溉农田，而不是用作运输通道。西魏大统十三年，又在成国渠上设置六门堰，以节制水量，显然还是用为农田水利设施〔40〕。直到唐代以前，成国渠一直只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从来没有进行过航运。

唐代改造利用成国渠的工程，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由水部郎中姜行本奏请施行的。姜行本在汧源县（今甘肃陇县）境的汧水（今千河）上修筑五节堰，引汧水东流，以通水运，名为升原渠〔41〕。这个渠首的位置，比魏晋时期在陈仓东面的渠口向上游移动了许多。渠口向上游移动，很可能于汧水河床的下切有关。由于汧水水量较小，高宗咸亨三年，又在陈仓县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42〕。由升原渠向东，可以一直航行到灞、泾两河口间的渭河上，再沿渭河溯流而上，就可以驶抵汉长安旧城北，也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禁苑外面〔43〕。

（五）其他运输渠道

除了漕渠和升原渠外，唐代还开凿了其他一些运输渠道。这些渠道基本都是为运输木材而开凿的。

就在韦坚开凿漕渠的唐玄宗天宝元年，京兆尹韩朝宗也开凿了一条分引渭河水的渠道，用以运输木材。这条渠道从唐长安城西面中间一门金光门进入长安城，在西市西街开挖水潭，用以存放通过漕渠运来的木材〔44〕。这条渠道的引渭地点缺乏记载，具体路线也已难以复原。从现在的地势来分析，很可能是在今周至县渭河南岸引水，经昆明池南侧转入金光门。

唐代开挖的另一条运输木材的渠道，是代宗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幹奏请自南山谷口引水穿过长安城进入禁苑，用以漕运终南山上的薪炭。终南山是长安城薪炭的主要供给区，白居易《卖炭翁》诗里描写的卖炭翁就是用牛车来拉运终南山里的木炭到城里去卖。木炭质重，运输不便，长安城中的木炭因此价格昂贵，供应匮乏，“苦樵乏薪”。假如能够凿通水路，自然要方便很多。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黎幹并没有开成这条渠道，只是在皇城外边安排倡优表演了一些名之曰“水戏”的小把戏，哄弄皇帝高兴了一下，根本没有凿通这条渠道〔45〕，更丝毫谈不上起到什么运输作用了。

黎幹运送木炭的渠道虽然没有凿通，不过，唐朝在长安城西面有一条叫做“漕河”或是“漕水”的水道，乃是在城西南从现在的河上分出，沿唐长安城西垣北流，再进入禁苑，缘汉长安城南垣和东垣，流入渭河〔46〕。这个漕河显然也是一条人工渠道。只是文献失于记载，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条渠道开凿的具体过程了。从“漕河”这一名称来看，这条渠道也显然与运输有关，至少不是主要用于灌溉农田。结合黎幹在终南山开渠的意图，可以看出这条“漕河”的主要运输职能似乎也应该是终南山上的薪炭。

（六）沟通丹江和灞河水道的尝试

在韦坚开浚漕渠以前，为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在唐中宗景龙年间，襄州刺史崔湜提出了一个新的运输方案。崔湜的基本想法同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构想大体相同，就是尽量避开不用三门峡黄河险段以及流浅沙深、水力无常的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不过，崔湜选用的路线不是当年的褒斜线，而是试图先把粮食货物由汉江溯源而上，转入汉江支流丹江，水运到商州后，再改陆运，越过秦岭，在秦岭北坡的蓝田南面，出石门谷，至蓝田，再沿灞河水运到长安附近〔47〕。

过去有人认为崔湜所说的石门是指蓝田西南的石门谷，即今汤峪河〔48〕。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蓝田西南的石门谷水，乃是北流汇入浐河〔49〕，它与灞河东岸的蓝田牵扯不上任何关系，从这个石门谷出来北去长安城，无论水路还是陆路，都不会经行蓝田。今蓝田东南的道沟峪，唐宋时期一般叫做倒回谷，而它还另有一个名称即是称之为“石门谷”〔50〕。这个石门谷的南面，与丹江隔岭相对，谷内本来就有道路东通洛南〔51〕。从商州上洛凿山筑路，沟通丹、灞两条河谷，也远比向西到今汤峪河那里要方便得多。在唐代，本来就是以这个石门谷作为灞河的正源〔52〕。北出石门谷，就是宽阔的灞河谷地，便于通行往来。所以，崔湜沟通丹、灞二河的交通线路就应当是选在这里。

崔湜督役数万人，开通了这条新路。新路开通后，封锢了原来的蓝田关旧路，强令行人一律取道新路。由于行用时间过于短促，文献记载有限，这条新路上水路地段的效用如何，还有待更进一步探索，但是穿越秦岭一段陆路却是艰难备至，远不如旧路通畅，“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甚而至于“数摧压不通”〔53〕，实际上并没有怎样很好地利用。崔湜主持开路时身为襄州刺史，而他出守襄州是因过被贬流放，时为唐中宗景龙三年五月，至同年十一月，大赦天下，所有流人一律放还，崔湜也重归长安〔54〕。因此，这条石门新道应当开凿于景龙三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到玄宗先天二年七月，崔湜又因谋乱被配流岭南，商州奏请复依旧路通行〔55〕。这样，石门道从开凿到废弃，总计不超过四年，其间又“数摧压不通”，就连陆路交通都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更不用说连接丹江河灞河的水运了。

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秦岭高峻起伏的山峰，对交通运输的阻碍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不管人们怎样努力，沟通两坡的水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汉唐先后沟通褒、斜和丹、灞这样以陆运越岭来连接两坡的水路运输，也由于越岭陆运的艰险，失去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的开发价值。崔湜沟通丹、灞水路的设想，乃是必然要以失败而告终。

（七）嘉陵江航道的疏凿

唐代后期，吐蕃在西边经常侵扰唐朝的边境，今陕西南部的略阳县一带，属唐兴州辖境，也邻近与吐蕃的边地。为防范吐蕃的袭扰，唐朝在边境地区驻扎了很多兵力。兴州西面的成州，就是一处戍守要地。成州戍军的粮食，需要经由兴州长举县运去。长举县治所在今甘肃省徽县东南的嘉陵江北岸，距嘉陵江大约有10里左右〔56〕。经陆路由长举向西北到成州，路途十分艰难，在县西北五十多里的地方，要翻越著名的青泥岭，这座山“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57〕。整个三百里行程，也大多都是“崖谷峻隘，十里百折”，加之“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在这样的道路上运送粮食物资，极为艰难，“负重而上，若蹈利刃”，运夫甚至常常会“颠踣腾藉，血流栈道”，在路上失去性命〔58〕。

鉴于陆运这种艰难局面，德宗贞元末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决定疏凿嘉陵江航道，用水运来代替陆运〔59〕。严砺的疏凿措施，包括清除水道上的石块，砍除影响通航的树木，对河床中基底与河岸联结在一起的影响航运的岩石，则用火烧醋激的办法粉碎后，再将其清除下去。航道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江涛负载漕船“雷腾运奔，百里一瞬”，免除了陆运的艰险，也缩短了整个运输路程。原来走陆路需要三百多里，现在走水路却只有二百里。百姓大为便利，为此专门延请文章高手柳宗元撰文刻石，以作纪念〔60〕。

严砺疏凿的嘉陵江水道究竟是哪一地段，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还需要进行研究分析。疏凿这段水道，是为给成州的戍卒漕运粮食等军需物资。成州的治所本来是在上禄县，位于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礼县南面，可是，肃宗宝应元年以后，这里已经陷没于吐蕃人之手。贞元五年，成州内徙，权治于同谷县西境的泥公山（一作“泥功山”）上〔61〕。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时，成州的治所就设在泥公山上。唐同谷县治即今甘肃成县，也就是东汉武都郡的治所下辨〔62〕，泥公山在县西二十里〔63〕。今成县距离嘉陵江甚远，而在嘉陵江支流青源河岸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严砺疏凿江道，是自长举而西疏凿嘉陵江二百里〔64〕。从长举县到青源河口有一段嘉陵江水道，但只有几十里，远不及二百里之数；若是从长举县循嘉陵江西南行，到青源河口，再循青源河而上到同谷县西的泥公山下，倒是有一百多里，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里程相近。严砺既然是为漕运过去由长举陆路运往成州的戍粮而疏凿江道，那么，他所疏凿的也只能是这样一条由嘉陵江联通青源河的航道，而主要的工程是在青源河段，而不可能如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是嘉陵江主干道。我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一文中已经论述说，青源河航道在东汉时期曾经由虞诩做过疏凿〔65〕，因此，严砺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修复前人旧路。严砺疏凿的这段水道，大部分都在今甘肃省境内，只有一小部分在今陕西略阳境内。

二、航运状况及相关设施

（一）渭河下游与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隋代初年，朝廷内外各方面的用度都相对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从关东各地漕运粮食到京城。到了开皇三年的时候，由于京师仓廪储备已经逐渐空虚，不敷这个庞大王朝都城的支用，若是京城周围的关中地区再遇到水旱灾害，京城的用粮也就无法保障了。为此，隋文帝杨坚始颁下诏书，责令在关东一些河流沿岸的州内，募集人丁运米，同时在黄河岸边的“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通过这些粮仓存贮附近地区的粮食，然后一级一级“转相灌注”，次第西运，把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京师大兴城。这是隋代首次启动渭河航运来运输漕粮〔66〕。

隋文帝时在华州设置的广通仓，位于渭河口附近的渭河南岸。这个广通仓同广通渠一样，也是冲犯隋炀帝杨广的名讳，所以，在杨广登基后被改名为永丰仓〔67〕。渭河上的漕船自然要在这里停泊，因此，这里也是渭河上重要的漕运码头。

渭河漕运启用了仅仅一年，就发现存在有严重的航运障碍。这主要是渭河河床淤积泥沙过多，“流乍深乍浅”，致使航道许多地段已经淤浅阻碍航行，“漕运者苦之”。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只好又施用汉朝旧策，于开皇三年，下令开挖漕渠〔68〕。

开皇四年九月，漕渠通水。隋文帝亲临灞河岸边，观看通水的情况〔69〕。开挖漕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隋代使用漕渠运输关东的漕粮，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维持漕渠通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大业二年以后，隋炀帝移都洛阳，已经没有多大必要再多向关中漕运粮食，因而，便不必在漕渠上花费大多的力气，估计最迟至大业二年，漕渠就已经不再通漕。这样计算，隋代漕渠的整个使用期限，不会超过22年。

唐朝初年和隋朝初年一样，也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漕运粮食。在高祖武德和高宗永徽年间，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等人曾先后上言，建议在不同地区开挖渠道，水运物资，可是，却一直没有利用渭河水道向关中大规模输送粮食等物资。显而易见，这时各地的经济还没有从隋末战乱的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既不宜过多征收粮食，也不便征发太多劳役。当时每年只是从关东陆运二十万石上下的粮食，数额很小，微不足道。高宗咸亨三年，关中遭遇饥馑，粮食严重匮乏，这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漕运河东绛州的粮食入京，并在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通过渭河运来的粮食〔70〕。

东渭桥仓也是个重要的运输码头。在漕运旺季，东渭桥头舟航聚集，甚至略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景象，唐德宗贞元人李观，尝谓桥下“舟者如徼”〔71〕；大中、咸通间人李频亦曾描述云：“秦地有吴洲，千樯渭曲头。”〔72〕除了东渭桥仓以外，唐代还沿用了隋代的永丰仓，作为渭河口上的码头和仓库〔73〕。

过了东渭桥仓再向西，在禁苑内汉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中渭桥的南头岸边，还设有一个粮仓，这个粮仓也叫太仓〔74〕。由于唐代的太仓本来设在宫城掖庭宫的北面〔75〕，所以，对这两处太仓的关系，从很早就引起过争议〔76〕。其实，长安城附近的几个仓储，都可以冠以太仓之名。例如东渭桥仓有时就又被称为“东渭桥太仓”〔77〕，而长安城禁苑西北的这座太仓，为了与宫城中的太仓相区别，另外又有一个名称，是被称作“北太仓”〔78〕。北太仓的渭河运输码头当然就在中渭桥边。《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年间韩滉、杜亚运送江南粮米至“东、西渭桥仓”〔79〕，西渭桥有仓未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所以，这里的“西渭桥仓”很有可能就是“中渭桥仓”的错讹，指的就是这个北太仓。北太仓的地位和作用似乎远远不能与东渭桥仓相比，大多数漕船应该还是停泊在东渭桥仓下。

唐高宗开通渭河漕运以后，运送到关中的粮食，比以前有所增多。然而，朝廷的财政开支和粮食需求这时也在大幅度增长。由于三门峡险段河道对黄河水运的阻碍，以及渭河水运的艰难，还是供不应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采取过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皇帝率领百官诸臣一起跑到洛阳去“就食”，也就是到那里去吃住花用，以减少一些长安城的开销。据有人统计，高宗朝总共去过洛阳6次，玄宗也去过5次，唐中宗李显对此颇感愤怒，径称皇帝就食东都乃是沦落成为“逐粮天子”。另一种办法是在遭到严重饥馑的时候，陆运粮食入京，以解决普通百姓的生计。但这样做代价也很高，陆运急迫时甚至会把拉车的耕牛累死十之八九〔80〕。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来京师，唐玄宗向他征询解决漕运的办法。裴耀卿提出在整个漕路上根据南北东西不同水道各自的特点，令当地水工，分段转运，在各转运地点，沿水路设置码头和粮仓，河道水量丰盛时则行舟启运，水浅受阻时则藏粮于仓。他提出的这个办法，实际上在隋文帝时已经实行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而且他在沿河各地设仓的想法，也就是想要沿用隋代旧址重建新仓。当时唐玄宗没有重视裴耀卿的意见。三年之后，裴耀卿升任京兆尹，正遇到京师附近遭受水灾，谷价腾升，唐玄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又一次到京都洛阳去“就食”。这时，实在被漕运不济而困扰不堪的唐玄宗才重又想到了裴耀卿提出的建议。于是，裴耀卿得到机会，又一次向唐玄宗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设想。这次玄宗皇帝龙颜大悦，当即擢拔裴耀卿为宰相，并兼任“江淮都转运使”，统筹实施他的漕运方案。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办法，简单地说，就是节级转运，渭河口上的永丰仓，本来也就是隋代节级转运的产物，再向远追溯，西汉设在这里的京师仓，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因此，若是仅仅对于渭河水运来说，裴耀卿的方案，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良作用。裴耀卿的漕运方案中意义最大、也最为关键的地方，是在三门峡附近开辟了十八里山路，并在这条道路的东、西两端，沿河设置粮仓，使河运避开动辄覆舟的三门峡险段，改用陆运转输。裴耀卿这一方案，施行三年，共漕运到关中七百万石粮食，即平均每年漕运二百三十多万石，主要也是因为较好地解决了河运中的这个卡脖子地段的问题。至于由渭河口到京师东渭桥仓的运输，并没有改善任何航运条件，只不过是让船工们再多付出一些苦力和朝廷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已。人们当时用“斗钱运斗米”来形容运输的巨大耗费和艰难情形〔81〕。

裴耀卿罢任之后，每年漕运到京城的粮食，仍维持在一百万至一百八十万之间，比起唐初二十万石的数额来说，已经增加了许多〔82〕。对于这样的高额运输量，渭河航运是很难长久承负的。于是，天宝元年，唐玄宗又任用韦坚开挖漕渠，试图用漕渠替代渭河水运，以缓解粮食运输的困难局面。

韦坚开挖的漕渠，大部分地段仍沿用隋代漕渠的旧道，东端渠道尾闾汇入渭河的地方，仍然可以和隋代一样，在永丰仓下设置码头，以便转输漕粮。浐河西岸的广运潭，是漕渠最大的码头，在漕渠开通的庆典上，一次便有二三百只船舶停泊在这里〔83〕。接近广运潭的苑墙光泰门外，唐代有一个村庄叫米仓村〔84〕。按照它的相对位置关系，这个村庄就应当在广运潭边。顾名思义，应当是漕渠畅通时在广运潭边设置了粮仓，才会产生米仓村这个名字。此外，禁苑西北角的北太仓，仍然可以通过漕渠运输粮食。这一般应当是从广运潭启航，沿漕渠西行，穿行禁苑当中，到汉长安城边时，再沿南山漕河向北，运送到禁苑西北边的北太仓〔85〕。

漕渠开通之后，一时也曾产生过较大效益。天宝二年当年，漕运关东粟米四百多万石，开创了隋唐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但是，这个数字里面肯定也包含很多其他人为的因素，韦坚为了取悦于玄宗以邀功，必然会采取其他手段促使漕额暂时增长起来。以后天宝年间的正常运额是二百五十万石，而且这并不是完全依靠漕渠运输，其中还有部分陆运的份额〔86〕。由天宝年间水陆运并用这一情况推测，开元年间裴耀卿运入关中以及继此之后由关东西运入关的粮食当中，很可能也有一部分是来自陆运。

韦坚开凿的漕渠，与汉代和隋代的漕渠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此，它也不能避免汉、隋漕渠很快就被湮塞废弃的命运。灞水和浐水等河流的冲激填淤，对韦坚的漕渠构成了很大威胁。每当夏季大雨之时，灞水和浐水等与漕渠相交叉穿越的渭河支流暴涨，漕渠必然要受到洪水严重冲激，水退以后则又要淤下许多泥沙，航运便不能不受到阻滞〔87〕。因此，也就必须辅以陆运相济。

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河淮地区都受到乱军的占据或是冲荡，关东的漕粮已经无法西运，江淮的贡赋租粟都改由汉江西运，漕渠的航运亦随之陷入停顿。战乱平定之后，代宗广德二年，刘晏着手整顿漕运。这时，他重又采取裴邀卿的节级转运办法，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令“河船之运积渭口，渭口之运入太仓”，此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而是改为利用渭河航路〔88〕。显然，自然的淤积冲激再加上战乱的荒废破坏，漕渠已经不再能够负载装运粟米的重船了。不过，这时漕渠还没有彻底湮塞，可能有时还能够通行一些装载轻货的小船。到了大历年间以后，才最终废弃这条水渠，不再用作航运通道〔89〕。

广德二年以后，重又启用渭河水道，漕运关东江淮等地的租粟等物资，这也是漕渠湮塞废毁后而采取的不得已办法，渭河水运仍然十分艰难。虽然在刘晏整顿漕运的当时，每年漕运至京城的粮食达到了一百一十万石〔90〕，可是，在这以后，每年运输到京城的粮食只有四十万石，而且在这其中也还含有一部分陆运的份额〔91〕，渭河的航运能力已经不能全部负担，京城的粮食供应显得十分紧张。

德宗贞元初，京城周围的关辅地区驻扎有大量军队，需要耗费很多军粮。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暴涨，以至每斗米价高达千钱，太仓中留供皇宫食用的粮食已经不敷支用十天，宫禁中不敢再用粮食酿酒。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紧急陆运永丰仓米进京。结果由于运输程限过于急迫，驾车的牛大部分都被累死。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皇帝只好又一次安排人来整顿漕运。

这次漕运整顿工作，是由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和淮南节度使杜亚负责。韩滉和杜亚两人不仅在三门峡附近重又花费一番功夫，疏通了这处卡脖子的隘口，而且还针对渭河航运的困难，改进了渭河运粮的船只，以使其更加适宜在水浅沙深的渭河里航行。改进渭河运粮船只的具体工作，是由陕虢观察使李泌主持。经过李泌的这一番技术改良和其他人为努力，使得运输到东渭桥仓的粮食数额竟然又达到了一百三十万石，一时明显提高了渭河的航运能力〔92〕。只是好景不长，这样好的运输效益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以后最好的时候，漕运到京的粮食一般也只有四十万石〔93〕。

贞元年间整顿漕运以后，由于渭河航运艰难，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粮食要通过陆运入京，这说明从长时段来观察，李泌改进船只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文宗开成元年，李石奏请重修开凿疏浚漕渠时曾经讲述说，漕渠修复通航之后，可以使从渭河口的永丰仓到长安城这三百里之间再无车挽之劳，辕下之牛悉数归耕于农田〔94〕。可见，以陆运辅助水上漕运，不仅早已成为一种定制，而且越来越占有重要比重。

占用大量耕牛来驾车转运粮食，要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用来运输的耕牛，一般也都只能从关中就地征集，而关中的农业生产受到损害，更不利于京城长安的粮食供应。为此，唐文宗开成元年，又一次动工开挖疏浚遭遇湮塞废弃了的漕渠，试图采用天宝时期的老办法，用漕渠来解决渭河航运的困难。然而，这次开浚漕渠的效果也不比天宝年间更好。在仅仅十六年以后的大中五年，裴休出任盐铁转运使，翌年八月改革漕运，这时已经不再使用漕渠，重又改从渭河运输漕粮〔95〕。

唐代以后的五代战乱时期，没有再见到利用渭河或漕渠运输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记载，渭河航运，应当已经陷于停顿。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其他由关东运入长安城的货物，大多采用陆运，一般不利用渭河或是漕渠。例如，隋开皇年间关东诸州调物均由潼关和蒲津关两关陆运入京，“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96〕。所谓“调物”以布帛为主，这是除了粮食之外的另一大宗重要生活物资。唐代的情况依然与隋代相同，布帛运输也是依赖陆运。如开元初年张说在幽州做官时，每年都要用许多车辆陆运河间、蓟州一带的庸调缯布到京城〔97〕。其他调物如麻等也是陆运入京〔98〕。

需要指出的是，天宝二年广运潭开成庆贺典礼时，韦坚曾在潭内陈列二三百只运船，每条船上立牌标明郡名，船上则堆积各郡特产，包括广陵郡的锦、铜器，南海郡的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瓷器、酒器，宣城郡的纸墨等等，各种生活物资，几乎应有尽有〔99〕。然而，这只不过是韦坚为邀取玄宗皇帝宠幸而有意摆布的场面，并不能说明这些各种各样的物资都要通过漕渠或者渭河来运输。

从总体来看，隋唐时期渭河和漕渠上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运输活动，虽然在整个渭河航运史上也称得上是盛极一时，形成了一个航运高峰，可是，却不宜因此而过高估价当时的航运发达程度。在韦坚开凿漕渠之前的开元年间，每年从关东运送粮食一二百万石到京城，这应该是渭河航运在唐代相对比较兴盛的时期。可是，当韦坚凿成广运潭后从关东取来二三百艘船只陈列在水潭当中时，关中父老竟然会因为“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视之以为奇观〔100〕。由此可见，平常渭河水面上并没有太多船只，开元年间的漕额之中很可能也含有陆运的成分在内。

（二）黄河航运

隋唐五代时期陕西境内黄河上的航运，仍主要限于今大荔以东一段河道，而且是以漕运河东的粮食为主。

隋开皇三年初兴漕运，就在河东的蒲州置有募集来的“运米丁”，这应当是为漕运河东以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到京城〔101〕。唐高宗咸亨三年始行关中漕运的时候，更是专为运输河东及太原一带的粮食。当时，这些地区的粮食在河东黄河上装船以后，再顺流南下至渭河口，转从渭河溯流而上，西运长安城，“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一直运送到东渭桥仓〔102〕。河东一带的漕船究竟都在哪些地方泊靠，现在已经无法考索，不过，当时汾水可以直接与黄河通航〔103〕，所以，这一段的通航河道，起码可以包括汾河口以下的全部河段。

除了粮食运输以外，唐代黄河河道上还有木材运输。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附近由于缺乏建筑用木材，派人到岚州和胜州一带去采伐购买〔104〕。岚州在今山西岚县、合河、岢岚一带，位于吕梁山区，西临黄河；胜州在今陕北神木、府谷一带，东隔黄河与岚州相邻。在这里采伐木材运到长安城，只能利用黄河顺水放漂，到渭河口后，再溯渭河向上游漂运。当时朝廷在胜州设有一百二十名“转运水手”，应当就是负责漂运木材〔105〕。

岚州和胜州这两个州，除了向长安漂运木材之外，每年还要向黄河上的大阳桥和蒲津桥两所浮桥漂送一定数额的木材，用于修护更换浮桥的“脚船”。大阳桥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北侧，蒲津桥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侧。供应这两座桥木材的还不只岚、胜两州，在黄河东岸，由岚州向南，依次有石州、隰州和慈州三个州，它们也要给大阳桥和蒲津桥漂送木材〔106〕。因此，在唐代，今陕西东部的黄河河道上从北向南，应该到处都有木材漂流运输。

木材漂流可以单放，也可以组扎成木排漂放，估计朝廷组织的这种大规模木材运输，当时应是采用后一种排筏形式。北宋时由秦陇地区向开封城里运送木材，就是将原木联结成“巨筏”在渭河水面上漂放，似乎可以用来印证唐代的情况〔107〕。不管怎样，在河面上运送木材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运输形式，与一般通过船只装载运输的货物大不相同，倾覆触礁等一系列重大航运危险远不如普通船只严重，因此，能够漂运木材并不等于也能够通行一般的航船。

山陕峡谷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航道十分危险，当时还不能通航。唐人陈鸿的《东城父老传》中曾记载说，开元年间敦煌“岁屯田实边食，馀粟转输灵州。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108〕。过去许多人都根据这条材料，推论说当时是从灵州（今宁夏灵武）用船装载粮食，在黄河上顺流而下，直到太原仓（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东城父老传》的原意。《东城父老传》原文中的“转输灵州”与“漕下黄河”这两句话，讲得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漕河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讲的本是漕运江淮粟米入太原仓事〔109〕。

（三）关中的木材运输

隋唐时期为了在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修建各种宫殿寺观和宅院，利用一些渠道和河流，向长安城运输了许多木材。此外，长安城内外的百官僚属，也需要定量配给木材，用作薪柴。这些燃料用木材，有时可能也要利用水路运输。

升原渠是运输木材的一条主要渠道。历史文献在记述武德八年姜行本开浚这条渠道的时候，只是记载为“通运”或“通漕”〔110〕，没有明确交待用来运输什么货物。岐州和陇州一带是唐代关中地区重要的木材产区，所谓“陇坻之松”，作为优良建筑制作用材，倍受当时人称赞〔111〕。唐高宗咸亨三年，在陈仓东南引渭水入升原渠后，文献记载渠道中有“船栰”通行，由岐州直抵汉长安故城〔112〕。“栰”就是木筏，木筏和木排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不可能在这样长的距离内用木筏运送什么货物，这应当就是顺渠道向下流漂放木排。至武则天垂拱初年，又有记载由升原渠运输岐陇木材到京城长安〔113〕。到了开元年间，京兆府和岐、陇二州每年固定征募役夫七千人，每人各向京城输送木橦八十根，于春、秋两季送到〔114〕。同时，在陈仓也设置了固定的采伐营造用木材的百工监〔115〕。升原渠这时依然完好使用，当然也仍在用于运输木材〔116〕。

天宝元年韩朝宗分引渭水开挖的运输渠道，根据前文所做推测，其引水地点应当在今陕西周至县终南镇一带，而这里正是唐朝将作监下设的主要木材采集机构就谷监的所在地，就谷应当就是今终南镇西面的山谷峪〔117〕。显而易见，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直接把就谷监采伐的木材运到长安城内的西市西街。只是这条渠道后来再未见到记载，可能使用期限很短，实际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唐代长安城附近设置的采伐营造用材的机构，除了陈仓的百工监和周至的就谷监外，还有库谷监和斜谷监，“皆在出材之所”〔118〕。唐代郿县有斜谷，在今陕西眉县境内，称作斜峪，即秦汉以来褒斜道北段所经由之终南山北坡谷地。有斜水出斜峪，经今郿县北注渭河〔119〕。西汉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就是想开发斜水河道，从事航运。但是，当时经过一番整治，水流还是太急，河床中又有岩石阻碍，没有能够如愿行船。不过，溜放木材却不大受河道限制，完全可以顺流而下，直入渭河。显而易见，唐斜谷监就应当设在斜谷口外的斜水岸边，利用斜水、渭水水运通道漂运材木至京城。

《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都记载“库谷监在鄠县”〔120〕，但这种说法却应当存有讹误。鄠县有库谷不见于其他史籍记载，清人毛凤枝逐一考核陕西南山谷道古代的名称，也没有能够找到这个“库谷”一丝一毫痕迹，只好以“未详所在”作罢〔121〕。另一方面，很多文献都记载在蓝田县东南有一库谷，即今陕西长安县东南界的库峪〔122〕。因此，按照常理，库谷监就应当设在这里，与鄠县没有任何关联。

那么，《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又何以会出现这样荒唐的谬误呢？这两部书的相关记载，都是先列举“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六监，然后逐一说明上述诸监所在的地点，可是，《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在这些具体说明中，却都缺失有关斜谷监所在地点的记述。清人刘毓崧早已发现《旧唐书》这一处文字有违其常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刘氏并未能识破问题所在，他只是很随意地推测说：“按自百工至伊阳凡六监，注中备列五监所在之地，独不言斜谷监，《六典》亦然。疑此监即在斜谷，故耳。”〔123〕斜谷监固然应当是设在斜谷，但正如刘毓崧对《旧唐书》这部分内容所做校勘显现出来的那样，该书说明百工等诸监所在，都只是注明其设在某县境内，因此，斜谷监也不应位居斜谷便不再注明其地处何县；况且《旧唐书·职官志》下文记“伊阳监在伊阳”，也没有因为监名与县名相同而省略不记，刘毓崧所说并不合乎情理。结合库谷监位置的明显讹误，可知《大唐六典》与《旧唐书·职官志》对这两个监位置的记述，显然存在着文字脱佚和舛误。

案《旧唐书·职官志》记述百工等六监位置全文为：“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盩厔（原作“王屋”，如前文所述，系据《大唐六典》订正），库谷监在鄠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阳。”〔124〕依据这一段话上下文的通例，和上文有关斜谷监位置的论述，可以推测，《旧唐书·职官志》原本应当是相继记述库谷监和斜谷监的位置，书作：“库谷监在蓝田，斜谷监在郿县。”而现今所见文本则是脱漏了库谷监的后半部分和斜谷监的前半部分；复又因“郿”、“鄠”二字形近，将“郿县”讹作“鄠县”。于是，这两句话就被误连为一句，成了“库谷监在鄠县”这个样子。估计《大唐六典》和《旧唐书·职官志》所依据的史料，都已经同样存在上述舛误，所以，在这两部书中才会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蓝田县的库谷有溪水出山谷后下注浐河，库谷监采伐的木材，可以通过浐河向下游溜放，运送到长安城附近。

其实，不仅是斜谷监和库谷监，百工监和就谷监的木材，也都可以利用渭河溜放漂运。直到北宋时，还通过渭河向东都开封大量输送岐、陇一带的木材，“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期岁之间，良材山积”〔125〕。由此看来，唐代当然不会不利用渭河漂运木材到长安城。由升原渠向东运来的木材，在升原渠下口进入渭河之后，也要再逆水向上游运输一段路程，才能运到长安城北禁苑中的汉长安城故城处。从咸亨三年时船栰由升原渠运抵汉长安故城这一点来看，这些木排应当是运到了北太仓下的中渭桥码头附近。因而，这里不仅仅是粮食运输的港口，还是木材运输的码头，而且作为木材码头的作用似乎还要更大一些。

渭河上的木材运输，不仅限于长安城以西河段，在长安城以东的河段上，也有木材运输。前面叙述的开元年间朝廷到岚、胜二州采伐的木材，在顺黄河运送到渭河口后，或许是改用陆运，但也有一定可能是再转入渭河，使用拉纤式的方法，溯源而上，拖运到京城。唐末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逼迫昭宗迁都到洛阳，拆毁长安城宫室百司以及大量民间庐舍，收取木材，“浮渭沿河而下”〔126〕。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材运输。唐长安城范围广大，与今西安市区相差不多，隋唐两代，经营多年，宫殿壮丽，寺观和达官贵人的宅邸也都很奢华，所使用的良材巨木，数额巨大。

关中运输木材的河流和渠道不止上述这些，只是文献记载有缺漏，有些已经不能清楚地复原当时的状况。譬如前面讲过的长安城西的南山漕河，显然也是用于输送终南山的薪炭。另外，开元、天宝年间在蓝田县城附近也修过一条渠道，兼用于木材运输和灌溉农田〔127〕。

长安城以西的渭河河道和升原渠，除了木材以外，一般很少运输其他物资；而且在渭河和升原渠上，也只是漂运木排或是较为粗大一些适于溜放的木材，普通薪柴有时也不便漂运，只能用车陆运。相传唐朝时就有人在凤翔给京城里的友人送去数车薪柴〔128〕。薪柴这样的重物还要用车来运，那么，其他一些轻货通常就更不会用船水运了。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渭河和升原渠水量有限，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漂放木材，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适宜船只航行。

（四）陕南的水上运输

汉江是陕南最大的河流，也是最重要的航运通道。唐代曾经几次启用这条水上通道，运送江淮地区的物资。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爆发，很快河淮之间的广大地区为叛军占据，京师长安城随之陷落。玄宗皇帝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成都，宣布退位；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在今宁夏银川平原）继位，筹划收复京师。

当时肃宗仓促召集人马，财赋粮草都毫无准备，急需补给。可是，当时黄河、渭河这条运输通道，已经被安禄山控制；东南的蓝田武关一道，也被叛军阻塞，很难把江淮地区的财赋物资运送到灵武。正当这一困难时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派遣手下的录事参军第五琦，在至德元年八月，到四川去觐见已经退位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李隆基，第五琦向李隆基毛遂自荐，出马为朝廷解决江淮财赋的运输问题。唐玄宗闻之龙颜大悦，马上给第五琦委派了个“江淮租庸使”的头衔，让他放手去搞运输。可是，玄宗本来就是在李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下帝位的，唐肃宗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假若得不到肃宗的认可，玄宗给第五琦委任的这个头衔不仅毫无意义，还会招惹来麻烦。于是，第五琦又在同年十月，特地赶到灵武，重新向肃宗兜售他的运输方案。肃宗对此，正是求之不得，随即便任命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节度使”，让他赶快按照自己的设想去实施。

第五琦的运输办法，是避开叛军控制的河渭通道和蓝田武关道，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物资一律折买为便于运输的轻货，溯长江入汉水，一直水运到洋川郡（洋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乡县附近；然后再改从陆运，越过秦岭，运送到扶风郡（岐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然后再转运到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这一转运方案，很快为唐肃宗解决了财政危机，对最后击败叛军，收复都城长安，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129〕。至德二年九月，肃宗收复长安城以后，这条运道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使用的意义。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在长安反叛，德宗仓惶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翌年，兴元元年二月，德宗又再逃往汉中。这时，江淮一带的贡赋，又一次源源不断地从荆襄地区运送到汉中〔130〕。这些贡赋也应当是利用汉江水道来运输。但是，这次德宗在兴元的时间，仍然很短。唐德宗二月到汉中，六月就启程返回长安了，前后只有四个多月时间。与此相应，这次朝廷在汉江航道上大规模组织实施水运的时间，最多也只能有四个多月。

至唐末，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城，僖宗逃往到四川。翌年中和元年春行至兴元，七月抵达成都。直到光启元年正月才离开四川，返回长安。这次唐僖宗在成都滞留前后将近四年。在这一期间，东部各地可以征收来的贡赋，都通过山南西道的均州向四川转运〔131〕。均州在今湖北，位于汉江边上，所以，这时也应当是通过汉江转运物资到洋州、汉中，然后再陆运到四川。

汉江水运在唐朝对保障朝廷供给直接发挥作用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特别时期，因此，所具有的意义也显得尤为重大。从这几次朝廷组织的特别运输活动来看，隋唐五代时期汉江的航运在民间应当具有很好的基础，不然的话，在朝廷紧急需要动用这条航线时，就不会如此顺利地迅速发挥效用。

汉江支流丹江，是隋唐五代时期陕南的另一条重要通航水道。唐中宗景龙年间，崔湜试图治理航道，通过开辟新的陆路通道，来接续丹江与渭河支流灞河之间的航运联系，从而联通汉江与渭河两大河流之间水运通道的间隔。崔湜的设想，是以丹江能够一直通航到商州（今陕西商县）一带为基础的〔132〕。崔湜沟通丹、灞水道的尝试虽然基本上失败了，但是，商州本来也是长安城东南蓝田武关一路所必经的地方，仍然可以尽量利用一段丹江水道，把物资运送到商州附近，再改用陆运，越过秦岭。就在崔湜这次沟通丹、灞水道前后，姚彝曾以邓州刺史“兼检校商州漕运”〔133〕。丹江从商州流过邓州入汉江，姚彝以邓州刺史兼管商州漕运事物，足以说明从邓州到商州附近这一段汉江航道确实存在比较兴盛的航运活动。

大历十二年四月，杨炎因附从元载，被贬为道州司马〔134〕，路出武关，在商州以南丹江岸边的洛源驿，路逢道州司仓参军李钫“运入奏”〔135〕。道州在湘江上游，这说明湘江流域的贡赋，要通过湘江入长江，再转入汉江、丹江，越秦岭运送到长安城。不过，丹江水道比较湍急，航运条件实际上不够理想，一般只能利用较小的船只在水量较大的时候，才能航行到商州附近，所以，当时丹江上的航运，总的来说，并不十分发达。杨炎在商州洛源驿遇到李钫“运入秦”，已是采用陆路运输，这说明丹江水上航道有时还到不了洛源驿一带。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叛乱时，李希烈在东面也阻断了河、渭运路。当时“长安以东，飞书不通。南方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136〕，这其中应有一部分物资的运输利用了丹江水道。

贞元末年，严砺在兴州疏凿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沟通了从长举县到成州之间的航运联系，成州戍卒所用军粮，从此由江上水运，免除了陆运之劳苦，对巩固西部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137〕。兴州地处四川与关中之间的陆路通道上，而长举又在兴州的北鄙。以前水路不通时，由长举县治陆运去往西北方向的成州，路线比较合理。可是，长举和整个兴州都地处山区，当地不会有馀粮供应边卒，这里的粮食只能是从东南边的汉中或南边的四川运来，通过嘉陵江水道从这些地方把粮食运到长举县治，要首先经过青源河口，再上行很长一段水路。这样，若是从长举县治再把粮食装船水运到成州，就需要先顺原路沿嘉陵江南下至青源河口后，再向西转入青源河水道。这样势必会造成在嘉陵江上的往返运输，当时肯定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柳宗元记述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事，称之为“兴州江运”〔138〕，说明疏凿后的航运区间，应当不仅局限于长举一县，长举只是兴州向成州路运粮食时的起点，而航道疏通后的水运则应属兴州全州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由兴州向成州水运军粮，应当不会再经由长举县治，而是在其下游的兴州州治顺政县即今甘肃略阳附近，直接循嘉陵江溯源而上，至青源河口后转入青源河航道，驶抵成州。东汉时虞诩向武都郡治下辨也就是唐同谷县漕运粮食，就是由唐兴州治所顺政县附近溯嘉陵江而上，转运汉中的粮食〔139〕。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这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九月由运河巡游江都宫一事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跟随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共有水殿、大朱航、小朱航、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飞羽航、青凫航、凌波航、五楼船、三楼船、二楼船、板、黄篾舫、平乘、青龙、艨艟、艚、八櫂柯、舴艋舸等各类船只五千多艘，船舱层级最多的有五层之多〔140〕，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大河内河航运船只种类复杂多样，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需要。

在今陕西境内，由于整个航运状况都不如东部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而且除了陕南的汉江等河流上可能有一定客运外，主要是货物运输，尤以朝廷所需的漕粮为重要构成，所以，航运船只的种类，当然要相对简单一些，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繁复。关于隋唐五代时期今陕西地区航运船只的情况，留下的直接记载很少，在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是渭河运船的改进。

渭河水量不足，河床淤积的泥沙阻碍船只航行，这一问题由来已久。隋文帝设置广通仓储存东部各地的漕粮以待通过渭河运输，已经开创节级转运的办法。通过这一办法，一方面，可以调节顺应渭河的通航季节；另一方面，也能够针对渭河自身的航运条件，选择最适宜的船只类型。以后唐代裴耀卿、刘晏等人对渭河航道的治理，也都离不开这一核心环节，即所谓“河船不入渭”〔141〕。这样，就可以在渭河上选用与其河道特点相适宜的船只。

贞元初年，陕虢观察使李泌为进一步改善渭河上的通航状况，对渭河运船做了一次专门的改进。文献记载李泌这次改造的渭河运船“方五板”，其具体形制现在已经无从考核，不过，应当是针对渭河流浅沙深的特点而专门设计，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以五块板相并接制成的宽平平底漕船，以防止触沙搁浅。李泌改进后的新型渭河运船，对缓解航运困难，起到过一定作用〔142〕。

唐代关中航行过的另一种运船，称为“小斛底船”。这种“小斛底船”并不是为关中航运专门建造的船只，而是唐朝的时候在今洛阳、开封一带一种通用的航船〔143〕。斛是古代量器，形状与斗相同而大于斗，如同倒覆的截顶方锥。“小斛底船”的得名缘由，应当是取其船底形状类似斛底而船又较小。因此，这应当是一种平底斜帮的小船，船头、船尾也比较平直。这样的船只，在水流平缓的漕渠或渭河里航行，应该都比较适宜。在水流湍急的汉江、丹江、嘉陵江等陕南河流中通行的船只，性质肯定不会与关中的船只相同，只是史阙有间，现在已经难以确知当时的具体状况了。

隋唐五代时期对航运的管理，较前代进一步加强。各种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也都得到了完善。

隋代朝廷设有都水台，掌管航运事务。都水台下面设有河堤谒者、船局尉、都水尉等官职，分别掌管河渠堤堰的修护和漕运、灌溉等各项事务〔144〕。唐代改都水台为都水监，统管有关川泽、津梁、渠堰的各类事务。有关航运的事务，具体由都水监主簿负责。在贞观六年至开元二十六年期间，都水监还下设有舟楫署，掌管公私船只和漕运方面的事务。舟楫署特别需要注意稽查各地到京城来的船只。都水监下设有河渠署，掌管河渠航道方面的事务。此外，各地方州郡的官员，还要负责当地有关航运的具体工作，譬如前述唐代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就是如此〔145〕。

除了上述这些固定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外，对一些重大的河渠航运事务，朝廷往往会委派临时性的专使负责。如隋代开挖漕渠，就临时委派苏孝慈、郭衍、宇文恺几个人统领其事。唐代对京师的漕运极为重视，渭河和漕渠的漕粮运输、航道治理也经常由专使负责。譬如韦坚开漕渠、通航运时，就是身膺“水陆转运使”一职。

航道上的一些关键设施，一般设有专人负责管理。如漕渠引水工程兴成堰、漕渠穿越灞河的堰水工程滋堤，都在都水监下设置有直属官吏进行管理〔146〕。

对航运与农田用水的协调，唐朝也有专门规定。譬如关于木材运输，唐朝规定农田灌溉引水不能妨碍运输，在运输河渠上引水灌溉农田，必须设立节水斗门，以避免过量引水。如果是在朝廷规定的水运期间，必须首先保证水运，而且即使是在这一期限之外，也不应妨碍水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弃农田灌溉于不顾，朝廷规定即使是在水运期间，假如出现没有航船通行的空隙，或者当时水量较大，仍然可以引水灌溉，水运管理部门对此不得加以干涉〔147〕。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航运事务，朝廷设有专门的管理规则。譬如，皇帝出巡时使用的舟船，若是建造不够坚固，工匠要处以绞刑；若是缺少诸如船篙、船棹之类的附属设备，或是船上不够整饬，有关人员要判处两年徒刑〔148〕。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经相当完备。隋唐两朝能够克服渭河航运的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在特别时期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的大规模航运，这些都充分说明这些航运管理办法，在当时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原刊《陕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注释

〔1〕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234—248；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页6—11。

〔2〕王仁波《规模宏大的唐东渭桥遗址》，刊《光明日报》1983年6月30日第3版。

〔3〕杨思植、杜甫亭《西安地区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页91—97。

〔4〕《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一《高祖纪》上，页21；卷六八《宇文恺传》，页1587。

〔5〕《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卷五《武帝纪》上，页66。

〔6〕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二，页34。案《大唐创业起居注》原文洛水之“洛”书作“濼”，应属异写。

〔7〕《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引述《尚书·禹贡》雍州下唐颜师古注，页1532。

〔8〕宋王应麟《诗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卷三“瞻彼洛矣”条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页164。

〔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四《周本纪》唐张守节《正义》，页146。

〔1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又卷二同州，页36。

〔11〕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一三《记事》“河中府浮桥”条，页387—388。

〔1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页683—684。

〔13〕《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页21—22。

〔14〕《隋书》卷六一《郭衍传》，页1469。

〔15〕《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页683—684。

〔16〕《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页21；卷四六《苏孝慈传》，页1259；卷六八《宇文恺传》，页1587。

〔17〕《隋书》卷六一《郭衍传》，页1469；卷四六《苏孝慈传》，页1259；卷六八《宇文恺传》，页1587。

〔18〕《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页684。

〔19〕《隋书》卷六一《郭衍传》，页1469。

〔20〕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本）卷一二长安县“永通渠”条，页141。

〔21〕《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九《玄宗纪》下，页216—217。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七《漕运》，页1598。

〔22〕《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23〕《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页3222。

〔2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刻本）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52。

〔25〕《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页322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52。

〔26〕《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页216—217；卷一〇五《韦坚传》，页3222—3224。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页1587。《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三七《地理志》一京兆府万年县，页962。

〔27〕《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页322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52。

〔28〕《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71。

〔29〕《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华州，页964。

〔30〕《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84；卷二八《地理志》上右扶风郿县，页1547。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本）卷一九，页16b—19a。

〔31〕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6b—17a。

〔32〕《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宣帝纪》，页7；卷二六《食货志》，页785。

〔33〕如李健超《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初探》，原刊《西北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页16。

〔34〕黄盛璋《关中农田水利的发展及其成就》，原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1958年第2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15。

〔35〕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著《中国水利史稿》（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上册，页113。

〔36〕《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三《魏书·明帝纪》并刘宋裴松之注引《魏书》，页94；卷九《魏书·曹真传》，页281。

〔37〕《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卫臻传》，页648。

〔38〕《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卫臻传》，页648。

〔39〕《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页94。参据方诗铭等《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页297。

〔4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四武功县“六门堰”条引《十道志》，页156。

〔41〕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七《漕运》，页1595。《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陇州，页968。

〔42〕唐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〇《食货》十，页221。

〔43〕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16b—19a。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50。

〔4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51。《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页216。

〔4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52。《新唐书》卷一四五《黎幹传》，页4721。

〔46〕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万年县“漕水”条，页134；卷一二长安县“漕河”条，页147。参据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原刊《地理学报》1958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页27。

〔47〕《新唐书》卷九九《崔湜传》，页392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九七《牧守部·酷虐》，页8316。

〔48〕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淮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原刊《地理学报》1962年第4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页181—18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地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篇拾陆《蓝田武关驿道》，页660—661。

〔49〕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万年县“石门谷水”条，页134。

〔5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六蓝田县“刘谷水”条与“铜谷水”条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佚文，页167。

〔51〕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六蓝田县“倒回谷”条，页167。参见拙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页96—97。

〔52〕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六蓝田县“倒回谷”条，页167。

〔53〕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九七《牧守部·酷虐》，页8316。《新唐书》卷九九《崔湜传》，页3922。

〔54〕《旧唐书》卷七《中宗纪》，页147—14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二〇九唐中宗景龙三年，页6635，页6638。

〔55〕《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页169—170。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九七《牧守部·酷虐》，页8316。

〔5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二兴州长举县“嘉陵水”条，页571。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5册“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图，页52—53。

〔5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二兴州长举县“青泥岭”条，页571。

〔58〕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二六《兴州江运记》，页715—716。

〔59〕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六《兴州江运记》，页715—717。

〔60〕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六《兴州江运记》，页715—717。

〔61〕《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成州，页1035。

〔62〕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七七《阶州直隶州·古迹》“同谷故城”条，页13525。《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五八《虞诩传》唐李贤注，页1869。

〔63〕明官修《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卷三五《巩昌府·山川》“泥功山”条，页612。

〔64〕《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兴州长举县，页1035。

〔65〕拙稿《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页7。

〔66〕《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页683。

〔6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

〔68〕《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页683—684；卷四六《苏孝慈传》，页1259。

〔69〕《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页22。

〔70〕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页1587；同卷《漕运》，页1595—1596。《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5。

〔71〕唐李观《李元宾文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卷一《东渭桥铭》，页13。

〔72〕唐李频《黎岳诗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抄本）页9b。

〔7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

〔74〕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四《唐·禁苑内苑章》，页10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德宗建中四年十一月“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屯中渭桥”条元胡三省注，页7373。

〔75〕宋吕大防《长安图》残石，据曹婉如等编著《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图版45影印残石拓片。

〔76〕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毕沅校勘宋敏求《长安志》附刊本）卷中《图志杂说》（页220），即尝依据宋敏求《长安志》没有记述掖庭宫中的太仓，否定这一太仓的存在。

〔77〕《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70。

〔78〕敦煌写本唐《水部式》残卷，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页102。

〔79〕《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9—1370。

〔8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一《市籴考·常平义仓租税》，页205—20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中宗景龙三年，页6639。参见黄盛璋《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原刊《西北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历史地理论集》，页154—155。

〔81〕《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6—1367。

〔82〕《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7。

〔83〕《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页3222—3223。

〔84〕《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页3668。

〔85〕敦煌写本唐《水部式》残卷，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页102。

〔8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

〔8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页5968。

〔88〕《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8。

〔8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

〔90〕《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8。

〔9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

〔92〕《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9—1370。

〔93〕《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70—1371；卷一八二《裴休传》，页5371—5372。

〔94〕《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95〕《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页2122。

〔96〕《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页681—682。

〔97〕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四八五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页3994。

〔98〕唐张《朝野佥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宝颜堂秘笈》本）卷六“王无”条，页85。

〔99〕《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页3222—3224。

〔100〕《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页4560—4561。

〔10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页683。

〔102〕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七《漕运》，页1596。

〔103〕《新唐书》卷一五四《李宪传》，页4874。

〔104〕《旧唐书》卷一三五《裴延龄传》，页3721—3722。

〔105〕敦煌写本唐《水部式》残卷，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页103。

〔106〕敦煌写本唐《水部式》残卷，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页105。

〔10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七六《张平传》，页9405。

〔108〕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八五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页3994。

〔109〕详周绍良《东城老父传笺证》，刊《文史》第17辑，1982年，此据作者文集《绍良丛稿》（济南，齐鲁书社，1984），页155。

〔110〕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七《漕运》，页1595。《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陇州，页967—968。

〔111〕《张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刊本）卷一三《蒲津桥赞》，页1b。

〔11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50。

〔113〕《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凤翔府虢县下（页967）记作“运岐、陇水入京城”，据《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卷二二《地理·河渠》“唐升原渠、高泉渠”条（页437），“水”当为“木”字形讹。

〔114〕唐官修《大唐六典》（千叶，広池学园事业部，1973）卷一九“钩盾署”条，页376。

〔115〕《旧唐书》卷四四《百官志》三，页1896。

〔116〕敦煌写本唐《水部式》残卷，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页102。

〔117〕《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页1896）记就谷监“在王屋”，而《大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条（页426）则记作“在盩厔”，当以《大唐六典》所记为是，《旧唐书·职官志》文字有讹误。

〔118〕《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页1896。《大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条，页426。

〔11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凤翔府郿县“县理城”条，页44。《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右扶风武功县，页1547。

〔120〕《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页1896。《大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条，页426。

〔121〕清毛凤枝《南山谷口考》（西安，陕西通志馆，1934，铅印《关中丛书》本），页31a。

〔122〕《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京兆府蓝田县，页963。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六蓝田县“库谷水”条，页168。清毛凤枝《南山谷口考》，页20。

〔123〕清罗士琳、刘文淇等《旧唐书校勘记》（长沙，岳麓书社，1994，《二十五史三编》影印清道光岑建功原刻本）卷二六，页460。

〔124〕《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页1897。

〔125〕《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食货》四三之三，页5574。《宋史》卷二七六《张平传》，页9405。

〔1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昭宗天祐元年正月壬戌条，页8626。

〔127〕敦煌写本唐《水部式》残卷，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页102。

〔128〕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六二“谢柴书”条引《卢氏杂说》，页2048。

〔12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八月癸未条，页6992；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载十月辛巳条，页7001—7002。

〔130〕《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页3639。唐赵元一《奉天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指海》本）卷二，页17；卷三，页30。

〔131〕《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二《冯行袭传》，页465。

〔132〕《新唐书》卷九九《崔湜传》，页3922。

〔133〕《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七一《大唐朝议大夫光禄少卿虢县开国子□□姚府君神道之碑并序》，页4。

〔134〕《旧唐书》卷一一《代宗本纪》，页311。

〔135〕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崔朴”条引《续定命录》，页1097—1099。

〔136〕唐赵元一《奉天录》卷二，页10。

〔137〕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六《兴州江运记》，页715—717。

〔138〕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六《兴州江运记》，页715—717。

〔139〕别详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页7，页10。

〔140〕唐杜宝《大业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拙著《大业杂记辑校》本），页18—20。

〔141〕《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68。

〔142〕《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页1370。

〔143〕《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页3222。

〔144〕《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页775。

〔145〕《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页1276—1277。《大唐六典》卷二三“都水监“条，页426—429。

〔146〕《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页1277。

〔147〕敦煌写本唐《水部式》残卷，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页104。

〔148〕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九，页192。

论《两京新记》的文献学史意义与文本整理研究问题

能够来到这里和诸位交流有关《两京新记》的想法，我感到很荣幸。这不仅因为日本是保藏《两京新记》使其得以存留于世的国度，更由于妹尾达彦先生是整个国际学术界利用《两京新记》来研究隋唐东西两京即长安城和洛阳城最优秀的的权威专家，并且同时还领导着一个卓越的研究团队，组织一批年轻的学人，在不断深入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之下，我对《两京新记》和隋唐东西两京的了解都很肤浅，因此，和诸位在这里交流，荣幸之馀，未免惶恐，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教。

一、《两京新记》在中国古代城市志书中的地位

首先我想和诸位简单谈一谈《两京新记》是怎样性质的一部书。这对我们把握和理解书中所记述的内容，我想会有一定帮助。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史志类书籍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这一类书籍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按照我的粗略划分，中国古代城市志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下面这样几个阶段：

1）以《国朝》和《宫宅地形》为代表的秦汉以前的城市著述；

2）《三辅黄图》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城市志；

3）西晋时期的城市著述与城市志内容的现实化；

4）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城市志内容的世俗化；

5）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与城市志内容的丰富与完善。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至少有三个阶段的代表性著述，都与长安这座城市有关。

中国古代专门讲述城市状况的历史典籍，根据目前所知见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这两部书的成书年代，至迟也要在西汉末年以前。《国朝》和《宫宅地形》都早已佚失不存。从清朝中期起，中国的学者一直普遍将《国朝》视作记述一国地理状况的地理总志，这已经成为研治舆地的学者、特别是地方志书研究者的定论。

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是列在数术略“形法”类项下，而所谓“形法”，乃是古代揭示自然存在状况之表征意义的一种学术。由此基点出发，我认为，《宫宅地形》，顾名思义，应当是为建筑宫室选择适宜的地点。《国朝》的“国”字在上古本多指都城，“朝”即宫廷，故所谓《国朝》，就应该是讲述都城和宫廷的位置选择等技术方法的书籍。《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虽然都已佚失无存，但是，却有一部含有同类内容的重要书籍，流传下来，这就是今收录在《周礼》一书当中的《考工记》。《考工记》中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部分内容，分别讲述了建设城邑时确定方位的方法和城邑布局形式，所谓“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有国有朝，正与“国朝”之书名相应。由《国朝》和《宫宅地形》这两部书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关于城市通用建设技术方法的书籍，是上古以至秦汉时期中国城市文献的主体内容。这反映出当时在同一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城市布局形式和城内的建筑设置，各处大体相同，彼此之间的差别，尚且并不十分明显，所以，城市建设的通则便成为有关城市著述的主要内容。

大致从东汉末至三国时期亦即所谓“汉魏之际”开始，关于城市的著述，日趋丰富，同时，在内容上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即由选择城市的位置和设置城市的结构这样一些通用的技术方法问题，转向记述具体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具体存在状态。

东汉末至曹魏期间出现的《三辅黄图》，就是这一转折时期的标志性著述。《三辅黄图》原书早已散佚不存，今所见传本应为魏晋以来叠经历代补缀之后在唐代中期前后所最终改定。所谓“三辅”是指汉代在都城长安附近的京畿地区所设立的三个郡级政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显而易见，《三辅黄图》一书，主要是通记汉代三辅地区的地理状况，并不仅仅局限在长安城内。不过，有关长安城的内容，确在其中占居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过去便一向将其视作一种记述城市状况的文献。

《三辅黄图》虽然记述了大量汉代长安城的地理内容（也包括一部分其前身秦都咸阳的内容），但是，所记述的对象都是已经过去很久的历史景观，并不涉及当时的现实状况。在经历了三国时期的动荡混乱局面之后，从西晋开始，城市文献的内容，又由对历史的回顾，转向对现实的记录。由于洛阳是西晋的都城，所以，集中出现的也主要是记述西晋洛阳城的文献。当时专门记述洛阳城的文献，有晋佚名撰《洛阳记》，陆机撰《洛阳记》、华延儁撰《洛阳记》、戴延之撰《洛阳记》、杨佺期撰《洛阳图》等许多种，其中完整流传至今的同类著述，只有北魏杨衒之撰著的《洛阳伽蓝记》。

从《三辅黄图》，到《洛阳伽蓝记》，这一阶段的城市文献，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内容以记述宫殿或寺院为主，都是帝王或神祇的生活场所，很少涉及普通城市居民的居处空间。《三辅黄图》俨如帝王宫殿簿籍，类似的著述如西晋佚名撰《洛阳宫殿簿》，竟直接以“宫殿簿”作为书名。又如北魏杨衒之《庙记》，书名也显现出应当是以宗庙宫殿为核心。而《洛阳伽蓝记》的书名则已经标明，该书记述的主要内容，为洛阳城中的佛寺。与《洛阳伽蓝记》类似的著述，在西晋以后，还有唐高宗龙朔元年纂辑的《大唐京寺录》等，虽然其书散佚失传，但亦一望可知，这部书的内容是记述京城长安的寺院。

唐人韦述的《两京新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城市文献。其不同于以往城市文献最重大的变化，便是在继承魏晋以来志宫殿、记寺院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依照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状况，系统记录了大量官员和商人等城市居民的住宅以及相关史事，向人们展示了一座城市的整体面貌，而不再只有帝王和神祇。城市文献的编述，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唐代以后，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河南志》，在韦述《两京新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官员住宅和市民商业生活等世俗内容的记载分量，其中也包括对城市水利设施的详细记述，同时去掉了《两京新记》中带有强烈神祇色彩的神怪故事，使得城市志书记载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更为平实，基本上已经达到完善的程度。司马光曾称誉说，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河南志》，“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馀倍”。其实，实质性的意义并不在于文字详略，而是完善韦述《两京新记》已经实行的更新变化，进一步大大增加了对帝王神祇以外之普通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记述。以后出现的各类城市志，与此相较，只是内容的轻重详略各有不同特点。譬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完全是以市民的生活空间，作为城市文献的主体内容。

以上这些看法，其实算不上是我的发明。事实上，妹尾达彦先生对唐代官人住居地所做的一系列精湛研究，正是早已很好地把握和利用了《两京新记》这一最本质的文献特征，从而才能准确地切入这一非常富有学术意义的问题。

二、《两京新记》的文本流传与校勘整理研究

关于韦述生平事迹和《两京新记》成书、流传经过的最好研究，是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所著《两京新记解说》一文。我在这里只能就本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和成书时间、在国内的散佚时间等几个小问题，做一点补充说明。

《两京新记》成书后颇受时人称誉，曾风行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北宋学者宋敏求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增删改订，又分别撰写出《河南志》和《长安志》两书之后，由于《两京新记》的主要内容已被吸收到《长安志》和《河南志》中，而且《长安》、《河南》两志较之韦述原书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两京新记》就逐渐被《长安》、《河南》两志所取代了。从此流传日少，最终亡佚。关于《两京新记》在中国国内的散佚年代，以往未见明确的说法。过去的研究者都提到过明朝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引述了一点儿《两京新记》的内容，但因其“皆非征引全节”，并未引起注意。今案清曹元忠辑本中就从明吴道南《秘笈新书》辑得若干条《新记》佚文，新近发现的《永乐大典》卷三五一八，在九真门制类下，亦明确引有一段“韦述《两京记》”的内容，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七《谈丛》三，也谈到从《两京记》等书中抄录唐代帝王与臣下唱和篇目的故事。这可以把《两京新记》在国内的散佚时间大致定在明清之际这段时期内。

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宽平年间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可知韦述《两京新记》至迟在唐末已经传入日本。但是《两京新记》原书五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这个本子只有四卷，已不是足本。这个四卷残本在日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日本流传至今的是尊经阁藏金泽文库本，这是原书第三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抄本。日本宽政、文化间天瀑山人林述斋刊行《佚存丛书》时，根据转抄的“写金泽文库本”，将这个残卷收入丛书。《两京新记》由此重又传回中国。

《佚存丛书》本《两京新记〉残卷传入中国后，又先后被收入《粤雅堂丛书》和《正觉楼丛书》，光绪年间上海黄氏还有木活字排印本。进入民国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影印《佚存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由于以上这些版本都是出自《佚存丛书》本，而《佚存丛书》本一则传抄颇有舛误；二则金泽文库本原来是卷子本，卷子排列次序紊乱，《佚存丛书》刊刻时未经校订，因此其中有严重错简和大量讹误。上述这些版本中虽然有的也对《佚存丛书》本做有一些订正，但工作都十分有限。

1936年，有两部校订本同时刊出。一是周叔迦在日本发表的《订正两京新记》；一是中国国内当时所谓“西京筹备委员会”铅印的陈子怡作《校正两京新记》。这两种校本大同小异，主要都是就错简进行订正，基本改正了《佚存丛书》本的绝大部分错简，但仍然存有个别错误。

20世纪40年代，岑仲勉又对《两京新记》做了全面的校订复原工作，1947年，在民国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上刊出了《两京新记残卷复原》。岑仲勉的考订工作花了很大工夫，参考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应该说是根据《佚存丛书》本整理出来的一个最好的校本，从总体上来说，超过了周叔迦和陈子怡的校本。但由于周校本印制于日本，陈校本为西安地方刊行，当时又处于战乱时期，所以岑仲勉没有能够见到周、陈两种校本，以致书中个别地方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简未能纠正，在这些地方反不及先出的周、陈二本。尽管周叔迦、陈子怡、岑仲勉三人都花费了很大气力来校订《两京新记》，但由于其底本《佚存丛书》本错简严重，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在1953年以尊经阁藏金泽文库卷子本作底本，对《两京新记》残卷做了全面考订复原。福山敏男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重新排列、拼接各页卷子的衔接次序，消除了全部错简；（二）对原书涉及到的名物典故做了详细的注释；（三）对原书文字做了认真校订。福山敏男是一位造诣甚深的学者，又有便得以利用原卷子本，他所做的《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和海外各地的最佳校本。

除了从日本传回中国的这个残第三卷的节略本外，清光绪二十一年，曹元忠又以《佚存丛书》本为主体，做了一个《两京新记》全书的辑本，收在《南菁札记》中。这个辑本佚文收集得还是比较全面，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校订工作做得十分粗疏。

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后来又做了一个《两京新记续拾》，新辑出一些佚文，收在《唐代の长安と洛阳·资料篇》中。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两京新记续拾》重复收录了一些曹元忠辑本已有的佚文；又有三条出自《说郛》的佚文，则应属误收。这三条佚文出自涵芬楼本《说郛》卷四，题作《西京杂记》。《说郛》在《西京杂记》题下原来收有六条佚文，不知是为什么，平冈武夫只从中选录了三条。这六条中，第二条语及李藩入相事，而李藩入相在宪宗朝，显然不会载入韦述在开元十年写成的《两京新记》。由此可证《说郛》引《西京杂记》与韦述的《两京新记》无涉，应当别是一书。在《说郛》引述的六条《西京杂记》当中，有两条见于曾慥《类说》引《西京杂记》；另外四条见于《类说》同卷引《秦京杂记》。见于《类说》引《西京杂记》者有一条就是上述李藩条，另外《类说》引述的《西京杂记》中还有“佛袍集”一条，语及牛僧儒事。显然，这个《西京杂记》的成书时间已比韦述的《两京新记》要晚许多。《类说》引述的《秦京杂记》，内有“渼陂”一条，云“渼陂以鱼美得名”。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渼陂”条下书有“唐元澄撰《秦京杂记》，载渼陂以鱼美得名”，可证《类说》所引即元澄所撰《秦京杂记》。因此，陶宗仪《说郛》实际未尝未采及韦述《两京新记》。《说郛》引《西京杂记》，当是由不详撰人的《西京杂记》和元澄《秦京杂记》中抄来，而且从行文上看，很可能就是从《类说》里转抄来的（《说郛》这部书本来就是仿效《类说》而编纂的）。

尽管宋敏求《长安》、《河南》两志已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替代《两京新记》的作用，但是对于隋唐长安、洛阳两城来说，《两京新记》毕竟是更直接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河南志》久已亡佚，今只能从徐松录自《永乐大典》的元《河南志》中见到其部分内容；《长安志》传刻之间也多有阙讹，世无善本。因此，整理辑校《两京新记》的残卷和佚文，对于隋唐东西两京的研究来说，仍然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工作。为此，十几年前，我在研究隋唐东西两京时，尝试着在上述前辈学者诸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做一个辑校《两京新记》的辑校本来。

我所做的辑校工作，是以曹元忠和平冈武夫的辑本为基础，又增补了若干条新发现的佚文，残第三卷部分则采用了福山敏男的校本作底本；同时，查核有关文献，重新做了全面的校勘。在辑校过程中，得到许多学者的帮助，妹尾达彦先生提供了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和平冈武夫《两京新记续拾》，为进行这一工作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此外，黄永年先生提供了所藏陈子怡《校正两京新记》；周绍良先生提供了所藏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并对这一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大力支持。我的恩师史念海先生，更对整个辑校工作，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只是由于我个人学识有限，辑校工作一定会有许多错误，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我的这个辑本，卷次仍依原书编为五卷。卷目划分大体依照福山敏男的看法，但略有一些调整。根据残第三卷的书写形式，可以推断《两京新记》原书分为大字正文与小字双行自注。这次辑校即参照残第三卷的情况，对所有佚文都做了大小字划分编排。此外，这次所做辑校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参照《长安志》等书仔细编排了各条佚文的次序。在佚文编排的具体做法上，有一点与现在的一般做法略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没有把出处不同而文字互有优劣的同项佚文并列在一起，而是择善而从，选取其中一条，如果出自他处的同项佚文有可资校补处，则或做出校勘说明，或从中剪取有关章句补入，并同时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大辑校本的可读性，便于查阅；而每一条目、章句下面明确标注的出处，也可以保证深入研究的需要。

除了因学识所限，校勘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很多疏误之外，我自己意识到这个辑本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有：

1）没有直接利用原卷子本进行校勘。这样在个别地方，有可能影响到文字的准确性。日本的学者，有条件更好地利用原卷子本，我希望各位能够帮助我指出其中的问题。

2）条目的重新编排，有过多主观的拆解，这样可能很不符合韦述书的原貌。当初我的考虑主要是便于阅读，特别是给专业的研究者查阅，出于专业工作者在研究时一定要复核原书的考虑。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样做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拆解编排的结果，很可能使某些条目的语义，与原著产生一些微妙的差别，这有可能对读者产生误导，希望诸位在使用时注意。

3）当时没有条件通过电脑检索电子文本，佚文的辑录，现在一定可以通过电子检索，做出一些补充。我本人因为很少使用电子文本，所以，一直也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将来若是有机会重印，我将充分利用电子手段，对此予以补充。

4）这是十几年前做的工作，出版时由于时间紧张，我自己也没有校对，还有一些排版印刷的错误，也只能留待将来改正。

在辑校过程中，通过对一些具体条目的校订，还对福山敏男先生的研究结论，做了一点点补充，即福山敏男先生根据《两京新记》残第三卷太平坊舒王元名宅条“今为户部尚书尹思贞居之”一语，以及《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两京新记》明教坊开府宋璟宅条，考定《两京新记》中出现的最晚年代是开元八年，从而确认了《玉海》关于《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的说法。今案福山敏男的见解是十分正确的，但《两京新记》中出现的最晚年代不是开元八年，而是开元九年。残第三卷光德坊京兆府廨条下载京兆尹孟温礼修葺府廨事，福山敏男校本作开元元年，而此“元年”应为“九年”之讹（详见本书校记）；又义宁坊化度寺条下今福山本有开元元年敕令毁除三阶教无尽藏事，这个“元年”同样也是“九年”之讹（详见本书校记）。这两条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福山敏男先生的结论。

三、《两京新记》研究与《唐两京城坊考》的修订

整理和研究《两京新记》，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隋唐东西两京的研究提供准确的史料，而就隋唐东西两京研究的史料而言，清代学者徐松编纂的《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自从问世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最为系统、全面同时也是比较准确可靠的文献，晚近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其视同第一手史料，这在清人著述中，是颇为少见的，可见其受到遵信的程度。

近二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主要根据新近出土的墓志以及笔记小说等唐宋史籍中的资料，进一步为《唐两京城坊考》补充新的资料，做出了很大成就，为研究隋唐两京各项历史和地理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资料的增补工作固然相当重要，但就学术研究的难度而言，却相对比较简单，比这更为复杂、同时也更重要的研究工作，是订正《唐两京城坊考》当中的错误。这是因为在《唐两京城坊考》当中，存在着很多错谬的地方，这些错谬的记述，将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空间问题研究的结论。

要想修订出相对比较完善的《唐两京城坊考》文本，我初步考虑，有如下这样几项工作，需要在徐松原书和现代学者补充资料的基础上，继续进行：

1）订正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空间位置的错误，恢复到其本来的位置。

2）考订两京城坊内各项设置的时间、里坊内居住的人物及其身份地位等历史事项的确切情况。

3）进一步补充、考订新的资料。

4）最好从文献学角度，对资料的可靠性作出一定划分。

5）考虑将隋代的设置与唐代的设置，做一区分。

上述第1）、2）两项工作，性质相近，都需要从对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等基本文献的考证入手，区别只是第2）项工作还需要更多地参稽其他隋唐文献。但在这当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考证各项设置的空间位置。为此，则首先需要做好对《两京新记》文本的考订，其次是宋敏求的《长安志》。这两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设置的空间位置舛乱问题。考订《两京新记》的文本，一方面，可以直接解决一些《唐两京城坊考》当中的疏误；另一方面，更多地是通过订正宋敏求《长安志》的文本错谬，间接地订正《唐两京城坊考》的谬误。上述第1）项工作，我过去做过一些，积累有一批资料，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

第3）项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可以继续完善。这主要是过去的工作，很偏重出土墓志，这方面不断有新的发现，需要继续收集；不过，相对而言，对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还应该继续广泛搜采。同时，不管是新收集的史料，还是过去自徐松以来编订的史料，不同程度地都存在史料的考订问题，目前已有的工作，多是不加考辨的增补，而仅仅这样增补资料，会影响其中某些史料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甚至产生误导，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4）项工作，我初步认为，可以考虑将在《两京新记》、《长安志》、《河南志》以及吕大防《长安图》之外新补充的资料，按照其来源，区分为比较可靠的“信史”和相对来说可信性较低的志异、志怪传奇两大类，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大字或小字），以便研究者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这样做，并不是认为志异、志怪传奇就没有史料价值，只是便于读者注意二者之间的性质差异。

第5）项工作的意义，是通过这样的区分，便于分析由隋代两京到唐代两京的发展变化。唐朝对隋朝制度设置的承续和变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变化，则可以在长安、洛阳两座城市当中，得到突出的体现。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都是在隋代按照统一的规划创建的都市，可以充分代表隋代的特征，是剖析中国古代城市在隋唐之间发展变化的绝佳标本，所以，对《唐两京城坊考》做这样的区分，会很有意义。十多年前，我曾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以后也还想再做下去。

以上是我对有关《两京新记》问题，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提出来和大家交流，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评。

【附记】本文内容是作者在应妹尾达彦先生之邀，在日本中央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过去没有公开发表。

古都西安的兴起与变迁

一、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曾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个统一王朝和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以及两汉之际的更始帝刘玄、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憨帝、赤眉军、黄巢、李自成等十几个政权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多年，在我国各大古都之中最为长久，所以古人有“秦中自古帝王州”的说法，所说的“秦中”，也就是关中的另一种表述形式。那么，古人为什么都要选择在这里来建造都城呢？这自然是与西安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关。影响都城选址的地理条件有许多，往往因时而异。但有利的军事地势和优越的经济依托，却是每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能稍为疏忽的。西汉初年，正当汉高祖刘邦为选择建都地点而举棋不定的时候，张良就是从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向刘邦陈述了关中地区在全国的优越地位，促使刘邦最终做出了立国于关中的决策。关中的军事和经济地理特点，用张良的话来概括说，就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事实上，张良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历代政权统治者在关中建都的基本决策指导思想。

“金城千里”指关中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的名称为人们所称道，大概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的，它的得名和函谷关有关。函谷关最初设在现在的河南灵宝县境，汉武帝时关址向东迁徙，改置在现在的河南新安县境。大致到了东汉末年，设关的地方又移到了现在的陕西潼关县，同时关名也改成了潼关。函谷关的名称和位置虽然前后有所更徙，但其所起的作用却还是相当的，设关的主旨都是屏蔽关西，制御关东。关中的名称本来只是表示函谷关以内（即关西）的地方，后来演变为专指渭河谷地上的关中平原。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可为屏蔽，东面也有黄河为阻，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所以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这和张良所说的“金城千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仅仅有“四塞之国”，并不能满足建立国都的军事地理要求。对于一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国君，国都的所在还要便于控御天下。古人云“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就是指国都要能够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唐代中期以前，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都城时在军事上还必须要考虑怎样更牢固地控制这些地区。在这一方面，关中恰恰是最为理想的地方。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这里所说的“阻三面而守”，是指关中南、西、北三面都有高山崇原，可以赖之阻遏称兵侵犯的武力；“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是指关中的东面经过崤函山地，形成了一条东西孔道，把关中和中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足以控制天下，退则可以据关防守，确保都城安全。西汉初，另一位力主定都关中的谋臣娄敬曾形象地分析这种形势说，就像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搏斗，假如不扼住对方的颈项并打击他的后背，就不能把对手完全制服；如果在关中建都，那也就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颈项，打击了天下的脊背，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足以据守关中秦国故地。

人们现在都熟知四川盆地习称“天府之国”，也就是说这里物产丰饶，有如天之库府。其实最早称为“天府”的，却是始于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极力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且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张良所说的“天府之国”，实际上也就是在重申苏秦说过的这句话。这绝不是苏秦一时随口而出的游谈之词，而是当时普遍和一贯的看法。富饶的关中经济，是历届政权在这里立都的重要基础。

按照苏秦的说法，关中经济富饶的首要表现是“田肥美”、“沃野千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粮食的生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而关中的千里沃野则是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优越的先决条件。虽然苏秦称颂关中农田肥美，但还未能说明它的肥美程度。战国年间成书的《尚书·禹贡》篇，在综合评价全国各大区域的农田状况时，对关中的农田曾作出过具体的评价。《禹贡》是把全国各地的农田分为九等，通过比较来说明其间的差异，关中所在的雍州被鉴定为“上上”，荣居全国之冠。东汉时写成的《汉书·地理志》仍然称道关中农田为“九州膏腴”，这还是以之列为国中上品。发展农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水利灌溉事业。关中地势平衍，渭、泾、洛、灞、浐、沣等河流贯其间，为发展农田水利的良好基础。战国时期就开凿了引泾注洛长达300馀里的郑国渠，灌溉农田4万馀亩（秦制），亩产高达一钟，泰国赖以富强．最终兼并诸侯，一统天下。此后还陆续开凿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升原渠等渠道，加上一些河流沿岸直接引水灌溉，有力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为在这里建都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关中由于土壤肥沃，水利发达，所以不仅黍稷粟麦等旱作粮食早有种植，而且《诗经》中也已提到，在今西安附近和泾水下游种有稻田。汉武帝时人们更特为称道关中饶有粳稻。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春秋时期，关中就已经较多地栽培水稻了。除粮食作物外，关中还富产其他许多物品。主要经济作物有梨、栗、桑、麻、卮、姜、芋等；林木有竹、檀、柘、豫章等，矿产有玉石、金、银、铜、铁、丹沙等。这些都是关中在全国占有相当地位的物产。古人以“陆海”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其中栗和竹两项，尤见特色。司马迁就曾称道说，一个人在这里如果能有千棵栗树或千亩竹田，他的经济地位就会与千户侯相侔。“陆海”物产的浩繁，可以满足国都经济生活的大部分需求。

苏秦说关中“民殷富”、“蓄积多饶”，主要指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关中建都的另一个重要有利条件是人口较为稠密。苏秦所说的“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就是指关中人口众多，平日可以荷耜为农，战时可以执戈为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汉时关中人口占全国十分之八。这样的说法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却足以说明关中人口在全国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在关中建都的历代帝王又大多实行所谓“强干弱枝”政策，把外地居民大批迁入京城周围，也就使关中的人口愈为繁多起来。

前面已经提到，娄敬曾对刘邦说过建都关中以后，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动乱，也可以退保关中。这虽然是一种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上面所讲的关中在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有相当基础，却正是娄敬讲这句话的依据。关中是足以拥地自守的，但对于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是企图兼并天下的政权来说，仅仅这些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国都和其他重要经济区联系起来。对此，张良分析说，如果函谷关以东地区发生动乱，可以从关中沿着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输粮食物资，保证征讨作战供应；天下安定时，则可以反过来通过黄河和渭河，把关东广大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到京师，以维持都城的繁荣和保持强盛的国力。漕运关东地区的粮食，对于汉唐都城长安曾起过巨大作用。在一般年份，每年西运入关的粮食往往都要在百万石上下。由于渭河水浅沙深，河道迂曲，汉、隋、唐几代曾多次在长安至黄河间并渭水开凿漕渠，专门运输粮食。除此之外，关中的南面和北面也都具有十分有利的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张良也对刘邦有所论述。他说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巴蜀是指今四川盆地，自古也以经济发达见称于世。关中与四川盆地之间虽有秦岭阻隔，但也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等山间谷道可以穿山越岭，相互往来。尽管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在关中的京城并不过多依赖四川盆地的供应，但一旦关东有乱，特别是战乱深及关中时，四川盆地的供给却往往变得十分重要。譬如汉初刘邦由汉中初入关中时，就是依赖萧何从四川转运军粮才得以在关中立足；唐代关东几次战乱阻塞漕路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四川的援助。因此，可以说巴蜀之地是关中的一个可靠后院。所谓“胡苑之利”，是指关中北部与匈奴等游牧部族相近，一来便于直接从他们手中获得马匹，二来可以在草原地区畜养马匹。在古代，马是军队最重要的装备，马匹的多寡和肥瘠，往往决定作战能力的强弱，所以关中北近胡苑，有利于在国都周围保持一支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以拱卫京师不受侵犯。

就是由于关中自身和在全国所居有的这种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它才受到许多统治者的青睐，连绵不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都城。

二、古都的兴起——“文王作丰，武王治镐”

西安作为古都的历史，最早应当追溯到西周的丰、镐两京。从西周的丰、镐，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和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城市的位置有过几次移徙，但是移动的范围不大，各个时代城址所赖以建立的地理基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西安附近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80万年前的蓝田人生活遗迹。到了新石器时期，关中地区的各条河流沿岸，特别是西安附近的沣、涝、潏、浐、灞诸河沿岸，都已遍布人类生活的居址。

在殷商时期，关中地区的东部，也就是在今西安、户县以东的地区，是殷商属国崇国的势力范围。崇国的中心区域，就在今西安、蓝田、户县一带。而周人当初只是以岐山脚下的周原为中心，控制着关中西部的一些地区。到了周文王的时候，周人的势力日渐强盛，开始向外扩张，意图东进灭商。

周文王志在灭商，但他的都城在岐山脚下的周原，距离今河南安阳小屯的殷人都城却过于悬远，显出鞭长莫及的困难。因此，周人问鼎中原的第一步，应该是把都城向东移进。周文王在他晚年的时候，竭尽全力消灭了占据关中东部的崇国，首先一统关中，并如愿以偿，在崇国的腹地沣河西岸营建了新都丰邑。周文王在徙都丰邑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剪灭殷商的任务是由继承其位的周武王来完成的。周武王继位后，又把都邑向外扩展，在沣水东岸与丰邑相对的地方营建了镐京。他以丰、镐为基地，最终完成了灭商大业，一统天下。

周人的丰、镐两京虽然分别命名，但后世往往都是把它们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地相距很近，实际上紧密相连，而且武王营建镐京以后也并没有把丰邑弃置不用。《史记·匈奴列传》等书就提到武王居丰镐，而不是专居镐京。继武王之后即位的周成王，也时常在丰邑发号施令，在今洛阳营建洛邑的指令，就是成王在丰邑向他的大臣太保召公发布的。成王以后的康王、穆王、恭王、懿王等也有文献或金文铭辞可以证明，他们是经常居住在丰邑的，康王和恭王时，还曾在丰京举行大典，和会四方诸侯。因此，丰、镐两京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所城市的两个区域。

前面谈过，关中在全国当时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和经济条件，适于建都。然而周文王和周武王确定以丰镐为都，且后代承其遗规，未再有大的移动，却还有说。第一，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丰镐是崇国的腹地，有崇人经营的基础可为凭借。文王伐崇，有的先秦文献就记载为伐丰。古代常以国都所在代表其国。丰可能本来就是崇国的都城所在，周文王是利用旧有基础营建新邑的。这样做自然比较省力，而且有利于都城的发展。第二，这里位于关中中心地带，便于控制整个关中。对于周人来说，在丰镐建立之初，关中也就是他们的全部疆土，这个中心点的意义尤为重要；对于后代割据或偏安于关中的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第三，这里的地势在关中平原内最为平衍，水网密度也最大，因此农业生产也最为发达。西安附近素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八水”的名称和数目尽可不必认真拘泥，但它们在解决农业灌溉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方面的作用，倒确实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汉武帝时，东方朔曾谈到丰镐之间的农田有“土膏”的美称，也就是说土地肥沃如油，所以每亩田地价格高值“一金”。在这样的良田上建都，当然有利于都城的发展。

上面这几项条件之外，还有更为最重要的交通位置的因素。

古代由关中的核心丰镐或咸阳、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有下面这样一些重要干道。首先，在陆路方面，向东有三条干道，这就是沿着渭河南岸东出函谷关（或潼关）的函谷道，沿着灞河和丹江谷地东南出武关的武关道，以及向东北方向自蒲津关东渡黄河的蒲关道。函谷道通达黄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而可以北出辽东，南下闽越。武关道去往荆襄及岭南地区。蒲关道则北向汾晋、雁代。这三条路沟通了东部半壁河山。南面和西南面沿渭河南岸向西，有子午道和傥骆道贯穿秦岭，经汉中入蜀，并可转赴西南。西方有“渭北道”沿渭河北岸和河西行，至雍县（今凤翔县附近）向西北和西南分为两路。西北行为回中道，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而至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西南行为陈仓道（或称故道），是关中入蜀道路中最为平坦也最为重要的一条。在陈仓道东面，从渭北道上还向南分出有褒斜道，也是入蜀要道之一。北方则有大道直通塞外，是联系北方游牧部族的重要路线，秦始皇时所修的直道就是其中的一条。水路交通运输线主要有两条，即渭河和漕渠。渭河通航河道主要是今西安以下河段，漕渠的起点也在今西安附近。

西安历代城址变迁及城址与交通道路关系（西汉）示意图

一个聚落和交通道路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交互影响、互相促进发展的。但是一个大都市的兴起，一般说来必然要有充分的交通地理条件为基础。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交通结构如上文所述，但并不是每一条交通道路对城址的确立都具有等同的作用。有的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小，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道路，对于一个城址的选定来说，可以称之为随机性道路；有的则严格受制于自然条件，稳定性很强，对人文地理布局起着控制作用，这样的道路，可以称之为控制性道路。下面就根据这样的划分，来分析一下丰镐或咸阳、长安地区的几条主要道路。

函谷道和渭北道实际上东西相连，沿着渭河横贯整个关中平原。渭河由西向东流入黄河，河道在今西安西北有一东北向的转折。在它的东面，函谷道从黄河南岸一直延伸过来；它的西面，渭河南岸已经逼近秦岭山麓，地势起伏，行旅往来有所不便，而渭河北岸较为平坦开阔。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这条东西大道由东向西到达今西安附近地区之后，只能渡过渭河，改走渭河北岸。这条东西大道可以说是关中对外联系最重要的通道，今西安附近的渭河渡口，把这条大道分成了函谷道和渭北道两部分，这样重要的渡口，对城市和其他道路都是应该具有吸引作用的。渭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今西安东西两侧的分布具有明显差异：西安以东地区多分布在渭河南岸，而西安以西则多分布在北岸。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这条大道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和现在的分布情况一样，是在今西安附近跨渡渭河的。这也可以有力地证明，不管在今西安附近地区是否建立通都大邑，函谷道和渭北道也都要如此分布。

通过丹灞谷地穿越秦岭的武关道，是沟通关中与荆楚地区最为理想的孔道，由于受地形控制，没有其他任何选线能够替代这条路线。同时，武关道也只能在今西安附近与函谷道相接。连接函谷道与渭北道的渭河渡口，同时也控制着这条道路。周人徙都丰镐，除了考虑接近渭河渡口，控制函谷道和渭北道以外，应该还有意兼顾对于武关道的控制。周武王兴兵灭商时，有庸、濮等边国起兵相助。庸、濮都在江汉一带，正是武关道所向之地，它们能够对周人响应风从，应当与周人徙都后便利和加强了相互往来有关。周人平定中原后，周昭王随即南征江汉，也不能不利用武关道。

由此可见，函谷道、渭北道和武关道这三条道路是确立丰镐、咸阳、长安这一系列城市城址的控制性道路，这三条道路的组合关系，是促使古代都城在今西安附近地区得以高度发展并超越于其他中小聚邑之上的基本交通条件。而其他道路则不然，譬如另一重要道路蒲关道，它在今西安附近与其他几条道路相会，并不是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而是受函谷、渭北两道渡口和函谷、武关两道交点所吸引，为建立在这一位置上的城邑丰镐或咸阳、长安所规定。因此，对于城市选址来说，它属于随机性道路。

除了上面所说的陆路以外，渭河水路交通对其城址选定也起着一定控制性作用。今咸阳、西安一带是渭河中下游的分界河段，下游比较平缓，河道宽阔，因沣、灞、泾、洛等大的支流加入，水量大增，航运条件明显地比中游优越。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除春秋时期秦穆公向晋国运送粮食的所谓“泛舟之役”以外，基本上仅限于下游，中游主要用来运送木筏。因此，函谷、渭北两道之间的渭河渡口，实际上也是渭河水路运输线与这两条陆上交通干道的交结点，在这附近建城，也可以充分发挥渭河的运输效益。前面已经提到，张良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就讲过，平时可以利用渭河向都城运送粮食，东方有战事时则可以顺流而下，保证军需供给。尽管由于渭河流浅沙深，流量季节变化过于悬殊，加之下游河道迂曲，航运耗费时间过长等，历史时期的渭河水运没有能够收到张良预想的那样一种效果，一直十分衰微，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对都城位址的设定仍有一定影响。至于漕渠，纯属人工所为，自然谈不上对城址的设定有什么控制意义。

西周末年，西方戎人强盛，迫于他们的压力，周平王不得不放弃丰镐旧都，迁徙到今洛阳市的洛邑。平王东迁后，丰镐故京历经荒芜破坏，部分遗址又沦于附近的昆明池底，到了西汉时就已经难以说明其详细情况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展开了对丰镐地区的考古学考察，重新揭示了当年的都城风貌。

丰京遗址位于今西安市西南长安县境内客省庄至张家坡一带，方圆大约六至七平方公里。遗址东界紧傍沣水，西至灵沼河，北及郿鄠岭岗地北缘，南面到石榴村为止。镐京遗址位于高阳原上，今斗门、白家、花园村、落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等地都属其范围之内，面积约四至五平方公里。遗址西边濒临沣水，东至北丰镐村，南部为汉唐时期修凿昆明池所毁掉，北界沣水和彪池。灵沼河和沣河是流经丰镐两京城区的两条河流，对于两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灵沼河今天已经干涸，沣河的河道也有了很大改变。西周时期丰镐地区的地理环境与今天最大的差别，也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沣水不象今天这样北注于渭水，而是侧临镐京遗址北侧向东流去，在汇集了潏、灞、浐等河流之后才注入渭河。此外，丰镐区域内还有滮池、镐池等池沼，是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的水源。譬如《诗经》里就有篇章专门歌咏当时引用滮池水灌溉稻田的业绩，可见其收效是十分显著的。此外，这些河流池沼也还为渔猎和游乐提供了良好条件。

既然文王作丰，已有良好的基础，那么武王又为什么要别创镐京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镐京的兴建应该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按照某种明确规划进行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周朝的统治者在丰镐附近甚至渭水左右曾经兴建过许多离宫别苑，西周彝器铭辞中就常有王在某宫的记载。丰镐之间的关系最初应当也是这样，即初时只是在镐池附近营建别宫，但后来镐京的营建逐渐增多，最终超越于丰京之上，所以王在镐的时候反而比在丰的时候要多，镐也就实际代替了丰而成为西周的正式王都。第二，镐京的兴起虽然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最终能够替代丰京却是由这两个区域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丰京的地势与镐京相比要远为低下，在沣河和灵沼河等河流泛滥时很容易遭受水患，因此周人把这里称之为“湿宫”。同时，丰京的四周也过于狭迫，它的东西两侧分别被沣河和灵沼河所限定，南面已是终南山麓，北面则更为低湿，又是渭河故道所在。渭河在这一段的河道过去要远较现在偏南，西周以前应该就在丰镐遗址北界。西周时渭河北徙，沣水却仍沿着渭河故道东流，并沿途接纳了渭河原来的支流潏、灞、浐等水。渭河故道附近当时必然是一片沮洳，丰京也不可能向北发展。比较起来，沣河东岸的镐地却要高亢得多了，镐的本字就是高，镐池也就是高池，镐京也就是高京。由于沣水东岸地势高亢，又不象丰京周围那样狹促，所以西周的统治者要想向外拓展京邑，也只能向镐地延伸。此外，镐京在沣水东岸，东出函谷、渭北两道相交接的渭河渡口和武关道也比丰京要更为便利。

根据考古发掘，可以知道丰镐两京的城市布局是比较松散的。它是因地制宜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在都邑内，宫殿区、贵族居址和一般民居稀疏地分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不少居地周围是族群的墓葬地。

丰京的中心区域估计在今客省庄、马王村一带，目前已经在这里陆续发现了十几处大型夯土基址，是有机关联着的一组建筑群。其中一座最大的主体建筑，基址平面呈“T”字形，东西长61.5米，南北最大进深35.5米，基址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附近有用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这座建筑始建于西周穆王前后，废弃于西周晚期厉宣之际，前后使用将近百年。显然，这组规模宏大的建筑不会是普通平民或中小贵族的居址，而应是西周高级贵族所居止的宫室或者是王室的宗庙。

在镐京遗址范围内，也曾在今斗门镇附近先后发现了多座西周夯土建筑基址，同时还发现有建筑用板瓦、白灰面墙皮和红烧土块等。这里西北临沣水故道，东靠高阳原，是沣水东岸的一、二级阶地。这些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可能是镐京区域内的一处重要场所。

丰镐两京内除了这两处重要遗址外，还发现了一些贵族居住地和墓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丰京范围内的马王村以南和曹寨一带，还发现了烧制陶器的作坊、冶铸铜器的陶范和制造骨器的作坊。显然这是一个专门的手工业区。这些手工业作坊当然都是隶属于西周王室或高级贵族的。

丰镐地区还有专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根据孟子的说法，周文王的苑囿方圆70里左右，《诗经》里把它称为“灵囿”。当时灵囿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内还有水泊称之为“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既是游玩的佳境，也是渔猎的理想场所。在丰镐遗址中曾发现大量鹿、獐等兽骨和鱼骨、蛤壳、螺蛳以及用于捕鱼的石网坠，可以说明渔猎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此外，在灵囿内还建有“灵台”，也具有游观的作用。据记载，灵台高两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一座高峨的建筑。

虽然关于西周丰镐的考古勘查工作还有待于深入开展，但仅仅从现有发掘情况已可以清楚，丰镐两京是因地制宜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城市布局是十分朴素的。过去曾有人根据春秋末期成书的《考工记》来推断丰镐两京是按照预定总体规划精心设计而成的，并具有整齐的布局，考古发掘实际证明这种臆测是站不住脚的。

三、从栎阳到咸阳——秦都的定立

西周末年，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列国争霸，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时秦人崛起于西陲，沿着一条极为相似的路线，重演了周人由西东渐的历史进程，最后立足于离周人旧都丰镐不远的咸阳，从而一统天下。

秦人本来居住在陇山以西。周室东徙之后，关中大部分地区被戎族所控制。这时秦人便也乘虚而入，随着对各戎族的征伐，不断向东开拓疆土，都邑也随之逐渐东迁。到秦德公时，在周人原来建都的周原不远的地方，营建了新都雍城（今凤翔县境）。与岐山之下的周人旧都相比，雍城要偏西一些，可是在地理位置上也有它的优越性，这就是雍城正当关中西去陇坻和南下巴蜀两条要道的交结点，在交通和商业上具有许多便利。尽管如此，秦人如果想要向东发展，雍城却比岐下显得过于悬远。秦人居雍近三百年，国力已得到充分发展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要和周人一样向东迁徙。和周人相同，秦人向东发展的第一步计划也是首先控制关中。

战国初年，关中的东部，特别是渭河下游以北的河西地区，已被魏国占据。当时秦人的主要目标就是与魏人争夺这些地区。这样，在秦灵公时便把都城迁到渭河北岸支流泾河岸边的泾阳（今泾阳县境），以便于对魏作战。过了一段时期，到秦献公时，又再次把都城向东迁徙，建都栎阳，这就使都城更加靠近了秦魏交战的前线。

栎阳城遗址在今临潼县渭河北岸的武屯、关庄、东西党家一带。城址呈长方形，东西宽1801米，南北长2232米，城内有并行的东西街道两条，南北街道一条，分别通往6个城门。秦人定都栎阳时间前后不过三十馀年，而且当时正值战事频繁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营建。但经过秦人建都一段时期之后，栎阳城也已是关中屈指可数的通都大邑了。迄至西汉初年刘邦初入关中时，还曾一度以栎阳作为临时都城，司马迁也说栎阳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一方商业都会。

秦献公徙居栎阳后，连续对魏出击，捷报频传，在河西夺取了一些魏国的地盘，在双方的争执中已转居上风。同时，魏国也把国都从河东的安邑迁往大梁，到中原扩张势力。这也减轻了对于河西秦国疆土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它除了要在河西和魏国较量外，对函谷关外的中原和江汉流域的广大地区也有了更大的企图。由于这种形势变化，旧都栎阳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栎阳处在渭水之北，距离渭水还有一段距离。它固然可以东越黄河，成为通往三晋的大道的起点，可是由栎阳去往函谷关却不是那么便当，去武关更为迂远。所以，随着对魏作战重要性的下降，时过境迁，也就难以继续保持都城的地位了。

在这种情况下，秦人对都城的位置作了最后一次选择——向西转到咸阳。咸阳正位于函谷道和渭北道相衔接的渭河渡口上，直接控制着这两条大道，也控制着通向东南的武关道。不过它还是在渭河北岸，东出函谷关和东南出武关仍不如渭河南岸捷近。但当时魏国的上郡就设在黄河西岸，秦人依然要对魏国有所行动，在咸阳可以和栎阳一样照应黄河西岸。所以，秦人定都咸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权宜的措施。

秦人迁都咸阳后，一方面在函谷关方面顺利向东发展扩张；另一方面，也在武关方面对南方强邻楚国展开了进攻。秦迁都咸阳是在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在这前一年，秦人在武关道上的商地修筑要塞，预作攻楚准备；徙都咸阳后十年，秦国又把商地分封给丞相卫鞅，开始攻伐楚国。从此两国连年交战，而秦终于灭楚。可见武关道和函谷道的交点这一位置，对于咸阳城址的选定，具有重要决定意义。

从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营建起，到秦二世秦王朝灭亡，咸阳城经过一百四十多年陆续增建，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是由于秦末项羽入关后兵屠咸阳，火焚宫室（《史记》记载当时大火延烧达三个月之久，可见其规模之盛），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破坏，以至后世都没有留下比较详细的记载。再加上咸阳城又建在渭河边上，两千年来，渭河河道在这一段不断北徙，至今秦咸阳的很大一部分基址早已沦入河底，无从进行考古发掘。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和仅有的考古发掘材料，我们只能知道关于咸阳的一个大致轮廓。

如前所述，咸阳城最初是在渭河北岸兴建的，但后来却越过渭河，向南岸有所拓展，实际上整个城市是横跨渭水两岸的。咸阳城到底有没有城墙，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从现有发掘情况来看，很可能从未修筑过城墙。

渭北部分大部分今已沦入渭河，但许多宫殿基址却还是留存了下来。这是因为渭北的主要宫殿当初就大多修建在城区北缘高亢的咸阳原上，渭水所冲蚀的，只是原下河边比较低平的部分。渭北的宫殿主要都集中在今咸阳市窑店镇附近，目前在这一带已发现多处夯土殿基。这些宫殿遗迹在今天看来虽然都只是一堆黄土，但在当年却是极为壮观的。咸阳营建的宫殿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兼有全国各地的建筑风格．秦孝公在咸阳营建的第一组宫殿即所谓“冀阙宫廷”的建筑结构，就不是秦人本色，而是“营如鲁卫”，是模仿黄河下游鲁、卫两国的风格建造的。到秦始皇兼并天下时，更效法乃祖，每破灭一个诸侯，就在咸阳原上仿照他们原来的宫室依样建造。可以想见，当年咸阳原上栉比鳞次的宫殿必定是一派异彩缤纷的景象。

咸阳城向渭河南岸发展，从继孝公之后即位的秦惠文王在渭南营建阿房宫时，就已经展开。但这个阿房宫还没有修建成，秦惠文王就死去了，后来又由秦始皇继续营造。秦惠文王以后，秦昭王在渭南陆续营建了章台宫和兴乐宫，而且这两座宫殿建成后即成为朝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苏秦在游说楚威王时就说过，如果楚国听命于秦，那么各个诸侯就都要到章台宫去朝见秦王了。这可以说明渭河南岸兴建的这些宫殿与一般的离宫别馆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咸阳这座都城向外的扩展。

到了秦始皇时，咸阳向渭南有了更大的发展。秦始皇想把秦惠文王时动工未就的阿房宫扩建成为正式的“朝宫”。这项工程从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开始，至秦二世覆亡前仍在继续修建，尚未完工，可见其原来计划的规模是极为宏大的，仅仅是已经完工的阿房宫前殿和部分宫城，也已经蔚为壮观了。《史记》记载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在前殿的西、北、东三面筑有宫城城墙，周回五里多，高八尺，城北面一门用磁石垒砌，以防止有人暗藏铁兵器入殿。阿房宫直到唐代仍有城垣存留，宋以后始夷为民田。今存阿房宫前殿基址在西安市西面的三桥镇南侧，仍高出地面十米以上。

为了把渭河南北两部分城区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便利函谷、渭北两条道路相衔接，秦昭王时就在渭河上修建了渭桥。后人曾经解释咸阳城这种城区横跨渭水两岸、中间以渭桥相连的布局形式是“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附会。咸阳城向渭河南岸扩展与周人由丰京向镐京发展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它首先也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结果。秦人不仅在咸阳南面的渭河对岸修建了若干宫殿，在整个关中地区也都到处筑有离宫别馆，史称“穷年忘返，犹不能遍”。咸阳对岸的一些宫殿，最初也都应该属于离宫别馆的性质。但是由于渭河南岸的地理条件比咸阳更为优越，所以后来在渭南营建日多，统治者也就更多地眷顾于此了。秦昭王时的章台已大有取代渭北宫殿的势头，从秦始皇对阿房宫的营建规模，更可以设想，如果秦祚不止于二世，那么咸阳的中心区域一定要转向渭河南岸。

渭河北岸在交通、水利、农业和游赏的环境几个方面都不如渭南。在交通方面，武关道与函谷道是在灞河东岸相交，而由渭北去往这里要连过渭、灞两条大河，既远又难，很不方便。而渭河对岸却可以北控渭河渡口，东扼函谷、武关两道，真正把城市放到了交通枢纽之中。其次，在古代城市建设中，军事防御条件也是确定城址的重要因素，而防御条件一般多体现为自然地形对交通的阻限。正是这种“塞”与“通”的矛盾统一，构成了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交通基础。整个关中对外虽有四塞之固，但关中内部却地势坦畅，无所阻遏，所能恃以为屏蔽的只有一些河流。在渭河北岸，除南面有渭河和东面有泾河以外，西、北两面就毫无依托了。而渭河南岸却东有灞河，北有渭河，西有沣河，南有秦岭，四面都可以设防。因此，如果把城市迁到渭河南岸，在交通方面就可以完满地实现这种“通”与“塞”的统一。在水利和农业方面，渭北咸阳原上干旱缺水，渭南则为众水环绕之地，对于解决城市生活供水和农田用水都很便利。平衍肥沃的土地，当然也更非渭北的咸阳原上所能相比。此外，渭河南岸的大量河湖池沼，也是渭北所无法并比的游赏胜地，秦人在西周灵囿的基础上，增辟为范围广袤的上林苑，以供帝王皇室弋猎游玩。这些也吸引着城市向渭南移动。既然秦孝公最初在渭北营建咸阳，还是未能放松对于魏国的防御，时过境迁之后，秦人顺应地理环境向渭南发展，也就毫不足怪了。

尽管秦末项羽一炬，把秦始皇苦心经营的阿房宫殿付之焦土，但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终究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西汉在渭河南岸营建长安城，实际上正是对秦人这种发展的继承。

四、汉长安城的兴建和发展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刘邦灭楚后，最初是要在洛阳建都的。后来听从娄敬、张良等人的建议，认识到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宝地，旋即改变决策，车驾西入关中。由于咸阳宫室都已经被项羽焚毁，刘邦入关之初无处立足，只好在秦人旧都栎阳暂时落脚，同时开始兴建都城长安。

长安本来是秦人设立的一个乡聚的名称，秦人在这里建立了兴乐宫等宫殿。汉长安城的首项工程，就是修复秦兴乐宫。有人认为汉朝所以要利用秦兴乐宫为基础来兴建长安城，是由于项羽火焚咸阳时，独有兴乐宫得以幸免于灾．这种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刘邦入关定都是在高祖五年五月，同年后九月，始命修治秦兴乐宫，并改名为长乐宫；至七年二月，长乐宫始成，自丞相以下都从栎阳徙治长安。长乐宫从始修到完工，前后历时将近一年半，看起来工程相当繁浩，不是简单修葺一下就可以应付使用的，说明兴乐宫在秦末遭到的毁坏也很严重。

汉朝为什么选择兴乐宫旧基作为其新建都城的基础呢？这是由兴乐宫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秦人向渭河南岸发展，汉人承其遗意在渭河南岸建都，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便于同时控制渭河渡口和函谷、武关两道。如果以兴乐宫和阿房宫相比，就可以看出阿房宫位置过于偏西，不象兴乐宫正处于两方之间的中间地带。另一方面，兴乐宫建在龙首原上，地势高亢，在这里建立宫殿可以起到居高临下的作用，又可以省却许多叠垒殿基的人工。

汉长安城示意图

龙首原是横亘东西的一道高坡，西起今三桥一带，东至浐河岸边。长安城修筑的第二座宫室未央宫，位置也选在龙首原上。它在兴乐宫的西侧，是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前后修建的，翌年完工。未央宫和长乐宫东西并立于龙首原上，是长安城中的两座主要宫室，汉朝的帝后生活和主要政治活动都主要在这里进行。以后城中修筑的其他宫室都在这两座宫室北面平地上。这两座高高在上的宫室，显然是有意利用龙首原的地势以突出帝王的威仪；同时，这样一来也就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有利于城市和帝王自身的安全防卫。

长乐宫是汉初帝后寝居和处理政务的场所。整个宫室的规模很大，有一系列建筑。宫内的主要宫殿是长乐宫前殿，东西近50丈，进深约12丈。长乐宫初成，汉高祖刘邦初次领受文武群臣分班依礼朝贺，诸臣下无人敢再像从前和他共事时一样喧哗酗酒。刘邦不禁得意忘形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像这样的朝贺活动，一般都应该是在长乐宫前殿举行的。长乐宫中除前殿之外的另一所重要建筑是长信宫。汉朝的皇帝只有刘邦一人常居长乐宫。从惠带开始直到平帝，以后历朝皇帝都常居未央宫，而把长乐宫作为太后的寝宫。皇太后在长乐宫中的常住殿宇就是长信宫。此外，长乐宫中皇太后居止较多的宫殿还有长秋殿、永寿殿、永宁殿等。长乐宫这组庞大的建筑群，里面自然要有许多专供游玩的场所，鸿台就是其中的一处。鸿台始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高40丈，在高台上建有楼观，供帝王们登高射弋。

未央宫同样是由一组庞大的建筑群构成，它的主体建筑也是前殿。未央宫前殿的规模和长乐宫前殿差不多，东西50丈，进深15丈，高35丈，是皇帝朝会诸侯群臣的场所。前殿在未央宫建筑群中是率先施工的，由丞相萧何督造。刘邦见到未央宫前殿的建筑情况后，当时很不高兴，认为连年苦战不息，天下尚未安定，没有必要把宫室搞得过于壮丽。萧何则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不把宫室搞得壮丽些就不能体现其威仪，而且这样可以使后世省却功力，不必再行修治。这样，刘邦才同意按照原来的计划兴造。由此看来，未央宫前殿应该是十分壮观的。但是，当时毕竟环境还很不安定，秦末多年争战，也使经济、民力都已凋敝不堪，所以未央宫的建筑在初时还不算十分华丽。高祖以后，经过文景之际的休养生息，国力已渐为强盛，所以在汉武帝时又对长安宫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造。这次修造时，在未央宫中一方面增建了一些新的建筑。例如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等殿和柏梁台等；另一方面是对原有宫殿进行了增饰。汉武帝把未央宫前殿改造成以木兰为栋，文杏为梁，金铺玉户，重轩镂槛。金碧辉煌，绚丽多彩。

未央宫中后妃寝居的宫殿也有很多，汉武帝时有8座殿，名为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鸾，后来又增修了6所，共14座殿。这些殿廷的墙壁都是用椒和泥涂抹的，殿内弥漫着温馨芬芳的气息，所以总名为椒房殿。

长安地处我国内陆，四季温差很大，尤其是夏日的酷暑和冬天的严寒，是人们的一大苦楚。未央宫中有两座比较特殊的宫殿，用来适应冬夏两季的专门需要。温室殿，汉武帝所建，是冬季避寒的暖宫。温室殿也是以椒泥涂壁，并且在墙上围挂有文绣的壁毯，地上也铺着罽宾产的毛织地毯，还摆设着火齐宝石制作的屏风，垂挂着鸿雁羽毛织成的帐幔。整个屋子几乎是被毛织物包裹了起来，这自然会有很好的保温效果。与温室殿相反，用于夏季避暑的是清凉殿，又名延清室。它的陈设是以玉石之类的清凉之物为主。例如以画石为床，紫琉璃为帐，紫玉为盘。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以消暑。说到夏天用冰，本来宫中早有储备。未央宫中设有“凌室”，就是专门用来藏冰的。

除了帝王处理朝政和寝居燕游的场所之外，未央宫中还有两个专门藏书的地方，一个叫石渠阁，一个叫天禄阁。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萧何营造未央宫之初就设立了的，里面收藏着刘邦入关后收缴的秦朝旧藏的图书典籍和其他图书，是一处皇家图书馆。石渠、天禄两阁相距很近，遗址在未央宫前殿遗址正北。因汉成帝末年刘向曾在天禄阁内校理藏书，故当地至今尚存有刘向祠。

汉高祖时期长安城中的宫殿建筑基本上就是长乐宫和未央宫两处，虽然刘邦在未央宫北面还草创有北宫，但还很不完善。汉高祖以后，文景之间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兴作。除了长乐、未央两处宫室外，汉高祖对于长安城也没有其他更多的建设，就连城墙也是在刘邦死后由他的儿子汉惠帝修建的。长安城垣的修建，从惠帝元年（公元前194）正月开始，前后进行了几次，到惠帝五年（公元前190）九月基本完工。由于是先建宫殿居宅后围城垣，里面有建筑物的限制，外面西侧又有泬水限制，当时渭河河道也较现在要偏南许多，紧逼着汉长安城区，在北侧也限制着城墙的修筑，所以汉长安城的城墙除东西是平直的以外，其他三面都是凸凹曲折的。后人因此附会说城的南面是南斗形，北面是北斗形，并称汉长安城为“斗城”。

汉惠帝修筑的长安城，周回60里左右（汉里），城高8丈5尺，四周各开三座城门，四面都有渠水或河水环绕，水渠上架设石桥与城门相对。当时城中宫殿所占的面积还不到一半，有相当大一部分民居。但到了汉武帝时大兴土木，在未央宫的北面，增修了高祖时草创其制的北宫，另外又兴建了桂宫；在长乐宫北侧修建了明光宫。这些宫殿也都是一组建筑群，范围虽然不及长乐、未央二宫，但也都很大。例如桂宫和北宫都是周回10馀里。这样一来，长安城垣之内，就大半都被宫室占去了，剩下的其他一般生活区域只有很小一部分。

汉长安城内的街道布局，古人有“八街九陌”的说法。这八街九陌具体指的都是哪些街道，现在已不易确知。但是每个城门按理都应有干道相通，由于各城门本来大多就不是东西或南北相对，再加上长乐、未央等宫室区阻断了一些道路，这样长安城中较长的城门干道就只剩下了宣平门、清明门、安门、直门、雍门、横门、洛门和利门八条大道了。所谓“八街”，或许指的就是这八条大道。从图上可以看出，长安城内这些主要干道的分布和它的宫殿分布是同样不规整的。

文献记载长安城的一般居民区被划分为160个里，而见于记载留传下来的里名却总共不过十几个，因此根本无从考究其详细情况。从汉长安城宫室街道等的布局情况来看，这些闾里的分布也不会是整齐划一的。长安城宫殿以外的一般居住区占地面积不过30％左右，要容纳160个里估计是有困难的，这160个里也许包括一部分设在城郊的闾里在内。不过长安城在横门附近设有9个市进行交易，3个市在横门道西，3个市在横门道东，这些市占有4个里的面积，各方266步，这样看来每个里的面积都很小，不过方100多步，依此推算，长安城里或许还是容纳得下的。不管怎样，城内一般居民区的人口密度是很高的，从《三辅黄图》记载长安160里“室居栉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因此，城中繁华之处往往“人不得顾，车不得旋”。汉长安城的人口究竟有多少，没有明文记载。西汉末年包括周围城郊地区在内，长安县共有8万多户，24万多人，平均每户3人左右，看来这个户口比例数字是偏低的。如果按照一般情况以每户5人计算，应当有40万人左右。

除了横门东西两侧的九个市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固定的交易市场。例如长安城南在杜门（覆盎门别名）外也还有市，城南的明堂北面，还有专门供儒生们在每月朔望时相聚互相交易书籍、乐器和其他货物的市场。一般的市场往往都重楼叠屋，建筑富丽堂皇，而儒生们的书市却无单壁片瓦，惟有数百槐树，相列为队，所以这里又称“槐市”。

汉武帝时期，长安城在城垣外面有了三个大的发展。这就是在城西和城南分别修筑建章宫和明堂，在城西南开凿昆明池，以及拓展上林苑。

建章宫建在未央宫西侧。当时建造的诱因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柏梁台遭受火灾，粤巫说按照粤俗，遭火灾后应该立即修造大屋来镇压邪气，于是决定动工兴建建章宫。但东方朔在当时就已经指出其真实原因是武帝嫌城中地方狭小，后世更有人明确指出，汉武帝是为了满足他夸耀于天下的虚荣心。建章宫周回30里，整个规模比长乐、未央两宫都大。建在龙首原上的未央宫本来就已经十分宏伟了，新建的建章宫前殿却可以隔城俯视未央宫，可见其何等巍乎高哉！建章宫的其他建筑也都极尽其宏伟华丽。譬如宫城的南北两门均高达25丈，正面的南门建有三层门楼，楼顶装饰有镀金铜凤，所有台阶都用玉石砌成，门楼的椽首还贴有玉璧，所以又称玉璧门或璧门。建章宫虽然建在城外，但凌空架设阁道，跨越城池，直接通到未央宫。汉武帝可以乘坐车辇来往于两宮之间，实际上和在城里也没有什么两样。

汉武帝在长安城外兴建的另一项著名工程，是南郊安门外的礼制建筑明堂和辟雍。关于明堂和辟雍的形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辟雍平面结构形如圆璧，四面环之以水，与此相关的遗址已在今西安玉祥门外的大土门附近发现。明堂是用来“顺四时，行月令，祀先王，祭五帝”的，所以它是一座“天道之堂”，而不是供人们居止生活的建筑。

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在长安城西南开凿的一个大型人工湖泊。开挖昆明池的起因，是汉武帝派遣使者，通过今云南境内的昆明国去往印度，中途被昆明国阻拦，因此，汉武帝准备征伐昆明国。由于昆明国有方三百里的滇池，想要对其用兵就必须熟悉水战，所以汉武帝就决定在长安城附近开挖一个大湖，并命名为昆明池，用来演练水军。昆明池是通过在洨水上修筑堤堰，引洨水为源，在周镐京遗址附近开凿的，修成后周回40里左右，占地300多顷。池中虽然有时也是楼船上百，但并未对练习水军起过多大作用。它的主要作用，倒是为长安城提供了一个大型水库。从昆明池流出有几支水道，它不仅很好地解决了长安城的市内供水问题，还为向长安运送关东粮食的漕渠提供了主要水源。对于长安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昆明池广阔的水域，还是长安城的一个养鱼基地，当时宫室食用和已故皇帝诸陵祭祀用的鱼，都是在昆明池中饲养的。

除了供水等作用之外，昆明池还有一项重要作用，这就是在长安城郊开辟了一块优美的风景区。昆明池边建有豫章观等宫观。汉朝的帝王们经常携带宫女出来泛舟游玩。其实昆明池一带本来就是在秦朝皇室弋猎游赏的上林苑范围之内，昆明池的开凿是为这一风景胜地又增添了新的景致。秦上林苑设在渭河南岸，当时的范围就已经较西周的灵囿扩大了许多。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进一步拓展后，汉代上林苑的范围已达周袤三百馀里。南面傍终南山东西延伸，东南起今蓝田县焦岱镇的鼎湖宫（地临浐河上游岱峪河），西南至今周至县东南的长杨、五柞两宫止。在渭水沿岸地带，南岸大致东起灞河、浐河一线，西止沣水一线。上林苑在渭河北岸只有沿岸东西延伸的一段长条地域，西起今兴平县西的黄山宫，东界起码也要到茂陵附近。这个地域广阔的皇家苑囿，其核心部分又可分为城西和城南两大景区。城西部分以昆明池、建章宫为主体。这里林麓泽薮连亘，有昆明池、太液池、滈池、唐中池、孤树池、牛首池和滮池等湖沼星罗棋布。其大者如昆明池，广达数百顷，小者如滮池，周不过15步。汉人所谓“西郊苑”，指的就是上林苑的这一部分。城南部分的主体构成是出杜门向南依次相连属的四部分苑囿。昆明渠以北为博望苑，是汉武帝为其太子结交宾客所设。昆明渠以南为乐游苑，这里玫瑰映日，菅蓿怀风，景色怡人。曲江池旁为宜春苑，清波涟涟，地如其名。御宿川上是御宿苑，为往来游观止宿之处，苑内产有硕梨巨栗。整个上林苑内不仅亭台楼阁，瞩目相望，而且还布满奇兽珍禽，名树异草。仅专门圈养的动物就有兽圈九所、彘圈一所。兽圈中包括有虎圈、狮子圈等。汉朝皇帝秋冬都要在上林苑中射猎，所以散养的野兽当为数更多。

汉长安城的位置是受函谷、武关两道的交结点和函谷、渭北两道间的渭河渡口控制而确定的。但城址一经确定，就又反过来制约着其他一些随机性道路的布局。长安城东出函谷道，一般是出宣平门向东，通过灞河上的灞桥。灞桥的东端，就是函谷、武关两道的交点，去往河东的蒲关道也是从这里分出，然后趋向东北，由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修建的东渭桥跨过渭河。由于这三条大道都要通过灞桥。所以汉朝人送往迎来，经常到桥上，因而也就有了灞桥折柳的故事广为流传。长安城向北去的道路，是出横门过中渭桥。中渭桥又称横桥，为秦人始建。长安西北去往渭北道．要通过西渭桥跨过渭河。西渭桥东与长安城西面章门相对，章门别名便门，所以西渭桥又称便桥或便门桥。灞桥、西渭桥和中渭桥，是通过屏护长安城的灞河和渭河的三个孔道，所以具有重要的军事地理地位。特别是灞桥绾毂东方三条要道，灞桥东端三路相交的一块区域，就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霸上（或书作“灞上”）。

汉武帝以后，长安城再没有大规模的兴建，一直维持着原来的规模。但是一代繁华随着西汉王朝的倾覆也迅速衰落下去。经过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期间的无数次战争动乱，长安城总的趋势是日益凋敝残破。虽然这期间有许多政权在这里建都，但他们的恢复和建设也都有限，根本无法再现当年的繁华。在这一时期，长安城里最荒凉的时候甚至“户不盈百”，只相当于西汉时期正常情况下一个里的人口数目。长安城这时也就同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差不了多少了。

五、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长期分裂动乱之后，仍把都城设在长安。但居住在已经破败不堪的长安城中，使他感到狭促窘迫．因此很想修建一座新的都城，来展示他的帝王气象。同时，长安城历时既久，城中宫宇朽蠹，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以至生活用水多遭受污染，成为咸卤。这样一座残破的城市，修复起来并不比另建新都容易，况且龙首山北的汉长安城址附近又不够开阔，也难以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所以在客观上也很有必要另择新址重建皇都。

这次重建新都只是由汉长安城本身的不足引起的，与它所处的整体环境没有任何关系，灞西、渭南这一区域在交通、军事、经济等方面，仍然是关中建都的最佳位置。汉长安城建在龙首原的北侧，而龙首原的南侧地形开阔高爽，从南山引水方便，足以兴建一座大的都邑，所以隋的新都就选在了这里。

隋新都是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下诏动工修建的，工程的具体设计和督造人是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整个工程的进展速度很快，至当年年底，已大多基本完工。由于隋文帝在北周时曾受封为大兴郡公。所以这时他就命名新都为大兴城。同时也把宫城命名为大兴宫，宫城正殿命名为大兴殿，大兴殿外正门命名为大兴门，新都所在的万年县改名为大兴县，新设禁苑命名为大兴苑，城中又有寺院命名为大兴善寺。这样到处都用“大兴”来命名，除了其纪念意义之外，大概隋文帝还希望藉此表征隋运永兴不衰。第二年三月，正式迁入新都大兴城。

大兴城的建设是宇文恺完全按照预先的总体规划设计施工的。宇文恺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建筑设计家，他把都城平面布局规划得十分规整。整个城市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构成。

外郭城形状近方形，东西宽度略大于南北长度，东西宽9000多米，南北长8000多米。城周长35.5公里。由于城墙过长，整个新都的修建时间又比较仓促，所以完工初期的大兴城城墙还不是很高，以后又陆续增筑过多次，见于记载的就有隋大业九年（613）一次、大业末一次、唐高宗永徽五年（654）两次和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一次，前后共五次。大兴外郭城，南、东、西各开三门，至唐相承未改。北面两门，都在宫城西侧，西为光化门，东为华林门，唐避武后祖讳改为芳林门。城内靠北墙中央为宫城，其南为皇城，其馀部分共有14条东西向街道，11条南北向街道，把外郭城分成了排列规整的坊市。以全城南北中轴线朱雀大街（正对皇城正门朱雀门）为界，两侧相互对称。全城共有109坊．朱雀街西为55坊，朱雀街东因为在城东南角被曲江池占去了一坊地，所以比街西少了一坊，只有54坊。此外，在朱雀街东西两侧，还各用两坊地面积修筑了东市和西市。坊四面有围墙，通过固定的坊门出入。实际上是一个个被圈起来的官吏和一般市民的居住区，东西两市则是市肆集中的商业区。

宫城也就是大兴宫，是皇帝寝居和处理朝政的场所，宫城内部分为三大部分。中间部分供皇帝寝居临朝，狭义的大兴宫或宫城指的就是这一部分。东面为东宫。是皇太子的寝居之地。西面为掖庭宫，是普通宫女的住所。宫城南面有门连通皇城。北面有门出城入大兴苑。

皇城在宫城的南面．是朝廷各个部门的办公大院，除个别部门有特殊情况外，几乎全部政府机构都集中在这里。此外，祖庙和社稷坛也按照《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说法，分别排列在皇城南垣内的东西两侧。

为了解决宫廷和城内居民的生活用水以及园林绿化用水，宇文恺在大兴城中还设计了永安渠、清明渠、龙首渠和曲江池水几条水渠，流贯外郭城、皇城、宫城和大兴苑。曲江池本来是一处天然水泊，秦汉时即曾加以修凿，辟为游赏胜地。宇文恺进一步疏凿整治，使其占去整个城内地势最高的东南隅的一坊地，一方面作为水库，调剂城内供水，一方面也为城市开辟了一块风景区，并在这里修建了离宫别馆，以供帝王权幸们游赏。隋文帝忌讳曲江的“曲”字，便根据曲江池多芙蓉而改名芙蓉池，同时把曲江池边的园林馆舍也命名为芙蓉园。

隋大兴城示意图

大兴苑在城北，西起汉长安故城（包括汉长安城在内），东止灞、浐岸边，北至渭水，南抵大兴城下。大兴苑的设置，主要是供帝王游玩，但它对保障大兴城，特别是宫城的安全，也起到巨大作用。因为大兴城的宫城北墙，也就是外郭城的北垣，外面没有其他依托，北面的龙首原又是一个制高点，很容易对宫城构成威胁。把北面划为苑囿以后，就可以充分利用北面的渭水和东面的灞水以及四周的苑墙，来拱卫皇宫。

大兴城所选的位址虽然地形开阔，但不像汉长安城那样平坦，整个城址起伏不平，有许多冈坡。后人附会《易经》乾卦之数，归纳云朱雀门中轴线上有六条高坡，说是宇文恺特意“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于是便置玄都观和大兴善寺以镇之。事实上宇文恺规划大兴城时，虽一定程度上对地形起伏有所考虑，但总的设计思想是完全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平面来考虑的，不然他就不会把大兴城建造成这样规整对称的几何形状了。而刻意追求平面布局形式之美，也就必然会妨害对于地形的合理利用。大兴城的情况也是如此。譬如所说为“帝王之居”的大兴宫，今海拔410米等高线从东北角向西南角呈对角线通过，也就是说，宫城一半高程在410至415米之间，一半在405至410米之间，可全城109个坊中，却有80个左右的坊，高程都在410米以上，高程415米以上的坊也有40多个。看起来这个“九二之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处，如果和城东南角的一片430米以上的高地比较起来，就更为逊色了。高宗以后，唐代皇帝大多都不常住这里，本身就说明太极宫的位置不够理想。如果再看看百司所在的“九三之位”，情况就更为不妙了。这里正是大兴城中地势最低的区域，紧挨着皇城的兴道坊，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时曾被一场大雨把全坊500馀家悉数漂没，可以想见其低洼的程度。虽然“九五贵位”上的玄都观和大兴善寺确是宇文恺着意安排，利用了这块高地，但从大兴城内寺观总的分布情况來看，却看不出高低地形区域之间有什么明显差别，宇文恺显然没有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的心思。大兴城布局规划的最大特点，就是平面形式上的整齐对称。

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后，首先直取都城大兴，其后即因隋人之旧，定都于此，并把大兴城更名为长安城。李渊攻克大兴城时很顺利，对城市没有造成太大破坏，所以唐初长安城内的建置基本上一切承用前朝旧规，没有什么改作。只是把大兴宫和大兴殿、大兴门分别改成了太极宫、太极殿、太极门，大兴县又改回为万年县，大兴苑改称为禁苑。从唐太宗时开始，长安城陆续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

唐大明宫麟德殿复原图

首先是大明宫的兴建。大明宫修建在宫城东侧的北郭墙外，这里地当龙首原上，高爽清凉，可以弥补太极宫地势比较低下的缺憾。大明宫最初是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时开始兴建的，当时李世民为给太上皇李渊避暑，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离宫，称为永安宫，第二年始改名为大明宫。到了高宗龙朔二年（662），唐高宗因为自己患有风痹病，嫌太极宫低下湫湿，屋宇壅蔽；于是又进一步兴工大规模扩建大明宫，并改名为蓬莱宫，咸亨元年（670），又改名为含元宫，但不久重改回为大明宫，从此宫名才确定下来。高宗扩建后的大明宫，规模和太极宫不相上下，而建筑气魄之宏壮往往超过太极宫。所以唐代从高宗以后（玄宗除外）的历朝皇帝，大多都是以大明宫为主要宫寝的，只是在举行一些特殊的重大典礼时，才按照礼制的要求，到太极宫中走走过场。随着皇帝住所的迁徙，太极宫中原来的一切附属建置也都转到了这里。例如，大明宫中虽然没有专设皇太子居住的东宫，但在大明宫内设有一个专门的院落，名为少阳院，以供太子起居。由于大明宫在原来的宫城太极宫的东面，所以又把这两宫相互对应着分别称为西内、东内。

唐代长安城的第二大变化，是唐玄宗修建兴庆宫。唐玄宗李隆基原来居住在长安城东垣下的隆庆坊，登基后避讳改为兴庆坊。开元二年（714），又改建为兴庆宫。兴庆宫最初只占有原兴庆坊一坊之地．到开元十四年（726）时，又向外扩展，侵占了北面永嘉坊的一半和西面胜业坊的一部分。天宝十二年（753）时又兴工对兴庆宫的墙垣作了一次大规模修筑。可以想见，兴庆宫虽然处于外郭民坊之中，但其城垣已决非普通坊墙可比了。唐玄宗从开元十六年（728）以后，基本上就是在兴庆宫中寝处，所以兴庆宫又称南内。不过兴庆宫只是兴盛于玄宗一朝，以后就冷落了下去。兴庆宫内有分引龙首渠水汇注而成的龙池，是长安城中仅次于曲江池的大池。唐玄宗如此留连龙潜旧宅，舍不得龙池的游赏美景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龙池东面有著名的沉香亭，就是相传唐玄宗对倾国、赏名花的地方。

随着大明宫和兴庆宫的修建以及其他一些实际情况，宇文恺过于理想化了的城市街道坊市平面布局已不能适应需要，唐长安城的坊市形态陆续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大明宫的正门丹凤门开在外郭城北垣上，其外南面正对翊善坊，像一面影壁墙一样堵住了宫门。因此，只好把翊善坊和它南面的永昌坊从中一分为二，辟出一条道来，一直通到皇城延喜门和外郭城通化门之间的东西干道上。这样就比原来多出了两个坊。二是兴庆宫扩建后占去了永嘉、胜业两坊的一部分，开元二十年（732）时在兴庆宫西南角修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为了拓展楼下地面开辟广场，又拆毁了东市的东北角和道政坊的西北角。这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畦分棋布”的街坊。三是城东北角的永福坊在玄宗先天年间筑入苑地，作为专门居住皇子王孙的宅院（十六王宅），这也就意味着阻断了沿东城墙和北城墙下伸向城东北角的顺城街，同样改变了城市布局形态。四是到了唐宣宗时，为更为便利地从曲江池去往新昌坊的青龙寺，干脆把曲江池到新昌坊之间的升道、广德、立政、敦化四坊都一分为二，从中开出一条新路。到了这个时候，宇文恺苦心规划的宫室街坊都已大为改观了。此外，外郭城北面的芳林、光化二门中间，在唐代又新开了一座景耀门，这也应该说是一项比较大的变化。

由于过于刻意追求平面布局形式的壮观和完美，长安城的设计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譬如沿外郭城南垣的四排坊里，除城东南角曲江池附近辟为游览风景胜地比较繁华以外，其他诸坊都很少有人居住，往往是“烟火不接”，而“耕垦种植，阡陌相望”。长安城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市区的北侧，而尤以东西两市周围地区为繁华。东市西北犄角相对的崇仁坊，坊北街正当皇城景风门，距尚书省选院最近，又与东市相连，其南平康坊还是长安城中诸妓麇集的地方，选人入京，往往都停憩在这里，因此在长安城诸坊中最为繁华，“工贾辐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长安外郭城北垣诸门都通向禁苑，日常出入使用的是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这九座城门除南面正中的明德门为五个门道外，其他各门都是三个门道。中间的一个门道都是很少使用的，可能只供皇帝出行使用，城中居民出入通常分别走两边的门道。按照唐朝政府规定的交通规则，是“左入右出”，这样可以防止在城门造成拥塞，同时也便于治安管理。长安城内街道的宽度，根据交通需要的不同，分作几个等级。第一级是连通几座主要城门的街道。除了东西两侧靠南头的延兴、延平两门由于城内人口稀少，距离城外通向东西两方的大道也比较远，行人比较稀少，因此道路宽度尚属平常外，与东、西、南三面其他几座城门相对的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皇城朱雀门到外郭明德门之间的大街最宽，达150米左右。把朱雀大街修造得这样宽，一方面是从平面形式上看，可以突出朱雀大街的全城中轴线作用，从政治象征意义上可以强化皇权的中心作用，因为这条大街向北一直贯穿到宫城的朝廷正殿；另一方面也是有其实用价值的，这是因为隋唐两代都在明德门外设有圜丘（相当于后世俗称之所谓“天坛”），皇帝登坛祭天时的仪仗规模浩大，一般街道是很难容受的。第二级的道路就是城中的大多数街道，一般宽度40至70米左右不等。第三级是顺四面城墙下延伸的四条道路，一般宽度在2.5米以内。这四条道路一侧是城墙，不像其他道路那样两面都有居民，行人自然要稀少得多，没有必要设计得很宽。长安城内街道的两旁大多都挖有水沟，以排除路面积水。但是城内地面都是很细的黄土，只要稍遇雨水，就会泥泞不堪，晴天时车马一过，便尘土飞扬。排水沟对此也无济于事。为了保持路面的干燥清洁，唐天宝三年（744）以后，在市内一些主要街道的路面上，铺设了从浐河岸边运来的河沙。为防止路沙散逸，在道路的两旁筑有低矮的土垣，这和现代城市道边上的马路牙子（书面语写作“路缘石”或是“道崖”）有些相似。所以当时人又把这些铺沙的路面称为“沙堤”。唐代诗人张籍写过一首叫做《沙堤行》的诗，称颂“长安大街沙为堤，风吹无尘雨无泥”。

隋唐两代是我国佛、道两教都比较兴盛的时期，因而长安城中建有l00多所寺院道观。这些寺观大多都散布在各里坊当中，但在宫禁中也有专设的佛堂道坛。东西两市专设有供善男信女们放生的水池，名为放生池，池边也建有供奉佛像的佛堂。此外，城垣外边也有一些寺院，例如通化门外的章敬寺、春明门外的镇国寺等。一些大的寺观有时独占整个一坊，例如保宁坊的昊天观就是这样。靖善坊的大兴善寺，隋代初建时即占有一半坊地，唐总章二年（669）以后又进一步扩展，终于也占尽了整个一坊。长安城中虽然寺观林立，但对城市建筑景观的影响却并不太大，因为当时寺观的建筑和布局，与达官贵人们的住宅并没有多大差别，长安城中的许多寺观就是由王公显宦舍宅改作的。体现寺观特色的建筑主要是塔。长安城中最有名的佛塔应当首推城西南角和平、永阳二坊的大壮严寺塔和大总持寺塔。这两座佛塔，制度完全相同，塔身木构，高330尺，周回120步，都是由宇文恺规划建造的。他的意图是通过这两座高塔，来弥补城西南角地势较低的缺憾。此外，保存至今的慈恩寺塔（大雁塔）和荐福寺塔（小雁塔）也都是当时著名的佛塔。

长安城中的坊大小不等，隋初设计时就分为五级。其中面积较小的两级坊都在皇城正南，东西各开有一个坊门，其馀的坊都在东南西北四面各开一个坊门。每个坊内连接两个相对的坊门之间有通道，是坊内的主要街道。其中两个坊门的小坊是一条东西横街；四个坊门的大坊就是两条相互交叉的十字街。坊内除了这条横街或十字街以外的街道，称为“巷”或“曲”。唐朝对居民生活实行严格宵禁制度，每晚各坊市门随着城门同时关闭，禁止行人上街，拂晓开门，才可以上街活动。

隋初设计大兴城时只有东、西两市，两市四面各开二门，市内街道呈“井”字形。东西两市内邸店林立，货物山积，各类商品，一应俱全。例如东市内的商业门类就分为220行，而西市的繁荣更胜于东市。由于东市周围的坊里大多为公卿勋贵所占据，所以普通商人，特别是大量西域胡商，大多集中在西市周围居住。唐朝政府在东、西两市，分别设有市署和平准署，负责市场和物价管理，所以两市虽然繁杂，却井然有序。除了东、西两市之外，唐朝还曾在其他一些地方设过集中交易场所。例如城南的安善坊，唐高宗用此一坊地及其南面的大业坊半坊地发置了“口马牛驴之肆”，称为“中市”。但这一带人烟已经稀少，交易颇为不便，实际上没有使用多久就改到东市去交易，到武则天末年便正式宣布废掉，作为威远军的教弩场了。以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又一次在安善坊立市，称为“南市”。但这个“南市”也没有发生多大作用，很快就自然废弃了。

唐代的官绅勋戚除了在城内占有豪华的宅院以外，许多人还在城外近郊风景秀丽的地方建有别墅。别墅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沿樊川一线，其次在城东灞、浐两河附近以及蓝田附近的辋川也比较集中，王维的所谓“辋川别居”就是其中之一。川明水秀的风光，陶冶涵育了一批文人墨客的灵性，王维的田园诗和山水画，就和他在辋川的闲适生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颇为受人称道的清源寺壁画，描摹的就是辋川山水。

隋大兴城的规划和建筑，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兴盛时期的宏大气魄，它的形制不仅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在当时就已为隋唐王朝周边的一些地方政权和域外邻国所仿效。例如渤海国上京城和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就都是模仿隋大兴城而建造的。

六、五代以后的城市变迁

唐代末年，朱温胁迫唐昭宗东迁到洛阳，同时把长安城内的宫室庐舍尽行拆毁，收取材木，利用渭河和黄河，顺流而下，运到洛阳。隋唐长安城两代帝都，二百年繁华，一旦化为丘墟。从此以后，除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建立的大顺农民政权，曾经一度建都于此以外，这里一直是作为西北地区的一座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重镇而存在和发展的，汉唐帝都景象已经无处寻觅了。

长安城帝都地位的丧失，主要在于经济原因。唐代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都城建在关中，没有太多不便。可是从唐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黄河流域，全国经济重心随之南移，关中地区相距这里过于悬远，黄河和渭河的水运也都颇为不易，都城的供给日益艰难，因此，唐代以后，国都就自然向东移动。

昭宗东迁是在天祐元年（904），同年在长安设佑国军，由韩建任节度使。韩建到任后即着手收拾长安城的一片废市荒街。韦庄的《秦妇吟》诗曾描写唐末战乱以后的长安城“百万人家无一户”，这自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朱温毁城以后，城中人口锐减当属事实。到了北宋熙宁年间，已经经过多年的和平休养生息，城中人口也只有数万家。长安城在唐朝盛时，称有人口百万，虽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但人口总有几十万，而当时城南部尚且烟火不接，耕垦相望，这时也就更不必要使用这样大一座城垣了。因此，韩建干脆废掉原来的外郭城和宫城，只保留并重修皇城作为新城的外垣。

韩建改建后的新城有两重城墙，也就是说在原唐皇城内还筑有内城。这个内城可能规模很小，应该就是当时的佑国军或大安府（唐京兆府改名）治所。韩建同时封闭了原来皇城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保留了东西两侧的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两面靠北侧的延喜门和安福门也同时封闭，保留了靠南侧的景风门和顺义门。新城的北垣，也就是原来宫城的南垣，原来设有承天、永安、长乐、重明等门，改建后也只设一座城门，叫做玄武门。这样，新城一共有5座城门，其中东西两门是相对的，南面的两座城门却都不和北面的玄武门相对。这些城门各建有三重门楼，显然是和当时的战争动乱有关。南垣西侧的含光门，现在已经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表明韩建改建新城时把原来的三个门道堵住了两个，只留下东面一个供行人出入，估计新城其他一些城门可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此外，从隋始建大兴城起，管辖京城内外的大兴（后改万年、咸宁）、长安两县就一直分别设在城内东西两侧，到这时也分别迁到新城的东、西门外，另外专门修筑了两座小城作为县治，而把大城仅仅作为佑国军城。韩建这样做，可能也和当时的动乱形势有关，在遇到战争时，这两个小城可以起到佑护大城的作用。

从唐代到元末，长安城的建置名称屡有变化。唐末的佑国军，后相继改为永平军（梁）、晋昌军（晋）、永兴军（汉、周、宋）、京兆府（金）、安西路（元）和奉先路（元）等。韩建改筑后的新城，在北宋仁宗时，为防范西夏侵扰，曾由知永兴军范雍主持进行过修葺加固，其后一直沿用到元代中期。大约在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至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之间这段时间内，南垣西侧的含光门又被封死，使城东南西北四面就只各剩有一座城门了。元代除封闭了含光门外，还重新增筑了城墙，并把城垣的四角改成了向外突出的圆形墩台。这种建筑形制，与传统的方形城角相悖，显然是受到蒙古人带来的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次改修后的城垣，一直沿用到明初。

五代至元末，城内的建置布局情况，特别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情况，留传下来的资料很少，详细状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大体上说，通过几座城门的大街一直是城中的主要街道。宋金时期，城内以安上门街为界，东西各划分为几个“厢”，地方最高行政衙署，一直设在东西门大街和安上门街相交接处的市内交通中心附近。在城的西北角，设有驿站，称为秦川驿。官署民居市廛参差分布，已没有什么特别区分。虽然五代以后，城中人口已远不能与隋唐相比，但城中的寺观祠庙，却仍然连甍林立。韩建改建新城时，就把一些城外的寺观迁移到了城内，以后城内又有许多新的兴建。后周时永兴军城仅佛寺就不下六七十所，北宋时城中佛寺道观总数又在此之上，元代各种寺观祠庙合在一起，起码也要在40所上下。不过到了元代，佛寺道观已经相对减少许多，而一些民间淫祀则逐渐增加。例如元代奉元城中已有城隍庙、西岳庙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奉元城中还为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水工郑国设有“秦郑国祠”供奉，大兴城规划施工的实际具体负责人宇文恺也被设立“安平公祠”（宇文恺受封安平郡公）供奉，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为城市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宋代永兴军城中有一项重要建置，这就是元祐五年（1090）在漕运使吕大忠的建议下，把许多汉唐石刻集中收藏到了府学之北（今碑林），奠定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基础，妥善保存了许多重要石刻文物。

至元年间，元世祖在韩建新城东北约8公里的地方，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安西王忙哥剌修筑了一座规模壮丽的宫城。安西王宫城垣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两垣略长，四面均1里馀，城的四角均呈圆形向外突出，与元代改修的安西城完全一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到陕西时，曾对安西王宫大加赞叹。安西王宫的遗址今称“达王殿”或“斡尔垛”。“斡尔垛”是蒙语宫殿城郭或行宫的意思，应该是从元代一直传袭下来的叫法。

安西王宫的修建，反映出自五代以来一直利用着的唐皇城范围狭促，已有些不敷需要。因此，在明洪武初年将奉元路改称西安府后，即动工把北垣和东垣向外拓展约四分之一。拓展后四面仍各设一门。南门（改称永宁门）和西门（改称安定门）依旧不变，新设的东门（称长乐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和西门相对，北门（称安远门）改变了过去的位置，直与南门相对。至此，今西安城的名称、范围和城内由东西南北四门间的十字大街所构成的街道框架已经确定，以后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西安在明代以前的历代城垣，都是夯土构筑的。明隆庆二年（1568），西安城的夯土城墙外，包砌了一层青砖。崇祯末年，又在四面城门外增修了瓮城，把这座城市修成了一个坚固的军事堡垒。明代拓城时，原来的南墙和西墙都没有移动，所以改建后的西安城，东北、西北和东南三个城角都是按照一般传统习惯修成方角，只有西南城角还是因袭元代的外突圆角。此外，明代西安城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韩建改城以来，一直分治城外东、西小城的咸宁、长安两县，分别在洪武三年（1370）和四年（1371）迁到了城中，这两座小城也从此废弃了。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上的元《奉元城图》

明清时代西安城内的布局，最突出的变化是万历十年（1582）把元代设在敬时楼（今鼓楼）西面的钟楼，移到十字大街的中心（即今钟楼所在的地方），使这一建筑变成了整个城市的中心。西安府署因袭宋元以来的位置未变，在新建钟楼的西北侧。明清西安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王府或旗人占去了很大区域。明洪武三年在城中兴修秦王府（即今新城），在东门大街北侧出现了一座城中之城。除了秦王府以外，明西安城中还有永兴郡王府、保安郡王府、兴平郡王府等六七所王府。至清顺治二年（1645），从钟楼向北筑墙到北门东侧，向东筑墙到东门南侧，把城东北隅这一大块地区（连同东门和钟楼在内），划为供满人居住的驻防城，明秦王府被圈入城内，改拆做满人习武的八旗教场。康熙二十二年（1683），西安城中添驻汉军，又在今大差市西侧的马厂子街，从满城南垣向南筑墙抵西安城南垣，称为“南城”，供汉军居住。但南城使用的时间不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汉军出旗以后，就又归为普通城区了。满城则到辛亥革命时才被夷为平地。

清西安府城示意图

七、新时代的展望

从清末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西安城区一直没有太大发展。1949年以后，千年帝都才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起初西安城区基本上还是限制在明清城垣之内，城市建成区只有13.2平方公里，而现在的城市建成区已发展到133平方公里，超过原来的10倍。今天的西安城是按照规划逐步建设起来的，所以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专门区域。东郊是发电、纺织、印刷和机械工业区，特别是在东郊的白鹿原北部，已建成南北连绵6公里、从纺织到印染体系比较完整的“纺织城”，包括5个大型现代化工厂和许多工人新村，是我国的纺织工业基地，也是我国纺织工业的集中区域之一。西部是电力、机械、仪表工业区，已形成电工企业集中的“电工城”，是我国研究和生产高压、超高压成套输变电设备的重要基地。南郊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等院校和许多中等专业学校构成了一个文化区域，有“文教城”之称。城垣内的旧城区，已被改造成为繁华的商业集中区和行政办公区。

在西安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重视保持古都风貌。在今城区的范围内，有许多唐代以来的历史遗迹，例如唐代圜丘（天坛）、大雁塔、小雁塔、青龙寺、大兴善寺、兴庆宫、曲江池，宋代兴建的碑林，明清的西安城墙、钟楼、鼓楼等，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维修。现行的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城市的各项建设要与古城的传统特色和自然特色密切结合，力求“保护明城的完整格局，显示唐城的宏大规模，保护周、秦、汉城的伟大遗址”，并配合旅游事业，把有关遗迹点、线、面地组合联系起来，把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文化旅游城市。

【附记】本文原为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中的一章，系遵奉业师史念海先生之命撰写，并与先师合署。因当时碍于陈桥驿先生恳切邀请，筱苏师不得不列名鼎助，实际上却无暇顾及，只好指示我来起草这篇文稿。德勇涉学日浅，所知无多，且文笔拙涩，惟勉力应命而已。文稿呈送先生审阅时，幸蒙宽宥，未加批改，故今从实收录在这里。又此文原题“西安”，现在的篇名为今所拟定。

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

隋唐两代是佛教在我国的兴盛时期。由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都城长安也成为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长安城里寺院遍布，梵塔林立，僧侣云集，俨如佛国。

长安城在隋代称为大兴城，这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曾受封为大兴郡公。大兴城是隋文帝开皇二年（582）下诏兴建的，兴建大兴城时没有因循西汉以来长安城的旧址，而是在汉城的东南另择新址。因而，隋文帝有条件对新建的都城事先做出全面规划。在隋文帝禅周而立之前不久，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毁灭佛法，各地寺院废毁殆尽，都城长安自然禁毁更甚。隋文帝则素来笃信佛法，受禅即位之后即普诏天下，大兴释教，所有废毁寺院一并重立。因此，在规划新都时，他也特别着意建置寺院。大兴城在开皇二年六月开始兴建，当年底就基本完工。时间急促，当时财力也有限，所以在初建都城时只修成了大兴善寺、菩提寺、灵感寺、月爱寺、万善尼寺等很少几所寺院。隋文帝力虽不足，心却有馀。在迁入新都之始，他就指令朝廷预定120个寺额，宣布只要有人有力量兴建。就可以领取寺额，建造寺院。这样许多权臣贵戚陆续出资兴修寺院，或者捐舍自己的宅院作为佛寺。到隋炀帝大业初年，120个寺额已全被建满。

大业初年的120所寺院，现在还有110多所可以确定其名称和所在位置（见图1）。大兴城的平面布局，是由隋代的杰出建筑设计家宇文恺具体规划的。按照他的设计，全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所有的佛寺都分布在住宅区里。大兴城的住宅区被纵横交织的街道分割成一个个矩形小区，每个小区外面都有围墙，被称之为“坊”或者“里”。一座座佛寺就坐落在这些坊的里面。

图1：隋大兴城寺院分布示意图

大兴城最初有109个大小不等的坊里，因此，在大业初年时平均每个坊都可以有一所寺院。然而，大兴城里寺院的分布，却不是这样均匀，有三四十个坊根本没有寺院，另一些坊却有不止一所甚至四、五所以上。从图1可以看出，隋大兴城内的寺院，大致有四个相对集中的分布区。最大的寺院分布区以西市为中心，包括了皇城南面和西面的一些坊里。其中以西市东南的崇贤坊寺院最多，高达8所。西市北面的隆政坊（唐玄宗时改名颁政坊）、醴泉坊和居德坊也有四、五所寺院。这个分布区内的寺院占城内寺院总数的70％以上。其次是以东市为中心的分布区。这里寺院的集中程度远不能与西市周围区域相比，每个坊内最多也只有两所寺院。再其次是在城东南隅曲江池附近，也有一小片寺院相对集中的分布区，统共不到10所寺院。最后一个分布区是城西南角上孤立分布的两所寺院。总的看来，城南部僧寺分布很少，城北部也相对稀疏，大多数寺院都集中在中部地带；从城市东、西两侧的对比来看，西部又明显高于东部。

大兴城内佛寺在中部地带的集中，首先与城市的规模过大，以至超出了实际需要有关。大兴城周长35.5公里。由于面积过大，市场、官署又都建在中部或北面，城南面四排坊里很少有人去住，以致“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俨如田野景象。寺院建在这里，当然也不便承受信众的香火。城东南角和西南角虽然也建有一些寺院，但这都另有特殊原因。城西南角有两座寺院，一个叫禅定寺（唐名庄严寺），是文帝仁寿三年献后所建。当时把寺址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地势低微而又稀有居宅，使整个城市布局失衡过多，所以宇文恺特意在这里设置一座大型寺院，占有两个坊的各一半地方（实际上总面积正好一个坊），并在寺内建造了一座三百三十尺高的大型木塔，用以调整大兴城的平面布局。大业元年，隋炀帝又在这两个坊的另外一半，对应着禅定寺，为隋文帝建立了一座同等规模的寺院和同样的木塔，名曰大禅定寺（唐名大总持寺）：进一步纠正了大兴城的严重失衡状况。城东南角的一小片寺院，则与曲江池及其下泄水道黄渠所构成的风景区相关。曲江池是大兴城的一处重要水源，城东南临近池水的地方风景优美，是城里居民的主要游赏区，同样也是释家子弟乐于驻锡的宝地。譬如著名的大慈恩寺（隋称无漏寺）就坐落在这里，寺院“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

隋唐时期对市场贸易控制很严，大兴城里的商业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进行。因此，吸引着居民也向这里集中。寺院建在居民聚集的中心地带，当然也便于居民参与佛事。至于西市周围地区的寺院比东市周围更为集中，则是因为城里大多数寺院都是由勋官贵戚们舍宅捐建的，而大兴城的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城西部低洼潮湿，容易积水，所以，原来居住在城西部的达官贵人纷纷迁往城东，同时也给老佛爷送了个顺水人情，留下旧宅改作佛寺了。

唐代改大兴城名为长安城，佛寺的规模和分布情况则与隋代基本相同。开元十年前后，长安城共有僧寺64所，尼寺27所，合计佛寺91所。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曾对这一时期长安城内的寺院分布做过细致的复原，图2就是根据他的研究绘制。对比图1，我们可以看出，在基本保持隋代分布趋势的前提下，唐代寺院的分布更趋于向城市中部集中，南部的寺院空白区进一步增大。此外，唐高宗在城东北墙外修建大明宫以后，唐朝曾长期以大明宫为正宫，受其影响，城东北部的寺院也略有增加。

图2：唐长安城寺院分布示意图

长安城内不仅寺院众多，而且一些佛寺的规模也很大。如大兴善寺独占一坊之地，总面积有二十亩左右；大慈恩寺也占有半坊，共有僧舍一千八百多间。

在这些寺院中聚集了大量僧侣，特别是道行精深的高僧大德，更主要集中在城内各佛寺之中。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的唐代前期，全国约有40％左右的著名高僧集中在长安。云集而至的梵界精英人物，在一些著名寺院布道弘法，相互声气应求，把佛教活动推向繁荣兴盛，而他们活动过的寺院也随之成为佛门胜迹。

靖善坊大兴善寺是隋朝的一所重要寺院，“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它与大兴城同时兴建，并与大兴城的命名一样，取隋文帝旧封爵号“大兴”列入寺名，再加上所在坊名的后一字“善”字，这样合为“大兴善寺”。隋文帝很重视这所寺院，特在寺中设置译馆，作为全国的译经中心。北印度犍陀罗国著名僧侣阁那崛多在这里主持翻译了数百卷佛典，为隋唐佛教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唐时大兴善寺仍为长安城三大译经中心之一，特别是印度名僧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人在这里传译了大量密宗经典，密宗因而在唐代盛极一时，大兴善寺也被视为密宗的祖庭。现在西安市南部的大兴善寺，就是沿承隋唐大兴善寺的旧址。巡礼其间，颇能使人依稀联想到当年的盛况。

晋昌坊大慈恩寺则是唐代著名佛学大师玄奘译经讲学的地方，也是长安城的译经中心之一。玄奘从印度回国后前后译经1300多部，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大慈恩寺完成的。除了译经以外，他又广授门徒，弘布众经，而尤以阐扬法相宗学说用力为多，因此被人尊奉为我国佛教法相宗的祖师，大慈恩寺也随之成为法相宗的祖庭。在玄奘所授门徒中，不仅有中国佛子，还有不少远道求法的外国佛徒，比如他两大高徒之一的圆测就是新罗国的王孙。大慈恩寺的香火历代沿承未绝，直至今日。今西安市著名的大雁塔就是大慈恩寺的寺塔。

新昌坊的青龙寺也是隋初营建新都时修建的一所寺院。这里地势高爽，可以俯瞰市井，仰观南山，时人称誉“有登眺之美”，也是一处颇为吸引人的地方。唐代青龙寺后来主要传授密宗，许多日本和新罗的留学僧人都来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有日僧空海、圆仁、圆珍以及新罗僧惠日等。空海等将密宗传入日本，对日本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青龙寺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已经重现于世，并在唐代基址上做了部分复原，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佛学的圣地而供人们瞻仰。

原刊《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宋金元时期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

宋、金、元时期，是西安城市历史地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由唐代布局严整的坊市制，转变成为民居与商肆相错杂的新型城市内部布局形态。由于这里是唐代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唐长安城又是当时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坊市制城市，所以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的历史城市地理布局，也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可以直接看到同一城市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城市地理布局形态所伴随发生的演变。令人遗憾的是，与唐代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相比，对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一直相对比较薄弱。有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文献和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等基础研究方面。

一、关于基本历史地理文献的研究

今西安在宋代称永兴军。宋敏求的名著《长安志》，虽然写于北宋，但主要是记述唐代乃至汉代的城市状况，对北宋代的情况着墨甚少，研究永兴军城，反而没有太大价值。南宋程大昌所撰关于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的《雍录》，更是专门考订汉唐时期的建置，基本没有涉及宋朝本身的事情。不过和《长安志》附在一起的，还有一部元朝人李好文所编纂的《长安志图》，是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城市地理面貌最基本的史料。

关于《长安志图》的研究，首先是它的成书时间。《四库提要》曾根据作者“陕西行台御史”的结衔，推测《长安志图》成书于至正四年。辛德勇撰《古地理书辨证三题》一文〔1〕，根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图》所载李好文的自序，订正此书的成书时间应在至正二年。

书名以及它与宋敏求《长安志》的关系，是《长安志图》研究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四库提要》根据《千顷堂书目》著录此书名为《长安图记》的情况，推测此书本来的书名应当是《长安图记》，它与宋敏求的《长安志》毫无关系。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也是依据《千顷堂书目》著录为《长安图记》。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三题》，根据李好文的自序和元朝人吴师道《长安志图后题》一文的记载，考证《长安志图》就是这部书的本名，而且确实是为配合《长安志》而编纂，“《图》为《志》设也”。

自清代中期以来，在研究者中间通行的《长安志图》版本，都是乾隆时毕沅校刻的所谓灵岩山馆刊本，或是直接出自这一刊本的重刻重排重印本。然而这个版本很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这样研究它的版本流传状况，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2〕，列有“《长安志图》的版本”一节，专门论述它的版本问题。不过由于作者不具备相应的古籍版本学知识，文中列举的十四个现存版本，实际上只是作者查到现存著录的十四部书，不仅没有什么学术创见，还有一些严重的错误说法。如谓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安志图》是未与《长安志》合刊的“单行本”。事实上这就是与《长安志》合刻的嘉靖李经刻本。此《长安志图》部分在流传过程中失散到美国，而另一半即《长安志》部分现在则留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3〕，系统考证了《长安志图》的版本状况，并澄清了前人的一些错误或是不够准确的说法。辛文首先梳理出现存《长安志图》以明成化四年郃阳书堂刊本为最早，其次是嘉靖十一年西安李经刊本。这两个刊本都是与宋敏求《长安志》合刻在一起的。从版式和内容分析，它们是出自同一元刻祖本，而且这个祖本应当就是作者李好文在元代最初刊行的本子。与《长安志》合刻这种形式，几乎影响到后来的所有刊本和抄本（只有《四库全书》写本例外）。

《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指出，清人刊刻的《长安志图》，比较重要的只有乾隆四十九年毕沅灵岩山馆校刻本。在此之前，由于明代的刻本很难见到，出现了许多抄本流传。现存主要抄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南京图书馆所藏一部、以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一部。此外，清代比较重要的版本还有《四库全书》写本。南京图书馆所藏《长安志图》抄本，系丁氏八千卷楼旧藏，曾见于《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更早则曾先后为清人吴焯瓶花斋和卢文弨抱经堂收藏。这个抄本乃是影写明嘉靖刊本，也是上述清代抄本中唯一抄自嘉靖本的本子。其他几部清抄本都间接传抄自明成化本，而且均出自明末藏书家黄虞稷曾经收藏过的同一部本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述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谓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吴翌凤古欢堂抄本，“底本是明成化本”，这很不准确。吴翌凤古欢堂抄本确实是出自成化本系统，但是却并非直接以成化本为底本，而是一个辗转几手的传抄本。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具体考述了这一抄本源自清人汪士的抄本，而汪士抄本又源自清人曹寅的抄本，曹寅抄本才是直接从明成化本抄录出来的。

还有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一部抄本，封面上写有“影元抄”三字。按照古籍版本学的定义，所谓“影元抄”是说这个抄本是用薄纸覆盖在元代刻本上，完全按照元刻本的样子描摹下来的。假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应当是现存《长安志图》诸版本中最接近原始面貌、因而也就最有价值的一个本子。对此，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在《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一文中〔4〕，曾表示很大疑问，但是由于他没有机会见到明成化本以及相关著录，只能含混判断这个本子“与嘉靖本大体一致”。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根据这个本子卷首钤盖的朱彝尊印章和朱氏《曝书亭集》所收《书熙宁长安志后》一文的记述，判定这个抄本不仅不像其封面标注的那样是“影元抄”本，而且也不像福山敏男推断的那样与明嘉靖本具有相互关联，而是如前述吴翌凤古欢堂抄本一样，是直接出自清人汪士抄本。静嘉堂的汉籍收藏，直接源自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旧藏。辛文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又根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朱竹垞旧藏”“影写元刊本”的著录，推断所谓“影元抄”应当是陆氏判断失误而题写上去的。

辛文通过相互勘比后指出，《四库全书》写本的版本源流要比较复杂一些。它依据的底本，应该是嘉靖本，可是又存有大量不同于嘉靖本的实质性内容，应当是四库馆臣参考其他版本和文献，对底本做了比较具体的校勘所致。这种校勘，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通行的毕沅校勘本。

乾隆四十九年的所谓毕沅灵岩山馆刊本，后来又编入毕氏所刻《经训堂丛书》，添加了一篇乾隆五十二年王鸣盛写的序，故又称经训堂本。过去由于其他刻本和抄本、写本一般学者都不容易见到，再加上毕沅的名气很大，一般学者对于这个刻本的质量评价很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陈子怡在《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一中的说法〔5〕。陈氏云：“经训堂本付梓时，以康刻本（案即嘉靖刻本，因有康海序，故云）为底本，而以《四库》本校勘之。刻书慎重，毕氏亦大费苦心。”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考述陈子怡所说均不够妥当。辛文经过认真勘比后指出，毕沅刻本的底本是出自汪士抄本的传抄本，与康海刻本亦即嘉靖本没有关系，更绝不可能使用四库本来做校勘；而刻书时的具体校勘工作是由毕沅幕下的孙星衍等人担任的，不仅毕沅本人没费什么力气，孙星衍诸人也完全是敷衍差事，整个校勘做得相当草率，所以这个刻本还远称不上精善。

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重点从地图学史角度，论述了《长安志图》的特点和编制水平。

杨文指出，《长安志图》的主要编绘特点是：一、地图的方位不统一。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一是受以往制图传统的影响，二是为了便于阅读。二、各图均未标比例尺，实际测算各图比例大小不一，总体上来说，比例尺的精确度不好。三、在现存十九幅地图中，总计共使用了43种地图符号，其中象形符号21种，表意符号15种，文字注记13种。与后来明代嘉靖年间罗洪先编纂的地图集《广舆图》（源自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相比，《长安志图》所使用的表意符号要少九种，且图中使用的多数是象形符号，因而地图质量显得原始、粗放，不如《广舆图》。四、作者能够根据每幅图不同的主体，合理选取标注的要素。如行政区划图不过多地标注水渠，而灌溉图又不过多地标注行政单位名称，这样使得每幅地图负载量适中，主题突出，图面清晰，处理恰当。

杨文特别指出，《长安志图》的作者在创用地图符号方面，有两点很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是在《奉元城图》中，用来表示内外两重城墙的符号，兼有表意和象形的特点，清晰美观；二是在《泾渠总图》中，用小圆圈表示渠道上的斗门，一个圆圈代表一个斗门。这都是在李好文之前没有使用过的地图符号。

在杨文所论上述两点中，前者不仅关系到制图符号的发展史问题，而且也关系到西安城城垣的演变历史，更进一步讲，则是一个涉及到元代城市城垣形态的大问题。因为按照杨文的说法，所谓“内外两重城墙”只能是指如同肉饼或夹衣一样紧紧套在一起的两重城墙，而修筑这样的城墙用于防卫，在元大都城和中国古代任何一座城市中都从未见到过，元代的奉元城在政治、军事上都不可能超越都城，从而也就绝对没有任何必要和可能来修筑这样的城垣。另一方面，在杨文作为论述依据的传世最早的明成化本《长安志图》的《奉元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对于奉元城城垣的绘制形式，只是在象征女墙的锯齿状凸凹线内外两侧各自套加了一圈双线，显然只能把这两道双线理解为表示城垣主体部分的符号，即用这两道双线分别象征城墙的内外两侧，而把锯齿状凸凹线绘制在这两道双线之间，只是表示出女墙是建在城垣主体部分之上，没有理由要把这种画法理解为是要表示“内外两重城墙”。虽然成化本《长安志图》的《奉元城图》，东南西北四门在表示城墙内外两侧的双线上各自绘有一座城门楼，似乎可以给人以建有两道城门的错觉，但这如同用这两道双线来表示同一道城墙的内外两侧一样，只是表示在城墙内外两侧所看到的同一座城门而已。在清代毕沅校刻的灵岩山馆本《长安志图》上，就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绘出一道城墙，而把象征女墙的锯齿状凸凹线绘制在城墙顶端。毕沅校刻《长安志图》时身为陕西巡抚，就住在西安城中，不管是元代奉元城的旧迹，还是故老口碑相传，假若确实存在如杨文衡理解的那种“内外两重城墙”的城垣，总会使他或是帮助他校刻书籍的幕客，了解到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形式。这可以从侧面印证，在城墙普遍存在的年代里，人们是不会做出如杨文那样的理解的。不过杨文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出于对于《奉元城图》本身的解读和分析，可能更主要的是出自对于相关历史文献的错误理解。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进行论述。

关于《长安志图》的绘图水平，杨文从山脉、河流、湖泊池塘、居民点、城墙、方位、植被等要素的表示方法和绘制的精确度两个方面做了定量分析的探索，指出与现存宋元时期的地图相比较，《长安志图》的绘图技术占领先地位的有两项，占25％；处于中等水平的有五项，占62.5％；处于下等水平的有一项，占12.5％。——结论是总体绘图水平属于当时的中上水平。这样具体的分析结果当然很有意义，只是其中有些判断，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比如文中谓其表示城墙的符号设计很有特点，“尤其是六条直线夹一条工形线来表示内外两重城墙的设计最好，是一个创新”。这显然是指前述《奉元城图》的城墙表示方法，如上所述，所谓“内外两重城墙”并不存在，因此其表示符号的合理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再说在杨文所依据的明成化本《长安志图》上，并不是“六条直线夹一条工形线”，而是内外各两条总共四条直线，杨文的叙述不够准确。

如前所述，李好文的《长安志》刊行于至正二年，在此之前，元朝人还编纂过一部记述元代奉元路亦即汉唐长安城及其附近地区状况的地理书籍，这就是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成宗元贞二年，但是元刊本久已失传，而且历明清两代直到民国始终没有重刻重印，即使传抄本也极为罕见，就连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都没有收罗到此书，所以学者一向难以寓目，研究利用自然无从谈起。

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宋联奎在西安辑印《关中丛书》时，曾抄录一部，准备收入丛书，印行于世，这是当代学人最早开始关注此书的记载。但是传世各种传抄本均舛错讹误太多，缺乏善本可资校勘，刊印此书，迥非易事。或许就是由于印行不易，最终并没有能够付印。继此之后，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唐代长安与洛阳》一书中提到，当日本学者注意到静嘉堂文库收藏的《类编长安志》以后，曾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过轰动〔6〕。不过我们并没有见到日本学者就此做出具有深度的实际研究。所以对于大多数长安城的研究者来说，此书事实上仍处于罕能有人利用的状态。

《类编长安志》这种秘藏深闺的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发生改变。当时，中华书局选定此书，列入所出《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之中，约请黄永年先生进行点校。黄永年先生是学养精深淳厚的古文献专家，克服困难，校定此书，使学者可人人案头置备一册，解决了学术界长期无印本可用的窘迫。黄永年先生的点校印本虽迟至1990年方才面世，但是他点校后所撰写的《述〈类编长安志〉》一文，在1985年初即先行正式发表〔7〕。这篇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有关《类编长安志》的各项问题，为研究者利用这一过去罕见的史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述〈类编长安志〉》一文，首先考述了作者骆天骧的生平，指出骆氏是世居长安的所谓故家旧族，约生于金宣宗末年，卒年在元大德四年以后，享年至少应超过七十，曾历任司天台判和京兆路儒学教授等职。黄文推断，《类编长安志》应刊刻于大德四年或者稍后，并且根据传抄本多是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卷首尾书名大题作大字占双行这些特征，推断这应是保存了元代原刻的款式，而结合作者骆天骧所居处的地点来分析，这种款式的刻本应当是长安附近的金、元北方刻书中心平阳的产品，即版本学上的所谓平水本。黄文又进一步推论说，《类编长安志》之元刻本之所以久告失传而传抄本也极为稀见，应该与其原刻于平阳具有直接关系。这是因为版本学的研究表明，平阳虽是金、元两代北方的刻书中心，进入明代后却一落千丈，不仅不再有新刻出现，就连金、元时旧刻平水本其传世者也都稀如星凤。

尽管黄永年先生这种看法，只是从版本学角度所做的推论，但应该说是对于《类编长安志》版本源流和流传状况最为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然对于大多数不具备这样深厚版本学素养的学者来说，则恐怕会始终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

《述〈类编长安志〉》一文揭示了《类编长安志》的性质。文中论述说，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是承用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的主要内容，又去繁撮要，对它进行分类改编，并“增添数百事”，使之成为一部成近乎类书性质的新志。与宋敏求的学术性著述迥然相别的是，骆氏此书事实上更像是一部后世的旅游指南性质的一般读物。黄文进一步评判说，由于作者骆天骧学识水准较低，即使是作为这样一部游览读本来说，他的编纂工作也存在很多严重的缺陷。例如分类杂乱不成章法甚至望文生义，裁减宋《志》时毫无义例地信手去取，还有卷首开列的“引用诸书”，沿袭书坊刻书陋习，凭空妄列书籍、妄改书名，甚至在正文里也时常妄加、妄改书名，等等。

黄文同时指出，尽管从著述角度讲，《类编长安志》存在着上述诸多严重缺陷，其学术水平要远远低于宋敏求的《长安志》，但是从今天对于我们历史研究者的史料价值角度来看，还是有很大利用价值，其中对于宋、金、元时期今西安城的研究来说，主要是骆天骧较宋《志》所增补的宋、金、元时期的内容。如兴庆宫、曲江池、灞桥等名胜在这一时期的状况等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相信此书的校点出版，会为西安在宋、金、元时期的城市状况的研究，提供有力助益。

北宋人张礼撰著的《游城南记》一卷，是作者在元祐元年春与友人寻访踏查唐长安城南旧迹的考察记录，采用本文加自注说明的形式，其中也记述到一些北宋时期的情况；今传本间有金末元初缺名者所加“续注”，也提到一些宋、金时期的情况，研究时可以利用。先师史念海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采用一一考察张礼经行地点与原书相印证的方法，整理注释此书，开创了整理地理古籍的新方法，惜一直没有正式出版〔8〕。

记述宋、金、元时期西安城的专门著述仅上述数种，此外还有一些单篇文献，涉及相关问题，有的做过比较好的研究，比如李之勤对有关元代灞桥文章的研究〔9〕；有的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如金人的《京兆府提学所帖碑》〔10〕。

二、关于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的研究

唐代末年，朱温毁弃长安城，胁迫唐昭宗东迁洛阳，居守长安的地方实力官员韩建，随即主持放弃原外郭城和宫城，重新改修皇城，作为官廨民居居处的城邑。韩建改修后的城垣，史称新城。除元代在原范围和规模的基础上又略有改修外，直到明初，城垣的范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也是我们把这一时期的西安城作为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

最早研究这一时期西安城市建置的学者，应推为清代嘉庆年间的陆耀遹和董祐诚，他们在合纂《咸宁县志》中，分别绘制了《宋京兆府城图》和《金京兆府城图》，并对宋、金、元三代的城市街巷布局也略有考订。特别是他们利用金章宗明昌五年上石的《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来考证金代的城市布局，为复原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做了极为有益的探索。陆耀遹等挖掘金石资料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与清代乾嘉汉学重视金石资料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陆耀遹本人就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者，著有《金石续编》，接续王昶的《金石萃编》。不过作为研究这一时期城市建置的开拓者和挖掘利用金石史料的倡导者，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研究自然也还不够精细，需要进一步深化。

元代在奉元城东北方约3公里处，另外修筑一城，作为安西王的宫城，曾见于《马可波罗行记》。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宫城做了初步勘探，发现城址大致呈矩形，北墙略短于南墙，周围计2，282米。它在建筑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四角均呈半圆形向外突出〔11〕。

武伯伦著《西安历史述略》，是比较系统论述西安城市历史发展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述〔12〕。但本书的重点是在西安历史上最辉煌的汉唐时期，对于宋、金、元时期的情况，着墨不多。关于城市地理布局，武氏个人的见解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是《长安志图》在记载韩建改建后的新城时提到：“城之制，内外二重。”武氏以为：“元奉元城正是内外两重城墙，说明唐代的皇城原来就是两道城墙。在这两道城墙中间，可能驻有士兵以保护皇城的安全。”

二是沿用明代城墙的今西安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拓展元奉元城旧城的东、北两面以后形成的，因而只有西南角以及西面和南面的一部分城墙，还保留着元代的旧城，而现今四个城角中恰恰也只有西南角呈半圆形向外突出，其余三个墙角都是平整的方形直角。武氏据此推断说：“奉元城可能四角都是突出的圆角。明代初年重修时，北面、东面都是新拓的，西、南两面主要利用的是旧城，故西南角保留了原来的形状。而这种制度还可以追溯到唐代。就是说唐代的皇城就是四角突出的圆角。”“因此，西安城不但保存着元奉元城的制度，还可以进一步说是保存有唐皇城的制度，尤其是西、南城角部分。”武氏还推测说，元安西王宫城四角均呈圆形，“可能是仿照元奉元城”。

这两点看法，涉及到的都是城市布局中最重要的基本问题，需要认真讨论。

关于第一点，即韩建新城之所谓“内外二重”的城垣，究竟是什么含义的问题，马正林在《丰镐——长安——西安》一书中也有一段相关的论述〔13〕。马氏云：“（韩建）只留皇城，不留宫城，是由于皇城面积稍大，废弃宫城以后，宫城与外郭城还可以作为皇城的外围，使皇城成为城中之城，更为安全。”武伯伦说元代的奉元城有内外两道城墙，没有交待有什么文献依据；马正林则没有讲明其所谓“城中之城”是否是指这种“内外二重”的城垣。前文在评述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所说的元奉元城有内外两重城墙的说法时，我已经谈到，杨文这种说法，是对成化本《长安志图》中《奉元城图》城墙标记符号的一种错误解读，武伯伦的说法，很可能同样出自这样的误解。如果是这样，那么，显然也是缺乏可信根据的。另外，从城墙的实际功用上讲，如果像武氏所说的那样，把士兵布防在夹城般紧紧套接在一起的两道城墙之间，如同把军队布置在深谷当中来为两面的高山设防一样，恐怕只能坐以待毙，在军事上是根本讲不通的。至于再由此逆推“唐代的皇城原来就是两道城墙”，就更靠不住了。因为关于唐代长安城有《两京新记》、《长安志》等系统的史料传世，何以会找不到任何相关记载？所以连武伯伦本人也感到有些困惑，说“这种制度在其他文献资料中没有提到过”。

十几年前，辛德勇在因疏忽没有读到武伯伦这一观点的情况下，针对马正林的说法，在《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也对这一问题做过探讨〔14〕。辛文认为，所谓内外二重之制，首先是就唐皇城之内而言，与唐宫城或外郭城都毫不相关。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十二多次提到一处所谓“府城”，都应当是指北宋京兆府的衙署亦即所谓衙城。这个衙城自然是设在新城城垣之内，成为新城之内的城中之城。如果再向五代及唐初追溯，它的源头应当就是韩建在改建新城时，修建了这座内城作为京兆府或佑国军的衙署，此即《长安志图》所谓“内外二重”的城垣。这一衙城经宋代沿用至元代以后，成为奉元路的衙署。辛文指出，衙城又写作牙城，或称作子城，至迟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府州一级城市中很普遍的一种设置，如华州、越州、徐州、蔡州等城均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侧面说明，韩建改建新城时在城内修筑小城来安置衙署，是当时普遍通行的做法，这种“内外二重”的建置，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关于第二点，即宋、金、元时期一直沿用的韩建新城的四个城角，是否从其前身即唐代的皇城时起，就是向外凸出的圆角的问题，武氏的推论，需要以韩建改建新城后直至明初拓展城垣时这一期间内城垣从未重新修整过为前提。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根据《长安志图》的记载，韩建改建后的新城，在北、东、西三面各有一座城门，南面从东向西依次有安上门和含光门两座城门，分别为原唐长安城皇城南墙上东、西两侧的城门。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知道，韩建当时是把含光门原来的三个门道，堵住了两个，只留下东面一个门道供行人出入。东面这个门道后来也被封死，这是唐末至明初期间韩建新城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

从清嘉庆年间的陆耀遹、董祐诚起，相继有学者依据相关文献来推断含光门最后被封闭的时间。陆耀遹、董祐诚在《咸宁县志》中推断是在北宋元祐元年以后；马得志在《唐长安城发掘简报》中进一步推断〔15〕，是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至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之间。

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根据元代元贞二年成书的《类编长安志》中仍然记有含光门的情况，进一步推断出在元贞二年（1296）时，含光门依然存在，这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上限。辛文又根据元顺帝至正二年成书的《长安志图》在《奉元城图》上已经没有标绘含光门的情况，推断至正二年（1342）应当是含光门封闭时间的下限。即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肯定含光门一定是在元贞二年（1296）到至正二年（1342）这四十六年期间封闭的。

除了分析文献记载之外，马得志在《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中，还报道了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含光门应封闭于元代。辛文以此为基础，根据清人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讲到的元朝人在至正年间曾经建城的说法，推断含光门只能是在至正元年至二年这两年时间内封闭的。马文称考古发掘表明，“元代除了封闭含光门外，还重修了城垣和改建了四角的墩台，目前已知西北角和西南角为元代改建成圆形向外突出的角台”。

上述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表明，在元代至正初年，曾对城垣做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包括完全封闭了含光门，并把城角由方形改建成为外突的圆形。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前述武伯伦著作中提出的第二点问题，可以明确武氏所云元代奉元城外突圆形角台是沿自唐代皇城旧有形制的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武氏著作中提出的奉元城与安西王宫城同样形制圆形角台之间的关联问题。安西王宫城建于元代初年，在《马可波罗行记》中即有记载，而在与改修奉元城角台大致同时成书的《长安志图》当中，是被标作“安西故宫”，说明当时已废弃不用。这样看来，两城角台形制的源流关系，实际正好与武氏所说相反，不是奉元城影响了安西王宫城，而是安西王宫城影响了奉元城。弄清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不同民族文化对于城市布局形式的影响问题。

自从清人陆耀遹、董祐诚在编纂《咸宁县志》时进行了初步研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再进一步具体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的城市建置。辛德勇《宋金元时期西安街巷名称考录》一文〔16〕，搜集宋元间的地志和碑刻资料，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考述了这一时期内城市内部的街巷名目以及与其相对位置比较明确的城市设置，为具体复原城市平面布局状况，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工作。在此基础上从事复原，应该说大体上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辛文通过揭示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记述宅基地的通例（即凡是记录街道两旁地基，云其东西或南北阔若干，必是在与街道平行方向上量算；而云其东西或南北长若干，则必是在与街道垂直方向上量算），确定了许多过去无法判明或判断错误的街道的走向，为下一步准确比定这些街道的位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稍晚于辛文面世的史念海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17〕，其中列有《五代新城图》、《北宋京兆府城图》和《元奉元路城图》三幅与本文相关的城市图。从与现代地点相对应的表述形式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上来看，图集中这三幅地图在复原这一时期城市地理面貌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具体建置位置的考订上，也比清人陆耀遹和董祐诚研究有所进展，这需要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在另一方面，在当今的学术背景下，作为一部全面反映西安历史地理面貌的历史地理图集，有关内容的编制，显然存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首先是图幅的设计，金国统治时期，是西安城市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理应设置专图，予以表述，而且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留存有《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这样一份独一无二的资料，有条件恢复较多的城市建置，清人陆耀遹、董祐诚早已利用它绘制过《金京兆府城图》，我们今天的工作不应反而比他们向后倒退。所以图集中没有金代的城市图，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次是许多内容标绘得很不准确。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北宋京兆府城图》上“京兆府学”的位置。在这幅图上，“京兆府学”标绘在接近城垣西南角的位置。这大致是元代府学亦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位置。但是元代的府学与宋代的府学并不在同一地点。此前辛德勇撰《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一文〔18〕，引据金人李栗《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的记载，早已指出北宋的“京兆府学”一直设在“府城之坤维”亦即西南部，绝对不可能与地处城市东南角内的元代府学是同一地点。直到北宋行将灭亡的徽宗崇宁二年，才因原址“地非亢爽”而迁至今西安碑林所在的地方。像这样的失误，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仔细考核相关文献，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又如《元奉元路城图》上绘有“掖庭街”，被绘作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今案《京兆府提学所帖碑》载：“掖庭街王昱佃东壁地基，阔伍拾五尺，东西长贰佰陆拾尺。”〔19〕这里所谓“东壁”、“东西长”云云足以证实此“掖庭街”为南北向的街道而非东西走向。这也可以证明图集中这几幅图的绘制工作，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质量缺陷。

《西安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参与地图编绘的吴宏岐先生，撰写《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一文〔20〕，论述韩建新城的布局特点。吴文除在辛德勇研究的基础上，又对新城内衙城的位置和范围做了进一步的比勘之外，还分析了城内主要街道的形成原因，阐释了这些主要街道走向对于城市建置布局的制约作用，以及这种格局对于后来宋、金、元时期城市布局的影响。不过吴宏岐先生在文中推断，唐末五代的新城曾按照《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想，对于城市进行了一定的规划，这一点却似乎还需要仔细斟酌和论证。

由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出，关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虽然已经做好了一些基础准备，特别是历史地理文献方面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不仅会揭示出西安历史城市地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而且还会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地理面貌，起到有益的作用。

原刊中村圭尔、辛德勇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

注释

〔1〕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三题》，刊《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5期（1990年），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78—280。

〔2〕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91—95。

〔3〕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刊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2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页159—201。

〔4〕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說》，据《福山敏男著作集》第六卷《中国建築與金石文之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1983），页105—184。

〔5〕陈子怡《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见作者文集《西京访古丛稿》（西安，西京筹备委员会，1935），页1—12。

〔6〕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杨励三汉译本）之《关于引用书目的版本》，页84。

〔7〕黄永年《述〈类编长安志〉》，刊《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页102—123。

〔8〕案此书系与曹尔琴女士合署，后来在2006年列入《长安史迹丛刊》，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书名题作《游城南记校注》。——德勇补记于2010年夏。

〔9〕如李之勤《元代重建灞桥的又一重要文献——张养浩的〈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刊《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96—106。

〔10〕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6—894。

〔11〕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元代安西王府勘查记》，载《考古》1960年第5期，页20—23。

〔12〕案此书初版于1959年，1979年再版，1984年6月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本文所论，均以1984年的最后修订本为依据。

〔13〕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页89—90。

〔14〕辛德勇《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刊《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87年第5期，页441—448，页480。

〔16〕案这篇文章写定于1992年初，刊布于作者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7—215。

〔17〕案该图集是在1996年8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印行。

〔18〕辛德勇《西安碑林的迁置时间》，刊台北《历史》月刊1993年第1期，页56—57。

〔19〕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六“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条，页889。

〔20〕吴宏岐《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页145—160。

谈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

——从一个物质文化侧面看佛、道两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1〕

钟楼和鼓楼，是中国古代都邑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在当代社会民众的一般印象中，当这两座建筑成对组合配置时，通常是钟楼居东，鼓楼在西，常言所说“晨钟暮鼓”，正与这种东西方位相对应。然而，若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则可以看到，这种配置形式，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传统，而是唐代以来佛教在全国各地普遍兴盛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现象。

一、尘世章法

《尚书》谓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2〕，反映出颁授属民以节令时日，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在通都大邑当中，设置特定的场所，用以撞钟击鼓，最初往往是为了昭示一日之中的不同时辰。蔡邕《独断》记述汉代钟鼓报时制度云：

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3〕

不过，汉代是否建有类似钟楼和鼓楼的设施，今已无从考究。只是《史记》在记载吕后布设计策杀害韩信一事时，谓“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唐人张守节以为这一“锺室”，即“长乐宫悬锺之室”〔4〕，“锺”需要悬而置之，自然是用以撞击鸣响，盖古时多以“锺”来通作“鐘”字，亦即钟鼓之钟（案下文若无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这种钟鼓之钟，一般径行统一书作“钟”字）。不过，钟鼓在当时也是宫廷常用的乐器，亦即所谓“礼乐”之器，这处钟室究竟是报时的设施，还是存放乐器的场所，现在还很难判断。

目前所知，时代较早的钟鼓楼，见于三国时期的曹魏邺城。嘉靖《彰德府志》有相关纪事云：

钟楼。鼓楼。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5〕

文昌殿是魏都邺城宫城的外朝，这显然是设置于宫廷之中的报时钟鼓。

此《彰德府志》成书于嘉靖元年，看似时代较为迟晚，但纂辑者崔铣叙述其撰著缘起，云：“正德己卯，太保汤阴李公，于中秘得宋《相台志》十二卷，元《续志》十卷，郡守陈公万言令所部各以其志送官。是岁冬，予辑而正之。……启书读之，宋《志》事略具而文义芜鄙，元以下亡观焉。乃别为例，作九志，凡八卷。其事兼采诸史，其文则删润者过半矣。”〔6〕从而可知，《彰德府志》所记曹魏邺城宫阙制度，必定出自李公所得宋人志书，而这种蓄藏于“中秘”的相州旧志，乃是北宋元祐年间当地知州李琮命人“效宋敏求《河南志》成此书”〔7〕，李琮等人当时自有可靠史料依据，《彰德府志》的记载亦信而可从。遗憾的是，钟、鼓二楼分列文昌殿前东、西两侧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上古以来《诗经》等文献就习惯以“钟鼓”的顺序并称二者，而古人叙述东西方位，通常都是先东后西，所以，钟、鼓“二楼在文昌殿前东、西”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出自上述习惯的随意性表述，我们还无法对钟楼和鼓楼各自所在的东、西方位，做出区分判别。

这种东西相对配置的钟楼和鼓楼，并没有被很好地直接继承下来。稍后，至西晋时期，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述说，洛阳宫城外朝太极殿前，有“左右各三铜钟相对，大者三十二围，小者二十五围”〔8〕，没有提到同样起报时作用的鼓。可见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在主建筑前东、西相对配置钟、鼓的固定制度。

东晋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在今鄂尔多斯地区建立的夏国，所筑都城世称统万城，至清朝道光年间，犹残存有许多建筑遗迹。著名学者徐松在榆林知府任上，曾特地派人勘察，在他得到的报告当中，提到了钟、鼓两楼的遗迹：

道光二十五年，榆林府知府徐松，檄怀远县知县何丙勋，确查夏统万城故址。丙勋于是携南针纸笔，随步定向，……至旧相传之白土城。细加相度，……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许，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头、二道城内，但馀瓦砾。三道城内，南面西隅钟楼，东隅鼓楼。鼓楼仅存基址，坚筑白土墩，高五六丈，无级可乘。钟楼尚堪登眺，高约十馀丈，白土筑成鸡笼顶式大厦一间半，已圮其半，悬钟屋顶，形迹宛然。周围飞栏八层，插椽孔穴，历历可数。尚有三四孔馀松椽半橛，问椽之长岀者，悉为鞑鞑猱升拔而薪之矣。南面列土墩七，坚硬如石，似系台楼之基。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北城东西两角，亦有土墩，当即俗所谓转角楼者。内城东西不及一里，南北约一里有馀。〔9〕

上述情况，足以清楚说明在统万城宫城大殿前面的西南角上建有钟楼，但东南角上与之对峙的另一座建筑遗迹，却并不一定就是鼓楼。盖如何丙勋所述，这一建筑已经仅存基址，不像钟楼一样，还剩有悬挂大钟的“形迹”，可以用作复原的依据。参照洛阳宫城太极殿前左右同时置钟的情况，并不能排除东南角的建筑或许也是一座同样的钟楼。南朝萧鸾举兵入宫，谋罢废齐帝昭业，“率兵自尚书入云龙门，……帝在寿昌殿，闻外有变，使闭内殿诸房，令阉人登兴光楼望，还报云：‘见一人戎服，从数百人，急装，在西钟楼下。’”〔10〕所说“西钟楼”应指西侧之钟楼，而既然特以“西钟楼”相称，似乎就应相对另设有一座“东钟楼”，而不大可能是东与鼓楼相对应。盖汉人旧说以为“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11〕，左右相对置钟，乃是本自这一传统。

较赫连勃勃修筑统万城钟楼略微迟晚一些，北魏于神瑞三年在京师平城“建白楼，楼甚高竦。……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12〕。这种鼓声，专门用于控制城门的启闭时间，鼓楼也同样具有专门的作用。迁都洛阳之后，北魏依旧建有一些独具特色的钟鼓设施，特别是在地方各州城当中，也开始“置楼悬鼓”〔13〕。与此同时，相对来讲，钟的作用，在都城当中似乎相对有所加强。

《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明帝灵太后胡氏，曾以音响效果奇佳，而将龙华寺内一口声传五十里的大钟，“移在宫内，与内讲沙门打为时节”〔14〕。《水经·穀水注》记述说，在魏明帝兴建的金墉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一睥睨屋台，置一钟，以和漏、鼓”〔15〕。这种置钟应和漏、鼓以报告时辰的做法，此前在南朝的萧齐，已经见到应用。《南史·裴皇后传》记齐永明中，“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鍾（鐘）于景阳楼上，应五鼓及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16〕。继此之后，南朝陈人徐陵致书于北齐仆射杨遵彦，内有句云：“至于铛铛晓漏，的的霄烽，隔溆浦而相闻，临高台而可望。”〔17〕所说“铛铛晓漏”，正是描述时钟与漏壶匹配使用的样态。这是与汉代按照早晚不同时辰而区分使用鼓、钟不同的另一种钟鼓配用方式。不过，《文选》载南朝刘宋时人鲍照有诗句曰：“鸡鸣关吏起，伐鼓早通晨。”唐人李善注云：“《史记》曰：‘关法，鸡鸣出客。’”〔18〕所说“伐鼓”，显然是指敲击司晨之鼓，一如蔡邕所说，“夜漏尽，鼓鸣，则起”。又《北齐书·儒林传》记载权会“曾夜出城东门，钟漏已尽，会唯独乘驴”〔19〕，依旧在沿用蔡邕提及的漏尽钟鸣制度，说明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一种南北各地普遍施行的钟鼓报时方式。

北魏平城的“戒晨鼓”，后来在唐朝长安城里重又现身。《唐六典》对京师长安城中通过敲击钟鼓来控制城门启闭的制度，有如下记载：

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阖之节。……开则先外而后内，阖则先内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击鼓之节而启闭之〔承天门击晓鼓，听击钟后一刻，鼓声绝，皇城门开。第一咚咚声绝，宫城门及左右延明、乾化门开。第二咚咚声绝，宫殿门开。夜第一咚咚声绝，宫殿门闭；第二咚咚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刻。承天门击鼓，皆听漏刻契至乃击，待漏刻所牌到，鼓声乃绝〕。〔20〕

这里所说导引京城诸门启闭的鼓点，同时也兼主坊市之门的开阖。《新唐书·百官志》对此亦略有记载云：

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彍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21〕

长安城城门依鼓声启闭，据云系唐太宗时马周建言所致：“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22〕唐人特称之为“街鼓”〔23〕，李贺有诗句“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24〕，吟咏的就是这种鼓声。

分析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安城里这种“街鼓”是始发于宫城之内，它同设置在皇城、宫城里面的报时鼓一样，还要与漏刻、大钟配合使用，这一点同北魏洛阳金墉城以及南朝萧齐景阳楼以钟配合漏、鼓的情况，性质完全相同。

根据一般情况来推测，唐代有很多设置，应当是沿承杨隋旧规。隋东都洛阳城外朝乾阳殿庭院之“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则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25〕。显而易见，唐长安城的报时制度，与之如出一辙，而隋代乃明确建有钟楼和鼓楼。唐长安城大明宫外朝含元殿，“殿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又有钟楼、鼓楼”；又兴庆宫大同殿前面〔26〕，同样也是“左右有钟楼、鼓楼”〔27〕。如前所述，我们并不能据此推定隋唐宫廷中钟楼和鼓楼所配置的方位。

从礼制角度讲，隋唐长安城中最核心的建筑，一直是宫城太极宫正殿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28〕。即使是在高宗以后，实际施政于大明宫或兴庆宫的情况下，一些特别重大的礼仪活动，诸如冬至祭祀圜丘、皇帝时享太庙等，通常还是要在太极殿举行某些仪式〔29〕。因此，太极殿前的钟、鼓楼配置情况，在当时应该最具有标志性意义。

宋敏求《长安志》记述唐长安城太极殿“殿东隅有鼓楼，西隅有钟楼，贞观四年置”〔30〕，亦即东鼓西钟，这是有关钟、鼓楼具体方位最早的记载，意义非常重要〔31〕。

《唐会要》所记唐代州县官市分别用鼓和钲来导引开、关市肆的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何以要这样配置钟楼和鼓楼：

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32〕

《诗·采芑》言“钲人伐鼓，陈师鞫旅”，汉毛亨传以为“钲以静之，鼓以动之”〔33〕，亦即东汉人赵岐所说“兵以鼓进，以金退”〔34〕。《孙子·军争》引古《军政》，谓将领指挥作战，“言不相闻，故为金鼓”，唐人杜佑释云“金，钲、铎也”，李筌亦曰“鼓进铎退”〔35〕，自然同为此意。《诗·击鼓》之“击鼓其镗，踊跃用兵”〔36〕，曹刿论战所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37〕，以及后世习语“鸣金收兵”，就都是基于这一情况。唐朝交易之市，以鼓启之，以钲闭之，正是源于古代师旅分别用鼓和钲来号令士卒进退行止的做法。与此相似，唐代地方州县父母官，“一日两衙，朝衙晚衙，须听鼓声，方知坐衙”〔38〕，同样也是依随鼓声，升堂理政。

钟与钲、铎，声音、性质俱差相仿佛。清晨日出东方，开启门扉，势如进军破阵；傍晚日落西山，闭塞城阙，状同回马收兵，相互之间，理正相通。虽然在长安城中并没有分别用鼓声和钟声来导引各处门户的开启与关闭，但是在建造固定搭配的钟楼和鼓楼时，还是会考虑到钟、鼓之间这种作用差别，从而将鼓楼安设在东侧，钟楼安设在西侧。

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对应形式，还隐寓有传统五行思想的背景。《淮南子》有相关记载云：

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西方金也，……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39〕

钟通常是用铜、铁等金属铸成〔40〕，其性属金，自毋庸置疑，鼓一般则是用木与革两种材料制作而成。《周礼·考工记》有“韗人为皋陶”，东汉人郑众谓“皋陶，鼓木也”，清人孙诒让释之曰：“云‘皋陶，鼓木也’，谓鼓匡也。……匡皆以木为之。”〔41〕因知鼓在五行之中，性宜属木。木性之鼓宜居于东方，而金性之钟宜居于西方，这应该就是唐长安城宫廷当中钟、鼓楼方位配置的深层义理。

二、释家制度

除了世俗社会用以颁授时辰之外，方外的寺院和道观也有类似的设施。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述长安城平康坊菩提寺钟楼的情况说：

寺之制度，钟楼在东，惟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42〕

这一记载说明两点重要问题。第一，唐代寺院通常建有钟楼（关于这一点，在唐代文献中有很多例证，毋须一一举述），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的钟楼应当座落在东侧，菩提寺“建钟楼于西”属于特例。第二，段成式特别强调这是寺院的制度，恰好可以证明，世俗社会的制度，与此不同，前述长安城宫城太极殿前偏居西侧的钟楼，应该是俗世普遍通行的定制，从而可以推断，大明宫含元殿和兴庆宫大同殿前面钟、鼓二楼的方位，应当与太极殿前完全相同。

如前所述，《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龙华寺内曾置有一口大钟，已有研究者指出，唐代佛寺的钟楼，与此或许具有某种源流关系，但当时是否设有钟楼，则“未见记载”〔43〕。这里无意展开论述唐代寺院设置钟楼的缘起，不过至迟从隋代开始，寺院当中应当已经普遍施行这一制度，因为隋开皇六年上石的《龙藏寺碑》，在描摹这座寺院景观时，即有句云：“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44〕显示出这已经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情况。

原其用意，佛寺鸣钟，亦不过为僧众修习佛法和饮食起居晓示时辰而已。如唐人崔塗有《赠休粮僧》诗云“闻钟独不斋，何事更关怀”〔45〕，说明在不“休粮”时，寺院的僧侣是要依照钟声，在固定的时间里进餐。相传唐人段文昌和王播在未遇时俱因贫窭无食，每听寺院“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来二人显达，赋诗追忆此事，都用“阇黎饭后钟”之句来描摹尴尬的遭遇〔46〕。又如张继《枫桥夜泊》诗中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入宋以后，墨客雅士，议论纷纭，许多人列举同类诗句，指出唐代姑苏、会稽、梓州等许多地方的寺院，都有夜半击钟的做法，僧人谓之“分夜钟”〔47〕；陆游则更进一步推测，以为这很可能是一种通行于各地的释家制度，“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48〕。由此特殊事例，也可以看出唐代僧寺中鸣钟报时的普遍性〔49〕。

唐人黄滔在昭宗乾宁四年撰写的《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一文当中，也提到了当时寺院的钟楼：

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后金地莲扃，周旋四海，鸟飞兔走，或故或新，至如神运之，灵莫灵矣，亦靡得而岿然，则我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斯革故鼎新之数也。……仲弟检校工部尚书为兹郡之秋也，……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杞梓楩柟，投刃以时，趋功以隟，食以月粟，付以心倕，不期年而宝殿涌出，……而五间两厦，昔之制也。……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双立岳峰，两危蜃云。东瞰全城，西吞半郭。霜韵扣而江山四爽，金字骈而讲诵千来。是知天地日月鬼神，不欲一存其物，将有待于后人也。〔50〕

上述记载，证实唐代寺院的钟楼，确实如段成式所说，是配置在偏靠东面的一侧。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黄滔的记载，泉州开元寺在与钟楼相对应的西面一侧，乃是建有“经楼”。研究建筑史的专家，早已注意到唐代寺院布局这一特点，有论述指出：

唐代佛寺中，钟楼和经藏已经作为一组对称设置的建筑物，出现在中院的两侧。……经藏与钟楼往往对称设置在佛殿的两侧。……但在敦煌唐代壁画中所见，佛寺内钟楼、经藏的位置却无定制。不仅可以左右对置，且有的设于殿侧，有的骑跨于前、后廊之上，或以角楼的形式出现。现实中是否有这些做法，尚无法确定。〔51〕

今案如前引《酉阳杂俎》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里的钟楼，应当设在东侧，似乎不大可能毫无缘由地随意左、右对置，只有出现诸如“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这一类特殊问题时，才会将钟楼与经藏东、西相互调换位置。正像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高僧道宣在唐高宗乾封二年撰著的所谓《戒坛图经》当中，便有清楚规划，规定在寺院“后佛说法大殿”前面的“七重塔”两侧，应是“塔东钟台”、“塔西经台”〔52〕，这也就是段成式所说的“寺制”。道宣自言其书系“博寻群录，统括所闻”而成〔53〕，其间自有释家的道理，而敦煌壁画所绘寺院布局形式，不尽合乎唐代文献的记载，已经有人做过具体勘比〔54〕，因而，本来就不宜将其每一处细节，都视作真实的写照。

南宋刻本《戒坛图经》所附寺院平面图〔55〕

不过，如黄滔所记，泉州开元寺的钟楼和经楼，系分别建造在佛寺主殿的东北、西北两隅之上，这说明敦煌唐代壁画上钟楼与经藏在南北轴线方向上所处的各种位置，都应该合乎当时的真实情况。

在同一时期日本兴建的寺院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上述钟楼配置形式的影响。例如，在相当于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的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奈良的法隆寺和东大寺，就都在寺内主建筑大讲堂的东南和西南两处，分别建有钟楼和经楼〔56〕。

钟楼和设在钟楼对面作为“经藏”的建筑，道宣《戒坛图经》分别称作“钟台”和“经台”，而不是黄滔所说的“钟楼”和“经楼”。白敏中撰述《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图记》，谓“由是起殿，中虚屋，周廊四回，前三其门，庭二其台，架危楼以耸钟，植修茎以飞幡，界宇峻严，宛如鹫山”〔57〕，这里所说“架危楼以耸钟”之“台”，自然是指“钟台”，而“植修茎以飞幡”，则应该是指《戒坛图经》中钟台和经台前面东西并立的那两个幡杆，可以说是与之相互呼应的一组建置。《隋书》记载隋都大兴城中有恶少沈光，值文帝仁寿三年，“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馀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58〕。读此可知，“植修茎以飞幡”渊源有自（此等“修茎”系植立于一方形石座之上，即所谓“幡竿石”），在道宣撰述《戒坛图经》以前，固已有之。

白敏中这一记述，向我们透露出唐代寺院中这一组建筑，或楼或台，形式和名称还不够统一。在此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如前所述，《龙藏寺碑》在描述该寺情状时有句云“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又有语云“疏钟响度，层盘露泫”〔59〕，所说承露云盘，与钟对应，似乎是讲经藏的建筑，但“层盘”以及“承露”云云，在这里应该是借指带有多重轮盘的塔刹，就其狭义而言，应即“相轮”，不必一定要与经楼、经台相关联。《陈书》记载宣帝太建十年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庄严寺露盘”〔60〕，所谓“露盘”，同样是指佛塔上的相轮。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唐高宗仪凤四年撰写的《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上，有文句描写说：“洪钟晓韵，风传浮磬之滨：法鼓霄惊，声扬孤桐之岭。”〔61〕有研究者据此推论，虽然唐代都邑之内的佛寺当中一般并不设置与钟相当的大鼓，但“山林佛寺中确有置鼓的做法”〔62〕。今案这通石碑题作“讲堂、佛、钟、经碑”，系因当地“清信士”张师旷等创建讲堂、阎文褒等“敬造一佛二菩萨、洪钟一口、《多心经》一部”〔63〕，诸事正与碑额一一对应，文中初不必非言及击鼓事宜不可。晋人孙绰在所撰《游天台山赋》中尝吟味云“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唐人李周翰释曰：“法鼓，钟也。”〔64〕这是因为印度早期佛教寺院制度，在会聚僧众举行说法等事时，都是使用木棍，来敲击一种名为ghanta的木制响器，汉译梵文佛经，音译时会以“犍槌”、“犍椎”等字来比拟这种响器的名称，支那本邦僧侣乃谓“随机设教，击犍椎以集众”，意译则有钟、鼓、铙、铃等多种译法，即“梵语犍椎，凡瓦、木、铜、铁之有声者，若钟、磬、铙、鼓、椎、板、螺、呗，丛林至今仿其制而用之”〔65〕。所以在唐人眼里，“声扬孤桐之岭”的所谓“法鼓”，完全可以是借指洪钟，《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的用法，应当与此相同，并不能用作寺院等同置备洪钟大鼓特别是同时对置钟楼和鼓楼的证据。

三、道从于佛

佛寺在主建筑东侧建造钟楼的做法，很快就对道观的布局产生了直接影响。道教经书中有一题作“金明七真”撰著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因玄宗即位之初编撰的《一切经音义》已称引此书，研究者以为“最迟应在唐玄宗之前问世”〔66〕。书中记述道教科仪，逐一讲说道观内天尊殿、天尊讲经堂、说法院、经楼和钟阁等各种建筑的配置情况，其有关“钟阁”的记载为：

科曰：凡造经楼，高下、大小、华素，亦任人力，然要在容纳见在三洞宝经，四辅玄文，使风日流通，雨露隔绝，即为第一上。安置并须宜便，此非永制。

科曰：凡造钟阁，轨制与经楼同，务令牢固，四面疏薄，使钟声不碍，六时嘹亮。宜在天尊殿前，即与经楼对，左钟右经。精思院别置亦然。〔67〕

道教的产生，本来就是模拟佛教制度的结果，故上述道观主殿前面东西相对配置的钟阁和经楼，理应仿自僧寺的布局形式。北周天和五年，武帝撰有《二教钟铭并序》，称以“五月丙寅，造钟一口”，用以“弘宣两教，同归一揆”〔68〕，显示出释、道两教在鸣钟示众以节制修行方面，本来就有近似的做法。又唐睿宗景云二年，为中宗所建景龙观铸造铜钟，谓之曰：“庶其晓散灵音，镇入鹓鸾之殿；夕腾仙韵，恒流鹊之闱。”〔69〕不拘晨夕，都是仅以钟声司辰，反映出当时的道观与佛寺一样，还没有设置对应于钟楼的鼓楼。20个世纪80年代西安出土唐文宗开成元年令狐楚撰《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谓太和四年夏，“于大殿之前稍东，创建层楼，栾栌既构，簨簴既设，合大力者抗而登于悬间，……钟凭楼以发声，楼托钟以垂名，钟乎楼乎，相须乃成”〔70〕，钟楼同样是设在大殿前方偏东的位置上，而依然没有提及鼓楼。

这部《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还对铸钟的规制，做有说明，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一些具体的做法：

凡钟者，四众所会，六时急务，此器若阙，则法集乖轨。经曰“长斋会玄都，鸣玉扣琼钟”、又“法鼓会群仙，台唱靡不同”是也。凡有五种造。一者金钟，二者银钟，三者五金合铸成钟，四者铜钟，五者铁钟。或九角八角，或四角两角，复有无角。或大则万石，小则一斗，各在时耳。既造成已，皆须镌勒铭记国号、年岁、郡县、观名、所为之意。使万代有归，六时不替矣。……凡钟磬皆须作虡悬之。〔71〕

所说铸钟使用金属的材质，通常当然不过或铜或铁而已，金钟、银钟则只能用于某些特殊的玄坛（佛教道场的情况，应当亦大致仿佛）。

唐代以后，北宋英宗治平至神宗元丰年间，有三佛齐人华伽啰在广州重修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建立《广州重修天庆观记》石碑，叙说其修建经过。碑中从“始构大门”开始，逐一记述华伽啰修造的各项建置，包括宣诏堂、保真堂、北极殿、斋厅、三清殿、御书阁，并“铸大钟，起钟楼”，“莫不规模宏备，焕若洞府”〔72〕，可是却绝未提及“鼓楼”之类的设施，反映出当时还在沿承《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确立的制度。

南宋时陆游撰写《洞霄宫碑》，谓临安府大涤山洞霄宫在经历建炎兵火之后，于“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钟楼、经阁，表以崇闳，缭以修庑”〔73〕；稍后，在孝宗乾道年间，道士叶大直主持修建松江府仙鹤观，“为寥阳殿于中，前设三门，旁立两庑，翼以经、钟二楼，后建昊天宝阁”〔74〕，都是将钟楼与经阁或经楼并称，与《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记述的章程，愈加吻合。

至南宋末，有记载云绵州彰明县紫云山崇仙观，“东岳、天师、钟楼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宫、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师在后左，经楼、瑞真堂后右”〔75〕，所说“经楼”虽然已经不再像“经台”一样与钟楼东西相对设置，但在钟楼偏居于东侧这一点上，仍然是在仿效佛家的做法。又温州永嘉县北的大若岩上有广福灵真宫，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当时的建置，除正殿三清殿外，“又有两殿、五祠、一钟楼，皆在岩中”〔76〕，虽然仅设有钟楼而尚未营建经楼，设施还不够完备，或许是适应新的情况，有所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在遵奉上述布局原则。

赵宋王室南渡之后，在女真人统治的北方黄河流域，同样也在承续着这一规制。金世宗大定十四年，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告成，史臣郑子聃记其布局形式云：

前三门榜曰十方大天长观。中三门曰玉虚之门，设虚皇醮坛三级。中大殿曰玉虚，以奉三清。次有阁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次有殿曰延庆，以奉元辰众像。翼于其东者，有殿曰澄神；翼于其西者，有殿曰生真，以奉六位元辰。

东有钟阁曰灵音，兼奉玉皇上帝、虚无玉帝。次有阁曰大明，以奉太阳帝君。次有殿曰五岳，以奉诸岳帝暨长白山兴国灵应王。

西阁曰飞玄，以秘道藏，兼奉三天宝君。次有阁曰清辉，以奉太阴皇君。次有殿曰四渎，以奉江河淮济之神。

洞房两庑暨方丈凡百六十楹有奇。〔77〕

道观内灵音钟阁与飞玄经阁正是东西相向而立。

四、融俗入老

道教的宫观，与世俗社会按照礼制或风俗祭祀的祠庙，既密不可分，同时又有所区别。正因为如此，在钟、鼓楼的设置方面，有些祠庙就成了道教世界与世俗社会之间相互融合的媒介。

《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摹本

山西荣河县今存天启三年重刊上石的《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庙像图石》碑，最初镌刻于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年间，正值南、北两宋交替之际，反映了北宋汾阴后土祠的平面布局形态。图上在主殿“坤柔之殿”正门“坤柔之门”南面的院落当中，居东面西，绘有一座钟楼，为三间二层九脊带平座腰檐式建筑，西面与之相对应的位置上，虽然也绘有建筑，却只是一座三间单层亭子〔78〕。西面这座亭子在图上虽然没有文字标识，但显然不大可能属于与钟楼性质相当的鼓楼或是“鼓亭”，而这种东西两侧不相对称的情况，与释、老二教将钟楼与经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设施搭配组合，恰好如出一辙，相承相因的脉络，了然在目。这间小亭，很可能也起着类似经阁的作用。

《洞霄图志》中的洞霄宫图

宋末元初人邓牧，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撰著《洞霄图志》，所绘大涤山“洞霄宫图”，在“洞霄宫”门外的东南角上标示有“钟楼”，相对称的西南角上标示有“经阁”，经阁的体量，亦明显小于钟楼〔79〕。与此相似，今河南嵩山所存《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在南面中三门外东南角处的碑楼后面，标绘有一“钟楼”，虽然中三门外西南角处的碑楼后面，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藏经建筑〔80〕，但应当与前面所述温州永嘉县的广福灵真宫一样，不过是对成规有所简省或者是做些局部微调而已。

《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碑拓本

汾阴后土祠和嵩山中岳庙这种钟楼设置形式，显然是在移用道教的规制，而南宋时期衡山南岳庙的情况，则反映出这类祠庙建筑融通世俗体制的那一个侧面。南宋人陈田夫对此尝有记述云：

嘉应门五间，门里西设鼓司神二尊。……

东北碑楼，大宋新修南岳司天王庙碑，翰林学士李昉奉敕撰，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立。楼上悬铁钟一座，绍兴十一年安仁县百姓舍。……

西北碑楼，大宋重修南岳司天王碑，翰林学士苏易简奉敕撰，待诏黄识篆，碑阴有楷书。楼上有衙鼓一，端拱二年六月五日立。〔81〕

在庙宇西侧，东对钟楼，建楼置鼓，显然是吸收融汇了钟、鼓对置的世俗传统，而在二者的相对方位上，是以佛、道两教钟楼居东的定制为基础，把新增入的鼓楼，修建在经台或经楼、经阁原本所在的位置上。

从上文所述宋金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东钟西鼓的布局形式，并没有马上被各地道观所接纳，而且直到元代，仍有一部分道观，似乎还在遵用唐人旧规。

元代留存下来大量修建宫观的碑铭，但在很多时候，只是采用一种颇为程式化的语句来加以描述，诸如“三清有殿，七真有堂，斋有厨，贮有库，客有寮，至于蔬圃井硙，无一不备”〔82〕；又如“三清有殿，祖真有堂，灵官有祠，道众有室，若斋厨库厩、蔬圃果园、陆田水硙之属，按绪而毕”〔83〕；“三清五祖，前后相承，东西庑寮舍庖廪、井厩园圃，无不序备”〔84〕；还有“建圣像之殿，方壶、斋堂、厨舍、次第而列，田墅仓廪，蔬圃水碾，井池碓硙，至于马牛之厩，莫不完置”〔85〕，等等，殊少述及道观院内具体的设置及其空间配置形式。尽管如此，还是能够找到一小部分清晰的记述，藉以复原当时钟鼓楼的配置情况。

一方面，元朝有一部分道观，还在延承唐宋定制，只建有钟楼，不设鼓楼。如上一节提到松江府仙鹤观有“经、钟二楼”，元顺帝至正年间重修这座道观时，“殿阁门庑，二楼翼室，旧所有者，一皆就新”〔86〕，亦即依照原样修整好经楼和钟楼。又如邓文原撰《杭州福神观记》，记述仁宗延祐年间整修杭州福神观事云：

于是卜吉肇工，倾资抡才。重门外扃，两庑翼卫。为殿周阿，以奉三清。又建福神观殿，以祀玄武。像设邃严，圬塓完美。悬钟有亭，函丈有室。堂库庖湢，各有攸处。〔87〕

其以钟亭与“函丈”之室相对举，显示出此福神观似乎尚未兴建鼓楼之类的设施。

另一方面，早在灭宋之前的蒙古蒙哥初年，关中当地道士整修骊山华清宫建筑，即声称已经使“钟、鼓有楼，灵官有堂”〔88〕。元代道观中像这样钟、鼓并存的记载，可以看到很多。譬如武当山大太一真庆万寿宫，“像设端伟，钟鼓壮亮”；扬州玄妙观“鼓有嘉响，钟无厉声”〔89〕；杭州宗阳宫“钟鼓有节，幢盖有仪”〔90〕；江西龙虎山繁禧观“有二楼以递钟鼓之声”〔91〕，同一座山上的仙源观，也是建有“钟、鼓二楼”〔92〕；富州丰山之阳的冲玄观，时有“钟鼓之声，笙磬之音，镗鞳于其外”〔93〕；江西宜黄仙原观的布局大势，是“前有殿，后有堂，像设钟鼓如仪”〔94〕，等等。这些情况，显示出各地道观已经比较普遍地增筑鼓楼，使之与旧有的钟楼相对应。至于钟、鼓二楼的具体方位，可以从仁宗延祐三年在龙虎山仙岩兴建的元禧观中看出：

殿名宗元，钟楼、鼓楼翼于左右。堂名玄范，东、西二厢曰楚樵、曰爱梅；东、西二馆曰清真、曰宝玄。〔95〕

钟楼在左翼亦即宗元殿的东侧，鼓楼在右翼亦即大殿的西侧，显然直接继承了宋代衡山南岳庙的钟、鼓楼配置形式。

元代以后的明、清两朝，这种东钟西鼓的配置形式，已经普遍施行于各地道观，学术界对此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明万历刻本《新镌海内奇观》的《白岳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玄天太素宫大殿背后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孤耸的山峰，分别被标绘为钟峰和鼓峰，显然是象征着东钟西鼓〔96〕。这一画面，生动地反映出道教宫观当中钟、鼓二楼东西对置的普遍性。

在大殿前面相向安设钟、鼓这种配置形式，最初虽然是起源于中朝宫廷，但元朝在道观内互换二楼东西方位这一做法，同样也施行于都城当中，改变了宫廷固有的方位设置观念。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其宫城内部布局完全模仿隋唐洛阳城，北宋时人叶梦得称“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97〕，因而其钟、鼓楼位置，亦一依前朝旧规，在大内“文德殿庭东南隅有鼓楼，其下漏室；西南隅钟楼”〔98〕。宋人南渡以后，汴梁城虽然被女真人占据，但宫阙建筑并未遭受破坏，文德殿改名隆德殿，“左曰东上门，右曰西上门，皆南向。鼓楼在东，钟楼在西”〔99〕。直至元代初年，其殿廷遗迹，尚且历历在目，当时人记述钟、鼓二楼的相对位置，依然谓之曰“鼓在东，钟在西”〔100〕。同样，在规模和布局多承用隋唐遗制的北宋陪都西京洛阳，其正衙文明殿，也是“东南隅有鼓楼，西南隅有钟楼”〔101〕。

明刻《海内奇观》上的钟峰和鼓峰

唐宋以来世俗社会这种钟鼓楼配置形式，在元代仍然有所沿承。披览元人李好文编绘的《长安志图》，可以清楚看到，在元奉元城亦即今日西安的城垣之内，依旧还是鼓楼（案图上系标作“敬时楼”）在东，钟楼在西〔102〕。然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历史成规的一种自然延续，并不能代表当时的整体面貌，正是在元代，宫廷中东鼓西钟的方位设置，开始出现变化。世祖至元四年，元朝兴建大都城，建正衙曰大明殿，有“凤仪门在东庑中，……麟瑞门在西庑中。……钟楼，又名文楼，在风仪南；鼓楼，又名武楼，在麟瑞南”〔103〕。钟鼓二楼的东西方位，恰好相互对调，显然受到道观布局形式的影响。

明成化刻本《长安志图·奉元城图》上钟楼和鼓楼的相对位置关系

元代宫廷中出现的这种转变，与元朝统治者的文化背景，具有密切关系。骤然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不受汉族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束缚，所以，很容易将民间道观中普遍流行的钟鼓楼配置形式，移用于宫禁之中。元大都罗城当中钟、鼓二楼的配置，甚至更打破了东西对峙形式，其钟楼在“京师北省东，鼓楼北，至元中建”〔104〕，这可以进一步说明，元大都的钟、鼓楼设置，根本就未尝遵循传统的规矩。

五、三界归一

正因为违逆中朝成规，元代宫廷中这种东钟西鼓的配置方式，并没有能够为世俗社会所直接继承下去。逮明初朱元璋修筑中都凤阳城时，便一返华夏旧章，在罗城中兴建钟、鼓二楼时，使其仍旧东西对峙，并列于皇城承天门外，而且其相对位置，依然是东鼓西钟，“鼓楼在府中云霁街东，钟楼在云霁街西，俱本朝洪武八年建”〔105〕。继凤阳之后在南京城中建置的钟鼓楼，也是“钟楼在鼓楼西”，中间夹有北兵马寺衙门〔106〕，《大明一统志》记云：“钟楼在金川门内，鼓楼在钟楼之东二里，俱洪武十五年建。”〔107〕由于明清两朝在宫廷之内已经不再继续安设钟楼和鼓楼，上述两都的钟鼓楼配置，也就标志着全面恢复了宋人旧规。

明嘉靖间刻《金陵古今图考·国朝都城图》

与万历刻《三才图会·南京官署图》上的南京钟、鼓楼

明代其他一些同时东西对置钟楼和鼓楼的都邑，通常也都是这样（明清时期都邑内钟鼓楼的设置，情况比较复杂，有混放钟、鼓于一楼者，有南北对置二楼者，亦有仅设钟楼或鼓楼者，并有谯楼、鼓角楼以及钟鼓楼等诸多名称）。如康海记宁夏固原镇城，“东悬鼓，西悬钟”〔108〕。又如嘉靖《天长县志》载该县“县衙之前，左有鼓楼，右有钟楼”〔109〕；嘉靖《长沙府志》也记载长沙府城之中“旧有钟楼一，在府治后之右；鼓楼一，在府后之左”〔110〕；明人谢肇淛记山东聊城于嘉靖间得钟于水中，“今置府西钟楼中者是也”〔111〕，虽然没有提到鼓楼，但钟楼居西的情况，仍与上述诸处相同。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官署，情况也与州县衙署相同。如山西河东盐池之“巡盐察院，居运治之中。明成化十年，侍御王公臣创建。……院东有鼓楼，西有钟楼。鼓楼建于万历七年，侍御房公寰，钟楼乃正徳十三年侍御宋公钺所创也”〔112〕。等等。

如上一节所述，介于世俗与道观之间的祠庙，在宋元时期，有一部分仿效道教规制，东钟西藏，还有一部分如衡山南岳庙，则是兼容世俗与道教，开创了东钟西鼓的配置形式，但另外尚有一些祠庙，一直沿用东鼓西钟的制度，更多地体现出世俗的特性。如建筑史学者已经指出，泰山岱庙，在元、明两代都保持着东鼓西钟的传统〔113〕。受岱庙的影响，泰山顶上的碧霞灵应宫，历经有明一代，直至清朝康熙年间，也始终是“东鼓楼、西钟楼”〔114〕。在道光年间刊刻的《华岳志》上，绘有与岱庙性质相同的华山西岳庙平面布局图，图中这组建筑，同样是东为鼓楼，西为钟楼〔115〕。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祠庙，如陕西三原县城隍庙，其钟、鼓二楼同样如此配置〔116〕。这种情况，不妨视作一种历史的残馀。

道光《华岳志·西岳庙图》上的鼓楼和钟楼

在佛教寺院当中，则从北宋初期起，一直在持续着唐代以来的传统。例如，北宋前期人宋白曾描述国都开封城内著名的大相国寺云：“岳立正殿，翼舒长廊，左钟曰楼，右经曰藏。”〔117〕稍后穆修撰《亳州法相寺禅院钟记》，虽然没有提到经藏的情况，但却讲述该寺“警旦暮者，其缺惟钟”，为此特建楼于“殿南东偏，居钟于上”〔118〕。又如元代金陵的保宁禅寺，始建于孙吴时期，至“宋太平兴国中，赐额曰保宁，祥符六年，增建经、钟楼，观音殿，罗汉堂，水陆堂，东、西方丈，庄严盛丽”〔119〕，同样也是以钟楼与经楼对举。由于宋元时期流传下来有《禅苑清规》、《禅林备用清规》、《幻住庵清规》、《敕修百丈清规》，以及南宋末年日本来华僧侣彻通义介所绘《五山十刹图》等诸多比较系统的丛林制度文献，寺院规制，有章可寻，建筑史学者对比研究相关实例和遗迹后指出，这种东钟楼、西经藏的配置形式，一直持续到元朝末年，而鼓楼出现于寺院，“是明代寺院布局上的一个新要素，并形成了左钟楼右鼓楼对置的格局。对置于寺院前端两侧的钟鼓楼，构成了元代以后明清两代寺院最显著的特征与标志”〔120〕。

明刻《海内奇观·普陀寺殿图》上的钟楼和鼓楼〔121〕

有人论述佛教寺院的布局形式，以为从宋代起，在禅宗寺院里面就出现了比较固定的左钟右鼓制度，并逐渐推及全国，至明代乃终成定格。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山门都是南向而开，故所说左钟右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东钟西鼓〔122〕。宋代尚有一些文人和僧侣，常常使用“晨钟暮鼓”、“朝钟暮鼓”以及“声钟击鼓”之类的词汇，来描摹寺院生活〔123〕，从而很容易给人以钟、鼓并重的印象。左钟右鼓之制施行于宋代寺院的说法，或许就是由此推衍而来。

今案元《敕修百丈清规》记述宋元禅寺制度，列举寺内有大钟、僧堂钟、殿钟三种不同用途的佛钟，其具体区别如下：

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慕（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缓，扬声欲长。凡三通，各三十六下，总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紧。鸣钟行者，想念偈云：“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仍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随号扣击，其利甚大。遇圣节、看经、上殿下殿、三八念诵、佛诞、成道、涅盘、建散楞严会、讽经、斋粥、过堂、人定时，各一十八下。如接送官员，住持尊宿，不以数限。库司主之。

僧堂钟。凡集众则击之。遇住持每赴众入堂时，鸣七下；斋粥下堂时、放参时、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时，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则不鸣〕。堂前念诵时，念佛一声，轻鸣一下，末叠一下。堂司主之。

殿钟。住持朝慕（暮）行香时，鸣七下。凡集众生（升）殿，必与僧堂钟相应接击之。知殿主之。〔124〕

明天启刊《金陵梵刹志》中的鸡鸣寺〔125〕

文中规格最高的“大钟”，便是悬挂于钟楼之上，这种制度，一直被沿用到今天〔126〕。鼓的用途，同样也有很多区别：

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并击之。击鼓之法：上堂时三通，……小参一通，普说五下，入室三下，皆当缓击。

茶鼓。长击一通。侍司主之。

斋鼓。三通，如上堂时，但节会稍促而已。

普请鼓。长击一通。

更鼓。早、晚平击三通。馀随更次击。库司主之。

欲（浴）鼓。四通，次第候众击〔其详见知浴章〕。知浴主之。

以上宜各有常度，母（毋）令失准。〔127〕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在清晓黄昏，钟鼓都有报时的功能，但无论这种报时的“更鼓”，还是“身份”最为尊显的“法鼓”，或者其他各种佛寺用鼓，其作用和地位，都远不足以与“大钟”相并比，特别是在阐扬佛理方面，这一“大钟”还独擅有超法界、破铁围、证圆通、成正觉的神圣功效。穆修在宋仁宗天圣初年亦曾讲述说，据释氏之言，此钟“叩之可以上极天界，下洞幽泉，导死者冥昧之魂，出地狱沉沦之苦，……非独用之节昏晓、戒食寝而已”〔128〕。盖当时善男信女，笃信佛祖说法，“撞钟一声，以示阿难及诸大众反观内照，得入理门”〔129〕，这一点正是当时的寺院仅建有钟楼而未尝专门兴修鼓楼的内在缘由〔130〕。

在宋僧宗赜撰著的《禅苑清规》一书当中，与殿主、阁主、塔主、罗汉堂主、水陆堂主、真堂主一道并列有“钟头”一项名目，述其职事为“拂拭尘埃，列正供具，以时洒扫，庄饰香灯，参后展席，以待众人瞻礼”，实际上是分头打扫寺内各类“教务”房舍，“钟头”显然负责收拾钟楼（除此之外，在寺院铸钟时钟头也具体司职铸造事宜），可是却没有开列管理鼓楼清洁卫生的人员；又书中《训童行》一篇，一一论列各项僧人职事，也只训示“打钟行者，不得失时。常令洒扫，并斋时烧香礼拜，愿闻钟声，皆得解脱”，同样没有对应的“打鼓行者”〔131〕，这些情况正显示出当时的寺院还没有设置鼓楼。京兆府兴平县保宁寺的钟铭显示，在宋真宗时，这座寺院的钟头同时还身兼本寺“落室院主”〔13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钟楼独有的重要地位。

《五山十刹图》上的南宋杭州灵隐寺伽蓝配置形式

虽然日本入宋僧侣《五山十刹图》中所描绘的各禅宗寺院布局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没有标绘钟楼（如明州天童寺），有的寺院是钟楼西与观音阁相对（如台州万年寺），但在设置钟楼的情况下，钟楼位居东侧，而且西侧绝没有鼓楼与之对应，这一点则是各个寺院共有的配置形式〔133〕，这也应该是当时各地伽蓝普遍奉行的通则。

明了上述僧寺制度，便有理由判别，诸如“晨钟暮鼓”之类的词句，在宋元时期，不过是对僧侣鸣钟击鼓生活方式的一种形象描述而已，并不能说明当时在寺院里面已经建有与钟楼并峙的鼓楼。南宋时人曹勋记述高宗绍兴年间在临安兴修仙林寺事，谓当地起初“僧舍无有，钟鼓莫闻”，有僧智卿因谓：“上圣既宅有四海，抚存八纮，以千乘万骑，巡幸浙右，可无佛宇？朝钟暮鼔，讲如来妙旨，为有众之归依，则三乘既传，六用可警。”都是钟、鼓并提，而随后在当地肇建佛寺，系“创为三门、佛殿、药师殿、法堂、佛阁、戒坛、寝室、方丈、僧堂、厨库、廊庑、钟楼、磨坊、病院，选僧浴厕，无一不备”〔134〕，落成之后，并没有见到鼓楼，这一事例，可以清楚印证上述推断。

另外，还曾有学者以为，道观当中左右对置钟、鼓二楼的制度，是在明代几乎与佛寺同步形成〔135〕。如上一节所述，元代在道观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同时并置钟楼和鼓楼，而且寻其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南宋和蒙古时期，因此，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僧侣在寺院中增设鼓楼，并使之与钟楼两相对峙，这显然是在效法道观。我们看到，起初效法佛寺设置钟楼的道观，最终又反过来将自己确立的钟鼓楼配置形式，传送给寺院。过去有些研究者认为，佛寺中东钟楼、西经藏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代初年，“大概到明代中叶，才在其对应的西侧建立鼓楼”〔136〕，若是这样，道观影响僧寺的时间轨迹，将愈加彰显。

在佛、道两教的共同影响下，世俗社会的钟、鼓二楼配置方位，也逐渐发生变化。至明代后期，就有一些都邑把钟楼改建到鼓楼东侧，继元代之后，重又出现了东钟西鼓的格局。例如，上一节已经谈到，今西安城的钟鼓楼，在宋元时期本来是东鼓西钟，明洪武十三年重建鼓楼，大体还在原来的方位，而到万历十年，则将钟楼移至鼓楼之东“南北东西皆大街”的都邑中心位置上（即今西安钟楼的位置，迁移前原本在今广济街口）〔137〕，相对位置颠倒过来。又如今南京大钟亭的前身即为南京钟楼，在今鼓楼亦即明初以来的鼓楼东北，与《洪武京城图志》记载的相对位置，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原来的钟楼在清康熙初年已经坼毁，迄至光绪年间，始重又新建此亭〔138〕，位置的改移，正反映出清朝人的钟鼓楼匹配观念。

入清以后，这种趋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譬如在清代前期，浙江海宁县潮神庙，“前为仪门三楹，大门三楹，左钟楼、右鼓楼”〔139〕，这还可以归属为南宋以来祠庙方面的例证。其他如广东清远县，在康熙年间修“东南角钟楼一，西北角鼓楼一”；又广东琼山县学，于乾隆年间因圮于飓风，“移建于鼓楼之东、钟楼之北”，钟楼显然也是坐东面西，与鼓楼相对〔140〕；还有康熙时山东“历城之东，旧有钟楼，不知其始所自，……楼与鼓楼对峙”〔141〕；民国时期的河北卢龙县城，为清朝永平府治城，城内有钟楼、鼓楼，都是从清代承袭而来，其相互位置，也是钟楼居东，鼓楼偏西〔142〕，这些就都是作为都邑附属设施的具体例证，体现出钟鼓楼配置形式演化的最终结果。

至此，我们已经梳理出唐代以来中国都邑当中钟、鼓二楼东西方位配置的演变大势：首先是世俗以东鼓西钟为定制，佛寺以东钟西经为定制，佛寺的制度并且迅速为道观所仿效。至南宋时期，在一部分介于大千尘寰与三清灵宇之间的祠庙当中，率先出现了融合仙凡两界的东钟西鼓对置形式，情况开始发生改变。紧随其后，元朝在道观中比较普遍地采用了这种新的布局形态。进入明代，它又被佛寺接纳为通行的定制，并在清代发展成为寺院、道观与人世间城郭共同行用的钟、鼓楼配置准则。不过，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轮廓，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还有诸多细节，需要逐一展开；至于表象背后的深层机理，更有待来日再予以剖析揭示。

民国《卢龙县志·卢龙县城斜面图》上的钟、鼓楼

2010年11月24日记

2010年12月5日修改定稿

原刊《文史哲》2011年第4期

注释

〔1〕本文系在2010年12月21—22日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唐史研究的新视野：都市、交通与物质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宣读。

〔2〕《尚书·尧典》，据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页10—12。

〔3〕汉蔡邕《蔡中郎外集》（清咸丰二年杨氏海源阁仿宋刊本）卷四《独断》，页29a。

〔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并唐张守节《正义》，页2628—2629。

〔5〕嘉靖《彰德府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卷八《邺都宫室志》，页3a。

〔6〕嘉靖《彰德府志》卷首《彰德府志目录》末附崔铣自序，页2a—3a。

〔7〕宋晁公武《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影印宋淳祐刊袁州本）卷二下《地理类》“相台志”条，页933。嘉靖《彰德府志》卷五《官师志》，页12。

〔8〕唐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一六《乐部·钟》引戴延之《西征记》，页396。

〔9〕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卷六《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鄂尔多斯）》，页122。

〔10〕《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四《郁林王本纪》，页74。

〔11〕《韩诗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本）卷一，页16。

〔12〕北魏郦道元《水经·漯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壬辰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一三，页207。

〔13〕《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四三《李崇传》，页1594。

〔14〕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本）卷二，页72。

〔15〕北魏郦道元《水经·穀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六，页252。

〔16〕《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一《后妃传·武穆裴皇后》，页330。

〔17〕《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二六《徐陵传》，页327。

〔18〕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二二鲍照《行药至城东桥》并唐李善注，页318。

〔19〕《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卷四四《儒林传·权会》，页593。

〔20〕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八“门下省城门郎”条，页249—250。

〔21〕《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页1285—1286。

〔22〕《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七四《马周传》，页2619。

〔23〕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四九《神仙》引唐皇甫枚《三水小牍》佚文，页307—308。

〔24〕唐李贺《歌诗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中华再造善本》影印蒙古宪宗六年赵衍刻本）卷四《官街鼓》，页12。

〔25〕宋晁载之《续谈助》卷四摘录唐杜宝《大业杂记》（清光绪十三年归安陆氏刻《十万卷楼丛书》本），页29a。

〔26〕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刊《经训堂丛书》本）卷六，页105。

〔2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九，页121。

〔28〕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页217。

〔29〕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影印清光绪丙戌公善堂刊本）卷四《吉礼·皇帝冬至祀圜丘》，页35；卷三七《吉礼·皇帝时享于太庙》，页203。

〔3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六，页102。案为排除传刻过程中的文字讹误，核对了成化郃阳书堂刻本和嘉靖西安知府李经刻本这两个早期印本，其相关内容，与毕沅刻本并没有差异。又案《初学记》卷一六《乐部·钟》引岑文本《太极殿前钟铭》（页397），谓“贞观之十四载，岁在上章，乃诏工者凫氏，铄铜为钟，陈诸路寝之庭，以纪壶人之节”，记此铜钟铸造于贞观十四年，与《长安志》所记钟、鼓楼置于贞观四年者有所不同，未详孰是。

〔31〕案今传本宋程大昌《雍录》（明万历刻《古今逸史》本）卷三《唐西内太极宫图》（页9）绘制钟楼居东、鼓楼在西，与《长安志》的记载相反，此图较《长安志》后出，疑有讹误。又该书同卷《阁本大明宫图》（页5）上钟、鼓二楼的相对位置，也是东钟西鼓，疑同属误绘。

〔32〕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六《市》，页1581。

〔33〕《诗经·小雅·采芑》，据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道光二十七年吴门南园扫叶山庄原刻本）卷一七，页24b。

〔34〕《孟子·梁惠王》上汉赵岐注，据宋孙奭《孟子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卷一上，页12。参见清阎若璩著，樊廷枚校补《四书释地补》（清嘉庆丙子梅阳海涵堂刻本）之《四书释地三续补》“兵以鼓进”条，页3。

〔35〕宋佚名辑《十一家注孙子》（杭州，西泠印社，2005，影印宋刻本）卷中《军争》，页36b。

〔36〕《诗经·邶风·击鼓》，据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三，页14b。

〔37〕《左传》庄公十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150—151。

〔38〕唐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寻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二，页83。

〔39〕《淮南子·天文训》，据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三，页183—188。

〔40〕旧题金明七真著《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影印明正统《道藏》本）卷三《法具品》，页752。

〔41〕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七九，页3296。

〔42〕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续集卷五《寺塔记》上，页252—253。

〔43〕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宗教建筑》，页482。

〔44〕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三八隋张公礼《龙藏寺碑》，页2a—4b。

〔45〕唐崔塗《崔塗诗集》（明嘉靖刻本）之《赠休粮僧》，页10a。

〔46〕宋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三，页1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卷七“起自寒苦”条，页73。

〔47〕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三“分夜钟”条，页67—68。

〔48〕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一〇，页130。

〔49〕案《南史》卷七二《文学传》（页1764）载齐人丘仲孚，“少好学，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后世学者如明人郎瑛《七修续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四“半夜钟”条（页790）等，或以为唐代僧寺夜半鸣钟，当即“沿流”于此，所说自然引人思索，只是这种夜半击钟的做法，到底是世俗社会影响僧寺，还是倒转过来，反而是由僧庐传入尘世，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50〕唐黄滔《莆阳黄御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天壤阁丛书》本）之《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页275—279。

〔51〕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宗教建筑》，页482。

〔52〕唐释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印《大正藏》本）之《戒坛高下广狭第四并引图相》，页810—813。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宗教建筑》，页482。

〔53〕唐释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自序，页807。

〔54〕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119—121。

〔55〕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宗教建筑》（页477）转引。

〔56〕关野贞《日本建築史》第三章第三节《佛寺》，又第四章第四节《佛寺》，据作者文集《日本の建築と藝術》（东京，岩波书店，1940）上卷，页161—166，页232—237。

〔57〕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集配影印宋、明刻本）卷八二○唐白敏中《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图记》，页4331。

〔58〕《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六四《沈光传》，页1513。

〔59〕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八隋张公礼《龙藏寺碑》，页3a。

〔60〕《陈书》卷五《宣帝纪》，页92。

〔61〕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影印民国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卷三八唐朱怀隐《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页258—259。

〔62〕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宗教建筑》，页482。

〔63〕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八唐朱怀隐《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页258—259。案“《多心经》一部”句之“经一”两字，原石阙泐，此从《八琼室金石补正》增补。

〔64〕梁萧统《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影印宋明州刻六臣注本）卷一一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唐李周翰注，页174。

〔65〕元释德煇《敕修百丈清规》（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印《大正藏》本）卷八，页1155。参见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二《鸣器》，页18。

〔66〕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之《目录篇》二《敦煌道教文献分类叙录》“三洞奉道科诫经”条，页137—139。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录》（成都，巴蜀书社，2008）二《戒律清规类》“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条，页213—214。

〔67〕旧题金明七真著《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一《置观品》，页745。

〔68〕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简装纸皮本）卷三五周武帝撰《二教钟铭并序》，页296。

〔69〕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六九唐睿宗《景龙观钟铭》，页6b。

〔70〕路远《〈玄秘塔碑〉与〈回元观钟楼铭〉——西安碑林藏柳公权书迹刻石》，刊《碑林集刊》第十六辑（2010年号），页318—319。

〔71〕旧题金明七真著《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法具品》，页752。

〔72〕陈垣编纂，陈智超与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之《广州重修天庆观记》，页287。

〔73〕宋陆游《渭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陆游集》本）卷一六《洞霄宫碑》，页2126。

〔74〕元邵亨贞《野处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仙鹤观记》，页6a。

〔75〕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补配明安氏活字印本）卷三八《紫云山崇仙观记》，页9a。

〔76〕元虞集《道园学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卷四五《大若岩广福灵真宫铭》，页3a。

〔77〕佚名辑《宫观碑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影印明正统《道藏》本）之金郑子聃《中都十方大天长观重修碑》，页716。

〔78〕陈同滨等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上册上卷《坛庙寺观》之《蒲州荣河县创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庙像图石》拓本和摹本，页118—119。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第三卷第四章第二节《宋金重要礼制建筑类型及形制》，页144—149。

〔79〕案邓牧《洞霄图志》通行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但是已经佚失此“洞霄宫图”，《四库全书》本同样阙载该图。又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国内公藏亦别无早期刊本。因此，上面所做论述，系转据陈同滨等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上册上卷《坛庙寺观》所收录之《洞霄宫图》（页133），此图似属元代刻本，疑为海外藏品。

〔80〕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分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第76图“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图碑”，第77图“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拓片”，第78图“大金承安重修中岳庙图墨线图”。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卷一二七《梁襄修中岳庙图碑》，页900—901。

〔81〕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昭和二年印《大正藏》本）卷上，页1064。

〔82〕陈垣编纂，陈智超与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之元人鹿森撰《会仙观记》，页591。

〔83〕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影印清光绪己亥刻本）卷三〇元王道亨撰《真常宫记》，页50b。

〔84〕元胡祗遹《胡祗遹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卷一七《太清宫碑》，页376。

〔85〕陈垣编纂，陈智超与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之元田璞撰《重修隆阳宫碑》，页823。

〔86〕元邵亨贞《野处集》卷一《仙鹤观记》，页7a。

〔87〕陈垣编纂，陈智超与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之元邓文原撰《杭州福神观记》，页1155。

〔88〕元李道谦辑《甘水仙源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影印明正统《道藏》本）卷一〇蒙古商挺撰《增修华清宫记》，页810。

〔89〕元程钜夫《雪楼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页23a；又卷一九《扬州重建玄妙观碑》，页28b。

〔90〕元任士林《松乡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大护持杭州路宗阳宫碑》，页24a。

〔91〕元陈旅《安雅堂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〇《龙虎山繁禧观碑铭》，页3b。

〔92〕元黄溍《黄溍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王珽自行编排本）之《龙虎山仙源观记》，页359—360。

〔93〕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六《冲玄观记》，页359。

〔94〕元吴澄《吴文正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七《仙原观记》，页14a。

〔95〕元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八《仙岩元禧观记》，页7a。

〔96〕明杨尔曾《新镌海内奇观》（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中国古版画》之《地理卷·胜景图》影印明万历三十七年夷白堂刻本）卷一《白岳图》，页12。

〔97〕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一，页2—3。

〔9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影印原稿本）方域三之三五，页7361。

〔99〕《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二五《地理志》中，页587—588。

〔100〕元杨奂《还山遗稿》（民国张钧衡刻《适园丛书》本）卷上《汴故宫记》，页2b。

〔10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九，页7322—7323。又清徐松辑《元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缪荃孙刻《藕香零拾》本）卷四《宋城阙古迹》，页231。

〔102〕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清乾隆甲辰毕沅灵岩山馆刻本）卷上《奉元城图》，页11b—12a。案为排除清代刻本翻刻时所造成的变形，又核对了明成化郃阳书堂刻本，在钟楼与鼓楼（敬时楼）的相对位置这一点上，二者并无歧异。

〔10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一“宫阙制度”条，页251—252。

〔104〕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卷五四《城市》引元熊梦祥《析津志》佚文，页868。

〔105〕明官修《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影印明天顺内府刻本）卷六《凤阳府·宫室》，页132。

〔106〕明官修《洪武京城图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之《楼馆》，页50。又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民国十八年中社影印明嘉靖间原刻本）之《国朝都城图》，页24。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明万历刻本）之《宫室》卷三，页1028。

〔107〕明官修《大明一统志》卷六《南京·宫室》，页116。

〔108〕明康海《康对山先生集》（明万历十年潘允哲刻本）卷二六《固原镇鼓楼记》，页3a。

〔109〕嘉靖《天长县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重印《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影印本）卷三《人事志·县志》，页11a；又卷五《人事志·文章·纪载》载明王心《鼓楼记并铭》，页52a。

〔110〕嘉靖《长沙府志》（明嘉靖刻本）卷五《兵防纪·长沙府城》，页22。

〔111〕明谢肇淛《麈馀》（日本京师书肆林伊兵卫等宽政戊午丙辰间刻本）卷二，页4b。

〔112〕清苏昌臣《河东盐政汇纂》（清康熙刻本）卷二《廨宇》，页20。

〔113〕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第四卷第三章第二节《地神坛庙》，页138—139。

〔114〕明查志隆《岱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道藏要籍选刊》影印明本）卷九《灵宇纪》，页60。康熙《泰安州志》（民国铅印本）卷二《建置志·祠宇》，页3b。

〔115〕清李榕《华岳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中国古版画》之《地理卷·胜景图》摘选影印清道光刻本）卷首附图，页169。

〔116〕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第三章第二节《地神坛庙》，页148。

〔117〕明官修《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明代写本）卷一三八二二《二寘·寺》之“相国寺”条引宋宋白《铭》，页5908—5909。案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明万历刻本）卷一三六《文部》记有“大相国寺碑铭”条（页5b），谓“寺碑在大梁，为翰林承旨宋白撰，待诏吴郢书，完好若新立者”，应即此铭。

〔118〕宋穆修《河南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排印《枕碧楼丛书》本）卷三《亳州法相寺禅院钟记》，页326。

〔119〕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写《至大金陵新志》本）卷一一下《祠祀志·寺院》“保宁禅寺”条，页5699。

〔120〕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第六章第一节《汉地佛教建筑》，页300—305。

〔121〕明杨尔曾《新镌海内奇观》卷五《普陀洛珈山图》，页81。

〔122〕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二《鸣器》，页20，页52。

〔123〕案宋人著述中书有“晨钟暮鼓”者，如欧阳修《居士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欧阳修全集》本）卷五《庐山高赠同年刘允中归南康》（页35）、黄庭坚《山谷别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智海禅院大殿功德疏》（页2b）；书有“朝钟暮鼓”者，如苏轼《东坡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排印《东坡七集》简装纸皮本）卷三《游径山》（页54）；书有“声钟击鼓”者，如释圜悟克勤《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京都，贝叶书，约明治时期印本）卷二（页10a），等等。

〔124〕元释德煇《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页1155。

〔125〕陈同滨等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大图典》上册上卷《坛庙寺观》所收录之明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天启刻本插图“鸡鸣寺右景”，页188。

〔126〕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二《鸣器》，页19—20。

〔127〕元释德煇《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页1156。

〔128〕宋穆修《河南集》卷三《亳州法相禅院钟记》，页326。

〔129〕清刘喜海《金石苑》（清道光二十八年刘氏来凤堂原刻本）之宋王咸久撰《宋灵峰院钟楼记》，页1b。

〔130〕案关于中国佛教信众中流传的鸣钟灵验观念，请参看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研究》（东京，大东出版社，1984）第二章《隋長安大禪定寺智興について——鳴鐘說話伝承——》，页16—27。

〔131〕宋释宗赜《禅苑清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卷四“殿主钟头”条，页50；又卷九《训童行》，页118—119。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六《保宁寺钟款》（宋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页6a。

〔132〕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六《保宁寺钟款》（宋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页6a。

〔133〕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之图版《龙华院本〈大宋名蓝图〉》，页114—116。

〔134〕宋曹勋《松隐文集》（民国刘承幹刊《嘉业堂丛书》本）卷三一《仙林寺记》，页2a—3a。

〔135〕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第六章第四节《道教建筑》，页359。

〔136〕《中国建筑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第四章第一节《寺庙祠观》，页90。

〔137〕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卷五《地理考》下并所引明龚懋贤撰《钟楼碑记》，页2a—3a。

〔138〕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江苏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上册《南京市区文物图》（一），页144—145；下册《文物单位简介》，页28。

〔139〕雍正《浙江通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一八《祠祀·杭州府》下，页3a。

〔140〕道光《广东通志》（清道光刻本）卷一二五《建置略·城池》，页26a；又卷一四二《建置略·学校》，页8b。

〔141〕清卫既齐《廉立堂文集》（清乾隆刻本）卷七《重修钟楼记》，页7。

〔142〕民国《卢龙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卷首“卢龙县城斜面图”；又卷一《疆域·城池》，页40，页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