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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什么/（日）盐野七生著；计丽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086-5310-5

I. ①文… II. ①盐… ②计… III.①文艺复兴－研究 IV.①K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0123号

文艺复兴是什么

著者：[日]盐野七生

译者：计丽屏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5310-5/k·468

定价：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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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什么

[日]盐野七生　著

计丽屏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读者

第一部 佛罗伦萨篇

第二部 罗马篇

第三部 基安蒂的格列韦篇

第四部 威尼斯篇

附录 重要人物简历一览

图片出处一览

致读者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对古罗马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对此，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写过文艺复兴。”听到这个回答，近90%的人会接着问：“那么，又是什么缘故让你对文艺复兴感兴趣的呢？”听了这样的问话，我心里总会有隐隐的失落感。我从事写作已经30载，为什么大家还不了解我呢？于是，为了让读过我作品的读者温故而知新，也为了方便尚未读过我的书的人们能够了解我，我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并依照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这本书。对话体是柏拉图以后的欧洲人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也曾用过这样的写作手法。

在东京的家里整理东西的时候，我找出了一本高中时代学过的世界史年表。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正式的历史年表。我感到很亲切，忍不住翻开书，看到了用毛笔认认真真写在封面内页的一个圆圈里十分醒目的一句话：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那一年，我16岁。

升大学之前，我很懵懂，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门学科。于是，我考虑先巩固一下学业基础，结果就选择了哲学专业。也许是时任院长安倍能成的想法，当时学习院大学（位于东京都丰岛区内的一所私立大学，日本的大多数皇族就读于此，故被誉为“皇家大学”。——译注）文学系哲学专业的学生在修完哲学、历史、宗教等课程以后，毕业论文题目可以自选。在欧洲，文科类的高中要学习人文教育课程，也就是通识教育。很偶然，我在大学学习了这门课程。于是，毕业论文我就选择了“论15世纪佛罗伦萨美术”这一论题。论文指导老师有三位，他们是研究西洋美术史的富永惣一老师、研究中世纪思想史的下村寅太郎老师、研究希腊和罗马文学的吴茂一老师。之所以有三位老师指导我一个人，是因为那一年哲学专业人文学科四年级的10名学生中，只有我一人选了与西方相关的题目。

三位老师给我的论文打了个“良”。现在回想起来，那篇论文只是写了一些皮毛而已。尽管当时的我只是一名学生，但是，始于歌德《意大利游记》终于奥维德《哀歌》的这篇文章实在算不上是论文。在论文答辩现场，三位老师嘴里说着“你的想法我们理解”，脸上流露出来的神情却很茫然，让正在进行答辩的我感到十分好笑。对于这三位仁慈的老师，我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每次出新书，我一定会赠送他们一人一本。

不管怎样，大学总算顺利毕业了。毕业典礼结束后有一个师生告别会。学习院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生加上选修哲学课的学生总共不到20人，所以我们去了目白车站附近的一家茶馆。当时的告别会非常节省，就连学习院大学也不例外。

指导我毕业论文的三位老师都没有去。坐在我前面的一位教授和我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他说：

“你研究的不是历史。”

“您说我研究的不是历史学我理解，但是如果您说不是历史，我不同意。”

当时的日本还很穷，大学生去海外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没看到过实物，参照的都是照片。两年后，我到了意大利，最先去的就是佛罗伦萨，参观了乌菲兹美术馆。

第一次面对如此非凡且数量众多的美术作品，我感动万分。我向诸神发誓，绝不评价任何一幅作品。我深深意识到艺术作品不应该听别人的讲解，而是应该自己虚心地去体会，从中悟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么，怎样才能和作者进行心灵交流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去欣赏优秀作品。后来我用了两年时间，以意大利为轴心，游历了欧洲和中近东、北非。《米其林指南》也被我翻烂了。

就在我结束这次旅行之后，在一位相识的编辑建议下，我开始了写作。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对艺术作品不作任何评价。所以书中的主人公不是那些留下了作品的创作者，相反，主人公都是未曾留下过任何作品的创作者。因为赶上了文艺复兴这一时代，因为赶上了中世纪价值观蜕变而必须创造新的价值观的时代，所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成为时代的创作者，虽然他们没有留下供我们今天可以用肉眼去欣赏的作品。创作者留下的作品无须别人论长道短。但是那些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用肉眼欣赏的作品的人，我想，了解他们不会一无用处。

就这样，我写作并发表了15部以上的作品，统称为“文艺复兴种种”。写作就要学习，学了就要思考。写毕业论文时我遇到了很多疑问，阅读日本人写的研究成果时碰到了许多我无法理解的问题，正因为大学毕业时的我把这些疑问一股脑儿地扔了过去，才让参加答辩的老师们感到茫然不知所云。所以我想，要解开这些疑问，必须阅读相关史料，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住在意大利。

在学习、思考、写作的过程中，随着对文艺复兴的了解越来越多，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就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西欧奠定的价值观不断蜕变的时代。我赶上了统治近代西欧的价值观崩塌的时代，赶上了支配中世纪的基督教价值观崩塌后的文艺复兴人。他们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观，首先回归的是古罗马。我也要回归，我要首先弄清楚古罗马是什么。于是我写罗马。鉴于上述原因，我对罗马人抱有浓厚的兴趣也是很自然的。

第一部 佛罗伦萨篇

对话是在以下几个地方进行的。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巴杰罗宫、圣马可教堂、美第奇宫、圣洛伦佐大教堂、鲁切拉宫、韦奇奥桥、皮蒂宫，以及现在叫作米开朗基罗广场的、站在上面能将佛罗伦萨尽收眼底的小山丘等。

我想问的问题太多了，不知道该从何问起。其中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于我的脑海，就从这里问起吧。

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一下子就问到本质上了。既然这样，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就先放一放，我先来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吧。

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爆发就是后人命名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的本质。

但是，这一精神运动不只是局限于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爆发，这种欲望爆发的结果就是在以造型美术为中心的各个领域，结晶出了一件又一件“作品”。

创造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理解行为的“王道”。但丁说过，单纯依赖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口、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scienza”（科学）。意大利语中的“scienza”翻译成英语就是“science”，其词源是拉丁语中的“科学”（scientia），其背后的意思是“知识”、“理解”。我想，scienza这个词，无论是把它翻译成“科学”还是“学问”，都不如其词源所隐含的“知识”乃至“理解”更为贴切。为什么说但丁这话是正确的呢？只要你试着把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用口头的形式告诉他人或者用笔写成文章自然就会明白。你会明白大脑中思考的问题只有通过表达这一途径才会变得更加清晰。当然，说和写是向他人传递思想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把它们看作是手段的话，那它们充其量不过就是手段而已。事实上，它们还有一个非常有益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想法更加清晰。

莱昂纳多·达·芬奇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作品，甚至被说成是未完成的创作家。但是站在他的立场上，我认为他之所以未完成作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众多艺术家所猜想的一样，即莱昂纳多主动放弃继续创作，因为他认识到了以自己的能力无法把大脑中描绘的美和深度用画笔表现出来。

第二个原因是只有像莱昂纳多这样的人才知道的，那就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品尚未完成，他已窥见了作品的全貌。既然已经看到了、知道了出来后的作品会是怎样的，那么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就随之消退。这种情况下，莱昂纳多的做法就是放下画笔。与他相比，才能远不及他的画家们完成作品的比例要高许多。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这一假设。

与之前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大批怀揣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欲望的人。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从而学习、制作，自然而然产生了众多优秀作品。

那么，为什么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这种欲望到了那个时期会突然爆发呢？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千年间，人们的欲望一直受到抑制。

是谁抑制了人们的这种欲望呢？

是基督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义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者有幸”。也就是说，天堂之门只为相信的人开放。

相信的反面就是怀疑。从你连连发出“为什么”这一态度来看，你已经具备“文艺复兴精神”了。

这么说，我上天堂已经没有可能了。

如果你是生活在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徒，那真是希望渺茫。

附在本书后面的重要人物简历一览中，您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排在了“文艺复兴人”的第一个，他是基督教徒，而且死后被列入了圣人的行列。然而根据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文艺复兴”的第一人通常不是但丁就是乔托·迪·邦多纳。

认为文艺复兴始于诗人但丁或画家乔托，大概是考虑到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在艺术上的成就吧。应该说，他们以及他们之后的艺术家们都是一朵朵巨型的花。要让这些巨型的花盛开，首先需要肥沃的土壤，同时，充足的水分和阳光也不可或缺。文艺复兴作为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运动，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最华丽的成果。提供这一精神运动所需的土壤、水分和阳光等条件的，我想正是宗教人士圣方济各和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尽管乍看上去，他们似乎与艺术毫无关系。

文艺复兴的特点之一是非宗教性。然而圣方济各是方济各修道会的创始人，并为普及基督教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圣方济各是文艺复兴人呢？而且还是第一人？要说清楚这一点，有必要先了解基督教在他之前也就是在中世纪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在我说明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一下前提条件。

首先，我们把范围限定在西方宗教上。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有教义的宗教，另一类是没有教义的宗教。两者完全不同。有教义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属于一神教。无教义的宗教代表是希腊人及罗马人信仰的宗教，属于多神教。

其次，有独立的神职阶级和无独立的神职阶级。两者也不相同。有无神职阶级与宗教是否有教义关系密切。因为无论是犹太教的祭司还是基督教的神父，他们作为神职人员，任务是向普通信徒传播并解释、讲授教义。这个任务正是他们存在的主要原因。希腊、罗马的宗教没有教义，自然无须专事传播或讲授教义的神职阶级。事实上希腊和罗马也没有这一阶级。

4世纪初，罗马帝国进入衰退期。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君士坦丁一世。他规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时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其他宗教存在，罗马的宗教也还没有遭到禁止。但是到了4世纪末，在皇帝狄奥多西的授意下，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神教，原本就认为神是唯一的，不承认有其他神的存在。从理论上说，狄奥多西的决定是正确的。就这样，在明确了属于一神教的基督教为唯一合法宗教后，包括罗马宗教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都被看成异端邪教而遭到禁止。基督教有《圣经》，有教义。既然天下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那么，读《圣经》、向普通信徒布道的神职阶级势必获得更强的独立性以及更大的权力。

一个组织在排除异己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强化自己的组织。这算不上是好事，却是现实的人性体现。一个组织为强化自我，使用的第一个“武器”就是针对每一项罪行制定出相应的惩罚制度。基督教出台的惩罚制度极为严苛，就连未及时忏悔、周五吃了肉等等，都是罪孽，都要受到惩罚。如果把所有的罪孽加起来，一个人即使花上一生也不可能赎回。第二个“武器”是强调地狱的存在，用“会下地狱”威胁人们。基督教说，现世遭遇的不幸是上帝对人的考验，只能忍受。因为从没有人去过地狱并从那里回来，自然无法证实地狱是否真的存在，那么作为威胁，只能说这个武器是有效的。信者有幸，天堂之门将为他们打开。于是，善男信女们自不必说，那些害怕死后下地狱的人也会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他们的一生。神职人员抛却俗世把一生奉献给了神，他们因此可以免除这些罪孽。可想而知，神职人员的威望和权力自然大大提高。

话虽如此，人们怎么可以在漫长的一千年间，始终做顺从的基督教徒呢？

不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要强大起来，单靠抽象的说教是不行的。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生活在15世纪前半叶的意大利人洛伦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赠书》是伪造的。这份捐赠书的内容是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后，把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国土也就是后来的欧洲的土地捐赠给罗马教皇。在整个中世纪，没有人怀疑这份捐赠书的真伪，它成为教会坚称土地的真正所有权属于基督教会的依据。在这片生产基地同时又是生活场所的土地上，所谓的地主不过是向教会租借了土地而已，其租赁权是否继续生效，决定权在基督教会。

生活在15世纪前半叶的洛伦佐·瓦拉是位著名的古典文献学者。他通过分析《君士坦丁捐赠书》中使用的语言，证实基督教徒所依据的这一史料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世时的4世纪所写，而是11世纪伪造而成的。这就意味着从12世纪到13世纪的圣方济各时代，人们依然相信《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真实的。我想，中世纪的人们之所以成为教会这一“牧羊人”后面顺从的“绵羊”，原因之一就是现世的这种束缚吧。因为在那个时代，在标准基督教徒眼里，怀疑就是邪道。洛伦佐·瓦拉对既有观念提出怀疑，并断定《君士坦丁捐赠书》系伪造的这份勇气，完全符合作为文艺复兴人的条件。但是，第一个有勇气对既有思想表示疑惑并明确提出自己的怀疑的人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既然这样，我很想知道圣方济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那个时代，他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无疑是个异类。

先说说他的出身。他是跨国婚姻的结晶，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混血儿”。父亲是阿西西人，因为经商在法国南部逗留期间结识了当地一名女子并与她结了婚，把她带回阿西西，生下的孩子就是方济各。所以圣方济各身上同时流淌着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血。他父亲为他取名为方济各（Francesco，又译弗朗西斯）。现在的欧美，取这个名字的男性非常多，但在他之前从没有人用过，英语叫Francis，法语叫Francois，德语叫Franz，西班牙语叫Francisco。这些名字的出处都是出生于阿西西的圣人方济各，所以都是意大利语Francesco的派生词。Francesco是法国人的意思。给儿子取这样一个名字，可以想象，丈夫是多么爱那个从法国远嫁而来的妻子。尽管我们不知道圣方济各的母亲姓甚名谁，但是作为一个妻子，她一定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圣方济各提倡的基督教教义，不是之前人们听到的既严厉又恐怖的教义，而是充满了爱的教义。我想这与他父母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

只要抛却中世纪前期那个漫长岁月里形成的固有观念，虚心学习《圣经》，那么，圣方济各带给基督教会的革命，一定可以让人们体会到耶稣的教诲是充满爱和善的。耶稣基督认为与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相比，盛开在野地里的百合花更值得爱惜。由此可见，圣方济各对基督教义的解释是正确的。传教时，他使用意大利语。在当时意大利语被叫作俗语。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尽管知道拉丁语是知识分子的语言，是当时的世界通用语，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学习拉丁语。用拉丁语向他们传教无异于对牛弹琴。尽管他们用拉丁语做祷告，充其量只是机械地背诵，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相反，如果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意大利语，那么无论是传教还是祈祷，民众都会有切实的感受。圣方济各的希冀就是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基督教的教义。就这样，阿西西的这位修道士打破了由神职人员建立起来的宗教独裁体制。

圣方济各最关心的是贫困，这是他创设的方济各修道会的宗旨。但是尽管如此，他没有向罗马教廷发出断交信，虽然罗马教廷汇聚了程度不及所罗门却也穷奢极侈、饱食终日的高层神职人员。相反，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罗马教皇对方济各修道会的认可。既然这样，与后来的路德相比，难道还要说是圣方济各给基督教会带来了革命吗？

在意大利语中，神职阶级叫clero。圣方济各并没有否认这一神职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说，他认为有专职人员传授并讲解教义是有必要的，只不过对于教义的解释，自己与之前的其他神职人员不同而已。对圣方济各开创的崭新解释所体现的意义表示理解并全盘接受的是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如果你了解英诺森三世，就更容易理解圣方济各作为当时的神职人员之一，是怎样的一个异类。

说到英诺森三世，我想起高中历史教科书中说，他是一位让罗马教廷的权势达到顶峰的教皇。

此人出身于罗马近郊一个封建领主的家庭。在当时，这样的家庭通常由长子继承家业，次子成为神职人员，老三或受雇于其他领主担任军职或入赘妻子家，以此来保证家族的平安。所以，英诺森三世进入神职界并非缘于他多么信仰宗教。作为一个家庭，如果孩子能在基督教会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中出人头地，那么一家的平安系数就会大大提高。因此，他们毫不吝惜地对要进入神职界的孩子进行教育投入。年轻时的英诺森三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过神学，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过教会法。无论是巴黎大学还是博洛尼亚大学，在当时的欧洲都是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

本来就有异于常人的天赋，再加上这样完美的学习经历，在罗马教廷这样一个汇集了封建领主子弟的组织中，英诺森三世自然会受到重用。刚满38岁，他就当选上了教皇。

坐上教皇的位置以后，他取法号为英诺森三世。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加强以罗马为根据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和权力，而上面提到过的《君士坦丁捐赠书》就成了他手中的一个工具。罗马教皇没有军队，他使出的杀手锏一是“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二是“开除教籍”。教皇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令一下，意味着某地的神父不得为众信徒主持各种仪式。这样一来，刚出生的孩子就无法接受洗礼，年轻人结不了婚，死去的人也得不到涂油圣礼。也就是说，将要出生的孩子、准备结婚的人以及即将离世的人都得不到神的祝福。这样一来，善男信女们就会感到不安。

开除教籍的处罚就更严厉了。教皇规定基督教徒不得和被开除教籍的人发生任何联系。于是，被开除教籍的人生意做不成了，服从领主的义务也被剥夺了。这样的处分对皇帝，对国王，对封建诸侯来说具有多么强大的威力，你可以想象得到吧。无论是皇帝、国王，还是领主，正因为有顺从他们的人，其地位才能稳如泰山。如果没有了追随者，那么皇帝将不成其为皇帝，国王不成其为国王，领主不成其为领主。因此，在这个强有力的武器面前，他们束手无策。罗马教皇的惯常做法是，首先处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惩罚。如果不奏效，就以“开除教籍”来穷追猛打。无疑，在中世纪再也没有比这些武器更强有力的了。像德意志国王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亨利四世站在雪地里三天三夜，向教皇祈求撤销开除教籍处罚的“卡诺沙忏悔之行”，只可能是发生在圣方济各时代一百年前的事件。

利用这一武器，教皇英诺森三世迫使英国、德意志王国、法国、意大利的王侯们接受了他的说法，即王国正统的所有权属于罗马教廷，他们不过是受罗马教廷的委托来管理各自的国家而已。他甚至公然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充其量只是月亮。以上就是教科书中对“天主教会鼎盛时期的罗马教皇”所作解释的依据。

文艺复兴人之一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如果“领袖必须同时兼具狮子般的勇敢和狐狸般的狡猾”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英诺森三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位杰出的人物自然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因此，尽管教皇英诺森三世是基督教会旧体制的代表，但是他意识到方济各修道会将成为天主教会的新体制，于是他为方济各修道会的成立送去了祝福。对基督教信徒来说，那可是至高无上的礼物。我想这不是因为喜欢贵族派头、喜欢奢华生活方式的英诺森三世对圣方济各提出的清贫思想有共鸣，而是因为他认为，罗马教廷这一巨大的组织作为“太阳”，有必要引进新鲜血液，来激发组织的活力吧。这一年，身着华丽法衣的英诺森三世51岁，只穿一件清贫修道服的圣方济各27岁。

英诺森三世接受一个异类，承认他的地位并帮助其开展事业的行为，不能不说出人意料。也许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让英诺森三世看人的眼光也变得客观了吧。这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关于此人后面会详细谈到，他是勇敢举起反旗，反对罗马教廷，但又公然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一个人。

从修道会后来的发展来看，可以了解同意方济各修道会活动的英诺森三世的判断是正确的。

耶稣基督说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教皇。因此得到教皇的认可，年轻的圣方济各以及和他同辈的、圣方济各派的年轻修道士们都非常高兴。更重要的是，教皇的祝福增强了信徒们的安全感。因为得到教皇的认可，意味着不会被说成是异端，也不会被处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乃至开除教籍的惩罚。如果当时坐在教皇宝座上的不是英诺森三世，而是顽固的守旧派人士，那么刚刚诞生的方济各修道会或许会被打成异端吧。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就是这样僵化。

但是，方济各修道会兴盛的原因并非是得到了教皇的首肯。第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于圣方济各对《圣经》所作的崭新的诠释。他诠释基督教是传播爱的宗教。第二个原因是接下来要说的，在于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圣方济各是商人之子，对现实非常敏锐，可以说他的这种组织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在当时，欧洲所有人都是基督教徒，欧洲社会分三个阶层，分别是总称为“贵族”的神父阶级、被称为“教士”的修道士阶级以及平民阶级。不娶妻不生子、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的人们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用图解方式，大概是这样的：

圣方济各打破了这一阶级划分，用图解方式来看打破这一划分后的结果如下：

圣方济各对于那些无意进入修道院度过一生但从心里赞成圣方济各提出的宗旨的信徒，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无须违背自己的意志，只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基督教的规定，留在俗世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就好。每年离开俗世到修道院修行几日，你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基督教徒。

可以想象，他的这一回答带给当时的人们多大的慰藉。圣方济各把他们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称他们为“第三阶级”（teizaordine），纳入到方济各修道会。人们因此认为自己得到了拯救。不仅男性认为自己得到了拯救，女性同样因为参加了第三阶级而自认为得到了拯救。出身阿西西、与圣方济各自幼相识的圣基亚拉创设了方济各修道会女子组织，和男子组织一样成为第三阶级。圣方济各宗派信徒数量激增，这也是原因之一。

当然，把圣方济各看作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因不只是这一点，还在于他接受并践行了选择自由这一人类的最基本权利。

他认为把自己的每一天奉献给神的神父和教士与生活在俗世的平民之间的区别，不是前二者优于后者，而是选择的不同。此外，圣方济各从不强调只有自己的宗派是正确的，从而指责其他宗派是错的。就算遭到了同时代创设的竞争对手多明我会的谩骂和侮辱，方济各修道会也从不予以反击。至少从圣方济各的嘴里没有说过一句谴责其他宗派的话。不仅如此，他对不属于圣方济各宗派的平民也不带任何偏见。因为他坚信这些人有选择的自由。

他坚信只有基督教的神才是正确道路的引领者。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一神教教徒。对于坚信这一点的宗教人士来说，向异教徒传教是对神应尽的义务，而且当时正处于十字军东征时代。皇帝、国王以及君侯身先士卒，为夺回圣地而亲率的十字军远征总计就达七次。事实上，在诸王侯回国以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局部战争也从未间断过。也就是说，从1096年开始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到1270年第七次十字军远征结束的170年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从未停止过战争。

已过35岁的圣方济各决定前往战争中的巴勒斯坦。他此行的目的首先是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同时通过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共处。

说到底他终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前往巴勒斯坦的他裹着头巾，身穿茶色修道服，腰系草绳，脚穿皮拖鞋，和平时的装束并无二致。随行的是几名同样装束的修道士。他们未带任何防身用具，别说是武器，连短刀也没带一把。就这样，他们来到伊斯兰方面的营帐前，宣传基督教，呼吁实现和平。

对于这一状况，伊斯兰方面异常吃惊。天天与从头到脚藏身于钢铁盔甲中的基督教骑士们刀剑相接，某一天突然出现几个如此奇怪的男人，他们当然会吃惊。

当时的阿拉伯人坚信自己比西欧人的文明程度要高得多，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阿拉伯人没有逮捕圣方济各一行人，也没有杀他们，反而派出士兵护送他们回到基督教一侧的阵营。阿拉伯人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杀宗教人士，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几个人是疯子。圣方济各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了的事不会轻易放弃，即使失败也绝不退缩。但是只有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再作第二次尝试。大概他也明白自己怎么做都是徒劳。

尽管如此，在西欧的教徒人数还是在不断增加。在圣方济各步入老年之前，赞同并接受他教诲的人已经跨越意大利，遍布到了欧洲各地，尤其是当时的新兴阶级——商人和手工业者。

他说只要遵守基督教教义，挣钱也是好事。只要把挣来的钱捐赠给修道会，用于帮助麻风病患者、孤儿以及穷人，就是对神的献礼。既然挣钱不影响成为好的基督教徒，人们自然高兴。我再说一遍，当时是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只要有战争，人和物就会动起来。生产是手工业者的事情，而把手工业者制造出来的物品推向社会的是商人。负责输送人和物资的是拥有船只的意大利海洋城邦。阿玛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这些海洋城邦成了“十字军特需”的最大受益者。此外，罗马教廷有一个汇集庞大款项的收入体系。这些款项来自基督教徒缴纳的“什一税”。佛罗伦萨的兴盛就是始于他们负责管理自动进入罗马教廷的这些款项。很难用“商人”一词来概括的这些新兴阶级成了圣方济各宗派的中坚。

尽管这一类人成了信徒的中坚，但是，圣方济各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因此抛却尊重穷人的精神。他的这种坚守为文艺复兴在艺术领域铺平了道路。

圣方济各认为教堂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装饰不宜豪华。但是让很大一部分目不识丁的人理解《圣经》中的故事很有必要。之前的教堂利用镶嵌工艺把《圣经》内容以及圣人们的行踪以“图解”的形式绘于墙壁之上。但是镶嵌工艺制作费过高，而且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与此相比，在半干的灰浆上面快速作画的壁画画法不仅费用低，而且因为在灰浆干透之前即会画好，所以出来的壁画效果既素雅又大方，给人很质朴的印象。

可以说没有圣方济各，壁画艺术就得不到复兴。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壁画，其中绝大多数杰作都在圣方济各宗派的教堂里。它成就了乔托，并为文艺复兴绘画艺术开辟了一条大道。文艺复兴不能不提圣方济各。

原来如此。关于圣方济各在文艺复兴中的位置我懂了。但是，作为离不开政治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为什么也是文艺复兴人呢？他是神圣罗马帝国之长，而神圣罗马帝国应该算作中世纪的产物，所以他应该是属于旧体制的人，而不是新体制的人，不是吗？

你说的没错。无论是其出身还是社会地位，他都属于主宰中世纪的旧体制一方。

首先，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组织，它试图在欧洲复兴类似以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之名存在的、由基督教主宰的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国家。而这个组织的皇帝恰恰是腓特烈二世。强调教皇是“太阳”，而他只是“月亮”的主张是基督教会强加给他的一个立场。

其次，十字军东征是借“神之所望”这句话而发起，在这个时代，他的先辈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积极参与者。腓特烈二世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祖父的伯伯康拉德三世是率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之一。他的祖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历史上著名的“红胡子”（巴巴罗萨），此人是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之一。另两位将帅是英国狮心王理查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腓特烈二世本人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帅，尽管他在想法和结果上与两位先辈截然不同。

作为皇帝的后代，完全浸泡在旧体制中的腓特烈二世，其出身和商人之子圣方济各完全不同，但是二人又有很多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是二人都是“混血儿”。圣方济各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腓特烈二世的父亲是“红胡子”的儿子亨利六世，所以是德意志王国的人，母亲康斯坦萨是诺曼王朝之后，其祖先从诺曼底移居到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后开启了诺曼王朝，所以腓特烈二世是法裔意大利人。

第二个共同点是两人都在意大利出生长大，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当时的意大利在接受异域文明方面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开放。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异类的加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有很多接受后世所谓“文化冲击”的机会。

第三个共同点也是第二个共同点的必然结果，那就是二人都对既有观念持怀疑态度。有了怀疑就会设法寻求解开疑惑的方法。

圣方济各认为应该恢复耶稣提出的教诲——“穷人要得救”。皇帝腓特烈二世则认为基督教世界应该恢复耶稣的另一条教诲——“神的东西归神，皇帝的东西归皇帝”。

第四个共同点是二人都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阿西西是意大利中部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是圣方济各的父亲是一个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要培养独生子，财力上应该不成问题。然而，尽管相距并不遥远，圣方济各终究没有迈入博洛尼亚大学之门。

腓特烈二世3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尽管如此，他毕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之后，所以理应受过一些教育。只是他没有上过在当时用拉丁语叫作“universitas”的大学。回头看一下教皇英诺森三世，他可是就读过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人。

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可以说必不可少。但是教育也会带来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接受的教育越多，灌输的既有观念就越多。圣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碰巧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毒害。我想，或许这就是决定他们二人人生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只是摆脱了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因素而不懂正面的东西，就会终其一生陷于无智的境地。好在二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教育上的不足。当然，二人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

圣方济各虚心学习《圣经》，倾听耶稣基督的教诲，关心保护那些不愿意和人交流、讨厌别人接近、只会一个人面对大自然倾听小鸟鸣叫的麻风病患者。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看重源自自己心底的声音。

腓特烈二世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沉湎于阅读一本又一本的书。由于母亲这方的祖先、诺曼国王们的开放政策，生活在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很多。因为他和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都有交往，所以他接受的是自由的、现实的教育，远离偏见。蒙雷阿莱主教堂是腓特烈二世的外祖父那一代人建的，内部装饰采用的是镶嵌工艺，装饰风格是阿拉伯式样。相信参观过这座教堂的人看到此番情形一定会瞠目结舌。腓特烈二世虽然是德意志王国的人，却生长在意大利。在这里，用意大利语读音来称呼他的名字Federico更适合。圣方济各据说会意大利语和法语两种语言，而腓特烈二世会的语言远远不止两种，除了意大利语和法语，他还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阿拉伯语。之所以学习阿拉伯语，不只是因为他的西西里臣民中有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更是出于学习科学的需要。腓特烈二世兴趣广泛，尤其擅长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要学习这几门知识，在当时要么看阿拉伯文写的书籍，要么请阿拉伯人授课。

于是，在基督教世界里腓特烈二世只能是一个异类。如果他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人，那么就算是异类也没有任何不方便，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存在有赖于和异教徒之间的通商。但是，腓特烈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保护基督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想，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圣方济各比他容易多了。因为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首肯，方济各修道会不存在被认定为异端从而被开除教籍的危险。相反，腓特烈二世终生未能摆脱被开除教籍的惩处。因为他拒绝接受“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说法。

腓特烈二世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800年了，现在欧洲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分成三类，用意大利语就是：

“无神论者”（ateo）——泛指无神论者、无信仰者、不相信神的存在的人。

“有神论者”（credente）——说的是有信仰者，特别是那些说自己是“职业的”有神论者的人，他们忠实地遵守规定，每逢周日必去教会做弥撒。

“信而不迷神者”（laico）——不否认神的存在，但是明确区分宗教和非宗教领域的人。

修道士圣方济各自然是“有神论者”，而且是“职业的”有神论者。至于腓特烈二世，他当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在那个时代，即使是“信而不迷神者”也被看作是“无神论者”。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是“信而不迷神者”，他的著作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科学家伽利略是“信而不迷神者”，在基督教会的高压下，他被迫宣布放弃支持日心说。文艺复兴就是这些“信而不迷神者”发起的一场精神运动。腓特烈二世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文艺复兴初期，生活在基督教会肆无忌惮地宣扬“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那个时代。他不得不与这样的基督教会为敌。

除他以外的皇帝和国王们从不抗议自己被当作月亮或星星吗？

抗议是常有的事。但是，他们的抗议只围绕一个任命权，即在皇帝或国王统治的国家里，负责神圣事务的高层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应该掌握在教皇手中，还是应该掌握在皇帝或国王手中。人事权是权力之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们的反抗总摆脱不了单纯的权力之争的印象。然而，腓特烈二世向教会提出的反抗是要从根本上分离政治和宗教。可以说这已经是15世纪马基雅维利以及18世纪兴起的启蒙主义的前兆，是“信而不迷神者”思想向中世纪体制发起的挑战。

腓特烈二世“信而不迷神者”的精神具体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呢？

第一点是完善法律。因为古罗马帝国已经占据了他的心，所以或许应该说是法律的再完善。

第二点是设立官僚机构，辅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设想中的帝国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所以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官僚机构必不可少。

有没有建立类似中国科举制度那样的考试制度呢？

没有。与其相信别人的判断，腓特烈二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第三点就是完善税制。由于国家功能在漫长岁月里遭到废弃，要让国家功能重新发挥作用，就需要重建基础设施。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需要经费。在筹措经费方面，通过完善税制，他做到了公平公正，但是税率实在很高。

在那个时代，税金通常由各封建诸侯负责收取。他们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地方征收，只要能收上来。腓特烈二世制定的税率虽然高，但不是对所有情况都课以重税。关税是最容易征收的，但是，关税的税率定得很低。这是因为他知道提高经济实力是帝国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既然经济的振兴依赖物产的流通，那么降低关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第四点是整顿通货。这是为了追求经济实力的提升而出台的一项政策。

中世纪时代的国际通货是拜占庭帝国发行的铜币和伊斯兰国家的流通货币第纳尔。欧洲的流通货币被看作是劣币，信誉度很低，就连欧洲人自己在收到自己国家的货币后也会马上把它兑换成铜币或第纳尔。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欧洲货币的信誉度永远得不到提高。只要继续使用没有信誉度的劣币，那么经济振兴只能是一场梦。腓特烈二世立志复兴优良货币。

他给新发行的金币取名为“奥古斯塔尔”（奥古斯都式）。重量只有罗马时代金币的三分之二，但是和罗马帝国时代的金币一样，用纯金制成，不掺杂其他物质。正面雕刻皇帝的侧脸，周围刻介绍性文字。显而易见，这样的设计沿袭了整顿罗马帝国通货制度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的做法。据说这种货币刚发行时就受到人们的追捧，连东方人也很快接受了它。人们总以为是劣币驱逐良币。事实上，就算良币被劣币驱逐，那也只是暂时的，长远来看，被驱逐的还是劣币。当时，大多数王侯只顾眼前利益，乱造劣币，只有腓特烈二世深知拥有良币的好处。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根据地意大利南部铸造奥古斯塔尔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才发行高信誉度的优质金币，这些城邦在和他国的通商中逐渐积累起财富。

腓特烈二世强制推行的第五个政策是改革学术和艺术领域，这个政策带有浓厚的“信而不迷神者”色彩。

他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新建了一所大学。表面的理由是作为统治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内优秀人才为了求学不得不去外国大学就读这一现状。然而，腓特烈二世真正的用意并不在此。博洛尼亚大学深受罗马教廷的影响，他不喜欢臣下学习博洛尼亚大学所教的基督教法律。也就是说，那不勒斯大学是为了对抗博洛尼亚大学而设的一个学府。那不勒斯大学可以看作是一所政法大学，这里教授的法律是西塞罗时代的罗马法律，与基督教毫无关系。现在，那不勒斯大学的正式名称还是叫“腓特烈二世大学”。

距离那不勒斯不远的萨勒诺有当时欧洲唯一的一所医学院。腓特烈二世把它改造成了更加开放的学府。不论民族，不论宗教信仰，只要想在这里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不用说了，据说这所大学里还有女学生呢。

对于腓特烈二世来说，西西里的巴勒莫既是他生长的地方，也是自己的朝廷所在地。就在这个巴勒莫朝廷里，他设立了一个研究所。在这里收集到的文献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还有阿拉伯语的文献。聚集在这里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分别来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阿拉伯和犹太国家。所以我忍不住想，这也许同样是模仿了古代著名的研究机构——埃及亚历山大的“图书馆”。腓特烈二世甚至给埃及和突尼斯的君主写信，委托他们介绍优秀学者前来加入自己的研究所，而那些君主是当时教会严令禁止交往的穆斯林。皇帝直属的这个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使用的语言是欧洲知识分子也是世界通用语——拉丁语。名义上和事实上的真正“研究所所长”腓特烈二世本人也写过若干著作，最著名的一本是关于对其喜好的猎鹰的考察。这项成果完全超越了兴趣爱好的范畴，是一本科学书籍，甚至被认为是现代鸟类学的开端。

研究员中除了学者，还有不少文人。这些文人对源自古拉丁语俗语变形而来的意大利语进行了改良。曾经的意大利语是平民百姓的语言，很粗俗，知识分子不屑于使用。把意大利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推而广之的，就是腓特烈二世的宫廷。

意大利语作为一门语言，如果没有足够的独立性，就只能继续依附于独立性很强的拉丁语。当时的拉丁语是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独家经销商品”。只要这种状态继续，那么知识领域就很难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腓特烈二世需要创造出既可以表达高尚思想也可以表达细腻感情的意大利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的这一设想就在诗人但丁的笔下开花结果。《圣经》里说先要有语言。的确，语言这种东西在明确表现理性、感性和悟性方面是最好的“工具”。腓特烈二世坚信语言不属于神，它属于人类。

但是，腓特烈二世应该算是早于18世纪的启蒙君主。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受到来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小城市激烈而顽强的反抗呢？这些地方应该比同时代其他地区更充满生机的。

启蒙君主是有明确改革目标的领袖，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能一味地等待人们觉醒。等待人们去理解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有时为了实现目标，不得不行使强权。正因为如此，成为专制领袖就成了启蒙君主的宿命。

古希腊城邦雅典，在伯里克利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期间，就是一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评价那个时代的雅典：表面上看是民主政体，实质上是一个人统治的国家。

讨论文艺复兴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常常拿来与伯里克利时的雅典作比较。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功实现了政治稳定，而佛罗伦萨政局的稳定始于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科西莫掌握政局的时期。尽管科西莫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市民的身份，但是我们仍把从科西莫出道到其孙子洛伦佐去世的那个时代叫作美第奇时代。这个时期在历史上又称作美第奇家族的僭主时代。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从政治到文化的主导权都掌握在美第奇家族的手中。

从一介商人突然发迹的美第奇和出身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室的腓特烈二世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他们之间不只是出身的不同，从他们生活的时代来看，也有着两百年的差距：一个生活在13世纪前半期，一个生活在15世纪前半期。还有一点我们同样不能忽略，那就是他们中的一人生活在罗马教廷势力极强的时代，一人生活在罗马教廷势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腓特烈二世心怀复兴罗马帝国型国家的野心。研究历史的后人常常错误地认为他的这一野心是纯粹的时代错误。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洛伦佐·瓦拉揭露《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罗马教廷秘密炮制的伪史料是在进入15世纪前半期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教皇以这份捐赠书为挡箭牌，以“禁止主持神圣仪式”和“开除教籍”为手段，长期束缚着人们的言行。腓特烈二世认为，要对抗如此强大的罗马教廷，只有建立强大的世俗国家。

但是，腓特烈二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由于他把经济活动也纳入了统一管理之下，从而成功实现了意大利南部的经济振兴。他以为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然而，在以米兰为中心的意大利北部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不依仗国家的帮助，他们的成绩都是依靠自身努力取得的，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毋庸置疑，他们一定会反对皇帝的统制经济政策。古罗马人遇到这种情形，通常会批准这些城市为自由城邦，允许他们实施城邦内政自治。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仅靠中央集权是很难做到的，即使一时成功也不会长久。只有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巧妙地结合起来，那么无论国土多么辽阔，国家功能都可以成功发挥作用。也许是因为腓特烈二世没有意识到古罗马人的这一智慧，也许是因为他不得不与强大的宗教势力罗马教廷为敌，使他无法充分发挥古罗马人的这一智慧，总之，在其他领域处事灵活的他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僵硬起来了。

不管怎样，一直对腓特烈二世“信而不迷神者”言论极度不满和愤怒的罗马教廷利用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商人阶级的反对，使得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这就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吧？

是的。发生在意大利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与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围绕神职授任权展开的教皇与国王之争不同，前者是意大利特有的现象。意大利商人虽然站在教皇一方，但是他们并不接受“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说法。应该说在观念上他们更接近腓特烈二世而非教皇，因为他们是信仰圣方济各创立的新宗派的中坚力量，而圣方济各的新宗派不提倡宗教介入俗世。也就是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反对的并非是腓特烈二世核心思想中的政教分离，他们反对的只是腓特烈二世强制推行的国家统治的规定。在经济利益问题上，他们与教皇派是一致的。

罗马教廷除了征收统称为“什一税”的宗教税，还有来自分布于各地的大片领地以及信徒的捐款，数额庞大。但是在罗马教廷清一色的神职人员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管理这笔巨款。于是罗马教廷把管理这笔巨款的工作委托给了佛罗伦萨及米兰的金融业者。而极尽奢华的高层神职阶级所需的东西也都购自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

教皇派和皇帝派之争不是缘于意识形态不同的抗争，它不过是一场缘于现实利害冲突的对抗。事实上，如果说佛罗伦萨属于教皇派，那么比萨和阿雷佐则是站在皇帝派一方。只因为这几个城邦相邻，平时就交恶不断。只有威尼斯站在这场争斗的外围，始终保持中立。因为威尼斯商人的顾客不是罗马教廷，而是东方的异教徒。

虽说在直接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撒下对抗种子的是他的爷爷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但是，腓特烈二世不加质疑地全盘继承了腓特烈一世。对此，我们只能怀疑他对现实的感觉过于迟钝了，甚至让人忍不住想，在其他领域对现实相当敏感的他，是不是过于相信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了。圣方济各通过设立第三阶级使经济活动脱离了宗教的束缚。与腓特烈二世相比，他对现实的敏锐度或许就源自其商人之子的出身而熟知商人的缘故吧。

说到圣方济各，我想起来了，这位宗教人士和腓特烈二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人都去过圣地，目的都是为了寻求和平。对吧？

不完全一样。圣方济各希望通过说服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从而实现巴勒斯坦的和平。腓特烈二世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异教徒的宗教信仰，而且他的圣地之行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圣方济各前往圣地完全出于自愿。

基督教徒为了夺回圣地，利用“神之所望”的借口派遣十字军东征。对此，腓特烈二世不仅不赞成甚至还很反感。他认为耶路撒冷不只是基督教徒的圣地，同时也是穆斯林的圣地。所以对于基督教徒所谓的“夺回”圣地这一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他持怀疑的态度。

话虽如此，但在基督教徒的世界里，他是世俗社会的最高长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所处的时代是基督教当道的时代，作为皇帝率领十字军东征是教皇强加给他的首要任务。罗马教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腓特烈二世率领十字军远征夺回圣地，每次他总想方设法找借口推脱，如等到把德意志诸侯完全纳入统治之下后再去，如等到镇压了意大利北部的教皇派叛乱后就去，种种理由不一而足。他一次次找借口拖延、一次次找借口推脱的态度激怒了罗马教皇。罗马教皇终于发出了最后通牒，严令腓特烈二世即刻率十字军远征，否则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

32岁的皇帝不得已只好率领军队离开了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然而，行至途中，他以船内疫病暴发为由，不到一个星期就返回了国内。这下罗马教皇彻底震怒了，不仅给了他开除教籍的处分，还严令禁止意大利南部所有神职人员为信徒主持神圣仪式。

年轻的皇帝没有屈服，他以死罪相威胁强行要求自己领地内的神职人员一如既往地为信徒主持神圣仪式，同时谴责罗马教廷以《君士坦丁捐赠书》为挡箭牌，干涉俗世权力。当然，从心里他希望避免与基督教会发生正面冲突，他只是不赞成像从前那样派遣十字军远征。事实上，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基督教徒的皇帝和穆斯林的君主之间，在隔着地中海的西西里的帕勒莫和埃及的开罗之间，有过多次信件往来。

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和宗教人士圣方济各不同，他不相信只凭口头言爱别人就会接受你。他知道要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要求，这件事情必须对对方有益。和西欧大多数人不同，他熟知伊斯兰世界的真实情形。他很清楚东方伊斯兰君主在那个时候完全不具备开展大规模战争的条件。皇帝提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建议。当时正好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刚刚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她是耶路撒冷国王的独生女儿。因为这次婚姻，他的名号中又加进了耶路撒冷王的称号。埃及君主不愿意和这位既是耶路撒冷王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领的十字军对决，于是接受了腓特烈二世的提议。

确认了埃及君主的态度之后，腓特烈二世这才从海路向巴勒斯坦出发，时间是1228年6月，此时距离以疫病暴发为由返回国内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又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罗马教皇不明就里，终于放下心来，等待这个叛逆儿与异教徒之间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不辱他身上流淌着的鲜血。那是率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康拉德三世和率领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红胡子”传给他的血。

因为事先已经和伊斯兰方面谈妥，所以虽然皇帝登陆时，随行的骑兵和多数士兵从头到脚身披钢铁盔甲，但是丝毫没有赶赴战场的气氛，倒像是前去参加阅兵式的现场。特意从开罗赶来迎接皇帝一行的穆斯林代表以同样的态度恭候贵客的到来。

腓特烈二世在独具伊斯兰特色的华丽宫殿里度过了在圣地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当伊斯兰高官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问：“为什么我没有听到清真寺尖塔传出声音？难道它没有提醒信徒应该开始祷告了吗？”伊斯兰高官毕恭毕敬地回答：“为了表示对基督教世界的俗世首领的尊重，在皇帝逗留巴勒斯坦期间我们不举行祷告。”听闻此言，33岁的皇帝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

“这么说，你们穆斯林访问欧洲的时候，我们基督教徒也不能敲响教堂的钟声了？”

也许是皇帝的这句话让他们放了心，祷告恢复了，一到穆斯林祷告时刻，圣地的清真寺尖塔就齐齐地响起了钟声。祷告虽然恢复了，伊斯兰方面的高官还是有所顾忌，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伏地祈祷。然而他们看到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情形，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只见跟随腓特烈二世而来的臣子中，有不少人一听到尖塔的钟声，也不管自己是否背对皇帝，都朝着麦加的方向跪了下去，头伏地开始祷告。皇帝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神情平静，丝毫没有不悦之色。圣地的穆斯林这才知道神圣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臣子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不在少数。

在开罗的君主曾经严格要求他们对腓特烈二世一定要礼遇有加。但是，上面这一幕让他们在感情上起了变化。他们变得主动起来。也因此，腓特烈二世在圣地逗留期间一切进展顺利。第二年，34岁的皇帝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正式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

与伊斯兰之间有关和平协定的谈判同样进展顺利。谈判结果如下：

第一，巴勒斯坦境内与耶稣基督渊源深远的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的主权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属于耶路撒冷国王腓特烈二世。基督教方面尊重并保证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的圣地的主权，尊重并保证来圣地参拜的穆斯林的信教自由和安全。

第二，同意皇帝的军队驻扎在圣地。其任务是保护前来圣地朝圣的基督教徒，兼顾保护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穆斯林。

第三，基督教方面从此不再向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所有伊斯兰国家发起侵略行动。

以这些条款为核心的和平协定在腓特烈二世和开罗君主签字画押后正式生效。十字军中的一部分人就这样留在圣地，担负起了警卫的任务。这就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二世很清楚，对这个和平协定心怀不满并采取过激行为试图破坏协定的一定不会是伊斯兰方面，而是迄今为止在巴勒斯坦一直与伊斯兰世界为敌的狂热基督教徒。事实上，那些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极力反对和平，并一次次地向罗马教皇告状，谴责腓特烈二世屈从了异教徒。

腓特烈二世回到意大利，迎接他的不是撤销“开除教籍”的处分，而是继续执行这一处分。罗马教皇的说法是，没有杀死一个异教徒的十字军不是十字军。按照他们的想法，即使保证信徒在圣地朝圣时的自由与安全，但是既然这不是打败异教徒后取得的成果，那么，十字军就不是以夺回圣地为目标的十字军。所以，腓特烈二世严重亵渎了皇帝的职责。

结果，腓特烈二世的和平协定只维持了短短一段时间。不是因为伊斯兰方面不合作，而是因为在巴勒斯坦和欧洲两地的基督教徒的强烈反对。围绕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再次燃起战火。在腓特烈二世缔结和平协定过去了短短15年后，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拿撒勒就被伊斯兰方面一一攻占。4年后，为了再次夺回圣地，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奔赴东方，经过6年的艰苦战斗却以失败告终，基督教徒未能如愿夺回圣地。路易九世于是再次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结果在远离巴勒斯坦的北非突尼斯成功登陆后，就被前来迎战的伊斯兰军队打得晕头转向。国王吃尽了苦头，最后病死在那里。接着，1291年，正如伊斯兰方面夸下海口说过的那样，最后一名士兵被赶出地中海，十字军被赶出了阿卡城，对于基督教方面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堡垒。至此，始于1096年的十字军东征彻底宣告结束。当然，此时腓特烈二世早已不在人世。罗马教廷把同样已经辞世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列入了圣人行列，历史上的圣路易说的就是此人。路易九世之所以被列入圣人行列，不是因为他创造了奇迹，也不是因为他像圣方济各那样拯救了无数的人，而是因为他远征异教徒并死在了他乡。

想到现在犹太和伊斯兰围绕耶路撒冷依然冲突不断，我觉得真是无话可说。

不是没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长久保持和平需，要各方的配合。这是必不可少的。打着夺回圣地旗号的十字军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保证基督教徒朝圣圣地的自由和安全。所以只要实现这一点，十字军就应该已经达到目的。但是，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最初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也就是说，从最初要确保朝圣圣地的自由和安全，变成了要把穆斯林赶出巴勒斯坦。腓特烈二世就是要终结手段目的化的弊端，只是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在那个时代”这个词或许换成“在任何时代”更为贴切。

如果说生前信徒不断增多、死后第二年就早早被列入圣人行列的圣方济各是历史上的赢家的话，那么腓特烈二世只能算是历史上的失败者：在56年的生涯里他始终与罗马教廷抗争，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并且霍亨斯陶芬王朝也在其子曼弗雷德这一代结束。但是不断远离中世纪的、有良心的欧洲人一定可以理解影响了后来欧洲各国形成的“信而不迷神者”的国家雏形就在腓特烈二世设想并为之努力的帝国之中，他们一定可以从腓特烈二世的无数功绩中体会到，一个真正的国家不是只有政治和军事强大，还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术以及文化等，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腓特烈二世表现出了一位优秀领袖的风度，而这正是文艺复兴诞生的自新又自立的人物形象。

今天还有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阿西西朝圣，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去过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方一个叫蒙特的城堡（山上的城堡），你一定会关心建此城堡的目的何在，一定希望了解建造如此特别的城堡的男人心中是怎样的想法。

最后，再说说腓特烈二世的外表形象吧。

因为基督教会把他断定为异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腓特烈二世的肖像画或雕像。刻意去找的话，最多可以看到一些画家画在其著作某个角落的画像或刻在皇帝御用印章里的浮雕以及印在金币上的侧脸。有记录说，他的头发和他祖父一样是红色的，但是没有任何史料提到他的身高如何。好在他临幸巴勒斯坦时，有一个见过他的阿拉伯人留下了一份记录。根据这份记录，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看上去身体极为虚弱，若放在奴隶市场，甚至卖不出高价。

蒙特城堡

从他一生的作为和成就推测，人们想当然地会认为他是一位很威风的美男子。然而，中世纪这位伟大的叛逆者，其形象竟然极其虚弱，甚至在奴隶市场上卖不出价钱，想想还挺有意思。

但是，肉体是父母所赐，思想则是后天自己形成的。如果是我，我更愿意用蒙特城堡来形容他的形象，以此缅怀这位不得已成为中世纪最大叛逆儿的男人，只因为他是过早出生的文艺复兴人。蒙特城堡以地中海上蓝天为背景，沐浴在阳光下，泛着白色的光芒，呈现出既优美且清晰的姿态。

接下来我们该谈到文艺复兴之花盛开的时代了。为什么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会在意大利发生呢？

罗马教廷是旧体制的根据地。有这样的罗马教廷近在身边是第一个原因。相距遥远时不容易看到问题所在；当它就在你眼前时，不用刻意去看，你也会注意到问题的存在。马基雅维利写过“罗马教廷快快搬去瑞士”，圭恰迪尼写过生前最想看到的三种情形之一是“神职人员不再对政治指手画脚”。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在同时代的法国、德意志王国以及英国找不出一个。在意大利，除了贸易立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以佛罗伦萨为首的其他城邦都是通过管理罗马教廷的财务来奠定经济发展基础的。每年罗马教廷会收到来自全欧洲信徒的税款、捐赠款，数额巨大。管理这些款项的是意大利金融业者。一旦人际关系中介入了金钱的因素，就一定可以看到人性真实的一面。也就是说，意大利商人在一门心思赚取更多金钱的同时，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神职阶级的真面目。

第二个原因是意大利出现了以居民自治为宗旨的“城市共同体”。这个“城市共同体”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进入法国，摇身变成了“公社”。

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同体”纷乱林立，到了15世纪，为数众多的“城市共同体”分别加入了米兰王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罗马教廷）以及那不勒斯王国等强国之下。至此，共同体不再是自治体意义上的“城市共同体”，而是摇身变成了“城邦”——符合各国国情的统一组织。当时各国的国情分别是这样的：米兰公国由公爵统治，那不勒斯王国由国王统治，教皇国由罗马教皇统治，热那亚共和国由四大家族分成两派交替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由美第奇家族实施僭主政治，只有威尼斯共和国继续维持少数人统治的共和政体，即寡头政治。

但是，真正担当得起“城邦”这一称呼的，看地图就知道只有威尼斯和佛伦罗萨。只有这两个共和国家继承了“城市共同体”的独立自主精神，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坚持这一精神。于是，文艺复兴之花首先在佛罗伦萨盛开，接着在威尼斯继续盛开。

为什么城邦只出现在意大利，而且还很兴旺昌盛呢？

这就需要首先了解什么是城邦。

想一想古希腊的城邦。所谓城邦，意思是“先有城市”，接着从城市开始，一步一步向周边地区扩张，最后形成国家的一种国体。城市共同体和城邦出现以前的中世纪处于以土地为资产的经济结构之下，是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掌握主导权的时代。相反，由那些没有土地但有智慧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城邦。甚至可以说城邦相当于智慧集团。两者在精神领域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前的“贵族”是由血统决定的，此时成了但丁所说的“决定贵族的不是血统而是高贵的精神”。之前，看一个人是看他所拥有的土地有多少，看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多少代以前；此时，才能的高低和气魄的大小成了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

对于文艺复兴发生在中世之秋还是近代之春的争论我没有兴趣。因为时代的划分不是可以用一条线来划定的，不能简单地说某个时间点之前是中世纪，之后是近代。

话虽如此，13世纪是个分水岭却是事实。圣方济各和腓特烈二世是生活在13世纪前半期的两个人。这个时期的意大利人口增长趋势突然停滞不前，而且由于瘟疫大爆发，人口急剧减少。尽管如此，在短时间内人口还是得到了恢复。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现在因为有福利制度，所以即使是弱势群体，生存也相对容易。在那个时代，人口增加的原因，用一句话解释就是能吃饱饭了。因“十字军特需”而出现的经济提升，受益的不只是海运、贸易、金融以及手工业，同样也惠及了其他各行各业。

受益的主要群体就是生活在智慧集团即城市里的市民们。他们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高，有学者认为，到了15世纪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人们的生产力甚至达到了在封建领主以及修道院所属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40倍。事实上，从领土大小来看，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只能算作中等国家，但是它们的经济实力远远高出同时代的法国、英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等国家。

通商必须和异己建立联系，通过和异己的交流，就有机会接触新的事物，受到新的刺激。而受到这种刺激的正是在生产性上超群的智慧集团。因此如果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不成功，反倒让人觉得奇怪了。

意大利各城邦一步一步地成长为经济大国。但是，它们的伟大之处不仅限于此，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对学术领域的投入。腓特烈二世也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他创设了萨勒诺医科学校，把原先单一的医术学校改造成了研究医学的学府，仅次于早已存在的世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腓特烈二世还创设了那不勒斯大学和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学，该大学因为有威尼斯人的支持而成为最高水平的学府。这些被称为“大学”的最高学府集中创立于13世纪前半期。加上和它们在同一时期开始活跃起来的巴黎、牛津、剑桥等，现在依然领先于世界的欧洲主要大学，在13世纪都已经是大学了。有意思的是，进入14世纪，意大利的这几所大学和巴黎大学便早早开设了有关阿拉伯的专业。

1270年，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失败，1291年十字军最后一名士兵被赶出巴勒斯坦。至此，由西方向东方发起的军事行动以西方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但是，战败后的欧洲并没有打算彻底忘记东方，忘记伊斯兰教，忘记阿拉伯。相反，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东方，了解伊斯兰教，了解阿拉伯。应该说这就是他们的过人之处。美国各大学在越战结束后纷纷开设有关东亚的学科，两者何其相似。

无论是作为士兵还是作为海运业者或从商业者，参加过十字军远征的这些男人可以说对东方了如指掌。但是了如指掌只是个人的智慧，不会成为共有财产。只有经过科学研究，再通过语言、文字把它公之于众，才能成为人们的共有知识，让那些无缘亲历的人也能共享这些知识。冷静的、透彻的、科学的研究精神是改变偏见的最佳武器。无须借研究狂人莱昂纳多·达·芬奇作为例子，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根本。作为智慧集团的中世纪大学和城邦，尽管目的不同，手段却出乎意料地相似。罗马教廷以及封建诸侯极度反感因异类的加入而出现的文化冲击，他们坚持传统培养。到了中世纪末，他们陷入危机，成为诞生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的开端。文艺复兴是重视质的时代，而不是重视量的时代，无论是与之前的中世纪相比，还是与后来的近代相比，这就是它的特点。因此，最适合那个时代的国家形态就是作为智慧集团的城邦。一个事物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无论它有多好，都不会成功。

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兴起的原因，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其他的吗？

不能忽略古罗马帝国本土在意大利、首都在罗马这一事实。因此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生活在意大利的人可以近距离地感受罗马帝国。现代欧洲代表性的城市伦敦、巴黎、科隆、维也纳等已经发展成为与罗马齐肩或者规模超过罗马的大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美术馆中与罗马相关的展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及罗马的一座美术馆，即便是大英博物馆也同样如此。因为这些大城市在罗马时代，不过是多达38个行省中的行省首都或军团基地，而罗马则是帝国的首都，是“世界之都”。罗马帝国时代的巴黎人到罗马后的感受和得克萨斯牛仔来到纽约、站在曼哈顿时的感受一定是相同的。

经过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并经历了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再加上被当成便利的建材采掘场，罗马和意大利早已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但是，由于从一开始就注重质和量，所以尽管长年累月被弃之一边，尽管可用于建材的东西被劫掠一空，尚存的东西在质和量上依然胜于他地。在漫长的中世纪，异教徒的遗物或被抛弃或被束之高阁。随着中世纪的结束，文艺复兴提倡“只要有价值，不论是否是异教徒的遗物都应该学习”，因而刚进入文艺复兴时代，这些东西就得以重见天日。

文艺复兴的特点之一是复古，对吧？

复兴是复兴，但它不是单纯的复古，也不是简单的模仿。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和他的雕刻家朋友多纳泰罗一起去看了以万神殿为首的很多罗马时代的建筑，这些建筑给了他一个启示，让他想到了佛罗伦萨第一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MariadelFiore，或译花之圣母大教堂）的圆顶应该如何去建。当然，罗马时代的圆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圆顶并非完全相同，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两者的比较图就一目了然。万神殿的圆顶顶部是开口的，透过这个洞可以看见外面的天空。相反，在欧洲教堂中，第一个采用圆顶建筑的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其顶部是用大理石的顶塔封住的，而且上面还有一个金色的铜制圆球。

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比较（自左向左）：万神殿（罗马时代）、亚眠大教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圣母百花大教堂（文艺复兴时代）

于是，出于承重的考虑和抗震的需要，圆顶构造不得不改变。当然不能采用万神殿那样越往上洋灰屋顶越薄、再通过增加洋灰中的浮石来减轻重量的方法。因为即使减轻了圆顶上部的重量，塔顶的重量也会导致圆顶倒塌。于是，布鲁内莱斯基通过加大倾斜度、增设八条棱线来增加屋顶部分的强度以及对整个圆顶采用双层结构解决了这一难题。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教堂作为祷告的场所，顶部开口并从开口处可以看到天空的开放式结构是不合适的。经过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改造之后，既复兴了罗马建筑的特色，即秩序与和谐，同时也满足了基督教的要求，从而创造了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

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绘画领域。发掘庞贝古城，使罗马时代的壁画重见天日是在19世纪以后，所以生活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无缘见识这些壁画。他们能看到的只有长期埋没在早已成为遗迹的图拉真浴场下面的壁画以及以“黄金宫殿”之名而广为人知的皇帝尼禄宫殿的壁画。现在，因为破损程度严重，很难重现其色彩。但是在500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相信这些壁画的线条和色彩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保存较好的。画家们看到这些壁画后，知道透视画法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得到应用。

雕刻领域的情形也完全一样。人们在建造别墅时，把偶然发现的古物冲洗干净，并放在自家宅邸里作为装饰，这种举动最初并非源于对考古学的兴趣，也不是出于对艺术品的爱好。然而，放在家里的这些古物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像美第奇家族这样的新兴暴发户甚至不惜重金把它们纷纷收入囊中。结果连普通市民也开始纷纷效仿，他们或走进台伯河河床寻找古物，或挖掘古代竞技场遗迹和公路周边寻找此类物件。毕竟中世纪已经过去，曾经被当作不祥的邪教遗物而受到排斥的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换成大把大把的金钱了。人们为拥有这些古物而自豪，他们会得意地向来客展示古物。而美第奇家族这样的藏家还会把自家的藏品拿到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在回廊里展出，供年轻艺术家们参观学习。在前一个时代，在基督教徒们的眼里，这些还都是肮脏的、不堪入目的东西，而此时，就连带头排斥它们的罗马教廷也改变了态度。无论是购买所得，还是强取豪夺所得，身披托加的人们穿行在这些不断增加的古代裸体雕像中已变得习以为常。回廊展示虽然还没有形成美术馆的格局，却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想看随时都可以去参观。

皇帝尼禄的黄金宫殿壁画（复原图）

最后的晚餐（1495—1498，莱昂纳多·达·芬奇画，为了展示透视画法，加上了辅助线）

中世纪的绘画：被信徒围住的圣人（13世纪手绘本）

只要没有被固有观念蒙住眼睛，看到从地下发掘出来的、重见天日的这些古希腊以及古罗马雕像，人们一定会为之叫好。文艺复兴人发现人体美再到发现裸体美是在人们看惯了中世纪着装雕像之后的事，这一定又是一次强烈的文化冲击。因为在中世纪，人们看到的裸体像，只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瘦弱的基督。

但是，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埋入地下1700多年的庞贝古城另当别论，那些无论是被弃之高阁还是躺在地下的遗迹和遗物，人们应该是能看到的。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中间有长达1000年的时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说没有人发现这些东西，我很难理解。

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当他不想看的时候就真的会看不见，当他不愿意思考的时候就真的不会去想。我不知道举这样一个例子是否合适，请你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普通德国人和被送进集中营在那里死去的犹太人。大多数德国人都知道有强制收容所。一个人不可能注意不到平素里关系很近的人突然有一天不见了踪影。但是，如果你不想看到也不愿意去想这件事的话，那么你就会真的看不到，也不会去想。战争结束后，德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知道。”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们不愿意知道罢了。

尤里乌斯·恺撒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无论是谁，不可能看到现实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现实。

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作品中介绍说，没有比这句能更好地揭示人性真谛的话语了。尤里乌斯·恺撒是古罗马人，马基雅维利是距离他1500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这期间经历了中世纪，没有人“重提”恺撒语录。也就是说，在中世纪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恺撒的这一说法没有引起过任何一个人的注意。

正如此例所示，文艺复兴人不仅重新发现了人类的肉体美，也发现了前人说过的话。那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做到再发现的呢？

因为不适合作为基督教徒的读物，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著作虽然有抄写本却一直在修道院的图书馆被束之高阁。是人文学者找到了它们，并让它们重见天日。发现西塞罗著作的彼特拉克只是其中一人而已。读到这些著作的人们，为其中所使用的浅显的词语、明确而简洁的文章逻辑架构而惊叹。同样是拉丁语，从神职人员口中说出来的中世纪风格的拉丁语复杂又煞有介事，而此时发现的古代拉丁语竟是如此浅显易懂。他们知道了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达可以如此不同。

语言不只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使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会让自然产生的想法变得富有条理性。如果表述的内容、写出来的文章可以做到既清晰又富逻辑性，那么此人的大脑一定既清晰又富逻辑。也就是说，思考和表达是相辅相成的。时代已经发展至此，人们自然会意识到用自己的语言书写亲眼所见、内心所想的魅力。想一想中世纪，一切都要通过神去看、要按照神的意志去思考、要用《圣经》语言去写。由此可见，布克哈特提出的文艺复兴就是“发现人类”的说法是何其正确。语言一旦成为人类的语言，人们才有表达只有人才能感受到的微妙感情的机会。理性也好，感性也好，语言也罢，既然脱离了神职人员的控制，自然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同胞了解并接受它们。就这样，原来只是拉丁语圈中一个方言分支的意大利语，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语言。

现代意大利语的基础被认为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在佛罗伦萨完成的一部又一部著作中确立的，意大利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形成于从但丁到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文人手中。其证据是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日语所说的现代意大利语的翻译。即便是小学生读的也是原文，尽管他们需要借助用来解释古文的“注解”。佛罗伦萨电影院银幕之上的壁画中，刻有诗人、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创作的诗歌中的一节原文。那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诗，意思是：既不知明日事，何不享受当下。享受的“当下”竟然是电影，不禁令人啼笑皆非。但是由此可以看出意大利语没有古文。相反，在日本，像《平家物语》《太平记》《徒然草》《花传书》这样的书籍，如果没有现代日语译文，又会有几个人可以读懂原文呢？我想，同一时期的意大利，正因为语言不再是神职人员独有的东西，正因为语言成了俗世人们的语言，所以才形成了连后人都可以理解的国语吧。为这一倾向的确立和扩大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刚刚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技术。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丁、薄伽丘、马基雅维利以及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人的名字，但是，我想知道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的人就很少了。他是一位出版人，是为文艺复兴文化的创造和普及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一个人。关于这个人，我在另一本书《意大利遗闻》题为“一个出版人的故事”中已经作过介绍，在这里只概括说明一下。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是把古腾堡的发明转化成实用型技术的一个人。

如果说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技术是在1455年的话，那么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是在6年前，即1449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有了梦想。他想成为人文学者，于是先去了罗马，在那里学习拉丁语。接着移居到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因为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希腊语学者就在费拉拉领主埃斯特家做家庭教师。30岁后，他也做了家庭教师，是在小领主皮科家里。这是一个因修养深厚而广为人知的家庭。在当时，被称为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以及有识之士有两大就业职位：一是担任教皇、君侯或共和国政府的秘书；二是做家庭教师，负责有权势家庭的子弟教育。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家庭教师的同时还兼任主君的秘书，所以，他们的身份很难用现代语言中的“家庭教师”一词来界定。

米兰多拉公国领主皮科家出过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是由美第奇家族控制的、著名的柏拉图学园的成员之一，因此他家的藏书在质和量方面都属上乘。阿尔杜斯的工作之一是收集整理皮科家的藏书。年过30岁的阿尔杜斯在从事这一工作的10年间，对出版业有了充分的了解，并掌握了创业所需的知识。

阿尔杜斯决定涉足出版业，他把出版社设在了威尼斯。这一年是1490年，他已经41岁。为什么他会选择威尼斯而不是佛罗伦萨或者米兰，亦或是罗马呢？

首先，威尼斯已经形成了出版业的“里程碑”。在古腾堡的发明问世20年后，西塞罗的《书简集》经过两个威尼斯排版工之手正式出版发行，成为意大利出版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印刷100本耗时4个月，与以往的手抄相比，效率大大提高。初试告捷，接下来就简单多了。再版的时候，花费同样的时间，印数提高到了600本。

第二个优势是在威尼斯有言论自由的保证。当时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指可以不受基督教会的干涉和镇压的自由。威尼斯是一个沿海国家，国家经济依赖于和东方异教徒之间的贸易往来。他们完全不在乎教皇提出的“禁止主持神圣仪式”和“开除教籍”的规定，尽管在其他地方，人们闻之色变。威尼斯市民却公然夸口说：“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对于这样的威尼斯人，罗马教皇也只有感慨的份儿，说：“在其他任何地方，自己都是教皇。但在威尼斯不是。”同一时代，把西班牙、法国以及德国搞得人心惶惶的异端审判和巫女审判，在威尼斯共和国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就像当时一位来自法国的旅游者在信中所写的那样，因反对罗马教廷而被列入禁书行列的路德著作、因宣扬政教分离而被作为禁书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等，在威尼斯都可以找到。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出版自由。虽然也有言论自由得到保证的情况，但这种保证更多的是依赖于有势力的个人来实现。如洛伦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赠书》是罗马教廷秘密伪造的文书，为此惹恼了神职人员。一位神职人员准备把他送去接受异端审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瓦拉的主君、那不勒斯国王站出来保护了他。但是，一个人的势力无论多么强大，仅靠个人保护终究很难长久。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存在此种局限的那个时代，只有威尼斯共和国以国家的立场，坚持拒绝教会的干预。16世纪后半期，文艺复兴已近尾声。此时，为对抗宗教改革兴起的反宗教改革浪潮也席卷了意大利。罗马教廷也被反宗教改革派控制，其中行为最激烈的耶稣会对异端分子的滥捕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有人侥幸越狱成功。一路上躲避追捕的时候，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给了他同样的忠告——“逃到威尼斯去。”所谓言论自由不只是对纯粹以言论为职业的人有用，它是所有的自由之“母”。

除了这两个原因，阿尔杜斯选择威尼斯的理由还有很多。例如在那样一个乱世，只有威尼斯依然国泰民安，有利于招揽到优秀的工匠；再例如，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很多希腊学者流亡到了威尼斯，这些人带来大量的古典手抄本，可以就近拿来参考，等等。但是，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想还是在于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而它就是以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为首的威尼斯出版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欧洲同行第一的重要原因。

海豚缠锚是阿尔杜斯公司的徽标。阿尔杜斯公司出版的、印有这一徽标的最早读物是发行于1494年的《希腊诗集》。书中附有拉丁语对照翻译。这是因为有了拉丁语译文便于包括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理解。同时，在当时的欧洲，拉丁语是世界语。由此可见，阿尔杜斯公司的市场目标是整个欧洲。接着，1498年出版了当时就深受好评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这被认为是一件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业。除了古希腊文学作品，阿尔杜斯公司还出版了从古罗马作品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意大利文学、伊拉斯谟的《拉丁格言集》等当时的现代文学作品。1495年到1497年，全欧洲共出版发行了1821种读物，其中仅威尼斯出版的读物就占了447种。排在第二位的是巴黎，有181种。威尼斯把发明印刷技术的德国远远甩在身后，成了最大的出版王国。

阿尔杜斯公司的徽标

出版人阿尔杜斯成功的原因不仅于此。首先，他发明了斜体字（italic）。这种字体现在依然存在。与哥特体相比，尽管美观度差一些，却非常便于阅读。而且，使用斜体字，一页纸可以印刷更多的文字。

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阿尔杜斯发明了“袖珍本”。因为要对折三次所以统称为“八开纸”的这种规格就是后来的“口袋书”（可以放进口袋里的书）的起源。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没有口袋，所以这样的书是放进衬衫和西装背心之间的。

不管怎样，袖珍本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不仅受到相距不远的帕多瓦大学学生的欢迎，还在普通人中很快普及开来。袖珍本既便宜又便于携带，它的出现宣告了大开本抄写本时代的结束。既贵且少的抄写本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神职阶级独霸知识时代的终结。审判时必不可少的各种知识也走出教会和修道院，向全市普及开来了。所以说到文艺复兴，不提出版业是不可能的。1515年，阿尔杜斯·皮乌斯·马努提乌斯去世，享年66岁。摆在教堂里的他遗体周围放的是一本又一本他出版过的书，而其他死者四周放的只有花。

中世纪的哥特体（上）和斜体字（下）

听您这样说来，我觉得与中世纪划清界限的、叫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精神运动在意大利任何地方发生都不足为奇，而实际上却始于佛罗伦萨。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他们具备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时候难免伤及自身。在其他城邦，即使发生内讧，也只发生在教皇派和皇帝派这两者之间。而同一时期的佛罗伦萨，教皇派内部还要分裂成黑白两派。所以，他们的这种性格很不利于政局的稳定。但是，他们这种个人主义至上的性格对学术、艺术领域来说是最好的土壤。例如，多纳泰罗曾经应帕多瓦邀请制作了骑马像中的杰作《格泰梅拉达将军像》，从而闻名于意大利北部。但是他面对来自威尼斯、米兰等地的种种诱惑毫不动心，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不留在那些地方工作，对此，雕刻家回答说：因为在那里听不到佛罗伦萨人不留情面的批评。

那个时代的工作室集中在现在叫作历史中心的佛罗伦萨市中心。日本风格的工作室在一楼，意大利风格的在地下院子和院子周围的各个房间。“工作室”（Bottega）这个词除了工作室、作坊之意外，还有商店的意思。因为是商店，所以无论是有意购买的人还是纯粹闲逛的人都可以进来。如果来人是佛罗伦萨人，看到工作室的一切，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意见。艺术家只有具备桀骜不驯的性格才有可能成为一流艺术家。听到有人对于尚在制作中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一般的人都会反击说：“住嘴吧。”但是，越是优秀的艺术家越是贪心，只要有利于自己作品的创作，即使是恶魔的忠告他们也会虚心听取。在批评者走后，他们会悄悄拿起画笔或凿子进行修改。

当时的工作室，只要和美有关的工作什么都做。我想，这样的体系也很符合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不仅仅是绘画和雕刻，还有从制作用于祭祀的旗子、妇女服饰、珠宝、桌上摆件到大型建筑物，再从制图、款式设计到熔解金银铜等所有的工作都在工作室里进行。各种工作不以专业划分。尤其是在学徒阶段，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派往任何地方帮工。刚刚还在调颜料的人，转眼就可能坐在熔化金属的大火旁拉起了风箱。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好奇心是表和里的关系。如果在学徒期间只学习绘画或雕刻，依着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一定不会满足。在一个什么都做的工作室里学习各种技术，之后独立出来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开花结果是佛罗伦萨艺术家的成长模式。当然也有像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那样很难界定他们属于哪个专业的人。莱昂纳多独立后，依然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包括绘画、雕刻、城市规划、解剖和机械器具等；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雕刻和建筑杰作甚至遍布全意大利。因为无法确定专业，所以只能称他们是“全才型”天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画家只专注于作画、建筑师只专注于建筑的威尼斯人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超级天才另当别论，对于其他创作者来说，威尼斯方式不是更有效吗？

在威尼斯，专业细化并非是因为威尼斯人重视效率，而是因为威尼斯派绘画始于追随佛罗伦萨派的成功。专业细化是一个先要取得相当大的成果后才会发挥效用的体系。相反，没有细化、浑然一体的做法更适合初期的创造。因为新的思想是跳出已有的条条框框后产生的。正因为佛罗伦萨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对于拆除条条框框，相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他们的抵触要少得多。

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在佛罗伦萨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第二个答案只能说是因为佛罗伦萨经济的繁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操心一日三餐，他不会有闲情逸致去关心学术、艺术。也就是说，佛罗伦萨很有钱，所以学术、艺术的“内需”与此成正比地发展。创作者和演员、音乐家一样是在喝彩声中成长的，而内需的增加使得创作者在金钱收入增加的同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一旦创作成为“名利双收的职业”，父母就会送自己的儿子去工作室做学徒，工作室会因此聚集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希腊的雅典也是经济发展先于文化繁荣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走的也是同样的路。

您是指美第奇家族吗？

不是，美第奇家族的兴旺是在15世纪以后，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明显开始于14世纪。所以，早在美第奇家族发迹之前，佛罗伦萨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

要说佛罗伦萨经济的第二大支柱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是金融业和纺织业。但是，佛罗伦萨的经济体系和学术、艺术一样，很难作出明确的分类，这又是它的一大特点。最大的巴尔迪家族和仅次于他的佩鲁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两大势力。他们涉足的领域极广，包括金融业、手工业和商业。像这样的规模，我们只能称他们是财阀。他们的客户遍布全欧洲，英国、法国、那不勒斯各国王室以及罗马教廷是他们最大的客户。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为了战争的需要，甚至以国王领地关税作担保，向巴尔迪家族借贷。可惜，尽管有国王领地的关税作担保，巴尔迪家族终究没能避免破产。所以向国王借钱也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吧。正是这些当时的经济人成了圣方济各的支持者，也给了文艺复兴绘画第一人乔托充分展示才能的机会。出自乔托之手的圣方济各生涯的绘画作品，布满了位于佛罗伦萨的圣克罗齐大教堂内巴尔迪家族的礼拜堂。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佛罗伦萨成为经济大国的时间是14世纪，到了15世纪则迎来了政治上的成熟。

如此说来，美第奇家族不是经济发展时期的经济人，而是政治成熟时期的经济人了？

可以说作为经济人，美第奇家族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意识，深知缺少出于政治考虑的调整、自然出现的经济兴旺不可能维持长久。美第奇家族族长科西莫知道此时不再是从前意大利内部各列强相互倾轧的时代，他提出了平衡各方势力的政策并为之努力。

所谓精神运动，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别的什么，往往发生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政治的成熟正好与此相反，在于以实现社会稳定为目的并努力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会发芽开花。以佛罗伦萨为例，急剧的动荡发生在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前半期，14世纪后半期开始趋于平稳。所以我想，15世纪中叶开始的半个世纪可以看作是政治的成熟带来的社会极其稳定的时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艺复兴也不是一天完成的。

如此说来，1300年前后是个急剧动荡的时期。作为生活在这个时期的文艺复兴人，除了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您还列举了契马布埃、阿诺尔夫·迪·坎比奥、但丁、乔托、彼特拉克，他们都是佛罗伦萨人。您把画家契马布埃列为文艺复兴人我完全理解，因为他发现了乔托的才能。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不仅在意大利文学史上甚至在西欧文学史上也是举足轻重的文人，所以说他们是文艺复兴人我也理解。但是，阿诺尔夫·迪·坎比奥不过是一位雕刻家兼建筑师，我不理解为什么把他也列为文艺复兴人。他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教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名石匠而已。

应该说中世纪时代的建筑等于教堂建筑。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基础设施”是罗马人留下来的，没有经过像样的修复。教堂建筑说到底是为神建造住所。建设者通过建造教堂来为神服务，所以在建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是对神的不敬。中世纪时代的匠人和艺术家几乎都不为人所知，就是因为创作行为本身是一种信仰的体现。

但是，出于信仰的考虑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建造教堂是为神服务，于是不记名，因为不记名，一旦发生问题也不追究制作者的责任。但是，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考虑，既然是倾尽全力制作，那么结果就应该自负，特别是在建筑领域。这个时代的建筑不再局限于建设人和神相会的场所，它已经扩大到了建造人与人相会的场所。阿诺尔夫·迪·坎比奥是生活在这两个时代夹缝中的人。因此，有些建筑物上留下了他的名字，有些建筑物上没有留下他的名字。此外，他不仅仅是一位建筑师，正像写过文艺复兴雕刻家、建筑师列传的乔治奥·瓦萨里说过的那样，他还是一位“向后人指明了前进道路”的人。他给了佛罗伦萨人居住的“箱子”，换言之，他是一位城市规划师。

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父母”不是别人正是尤里乌斯·恺撒。在他之前，苏拉曾经派自己的士兵定居此地建设城市，但是还未安顿下来，就发生了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参加此次战斗的士兵们几乎无一幸存。四年后，当选执政官的恺撒通过完善有关向移居者出租土地等法律，实现了这里的城市化建设。因此，佛罗伦萨诞生于公元前59年。为了祈求诸神的帮助，在一个经测算认为是风水宝地的中央位置举行了祭祀仪式，时间是“花祭”（Iudiflorales）这一天，这是罗马时代祝贺春天欣欣向荣的一个节日。这也是佛罗伦萨（Firenze）的古代名称“Florentia”的由来。所以，把佛罗伦萨叫作“花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正因为罗马人在社会资本整顿方面绝不追随其他民族，所以佛罗伦萨被建成了一座完美的罗马式城市。城市建于亚诺河沿岸，呈四边形，每个边都开一个门，始于四个门的通道相交于城市中心位置。连接市外的公路、上下水道、横跨亚诺河上的桥梁、公共浴场、中央广场、半圆形剧场以及圆形竞技场等罗马人认为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出罗马时代的城市全貌。只是曾经的广场现在更名为“共和国广场”了。

继恺撒之后，哈德良皇帝对佛罗伦萨作了进一步的扩建美化。然而，当阿诺尔夫·迪·坎比奥看到佛罗伦萨时，距离恺撒和哈德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此时的佛罗伦萨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味道，是一座被毁坏的罗马时代的城市，有权有势的人家在城里胡乱私建塔楼。作为佛罗伦萨的总规划师，阿诺尔夫恢复了它作为城市的秩序。他把广场设计成市场，以此保存广场的空间，同时，在罗马时代的四边形城市一角建造圣母百花大教堂，在它的对角建市政厅——韦奇奥宫，掩盖住外侧的半圆形剧场遗迹。因为罗马时代所建的桥脚早已变形，阿诺尔夫考虑在该古桥附近重建罗马时代的石桥，以此取代中世纪时代所建的木桥，并在其上游位置再架设一座桥。这两座桥的名字分别是韦奇奥桥和格拉琪亚桥。他还打算在罗马时代的佛罗伦萨外围空地上建圣克罗齐大教堂。从上面的规划可以看出，阿诺尔夫对扩大后的佛罗伦萨未来全貌早就有了自己的设想。无论是教堂、市政厅、广场，还是桥梁，这些世俗社会的基础设施在刺激地域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虽然进入15世纪后，刺激佛罗伦萨发展的主角变成了鲁切拉宫、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等有实力的、市民争相兴建的、崭新而气派的大宅第，但不管怎么说，佛罗伦萨能比其他任何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都更美丽、更有活力、更有秩序，这份建设功绩的最大功臣正是名义上只是工头的阿诺尔夫·迪·坎比奥。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现代的佛罗伦萨

同一时期，亲自参与市政工作的乔凡尼·维拉尼开始书写《新编年史》（NuovaCronica）。他对已经迈出强有力步伐的佛罗伦萨作了高度评价。但丁也开始了《神曲》（Ladivinacommedia）的创作。以1300年为界，这个时期也许充满了混乱和不稳定，但正因为如此，新时代的气息开始在各个领域弥漫开来。

乔凡尼·维拉尼宣称自己要模仿古罗马编年史作家们使用日常用语书写的方式，用自己的日常用语意大利文来写编年史。同样，但丁也选择了用意大利文来书写，因为他讨厌神职人员使用的拉丁文。我甚至猜想，从他们的面容上应该就能看到这种气概吧。

维拉尼客观而冷静的叙述显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写作能力，精彩至极。但丁的《神曲》显示了语言可表现的深度，无与伦比。地狱篇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但丁遇到了因为淫乱罪被打入地狱的保罗和弗朗西斯卡二人：两人原本不可相恋，有一天当他们共处一室时，保罗为弗朗西斯卡朗读亚瑟王的故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亚瑟王王妃吉内佛拉爱上了圆桌武士中的第一勇士兰斯洛特。这个故事唤醒了二人藏在内心深处的恋情。两人战栗着互相吻了对方。说到这里，保罗停顿了一下，对但丁说了最后一句：“那天，我们没有继续读下去。”这短短的一行字已经预示了二人其后的不幸，因而深入人心。由此可见，尽管意大利语被贬称为俗语，在表达上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故而我们可以自然地认为后世意大利的标准书面语就形成于700年前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

但丁

1348年瘟疫大流行，处于上升期的佛罗伦萨也未能幸免吧？

人口剧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所以应该也经历了一次地狱之旅吧。乔凡尼·维拉尼就是死于那个时候。

意大利其他城市怎么样呢？

大同小异吧。只是瘟疫这种东西，越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受害程度越大。当时的意大利，人口最多的不是罗马，也不是那不勒斯，而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国得知瘟疫传播途径来自东方的时候，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规定来自东方的船只，无论是威尼斯的船还是阿拉伯的船一律不得进港，只可停泊于海湾中的各个小岛。40天以后方可进入威尼斯港口，因为病毒的潜伏期被确定为40天。现在坐飞机出行的人，进港时也要过“检疫门”（quarantine）。翻译成“检疫”的这个英语词源自威尼斯方言“quarantin”，意思是“40天”。据说检疫和复式簿记、外交官驻外制度一样，都始于威尼斯共和国。遗憾的是，这场瘟疫在威尼斯的真实情形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像薄伽丘这样的见证人写下《十日谈》这样的证言——《十日谈》记录的只是佛罗伦萨的情形。当时威尼斯官方机构还在正常工作，所以瘟疫的危害程度大概没有佛罗伦萨严重。薄伽丘的《十日谈》一开始就描写了瘟疫的威力。我很想详细介绍这段“记录”，但是直接引用至少要占20页以上的版面，作为引用实在太长。因此我就介绍一下讲谈社文艺文库出版发行的、由河岛英昭教授翻译的《十日谈》吧。河岛英昭教授是一生致力于意大利文学研究的专家，希望详细了解瘟疫之威猛的人可以买来看一看。

就像文字描述的那样，那真是个人间地狱。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了《十日谈》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极度绝望，只想着眼前一时享乐的三个男人和七个女人不得不离开城市躲进了乡下别墅。在那里，他们互相分享各自的故事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是的。“十日谈”的意思是十天的故事。它是希腊语中表示“十”这个数的deka和表示“日”的hemera这两个词的复合词。见识过地狱的人，无论是谁，一定会从最初的绝望渐渐变得自暴自弃吧。薄伽丘在这部作品中，写作风格自始至终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无论是描写瘟疫肆虐的时候，还是写到为躲避瘟疫逃到乡下别墅里的几个人之间互享故事的时候。通过揭露神职人员的谎言和虚伪的故事，可以看出薄伽丘对人性观察的尖锐和深刻。一个逃避现实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他就是在那个地域里冷静观察地狱的一个人。

当然，面对肆虐的瘟疫，佛罗伦萨并没有坐以待毙。当瘟疫的威力开始减弱后，佛罗伦萨首先着手改善卫生状况，并在市内各重要地段增设大大小小达35所医院和诊所。暴发于1348年春的这场瘟疫越过阿尔卑斯山蔓延到北欧的时候，据说佛罗伦萨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疫情。当然，那时已经是在瘟疫爆发一年之后了。

仅仅一年时间，人口剧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经历了这一惨状的佛罗伦萨人应该会反省说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于是已经谈化的基督教价值观该重新抬头了吧？

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状，不得不致力于善后，没有工夫去感慨这是不是神的惩罚。而且，瘟疫袭击了俗世的人们，但也没有放过神职人员。再加上瘟疫的暴发虽然惨不忍睹，终究不是人祸。当时面对天灾，需要反省的是如何建立具体的防疫体系以应对这样的灾难，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倒并无反省的必要。如果这场瘟疫大流行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或许基督教方面会一举成功击退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文艺复兴潮流吧。但是，在意大利、在坚信继承古罗马荣耀的不是当今的罗马而是佛罗伦萨的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人身上，神罚主义找不到入侵的缝隙。

人口的急剧减少，使人们更注重效率。之前，佛罗伦萨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瘟疫之后，则通过重视质量、提高个人生产力来实现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威尼斯也完全相同。我想，流行于1348年至1349年的瘟疫迫使不断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意大利各城邦不得不重组经济结构吧。话虽如此，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终究不同。按但丁的说法，佛罗伦萨缓慢而坚实地开展社会改革，就像忍着病痛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病人一样，重组是在跌跌撞撞中进行的。1378年还爆发了著名的工人暴力罢工事件，叫“穷僻之变”。原因是工人不满贫富差距的加剧。佛罗伦萨共和国总是在争争吵吵中前进，最初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接着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抗衡。直到1434年以后，即瘟疫大流行过了百年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才真正像竞争对手威尼斯那样实现国内和平。但是，尽管有势力的家族之间不断相互倾轧，在那个时代文艺复兴精神依然在发展。也许动荡的时代和新价值观的创造是可以共生的。

建筑师兼雕刻家布鲁内莱斯基、洛伦佐·吉贝尔蒂、多纳泰罗都是活跃于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前期的文艺复兴人，这一时期的开始也恰逢彼特拉克的古典研究达到顶峰。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这三个人中，彼特拉克是唯一荣获桂冠诗人称号的抒情诗人。但是，他真正的工作不是写诗而是古典文献研究。从修道院图书馆发现古罗马屈指可数的作家西塞罗著作的人是他。西塞罗著作的发现成了文艺复兴人发起复古运动的里程碑。彼特拉克之后，是以莱奥纳多·布鲁尼、波焦·布拉乔利尼为首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们。有意思的是，这些古典研究者几乎都是官僚，都供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官府。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专事学问的人，他们是从事政务的人。佛罗伦萨的这一传统延续了很久，马基雅维利和创作了长篇《意大利史》的圭恰迪尼也都是官僚出身的历史学家、思想家。这与古罗马的情形如出一辙。在古罗马，创作过文字作品的人几乎都担任过公职。由此，知识只属于神职阶级的中世纪彻底成为过去。

1434年，内部分裂不断的佛罗伦萨终于实现了国内统一。这一年，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确立了僭主政治统治。所谓僭主政治实质上是君主专制政治。它没有成为阻挠学术、艺术领域发展的障碍吗？因为学术、艺术发展的前提是自由得到保证。

政治的稳定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方式，通过吸纳反对派实现国内统一；另一种是古雅典和佛罗伦萨的方式，分裂的两派争夺主导权，胜者排挤败者来实现国内统一。两大政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的方式，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即便现在，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采用。

伯里克利不仅成功实现了雅典的政治稳定，还因为政治稳定给雅典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关于伯里克利统治下的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写道：表面上是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一个人的独裁统治。同样，对于形式上是共和政体、实际上实施僭主政治的美第奇家族，圭恰迪尼是这样写的：美第奇是专制君主，却是个理想的专制君主。可见，有英明领袖的领导，自由和秩序这一二律背反也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

美第奇家族实施僭主政治的60年间，也就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鼎盛期。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大量涌现，甚至在这里都懒得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看一看卷末人物简历一览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在这个从低矮的山顶就可以尽收眼底的城市里，百年难遇一个的天才们在竞相追逐，就好像这60年间，一个接一个送上夜空的烟花在进行华丽的表演。金融业和纺织业方面成为欧洲最强国的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下，经过政治的成熟期，一跃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至此，良性循环开始出现。自恃有才的人不请自来。因为每个创作欲强烈的人都深知与其他优秀人才竞争、接受来自他们的刺激是促进自己创作最有效的方法。

把佛罗伦萨变成这样的人是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科西莫，对吧？

别急。一个人要创造全新的事物不可能是从零开始的。但是，从既有事物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此基础上实现重组是可能的。能做到这样的人其实很多。科西莫就是重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个人。

如果要把这个人的生平和他的业绩写下来，那会和他的孙子洛伦佐的一样成为一部厚厚的书。所以这里只摘重点来说。

138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科西莫不是白手起家兴建美第奇家族的。大约在百年前，美第奇家族先人从画家乔托的故乡穆杰罗的农村来到佛罗伦萨开始经商，积累起了财富。科西莫在此基础上，大幅度地扩大了美第奇家族的经济规模。从这个角度来说，把科西莫看作是创业者也未尝不可。当时佛罗伦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在这里，因实力雄厚而闻名全欧洲的商人数不胜数，如果说美第奇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也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事实上，相对于为保护大资本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实力雄厚的商人集团，美第奇家族只是民众派的资本家，在美第奇家族的上升途中就已经被定性。当然，这样的定位并非缘于科西莫对作为民众派中坚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同情。这位经济人在解读时代精神方面具备卓越的才能。

科西莫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剧烈动荡的时代度过的，他没有接受过著名家庭教师的教育，也没有在当时的著名大学学习过。但是，因为家族生意的关系，他到过欧洲很多地方。经商这样的工作，其性质是必须正视现实，否则只有失败，而他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份工作。其次，他有得天独厚的绝好条件，就是在商旅中认识现实社会。再次，他本人具备出类拔萃的才能。正是这三点把科西莫培养成为一个善于解读时代精神的经济人。

经济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没有进取心，没有竞争意识，振兴经济只是一句空话。但是，经济振兴的程度一旦超出可控范围则可能危及自身，使自己陷于毁灭。政治就是最好的平衡手段。换句话说，政治是通过平衡来实现经济长足发展的人类智慧。为此，政治成熟带来的政局稳定就成了经济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意大利，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实现了政局稳定。科西莫为了实现佛罗伦萨的政局稳定，与势力强大的商人集团进行对抗，不幸失败而遭到流放。其间，他留在了威尼斯。

科西莫·德·美第奇

1434年，45岁的科西莫离开流放地回到佛罗伦萨。他回到祖国意味着驱逐他的势力已经衰退。美第奇家族乘机开始了僭主政治。掌握了统治权的科西莫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尽管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通常都会报复。他只是惩罚了反对派中几个主要人物，把他们流放到国外，却没有从根本上铲除旧体制派。想一想之前的佛罗伦萨，他的做法很值得大书特书一番。因为流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曾经的常用手段。但丁遭到过流放，彼特拉克则是被流放者的儿子。

担任佛罗伦萨国政的人选广泛向各阶层开放。录用的依据不看所属阶级，而看是否有能力。尽管他自己属于高收入人群，但仍然制定了累进税制度，这在欧洲大概也属首创。因为认识到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之根本的历史研究者很少，在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太大进展，所以详细情形不是很清楚，所得税的税率似乎是在4%到33.5%之间，分档征收。也许，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打算，就是通过制定并推行累进税制，打击势力强大的经济人集团吧。当然，在他的心里一定还想到了八成国民属于中产阶级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当时，成功避免内讧的国家除了威尼斯找不出第二个。那么，为什么在威尼斯很容易实现的事情，在佛罗伦萨却如此之难呢？

佛罗伦萨人的经商对象是北欧各国，走陆路即可到达。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美第奇银行的分支机构都设在什么地方就一目了然了。一方面，因为去北欧各国走陆路可以到达，所以只要脚力健壮又擅长谈判的人，自然会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因为佛罗伦萨周边有很多未开发的土地，一旦工人为改善待遇罢工，只要把工厂迁到一个从未想过要罢工的工人聚居地就行，这种做法也很简单。此时的佛罗伦萨，资本家和工人间的利害关系不一致，同时，资本家和资本家间的利害关系也不一致。

另一方面，威尼斯人的“脚”是船。与以帆船为主力的热那亚不同，威尼斯的船是大划桨船，需要同时用到帆和桨。桨相当于发动机，无风的时候在出入港时桨的作用很大。威尼斯人不喜欢依靠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做事更喜欢胸有成竹。所以大划桨船是符合威尼斯人性格的一个选择。重视桨的作用意味着必须重视最基层的船员，即划桨手。在海上，一旦遭遇风暴，首先船长必须作出正确判断，另外，包括划桨手在内的全体船员的齐心协力也至关重要，否则船只就会倾覆沉没。所以，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入威尼斯人的骨髓。

威尼斯政府也努力强化国民的这种意识。为了让没有足够财力拥有私家船的人也能参与到海外贸易中，“脚”的主力大划桨船都属国有。从船长到划桨手的全体船员都是领取工资的。除了工资，全体船员出海时还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到了目的地，他们可以出售货物，所得归个人所有。此外，威尼斯还有一种叫作有限责任合伙关系的股份制度。所以即使是不直接参与买卖的人，对于船只春季出港秋季返航的事情也会放在心上。除了自己国家内部，威尼斯共和国还把命运共同体的网扩大到了他们认为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其他国家。他们在那里设立商行，既作为船只修理厂，又作为情报收集地，同时还向驻外公馆以及商人提供谈判场所。为此，他们不仅向当地提供经济援助，还通过雇用当地男性做船员来保证他们的生活。说到威尼斯船上的划桨手，几乎都是连接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南部斯拉夫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褒奖这些人的工作，威尼斯的主要港口甚至被冠以“斯基亚沃尼堤岸”（斯拉夫人的码头）的名字。

掌握威尼斯共和国政治的是实力雄厚的商人们，他们都是大资本家，他们会把划桨手也看作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而在佛罗伦萨，这样实力雄厚的商人成了和科西莫针锋相对的势力集团。

佛罗伦萨人的性格中个人主义的意识非常强，这在学术和艺术方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放任个人主义盛行就无法实现社会的稳定。科西莫引进了威尼斯式的因素，在保留佛罗伦萨好的一面的同时，努力纠正不好的一面。为此，可能需要专制的做法。当然，在佛罗伦萨需要采取的这种手段在威尼斯完全用不上。利用专制手段，美第奇僭主政治延续了60年，直到科西莫的孙子辈，所以他是成功的。科西莫的成功不只在于他热衷于推行累进税制，同时也在于他热衷于提高纳税人的经济实力。

科西莫振兴经济的措施之一是振兴农业，通过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实现城乡健全的共存关系。其证据是他整顿了中世纪时代没有人关心的基础设施。首先他开通了亚诺河上的水运。自古罗马时代终结后，亚诺河上再度出现了货船来来往往的热闹景象。

科西莫还具备杰出的经营才能，在他的经营下，美第奇家族的财力得以持续增长。当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经济也得到了增长。人们开始认为，美第奇家族的男人是佛罗伦萨下的美第奇，佛罗伦萨人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罗伦萨人。可见，科西莫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非常成功。

科西莫知道和平共处不仅限于国内，与国外和平相处也很重要。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土耳其帝国兴起。对于西欧世界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有效地利用这次打击，成功确立了意大利的和平。当时，意大利半岛有五大势力，分别是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梵蒂冈和那不勒斯王国。他向这五大势力发出倡议，停止以往的争端，和平共处。通过缔结“罗迪条约”实现的和平是均衡各方势力政策的开始。科西莫的外交还延伸到了土耳其。佛罗伦萨在东方没有太多利益，需要保护的权益极少。因此，与跟东方利害关系极大的威尼斯相比，做起事来要容易得多。科西莫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搭建东西方间沟通的桥梁而奔走。他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扩大本国商人的权益，不如说是为了施恩于西方各国。结果，美第奇家族和土耳其君主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而且维持了很久。科西莫去世后的第14年，即1478年，佛罗伦萨发生了著名的反美第奇武装政变，叫“帕齐的阴谋”。他们的目标是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兄弟二人。洛伦佐躲过了凶器，朱利亚诺不幸死于刀下。这次政变以失败告终，参加政变的一人逃到土耳其，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二世抓住了他，并无条件地把他引渡回了佛罗伦萨。

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能力之大之深我了解了。在推动学术、艺术的发展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吧？

答案无疑是Yes。被乌菲兹美术馆围起来的广场四周排列着出自佛罗伦萨的一个又一个天才的雕像，美第奇家族的两个男子——科西莫和他的孙子洛伦佐的雕像分立美术馆正门左右。美术馆内的艺术品也好，立于广场的天才们的雕像也好，大多得益于这两个男人的支持。所以他们享受这样的待遇无可厚非。

按照同时代人的说法，科西莫既不是一个学识出众的人，也不是对艺术有充分理解的人。但是这样评价科西莫的人接着又写道：他是一个视野极其开阔的人。事实上，推动学术、艺术发展的人最重要的品质莫过于此人不偏执于自身的感受、喜好和观点，就像科西莫一样。对于学术界、艺术界的人来说，最受鼓舞的就是有人购买自己的作品。科西莫坐拥美第奇家族企业，资力雄厚。他照顾精神方面的“内需”是因为他深知文化带来的影响。一个国家即使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仅靠这些还是不能成为领袖，因为做到这些还得不到被领导者的支持。科西莫要把佛罗伦萨建成文化大国，并且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

科西莫在佛罗伦萨郊外卡雷基有一座美第奇家族的别墅。他在那里成立了“柏拉图学园”，邀请古典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担任校长。他成立的这个学院不是单纯研究学术的一个研究机构，而是柏拉图在古代雅典创设的“学园”的复兴，正像“柏拉图学园”这一名称所显示的那样。

真正的柏拉图学园创设于公元前4世纪末，位于雅典郊外的森林中。希腊进入罗马霸权统治下以后，柏拉图学园依然是一所最高学府。在这里学习过的名人很多，其中就有罗马的西塞罗、希腊的普鲁塔克和犹太人菲隆等。一如没有种族歧视的罗马帝国，这里的研究者来自各个国家。然而，到了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借口学园会危及基督教徒，下令解散了柏拉图学园。1000多年以后，科西莫重建了这所学园。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研究机构，聚集在这里的大多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中不仅有佛罗伦萨人，还有来自意大利其他地方的人。“柏拉图学园”的成立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罗马、那不勒斯也纷纷成立“学园”。古代就这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得以复兴。

科西莫·德·美第奇对于艺术领域的支持力度之大，若一一写下来可达数页之多。所以就借用他说过的话来代替吧。

“我了解这个城市的心情。我们美第奇家族被赶出历史舞台大概用不了50年。但是我们的东西会留下。”

时间又过去了500多年。在如今的佛罗伦萨，每当我看到熙熙攘攘的游客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话。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佛罗伦萨城和欣赏到的这座城里的艺术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应美第奇家族或受美第奇家族刺激的其他佛罗伦萨人委托制作或收集的“东西”。

科西莫向柏拉图学园校长、古典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支付年金来保证他的生活，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对艺术家给予同样的关照。

雕刻家多纳泰罗是科西莫尤其喜爱的艺术家，多纳泰罗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不愁没有工作。但是，他的个性很强，遇到不懂雕刻的顾客，常常与之发生冲突。为了多纳泰罗不为生活担忧，专心创作，科西莫临终前在遗言中加了一条，赠予他位于佛罗伦萨郊外卡法吉奥罗的一个农庄，这座农庄可以保证有丰厚的收入。美第奇家族的继承人、科西莫的儿子皮耶罗当然遵守了遗嘱。多纳泰罗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份厚礼，因为他从此可以不与那些不懂雕刻的顾客打交道，也不用担心会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双方签订了正式的赠予合同。

然而没过多久，多纳泰罗就来找皮耶罗说想归还农庄。皮耶罗不解，问他为什么。艺术家回答说：“三天刮一次风，鸽舍的顶篷就会被刮跑；暴风雨一来，葡萄园便乱七八糟；还得处理家畜去纳税。我成天担心果园，哪还能有精力安逸创作？我还不如在贫穷中死去的好。”

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皮耶罗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接受了还回来的农庄。但指示每周计算农庄的收益，把相当于或略多于收益的钱汇入以多纳泰罗的名义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不消说，多纳泰罗这下真的心满意足了。

佛罗伦萨雕刻家的代表多纳泰罗死于1466年，他留下遗言要求葬在科西莫墓的旁边。皮耶罗同样遵守了这个遗嘱。现在，在美第奇家族祖坟地所在地圣洛伦佐教堂科西莫墓的旁边还可以找到多纳泰罗的墓。

但是，如此感人的插曲并非他们的独创。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有一个朋友叫盖乌斯·梅塞纳斯。这个人因为资助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而闻名。为了感谢梅塞纳斯赠予自己山庄而使自己得以专心创作诗歌的贺拉斯死前留下遗言，要求葬于梅塞纳斯墓的附近。后来，人们就用“梅塞纳斯”（maecenas）来指称支持学术、艺术的行为，法语叫“mécénat”。多纳泰罗和皮耶罗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一人留下遗言，另一人完成了他的遗愿。古代就像血管中流动着的鲜血，活在文艺复兴人的心中。

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死于1464年，早于多纳泰罗两年去世，享年75岁。就像罗马教皇评价的那样，科西莫虽然没有君主的头衔，也没有奢极一时的生活，却是事实上的君主。正因为他以一介市民的身份走完了一生，所以科西莫的葬礼也和普通市民一样，没有一位来自国外的吊唁者。只有佛罗伦萨议会授予了科西莫“国父”（Paterpatriae）的称号。“国父”这一称号是尤里乌斯·恺撒之后罗马元老院授予罗马皇帝的称号。纵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获此称号的人只有科西莫一个。

因为身体虚弱，皮耶罗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时间不超过5年。在他之后，接管美第奇家族并领导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是刚满20岁的洛伦佐。关于这个男人，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会作更详细的介绍。我之所以会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对洛伦佐有详细描述，是因为生于1469年的马基雅维利的青少年时期正好和洛伦佐在佛罗伦萨、意大利乃至欧洲大红大紫的时期一致。读者们可以参看第一部第二章“美第奇家的洛伦佐”、第三章“帕齐的阴谋”以及第四章“花都佛罗伦萨”，在这里我只简单地介绍一下。此人与其祖父科西莫不同，做事喜欢张扬，喜欢引人注意，人们甚至称他为“ilMagnifico”（伟大乃至华丽的人）。他是一流的政治家，是和平路线的继承者，和他祖父一样积极地推进均衡势力政策。只是，科西莫习惯于幕后操纵，而洛伦佐更偏好在首脑会议上作决定。不管怎样，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写的下面一段话应该是对“豪华者洛伦佐”的功绩所作的最高评价：

佛罗伦萨人在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的1492年之前，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洛伦佐运用自身的智慧和他的权威，成功把意大利内部的战争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全部的心思只为了让他本人和祖国佛罗伦萨变得更加强大。

虽然洛伦佐和他的祖父一样热衷于推动学术、艺术的发展。但是柏拉图学园到了洛伦佐这一代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也许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按照哲学史的说法，此时的柏拉图学园把研究的重点从研究公元前3世纪的柏拉图转移到了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即公元3世纪的哲学家普罗提诺的思想。同时，以“赫尔墨斯文书”之名、被认为是新纪元前后的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思想也受到关注，因为他提出了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唯心论成为了主流。人常常迷醉于寻找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原理。于是，天文学变成了更受欢迎的占星术，化学转向了炼金术。

洛伦佐·德·美第奇

在所有有关文艺复兴的作品中，您对洛伦佐时代的柏拉图学园表现得很冷淡，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关心的是生活在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却不愿意加入柏拉图学园的那些人。其代表人物是莱昂纳多·达·芬奇。莱昂纳多认为讨论虚无缥缈的东西毫无意义，所以应邀去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迈进这所学园一步。洛伦佐时代的马基雅维利还是个少年，在卡雷基的别墅举行的研讨会不可能邀请他参加。我想即使他早出生10年并受到了邀请，也一定会和莱昂纳多的想法一样吧。因为马基雅维利终其一生关心的是无法用单一原理解释的人类众生相。

我认为所谓的哲学早已止步于希腊哲学，以后的哲学只是对基督教和哲学一体化的重复劳动，只能无功而终。如果说重复劳动的说法过于偏激，那么换句话说，也不过是对希腊哲学提出的命题给出每个时代的答案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宗教是信仰，哲学是怀疑。探索唯一的原理，在哲学中就是一次次地提出原理，再把它推翻。原理一旦成立，随即把它当成神圣不可侵的、必须遵从的圣条的话，那就不是哲学。我说哲学已经止步于希腊哲学，是因为希腊时代是一个多神教的时代，不接受神化的、不可侵犯的一神教规定。

我对柏拉图学园表现冷谈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们的思想很受推崇，甚至一度影响了全欧洲，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暂的，他们的思想是不堪一击的。在洛伦佐去世两年后，他们的思想就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1492年洛伦佐去世。对于柏拉图学园来说，他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了靠山。两年后，美第奇银行破产。马基雅维利在著作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只能说在生意场上，洛伦佐实在很不走运。究其原因，在于他所任命的各地分店店长的散漫。分店店长们的言行举止与其说是私营企业的经理，不如说他们更像官营企业的老板。为此，美第奇家族投资于西欧各地的资产纷纷流失。

看来伟大的洛伦佐不如他的祖父科西莫，作为企业经营者似乎并不够伟大。

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美第奇银行的破产不是一家银行破产那么简单。他们坚信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罗伦萨，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并在这样的信念中过了60年。美第奇银行是美第奇家族企业的核心事业。它的破产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佛罗伦萨未来的担忧。不用说，此时佛罗伦萨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正所谓祸不单行。就在同一年，修道士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的说教开始横行，给了佛罗伦萨人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谴责佛罗伦萨人之前的生活方式，训诫说若不悔改必遭神罚。正巧这一年，法国国王的大军入侵意大利，又给了萨伏那罗拉借口，他叫嚣说这就是神对佛罗伦萨的惩罚。

不只是佛罗伦萨普通市民，连柏拉图学园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屈服。就连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也投向了萨伏那罗拉，米兰多拉曾经高举文艺复兴思想的旗帜，提出人是一切的中心。学园的常客、把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描绘得美不胜收的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也表示悔改，画风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从无限欢欣变成了深深的哀怨。至此，柏拉图学园彻底瓦解。学园的唯心论一旦受到其他唯心论的冲击，竟然表现得如此脆弱。15世纪末的这个时期，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走到了尽头。之前，接受国外顾客的委托从事创作的艺术家们一旦完成工作就会回到佛罗伦萨，而此时，一方面来自国外的订单数比来自佛罗伦萨的要多得多，另一方面，即使完成了创作，艺术家们也不再回到故国。曾经人才济济的佛罗伦萨，人才开始源源不断向外流出。

最后，介绍一下作为文人才能出众的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的诗作，同时也作为“佛罗伦萨篇”的结束。我想就介绍“Theend”吧，意大利语叫“Fine”。

在他不满43年的人生中，他留下了大量的诗作和短篇小说，即使是在500年后的今天，汇集出版后也达三卷之多。这对于一位大忙人来说非常难得。有意思的是，他的作品可以按内容进行分类，分别是“喜之歌”、“爱之歌”和“灵魂之歌”。仅这几部作品，足以反映文艺复兴鼎盛期的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说过：“没有一个人像洛伦佐那样深得命运和上帝的垂爱。”你不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吗？

我在这里要介绍《酒神之歌》的第一部分。这首诗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中学生都要学习。它深受欢迎，甚至被雕刻于电影院银幕上方的建筑中。因为是献给酒神巴库斯的诗，所以人们常常在敲锣打鼓、闹哄哄结束的狂欢节上吟唱。事实上，一到狂欢节人们就会唱这首诗。为了不改变音调，我把原文照抄如下，因为意大利语发音和罗马字读音相近，所以找音调应该不难。

《酒神之歌》

Quant’èbellagiovinezza,

chesifuggetuttavia!

(chivuolesserlieto,sia:

didomannonc’ècertezza.)

试着翻译一下，是这样的：

青春多么美好，

却又如此短暂！

（尽情享受当下，

明天太不确定。）

这首诗共有八段。第一段中，我用括号括起来的最后两行，是每一段结尾需要重复唱两遍的副歌。这种诗与朗诵相比，更适合在琵琶的伴奏下吟唱。或许这也是它当时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顺便提一句，刻在电影院银幕上方的就是作为副歌的这两行。

洛伦佐创作的《酒神之歌》不仅在佛罗伦萨，据说在全意大利都很流行。下面是我的猜想。这首诗后来传到了日本，采用的不是我这样的直译，而是意译。不清楚是上田敏还是别的日本文人去威尼斯旅行时，在威尼斯狂欢节上听到了传唱至今的这首歌。回国后，他跟音乐人吉井勇提起这首歌，给了吉井勇灵感。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歌，取名为《贡多拉之歌》，这不正说明这首歌和威尼斯的关系吗？

《贡多拉之歌》

生命短暂，恋爱吧，少女

趁你红红的嘴唇尚未褪去

趁你沸腾的热血尚未冷却

只因明日的时光能否依旧

两首歌意思相近。如果洛伦佐知道500年后会出现这样一首日语歌，该有多么感慨啊。

洛伦佐42岁去世。尽管英年早逝，马基雅维利却说，在最好的时候，他死了。马基雅维利比洛伦佐小20多岁，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警世思想家。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开始走下坡路。马基雅维利试图挽救佛罗伦萨。可见，上面这句话应该包含了相当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反映了他羡慕洛伦佐生活在幸福感很强的佛罗伦萨，同时对已成故人的洛伦佐充满了惜别之情。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人，他的代表作是《君主论》。这是一部世界名著系列中必不可少的、至今依然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品。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说明领袖应该是怎样的，并以此提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教分离观。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自始至终坚持政教分离，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对洛伦佐的做法大加赞赏。所以，人们通常会认为在《君主论》中提及最多的应该是洛伦佐，甚至把他当作模范也不奇怪。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一次也没有提洛伦佐，更不用说把他当作适应时代潮流的领袖榜样了。在不断变化中的意大利，作为领袖榜样，在很多方面都与洛伦佐截然相反的切萨雷·波吉亚被认为更合适。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欧洲，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显然都属于先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科西莫和洛伦佐推行的均衡势力政策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均衡势力政策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对于尚未形成国家的地方来说，这一价值观是行不通的。因为所谓均衡势力政策其实等于是维持现状政策。当某个不满足于维持现状的国家，率领人数相当于推行维持现状政策的国家人口总和的大军打了过来会怎样呢？15世纪末，意大利各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法国国王的军队打进来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是想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代变了，榜样领袖不能不变。

佛罗伦萨共和国向法国派遣了外交使节团。面对他们，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公然说道：

“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当时，年仅30岁的马基雅维利还只是使节团的末席。他当即反驳道：

“法国人不懂政治。”

然而，再怎样义正词严地反驳，作为军事大国同时又是政治大国的国家，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只有罗马帝国一个。这就是人类世界的现实。马基雅维利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对他来说，已故的洛伦佐虽然是政治上的智者，但是他没有重视军事。所以在论述意大利现状的《君主论》中不值一提。

相对地，在讲述佛罗伦萨历史的《佛罗伦萨史》中，他高度评价了洛伦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从根本上来说，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二人都是只有佛罗伦萨才能养育出来的人。

要说只有佛罗伦萨才能养育出来的人，莱昂纳多·达·芬奇不是最典型的吗？我们后世的人一想到文艺复兴时期，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莱昂纳多，甚至感觉文艺复兴等于莱昂纳多。关于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篇，我希望以莱昂纳多来作为结束。

你的意思我明白。意大利文艺复兴涌现出了大量的天才人物。说到天才中的巨人，只能是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论作品之多当属米开朗基罗，但是，论涉及的领域之广非莱昂纳多莫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著作之一是《西方的智慧》（WisdomoftheWest），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哲学与科学一样，始于某人对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提出疑问。最早全民都充满这种好奇心的是希腊人。现在的我们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希腊文明是知识运动的爆发，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华丽的事情。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可与希腊相媲美的知识的爆发。在短短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等所有领域都创作出了数量惊人的杰作，并形成了其后西方文明的基础和体系。

欧盟（EU）有一项活动，每年选一个文化城市。第一年选出的是希腊的雅典，第二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第三年以后不记得是哪里了，大众媒体也不提了。因为即使这项活动还在继续，也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意义。

之所以介绍伯特兰·罗素的这段话，是因为我想说，知识的爆发在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之后就是以佛罗伦萨为先导的意大利。而且我认为，罗素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讲述莱昂纳多。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像莱昂纳多那样一生都在追问“为什么”。我想象中的莱昂纳多总是嘴里念着“perche，perche，perche”，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样子。“perche”是意大利语，意思是“为什么”。

人们评价莱昂纳多是“万能人”。这不是说他什么都会，或者说他心灵手巧，而是因为他涉足的领域太多太广。对他来说，为了弄清“为什么”，有时绘画是最好的方法，有时解剖又成了最好的手段。当然，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他是“什么都会的人”也未尝不可。

在他身上，艺术、科学、技术以及观察力融为一体，这都是源于“为什么”。他不是一个同时思考很多问题的人，最初他只有一个“为什么”，但是，在寻找结论的过程中，一个问题渐渐地变成了多个问题。

所有的创造都是始于“为什么”，即使是才能普通的人也一样。只是普通人只知道要在创作过程中或者在创作完成后才能弄清“为什么”，而莱昂纳多在创作完成之前就已经知道“为什么”的答案了。

这就是莱昂纳多留下很多未完成作品的原因吗？

是原因之一吧。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当他明白创作无法完成的时候。据说《最后的晚餐》壁画中，坐在最中间的基督的脸到最后也没有画好，《三王来拜》在草图阶段就放弃了。所谓完成也有能做到的意思，做到一定程度后死心的，如果想继续还是可以完成的。

莱昂纳多没有死心吗？

莱昂纳多死心了。只是这与作品完成与否无关。从本质上来说，莱昂纳多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谦虚是创作者必不可少的素养吗？

是的。当然绝不输给他人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同样必不可少。

谦虚和桀骜不驯不是自相矛盾吗？

普通人如果同时存在这两种性格会造成思维混乱，容易导致精神失常。但是，创作者只有不偏不倚地控制好这一对矛盾体，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莱昂纳多的傲慢甚至激起了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的嫉妒之心。

莱昂纳多为什么会留下那么多素描和设想呢？

你好像也患上“为什么”病了。也许为了弄清“为什么”，莱昂纳多只有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并对一个又一个问题提出相应假设的答案这一个办法吧。我个人的想象中，他总是在不断重复一件事，就是观察、思考、把感悟到的东西写下来或画下来，并在写或画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自己的理解。无论是文笔还是画笔，利用这些工具表达出来的东西不只是向他人传递信息，同时也在说给自己听。因为通过写作或绘画，大脑中的想法会愈发清晰。表达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思想，也会让大脑中的思想更加清晰。

莱昂纳多真是这样的话，请他创作也很不容易吧？

绘画方面，莱昂纳多的收费总是当时最高的。米开朗基罗比他小23岁，也许不适合作比较，好像莱昂纳多的收费至少是米开朗基罗的两倍。然而尽管如此，他却热衷于对飞机及解剖学的研究，而这样的领域既不会有委托人，也不可能有资助者。所以，他把绘画赚来的钱存在教会附属的一种信托银行里，作为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研究资金。为了寻找赞助商，在旅途中他一次次地来到佛罗伦萨。其中自然有回到故里的乐趣，但更大的目的是为了钱。

下面是莱昂纳多的赞助人或者有赞助关系的人。

首先是被誉为“豪华者”的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从结论上说，体现文艺复兴精神的洛伦佐既没有成为另一位体现文艺复兴精神的莱昂纳多的赞助人，甚至也没有做类似于赞助这样的事情。洛伦佐和莱昂纳多只有3岁之差。现在，佛罗伦萨男性名字中，用得最多的是洛伦佐和莱昂纳多。这是题外话。从表面上看，二人之间关系非常冷淡，不知道是因为洛伦佐理解不了莱昂纳多，还是好恶分明的洛伦佐的世界与莱昂纳多的世界格格不入。柏拉图学园倾向于唯心论，充分反映了洛伦佐的趣味。莱昂纳多对这所学园丝毫没有兴趣，而同是韦罗基奥工作室的师兄波提切利则常常出入这个学园。尚在学徒时期，莱昂纳多曾经在师傅韦罗基奥的作品《基督洗礼》的左端画过一个天使，美得无与伦比，远远超出同时期波提切利所画的圣母玛利亚以及天使。他这种异于常人的审美感不可能不引起洛伦佐的注意。然而，洛伦佐所做的只是把他介绍给米兰公爵，为后人所说的人才外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个人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因为他肤色黝黑，人称“ilMoro”（摩尔人）。也许是因为这位米兰公爵不清楚自己到底爱好什么，所以更适合做学术、艺术的支持者吧，总之，莱昂纳多在米兰生活的时间长达16年。洛伦佐去世、美第奇银行倒闭、佛罗伦萨屈服于萨伏那罗拉以及4年后萨伏那罗拉受到处罚的消息，他都是在米兰听说的。

莱昂纳多一到米兰，就向公爵出示了洛伦佐的介绍信，同时递上一封著名的自荐信。自荐信像是一位工程师在推销自己的产品一样，一开头列了9项内容，之后又说自己所作的画好过任何人。因为在佛罗伦萨，是绘画成就了他的名气。所以不知道该说这封自荐信表现了30多岁的年轻莱昂纳多的霸气还是傲气。米兰公爵自然不傻，他充分利用了这位画家的才能，甚至还让他为自己的爱妾画了肖像画呢。当然，像这类作品，莱昂纳多创作起来非常得心应手。

切奇利娅-加莱拉尼的肖像（抱银鼠的女子，莱昂纳多画）

这位摩尔人允许莱昂纳多从事任何研究，甚至包括令人厌恶的解剖类的研究。然而，这样一位摩尔人，因成为法国国王军队入侵时的靶子而下台。莱昂纳多只好另寻支持者。他求到了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斯特。但是，这个女人看中的不是莱昂纳多的才能，而是他的名声，她要求莱昂纳多为自己画肖像画。其实，她的这个要求在宣称自己是学术、艺术保护者的人中很常见。对此，莱昂纳多的回答含糊其辞，侯爵夫人只有离他而去。顾客的要求可以刺激创作者，但是，对于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要求，莱昂纳多似乎过于正直了。

之后，他亲自去找了切萨雷·波吉亚。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切萨雷是唯一一位可以拯救危机中的意大利的领袖。在当时，因为极力反对维持现状的路线，他被很多人当成了危险人物。莱昂纳多主动上门寻找切萨雷帮助这一行为在后世研究莱昂纳多的学者眼中，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莱昂纳多除了在很多领域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他还关心城市规划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切萨雷·波吉亚与洛伦佐不同。洛伦佐只要维持好先辈留下的国家即可，而切萨雷必须从零开始建设自己的王国。正因为莱昂纳多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向切萨雷申请要一份工作，并接受了切萨雷提供的建设总监的职务。如果切萨雷执政时间长一些，也许莱昂纳多设想中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基础设施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了。遗憾的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这位榜样人物执政仅仅只有一年就下台了。已经51岁的莱昂纳多只好另找出路。

莱昂纳多一次次地往返于佛罗伦萨和法国国王统治下的米兰之间，只为寻找一个安居之地。再后来，洛伦佐的儿子利奥十世就任教皇，他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随他移居到了罗马。应朱利亚诺的邀请，莱昂纳多也去了罗马。教皇利奥十世没有要求逗留在罗马的莱昂纳多创作绘画作品，因为此时拉斐尔也在罗马。拉斐尔的趣味和利奥十世十分相近，一旦开始作画，就一定会完成作品。美第奇教皇没有要求莱昂纳多作画，却禁止他解剖尸体。也许开明的美第奇家族的男人一旦当上罗马教皇就不得不遵循基督教会的戒律吧。没过多久，莱昂纳多的保护人朱利亚诺死了。莱昂纳多接受有过一面之缘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时间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刚刚去世的1516年。莱昂纳多已经64岁了。

与其说弗朗索瓦一世是以保护者的身份邀请莱昂纳多，不如说是因为他崇拜、尊敬莱昂纳多才邀请了他。他为莱昂纳多提供了位于法国南部昂布瓦兹郊外的葡萄庄园。当然除了支付从生活费到其他所有的日用开销，还提供给他足够的年金。国王从不要求他作画。国王曾经这样对莱昂纳多说：“我不是希望你为我做什么，我只要你留在这里就够了。”对于莱昂纳多这样的人来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生活保障是令他再高兴不过的事情吧。而且，莱昂纳多已经老了，到了流浪已成难事的年龄了。

莱昂纳多在昂布瓦兹安逸而宁静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1519年5月，莱昂纳多在这里走完了67年的生涯，尸体葬于圣休伯特教堂。然而，不久教堂在战乱中被毁，遗体不知去向。如果可以找到遗骨的话，或许以现在的最新科学技术，可以找出他的死因吧。莱昂纳多曾经与一位行将死去的老人有过一次对话。在这位老人死后，为了研究他安详死去的死因，莱昂纳多解剖了这位老人。所以，如果他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不高兴的。

莱昂纳多临终前留下遗言，把一直伴随着他的《蒙娜丽莎》送给国王。也许是为了感恩弗朗索瓦一世对自己的善待吧。短短三年时间的恩情，他把《蒙娜丽莎》留给了法国，成了卢浮宫美术馆如今的至宝。尽管为莱昂纳多提供过生活保障的还有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

最后，送你一句莱昂纳多说过的话吧：

无论是强大的统治力，还是小小的支配力，只有支配本身的力量才是永恒。

换换句说，就是战胜自己的意思，也就是克己吧。我认为这一句话就是莱昂纳多的文艺复兴宣言。

第二部 罗马篇

我以为屋顶阳台只有这里一处呢。往远处一看，原来到处都是啊。

住在罗马市中心，意味着可以欣赏到三个罗马：一是由街道和罗马广场构成的罗马，二是家中的罗马，三是屋顶上的罗马。当然只有那些非常幸运的人才能同时享受到这三个罗马。

的确，从这里看出去，我理解了为什么说还有屋顶上的罗马。从屋顶上向远处望去，不仅可以平视教堂的圆顶，而且因为视野开阔，心情非常舒畅。这里的气候好像也跟佛罗伦萨不同。

形容罗马的词中有一个词叫“阿里奥索”（arioso）。意思是通风好、不小气。佛罗伦萨位处盆地，夏热冬冷。与此相反，罗马则冬暖夏凉。在意大利半岛，气候最温和的地方是罗马和那不勒斯一带。古罗马人把罗马定为首都，把景观优美、温泉资源丰富的那不勒斯周边选作休养地，我们不得不钦佩他们选择的巧妙。

说到古罗马我想起来了，罗马帝国灭亡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但是罗马市依然把4月21日作为建国纪念日。古罗马被认为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这一天，由罗穆路斯建立国家的。所以在罗马帝国尚存的时代，作为国庆节，每年都要纪念这一天。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一天不再是建国纪念日。但是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存在至今，所以作为建城纪念日，这一天还是值得庆祝一番的。现在的罗马市，简称依然是古罗马时代的“SPQR”，它是由拉丁语“SenatusPopulusQueRomanus”的每个词的首字母构成的，意思是“元老院以及罗马市民”。说起来有点可笑，因为把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纳入伞下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存在，罗马市民不再是庞大帝国的主人，他们不过是生活在罗马的居民而已。但是，现代罗马人和古罗马人一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他们修改了“SPQR”的意思，变成了“SonoPorciQuestiRomani”的缩略语，意思是“罗马市民是猪”。

就是这样一座永远不倒的城市罗马，说好听点，这是一座不小气的城市，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浮躁随性的城市。也许，只要留在罗马，任何人都会变得“arioso”（阿里奥索）。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是《随想录》作者、著名的蒙田在《意大利纪行》中讲述的逗留在罗马期间的事情：

居住在罗马，感到安逸舒适的一个原因是这座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世界性。在罗马，外国人、祖国是哪里都不是问题。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做到像罗马这样。事实上，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很多。说到外国人，同一国家的人自成一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一样。罗马的统治者是罗马教皇。只要是基督教徒，无论住在哪里，都受罗马教皇的管辖。所以，他所居住的罗马当然就由那些与他相邻而居的不同国家的团体构成。在罗马，选举教皇也好，任命红衣主教也好，从来不会把国籍当成问题。

威尼斯也是一座外国人聚居的城市，但是这里的情形与罗马截然不同。不少外国人是受该国合理而自由的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来到威尼斯的。但是，他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异国。相反在罗马，对神职人员来说有非常合适的组织，制度也是如此。但是，外国人根据各自的财力和地位生活着，就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一样……在罗马，我们法国人穿法国服装、西班牙人穿西班牙服装、德国人穿德国服装，还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人也分别穿着他们各地的服装。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差别，普通市民完全熟视无睹。只有乞丐看到不同的着装才会用相应的语言说：“请施舍一些吧。”

接着，蒙田又讲述了他本人取得“罗马市民权”的全部经过。他的市民权似乎是通过法国驻罗马大使馆走通了教皇的儿子（在罗马，神职人员可以有孩子）索拉公爵以及侍从长穆佐提的关系取得的。对此，这位法国首屈一指的道德家非常高兴。他这样写道：“尽管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称号”，“但是它唤醒了我们对古代荣誉和伟大的神圣记忆”，“感到异常高兴”。也许他以为自己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市民，而这时的法国还叫高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至此，我们还可以微笑着读他的《意大利纪行》，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觉得可笑了。也许是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吧，蒙田本人没有记录下来。据说蒙田利用关系取得罗马市民权的理由是蒙田自称是法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是在雅典的“学园”教授哲学，该学园解散的理由是不适合基督教徒。如今一位法国的苏格拉底在基督教管理的罗马得到市民权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让人不由自主地会以为基督教到了罗马也变得自由散漫。蒙田只是短期逗留罗马的一个旅行者，只因为他是法国的苏格拉底就授予他罗马市民权的教皇是出生于博洛尼亚的额我略十三世。蒙田去罗马的时间是1581年。当时的罗马刚刚经历过宗教改革浪潮和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如果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我想，罗马不只是“通风好”，应该还充满蓬勃生机吧。

罗马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是因为什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和所有历史现象一样，文艺复兴何时成为中心，何时变成外围，是无法说出明确界限的。它和台风的移动相似。文艺复兴在罗马停留的时期大约是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最初的30年。因为这个时期，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文艺复兴巨匠同时生活工作在罗马。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推动者是佛罗伦萨的大商人们。那么，罗马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又是什么人呢？

应该说是历代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是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带领基督教徒的牧羊人。为什么他们会脱离强调通过《圣经》来看世界、来思考、来行动的中世纪而成为提倡用人类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人类的心智来思考问题、用人类的判断来行动的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的推动者呢？

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像基督教这样善于适应时代潮流的。这是他们真正的能量。也就是说，曾经对圣方济各的清贫思想主动示好的罗马教廷，在过了近200年后，也积极参与到华丽的文艺复兴绘画、雕刻和建筑创作中了。

但是，耶稣基督选择的是一朵野百合而非所罗门的荣华富贵。

耶稣是神的儿子。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不是神子，他们是很复杂的生物，既爱野百合也爱所罗门的荣华富贵。

说教堂装饰过于富丽堂皇不适合作为祷告场所的看法过于忽视普通百姓的感情。毕竟，教堂不只是用于新生儿接受洗礼、年轻人举行婚礼、为亡者举行葬礼的场所，它同时也是年轻人追随在心爱的女子身后、从教堂后座向祷告的女子投去炽热目光的场所。这样的地方装饰得漂亮些有什么不好？

但是，除了把教堂装饰得富丽堂皇之外，神职人员职位越高生活越奢侈。这难道不是神职阶级的堕落吗？

没有人会赞赏奢侈的生活，可见奢侈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平民总是喜欢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那种奢华，或者说是向往这样的生活。当今的王室、影视界和音乐界的明星之所以能成为明星，是因为他们有身处不同位置的平民的支持。

另外，与教皇、红衣主教们华丽的法衣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一群穿着或黑色或茶色或白色的简朴僧服或修道僧服的人。这样两个极端形象同时存在正是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优势。它同时满足了奢华和清贫两个方面的需求，反映出基督教会熟知人类追求这两者的本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作为宗教人士，或许有点太过随性。但是，作为基督教会这一组织之长，他们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胜任神职界之长的职位，而且对于世俗社会的领袖之职也完全可以胜任。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群男人，所以艺术家们才可能与之展开激烈的辩论吧。老老实实完成订单的人只是“匠人”，“艺术家”是利用订单来创造自己想要创造的东西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有下面这样几位（括号内时间是其在位时间）。按照意大利人的称呼习惯，教皇名字不采用拉丁语而采用意大利语的读音。

庇护二世（1458—1464），俗名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劳米尼，出生于锡耶纳附近的皮恩扎。他是当时被称作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写有很多著作，是一位文人教皇。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评论集》。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时，为了拯救国家，他多方奔走，希望成立十字军，但是没有一个意大利城市站出来响应。

保罗二世（1464—1471），俗名彼得·巴尔伯，出生于威尼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势力的衰退。他没有组建十字军，而是配合祖国威尼斯通过重建通商关系来挽回西方国家的势力，从而改变了罗马教廷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方针。据说此人当选为教皇就是威尼斯共和国主动出击的结果。所谓主动出击，指的是收买红衣主教们，因为他们每人手上各有一张选举教皇的选票。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俗名弗朗切斯科·德拉·罗维雷，出生于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教皇，是开启裙带关系的人，他把自己的侄子们一个个扶上了红衣主教的位置。他组建十字军来抵抗奥斯曼帝国，却因参与国之间的不和而受挫。他把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的侄女嫁给了俄罗斯的伊凡三世。通过此次联姻，正式承认俄罗斯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从而保住了面子。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罗马教皇们热衷于组建十字军，这是他们作为基督教世界之首对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不能不采取的措施。他们的立场和现在的教皇一样，只是现在的教皇作为和平使者倡导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纠纷。也就是说，教皇们组建十字军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是基督教会之长，他们有责任抑制异教徒的崛起。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君主。巴茨家族的男人们把美第奇家族看作眼中钉，密谋杀死洛伦佐和朱利亚诺。表面上看，“帕齐的阴谋”好像是佛罗伦萨内部的反美第奇势力、巴茨家族的男人叛乱，实际上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在背后指使。这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尽管教皇憎恨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在学术、艺术领域所起的作用他却全盘学了过来。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通过收集修道院收藏的抄本，进一步充实了由四代之前的教皇尼古拉五世创设的梵蒂冈图书馆；把美第奇家族族长科西莫重建的柏拉图学园迁至罗马，以高薪聘请人文学者，创设“罗马学园”的也是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另外，建造文艺复兴绘画殿堂西斯廷礼拜堂的还是他。“礼拜堂”在意大利语中叫“Cappella”，是阴性词，再把sisto（西克斯图斯）变形成阴性词，就成了“CappellaSistina”。忠实地把它翻译成意大利名，就叫西斯廷礼拜堂。

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艺术殿堂化的第一个阶段是由西克斯图斯四世聘请的翁布里亚和佛罗伦萨的画家们完成的。他们是彼得·佩鲁吉诺、波提切利、科西莫·罗塞里、路加·西诺雷利和多米尼科·基兰达约。画在40米×13.5米的长方形两翼的12幅壁画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教皇也大大方方地邀请了曾经受美第奇庇护的画家。如果洛伦佐不同意，他完全可以阻止这些画家的罗马之行，但是有意思的是，洛伦佐非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奖励他们前往罗马。也许双方已经意识到有必要改善罗马教廷和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把艺术交流作为突破口了吧。

西斯廷礼拜堂艺术殿堂化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20年后成为教皇的朱利奥二世完成的。当时负责的画家是米开朗基罗，成果就是覆盖了整个天花板的《创世记》。负责殿堂化最后阶段的也是米开朗基罗，成果是画在西斯廷礼拜堂整个西侧墙面上的《最后的审判》。委托人是教皇保罗三世，完成的时间是1541年。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艺术殿堂化的那些年正好是罗马成为文艺复兴中心的那个时期。

英诺森八世（1484—1492），俗名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博，出生于热那亚。据说他曾经被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用计抓捕过，而洛伦佐深知与罗马教廷为敌对自己是不利的。

洛伦佐要把自己的女儿马达莱娜嫁给教皇的儿子弗朗切斯凯托·西博为妻。当然这不是单纯为了和教皇建立姻亲关系。站在英诺森八世的立场上，他自然希望儿子的将来会有保障，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任命儿子为教皇国的小领主。如果教皇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洛伦佐的女儿自然就成了侯爵夫人。但是，对父亲洛伦佐来说，同时也是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这将是一个负担，因为他不得不做那个小领国的后盾。教皇拥有的权威和权力虽然强大，但是一旦教皇去世，这一切就成了过眼烟云，所以教皇的权威和权力是有限的。洛伦佐认为，对有限的权威、权力做如此的投资并不合适。

于是，“豪华者”洛伦佐在佛罗伦萨市中心建起了一座豪华宫殿，把女婿迎进了门，还为他提供足够多的年金。这样一来，女儿不用成为教皇的人质，相反女婿倒成了自己的人质。教皇没有意识到洛伦佐的这一意图，他和儿子都心满意足。同时，洛伦佐还让世人觉得自己没有利用教皇的裙带关系，依然坚持公平原则。为此，他的声望又提高了许多。

作为经营者，洛伦佐非常失败，是他导致了美第奇银行的倒闭；作为有智有谋的政治家，他却是超一流的。但是，1492年4月，“豪华者”洛伦佐离开了人世，接着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在三个月后去世。这两人的离去宣告了意大利和平时代的结束。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俗名罗德里戈·波吉亚，出生于西班牙。他曾经迎战查理八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这次外国军队的入侵让文艺复兴的主角意大利各城邦意识到了时代的变迁。我想此时，大概只有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以及马基雅维利三个人早早意识到了通过维持现状政策来实现意大利内部和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维持现状政策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和洛伦佐倡导并维持的一种和平政策。切萨雷则考虑把意大利半岛中部的教皇国变成军事强国，使之成为抵御外国势力的坚强后盾。其父亚历山大六世则利用教皇的权力和权威意图帮助他促成此举。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用理论论证了这一政治的合理性。意大利进入了急剧动荡的时代。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亚历山大六世受到了萨伏那罗拉的批判，被指责是沾染了俗世堕落恶习的神职阶级的代表。后者是在流放美第奇家族之后，试图在佛罗伦萨确立神权政治的说教僧。教皇波吉亚不认为忠实于神的教义的政治是有效的，他熟知佛罗伦萨人的性格。所以他坐观萨伏那罗拉自我瓦解，而没有付诸正面对决。四年后，佛罗伦萨惩处了萨伏那罗拉。

和波吉亚父子有关系的艺术家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却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和父亲有关系的平托里乔。波吉亚的公寓的一隅就有平托里乔所作的美丽壁画，现在依然完好地保存于梵蒂冈宫内；另一位是和儿子有关系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他们是在波吉亚建立罗马尼亚公国一跃成为意大利风云人物的那个时期相知相交的。

亚历山大六世

朱利奥二世（1503—1513），俗名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出生于萨沃纳，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这位教皇行事捉摸不定。他缔结了康布雷同盟，大家都以为他要攻打不听话的威尼斯，可他转脸却与昨天的敌人威尼斯结成神圣同盟，联手攻打昨天的盟军法国，其可谓气宇轩昂。神圣同盟的口号是“赶走蛮族！”——他们把法国国王看成了蛮族。然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评论说，究竟谁是蛮族，谁也说不清楚。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和他有关系的艺术家队伍庞大，著名的人物就有下面两位：

1508年，33岁的米开朗基罗开始在西斯廷礼拜堂天花板上创作精妙绝伦的《创世记》。

同年，25岁的拉斐尔在现在依然叫“拉斐尔的房间”的墙上着手制作同样精妙绝伦的壁画。

朱利奥二世既谈不上有教养，也不好说他言行举止高贵干练，但是他在发现年轻艺术家的才能方面独具慧眼。他和拉斐尔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米开朗基罗却冲突不断。原因大概在于拉斐尔性情温和，而米开朗基罗性格过于暴躁吧。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插曲。一天，教皇来到西斯廷礼拜堂，问正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工作的艺术家“什么时候完成”，他听到的是米开朗基罗从天花板上毫不客气扔下来的一句话：“完成的时候！”好在《创世记》完成于朱利奥二世尚在人世的时候。遗憾的是，拉斐尔的全部壁画完成的时间已经是下一任教皇利奥十世的时代。

朱利奥二世

从教皇朱利奥二世委托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工作量之大上来看，这两个人的性情一定有相似之处吧。二人在创造某种独特的东西时，似乎谁也离不开谁。

利奥十世（1513—1521），俗名乔凡尼·德·美第奇，是“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出生于佛罗伦萨。他把美第奇家族对学术、艺术的热爱带进了梵蒂冈。

这位教皇在位时间不长。但是正好在他的统治期间，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巨匠都在罗马，在梵蒂冈宫内从事创作。三人中，拉斐尔最小，他由衷地尊敬两位前辈。据说在他所画的壁画之一——《雅典学派》中，站在中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脸，前者酷似莱昂纳多，后者酷似米开朗基罗。美第奇教皇遗传了父亲收集古代美术品的爱好，而且非常热衷于此。他任命拉斐尔为挖掘遗迹的总监。在拉斐尔的领导下，罗马开始正式的遗迹发掘工作。现在，梵蒂冈美术馆收藏的古代美术品都是始于利奥十世，并由其后历代教皇继承下来的遗迹发掘成果所组成的。这些美术品一方面显示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对作为异教世界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忌讳；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当年基督教世界的根据地教皇国早已成为了过去。

利奥十世

利奥十世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了美第奇家族男人的风采。他熟知艺术可以为政治所用。在与法国国王和谈时，他带上了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三人。自认为是文艺复兴艺术爱好者的弗朗索瓦一世的态度当时就缓和了。尽管是失败的一方，利奥十世与法国国王签署了有利于自己的和平条约。当然，除了上面三位巨匠，让拥有大军的法国国王变软的对策还有一个，就是罗马教廷收藏的古代雕刻杰作拉奥孔群雕的仿制品。利奥十世舍不得把原作送给法国国王。好在法国国王尽管爱好艺术，但对古代艺术品了解不多。于是，这一赠品的原件就留在了利奥十世的手里。这件作品现在收藏于乌菲兹美术馆。也许是受前任国王路易十二世的影响，在意大利众多艺术家中，弗朗索瓦一世好像只崇拜莱昂纳多一个人。而此次相逢成了以后莱昂纳多在法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契机。

一个人个性越强，他的爱好就越明显。利奥十世崇尚华丽和优美，他不喜欢莱昂纳多追求真相的执着劲儿。最重要的是，这位巨匠从来不为他作画。米开朗基罗宏大的绘画风格非常符合前任教皇朱利奥二世的喜好，却不符合利奥十世的趣味。利奥十世最钟爱拉斐尔。可惜拉斐尔37岁就去世了。对于拉斐尔的英年早逝，利奥十世十分伤心，把他葬在了万神殿，那是古罗马时代诸神的殿堂。保留至今的拉斐尔的墓碑上，刻着皮耶特罗·本博用优雅的文体写的墓志铭。此人又是深受利奥十世喜爱的、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一位文人。

拉斐尔在这里安息，在他活着之时，大自然感到了败北的恐惧；而当他一旦溘然长逝，大自然又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就在前一年，莱昂纳多在遥远的法国去世。三人中，独米开朗基罗一人留在世上，继续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

文艺复兴之花在罗马盛开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美第奇银行的倒闭导致美第奇家族集团早已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教皇利奥十世想用私有财产资助艺术，也无奈囊中羞涩。于是，教皇利奥十世想到了售卖赎罪券的方法，说在赎罪券箱中投金币时，如果听到里面发出叮当的声音，那么投金币的人就完成了预约死后在天国的席位。在意大利，没有人受这种把戏的欺骗，却骗倒了德国淳朴的善男信女们。预约天国席位的钱送到罗马，变成了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拉斐尔绘制的杰作以及利奥十世奢华的生活。对此种行为，马丁·路德极度愤慨，他向教皇抗议，扬言要带领教徒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利奥十世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试图对路德处以开除教籍来打击宗教改革运动，但没有成功。于是把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的宗教改革拉开了序幕。拉斐尔去世那一年——1520年，对罗马教廷来说是个多灾之年。

之后，坐上教皇之位的是荷兰人阿德里安六世。他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随即，教皇的位置再次回到意大利人手中。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俗名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一位私生子，其父亲是“帕齐的阴谋”中遇害的朱利亚诺。洛伦佐把他过继过来，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后，把他送进了神职界。在当时的意大利，神职阶级的世界不会抛弃私生子。因为当时在罗马教廷，即便是教皇的亲生儿子，在法律上也只能算作私生子。朱利奥当上了佛罗伦萨的一名主教。后来，利奥十世即他的堂兄弟乔凡尼就任教皇后，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因此，他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教皇。

出生于北方国家荷兰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六世就任教皇的一年间，根据编年史作者的描述，罗马“好像死了一样”。然而，随着克莱门特七世的即位，罗马再次焕发出了生机。罗马梵蒂冈宫在利奥十世时代被称为“欧洲最辉煌的宫廷”，此时再次成为古典学者及艺术家们竞相展示才华的场所。

遗憾的是，第二位美第奇教皇缺少政治灵敏度。除了意大利，当时的欧洲已经迎来国际政治变革期。这一政治动向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还有，有着哈布斯堡家族血统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在四年前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同时还主宰着德国和西班牙，他手中的权力非常强大。对此，克莱门特七世同样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谓同盟，是弱者与弱者相互合作力争成为强者的一个手段。在特定的时代里，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但是，再好的策略，只要不适合时代的潮流就一无用处。在佛罗伦萨做主教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克莱门特七世与马基雅维利成了好友，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理解马基雅维利一直在提的“时代性”。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结成了科尼亚克同盟，结果却导致了1527年的“罗马浩劫”。教皇国的首都罗马被皇帝统治下的德国雇佣军攻陷，遭到了长达一周的烧杀抢掠却毫无还手之力。不得已，克莱门特七世和红衣主教们离开梵蒂冈宫，逃到已然城市化的圣天使城堡，躲过一劫。保护教皇的瑞士雇佣军在战斗中无一幸存。

西斯廷礼拜堂变成了士兵们的临时营房，拉斐尔创作的壁画所在位置变成了马厩，教皇墓纷纷被盗。占领军野蛮的行为连西班牙方面也深感震惊。西班牙军高级将领给皇帝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整个罗马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宫廷成了士兵和马匹的居所。我们的队长奥兰奇公爵试图整顿军队纪律，然而，面对这群强盗般的雇佣军却束手无策。德国雇佣军野蛮至极。他们全然不把罗马教廷放在眼里，让人不得不想，路德会教徒原来是这样一伙人。无数贵重物品、艺术品被盗并遭到毁坏。

接到罗马遭受如此重创消息的伊拉斯谟给他的朋友红衣主教萨杜里多写了一封信：

罗马不只是基督教徒的首都，它是具有高贵精神的艺术女神慕斯的居所，是我们的母亲。我为罗马的悲惨遭遇深深哀悼。

置罗马于群龙无首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逃到意大利中部小城市奥尔维耶托避难。这里四面悬崖，易守难攻。当然，他也在积极寻找对策，希望与皇帝卡洛斯达成和解。同时，卡洛斯也需要与教皇达成和解。因为作为基督教社会的世俗第一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做到名副其实，罗马教皇主持的加冕仪式必不可少。“罗马浩劫”三年后，双方在博洛尼亚举行会谈，达成了和解。卡洛斯戴上了皇冠。克莱门特七世迫使皇帝答应为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统治地给予必要的帮助。这一年，佛罗伦萨因拒绝美第奇家族回归，遭到皇帝军队的攻打而沦陷。从此，佛罗伦萨从共和国变成了皇帝保护下的公国。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在看到卡洛斯正式授予亚历山大公爵称号后离世。关于亚历山大，私生子的传言曾经盛极一时。

保罗三世（1534—1549），俗名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出生于罗马。

法尔内塞教皇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天主教界首领。他与亨利八世因为后者的离婚案发生了冲突，结果是他同意英国基督教徒成立英国国教会，从罗马教廷分离出去。他还正式承认了反宗教改革中最具战斗精神的耶稣会，并主持召开了反宗教改革的理论武装之地塔兰托大公会议。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教皇。现在的罗马，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比比皆是。原因是在“罗马浩劫”中，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进行重建。既然是重建，就要用新的建筑样式，于是正在兴起的巴洛克样式成了主角。现在的罗马较完好保存下来的文艺复兴样式建筑已经很少，威尼斯广场南侧的威尼斯宫是其中之一。这里曾经是出生于威尼斯的教皇们的私宅，后来用作威尼斯驻罗马大使的公馆，所以现在依然保留了这个名称。出生于锡耶纳的银行家基奇的家——基奇宫是其中之二。再有就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法尔内塞宫。这座建筑物是为教皇和其儿子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红衣主教而建的住宅。现在，威尼斯宫变成了美术馆，基奇宫成了首相官邸，法尔内塞宫为法国大使馆所用。在意大利，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通常使用“基奇宫”或“法尔内塞宫”来表示首相官邸或法国大使馆。

法尔内塞宫（文艺复兴样式）

波利宫（巴洛克样式）

法尔内塞教皇统治的15年对于文艺复兴那时唯一留在世上的巨匠米开朗基罗来说，正好是他59到74岁的这个时期。从年龄上看，他已进入老年。但是米开朗基罗不是老人，教皇委托给他的工作还很多。除了设计法尔内塞宫，其余的都是公共事业。

法尔内塞教皇继承了前任美第奇教皇的想法。1535年，他委托已经60岁的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尚未画有作品的唯一一面墙上画下了《最后的审判》。在天花板上创作《创世记》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只有30多岁，完成作品只用了3年时间。但是，《最后的审判》却耗时达6年之久。这又是一幅力作，给人感觉是这位巨匠竭尽最后的力量而作。随着这幅壁画的完成，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绘画殿堂化的进程随之结束。

1538年，《最后的审判》尚在绘制之中，教皇又委托米开朗基罗重新开发早成废墟的卡匹托尔山。这是罗马著名的七丘山之一。在这个山上，63岁的米开朗基罗是这样设计的：中央是一个广场，立一尊马可·奥勒留大帝的骑马像；骑马像后面和左右两侧分别建起三座建筑物；正面是平缓且宽大的台阶，可以通往威尼斯广场。古代皇帝马可·奥勒留的骑马像长期搁置在圣约翰大教堂前的广场里，米开朗基罗考虑把这座像利用起来。据说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在罗马，皇帝的骑马像不下22尊，除了这一尊，其余全部被毁。基督教徒视罗马皇帝为敌人，自然不会接受皇帝的骑马像。这一尊皇帝骑马像之所以得以留存，据说是因为他被当成了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是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的皇帝。虽然后来基督教世界人们一度仅仅因为是异教徒留下来的东西就要把从古罗马到古希腊的所有艺术品或毁坏或扔进台伯河，再把铜像熔化，制成其他东西，但当人们知道这尊骑马像表现的是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时，上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是憎恶虽然不再，漠视却延续了很久。就这样，马可·奥勒留皇帝的骑马像一直被搁置着。1350年，是米开朗基罗让它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现在，这尊像进了同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与卡匹托尔广场相邻的美术馆，用玻璃罩保护了起来。不是为了预防狂热的基督教徒对其进行破坏，而是为了防止受到大气的污染。现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支起这尊骑马像达460多年之久的底座上，放着一尊粗制滥造的仿制品。我相信如果米开朗基罗看见一定会大发雷霆。不过底座是真的，委托人法尔内塞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

米开朗基罗很长寿，教皇一个个地离去，而他却一直活在世上。1561年，教皇国的统治者换成了庇护四世。此时的罗马正处于反宗教改革的关键时刻，力求重整因宗教改革而威信尽失的天主教会。教皇庇护四世考虑要在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的遗址上建设基督教堂。戴克里先是4世纪初的罗马皇帝，他曾经有计划地迫害过基督教徒，因此恶名远扬。传说为了建设这个大浴场，他强迫4万基督教徒参与了建设。教皇的想法是，为了再次证明基督教的胜利，就要在这样的地方建教堂。

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深色部分是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

当然，适合这项具有纪念意义工作的人，除了名震天下、甚至被冠以“如神”这个形容词的米开朗基罗之外别无他人。已经86岁高龄的这位巨匠接受了教皇的委托。

完成后的这座教堂取名为“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其构造非常奇特。通常，教堂建筑呈纵十字形，而这座教堂却是横十字形。正面也不是平面，而是半圆形，这在古代叫艾赛德拉。这样设计的原因是米开朗基罗要保留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中央部分的原样。所以，如果你想亲身感受一下古罗马大浴场的空间感，与其去卡拉卡拉皇帝浴场，不如走进这座教堂更有用。因为虽然卡拉卡拉皇帝浴场在规模上与古时一样，但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墙壁和地面。在《最后的审判》中，米开朗基罗又把基督画成了肌肉健美的裸体形像。经他之手，原本为了纪念基督教胜利之事却变成了纪念异教徒的古代建筑师。三年后，米开朗基罗离开人世。

不知道是因为它是米开朗基罗最后的作品，还是作为文艺复兴和古罗马相融合的象征，现在，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成了意大利政府主办的国葬场。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是从庇护二世到保罗三世的话，那么也就是从1458年到1549年的90年，这期间共产生了9位教皇。罗马教皇应该是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牧羊人，领导信徒是他们的任务。但是这9位教皇身上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作为。换句话说，他们什么都做过，也具备做这些事情的能力，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没做，那就是引领迷途的羔羊。

的确如你所言。电影《第三个人》临近结束的地方有一段奥森·威尔斯扮演的“第三个人”说的台词。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是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尽管有波吉亚这样的人为非作歹，世界动荡，依然创造出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文化。清新平静的瑞士不是也只创造了布谷鸟报时挂钟吗？”

我不是为恶行辩护。我只想说，霸气、活力和勇气与善恶无关。毕竟人类现实社会中，野百合和所罗门的荣华富贵是共存的。

您在“佛罗伦萨篇”中也说过，学术、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繁荣。但是，罗马教廷与佛罗伦萨的经济人不同，他们既不是创造财富的个人，也不是构筑财富的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自古以来，基督教徒就有一个义务，即每年要向教会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理由是资助穷人。在“什一税”的体系下，收入增加，税收也会随之增加。罗马帝国灭亡后延续了上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就像人口缓慢增长一样，经济的增长虽然缓慢却一直在持续，税收自然也随之增加。此外，中世纪时代的修道院既不是单纯的祷告场所，也不是单纯的抄写古典之处，在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修道院同时还经营着农业。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过去后，因惧怕海盗打来，农民们纷纷弃地而去，农耕地变成了荒地。在这样的土地上，修道院的修道士们重新开荒种地。查阅意大利葡萄园的原始账簿，会发现它们最初大多属于修道院。当修道士开垦的土地上又可以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农民就会回来，农作物就会增收。农作物增收了，农民就有了养育后代的能力。大多数修道院建得像城堡一样固若金汤，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在海盗侵袭时，可以用作农民的避难所。

就这样，随着修道院农耕地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土地的“地主”罗马教廷的财力随之增强。中世纪到了后期，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什一税”的税收进一步增加。罗马教廷的财力与人口成比例地增长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有钱未必崇尚学术、艺术。对学术和艺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钱人可是多得很。

的确如此。人类以及人类书写的历史很多时候不能只用数字来解释。

每个人都拥有生命力，孩子也一样，年轻时的生命力最为旺盛。但是，在生命力之外如果加上意志力，就会形成斗志或者野心，拉丁语叫“vietus”（美德），意大利语是“virtu”。这个词的意思是“道德”、“优点”、“力量”、“能力”和“才干”等。生命为自然所赠，而美德却是人类意志力的结果。所有人都有生命力，但美德不是人人具备。马基雅维利说过，这种“美德”（vietus）会在不同民族间转移。古代是从希腊到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是从佛罗伦萨到罗马，而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实力。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那就是想知道、想看到的欲望吧。回顾一下尤里乌斯·恺撒说过的这句话：

一个人，无论是谁，不可能看到现实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现实。

正因为恺撒看透了人性的现实，所以才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作为“更多的人”中的一员，难道只能对自己绝望了吗？那也不是。因为，更多的人如果想看到，他们就能看到。所以，关键在于有没有想看的欲望。也就是说，只要有想看的欲望就可以看到。想知道、想看到的欲望是文艺复兴的根源。继佛罗伦萨之后的罗马也受到了这一文艺复兴精神的感染。

文艺复兴精神的导火索是复兴古代，所以，一旦感染上这种精神，罗马无疑比佛罗伦萨有利得多。在佛罗伦萨，学者和艺术家只能通过访问罗马、阅读美第奇家族购买的古典文献、欣赏美第奇家族收藏的艺术品等来发现古代精神，与此相比，这样的东西在罗马随处可见。之前，人们没有想看的欲望，所以他们没有发现“古代”。然而，一旦有了想看的欲望，他们就看见了。这里所谓的“看见”，指的是人们为这些东西的美而觉醒。

尼禄是被认为曾残忍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所以尼禄宫殿（黄金宫殿）受到基督教徒的嫌弃。但是，如果抛弃偏见认真欣赏遗留在这座宫殿遗迹上的壁画，尽管壁画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仍可以了解到古代业已存在的透视画法的重要性。还有，罗马斗兽场，之前一直被当作可以获取建材的场所，仔细观察，你会为其构造的合理性和功能性赞叹不已。此外，被投入台伯河又捡回来的神像、因为鼻子被削扔在路边的雕塑等，静下心来欣赏，你会发现眼前泛着白光的大理石曾经竟是一件件艺术杰作，尽管上面布满了河泥造成的斑痕，尽管他们少了鼻子。日语中有一个词叫“慧眼”，意思是看清事物本质的敏锐洞察力，文艺复兴精神就是人类让自己重新拥有慧眼的一场运动。

慧眼的意思我懂了。在这方面，佛罗伦萨和罗马有区别吗？

简单地作一下分类，也许可以说，佛罗伦萨风格的慧眼，其代表人物是莱昂纳多·达·芬奇。而罗马风格的慧眼，代表人物则是米开朗基罗。至于为什么是他们二人，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只有细心欣赏这两位巨匠留下来的“作品”才能体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莱昂纳多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可以是莱昂纳多，而米开朗基罗，只有在罗马，他才是米开朗基罗。

你的意思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造就了米开朗基罗吗？

是的。应该说同时也是米开朗基罗造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

20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访问罗马后写过一篇印象记。事实上到了罗马得到慧眼的文人艺术家，以歌德为首，多到不胜枚举，马克·吐温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一说到他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他的那篇印象记就让人觉得实在幽默得很。他这样写道：

今晨心情极好，因为昨天得知米开朗基罗死了。

在罗马，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米开朗基罗的存在。对于以创作为工作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在心里暗自庆幸米开朗基罗的死，庆幸这个把什么都做了的人终于死了，他再也不能创造。话说回来，500年前，当米开朗基罗看到眼前无数的古代杰作，大概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吧。他可能会想，虽然他们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东西，但是他们已经死了，再也无法创造了，而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创造。一位优秀的创作者对另一位优秀创作者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就是：“他终于死了，太好了。”

随着米开朗基罗离开历史舞台，罗马的文艺复兴随之呈现衰退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宗教改革吗？

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日本的文艺复兴学界占压倒性的意见是因为没有宗教改革，所以作为精神运动，文艺复兴是不完整的。对此，我实难接受。当然，一个大学生嘛，学到的知识很少，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虽然觉得奇怪，却拿不出可以用来论证的论据。后来，在写作有关文艺复兴的过程中，渐渐地，我有了信心。我确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作为精神运动，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是不完整的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仅仅一个论据是不够的。那我就举一个例子，说说马基雅维利和路德。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卒于1527年，路德生于1483年，卒于1546年，故而可以认为他们是属于同时代的两个人。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思想，但是人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人类社会依然充满了罪恶。对此，他们感到迷惑。两人认真地思索其原因并真心地寻求打破现状的方法。

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基督教思想作为指导理念，统治这个世界长达千年之久，人性却没有因此改善。那么只能说，不变的是人性。因此，只有从人类现实的形象而不是想象的形象入手去改变，或许才会有效果。

另一方面，德国人路德的想法又是这样的，他说：

千余年的基督教社会在改善人性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是因为基督（即神）和信徒之间隔着一个神职阶级。不是基督的教诲对改善人性没有作用，而是因为隔着堕落了的神职阶级，所以未能起到作用。因此，改善人性的方法是废除神职阶级，让神和人直接交流。

天主教会由神职阶级构成，是存在于神和信徒之间的一个组织，罗马教皇为最高神职官，下设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和修道士。之所以设神职阶级，是因为他们需要向信徒传授教典（即《圣经》）。而路德提倡的新教，特点是不要这个过滤层。

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人并非没有看到神职阶级的世俗化。只是从地理上，他们对十字军东征之举看得更透彻，所以对于失去过滤层后可能出现的危害也更敏感。

神不会说话。所谓神说了什么，不过是信徒的想象而已。有宗教专家神职阶级在，他们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对某事某说法进行过滤。所以，类似信徒声称听到了神的声音这种事情就不会被大量公之于众。如果没有这层过滤，则很容易有人站出来声称听到了神之声音。也就是说，神和信徒如果直接交流最容易出现的情形是，信徒个人的想法被说成是神的想法。

十字军东征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的欧洲无力养活增加了的人口，于是这些吃不饱饭的人们拿起武器，一次次地向富庶的东方发起了战争。但如果只是纯粹的民众，他们做不到斗志激扬，这就需要寻找理论依据，而宗教是再合适不过的理论武器。欧洲民众就是以宗教作为夺回圣地的借口，借口从异教的穆斯林手中夺回基督教的圣地是神的指示，服从神的旨意是基督教徒的职责。而十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神之所望”。正因为有神职阶级存在，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神职阶级，那么信徒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就会出现各行其是的现象。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宁可容忍小恶来阻止大恶，而不要在废除小恶后出现危害更大的大恶。

这不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的想法。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但是，他们和同时代的伊拉斯谟一样，尽管批判起神职阶级来毫不留情，却没有人提出废除神职阶级。这并不是说他们比路德更稳健，事实上与路德相比，他们只是不相信人性的善。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他引用了尤里乌斯·恺撒说过的一句话：

无论多么坏的事，最初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的。

我想，发起宗教改革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只要动机好，一切都是好的。尤其是到了现在，在路德之后又过去了500多年，人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因此，我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以上就是我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不同类这一论点提出的论据。至于你提出的罗马文艺复兴衰退的原因是否缘于宗教改革这个问题，既然我采用了“不同类论”，那么，我的回答只能是：不是直接原因，却是间接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虽然表示反对但对路德提出的废除神职阶级论深有同感的人中有不少是文艺复兴人，其中包括马基雅维利、其好友圭恰迪尼、伊拉斯谟，甚至罗马教廷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教皇利奥十世虽然对路德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但是这位美第奇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在谈话中常常提及路德，并就路德的想法展开自由讨论。这种自由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本质。对此，反宗教改革派愤慨不已。他们认为，正是罗马教廷内的这种自由气氛才让新教得以泛滥猖獗的。

反宗教改革是天主教内部危机意识的产物。赞同此说的人，包括赞成此说的神职人员认为，发生在1527年的“罗马浩劫”与其说是新教教徒德国士兵对天主教根据地罗马进行的破坏，不如说是神给予罗马的神罚，因为罗马感染上了文艺复兴的色彩。所以为了罗马不再受到第二次神罚，为了从危机中拯救天主教，他们认为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约束。自此，残酷的异端审判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说接受不同思想的是文艺复兴，那么拒绝接受不同思想的就是反宗教改革。这又是一个“只要动机好，一切都是好的”的例子。我想文艺复兴就是被反宗教改革扼杀的，而反宗教改革的主角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西班牙人。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成为禁书、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基督裸体像被画上腰布、伽利略不得不宣称放弃日心说的时代到了。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一生正好处于文艺复兴鼎盛期，如果他晚出生50年的话，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形。相信他那坚定的、科学的探索精神一定会与反宗教改革风潮下的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也许为了避免成为异端审判的牺牲品，他会逃往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避难吧。从异端审判官的作为来看，一旦被他们盯上，就难逃有罪判决。人们谈异端审判官色变，甚至称他们是蛇。他们下令进行的拷问之残忍之凄惨，可以让人们真正了解到自认动机正确的人所作之恶是多么骇人。异端审判不是在16世纪中期突然爆发的，在欧洲其他地方早已出现。只是它来势汹汹地到达罗马是在罗马教廷被反宗教改革派占领以后的16世纪中期。臭名昭著的异端审判官抓捕之手没有伸及的地方据说只有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两地，这就是16世纪中期的现状。

于是文艺复兴也从罗马转移到威尼斯了，对吗？

从历史上来看，威尼斯共和国与罗马教廷之间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威尼斯没有拒绝罗马提出的设立宗教裁判所的要求。他们同意设立宗教裁判所，条件是裁判所中必须有共和国方面的代表，也就是有世俗社会的人加入。而在其他国家，宗教裁判所只有神职人员。同时，宗教裁判所的会议章程规定，只要有一位委员退席就必须流会。

于是在威尼斯，在宗教裁判所会议上，神职人员刚开始说明理由，提出要对某市民进行异端审判，宗教裁判所中的元老院议员就会起身退席。所以表面上威尼斯并没有反对反宗教改革，只是让它“流产”而已。正因为这样，在反宗教改革之风呈横扫一切之势的欧洲，威尼斯成了为数不多的避难港之一。文艺复兴也来到威尼斯避难，就像一个世纪之前，为了躲避战乱，从意大利各地来到威尼斯避难的手艺人一样。

第三部 基安蒂的格列韦篇

我们坐的是罗马开往威尼斯的火车，我以为会直接去威尼斯，没想到您催着我在佛罗伦萨下了车。我以为您要让我再看一次佛罗伦萨，没想到我们在车站前上了出租车却没有去市中心，反而走上了前往郊外的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托斯卡纳山区的一个村中广场。为什么您要把我带到这样的村庄来呢？

这个村子叫格列韦，地处基安蒂地区的中心，位于佛罗伦萨以南，距离佛罗伦萨不足30公里。每年葡萄收获季后举办的基安蒂红酒节就在这个广场上进行。当然，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请你喝葡萄酒。你瞧，广场中央有一个铜像。你猜他是谁？

是为基安蒂红酒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吗？

现在，格列韦被说成是基安蒂地区葡萄酒的心脏。但是，那个人跟葡萄酒没有丝毫关系。他的名字虽跟葡萄酒没关系，倒是和美利坚合众国有很深的渊源。纽约哈得孙河在流入大海的海湾处有一座桥，连接史泰登岛和布鲁克林。那座桥叫“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有一尊乔瓦尼·达·韦拉扎诺的铜像立在那儿，他就出生在格列韦。

出生于基安蒂的意大利人的名字为什么会成为纽约的桥名呢？

因为他是乘船沿北美东海岸从加拿大到达佛罗里达的第一个人。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是想让你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出生在海边的人对于乘船出海应该不会有抵触，因为从小看着大海长大，在他的意识里，自己与大海的关系有时比与陆地更密切。热那亚、比萨、威尼斯、阿玛菲之所以会成为意大利海洋城邦之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城市都紧邻大海。但是，佛罗伦萨从来都不是海洋城邦，更不用说距离佛罗伦萨30公里的内陆村庄格列韦。那么出生在这里的韦拉扎诺为什么会去美洲那样遥远的地方呢？而且他还去了两次，甚至在第二次探险中，因为与原住民发生冲突，把命都留在了那里。他出身于一个专事葡萄酒和橄榄油生产的富足农民家庭，如果在当地终其一生，一定可以过一个地方名流的安逸生活，老了以后在自己的床上安详地死去。然而，他乘船出海了。为什么？15世纪到16世纪的那段时间，出生于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的人中，出海的人出乎意料地多。

我一直在重复提到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才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根源。文艺复兴开花结果的领域不只在艺术和学术上，在政治、经济以及海运领域也一样。比起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精神与大航海时代关系更深，其证据是，几乎没有什么意大利人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关系密切的，而与大航海时代关系密切的意大利人却很多。

关于大航海时代，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一个“大”字呢？

那是因为之前的航海都局限于地球海洋的一小部分。

就欧洲而言，在15世纪末之前，欧洲人航海的区域基本上局限在地中海、大西洋东北部以及波罗的海，在非洲是大陆西岸沿海岸线稍稍南下一段的区域，在美洲大陆也不过是原住民用划艇或木筏即可到达的东海岸的一部分而已。太平洋西北部除了日本沿海，完全没有固定航线供船只定期往返。在欧洲人称作“Orient”的东方世界，从红海到波斯湾的海域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航行区域，以东是印度人的航行区域。当然，这些海域并没有分界线，都是连在一起的，只是被人为地区分开来。曾经有一位中国人（郑和）一度到过非洲东部，但是，在当时（15世纪）他并没有到过菲律宾南部。东南亚各民族也只在他们居住地周边的海域乘船往返，而印度洋南半部分还是人迹未至的海域。终于，航海时代把地球上所有这些孤立的海域都连了起来，所以，在航海前面加上“大”字，把那个时代称为大航海时代。也就是说，各海域间的界线没有了，大海变成了一个整体。列举大航海时代著名的航海家，有以下这几位：

首先是葡萄牙人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他曾经沿非洲大陆西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此次探险之行的时间是在1487年到1488年间。

其次是意大利人哥伦布。他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下，于1492年出发。目的地也是亚洲。他的航线是向西横跨大西洋，然后到达西印度洋群岛。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504年的8年间，哥伦布共进行了4次探险之行。在这4次探险中，他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古巴东部和南部、特立尼达、委内瑞拉海岸、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地峡。显而易见，他一直在寻找直达东亚即太平洋的航路，哥伦布本人相信自己发现的就是亚洲的某个地方。

接下来的一位是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从1497年到1499年间，他绕过好望角抵达了印度卡拉卡特。他此次航海的成功意味着只要绕过非洲，就可以通往亚洲。

第五位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和哥伦布一样也是意大利人，不同的是哥伦布出生于热那亚，而他出生于佛罗伦萨。在西班牙结识哥伦布后，他深受刺激，于是从1499年到1502年间，他进行了两次航海探险。好像是追随哥伦布似的，他首先到达的是南美大陆北部一带。第二次在大西洋上一路向西南航行，走遍了南美大陆东岸。让欧洲人知道南美有一条叫亚马孙河的人正是他——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他出身于佛罗伦萨的名门，但是家庭条件并不富裕，所以曾经在美第奇家族经营的“企业”西班牙分支机构工作过。

当时的公文都用拉丁语书写。因此，哥伦布也好，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也好，他们与西班牙国王签订的契约文书中留下的是拉丁文的意大利名。于是，意大利语的Colombo变成了Columbus，AmerigoVespucci变成了AmericusVespucci。后来Americus又变成America。哥伦布以为自己发现的是亚洲的一部分，亚美利哥和他不同，他隐隐感觉自己探险所到之处是一个新大陆。拉丁语中，意为新世界的词是Mundusnovus。据说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就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也许是受这两位航海家的刺激，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人前往中美和南美的航海探险之举接连不断。其中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大航海是葡萄牙人麦哲伦完成的。他和他的船员在1519年到1522年间，绕过南美大陆最终进入了太平洋。这条航线的发现，终于把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连在了一起。后来就把连接这几大洋的南美海峡命名为麦哲伦海峡。太平洋的名字也是他取的。穿过波涛汹涌的麦哲伦海峡，展现在眼前的是辽阔的大洋。对于船员们来说，这就是太平的海洋。而指挥船只横跨不再是未知海洋的大西洋，再掉转船头一路向北的正是出生于基安蒂一个小小村落格列韦的韦拉扎诺。

韦拉扎诺共进行了两次探险之行，时间是在1524年到1528年间。第一次航海，他到了纽约，这里是哈得孙河流入大西洋的入海口。第二次探险时，他走遍了北美大陆东岸。美国人没有忘记这一史实。尽管哈得孙河和纽约都是后人取的名字，但是美国人还是用此地的发现者——韦拉扎诺的名字命名了400年后架起在这里的一座桥梁。

原来如此。只是大航海时代被认为是欧洲人对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进行殖民统治时代的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尽管出于无止境的探索精神，这些出海探险的文艺复兴人说到底也不过是打开殖民帝国时代帷幕的人，不是吗？

以马可·波罗为首的先人早就开始了陆地探险，欧洲人是受他们的影响开始航海探险的。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国和日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两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所以大航海无疑也是追求利权的一种探险行为。无论是为了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还是追求创造的喜悦，有利可图才是人类活动的动机。如果只是作画或孜孜不倦的古典研究，没有资助人也可以做到。毕竟，画只是挂在墙上的东西，研究可以独自在家进行。但是探险行动需要经费。首先，船只至少需要三至五艘，还要招募船员。因为不是商船，目的地又是未知的世界，所以要找到合适的船员并不容易，再加上事先不知道补给地会在哪里，食物必须准备充足。探险是一项大事业，没有资助者就无法付诸实现，没有能力筹措到庞大资金的人不可能进行。即使有能力筹措到如此庞大款项的人，如果不能给投资者预期的回报，不会有人拿钱出来。这就是现实社会真实的人性。因此，通晓天文学、数学、地理，同时又是航海技术专家的大航海时代的主人公们，不论自身的探索欲望多么强烈，在获取资助的时候只能向资助人强调可能带来的利益。就好像电影导演说服电影制片公司说绝对会有观众来看电影一样。当然，探险行动的资助者决定了下一个时代的特点。

下面我介绍一下大航海时代的人物以及他们的资助者吧。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出生于葡萄牙——葡萄牙国王出资。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西班牙女王出资。

瓦斯科·达·伽马——出生于葡萄牙——葡萄牙国王出资。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西班牙国王出资。

费迪南德·麦哲伦——出生于葡萄牙——西班牙国王出资。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法国国王出资。

大航海时代最有名的就是这几个人。

葡萄牙和意大利各出了三位航海家，资助他们进行大航海探险的，葡萄牙有两次，西班牙有三次，法国有一次。意大利有航海家参加航海探险，却没有人出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是意大利城邦热那亚和威尼斯错失了新时代的这股潮流？

这些大航海家和资助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出资者策划并准备好资金后，招募合适的人，令其出海探险这样的关系，而是航海家向资助者推销自己的探险计划，获得资助后实现航海之行的。既然资助者同意出资，那么，他一定有赌一下的想法。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最初找的是威尼斯，但是，威尼斯共和国经过详细研究后拒绝了。于是他转而找到西班牙国王，航海才得以实现。哥伦布没有找自己的国家热那亚，是因为当时热那亚已经处于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不适合做自己计划的资助人，仅此而已。至于韦拉扎诺的资助者为什么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是因为他的计划正中法国国王下怀。当时，西班牙对于进入中南美洲表现积极，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尚未伸及的地区只有北美。为了抗衡西班牙，弗朗索瓦一世试图在北美寻找新的出路。

刚才你问，意大利城邦，尤其是威尼斯这样的海洋城邦之雄，是否错失了新时代的潮流？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半也许可以说是错失了，另一半只能说不是。

首先，所有这些大航海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开通往亚洲的商路，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在开发商路和新市场方面，威尼斯、热那亚以及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都是遥遥领先的，尽管他们的活动区域只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呈辐射状向外延伸。相反，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在这方面都是后来者。走在前头的或许没有继续开发新商路或市场的需要，而后来者必定有这个需要。而留给后来者的，只有走在前头的尚未触及的地方，那就是新大陆（Mundusnovus）。

这就出现了一个疑问。热那亚已经处于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佛罗伦萨因为美第奇银行的倒闭，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所以这两个城邦此时消极开发新商路的原因显而易见。威尼斯作为海洋民族又有悠久的海运历史，且资金实力雄厚，为什么会对寻找新大陆如此消极呢？原因是其因为经济持续良性发展，无须开发新大陆。印度是威尼斯主要贸易商品香料的集散地，虽然绕过非洲的新航线给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直抵印度的好处，但是，威尼斯用威尼斯人特有的合理政策与之抗衡，并取得了成功。所谓的合理政策究竟是什么，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只能请你找《海都物语》读一读。毕竟，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的绕道好望角的“印度直航”与威尼斯经济衰退没有任何关系总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威尼斯对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提出的资助要求给了一个“No”。

威尼斯“错失”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法国和威尼斯对于开发新航线以及新市场的想法不同。

由于葡萄牙事实上已经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在新大陆的地位后来被英国取代，所以，威尼斯可比较的对象就是西班牙了。西班牙既不是海洋民族，也没有想过要成为海军国家。西班牙成立过唯一一支正式舰队叫“无敌舰队”。所谓的“无敌”，说的是它不作战的时候。后来在一次和英国的交战中，战斗刚打响就吃了败仗便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西班牙人设想的新市场不是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他们的目的是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威尼斯是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威尼斯在国外的领地不是殖民地，而是贸易基地。岛屿中，他们占有了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科孚全岛，但是在占领地上，他们只占有商用、海运和军事所需的土地。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他们对基地有“点”和“线”的概念，却没有殖民地的“面”的概念。但是，新世界是大陆。要进入这个新世界，“面”的概念更适用。占领者要占有“面”，要把这个“面”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看作是隶属者而不是平等交易的伙伴。威尼斯人以及除他们之外的意大利人大概并不习惯这样的概念吧。学者之间经常会交流一则笑话，说的是，如果大航海时代的主导权掌握在哥伦布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等意大利人手中，就不会有印加帝国的灭亡了。而因为西班牙人掌握了主导权，所以中南美洲变成了殖民地。可以说这也是反宗教改革的产物。因为，殖民地化就是铲除不同思想、不同人种的行为。意大利人错失殖民帝国时代也是缘于他们的性格和想法与殖民帝国时代不合拍。

不管赶上了新时代还是错失了新时代，这都是国家的问题。抛开国家的因素，个人的丰功伟绩会代代相传。这些大航海家中，没有一个人是在荣华富贵中走完一生的。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从好望角顺利返回，却在另一次探险途中死去；哥伦布在不得志的时候郁郁而终；瓦斯科·达·伽马取得了葡萄牙在印度的商业特权，但是还没有享受到这个特权带来的荣华富贵就早早离世；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曾经是美第奇家族企业的员工，后来荣升为西班牙海军的“领航员长”，而他生前得到的荣誉只是同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新大陆美国而已；因为麦哲伦是历史上第一个绕地球一周的航海家，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他，但用3年时间真正完成绕世界一周的其实只有他率领的5艘船中的一艘和18名船员。麦哲伦本人在绕世界一周成功前一年，就在菲律宾附近的岛屿被原住民杀害；还有韦拉扎诺，在北美大陆探险时，同样因为卷入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而失去性命。

如果是出于积累财富的考虑，在当时他们可以有别的选择。他们是最优秀的船员，同时又是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如果有人说他们是为了黄金才出海的，我是不会同意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航海时代的主人公中有两名佛罗伦萨人，但佛罗伦萨并非海洋民族，这是为什么呢？

可不止两个人。两个人只是船长（也就是指挥官）、总负责人的人数。以朋友或幕僚的身份参与到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和韦拉扎诺航海之列的人中还有很多意大利人。

也就是说，佛罗伦萨人在海洋上的腾飞，这两个名留后世的人并非特例。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保罗·托斯卡内利。

此人1397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在帕多瓦上大学期间以及应红衣主教朋友的邀请，在罗马逗留过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除此之外，直到1482年去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佛罗伦萨。根据同时代人的描述，他是一个身在佛罗伦萨、心在地球，不，超越地球，飞翔在天体上的人。怎么飞翔呢？是通过数学的手段。

他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有地理学、天文学、宇宙学等。这些学问都需要通过询问亲眼见过的人，通过观测自然现象，以此为基础，运用数学计算得出假设。他和以自然科学为专业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十分相像。据说，提出纬度和经度概念的人也是他。

作为数学狂人的他影响了同时代很多人。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圆顶的设计者，同时又是建筑总监，是他的朋友。据说布鲁内莱斯基之所以擅长数学就是他教的。他还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吃透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由此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和佛罗伦萨人、被人们称为“万能人”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成为好友的。据说，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之前，他已经观察到四次，并以此为基础，绘制了天象图。

但是，后人知道托斯卡内利不是因为他在这些学术领域的成就，而是因为哥伦布曾经写信向他求教。当时哥伦布刚过30岁，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了托斯卡内利在1474年写给葡萄牙朋友的一封信的内容。在那封写给葡萄牙僧侣马丁内兹的信中，托斯卡内利说，从欧洲通向亚洲最近的海上路线不是沿非洲大陆南下，而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向正西的航线。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成为人们看低托斯卡内利的原因。因为哥伦布发现的不是亚洲而是美洲新大陆。也就是说，托斯卡内利和哥伦布一样，都没有预计到新大陆的存在。就在托斯卡内利去世17年之后，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大陆抵达了印度。从结果上看，苏伊士运河建成以前，从欧洲通往亚洲最近的海上路线只有绕过好望角。在这点上，托斯卡内利也没有算对。

发现美洲大陆并留下这一记录的第一人始终是哥伦布。和他一样，托斯卡内利同样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唤起不熟悉大海的佛罗伦萨人对大海的兴趣方面。

佛罗伦萨不靠海，基安蒂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格列韦甚至也不靠河，但是，“港口”的概念早就深入人心。当时佛罗伦萨的经济界在欧洲各地拥有众多分公司。我们不清楚韦拉扎诺开始探险之前的经历，只知道他像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一样是“企业员工”。他的任职地和韦斯普奇不同，很可能是在法国而不是西班牙。顺便提一句，韦拉扎诺探险之行的出资者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这位国王爱好文学艺术，直到韦拉扎诺出海的5年前，他还是和韦拉扎诺同为佛罗伦萨人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也许，这两位佛罗伦萨人曾经在某个地方相遇过也未尝可知。

晚年的莱昂纳多名扬天下，人们不分国界，纷纷前来向他表示自己的敬意。这位巨匠从不拒绝来访者，据说对于来自他年轻时爱恨交织的故国佛罗伦萨的来访者态度尤其亲切。或许这其中就有年轻的韦拉扎诺也未尝可知。毕竟，二人都出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人都是外流的精英。我们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像佛罗伦萨那样本国精英大量流向国外的。像威尼斯共和国，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这是威尼斯的特点。

人才是否外流是不是佛罗伦萨作为共和国于1530年垮台而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延续到1797年的原因？

不是唯一原因，但的确是原因之一。我们现在就去威尼斯了解意大利城邦中唯一持续保持繁荣发展并因此成为文艺复兴最后一个中坚的威尼斯的秘密吧。

第四部 威尼斯篇

对话在穿行于运河之中的贡多拉上、圣马可广场及其周边小巷里以及面对运河的屋顶阳台上进行。

贡多拉这种小船坐上去后感觉并不很舒服啊。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是他们的代步工具，所以，不舒服也无所谓。它们好比穿梭于城市里的小汽车，不是用来进行长途旅行的工具，所以不需要舒服的感觉。当然在陆地上行走和在水面上行船，区别还是很大的。请看去往那边的渡船。威尼斯有一条大运河（CanalGrande）把市中心一分为二，整条运河上面只有三座桥。若想去对岸，要么绕道从桥上走过去，要么就只有坐往返于大运河两岸的“站站停”渡船。坐“站站停”渡船经常会绕远路。于是，大运河上出现了私营渡船，只要花公交车走一个区间的钱，就可以把你送到对岸。观察一下乘坐这种小船的人，可以判断出他们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本地人通常会站在船上，外来客往往坐在船内，尽管时间很短。好像是歌德很高兴地写过这样一句话：此时，自己也能像威尼斯人一样站在渡船上了。现在的威尼斯人早已没有了雄飞大洋彼岸的想法，但是，他们终究继承了不惧怕坐船的习惯。

话虽如此，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即便是现在，人们还会相互提醒：高速公路上看到挂有威尼斯车牌的车，一定要小心避让。威尼斯是一个无车城市，汽车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人们对威尼斯人的驾车技术深表怀疑。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坐马车出行时的笨拙样子甚至还被画成了漫画。

威尼斯人说话听上去好像也和佛罗伦萨人不一样。威尼斯人虽然和佛罗伦萨人一样都说意大利语，但是感觉很从容。

佛罗伦萨人说话语速很快，很直接，常常会冒出一些警句直刺他人要害。与此相比，听威尼斯人说话感觉很舒服。但这不是因为威尼斯人性格温和，而是因为在风声、波涛声不绝的船上，要顺利传递信息，只能放慢语速。在早已成为旅游胜地的威尼斯，这又是保留至今的海洋国家时代的习惯之一。

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不是旅游胜地吗？

不仅仅是。自古以来，威尼斯有“海上之都”之称，有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威尼斯人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美。不管是艺术品还是别的什么，他们愿意充分利用一切已有资源来吸引游客的到来。所以，还是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就已经是一个旅游胜地，只不过那时的威尼斯不仅仅是旅游胜地而已。

再来说说不仅仅是旅游胜地时代的威尼斯吧。在路过基安蒂时，你说过佛罗伦萨是精英外流的国家，威尼斯不是。那么，威尼斯是人才流入型的国家吗？

15世纪末之前，佛罗伦萨也是一个人才流入型国家。14世纪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里，有才能的人都向往佛罗伦萨，都愿意去佛罗伦萨。首先因为佛罗伦萨的雇主有智慧，有很高雅的审美观，需求旺盛；其次，来自各地的有才之人聚在一起、相互切磋的气氛很热烈。佛罗伦萨成为人才外流型国家可以说是始于美第奇家族族长洛伦佐去世。至于和佛罗伦萨并列为意大利城邦之雄的威尼斯成为人才流入型国家的原因，在需求旺盛这一点上和佛罗伦萨一样，但是第二个原因不同。当时反宗教改革时代已经拉开序幕，所以，第二个原因当然是“自由”，无论是言论还是在艺术表现上。

佛罗伦萨共和国作为共和政体于1530年垮台，之后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君主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与此相反，从建国到灭亡的1200年间，自始至终都实行共和政体。当然，说是共和政体，既不是古代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政治，也不是现在的代议制民主。那时威尼斯的共和政体是由少数人统治的政体，叫寡头政治。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同类，与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有点相似。

只要出身于一个权贵家族，一到成年即可得到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席位，不需要经过选举。但是，以后的晋升之路则采取选举制。120到200人不等的元老院议员就是由共和国国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的。元老院人数并不固定，这是因为一个家族只能拥有一个元老院席位。元老院相当于威尼斯共和国事实上的国会，所有官职都由元老院议员担任。尽管如此，没有内阁，威尼斯同样无法行使其职能。如果想了解详细内情，我只能再推荐你读一读《海都物语》。事实上，威尼斯共和国有一个类似于内阁的机构叫“十人委员会”，虽然事实上有17个人。当急需出台一项政策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这些方面，威尼斯与古代共和政制的罗马非常相似。但是，一个国家需要最高领导人。在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是每年选举产生的两位执政官，在威尼斯，最高领导人则是元首，只有一人，一旦当选，任期终身。元首不世袭，儿子等直系亲属不能成为后任。元首是共和国的“面子”，所以，他的威望高于所有人，但是他的权力只是元老院200张票中的一张，“十人委员会”17票中的一票。为了少数人统治的政体能充分发挥作用，威望和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威望和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是君主政体，在古罗马就是帝制。

这样一来，普通市民完全被排除在国政之外，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专制政体。那么无缘国政的普通市民没有揭竿而起吗？还有，在这样的政体下，为什么威尼斯共和国还会有充分的自由呢？

启蒙主义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在威尼斯，有权势的人都是通过贸易积累起财富的人们。由这样的人把持国政是有威尼斯特色的共和政体。他们深知要守住自己的财富，国家——威尼斯必须发挥其国家的职能。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出现过堪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德国的富格家族匹敌的大富豪，但是，财力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人家很多。贫富差距当然存在，只是这种贫富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威尼斯有一个让失败者有机会重新站起来的体系，另一方面，对于为保护在外利权，在参加不可避免的战争中不幸遇难的人们，即使他们只是普通市民，政府每年也会向他们的遗族发放抚恤金。抚恤金的金额不高，以最低额为例，相当于当时著名画家提香·韦切利奥一幅画的画料的十分之一。所以，单纯依靠抚恤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尽管如此，抚恤金制度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尚未出现。

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经济人管理的国家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在威尼斯，无论你多么财大气粗，个人不得拥有大型划桨商船，以利润最高的胡椒为首，各种香料都是这些商船的主要货物。所有大型划桨商船归国家所有，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委托发送货物。到了东方，他们可以用带来的货物售后所得买来胡椒再运回威尼斯。这一政策不仅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了和东方国家的贸易之中，同时也有效地分散了有钱人的风险。除了上述商船，也允许个人持有用于运输利润较低的商品如羊毛、原棉、小麦等的帆船。所以，在威尼斯，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那样，拿出全部财产投资的两条船不幸沉入海底而还不起债的威尼斯商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有这样的人，那真是丢尽了威尼斯商人的脸面，他们在被放债的犹太高利贷者追债之前早就被喜欢行政指导的威尼斯政府叫去接受调查了。

威尼斯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得也很好。在西欧，教皇派和皇帝派争执不断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装出一副自己属于遥远的拜占庭帝国管辖的样子，保持了中立。当然，他们没有单纯地静观其变，而是主动请缨，力劝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解，促成了二者在威尼斯的会谈。当全欧洲抱成一团向伊斯兰势力发起决战的时候，还主动派遣军队站在西方一边。

如此灵活的外交政策得以实施，原因有三：第一，没有威尼斯从中起着桥梁的作用，东西方就没有贸易往来。在同一个城市里，既有德国商行也有土耳其商行的只有威尼斯。第二，要想解决与伊斯兰之间的问题，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必不可少。没有威尼斯舰队就没有勒班陀海战。第三，威尼斯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信息。威尼斯共和国早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起在国外常驻外交官的制度，他们收集情报之快、之准确绝非其他国家所能比。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不能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就无法进行买卖。

但是，尽管掌权的是商人，他们并没有忘记充实军备。和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的陆地兵力依靠雇佣军，而保护本国市场所必不可少的海军则由本国国民组成。在元首选举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别的，就是候选人是否担任过海军总司令官。威尼斯海军不可能出现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主人公那样的人，摩尔人做了海军将领。

说到这里，大概你又要问，这样的威尼斯共和国和该国居民享受到的自由有什么关系？

这关系可就大了。威尼斯领导人努力保护的就是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拒绝别国的干涉。那么，独立的最大障碍来自哪里呢？来自基督教会，来自基督教会的中心罗马教廷。威尼斯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政教分离主义者。奉行这一主义的国家和个人用意大利语叫作“信而不迷神者”。如此彻底的“信而不迷神者”，除了威尼斯人，找不出第二个民族。就连普通市民也常常把“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是基督教徒”这样的话挂在嘴边。

威尼斯共和国允许一切自由，除了不反对威尼斯特色的政体这一条件。当然，他们并非出于尊重自由的理念，只是为了避免来自基督教会以及借基督教之威的其他国家的干涉。因为在人类世界里，即便只是围绕领土之争或利权之争，打着宗教旗号的情形也并不少见。我想与基于抽象理念的自由和独立相比，只有坚持出于具体利益考虑的自由和独立才会长久。

前面已经说过，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有三个政府方面的代表。会章规定，只要一人起身退席，裁判所的审判就流会。所以在这里从来没有过完整的异端审判或巫女审判；在这里，路德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可以无所顾忌地出版发行。我说过，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证的地方出版业难呈繁荣之势，而威尼斯的出版业始终处于欧洲领先地位。蒙田为威尼斯的自由惊叹不已。在他之后，到过意大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很多，其中有一人在游记中写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买了大量的书，一切都很圆满。但是，如果把这些书直接寄送到位于勃艮第的家里，可能会引起警察机关的注意。于是，只得寄往了随员的父母家。这事发生在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仅仅半个世纪之前。同时代的伏尔泰提出了疑问：在旧式寡头政体下的威尼斯，为什么可以保证有这样的自由？

至今，研究此问题的著作已经有很多了。研究者为了这一问题，甚至还举办过学术会议，主题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自由”。在这里我秉承现实而具体的威尼斯人的标准，列举三个具体事例，看看威尼斯是如何与宗教保持距离的。

现在你我所在的地方是圣马可广场，曾经的威尼斯共和国首都、威尼斯的中央广场，正面是圣马可大教堂，教堂左边现在是主教馆，右边是政府机关叫“道奇宫”（元首宫殿）。中世纪的城市由行使政权的政府机关和主持宗教事务的城市最大教堂这两大支柱构成。在佛罗伦萨，韦奇奥宫和圣母百花大教堂是该城市的两大支柱，佛罗伦萨主教居住的主教馆就在圣母百花大教堂附属的洗礼堂前面。也就是说，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是作为市民共同体的两大城市支柱。

但是，唯有威尼斯不同。圣马可大教堂是威尼斯最大的教堂。在威尼斯，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宗教活动，都在圣马可大教堂举行，游行队伍会走在前面的广场上。然而，真实的情形是圣马可大教堂只是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个人礼拜用的小教堂，教堂的主权也不属于罗马教廷。威尼斯的主教和东方基督教界首脑一样叫“Patriarca”，而不是西方的“Vescovo”，他所居住的主教馆也没有设在威尼斯最大的教堂圣马可大教堂周边。共和国时代的主教馆设在造船厂对面距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现在的主教馆位于圣马可大教堂左侧，是威尼斯共和国垮台、威尼斯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后迁来的。这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存续的1200年间，威尼斯人在与宗教界保持距离的问题上，固执到甚至有点神经质的证据。了解这一历史就会理解罗马教皇为什么会感叹自己走到哪里都是教皇，只有在威尼斯不是。

第二个证据就是威尼斯教堂里随处可见的圣遗物。昨天你看到后，曾经很吃惊地问这是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戴在头上的棘刺冠上的一根棘刺、圣人的一根腿骨等，这样的东西就叫“圣遗物”。中世纪，从东方向西方进口圣遗物也是一桩很红火的买卖。威尼斯人是东西方贸易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东方收购圣遗物，运到西方后出售，从中获利。但是，无偿捐赠给祖国威尼斯的教堂的东西也不少。因为威尼斯百姓虽然对主教馆被赶到城市的边缘没有任何不满，但是看到值得瞻仰的对象就在身边，而且数量又多，他们还是很高兴的。

为此，佛罗伦萨人嘲笑过威尼斯人，他们嘲笑现实的威尼斯人为什么会信仰所谓的圣遗物，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是哪儿弄来的马骨头。对此，有一个威尼斯人反驳道：与信仰圣遗物相比，信仰活着的圣人不是风险更大吗？一言击中了佛罗伦萨人的痛处。因为他们不信仰圣遗物却信仰萨伏那罗拉，把他当成活着的圣人了。

有这样一个插曲，萨伏那罗拉借口“烧毁虚荣”，要焚毁现世题材的绘画、雕刻以及文学书籍。佛罗伦萨市政广场中央，艺术品堆积如山。眼看火就要点燃这些作品，一个威尼斯商人站了出来，表示愿意花钱买下所有这些艺术作品。当然，一心想把佛罗伦萨变成神治国家的说教僧萨伏那罗拉和追随于他的人们一口回绝，他们认为这个威尼斯人的举动是执念虚荣的表现。艺术品随之付之一炬。在自己国家不惜一切努力拒绝宗教干涉、尽量保持独立的威尼斯人眼里，如此杰出的艺术作品一一被焚，一定心痛不已。真正合理的一方，究竟是不信仰遗骨之类圣遗物的佛罗伦萨人，还是不仅默认甚至奖励信仰遗骨之类圣遗物的威尼斯人呢？

最后一个证据是一个真实的越狱犯手记。我在《沉默的少数人》中以“越狱记”为题作过介绍。此人在耶稣会控制的罗马宗教裁判所被判异端罪而投入监狱。经过一番艰辛，越狱成功。在逃跑途中，受到很多人的暗中帮助。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些人对他说了相同的一句话，就是“逃到威尼斯去吧”。

到了反宗教改革的时代，依然存在于威尼斯的“自由”究竟是什么？研究威尼斯和自由关系的作品比比皆是，以此为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也有，但是我想，与这一切相比，这个越狱犯留下的手记给我的感觉更加真实。

威尼斯共和国成了文艺复兴运动最后的堡垒。

在佛罗伦萨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精神到了罗马就变成了罗马特色的文艺复兴，那么，到了威尼斯就会变成威尼斯特色的吧？

的确如此。所谓威尼斯特色，在绘画界就叫威尼斯派。关于威尼斯派的绘画特点，好像是美术史家贝伦森说过这样的话：

欣赏出自佛罗伦萨人之手的绘画作品必须有透视画法、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等，但是欣赏威尼斯派的绘画作品无须了解这些东西。威尼斯人画的就是画，你只需要充分享受赏画时的那份愉悦就可以了。

原话也许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只是在大学写毕业论文时看到过这段话而已。但大意应该就是这样。威尼斯派的画家只专注于绘画，他们既没有进军雕刻或建筑领域，也不关心数学或解剖。对于威尼斯画家来说，文艺复兴精神的真髓——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应该只在形状和色彩之中。

瓦萨里写过一段话，是米开朗基罗对提香的评价，在后世很有名。当时，米开朗基罗60岁，提香48岁左右。

这一天，米开朗基罗和瓦萨里相约去贝韦代莱宫拜访提香。（贝韦代莱宫位于梵蒂冈附近，由建筑师布拉曼特设计。提香应出生于威尼斯的红衣主教的邀请，在罗马住了一年左右，时间是出身于法尔内塞家族、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文艺复兴教皇的保罗三世时代。）

提香给我们二人看了他从威尼斯带来的一幅画，画的是宙斯化身黄金雨落在浑身赤裸的女人达娜厄身上。米开朗基罗当着主人的面对此赞不绝口，然而，离开那儿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说：

“威尼斯画家不学素描基本功实在令人遗憾，不向优秀的前辈学习绘画技法同样遗憾。如果那个男人如同从大自然中学习绘画那样，从前人的艺术作品和技巧中学习绘画，再加以不断练习画实物（模特儿）的话，或许可以成为一位让他人望尘莫及的优秀画家。提香具备艺术家的气质，善于把好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擅长运用逼真的技法。”

有意思的是米开朗基罗和提香后来分别走了各自不同的路。仔细想想，佛罗伦萨是古罗马的城市之一，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在威尼斯甚至找不到古罗马的一点影子。威尼斯原是海湾中的一个浅滩，荒无人烟。罗马帝国灭亡时，为了逃避入侵蛮族的追杀，人们来到这里筑城而居。这就是威尼斯的起源。但是如果说威尼斯人对于佛罗伦萨和罗马知识分子狂热追捧的古代复兴毫无兴趣，则大错特错。只不过文艺复兴到了威尼斯，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成了威尼斯式的文艺复兴而已。

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以一己之力广泛收集古典抄本，并建起了图书馆。在威尼斯不存在这样一个家族。威尼斯的图书馆是公立的，由共和国政府建造，时间早于佛罗伦萨。为了逃避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的人们亡命到威尼斯时带来了大量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威尼斯政府购买这些古典，并以此为基础建起了图书馆。

威尼斯没有美第奇家族主持的柏拉图学园那样的研究古典的机构，但是，威尼斯人出版了古典的对照译本，甚至发明了廉价的袖珍本，使学生也能买得起。

在佛罗伦萨，政府机关的秘书厅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在威尼斯，政府机关事务官僚的修养也很高。马基雅维利是秘书厅的官僚，晚于他半个世纪的赖麦锡是“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赖麦锡曾经编写过当时最完整的世界各地旅行记，甚至连日本也收入其中。

警世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特有的历史学家，而威尼斯始终没有出现一位像他那样的历史学家。原因是政府职能发挥充分，人们无须担忧国家的未来。虽然威尼斯没有诞生警世的历史学家，却涌现出很多忠实记录事件的编年史家，而且常驻国外的大使以及海外分公司送来的报告，其数量之大远超同时代的大国西班牙、法国以及英国。威尼斯驻外大使卸任时，有义务向元老院作详尽的报告。现在这些报告按国别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出版，只要想看谁都可以看到。看过这些报告的人一定会想：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前的欧洲史和中近东史只要依据这些报告就可以写成。

对于商人来说没有完整的账簿就无法买卖，这些报告就源自商人的这一精神。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商人精神，生活在后世的我们才有可能了解以准确而客观的史料为基础的历史。

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威尼斯的文艺复兴并非始于对罗马的传承。文化文明的创造除了财力和自由这两个条件之外，旺盛的进取心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条件威尼斯一样也不缺。只是威尼斯具备的这些条件一开始并非向古希腊和古罗马开放，而是向同时代的东方开放。请看威尼斯的建筑，你不认为它充满异国情调吗？现在尚且如此，在当时的西欧一定更显得有异国情调。这一切都是因为威尼斯与当时所谓的东方、后来的中近东和北非的密切关系超过了后者与其他任何一个西欧国家。

要追溯威尼斯的建筑史，最简单最廉价的方法是乘“站站停”渡船，从火车站前广场出发，沿大运河到达圣马可广场。之所以我取名为“站站停”渡船，是因为只有这条路线在大运河两岸交替停靠。坐在渡船最前面，既可以欣赏两岸风景，还可以观察威尼斯建筑的历史变迁。威尼斯向海外发展的时代，大商人们就在货船可以停靠的地方纷纷建起他们的办公室兼居所，因为大运河是威尼斯的交通干线。

因为是站站停，虽然步行到达圣马可广场只需20多分钟的时间，而坐渡船则需要1个小时。然而，这1个小时绝对物超所值。从简朴的14世纪样式建筑到华丽的15世纪样式建筑，再到壮观的16世纪样式建筑，坐在渡船上，威尼斯建筑史可以尽收眼底。前两种样式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到了16世纪的建筑样式，显而易见变成了西欧风格。这是因为1527年发生“罗马浩劫”事件后，建筑师纷纷逃离罗马来到威尼斯。威尼斯热情接纳了他们，并委托其中的雅各布·桑索维诺担任威尼斯主要建筑的设计。

出生于佛罗伦萨活跃于罗马的桑索维诺和安东尼奥·桑加罗，出生于帕多瓦的帕拉第奥等建筑师也来到威尼斯，接受了威尼斯委托给他们的建筑设计工作。但是在绘画领域，威尼斯对人才的流入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不对，也许应该说他们无此需要，因为威尼斯派画家的绘画早已自成一体，并且名声在外。

贝利尼家族出了两位著名的画家，他们是詹蒂利和乔凡尼。1429年，二人均出生于威尼斯，最后又都死在威尼斯，前者死于1507年，后者死于1516年。前者受共和国政府派遣，曾以艺术使节的身份前往土耳其，留下了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此画现在收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后者好像是提香学徒时期的老师。

但是，对提香影响更大的据说是生于1477年、死于1510年的乔尔乔内。人物画可以画出人物内心是同时代人献给乔尔乔内的赞美之辞。

继这些前辈之后崛起的就是生于1487年、卒于1577年的提香。在这位威尼斯派绘画巨匠之后出现的是生于1518年、卒于1594年的丁托列托和生于1528年、卒于1588年的保罗·委罗内塞，之后兴旺繁荣的16世纪威尼斯派绘画艺术拉上了帷幕。

威尼斯的三种建筑样式：萨戈瑞多宫（上，14世纪）、圣索非亚宫（中，15世纪）、角宫（下，16世纪）

“没有意大利就没有莱昂纳多，没有莱昂纳多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罗马就没有米开朗基罗，没有米开朗基罗就没有罗马”。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威尼斯就没有提香，没有提香就没有威尼斯”。可以说提香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威尼斯，而威尼斯因为有了提香才变成真正的威尼斯。无论对于创造者还是欣赏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一件事吗？

作为创作者，提香的艺术特点在于色彩的运用上，他使用大量的色彩，甚至多到可以掩盖米开朗基罗指出的那些缺陷。为什么威尼斯派绘画的特点在于色彩的运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答案就在遍布全城的运河里。在威尼斯，除了太阳直射下来的光，还有运河水面反射上来的光，由此呈现出了色彩的多样性。正是这多样的色彩把威尼斯派画家以及其中最具威尼斯风格的画家提香培养成了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

当然，提香不是一位简单的色彩画家，他的人物像除了画像本身还可以从中看出人物的人生。一位小说家只要看提香创作的人物画像就可以写出一篇小说。不消说，来自全欧洲的王公贵族纷纷请求他为自己作画。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成为当时最吃香的画家的原因吧。16世纪中期欧洲最高权力者是卡洛斯一世，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是西班牙国王。此人三请提香，把他请到了王宫所在地西班牙的马德里，他只允许这个威尼斯人为自己画肖像画。皇帝卡洛斯是一位英明君主，他深知要呈现自己的人生并不容易。但是到了提香的画笔下，之前的所有故事就会浓缩在一张画布上。如果是我，我会害怕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他呈现出来。

罗马文艺复兴更多依仗于教皇朱利奥二世，他曾经把大量工作交给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去做。16世纪的威尼斯也有一个威尼斯文艺复兴的推动者，他就是在1523年至1538年间就任元首的安德烈·古利提。

人们评价安德烈·古利提是为统治而生的男人，在《海都物语》中我用了数页的篇幅介绍过此人。我试图通过追忆史实来呈现威尼斯共和国鼎盛时期的这个男人，然而依然不及提香画的一幅肖像画。这幅肖像画现在收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它呈现了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此人的一生。没有一幅作品可与此相提并论。

佛罗伦萨建筑师雅各布·桑索维诺从罗马来到威尼斯时，元首古利提热情接待了他，并把威尼斯公共建筑设计的工作交给了他；出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阿雷佐的阿雷蒂诺来到威尼斯后，古利提为这位文人提供了自由的创作环境，从佛兰德聘请音乐人担任圣马可大教堂的音乐总监，还委托提香在元首宫殿各会场绘制壁画。如果这些人早已功成名就，他这样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三人当时都只有三四十岁，都还年轻。然而，正因为70多岁的元首古利提的智囊团中有了这三位年轻人，威尼斯文艺复兴才开出了华丽的鲜花。

不管一个人的资质多么优秀，仅靠纯粹培养是不可能创造出文化的，文化创造需要来自异类的刺激。元首古利提从来没有想过要保留威尼斯风格，正因为如此，他才是创造真正威尼斯特色的推动者。16世纪的威尼斯音乐界还需要从佛兰德聘请专业人才，但是在此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威尼斯涌现出了很多像维瓦尔第这样的音乐人才，一跃成为欧洲音乐界的领军人物。元首宫殿内提香所画的壁画大多毁于火灾，现在我们看到的壁画是丁托列托和保罗·委罗内塞后来画的。也许有人为此感到遗憾，也许有人觉得这样挺好，这是个人的喜好问题。

16世纪一跃成为文化大国的威尼斯共和国是否遗忘了商人精神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威尼斯人的特点。

帕多瓦大学是欧洲第二所古老的大学，仅次于博洛尼亚大学。它是威尼斯共和国花了大力气兴建的本国最高学府，教授和学生来自欧洲各地。这所大学采用平行授课制，即每一门课有两位教授授课，而不是一位教授负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生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教授的工作评定，吸引不来学生听课的教授会被开除。教授除了正常授课，还对提高学生学业负责，为此，教授们不得不时常把学生叫到自己家里进行课外辅导。伽利略·伽利莱曾经为此叫苦不迭，他认为此举严重影响自己专心研究。幸好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愿为他提供年金，于是他回到了故国佛罗伦萨。然而，享有盛名的科学家毅然离去并没有改变帕多瓦大学的平行授课制度，实在令人感慨。

在艺术领域，威尼斯政府也没有惯宠艺术家们。桑索维诺在威尼斯定居下来后担任了共和国建设总监的职位，因此，他承担的工作大多是设计公共建筑。圣马可钟楼看上去冷冰冰的，他为这个钟楼增添了小回廊，缓解了冰冷的感觉。钟楼左侧的图书馆是他设计的，不料在修建期间发生了坍塌事故。这种事故责任在设计者，桑索维诺因此被送进监狱。提香和其他艺术家们对他深表同情，纷纷为他上书请愿，他才重获自由。但获释的条件是他必须自费重建图书馆。不愿意再过牢狱生活的建筑师当然接受了这个条件。

就是在这样的威尼斯，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出了最后的一朵鲜花，结果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威尼斯全城成了一座大美术馆。18世纪来到威尼斯的德国文人歌德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仅靠肉眼去看威尼斯远远不够，必须用心去看。”

必须用心去看，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也一样。

的确如此。整个意大利汇集了各个时代的人类遗产，要周游意大利，哥特式的用心是绝对必要的。

文艺复兴给现在的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遗产。概括起来，他们都是什么呢？

第一是我们现代人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一件件艺术品。如果能用心去看这些艺术品，就太有用了。

第二是对精神独立的强烈而执着的追求。换句话说，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想，用自己的语言乃至于手去呈现的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三种是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它不同于二元论。基督教中，神是“善”的象征，而“恶”的部分要是不让恶魔来承担的话，便解释不通了。人类世界不可能杜绝“恶”，于是人们只好把“恶”转嫁到他物身上。这就是西欧人的二元论的出发点，也就是一切事物可以分成善与恶、精神与肉体、神与恶魔两个“元”。

然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因为信奉多神教，所以神也有“善”“恶”之分。到了人类社会就更不用说了，同一个人身上就有“善”“恶”两个方面。一个人只有具备了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才是完整的。于是如何做到抑恶扬善就成了最重要的课题。抑恶扬善正是苏格拉底的宗旨。

在复兴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当然是中心。既然善恶并存的人是中心，就不能说“恶”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也就是说，人类不能再把责任转嫁到恶魔身上，恶同样存在于我身。于是自我约束成为必要，坚强的意志成为必要。也许可以说，文艺复兴是精神领袖们发起的一场运动，诗人但丁把他们叫作精神贵族。

但是，这样的解释意味着不能说现代的我们继承了精神层面上的文艺复兴遗产。

继承者不是那样容易出现的，所以现在依然叫“遗产”。

有没有简单又具体的方法继承它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呢？

芥川龙之介写的《澄江堂杂记》中有一篇题为“历史小说”的短文：

既然叫历史小说，那么一个时代的风俗也好，一个时代的人情也好，多少总是要忠实于它的。同时一个时代的特色，尤其是道德上的特色，这样的主题也应该存在。例如，日本王朝时代对于男女关系的想法与现在的大不相同。作者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写得既大方又坦荡，犹如他是和泉式部的朋友。这一类的历史小说在对照古今的过程中，自然能给出某种暗示，梅里美的《伊莎贝拉》是这样，法国（阿纳托尔）的《彼拉多》也是这样。

但是，日本的历史小说中尚未出现此类作品。日本的小说描写都很直截了当，大体都注重人类的闪光点，如古人的心与今人的心相通云云。年少的天才中，有没有人会提出上面这样的新方法呢？

欣赏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以及提香的作品不需要事先阅读介绍这些文艺复兴天才的研究书籍，导游的解说词也可以左耳进右耳出。站在他们的作品前，你要做的是把自己当成“年少的天才”，“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和他们交心即可。所谓天才，只有自己把自己当成天才才能近距离接触到。

对于那些像但丁、薄伽丘、马基雅维利这样以文章为表现手段的人也一样。他们写文章不是为了自我满足，首先必须有强烈的、希望向他人传递信息的愿望。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品。莱昂纳多·达·芬奇留下来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用“你”这个称呼，如果你不把自己看成莱昂纳多笔下的“你”，又怎能理解莱昂纳多？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当作是莱昂纳多、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的朋友，看着他们的作品，虚心聆听他们的心声，抛开一切偏见，认真思考体会，然后再把自己的体会所得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真正理解文艺复兴精神。

我感觉终于理解了文艺复兴是什么。如果可以把它换成“慧眼”、“克己”之类的词语，文艺复兴就不是遥远时代的历史现象，我想它和现在的我们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语言意味着有概念。日本的语言不属于西欧文明圈，在这样的语言中也能找出相通概念，足以证明文艺复兴的普遍性。

宗教改革也好，反宗教改革也好，说到底只是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西欧基督教徒来说，它们是重要的历史现象。但是，对于非基督教徒的人来说却“毫无关系”。

但是文艺复兴不同。文艺复兴提倡的精神对于西欧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人来说，同样“有关系”。证据之一就是现在常说的“慧眼”、“克己”等。我认为仅此一点正是中世纪末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超越时代、民族以及宗教的不同具有普遍性的原因。

附录 重要人物简历一览

向小鸟说教（局部）（乔托画，圣方济各圣堂/阿西西）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SanFrancescod’Assisi

1181/82—1228

意大利圣人，13世纪初基督教会改革运动的领袖。1180年初出身于阿西西一个富商之家。继承家业后经历了一段流浪时期。25岁前后抛弃包括家人在内的一切，过起了清贫的生活。1209年，带着12名弟子去了罗马，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同意，扩大传道范围，创设了方济各修道会。1224年，隐遁于德尔维尔纳山，1228年，在阿西西近郊的宝尊堂去世。

刻在硬币上的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1194—1250

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220—1250年）、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在位时间1197—1250年）。父亲是亨利六世。1209年前后开始与罗马教皇关系恶化。1227年，以不参加十字军为由被罗马教皇开除教籍。1228年，无视开除教籍的处罚，率领第五次十字军出发。1229年成为耶路撒冷国王。之后，直到其突然去世，始终与意大利各国以及罗马教皇处于对立关系。1250年转战途中在托斯卡纳去世。

韦奇奥宫（佛罗伦萨）

阿诺尔夫·迪·坎比奥

Arnolfo di Cambio

约1240—1300/10

意大利雕刻家、建筑师。留下了兼具后期哥特式建筑和文艺复兴式建筑的作品。绘画师从契马布埃，雕刻从学于皮萨诺。作为皮萨诺的助手，参与了锡耶纳大教堂布道坛的制作（1265—1268）。1281年，制作了佩鲁贾的喷水池。1296年着手为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花之圣母大教堂）设计并建造正面装饰雕刻。此外，还设计过韦奇奥宫、圣克罗齐大教堂。可能是1301年，也可能是1310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庄严的圣母（局部）（乌菲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契马布埃

Cimabue

约1240—1302

拜占庭派最后一位意大利画家、镶嵌细工师。据说是佛罗伦萨派奠基人乔托的老师。他一方面忠实于拜占庭的表现样式，另一方面给人物画像注入了人类的感情，开启了基督教绘画的新时代，受到但丁的高度评价。瓦萨里在《美术家列传》中把他列为首位。代表作有《圣母的一生》《十字架上的基督》和《庄严的圣母》等，分别画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堂和佛罗伦萨圣克罗齐大教堂。

马可·波罗（提香画，多利亚·庞斐力画廊/罗马）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商人、探险家、旅行家，与人合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1254年前后生于威尼斯。和父亲、叔父一起经过中亚，于1275年到达中国（元代）。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后，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也去了东南亚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中国生活17年后辞去朝廷官职，于1295年经过印度和波斯，从海路回国。在一次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捕，在狱中口述《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留下的信息对大航海时代影响巨大。1324年在威尼斯去世。

但丁（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画，乌菲兹美术馆）

但丁

Dante

1265—1321

佛罗伦萨诗人、文艺复兴先驱。40岁前后到晚年间，撰写了很多洋溢着文艺复兴精神的作品。《神曲》用托斯卡纳方言写成，发表后令其声名大噪。但丁也有用拉丁文写的作品，如《帝政论》，书中提倡国家应该独立于教会。30岁后，他以行政长官的身份整顿佛罗伦萨政治的混乱，却遭到流放。除了恋爱诗集《新生》，大部分作品诞生于流放期间浪迹意大利各地宫廷的途中。他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看作是人类理性的象征，并为他深深倾倒。

圣方济各之死（局部）（圣克罗齐大教堂/佛罗伦萨）

乔托

Giotto

1266/76—1337

意大利画家，被认为是契马布埃的弟子。出身于佛罗伦萨近郊一个佃农之家，时间可能是13世纪60年代，也可能是70年代。在罗马、阿西西、帕多瓦、里米尼、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各地留下了大量湿绘壁画和胶画板绘。作品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堂中的壁画、帕多瓦阿雷纳礼拜堂的《约阿基姆传》《圣母玛利亚传》《基督生涯》以及佛罗伦萨圣克罗齐教堂的《圣方济各传》等。1337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新编年史》（1559年版，皇家图书馆/维琴察）

乔凡尼·维拉尼

Giovanni Villani

约1275—1348

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编年史家。1300年以后，作为一名银行家活跃于以罗马为中心的欧洲各地。1308年前后辞去银行工作，着手编写《新编年史》。《新编年史》共12卷，用俗语即意大利语描写了佛罗伦萨走向繁荣的初期，详细统计并记录了佛罗伦萨当时的行政、财政情况，非常珍贵。1348年死于瘟疫大流行。后来，其弟马特奥编写了1348年至1363年的记录共10卷，其儿子菲利波编写了1366年的记录共一卷。

彼特拉克（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画，乌菲兹美术馆）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因为父亲被逐出佛罗伦萨，他出生于阿雷佐。在博洛尼亚大学等地学习法律。对文学情有独钟。在担任意大利诸侯的外交官的同时研究文学和古典，作为抒情诗诗人赢得了声望。代表作是诗集《歌集》。1341年接受罗马元老院授予的桂冠，成为“桂冠诗人”。1374年去世。除了诗作，在发现古罗马作家西塞罗的著作后，开始研究从塞内加、维吉尔到希腊的荷马、柏拉图的作品，对古典文献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薄伽丘（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画，乌菲兹美术馆）

乔凡尼·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诗人、作家。1313年出生于巴黎，是佛罗伦萨一名商人的私生子。1327年，为了学经商来到那不勒斯，却被文学深深吸引。陷入和那不勒斯国王女儿的恋爱，14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半期的小说、诗作等几乎都以和这位公主玛利亚之间的恋爱为主题。代表作《十日谈》写于1348年至1353年，1470年出版发行。以躲过瘟疫的10个男女青年讲述100个故事的形式写成。晚年放弃创作，投入到研究之中。1375年去世。

布鲁尼（阿尔弗雷德·古德曼画）

莱奥纳多·布鲁尼

Leonardo Bruni

约1370—1444

意大利人文学者、政治家。1370年前后出生于阿雷佐。1405年起担任罗马教廷秘书，从1437年到1444年去世，一直担任佛罗伦萨秘书长。在严格查证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史》十二卷。用西塞罗式的优雅文体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人的希腊古典翻译成拉丁文，为西欧的希腊文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他还用意大利文撰写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传记。1444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圣母百花大教堂（拍摄者不详/佛罗伦萨）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

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

佛罗伦萨建筑师、工程师、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第一人，对后世影响巨大。布鲁内莱斯基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完成了结构上被认为不可能的圆顶构造。拥有大圆顶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成了佛罗伦萨的象征。他留下了无数杰作，其中有巴茨家的礼拜堂、皮蒂宫以及孤儿院等。据说孤儿院是文艺复兴最早的建筑。同时活跃于筑城领域，参与过各地的城堡建设和改建工程。在佛罗伦萨去世，葬于圣母百花大教堂。

天堂之门（局部）（圣乔凡尼礼拜堂）

洛伦佐·吉贝尔蒂

Lorenzo Ghiberti

约1378—1455

佛罗伦萨雕刻家、文艺复兴艺术的重要领袖、先驱。1378年前后出生于佩拉戈，在身为金匠的父亲手下掌握了技术，也学习了绘画。1402年在比赛中胜出，为佛罗伦萨圣乔凡尼礼拜堂制作了《天堂之门》，为文艺复兴时期青铜雕刻杰作之一。多纳泰罗和乌切罗等人曾经在吉贝尔蒂工作室为徒。撰写了有关美术史和理论的《评述》（共三卷）。他的奥尔圣米开莱教堂的三体圣人像也很有名。1455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布拉乔利尼（出自布拉乔利尼著作，梵蒂冈图书馆）

波焦·布拉乔利尼

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

佛罗伦萨人文学者、书法家。1380年出生于特拉诺瓦。在佛罗伦萨专事抄本工作，发明了罗马字体的原型。1403年移居罗马，为教皇波尼法提乌斯九世工作。1415年在克吕尼修道院发现西塞罗未发表的演说草稿，以此为开端，在欧洲各地修道院中发现了大量西塞罗、昆体良等人用拉丁文写的珍贵古典抄本。1453年就任佛罗伦萨秘书长，编撰市史。著有《逸闻妙语录》一书。1459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加塔梅拉达骑马像（教堂前广场/帕多瓦）

多纳泰罗

Donatello

约1386—1466

意大利文艺复兴雕刻家代表。有关古代雕刻的知识为同时代人之最。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纺织工匠之家，近20岁时进入吉贝尔蒂工作室。15世纪30年代，居住在罗马研究古典雕刻。1443年到1445年生活在帕多瓦。1457年以后往返于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两市之间，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大理石、青铜、木雕作品。1466年在佛罗伦萨去世。代表作有《圣乔治》《大卫像》《加塔梅拉达骑马像》等。

圣罗马诺之战（局部）（乌菲兹美术馆）

保罗·乌切罗

Paolo Uccello

1397—1475

佛罗伦萨画家，透视画法的研究者。融合了华丽的后期哥特风格和初期文艺复兴的大胆手法开创了独特的画风。10岁进入吉贝尔蒂工作室学习各项技能。1425年至1431年在威尼斯参与了镶嵌工艺品的制作，没有留下作品。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为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回廊绘制壁画等。1456年接受美第奇家族的委托完成了包括发生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之间的战斗《圣罗马诺之战》在内的系列作品。

托斯卡内利（乔治奥·瓦萨里画，韦奇奥宫）

保罗·波偌·托斯卡内利

Paolo dal PozzoToscanelli

1397—1482

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1397年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医生之家。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数学、哲学和医学。以后主要在佛罗伦萨活动。坚持研究自然科学。与以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为首的众多学者和艺术家有很深的交情，是同时代学术研究的中心人物。据说他教过布鲁内莱斯基几何学，细致观察彗星，并绘制过天体图，还影响过哥伦布的航海计划。1482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在辩论的哲学家

卢卡·德拉·罗比亚

Luca della Robbia

1399/1400—1482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雕刻先驱之一。可能是1399年，也可能是1400年，生于佛罗伦萨。1431年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制作的大理石圣歌坛浮雕是文艺复兴雕刻的代表之作。1441年为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制作圣柜。罗比亚完善了赤陶施釉的手法，装饰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圣具室门上的基督复活图和升天图的陶像就是该手法的代表作。1482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弗拉·安杰利科（路加·西诺雷利画，奥尔维耶托大教堂）

弗拉·安杰利科

Fra Angelico

约1400—1455

佛罗伦萨15世纪画家代表之一。他的画风优美，人际关系简单，人称“天使般的弗拉·安杰利科”。1420年前后进入多明我会的圣马可修道院，在修道院生活期间创作了众多祭坛画、壁画名作。1446年应罗马教廷之邀，为尼古拉礼拜堂绘制壁画《圣斯蒂芬和圣劳伦提乌斯生平》。1450年前后为佛罗伦萨圣母领报圣堂银器收纳壁柜绘制门绘。代表作有《受胎告知》《圣母领报》等。1455年在罗马去世。

受胎告知（弗拉·安杰利科画，圣马可教堂/佛罗伦萨）

《圣彼得的生涯》中“纳税银”（局部）（布兰卡奇礼拜堂/佛罗伦萨）

马萨乔

Masaccio

1401—1428

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代表。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父亲是秘书，母亲是客栈老板的女儿。21岁加入佛罗伦萨画师行会。现存的最早期作品是《圣吉奥瓦祭坛三圣翼》。主要在佛罗伦萨活动。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的《圣三位一体》在壁画史上首次运用科学的透视画法，名噪一时。布兰卡奇礼拜堂的《圣彼得的生涯》的手法和表现力对文艺复兴绘画影响巨大。后来应邀去了罗马。28岁英年早逝。

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

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

意大利建筑师、画家、雕刻家、作家、人文主义者。1404年出生于热那亚，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罗马教廷工作期间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人称“万能人”。尤其在建筑领域。作为建筑师，亲自动手制作了佛罗伦萨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的正面以及曼托瓦的圣安德烈圣堂等，奠定了文艺复兴建筑的基础。其建筑理论收集在其主要著作《建筑论》中，影响波及欧洲整个艺术界。1472年在罗马去世。

《君士坦丁捐赠书》（作者不明，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

洛伦佐·瓦拉

Lorenzo Valla

1407—1457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古典文献学者，罗马教廷审判官之子。1407年生于罗马。在帕多瓦大学教授修辞学的同时撰写了《快乐论》。其后成为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朝臣。1440年证实《君士坦丁捐赠书》系伪作。1448年教皇尼古拉五世任命其为秘书官，移居罗马。翻译了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等人的著作。研究《新约全书》的各种抄本。其著作《拉丁语言详析》在全欧洲各学校用作教科书。1457年在罗马去世。

费达蒙特费尔特罗肖像（乌菲兹美术馆）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约1420—1492

翁布里亚派画家。1420年前后出身于阿雷佐近郊圣塞波尔克罗一个鞋匠之家。立志成为画家，来到佛罗伦萨。成功后，活跃于出生地和费拉拉等地。代表作有阿雷佐圣方济各教堂的《圣十字架故事》《乌尔比诺夫妻肖像》等。精通数学等学问，晚年放弃创作，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理论研究中。孜孜不倦地研究透视画法，撰写了《绘画中的透视法》等。此项研究在20世纪后被高度评价并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业。

穆罕默德二世肖像（国家美术馆/伦敦）

詹蒂利·贝利尼

Gentile Bellini

1429—1507

威尼斯派画家，父亲是画家雅各布，自小在父亲工作室学习。1466年为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制作风琴盖绘。1497年奉威尼斯元首之命来到君士坦丁堡，为时任君主穆罕默德二世绘制肖像画。在很多集会场所绘制了以威尼斯为题材的大型宗教画，如《圣马可广场上的十字架行列》等。这些作品细致地刻画了15世纪威尼斯的建筑和生活，作为记录资料极具价值。1507年在威尼斯去世。

雷翁纳多·罗雷丹总督像（国家美术馆/伦敦）

乔凡尼·贝利尼

Giovanni Bellini

约1429—1516

奠定了威尼斯文艺复兴艺术中心的画家之一，是詹蒂利·贝利尼的兄弟。15世纪80年代替已去土耳其的詹蒂利，为威尼斯元老院议会会场绘制了装饰画，其时所作的七八幅画作被认为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全部毁于后来发生的火灾。据说他在威尼斯的工作室是当时最大的，乔尔乔内、提香曾在那里学习。代表作有圣扎卡里亚教堂祭坛画和《狂喜中的圣方济各》等。1516年死于威尼斯。

妇人像（局部）（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米兰）

安东尼奥·德尔·波拉伊奥罗

Antonio del Pollaiolo

1429/33—1498

雕刻家、画家、版画家、金匠。可能是1432年，也可能是1433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和弟弟皮耶罗一起经营工作室，联名留下大量作品，为佛罗伦萨艺术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的工作室被认为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最重要的工作室之一。波拉伊奥罗是最早通过尸体解剖研究人体的艺术家之一。1484年在罗马为英诺森八世和西克斯图斯四世制作墓碑。1498年在罗马去世。

费奇诺（多米尼科·基兰达约画，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佛罗伦萨）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

Marsilio Ficino

1433—1499

哲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1433年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位医生之家。学好拉丁语后，又学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医学，之后又学习了希腊语。在美第奇家族的庇护下研究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所有著作以及新柏拉图学派的著作，并把它们译成拉丁文。担任过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校长。复兴柏拉图主义，提倡与基督教之间的和谐关系。影响欧洲思想达两个世纪。著作有《柏拉图神学》。1499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威尼斯）

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

Andrea del Verrocchio

1435—1488

雕刻家、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老师。生于1435年。在佛罗伦萨有一间大规模的工作室。以莱昂纳多为首，培养了佩鲁吉诺、洛伦佐·迪·克雷迪、波提切利等众多艺术家。1468年为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墓制作雕塑。1483年制作奥尔圣米开莱教堂的青铜群像《圣托马斯的怀疑》。他的《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是文艺复兴雕刻的代表作。1488年在威尼斯去世。

圣彼得大教堂内的小礼拜堂（罗马）

多纳托·布拉曼特

Donato Bramante

1444—1514

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建筑师代表之一。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乌尔比诺近郊。在乌尔比诺，作为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助手积累了丰富的知识。1477年移居伦巴第。最初作为画家绘制壁画等，后来专心于建筑领域。1488年设计了帕维亚大教堂。1500年前后活动地点转移至罗马。受朱利奥二世之托，着手圣彼得大教堂的改造计划等。还设计了圣玛利亚教堂。1514年在罗马去世。

《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乌菲兹美术馆）

桑德罗·波提切利

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佛罗伦萨派画家之一，菲利波·利比的弟子。20多岁时已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活跃于绘画界。1481年应邀来到罗马，参与了西斯廷礼拜堂壁画的制作。1490年起，随着萨伏那罗拉的兴起，转而倾心宗教，画风随之大变。后来弃笔，在贫困潦倒中死去，终身未娶。其代表作有《维纳斯的诞生》《春》《三王来拜》等。留下了众多以宗教为主题的祭坛画。

春（波提切利画/乌菲兹美术馆）

圣母访问（局部）（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

多米尼科·基兰达约

Domenico Ghirlandaio

1449—1494

与波提切利并列为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派画家代表。1449年出身于金匠之家。佛罗伦萨诸圣堂的壁画《仁慈的圣母》《哀悼基督》被认为是他最早期的作品。波提切利喜欢华丽的画风，而他以写实的画风闻名。很多作品画的是当时的建筑和风景，气势宏大。代表作有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的《圣母的一生》以及韦奇奥宫的《圣吉诺比乌斯与圣人们》等。

马努提乌斯（参照贝利尼所画肖像的版画，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纽约）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

Aldo Manuzio

1449—1515

文艺复兴出版人的代表。1449年生于意大利南部一个小村庄。在罗马和费拉拉学习。1490年到威尼斯。邀请学者和排字工人着手准备开展出版事业，1495年成立阿尔杜斯出版社。和学者们一起准确地再现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原籍，还出版了众多同时代人的作品。去世后，出版社经过妻弟阿索拉尼传给儿子保罗、孙子阿尔杜斯。据说直到16世纪末的百年间，阿尔杜斯家族出版了上千种书籍。

哥伦布（里多尔夫·基尔兰达约画，佩里船舶博物馆/热那亚）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foro Columbus

1451—1506

航海探险家。全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年出身于热那亚毛纺织品业主之家。少年时代乘船周游欧洲各地。15世纪70年代，经过分析大量资料，确信从大西洋向西航行必可到达印度。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后该计划得以实现。1492年抵达西印度群岛。以后又进行了四次航海活动，到达的地方都是美洲大陆，而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的一部分。1506年在西班牙的巴拉多利德去世。

自画像（皇家图书馆）

莱昂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芬奇，在去世了近500年之后的现在依然被冠以“天才”、“万能人”的称号。在佛罗伦萨韦罗基奥工作室度过了学习时代，制作了《受胎告知》等。30岁后去了米兰。在斯福尔扎家族的庇护下绘制了《最后的晚餐》等。1500年回到佛罗伦萨。晚年应弗朗索瓦一世之邀去了法国，并在那里离世。作为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发明家，还精通解剖学、植物学、土木工程学和物理学等，在众多领域展示了他的才能，遥遥领先于时代。

波利齐亚诺（多米尼科·基兰达约画，圣塔玛利亚诺维拉圣堂）

安吉洛·波利齐亚诺

Angelo Poliziano

1454—1494

诗人、古典人文学者。在希腊文和拉丁文、诗歌、哲学、语言学方面发挥了才能。1454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1475年来到美第奇家，成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长子皮耶罗的家庭教师。荷马的《荷马史诗》的拉丁文翻译使他声名大噪。1480年开始在佛罗伦萨讲授希腊和拉丁文学。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创作的《比武篇》（1475—1478），是意大利文学杰作之一。1494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韦斯普奇（作者不详，乌菲兹美术馆）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Amerigo Vespucci

1454—1512

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商人、航海家。“美国”的国名即源自他的名字。1479年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宣传员前往法国。回国后进入美第奇银行。取得信任后，1491年被派往塞维利亚，1495年，也可能是1496年，出任分店店长。后来接受西班牙王室的资助航海前往美洲大陆，沿大西洋岸南下，到达现在的巴西。和哥伦布不同，韦斯普奇意识到自己到达的这块新大陆不是印度的一部分。1512年在塞维利亚去世。

瓦斯科·达·伽马（出自16世纪的书籍，法国国立图书馆/巴黎）

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约1460—1524

葡萄牙航海家。受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之命，率领船队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进行航海探险。1497年从里斯本出发，1498年成功抵达印度西南岸的卡拉卡特，从而开辟了从西欧到印度的新航线，随后回国。后来，为了镇压叛乱再次领命前往卡拉卡特，在那里滥杀无辜，烧毁港口。也是在那个时候，占领了卡拉卡特以南的印度科钦港。1524年就任印度总督，第三次航海成功，同年在印度去世。

圣乌苏拉殉难（局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威尼斯）

维托雷·卡巴乔

Vittore Carpaccio

约1460—1525/1526

威尼斯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代表。1460年前后生于威尼斯。初期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深受詹蒂利·贝利尼和安托内罗·达·梅西那等人的影响。1490年前后为圣乌苏拉会场着手创作《圣乌苏拉殉难》，从而确立了他独特的画风。其表现力和光的运用能力受到高度评价。其他作品还有圣乔治信众会会堂的《圣耶罗尼米斯》连环作、圣斯特凡诺会堂的《圣斯特凡诺传》。可能是1525年，也可能是1526年，在威尼斯去世。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科西莫·罗塞里画，圣安布罗焦教堂/佛罗伦萨）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人文学者、哲学家。1463年出身于米兰多拉公国一个领主之家。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教会法，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亚里士多德哲学，还学习了包括希伯来语在内的多门语言。从欧洲各国邀请众多学者研讨问题，涉及多达900个命题。因其中13个命题被罗马教廷判定为异端而入狱。获释后，接受美第奇家族的保护。晚年成为萨伏那罗拉的追随者。其著作《论人的尊严》（1486年完成，1496年出版发行）表现了文艺复兴的新人类观。1494年在佛罗伦萨去世。

马基雅维利（塞迪·第·提托画，韦奇奥宫/佛罗伦萨）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出身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家庭。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遭流放后，29岁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之后历任的正式与非正式的重要职位包括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秘书、与教皇沟通的外交使节等，支持共和国政治的运作。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返权力舞台，马基雅维利被免职、流放，后隐遁到近郊山庄，此后专心写作。代表作是《君主论》（1532年出版发行）。此外，还有《李维史论》《佛罗伦萨史》等。

伊拉斯谟（昆丁·马赛斯画，罗马国立美术馆）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

北方文艺复兴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1466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是一位主教的私生子。曾于奥古斯丁会为僧，担任过康布雷主教的廷臣，之后留学巴黎。在剑桥大学执过教鞭。1521年在巴塞尔作客出版商弗罗贝。出版了希腊文版《新约全书》第一次印刷校订本。对很多古代典籍作了注释校订。著书有《愚人颂》《基督教战士手册》。1536年在巴黎去世。他对宗教提出批判，大大影响了宗教的改革。他与路德针锋相对，最终决裂。

自画像（老绘画陈列馆/慕尼黑）

阿尔布雷特·丢勒

Albrecht Dürer

1471—1528

画家、版画家，德国文艺复兴的巨匠。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祭坛画、宗教画、肖像画和自画像。1471年出身于德国纽伦堡一个金匠家里。在父亲的工作室担任素描师。1486年师从画家瓦格缪特。1490年开始四处旅行。在意大利深受波拉伊奥罗和曼特尼亚版画的影响。后来研究人体比例以及透视画法。作品有《圣母的七个悲哀》《兰道尔祭坛画》《四使徒》《约翰启示录连作》等。1528年在纽伦堡去世。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画，签字厅/梵蒂冈）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1475—1564

147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近郊卡普列塞。师从基兰达约。20岁后前往罗马。制作了《酒神巴库斯》《哀悼基督》等雕刻。1501年回到佛罗伦萨，着手创作《大卫像》。1527年在教皇和罗马皇帝引起的佛罗伦萨围攻战中站在防卫一方，后逃往威尼斯。不久得到教皇恩准，1534年开始在罗马制作西斯廷礼拜堂内的祭坛画，1541年完成《最后的审判》。晚年担任圣彼得大教堂建筑总监。

自画像（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布伦瑞克）

乔尔乔内

Giorgione

1477—1510

威尼斯画家，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威尼斯画派先行者之一。生于1477年。1490年前后在乔凡尼·贝利尼手下开始学习绘画。初期作品有威尼斯德国商行外墙上的壁画装饰。位于故乡卡斯泰尔弗兰科的圣利贝拉莱教堂内的《卡斯泰尔弗兰科》祭坛画、被同时代知识分子高度评价为风景画杰作的《暴风雨》等也很有名。瘟疫大爆发时未能幸免，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他的死让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备感遗憾，甚至说出了“全威尼斯为之愤慨”的话。

托马斯·莫尔（汉斯·荷尔拜因画，弗利克美术馆/纽约）

托马斯·莫尔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英国政治家、人文学家。1477年出身于伦敦一个法学家的家庭。就学于牛津大学。1499年以后的四年时间在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度过，没有担任任何神职，但终生坚持宗教信念。1510年就任伦敦司法长官。1516年的著作《乌托邦》描绘了理想的国家形态。1529年担任大法官，因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1532年辞去该职。1535年因拒绝否定教皇为教会之长的地位被处以大逆之罪而受到刑罚。

麦哲伦（作者不详，乌菲兹美术馆）

费迪南德·麦哲伦

Ferdinand Magellan

约1480—1521

葡萄牙航海家。1505年与葡萄牙第一任印度总督同行去了东印度，1512年回国。1519年受命于西班牙国王，为开发抵达印度的西线航路率领船队出发。经过南美最南端（现在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通往太平洋的路径。其后船队到达菲律宾，与当地人发生冲突。1521年麦哲伦在战斗中遇难，幸存下来的船员们仅靠一条船继续航海，1522年回到西班牙。被认为是史上第一次环球航海。

自画像（乌菲兹美术馆）

拉斐尔·桑西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

1483年出生于意大利乌尔比诺，父亲是一位画家。最初向父亲学习绘画，后来去了佩鲁贾，成为佩鲁吉诺的弟子。1504年移居佛罗伦萨，深受莱昂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影响。四年后转至罗马，受到教皇朱利奥二世的重用，开始制作梵蒂冈宫殿内三室的壁画（《雅典学派》等）。参与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同时为古罗马遗迹的发掘和复兴鞠躬尽瘁。37岁去世，留下了很多圣母子像及妇人像。

博尔赛纳的弥撒（局部）（拉斐尔画，埃利奥多罗厅/梵蒂冈）

路德（卢卡斯·克拉纳赫画，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米兰）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德国宗教改革家。出生于萨克森。从埃尔福特大学毕业后，1507年成为奥古斯丁修道院主教。1512年受聘为维滕贝格大学教授。其间对罗马教廷的衰颓深感疑惑。在德国开始售卖赎罪券的1517年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以示反对。1521年被罗马教廷开除教籍。同年受到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传唤，被要求撤回主张，他一口回绝。后来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下开始《新约全书》的德文翻译工作。

自画像（普拉多博物馆/马德里）

提香·韦切利奥

Tiziano Vecellio

1488/90—1576

代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威尼斯派画家。出生于意大利西北部一个小村庄。在威尼斯师从乔凡尼·贝利尼，深受师兄乔尔乔内的影响。活动初期与他们之间的合作颇多。进入16世纪后，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公认的画家。他的成名作是1518年制作的《圣母升天》。他是唯一一位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行三顾之礼邀请的画家。应邀到了罗马后，受教皇保罗三世的委托绘制肖像画。

拉伯雷（路易·瓦伦丁·埃利亚斯·罗伯特画，个人收藏）

弗朗索瓦·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1494—1553

法国文艺复兴作家的代表。1494年出身于普瓦图一个律师之家。完成法律学习后成为了一名主教。在巴黎习得医学。发表了颇具讽刺和嘲笑意味的豪放长篇《世人传》第一卷（1532）和第二卷（1534）。其深厚的人文学知识备受称赞。后来因为对宗教极尽讽刺和猥亵而遭受迫害，藏身于当时的权力人物保护之下。第三卷发表于1546年，于第四卷、第五卷发表后的1553年在巴黎去世。

圣马乔雷教堂

安德烈亚·帕拉第奥

Andrea Palladio

1508—1580

16世纪意大利北部建筑师的代表。1508年生于帕多瓦。在维琴察做过石匠。到罗马后，研究古罗马及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建筑，对后世的风格影响巨大。在维琴察和威尼斯留下了很多他的建筑物作品。代表作有圆厅别墅、圣马乔雷教堂、奥林匹克剧场。著有有关古典建筑的《建筑四书》，大大影响了其后的欧洲建筑。1580年在维琴察去世。

自画像（乌菲兹美术馆）

丁托列托

Tintoretto

1518—1594

威尼斯画家。本名叫雅各布·罗布斯蒂。“丁托列托”是他的外号，因为其父亲是开染坊的（丁托列）。有人说他是从提香那里学的绘画。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威尼斯度过。为圣罗科教堂和道奇宫等创作了很多作品。作为肖像画家也很有名，留下了近百幅以政治家、贵族、学者等为主的作品。晚年为圣马乔雷教堂制作了三幅《最后的晚餐》。数月后去世。

大流士一家和亚历山大大帝（局部）（国家美术馆/伦敦）

保罗·委罗内塞

Paolo Veronese

1528—1588

16世纪威尼斯派画家的代表。出生于维罗纳。最初参与家族事业做过石匠，后来成为画家。在同一地区的画家巴蒂勒的指导下学习绘画。1553年到威尼斯，受命制作元老院议会会场的天井画（1555—1556），从此声名大噪。1573年受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的委托制作《利未家的宴会》。此作品最初起名为《最后的晚餐》，因为描写酒鬼和打诨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质疑，不得已改名。

蒙田（作者不详）

米歇尔·德·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思想家、散文家。《随笔集》的完成确立了新的文学体裁。被认为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高尚的道德家。蒙田出身于一个领主之家，受过广泛的人文教育。在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后入职波尔多高等法院参议院，1570年辞去该职。其后的每天都在写作和思索中度过。1581年至1585年出任波尔多市长。1572年开始写《随笔集》，1580年出版最初两卷，1588年出版第三卷。去过很多地方旅行，撰写了《意大利纪行》。

圣母升天（局部）（圣十字博物馆/托莱多）

埃尔·格列柯

El Greco

1541—1614

西班牙画家。1541年出生于威尼斯领属克里特岛。1560年前后来到威尼斯，师从提香。也到过罗马。意大利时代的格列柯制作了16世纪威尼斯文艺复兴样式的绘画。1577年移居西班牙，定居在托莱多。以其新颖的构图以及色彩创造了独特的画风，受到宗教界以及知识分子界的高度评价。代表作有《脱掉基督的外衣》《圣莫里斯的殉教》《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基督洗礼》《基督受刑》等。1614年在托莱多去世。

塞万提斯（费莫·塞尔马画）

米格尔·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西班牙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其作为近代小说先驱的作品《堂·吉诃德》被译成60多种文字。1547年出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1569年在罗马为红衣主教阿夸比瓦工作。1571年参加勒班陀海战受伤，造成左手残疾。1575年回国途中遭遇海盗，被送到阿尔及利亚为奴。1580年回国后写下大量诗歌、剧本，为西班牙演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写过短篇小说集《模范故事》。1616年在贫困潦倒中死于马德里。

莎士比亚（约翰·泰勒画，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国剧作家、诗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不朽名作。1564年出生于斯特拉福。16世纪80年代后半期来到伦敦，受雇于剧场，后来成为演员兼专属作家。1590年以后的20年间，专心从事剧本创作。充分发挥才能，成为一代名家。作品除了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外，还有《尤里乌斯·恺撒》《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等。1611年回到故乡，1616年去世。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华　田建国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章 圣安德里亚山庄·五百年后

第一部 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第一章 睁着眼睛出生的人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第三章 帕齐阴谋

第四章 “鲜花之都”佛罗伦萨

第五章 修士萨伏那罗拉

第二部 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第六章 初出茅庐的无学历官僚（1498年）

第七章 意大利女杰（1498—1499年）

第八章 公元1500年的工蜂（1499—1502年）

第九章 切萨雷·波吉亚（1502—1503年）

第十章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1502—1503年）

第十一章 “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1503—1506年）

第十二章 “副官”马基雅维利 （1507—1512年）

第十三章 1512年·夏天

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第十四章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第十五章 年轻的弟子们（1516—1522年）

第十六章 史家、戏剧作家、悲剧作家（1518—1525年）

第十七章 “我的朋友”圭恰迪尼（1521—1525年）

第十八章 “与我的灵魂相比，我更爱我的祖国”（1525—1526年）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1527年）

在此之后

图片出处一览

译者跋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左下为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

序章
圣安德里亚山庄·五百年后

离开佛罗伦萨市区，有三条道路通向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那里是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Il Principe）的山庄所在地。

从佛罗伦萨南面的罗马门[1]出城，这三条道路并行几公里后到达加卢佐村。在这里，沃尔泰拉大道最先右折而去。这便是第一条道路。

从加卢佐不拐弯一直前行，就上了卡西亚大道。这条大道是古罗马大道之一，现在仍叫卡西亚大道。不过，古罗马时代通往罗马的卡西亚大道并不经过锡耶纳，而是经过阿雷佐。起于罗马门的这条大道大概只是古代卡西亚大道的一条支路。这是第二条道路。

顺便一提，在通向罗马之门这层意义上，只要历史上围有城墙的城市都有罗马门，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与古已有之的沃尔泰拉大道和卡西亚大道不同，第三条道路修建于20世纪。这条道路既没有向左直接连接卡西亚大道，也没有向右转个直角连接经过此地的米兰至罗马的高速公路，而是并入了路口在这两条道路正中间的通往锡耶纳的“高级公路”。

这条公路从佛罗伦萨通往锡耶纳，它并不叫高速公路。这倒并非是因为它不是由国家公路集团修建，而是因为它没有高速公路所不可缺少的各种服务设施。不过从佛罗伦萨到锡耶纳才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没有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也没有其他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这条路与高速公路不同，它并不收费。

然而，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它有资格被称为高级公路。它单向双车道，与高速公路几乎没什么两样。这条道路由一家私营企业——总部设在锡耶纳的锡耶纳牧山银行——出资修建，大概是银行想要反哺社会吧。这家银行创建于马基雅维利时代，其主要储户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农业经营者。据说在1929年大萧条时它岿然不动，顽强地挺了过来。

这是一条去往马基雅维利的山庄最近的道路。上路后开车不到5分钟，进入一个短短的隧道，出来不久就会看到道路的右边有一块写着“圣卡西亚诺”（San Cassiano）的路标。车子在这里离开高级公路，爬一会儿坡度平缓的乡村公路，登顶后向右转，再有500米就到了目的地。从距离上看，这条道路与其他两条没有多大差别，但因为可以高速行驶，所花时间却要少很多。

如果选择走卡西亚大道，人们沿溪流前行片刻就能看到横跨在河上的一座桥，从这里离开古道，沿着坡度略陡的道路爬到顶，就到了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这条路在离开大道后向北经过一片森林，受到葱茏繁茂的树木遮挡，地面接收不到阳光，享受不到阳光带来的温暖。在冬季，这条道路上的积雪难以消融，道路又比较陡，还是不走为好。不过，如果走这条道路，离开佛罗伦萨城门到达此地只有区区10公里的距离。

从加卢佐村向右转，就是沃尔泰拉大道，这是一条经沃尔泰拉城通往第勒尼安海的道路，路名即源于此。这条道路古时因运盐而闻名。

出了加卢佐村以后，道路变得蜿蜒曲折，坡道平缓。加尔都西会[2]城堡式的古老修道院静卧在眼前，每转一次弯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致。

爬到坡顶，中世纪的修道院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典型的托斯卡纳田园风光。托斯卡纳地区位于意大利中部，低缓的丘陵重叠延绵。佛罗伦萨是建在盆地里的城市，出城驱车五六分钟便可以饱赏美丽风光。

墨绿色的扁柏，令人联想起雷斯皮基[3]在《罗马的松树》中描写的著名的伞松。茂密温暖的绿色松林，充分沐浴着地中海的阳光，储存温暖。托斯卡纳就是伞松的“北极线”了。松林之间，满是橄榄树和葡萄园。每当风儿吹来，橄榄树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出叶背的白色；每当季节变换，葡萄园就会改变容貌。人们从丘陵之上望得到以钟楼为标志的教堂、修道院和山庄，这些山庄都夸张地围有带箭垛的围墙。人们只需顺着生长在丘陵山脊的扁柏走，便会很容易找到去往那些地方的道路。

沃尔泰拉大道沿着丘陵的山脊走，不缺阳光，盛夏可能难耐，但冬季从来不会受到冰雪的困扰。大道左右两边缓缓向下的斜坡是一片葡萄园。这地方是丘陵地带，只要排水好，这里所产的大部分葡萄都能酿出好酒。

“基安蒂”并不是某一家酿酒企业的产品名称。佛罗伦萨与锡耶纳之间的丘陵地带称为“基安蒂”，这个地区产的葡萄酒都叫作“基安蒂酒”。

基安蒂酒有上品与普通之分。上品指的是基安蒂某特定区域酿造的葡萄酒，称为“经典基安蒂”（Chianti Classico），商标是黑色公鸡图案。普通则是指基安蒂其他地区产的所有葡萄酒，使用天使图案做商标，称为“天使基安蒂”（Chianti Putto）。其他还有少数品种称为“锡耶纳基安蒂”，但也属于普通品种。

沿着沃尔泰拉大道进入基安蒂地区，人们会首先看到画有天使的牌子，表示已经进入了普通基安蒂酒的产地了。过后不久又会看到画有黑公鸡的牌子，上面写着：“您已经进入经典基安蒂的产地。”上品葡萄酒产地位于佛罗伦萨与锡耶纳之间的基安蒂地区，但位置更靠近佛罗伦萨。

在这附近拥有山庄（fattoria），意味着你不仅拥有山庄的建筑物，还拥有周围的葡萄园和橄榄园。马基雅维利的山庄也不例外。马基雅维利的葡萄园出产的葡萄酒属于上品。

当然，划分这种上品与普通的历史不过百年。基安蒂地区的农业振兴始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美第奇家族[4]登上托斯卡纳大公的宝座之后[5]，马基雅维利在此前半个世纪就已去世。

与工业产品不同，人们很难在一无所有的新地方生产农产品。振兴政策能够发挥效果，也是因为那里已经有相当基础。根据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教廷的葡萄酒负责人朗切里奥[6]留下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当时还没有“基安蒂”这个名称，这一带就已经在出产优质的葡萄酒了。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父亲留下的记录，他曾经于1486年把提图斯·李维[7]写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送到佛罗伦萨的装订作坊装订。他在记录中写到，他给装订作坊带去了3瓶基安蒂红葡萄酒和1瓶用红葡萄酒酿制的醋作为酬金。这种醋在日本叫作酒醋（wine vinegar）。酒和醋都装在为基安蒂酒特制的下半部分用干草包好的大肚酒瓶（fiasco）中。送去的酒要是不好喝，作坊恐怕会要求用银币支付酬金吧。

用葡萄酒和橄榄油支付钱款未必代表家境贫寒。在佛罗伦萨，把自家做的酒、橄榄油和火腿送给那些不需付费的律师、医生和孩子学校老师的行为，至今仍是流行的礼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货币经济虽已经建立，但以物易物仍很盛行，这种付款方式大概也极为普遍。拎着4个酒瓶走进装订作坊，腋下夹着用兽皮或布装订好的《罗马史》出来，那人一定就是刚满17岁代父前来的马基雅维利了。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困扰了我15年的疑问：马基雅维利究竟能不能喝酒。

我瞪大双眼在他的著作和书信中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一处写到他喝醉或喝多酒的文字。不过，酒鬼大约不会写这些事。况且意大利人惯于每餐必饮，平常不大会醉酒。不知是谁曾经说过，马基雅维利的体质不适合饮酒。但是一想到他偶尔也会胡闹一下，我实在难以相信他每次胡闹时都没有喝醉。他在佛罗伦萨城里出生、成长、去世，而这座似乎是他母亲娘家财产的山庄正位于上品酒产地的中心区。这就产生了最大的疑问，体质上不适合饮酒的人能那样冷静地写出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吗？

我根本无法解开这个疑问，进一步的推理拜托给各位读者，我接着往下写。

人们沿着沃尔泰拉大道欣赏着田园风光，很快就到了转向圣卡西亚诺村方向去的路口，从这里左拐，走一会儿再左拐，就到了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走这条路比走卡西亚大道距离远些，但这条路沿着丘陵的山脊，道路平缓，没有陡坡，乘马车也没什么不便之处。这条路当初是用于为大城市佛罗伦萨运盐，盐是必需品，交通一定很繁忙，治安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可担心之处。如果没有急事，人们一般会走这条路面平坦、视野开阔的道路。

现在，这三条道路都通有公交车，但即使在最近的车站下车，你也得步行1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很小，甚至不能称为村。虽然我叫它村，这里也只是丘陵之上的一片平地，有一座小教堂，有一户地主，也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家，还有一家酒馆（osteria）和一口井，另外就是几户当时的佃户和其他小手艺人住的房子。这么点房子简朴地挤在一起，隔着通往卡西亚大道的小路与圣卡西亚诺村相望。

即使在500年后的今天，这里也只增加了塞里斯托里家族的葡萄酒窖。塞里斯托里伯爵是马基雅维利子孙中的一位女子再婚的夫家，他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山庄和附属的农庄，如今卖着一种用马基雅维利的侧面像做商标的葡萄酒。酒馆的招牌上也很老练地用着同样的标识。这家酒馆自马基雅维利时代就已存在，现在还在卖着塞里斯托里酿造的、用马基雅维利侧面像做商标的葡萄酒。当然，这是一种印有黑公鸡图案的基安蒂上品葡萄酒。像这样酿酒厂直销的生意在基安蒂地区司空见惯。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到过自己失业了，没有了收入，怕是只能靠养鸡糊口了。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子孙中竟有人如此善于经营，一定会很羡慕。这一点确切无疑。如果知道自己的侧面像被用作商标，性格狷介的但丁肯定会表现出不快，而马基雅维利则一定会露出愉快的微笑。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想到卖葡萄酒会成为一项事业。这种事只有威尼斯人想得到并做得到。他们在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有组织地生产玛尔维萨酒（Malvasia）呈赠给教皇和王侯君主，通过这种宣传方式，玛尔维萨酒赢得了类似今天香槟酒一般的好评，出色地成就了一番盈利事业。马基雅维利生来就没有这种福分，他不能只靠来自领地的收益就能悠闲自得地生活，如果没有薪水，他就只能靠养鸡过活了。

山庄的房屋与葡萄酒窖和酒馆隔路相望，临街的一面造型简单乏味，但面向庭院的一面则沿用了佛罗伦萨近郊别墅的典型式样，更富立体感。站在街上一眼望去，会使人感到这是一处相当好的别墅。沿着沃尔泰拉大道，坚固的城堡造型的别墅和华丽的文艺复兴式样的别墅随处可见，与它们相比，我还是坦率地赞同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我生来贫穷”这句话。山庄的房屋也可称为别墅，但在意大利语中，城墙之外的独栋房屋都叫别墅（villa），与豪华还是简朴并无关系。

或许是因为觉得把著名先祖马基雅维利的肖像当商标使用心中有愧，或许仅是为了表示对天才的敬意，塞里斯托里家把别墅辟作了马基雅维利资料馆。别墅的两翼为后代所增建，但中间部分几乎保持了500年前的模样。

钻过一扇中世纪风格的小门，人们会进到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间里展示着翻译成各国语言的马基雅维利著作，但没有日文译本，因为日本还没有出版过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全译本。

这个大房间与其他房间的隔墙也是用厚实的石头砌成。壁炉的大小与造型、石造阶梯两边的窗户造型，都在告诉人们这座别墅建造于16世纪以前。二楼大概是用作家庭成员的卧室，三楼用于晾晒农作物，这在拥有农庄的别墅极为普遍。

一楼房间中有一间，想必是马基雅维利的书房。房间里设有壁炉，他晚上工作，这壁炉一定会为他驱走深夜的寒冷。

1513年12月10日，马基雅维利在这间房间里写了一封信。这封写给他的朋友、佛罗伦萨政府派驻罗马教廷的大使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被誉为是意大利文学史上最美的信函之一。[8]

……在这里，太阳一出来我就起床，走向树林。我在那里让人锯树伐木。我在森林里和伐木工一起度过两个小时，来检查前面的工作。这帮人一会儿弄伤了手，一会儿自己争吵起来，一会儿又跟邻居争吵，总是闲事不断……

出了树林，我走到泉边。在那里我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度过光阴。我会带一本书去，但丁、彼特拉克[9]，或更加轻松的诗人的作品，像提布鲁斯[10]、奥维德[11]他们的作品。我读着作品中讴歌的浓浓的爱和诗人自己的爱情，回忆着我自己的爱情，很是享受。

然后我重新上路去酒馆。我在那里跟旅人聊天，询问他们家乡新近发生的事情，倾听他们带来的信息。我能了解到这些人不同的爱好和不同的思想。

这样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我回到家里，同家人一起围坐在桌旁，吃着这座别墅和仅有的财产所能给予我们的饭食。

吃完饭，我又回到酒馆。这个时候酒馆的常客一个是屠夫，一个是磨坊主，还有两个瓦窑工。我跟他们一起玩牌赌博，过得像个无赖。在纸牌骰子飞舞交错之间，生出千百争执，口吐粗言詈语，做尽了想得出的恶作剧。

每次都下注赌钱，我们发出的粗野声浪甚至传到了圣卡西亚诺村。这样，我才可以消除长在脑子里的真菌，把怒气撒向捉弄我的命运。我这样作践自己，是为了试探命运之神是否会为使我如此痛苦而感到羞愧。

夜幕降临，我回到了家，走进书房。进书房前，我会脱去被泥土或别的什么弄脏的便服，换上礼服。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但丁说过，听到的事情不去思考整理就成不了学问（scienza）。我决定把我跟古人们的对话试着整理成一篇题为“君主论”的小论文。我会在文中尽我所能地探究分析下面的主题。

什么是君主国家？它有哪些种类？如何才能成为君主？怎样才能维持君主地位？为何会失去君主地位？

我想，就算你对我以前的所有空想都不中意，你也不会不喜欢这篇论文。我认为，这篇论文一定会被君主尤其是新兴的君主们所接受。

壁炉里的火在马基雅维利的背后燃烧。那是踏实的主妇、关心丈夫的妻子玛丽埃塔花费心思生上的，即使不加很多柴火也能长时间保持温暖。这里虽然地处南欧，但田园的冬季可不留情，稍不留心，这石造的房子就会冷得像个冰窖。不过，只要炉火持续不断，哪怕只有些许温热，人们住在这种房子里并不会感到寒冷。

马基雅维利用来写作的桌子跟别墅的其他家具很般配，是一种简朴的木制书桌，源于修道院食堂的餐桌（fratino）。这种桌子简朴且最适合用于写作。桌面由七八厘米厚的木板制成，通常长2米，宽1米，桌腿用两根粗壮的树桩做成，并用两根粗而长的木头在下面固定住。桌子用白色的木头打造，组装好之后涂上褐色涂料，再刷上清漆。如此制作的桌子历经岁月后会产生深暗色的光泽，老托斯卡纳人的家里一定会有这样的桌子，可以说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家具。

修道院食堂里用的餐桌适合修士们坐成一排，有4米之长，但宽度只有窄窄的半米左右。这样的桌子放在普通人家里多有不便，所以普及版的桌子是缩短长度、加大宽度的修改版。

马基雅维利坐的也许是被称为“但丁椅”的折叠椅。这种折叠椅用坚固的粗木交叉制成，坐上去宽敞稳固，胳膊放在扶手上也很自然。屁股坐的地方和靠背的地方绷着皮革或厚天鹅绒，摸起来舒服，坐上去舒适。

既然被称作但丁椅，这种椅子应该自13世纪以来就很普遍，这也是托斯卡纳地区特有的一种家具。记得10年前我曾有一次在古董拍卖会上看到过这样的椅子，心想如果拍价5万日元我就把它买下，可刚准备举手，上来的起价就是这数目的20倍。我慌忙打住，手僵在了半空。

16世纪前后，佛罗伦萨及其近郊使用的椅子大致有三种式样。如果但丁椅是第一种式样，那么第二种式样就是萨伏那罗拉椅，它于15世纪后半叶开始普及。这种椅子也可以折叠，所有部位都用细木制成，坐上去有一种僵硬的感觉，木头的摩擦声也颇使人心烦。这种椅子的外观和坐感都是禁欲式的。但把这种椅子与15世纪末非难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谋划建立神权政治的狂热修士萨伏那罗拉[12]扯在一起，让人觉得有些怪异。这种椅子大概很适合用在集会场所。

第三种是高背椅，有的有扶手，有的没有。这种椅子给人的印象有点华而不实，坐上去也会感到僵硬，用于人数较少的聚餐和会议倒很合适。我觉得，亚瑟王[13]圆桌周围的椅子非它莫属。

考察一番之后，我渐渐感到但丁椅最适合作为那个时代的书房用椅。这种椅子用很多黑色和红色毛纺布料做成，打理身上穿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外交官的官服也不会有什么困难。[14]

在高高的铁脚支撑的铁盘中倒满油，油里浸着灯芯，它的一端燃烧着，这大概就是书房的灯了。蜡烛的价钱太贵。因为昂贵，中世纪的人把点着的蜡烛奉献给上帝就成了有意义的事。烧油就会有恶臭，但如果人们都点这样的灯，自然也会习惯，他们一定不会感觉到我们现代人的烦恼。况且，马基雅维利还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

马基雅维利坐在桌前，灯光如豆，屋内气氛柔和沉静。他的眼睛朝着一个角落似看非看。他的目光不时变得强烈，口角边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桌上放着鹅毛笔，他用支在桌上的双手撑着下巴，一动不动，时间缓缓逝去。

突然间，鹅毛笔在纸上滑动起来，气势异乎寻常，好像鹅毛笔的主人害怕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的某个念头转瞬即逝。当时，纸张非常昂贵，写错了揉成团扔掉的事不可想象。书写的时候要尽量少留余白，也不换行，字要小，行距要窄。马基雅维利一旦写起来，甚至会吝惜让鹅毛笔蘸墨水的时间。片刻之后，鹅毛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利又把下巴支在两只手上，再度沉湎于思考之中，借用他喜欢的话说，这是在享受历史的想象。

在二楼，妻子玛丽埃塔、10岁的长子、另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发出了天真无邪的鼾声，但是另外的事情占据了这位44岁的原佛罗伦萨政府秘书的头脑。

对一个44岁的男人而言，被解职意味着什么？他当然要维持生计，但事情远不止于这些。这样年龄的人突然被从职场上赶走，他又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马基雅维利从29岁那年的春天起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位上工作着，到这一年已经15年了。他喜欢这个职位。他抱怨差旅费太少，但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做的这份工作。在这个职位上，他既没有贪污，也没有工作失误，却被突然撤职了。因为共和政体崩溃了，以前一直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执掌政权了。

马基雅维利蒙受的灾难还未到头。第二年，反美第奇的阴谋败露，他因加入阴谋的嫌疑被投入了监狱。很不幸，一个半月的牢狱生活就被强加在了他的头上。马基雅维利的牢狱生活一个半月以后结束了，因为美第奇家族的枢机[15]主教乔凡尼当选罗马教皇，成为利奥十世[16]。第一个由佛罗伦萨人担任的教皇诞生了！佛罗伦萨人欣喜若狂，忘掉了美第奇和反美第奇还有什么区别。马基雅维利出狱，不是因为他洗清了罪名，而是因为庆祝教皇利奥十世登基的大赦。

如果马基雅维利只是被撤销秘书官职务，他仍然可以继续住在佛罗伦萨市内。但由于这次牢狱之灾，他不得不选择自我流放的生活，尽管这并不是法律上的处置。1513年4月，他同家人一道来到了位于佩尔库西纳的圣安德里亚的山庄，在44岁生日的前一个月，被迫隐遁乡间。

马基雅维利在这一年的12月10日写信告诉密友韦托里，他准备撰写《君主论》。这时，他的“隐居生活”已经进入第八个月。

人们都说，但丁不遭流放就不会有《神曲》，马基雅维利不遭此难也就不会有《君主论》。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这在当事人看来又会如何呢？我想这可不是简单地说一句“不幸是杰作之母”便可释然的。

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两人在时代上相差200年，但这两人都是在寸铁杀人的警句创造力方面有定评的地道佛罗伦萨人。如果他们知道后世如此评价他们，他们的嘴里肯定会喷出一些让我们这些后生全身紧张的警句。然而两个人都没有留下这类语句。不论是《神曲》还是《君主论》，在作者生前都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并非以文人开始，但丁也一样。

他打心底里知道，如果以写作开始自己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将会十分孤独。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这就是作家的世界。在活在现实世界的人看来，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滑稽得让人觉得此人已疯。

但丁说过，听到的事情不去思考整理就成不了学问（scienza）。我决定把我跟古人们的对话试着整理成一篇题为“君主论”的小论文。我会在文中尽我所能地探究分析下面的主题。

把虚幻变为现实也仅此而已。写完这部著作，虚幻世界里的人就完成了任务。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虚幻世界里的人所做的警示，得看现实世界里的人。现实世界里的人该出场了。

但是，虚与实有时也会因人因时而微妙地交织在一起。说实话，这种状态不就是最接近理想的人的活法吗？至少思维跟着感觉走的人，不都是在做着自己的梦吗？

从南面眺望佛罗伦萨市中心

马基雅维利的人生起步于官场。如果恶魔梅菲斯托费勒斯[17]出现在他的面前，逼迫他在古今杰作《君主论》和持续十几年以往官场生活之间做个选择，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十几年的官场生活吧。我觉得，钥匙恐怕就藏在这里，用这把钥匙可以辨别哪些是超脱现实世界的真正隐居者的著作，哪些是马基雅维利的著作。

人们穿过圣安德里亚别墅一楼的厅堂，就到了像阳台一样的庭院。从房屋前面的马路上看，这个庭院与马路等高，但在里面看比路面高出一截。这是因为别墅建在丘陵的斜坡上。庭院下方起了库房的作用，可以收纳农具、葡萄酒桶和橄榄油桶。说不定在某个角落还养过马、羊、猪、鸡等。如今，从这里下去再到对面丘陵，满坡都是葡萄园，景色秀美。高出一截的庭院，也许还能当眺望台用。

佛罗伦萨市区图（15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

1. 韦奇奥宫（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现佛罗伦萨市政厅所在地）

2. 领主广场

3. 圣母百花大教堂

4. 现乌菲兹美术馆

5. 韦奇奥桥（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桥）

6. 圣十字（教堂、修道院、方济各会）

7. 圣十字广场

8. 圣马可（修道院、多明我会）

9. 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家族墓地）

10. 圣塔玛利亚诺维拉（教堂、修道院、多明我会）

11. 美第奇宫（现托斯卡纳州政厅）

12. 鲁切拉宫

13. 斯特罗齐宫

14. 皮蒂宫（现皮蒂美术馆）

15. 巴杰罗宫

16. 但丁故居

17. 马基雅维利故居

18. 圭恰迪尼宅邸

19. 奥里切拉里花园

20. 刑场

21. 罗马门（通往罗马的大路口，南门）

22. 圣弗莱蒂亚诺门

23. 普拉托门（通往比萨的大路口，西门）

24. 法恩扎门（1534年开始建设要塞）

25. 圣加洛门（通往博洛尼亚、法恩扎的大路口，北门）

26. 平蒂门

27. 圣十字门（东门）

28. 正义门

29. 圣尼可罗门

30. 圣米尼亚托门

31. 圣乔治门

32. 羊毛业行会

33. 律师公证人行会

34. 金融业行会

35. 葡萄酒酿造业者及小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

走出庭院，我随意向右边的方向望了一眼，突然感到身体一阵疼痛，好像胸膛被尖刀捅了一下。

佛罗伦萨出现在了眼前！我在右下方远远地看见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红瓦色圆形屋顶和上面的白色棱线。

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象征，它的穹顶是西欧首创，于1471年5月根据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18]的方案完成。马基雅维利那年才2岁。他是看着这个圆顶、感受着这个圆顶成长起来的。这个圆顶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骄傲，红瓦色加上白色棱线，美轮美奂，它是到访佛罗伦萨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到的“鲜花之都”的标志。马基雅维利在完成了外交任务回国时，一定会在横跨亚诺河两岸的佛罗伦萨市街上，多次眺望高高耸立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穹顶之下就是佛罗伦萨。这里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都市，它还拥有可以让当时意大利最美的花朵绽放的城市文明。

那个时代不是国家创造城市，而是城市创造国家。“城邦”这个名词表示的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

意大利能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因为它自古以来第一次悟到了“不是国家创造城市，而是城市创造国家”的道理。佛罗伦萨人与威尼斯人一样，是创造出这种意义的城市的人民。

被称为“海洋之都”的威尼斯和被誉为“鲜花之都”的佛罗伦萨在“先有城市”这点上是相同的。城市诞生在先，在这个城市性质的延长线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国家。马基雅维利在这样的“城市”里出生、成长、去世，作为纯粹的城市人获得并结束生命。

佛罗伦萨很远，阴霾雾霭之时，人们站在圣安德里亚山庄的庭院无法看见它。但如果天气晴朗，你就是不想看也能看到它的雄姿。马基雅维利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这里眺望佛罗伦萨的呢？

在那座穹顶下的市街里，有他去了15年的职场，有他担任国务秘书时的同僚，还有不是同僚却受到他启发的许多人。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而且在智慧上都属于上流社会。那里有他能够用共同语言相互沟通的真正朋友，那里有以秘书厅为集散地的各种信息情报。他由于职务所在几乎全部看过、自己也抄写并发送过这些情报。那里还有许多外国领袖人物，他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曾经直接与他们会面交流、谈判交涉。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座穹顶下还有一种“毒素”，一种创造出独特而具有普遍性文明的城市一定会有的“毒素”。对创造者来说，饮多了这种“毒素”必将自取灭亡，但如果适量饮用却是最好的兴奋剂。

44岁的马基雅维利被迫离开了所有这一切。离开佛罗伦萨的这10公里，不仅仅是10公里的距离；从庭院里可以看到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也不单单是美丽的风景。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自称无赖的他同屠夫、磨坊主和两个瓦窑工一起玩纸牌赌小钱，沉溺于游戏之中，旁若无人地大声争吵。他靠这种行为去除长在脑子里的真菌，把怒气撒向捉弄自己的命运。他自称如此作践自己，是为了试探命运之神是否会为使他如此痛苦而感到羞愧！

他的这种愤怒，在内容和程度方面与单单被断了生计的人所感受到的大不相同。

人都会有只有自己才特别需要的东西，当这个东西被夺走时，便会爆发出极为可怕的愤怒。这在不关心这种东西的人看来甚至无法理解。

马基雅维利也一定有他特别需要的某种东西。

能否理解这种东西，关系到能否理解他本人，也关系到能否理解他在以《君主论》为代表的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

15年前的一个秋日，我第一次知道从圣安德里亚别墅的庭院可以看到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我望着好似摆放在丘陵之间漂亮饰品般的穹顶，决定写写马基雅维利。我当时就定下了书名：“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

[1] 罗马门（Porta Romana），又译罗马涅门。（未特别注明者皆为译者加注）

[2] 加尔都西会（Ordo Cartusiensis,O.Cart），天主教隐修会之一，1084年由圣布鲁诺创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该会会规严格，修士过着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有“苦修会”之称。

[3] 雷斯皮基（Ottorino Respighi,1879—1936）,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最著名的作曲家，其创作具有印象派和古典主义的特征，代表作有交响三部曲《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等。

[4] 美第奇家族（Medici），祖先为托斯卡纳农民，后经商致富。13世纪成为贵族，逐渐获得政治地位。这个家族虽经历过三次政治放逐，但在14—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家族中产生过三位教皇和两位法国皇后。美第奇家族捐资修建教堂和公共设施，资助艺术家，奖掖文化事业，在文艺和建筑方面有重大贡献，对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居功至伟。

[5] 1532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亚历山大·德·美第奇为世袭公爵，佛罗伦萨成为大公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后被称为科西莫一世）于1567年获得托斯卡纳大公称号，于1569年建立托斯卡纳大公国。

[6] 朗切里奥，系根据原著日文音译。受水平及资料所限，本书中某些人名、地名等未能找到相应的西文表述的，皆根据日文音译。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7] 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前59—公元17），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巨著《罗马史》（又称《建城以来史》）。

[8] 对比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后发现，本书所引某些马氏原作的日文译文与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的中文译文之间在内容和表达方面相去甚远，故决定在翻译本书引用的马氏原著内容时，均按本书作者所用的日文译文转译，不使用现有的中文译文。

[9] 彼特拉克（Francisco Petrach,1304—1374），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与但丁、薄伽丘齐名。代表作有《诗集》《阿非利加》等，对历史学和地理学亦有贡献。

[10] 提布鲁斯（Tibullus，前55—前19），古罗马诗人。

[11]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公元17/18），古罗马著名诗人，出身于骑士家庭。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爱情诗》等，对西方文学艺术有很大影响。

[12]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一方面反对天主教会的种种恶行，反对巨富家族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又反对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文主义者视为异端，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于1494年9月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驱逐美第奇家族，恢复了佛罗伦萨共和国。1498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被处以火刑。

[13] 亚瑟王（King Arthur），英格兰传说中的国王。他有一张可容150人（一说50人）的圆桌。圆桌意味着平等。拥护他的骑士形成圆桌骑士团。在英国人心目中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象征着正义和希望。

[14] 马基雅维利于1498年至1512年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长，负责外交与国防事务，故本书作者有此一语。

[15] 枢机，天主教教皇的主要助手和顾问，职位仅次于教皇。枢机通常由主教担任，由教皇任命。教皇亦由枢机团选出。枢机分为三级，即枢机主教、枢机司铎和枢机执事（助祭）。枢机穿戴红色衣帽，教外亦称其为“红衣主教”。

[16] 利奥十世（Papa Leo X,1475—1521）,1513—1521年在位，本名为乔凡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他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于1492年16岁时成为枢机主教。

[17] 梅菲斯托费勒斯（Mephistopheles，又称梅菲斯特），西方传说中的恶魔。歌德曾在取材于16世纪德国民间传说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对它做了种种描绘。

[18] 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和工程师，其主要建筑作品均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其杰作之一。

第一部
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第一章
睁着眼睛出生的人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睁着眼睛出生的，就像苏格拉底，像伏尔泰，像伽利略，像康德……”

最近迎来百岁、头脑依然敏锐的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普雷佐里尼[1]在《马基雅维利的一生》的开头这样写道。

当时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并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人。后世称当时欧洲其他国家所处的时代为中世纪，却称同一时期意大利所处的时代为文艺复兴时期，这里大有区别。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城。从他家到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意为老桥）只需一分钟，过桥去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又称市政广场或市政厅广场）走大路也不过5分钟。

佛罗伦萨中心偏南是一片盆地，亚诺河流经此处，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便开始在此居住。这里是这个城市的起源。城墙夹河而建，沿着城墙从北向南步行也不过四五十分钟。这里生活着7万人，一有风吹草动，整个城市便会立即反应起来。

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中心区，这里无论如何也该算是“城中心”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佛罗伦萨的“城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

一般称为韦奇奥宫（意为旧宫）的市政厅位于领主广场。市政厅前的广场几乎总是佛罗伦萨发生重大事件的舞台。从韦奇奥桥到广场这一带，挤满了丝绸商、毛料店和行会（arte）[2]的房子。自然，那些银行也根本没有想过要让总部离开这个“城中心”，虽然它们的分行遍布于北起英国的伦敦、南至埃及的亚历山大的广袤大地。从政治中心的领主广场去宗教中心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不到5分钟，沿途以及在这座佛罗伦萨主教堂周围，艺术家的工作室鳞次栉比。

工作室（bottega）尊重匠人的传统，都开在城中心很普通的四五层楼房中的第一层。二层以上通常是师傅和徒弟们起居的地方，为了防止火灾，厨房设在顶层。

在这种格局之下，一层的工作室没法不对外开放。著名师傅指导的工作室与院子相连，通常相当宽敞，路人很容易看到里面的工作情形和已完成的作品。这种工作室同时也是艺术学校，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艺术家们成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事创作。

雕塑家多纳泰罗[3]的工作室也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创作了佣兵队长加塔梅拉塔的骑马像，一举扬名海外。他后来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这里不断有人说我的坏话，这些坏话刺激我更加努力学习，结果赢得了更大的名声。”

这就是多纳泰罗回来的原因。

当然，如果只是一味地被贬低，多纳泰罗恐怕也不会一味地抒发爱乡之心。没有认可就没有艺术。首先，当时佛罗伦萨人的“坏话”是指内行人的批评，这也是一种刺激。外行人的批评有害无益。当时作品的质量至今仍然吸引着外国游客，这已经证明“坏话”并非来自外行人。其次，这里有买家，没有比购买作品更高的赞赏了。佛罗伦萨的艺术之花绚丽绽放也源自旺盛的内需。

佛罗伦萨人强悍有力，说起“坏话”来毫不客气，不会顾忌你是否在海外受到好评，或是在国内是否拥有势力强大的赞助人。可听着“坏话”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也不是仅满足于虚名的人。

多纳泰罗如此中肯地吐露心声，却也留下了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热那亚商人向多纳泰罗订制一尊青铜头像。做中介的科西莫·德·美第奇是美第奇家族的主人，当时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也是多纳泰罗的赞助人。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青铜头像的制作，商人也很满意。但是在热那亚商人看来，多纳泰罗索要的制作费不合常理，说制作铜像的时间只有一个月或更短，即使按照每天工钱半个弗罗林[4]，他的要价也太高了。

于是多纳泰罗生气了，说：“你这种人不要来买雕像，去买豆子更合适。”说着就把刚刚做好的铜像扔出窗外。头像重重地摔在地上，成了一堆摔扁的铜块。热那亚人后悔了，说愿出两倍的价钱请他再做一尊。可是多纳泰罗连听都不听，科西莫再劝也没用。

和多纳泰罗一同主宰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艺术的布鲁内莱斯基也不乏这种故事。

佛罗伦萨决定根据布鲁内莱斯基的设想建造首屈一指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但由于他的方案在建筑技术上太具有革命性，赞助人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感到害怕。行会希望给大胆的布鲁内莱斯基踩踩刹车，决定派著名雕塑家、建筑家吉贝尔蒂[5]和另外一个人作为工程的共同监理人，跟着布鲁内莱斯基。

布鲁内莱斯基对此深恶痛绝。他根本不希望也没有要求派监理人。一项大工程大张旗鼓地动工了，布鲁内莱斯基却称病不出。布鲁内莱斯基不来，日子却在一天天逝去，两位监理人一筹莫展。他们告诉羊毛业行会，仅靠他们二人工作无法进展。行会领导被迫进行抉择，要么废掉布鲁内莱斯基的方案，采用其他设计建造穹顶；要么让布鲁内莱斯基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干。长时间商量以后，行会代表来到布鲁内莱斯基家，告诉他指挥工程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消说，第二天一大早布鲁内莱斯基就出现在了建设现场，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布鲁内莱斯基死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23年。长寿的多纳泰罗也于马基雅维利出生3年前去世。他们是巅峰般的人物。山麓富饶广阔，巅峰人物走了，又会有其他巅峰耸立。拥有波提切利[6]、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韦罗基奥[7]工作室及其竞争对手波拉伊奥罗[8]的工作室吸引了佛罗伦萨人的目光。不久，人们又在基兰达约[9]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年轻好胜、忠实于佛罗伦萨艺术传统的米开朗基罗学习和工作的身影。

单单聚焦艺术方面，就有如此众多的人物聚集于此。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生于斯长于斯的佛罗伦萨。

从领主广场出发，过韦奇奥桥，在去皮蒂宫的大路上走过一半就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家。这一带极有权势的圭恰迪尼[10]的宅邸就在这条路上，从马基雅维利时代开始，这条路就被叫作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现在的门牌号码是圭恰迪尼大街18号。

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现已不复存在。位于圭恰迪尼大街18号的建筑物没有大门，进去后里面有几家店铺，二楼以上用于办公和居住。在右侧门楣的位置上，放着一根长约40厘米的古旧方木材料，感觉跟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

“此梁为马基雅维利家所用，发现于1944年房屋遭到战火破坏时。”

附有这样说明的古旧方木在房屋后部还有一根。这两根梁是马基雅维利家留下的唯一纪念。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很普通，在当时的佛罗伦萨随处可见，但这所房子至少被保存到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德军不断败退，如同在罗西里尼[11]导演的电影《战火》中所描写的那样，战线从南向北横扫意大利半岛。双方在佛罗伦萨隔着亚诺河交火。德军炸毁了韦奇奥桥之外的所有桥梁，双方都不惜破坏亚诺河两岸他们认为历史和艺术价值不太高的那些建筑。皮蒂宫和离马基雅维利家只有五六十步之遥的圭恰迪尼家的宅邸幸免于战火的破坏。

这样，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马基雅维利出生、成长、去世的房屋了。伽利略的家和米开朗基罗的家都被留存了下来。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后半生的知心朋友，作为历史学家，也是马基雅维利的竞争对手。他的家由于建筑出色而得以幸免。人们并不知道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住宅在哪里，不把他的家列入史迹也许会使他更有荣誉。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这座颇具战略价值的房子里。他的父亲贝尔纳多[12]是一位不出名的法律顾问。母亲巴尔托洛弥娅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后来才改嫁给了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她属于佛罗伦萨古老的内利家族，懂一些宗教诗和一些其他诗歌。马基雅维利出生时父亲38岁，母亲29岁，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大他5岁，一个大他2岁，5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弟弟。

追溯起来，马基雅维利的家族似乎起源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这家人很早以前就移居到佛罗伦萨，彻底过上了城市生活。虽然他的家庭在乡下一直拥有带农庄的房产，但已在城市里扎根了。威尼斯人必须渡过大海才能接触到田园，他们会在巴掌大的庭院里种满绿色植物。相比之下，佛罗伦萨人只要跨出城墙就能饱赏丘陵连绵起伏的大自然美景，他们可以奢侈地在城里自家的庭院里铺上石板。在共和政体时代，佛罗伦萨是城邦的中心。16世纪后半叶共和政体崩溃，佛罗伦萨又成了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都。从那时起，佛罗伦萨开始有计划地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在马基雅维利的少年时代，皮蒂宫后面的波波利花园还是一片绿地，尚未形成后来被凡尔赛宫苑模仿的那座优雅的花园。当时那里一定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刚刚建成的皮蒂宫以它的新潮和豪华冠盖周边建筑。这座宫殿由与斯特罗齐[13]和美第奇比肩的大商人卢卡·皮蒂[14]委托布鲁内莱斯基设计，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3年建成。顺便说一下，米开罗佐[15]设计的美第奇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9年，斯特罗齐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28岁那年。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6]设计的鲁切拉宫，这4座宫殿被认为是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四大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盟军和德军都没有对它们动一根手指头。

从皮蒂宫门前的广场到韦奇奥桥是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与圭恰迪尼宅邸隔街相望。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这侧房屋密集。当时房屋的法定宽度为5.25米，这里的房屋都有四五层高，颇有13世纪佛罗伦萨塔楼林立的遗风。建筑内部通常有因采光需要而设计的内院，进深很大。一层用于开店铺或工作室，右侧开有宽1米左右的门通往楼上，打开大门就能看到楼梯。当然，有权势的人家和富户不会把一层用于店铺或工作室。日本的所谓“木屐公寓”[17]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是社会中下层居住的地方。

这条街上现在的三件事是马基雅维利绝对没有看到的。

第一件事是游客瞄准商铺蜂拥而至。现在的圭恰迪尼大街已是清一色的旅游氛围。这条大街连接着佛罗伦萨最大的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与皮蒂宫，中间还要经过连战火都退避三舍的韦奇奥桥。我倒想，既然地处这样的观光游览线路，马基雅维利家也该有一块刻着“马基雅维利出生遗址”的碑石什么的，然而并没有，遗址只剩下了两根房梁。不立碑石是因为自惭形秽呢，还是因为佛罗伦萨的历史遗迹太多了？

游客从乌菲兹美术馆出发，沿着亚诺河来到韦奇奥桥，穿过桥上密集的店铺，过桥后走过圣菲利西塔教堂正门，再从背后绕过坐落在圭恰迪尼大街的房屋，便可到达皮蒂宫走廊。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恢复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后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当时，韦奇奥宫是大公的官邸，大公又从皮蒂家族购得皮蒂宫，并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基础上大加扩建，用作私邸。为了能避人耳目地往返于两宫之间，大公找人建造了这条两侧带有铁格栅小窗户的走廊（瓦萨里走廊）。马基雅维利生活在喜好与民众接触、并认为这是当然之事的美第奇时代，走廊建成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这是他没有见到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韦奇奥桥的变化。这座桥虽然不在圭恰迪尼大街上，却是这条大街的起点，离马基雅维利的家只有一分钟的距离，马基雅维利肯定每天都会过桥数趟。这座桥也随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崩溃起着变化。

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韦奇奥桥是佛罗伦萨最早建造的桥梁。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座桥一直是石头桥墩、木头桥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77年。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桥梁往往比较宽，桥面为两车道并且两侧有步道。韦奇奥桥在1177年被改建成石桥，只是人们脚下的桥面没有像罗马时代那样铺上石头，而是按照中世纪后期的铺装方式铺上了红砖。

1333年暴发洪水，整座桥梁都被洪水冲毁。桥梁重建是1345年以后的事了。重建后的桥梁有3个拱形桥墩支撑桥体，坚固而宽阔，桥面恢复了罗马式的石头铺装。当时，桥面两侧已经建满商铺，只留出中间部分供人眺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建在桥上的商铺在建桥后200年间一直由肉贩使用。

当时的人们不太喜欢吃牛肉，肉铺中多为羊、鸡、鸽、野鸡和珍珠鸡，应该还有兔子。猪肉多被加工成生火腿和蒜肠，生鲜肉一般都在专门卖猪肉的店铺出售。

当时的韦奇奥桥上一定是人声鼎沸。桥面两侧有这么多的肉铺，不热闹才怪呢。挂在店里的肉并不是切得很碎，牛肉、猪肉也只是大致分解一下，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块肉来自哪个部位，然后再根据客人的要求做进一步的切割。羊肉也是剥了皮就挂出来。鸡是活的，还在喔喔喔地叫着。野鸡、鸽子、珍珠鸡杀好后便挂起来，连毛也不拔。店铺前的路要用水冲洗脏物，想穿着细软的皮鞋避开脏水走过去，不习惯的人还真不知道怎么办。肉铺里的人在切割时会把不要的骨头之类随意扔进背后的河里。韦奇奥桥上游出了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个刑场，刽子手也会把被分尸的人的四肢扔进亚诺河里。

已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美第奇认为，韦奇奥桥这样下去名声不好。连接官邸和私邸的走廊从韦奇奥桥上通过，走廊下方便是一派肉铺景象。这对要把女儿嫁给法国国王的大公来说太不合适。于是肉铺被强行搬迁，经营贵金属品的店铺迁了过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暂且不论肉铺和首饰店的区别。威尼斯的里阿尔托桥的情况也与韦奇奥桥一样。在桥上建店铺的造桥方式让人联想到城邦时代的城市所具有的意义，意味深长。

人们过桥的时候会被两边的商铺所吸引，忘记自己正走在桥上，忘记自己是在水上，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对岸。人们已经不再留意河流把城市一分为二。我想，只要是走过韦奇奥桥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如果有人想从桥上观赏景色，桥中间就有专门的地方。对过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无兴趣赏风景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过桥。在这个意义上，韦奇奥桥比里阿尔托桥更为理想。

人们不禁要想，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不一样，背后不是没有土地，为什么非要把城市向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河对面扩张呢？

实际上，罗马人当初是沿着亚诺河，集中在河的北侧建佛罗伦萨城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越发向北扩展，这是建城的第二个阶段。到了中世纪中期，在建城的第三个阶段，人们才把亚诺河包进来向南扩张。我觉得，正是因为把亚诺河包在了城中，佛罗伦萨才成为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河流在市内流淌，会给居民带来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安谧感。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因这条河河水湍急而弃之不用，他们在上下游两处截流，使流经城市的水流成为平静的缓流。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猜是在14世纪前半叶就已完成了这项工程，从那时起，韦奇奥桥的样子就一直没有变化。

人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摆脱对洪水的恐惧，也可能是应对河流枯水期的对策。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的佛罗伦萨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从结果上看，这是一个硬对策带来了软效果的绝好实例。水流舒缓的亚诺河不仅没有把佛罗伦萨分成两半，反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把它整合成了一座宜居城市。

你可以试着站在韦奇奥桥下游不远处的天主圣三桥上眺望一下。映在水面上的韦奇奥桥和两岸的房屋，就像映在湖面的倒影一样一动不动，景致平静，令人想象不到那是实景在河面上的映像。

流过威尼斯的运河水流舒缓，让人辨不清水是否在流动。运河把威尼斯城围在水中，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安宁。假如这些把城市分割成网格一样的运河都是湍流，也许可以保持河水清澈，但无法使城市成为一个整体。

不管是海水还是河水，有水就好。但水对人可以有益，也可以有害，就看城市如何处理。佛罗伦萨人不必像威尼斯人那样需要积极利用水资源，但他们和威尼斯人一样，在处理水的问题上没有犯错。

马基雅维利从上天主圣三桥附近的小学时开始，直到在韦奇奥宫任职的整个期间，每天都要数次过亚诺河。然而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个词写到“过河”的意思。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不止韦奇奥桥一座桥上建有建筑，这座桥的上游还有一座桥，叫“恩宠桥”。桥上建有十数座小礼拜堂和住有修士的小教堂，桥的名称由此得来。

在桥上建店铺和礼拜堂的想法并非只是出于要充分利用有限土地的考虑。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必要专门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城墙附近的土地都闲置着。

佛罗伦萨的做法是要把亚诺河完全纳入城市之中。

“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

马基雅维利后来如是写道。以前我动辄产生同情，而近来不再那样了。我觉得，贫穷经常是以主观标准而不是以客观标准来衡量的。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他一年的收入是110弗罗林金币外加14个铜币。当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在同时代的威尼斯，国营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和商船船长的年收入才100达克特[18]金币。尽管弗罗林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金币，而达克特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金币，但两者的含金量几乎一样，因此可以认为两者的价值也一样。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工程师可住公家住宅，船长还可以做贸易，实际收入肯定比这要高。而熟练工匠的年收入是50达克特，刨去房租，人口少的家庭一年有15到25达克特就能过得下去。

多纳泰罗听到他耗时一个月创作的铜像只值15弗罗林后大发雷霆，他那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了。为梵蒂冈创作留存至今的至宝彼得大理石雕像时，当年24岁的米开朗基罗还没出名，他的要价是150达克特。委托人枢机主教抱怨他要价太高，米开朗基罗平静地回答：“占便宜的，是你。”

年轻的米开朗基罗没有因为被人抱怨要价太高而砸掉大理石雕像，这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这件杰作。

那个时代，艺术作品收取这点费用也会被人抱怨太贵。16世纪的威尼斯画家提香[19]被誉为是欧洲的顶尖画家，他不断接到各国帝王为自己创作肖像画的委托，他的一幅画就值200达克特。

年收入110弗罗林的人不是贫穷阶层。他们虽然绝对算不上富裕阶层，但在佛罗伦萨过得也不是被称为“popolo minuto”的庶民的生活，算作中间阶层大概比较恰当。应该说，马基雅维利用错了“贫穷”这个词的意思。

实际上，在父亲贝尔纳多留下的记录中，没有一处叹息过贫穷。他因病收入减少的事实作为史实留存了下来，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哀叹贫穷的话。尽管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个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但我想，他的收入加上农庄的收入，完全可供自己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

他的儿子马基雅维利却不是这样。虽然没有往上爬的意识，但因为工作关系他有很多机会认识王公贵族。如果他想找与他同样知识水平的人交往，即使在佛罗伦萨城里，也得找那些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

父亲贝尔纳多还是一位即使在职业上得不到满足也能在生活上得到满足的人。书是他的兴趣所在，更可以说是他生存意义之所在。

这位爱书家写的《藏书目录》甚至使人动容。

不用提古腾堡[20]的名字人们也知道，近代印刷技术是在德国发明的。而威尼斯在把别人的发明迅速投入企业化生产方面出类拔萃，威尼斯于1490年前后成为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从1495年到1497年，全欧洲发行了1821种书籍，其中447种出版于威尼斯，位居第二的巴黎出版了181种，而佛罗伦萨只有40余种。

不过，马基雅维利父亲购书的时间比这早了25年。那段时期，也就是在1471年到1476年的5年间，威尼斯出版的书籍最多，而佛罗伦萨只出版了5种。

那时，即使印刷本比手抄本便宜，书的价格也不可能与纸张费用和印刷数量无关。在稿酬方面，古典作品不必向作者支付稿酬，但对当时作家的作品，可以用赠送成书的方式支付稿酬，这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出书成本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却不可忽视。

出书成本无法知晓，但数量可以追踪。1490年以后，威尼斯平均出书的数量是每部400册到500册。在那以前，初版数量一般是100册。《圣经》虽是例外，但在这个时期也就是1000册。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压低书价。当时出版业的发达证明了企业可以盈利，可以完全自立。不过，在现在看来，当时由于书籍的需求很少，价格十分昂贵。

法律方面的书籍最为昂贵，一本就要四五个弗罗林。其次是古典书籍，不论哲学还是历史，每本都要三四个弗罗林。像但丁、彼特拉克的这类“近代文学”书籍平均价格是两个弗罗林。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a）的价格为中产阶级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假定某人的年收入为500万日元，买一本需要花费他15万日元。

在这样的时代，这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的藏书超过20种，其中不乏每种数卷的书，按册数计算，应该超过40册，仅举日本人熟悉的就有：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部著作有附解说的和不附解说的两种）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

西塞罗的《辩论集》（De oratore）

老普林尼[21]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

估计他还有《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大概每个家庭都有这两本书，他并未把它们列入目录。文学方面有但丁的著作，也许是为了给家中的女子阅读，他还有插图本的《历史》。此外，他还有很多古典和近代的法律书。

我不知道他收藏这些书籍花了多少年，但一本要花费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估计他买书也得郑重其事。书经过反复阅读，封皮磨坏了就再送去装订，翻新后继续阅读。

然而这并不等于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因此就成了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拥有更多的书籍。撇开西欧最大财阀美第奇家族不说，这些人都出自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住宅甚至能让500年后的战火退避三舍。不过，我们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见不到描绘书籍充塞书架的情形。

此外，一个人的藏书并不能供他阅读一辈子，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阅。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父亲的记载中就有一本写着“书已出借”。当时，佛罗伦萨也有公开的“图书馆”，但是书并没有收藏在专用的房子里。美第奇家族中爱书的科西莫想让读书人能够读到他们家不计成本收藏的书籍。他本打算在圣马可修道院里建一座图书馆，但尚未实现他就去世了。他的孙子洛伦佐也热心购书，藏书不断增加，于是洛伦佐认真思考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洛伦佐死后，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基础上建成了以美第奇家族藏书为主的图书馆，至今仍被称作洛伦佐图书馆。

马基雅维利父亲简朴的藏书一本也没能留到500年后的今天。但他的这份简单的藏书目录质朴地表达了他的自豪，使500年后的我们受到启迪，让我们思考良多。让我们再看看他的藏书内容。

他的藏书几乎全是古典作品，没有一本是宗教书。这意味着什么呢？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作为一介市井中人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是创造了文艺复兴文明的佛罗伦萨的市井中人。文艺复兴运动因复兴古代而开始。有人对复古的冷嘲热讽，安吉洛·波利齐亚诺[22]回应他们的话语流传了下来：

你说我学习了很多西塞罗，却一点不像他。但是，我首先不是西塞罗，我通过了解他才了解了我自己。

抽出一本父亲的藏书翻阅是孩子读书的第一步。马基雅维利后来可以自如地引用古典，但未必会与原文一致。为引用而专门学习的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长期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受到触动而自然喷涌时，人们才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古典对他来说，大概就像自然环境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嗜爱书的父亲的藏书中没有一本宗教书，这对马基雅维利日后思想的形成不会没有一点影响。此外，信仰笃深的母亲也会偶尔作些诗，莫非马基雅维利遗传了她的多愁善感？

有种家庭物质上虽很贫穷，精神上却很富有。马基雅维利可能就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中。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处会使人想到他所生长的家庭有什么不幸。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尔纳多自己是个Dottore（博士），被尊称为“Messer”或简称“Ser”（先生）。这个尊称使人想到“Mister”（先生）的词源。尽管不知名，但他毕竟在律师行业执业。但是，他没有让长子马基雅维利去接受大学教育。

在父亲的《备忘录》里记载着，马基雅维利7岁那年开始学习语法和读写，10岁时学习算术和簿记，12岁时开始学习拉丁语。这在当时是中等以上阶层的子弟极为普通的教育。如果孩子小时候素描画得好，就会被直接送进工作室当学徒，而不会进学校。孩子想当艺术家，在当时从事“正业”的父亲看来根本不会失望，反倒是一种让父亲充满希望的选择。不像现在，一听到儿子说要当画家，一般的父亲就会张皇失措。当时，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艺术品的需求都很旺盛，只要有才华，与王公贵族平等交往就不再是梦想。艺术是红火的“朝阳产业”，经济收益也取决于个人的才华。如果马基雅维利有这方面的天赋，毫无疑问，恐怕他早就被送进离家几分钟距离、自己挑选的工作室了。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天赋。

马基雅维利只接受过普通的初等教育，在父亲的《备忘录》中没有更高的学历记载。

《备忘录》一直记述到1487年。父亲贝尔纳多活到1500年，不知道最后13年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不再记录，还是遗失了记录。有记录的最后一年马基雅维利已年满18岁。在当时，如果要想送他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话，这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年龄了。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让人联想到他在大学的学习生活。

当时，从佛罗伦萨只要越过亚平宁山脉就能到达博洛尼亚。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富有传统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的法学院声名远播。另外还有帕多瓦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建虽晚于博洛尼亚大学，但教学内容新颖，这方面的名声已超过了博洛尼亚大学。威尼斯共和国把帕多瓦大学作为本国的最高学府，在充实教学内容方面下了很大气力。这所大学的医学院很有名气。这两所著名大学不仅对本国的青年开放，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羡。中世纪的大学给教授和学生充分的“自由”，这点与现在的大学有着巨大的差别。

此外，如果想选靠近佛罗伦萨的大学还有比萨大学。

这也是一所古老的大学。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想把比萨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深谋远虑，没有在佛罗伦萨设立最高学府，而是致力于充实比萨大学的教学内容，结果使这所大学在1472年进入了一流大学的行列。那年马基雅维利3岁，如果他有心想上大学，应该能够上这所距离很近、可以在周末回家的大学。

马基雅维利没有上大学，是不是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的确，当时进大学是要花钱的。以比萨大学为例，由于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这所大学有着一流的教授阵容，其学生多出身门第一流，但头脑并非一流。美第奇家族的子弟自不待言，就连切萨雷·波吉亚[23]也曾一度在此上学，尽管他并未毕业。

不过，对出身贫寒但从心底里想研究学问的年轻人来说，只要进入神职界，就会有很多途径进入大学学习。在当时，对投身于神职的人来说，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一辈子不能正式结婚。而且，神职人员与艺术家一样，拼的是实力，能否升到教皇与你的出身毫无关系。要想当枢机主教这样高级的神职人员，很多时候，出身好门第会很有利，但想在枢机主教中占据实力地位，归根结底要凭实力。在宗教信仰的深浅与选择神职几乎没有关系的时代，神职是一个相当愉快的职业，它不但可以让人不花钱就能满足追求学问的欲望，还有可能让人出人头地。佛罗伦萨人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对文艺复兴精神非常敏感，他在选择时应该不至于烦恼困惑，但他没有让儿子选择这条路。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是马基雅维利自己不希望进大学吗？不过，当时的家长有很大的权威和权力，人们年轻时一般都会顺从父亲的意愿。

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剩下的就只有一个推测，那就是青年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人才，至少他不具备符合当时人才标准的那种才能，不值得送进大学。与现在不同，当初的大学只有极少精英才能进入。

总之，马基雅维利不是“大学出身”。如果进军实业界或艺术界，这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不能挂法律顾问的牌子。如果他想当官，他有着当时不可忽视的障碍。现在的研究家已有定论，认为马基雅维利不懂希腊文，而是否懂希腊文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标签。多年后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巴尔基评论道：

“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不过，年长马基雅维利17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在马基雅维利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佛罗伦萨。他自己写道：

“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

达·芬奇从小就进了工作室，甚至没有初中学历。他写这句话并不感到羞耻，这行字的背后升腾着一股绵绵不绝的自信。

马基雅维利有所不便却当上了“公务员”。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公职的人都必须是某个行会的会员，马基雅维利也是行会的一员。如果是“大学出身”，他也许会进入律师公证人行会。但他不是“大学出身”，便加入了葡萄酒酿造业者及小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在20世纪的今天，塞里斯托里伯爵仍在制售葡萄酒，他并没有辱没祖先。

学校，不只是老师教授学生这一种模式，对睁着眼睛出生的人来说，处处皆学校。29岁尚未起步的马基雅维利，他在起步前到底看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呢？

[1] 朱塞佩·普雷佐里尼（Giuseppe Prezzolini,1882—1982），意大利文学评论家、作家，办过多种文化杂志。著有《马基雅维利的一生》等。

[2] 行会，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出现最早的平民组织。行会按照行业组织，代表本行业从业者的利益，有些低贱行业依附于某个大行会以寻求保护。1182年是佛罗伦萨行会见诸记载的最早年份。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有7个大行会（arte maggiori，俗称“肥人”）和14个中小行会（arte minute，俗称“瘦人”）。1375年梳毛工起义后又建立了3个工人行会。1382年大行会重新控制政权后被取消。

[3] 多纳泰罗（Donatello，约1386—1466），文艺复兴运动早期意大利最杰出的雕塑家，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文艺复兴三杰”。代表作有《圣乔治》《大卫》《加塔梅拉塔骑马像》等。

[4] 弗罗林（fiorini），佛罗伦萨于1252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属货币，后被许多欧洲国家仿制。

[5] 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约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艺术家。主要作品有《天堂之门》等。

[6]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7] 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1435—148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铸造家和艺术教育家。代表作有《基督的洗礼》《耶稣与圣托马斯雕像》《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裸天使与海豚》等。他的工作室培养出了达·芬奇、基兰达约等众多艺术家。

[8] 波拉伊奥罗（Antonio del Pollaiolo,1432/33—149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的写实主义画家和铸铜雕塑家。代表作有《阿波罗和达芙妮》《赫拉克勒斯与九头蛇》等。

[9] 基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1449—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常在宗教画中表现出平民日常生活的场景。代表作有佛罗伦萨圣玛利亚大教堂中的玛利亚传记壁画等。

[10] 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教廷驻外总督等职。著有《意大利史》《格言集》等。

[11] 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1906—1977），现代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代表作有《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罗维雷将军》《德意志零年》《战火》等。

[12]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全名为贝尔纳多·迪·尼可罗·马基雅维利（Bernardo di Niccolo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母亲的全名为巴尔托洛弥娅·迪·斯泰法诺·内利（Bartolomea di Stefano Nelli）。

[13] 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372—1462），佛罗伦萨银行家、政治家、作家。

[14] 卢卡·皮蒂（Luca Pitti,1398—1472），佛罗伦萨银行家，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朋友和主要支持者。皮蒂宫即由他和斯特罗齐所建。

[15] 米开罗佐（Michelozzo di Bartolomeo Michelozzi,1396—1472），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建筑家和雕塑家，参与设计、建造了众多教堂等建筑，欧洲许多地方有他的建筑作品，在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享有盛誉。代表作有银雕《施洗者约翰》、美第奇宫等。

[16] 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建筑理论家、作家、诗人，设计了鲁切拉宫、圣玛利亚教堂正立面等。著有《论绘画》《论雕塑》《论建筑》等。

[17] 木屐公寓，底层设店铺或办公室、楼上为住宅的楼房。

[18] 达克特（ducato，又称杜卡特），威尼斯共和国于128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重3.545克，含金量达99.41%，是中世纪所能达到的最高纯度。达克特在当时的欧洲有着很高的信誉。

[19] 提香（Tiziano Vecellio，又译提齐亚诺，英语国家常称为Titian,1488/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他留有大量作品，主要题材为宗教和古罗马神话。代表作有《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爱神节》等。

[20] 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又译古登堡、古滕贝格，约1398—1468），德意志人。他于1445年发明了欧洲近代意义上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使用滚筒印刷机和铅镍锑合金制成的金属活字以及含油墨水，在纸和羊皮纸上印刷文字。

[21]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2/23—79），古罗马博物学家、政治家、军人，曾任罗马帝国海外行省的总督。著有《博物志》37卷。

[22] 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诗人、古典语言学家，曾为美第奇家族做过家庭教师和秘书。

[23]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曾担任过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教廷枢机主教。他邪恶、残忍，为了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但也有人认为他勇敢、果断、坚强，才华横溢。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对他有专门论述。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20年。

在有些时代，两个人出生相差20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而在另一些时代，这20年会表现出决定性的差异。马基雅维利出生于1469年。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出生于20年前的1449年，他后来被冠以具有“伟大”、“卓越”或“华丽”等意义的尊称“il Magnifico”[1]。

如果马基雅维利和洛伦佐·德·美第奇出生在同一年、同一个时代，他也许就写不出《君主论》了。然而，马基雅维利比“豪华者”洛伦佐晚生了20年。洛伦佐43岁去世，而20年后马基雅维利43岁时，这位佛罗伦萨人写出了《君主论》。

洛伦佐·德·美第奇也是一个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借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他也是一个“死于最大幸福中”的人。

捍卫城邦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独立和自由，关系到捍卫同一个文明圈中的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一心捍卫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就是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生活的时代，人们都确信这一点。可是，马基雅维利晚生了20年。在他生活的时代，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与捍卫同一个文明圈中的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没有关系，越是全心全意地捍卫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就越是不能捍卫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

不写美第奇家族就无法描写15世纪的佛罗伦萨。“海洋之都”威尼斯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单靠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力量（virutu）不能左右国家前进的道路。但在“鲜花之都”佛罗伦萨完全相反。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进行了比较，他写道：“这两个国家恰似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1520年，马基雅维利受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枢机主教、后来很快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2]的委托撰写《佛罗伦萨史》（Le Istorie Fiorentine），他在序文中用如下的话来说明这本书为何要从遥远的罗马帝政末期写起。

当初我想从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佛罗伦萨亲政的1434年起笔，但在构思过程中我感到，要表现出佛罗伦萨人的气质，必须从更久远的过去开始叙述。

从13世纪到14世纪，进而到15世纪的200年间，“佛罗伦萨人的气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不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别的人去写，对这个时代的结论都会一样，用一句话说就是：“这是一部内讧不断的历史。”

但丁是现场证人，他把当时的佛罗伦萨比喻成一个不堪痛苦的病人，这病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断地变换体位。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政体变换频仍，人们甚至必须做成一览表，不然会头脑混乱。每次政体更迭都会出现数量庞大的被流放者。但丁自己就是被流放的，彼特拉克因父亲被流放而出生于流放地。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也出生于流放地，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曾被流放。更准确地说，佛罗伦萨的旧家族中没有一个家族没有人被流放。别的国家最多分裂成两派，但同时期的佛罗伦萨分裂成了四派。

不过，内讧对共同体也不仅仅只有负面作用。如果弱肉强食的理论能够得到健全发挥，内讧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会有作用。此外，如果共同体内部充满活力，经得起内讧，内讧便也不足为惧。我们就可知的年度统计了佛罗伦萨的城市人口：

1280年 80000人

1300年 105000人

1338年 90000人

1340年 75000人

1348年鼠疫大流行

1382年 59747人

此后再度大幅增加到70000人左右

1552年 降到70000人以下

13世纪到14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生活着大约是15世纪1.5倍的人口，拥挤不堪。

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有权势的人竞相建起许多高塔，庶民阶层的房子毫无秩序地充斥着塔间的空地，根本不能称之为美丽之都。不过，如果没有这个城市银行家的融资，英、法等国的国王连一场战争也耗不起。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摆脱了静如处子的状态，好像脱兔一般迎来了建设的热潮。到15世纪后半叶，佛罗伦萨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鲜花之都”。

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的人口比100年前减少了近一半。意大利的形势变化也使佛罗伦萨进入了一个不允许一再发生内讧的时代。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五个国家吞并了近30个小国。有些小国即使未被吞并，也实质上处于某个大国的统治之下。意大利迎来了五大国并立的时代。佛罗伦萨共和国如果想与其他国家为伍，就必须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政体。

可是，威尼斯共和国在100年前就已经建成了凭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体制，而佛罗伦萨共和国却在内讧中度过了同样的100年。它强调统治效率，只能选择依赖个人力量的体制。不过，佛罗伦萨的体制在向实质上的君主制转换，这符合意大利当时的大势。威尼斯反倒是个例外。

这个时代的佛罗伦萨受益于许多生逢其时的人物。

马基雅维利对美第奇家族的人给予了相当简洁明快而又贴切中肯的评价：

乔凡尼 善良、优秀

科西莫 贤明、智慧

皮耶罗 富于人性

洛伦佐 伟大、奢华、谨慎、冷静

美第奇家族在13世纪前半叶还只是金融业行会的一员，到了乔凡尼（1360—1429）这一代，他参与了教廷的财务运营，家族经济实力急速上升。他恐怕也成了当时意大利最大的银行家。没有明确记载表明他参与过佛罗伦萨市的政治。他从未被流放过，从这点来看，他在政治上不活跃，不那么引人注目。他捐建了育婴堂和圣洛伦佐大教堂，他也很关心艺术。

乔凡尼的儿子科西莫在父亲去世时已经40岁，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巨额的财产和良好的口碑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后来科西莫把这一切扩展到了欧洲，而不仅仅限于意大利。

不知道是时代使然，还是自己失策，科西莫在父亲去世4年之后被流放，事情起因于在卢卡战争[3]问题上同阿尔比奇家族[4]成员里纳尔多的对立。

这场权力斗争导致了科西莫的被捕并被宣判死刑。但抓他的人没有立刻把他处死，而是选择囚禁他，并想彻底瓦解美第奇家族。

这大概是考虑到美第奇在市民中所享有的人气而谨慎行事的结果。敌人的谨慎救了科西莫。

首先，几个佛罗伦萨实力人物呼吁支持科西莫，威尼斯共和国和费拉拉[5]大公也来劝说减刑。科西莫也没有忘记借助自己的财力，在佛罗伦萨内外同时“工作”。这样做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科西莫被流放到帕多瓦，未来10年美第奇家族的人不得担任公职。

但丁曾经感叹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吃别人面包的味道有多咸”[6]。但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流放生涯真的与此不同。科西莫先流放到威尼斯领内的帕多瓦，但很快就到了威尼斯，受到了威尼斯政府国宾般的礼遇。作为各地都有支行的美第奇银行的总帅，科西莫不缺资金。他向威尼斯提供战争经费，还让自己心仪的建筑家米开罗佐前来陪伴。这就是科西莫的流放生涯。科西莫请米开罗佐建造了圣乔治图书馆，同时也没有忘记在国外操纵佛罗伦萨的局势。结果流放仅仅一年，科西莫就被佛罗伦萨政府请回国。相反，反美第奇的急先锋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却被判永久流放，流亡国外。那年科西莫45岁。

科西莫从这一年，即1434年开始正式“亲政”。就在这一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结束了因权势人物被流放而大放异彩的内讧时代。

从1434年开始到1464年去世，科西莫统治了佛罗伦萨30年。他的贤明名副其实，他非常理解佛罗伦萨人。

佛罗伦萨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们甚至会伤害到自己。因此，佛罗伦萨人尽管在许多才能方面大大强于其他国家的人，但在团结和协调精神方面有所欠缺。佛罗伦萨虽然称作共和国，但除了1378年梳毛工起义[7]后的4年之外，实质上是一种寡头政体。然而，市民们坚信自己也可以参与的民主政体才是辉煌的政体。

真正的民主政体绝不辉煌，但只有不被那些主义、主张迷住双眼的人才能看到这一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自由”（liberta）这个词，甚至为战争而设的委员会也要起名为“战争与自由委员会”。捍卫自由需要明智并做出踏实的努力，可他们又不喜欢这样做。

面对这样气质的国民，科西莫做出了寡头政体不适合佛罗伦萨的判断。正因为他了解巧妙运用寡头政治的威尼斯共和国，才会做出这种判断。科西莫搞起了僭主政体[8]。这种政体实质上是君主政体，但在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君主最好还是躲在幕后，这样既可以维持共和政体，又可以统治国家。科西莫的聪明就在于此，而且，他把这种聪明发挥到了极致。

佛罗伦萨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正义旗手”（gongfaloniere di giustizia），其实就相当于任期一年的总统。科西莫只做过三届这样的“总统”，分别在1434年、1438年和1445年。这个数字没有超过同时期做过“总统”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卢卡·皮蒂做过三次，另外有三个人做过五次。内政方面一切均按此成例。

不过在外交上，科西莫几乎就像君主一样。除了威尼斯以外，米兰、那不勒斯、教皇国，以及法兰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都是君主制，他不需要小心翼翼。其他国家也都明显只认科西莫。

科西莫在外交方面的功绩是在意大利各国之间落实了势力均衡的政策。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土耳其开始采取进攻态势，意大利各国感到了团结的必要性。这项政策的结果是意大利享受到了和平。科西莫在经济上的能力也出类拔萃，美第奇银行成为西欧屈指可数的财阀。

不过，使科西莫·德·美第奇留名后世的是他所培育的学问、艺术。没有人会像他这样资助，什么都让人收藏，什么都让人建造。他说：

“我懂得这座城市的心情。我们美第奇家用不了50年就会被赶走，但‘东西’会留下。”

科西莫留下的不仅仅是建筑、绘画、雕塑和古抄本，他还在佛罗伦萨创立了名为“柏拉图学园”的古典研究中心。希腊学者们看到拜占庭帝国的衰退，知道只要投靠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就会受到欢迎，于是他们纷纷离开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佛罗伦萨来得华美，这里是古典研究的圣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佛罗伦萨与执出版界牛耳的威尼斯不同，它把重点放在学术研讨会上，美第奇的别墅就是会场，人们在这里不仅能够聆听到学识水平极高的演讲，还能饱尝科西莫提供的豪华餐食。科西莫向才华横溢的学者提供衣食起居方面的保障，使他们可以专心研究。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有着真正意义上的研讨会。科西莫本人并不是什么学问家，但正因为如此，他反倒能成为一位理想的学问艺术的理解者。学者和艺术家必须是专家，但专家往往起不到学问艺术培育者的作用。

1464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去世。他生前选择了做一位平民，他也同一位平民一样死去，葬礼按照他从简操办的遗嘱办得非常简朴。但佛罗伦萨市民很快决定，把“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的尊称献给了他。

继承科西莫的是长子皮耶罗，他不仅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家长地位，还继承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家长地位。这在僭主政体中是理所当然之事。上承“祖国之父”，下接“豪华者”洛伦佐，皮耶罗却被称为“痛风者”（gottoso）。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评价。的确，皮耶罗46岁继承了科西莫，在其后的5年间，他大半时间都在病床上度过。然而，他将所继承的东西丝毫无损地传给了儿子洛伦佐，单凭这点他就应该得到更好的评价。马基雅维利评价他富有人性。威严的科西莫去世后，又有一些人谋划恢复由显贵家族统治的寡头政体，皮耶罗平息了风潮而未流一滴血。洛伦佐的起步没有遭遇流血是皮耶罗的一大功劳。

在对外关系方面，科西莫依靠个人力量赢得了外界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好评，而“痛风者”皮耶罗成功地将其转变为对美第奇家族的好评。“痛风者”皮耶罗巧妙地保证佛罗伦萨不会因科西莫的去世而改变路线，使得有此担心的国家放下心来。稳定的对外关系促进了国内关系的稳定，实力派人物找不到打倒美第奇的理由。

5年时间很短，也许皮耶罗会为自己没有献丑而感到幸运。想想后来的另一个美第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把继承的东西破坏殆尽，可以说皮耶罗已经充分完成了赋予自己的任务。这位富二代不仅兵不血刃地成功击退了对手，而且在艺术振兴方面发挥了马基雅维利评价他的“富有人情”的特点。

雕塑家多纳泰罗是科西莫衷心喜爱的艺术家之一。多纳泰罗的名声当时已无人能及，但科西莫还是在遗言中列入一项，赠给他一座位于佛罗伦萨郊外卡法吉奥罗的农庄，这座农庄有着丰厚的收入，足以使他不用担心生活而专心于创作。皮耶罗在所有方面都忠实执行了父亲的遗言，自然也兑现了这一条。多纳泰罗因而可以不与不理解他的人争论，也不用担心会在贫穷中死去。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馈赠，还正式签订了赠予合同。

可是不到一年，多纳泰罗就来找皮耶罗，说要归还农庄。皮耶罗问他缘由，这位艺术家回答道：

“三天刮一次风，鸽舍的顶篷就会被刮跑；暴风雨一来，葡萄园便乱七八糟；还得处理家畜去纳税。我成天担心果园，哪还能有精力安逸创作？我还不如在贫穷中死去的好。”

皮耶罗大笑，接受了退回的农庄，但指示每周计算农庄的收益，把相当于或略多于收益的钱汇入以多纳泰罗的名义为他在美第奇银行开设的账户中。不消说，多纳泰罗这下真的心满意足了。

我觉得，对学问和艺术的“赞助”就应该这样。美第奇家族有足够的资格被评价为文艺复兴文化有力的保护者和培育者。

皮耶罗·德·美第奇还不仅仅是一位具有良好感觉的人。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他对儿女婚事的考虑方面。

当了30年佛罗伦萨僭主的科西莫在佛罗伦萨实力雄厚的家族之一——托尔纳波尼家族中为继承人皮耶罗挑选了一位妻子。科西莫自己的妻子也是佛罗伦萨人，有着大银行家巴尔迪家族的血统。巴尔迪家族远比美第奇家族历史悠久，早在200年前那个时代，只要巴尔迪家不融资，法国国王、英吉利国王就连一场战争也打不起。美第奇和巴尔迪这两个家族之间一直按照佛罗伦萨显贵家族的传统联姻通婚。

皮耶罗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把女儿嫁给了佛罗伦萨的名门帕齐家族，又从国外为大公子洛伦佐挑选了一位妻子。这位妻子就是出身于罗马大贵族奥尔西尼家族的克拉丽切。同美第奇家族的人不一样，她不是城里人。奥尔西尼家族是封建领主，领地在罗马的北方。册封他们的是教皇，但后来他们的力量比教皇更为强大。这位奥尔西尼和罗马南方的领主科隆纳总是争斗，如何控制他们是历任教皇的头痛事。这两个家族对教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皮耶罗看来，奥尔西尼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及其军事力量，大概是与之结为儿女亲家的好处所在。当时的意大利处在佣兵制度全盛的时期，奥尔西尼家族也和科隆纳家族一样，出了许多优秀的佣兵队长，并以此闻名。

洛伦佐和克拉丽切于1468年在罗马订婚，第二年在佛罗伦萨举行了婚礼。结婚时新郎20岁，新娘比新郎小4岁。皮耶罗也许是在完成了这桩儿女婚事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年年底便撒手西去，留下了20岁的洛伦佐和比他小4岁的弟弟朱利亚诺。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这一年。同一年，洛伦佐继承父亲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我曾通阅过同时代人关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记录和后世学者所做的研究，没能发现有谁对他的评价比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终章里所描写得更加简洁恰当且美丽优雅。我会在本书第四章里做一介绍。也许虚幻世界里的文人往往比现实世界里的学者更擅长逼近真实。

“他得到了命运和上帝最大限度的垂青。”马基雅维利写道。

很少有人能像洛伦佐·德·美第奇那样一生为幸运女神所眷顾。首先，他继承的遗产与众不同。

第一是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美第奇财阀强大的经济实力。

第二是祖父、父亲两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好感。

第三是祖父、父亲两代人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外国领袖对美第奇家族基于敬意的信任。

第四是因祖父、父亲，尤其是祖父科西莫周到的关照，洛伦佐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前来参加祖父主持的报告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就能做到这一点，教育环境既简单又自然。所以，虽然他“非大学出身”，但照样完美掌握了希腊文。不过，尽管洛伦佐自己也给子女们同样的关照，却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莫非教育这东西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受教育者的素质，而只能发展其已有潜质而已？

第五就是洛伦佐自幼接受了完整的帝王教育。祖父和父亲表面上是一介平民，但在对外关系中，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名声和经济实力，国宾来访时他们必须出面应酬。外国王侯访问佛罗伦萨时住在美第奇的宅邸，美第奇宫也经常举行以他们为主宾的宴会。为了防止这种突出某个市民的情况发生，威尼斯共和国则一直坚持在元首官邸举行国宾级客人的欢迎宴会，客人的住宿地也轮流分配在显贵家族的宅邸。威尼斯是寡头政体。虽然同样号称共和国，佛罗伦萨却是僭主政体，即使考虑客人的意见，接待也都会安排在美第奇家。

洛伦佐也因此从小就习惯与有地位的人交流。10岁那年，米兰公爵的继承人来访，洛伦佐受命前往佛罗伦萨城外迎接。由于父亲卧病时间较长，他还曾以父亲的名义前往罗马教廷。他也常有机会代替父亲受邀出席佛罗伦萨议会“百人委员会”的会议。尽管洛伦佐在年龄上还不够参与公务的资格，自知病重的父亲皮耶罗却要让他在佛罗伦萨内外公务中露脸。皮耶罗这样做是要变这种不自然为自然。有很多佛罗伦萨人相信民主政体最好，只要有些许君主政体的气味，就会立刻引起他们的拒绝反应。

但是，洛伦佐的青春并非只有刻板的责任感。在乡下的别墅里，他跟同龄朋友和比自己小4岁的弟弟朱利亚诺一起无拘无束地四处玩耍。家庭教师写了一封交织着爱怜与叹息的信给他的母亲卢克蕾齐娅。

假如上帝跟这个洛伦佐搞了一点恶作剧，那就是让他成了一个丑男。祖父遗传的黝黑皮肤还算好，高挑的个头儿和壮实的身体也不赖，但方方的下巴没法不招人眼。大大的黑眼睛充满活力，但近视得厉害。眼睛下方的鼻子忠实遗传了母亲托尔纳波尼家族的特征，硕大而扁平、耷拉。他还嗓音嘶哑。当然，“女大十八变”这句话可能也适用于男人，到了二十来岁，他的这些相貌上的缺陷就显得不是那么糟糕了。

洛伦佐的气质原本就生龙活虎、快乐阳光。他富有教养，机灵幽默，精神健全，总是被包围在华丽的氛围之中。他拥有天字第一号的财力和权力，他还有着那种具备得天独厚才华的人所特有的自尊心，能够非常自然地迅速迷倒对方。

洛伦佐·德·美第奇

如果你认为洛伦佐不具魅力，那你就错了。实际上，他很受女人喜爱。连马基雅维利都写道：“在爱情方面他也非同凡响……”就算是个丑男，从整体来看他也是一个十分吸引女性的丑男。他的妻子奥尔西尼家的小姐生了三儿三女，算是完成了任务。但读一读她那通篇错误且内容无聊的书信，你就会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洛伦佐将其所爱集于一身的女人。相反，倒是洛伦佐的母亲卢克蕾齐娅·托尔纳波尼具有足够的教养和判断力，担当得起20岁便不得不成为一家之长的儿子的顾问。

洛伦佐·德·美第奇最大的幸运是在年纪轻轻的20岁便能独立。科西莫很晚才登上历史舞台。也许是上帝为了让科西莫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赐给了他75岁的长寿；而上帝想让洛伦佐一生幸运，则只能赐给他早早起步的恩惠。

父亲去世两天后，佛罗伦萨的实力派人物纷纷来到还在服丧的美第奇家，拜托20岁的洛伦佐像父亲皮耶罗那样行事。洛伦佐接受了这样的请求。他自己这样写道：

我认为，在佛罗伦萨，如果没有国家，个人很难生存。

马基雅维利出生于这件事发生前7个月。洛伦佐则在这件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结了婚。刚出生的婴儿当然看不见、弄不懂这些事。美第奇家族洛伦佐的结婚仪式是绽放在“鲜花之都”佛罗伦萨的一朵硕大花朵。马基雅维利一定听父母多次说起过这场婚礼。婚礼这种事会刺激女人的梦想和想象力，母亲和女性长辈们也一定会谈得更多。

光是外国小姐嫁过来就是佛罗伦萨的一件大事，迎娶排场也符合当时美第奇家族的地位。

庆贺仪式通常从长枪比武大赛开始，颇有为新郎最后的独身时光增添光彩的意味。1469年2月，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门前广场三面都搭起了看台，只留下教堂正面。庆贺仪式的这一天，所有看台都挤满了人。由穿戴一致的号手和鼓手开道，洛伦佐身披镶满珍珠的白色丝质披风，带着12名佛罗伦萨良家子弟组成的骑士随从，骑着白马进入赛场。一进场，洛伦佐就换上了天蓝色的天鹅绒战袍，战袍上用金线绣着佛罗伦萨城徽的图案。为了保护头部，他在头上戴了一顶用白色羽毛装饰的头盔。

洛伦佐的两匹坐骑是那不勒斯国王和费拉拉大公专为这个吉日赠送的阿拉伯骏马，甲胄也是米兰公爵赠送的。军旗是韦罗基奥工作室的作品，正在那里学习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也一定参与了制作。这是一件艺术品，带到尘土飞扬的赛场上着实可惜。

比赛中，洛伦佐一度落下马来，但他立即上马再战，最终赢得了比赛。裁判打分大概多少会有些偏向。胜利者从当时佛罗伦萨社交界当红角色、传闻与洛伦佐有染的多纳蒂家族的卢克雷齐娅手中接过了鲜花编成的花冠。几天后，洛伦佐对当天的情形这样写道：

在圣十字广场举行了长枪比武大赛，奢侈豪华至极，花费了1万多弗罗林。虽然不能说我在比赛中始终都勇猛果敢，但总算荣膺了最高荣誉。

4个月后，结婚仪式连办3天，让佛罗伦萨沸腾了起来。宴会没有在门户关闭的室内举行，美第奇家的宅邸门户大开，流水席摆上了街道。厨房分在4处，做好菜肴后运到宴会场。宴会共用去了150头小牛和2000只鸡，喝掉的葡萄酒、吃掉的果盘和点心的品种不计其数。3天内举行了5场大型宴会。人们在街道上不断跳舞。无论谁都可以吃喝，都可以跳舞。当然，年长位高的人和他们的夫人都有所安排，不会同老百姓混在一起，但年轻人则不加区别，这是美第奇的希望。洛伦佐的单身生活以这3天为界画上了句号。6个月后，他失去了父亲。

洛伦佐·德·美第奇20岁便担起了大任，但他并没有因为感到责任重大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那样，他就不是洛伦佐了。洛伦佐是这样类型的人：他具有相反的两面，但能很好地协调，使这两面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有“鲜花之都”之称的佛罗伦萨得此高手后鲜花盛开。随着弟弟朱利亚诺长大成人，洛伦佐把主角让给了他，但没有放弃表演。

这个年轻人有着明确的野心，那就是要把整个佛罗伦萨置于美第奇家族的完全统治之下，同时不用君主政体，而用僭主政体。他知道佛罗伦萨人嗜好美好与奢华，他把这些给了他们，而形式更为美妙。这是因为洛伦佐自己嗜好同样的东西。他的做法获得了最大的效果，佛罗伦萨人感到，洛伦佐的身体里流着和自己同样的血，认为他以最好的感觉和最大的限度给予了自己所希望的华美。佛罗伦萨人爱戴洛伦佐，并将他引以为荣。

佛罗伦萨展现出了辉煌。由于有了洛伦佐，佛罗伦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灿烂辉煌。

洛伦佐让韦罗基奥、波拉伊奥罗工作室扬名海外。菲利波·利比[9]、波提切利、基兰达约挥舞着画笔。洛伦佐听说15岁就翻译了《伊利亚特》（Iliad）的安吉洛·波利齐亚诺苦于贫困，就把他拉到自己家里，让他继续研究。洛伦佐和博洛尼亚、帕多瓦竞争，把有实力、有追求的年轻教授会集到比萨大学。这位23岁的“非大学出身”的人自己创办了大学。洛伦佐知道，振兴学问与艺术最终会带来实际利益。有趣的是，这并不是他事先谋划好的策略，只要他忠实地按照自己内心的愿望行动，结果都会使自己和国家获利。他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那是洛伦佐22岁那年的事情。刚当上教皇的西克斯图斯四世[10]举行即位仪式，洛伦佐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式使团的成员前往罗马。使团团长是年龄与他有祖孙之差的多纳托·阿奇阿尤利[11]，年轻的洛伦佐在使团里只能忝列末座。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被称为“万能人”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领路人。洛伦佐邀请他一同前往罗马。在正式活动的间隙，洛伦佐一边听阿尔伯蒂讲解，一边游览罗马的古迹。他的这一举动让同来罗马的人纷纷赞叹：“不愧是美第奇！”同时，洛伦佐也没有忘记他的生意，他更换了美第奇银行负责教廷财政的人选，这个职务实质上拥有对教廷财政部的业务管理权。

佛罗伦萨共和国充分享受到了和平，尽管佛罗伦萨有过一次不得不自己面对的战斗，但直到1478年为止，都处在安泰平静之中。那次战斗源于佛罗伦萨境内的沃尔泰拉地方造反，洛伦佐坚持强硬路线，几乎是他一个人决定反击。佛罗伦萨人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他已经成功地镇压了反叛。这场战斗的结果使洛伦佐的个人“行情”看涨。

马基雅维利也在这安稳奢华的佛罗伦萨生活到9岁，似乎这一切理应如此。在他6岁那年，美第奇家族举行长枪比武大赛，朱利亚诺从头至尾都是主角。父亲有没有带马基雅维利去看那场大赛呢？从他们家去赛场不过10分钟的路程。

这年的长枪比武大赛奢华美丽，甚至被吟咏成诗，描绘成画。跟哥哥6年前的那次大赛不同，弟弟朱利亚诺在勇猛善战的参加者中武艺高强，他的获胜名归实至。为胜利者戴鲜花花冠的女神也不同于6年前的那次大赛，这一年的女神是因纤细美丽而获得好评的西蒙内塔·韦斯普奇。

这场美丽与年轻的飨宴，被波利齐亚诺讴歌成诗《比武篇》，被波提切利结晶成名画《春》。美第奇家族22岁的二公子举止优雅，娴于武艺，有着一副潇洒倜傥的公子哥的性格，在佛罗伦萨市民中有着超高的人气。而且，他比哥哥长得俊俏。

佛罗伦萨人把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两兄弟视作自己的王子。洛伦佐是年轻人为追求快乐而建立的“树桩”俱乐部的头儿，朱利亚诺则主持着另一个名为“钻石”的类似俱乐部。兄弟俩年龄相差无几，因此往往会关系不和，但这两人不一样。洛伦佐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娱乐场合，都会让小他4岁的弟弟不离左右。

佛罗伦萨人可以在“百人委员会”上见到一同出席的美第奇两兄弟，如果第二天是节日，人们还能在舞蹈的老百姓中看见他们抱着鲁特琴[12]忽隐忽现的身影。不过朱利亚诺跟哥哥不同，他似乎不喜欢在学者和艺术家的包围中度过时光，这很像二少爷的做派。他与哥哥同样受到佛罗伦萨人的爱戴，尽管其中的意味略有不同。如果有人想策划打倒美第奇，只消灭一个洛伦佐是不行的。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

这次美如画卷一般的长枪比武大赛3年之后，真的爆出了反美第奇的阴谋。洛伦佐不得不第一次亲自应对危机，佛罗伦萨人也不得不久违地奋起抵抗。这是发生在马基雅维利眼前的大事件，一定会让当时只有9岁的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少年时代的体验未必都会给日后带来影响，但其中必定有一些会成为他成熟以后启迪思想的源泉。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帕齐阴谋”（la Congiura dei Pazzi）一定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

如果消灭一两个人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方针，那么，具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就不会发生阴谋，威尼斯就是一例。然而，不论是君主政体还是僭主政体，只要权力集中在个人身上，对阴谋防患于未然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后来的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执着、热衷而冷静地分析阴谋，而且，每涉阴谋他必谈“帕齐阴谋”。

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既然是历史学家，阴谋就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人间万象不全是摆在明面儿上的。人们深感偶然和运气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事情的成败，所以不得不严肃对待。“帕齐阴谋”不是马基雅维利从父母那里听来的，这是他有生以来亲眼看到的第一个大事件。

[1] 洛伦佐·德·美第奇被尊称为“Lorenzo il Magnifico”，中文通常译为“豪华者”洛伦佐或“华丽者”洛伦佐。

[2] 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又译克雷芒七世或克勉七世，1478—1534）,1523—1534年在位，本名为朱利奥·迪·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olio di Giuliano de’Medici）。

[3] 卢卡战争，1429年底，佛罗伦萨发动了夺取卢卡的战争。此举引起了佛罗伦萨与周边各国及威尼斯相互之间关系的动荡。为争夺卢卡，最终形成了以卢卡、米兰、热那亚、锡耶纳为一方，佛罗伦萨、威尼斯为另一方的战争态势。双方在互有胜负、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于1433年4月签订和约，各方退回到战前地盘。这种结果对佛罗伦萨而言意味着失败。

[4] 阿尔比奇家族，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起源于阿雷佐，是美第奇家族的竞争对手。自1382年梳毛工起义后直到1434年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一直掌握着佛罗伦萨的权力。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Rinaldo degli Albizzi,1370—1442）,1433年支持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成为正义旗手，抓捕并流放了科西莫·德·美第奇。一年后美第奇东山再起，他反遭流放，后死于安科纳（Ancona）。

[5] 费拉拉公国（Ducato di Ferrara,1471—1598），位于意大利北部，文艺复兴时期在商业、印刷、法律、艺术（特别是音乐）等方面发展迅速。此时的费拉拉大公是尼可罗三世·德斯特（Niccolo III d’Este）侯爵。

[6] 见《神曲·天堂篇》第17章：“你会知道吃着别人面包的味道有多咸，知道上下别人的楼梯路途有多么艰难。”（张曙光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

[7] 梳毛工起义（Il Tumulto dei Ciompi）,14世纪后半叶，佛罗伦萨的梳毛工等下层人民无权组织自己的行会，生活日益贫困。1378年7月20日，对教廷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下层人民及部分不满政府政策的市民举行起义，要求公平税制和组织行会的权利。他们包围市政厅，驱逐政府代表，选出米凯莱·兰多（Michele di Lando,1343?—1401）为正义旗手，夺取了政权。但仅数周下层人民对新政权即感失望，新政权与小行会的矛盾日趋激烈。8月31日，大小行会的势力联合起来，驱散了聚集在市政厅广场的梳毛工，起义遂告失败。

[8] 僭主政体，指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及影响力等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即僭主，tyrannus）建立的独裁政体。最早出现于古希腊。13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的共和制城邦中也出现过一些显贵家族操纵公职选举成为实际统治国家的僭主的情况，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等。

[9] 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代表画家，长于用世俗的精神和现实的人物形象描绘宗教题材。代表作有《博士来朝》《天使拥戴的圣母子》等。其子为另一位著名画家菲利比诺·利比（Filippino Lippi）。

[10] 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又称西斯都四世，1414—1484）,1471—1484年在位。本名为弗朗切斯科·德拉·罗维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

[11] 多纳托·阿奇阿尤利（Donato Acciaiuoli,1429—147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学者，长于希腊文和数学，翻译过希腊先哲著作。他积极参与国政，1473年曾任正义旗手。

[12] 鲁特琴（lute），一种拨弦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鲁特琴起源于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成为风靡欧洲的独奏乐器。

第三章
帕齐阴谋

在历史上，“帕齐阴谋”是一个著名的事件。早在佛罗伦萨人陶醉于年轻的朱利亚诺参加长枪比武大赛的雄姿之前，这个阴谋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佛罗伦萨的显贵家族之一帕齐家族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勾结，搞了这个阴谋。历史学家在下述各个方面寻找这一事件的起因：

一、洛伦佐·德·美第奇让人制定了一项特别法，从而否定了帕齐家族的一位成员主张的遗产继承权。

二、帕齐反对事实上的君主美第奇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专制。

三、帕齐夺走了美第奇多年的教廷财政管理权。

四、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以反美第奇闻名。有那么多地方不派，教皇西克斯图斯偏偏要把他派到图谋吞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比萨去任大主教。

五、教皇没有听从洛伦佐让弟弟朱利亚诺当枢机主教的请求。

所有这些大概都是真实情况。教皇与洛伦佐的关系开始发展得很好，后来渐渐恶化，最后发生了正面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二人内心对统治意大利的想法完全不同。

洛伦佐的想法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是军事大国，只有守住意大利半岛的独立与自由，才能守住佛罗伦萨的独立与自由。迄今为止意大利也不是军事大国，要守住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意大利境内各国就不能互相争斗。因而，问题在于消除意大利各国争斗的源头。

20岁就拥有一国领袖地位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上任伊始就有着来源于自己独特政治感觉的想法。

各国间争斗的原因是什么？大国之间当然有由于直接原因而引起的冲突。但大国往往因为想把统治扩张到它们之间的小国而引发战争，而这种战争极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威胁意大利独立与自由的借口。现实中，后者远比前者多得多。

在15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教皇国、那不勒斯王国都是可以用“列强”这个词来形容的所谓大国。这些大国只要使其他大国难以向与自己接壤的小国扩张势力便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根据洛伦佐的想法，小国群体的健康存续正是大国间维持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大国而言，态度处于模糊状态的小国最富魅力。

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小国保护政策”并非源于小国国民也有权享受自由与独立之类的意识形态。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不给大国以诱饵，从而事先排除扰乱大国间和平的因素。虽然同样也叫作“势力均衡政策”，这项政策在这一点上与祖父科西莫考虑并实行的并不相同。

科西莫采取的做法是，如果米兰开始强大就去联合与之对抗的威尼斯，如果威尼斯变得过于强大就转而与米兰结盟以牵制威尼斯。但孙子洛伦佐的做法略有不同。领导佛罗伦萨的这位20岁的年轻人认为，必须消除争斗的根本原因。

但这项政策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持现状。洛伦佐生来就拥有了一切。人们不能指望他会有一无所有者的革命性，不能要求他去做不符合他本性的事。洛伦佐·德·美第奇以热衷于写诗和在节日跳舞一般的热情推进着这项符合他本性的政策。每当小国需要时，财政援助就会从美第奇银行秘密流出。

相反，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生来便一无所有。不论是好是坏，他是教廷的主人，因而他不能不具有某些超越国家的性格。教廷位于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但当意大利与教廷发生利害冲突时，教廷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意大利。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这样的例子，西克斯图斯四世是一个好强的人，他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让教皇国强大起来，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自己位于世俗世界的所有君主之上。

教皇发迹于贫困之中，他有很多穷亲戚，必须尽快保证他们的收入。他让其中几个人当上了枢机主教，还得为其他人找土地。在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看来，让教皇国强大和对亲人的爱实在是自然而然的同一件事。可是他很快发现，每次当他要将这些事付诸实施时，洛伦佐的影子就会挡在面前。

教皇要进攻翁布里亚地区的小国卡斯泰洛城，因领主维泰利一族的顽强抵抗而未果。维泰利的顽强抵抗，靠的就是洛伦佐的援助。

另外，位于罗马涅的小国法恩扎也是一样的情况。西克斯图斯四世放弃了以武力夺取法恩扎的想法。他知道法恩扎的领主曼弗雷德债台高筑，便告诉曼弗雷德说，如果不还清债务将失去统治资格，教廷就要收回曼弗雷德的领土。法恩扎与卡斯泰洛城一样，形式上是教廷的领地，原则上领主是受教皇的委托实施统治的。

没有人认为曼弗雷德还得起钱，可是他在40天的还款期限内还掉了高达3万银币的巨额借款。因为洛伦佐借钱给他，教皇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挫折。

于是，教皇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和帕齐联手也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里亚里奥是教皇的侄子，娶了米兰公爵的庶出女儿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为妻，他一直觊觎着法恩扎的领土。而帕齐原本就有太多反美第奇的思想，但不知道如何出手。帕齐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家长雅各布的侄子弗朗切斯科，他忍受不了美第奇的专横而离开佛罗伦萨定居罗马。

马基雅维利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的文章。这是一篇美文，所有作家读起来都不由得称羡。马基雅维利在文中这样评论弗朗切斯科：

弗朗切斯科在帕齐家族的男人中性格最敏感，最有血性。他因此让家族中的其他男人得其所缺，同时也让他们失其所有。

家长雅各布·德·帕齐以谨慎闻名，也是洛伦佐餐桌上的常客。但在罗马，阴谋在西克斯图斯四世、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之间不断发酵。因为这事不能离开武艺高手，受雇于教皇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不久便加入进来。比萨的大主教萨尔维亚蒂也是每次密谋必定到场的人物。

暗杀策划得十分周到。

他们要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杀死美第奇两兄弟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为此，他们要在便于实施暗杀的状态下制造两人同时出现的机会。他们不能坐等偶然的机会，而是要有计划地创造两人必须同时出现的机会。

他们决定用枢机主教拉法埃迪·里亚里奥作为诱饵。这位主教才17岁，是教皇侄子的侄子，有比萨大学的学籍。他以这样的身份，利用复活节前后的休假，去访问一下离比萨很近的佛罗伦萨，这并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他所在的比萨的大主教陪同访问也是当然的惯例，因为在天主教会中，地方大主教的地位在枢机主教之下。在两位高级神职人员进行这次旅行时，教廷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及其下属士兵作为警卫随行也并不显突兀。当时，枢机主教旅行时是要有50人左右的武装士兵跟随的。此外，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也回到了久未回来的佛罗伦萨，理由是向伯父雅各布报告罗马帕齐银行的业务情况。

就这样，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佣兵队长蒙泰塞科、弗朗切斯科三人安全进入了佛罗伦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下榻在帕齐的宅邸。帕齐家族一手包揽教廷财务以来与教皇走得很近。由他们来接待教皇亲戚访问自己的大本营佛罗伦萨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眼下不能说教皇与美第奇的关系良好，但既然现任教皇的亲戚来了，美第奇也没有道理不宴请一下。如果不这样做反倒会成为话柄。这种宴请，不但要请全体随行人员，惯例上还要请负责接待这一行人的帕齐家的人。既然主宾是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出于礼貌，宴请方应该由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两人一同出面。

阴谋者决定在这次宴席上果断施行暗杀行动。他们也正是为此才来到佛罗伦萨的。

一切进展如他们所愿。洛伦佐也在美第奇的一座别墅里宴请了枢机主教一行。但直到宴会结束，刺客们都没能亮剑。朱利亚诺没有出席宴会。洛伦佐称弟弟身体不适，替弟弟道了歉。刺客们相信，不同时除去这兄弟俩就不能达到目的，暗杀行动只能推迟。

既然不能行动，刺客们便只好装作午宴的一般客人。就在此时，他们听到了年轻稚嫩、天真无邪的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声音。这位年轻人对年长的洛伦佐说，他想在复活节时去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参加弥撒。洛伦佐回答说愿意奉陪。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是否是同谋，这是史家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从他的年轻和事后的表现看，他可能并不知情。行刺的时间和地点就此确定，时间在复活节，地点在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弥撒现场。刺客们确信，这次朱利亚诺一定会出席。

行刺顺序也确定了下来。刺客们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在教堂里，在弥撒开始时杀死美第奇兄弟俩。这个组分成两股，一股负责刺杀洛伦佐，另一股负责刺杀朱利亚诺。

暗杀朱利亚诺的行动由弗朗切斯科·德·帕齐和同为佛罗伦萨人且口碑很好的班迪尼二人承担。但在这时，一开始就确定负责刺杀洛伦佐的佣兵队长蒙泰塞克却说不愿在教堂里杀人。不得已，改由大主教萨尔维亚蒂手下的两名主教代为行动。

第二组由萨尔维亚蒂率领，以宣告弥撒开始的钟声为号，占领佛罗伦萨市政厅韦奇奥宫。与此同时，雅各布·德·帕齐带领的第三组冲向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向市民宣告美第奇倒台，号召建立新政权。拒绝在教堂里杀人的蒙泰塞克接受了行刺开始后控制整个市区的任务。

1478年的复活节是4月26日。

正式弥撒将于当天下午3点举行。人们已经开始走进佛罗伦萨城里众多教堂的大门。在圣母百花大教堂，人们已经知道枢机主教将要莅临，弥撒开始前很久就早早地挤在了教堂大厅，人群中还有很多佛罗伦萨显赫家族的人物。

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到场了，洛伦佐在教堂门前迎接，并陪同他来到设在正面祭坛前的特别坐席就座。洛伦佐被朋友和熟人簇拥着，在祭坛右边通往存放弥撒用品的圣具室边的坐席入座。刺客们也各就各位。

可是，这次朱利亚诺又没在。弥撒就要开始了，但设在祭坛左边他常坐的那个座位仍然空着。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觉得行动不能再延迟了，便自己走出教堂，决定亲自去美第奇宫迎接朱利亚诺。他曾与朱利亚诺是玩伴，了解这位美第奇家二公子出门一向磨蹭。从教堂到美第奇宅邸的距离走过去也不过两分钟。

果然朱利亚诺还在家里打扮。弗朗切斯科在隔壁房间等候，不断催促他抓紧时间。朱利亚诺终于打扮完毕走了出来，两个人相互搭着肩膀结伴向教堂走去。弗朗切斯科搭着朱利亚诺的肩膀，没有忘记用手顺着朱利亚诺的衣服若无其事地上下滑动，试探着他有没有在衣服下面穿防护铠甲。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迟到的朱利亚诺刚刚就座的一瞬间，班迪尼的剑就奔他袭来。紧接着，弗朗切斯科·德·帕齐的剑也刺向倒在地上的朱利亚诺。美第奇家的二公子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便死于非命。

刺杀洛伦佐的那一组进展得不怎么顺利。刺杀原来预定与弥撒同时开始，现在行动突然提前，负责暗杀洛伦佐的两位主教还没反应过来。剑锋只是擦过洛伦佐的喉咙。因为弥撒场上不能动武是礼节所定，洛伦佐的朋友们便用斗篷挡开刺来的剑。洛伦佐和朋友们逃进了圣具室，但坐在洛伦佐旁边的一位朋友遭到杀害。

巨大的教堂大厅顿时充满了人们的惊呼声和喊叫声。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外逃，向大门口蜂拥而来。祭坛附近，刺客们挥舞着手中的剑，人们用斗篷挡开刺来的剑并寻机摁住刺客。人群忽而形成一个漩涡，旋即又散开。每当这时，地上都留下一动不动的尸体。正面座位上的里亚里奥枢机主教一脸茫然，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他很快被人拉走，从教堂后门跑了出去。

逃进圣具室的人关紧大门，但仍然不能放心。门扉有着青铜底衬，不必担心会被攻破。朋友们怕的是洛伦佐被毒剑所伤。一位朋友用嘴对着伤口不断地吮吸、吐掉，吐掉后再吮吸。

外面静下来了，里面的人终于打开了圣具室的大门。洛伦佐一直担心着弟弟，这时才看到他的情况。25岁的弟弟的躯体躺在空无一人的教堂冰冷的石头地上。洛伦佐伫立着，凝视着弟弟，没有流一滴眼泪。朋友们一边催促着他，一边扛起朱利亚诺的遗体，一群人急急奔向美第奇宫。在美第奇宅邸，迎接他们兄弟的是母亲卢克蕾齐娅绝望的叫声。

萨尔维亚蒂大主教负责占领市政厅，这事也不顺利。

大主教是高级神职人员，却不打招呼就跑到市政厅来。正义旗手切萨雷·彼得鲁奇出来迎接他。彼得鲁奇在前些年的“普拉托之乱”[1]中曾让人见识过他的宏大胆略。他身材魁梧，孔武威严，是大主教有效发挥权威的最大障碍。尽管他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却从大主教的态度上迅速领悟到事态非同小可。

对刺客们更加不利的是，彼得鲁奇对技术感兴趣，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市政厅内自己办公室附近所有大门的锁都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的大门会自动关闭，关闭后的大门如果不用特制的钥匙，不论在里面还是从外面都不能打开。大主教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根本不是彼得鲁奇的对手，他和手下全副武装的士兵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任凭他怎么叫唤，士兵们也无法执行命令。

雅各布·德·帕齐率领的第三组也成果寥寥。

“Popolo!Liberta!”（人民！自由！）

尽管他拼命叫喊、煽动，但民众无人附和。人们很快知道了教堂里发生了惨案，彼得鲁奇也敲响了市政厅钟楼里的警钟，人们不断会集到广场上来。人群中只听到“叛徒！”的呼喊声。雅各布率先落得了被民众投掷石块的下场。阴谋者感到有生命危险，哪里还敢煽动，全都溜之大吉。

阴谋者能逃的全都逃走了。蒙泰塞克根本控制不了局面，最先逃离。关在市政厅里的人被抓获，反抗的人全部被杀。在教堂的拼斗中负了伤的弗朗切斯科·德·帕齐流着血跑回帕齐宫，脱下血衣就倒在了床上。他的伤口相当深，已经动弹不得。这时，民众冲了进来，他来不及穿衣就被拖了出去，直接被拖到了市政厅。

弗朗切斯科的态度与其他被抓的人不同，他没有乞求饶命，也没有痛哭流涕，而是保持着毫不畏惧的态度。他冷冷地瞥了一眼咒骂并向他投掷石块的人们，就被从市政厅面向广场的窗户上勒着脖子吊了下来。接着，萨尔维亚蒂大主教也被从窗户上吊了下来。诗人波利齐亚诺证实，大主教不停地诅咒导致事态落到如此地步的始作俑者弗朗切斯科，借着吊绳的晃动，他一口咬住了吊在旁边的弗朗切斯科的脚。

莱昂纳多·达·芬奇绘制的阴谋者被吊死的素描

译者按：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这幅画描绘的是班迪尼受绞刑的情形。班迪尼在事件的翌年被处绞刑。这幅画并非达·芬奇在事件现场所作。

激奋的民众已经失去理智，不再理会什么正式审判，对神职人员也毫不留情。市政厅的窗外吊满了人，附近的行政长官官邸（又称警察长官官邸）的窗外也吊了人。莱昂纳多·达·芬奇用素描的形式描绘了一具从窗户上吊下来的受刑尸体。

民众欢呼、咒骂、投掷石块、吐唾沫。人群中，26岁的莱昂纳多静静地走笔龙蛇。9岁的马基雅维利是在投石块呢，还是在一眨不眨地瞪大双眼看着这幅地狱般的图景呢？

美第奇宫前宽敞的街道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人们同声高喊着“Palle!Palle!”（圆球！圆球！）美第奇家族的族徽上有6个使人想到药丸的圆球，人们在这里喊“Palle!Palle!”就是在呼唤美第奇。

洛伦佐的身影出现在美第奇宫的窗边，缠绕在他头颈上的白色绷带闪现在黄昏的薄霭中。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角没有一丝笑容，面对民众的欢呼，他只是呆呆地伫立着。尽管如此，人们的心情得到了满足。洛伦佐几乎每隔15分钟就会被叫到窗边一次。在房间里，母亲卢克蕾齐娅就像儿子还活着一样抚摸着朱利亚诺的脸庞。她已经哭干了眼泪，悲叹声笼罩着整个房间。

整整三天，佛罗伦萨疯狂了。受绞刑的人暴尸后被放下来，砍去脑袋。群众把这些头颅挑在长矛尖上游街，满街响彻着“绞死叛徒”的呼喊声。尸体游街后已被拖烂，统统扔进了亚诺河，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埋葬。

负责暗杀洛伦佐的两位主教躲在修道院里被人发现，当场被狂怒的民众打死。人们群情激奋，要不是警察进来制止，修道院的其他教士立即会以包庇罪受到严刑。

帕齐一家除了女人孩子，包括家长雅各布在内的所有人都被逮捕，而且几乎全部被处以死刑。就连娶了洛伦佐姐姐的古列尓莫·德·帕齐也未能免于被流放的命运，尽管他被认为完全无辜。直到6年之后，他才得与妻儿重逢。

显示帕齐家族的东西被从所有地方拆下。位于圣母百花大教堂和市政厅中间的壮丽的帕齐宫也遭到破坏，连地基的石头也未被放过。

佣兵队长蒙泰塞克也没有逃脱。根据他和雅各布·德·帕齐的交代，人们弄清了这次阴谋的幕后人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并且获得了细节的证据。尽管佛罗伦萨人有很强的世俗倾向，但在根本上一直信仰上帝。他们愕然了，上帝在俗世的代理人竟然操纵杀人。许多佛罗伦萨人前来，参加了4月30日举行的朱利亚诺葬礼，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伤。

就在朱利亚诺死前几天，他的情人生了一个孩子。洛伦佐并未仔细了解就认下了这个孩子，把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养育。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刺客中只有一个人成功逃脱，这个人就是首先向朱利亚诺挥剑的班迪尼。他逃到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但一直对洛伦佐怀有好感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逮捕了班迪尼，把他遣送回佛罗伦萨。等待班迪尼的当然是死刑。

罗马教皇得知阴谋失败后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霸道，这时仍想采用高压政策，他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以下条件：

一、处死萨尔维亚蒂大主教等多名神职人员是对教廷内政的干涉。处罚神职人员是教皇的权力，不是一国政府所能干预的事情。

二、洛伦佐·德·美第奇应予流放。

三、必须把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安全送回罗马。

把信送到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让人逮捕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然而不到一天，他又不得不释放了大使，因为他无法无视各国驻罗马大使的抗议。虽然如此，他又让人把在罗马的佛罗伦萨商人抓了起来。

为了解救同胞，佛罗伦萨考虑利用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年轻的枢机主教在事件发生之后就一直被庇护在安全的地方，有着太多的原因不能把他定为共犯。洛伦佐把他保护在愤怒的民众到不了的地方，这也是洛伦佐的心机。里亚里奥枢机主教趁着夜幕悄悄出了佛罗伦萨城门，在佛罗伦萨军队的护卫下回到了罗马。于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堡（又译圣天使城堡）中的400名佛罗伦萨商人恢复了自由。

可是教皇并未停止实行强硬政策。事件过后一个多月的6月1日，教皇发布了布告，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宣布开除洛伦佐的教籍，同时还宣告，如果不流放洛伦佐，将对整个佛罗伦萨处以停止教权（Interdetto）的处分。停止教权将使初生的婴儿不能受洗，人们不能结婚，即将死去的人也得不到最后的救赎。在受此处分之处，弥撒、婚礼……一切都不具宗教效力。这里的人不被承认是天主教徒，死了得下地狱。对信仰笃深的基督徒来说，这种恐惧仅次于被开除教籍。

然而，这个威胁没有产生效果，仍然没有洛伦佐被流放的消息。教皇震怒了，6月20日，他果真对整个佛罗伦萨处以停止教权的处分。佛罗伦萨人依然没有动摇。面对这一切，教皇下了决心，要用战争夺取靠暗杀没有得到的东西。

洛伦佐弄清了事件的全部真相后，给各国君主和政府寄去了书信，说明事件的经过和结果。各国早已从自家大使和情报官那里得到了报告，但这毕竟是当事人的正式见解。书信中的叙述准确而客观，没有一处提到涉嫌阴谋的三个核心人物中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及其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这封书信写得相当巧妙，各国政治当局读后必定都能理解个中奥妙。

正如洛伦佐所期待的那样，各国都有了反应。这不是出于他们对美第奇兄弟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做出了判断，在这种时候，相对于不断施压的教皇，洛伦佐的做法对各国更有利。

首先是威尼斯共和国，接着是米兰公国、费拉拉公国和曼托瓦侯国，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一都寄来了书信，对朱利亚诺的死表示哀悼，对洛伦佐幸免于难表示欣慰，同时确认了法国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这相当于正式宣告，各国都不站在教皇一边，而是站在洛伦佐一边。

只有一个国家的态度不明朗，那就是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已经决心向佛罗伦萨公然挑起战争，但他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要把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3]拖进来。参战条件只有一项，那就是佛罗伦萨被征服后作为那不勒斯国王的封地，将由吉罗拉莫·里亚里奥领有。

当年夏天，教皇与那不勒斯国王的联军入侵佛罗伦萨共和国，战争开始了。佛罗伦萨奋起迎战，虽然它一直是出了名的军事弱国。他们搬来了雇佣军，威尼斯和米兰也派来了军队，这些军队都由费拉拉大公指挥。想靠这个阵容去统一战略就好比做梦。敌方也一样，教皇军队的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4]与统率那不勒斯军队的总司令卡拉布里亚公爵[5]总是意见相左，他们同样无法用兵。

考虑到佛罗伦萨人的气质，他们团结一致的精神令人惊叹。教皇多次传话说敌人只是洛伦佐，自己同佛罗伦萨人并无怨仇。但佛罗伦萨人没有抛弃洛伦佐，即使被处以停止教权的处分，他们也毫不动摇。他们负担军费，还忍受着通商中断带来的经济恶化，一直忍到了那年的冬天。这时，战斗实际上进入了休战状态。

第二年，即1479年，入春后战端重开，情形明显开始朝着不利于佛罗伦萨的方向发展。洛伦佐跑遍了前线，努力更有效地使用军费，但结果并不理想。那不勒斯兵开始出现在离佛罗伦萨市区10公里的马基雅维利家的山庄一带。曾经发誓与佛罗伦萨站在一起的各国也态度暧昧起来。祸不单行，那年夏天佛罗伦萨遭遇了鼠疫。街上店铺萧条，通商中断引起的经济恶化表现了出来，这一切都无法隐瞒。到了秋天，卡拉布里亚大公一时兴起，表示要休战三个月，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认真响应了。

洛伦佐决心赌这三个月的时间。民心已经疲惫，想要获得他们更多的支持已不现实。

赌博的对象不是教皇，而是那不勒斯国王。很难想象这个狡猾的家伙会完全相信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承诺。如果他不相信这个承诺，就没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打下去。洛伦佐把赌注押在了这里。这次谈判也是一场赌博，洛伦佐没有派出使节，而是自己亲自出马前往交涉。众所周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把人杀死做成木乃伊，然后在木乃伊面前用餐，这样的故事没少流传。他还派人杀掉了前来那不勒斯投靠他的著名佣兵队长皮齐尼诺[6]，这事还记在人们的脑子里。投进这种人的怀抱是最不合适的事。

洛伦佐似乎事先也做了一些疏通的准备工作。他通过娶了那不勒斯国王妹妹的费拉拉大公做了一些工作，也求米兰公爵牵线，但主要还是起用了久居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银行家菲利波·斯特罗齐去做工作。斯特罗齐后来回国，建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杰作——堪与皮蒂宫和美第奇宫媲美的斯特罗齐宫。

不过，疏通不允许耗费太多时间。休战期间一天都不能浪费。30岁的洛伦佐仅凭那不勒斯国王悄悄捎来的“你来我就见”这句话便出发了，这是1479年12月的事。

洛伦佐只跟少数朋友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佛罗伦萨。1479年12月7日，他来到了离佛罗伦萨50公里的圣米尼亚托，在那里给佛罗伦萨政府写了一封信。他吩咐将信送出后，就又沿亚诺河西去，在里窝那坐进了等候在那里的那不勒斯的加莱船[7]。

教皇是敌人，教皇国的土地隔开了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洛伦佐去那不勒斯就只能走海路。就在载着洛伦佐的船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的同时，有人在佛罗伦萨市政厅韦奇奥宫向聚集在那里的政府官员宣读了洛伦佐写的信。

洛伦佐在信中首先道歉，说自己非常失礼，没有通知便采取这种只能被认为是冒险的行动，然后他阐述了决定把自己交到那不勒斯国王手中的原因。

我相信，我所采取的行动是恢复佛罗伦萨和平的唯一手段。如果我们认为那不勒斯国王还关心佛罗伦萨人的自由，我们就应该让他早点领悟到这一点。而且，如果仅以一个人而非众人的损失就能做到这点，这事便无须赘言。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个人便是我，我为能够做那个人而感到满足。

第一，我才是敌人责难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我反倒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来探出那不勒斯国王的真意。因为如果敌人只要求我个人做出牺牲的话，我此一去便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

第二，没有人比我在这个国家享受到更高的荣誉和更温暖的情意。因而我有义务比别人更多地为国家尽力。

我心怀这两个理由上路了。上帝也许希望由我亲手结束这场因弟弟和我的鲜血而起的战争。总之，不是生便是死，不论对我个人而言这是祸是福，我只求我的祖国永远幸福。

据说政府委员听着宣读肃然起敬，有人热泪盈眶。不过，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资了解洛伦佐此时在海上航行的心情，也没有一句诗句写下他此时的心境。

也许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感到害怕。但是洛伦佐知道自己的运气好，骰子既已掷出，他也就伸开四肢躺在船上，享受阳光的沐浴，直到抵达那不勒斯。

多年以后，马基雅维利赞美“豪华者”洛伦佐，说他是豪华者，同时也是谨慎、冷静的人，其本意也许是说他具有出人意料的脚踏实地的精神。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说，法国也可以派援军迎击教皇和那不勒斯的联军。洛伦佐却这样回答道：

我还做不到不顾整个意大利的危险而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我祈祷上帝不要让法国国王想到在意大利一试自己的力量，因为这一旦成为事实，意大利可真要灭亡了。

事实上，法兰西历代国王都在觊觎那不勒斯国王所领有的意大利南部，他们的野心在欧洲无人不晓。有件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费兰特一世的父亲阿方索当时是那不勒斯国王，那时他曾经被米兰公爵菲利浦·玛利亚·维斯孔蒂俘虏过。当时，阿方索对维斯孔蒂充满威胁地说：

“如果不是我而是法兰西的安茹家族统治那不勒斯的话，法兰西人统治意大利就会成为‘明天早晨’的事。”

维斯孔蒂连赎金都没有要就释放了阿方索，甚至还与他结成了同盟。

在意大利，15世纪是一个理比情更管用的时代。

洛伦佐导演了一出华丽的戏剧，而且扮演了主角。载着洛伦佐的船靠近那不勒斯，几天后便可到港的时候，整个意大利都知道了他大胆的冒险行动。

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慌忙致信那不勒斯国王，劝他等洛伦佐一到就把他投进监狱。

威尼斯共和国的“CIA”（中央情报局）——C.D.X.（十人委员会）[8]向已潜入那不勒斯的间谍发出指令，要求他们报告洛伦佐到达那不勒斯后的所有动向。

传说在米兰公爵的宫廷里，有人提议赌一赌洛伦佐的下场是毁灭还是胜利。但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明确下注，赌局也就没有设成。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也是关注这出戏发展情况的人物之一。

演出受到观众的如此关注，洛伦佐不可谓不开心，至少他一定会比在佛罗伦萨节日中的表演更感愉快。洛伦佐在已经送交佛罗伦萨政府的信中写得有点过头，但对他而言，这大概也是自我意志的自然流露吧。享受愉悦是洛伦佐的另一面。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能成功。实际上，进港后等待洛伦佐的，不仅仅是南欧的气候——这里的气候温暖得使人忘记了现在还是冬天。

[1] 普拉托之乱，1470年发生于佛罗伦萨境内普拉托的一场短暂叛乱。贝尔纳多·纳尔迪（Bernardo Nardi）因卢卡战争遭到流放。他不堪忍受流亡之苦，挑动普拉托人反叛。叛乱因得不到民众支持而迅速失败。切萨雷·彼得鲁奇当时是佛罗伦萨派驻普拉托的行政长官，全家被反叛者抓住，凭着机智逃脱了被绞死的命运。

[2] 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 II,1432—1481），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第七任苏丹（1451—1481年在位）。他毕生征战，开疆拓土，以“征服者”著称。

[3] 费兰特一世（Ferrante I,1431—1494），那不勒斯国王，1458—1494年在位。

[4] 乌尔比诺公爵（Conte di Urbino），即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1444—1482年在位，是一位优秀的佣兵队长，爱好古典文艺，热衷于文化事业，他藏书丰富，建有仅次于梵蒂冈的图书馆。乌尔比诺的宫殿也是欧洲最好的宫殿之一。

[5] 当时的卡拉布里亚公爵（Conte di Calabria）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长子阿方索。阿方索后于1494年继位，称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

[6] 雅各布·皮齐尼诺（Jacopo Piccinino,1423—1465），佩鲁贾人，著名佣兵队长尼可罗·皮齐尼诺之子。他本人是多处封建领地的领主和佣兵队长。1465年，他去那不勒斯接受阿布鲁佐总督职位并去担任费兰特一世军队的首领时，被费兰特一世杀害。

[7]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8] 威尼斯于1310年发生了图谋推翻贵族寡头统治的阴谋行动，贵族为加强控制，设立了“十人委员会”（Consilio dei Dieci，即C.D.X.），负责维持治安、防止贪污、扫除社会不良现象等诸事。1355年以后，“十人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下设侦伺机关，独揽了国家权力。“十人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792年威尼斯共和国消亡，但1600年以后因职权逐渐受到限制而式微。

第四章
“鲜花之都”佛罗伦萨

我阅读约翰·勒卡雷[1]的间谍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视线停在了一个地方，记得是斯迈里与吉列姆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道：

“艺术家就是能够集相反的两种性格于一身的人。”

另一个人问这是谁说的。第一个人回答说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2]在小说里说的。我读这种小说都是一目十行，去翻手头上菲茨杰拉德小说的意大利文译本也没能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只是那句话还留在脑海里。我在写洛伦佐·德·美第奇时，脑海里又浮现出了这句话。

离1479年12月底越来越近，洛伦佐乘坐的加莱船驶进了那不勒斯港。这里的冬季蓝天晴朗，气候温暖，人们紧张的内心不由得舒缓下来。30岁的洛伦佐也会这样吗？洛伦佐眺望着右方远处薄烟缭绕的维苏威火山进入了港口。他看清了在码头上等着他的人。在这一瞬间，他便确信这次“冒险”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站在码头上等着船靠岸的不是表情冷酷的士兵和官员，而是久违的笑容可掬的二王子弗雷德里克。

年纪尚轻的二王子与洛伦佐是旧知，对年长的洛伦佐怀有类似景仰的尊敬之意。大王子阿方索只是一介粗鲁的武将，而二王子景仰洛伦佐，对学问和艺术兴趣浓厚，趣味优雅。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命他负责接待来那不勒斯的洛伦佐。此外，那不勒斯宫廷里还有几位高官与洛伦佐是旧知且志趣相投。

老练狡猾的费兰特一世不会轻易地让洛伦佐满意，或许国王自己也很困惑，决定不了洛伦佐的死活。国王与洛伦佐谈判的内容别人无从知晓，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别人只好去想象了。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第二个月也过去了。洛伦佐继续留在那不勒斯，他并没有因为只能与国王谈判而焦虑不安。洛伦佐还用位于佛罗伦萨近郊的两座别墅作为抵押去筹款，用筹集到的巨款收买民意。

他买下了100名在加莱船上做划桨手的奴隶，给他们自由；他还为贫穷的姑娘们出嫁妆钱。他没有忘记捐助医院，还会在节日里赞助大量的葡萄酒。这是他为建立宽厚的君主形象而采取的策略，获得大量赠品而兴高采烈的不仅仅是女人。

此外，洛伦佐还有一位非常好的合作者，她就是嫁给那不勒斯大王子阿方索的米兰公爵的姑妈伊波丽塔。这位夫人比洛伦佐大几岁，有着极高的教养，可以很好地陪伴有着当时一流教养的洛伦佐。她那可以俯瞰那不勒斯湾的别墅很快便成了以洛伦佐为主角的沙龙。对那不勒斯宫廷里的人来说，在这里受到招待可是相当有面子的事。

但是，与国王的交涉迟迟没有结果。国王邀请洛伦佐参加狩猎和晚餐会，却不愿意说出最后的想法。洛伦佐眼看就要在那不勒斯住满三个月了，尽管他在人前举止悠然，但一个人的时候无法掩饰阴沉的表情。

艺术家的善忍出人意料，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可以发挥出常人不可想象的忍耐力，绝不会束手待毙。他会一边等待，一边穷究是什么让敌人逡巡，一旦找到原因，便会立即出手一决胜负。洛伦佐与国王费兰特一世是互明事理的对手。洛伦佐发现，国王的犹豫在于即使要毁弃与教皇的同盟，也不能采取那不勒斯单方面毁约的形式，不然今后会在那不勒斯王国与教廷的关系方面留下隐患。

洛伦佐提出了方案。他公开声称已经不能再等，便离开了那不勒斯港。他的船刚驶到加埃塔海面，国王使者乘坐的船就追了上来，传达了国王请洛伦佐回那不勒斯重启会谈之意。但洛伦佐拒绝了，说眼下虽然正在休战，但敌军已经逼近祖国佛罗伦萨，情况已经不允许继续进行这种没有结果的谈判了。然后洛伦佐让船继续北上，实际上船行速度却很慢。在此期间，回到那不勒斯的使者得到国王的指示后又折返回来，驾着快艇追赶洛伦佐，并瞅准了洛伦佐在里窝那港下船的时候追上了他，传达了国王让那不勒斯军队撤出战斗的决定。

这事肯定是洛伦佐向国王建议的。因为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可以证实这件事，我在这里用了“肯定”这样的推断词语。不过历史事实确实是这样发展的。我如此推理的依据是洛伦佐往返那不勒斯航海所用的时间，人们无法解释来去天数的差距怎么会有如此之大。

总之，洛伦佐给了那不勒斯国王面子。当然，给对手面子而自己也得实惠是外交的基本做法。

洛伦佐于1480年的3月13日回到里窝那，两天后回到了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市民像欢迎凯旋将军一样迎接洛伦佐。虽然不像古罗马将军那样驾着4匹马拉的战车归来，但他被市民抬在肩上胜利而归。市民们这样的盛情绝不亚于古罗马人欢迎他们的凯旋将军。洛伦佐身边聚集了太多欢呼的市民，连朋友们都无法靠近他。

正如马基雅维利后来所写的那样，佛罗伦萨的市井平民们找到了一位不惜牺牲自己而为国家和人民赢得和平的理想领袖。洛伦佐胜利了！

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大王子、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违反父王之命，不肯从佛罗伦萨近郊撤走自己率领进攻佛罗伦萨的那不勒斯军队。他禀报国王已撤军，实际上却留在了托斯卡纳的土地上。他可能不愿意轻易放弃已进入很深的佛罗伦萨的领地，这已是既成的事实了。洛伦佐的脸色再次严肃起来。

不过，洛伦佐终究运势强盛。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是“天佑洛伦佐”的事件。

这一年（1480年）7月，载着7000名士兵的土耳其舰队首次靠近了意大利南部。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所向无敌的气势大举扩张势力。现在，他决心进攻意大利南部，他的理由是自己灭亡了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旧有领土的主权就应该归自己所有。意大利南部的确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但那可是400年前的事了。

土耳其军队在形似长筒靴的意大利半岛的脚踵奥特朗托近郊海岸登陆。8月11日，海港城市奥特朗托陷落，居民2.3万人中一半被杀，其余的被卖为奴。

这对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一直顾左右而言他、盘踞在佛罗伦萨近郊的卡拉布里亚公爵坐不住了。8月底，他率领全部那不勒斯军队紧急南下，要夺回奥特朗托。当时传言，土耳其军队谋划年内把奥特朗托建成前线基地，等待来年苏丹随大军前来，一举征服意大利。洛伦佐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那不勒斯军队撤走后，他派雇佣军巩固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防卫。

因土耳其入侵而警醒的不仅仅是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无法继续进攻佛罗伦萨了。教皇听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放言，土耳其兵要在罗马圣彼得广场喷泉池饮马，他睡不着了。洛伦佐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立即向教皇请求，希望教皇国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和解。

这时洛伦佐并没有忘记给对手“面子”。他打出了大义名分，当此伊斯兰土耳其入侵之际，基督教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御敌，而首倡者非罗马教皇莫属。这样一来，教皇也就顺势响应了。

1480年12月3日，由佛罗伦萨共和国领袖人物组成的代表团抵达罗马，洛伦佐不在其中。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迎接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在教皇面前跪下，在形式上为佛罗伦萨对教皇的失礼行为谢罪。教皇虽然难掩怒气，但还是用权杖轻轻敲打代表团所有人的肩膀，正式解除了对佛罗伦萨共和国停止教权的处分，并送上了祝福。虽然没有解除对洛伦佐个人开除教籍的处分，但洛伦佐和佛罗伦萨市民都认为这件事可放在以后处理。作为和解的代偿，代表团承诺佛罗伦萨共和国将提供15艘武装加莱船用于对土耳其作战。代表团旋即回国，向洛伦佐报告一切均按计划办妥。

如果土耳其军队真如穆罕默德二世所决心的那样进攻意大利，洛伦佐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将会在为解决了与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的问题而高兴之后立即面临重大危机。然而，这一次又是“天佑洛伦佐”，不满50岁的穆罕默德二世于第二年即1481年5月突然亡故。

欧洲最早得到这个情报的是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已于5月底通过驻罗马大使通报了教皇。同一时间，在意大利南部奋勇作战的土耳其军队也如退潮一般地撤走了。意大利南方的老百姓不明就里，异教徒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撤走呢？那不勒斯国王舒了一口气，罗马教皇也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而洛伦佐捡了便宜，提供15艘武装加莱船的义务不了了之。

一到6月，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便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命令，为了庆祝“基督之敌”的死亡，连续三天在教堂祈祷，感谢上帝。教堂里挤满了前来祈祷、感谢上帝的人们，欢庆的钟声数日不绝于耳。

佛罗伦萨也一样，应该说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欢快地向上帝献上了自己的感谢。人们做完弥撒走出教堂，在广场上围成圈跳起舞来。

佛罗伦萨人知道，洛伦佐直接与那不勒斯国王谈判并获得成功，靠的是他个人的力量。他们也知道，土耳其军的入侵和后来的苏丹之死并不是洛伦佐使然，更多靠的是他的好运。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认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功绩可以打折扣。由于“基督之敌”在这个时间亡故，市民对洛伦佐的评价更趋完美。

人总是同情运气不好的人，喜欢好运连连的人。

这并非出于大树底下好乘凉之类的简单想法。每个人天天都在与各种“上帝赐予的考验”做斗争度日。在他们看来，看着那些不用天天挣扎的“上帝眷顾的人”，自己也会觉得能够得到拯救。

据说如果两位将军才能一样，拿破仑会重用运势强的那位。要想做事，再优秀的人单靠才能也是不够的，运气会起很大的作用。只有马基雅维利能够理解这一点。人们喜欢运气好的人，这是人类共有的倾向，也是人类心理的自然流露。洛伦佐作为理想的领袖已经在佛罗伦萨人的心里扎下了根。

洛伦佐·德·美第奇不想沿袭祖父科西莫坚持了一辈子的一介市民式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君主，即使延续共和政体，也没有一个对手能够得到比他更多的来自市民的支持。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洛伦佐的行动中，他对自身的安全有着绝对的自信。洛伦佐带着他身边的学者和艺术家吃遍了佛罗伦萨城里的酒馆，而这位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却一直拒绝带卫兵。

不过，他同祖父一样，知道佛罗伦萨人的性情多变，需要有所准备。洛伦佐设立了类似于威尼斯元老院[3]的“七十人委员会”。政府的工作都交给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或由这个委员会选出来的人去做。“七十人委员会”的任期为5年，这在任期通常为1年的佛罗伦萨成为一个特例。而且，这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背地里几乎都听洛伦佐的。一位未必喜欢美第奇的同时代人这样写道：

“他确实是专制君主，但他是一位快乐的专制君主。”

在对外关系上，洛伦佐也成了不可或缺的领袖。因为威尼斯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还有当时的米兰公国都承认，洛伦佐独特的势力均衡政策是当时可以期望的最好政策，虽然这个政策导致了洛伦佐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之间的冲突。

意大利需要和平，意大利不能窝里斗，这样会给正在逐步完成国内统一的法兰西、西班牙等国以侵略的口实。到洛伦佐去世为止的10年间，意大利发生过3次局部战争性质的争斗，每次都在洛伦佐的调停下得以平息。

意大利境内的列强中只有教廷一家不赞成洛伦佐的政策。一直敌视洛伦佐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于1484年去世。

接替他任教皇的是英诺森八世[4]。洛伦佐想把这位教皇拉到自己一边，从而改善佛罗伦萨与罗马的关系。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玛达莱娜嫁给了新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科·西博。

在一起步就碰到好运气的人中，会有既无才能又无野心的人，也会有无才能却有野心的人，还会有既有才能又有野心的人。

以历代教皇的侄子和儿子为例，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属于第二类人，后来与马基雅维利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应该是第三类人，而弗朗切斯科·西博则属于第一类人，岳父洛伦佐的最大目的是通过势力均衡来维持和平，他不会去做给女婿安排领地这样的事。对洛伦佐而言，幸运的是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并无这种野心。弗朗切斯科·西博在岳父赠送的佛罗伦萨城中的宫殿里安稳度日，得以寿终正寝。

顺便说一下，“帕齐阴谋”的罪魁祸首之一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于1488年被暗杀，暗杀者是他自己的部下，洛伦佐秘密煽动他们起来造反。洛伦佐一直等到吉罗拉莫的后台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死后才动手，正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第三部“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中对这一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但15年前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对洛伦佐对外政策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虽然国内外的一切都称心如意，但洛伦佐也有伤心事，那就是美第奇财阀的经济和自己健康状况的恶化。

美第奇家族经济实力衰退，曾经的经济大国意大利的经济也走到了转捩点，这两者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人们无法根据这点为洛伦佐辩解。洛伦佐缺乏经营能力，这一点并不能瞒过市井商人的眼睛。但洛伦佐果真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吗？或许这是他关注其他很多事情而不能专注于打理个人财富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在为他做过度的辩解吗？

洛伦佐只要不过早看重回本，他就是个投资高手。有效使用巨款，这本身就是一种卓越的才能。但是，这也只限于有财源才能做得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洛伦佐的财源已经见底仍不改一贯做法。动用亲戚的财产不要紧，但很快他就把手伸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公款上。因此在洛伦佐死后，美第奇家族背上了高达7500弗罗林的巨额债务。1494年，洛伦佐死后两年美第奇银行就破产了。

然而，洛伦佐活着的时候，佛罗伦萨市民没有人愿意高声责难他晚年这种公私不分的行为，他们知道洛伦佐过去为了国家消耗了很多私财。所有这些私财反馈回来，使佛罗伦萨受益。佛罗伦萨因此成为稍有知识的欧洲人最为憧憬的都市。

但是，资金不足无论如何都会影响对学问和艺术的“赞助”。洛伦佐订购的艺术品与祖父科西莫相比少得惊人。在他那个时代创作的艺术品，如名作《春》等，大多数都为其他佛罗伦萨人所订购收藏。建筑几乎都是在祖父科西莫那一代建造的。洛伦佐在米开朗基罗年轻的时候曾经把他领到自己家里培养，但洛伦佐后来亲自写信把莱昂纳多·达·芬奇推荐给了米兰公爵，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努力设法留住这位天才。于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开始活跃在罗马和其他国家。

话虽如此，这并没有使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丧失理解学问和艺术之心。“输出”文明文化在当时的威尼斯也很受重视。佛罗伦萨是文明文化的中心，这样的美誉不知道让它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了多少好处。而提香和贝利尼[5]的肖像画，在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等大国维持关系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后世的美术史家认为使佛罗伦萨成名的是科西莫·德·美第奇，而不是洛伦佐。他们往往喜欢把上述乍看衰退的现象作为自己的根据。从表面看可能的确是这样。但无论这些艺术家在外国工作得多么出色，培养他们的毕竟是佛罗伦萨。洛伦佐将自己收藏的全部古代雕塑集中在庭院里，他建起图书馆，对外开放古代书籍。这些地方都是他用私产运营维持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这些设施培养了艺术家。洛伦佐自己付不出钱，却号召其他有实力的家族订购艺术品。当有人咨询他的意见时，他都会提出具体的创作建议。

这并非因为洛伦佐有权，而是因为他有着说服别人的感觉。佛罗伦萨即使在15世纪末，也充满着刺激艺术家创作欲望并助其实现的围氛，而核心人物就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如果说洛伦佐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那就是他自己是一位“艺术家”。艺术家自身的个性或情趣太过分明，他们很难成为理想的赞助人。

不过这位“艺术家”在诗歌创作方面可谓货真价实。他在散文方面也是名家，他的作品读上去就像被写得古香古色的19世纪的美文。谈论意大利文学史就不能不谈到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的全集今天仍在刊行，诗歌、散文、评论合起来有3卷之多。洛伦佐的文章富有特色，不论韵文还是散文都平易明快，显示了作者明晰的思维。

在现代意大利并没有意大利古文的现代文译文。经常有读者感佩，说我阅读500年前的史料一定很难。每每这时，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实际上困难的只是中世纪风格的拉丁语和与现代意大利语殊异的威尼斯方言。如果你说关于佛罗伦萨的资料难读，那会被意大利小学生笑话。

现代意大利语的标准语是以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为主体形成的，而托斯卡纳则以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为中心。由于但丁、薄伽丘、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努力，托斯卡纳方言在他们的时代业已完备，只是传承到今天而已。文章中自然会有许多老旧的说法，但加个“注解”便能解决问题。所以，意大利文中的古文并不像外国读者想象的那样困难。

即使是但丁700年前写的《神曲》，也不必翻译成现代文。学校要求小学四年级学生背诵“地狱”篇的开头部分，要求小学五年级学生背诵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著名诗篇。

洛伦佐有一首诗在当时颇受欢迎。佛罗伦萨有一家电影院把这首诗镌刻在银幕上方的墙面上，刻的当然是原文。我问了当时（1985年）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他回答说：“《神曲》有意思，洛伦佐的诗没意思。”《神曲》像是一种“科幻”作品，感觉像《外星人》[6]和《星球大战》[7]一样，小学生看起来一定很开心。

孩子认为洛伦佐的诗没有意思当然在情理之中，10岁的孩子如何能懂这首诗？这首诗写成的时候马基雅维利20岁左右，就算他能明白意思，也一定不会受到感动。只有刚刚面对死亡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晚年的洛伦佐为痛风所苦，这种病一直困扰着美第奇家族的男性成员。

这首诗题为“酒神之歌”，是为狂欢节写的乐歌。全诗有8段，我在这里只介绍最有名的第一段，这段诗500年后被镌刻在电影院里。

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che si fugge tuttavia,

Chi voul essere lieto, sia：

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

我勉强把这段翻译如下：

青春那么辉煌，

却是倏忽即逝。

欢乐必须及时，

明日不再复至。[8]

由我来译这首诗，译文相当拙劣。但如果类似的诗放在情节丰富的《神曲》中，我便能按原文的节奏译出。相比之下，我会觉得翻译马基雅维利的文章比较轻松，容易译成比较贴切的日文或者英文的现代文。洛伦佐的诗太过抒情，使人感到困难，只好放弃翻译。我想在这里披露一个我早已有之的想象。

有一位日本文人，不知道是上田敏[9]还是别的谁，去威尼斯旅行时听到了这首诗，回到日本后告诉了大家。吉井勇[10]从中得到了灵感，写出了《凤尾船[11]之歌》。我猜想，这首诗是经过威尼斯传到日本的，所以才在日本被冠以这样的标题。我这样推测的根据是，洛伦佐的这首诗不仅在佛罗伦萨，在威尼斯也风靡一时，尤其在威尼斯，这首诗作为狂欢节上必不可少的曲目，一直流传到久远的后世。

生命苦短，恋爱吧，姑娘，

趁朱唇尚未褪色，

趁热血尚未冷却，

明天便不再有这般好时光。[12]

歌曲与诗的大意基本是一样的。我想，洛伦佐如果知道了这首诗的日文译文，一定会很佩服。不过，人在同样的情景下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因而这首歌也许完全是吉井勇的创作。我看了黑泽明[13]导演的电影《人之欲》才知道这首歌风行于大正[14]时代。

洛伦佐的这首诗一共有8节，第一节的最后两行一定要在其他7节的末尾反复吟诵，形成叠句。我想，这样的结构使这首诗既可用舒缓的叙事诗调吟诵，也可用带有戏谑的语气轻快地吟诵。但是吉井勇所作的歌词就一定得用中山晋平[15]的旋律歌唱。

最后一两年，洛伦佐·德·美第奇由于痛风旧病而苦不堪言，写信也成了苦差事。他死于1492年，去世时刚满43岁。

马基雅维利那年23岁。我们可以认为，他28年后的文章是他在23岁这年作为“现场证人”的证言。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为洛伦佐·德·美第奇做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文章稍长，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这部分的全文：

……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前，佛罗伦萨人一直生活在最大的幸福之中，因为洛伦佐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权威成功地把意大利的内战消弭于未萌。

他为如何创造伟大的自己和自己伟大的国家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他让大公子皮耶罗迎娶了罗马豪族奥尔西尼家族的阿方西娜，又努力让二公子乔凡尼赢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乔凡尼晋升枢机主教时还不满14岁，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特例。这一成功打开了家族通向日后荣誉之巅的大路（乔凡尼于1513年被选为教皇，即利奥十世）。只有三公子朱利亚诺在父亲去世时年纪尚幼，没有沐浴到父亲的恩泽。

他的大女儿嫁给了雅各布·萨尔维亚蒂，二女儿嫁给了弗朗切斯科·西博，三女儿嫁给了皮耶罗·里多尔菲（萨尔维亚蒂和里多尔菲都是佛罗伦萨的豪族），四女儿嫁给了美第奇家族的人，她去世时年纪尚轻。

说到洛伦佐的私人事务方面，人们不得不说他在商业上实在不走运，其原因在于他把实际工作完全交给了各地的分行行长，而他们个个挥霍无度。他们是私企经营者，但端着国营事业运营者的架子。美第奇家族在西欧各地的巨额动产大多被他们损失掉了。（中略）

他很关心把佛罗伦萨建设成一座更加美丽宏大的城市。当时城区里还有未建住宅的空地，他便下令在那里铺路盖房。于是，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宏大。

为了让佛罗伦萨共和国人民享受和平，洛伦佐没有忘记设法应对敌人的侵略。他在亚平宁山脉建起了菲伦佐拉要塞，巩固了对博洛尼亚的边境防卫。他重建了波焦皇帝山，把它建成了对锡耶纳的防御要塞。为了对付热那亚，他买下了彼得拉桑塔和萨尔扎纳两个镇，加强了边境防卫。

洛伦佐也不忘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来确保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他对佩鲁贾的僭主巴利奥尼、卡斯泰洛城的僭主维泰利，尤其是对法恩扎的曼弗雷德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使这些小国都成为保卫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坚固“堡垒”。

就这样，洛伦佐成功地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和平。他还热衷于把佛罗伦萨建成一个节日之都，经常举办长枪比武大赛，一年到头都有地方上演戏剧，从现代剧到古代凯旋剧应有尽有。佛罗伦萨城在所有意义上都成了一个富裕的城市，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共同生活在一种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中。

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美好优秀的东西，洛伦佐都会无比热爱。

洛伦佐对文人也给予了毫不吝惜的支持。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克里斯托法诺·兰迪诺[16]、希腊人德米特里·查孔迪拉斯[17]等人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明证，尤其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8]值得特书一笔。这位米兰多拉有着超人的才华，他了解欧洲的所有城市，却舍弃了它们，为洛伦佐的伟大所倾倒，移居到了佛罗伦萨。

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

无论是建筑、音乐，还是诗歌，洛伦佐都能把玩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他不仅创作诗歌，而且还点评了许多诗文。

为了让佛罗伦萨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更高的学问，洛伦佐在比萨重建了大学，请来了一批他能请到的最高层次的学者。洛伦佐还请奥斯定会[19]的马里亚诺·达·基纳扎诺来布道，做佛罗伦萨人宗教信仰的导师，并为他修建了修道院。（这似乎是一个策略，用以对抗渐获好评的多明我会[20]修士萨伏那罗拉。）

大概没有人比洛伦佐更受到命运的青睐和上帝的眷顾了。他的所有工作都有完美的结果，而他的敌人全都以不幸而告终，不仅是帕齐，其他的敌人也概莫能外。

洛伦佐的生活方式因有谨慎和好运点缀而精彩纷呈。自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他就受到了意大利人以及远方人们的钦佩和尊敬。这一事实众所周知。匈牙利国王对他所做的事都会表示钦佩和尊重。在“帕齐阴谋”中，杀害朱利亚诺的凶手班迪尼逃到土耳其首都，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尚未接到请求就把他送回了佛罗伦萨。每次洛伦佐冷静谨慎地解决问题之后，都会在意大利名声大振，因为他能英明、迅速、大胆地解决难题。

当然，他身上也并非没有缺陷。他终其一生沉湎于女色，也喜欢戏弄男性。此外，他喜欢像孩子一样反复无常，这些行为都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经常被人发现混在孩子堆里玩耍。

他既有快乐、好交际的一面，又有严谨思考的一面，就好像在他身体里住着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使人觉得洛伦佐把不能相互结合的东西结合了起来。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洛伦佐受着病痛的折磨，胃病也无可救药。他于1492年4月8日去世，享年43岁。

洛伦佐的去世给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带来了巨大的悲伤，没有什么事可以与之相比。他的死就像暗示了巨大不幸的开始，连老天爷都显现出若干明确的征兆。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上的尖塔遭到雷劈，掉落损毁，这件事使得人人惶恐不安。

佛罗伦萨的所有人、意大利的所有君主都为洛伦佐之死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感到悲痛的理由在洛伦佐死后很快便显露无遗。

意大利失去了唯一一位有权威的建言者。活着的人中已经没有人能够震慑住米兰公国的摄政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野心。这位斯福尔扎在洛伦佐死后不久便开始播种他那邪恶的种子。这些种子滋生的灾祸已经无人能够消弭，它们不断蔓延，成为毁灭意大利的根源。

马基雅维利用赞美的语言描述了洛伦佐·德·美第奇被称为“豪华者”的真正原因，纯粹的史家不能望其项背。有了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很难找出比洛伦佐更理想的君主了。马基雅维利在写下这段文字的7年前还写作了《君主论》。他在《君主论》中花些笔墨多写写洛伦佐，不也理所当然吗？然而，实际并非如此。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没有一处提到洛伦佐。这本书论述的是君主政体，尽管佛罗伦萨事实上是君主政体，但名义上仍是共和政体，这样的“君主”也许成不了论述对象。那么，《论李维》[21]又如何呢？在日本，这部论述共和政体著作的书名被译成了“政略论”，并已约定俗成。洛伦佐的活跃场景在《佛罗伦萨史》中得到高度赞赏，在《论李维》中着墨多点也并不为怪。但实际又不是这样。

在《论李维》中，洛伦佐只有在下列5处出现过：

第一处在叙述洛伦佐死后不久教堂尖塔遭到雷击落下时。

第二处在叙述“帕齐阴谋”时。

第三处也是在叙述“帕齐阴谋”时。

第四处还是在与帕齐有关的地方。

第五也是最后一处，洛伦佐才首次作为像是共和国领袖的角色亮相，书中这样写道：

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对这样的观点抱有同感，他说：“君主怎么做，民众也会怎么做，人们的眼睛总是关注着君主其人。”

这就是书中提到洛伦佐的所有地方。洛伦佐在《佛罗伦萨史》中受到那样的赞美，但为什么在《君主论》和《论李维》这两本论述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同时还是领袖论的书中会受到这样的冷遇呢？

为什么《君主论》不以洛伦佐·德·美第奇为论述对象呢？

我们不会认为马基雅维利会对洛伦佐晚年贪污少量公款一事神经过敏。马基雅维利没有要求君主有道德，他只是说，如果君主的德行对操纵民众有效，就应该去做。此外，马基雅维利是自由的，他不必囿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偏见，这些人因为洛伦佐所处环境的优越和他很高的起点而对他后来业绩的评价打折扣。马基雅维利认为，洛伦佐有比别人优越的环境是他的好运之一。马基雅维利知道太多的人，这些人有很好的运气却没有能力用好。

从这一点看，马基雅维利不把洛伦佐作为《君主论》的论述对象似乎完全没有理由。洛伦佐非但没有被作为主角，甚至不在书中出现的数十个人物之列。《君主论》的主角是切萨雷·波吉亚，这个人教养低下，无法与洛伦佐相比，他只想着如何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力量和运气爱着这个人。这是为什么呢？

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写《君主论》这部凝结了他思想精华的书？解开这一疑问的钥匙就藏在这里。人们只要了解了这一点，就等于读懂了马基雅维利。

同为佛罗伦萨人，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这两个人极其相似，想起来便会令人发笑。

马基雅维利不是不知道他这是在评论一国的领袖。不过我真的想说，马基雅维利在叙述洛伦佐“无德”之处时，还是隐去了许多。

被女人迷住的是马基雅维利。他不光戏弄男性，还经常说一些和写一些不能让孩子们看的事情。至于爱胡闹，我这个局外人也觉得马基雅维利有时候会过分，甚至第二天他自己就会后悔，无颜去见朋友。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快乐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爱思索的人。马基雅维利的身体里也住着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毕竟洛伦佐和马基雅维利都是纯粹的佛罗伦萨人，都拥有基本相反的两种性格、同时又能够发挥力量的艺术家。佛罗伦萨能够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尽管属于同一个文明圈，威尼斯人却不具有佛罗伦萨人特有的这种闪光点。

虽然马基雅维利没有把洛伦佐·德·美第奇作为《君主论》的主角，但他与洛伦佐大概会有很多共同感觉。到了洛伦佐那个年纪以后，马基雅维大概也会因与他心有灵犀而能脱口吟诵出那首诗：

生命苦短，恋爱吧，姑娘！

趁朱唇尚未褪色，

趁热血尚未冷却，

明天便不再有这般好时光。

[1]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本名David J.M.Cornwell,1931— ），英国著名间谍小说作家，曾服务于英国军情机关和英国外交部，并曾在伊顿公学教授法文和德文。其作品表现了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扑朔迷离的间谍战。代表作有《柏林谍影》《德国小镇》《秘密朝圣者》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出版于1974年，表现了苏联与英国的特工组织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曾于1979年被改编为电视剧，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斯迈里和吉列姆是该小说中的人物。

[2] 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当过兵。193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奠定了他在美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20世纪2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生动反映了2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上层社会“荒原时代”的精神面貌。主要作品除上书外，还有《人间天堂》《夜色温柔》等。

[3] 威尼斯共和国实行贵族寡头统治，由480多名议员组成的大议会（Major Consilio）负责立法和监察。元老院（Consilio dei Pregadi，或称Senato）掌握行政大权，其成员半数由大议会选出，另外半数由上届元老院选出，经大议会批准。元老院设立于1229年，1542年时，元老院成员已超过220人。

[4] 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ius VIII,1432—1492）,1484—1492年在位，本名为乔凡尼·巴蒂斯塔·西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

[5]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429—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创造了许多新的绘画题材，在形式和色彩方面带来了新的感受，将写实主义提升到新的境界。代表作有《在花园里苦恼》《圣母与小树》《诸神之宴》等。

[6] 《外星人》（Extra-Terrestrial），美国科幻电影，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1982年首映。

[7] 《星球大战》（Star Wars），美国系列科幻电影，由乔治·卢卡斯导演，首集于1977年在美国上映，曾获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多项大奖。

[8] 此诗根据本书作者所用的日文译文转译。

[9] 上田敏（1874—1916），日本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189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曾担任过多所大学教授、讲师。他还创办过文学刊物，介绍西方文学思潮。著有《诗圣但丁》《最近海外文学》《文艺论集》《现代艺术》等，有多部译作刊行。

[10] 吉井勇（1886—1960），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唯美主义诗人、剧作家。

[11] 凤尾船，即贡多拉（gondola），古代威尼斯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威尼斯所特有。贡多拉为一种造型别致的木制黑色平底船，船体不对称，两头尖耸高翘，形似凤尾。船身长10余米，最多可乘6人及船夫1人。

[12] 根据日文翻译。

[13] 黑泽明（1910—1998），享有国际盛誉的日本电影导演，一生导演过30部电影，作品曾获得过诸多国际电影艺术的奖项。代表作有《罗生门》《人之欲》《影武者》《七武士》《乱》等。电影《人之欲》（又译《活着》）被认为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曾获196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参议院特别奖。影片叙事流畅，表现丰富，表现了普通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触及了日本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为什么活着这一哲理问题。

[14] 大正，日本年号，1912年至1926年。

[15] 中山晋平（1887—1952），日本作曲家，1912年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写有数量众多的童谣、流行歌曲及新民谣作品，《凤尾船之歌》即由他谱曲。

[16] 克里斯托法诺·兰迪诺（Cristofano Landino,1424—150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诗人。他站在新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评注古典作家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较大影响。

[17] 德米特里·查孔迪拉斯（Demetrio Chalcondylas,1423—1511），希腊人文主义学者，曾在意大利教授希腊文长达40年之久。出版、翻译过许多重要的希腊古典文献，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亦有贡献。

[18] 乔凡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著有《论人的尊严》《900论题》等。《论人的尊严》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宣言”。

[19] 奥斯定会（Ordo Sancti Augustini,OSA），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另三大托钵修会为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该会修士遵从奥古斯丁所倡守则，抛弃家庭和财产，在教会内集体过清贫生活，脱离世俗事务，除修行外，还从事济贫和传教工作。

[20] 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由西班牙人道明·古斯曼（Domingo de Guzman,1170—1221）于1215年创立于法国南部的普卢叶（Prouille）。该教派传播经院哲学，提倡学术讨论，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修士披黑色斗篷，故被称为“黑衣修士”。

[21] 《论李维》，马基雅维利的另一部著作，完成于1517年。这部著作的原名为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直译为《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章》，中文书名有《李维史论》《论李维》等，日文书名有《政略论》《罗马史论》《李维论》等。

第五章
修士萨伏那罗拉

话说28年以后，即1520年，马基雅维利受佛罗伦萨政府之邀撰写《佛罗伦萨史》，甚至还正式签订了合同。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做了政府的工作，政府向马基雅维利发出了工作邀请。

朱利奥是在“帕齐阴谋”中被杀的朱利亚诺的私生子。朱利亚诺遇刺时还是单身，哥哥洛伦佐知道他有一个刚出生的儿子后便收养了这个婴儿，把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来抚养。不论是血缘关系，还是成长环境，朱利奥完全是美第奇家族的人，他与时任罗马教皇的洛伦佐二公子乔凡尼是堂兄弟关系。

这意味着，当时美第奇家族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教皇利奥十世和枢机主教朱利奥希望马基雅维利来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当时，一度被赶走的美第奇家族已经东山再起，尽管佛罗伦萨不是正式的君主国家，佛罗伦萨的政治实权却掌握在枢机主教朱利奥手中。美第奇家族希望要的是一部绕不开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史，而当时的马基雅维利也还没有完全放弃依靠美第奇的认可而官复原职的希望。

到这一步条件已很“不利”。出于最普通的考虑，处在如此境地的马基雅维利已难以做到客观记述。实际上，的确也有不少历史研究专家认为，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把美第奇家族描绘得如此高大。

不过，说这话的人不懂得作家的心理，也不懂得写作需要怎样的气概来支撑。何况在那个时代，书籍尚不能印刷，要靠手抄本传阅，难有众多的读者。马基雅维利生前亲眼见到自己作品印刷本的只有《论李维》一种而已。就连在他生前就已经获得很高评价的《君主论》，也是在他死后5年才有印刷本。这意味着读者的数量有限。既然读者为有限的少数人，他们当然知道事情的经过。有哪位作家会去写可能成为读者笑柄的东西呢？

然而，对当时的马基雅维利而言，把美第奇家族这样强有力的赞助人推向敌人一边，也肯定是名副其实的愚蠢之举。既不能成为人们的笑柄，又不能做出愚蠢之举，这需要用点智慧。马基雅维利的“智慧”就是以“豪华者”洛伦佐之死来结束自己受命撰写的《佛罗伦萨史》。

洛伦佐于1492年去世，马基雅维利于1520年撰写《佛罗伦萨史》。其间28年的前5年马基雅维利还没有担任公职，这前5年开始于马基雅维利23岁之时，睁着眼睛出生的人不会什么也没有看到的。

接下来的15年间，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左右臂，能够接触到最高机密，由他来撰写这本书最为合适。然而，他只写到洛伦佐去世便撂笔了，这不是智慧又是什么？

如果书写到洛伦佐死后再往下写，作者就不能不批评美第奇家族了。尽管利奥十世是位令人愉快的人，但把洛伦佐死后美第奇家族的人往好里写会引人窃笑。我甚至想，他们的血液中莫非混进了非佛罗伦萨人的血液？如果照直去写，就不能不伤美第奇家族的心。

书真要写得既不会成为笑柄，又不至于做出愚蠢之举，马基雅维利就得设法照顾好两头，因此马基雅维利以洛伦佐之死终结了《佛罗伦萨史》。他这样做是基于下面的事实：自那年以后，佛罗伦萨丧失了对意大利局势的主导权，佛罗伦萨的辉煌随洛伦佐一道失去了。

父亲去世那年，皮耶罗·德·美第奇21岁，弟弟乔凡尼虽然才16岁，却已成为枢机主教。老三朱利亚诺只有14岁。父亲洛伦佐是在20岁那年担当大任的。如果皮耶罗能够全部继承享有伟大尊称的父亲的遗产，我们还不能说他运气不好，可惜他缺乏力量。我甚至感到，给他起“不幸者”（Sforutunato）这个外号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安慰。

皮耶罗在真正意义上的不幸是继承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机制，这个机制在洛伦佐时代靠他个人的个性才能发挥功能。虽然如此，皮耶罗还是开始做了一些连他父亲都不曾做过的事情。

美第奇宫变成了市政厅。皮耶罗因为年轻而未被允许担任共和国政府要职，他便把市政厅搬到了可以允许自己处理政务的地方。就连美第奇派的佛罗伦萨人都对这一做法投来了怀疑的眼光。在那些显贵市民中间，有些人掩饰不住不快的心情，其中就有洛伦佐的姐夫、皮耶罗的姑父贝尔纳多·鲁切拉，还有洛伦佐的表兄弟保罗·安东尼奥·索德里尼。年轻的皮耶罗也许认为危险迫近了。像皮耶罗这号人，不安会迅速导致动摇。于是，美第奇家族的年轻掌门人动摇了，他连连犯错。

1492年4月8日，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

同年7月25日，与美第奇关系最好的教皇英诺森八世去世。

8月11日，波吉亚家族出身的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即位。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五强国之一的米兰公国，前代公爵卡莱亚佐的弟弟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因面色黢黑得了个“摩尔人”的外号。1476年，卡莱亚佐被暗杀，9岁的吉安·卡莱亚佐继位。此后“摩尔人”便以摄政地位开始统治米兰公国。史家一致认为，斯福尔扎有着过人的能力。莱昂纳多·达·芬奇离开佛罗伦萨以后，斯福尔扎成为他的赞助人，这使得斯福尔扎的名声大振。

斯福尔扎并不满足于摄政的地位，他想正式做米兰公国主人的野心正在膨胀。洛伦佐之死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绝好的机会。1492年这一年，斯福尔扎一直以体弱多病的理由不允许其参与国政的吉安·卡莱亚佐公爵也已经23岁，“摩尔人”41岁。

不过，排挤公爵而由自己取而代之的阴谋要想成功并不容易。首先，那不勒斯王国就不会同意，因为年轻公爵的妻子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的女儿。如果洛伦佐在世，他也一定会阻止这件事，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意大利内部的势力平衡，造成外国入侵的口实。然而，洛伦佐已然不复存在，“摩尔人”的障碍就只剩下了那不勒斯国王。

其次，查理八世[2]于1483年坐上了法国国王的王位。他13岁登上王位，到1492年也只有22岁。他身体孱弱，几近残疾，但却是完成了国内统一、拥有最强军事实力的法兰西的国王。这位国王还是十字军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他还坚信，如果往上追溯到安茹家族，那不勒斯国王的王位也属于自己。

最后还出现了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他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虽说是仗着教皇做了枢机主教，但才能不凡，后来竟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3]。为在教皇选举中胜出，他曾与波吉亚展开激烈的斗争，结果一败涂地。1492年他刚刚败选，满脑子只想着如何逼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

转年到了1493年，“摩尔人”开始了露骨的行动。他把自己的侄女同时也是公爵妹妹的比安卡嫁给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4]，并送上了40万达克特的嫁妆，数额之巨前所未闻。这位死了皇后的独身皇帝可是有名的见钱眼开之人。

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最强的国家，“摩尔人”用巩固米兰与威尼斯同盟的方法去接近威尼斯。他阻止了德皇南下，确保了威尼斯的边境安全。当时，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对土耳其不得不处于守势，因此，能够保障它在意大利的边境安全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收获。

“摩尔人”还对佛罗伦萨采取了对策。他派出了使节，请求皮耶罗·德·美第奇在米兰与那不勒斯对立时站在自己一方，但皮耶罗态度犹豫。

教廷这时刚刚迎来了新教皇，“摩尔人”便放手让赞成他实现野心的弟弟、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去应对。因为阿斯卡尼奥在波吉亚当选教皇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摩尔人”确信他对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具有影响力。

1493年在“摩尔人”发动攻势和那不勒斯国王暗中拼死抵抗之中过去了。进入1494年后，形势急转直下。1月25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一世去世。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立即主张自己对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权。

4月18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驳回了查理八世的主张，批准先王的嫡子阿方索继承那不勒斯王位。

教皇的这一决定不仅激怒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也引起了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不满和反对。这一派的首领是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教皇决定后的第6天，这位枢机主教逃离罗马，出走法兰西，投靠了法国国王。

1494年8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9万人的军队，离开格勒诺布尔，翻越阿尔卑斯山。他同时向意大利各国遍派使节，要求各国为法国军队提供通行自由和必要的物资。

9月，法国军队通过都灵，进入阿斯蒂城，受到“摩尔人”夫妇的迎接。查理八世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并辔同行。

10月，法军进入米兰公国第二大城市帕维亚。6天后，米兰公爵吉安·卡莱亚佐去世。他死后8天，“摩尔人”正式即位，成为新的米兰公爵。

下面，让我们以现场证人的证言为主线试着描述一下佛罗伦萨的形势。这里我们使用了卢卡·兰杜奇的日记。这个人当时50多岁，在佛罗伦萨街上拥有一家经营香料的商店，他的话最能反映市井小民的观点。但他只是一个商人，没有什么教养，他的记述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地方仅靠翻译难以理解，我只能用我的笔做些改写：

1494年10月26日，皮耶罗·德·美第奇也没有跟显贵们商量一下就离开了佛罗伦萨。他是为了去见南下比萨途中的法国国王。见到法国国王以后，皮耶罗请求他不要加害于佛罗伦萨，作为交换，佛罗伦萨向国王的军队投降，并向国王交出佛罗伦萨境内两座城的城门钥匙，提供相当于20万弗罗林的金币作为保证。法国国王当然同意，但佛罗伦萨人并不答应。他们说，没有任何必要去如此屈辱地应对。他们谴责这是皮耶罗的年轻幼稚之举。

10月29日，佛罗伦萨境内的一个城市遭到法国军队的进攻，人们打开城门后，城市被洗劫一空。

11月1日，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城里向恐惧的民众布道，他说道：

“这正是上帝降下的宝剑！我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鞭子就要抽下来了。上帝在亲自引领着那支军队。这正是上帝降下的愤怒的考验！

“啊！佛罗伦萨哟！罗马哟！意大利哟！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就要泪流成河。我的子民啊，你们忏悔吧，洗心革面吧！上帝就要来到你们面前！主耶稣啊！为了我们的罪孽，为了赐予我们的爱而献身的主啊！饶恕他们吧，佛罗伦萨的子民将努力去做你的羔羊，饶恕他们吧！”

修士萨伏那罗拉

11月4日，市政厅向市民发出命令，法国兵将前来为驻扎选房，届时要让他们进房查看。命令还说，不许把家中的东西搬走，要让他们看到现在的样子。市民对此极端不满，谁都说这是过分害怕法军的表现。

11月5日，法国国王的家臣造访佛罗伦萨，寻访市内的房屋，在选中的房屋门上用白垩做上记号。选中用于驻扎的房屋何止几百间，数量竟至数千间之多。法兰西人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房屋前只需说一句话：“把门打开！”佛罗伦萨人所能做的只是把妇女儿童送往乡下，或是把他们暂时寄放在门上未做记号的人家。

11月6日，由5位显贵人物组成的交涉团前往法兰西王驻跸的比萨，修士萨伏那罗拉担任首席。同一天，法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佛罗伦萨，分散住进先前选好的房屋。

这天半夜刚过，市政厅钟楼的大钟已经响过的谣言一阵风似的传遍全城，市民纷纷涌向市政厅。然而，这是误传。

11月8日，前去见法国国王的皮耶罗·德·美第奇回到了佛罗伦萨。皮耶罗一进美第奇宫就向市民分发点心和大量的葡萄酒，说是与法国国王讲好了有利的媾和条件，要庆祝一下。

11月9日，星期天，晚钟时分，武装起来的市民们开始向市政厅前广场聚集，有人在喊召开平民大会（parlamento）。这时，萨伏那罗拉派的著名人物弗朗切斯科·瓦洛里骑着马走进广场，高喊：“Popolo!Liberta!”（人民！自由！）广场中的人们当即响应。这时，广场上已经聚满了人，人人高呼：“Popolo!Liberta!”

皮耶罗·德·美第奇策马向广场奔来，口中高呼：“Palle!”（美第奇派之意）但跟随他的市民人数并不太多。由于广场已挤满了武装起来的市民，皮耶罗也改变了主意。这时，市政厅发出了命令，其中有一条是对支持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人处以绞刑。

皮耶罗从弟弟朱利亚诺事先打开的圣加洛城门奔出城去，他的母系亲属奥尔西尼家的武装家丁已经在城门外接应他。可怜的枢机主教没有与哥哥皮耶罗和弟弟朱利亚诺一同逃走，一个人留在了美第奇宫。我亲眼看到这位年轻的枢机主教乔凡尼跪在窗边，双手合十地祈祷。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我想，即便有什么事情，那个小伙子也是个好人。但很快他也离开了佛罗伦萨，那里已经没有一位美第奇家的直系亲属了。听说他是化装成一个普通修士逃出城去的。

直到第二天，“Popolo!Liberta!”的呼声依旧响彻佛罗伦萨全城，共和国政府宣布，杀死皮耶罗·德·美第奇者赏金2000弗罗林，杀死枢机主教弟弟者赏金1000弗罗林。

真是的，这一天以及第二天，整个佛罗伦萨笼罩在极度混乱之中。

美第奇被驱逐了，这件事离“豪华者”洛伦佐死后不过两年半的时间。

修士萨伏那罗拉统治了洛伦佐曾经统治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他们两个人在所有方面都是那么迥异，以至于每个人都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

就在美第奇家族被驱逐的同一天，即11月9日，进入比萨城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按会见佛罗伦萨共和国特使的规格接见了萨伏那罗拉。萨伏那罗拉修士对国王说：

基督徒的国王啊，您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就像我曾经多次预言的那样，上帝让您来惩戒意大利的罪恶，让您来改革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

不过，国王啊！如果您不是正义之人，不是仁慈之人；如果您不去尊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不去尊重那里的女人、那里的市民和那里的自由，上帝就会选择其他的人来替代您，就会用恐怖之鞭来消灭您！我作为接受上帝意旨的人正告您这一点。

11月17日，法国国王在以萨伏那罗拉为首的佛罗伦萨市民的欢呼声中进入了佛罗伦萨城。22日，国王在佛罗伦萨向所有基督教徒发出了宣言：

一、我是基督教徒的国王，我发誓，征服那不勒斯之后我将以那里为据点，遂行十字军远征，剿灭异教徒。

二、上帝已将改革教会的大任赋予我，我将迫使业已失去资格的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亲自承担起召开大公会议选举新教皇的义务。

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逗留了十来天。在这期间，与其他城市相比，佛罗伦萨遭受法国大兵的暴行较少。佛罗伦萨市民将这一切归功于萨伏那罗拉，对他愈加信任。

萨伏那罗拉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佛罗伦萨还收回了皮耶罗·德·美第奇先前自作主张拱手献给法国国王的两座小城。而且，提供给法国的20万弗罗林资金也只需一次性付12万，余额以年贡1.2万弗罗林的形式支付即可，成为法国国王今后保障佛罗伦萨共和国防卫的“合同款”。人们并不知道这样做占到了什么便宜，但对因“豪华者”洛伦佐之死而丧失了自信的大多数佛罗伦萨人来说，既有萨伏那罗拉的推荐，又能获得法国国王的安全保障，这大概就是难得的好处。佛罗伦萨笼罩在了这位出生在费拉拉、布道如同烈焰一般的修士的影响之下。查理八世在佛罗伦萨逗留期间，下榻在主人已经不知去向的美第奇宫。11月28日，法国国王统领大军离开佛罗伦萨南下。萨伏那罗拉在国王出发前一刻去见了他，再次向他说教，要他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详细叙述法国国王此后的行动将会偏离本书的主线。各位欲知其详请看《文艺复兴的故事006·冷酷的优雅》一书第一部“红衣”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里只做简单的过程回顾，而把叙述集中于佛罗伦萨。

转过年来，即1495年2月，那不勒斯王国向法兰西军队打开了城门，查理八世成功地夺回了安茹家族世世代代所要求的那不勒斯王国。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到了3月，教皇提议成立了反法兰西大同盟。法国国王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那不勒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5]对此气不打一处来。他们和威尼斯共和国，甚至连煽风点火让法军入侵意大利的米兰公爵“摩尔人”都加入了这个同盟，只有萨伏那罗拉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参加。

正在南方享受好时光的查理八世再也坐不住了，慌忙在5月离开了那不勒斯。他想走海路返回，但理应提供船只的热那亚没有明确的答复，便只好沿着来路由陆路返回。在罗马，查理八世想与波吉亚教皇敲定一些事，教皇却踪影全无，找不到人。不得已，查理八世只好继续北上，连佛罗伦萨也没打算再做停留。到了佛罗伦萨附近的小镇波吉邦西时，萨伏那罗拉跑来见他，又是一通使命云云的说教。可是受到孤立威胁的查理八世再无心倾听。这时，一路北上，走在前面的法国军队刚刚进入意大利北部，就与以意大利为主体的同盟军打了个照面。

一仗下来同盟军获胜，但同盟军军规混乱，让法军得免大败。尽管如此，法军仍然难以改变局势。查理八世抛下坚持到最后的奥尔良公爵，一溜烟地翻过了阿尔卑斯山。

对意大利而言，这是狂风暴雨的一年，只有“摩尔人”从中渔利，但也产生了另外的效果，让意大利少数有洞察力的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变化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多年以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写道：“1494年是一个悲惨时代的开始。”意大利城邦已经习惯于打仗以“质”定胜负，他们几百年来一直在夸耀这种打法的优越性。然而，压倒多数的军事力量让他们醒悟到“量”的威力。可是，能够睁开眼睛看到这一切的，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是少数派。

就在法国军队离开佛罗伦萨开始南下的4天以后，即1494年12月2日，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召开了平民大会。佛罗伦萨着手对驱逐了美第奇家族之后的政体进行改革。法国大兵的身影终于消失了，“人民”（popolo）、“自由”（liberta），加上“民主”（democrazzia），这三个词成了佛罗伦萨的口号。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佛罗伦萨开始走上了确立民主政体的道路。萨伏那罗拉的“领导”已经不限于在教堂的布道坛上了。不论是在市政厅的大会议厅里，还是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上，那袭黑色道袍的身影都在激烈地辩论。

那么，佛罗伦萨人脑中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豪华者”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的基础“七十人委员会”被废止了。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各阶级各派别在热烈讨论之后达成了一致意见：首先建立一个模仿威尼斯的政体。然而，威尼斯的共和国议会并不是一个建立在民主政体基础上的机构。详情请阅读我的另一本书《文艺复兴的故事0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第五章“政治的技术”。威尼斯共和国是寡头政体或曰贵族政体的国家。即使参考威尼斯，最终也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佛罗伦萨国情的政体，因此各阶级各派别达成了妥协。

在意大利语中，“major”与“grande”在“大”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议会”在威尼斯称为“Major Consiglio”，而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则名之为“Consiglio Grande”。内容与威尼斯相似，但已经同在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上鸣钟集合全体市民召开平民大会风马牛不相及了。要取得议会的议席，在佛罗伦萨也需要具有资格。

这个资格就是，必须是年满29岁的男性佛罗伦萨市民，并且曾经在三大委员会中担任过职务的人，或是家族中祖上有人曾担任过三大委员会委员的人。为了照顾被这一规则排除在外的人和年轻人，每年还允许24位24岁至29岁的男性加入议会。按照这个方式，在当时佛罗伦萨大约7万居民中，有3200人可以取得议会议席。这个“民主”相当谨慎。

所有居民均有参加政治的权利，这样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还未被认可。那个时代，“平民”的定义还只是有资格参与政治的人。这个意义上的平民虽然包括了商人和工匠，但被雇用者即劳动者，即使他是一家的顶梁柱也没有被包括进来，何况女性。不过，这些非平民的人可以在领主广场平民集会的外围席旁听。事实上，在讨论决定大方向的时候，这种外围席位的数量也不在少数。这种方式由于容易受到蛊惑宣传的影响并不完全自由。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缺陷，威尼斯很早前便废止了这种平民大会。

在这种3000人的议会上讨论全部议案，其统治效率并不现实。所以，模仿威尼斯的元老院，佛罗伦萨还新设立了“八十人委员会”。这是在洛伦佐时代的“七十人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10人的得意之作吧。“八十人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与威尼斯元老院相同，国政的大政方针基本上由这个委员会决定。委员会的决定由议会（“大议会”）批准，平民大会给予支持。这就是1494年形成的佛罗伦萨的“民主政体”。

然而，佛罗伦萨人参考了威尼斯的政体，却没有参考威尼斯人的精神。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形成于200年前的13世纪末。当时实行这样的政体时，威尼斯已经经历了阵痛。这一时期，威尼斯集中发生了千年历史上仅有的两起反政府阴谋。威尼斯在度过这一时期以后，便考虑如何巩固自身独特的政体。这时，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尚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理想政体。

负责威尼斯共和国国政的少数人被称为“贵族”（nobile），他们的特权仅限于负责国政，但随之而来的义务是打仗时要冲在第一线。威尼斯政府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平等实施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贵族也不例外。在政府的另一项基本方针“败者复活”中，贵族也有堂堂正正参加的权利。我们只能说，在对生存共同体的认知方面，佛罗伦萨与威尼斯是完全不同的。与威尼斯的同行相比，佛罗伦萨的国政担当者完全缺乏这种冷静的认知。他们参考威尼斯只是因为威尼斯成功了200年，所以这只是一种简单模仿。

另外，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之间还有一点根本性的不同。威尼斯在建国时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做法，而在15世纪末佛罗伦萨却容许了萨伏那罗拉的领导。

这位多明我会的布道僧根本不是在洛伦佐·德·美第奇死后才登上舞台的，在洛伦佐死前两年，他就已经在佛罗伦萨反复宣传他的教旨了。洛伦佐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压制言论，萨伏那罗拉也不忌惮任何人，他不断地谴责洛伦佐所代表的佛罗伦萨人的现世倾向。但在洛伦佐生前，佛罗伦萨人没有动摇过。虽然有人对萨伏那罗拉抱有同感，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政治决策。

佛罗伦萨人丧失了自信，他们丧失了只有在“豪华者”洛伦佐这根支柱支撑下才会有的自信。而200年来威尼斯人却没有依赖个人支柱，他们有自信处置类似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人所面临的危机。佛罗伦萨人需要支柱，否则就只知道内讧，因此他们要么有科西莫或洛伦佐这样的支柱，要么就转而寻求别的支柱。美第奇的子孙所能起的作用只是令他们失望。在萨伏那罗拉“现在的危机是你们过去的罪孽造成的，忏悔吧！紧跟上帝吧！”的说教面前，佛罗伦萨人屈服了。

此外，佛罗伦萨人本来就有一种对理想孜孜以求的性格。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在艺术方面得到了发挥，才产生了文艺复兴。然而这种性格也容易导致在政治上不厌其烦的探索。萨伏那罗拉宣称要创造耶稣加国王的新政体——政教协调运行的政体。这个说教点燃了佛罗伦萨人心中的理想主义之火。萨伏那罗拉称佛罗伦萨人为“上帝之民”，称佛罗伦萨为“上帝之城”。在有基督附体的国王的国度里，人民平等，僭主可容，没有君主，人们的灵魂得到了平安，拒绝争斗，和平得以维持。

萨伏那罗拉的这些说教，不仅打动了原本宗教心就很深的佛罗伦萨中下层市民，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有很多他的仰慕者，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马尔西利奥·费奇诺[6]、安吉洛·波利齐亚诺等哲学家和文人，波提切利、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等这样的艺术家，弗朗切斯科·瓦洛里、雅各布·萨尔维亚蒂、皮耶罗·圭恰迪尼所代表的佛罗伦萨显贵。特别是以前在洛伦佐鞍前马后的那些学者和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萨伏那罗拉洗脑。也许是对支柱的依赖度越高，对失去支柱的感受就越深吧。

佛罗伦萨在对外关系方面也陷入了窘境。在萨伏那罗拉领导下，佛罗伦萨选择了亲法兰西的路线，查理八世逃回阿尔卑斯山西面把佛罗伦萨逼入了孤立状态。唯一没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佛罗伦萨，与参加了同盟的国家教皇国、威尼斯、米兰以及德意志、西班牙的关系自然紧张。佛罗伦萨被敌国包围，连比萨都造反独立了。

佛罗伦萨的经济也陷入了困境。佛罗伦萨的经济基础是金融业和制造业，以前曾经执北欧各国之牛耳。如果现在这些国家也都打入相同的领域，佛罗伦萨就别再指望同以前一样获利。威尼斯曾经面对这种情况，但它早早就开始了经济结构的重组，而佛罗伦萨面对同样情况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只能决定性地处于守势。1494年美第奇银行破产，这意味着佛罗伦萨在北欧各国经济霸权的终结。

佛罗伦萨的一切都在衰落，唯有萨伏那罗拉尖锐刺耳的声音在回荡。

我再引用前述卢卡·兰杜奇的日记来谈谈这一时期佛罗伦萨人的心理状态。我在《文艺复兴的故事008·神的代理人》一书的第二部“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中也描写了这一时期，那部书中聚焦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不过我们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描写佛罗伦萨，所以这里仅列举《神的代理人》所用四种史料中的一种——兰杜奇的日记。

1495年9月1日。我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演说。像往常一样，听众超过1.5万人，教堂中热气蒸腾。他站上教坛，大家忘记了暑热，认真听他演讲。他说，四面不靠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多么需要出海口比萨啊！然而就在比萨，驻扎着同盟军的军队，驻扎着佛罗伦萨的仇敌威尼斯的大兵。答应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的不是只有法国国王吗？单单为此，佛罗伦萨就应该贯彻亲法主义。即使现在我们在意大利遭到了孤立，但法国国王为了完成他的事业一定会回到意大利来，结果一定会给佛罗伦萨带来好运。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共和国大议会，这正是驱逐压迫者美第奇家族、建立了人民政府的民众的胜利和骄傲。

他的说法完全正确。我们佛罗伦萨人是自由之民。这时也频频传言法国国王将再次率军前来。佛罗伦萨人必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位过着清贫生活的预言者。

第二年，1496年。

2月7日。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一群蒙着头巾的少年满大街流窜，抢跑了路人佩戴的奢侈品。大人们吃惊地交头接耳：“看那些少年修士！”有人看到那群少年冲过拔腿就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赞扬这些“萨伏那罗拉少年”的行为是在“赶走已经堕落的习惯”。据老人说，这座城里还是头一遭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好时代的幸运之人。

第三年，即1497年。

2月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佛罗伦萨过了一天真正的圣日。上午，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萨伏那罗拉的弥撒。回家后，大家都按照他的教导，吃了一顿朴素的饭食。下午大伙儿都参加了街上的大游行。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拿着红色的十字架。

游行队伍到达领主广场时，那里已用奢侈品堆起了一座金字塔一样的大山，高度约有30布拉乔奥[7]（约18米），周长约有120布拉乔奥（约72米）。这山被分成了七层，堆满了狂欢节用的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不光有狂欢节用的面具和化装用具，还有假发、发髻、梳子和扑克牌等，另外还有异教题材的绘画、雕刻和书籍。在这堆成山的奢侈品周围，堆了很多捆柴薪。这里马上就要进行萨伏那罗拉常说的“烧毁虚荣”。听说有个威尼斯人说想出4万达克特来买走这一切，但大家说这正是堕落的典型，把他赶了回去。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少年们在凉廊[8]中排好队，开始唱起圣歌。有人发出了信号，金字塔的四个角上起了火。火焰瞬间燃遍了整个金字塔。政府乐队开始奏乐，市政厅钟楼鸣响了大钟。这钟声就像一个信号，全城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群众发出欢乐的声音，开始向上帝祈祷，感谢上帝。祈祷声、圣歌声和钟声交汇着，从跪着的人们头上淌过。

这才是上帝的国度。萨伏那罗拉站在烧着的金字塔边祈祷，人们跪着，仰望着他那神圣而庄严的身姿。

5月8日。听说今天反萨伏那罗拉派要在圣斯皮利特修道院布道，我便过去看了看。来听布道的人非常多，使人感到吃惊。大概有5000人吧，基本上全是男人，还有不少年轻人。这些男人以前都藏哪里去了呢？萨伏那罗拉一直在说，我们有很多敌人，佛罗伦萨的改革远未完成，看来这是事实。在圣斯皮利特修道院布道的修士说萨伏那罗拉是疯子，我们都被这个疯子骗了。

第四年，即1498年。

3月27日。今天在圣十字教堂布道的修士弗朗切斯科说，要用“火刑审判”向萨伏那罗拉挑战。他说，萨伏那罗拉经常说自己的话是对的，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这些都会被上帝所创造的奇迹所证实。他还说：“上帝啊，如果我错了，今天就在这里用雷电烧死我吧。”既然这样，索性让他实际证明一下。

弗朗切斯科修士的挑战是，他和萨伏那罗拉先后从烧得正旺的火中走过，如果萨伏那罗拉没有烧伤，就承认他是预言者，并追随他。

3月28日。公认的萨伏那罗拉大弟子多米尼科修士宣称由自己来接受昨天的挑战。

3月30日。今天两派定下了进行“火刑审判”的代表。方济各会[9]派出的代表是修士隆迪奈里、多明我会的代表是修士多米尼科。

4月3日。萨伏那罗拉派的皮阿尼奥尼等人闯进市政厅，催逼尽快进行“火刑审判”，跟随而来的男女老少几乎挤满了领主广场。

4月7日。一大清早开始，全城都被卷入了亢奋的漩涡。皮阿尼奥尼胜券在握，希望尽早看到结果。反萨伏那罗拉派的阿拉比阿蒂觉得今天就能看到萨伏那罗拉的毁灭，也很亢奋。人们为了要找到一块好地方，早早地奔向了就要举行“火刑审判”的领主广场。

广场上已经为“火刑审判”搭好了舞台。舞台斜对着市政厅，向广场中央方向凸去。舞台用砖头堆起，高有2.5布拉乔奥（约1.5米），上面用柴薪架起高4布拉乔奥（2.4米）、长50布拉乔奥（约30米）、宽达10布拉乔奥（约6米）的廊道。柴薪上洒满了油，柴束之间到处放着火药。考验的时间定在正午，时间已经迫近。广场上人山人海，再无插足之地。广场周围房屋的窗户也挤满了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舞台和群众之间戒备。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是今天的主角，他们在各自的领袖萨伏那罗拉和弗朗切斯科两位修士的带领下进入广场，然后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眼看着就要点火，一大早就赶到广场等待的群众都屏住了呼吸。

然而，什么也没有开始。代表方济各会准备进入火里的隆迪奈里修士，看到多米尼科修士好像要拿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进入火里，便开始强烈抗议。依他说，根据天主教教义，圣体是禁止用于个人考验的。基督像是信徒的崇拜对象，用于个人考验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个理由当然正当，大家都认为多米尼科一定会让步。然而他坚决不让步，说如果不拿着基督像就不能搞“火刑审判”。两派代表随即进入市政厅，开始在政府的调解下进行协商。可是他们老也不出来。好不容易出来了，一拨人走向萨伏那罗拉，其他修士走向弗朗切斯科，像是在请示什么，请示完又进了市政厅。这种情况反复多次，没完没了。

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响起谴责的声音。他们一大早就赶来，什么也没有吃，到了规定的时间，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气氛紧张起来。担任警卫的士兵迅速进行了处置，人们又回到自己原先的地方继续等待。修士们还在市政厅进进出出。快到下午5点的时候，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黄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而下。这时，待在凉廊中的几个多明我会的修士站了起来，高呼：“奇迹！奇迹啊！这就是上帝不希望‘火刑审判’的证明！”

我们愤怒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却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当然要生气。人们的谴责都冲着多明我会去了：“他们一开始就不想接受考验！”“为什么萨伏那罗拉自己不接受考验？要是他不拿基督像直接走进火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胡扯！别拿基督像说事！是自己不想干吧！”

阿拉比阿蒂与皮阿尼奥尼一样愤怒。不，是皮阿尼奥尼反过来向萨伏那罗拉倾泻出了炽烈的怒火。群众开始骚动起来。

广场上的空气马上就要爆炸，政府似乎也发现不妙，有一个人走了出来，传达了政府的决定：终止“火刑审判”。群众顿时哑然无声。方济各会的修士开始离去，多明我会的修士也唱着圣歌，走向他们的圣马可修道院附属修道院。群众怒从心头起，向修士的队伍奔去。怒吼暴风雨般地朝被修士围在中间的萨伏那罗拉泼去。为了在袭来的群众中保护他们，几乎动用了所有广场上的卫兵才把修士们送回修道院。

但是，人们的怒火没有平息。刚才还对萨伏那罗拉顶礼膜拜的皮阿尼奥尼们大叫：“我们受骗了，上了那个假预言者的当了！”阿拉比阿迪们也大叫起来：“看到了吧，那家伙一开始就在骗人！”两派人都一样愤怒。对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崇敬之心就这样化为乌有。

萨伏那罗拉修士的毁灭何其速也。第二天，他就和两位弟子一起遭到逮捕。群众连续两天涌向领主广场，要求审判他们。时间到了5月下旬，终于开始进行公开审判。卢卡·兰杜奇旁听了审判。

5月20日。市政厅内举行了公开审判。这天是星期天，但人们放弃参加弥撒，都赶来看审判。被押上来的只有萨伏那罗拉一个人。受罗马教皇委任主持审判的洛莫利诺主教命令用绳索把萨伏那罗拉的双手捆起来。在把他高高吊起之前，主教问萨伏那罗拉：“你要在这里承认自己刚才坦白的事情：你明明没有听到上帝的意旨却说听到了，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预言者。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

萨伏那罗拉回答说他不认罪，自己就是预言者。主教使了一个眼色，萨伏那罗拉瞬间被高高吊起。我们就座的旁听席上方传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呻吟声：

“我认罪，我是罪人。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当天的公开审判到此便结束了。

5月22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名弟子被判处死刑。三人均为神职人员，因而天主教会做出了这个判决，罪名是异端罪、分裂罪和背叛神圣罗马教会罪。他们被判处绞刑后再施火刑，执行时间是第二天早晨。领主广场上立刻开始搭建绞刑台。

5月23日。教皇特使和政府高官们并排坐在沿市政厅墙壁搭起的看台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比“火刑审判”那天还多，现场鸦雀无声。三名修士被从市政厅中押了出来。宣读判决书，三名修士被剥去黑色道袍，只穿着白色道衣，赤着脚，双手反绑。三个人都被用白布蒙上了眼睛。

修士西尔维斯特罗首先被推上临时搭起的木走廊。走道的尽头矗立着圆木，上面横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挂着绳索，绳索簌簌落下，套住了修士的头颈，又向上拉去，吊起了修士的身躯。绞索没有套紧，西尔维斯特罗口中数度发出低弱的声音：“主耶稣啊！”但很快就连低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第二个被推上来的是多米尼科修士，他在被吊起来的时候也大叫了一声：“主耶稣啊！”

萨伏那罗拉最后被吊在了两人的中间。对相信他的人来说，这可是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对信徒们说些什么，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话。即使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也一定会说些赞美上帝荣光的话，说些拿出勇气去过正直美好生活的话，说些教会就要改革的话，说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必将毁灭的话。他说什么我们都无所谓，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萨伏那罗拉被吊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嘴里低声嘟囔着什么。这让很多的人很是失望，彻底丧失了对他的信仰。

绞刑台下堆着的柴束被点燃，里面安放了火药，上面浇了油，火势非常凶猛。瞬间，火焰便蹿上了高高的木架，火舌吞噬了死去的修士，三人的四肢坠落下来。群众向残留的躯体投掷石块，要把躯干砸下来。掉下来的残体烧了个精光。

有人推来了手推车，把骨片和骨灰堆到车中，一点不留。武装士兵围着手推车，向韦奇奥桥走去。骨片和骨灰被抛进了亚诺河，什么也没给他们的信徒留下。

5天以后的5月28日，29岁的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他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一介官僚的生活。不过与迷恋于萨伏那罗拉的商人兰杜奇不同，这4年间，20多岁的马基雅维利始终冷眼关注着修士从辉煌到毁灭的全过程。

现在还遗存着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写的一封信。写信日期是“火刑审判”前一个月的1498年3月9日。信是写给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里恰尔多·贝基的，从文字上推测，这封信是马基雅维利对大使希望得到有关萨伏那罗拉消息一事的答复。因为是给年长且地位高的人写报告，年轻的马基雅维利极力控制不谈自己的判断，只是客观地报告情况。不过，信中还是有一行字泄露了他的见解。他在信中这样说，萨伏那罗拉的说教“总是以夸张的威胁开始，对不善于冷静思考的人才有效果”。从报告的写法看也让人不能不感到他论事冷静。多年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再次谈到萨伏那罗拉。他说，得到民众的支持并不那么难，但如何维持已经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却很难。不消说，他把萨伏那罗拉当成了失败的例证。

以上这些都是这位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在进入“工作”前亲眼所看见、亲身所感受的事件。在佛罗伦萨，他作为一介官僚与国家政治休戚相关。这时的佛罗伦萨已经不再是“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的佛罗伦萨，也不再是萨伏那罗拉时代的佛罗伦萨了。佛罗伦萨渴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不管他是好是坏，都求之不得。

29岁还很年轻，而且在马基雅维利的眼里，这里是他所希望的职场。残留着火葬萨伏那罗拉的黑色斑迹的广场铺石，挡不住他轻快的步伐。他的岗位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厅韦奇奥宫。春天已经到来，5月的佛罗伦萨尤为美丽，被称为“佛罗伦萨的五月”（Maggio Fiorentino），天下闻名。对佛罗伦萨来说，“春天”已经逝去，但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春天”才刚刚开始。

[1]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1431—1503）,1492—1503年在位，本名罗德里戈·波吉亚（Roderick Llancoi i de Borja）。

[2]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l’Affable,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国王。

[3]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

[4] 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授予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

[5] 费迪南二世（Fernando II El Catolico,1452—1516），是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Juan II）之子，被称为阿拉贡的费迪南二世。他是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称费迪南五世）、西西里国王（1468年起，称费迪南二世）和那不勒斯国王（1504年起，称费迪南三世）。他于1469年与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de Castilla）的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 II Catolica）结婚。1479年继承阿拉贡王位。1474年伊莎贝拉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后，宣布他为自己的共同在位者。费迪南二世于1492年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结束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收复失地运动，并使西班牙各王国及独立领地的王族以家族联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实现了统一，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西班牙。他建立了国王专制制度，推行亲天主教的政策，建立宗教裁判所，驱逐犹太人，歧视并迫害犹太教徒和穆斯林。1496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宣布他和伊莎贝拉为“天主教国王”，以“天主教徒费迪南”著称。

[6]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又译斐奇诺，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占星家、教育家、翻译家，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他最早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其他希腊作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哲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全才。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神学》《论爱情》（国内最近有此书译本《论柏拉图式的爱》出版）等。

[7] 布拉乔奥（ Braccio，复数为braccia），古意大利长度单位，1布拉乔奥约合66或68厘米。

[8] 凉廊（Loggia di Lanzi），佛罗伦萨领主广场的一座建筑，建于1376—1382年。凉廊毗邻现在的乌菲兹美术馆，由三跨面向广场的宽拱构成，当时用于集会和公共仪式，现在里面放置着许多雕塑作品。

[9] 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又称小兄弟会或弗朗西斯派，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修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教士”，修士间互称小兄弟。1209年由意大利阿西西的方济各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提倡清贫生活，托钵行乞，效忠教皇，反对异端。

第二部
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第六章
初出茅庐的无学历官僚（1498年）

1498年6月19日，佛罗伦萨共和国在市政厅韦奇奥宫召开会议，这场会议也可称作“共和国的议会会议”。市政厅有一个大厅，叫“五百人会场”，意思是可以容纳500人。这个会场1495年刚刚扩建，目的是为容纳因萨伏那罗拉的国政改革而数量急剧膨胀的议会议员，内部装修尚未完全到位。这一天要在这里讨论决定的事项中，有一项是选出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

5月28日，政府提出候选人名单，6月15日，可谓是共和国元老院的“八十人委员会”批准了这份名单，19日议会全体议员投票决定人选。候选人有4人：

辩论术教授 弗朗切斯科·加迪

律师 弗朗切斯科·迪·巴罗耐

公证人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

律师 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之子、无业者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虽然没有记录留存下来，但出席会议的议会议员通常有五六百人，他们会在听取每位推荐人的演讲后投票。做法是赞成者把白色扁豆、不赞成者把黑色扁豆投入事先准备好的箱子里。那天投票，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当选，他获得的白色扁豆数量多于其他三人。

人们一定会觉得录用区区一介事务官员却要议会投票决定，未免小题大做。然而，这个事务官很难用“区区一介”来形容。我想，这个误解源于我们把马基雅维利将要赴任的任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Cancelleria”翻译成了“秘书厅”。

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司法，只要不涉政治犯，由距韦奇奥宫一两分钟路程的警察厅司掌。这里现在已经成为国立美术馆了。立法由韦奇奥宫的“八十人委员会”和议会负责，行政由以正义旗手为首的“执政团”（signoria，相当于内阁）承担。马基雅维利就职的秘书厅是内阁下属机构，处理各种事务，英语是“chancellery”。我甚至认为，如果选择用贴近当时佛罗伦萨实情的译文，翻译成“内阁官房”[1]较为贴切。这样一来，刚当选的马基雅维利的官职就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内阁官房次官助理。

大家都知道，让马基雅维利留名青史的，不是他在佛罗伦萨的官职，而是《君主论》等一系列著作造就的政治思想家之名。他自己也喜欢在其著作中署上“佛罗伦萨国务秘书”（Segretario Fiorentino），后世也接受了这个头衔。如果采用这个头衔，他的官衔就只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chancellery）秘书（chancellor）。因此，我们只能请诸位下面再看到“秘书”这个词时，一定要把它想象成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认知的职位。

当时的佛罗伦萨人认为，这个岗位上的人能够最先收到最新情报，接触到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应该由议会决定人选。

这个职位官阶不高，实际工作却十分重要。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三个“大学毕业生”拒之门外而选择4位候选人中最年轻的“非大学毕业生”呢？这在马基雅维利的研究者中也一直是一个谜。

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属于某个行会，这是义务。其他3位候选人分别属于社会上最有权威的律师、公证人和审判官行会，而马基雅维利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属于葡萄酒酿造业者及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为此，称呼其他3人时要加上“先生”（Messer或Ser）的敬称，而马基雅维利的正式称呼只能是“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先生之子尼可罗”。达·芬奇也不是大学毕业，父亲也是公证人，与马基雅维利一样，他50岁时已名扬海外，但在公文上照例也只能称为“皮耶罗·达·芬奇之子莱昂纳多”。

当时29岁的马基雅维利不仅无业，也没有什么著作，并不是在论坛上高谈阔论地讨论国际关系，从而在人们的关注中得到提拔的新星。谁都会想，究竟为什么要选择马基雅维利呢？

3个月前，马基雅维利应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贝基的要求，给大使寄去了一封信，分析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内容以及佛罗伦萨市民的反应。驻罗马大使担负着与教廷交涉的重任，通常都会派重磅人物担任。可以认为这位重磅人物请29岁的无业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马基雅维利的理性和判断力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这就是说，在当选为秘书之前，该知道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年轻马基雅维利的才华。

马基雅维利是在萨伏那罗拉被处死5天后成为4位候选人之一，30天之后被议会决定录用的。此前，佛罗伦萨人在“豪华者”洛伦佐死后失去了好领袖，他们外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军队的祸乱，内受萨伏那罗拉荣耀与毁灭的折腾，经过了6年的混沌迷茫，共和国的上层也同样如此。有一位同时代人写道：

“要把希望寄托在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

也许，这一行文字所体现的气氛和挤满“五百人会场”的那些人所表现出的气氛都是一样的，而且这是在主张政教合一的萨伏那罗拉刚刚倒台之后。在马基雅维利给大使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萨伏那罗拉划清了界限。可以认为，他比其他3人获得更多白色扁豆的气氛已充分形成。虽然他在这4人中最年少，但29岁的年龄对担任公职来说已经不算太年轻。当时无论在佛罗伦萨还是在威尼斯，年龄不到30岁便不能担任公职。

家和工作场所离得近，这种环境对谁都方便。马基雅维利的家在圭恰迪尼大街上。从那里到他工作的韦奇奥宫，就算过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也只有四五分钟的距离。在年轻男子脚下也许3分钟就足够了。每天都要上下班，马基雅维利很可能会挑近路走。看他的性格，我们想象不出他会提前到达，整理办公桌等着上班。当时，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政府每天开始工作的时间也相当早。他可能每天早晨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糊弄一下早饭便奔出门去上班。他年轻清瘦，跑步不算苦事，但每次迟到都会被记录在案，次数一多，便会被扣工资来缴罚款。

如前所述，当时韦奇奥桥上有一大排肉铺。在南欧，做生鲜食品生意的很多人都是下午休息，所以早上会早早开门营业。马基雅维利尽管初涉官场，是位新人，但从进出市政厅的第一天起，他就得穿官服上班。穿着红黑相间、罩住脚踝的宽大官服，在满载肉块穿梭交错的手推车的缝隙之间穿行，而且还得跑步，又不能弄脏衣服，这不但需要很高的技巧，而且很累人。

韦奇奥宫

过了韦奇奥桥，马基雅维利恐怕不会每天都走银行和大商店林立的圣玛利亚大街或是走沿亚诺河的大街去上班，那样去市政厅等于绕了远路。他一定会走捷径，过了桥沿小路跑到市政厅。这条路虽然弯弯曲曲，却是一条近了很多的近道。从这么近的距离和并不好的家境来看，他不会骑马上班。骑马上班的人，可以在市政厅前下马，把马拴在离墙有适当距离、排成一列的铁环上。不只是韦奇奥宫，很多其他的建筑物边上今天也还能看到这种铁环的残迹。这些排列着铁环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停车场。

现在，乌菲兹美术馆的建筑占据了市政厅南面一大片地方，当时并没有这些建筑。马基雅维利自然也没有见到过矗立在美术馆回廊里的那些佛罗伦萨杰出人物的石雕像。多年以后，马基雅维利的石像也与达·芬奇和但丁的石像并列矗立在了回廊里。如果他生前看到表情严峻的自己的石像，又会做何感想呢？也许他会说：“我的表情可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啊。”

说起韦奇奥宫，同韦奇奥桥一样，现在已经成为专有名词。市政厅建于14世纪，从面对广场的正面看去，从建成当初历经马基雅维利时代直到现代，看不出它有什么大变化。当初建造时依照城堡建筑的基本法则，一层很高而窗户很小，最高处排列着锯齿形的垛楼。700多年过去了，这些都未曾变化。镶嵌在高塔外墙上的巨大时钟，700年间也未曾停摆。在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没有人有手表，每到上班、午休、下午上班和下班的时刻，塔上的大钟就会按时鸣响。

市政厅前的领主广场，面积与现代当无太大变化。只是那个时代，地上铺的不是石头而是红砖。在市政厅正面左侧，矗立着一座青铜骑马雕像。那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后托斯卡纳大公国第一代大公科西莫·德·美第奇的雕像，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并没有这座雕像。在靠近市政厅的地方，现在有一座海神喷泉群像，这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也是没有的。市政厅正门入口处，装饰着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巨大的大卫像。雕像完成于1504年，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时还不见影，后来却要天天照面。

马基雅维利时代已有凉廊，凉廊是带有屋顶的集会场所，建屋顶是为了不让下雨妨碍市民集会。现在，廊道里摆放着许多雕像，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除了多纳泰罗创作的友第德与何乐弗尼像外，这里还没有其他雕像。到16世纪中叶，佛罗伦萨作为城邦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君主国家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都。从那以后，不论是广场还是凉廊，都成为显示君主权威的展示场。

不过，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市政厅的主人还是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市政厅正门边上立着石狮子，前脚举着绘有红菖蒲的盾牌，守卫着市政厅。野生的红菖蒲是城邦佛罗伦萨的徽章。这座石狮子现在还立在市政厅前，只不过稍稍挪了挪位置。

如果不从正面而从侧面看韦奇奥宫，人们会发现这个宫殿后来扩建出来的部分与原先的建筑并不协调。扩建出来的部分大小接近原先建筑的一半，是大公国诞生以后的产物。韦奇奥宫现在仍然是佛罗伦萨市的市政厅，造访的人不只是游客。由于户籍科在那里，现在的佛罗伦萨市民每每需要证明书什么的，还是要来这里办理。除了市长办公室和接待室以外，大公国时代扩建的部分用于市政厅办公，共和国时代的建筑则向游人开放。两个时代只隔了半个世纪，人们却看到了在美的创造力方面的差距。当然，现在的户籍科在大公国时代的建筑物内。

这位无学历官僚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没走正门。正门只在外宾来访举行正式仪式或是有学历官员第一次上班时才会打开。正义旗手就任时自不待言，马基雅维利的上司、第一秘书厅秘书长以及精英官僚圭恰迪尼第一次来市政厅上班时走的肯定是正门。圭恰迪尼曾经在佛罗伦萨、费拉拉及帕多瓦的多所大学学过法律，然后成为官僚。他的官僚生涯始于担任驻西班牙大使。他第一次到市政厅上班时才28岁，比马基雅维利任官时还小一岁。多年以后，他成了历史学家，也成了马基雅维利的朋友。

韦奇奥宫正门朝西，宫殿两侧，南北各开一个侧门。没有上过大学的马基雅维利上岗的第一天走的应该是侧门。朝南的侧门现在正对着乌菲兹美术馆，从马基雅维利家的方位看，他每天早晨上班走的一定是这个门。市政厅的北面现在有两个门，靠近正面的门于1380年粉刷后封死，1910年才重新打开，因而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这个门并未使用。靠东边的门是当时宫殿除正门外唯一通向广场的门。马基雅维利不是工作一完马上回家的人，傍晚下班后多半会跟同事三五成群，从回家相反方向的宫门出去，直奔小酒馆。

正门经常不开。进到里面不几步就是一条回廊，环绕着一个小中庭。中庭中央现在有一个喷泉，上面安放着一座韦罗基奥亲手创作的小天使像，怀抱海豚，煞是可爱。这也是16世纪中叶科西莫大公让人从位于卡雷吉的美第奇别墅中移来的。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这里安放的是多纳泰罗创作的大卫青铜像。而这座大卫像也曾被放在佛罗伦萨市内美第奇宫的中庭作为装饰。1494年美第奇家族倒台，大卫像也被没收，放到了市政厅。现在，这尊雕像放在了国立美术馆。顺便一提，到处造喷泉的喜好是16世纪巴洛克的风尚之一。

韦奇奥宫那么高，包括二楼夹层在内却只有4层。每层的高度很高，现代建筑已经用不到那样的高度。在意大利，一进门的大厅层叫作地面层（piano terreno），而不是叫作一层。韦奇奥宫的这一层有一个带有中庭的回廊，还有一个拴马匹、放武器的泥地大堂。一层的一部分由税务和其他一般事务部门使用，二楼以上才有房间。那是韦奇奥宫的“一楼”，有用于召开共和国议会的“五百人会场”和“八十人委员会”开会的“二百人会场”，其他房间是正义旗手的私人用房。正义旗手在任期内必须住在市政厅内，这是义务。一楼与其上的二楼相连，中间有夹层。夹层的高度和大小完全可以住人。一楼“五百人会场”所占空间的上方不是二楼。因为“五百人会场”的天井很高，它高过夹层直达二楼。所以，在二楼可以远远地俯瞰“五百人会场”。

除了被“五百人会场”占去的空间以外，二楼集中了正义旗手的办公室、接待室和各委员会的房间及秘书厅。如果说一楼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脸面，那么二楼就是它的大脑和心脏。这一层北面有一个大开间，叫作“百合厅”，墙上是漂亮的蓝底金色的百合花。大厅用雕塑和壁画装点得非常精美。在马基雅维利时代，这个开间也如今天所见的这般漂亮美观。这个大厅隔壁的朝北房间就是秘书厅的办公室。虽说这个房间朝北，但面对着领主广场开了三扇大窗户，面积比留到今天的还要宽敞，在里面办公感觉应该不差。从窗户往外看，不仅能看到广场上来往的行人，还能远远地正面望见布鲁内莱斯基造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和那坐落在红底上的白色棱线，美不胜收。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办公室。现在的导游图上，这个房间标着“Antica Cancelleria”（秘书厅旧址），房间灯光下有马基雅维利的一幅画像和一尊木制胸像。画像上马基雅维利的表情有些腼腆，而胸像则像护照照片似的表情呆板。辉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的象征——正义旗手办公室没有被保留下来，而一位普通官员的办公室却成了史迹，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文名隆盛，尽管500年来围绕他的著作争议不绝。

我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区域，可以说是邻居，到这里来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我经常会来这里漫无目的地消磨时光。每当我看着马基雅维利的画像和木雕像总会忍俊不禁，好不尴尬。我每次发笑的时候，总觉得眼前的马基雅维利也会笑起来。马基雅维利有点不配受到如此祭奠，他自己比谁都更能感受到这一点。大体上说，他不是终日坐在办公桌前埋头于事务的人，他那份工作的性质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29岁的马基雅维利供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厅组织机构如下：

第一秘书厅

秘书长 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

秘书长助理 比亚焦·博纳科尔西

秘书 安东尼奥·德拉·瓦勒、卢卡·费奇诺、奥塔维亚诺·达·里帕

第二秘书厅

秘书长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秘书长第一助理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与马基雅维利竞争国务秘书职位的三人中的一位）

秘书长第二助理 朱利亚诺·德拉·瓦勒

秘书 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巴托洛梅奥·鲁菲尼、尼可罗·瓦洛里

秘书厅还配有递送命令和情报的通信官员，相当于传令官和信使。

秘书厅分为第一秘书厅和第二秘书厅，但在马基雅维利刚任职的时候，这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理解为合署办公更接近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当初划分时是这样确定的：第一秘书厅负责外交，第二秘书厅负责内政和军事。然而，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什么地方都一样，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分工总是划分不清的。后来设立了一个名称冗长的委员会——“和平与自由十人委员会”（后简称“十人委员会”）负责军事。这样一来，似乎第二秘书厅就只负责内政事务了，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合署办公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政府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第一秘书厅和第二秘书厅并立的状态。我们只能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对外策略而已。原因是向外国派遣使节时，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头衔要比秘书长助理好听一些。实际上，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因这类任务的出差次数要远远多于第一秘书厅秘书长。由于这个实际情况，两个秘书厅虽处并列状态，但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位和待遇都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之下。

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也可视为秘书总长。他虽然只比马基雅维利年长5岁，但已是法律学和伦理学教授。他当然是大学毕业，还是“豪华者”洛伦佐发现的大文学家波利齐亚诺的大弟子，被认为是佛罗伦萨知识分子阶层屈指可数的人物。他比马基雅维利早半年担任这个职位。他一边担任公职一边在大学执教，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即兴演说技巧高超著称，有诸多拉丁文著作，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传统知识分子。

从15世纪初期的科卢乔·萨卢塔蒂开始，到莱昂纳多·阿雷蒂诺、巴托洛梅奥·斯卡拉，佛罗伦萨共和国秘书厅的最高负责人都是由佛罗伦萨顶尖知识分子出任的，这已成为惯例。选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出任这一职务，也是忠实地沿袭了传统做法。当时的佛罗伦萨人认为，共和国市政厅事务厅局级别的长官虽不是正义旗手，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那可是共和国的“脸面”。而且，1502年以前正义旗手的任期都只有一年，辅佐正义旗手的大臣任期仅为两个月。所以，一旦当选为秘书厅的秘书长，通常都要在这个位置上干到死，他有充分的理由一直保持这个“脸面”。萨卢塔蒂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0年，维尔吉里奥的前任巴托洛梅奥·斯卡拉干了32年。不消说，秘书厅的全体人员都是学士。

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维尔吉里奥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他不仅在思想上忠于秘书长的传统，在身体上也充分具备“脸面”的资格。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行为举止充满威严，相貌英俊，声音洪亮，穿透力强，是主持正式仪式的不二人选。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总是去做解释，这样做早晚会被那些重视自己亲眼所见、注重自我思考的人甩在一边。这是他的风险。但是，人类世界多数人遇事都是喜欢听貌似明快的解释，因而维尔吉里奥地位稳固。

马基雅维利作为维尔吉里奥的第一部下，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与这位上司正好相反。马基雅维利中等身材，身体瘦弱，头颅偏小，相貌寒酸。他头发乌黑，油性很大，总是贴在头皮上。他双眸黢黑，炯炯有神，但举止慌忙，让人不敢恭维他威严庄重。他在座谈时常有明星范儿，但拙于在大庭广众之上演讲。他的嘴唇很薄，嘴角上翘，那曲线给人的感觉既似嘲讽又像愉悦。他体毛很重，只是在官服的掩盖之下不为人知。

在处理工作的方法上，第一秘书厅秘书长和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对比鲜明。维尔吉里奥偏于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的做法，作为秘书长并不积极主动地揽工作。但他并非不重视自己的分内工作，他充分履行了自己作为官府“脸面”的职责。

马基雅维利则完全相反，分工不明确对他正好，他会比人们所期待的更出色地完成交给他的工作，还会自己揽活儿做。15年以后，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马基雅维利被解职，而官居其上的维尔吉里奥却被继续留用，这也是一个原因。

实际上，生龙活虎的马基雅维利很快就成了秘书厅的核心，秘书总长反而成了摆设。这也正是秘书长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得以继续做官的原因。我在撰写马基雅维利此后长达15年的为官生涯时很震惊，维尔吉里奥是马基雅维利的顶头上司，但我很少有机会写到他。尽管除了这位上司外，马基雅维利到处都有上司。

读着维尔吉里奥留下的字面漂亮的书信，我总感到这位知识分子精英官僚没能理解他的部下马基雅维利。这不是他脑子不够用，而是他对马基雅维利一生魂牵梦萦的事情关心不够。但这位上司一次也没有妨碍过这位与己不同的部下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有着一位理想的上司。

至于秘书厅的其他官员，不管是第二秘书厅秘书长马基雅维利也好，助理也好，普通官员也好，大家都是名副其实的职场伙伴，不存在职位高低的差别。

对被派遣到外国去的人来说，这些伙伴是让他嗅到祖国气息的信息源。到了外国的人也不会忘记给秘书厅的人，哪怕是某一个人写信，聊一聊正式报告里不能写的俗话俚语。马基雅维利从出差地寄回来的信，大家一起看，总是很佩服。他们总是给马基雅维利写回信，告诉他他的信把大家逗笑了。读着回信，马基雅维利不由得露出微笑。秘书厅的工作到了下班时间也干不完，于是大家就把工作带到一个伙伴的家里一起干。已经结婚、生活有着落的博纳科尔西家就是大家经常的去处。这就是秘书厅除了“脸面”维尔吉里奥以外所有成员周遭的气氛。

我写出了博纳科尔西等所有马基雅维利同事的名字。他们仅仅因为是马基雅维利的职场伙伴而留名青史。当然，也只有他们才是马基雅维利的第一读者。作家没有读者便不能成长。

借用京极纯一[2]先生的话说，日本的官僚们就像贪心老太婆，什么都想揽，工作越搞越多，弄得手忙脚乱，顾不过来。这位29岁的“佛罗伦萨秘书长”不也有点像吗？尽管他不至于搞得手忙脚乱，顾不过来，但在像贪心老太婆一样什么都想揽，工作越搞越多这一点上还是相当像的。

7月14日，马基雅维利当选第二秘书厅秘书长不满一个月，就又被任命为“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几乎就在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正义旗手两位秘书中的一位。这后两项秘书职务由正义旗手任命，不需经过议会投票。“十人委员会”秘书的任期为一年，可以连任。结果，在15年的官场生涯中，马基雅维利一直干着这个秘书。他担任正义旗手秘书4年后，正义旗手改为终身制，只要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不说要换秘书，他的这个秘书职务也就会任期无限。而索德里尼从来没有说过要换秘书。

这意味着马基雅维利这位官场的新人进入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中枢。也许人们会说这并非他个人所愿。不错，“工作”是上面派下来的。但派给职位比他略低的同事博纳科尔西的工作也一样。博纳科尔西也是“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也曾短期做过正义旗手秘书。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工作量随着年头拉开了差距。这是马基雅维利工作得到认可的结果。拼命工作得到认可，得到认可更加拼命，这样，派给他的工作量越来越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工作充满热情当然是好事，但马基雅维利拼命工作能拿到多少薪水呢？

1498年，马基雅维利担任公职的同一年，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酬体系做了修改。根据这个体系，我们所知道的人员收入情况如下：

第一秘书厅秘书长 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 年薪33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秘书长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年薪192弗罗林

第一秘书厅秘书长助理 比亚焦·博纳科尔西 年薪72弗罗林

第一秘书厅秘书 安东尼奥·德拉·瓦勒 年薪8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助理 安德烈亚·迪·罗莫洛 年薪60弗罗林

第二秘书厅科秘书 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 年薪96弗罗林

上面的数字是通常称为“密封弗罗林”的小弗罗林[3]，如果换算成用于外汇市场的大弗罗林，马基雅维利的年薪是128大弗罗林，这样的年薪不高也不低，但比他不太有名的律师父亲要高些。年薪额因人而异，不一定与职位高低成比例，个中缘由实难理解。话虽如此，第一秘书厅秘书长是共和国事务机关的“脸面”，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却不是，二者的地位差距也反映在了薪酬差距上。

可是，根据1498年修改后的薪酬体系，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年薪是200弗罗林（指小弗罗林，下同），正义旗手秘书的年薪才192弗罗林。马基雅维利身兼这两个职务，却拿不到合计的392弗罗林，只能拿较少的那份年薪，即192弗罗林。看来在500年前的佛罗伦萨也一样，就算“工作”量增加了，工资也不会加倍。尽管如此，为什么马基雅维利拿不到200弗罗林，而只能领取较少的192弗罗林那份薪水呢？这同稿酬一样，一经确定就很难再涨。所以我真想给他一个忠告，上任时应该好好谈妥。不过，也许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能够做上自己期盼已久的工作已经很好了，薪水多少随他去吧。于是这个年薪额15年间从未动过，尽管那个时代没有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官员的薪水情况。既然谈到金钱问题，我顺带对艺术家究竟能赚多少钱也产生了兴趣。顺便说一下，威尼斯共和国官员的薪水大体也在这个水平。与支付给艺术家的金额做比较，我们不能只看私人委托的情况，要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公家委托的情况做比较。

在马基雅维利的任期中，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曾经向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定制过艺术作品。向达·芬奇定制的是在“五百人会场”的一面墙上描绘安吉亚里战役[4]的一幅画作，在对面墙上描绘战斗场面的画作则委托给了米开朗基罗。我们本想以同样的壁画创作来做比较，但搞不清支付给米开朗基罗的金额是多少，只好拿他第二年创作的巨型大理石雕塑《大卫》来做比较。比较均以弗罗林小金币计。

达·芬奇在壁画制作期间，政府每月支付月薪22.5弗罗林。完成时的支付金额不详。创作画稿用的纸张和创作工作室等的经费由政府承担。

米开朗基罗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政府每月支付月薪9弗罗林。完成时政府支付400弗罗林。

马基雅维利政府每月支付月薪16弗罗林，出差的各项费用由政府支付。

达·芬奇因最终没有完成画作而未能拿到完成时应得的报酬。米开朗基罗花了两年半完成雕塑制作，按此计算，折算成月薪为22弗罗林。这位29岁的艺术新星风头正健，比新晋官僚挣得多。

有言在先，这种薪水比较是一种“游戏”。既然可供比较的史料不存在，严肃比较也就只能停留在游戏层面。而且，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用时间衡量的。艺术家或许比官员赚钱多，但上面的金额也只是像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名噪一时、无可比肩的艺术家才能赚到。二三流的艺术家只能拿到说得过去的报酬。毕竟，靠文化生财一般是做不到的。而靠实业生财的美第奇家族，举办一次长枪比武大会甚至花费了1万弗罗林。

马基雅维利仅仅拿了中等水平的薪水，况且不论如何被认可，也绝无可能晋升到更高职位，他为什么还会对工作抱有那么大的热情呢？

我想这是因为他就像一个贪心老太婆，什么都想揽在怀里，一旦揽进来又不肯撒手。秘书厅、正义旗手秘书、“十人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无法分清楚的。做正义旗手秘书可以了解在秘书厅所不了解的最高机密。有些情报眼下虽然还不是最高机密，但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变成最高机密。在负责国防的“十人委员会”，每天都能接触到这类情报。

马基雅维利并非只接触重要事项。作为“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他要以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大使的训令；作为正义旗手的秘书，他还得用同一支笔给尚未完成壁画创作便去了米兰的达·芬奇写这样不解人情的信件，请他回国完成画作，否则就要求他返还政府已支付的月薪。作为秘书长，马基雅维利还必须说走就走，踏踏实实地去出差，进行那些尚不至于派遣大使但很重要的交涉。

说起来，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事都要马基雅维利过目经手，他所没有的只是足以代表国家的职位和决定政策的权力。从做大使起步的圭恰迪尼从驻在国西班牙写信回来，叹息情报太少。从这点看，不具晋升资格[5]的秘书长马基雅维利条件要好得多。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终其一生所关心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政的技术”（arte dello Stato）。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没有比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更有意思的职位了，因为没有什么事比接触最新情报更能刺激他的好奇心了。就算当不上大使，当个大使副官，他也有很多机会见到各国领袖直接交谈；就算没有政策决定权，制定政策时，他也可以根据自己接受、分析、综合的情报阐述意见。当然，建议是否被采纳则另当别论。何况，秘书厅的同僚对他的想法会给予积极活泼的回应，那是一伙让人愉快的家伙。29岁的马基雅维利欣喜而振奋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口中不时冒出“Ecco mil”的口头语。

我着实犯迷糊了，怎么翻译“Ecco mil”这句意大利语才算恰当呢？根据他的性格和当时的状态，用他一贯的谐谑语气来表达的话，这句话应该翻译成：“马基雅维利，来啦！”

[1] 内阁官房，日本内阁的辅助机构，负责整理内阁会议材料，处理内阁事务和收集情报。内阁官房长官为国务大臣，统辖与内阁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助手。

[2] 京极纯一（1924— ），日本政治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及校长职务。2001年被日本文部省授予“文化功劳者”称号。著有《政治意识分析》《现代民主政治与政治学》《日本的政治》《日本与政治》等。

[3] 佛罗伦萨当时的货币弗罗林有如下区分。大弗罗林（fiorino largo），又称金弗罗林[ fiorino d’oro（in oro）]，这种金币更大、更重一些。小弗罗林（fiorino piccolo），又称密封弗罗林（fiorino di suggelo，因经称量检验后被封在盒子或袋子里而得名），它因货币价值的波动而贬值。1500年时，1个大弗罗林值7里拉，而1个小弗罗林约值4里拉。

[4] 安吉亚里战役（Battaglio di Anghiari），米兰与佛罗伦萨之间发生于1440年6月29日的一场战役。此役，佛罗伦萨在安吉亚里以极小的代价击垮了来犯的米兰军队，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5] 在日本，通过某种国家公务员考试（如综合职、上级甲等或I种等），被选拔进入候补干部序列为中央政府部门录用的国家公务员俗称为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キャリア（career）]，而其他公务员俗称为无晋升资格的公务员[ノンキャリア（non-career）]。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改革，考试根据学历分为“综合职”、“一般职”和“专门职”进行。合格录用后，经过一定的工作实践，根据本人意愿及人事评价，参加候补干部培养课程，在考试后决定是否进入候补干部序列。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在晋升和待遇方面与无晋升资格的公务员有较大区别。因为日语中的“キャリア”有“具有学历”、“具有晋升机会”、“精英”等意，本书作者将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与时下的日本情况做类比时，把有学历者视为有晋升资格者，无学历者视为无晋升资格者。

第七章
意大利女杰（1498—1499年）

事情很偶然，就在马基雅维利任秘书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对他个人来说并非坏事，但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则不是“不幸”这个词所能尽言的。“豪华者”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开始沉醉于萨伏那罗拉掀起的大革命之中。整整6年欠下的账，不得不在这个时期全部清偿。

佛罗伦萨一直很孤立，这是它在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下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走得太近的结果。那不勒斯王国、教廷、威尼斯共和国一直都对佛罗伦萨的动向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并没有因为萨伏那罗拉被处死而烟消云散。佛罗伦萨与法国国王的关系也很微妙，佛罗伦萨已经无力明确这种关系的走向。在意大利的孤立状态使佛罗伦萨对明确自己与法国国王的关系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又让自己的孤立状态得不到满意的改善。佛罗伦萨陷入了恶性循环。

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了佛罗伦萨当时最迫切需要尽早解决的比萨问题上。

佛罗伦萨希望得到比萨作为出海口。特别是15世纪后半期，佛罗伦萨人丧失了西欧经济霸主地位，从那以后佛罗伦萨人就一直力求将本国经济的突破口转向东地中海地区，出海口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直到“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结束时，巧妙的怀柔政策已经对比萨成功地实施了90年。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佛罗伦萨态度暧昧，踌躇不决，比萨趁机恢复了独立。重新领有比萨是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最大课题。这个问题一直烦恼、折磨了佛罗伦萨人15年，直到1509年才得以解决。佛罗伦萨现在还有一句谚语：“宁愿死神来访，也不愿比萨人站在家门口。”

这句谚语用于被迫进行二选一的时候。每当听到这句话我都会不由得苦笑。如果换成比萨人，他会怎么看？比萨一定会有调换了主语的同样谚语。

比萨问题之所以棘手大致有两个原因：

首先，尽管昔日的繁荣只给比萨留下了华美的教堂和斜塔可供凭吊，但在仅仅200年前的13世纪，比萨还是活跃在地中海上的四大海洋城邦之一。没有比领有一个曾经先进而今没落的国家更难的事了。实际上，比萨人对独立的执着，是那些从未登上过国际舞台的小国国民难以想象的。比萨不愧为曾经的通商国家，它在大国之间巧妙运作，顽强抵抗，使佛罗伦萨伤透脑筋。

其次是“豪华者”洛伦佐预见到的现实：小国问题很容易和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纠缠不清。而且，与曾经成功领有比萨的洛伦佐时代相比，国际关系早已物是人非。

教廷的军事力量还不成气候，但影响力不可小觑。教廷主人的宝座上坐的是波吉亚家族出身的亚历山大六世。亚历山大六世1492年即位以来，巧妙地渡过了查理八世的军事力量与萨伏那罗拉的言论相结合所造成的危机。他提倡并成功地建立起以抗击查理八世为目的的神圣同盟，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而在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充分利用自己稳固的地位，帮助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实现野心。

对教皇而言，佛罗伦萨领有比萨会使佛罗伦萨更加强大，对自己却没有丝毫益处，既然这样，冷淡应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尽管佛罗伦萨最终埋葬了萨伏那罗拉，但他在台上的那6年中，这个国家一直在持续挑战亚历山大六世的耐心。亚历山大六世可以毫不吝惜地使用外交辞令，可他对佛罗伦萨不可能抱有好感。游离于神圣同盟之外的佛罗伦萨根本不能指望波吉亚教皇会善意地关心比萨问题。

那不勒斯王国已经完全是敌人了。法军入侵意大利的目的就是征服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却热情欢迎。尽管这是萨伏那罗拉煽动的结果，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族也不能原谅。

威尼斯共和国同样也是敌人。当时，威尼斯正围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自家基地与土耳其开战。我所戏称的“胡椒冲击”——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来，逼着威尼斯在经济方面紧急应对。威尼斯经济的昌盛是以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胡椒贸易垄断为支柱的，现在也走到了巨大的转折点。这时，如果佛罗伦萨把比萨作为出海口，在经济方面渗透进来，威尼斯又会怎样呢？不管让谁来考虑，肯定都会认为要予以阻止。事实上，威尼斯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向比萨提供了援助，这在物质方面撑起了比萨人的抵抗心。

引来法军入侵的罪魁祸首米兰公国原先似乎能与佛罗伦萨统一步调，现在也指望不上了。原因是查理八世于1498年4月亡故，继承他登上法兰西王位的路易十二[1]主张米兰公国的主权由法国国王、耶路撒冷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共享。这也是当初查理八世所提倡的。路易十二认为，自己继承了一百多年前维斯孔蒂家族嫁给奥尔良公爵[2]的瓦伦蒂娜小姐的血统，现任公爵斯福尔扎家族是与瓦伦蒂娜的弟弟米兰公爵菲利波·维斯孔蒂[3]的独生女结婚后才成为米兰公国主人的，自己做米兰公爵才更正统。如果是常人，肯定会认为这种说法荒谬之极。然而，一国之王不是常人。主张主权之类的事情，大抵都把立足点放在此类事情上。不过，对现在的米兰公爵“摩尔人”来说，拿这种谬论来胡搅蛮缠的对手是统率千军万马的中央集权国家法国的国王。在这种时候，即使米兰公爵对佛罗伦萨重新领有比萨的事情充耳不闻，也在情理之中。

佛罗伦萨共和国甚至要用自己在意大利的孤立作为交换来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法国国王又是如何看待比萨问题的呢？

前面讲过，路易十二刚上台就表明了要领有米兰的意图。但是他即位后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同王后离婚，迎娶安妮·德·布列塔尼[4]，她是先王的未亡人，嫁妆是广袤的土地。这就得要罗马教皇批准国王的第一次婚姻无效，否则，国王的离婚便无效。亚历山大六世当然不会便宜了这桩事。[5]实际上，教皇可以“高价”批准此事，但比萨问题对他们两人不值多大价钱。在法国国王眼里，佛罗伦萨是否领有比萨，说白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谁也不会去犯傻为这桩小事惹教皇不高兴。

法国国王企图征服米兰，把与米兰接壤的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拉到自己一边才更有利，而威尼斯并不希望米兰成为佛罗伦萨的掌中之物。

萨伏那罗拉倒台后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难道不知晓这种现状吗？非也，他们十二分清楚。但他们仍然要把领有比萨的希望寄托在法国国王身上，也许应该说他们摆脱不了法国国王。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上任时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所面临的形势。他作为一个完全没有主导权的国家官吏，在此形势变化之际走马上任了。在他任官的第一年，主要工作就是外交和军事。他的第一次“出差”也是为了比萨问题。

马基雅维利上任还不到一年，又是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吏，并不担心第一次去哪里出差会给他以后的前程带来什么影响。所以，交给他的第一次对外交涉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向一位佣兵队长传达政府的意图。交涉在佛罗伦萨境内进行，甚至没有让马基雅维利带上派遣使节必备的国书。他的任务仅仅是去蓬泰代拉，到大本营设在那里的雅各布·达·阿皮亚诺处，向他传达佛罗伦萨共和国同意这位佣兵队长提出的增加佣兵费的要求。

蓬泰代拉在佛罗伦萨城区西面，沿亚诺河向西约70公里。佛罗伦萨城围着城墙，城墙上开着11个城门。出了离亚诺河最近的圣弗莱蒂亚诺门，朝比萨方向沿河走，便能到达蓬泰代拉。这次出差只能住一宿，距离较远，所以他可能是骑马去的，但一定是他一个人。通常外出交涉，出发时都会带上一个称得上是外交信使（corriere）的人员同行，以便携带报告紧急返回。而这一次的任务只需他回来后自己报告就行，所以一人足矣。马基雅维利劲头十足，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佣兵队长。佣兵队长这类人虽然可能带来种种弊害，但眼下佛罗伦萨又缺不了他们。

雅各布·阿皮亚诺是第勒尼安海边小国皮翁比诺的领主。小国的领主为了赚钱和保障本国安全，会到大国当佣兵队长。这在当时的意大利很普遍。佛罗伦萨为攻打比萨组织了军队，阿皮亚诺加入进来，成了一个佣兵队长。佛罗伦萨军队本身就由佣兵队拼凑而成，所谓佣兵完全不是用来补充兵力的意思，而是正式军队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才会理直气壮地要求涨价。

佣兵制度是14、15世纪意大利的特色之一。简单说来，队长的实力和与之相应数量的兵员、战斗所需的武器构成了佣兵队，指挥佣兵队的佣兵队长与雇主国家签订雇用合同。这就是佣兵制度。合同期通常为一年，若无问题，第二年自动延续。这种佣兵制度需求不绝，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国家数量众多，而且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因为是城邦，城市占据了国家的中心位置。城市里的居民自然多数从事商业和工业，这些人是市民中的主流。在日本，大家知道法语词“bourgeois”（有产者）指的是市民阶级。在意大利语中，这个词就是“borghese”，词源可能来自日耳曼语，意思是居住在城墙围起的城市里的人。

因为天气原因，当时的战争通常在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进行。但这段时间恰好是“市民”们工作的最好时间，不可能把他们赶上战场，如果这样还不如不打仗。但是直到20世纪的今天，也从来没有以不合理为由成功躲过战争的案例。在最适合工作的季节，将年龄最适合工作的男丁驱向战场，将会招致经济的疲敝。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市民们专心工作，把工作所得利益的一部分作为税收，用于雇用专门从事战争的人，让他们负责打仗。由于这种佣兵制度的普及，意大利的所谓战争都是佣兵打佣兵。就拿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它的海军全由本国人组成，但它的陆军也引进了在意大利占主流的这种制度。

有需求就有供给。意大利各国在最适于工作的季节充分利用最好年龄段的男丁，使得国家非常富裕。不少专业打仗的人都从德意志和英吉利到意大利来讨生活。不过，在这些佣兵队长眼里，手下的士兵是很好的机器。既是机器，当然希望尽量不要有损伤。这样的结果是，战斗轰轰烈烈，却只有一人因从马背上掉下而摔死，于是战争变成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布克哈特[6]给这种战争起了一个名字：“作为艺术作品的战争”。

这种艺术的战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满足了所有人。市民们得以专心工作，国家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打不得不打的战争。战争都是事先已串通好的，敌兵也很自律，就连那些不被当成“有产者”的农民也不用害怕打败被抢。而在欧洲其他国家，打了败仗必定会遭到抢掠。小国领主和无主流浪汉靠承包战争也能活下去。像米兰公爵斯福尔扎那样，靠着运气和才能，还能打开一条当大国主人的通途。著名的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不过是佣兵队长出身，他成了发迹于佣兵队长的第一人。

这个稀里马虎却又深得人世间精妙的愉快制度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遭到了沉重打击。当时的法国与城邦林立的意大利不同，中央集权发展很快。但在意大利人看来法国仍是后进国家，经济方面也是意大利富裕，当时意大利人都看不起法兰西人。但法兰西人有个传统：打仗毫不含糊。这些法兰西人毫不含糊地打进了意大利，给了意大利人沉重的一击。查理八世的军队不怕被骂成“非艺术”，干的是彻头彻尾的掠夺和暴行。不过五六年的时间，马基雅维利成了热心的反佣兵制度论者。这与查理军队来袭引起的变化不无关系。不过，要彻底改变这个200年来运行良好的制度，无论何时、无论对谁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法军入侵4年后的1498年，马基雅维利被派去见佣兵队长。

这次出差没有留下报告，也许是返回后只做了口头汇报。若干年后，他对雅各布·阿皮亚诺有过以下简短评价：

“这个人言语高谈阔论，结论虎头蛇尾，行动最为差劲。”

佣兵制度最大的缺点是，由于雇用双方是合同关系，“武将一言为定”的做法行不通。尤其比萨战争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已被彻底看透，情况最为糟糕。马基雅维利工作的最初几年，时间都耗费在了与多半是“言语高谈阔论，结论虎头蛇尾，行动最为差劲”之人的佣兵队长的交涉之中。这也反映了佛罗伦萨当时所处的境况。

他的第二次出差也跟佣兵合同相关，只不过这次的交涉对手是个女人。与前次只是传达政府的决定不同，这次他被委以交涉任务。所以这次出差是30岁的马基雅维利事实上的首次对外交涉。

马基雅维利创立了“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些听上去令人恐怖的政治哲学，直到20世纪的今天还遭到善男信女的唾弃。当时的他那么年轻，就要面对一位女性谈判对手，这件事刺激了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家们。马基雅维利在15年的官场生涯中写下了数量庞大的报告，有些学者从未通读过这些报告，却瞪着碗大的眼睛阅读这次出差期间他写的报告，还写论文论述马基雅维利被耍弄了，或没被耍弄……每当我这个女人读到这种研究论文时都觉得可笑之至。不过我认为，如果对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他们就不会如此热情地去议论了。我能理解，虽是女人，但这女人毕竟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马基雅维利见到卡特丽娜的时候，她已36岁，正似鲜花盛开，艳美夺目，光彩照人。她面庞美丽，身材优美，尽管生过十多个孩子，依旧魅力慑人。她是前任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庶出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结了婚。这人是“帕齐阴谋”的首谋者之一，因而一直受到“豪华者”洛伦佐执拗的追杀，最终被暗杀身亡。于是，她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但她似乎并未受到多大打击，因为丈夫并不爱她，一味地粗暴待她。暗杀是家臣所为，弗利、伊莫拉这些小国领主的地位因此岌岌可危，这才是对她的严重打击。反叛的家臣将她的孩子掳为人质，以为有孩子当人质，这位伯爵夫人就会俯首听命。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一般女人就此也就屈服了，但卡特丽娜并没有屈服。她逃进了城堡，叛乱者威胁说再不出来就要杀死孩子。这时，她出现在城墙上，呼地撩起裙子，大声喊叫：

“你们这些王八蛋！知不知道，孩子，老娘以后靠这里想生多少有多少！”

这是所有意大利编年史作家都会不惜笔墨浓书重彩描写的一段传奇故事。当时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只有25岁。在这次大胆的行动之后，她终于成功地镇压了家臣的叛乱。后来，这位弗利的伯爵夫人又曾两次同自己所爱的男人结婚，却又两次成为寡妇。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女人，被赞誉为“意大利第一女人”和“意大利女杰”。

女人用纤弱的手保卫国家，通常会给人以拼命决死的印象。但有意思的是，这位大胆而美艳的伯爵夫人甚至让人感到游刃有余。同一年，就在马基雅维利见过她后不到几个月，她遭到了切萨雷·波吉亚军队的攻击。在围城战最激烈的时候，她也没有忘记在投入敌阵的石弹上写下这样的话：

“打炮能不能悠着点儿，别把你们的蛋蛋玩崩了。”

当时的男人不喜欢伪善的优雅，所以，这样作为的女人在他们中人气颇高。法兰西武将以奉献骑士精神的纯真爱情而闻名。就算她没有名气，也会在他们中间拥有众多倾慕者。马基雅维利的同事博纳科尔西也是她的倾慕者。他给在弗利出差的马基雅维利写信通报情况时，还顺便加上了一笔：

帮我找一幅伯爵夫人的画像，回国时带回，价格高不要紧。画像不要折叠，要卷好带回。

切萨雷·波吉亚刚打完胜仗便把手下败将卡特丽娜带到自己的住处，当晚和第二天一整天都和她闭门不出。这个事实引起了倾慕者们的极大愤慨，纷纷谴责这是在趁胜强奸。切萨雷当时24岁。教皇的这位儿子是个美男子，这次是初上战场。但他很快就会搅乱整个意大利。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一书中写到这位卡特丽娜时曾经说过，我很难附和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强奸说法。我这种想法后来愈加强烈。随便怎么说，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自己选择男人，一向都选年轻的美男子。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谈判对手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年方30岁的独身新手秘书与36岁的“意大利女杰”相互面对，即使是外交工作，是否被耍弄的议论也会沸沸扬扬。这些暂且按下不表。马基雅维利带着国书，沿着夏天的山道向北而去。这次的任务是交涉，他带了一个飞毛腿信使帮他传送报告。

弗利城在佛罗伦萨北面，翻过亚平宁山脉就到。这一带是罗马涅平原，古罗马时代的艾米利亚大道从濒临亚得里亚海的里米尼开始，经博洛尼亚一直到帕多瓦。这一带正是这条大道通过的地区。从里米尼往西北方向直到博洛尼亚，切塞纳、弗利、法恩扎、伊莫拉等城市一线排开。这些城市都是古罗马时代沿大道形成的。古罗马时代，罗马涅是罗马与行省的边界。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这里名义上属于教皇国，实际上却是小君主国林立。这也是这个地方的特色。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也是小君主之一。

然而这些小国位于佛罗伦萨与强国威尼斯共和国的边境地带，仅此一点对佛罗伦萨而言就非常重要。人所周知，“豪华者”洛伦佐生前极力推行势力均衡政策，不遗余力地支持法恩扎领主曼弗雷德。这些小国越是安然无恙，佛罗伦萨就越不用发愁没有“堡垒”。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真正的任务所在。这次出差也与比萨问题有关，尽管是间接相关。

从佛罗伦萨去弗利，沿着东北方向大约有120公里的路程。马基雅维利上次出差是沿着亚诺河往下游走，可以骑马一气到达。这次却不同，他要在夏天翻越亚平宁山脉。马基雅维利于7月13日出发，7月16日到达弗利，途中在卡斯特罗卡罗村稍做停留，检查了武器弹药的现存量，并向佛罗伦萨发去了报告。

使节如果携有政府签发的国书，只要事情不是十分紧急，到了目的地以后，通常是先找住处，在那里洗漱干净，换上官服，然后再去政府官厅或者王公宫殿求见。这是一般的程序。大使级别的使节一般都是先派副使去求见，但马基雅维利没有副使，从找住处开始所有事情都得自己做。尽管如此，他还是上午到达后便早早去了伯爵夫人居住的城堡，请求伯爵夫人立刻接见他。他已听说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上午有事，会见安排在了下午。

一般来说，把副使级别的人当正使外派，说明任务不太重要。马基雅维利这次的工作是更新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跟第一任丈夫所生长子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之间的佣兵合同。

奥托维阿诺很年轻，但作为武将毫无所长，不像他那身穿铠甲亲自统率军队的母亲。但一年前，佛罗伦萨还是如伯爵夫人所愿，与这位年轻人签订了佣兵协议。奥托维阿诺是参加比萨战役的佣兵队长之一，但没有实际参战。佛罗伦萨与他签约是为了与领有弗利和伊莫拉的伯爵夫人保持友好关系。签订佣兵协议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军事目的。这位弗利年轻人的佣兵费是一年1.5万弗罗林。

这份佣兵协议到期时如无问题将自动更新。但伯爵夫人传来话说没有更新的意思，可是过了一阵子她又说还是想更新。于是，佛罗伦萨决定派马基雅维利来弗利一趟。马基雅维利接到的命令是可以续签佣兵协议，但佣兵费要限制在1万弗罗林。

根据马基雅维利自己写的详细报告，那天下午终于见到了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她在米兰来的顾问陪同下接见了这位佛罗伦萨的秘书长。这表示她在会见马基雅维利前就已经考虑好了如何对付这位佛罗伦萨使节，而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递交国书后，马基雅维利口若悬河，说佛罗伦萨共和国认为弗利的伯爵夫人如何如何重要，如果能使夫人满意佛罗伦萨将高兴地续约，他甚至把佣兵费如果定为1万弗罗林便不会有问题的内情都说了。要是我，肯定会裁定这时的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牌局一开始就把自己全部底牌亮给对手的赌徒。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不愧是一位老手，头脑冷静，显示出丰富的经验。等急于求成的年轻秘书长讲完，她说道：“佛罗伦萨共和国总是嘴上让我满意，行动上却正相反啊。”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绵里藏针地开了腔，然后直奔主题，说：“你们说友好友好，还不是因为我的领国在你们与威尼斯的中间起了缓冲作用嘛。”

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晚，夫人的秘书造访了马基雅维利的住处，虚情假意地告诉他，米兰公爵也让伯爵夫人派兵，老缠着要回复。他们要骑兵50骑、石弓手50人。派给米兰还是派给佛罗伦萨，这是夫人早晚要定的事。这人肯定是卡特丽娜派来的。新手秘书长把这些情况逐一向政府写了报告。这是第一份报告，落在纸上长达5页。马基雅维利逗留了8天，这样的报告竟有7份之多，等于他每天都在写报告。不过，本国政府发来的训令也多达5份。

不光是看，还能把所见周详地写下来，说明作者把所观察到的东西装进了大脑，缜密思考过。小国命运脆弱，其君主即使能力卓越也难有作为。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在弗利逗留的8天时间里，对这种现状有了更深的理解。即便对方不是漂亮寡妇，他可能也会下意识地觉得被她耍一下也不要紧。他在报告中评论自己的对手说，她气质高雅，判断任何事情都放得开。伯爵夫人取消了会谈，说她1岁的儿子生了病。马基雅维利信以为真，在报告这件事时，笔下还流露出了一丝同情。这孩子是美第奇家族旁系的乔凡尼担任佛罗伦萨驻弗利大使期间与伯爵夫人坠入情网、结婚后所生的孩子。恐怕这也是让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心怀好感的原因。乔凡尼·德·美第奇有美男子的美誉，却没有等到儿子诞生就去世了。

这时的婴儿日后成长为一名武将，外号叫“黑条”乔凡尼[7]，名声很大。他是马基雅维利晚年的一缕“希望之光”。然而希望没有成为现实，乔凡尼英年早逝。他的儿子就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消亡后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第一任大公科西莫一世。

言归正传。1万弗罗林的佣兵费谈不下来，马基雅维利便请示本国政府，问能不能在1.2万的底线上妥协。佛罗伦萨政府习惯于将佣兵费交涉等同于贱卖香蕉，给了肯定的答复说可以。

伯爵夫人认为：“与其讨价还价，不如拿出结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和马基雅维利顺利地签订了与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的佣兵协议。

当然，马基雅维利也没有一味地让步。卡特丽娜主张，佛罗伦萨要承认弗利是自己的同盟国，对于侵犯伯爵夫人领国的行为，无论是哪个国家所为，佛罗伦萨都应派出援军予以支援，并要正式写成文书。但马基雅维利对此没有让步。本国政府指示他，在对弗利的关系方面要含糊其辞，绝对不可明确佛罗伦萨的立场。马基雅维利遵守了这一指示，不过他采用的是“走为上”的方法，没有一味死守。

7月25日早晨，马基雅维利早早地离开了弗利。他按照训令再次前往卡斯特罗卡罗稍做逗留，然后返回佛罗伦萨，并于8月1日回到佛罗伦萨。博纳科尔西要他卷着带回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画像，希望他没有忘记。

连同这次在内，马基雅维利出差总共超过30次，所有的出差报告装订成册有3卷之多。不仅是这些公函，私人书信往来也很频繁。每每读到这些，我就会深深地感到，若不是笔头勤快还真做不了这500年前的官。在那个时代，电话电报还都是梦想，更别谈电子办公机器，只能靠手写。看着他们写下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想象出他们如何考虑对外交涉与情报之间的关系，意味深长。

马基雅维利到乍看上去与国际关系无关的小国去交涉佣兵费，却能发回与大国有关的情报。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报告中附上了佛罗伦萨驻威尼斯大使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8]寄给本国政府报告的抄本，还有罗马的情况、法国国王的动向以及与弗利有叔侄关系的米兰公爵的情报，一样都不少。特别是关于威尼斯，马基雅维利对其与土耳其战争的进展情况写得非常详细。

这是因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如何应对佛罗伦萨不能不受到威尼斯和米兰动向的左右。土耳其越难对付，威尼斯在意大利内部的行动就越迟钝，弗利的缓冲作用自然就会降低。此外，法国国王对米兰公国的动作越活跃，伯爵夫人的伯父就越靠不住。这样交涉就会变得对佛罗伦萨有利。负责交涉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在十分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谈判。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身陷如此处境，却成功地把佣兵费从1万弗罗林涨到了1.2万弗罗林。马基雅维利还是吃了些小亏。

马基雅维利从弗利发来的报告在佛罗伦萨政府秘书厅受到好评和欢迎。他的报告在观察、分析、判断、预测等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他的报告不仅供秘书厅阅读，还呈送给正义旗手和阁僚以及“十人委员会”和“八十人委员会”的成员阅读。马基雅维利的第一次出差成功了。

不过，有人拍手欢迎，也有人听了这掌声不开心。上任一年，30岁的马基雅维利就在职场上引起了摩擦，让人惊讶。反马基雅维利的领衔人物是第一秘书厅秘书安东尼奥·德拉·瓦勒。

瓦勒被称为“先生”，应该是大学出身。这位安东尼奥先生在政府中四处说大话说：“要是我去，我会更加大胆地干。”也有些人赞同他的论调。博纳科尔西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信中细细地描述了秘书厅的这种气氛。读着这些信，我会感到任何时代都一样。那么，马基雅维利又是怎么想怎么处理的呢？马基雅维利这个时期的书信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不过观察他以后的言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事。因为马基雅维利“错误”连连，而一个能跟周围巧妙地和谐相处、把自己地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考虑的人是不会犯那些错误的。

历史学家圭恰迪尼比马基雅维利小14岁，这时他还是个少年。后来他上了大学，仕途直接从驻西班牙大使起步，逐步登上了官僚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他在《备忘录》（Ricordi）的非公开书籍中这样写道：

在佛罗伦萨，想博得人们好感的人必须小心，绝对不能得到有野心的评价。而且，无论事情再小，也不要让人感到你比同事更优秀，更引人注目，或是更干练。因为在一个最重视平等、充斥着嫉妒念头的国家，没有比自己想与众不同、被人认为远离平凡更致命的不利了。

这位精英中的精英官僚也只限于在非公开的场合才这样明明白白地去写。而马基雅维利似乎与他是完全相反的人。

在马基雅维利还没有因写自弗利的报告备受关注以前，他还受“十人委员会”的委托以答辩的形式，就佛罗伦萨人最为重视的比萨问题写过一篇论文《论比萨事务》（Discorso sopra Pisa）。文中的论考大胆而直率。全文是这样开始的：

佛罗伦萨如果还希望自由，那它就必须再次领有比萨。

哎哎，请别先贸然断定这就是超级鹰派言论。“如果还希望自由”这句话不过是当时的一句口头语。我们再看下面数行文字：

我相信你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没有必要再一一细述理由。我只在这里讨论为达到再次领有比萨这个终极目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能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两方面的可能性，是依靠武力还是依靠爱，是军事解决还是和平解决。

马基雅维利接下来追溯历史，分析了比萨和比萨周边的各种情势，论述了军事解决和和平解决何者更加现实。最后，他明快地下结论道：

根据以上的理由，要达到再度领有比萨的目的，只能依靠军事解决。

接着他阐述了既然只能军事解决，那么应该如何推进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没有通篇局限于士兵、大炮等硬件方面的讨论。他在更广的意义上思考了包围战，提出了具体方案。作为军事解决方案，当然不能缺少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具体办法。于是马基雅维利逐个详述了攻击据点和每个据点应该配备的部队规模。

这一切所需的经费，相当于每个月雇用1000名佣兵的水平。

马基雅维利甚至没有忘记考虑经费，让人感到负责国防的“十人委员会”下面拥有一位经验老到的秘书。不过，他的本意明显是主张积极战法。他建议，抵达比萨城下，准许妇女、儿童和老人撤离后要果断投入全部军事力量。

这篇论文只有4页半，可说是马基雅维利的处女作。如果说处女作包含了作家未来的一切，那么可以说，这篇《论比萨事务》也完美地体现了贯穿于马基雅维利全部作品的特色。当代研究马基雅维利的第一人费代里科·卡博德[9]这样评论道：

这篇论文已经让我们接触到了马基雅维利独特的论述方法，这就是摆出可以选择的方法，分析这些方法可能引发的情况，使用具体例子说明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里不允许半途而废，不存在妥协。

这篇小论文虽然不是公开的，但在佛罗伦萨政府内部人人皆知。佛罗伦萨政厅里多半是有教养的人，撰写著作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不论是编年史、历史叙述，还是诗文，他们都会写。但这篇论文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章写法，与同时代人同样的咨询报告相比高下立见。仅让人爱读这一点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不过，有人佩服就会有人反对。我觉得，秘书厅分裂成马基雅维利派和反马基雅维利派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在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正义旗手、执政团、“十人委员会”和“八十人委员会”各个层面，还没有反马基雅维利的动向。在他们这帮精英眼里，马基雅维利再耀眼也不过是无名小辈，只有他们这些人才对马基雅维利报告操有生杀大权。在1499年这个时段，马基雅维利的提案只通过了一半，和被废弃并无两样。不过，政府上层还是决定重用这位写了亮眼咨询报告的年轻秘书。马基雅维利刚从弗利回来就受命专司比萨问题，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1] 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法兰西卢瓦卢王朝国王，1498—1515年在位，被称为“人民之父”（le Pere du Peuple）。

[2] 奥尔良公爵，即（瓦卢瓦的）路易一世（Louis 1er de Vallois,1372—1407），他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之子、查理六世之弟，于1392年受封为奥尔良公爵，1398年与米兰公爵吉安·卡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1351—1402,1395年成为第一任米兰公爵）之女瓦伦蒂娜（Valentina Visconti，约1371—1408）结婚。

[3] 菲利波·玛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1392—1447），瓦伦蒂娜的同父异母弟弟，1412年成为米兰公爵。他是维斯孔蒂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后代，他的唯一继承人、独生女比安卡·玛利亚·维斯孔蒂（Bianca Maria Visconti,1425—1468）1441年嫁给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弗朗切斯科于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4] 安妮·德·布列塔尼，即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de Bretagne,1477—1514），是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Francois II）的独生女，于1488年继承了公爵领地。她先与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结婚，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害怕布列塔尼落入他人之手，便发动进攻。她被迫于1491年解除了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婚姻而嫁给查理八世。1498年查理八世去世后，她又嫁给了继位的路易十二（查理八世的堂叔）。

[5] 路易十二为保有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公国而与法兰西的让娜（Jeanne de France,1464—1505）离婚，并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1498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路易十二为此做了一笔交易：教皇解除路易十二与法兰西的让娜的婚姻，而路易十二册封教皇之子切萨雷·波吉亚为瓦伦蒂诺公爵（Duc de Valentiois），封地在瓦朗斯（Valence），并援助他征服罗马涅。瓦伦蒂诺公爵是路易十二为切萨雷·波吉亚创设的爵位，“瓦伦蒂诺”是波吉亚家族发迹地瓦伦西亚（Valencia）的昵称。

[6] 雅各·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okhardt,1818—1897），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重点研究欧洲艺术史和人文主义，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Ranke）。布克哈特曾长期担任巴塞尔大学教授，尼采曾是他的学生。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等。

[7] 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Medici），父子同名，父亲称为“平民”乔凡尼，儿子因作战勇猛，成为教皇认可的佣兵队长，称为“黑条”乔凡尼。“黑条”乔凡尼死于1526年与神圣罗马帝国卡尔五世军队的作战中，时年28岁，此时他的儿子、后来的托斯卡纳大公国第一任大公科西莫7岁。

[8] 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Giovan Battista Ridolfi,1448—1514），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外交家。他曾是萨伏那罗拉的支持者。1512年皮耶罗·索德里尼被驱逐流亡后当选为正义旗手，后去职。

[9] 费代里科·卡博德（Federico Chabod，又译查波德或沙博，1901—1960），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灵大学毕业后去柏林大学留学，师从德国学者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曾在意大利多所大学任教。著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导论》《欧洲思想史》《意大利对外政策：1870—1896》等。

第八章
公元1500年的工蜂（1499—1502年）

马基雅维利从弗利归来后看到，佛罗伦萨完全笼罩在战争氛围中。不知是否是受他那篇处女作论文的启发，政府终于朝着军事解决比萨问题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499年6月，卡斯泰洛城的领主、佣兵队长保罗·维泰利在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庄严的拉丁语演说中就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市民们以为终于要解决比萨问题了，于是忘记了以前的不满，注视着这一切。市民们以前一直不满于花了太多的军费，成果却不理想，把“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戏称为“征收与浪费十人委员会”。他们祈祷早日解决比萨问题，在这点上一点也不逊于政府高层。

在这种形势下，“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特别繁忙。对“浪费十人委员会”的恶评搞得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委员选举都无法进行，1499年下半年，“十人委员会”已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马基雅维利必须在没有顶头上司的情况下工作，只能从正义旗手和执政团成员那里接受指令。这时，战争爆发了。

8月6日，佛罗伦萨军队攻到比萨城下，展开了炮轰攻势，成功地把城墙撕开了一个20多米的口子。8月10日，又攻陷了一座守卫城墙的堡垒。在佛罗伦萨，人人都相信这就等于再次领有了比萨。

就在这个时候，最高司令维泰利却命令自己手下的士兵撤退。虽然只是命令自己属下的士兵撤退，但既然是最高司令下令撤退，其他佣兵队长也就无法再动。城市巷战兵力损失巨大。明知这种战斗会损失“设备”，还有哪个“资本家”会自己冲锋在前呢？比萨前线处在一种奇妙的胶着状态。很快，有士兵由于疟疾而病倒，各佣兵队长纷纷撤兵，到9月14日，攻势彻底瓦解。

比萨人松了一口气，佛罗伦萨人却怒火爆发了。政府需要在怒火转向自己以前想出对策。

9月29日，大本营设在卡希纳的保罗·维泰利被捕，被带到韦奇奥宫。他的罪名之一是秘密勾结威尼斯共和国和皮耶罗·德·美第奇，被判叛逆罪。第二项罪名是无故临阵脱逃，让参加比萨防卫的一名敌方佣兵队长逃脱。维泰利受到拷问，但死活不承认第一项罪名。对放跑敌人佣兵队长一事，他说自己不忍看到有力量的人物被杀。

夜已阑珊，民众却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不愿散去，他们要求正义。市民要求的所谓正义，多数场合与处死是同义词。他们要求尽快执行。10月1日，保罗·维泰利在市政厅内被处死。市民终于出了一口气，各自回家去了。

这件事的真相至今不明。历史学家圭恰迪尼认为维泰利无罪，而历史学家纳尔迪则认为维泰利有罪。当时，收集情报能力最强的威尼斯共和国“十人委员会”没有讨论这件事是否与己有关，但报告说维泰利疑似与美第奇家族有密约。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持什么态度，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

然而，可信的马基雅维利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政府以执政团名义发出的相当数量的指示和训令，无论是从文体还是从词语的选择上看都出于马基雅维利之手。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则马基雅维利完全知晓国家的最高机密。与当时还是一介市民的圭恰迪尼、纳尔迪不同，马基雅维利身处政府中枢，并不缺乏判断事物所需的情报。他撰写了大胆而直率的咨询报告《论比萨事务》。他说话也一样大胆而直率，也许他确实进言应该对维泰利处以极刑。威尼斯也有担任最高指挥官的佣兵队长因犯背叛罪而被处死的案例。对当时佣兵队长中有很多人就得这样杀鸡儆猴，否则就甭想指望他们会有忠心。

自己的军队不战自灭，比萨问题却不能不解决，佛罗伦萨共和国只能再次召集佣兵队长，重新组织军队。这种时候，政府上层想要依靠的还是法国国王。他们请求国王分些兵力给他们。说是分，实际上是佣兵，由佛罗伦萨出钱雇用。不过，佣兵是由佛罗伦萨自己张罗，还是做成法国国王援助的形式，政治意义差别巨大。

米兰公爵“摩尔人”要以最不幸的方式收获自己在5年前播种长成的恶果了。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先王查理八世完全不同。他们同是安茹家族的子孙，都主张拥有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但路易十二丝毫没有想拿下那不勒斯以后以那里为跳板参加十字军东征，他只想要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领土，就同他认为自己继承了维斯孔蒂家族的血统，要拥有米兰公国主权一样。“摩尔人”创下了让法兰西入侵意大利的先例，他并不知道法国国王已把入侵意大利的第一目标变成了米兰。对路易十二来说只有行动，而且越早行动对自己越有利。

“摩尔人”连防御战都没有时间准备，他只是听到法军在边境集结的消息，就带着巨额金钱逃到德意志去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是“摩尔人”侄女的夫家，“摩尔人”认为他不会坐视对手法国国王取得成功。1499年9月11日，法军没有受到像样的抵抗，就进入了米兰城。

这样一来，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要保持行动的一贯性便是做梦。佛罗伦萨政府赶紧派出特使，向路易十二表示祝贺，同时请国王帮助攻打比萨。佛罗伦萨曾经请求米兰公爵帮忙攻打比萨，但事到如今已经管不了那些了。10月15日，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之间就此签订了协定。协定内容如下：

佛罗伦萨有义务向路易十二支付他进攻那不勒斯所雇用的5000名瑞士雇佣军的佣兵费，共计5万弗罗林；佛罗伦萨有义务为法国国王进攻那不勒斯准备500名骑兵，费用由佛罗伦萨承担；佛罗伦萨有义务为法国国王持续占领米兰提供400名骑兵和3000名步兵，费用由佛罗伦萨承担。

同时，法国国王同意，在他开始进攻那不勒斯之前，佛罗伦萨可以自由使用国王手下军队中的5000名瑞士雇佣军，但使用期间的佣兵费由佛罗伦萨承担；法国国王有义务向佛罗伦萨归还其在查理八世时代被迫放弃的要塞中尚未归热那亚所有的那部分要塞；法国国王承诺，绝不参与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的阴谋；法国国王承诺，佛罗伦萨商人在法国国内继续享有其传统权利。

这就是法兰西与佛罗伦萨友好关系的实质内容。佛罗伦萨按国王所愿，完成了3个月内分期支付了5万弗罗林的所有安排。实际上，佛罗伦萨通过住在米兰的本国银行家在1499年内支付了将近一半的金额。国王催促佛罗伦萨加紧支付余下部分。转年进入1500年后不到一个月，催促付款的文书已然变成了有威胁意味的文字。

就在这时，政府决定派马基雅维利去米兰。当然，给他的任务没有别的，就是说明佛罗伦萨经济状况恶化了，只能按照协约规定的时间支付。不过，这趟出差突然取消了。

法国国王催命般的催促事出有因。国王得到消息，逃到德意志去的“摩尔人”已在米兰边境集结了8000名瑞士雇佣军。还不到一个月，即2月5日，“摩尔人”率领瑞士步兵团进入米兰城的消息就传到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政府紧急通知原本负责给法国国王付款的银行家波尔蒂纳里改任使节，去“摩尔人”那里祝贺他成功返国，同时命令马基雅维利中止出差。我们后世只能看到这份本该由马基雅维利带着出发的国书了。签发国书与“摩尔人”返国的日子是同一天，这证明那个时期风云变幻有多么急遽。

形势还在突变。4月，瑞士雇佣军反水，“摩尔人”反被囚禁，这时离他回国还不到两个月。“摩尔人”雇用的瑞士步兵与法国国王雇用的瑞士步兵串通，得知法国国王出的佣兵费更多，便抛弃了“摩尔人”。佛罗伦萨又去祝贺法国国王夺回米兰，再次根据协约安排付款。不过，佛罗伦萨又可以攻打比萨了。

马基雅维利没能去成米兰，却被派到比萨前线，法军刚刚开到那里。这是1500年6月初的事情。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于5月19日去世，但服丧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的母亲已于4年前过世。

1500年的这场比萨战役最能反映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无能和由此带来的困境。

奔赴前线之前，4000名瑞士步兵和2000名加斯科涅士兵在预定的集结地帕尔马集结。法国国王承诺派遣5000名瑞士兵，但只派来4000名，国王违约了。违约行为还不止于此。列队点数后发现总人数多出1500人。但向国王求助的是佛罗伦萨，谈好的佣兵费是瑞士兵每人3达克特、加斯科涅兵每人2.5达克特。可这多出的1500人不能扔下不管，只好按定价付钱。

可是，让这7500名士兵向比萨进军，法国国王手下的这些大兵却不干。本来只需从帕尔马南下即可，他们却偏要朝东南方向，绕道博洛尼亚、米兰多拉、科雷焦、卡普里这些和比萨战役毫无关系的地方，白白浪费了近两个月。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法国国王关心的地方。路易十二是在用佛罗伦萨的钱炫耀自己的肌肉。6月22日，法国国王的兵好不容易到了比萨前线，开始抢掠周边地区，一发而不可收。指挥官是国王手下的武将博蒙，却搞不清他是打算指挥还是不打算指挥。比萨请求媾和，雇主佛罗伦萨却只想军事解决，要求他积极用兵打仗，这位佣兵队长竟不知所从。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罗伦萨向前线派出了两名顾问，去监督前线情况。可是，他们的处境比通常使用佣兵队长的战争更差。

因为佛罗伦萨政府绝对相信法国国王的“帮助”，解散了全部的意大利雇佣军，理由是不能付两份钱。这导致了法国国王手下大兵为所欲为。掠夺比萨周边地区对策划占有比萨的佛罗伦萨并无益处，只能起到反作用，让包括卢卡在内原本亲佛罗伦萨的这一地区燃起反佛罗伦萨的情绪。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的两名顾问卢卡·德利·阿尔比奇和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的副官，处在这场战乱的漩涡中间。马基雅维利不像阿尔比奇和里多尔菲那样出身于佛罗伦萨的顶尖名门，他甚至不能安寝一地，要从前线返回佛罗伦萨报告情况，政府根据这些报告发出训令，他是秘书长还要起草这些训令，再把训令带到比萨。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这里且举一例。6月22日，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以“十人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给顾问的训令；6月24日又在前线，以两名顾问的名义起草了给“十人委员会”的报告。马基雅维利身兼二职，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没过多久，顾问之一里多尔菲因病返回佛罗伦萨后，他就更忙了。

同态度暧昧的博蒙交涉是阿尔比奇和马基雅维利的事，加斯科涅兵对一切都不满意，便向他们抱怨葡萄酒不好喝。这事传到根本不懂葡萄酒味道的瑞士兵那儿，他们立即附和，处理起来更加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不可能有进展。法军破城后却拒绝进城，大半士兵回到搭建在城下的军营中。甚至有一群士兵绑架了佛罗伦萨的顾问阿尔比奇索要赎金。据说阿尔比奇被武力绑架时，马基雅维利说要跟着一起去，但阿尔比奇命令他留下，立即向国内报告。几个小时后，阿尔比奇交了1500达克特的赎金做交换，得到释放。

攻城的军队在攻进城的前一刻烟消云散了。7月9日，加斯科涅兵走了，瑞士兵也撤了。1500年攻打比萨的战役前功尽弃。佛罗伦萨共和国花钱雇来的雇佣军一次都没有按照佛罗伦萨的意志行事，就这么走了。佛罗伦萨一片茫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佛罗伦萨政府已经为这些一事无成却败事有余的军队付了太多的佣兵费，没有再支付瑞士兵回去的费用。这笔钱是法国国王付的，国王认为继续占领刚征服的米兰公国需要这帮瑞士兵。

马基雅维利后来主张一定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执拗地主张自己国家的命运不能依靠别国的军事力量。正是这一年的比萨战役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的确，说到亲历者，马基雅维利是最有价值的亲历者。他第一次出使外国也是这种经历的延伸。

1500年比萨战役的失败不仅使佛罗伦萨共和国白费了巨额战争费用。被人看穿、被人嘲弄的状况让佛罗伦萨在与别国的关系上威风扫地，不可能再显当年雄风。当时的佛罗伦萨无论是在时间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没有条件重振雄风。佛罗伦萨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果说16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还有什么方针的话，这就是它的唯一方针。

路易十二很不情愿地支付了剩余的瑞士兵佣兵费3.8万弗罗林。为此他感到震怒，公然把比萨战役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佛罗伦萨，宣布废弃与佛罗伦萨的同盟关系。佛罗伦萨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手足无措，决定派使节前去解释。可笑的是，这次使节的国书签发日期是7月17日，离法军撤退之日只过了6天。这是明显的手足无措。这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工作又派给了马基雅维利。其实，曾经同他一起去比萨前线的阿尔比奇曾被任命为正使，但他巧妙地推掉了。

任命马基雅维利的理由是他熟知比萨前线的情况，向国王“解释”会有说服力。但他地位卑微，于是政府决定由“豪华者”洛伦佐时代的驻法大使、佛罗伦萨名门出身的弗朗切斯科·德拉·卡萨作为正使，与马基雅维利组成搭档。这是31岁的马基雅维利第一次去与一国之王进行交涉，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观察意大利以外的国家。

前面简单提到过正使、副使这种当时的外交官制度。这里我想再明确一下，因为这有助于理解秘书长时代马基雅维利实际工作的内容。

“Oratore”一词开始指的是说话人或交涉人，后来才有了大使的意思。这个词比起初就是大使意思的“ambasciatore”更为古老。“Oratore”是指代表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交涉并有权结束交涉的人。我根据不同的情况把这个词分别翻译为“大使”、“正使”、“特使”、“使节”等。欧洲最先采用常驻大使制度的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在13世纪就开始采用这一制度。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一直是与威尼斯并驾齐驱的具有代表性的城邦。到了马基雅维利时期，常驻大使制度在佛罗伦萨也在完美地发挥作用。

代表一国的大使必须得到驻在国的认可。与才干和力量相比，大使的出身更重要。威尼斯的规矩是从贵族当中选拔大使。佛罗伦萨通常也是在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中任命大使。不这样做会破坏本国在对方国家的印象，在外交上是一种愚蠢行为。

这样选出来的正使通常可以配一名副使。副使的作用是收集情报，观察、分析情况，总之，协助正使办理交涉事务就是副使的任务。副使不代表国家，因而出身不是问题，威尼斯也有很多副使不是贵族。在佛罗伦萨，怎么也算不上名门的马基雅维利家族的人也当上了副使。但尽管是副使，并非不重要。

第一，正使因某种原因不能亲临交涉现场时，副使将代替正使站在交涉第一线。这种事经常发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副使没有正式升格为正使，就无权结束交涉。

第二，送回本国政府的报告由正副使两人署名，但实际上多为副使撰写。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几乎所有报告都是他一个人所写。也许所有人都认为他笔头好，交给他写是上策。

第三，选择副使的标准是即使无“名”也要有“实”，所以副使的地位很复杂，对副使的使用也是五花八门。门道之一是派遣副使有一个好处。如果派遣正式大使，免不了会给第三国、第四国造成影响。但如果派出副使级别的人物，则可免去这种影响。两年后马基雅维利被派到切萨雷·波吉亚那里去就是一例。任务是重要的，但派遣国不想让其他国家太清楚内情，这种情况下，往往只派副使一个人去。

第四是节约经费。如果是代表国家的大使，必须带随从，有时还要带乐师，要开招待会，副使就不需这些费用。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说法，佛罗伦萨共和国非常吝惜在外交方面花钱，所以，佛罗伦萨对副使的充分利用一定很敏感。

第五，当然，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交涉普遍是派副使去的。马基雅维利就是例子，跟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交涉就是他一个人去的。不过，即使这种情况下，副使的作用仍不仅仅是交涉，他的观察和报告对本国政府而言，仍是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

在马基雅维利15年的为官生涯中，一次也不曾当过“oratore”（正使），每次出差的国书上的头衔都是“佛罗伦萨国务秘书”。而这位国务秘书总是在自己撰写的报告末尾签上“humillimus servitor”。这是当时的公文格式，但把这个拉丁文直译过来就是“卑下的服务者”，也就是“公仆”。

前几天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与您的其他作品不同，您会在《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写很多有关金钱的事吗？”我不由得苦笑。

这样问的原因大概是，这是我第一次写与自己收入一样的人物，即收入极其微薄的人物。写“豪华者”洛伦佐那样挥金如土的幸运者时，即使写下他花钱的数目，也不会有实际感受。

另外，在《文艺复兴的故事0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一书中描写的威尼斯共和国，外交官待遇优厚。所以，在威尼斯外交官的报告中，找不到像马基雅维利说钱不够用那样低档次的诉苦。不过，在威尼斯，不管是驻外大使还是副使，如果与驻在国的人有职务以外的关系，即贿赂授受关系，立即就会被召回，等着他的是死罪。这大概是那种“我保证你的待遇，你别给我丢脸”式的思维方式。

可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做法是“我保证不了你的待遇，你也别给我丢脸”，所以马基雅维利这样生来不富、囊中羞涩的人，在金钱方面也一直很辛苦。

“豪华者”洛伦佐和威尼斯外交官是例外，大部分人不都是马基雅维利这种类型的人吗？这就是我撇开自己的实际感受，固执地写低层次事情的理由。

再回到金钱的话题上来。马基雅维利的首次外国出差是从经费问题开始的，这具有象征意义。

派遣使者是应急之举，主要目的是向法国国王做“解释”。因此，佛罗伦萨政府可能认为这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或是被比萨战役的失败造成的巨额浪费惊呆了，因而极度削减了两位使节的经费。政府给首席使节德拉·卡萨的经费是每天8弗罗林小金币，换算成大金币不到5弗罗林，给副使马基雅维利的只是这个数的一半，每天4弗罗林小金币。

马基雅维利对此提出抗议，理由是这一点点钱完不成任务。他要求至少增加4弗罗林，同首席使节的经费一样。意见是要提的，但他很清楚必须尽快去向法国国王解释佛罗伦萨的立场。因而要求提了出来，人也出发去了法国。听说路易十二国王那个时候在里昂，他们一定沿着古罗马时期就有的奥勒利亚大道北上。正使副使各自领到了政府发的每人80弗罗林的经费。这时他们领到的弗罗林应该是大金币。副使马基雅维利有义务从中支付各项经费。

马基雅维利说是秘书厅之长，实际只是个秘书而已。他的增加经费的要求，在政府内部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政府讨论了15个昼夜，直到8月27日才终于全额批准了马基雅维利的要求。这离马基雅维利出发已经过去40天，离他们到达里昂开始执行任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马基雅维利的弟弟僧人托托，给兄长写了一封信，详细记下了佛罗伦萨政府的反应，读来令人发笑。刚开始时，好像政府里的一大半人都认为，已经给马基雅维利付了一份秘书的工资，差旅费应该与工资结合起来考虑。首席使节德拉·卡萨不担任常勤公职，只领取经费，但他是富人。经过15天没日没夜地讨论，靠着正义旗手尼可罗·扎蒂和菲利波·布昂德尔蒙蒂等人热心的辩护，情况得以逆转。增加经费的要求被接受了，首先弟弟托托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因为这厢里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那厢里他的哥哥每天都在用钱，已经给弟弟写来了信要急借50达克特。每次都是弟弟四处奔波为哥哥借钱。

马基雅维利从法国寄给政府的报告也许对促成这件事加了一把力。马基雅维利有夸张描写的癖好，还会因事而异。他在从法国寄回第二份报告的时候就在感叹差旅费不足，他写道“相信执政团各位的判断力和人性”，乞求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总之，马基雅维利的经费增加了一倍。

然而，当时付给战死者遗属的年金是25达克特。一天5达克特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了。这么多钱怎么还不够用呢？这钱都用到哪儿去了呢？

第一，当时法国国王的宫廷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宫廷在法国国内迁得很勤。外国的常驻大使也好，特使也好，不跟随宫廷跑就办不成事。住在一处和到处迁徙，所花费用自然不同。

第二，宫廷移动频繁，动作又大，每次移动都会征用很多马匹。逃过国王征用而剩下的马匹，租借价格暴涨，给经费带来沉重负担。马基雅维利在报告中写到过这事。

第三，既然是代表一国的特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自己开伙的廉价小客栈。马基雅维利甚至连他们没有住包餐旅店（osteria）而租住了可以自己开伙的房子这种事都做了报告。马基雅维利还写道，虽说租房，也得保持一定规格，就是自炊，也不能让正副特使亲自动手，所以最少必须有两个用人。

另外，特使必须有合适的服装，还需要常备信使给本国送报告，信使很重要，一顿饭可省，信使不可缺。老想着等信使从佛罗伦萨送来政府的训令，再让他把报告送回去，那就办不成外交了。

还有一些小额支出别指望拿到收据。出差时间一长，这可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开销。这次出差从1500年7月开始一直到12月才结束，长达5个月。这种没指望有收据的小额支出究竟都是些什么，马基雅维利自己就写过。他写过一篇题为“赴法国国王宫廷进行外交交涉者注意事项”的小文，文中这样写道：

外门守卫每人1达克特；内门守卫每人2达克特；第三道守卫，因为他们与我方的交涉对象关系太近，每人3达克特；联系人每人4达克特；喇叭手不需支付，但最好请他们喝酒；负责邮递的人，如果是长期关系，最好赠送些礼物。鲁昂枢机主教（路易十二的宰相）宅邸守卫2人，每人1达克特；在里昂当地已久的纳吉家（佛罗伦萨商人）用人总共3达克特。

这篇文章后面还谈到琐碎的注意事项，诸如一开始就要同旅店主人把话说清楚、如何对待法国用人等，读来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文中还有涉及换算的地方，透出马基雅维利这一级外交人员运筹的艰辛，让人微笑之余感到佩服。

从博洛尼亚北边开始直到米兰境内，使用米兰货币或威尼斯货币较为合算。直到阿斯蒂均可如此。但从阿斯蒂到布翁维基诺应使用萨伏依的货币。在进入法兰西王国境内以前宜兑换成法国货币，法国人会故意压低意大利货币进行兑换。不要忘记在阿斯蒂，起码在米兰境内，把钱换成萨伏依货币。

货币兑换看似闲话，实非如此。他们出发时，佛罗伦萨政府只给了少量的差旅费。向政府反映交涉会延期，经费会不够，他们才白天黑夜地讨论，最后总算汇钱过来。但汇来的都是佛罗伦萨的货币弗罗林金币。兑换时吃亏定让马基雅维利有了切肤之感。

总之，给马基雅维利的经费有限，他的诉苦不无道理。就算不用钱去贿赂，赏钱和小费还是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说法兰西堕落了。在同时代的土耳其，从政府要人到门卫，行贿受贿是半公开的规矩。威尼斯与土耳其有很多交涉，威尼斯外交官一开始就会把贿赂费用算在经费里。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外交经费相比，佛罗伦萨共和国过于抠门。这也是政治无能造成经济浪费的一个例子。佛罗伦萨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一个地方浪费了，就得在其他地方省出来。政治无能常会导致选错强制节约的部门。马基雅维利被强制节约，而他的任务却是补救政府的无能。

经过10天的旅行，他们虽然精神十足但已疲惫不堪。当他们赶到里昂时国王已经离开，无奈再次出发追赶北上的国王。等他们在位于巴黎与里昂中间的一座小城追上国王，时间已到了8月7日。他们首先与鲁昂枢机主教、时任宰相安布瓦兹会面，然后才得到许可与国王见面。因为法国少有人懂意大利语，会谈中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安布瓦兹会说拉丁语，国王会不会说不得而知。

佛罗伦萨使节向法国国王递交了国书和政府公函，向国王陈述说自己的来访原因已全部在信中写明，佛罗伦萨始终信任国王，今后也将一以贯之。对此，路易十二答道，比萨战事的情况不必再谈，那已经是过去的事，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恢复失去的名誉和实利。国王接着谴责说，比萨战役失败的原因全部在于佛罗伦萨方面，同时威胁说需要重新审视法兰西与佛罗伦萨的传统关系。

路易十二的真实意图很明显。首先，让佛罗伦萨承担法国国王已支付的瑞士佣兵费，以及尽量多地承担其他费用。进攻比萨对国王来说只是个次要问题。既然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佛罗伦萨使节的任务就集中在这一点。国王不要听对比萨战役的“解释”，那就不能让国王不开心，同时要尽量少花钱。

马基雅维利陷入了困境，他几乎要一个人完成这项任务。9月14日以后就只剩下他这个副使了，年老的卡萨病倒了，到巴黎治病去了。不过，虽然孤军奋战，但刚满31岁的秘书长马基雅维利因此拥有了和法国国王以及国王头号心腹安布瓦兹一对一对决的机会。此外，国王平均每月在国内移动两次，在跟随国王的5个月时间里，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法兰西和法兰西人。

再说交涉的结果。马基雅维利着力说明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经济恶化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法国国王并没有想要彻底以佛罗伦萨为敌，国王的威胁也仅仅是做个样子而已，两国决定重新签订同盟协议。可是马基雅维利不是正使，没有结束交涉的权力。12月12日，佛罗伦萨政府发出命令，召回马基雅维利，命令资深官员托辛吉以正使资格赶赴法国。

即便如此，马基雅维利从法国发回的那么多报告都在佛罗伦萨政府内部获得了好评。以后，每当政府需要派人去法国，多数都会派他去。马基雅维利告诉大家在法国要付小费，大家才不再见怪，他也因此被大家认为是法国通。

在阅读马基雅维利数量庞大的报告时，人们能够从中看到这位年轻人在宫廷内外广泛接触所有人，同他们讨论，贪婪地观察法兰西的情形。《论李维》一书中写到的插曲恐怕就发生于这众多的机会之中。他写道：有一次，安布瓦兹枢机主教说“意大利人不懂战争”，马基雅维利立即反唇相讥道：“法国人不懂政治。”

安布瓦兹是国王的心腹，又是宰相和枢机主教，他听到这话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当作无礼之人赶出去。即使他这样做，马基雅维利也没法抱怨。但这位枢机主教的耳朵里留下的恐怕是年轻人下面这句话。31岁的马基雅维利接着说道：“如果法国人懂得何为政治，就不会如此卖力地让罗马教廷强大起来。”

马基雅维利说这话的时候，切萨雷·波吉亚已经开始行动。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的这位儿子，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正在意大利策动革命。而马基雅维利下一次的工作便是与这位刚满25岁的风云人物进行接触。

第九章
切萨雷·波吉亚（1502—1503年）

从头开始重写，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写完扔掉，再写再扔，可谓苦吟。自打开始写马基雅维利以来，我还没有过如此惨淡的经历。

原因何在？因为这一章的标题是切萨雷·波吉亚。我在1970年以“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为书名写了他的一生。他是我最为熟悉的人物。我在写这一章以前还曾确信，写他不费什么事。可为什么这一章就这么难写呢？

望着装满了稿纸的字纸篓，我一筹莫展。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曾经有人约我写50页左右的文章，谈谈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或卢克雷齐娅·波吉亚。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一书中曾经写过这两个女人。我略加考虑后回答说：“已经写过150页的东西，再新写50页，我写不出来了。”不过，如果是我未曾写过的人物，我写得出来。我便写了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1]的皇后梅萨利娜。

就是这样，往多里写做得到，往少里写做不到。15年前用600页纸写过的东西，抽出其中与马基雅维利有关的内容也得有400页。把400页的内容压缩到40页，别人做得到，我可做不到。

转念一想，不是有缩写法吗？于是我实际试了一下，结果非常惨，就好比重要的东西都从网眼漏掉了一样。

《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成书后有300页。随便落笔的作品，篇幅没有限制。他的一生尽管短暂，但丰富多彩。要写透，这点篇幅是需要的。人的一生，还有历史，并非只由著名事实构成，很多细节都要写进去。正是有了细节的支撑，著名事实才能写活。所以，作者要把爱情注入细节。我之所以说写梗概别人能做到，就是因为别人虽然也知道细节重要，但没有倾注爱情。只有那些决定写爱情的作者才会有爱情，只有凭自己的意志选择阅读爱情的读者才会有爱情。

我“苦吟”本章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切萨雷·波吉亚的会面对马基雅维利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要写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就绕不过这一段。他们两人的邂逅给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形成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必须相应地写进来。这也给我加了一些压力，感觉要胃穿孔似的。

我老实地坦白了这事，可就要鞠躬拜托各位读者了。请还没有读过《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的读者去读一读这本书；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从书架上取下来再读一遍。这本书写于15年以前，我发现书中有一行文字翻译错误。撇开这一点不说，我现在写不出更多关于切萨雷的文字了。

切萨雷·波吉亚

我现在正在写马基雅维利，可重读那本书，一种不足之感油然而生。

这可不是因为我比15年前更成熟。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要对那本书里所写的我的判断、我的思考做任何修改。我想，不足是因为以下原因。

15年前我写的切萨雷，对我来说是一位历史人物。书中也写了马基雅维利，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的视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现场证人。15年前，我与切萨雷是同龄人。那时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描写一位燃烧于15世纪到16世纪的同龄人。

作为历史人物的切萨雷，尽管我自认为把他该写的都写了，但15年后重逢，我感到他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作为理论象征的切萨雷·波吉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切萨雷·波吉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那时我30岁上下，虽然在写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和国家，但要写透理论象征，我的能力和成熟度都还不够。我认为写是写了点，但不能说已经写透。

站在马基雅维利的视角来看切萨雷，这可是弥补这个缺陷的好机会。如果这样做能够消除15年前为切萨雷画像时的不足之处，我也算没有白活这么些年。

马基雅维利同切萨雷·波吉亚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乌尔比诺，只有几天。第二次是在伊莫拉及其周边地区，时间超过三个月，就在波吉亚身边，可以用“贴身采访”这个词来形容。第三次是在罗马，时间两个月，那时切萨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行将崩溃。三次见面都在1502年开始的3年之间。这位青年君主以非常的气势上升，发出史无前例的耀眼光芒普照天下，然后又以非常的颓势坠落。马基雅维利逐一观察到了这一切。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并没有彻底改变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只是给马基雅维利已经拥有的模糊思想赋予了清晰的形式。他是对马基雅维利的想象力刺激最大的人物。他们邂逅时，马基雅维利33岁，切萨雷27岁。

1502年6月22日，马基雅维利离开佛罗伦萨前往乌尔比诺，去见切萨雷。

当时，正使是索德里尼主教，马基雅维利照旧只是个副使。以前被派往法国时，他的名字还与正使并列写在国书上，可这次没有这样，他的地位只是随员。

佛罗伦萨是被山地包围的盆地，而乌尔比诺靠近亚得里亚海，同样也是被山地包围的翁布里亚地区的一个小城。从佛罗伦萨到乌尔比诺净是山道。两位使节22日离开佛罗伦萨，一路上紧跑慢赶，24日才进入乌尔比诺城。就像匆匆草就的国书流露出的那样，佛罗伦萨共和国已经被切萨雷·波吉亚逼得走投无路。

切萨雷这时已经成功征服了罗马涅，正在建立罗马涅公国。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宣称支持切萨雷，同时也支持佛罗伦萨。考虑到路易十二不愿意攻打佛罗伦萨，切萨雷决定对佛罗伦萨采取迂回战术。他要求佛罗伦萨雇他当佣兵队长。佣兵合同往往是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其意义等同于同盟条约。切萨雷的真意也在于此。

一年前的1501年，切萨雷的军队南下攻打皮翁比诺，行军路线安排得很巧妙，让佛罗伦萨上了当。慑于切萨雷的威势，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其签订了佣兵合同。“雇用”佣兵队长切萨雷和手下300名士兵3年，代价竟高达3.6万达克特。切萨雷从佛罗伦萨撤出以前，成功地弄走了首期9000达克特的钱款。后来佛罗伦萨政府便装起蒜来。然而，切萨雷可不是一个能被糊弄过去的人。

1502年春天，比萨市民代表造访切萨雷，请求把比萨的所有领国纳入其保护之下。切萨雷的暗战获胜。自不必说，一直认为能否再次领有比萨事关生死存亡的佛罗伦萨对此感到绝望。就连一直支持比萨、不想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的威尼斯共和国也措手不及。切萨雷骗过了拥有西欧头号情报网的威尼斯。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佛罗伦萨胆战心惊的事件。佛罗伦萨境内的阿雷佐造反，为切萨雷手下的一员武将维泰洛佐·维泰利打开了城门。佛罗伦萨失去了以阿雷佐为中心的瓦尔迪基亚纳地方。第勒尼安海边的小国皮翁比诺也已投降了切萨雷。佛罗伦萨共和国陷入了切萨雷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

切萨雷再次胁迫佛罗伦萨履行合同，兀自开始了军事行动。同以前一样，连他的心腹都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进攻目标。

6月12日，切萨雷和他的军队离开罗马，20日出其不意地突袭乌尔比诺，兵不血刃地进入乌尔比诺公国首都乌尔比诺市，领主逃匿。与乌尔比诺接壤的小国圣马力诺和卡梅里诺在切萨雷攻城前便打开了城门。在切萨雷闪电行动面前大惊失色的不仅仅是小国，强硬的要求也摆在了佛罗伦萨面前。佛罗伦萨感到不能一味地依赖法国国王，于是紧急决定派遣特使。特使人选定为索德里尼主教，不论从崇高的神职地位还是从佛罗伦萨名门出身，哪个方面都不用担心这个人选会败坏切萨雷的心情。马基雅维利随行，按照惯例，马基雅维利负责起草给政府的报告，因而可以列席谈判。

6月24日深夜，两个佛罗伦萨人接到切萨雷的首次谈判通知，要他们在乌尔比诺城堡的一个房间里等候。这里是逃亡领主圭多巴尔多公爵起居的城堡，美丽壮观，却被切萨雷及其心腹和卫兵当成了宿舍。两个佛罗伦萨人刚刚抵达，甚至无暇换上这种场合所要求的礼服。他们等待片刻，切萨雷的身影出现了。

索德里尼主教刚要照例说些外交辞令，切萨雷阻止了他，谴责佛罗伦萨不履行已签合同的行为，说他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对待，从头到尾语气严厉而明快。

“如果佛罗伦萨共和国想要我这个朋友那很好，如果不想要，那从即刻开始，我得认真应对与佛罗伦萨接壤的我的领国的安全。要知道，我对因此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关心，当然就会减少。”

佛罗伦萨人当然不能沉默。他们说，要获得佛罗伦萨的信任和友谊，先决条件是切萨雷公爵召回侵略阿雷佐后赖着不走的维泰洛佐·维泰利。但切萨雷的态度并未松动：“不错，维泰洛佐是我的部下，但我并未参与阿雷佐发生的事情。”

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维泰洛佐是3年前在佛罗伦萨因叛国罪被处死的保罗的弟弟，他一心想为哥哥报仇，这事路人皆知。入侵别国领土这种大事，没有切萨雷的允许，维泰洛佐一个人是无法强行的。这天夜里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切萨雷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天的谈判：

“我不是为施行暴政而生，而是为打垮暴政者而生。”

对不足4个月便再次见到切萨雷的马基雅维利来说，这句话不啻为一种预示。

第二次谈判仍没有任何进展。索德里尼主教要请示政府，请求延缓数日，切萨雷同意了。马基雅维利飞马奔回佛罗伦萨，这事除了他也没人能干。马基雅维利在夏日的道路上策马疾驰，从乌尔比诺直奔佛罗伦萨而去。一路上，他胸中充满了怎样的思绪啊？

这次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切萨雷见面以前，切萨雷刚打完胜仗，采取了高压态度。

“我讨厌你们的政府，没有信用，应该推翻它。”

这些话连法国国王都不会说，切萨雷却公开说了出来。这在外交上不是明智的行为。

然而，马基雅维利也许在想，瓦伦蒂诺公爵虽然采取了高压态度，但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佛罗伦萨政府的优柔寡断也常令马基雅维利咬牙切齿。马基雅维利说，贪小便宜的政府终将会吃大亏。这不是逻辑上的问题，而是外交上的软肋。

马基雅维利必须维护本国利益，却陷入了认可敌人说法的窘境。这也许只是一种讽刺。但年轻的官员在思考，真正的政治是什么，最好的国家又是什么。他肯定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政府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岂止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认为使他的祖国佛罗伦萨陷入困境的这个人——切萨雷·波吉亚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政治，他所要建设的才是最好的国家。

马基雅维利在乌尔比诺给佛罗伦萨政府写了报告，把这样的想法抛给了现在操纵政府的上层阶级。他这样写道：

这位君主是一位真正具有力量的伟大人物，打仗勇猛果敢，再大的困难到他手里都会化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光荣和征服，他不知疲倦，不怕痛苦和危险，神出鬼没。

他把最好的意大利人收作臣子，受到他们的仰慕。他为近乎完美的好运所青睐，不断取得令人恐怖的胜利。

马基雅维利为得到政府的指令，留下索德里尼，一路策马奔向佛罗伦萨。就在这时，另一个佛罗伦萨人与他擦肩而过，进了乌尔比诺的城门。

这人就是年届50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两个月前，即8月18日，切萨雷领国内的地方长官、守城官、队长直到士兵，都收到了当时身在帕维亚的切萨雷公爵的一份布告：

本人最亲密的朋友、建筑技术总监莱昂纳多·达·芬奇得在所有地区自由通行，任何人必须对他表示善意。本人已将视察公国内所有城堡的任务委派于他，各地必须为他完成任务提供一切必要之协助。公国内所有城堡、要塞、设施和土木工程，在施工以前和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均须与莱昂纳多·达·芬奇总监协商，执行其指示。有违反本人之命令者，不论本人曾对此人抱有多大之善意，必将遭到本人唾骂。切切此布。

马基雅维利是公务员，对他而言，与切萨雷接触是执行命令的职务行为。而达·芬奇是自由职业者，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到切萨雷这里的。他将在此后的一年内为切萨雷做事。

不过，即便是不能自己选择工作场所的公务员，也可能会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好机会从天而降。离开乌尔比诺3个月以后的10月初，马基雅维利再次疾驰来到切萨雷身边。这次去的是伊莫拉，是切萨雷决定的罗马涅公国的临时首都。

这次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佛罗伦萨政府按自己的考虑，结果选择了他。

在此稍前，佛罗伦萨政府的情报网得到情报，切萨雷手下的佣兵队长正在造反。威尼斯共和国也察知了此事，但表明了中立的立场，希望他们两败俱伤。在切萨雷看来，只要强大的威尼斯不站在反叛者一边就足够了，所以打起了外交战，让威尼斯持续保持中立。

但切萨雷并不需要像担心威尼斯那样担心佛罗伦萨，他要求佛罗伦萨履行已签订的佣兵队长合同，用这种形式表明两国的同盟关系。这是要佛罗伦萨旗帜鲜明地表示站在切萨雷一边。

不过，由于爆发了部下的叛乱，切萨雷现在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而且，佛罗伦萨不能忽视的法国国王尚未应切萨雷的请求派来援军。在此情况下，佛罗伦萨政府做出判断，只能按通常的办法行事。

接受瓦伦蒂诺公爵的要求明确同盟关系是危险之举，因而不能派有签约权的大使级人物去。但无视切萨雷的要求，不派人去也是危险的。佛罗伦萨不能让切萨雷察觉到佛罗伦萨的中立态度。而且，佛罗伦萨也需要了解眼下处于台风中心的切萨雷身边的情报，还要让切萨雷认为佛罗伦萨一直在希望加强与公爵的友好关系。

政府派遣有能力而无资格官员的原因实际上是想争取时间，但争取时间相当难。

政府在马基雅维利与公爵会面时递交的公函上写道：“为探讨现状之下维持两国友好新的可能性，特派遣佛罗伦萨市民、政府秘书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前往贵处，请予关照。”

又不是去参加研讨会，马基雅维利拿着这样一封国书被派到随时都有可能被叛军攻下的地方去，也够辛苦的。而已经陷入困境，又来了这样一位不明不白的使节，切萨雷也够让人同情的。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这回轮到切萨雷关心起维持友好关系了。这位瓦伦蒂诺公爵一改当初在乌尔比诺的高压态度，和蔼地接待了佛罗伦萨的小官员。

1502年10月7日，切萨雷手下的佣兵队长宣布反叛的前一天，马基雅维利遵照政府的命令，快马加鞭赶到了伊莫拉。他赶得太急，甚至把随从和行李都落在了后头。傍晚6时到达后，他直接求见罗马涅公爵[2]，立即得到允许。马基雅维利身着旅装，出现在了切萨雷的面前。

切萨雷公爵接受了马基雅维利递交的共和国政府的公函，让他坐下休息后，便兀自读了起来。

不一会儿，切萨雷问马基雅维利为何而来。马基雅维利答道：“我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向罗马涅公爵表示友好感情而来。”切萨雷对此报以愉快的笑声。他说，自己并没有帮助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自己也和佛罗伦萨一样与法国国王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自己与佛罗伦萨之间保持友好关系是当然之事。虽然如此，自己眼下还不想向共和国求援，自己只是建议与佛罗伦萨之间相互协助，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接着说，叛军会被打败，“那是一群无能之辈！”这是那天晚上切萨雷唯一一句泄愤的话。

马基雅维利此后又与切萨雷有三个多月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马基雅维利怎么也收集不到充分的材料来怀疑切萨雷的胜利。从马基雅维利到访算起都两个星期了，切萨雷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却始终没让马基雅维利参透他的内心。在一次会谈时，切萨雷说道：“我关注着一切，等待着自己的机会来临。”

马基雅维利始终未能探明所谓“机会”什么时候又以什么形式来临。

叛乱者的会合地点在其中一人奥尔西尼的领地马焦内城，人们便把这场切萨雷手下佣兵队长的反叛称为“马焦内之乱”。我简单地说明如下。首先罗列一下相关人等的名字：

保罗·奥尔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奥尔西尼家族领地的领主

维泰洛佐·维泰利——卡斯泰洛城领主

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费尔莫领主

詹保罗·巴廖尼——佩鲁贾领主

安东尼奥·达·韦纳弗罗——锡耶纳僭主潘多尔福·彼得鲁奇的代理人

埃尔梅特——博洛尼亚领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的代理人，儿子

奥塔维亚诺·弗雷戈索——乌尔比诺公国圭多巴尔多公爵的外甥

瓦拉诺家族的詹马里亚·达·瓦拉诺——卡梅里诺领主

詹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这场叛乱的首脑人物

总之，反波吉亚战线非常完美。这里说他们是“领主”（signore），原本不过是受教皇委托统治教廷领土的人而已。博洛尼亚也一样。

那么，这群人为什么要造切萨雷的反呢？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佩鲁贾领主巴廖尼说得最为透彻：

“如果不想一个挨一个地被龙吃掉，就只有一起把龙杀掉。”

这群人不单单是佣兵队长，他们还是一国的领主，尽管他们的国家很小，尽管形式上他们都是受教皇的委托。他们都是按照当时意大利的习惯兼任佣兵队长的。对这些人来说，卡梅里诺和乌尔比诺与自己地位相同，却在三个月前软弱地屈服了切萨雷。他们对此不能坐视不管，叛乱者统一了步调。切萨雷得知确切情况已经是10月6日了。第二天，马基雅维利就来到伊莫拉，与切萨雷见了第一次面。

先说结果。“马焦内之乱”起事三个月后的12月31日，叛乱的全部首领中了切萨雷的计，在塞尼加利亚城会聚议和，结果统统被杀，上演了一出整个意大利无不拍手喝彩的“漂亮骗局”（bellisimo inganno）！切萨雷几乎未用武力，仅靠外交战便取得了胜利。

在这期间，马基雅维利一直都在切萨雷身边，见证了切萨雷的全部手段。他一共给佛罗伦萨政府写去了54份报告（legazione）。事件结束后不久，他又写了《记述瓦伦蒂诺公爵在塞尼加利亚残杀维泰洛佐、奥利韦罗托·达·费尔莫、帕戈罗大人[3]及格拉维纳公爵奥尔西尼的方式》（以下简称《记述》）一文。这些都是马基雅维利作为现场证人的证言。

有位传记作家打了个比方说，在这期间，切萨雷和马基雅维利二人同处一个密室，一人在玩台球，一人从旁观战，说得惟妙惟肖。

可以说，报告忠实地记录了这期间的每一次出手，是观战的记录；《记述》则是在游戏结束后一气呵成的观战总结。

说密室里切萨雷一人打台球，是指击球看似单纯，其实并不简单，而这场不简单的游戏始终由切萨雷一人专擅。除了刚开始时的军事行动以外，反叛者中甚至没有一个人击到自己的球。

说还有一位观战者，意思是说就算有人同处一室，但如果对台球既无兴趣也理解不了，那是成不了观战者的。当时在切萨雷身边，没有人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既喜欢这场游戏，又有能力理解这场游戏了。

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忠实地通过观战记录，体味每一次出手，才能充分掌握玩家玩技的真谛；只有对每一次出手都问一个为什么，而后心中叹服，最后才会拍手叫绝，送上喝彩。不过，我现在没有这样做的余裕。我在《冷酷的优雅——切萨雷·波吉亚》这本书中已经这样做过一次了，并给出了理由。结果，我写成书时竟达到60页之多。所以在这里，我只能介绍一下观战记录和观战总结了。

我们再回到台球的比喻上来。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密室里实质上只有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人是否能超越各自的立场而产生友情呢？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切萨雷·波吉亚多被称为瓦伦蒂诺公爵，但他正式的头衔有瓦朗斯公爵（duca）、罗马涅公爵、乌尔比诺公爵、安德烈亚和韦纳弗罗君主（principe）、皮翁比诺领主（signore），还兼任教皇军队的总司令。这样的人物与佛罗伦萨政府的一介秘书之间能产生只有相互理解的人之间才能产生的那种超越各自立场的真正友情吗？有人会这样想象。毋宁说，这种想象才符合人性。

萨默塞特·毛姆[4]在小说《时常》中描写了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我们暂且不谈毛姆模仿了后来马基雅维利所写的粉色喜剧的结构。在毛姆笔下，切萨雷劝马基雅维利辞去佛罗伦萨政府的秘书职务，到自己麾下来做伊莫拉的长官。虽然马基雅维利拒绝了，但这是在挖人，说明切萨雷认可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当时，莱昂纳多·达·芬奇也在切萨雷的身边。

然而，真实或是接近真实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切萨雷·波吉亚与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一位是最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一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创始者。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确实一直在一起。

不过，切萨雷自始至终只把马基雅维利看作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发言人，他不知道这位发言人会在10年后写出《君主论》，使自己永垂不朽。他完全没有想象到，在政治哲学家、史家马基雅维利的全部作品中，自己的影子直接或间接地无处不在。他总是对马基雅维利以“秘书长”相称。

而马基雅维利称切萨雷为“公爵”，但没有把他与其他公爵同等看待，而是把他当成了君主。马基雅维利认为切萨雷是君主的象征。马基雅维利来到伊莫拉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已经感到，靠与现在君主们的接触体验来理解这位君主是不够的，还需要向古代的伟人学习。好友博纳科尔西在10月21日给马基雅维利的信中写道：

我们努力去找普鲁塔克[5]的《比较列传》，但这部书佛罗伦萨没有卖的。再耐心一点吧，我们必须托威尼斯的书店去买。你这家伙托我们买这玩意儿，真是见你的鬼！

马基雅维利发现自己的梦想在切萨雷身上具体体现了出来。切萨雷有着铁打的身板，俊美的面容，举止老练沉稳，威严高雅，令人爱惧交加。他在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上禁止抢掠，不失时机地推出统治政策。他思想自由，在所有方面不受传统束缚。他不相信佣兵制度，引入全民皆兵制度便是一例。他极富决断力，还是一名优秀的武将。他有战略头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是一个贵族主义者。

这样的人对马基雅维利的想象力没有刺激才怪！

然而，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从表面上看，公爵是公爵，秘书长是秘书长。

切萨雷有话要向佛罗伦萨政府发言人讲时才召见马基雅维利，无话可说时任凭马基雅维利怎么求见他都不见。而马基雅维利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一直是互相哄骗。只是这种关系始终明快爽朗，这缘于两人气味相投，年龄也相仿。他们曾经开过这样一个玩笑。

有一次，切萨雷对佛罗伦萨的秘书官说道：“你的上司究竟会怎样定位我呢？”

马基雅维利愉快地答道：“按我想象，我的上司怕的是为您定位的不是他们，而是您自己。”

在台球场上，切萨雷从未回答过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打这个球，为什么要把球打到相反方向去。不过，他说话总让你感到他是在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可是一旦你信以为真，那就惨了。别忘了，马基雅维利恭维切萨雷，给他起的外号是“伟大装傻者”（grandissimo simulatore）。

上过这位“伟大装傻者”当的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人，组织严密的情报收集能手威尼斯上过他的当，撰写《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超过40年的圭恰迪尼也不例外。我们这些后世能够不为他所骗，只是因为过了500年后我们发现了被湮没的史料，可以研究它们而已。小说家毛姆也是时间的宠儿之一。

切萨雷骗局第一步：

12月10日，切萨雷终于离开伊莫拉，前往塞尼加利亚与叛乱者讲和。途中，他在切塞纳停留了大约两个星期。谁都以为法国大兵是他的靠山，而在切塞纳他却让法国兵撤了回去，个中缘由无人知晓。马基雅维利也去询问切萨雷的心腹，得到的答复是：“我们的主子搞秘密主义。”他去问那些忙着出发的法国兵，得到的答复是：“上峰命令回家，所以我们回家去，什么原因不得而知。”马基雅维利也只好写报告告诉政府说：“事实如此，不明就里。”

骗局第二步：

12月26日清晨，在切塞纳的广场上发现雷米罗·德·奥尔科暴尸街头。

所有人大惊失色。奥尔科是切萨雷的三个心腹之一，又是罗马涅的长官。他秉承切萨雷的意旨在常年无法无天的罗马涅建立起法律秩序，厥功至伟。他现在被身磔两段，暴尸街头。

对此，威尼斯的情报里写道：“原因不明。”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个“不知派”，但他在报告中加了一句话：

这位君主（切萨雷）是否想表示一下，他对臣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考虑来决定是提拔还是毁灭。

不过，马基雅维利在10年以后撰写的《君主论》中对此事件做了如下的解释：

公爵在征服罗马涅时已经觉察到，这个地方过去一直由无能的统治者统治，他们不是正确地统治属民，而是掠夺属民，不是去引导属民团结一致，而是制造事端，使他们分崩离析，因而这个地方充斥着纷争和各种各样的暴力。公爵认为，要想使这里恢复秩序，提高君主的统治力，就必须施行良好的政治。

于是公爵将他冷酷的家臣雷米罗·德·奥尔科派到罗马涅，并授予他很大的权力。这个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恢复了这里的秩序与统一，这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可是，公爵因为害怕引起民众的憎恨，认为再给他过分的权力将非常不利，便在领国内设立了法庭，任命了优秀的庭长，并在各个城市安插了自己的辩护人。

公爵知道，过去的严酷行为已经或多或少引起了民众的仇恨，他要除去民众心里的这种不满，把民心完全争取过来。他想让民众看到，过去严厉到残酷的行为并不是自己所想，而是出于奥尔科那苛刻的性格。于是公爵在一个早晨将奥尔科被斫为两段的尸体暴尸于切塞纳的广场之上，身边还放着一块木板和一把血淋淋的刀。民众见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凶残景象，既感到恐惧，又有一种痛快的满足感。

马基雅维利的解释或许是对的。实际上，罗马涅的民心以此为契机完全倒向了切萨雷一边。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动手，这个时候动手并不合适。在和睦气氛高涨的媾和前夜搞血祭并不吉利，甚至有给叛乱者向往和解的心情泼冷水的风险。

让对手希望和解，把他们召到塞尼加利亚，然后一网打尽，这才是切萨雷的计谋。没有人会认为在这决定胜负的4天以前让对手产生戒心是上策。

这里有一则史料，是一位叫乌尔巴诺的人写的。说的是保罗·奥尔西尼化了装到伊莫拉来见切萨雷，想谋求和解。这则史料就是两人第一次会面时的对话，所以这是10月25日左右的事情。那次见面时，切萨雷并没有对这位叛乱的首谋之一发火。保罗·奥尔西尼把小君主们反叛的责任推给了雷米罗·德·奥尔科。切萨雷听后说道：“我和你们，以及民众很快就会看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就是说，奥尔科成了牺牲品。另一方面，法国兵撤退看似毫不相干，却是给反叛者一个和睦信息，与整个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切萨雷给尚在遥远之地的叛乱者发出了两个信息，而且是无言的信息，不用担心将来留下记录。

法国兵是切萨雷军队的精锐力量，法国兵撤退暗示着切萨雷没有战斗意志。

处死雷米罗·德·奥尔科一事所传递的信息是，既然奥尔科是叛乱的真正责任人，其他叛乱者就是可以原谅的。

骗局的第三步不似前两步是遥控的，而是在现场执行的。叛乱者满怀和好心情赶来聚会。切萨雷与他们一一亲切拥抱，似乎为了友谊的恢复而欣喜。几分钟后，他便向8个心腹示意，叛乱者当场被捕，首谋全被处死。

切萨雷就像台球高手一样，为让左边的球落袋而去击打右边的球。开始时，墨绿色的台上没有几个切萨雷的球，而且分散在不利的位置上。经过一杆一杆地巧妙击打，敌人的球最后全部落袋。切萨雷及时进军，参加叛乱的小君主们的领地全部被征服。如果真的是打台球就只是场游戏而已，可切萨雷是把这件事当作政治来搞。胜负甫定的那一瞬间，切萨雷回过头来对观战的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他们是我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我对能够消灭他们感到欣慰。”

他接着又说道：“意大利灾难的根源消灭了。”

马基雅维利一定怀疑起了自己的耳朵。到今天为止，除了但丁和彼特拉克这样的诗人以外，何曾有人用过“意大利”一词！在当时的意大利，有佛罗伦萨人，有威尼斯人，有米兰人，有那不勒斯人，就是没有意大利人！切萨雷不只是对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用了这个词，事件结束后，他在给各国通报事件结果的公文中这样说：

他们对整个意大利而言不啻是一种公害，我对他们的灭亡不胜喜悦。

马基雅维利是知道的。他知道切萨雷只不过是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不过，只要私利与公利相吻合就好。正因为这样，马基雅维利甚至在不可以表达个人情感的报告书中，在传达了切萨雷的话语之后不由自主地接着写下这样一行：

我不由得感叹由衷。

这句话在10年后的《君主论》中升华为下面这段文字：

迄今为止，我们曾经在某个人身上看到过一束光芒，使我们认为上帝可能派他来救赎意大利。不过非常遗憾，在他事业的鼎盛期，他被命运所抛弃。

仅仅在马基雅维利发出感叹的8个月之后，切萨雷便被命运所弃。那是1503年8月份的事。罗马流行疟疾，先是切萨雷的教皇父亲染病，第二天，切萨雷也卧病在床，这是波吉亚家族倒台的开端。两个月后，为收集新教皇的选举情报，马基雅维利被派到罗马。在这里，他第三次见到了切萨雷。当时，切萨雷已从病痛中恢复。疟疾杀死了72岁的教皇，却未能打败28岁的切萨雷。但重病大大地改变了切萨雷。切萨雷见到久未谋面的马基雅维利后这样说道：“我曾经考虑过父亲去世时可能发生的一切，找到了对策，并在逐步实施。但是，我没有料到父亲死时，我自己也会徘徊在死亡线上。”

切萨雷后来被他所仰仗的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出卖，就像贴上了“危险品，请注意”标签的行李一样被送到了西班牙。后来他成功逃脱，参加了纳瓦尔战役，战死疆场。这一天是1507年3月11日，离马基雅维利最后一次见到他过了3年半。再过半年，切萨雷就将迎来自己的32岁。再过6年，马基雅维利写下了《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目睹了切萨雷·波吉亚的急速倒台。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

公爵死了，但他的想法和做法仍不失为优良。公爵的失败在于非人类所能超越的巨大不幸，以他的失败来否定他的一切是错误的。

斯人已逝，但他的思想和实行其思想的方法仍长存人间。

切萨雷·波吉亚从一位历史人物转变成为一个理论象征。

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没有提及纠缠切萨雷的任何一件丑闻。因为他是一个把政治、伦理和宗教严格区分开来的人。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从不议论某人的私生活如何，更没有幼稚地用私生活来议论某人的政治能力。正是这样，我们才得以把他的记述当作台球赛的观战记录来阅读，才得以在通过他的眼睛看政治的时候不被多余的事情所妨碍，能以很高的透明度识别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丑闻也会起作用。有无丑闻并不是问题，了解这些丑闻的来由，对我们观察人物有着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坦白地说，人物就是靠“丑闻”活下来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毛姆才会去描写竭力寻花问柳的马基雅维利。

[1] 克劳狄乌斯（Claudius，前10—公元54），古罗马皇帝，41—54年在位。梅萨利娜（Messalina Valeria，前17/20—公元48）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2] 罗马涅公爵，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501年5月册封切萨雷·波吉亚为罗马涅公爵，此后切萨雷迅速占领了罗马涅的许多地方。

[3] 帕戈罗大人，即詹保罗·巴廖尼（Giampaolo Baglioni），在马基雅维利的原文中写作il signor Giampagolo（帕戈罗大人）。

[4]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他的作品浅显易懂，故事性强。著有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雨》《红头发》，剧本《圈子》《弗雷德里克夫人》等。《时常》（Then and Now）是一部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

[5] 普鲁塔克（Plutarchus,46—120），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人著述家。曾在雅典学习修辞、数学和哲学，担任过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祭司。他著述颇丰，著有《比较列传》（Le Vite Parallels，又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罗马英豪列传》）、《道德小品》（Moralia）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多取材于他的记载。

第十章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1502—1503年）

也许是苏格拉底的例子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一说到天才，好像人们就会莫名其妙地认为他的妻子一定是位恶妻。如果认为有个凶悍的老婆，男人的热情就只能放在工作上，那么庸人的心里就会觉得可以替自己辩护了。可是马基雅维利的妻子是一位贤妻，这让那些人自惭形秽。

我没有说是贤夫人，我只是说是贤妻。不过我想，正因如此，她反倒是适合马基雅维利的配偶了。

500年前的意大利，也存在男大当婚的观念。我们的马基雅维利也已迎来了32岁，终于要考虑婚姻大事了。

马基雅维利的母亲于5年前亡故，父亲也在1年前去世了。两位姐姐出嫁已久，弟弟也已出家住到外面去了。一个中流家庭，再怎么简朴，也总得有个女人来打理，但那还不是家。马基雅维利参加工作已经3年，有固定收入。自己也已32岁。成家不是坏事，他也需要成家了。

我们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和私人信件，里面没有他先恋爱后结婚的蛛丝马迹。大概是别人有认为合适的女人介绍给他后，他也觉得合适，便结了婚。他与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的婚姻一定是相亲式的婚姻。

在20世纪的今天，听到科尔西尼，外国人大抵都会点头表示知道，那是科尔西尼公爵家族的姓氏传承。不错，现在科尔西尼公爵依旧健在，在亚诺河沿岸拥有一座漂亮宫殿。

但在佛罗伦萨，不是贵族的科尔西尼比比皆是，占据了电话号码簿上一页的四分之一。顺便一说，在电话号码簿中，姓马基雅维利的一家之主有3人，叫美第奇的一家之主有29人。这个数字是住在佛罗伦萨城里的，不包括住在郊区星罗棋布的别墅里的居民。

科尔西尼这个姓在佛罗伦萨很大众化，即使姓这个姓，也不意味着就是那几个同姓豪门。萨默塞特·毛姆也搞错了这里面的关系，因为这个情况500年前也一样。

在这点上，马基雅维利与精英中的精英圭恰迪尼不一样，对密切亲缘关系而产生的利益好像并不那么神经质，与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的婚姻并没有给他在社会上、经济上的地位带来什么变化。

当然，凭马基雅维利的出身和在职场上的地位，想娶大家闺秀那是做梦。可是，社会地位低下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却是要多少有多少。如果马基雅维利对这点有所考虑，找个有巨额嫁妆的姑娘结婚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可他没这样做。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思，自己的生活就像一只工蜂，久而久之，一般人会往心里去的事情他也不再在乎，心想拉倒吧，于是结了婚。马基雅维利举办了终身大事，仅靠自己挣的薪水养家糊口的状况便一直延续下去了。

前面已经说过，马基雅维利的少年时代是物质简朴、精神富有。读到这里读者也该了解，走上社会后他的日子也过得不错。同事很好很爱他，工作很好上司认可他。并且他的私生活也很好，得到了一位好妻子。

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看，他绝不是一个不幸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晚年的不幸才超越了单纯的不幸而变成了悲剧。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不是美女，成不了男人们的话题。她也不是一个知识女性，能在教养方面与丈夫比肩。马基雅维利本人也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女性的兴趣。他也不是那种为出入名流夫人沙龙而自鸣得意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对女人的兴趣应该不弱。

马基雅维利妻子写的书信只有一件存世。从朋友和孩子们信中的内容想象，她似乎并不写信。这封唯一留存于世的信是她写给在罗马出差的丈夫的，日期是24日。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这封信写于1503年11月24日。这是他们结婚的第二个年头。

我亲爱的尼可罗：

您不该笑话我是一个傻女人，因为只有您在家，我才会感到满足。现在都在传说罗马流行瘟疫，您想想我吧，我白天黑夜都担心得不能休息。

我最先要告诉您儿子出生的好消息。您能不能多给我写些信，到现在为止我才收到您三封信。不过，请不要怪我不写信。直到今天，我还在发烧，写不了信。我也没有因为收不到您的信而生气。

孩子现在很好，他长得可像您呢，皮肤雪白，头发像黑色的天鹅绒。他还像您一样汗毛很重。他不管什么都像您，在我看来就是个美男子。他像一岁多的孩子，满屋子都是他的哭闹声。可我们女儿的身体不怎么好。

不要忘了早些回来，我盼的就是那一天。愿上帝保佑您。

我给您寄去一件棉短上衣、两件衬衫、两块手帕和一条毛巾，这些都是我亲手缝的。

您的玛丽埃塔

这可跟那些觉得老公身体要好、最好别在家待着的女人们大相径庭。

这是一封真爱丈夫的妻子写的信。有史料支撑也好，没有也罢，我也是女人，我能断言这一点。对女人来说，儿子最重要。夫妻之间关系再好，儿子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也是不会变的。说最宝贝的儿子“像您”，不爱丈夫的女人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而且没有沉醉于爱情也说不出这样的话。玛丽埃塔·科尔西尼爱她的丈夫马基雅维利，尽管未来丈夫的境遇发生了巨变，她的爱情却没有变。堪称幸运！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妻子，除此以外几乎无其他史料。首先是丈夫马基雅维利没有写下有关她的任何文字。学者们都有无史料就不去研究的倾向，他们对马基雅维利妻子的介绍便止于上述那封信。所以，要想象马基雅维利对妻子的心情，就只能求助于小说家了。

马基雅维利似乎不是那种能够刺激小说家想象力的历史人物，几乎没有以他为题材的小说。据我所知，这样的书只有一本萨默塞特·毛姆的《时常》。

那是一部让人开心的小说，我很想推荐大家一读，但做不到。那本书已经绝版，听说出版方现在没有再版计划。此外，那本书不是毛姆作品中的名著，原文恐怕都很不容易搞到手。所以我想把这本书中有关玛丽埃塔的部分介绍给大家。我借用的是昭和三十年（1955年）新潮社出版的清水光先生的译本。

当时佛罗伦萨已婚妇女的装束

毛姆作品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故事发生在1502年10月开始的三个多月里，当时马基雅维利被派往切萨雷·波吉亚处做使节。这与我在前一章里所讲的时间相吻合。不过毛姆在描写这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时，不仅写了他因与切萨雷“邂逅”而受到刺激的一面，还写了他热衷于寻花问柳的一面。毛姆作品的结构采用了马基雅维利后来作品中的喜剧风格，所以读者肯定会对马基雅维利寻花问柳的一面印象更深。不过，作品很好地描写了马基雅维利乐天的本性。

门外来了三匹马。一匹是马基雅维利骑的，另外两匹是随从骑的。皮耶罗把自己小马的缰绳交给随从，跟着叔叔进到家里。马基雅维利焦急地等着他们出来，淡淡地道别。

“好啦，出发了！”他说。

玛丽埃塔满眼含泪。年轻的夫人算不上美人，但马基雅维利跟她结了婚，她是否漂亮便不是问题了。他在这个年龄结婚也是合适的。玛丽埃塔出身名门，嫁妆颇丰，同马基雅维利这样资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可惜了。

“别再哭了，”他说道，“不过是离开一小会儿嘛。”

“可是，您不能去啊。”她一边抽抽搭搭，一边转向比阿吉奥，“他不能长时间骑马，身体不行。”

“尼可罗，怎么啦？”比阿吉奥问道。

“老毛病啦，又闹胃病了，没完没了。”

说着，马基雅维利拥抱了玛丽埃塔。

“夫人，我们走啦。”

“多多来信啊。”

“哎，多多写信。”他微笑道。

他微笑起来，总是贴在脸上的冷酷表情就会一扫而光，深藏内心的别样感情就会浮现出来，看到这个表情的人都能理解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爱他。他吻了她，轻轻地拍了拍她的面颊，道：“你不要太难过，比阿吉奥会照顾我呢。”

就是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却在出差去的伊莫拉被一位叫奥莱莉亚的有夫之妇迷住了。下面我再引一段他与皮耶罗之间的对话，皮耶罗受马基雅维利的挚友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之托一块儿出差。

“你说，莫娜·塞拉菲娜不会把漂亮的奥莱莉亚对年长丈夫不忠的事儿说出去吧。”马基雅维利坏笑了一下问道。

“不会的。听说奥莱莉亚除了做弥撒很少出门，就是去做弥撒时，也得母亲或女仆陪着，否则是不会去的。莫娜·塞拉菲娜说，奥莱莉亚笃信上帝，认为欺骗自己的丈夫就等于死罪。”

马基雅维利陷入了沉思。

“你跟那位夫人说到我的时候，有没有提起过玛丽埃塔已经怀孕的事呀？”

年轻人的脸红了起来。

“我觉得没啥关系吧。”

“没什么。她知道了也不要紧。”

马基雅维利微微笑了一下，似乎带有某种意味。但皮耶罗没看懂这微笑的含义。马基雅维利不是为了爱才跟玛丽埃塔结婚的，他尊重她，认可她的优良人品，很高兴她能为伺候自己而献出一切。她是一位很会过日子的主妇，从来不浪费一分钱。这对他这样没什么家产的男人来说颇为重要。她很快就要做孩子的母亲了，她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可以说，值得马基雅维利满含宽容和爱情去尊重的条件玛丽埃塔都具备。但马基雅维利无论如何不会认为自己因此就必须对她保持贞操。奥莱莉亚的美貌使他惊艳，但使他动心的还不仅仅是她的美貌，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让他一见倾心不能自持的女人。强烈的欲望甚至让他感到胃痛。

他对自己说：“哪怕赌上一条命，也要把她弄到手。”

他对女人有很深的功夫，在满足自己的欲望方面很少失手。他对自己的长相没有错觉。他非常清楚，比自己更有男人味的人多得是，比自己更有财力和地位的男人多得是。但他确信自己有吸引女人芳心的力量。他能让女人很享受，他懂得让女人们高兴起来的技巧。他有一套本领，可以让任何女人都对他敞开心扉。不过，他的撒手锏就是他渴望女人。随着女人们渐渐清楚地意识到马基雅维利渴望她们，她们的欲火也已经燃烧起来。

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比阿吉奥说：“如果一个女人浑身的神经都感受到了男人的欲望，她也就无法抗拒了。只有当她彻底迷恋上别的男人的时候才不会这样。”

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但谁又能断言，彻底迷恋上别的男人时就一定不会这样吗？

马基雅维利如果一直按这条路线坚持走下去就好了。可他却又玩起了“曼陀罗”[1]式的计策。最终他重蹈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覆辙。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粉色喜剧才成其为喜剧。

就在他要实行万全计划的当口，切萨雷·波吉亚要召见他，于是一切泡了汤。他是佛罗伦萨政府的特使，不能不响应。可偏偏那个晚上与切萨雷的会谈没完没了，一个劲儿地拖。原本照万全计策行事的主人公是马基雅维利，这会儿比阿吉奥带来的小厮皮耶罗替他去了。马基雅维利怒火中烧却又不便发作，心里嘀咕道：

奥莱莉亚真蠢，虽然有些地方也跟别的女人一样算计计较，但归根结底是个傻瓜。要不是傻瓜，她就不会扔下我这个男人味十足、受政府委托来进行重大交涉的堂堂实干家不睬，把手伸向那个细嫩的小帅哥了。随便让谁去比较，只要他们有点头脑，肯定是我有优势呀。没有谁会不喜欢我这样的人呀。就连我老婆玛丽埃塔都常说特别喜欢我的头发，就像黑色天鹅绒一般……

玛丽埃塔是一个那么难得的女人，一个信得过的女人。马基雅维利将近半年不在家，她也会心无旁骛。她最近是有些烦，这是事实。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比阿吉奥捎话来，表达心中的不平，抱怨他不但总也不回家，连信也不写，还不寄钱，把她晾在一边。本来嘛，马基雅维利如此对待她，她当然会生气。他离家也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也该大起来了。什么时候生孩子呀……马基雅维利想了一下。他和妻子已经决定，如果生的是男孩，就给他取一个和已经去见上帝的爷爷一样的名字——贝尔纳多。总之，玛丽埃塔唠唠叨叨地抱怨他老不在家，就证明她爱着他。可怜的丑女人！

他轻声对自己说，回到老婆那儿也不错，老婆也有老婆的好处。比如一旦想要伸手可及。老婆比不得奥莱莉亚漂亮，但很守妇道，不会有莫娜·卡特琳娜姑娘那样的事情。啊，对了！给玛丽埃塔买点小礼物就好了……他忽然记起，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唉，现在要买也没钱了。

为奥莱莉亚花了那么多钱，真是犯傻，围巾、手套、蔷薇精油……还有金锁，不，不是金的，是镀银的。还送给莫娜·卡特琳娜一个金锁。如果那个女人多少懂点礼貌，就应该还给我啊。这样就可以送给玛丽埃塔了，她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你见过女人收了礼物还有退回来的吗？

马基雅维利的猎艳无疾而终。按萨默塞特·毛姆的描写，马基雅维利是在与切萨雷进行命中注定的会面的间隙去猎艳的。马基雅维利经常且长时间地同切萨雷会谈，按他自己的说法，平均每六天他们之间就有一次这样的见面。所以他也许有足够的时间去猎艳，不，去玩弄猎艳的计谋。没有任何马基雅维利这段时间的私人信件保留下来，毛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儿子贝尔纳多是一年以后出生的，如果这时玛丽埃塔有身孕，那胎儿应该是贝尔纳多前面的那个女儿。但这也不能确定。

不过文坛耆宿毛姆非常好学，他读遍了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原始史料，从作品到给政府的报告，从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到所有的一切。哪怕是一段对话，他都说得出引自哪里。他知道哪一段情节是从哪一份报告得到灵感后写出来的。他已年逾七旬，说实在的，真令人叹服。

不过，在史实方面毛姆的作品谬误颇多，比如把马基雅维利儿子出生的时间提早了一年，等等。不过毛姆完全清楚这些。他把自己判断为重要的事件，不管是这个时期以前的还是以后的，统统塞进了这个时期。把历史事实写成小说，这项工作受到的制约格外多。

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波吉亚的邂逅，给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学者还是史家对此已有共识。我与毛姆不同，才能平庸，不敢恃才把这段历史写得花团锦簇。我选择实事求是地追述马基雅维利的一生。

所以，在前面一章中，我写了切萨雷为什么会成为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象征，把聚光灯打在所谓历史的“著名事实”上。接下来，我想在这里追述一下那些“非著名事实”。

毛姆已经写了著名事实，并描写了马基雅维利的风流韵事，把它当作与之并列的非著名事实。而我愚钝，便不再去写这些。

马基雅维利是1502年10月6日离开佛罗伦萨，1503年1月23日回到佛罗伦萨的，所以，他被派在切萨雷·波吉亚身边的时间超过三个半月。

马基雅维利在这段时间内观察到了切萨雷的力量。音乐学中有一个评语叫作“大师”（virtuoso），是献给那些技巧完美、演奏华丽的演奏家的赞美之词。切萨雷在这三个半月中的表现堪称“大师”。

这些给马基雅维利留下的不只是影响，恐怕还有伴随着知性快感的经验。他在这一期间给政府写了54份报告，报告的文体十分生动便是明证。33岁的马基雅维利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了血脉贲张的感觉。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马基雅维利在这三个半月里，头脑清醒，热血沸腾，每天过得很充实，那你就错了一半。用一半来说事，是因为他有一半日子的确过得绚丽多彩，可是另一半日子却是在急切想回佛罗伦萨的心情中度过的。

首先，马基雅维利找不出自己长期待在切萨雷身边的理由。

马基雅维利没有大使地位，借了佣兵协议的名义，却无权缔结同盟条约。不召回他，说明佛罗伦萨政府没有下定决心与切萨雷确立同盟关系。

而马基雅维利却认为应该趁此时机建立同盟关系。这并非出于个人的好感，也不像上次索德里尼主教在乌尔比诺那样，是出于恐惧的判断。归根结底这来自他的逻辑判断。

马基雅维利刚到伊莫拉时，切萨雷就已经对他说过：“靠山法国国王在意大利，教皇还健在，这两个事实好似强大的火力。要灭火，需要的水量惊人。”

当然，说这话时切萨雷的处境十分险恶。这也反映在佛罗伦萨政府上次派的是索德里尼主教那样的高官，而这次派的是马基雅维利。

但马基雅维利深具洞察力。就在切萨雷的3名武将在各地败在反叛者手下的时候，10月17日，他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切萨雷10天前所言不虚。

起来反对波吉亚的佣兵队长的领地正式说来都是教皇国的领土。这不是刚才发生的事，而是已经延续了1000年的事实。切萨雷是教廷军队的总司令，造他的反就是造教廷的反，就是说叛乱是冲着教皇本人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纵令叛乱者取得了胜利，实质上又能得到什么呢？他们不可能除掉教皇，所以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教皇对他们既得权力的重新认可。

如果是这样，在他们不能确保推翻优秀武将切萨雷的情况下，一定会倾向于与之和解。切萨雷是军事战略家，有足够的力量，最了解这帮在自己手下效力的人。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做出的判断。形成这个判断花了不到10天的工夫。仅仅8天之后，叛乱者之一保罗·奥尔西尼就在10月25日那天乔装打扮找到切萨雷，打探和解事宜。

马基雅维利认为要向明天的胜者卖好，今天就得行动。

可是，佛罗伦萨政府一如既往地优柔寡断，于是马基雅维利就得一直留在切萨雷身边，直到切萨雷在塞尼加利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佛罗伦萨政府才决定“派出大使”。1503年1月20日，“大使”雅各布·萨尔维亚蒂到了，马基雅维利同他完成业务交接后，终于踏上了回佛罗伦萨的归途。

马基雅维利想回国的第二个原因正是所谓的“非著名事实”——妻子玛丽埃塔发疯了。

马基雅维利出发12天后的10月18日，受马基雅维利之托照看玛丽埃塔的比亚焦·博纳科尔西给马基雅维利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莫娜·玛丽埃塔让弟弟到政府来询问你何时能归。她说你临走时说8天左右就回来。可你现在却音信全无。她还说她根本不想写信。

接下来的一句话直译过来就是：“她发疯了”，就是说她歇斯底里发作了。玛丽埃塔歇斯底里发作的报告还见于10月21日的书信，表述同样是“她发疯了”。

可是到了23日，玛丽埃塔莫名其妙地安静了下来。她自己不写信，但通过比亚焦的信向丈夫转达了快些回来的话。

可后来在12月21日的信里她又变得十分狂躁。丈夫不在身边已超过两个半月，也难怪。

走时说8天就回来，可一走就是三个半月，玛丽埃塔这才生了气。有一次她甚至回了娘家。负责安慰她的比亚焦恐怕也非常难办。不过，他很崇敬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出差时也常托他照顾家里，申领工资、寄钱，什么都让他做。比亚焦虽然时有抱怨，但一直尽心尽职。

在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留下私人信件。根据同事的信来看，他还是照例给他们写信，刺激他们，让他们开心，这是事实。然而他的信件没有留存下来，所以我们无从了解马基雅维利对妻子发疯的反应。不过，他不会完全不闻不问吧，毕竟结婚也差不多两年了。

马基雅维利希望回佛罗伦萨的第三个原因照例是经费不足。

刚出差时，马基雅维利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瓦伦蒂诺公爵在这十几天中花掉了无论哪个国家两年都花不完的钱。

这话有些挖苦的意味，但也仅止于此了。可是随着出差时间的延长，马基雅维利逐渐失去了这样的心情。他越来越强烈地确信应该派大使来接替自己，与切萨雷签订同盟条约。10月23日，他第一次写信请求政府召回自己。27日，他第二次发信请求召回自己。

佛罗伦萨政府这时还没有下定决心与切萨雷结盟，完全没有响应马基雅维利的请求。他们认为，在他们不再需要马基雅维利以前，他必须待在切萨雷身边。于是，他们开始对不断要求回国的马基雅维利展开了抚慰和激励的攻势。

秘书厅的同事们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私信，说马基雅维利的报告内容充实，说他人才难得，无可替代。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仍在不停地叫唤“放我回家”，于是11月7日，第一秘书厅的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亲自出马了。

很难找到有您这样判断力的合适人选。

这是马尔切洛私信里的言辞。

但马基雅维利还在继续嚷嚷着“放我回家”。这回就连前不久刚被选为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的皮耶罗·索德里尼也提起笔来，给马基雅维利写了封私信。

他是正义旗手，即便是在私信里也不能滥用抚慰和激励的言辞。他在11月28日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需要您留在那里，您不要想离开。我确定地告诉您，需要召回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您。请您拿出热情努力完成任务。

即使这样，马基雅维利还是没完没了地以经费不足为由要求召回。于是12月21日正义旗手再次提笔写了封私信：

您信中所写之事是有理由的，我已经下令给您寄钱。请不要忘记任务，继续收集情况，发回报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寄钱了。事实上，只要马基雅维利不拼命申诉经费不足，佛罗伦萨政府就不寄钱来。也许是受到同事和上司的劝慰，他的胆子大起来的缘故，他开始考虑采取策略，诉诸非常手段，缓解久拖不决的经费不足问题。他让飞毛腿信使给政府送报告时采用了“到付”方式。不过，每次收到汇款时，他就会采用半额“到付”方式。也许他觉得这种时候采用全额“到付”的手段会过于“非常”。

“到付”方式是从11月20日开始使用的。这时马基雅维利已在伊莫拉度过了40天。他并非每次都这样做，有钱的时候不会采用这种非常方式。

12月2日开始，他再次使用了到付的方式：“请支付送信人6里拉。”

12月6日：“请付给这封信的信使1个金斯库多[2]。”

12月14日：“请支付1金弗罗林。”

12月20日也一样，要求支付1金弗罗林。

经费不足的叹息此后也没有停歇。

12月31日：“我已掏腰包垫付信使3达克特，请政府支付剩下的3达克特。我垫付的部分请交给比亚焦……”

1503年1月2日：“我已掏腰包付了1达克特，并答应他政府会再给他2达克特。请原谅。请将我垫付的那份交给比亚焦。”

1月10日：“请付给送信人10里拉。”

1月13日：“在塞尼加利亚事件之后，我花费了5达克特寄出了3封邮件，请政府将此款交给比亚焦为盼。”

1月21日：“我承诺给这个送信人3里拉，请予支付。”

我很吃惊，送信的费用并不便宜，可能因为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一个中等家庭的年收入大约在100达克特上下。顺便一说，弗罗林也好，达克特也好，斯库多也好，它们的价值大致相同。

在这里我顺带写一下。给政府的报告之类的重要文件要委托可靠的专业信使传送。但寄钱之类，即使是给出公差的人寄钱，很多情况下好像也是委托有事去当地的个人捎带。给马基雅维利这种地位的人寄钱，金额也不大，恐怕没有必要动用银行汇票。

4年以后有一段插曲。1506年，马基雅维利到罗马出差，受政府委托，给他送去经费的人竟然是米开朗基罗。这是后话，但毛姆把这件事竟然写成了1502年的事。同事比亚焦照例写了信，信中写道：

一笔钱已由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带去。

可是5天后他又写信说：

正当我以为米开朗基罗一定已把钱带去时，他的一个仆人把钱送了回来，原因是他不去罗马直接返回了。现在我正在想别的办法寄钱。

米开朗基罗返回的原因是，这位31岁的艺术家血气方刚，为创作的事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生了争执。

从1502年的秋季到冬季，马基雅维利每天都能看到切萨雷·波吉亚展示出的力量，叹为观止。他写道：“我由衷地感叹！”同样也是这些日子，马基雅维利要为留在国内的妻子发疯而心烦意乱，又要为政府寄来的经费总是不够而伤脑筋。前一个是“著名事实”，后一个是“非著名事实”。

然而，历史并非只由“著名事实”构成，“非著名事实”也不可或缺。这两者之间不是对立颉颃的关系，而是极其自然地并存融合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要想写好历史事件，就需要相应的分量。

佛罗伦萨政府小气，但我想说句公道话，这倒不是提到了米开朗基罗名字的缘故。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经济上吝啬，支付经费不爽快，在政治上只是一味地优柔寡断。但就是这个政府，也是在这个时期，在文化方面却非常活跃，因为他们拥有佛罗伦萨出生的伟大天才莱昂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这时已经开始创作《大卫》。这座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于1503年底完成。1504年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把这座雕塑杰作安放在哪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文艺复兴美术史上的主角。

安德烈亚·德拉·罗比亚[3]、菲利比诺·利比、科西莫·罗塞利[4]、基兰达约、波拉伊奥罗[5]、波提切利、桑加罗兄弟朱利亚诺[6]和老安东尼奥[7]、桑索维诺[8]、佩鲁吉诺[9]、洛伦佐·迪·克雷蒂[10]，还有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一个时代出一个足矣的天才，竟有十多人济济一堂。

达·芬奇似乎主张把雕像放在建有屋顶、可避风雨的回廊中。米开朗基罗心中对这位年纪长他24岁的前辈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他主张哪怕风吹雨打，也要把雕像立在面对广场的市政厅前。最终，大家采纳了作者米开朗基罗的意见，把《大卫》安放在了市政厅前。不过，现在放置在那里的是复制品，真品安放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美术馆中。雪白的大理石雕像依旧熠熠生辉，五百年如一日。

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大卫》

鲁本斯临摹的达·芬奇画作《安吉亚里战役》

佛罗伦萨政府还考虑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在市政厅大会堂左右两面的墙壁上比赛创作壁画。

两幅画作的主题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取得胜利的战斗场面。51岁的达·芬奇选择的是安吉亚里战役，27岁的米开朗基罗则选卡西那战役[11]作为主题。

如果画作得以完成，一定会成为文艺复兴艺术最杰出作品之一，佛罗伦萨市政厅也会像罗马西斯廷教堂一样，成为美术爱好者最神圣的“巡礼之地”。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达·芬奇由于解决不了技术问题先撂下了画笔，接着米开朗基罗也不知为何放弃了创作。达·芬奇的画还在底稿阶段，就被评价为伟大的杰作。稍后时代出现了几幅对此底稿的临摹画，我们后世托此之福才得以稍稍欣赏到一些巨作的风采。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佛兰德[12]画家鲁本斯[13]的临摹画。

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最先繁荣的是经济，接着开花的是政治外交，最后结果的是文化。

马基雅维利或许就是一个出生于文化时代的政治人物。

[1] “曼陀罗”是马基雅维利于1518年左右创作的一部喜剧的名字。

[2] 斯库多（scudo，复数为scudi）,19世纪以前意大利半岛用过的多种银币的名称。最早由查理五世（Charles V）于1551年在米兰发行，称为scudo d’argento。在马基雅维利时代，1斯库多约值1个标准金弗罗林（约合6或7里拉）。

[3] 安德烈亚·德拉·罗比亚（Andrea della Robbia,1435—152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陶瓷艺术家。他一生为美第奇家族服务，创作了众多的彩陶作品。代表作有佛罗伦萨育婴堂敞廊拱间壁上的14块圆形浮雕等。

[4] 科西莫·罗塞利（Cosimo Rosselli,1439—150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主要活跃于佛罗伦萨，也曾为卢卡的教堂和罗马的西斯廷教堂绘制过作品。

[5] 安东尼奥·德尔·波拉伊奥罗（Antonio del Pollaiolo，约1429/33—149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对陶瓷艺术品中釉料使用的技法发展卓有贡献。代表作有版画《裸男的战斗》，为西克斯图斯四世制作墓碑等。

[6] 朱利亚诺·达·桑加罗（Giuliano Giamberti da Sangallo,1445—151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兵器工程师。主要作品有位于波焦阿卡亚诺的美第奇别墅、位于普拉托的圣玛利亚教堂等。

[7] 老安东尼奥·达·桑加罗（Antonio Giamberti da Sangallo il Vecchio,1453—1534），朱利亚诺·达·桑加罗的弟弟，因与侄子同名而称为老安东尼奥，侄子称为小安东尼奥。建筑家，长于城堡和防御工事的设计。作品有位于蒙特普齐亚诺的桑比亚焦教堂等。

[8] 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d’Antonio Sansovino,1486—157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他出生于佛罗伦萨，曾修复过许多古代教堂等古建筑。1527年“罗马浩劫”后逃亡威尼斯。代表作有《托马索·兰戈内铜雕像》，建筑作品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大钟楼敞廊和图书馆、科尔内尔宫等。

[9] 佩鲁吉诺（Perugino，约1448—1523），本名为Pietro Vannucci。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翁布里亚画派的代表画家，拉斐尔是其最为著名的学生。他是梵蒂冈及西斯廷教堂壁画创作的中坚人物。代表作有《交钥匙》《皮埃罗》《圣女的婚礼》等。

[10] 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约1459—153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雕塑家，与达·芬奇互有影响。代表作有《受胎告知》《幼子的崇拜》等，他曾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画过肖像画。

[11] 卡西那战役，佛罗伦萨与米兰之间于1364年7月28日发生在卡西那的一场战役。

[12] 佛兰德（Flandre），比利时西部至法兰西北部北海沿岸一带地区。14世纪末至17世纪，这里的美术有了独特的发展，形成了佛兰德美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兰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对油画技巧的成熟也产生了影响。代表人物早期有凡·爱克兄弟（Hubert van Eyck,Jan van Eyck）、凡·德·威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后期有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der Oude）、鲁本斯、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等。

[13]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佛兰德画家，曾师从提香等大师。其画风华美，充满绚丽的色彩美和感官美。在巴洛克美术中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涉及宗教、历史、肖像、风景等众多题材，主要有《竖起十字架》《玛丽·德·美第奇生平》等。

第十一章
“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1503—1506年）

马基雅维利结束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交涉，回到了佛罗伦萨，等待他的是已成为共和国惯例的政体改革。

说实在的，这次政体改革1502年9月就已定下。那时马基雅维利正要出发去同切萨雷进行第二次交涉，说政体改革“等待他”并不确切。不过，11月1日，被选为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的索德里尼上任，启动了政体改革。可最初的几个月人们无法进行改革工作。所以，索德里尼当选为正义旗手后的统治体制一直等到1503年春天才正式起步。马基雅维利正好赶在这个时候卸任回国。

但丁在《神曲》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政体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祖国佛罗伦萨比作一个疼痛难忍始终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病人。可是但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年，佛罗伦萨人的这种性格却毫无改观。每当统治能力碰壁，他们不是寻求根本的解决方法去面对，而总是采取改变形式、把危机糊弄过去了事的策略。直到16世纪初，这种情况依然如故。1502年的“改革”，就是把正义旗手的任期从以往一贯的一年一任制改成了终身制。

正义旗手终身制显然是对当时政治最稳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模仿。佛罗伦萨人可能认为，只要搞了终身制，政局就会安定。但是，读过《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的人马上就会认同我的观点：16世纪初期，威尼斯享受到的稳定在意大利是数第一的，但威尼斯的政体却是长达两个世纪周到安排的产物，是200年前威尼斯经历阵痛却不放弃并谨慎加小心地培育出来的结果，根本不是每次面临危机都只考虑快速解决并靠侥幸而成功的。

何况，根本没有这种道理，在威尼斯成功的事在佛罗伦萨也一定能成功。威尼斯的主要产业是贸易，“活路”是海路。佛罗伦萨的主要产业是金融业，“活路”是陆路。走海路如果没有下层百姓划桨手的合作，船长的技术再好，船也不会前进。但如果走陆路，个人行路能力的不同，会给行程带来极端的差距。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对共同体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只要一国的政体与这个国家人民的性格或曰气质不合，就不能指望它会高效率地发挥功能。

佛罗伦萨人在文明文化方面堪称伟大，但他们的政治形同儿戏。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马基雅维利这样具有革命性思想的政治哲学家。佛罗伦萨是一张罕见的温床，会让关心政治的人怒不可遏。而威尼斯虽然被公认为是政局稳定的榜样，到头来不光在政治哲学方面，在历史领域中也没有产生出独创性的理论。

不过，仅就官僚马基雅维利而言，正义旗手的终身制尽管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快招，却给了他一个时不再来的机会。而且，这个天赐良机在他30岁刚出头的绝佳年龄段降临到他身上，正合时宜。

运势如果不合时宜就成就不了好运。

佛罗伦萨共和国决定采用正义旗手终身制。1502年9月20日，皮耶罗·索德里尼当选为首任也是最后一任终身正义旗手。20天以后，马基雅维利踏上旅途，第二次去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

佛罗伦萨人渴望统治能力，却又害怕一人独大。所以他们选出来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人物。

索德里尼年届五十，中等身材，形体偏瘦，教养并非特优，但有辩才。

他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索德里尼家族的掌门人。他的弟弟弗朗切斯科事后不久就当上了枢机主教。皮耶罗娶了意大利北部富有的豪族马莱斯皮尼家的女子为妻，尚无子嗣。这一点让佛罗伦萨市民很放心，他们怕有形成世袭制的危险。

皮耶罗·索德里尼曾经担任过一年制的正义旗手，在经验方面没有问题。他属于无可挑剔的上层阶级，却被视为平民派。他信仰笃深，慈悲为怀，没有野心，钱财干净，没有绯闻，在选举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动用了金钱。他当选的时候甚至人都不在佛罗伦萨。

索德里尼还是一个重法之人。哪怕敌军逼近，指日可待，他都要把决定交付议会讨论。宽容和忍耐是他施政方针的根本，哪怕罪犯犯罪事实清楚，他也不愿施以极刑。任何人都无须担心他会滥用职权。于是，他以绝对多数赞成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

如在平时，他应该是一位理想的领袖。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处在乱世之中，因为新兴的专制君主国家法兰西和西班牙开始把意大利半岛当成舞台，争夺欧洲霸权。

马基雅维利与皮耶罗·索德里尼似乎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特别是他刚刚和正义旗手的弟弟枢机主教一起参与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第一次交涉。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非常欣赏马基雅维利的能力。

当终身正义旗手的哥哥如前所述，此后10年他一直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除了弟弟的推荐以外，皮耶罗·索德里尼也非常认可马基雅维利在第二次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时表现出来的能力，并给予了提拔。但马基雅维利又是怎样看待这位“上司”的呢？

20年以后，皮耶罗·索德里尼去世时，53岁的马基雅维利正在撰写《十年纪》（Decenale）下卷。他在书中这样与索德里尼做了了断：

皮耶罗·索德里尼死去那晚，他的灵魂来到地狱门口。可普路同[1]吼道：“愚蠢的灵魂也来地狱？不要再说傻话，去那灵薄狱[2]与婴孩为伴。”[3]

普路同是冥府的冥王。灵薄狱是来不及受洗便已夭折的婴儿灵魂的去处，据信位于地狱和天堂之间。

后世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家多认为，马基雅维利受到索德里尼的赏识，得到过他的提拔，这样的评价过于严酷。不过，这只能是一个证据，表明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学者中与马基雅维利拥有共同精神基础的人有多么少。这样想的人应该思考一下，客观评价究竟是什么。要知道，恩义、亲爱之情等等与客观评价一个人毫无关系。在乱世之中，实际拥有重法之人、正义之人、中庸主义者索德里尼这个上司的人，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当时34岁，他与这位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上司关系怎样呢？

皮耶罗·索德里尼1502年11月1日正式就任终身正义旗手，住进了官邸韦奇奥宫。当时，马基雅维利奉派去了伊莫拉，与切萨雷·波吉亚进行第二次交涉，不在佛罗伦萨。所以，直到1503年春天，马基雅维利从伊莫拉回来两个月后，他才开始与索德里尼面对面地工作，而不再通过写报告的方式。

那时，索德里尼就任有终身保障的职位已有5个月，似乎已经有勇气提出一些不受市民欢迎的政策了。他终于决定提出一项事实上已迫在眉睫的新税法案。如果不征收新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财源早就枯竭了。可是无论是500年前的过去还是今天都一样，新税总是不受待见。这件事谁的心里都不会赞成，实施时又不能让这种不满爆发出来。为此，需要一个人用谁都不能不认可的理论依据来推行此事。

索德里尼把寻找建立这个理论依据的事情交给了马基雅维利，于是便有被认为是《君主论》先声的短文《关于筹集资金的提议——若干铺垫和需要思考事项的叙述》[4]留存下来。这篇短文标题奇异，而且只谈应该考虑作为铺垫的若干事情，完全没有涉及真正的目的——资金筹措。文章只讨论了标题所示内容的一半，真是一篇奇文。

话虽如此，马基雅维利在这篇文章里首次明确地论述了自己的想法：让国家高效率地发挥功能究竟需要些什么。文章的论述方法是实话实说。这一点在意大利被誉为是“全文之经脉”。形式上文章是在给索德里尼等有决策权的人物提建议。

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也不论统治者是绝对君主，还是一群贵族，还是像现代佛罗伦萨这样的民众，所有城邦（或国家）都需要用“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来保卫自己。只有“远虑”不够，只有“力量”也不够；只有“远虑”无法实行所想之事，只有“力量”则行之不远。

因而，这两者与政体无关，它们是能够使政体发挥良好效力的政治之根本。这一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不会改变。

接下来，马基雅维利拍了一个马屁，说改为正义旗手终身制后，自己满怀希望。但这个话题不长，他话锋一转，直来直去地谈起他后来为什么会失望。他写道：

你们没有认识到，也没有看到现实是什么。

马基雅维利一个接一个地列举事例，说“远虑”和“力量”这两件东西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个也没有。他的毒舌终于说出了最近的失策，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他继续说：

我要再说一遍，城邦（或国家）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会走向终结。这个终结可能是被破坏，也可能是被奴役。这几年来，你们差点陷入这两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你们很快会再次招致同样的事态。到那时，请你们不要说，以前没有人告诉过你们。

如果你们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军事力量呢？佛罗伦萨不是与法国国王签订了安全保障协定了吗？佛罗伦萨的敌人不是都已经离去了吗？不是已经不用害怕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攻击我们了吗？那我来回答你们。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比你们这些想法更危险的了。

因为对每个城邦、每个国家来说，想着领国可以侵犯的人是敌人，同时，不认为侵犯可御的人也是敌人。时至今日，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还有哪个国家会认为把防卫交给他国而能保全本国安全呢？

说完了这些话，马基雅维利开始逐一讨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现状，说如果佛罗伦萨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甚至连本国国民的忠诚都不会得到。

人是不会忠于不能保护自己、无力纠正错误的人的。

马基雅维利甚至说，即使国民对不愿履行这种义务的领袖不忠诚，领袖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

你们不能把他们叫作臣民。只有最先攻击他们的人才可以称他们是臣民。

感觉上这是一介小官的信口雌黄，但这位34岁没有晋升资格的官员是在给政府最高官僚洗脑，连休息的时间都不给他们。

请你们看看外面，再看看佛罗伦萨周边被哪些国家所包围。你们会看到有这么两三个国家不是希望它生，而是希望它死。你们再把目光移开托斯卡纳，放眼整个意大利，你们就会知道控制意大利的是法国国王、威尼斯人、教皇和瓦伦蒂诺公爵他们这些人。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不能指望这些当权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会尊重佛罗伦萨的国家利益，也不可以去指望他们。接着，他按照自己的一贯论述方法，一边一一举例说明控制意大利的这四股势力，一边论证自己观点的根据。

他的结论是：

在个人之间，法律、契约和协定让他们守信。然而，使权力者守信的只有武力。

马基雅维利断言，尽管到现在为止还不错，但今后仍想依赖法国国王的军事力量就是错误。

因为时代会变，最重要的是别人的剑不一定靠得住。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所以在强大的敌人还没有逼近的时候，我们必须搞好自己的军备。

马基雅维利认为时不我待，他甚至介绍了一段往事，说拜占庭帝国的每个家庭都有财力，却不与国家合作。等到土耳其的大炮响起来再要求捐款，已经为时晚矣。他进一步说服道：

人们六个月前不同意拿出20达克特，六个月后却被抢走了200达克特。

他肯定地说：

你们看不到如此下去佛罗伦萨将会更加脆弱，你们也不知道命运的多变。

…………

人们通常会因为看到邻人的危险而变得聪明，但你们不会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中增长见识。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也不想去看你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时间。如果你们不改变想法，就只能枉自流泪。

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运气不会垂青没有勇气改变制度的人，它不会改变它已决定的事情，老天爷也不会帮助想要自毁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得救。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们这些自由的佛罗伦萨人、你们这些还有着决定自由力量的人会希望自取灭亡。我相信，只要你们希望生来自由，并且愿意自由地生活下去，就不会不郑重考虑这件大事。

马基雅维利的这份“提议”派上了什么用场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说在审议是否通过新税法案的议会投票之前，索德里尼做了充满热情的演讲，很有说服力。索德里尼即使没有原文照念马基雅维利的提议，也一定是拿他的这篇文章作底稿的。我们了解到，这个原本难以通过的新税法案投票时却一次通过。

首先，新的财源成功地得到了保障。但是刚刚得到保障的财源并没有用在马基雅维利竭力游说的目的上。此后又花了整整三年的时光，自卫力量才得到确保，不再依赖别人。这就是已过而立之年的芝麻官第一次亲自染指制定的政策。

不知是福还是祸，马基雅维利的这三年并未专心致志地只做创建国民军这一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的秘书官就好似游击队长，这样的工作不允许他一直坐在市政厅办公桌前。他依然频繁地到国外出差，罗马两次，法国一次，交涉对象从教皇、国王到小国领主，并不限于没有资历的低级官员。他的谈判能力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只要有需要，他就会被随时派到任何地方去出差。

也许是这些经历发生了作用，马基雅维利愈发坚定了让他心潮澎湃的思想。波吉亚家族瓦解后，意大利只是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竞争雄心相互碰撞的舞台，有力量与这两个国家对抗的国家只剩下威尼斯共和国了。马基雅维利愈来愈强烈地确信，在这种形势下，保卫本国国民自由的防卫力量不可或缺。

但他没有决策权，而有决策权的人又不愿意改变传统做法。当时的佛罗伦萨政府把马基雅维利的想法看作“没有先例的新鲜事”。人们往往对没有先例的事情抱有戒心。正义旗手索德里尼是一位有名的中庸主义者。中庸主义者往往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会行动。起初，虽然谈不上热情，索德里尼还同意马基雅维利的想法，但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他也淡漠了。

制定政策的人当然要考虑政策决定以后如何落实。落实就是在议会通过后付诸实施。然而，如果认为政策的内容好就一定会得到议员的赞同，那是做梦，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因而需要做准备工作。那么，马基雅维利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他首先从说动索德里尼主教开始。在第一次与切萨雷·波吉亚谈判时，枢机主教与马基雅维利是搭档。他们的关系非止于此。第二次谈判时，马基雅维利在伊莫拉逗留期间，索德里尼主教被派到了法国国王的身边。所以，他们两人在工作上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此外，每次去罗马出差，马基雅维利都会在已经当上枢机主教的索德里尼的府邸下榻。尽管这是佛罗伦萨政府节约经费的结果，但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数月，也少不了交换意见的机会。马基雅维利利用做“客卿”的机会，可能没有停止过向枢机主教灌输自己的想法。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和他哥哥可不一样，他是一个想法热情奔放的主儿。这与神职人员的身份不大相称，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职人员中很普遍。他似乎为马基雅维利的能言善辩所打动。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官期间，他充分了解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平时对马基雅维利的能力也很认可。他也赞成马基雅维利有必要确立自卫能力的主张。

索德里尼已升任枢机主教，工作就是辅佐教皇，已经不能再为祖国佛罗伦萨当外交官了。但不论是从出身还是从资历来说，他仍然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是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亲弟弟。马基雅维利请求这位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担当起说服正义旗手哥哥的角色。主教认真地完成了这个角色。他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哥哥寄去了好几封信，表示赞同马基雅维利所考虑的政策，力陈实行马基雅维利的政策对佛罗伦萨必不可少。他还在信中赞扬了马基雅维利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这几封信一直留存至今。

自然，马基雅维利也不会放过维持这种良好关系的机会。在罗马的索德里尼府邸当“客卿”期间，马基雅维利的大儿子贝尔纳多出生了，他便请主教做了儿子的第一教父。

教父母制度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基雅维利为儿子请的另外一位教父是佛罗伦萨政府官僚中排名第一的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他是职场上的上司，礼数不能缺。维尔吉里奥对此的回应不失官僚做派，也成了一位马基雅维利的赞成者。

不过，马基雅维利也是人，而且是一个过于人性化的人。他没有只请对自己的工作有用的人来做儿子的教父。除了上面两位大人物以外，他还请了官位比自己还要小的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他可能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报答这位从心底里敬佩自己、在自己出差时积极通报详细信息、并在自己不在家时不厌其烦地照顾自己家庭的这位亲密朋友。我觉得，在被请为马基雅维利长子教父的人中，最高兴的就是这位博纳科尔西了。

马基雅维利认为，许多人都能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即拥有决策权的人发挥影响力，所以只做索德里尼兄弟的工作是不够的。他没有忘记做另外两个人的工作。这两人无论是在出身、人格还是能力方面，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政界都备受尊敬。他们就是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5]和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

里多尔菲曾与马基雅维利一同被派往比萨前线，两人的朋友关系超越了各自所属的阶级，有事说句话就行，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上层阶级中的上层大人物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马基雅维利把刚刚脱稿的诗文《十年纪》上卷献给了这位人物。这部作品在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的策划之下很快就印刷刊行了。这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该书印刷本的第一页上就印有接受献书者的名字——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说实话，《十年纪》上卷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这部作品以诗文的形式讲述了自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开始到前一年即1503年为止的意大利历史，但作为文学作品成色并不好。不过，作品冷静分析并猛烈抨击了进入乱世的意大利，充满热情地呼吁人们冲破危机，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作品。大概正因为如此，拥有同样思想的韦斯普奇才策划刊行了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大受好评，甚至没有征得作者马基雅维利的同意，很快就在其他地方再版发行。

出了盗版说明这本书的初版销售大概不错。我们不清楚初版书的印数究竟是多少，也不知道付给了作者多少版税。不过，从当时的出版情况看，不能指望作者能得到多少版税，拿到几十本样书送送人，也就算是“版税”了。所以，马基雅维利的第一部印刷本著作，想来也不会是例外。但马基雅维利至少可以拿自己的作品送人了。他似乎把这些书派上了大用场。

一些人收到了赠书，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位，他在信里把读后感写了下来作为受赠的回礼，而这封信又被保留了下来。这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僭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他是小国的领主，曾经在切萨雷·波吉亚麾下做过佣兵队长，当时是由佣兵组成的佛罗伦萨军队的总司令。他的读后感非常好。

这本书是献给佛罗伦萨政界大佬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这位大人物实际上对实现马基雅维利所构思的“没有先例的新鲜事”发挥了不少影响，尽管他以前曾经评价说马基雅维利是个无赖。

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一个民主政体国家。在提倡民主主义的国家，政策决策者们往往会主张政策必须得到民众的一致同意。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个托词。谋求实现政策的人不能给人以任何托词。马基雅维利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为了唤起舆论开始四处奔走。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奔走。自1505年到1506年，马基雅维利以他30岁时才有的敏捷，奔走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农村地带，今天穆杰洛，明天卡森蒂诺，四处招兵买马。他的想法是，要把农民武装成步兵。

马基雅维利认为，目前已经不可能在城市居民中征兵，很久以来，佛罗伦萨市民一直相信战争要交给佣兵去打。佛罗伦萨人以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而闻名。在其他国家，人们会分裂成教皇派和皇帝派。但在佛罗伦萨，不仅分裂成这两派，获胜的教皇派还要再分裂成黑党和白党。这就是佛罗伦萨的国家性格。马基雅维利把希望放在了还没有受到这种抗争污染的农民身上。

在军事史上一直存在着骑兵和步兵孰为主力之争。到了16世纪初期，时代已经改变，作战主力已经从炫耀华丽军装、看似具有绝对实力的骑兵队转变成了组成军团顽强推进的步兵团。貌似愚笨却不易崩溃的瑞士人步兵团受到各国君主的高价雇用。马基雅维利比谁都更了解这个现状。

马基雅维利四处奔走，说服农民。也许光荣辉煌的古罗马步兵军团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但切萨雷·波吉亚组建的罗马涅地方农民军的记忆，恐怕给他的刺激更大。

他不再诉苦说出差费用少了。他要么拿到了休假，要么是让上司睁只眼闭只眼，这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走”了。但是，即使说服成功，武装农民也需要花钱。他不是富人，负担不起武装农民的钱。也许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被弟弟索德里尼枢机主教轮番进攻般的说服所征服，他编造出了一些理由，通过正当途径提供了费用。由于没有史料可以讲清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弄到这笔钱的。

马基雅维利“奔走”的结果于1506年2月15日这一天展现在挤满市政厅前领主广场的市民面前。

我们通过卢卡·兰杜奇日记介绍一下这天的情形。我们经常引用这位编年史作者的记录。要了解佛罗伦萨市井小民的观点，他是一位最值得信任的证人，因为他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兰杜奇1506年2月15日的日记完全直译是这样的：

今天，广场上举行了400名步兵的阅兵式。这是根据正义旗手命令进行的。士兵都是农民，他们身着统一的白色上衣，穿着红白色紧身裤，戴着白色贝雷帽，脚蹬靴子，胸带护甲，手持长枪。还有一队扛着步枪。听说这叫作“战斗连”（battaglione），有一位指挥官指挥他们，教他们怎样使用武器。

这些兵平常待在家里，需要时召集起来。听说采用这种方式，光在农村地区就能确保数千人的兵力。这可真是佛罗伦萨这座城市从未有过的事，非常好，非常美。

民众喜欢。马基雅维利的杰作国民军虽然是一支只有400人的小型部队，但在政府高官面前，在挤满广场的人山人海的民众面前列队、行进，受到了人们的鼓掌喝彩。卢卡·兰杜奇没有记下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人们不知道发起人谁是。但是这位发起人没有心情沉浸在作品首展成功的激动之中，他的眼睛既要关注这人山人海的反应，还要关注坐在贵宾席上的那些决策者的反应。这只小型国民军表演的真实目的是要让佛罗伦萨上层阶级的人们看一看老百姓的反应。

当时佛罗伦萨的决策者们并不是因为愚笨而缺少进取精神，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比法国国王聪明。恰恰是这一点，对于想要做“没有先例的新鲜事”的人来说不好对付。恐怕贵宾席中就有不少人得出了这样做不现实的判断，因而脸上挂着讽刺的笑容在看热闹。碰巧这一天又赶上狂欢节，真是怪了。

在这以后，这样的表演又反复搞了好几次，或许应该说不得不如此。因为马基雅维利提议的这项政策，花了10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议会上讨论。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简单地说是这样的：

在整个农村，所有适龄男子均有义务进行兵役登记。但不进行全民征兵，发生战事时招兵，规模定在5000人。

首先编成小队，人数在150人到200人之间，每队都有队旗，也有小队长。

3到5个小队集在一起，编为中队，由中队长指挥。

11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的总人数计划为5000人。

此外，马基雅维利好像还考虑让城里的市民出30名骑兵和50名石弓手，加入进来。

这支军队称为佛罗伦萨正规军。马基雅维利认为，军备应该以保家卫国的精神为基础。即使实战时得与佣兵编组使用，也得让他们有正规军军人的荣耀。队旗也好，统一的军服也好，目的都在于此。这是从切萨雷·波吉亚的农民军团学来的。

这一点也表现在大队长的人选上。马基雅维利推荐了被誉为切萨雷·波吉亚左膀右臂的唐·米凯洛托。此人是西班牙人，唐·米凯洛托是他的俗名，真名叫米圭尔·德·科雷拉。切萨雷失败后他在佛罗伦萨被捕入狱。马基雅维利把目光投向了他。他曾经指挥过切萨雷的农民军团。

让一个外国人来做本国军队的总指挥，威尼斯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但在佛罗伦萨，这样做反而容易得到决策者的赞同。因为佛罗伦萨的权势者最害怕的是，本国军队的建立会巩固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权力。他们认为，如果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一位与佛罗伦萨没有瓜葛的外国人，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马基雅维利为了不埋下这类担心的种子，没有忘记确立文官领导体制。佛罗伦萨正规军的负责人不是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而是由议会选出9位佛罗伦萨市民组成的“九人军事委员会”，从而形成了一种从征兵到装备一切皆由文官决定的体制。

到了战时，“九人委员会”并入以前就有的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指挥系统。“十人委员会”也是文官团体。

选中米凯洛托的真正原因是佛罗伦萨习惯于使用佣兵作战，没有人会指挥军队。这是事实，但这不能明说，否则便会鸡飞蛋打。马基雅维利坚持文官主导原则，并诉诸政策决策者，消除了他们对军队变成正义旗手直属军的恐惧。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经过“八十人委员会”三次投票，总算提交给了议会。1506年12月6日，议会以841票赞成、317票反对获得通过。

市井小民卢卡·兰杜奇没有在日记中留下任何记录，可知这件事并没有成为市民们的话题。这与当初军队盛装表演时的情况有所不同。

然而，对马基雅维利而言，这才是他充分享受发自心底的喜悦的一天。他成功了！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一天无疑是37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按规定，“九人委员会”设两位秘书，其中一位是马基雅维利。他又像贪心老太婆一样揽了一堆新工作。这些事是自己想出来的，哪有心情交给别人去做呢！另一位秘书由与他志同道合的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担任。马基雅维利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体制就此完成。翌年，1507年的1月10日，选出了9名委员；一个月后，唐·米凯洛托就任最高指挥官。

马基雅维利不仅仅在形式上实现了他的梦想，两年半以后的1509年6月，以马基雅维利创建的正规军为主力的佛罗伦萨军队，成功地夺回了比萨。曾经被嘲笑为“狂欢节假面具”的农民军团实实在在地打赢了战争。佛罗伦萨人认为重新领有比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农民军团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厥功至伟，民众沸腾了。

沸腾的不光是民众。毕竟，佛罗伦萨被这件事折腾了15年之久。几天后，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位知识分子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

这次可贵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您。……您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比犹太民族伟大的先知们所做的还要伟大。哦，尼可罗，尼可罗，说真的，我已经找不到足以表达我心中所想的语言。

成功夺回比萨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真正值得纪念的大事。但是，有功之臣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并没有被镌刻在大理石板上记载下来，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不足以在人们心中唤起为他留名的必要。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建功立业时得不到什么回报，稍有不好却会立刻被人想起，真让人接受不了。做事太扎眼的报应三年后果真到来。

[1] 普路同（Pluto），罗马神话中的冥王。

[2] 灵薄狱（Limbus），意为地狱的边缘，天主教指安置耶稣基督出生以前逝去的好人和耶稣出生后从未接触过福音的逝者之处，未受洗的夭折婴儿死去后的灵魂也安置于此。

[3] 这首诗在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中以“短句二则”（徐卫翔译）为题独立成章，并不包含在《十年纪》中（参见《马基雅维利全集·戏剧诗歌散文》第367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此处译文为译者根据日文译文转译，参考了徐译。

[4] 此文在中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中的标题为“关于筹款的讲演辞”，见《马基雅维利全集·政务与外交著作下》第89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

[5] 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Alamanno Salviati），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曾任驻法国大使。佛罗伦萨收复比萨后曾任驻比萨总督。他于1502年任执政团成员期间对平定斯皮托亚、阿雷佐和瓦尔迪基亚纳的叛乱以及政制改革等方面出力甚大，他提议创设了终身正义旗手的职务。他的女儿是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妻子。

第十二章
“副官”马基雅维利 （1507—1512年）

我在这一部开头写过，如果勉强以现代日本为例，可以认为在那个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地位相当于内阁官房的事务官员。我当然知道，16世纪初，佛罗伦萨这个城邦加上周围的农耕地区，人口数不过50万。与人口超过1亿的现代日本相比，它的内阁官房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说“勉强为例”。

我们勉强做个比较。从1498年到1506年底，马基雅维利坐上第二秘书厅的头把交椅，可以说是内阁官房的一员。他还兼任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可以认为是借调到防卫部任职。此外，他还是共和国正义旗手的秘书，等于他还兼任着首相秘书。

这种情况在官僚组织完备的现代先进国家不可能存在。况且，马基雅维利是属于没有晋升资格的官员，这样的任职在现代日本就愈加不可能了。

然而，自1507年初到1512年9月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马基雅维利除了上述职务外，实质上还成了正义旗手的副官。如果这样，现代日本很多没有晋升机会却喜欢工作的人，都恨不能生在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了。人嘛，没有什么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更幸福的事了。

从37岁到43岁这段时光，马基雅维利享受着这种幸福。他提议并成功实现了组建国民军，法案通过后也没有放手，还在负责指挥国民军的“九人委员会”中担任秘书，活跃在第一线。可以说，在当时佛罗伦萨政府中，马基雅维利事实上的位置一定比直接从驻西班牙大使起步的精英官僚圭恰迪尼重要得多，工作也很有干头。

然而，马基雅维利享受到的幸福归根结底是事实上的东西，他的正式地位从29岁担任公职时起就从来没有变过。

他的头衔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尽管到处兼任秘书，薪水并无增加。虽说那个时代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但14年间看不到他有一次加薪的情况。皮耶罗·索德里尼当上终身正义旗手后在市政厅韦奇奥宫里得到了办公室和一处居所，并住了进去。但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作为他的“副官”甚至“心腹亲信”，马基雅维利在这附近拿到过斗室一间。没有任何人想到或提议把他从第二秘书厅秘书长提拔到第一秘书厅秘书长。

马基雅维利薪水没涨、地位没升，不光徒增了工作，他还干得专心致志。马基雅维利在收入有保证的这段时间并没有用好这些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没有留出富余，做到有备无患。6年的“副官”生涯就在他兴冲冲的工作中逝去了。

这样说是有证据的。马基雅维利成为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心腹以后，他去外国出差的规格没有提高，依旧是政府不想明确表态的时候派他去。他曾被派去见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罗马教皇等。他不是出身名门，利用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专门为了争取时间和收集情报。这同过去8年没什么两样。

另外，只要需要，他一样会被随意差遣。他曾被派去与区区佣兵队长谈判，他也经常去见小国君主。总之，借用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话说，是被“呼来唤去，席不暇暖”。可是，尽管他诉过经费不足之苦，却没有抱怨过差事辛苦。他大概对秘书长这个头衔很满足。

当然，马基雅维利还是当过一回“大使”的。那是1511年5月的事情，他被派往摩纳哥，去和领主卢西亚诺·格里马尔迪谈判。这是他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以“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Ambasciatore communitatis florencie）的头衔被外派。

当时的摩纳哥是热那亚西边一个小不点儿大的小国，还不是现在的大公国，没有赌场，也没有游艇码头。热那亚人格里马尔迪把这里当作根据地，一半从事海运，一半做海盗。顺便一说，曾经的好莱坞影星格蕾丝·凯莉[1]就嫁到了摩纳哥。她的丈夫兰尼埃[2]大公就姓格里马尔迪，是马基雅维利大使谈判对手格里马尔迪的后代子孙。

就这样，只要需要，马基雅维利就会被派到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于是，只要是重要的国家，他便会自然想到把自己在出差过程中观察、分析、思索、综合的东西记录下来。要不然就是他第一次出差的记录得到了好评，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他虽没有留下《摩纳哥事务概览》，但留下了《法兰西事务概览》和《德意志事务概览》。这些报告在观察、分析和综合等各个方面，堪与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大使卸任后根据义务在元老院做的述职报告相媲美，堪称双璧。但从叙述能力上看，威尼斯人的记述准确但乏味，而马基雅维利写的文章则文采飞扬。《法兰西事务概览》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今天，统治法兰西的王朝和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气势，更加富有，更加强大，其原因如下……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初刚开始当作家时编辑对我说的话。他说：“开头三行抓不住读者的心，就算不上专业作家。”

我想介绍一下同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大使述职报告的开头部分，给大家做个参考。我省略了报告开篇那些“先生们，女士们”式的冗长称呼。

巴黎位于法兰西，是一个富裕的、商业活跃的城市。它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法兰西虽然富庶，但还远不及威尼斯。即使这样，就我所见，人们已满足于此。

马基雅维利认为，无论政体如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思想和实力就生存不下去。在他看来，当时拥有思想和实力的，正是这些论述乏味的威尼斯人。相反，没有思想和实力的恰恰是现实的佛罗伦萨。不管马基雅维利写的文章多么文采飞扬，他“辅佐”的还是这个佛罗伦萨共和国。

处在这种现状之下，佛罗伦萨甚至连国家政体的变化都未必起因于国内情况。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所辅佐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以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为中心，而左右共和国民主政体命运的却不是国内的反索德里尼分子，而是国外的、佛罗伦萨周边的国际形势。

1508年，马基雅维利成为索德里尼事实上的副官以后不久，威尼斯共和国这个不但具有力量而且还应该有思想的国家，犯下了在它近千年的历史中几乎唯一的一次外交错误，愚蠢地把对意大利半岛抱有领土野心的所有列强同时树为敌人。

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一心想使罗马教会强大起来，因而对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不怀好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在做着美梦，暗中幻想着要戴上教皇的皇冠，从而成为欧洲权势最大的人。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仗着自己以前在意大利半岛的业绩，处处与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作对。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在以赞助哥伦布航海探险而闻名的伊莎贝拉女王[3]去世后，事实上已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正立足那不勒斯，觊觎意大利。

威尼斯共和国在东方和意大利北部拥有广阔领土，经济实力欧洲第一，但它毕竟是一个城邦。当时的威尼斯可以漂亮地对付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但同时与所有这些国家为敌，就只能是愚蠢行为。

我忘记了是马基雅维利还是圭恰迪尼，对这时的威尼斯外交失算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现实主义者犯错误都是在认为对手也和自己一样不会做蠢事的时候。

威尼斯认为，自己的作用对西欧各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现状是，正因为威尼斯拥有海军力量，在东方各地有健全的基地，土耳其的攻势才未能达及西欧。而且，威尼斯的业绩使得威尼斯繁荣的贸易成了西欧经济活力的源头。最后，威尼斯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地也不是靠领土野心而获得，获得领地的目的是确保通商道路畅通，而其属民也沐浴着威尼斯善政的恩惠，这个事实已持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

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据此判断，削弱威尼斯的行动不会给教皇或其他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所以削弱威尼斯的愚蠢之举即便有人口头上叫叫，也不会付诸行动。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加入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倡导的反威尼斯同盟。

这就是著名的“康布雷同盟”。同盟的全体成员为了各自的目的，事先确定了瓜分的对象。

教皇——位于罗马涅地区的威尼斯领土。

皇帝——帕多瓦、维琴察、维罗纳以及位于威尼斯以北弗留利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的伊斯特里亚半岛。

法国国王——贝加莫、布雷西亚、克雷莫纳等意大利西北地区除米兰以外的所有威尼斯领土。

西班牙国王——亚得里亚海沿岸南部包括奥特朗托在内的所有威尼斯领土。

匈牙利国王虽然没有实际参战，但也在同盟中挂了名。同盟的所有各方都参与了对威尼斯领土的瓜分。如果瓜分成功，留给威尼斯的只有浮在浅滩上的首府和克里特岛，因为同样在同盟里挂名的萨伏依公爵已经要求塞浦路斯岛归自己。

那么，佛罗伦萨共和国又是如何应对这个抗击威尼斯的全欧洲联盟呢？

从结果上看，佛罗伦萨保持了中立。不过，那是因为各国都没有理睬它，因而它没有收到强烈邀请。就连比佛罗伦萨小的小国曼托瓦侯国、费拉拉公国等，也都参加了同盟，分得了一杯羹。不论是曼托瓦还是费拉拉，它们的领主拥有自己统率的军队。

不过，佛罗伦萨的中立并不严格，似乎偏向于同盟一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都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人，佛罗伦萨没有军事力量，不能逆着他的意志采取行动。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无须立字据。当然，瓜分没有佛罗伦萨的份儿。

“康布雷同盟之战”因此与佛罗伦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当时的佛罗伦萨彻底失去了国际关系的主导权，却又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关系的变化。这里不去详述这场战争，但写一下简单经过还是有必要的。欲知详情的读者，请阅读我描写尤利乌斯二世政治的《神的代理人》第三部“刀剑与十字架”。

威尼斯共和国事前工作失败，便勇敢面对全欧洲的对手。但勇敢只是表象，知道威尼斯行事方式的人都会说这是接受现实的权宜之计。威尼斯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打算一面奋起迎战，一面看情况再打外交战。

虽说是权且一战，结果却很惨。同盟军中，法国军事行动准备得最好。威尼斯军队在阿尼亚德洛一役中，惨败给了法军。原因是两位总指挥意见不合，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结果，总指挥中甚至有一人被俘，其状甚惨。

因为这次胜利，法国国王在其他同盟国尚未正式参战的情况下，就一举成功地获得了当初分给他的所有地方。当时，马基雅维利正在附近出差，他向国内报告说：

威尼斯丧失了800年来所取得的全部成果。

这应该是那个阶段大部分人的意见。所有人都认为，意大利的头号强国威尼斯怕是要完蛋了。然而，法军的绝对胜利却成了威尼斯的幸运。威尼斯找到了重开外交战的线索。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乏大无畏精神，但缺少深谋远虑。凭着一腔怒火成功地打垮了威尼斯，但打垮威尼斯的不是教廷军队，而是法国国王的军队。这使他很不爽。不仅不爽，他对法兰西势力在意大利过于强大而感到不安。威尼斯外交从这里打进了一支楔子。威尼斯向教皇三拜九叩，起誓恭顺，请求停止南来的进攻。同时，又向德意志皇帝三拜九叩，献上领土，努力掉转北来的矛头。这是威尼斯离间同盟国的策略。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样写道：

威尼斯的大使们跪地匍匐，行状凄惨。了解他们尊大傲气的人看到这番光景，无不感叹今非昔比。

威尼斯没有只依靠外交战，在帕多瓦保卫战中，它打败了皇帝亲率的军队，这使得教皇更加不安。在以威尼斯为对手的战斗中，法国国王打赢了，德意志皇帝却打败了。皇帝御驾亲征却未取胜，他对法国国王感觉不会好。威尼斯的外交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

1510年，准确地说是“康布雷同盟”结盟后仅仅一年，争斗的对象就起了变化，变成了教皇和威尼斯联手与法军对决。一直态度暧昧的皇帝权且站在了教皇一边，没有实际参加战斗。这下法国国王成了孤家寡人。

这样一来，一贯采取亲法主义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陷入了困境。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法战争的旗号是：“野蛮人滚出去！”翻译成“野蛮人”一词的原文是“barbari”，这在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外国人的意思。16世纪初所说的“野蛮人”，就是指意大利人以外的人。这样的旗号打出来，佛罗伦萨人作为意大利人就不能站在野蛮人一边。尤其是说这话的人物又是教廷的主人，作为基督教徒也很难反对。

话虽如此，从以往与“保护人”法国国王的关系上看，佛罗伦萨共和国又不能轻易地明说站在教皇一边。阿尼亚德洛一战已经证明，军事上还是法国最强。佛罗伦萨归根结底不能以这个法国为敌。

佛罗伦萨政府无计可施，只好采用惯用伎俩，而且派出去的人也是老人。为了拖延时间，1510年7月，马基雅维利出发前往法国国王身边，逗留了三个月。从目的上看，这又是一次漫长的出差。

这次赴法出差的任务可不单是拖延时间。意大利半岛上空笼罩着黑色战云，没有任何很快散去的样子，但还不至于有大规模战役。马基雅维利去法国，意在避免大规模战争。可是佛罗伦萨已经不掌握国际关系的主导权了。这样的国家，即使根据准确的预见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可能因为偶然事件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时的佛罗伦萨正是一个好例子。

我想在此稍稍脱离叙述主线，介绍一下著名事实以外的非著名事实。这话有些猥琐，但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人。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或因为这是个非著名事实的原因，日本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家都忽视了这个插曲。所以，这个插曲在这里是第一次被翻译成日文。

这封信写于1509年12月。佛罗伦萨没有从“康布雷同盟”中分得好处，但要为德意志皇帝筹集战争费用。马基雅维利受命给皇帝送去40万达克特战争费用中的第二批钱款。故事便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封信发自维罗纳，因为当时皇帝正驻跸于此。同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代表性城邦威尼斯在5个月前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而佛罗伦萨却拒绝不了德意志皇帝的筹款要求。他们所能够采取的唯一对抗策略就是请求分批支付这么一点。

教皇与法国国王的对抗尚未表面化。马基雅维利写这封信的8个月之后，事态表面化，佛罗伦萨政府陷入困境，再次派马基雅维利去了法国。

这封信是马基雅维利公务出差期间所写的私人信件，收信人是路易吉·圭恰迪尼。他是日后成为马基雅维利亲密朋友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的哥哥。路易吉是名门子弟，当时31岁。写信人马基雅维利40岁。这封信的言辞猥琐龌龊，正经词典里都不见收录。尽管如此，这样的文章只要才气横溢，在意大利照样会被评价为“色彩丰润的文章”。

这事太难堪了，路易吉。在同样的情况下，命运这东西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结果。

就说睡女人吧，你能得到你的所想，而我就不同啦。

我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那种饥渴已给理性蒙上了一层雾。就在这时，我认识了一个能帮我洗衣服的老太婆。她在自己的家里洗衣服。那房子是一个半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洞照进来。

那天，我经过那个房子，老太婆认出了我，殷勤地和我说话，请我到她家去一下，说是给我看几件漂亮的衬衫，兴许我看中会买下呢。

我这个憨蛋就相信了老太婆的话，去了她家。

在那房子的角落里，好像有个女人。在昏暗的光线中，那女人的头和脸隐藏在放干衣服的台子后面，身子害臊地蜷缩着。那老太婆抓紧我的手，把我拉到那女人跟前说：“这就是我要卖给你的衬衫，你先试试，可以完事后付钱。”

你知道我是胆小鬼，完全给吓傻了。老太婆说完后走了出去，关上了门，黑暗中只剩下了我和那女人两人。

结果，我一口气把她干了。我觉得那女人大腿松松垮垮，阴部湿漉漉的，呼出的气息也很臭。就是这样，受到令人绝望的欲望的驱使，我一下子就射了。

完事以后，我才想起要看看这件商品。我从壁炉中取出一块燃烧着的木块，去点一盏放在壁炉上的马灯。刚要点着时，马灯还差点从手里掉下来。

啊，咋回事啊！那女人太丑了！我差点没倒在地上死过去。

原以为颜色朦胧的头发已经全白，头顶已经秃掉。我看到有几只虱子正在这秃顶上散步。这样稀疏的几绺头发还垂到了眉梢。她脑门窄小，满是皱纹，中间有个疤痕，就像是节日市场上被打上烙印、拴在木桩上的动物。她的眉毛垂向眼睛，每根眉毛的末梢都粘着虱卵。

那女人一只眼睛往上吊，另一只眼睛又朝下塌，一只眼大，一只眼小。掉光睫毛的眼皮边上沾满眼屎。鼻子紧挨着满是褶皱的额下，鼻涕堵着一个鼻孔。那嘴唇就和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嘴唇一个德行。

马基雅维利的这封信我读了好几遍，每读到此都不免喷饭。

被尊称为“豪华者”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灵魂（spirito），是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灵魂时代的佛罗伦萨的灵魂”。这个人物已死了17年。尽管洛伦佐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但在17年之后，说到嘴唇与他很像，别人听得懂，可见所谓同乡人真的可怕。不错，洛伦佐是长了一张蛤蟆嘴一样的嘴巴。我相信，路易吉·圭恰迪尼看到这封信后也会忍不住喷饭的。

说了那女人的嘴唇跟洛伦佐一模一样之后，马基雅维利继续描写下去。这个“商品”好像还长着胡须。这女人太丑了，令人晕倒，而马基雅维利的描写细致入微，就像在看一幅精密的自然主义画派的画作。他继续写道：

我看着这个魔怪不知所措。是不是我搞错了，那女人开了口。“先生，怎么啦？”那人是个结巴，嘴巴蠕动着在说着什么，我无法听清她说的话，只能猜测是这个意思。她嘴里的臭气吹了过来，那恶臭厉害得连虫子都要躲开，我的眼睛和鼻子顶不住了，我的胃也受不了这样的凌辱了，呕吐起来。就这样，我支付了与这商品匹配的代价后才逃了出来。

哎呀呀，只要受过这么一回苦，也一定会保证我死后能去天堂了。但可能这样还嫌不够。一到伦巴第，那令人绝望的欲望就又回来了。

你应该感谢上帝，上帝还会让你有更多的愉快。我也要感谢上帝，只是我所要感谢的是，上帝让我做了想做却不能做的过分之事。

我想，这次出差会剩下一点钱，我想在回到佛罗伦萨后，用这些钱去做点事情。我在想是不是把养鸡场搞起来。不过，我不能直接来做这事，必须找一个人来帮忙，也许皮耶罗·迪·马尔蒂诺合适，我去问问他愿不愿意。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他不愿意，我还要另外找人。

这封信是寄到曼托瓦的，路易吉·圭恰迪尼当时也因公出差到曼托瓦。两个人都在出公差，还要写这种信。

真想不到马基雅维利是个让人两倍三倍地吃惊的人。经费不足时，他是那样急切地报告，一旦有了些钱，马上就会公款私用。就在写这封信的几个月前，马基雅维利辛苦建立的佛罗伦萨正规军，钻了大国竞争的空子，成功地夺回了比萨，了却了佛罗伦萨人的一个心愿。

趁话题回到夺回比萨的机会，我想把话题从非著名事实拉回到著名事实。

我在13年前写的《神的代理人》中，专门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写了一章，标题是“刀剑与十字架”。那一章的时代背景与我现在所写内容的时代背景完全一样，但那一章几乎没有涉及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是因为当时写的主角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那些当时以教皇为中心活动的主角——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威尼斯共和国等相比，当时的佛罗伦萨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比起佛罗伦萨，我腾出了更多的笔墨写了小国费拉拉公国的动向，因为费拉拉大公阿方索一世·德斯特[4]是当时唯一一个关注并利用大炮威力的君主。

1508年是威尼斯与教皇、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在对决，到了1511年变成了教皇、威尼斯、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对决。这种国际形势变化的危害直接体现在佛罗伦萨共和国身上。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国家既无“远虑”又无“力量”的下场。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昨天还是朋友，今天成了敌人，但最为难的是佛罗伦萨。

教皇打出了“野蛮人滚出去”的旗号，只要是意大利人就很难反对。教皇要求佛罗伦萨也加入反法同盟。而法国国王仗着多年充当佛罗伦萨“保护者”的“业绩”，指定在佛罗伦萨刚夺回的城市比萨召开旨在排除尤利乌斯二世的大公会议[5]。

佛罗伦萨如果轻易接受，必定招致教皇的暴怒。教皇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军事力量，但在他的背后现在站着威尼斯和西班牙。

但佛罗伦萨又不能轻易拒绝，因为法国国王的军队在意大利半岛的力量最强。

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在马基雅维利的辅佐下，成功地规避了这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重大危机。

佛罗伦萨不能完全拒绝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便开始逐个游说正在前往比萨途中前来参加会议的枢机主教们。枢机主教们刚刚进入佛罗伦萨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就在那里等着他们，说服他们道：“不去比萨对双方都是上策。”忤逆教皇意图去参加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并不多，马基雅维利一人便足以应付。尽管如此，教皇还是因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正式拒绝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也没有拒绝向枢机主教们发放国内通行证而震怒，并以此为由对佛罗伦萨处以“禁止教务”的处分。但是，因为不是开除教籍，佛罗伦萨避开了最坏的结果。

因此，到预定开会的9月1日为止，只有4位枢机主教来到比萨。这也是教皇为抵制大公会议，宣布将在罗马的拉特兰圣乔凡尼大教堂召开大公会议的缘故。4个人开不成大公会议，因而会期延期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对佛罗伦萨政府而言也可用来想办法。于是，索德里尼的“心腹”马基雅维利又一次被派到法国国王那里。任务已经无须多说，就是向国王说明佛罗伦萨的困难处境，让国王息怒，努力说服国王和教皇尽可能避免决战，亦即战争。不过，不管是教皇还是国王，即使按佛罗伦萨的要求照办，当时的佛罗伦萨也拿不出任何东西给他们了。纵令马基雅维利的外交能力再优秀，没有舍，也就没有得了。

马基雅维利回国了，等待他的是法国国王赌上自己的权威，哪怕只有4个人也要召开的比萨大公会议。大公会议是顾及到法国国王才召开的，而马基雅维利的新任务就是尽早把开会地点挪往别处。比萨市民并不欢迎在自己的城市召开这个问题多多的大公会议。马基雅维利瞅准了这一点。如果拿没有信心维持好治安作为理由，参会的枢机主教们也不会漠不关心。马基雅维利最初的意图是让会议地点移到法国或德意志，但这样移动太惹眼，最后达成妥协，将地点移至法国国王领下的米兰。法国国王退的这一步让教皇很高兴，他取消了对佛罗伦萨的“禁止教务”处分。12月，大公会议的地点移至米兰，很快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后来便不了了之，结果并没有成功。

然而，对争强好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把胜利控制在适可而止的程度更难的事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既然喊出了“野蛮人滚出去”的口号，不达目的他不会善罢甘休。决战逐渐明确，这并不以佛罗伦萨一介小官的意志为转移。1511年底，以反法为目的的“神圣同盟”成立，最终酿成拉文那会战。这次，军力虚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又只能在一边旁观。

拉文那会战被称为是中世纪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场战役，据传是16世纪上半叶最为惨烈的战斗。参战双方都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铠甲武装起来的重装骑兵。这场战役的详情我在《神的代理人》中有详细叙述，并配有两军的战斗配置图，这里不再重复。两军在拉文那平原布阵，总兵力达到4万人。联军总指挥是西班牙人雷蒙·德·卡尔多纳，法军则由年方23岁的加斯东·德·富瓦统率。

1511年4月11日上午8时双方展开激战，一直打到下午4时。结果法军获胜，因为下令撤出战斗的是卡尔多纳。两军共战死1.4万余人，损失巨大。但法军因总指挥富瓦战死，远无胜利的喜悦。

马基雅维利事先的解读是正确的。他的判断是，断然切断与法国国王的关系对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利。在佛罗伦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判断。拉文那会战的结果是，在阿尼亚德洛战役之后再次证明了法国军事力量的优势。

不过，马基雅维利误判了一点，这一点在拉文那战役之后表现了出来。请允许我从《神的代理人》一书中引用一下相关情况。

夜幕降临，拉文那尸横遍野。夜色在尸体上投下光影，把它们一点点掩藏。获胜的法国军队的队长们忘记了处理死者，也忘记了集结残兵。他们站在尸体横陈的加斯东·德·富瓦身旁，没人说话，伫立许久，一动不动。

第二天，惶恐的拉文那市民代表前来请求开城。当天夜里，法军开进拉文那城。胜利者加斯东·德·富瓦被抬进城里，遗体上覆盖着被撕裂的血迹斑斑的联军军旗。将士们头颅低垂，空气凝重，与其说是凯旋入城，不如说是葬礼。4天后，躲在要塞里负隅抵抗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投降。接着，里米尼、弗利、切塞纳、伊莫拉、法恩扎等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法军献出了城池。几天之内，罗马涅全境便落入法国之手。

罗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人人处在痛苦之中，就像亲眼看到法国士兵的身影就要出现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一样。罗马全城马上就要遭到掠夺，教皇和神职人员将被关在教廷的宫殿里被放火烧死。谣言不胫而走，越发使人恐惧起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恐惧也同别人毫无二致。他从心理上不相信自己已经战败，而且还是完败。他还不知道富瓦已死。联军的残兵败将混乱不堪，连同总司令一起逃到切塞纳，却被当地居民赶了出来，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逃到马尔凯。他们只顾拼命逃跑，怠惰了给罗马报告详情。威尼斯通常总有准确的情报，但那里来的消息也在拉文那一线被阻断，送不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焦躁不安，出现幻觉，总觉得法军马上就会乘势向罗马压来，烦恼而痛苦。

4月15日，朱利奥·德·美第奇[6]抵达罗马。他也参加了联军，但成功逃脱。第二天他被允许与被俘的堂兄弟乔凡尼[7]枢机主教见了面。枢机主教要他向教皇秘密转告：法军总司令加斯东·德·富瓦已经战死，法军群龙无首；虽然由拉·帕里接任，但还不能统一军队；队长们对今后如何行动意见分歧；桑塞韦里诺枢机主教主张立即进军罗马，拉·帕里却主张请示国王再决定，一步不让；其他队长们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阿方索一世·德斯特对这样的情况大失所望，带着大炮回费拉拉去了……

但是，这还不足以打消尤利乌斯二世的担心。虽然总司令已死，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但毕竟2.3万人的大军尚存四分之三。而且，伦巴第、罗马涅和意大利北部已落入法国手中，补充军队易如反掌。反观自己一方，以西班牙和威尼斯为主体的联军已然形同解体。尤利乌斯二世在近乎恐惧的不安之中度过了数日。

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十天过去了还是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人们甚至觉得，拉文那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尤利乌斯二世这次又被自己的敌人救了一命。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越来越明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错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机，他使拉文那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他居然把法军召回了米兰。虽说损失了富瓦这位优秀的统帅，拉文那战役后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对政治缺乏一贯性。路易十二总是嘴上说要坚持到底，最终却总是坚持不到底。这是他缺乏决断力的证据。这样做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反，尤利乌斯二世则是个只有决断力和勇气的人。

首先付出“代价”的是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误判了，他没能判断出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竟会这样错失大好时机。马基雅维利已经有三次出使法国的经验，他了解路易十二的性格。然而，他根本没有想象到路易十二病得如此之重。

如此还能称为误判吗？或者应该说这是极尽人类智慧也无法准确判断的不幸？路易十二的优柔寡断和因此而得救的教皇的决断，要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

就在法国国王在将军队召回米兰的时候，联军的散兵游勇也开始一点点集聚起来。威尼斯趁法军尚未重整旗鼓，钻了空子，开始收复1509年在阿尼亚德洛之战中丧失的那些城镇。他们不是靠派军队去武力收复。这些城镇的居民本来就不愿意法兰西或德意志来统治他们，而希望威尼斯共和国来统治他们，于是趁着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队不在身边的机会，再次回归威尼斯。如此而已。“康布雷同盟”结盟时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次战役就让威尼斯丧失了800年来积累的一切。仅仅4年之后，威尼斯就成功地夺回了他们彼时丧失的一切。然而，佛罗伦萨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在拉文那会战中吃了败仗的联军中，威尼斯军队有着这样得以重整旗鼓的目标，西班牙军队却没有这样的目标。没有什么比处置一支漫无目标的乌合之众更难的事了。佛罗伦萨正挡在总指挥官卡尔多纳率领的西班牙军队的行军路上，一定有不祥的预感。而且，被佛罗伦萨驱逐长达18年之久的美第奇家族就有人在这股西班牙军中。

美第奇家族不仅参加了这支西班牙军队，还出了行军费用。美第奇家族不会白白出钱。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的意图，还得到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支持。这位教皇曾以佛罗伦萨奉行亲法政策多年，允许在比萨召开大公会议为由，决定制裁佛罗伦萨共和国。

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与西班牙军队一路同行，一步步地逼近离佛罗伦萨只有20公里的城镇普拉托。

[1] 格蕾丝·凯莉（Grace Patricia Kelly,1929—1982），美国影星。1954年以《乡下姑娘》（The Country Girl）一片夺得第26届奥斯卡金像奖。1956年与摩纳哥亲王兰尼埃结婚。1982年因车祸去世。她的从影生涯仅有6年时间。作品有《乡下姑娘》、《红尘》（Moganmbo）、《电话谋杀案》（Dial M for Murder）、《日正当中》（High noon）等。

[2] 兰尼埃三世（Rainier III,1923—2005），全名为兰尼埃·路易·亨利·马克桑斯·贝特朗·格里马尔迪（Rainier Louis Henry Maxence Bertrand Grimaldi），摩纳哥亲王。他于1949年继位，1956年与格蕾丝·凯莉结婚。

[3] 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I Catolica,1451—1504），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之女。她于1474年从同父异母兄长恩里克四世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她于1504年去世，王位由女儿胡安娜（疯女胡安娜，Juana I de Castilla,la Loca）继承。伊莎贝拉一世曾资助哥伦布航海探险，后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4] 阿方索一世·德斯特（Alfonso I d’Este,1476—1534），佣兵队长，以拥有重武器大炮而闻名。1505年成为费拉拉大公。

[5] 大公会议（il Concilio Ecumenico），又称公会议、普世公会议、普教会议，是传统基督教中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第一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于325年。

[6] 朱利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o di Guiliano de’Medici,1478—1534），即在“帕齐阴谋”中遇刺身亡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他后来于1523年成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

[7] 乔凡尼，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他于1492年16岁时当上枢机主教，1513年成为教皇，称为“利奥十世”。

第十三章
1512年·夏天

准确地说，普拉托离佛罗伦萨只有18公里。从佛罗伦萨上高速公路去比萨，第一个出口就是到普拉托的。亚平宁山脉横亘在博洛尼亚与佛罗伦萨之间，从山脉的尽头沿着亚诺河向前便是一马平川。普拉托、皮斯托亚、卢卡、比萨、里窝那这些城镇挨个儿向西排列，直到第勒尼安海。普拉托是平原上的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城墙就无法防御。这里还是从博洛尼亚越过亚平宁山脉南下大道的出口。

这里不单是佛罗伦萨的卫星城市，在14世纪中叶成为佛罗伦萨领土之前，这里就是纺织工业的兴旺之地。特别是毛纺工业，佛罗伦萨刚开始衰退之时，便被普拉托逐渐取代。这一传统近年来越发强化。普拉托很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托斯卡纳的曼彻斯特。在现代，佛罗伦萨举办的纺织品展览会广受喜爱，人流汇聚，但会上展示的纺织品全是普拉托的产品。

史上著名的“普拉托之乱”发生在16世纪。当时，普拉托虽不比现代富裕，但也绝不是一个简朴的乡村市镇，光是城里的常住人口就达到6000人。现在，有5000多名西班牙士兵在一步步逼近这座城市。拉文那会战已经过去4个月，这些大兵是西班牙军队的残部，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在此期间并非无所作为，空耗时间。从拉文那会战前一年开始，佛罗伦萨就已经预见到法国国王与教皇、威尼斯、西班牙联军之间难免一仗，开始着手建设城堡以巩固边防，并加强了国民军的力量。这两件事都由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军事防卫“副官”马基雅维利负责。

在建设城堡方面，马基雅维利与擅长筑城技术的建筑师朱利亚诺·桑加罗同行，挨个儿巡视城堡的整备情况，并发出指示。在加强国民军方面，他开始在传统步兵军团的基础上组织骑兵队和炮兵队。马基雅维利还是采用他的一贯手段，当骑兵达到百骑时，就在领主广场举行阅兵式，唤起舆论，以便进一步增补加强。

在外交方面，佛罗伦萨虽然偏向法国，却表明了中立的立场。准备已经就绪。

此外，起初的形势发展完全如马基雅维利所料。拉文那会战证实了法国的军事力量绝对胜过教皇、威尼斯和西班牙的联军。然而，会战之后的形势发展超出了马基雅维利的预料。法国国王把军队撤往米兰，使拉文那会战的胜利成果付之东流，于是再没有人能够控制住在意大利中部流窜的西班牙军队残部。

西班牙士兵以前一直由西班牙领地那不勒斯的总督、联军总指挥卡尔多纳指挥。但是打了败仗以后，士兵由7000人减员到5000人，谁都指挥不动这些残兵。卡尔多纳本人也不知道该把这些士兵带往何方，军费也已告罄。美第奇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美第奇家族已经被佛罗伦萨驱逐了18年，在此期间，因为行动草率而把整个家族逼上流亡之路的皮耶罗已经去世。这位掌门人死后，美第奇家族便由他的弟弟乔凡尼枢机主教统领。1492年以前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君主“豪华者”洛伦佐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三个儿子：“一个疯子，一个贤良，一个老好人。”

对1512年的美第奇家族来说，幸运的是疯子已经死去，而接班的正是被评价为贤良的老二乔凡尼。

1512年8月，西班牙军队逼近普拉托，他们对佛罗伦萨政府提出了下述要求：

支付军队的维持费用10万达克特；废黜索德里尼政权，正义旗手换人；撤销对美第奇家族的驱逐令，允许美第奇家族以私人身份返回佛罗伦萨。如果不同意上述各条，就攻打普拉托。

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对此回答如下：

没有理由支付10万达克特，予以拒绝；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政权系由市民选出、共和国议会所决定的，变革的决定权在市民和议会，外国人不得置喙。

这完全是正义之论。对重法之人索德里尼而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反驳了。他不愧是一个坚持法律的人，把决定权交给了议会，议会决议支持索德里尼。

索德里尼的正义之论不单单是一种逻辑，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背后有着对佛罗伦萨自卫能力的自信。到1512年的夏天，马基雅维利策划建立国民军的法案获得通过已有5年半的时间，国民军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已经拥有步兵9000人、炮兵300人，甚至还有骑兵数百人。此外，普拉托还驻屯了400名兵士，他们判断，佛罗伦萨能够抵抗5000多名西班牙士兵。

此外，已经表态支持索德里尼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议会还批准了索德里尼支出紧急军费5万达克特的申请。他们认为，就算普拉托失守，只要城墙坚固，拥有7万人口的佛罗伦萨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固守城池，就能赶走那些残兵败将。

雷蒙·德·卡尔多纳得知佛罗伦萨政府的答复之后并没有立即开战，而是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同样的威胁。这并不是因为这位西班牙武将情义特别深厚，说不定他对率领残兵败将打仗也没有信心。佛罗伦萨没有改变答复。于是，进攻开始。

历史证明，西班牙人的性格是善恶两极分化的，在他们那里没有“中庸”一词。在以西班牙人为主力开拓的新大陆殖民地，直到今天仍在为政局不稳所困扰。看看这些，我们都能想象得出他们的性格。何况1512年8月攻打普拉托的是一群吃了败仗的残兵败将，可以想象他们会穷凶极恶，不比寻常。

8月29日，普拉托失守。双方隔着城墙战斗，防守方激烈抵抗。但是一旦城墙被撕开，西班牙士兵便蜂拥而入，战况便毫无疑问地向着有利于西班牙的方向发展。面对攻进来的敌兵，马基雅维利创立的国民军乱了阵脚，全面崩溃。他们虽然凑足了人数，但还没有变成军队。剩下的就只有杀戮一件事了。虽然普拉托的居民也遭到杀戮、凌辱和伤害，但光武装士兵就有4000人被杀，他们大部分是佛罗伦萨国民军的农民兵。

发生在20公里外的普拉托的惨剧震惊了整个佛罗伦萨。不过，人们还不至于害怕到马上开门迎敌的地步。尽管如此，背水一战的准备进行得并不顺利，人心还是动摇了。这一点被乔凡尼枢机主教抓住了。

在开始攻打普拉托以前，美第奇家族这位37岁的枢机主教就已经开始与佛罗伦萨市内的美第奇派取得了联系。成功打下普拉托后，他也没有给敌人喘息之机。8月31日，普拉托陷落仅2天之后，有5位市民来到市政厅，要求见正义旗手索德里尼。他们过去一直都是美第奇公开的同情者。

与其说是见面，不如说是突然袭击。这5人都在二三十岁，分别姓阿尔比奇、韦托里、卡波尼、鲁切拉和瓦洛里，显示出他们都属于佛罗伦萨上层阶级。这个阶层把提拔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中产阶级，把决定权交给议会这样的政权叫作平民政权，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感到不满。索德里尼认为只要把话说明白他们会理解的，便出面会见了这5个人。不料这5个人却对他说道：“我们要杀了你。不过，如果你立刻从这里滚出去，可以饶你一命。”

不论索德里尼如何说这事需要议会讨论，他们就是不理睬。这5个人拿着武器，守住四周，行动神速，整个事件神不知鬼不觉，在市政厅所有人都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

索德里尼叫来马基雅维利，然后对进到房间里的马基雅维利说：“你马上去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家，问问他愿不愿意担负起保卫正义旗手人身安全的责任。”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曾经与马基雅维利一起作为使节出使过法国，与索德里尼走得很近，不过他也是5人当中保罗·韦托里的哥哥。

马基雅维利去了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家，很快与他一起回到市政厅。索德里尼向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做了交代，在那5个人同意后，走出了市政厅。当夜，索德里尼从佛罗伦萨南面的城门出城，先朝锡耶纳去，然后很快转向，朝意大利南部的洛雷托而去。可能考虑到那里也不安全，他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去了拉古萨。

市井小民卢卡·兰杜奇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1512年8月31日。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和5个使节和平地达成协议。索德里尼说：“不要骚扰佛罗伦萨市民，作为我个人，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乐于遵从。”

就这样，佛罗伦萨没有了正义旗手，前正义旗手与上帝一道出了城。有几位市民跟他一起离开了佛罗伦萨，一部分去了锡耶纳，另一部分去了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9月1日。今天，美第奇家的老三朱利亚诺进了佛罗伦萨城。在没有正义旗手的情况下，新政府在市政厅韦奇奥宫成立。

政变成功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索德里尼政权不是因为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崩溃，而是因为政变而倒台。

对于这次政变，事先是有应对预案的。随着西班牙军队逼近普拉托，佛罗伦萨美第奇派市民的言行已经肆无忌惮。但是“法律人”索德里尼不同意没有证据抓人，这使只是少数派的美第奇同情者得以自由行动。索德里尼未能得到压倒性多数的支持，但在大多数的市民心里，对他的不满同接受美第奇家族并不能等量齐观。

同时代人的菲利波·德·内利这样写道：

索德里尼没能成为一个坏领袖，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领袖。他太相信忍耐，太相信时间了，总认为时间能解决一切困难。

马基雅维利在第二年开始撰写的《论李维》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他相信只要用忍耐和善意去面对就能克服困难。这样会给敌人提供良机，他却绝对不会使用武力来消灭敌人。

我认为，有时也得做些违反法律的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不知道索德里尼离开佛罗伦萨时马基雅维利送了他多远。40名骑兵护送索德里尼到了锡耶纳，马基雅维利也许把这位曾经的上司送到了罗马门。但是，我们可以确定，马基雅维利并不在兰杜奇所写的追随索德里尼的“几个市民”之列。

马基雅维利的工作堆积如山，这也是事实。正因为马基雅维利是索德里尼的心腹，索德里尼被如此轻易地打倒后，工作交接才离不开他。他是索德里尼心腹中的心腹，通晓所有工作的细节。根本不想为索德里尼殉葬的马基雅维利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也许他在盘算如何通过忠于职守取悦于新政权。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名公务员，再优秀也不过是一介小官僚。

美第奇家族的人在被驱逐18年后回到了佛罗伦萨，但他们没有像凯旋将军那样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华彩入城。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成功回归是怎么一回事。

9月1日，索德里尼政权垮台后的第二天，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一个人来到佛罗伦萨。有市民高喊代表美第奇家族的“Palle!Palle!”（球！球！）表示欢迎，朱利亚诺向他们回了礼。他没有去美第奇宫，而是绕道阿尔比奇家后去了市政厅。他按照佛罗伦萨男人的习惯，把一直蓄着的美髯剃了个溜光。可见美第奇家的人在极力回避刺激佛罗伦萨市民的任何事情。当然，他们没有带来西班牙的一兵一卒。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放下了心。

1512年，美第奇家族的主要成员有4人：

次子乔凡尼枢机主教，37岁。6个月后，他被选为教皇，称“利奥十世”。他是美第奇家族事实上的掌门人。

美第奇家族的族徽

三子朱利亚诺，33岁。曾被父亲“豪华者”洛伦佐评价为“老好人”。他很快便成了达·芬奇的赞助人。但他的健康堪忧。

主教朱利奥，34岁。他是在“帕齐阴谋”中遇刺的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的遗腹子。堂兄乔凡尼被选为教皇后，他被授予枢机主教的红衣，11年后的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克莱门特七世”。在回归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中，他是掌门人乔凡尼的右臂。

洛伦佐，20岁。他是死去的长子皮耶罗的儿子，是美第奇家的直系，但他也不是一个钢铁般健康的主儿。

这样的结构很自然，朱利亚诺抛头露面，乔凡尼和朱利奥两位高级神职人员在背后支撑，而这一切都是出于让洛伦佐继承的考虑。

美第奇家族的智囊乔凡尼枢机主教想把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关系恢复到父亲“豪华者”洛伦佐1492年去世前的那种关系，让佛罗伦萨维持共和政体，实际上施行僭主政治，由美第奇家族来统治。也是这个原因，他们才避免高调回归。他想让外界感觉到，美第奇家族的变革只是驱逐了索德里尼而已。

然而，美第奇家族仍然让西班牙军队驻留在20公里外的普拉托。美第奇以这个无声的压力为背景，开始了表面温和的变革，议会还没有正式决定，他们就让佛罗伦萨新政府背上了向西班牙军队支付12万达克特军费的义务。

9月8日，终身正义旗手制被废除，恢复了1502年时的制度，正义旗手任期一年。当天就选出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担任正义旗手。这是一位有着很高声望的人物，在索德里尼政权中也做过事，对美第奇家族既不反也不亲近。选出这样一位人物是美第奇家族巧妙策略的结果。里多尔菲属于上层阶级，但他很欣赏马基雅维利的才华。

与此同时，“八十人委员会”增加了人数。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在于，任何事只有这个委员会同意才能提交到共和国议会上讨论。增加委员的人数当然是为了掺进美第奇派的人。另外，在市政厅工作的公务员们也加了薪。

9月16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正式进入市政厅。他是辅佐一年任期正义旗手的八人之一。

9月18日，“佛罗伦萨国民军”解散。兰杜奇日记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想必马基雅维利的劳力之作国民军是被悄悄解散的，甚至没有民众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无法探知这一天马基雅维利的心境。不过，他是那样地坚信国民军，为了国民军的创建和生存呕心沥血，不可能对国民军没有感情。作为“九人委员会”的秘书，他是承担所有事务工作的人。解散时，一切工作都会归到他这里。也许，正是这些忙碌救了他。

同一天，西班牙军队总指挥卡尔多纳造访佛罗伦萨，一直驻扎在普拉托的西班牙军队终于决定要撤走了。12万达克特已于4天前支付到位。

第二天，即9月19日，西班牙军向罗马开拔了。

10月5日，以佛罗伦萨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下令归还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驱逐时从美第奇宫和别墅抄走的所有物品，违令者斩。许多物品又回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手中。

10月13日，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前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职务，并决定将其驱逐5年，将其弟弟们驱逐3年。在这期间，举行了新任正义旗手里多尔菲的就任仪式。

11月7日，尼可罗·马基雅维利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职务被免去，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一职也被免除。至此，马基雅维利的所有公职均被罢免。同一天，协助马基雅维利工作的好友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也被解职。

马基雅维利不但被罢免了职务，还被逐出佛罗伦萨城一年，一年内不得进入市政厅，并不得离开共和国领土。他还背上了缴纳1000达克特金币的义务，并说这是保证做到这些的保证金，但做到了也不会退还，所以应该叫作罚款。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几乎相当于他10年的薪水。听说是他的三位朋友为他垫付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马基雅维利总算免去了牢狱之灾。美第奇派的米凯洛齐当选，成为他的后任。

不过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在这一时期仍然留在佛罗伦萨市内，几乎每天都去市政厅。

这是因为，如果马基雅维利不好好交接工作，新政府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不知道。马基雅维利作为索德里尼的心腹年头已久，嘴上不积德的人叫他是“索德里尼的走狗”。如果让人们不去考虑其在市政厅里的地位，说出谁最了解共和国军事和外交工作的细节，大概第一个说出来的就是马基雅维利。他还是负责国民军的“九人委员会”的秘书。单说资金方面，能够实际调动资金的人也就是他。所以，马基雅维利被解职后依然要去以前的地方上班。

马基雅维利料到自己会被解职了吗？他有一封信被留存下来，可以确定是在他被决定解职以前写的，收信人似乎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个女人。但我们不清楚这封信是否真的寄了出去，抑或只是写写自己的心情而已。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他多少还是有所预料的。也许他知道，既然索德里尼被驱逐了，他的心腹马基雅维利也不会平安无事。

但是，马基雅维利是否百分之百地预料到了呢？我想也不是。如果他意识到索德里尼的垮台就等于自己的垮台，那他肯定会早早就跟索德里尼一起行动了。只有逃出去，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这是政变者给索德里尼的条件。而马基雅维利却留在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是否以为自己会被留任呢？他是不是认为虽然有些不安，但留任的可能性更大呢？

当时有很多材料可以支撑他的这个想法。

首先，选出的新正义旗手里多尔菲与他也很亲近。里多尔菲既不是反美第奇派，也不是美第奇派。

其次，马基雅维利的顶头上司、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已经留任。马基雅维利被解职时，除了他和博纳科尔西以外，秘书厅无人被免职。

再次，事实上，在索德里尼政权担任要职的人没有一个被免职。政变时索德里尼把事情交代给了弗朗切斯科·韦托里，证明他深得索德里尼的信任，而他很快就接到任命当上了驻罗马大使。

怎么只有自己会被免职呢？马基雅维利无法相信这个罢免处分。

然而，这就是枢机主教乔凡尼·德·美第奇的深谋远虑。

只把正义旗手的任期改为一年，其他基本不变。这种状态起到了缓和佛罗伦萨市民对美第奇家族的不信任感和对渐变成僭主政体的恐惧感的作用。让里多尔菲担任新的正义旗手很好地隐藏了美第奇的野心。事务级官僚的“脸面”、第一秘书厅秘书长维尔吉里奥也留任了。他也是既不反美第奇也不亲美第奇，对美第奇家族并无不便之处。人人都知道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与索德里尼走得很近，但他是佛罗伦萨名门出身。他还是政变时为美第奇效劳的保罗·韦托里的哥哥。

马基雅维利既没有名气，也没有说得上话的亲戚。他因自己实力得到认可而获得的地位，又因自己实力得到认可而失去。他的失势和副部长留任而罢免了实力处长的做法如出一辙。

马基雅维利不懂，他不懂美第奇家族的智囊乔凡尼枢机主教的内心。

不到4个月，乔凡尼枢机主教就当选了教皇。刚刚即位，他就给年轻的侄子洛伦佐写了一封信，教他统治佛罗伦萨的手段。信中有这样一段：

不要忘记在佛罗伦萨官僚机构的主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获取情报。尼可罗·米凯洛齐可能是我们在这方面最好的工具。

尼可罗·米凯洛齐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后任，是美第奇家族在马基雅维利占据了15年的这一岗位上安插的一个间谍。马基雅维利被免职事出有因。

那么，马基雅维利在这时还不知晓这一切，他的心境又怎样呢？

对一位43岁的男人来说，被剥夺了所有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他的工作不是被一点点地剥夺的，感觉就像一朝醒来已经赤身裸体，一切归零。

我们应该想到，马基雅维利无论在此以前所写的论文中，还是在以后的著作中，都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位追求理想政体型的政治哲学家。

他一次也没有主张过应该选择某种政体。对他而言，王政也好，贵族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都无所谓，因为他相信，每个民族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政体。他孜孜以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才能使政体有效地发挥功能。

就算马基雅维利伺候的上司从他并不太尊敬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换成了美第奇，对他又会有什么不便呢？15年来，他一直是作为管理专家型官员过来的。即使执政党下野，昨天的在野党掌握了政权，会有部门主管辞职吗？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把一切能力都豁出去工作的人，既然新政权也需要自己的能力，那么，就算主人换了，自己继续伺候下去也是当然的。马基雅维利被解职后仍得去市政厅上班一个多月，这就证明政府需要他的能力。

可是他不知道，美第奇认为他的岗位适合于安插间谍。正是因为不知道，他才会在被免职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回归职场的希望。

我们后世知道了美第奇的这封信，才觉得马基雅维利是个见识肤浅的傻瓜。我们知道了这些，才了解了博纳科尔西被罢免的原因。他不过是一介官僚马基雅维利的助手而已，却和马基雅维利一起遭到罢免。马基雅维利至少还是索德里尼心腹中的心腹，有前科，不是无缘无故被罢免的。可是，受到免职处分对可怜的博纳科尔西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因为有博纳科尔西当助手，新任秘书长就当不了间谍。

马基雅维利被免职后仍然每天去办公室，每天都要和除博纳科尔西以外的老同事碰面。大家都知道，后任的能力明显不如马基雅维利，这是事实，但马基雅维利要向他交接工作。马基雅维利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他一贯笔头不懒，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写过信，却有一封奇妙的私信留存下来。这封信形式上是给流放到拉古萨的索德里尼写的回信，但据说实际上并未寄出。首先，这封信一改他一贯的愉快风格，读来令人吃惊：

送到我手中的您的信件是别人的代笔，签名也是别人的。但读过十个字，我便知道这是您的信。……我反复读了您的短信，所以我的话会很长。

我必须向您表示感谢。您经常为我的所为而踌躇，您很了解我，有些事如果是您，您是不会做的，而您给了我做的机会。其实我很惊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太复杂了……

凡是人，谁都是按照自己的幻想行动的。……不要给别人忠告。除了一般事情，也不要接受别人的忠告。每个人都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和意志活着的。

即使撇开对军队统率能力不谈，汉尼拔[1]和西庇阿[2]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前者在转战意大利时，以冷酷、虚伪和无信仰的方式统率自己的军队，从而赢得了民众的爱戴。爱戴他的民众为追随他，甚至背叛了罗马人。而后者在西班牙打仗时，以慈爱、信仰和诚实的方式统率士兵，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爱。他们两人同样都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我们不去谈罗马人。洛伦佐·德·美第奇（“豪华者”）不让佛罗伦萨市民武装起来而成功地统治了佛罗伦萨。相反，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靠把市民武装起来而成功地统治了博洛尼亚。……

命运女神是年轻人的朋友，要试运气，就要接受运气随着女神的心情而变化。……当好运离你而去时，毁灭就会开始。家庭、城市和个人都一样，一旦好运离去，你就必须用自己还拥有的手段再把它找回来。……

方法完全一样，有时可得到好的结果，有时却会带来坏的结果。……

时代变化了，周围环境也在令人目眩地变化着。如果人们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即使有的时候会碰到好运，有的时候他也会因厄运而悲泣。但是，如果有大智慧者在，早早察觉时代的变化，预见到世间诸事如何变化，让自己能够应对，那么他就一定会得到好运的垂青。……然而，这种大智慧者并不存在，人们照旧短视，结果不得不为命运所左右。……如果西庇阿把他的方法用在意大利，而汉尼拔把他的方法用在西班牙，恐怕他们俩谁都取得不了如此大的成果。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这封信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日期，但无须解释，这就是一个真真切切一朝失去了一切的43岁男人所写的文字。

42岁是男人的灾年。这仅仅意味着肉体上的灾难吗？或者还意味着精神上的灾难呢？这个灾年能有一年的伸缩期吗？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43岁这一年劫难连连，不说这一年是他的灾年都没有人信。他失业了，还付出了相当于10年薪水的巨额罚款，可是事情并未结束。转年到了1513年，这年2月，一起事件又把他交给了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

索德里尼已经被流放。一天，在他的亲戚伦齐的家，一个名叫科齐奥的锡耶纳人偶然遇到一个叫保罗·博斯科利的年轻人，碰巧捡到一张从这个年轻人口袋里掉出来的字条。博斯科利不喜欢美第奇家族是出了名的，科齐奥没有把那张字条还给他，因为那张字条上列着一些人的名字。科齐奥认为这肯定是一张反美第奇阴谋者的名单，并立刻报了警。这张字条上列了近20个人的名字，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也在其中。

佛罗伦萨的警察局被称为“八人委员会”，美第奇非常在意对政府的渗透，东山再起之后很快也在这个司法机关里安插了自己人。警察接到列有名单的字条后立即对博斯科利发出了逮捕令，他的密友阿戈斯蒂诺·卡波尼也同时被捕。警察开始对这两个人进行拷问。

两人很快交代了，他们坦白说：反美第奇阴谋是事实，目的是要杀死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等美第奇家族的人，把佛罗伦萨从暴政下解救出来。这两人刚过30岁，一直希望回到萨伏那罗拉时代，因此已经上了黑名单。

这两个人坦白了阴谋事实。他们还交代说，那张纸片上所列的人并不是阴谋的参与者，不过是他们认为可以成为参与者的人而已。但“八人委员会”不相信他们的话，就在2月28日逮捕这两人的当天夜里，对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发出了逮捕令。

马基雅维利似乎没有立即被捕。因为政府于2月19日发出了一份布告，内容如下：

凡知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之子尼可罗下落者须于一小时之内报案。有违反者处以没收财产的刑罚。

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一开始就想逃跑，还是偶然下落不明，最后是他自己投案而被捕的。他被押进了当时的佛罗伦萨警察局巴杰罗宫。

马基雅维利免不了像其他被捕的人一样遭到拷问。他被用绳子吊起来拷问，还算不得那么残酷，但他似乎被吊起来审问了6次。可是，不管怎么审问，他也没有什么可招供的，真的很无奈。那些年轻人自以为是布鲁图斯[3]，行动草率。但是，已经步入壮年的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一般认为，这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事实。但怀疑不能被排除，他无法免去牢狱之灾。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曾经给他的枢机主教哥哥的秘书写过一封信，写信日期是2月19日，也就是马基雅维利被捕的当天。这封信被保留下来。信中罗列了12个没有确切证据但有嫌疑的人，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也在其中。范围从20人缩小到了12人后依然有他。

3天以后，主犯博斯科利和卡波尼二人被处斩首，另外一人尼可罗·瓦洛里被投入沃尔泰拉城[4]的地牢服刑两年，其他人被投入了警察局的监狱。

现今，巴杰罗宫已经变成国立美术馆，只要买门票谁都可以进去。这座美术馆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的宝库，藏有多纳泰罗等艺术家的作品。当时的装饰品展示也很好。建筑物内部保存得相当完善，让人感叹文艺复兴时期连警察局都有如此精美的装潢，真是要对那个时代的人具有这样的审美意识刮目相看了。我想，这里莫非就是历史上最美的警察局了？

不过，关马基雅维利的监房当然没有这么舒适。那是在地牢，现在用于存放杂物。没有光线、潮气逼人的狭小监房一间挨一间地建在最美警局的地下。马基雅维利被关在其中的一间里。

监房的情形究竟如何，马基雅维利本人用诗的形式写了下来。

根据诗中所写，牢房里恶臭熏天，墙上爬满了虱子，虱子又大又圆，简直就像蝴蝶。传到耳朵里的只有锁链的声音、打开锁链的声音和钥匙碰撞的声音，再就是“吊得太高了！”的惨叫声，那是在拷问……

16世纪的监狱到处都是一个样。地位很高的人会提供舒适一点的监房，对这些人进行惩罚不是目的。佛罗伦萨的世道也变了，被怀疑有参与反美第奇阴谋的嫌疑之人，单凭被怀疑有嫌疑这一点，就要受到惩罚。

就在马基雅维利受拷问期间，或拷问结束开始与一群群圆鼓鼓的肥虱子一起生活的时候，1513年2月20日，热衷于战争胜于祈祷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罗马去世。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秘密会议（conclave）于3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乔凡尼·德·美第奇一开始就进行了有利的争夺。他的才干早已众所周知，不利之点是他才37岁，年龄偏轻。

教皇实际上是由枢机主教每人一票投票决定的。但话要说成是圣灵降临，指引投票，圣灵决定的人选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教皇一经选出，地位至死不变。在这种制度之下，如果选出的是年轻人，他会在位数十年，这样一来枢机主教们就不好办了，因为枢机主教个个都是下届教皇的候选人。

乔凡尼·德·美第奇没有忘记采取策略弥补自身的不利。恰在这时，他老毛病恶化，便故意在会议期间做了手术。所谓的老毛病就是痔疮。但这样做有让枢机主教们觉得他这样的身体再年轻也活不久的效果。不过，教皇选举私密会议的结果取决于是否能成功获得才能优异、自成一派的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所掌握的一票，他的交换条件是解除把前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及其家族全体成员逐出佛罗伦萨的驱逐令。

3月11日，圣灵做出了决定，选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为新教皇。“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即位新教皇，称为利奥十世。

消息传来，佛罗伦萨全城一片欢腾，不分美第奇派和反美第奇派。自己家乡出身的人当上了教皇，这还是佛罗伦萨人的头一次。全城满是喜气洋洋的人群。美第奇家传出话来，要拿出10万达克特举行新教皇的庆祝盛典。这让已经厌烦索德里尼政权紧缩财政政策的佛罗伦萨人喜上加喜。

本乡人当选教皇，也给巴杰罗宫的地牢带来了光明，宣布大赦，马基雅维利也沐浴到了恩泽。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出狱时间，但教皇是3月11日当选，马基雅维利通知出狱的信写于3月13日，所以我想，大赦是教皇当选后立即宣布的，马基雅维利是第二天12日或13日出狱的。从去年8月31日索德里尼政权倒台开始，马基雅维利从11月被罢免，到2月被捕，6个多月他一直对世间保持着沉默。3月13日，他才给现已担任驻罗马大使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写了第一封信：

想必您已从保罗·韦托里那里得知，我在全城欢腾共庆之际出狱了。我的出狱靠了保罗和您的尽力帮助，我非常感谢。

这里我就不写我所经历的漫长灾难了，我只想告诉您，命运做尽了一切来加害于我。托上帝的恩惠，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祈祷不会再次遭遇这种事情了，因为我会更加谨慎，时代也会变得更加自由宽松，不再如此多疑。

我想您知道我的弟弟托托在神职界的情况，我把他的今后拜托给您和保罗。托托和我都希望自己能在教皇身边尽点力。

请记住托托的事。另外，如果有可能，请在新教皇耳边吹个风，我也还想重新工作，在教皇的身边，或他手下人的身边开始做些什么。我恢复工作会给让我工作的人带来好处，也于己有益。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13年3月13日于佛罗伦萨

可怜的马基雅维利！是笃信只要有才定会为人所用呢，还是愈来愈苦的家计不能再容他这样无业下去？

他已43岁，必须养家糊口。家里有妻子，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第二年的9月还会再添一个孩子，这是将有7口人的家庭。他被解职了，薪水是零，还必须支付那笔相当于他10年薪水、如同罚款一般的钱款。三位朋友只是帮他垫着这笔钱。马基雅维利不是那种平时储蓄以备不测、拼命干副业的人，他的财产只有佛罗伦萨城里的房子和圣安德里亚的山庄。

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失业后求职并不容易。他不是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教书自不必说，就连律师、公证人也都做不了。就算他愿意谋求较低职业将就，恐怕也会因为曾经受到过嫌疑而变得困难。

我们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举家迁到圣安德里亚山庄的。这山庄过去他只是在葡萄和橄榄的收获季节才会去一下。从他在这段时期写给韦托里的信的内容来看，他们大约是在出狱后一个月迁居的。利奥十世的登基大赦不仅使马基雅维利得以出狱，还赦免了他一年之内不得回佛罗伦萨的流放刑，因而如果愿意，他是可以留在城里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迁居到了山庄，主动接受了流放。

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多半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山庄位于佛罗伦萨郊区，周边当然拥有田地，虽然土地不适于种植小麦，但其他东西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衣服不能自给，但他们有不愁销路的特产橄榄油和葡萄酒。只要一家七口人不追求奢侈，是不至于忍饥挨饿的。

不过，他根本就是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刚才还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对他而言，山庄寂静的生活意味着与世隔绝，让他难以忍受。这不能不让马上就要44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不堪。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不是那种甘于平静隐居的人，也不是那种可以悠然面对第二人生的人，他是满腔愤懑而“隐居”的。《君主论》就是这种愤懑的产物。这个推断对吗？

[1] 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前247—前183），北非古国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家。

[2] 普布利乌斯·科内尔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jor，前235—前183），古罗马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因公元前202年在扎马战役中打败汉尼拔而闻名，被称为“征服非洲者”。他热爱希腊文化，周围聚集有不少学者。为区别于其父亲及继孙，他常被称为大西庇阿，而与他同名的父亲被称为老西庇阿，继孙普布利乌斯·科内尔利乌斯·西庇阿·艾米利安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Numantinus，前185—前129）被称为小西庇阿。

[3] 马尔库斯·尤里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元老院议员，公元前44年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暗杀行动。

[4] 沃尔泰拉城，在佛罗伦萨城西南方向约50公里处。

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第十四章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我决定把本书分成三部来写马基雅维利。

第一部写马基雅维利从1469年诞生到1498年担任公职前的29年。由于叙述的需要，有的地方并不限于这段时间，但主体还是这29年间的故事，我想在第一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接着我在第二部里写了1498年到1513年这15年间发生的故事。这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的时期。从年龄上说，这是他从29岁到44岁的时期。我想在第二部里写的是：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现在开始的是第三部，我想在这部里讲述1513年到1527年这14年间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这是从他失去公职到去世的那段岁月。第三部叙述的基础应该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与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的他迥然不同，他成了作家，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君主论》等他的全部著作都写于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为思考而写作，因写作而思考。如果马基雅维利一辈子为官，他早晚会被遗忘；而作为作家，他却名垂青史。贝特兰·罗素[1]在《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一书中简洁地说：

马基雅维利有两大政论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

《君主论》论述了在君主政体之下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持权力的方法和手段。而《论李维》则以共和政体为主，论述了各种政体之下的权力及其应用。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不求在政治领域里有什么充满慈爱的高尚德行。他甚至断言，为了获得政治权力，恶行也是行之有效的。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给人的印象是卑劣不吉。

但是，我要为马基雅维利辩护一句：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他并不相信人性本恶。他所探索的东西已经超脱了善恶，而类似于核物理学家的实验。

如果想要得到权力，方法只有一个：冷静。

至于手段是善是恶则是另一个问题。对这另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并无兴趣。人们可能会谴责马基雅维利，认为他不关心这另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论述了政治权力在现实中的表现便去声讨他则毫无意义。

不论让多么有权威的辩护证人出庭，缺席审判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这里应该倾听一下被告人的陈述。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写道：

在决定祖国存亡的关头，根本不必要去考虑手段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宽容的还是残忍的，是值得赞赏的还是可耻的。维护祖国的安全与自由才是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的目的。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politica）与伦理（etica）是一回事，他们当然要不停地追求理想的政体。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2]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掺进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使伦理越来越远离尘世。自那时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欧从未怀疑过政治即伦理的想法。

马基雅维利的独创性在于，他麻利地将政治和伦理切分开来，这两者长久以来一直联系在一起，而其原始性质已经变质。切分的方法就是文艺复兴。

我们不用上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只比马基雅维利小9岁的同时代人托马斯·莫尔[3]就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根植于人类本性的‘德行’（virtus）的问题。”

大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对此也不会持有异议。马基雅维利也一样会有同感。上述人物中除了马基雅维利以外，在使用中都只把拉丁语词“virtus”解释为“德行”，而马基雅维利则把它用于表达“能力、力量和才能”。

“Virtus”在意大利文中对应的词是“virtu”。马基雅维利要求领袖具有的三大要素也是：

Virtu：能力、力量、才能

Fortuna：运气、好运

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

但“virtus”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将生命力发挥到极致的人，这里面既包含了德行，也包含了力量，所以他们都没有用错这个词，区别只是在使用时把重点放在哪个意义上。

把重点放在哪里，不正表现了这个人对人性的思考吗？

话题回到马基雅维利。本书第三部开篇的第十四章叙述的时间范围是1513—1515年，其间不满两年，这是马基雅维利从44岁到46岁的一段时期。这是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时期，他不仅没有四十不惑，相反是惑而不已。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他不具能够看破红尘苟活下去的生存技巧。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君主论》的写作，《论李维》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构思。

我想通过他与一位友人的书信往来追踪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而不去讨论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这是因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精华的结晶，但不是了解他作为活生生人的最佳素材。有哪位作者会不加改变地去写自身伤口滴血的惨状呢？

与马基雅维利通信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他比马基雅维利小5岁，他与马基雅维利通信是在39岁到41岁这段时间。韦托里的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之一，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因此与美第奇家族也有关系，他的妻子出身于卡波尼家族。在中产阶级出身的马基雅维利看来，他完全属于佛罗伦萨的上层阶级。正是这个原因，失意的朋友不得不蛰居山庄，而他却担任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这一要职。

他们两人之间有多达43封往来信函，非常著名。著名是因为通信时间恰好与《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执笔时间相吻合。即使撇开这样的史料价值不谈，这些信函本身也同样意味深长。他们在这些信件中的呼吸叹息，让人难以想象那是500年前的事。

而且，这些信件不是双方有意而为之，通信开始于纯粹的偶然。请读者回顾一下我们前一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写给身在罗马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那封信。在那封信里，马基雅维利向为自己出狱尽了力的韦托里报告了出狱情况并表示了感谢，写信的日期是1513年3月13日。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立即回信，就此开始了连续两年的通信往来，回信日期是两天后的3月15日。

亲爱的朋友：

您发生变故后的几个月里，我也饱尝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苦恼。……当初令弟托托来通知我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新教皇当选之后，我乞求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恢复您的自由。

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可以说：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吧！冬天不会永驻。如果情况允许，如果那时我还继续常驻罗马，到我这里来吧。待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只要您来，我会感到无上欣喜。

我们过去的同事布兰卡奇今天到了罗马。他从波吉邦西来，累得筋疲力尽。乔凡尼·卡瓦尔坎蒂拉着他不放，今天晚上没能见到教皇。

再见！

弗朗切斯科

信写得多么温柔和蔼啊！马基雅维利在短短7个月内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索德里尼政权倒台、被撤职、被罚相当于10年薪水的罚款、被流放市郊一年并被禁止进入市政厅、坐牢、拷问、出狱……对他来说，这封信不啻为沙漠中的一滴甘泉。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也曾因其在“不流血推翻”索德里尼政变中的表现而一时遭到美第奇的忌恨，被投入监狱，受到了拷问。但他现在是驻罗马大使，他所说的“冬天不会永驻”这句话，对把马基雅维利从悲叹中解救出来尤具功效。马基雅维利读了朋友的信后立即提笔，日期是三天后的3月18日。

伟大的大使阁下：

您的信充满亲切，令我忘却了过去的所有不幸。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对我的友谊，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封信一样让我感受到您的友情。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您才好。我向上帝祈祷，有朝一日我能为您效犬马之劳，以报答您的恩情……

说到命运，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幸，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忍了过来而没有自暴自弃。这是我唯一的收获。我还没有失去希望，没有失去有朝一日会时来运转的希望，我会回到在政府任职之前的状态继续活下去，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如果您可以继续常驻罗马，我一定会去那儿。请告诉我您方便的时间。

信的后半部分，他应韦托里信中的请求，写了在政府任职时期的同事们的情况。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这些内容写成了这样：

伙伴儿们都向您问好。大家每天都泡在您也认识的多纳托（多纳托·德尔·科尔诺）家。那里总有几个女人，对恢复精力最为理想。

昨天大家又聚在一起，出门去看庆祝游行。我们每天就这样在因教皇登基而沸腾的市内徜徉，享受剩余的人生。想起坐牢，简直像是在做梦。

如果只是这样相互安慰、报告近况，两三封信也就够了，并不会有不断的信件往来了，是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又把球抛了过来。

马基雅维利被开除了公职，只能把曾经的同事当成玩伴交往，“大使阁下”把他唤回到了政治的世界。韦托里在3月30日的信中写了意大利内外是如何看待美第奇教皇即位的。不过，原本就比马基雅维利悲观的韦托里还加了一句：“我不喜欢议论这样的大事。”

这封信为马基雅维利点了一把火。4月9日，他写道：

无论多么认真地议论，事情也不会按我们所想的那样发展，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而您不喜欢议论大事。如果您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我也有同样的情况。

马基雅维利继续写了这段留给后世的名言：

但是，命运没有让我熟悉丝绸纺织业，没有让我在棉纺织业赚到钱，也没有让我在金融业出人头地，我只能思考政治，其他什么都不会。

就这样，在两个佛罗伦萨人之间开始了以讨论政治为主的书信往来，主题是4月1日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之间刚刚缔结的友好条约。大概是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也回到了政府秘书厅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的通信中，对应于朋友在来信中的署名“弗朗切斯科大使”，他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quodam segretario”（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国务秘书）。

信函对话要具有价值，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写信的两个人都认为是在通过信函进行对话。因此，回函必须根据对方来函的内容而写。如果双方都只写各自随意所想，那就不成其为信函对话了。

回函也必须是读完来信后立即写就。尽管回函是根据对方信函内容而作，但如果回函寄到，对方已经忘却，对话就会失去光彩。

说点题外话。看了两人的信函日期，知道从佛罗伦萨到罗马寄信只需要两天时间，这令我惊叹不已。两天的时间，即使在500年后的现在，如果使用国营邮政，用快件也不一定能寄到。他们两人都没有使用公事用的快驿。我们只能认为这件事是文明总在进步这一原则的一个例外，要么是这一原则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条件是写信双方都要具有坦率吐露想法的性格。对话是人与人的相互碰撞，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无关。马基雅维利原本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完全不担心的人，韦托里也同样如此，即使署名大使，在他的内心里并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

马基雅维利没有学历，不像韦托里那样是一位有学历的官僚，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所以始终得以维持，大概是因为他们曾一道被派往德意志皇帝身边工作。索德里尼政权崩溃时没有流血，也是由于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合作做了幕后工作。

我想，两人年龄相近也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同代人说话容易投机。

第三个条件是双方拥有共同关心的事情。对于这两个正值三四十岁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祖国佛罗伦萨的安全，就是佛罗伦萨所在的意大利的命运。如果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大事”而只关心“小事”，那他们关心的对象就只是自己的人生和女人了。

第四个条件是双方都具有足够的写作能力，无须特别费力就能传达自己的意思。如果写封信都会成为心理负担，便成不了信函对话的当事人。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多年后也写了历史书，他也是一位写作高手。

最后一个条件是双方都认为与对方谈得来，在时间和精神方面有无余裕不是大问题。说起来很偶然，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都很空闲。一般认为，尤里乌斯·恺撒是信函对话的始祖，他的繁忙程度可是倍于他人的。恺撒用的是自己口述、秘书记录的方式。这里的问题只是想不想通过信函进行对话而已。

回到两人的书信上来。

原国务秘书关心政治的火被点燃了，他于4月9日写了前面那封信。就在同一天，也就是还没有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原先说厌倦议论大事的韦托里改变了想法。

尼可罗，亲爱的朋友：

我原来觉得再也不愿意认真地谈论政治了，但新的事件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我现在没有时间细写，快马即将出发，只讲一件事吧。

如果西班牙和法兰西的这份条约真有其事，我想，就不能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像传说的那样是一个精明慎思的人。或许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德意志皇帝三方会像把我们拥在怀里的猫一样，我已经多次听说过，已经最后决定瓜分可怜的意大利。即使有人详细研究了形势，说这不可能，我也不会相信他的……

其次，希望您能明白，我帮不上您的忙，只不过是我连自己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缘故。……您提到是否该与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商量的想法，我认为现在并不合适……

在最后这一部分，韦托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无法给马基雅维利一个满意答复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曾再三托韦托里给他找份工作，即使这样必须移居罗马。马基雅维利回归政治第一线的梦想只能一点点地远去。马基雅维利在对这封信的回信中添了三行诗[4]：

我时而欢笑歌唱

我只能这样吐出

我那苦涩的眼泪

心地善良的韦托里收到了这封信，三天后便用自己的叹息回答了朋友的叹息。他的这封信开头写了纳税给他带来的苦恼，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今天早晨刚一醒来，立即想起了4弗罗林的事，这是向我们兄弟征收的税款。还有4弗罗林，是向伯父征收的。这也太多了，即使与其他富人相比也太多了。这件事不能不让我心绪纷乱。

我没有其他工作，收入只够生活，没有节余。我有两个女儿，个个都要考虑嫁妆。我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赚过钱。日常用品和其他东西从来也不奢侈，反而显得有些寒酸。当然也不能说很困难。

我觉得韦托里像我，可能有点低血压。想到这里我忍俊不禁。也许是刚刚醒来的时候血糖偏低，人会变得很悲观；也许是因为对征税感到愤慨，他联想到了佛罗伦萨，大使殿下接着写道：

那时，我觉得不论是对索德里尼，还是对谁都有好处，便采取了那样的行动。然而我却被大家说得很坏。

话题涉及了政治，联想大概也跟到了政治，韦托里开始详细写前面说的那份双边友好条约。如果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下去，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佣兵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一一列出自己的推测，并进行论述。他最后在撂笔时写道：

就算是这样，我的朋友，难道就没有必要去想想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东西吗？我在床上比往常多躺了两个小时来想这事，但还没有得出结论。

请给我写信，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吧。如果您说这个友好条约是西班牙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会同意您的意见。不是在说奉承话，我不知道有谁比您的判断力更加敏锐而正确了。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

这封信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不啻又是一场慈雨，就在这一时期，马基雅维利已下定决心隐居山庄了。

职业上一贯不顺的马基雅维利需要做好在精神上、经济上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马基雅维利家失去了收入来源，他出狱才一个多月，在城市生活就难以为继了。他觉得自己已被彻底打垮，只得到山庄隐居了。这时，大使的来信寄到了他的手上，还说“拜托了，让我听听您的意见”。这让马基雅维利在基安蒂地区充满阳光和绿色的4月景色中恢复了生气。为了回答朋友给他寄来的罕见长信，他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回信，印刷出来也有9页之多，把几乎所有的文字都用在了谈论政治这个“大事”上了。

在我还享有幸福的时候，与您共同探讨是我最最愉悦的事情，我总能从中受到教益。可是，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您的来信更让我幸福的了。再三展读您的信，我感到您就在我的身边，就好像又聆听到了您的声音。托您的福，我得以忘去现在的种种不幸，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当时忙于工作的时光。现在我已经移居乡下，与世隔绝了。对我来说，回答您的问题，也就是把自己从现在的种种烦恼中解放出来。

然后，马基雅维利一边说自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已经接触不到各种信息，一边逐一回答韦托里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友好条约让西班牙得到了什么，又让法国得到了什么说起，逐步推进话题。他没有忘记谈论年纪尚轻的亨利八世[5]，他正统治着当时已经开始抬头的英格兰。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现在西班牙所得甚多，西班牙国王完全不是轻率，而是以相反的思维与法国国王缔结了条约。

如果全文介绍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来往信件，我们可以明白韦托里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区别，他们一个比平常在床上多躺两个小时思考也未能得出结论，而另一个则分析敏锐。但那样会篇幅太长，我们只好在此做个归纳。

根据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说法，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了。马基雅维利在这封信中的分析冷静而透彻，这是他已经开始撰写《论李维》的缘故呢，还是他把私信中分析政治的尖锐笔法直接用来撰写《论李维》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韦托里把“活下去”的机会带给了被迫远离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他们相互谈论的是国际政治。他们分别是在国际政治中久已失去主导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位大使和一位原国务秘书。这就好似两个曾经在英国外交部共过事的40岁的人在一起探讨、谈论美国总统与苏联总书记会谈的真实意图。

此后，这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中断了将近两个月。6月20日，马基雅维利无法熄灭已经点燃的火焰，打破了沉默。

不久以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回答了您关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有关和平的论述。之后再没有收到您的回信，我也没有再给您写信。因为我听说您就要离任回国，于是想与您当面讨论。可是您离任回国的传言似乎冷寂下来，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再次回到这一主题。

上次的信中，马基雅维利从置身度外的角度论述了整体的国际关系。而这回马基雅维利进了一步，把着眼点放在“如果自己是现任教皇”这个假设上，再度分析了西欧的形势。

根据他的分析，有力量左右当时形势的两大强国是法国和西班牙，其次是有力量牵制法国的英国和瑞士佣兵团，再其次是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共和国。教廷随着教皇更迭，政治也会发生变化，但不能否认它具有类似审判的作用。只是这种审判与公平相去甚远，一般首先考虑的都是教皇的家族利益，这是当时的现实主义的看法。马基雅维利也很现实地认清了这一点，他以维护意大利的独立为目的展开了讨论。

韦托里收到这封冷静而热情的信后不到4天便写来了回信。与马基雅维利的信相比，回信的内容有些敷衍的意味，也许这是因为他本来认为可以离任回国，却又不能实现，从而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忐忑状态。

亲爱的朋友：

一个多月前收到了您的一封信。我没有回信，因为我每天都觉得不是这星期出发，就是下个星期可以离任回国，想着回去的时候和您聊个痛快。可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滞留于此。……只要教皇愿意，恐怕我就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只要他说一句“你可以走了”，我就会欢快地回到故国。我每个星期都去向教皇请求离任回国，没有落下过一个星期。现在，教皇说了“你不要走”，我已无法再去请求了。所以只能待着无所事事。就同当年我们，布兰卡奇和我，再加上您，一同被派往德皇那里的时候完全一样。

无所事事地滞留在常驻之地，大概已使韦托里厌倦不已。他接着写道：

不管是法国人得胜还是瑞士人得胜，随他的便吧。如果这还不够，让土耳其人和所有亚洲人打进来吧，一举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回到您以前以及现在来信的主题，我认为您的分析和预测完全正确，而我却错了。我没有想到西班牙缔结条约的理由如此简单明了，老觉得背后有什么内幕。我错了，条约缔结后种种形势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初收到您的信，我就恍然大悟，现在我更佩服您所言甚是。尤其是您这次信中的论述方法，更加明快。虽然我不像您那样偏重瑞士步兵之力，但我全面赞成您的看法。

这之后，韦托里仍在继续议论他的“大事”，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们聊的净是些基督教徒的话，而没有议论土耳其人。但恐怕就是这个土耳其，会在西欧君主们和和打打的时候设下什么计谋。正是他们，才会干出那些现在西欧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土耳其苏丹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战争上都具有相当卓越的才能。好运站在他的一边，统率士兵的能力也没有问题。他们经济富裕，国土广大，与鞑靼人的关系也很好。在这个帝国的前途上看不到大的障碍。所以，就算这个土耳其什么时候攻进意大利，我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如果那样，至少会把那些罗马牧师赶走。

关注到土耳其苏丹的威胁证明了韦托里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相反，马基雅维利对于西欧问题极具“对话”的意志力，却根本没有回应朋友提出的关于土耳其的话题。难道他没有意识到土耳其已经成为西欧近在眼前的威胁吗？

当时的土耳其已经拥有巨大力量，它于4年后的1517年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成为包围东地中海的大帝国，8年之后它迎来了苏莱曼大帝[6]时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就在与韦托里保持通信往来的同一时期，马基雅维利还与一位亲戚韦尔纳奇有过几封信件往来，内容是家庭方面的。韦尔纳奇因为生意原因逗留在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进入苏莱曼大帝时代以后，马基雅维利的长子因为工作去了土耳其第二大城市阿德里安堡[7]。马基雅维利与长子也经常通信。

阅读这些私信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马基雅维利那么贪婪地了解西欧，甚至写出了论文，但他事实上对土耳其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如果收信地址不是君士坦丁堡或阿德里安堡，人们都不知道收信人身在土耳其。信是写给亲戚和长子的，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无法与之谈论政治话题，那也倒罢了，但马基雅维利也太不关心了，当时的土耳其是地中海世界的大国，他理应产生兴趣。

《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言及土耳其的次数很少，然而马基雅维利所做的判断却很精准，这让人越发不解。大概这就是他的本领吧，凭借近乎艺术家的直觉，即使只有极少的资料也能够逼近核心。

1513年7、8月间，这两位朋友之间就国际形势持续活跃地交换意见。马基雅维利有空闲时间，这很容易想象，而身居大使要职的韦托里也处在下面所说的状态之中：

说是大使，却无事可做。开始时更多的是和枢机主教们在一起消磨时间，现在连这都没有了。因为教皇出生于佛罗伦萨，罗马与佛罗伦萨之间的一切事务均由他亲自打理。来自佛罗伦萨的使节也很多，我最年轻，便成了旁观者。我也尽量躲避参加任何仪式。

也许正因为是这样，他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政策争论才充满了热度。马基雅维利暂时放下了《论李维》，开始写作《君主论》。韦托里不明就里，于11月23日给这位朋友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平时的风格迥异，他暂停了议论国际形势，说要谈谈私生活。

在这封信里，我决定向您描绘一下我在罗马的日常生活。……我住的地方在博尔戈的圣米迦勒。十分靠近皇宫和圣彼得大教堂，并不那么远离人烟，由古人称为雅尼库隆的山丘守护着。房子本身造得很好，有许多小房间。房子朝北，可以享受到凉风。

这所房子有路通到教堂。不过您也知道，就我这信仰，一般都是路过，把它作为教堂一年也就一次。

从教堂可以通到果园。不久前这里还修整得很漂亮。但由于季节的原因，加上久不下雨，现在基本荒芜了。出了果园就可以登上雅尼库隆山，你可以从山里葡萄园中日照很好的小径登上山顶，不会遇到任何人。据那些古人说，这里曾是尼禄[8]皇帝的葡萄园，遗迹现在还依稀可辨。

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有我和9个仆人，此外还有布兰卡奇（副使）、一位牧师、一名文书和7匹马。这种生活花光了我的全部薪水。

刚刚上任当大使的时候，我还想过高贵奢靡的生活，经常招待外国人，供应三四种餐食，使用银质餐具。但不久我就意识到花费过大，觉得这样下去并不享受，便不再这样了。我决定不再邀请重要人物，保持一定的水准，回归普通人的生活。我把银质餐具归还了原主。……

最近，我早晨10点左右起床。梳洗后就上宫里去。不过，不是每天都去，而是两三天去一次吧。在宫里，我要和教皇（利奥十世）说上20句话，和美第奇枢机主教说上10句话，和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殿下说上6句。如果无法和朱利亚诺说话，我会和教皇的秘书官阿尔丁盖利说上几句。然后和在场的无论什么大使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此后我会返回住所，除了偶尔会陪美第奇枢机主教一起吃午饭。

回家以后，我就同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有时饭桌上也会有外国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比如萨诺和在塔兰托时就在一起的托马索、乔凡尼·鲁切拉[9]或者乔凡尼·吉罗拉米[10]。午餐后，要是有伴儿，我就会玩玩扑克牌，但基本上不会有人打牌。这时，我会穿过教堂到果园里散步。如果天气不错，我会骑马到罗马城外走走。

夜幕降临时我就回家。我还买了很多历史书呢，尤其是罗马史方面的书。比如李维的、普鲁塔克的、塔西佗[11]的、苏埃托尼乌斯[12]的、撒路斯提乌斯[13]的等等。我和他们一起度过时光。曾经的罗马就是忍受了这些皇帝的暴政才震撼世界的。我有时会想，就算它现在忍受亚历山大六世和尤利乌斯二世这样的教皇，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每4天向佛罗伦萨政府写一份报告，内容都是些不值一写的东西。其他也就是给您写写信了。

读书之后，我会和布兰卡奇和经常来串门的焦万·巴蒂斯塔·纳西聊一会儿天，然后去睡觉。每逢祭圣日，我就去闻一闻弥撒的味道。我不像您，您连这都不会去的。

如果您问我有没有女性朋友，我会告诉您，刚来的时候是有来串门的。但后来我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决定谢客了。她是一个相当美丽、说话风趣的女人。此外还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她嫁给了贵族，现在守寡，人不赖。

尼可罗，我请您来过这样的生活。您要是能来，我会多么高兴啊！我们可以一同回佛罗伦萨。在这里，您只要在街上到处转转看看，然后回家和我们戏谑欢笑就够了。您不用去想这是在大使的家里生活，因为我的生活完全自由。尽管有时我会穿上长袍，但穿短装的时候更多。我连骑马都是一个人，不得已时才会带徒步的随从一起出去。偶尔出门，也只是去见见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他就只是比比埃纳[14]枢机主教了，虽然要在他不生病卧床时才能见到。

我不管对谁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是觉得我不称职，就把我召回佛罗伦萨好了，那才正如我所愿……

有一件事我希望您相信，这绝不是奉承您。我在罗马结识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能让我满意。而在他们中间，我没有遇上一个比您更好的人。……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1513年11月23日于罗马

只有这封信，我几乎做了全文翻译，因为本书“序章”介绍的马基雅维利那封著名书信，实际上就是对这封信的回信。报告自己在佛罗伦萨郊外山庄的生活，是因为朋友写了自己在罗马的生活。让我们再看一遍马基雅维利的“回信”吧（见本书“序章”第13页）。

不过下面，马基雅维利依旧在向朋友倾诉想要工作。他一边说《君主论》还需要推敲，一边不忘征求朋友的意见，问把这本书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怎样，他坦率地写道：

马基雅维利

这样，美第奇家族的什么人兴许会给自己一份工作。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只能是无所作为地消耗自己。

他还写道：

他们读了这本书（《君主论》）就会发现，15年来我既没有睡大觉，也没有混日子，而是一直在钻研治国的技艺（arte del stato）。这些经验应该会对某些人有用。

这与大彻大悟的心境相去甚远。这是直到此时马基雅维利仍未断念、想要回归前线的证据。《君主论》是燃烧着这种想法的人一气呵成的作品。

这两封信还显示出马基雅维利和韦托里的不同资质，颇有意思。

韦托里的信写得不错，是一封很好的书信，尤其是他那用冷静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态度。我能感到，就是现在，在出身好、品位高、对地中海文明理解深刻的牛津或剑桥毕业的驻意大利外交官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类型的人。我想，如果不被迷住，这种类型的人最适合做情人。不过，他的信毕竟只是一封信。而马基雅维利的信则是文学，是一篇独一无二的作品（opera）。

这封信还说明了创作者总是需要刺激。如果韦托里不写他在罗马的日常生活，也就不会产生马基雅维利的这篇“作品”。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刺激，但受到刺激后能将其升华为发出刺激的人根本没有想象到的东西，这才是创作者的特质。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又相互写了22封信。信中当然议论了“大事”，但也不乏关于“小事”的对话。他们甚至相互报告了恋爱感情方面的事。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的主人公马基雅维利即使在失意时期，也许正因为失意，还爱上了一位寡妇，委托朋友在罗马购买她想要的东西寄回来。不消说，他的朋友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韦托里也恋爱了，对象也是一位寡妇。两个40来岁的男人都不钟情于年轻女子，有点奇怪。

可见，在马基雅维利最不得志的时候与他分担内心忧愁的人就是韦托里。但令人意外的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韦托里的评价都很差。

第一个原因是，尽管马基雅维利再三恳求，韦托里都没有劳神费力地去为失意的朋友寻找工作。我认为，在这个批评背后，是对韦托里处世技巧的反感，他的处世技巧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不同。

实际上，直到索德里尼倒台，两人同时下狱为止，韦托里和马基雅维利的情况是相同的。此后，两人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

1515年，韦托里离任回到佛罗伦萨后立即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连续驻法三年，其任务与其说是做大使，不如说是做美第奇家族的子弟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监护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之后，韦托里于1521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正义旗手。在这一时期，虽说正义旗手的任期只有一年，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仍然失业的马基雅维利做了点什么。马基雅维利于失意中去世后，韦托里再次担任驻罗马大使，据说他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时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心腹。

153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崩溃之后，他作为胜方的一员回到祖国。其时，佛罗伦萨正在向君主制转变，他做了美第奇家族亚历山大[15]的监护人。这位公子遭到暗杀后，他又暗中为同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继承权力而大事活动。他对亚历山大的去世秘不发丧，秘密叫回科西莫，做得十分漂亮，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髓所在。

然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是一个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因此他也不会一帆风顺。他一直把科西莫看作晚辈，而科西莫大权在握后却疏远了这位功臣。

拥立科西莫的功臣除了这位韦托里外，还有圭恰迪尼，他与晚年的马基雅维利保持着通信往来。圭恰迪尼和韦托里很相像，两个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也都是官至最高的官僚。这么两个人却被一个年仅17岁的毛头小伙儿给整了，真是意味深长。

不过，韦托里尽管失意，但仍属于上层社会。他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因求职而苦苦挣扎。他撰写、散发政治论文，过着优雅的隐退生活。圭恰迪尼隐退后的日子虽然无聊，却也写出了一部颇受历史学家好评的大作《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

韦托里不受后人待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没有对《君主论》做出恰当评价。在这一点上，他比谁都可以更加有所作为，然而他却懈怠了，所以应该罪加一等。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12月10日的信中告诉韦托里，自己已经开始撰写《君主论》。当月24日，韦托里写了回信，但信中只有下面几行提及此事：

我从您的来信中得知，也听菲利波（卡萨韦基亚）说起过，你在写政治论文。不过，是否将其呈献给朱利亚诺殿下一事，我想在读了之后再定。

马基雅维利曾于12月10日说书稿需要推敲，他或许这时已将尚未完成的《君主论》早早地寄给了韦托里一个人。在第二年，即1514年1月18日的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我读了您的作品，极为钦佩。但因为这还不是定稿，我想在读过定稿之后再正式谈我的读后感。

他只写了这么一点点。尽管他在以后的信中也提到《君主论》，但只是议论书是否应呈献给某人、马基雅维利是否应亲自把书带来罗马之类的话题。正因如此，韦托里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

的确，两人相互通信，谈论国际政治到了如此程度，谁都会认为，韦托里理应寄来长篇大论的《君主论》读后感。然而，韦托里却只写了这么几句话。

在我看来，他们两人的区别正在于此。

驻罗马大使韦托里之所以很高兴地与在山庄过着失意生活的马基雅维利谈论国际政治，是因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情报分析能力有很高评价。马基雅维利写来的意见很多都经过韦托里之口传给了当时教廷的两位实力派人物利奥十世和朱利奥枢机主教。韦托里并没有把这些内容粉饰成自己的想法，而是告诉他们这是马基雅维利的原话，有时甚至让他们直接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信。他们两人非常佩服马基雅维利，但还没有想让他到自己手下来听使唤。所以，在罗马常驻期间，韦托里为朋友找工作并非不卖力。由于美第奇家族仍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危险人物，韦托里的努力也就只能以挫折而告终。

再往深里去，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便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在怀念佛罗伦萨这一点上，韦托里并不亚于马基雅维利。在给马基雅维利的一封信中，韦托里这样写道：

我最关心的事就是我们祖国的安全。我爱它的人民，爱它的法律，爱它的风俗，爱它的城墙，爱它的宅宇，爱它的街道，爱它的教堂，爱它郊外的田园。如果这一切遭到破坏和蹂躏，会令我悲痛到极点。

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经历之所以让人想起冲浪高手，原因就在于此。只要能保卫美丽的佛罗伦萨免遭破坏，这位优雅的悲观主义者可以接受任何政体。美第奇也好，其他人也好，对他来说都是第二位的。

500年过去了，佛罗伦萨今天仍然保持着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古都之美。1527年，罗马遭到德意志军队的破坏和掠夺，已经很难再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遗迹。想到这里，我只能想韦托里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

不过，再好的内科医生，在面临绝对需要进行外科手术的事态时，他的高明有时反而得不到好报。当时的意大利更需要外科医生，而不是内科医生。而只有马基雅维利一个人在说意大利需要动外科手术。到了这个程度，马基雅维利已完全超出了韦托里所能理解的范围了。

此前，马基雅维利已经开始撰写以共和政体为主、兼论其他政体的《论李维》了，但他为何中途停下，而一气呵成地去写《君主论》呢？

马基雅维利生长在共和政体之下的佛罗伦萨。尽管事实上的统治者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佛罗伦萨仍然长期处于共和政体之下，马基雅维利的精神形成于洛伦佐这位卓越的领袖巧妙运营的时代。接下来的索德里尼政权是更为民主的共和政体，他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了15年。

这样的马基雅维利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一样，对共和政体抱有亲近感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他是一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

不过，论述君主政体的《君主论》却先完稿了。而且，书中并未把“豪华者”洛伦佐作为好君主的典范，虽然20年来对他的好评未有稍减。非但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断言切萨雷·波吉亚才是新君主的典型。此人虽然没落已逾10年，许多意大利人想起来仍觉得他像一个恶魔。

马基雅维利自己饱尝了失业的痛苦。以前他就确信，在领袖的必要条件中，“virtu”（能力、力量、才能）、“fortuna”（运气、好运）以及“necessita”（符合时代要求）不可或缺。现在，这些又在他的心中萌生出来。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豪华者”洛伦佐获得的赞誉再高，他也只是过去时代的名君。洛伦佐的政治在国内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僭主政治；在国外则是在意大利各个列强之间实行势力均衡政策。这种政治可以完美地运用于意大利之外专制君主国家势力尚弱的时代。“豪华者”洛伦佐是过去意大利幸福时代的名君。

但是，洛伦佐死后，时代变了。马基雅维利认为，要拯救不幸时代的佛罗伦萨，进而拯救意大利，就必须有能够适应这个时代要求的其他人物，比如，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人物。

这就是原本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转向”的原因。这位共和政体的赞同者和支持者甚至要抛弃共和政体。他得出了结论，要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和安全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他的衷心朋友韦托里的根本区别。

马基雅维利在思考意大利的统一。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是可能性的艺术（arte）。在他的头脑中，大概还没有现代意大利领土的概念，这张版图是加里波第[16]和加富尔伯爵[17]合作在19世纪末才描绘出来的。按现代意大利的版图实现统一，这在16世纪初并不现实。

首先，不能想象威尼斯共和国会加入进来，它当时在巩固的政体之下社会稳定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次，法国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认同法国对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的强烈野心方为现实之考虑。再次，在从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势力渗透很深，要迅速改观相当困难。在16世纪初的状况之下，只有在意大利中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才能够跟上法国、西班牙、土耳其等大君主国家正在形成的时代，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只要实现了这一点，就可以遏制来自北面的威尼斯、法国和南面西班牙势力的扩张。这就是切萨雷·波吉亚思考并付诸实施却中途受挫的事业。

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思考在当时的意大利是富有革命性的。人们像恐惧恶魔一般害怕切萨雷·波吉亚，马基雅维利自然不能从官僚们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就连非常欣赏并使用马基雅维利才能的皮耶罗·索德里尼，如果知道他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的话，也一定会感到恐怖而会把他调去任一个闲职吧。我在想，如果真是这样，毛姆在《时常》中发挥作家想象力而臆想出来的情景怕是意外地接近真实了。毛姆在小说中想象，如果写出《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能够找到工作，那他一定是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下干事。

这虽然是当时的大气候，但马基雅维利本人为何不善用自己，而固守着找工作的念头呢？这里的原因似乎在于，他固然看透人性，在这方面却是最大的悲观主义者。而他看自己时却是一位天真至极的乐观主义者。

我也认为真正的文艺复兴精神体现在莱昂纳多·达·芬奇身上。我还认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界的莱昂纳多，其代表作就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尤其是《君主论》，其主题具有挑战性，文体明快，体量可供人一气读完（这也是这本书不可忽视的一个优点），这些使它在世界名著中不可或缺。在马基雅维利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一直温暖、刺激着他的心。有一次，马基雅维利对这位朋友这样写道：

我想，任何人要是读了我们的书信，一定会对我们信中丰富多彩的内容大为惊讶。因为咱们俩，一会儿以庄重的口气议论国际政治，像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一页翻过去，话题一转，就谈起了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的轻松内容。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会有损品位，但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坏。因为我们人类是效法自然的动物，而像大自然那样的丰富多彩是理所当然的，丰富多彩不应当受到非难。

韦托里给失意的马基雅维利带来了“生”。马基雅维利也不断地整理思考过的东西，写成了《君主论》。尽管孤独，但他拥有这样的“生”：

穿好礼服，我来到了古人所在的昔日宫廷。在那里，我受到他们的亲切欢迎，吃着那些专门给我、而我又为此活着的食物。在那里，我毫不害羞地同他们说话，询问他们行为的原因。他们也会像还活着一样回答我的问题。

4个小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无聊。我会忘记一切苦恼，不再害怕贫穷，也不再畏惧死亡，我已经全身心地融入了他们的世界。

不过，如果只能有这样的“生”，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一定会很痛苦。韦托里给了他能够感受到人类体温的“生”。这无疑使他在写作《君主论》和《论李维》等著作时下笔遒劲。创作也许开始于精灵赐予灵感之时，但持续下去的意志力更多的是靠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

现代意大利文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8]这样描述作家眼中的《君主论》：

读了这部著作后的第一个印象是，作为作家，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具有张力。这种力量就像体育运动员的肌肉，虽然都在皮肤之下，但块块凸现。现代作家已经失去了的这种力量，是由颇具魅力的矛盾酝酿而成。这种力量合理但新奇，符合逻辑却又充满热情，严谨缜密，同时任凭感性驰骋。

也许韦托里未能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革命性，但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绝对需要韦托里这样的人。

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断言，这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是不幸者，我却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确，他是不幸的，但在我看来，他的不幸是不幸中有幸、幸中有不幸的那种不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创作的可能。创造性的行为单靠幸福是不够的，也不是有了不幸就能办到的。但是，这种幸福也许很难被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学者所理解。

马基雅维利与韦托里之间往来的这些书信，结束于1515年1月13日马基雅维利写的最后一封信。此后他们仍然相互写信，但两人都不再写像这将近两年中使人感到“对话”的信了。韦托里离任回到了佛罗伦萨，很快又被任命为驻法大使而去了法国，但两个人之间并未重新开始通信。

马基雅维利写完了《君主论》，又开始整理《论李维》，这时他又有了另外的对话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失业两年还心存天真幻想的乐观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也对复职失去了信心。他充满了复职的希望，把《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洛伦佐。但他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位最好的理解者，这两人对他的复职毫无用处。他还写了一篇献词：

……我决定（将这部作品）献给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的二位，我没有将它献给能够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的人，而是献给那些虽然没有权力做到这些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人。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获献《君主论》后甚至连书都没读。但是获献《论李维》的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扎扎实实地阅读了这部书。他们看到了46岁的马基雅维利痛苦的绝望。对作家来说，有人阅读他的书比什么都好。

原秘书长死了，而一位作家诞生了。

[1]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文学评论家。在诸多领域有众多成就，著述丰富。他于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数学原理》《西方哲学史》《婚姻与道德》等。《西方的智慧》是他用通俗语言写的一部西方文明史。

[2]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立了基督教思想体系，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3] 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英格兰人，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他做过律师，曾任英国副财务大臣、国会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职。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及离婚而遭斩首。著有《国王查理三世本纪》（英国历史学第一部名著，未完成）、《乌托邦》等。

[4] 这三行诗引自彼特拉克第102首十三行诗，马基雅维利将原诗中的“掩藏”（celare）一词改为了“吐出”（sfogare）。

[5]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英格兰与爱尔兰国王（1509—1547年在位）。他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将王室权力推向顶峰。在位期间，他把威尔士并入英格兰。亨利八世多才多艺，自己写作、作曲，在其统治期间，人文主义在英国兴起。

[6] 苏莱曼大帝（Suleyman I,1494/95—1566），奥斯曼帝国第十代苏丹，1520—1566年在位。他完善内政，强化法制和封建制，保护、扶植学术和艺术。他为扩张领土，对欧洲进行了10次、对亚洲进行了3次远征，使奥斯曼帝国进入鼎盛时期。

[7]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现名埃迪尔内（Edirne），是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一个小镇，曾为奥斯曼帝国首都。

[8]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爱好艺术的一面。

[9] 乔凡尼·鲁切拉（Giovanni Rucellai,1475—1525），贝尔纳多·鲁切拉的儿子、教皇利奥十世的外甥、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反对者，教士、人文主义者、作家。著有《罗丝蒙达》（Rosmunda）。

[10] 乔凡尼·吉罗拉米（Giovanni Girolami），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的一名代理人。

[11] 塔西佗（Publus Corelius Tacito，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他继承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著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等。

[12] 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llus,69/75—130/140），古罗马历史学家。曾在罗马做过法律工作，担任过多种宫廷职务。代表作有《罗马十二帝王传》（又译《十二恺撒传》）等。

[13] 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前86—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保民官、努米底亚总督。著有《罗马史》（散佚，仅有片段存世），流传下来有两部著作《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西方将他与李维和塔西佗并称为“罗马三大史家”。

[14] 比比埃纳，指枢机主教贝尔纳多·多维齐（Bernardo Dovizi,1470—1520），他来自阿雷佐以北的小镇比比埃纳，又被称为“比比埃纳人”。他是美第奇家族的追随者，也是喜剧《卡兰德里亚》（La Calandria）的作者。

[15] 亚历山大·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1510—1537）,“豪华者”洛伦佐之孙洛伦佐二世的儿子，美第奇家族直系最后一代男性后裔。据考证其生父为朱利奥·德·美第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523年成为佛罗伦萨僭主，1532年成为第一代世袭佛罗伦萨公爵，1537年遭同族人暗杀身亡。

[16]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他是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伯爵和马志尼）。他曾亲自在欧洲和南美洲指挥过许多军事战役，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17] 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本名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及外务大臣。他是意大利统一时期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领袖，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

[18]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当代著名记者、小说家。曾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他的小说笔法写实，注重心理分析，触动人们心灵。二战中，他的多部作品遭法西斯当局查禁。他的代表作有《冷漠的人们》《愁闷》《假面舞会》《罗马故事》等。

第十五章
年轻的弟子们（1516—1522年）

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这两个人是有相当年纪、功成名就、富有并爱好学问的人。开始研究马基雅维利之后，我屡屡见到学者写到他们“年轻”。我想他们即便年轻，也肯定30岁出头，对此我没有发生过任何怀疑。

当时，即使是名门子弟，担任要职的最低年龄也在30岁。不论在威尼斯共和国，还是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般认为30岁是对国政具有发言权的年龄起点。

当然，也有像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和切萨雷·波吉亚那样，20来岁就开始活跃的人物。但他们都是别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的幸运儿。即使当时的人生只有50年，一般也不会认可不满30岁的人独当一面。

我同学者不一样，我不认同没有形象地浮现在眼前的事物。仅仅是“年轻”两个字并不能让我满意，我需要确认究竟年轻到什么程度，否则便不会产生实际感受。

科西莫·鲁切拉的年龄很快就搞清楚了，他生于1495年。但我迟迟搞不清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年龄，感觉一筹莫展。根据《论李维》中的记叙推测，他似乎要比科西莫大一两岁。不管怎么说，他们与马基雅维利都有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差距。一般认为，《论李维》完成于1517年。这样算来，马基雅维利把这部花了4年时间才写成的巨著献给了两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还尚未走上社会。马基雅维利甚至还称赞他们“不是君主却更具君主资格”。

《君主论》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嫡系洛伦佐，获献的时候他也只有21岁。《君主论》和《论李维》同样都献给了年轻人，但两者的情况不同。把《君主论》献给美第奇家的公子，是马基雅维利谋求复职的一项活动。而《论李维》的获献者却是“虽然没有权力赐我官位、声望和财富，却更愿意这么做”的两个尚未走上社会的年轻人。

马基雅维利献给这两位年轻人的作品还不止《论李维》一种。他在晚《论李维》三年写成的传记作品《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1]传》（La 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da Lucca）的献词中写道：

献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和他们的朋友们。

路易吉·阿拉曼尼与科西莫·鲁切拉同年，也是一位尚未独当一面的年轻人。

说起《君主论》和《论李维》，一定会提到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战争的艺术》（L’arte della Guerra，又译《用兵之道》或《兵法》）。在这部著作里，这些刚满20岁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实名登场。

《战争的艺术》的写作形式是4位年轻人就战略的所有方面对当时著名武将法布里齐奥·科隆纳[2]的采访录。这4个人便是科西莫·鲁切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还有一位是他们的一位朋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采访在形式上一般比论文容易安排。在作家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就是在作品结构方面的战略，因而使用了相互认识的4个伙伴。这是一个由年近古稀的老将与4位刚及弱冠的年轻人的组合，因而酝酿出了感觉颇好的气氛。马基雅维利在《战争的艺术》中的论述要比北方人克劳塞维茨[3]的同类著作，更具地中海式的明快风格，也更具文学性。

但无论是怎样的作家，也使唤不动讨厌他的人。只有心怀好意，才能够巧妙利用他人。

即使是奉献作品，对作者来说，用来表明意志也并非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相当的心意，他是不会不事先讲好就把自己的作品献给想给自己以地位、名誉和财富但做不到的人。

1516年到1522年，马基雅维利从47岁到了53岁。20来岁的年轻人究竟能给他什么呢？

从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向西南方向步行20分钟左右，就几乎走到城墙根了，鲁切拉家的别墅就在那里。这座别墅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庭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叫作“Orti Oricellari”，翻译过来，大约就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意思。

第一张佛罗伦萨地图绘制于1548年。那是一张鸟瞰图，感觉就像坐在直升机上俯瞰一样。根据这张地图，鲁切拉家别墅的这座庭院非常之大。这份晚于马基雅维利时代60余年的地图实在准确，同1972年航拍的照片对比，佛罗伦萨这座城市400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煞是有趣。但航拍照片显示，鲁切拉家庭院面积却缩小了相当大一部分。

昔日，这座庭院是树木花鸟的乐园。而今再访，这里已为美国人建起了教堂，别墅的房屋已经成为银行，马基雅维利当年常去时的模样已荡然无存。如果是去寻访旧迹，可以说无异于白跑。想要缅怀昔日佛罗伦萨知识分子的活动，怕就只有马路对面的德语学院了。

奥里切拉里花园最初的主宰者是鲁切拉家族的主人贝尔纳多。鲁切拉家族靠商业积累起财富，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之一。贝尔纳多的父亲请建筑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设计建造了鲁切拉宫。这座宫殿与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一道成为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代表，是堪称文艺复兴建筑里程碑式的杰作。

贝尔纳多·鲁切拉生长在这个家族，他嗜好学问，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柏拉图学园的常客，这个学园在“豪华者”洛伦佐时期达到鼎盛。他娶了洛伦佐的妹妹为妻，从而与美第奇家族结缘。

贝尔纳多在佛罗伦萨政界的分量不断增加。他有两个儿子，次子很早就被送进了神职界，一路升到枢机主教。虽为神职人员，他仍笔耕不辍，在这点上，他继承了鲁切拉家族的血脉。

长子科西莫年纪轻轻便去世了，没有看到儿子的出生。因而，刚刚出生的婴儿取了与亡父同样的名字，也叫作科西莫。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献给了两个人，他是其中的一位。

1492年，柏拉图学园随着“豪华者”洛伦佐的去世消亡了。两年后的1494年，美第奇家族继承人皮耶罗的无能导致了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在这个骚乱的时期，与美第奇家族缘分颇深的贝尔纳多·鲁切拉靠着学问爱好者的牌子幸免于难。柏拉图学园也移到了鲁切拉家的别墅，成为知识分子的沙龙而延续下来。

只是学园已经不能再叫柏拉图学园，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诗歌与哲学，而转变成为历史与政治，这可能是主持者的兴趣不同所致。在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奥里切拉里花园是知识分子聚会最大的场所了。

1494年到1512年左右，是贝尔纳多·鲁切拉主持的时代。这段时间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在皮耶罗·索德里尼统治下采用更加民主的共和政体的时期相吻合。在这个时代，对象征着反美第奇家族的索德里尼政权而言，鲁切拉家的聚会虽说是纯学问性的，但这里也被视为是亲美第奇分子的老巢。

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去接近这个时期的奥里切拉里花园。这也可能是因为奥里切拉里花园是自己所侍奉政权的反对派，但马基雅维利在那个时期也是一直东奔西走，在秘书厅席不暇暖。我想，他的实际原因在于没有时间。当然，他当时也并无必要挤出时间去参加这种聚会。

贝尔纳多·鲁切拉于1514年去世。继承他的是19岁的孙子科西莫。科西莫在继承鲁切拉家族的同时，也继承了知识沙龙主人的角色。

不幸的是，这位科西莫·鲁切拉从孩提时代起就卧病在床，在别墅生活的时间自然比在市区的宅邸要多，甚至可以说他几乎一直住在拥有巨大庭院的奥里切拉里花园。

科西莫虽然肉体上遭受不幸，却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他聪明，逻辑能力很强，家中毫无经济方面的问题。在他身边很自然地会聚了一群同龄青年。

人们做了一副可以移动的躺椅。到了夏天，科西莫就躺在上面，让用人把他送到阴凉的树荫下，有时是朋友送过去。于是，年轻人在科西莫周围的草地上随便席地而坐，读书聊天，度过时光。他们这些人几乎都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子弟。

《战争的艺术》第三卷的开头部分有这样的记述。承担了第一卷、第二卷采访者角色的科西莫·鲁切拉提出要换人。我稍许翻译一些这里的内容：

扎诺比：要是你继续下去，我们会很满意。不过，你想换人，那么你至少得指定一个接替你的人。

科西莫：我想请法布里齐奥大人接着干。

法布里奇奥：我很高兴接着干下去。不过，希望我们也能遵循威尼斯的方式，最年轻的最先说……

科西莫：那就从你开始吧，路易吉。

后来的采访每次换人，都是换成年龄稍长的，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并不大。大家知道科西莫·鲁切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两人都是1495年生人，据此，路易吉·阿拉曼尼之后是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扎诺比之后是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他们的年龄相差大概在一岁左右。这就是他们按年龄的排序。

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疾病缠身的科西莫身边经常不止这三个人，这里还少不了托马索·阿拉曼尼和菲利波·德·内利这两位佛罗伦萨上流阶层的子弟，还有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此外，菲利波·斯特罗齐也是频繁露脸的人物之一，《战争的艺术》就是献给他的。几乎所有常客都和主人科西莫同辈，是20来岁的年轻人。但也不是没有年长者，常客之一的雅各布·纳尔迪[4]是1476年生人，只比马基雅维利小7岁，他后来记叙了佛罗伦萨的历史。纳尔迪是出身于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与马基雅维利相类似。

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入这个沙龙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在1516年，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在第二年。根据最近的研究成果，1516年夏天的说法似乎更为有力。这时，马基雅维利已快完成《论李维》。那年他47岁，科西莫和他的伙伴们在二十一二岁。

那么，是谁把马基雅维利介绍进这个圈子的呢？

奥里切拉里花园被视为是亲美第奇的圈子。在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于此的同时，科西莫的叔父鲁切拉枢机主教创作的戏剧在别墅上演，教皇利奥十世作为主宾曾经莅临现场。马基雅维利于1512年失业，翌年反美第奇阴谋败露，被误解为同伙而入狱，美第奇家族对他一直抱有怀疑。马基雅维利一直未能复出便是眀证。

《论李维》节选（马基雅维利手稿）

也许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对有关自己喜爱的事物以外的信息知之甚少，他们对马基雅维利以前的经历并不太上心。那次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年，也许美第奇家族当初对他的恶感也在逐渐消失。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最初的介绍人到底是谁，但历史资料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胡乱推测，韦托里把马基雅维利带进沙龙的说法最为合理，因为他的母亲来自鲁切拉家族，自己又是马基雅维利的好友。然而，如果马基雅维利于1516年进入这个沙龙的说法正确，那么，这时韦托里已经去了法国。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一群佩服《君主论》的年轻人把作者邀请了进来，这样的想法最接近于真相。事实上，《君主论》于两年半前脱稿，完成后立即就有许多手抄本在相当数量的人群中传阅。

这要归功于比亚焦·博纳科尔西。马基雅维利失势的时候，他自己也受到牵连而被免职，但他并没有怨恨。长年以来，马基雅维利是他心怀敬意的亲密朋友。博纳科尔西把这位朋友的第一部正式著作抄写了三本，还抄写了两本《战争的艺术》。

这些年轻人还不能领会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真正想说的内容，他们还达不到这样的思想高度。但他们一定感受到了《君主论》中燃烧着的那份炽热的忧国情感。从马基雅维利身上只学到了这一点是他们的唯一缺点。

年轻人用近乎狂热的善意和良家子弟自然具备的良好礼貌欢迎马基雅维利。我们可以根据两份史料推测马基雅维利在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情况。

我们先从奥里切拉里花园常客之一雅各布·纳尔迪撰写的《佛罗伦萨城市史》中节选一段：

……科西莫及其朋友们十分爱戴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就我所知，科西莫还赠送给马基雅维利一些谢礼。尼可罗的话句句意味深长。他一边朗读自己的作品，一边讲述，不能不使年轻人深受感动。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后面所提到的）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第二个证言选自马基雅维利自己撰写的《战争的艺术》，尽管这是马基雅维利本人所言，但可以认为其可信度极高。

《战争的艺术》中的人物都是创作该书时尚在世的人物。只有科西莫·鲁切拉一个人是例外，但他去世也不到一年，在人们的心里对他还留有鲜明的印象。《战争的艺术》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马基雅维利的创作。但是，如果阅读这部作品的人开始就认为科西莫不会这样说话，或扎诺比的想法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继续读下去。如果让读者感到细节是谎言，作者是无法编造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圆这个谎言的，好作家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下面是马基雅维利的证言。在《战争的艺术》中，他这样写道：

（在结束了意大利北部的战争返回位于罗马以南领地的途中，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路经佛罗伦萨的时候，）科西莫招待了这位闻名遐迩的武将，详细听他讲述，向他学习各种事情。……科西莫和他的朋友们倾巢出动，迎接法布里齐奥的到来，其中有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三人。这三个人都是科西莫的朋友，个个都怀有强烈的探究之心，才华横溢……

那天，天气格外炎热，科西莫在他的庭园中接待客人，这里的树木最为茂盛，隐蔽多阴，不用担心有人打搅。参加者各自随意坐在事先放好的椅子上，或坐在绿草如茵、凉爽如意的草地上，等待着谈话的开始。……

科西莫说道：“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殿下，请您不要有任何拘谨，坦率地对我们讲述。我们也会不客气地向您提问……”

马基雅维利过去曾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介官僚，现在只是一位失业的作家。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出身于意大利一流家族，又是有名的佣兵队长。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的确无法相比。然而，通过《战争的艺术》中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对话的氛围以及对话是怎样展开的。

在大树的树荫下，科西莫躺在躺椅上，马基雅维利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一边朗读《论李维》，一边讲述。一群青年环绕在他们身边，毫不拘束地随意坐在草地上。他们坦率地交谈着，没有客套。年近50岁的马基雅维利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

马基雅维利成了年轻人真正意义上的导师（Maestro）。

我觉得，如果把“Maestro”这个意大利语词读成“Meister”（德语中“师傅”之意），那么在低声吟诵“Maestro”时的那种怀旧感便会淡薄。这个词不管是译成“师傅”还是译成“老师”，都不准确。米开朗基罗从不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是他的导师（Maestro），但终其一生都认拉斐尔为导师。

马基雅维利是另一位导师，他把《论李维》献给了弟子们，献给了热心倾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并有生动回应的这群年轻弟子。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值得感谢的也许还不止于这种精神上的报酬。人们可以想象，就像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纳尔迪有点恶搞地所写的那样，科西莫支付的些许谢礼，对没有收入的马基雅维利来说却很珍贵。那个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经济上面临破产，为赚取佣金，他甚至要接受佛罗伦萨商人的委托，去热那亚代为讨债，虽然这样他还可以享受一下去佛罗伦萨以外地方的乐趣。为挣佣金，他曾于1520年去过卢卡。

但是，即使是鲁切拉家的主人，科西莫毕竟是一个疾病缠身的20岁孩子。他支付谢礼，不可能像曾经的美第奇家族主人赠送养老钱或者整幢别墅那样出手阔绰。纳尔迪已经说白了是“些许”谢礼。如果说这些谢礼是为《论李维》而赠，这金额一定太过可怜。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酬谢。

科西莫·鲁切拉于马基雅维利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3年后的1519年去世，享年只有24岁。《战争的艺术》献给了科西莫学习会的常客之一菲利波·斯特罗齐。该书第一卷是这样开头的：

我相信任何人死后都会得到赞颂，我会毫不迟疑地赞美我们的朋友科西莫·鲁切拉。每当想起这个名字，我都会潸然泪下。他资质优秀，对朋友们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市民。……我发自内心地坦言，在我迄今所认识和打交道的人中，没有谁比他更怀有对伟大事物的热切欲望了。……他才真正配得上“好友”这个词。……

苟活于世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使他生前的音容笑貌更加鲜明地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祈愿，科西莫会在（这部书读者的）心中复活。

在结束这部具有很高文学性的战略论述时，马基雅维利让70岁的老将法布里齐奥这样说道：

我的前途有限，自己的想法再强烈，也不会有机会去实现了。你们年轻有为，因此，我对你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倘若你们认为我的想法妥帖，去把它建议给君主们，为他们助益。

我希望你们不要泄气，不要怀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为佛罗伦萨自古就是一座有着起死回生特质的城市。只要看一看诗歌、绘画和雕刻，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想，我已经不能指望亲眼看到你们这些努力的成果了。假如命运能够再对我微笑一下，我相信这些成果会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我会向你们显示，古人的兵法现在依然有效。

做到了这点，无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失败者，我都会死而无憾。

一般认为，《战争的艺术》完成于1519年到1520年之间。如果是这样，书中最后的这一部分应该写于1520年。马基雅维利那年51岁，他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被他称为“他们”的，是路易吉·阿拉曼尼，25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26岁上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在二十六七岁。还有菲利波·斯特罗齐，他虽然没有出现在书中，但马基雅维利也把书献给了他。他不但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还出身于斯特罗齐家族，这个家族以美第奇的顾问而闻名。这些难道不是马基雅维利尚有野心要对政治世界的统治者施加影响的证据吗？

依我看来，这才是政治思想家健全的活法，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是所有健全人的想法。

《君主论》和《论李维》在当时都激起了很大的浪潮，然而这两本书都是在马基雅维利去世5年后于1532年才付梓的。大概是因为《战争的艺术》触及了1520年代意大利人最关心的主题，这本书在脱稿仅一年后于1521年付印。根据记载，这本书的初版于1521年8月16日发行，发行数量不明。书在发行后立即获得好评，接二连三地重版发行。书以采访的形式写成，读起来容易使人感到亲近，这也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吧。书中人物家喻户晓，这也是一味创作的调料。人们不能想象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会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如此聪明的头脑。但他恰于1520年，即该书印刷本普及前一年去世。而马基雅维利说过，死后谁都会受到称颂。佛罗伦萨4位足不出户的年轻人也由于畅销书《战争的艺术》，名声远播国外。

马基雅维利与年轻人之间的导师与弟子的关系即使在1519年科西莫·鲁切拉去世后也未曾中断。可能奥里切拉里花园已不再是他们学习的庭园，但是，聚会会在某位的家里坚持下来。他们都是名门子弟，一定不缺舒适的去处。这些年轻的子弟们，在为实现马基雅维利的愿望而积极活动。

1520年3月，菲利波·斯特罗齐把马基雅维利带进了美第奇家的大门。接待他们的是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美第奇家族计划让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可他们陆续去世了。教皇利奥十世便把这位枢机主教派来统治佛罗伦萨。会晤美第奇枢机主教，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和美第奇家族终于结束了长久以来的不睦关系。年轻弟子之一巴蒂斯塔·德拉·帕拉也利用逗留罗马的机会，热心地向教皇宣传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侧击或许也产生了效果。

尽管如此，美第奇家族并没有认可马基雅维利复职，没有想让他再担任佛罗伦萨政府的秘书，倒是提出让这位声名鹊起的作家来写一部佛罗伦萨的历史。

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两年之内完成写作，每年可获得100弗罗林小金币的报酬。马基雅维利当秘书时的年收入是192弗罗林，这个报酬差不多是当时收入的一半。这些钱如果折合成大金币是57块。而在同一时期，威尼斯共和国政府每年付给编年史家萨努托[5]的报酬是150块大金币。与马基雅维利签约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式受托撰写本国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马基雅维利被低估了价格。

尽管如此，马基雅维利还是踊跃地投入了写作之中。这时是1520年11月，他去卢卡代人催债两个月后刚刚回国。年轻的弟子们由衷地期盼作品的完成。

他去卢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挣佣金。这次去卢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一半是为佛罗伦萨政府去工作。卢卡的有钱人破产了，相当数量的佛罗伦萨市民蒙受了损失。挽回这些损失就是他此行的工作。美第奇枢机主教为他给卢卡当局写了封介绍信。这样，马基雅维利也不便拒绝了。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报酬是多少。

马基雅维利的工作主要是与卢卡市当局交涉，这样的工作不会占用他一整天的时间。马基雅维利利用闲暇时间写成了一部短篇传记小说，人物是14世纪卢卡的一位领主，作品的题目就是上文提到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

从《论李维》到《战争的艺术》，再加上马基雅维利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除喜剧以外的所有作品，全都献给了他们。马基雅维利的好意很容易想象，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呢？

他们寄给马基雅维利的一些信件被留存了下来，但数量并不多。他们这些年轻人尚无机会因公出行，而马基雅维利大概也只能在佛罗伦萨城里生活。因为相互间经常见面，有事便说，不需要写信。只有当他们中有谁去了罗马，或马基雅维利去卢卡出差时才会写信，因而信件的数量很少。

这点为数不多的史料，却反映出他们的大致性格。

总体上看，他们诚实而认真。

他们个个年轻，礼仪自然，毫不放纵无礼。

除扎诺比以外，其他年轻人的信中都洋溢着对马基雅维利的敬爱之情，有似撒娇一般。

还在科西莫·鲁切拉活着的时候，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似乎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的性格当然就是兴趣的焦点。这位年轻人只给马基雅维利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于1520年9月6日寄给逗留在卢卡的马基雅维利。

尊敬的阁下：

我们于上月29日收到了您的信和您撰写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这封信是26岁的青年写给51岁的老人的。我读着这封信，不禁莞尔。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胡乱的联想，浮现出了一个26岁的青年的形象，他家住在成城学园[6]附近，父亲是某公司的重要领导，他在统考中取得最好成绩直升东京大学，如今在读研究生。

我和路易吉、圭代蒂、迪亚切托、安东·弗朗切斯科一起阅读了（这部作品），一致断定，总体上这是一篇好东西，写得十分出色。

读到这些，人们可以知道，扎诺比不是一位专制君主式的领袖，而是非常民主。尽管如此，这位26岁的青年对51岁的老人完全平等相待。只有从未怀疑过自己才华的年轻人才会这样说话。而且，他的脑子的确聪明。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地方如再稍做加工便可增色，尤其是最后记述卡斯特鲁乔言行的部分如再加删削，文章便会更加漂亮。这部分文章过长，明显是出自古代人之口的话语过多。

说最后部分太长，我也赞成，后世的研究家也都会赞同。我佩服他很早就能指出这一点。但从信的这个地方开始，我的微笑也变成了苦笑。

扎诺比在这封不太长的信的后半部分再次提及《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他这样说道：

……我认为，无论如何，（卡斯特鲁乔临终前的）那段告白还是需要斟酌的。因为在我想来，与其说那段告白忠实于史实，不如说那是按照您的风格所写。既然题材取自史实，写法就应该适合于这种做法。

这位秀才还写道：

包括我在内，我们全体的意见是，您应该全力以赴投入到撰写这部历史（《佛罗伦萨史》）中去。

这封信透露出，为了能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这群以扎诺比为领袖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以美第奇家族为中心四处热心活动的情形。他们期待马基雅维利能写出《佛罗伦萨史》这样忠于历史的作品，而不是像《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种偏离历史的东西。

这事关个人嗜好，只好随他去了。但是，欣赏不了《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样的作品难道不是问题吗？

单凭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的一封信就给他下判断是很危险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青年。他出身于良好门第，头脑聪明，诚实认真，思维缜密，充满自信，人望甚高。他还是一位身体健壮的漂亮青年，胸中燃烧着一腔热情。

但是，这位十全十美的年轻人，在我看来有一点缺憾，他完全缺乏谐谑精神。他与马基雅维利亲密接触已达6年之久，却没有从他身上学到这种精神，这不正好说明了这位青年原本就欠缺这种精神吗？

说起来，《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是打发余暇的消遣之作。马基雅维利身在卢卡，他按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题目虚构了一篇作品，根本没有注意什么史实。这对他来说是玩一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事情差不多已经定下，就像达·芬奇创作绘画前要画很多素描一样，马基雅维利也用历史素材试了试手。

这是一篇印出来只有32页的小作品，平均每两页就有一处研究者们做的注，“此处亦为马基雅维利之杜撰”、“史实为……”云云。每读于此，我就忍俊不禁。

作品开头说的是卡斯特鲁乔出生的秘密，一读便知那是模仿《圣经·旧约》中摩西出生的故事。那是一则被人不分时代地到处引用的著名故事，稍有教养的人立即能够指出出处。作品借14世纪人之口所说的那些话，我记得曾在古代历史学家的书籍中读到过。这是一部让人读来发笑的历史小说。就说卡斯特鲁乔打过的那些仗，你要是相信了作品中所写的东西，历史考试必定不及格。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笑着去读会很开心的传记小说。如果把回光返照时卡斯特鲁乔的坦言当作马基雅维利自己一吐胸中块垒，你就会感到愉悦，甚至会肃然起敬。倒是在信里写那不是史实、需要斟酌的人，过于片面地对待人情味了。

“偏离历史”有时会产生比“历史原样”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效果。《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就是一部显示出这种效果的作品。没有任何历史记述能像这部作品那样反映出14世纪意大利真实人物卡斯特鲁乔鲜活生动的形象。

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即使不看生理年龄也很年轻。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如果人性就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那么人所写的作品当然也会丰富多彩。我相信，如果是曾经与马基雅维利有过通信往来的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他一定会含笑欣赏这部作品。

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热烈地尊敬马基雅维利，但在谐谑精神上似乎与这位“导师”没有共同之处。1522年6月，反美第奇阴谋败露，马基雅维利与他们的交往便以非常残酷的方式终结了。

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刺杀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而奥里切拉里花园的这帮年轻人密谋了这个计划：

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路易吉·阿拉曼尼、雅各布·达·迪亚切托、托马索·阿拉曼尼、巴蒂斯塔·德拉·帕拉……

并非所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人都是阴谋的参与者。菲利波·德·内利、雅各布·纳尔迪和菲利波·斯特罗齐都没有参与此事。前面所列扎诺比等人都是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要成员。马基雅维利与他们关系密切，他在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要么是献给他们的，要么就有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书中。这些出身家庭与美第奇家族很亲近的年轻人谋划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行动。

托马索·阿拉曼尼和爱称为“迪亚切蒂诺”的雅各布·迪亚切托两人没能躲过追兵。他们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交代了暗杀美第奇枢机主教的阴谋。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了法国，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提前一点躲过了追捕，也逃到法国得以幸免。迪亚切蒂诺和托马索·阿拉曼尼于6月7日被处以斩首刑，同日发布布告，宣布没收所有阴谋参与者的财产。

这个阴谋事件实际上在两年前的1520年便开始策划，它导致了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毁灭。这些年轻人一方面热心运动，做美第奇家族的工作，让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一方面又在谋划推翻美第奇家族。而马基雅维利对此却毫不知情。

密谋者们的计划如下：

第一步，他们要杀掉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

接下来以法国军队为后盾，恢复隐居在罗马的皮耶罗·索德里尼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旗手的职位，确立民主政体。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去法国，就是为了调动那里的军队。

这就是几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为在佛罗伦萨复兴民主的共和政体而进行政变的全部内容。被捕的两个人也异口同声地说，对美第奇枢机主教本人并无敌意，为了要在佛罗伦萨恢复自由，他们下决心要杀害他。他们的心情大概与布鲁图斯把剑刺向尤里乌斯·恺撒的时候一样吧。

不过，客观地分析，发起这场政变的根据实在不足。

首先，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根本没有想要当佛罗伦萨专制君主的意思，他觊觎的是教皇宝座。枢机主教都想做教皇，而他有相当高的概率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1521年阴谋败露的前一年，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去世了。在紧接着召开的教皇选举会议上，美第奇枢机主教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候选人。但他错误地对意大利出身的枢机主教们采取了怀柔政策，认可了选举荷兰籍的阿德里安六世[7]为教皇。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认为美第奇枢机主教大有希望。实际上，阿德里安六世教皇在位一年就去世了。这位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于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阴谋败露时他在佛罗伦萨，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当佛罗伦萨的专制君主，而是因为他在教皇选举会议上败给了荷兰人，想在这里专心致志地收复失地。

在朱利奥枢机主教的心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相当稳固。但想把佛罗伦萨变为专制君主国家，当时的美第奇家族并无可以胜任的人才。美第奇家族没有进入神职界的直系男性，除了朱利亚诺和洛伦佐，而他们两人都是年纪轻轻尚无所作为便去世了，空留下了米开朗基罗制作的著名雕塑《美第奇家族墓》。美第奇家族还没有养育出合适的男性来成就此事。朱利奥枢机主教瞄准的是教皇宝座，在他看来，能保证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安泰就已不错了。这时的教皇不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美第奇家族一旦有事，并不能指望罗马的支援。

实际上，回到佛罗伦萨以后，朱利奥枢机主教根本没有表现出一点专制君主的味道。非但如此，他还把今后佛罗伦萨应该采用怎样的政体这个课题交给了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几名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提交了论文，马基雅维利的论文内容是共和政体更适合于佛罗伦萨。

朱利奥枢机主教对这样的内容并不生气，他甚至还把正式撰写《佛罗伦萨史》的使命交给了马基雅维利，而后者对美第奇家族以正式的形式去垄断权力说不。

暗杀这样的人，对市民有说服力吗？

年轻人阴谋的第二个弱点是抬出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个人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的民主共和政体时代的正义旗手，认为他是共和政体的一号人物并不难理解。但他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想想他在担任终身正义旗手期间的言行，他也不具备可以成为政变中心人物的气量。其实，政变败露一周之后，他就因旧病恶化而一命呜呼。仅从想着要把这样的人物抬出来这一件事，就让人不得不怀疑阴谋参加者的洞察力。

最后一个弱点是，他们认为法国国王会行动起来而不索取代价。即便法国军队会来当后盾，成功之后他们会允许佛罗伦萨建立自由民主的共和政权吗？

由于这些原因，奥里切拉里花园的阴谋尚未在佛罗伦萨市民中产生任何波澜，就以主谋中两人被处死刑、所有主谋被处没收财产的结果而画上了句号。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被扯上嫌疑。马基雅维利可能对这个事件大感震惊，躲进了圣安德里亚山庄。但他所害怕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甚至没有命令他中止《佛罗伦萨史》的写作。

但马基雅维利个人的内心状况究竟怎样呢？这段时间他没有留下文字，也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他于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所写的信，也只是关于出售山庄收获作价的事务性内容。马基雅维利憋在圣安德里亚山庄，人们在他身上只能看到沉默。

1513年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被投入牢房，甚至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无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出狱后他并不避讳谈论这段“不幸”的往事。人们可以从他与韦托里的往来信件中看到这一点。然而，1522年的时候，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沉默。这是他害怕事件波及自己呢，还是无法向别人倾诉的悲哀和苦恼使然呢？

没有参与阴谋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常客雅各布·纳尔迪在《佛罗伦萨城市史》中有下面这句话。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部书中有一段记述了马基雅维利如何受到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主人科西莫·鲁切拉及那里的年轻人欢迎和爱戴。在那一部分的最后一行有这样一句话：

所以，不能说尼可罗对这群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一点责任。

1522年暴露的阴谋小组的理论指导就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原来亲美第奇的一群年轻人怎么就反起美第奇了呢？而且还采取了过激行动？凡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至少在当时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假设。马基雅维利在索德里尼民主共和政体政权时期是活跃在第一线的人，现在还在毫无忌惮地说着共和政体适合佛罗伦萨。年轻人是受了他的影响才疯狂起来的。

不过，朱利奥·德·美第奇似乎并没有这样想。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未因此获罪，他在继续撰写美第奇所希望的《佛罗伦萨史》。也许美第奇枢机主教要惩罚那些读了杀人小说而去杀人的人，但不会惩罚那个写小说的人。

我们在前面说过，扎诺比这帮年轻人的所谓计划实在是幼稚之极。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到底有没有读过献给自己的《论李维》中的第三卷第六章“论阴谋”呢？马基雅维利在这里精辟分析了各种情况。如果读过，那他怎么还能想出这种完全违背马基雅维利意思的阴谋呢？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事先察觉这场阴谋，无疑他会先于任何人让他们作罢或告诉他们这么搞法不会成功。他在《论李维》中那样恳切细致地谆谆教诲，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反美第奇阴谋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年轻的弟子们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不必用雅各布·纳尔迪的证言去证明。可是一旦要付诸行动，这些弟子却完全按照自己所想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为师者会是怎样的心境啊。尽管这些年轻人有些过于认真，也有点憋闷，但很可爱。1522年，马基雅维利彻底沉默了，这似乎并非单单因为害怕。

如果马基雅维利作为政治思想家冷静地去给他们打分的话，他大概只能对这些不肖弟子大失所望。但作为一个人，马基雅维利必定做不到只是如此冷眼观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这群年轻人比任何人都更热情地回应着他的作品。直到昨天还一起读书、一起谈论的年轻人中，已经有两个人掉了脑袋，其余的亡命法国。但最让马基雅维利感到悲哀的，应该是他们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瞒着他，在暗地里制订阴谋计划。

年逾五旬的导师完全被弟子们排除在外了。即便这是弟子关心老师，不愿意给他添麻烦，为师者也不能不感到悲哀。关于1522年初夏发生的这一事件，马基雅维利至死都未置一词。

[1]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 Antelminelli,1281—1328），卢卡的领主，佣兵队长。

[2] 法布里奇奥·科隆纳（Fabrizio Colonna,1450—1520），意大利著名佣兵队长，参加过许多著名战役。

[3]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曾在普鲁士军队服役，参加过若干重大战役。《战争论》（Vom Kriege）是他的代表作，被誉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代表。

[4] 雅各布·纳尔迪（Jacopo Nardi,1476—1563），意大利史家，曾为佛罗伦萨政府工作过。1527年参加驱逐美第奇家族的活动，1530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被流放。其后在意大利各地，主要在威尼斯生活。他的主要著作是《佛罗伦萨城市史》（Istorie della Citta di Firenze），叙述了1498—1538年间佛罗伦萨的历史。

[5] 马里诺·萨努托（Marino Sanuto,1466—1536），威尼斯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总督传》等。他的《日记》（I Diarii）58卷起于1496年1月1日迄于1533年9月，记录了威尼斯与欧洲及东方关系中的许多信息，是他的重要的编年史著作。

[6] 成城学园是日本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学校。学园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设施。学园始于日本近代教育家泽柳政太郎于1917年创办的成城小学，该小学是他改造日本初等教育的研究和实验学校。

[7] 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1459—1523），又称哈德良六世（Hadrianus VI），本名阿德里安·佛罗伦斯（Adrian Florensz Boeuens），荷兰籍日耳曼教皇，1522—1523年在位。

第十六章
史家、戏剧作家、悲剧作家（1518—1525年）

既然人像大自然那样丰富多彩，马基雅维利的内心里就不会只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虽然有些打趣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在他名字后边写上了“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historico、comico、tragico）。

马基雅维利是悲剧作家和史家的说法已为《君主论》《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以及《佛罗伦萨史》等著作所证实，只有喜剧作家的说法有待证实。文艺复兴时期喜剧杰作《曼陀罗》（Mandragola）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基雅维利。哥尔多尼[1]的喜剧曾经让歌德赞不绝口，说这是“第一次见识意大利喜剧”。有人说，《曼陀罗》比哥尔多尼的喜剧还要好，要说差，也只是与高乃依[2]最好的作品相比而已。《君主论》和《论李维》是马基雅维利与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书信对话时代的产物。如果认为同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人的交往是产生《战争的艺术》的土壤，那么，较为妥帖的看法是，《曼陀罗》也是因这种交往而产生的作品。

不过话要说回来，作家根本不会受交友关系的左右。作家原本就具备这方面的素质才能结晶出作品。环境只能起到让作家觉悟到自己具有这种素质的作用。马基雅维利还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国务秘书的时候，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在他出差法国时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来信已于三天前收到，它是用伊特鲁里亚文写的，却大受欢迎，因为它来自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因为看不懂伊特鲁里亚文，他们便嘲笑写公文报告时文字工整的马基雅维利也会在私信中胡乱书写。

我读了您写给马尔切洛（秘书长）的报告，读了另外两封写给秘书厅的信，以及写给比亚焦的信。大家都很想跟您说话。

您的话愉快风趣，富有机智，能让我们大家放松下来，打起精神。在我们因无休止的工作而疲惫不堪、筋疲力尽的时候，您的话能让我们重拾自信。奥塔维亚诺·达·里帕（“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在谈起您时说：没有人像您这样充满幽默，头脑敏锐，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当场回答得让人佩服。

真是这样！您一掺和进来，我们会立刻忘掉一切，开朗快乐，眉开眼笑。哦，那可是毫不掩饰的非常低俗的笑，会把我们笑得趴下……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才30岁出头。但是，他这方面的秉性即使在尝尽苦难到了50多岁的年龄，只要棋逢对手，照样能够潇洒发挥。曾经是奥里切拉里花园青年之一的菲利波·德·内利当时已经接了圭恰迪尼的班，当上了摩德纳的地方长官。他也给马基雅维利写过这样的信：

您离开了巴尔博格里亚，这让这里的百姓明白了一件事：您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您不在了，我们谁都不再想聚拢在桌旁，也不再泡在酒馆里，什么都不想干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带坏了这一带的民风。

多纳托回来工作了，巴奇诺再也不见人影，只有乔凡尼（Giovanni）玩心十足，我可没有那心情。不管怎么说，您不在这里，总是没有人把这帮人聚在一起……

这就是56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的“赞美词”。

这封信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的人，1513年马基雅维利失意之后，这个人出现在他生活里的频率相当高。多纳托是个商人，资产可观，但从姓氏看完全不是佛罗伦萨的名门，像是个中小企业主，或许是个新兴暴发户，这个人的年龄也没搞清楚。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研究的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都不太愿意触及此人。研究者们更愿意把笔墨用于出身名门的精英官僚韦托里、圭恰迪尼，或用于奥里切拉里花园那帮年轻人身上，虽然他们年纪尚轻还没有成为官僚，但他们出身名门望族。他们认为，类似多纳托这样的人尽管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但属于拿不上台面的一类。然而当时已处于自由的文艺复兴的最后时期，连韦托里以及同是名门出身的精英官僚菲利波·德·内利也都不再避讳与多纳托的交往。对他们来说，马基雅维利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但即使不靠佛罗伦萨名门的正业金融业赚取财富，只要家中大气、开放，能经常会聚一些“安逸闲散的女人”，这样的人也会大受欢迎。

这位暴发户借给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500达克特巨款，但教皇的这位弟弟根本没打算还这笔钱。马基雅维利在自己找不到工作的背运时期，还曾委托过驻罗马大使韦托里帮助讨还这笔钱，甚至数度拜托。他的热心也颇奇怪。这位暴发户还对政治怀有欲望，极想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议员。马基雅维利也曾托韦托里帮他一把。不过，我们看不到韦托里有行动的迹象，结果这两件事在韦托里截至1516年的任期内均未实现，可能是韦托里认为没有必要太热心地考虑这两件事。

不过马基雅维利没有灰心，他利用在奥里切拉里花园认识的年轻人与美第奇家族的亲密关系，只要他们中间有人去罗马，他就请求其帮助讨回500达克特。终于在1520年，马基雅维利8年的热心得到了回报，这500达克特再次回到了多纳特的腰包。借款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4年前便已过世，时任教皇利奥十世替他还了这笔钱。凑巧的是，这一时间与美第奇家族对马基雅维利感情好转的时期相吻合。研究者中人品不好的人便说，马基雅维利如此热情是为了赚取佣金。

多纳托未能成为政治家，可能他也没有这个才能。事实上，比起为多纳托讨债，马基雅维利对他转向当政治家少了一份热情。

多纳托·德尔·科尔诺这个人的姓氏很滑稽。提起科尔诺，谁都会联想到被戴绿帽子的男人[3]。而他恐怕连《君主论》中的一个字都理解不了。但他似乎对人很友善，任何时候都对马基雅维利敞开自家大门，打心底里喜欢性格开放、不加矫饰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如果经济上遇到困难，他便会借钱给他，虽然马基雅维利并未向他借过500达克特巨款。这两个人之间令人生疑的友情一直持续到马基雅维利去世。

但是，这位多纳托的“沙龙”在文化气息上恐怕无法与同时代伊莎贝拉·德斯特[4]和维托丽娅·科隆纳[5]的沙龙相比。马基雅维利一生与名流夫人充满智慧的沙龙无缘。是马基雅维利无心接近呢，还是名流夫人没有邀请他呢？大概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米开朗基罗是维托丽娅·科隆纳沙龙的常客，他把这位颇富修养的贵妇人奉为精神上的恋人。但马基雅维利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对他而言，女人就是女人，好像面包就是面包一样。

马基雅维利的女性朋友和情人，不是附近的寡妇，就是操持世界上最古老职业的女人，均无名气。值得一提的只有歌女芭芭拉。但丁有贝雅特丽齐[6]，彼特拉克有劳拉[7]，但马基雅维利的这些女人中没有一个类似的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她们缺少成为缪斯女神的资格吗？她们常常亲切地接待马基雅维利，对别人说他的好话。但可怜的是，马基雅维利这位艺术家不是那种由女神唤起灵感的人，刺激马基雅维利创作欲望的总是男神或男神们。

马基雅维利从1520年起又交了一位有些可疑的朋友，名叫雅各布·德·菲利波。他是一位砖厂厂主，和多纳托一样也是一位暴发户，似乎比多纳托还要富，马基雅维利的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Clizia）的首次公演就是由他赞助的。由于这位雅各布的关系，马基雅维利认识了平生最后一位恋人芭芭拉。砖厂厂主和歌女与《曼陀罗》的公演也有很大的关系。

佛罗伦萨城中心有一个奥利沃洛剧场，从俗称“大教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剧场叫作“奥利沃洛”只是因为它在同名马路上而已。在佛罗伦萨的剧场中，这个剧场很小，只有一层，观众席大概也远少于300席，以上演话剧为主。但这个剧场的舞台纵深大，能够表现出舞美效果，座位舒适，不亚于电影的首映影院。4月的一天晚上，我去这个剧场观看了正在上演的《曼陀罗》。票价是9000里拉，按现在的汇率折合1000日元，公演期间为20天。这是我第几次看《曼陀罗》呢？我对话剧提不起兴趣，只有这部戏看了五六遍，因为这是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巴杰罗国立美术馆院子里的那场演出，这座美术馆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警察局。当时的海报很让人开心，海报是这样写的：

编剧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主演 路易吉·圭恰迪尼

路易吉·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晚年的好友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哥哥。我们在前面介绍过，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为官时期，曾经在维罗纳有过一次荒唐的嫖娼行为。他曾经向这位路易吉·圭恰迪尼写信聊过这事。脑子里的这一闪念使我回到了500年前的过去。圭恰迪尼家族的绝大多数男性都叫路易吉或弗朗切斯科。主演的名字大概是这个家族祖上传下来的吧。圭恰迪尼家族延续到了今天，其掌门人仍是话剧表演家。人们一望便知，海报上所写的搭档与500年前的一样。

可是，最近在4月份看戏的时候，演员换了人，剧团也不再是政府文化部特设的了。这个剧场在马基雅维利作品之前上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剧目。这意味着，《曼陀罗》受到了与莎士比亚、哥尔多尼、纪欧多[8]、皮兰德娄[9]等大家作品一样的待遇。

这次上演虽然海报上写着由佛罗伦萨市文化处赞助，但人们既看不到旅游团队，也看不到学生团体。顺便说一句，学生折扣只便宜1000里拉。也许是平日晚场的缘故，剧场只有七成观众，但感觉像是上映优秀影片的电影院。

虽然这部戏已在相当程度上使用了现代语言，但关键地方用的仍是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方言，观众应该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他们发出笑声的地方非常得当。

写意大利文学史，甚至写欧洲戏剧史，《曼陀罗》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喜剧。剧情梗概大致如下。

剧名“曼陀罗”意译过来大概是“春药”。

刚刚进入16世纪不久，法国住着一个名叫卡利马科的男人。他年届而立之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0岁时来到法国，至今已有20年，这个佛罗伦萨人在法国生活没有丝毫障碍。卡利马科听佛罗伦萨来的人谈论说，有钱人尼洽年事已高，但妻子卢克蕾佳年轻美貌，品行卓越，他便恋上了这位从未谋面的女子，并想占有她。于是他冒着连天的战火，带着精明的仆人西罗，离开法国来到意大利。剧情从这两人到达佛罗伦萨开始。

如何接近卢克蕾佳呢？卡利马科仗着自己的财富，托了一个名叫李古潦的朋友帮忙。李古潦总是缺钱但不缺坏点子，这多少让人联想起马基雅维利。李古潦自然接下了这件事。按李古潦所说，尼洽和卢克蕾佳以前没有任何绯闻，夫妻间唯一的软肋就是两人没有孩子，而丈夫尼洽非常想要孩子。

于是，卡利马科首先想到要把这对夫妇带到温泉这个男人容易接近女人的地方。但他失败了，原因是尼洽年事已高，不爱出门。尼洽回话说，出门走动得动员所有用人，他不愿这样做。

李古潦被迫改变做法，他想了另一个主意。他想，卡利马科长期在外国居住，佛罗伦萨无人认识，可以借此把他假扮成一个在法国很有名的医生，把他吹嘘成一个能让石女怀孕的专家。李古潦首先开始说服丈夫尼洽，说如果服用了“曼陀罗”这味药之后与妻子同床，妻子一定会怀孕。他又说吃了这种春药的人会很快死去。尼洽很快相信了这位由卡利马科假扮的号称经常出入于法国王室、动不动就说拉丁语的医生，也相信了春药的功效，但尼恰不愿意马上就死，所以很犹豫。

这时李古潦告诉尼洽不用担心，说他会带一个陌生人来，这人就要当父亲了，会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代尼洽行事便不会有问题。这样终于让丈夫放下心来，解决了男方的问题。

如何才能让有名的贞女卢克蕾佳参与其事呢？又是李古潦提议，让卢克蕾佳的忏悔修士提莫窦去说服她。这位修士一边谈论着天堂，一边却贪婪金钱，金币哗哗的响声让他接下了这桩差事。

他们让卢克蕾佳的母亲也察知此事，为提莫窦修士打掩护，使卢克蕾佳答应与修士见面。面对卢克蕾佳，提莫窦修士说服她道：“你是为了丈夫才这样做的，这不是罪过。”连修士都说不用担心天堂的位子，卢克蕾佳也就放下了心。这给卢克蕾佳和别的男人上床提供了一个名分。

说到这里，想必读者会注意到毛姆的作品《时常》就模仿了这部作品。毛姆在作品中把马基雅维利写成了一个卡利马科和李古潦合二为一的人物。这就是毛姆作品的味道。

计划完成了，剩下的只是实施了。卡利马科丢掉了医生的伪装，摇身一变成了陌生人，顺利地上了卢克蕾佳的床。

这幕以后非常有趣。大家认为卢克蕾佳蒙在鼓里，但她偏偏感觉到了这一切。完事后，她一边心醉神迷地吻着半入梦境的假扮陌生人卡利马科，一边对他说：

你的狡猾、我丈夫的愚蠢、我母亲的轻信和忏悔修士的贪婪，竟让我做出我一个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儿。我只能想这是天意。既是天意，我就不能拒绝。

从今以后，我就把你当成丈夫和保护人。为了我，也请你常常让我做你认为的好事儿。

我丈夫乐意咱们这一夜，我希望今后就这样下去吧。我是说，你和我丈夫结交做个朋友吧。明天你也来教堂吧，回头再来家里一起吃饭。这样，我们就不用在乎别人的眼神，随时都能见面了。我觉得这对我们可是最好的办法了。

卡利马科当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就这样，所有人都通过吃了并不会死的“曼陀罗”得到了满足，全剧在一片叫好声中结束。我劝日本女人都看看《曼陀罗》，哪怕只是听一听卢克蕾佳最后这几句台词。

16世纪初《曼陀罗》上演后大获成功，剧本迅速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出版。一般认为，该剧首演于1518年。以后，每年到了复活节——那也是戏剧季节——各地都会竞相上演，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1522年，该剧在威尼斯上演时，由于观众太多，剧场爆棚，甚至不得不延长演出期限。

该剧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好评。虽然最终未能实现教皇亲临剧场观看演出，但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利奥十世看后开怀大笑。时任罗马涅总督要职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也对该剧的上演十分热心。这个时期，文艺复兴精神还在闪烁着光芒。但是仅仅过了10年之后，文艺复兴的这种精神受到了来自宗教改革及反宗教改革的两面夹击，最终消失在了这两大巨浪之中。

马基雅维利第二部喜剧《克莉齐娅》完成于1524年，1525年1月首演。

砖厂厂主的宅邸这天一变而为剧场。舞台美术由著名画家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10]担纲。该剧以希腊的雅典为舞台，剧场大概笼罩在雅典式氛围之中。观众席上，有以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公子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为首的佛罗伦萨名门。这是著名的《曼陀罗》作者第二部作品的首演。剧演到一半时唱起了主题歌，主唱当然是歌女芭芭拉，她与马基雅维利共同创作了这首主题歌。

首演大获成功。演出结束时，在另外的房间已经备妥了奢华的晚餐，人人心满意足。砖厂厂主对高效的投资感到满意；芭芭拉为情人和自己的成功感到满意；马基雅维利当然也心情大好。其后，《克莉齐娅》在威尼斯也大获成功，威尼斯是当时唯一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剧场的国家。马基雅维利作为喜剧作家名满意大利。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君主论》，也没有看过知识阶层的畅销书《战争的艺术》，但他们非常开心地观看《曼陀罗》。

我们不知道付给这位剧作家多少酬金，但的确是付了一些。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想在任职地博洛尼亚上演《曼陀罗》，马基雅维利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给我的那份不要了”，表现了马基雅维利难得的大方。

在此4年以前，即1521年的4月中旬，52岁的马基雅维利收到了一封久无联系的人写来的信。写信人是隐居罗马的往日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这位原共和国正义旗手因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而遭驱逐，马基雅维利也一并失意。他知道马基雅维利与出身佛罗伦萨名门的自己不同，没有工作便无法生活。索德里尼在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牵挂，想给马基雅维利介绍工作。

亲爱的尼可罗：

拉古萨[11]的宰相一职好像不合你的心意，但后来我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我了解到普洛斯佩罗[12]大人正在寻找一位秘书。我说了你的事，他对你很满意。他也很了解你的情况[13]，便要我撮合此事，我这才写信给你。

年薪是200达克特大金币，经费另外列支。请你充分考虑之后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千万不要与任何人商量这件事。决定之后就请离开佛罗伦萨，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事是我迄今所谈中条件最好的一件。我想，至少要比为弗罗林小金币而写历史要好。

请保重身体！

你的皮耶罗·索德里尼

1521年4月13日于罗马

我们不知道52岁的马基雅维利怎样回复年逾七旬的老上司的这份亲切关怀。但从结果来看，马基雅维利婉拒了这份举荐。尽管年薪要比撰写《佛罗伦萨史》多近4倍，他还是选择了现在的身份。从其后发生的事来看，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位出自罗马名门科隆纳家族的著名佣兵队长出生于1452年，当时已经69岁，他在这件事两年以后便过世了。

但是，马基雅维利婉拒4倍以上年薪机会的原因不止这一点。在这件事发生前7年的1514年，他在给当时“对话”的对象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像现在这样栖息在虱子中间，忘掉有所作为的时代，我会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是了。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上帝希望我这样无所作为地消耗下去，我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去给某地的长官或队长当家庭教师或秘书。如果连这也没有运气得到，那我就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教孩子读书写字。

抛下家庭出走。留下了一句话，让他们以为我死了。没有我，他们会活得更好。因为我总是花钱。我习惯了花钱，没钱花简直活不下去。

我不是想要让你担心才写这些的，我只是想一吐为快。现在说出来是为了不再提起这个没出息的话题。

不仅是在当时，马基雅维利一辈子都不关心穿戴是否整洁以及是否有仆人可供使唤这些外在的东西，可称上为花钱的地方好像只是赌博。但他没有赌博的天分，总是输多赢少。

但是，马基雅维利在如此郁闷的状态下收到索德里尼的信，他会二话不说飞跑去担任普洛斯佩罗·科隆纳的秘书吗？他曾经说过，如果教廷有职位，他会很高兴地去罗马。去不去罗马不妨碍他接受普洛斯佩罗秘书一职。说到薪水，那是他担任共和国秘书时期的两倍。当时的马基雅维利并无什么收入。

马基雅维即使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不大会接受，虽然他可能会十分烦恼犹豫。我以为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马基雅维利彻底厌恶佣兵制度。切萨雷·波吉亚在法国国王手下干，未必不能称他为佣兵队长，但他有创立自己王国的明确目标。同为著名人物，普洛斯佩罗却没有这样的目标。他和其他佣兵队长一样，把军务当作一种职业来考虑。马基雅维利刚写完严厉谴责佣兵制度的《君主论》，并已开始撰写《论李维》，他能在这种人手下工作吗？

第二个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的职业观。马基雅维利在给朱利奥·美第奇枢机主教的回复中阐述了什么样的政体才适合今后的佛罗伦萨，并断言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工作就是为国尽力。地位高低并不是问题。如果去争地位，那也只是因为地位越高对实现自己的想法就越有利。如果不幸自己地位低下，但只要地位崇高的人能够倾听意见，地位也就不再是什么问题。

时过8年，皮耶罗·索德里尼还在牵挂昔日部下的工作问题，他一定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物。他大概也很喜欢这位曾经的部下，但很难认为他理解马基雅维利。他给马基雅维利找了些不过是威尼斯小属国的宰相、佣兵队长的秘书这类马基雅维利不感兴趣的职位。从这一点看，我们也不能认为他的亲切是建立在理解马基雅维利其人基础之上的。

此外，索德里尼推荐职位的时机也不好。可以说，这也是马基雅维利1521年婉拒他的原因。

1521年，马基雅维利已是有相当资历的作家了。

1513年——开始撰写《君主论》《论李维》。

1514年——《君主论》完成。

1516年——开始出入奥里切拉里花园。

1517年——《论李维》完成。

1518年——《曼陀罗》完成。

1520年——与美第奇家族关系转圜；完成《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开始撰写《佛罗伦萨史》；受美第奇枢机主教委托执笔撰写《佛罗伦萨政体改革论》；完成《战争的艺术》。

1521年——《战争的艺术》刊行；被佛罗伦萨共和国派往卡普里，结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2年——奥里切拉里花园的年轻人反美第奇阴谋败露。

1525年——喜剧《克莉齐娅》首演获得成功；《曼陀罗》出版；《佛罗伦萨史》完成，为将此书献给委托他的当时的枢机主教、现已成为教皇的克莱门特七世朱利奥·美第奇，马基雅维利前往罗马。

由此可知，1521年时的马基雅维利已经完全摆脱了只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的状态。恐怕在1513年到1525年这12年的创作时间里，1521年是他最充满自信的时期，《曼陀罗》和《论李维》得到好评对此大有作用。

《君主论》《论李维》和《战争的艺术》都是划时代的杰作，《曼陀罗》也是改写西欧喜剧史的独创作品。马基雅维利这些作品的写作时期，要么是在他抱怨只好到偏僻之地教孩子读书写字，得到韦托里安慰和激励的时期，要么是紧随其后的时期，这时他得到了奥里切拉里花园年龄不到他一半的年轻人和多纳托那里不知名女人的支持。这个事实意味深长。莫非或多或少的不幸对创作，尤其是独创性的创作而言不可或缺？或1521年前的8年间，马基雅维利已经写尽了想写的东西？

同在1521年，接到老上司皮耶罗·索德里尼为他斡旋工作的信后不到一个月，52岁的马基雅维利于5月11日离开佛罗伦萨去了卡普里镇。

在普通人眼中，马基雅维利的工作远不如去罗马给著名的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当秘书来得体面。交给他的任务微不足道，是让他去交涉，把佛罗伦萨的小兄弟会从整个托斯卡纳的组织中独立出来，并安排布道僧在明年四旬节[14]时到佛罗伦萨主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前者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工作，后者是羊毛业行会的委托。马基雅维利接受了这些任务。工作再小也是在为佛罗伦萨工作，尤其是这些工作体现了美第奇家族实力人物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的意思，正是他委托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

不过，这次公差给马基雅维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他邂逅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后世的人们动辄拿他同马基雅维利做比较。后世论述马基雅维利的人绝对多于论述圭恰迪尼的人，所以应该说是拿马基雅维利同他进行比较。他们两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的佛罗伦萨人。

[1]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奠基人。他曾经担任过20多年的律师，1647年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一生共写有各类剧作32部，代表作有《熙德》《贺拉斯》《西拿》《波里厄克特》等。

[2] 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意大利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打破即兴假面喜剧的程式性与庸俗性，用讽刺手法给喜剧注入新的生命。他一生的剧作多达100多部，喜剧剧本有《女店主》《一仆二主》《亲切的挑剔者》等。

[3] 在意大利语中，corno（发音为“科尔诺”）意为“动物的角”,cornuto（发音为“科尔努托”）意为“有角的动物”或“头上长角的”，也指女人不贞。

[4] 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 d’Este,1474—153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文艺方面的著名女性。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二世·德斯特的女儿，曼托瓦侯爵夫人。16岁时嫁给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丈夫死后以摄政地位统治曼托瓦侯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她少时受过良好教育，钟情于文艺，在时装方面的影响远及法国王室，有“世界第一女性”之称。

[5] 维托丽娅·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佩斯卡拉侯爵夫人，著名佣兵队长法布里奇奥·科隆纳的女儿。她是16世纪意大利最为著名的诗人之一，与米开朗基罗有诗文来往，且友情很深。

[6] 贝雅特丽齐（Beatrice），但丁在《新生》《神曲》中作为基督教之爱的高贵而加以歌颂的女性。传说但丁9岁时爱上这个女孩，她后来嫁给了一位银行家，23岁时去世。但丁终其一生都未能释怀对她的爱恋之情。她是但丁心中纯洁爱情的天使，缪斯的化身，在他内心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

[7] 劳拉（Laura），彼特拉克于1327年结识的一位骑士的妻子，彼特拉克对她一见倾心，深陷情网。劳拉于1348年死于黑死病。彼特拉克为她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

[8] 贝纳·纪欧多（Bernard Giraudeau,1947—2010），法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有《幸运搏击》《鸟瞰地球》《我是杀手》等。

[9] 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以个体的异化为主题，用革新的喜剧创作技巧开辟了通向现代戏剧的道路。曾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亨利四世》和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等。

[10]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代表作有《阶梯上的圣母玛利亚》等。

[11] 拉古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小国，索德里尼刚被驱逐时的逃亡地。——原注

[12] 普洛斯佩罗，即佣兵队长普洛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us Colonna）。——原注

[13] 大概是指马基雅维利把他的堂兄弟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用作了《战争的艺术》一书的主人公一事。——原注

[14] 四旬节（Qradragesima，英语为Great Lent），基督教会称从复活节前46天（除去星期日后为40天，故称四旬）到复活节前一天这段时间。圣公会称为大斋节，清教称为受难节。基督徒在此期间增加祈祷、诵经时间，节制饮食，广做慈善事业，为基督复活（生命的革新）做准备。

第十七章
“我的朋友”圭恰迪尼（1521—1525年）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佛罗伦萨名门圭恰迪尼家族的次子，生于1483年3月6日，与马基雅维利相差14岁。就像马基雅维利与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之间相差20岁一样，这点不能不给两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影响。

马基雅维利年长14岁，但很显年轻，充满热情，不放弃希望。相反，圭恰迪尼虽然年轻，但能客观地洞观世事，具有足以自持的气质。莫非14岁的年龄差距从圭恰迪尼身上抢走了马基雅维利仍然拥有的那种热情吗？

圭恰迪尼出身于上等阶层，所受的教育也与马基雅维利不同。他大学毕业，所上大学远近闻名。他是一位法学学士，具有被称为“先生”的完美资格。

圭恰迪尼年轻时就是一个野心家，虽然不具宗教之心，但自信能够当上枢机主教，打算进入神职界。幸好父亲不这样想，他才得以留在世俗社会。完成学业后他的最初职业是律师，似乎以民事为主。

圭恰迪尼的婚姻也与马基雅维利的不同。他决定25岁成婚，确定的对象是佛罗伦萨政界重镇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女儿玛利亚。当时马基雅维利已是国务秘书，为使共和国议会通过自己提出的“设立佛罗伦萨国民军议案”，马基雅维利在底下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十年纪》（Decennli）献给了这位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父亲告诉圭恰迪尼，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嫁妆，还有更多姑娘可供选择。但年轻的圭恰迪尼没有改变主意。与嫁妆相比，他更看重与具有权威和权力的萨尔维亚蒂家族联姻。他的眼光没有错。

1511年，28岁的圭恰迪尼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在当时，担任公职的最低年龄是30岁，何况还是常驻新兴国家西班牙的大使，这一提拔实属特例。

他在大使任上干了两年，而这两年与马基雅维利成为共和国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心腹的时间相吻合。那一时期，以“十人委员会”和索德里尼的名义向大使发出指令的大部分都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驻西班牙大使圭恰迪尼一定也收到过马基雅维利亲笔书写的指令。同时，最先看到大使发来报告的也是正义旗手的秘书长和“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也一定读过圭恰迪尼写的缜密报告。不过，这种关系因1512年夏天的政变而告结束。

索德里尼的失势和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使得马基雅维利遭到驱逐，但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圭恰迪尼的身上。他没有被认定为索德里尼派，圭恰迪尼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渊源深远，使他得以幸免，只是被解除了大使职务。不过政府中有好几个职位在等着离任回到佛罗伦萨的圭恰迪尼。他认真地承担了这些职务，同时也没有忘记插手丝织业，扩大自己的经济地盘。1516年，时任教皇利奥十世任命33岁的他为教廷领地摩德纳的长官。翌年，圭恰迪尼的辖地又增加了雷焦。1521年，即他与马基雅维利邂逅的这一年，教廷把替教皇统治从德斯特公爵那里抢来的摩德纳和雷焦的艰难工作交给了圭恰迪尼。那一年，他的辖地进一步扩大到帕尔马。到了1525年，与利奥十世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42岁的圭恰迪尼担任整个罗马涅地区的总督。这使他位极人臣，出人头地。

这个地方很难统治，有人说，以前只有切萨雷·波吉亚成功地统治过这个地区。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帕尔马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显示出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进入1526年以后，意大利风云突变，越发显出了圭恰迪尼的重要性。教皇派军队参加了反西班牙同盟，任命他担任教皇军队参谋。他处在风口浪尖上，做不到像过去那样慎重行事了。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时期，马基雅维利就在圭恰迪尼的身边。

1527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军队打进罗马，“罗马浩劫”发生，佛罗伦萨再次放逐了美第奇家族。同年，马基雅维利去世。3年以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530年崩溃。圭恰迪尼借此机会进行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豪赌。但在他看来，预测豪赌的胜率极高，也许并未将此看作一场赌博。

共和国政体崩溃后，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抬出了17岁的科西莫，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旁系。他们把他捧为君主政体的君主。圭恰迪尼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推荐给科西莫，让他们结婚。他判断，17岁的科西莫还年轻，以后的实权将由自己掌握。

可是，这位17岁的年轻人根本不像是单纯朴素的武将、“黑条”乔凡尼的儿子，他对权力有明确的思考。科西莫不但拒绝同圭恰迪尼的女儿结婚，而且疏远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这样如同今天的部长助理级别的人物。这位17岁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告别语是：“政治我自己搞。”他希望与玛格丽塔结婚，玛格丽塔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美第奇本家亚历山大的遗孀。正是因为亚历山大被暗杀，科西莫才获得了这份权力。可是，卡洛斯不同意这桩婚姻。这位年轻人转而希望与西班牙国王的家臣、统治那不勒斯的副王佩德罗的女儿埃利奥诺拉结婚，并且实现了这一愿望。圭恰迪尼的豪赌彻底失败了。

后来，发生了反美第奇阴谋事件，菲利波·斯特罗齐、安东·弗朗切斯科·德里·阿尔比奇等奥里切拉里花园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弟子们都卷入其中，只有圭恰迪尼一人超然事外。事发后他隐居别墅，专心致志地撰写巨著《意大利史》。圭恰迪尼于1540年去世，享年57岁，他以史家之名流芳后世。

除了《意大利史》外，圭恰迪尼还著有《佛罗伦萨史》等数部作品。但这些都只是历史著作，要在书中寻求哲学，可就奢侈了。因为书中没有哲学的指引，虽然在客观性方面几乎可以打满分，但并未能超越同时代人。

当然，圭恰迪尼也写有小品文，坦率吐露他的“哲学”。那是一篇不以发表为目的、写给家人和弟子的东西——《备忘录》（Ricordi）。在圭恰迪尼这位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发表这样的东西，将不利于自己的仕途。我在这里介绍其中几段：

祈祷上帝吧！愿上帝让你永远站在胜者一边。如果你站在胜者一边，即使你没有任何功劳也会得到回报，而一旦错站到败者一边，功绩再大也会遭到批评。

这只能令人苦笑，但却是现实。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三件事。但我已来日无多，我觉得这些可能只是一个梦。

这三件事是：第一，我能够活在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佛罗伦萨；第二，意大利能够摆脱所有野蛮人（即非意大利人），恢复自由；第三，全世界都能够从邪恶者的暴虐中被解救出来。

这些想法应该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一致。但圭恰迪尼自己在邪恶者统治下的履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辉煌。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回事。

不能以宗教为敌，还要留心不能以与上帝有关的任何事情为敌，这些东西都会对愚人的大脑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说得太对了！

任何人都会追求权力和名誉。一般人只看到权力和名誉光鲜的一面，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辛苦和不快的另一面。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追求权力和名誉的理由除了一个以外，其他的便会消失殆尽。这剩下的理由就是，人们认为，对上帝越敬，他就会越靠近上帝。生为男人，有谁不希望靠近上帝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劝别人掌握权力，自己却从未拥有过权力。在他看来，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一种伪善。这样的话只有圭恰迪尼才说得出来。

正如人们从留存至今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肖像画上看到的那样，他仪表堂堂，举止庄重，与人交往极有分寸，游刃有余，时刻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与马基雅维利正好相反。圭恰迪尼位极人臣，在精神上不需要依赖别人，所以他没有密友。他只能在不公开发表的《备忘录》中才会坦率地吐露心声。

那么，圭恰迪尼这样的人为什么单单向马基雅维利如此坦率地表现自己呢？两人所想相同大概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性情开放，对自己所交往的人敞开心扉。我们可以想象，这种马基雅维利特有的交友方式融化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圭恰迪尼。这位世所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再也没有写过像他写给马基雅维利那样坦率的文字了。

1521年5月，马基雅维利在去卡普里出差途中顺路去了摩德纳，邂逅了地方长官圭恰迪尼，两人一见如故。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一开始便语气亲切。顺便说一句，从摩德纳城区到卡普里镇距离不足20公里。

呈伟大的佛罗伦萨特使尼可罗·马基雅维利阁下：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我深切地感到，派您这样的人去挑选一个布道僧也真亏羊毛业行会想得出来。这恰如把为朋友找妻子的事委托给一个同性恋者。

我所希望于您的，就是您要好好想想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完成好这次任务。不要忘记尽快处理这件事。因为在那种地方待得越久，您面临的两种危险就越大。

一是那里神圣的修士会把您变为伪善家，二是卡普里的空气会把您变成谎言家，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可是有好几个世纪的传统。而且我担心，一旦您不幸寄宿在了一家卡普里居民家里，危险将不可避免。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1年5月17日于摩德纳

马基雅维利于当日立即回信：

呈伟大的摩德纳长官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阁下：

您的信使到来时我正在如厕，正在认真思考与您信上所写的完全一样的内容

…………

但是，我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事。那就是，我的工作是为佛罗伦萨共和国而做的，今后仍然会这样做。当然，我知道这次的任务跟我的性格完全相悖。佛罗伦萨人希望布道者教诲他们通往天堂之路，而我想要告诉他们的则是走向魔鬼的道路。佛罗伦萨人要求一个谨慎、完美和真实的布道者，而我想要寻找的却是比篷佐（修士多米尼科·达·篷佐）更疯狂、比萨伏那罗拉更狡猾、与阿尔贝托修士[1]一样伪善的布道者。

在我想来，在混乱的现状之下，后面这种布道者会更有用。我认为这才是上天堂的真正道路。为了避免下地狱，首先要熟知下地狱的道路。

我在这里无所事事。两个任务我都没有直接决定权。如果我的头脑还好用，我还可以在那帮穿木屐的小子们（指小兄弟会修士）中间挑起些风波。如果有您的建议会大有用处。

如果您能找个理由来这里一趟，那是最好。即使来不了，给我写信也很好，就像今天这样，您每天写信，让士兵送过来，我将会大受其益。

第一，我会得到您的建议；第二，我会在这里的这帮人眼中像是个重要人物。今天收信时，送信的弓弩兵向我鞠了个头快低到地上的躬，对我说：“这是您的加急信。”边上的人个个跳了起来，骚动不小。

我这种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我对他们说：皇帝在塔兰托整装待发；瑞士佣兵马上就要开始搞点新花样；法国国王想开战，但心腹们反对。这帮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张大嘴巴，手上拿着帽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现在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还远远地围着我，看我写个不停，非常佩服，兴奋的眼光直盯着我。我也是，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异，时不时停住笔，做出整理思路的样子，深深地吸口气。于是他们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就像连续打哈欠那样闭都闭不上了。不过我想，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写什么，一定会更加惊异。

您也知道，修士们总是说，在受到上帝恩惠的人身上，任何恶魔的图谋都不会起作用。通过跟这帮人交往，我也不再害怕成为一个伪善之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免疫力了。您也不用再担心卡普里人撒谎的影响了，我在这方面能让他们甘拜下风……

好，明天也请继续这个游戏。汗流浃背的士兵的到来，有助于改善我在这里的待遇。在这初夏时节，出汗对训练士兵也没有坏处。我想写的还很多，留到明天再写吧。

驻小兄弟会使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21年5月17日于卡普里

平时总是一脸严肃，看上去比38岁年龄老成的圭恰迪尼，看到这些恐怕也会笑起来吧。他居然接受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戏弄人的建议。第二天，弓弩兵拿着长官阁下的亲笔信出发，一脸紧张地来到了卡普里。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头脑向您提出建议，但我决定，只要能够从侧面支持您艰巨的任务，我可做任何事情。我让弓弩兵送去这封信，命令他说，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要尽快送到。我还说，衣服汗湿了也没有必要换。这个士兵到达时碰巧在场的人大概会认为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同修士交涉委屈您了。他们一定会认为需要重新考虑给您的待遇。

随信发去来自苏黎世的报告。随便您怎么使用，可以出示给他们看，也可以拿在手里到处走动，您认为怎么有效果就怎么用吧。

昨天，我还给您借宿的那家主人写了封信，告诉他您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他回信要我告诉他您是什么意义上的重要人物。我没有直说，我想这样迷惑更深……

圭恰迪尼好像很喜欢这个他接受下来的游戏，当天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看到您的信末尾写的您现在的头衔——驻小兄弟会使节时，我不由觉得您的交涉对象不是修士，而是您曾经交涉过的种种对手——国王、公爵和君主。我还想起了莱山德[2]的古代往事。这位将军曾经为祖国斯巴达赢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却被指派给士兵分肉的任务，而这些士兵都曾在自己的指挥下战斗过。我又想起了这个古代往事，所不同的只是人们的面孔和衣服的颜色。即使有所不同，总有一天也会恢复原样。这种现象，在莱山德之后一定也有，但只有独具眼光的人才能关注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历史，它会让人们知道当时看不到、弄不清的事实。……

就因为上面这段文字，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博得了后世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极大好感。韦托里的名字同样也叫弗朗切斯科，他也曾多次写信给马基雅维利，说“从未见过像您这样分析敏锐的人”，但从来没有为马基雅维利写过这种文学性的赞美词。在为人处世技巧方面压过韦托里一头的圭恰迪尼，因为这一段文字便获得了马基雅维利第一密友的资格。

马基雅维利收到信后的感觉又如何呢？他读信后立即提笔回信。回信是以这样的语气开始的：

我们恶作剧的效果巨大。面对汗流浃背到达的士兵和他带来的大捆文件，所有人都诚惶诚恐。不光是这家的主人，邻居也都大为激动。我也是，把瑞士来的信件拿在手里，煞有介事地走来走去……

提供给我的膳食分量大增，我的食物简直可以喂饱六条狗和三头狼。如果送信的士兵哪天来佛罗伦萨，我得酬谢他……

马基雅维利始终都用这种语气回信。在这期间的回信中，回应圭恰迪尼赞美词的只有这么可怜的几行：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您所说的那种稀世人物。我所做的不是睡觉就是读书，要不就是沉默思考，仅此而已。您是在嘲笑我吧……

对韦托里亲切但平淡无奇的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简直就像要冲过去热吻伸过来的手一般；而面对圭恰迪尼的如此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却是这样平静而冷漠。这是为什么呢？

1513年马基雅维利确实很绝望，而现在8年过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许多作品，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赞美，是不是他曾经的绝望和苦恼也已经淡漠了呢？

马基雅维利曾经与王侯交涉，而今52岁的人却沦落到与“穿木屐的小子们”打交道的地步，而又被圭恰迪尼这位时运正佳的年轻行政官僚的一把手一语揭穿，从而陷入了挫败感当中。是这个原因吗？莫非这种挫败感妨碍了马基雅维利做出直截了当的反应？

如果这也不是，那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根本没想到圭恰迪尼这位38岁的才子会给自己献上出人意料的赞美词，年过五旬的他一时间心中充满温暖，却反而选择了平淡的反应？马基雅维利不会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沉默寡言，要比千言万语都要意味深长。

他们二人以后也一直保持着友谊。圭恰迪尼在罗马涅再次高升，无法回到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回到佛罗伦萨以后便替他看将要购买的别墅，甚至操心圭恰迪尼女儿们的婚嫁对象，只能说他爱管闲事了。但圭恰迪尼有4个女儿，要一个个找好对象，备妥嫁妆，政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为此头痛不已。

马基雅维利向圭恰迪尼通报可能的女婿候选人的信息，还很不谨慎地建议说，因为他是在为教廷尽忠效力，可以让教皇帮他出嫁妆。读着这些往来书信，想着马基雅维利管闲事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十多年前莱昂纳多·达·芬奇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的遗产继承问题久拖不决，当时马基雅维利曾给予他极大帮助，这一说法也许是事实。

总之，无论是出身还是气质，再到个人经历，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两人都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在他们二人之间，有着类似相互关怀的情感，这一点却是事实。拥有可用共同语言交谈的朋友，才是人生最大之快事。

但是，就算在秀才前面加个“大”字，天才与秀才之间也总是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

我认为，有无独创思维是划在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之间的界线。

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圭恰迪尼失势后不能再署大使、地方长官、总督等头衔的时候，他该如何称呼自己呢？我想，他只能写“史家”了。他有非凡的理解能力，但他不写喜剧，也没写“悲剧”。

圭恰迪尼又是怎样的史家呢？他的著作《意大利史》忠于史实，叙述客观。但是，如果没有贯穿整体的思想便写不了历史。没有史观就只能止步于客观记录。圭恰迪尼的思想何在呢？

仅就政治思想而言，圭恰迪尼所寻求的是贤人统治型的共和政体。这种政体被称为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他不相信个人和大众的力量，认为具备才能的少数智者才可信赖。圭恰迪尼家族以及类似的佛罗伦萨名门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不同，单靠某个家族不能独擅权力。在圭恰迪尼看来，为“有秩序的共和国”带来秩序的人必须是他自己所属的佛罗伦萨名门集团。这是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区别，后者并非出身于名门从而得以摆脱名门而自由存在。

这种思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圭恰迪尼错就错在把威尼斯共和政体当成了佛罗伦萨的榜样。当时贵族政体效率最高的国家是威尼斯，产生这种错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而，支撑威尼斯共和国的精神与佛罗伦萨完全不同。不能忘记，威尼斯花费了200年的忍耐和努力，才使这个政体像16世纪前半叶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出色地发挥机能。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对共同体的意识与佛罗伦萨的意识完全不同。布克哈特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遥远国度的本国公民。”

佛罗伦萨同威尼斯正相反，它甚至从来没有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自己国内的本国公民，遑论达及海外。佛罗伦萨人拥有威尼斯人所没有的一切，唯独没有团结一致的精神。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如此，如何去移植威尼斯式的政体呢？为什么稀世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圭恰迪尼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马基雅维利却从未说过应该以威尼斯的政体为榜样。相反，尽管马基雅维利逗留威尼斯的时间微不足道，但他精准地把握了威尼斯政体赖以存在的精神。这里仅举一例。他写道：

共和国中的政治手续通常都是急不得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能一个人决定，基本上都要与其他人共同决策。要让这些人的意志统一起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缓慢的做法，在不容犹豫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共和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建立古罗马临时独裁执政官那样的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共和国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他们在非常时期，不会把事情放到共和国议会或元老院去进行一般讨论，而是采取让被授权的少数委员讨论、决策的办法。一个共和国如果没有领悟到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它一定会碰壁：要么死守传统政体，国家便会灭亡；为避免国家灭亡，又必须摧毁政体本身。

——引自《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是，如果想要维持某种制度，有时还要敢于做与这个制度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事情。这个哲学与圭恰迪尼的哲学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我觉得，这似乎就是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而圭恰迪尼则局限于史家的差别所在。《意大利史》不能成为世界名著，并不在于它是否是一部大部头著作。

秀才的悲剧在于他知道天才的伟大之处，庸才不能理解这些，所以感到幸福。但上帝赐予秀才高于庸才的才华，所以秀才不能容忍。明知“上帝垂爱之人”的伟大之处，自己却无缘得到，人们觉悟到这一点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几乎是唯一一位对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留下评论的同时代人。他以“考察”（Considerazione）为题评论过《论李维》。

不过这篇评论的主旨不明快，而且并未完成。研究者们名之为消极的反驳。但消极的反驳是反驳吗？难道不是一种赞美之词吗？圭恰迪尼是唯一一位写下反驳的同时代人，但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论李维》，甚至帮助该书在罗马出版发行。那时，马基雅维利已经不在人世了。

尽管韦托里是马基雅维利无所不谈的密友，但马基雅维利照样毫无忌讳地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爱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也是天才的特征之一。圭恰迪尼的悲剧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但马基雅维利的悲剧却是时代的悲剧。

[1] 阿尔贝托修士，根据1984年都灵联合出版社意大利文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卷三编者加埃塔（Franco Gaeta）所作注释，阿尔贝托修士大概是指薄伽丘《十日谈》第四天第二个故事中的修士阿尔贝托·达·伊莫拉（frate Alberto da Imola），或1495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派到佛罗伦萨的修士阿尔贝托·达·奥尔维耶托（frate Alberto da Orvieto），他曾建议教皇以某种理由把萨伏那罗拉传唤到罗马，以便将其逮捕。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两人都是伪善者。

[2] 莱山德（Lysander,?—前395），斯巴达人，古希腊军事家、政治家。他于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的支持，击败比自己强大的雅典海军，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军队随后占领雅典，建立了三十人僭主集团，结束了雅典的民主政体。

第十八章
“与我的灵魂相比，我更爱我的祖国”（1525—1526年）

时代突飞猛进，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时代。

左右历史进程的力量，渐渐从以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这样的城邦手中，转移到了法国、西班牙、土耳其、英国这样的国家的手中。

这也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力量由质向量的转移。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为确保通商路线，而是为了获取领土。

在以质取胜的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人公是威尼斯这些个人面孔并不清晰的共同体，而在以量取胜的时代则完全相反，变成了面孔清晰的个人。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神圣罗马帝国已有五世，准确地说，他应该称为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国王他是一世，应该称为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现今还有名为“卡洛斯一世”的白兰地酒。在西欧史上，卡洛斯的名字很有名，我们也就这样称呼他。

卡洛斯生于1500年，1558年去世。

他出生在西班牙，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的儿子腓力一世[1]，母亲是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所生的独生女。他父母早亡，16岁时因外祖父去世而登上西班牙王位，同时领有当时属于西班牙领地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他在19岁那年因祖父去世成为以德意志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有领地的统治者。这意味着除了岛国英格兰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中北部以外，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这个年轻人的统治之下。1520年，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西班牙国王，他还自动成为新大陆的统治者，这块土地的殖民化正方兴未艾。

弗朗索瓦一世，1494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15年，年方21岁的他继承岳父路易十二成为法国国王。他酷爱文化艺术，也以晚年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而著名。

卡洛斯的统治区域广大，尽管这源自正当的权力继承而无可挑剔，却不能不给仅比他年长6岁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造成心理威胁。法国夹在德意志和西班牙之间，这两位国王之间的对立简直就是一种宿命。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打破这种现状，不但需要利用英国，还试图利用土耳其。

亨利八世，1491年出生，1547年去世。

1509年，在他18岁那年继承父亲亨利七世成为英国国王。

苏莱曼大帝，1494年出生，1566年去世。

从26岁即位到去世的46年中，他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土耳其，把土耳其建成为一个大帝国，使东地中海成了本国的内海。

上面4个人的共同之处不仅仅在于即位时年轻，他们个个都是英明的君主，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最值得特书一笔的共同点是，他们4个人占据绝对君主的地位没有任何勉强。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二章“世袭君主国”中论述的那样，通过行使正当权力获得地位的人，在统治本国时不要求具有出众的能力，也就是说不需要勉为其难。如果他拥有出类拔萃的能力，就有可能取得非凡的成效。

这4位君主都很幸运，只靠声张正当权力就已足够，何况他们个个英明，年纪轻轻就已会行使权力。此外，即使国土即耕地的法国算是特例，他们各自拥有广袤的领土，一旦发生不测均可充分地自给自足。这就是说，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依存度相对较低。

相反，意大利的城邦没有把经济基础放在土地上，他国的存在便成了本国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

需要他国才能生存的国家和不需要他国即能生存的国家之间发生对立时，情况的发展会对谁有利并不需要任何解释。三个多世纪以来，意大利城邦一直担当着国际关系主人公的角色，但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课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威尼斯共和国是怎样渡过这个危机的呢？我用《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一书下卷的整个篇幅写了这个问题。

与威尼斯相应的意大利城邦之雄佛罗伦萨又是如何应对危机的呢？我想，这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得到反映。实际上，马基雅维利的死亡同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灭亡在时间上几乎是重叠的，尽管他一点儿也不希望会是这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君主论》这样的警世之作。

1525年2月24日，在米兰以南30公里的帕维亚平原上，法国军队与西班牙军队对阵。法军共3.1万人，由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指挥；西班牙军队则以略少于3万的人数与之对阵。西班牙军队的总指挥是前不久因亡妻财产继承问题与法国国王闹僵而倒戈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德·波旁。波旁在法国是元帅，卡洛斯毫不犹豫地启用了他，把这位不久前的敌人任命为自己军队的最高司令。

不仅总司令是外国人，说起来是法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但都是以各国佣兵为主体的混成部队。我们仅看一下两军中步兵的构成：

法军步兵2.3万人，其中法兰西人6000人、意大利人4000人、瑞士人8000人、德意志人5000人。

西班牙军步兵2万人，其中西班牙人5000人、意大利人3000人、德意志人1.2万人。

这里的德意志人是被称为“Landsknechts”的德意志佣兵[2]，都是路德派新教徒。天主教和新教是当时对立最尖锐的两派，两派的人却以领取薪水的佣兵形式隶属于同一支军队。除此以外，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在其他战斗中还有瑞士人，他们可以随意加入法军或西班牙军，这也是使得16世纪战争情形复杂化的要因之一。

尽管如此，打仗还是得靠雇来的人。帕维亚会战的结果是，尽管国王亲自出马，战役还是以法军的完败而告终。弗朗索瓦一世负伤，坐骑也被打倒，国王成了俘虏。听说查理三世·德·波旁在餐桌旁迎接身份与昨日已有天壤之别的法国国王，禁不住热泪纵横，站在一旁为国王当仆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把旧主押送到马德里。

“法国国王成了西班牙国王的俘虏”，这个消息着实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冲击。但在意大利，这就不仅仅是冲击了。

进入16世纪后，意大利成为法国和西班牙两大势力激烈冲突的舞台。法兰西渗透进了以米兰、热那亚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西班牙则在专心致志地确保其在那不勒斯、西西里等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影响。如此一来，两个大国以意大利半岛为舞台展开角逐便成顺理成章之事。

帕维亚会战的结果，首先是允许意大利人斯福尔扎作为主人回到此前一直处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米兰，其次是把同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热那亚划入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强国法国不会允许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但眼下国王还是敌国的俘虏。渐渐开始流出传言，说作为摄政代替国王处理国政的母后路易丝（萨伏依的路易丝）正通过娘家萨伏依家族在意大利各国招募扭转局势的志同道合者。

1525年5月，帕维亚会战已过去了3个月，马基雅维利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他带去了刚刚脱稿的八卷本《佛罗伦萨史》。他于5年前开始写作这部书，就他而言写作速度不算快，但他总算全部写完了到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去世为止的《佛罗伦萨史》。

他此行去罗马的目的是把这部著作呈献给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书尚未付梓，还是誊写得很漂亮的手抄本。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枢机主教为他提供了写作这部书的机会。这位5年前的枢机主教，已于1523年当选为教皇。

克莱门特七世捎过话来：“如果能来，我将很高兴会见你。”于是马基雅维利下决心去罗马。当时，只有了解马基雅维利是《君主论》和《论李维》作者的人才知道他，知名度并不算高。但印刷本《战争的艺术》已广为流传，作为《曼陀罗》的作者，他的名字也已妇孺皆知。

帕维亚会战

罗马之行非常成功。教皇似乎格外中意《佛罗伦萨史》，这也是因为这部书写到“豪华者”洛伦佐去世就结束了，没有触及后来美第奇家族的那些糗事。克莱门特七世喜欢这部作品的证据就是他付的酬劳。他不仅自掏腰包给了马基雅维利120达克特的奖励，还委托他继续写以后的历史，而写作的年薪则翻了一番。这也是教皇的亲戚、马基雅维利的亲密朋友菲利波·斯特罗齐活动的结果。

年薪100达克特这个金额略小于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代的年薪。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否真心想续写《佛罗伦萨史》，但他接受了教皇的委托。从当年8月起，每年都会付来100达克特。然而，马基雅维利最终并未写出《佛罗伦萨史》的续篇。

换成普通人，一介佛罗伦萨市民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早就毕恭毕敬地从克莱门特七世的御前退下，怀揣奖金一路回家了。但马基雅维利不会这样善罢甘休。他见教皇很高兴倾听自己的话，便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他把有关佛罗伦萨历史的话题撂在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观点。

说起马基雅维利的观点，甚至在当时都没有必要做什么解释，那就是依靠国民军的自力防御论。这是他从担任秘书时起就一直秉持的信念。这次是讲给教皇听的，教皇也需要在罗马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组织兵力。士兵只有为了捍卫自己家族才会勇敢作战，这是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国民军的根本精神。切萨雷·波吉亚也曾出色地组织过国民军队，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强调这个先例，摇动如簧之舌，激情辩说。

克莱门特七世听后为之所动，对卡洛斯实力不断增强的不安感，使他倾听了《战争的艺术》作者的簧舌之论。教皇命马基雅维利前去罗马涅，与那里的总督圭恰迪尼商量此事。

马基雅维利忘乎所以。他忘了撰写《佛罗伦萨史》续篇的事，忘了把奖金交给妻子，也忘了确认给他涨年薪的事，他一路直奔罗马涅。其实他顺道回一下佛罗伦萨也绕不了多少路，但他根本就没去。

他认识圭恰迪尼，圭恰迪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理解他的朋友之一。和他去说，大概会有些名堂，何况教皇也动了心。56岁的马基雅维利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很久以来他都没有这样了。罗马是他憧憬的地方，可是他于6月10日离开了完全入夏的罗马，在此逗留尚不足一个月。罗马涅的总督官邸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法恩扎。

人一旦出人头地，被派到远离上司的地方去常驻时，往往会觉得只与上司联系不够。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的总督圭恰迪尼也是这样，他在罗马有私人秘书，帮他打探情报，或做一些不便公开的接触。这位私人秘书早早就将马基雅维利的事情通报给了圭恰迪尼。

马基雅维利还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驱马赶来的途中，圭恰迪尼便给在罗马的私人秘书发去了指令：

“请向教皇询问接受这个方案时的想法，就说是我问的。告诉教皇，如果想靠这个办法改变现状，时间不够。”

马基雅维利到了法恩扎以后，充满热情地想说服圭恰迪尼。他这次面对的是不用讲客套的朋友，吃饭时也没有停下话头。圭恰迪尼一向沉着冷静。但面对年长自己14岁、已经接近人生终点的马基雅维利，听着他热情洋溢的话语，圭恰迪尼大概也会沉浸在温情之中。他给罗马秘书写信时这样说道：

假如这个方案成为现实，那就是克莱门特教皇做了一件最有益最值得称赞的事情。

然而，圭恰迪尼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认为这个方案不现实，除了时间不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罗马涅的民众以无法无天闻名，如果把武器交给他们，即刻便会天下大乱，往后越发不可收拾。而且，不能指望他们会忠于你，一旦把武器交给他们，他们甚至会马上投奔敌人。听了圭恰迪尼的这个意见，克莱门特七世立刻动摇起来。

在法恩扎，总督阁下没有响应，罗马来信的内容也很冷淡，最后连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也同意了教廷应再加研究之后做出结论的意见。马基雅维利意识到自己继续留在法恩扎已无大用，遂决定7月份返回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是目光远大之人，而圭恰迪尼目光短浅，克莱门特七世则是一个远近都看不见的君主。

不过，圭恰迪尼似乎认为政策方面虽然意见不同，但友谊方面要另当别论。也许他对悄然离去的马基雅维利感到愧疚，于是追写了一封信给马基雅维利：

自您离去以后，玛丽斯科塔对您大加赞赏。我听了之后也很高兴，因为一切会使您满足之事都是我向往的。

马基雅维利马上写了回信：

我读了您提到玛丽斯科塔的信，心里感到格外温暖。她的话令我感到无比光荣，胜于我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玛丽斯科塔好像是一位跟总督有交往的妓女，也是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女友之一。

此后不到两个星期，马基雅维利于8月中旬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负责东地中海事务的部门让马基雅维利到威尼斯出差。那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佛罗伦萨商人带着货物自东地中海回国途中，遭到威尼斯监视船的检查，货物被没收。佛罗伦萨政府认为此事不妥，需要派一个人去谈判赔偿事宜。马基雅维利一直抱怨说自己很无聊，一来二去就接下了这活儿。他冒着8月的酷暑，又策马北上。他写信给圭恰迪尼，说法恩扎正好是顺道，回来时顺便路过一下。

马基雅维利平生只有公差旅行，威尼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访问的地方。可是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共和国所做的评价却是那么准确，你能想象这是他第一次去威尼斯吗？马基雅维利从未对自然风物感兴趣，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他没有留下一行文字写到威尼斯这座独一无二的海洋之都的风物。相反，一打理好工作，他马上就与教廷派驻当地的大使纵论国际形势，打发时光。此外要问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还做了什么，那就是他还买了些共和国发行的彩票，中了一点小奖。把马基雅维利当兄长对待的摩德纳长官菲利波·德·内利说，中奖的金额有3000达克特之多，但这怎么说都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菲利波会不会听错了一个或者两个“0”。

在当时，名声最大的提香画的肖像画价值为200达克特，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哀悼基督》（Pieta）价值150达克特。圭恰迪尼要为4个女儿筹措嫁妆而感头痛，如果他能为每个女儿筹到5000达克特，就不用担心没有面子了。马基雅维利总是缺钱，如果他中了3000达克特，他不会不写信告诉别人。依他的性格，就算中了300达克特，他也会召集亲朋大宴宾客的。然而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就从一点看，马基雅维利在威尼斯买的彩票大概也就让他得到了30达克特左右的实惠。

不过，这也是件夏夜的快事。尚未到深秋，马基雅维利便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在返回的途中顺路探望了圭恰迪尼，重温旧交，他们之间又开始了书信往来。

法国国王的俘虏生活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变动不大。两人这个时期书信往来的内容，主要是交换一些私人信息，比如如何筹措圭恰迪尼4个女儿的嫁妆，圭恰迪尼想买别墅，马基雅维利代他去看房的感想，以及圭恰迪尼的想法，等等。有趣的是，他们两人都苦于消化道不适，照现代人看来，大约是压力太大的缘故。马基雅维利给朋友寄去了根据自己的想法配制的药丸。

送上刚刚配制的药丸25粒，药的配方附在信末。这种药丸对我很有效。请于每天晚餐后服用一粒，如果药力发作即请停药。如果药力不发作，请服用两到三天，最多不要超过五天。我从来没有连服两粒以上，这也是在一星期内胃痛或头痛的时候。

现代药物学家按照这封信末尾所列成分复制了药丸，听说这药即使有效，也是服后症状不会恶化，但病情不会好转。写这封信的时候，马基雅维利56岁，而圭恰迪尼42岁。

就在他们两人交换着这种信息聊以度日的时候，国际关系有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些新动向使他们越发需要马基雅维利特制的药丸了。

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秘书莫罗内认为，在所向无敌的卡洛斯面前，米兰公国的命运就像风中的火烛，令人担心。到目前为止，他的预测没有错，他们错在了打开局面的人选上。他们以那不勒斯王位为诱饵，向卡洛斯的家臣之一的佩斯卡拉侯爵费兰特·阿瓦洛斯挑明了反卡洛斯的阴谋。他们以为，尽管佩斯卡拉侯爵是西班牙人，但他出生在意大利，对祖国主人的忠诚大概也会像意大利人一样淡薄。佩斯卡拉侯爵对国王的忠心究竟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绝不是一个白痴。他明白，西班牙国王把那不勒斯当成直辖领地，甚至派了一个所谓“副王”（vicere）当总督去统治那里，西班牙是不可能轻易撒手的。佩斯卡拉侯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紧急报告给了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

卡洛斯派出的军队很快压制住了米兰公爵几乎所有的地盘，只剩下克雷莫纳和围着城墙的米兰。卡洛斯让人逮捕了莫罗内，要求斯福尔扎公爵退出米兰。斯福尔扎拒绝了这一要求。意大利西北部的形势急转直下，暴风骤雨随时都可能袭来。

10月21日，身在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给在法恩扎的圭恰迪尼寄去了一封信，似乎在预言此后12个月所要发生的事件：

莫罗内已成了阶下囚。米兰公国被命运抛弃了。不幸的是，他的所想也是其他君主的所想，已经无药可救了。

写到这里，马基雅维利引用了一句但丁《神曲》中说眼见得基督的代理人（教皇）就要被抓住的那句话。然后，他用不抱什么希望的语气回应了圭恰迪尼在法恩扎上演《曼陀罗》的建议，写了下面几句话便结束了这封信：

至多在狂欢节的时候开开心心地演一回吧。请在修道院为芭芭拉安排一个住处。那些家伙可能会发疯吧。我的那份收入就不要了。请代我向玛丽斯科塔问好。请告诉我您打算如何上演这出戏。

我因撰写《佛罗伦萨史》身价变成了100达克特。我现在又开始再次撰写，通过谴责把我们逼到如此地步的君主们，发泄胸中的郁闷。

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圭恰迪尼也颇有同感，他写来信说，1526年1月到2月就要迎来狂欢节，其间罗马涅总督将亲自担任赞助人上演《曼陀罗》，届时将邀请作者马基雅维利前来。

但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戏是上演了，但总督未能亲临现场。因为形势骤变，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朋友不在法恩扎，马基雅维利也就没有再过去。

1526年1月14日，西班牙国王和法国国王之间签署了媾和协议。弗朗索瓦一世获得了自由，代价是承诺以下事项：

一、割让勃艮第地区。

二、与嫁给葡萄牙国王后成为孀妇的卡洛斯的姐姐利奥诺[3]结婚，其嫁妆40万达克特由法国国王提供。

三、把法国国王的长子或另外两个王子送到马德里宫廷做人质。

四、放弃对那不勒斯王国和米兰公国的主权。

如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遵守协议，欧洲的霸主定然就是卡洛斯，意大利将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相反，假如法国国王一旦获得自由立即改变态度，主张媾和协议系被迫签订，并无义务遵守，意大利也免不了成为两个国王对决的战场。

强国法国的国王很年轻，刚刚31岁，很难想象他会选择前一条道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么预测的，并没有谁怀疑这一点。后者发生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圭恰迪尼被紧急召回罗马，一定是为了商讨对策。

2月，还有3月，在罗马教廷的宫殿深处，正在密谋建立反卡洛斯联盟。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有几个心腹，但这个时候的核心则是圭恰迪尼。

虽然是密友，但这件事圭恰迪尼一点都没有向马基雅维利透露过。3月15日，马基雅维利突然给圭恰迪尼寄去一封信：

我要告诉您一件在您看来是疯狂的事，但我还是要说。

我的这个想法，在您这样谨慎的人看来，也许是鲁莽和愚蠢。然而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大胆而非同寻常的决定。

佛罗伦萨人都在说，乔凡尼·德·美第奇[4]是佣兵队长，谁付钱多他就为谁打仗。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自己国家的人，就把国家的防御交给他。听到这样的话，我想与人民总是正确的说法唱个反调。

的确，他是一名佣兵队长。但眼下在意大利，还有比他带兵更加巧妙、更加受到士兵信任、连外国人都逊色一筹的武将吗？这点儿事连市民都知道。他们懂得，没有一名武将会比乔凡尼殿下更加勇猛善战，更加适合于在大舞台上表演。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现在赶紧悄悄地把这个人物做大，给他尽量多的士兵、马匹和武器，把他打造成意大利防卫的主心骨。

这位乔凡尼殿下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位旁系亲属与弗利的伯爵夫人所生的独生子，1岁生日之前就死了父亲，10岁那年失去了母亲。这位母亲正是马基雅维利为官不久便受命交涉的对手——“意大利女杰”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儿子乔凡尼与其说是继承了美第奇家族的血统，不如说更多地继承了这位母亲的血统。虽说他属于美第奇家族，但因为是旁系，并无实实在在的保护人，需要靠商业或神职安身立命，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把实业和学问抛在一边，带着一帮小喽啰无恶不作。在意大利，家族的麻烦制造者被叫作“黑羊”（pecora nera），乔凡尼就是美第奇家族不折不扣的“黑羊”。

家里人认为想让他安稳就得让他结婚，便凭着美第奇的姓氏让他和佛罗伦萨名门中的名门萨尔维亚蒂家的女儿结了婚。但他恶习不改。尽管他不做太坏的事，但一叶知秋，让我们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听说有这么一次，乔凡尼同往常一样带着一帮喽啰路过自家门前，碰巧看见妻子怀抱刚出生的儿子科西莫的身影出现在二楼窗前。乔凡尼便向妻子喊道：“把孩子扔下来，我在下面接着。”年轻的妻子顺从了，闭着眼睛把孩子扔了下来。乔凡尼接住落下来的孩子，对身边的喽啰们大侃了一通男孩就得这样的谬论，然后把孩子交到一脸惨白来接孩子的妻子手上。

就这样，乔凡尼让越来越贵族化的美第奇家族感到头痛。只有教皇利奥十世不知怎的偏爱这个年轻人，把他召到罗马加以照顾。他的喽啰与日俱增，照顾他和他的这些喽啰，也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利奥十世把教皇近卫队的任务交给了乔凡尼和他的喽啰们。这很中乔凡尼的心意，基本和过去一样行事，教皇还要付他薪水。

乔凡尼也应该很感激教皇利奥十世。教皇去世时，乔凡尼·德·美第奇把自家军队的旗帜、士兵的服装，还有长矛、宝剑，统统改为清一色的黑色。从那以后，人们便称他为“黑条”乔凡尼（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了。那时，他麾下的喽啰平常也不下2000人。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黑条”乔凡尼并非是理想的领袖形象，因为乔凡尼有着狮子一般的雄心，却没有狐狸一般的头脑。但这位27岁的武将对可以为他去死的部下而言并没有任何缺点。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此危急关头，只有狮子的雄心也比什么都没有好。而圭恰迪尼不就有着狐狸一样的头脑吗？

收到马基雅维利的这封信后，圭恰迪尼没有给他回信。也可能他写了回信但没有被留存下来。不过，读了同为教皇心腹的菲利波·斯特罗齐半个月后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信后，人们会觉得圭恰迪尼并未回信。圭恰迪尼让教皇和他的心腹看了马基雅维利的“疯狂建议”。斯特罗齐在信中写道：“读了您给圭恰迪尼的信……”

那么，拥有决定权的教皇和以圭恰迪尼为首的教皇心腹们有何反应呢？顺便说一句，菲利波·斯特罗齐这个人物是马基雅维利呈献《战争的艺术》的对象，也是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一员。

他们的反应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不”，其理由是，如果教皇或佛罗伦萨雇用“黑条”乔凡尼，一定会刺激卡洛斯。我觉得，都到了讨论结成反卡洛斯同盟的阶段了，还有必要顾忌这些吗？马基雅维利又遭到了密友拒绝，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尽管斯特罗齐的信写得亲切优雅，但拒绝马基雅维利建议的意思没变。

“黑条”乔凡尼

然而，尽管谨慎的人们如此顾忌，春天尚未结束，形势已急转直下。弗朗索瓦一世恢复自由回国了，紧接着于5月23日结成了“干邑同盟”。

因为这个同盟于法国干邑城签署协议，因而被称为“干邑同盟”。下面这些国家决定参加同盟：法国、教皇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热那亚共和国，英国的亨利八世也确认加盟。这个同盟的假想敌当然是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于一身的卡洛斯。乍一看让人感到卡洛斯相信君子协定，释放了法国国王，上了当，但实际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个问题是，从军事力量上看，法国在加盟国中位列第一，但同盟完全没有商定法国应以怎样的规模加盟。同盟军的最高司令官自然应由法国人出任，但人选不明确。教廷希望，波旁离去后，这个职位应由法军第一人劳特累克[5]将军出任，但同盟签字时并未定下他何时到任。

第二个问题是，同盟没有明确英国以什么形式参战。如果英法协同作战从西线进攻西班牙，而意大利诸国负责东线攻势，同盟就会发挥出效力。然而，英国的义务一开始便模糊不清，结果只有意大利诸国成为实际的作战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的人选问题。威尼斯推荐了乌尔比诺公爵[6]，教廷和佛罗伦萨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就接受了。由于威尼斯在意大利各国拥有最强的整体军事力量，这样做便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

威尼斯共和国让乌尔比诺公爵出马有其图谋。教廷和佛罗伦萨都不应接受。为了把乌尔比诺公爵的领地赐给自己的外甥，教皇利奥十世在任时赶走了乌尔比诺公爵，乌尔比诺公爵逃亡到了威尼斯。利奥十世与现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又都出自美第奇家族。虽然几年前恢复了乌尔比诺公国，但仍有两个地方还属于佛罗伦萨。这样的人对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会抱有怎样的心情值得深思。如果情况不允许拒绝强国威尼斯的意愿，那么，应该把那两个地方先归还给乌尔比诺公爵，梳理好公爵的心情后再启动。

第四个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邀请费拉拉大公阿方索一世·德斯特加盟。

费拉拉公国是意大利一个中等大小的君主国。由于历代君主的善政，国家治理得很好。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把它举为世袭君主国家的正面实例。费拉拉的力量还不止于此。阿方索一世很看重大炮的威力，这在当时西欧的君主中十分罕见，他自己就是一位工程师。他为充实这方面的力量而不惜重金。据闻西欧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抵抗费拉拉的大炮，或许土耳其还能抵挡一下。这个事实已经在14年前的拉文那会战中得到了证实。

他们居然把这个费拉拉推到了敌人一边。因为教廷收回了费拉拉公国的领土摩德纳和雷焦，预料费拉拉会拒绝加盟，因而没有邀请它加盟。

如果没有什么前提，阿方索一世大概会拒绝加盟。但是，如果给出归还摩德纳和雷焦的条件，答案也许会变化。即使答案不变，也能确保其中立的立场。至少，应该绝对避免将其推到敌人一边。

第五个问题是，指挥系统不明确。虽然同盟军实质上只由意大利诸国的军队构成，但总司令官的位置空缺。他们可能是在等法国国王派劳特累克来。但无人发号施令意味着责任不明。

威尼斯军队由乌尔比诺公爵指挥，佛罗伦萨军队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教皇的军队决定由“黑条”乔凡尼指挥，但因不想刺激卡洛斯，名义上他是法国国王的佣兵队长。虽有一颗狮子般的雄心，行动却不能随心所欲。在这三位武将之上的，不是具备临机应变军事能力的武将，而是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原本他就是一位以控制武将为己任的文官。在这种架构下，军队还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那反倒是怪事了。

教皇和他的心腹们都知道，指挥系统必须明确。所以，当他们明白无法指望劳特累克尽早就位时，他们开始寻找总司令的人选。

由罗马教皇召集成立的同盟一般称为“神圣同盟”（lega santa），同盟的总司令通常由教廷军队的总司令担任。这个位置对基督教徒来说无比荣光。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在上任前宣誓，凡是罗马教廷的敌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哪怕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是规矩。

那么，最终要看宣誓担任教廷军总司令的人是谁了。要找这么个人并不难。教皇身边的人知道，5年前担任这个职务的是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贡扎加[7]。他们很高兴，认为既然这样，把对干邑同盟态度暧昧的曼托瓦君主贡扎加请出山，以宣誓书为担保，把总司令一职强加给他，这样既能让指挥系统明晰起来，又能把曼托瓦拉到同盟一边，真是一举两得。可是，宣誓书找不到了。

当然找不到。教皇利奥十世去世后，他的秘书阿尔丁盖利把宣誓书以1000达克特的价格卖给了当时曼托瓦驻罗马大使。大使又把宣誓书送给了曼托瓦侯爵。侯爵母亲的政治感觉远比侯爵敏感，当她知道教皇不可能在西班牙国王与法国国王的对立中置身局外的时候，便一把火烧了宣誓书。曼托瓦侯爵的母亲就是伊莎贝拉·德斯特，费拉拉大公阿方索的姐姐。

这时的曼托瓦公爵已经不是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8]，而是她的长子费代里科。伊莎贝拉的三子费兰特是西班牙军中的队长。教廷在想到别把这位母亲的长子和三子推到敌方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手段。而且，这不过是政治感觉敏锐的伊莎贝拉放在表面的大义名分，教廷被双重愚弄了。

这就是有名无实的法兰西式干邑同盟的真相。很明显，在这样的状态下启动同盟的最大责任人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同盟的头脑却是圭恰迪尼。

不仅在日本，即使在欧美也有不少人认为，提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马基雅维利本人完全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就好似有人不去了解古罗马帝国崩溃后数百年的惨状，而说中世纪并不黑暗，这实在是一种肤浅的判断。

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当然要有政治判断力。但凡多少懂得一点政治的人，又怎能以那样的形式来推进干邑同盟这样的同盟呢？

干邑同盟的构想本身不坏，但实施过急。由于操之过急，就不得不在关键步骤还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启动。的确，当时意大利面临危机，但还不至于那么着急地实施对策。着急的应该是在不得不答应的条件下媾和的法国国王，他才应该急得火烧眉毛。意大利各国，尤其是教廷只需等待。而且，他们应该把外交的最大目的定在如何把法国与西班牙对决地点移到布列塔尼。如果这个外交成功，意大利的终结就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惨。

与全然没有参与其事的马基雅维利不同，圭恰迪尼一直身处决策的现场，拥有可以充分行使的决策权。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具备能力，但他的缺点是决定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多变，遇到大事优柔寡断。作为一名高官、一名亲信，圭恰迪尼在教皇手下工作了十多年，不可能不掌握上司的这种性格。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时，首先要注意确保一种状态，不管上司的决定如何摇摆，工作整体上不应受到太大影响，要做好心理准备，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工作。这时操之过急最为有害。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大概想到了密友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他的大作《意大利史》从马基雅维利撂笔的地方开始起笔，是作者的同时代史。我认为他不得不写这部书。这部书因记叙客观而获好评，但读者如果结合当时的形势去阅读，应该会读懂。这部书也是一部巧妙地为自己辩护的书。

圭恰迪尼作为心腹深得教皇信任，又是干邑同盟的推进者。他不仅仅是始作俑者，教皇赐予43岁的他“教皇代理人”（luogotenente）的地位，把他送进了同盟军总部。这意味着他爬上了文官的最高位置。尽管从结果上看同盟军由教皇主导，但在军中最有权威的话语人就是圭恰迪尼，怎么能允许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克莱门特七世身上呢？

另一方面，尽管马基雅维利把军队全权交给“黑条”乔凡尼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他并未退缩，不到半个月就又提出了新的方案。这次的建议是加固佛罗伦萨的城墙。他的理由是不管打不打仗，现在都需要加固城墙，这样也有助于提高市民的防卫意识。

克莱门特七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和教皇的认可很快送到了帕塞里尼枢机主教手中，他正辅佐美第奇家族年轻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和伊波利托统治佛罗伦萨。

5月9日，佛罗伦萨政府成立了城墙加固委员会，任命马基雅维利为委员长。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是他在13年之后重新回归政府。他又把一切忘到了脑后，给圭恰迪尼写了一封报喜信：

我满脑子都是城墙，其他什么也装不进去。

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了！

罗马派来了专业的城墙工程师，马基雅维利同这位工程师一起进行实地勘察，自己好像也成了工程师，热心于撰写土木工程学报告。报告一直留存到现在，20世纪的专家看了都说写得像模像样。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热情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教皇的心思为其他事情所吸引，疏于向佛罗伦萨发出指令，而帕塞里尼得不到教皇的命令便无从动作，他对保障财源不再热心。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无事可干，但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急切之心，便跑到了同盟军的集结地皮亚琴察。我们不清楚马基雅维利这次去意大利北部是受佛罗伦萨政府派遣，还是他的自行决定。肩负重任的圭恰迪尼此时正在皮亚琴察。

干邑同盟于1526年5月23日正式启动，7月初来到集结地的军队才达到以下规模：

教皇军队：步兵8000人，骑兵400人，由“黑条”乔凡尼以法国佣兵队长的名义指挥。

佛罗伦萨军队：步兵4000人，骑兵300人，由佣兵队长维泰利指挥。

威尼斯军队：步兵1万人，骑兵600人，由威尼斯共和国雇用的乌尔比诺公爵指挥。

现有兵力已超过2.3万人，而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步兵加骑兵总共不到1.2万人。

卡洛斯需要时间。实际上，卡洛斯得知干邑同盟结盟后首先开始了外交战。但同盟军方面也完全不是没有问题。诸位将领对是否要驰援被包围的米兰军队意见不一。

马基雅维利到达皮亚琴察时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同盟军。小说家班戴洛[9]所描写的恐怕也正是这个时期的情景。班戴洛写道：

有一天天气很热。“黑条”乔凡尼在阵营中看到马基雅维利，便叫住他说：

“喂，马基雅维利，听说你小子（乔凡尼说话不好听是出了名的）写了一本什么战略战术的书？拿来实践一下，我借给你2000名士兵。”

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在2000名步兵面前究竟心境如何，但他接受了挑战。他发出号令，试图调动这2000人，但怎么都不好使。不要说行进，就连队列都整不好。马基雅维利满头大汗，喊哑了嗓子，情况越来越糟糕。大概圭恰迪尼和手下高级军官都看到了这一幕。

过了一会儿，人并不坏的乔凡尼笑着说：

“行了行了。不然吃不上午饭了。”

乔凡尼随即走上前来，面对和自己一样穿着一身黑的2000名士兵，他先让鼓手擂鼓，接着微微动了动视线，说了几句什么。仅此而已，士兵们却一下子排好了整齐的队形。于是，大家便去吃午饭了。

看了这段插曲我也不禁笑起来，觉得马基雅维利挺可怜的。武将发号施令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各行有各行的道道。由于书已印刷，阅读《战争的艺术》的人很多，比起《君主论》和《论李维》，更多的人嘲笑这部书的作者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发笑的不仅仅是小说家，同是马基雅维利的老乡、两位精英官僚之间有这样的书信往来。

圭恰迪尼在给佛罗伦萨驻法国大使罗伯托·阿洽约利的信中说：

马基雅维利到这里来了。他来的目的是让军队有序，但他一看状态太差，便放弃了这个会给他带来荣誉的任务。他站在一旁观战，每当士兵出错，他就会发笑说，这真令人绝望……

阿洽约利在写给圭恰迪尼的信中说：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够重振军队，我会比任何人都首先感谢他。但是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实现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好似柏拉图的理想国。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还是应该回到佛罗伦萨去专心加固城墙，那倒是可以有助于人的。形势越来越需要您这样的人了。

这些意见在当时一定都是常识。

我们再把故事向前追溯。理论上，身在西班牙的卡洛斯已经与整个欧洲为敌了，但他处惊不乱。这位26岁的年轻君主没有立即派遣大军去意大利，而是派去了一位老练的家臣。

这位家臣叫作雨果·德·蒙卡达[10]，他在意大利住过30年，十分了解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他选了一条奇妙的路径去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根据地那不勒斯。

蒙卡达在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下了西班牙船，表面上的理由是前往米兰慰问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只带了少数几个随从，丝毫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然后，他没有一路南下，而是沿着艾米利亚大道横穿意大利到亚得里亚海，再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去罗马。行进路线的安排舒缓从容。旅途中，他甚至打着友好使者的旗号看望了正在集结途中的同盟军，同盟军的队长们还让全体士兵列队欢迎这位蒙卡达。尽管蒙卡达现在来意大利的身份是外交使节，但他在以前的30年一直是一位优秀的武将。除了“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之外，似乎没有人记起这些事。

蒙卡达在没有受到任何打搅的情况下侦察完毕，终于开始他的真正任务，向教皇发起单独进攻。不过，他没有把卡洛斯的名字放在明面，而是启用了蓬佩奥·科隆纳枢机主教。此人自从在教皇选举会议上失败以来，一直怀恨美第奇教皇。科隆纳家族是名门望族，在罗马南部势力雄厚，与那不勒斯王国在地理上也很接近，他们并不掩饰其亲西班牙的态度。此外，科隆纳家族还同与美第奇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奥尔西尼家族不对劲。这两个家族一南一北唱着对台戏，处于一种宿命式的竞争敌对关系之中。

科隆纳一派与蒙卡达签订了一份密约，由科隆纳主导在罗马发动骚乱，把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逼入绝境。

在此期间，卡洛斯还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他把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查理三世·德·波旁送到了意大利。这位三十五六岁的年轻武将突破了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11]的重重封锁，在热那亚附近的海岸成功登陆，然后马不停蹄地向米兰进发，掌握了包围米兰的友军的指挥权。

说真的，如果下定决心，同盟军6月底便可以开战了。那时虽然军队无序，但在数量上断然胜过正在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然而，在同盟军首脑会议上，对于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意见分歧，形成了两派。

只有“黑条”乔凡尼一个人主张立即出动全军杀奔米兰，从背后突袭包围米兰的西班牙军队，而其他人都认为要等参战的1万名瑞士兵中至少3000人抵达后再开始行动。圭恰迪尼似乎与“黑条”乔凡尼有着同样的心情，但他不是野战型军官，没有上司的明确指示他不会行动。而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难以决断。

拖延之时，3000名瑞士兵到达。但与此同时，波旁也到了。虽然波旁只带了300名士兵，但这位一年前帕维亚会战的胜利者像统率着千军万马。军粮枯竭行将饿死的米兰守军大概也是这样的感觉。7月25日，在包围中坚持了一年的米兰向波旁打开了城门。斯福尔扎公爵在投降文书上签了字。

同盟军的大本营在离米兰东南不到70公里的皮亚琴察。同盟军得知米兰投降的消息后大惊失色。“黑条”乔凡尼狂怒万分，圭恰迪尼一脸严肃地一言不发。“黑条”乔凡尼率领手下突袭了西班牙军队，取得了些许战果后收兵回营，但这只能起到维持士气的作用。不久，8000名瑞士兵到达。

同盟军首脑召开作战会议，已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会议了。“黑条”乔凡尼坚决主张与刚刚攻陷米兰的西班牙军队决战。他说：“我们在皮亚琴察集结不就是为了救援米兰吗？”圭恰迪尼这次站在了赞成者的一边。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独断专行，没有迹象表明教皇指示他这样做。然而统率威尼斯军队的乌尔比诺公爵却反对开战，他说：“过去我们带着救援米兰的镣铐，但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夺回米兰。”他还提出了要求，说如果要夺回米兰，就要任命他为总司令。不信任乌尔比诺公爵的圭恰迪尼对此提出反对。问也不要问，“黑条”乔凡尼也根本不会同意，他甚至在作战会议上无所顾忌地叫喊“公爵是胆小鬼”。

就这样，同盟军尽管坐拥3.5万多人的庞大军队，却一味坐视时间流逝，整个7月毫无作为地过去后进入了8月。这时，南边的罗马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科隆纳一派在罗马城内发动了骚乱。罗马市民一直被课以重税而对教皇没有好感，对骚乱漠不关心。这使得骚乱取得了超乎蒙卡达想象的效果。克莱门特七世吓破了胆，逃进了教廷的堡垒圣安吉洛堡，被骚乱者包围起来。他根本就没有去争取时间，逃进城堡的当天夜里就派出使者到台伯河对岸科隆纳的宅邸媾和去了。教皇接受了科隆纳提出的所有条件。

科隆纳离开罗马撤回到领地，但教皇必须做到：

一、让同盟军退至波河以南。

二、让多利亚指挥的教廷海军军船解除对热那亚港的封锁，退至奇维塔韦基亚港。

三、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中只留下400名瑞士兵警卫教皇的宫殿，其余的全部遣散。

四、为保证教皇遵守以上各条，让教皇的侄女婿菲利波·斯特罗齐作为人质，与完成任务的蒙卡达一起到那不勒斯。

这项媾和协议一直拖到9月底才签署，同盟军在这期间又白白浪费了8、9两个月。这还不是和平协定，而只是一项为了获得4个月休战期的媾和协议。

然而，克莱门特七世还在动摇。蒙卡达和科隆纳一伙刚刚消失在南方，克莱门特七世立即接二连三地向圭恰迪尼下达命令：

让同盟军后退至波河南岸；把同盟军内尽量多的士兵调配到“黑条”乔凡尼麾下，仍保持乔凡尼法国国王属下武将的名义；把2000名瑞士兵和“黑条”乔凡尼手下的2000名士兵调来防卫已经毫无防御能力的罗马。

这样一来，即便是优秀官僚圭恰迪尼，当然也会像一直在他身边的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心情糟糕，大为光火”。同盟军原本就不能说已经治理良好，由于这次隶属和地点的改变，陷入了更加难以收拾的状态。克莱门特七世根本没有让圭恰迪尼好不容易派去的士兵去加强罗马的防守，而是让他们去掠夺科隆纳的领地，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科隆纳一伙的重要人物全都在那不勒斯，这个举动不过是泄愤而已。

遵照教皇的命令，圭恰迪尼率军渡过了波河，他的心情可能只能以“茫然”一词来形容。他也没有想到克莱门特七世竟会搞到如此地步。后来，他在《意大利史》中比较了这几个月来的同盟军与尤里乌斯·恺撒的闪电战法，做出了下面的评论：

恺撒打了胜仗之后向祖国发去了电文一样的报告：

Veni, vidi, vici ——来了，见了，胜了！

相比之下，我军却是：

Veni, vidi, fugi ——来了，见了，逃了！

与圭恰迪尼同行的马基雅维利也说，如果开战，两天便能打胜。他在给年轻朋友卡瓦尔坎蒂的信中说，教皇简直是个孩子。

入秋以后，不吉利的传言从阿尔卑斯山北面缓缓地自北向南，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说根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德意志最高君主卡洛斯的命令，德意志雇佣军正在向蒂罗尔集结。德意志雇佣军是对路德派新教徒佣兵的称呼，他们以其在战场内外的暴行而闻名。德意志雇佣军在帕维亚会战时首次现身意大利。正在向蒂罗尔集结的是弗伦茨贝格[12]指挥下的1.2万人。

德意志雇佣军毫不掩饰对天主教徒及其大本营罗马教廷的憎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与这种疯狂的宗教信仰毫无瓜葛。德意志雇佣军带给意大利人的不仅仅是对1.2万人这个数字的不安。当时这种传言还只是朦胧的不安或不吉利，并没有确证。然而这种不安已经波及一般市民，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多纳托·德尔·科尔诺甚至犹豫是否要关掉店铺。

佛罗伦萨政府也同样为不安所扰。佛罗伦萨虽然是共和国，但实际上美第奇家族仍在亲政。德意志雇佣军高调宣称要杀掉的教皇正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克莱门特七世。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罗马教廷以美第奇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常常被派到圭恰迪尼身边，目的是观察情况和商量突发情况下佛罗伦萨的防卫事宜。那年，共和国的正义旗手是圭恰迪尼的哥哥路易吉·圭恰迪尼，路易吉是马基雅维利担任秘书时一同搞恶作剧的伙伴。

但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职务并不明确。尽管他是佛罗伦萨派出的使节，但一到前线，很快就成了教皇代理人圭恰迪尼的秘书。57岁的马基雅维利大概因为能上前线而兴奋莫名，根本没把职务不明确当成一回事儿。时值严冬，他一次次穿越寒冷难行的亚平宁山脉，没叫一声苦。

圭恰迪尼也没有把马基雅维利单纯当作一个跑腿听差。虽然有时会让他传令奔走，但即便这时，他也需要马基雅维利进行观察。他经常在首脑会议上念马基雅维利的报告。如果马基雅维利在营中，他也会经常带他参加会议。圭恰迪尼会带着马基雅维利一块儿去要求乌尔比诺公爵行动，甚至让他去说服公爵。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以怎样的资格来做这事的。

这个时期，他们二人给人的感觉是同心同德。尽管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难掩敬爱之情，有时也会怒火中烧。

马基雅维利结束了第三次去同盟军总部出差的任务。受圭恰迪尼的委托，在返回佛罗伦萨途中，他顺道视察了两个城市。他照例把两地的视察报告寄给了圭恰迪尼，但同时还寄了一份多少有点多过头的“经费”报销单。

1526年10月30日，圭恰迪尼从总部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信的开始便有些怪异。信的起首称呼马基雅维利为仁兄，表达了像哥哥一样尊重马基雅维利的心情。但在接下来写信件寄达地时，圭恰迪尼写着：佛罗伦萨或无论什么地方。这就与平常大不一样了。

这位彬彬有礼的精英官僚首先写了首脑会议研究了马基雅维利寄来的报告，然后话锋一转，圭恰迪尼写道：“但不说这些吧。”信的后半部分写得文如其人：

我不知道您跟谁在一起，吃喝就花掉了5达克特。……此等快事对您大概是喜剧，但对我却是悲剧。

光是抱怨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似乎还没能解气，他还给马基雅维利顺访地之一摩德纳的长官菲利波·德·内利写信，斥责他监督不力。菲利波是奥里切拉里花园聚会以后马基雅维利结交的年轻朋友，肯定也在一起凑过热闹。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一个野心家，但似乎同时还是一个清正廉洁之人。马基雅维利再三提醒他可以让教皇为女儿出点嫁妆，他都回答说拿这种私事去麻烦教皇现在不是时候。他内心认为不能做这样的事。严于律己的人往往也会严格要求别人。作为教皇的代理人，圭恰迪尼掌管着同盟军的伙食，对每一达克特的支出他都锱铢必较，并以此为荣。马基雅维利式的公私不分惹他光火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两人这方面的不同不可能不反映在史家对他们的评价上。马基雅维利认为，即使花钱的方式公私不够分明，但只要目的为公，就可以宽容。而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在这一点上却极其严格。不用说把教皇金库当成自己金库的切萨雷·波吉亚，就连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做法，他也绝对不允许。

圭恰迪尼对马基雅维利滥用经费一事大为恼怒，给他写了信。看看马基雅维利做何回答，我们便能清楚地了解他们二人气质的不同。马基雅维利没有感到丝毫惭愧，根本没有回应此事。但是，密友归密友，圭恰迪尼毕竟是高官，对他的批评总不能置之不理，马基雅维利还是写了回信。但回信的腔调实在是文如其人：

教皇代理人阁下：

我从摩德纳寄给阁下的报告里没有写，但后续的情况是这样的：

菲利波（菲利波·德·内利）对我说：

“真是的，难道我总是不能把事情办好吗？”

我笑着回答道：

“总督阁下，不用叹息，这不是您的过错，而是今年（1526年）的过错。在这一年里，有谁做成了什么事吗？皇帝（卡洛斯）派了那么多军队，本该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没有；西班牙人本可以把动乱搞得更大，但他们也没有做；我们（意大利人）本来可以打赢战争，却不知道掌握这个好机会；教皇不相信1000名士兵，却偏信媾和协议的条文。……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叹息的。在疯狂的时代里只有疯子才能做点事。因此，我的总督阁下，如果在今年做成了什么，那才让人担心呢！”

菲利波说道：

“哎呀，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吧。”

于是喜剧的第一幕结束了。

马基雅维利委婉报告了两天他花费5达克特花天酒地的情况，这不过是紧接而来的第二幕喜剧而已，信中通篇找不到一个直接辩解的词语。不过，用意大利人喜欢的说法，圭恰迪尼也是一个“有境界之人”（spirito），面对马基雅维利式的辩解只好苦笑，很快便恢复心情，写了回信。一旦不在一起就写信的这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

这一时期的通信成了他们之间最后的通信。形势急剧动荡，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这种嬉笑怒骂的书信往来了。

11月间，马基雅维利翻过积雪很深的亚平宁山脉北上。他受佛罗伦萨政府的派遣，去见身在同盟军总部的圭恰迪尼。德意志雇佣军开始南下的消息使整个意大利笼罩在一片寒气之中。

[1] 腓力一世（Philippe I,1478—1506），又称“美男子”，他是勃艮第公爵（称为腓力四世，1482—150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称腓力一世，1504—1506年在位）。他通过与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人疯女胡安娜的婚姻成为该王国的共同统治者之一，是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始祖。

[2] 德意志佣兵（Landsknecht）,1486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组建的主要由德意志人构成的步兵佣兵队，活跃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他们逐渐改变了以骑兵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的作战方式。

[3] 利奥诺（Leonor de Austia，法语名为Eleonore d’Autriche或Eleonore de Habsbourg,1498—1558），她于1518年与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oel I,“幸运者”）结婚。曼努埃尔一世于1521年去世。1530年她又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结婚。

[4] 乔凡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1498—1526），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和乔凡尼·德· 美第奇（“平民”乔凡尼）的儿子，佛罗伦萨佣兵队长。或许是因为他的士兵在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时在白色军旗上涂以黑色条纹而得绰号“黑条”。

[5] 劳特累克（Odet de Foix,Vicomte de Lautrec,1485—1528），法国将军，1516年出任法国占领下的米兰公国的总督，1528年在与那不勒斯王国的战争中死于鼠疫。

[6] 当时的乌尔比诺公爵是弗朗切斯科·玛利亚·德拉·罗韦尔（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

[7] 费代里科二世·贡扎加（Federico II Gonzaga,1500—1540），曼托瓦侯爵（后成为公爵）,1536—1540年在位。

[8] 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Francesco II Gonzaga,1466—1519），曼托瓦侯爵，1484—1519年在位。

[9] 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约1480—156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小说家，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做过僧侣、城邦君主的文书和家庭教师。晚年在法国做主教。他的小说取材于古代或中世纪史实、传说，或当代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民间故事等，情节曲折，描写情感冲突酣畅淋漓，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故，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作品充满戏剧性，适合于改编成戏剧。代表作为214篇的《短篇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作即以其为素材。

[10] 雨果·德·蒙卡达（Hugo de Moncada,1476—1528）,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班牙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曾任西西里总督（1509—1517年在位）、那不勒斯总督（1527—1528年在位）等职。

[11] 安德烈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约1468—1506），出身于热那亚名门，热那亚海军将领、政治家。1524—1528年间曾任法国舰队总司令，1528年转而效忠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夺取热那亚后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他曾为打击海盗做出过贡献。

[12] 乔治·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德意志军事家，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佣兵队长，对近代早期欧洲步兵战术的形成卓有贡献。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1527年）

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法国一侧，经过都灵自西向东流淌，横穿意大利北部。好几条河流在克雷莫纳附近合流，水量大增，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河。波河横穿曼托瓦南部，流经费拉拉北部，在威尼斯南部很远处的地方流入亚得里亚海。16世纪的时候，从米兰东南的克雷莫纳往下游可以乘船走水路。波河是德意志军队从阿尔卑斯出发南下的第一道障碍。

弗伦茨贝格指挥的1.2万名雇佣军选择了翻越布伦纳山口，经过加尔达湖东岸前往维罗纳的路线。这是一条从德意志到意大利的传统路线。翻过布伦纳山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微风和美丽的树木，使人感觉到了南方的气息。一路南下来到维罗纳，南风吹拂着人们的每一根头发，让人觉得德意志那厚重的铅灰色天空太过沉重。德意志雇佣军远远地绕过维罗纳，那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他们也知道这个意大利第一强国的威名。他们途经曼托瓦附近，不断靠近波河。

这时，在此西方100公里处的同盟军大本营里，大家辩论正酣，唾沫星四溅。

“黑条”乔凡尼主张即刻出战。他的根据是，冬天的曼托瓦周边一片泥泞，南下之敌很难维持队形，正是击破他们的最佳时机。圭恰迪尼也赞成出击。眼下敌人有两股力量，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与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他们之间隔着200公里的距离。在这两股敌军会师之前，正在他们中间的同盟军应首先打击其中一股。在人数上，同盟军远占上风，正可以用两倍以上的兵力袭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雇佣军。这就是圭恰迪尼赞成的理由。

然而，一直态度暧昧的乌尔比诺公爵这时却说什么都反对出战。公爵以前的磨蹭更多的是因为个人对美第奇家族的恶感，此次他却有了雇主之命这个名分。

威尼斯共和国已经对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一年来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甚至对同盟军的军事效力产生了怀疑。现在大群饿狼又自阿尔卑斯方向大军压境。在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内部，主张威尼斯人花钱雇用的军队应该用于守卫威尼斯共和国边境的呼声越来越高，导致了反对出战的结果。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圭恰迪尼在同盟军机构中地位最高，他应该有方法。即便排除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1万人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手下仍有2.5万多人的兵力，他完全可以下决心把这些兵力交给“黑条”乔凡尼投入战斗。乔凡尼的战术是向东出击，打击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兵，再杀一个回马枪，袭击固守米兰的西班牙军队。

然而没有上司的批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走不出放弃1万人威尼斯军队这一步。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时已经与蒙卡达签订了媾和协议，根本没有勇气命令圭恰迪尼采取与之相违背的行动。

要袭击正在曼托瓦附近南下的德意志兵，就必须北渡波河。教皇已经承诺让军队后退至波河以南并已付诸实施。克莱门特七世就像看到了藏在蒙卡达身后的卡洛斯，惊恐莫名。

“黑条”乔凡尼忍无可忍，28岁的他只带着跟随自己的兵力杀入了正在南下的德意志军中。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乔凡尼的腿部负伤，被抬进了曼托瓦。医生诊断说若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他接受了手术，手术时一直是自己举着烛台。但这位豪迈的武将并没有战胜死亡。

11月25日，“黑条”乔凡尼负伤。

11月28日，德意志军队渡过波河。

11月30日，乔凡尼死亡。

刚刚到达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得知此事，在给佛罗伦萨的报告中写道：“乔凡尼·德·美第奇之死，是所有人的不幸，是极其悲哀的一大痛事。意大利毫无意义地失去了唯一一位有价值的武将。”

尽管如此，命运并没有彻底放弃意大利，德意志雇佣军虽然渡过了波河，但卡洛斯的军队仍旧分为两股。

波旁征服了米兰，但他和他手下的西班牙军队仍然无法冲出米兰，与友军会师。西班牙军队也是一群佣兵，若不付佣兵费，纵然是大将的命令也不会服从。士兵们身在米兰，薪水常常被拖欠，他们已经拒绝出战了。

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下，1526年的12月和1527年的1月过去了。同盟军在这期间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保住了士兵的性命。积极行动打破这种僵局的不是教皇，也不是圭恰迪尼，而是查理三世·德·波旁。

作为军人，波旁知道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拖得越久，对他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就越不利。他召集米兰有权势的人提议说，如果给他3万达克特，他立刻撤出米兰。谁都不愿意征服者的军队住在身边。米兰市民不想继续忍受种种暴行，同意支付3万达克特。这样一来，波旁就能给士兵们付薪水了。2月初，西班牙军队离开米兰，去与渡过波河正在休整的德意志军队会师。

他们的目的是去会师，完全没有理会帕尔马附近的同盟军大本营，只是在50公里远的地方擦肩而过。同盟军失去了“黑条”乔凡尼，屏住呼吸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敌军会师了。

在这期间，圭恰迪尼只做了一件事，即与从佛罗伦萨返回大本营的马基雅维利一同前往乌尔比诺公爵的军中，说服他开始军事行动。乌尔比诺公爵提出了条件，要求归还利奥十世时代被佛罗伦萨抢去的两个地方。圭恰迪尼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并未请示教皇，而是先斩后奏，事后才请教皇批准。这件事说明，作为教皇代理人而统率同盟军的圭恰迪尼是有权力的，只要想做是可以做成的。

但这时已太迟。乌尔比诺公爵虽然承诺开始军事行动，却说要等西班牙德意志联军南下到博洛尼亚、完全不用担心威尼斯国境安全时才能行动。圭恰迪尼甚至被这位看上去并不贤明的乌尔比诺公爵耍了一把。

坏消息仍未就此结束。费拉拉公爵的态度一直暧昧，他既未收到同盟军的加盟邀请，也没有追随卡洛斯。可这会儿他突然表明了态度，他决定不向波旁派出援军，而向他提供大炮和粮食。这让波旁感到高兴，哪一样都胜过给他5000名士兵。冬季，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抢粮。在大炮方面，西班牙和德意志都属落后国家。听到这个消息，教皇慌了手脚，通过圭恰迪尼去说服费拉拉公爵，说立即向费拉拉归还摩德纳和雷焦，请他站在同盟军一边，但此时为时已晚。费拉拉公爵回答说，他们在马德里签了协定，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卡洛斯的军队兵合一处，人数达到3万，又拖着大炮继续南下。2月的意大利中部平原仍然覆盖着积雪。大部队行军七天就需要一个让士兵歇息的大城镇。总司令波旁和德意志军的指挥官弗伦茨贝格决定首先去博洛尼亚。

同盟军现在被一切两段。圭恰迪尼一边连续几天给乌尔比诺公爵写信求他南下，一边率领手头仅剩的教皇和佛罗伦萨军队提前一步进入了博洛尼亚。然后差人早早关上博洛尼亚的所有城门，向要求开城的波旁表明了寸步不让的态度。

在这期间，马基雅维利已经跟随圭恰迪尼共同行动了两个月。他为朋友充满勇气、不辞辛劳、不惧大炮的态度而激动不已。而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者的圭恰迪尼和他曾经嘲笑的理想主义者马基雅维利同样满怀着炽热的忧国之情。尽管上司靠不住，圭恰迪尼还是投入了全力。一年多来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的同盟军至少没有散伙，这还得归功于圭恰迪尼。马基雅维利在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好友韦托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爱圭恰迪尼殿下，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

我可以根据60年的人生经验断言，现在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我们需要和平，我们又不能避免战争。选择和平还是战争都已成为决定我们命运的君主（克莱门特七世）的重负。

克莱门特七世一直希望和平。可是，每当他想为和平做点什么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将事态推向战争。他在1527年3月底的所作所为，只是为此情况徒增一例而已。

3月7日，波旁率领德法联军抵达博洛尼亚城下。如前所述，圭恰迪尼拒绝他们入城。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一片雪原上露营。费拉拉公爵送来的粮食必须让3万人吃上饭。他们想抢，冬天里猎物也很有限。粮食已经告罄，还要被迫在冬季野营，士兵们的不满终于爆发。

暴动爆发于抵达博洛尼亚城下第6天的3月13日，规模和声势都很大。弗伦茨贝格身受重伤，当即就被送回故国德意志，不久便一命呜呼。波旁早早逃离，捡回了一条命。这个事件对波旁是危机，对克莱门特却是大好时机。然而，把波旁从这个事件中解救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人。

尽管从圭恰迪尼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还是在这时开始了媾和谈判，提出媾和的不是教皇，而是卡洛斯皇帝。卡洛斯向教皇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一、向德意志雇佣军支付20万达克特赔款。

二、割让奥斯提亚、比萨、里窝那、奇维塔韦基亚诸港。

三、将帕尔马、皮亚琴察两座城市割让给卡洛斯，将摩德纳和雷焦归还给费拉拉公爵。

四、在卡洛斯的同意之下让斯福尔扎家族回归米兰公国。

五、停战8个月进行媾和谈判。在此期间，波旁指挥的军队退至开战以前的地区。

六、谈判期间，扣押斯特罗齐和萨尔维亚蒂枢机主教作为人质。

七、签署媾和协议后，教皇和皇帝将共同努力建立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

纵使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想极力避开战争，也不知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接受了这些条件。这次媾和是单独媾和，只是在教皇与卡洛斯之间达成的协议，事先连一个字都没有与干邑同盟的其他加盟国法国、英国和威尼斯商量过。因此，3月26日，在得知媾和协议正式签订之后，这三个国家都通过驻罗马大使提出了严正抗议。

盯死教皇的威尼斯共和国向乌尔比诺公爵发出密令，指示他尽量避开战端。此外，法国也完全没有心情再去考虑派遣劳特累克指挥的军队。弗朗索瓦一世为不再派军找了一个台阶，给同盟军拨去8万达克特的资金。然而，教皇却把其中的6万达克特用于赎回两个人质。

对教皇的态度感到惊讶的与其说是这些大国的君主，不如说是身在前线执行教皇意图的圭恰迪尼。不过，因此得以停战，他也可以喘上口气了。然而，有消息传来说，实际调遣卡洛斯军队的波旁不满这样的赎人条件。不知怎么计算的，波旁认为减去赎回人质所需的金额，余额应为15万达克特。他对此金额十分不满，说非得给他24万达克特。他与带着8万达克特的佛罗伦萨使节走岔，便产生了误解，扬言只有进军罗马一条路，并付诸实施。德意志雇佣军本来就憎恨教皇，现在波旁号召打到罗马去，大家便想象着罗马的财富，听从队长的命令，一呼百应。

从博洛尼亚翻过亚平宁山脉，马上就到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是托斯卡纳地区的要地。波旁没有走覆盖着残雪、行走艰难的翻山之路，而是选择了距离虽远但平坦的古代罗马大道。他沿着艾米利亚大道走到里米尼，再从那里沿弗拉米尼亚大道直抵罗马。当时行军更多的是边走边抢，走居民多的平原也更为方便。

克莱门特七世重视媾和，只发来了避免冲突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了，带着教皇和佛罗伦萨雇用的军队追赶走在前面的波旁。因为害怕大炮，两军之间的距离长达40公里。在他们的后面，隔着10多公里不即不离地跟着乌尔比诺公爵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圭恰迪尼被迫进行着屈辱的行军，马基雅维利与他同行。他们俩在一起，已经显得很自然了。几天后，从罗马传来了不仅令他们二人而且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消息。

克莱门特七世得到波旁再度南下的报告后大惊失色，竟然采纳了那不勒斯总督蒙卡达的建议，解雇了守卫罗马的4000名士兵，只剩几百名瑞士兵保卫教廷宫殿。

罗马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正式说来，当时的罗马只是教皇国的首都。但是，这里有天主教会的大本营梵蒂冈，罗马不单单是一座城市。这对欧洲人是如此，对意大利人更是如此。让这样的罗马不设防，就像是让整个意大利不设防。佛罗伦萨与罗马是命运共同体，很多佛罗伦萨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前兆。

波旁率领的“皇帝军”实际上由德意志佣兵、西班牙佣兵以及意大利佣兵组成，其比例是德意志占二分之一，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占四分之一。这支混成军的指挥官是法国人波旁，完全掌控德意志佣兵的弗伦茨贝格死后无人接任。这样一支军队扬言要进军罗马，沿途城镇的居民又会有谁放得下心呢？从博洛尼亚到罗马，沿途的大城市只有佛罗伦萨，不定什么时候波旁的军队就会锋芒西向，袭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心惶惶。

在这种情况下，近郊农村将最先遭到血洗。马基雅维利一家住在离佛罗伦萨10公里远的山庄，他们也决定到有城墙环绕的佛罗伦萨城里避难。4月17日，马基雅维利的三儿子圭多给跟随圭恰迪尼一直没有回来的父亲写了一封孩子气十足的信：

敬爱的父亲大人：

4月2日的来信收到。我们终于得知父亲大人安康。愿上帝保佑您。（这个孩子不久便入了教籍）……

我们不再害怕德意志雇佣军了。因为您承诺过，一有风吹草动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来。母亲玛丽埃塔也说不担心了。

一旦敌军朝佛罗伦萨开来，请立即通知我们。山庄里还放着很多东西，酒和油什么的，我们已经让人搬了20或23桶到城里的家中，铺盖也搬了过来。剩下的东西运到圣卡西亚诺村，也需要两三天。

家里人全都安康，我尤其好，妹妹已经痊愈。我们打算在复活节一起唱歌和演奏乐器。我正在学习语法的分词，拉丁文已经开始阅读奥维德的作品了。父亲大人回来后，我会把脑子里的都告诉您。

母亲向您问好，她说要给您寄去两件衬衣、两块毛巾、两顶帽子、三双鞋和四块手绢。

请您尽快回来，大家都等着您呢。愿上帝保佑您！

您的圭多·马基雅维利

于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不是给家里写信很勤的那类人，但还是留下了几封写给儿子的信。其中有一封给三儿子的信，信中写道：“学习吧，只要学习，就能像父亲这样与伟人们交朋友。”

这让人忍俊不禁。父亲马基雅维利难道不是平凡得出奇吗？身处乱世之中，应该像圭恰迪尼那样教育孩子向上帝祈祷，无论如何要站在胜者一方。这种教育会有用得多。

马基雅维利的4个儿子中有点儿学问的也就是三儿子圭多一人。也许长子、次子亲眼看到了父亲虽然勤于学问，但父亲的交友只能产生如此的结果，因而他们不愿意学习。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好运总是站在胜者一边。

三儿子圭多写了这封信后不久，马基雅维利短暂地回了一趟佛罗伦萨。这大概并不是因为他向家里的承诺，而是因为圭恰迪尼再也无法预料波旁军队的去向，认为起码要防卫佛罗伦萨，便率军挥师佛罗伦萨。实际上，就在马基雅维利回来的第二天，圭恰迪尼就进驻了佛罗伦萨。

5月2日，圭恰迪尼离开佛罗伦萨，他不能对正向罗马进军的波旁军队放任不管。尽管是友军，驻扎众多的士兵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反美第奇派已经开始在佛罗伦萨市民中间抬头，这样会更增加风险。圭恰迪尼与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哥哥路易吉协商，结果认为引兵撤走方为良策。波旁的军队也已经远去，从距离上看不会轻易掉头袭击佛罗伦萨。

尽管统率着军队，但没有教皇的指示，圭恰迪尼什么也做不成，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追在波旁的后面。这种时候，马基雅维利的身影也和平时一样，跟随在圭恰迪尼的身旁。威尼斯的军队又隔着一定的距离，跟在他们的身后行军。春日阑珊，时间已经到了更加适合悠闲散步而不是行军的季节。

从此以后，马基雅维利再无文字留存下来。他说不定写过一封信什么的，但没有流传下来。他生前写下并流传下来的最后文字，是1527年4月18日写给韦托里的信。我们无从了解从这一天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去世为止这两个月间他的内心世界。

从对历史的关注来看，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件憾事。这两个月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终结，马基雅维利亲身见证了这个终结。

他还不仅仅是单纯的现场证人。要了解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段时期的历史，最可靠的史料是威尼斯共和国外交人员写回的报告、威尼斯市民马里诺·萨努托多达58卷的《日记》，以及马基雅维利包括秘书任内的报告在内的全部著作。这是因为威尼斯的外交官们客观地记述了那个时代，萨努托事无巨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而马基雅维利则用他无与伦比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把握了那个时代。假如马基雅维利为我们写下点儿什么，那么，我们会以近乎完美的形式把握文艺复兴的终结。可是，偏偏马基雅维利没有写。

不过我想，如果关注马基雅维利其人，这段时间他没有写下任何东西未必是令人绝望之事。我们大概已经不能依据史料探知这个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内心世界。但是通过想象去感觉的话，就要凭各位读者的心情了。

这样一来，我所起的作用似乎就像16世纪时的编年史家，或现代的记者，一一列出那两个月的形势变化和马基雅维利的行踪。也就是说，由我提供史实，帮助各位读者发挥想象，这也是尊重人性的一种体现。这个念头时时向我袭来。

在列举史实之前，有一件事请诸位放在心上。

马基雅维利最早是在1503年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他在给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答辩书中断言，要保卫国家，“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都不可或缺，没有自卫力量的国家终将难逃遭受破坏和沦为奴隶的宿命。这是2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撰写了《君主论》，他告诉人们，时代发生变化，统治方式也需要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是14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17年完稿的《论李维》中告诫人们，要想维持共和政体，有时要有勇气敢于做违反共和政治精神的事情，否则共和政体本身就会垮台。这是10年以前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在1521年刊行的《战争的艺术》中深入论述过国民兵役制度的必要性。这是6年以前的事情。

以当时的“常识”，人们一直断定这位马基雅维利是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是冒进主义和纸上谈兵。可是，二十来年，这些非现实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1527年的春天，58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直在跋涉行军，伴随他的是他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未被接受的“事实”。他写给韦托里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束的：

如果认为像这些佣兵一样通过战争获利的人会希望和平，那才是疯了。我觉得命运会让他们进行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惨烈的战争。

5月2日，波旁率领的德意志、西班牙联军到达离罗马不足100公里的维泰尔博。圭恰迪尼率领的教皇军跟在后面，相隔8天的距离，后面又跟着威尼斯的军队，相隔2天的距离。佛罗伦萨军队预定4天后出发。从维泰尔博到罗马只有卡西亚大道一条路。

5月3日，教皇命令关闭罗马的所有城门，紧急任命了5位枢机主教，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征用4万达克特，用这20万达克特十万火急地征召了4000名佣兵，建立了一支防卫军，甚至征召了大学生。由有勇无谋的佣兵队长伦佐·达·切里担任指挥官。

卡洛斯军队包围克莱门特七世藏身的圣安吉洛堡

5月4日，波旁来到罗马城下，要求开城。城内没有任何应答。

5月5日，由3万人兵力组成的卡洛斯军队在罗马西北梵蒂冈背后的城墙下布阵，这里的城墙最矮，住家较少，不需要考虑居民的抵抗。

5月6日黎明，以炮响为号，攻城开始。守卫方激烈抵抗，隔墙展开了激战。查理三世·德·波旁中弹阵亡，副官奥朗日公爵[1]立即接过指挥权。

与波旁相比，奥朗日公爵的指挥能力非常差。不过对势头正盛的士兵来说，指挥官的能力大小已经不是问题。据说战斗持续了6到8个小时。伦佐醒悟到自己处于劣势而弃战，中午时分大势已定。

雪崩一样冲进来的德意志和西班牙士兵立即控制了以教皇宫殿为中心的梵蒂冈一带。教皇和枢机主教们全都逃进了圣安吉洛堡，还没到晚上，台伯河对岸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宅邸林立的鲜花广场和纳沃那广场就陷入了敌手。

这就是历时6个月的历史上所称的“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这是意大利文的写法，英文、法文的写法也与意大利文相同）进攻一方的西班牙国王的家臣加蒂纳拉[2]给卡洛斯发去了这样的报告：

整个罗马都被破坏了。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宫殿如今都已变为马厩。我们的队长奥朗日公爵努力让士兵们保持秩序，但大兵们已经成为一群强盗，无法指挥。德意志雇佣军更是行径野蛮暴虐。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人们，那是一帮对罗马教会毫无敬意的路德派教徒。所有的贵重物品和艺术品不是遭到破坏，就是被盗抢一空。

今日的罗马给人的印象是巴洛克之都，这是因为在这次浩劫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八成都被烧毁或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据说上次是在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时。出得起赎金的居民被抓了起来，出不起或稍有抵抗的人统统被杀死。到了夏天，又有鼠疫袭来。

在这6个月中，罗马的人口从9万人减至3万人，其中2万人被杀，2万人逃亡，2万人死于鼠疫。就连战胜者德意志雇佣军，人数也从1.2万人减少到了7000人。

马基雅维利一直与教皇军同行，5月10日得知罗马陷落，这时距罗马陷落已有4天时间。考虑到距离与事件的重大程度，4天后报告才到，实属迟缓，但教皇被围在圣安吉洛堡，大概无法派出信使。

罗马如此轻易地就陷落了，想必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也都无语。

罗马城周围的城墙长达21公里，号称有9万名居民，防御兵力达到1万人。这样的罗马仅仅一天就陷落了，一定是谁都没有料到的事。

74年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城市周围的城墙全长21公里，居民3.5万人，防御兵力不足7000人，在遭到土耳其军队猛烈炮击的情况下城市还坚持了50多天。即使那里地形优越，可谓是天然要塞，又有三层城墙，但打过来的土耳其军队有着16万多人的兵力优势。

此外，在仅仅5年前的罗得岛攻防战[3]中，以全长5公里的城墙为后盾，守卫方靠不足2000人的兵力，与10万人的土耳其敌军打了6个月。这两场攻防战都以进攻方胜利而告终，但防御一方都是因为援军不到才失守的。

1527年“罗马浩劫”的情况是，友军只有两天时间便可赶到。但守军只有一天就轻易败阵，因为他们缺少像前两个战例中所见到的那种最高负责人的坚定意志和居民的合作。

不过我想，不管是最高负责人教皇，还是罗马市民，当他们亲眼看到后面的惨剧以后，一定会后悔当初不坚持和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天真地认为虽是敌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基督教徒。

圭恰迪尼于4天后的5月14日得知罗马陷落的消息，他指挥大军前进了30公里，到达蒙特菲阿斯科尼。他叫来了威尼斯军队的指挥官乌尔比诺公爵，决定今后的方针。

首脑会议上争论得相当激烈。乌尔比诺公爵主张继续进军罗马是愚蠢的策略，他寸步不让。圭恰迪尼有权决定教皇和佛罗伦萨两军的进退，但他也对只率领手下士兵进军罗马犹豫不决。按他的考虑，先决问题归根结底是救出形同人质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理由是如果教皇成为人质，就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媾和。

圭恰迪尼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没有教廷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利亚的合作。他派马基雅维利去了多利亚所在的奇维塔韦基亚港，但好像没有获得多利亚的合作，结果教皇由海上逃亡的方案胎死腹中。

5月31日，教皇的兵力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兵力组成的同盟军已经来到了离罗马两天路程的地方，却决定要挥师北返，这是事实上的解散。

6月5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以近乎无条件投降的形式向卡洛斯屈服。

但马基雅维利在奇维塔韦基亚得到了一个重大消息，佛罗伦萨共和国驱逐了美第奇家族，恢复了共和政体。

马基雅维利已经回不到朋友的身边了，他只是给圭恰迪尼寄了份报告，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急奔佛罗伦萨而去。我们可以认为，5月底他确实已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一定是先过比萨，在那里选择了逆亚诺河而上的路线。内陆地区有一仗未打就成为败兵的同盟军残兵出没，相当危险。

马基雅维利抱着一颗激动的心回到了祖国。他确信，在没有美第奇的佛罗伦萨共和政体里一定会有自己的位置。有消息说，曾经的奥里切拉里花园年轻弟子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也回国了。

6月初，马基雅维利竞选因美第奇家族被驱逐而空缺的第二秘书厅秘书一职。经“十人委员会”筛选，送共和国议会参加选举。

6月10日，议会在市政厅内“五百人会议厅”开会，选举第二秘书厅秘书。出席议员567人，缺席议员34人。议长由刚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担任。

投票结果：投意味着赞成的白豆者12人，投意味着反对的黑豆者555人。

马基雅维利落选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他为美第奇干活，要了他的钱。听说一个投了反对票的人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忠诚的人。布昂德尔蒙蒂和阿拉曼尼的拉票演说似乎没有收到效果。

单凭当选共和国正义旗手的卡波尼的姓氏，人们便可预料，1527年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与其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活跃其中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时代的共和国，不如说更加接近于从前狂热信奉宗教的萨伏那罗拉时代的共和政体。既在索德里尼政府里工作过又在美第奇僭主政体下做过事的圭恰迪尼和韦托里，都曾为高官，他们对卡波尼共和政体不再抱有幻想。圭恰迪尼早早地归隐郊外山庄，韦托里也逃出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想再次为国效力的愿望被祖国拒绝了，而原因不是58岁的年龄。当选的托辛吉与马基雅维利同龄，他并没有为打倒美第奇出过力，只是在美第奇家族复辟期间没有做过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而已。

落选的消息立刻从市政厅传给了等在家中的马基雅维利，他家离市政厅只有5分钟的距离。我们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在这个家里度过此后10天时间的。在第10天的6月20日，他病倒了。根据同时代史家瓦尔奇[4]的说法，落选是他生病的原因。

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都赶到了他的床前。菲利波·斯特罗齐、路易吉·阿拉曼尼、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雅各布·纳尔迪，可以说是他最年轻的弟子、24岁的巴托洛梅奥·卡瓦尔坎蒂也赶来了。

两天以后马基雅维利去世了，享年58岁零1个月。他的四子、13岁的皮耶罗·马基雅维利给一位亲属寄去了这样的一封信：

我不能不含泪通知您，我们的父亲尼可罗于本月22日去世了。20日服用药丸引起的腹痛应该是他去世的原因。他向最后陪伴着他的马泰奥修士做了最后的忏悔后安详辞世。

如您所知，我们的父亲在身后留下了一个极度贫困的家。

暂告如上，等您来佛罗伦萨时，我再一一详告。

马基雅维利的遗体葬在圣十字教堂。此后不过几十年，马基雅维利家族绝嗣，墓地无人维护，也没有人再来凭吊。

将马基雅维利葬于圣十字教堂并无更多的目的。圣十字教堂在现代被称为佛罗伦萨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有但丁以及很多佛罗伦萨出生的伟人的墓。与但丁一样，马基雅维利去世时根本不是祖国的骄子。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十字教堂里壮观的马基雅维利墓，是18世纪一位爱好马基雅维利作品的英国人所建，这座墓的下面并没有马基雅维利的遗骨。

[1] 奥朗日公爵（Principe d’Orange，又译奥兰治公爵），当时是让·德·沙龙（Jean de Chalon）。

[2] 加蒂纳拉（Mercurino Arborio Marchese di Gattinara,1465—1530），神圣罗马帝国首相。

[3] 罗得岛位于地中海中，当时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堡垒，工事坚固，由罗得岛骑士团700人及当地武装6000人防守。15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罗得岛遂成为障碍。1522年6月，10万人的土耳其军队进攻罗得岛，至12月中旬方才攻破城防，土军亦伤亡惨重，至少5万人丧生。

[4] 瓦尔奇（Benedetto Varchi,1502/03—1565），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诗人。早期曾参加过奥里切拉里花园的活动。著有记叙1527—1538年间历史的《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tina）。

在此之后

“罗马浩劫”两年后的1529年6月，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与卡洛斯在巴塞罗那签订了媾和协议。教皇承认了卡洛斯对意大利半岛的统治权。把意大利出卖给西班牙的克莱门特七世得到的仅有一项，卡洛斯不惜使用武力帮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东山再起。

同年10月，卡洛斯向拒绝美第奇回归的佛罗伦萨派去了奥朗日公爵指挥的军队，开始了耗时10个月的包围战。

1530年2月，教皇与西班牙国王在博洛尼亚会面，卡洛斯通过克莱门特之手正式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按照程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应该在罗马举行，但三年前以卡洛斯之名发动的“罗马浩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加冕典礼总不能在罗马市民的怨念之中举行吧。

同年8月，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破城之后并没有发生人们所惧怕的类似发生在罗马那样的野蛮行径。卡洛斯下令不许有刺激市民怨怒的举动，他想通过把西班牙女人嫁给已在佛罗伦萨复辟的美第奇家族，间接地把已经成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1537年，亚历山大·德·美第奇（传说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私生子）被同族的一个成员暗杀，“黑条”乔凡尼的独生子科西莫·德·美第奇掌握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开启了专制君主政治。不久以后，科西莫成为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

佛罗伦萨已彻底不再是城邦了，它成了一个国家的首都。除威尼斯共和国以外，意大利实质上归入了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反对宗教改革的暴风骤雨横扫文艺复兴的诞生之地意大利，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1532年，得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赞同，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得以刊行。

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1]将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著作指定为禁书，原因是这些著作不适合一个良好的基督教徒阅读。

马基雅维利自称的所谓“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在意大利语中既可以用作名词，同时也可以用作形容词：“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

[1] 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l IV,1476—1559），本名季安·皮埃德罗·卡拉法（Gian Pietro Carafa）,1555—1559年在位。

图片出处一览

插页地图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p.017 佛罗伦萨市中心照片：铃木美知

p.018-019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p.058 韦罗基奥制作 美第奇· 里卡迪宫（佛罗伦萨/ 意大利）©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064 波提切利画 卡拉拉学院美术馆（贝加莫/ 意大利）©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075 莱昂纳多· 达· 芬奇画 博纳美术馆（巴约纳/ 法国）©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101 作者不详 科梅拉博物馆（佛罗伦萨）©Archivi Alinari, Firenze

p.114 弗拉· 巴托洛梅奥画 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138 韦奇奥宫照片：松藤庄平

p.162 洛伦佐· 迪· 克雷蒂画 弗利市立美术馆（弗利/ 意大利）©Foto Giorgio Liverani, Forli

p.192 保罗· 乔维奥著《伟人传》（1575年）插图©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 （su concessione del Ministero p er i Beni e le A t tivà Cu l tu ra li）

p.216 切萨雷· 维切里奥著《服装今昔》（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

p.231 上 米开朗基罗制作 美术学院美术馆（佛罗伦萨）©Ken Welsh/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231 下 鲁本斯画 卢浮宫（巴黎）©Girau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279 普拉托利诺别墅（普拉托利诺/ 意大利）©Massimo Listri/Corbis/PPS

p.317 传为波拉伊奥罗制作 巴杰罗宫（佛罗伦萨）©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336 马基雅维利手稿© Scala, Firenze

p.375 作者不详 个人收藏©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391 鲁普莱希特· 赫里尔画 斯德哥尔摩国立美术馆（斯德哥尔摩/ 瑞典）©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402 布隆齐诺画 美第奇家族美术馆（佛罗伦萨） © Scala, Firenze p.432 16世纪版画 个人收藏©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译者跋

盐野七生在这部著作中介绍了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展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本书与作者的其他一些著作如《罗马人的故事》《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十字军的故事》等在叙述上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又独立成篇，在历史长河中撷取一叶，铺陈发华，读来引人入胜。

本书第一部着力于介绍马基雅维利的生活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相关情况，交代时代背景；第二部重点介绍马基雅维利的职场生涯，包括主要经历、业绩、相关历史事件和遭遇；第三部着重介绍马基雅维利失意后的奋斗经历和著述生涯，介绍和评价了他的重要著作和成就。

本书不是历史研究专著，也不是小说或虚构故事，而是报告文学般的真实历史普及读物，有史料依据，完全面向大众。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类似电影或电视剧的叙述手法，总体上依据时间顺序叙述，根据需要在时间和地理两个或其中一个维度上将镜头拉近或推远，间或插入一些其他画面，尽量使对几百年前的场景、事物的叙述更加生动和通俗易懂。因此，夹叙夹议也是本书写作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作者在叙述时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将自己学习、研究历史的心得和成果融在了书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了对主人公的描写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时代感和生命力。

作者曾经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自己虽然身为女性，但在创作时从来没有自觉地去意识自己的女性性别角色，也没有专门从女性的角度用女性的眼光看待自己所要写的那段历史、那些事件和那些人物。尽管如此，从书中的表述和描写上，我们还是能够细细地体会到作者的女性情怀和手法，比如叙述的绵长、描写的细腻等。作者在本书中使用的语言平易流畅，不失那种谈心式的、娓娓道来的口语风格，可读性强，老少咸宜。

根据本书的特点，我们对翻译的要求是在准确的基础上尽量晓畅、生动但又不随意改变原作风格。在翻译时采取的策略：一是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不能直译的或直译出来译文语言过于生硬的地方，则采用有限度的意译方法；二是译文的词语和句式选择尽量平易又不失文雅、庄重，力求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三是译文力求生动、简洁，富有趣味，争取使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当的可读性。为了便于读者（特别是对欧洲史了解不多的读者）阅读，使读者读来不觉突兀或因对背景知识了解不够而感到阅读困难，我们按照以下原则为本书做了一些注释：

1. 做注的目的在于使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能够较为顺利地阅读本书，并激发出读者的阅读兴趣，增长相关知识。因此，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能够了解的内容不再做注。

2. 对书中已有相关叙述以及理解起来没有什么障碍的内容不再做注。

3. 注释尽量简洁明了。

4. 可以做注但限于译者能力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的没有加注。

我们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虽然在翻译和做注的过程中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仍不敢保证译文和注释完全准确和充分贴切。如发现译文和注释内容不妥、不正确或不必要，请出版社和读者、专家匡正。中文译名的确定基本依据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马基雅维利全集》，尽量做到与之一致；在确定中文译名时我们还参照了意大利文原名及英文译名；对某些限于条件和水平没有查到西文原文的，我们根据日文做了音译。虽然这类译名不多，我们还是恳请出版社、读者，尤其是专家不吝指教。

我们有幸参加了中信出版社组织的盐野七生女士的《罗马人的故事（XV）·罗马世界的终曲》《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以及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中译本的翻译工作，参加了中信出版社安排的作者访华的部分接待工作，其间与作者朝夕相处，甚至同她交上了朋友，既接触了原著，又接触了作者，还接触了我们用作翻译参考的各种相关书籍或书面资料、网络资料和有关数据库，从中学得颇多，对作者及其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对书中所涉历史有了更多了解，对翻译工作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我们对翻译“日本作者用日文创作的西方历史读物”所带来的语言和知识面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译名问题不再抱有恐惧心理，能够勇敢面对，不但要解决自己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还要力求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当然，我们的翻译绝非十全十美，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恳请广大读者，尤其在网络发达的当下，恳请广大网民提出宝贵意见，以鞭策我们不断学习，提高翻译水平。

最后，作为译者，我们感谢出版社的努力、读者的阅读和社会的评论，所有这些给了我们勇于承担译文文责的勇气，必将成为我们今后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源泉。

田建华 田建国

2015年8月1日于南京九华山寓所

开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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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上下册）》 [美]威廉·麦克尼尔

《世界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 [美]雅克·巴尔赞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下册）》 [英]约翰·麦克里兰

《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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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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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 [美]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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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卷二）：繁荣与革命，1953—1957》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三）：大衰退，1971—1989》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新欧洲，1989—2005》 [美]托尼·朱特

《战后欧洲史（套装）》 [美]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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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9：贤君的世纪》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0：条条大路通罗马》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1：结局的开始》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国》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3：最后一搏》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15：罗马世界的终曲》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套装（共15册）》 [日]盐野七生

《罗马人的故事精编体验本：与盐野七生同走罗马路》 [日]盐野七生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1：文艺复兴是什么》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2：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3：马基雅维利语录》（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4：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5：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6：优雅的冷酷》（待出） [日]盐野七生

《文艺复兴的故事07：神的代理人》（待出） [日]盐野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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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待出） [美]芭芭拉·W·塔奇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华，田建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 –7–5086 – 5596 –3

I. ① 我… II. ① 盐… ② 田…　③ 田…　III. ① 佛罗伦萨共和国－历史 Ⅳ. ①K54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6874号

WAGA TOMO MACHIAVELLI FIRENZE KOUBOU 1.2.3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1987

Secondly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01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文艺复兴的故事02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著者：[日] 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华　田建国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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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物语 ： 威尼斯一千年（全两册）（文艺复兴的故事03。罗辑思维推荐。《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盐野七生新作。）

盐野七生

简介

致读者

大概是从5年前我收集资料开始，就不断地有意大利的朋友问：“为什么不写佛罗伦萨，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

孕育出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巨匠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确更为世人所知，但我要写的是“果实”的部分。当然，这只是心里话，通常我会很简单地回答：“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在国家体制不变的状态下，维系如此长久。”

盛极必衰是历史的规律从古至今无一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逆转。人类智慧所能及的，只是尽量地减缓衰退的速度，推迟衰退的时间而已。威尼斯共和国，这个完全没有得到上天眷顾的毫无资源的国家，或许正因为天生的缺陷，才会力求将这份艰难的事业做到极致。对于长年居住国外，习惯从外部眺望祖国的我而言，对威尼斯的强烈兴趣，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回归。

不过，我完全没有打算让读者去探究绵藏于文字中笔者的心思，仅是了解长达千余年的民族兴亡这一件大事就足够复杂，足够有趣了。

历史是愉悦的。不用专门去挑拣那些有趣的内容下笔，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妙趣横生。这是我从第一部作品开始，由始至终坚持的写作态度。如果有人从书中获得前车之鉴，当然很好，那些无所谓历史教诲，只希望纯粹享受这份快乐的人，同样也是我非常重要的读者。我相信只有让后者得到满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温故知新。

在现代，把历史当成一种享受的民族，当属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国家的历史书籍，哪怕学者的论文亦相当精彩。从来都不是作家启蒙读者，而是读者培育了作家。古罗马的文人贺拉斯曾经说过：

“为了令人生趣而写的文章，才是好文。”

1981年10月于佛罗伦萨

目录

致读者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威尼斯的诞生

第二章 走向海洋

第三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第四章 威尼斯商人

第五章 政治的技术

第六章 对手热那亚

第七章 威尼斯的女人们

下册

第八章 宿敌土耳其

第九章 朝圣之旅

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第十一章 两大帝国的夹缝之间

第十二章 地中海最后的堡垒

第十三章 维瓦尔第的世纪

第十四章 威尼斯之死

后记

第一章 威尼斯的诞生

有一部系列纪录片叫“俯瞰意大利”，忘了是埃索（Esso）还是奥利韦蒂（Olivetti）公司投资制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威尼斯的。通常在这类影片的开头，整个画面会出现如同是漂浮于水上的威尼斯的美丽街景，一如我们在旅游指南上看到的照片。然而本片的导演福尔科·奎利奇（Folco Quilici）的手法却是别出心裁。

晨雾中，是茫茫无际的潟（xì）湖（Laguna）。零星露出水面的地表上，一片片芦苇随风摇曳，却不见树木的踪影。

这个画面只出现了一瞬，大约两三秒后旋即消失。紧接着，晨雾渐渐散去，视野愈发清晰，云雾中只见长满芦苇的潟湖，慢慢地变幻着身姿。早晨清澈的空气中，仿佛有仙女拿着魔杖，轻轻一挥，整个威尼斯浮现在阳光璀斑的碧海之上。

既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旁白，这是一幕无声的光影转变。应该说，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首伴随着气势恢宏的乐曲的交响诗。

我本打算将接下来要撰写的威尼斯共和国通史，取名为“水都物语”。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代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两个城邦国家，通常被称为花都和水都。但看过纪录片之后，我觉得“水都”似乎名不副实。

“水”字给人的印象多是静态的。即使有动，也是朝着一个方向缓缓流淌。然而，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则完全不同，它复杂多样，充满动荡，惊心动魄。

要说水都，欧洲境内比比皆是，就连日本的松江或大坂，大概都配得起这个称呼。可我要写的，不是单纯在水上建城的人，而是那些走向海洋、以海为生的人物故事。

因此，本书的书名不能叫“水都物语”，必须是“海都物语”。

逃离蛮族

“阿提拉打过来啦！”

“匈奴人杀过来啦！”

“听说阿奎莱亚（Aquileia）也遭焚城，女人孩子无一幸免！”

蛮族太可怕了！无论抵抗与否，格杀勿论，就算献上钱财也无济于事。凡是蛮族经过的地区，寸草不生……诸如此类的传言四处蔓延，速度快过疾风。惊慌失措的人们围着神父，诉说着心中的不安。

时值罗马帝国的末期。蛮族的入侵，将习惯于生活在“罗马和平”下的欧洲人，推向恐怖的深渊。其中以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为凶猛。当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Veneto）的人们听说他们教会所在的阿奎莱亚遭到可怕的阿提拉袭击后，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赶紧逃吧。”

不过没人想往山里逃。这一带是由几条流向大海的河川汇集而成的平原，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往对面的远山跑，恐怕来不及到达目的地，途中就会被追来的蛮族杀死。那么，不如沿着海岸线南下，逃往帕多瓦（Padova）或是更南面的拉文纳（Ravenna）。

可是，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不得不立即把话收了回去，因为蛮族正向帝国的首都罗马逼近。逃亡者们要抢在蛮族之前走同样的路线，即便没有妇孺拖累也办不到。望着眼前这群等待自己给出明示的人们，神父无言以对。他张开双手朝向天空，与其说是在向神祈祷，更像是绝望的控诉。

就在这时，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爬到塔上去，从那里往大海的方向看，所见之处，便是你们未来的家园。”

于是，人们登上教会的高塔。彼时正逢退潮，从塔上可以看见零星露出水面的沼泽地，除了茂密的芦苇，湿地上见不到任何树木的影子。

但这是神的指示。无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众人在神父的带领下，向那片土地迁移。通常人们搬家会带上财产和家当，而威尼斯人还得带上造房子的木材。因为在他们的新天地里，除了鱼，一无所有，不过至少保住了性命。

上述内容来自威尼斯初期编写的编年史，即所谓的传说。事实上，神应该什么也没说过吧。在那些把历史当作科学研究的人们眼里，民间传说或许一文不值，但对于试图了解当时民众的心情、获得切身感受的人而言，民间传说却是不能被轻视的材料。

如果是当今美丽的威尼斯，相信不少现代人都愿意定居于此。但是，对于距今1500年前那些已具备相当程度的文明，却不得不迁移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人们而言，即使形势逼人，迁居仍需要极大的决心。如果不是用神的指示来说服众人，恐怕最终很难付诸行动。毕竟当时能保护人们安全的，只剩下那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452年。24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迁居潟湖的人们过着相对安稳的日子。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的入侵仍然时有发生，但这个不易生存的地方，同样也不易受到攻击。说到底，是因为当时威尼斯人的那点儿财产根本挑不起蛮族人进攻的欲望。继匈奴人之后征服了北意大利的哥特人，也没有侵犯过这一小群生活在沼泽地的人们。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ms）撰写的文书被公认为是了解当时威尼斯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位出身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Calabria）、当时在拉文纳宫殿侍奉哥特王的官员，写的不是普通的记录文，而是指示令，但其笔调又和统治者向下发出的命令多少有些不同。这份写于公元538年的公文，是这样开始的：

请按照已下达的指令，将今年获得丰收的伊斯特拉（Istria）的葡萄酒和橄榄油送往拉文纳。你们在海边拥有数量众多的船只，应该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住民委托的货物顺利地运送出去。此番所得利润，你们可以与他们平分，因为这是一件需要双方合作才能办好的事情。

好了，你们立刻开始这趟短途吧。再长的海旅，你们都已习惯，这一次犹如国内航行，或者说就是在家门口打个转。

我不会指定你们走哪一条航路。若有惊险海浪，可改走河川。按照你们认为安全、可靠的方式去做即可。

回想你们建造房屋的经历，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在过去（罗马帝国时代），就以多产才华横溢、品行高贵的人才而闻名的威尼斯，南面邻接拉文纳与波河（Po），东面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理想的海滩。在那里，土地因潮水的涨退，时开时闭。

你们的房子就像水鸟一般，有时浮于水上，有时收起双翼，在地面歇息。

这些并不是自然的造化，而是人类努力的结果。

居住在那里，只有鱼是取之不尽的食物。不论贫富，人人平等共享。造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屋，使你们远离那种嫉妒他人的世俗恶习。

你们主要的产业是开发盐田。其他地方的人们挥动锄头和镰刀在农田中耕耘，而你们则是转动石臼磨细海盐。没有黄金，人依然可以生活，但能让食物变得鲜美的食盐，谁都缺不了。所以，你们可以卖掉盐，然后买回其他必要的生活物品。

好了，装备好你们的船，就像把家畜圈在土房里那样，将它们系在房屋旁待命。我已经派熟悉此事的洛伦佐前往。他一旦结束那边的事务，便会加入你们的行列。别让什么麻烦或经费问题耽误了运送，尽快安排货物早日抵达拉文纳。

这样的和平生活持续了不到30年，北方蛮族一支的伦巴第人（Langobardus）打过来了。

威尼斯人虽然是为了保命，被迫迁移潟湖，但在最初阶段，大家还是希望住在靠近陆地的沼泽地带，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伦巴第人彻底摧毁了他们主教堂所在的格拉多（Grado）、赫拉克利亚（Heradeia），原以为逃进沼泽躲过灾难，一度安下心的人们，再次感到生命受到威胁。而且，伦巴第人从帕多瓦（Padova）到伊斯特拉，即由西向东横扫亚得里亚海沿岸及其附近的城镇。因此，逃往潟湖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这一次，不再需要神的指点，因为已经有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原以为无法居住的地方可以生存。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认清另一个事实：即使是沼泽地，只要靠近陆地，仍不算安全。

后逃过来的人们与先住民一起开始迁往沼泽的中央，尽量远离陆地。从北边逃来的人，住在托切罗岛（Torcello）或布拉诺岛（Burano）;西边过来的，则住在阻断外海与威尼斯沼泽地带的佩莱斯特里纳（Pellestrina）以及马拉莫科（Malamocco）。至于里亚尔托（Rialto）发展为当今威尼斯的中心区域，则是距那以后250年之后的事情。

那个时期，这个刚诞生不久的小国，虽然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却保持着实质上的独立。（拜占庭帝国以拉文纳为大本营，掌控意大利。）威尼斯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它拥有足够的船和水手，能满足所有的水运需求。

随着岁月的推移，船舶的吨位及数量不断增长，水手的技艺益发娴熟，人数势必也呈上升趋势。威尼斯人的贸易行为，多半是从最初的用盐交换生活必需品，开始转向非必需品的买卖。渐渐地，他们占据了意大利内河贸易的主要市场。

之后又发生过几次从本土的迁移，因此人口也大幅增加。原本以教堂和神父为中心，按教区（parrocchia）居住的人们，此时开始意识到，需要有一个能够整合各个教区，带领这个共同体前进的领导人。

公元697年，威尼斯人首次以居民投票的方式，选出了元首（doge，亦译总督），威尼斯的基本政体由此奠定。之后这个通过民选，选出终身制元首的制度，一直持续至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最初由一批难民组成的小国，一步一步地树立起了自己国家的形象。

就这样好不容易撑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新生小国，首次直面国家存亡的重大危机。

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在罗马教皇的加冕下，成为神圣罗马帝同的皇帝。作为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意大利都是自己的领土。查理曼的长子丕平（Pepin，史称驼背丕平）胁迫威尼斯脱离拜占庭帝国，改为接受他的统治，而且还预谋将威尼斯人赶出内河贸易。然而，威尼斯拒绝了丕平的要求。

之所以拒绝，倒不是威尼斯讲究道义。比如说稍早前因圣像崇拜问题，拜占庭帝国内发生动乱，威尼斯人就视而不见，一如既往地朝拜圣像。其实，这是著名的威尼斯商人们的精明打算，拜占庭帝国满足于统治者的名分，并不干涉通商自由。所以隶属拜占庭，最符合威尼斯人的利益。

但丕平的决心非常强硬。他开始在拉文纳附近打造战船。这片哥特人、巴伦第人，甚至拜占庭帝国都没有人侵过的沼泽地，如今法兰克人要攻过来了。威尼斯人除了挺身自卫，别无他选。哪怕是拜占庭方面派兵救援，从君士坦丁堡过来，路途也过于遥远。当初以为最安全才逃来此地，如今已逃无可逃。因此，威尼斯人这一次决定不再逃跑，而是奋起反击。

迎头反击

没有一个威尼斯人是闲着的。当时威尼斯中心的马拉莫科挤满了从周边岛屿赶来支援的人们。大家都很清楚，此处是敌人的首要目标。众人齐心协力，积极备战。内陆城镇基奥贾（Chioggia）陷入了一片火海，这反而更激发了大家的斗志。

然而，几乎就在基奥贾的熊熊火焰升向天空的同时，法兰克人的大型战船也驶近了佩莱斯特里纳的岸边。站在马拉莫科教堂的钟塔上，仿佛可以看见法兰克士兵陆续登陆的景象。

这时，有一个男人提议说与其付出无谓的牺牲，不如撤退。

“还能往哪儿撤呢？”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这个男人似乎早有打算。站在他身边附和的另外几人，看上去也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于是，大家决定听从他的意见。

24小时之后，马拉莫科的街上见不到半个威尼斯人的人影。长驱直入的法兰克士兵彻底捣毁了空城，然后将之烧成灰烬。

那个时候，威尼斯人又在做什么呢？他们拔起了伫立在海中，原本是用来标示船舶航行区域的木桩。没了这些木桩，如果不是经验特别丰富的水手，即使涨潮时，船也很容易搁浅；退潮时，哪怕小船，也有误判航路的风险。

另一方，因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威尼斯的首都马拉莫科而士气大振的法兰克人，正驾驶着战船驶向潟湖中心，他们打算一举歼灭逃进沼泽深处的威尼斯人。此刻，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威尼斯人，已组建好船队，起帆准备迎击。就在两军的船队驶近到弓箭射程的距离之内时，威尼斯的战船突然开始后退。法兰克船队乘势往前追，威尼斯人左躲右闪、四处逃散，就这样重复了几个回合，威尼斯所有的战船与敌人拉开了距离。

法兰克人依然紧追不舍。就在这时，只听见有人大叫：“船动不了啦！”伴随着惊恐的声音，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搁浅。一眨眼的工夫，海水开始退潮，海滩上四处散落着船底深陷入泥浆的战船，场面十分凄惨。

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的法兰克士兵们，还没缓过神便看到无数只威尼斯人的小船急驶而来。原来威尼斯人早就计算好退潮的时间，换乘小船出击，因为小船在浅海上也能自由航行。一支支火箭射向无法动弹的法兰克大船，船帆很快被点燃，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甲板。法兰克人想救火，却找不到水。束手无措的士兵纷纷跳下着火的大船，可一落地，双脚又陷进了泥沼里。

面对站立不稳的敌人，威尼斯人气定神闲地射出一支支利箭，犹如打靶练习。法兰克人只有寥寥几艘船能够侥幸死里逃生。因为是排在船队的末尾，所以当这几艘船看到退潮时，急忙折返外海。

滩涂上，那些烧焦的船骸仍然冒着黑烟，数以千计的法兰克士兵横尸泥沼之中。不过，最多也就几天的时间，随着潮起潮落，这一切都会被冲进外海。就这样，威尼斯人在大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了他们的首次战斗。

然而，威尼斯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是在一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与东方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签订了合约，查理曼不仅正式放弃对威尼斯的领土权，承认威尼斯隶属拜占庭帝国，而且允许威尼斯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自由通商。这对于已经取得拜占庭帝国内自由经商权的威尼斯人，以及预见到贸易将是国家未来的威尼斯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空前的胜利。

法兰克王国的首都帕维亚（Pavia）的集市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从波河溯流而上的威尼斯人的身影。他们什么都卖，据说在帕维亚的集市，甚至能从威尼斯人那儿买到君士坦丁堡皇帝御用工厂织纺的红色布帛，要知道那可是皇帝做赏赐用的名贵物品。

当海外的威尼斯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他们在国内的同胞也开始着手建设一个真正的、恒久的国家。

威尼斯人决定把国家的中心从马拉莫科迁移到里亚尔托。法兰克人的攻击，已经充分证明马拉莫科在国土安全问题上有致命的缺陷。

首先，马拉莫科面临亚得里亚海，如果敌人组成舰队，这里是守不了多久的。

其次，如果基奥贾被攻破，敌人可以沿着陆地一路杀来。尽管涨潮时两地之间的道路会被潮水隔断，但只要用古罗马时代开创的建造临时渡桥的方式，将小船连接在一起，再铺上木板，就能轻而易举地运送大量的士兵。

威尼斯人虽然战胜了强敌法兰克，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还是继续往潟湖的中央撤退，尽量远离陆地。

当时的里亚尔托由几个很小的岛屿组成，岛上只有渔民居住。与潟湖的其他岛屿相比，它位置偏僻，到了涨潮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陆地能露出水面。如果要把国家的中心设在此地，一切需要重新开始。不过，里亚尔托也有两大优点。

第一，它位于潟湖的中央，距离陆地最远。

第二，由于是沼泽地，不直接连接外海，非常安全。只要把通往利多（Lido）的水路建成港口，一些地方甚至可以停泊大型的船只。如果再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这里不仅能抵御外敌，而且可以凭借代步用的船只，开拓海上贸易。9世纪初的威尼斯人，与他们当年为了寻找一片安身之处，四处逃散的祖先们相比，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威尼斯人在他们的第十任元首昂内尔·帕契帕索（Agnell Participazio）的带领下，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国大迁移。在这片潟湖中，不会再有比里亚尔托条件更好的地方了。所谓背水一战，大抵如此。

就这样，在我们如今看到的地方，威尼斯开始了它的建设。20世纪后，威尼斯铺设了连接大陆的铁路。在此之前，它始终是一座以船代步的海上之城。

有关威尼斯人的建国，这里我会以土木建筑作为重点来展开。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对于这部分内容，几乎都是轻轻带过。对他们而言，或许政治经济、社会构造以及战争的论述才是重点，但我不认为如此。如果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大道是怎样建设及其维修保养，便能很好地理解古代罗马人的性格。同样，如果了解如今叫作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征服之后，其建筑风格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认识土耳其，这个在15世纪成为威尼斯人宿敌的民族，会有所帮助。一个国家的建设，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建设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因此它的发展走向，决定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住在威尼斯的人们，人格必然会变得非常独特，就像威尼斯是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歌德

拿破仑1797年攻占威尼斯的10年之前，歌德曾造访过威尼斯。彼时的威尼斯，国家建设和人口的增长已经结束，正走向最后的衰败。然而，歌德却说不能用肉眼去看威尼斯，而需要用心灵之眼。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人们齐心协力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了哪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的确，威尼斯是共和国是全体国民努力的结晶。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会像威尼斯共和国这样彻底地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话说回来，每一名民众都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用实际行动去改善它，甚至加以运用吗？我想就算歌德也不会这样想。理解与行动，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唤起民众积极性需要一个“契机”。那些对行动前的“契机”不屑一顾的人，想必总是失败；能看到这一点的人，才是有能力的领导者。

如果说5世纪时的威尼斯人为了逃避阿提拉，决定移居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契机是神的指示。那么，又是什么契机让9世纪的威尼斯人愿意再次从零开始，为建立恒久的国家，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呢？

圣马可

根据编年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公元828年。名叫特里布诺（Tribuno）和鲁斯蒂科（Rustico）的两位威尼斯商人，将船停靠在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然，他们为生意而来。在当时，罗马教皇禁止基督徒与穆斯林交易，因此，这两个人等于是破坏了戒律。

他们眼中的亚历山大城，因不停的街头争斗而显得嘈杂纷乱。住在那里的基督徒，不知是不是都躲在了家里，街上只能看见口中大呼小叫，手上挥动着武器的阿拉伯人。这是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宗教领袖）不定期发动的反基督教活动。在这种时候，即使那些被默许存在的教堂，也会遭到暴徒们的破坏。

尽管对这种情形已司空见惯，两位威尼斯商人仍保持着谨慎，带着货物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这是一所以供奉福音书的作者圣马可的遗骸而闻名的修道院。

一位修道士战战兢兢地替他俩打开门，一脸掩不住的惊恐。其他的修道士们也吓得直打哆嗦，因为他们听说这里将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圣马可的圣体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如何是好？”

两位威尼斯商人闻言，遂提出把圣体交给他们带回安全的威尼斯。

“那可不行！”修道士们摇头拒绝。正因为有圣体，埃及的基督徒们才会来此朝圣，捐献丰厚的善款。

就在说话的当口，院外的动静越来越大，突然间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门刚打开，哈里发的手下便闯了进来，差点儿撞倒了过去开门的修道士。来人说哈里发要用修道院回廊的大理石柱子修建浴室，他们傍晚前会来取走。盛气凌人的闯入者离开之后，修道士们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加害怕。哈里发强征教会财产，意味着默认民众抢夺，圣马可的遗骸变得愈发危险。这时，威尼斯商人又提出了买下遗骸的要求，修道士们犹豫许久，最后终于点头答应。

两位商人随即走出修道院。不一会儿的工夫，又推着一台手推车折了回来。车上放着两个原本用来装面包的大篮子，篮里塞满了猪肉。

商人究竟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这笔生意是做成了。圣马可的遗骸被藏在篮子的底部，上面堆着严严实实的猪肉块。两位商人在眼泪汪汪的修道士们的目送之下，推着手推车走出了大门。

路上正巧遇上刚才那位哈里发的手下带领着拆柱子的工人往修道院走，他们后面还跟着一群为即将到手的收获而兴高采烈的随从。

威尼斯人见状，用阿拉伯语大声叫着：“猪！猪！”伊斯兰教教徒们的脸上顿时露出厌恶的神情，纷纷让开了道路。“猪”被穆斯林视为不洁之物，有些人看猪便会恶心头痛，严重者甚至呕吐，尤其是见到装面包的篮子顶上的猪头，真的有人当场吐了出来。

两位商人一路上轮番吆喝着“猪呀猪”，穿过亚历山大宽阔的街道，平安地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可这还不算结束。停泊在港口的商船，必须通过海关检查之后，才能扬帆出海。检查员登上了他们的船，两位商人知道这是最后一道难关。

圣人骸骨是基督教的崇敬之物，如果让这些人发现了圣人的遗骸，势必会漫天要价。倘若不从，又可能遭没收。于是，他们不得不委屈圣人的遗骸继续与猪肉待在一起，把整个篮子放进了当作仓库使用的船底。果不其然，还没等威尼斯人解释完篮子里是水手的口粮，穆斯林的检查员便捂着鼻子跑上了甲板。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威尼斯商船安全地离开了埃及，却在靠近希腊的海域遇上了强风暴雨。小船仿佛一片树叶在海浪中翻滚，船桅吱吱作响，仿佛随时会被折断。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已脱离了猪肉，而且洗刷干净并撒上香料的圣马可的遗骸，第一次展示了圣物的奇迹。

次日早晨，出现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夏日阳光下一片宁静的希腊海。前夜的暴风雨像梦一般不见了踪影。相信这两位商人一定会对圣人的守护感激涕零，忘了他们花钱买遗骸的糗事。不知道是不是安置在船舱中的圣遗物的护佑，暴风雨之后一路抵达威尼斯一直是顺风顺水。

编年史上这样描写威尼斯人迎接两位商人带回的圣人遗骸的情景全城欣喜若狂。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开口便谈此事。大家都说圣人必定会守护威尼斯国的繁盛和荣光。”

从元首到百姓，威尼斯人全体动员。圣遗物在众人合唱的赞美歌声中上了岸。元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财产，以建造圣马可大教堂供奉圣遗物。而特里布诺和鲁斯蒂科两位商人也作为共和国的大功臣，留名于史。

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威尼斯人的信仰并不算特别虔诚。史料已经证明，像上述两位那样无所顾忌地违反教皇禁令的商人为数不少。因此，较之别国的教徒，威尼斯人是属于最远离宗教狂热的一群人。

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威尼斯人原本也有他们自己的守护圣人（亦译守护神），叫圣狄奥多（SanTeodoro）。但这位出身于希腊的圣人，在圣人教阶中，地位不高，大概只能算三流之辈吧。

然而，圣马可就完全不同了。基督教圣人中，拥有最崇高地位的，当然是十二使徒。接下来是圣保罗以及福音书的作者圣路加、圣马可，都是一流圣人。另外，施洗者圣约翰也属于这个级别。顺便提一下，佛罗伦萨的守护圣人是施洗者圣约翰，而罗马则是圣彼得。

这下，威尼斯也有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人们的雀跃之情不难想象。他们立刻决定，让圣狄奥多退居二位，将圣马可奉为威尼斯正统的守护圣人。

福音书的4位作者都有各自的代表动物，根据《约翰启示录》记载，分别是：

圣马太——代表诞生的人类

圣路加——代表牺牲的公牛

圣马可——代表复活的狮子

圣约翰——代表升天的老鹰

这些有象征意义的人和动物都长着翅膀。

长着翅膀的狮子，圣马可的狮子绝对振奋人心。威尼斯人把书写福音书的智慧的圣人安放于供奉他的教堂；将前爪扶着《圣经》的飞狮，作为国旗的图案。从此，这面绯色布底上绣着金丝的国旗，伴随着东奔西走的威尼斯人，四处飘扬，保存至今。除了商船必悬挂国旗之外，金币上也刻铸了这个纹章。那两位带回圣马可遗骸的威尼斯商人，不仅为祖国带来了一流的守护圣人，也等于带回了国旗。至于圣人遗骸的真伪，以及是用钱买来的问题，从来无人提及。

这就是契机，它激励了人心。威尼斯举国上下，情绪高昂地投入了艰苦的国家建设之中。

海上之都

我丈夫有一位叔伯辈的亲戚曾经作为意大利建设部派遣的官员，长年在地方负责公共事业的规划建设。其职位在意大利语中叫 Proweditore della Opera Pubblica。

日本的建设省或国土厅应该有类似的职位，因找不到资料，这里就不做翻译。总之，就是公共建设部门的负责人。他被派到帕多瓦、西西里，以及“二战”后成为南斯拉夫领土的地方工作时，所授的都是这个官职，唯有在威尼斯，名称变成了 Magistrate alle Acque。直译过来大概是水务行政官，不过具体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

这个官职是在进入16世纪之后正式启用的，但9世纪威尼斯·人在里亚尔托开始国家建设的时候，就有了负责类似事务的职位。被委以此任的人责任重大，因此新官上任时，会在元首带领下，站立民众面前，举行一场特别的就职典礼。

元首向聚集的国民大声呼叫：“让我们赞赏他的功绩！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倘若他不能担负起这重责大任，我们就将他绞死！”

这种轰轰烈烈的就任典礼，要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之后才被废止。可亡国才不过200年，如今的威尼斯城便经常浸在水里。

水，是大自然的恩赐。对威尼斯人而言，它既是朋友，又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其可怕之势，是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走在如今的威尼斯街头，很难想象建国初期的情景。于是，在一个秋天的日子，我租了摩托艇，绕着被称为潟湖的沼泽地带，彻底转了一圈。其实我是想乘坐贡多拉的，但由于太耗钱，又费时，最终还是选择了现代的摩托艇。即使坐摩托艇，涨潮和退潮两段时间相加，环湖还是用了7个小时。可见，再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沼泽内也无法高速行驶。当然，去外海就另当别论了。

潟湖中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通行的。由三根粗大的木头制成的木栋，伫立于湖中各处，提示着航道，再小的船也只限于在木脏标示的范围内航行。这些木桩上刻有水深标示，傍晚之后还有电灯照明。当然这些都是现代的产物，在过去，夜间航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作为通航标示的木桩，以前就有。

沿着航路前行。退潮时，可以看见收敛翅膀的水鸟，在湖两边的湿地上歇息。一旦涨潮，这里便是茫茫汪洋。一些涨潮时也露出水面的地方，杂草丛生、树木稀疏，还有些摇摇欲坠的小破屋。那里的海水几乎是静止的，仿佛腐烂了一般。想来退潮时，就会变成泥泞的沼泽地吧。

绕湖之行后，我这才明白了 Lagima Viva——“活着的潟湖”，对于“水务行政官”以及威尼斯人而言，是何等重要。海水必须保持流动，一旦停滞，腐烂的东西就会沉淀，成为传染病的源头。

托切罗岛在威尼斯建国初期，曾经是比里亚尔托更为繁荣的经济中心。现在如果有人想寻找威尼斯共和国昔日的景象，一般都会被建议去托切罗岛。但那里早已荣华不在，冷冷清清。这一切皆因疟疾所致。

Laguna Morta——“死亡的潟湖”，是可怕的。

有两条河注入潟湖。这意味着比海水更容易变质的、河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流向湖中。再加上隔开潟湖与亚得里亚海的利多岛，一左一右，像堤坝似的环抱着潟湖。河水不仅易变质，还会带来泥沙。虽然利多岛隔开外海，解决了安全问题，但同时它也有着流沙沉淀的危险。早在建国初的811年，威尼斯就设立专职，负责调节河水与海水的流量。这正是“水务行政官”的主要工作。

那么，为了让潟湖始终活着，威尼斯人究竟想出了怎样的对策呢？

运河

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运河。

运河一词，（日本）字典里是这样注解的：“为了行船，挖掘陆地建起的水路。”苏伊士运河就是典型代表。

然而在威尼斯，即使也叫运河，含义却大相径庭。讲清楚什么是威尼斯运河，也就完全解释了威尼斯的特异性。

简而言之，威尼斯的运河不是为了通航，而是为了通水而建。当然，河上也能行船，但那不过是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引水。

对威尼斯人而言，要日久天长地住在沼泽地，Laguna Viva——“活着的潟湖”便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

威尼斯运河另有一个特征，它的水路并非是掘地而成的。掘地而成的运河的确有几条，但大多数是利用岛屿和岛屿、沙洲和沙洲之间的水流，留取其最深处，再用木被和石材加固两边的河岸。威尼斯的运河之所以多蜿蜒曲折，就是因为先有水路再开拓而成的。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把两条河流引向两侧，让组成威尼斯的众多岛屿相连，然后再填平中间的海水呢？反正那些所谓的岛屿，不过是沙洲。人要在此居住，就必须先用木桩和石头围起来，再填平里面的海水。与其这样一个个岛屿地填，不如整个城全部填海造地。

可是威尼斯建于潟湖的中央，还有潮汐的问题。除了定期的潮水涨退，也要一并考虑大风以及流入河中的雨水等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贸然地全部填平，每当河流水量增加，又遇到海水涨潮，这两股无法纾缓的力量相互撞击，势必造成泛滥。筑起了堤防，并不等于天下无敌。为了避免洪水，必须精细地计算海水涨潮与河水的流量，在适当的地方，开凿出如梳子般密集的水道，抵消水的冲力。如果已有现成的合适水道，就增强牢固；如果方向不对，就让它转弯。那些原本没有水道却需要水道的地方，就从头挖起。总之，水路弯直与否不是重点，始终保持水流畅通，才是目的。形状如逆“S”形的著名的威尼斯大运河，其实就是一条自河川流向大海的水道的升级版。

这样，众多的岛屿像“寄木细工”

一样被拼装起来；运河蛛网般密布其间；河上建起靖次栉比的桥梁，威尼斯城就此成形。
在威尼斯，运河有两种称呼，一般都译作“运河”。一种叫 canale，如威尼斯大运河便称“Canale Grande”。另一种叫rio，威尼斯城中星罗棋布的运河，基本上都属于此类。我原以为cande与 rio的不同在于天然水路与人工河道的差别，查找资料后，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好像水域较宽的称作canale，狭窄的则叫rio。

正如威尼斯建造运河的目的，是引水而非通航，像一道堤防横隔在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利多，当然也不例外地开凿了几条运河。为了“活着的潟湖”，在不破坏湖中宁静的海水的同时，还必须保持与外海之间的水流交替。

造完这些运河，并非万事大吉。从定期维护这一点来说，它比陆地道路的保养更麻烦。就职仪式上元首威胁水利官“若玩忽职守将处以绞刑”也有其一定的道理，毕竟这是攸关威尼斯人生死的大事。

“寄木细工”是日本箱根地区一种传统的工艺。选用不同材质的木材，利用天然色差拼出各种图案。——译者注

造地

决定水路之后，接下来就是造地了。

当然，具体实施时，不可能如此按部就班。相对于由中央决定的水路建设，建设陆地一般交给当地的居民团体。这一点多少也证明了水路更加受到重视。

话说回来，造地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威尼斯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喜欢的地方建造居所，因为在沼泽地里建造地基，不是一个家庭能够独立完成的。

首先，需要制作大批的木桩。挑选尽量坚硬的木材，制作成25厘米粗细、2米一5米长的四方或圆形的木桩，将木桩头削成如钉子般尖利，然后，把它们密密麻麻地打进沼泽里。现在的威尼斯地下犹如老树盘根一般，仍保留着无数的木桩。尤其是在建筑物的墙壁、柱子的底部，以及运河的沿岸，木被数量尤其多，而且特别深。

打完桩，再挑选耐海水腐蚀的石头，层层垒上，最后在石头缝隙间灌上水泥固定。建筑物的地基以及被称为fondamenta的河岸地基，都是用这种方法建成的 ofondamenta译为河岸是根据其使用目的，原意则是地基。

那些威尼斯运河沿岸的房屋，正因为用这种方式打造地基，所以看上去才像建在水面之上。

当然，在9世纪建国时，还没有非常扎实的地基建设手段，那时的石层应该比较单薄。如今环游潟湖，仍然可以在一些小岛的周围，看见如梳齿般密集地插在海中的木桩，上面建着房屋。威尼斯人的造地工程，是在进入15世纪以后为防止火灾废弃木材改用石材建造房屋，才算真正的完善。

广场

威尼斯人建起了威尼斯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居住在陆地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我要介绍后来的人们是怎样移居到威尼斯的。

与逃离阿提拉和伦巴第人的入侵一样，人们不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无限制地迁移，而是以神父为中心，以教区为单位地迁移。这种方式并非威尼斯人的首创，在中世纪时，基本上都是以教区为中心构成居民区。

意大利语Parrocchia （教区）指的是，以精神支柱的教会和主教为中心，加上物质面的有力支持者及其工作上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伙伴和他们的家族所组成的团体。如果把威尼斯当作一个生物体，那么教区就是生物体的细胞，这种形态一直持续到12世纪。教区数量最多的时候在70个以上，每个教区平均的人口大约是1500人。

直至12世纪，教区似乎都保持着相当强的自主性。以元首为长的共和国政府，就是由教区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虽然在哪里开凿运河由中央政府决定，但是造地以及街道的建设却属于教区负责的公共事业。

各个教区所在的居民区建设，首先是从决定教堂的位置开始。意大利语称campo的广场，建在教堂的正前方，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做弥撒之后的聚会地，也是市场。无论宗教活动还是买卖，居民所有的集会活动都在广场上举行。

在意大利语中，广场通常被称为piuza。可是在威尼斯，除了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其余的都叫 campo。这可能与初期的教堂广场上种植树木、饲养家禽有关，因为campo的词源就是“农田、田园之家”的意思。不过，进入15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campo （广场）都铺上了石板。

广场的正面，当然是教堂。其他面向广场的地方，是权势者的家宅以及小型造船厂。不过，广场旁边占地面积比教堂更大的地方，必须留给运河，这也是威尼斯的独特之处。如今，一些地方已被填平，不见踪影，但是在当年，视“活着的潟湖”为生死大事的共和国时代，广场边上总有运河流过。在威尼斯，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的运送，都必须依赖水上交通。运河因此理所当然地与人们精神生活中心的教堂，享有同等的待遇。广场上建有阶梯，可以下到运河，算是简单的登船口。

广场至少会有两条被称为calle的小路，连接教区的中心广场及其后面的普通民宅。在这一片背对广场的居民区中，也随处可以见到campidlo（小广场）或cone（空地）。为了尽量利用土地资源，威尼斯的房屋一般都造到四五层高。这些空间除了是妇女和儿童的休闲地，也给楼宇林立的环境，带来了阳光和清风。通常，这些小广场都不面向运河。

小广场不是市街的尽头。正如渔网般纵横交错的运河，再怎么弯弯曲曲，最终会流入大运河或大海，在威尼斯只要用脚走路，必有捷径可寻，没有什么死胡同。

无论小广场还是空地，一定会有两条方向相对的小巷。广场小，巷子自然也很狭窄，就像歌德所形容的那样，只要抬起双肘，就会碰到两旁的建筑。还有一种穿插在建筑物楼下叫作 sotoportego的小路，初来乍到的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找到这种小路的。

站在空无一人的小广场，眺望着四周的楼房，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冒出个人，穿过广场，消失在小巷里。遇到这种情景，我总是会忍不住地生发联想。

一位杀了表兄弟佛罗伦萨公爵的年轻人，逃到威尼斯避难。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自然不会放过他，派杀手追到了威尼斯。

某一个夜晚，久未外出的年轻人，出门办完事后急急地往回赶。就在他离开贡多拉，从广场拐进小路时，发觉背后有人，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感到危险的年轻人加快脚步，跑到了提着油灯替他照路的仆人的前头，眼看着离他那位于广场一角的藏身之所只有一步之遥。就在这时，只听见身后一声惨叫，年轻人回头张望，借着掉在地上的油灯发出的光线，看到仆人倒在血泊之中。

年轻人刚想敲门进屋，三个戴着黑色面具、穿着黑色斗篷的男人围了上来。年轻人拔腿狂奔，即使他也不知道究竟该往哪儿跑。穿黑色斗篷的男人们紧追不放，最后，他跑到一片空地，绕着中间的一口水井不停地躲闪，全身的力气几乎耗尽。至此，追逐者与被追者都认为是逃无可逃，三名刺客一语不发地拿起刀剑，年轻人闷声倒地。

周围的人家门窗紧闭，一片漆黑，应该没有目击者。刺客们放心地取下面罩，他们的脸暴露在暗淡的月光下。

突然，他们觉察到一丝异样，抬眼环顾四周，只见空地的一角站着一位吓得目瞪口呆的水手。这位小酌了几杯，带着微醺往家走的水手，原本想抄近路，没料到遇上了杀人现场。

刺客们立刻反应过来，不能放过目击者。因为被杀的年轻人作为政治流亡者，已经得到威尼斯共和国的庇护，如果威尼斯政府知道他是被佛罗伦萨人所杀，绝不会就此罢休。只有杀人灭口了。

三人向水手奔去。水手可不是不谙地形的外来者，他成功地逃脱了刺客的追杀，但还是暴露了长相。就是从那天晚上起，这位名叫安德烈亚（Andrea）的水手，开始了他惶恐不安的日子。

以上是历史真实事件，刺客的模样以及目击者的部分，则是我个人的想象。总是在那些非专长的土木建设中打转，似乎会抑制作家的想象力。偶尔我会情不自禁地去联想一些故事、一些可能发生的场景。

好吧，还是言归正传。

水井

教区居民的另一项共同事业，就是挖掘水井，意大利语称“pozzo”。在威尼斯，无论大小广场还是空地，中间一定会有。一口水井。

将“pozzo”译作水井，我多少是有点儿犹豫的。（日语）字典中对于水井的注解是：“挖掘地面，开采地下水的构筑物。”这个注解适用于日本和意大利其他的地区，却不适合威尼斯。因为威尼斯的水井，不是开采地下水，而是贮存雨水，再做汲取。或许译成蓄水槽更妥当。不过，既然威尼斯人将海外殖民地的城塞里用来汲取地下水的水井和国内贮存雨水的蓄水槽，都称为“pozzo”，那么我就决定将它译作水井。

威尼斯到底有没有地下水呢？答案是：虽然水质不怎么好，有还是有的。然而，开采地下水会导致地基下沉。即便是为了保证饮用水这个重要目的，但对于煞费苦心建造起地基的威尼斯人而言，破坏地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威尼斯人运用开采盐田的经验，开创了威尼斯独特的水井。

首先，在广场中央，挖出一个尽可能大的正方形的深坑，做成水池。接着，用黏土将水池的内部固定成一个炒菜锅锅底似的形状，这个黏土层主要是为了隔开地底下渗进的海水的盐分与储存的雨水。完成黏土层后，再向池中灌人大量的沙子。

接下来，将一个上方四角开洞，下方无底的箱子埋入沙中。地面上的雨水会流入洞内，经过沙层过滤后，沿着炒菜锅锅底般形状的黏土层，汇集到水池的中央。池中央装有耐海水腐蚀的伊斯特拉产石盘，过滤后的雨水储蓄在石盘上，逐渐注满水井，等着人们汲取。

时至今日，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是可以发现广场的石子地有微微的倾斜，倾斜的角度正朝着水井上四个雨水的人口处。威尼斯的广场建设之所以比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欧洲他国起步早，是有其切实原因的。

在气候干燥的意大利，威尼斯属于湿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如果只是饮用水，水井足够满足需要。可是除了饮用，人们还有洗涤、卫生等需要，仅是厨房的用水量，就相当可观。这些生活用水是利用一根从屋外看不见的管子，把落在屋顶的雨水引入屋内。通常，储水桶会放在厨房边上。

而下水则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放到运河。在威尼斯共和国千余年的历史中，政府曾数次颁布命令，规定下水道排放口的高度，不得低于涨潮时的水线。否则，涨潮时下水道内的浊物会倒流回屋内，那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如今威尼斯的下水道仍然是直接排放到运河。想到这点，印象中美丽的威尼斯不免魅力大减，但朝夕的潮流，是它天然的清洗方式。从建国之日起就把“活着的潟湖”作为至高使命的威尼斯人，从来没想过海水会有停止流动的时候。因此，污水会随着潮汐带到外海，人们不会连日被恶臭所困。与同时代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威尼斯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处于相当高的水准。

由于大多数威尼斯人按教区居住，因此在事实上消除了因贫富差距分区而住的现象。一直要到进入12世纪以后，有钱人才开始在自家的庭院内挖井取水。在此之前，生活中最重要的饮用水，都是大家共同享用的。

另外，在沼泽地带建造房屋，需要众人齐心合力。因此，应该是在很早的时候，威尼斯人就丧失了土地私有化的观念。建国初期，威尼斯和别的地方一样，也将那些拥有不动产的人，认定为有产阶级。但这些人所持有的地产不在威尼斯，而是在本土。在12世纪前后，威尼斯人大胆地展开了第二次国家建设，没有土地私有化观念，或许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运河以及造地建设中，可以看出威尼斯是一个政府“行政指导”非常强势的国家，但是它的市街却没有单一化的格局，正是因为教区制。

那些认为城市应该如棋盘般整齐如一的人，或许不会喜欢威尼斯迷宫般的街道，但它却是一个不会令人厌倦的城市，在那里处处可以感受到人为规划所无法呈现的自由形态。

国家建设

威尼斯除了盐和鱼，连打造地基的木材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威尼斯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自给自足。不过，威尼斯日后成为海洋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不在意国家是否能自给自足。

一般而言，国家大致分为陆地型和海洋型两种。我认为，可以从是否有自给自足的概念来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不同。

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会产生交换的思想，至少不会深入人心。这类国家发展的最终归结，就是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对他们而言，侵略他国，不过是扩大自给自足圈而已。

鉴于同样的理由，没有自给自足概念的地方，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成为侵略型国家。因为在那里，生活用品需要通过交换获得一个普遍的价值。而扩张领土，最终只落得资源的浪费。

除了盐和鱼别无所有的威尼斯人，对自给自足概念的不在意，势必是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形成的。不过，如果教区制作为威尼斯国家的主要生活形态一直延续下去的话，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变。因为教区制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共同体。

每一个教区有教堂，商业行为在权势者家中进行，同时伴有宗教活动。教区中配备了销售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店，从木工、泥水匠、教师（神父）到助产士，各行业人员齐全。甚至还有小型的造船厂，连船都无须求他人打造。换言之，教区几乎可以满足居民所有的需要，生活形态与从前日本的村庄，准确地说，与欧洲的乡村大抵相似。

这种状态，在进入12世纪时发生骤变。作为居民共同体的教区的功效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Sestiere的行政区制度。

当然，教区并没有就此被废止。在中央集权强化的过程中，绝不会抛弃以前的生活形态，这成了威尼斯国家的一个行政特色。教区居民仍然拥有自己的教堂，举行各自的宗教活动，各教区的集市一如既往地照常营业。不过，生活所需在教区内得到满足的状态，已不复存在。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变化叫作威尼斯走向都市化。我坚信，进步所需的一切能量，唯有从都市中产生。换言之，只有在彻底放弃自给自足的地方，才会产生进步的能量。

以呈逆S型流动的大运河为界，威尼斯分成两大区域。每个区域又划分为三个被称作Sestiere的行政区，总共6个行政区，因此叫六区制。

大运河北边的三区，由西向东，首先是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

接着是以流经里亚尔托桥到圣马可大教堂和元首官邸（Palazzo Ducale）后面的运河为界，西临大运河的圣马可区，这里是威尼斯政治与经济的中心。

从圣马可区再往东延伸，是造船厂以及港口集中的奥利佛洛区（Olivolo），又称城堡区（Castello）。

大运河南面的三个区，分别是位于经济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圣保罗区（San Polo）及其西北面的圣十字区（San Croce），以及包括朱代卡岛（Giudecca）在内的南面一带的多尔索杜罗区

1171年制定的六区制，一直沿用至今。数量超过70个以上的教区被编入各个行政区，但仍保留了教区的名字和大部分活动。六区制与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区制最大的不同是，它纯粹是由于行政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

在开始实施六区制的同一时期，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圣马可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的模样以及美丽的玫瑰色元首官邸修建完成，国家的政治中心由此确立。

比政治中心稍早建立起来的，是位于里亚尔托和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degliSchiavoni）作为贸易用的港口。此外，国有造船厂（arsenale）也完成了建设。对于作为海洋国家正在崛起的威尼斯而言，造船无疑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伴随着这些变化，一种不同于以往教区制的居住形态开始产生。

如今的威尼斯只是一个观光都市。要说它有别于其他同类城市的，应该就是大运河。征服了威尼斯的拿破仑将大运河定为国宝（这个法律保留至今），只要是去过威尼斯、曾经坐船游过运河的人，想来都会赞同他的这个决定。

不过，相对于大运河本身，河两岸比肩而立的豪华宫殿更引人注目。人们眺望着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想象着当年那些富豪们是如何不惜重金，在威尼斯的中心地带，建起一座座豪宅。

为了美化自己的居所，这些富豪们的确是大费周章，以至于我们来往一趟大运河，即浏览了一遍整个威尼斯的建筑史。然而，这一切不是从开始就有意而为的。富豪们在运河两岸兴建豪宅，并非为了炫富，而是由于生存与繁荣的需要。威尼斯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基于其必要性而存在。按这个思路去观察，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威尼斯人。

12世纪开始的国家建设，可以看作威尼斯建国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威尼斯的商贸活动，与过去相比有了质的改变，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柱。

威尼斯的有产阶级，原本是依靠在本土的地产而获得收入。不过从很早开始，这些人就将一部分收入投资贸易，只是投入的金额很小。随着河川贸易的兴起，他们投资于贸易的金额，占总资产的比例逐渐上升。这个比例逆转之时，正好是12世纪，威尼斯作为海洋国家就此诞生。

大型船成了必需品。商船最好能直接停泊至交易地。于是，那些建在运河沿岸的小型造船厂、石材工房，奉命迁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由地主变身为贸易商的人们，他们将原本面向教堂广场的居所，搬到了大运河的两岸。当时的大运河，可以停泊200吨位的船只。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大幅度地增高，因为它必须承担灯塔的职责。为了保证从外海经利多港进入潟湖的船舶的安全，到了晚上，钟楼便点火照明。在里亚尔托，架起了开关式的木桥。以此桥为中心的运河两岸，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前在这一带销售鲜鱼和蔬菜的市场搬到了别处，曾经充斥着鱼贩子和女人们喧嚣的地方，变成了希腊语、阿拉伯语、德语等各种语言混杂的国际市场。（如今这里又恢复为菜市场。）

人们的居住状态，与从前以教堂为中心的教区时代相比，也不得不发生改变。

以贸易为生的家庭原本居住的那种入口朝向陆地的房子，已经不能再满足需要。为了提高物资运输的效率，房屋必须有一个朝向运河的人口。如Casa Fondaca（住居兼仓库）一词所示，居所和工作场所不得不合二为一是由于威尼斯的土地有限。

进入面向运河的正面大门，首先是前后贯通的中庭，周围并排而立的房间，既用作仓库，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另外还有一个人口可以从中庭通往外面的小路。中庭并不宽敞，中央照例有一口水井。

中庭内建有台阶，拾阶而上，先是回廊，廊柱后面是来客用的房间、主人家客厅以及食堂等。再往上一层，是主人的卧房，最顶层则是仆人的房间。通常大商人家的房屋格局便是如此。

现在，如果想不受拘束地参观这种类型的建筑，可以去威尼斯最高级的酒店达涅利酒店（Hotel Danieli）。昔日的中庭，如今天井已复上了玻璃。坐在酒店的大堂眺望四周，让人不禁相信传说中的深闺大小姐是真正存在过的。小姐们只要站在一楼的回廊，便可以随意饱览楼下在中庭干活的男人们。同样，楼下的男人，透过哥特式廊柱蕾丝般的镂空雕纹，望见影影绰绰的美人，也会评然心动吧。这类事情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将富商们建在大运河沿岸的一栋栋豪宅算作头等区域，那么在这些建筑背后，无须面对运河仍然不影响营生的工匠、日用品商贩的住家则属于次等区域。

第三等则是造船及其相关产业的工人们的居住区。这一带靠近Fondamenta Nuove（新河岸）。新河岸与大运河方向相反，是私营造船厂的聚集地。

尽管居住地有所不同，但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到灭亡，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出现过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平民区。因为大多的威尼斯人必须将住所的底层用于工作，所以自然是选择最适合工作的地点而居。

大运河沿岸能建造的房屋数量有限。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国有小麦仓库的建造，优先于任何大富商的公馆。因此，对于商人们而言，哪怕是住在货船可以进出的小运河边上，就很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游客乘坐的贡多拉驶进狭窄的小运河（rio）时，眼前会突然出现豪华大宅的原因。

桥

教区制转为六区制，产生了一种威尼斯独特的副产物——桥。

在各教区独立的时代，教区内的运河上虽然建有简单的桥，但要去其他教区，只有靠船移动。在各个教区编入6个行政区，即威尼斯作为城邦国家成型之后，自然不能再依靠船来连接全域。桥成了需要，而且是无数的桥。

最早的桥是木造的，不是那种仅用于渡河的呈水平状的桥，而是犹如屋顶般隆起，以便于桥下行舟。到了13世纪末期，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桥都变成了拱形石桥，除了横跨大运河的里亚尔托桥依然是中间可以开合的木桥。不同于其他狭窄运河上的桥梁，里亚尔托桥的桥下有大型船通过，而当时的技术尚未能解决桥身高度的问题，因此一直要到16世纪，它才被改建为石桥。

尽管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桥，但运河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减少。的确，依靠陆地解决人的移动以及物质运输的比例不断上升，但运河的使命是保证“活着的潟湖”。12世纪的威尼斯人连接国土的方式不是填平运河，而是在它上面架起了无数的桥梁。

于是，由150个以上的岛屿、近180条运河以及410多座桥梁所组成的威尼斯就这样诞生了。其他城邦国家以墙围城，而威尼斯的城墙就是水。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像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说此话的，是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

的确如此。这两个被视为文艺复兴双花的共和国，差异之大，以至于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同样出自意大利人之手。

我打算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启示，将威尼斯当作一个人，通过一个个历史故事，来讲述它是如何以建国时所培养出的人格，去面对之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不同。佛罗伦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家。只要汇总各路英雄的事迹，就是一部完整的国家历史。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反英雄的国家。从人格上来论述它的历史，相信是唯一的方法。

接下来的第二章，讲的是威尼斯人走向海洋的故事。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

当初不得不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求生的威尼斯人，在付出艰辛努力，克服了困难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将不利的因素转变为有利的武器。对他们而言，那就是走向海洋。从河川贸易，转向高风险、高利润的海洋贸易。

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正在为《启示录》中预言的即将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降临的巨大灾难而惊慌不已。

第二章 走向海洋

打击海盗

靠海洋致富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经商，另一种是当海盗。

新生的海洋国家威尼斯，选择了前一种方法。因此，他们首先要应付的对手，自然就是威胁到商船航行安全的海盗。

打击海盗——这对于决定走向海洋的威尼斯人而言，是继建国之后的又一项国家级规模的重大事业。

我曾经去亚得里亚海的东岸旅行。那里以前是南斯拉夫的领土，后来分别属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掠过眼前无数的峡湾及其复杂的构造，与对岸的亚平宁半岛从威尼斯向南至布林迪西（Brindisi）呈平缓曲线的地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海盗而言，这里地形肯定是绝佳的基地。他们埋伏在峡湾里，一旦收到发现商船的情报，立即驾驶快船出击。抢劫之后，也不愁没有藏身之地。难怪海盗猖獗的地区不在亚得里亚海西岸，而是集中于东岸。10世纪时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是因拜占庭帝国的衰退而势力渐长、逐渐南下的斯拉夫人。

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深处。威尼斯人要想与东方做生意，除了穿越亚得里亚海以外别无他径。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东岸海盗猖獗，为什么不避而远之，沿着西岸航行呢？

从航海必需的诸条件来看，西岸就算能走，也不是一条理想的航线。与大洋上风向很少改变的贸易风（信风）不同，地中海，包括一部分亚得里亚海的风向，时常不定。在这片海域航行，几乎没有连日顺风扬帆的可能。为了等待顺风，船必须经常靠岸停泊。正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商船不得不选择沿岸的航路。与海岸线平坦的西岸相比，东海岸岛屿众多，到处有深入的峡湾，对避开逆风非常有利。总而言之，对海盗有利的地形，对水手同样有利。

对威尼斯人而言，打击海盗，并非赶走他们就了事了。为了确保商船一路的安全，必须建立停泊港，即基地。公元1000年前后，一个同时可以击退海盗与建立基地的好时机来临了。一位年轻人以万全的准备和果断的行动，掀开了历史新篇章。

皮耶托·奥赛罗（Pietro Orseolo）15岁的时候，其父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当选为元首。可是两年之后，原本就信仰笃厚的奥赛罗一世，放弃了元首大位，隐遁修道院。13年以后，儿子当选，时年30岁，是史无前例的年轻元首。

公元991年就任元首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形势都很不稳定的国家。

当时的欧洲世界两股势力拉锯。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都自诩是古罗马帝国的后继者，凡事必争，互不相容。

尤其是威尼斯，政治上附属于拜占庭帝国，地理上接近神圣罗马帝国，立场非常微妙。经过漫长的岁月，威尼斯已积累起相当的海上实力，因此也成了两股势力拉拢的对象。不管是拜占庭帝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都开始积极地在威尼斯国内培植各自的支持者。

鉴于政治上或是地理上的理由，威尼斯国内原本就存在着支持拜占庭帝国以及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派系。再加上外部的煽风点火，内部的矛盾愈发激烈。在皮耶托·奥赛罗二世上任前的半个世纪，两派之间的流血纷争从未间断，甚至有元首因此遭流放或被刺杀。奥赛罗一世放弃元首的地位，隐居修道院，也许就是为了逃避派系间的斗争。

然而，年轻的元首与其父不同，他没有逃避。那时的威尼斯，或许可以说是面临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与外部势力相勾结的国内各派纷争持续不断，这种情况向来是意大利城邦国家的特色。如果威尼斯不是在这当口消除了动乱的根源，它会像其他亚平宁半岛的国家一样内患连连，不可能在日后成就宏伟大业。年轻的元首为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但不鲁莽。打击海盗，不仅是赶走他们，就像金币有正反两面，确保商船的基地，才能真正解决海盗出没的问题。

以前，也有几位元首亲自率领战船出海讨伐海盗。但结果都是胜负参半，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于保证商船航行安全优先的考虑，威尼斯甚至像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其他城市一样，每年向海盗支付贡金。然而，这种做法是承认自己弱势的立场，属于一种最不可靠的保证。彻底摆脱近邻的威胁，是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初上任的元首，虽然没有立即出征，但他停止了向海盗交付年贡。与此同时，为即将展开的行动，开始了周全的准备。

奥赛罗二世上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992年5月，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项条约。内容和从前的一样，威尼斯共和国在拥有完全独立性的前提之下，依然维持作为拜占庭帝国附属国的地位。经济上，继续享有在拜占庭帝国境内通商的自由。如果这项条约仅仅是对以往内容的再确认，就不能将之称为奥赛罗二世的胜利。之所以说胜利，关键是以下的条款：

威尼斯商船停靠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港时，只需要交纳两苏尔多（soldo）金币，加上离港时的15苏尔多金币，合计17苏尔多金币。

在此之前，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等其他国家一样，必须支付30苏尔多金币的码头税。如今可以节省13个苏尔多金币，而且只有威尼斯的商船享有此特殊待遇。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东方贸易的中心地。少了近一半的码头税，对于威尼斯商人而言，无疑是一笔极大的红利。威尼斯商人与他国商人的待遇差别，显示在他们销售的从东方带回的商品价格上，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成了威尼斯海洋贸易飞跃性发展的一大基础。

在享有优惠的同时，威尼斯也被要求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这项义务不仅对威尼斯人无害，反而是他们内心期待的结果。拥有广阔领土的拜占庭帝国，东面有塞尔柱土耳其（Selpklii）的威胁，南面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始终麻烦不断。因此，它打算利用威尼斯的海军，来保护其西部的领土安全。

驱除斯拉夫、撒拉逊（Saracen）海盗，取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原本就是威尼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就算拜占庭帝国不提出要求，他们自己早晚也要出手解决。现在，帝国给了一个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职务，对威尼斯而言，以后就是师出有名了。

师出有名的功效，不在于行动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而在于可以巧妙地掩饰真正的目的。同时，又可以在事前堵住周边那些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的强国的抗议之声。

元首奥赛罗二世虽然年轻，却深谙外交之道。选择盟友，最好是强国，而且离威尼斯越远越好。因为就算是国力不强的盟友，多少也会被其所牵制。如果对方是大国，则更是后患无穷。邻近的盟友，往往比邻近的敌人更难对付。

元首结交远方盟友的政策，保护了威尼斯。如果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日后势必会卷进引发西欧动荡的皇帝党（Ghibelline）与教皇党（Guelph）的争斗中。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在地理位置上离威尼斯更近，同时也是威尼斯人销售东方商品的大主顾，即便不做朋友，也不能让它成为敌人。

在与拜占庭帝国签订条约两个月之后，元首没同国内的亲西欧派做商量，直接派使节前往神圣罗马帝国，向皇帝提出请求，希望他能保证威尼斯商人在帝国国内，即西欧境内经商的自由。

自查理曼以来，神圣罗马帝国一直给予威尼斯在其境内通商的自由（虽然有中断的时期）。威尼斯只是对以前的保证，来做再次确认。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无须威尼斯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相对于有需求的拜占庭，这份保证不太稳定。

4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三世（Otto III）访问意大利，元首奥赛罗二世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他写了一封信，希望奥托皇帝能做他儿子的教父，并将年幼的长子与信件一并送到了皇帝的手上。为了感谢皇帝教父的关照，奥赛罗二世将长子的名字皮耶托，改为奥托涅（奥托的意大利语读法）。在基督教世界中，为孩子命名之父与教子的关系，形同亲生父子。他的此番举动，是向神圣罗马帝国表示双方在精神上的紧密关系。

事前准备已经布置周全，接下来就是捕捉时机，采取果断行动。而这个好时机，正在一点点地成熟起来。面对拒绝缴纳年贡，背后又有拜占庭帝国撑腰的威尼斯，海盗们改变了战术，放弃海上的正面交战，换成陆上抢劫。那些遭海盗施虐的小城人民苦不堪言。

这些小城市在政治上隶属拜占庭帝国，人民自认是拉丁民族，与那些南下的斯拉夫人不同。既然宗主国的拜占庭鞭长莫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去向同为拉丁民族的威尼斯求救。而威尼斯共和国奉拜占庭皇帝之命，负责亚得里亚海的防卫，因此，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僭越。

海上的高速公路

公元998年5月，耶稣升天节当日，彼时37岁的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率领着众多军船，从威尼斯港扬帆起航，驶向目的地扎拉（Zara）。在那里，亚得里亚海东岸城市的20多位代表正在恭候他们的光临。为获得保护，这些代表将宣誓效忠威尼斯。

宣誓仪式庄严隆重，唯独缺少了莱西纳（Lesina）和库佐拉（Curzola）两个岛屿的代表。

仪式结束后，元首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在威尼斯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未效忠的两岛的居民不得不俯首称臣。所幸，威尼斯军队的做法有别于当时战争的惯例，他们不杀投降者。

海盗被彻底打败了。实际上，在威尼斯军溯河而上，展开大规模歼灭活动之前，斯拉夫海盗已经溃不成军。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人们不用再为海盗的袭击而胆战心惊。拜占庭皇帝非常满意这次的胜利，为犒赏奥赛罗二世的辛劳，赐予他“达尔马提亚公爵”（Duke of Dalmatia）的封号。

在如此天时地利的好条件之下，换作欧洲其他地方，势必会立即展开征服领土的行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却没有这样做。或许应该说，人口不足5万的威尼斯，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对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诸城市，不管是自愿臣服，还是靠武力征服，只要对方宣誓效忠，威尼斯共和国都给予它们几乎完全的自治权。威尼斯承担海上维安，而这些受到保护的城市，则同意向威尼斯提供港口、淡水、食物以及船员。

当时，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地方出身的船员居多，威尼斯至今还有一个叫作“斯基亚沃尼堤岸”（Rivadegli Schiavoni）的港口。

不仅是地名，亚得里亚海东岸各个城市，几乎都维持了原来的政治体制，法律、风俗等一切不变。大概是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先属于古罗马，后属于拜占庭的同种文明圈，所以这种统治方式才能成功。事实上，威尼斯打击海盗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流血之后，立即用智慧想办法将昔日的敌人化为今天的朋友。

维安任务名义上是保护他国，实为保护自己。但对威尼斯而言，长期扮演亚得里亚海“警察”的角色，其实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

首先，要从北向南，沿线建起坚固的城塞。这些地方包括了波拉（Pola）、扎拉、希贝尼克（Sibenik）、斯帕拉托（Spalato）、莱西纳和库佐拉两岛、拉古萨（Ragusa）、卡塔罗（Cattaro）、斯库塔利（Scutari）和位居亚得里亚海出口的发罗纳（Valona），以及加莱船（galley，桨帆船）一天航行所能抵达的城镇。港口附近，需要建造可以维修船舶的造船厂和存放货物的仓库。

除此之外，还必须在那些地形复杂的峡湾、港湾深处等战略要地建立起无数的要塞或高塔，地形越复杂，所需要塞和高塔的数量越多。时至今日，我们去这一带旅行，还能见到当年威尼斯人建造的要塞遗址。要塞遗址的数量太多，以至于旅游者一路走到意大利本土时，再也激发不起好奇心。这些要塞造得都很结实，近年发生的地震，对它们也没有任何影响。可见，威尼斯人不仅擅长经商，建造要塞的技术也非常了得。

就这样，威尼斯通过在陆上建立起的要塞和海上巡逻的军舰，成功地担当起了亚得里亚海“替察”的职责。担任“警察”意味着成了大国。从此之后，直到18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亚得里亚海一直被称为“Golfodi Venezia”，即威尼斯湾。所以在中世纪的地图里，是找不到“亚得里亚海”的。

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曾经这样评价过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之所以能长期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因为威尼斯人没有像商人般依赖金钱，而是靠鲜血换取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也有人因此讥讽布罗代尔过分情绪化，不像学者。我觉得是这些人不懂亚得里亚海的历史。斯基亚沃尼人没有反抗威尼斯的统治，或许是因为彼此都是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同属拜占庭文明圈的拉丁民族，但这个地区不久之后成了匈牙利王的领地。另外，从南意大利到西西里一带，先后也被阿拉伯人、诺曼人（Normans）所统治。与这些征服者的统治方式不同，威尼斯不征用被占领区的人民当士兵，仅这一点就很不利。因此说威尼斯“死守制海权”，绝没有言过其实。

话说回来，由于只考虑军事上的意义，一开始我对“死守制海权”，尽管大脑能理解，心里却总也产生不了共鸣。为此，我走访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各个城市；在逐一调查了威尼斯人留下的遗迹之后，才全身心地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

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即威尼斯共和国，决定在海上建设“高速公路”。

在现代，陆地上的高速公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加油站，甚至还设有零部件齐全的小型修理工厂，以便故障车辆的应急处理。人们出行前，不必带上大量的三明治、饮料等食品，公路沿线不仅有餐厅、商店，就连汽车旅馆和简单的诊所，不用离开高速，也都能找到。在彼时，威尼斯人打算在海上实现的就是这种保证旅行安全和节省时间的出行方式。

现在，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人们只要跑到有SOS（国际求救信号）标示的电话亭打电话给附近的加油站，就会有救援车来。当年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也有类似的应急措施。只要船不偏离既定的航线，悬崖上的要塞便能接到求救信号，派出救援船去抢救。除了应急，还有预警机制。就像现在高速公路人口处张贴的例如“亚平宁山（Apennines）大雪，请使用防滑链”等告示一般，在威尼斯商船途中停靠的港口，会对航船前往的目的地的政局、是否需要加强武装等做事先的提示。向航船提供有效的情报，是停泊港的职责之一，或许应该说它是威尼斯驻守各友邦的领事们（Consul）的最重要的工作。

情报的来源，除了一部分来自本国，大多来自进港船只的船长们的报告。向领事提供消息，是船长的义务。不过天气报告不在要求之内，这大概是因为即使不听消息，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只要望一望天空的模样，闻一闻大气的味道，就能推算出未来三天吹的是不是scirocco （从非洲吹向南欧一带的非洲热风）了。

历史上以高速公路模式的建设事业，唯一可以与威尼斯媲美的，是古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大道。两者都是以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理念完全一致。不同的是，罗马道路大多建设于未开化地区，因此必须在马车一天的行程距离内，定点建造住宿及其他服务设施。而威尼斯的“海上高速公路”则是选在已存在城镇，整顿原有的设施，不需要从零开始。

不过，威尼斯人的任务不能说就一定比古罗马人轻松。顺便提一下，英文mansion（大厦、宅邸）的词源，就是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罗马大道旁的住宿地。欧洲现在不少的城镇，都是从古罗马时代街道沿线的客栈发展起来的。对于务实民族而言，不管是新建或改造，理念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威尼斯人只满足于鱼和海盐的买卖，是不用如此劳师兴众的。但倘若想以地中海为舞台拓展生计，那么就必须将海上航线高速公路化，并且防守得固若金汤。对威尼斯人而言，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存在，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

这番大业的基础设想及其实践，来自一位30多岁的青年，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年轻，才不会产生明天可能会死之类的消极想法。30岁伊始，以后至少还有20年的寿命，所以能制订出详细周全的计划。虽然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担任元首17年后死去，但他所指出的方向，一直到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在长达800年的岁月里，始终是威尼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政策。

威尼斯的“高速公路”，借由200年后发生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经希腊延伸至君士坦丁堡，彻底完成了建设。（有关这部分，我将在第三章详细叙述。）这很好地证明了在整个欧洲充斥着十字军思想之际，威尼斯仍未丧失其一贯的务实精神。

与大海的婚礼

现实主义需要的是人的理性。然而，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人往往又是少数。从这一点来说，它并不适合用于民众的动员。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项事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有唤起民众的东西。”言下之意，感性的号召十分重要。

为了让亚得里亚海作为“威尼斯湾”长期存在，威尼斯人必须付出莫大的牺牲。但仅仅依靠一小撮能够理性思考的精英阶级，身先士卒地付出牺牲，是远远不够的。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国，民众的支持必不可缺。然而，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若不使用感性召唤，是引发不起民众的热情的。12世纪正式制定的威尼斯国家庆典“海亲节”（Festadella Sensa），就是希望通过每年举办的方式，唤起民众的热情，事实上它的确颇有成效。

“海亲节”定在元首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出征之日，那天也是耶稣升天节。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元首都会率领政府的高官，登上绯红、金色相间的御用黄金船（Budntoro）。这艘庆典用的加莱船十分豪华，连船桨都涂成了金色。在大批船只和贡多拉的簇拥下，黄金船驶向威尼斯的外港利多岛。在利多教堂参加完弥撒之后，元首再次登上黄金船，回到海上。在万众瞩目之下，他对着大海高声地说：“海啊！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

然后，元首将事先准备好的戒指扔进大海中，仪式正式结束。民众在迎接元首回港之后，狂欢庆祝，整天无须劳作。喜庆活动自然缺不了饮酒助兴。

有日本学者曾经撰文，说仪式代表了威尼斯这个女人与大海这个男人的结婚。不过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儿奇怪。

如学者所言，在意大利语中，共和国的确是阴性名词，大海是阳性名词，而且海神还是最具阳刚之气的波塞冬（Poseidon）。

可是，“我要与你结婚！要你永远属于我！”这种话若是出自女子之口，岂不是成了向心不甘情不愿的男人逼婚了吗？作为激励民心的口号，这似乎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还是某位法国人的解释合乎情理，应该忽视文法，将元首代表的威尼斯视为男人，把大海当作女人看待。相信威尼斯的男人们也会同意这个观点。

话说回来，不管是通过理性思考，还是因为受到激励，以贸易为生，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业。辛劳的商人们一定会感叹，经商还不如做海盗来得轻松。

交易商品

说到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大多数人会想到以香料为主的奢侈品交易。的确，奢侈品是威尼斯商人销售的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但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做买卖，一定是从提供买方绝对需要的货物开始，至于其他那些刺激人们购买欲望的产品，是下一步的事情。

在以河川贸易为中心的时代，威尼斯商人贩卖的商品一直以鱼和海盐为主。10世纪进入海洋贸易时代之后，主要商品被木材和奴隶取代。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是威尼斯商人的大主顾——北非伊斯兰教教徒们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基督教禁止将基督徒作为奴隶买卖，但没有完全废止奴隶制。那些所谓的异教徒和不信上帝的人，即非基督徒，是可以作为奴隶进行交易的。

天主教对此的解释是：肉体上的束缚有助于精神上的救赎。根据这个解释，除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教徒，那些同为基督徒但非属天主教的，例如一向被罗马天主教视为异端的东正教的信徒，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可以作为奴隶买卖的。当然，最大的奴隶产地，还是那些没有基督教化的地区。公元6世纪时，奴隶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9~10世纪，则是东欧的斯拉夫人。

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奴隶的来源逐渐减少。11世纪之后，为了寻求奴隶的供给，威尼斯商人不得不远赴黑海。

中世纪的奴隶贸易，是从欧洲流向非洲的。奴隶的买主，大多数来自北非的撒拉逊人。虽然有一些奴隶被卖到后宫，但绝大多数被卖给了穆斯林的军队以补充军力。罗马教皇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曾下令禁止将奴隶卖给异教徒，与其说这是出于道德上的理由，不如说是鉴于军事上的考虑。禁令反复颁布了数次，可见是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作为威尼斯最初的两大主力商品，与奴隶并驾齐驱的是木材。买方同样也是北非的伊斯兰教教徒。非洲的北部地区，由于长期砍伐，对森林缺乏保护，木材相当紧缺。相反，在威尼斯的背后，有着大片的木材供给地。甚至有人说，威尼斯之所以能成为先进的造船国家，正是因为周围有物美价廉的木材供给地。装满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船，经过亚得里亚海（应该说是威尼斯湾），驶向非洲。

可是，中世纪的木材也是军需物资。教皇和皇帝频频颁布命令，禁止将木材出售给异教徒，威尼斯商人对此照例是置若罔闻。

在北非卖了奴隶和木材的威尼斯商人，拿着伊斯兰教教徒支付的金银“外币”转向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采购的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西欧人最渴望的奢侈品，如香料、布料、金银手工艺品以及宝石等。带着这些奢侈品，威尼斯商人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到威尼斯。上述的路线，是威尼斯商人初期行商时的主要路线。商船一抵达威尼斯，还来不及卸货，货物就被从欧洲各地赶来的等候多时的商人们抢购一空。

至少到13世纪为止，东方文化的先进程度远高于欧洲。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祭坛背后，有一块叫作“Palad’ Oro”的黄金屏风，屏风上刻有诸圣人的浮雕，周边镶满了璀璨的宝石。据说这是皮耶托·奥赛罗一世定制的，所以可以确定是公元10世纪末期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制作这类精美的作品需要专门请君士坦丁堡的黄金工匠打造。

威尼斯的船

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船是他们的国家基础。法律规定：除了老朽不堪的破船以外，威尼斯人不得向外国人出售任何船只。威尼斯人买的船，必须是国内制造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人的造船技术一直到16世纪为止始终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遵守第二条法规，对人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向外国人出售船只会遭到重罚。因此，只能卖零件，不能卖成品。

有关从13世纪末开始到14世纪期间的船舶构造以及航行技术的变革，将留在第四章中叙述。这里要讲的是在此之前的事情。当时威尼斯的船，从功能上分成两大类：帆船和加莱船。

帆船在每个时代都是最典型的商船。它在结构上有以下特征：

首先，以船帆为主动力，没有船桨。航行时一旦遇到海风骤停的情况，唯有耐心等待风再起。进出港口时，需要放下事先预备的小船，靠小船牵引。

船形从侧面看呈圆状。长度大约是宽度的三倍，给人一种圆嘟嘟的感觉。它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载货。

船上有2—3根桅杆。船帆呈三角形，俗称“拉丁帆”（lateen）。船头和船尾各有一个舰桥，操舵室设在船尾的舰桥上。若是大型的帆船，船尾的舰桥会高达数层，在顶层除了操舵室之外，还有供贵宾使用的船舱。

桅杆上建有瞭望台。它不仅有观察之用，作战时还可以作为攻击的火力点。

甲板通常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客舱和船员休息室，下层堆放货物。

在朝圣这项“观光事业”上，威尼斯属于发达国家。因此随着商人、十字军战士以及朝圣者人数的不断增长，帆船日益趋向大型化，年代记里甚至将那些大型帆船称为“漂浮的要塞”。威尼斯拥有排水量500吨级的帆船，的确不辱“Roccafone”（要塞）之名。

在现代，即便是普通的商船的排水量也在1万吨级左右，10万吨级的远洋油轮更比比皆是。与它们相比，威尼斯的帆船似乎根本微不足道。不过在19世纪之前，500吨级已属于大型船。18世纪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不过比威尼斯帆船稍大一点儿而已。“五月花（May Flower）”号的吨位是180吨，而哥伦布乘坐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号才100吨左右。

中世纪时拥有200吨级大型帆船的，只有威尼斯或热那亚这些活跃的海洋国家，至于“要塞”级别的，据说整个地中海仅有6艘。根据1260年的记录，威尼斯和热那亚各拥有两艘。因此，当时的大型商船，通常是在200吨级。

这类大型帆船，有两个形状像独木舟划桨似的舵干，设置在船尾的两侧，由操舵室控制。

船上大约有10—20个大小不一的船锚，根据其各自的用途，配备了不同长短的锁链。这些船锚是非常重要的财产，详细1#况将在第四章中说明。

大型的商船装有三根桅杆，其他船则是两根。桅杆不是笔直向上，而是微微前倾。桅杆的上方有一根斜桁，其长度几乎与船相同，上面挂着的，就是前言所述的三角帆。

船上预备了大量的船帆。说到大量，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英国纳尔逊（Horatio Nelson）统帅时代的帆船。那时帆船的桅杆上有若干根帆桁，帆桁上均绑着一面船帆，航行时同时迎风扬起。但是威尼斯的帆船，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桅杆上只有一根帆桁，帆桁上只挂一面船帆。之所以要预备大量的船帆，一是做破损时的替换，二是根据情况不同轮换使用。比如说，微风的情况下，前桅的帆桁上挂的是用薄棉料制成的大型帆，叫作“阿提莫内”。而当暴风雨来临时，便会降下帆桁（当时的帆桁没有固定在桅杆上），换上厚重面料制成的小型帆。船停靠港口时，帆是卷在帆桁上的。

在古代最为常见的四角帆，为什么在中世纪以后，变成三角帆了呢？无论是古代或中世纪，地中海的自然条件并未改变，唯一的解释就是技术改良。四角帆和三角帆，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

首先说四角帆。它在顺风时强劲有力，所谓乘风扬帆、飞速前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可一旦遇上逆风，不消说前行，稍有不慎就会被吹得倒退。换言之，四角帆适合于在一定时期内，定向吹贸易风（信风）的大洋航行。只要算准了刮顺风的时机，便可以出海。

三角帆虽然在顺风时速度比不上四角帆，但逆风时，只要转换45度角，走“之”字形即可前行。地中海以风向多变著名。在这一带航行，相对于不刮顺风便无法航行的四角帆船，三角帆船在行动上有着更大的自由度。

当然，四角帆船也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有不少只用四角帆的小型船只。1300年以后，一艘船上同时配备四角帆和三角帆的船只逐渐增加，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是为了顺风航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风力，其二则是开通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的贸易之路。

根据风向，（日本等）国家把风称为东南西北风。相比之下，古代欧洲风的名字可是有趣多了。（据说这里指示的方向是以出亚得里亚海到地中海中心的一带为基点。）

北风——屈拉蒙塔那风（Tramontana），Trans Montagna的简称，意思是从山对面吹来的风。

东北风——格雷科风（Greco），不用说就是希腊的意思。

东风——莱万特风（Levante），太阳升起的方向，东地中海通常被称为Levante海。

东南风——西罗科风（Scirocco），从叙利亚方向吹来的风。

南风——澳斯特罗风（Austro），澳大利亚的国名由此而来。

西南风——利贝乔风（Libeccio），从利比亚方向吹来的风。

西风——波南脱风（Ponente），太阳落下的地方。

西北风——马埃斯特尔风（Maestrale），法语称密史脱拉风（Mistrdl），意为从罗马方向吹来的风。在中世纪人的观念里，古罗马是“全民族之师”（Maestro di Popoli），简略成Maestrale，即来自尊师所在的方位。

如今，渔夫们依然使用这些风的名称。另外，它们也经常出现在天气预报以及学术文献中。

说回帆船。尽管三角帆在逆风中保持了较大的机动性，但是像“要塞”级的大型船，由于逆风时风的阻力过强，无法出港的概率相当大。可见，船体不是越大越好。于是，出现了一种名为“克里提”的小型帆船。由于它的排水量在百吨左右，因此在逆风时也可以自由航行。

这类船有一个舰桥，设在船尾。只有一层甲板，吃水较浅，不适合用于作战，故多用于运输。另外还有一种体积稍大，叫作“乌西雷”的船，专门用来装运战马。船身经过特别的设计，可以将马直接从马场拉进舱底。这种运马的船，之后在运载十字军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加莱船

如果问活跃于中世纪地中海上的是什么船，相信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是加莱船。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那些认为地中海上所有的船都是有船桨的加莱船，而且划桨的全是戴着锁链的奴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前章节所述，威尼斯的船并不都是加莱船，帆船的重要地位从来没有减弱过。帆船的长度是宽度的3倍，因其短圆的形状，又被称作柯克船（Cocca）。与之相比，加莱船的长度是宽度的8倍，所以叫“长船”（Nave Lunga）或“细船”（Nave Sottile）。加莱船的宽度通常在5米，因此长度就有40米之长。除了大型船之外，一般的加莱船上只有船尾一个舰桥。

桅杆通常是两根，如果是大型船的话，不少船会装三根跪杆。帆桁与船身同长，也是40米。船帆当然是三角帆。不过加莱船与帆船不同，它的备用帆仅供帆破损时交换，不必像帆船那样，为应对气候的变化而预备种类不同的帆。如果遭遇恶劣气候，加莱船需降下船帆，改用船桨推进。

相对于没有风就不能动弹的帆船，加莱船的优点在于受风向影响的程度较小，行动自由。除此之外，因其船体构造狭长低矮，所受风力及海水的阻力小，速度很快，据说可达到4一6节（1节=1海里/小时=1.85公里/小时）。

不过，加莱船也有缺点。一是载货量不多，二是人力成本过高，所以不太适合作为商船使用。与帆船相比，它需要划桨手。如前文所述，如果划桨手不是奴隶，就必须付薪酬雇用水手。

当时最常见的加莱船是一种叫作“布雷米”（Bkeme）的船，每块座板上并排坐两名划桨手，每人各持一支船桨。不久之后，一排坐三名划桨手的“特雷米”（Trireme）成了主流。有时候将之翻译成“三层浆船”，这种译法姑且不论古代，至少不适合中世纪时的实际情况。

船桨固定在船舷外的支架上。之所以不固定在船舷上而是延伸至舷外，是鉴于杠杆原理，支点离手越远，越能提高划桨手的划桨效率。这种方法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采用，威尼斯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良。

普通的加莱船有27排，每一排的两侧各有两名划桨手，一条船上共计有108名划桨手。“要塞”级的超大型帆船，据说船员人数在百名以上。一般的加莱船，仅是划桨手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如果是普通的200吨级的大帆船，船员应该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加莱船除了百名以上的划桨手之外，另外还需要20到40名船员。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150人的与50人的薪水差额是相当大的。

加莱船虽然是靠船桨推进，但是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不会有连续10小时繁重劳动。加莱船的航海日志上，常常会出现“喜遇顺风”的文字，可见，它不是始终以浆划行的。我认为，船梁类似于现在游艇上的马达，能用帆的时候，尽量使用，所谓的当风使尽帆。而划桨手则将船桨固定在略高于水平的位置，趁机歇息。不过，船在进出港时，划桨比用船帆更容易操作。此外，遇到海风突然停止的情形，也是加莱船的应变能力强。海上突然无风无浪，而且持续连日的状况其实是挺频繁的。帆船的航海日志中，常常出现因没有海风，只好在海上漂流了数日的记录。就算情况没有如此糟糕，但清晨或日落前海上无风的现象，只要是在海上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经历过。

综合以上的优缺点，加莱船的确比帆船更具有优势。与交易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一向是威尼斯商人最为重视的问题。因此，能够较准确估算出航行时间的加莱船，有其作为商船的价值，尤其是它适合在风向和地势均很复杂的地中海航行。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经常靠港进行补给。不过由于当时的航行只能依靠简单的航海图、指南针以及肉眼观察，即便是大型船，也会尽量避免夜间航行，因此这也不能算致命性的弱点。顺便提一下，罗盘是在进入14世纪以后才普及的。

加莱船最大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军船。打仗时，它的那些诸如人工费用过高、货载量不足等缺点，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遭遇敌军时，立即降下船帆、飞快地划动船桨，此时此刻，加莱船不受风向影响以及容易操舵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对方不是加莱船，那么，是否开战的决定权便在这一方了。

一旦开战，加莱船尖锐的船头就变成了武器，直接插入敌船的腹部。那时大炮尚未普及，海战形式基本上是船与船的撞击，以及双方士兵在甲板上肉搏。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人多有利。威尼斯加莱船的划桨手也属于战斗力，因此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不过奴隶是不打仗的，所以就不能让奴隶充当划桨手。

军用加莱船的划桨手是按照以下方式征召的：

威尼斯有60多个教区。每一个教区都有一本20~60岁男子的征兵登记册，按顺序细分为12人一组。每次军务，该派谁参加，由小组全体成员决定。决定人选之后，其余的11个人每人拿出1里拉，再加上国家付的5里拉，出征的人可获得16里拉的俸禄。若被征召的人因某种理由无法出征，他可以支付6里拉，请组里的其他人顶替。这就是威尼斯的兵役制度。

以上讲的是军船的情况。如果是商船，人员则都是为了赚钱的劳工。由于威尼斯人口少，仅靠本国人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船员中不少是来自友邦或殖民地的民众。除了威尼斯雇用自由民作为划桨手之外，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都鉴于同样的理由不使用奴隶。那些用锁链锁住奴隶或战俘，强迫他们划桨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或者海盗。

威尼斯共和国要求船上的所有成员自备武器，因此，负责战斗的不仅是专门的骑士，船员、划桨手们也必须携带轻武器登船。划桨手们的座板之所以建在上甲板，而不是能遮风挡雨的下甲板上，就是为了战情发生时，这些人可以随时作为武装人员投入战斗。在接近敌船之前，他们的任务是划桨，一旦两船相近，即刻绑好船桨，拿起斧头和刀剑，杀向敌人。在划船驶向敌人时，常常会遭遇对方船上射来的弓箭，所以进入战斗状态的加莱船的船舷上会放上盾牌，保护划桨手。

除了剑、斧、长枪、弓箭等武器之外，还有一种钉满尖钉的角材掷向敌人。另外，肥皂水也是重要的武器。船员们把它泼向敌船，弄得甲板滑不唧溜，让对方的士兵站不住脚。想想那些全副武装的大男人们滑倒在满是肥皂泡的甲板上，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这可不是我在开玩笑，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在威尼斯共和国，商船与军船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直到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始终如此。

虽然大致上可以把加莱船视为军船，把帆船看作商船，不过这只是鉴于加莱船适合打仗，帆船适合行商的理由而已。实际上，加莱船也作为商船使用，不适合战斗的帆船，也曾作为运输船，称职地担当了军船的角色。也许只有那些装载着商品，正驶向目的地的船，才能算真正的商船吧。

以威尼斯当时所面临的环境，不能严格地区分使用商船与军船是形势使然。一旦在海上遇到突发事件，从威尼斯本岛或其他基地即刻会出动军舰救援。同时，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军船也会行动起来。甚至商船如果碰巧距离事发地不远，有时也会接到去指定港口报到的命令，那是一个商船也必须配备自卫武器的年代，看似匆忙中临时组建的队伍，其实是训练有素的舰队。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海上发生紧急事态早就有所预料，所以无论是军船或商船，从船的大小、武装程度、船员人数、货物载运量，到航行时间以及大致的航路，都由国家指定并严格地掌控。

当然，军事专用的船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些纯粹的军事用船，在构造上与其他的加莱船无异，船员也并非都属于威尼斯海军，仅仅是因为人员数量多于商船。当时海战的形式为短兵相接，因此，士兵的数量左右战况。包括划桨手在内，军船上的武装人员自然是多多益善。即便是加莱船，如果船员数在60人以下，都不能算作军船。在船上出现大炮之前，所谓的军船是由船员数决定的。那些商用的加莱船或帆船，在航行途中，一旦因形势需要组成舰队，就必须听从军舰指挥官即海军统帅的指挥。

正如我在第一章的国家建设所述，威尼斯共和国具有极大的国家决策力，其“行政指导”之强势，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同例。这一点让异国的民众颇感不可思议：威尼斯民众为何能忍受这种情况，没有抱怨呢？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威尼斯人知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再加上威尼斯统治阶层即大商人们，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平等执行法律以及公正（不是平等）分配利益的行为，没有让民众感到不满吧。如果只是单纯地依仗权力，由上至下地施压，共和国1000余年的历史中，反政府的运动不可能仅发生两次，威尼斯人也不可能享受到同时代的他国人民不曾拥有的安定的国内环境。

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所奠定的国家政策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

第一，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第二，保持独立，不依附东方或西方任何一方的强国。第三，利用代替东方强国拜占庭帝国执行安保任务的机会，当上了亚得里亚海的“警察”。

以上这些政策，从公元1000年前后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担任元首开始，一直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仅第三项政策有所变化，200年间始终是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外交的基本方针。至于是固守还是改变方针，其决定因素在于它们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根本原则。

有道是“起初有言”。但在威尼斯共和国则是“起初有商”。威尼斯人是中世纪时的“经济”，但这些“经济动物”们对此似乎并不抱有劣等感。威尼斯人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要保持高效的商贸运作，必须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各个方面都拥有精准、巧妙的手腕，而这种技能，毫不逊色于创造作品的艺术。凭借“起初有商”，威尼斯共和国生存了1000余年。

海上的“高速公路”给威尼斯带来了安全、可靠以及节省时间等好处。而对于建设及运营“高速公路”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的牺牲，威尼斯人将它们看作为了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经费”。与威尼斯同时代的其他海洋国家，其实也很热衷于基地的建设和维护，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政策贯穿始终，而且坚持不懈。

“威尼斯人靠自己的鲜血，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那些并不欣赏威尼斯共和国做法的人给出的赞词。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中，持这种观点的尤其多。如果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些赞扬，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

那些谈论独立与自由的人们，往往是出自意识形态。与之相反，威尼斯人保卫独立和自由，完全是因为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阅读威尼斯人的文章时，我发现与其他文字相比，独立与自由两个词出现的频率极低。也许他们不属于疾声高呼独立与自由的民族吧。

然而，实际上威尼斯人对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确确实实地守住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历史上不乏强调捍卫独立和自由，可是一旦遭遇苦境，就轻易地放弃了高尚的意识形态的例子。倒是威尼斯人的执着，更令人感到有趣。相信事情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可能比相信理念上的好事，来得更顽强一些。威尼斯人从来不会一面倒地依附于东方或西方的某一强国，由始至终保持独立和自由，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威尼斯地理上虽然近西欧，政治上却隶属拜占庭帝国。因此，哪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能将威尼斯占为己有。同样，罗马天主教会，也无法以威尼斯人是天主教徒为由，强迫他们服从教皇的命令。因为威尼斯人尽管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但在政治上属于东方帝国。这种巧妙的身份立场，让威尼斯躲过了席卷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最初因对教理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骚动，没过多久便成了权力之争。那些所谓的皇帝党和教皇党，其实并不是对皇帝或教皇深信不疑，而是原本就交恶的人们选边站而已。由于纷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来自各国的内部，因此战火愈演愈烈，远到佛罗伦萨都深受其害。整个意大利，几乎只剩下威尼斯没有卷进这场斗争。从保证国家公权力有效运转的角度来看，这是威尼斯幸运的选择。

话说回来，由于地理上位置相近，再加上宗教上信仰相同，威尼斯不可能完全地做到事不关己。它决定担当起调停的角色，毕竟没有战争的地方，比较好做生意。

公元1177年，威尼斯邀请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Barbarossa）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来到威尼斯。在主人塞巴斯蒂安·齐亚尼元首（Sebastian Ziani）的斡旋之下，双方签署了和平协定。当然这场名为教理争论，实为利益冲突的争战，不可能因此偃旗息鼓，但是它让冲突的两方都认识威尼斯对哪一方都无恶意。这个结果意味着威尼斯商人的通商自由将不会受到侵犯。

其实，真正让威尼斯下功夫的，是与另一边的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主要商业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给予威尼斯人行商特权的同时，要求他们代帝国担当起保卫其西方领土的职责。双方的这种关系，从11世纪开始，持续了近200年。

向东方扩张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人面对的是斯拉夫或撒拉逊海盗。到1081年，征服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诺曼人变成了他们的新对手。

这些占领了南意大利、来自遥远的诺曼底地区的人们，尽管不断地从故乡呼朋唤友、招兵买马，终究还是人数有限。但他们不仅作战能力优秀，统治能力也不比其他民族逊色。他们中的一支渡海到英国，征服了那片土地。在西西里的诺曼人同样如此，占领意大利南部并不能让他们满足，拜占庭帝国才是他们的远大目标。

拜占庭帝国的西部边境，位于希腊的西岸。诺曼人从他们管辖下的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巴里（Bari）出发，渡过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附近的狭窄海域，在对岸的都拉佐（Durazzo，今阿尔巴尼亚境内的都拉斯）登陆。从都拉佐到君士坦丁堡，有一条古罗马时代建造的埃格纳提亚大道，近乎笔直地横穿希腊。当年尤里乌斯·凯撒就是沿着这条路追击庞培；屋大维-安东尼联军与布鲁图会战的腓立比平原，也是在这条大道边上。中世纪时的路况因年久失修已今非昔比，但沿途没有障碍阻挡精兵良将前进的绝好条件，却是古今不变。拜占庭皇帝写信给威尼斯元首，希望他出兵拦截已经在都拉佐登陆的诺曼人。

其实不用皇帝开口，威尼斯势必也会出兵。因为诺曼人的行动，对于威尼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如果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狭窄地带也被诺曼人占领，威尼斯将会成为瓮中之鳖。

然而，接到皇帝要求的威尼斯共和国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反倒向拜占庭提出了出兵的交换条件：一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威尼斯的商业基地，二是让威尼斯商人享有与拜占庭商人同等的待遇。

眼看着烽火越烧越近，皇帝不得不点头接受。于是，威尼斯舰队驶出了威尼斯港。都拉佐攻防战是威尼斯打的第一次真正的战役。双方在激战之下，最后以威尼斯胜利而告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总算松了一口气。

公元1000年时，威尼斯以当“警察”打海盗为条件，换得了港口税减半的优惠待遇，但这一次与诺曼人作战，拿到的才是真正的特权。

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商人开放了境内所有的领土。这意味着威尼斯商人可以在包括色雷斯（Tharce）、马其顿（Macedonia）、希腊，以及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在内的几乎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自由行商。而且，威尼斯人与拜占庭商人同样享受关税全免的待遇。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允许威尼斯人在位于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带的金角湾（Gold Horn）建立居住区，不仅是商店、仓库和领事馆，甚至可以建造威尼斯船专用码头。居住区内理所当然地享有治外法权。从特许颁布的1082年开始，威尼斯“商社”的分店，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一间接一间地开张。

以前，威尼斯商船只能走威尼斯到东方、东方到威尼斯的固定航线，如今不再受此限制。查阅当时商船的航海资料，会发现很多船都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从黑海一带经叙利亚前往埃及，然后原路返回。这意味着威尼斯商船不必每次都得先返回本国港口，而是直接取道异地。这个变化，为威尼斯商业飞跃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说当时有1万名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按其本国（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不足10万的总人口计算，大约每三名威尼斯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人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东奔西走地做着买卖。从那之后，威尼斯政府对拜占庭国内的动向，变得愈发地敏感。如果从君士坦丁堡作为威尼斯商业根据地的重要性考虑的话，这种反应实属正常。

所以，当11世纪末西方开始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最初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因为拜占庭帝国对十字军的行动颇为怀疑。对威尼斯而言，参加十字军所能获得的利益，与拜占庭给予的特权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说白了，就是不划算。

话说回来，有人受益，难免就有人受损。尤其是在那个力量至上的年代，你不杀人，人就杀你。

因威尼斯商人的蓬勃兴起而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的拜占庭的商人们。以前，两者间有待遇上的差别，又属于卖方与买方的关系，所以没有什么矛盾。待遇平等之后，威尼斯商人则变成了他们强劲的竞争对手。更何况威尼斯商业在“行政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一直得到本国的大力支持。对于蜂拥而至的威尼斯商人，拜占庭的同行们自然是义愤难平。

拜占庭商人们的不满，正巧与因付出过高代价而感到后悔的皇帝不谋而合。再加上不甘心被对手威尼斯拔了头筹的热那亚和比萨的旁敲侧击，拜占庭皇帝开始表露出不再延续特权许可的意向，甚至打算把目前给予威尼斯的利益，转授予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最弱势的比萨。

1099年，打着十字军舰队旗号的威尼斯舰队，从亚得里亚海南下，驶向东方。可是舰队在罗德岛（Rhodes）靠岸下锚后，便没了继续朝巴勒斯坦前进的迹象。他们走访附近的岛屿，收集圣人的遗骸，消磨时间，就是原地不动。而此时的巴勒斯坦正处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激战之中。

期间，传来消息说比萨的舰队正集结于爱琴海。负责十字军海上补给的比萨主力舰队正准备与本国的援军会合。这时，威尼斯人的舰队开始行动了。但他们不是驶向巴勒斯坦，而是前往相反方向的爱琴海。

威尼斯舰队前往巴勒斯坦，是在他们歼灭了比萨舰队，并且从惊慌失措的拜占庭皇帝那里再次确认了既得特权不变之后。

当威尼斯舰队的身影出现在雅法（Jaffa，今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海面上时，比萨、热那亚的舰队早已抵达，十字军战士们正陷入苦战。十字军的将领乔弗雷·布里昂希望威尼斯舰队加入战斗，因为他们的船上配备了最新的攻城武器。作为交换条件，威尼斯人获得了基督徒占领下的巴勒斯坦所有区域的自由贸易权。威尼斯舰队不仅攻击了雅法，在获胜之后又参加了海法（Haifa）之战。

一年半后回到威尼斯的舰队带回了丰厚的“土产”——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各个城市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前提下设立贸易基地的许可。

热那亚和比萨通过参加十字军提供海上供给，很早就在巴勒斯坦地区拓展商业。丧失了先机的威尼斯，现在终于可以和他们比肩而立了。

一旦抓住机会，绝不迟疑，即刻进取，直到完全占有——这是威尼斯共和国一贯的手法。但是，在中东确立了立足之地后，20年间威尼斯的舰队从未涉足那里。他们不是不去，而是不能去。

为了消灭匈牙利王企图占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野心，威尼斯花了20年的时间。匈牙利王是拜占庭皇帝的亲戚，又因为接受了天主教洗礼与罗马教廷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海盗不同，他是真正的劲敌。与匈牙利王为敌的威尼斯，为守住“高速公路”可谓是千辛万苦。除了匈牙利王，威尼斯与已经攻打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诺曼王，也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直到遏制住这两大强敌之后，威尼斯才腾出精力，将目光投向了巴勒斯坦。

1123年，由40艘加莱船、28艘帆船，以及4艘大型加莱商船所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在元首多米尼克·米迦勒（Domenico Michele）的率领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横穿过爱琴海，一路向东行。但舰队进入雅法附近海域时，已进入夏季。

由于埃及的穆斯林军转为攻势，雅法遭受着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可是，就在威尼斯舰队到达前的一刻，雅法摆脱了围困。这样，威尼斯海军不必打仗，只需要负责海上警戒，以防敌人随时来袭。但元首并没有让斗志昂扬的士兵们就地休息，决定立刻追寻埃及方面的踪迹。埃及穆斯林舰队一定正朝着他们占领下的阿什凯隆（Ascaion）港行驶。

为防止被敌人发现，威尼斯舰队伪装成运输船队，由4艘大型的加莱船打前阵，让对方误以为是朝圣者乘坐的商船。朝圣船上有钱的基督徒居多，一向是穆斯林军队的上好猎物。

果不其然，原本已经靠近阿什凯隆，正准备进港的埃及舰队，发现了笼罩在晨霭里的4艘大型加莱商船，他们随即调头驶回了海上。晨霭渐渐消失，折返的埃及舰队这才发现，大商船的后面竟然还跟着40艘加莱军舰。措手不及的埃及人来不及逃生，便被卷入了混战中。战斗以威尼斯的获胜而告终。元首乘坐的旗舰，用加莱船特有的锋利的船头，刺向对方旗舰的船腹。沉入海中的舰船，将方圆3公里的海面染得通红，为威尼斯的胜利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彻底击败了埃及人之后，威尼斯舰队继续南下，途中遇上驶向阿什凯隆港的埃及商船。威尼斯人轻而易举地将其捕获，船上诸如金银、胡椒、肉桂等大批货物自然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精神、物质双丰收的威尼斯舰队，挥师北上，加入了十字军的泰尔城（Tyms）攻城战。1124年，泰尔沦陷。自此，阿什凯隆以北，再也没有一个港口被伊斯兰人所占领。也就是说，十字军诸国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港口都是安全的。

威尼斯从亚得里亚海的女王，逐渐变身为东地中海女王，能与威尼斯海军分庭抗争的，唯独剩下热那亚。

即便如此，威尼斯共和国也没打算完全脱离拜占庭帝国。不过，对于拜占庭皇帝而言，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原本只是让威尼斯代为保护西方的安全，没想到它变得如此强大。但现实中拜占庭又离不开威尼斯海军的保护。虽有心想找别国取而代之，偏偏热那亚和比萨正在为争夺科西嘉岛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这个余力。

纵使心中有万般不愿，拜占庭皇帝还是不得不继续让威尼斯商人享受特权。而威尼斯人的确是一个与无利可图的霸权思想绝缘的民族。

虽然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境内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克里特岛（Crete）和塞浦路斯岛（Cyprus）是例外。因为这两个岛屿作为东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具有非凡的意义。日后，当威尼斯人计划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占为己有时，首先盯上的就是这两座岛屿，而且在得手之后，不惜任何代价誓死捍卫。

拜占庭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这种微妙的关系到1170年前夕终于破裂了。因为威尼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过于强大了。

1168年，为了对抗拜占庭皇帝迟迟不肯更新对威尼斯的贸易特权，元首维塔·米迦勒（Vital Michele）二世发布禁令，禁止所有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活动。两年后的1170年，改变了主意的皇帝与元首达成和解，威尼斯人再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

可是，一年后，即1171年，拜占庭的皇位刚完成交替，君士坦丁堡就出现了激烈的反威尼斯人运动。这场由皇帝暗中煽动的民众暴动很快就蔓延开来，愈演愈烈。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破坏；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被放火烧毁。更不幸的是，很多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被皇帝的手下绑架，作为人质囚禁起来，甚至有人遭到杀害。那些侥幸坐船逃离君士坦丁堡的人，先在叙利亚等城市躲避了一阵，最终还是只能返回祖国。不用说，两国间断绝了来往。

从那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君士坦丁堡城中看不见威尼斯商人的踪影。威尼斯将其主要贸易地，转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威尼斯人一边以这些地方为中心进行商业活动，一边以相当克制的态度，努力修复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1190年，威尼斯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商人又获准在君士坦丁堡从事贸易活动。然而，威尼斯共和国非常清楚，不可能再期待拜占庭帝国像过去那样长久地与他们保持特殊的关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着手计划与拜占庭完全划清界限，把现在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那时的西欧，也正处于低迷的状态。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1187年，萨拉丁占领了耶路撒冷。1189年，十字军声势浩大地开始第三次东征，可是除了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的英雄事迹之外，其余可谓是乏善可陈。这让西欧的骑士们无地自容，他们非得干点儿什么来挽回颜面。

这两股潮流，就这么巧合地交汇在了一起。1202年开始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正是两股潮流的交汇点。

这是一出由威尼斯人编剧、导演、主演的大戏。当然，一切遵循的还是“起初有商”的原则。

第三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若干年前在日本，曾经有人问我无论是国家或个人，秉持现实主义观点为什么总是被人所厌恶呢？”

当然，我和他之间不必事前就现实主义先做一个定义。因为我们都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向现实妥协，而是通过与现实抗争，获得生机的一种生存形式。

不过，那时我没有能够回答他的问题。但现在，我感觉似乎有了答案：

现实主义者之所以遭人厌恶，是因为他们就算嘴上不说，却用实际行动将一个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滑稽的存在，理想主义者的所思、所为，往往是最不适合实现其理想的。

理想主义者虽然没有智慧能够看清自己手段上的错误，倒也不至于愚蠢到无法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笑话，或者自以为的最善之策完全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的事实。所以，才会对功成名就的现实主义者心生厌恶。理想主义者经常会爱敌方的理想主义者，胜过友方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遭人厌恶，只能说是一种宿命。

谁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恶人？从日本高中的历史课本，到被誉为十字军历史权威的史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相当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威尼斯共和国。

我们从1198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在法国骑士精神的中心香滨地区（Champane）城中，举办了一场马上枪术比赛。

主人是22岁的香槟公爵蒂博（Thibaut de Champagne），主客布卢瓦伯爵路易（Louis of Biois）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两位贵公子，既是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的外甥，也是狮心王理查的外甥。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狮心王理查都是10年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统帅。这场比赛，就是以这两位同时拥有贵族血统和十字军传统、来自赫赫名门的年轻人为中展开的。不难想象，法国优秀的骑士们一定都到场参加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一位传教士出现在依然情绪高昂的骑士们面前。他是在前一年被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Iimocem III）委任为十字军布道的人物。传教士雄辩的言辞，轻而易举地就点燃了仍处于亢奋状态的年轻人的心。

首先，香槟公爵宣誓参加十字军远征。几乎同时，布卢瓦伯爵起立宣誓。紧接着，30多位王公、骑士们纷纷加入了行列。他们派信使快马加鞭地赶往布鲁日（Bruges），目的是游说当时人在那里的香槟公爵的姐夫——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Baldwin of Flanders）参加十字军。接受了邀请的伯爵，和他弟弟亨利一起宣誓参军。佛兰德斯伯爵也是一位27岁的年轻人。除了兄弟俩，另外还有近40名骑士加入了十字军。

有关这70多位王公及骑士的名字，无一不漏地被记录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所撰写的年代记中。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香槟公爵的佐将，同时也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全程的见证人。他的文字朴素且生动。

只要是熟悉中世纪法国历史的人，相信都能清楚地知道，年代记中出现的这一连串名字可谓是西欧骑士精英之汇集。但凡有点儿名气的骑士，没有人拒绝香槟公爵的相邀。

数月后，宣誓参加十字军的人们，聚集在苏瓦松（Soissons），就远征的时间和途径等事项进行商议。然而，遇到这种具体的问题，骑士们没了方向，商量上百次也得不出一个结论。于是，他们选出6个人，由他们代表全员做出决定。

这6位代表分别是：香槟公爵旗下的两位骑士、布卢瓦伯爵的旗下的两位骑士，以及佛兰德斯伯爵的两位家臣。代表香槟公爵的手下之一，就是上述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聚集苏瓦松的骑士们也一致同意，将这份“壮举”报告给罗马教皇。

一接到消息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深感满意。英诺森三世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评价为是将教廷的权力推向顶峰的人物。当时才30多岁的他很清楚，十字军运动对于提高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有相当的贡献。不过，十字军在第一次成功之后，第二、第三次接连失败的原因，他也是心知肚明。

为什么第一次东征在没有任何诸侯将相参与的情况下，仅靠那些一无所有，唯独精力过剩的下等骑士和平民百姓就能赢得胜利？而第二、第三次由皇帝、国王等组成的明星队伍却招致失败呢？教皇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来自皇帝、国王各自的野心以及相互之间的嫉妒心。这一次，由法国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对于不希望皇帝、国王搅和其中的教皇而言，是最好的人选。虽然少了皇帝或国王，但这些人都是地位仅次于皇帝、国王的实力雄厚的王公和骑士，在影响力上毫不逊色。教皇将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归咎于不同民族的集合。而这一次由法国人主导，就算德国、意大利有人参加，也不是主力。在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案中，这一次的十字军构成，教皇认为最为理想。教皇通过传教士，在欧洲各地宣导，凡参加十字军一年以上的人，无论犯过什么罪，都可获得赦免。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其说是爱的宗教，不如说是用死后清算生前罪孽的惩罚的恐惧来威慑人心。对于中世纪的人们而言，没有比免罪更能救赎心灵了。

被选出负责解决具体问题的6位代表，在经过慎重的讨论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将十字军远征的目的地定为埃及的开罗。为了从穆斯林手中彻底夺回耶路撒冷，必须打击伊斯兰世界的大本营埃及。这是根据狮心王理查的意见决定的。

二、远征路线采用海路。陆地距离遥远而且途中危险重重。对于这一点，无人表示异议。

三、十字军全军的运输任务，委托给威尼斯共和国。之前的三次远征，海上运输主要是由热那亚和比萨担任，那是因为运输量较少。而像这次大规模的军队、物资的运输，代表们一致认为，只有依靠海运能力强大的威尼斯。

6位使者被派往威尼斯，时间是1201年5月。

恩里科·丹多洛

时任威尼斯元首的是恩里科·丹多洛（Enrio Dandolo）。这位在使者们眼中年过80且近乎全盲的元首，实际上是一位头脑精明、行动果断的人物。

“各位使节，我拜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的王公们让你们带来的委任状。委任状中提及你们的要求和决定，就是他们诸位的意向和决定。请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使节答：“阁下，请您召开内阁会议。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明天就举行。我们将在会议上传达我们主人们的要求。”

元首表示明天来不及，但会在4天后召开会议。

这个场景让我不禁猜想，从那一刻起，威尼斯一方就展开了心理战攻势。因为通常有大事发生，不消说是次日，当夜就会立即召开会议。这4天的时间，应该是威尼斯方面做密议所需。不谙内情的法国人，度日如年般地熬过了4天。

约定日的当天，使节们被带到金碧辉煌的元首官邸。从元首到分管内政、外交的全体负责人，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他们的到来。

“阁下，我们是法国最尊贵的王公派来的使节。我们的主公向十字架发誓，若是神的意愿，必定洗雪耶稣基督所受的屈辱，收复耶路撒冷。

“我们深知，各位与贵国民众所拥有的海上力量，他人无可比拟。恳请你们能倾力相挺，帮助我们夺回大海彼岸的失地，洗清耶稣基督所遭受的屈辱。”

元首问：“用什么方法？”

使者答：“什么方法都行。”话虽如此，法国的使节其实是要求威尼斯提供运送十字军的船只。当然，船需要船员和划桨手，航行中还需要粮食，总之要提供所有运输必需的人力和物质。

听完使者的要求后，元首说：“这诚然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但你们赋予的任务实在巨大，8天后，还是这里，我们再答复各位。”

8天后，使者们按照约定，再次拜访了元首官邸。

“使者各位，我们决定接受你们的要求。不过，这项决定需要得到共和国国会和市民大会的认可。”

接着，元首又说：“我们将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供运载4500名骑士和两万名步兵的船只，以及搬运4500头马匹以及9000名马夫的平底船。合约中包括了人和马匹所需的粮食。

“我们提供的价格低廉。一匹马4马克，每个人2马克。我们保证遵守合约规定的义务，时间自十字军从威尼斯港出发起，为期一年。费用总计8.5万马克。”

契约

为了避免大家误解，首先做一个说明。中世纪的马克并不像现代德国的马克那么强势。它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银币马克，在当时不属于硬通货。法国与威尼斯两国间的交易，不管是用法国货币还是威尼斯货币，甚至他国的货币支付，都没有问题。用马克报价，不过是一个衡量标准而已。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尼斯人索价过高，那不过是他们的偏见，把牟取暴利视为商人的天性。10年前，热那亚与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所签订的合同中，运载两匹马和三个人，以及8个月的口粮，价格是9马克。而威尼斯的合约期限是一年。相比菲利普·奥古斯当时要求运送的650名骑士和1300名马夫，威尼斯这一次承运的人员和马匹的数量，要高出许多。

我们从上图的数字可以看出，热那亚应该是不必另造新船也能完成任务的。但威尼斯不仅要动员所有的商船，而且需要建造大量的新船，其中也包括为了运输战马特别制作的平底船。

所以说，威尼斯并非漫天要价。即使那是一个货币价格变动不大的时代，很多的学者仍然认为威尼斯提出的价格，符合当时的“行情”。

根据合同，每匹马有3磨臼（8蒲式耳，约等于142公斤）的燕麦；每个人则提供面包、小麦、蔬菜以及半瓶双耳酒瓶的葡萄酒。

学者们倒是没有对骑士和马夫同样收两马克的问题产生过质疑。那主要因为骑士通常都有自备食粮、另吃“小灶”的习惯。

总计8.5万马克的费用，决定以4次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8月中旬先付1.5万，11月1日前再付1万。翌年1202年2月支付第三笔的1万，剩余的5万马克则在4月中旬付清。

而威尼斯的任务，则是在一年后，即1202年6月24日前，备齐所有的船只及其船员。

法国使节们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逐宇逐句地看完了合约。

可就在这时，威尼斯提出了一个比萨、热那亚从未有过的要求。

威尼斯元首将亲自率领50艘加莱战船及其所需的船员、战士6000人参战，条件是得到十字军征服的土地的一半。换言之，威尼斯不只扮演运输员的角色，而是想成为共同出资人。

对此，使节们提出需要一段时间考虑。可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得出了结论：法国骑士们一定会为意外地获得威尼斯这样实力雄厚的同盟而感激不尽，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元首便收到了使节们爽快的答复。

威尼斯元首立即召开了40人委员会会议。委员们与总统及其阁僚们的具体商谈内容，由于没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不过，从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到所有与会者，统统是商人，而且都是从年轻时就纵横地中海，拥有丰富贸易经验的人物。因此，他们不会不知道8.5万马克的金额相当于当时法国或英国国王年收入的两倍。就算香槟公爵、佛兰德斯伯爵地位仅次于君王，这些威尼斯人难道会真的相信他们有支付能力？不管怎么样，威尼斯共和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元首提出的与法国王公们的协议。

数日后，借用使节之一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话，“在所有存在的教堂中最美的教堂”——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上，万人聚集，举行了庄严的弥撒。元首派人送信给在下榻处等待的使节们，希望他们亲自去请求威尼斯市民们批准合约。

使节们在众人的注目之下进入教堂。香槟公爵的佐将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作为代表，做了以下发言：

“市民诸君，最高贵、权威的法国王公派遣我等6人来到这里，希望你们为夺回遭受异教徒奴役的耶路撒冷尽一份力。让我们与贵方的同盟，以神的名义，洗刷基督的耻辱。

“选择你们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拥有像你们这般勇敢的人民。王公令我们跪在你们脚下请求，直到你们对大海的对岸发出怜悯之心。”

6名使者同时跪下，每一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感动的泪水。用吉本（Edward Gibbon）那充满讥讽的英国腔调说，当时的骑士们动不动就感动得掉眼泪。

没有落泪的是元首。因骑士们的下跪，气氛变得肃静的教堂中，突然响起了元首低沉的声音：

“让我们接受吧，诸位！”

元首的话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全场。“接受！”“接受！”群众的欢呼声似乎要震裂雄伟的教堂。当喧嚣过后，恩里科·丹多洛，这位被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称赞为善良、稳重又有勇气的元首，向群众说了以下这番话：

“市民诸君，请你们想一想，神赐予了我们多么大的荣誉。这世上最优秀的人民，选择的不是他人，而是希望与各位结成同盟。让我们共同去完成解救主耶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

拿到了威尼斯国民的许可，剩下来就是正式签约了十字军从威尼斯出发的日期，定在翌年，即1202年6月24日，那天是圣约翰日。所有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参加者，都必须在那天之前来到威尼斯集合。威尼斯方面也必须做好整装待发的准备。

使节和元首署名之后，面对完成的契约，将手放在《圣经》上，向神发蜇必定履行契约中的每一项义务，法国使者们再次落下了感动的眼泪。他们立即派人去罗马教廷向教皇报告，教皇也随即传回了对双方签约非常满意的口谕。

可是，这份内容详细到军粮数目的合约，竟然没有最重要的目的地。根据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解释，是为了保守秘密，所以只说是大海彼岸。至于保密的理由，他没有提及。我推测可能是为了不给敌人有准备的时间。然而，这件事情，却对日后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完成了签约手续的使节们，向威尼斯银行借款2000马克，支付了部分的首款后，启程返回法国。一行人走到米兰附近时，兵分两路，其中两人直接返回法国，佘下的4人绕道热那亚和比萨，打算去与对方商议，当十字军抵达“大海彼岸”时，这两个国家能够提供多少帮助。不过，这一趟最终无功而返。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是直接回法国的两名使节之一。他在途中遇到了布里昂伯爵（Jean de Brienne）。这位伯爵也是当时和香槟公爵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人物。在宣誓不久之后，他与普利亚（Puglia）公国的国王塔恩库雷的女儿结婚。这一次正是为了确保婚后所获得的领地权，率领手下前往南意大利。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将威尼斯之行知会了伯爵，布里昂伯爵闻讯大为兴奋：“看！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你们从威尼斯出发时，我们也会火速赶去与你们会合。”

可是，布里昂伯爵在成为普利亚领主后，眼见着同袍乘坐的战船渡过狭窄的海峡，他和手下的骑士们却始终没有动静。

另一方的威尼斯，在使节们离开之后，举国上下投入了准备之中。要提供两万人、4500匹马，以及各种攻城兵器和军粮的运输船，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地中海航行的所有商船被令必须在指定日期内返回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每一个城市都张贴着召集水手的布告；造船厂夜以继日地赶工生产，尤其是需要新建大量运输战马的平底船。东征至少需要准备400艘船，就算是海军力量位居榜首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也必须全国总动员才能完成任务。对于威尼斯人而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一个举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大型“投资”。正因为如此，他们履行了合约，甚至做到每一个细节都无可挑剔。

为了早日将好消息报告给主人，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途中换了几匹马，终于抵达法国，可见到的却是卧病在床的主人，这让他震惊不已。香槟公爵虽然重病缠身，听完报告后依然喜悦无比。他说许久没有骑马，得起来练习一番，随即差人牵来了战马。但他的身体状况已无法承受，才跨上马背坐了一会，又不得不重新躺回床上。

香槟公爵的身体每况愈下。他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于是开始写遗嘱，将准备带去远征的财物，分发给与他一起发誓参加十字军的手下骑士。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些人要向神发誓，势必在期限前到达威尼斯。香槟公爵将另一部分财产委托给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用作远征中急需。没过多久，年纪轻轻的香模公爵便撒手人寰。可是，不少分到财产的骑士，钱进了口袋，可人却最终没有出现在威尼斯。

失去了统帅的十字军骑士们，急着找人接替。他们商议之后，决定请勃艮第公爵出马。可是公爵不仅拒绝了骑士代表提出的担任元帅的请求，甚至连十字军都不肯参加。骑士们又去找香槟公爵的表兄弟巴勒迪克伯爵（Bar-le-Duc），结果又遭拒绝。

香槟公爵去世后，作为十字军的最重要的三位人物，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伯爵聚首苏瓦松，共同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请意大利人孟菲拉特侯爵博尼法修（Bonifacio de Monferrato）出任统帅。这位既是勇敢的武将，又是法国国王表亲的孟菲拉特侯爵，欣然地接受了骑士们的请求。

来到法国的孟菲拉特侯爵，在表兄弟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宫廷中接受了盛大的欢迎之后，前往苏瓦松。他在当地的圣母教堂（Notre-Dame）与当初宣誓参加十字军的王公、骑士们一起，对着十字架和宝剑立下誓言，跪在地上见证侯爵担任总指挥的骑士们，又一次热泪盈眶。仪式结束，全体人员在约定准时相聚威尼斯之后，各自散去。这些骑士们将苏瓦松宣誓一事，传播到法国各地。那些尚未宣誓参战的人们因此受到激励，纷纷举手报名。其踊跃程度甚至被形容成所有的法国精英骑士都准备渡海前去。

奔赴威尼斯

时间来到1202年。那一年的复活节是4月14日。性急的人从那天起就开始向亲朋好友一一挥泪告别；动作慢一点儿的人，也在6月2日的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当日，整理出发的行李。前往集合地的威尼斯，需要先穿过法国，再横断意大利北部。

一些拥有自家船队的佛兰德斯地区的骑士们，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准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朝威尼斯方向航行。包括布鲁日城主在内的一行人，在他们的主人佛兰德斯伯爵面前，手按《圣经》宣誓，势必会合威尼斯。伯爵及其弟弟亨利将大部分的行装托给走海路的骑士们，自己率领大多数的骑士，走陆路前往威尼斯。

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就是没有抵达威尼斯。之后传来消息说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莫东（Modon）会合，结果那里也没见到他们的身影。这群人不知何故竟然直接去了叙利亚。在那里，他们才与阿拉伯人交手，就被打得一败涂地。有人被杀，侥幸活下来的，拼着命才逃回故乡，就这样狼狈地结束了十字军远征。

法国骑士中还有一批不去威尼斯集合，从马赛走海路，准备在莫东与大部队会合的人。结果这些人也没在莫东现身。他们最终的命运，大概和佛兰德斯的那支船队相差无几。

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在记述同伴的离去或背叛时，笔调充满了悲愤。他写道不说这些了，还是来谈谈到达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吧。”从此对离叛者只字不提。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与被他评价为善良的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不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善良的绅士。那些诸如待在婚后获得的领地上不肯行动，分到遗产却不遵守事前约定，或者是带着主人的行装但没有如期现身的我行我素的骑士们，一定让这位香槟公爵的爱将感到十分绝望。“每个人走的不同的路，都是神替他们安排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经常用这句话作为文章的结语。

另外还有一位善良的绅士，在离约定的时间很早之前，就到达了威尼斯，他就是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随着日子的接近，来到威尼斯的被称为朝圣者的十字军战士不断增加，可是总人数还是太少。他们不得不从中再选出一些人，去催促那些正在途中的人加快脚步。

孟菲拉特侯爵来口信说因为有事会晚到几天，而布卢瓦伯爵则不见踪影。使者一路走到帕维亚，总算在那儿找到了悠闲自得的伯爵。使者声泪俱下，苦苦劝说，好不容易才说服伯爵前往威尼斯。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和圣保罗伯爵出面担任了说服工作，要劝说布卢瓦伯爵这样身份的人，使者本身也得具有相当的地位。

尽管派出代表在沿途催促，仍然有不少骑士从皮亚琴察（Piacenza，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位于威尼斯的西南方）出发，不往北而是朝南行进。其中有些人的理由是不相信威尼斯人，另外一些人则是想效仿获得了普利亚领土的同胞，就近找个地方占山为王。当然，最后没有一个人与十字军汇合。

由于出现了诸多离叛者，因此来到威尼斯集合的十字军战士非常少。实际人数不到当时法国王公骑士们估算并通报给威尼斯的1/3，据说只有一万人左右。

集聚在威尼斯的十字军战士们，被安排住在威尼斯外港利多的圣尼科洛岛（San Nicolo）上的宿舍里。这些刚安定下来的人，立即又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借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语言：“没有一个基督徒曾看过这么雄伟的船队吧！”无数的帆船、加莱船和平底船，泊满了整个港口。善良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叹息：“啊！想到那些没有来参加的骑士们，多么可惜呀！有了如此壮盛的军容，基督的军队本可一举摧毁异教徒的啊！可是在这里的人，只有这些舰队运载数的1/3！”

威尼斯方面完美地履行了合约。除了从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Dalmazia）召集了大量的水手，威尼斯全国半数以上的成年男子将参加为期一年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以举国体制，信守了诺言。

没有遵守契约的是法国的骑士们。就算是有着崇高的信念，可相当于国王两倍年收入的8.5万马克的金额，以及3.35万的参与人数，究竟是以何基准得出的呢？法国国王打内战时能够征用的兵力，在一万左右，而他率领十字军东征时带去的只有2000人。那些地位仅次于国王的王公们，尽管各自有自己的队伍，但超过3万的数字，未免过于乐观。

果然，实际来到威尼斯的正是一万余人。4次的分期付款，在支付了前两期的2.5万马克之后，剩余的6万马克便没了下文。而且很多人连两马克的伙食费用都没有，就这样两手空空地来了，结果只能由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王公、骑士们代为支付。

即便如此，费用还是不够。威尼斯方面声明：如果不付清合约规定的款项，就不发船。

对于威尼斯的要求，后世的某些历史学家评判说，既然只来了1/3的人，费用理应打折。我认为不懂契约的人才会口出此言。那些拿不出钱的王公们，肯定是非常苦恼，但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提出类似的交涉。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在文章中写道：“威尼斯履行了合约，错的是我们自己。”

十字军方面决定，将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威尼斯，可还是不够。终于，佛兰德斯伯爵提出把他带来的金银器拿出来抵债，其他王公、骑士们也跟着效仿。于是，堆积如山的金器银器落到了威尼斯人的手里。欠债因此减少了许多，但仍然缺3.4万马克。不过，此时的十字军从王公到一介小兵，身上已经拿不出任何可以抵债的东西了。

毕竟是法国骑士的精英们，绝不能因为付不出钱便解散军队打道回府，否则如何面对江东父老。但是，钱还是没有着落。想向威尼斯银行借款吧，这种狼狈不堪的状态，哪里还有信用可言，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们。而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则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还款。原定6月24日的出发，当然是不可能兑现了。

仿佛被软禁在利多圣尼科洛岛上的十字军战士们，渐渐地烦躁不安起来。王公、骑士们尚能去威尼斯市内走动走动，普通的士兵却不被允许。为了保证安全和防止传染病，大军不得进入市内属于当时的惯例，因此，士兵们也无从抱怨。

眼望着面前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扬帆起航的舰队，自己却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十字军官兵们，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了7月。正当8月也快结束的时候，恩里科·丹多洛元首向王公们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建议。

元首提出，在前往东方的途中，如果十字军能够帮助威尼斯攻下扎拉（现称扎达尔）的话，可以将还款期限延长至他们有能力支付之时。

扎拉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是威尼斯人建设的“高速公路”沿线的一座重要城镇。后来由于受匈牙利王的煽动，变成了与威尼斯敌对的城镇。对于威尼斯而言，丢失扎拉，等于是将“高速公路”拦腰截断，因此无论如何要夺回这块失地。

然而，元首的建议却让十字军方面颇感顾虑。不仅由于扎拉人是基督徒，其背后的匈牙利王也是基督徙。以打击异教徒为目的十字军，去攻打同为基督徒的人民，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尽管处境异常窘迫，可光是想到教皇的反应，就让十字军们伤透了脑筋。

看不见出口的困境，终究需要打破。经过几天的商议，由于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和圣保罗伯爵等势力强大的贵族们都站到了赞同的一方，于是决定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建议。不过，还是有一部分反对的骑士决定与大部队分开行动，想办法从哪找条船直接去叙利亚。还有人索性返回了祖国，原本的一万人，又少了一点儿。

元首听说十字军内部已达成共识，便率领威尼斯所有的参战者，向十字架宣誓，也成了十字军战士。威尼斯一方同样有不少人来自声名显赫的豪门，可以说与法国人的阵容不分伯仲。加上帆船、平底船的船员，在人数上也基本与对方持平。

王公、骑士们分到了各自的战船，法国军队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同坐旗舰。

众人突然变得忙碌了起来。有人在整理行装，或者搬运攻城兵器；有人则负责将一匹匹的战马牵进船舱……在这种忙碌的气氛下，9月很快就过去了。

1202年10月8日，翘首以盼的出发日，终于到来了。雄伟的舰队布满了整个海港，壮观的景象足以让法国骑士们忘却出发晚了三个月的窘事。

数量超过300件的攻城兵器，器宇轩昂地排列在各条战船的甲板上；桅杆上五彩缤纷的王公、骑士的各家旗帜，随秋风飘荡。整齐划一地竖立于船舷的上千只盾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盾牌的背后，是手持长枪的威武雄壮的骑士们。唯一一艘船身和划桨都涂成绯红色的加莱船，是元首孟菲拉特侯爵乘坐的旗舰。旗舰的桅杆上挂着的绯红色底绣金色圣马可狮子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大国旗在秋风中舞动不停。

旗舰的舰桥上并排站着4位喇叭手，同时拿起银色的喇叭，吹响了出发的号角。刹那之间，无数根船桨像蜈蚣脚一般，伸出加莱船的船腹，齐刷刷地插入水中。紧跟在后的是被加莱船牵引着的帆船，舰队缓缓地滑向外海。出港之后，船帆陆续张开，随即便鼓满了风。加莱船与帆船之间的绳索已被切断，加莱船也扬起风帆，随风前行，船桨仿佛水鸟的翅膀般，水平地固定于船舷之上。就这样，庞大的舰队在港口民众的目送之下驶向海平线那端的彼岸。

有关整个舰队的船舶数量，各有其说，没有定论。作为见证人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也只写下了“壮观！前所未闻！”的感叹，并没有记录详细的数字。根据吉本引用赖麦锡（Giovanbattista Ramusio，威尼斯历史、地理学家）的记录：

加莱船——50艘帆船——240艘平底船——120艘运输船——70艘 总计：480艘

如果按每艘船可容纳的人数来计算，以上的数目未免太多了。

这数字大概是当初约定的威尼斯在6月24日之前，必须备齐运载3.35万人的十字军和6000威尼斯人的总船数。我查阅了稍稍晚于这个时代的各年代记，发现了以下数字：

加莱船——50艘帆船——约50艘平底船——80艘运输船——20艘 总计：约200艘

舰船数量之所以会有出入，是因为威尼斯方面的人数没有变动过，而法国一方则减少到预计人数的1/3。

无论如何，在13世纪初，200艘舰船集聚一堂是史无前例的。即便是400年后的勒班陀海战（Battle of Lepanto），对阵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派出的战船数量，不过200艘多一点儿。

舰队离开威尼斯后，沿东南航线，向伊斯特拉岛的波拉驶去。来往于东方航线的威尼斯船队，通常都会在远航之前，在波拉补给淡水和粮食。舰队在那里停留了一天。

对此，一些不喜欢威尼斯的历史学家推论：“威尼斯人利用法国人不了解亚得里亚海的弱点，为赢得时间，带着他们在自己熟悉的海上东游西荡。”

相反，那些比较客观的历史学家则反驳：“在伊斯特拉或达尔马提亚的港口，购买粮食装船，召集划桨手上船，是威尼斯船队的惯例。”

后者之言的确有理可循。特别是船队出发比预定的6月末晚了三个月，当初召集来的水手，应该有不少人早回了老家。要重新召回这些人上船，自然要比平常多花一些时间。毕竟这一趟不是普通的东方之旅，工作时间长达一年，而且还是去打仗，人选方面，也必须做严格的筛选。

11月10日，舰队出现在扎拉的海面上。从船上眺望环绕着扎拉城的城墙，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牢不可破的印象。

“如此坚固之城，除非神明亲自动手，否则如何攻破？”不了解海港城市的法国人，陷入了不安。威尼斯虽然也是面向海洋的城市，但正如第一章中所述，海水就是他们的城墙，所以没有中世纪都市常见的那种城墙。因此，从陆地去到威尼斯的法国人，第一次看见的海港城市，就是扎拉。

元首无视法国人的叹息，首先向扎拉居民喊话，要求他们切断堵在入港口的铁锁，俯首投降。可是，扎拉人不肯屈服。他们在城墙上高举十字架和教会的旗帜，呵斥说从来没听说过攻击基督徒的十字军。

为了催促那些看见十字架后变得束手束脚的法国人赶紧行动，威尼斯人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战士们搭起敞篷，完成了从陆地一侧攻城的准备。而海面一侧已经被进港的加莱船队封锁住了。

从第二天（11日）开始的战役，打了三天，输赢基本已定。到了第五天，扎拉城沦陷。元首下令摧毁了临海而建的一面城墙，扎拉人又像从前一样，宣誓效忠威尼斯。

然而，教皇接到攻占扎拉的报告之后，勃然大怒，宣布将所有的十字军逐出教会。慌了手脚的法国人赶紧派出使节赶往罗马，向教皇报告了整件事情的原委，请求宽恕。在了解了法国骑士们迫不得已的情况之后，教皇赦免了他们，但没有收回开除威尼斯人教籍的破门令。对此威尼斯人表现得相当坦然，也没有派任何人去向教皇求情。

按理说，基督徒要断绝与被开除教会的人来往，破门令才算是发挥了效果。而这一支十字军却变成了教徒与被逐出教会的人所组成的奇妙军队。

解决了扎拉，终于可以去讨伐异教徒了。法国人燃烧起的熊熊斗志，被元首冷冰冰的一番话彻底浇灭。元首说冬季航海极其危险，到明年复活节之前，留在扎拉城比较安全。在地中海域行商的商船，通常也会避开冬季航行，从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间，留在祖国，做一些船舶修理等事情。对于海上专家的意见，法国人不得不言听计从，决定将讨伐异教徒的行程，放缓到翌年春天。

12月中旬的某一天，在扎拉过冬的十字军营地里，出现了一位在法国人眼里看似东方人的人物。他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王子阿历克塞（Alexius）。王子带来了德意志王士瓦本的菲利普（Philipp von Schwaben）的介绍信，身边还跟着德国护卫。

阿历克塞王子的父亲伊萨克（Isaac）原本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后皇位遭其弟所夺，又被剜去双眼关进了牢里。王子本人一度也遭囚禁，之后成功越狱，躲在商船里逃到意大利的安科纳港（Ancona），从那里翻过阿尔卑斯山，向德意志王菲利普寻求庇护。王子的姐姐最初嫁给了西西里的诺曼王，丈夫死后，改嫁德意志王菲利普。在政治通婚盛行的当时，德意志王与拜占庭公主基于爱情的婚娴，算是相当罕见的例子。凡是能让王后高兴的事情，菲利普王都愿意做。亡命而来的年轻的王子，自然是得到了姐夫的厚待。不仅如此，菲利普王还向小舅子承诺，会尽一切努力实现王子收复故国的愿望。

阿历克塞王子流着眼泪，恳请十字军将领们把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堡，帮助他攻下拜占庭首都，杀死毫无人性的叔叔，让自己这位正统继承人，登上皇位。

王子答应，一旦事成，他将提供以下的条件赞助十字军：

第一、支付20万马克。

第二、攻打埃及时，提供一万名士兵及其所有的开销，而且由王子或手下猛将率军。

第三、只要是他本人在位，保证提供500名骑士守护圣地。

第四、将希腊正教（东正教）并入罗马天主教。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哑口无言。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切肯定是前所未闻。在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记载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事先知道王子会出现。如果连他这般地位的人物都不明就里，那么其他的骑士们就更不知情了。

不过，他们中有一位人物，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他就是十字军统帅孟菲拉特侯爵。香槟公爵死后，侯爵被选为继任统帅。他在苏瓦松结束宣誓仪式后，顺道去拜访了德意志王菲利普。同一个时期，王子也在那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三人之间举行了秘密的会谈，而且内容涉及目的地从埃及的开罗改成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以及十字军因此获得的酬劳等事项。

事实上，第一个表示赞成的就是孟菲拉特侯爵。他举出了接受王子建议的种种好处，积极地去说服那些动摇不定的王公们。

如果有20万马克，十字军不仅能还清威尼斯的欠款，而且能让如今一贫如洗的军队变得富裕。

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埃及远征，对方会提供一万兵力及其费用，这无疑是增强了十字军的战斗力。

保护圣地的500名骑士，再加上随从，实际人数将达到1500左右。这对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支援。

至于罗马天主教与希腊正教的统合，这个历代教皇都未能达成的心愿，如果能实现，将是对教皇英诺森三世莫大的贡献。

法国骑士们感到万分纠结。当初攻打心中已有内疚，现在君士坦丁堡可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就算那里信仰东正教，可毕竟是基督徒的城市，而且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然而，不可否认，王子给出的条件中，最后一项对法国骑士们特别有吸引力。当然前三项也很诱人，但对于一向以拥有坚定信仰而自负的法国人而言，能够亲手完成历代教皇所期待的东西方教会统一的心愿，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法国王公、骑士们苦恼不堪的模样，外人看了大概都会觉得有点可怜。

没有陷入苦恼的，是威尼斯共和国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他果断地表示了赞成。

现实主义者丹多洛，应该是不太相信阿历克塞王子的承诺有兑现的可能性。兑不兑现对他大概都不是问题。攻下君士坦丁堡，让一个不得不对威尼斯表现善意的人，登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才是元首真正关心的事情。

其实，攻打埃及对威尼斯几乎无利可图。埃及与威尼斯一向保持着良好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在拜占庭皇帝表现出排挤威尼斯商人，欲让比萨商人取而代之的意图之后，威尼斯就将东方的贸易中心，逐渐地从君士坦丁堡转向埃及的亚历山大。

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下令，禁止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与身为异教徒的埃及人有贸易往来。威尼斯人曾为此提出抗议，表示商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禁令等于是让威尼斯人去死。教皇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放宽了禁令。除了木材、铁、亚麻和焦油等军需物质之外，其他商品允许交易。说来，这已经是5年之前的事情了。

在那之前，情况也是一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当萨拉丁率领的从埃及出发的穆斯林军队与从西欧远征而来的基督教军队在巴勒斯坦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往来于亚历山大和威尼斯之间的商船并没有因此停航。

威尼斯共和国向来尽可能地与实行政经分离政策的国家维持长久的良好关系。因为那些政治和经济合二为一无法分离的国家，为了经济利益，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政治手腕进行干涉。和埃及一样，叙利亚对于威尼斯而言，也是一个可以保持好关系的国家。

与威尼斯交恶的国家是支持扎拉脱离威尼斯的匈牙利王国，以及近二三十年来逐渐改变以往的亲善政策，疏远威尼斯的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国家国境相连，又因匈牙利的王女嫁给拜占庭皇帝，结为了姻亲。说来也很讽刺，当时威尼斯人与基督徙的关系，远不如他们与异教徒之间来得友好。

然而，留下“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徙”这般惊世之言的威尼斯人，哪怕对方是异教徒，只要能保持良好的商贸关系，他们是不会为违背了所谓的“良心”而烦恼的。

扎拉已经重新回到了威尼斯的手中。如果君士坦丁堡亦能如此，那么威尼斯人的这次“投资”，便是功德圆满。

顺利完成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才华。可是面临突发情况，能够充分利用随之而来的机会，则需要非常优秀的能力。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不仅在此刻发挥了这个作为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才华，而且在之后的决断中也将这种才华一以贯之。

君士坦丁堡

为了决定是否将东征目的地改为君士坦丁堡，在深受良心煎熬的法国人中间，对立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不仅是王公、骑士们产生分裂，与他们同行的神职人员，也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了同样来自熙笃会（Cistercians）的修道士们，因各自立场的不同而相互争斗的场面。

不过，因为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这些十字军的首领们都站在赞成一方，所以决定了局势。最后，大多数人都决定去攻打君士坦丁堡。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无法忍受攻打基督徒的行径。大约有500人抢了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战船，企图靠自己的力量渡海去埃及。可他们没有威尼斯人驾船的本领。这些人乘坐的船驶出扎拉港没多久，便在严冬汹涌的大浪的肆虐下沉没海底，无人生还。

另外还有一些人选择走陆地前往圣地。他们也是离开扎拉刚进入匈牙利王的领地内便遭遇匈牙利士兵的追杀，侥幸逃生者，不得不再次回到扎拉。

当然，威尼斯方面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叛离者。

十字军与阿历克塞王子在德意志菲利普王的特使见证下，签署了合约。可是，十字军方面，无论如何也凑不到12位以上的联署。继孟菲拉特侯爵、佛兰德斯伯爵、布卢瓦伯爵、圣保罗和元首丹多洛之后，只有6个人的签名。其他人虽然同意攻打君士坦丁堡，但实在下不了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接到东征目的地变更的报告，教皇再次被激怒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让号称史上最有权势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屡屡处于事后承认既定事实的被动地位。但是对野心勃勃的教皇而言，在自己的统治期间，实现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东西教会的统合，是一个无比美妙的梦想。因此，与攻打扎拉时相比，这一次教皇的态度显得比较暧昧。

第二年，即1203年4月6日，复活节当天，舰队从扎拉出发。首先是帆船、平底船陆续离开港口，受风力影响较小、航行速度比较稳定的加莱船，则晚一天出港。两批船队的第一次汇合地点定在科孚岛（Corfu）。由于舰队由不同种类的船所组成，考虑到速度上的差异，整段航行会在中间汇合数次，等全船聚齐一处之后，再驶向下一个集合地点。通常每次集合后再出发都是同一种船型的船队依次出发。

元首、佛兰德斯伯爵、阿历克塞王子乘坐的加莱及其船队，一路顺风顺水，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途中，在距离科孚岛还有两天航程的都拉佐靠港下船。都拉佐是威尼斯的友好港口，从这里开始往后就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地。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让都拉佐人承认阿历克塞王子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且向其宣誓效忠。目的达成之后，加莱船队继续起航，朝科孚岛驶去。

先于加莱船队出发的其他船队，已经达到科孚岛。士兵们从平底船中牵出战马，骑士们搭起各自的敞篷放松休息。岛上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茂密葱郁的杉树，这一切让来自欧洲北方的法国人，感到悠闲、平静。

科孚岛是十字军踏上的希腊的首个岛屿，他们在此停留了三周。表面上是为了让这里的居民宣誓效忠王子，实际上是在等待那些离叛者归队，他们就在科孚岛附近的普利亚。可是，去了普利亚的那些人，不知是不是热衷于抢占领地，并没有与科孚岛的同袍联系。白等一场的法国骑士们，只能作罢，同意出发，继续前进。

5月24日，按惯例帆船先行，其他船队紧跟在后，整个舰队离开了科孚岛。这一天天气极好，空气清澈透明，海风轻柔甘甜。所有的船都张满风帆，破浪前行。放眼望去，海平面上千帆竞过，法国人不禁感叹从未见过如此美景，沉闷的心情再次变得开朗。

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Peloponnisos）半岛南下，途中在半岛南端的莫东岛短暂停靠之后，改向东行驶。就在船队准备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面进入爱琴海之际，在狭窄的海峡上，船队与当初单独从马赛出发去叙利亚的两艘船擦身而过。船上坐着的正是那些从叙利亚空手而归的骑士们。

当双方的船靠近时，佛兰德斯伯爵派人去对方的船上，打探还有谁健在。或许是因为对方看到这一边豪华的阵势而感到羞愧，离叛者们没有给出答复，不过，有一位骑士倒是提出非常希望加入这边的船队。当他上船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那两艘船则一路朝西驶去。

此时正值小麦收获的季节，十字军船队沿途频频靠港补充军粮，又在以水质清甜而著名的安德罗斯岛（Andros）囤积了淡水。之后，船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nelles Strait），进入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ora，又称马摩拉海）。当君士坦丁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6月已经过去了一半。

宏伟的君士坦丁堡，让从来没见过也没来过这里的法国人感到震撼不已。围城而建的城墙高峻挺拔，矗立于四周的塔楼固若金汤。隔着城墙望见的，是数不尽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与教堂。无论阶级高低，所有法国人都屈服于这壮观的景象，为自己要攻打这座世界最大都市的痴心妄想战栗不止。

在附近岛屿登陆之后，十字军将领们随即召开了作战会议。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发言说：“各位王公，我们比你们更了解这座城市，因为我们多次来过这里。各位将要做的是一件其他民族不曾尝试过的伟大事业，因此，必须采取贤明而且有效的行动。

“如果从陆地进攻，那边地广人多，而我们人少且食物短缺。如果分散队伍去找寻找粮食，小队人马即刻会被歼灭。我们的兵力已经够少了，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再有一兵一卒的损失。

“这附近有众多岛屿，物资丰富，适合补给军粮。我们先囤足粮食，再去投入神赋予我们的事业。吃饱喝足的战士一定比饥饿的士兵要来得勇敢。”

会议到此暂作结束，将领们回到了各自的船上。

第二天，6月24日，十字军的每一位士兵都在忙碌地保养着自己的武器。当舰队利用南风驶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前示威时，十字军将士们一扫前日的恐惧。尽管墙头上看热闹的人数之多仍然令他们吃惊，但是自己在做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的思想，似乎已经深人人心，每个人都表现得英勇威武。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法国人听不进元首的忠告，他们竟然趁士气高涨之时，一举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东岸，占据了皇帝在当地的宫殿，就此住下不肯动弹。也许他们认为粮食这种小事不该是骑士们操心的事情吧。当这些人在宫殿内尽情享受着拜占庭皇帝式的奢华之际，威尼斯人正按照预定的计划，忙着储备粮食。就这样，9天过去了。

另一方的拜占庭帝国又制定了怎样的防御策略呢？从他们得知自己的首都将成为攻击目标，已经过去了半年，这段时间足够用来商议对策。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拜占庭人没有做任何准备。根据拜占庭的年代记记载，当时能凑齐20艘战船已经是不得了的数字。而士兵方面主要依赖因祖国被日耳曼人占领沦为雇佣兵的英国人。这座城市在几个世纪里遭遇过数次的攻击，但从未被攻陷，这大概是让他们气定神闲的理由吧。何况这次面对的又是连恭维地讲都称不上大军的十字军，因此更没了当真应付的意思。要说皇帝做的事情，就是下令放火烧了城内威尼斯人的居住区，杀了些威尼斯人。

与侄子同名的皇帝阿历克塞三世，派了一位使者去斯库塔利（Scutari）的宫殿，面见占据在那里的十字军将领。皇帝大概认为法国人是既不懂希腊语也不懂拉丁语的野蛮人，特地派了位会说法语的人去。来者用傲慢的口吻，斥责十字军不该侵略同是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

法国人也不甘示弱，据理力争说自己是来打倒用不义手段取得皇位的皇帝，帮助正统的皇帝登基。他们对使者大叫：“以后不许再来！”将他赶出了宫殿。这下是真的要开战了。不过，之后在元首的建议之下，大家还是决定先尝试用和平方式解决。

在十字军将领们的簇拥之下，披着皇袍的王子阿历克塞登上加莱船的旗舰，出现在聚集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上的众人面前。十字军方面以为，那些反对皇帝的市民们看见穿紫色皇袍的王子一定会有所回应。没料到，民众们对王子称自己才是正统皇位继承人的诉求，态度异常冷淡，城门依旧纹丝不动地紧紧关着。

7月11日，是攻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加拉太（Galata）的日子。天空万里无云，可以清晰地看见海对岸摆好阵仗的拜占庭军队及其正中央的皇帝的营帐。

船上的法国骑兵团整齐列队，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盔甲上的彩色羽毛随风扬起。战马披着长至地面的豪华马甲，在马夫牵引下，跃跃欲试。

十字军舰队的阵型是加莱船在两侧，中间是帆船和平底船，船与船之间用粗壮的绳索连接在一起。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方向的潮流，一向以湍急著名，即便不刮风，也是白浪翻滚的状态。为了不让船被冲散，通常会采取船与船绑在一起的方式，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舰队还未停靠加拉太岸边，法国骑士们已急不可耐地跳进齐腰深的海水中，战马纷纷被牵出平底船，手持长枪的骑士们，飞身跃上马背。

不愧是来自骑士精神本家的法国人，没一会儿的工夫，就把迎面攻击的拜占庭军打得稀里哗啦。十字军的步兵们拿着弓箭不断射向逃散的敌人，拜占庭军彻底乱了阵脚。皇帝眼看着自家的军队节节溃散，连营帐都来不及收起，急急忙忙地翻过加拉太山丘，渡过金角湾，逃回了君士坦丁堡。

加拉太与君士坦丁堡不同，面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的两侧，全都是倾斜的山丘，最高一处的战略要地上，还有一座如今被称为“热那亚人之塔”的堡垒。因此，对于习惯在平地作战的法国骑士而言，加拉太的地形并不是非常有利。之所以能所向披靡，是因为在久违的陆地上驰骋让他们感到兴奋，倍增了勇气。但最主要的理由，还是拜占庭军队基本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

做出比较顽强抵抗的，是守在加拉太塔楼中的防卫军。他们不是拜占庭人，而是从欧洲来的雇佣兵。不过，到第二天早晨，这些人还是全部成了十字军的俘虏。

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将骑士和步兵运上岸之后，便开始了下一项任务——切断封锁在金角湾入口处的粗大铁链。待风吹起，平底船中吨位最大的“老鹰”号随即撑满风帆，朝铁链冲去，加莱船、帆船、货船紧紧跟在后面。锁链断开，威尼斯的船队蜂拥而上，金角湾中的拜占庭船队难以招架，被刺穿了船身的战船，一艘接一艘地沉入海底。金角湾与加拉太同遭沦陷的命运。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攻城大战了。

君士坦丁堡攻城战

在加拉太战斗结束之后，十字军方面迅速召开了作战会议。威尼斯方面主张从金角湾一侧发起攻击，理由有以下三点：

一、相对另外两个攻击点，金角湾一侧的城墙最低，而且塔楼也不坚固。

二、鲜有军队会从海上发起攻击，因此防守会较薄弱。

三、海风与浪潮可以保护战船，加莱船的机动性有机会得到充分发挥。

事实上，攻打临海城市，一般都会从陆地上发起进攻。攻方船队的主要任务是在运载战士上岸后封锁港湾的人口。因此，作为防守一方，护城墙靠近陆地的一面都造得最为坚固，而靠近大海的一面则相对低矮和单薄。

靠海的城墙，或者是直接建于海边，或者是像金角湾那样，造在码头的边上。靠陆地的城墙，当然是竖立于平坦的地面之上。在装火药的炮弹尚未实用化的当时，要破坏城墙基本上是靠投掷石弹，或者在墙下挖坑埋上火药引爆这两种方式。由于在傍海的城墙下埋设火药非常困难，攻城者大多选择靠陆地一侧埋火药，因此，建造城墙时两侧的构造会有差异，君士坦丁堡也不例外。

然而，法国人却极力反对从海上发起攻击，称自己不像威尼斯人有一双“水手之足”，怎么也不肯在船上作战。元首理解法国人的弱点，所以没有强行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于是，大家决定第一次的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兵分两路，威尼斯军从金角湾，法国军从陆地发起攻击。

数日之后，在威尼斯船队的运载下，法国军队在金角湾的深处登陆。他们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修复了被拜占庭人破坏的跨河大桥。然后按照事前的部署，在城墙前布好了阵仗。

佛兰德斯伯爵率领打头阵，第二至第五分队则分别由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圣保罗伯爵、布卢瓦伯爵、蒙莫朗西公爵（Montmorency）率领。第六分队是来自香棺地区的骑士们，后卫则是由意大利人、印度人以及南法等来自各地的混合部队组成，孟菲拉特侯爵负责指挥。

法国军选择了靠近皇宫的城墙，那里只有一扇墙门。布阵期间，拜占庭方面没有出动一兵一卒，这对法国人来说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城里的人数是他们的200倍。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扎营之时，拜占庭开始了反击。从那一天开始，法国人就过上了武器不能离身、眼睛顾不上合的紧张日子，哪还有工夫去找军粮。法国人开始抱怨威尼斯人提供的粮食太少，这一情形后来被吉本讽刺说：“不知是威尼斯人太小气，还是法国人太会吃……”总之，十字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军队的行动，倒是进行得有条不紊。为防止被城墙上扔来的“希腊火”击中，他们将舰桥、甲板以及桅杆上的瞭望塔都盖上了浸湿的厚布和野兽的皮毛。

帆船上的风帆被降下，收进了下甲板。帆船和平底船夹在依靠船桨滑行的加莱船中间，只要跟着加莱船的节奏掌舵即可。不过，这种时候非常考验掌舵的技术，稍有闪失，船队就会撞上城墙下的岩壁。因为船是用粗绳相连接的，一艘船掌控失误，直接危及整个横列船队的生命。

威尼斯军队还添了一样新武器：在两根桅杆之间搭起一块木板，长度与船身同长或更长，朝船头的方向延伸。木板被称为“移动桥”，宽度足以让两位士兵并肩作战。凭借这个“移动桥”，士兵们可以跳上高度与之相仿的城墙。

当然，传统的武器，诸如前端带有挂钩的绳梯、破城门用的装有大锤的破坏车、投石器以及用来射击钉满尖刺的方木材的弓弩等也一应俱全，充分发挥了效力。不过，像“移动桥”这般武器，还真是只有拥有“水手之足”的威尼斯人才想得到。它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正是因为人口稀少，威尼斯军队讲究务实和合理性，机械化程度较高。而另一方习惯使用常规攻城武器的法国人，本着全力以赴的骑士粮神，打起仗来近乎鲁莽，对于研究、开发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机械，毫无兴趣，因此陷入苦战之中。

由于拜占庭军的不断骚扰，法军想在城墙下挖坑埋炸药的计划久久未能实行。粮食仅剩下小麦和香肠，可食用的生肉，只有死马肉。至于葡萄酒之类的，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他们甚至连组装攻城武器，都不得不先围起一个作业区，派人在四周24小时把守才能完成。拜占庭军中，尤其以皇帝亲卫队的撒克逊雇佣兵最为凶猛。

在金角湾一侧，威尼斯船队为防止撞上岸壁，小心翼翼地掌着舵，尽量将船驶近城墙。城墙上敌军射出的一排排箭，如下雨般落在船上，爬上瞭望台和“移动桥”的威尼斯军也在努力应战。

就在这时，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出现于旗舰的船头，全副武装，纹丝不动，身边竖立着绯色的圣马可狮子的巨大国旗。

当加莱船即将碰到岸壁之际，元首大声下令让他下船，违命者严处。旗舰上的人不得不唯命是从。年过80、近乎全盲的元首，与国旗一起昂首立于岸壁的景象，让所有的威尼斯士兵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羞愧不已，大家争先恐后地登上了陆地。与此同时，从“移动桥”成功跃上城墙的士兵，也在高墙上竖起了威尼斯国旗。

至此，最艰难的一道坎过去了。势不可挡的威尼斯士兵，杀得防守军丢盔卸甲，没一会儿的工夫，便攻下25个塔楼。金角湾一带的城墙，就这样几乎全部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元首派人向法国军报捷，法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元首再次送出披着拜占庭马衣的战马，这才让他们接受了事实。

在得知金角湾一带的城墙被攻破、威尼斯军涌进城内的消息之后，阿历克塞三世皇帝下令，放火烧毁那一带的住家。火势趁着北风迅速蔓延，在威尼斯军与拜占庭军之间筑起了一道烟雾墙。皇帝见机命令城内所有的军队，从靠近陆地一侧的三个城门出城应战，皇帝亲自出征。

那一天，担任警戒的是佛兰德斯伯爵的胞弟亨利公爵率领的第二分队。亨利公爵发现有大批的敌军出城，急忙通知了大本营。接到消息的法国军，立即拿起武器、牵着战马来到防护栏前，按照预先决定的队列，布下了阵势。每一队的前列是手持弓箭或石弩的步兵，骑兵紧跟其后，末尾是侍从和马夫，近200名失去了战马的骑士组成突击队，站在队伍的中央。整个队列由7队组成，阵仗呈细长型。相比之下，拜占庭的军队不仅横向宽，纵向也是法国人的10倍。法国人除了从正面进攻，无计可施。

布下阵仗的两军，按兵不动，相互对峙。皇帝骑着白马，巡视军队，与法国军的距离似乎只有一箭之遥。拜占庭军开始缓缓向前推进。

接到法国军与希腊大军对峙的报告，元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下令让所有威尼斯的军人放弃占领区，带着从金角湾发起进攻的全体官兵，赶去支援。

前进中的拜占庭军，看见法国军的左右两侧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威尼斯军队，似乎有一瞬间的恍惚，怎么眨眼的工夫，对面就多出了一倍的人？他们继续死死地盯着对方，慢慢移动，方向却改成向右，拜占庭人撤退了！

法国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数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竟然消失在敞开的城门里面。回过神来的骑士中，有些人试图追击正在撤退的皇帝，但三两下就被护驾的亲卫队打退了回来。

这天晚上，一仗未打却累得筋疲力尽的法国人，睡得不省人事。就在此刻，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皇帝带着他宠爱的一个公主和所有能带走的珠宝，逃到小亚细亚去了，失去统帅的拜占庭军队已经溃不成军。丧失了斗志的士兵们不再听从将军的命令，大臣们一致决定，释放瞎了双眼的前皇帝，让他重新登基。这样，十字军就再也没了攻城的理由。

因这个“奇迹”而欣喜若狂的法国人，迅速地解除了列队，威尼斯军队也返回了宿营地。阿历克塞王子按照十字军的要求，在十字军全体王公的列席之下，加冕戴冠，与其父同为皇帝。

即位后的新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仍然经常前往加拉太，拜访在此宿营的法国王公们。起初法国人以为他只是单纯地友好访问，可是不知在第几次的时候，新皇帝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为了巩固皇位，希望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多停留一段时间。原本与威尼斯的合约在9月30日到期，皇帝提出将合约延期一年，所需费用由拜占庭帝国支付。十字军只需要在君士坦丁堡停留到第二年的复活节，之后，是远征埃及或叙利亚，由十字军自行决定。

十宇军阵营陷入一片混乱。一些忠实于骑士精神的骑士们，特地千里迢迢地向埃及苏丹送去了挑战书，听说东征再要延期半年，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众人抗议说：“请按照约定给我们战船，提供我们前往叙利亚的船是你们的义务。”

不过，也有人赞成皇帝的建议。因为皇帝尚未支付约定的钱款，与威尼斯的合约到期后，他们根本没钱雇用船队。而且，如果现在出发，不管是去叙利亚还是埃及，抵达时都已进入冬季。在冬天远征陌生的土地，非常危险。以孟菲拉特侯爵为首的十字军将领们，全体都认为如此。

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当然也是赞成者之一。甚至有传言说，那些所谓被十字军将领说服改变了主意的骑士们，其实是被威尼斯人用金钱收买了。

十字军费心费力信守了诺言，可是当初在扎拉签署的合约，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一项也没兑现。或者应该说，他努力想去兑现，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尤其是合约中的第一和第四项，更是令他望尘莫及。

由于拜占庭历代皇帝的任意挥霍，国库基本已空，根本无力支付原本承诺的登基后给20万马克。新皇帝无奈，向国民课征新税，自然又引发了国民的不满。

第四项的东西教会统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实现。东正教教会断然拒绝了由罗马天主教主导的统合。东正教教会因带有“正”（Orthodox）字，所以一向有高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罗马教会才是异端。要他们服从罗马教会的管制，完全是痴心妄想。

从普通百姓到神职阶级，开始同仇敌忾地对拉丁人怀有敌意。皇帝阿历克塞四世也不要再像之前那样，频频地造访十字军的驻地了。

就这样拖拖拉拉地迎来了冬天。无所事事的法国人，时不时会离开加拉太驻地，渡过金角湾，去君士坦丁堡城内闲逛。豪华的寺院和宫殿让他们目瞪口呆，城内富得流油的景象令他们惊叹不已，集市上密密麻麻陈列着的商品，让那些第一次见识的人们兴奋无比。

不过，法国人中也有狂热的基督徒。像君士坦丁堡那样各民族、宗教并立的国际都市，让当时的法国人感觉很不习惯。

虽然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城中有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等供奉的天主教堂，但同样也有为穆斯林而建的清真寺。于是，对此感到不满的法军狂热基督徒放火烧毁了清真寺。

被烧的不仅是清真寺，犹太教堂（synagogd）也难免其难。火速迅速蔓延至有“拉丁区”之称的西欧人居住区，人们束手无策地看着大火烧了整整8天。

火灾之后，市民们与十字军相互推卸责任，彼此间的关系因此愈加恶化。住在“拉丁区”的人们再也没法待在君士坦丁堡，纷纷逃往加拉太的十字军驻地避难，包括妇女儿童在内，人数高达1.5万人。

十字军方面对皇帝的失信非常气愤，多次派人去催促付款，而皇帝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每次只付少许欠款，到最后，连一分钱也不肯付了，反而对来者勃然大怒，呵斥说无论什么身份地位，都不允许在拜占庭皇帝的面前无礼，并将他赶出了皇宫。渐渐地，十字军与拜占庭士兵的冲突变得四处可见，在双方的敌意日益加深的状态中迎来了1204年。

1月，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停泊在金角湾近加拉太海域的威尼斯的舰船上，突然传来了哨兵的惊叫声。几艘烧成火团的船只，从金角湾的深处正朝着舰队的方向漂来。如果让它们闯进船队，泊在一起的战船势必会一并燃烧。

被惊醒的威尼斯人，立刻起身冲上舰船，拿着带钩的长棒，推开渐渐靠近的火船。燃烧着的船火花四溅，但没有人开口抱怨，默默地继续着艰苦的作业。火焰的光芒，映照着他们脸上及胸口的汗水。

眼见着火球一般的船随着浪潮向港外漂远，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停止了手中的作业。随浪漂走的火船共有17艘。

这是否是皇帝的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拜占庭的什么人，而且是为数不少的人，在船上装满易燃物品，点上火、张开风帆，漂向十字军船队停泊的方向，意图烧毁船队。所幸，威尼斯人应对敏捷，将损害减小至最低。即便如此，还是损失了三艘大船，其中一艘还是满载货物的比萨商船。

烧船事件发生之后，十字军与皇帝双方都产生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想法。拜占庭人公然开始了防卫的准备。另一方的十字军，从士兵到随军的神职人员，都对拜占庭人的背叛感到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一战。

然而，作为十字军，不能仅仅因为对方不履行合约，或者是做出挑衅的行为，就向同为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发起攻击。就在众人踌躇不定之际，拜占庭给十字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2月，抵抗派的首领、阿历克塞三世的女婿慕特索夫洛（Mourtzouphlos），趁夜深人静，勒死了沉睡中的皇帝阿历克塞四世，并宣布登基。数日后，被勒死的皇帝的父亲也原因不明地死去。

犯下杀人罪，哪怕是基督徒也不可饶恕。攻打君士坦丁堡，终于有了堂堂正正的理由。教士们声称教皇也会准许进攻行动，这番话拭去了法国骑士们最后一点儿犹豫。

3月，战争前夕，十字军召开首脑会议，决定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各项措施。具体如下：

一、新皇帝由十字军及威尼斯方面各派出6人进行选举。大主教由推举皇帝未果的一方任命。

二、君士坦丁堡的1/4和帝国的1/4领土归新皇帝所有，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三、战利品的1/4留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和威尼斯对分。

元首又提出一个要求：全帝国境内，凡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其他将领们接受了这个要求。

4月6日，第二次君士坦丁堡攻城战开始。

由于在第一次战役中，从陆上进攻吃尽了苦头，法国人这一次接受了威尼斯人的忠告，将攻击的主力集中于金角湾一侧。陆上由亨利公爵率领第二分队负责，主要是配合大部队监视敌人的动态。

话说回来，这一次拜占庭方面也有了经验。他们加高了靠近金角湾一侧的城墙，即使“移动桥”接近城墙，还是矮了一截，从低处往高墙上跳，自然是十分费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增加了塔楼上防守军的数量。

威尼斯军的作战方式是用投石器连射石弹，趁敌人蹲下躲避时，从“移动桥”上跑向塔楼，迅速占领。但拜占庭的防守对策大大降低了这种作战的效力。十字军陷入苦战，牺牲人数超过了拜占庭方面，低落的士气，与对方斗志昂扬的情绪，呈明显的对比。

暂时撤回加拉太营地的十字军，召开了作战会议。

如果再次改为从陆上进攻，士兵的人数根本无法抗敌。法国人提出还是从海上攻城，但地方改到马尔马拉海一侧，那里的城墙低矮，而且防守也薄弱。

法国人的建议被元首一口否决。马尔马拉海一侧直面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浪和强劲的海风，连接船舶的绳索会因此被扯断。战船被海浪冲走，哪还有什么船队展开攻击。要凭借少数兵力攻打君士坦丁堡，只有从金角湾一侧进攻。这是元首反对的理由。

对此，法国人不得不接受，同意再从金角湾试一次。

不过，这次威尼斯人改变了战术，将之前的一艘船攻一个塔楼，改成两艘船攻一个塔。这样即使“移动桥”低于塔楼，但进攻塔楼的人数多了一倍。另外，为了让战船尽可能地靠近城墙，需要有风相助，而且必须是强劲的风。

12日，天上吹来了期待已久的屈拉蒙塔那风（北风）。

船队以加莱船夹住大型平底船、船船相连的阵型接近城墙。城墙上守军顽强抵抗，箭如雨下。船上的攻击一方不停地投出石弹，射出飞箭予以回击。双方的激战持续了很久。

打到近正午时分，最大的两艘平底船“巡礼”号与“天国”号逼近至城墙，一名法国士兵和一名威尼斯士兵终于成功地攀上塔楼，插上了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国旗。看见塔楼上飘扬的旗帜，船上发出一片欢呼声，众人不甘落后，你争我抢，从“移动桥”蜂拥般地攀上城墙。转眼间，四座塔楼就落入了攻方的手中。

见此情景，其他士兵们也纷纷跳上岸，把绳梯搭在城墙上，顺势往上爬，墙内的守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城门从里面被打开，骑着战马的骑士们一举冲进城内。刚刚弑君登基，坐镇于紫色营帐中在城墙附近指挥的新皇帝见状，下令放火烧毁周边一带建筑，撤回了皇宫。

夜幕降临。十字军将领们看见士兵们累得七倒八歪，决定将城内巷战延后至第二天早上。于是，威尼斯兵回到船上，法国兵在占领下的城墙附近露营，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在城墙上部署岗哨。佛兰德斯伯爵则在皇帝丢弃的营帐中休息。

没想到，皇帝慕特索夫洛趁着夜深人静，带着妻子逃出城门，跑去了先前老丈人逃去的地方。拜占庭军心因此动摇，不论阿历克塞三世的另外一位女婿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如何鼓动叫嚣，军队已无心再战。拉斯卡利斯见大势已去，竟然也带着妻子，与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一起逃出了君士坦丁堡。

第二天早晨，准备打一场大仗而冲进城内的十字军，几乎没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皇宫里只剩下皇帝的妃子们及其侍女。

按照当时的惯例，十字军允许属下的士兵们进行三天的掠夺。

城陷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情形，应该与其他遭攻破的地方大抵相似。可是它所拥有的财富，在质与量上，都是同时代的任何城市无可比拟的。它富裕的程度足以让那些振臂高呼去叙利亚、埃及攻打异教徒的骑士们忘记他们的良心。

不管是教会，还是宫殿，无不遭受践踏、洗劫，圣索菲亚大教堂豪华的帷幔就因为有黄金装饰，便被撕得粉碎。教堂的圣具室如狂风扫过，弥撒用的金银杯子在醉汉手中传来传去，葡萄酒洒满一地。历尽三次大火，硕果仅存的珍贵的古抄本被不懂邦价值的法国人、佛兰德斯人扔进火中，烧成灰烬。而那些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绝美的雕像，由于无法带走，索性将其砸烂。

那些造得稍有些气派的住宅主人，面对侵略者完全是一筹莫展，任由宰割。家中的金银币就不用说了，银器、地毯、天鹅绒或织锦缎制成的高级服装、丝绸纱罗的布料以及美丽诺羊毛等皮草，统统被搜刮一空。要想知道有多少艺术品遭掠夺和破坏，得看败者一方的尼基塔斯（Niketas Choniates）的记录，而不是文采平平却属于胜利方的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的叙述。

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大臣，又是攻城战拜占庭一方的见证人，尼基塔斯在这场浩劫中，自然是无法置身事外。

在宅邸遭受了两次火灾之后，他与家人及友人一起躲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另一处住所避难。那里相对比较安全，因为相识的威尼斯商人帮他们安排了十字军把守。但家中有女儿正值青春妙龄，情况总是令人担忧。一个寒冷的深夜，大臣及其家人，靠威尼斯友人的帮助，在仆人全部逃散的情况下，自己扛着行囊，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900年来作为东方世界的基督教首都、被称为牢不可破的君士坦丁堡沦陷了。侥幸未遭破坏的艺术品被有眼光的威尼斯人抢走并带回了威尼斯，因此被保留了下来。如今仍然摆放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正面的青铜四头马雕像，最初是罗马皇帝尼禄用来装饰凯旋门的，后来被带到君士坦丁堡，放在竞技场的门前。现在如果想看拜占庭文明的古迹，全世界最好的去处便是威尼斯。

大量被称为圣遗物的圣者遗骨、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木片，甚至不知是否真的绑过某位历史名人的锁链的一节，在信仰虔诚的威尼斯和法国人看来，都是魅力无穷的宝贝。这些圣遗物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掠夺的命运。

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暴行和杀害，连大概的数目都无人知晓。那些家园被毁、一无所有的人们，蜷曲在教会的石头地上，看着那些近乎全裸的娼妇们坐在祭坛上，唱着淫荡的法国小调，以及围在她们身边的酒气熏天的西欧人，不知是怎样的心情。

落城的悲惨景象，不论古今东西，总是如此相似。

第四天早上，十字军以统帅孟菲拉特侯爵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无论何人不得私藏战利品，一律上缴，由各主君进行分配，违者处死。事实上，圣保罗伯爵真的绞死了一位抗令的手下骑士，但应该有更多的官兵成功地蒙混过关。不过，光是上交的物品、金币等就足足堆满了三所用来存放战利品的教堂。

收到的现金，按规定，留出全额的1/4给新皇帝，其余由十字军与威尼斯对分。

十字军从分到的现金中，拿出5万马克付给威尼斯。这5万马克包括从威尼斯出发前借的3.4万马克，加上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因阿历克塞四世违约而由威尼斯代为垫付的军需费用。

十字军在偿还了威尼斯的欠款之后，那些王公们的手中还有10万马克的余额，再加上金银器、宝石、皮草以及高价的布料，据说战利品总额达到40万马克。

至于那些价值无法估量的艺术品、圣遗物，不包括在上述金额之中。它们最终被那些懂得其价值的人带走了。而那些无缘遇到慧眼的物品，则毁在了那些以破坏为乐的人们手中。

拉丁帝国

既然拜占庭帝国更名为拉丁帝国，就必须选一位拉丁人做皇帝。依照事前的商议，十字军和威尼斯两方各派6名代表，进行投票选举。

最初，呼声最高的，是以冷静和勇敢赢得全体官兵尊敬的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元首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拒绝了提名。

不过，元首拒绝成为候选人，却另外有真正的原因。这位老者害怕，身为威尼斯市民的自己成为皇帝之后，会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制度带来不良的影响。迄今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威尼斯。有可能动摇国家基础、损害共和国制度的行为，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除了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最可能成为拉丁帝国初代皇帝的，当属十字军的统帅孟菲拉特侯爵。他本人也估计自己会当选。不知是不是为了给选举人造成心理影响，在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他迅速地娶了先帝伊萨克的王妃，同时也是匈牙利王的胞妹为妻。

但是威尼斯并不希望侯爵当上皇帝。由于孟菲拉特侯爵是北意大利的领主，与邻近的热那亚关系密切，如今又和觊觎亚得里亚海的匈牙利王结成了姻亲，因此对威尼斯而言，他不是一个成为君士坦丁堡主人的好人选。威尼斯方面暗地里决定推举佛兰德斯伯爵当选。

由于可能成为候补的人都不能参加选举，因此法国方面的6位选举人都是神职人员，而威尼斯则是丹多洛家族以外的豪门家族。

新皇帝出乎意料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选了出来，当选人是佛兰德斯·鲍德温伯爵。威尼斯的6位代表一致投给了伯爵，而十字军方面也有佛兰德斯本人派出的代表，所以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拉丁帝国的首位皇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替皇帝戴冠的，也是新当选的大主教——威尼斯人托马索·莫罗西尼（Tommaso Morosini）。孟菲拉特侯爵率领全体王公及骑士，作为臣下，向皇帝宣誓效忠。

虽然3/8的帝国疆域分给了十字军各王公、骑士，但对于习惯了封建制度的这些人而言，承认只有1/4领土的皇帝为主权人，并且对他宣誓效忠，完全没有任何抵触。

威尼斯一方倒也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不过觉得这样做对他们不利。所以，同样拥有3/8的领土权，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并没有向皇帝宣誓效忠，法国人对此也没有提出抗议。威尼斯对其获得的土地，无论是从名义还是实质上，都是真正的主权人。

从此以后，元首即威尼斯共和国的首长，在“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头衔之外，又多了一个“Signore di un quarto e mezzo dell’ impero romano di oriente”（东罗马帝国3/8的主权人）的新名号。另外，还规定了辅佐皇帝的大臣中必须要有威尼斯人。

不仅如此，如果再加上攻城前威尼斯与十字军签署的协议中“全帝国境内，凡是被威尼斯视为敌对国家的商人，不得在帝国境内从事商业活动”这一条，等于是成功地将以热那亚为首的竞争对手踢出了帝国领域。

在办妥完所有的事情之后，元首恩里科·丹多洛在第二年的1205年，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于君士坦丁堡。

尽管十字军的统帅是孟菲拉特侯爵，但是在法国人的记录中，也将元首称为军队的大脑。这位非凡的人物，被安葬于索菲亚大教堂，石棺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拉丁文刻着“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石棺。

丹多洛的墓址，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斯曼土耳其的手中之后，仍然没有变动。他的遗骨后来之所以被移送回故国，是因为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1479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派使者前往威尼斯共和国，希望他们提供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威尼斯挑选了詹蒂利·贝利尼（Gemile Beilin），并赋予他共和国公用画家的地位，将他送往君士坦丁堡。落款时间为1480年11月25日、如今陈列于伦敦国家画廊的这幅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肖像画，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诞生的。

不知是否来自共和国的授意，贝利尼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向穆罕默德二世提出，希望将丹多洛的遗骨带回威尼斯。被贝利尼的画深深打动的苏丹，欣然接受了画家的请求，不仅是遗骨，连同石棺内的头盔、胸甲、宝剑以及马刺，统统让他带回了祖国。

恩里科·丹多洛的名字，不仅被威尼斯人所铭记，也留存于代代西欧人的心中。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阿多斯，似乎就有着丹多洛家族的血液。

威尼斯获得的“利润”

要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树立起的最光辉的纪念碑，应该就是完成了威尼斯与东地中海所有商业要地之间连锁式的“高速公路”。这个英明的决策以及之后坚固的守护，使得威尼斯的头号劲敌热那亚，用了50年的时间，才扳回输局。

威尼斯人虽然获得了拉丁帝国3/8的领土，但除了那些商业以及军事上的要地之外，其余都交由法国的王公贵族管辖。这是人口稀少的威尼斯非常贤明的决定。他们只尝试去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对于要地以外的内陆领土，丝毫没有兴趣。

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他们也只要了金角湾边上靠近皇宫的一带，因为那里适合建造码头，还有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周边，用来作为威尼斯人的居住区。因此，威尼斯占有的领地，不是呈块状或线状，而是分散的点状。即便是这些点，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时，也会很干脆地放弃对其的所有权，只要这些地方保证与威尼斯结为友好城市。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最务实的一种做法。威尼斯的友好城市包括：

亚得里亚海中央的扎拉，它在东征途中就成了威尼斯的领地。

占据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位置的都拉佐。

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最初的岛屿科孚岛，这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土，几年后威尼斯放弃了所有权，改拥有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科孕岛最终再次成为威尼斯的领土是1386年之后。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莫东和科伦（Coron），这两个海角的基地，也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

同样位于南端、靠近克里特岛的开俄斯群岛（Cerigotto）。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爱琴海人海口的特尔米西欧涅（Thermis），之后因战略上的需要，威尼斯于1386年放弃对该地的所有权，改换成位于海湾处的纳夫普里翁（Nafplio）和阿尔戈斯（Argos）。

爱琴海的米洛斯（Milos）、帕罗斯（Paros）、纳克索斯（Naxos）、米克诺斯（Mykonos）、斯坦帕利亚（Stampalla）、蒂诺斯（Tinos）以及安德罗斯（Andms）等岛屿。

由于共和国力量有限，无法对这些岛屿进行直辖管理，因此将它们分给了威尼斯的几个名门望族。这些家族自然是忠实地按照国家的方针来管理岛屿。

拥有岛屿的家族见下：

萨努多家族（Samido）：纳克索斯、米洛斯和帕罗斯岛；

基吉家族（Chigi）：米克诺斯和蒂诺斯岛；

朱斯蒂尼安家族（Giustinian）：塞里福斯（Serifos）和宰阿（Zea）岛；

奎里尼家族（Querini）：斯坦帕利亚岛；

丹多洛家族：安德罗斯岛。

这些家族中的次子或三子，带着家人移居岛上，与其说是去占领，不如说去经营更为合适。驻守这些岛上的海军也非常优秀，常常应国家的要求，或者与国家海军共同战斗，或者是单独完成军事行动，为祖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不过，作为控制爱琴海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内格罗蓬特 [Negroponte，今埃维亚岛（Euboea）]是由共和国直接管辖。守住此地，等于是掌控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最后说一下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岛屿。时至今日，这里仍被称为“浮在东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与德军曾经在此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可见这里的战略价值十分重要。对威尼斯而言，克里特岛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是威尼斯与埃及等北非沿岸城市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然而，当初在分割领土时，克里特岛属于孟菲拉特侯爵的领地。威尼斯将属于他们的特撒利（Thessaly），外加1万马克，与侯爵做了交换。既然威尼斯人大费周章才将克里特岛弄到手，当然是由国家直接管辖。

威尼斯人对克里特岛，真正可以用“死守”二字来形容。他们表现出的顽强和付出的牺牲，甚至超过了（“二战”中）对抗德国的英国军人。

就这样，威尼斯完成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人口仅10万左右的小国，要成为控制东地中海流域的贸易大国，必须要有合理且扎实的基盘。威尼斯人充分利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好时机，成功地奠定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话说回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如前文所述，可谓是恶名昭彰。以朗西曼为代表的欧美历史学家们，批判这次东征的理由，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对于文明的破坏以及毫无理由地对当地人民的暴虐行为。

第二、玷污了十字军精神，减弱了之后十字军运动的势力。

第三、原本作为抑制穆斯林势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衰退，使得基督教世界日后在对抗穆斯林攻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立场。

就我个人而言，对学者们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调查，由衷地感到敬佩。但是从上述的理由来批判第四次东征，却很难表示赞同。

首先，有关破坏与暴虐的行为。从第一次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及第三次十宇军狮心王理查的行为来看，这种暴行在当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在浩劫中毁于一旦，我感到极其遗憾。但回顾历史，罗马帝国瓦解时，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为例，多少文明惨遭肆虐，而且不少都是毁于基督徒之手。在破坏文明的行为上，基督徒的狂暴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宗教的教徒。

唯一让我们感到的救赎，是胜利者能够懂得文明的价值。至于那些东西是作为宝贵的人类遗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还是用来点缀圣马可教堂等威尼斯的街景，我个人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其次，有关对十字军精神的玷污。的确如学者所言，打着收复圣地旗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却将他们抢占领土的野心、暴露无遗。为了满足掠夺的欲望，军队连辛苦一下跑到偏僻的巴勒斯坦，摆个姿态的工夫都省去了。即使是那些去了巴勒斯坦的，不少人一听到拉丁帝国建立的消息，立马掉头返回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精神堕落无疑。十字军运动自第四次东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销声匿迹。

但如果跳脱十字军研究的角度，第四次东征难道真的带来了如此大的罪恶吗？

坚信“神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往往会轻易地把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人视为恶魔的同行者和自己的敌人。纵使其中不牵涉物欲，纯粹是崇高精神的驱使，我个人也不能同意此类观点。这种由穆斯林发起、基督徒继承的圣战思想，至少从十字军运动上体现了其逐渐减弱的趋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十字军历史上，另外还有一场遭到恶评的战争，那就是由腓德烈二世率领的第五次东征。这位凡事都采取客观态度的皇帝，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耶路撒冷，通过外交谈判，使得穆斯林承认了基督徒朝拜圣地的权利。由于他没有杀害任何异教徙，遭到了西欧世界的非难，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让他一辈子都带着基督教敌人的烙印。之后，法国的路易国王率领十字军东征，败给穆斯林军队，路易连耶路撒冷城都没看见便死在途中，但却进入了圣人的殿堂。

第三点导致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说法，要看是从现代回望，还是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可以说，这一条是因历史观不同而影响历史评判的最好范例。

当人处于事件漩涡之中时，即便是深谋远虑的智者，在那个当口，同样也无法预测一些事态的发生。在第四次东征时，如果有谁能预测到100年后会诞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且势力之强大以至于在250年后彻底摧毁拜占庭帝国，震撼整个西欧世界，那个人一定是神。要求历史人物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对他们的无能口诛笔伐，不该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

在有关威尼斯历史的书籍中，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都出自英国人之手。也许源于同为海洋国家的亲近感，英国人似乎非常欣赏威尼斯。不过，从这些书籍中还是可以看到英国人卫道士的一面。向来认为英国是全世界最伟大国家的英国人，再怎么热爱威尼斯，毕竟那也是别人家的历史。然而，只要对英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比道貌岸然的英国人更滑稽的民族。爱尔兰有这样一个笑话：

“为什么大英帝国日不落？”

“因为上帝不相信日落后的英国人的行为。”

在英国人还不那么虚伪的时代，他们真是非常可爱。《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正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人。

至于威尼斯人，除非伪善能为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否则绝不会去扮演道德卫士。

第四章 威尼斯商人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以威尼斯为舞台的有两部作品。相信大家都有印象，那就是《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

由著名的莎士比亚创作的这两部作品的确让威尼斯在世界上闻名遐迩。但不得不承认，它们给想真正了解威尼斯的人，多少带来了一些障碍。当然艺术家不必完全忠实于历史，只要作品足够赏心悦目，便是圆满。

我们先说说《奥赛罗》。把海军视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威尼斯，连商船的船员都由本国人担任，像海军将官或海外基地的司令官这样的要职，不消说黑人，就是其他国家的白人，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然而，明知有违史实，仍然用黑人来表现一个饱受嫉妒心之苦的伟岸英雄，不仅能够反映当时威尼斯的国际性，同时也有强烈的舞台效果，莎士比亚的创作手法让人敬服。

《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是一位叫安东尼奥的商人，为了帮助窘困的朋友，以自己身上的一磅肉做担保，向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借下巨款，却因所持有的商船沉入海中而还不出钱的故事。

威尼斯商人对于分散风险，做得相当彻底。像剧中人物因为几艘船沉没，就变得身无分文的事情，不会在现实中发生。而且能够完全拥有一艘船的人，尤其是远洋船，在威尼斯唯屈指可数的富豪才有这个实力。拥有整艘船，船上满载的都是自家商品的情形，可以说几乎是不成立的。

再说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的3000达克特（Ducat，旧时流通于某些欧洲国家的金币）。即便是高利贷，这么一笔大钱也不可能找一个人借，势必会分散数目向数人借款，尽量减少借款抵押的额度。

当然，在为数众多的威尼斯商人中，一定会有失败者，所以，我不能像评论《奥赛罗》那样说得那么决绝。不过，就算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位安东尼奥确有其人，也肯定会让其他的商人避而远之。这种拿人肉做担保的危险男人，没有人会愿意与他一起做生意。当然，正因为是一磅肉，才有戏剧性，如果做担保的是国债或土地，这戏就没法看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正是完全没有戏剧效果的史实，或者说尽量能接近史实的威尼斯商人们的形象。他们的故事完全没有戏剧性，我甚至可以将本篇的题目改为“威尼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群非常务实且近代化的男人们。

我要讲的是12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初，近300年间发生的事情，分成以下4个时期来讲述：

第一时期——12世纪后半叶一1204年第二时期——1205年一1260年第三时期——1261年一1300年第四时期——14世纪初一15世纪初中期如此划分，不过是为了方便论述而已。历史进程中的各种事物，不仅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有时还会倒退，呈现出复杂的形态。要清楚、简单地切割历史，终究是徒劳。之所以勉为其难地做时间上的划分，主要是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时期讲述的是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的历史。

第二个时期是从拉丁帝国建立，到拜占庭佩利奥格洛（Palaeo-logue）王朝复辟，从而导致拉丁帝国瓦解为止。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流域，处于威尼斯独占体制之下。

第三个时期是威尼斯独占体制崩溃，同时也是十字军势力因1291年阿卡沦陷，彻底退出东地中海的时期。马可·波罗就是生活在威尼斯这一最为艰难的时代的人物。

第四个时期是度过艰难岁月后，威尼斯的经济达到顶峰的时期。

一个贸易商的故事

生活在第一时期的威尼斯商人中，有一位名叫罗马诺·马伊拉诺（Romano Mairano）的男人。用历史学家们的话来说，他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威尼斯商人。

从马伊拉诺这个姓氏可以判断，他不属于威尼斯的上层阶级。而且，从他妻子结婚时带来的嫁妆，也能看出他不是出身于小康家庭，估计没有什么做生意的本钱。

他出生年月不详，不过从其死亡的时间倒算，他开始从事东方贸易的年龄，大概是在25岁前后。

1155年，马伊拉诺拿着通过“海上融资”所获得的资金，加入了专门为采购商品和运输提供资金的“有限合资公司”，从威尼斯出发去君士坦丁堡。他负责销售木材。在平安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马伊拉诺卖了木材，从获益中拿出一部分归还了“海上融资”的借款，支付了“有限合资公司”的费用。

不过，他没有立即返回威尼斯。像当时许多同行一样，马伊拉诺以君士坦丁堡为根据地，奔走于小亚细亚沿岸的士麦那（Smyrna）、巴勒斯坦的阿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之间。至于资金的周转，也是和其他商人一样，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

而且，马伊拉诺并不只是商人，他还是一位旅行者。1156年，他担任了从士麦那到亚历山大之间的航船的船长。当然他仍然会按照行规，除了担任船长之外，也靠从上述两处融来的资金购买商品，然后在亚历山大转手卖掉。

商人兼旅行者又是水手，这就是13世纪初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商人形象。

马伊拉诺在离开祖国去东方打拼了9年之后，于1164年回到了威尼斯。那一年，他妻子去世了。

没想到，第二年他又航海去了东方。这一次，他既是船的主要出资人又是船长，船上自然也有他自己的商品。商船从威尼斯出发，经由君士坦丁堡，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

对一个经商10年的商人来说，仅这点儿生意是远远不够的。经商有了信用，更容易融资。因此，马伊拉诺扩大了他的事业，成了走另外航线的商船的共同出资人，在船上寄放了一些适合于当地的商品，委托他人销售。相信这条船的船长和马伊拉诺一样也是商人，他应该也有商品放在马伊拉诺的船上。

可是，三年后的1168年，威尼斯共和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元首下令禁止所有的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商业活动。马伊拉诺和同行们一样，只有返回威尼斯。那一年他再婚，估计这只是巧合，他也不是有心利用回国的机会才结的婚。不过，两年后，他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即将恢复之际用自己和妻子带来的钱，再加上从前面提到的两个地方融来的资金购买了船和商品，再次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那个时期到1204年，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关系非常微妙，每年都有变化。第二章中对此已有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总之，威尼斯政府为了保护国家的贸易历尽艰辛，商人们更是拼上了性命。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马伊拉诺勇敢地奔赴东方的第二年。

对于把君士坦丁堡当作自己家一般来去自如的威尼斯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平素就带着一种被伙计抢了店铺的店主一般的愤懑之感。1171年，在皇帝的煽动之下，这些心怀不满的人们，发起了排斥威尼斯人的暴动。威尼斯人的居住地遭到袭击，货仓被烧成灰烬。还有很多不幸恰巧在那时滞留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不仅遭到殴打，更因皇帝的命令被关进了大牢。

停泊在港口的威尼斯商船也无一幸免地被暴徒烧毁。商人们用湿布盖在甲板上，心想保不住船，至少想保住船上的货品。可这些努力到底还是杯水车薪。马伊拉诺的船也在受害之中。不过，他比很多同行要幸运，总算保住了性命。他先逃到阿卡，之后搭上开往威尼斯的船，侥幸地回到了祖国。这次事件让他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足足用了12年时间才还清借债。至于威尼斯商人整体所受到的损失，就无法估量了。

不过，那时年纪应该已经过了40的马伊拉诺，就像他不屈的祖国一样，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既然君士坦丁堡不行了，威尼斯政府便改变策略，将贸易重点转移至亚历山大。马伊拉诺依照国家的方针，决定将根据地设在亚历山大。资金则来自元首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Sebastiano Ziani）的儿子彼得罗。彼得罗在父亲当选元首后，代父亲管理家族的财产。他投资马伊拉诺，也许是威尼斯的大富豪们为了让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深受打击的中小商人们重新振作所采取的救济措施。齐亚尼家族是当时公认的威尼斯首屈一指的豪门。

于是，马伊拉诺再次开启了他的东方之旅。他这次仍然负责销售木材，目的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马伊拉诺在他熟悉的亚历山大卖了木材之后，购买了胡椒。用胡椒而不是用现金向齐亚尼在亚历山大的代理人偿还了欠款。

之后，马伊拉诺并没有回国。他将剩佘的胡椒卖给了回威尼斯的商人，用这笔收益开始了北方沿岸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当然，他再次利用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增加了资本。

他出资建造了新船，航向北非。按照威尼斯商人惯用的方式，请与他一样既是商人又兼船员的同行担任船长，委托此人销售商品。而他本人则担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航线的船长，除了自己的货物，也代销别人的商品。就这样，他东奔西走，20年从未返回过祖国。在这期间，他彻底还清了因君士坦丁堡暴动而欠下的巨款。

在威尼斯政府以克制的态度，采用海军力量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政策之下，1190年，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终于得以改善。威尼斯商人在20年之后重新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的经商权。然而，就在这一年，或许是因为年龄已近60，罗马诺·马伊拉诺决定退居二线。可以说，他已经无懈可击地完成了船长的职责。

马伊拉诺退休后回到祖国的那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10年后，即1201年，马伊拉诺离开了人间。那是威尼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投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一年。马伊拉诺这位威尼斯商人，终究没等到祖国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女王的时代。

像马伊拉诺那样，总是在外商业旅行，几乎不回祖国的商人，并非都是中小商人。包括上层阶级在内的商人兼船员的经商模式，在12世纪到13世纪之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模式对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即使是没有资本的人，只要有心就能参与海外贸易，获得致富的机会。而支持这种经商模式运转的，正是“海上融资”和“有限合资公司”的制度。

集资方式

海上融资的原文为Prestito Madttimo，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融资的制度，年利率两成。虽然利息看上去很高，但在当时的欧洲实属平常。如果借款人能满载货物平安地返航，卖出商品，归还利息和本金之后，盈余全归自己。尽管利息高得让人咋舌，倘若经商手法适当，还是有利可图。

另一种融资制度叫有限合资公司，我将它翻译为“有限合资公司”（也可译为“联合股份公司”）。

在日本，除了美术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威尼斯的著作。由于没有先例参考，我只好自己从单词开始翻译。不过，“有限合资公司”我自认译得相当糟糕，所以以后的叙述中还是使用意大利原文。Colleganz本意指“连带”，与之相同的制度，在热那亚称为“Commenda”（介绍，推荐）。

这个制度并非是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的首创，自古以来，就被犹太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等商人们所采用。不过，他们只限用于家人、亲戚之间；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是同国人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的确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最早启用的。

一直到14世纪中叶为止，不仅是威尼斯，在热那亚、比萨等海洋国家，有限合资公司始终是最主要的融资制度。它根据合约的不同分成两种融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适用于建造新船、投标租借国有船只，以及采购商品。

第一种方式是投资人出资2/3，剩下的1/3由经营者，即船员兼商人负担。所获利润，在扣除必要开销后，由投资人与经营者对分。

第二种方式是由投资人全额出资。经营者没本钱也无妨。归航后销售商品所得利润的3/4归投资人，1/4归经营者。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经营者要冒着海上的危险，在外地售卖商品，然后再购买本国需要的商品带回去。要成交生意，买与卖都是难度极大的工作，实际操作人虽然没有出资，但只能获得1/4的利润，未免有欠公平。

这里，我请大家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有4块糖果，母亲拿1块，3块给孩子。如果我们把数字扩大10倍，有40块糖、10个孩子，每人还是拿3块，母亲手中就有了10块糖果。

有限合资公司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经营者并不是只能同一位投资人结成“连带”关系。虽然一次航海，只获得1/4的利润，但倘若同时和10位资本家结成“连带”，那么利润就是4/10。反正出一趟海做每笔买卖所耗费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劳力是相同的，一位经营者连带10个投资人的合约完全可以成立。通常，有限合资公司仅限于建造一艘船，或一趟航行。航海结束之后“连带”也随之结束。再因其他目的，结成新的“连带”。

这种方式，不仅给没有资本的人提供了方便，也因为能分散航海以及商业上风险，受到出资人的欢迎。在保险制度尚未确立的当时，这是减少损害的唯一方法。

有限合资公司之所以长期被威尼斯人所采用，是因为这个制度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利。

首先，对于投资人而言，不仅分散了风险，而且凭借与去向不同目的的人结成“连带”，开启多元化的经营。同样的木材，装在航线不同的船上，既可以从亚历山大换取香料，又可以从叙利亚得到丝织品。投资人要做的工作，一是提供资金，二是将从东方带回的货品在威尼斯市场上转手卖给从欧洲来的商人。

这个制度对于经营者也十分有利。他们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创业，并且靠与若干位投资人“连带”，增加收益。

还有一点，是投资人和经营者都无法忽视的益处。这种精细的分散投资方式，让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在国内或国外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尤其是有一点儿小钱的人，有了投资的机会。向这些普通人集资，即便每个人能拿出的金额不多，但汇总起来也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这种集资方式，为威尼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运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威尼斯人能够募集到资金，与阿拉伯、犹太人只限于血缘关系间的融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1267年去世的威尼斯元首雷涅罗·泽诺（Reniero Zeno）留下的遗产明细，从而了解被威尼斯人叫作Colleganz的这种融资方式，从12、13世纪到14世纪中叶，在威尼斯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动产——10000里拉

现金——3388里拉

贵金属——3868里拉

各种债券——2264里拉

国债--6500里拉

有限合资公司（132种）一一22935里拉

在威尼斯，像元首这般身份地位的人，其遗产的大部分都会捐赠给修道院等宗教团体属下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福利机构。可见，有限合资公司、国债等也是福利机构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威尼斯商人生意做得越好，不仅是资本家或经营者获利丰厚，也让那些需要依靠福利机构生活的人们受惠。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在以上的叙述中，我使用了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单词来说明。那么，现实中真的存在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径渭分明的阶级吗？答案是否定的。

从上文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的例子便可以知道，至少到14世纪中叶为止，是不可能清晰地划分两个阶级的。A商人将资金投到B商人所搭乘的开往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船，而A自己却乘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船上载有B商人投资的商品。这种既是投资人又是经营者的情况，在当时极为常见。那些人在威尼斯不出海的投资人，指的是壮年后从事政府工作的人，或者是普通的投资人。即便那些有参政机会的名家子弟，大多数人在40岁之前，也是在海上度过的。换言之，只要是做生意，无论在陆地或海上，都没有阶级之分。

那么，这些贸易商是怎样航海的呢？有关船的部分，已在第二章中说明，就不再赘言。在12、13世纪，航海技术唯一依靠的就是经验和直觉。至今保存的最古老的航海图是13世纪后半叶制作的。不过它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比萨人制作的。

尽管当今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但仍然每年都会发行提供游艇、摩托艇使用的叫作Portolano的航海指南，着重介绍具有导航意义的特征地形和地物，比如说某地人港前的海峡的外观等。可见，眼睛所见对航海有多么重要。在13世纪，航海人的经验自然占了更大的比例。像罗马诺·马伊拉诺这样常年往返于同样航线的商人们，他们的脑海中势必深深地印刻着一张准确无比的航海图。

当时商船上乘坐的就是这样一批既是航海专家又是商人的人物，他们中有人担任船长，有人是乘客，所以并非是船长特别优秀。同一条船上，一般会有几条船员的航海技术不亚于船长。正因为是这种情况，船上的事情，自然不会是船长独断专行。比方说，遇到暴风雨来袭，需要变更停靠港等决定，通常都会由船长、一位船的所有人（也是商人）以及两位从其他商人中选出的代表，4个人共同协商决定。哪怕船上有人来自豪门，倘若缺乏经验，同样无权参与决策。

另外，包括划桨手、见习水手在内，全体乘务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地位携带不同数量的商品上船，无须支付运费，当船长的好处正在于此。这样的规定，使得从船长、乘客到下级水手，所有人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

指挥权交由谙熟此道的专家们，不让一人独断专行，其他人则在自己的岗位上谨守职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也将回馈给个人。这种充分展现于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威尼斯精神，或许就是在商船航海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其实，把从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半个世纪说成是威尼斯独占东地中海的时代，我是有相当抵触的。

当然，威尼斯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的确是非常丰厚，完成了一条连接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的“高速公路”。从此以后，威尼斯商人航行时，可以逐一停靠这些领地或友好国家的基地。然而，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它从未享受过像古罗马“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般的太平盛世。

古罗马帝国是陆地型国家。它不仅拥有富饶的天然资源，除了帝国末期之外，人力资源也从未匮乏过。

另一方的威尼斯，虽然因为其公正的法律和人民的爱国心常常被称为“中世纪的罗马”，但它终究是海洋城邦国家。它唯一的天然资源是海盐，人力资源虽然略胜于竞争对手热那亚，但那个时期也只有10万人上下。1338年时，人口数量曾经达到了13.3万，可是10年后黑死病爆发又立减了2/3。即使是被认为人口最多的1483年，也不过在19万左右。在14世纪上半叶，威尼斯的人口数量仅次于巴黎和那不勒斯被称为西欧第三大城市。不过作为陆地型国家的首都巴黎和那不勒斯，周边地区有足够的人力，而威尼斯城的人口就等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就算可以从亚得里亚海东岸各地召集水手，但这些人只是下等船员，主要的军事力量还是得依靠威尼斯的市民。

威尼斯的领土就像庭院中铺设的踏脚石，一块块分散相隔，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与内格罗蓬特等海外领土加在一起，面积远远超过了本国。单是守住那些地方，便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源。

再加上拉丁帝国统治无能，从建国的当初起，国力便始终处于弱势。如果不是威尼斯海军的保护，国家安全早就陷入危机。虽然海岸地区靠威尼斯海军的力量，还算安泰，但内陆地区却相当薄弱。看准了这一点，各自势力从四面八方向拉丁帝国逼近。北方有新兴的保加利亚，东方有拜占庭帝国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NiKair），西面有伊庇鲁斯（Epirus）的僭主。南面之所以能成为唯一的安全地带，是因为它面朝威尼斯统治下的爱琴海。

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源匮乏的威尼斯，为了避免与这些陆地型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拉丁帝国建国12年后，不顾西欧人指责他们没有节操，与伊庇鲁斯的僭主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三年之后，又与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签下了同样的条约。伊庇鲁斯的僭主控制了从都拉佐到帕特雷斯（Patras） 一带，这里是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而尼西亚皇帝则掌握小亚细亚沿岸和黑海沿岸。

陆地上危机四伏。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海上就安全呢？我觉得在安全的前面有必要加上一个副词“比较”。威尼斯在海上的强敌，是同为海洋国家的热那亚。

有关热那亚，我将会在第六章中详细叙述，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论及热那亚人的特质，只需要几行话就能概括。

首先，他们与威尼斯人不同，倾向于个人主义，不太考虑共同体的利益。由于与国家的关联淡薄，单枪匹马型的人居多，行事作风偏向孤注一掷。

热那亚人不仅有商业头脑，也是行船的天才。这样说绝不是因为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哥伦布。就是这样一群人向威尼斯的独占体制发起了挑战。当然，真正的大反攻，是从13世纪中叶开始。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是让威尼斯麻烦不断的头号对手了。

这些拥有航海天赋的独行侠们，虽然大多是个人行动，但他们赌徒般的冒险作风却很难让人承受。换句话说，他们形同海盗。

如果在海上遇到交战国的商船船队，先开战，然后赢家拿走输家的所有货物、船只甚至船员。船员和乘客必须交赎金才能换回自由。这种方式的抢夺，威尼斯商人从来不逊于他人，不过纯粹在海上寻找猎物的海盗行为，在很早之前便消失了，首先政府就不允许。

但热那亚人则不同。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是商人，一旦遇到不顺利，立马变身为海盗。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一个生意失败，却成功转型为海盗的热那亚人的故事。话说回来，像热那亚人这种行为在当时较为普遍，反倒是威尼斯人的行事风格比较罕见。

尽管威尼斯以细长型的快速加莱船组成的船队经常巡逻于海上，但面对独狼般出没的对手，仍然感到相当棘手。

更何况威尼斯当初在拉丁帝国建立时的条约中，明确写明了被威尼斯视为敌国的商人，不得在拉丁帝国境内行商。这实际上就是将竞争对手的热那亚和比萨踢出了局。尽管拉丁帝国国力软弱，但毕竟掌握着君士坦丁堡及其通往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热那亚人竟然不能在这个东方贸易的重镇经商，难怪他们会热衷于游击战，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一点儿同情。

而威尼斯方面，后来也对独占君士坦丁堡所获得的利益，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所遭受的损失，做了一番衡量，最终得出了继续封杀对手不见得有利的结论。于是，威尼斯在1206年，首先对比萨的商人开放了君士坦丁堡，又在1218年解除了对热那亚的禁令。威尼斯人优待比萨人，倒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好感，只不过与热那亚商人相比，比萨人容易相处一些。

交易市场

君士坦丁堡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落入西欧人之手后，在贸易面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西欧商人首次进入了黑海沿岸。

在此之前，尽管拜占庭帝国给予了威尼斯诸多的特权，允许西欧的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自由行商，但唯独不准他们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沿岸的诸城市直接贸易。西欧的商人们只能待在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商人采购运来的商品，然后再卖到埃及或西欧去。现在，这个禁令被解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四处飘扬着意大利海洋国家的旗帜，各国的商船船队争先恐后地涌向黑海。可见，与黑海沿岸城市的直接贸易对商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首先，黑岸沿岸有丰富的小麦、盐、盐渍鱼、皮草和奴隶。其中，最受香料集结地的埃及、叙利亚人欢迎的商品是奴隶。商人们卖掉奴隶，购买香料、高价布料带回西欧销售。少了拜占庭人的倒手，意味着采购价格变得更低。意大利商人们干劲十足，的确是有道理的。

其次，与黑海沿岸的城市直接贸易，不仅是采购其周边的物产，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购买波斯的丝绸、香料、珍珠、织锦锻、蓝色染料等这些让西欧人爱不释手的商品。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相比其作为拜占庭首都的时代，的确是光华不再，但是单凭作为通往黑海的中继站这一点，它仍然保持着十足的商业活力。

尤其是买卖奴隶更是一笔好生意。以塔那（Tana）为首的黑海地方诸城市的奴隶集散地，有来自各地的奴隶。黄种人是来自中亚的鞑靼人，白种人有俄罗斯、高加索人等。这些奴隶们被运上帆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销往东地中海地区。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他们被当作农奴；在埃及充当士兵；在北非等伊斯兰世界作为划桨手……需求量有增无减。奴隶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大多是帮忙干些家务，基本上就是有钱人家的装饰品，因此具有异国风情的黑人奴隶较受欢迎。相反，在伊斯兰教的国家，白人奴隶的价格则会高一些。

由于基督教的普及，欧洲地方的奴隶供给越来越少。如今增加了黑海这个新市场，对西欧商人而言实在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这个绝佳的中继站里有治外法权的居住区和专用的码头，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优势的威尼斯人，获利肯定比他国商人多得多。

对于威尼斯这样的海洋型国家而言，即使是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期，有利的前面也必须加上一个“比较”。同样，当形势不利的时候，不利的前面也得加上“比较”二宇。

之所以说“比较’将这个时期与前期相比，以及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

1261年到1300年，是我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划分的第三段时期。期间发生了以下三件政治大事：

1261年，拉丁帝国崩溃；

1268年，安条克沦陷；

1291年，阿卡沦陷。

对于西欧商人，尤其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光是考虑如何将生意维持下去就够他们苦恼不已。可见，经济与政治无法分割的情况不是现代才有的。

1261年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重建拜占庭帝国，这对威尼斯是一个打击。而且这一切源自竞争对手热那亚的背后支持，打击因此更为沉重。

暗地里与热那亚签下密约的佩利奥格洛，利用所在位置最靠近君士坦丁堡的优势，趁威尼斯舰队去遥远外海的间隙，与城内的支持者里应外合，一举拿下了君士坦丁堡。闻讯急速返航的威尼斯舰队，面对大局已定的事实，也无回天之力。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护城内居住地的同胞上船避难，将这些人运到内格罗蓬特的基地。

佩利奥格洛皇帝与热那亚签订的合约内容主要是：热那亚负责对抗威尼斯，不让威尼斯舰队接近君士坦丁堡。作为交换，迄今为止属于威尼斯商人的地盘，除了君士坦丁堡，还有遏制着金角湾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加拉太（亦称佩拉），全数转给热那亚。威尼斯人不仅在君士坦丁堡的生意无望，甚至被踢出了拜占庭帝国的整个礓域。

虽然威尼斯仍然掌控着大半个爱琴海，但彼时正值占领巴格达的蒙古人改变政策的时期。蒙古人自1258年攻下巴格达后，从初期的热衷破坏逐渐转向和平，欢迎西欧人来经商，因此不能通过拜占庭参与黑海沿岸的贸易，对威尼斯实在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形势发生了“比较性”的变化。或许是因为轻易地就拿下了君士坦丁堡，佩利奥格洛对热那亚似乎没什么感激之情，他开始后悔不该把好处都给了热那亚商人。当然，威尼斯政府暗地里采取得机智、柔软的外交手段也起到了成效。

7年后的1268年，威尼斯商人又一次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经商的许可，不过丧失了以前那样的特权。而在加拉太，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已颇具规模，威尼斯人想从中介入，并非易事。更何况，从1255年开始，威尼斯与热那亚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战争。交战国双方的百姓，就在彼此的眼皮子底下做生意，虽然那时的商人而言，这种情形属于家常便饭，但终究是令人胆战心惊。

要想知道热那亚人对黑海贸易的重视程度，我们只需看一看如今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多个城堡要塞。至今保存下来的遗址中，除了两处是土耳其人后来建造的之外，其余全部出自热那亚人之手。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是从黑海出发的。彼时正值佩利奥格洛击败拉丁帝国的前夕。返程时他们避开了黑海，从波斯穿过地中海，回到威尼斯。1271年带上马可·波罗同行的第二次旅程，他们是从威尼斯出发，绕过黑海，从地中海的东岸进入波斯。回程因为是在20年之后，所以是从波斯经由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Trebizond）先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再从那里返回威尼斯。

围绕黑海沿岸城市的贸易权，威尼斯与热那亚展开了百年的战争。从马可·波罗一行的身上，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些一边避开战火，一边继续行商的商人们的影子。

不仅有马可·波罗

有关马可·波罗的事迹，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我这里无须再做详细的叙述。撇开先行者的伟大这一条，如果说离国多年这件事情，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像上文中提及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20多年在海外经商没有回过祖国的，大有人在。

波罗家的男人们，尤其是马可，无疑比他的同代人们多了一份好奇心，更喜欢旅行，更希望与其他民族交流。当然，第一个到大都（现北京）的西方人是马可的父亲和叔叔，他本人则是首位在（中国）宫廷担任官员的西方人。不过，在他们之后，有不少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也去了大都。

马可·波罗的幸运之处，是遇到了一位将他的见闻记录下来的人。马可在结束漫长旅行之后，卷入了当时不断爆发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在牢中，为打发时间，他向狱友讲述了在亚洲的所见所闻，而狱友将这些内容汇集成文。托此人的福，世界知道了很多东方国家，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才是。

这里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去未知的土地做商业旅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并非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要讲的是继波罗一家旅行不到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名字在威尼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男人们的旅行。

1338年，乔瓦尼·洛雷肖（Giovanni Loredan），和其他5位与他同样出身豪门的商人，出发前往印度德里（Delhi）。他本人刚从大都回来。由于在波罗一家之后，又有若干人去过中国，已经开辟了道路，因此他们可以从黑海深处的塔那走陆地到达萨拉伊（Sarai）。

不过，当时的西欧商人们还不知道顺着伏尔加河航行至河口，再沿着里海南下，翻越帕米尔高原边上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mh）进入印度的这条路线。

为了和印度国王达成交易，洛雷肖一行5人共同出资，购买了当时新型的工业产品钟表和喷水器。洛雷肖个人还带上了佛罗伦萨产的羊毛织物，以便途中变卖换得旅费。

或许因为是首次来访的西方人，平安抵达德里的一行人受到了印度苏丹热烈的欢迎。他们立刻献上钟表和喷水器，苏丹大悦，赐给他们价值高过礼品十几倍的贵重的印度特产。他们带来的其他商品，也在转眼间便销售一空，第一次的印度商旅似乎大获成功。洛雷肖一行在归途中经过波斯时，卖掉了印度苏丹的赏赐品，用这些钱买了波斯的特产珍珠。

如果这些人能平安无事地返回祖国，将缝在衣角里的珍珠哗啦啦倒在桌子上的话，他们会和马可·波罗一样出名。可惜洛雷肖一行没有那么幸运。洛雷肖和另外两位伙伴因病死在了途中，只剩下三个人回到了威尼斯。在坚守法律的威尼斯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死者的权益由遗属继承，那些投资在死者身上的投资人的权益，当然也不会血本无归。

像马可·波罗、乔瓦尼·洛雷肖这样的商人，与大多的同行相比，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异数。如果是热那亚，一定会对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寄予莫大的希望，将他们的大胆作风视作国家的发展方向。

然而，威尼斯却没有这样做。

威尼斯并不是否定或压制本国商人勇敢的探险行为，而是将马伊拉诺这样的普通商人当作国家发展的栋梁。威尼斯人，特别是控制政府的大商人阶级，对于国家的统治，有着与当时其他的国家（现在也一样）不同的见解。

按照字典的解释：

统治一治理国家及其国民。

经营一从事经济型事业。

那么，威尼斯人究竟是如何进行国家统治的呢？我想，用“经营”这个词会比“统治”更加适合。中世纪经济史权威、耶鲁大学的洛佩兹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共和国，犹如现代私人企业一样经营国家。”也就是说，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与热那亚、佛罗伦萨相比，威尼斯更倾向于稳定成长，因为这样更符合经济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使用“行政指导”，特别是在海外局势动荡的这个时期，手段愈发地强硬。

固定航线的确立

被叫作“幕达”（Muck）的商船固定航线制度，建立于1255年。那正是威尼斯长期以来（比较）享受的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开始动摇，与对手热那亚的对决公开化的时期。其他海洋国家也有相同航线的船只集结在一起的“幕达”制度，不过，它仅仅是为了防止商船遭到海战或敌对国舰船袭击这单一目的。而威尼斯的“幕达”航线中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加入了提高海外贸易效率的元素，凝结着威尼斯人智慧的结晶。

“幕达”一词原指昆虫等动物在春天褪去外壳，蜕变，意译是“航海的解禁”，后被用来形容解禁期间出港的商船的固定航线。

最初，组成船队的是私人的加莱船，没过多久，都变成了国有船。数量通常是5艘，有时候也会是10艘。进入14世纪以后，由于加莱船趋向大型化，船队大约由2—3艘组成。船队的首领称作船队长，由政府任命。即使是私人船组成船队的时期，队长也是国家指定的。在战争期间航海时，常常会派加莱军船护卫，不过商用加莱船，包括划桨手在内，有战斗能力的人为数众多，所以它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防卫能力。

船队的航线、目的地，甚至是中途停靠港，全部由国家决定。有时候政府会应因形势，对每一个船队做出不同的决策。船队在春天出港，秋天归来，如果是8月出港，则在海外度过冬天，直至第二年春天再返回。这份航海行程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期。

航线有时会因为海外的形势而中断，或是更换目的地，如果用河流来形容的话，以下4条航线属于大河级的航线：

一、希腊航线——船队不仅去君士坦丁堡，常常会有部分船只中途脱离大部队，前往黑海。

二、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

三、亚历山大航线。

四、佛兰德斯航线——大多的船队会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然后北上前往欧洲北部，中间停靠英国的南安普顿港（Southampton）。

这些“幕达”，即由数艘加莱商船组成的船队，等到航海期解禁之后，便纷纷离开威尼斯港。每一季出港的船舶数量大约在30—50艘左右。除了佛兰德斯航线之外，所有的船队在通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马塔帕洛角（Matapdo）之前，走的都是同样的航线。马塔帕洛海角附近的海面风向多变，被视为危险之地。闯过这个难关后，“幕达”们分道扬镳，各自向北、东或南航行。由于“高速公路”的完成，每一条航线上都设有领事馆、商馆、修船厂等完善的设施，保证航海和通商在途中不受阻碍。

要解释这些“幕达”为什么如此规划，我必须列出每一条航线的船队负责的不同的进出口商品。

首先是希腊航线，出口的是佛兰德斯的毛织品、佛罗伦萨的纺织品、德国的金属制品和威尼斯的玻璃制品。进口产品包括葡萄酒、橄榄油、果实、丝绸、砂糖、蜂蜜、蜡和染料等。虽然黑海地区盛产小麦、毛皮和皮革，但由于这些产品的单价较低，因此被禁止用加莱船运输。它们只能使用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帆船运输。

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的出口产品也差不多，就是多了一个木材。进口产品以香料为主，再加上大马士革产的丝绸织物、果实、染料等典型的东方物产。

亚历山大航线则清一色是东洋特产的香料。而威尼斯出口的是金属制品、毛织物、木材和奴隶。

佛兰德斯航线是在14世纪初才开辟的最晚的一条航线，出口商品有香料、砂糖、希腊产的葡萄酒（这是英国人的最爱）、高级布料，进口的全是羊毛。这些羊毛，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纺织成高级布料后，销回西欧，可见威尼斯的商业具有中介的特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船都沿着这些“幕达”航行。正如我在上文中将“幕达”比喻成河流，很多小帆船就像流入大河的支流，将船队不去的地方的特产，运到固定航线船队停靠的每一个港口。还有一些大型帆船因为主要运载盐、小麦、木材、腌渍鱼、奴隶等商品，所以会沿固定航线航行。

由加莱船组成“幕达”的船队，虽然在准时和安全性上有优势，但由于需要众多的划桨手，所以运输成本很高。因此，加莱船通常规定优先装运重量轻、价格高的诸如香料、染料、高级纺织品等商品。那些分量虽轻但价格便宜的棉花则要看加莱船是否有空间存放，如果没有，便改用帆船运输。而分量最重的盐和木材，则完全依靠帆船。不过，那些来往于支流的小船，甚至是沿着固定航线行驶的帆船，除了运载商品的期间之外，是不受政府的“行政指导”的。

如果我们在脑海中勾勒一张地中海全域的地图，那么整个图

面上会有4条以威尼斯为据点的横贯东西的粗线，周围有多条细长的纵横短线与主干合流，无数条长短不一的航线，就像血管分布图一样。

在冰箱尚未问世的年代，肉类的保存方法只有盐腌或风干。能吃到没有臭味的鲜肉着实需要好运气。香料是除去肉的臭味，改善味道的唯一办法。自从发现了香料的妙用后，西欧人便无“香”不欢。

香料类似于日本的调料，以鱼为主的日本料理，靠葱、姜、芥末提味，同样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生姜能够让肉变得更为鲜美。其他如月桂树的叶子也是香料的一种，不过这种西欧可以出产。

对胡椒，我想就不用再做什么说明了。肉桂在日本叫作“Niki”，使用方法与胡椒相同。丁香是将花蕊晒干后直接使用。肉豆蔻是一种差不多圆粒糖果大小的树木的果实，用研磨机磨碎后使用。至于生姜，没有日本产的那么饱满，干干的没有水分，看上去像骨头的碎片，要泡过水后才能使用，用途与日本料理一样。

以上这些统称为调味料的各种香料，在中世纪的地中海贸易中，可谓是炙手可热的商品。时至今日，它们仍然是西欧的肉类料理必不可缺的元素，在意大利随处可见。虽然这时的欧洲人对香料，不像有些国家的人那样视之为珍贵的异国物品，不过也是放在小小的袋子里一包包出售。直到16世纪为止，君士坦丁堡有一个叫作“香料集市”的地方，因为生意几乎全部由威尼斯人操控，所以又被称为“威尼斯人的集市”。集市热闹非凡，景象堪为壮观。

正如中世纪的绘画或雕刻中所描绘的那样，装满香料的大麻袋放在店铺的门口，店主随手铲上一勺卖给客户，和日本卖黄豆的情景颇为相似。麻袋口随意张开着，里面的货少了，店主就将袋口朝外翻折，让袋子看起来始终是满满当当的。集市周围弥漫着强烈的香味，味道之浓郁会让人感到头疼。曾经是西欧香料集散地的威尼斯，想必也是这般光景。

印度、锡兰出产的香料，是通过以下4条路线，越过印度洋，被运到威尼斯固定船队抵达的东方港口：

一、黑海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在波斯登陆。穿过波斯，从里海附近的大不里士（Tabriz）前往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

二、小亚美尼亚通商路线：这一条是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线。抵达大不里士的路线，与上述相同。之后取道往西，前往濒临地中海的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Laiazzo）。

三、阿卡通商路线：渡过印度洋，进入红海。从红海东岸的吉达（Jidda）登陆，经由麦加（Mecca）、麦地那抵达大马士革。这一段陆地的运输是靠“沙漠之舟”的骆驼。从大马士革到地中海沿岸的阿卡，大约是三四天的路程。

第四条通商路线则是沿着红海继续北上，抵达苏黎世，或是途中在西岸登陆，顺着尼罗河南下至开罗、亚历山大。也有些船队在到达开罗后，不去亚历山大，而是转向阿卡。

来往于以上这些商路的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些人都是在战火等危险状态下，依然能够继续做生意的老手。哪怕是十宇军的存在，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增加了途中被掠夺的风险，沙漠中的通商，从来没有因此中断。

除了军火买卖之外，一般都是形势越稳定，生意越兴隆。不管是那些穿越沙漠卖商品的商人，还是乘船来买商品的商人，就算他们本身不是和平主义者，也是打心眼里期望天下太平的。然而，现实形势往往不能如他们所愿。从1268年重开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直到1343年重开亚历山大航线的75年中，威尼斯就不得不频繁地更改“幕达”的航线。

撇开1314年建立的佛兰德斯航线不谈，从1268年重新开启君士坦丁堡至黑海的航线之后，黑海航线、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以及亚历山大这3条航线，真正能做到通行无阻的，只有23年的时间。1291年，作为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叙利亚最后堡垒的阿卡被马穆鲁克王朝攻破。

威尼斯在阿卡不仅设有领事馆，从专门的教堂到面包房一应俱全。对于把此地当家乡的威尼斯人而言，阿卡的沦陷，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除了不能继续在这里做生意，也同时失去了已经成为马穆鲁克王朝大本营的埃及的生意。亚历山大的航线因此关闭。另外一条叙利亚、巴勒斯坦航线，也只能走到塞浦路斯便折回返航。因为罗马教皇对十字军的败北十分恼火，严禁与穆斯林做任何商品的交易，哪怕是非军需物质。

不过，从教皇接二连三地颁布禁令可以想象，多少还是有些生意在暗中进行。1302年，威尼斯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秘密签订了通商条约。

从那以后的20年间，威尼斯与教皇仿佛在玩“捉迷藏”游戏。威尼斯人偷偷去某个城市做生意，等事情快要暴露，便逃到另外的城市。想到从沙漠里来的骆驼也得配合威尼斯人忙着东躲西藏，便让人忍俊不禁。

终于，教皇忍无可忍，于1322年派特使前往威尼斯，将十几名与穆斯林做买卖的商人逐出了教会。这些人都在威尼斯政府担任要职，其中还有一位是圣马可教堂的监察官，这是一个除了元首之外唯一能够享受终身制的职位，虽然权力不很大，却拥有崇高的威信。把这些商人逐出教会在威尼斯一下子成了社会问题。

那些被破门的人们，死后不能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他们的孩子们受洗、结婚都不得以基督教方式进行，社会伤害极大。尽管威尼斯政府提出了抗议，教皇对此还是置若罔闻。无计可施的威尼斯不得不向教皇低头，在之后的23年里，亚历山大港再也没出现过一艘威尼斯的船。

我这样写，似乎会让大家感觉威尼斯忍气吞声地放弃了与穆斯林通商的丰厚利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发明了一种在现代经济术语中叫作“dummy”（挂名，虚拟）的办法，将目标锁定在东方的基督徒身上。与西方的教徒相比，这些人受教皇的影响较小。

不能和穆斯林做生意？好吧，那就换成东方的基督徒。事情就那么简单。

威尼斯人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东藏西躲地做生意了，交易地就定在塞浦路斯岛和拉亚佐，尤其以后者为重镇。拉亚佐位于塞浦路斯岛的对岸，是一个四周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着的东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小国。它属于亚美尼亚的一个城镇，原本就是东方物产的集散地。拉亚佐集市上销售的香料，自然是途经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运来的。早在教皇大发雷霆的10年之前，威尼斯每年就有船只来往于拉亚佐。或许是为了不让教皇觉察到他们的意图，威尼斯派出的都是私人船只组成的船队。在如今的形势下，他们不过是将所有的航线都换成了拉亚佐航线而已。

就这样，小亚美尼亚的拉亚佐，成了来自波斯、红海的商品集散地。埃及的苏丹在赶走十字军之后没多久，便与威尼缔结了通商条约。由此可见，与西欧人的贸易对埃及来说多么有利。通商条约规定：威尼斯以向埃及苏丹交付年贡的形式，支付商品通过小亚美尼亚国境时的关税。作为交换条件，苏丹不会攻击属于基督教国家的小亚美尼亚。虽然不清楚威尼斯暗地里做了些什么，但从条约精细的内容来看，这非常像威尼斯人的思考方式。

与东方的基督徒通商，教皇也无话可说。于是，威尼斯共和国将亚历山大和阿卡这两个中断的生意的缺口，用黑海和拉亚佐给补上了。这样的贸易维持了21年。

1343年，据有说一位住在塔那的威尼斯人杀了一个原住民，激怒了当地的领主。他下令袭击了威尼斯商人的居住区，烧毁了货品。同时受害的还有热那亚商人。威尼斯人不得不放弃黑海地区主要商业基地之一的塔那。虽然除了塔那之外，威尼斯在附近另外还有如特拉布松等基地，黑海地区的通商并没有因此完全中断，但全面依赖这条航线过于危险。

就像前文所述的有限合资公司的特点，威尼斯的个体商人对分散危险都做得非常彻底。作为整个国家，更不会冒险将筹码全押在一处。于是，他们决定向教皇行贿。

1344年，即一年之后，教皇向威尼斯政府传达了允许他们与伊斯兰人通商的指令。理由是威尼斯对于小亚细亚的士麦那脱离土耳其海盗的统治，做出了贡献。事实上，真正的功臣是圣约翰的骑士团，威尼斯不过是派出了五六艘加莱战船而已。

不管怎么说，亚历山大的航线得以重新开启。而维持了30年以上繁荣的拉亚佐，也因为失去了其存在的主要价值，沦为东地中海沿岸一个不起眼的城市。因为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货物通过小亚美尼亚商人的中介，无疑是增加了一道流通环节。既然现在可以与伊斯兰世界直接通商，这个环节则可以省去。同样，埃及的苏丹也没了再对小亚美尼亚保持温和的必要，不久后便占领了此地。威尼斯对此也没有强烈的理由反对，反正就算以后形势有变，他们还有塞浦路斯。

那么，另外一条与伊斯兰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佛兰德斯航线又怎样呢？是不是顺风顺水毫无障碍呢？事实上完全不是。航线自1314年开启后才4年，由于威尼斯船员卷入南安普顿住民的纷争，导致英国与威尼斯一时断绝了两国的关系。虽然威尼斯在商业基地布鲁日设有领事馆，商船不至于全面停航，但20年后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使得这条航线再也无法继续。

大约就在同一个时期，热那亚照例又发生了内斗，教皇派的热那亚人与那不勒斯王勾结，皇帝派的背后有西西里王支持，两派相斗日益激烈，西地中海地区被搅得鸡犬不宁。三艘脱离船队抵达西西里港的威尼斯商船，遭到热那亚人的袭击，货物被抢劫一空。如前文所述，热那亚人无论是教皇派或皇帝派，一旦有机会，就会变成海盗，非常难对付。

威尼斯政府评估形势在短时期不会改善，于是决定关闭佛兰德斯航线。即使关闭了航线，威尼斯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其实并不是很大。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欧洲西北部与威尼斯之间的陆地交通状况有所改善，通行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从那之后的40年间，威尼斯完全依靠陆地，与欧洲西北部进行贸易来往。不过，最爱希腊葡萄酒的英国人不知道是如何熬过这段岁月的。葡萄酒经受得住海浪，可受不了马车的颠簸。沿途停靠英国南安普顿港的佛兰德斯航线，一直要到1380年以后才重新开启。

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威尼斯政府依然坚持采用国有船队行驶固定航线“幕达”，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第一、船队由加莱船组成，这种船型适合作为军船。遇到不测时，可以随时成为舰队。

第二、船舶一般在使用六七年后就必须重新打造，其间还有损坏、维护等问题。使用国有船可以让商人们摆脱这些精神及物质上的负担，集中精力做生意。

第三、通过运载香料等高价物品，抵消加莱船高额的人工费所产生的运输成本。此外，固定的航线可以保持出海频率稳定，从而加快资本运转的速度，增加利润。

第四、正因为是国有船，只要支付运输费，任何人都可以装载自己的商品。当政局稳定、航海安全有所保障的时期，政府会采用竞标的方式向私人出借船只。为了防止得标者哄抬价格，排除异己，独占仓位，法律规定了得标者可收取的运输费的上下限。而负责监视各条船的船队长，则是政府任命的官员。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财力雄厚的大商人独占商船相当有效，向所有希望参与海外贸易的商人们，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威尼斯那样用心地去培育、保护中小商人。关于这一点儿我会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大企业的独占行为，最终会导致国家的整体经济僵化。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的，竟然是掌控威尼斯政权的大商人们。这与任由巨贾独占市场的热那亚、佛罗伦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五、航线的定期化对确保海外市场有利。交易的另一方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安排骆驼商队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受益的威尼斯人基本上独占了香料市场，即使是那些大胆、精明的热那亚商人们也几乎没有插足之地。

第六、政府经过准确的情报分析制定的“幕达”制度，因为是以安全、可靠为首要目的，所以无论是在资本或人力方面，对于促使威尼斯国民广泛地参与海外贸易有所贡献。

第七、强势的行政指导往往容易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威尼斯政府很明白这一问题，所以政府只负责管理固定航线。此的航线完全交由私人打理，新商品及新市场的开发几乎全部出自那些商人之手。但如果贸易地区的形势发生突变，政府判断有必要介入之时，会毫不迟疑地对私营者们发出行政指令。

最后一点好处是，国有商船的固定航线制度使威尼斯共和国的基本方针“国家利益等于私人利益”得到了具体的落实。或许应该说，由于这项制度符合威尼斯人的民族性格，所以才能高效地实施。

海商法

在实施“幕达”的同一年，威尼斯政府颁布了《海商法》（Leggi Marittime，亦译为“海上法”），把所有固定航线有关的事项法制化，以促进“幕达”更有效地运作。

《海商法》的内容包括船队中加莱船的吨位、运载量、运输费的上下限，采用竞标制度时承租人对船只的损伤、修理或沉没所需负担的额度。无论货物大小，必须记录在案，目的是为了在保护货物的同时监管超载的问题。

此外，《海商法》还规定了船长与船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船长有义务给予船员规定的待遇，同时船员必须遵守指示，不得擅自行动。不过，即使真有船员不听指挥，船长也不能当场给予处罚，必须在返港后，向专门负责《海商法》的“海上法庭”（Curiaedel Mare）提出上诉，由法官根据法律在听取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证词之后做出裁决。不仅是船长可以向法庭提出上诉，船员同样也有权利控告船长。

与违反规定的船员要受到惩罚一样，在遇到突发状态时，没有进行合议擅自变更航线的船长同样会受到惩处。如果船长收取了商人的贿赂，按照商人的希望更改停靠港的话，一旦查证属实，则将被处以几乎要倾家荡产的巨额罚金。如果不能让当事人感到受贿是件极不划算的事情，这个问题是无法杜绝的。

当然，《海商法》也针对航海中死亡或受伤的船员规定了相应的赔偿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船员等级最低的划桨手的权利的保证。除了对他们伙食的质量、薪水和损害赔偿有所规定之外，还明确地注明了他们同样有商品买卖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携带货物上船，在东方卖掉后，再用赚来的钱买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当然，这原本就属于从船长到船员人人都有的权利，划桨手不过是与他们同享而已。

威尼斯政府如此用心良苦地考虑到划桨手的权利，并非是尊重人道主义精神，在中世纪还没有哪个民族有保护人权的观念。

正如第二章所述，划桨手之于加莱船，犹如马达之于游艇。而且发生战事时，这些数量最多的人员是作战的主力。对于以加莱船为核心的威尼斯国家而言，划桨手们是一群不可或缺的男人。因此，保证这些人的权利，只是政府精心规划的经济运营中的一项必要措施。

当年为划桨手专门设计的防弹衣（准确地说是防箭衣），至今仍然保存。正因为将他们视为战斗的主力，才会出现这样的装备。如果是奴隶，才不会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

这些威尼斯的划桨手们有一个习俗。每次用餐时，会邀请他们的守护神圣佛卡（Foca）同桌共食。当然圣人是不会现身的，他的那一份食物就多了出来。于是，大家每个人都出一份钱，以圣人餐费的名义存起来。等船靠港后，再将这份钱捐给当地的贫民。在中世纪，相同职业的人通常都有共同的守护圣人，以增加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的荣誉感。

为了说明“有限合资公司”和“幕达”，这里涉及很多与14世纪有关的内容。本章叙述的是12世纪后期到15世纪前期的“威尼斯商人”，我把14世纪以后的事情放在最后一段讲，其实是有理由的。

以1300年前后为界，首先航海技术发生了革命，紧接着是船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业技术出现划时代的变革，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种形势之下，商人的类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指南针与航海图

首先，由于指南针、航海图以及被称为“Tavoladi Marteloio”的航线一览表出现，引发了航海技术的改变。这3样东西逐渐成为航海的必需工具。

据说早在9世纪之前，中国人已经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它被阿拉伯人带到地中海，在1302年经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阿马尔菲（Amalfi）的商人改造，提高了性能，从而在地中海地区的船员中迅速普及。之后（14世纪中），它又经过了数次改良。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古老的航海图（portolano），是1270年绘制的，通常称为“Carta Pisana”。它是意大利另一个海洋城邦国家比萨的商人所制作的。而现在能够考证的威尼斯人最古老的航海图制作于1300年，而威尼斯人可能在此之前就开始使用航海图了。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海图已经绘制得相当准确。特别是他们活跃的主要舞台地中海流域的精确度，甚至当今仍然适用。不过，那时的海图上北欧一片海域的情况就不怎么准确了。

“Tavoladi Marteloio”是一种将东西南北分为32个区的图表。但船员们对它的依赖度不如指南针和航海图。

计算航线与目的地间的距离，一般是根据风向，再利用指南针和航海图，用三角法测量法计算而出。但这种方法唯有航海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很快得出答案。毕竟海上风云多变，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计算上。可是，如果使用了航线一览表，就算没有快速读懂航海图的能力，或者不擅长三角法计算，只要能使用指南针、航海图，并懂得一些简单的计算，便可以很快地算出航线。换言之，即使不是航海老手，也可以追随着不断变化的风向，迅速决定航线。

这种方法在威尼斯人中得到广泛使用，却不怎么被热那亚人重视。或许他们自认为是航海的天才（事实亦如此），对这种给门外汉使用的道具不屑一顾。相反，威尼斯是一个喜欢机械化和合理化的民族，能让越多的人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就越能提高经济效益。

这些技术革新，大幅度地延长了航海的周期。无论是下雨、起雾、阴天，甚至因受制于肉眼能见度而无法出海的冬天，都能航行。技术革新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以往3月末才开启港口，如今可以提前到2月甚至1月。固定航线也做了日程上的调整，冬天出港的船队5月末返航；夏天出发的，则在秋天或初冬归来。一年只有一次的航海机会，变成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会有两次收益。

与此同时，英国、佛兰德斯的毛纺业，以及德国的金属工业也蓬勃发展，销往西欧的货物随之增加，大大提升了当地的购买意愿。对于东西方贸易中介的威尼斯而言，这是一个经济飞跃发展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这个好机会，对船舶做了结构上的改造。

船的变化

1300年前后，北欧的圆形船，传到了地中海流域。它是一种吃水线较高的四角帆船，叫“柯克船”（Cocca）。由于它节省人工，即运输成本，因此受到了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注目。

首先，帆船与加莱船相比，原本人工费就比较低，另外，四角帆还可以根据风力的强弱，随意调整风帆的面积大小。而三角帆则需要卸下帆桁换上其他的风帆，或者是推着帆桁变换方向。操作的简单化，意味着减少了劳力。

如第二章中所述，地中海流域风向多变，仅靠四角帆航行，会浪费不少时间，于是出现了三角帆和四角帆并用的方式。

北欧帆船的另一长处是船舵的位置。由于加莱船的船尾呈锐角，因此必须左右各设一个舵。圆形船的船尾是直线型的，所以只需要一个船舵，便于操作。很快，两个舵的大型帆船就在地中海消失了。原本意指北欧船的“柯克船”，成了圆形帆船的统称。

就在这个时期，作为地中海海洋国家代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不得不面临船舶结构的选择。

热那亚最终决定全力投入大型帆船，甚至建造了千吨以上的船只。热那亚港口水深，而且他们的主要商业航线是从西地中海跨越大西洋，再加上无法确保划桨手的数量，因此使用大型帆船对他们来说比较便利。说实话，大型帆船非常适合热那亚人那孤注一掷的独行侠气质。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尽管也追赶船舶大型化的风潮，但依然坚持以加莱船为主的一贯方针。一直要到15世纪初，他们才开始建造作为军船用的大型帆船，最大的排水量在720吨左右。

威尼斯港口的水位浅，大型帆船在亚得里亚海无用武之地。当然最大的理由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在东地中海一带，与不得不越过大洋的热那亚相比，大型帆船的棱用率很低。另外，威尼斯可以从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招募划桨手，与人口只有威尼斯的一半，而且周边没有类似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劳力供给地的热那亚相比，威尼斯减少船员数量并非是特别迫切的问题。

以往的加莱船称“Galea Sottile”（细身加莱船），大型化之后叫作“Galea Grossa”（宽身加莱船），由于是为商船而开发，所以又称加莱商船。两者的差异不仅是船体的宽度。

“细身”船的桅杆是一到两根，“宽身”船一般都是三根。而划桨也从原本两人并排的“布雷米”（Biireme），变成了三人并排的“特雷米”（Trireme）。大型化后，船的受风阻力变大导致速度减慢，因此需要通过增加船帆和划桨手的数量来加强动力（速度甚至超过以前）。船大了运载量自然提高，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

节省人工意味着成本降低，利润增加，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对于热那亚大型帆船一个船员可拥有10吨货物的运载量，威尼斯的加莱商船每个人只有一吨的份额。威尼斯是如何弥补这之间的差距的呢？

首先，作为威尼斯固定航线主力的加莱商船，必须优先运载香料等高价货物，因此缩减了不少差距。不过，真正让威尼斯能与热那亚抗衡的武器，是航线的安全性和定期性。威尼斯人凭借航行安全、航期稳定这两个优势，不仅可以和东方的卖家讨价还价，压低产品的价格，而且快速的资金运转，也增添了高利润的可能性。虽然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海上保险制度，但没有哪个威尼斯商人会为走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上的货物去购买保险，因为他们对固定航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绝对的信心。

其次，热那亚虽然有大型帆船，但千吨级的毕竟数量极少。哪怕普通级别的大型帆船，仍然需要保证一定数量的人员以便船只正常运转，不可能过分精简。此外，为了航行的安全，还必须配备一些专门的战斗人员。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到了17世纪，英国的商船仍然规定每位船员只有5吨货物的运载量。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子之外，热那亚大多数船只的情况应该也是这样。

再次，如果帆船的大小不一，也就是说船只速度不同，是无法组成船队的。而热那亚人又是最受不了步调一致的，他们的船大大小小，按照不同的船速，各走各的路。这样，自然会增大风险。热那亚的保险制度之所以发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每一次航海，他们要支付大约是货物总额的两成的保险金。

综合以上两个竞争对手的各自利弊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威尼斯选择加莱商船作为规定航线的主力，是没有错的，他们绝对有能力对抗换成了大型帆船的热那亚。

中世纪的“金融区”

作为改革的第三项，同时又是中世纪特色之一的商业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从簿记（bookkeeping）的普及开始的。

传说簿记是由威尼斯人发明的。实际上，它应该是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普拉托（Prato）的一位商人想出来的，不过，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是威尼斯人。这种可以让交易内容一目了然的复式簿记法，很快地就在威尼斯、热那亚乃至西欧的商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称复式簿记为“Venziana”——威尼斯式。

簿记不可欠缺的阿拉伯数字，要归功于13世纪将它引进欧洲的比萨人。最初，因为它是异教徒的产物，多少受到了来自教会等方面的阻挠。不过，阿拉伯数字的便利性，是罗马数字无法相比的。它不易写错、看错，还有0的概念。所以，纵有教会的妨碍，它还是在讲求实惠的商人们之间广为流传，威尼斯甚至还设立了专门教孩子学习阿拉伯数字的学校。

商人们通过使用阿拉伯数字记录的复式簿记，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直接参与的生意的全貌，而且还可以了解通过海外代理人进行的贸易明细，全盘掌握商业的进展。这对威尼斯商人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簿记的发明和阿拉伯数字的引进功劳不归威尼斯人，但近代意义上的银行的创立，却百分之百是他们的功绩。

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种叫作“Banco”的银行。店铺的桌子上到处堆着金币银币，主要从事的是汇兑或借款业务。而威尼斯人创建的银行，因为店铺的桌上只有账簿，所以又称“书写的银行” （Banco di Scritta）。

在里亚尔托桥的桥端有一座里奥多圣雅各伯教堂（San Giacomo di Rialto）。教堂的入口前是一条建有屋檐的长廊，这里成了“银行街”，总有四五位银行家坐在那里，桌上放着账簿。在教堂门口公然地做金钱交易，这实在是太像威尼斯人的作风了。不过话说回来，里亚尔托桥下的大运河两岸，原本就是贸易的中心，把银行设在此合情合理。再说银行家与东奔西走的贸易商不同，大多时候都是坐着的，找个有屋檐的地方也无可厚非。

教堂的钟楼后来装上了挂钟。不知是不是巧合，如今去银行，在最醒目的地方都能看见挂钟。

随着这些银行的开业，当时的里亚尔托，给人一种不同寻常之感。从北（伦敦）到南（开罗）的商人们对它的印象，大概与现在我们听到金融区、华尔街时的感觉相似。

虽然没有《华尔街日报》那么高端，当时的里亚尔托也有类似的商业小报，我们不妨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前一日交易的收盘价，按商品种类分开，派发给顾客。

商人们会参考报纸上的价格进行交易，成交后便去银行办手续。他们在银行都有账户，只要告诉银行家向某某人的账户汇入多少钱，银行家依嘱登记在册，钱就这样过了户。商人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提着装着金币银币的袋子去做生意了。

受托将钱汇入他人的账户，银行家并不会提供收据证明。银行有账本的副本，始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因此没有开具票证的必要。

威尼斯的商人们通常会同时和数家银行来往，想与威尼斯做生意的其他国家的商人们基本也都在威尼斯的银行开设了账户，所以账户之间的金钱流动非常方便。即使在威尼斯银行没有账户的人也可以通过威尼斯银行和自己的银行间的操作，即汇票形式，进行异地付款。这样，除了能够降低随身携带钱币的危险，商人们不必非得将卖货的收益，用来购买商品。

汇票使得商贸活动更具有灵活性。它不仅用于商业，对于那些编制舰队、设立大使馆等需要大笔资金流动的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创新。

距今800年之前，威尼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近代规模的银行。那么，他们是怎样处理银行业务之一的融资呢？

涉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威尼斯人实在太精明。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竟然是国家。那个时期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百年战争，正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政府为了筹集军费煞费苦心。

当然，银行也针对个人进行融资，但仅限于贷款，不做投资。也就是说银行不会利用债权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在威尼斯开设银行，需要事先向国家交3000里拉的保证金，其中也有付了保证金，却因为过度贷款而倒闭的例子。不过像佛罗伦萨那样借钱给外国的国王，结果因国王战败，导致银行收不回本钱破产的情况，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威尼斯，经济界的主角不是银行，而是从事实业的商人。银行只是一个从侧面协助的配角，帮助商人们的经营活动更为合理化和效率化。曾经有人提出疑问：作为中世纪经济一大中心的威尼斯，为什么没有像同时期的佛罗伦萨那样，出现巴尔迪（Bardi）、贝鲁奇以及后世的美第奇家族等以银行为中心的大企业集团？我想答案就在于此。同样，这也是日后控制热那亚政治、经济的圣乔治银行，不会在威尼斯出现的原因。

如果将美第奇家族所代表的企业比作财阀的话，威尼斯商人们选择的就是商社模式（贸易公司）。

对于经济，我是个外行。写簿记、汇票这些专用名词时，一点儿实际的感受都没有。之所以要提出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如果不做这些非科学的假设，很多事情就无法说清道明。

首先，财阀型代表了大企业优先的经济，最终必然走向垄断。在优先发展大企业的前提之下，金融业纯粹是一个依靠贷款收取利息和本金的机构，自然是选择条件良好的企业作为融资的对象。因此，不会产生扶植弱势的中小企业的概念。

而商社则是销售他人生产的商品。卖方越多，对买方就越有利。相反，买方越多，卖方不用出手也能削价，同样有利。习惯于这种经营模式的人，不太会产生独占市场的想法，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不利于经营的概念。

当自己处于买方立场时，如果竞争对手过多，可以组成企业联盟共同采购。例如对埃及香料的采购，威尼斯政府就经常下令，指示在当地的威尼斯商人们组成“卡特尔”

。
反之，如果作为卖方企图独占市场的话，威尼斯的“公平竞争委员会”会立即介入，严惩不贷。曾经有商人采购了大量的住宅用建材，打算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政府迅速出手干涉，没收了货物，改用竞标方式销售。按照威尼斯政府的规定，买家的购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且在出售必须依循市场价。

Carterl :“同盟”，即为协调生产、价格和商品市场而组成的独立的商业组织联合体。——编者注

靠塞浦路斯的甘蔗栽培和开发盐田发迹的威尼斯当时的首富费德里柯·科纳（Federico Corner）被中小商人们控告违反禁止垄断条例时，政府并没有因为他是首富而改变一贯的立场，针对科纳要求购买砂糖或盐时必须同时购买棉花的销售手段，对他发出了违背国家方针的警告，命令他在塞浦路斯不能硬性搭卖商品。除此之外，政府还对科纳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以防他利用雄厚的资本在威尼斯建立垄断体制。

从上述的内容，以及固定航线全部使用国有加莱船，给予没有能力拥有商船的人们参与海外贸易的机会等措施，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对于保护、培养中小商人的政策执行得相当彻底。这一切并不是中小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向政府争取而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正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大商人们。

威尼斯共和国通过执行全力支援中小商人健全、活跃的商业活动这一贯的经济政策，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经济僵硬化。这样的构想，也是它有别于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特别之处。换言之，唯有非金融资本主导的威尼斯，才会制定禁止大企业垄断的政策，政策才能够得到公正、彻底的实施。

虽然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企业，但我对日本商社的运营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从商社的本质来看，威尼斯人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只有从商社式思维中才能产生，在日本应该没有得到高效的实施。因为相比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去扶植中小企业，反而是威尼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做法，更能彰显中小企业存在的价值，而且地位更为稳固。说到底，威尼斯人是被称为将自己的国家当作私营企业来运营的国民。

要论述14世纪以后威尼斯商业技术的革新，就不能不谈及货币与税制的问题。

在我以前写的有关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传记中，出现的货币就是威尼斯金币达克特。文中出现的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罗马人、米兰人、费拉拉人（Ferrara），甚至是法国国王，大家要的都是达克特：可见威尼斯的货币是当时的国际货币，而且一直到某个时期为止，主要以银币为主。它是1202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为了筹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费而铸造的，称为“格罗索”的（Grossode Argento）的大额银币。大银币直径23毫米，重量2.18克，纯度高达0.968，几乎就是纯银，在之后的300年间始终保持同一标准。这种大额银币的“格罗索”很快地就成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流通货币。

“里拉”也是常常出现的货币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货币存在，它只是一种记载单位。“1里拉的格罗索”等于240个大银币。我觉得它和英国的几尼（guinea）相似。

市内流通的货币是叫作“皮可洛”（piccolo）的小银币。直径14毫米，重量0.362克，纯度25%。“1里拉的皮可洛”是240个小银币的意思。制作银币的原料，从德国、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矿山进口。

西欧最早的金币，不是威尼斯所制，而是1251年热那亚铸造的“热那维诺”（genovino）。第二年，佛罗伦萨也铸造起著名的“弗罗林”（florin）金币。因为正好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从北非进口黄金。

威尼斯铸造金币是在1284年，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晚了30年。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大银币”在国际上十分通行，没有立刻铸造金币的急迫性。第二是威尼斯支持的拉丁帝国的金币，因国体衰退而纯度降低。这个时候，如果威尼斯发行本国金币，势必会引发拉丁帝国的经济走向最终的崩溃。

虽然被对手抢先了一步，但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的威尼斯人的特质，同样也反映在金币铸造上。

称为“达克特”的威尼斯金币，重3.56克，和“弗罗林”重量相同。不过与18K金的“弗罗林”相比，“达克特”是24K金，纯度达到99.7%，几乎等同于纯金。“达克特”自1284年发行以来，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始终保持了相同的纯度。

虽然发行了金币，不过在10多年时间里，贸易结算、银行账户乃至国债，使用的仍然是“大银币”。直到14世纪初期，由于白银的供给量减少，金币与银币的关系才出现变化。1328年，政府介入，制定了1达克特等于24个大银币的固定汇率，原本由银币主导的货币市场转向以金币为主。

为了保证本国币值的稳定，威尼斯政府常常出手“行政指导”，比任何国家都付出了更多的、不懈的努力。如果说威尼斯国库的收入基础依靠国债，大家大概更能理解这番努力。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的威尼斯人没有什么所得税、地产税、直接税等概念。所谓的税金就是间接税。

绝大部分间接税来自以里亚尔托为中心的交易所，以及德国商馆等的交易税，税率只有交易额的1%。由于交易总额庞大，累积的交易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除此之外，还有消费税，主要针对葡萄酒、肉、盐、橄榄油等产品。税金包含在价格中，购买商品时等于自动交付了消费税。

另外，因筹集军费等目的，政府会发行国债。这种短期的临时国债，利息高达12%—20%。中世纪时很多城市都发行类似的短期国债，利息通常都会达到20%。

如果依靠税收来填满国库，不仅会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而且会削弱国家或城市的财政。于是，威尼斯想到了发行长期国债。利息虽然只有5%，但由国家负责每年派发两次利息。根据记录，威尼斯政府持续支付利息的时间长达百年。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回报稳定的长期国债，受到相当的好评。由于它的安定性，作为保证财产的投资手段之一，稳健型的投资人首先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也有人是鉴于它价格稳定，容易转手的理由。银行也会购买国债，甚至是威尼斯近邻的一些专制君王们，因担心自身的地位不稳，也会去买威尼斯的国债以防万一。这种做法与现代的独裁者把钱存在瑞士银行，算是同工异曲。

威尼斯是欧洲第一个发行长期国债，同时也是最早拥有直接税概念的国家。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国债，不是全部销售给希望购买的人，还有一部分属于强制购买。被强迫购买国债的人，都是高收入者，其中包括拥有威尼斯市民权的外国人。

1379年到1380年正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时期。为了筹集军费，威尼斯做了一次资产调查。根据保存下来的调查记录，被认定为资本家的有2128人。虽然不清楚当年确切的人口数字，不过从前后关系推算，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1.4%左右的人成为课税的对象。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主的数量。

在这些人之中，因14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革获得参政权的贵族有1211人，可以说贵族阶级几乎全部榜上有名。其余的917位市民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蔬果商人。（详见下图）

个人财产申报按家庭住址在各个区域同时进行。或许我们会立即想到是否会有虚报，不过威尼斯的管理不是靠人的良知，而是巨额罚款，所以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超过了人们预想。

政府根据这些富人的财产数量，按比例分配国债，强制他们购买。前文提到的元首雷涅罗·泽诺留下的遗产中有大量的债券，就是这样买下的。

以上例子很好地显示了由大商人组成的威尼斯统治阶级以“给执政者需要的正义，给人民需要的面包”统治国家，应该说经营国家的理念。

我想写的《威尼斯商人》既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马可·波罗般的冒险家。他们是一群非常平凡的商人。与12世纪后期的自己带着商品出海，一生从事海外贸易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等商人相比，这些人多少有所改变。航海技术的进步，船舶构造的变化以及商业技术的革新，是促使他们转型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以及威尼斯政府的扶植中小商人的政策，就不会有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Andrea Barbarigo）这般的男人出现。

又一位贸易商

从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的姓氏判断，他属于威尼斯的贵族阶级。但作为商人，他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他的生辰年月不详，根据其他资料推测，1418年时他应该是18岁。

就在前一年，担任固定航线船队队长的安德烈亚的父亲，由于在亚历山大航线的回程中违反了航海规则被处以一万达克特的巨额罚金，全家因此破产。第二年的1418年，安德烈亚拿着母亲给他的200达克特，开始了商人的生涯。这是一笔绝对不用担心会被强制购买国债的小本钱。

首先，他担任了加莱商船负责战斗的弓弩手，这是国家为没落的贵族子弟提供的职位之一。担任这项职务首先可以学习航海技米，同时因为船员全体都被允许携带商品上船，所以可以学习如何在东方销售商品，然后再用赚来的钱买下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出售的经商技巧。

按当时的惯例，贵族子弟在学完文法和算术后，十四五岁时作为加莱船的弓弩手出海，进行实地学习。因此安德烈亚在18岁之前应该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在亲人照顾下的学习，与既要自食其力又要学本领的情况还是很不同。纵使18岁之前的安德烈亚有过做弓弩手的经验，那也是在他父亲的保护之下。

不管怎么说，年轻人在反复的航海过程中，慢慢地成长为船员、战士和商人。通常，在结束这段实地学习之后，他们会被派驻海外，负责父亲在海外的事业，同时也接受其他人委托的海外派驻员的工作。代人买卖所收取的手续费，代销是商品总额的2%，代买是1%。

可是，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没有那么幸运。他作为弓弩手积累了航海经验之后，又做了海上法庭的书记员。虽然这也是国家为救济没落贵族子弟安排的一种工作，但这个地方是学习法律的最佳场所。

1431年，安德烈亚31岁，持有的资金已经增加到1600达克特。他将所有的资金，再加上借来的钱，全部投入了贸易。这个时期的安德烈亚，究竟是在威尼斯还是海外，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我认为，他应该身在海外，而且担任海外派驻员，奔波于多国之间。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日后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同时指挥20位各地的代理人呢。

39岁时安德烈亚结了婚。身为巴尔巴里戈家族的成员，他的妻子当然也是威尼斯的贵族卡佩洛（Capello）家的女儿。新娘带来了4000达克特的嫁妆，这些钱也全部给安德烈亚拿去做了投资。他十分热衷于此道，曾经因为投资过度，为了10达克特，而不得不典当戒指。

威尼斯的商人似乎都有把妻子的嫁妆拿去投资的习惯。其中更有像之前提到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还是新婚便带着新娘的嫁妆出国行商，20年未归的鲁莽汉子。好在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婚后决定安心留在威尼斯。与其说是他的决定，不如说是形势所趋。距离马伊拉诺的时代，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年，此时的威尼斯商人即使留在本国，仍然可以活跃在海外贸易的第一线。

之后的10年，安德烈亚一直待在威尼斯。按照威尼斯的惯例，贵族到了40岁左右的成熟年龄，有参与国家政治、军事的义务。尽管安德烈亚经历曲折，估计还是尽了贵族应尽的义务。他涉入政治究竟有多深，不得而知，不过他积极经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他的簿记被完整地保留至今。

根据这本簿记的记录，他与巴勒斯坦、叙利亚、西班牙、佛兰德斯、英画等将近20位海外驻员签下代理人合同，让他们负责海外的业务。安德烈亚指挥代理人，向东方出口西欧各地生产的羊毛织物，从埃及进口香料，从叙利亚进口棉花，从君士坦丁堡进口金饰品，从黑海的塔那进口小麦，然后再将这些进口商品转手销往西欧各地。货款的支付或收取，都通过银行汇票的方式。可见，他很明白使用汇票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资金。

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解决了所有货物的运输问题，因此尽管进出口量很大，安德烈亚本人却没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只。他只需要每天来往于里亚尔托，便能从事海外贸易。（参照上册“香料之路”图）

像他这样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必须了解很多事情。特别是以下几项，需要每日学习。

一、政府（实际上是元老院）决定的各船队的停靠港以及装载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的规定。

二、埃及苏丹和拜占庭皇帝对威尼斯商人的待遇。那些君主们的态度宛如猫眼般善变，必须时刻掌握最新的动态。

三、准确预测海盗或敌对国的行动对航海安全的影响程度，然后再根据商品的种类，决定是使用安全系数高但运费昂贵的加莱商船，还是安全系数较低但运费便宜的帆船运送。

四、尽早获取各地物产当年的产量、品质以及价格波动的准确信息。

五、了解各地的局势。一旦发现当地有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事先抢购商品。

这些消息的来源，有些是与安德烈亚同等阶级的元老院议员提供，有些来自海外驻扎人员的报告，或是在里亚尔托和同行们交流中所得。

安德烈亚根据这些情报做出决定后，用限时派送的方式，迅速将信件发给海外各地的人员。所谓的限时派送，不是用一艘船投递信件，而是在各个停靠港换船派送。有重要的交易时，为了确保对方能够收到自己的指令，安德烈亚会写7封同样内容的信件。比如说要寄到巴勒斯坦的阿卡，三封经由克里特，三封经由亚历山大，还有一封自己留底。那是没有电话、传真和互联网的时代，中世纪的商人们非常勤于写信。

海外驻在员中有些人是安德烈亚的亲戚，有些则是外人，他们都不是仅受雇于安德烈亚一人。驻在员们可以同时成为数位雇主的代理人，依照合同，收取相应的手续费。所以对安德烈亚这样的商人而言，必须尽快地将指令送到驻在员的手中。

在这10年里，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似乎收获颇丰。1443年，他买了新房子；1449年去世时，他留下了1.5万达克特的资产。虽然算不上是大富豪，但肯定属于被政府强迫购买国债的富裕阶层。

以上描述的就是威尼斯商人的身影。尽管这些生平事迹无法让他们成为影视剧中的主人公，但他们是支撑威尼斯经济的栋梁。当这些商人们从政时，会出现怎样一个政治形态呢？我将在接下来的第五章中讲述。

第五章 政治的技术

……我们必须经常思考的，是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将降低伤害作为真正的目标，处理所有的危机。因为一个完美、没有任何缺陷的制度，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14世纪前夕，威尼斯准备进行一次改革，以决定共和国未来的政治体制。通过改革确立起的这个政体一直持续了500年直到共和国瓦解为止。这是当时的人们，上至权贵下至百姓，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改革的推动者是一位刚满38岁的男人，名叫皮耶托·葛登尼哥（Pimo Gradenigo）。只有他和几位理念一致的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即将实施的改革的成败将决定威尼斯共和国未来的命运。

对威尼斯而言，那是一个危机四起的时代。

独占东地中海贸易的体制崩溃，已没有重建的希望。十字军的惨败，让教皇怒不可遏，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变得十分困难。

西欧的形势也不乐观。各国都开始走向中央集权化，民主政体停滞不前的意大利各个自治都市（Commune，又译为“城市共同体”），纷纷在摸索建立更为强势的政治体制的可能性。开始是自立为王的僭主制，之后因教皇、皇帝追认了事实，又演变成君主制。政治生态面临急剧变化。

在这种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下，威尼斯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与对手热那亚的战争状态，打打停停持续了50年，非但没有决出胜负，威尼斯一方还处于下风。威尼斯人也开始认识到需要一个有优秀治理能力的政府，即强权的政体。不过，素有中世纪最商业化国家的威尼斯，选择了与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不同的政体，准确地说是创立了一种新制度。

维持共和政体的辛劳

从外海经过利多外港进入威尼斯的潟湖，只要不是雾气笼罩，整个威尼斯城可以说是一览无余。宫殿、钟楼、元首官邸远远地浮在海面上，仿佛电影中的画面。

从利多去威尼斯，只需在海上直行便可抵达。一路所见，不禁令我想起去佛罗伦萨郊外别墅时的情景。大门口有一排柏木树，笔直地伸向别墅，沿着一棵棵大树往里走，大屋的正面渐渐地呈现在眼前。同样，当船接近威尼斯城时，首先看见的是清晰可数的宫殿的窗口，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宛如精致的蕾丝般的窗饰。待船继续前行，两岸一边是威尼斯城东的国有造船厂，另一边是圣乔治和朱代卡岛，那些站在玫瑰色元首官邸廊柱下的人们的表情似乎一目了然。此刻，大运河的河口就在眼前。

这里是威尼斯的大门玄关。海上之都的正面当然是向着大海。无论是从东方还是佛兰德斯返航的固定航线商船，都会经过这条水路回到祖国。担任科佩尔（Capodistria）总督的皮耶托·葛登尼哥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归国就任时，便是在祖国派出的12名特使和5艘加莱船的簇拥下通过这条水路，抵达圣马可码头的。那是1289年12月3日。

如今只剩下观光价值的威尼斯，在冬季相当冷清。然而，在700年前，12月却是一个充满了朝气的季节。为了赶在圣诞节前售出商品，急急返航的加莱船队接二连三地进入港口；那些在附近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做买卖的小帆船，也为了与家人共度这神圣的节日，纷纷回国，大小船只淹没了港口。位于正面玄关深处的里亚尔托一带，更是热闹非凡。那些希望在年终最后赚上一笔，然后赶回家乡的德国、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们都铆足了劲儿，吆喝不停。

国有、私营造船厂和船帆布纺织厂也没闲着。几乎所有的船只都回港的冬天，正是这些工厂赶工修理的旺季。

冬天的威尼斯，无论是船还是人，都比夏天要多得多，洋溢着一派蓬勃生机。新任元首坐船前往圣马可码头的途中，一定会听见从码头一带的造船厂内传出的修理工不停敲打榔锤的声音。

元首官邸正对着圣马可码头。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元老院议员和豪门的代表们集聚一堂，在此恭候皮耶托·葛登尼哥下船。

在政府任职的男人们，穿着代表他们各自官位的紫红或朱色的宽大外套，衣长及地，拜占庭式的大袖口袖子。冬天，外套内会加一层毛皮的里衬，单边肩膀上一年四季挂着细长的黑丝绒的披肩。

元老院的议员们穿着同款黑色的外套，搭配红色的丝绒披肩。医生、律师等没有官职的人同样也是黑色长衣。所有人都戴着与外衣颜色相同的黑色的无檐帽。当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西欧，流行紧身裤配华丽短外套，威尼斯男人们的这身装束，在其他西欧人眼里，一定充满浓浓的拜占庭风味。在威尼斯，只有还没长出胡须的年轻人，才穿紧身裤和短外套。

说到胡子，这一点又很像拜占庭，即希腊式。威尼斯的男人们通常下颚都留着茂密的胡须，这让他们细长的脸显得庄严。

与其他意大利人相比，威尼斯人的个子较高，不知是不是因为长至地面的外套的影响，他们的动作也较缓慢，给人一种稳重的印象。外国使节应邀参加聚会时，常常会被同席的威尼斯人的气势所压倒。

从仅存的资料中显示，皮耶托·葛登尼哥似乎就是一位典型的威尼斯人。面对这些迎接他回国的威尼斯的权贵们，他应该发现大多数人的茂盛的胡须已经发白，比他年长许多。38岁的年轻元首，的确是一个特例。

为了庆祝新元首的到来，以圣马可教堂为首的威尼斯的各个教堂同时敲响了钟声。年轻的元首在钟声中，穿过面向码头的小广场（Piazzetta），被人领着进入了右侧的元首官邸。他登上中庭的台阶，准备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从宣誓仪式开始。元首面对政府的全体官员以及威尼斯的权贵们，宣读长长的誓词，保证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威尼斯共和国没有成文的宪法，誓词相当于宪法，内容繁多，其中包括不得与外国女子结婚的条例。这一条是为了消除共和国最高地位的领导人受其他国家影响的隐患。

宣誓结束后，元首由人协助脱去黑色的帽子和外套，换上金光闪闪的织锦缎长披风，戴上称为“角”（Como）的元首专用冠帽，正式成为共和国元首。盛装的新元首，率领着参加仪式的全体成员，前往元首官邸边上的圣马可教堂，接受在那里等待的威尼斯市民（形式上的）的批准。

宽敞的圣马可教堂内人头攒动，连二楼的阶梯上都站满了人。可是，百姓们的反应却异常冷淡。无论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入场，还是到弥撒结束离去，虽然响起少许欢呼声，但很快就消失在四周冰冷的沉默里。年轻的元首肯定清楚其中的原委，已预料到市民的冷淡反应。

一个月前的11月2日，前任元首乔瓦尼·丹多洛去世。死讯传出后，市民们聚集圣马可教堂，召开市民大会，会上雅各布·蒂耶波洛（Jacopo Tiepolo）被推选为新元首。尽管没有立法，但是新元首由1172年成立的共和国国会选出，早就是持续了百年以上的惯例。因此，议员们对民众选出新元首颇感无趣。

雅各布·蒂耶波洛不想自己成为市民大会和国会对立的借口，主动离开威尼斯，回到家乡特雷维索（Treviso）蛰居。国会在对包括雅各布·蒂耶波洛在内的候选人做了慎重的审议之后，选出了新元首，他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

共和国议员们并不是因为尊严受损，才故意选了一个与市民大会相左的人物。主要是因为议员们的判断基准和一般的市民有所不同。

其实，雅各布·蒂耶波洛并没有什么缺点，他大胆而慎重。从之后辞任的决定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着优良的政治平衡感和冷静性格的人物。议员们认为他不适合做元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雅各布·蒂耶波洛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出任元首；二是他作为军人的经历过于辉煌。

相反，市民们似乎对于出身名门、富有、经历辉煌的人物有莫名的憧憬。雅各布·蒂耶波洛之所以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就是因为他完全具备了这3项条件。可国会议员们偏偏认为这3条对共和国是一个危险。

另一位皮耶托·葛登尼哥，论出身，一点儿不输给蒂耶波洛。威尼斯人效仿十二使徒，将建国初期的一些著名家族称为“使徒” （Apostlica），其中葛登尼哥家族就是使徒之一。相比之下，蒂耶波洛家族只能算新贵。

尽管葛登尼哥的祖父曾做过克里特总督，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海军战将，但是这个家族从来没有出过一位元首。葛登尼哥本人和其他名门子弟一样，在十四五岁时去海外学习军事和商业，在海上度过了将近20年。回到陆地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科佩尔总督，除此之外，政治、军事上没有任何建树。只有官员们才知晓他沉着冷静的性格。

不知道推举他的议员中，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将引发一场改革进而决定共和国的命运？想来大多人只是希望意大利不要步其他国家的后尘走上君主制。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数次遭遇向君主制演变的危机，而制造这种危机的，一概是在政治军事上有不凡建树，为共和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元首们。所以，元首的人选才会让议员们煞费苦心。

下面举几个制造危机的元首的例子。

首先要说的，是在第二章中所介绍的建立起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威尼斯商业发展奠定基础的皮耶托·奥赛罗二世。在统治的末期，他曾经试图将元首地位改为世袭制，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共同元首。然而，奥赛罗二世这个在其他国家可能被视为平常的心愿，在威尼斯却无法实现。

经过这件事情学聪明了的威尼斯人，将奥赛罗二世的子孙赶出威尼斯，在选出新元首的同时，另外又任命了两位元首辅佐官。没有这两人的同意，元首不能独自做出任何决定。

第二个例子是元首维塔·米迦勒二世（Vital II Michele）。自1096年至1172年的76年间，米迦勒家族有62年占据着元首的位置。这些人个个表现优秀，受到人民的尊敬。可是当米迦勒二世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们担任要职的行径开始变得露骨时，依然引发了人们对他的不满。

其实米迦勒二世对威尼斯的经济做了不少贡献，但他犯下一个错误，没有和元首辅佐官商量便擅自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合约，这是明显的僭权行为。感觉到周围气氛异常的米迦勒二世，表示出隐退之意，可惜无济于事。他在准备退隐的圣萨卡利亚修道院（Chiesa di San Zaccaria）的门口，遭到了刺杀。

就在这一年，共和国国会（Maggior Consiglio）成立。在此之前，元首是由市民大会推举。实力雄厚又有知名度的人物往往容易当选。国会成立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候选人仅依靠人气胜出的可能。操控市民大会，将民众的意愿引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其实并非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只需事先做一点儿筹划，再找若干共鸣者声援，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便有机会成功。威尼斯以往不乏类似的例子。某个人登高一呼，边上立刻有些人跳出来表示赞成，乘着这股劲头儿获得了全民的拥戴。

但是从1172年开始，元首选举改为由共和国国会推举，再经市民大会获准的方式。那一年当选的元首，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塞巴斯蒂安·齐亚尼（Sebasttian Ziani），显然这是国会为了防止米迦勒等豪门专横而做出的选择。

凭借地中海贸易，一代创下财富的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以他商人的直觉经营政治，治理国家，对讲求务实的改革派而言，那的确是一段硕果累累的太平时期。初建不久的共和国国会，首先选出4位代表，再由他们选出100名议员，任期一年。在葛登尼哥实施改革之前，这种选举方式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变动，由少数人选出全体议员的规矩基本没变。阶级问题没有成为矛盾的焦点，虽然市民大会对决议的事项只有事后承认通过的权利，但它仍然是当时最高的国家政治机构。

尽管元首改由国会选出，但不是每个议员都拥有投票权。基于过往的经验，威尼斯人再也不相信多数人的集会就能做出公正的选择，所以连投票者都需要经过挑选。他们采用的是威尼斯人独特的方法：抽签加选举。光凭抽签，或许会比较公平，但容易产生不当的人选。可如果仅靠选举，又无法回避选举运动所带来的弊端。

首先，从共和国国会的议员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出30人。这30个人再抽签淘汰，人数减至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0人。当选的40人抽签淘汰，留下12人。

由这12个人选出25人。当选的25人抽签淘汰，留下9人。

由这9个人选出45人。当选的45人抽签淘汰，留下11人。

由这11个人选出41人。最后的这41个人，才是有权选举元首的投票者。

元首候选人必须获得41票中的25票，才能当选。这种选举制度虽然极为复杂，但好在谨慎小心，而它真正的精髓是内含了败者复活的理论。

即便是如此严格选出来的元首，威尼斯人似乎还是认为有必要对其权力进行限制。在纯粹商人出身的齐亚尼元首时代，辅佐官的人数从两人增加到6人。六个行政区各推举一名代表，元首的家族成员一律不允许担任辅佐官。辅佐官任期为6个月，不得通过再选连任。元首未经辅佐官同意，不能做任何决定的约束，也明确地成了法律规定。

话说回来，纵使设置了层层关卡，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君主制的阴影。继塞巴斯蒂安·齐亚尼之后，奥里奥·马斯特罗皮耶罗（Orio Mastropiero）担任元首。从这两位的姓氏上判断，他们均来自新兴阶级。在他们两人以经营私人企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这个时期，的确是不用担心君主制的问题。可是，接下来的元首是恩里科·丹多洛。

如第三章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述，恩里科·丹多洛利用十字军东征的机会，连本带利狠狠地赚回了投资。作为商人，他的手腕完全不输于齐亚尼、马斯特罗皮耶罗。但是他来自丹多洛家族，这是威尼斯名门中的名门。这位家世显赫的人物，在垂垂老矣之际，不仅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世界最大的都市君士坦丁堡，而且占有了克里特岛等地的领土，为威尼斯建立起独占东地中海的体制。毋庸置疑，他受到了威尼斯人民的爱戴。如果恩里科·丹多洛打算做君主国的君主，想来也会获得人民的支持。就算是他本人不做君主，让儿子继任元首，估计也没多少人会有站出来反对的勇气。

民众喜欢英雄。恩里科·丹多洛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他在出征之前，委任儿子拉尼尔在其留守期间，代为行使元首的职责，而且明确地表示，没有人比儿子更适合托付大权。恩里科·丹多洛本人在赢得全面胜利的一年之后，来不及返回祖国便客死君士坦丁堡。拉尼尔·丹多洛（Rariier Dandolo）成为下任元首，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拉尼尔·丹多洛比其他人想得更深更透。自己不仅来自名门，还有一位功名显赫的父亲，如果真的继任元首，沉寂许久的旧势力一定会重新抬头。因两位来自新兴阶级的元首的连续执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阶级对立，恐怕又会风云突起。

于是，拉尼尔推荐了性格谨慎、有做事能力的皮耶托·齐亚尼（Pietro Ziani），即塞巴斯蒂安·齐亚尼的儿子，作为下任元首的候选人。在皮耶托·齐亚尼当选元首后，拉尼尔作为舰队总司令率军出海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战死沙场。像拉尼尔·丹多洛这样为了国家利益而甘居二线的人物，在之后的威尼斯历史上层出不穷。

最后一次危机，就是市民大会选出了雅各布·蒂耶波洛。明知当选元首却远走国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想必是与拉尼尔·丹多洛有同样的考虑。

年仅38岁成为元首的皮耶托·葛登尼哥，面对摇摆不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决定做出改革，建立一个高效、强劲，同又不会变成君主制的体制。

政教分离

在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权力结构的定义有两种：由上至下和从下往上。

由上至下指的是：上帝、教皇、皇帝、领主，权力由上至下递减。教皇党与皇帝党为了教皇与皇帝的地位孰高孰低，相争不休的根源正在于此。这种权力结构形成的体制是君主制，因为这些人的地位都是以任命方式决定的。

另一种从下往上，则是由居民共同体选出代表，权力结构当然是由下往上递增，即民主政体。

两种体制都建立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之上，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两种权力结构也都有无法忽视的缺陷。

首先，从上至下的权力结构中，宗教被允许介入。耶稣的继承们完全忘记了“恺撒（皇帝）的归恺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诲，将皇帝的统治权与神的训诫相结合，情况因此变得复杂。

另一方面，从下往上的权力结构，同样也存在问题。它的问题是很难控制民众的欲望。正如前文所述，操控市民大会并非难事。

因此，务实的威尼斯人避开意识形态，将焦点锁在如何尽量减少实际危害这一个问题上，最终想出了两种类型混合的体制。

首先是防止宗教的介入。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一国之长元首的权威，是上帝所赐予。国旗和货币上都印有圣马可之狮的图案，这一点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一国元首是由国民推举的代表以投票方式选出。何况，为新元首加冕的，是元首辅佐官中最年长的一位，而不是作为教皇代理人的主教，这一点又属于第二种。

圣马可大教堂可谓是威尼斯的主教座堂，但它是作为元首个人的礼拜堂而建的。在其他国家，必须是有主教座位的教堂才是主教座堂，而威尼斯的主教一直待在位于造船厂林立的城堡区，从没挪过地方，始终远离政治、经济的中心。

因为供奉守护圣人圣马可，圣马可教堂收到大量善款。这些钱并不是交给受教皇支配的主教，而是选出类似于圣马可财团理事的监察官，由他们负责打理。监察官有9位，没有薪酬，终身任职，与威尼斯共和国官员中唯一终身制的元首享受同等待遇。监察官终身任期的目的，在于排除罗马教廷的干扰。甚而有之，与民众有密切关系的教区的神父，也是由教区内居民推举，然后提交主教做象征性任命。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曾经感叹地说过我在任何国家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不是。”

对威尼斯人而言，政教分离不过是恪守了耶稣的教诲，让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这样做对神，对人类都有利。

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对威尼斯人的圣物信仰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嘲笑打从骨子里就是精明商人的威尼斯人，竟然会崇拜不知是哪个人身上的骨头。威尼斯人圣物信仰的风俗的确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不过作为防止宗教介入政治的对策，还真是一个巧妙的办法。

信众需要信仰的对象通过信仰获得心灵的安慰，宛如在天堂预约下了位子。如果众人信仰的对象是传闻中的圣人的一块遗骨，或者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的碎片，哪怕是最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被物品所煽动，因此不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尽管购买圣遗物需要用钱，但这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而另一方自认为是理性的佛罗伦萨人，不信仰圣遗物，只信仰活生生的圣人，因此常常发生被宗教人士操控的事件。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要问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哪一种方式为民众带来安宁的信仰，降低了实际伤害，我想是威尼斯略胜一筹。

正因为政府有如此缜密的考虑，才让威尼斯人保持了自由，没有卷入十字军的狂热、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偏激、猎杀巫女、异端审判等疯狂行径。中世纪的言论自由，只存在于罗马教廷威慑力不足的地方。在这方面，威尼斯可谓是自由的天堂，马丁·路德、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等的著作随处都能买到。

威尼斯人基本上成功地排除了因宗教介入所带来的弊害，可是如何抑制民主主义政体容易滋生的人的欲望和野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还是得小心从事。

我手里有一张用颜色区分的14世纪初和15世纪初的意大利势力分布图。在14世纪初，从中部向北的部分，有各种颜色的小型共同体、僭主国，色彩斑斓，仿佛打翻了水彩盒。到了15世纪初，独立的小型共同体完全消失，单色块的版图变大，可见，仅仅100年的时间，势力分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国纷纷统合为君主国或共和国，如同五彩缤纷的小花，变成了大瓣的花朵。

威尼斯以大运河为界，河岸两边各有三个行政区。在皮耶托·葛登尼哥进行改革前的国会议员的选举，如前文所述，是每三个行政区选出两位代表，由这4个人共同推选大约占国会议员总数一半的100位议员。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来说，保证了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参选的权利，并且只要拥有威尼斯的市民权，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国会议员。

参见《文艺复兴的故事01 ：文艺复兴是什么》彩插。——编者注

但实际上势力家族垄断的倾向非常严重。只要几个家族联手，很容易选出4位代表。这4个人自然是把票投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100人。以1292年的选举结果为例，仅孔塔里尼（Contarini）家族就有18人当选议员。另外的福斯卡里（Foscari）家族有10人，莫罗西尼（Morosini）家11人当选。

共和国国会的议席都这样被豪门瓜分，由国会指定的政府各委员会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对于必须极度防范个人权利集中才能成功的共和制而言，绝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除此之外，任期过短也是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会急着在任期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难免草率。时间有限，在选拔人才上也容易优先考虑自己的内亲外戚，而不是那些经验丰富的适任者。对于一个要在对外竞争中胜出的国家而言，这种低效的人才运用方式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做法。

理论上是一个能够反映每一位市民心声的民主政体，事实上却是少数人、少数家族横断独行。当时的威尼斯人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

皮耶托·葛登尼哥一上任，就开始考虑如何减少这些弊害，但他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

首先，他不想刺激共和国最高决定机构的市民大会。大会推举雅各布·蒂耶波洛的余波未平，如果此时有不满政府的豪门与民众联手，便会上演西欧典型的反政府运动。葛登尼哥绝不想这种事情在威尼斯发生。

同时，他也不想无端地去刺激那些满足于现状的势力家族。他们在各方面都有民众拥戴，也不能让这些人有借口与平民势力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葛登尼哥担任元首的三年前，国会曾经提出过一次改革方案，建议只有其先祖在国会曾经拥有过席位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议员。方案最终因以乔瓦尼·丹多洛元首为首的现状维持派的反对，遭到了否决。

所以，皮耶托·葛登尼哥在等待时机成熟，一等就是8年。好在元首是终身制，他有这个条件慢慢地等。

政治改革

1297年，已年届45岁的元首，向共和国国会提交了以下改革法案：

共和国国会所有现任议员，以及在之前的4年里拥有议员席位的人，若能获得“四十人委员会”的12张选票，即可当选终身议员。

提案自然受到了大多数现任议员的支持，现状维持派也没有提出反对。而那些视市民大会为国政最高机构的民主派们，因为提案将使议员的人数增加至目前的近两倍，有扩大民意的功效，所以同样没有表示异议。

两年之后，为了补充上述的内容，元首又提出了另一条法案。

经元首以及6位元首辅佐官推荐，并获得“四十人委员会”半数以上赞成票者，可成为共和国终身议员。

这条法案同样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立法。

如果补充法案没有被通过，葛登尼哥的改革目标，大概只能算达到了一半。因为通过这第二条法案，他成功地让那些非豪门出身的有识之士进入了国会。不少长年身居海外，与祖国关系疏远而无缘政治的人们，有了进入国会的机会。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巴勒斯坦阿卡地区长期占布重要地位，后因1291年阿卡被击败十字军的埃及所占领，不得已返回祖国的一批人。他们中间有12个家族成了共和国国会的新成员。

与其说这是对归国者的对策，倒不如说是葛登尼哥看中了这些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男人们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可以帮助共和国在今后遭遇各种困难时摆脱困境。

后世曾有人批评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是让既有的贵族阶级独揽政治大权，把平民排除在外。我认为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意地回避使用“贵族”这个词语，以“豪门”或“势力家族”代替。因为在改革前的威尼斯，贵族与平民之间没有明显的划分，直到这项改革之后，拥有共和国国会议席的人，才开始被叫作贵族（Gentiluomo或Nobile）。所以，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贵族，在改革前的威尼斯是不存在的。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有特权阶级存在的国家是不可能形成共和政体的。或许有人会以威尼斯共和国的例子来反驳我，因为在威尼斯，除了贵族之外，其他人都无法获得任何（政治上）的地位。

“但是威尼斯的这个现象，并不能攻破我的观点。因为威尼斯共和国所谓的贵族阶级，只有名义上的特权。他们并非依靠不动产的收入生活，庞大的资产来自贸易。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住在城堡里，也没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司法权力。其他国家的贵族所享受的特权，威尼斯贵族完全没有享受到。”（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雷恩教授，是研究威尼斯历史的最高权威。他甚至拒绝使用“关闭国会”（Serma dell’ Maggiore Cotisigllo）这个词汇。雷恩认为这个传统上被威尼斯历史研究学者们惯用的词汇，并没有传达出真正的历史事实。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根本不是关闭国会，而是对外开放。

的确如雷恩教授所言，改革增加了国会的议席，它非但没有向市民关上国会的大门，反而建立了从市民中选拔人才的机制。议员世袭制的制度是在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13年之后，到1323年才制定的。

议员任期的终身制，在强化了国会权限的同时，也使得市民大会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虽然市民大会正式失去国家最高机关的资格，要在很久之后，但它当时已经失去了权利。13年之后推出的议员世袭制，算是彻底完成了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

如今提到世袭制，肯定是人人喊打。但是请大家想想，在14世纪，有什么机构能够培养政治精英？又有什么公正的录用规则来招用这些人才？在那个时代，有关这方面的教育，唯有依靠父亲传授给儿子的方式。

国会议员的世袭制度，等于建立起了一个专业的政治阶级，成功地抑制了个人野心，以及容易与个人野心相勾结的民众的暴力。同时，它也防止了因由上之下的权力结构而无法避免的教皇或皇帝的介入，摆脱了趋向君主制的危机。从这个时期开始，威尼斯成了一个贵族制的共和国。

从现在开始，我会使用“贵族”一词。贵族的子弟，如果是嫡子，只要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5岁时即可登记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到16世纪时，年龄规定降至20岁。

议员的人数，会根据人口的增减有所变化。1311年时，议员数为1071人；1340年是1212人；1437年是1300人；1490年是1570人；1510年则是1671人，占成年男子总数的3%左右。

国会每周日在元首官邸内的大会议厅举行。议长由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担任。会议不对外公开，与其说是为了保守秘密，不如说是杜绝议员对旁听席上的听众做出刻意的影响。若干年前，英国国会曾经就是否在议会内设置摄像机发生过争论。反对者的理由之—，就是摄像镜头会让议员有意识地感到观众的存在而失去平常心。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观点。

在之后的500年里，这个共和国的国会，成了官家“货仓”，包括元首在内的政府所有官员，都是从这里推举产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威尼斯的社会结构，从之前的势力阶层与一般市民的划分，变成了是否在国会拥有一席的区别。不过，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贵族只拥有参与政治这一项特权。

在第四章中，我曾经介绍过1380年（即改革后80年）的被认定为资本家的一览表。如表所示，威尼斯的富豪，并非由贵族独占。不少贵族更不是马基雅维利口中的“靠贸易获得了庞大的资产”。与其他国家的贵族相比，这些人的经济状况只能用“朴素”来形容。反倒是经济型的中产阶级，属于安定稳健派。他们是支撑威尼斯国家制度的不容忽视的稳定要素。

法律也是一视同仁。不仅如此，为了保护市民权利不被贵族侵害，还设有专门的委员会。任何市民都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告诉。相反，对贵族就没有什么保护委员会了。正可谓是“给贵族以正义，给国民以面包”。

同样，贵族在税制上也没有特殊的待遇。第四章中我曾经讲到过一种类似于直接税的长期国债的强制购买制度，资本家必须按其财产的总额，购买相应比例的国债，哪怕是贵族，也不能幸免。这就是威尼斯贵族与别国的贵族们的不同之处。他们在获得贵族的荣誉和享受参政这唯一特权的同时，必须承担带头守法、带头纳税、带头站在战斗第一线的义务。

奎里尼-蒂耶波洛之乱

皮耶托·葛登尼哥为了避免内部的对立，尽量地让统治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可是就在他实施改革后的第十年，即1310年，爆发了威尼斯千年历史上最大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反政府叛乱。参加这场叛乱的几乎全部是在国会拥有议员席位的贵族们。

这场叛乱在500年后，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战士们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因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而失去权力的民众，为争取民主的一场义举。且不论事实如何，皮耶托·葛登尼哥是一个极力铲除独裁和多数人统治，建立少数精英体制的铁腕人物，对叛乱绝不会手下留情。话说回来，如果雅各宾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知道这次叛乱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肯定会改变他们对此的评价。

内乱往往是因外政的失利所引起的。这一次的叛乱也不例外。

威尼斯利用费拉拉（Fenrara）因僭主上位发生混乱之际，趁机军事介入。结果，不仅军事上没捞到便宜，政治上也输得一败涂地。

费拉拉是正式属于罗马教廷的领地。威尼斯为了确保自己在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利益，出兵进攻费拉拉，彻底惹恼了教皇。

当时位于阿维尼翁（Avignon）的罗马教廷，将全体威尼斯人赶出了教会。威尼斯人遭教会破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宗教上的不自由忍一忍总会过去。可是这一次的破门，还包括不准其他基督徒与威尼斯人通商的禁止令。对于依靠贸易生存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国会上，马尔可·查里尼（Marco Querini）对主战派的领袖皮耶托·葛登尼哥元首发出责难，并且提出了与教皇妥协的方案。元首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过一段时间便能熬过困境。元首的意见得到了朱斯蒂尼安、莫罗西尼等家族的支持，大多数议员也表示赞同。其实，葛登尼哥本人也承认出兵的失策，已经考虑向阿维尼翁派遣密使，收买教皇解除破门令，以不损伤名誉的方式从费拉拉撤军。但是正在筹划中的事情需要保密，不可能向超过千人的国会议员广而告之，知道内情的只有6位元首辅佐官和“四十人委员会”中的3位委员长。不了解情况的马尔可·奎里尼却一心认为葛登尼哥改革后的政府机制，缺乏治理能力。

皮耶托·葛登尼哥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男人。我在第四章中曾经讲述过当教皇颁布禁止与伊斯兰教教徒通商的法令时，威尼斯通过小亚美尼亚的基督徒，间接地与穆斯林继续来往，就是现代经济用语中称为虚拟（dummy）的钻漏洞方式。当初想出这个点子的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可以说，他是一位能够面不改色地向教皇行贿的基督徒。

那时的教皇，是被但丁痛斥为缺乏法的观念、行为肮脏的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V）。如果公开地向他表示屈服，还不知道会遭到多少刁难。大多的议员们即使不了解秘密交涉的内幕，至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对元首给予信赖。反倒是马尔可·奎里尼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问题是他是名门一族的当家人，要网罗一定人数的党羽并非难事。

其实，马尔可·奎里尼与皮耶托·葛登尼哥还有个人恩怨。由于他是费拉拉战争的指挥官，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打算杀了元首，解散葛登尼哥一手建立的国会，将共和国体制改为君主制。而他心中最佳的君主人选，是其女婿贝雅蒙特·蒂耶波洛（Bajamonte Tiepolo）。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的父亲就是那位获得了市民大会的推举，却因国会提名皮耶托·葛登尼哥而没能成为元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当年雅各布为了避免国家分裂，选择了急流勇退，但他的儿子贝雅蒙特却恨透了葛登尼哥。

贝雅蒙特憎恨葛登尼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0年前，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担任莫东总督时，由于生活豪侈，其奢华程度不亚于君主，从而引起政府注意，派人去莫东调查，结果发现了他滥用公款的事实。贝雅蒙特因此受到罚款的处置。由于罚金数目巨大，他自己无法承担，最后靠向友人和妻子的娘家借款才算付清。贝雅蒙特认为对他的处罚就是葛登尼哥在幕后主使。话说回来，性格豪放、平易近人的贝雅蒙特并没有因此失去人气，每当他带着大批随从街上走过，总是获得到四周民众投来的赞许的目光。对葛登尼哥心怀不满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决定参加马尔可·奎里尼的谋反行动。

还有一位主谋，名叫巴巴多·巴杜尔（Barbado Badoer），也是位贵族。巴杜尔7年前曾担任过元首辅佐官，与葛登尼哥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他负责与帕多瓦的教皇派打交道，当时意大利的皇帝派势力明显减弱，而葛登尼哥及其同伴又不肯屈服干教皇，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皇帝派。巴杜尔深感国家权力掌握在这帮势力日渐衰退的皇帝派手里，威尼斯的未来必有危险。他的反叛，完全是来自扭曲的爱国心。

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大宅都在隔着大运河的圣马可教堂对岸、朝向里亚尔托桥的一侧，因此决定6月14日半夜在广场集合。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兵分两路出发。

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跨过里亚尔托桥，南下至圣马可广场的东侧，奎里尼的队伍则沿着几乎平行的路线抵达广场的西侧，双方在此汇合。

而巴杜尔则率军从帕多瓦沿布兰塔（Brenta）河南下，出亚得里亚海后，通过基奥贾港进入威尼斯潟湖，然后将船停泊在圣马可码头。待东、西、南三面的军队全部聚集之后，一举向元首官邸发起攻击。

行动差一点儿就如期进行了。

14日入夜后，里亚尔托桥上闪过一个人影，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匆匆地渡过大桥，没有人察觉到异样。

子夜前夕，两个男人敲响了元首官邸的大门。他们一位是平民，一位是这个男人居住地的负责人。正准备就寝的葛登尼哥，听见下人的呈报，又折回起居室。屋里除了下人之外，还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人吓得牙齿直打战，话也说不清楚。这位平民经常出入奎里尼府，原本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可事到临头又心生恐惧，向住区的负责人将此事全盘托出。

葛登尼哥处乱不惊、当机立断的性格，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听完报告后立即部署了应敌之策。

首先，他火速向国有造船的工人家里发去了召集令。没有近卫军的威尼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同时，又命令下人去向元首辅佐官等官员报信，让他们带上武器赶来官邸。这些官员都是确定无疑的亲元首派。

元首也没忘记向基奥贾的总督下达命令，严令他在当地阻击巴杜尔的船队，制服叛军。就在政府的快船驶向基奥贾之时，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当接到召集令的人们陆续到达官邸门前时，突然刮起了大手持武器的工人们在强风下坚守着圣马可广场，贵族们则负责官邸的警备。

叛军一方，此刻却发生了问题。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袭击位于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国库的行动，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因此延误了到达圣马可广场的时间。巴杜尔的船队也由于天气的缘故，没能按时出发，途中又是险象环生。结果，准时到达广场的，只有奎里尼的队伍。

严阵以待的工人们与奎里尼率领的反叛军展开了激战，比原定人数少了2/3的叛军明显处于下风。最终，奎里尼战死，他的一个儿子也被杀，侥幸逃生的只有奎里尼的弟弟皮耶托和另外几人，奎里尼的部队就这样被全数歼灭。

迟到的蒂耶波洛军队，还没赶到圣马可广场，便迎面遇上了政府军。两军在狭窄的巷中对峙，蒂耶波洛一方的人数同样寡不敌众。受到后面不断涌上来的人流推挤，政府军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在政府军的猛攻之下，蒂耶波洛一方节节败退。

碰巧这时，从小巷两边并排而立的民居的窗口，有一名妇女朝下扔出一个石臼（另有花盆一说），石臼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蒂耶波洛军的旗手头上，旗手应声倒地。不见了军旗的叛军士气大减各自抱头逃命。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也不得不带领残余暂时撤退。他们穿过里亚尔托桥后，破坏了桥梁，躲进蒂耶波洛的大宅死守。

坐镇元首官邸内的葛登尼哥，不断接到捷报，马尔可·奎里尼战死，巴杜尔就擒。曾经作为最年长的元首辅佐官，也担任过副元首的巴杜尔和他的队友们，身上绑着锁链从帕多瓦被押送至圣马可码头，随即被关进了监牢。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了解蒂耶波洛性格的元首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手段，势必会导致无谓的流血牺牲，于是以流放海外的条件，要求蒂耶波洛放弃抵抗。蒂耶波洛接受了协议。

以巴杜尔为首的被捕的叛军们，在接受正式的审判后，纷纷伏法。

巴杜尔在一周后被斩首，蒂耶波洛的家宅被拆毁，空地上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叛国的罪行。

奎里尼的家宅则被拆了2/3，因为奎里尼家三兄弟之一的乔瓦尼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可剩下1/3的房子也无法再住，于是国家出钱买下这部分房产，拿到钱的乔瓦尼，在其他地方重新购置了住宅。

那位向蒂耶波洛军队的旗手扔石臼的妇女，获得了她所希望的政府的奖励。她提出的两个希望，一是节庆日时可以在家中的窗口悬挂威尼斯国旗，二是不得调涨房租。这位女子的房东是圣马可教堂的“财团”，也就是政府。根据1468年的记录，这间房子的租金在158年之后一直没变。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及其余党虽然保住性命，流亡海外，却没能过上悠闲自得的日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被事无巨细地上报给威尼斯政府。查阅这些记录，仿佛在读一本精彩的间谍小说，其中甚至还有女间谍。

威尼斯政府就是根据这些情报，牢牢地监控着那些叛军。哪怕只有一个人有异常表现，威尼斯政府立刻会要求当地的政府将他们流放。在以蒂耶波洛为首的叛军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集结各地的皇帝派卷土重来，因此威尼斯政府始终绷紧着神经。

就这样，流亡者们被遣散到四处各地，渐渐地便成了一盘散沙。在此期间，威尼斯政府伺机派出杀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斩草除根。马尔可·奎里尼的一个弟弟就是这样被暗杀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最后不得不向其母亲一方的家族求援，逃往克罗地亚。他在事件发生的18年后死去，死因不明。

这就是在18、19世纪时被奉为民族主义先锋的事件真相。参与这场叛乱的平民，只有一位隶属于画家工会的男子。

十人委员会

除了改革国会，葛登尼哥遭到后世批判的另一项作品，就是在叛乱发生两个月之后创建的简称“C·D·X”的“十人委员会”。

以防止反国家阴谋为目的而建立的“十人委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权限逐渐增大，成了一个决定秘密事项和重大裁决的审议机关。

10位委员从由国会推举的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中选出，任期一年，不可兼任其他职务。任期届满后，至少休职一年以上，才有资格再次参选。

委员长有3位，每人轮值一个月。为了防止与外国人或者是有意影响裁决的人士做私下交流，委员长有避嫌的义务。因此，在担任委员长期间，宴会就不用说了，连在街上散步都不行。这种寡淡的生活不可能持续长久，所以任职期限定一个月。

每一位贵族都希望能够成为“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有机会参与重大事项的审议和决定，权力对从政者是无法抗拒的魅力。当然，这个职务是没有俸禄的。

话说回来，也不是30岁以上的元老院议员都有资格参选“十人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元首和6位辅佐官的家族成员，一开始便失去了资格。名为“10人的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元首及其辅佐官，再加10位委员，因此，根据一个家族一名委员的原则，家族其他成员必须被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与教廷有关联的也不能成为候选人。如果哪个家族中有人当上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或者说这位枢机主教成了教皇，在他驾崩之前，这个家族的成员别想进入“十人委员会”。

“十人委员会”是接触国家最高机密的机构，威尼斯人觉得有必要做谨慎的考虑。

虽然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时代，“十人委员会”遭受恶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并非如此，甚至受到了那些把政府的治理能力看得比意识形态更重的现实主义者的赞誉。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的执政者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摘自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十人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是由10位委员、元首、6位元首辅佐官共17人组成。但如果面临重大事件，在保守机密和讲求效率的前提下，为了慎重地做出决定，也会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20位临时委员，组成37人的委员会。

促成37人委员会成立的首次大事件，发生于1355年。它的影响程度，与当年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叛乱不可同日而语。此次事件不仅震撼了意大利，整个欧洲都为之侧目。因为叛国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元首本人。

元首法利耶之乱

时间距离皮耶托·葛登尼哥死去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他是在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发生后的一年去世的。在这50年间，无论是威尼斯与热那亚陷入泥沼的关系，还是意大利各国君主制导致小国合并的形势，都没有任何改变。

阴谋的发生，大抵起因于芝麻绿豆的小事。

位于元首官邸一楼的海军部的一间屋子里，来自丹多洛家族的乔瓦尼，正对着一个叫伊沙内罗（Isarello）的人大发雷霆。原因是乔瓦尼推荐了一个船员，却遭到了水手长伊沙内罗的拒绝。

乔瓦尼·丹多洛怒不可遏地质问伊沙内罗：“你哪来的胆子，竟敢抗令！”

“哪怕是上头的命令，不合格的人就是不能上船。”伊沙内罗据理力争，完全没有让步的意思。

在威尼斯，类似这般事情，上级的命令并不是绝对的。因此，乔瓦尼除了暴跳如雷，无计可施。

然而，离开海军部的伊沙内罗，却咽不下这口气。他随即前往附近的海员集会所，向聚集在那里的同伴们大吐苦水。“毛头小伙一个，仗着贵族的身份指手画脚，他懂什么船上的事情！”边上的人你一句我一语地同诉愤怒之情。

不久之前，一群由市民组成的舰队被火速派往前线，接替好不容易才摆脱与热那亚的苦战回到威尼斯的国家海军出征，结果打了胜仗。参加了战斗的伊沙内罗及其伙伴们，自然是意气风发。

“就因为交给那帮贵族，威尼斯才被打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众人纷纷表示同意。

此时此刻，这群水手们的怒气仅仅是针对乔瓦尼·丹多洛，只想着好好教训一下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眼看就快到官厅关门的时间，他们十来个人来到元首官邸门前，来来回回地走着，等着丹多洛出来。乔瓦尼·丹多洛闻讯后惊慌失措，同僚们都下班走光了，他仍然躲在房间里不敢迈出大门。无奈之下，他向元首报告了此事。

元首马里诺·法利耶（Madno Fdier）令人把伊沙内罗带来，呵斥他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不该做出如此莽撞的举动。伊沙内罗听从元首的命令，解散了聚集的伙伴，丹多洛这才平安地回了家。

当天晚上，元首悄悄地派人去伊沙内罗家，将他叫进官邸。席上，元首向伊沙内罗提出，希望平民们协助自己推翻贵族制，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威尼斯。

伊沙内罗即刻点头答应。还建议让他的好友、在平民阶级中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卡兰达里欧（Cdendario）加入此事。卡兰达里欧是石匠工的总管，也是位拥有私人船舶的富豪。伊沙内罗估算，他本人和卡兰达里欧可以召集到20位小头目，他们每个人各自又能找到40个帮手。

元首法利耶表示一切交给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处理，决定于4月15日的深夜在元首官邸集合。之所以将行动时间定在4月15日，是因为第二天星期四是元老院、“十人委员会”、各行政部门开会的日子。全体贵族集聚一堂的国会日是在星期天，元首存心避开这天，是考虑到800人的叛军，要对付超过千百人的贵族，肯定吃亏。

可是，这个阴谋在召集人马的阶段就出了麻烦，大多的受邀者都拒绝加入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元首。而且参加筹划的人比预想中的多出很多，消息不胫而走。

听到传言的几位贵族，向元首做了报告。法利耶却回答说不必大惊小怪，并没有下达追查的指示。但直属“十人委员会”的谍报网，掌握了确切的情报，参与阴谋的人，接二连三地遭到秘密逮捕，未酿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贵族们的声音开始变大，要求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召开会议讨论。既然有人提出了要求，元首只好召集开会，决定对此事展开调查。没料到结果竟然查出阴谋的核心人物是元首，他立即被禁闭在官邸的一间房里。

4月16日，“十人委员会”召开会议。由于要对重大事件做出裁决，因此又选出20位临时委员，加上6位元首辅佐官，共36人出席会议。当然，元首是不会出现了。

当天傍晚，委员会对已经被逮捕的伊沙内罗和卡兰达里欧做出了裁决，两人均处以绞刑，并且于深夜在元首官邸内执行。几天以后，被处以绞刑的增加到11人。

对于元首马里诺·法利耶的判决，委员们几乎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进行了讨论。17日，元首被带进“十人委员会”的会场，聆听了对他的判决。当日傍晚，在官邸内庭通往二楼回廊的宽敞的台阶上，71岁的元首接受斩首之刑。讽刺的是，仅6个月之前，他刚在这里宣誓就职。

在所有政府官员的见证之下，刽子手手起刀落，只见一股鲜血喷出，被摘下金线织花锦缎冠帽、露着苍苍白发的头颅，滚落在地。“十人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用长矛挑起元首的头颅，从官邸的阳台上，对着外面聚集的民众大叫：“叛国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义得到了伸张！”

整个事件受到处罚的人数详细见下：

斩首1名，绞刑11名，终身刑3名，1年徒刑1名，流放5名，缓刑31名。马里诺·法利耶的财产遭没收，其妻同时也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孙女的露西亚，自愿隐居修道院。

现在，如果去威尼斯参观元首官邸，会看见在官邸最大的一个房间，即共和国国会会议厅的墙上挂满了历代元首的肖像，只有一处画着黑幕，这里本该是马里诺·法利耶的肖像。黑幕上写着：“因他所犯叛国罪而被处死。”

由于事件的戏剧性，刺激了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法国画家）以画，拜伦以文，多尼采蒂（Donizetti）和罗西尼（Rossini）以曲……艺术家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故事。在大多的作品中，马里诺·法利耶的悲剧原因，缘起于其妻与年轻的贵族米伽勒·斯泰诺（MichdeSteno）之间的爱情。年轻人中伤了元首夫人，却只受到轻罚，元首对此愤愤不平，才挑起了事端。不过，这些都是民间传说，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而传说中的主角之一的米伽勒·斯泰诺，倒是在事件发生45年之后，当选为共和国元首。

如果威尼斯成为一个君主国，大概没有人比马里诺·法利耶更适合做君主。他的家族是在11世纪时已经出过两位元首的名门。他本人在壮年时期，曾经担任过负责君士坦丁堡周边警卫的海军司令，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并且数次作为大使，被派往各国的宫廷。当选元首时，他正被派往位于阿维尼翁的教廷，与热那亚进行困难的和平谈判。他与国外的重要人物们也交情甚深，当时被誉为最知性的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就是他的挚友。换言之，当时在国外最有名的威尼斯人便是马里诺·法利耶。

除此之外，法利耶还是一位不辱贵族之名的商业高手，在奔走于各国之间忙于公事的同时，仍然不忘操纵各地的代理人，兴隆生意。这样一位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样样出色的人物，自然有着极高的人气。当他被选为元首，从阿维尼翁赶回威尼斯的时候，受到了民众迎接凯旋将军一般的热烈欢迎。

如果是在意大利其他的国家，马里诺·法利耶或许早就成了君主。生在威尼斯，是他的不幸。

政治与行政

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与马里诺·法利耶阴谋，是威尼斯共和国所经历的仅有的两次反政府事件，而且都发生在14世纪前期。自此之后的500年，威尼斯的政局始终保证安定，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热那亚两国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以“十人委员会”为首的机构的严厉监督，当然是起到了维安定功效，除此之外，威尼斯政体在为防止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甚至是某一个机构独揽大权方面，有精心的设计。

首先，元首由6位辅佐官负责监督。

元老院主管外交，“四十人委员会”主管财政，彼此监督。

总理府与内阁的事务，不做明确的划分，以便相互牵制。

即便是对大权在握的“十人委员会”，也在200年后的16世纪，增加了一个与其平级的“国家审问委员会”予以控制。审问委员会成员三名，从“十人委员会”与元首评议会选出，每个家族只限一人。

如下页图表所示，合议制渗透到威尼斯政体的方方面面。除元首之外，担任职务的人都在两名以上。哪怕贵为元首，如果事先没有与辅佐官们商量，甚至无法召开会议。这是一个连商船航线都不容船长独断而需要众议的国家，决定国家航线的政治，采用合议制，是再自然不过了。

威尼斯的任职期限也有独特的规定。任期届满后必须经过一定的休职期，才能申请再选。除了终身制的元首和国会议员之外，没有休职要求的只有任期为一年的元老院议员。元首辅佐官的任期为6个月至1年，休职两年；“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一年，休职—年。内阁的各个部门的任期均为6个月，休职6个月。

从政者的年龄也有所限制。国会议员的申请登记年龄，最初规定在25岁，后来降至20岁，但其他重要的职务，30岁以下是绝对没有资格的。

成为共和国国会一员的年轻贵族们，首先必须担任警察官，这个职位有一个优雅的名字叫“夜晚的统治者”（Signore di Notte）。6个大区，每区推选一人，任职一年。其目的大概是让这些年轻人在管理国政之前，先了解一点儿民间疾苦吧。有过两次“夜晚的统治者”的经历之后，便可“升官”成为海军部的官员。这也是内阁所有官职中，唯一不需要元老院议员资格的职位。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会产生质疑：这么频繁地更换官员，如何保证政策的一贯性呢？的确，“大臣”和“长官”们，一年或者3个月便做一次更换，而且，不休息一年半载，还不能重返岗位。

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不能一次性同时更换，否则将影响公务正常进行。所以，采用一次更换一半的方式。即便如此，仍然没改变任期过短的事实。另一个让后人感到颇为不解的是，威尼斯人认为长官不能总待在一个地方，应该经常转换岗位。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执行的。其实，如果想想（日本常发生的）所谓“内阁改造”的闹剧，大抵能够理解。哪怕大臣、政务次官走马灯式地更换，只要事务次官以下的人员没有变化，行政上便不会出现障碍。

总之，在威尼斯人的概念中，政治家不能以专业划分，但行政官员必须是懂行的专家。威尼斯的官僚组织，就是这样从下至上地支撑着政体，尽量减少政权持续中所带来的各种伤害，是保证国家有效、合理运行的不可欠缺的要素，它的完整性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这些官员被称为“Cittadino”（非贵族市民）。作为行政专家，他们与政治专家的贵族不同，是终身雇佣制。总人数基本与贵族持平。虽然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利，不过决策所需的情报是经他们之手分析、整理后，提供给贵族，即政治家。尽管无权参与讨论和决议，但每次委员会开会必定在场的，总是这些行政官，而不是贵族。

行政官员中级别最高的是政府秘书长（Gran Cancelliere）。凡元首出席的场合，他必定列席。即使是讨论开战、和谈等高度机密的事项不例外。出席元老院会议的，通常是元老院议员、元首以及6位辅佐官，再加上秘书长及其手下的25位秘书和两位书记员。如果会议内容事关秘密，至少也有秘书长和两位书记员列席。

可见，除了元首，最了解政府所有事务的人物，就是秘书长。由于当选元首的人通常年龄较大，平均在位时间10年左右，因此，常常会出现同一位秘书长连续服务几届元首的现象。比如说被斩首的法利耶的前任，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元首的秘书长，在24岁时受到提拔担任此职，因为是终身制，所以到了晚年他简直就是一本活字典，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地拉拢他。话说回来，这种怀柔攻势从未成功过。想来这位秘书长本人也十分清楚，即使成了法国宫廷的贵族，也难逃“十人委员会”的穷追不舍。

据不少资料记载，那些拜访威尼斯接受元首及其相关委员接见的外国使节，在听说那位站在元首边上，身披金线织花的红色披风，穿着比贵族还富贵的人物竟然是平民的时候，都会感到惊诧不已。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的平民可以享受如此待遇。

如果这些外国使节看到祭祀时元首的队伍，恐怕就不只是惊淀，而是目瞪口呆了吧。元首一行由大主教负责“开道”，元首走在队伍的中间，在他的前面有两个人，一位是着正装的秘书长，另一位是负责计算投票用的布团数量的平民的孩子。如果那时有聚光灯的话，那么焦点一定是集中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正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象征。

在威尼斯，约3%的成年男子是掌握政治的贵族，行政专家的“市民”人数大约与贵族相同，那么对于剩下的大多数人，又该怎样去满足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呢？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如果天性被长久地抑制，总有一天会爆发。为了中和民众的情绪，威尼斯有一种被称为“Soiol”的公会组织。同样的组织，在佛罗伦萨叫作“Arte”。

在佛罗伦萨，那些作为国家支柱的产业都有自己的公会，如毛织品公会、丝织品公会等。但是在威尼斯，则没有属于海外贸易商或海员的公会。可能是因为国家热心于海外贸易的养成，又有海商法保护海员们的权益，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专门组建一个公会来确保自己的权利。同样，造船工人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公会。国有造船厂的工人，对于没有专门警卫队的政府而言，是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的“机动部队”，因此有相当高的信用度。何况，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从业人员，政府对他们的照顾一向周全。民间造船厂的工人，倒是以不同的工种，成立了各自的公会，如木工公会、油漆工公会等。小企业主、店主、画家也都有同业公会。不过，医生、律师都没有成立公会。

佛罗伦萨的公会是为了保护自身权利、要求政府妥协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而威尼斯公会的性质类似于合作社，侧重于同业间的互帮互助。至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可以向常设的专门委员会申诉，这一点国家早有安排。

规模虽然不同，但每个公会都有专属的礼拜堂和集会场所。甚至有些公会还有医院和养老院，营运完全交由公会成员负责。虽然法律上没有禁止贵族人会，但有一条贵族不得担任公会要职的条文。

对于被称为“Popolano”的一般平民而言，公会就是他们的城堡。虽然14世纪以后，针对这些市民团体下达了反体制运动的禁止令，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动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请为元首官邸绘制壁画的画家替自己的会堂作画，作品完全不输于，甚至超过元首官邸。比如说圣洛可（San Rocco）公会的会堂，铺天盖地全是丁托列托（Tintoretto，16世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的杰作。这些事情政府是不会干预的。

祭祀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既然让非贵族市民（Cittadino）站在聚光灯之下，同样也要为一般平民们（Popolano）提供一个华丽的舞台。威尼斯的祭祀活动，每个公会都会列队参加。站在队伍最前端的是举着公会旗帜的旗手，后面的人们恭敬地捧着只有这一天才拿出来的珍贵的圣遗物，神采飞扬地地走在人海中。

“十人委员”的委员们是没有这样舞台的，祭奠活动的主角，不是贵族，也不是市民，而是一般的平民。

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如果是资源丰富的陆地型国家，哪怕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仍然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国家的完整。例如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不久后即将崛起成为威尼斯宿敌的土耳其帝国，都属于这类情况，持续的恶政，并没有立即引发帝国的崩溃。但是，像威尼斯这样没有资源的国家，恶政是不被允许的，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国家灭亡。大多的海洋国家之所以短命，理由便在于此。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10万到15万的小国而言，哪怕是一次饥荒，都是致命的，威尼斯的统治阶级深知其理。负责国有小麦仓库的官员不仅每个月要呈报一次准确的库存数以及可维持全国人口口粮供给的天数，而且必须确保库存量不低于委员会规定的最低限量。威尼斯因此从未发生过饥荒。

在缺乏资源的海洋国家中，威尼斯算是成功地维持了国家长治久安的特例。其中最大的原因要归功于皮耶托·葛登尼哥发起的政体改革。对于威尼斯人而言，他们没有讲求意识形态的余闲，建立一个具有优秀治理能力的体制，是最为迫切的议题。

以人的良知为基础建立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1530年走向终结。而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是在不相信人的良知的前提下构建的。它在佛罗伦萨灭亡之后，又延续了300年的生命。

第六章 对手热那亚

想来很多人都知道意大利的国旗是绿、白、红三色。不过那是陆地上的旗帜，海上的用旗稍有不同，商船用旗在国旗的基础上，中间白色的部分多出4个纹章，用金色的绳索框起。军舰旗在纹章上多了一个王冠，基本图案与商船用旗相同。

那么，这4个纹章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它们是意大利的4个海洋国家的国旗。上排左边是威尼斯，右边是热那亚，下排左边是阿马尔菲，右边则是比萨。

昔日，环抱地中海拥有辽阔疆土的古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Mare Ncmnim”，意思是“我们的海”。事实上，那时的地中海，的确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内庭。

然而，随着陆地上“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终结，地中海不再是“我们的海”。罗马帝国瓦解后，地中海成了拜占庭帝国和北非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逊人猖獗一时的场所。尤其是撒拉逊人，他们不愿经商，而是选择做海盗，以快速的方式牟取暴利。那是地中海最黑暗的中世纪。

海上共和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欧的势力卷土重来。如果说太阳从东方升起，那么在地理位置上最早迎接阳光的意大利人，当然是站在了这场反击的前沿。何况，他们还拥有古罗马文明这样一份丰厚的遗产。

进入9世纪之后，以贸易而非海盗为目的的意大利商船，为地中海再次带来了活力。这些商船正是来自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历史上将它们称为“四个海上共和国”。

这4个国家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14世纪下半叶到达顶峰，之后因土耳其的不断攻击以及哥伦布、达·伽马等开创的大航海时代，于15世纪末期走向衰落。在此之前，它们绝对可以说地中海是“我们的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追寻昔日的荣光，意大利海军以及商船的旗帜用的都是上述图案。不过，如今的地中海霸主是美国和俄罗斯，这似乎是反映意大利人性格的典型例子，当他们单独行动时，往往颇有建树，聚在一起，反而一事无成。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他们单打独斗、互比高下的时代，也就是地中海属于他们的海的那个时代。

如果问为什么这4个城市会发展成海洋国家，我想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可以给出一定的解释。

首先是位于那不勒斯湾附近的阿马尔菲。由于那不勒斯湾西端的波佐利（Pozzuoli）在古罗马时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阿马尔菲人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从地势上来说，它面积狭窄，只有巴掌般大小，不适合耕地，再加上陆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现在，如果有机会从海上眺望来往于萨莱诺（Salerno）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公共汽车，可以看见它在横穿阿马尔菲时，在山道上每拐一个弯都要按一声喇叭，仿佛警笛长鸣。如今能够通车的公路，情况都尚且如此，在1000多年以前，这里大概就是一块陆地上的孤岛。阿马尔菲的男人们，除了出海别无生计可寻。

在出海求生路这一点上，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与南部的阿马尔菲情况极其相似。

热那亚也是背靠山岭，城中多斜坡，没有像样的农耕地。今日的热那亚作为意大利的第一海港，高楼耸立，令人眼花缭乱。即便如此，它仍然算不上是一个环境良好的居住之地。环形高速公路上的隧道一个接一个，刚露出点光亮，又进入黑暗。人们只能在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间，匆匆一瞥海的模样。

不管怎么说，热那亚的陆地状况比阿马尔菲还是要好一些。从古罗马时代起，这里就铺设了连接罗马与南法里昂的奥勒里亚大道（Via Aurelia）。同时，这里也是罗马与马赛之间的海上中继站，因此，历史上热那亚男儿的身上便流淌着水手的血液。

有关威尼斯的部分，已经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详细地讲述了它的诞生经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威尼斯虽然不是群山环抱，但土地面积仅够人们居住，几乎没有任何耕地，交通完全依赖船只。可以说，地理条件比阿马尔菲和热那亚更为恶劣。

4个“海上共和国”中，唯有地处意大利中部的比萨，情况略有不同。它并不临海，是流经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Amo）人海前的河畔城市。

比萨最初发迹于古罗马时代奥勒里亚大道穿越阿尔诺河之处。当时的奥勒里亚大道距离海滨很近，如今海岸线则向内陆后退了15公里以上。

由于比萨是河岸城市，因此，周围的耕地面积相对丰富。不过，缺点是必须为大型船舶另外建造临海的港口。它是这4个“海上共和国”中最早发迹的一个城市。

话说回来，比这4个“海上共和国”条件更好的天然海港，在意大利另有其处，比如那不勒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不勒斯没有发展成海洋国家是因为它拥有广阔的平原，农产丰富。耕地在中世纪是价值最高的资源，所以那不勒斯就算拥有优质的天然港口，也没人愿意选择危险的海上营生。

那么，是不是所有没有“资源”的临海城镇，都发展成海洋国家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在类似的众多城镇中，唯有4个地方的居民活跃于海上。与阿马尔菲自然条件完全相同的索伦托（Sorrento），最终也没成为海运国。情况相似，结果不同，历史现象往往不能一概而就，这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

阿马尔菲

游客稀少的秋季，地中海温暖的阳光洒满全身，让人懒洋洋的，直想闭上眼美美地睡一个午觉……这就是如今的阿马尔菲，一个小小的避寒地。造访此地的人们大概无法想象，当初西欧人首次渡海前往东方行商，恢复了自古罗马以来断绝的东西方交流的男人们，竟然是从这么一个寂静的港口出发的。

今日的阿马尔菲，能够令人联想起昔日荣华的，大概只有与这个小渔村很不相称的华美的教堂以及山坡上的修道院里明显带有东方色彩的回廊。当年，为西欧航海技术带来划时代变革的指南针，就是由阿尔马菲的商人首次引人西欧的。

据说指南针最早是由阿拉伯人从其发明地中国购得，后转卖给了阿马尔菲人。阿马尔菲人把它带回欧洲，在意大利进行改造之后，又卖给阿拉伯人。沙漠中行商，如同航海，茫茫大漠之中，指南针势必是一个极有用的工具。直到16世纪，便携式指南针仍然是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们的必备之品。想到意大利商人在东方把小型指南针不断地推销给阿拉伯人的景象，不禁让人莞尔。

有关古罗马时代的阿马尔菲，几乎无法查证，想必与今日的小渔村情形相差无几。当时那不勒斯的近郊，是罗马上层阶级的别墅区，波佐利又是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与阿马尔菲近在咫尺的卡普里岛（Capri）是罗马皇帝的私人度假地，阿马尔菲的渔民们想来是不愁鱼虾的销路，说不定日子过得比现在更红火。

有记录显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不到百年的6世纪，阿马尔菲已是一个主教区。这意味着此地经济活跃，人口较多，服务信众的神父数量随之增加，因此需要有负责管理的主教坐镇。基督教会非常重视传教，有主教坐镇，也说明这里是一个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城镇，因此有必要设置传教的据点。

人员的流动量大，当然是与商业活动频繁有关。因此，被指定为主教区的时间是判断该地的经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活跃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威尼斯成为主教区是在8世纪中期前后，比阿马尔菲晚了200年。

海洋国家阿马尔菲的黄金时代，大概是从10世纪中期到n世纪中期的百年间。在当时的商业重镇，处处可见阿马尔菲商人的身影。在君士坦丁堡，有专门为阿马尔菲人建造的一所教堂以及两间修道院。当时的修道院还兼有驿站的功能，修建修道院，正是出于为那些短暂停留的阿马尔菲商人提供便利的考虑。说到10世纪时的地中海世界，拥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一个是威尼斯，一个是阿马尔菲。在那不勒斯一带，军事上，要依靠阿马尔菲海军的防守才能阻挡撒拉逊海盗的袭击。经济上，用的也是阿马尔菲的货币。当时的阿马尔菲，正如造访此地的一位阿拉伯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座比那不勒斯更为重要、繁荣的城镇。

阿马尔菲的兴起，首先基于与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的贸易活动，通过与伊斯兰国家建立起良好关系，从而成了罗马教廷与穆斯林国家间的中间商。事实上，阿马尔菲人从东方采购的商品，主要卖给了罗马教廷，以及位于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拥有独立国家一般强大势力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

全盛时期的阿马尔菲，名义上隶属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元首制共和国。在这一点上与威尼斯十分相似。不过，阿马尔菲逐渐向世袭制倾斜，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君主国家。而威尼斯则是坚决反对世袭制，为防止政体的变质不遗余力，这是两个国家截然不同之处。

或许是因为崇尚个人主义的生存之道，阿马尔菲商人中飞黄腾达者居多。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大概就属毛罗（Maum）了。毛罗靠东方贸易起家，获得成功后在耶路撒冷为来朝圣的基督徒建立了圣约翰骑士团。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之后，骑士团的根据地转到罗德岛，所以也称罗德骑士团。后来罗德岛受到土耳其的攻击，根据地再次移至马耳他，因此，又有了马耳他骑士团的称号，它是中世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骑士团。

骑士团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朝圣者提供住宿和必要的医疗救护。历史上，像这样由一个商人创立的骑士团体绝无仅有。因此，圣约翰骑士团的纹章与阿马尔菲相同。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阿马尔菲走向衰败，竟然和圣地耶路撒冷有关——他们没有赶上十字军运动。准确地说，阿马尔菲人错失了投资十字军东征事业的大好时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从陆路前往耶路撒冷的。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必须依靠海上的补给来维持胜利成果。自第三次东征起，每一次都是从海上前往巴勒斯坦，当时担任海上补给任务的，是热那亚和比萨。因为这两个国家与十字军的主要国家法国距离相近。威尼斯虽然起步也晚，但是在第四次东征时，以举国投资，成功地扭转了落后的局势。而没能参与这项中世纪最大海运事业的阿马尔菲，则注定了衰败的命运。

话说回来，当时的阿马尔菲即使想投入十字军运动，也是有心无力。1073年，诺曼人取代拜占庭帝国成为南意大利的统治者，阿马尔菲沦陷。在君士坦丁堡居住区等地的海外商人们一心救国，不惜余力地向利害一致的拜占庭提供经济援助。诺曼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君士坦丁堡，阿马尔菲商人的援助对拜占庭皇帝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不过，真正挫败诺曼人野心的，是威尼斯强大的海军力量。尽管诺曼人登陆希腊，可迎头便遭到威尼斯海军的痛击。大败的诺曼人哪还有征服拜占庭的余力，能逃回南意大利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皇帝给予威尼斯商人免除关税的特别优惠。可是，阿马尔菲商人却只获得了与比萨、热那亚同等的待遇。皇帝给予威尼斯人特别优惠，是希望日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援助。而失去祖国的阿马尔菲商人，个人财富再雄厚，也无法与威尼斯国家的实力相比。这也成了两个国家前途明暗的分水岭。

同样，大海运事业以及十字军的运输，都属于国家级别的事业，失去了国家的阿马尔菲人自然是无法参与其中。部分个体的商人，或许还是可以凭一己之力，从事一些海上运输，但若要想进一步发展，获得巴勒斯坦或叙利亚等国的许可，在其境内设立居留区作为贸易据点，背后仍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支持。在这一点上，阿马尔菲相比其他3个国家相差甚远。

失去祖国阿马尔菲的商人，依然行走于各地，经商活动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但经济活动与政治外交紧密相连，这些商人的身影还是一点一点地淡出了世人的视线。继诺曼人之后，阿马尔菲又被安前（Anjou）以及阿拉贡（Aragon）这些与海运事业无缘的陆地型国家征服。那些活跃于国外的大海之子的阿马尔菲商人们无家可归，只能逐渐融入当地，最终不见踪影。“海上共和国”中的一员，就这样从地中海的舞台上消失了。

比萨

说起比萨斜塔，人人皆知。看过斜塔后，不妨去参观一下边上的教堂、洗礼堂和修道院。相信一定会有人对这小小的城镇有着如此华丽的建筑而感到不可思议。仅作为一个农作物的集散地，当然是无法办到这一切的，只有依靠贸易积累的财富，才能造就这般豪华。按照一般的常识，只有临海的港口城镇才能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地。然而，比萨却超出常规，虽不临海，但确实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国家。中世纪时，船舶相对小型，距离海口不远的河畔城镇比萨，发展成为海运国，并不像如今的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比萨建立于公元前90年前后，属于托斯卡纳地区最古老的一个城镇。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不久，这里便成了主教区。由于地处奥勒里亚大道的沿线，又是向外运送托斯卡纳地区物产的唯一海上出口，比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繁荣的城镇。

与周边面向大海、有着天然良港的城镇相比，位于平原中的比萨之所以能变成一个强大的海运国家，似乎另有其因。比萨人在与从北非而来的撒拉逊人的对抗中逐渐成长为强健的海上民族。

如果背后有山麓，那么即使撒拉逊人来袭，还能逃进山中。可是比萨却地处阿尔诺河沿岸的平原之中，无处可逃。唯一的方法，就是建造坚固的城墙，据守城内。但这样的战术，于防守由少数精英组成的撒拉逊人军队的进攻时并不怎么奏效。

于是，比萨人改变战术，出海迎敌。比起妇女、儿童都不得不参与的守城战，海上出击更能提高战斗效率。夺得制海权，同时也意味着可以安心从事贸易。事实上，在9世纪到10世纪期间，比萨人与撒拉逊人之间的争斗还分不出高下，可是到了11世纪，比萨海军已经远征至北非沿岸撒拉逊人的大本营附近。撒拉逊人在比萨海军的威慑之下，根本无法靠近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海军的强大，促进了经济的活跃。十宇军远征又给比萨发展为海运国带来了绝佳的机会。整个12世纪是比萨的黄金时代。各地都设有比萨商人居留区的商业基地，仅列出重要城市就有：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的安条克、的黎波里（Tripoli）、巴勒斯坦的雅法、阿卡、泰尔、埃及的亚历山大、开罗，以及北非沿岸的诸城市等。著名的比萨斜塔就是在比萨这段最为辉煌的时期建造而成的。

不过，比萨在海陆两面都受到威胁。海上的敌人最初是撒拉逊人，后来是热那亚人，准确地说热那亚应该算是竞争对手。比萨与热那亚这两个海洋国家，在11世纪之前，一直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撒拉逊人。之后为了科西嘉岛（Corsica）的所有权，两国发生利害冲突，昔日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比萨在陆地上的敌人是佛罗伦萨。随着经济的强大，佛罗伦萨共和国对海港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有了将比萨占为己有的打算。按照现代人的想法，需要海港不一定非比萨不可，可以把附近的里窝那港（Livorno）开发成佛罗伦萨的专属港。然而，一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海洋国家，是因为它牢牢地控制着周边的制海权。比萨一早就盯着里窝那港，佛罗伦萨想使用，需征得比萨的同意。当然，比萨是不会答应的。而佛罗伦萨始终不愿放弃拥有海港的理想。固执的佛罗伦萨人为了拿下比萨，断断续续地打了三个世纪的战争。恨透了比萨的佛罗伦萨人至今还流传着“与其让比萨那帮家伙站在家门口，还不如让死人站在那里。”的谚语。

当然，对于死缠不休的佛罗伦萨人，比萨人的恨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比萨是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但从陆地面积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小国，凡事不能做得太露骨。可比萨犯下了意识形态过于鲜明的错误。

比萨是意大利皇帝党的根据地，历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德国南下去罗马接受加冕时，必定经过此地。像但丁那种被教皇党扔石头、吐口水的皇帝党人士到了比萨，便可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比萨的这种姿态，给了处于教皇党势力之下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攻击它的好借口。虽然比萨国内也有教皇党，但由于皇帝党的色彩太浓厚，不仅在对外关系上，国内的政治也因此变得错综复杂。贵族与市民之间纷争不绝，一直到国家灭亡，人民也没有享受过安定的政局。面对混乱的内政，比萨人想到或许外国人立场会比较中立，曾一度考虑请威尼斯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最初将阿拉伯数字带进西欧，为日后数学的发展奠定下基础的是比萨人。而且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也远远大于其他的海洋国家。比萨人在君士坦丁堡发现了古抄本，并以此为据重新振兴了对罗马法的研究。这样一个在科学、文化上颇有建树的国家，到了13世纪下半叶开始露出衰败的征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死去之后，意大利的皇帝党势力一落千丈。面对四周不断增强的教皇党势力，比萨宛如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导致坚守皇帝派立场的比萨走向衰退的关键，是1284年在梅洛里亚（Meloria）发生的与热那亚的海战。这场战争中比萨输得一败涂地，失去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物。没有战死的，大多也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当时甚至有“想见比萨人，要去热那亚”之说。战败后的比萨，退出了一线海洋国家的行列，海上贸易远远落后于热那亚，手工业也不及佛罗伦萨，从此没有东山再起。

话说回来，比萨作为城邦国家依然存活了下来，他们的商人们以个体的形式，继续活跃于东方的各个港口。只是它作为海洋国家，继12世纪上半叶消失的阿马尔菲之后，在13世纪末丧失了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的资格。

热那亚

马基雅维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个代表性国家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比喻成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如果让他评价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话，应该会给出同样的评价吧。与以金融和手工业为经济基础的佛罗伦萨不同，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通过海上贸易大获成功的国家。两国进出口的商品几乎完全一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

说到中世纪人的忠诚，除了对上帝之外，大概只限于对红颜知己之类的人了。威尼斯人对国家的忠诚，即具有共同体意识，在当时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另一方的热那亚则完全没有这种观念，那里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乐园。如何充分地去施展个人的才华是他们唯一在乎的事情。热那亚人相信自己比任何海洋国家的人们，尤其是比对手威尼斯人，有着更高的天分。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一群天才，无论是作为水手还是商人。

这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第四章中介绍的“威尼斯商人”的形象。不是马可·波罗那样的特例，而是像罗马诺·马伊拉诺、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般的商人。他们才是真正支撑威尼斯经济的顶梁柱。不可否认，这些人往往令人联想到讲求稳健成长的中规中矩的公司经营者，而热那亚商人的形象就鲜活许多。他们虽然任性，不负责任，但在外人看来却是十分有趣。贝内代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就是一个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典型的热那亚商人。

热那亚商人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1248年出生于热那亚。他的家族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但在从事海外贸易上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成就。扎卡里亚在11岁时渡海前往东方，之后的经历不详，但他与尼西亚帝国的帕里奥洛加斯皇帝（Pdaiologos）关系密切，却是不争的事实。尼西亚帝国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由逃亡的拜占庭人组建的国家。他们对于促成十字军东征成功的威尼斯，当然是充满了憎恨。尼西亚善待威尼斯的对手热那亚，有一部分就是出于对威尼斯的反抗之心。那个时期的尼西亚帝国是公认的热那亚商人的大本营。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也在尼西亚设有大本营。他的好运，是从皇帝将福恰（Foca）的土地赐给他和其弟曼努埃尔开始的。位于小亚细亚士麦那附近的福恰，看似毫不起眼，地底下却蓄藏着明肌矿石。皇帝是否清楚此事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扎卡里亚决定以西欧染料业不可缺少的明矾，作为他发展事业的基础。

与西欧从黑海沿岸地区进口的明矶相比，福恰产的明帆质量低劣。于是，扎卡里亚利用皇帝的关系，要求他禁止西欧商人从黑海采购明矾。可是禁令遭到了扎卡里亚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皇帝只能撤回成命。扎卡里亚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威尼斯商人的身上，不可能就那么轻易地蒙混过关。他会立即受到本国“垄断禁止委员会”的责难，被处以巨额的罚金。

不过，热那亚人的扎卡里亚，完全没有与同胞共存共荣的意识。他用压低明矾价格的方式，企图再次建立起垄断体制。由于他拥有自家的商船船队，因此与其他必须支付高额运输船费的竞争对手在价格上拉开了距离。

但压低价格，并没有能够让他如愿地垄断明矾市场。于是，扎卡里亚在热那亚本土建造工厂，将精炼后的明矶推向市场。这一次，他终于成功地击败了从黑海地区采购明矶的对手们。取得胜利之后，扎卡里亚又将目光投向了黑海市场。

就这样，整个明矾市场完完全全地掌控在扎卡里亚一个家族的手中。像他这样的商人，在威尼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威尼斯实施的是由国有加莱商船组成的固定航线，哪怕是私有船只，也规定了运费上限，政府不遗余力地保证所有商人能获得公平的机会。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集资的方法，也体现出十足的热那亚式个人主义。他采用的是当时海洋国家惯用的方式，在威尼斯称为“有限合资公司”，热那亚则叫作“Commenda”。不仅如此，他还想出了雇人经营的点子，这个办法与现代资本家经营股份公司类似。由于是短期性的组织，所以经营者们能够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商才，而经营者的才能与扎卡里亚本人的获利是成正比的。

海上保险也是扎卡里亚的主意。一开始，他可能发现自己的船队支付的保险金占销售额的20%—26%，于是意识到保险会是门不错的生意，进而设立了保险公司。除了自己的船队之外，也接受别人的投保。

扎卡里亚的作为如果仅限于此，就称不上痛快淋漓。他回到热那亚，在祖国发行的国债上也狠狠地赚了一笔。除了染指明矾市场，他还将乌克兰、保加利亚的小麦、南俄罗斯的毛皮和鱼类进口到热那亚，又向东方出口香槟地区的纺织品和米兰产的武器。当然，他也不会放过买卖奴隶，就连科西嘉岛的海盐也用帆船运往东方。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他还经营着染色工厂。

日理万机的扎卡里亚，不可能总待在一个地方。他乘坐着自家船只，纵横于地中海之上，操控着各方的生意。他的船叫“富裕”号，在那个通常以圣者的名字或者以基督教的名称命名船号的时代，扎卡里亚堂而皇之地为自己的航船取了一个充满“资本主义”色彩的名字，着实有趣。

这位扎卡里亚“财阀”的统帅，作为一名海军军人，也充分表现出其超乎常人的才华，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

扎卡里亚36岁时，热那亚与比萨的关系恶化，战争不可避免。他被选为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之一，率领自家的12艘战参战。根据他的建议，热那亚海军封锁了海面，当比萨军试图突围时，热那亚采用欲擒故纵的方式，成功地将对手的舰队一分为二。

比萨在这场梅洛里亚角海战中输得一败涂地。三年后，他们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可是那些连接在港口的铁链，被张满风帆的扎卡里亚的“富裕”号撞断，最后连铁链都被热那亚人当作战利品带回了国。这场战役决定了比萨从此没落的命运，而西地中海的制海权，又重新回到了热那亚人的手中。

自此，扎卡里亚的威名传遍整个地中海流域。卡斯蒂利亚王（Castile）委托他帮忙夺取直布罗陀海峡；法国国王准备攻打英国时，请他担任创建海军的技术指导及其指挥；当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发生危机时，热那亚政府也是派他前往救援。每一次执行任务，扎卡里亚带去的都是自家的船队。

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意味着为意大利海洋国家开辟了大西洋航线，给祖国热那亚带来了莫大的利益。然而，除了夺取直布罗陀海峡和保卫的黎波里之外，扎卡利亚接受的其他任务，与其祖国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扮演了雇佣兵的角色。不过，热那亚对于同胞的此类行为，从来是不干涉的。

1308年，坐拥莫大荣光和财富的贝内代托·扎卡里亚在他那位于热那亚海边的豪华大屋里寿终正寝。他的一生证明了天才所能达到的高度，地中海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我的海”。

虽然扎卡里亚生性自由奔放，但他一生并没有做出违背祖国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热那亚的顶峰时期。在国力上升期，个人主义的放任并不会带来危害，反而往往会产生好的结果。

然而，一旦出现障碍，国力与个人的能力就未必成正比。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生存之道的热那亚人常常会做出一些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比如他们明知帮助阿拉贡王国会影响热那亚在西地中海的势力，却还是替没有海军的阿拉贡担负起海上的防卫。这种决策在威尼斯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话说回来，热那亚人这种过激的个人主义倾向，多少还是有一些辩解的余地。与威尼斯的同行不同，他们的政府并不保障个人的权益。热那亚人天生聪慧，但缺少合作精神，结果导致内部冲突不断。

在这一点上，热那亚人与佛罗伦萨人非常相似。但丁曾经形容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像一个不能忍受疼痛而不断转动身体的病人。热那亚共和国的政局激荡程度超过了佛罗伦萨。

热那亚共和国的统治阶层由四大家族组成：多里亚（Doria）、斯皮诺拉（Spinola）、菲耶斯基（Fieschi）、格里马尔迪（Grimaldi）。可是，四大家族共同治理国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总是分成两派，整天搞政治斗争。

如果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当道，菲耶斯基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就会遭到流放。这些实力与当权者不相上下的流亡者们，躲在距离热那亚一步之遥的摩纳哥，蠢蠢欲动伺机夺权。只要看见反对派的船只通过，哪怕是商船，他们也会发起进攻，占为己有。

待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夺回大权，便轮到多里亚和斯皮诺拉两大家族亡命海外，与国家为敌。这种现象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贝内代托·扎卡里亚之所以比较爱国，是由于在他最活跃的时期，多里亚、斯皮诺拉一派的势力比较强大，而扎卡里亚家族与多里亚家族有姻亲关系，因此他被当作多里亚方面的人。如果那个时候是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派掌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卡里亚是不会率领自家的船队为国效力的。

正因为统治阶级的派别斗争不断，被统治阶级只能靠自己来保护个人的利益。热那亚共和国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两次市民政权，但最终都因为取得政权之后内部分裂，短命收场。导致政权无法持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掌权的中产阶级对待下层民众的手段比以往的贵族阶级还要严厉。

同胞对立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国内，甚至蔓延至海外。热那亚人优秀的商业才华，让他们在海外殖民地、商业基地内的居留区拥有极大的势力。结果，这股强大的力量常常与本国政府背道而驰，尤其是当他们反感的家族掌权的时候，会做出完全反国家的行动。

在这样一个状况的国家里，以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为先，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与其向憎恶的同胞妥协，不如把国家交给外国人管理，无法期待稳定政局的热那亚民众，曾经一度将政权让给了法国国王和米兰公爵。时值14世纪，热那亚与对手威尼斯的对抗正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而另一方的威尼斯则在着手建立恒久的政体，在极力排除个人和多人专横的同时，实施国家一体化。

威尼斯的富裕阶层，在必要的时候，愿意接受类似于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将之视为富人应尽的义务。而热那亚的富豪们可没有那么顺从，他们宁可去攻打一个岛屿，把它作为殖民地经营以筹集军费或物资。希俄斯岛（Chios）就是这样成了热那亚的领土。

威尼人与热那亚的对决与一般的战争性质不同，它无关种族和宗教，纯粹基于经济利益。这两个仅存的“海上共和国”的生死之战，不是军事或经济力量的一比高下，而是两种不同生存之道的较量。

热那亚对决威尼斯

两国间的暗斗，因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浮出水面。一位居住在巴勒斯坦亚阿卡地区的威尼斯商人，为了点儿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把一个热那亚商人给杀了，尸体被运回热那亚人居住区，引发了众怒。燃烧着复仇之火的热那亚人随即拿起武器，袭击了隔壁的威尼斯人居住区。措手不及的威尼斯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商馆被烧、住家被毁，仓库中的货品被掠夺一空。

热那亚人通过暴动来发泄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恨。半个世纪前，威尼斯凭借第四次十字军的成功，不仅获得了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希腊半岛各地的基地，而且将其竞争对手比萨、热那亚赶出了这些地区。虽然不久之后，比萨和热那亚重新获得了通商权，但威尼斯在希腊以及中东建立起的强大地位却不可撼动。国势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比萨对此只有忍耐，但正处于上升期的热那亚无论如咽不下这口气。

热那亚人对威尼斯人的抗争意识日益高涨，紧张形势一触即发。尤其是阿卡，对于有“东地中海女王”之称的威尼斯而言，属于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而与十字军有长久渊源的热那亚，一直在此地有强大的势力。同胞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杀，热那亚人当然不肯就此罢休。稍早之前，双方为了居留区边界上的修道院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过冲突，如今的杀人事件更是火上浇油。

就这样，阿卡因两个势力强大的居住区的对抗，整个城镇分裂成两半。威尼斯一方有圣殿骑士团（Temple）、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支持；支持热那亚的，则是因十字军东征的缘故在此定居的法国贵族们。占了上风的热那亚封锁了港口，阻止威尼斯的船只进入。

事态发展至此，威尼斯本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1257年，威尼斯政府按照战时模式，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商船船队派遣了由14艘加莱战船组成的护卫舰，从威尼斯起航。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正是东方物资重要的集结地阿卡。

抵达阿卡港口的威尼斯舰队虽然没有悬挂战旗，但码头上的任何人都看得出，舰队处于完全的备战状态。商船位于后方，前列的加莱战船的船舷上一律竖起了保护划桨手的盾牌，以防不测。藏在盾牌后面不见人影的划桨手们手握船桨，脚边势必放着战斗用的斧子。桅杆下还有一队手持武器的石弓手。

威尼斯舰队司令官洛伦佐·蒂耶波洛（Lorenzo Tiepolo）见港口果然如情报所说的绑上了铁链，便下令所有的战舰升起船帆，全速划动船桨，一鼓作气撞向锁链，成功地突破封锁，一举占领了港口。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的船只，接二连三地燃起火焰，热那亚商人的仓库，受到威尼斯人来自海陆两方的攻击，被搜刮一空。

阿卡是热那亚人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商业基地，热那亚人居留区一直享受着治外法权。这一次它也不能幸免，遭到了威尼斯人致命性的破坏。住在阿卡的热那亚人仓皇地逃往临近的蒂洛斯（Tilos），一夕之间，威尼斯与热那亚在阿卡的地位天翻地转。

这下轮到热那亚本国出手干涉。翌年，即1258年，待航海季节的春天来临，他们派出大型舰队向东方出发。威尼斯一方也没有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洛伦佐·蒂耶波洛得到了来自国内以及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支援，完成了大舰队的组建，规模已不是当初的护卫舰。

6月，到达巴勒斯坦海域的热那亚舰队首先停靠蒂洛斯，与当地的统领菲利普·德蒙福尔侯爵（Philipde Montfort）商议战事。

双方决定，蒙福尔侯爵率军从陆路、热那亚从海上发起进攻。

此刻，在阿卡应战的威尼斯军也做好了战线的部署。威尼斯负责海上，圣殿骑士团负责陆地的守卫。威尼斯舰队由洛伦佐·蒂耶波洛和安德烈·泽诺（Andrea Zeno〉指挥，比萨、普罗旺斯、马赛的商人们也带着武器登船加入了战斗。

从蒂洛斯出发时已挂上战旗的热那亚舰队经过一日的航行，出现在阿卡海角。由50艘加莱军船和4艘大帆船组成的大型舰队的桅杆上，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共和国国旗迎风飘扬。迎战的威尼斯舰队有39艘加莱军船和4艘大帆船，另有10艘小帆船紧随其后。同样，所有的船上都高高地悬挂着绯色底绣金圣马可狮像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尽管双方的战船数量相近，但战斗力是热那亚略胜一筹。两军都降下加莱船的船帆，准备开战。

随着两军的号角声在海面上漂荡，战争正式打响。船头相撞时发出的钝音，压迫着周遭，间中夹杂着船桨激烈的打斗声。石弓手放出火剑，冷冷地划破天际，中箭的帆船顿时冒起了火焰。两军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划桨手们纷纷扔下船桨，操起武器，借着两船间搅在一起的船桨，跳上了敌船。混战中，原本处于优势的热那亚军，渐渐露出了败象。原来威尼斯军在开战前兵分两路，两位司令官各率领一支舰队，从左右两边夹攻热那亚军，很明显，这个战术奏效了！

经过半天的激战，威尼斯一方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热那亚的战船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击沉，数量减少了一半。人员损失同样惨重，战死及被俘的人数超过了1700人。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驾驶着战船，逃回了蒂洛斯。

陆地上的战况，也是威尼斯一方占了上风。圣殿骑士团骁舆善战，又得到了对专横的热那亚人心怀不满的当地居民的支持。陷入苦战的热那亚一方的法国骑士团，在闻讯威尼斯赢得海战之后，便停止攻击，撤退回蒂洛斯。阿卡就这样完全落入了威尼斯人的手中。

胜利者们将竖立在阿卡城中央广场的两根精美的浮雕石柱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时至今日仍然摆放在圣马可教堂的边上。与石柱一同送回本国的，还有热那亚的俘虏。不过，意大利海洋国家间的战争俘虏不会像落在穆斯林手里那样沦为奴隶，战俘们只是缔结休战条约时的筹码。再怎么不济，付钱也能赎回自由身。阿卡战役中被俘的热那亚军人，在教皇的介入之下，很快就被释放了。

然而，在威尼斯大获全胜的三年之后的1261年，热那亚夺走了威尼斯商人在东方的最大根据地君士坦丁堡，狠狠地扳回了败局。如果这场仗是靠他们流血流汗赢来的，还不至于令人感到惊叹，热那亚人竟然借他人之手，成功地演绎了一场逆转大戏。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法国贵族取代瓦解的拜占庭帝国，于1204年成立了拉丁帝国。然而，拉丁帝国在不善治理的法国人统治下，先天虚弱，周边既有拜占庭残余势力建立的尼西亚帝国，又有新兴的保加利亚王国，以及伊庇鲁斯的僭主国，始终无法摆脱遭受威胁的局势。

这个与周边国家人种迥异的西欧人建立起的国家，之所以能在东方延续半个世纪，完全是因为背后有威尼斯的经济和海军支撑。如果没有威尼斯人在当地的商贸活动以及海上防卫，拉丁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当然，威尼斯人也是在天平上掂量过从君士坦丁堡到黑海地区的商业利益之后，才决定给予支持的。

可是，在这半个世纪中，被罗马天主教压制的希腊东正教徒们的不满与憎恨，却是与日俱增。就在这个时候，临近的尼西亚帝国的米海尔。帕里奥洛加斯（Michael VIII Palaiologos）篡权夺得皇位，他野心勃勃地想再次振兴拜占庭帝国。一向与尼西亚帝国关系紧密的热那亚，当然了解帕里奥洛加斯的打算，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热那亚与尼西亚秘密地鉴定了《宁非奥条约》（Trento of Ninfeo）约定了各自承担的义务。

热那亚负责击退威尼斯海军，从侧面协助帕里奥洛加斯攻占君士坦丁堡。皇帝在复兴拜占庭帝国之后，将威尼斯人赶出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全帝国疆域。

密约在3月签署，威尼斯政府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7月，即条约签署的4个月之后，帕里奥洛加斯开始了行动。他利用负责警备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舰队去黑海远方巡逻的间隙，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高层早被尼西亚收买，君士坦丁堡就在这种形同政变的情况下易主换人。当前来支援的热那亚海军抵达目的地时，王朝交替已经成功完成。

闻讯急急从黑海折返的威尼斯舰队，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一筹莫展。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护送拉丁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和威尼斯大使，以及市内那些无所适从的威尼斯人，前往内格罗蓬特。这是威尼斯的一个重大疏失。为了避免重蹈锴辙，威尼斯从那时开始构建情报网，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近代，其准确性和迅速性，都远远地高于其他西欧国家。

话说回来，当时的威尼斯并没有就此放弃君士坦丁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威尼斯享受了莫大的经历利益。如今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之外，等于失去了整个黑海地区的贸易，实在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与此相反，对手热那亚以君士坦丁堡为据点，彻底扳回了之前在巴勒斯坦的劣势。不仅是扳回，应该说远超于威尼斯。不甘心失败的威尼斯，从国内派舰队前往爱琴海，与负责君士坦丁堡警卫的舰队汇合，编组成60艘加莱军船的大型舰队，与热那亚海军对峙。

尽管派出了军队，威尼斯政府还是就局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检讨。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威尼斯不惜余力地支援着拉丁帝国，不仅对它虚弱的国体一清二楚，同时也知道天主教统治东正教徒的不易。而那些热衷于内斗的西欧诸国的王侯们，对拉丁帝国的命运毫不关心。在这种形势下，单凭区区10余万人口的威尼斯，再有强大的海军也很难收回失地，连维持现状都是不现实的。

最终，威尼斯决定撤退，放弃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但是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获得的其他领地，以及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岛等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则采取死守的原则。大型舰队负责这些地区的防卫，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开始展开了秘密的外交行为。尽管形势逼人，但威尼斯政府却相当谨慎。

威尼斯舰队的任务虽然是防守基地，但在行动上从不消极。但凡遭遇热那亚海军，必定挑战。哪怕没有正面遭遇，只要掌握了热那亚海军的动向，就会一路追踪，直到彻底打败对方。而成功地将对手赶出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却没有与威尼斯正面冲突的打算。就这样，威尼斯与热那亚在东地中海上你追我躲的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于威尼斯在海军力量上拥有优势，热那亚一方能逃贝逃，或者躲在港口无视对方的挑衅。可是一旦两军相遇，哪怕双方势力旗鼓相当，赢家一定是威尼斯。

1263年的希腊近海之战与1266年的西西里海角战役，都向世人证明了即使失去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仍然是东地中海女王的事实。比任何人都更察觉到这个事实的，是成了拜占庭皇帝的帕里奥洛加斯。

帕里奥洛加斯在夺取拜占庭皇位时，并没有用到热那亚的援军。他之所以仍然遵守《宁非奥条约》，是因为担心威尼斯的逆袭。如果威尼斯没有此意，他也没必要继续对热那亚讲究道义。威尼斯拥有比热那亚更强大的海军，始终把这样一个强国当作敌人，对拜占庭帝国反而不利。因为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力量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不堪一击。何况威尼斯要的不过是东地中海、黑海地区的自由贸易权而已。

在现实主义者之间，妥协总是会发生的。1268年，帕里奥洛加斯皇帝准许威尼斯商人重返君士坦丁堡，设立居住区，并再次承认了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获得的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

那些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如果想起昔日的光景，一定会深感落魄。居住区不到以前的一半大，和比萨商人比邻而居，与他们将整个金角湾作为专用港的时期简直是天壤之别。而就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太，对手热那亚拥有筑起城墙的大居住区。由于加拉太面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威尼斯商船前往黑海时，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航行方向，以免误入热那亚要塞的射程范围里。虽然历经7年时间，终于再次获得了通商的机会，但对威尼斯商人而言，这是一场艰辛万苦的重新启程。

称为“慕达”的威尼斯商船固定航线，建立于1255年。那还是他们独占君士坦丁堡市场的时代。按理说，独占君士坦丁堡等于掌握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但威尼斯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热那亚船只的海盗行径，所以才实施了组织船队来保护商船的策略，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降低遇袭的危险。

可是，当威尼斯人在7年之后重返君士坦丁堡时，东地中海上热那亚人的海盗行径变得比以前更为猖獗。

首先是因为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对岸加拉太建立了大根据地，活动范围变广，行动也更自由。

其次，由于与威尼斯舰队的正面交锋屡屡挫败，索性选择打游击。热那亚舰队常常因为司令官之间的意见不合，无法组成统一战线，所以才会败给威尼斯，反倒是游击战更适合他们的性格。

威尼斯与热那亚同为商业之国，从事的都是海外贸易。但他们采取的不同手法，充分体现了两国人之间迥异的性格。

威尼斯按照各个目的地，将船速不同的加莱船与帆船组成商船船队，并配备加莱军船护航。

而另一方的热那亚人，让他们统一步调简直是比死还难受，因此不会采用相互之间需要协调船速的船队航行方式。他们的商船大多是单独行动，即便组成船队，所有的船只一律是速度相仿的加莱船或帆船。由于组成船队的情形非常少见，没有派遣护卫舰队的必要性，所以这些军舰可以完全地用于军事行动，换言之，就是充当海盗。而那些独自航行在大海上的热那亚商船，就只能听天由命，没遭遇威尼斯舰队，属于运气，遇上了便自认倒霉。

相比之下，先尽人事再听天命的威尼斯人，则是组成配备护卫舰的商船船队，在固定航线间运行。不过，在那个时期，这种方法也存在3个缺点。

第一，由于每一个船队都必须配备15艘左右的加莱军船护航，因此没有充足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第二，庞大的船队引人注目，往往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第三，一旦敌人设法调开了护卫舰，商船队便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之下。

事实上，1264年发生的事件，就使威尼斯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那一年，热那亚的海军统帅格里洛听说威尼斯商船队正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在勇武的热那亚人中，格里洛尤以胆大妄为著名，相较于海军统帅，海盗王更适合他的身份。获得威尼斯方面情报的格里洛，率领舰队在意大利南部的各个港口打转，四处传播他的舰队正朝巴勒斯坦的阿卡航行的假消息。实际上，舰队驶向马耳他岛，在那里伺机行事。

威尼斯人中了圈套。一旦失去阿卡，就等于丧失了船队运载的大部分商品的销售以及采购东方特产的重要市场。两利相权取其重，护航舰放弃了商船的警卫，为抢在热那亚人之前抵达阿卡，急急地朝东地中海方向驶去。

格里洛闻讯后，率军从马耳他出发一路北上，在亚得里亚海出海口都拉佐的海面，遇上了没有护卫舰保护的正在南下的威尼斯商船队。

成为攻击目标的威尼斯商船队，以500吨级的大型帆船“漂浮的要塞”为中心，由20艘百吨级的小型帆船组成。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货物。当热那亚舰队突然出现在水平线上时，威尼斯人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进都拉佐港，于是决定应战。

首先，他们把小帆船上运载的分量轻但价格昂贵的商品，转移到“漂浮的要塞”上，只留下量重价廉的货品。“漂浮的要塞”船如其名，高高地浮出海面，船上设有两个坚固的舰桥，适合防守。威尼斯人将战斗力集中于此，小帆船上只留下操舵所需的人员。

事实证明，“漂浮的要塞”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突围，逃进了都拉佐港。而其他小帆船则在热那亚舰队的猛烈攻击下，全数被虏。虽然威尼斯人采取了正确的战术，但几乎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固定航线一整年的贸易商品。

从此之后，威尼斯人行动变得更为谨慎，护卫舰尽量不离开商船，类似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而热那亚海军的海盗活动则是一如既往，因为抢来的货品可以瓜分，多数人宁愿选择这种方式获取财产，而不是做一个勤勤恳恳的贸易商。

采取了不同战法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如果要论哪一方的经济损失较大，答案是威尼斯。由于威尼斯的军船多用于商船护卫，因此没有多余的船只组成纯军事用的舰队，也就是说不可能实施海盗行径，这等于是给了那些听天由命的热那亚商船安全航行的机会。热那亚人的商贸活动不仅能将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且还可以通过做海盗再捞到一票。那时的热那亚人，肯定会认为威尼斯人愚蠢无比，他们坚持脚踏实地，却看不到切实的成效。不过，一旦海上交战，逃之夭夭的又是热那亚人。

最初希望停战的是威尼斯一方，他们的经济无法承受更大的打击。而一切都顺风顺水的热那亚，当然是没有这个打算。最终，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干涉下，热那亚才点头答应。路易九世正在准备十字军东征，需要大量的军舰运送军队，威尼斯与热那亚两国相争不下，不利于大局。

路易九世派遣使节前往热那亚，要求他们停止针对威尼斯商船的海盗行为，并威胁说倘若不从，将逮捕所有居住在法国的热那亚人。无奈之下，热那亚不得不接受了停火协议。

1270年，在教皇克雷芒四世、南意大利王“安茹的查理” （Charles d'Anjou）、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调停下，这两个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暂时停止了战争。

在之后的25年时间里，地中海属于热那亚与威尼斯人的世界。威尼斯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而热那亚更是势如破竹，迎来了全盛时代。上文中提及的热那亚人商人贝内代托·扎卡里亚活跃的身影也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热那亚通过1284年的梅洛里亚海战将其在西地中海的竞争对手比萨彻底踢出了队列。而获得直布罗陀海峡的自由通行权，又让他们开辟了西洋航线。这里，我用维瓦尔迪兄弟（Vivaldi）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热那亚人是怎样将他们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两位热那亚人，在129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南下，打算渡海前往印度，不幸在非洲中部地区断了音讯。如果他们达成目的的话，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创下的宏伟大业，则可提前200年实现。

当时的热那亚人，不仅活跃于地中海之上，亚洲、非洲、北欧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十日谈》作者碑伽丘曾经说过，足迹遍布最广的，当属传道士和热那亚商人。我甚至认为有热那亚人打算来东方。当然，威尼斯人也应该不会落后于对手，因为就在同一个时期，马可·波罗刚从中国归来。

尽管商务频繁，来往于多国之间的旅人众多，但没有任何热那亚人留下旅行手记。传道士必有文书记录，哪怕是威尼斯人也会写些简单的报告，而热那亚在这一点，同样彰显了他们一以贯之的个人主义本色。他们害怕自己开拓的市场或航线暴露，影响利益，因此，就算是对同胞，同样是三缄其口，彻底保密。所以，他们经历的许多冒险不为人知，开辟的那些航线，因没有得到流传而最终遭人遗忘。

同胞之间都步步设防的热那亚人，面对商业对手的威尼斯人，当然更不会留情，一旦获得权益，誓死捍卫，绝不拱手相让。而另一方的威尼斯的态度同样强硬。停战期间仍然不时发生零星战事的两个国家，相隔25年之后，终于在1295年公然开战。第二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起因，与第一次相同，都是为了争夺市场。第一次是为了巴勒斯坦的阿卡，第二次的焦点则是黑海沿岸的市场。

话说4年之前，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地区据守的最后一片领地阿卡，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猛攻之下沦陷。以法国人为主体的十字军势力从此在巴勒斯坦地区销声匿迹，意大利的海洋国家也深受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对西欧基督徒的败势大为不满的罗马教皇，颁布了禁止与穆斯林交易的命令。热那亚与威尼斯不得不中止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的商业活动，西欧商人唯一能采购到香料等东方物产之处，只剩下黑海地区。

黑海沿岸可以说是由热那亚人开拓的市场。在两国停战后，威尼斯的商船也正式开始出入此地。阿卡沦陷后不久，威尼斯政府立即与控制着黑海沿岸地区的蒙古可汗正式签订了通商条约。市场规模原本就已经缩小，眼看着仅存的一块市场又将被威尼斯人抢占的热那亚人，下定决心要把威尼斯人赶出黑海。尽管双方间的敌意日趋明显，小型的争夺战不断在各地上演，可是正式开战却拖延到4年以后。这是因为两国都在为无法与穆斯林交易的损失，费心费力地寻找弥补的办法。换言之，两国人都在政府的支持下，打破教皇的禁令，忙着走私生意。在买卖优先于宗教这一点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想法倒是完全的一致。

1294年春天，定期来往于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拉亚佐的威尼斯商船队，在舰队的护卫下，从威尼斯港出发，沿亚得里亚海南下。他们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取道往东，打算停靠克里特岛后前往塞浦路斯。一切似乎都相当顺利，但其实早在船队航线朝东转向时，其行踪已被热那亚人察觉。

热那亚人立即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内组成舰队，从金角湾的热那亚专属码头出发。虽然住在对岸居留区的威尼斯人发现了对手的异动，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向同胞报瞥。热那亚舰队一路南下爱琴海，在拉佐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正驶向最终目的地拉佐亚的威尼斯商船。清一色加莱战船的热那亚舰队，全部降下船帆，进入了战斗状态。

冷不防遭遇敌人的威尼斯船队，由于正扬帆航行中，无法立即做出敏捷、正确的反应。船上满载货物，行动变得迟缓，再加上入港在即，船员们的精神比较松弛，败局就此注定。除了侥幸逃跑的加莱船之外，总共有20艘商船被劫，船上的人与货物一并被虏获，护卫舰队的司令官战死。热那亚人大获全胜。

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场有损名誉的战斗。热那亚商人临时自行编成的舰队，竟然打败了由威尼斯国家组成的舰队。相反，这是一场热那亚人迄今为止打得最痛快的战役。它证明了仅是海外殖民地的商人，就能打败威尼斯国家的舰队。

意气风发的热那亚人在第二年（1295年），以165艘加莱船、 3.5万人的士兵及船员，组成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舰队，打算借此一举击溃死对头威尼斯。威尼斯的舰队也全部是加莱军船，数量虽然少于百年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其战斗力堪称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最大、最强。

面对跃跃欲试的热那亚，威尼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全国16到60岁的男子，都做了兵役登记，贵族、富豪阶级除兵役义务之外，还需缴纳临时税作为加莱船的武器费用。然而，全国上下总动员，最终组成舰队的战船数量也只有65艘，不到热那亚的一半，最多也就能防守亚得里亚海的出口。

与此同时，热那亚的大舰队，在周边各国的注目之下，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预计在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进行补给之后，前往与威尼斯对决的目的地。

可是，按照预定在墨西拿完成补给之后的热那亚舰队，既没有前往亚得里亚海，也没有去爱琴海，而是转回了热那亚本土。热那亚人的临阵脱逃，作为对手的威尼斯当然是感到如释重负，可是却让周边那些准备看一场大海战的国家，感到匪夷思。

热那亚人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奇妙的举动，是因为舰队统帅多里亚害怕国内的反对派会利用自己不在期间伺机而动，所以不想长久待在海上。结果，热那亚人高昂的斗志，没有朝向对手威尼斯，而是消耗在本国人之间的争斗之中。多里亚一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一格里马尔迪家族这两大派系的纷争，让热那亚再次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尽管拥有庞大的舰队，热那亚在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都无法出兵。

威尼斯方面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改变了战术。他们仿效热那亚人，不再给商船船队提供护卫舰，舰队纯粹用于军事行动。

通过这番尝试，结果证明了威尼斯人的海盗才能一点儿也不亚于热那亚人。他们袭击了塞浦路斯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掠夺热那亚在黑海的贸易根据地卡法（Kaffa），火烧了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居留区，可谓是战果累累。商船船队也因此得以安全航行。

同为海盗行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不同之处在于，船员不能瓜分抢来的东西，大部分都必须上交国库，充当组建舰队的费用。

1298年，内部斗争总算告一段落的热那亚，终于正式派遣舰队，向威尼斯开战。

从热那亚出发的舰队沿着第勒尼安海南下，通过墨西拿海峡，朝亚得里亚海前进。他们进入亚得里亚海域之后，袭击了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一个个港口。达尔马提亚是威尼斯的友邦，热那亚人的目的就是要逼迫威尼斯人接受挑战。威尼斯随即派出大型舰队，两军在亚得里亚海中间地带的科尔丘拉岛（Korcula）附近相遇。

两军的舰队都是由清一色的加莱战船组成，威尼斯方面有90艘，热那亚有80艘。威尼斯海军统帅安德烈·丹多洛（Andrea Dandolo） —声令下，威尼斯战舰以弓形阵型围住敌人，这是战船数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采用的战术。而热那亚一方，则在海军统帅兰巴·多里亚（LambaDoria）的指挥下，分成了3队。

没有任何多余的开仗仪式，两军即刻投入了战斗。多里亚乘坐的战舰一马当先，热那亚海军就像大浪袭来一般，涌向威尼斯一方。加莱船的碰撞声此起彼落，战况异常激烈。

相比之下，热那亚战船的速度拥有优势。就在不久前，他们根据贝内代托·扎卡里亚的构想，将两个人划一支船桨的传统方式，改为一支船桨配备三个划桨手，也就是所谓的“特雷米”方式，从而提高了推进速度。他们成功地打破了威尼斯海军的阵型，进入混战。热那亚人操作船只的技能，远远胜过于威尼斯人，战况明显对他们有利。

果不其然，热那亚最终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威尼斯海军有84艘战舰被击沉或遭虏获，仅有6艘船侥幸地逃回了本国。战死者高达7000人。被俘者的人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录，数量应该超过了战死者。做了俘虏被带回热那亚的威尼斯人当中，包括刚从东方回来的马可·波罗。他的东方见闻录，就是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写成的。

这场著名的“科尔丘拉岛战役”，对威尼斯而言，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败。舰队元帅安德烈·丹多洛负伤被俘后，或许是出于自责，在牢房中不停地以头撞墙，自杀身亡。

不过，威尼斯的确是尽了全力。热那亚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说热那亚死伤人数与威尼斯一方持平，大量战舰被毁。他们已无余力带走那些掳获的威尼斯战舰，只得就地付之一炬。

这种状态下的热那亚海军，只得打消进攻威尼斯本岛的计划，甚至连逃兵都无心追击，就这样返回了热那亚。

对威尼斯人而言，这是一场屈辱的失败，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被打跨。一位叫多梅尼科·斯基亚沃（Domenico Schiavo）的平民船员在战败后的第二年就干了一件痛快解气的事情。他将科尔丘拉岛战役中幸存的战船组成船队，沿亚得里亚海南下，然后一鼓作气北上第勒尼安海，把印刻着圣马可头像的威尼斯金币钉在热那亚港的防波堤上。完事之后，斯奇亚沃没有直接返回威尼斯，而是以热那亚附近的摩纳哥为据点，专门袭击出人附近海域的热那亚的商船。当时的摩纳哥，是被掌控热那亚的多里亚一斯皮诺拉家族扫地出门的菲耶斯基一格里马尔迪家族的反政府大本营。

尽管仇恨不减，但是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的国内，主张讲和的气氛还是越来越浓。威尼斯对海战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而热那亚一方也因内斗消耗了过多的精力。

1300年，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内容相当简单。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对利古里亚（Liguria）地区的主权，热那亚承认威尼斯拥有亚得里亚海的主权。威尼斯方面不会支持和勾结摩纳哥的教皇派，做出侵犯热那亚主权的行动。

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双方在东地中海势力范围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和平协定，对消除两国间的对立问题，完全没有起到作用。讲和，说到底是因为两个国家打得筋疲力尽。第一次威一热战争，威尼斯虽然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但无力将胜利进行到底，而第二次则是由于热那亚不能利用本国的优势而宣告终结。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注意到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非常之奇妙。两者决出胜负用了125年的时间，实际的交战总共不过20多年，等于是打5年，歇一阵，然后再打，周而复始。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双方势力不相伯仲，谁也没办法彻底消灭对方；二是因为两国间的对立无关于人种、宗教，纯粹出于经济利益。换言之，这是两个经济动物的争斗。因此，当他们发现经济上的冲突反而给自己的经济带来损失时，都会产生暂时停战的“良知”。所以第一次战争打了5年之后，停战了25年第二次战争后的和平时间甚至长达50年。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为何不一开始就不要打仗，设法找出一条共存共荣的道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多么精明的经济动物，能够具有如此“良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已经不能动辄诉诸武力的现代，在解决此类冲突时，依然是举步维艰。

话题重新回到700年前。1300年缔结了停战条约的两国，史无前例地维持了50年的和平。在14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威尼斯还是热那亚，不是处于有争斗之心却无战斗力的状态，就是处于不打仗更有利的形势之下。

首先，来看一下经济形势。正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经济在这个时期产生了重大变革。船舶的构造有所改变，加莱船和帆船皆趋向大型化；指南针的出现促使航海技术呈飞跃性发展，航海可能的季节倍增；复式簿记、阿拉伯数字的普及，以及金融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商业圈，提高了商业效率。

与此同时，西欧诸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物资的增加。东西方之间的物资交流，与以往相比，无论在质或是量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比如说，曾经被英国羊毛业者视作梦幻的希腊葡萄酒，在那个时期，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中介东西方物产的商人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北大西洋航线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教皇也解除了不得与穆斯林做买卖的禁令。威尼斯的4条固定商船航线全线通航，就是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以商为本的国家，毫无疑问会将精力投入商业。何况，市场规模的扩大，让他们可以不用为了争夺市场而拼死相战。

双方不愿开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两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不过，在政治、社会层面，虽然也处于停战状态，但不是因为停战有利，而是没有精力再战。

先说热那亚共和国。如家常便饭一般频频发生的政治斗争，让他们浪费了半个世纪。多里亚一斯皮诺拉家族与菲耶斯基一格里马尔迪家族两派，谁都不具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力量，所以内部斗争始终没有解决的迹象。仅仅是在14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以下的政变：

1311年——疲于内斗的两派决定，索性让外国人管理国家，于是将政权拱手让给了法国国王。

1313年——法国国王去世后，内部斗争再次开始。

1317年——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重新掌控热那亚。

1335年——多里亚、斯皮诺拉家族复辟。菲耶斯基、格里马尔迪家族遭驱逐。

1339年——反贵族的市民阶级夺得政权。不久之后，同样因为内讧分裂成两派，相互斗争。

1353年——政权转让给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

不过短短半个世纪，便如此颠倒乾坤。正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但丁形容的那样，不堪疼痛，辗转反侧的病人，绝非只有佛罗伦萨共和国。

如何建立起一个具有强大统治能力的政体，是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缺乏资源、土地和人口稀少的城邦国家而言，优秀的治国能力，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威尼斯选择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它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大众政治，而是威尼斯独特的共和政体。有关威尼斯人在治国时所表现出的冷静判断力，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一文中已做了详细的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言。威尼斯人无论作为水手还是商人，技术都略逊对手热那亚一筹。但在组织能力上，威尼斯绝对出类拔萃，而这一点也成了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停战状态，终于在1350年画上了句号。并不是因为两国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相反，两年前爆发的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48年爆发的这场因薄伽丘的《十日谈》而闻名的黑死病，也重创了威尼斯，人口减至原来的2/3。舰队的水手，只招募到5000人，仅够武装25艘加莱军船。

黑死病夺去了大量的生命，整个社会弥漫着厌世的气氛。我在第二章中曾经介绍过威尼斯的征兵制度，不想参战的人可以付钱免除兵役。以往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在黑死病之后，逃避征兵的人逐渐增多。

而那些好不容易召集到的军人，又全都是些不听从管教的散兵游勇，在他们身上完全看不到威尼斯海军纪律严明的作风。曾经在几天内便能组成百艘舰队的威尼斯，如今加上从达尔马提亚、希腊招募来的士兵，最终才凑齐35艘战船，再加上士兵素质低下，所以此时的威尼斯根本不具备与别国开战的条件。

热那亚的情况与威尼斯大抵相似。它的人口数量原本就不及威尼斯，在黑死病之后，战斗力肯定在威尼斯之下。

两个国家都在无力打仗的情况下再次开战，其原因还是与商人们无法忍受市场被占有关。也就是说，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的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市场。

那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终于开始感觉到了来自土耳其的威胁。马尔马拉海的东岸，都处于这个新兴亚洲国家的实际掌控之下。唯有海上的防卫才能避免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土耳其的侵袭。而真正拥有海军力量的国家，只有热那亚和威尼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一次没有向同盟国的热那亚提出保护的请求，而是转向威尼斯。热那亚国内的纷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促使皇帝改变了态度。替代热那亚接下防卫任务的威尼斯开出了交换条件，他们要求皇帝将热那亚商人赶出君士坦丁堡以及黑海沿岸的市场。热那亚人对此怒不可遏，战火重新燃起。

1350年爆发的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在5年里发生了3次大战。结果是热那亚二胜一败。热那亚如果打输，国内立刻会为推卸责任而产生内讧，最后不得不将政权交给外国人。他们打·赢了战争，却输了外交。因此，威尼斯总是能够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与热那亚人达成停战协议。

1335年签署的两国停战协议，与以往一样，并非出于热那亚人的本意，而是当时掌控热那亚的米兰大公维斯孔蒂，优先考虑到米兰的利益。打算向意大利中部扩展的米兰大公，不希望自己的计划遭到威尼斯的反对，所以才按照威尼斯的要求，强迫热那亚接受了和谈。在停战条约签署不久，威尼斯国内发生了马里诺·法利耶的叛乱，对于需要稳定国情的威尼斯而言，能够停战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运。

在之后20余年的停战期间，热那亚仍然按照其独特的方式生存着，而威尼斯则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从几个世纪之前就不断袭击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匈牙利王，终于成功地占领了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而言，东岸的安全，与攸关生死的亚得里亚海制海权密切相关。丧失达尔马提亚，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公元1000年时的元首奥赛罗二世以来，威尼斯的元首一直拥有“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封号，400年之后，却不得不将之放弃。

如今属于克罗地亚领土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在中世纪时指的是亚得里亚海东岸北半部，包括扎拉、希贝尼克、斯帕拉托、莱西纳和科尔丘拉岛，一直到拉古萨。这一带不仅是威尼斯船只航行的必经之路，也是提供划桨手等水手的来源地，每一个港口城镇都是威尼斯海上“高速公路”的驿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何况它距离威尼斯只有两天的航程，因此，威尼斯迄今为止，可以说是一直在誓死固守达尔马提亚地区。

失去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再次施展了他们独特的“务实策略”的外交。匈牙利王是基督徒，于是威尼斯人通过教皇，有节制地与匈牙利人进行着交涉。尽管匈牙利人在陆地上势不可挡，但毕竟不是海洋国家，制海权仍然掌握在威尼斯人的手里。如果威尼斯撒手不管，达尔马提亚沿岸很快就会成为从北非过来的海盗的目标。如果匈牙利王能够看清这一点，允许威尼斯继续在此设立基地，那么即使丧失达尔马提亚，对威尼斯也不算是致命性的打击。

第二件让威尼斯深感屈辱的事情，发生在遥远的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这里是十字军被伊斯兰人赶出东方后，唯一残存的属于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塞浦路斯归属法国人香槟公爵家族，但经济命脉却操控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手里。塞浦路斯出产的糖、盐以及著名的葡萄酒，都是在威尼斯人殖民地式的经营之下，成了当地的经济动脉。

为了哪一国的大使坐在塞浦路斯王的右边，威尼斯与热那亚相争不下，重新煽起了两国间多年来的敌对情绪。塞浦路斯王对威尼斯的偏袒令热那亚人深感不安，担心自己会被赶出此地。于是，他们从国内派来了舰队。

热那亚舰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的第一大港法马古斯塔（Famagusta），胁迫国王改变政策。威尼斯因为正忙于解决家门口的达尔马提亚的问题，没有余力再派舰队前往远方救援，除了撤侨之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友好的塞浦路斯王任由热那亚宰割。

不过，这个事件在经济上并没有对威尼斯带来太大的打击。威尼斯政府的“行政指导”在这种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为失去塞浦路斯市场而蒙受损失的商人们开辟了一条无须停靠塞浦路斯港，同样可以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亚历山大的航线，让他们的商贸活动能够一如既往地进行。

人丁不旺的热那亚，其实不可能完全占领塞浦路斯全岛。岛屿的南半部依然是威尼斯人经营的蔗糖田地，像以往一样出口糖和葡萄酒。原以为威尼斯在中东的贸易会出现漏洞的热那亚人，占领塞浦路斯不到一年，便不得不承认自己打错了算盘。

威尼斯人面对困境所展现的灵活性，不仅在塞浦路斯，从地中海到英国、法兰德斯，但凡他们出没的地方，处处可见。这种柔软的应对能力，也是威尼斯经济外交的特色。

话说回来，这件发生于1374年的事件，在政治层面上还是有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形象。因威尼斯见死不救而不得不向热那亚人屈服的塞浦路斯国王，从此不再依靠威尼斯的帮助。从王位的安全考虑，能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的，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伙伴。威尼斯失去了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的信赖。

威尼斯人面临的第三次考验，是克里特岛发生的叛乱。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威尼斯一直把克里特岛作为最重要的基地，向岛上输送了大批移民，建立起与本国相同的政治体制。尽管威尼斯占领此地之后，原住民的希腊人时不时会引发动乱，但这一次的主谋却是来自威尼斯望族的葛登尼哥和维尼尔（Venier），这让本国政府感到相当错愕。

那些移居克里特岛的威尼斯贵族们，在经历了近200年的殖民地生活之后，已从威尼斯市民变成了以克里特岛利益为重的一群人。在反对重税的问题上，这些威尼斯裔克里特岛人与原住民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徙”，威尼斯人的爱国心，向来令威尼斯政府深信不疑并且引以为傲。这次贵族的叛乱，等于狠狠地打了统治者一记耳光。

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克里特岛叛乱的主谋们，竟然向热那亚发出了支援的请求。虽然说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负责托管爱琴海诸岛的威尼斯人与本国方针唱反调的事件，但没有任何人去乞求与祖国敌对关系的国家援助自己。威尼斯政府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决定彻底肃清乱军，不能拖到达尔马提亚问题解决之后再去处理。

满载着陆战用雇佣兵的大型舰队立即向克里特岛出发。行动之迅速，远远超过了热那亚人。叛乱很快被镇压，主谋被处以极刑。威尼斯政府严格挑选了具有忠诚度的贵族和市民移居岛上，彻底更换了岛上原有的统治阶层。

至于第四次考验，由于没有以具体的事件形式出现，反而比较棘手，对策上更需慎重。

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开始时，由于军事费用的激增，进一步扩大了财政赤字。为了弥补短缺，政府推出强制购买国债的政策，将负担集中在贵族和富人身上。权贵们因财富减少而产生不满，甚至有人为了避税而将财产转移至国外。这种现象，也许发生在其他国家，但在威尼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

曾经有人说过，为了所赋予的名誉，精英阶级应该像修道士无私奉献给上帝一般奉献社会。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完全看不清人性的本质。修道士有上帝保佑他们死后会上天堂，或者说他们相信上帝会兑现诺言。但是，那些没有向上帝宣誓奉献自己的世俗的精英分子们，即使身为基督徒，也没有理由必须无偿奉献。对他们的能力给予相应的报酬，才能让这些人充分地施展才华。所幸，威尼斯政府是由贵族组成的，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不再针对精英阶层采取高压式的课税。不过，为了顾及社会的公正性，作为直接税的国债强制配额制度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项制度若是被废，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财政首先就会出问题。

两位威尼斯男人

从爱琴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之前，有一座叫作特内多斯（Tenedos）的小岛。它的附近是特洛伊（Troy）古战场。当年攻打特洛伊时，奥德修斯将藏在木马里的士兵送进特洛伊城内后，希腊大军就是在特内多斯岛上待命出击。

威尼斯看中了这座岛。由于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领地，于是威尼斯便向拜占庭皇帝进言，说达达尼尔海峡需要防卫。一得到皇帝的首肯，威尼斯立即在岛上筑起了坚固的要塞。

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就等于控制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威尼斯的举动，自然让热那亚大为恼火。就这样，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拉开了序幕。这一次，威尼斯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应战。

同时，威尼斯在外交上也犯了一个错误。由于达尔马提亚的问题尚未被解决，他们没能阻止匈牙利王与热那亚结下同盟关系。因此，威尼斯不仅不能使用位于达尔马提亚沿岸的众多基地，连招募水手也得另寻途径。更糟糕的是，匈牙利王准许热那亚海军使用基地，并同意他们在当地募集水手。双方甚至决定联手从海陆两方夹攻威尼斯，热那亚负责海上，匈牙利负责陆地。

与热那亚结盟的还有一个国家，是位于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帕多瓦的僭主弗朗切斯科·卡拉拉（Francesco Carrara）准备率军从西面发起进攻，从陆地上封锁威尼斯。威尼斯自建国以来，像这样三面受敌的情况还是头一遭。

在这场因“基奥贾战役”而著名的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造就了两位威尼斯英雄：卡洛·泽诺（Carlo Zeno）和韦托尔·皮萨尼（Vettor Pisani）。

卡洛·泽诺是一位很有意思的男人，与人们印象中稳重老练的威尼斯人形象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贵族，家族中曾经出过元首。父亲战死于士麦那，留下的遗产，不足以分派给包括卡洛在内的10个儿子。这种情况在威尼斯，不论贵族或平民，为了防止财产分散，通常都由长子继承遗产，其余的孩子要么做人家的养子，要么从事神职工作，总之需要自食其力。卡洛被要求去做神父，这份工作需要学问，于是，他前往帕多瓦大学学习神学。

可是，这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却很讨厌读书。因为人长得高大英俊，卡洛深得女人们的喜爱，他的学生生活一开始便沉浸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中。如果仅仅是有女人缘，倒也花不了多少钱，问题是他还喜欢赌博，手气又差，很快就把学费赌了个精光。最后他不得不变卖教科书，可还是不够抵债。虽说女人和赌博是当时大学生最热衷的两件事情，不过卡洛·泽诺做得实在太过分。

为了还债，卡洛加入了当时意大利盛行的雇佣兵行列。不爱学问的他，应该是兴高采烈地投笔从戎。这一去便杳无音讯，所以当卡洛在5年之后重返威尼斯时，家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还活着。不过，当初为他准备的神父的职位倒还保留着。

于是，卡洛去帕特雷斯教区任职。与弥撒相比，他更喜欢与附近的土耳其人打打杀杀。由于与穆斯林冲突属于十字军行为，他的上司即主教对此没有发声制止。但是当这位卡洛神父杀死了与他决斗的当地的一位法国骑士时，主教就不能再置若罔闻了。

决斗的原因是为了女人，再加上身为耶稣基督仆人的神父杀了教徒，就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主教叫来卡洛，狠狠地痛斥了一番，但没有免除他的职务。倒是卡洛自己不想再继续这份烦人的职业，干脆抛弃了圣职。他离开帕特雷斯，打算去君士坦丁堡做一名商人。

天知道卡洛究竟是不是真有心去君士坦丁堡经商，反正没多久便发生了特内达斯岛事件。热那亚人袭击了正在建设要塞的威尼斯人，防守战打得如火如荼的小岛上，突然出现了卡洛·泽诺的身影，原来他是来当志愿兵的。也许天生就具有领导的才能，又习惯了作战，卡洛很快便崭露头角，成功地击退了热那亚人。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担任过海军将领的卡洛·泽诺被任命为负责希腊方面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官。他之后那些高调华彩的表现，充分证明这是一份最适合他的职业。

另外一位英雄韦托尔·皮萨尼，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海上男儿。在威尼斯男人中，他属于小个子，身体不胖却很敦实。他是第三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中指挥两次主要的海战、获得一胜一负战绩的指挥官尼可洛·皮萨尼的侄子。当年韦托尔跟随着伯父，经历了那两场海战。

在停战期间，他做了商船队的船长。这绝不是一份丢人的差事，一个能成功统率商船船队的人物，战时就是海军战将的最佳人选。他也参加过镇压克里特岛的叛乱。

韦托尔虽然生性易怒，但也很容易恢复平静。与其他贵族不同，他从不看低别人，因此深得下级船员的爱戴。除了为人处世讨人喜欢之外，他作为水手的才华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总而言之，韦托尔·皮萨尼在海上男儿中拥有很高的声望。

在威尼斯，无论是商船或军船，在出港前的一个月，担任船长的人会带着书记官坐在船只停泊的码头，等待水手们前来报名。这不是船长挑选水手、分派工作，而是水手们在远航之前，选择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哪一位船长的制度。而韦托尔·皮萨尼的船只前，总是排成长长的队伍。

1378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已箭在弦上。皮萨尼被任命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率领14艘加莱军船组成的舰队，从威尼斯出发，开往敌军海域的第勒尼安海。

14艘军船，实在是一个少得可怜的数字。由此可见，失去达尔马提亚这个水手来源地，对威尼斯的影响之大。如果说30年前的黑死病留下了人口不足的后遗症，热那亚也同受其害。不过，这一次他们有达尔马提亚可以利用。在皮萨尼舰队出发的同时，只有单人划桨手的加莱船队，开往克里特岛。他们在克里特岛、希腊等地补充了划桨手，总算能够编组成舰队。

就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之下，皮萨尼率领军舰，纵横于第勒尼安海上，在安齐奥（Anzio）的外海突袭了热那亚舰队，辉煌的战果让提心吊胆的祖国松了一口气。而战败的热那亚，则有很多贵族成了俘虏。

随后，皮萨尼的舰队开往爱琴海。在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与在克里特岛完成了人员补给的6艘战船汇合，前往塞浦路斯，打算一举歼灭热那亚势力。但他们没有如愿以偿，敌人只受了点儿轻伤。

从塞浦路斯折回的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袭击并占领了已沦为敌方领土的卡塔罗和希贝尼克，再次向对手表明了威尼斯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此时，已近年底，皮萨尼打算率军回国。

他向政府提出了回国休整人员和维修船只的希望，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拒绝。他们命令皮萨尼带着舰队在伊斯特里亚半岛尖端的波拉过冬。理由是波拉接近达尔马提亚，容易掌握敌人的动向，同时舰队又可以直接开往海上巡逻。整备战船所需的用品，政府决定派补给船送去。无奈的皮萨尼和他的舰队，只能留在波拉越冬。翌年，即1379年的春天，皮萨尼又带着舰队前往南意大利的普利亚地区，为装满小麦回国的商船全面护航，随后便返回波拉港，在陆上清洗和修理战船，过了一段太平无事的日子。

5月7日，热那亚的舰队突然出现在波拉的外海，战船上还悬挂着剑刃向上、代表挑战的旗帜。皮萨尼立刻下令鸣号，集合所有人员。包括补给船在内，能够使用的战船，共有24艘，而热那亚海军只有16艘加莱船。其实热那亚舰队有22艘战船，因为有6艘躲在海角的暗处，所以看上去只有16艘。

皮萨尼反对接受挑战。虽然战船的数量多于对方，但没有几艘能够真正用来打仗，他认为还是守在港口为上策。但是由各条船指挥官组成的作战总部，却以敌人数量有限，临阵脱逃实属懦弱等理由，极力主张迎战。威尼斯的规矩一向是少数服从多数，作战会议也不例外。因此，皮萨尼只好下令所有能够使用的加莱船，进入战斗状态。

这场以波拉港口为舞台的海战，从打响那一刻起，威尼斯就占据了上风。皮萨尼乘坐的旗舰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阵型，紧随其后的战船，迅速地向热那亚舰队发起猛烈的攻击，热那亚的旗舰转眼间被攻破，海军统帅战死。

可是，就在威尼斯海军即将收获胜利的那一刻，一直埋伏在暗处的敌舰从背后切入他们的阵型，威尼斯舰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战况逆转。这下轮到热那亚海军痛击对手，威尼斯死亡超过百人，包括24名贵族在内有多人被俘。眼见形势不妙的皮萨尼，向仍在战斗中的6艘战船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自己也和舰队一起逃往威尼斯。

得知战败消息的威尼斯政府惊愕不已。他们原以为皮萨尼的舰队足够担负起亚得里亚海的防卫任务，所以刚在一个月前，把卡洛·泽诺指挥的第二舰队派出去袭击热那亚的商船船队。攻击商船，可以牵制负责其防卫的舰队，这样热那亚海军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潜入亚得里亚海。没想到热那亚先发制人，搅乱了威尼斯政府的计划。

敌人的舰队，近在咫尺。友军的舰队，等于没有。匈牙利王从北逼向威尼斯，帕多瓦的军队在西面切断了所有陆上的补给路线。最后的一击发生在8月16日，热那亚军队占领了基奥贾。自建国以来，威尼斯首次面临如此重大的危机。

由于海上和陆地都遭封锁，所有的东西都进不了威尼斯。不要说买卖，连粮食都成了问题。威尼斯被困在潟湖中的岛上，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泽诺舰队的返港成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而他本人却对国人的期盼一无所知。因为出发时，他还深信这一年的任务就是在海上打游击。威尼斯政府向热那亚舰队的司令官提出了停战的请求。但热那亚人却回应说：“不把缰绳套在圣马可教堂正门前的驷马铜像上，绝不停战！”

在此之前，威尼斯也曾经遭到过一次包围，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及过，公元9世纪初时查理曼的儿子丕平率领法国军队围攻威尼斯。不过，法兰克人是陆地民族，从海上封锁海洋民族，终究是经验不足、漏洞百出。而这一次却是来自海洋国家的敌人封锁海上，情况完全不同。海上封锁之严密，用陆地语言形容的话，就是连一只老鼠都逃不出去。

欧洲各国都认为，威尼斯共和国这一次必败无疑，它将重蹈阿马尔菲、比萨的命运，走向衰退，最后胜出的海洋共和国，唯有热那亚。

在他国援军不可期的形势下，威尼斯人仍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誓死守卫家园。

首先，食品供应改为配给制。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因此始终保持着3个月的小麦存量。但由于潟湖中的“困城”不知会持续多久，所以一开始就以最低的限量配给。托配给制的福，在全面封锁的情形下，威尼斯人没有遭受饥饿之苦。

当然，政府也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以往为了组建舰队所采用的每个行政区12个人为一个单位的征兵制度，这一次被用作保护街市。

各个行政区的防守，由各区的住民自行负责。特别是临近前线的区域，行政区内的所有男子都必须参战。内围的行政区除了留下数人负责防守之外，其余男子都被分派去守护国家的重要建筑，如造船厂、元首官邸、大运河的人口等。为了防止敌船的侵入，大运河的入河口也打下了木桩。

另外，政府还派出了敢死队，令他们突破敌人防线前往东地中海。敢死队有两个任务：一是寻找卡洛，泽诺的舰队，通知他们尽早回国救援；二是巡视各海外基地、殖民地，鼓励那些得知祖国被困而心生不安的同胞，提醒他们尽早做好准备，以防热那亚人的攻击。敢死队不辱使命，成功地突破了重围。

威尼斯在积极防守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外交战。匈牙利王、帕多瓦僭主、热那亚的三国同盟必须攻破，为此威尼斯与他们进行了个别的和谈交涉。然而，三国都认为威尼斯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根本不愿谈判。这样，威尼斯在外交上也处于绝望的状态。

同一时期，热那亚又从国内派来援兵，舰队的战斗力提升至两倍以上。仅是加莱战船就有47艘。皮耶托·多里亚（Pietro Doria）代替波拉海战中战死的卢恰诺·多里亚（Luciano Doria），成了新一任的海军统帅。

占领了基奥贾，并以此为据点的热那亚海军，隔着潟湖与威尼斯对峙着，似乎只要越过这片浅海就能直捣敌营。不过，热那亚人到底是海上男儿，他们非常清楚浅海的潟湖比石头垒砌的城墙更为坚固。同为大海之子的威尼斯人也很明白，胜负的关键就取决于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片潟湖。

正如第一章“威尼斯的诞生”中所述，威尼斯开凿运河的首要目的是引水，其次才是行船。来自本土的数条河流注入潟湖，倘若不能顺利地将它们引向外海，千辛万苦建起的水上之城随时会有被洪水冲垮的危险。而且，河水比海水更容易变质，不洁的潟湖之水将成为传染病的源头。因此，城中那些貌似毫无章法、呈网状般的运河，其实是为了能让河水更畅通地流向外海，保证潟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的潟湖，其实也有天然河水流入。与城中那些人工运河一样，威尼斯人把这条天然的运河也叫作“Canale”。查看威尼斯海运局发行的潟湖航行线路图，可以发现他们用浓淡有别的天蓝色标示出不同深度的水路，血管一般地纵横交错于潟湖之中。了解水深，是潟湖航行不可或缺的知识。这里的水路高低不平，深的超过了10米，浅的不到1米，有些地方甚至水面下就是海泥。

通常，天然运河沿途都会打上木被，作为航行的标志。但是在1379年的战役时，这些木桩都被拔了出来。热那亚人虽然熟悉水性，但由于热那亚港吃水较深，因此并不怎么了解潟湖的状况。尽管他们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基奥贾，攻击了横隔于威尼斯与外海之间的佩莱斯特里纳和马拉莫科，却不敢轻易进入潟湖。他们加固封锁线，准备坐等威尼斯油尽灯枯。

真正是背水一战的威尼斯，偏偏在这种时候，举国一致的体制意想不到地出现了破绽——水手们表示不愿配合政府的政策。国有造船厂没日没夜地好不容易造出16艘加莱船，结果来应征的水手仅够6艘船使用。原来他们不满政府对韦托尔·皮萨尼的处置，用消极的态度以示抗议。

波拉海战之后，皮萨尼因为战败，遭到政府问责，被关进了监狱。在土耳其等国家，战败的将军，通常是不问原因，一律砍头。但在威尼斯是先审后判，被判失责才会遭刑罚处置。

皮萨尼的罪状有两条：一是没有提供各战船的指挥官们充足的准备时间，草草开战；二是战斗中临阵脱逃。在检察官、辩护人完成证人质询之后，元老院进行了投票，结果78人认为皮萨尼有罪。认为无罪的48人，另有14票弃权。根据威尼斯的海商法，舰队的司令官不得在战争途中撤离战场。因此，检察官要求依法判处皮萨尼死刑。元首念及皮萨尼以往的功绩，提出处以罚金以及终身不得担任指挥官的建议。元老院经过再度审议，采用折中方案，判处皮萨尼6个月的监禁，并且终身不得出任指挥官。皮萨尼因此锒铛入狱。

然而，水手们却不服这个判决。他们认为是元老院拒绝皮萨尼提出的要求，不准许人员和船只回国休整，舰队只好在波拉整修船只，效率不比国内，所以错在元老院。敌人来袭时，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迎战，责任不在皮萨尼的身上，是各船的船长没有忠实地执行他的作战命令。众人抱怨代替皮萨尼出任海军司令的塔代奥·朱斯蒂尼亚尼（Taddeo Giustiniani）缺乏经验，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这样不谙水性的贵族，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

威尼斯政府真是要山穷水尽。如果执意维护政府的权威，就无法达成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国家濒临灭亡的危急时刻，首先必须众志成城，于是政府决定释放皮萨尼。

皮萨尼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就被招进元首官邸，元首希望他能不计前嫌，继续为国效忠。随后，皮萨尼前往圣马可教堂做祈祷。当他结束祈祷走出教堂，步入广场时，守候在四周的水手们发出了大声的喝彩：“万岁！韦托尔！”

皮萨尼慌忙举手制止：“小子们，请安静！我们应该欢呼万岁！圣马可！”

于是水手们改口叫着“万岁！圣马可！万岁！韦托尔！”，欢天喜地簇拥着皮萨尼返回家中。

政府虽然牺牲威信释放了皮萨尼，但如果再次任命他为最高司令官，元老院会颜面丢尽。于是，元老院给了他一个不怎么重要的职位。那些以为皮萨尼官复原职，纷纷来应征入伍的水手们，听说最高司令官仍是朱斯蒂尼亚尼时，顿时闹了起来。他们聚集在圣马可广场的码头前，把帽子踩在地上，对着正在开元老院会议的元首官邸大声地骂着脏话，言语之不堪以至于年代记作者羞于下笔。泄愤后水手们各自散去，征兵之事又成了泡影。

这时，年近80的总统安德烈亚·孔塔里尼（Andrea Contatini）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由他本人出任最高司令官，皮萨尼担任副手。

水手们接受了皮萨尼成为实质司令官的事实，先有6艘加莱船召集到了船员。

按照惯例，韦托尔·皮萨尼坐在靠在岸边的船只前接受众人的报名。争先恐后抢着应征的水手们，让记录名字的书记官忙得头昏眼花，威尼斯总算是进入了举国一心的状态。

威尼斯需要战船，多多益善。按照皮萨尼制订的作战计划，起码还差40艘船。然而，造出的战船，需要配备划桨手、船员和战斗的战士才能发挥战斗力。战士与水手不同，不一定需要熟悉水性，因此可以使用雇佣兵。当时意大利各地战事不断，从英国、法国、德国过来的雇佣兵络绎不绝，只要付钱，不愁找不到卖命的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富裕众所周知，很多人不顾热那亚的封锁，设法钻空子潜入了威尼斯。有钱还真是好办事。

威尼斯政府针对贵族以及富裕阶层展开资产调查，以强制配额购买国债的方式筹集军费。可是单凭富人们购买国债，还是达不到目标。于是，国家号召大众捐款，凡捐款金额最多的前30名，晋升为共和国国会议员和贵族，外国人捐款，即可获得威尼斯市民权。通常外国人获得市民权，至少需要在威尼斯居住25年。

政府的呼吁，得到了极大的反响。要求捐款的人层出不穷，其中既有真正爱国的，也不乏出于各种私利考虑的人。我们来看以下几个例子：

巴托洛梅奥·巴鲁塔：捐赠两艘加莱船，提供40名弓箭手和120名划桨手一个月所需的费用；提供10名士兵及其所有费用。除此之外，他的两位弟弟和侄子参军，不拿军饷。

马可·席卡那：提供两队士兵及其所有费用。

弗朗西斯科·梅佐：率领全家族加入军队，直到战争结束，一切费用自付。另捐赠10名弓箭手两个月所需的费用，以及1000达克特。

伯纳迪诺·卡桑尼：捐赠200达克特，提供给死伤或被俘者的家属，并负担最高司令官旗舰上的所有弓箭手一个月的军饷。另外以购买国债的方式，提供25艘加莱船上所有弓箭手15天的费用。

以上都属于大笔捐赠。另外还有一些感人的行为。比如说，名叫皮耶托和弗朗西斯科的两位画家，希望从5月开始在保罗·莫罗西尼指挥的加莱船上，无偿担任军务，直到战争结束。类似这样的捐赠还另有其人，有一位被敌人夺去家园、身无分文的基奥贾男子，提出捐出自己的身体，国家接受了他的这个捐赠。妇女们也不让须眉，不管贫富贵贱，纷纷捐出首饰，特别是金、银制的饰品。

在众人拾柴的努力下，有34艘加莱船加入了战线。连同原已具备战斗力的船只，总数超过了60艘。尽管战船的数量超过了热那亚，但实际战力却不能与对手相抗衡。

由于无法从达尔马提亚、希腊等地募集到划桨手，熟练的水手们又必须负责操纵船只和升降风帆，没有多余的人力，因此，划桨的任务就落到了一般市民的身上。

这些平素作为街头店铺的老板、手工匠的人们，自然没接受过加莱船划桨的训练。要让这些最多在运河上划过小船的男人们在短期内登上战船，必须进行特别的训练。

性格急躁的皮萨尼强忍着耐心，开始训练这批平民。练习船来往于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到利多港的直线区域内，每条船上有皮萨尼手下的将官负责指导，从拿船桨的姿势，到跟随号令转换方向时的船桨操作等，巨细靡遗。老元首孔塔里尼也不虚最高司令官之名，每天都去斯基亚沃尼堤岸港口，对那些汗流浃背地接受训练的临时水手们，——给予慰问和鼓励。

当威尼斯全国上下精神上趋向团结一心的时刻，皮萨尼脑海中的作战计划也完整成形。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一旦失败，威尼斯将万劫不复。皮萨尼谨慎且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话说卡洛·泽诺这些日子又在干什么呢？时间已经过去了8个月，他和他的舰队杳无音信。

这位浪荡子虽说是执行国家的任务，实际上却为所欲为。他的任务是在第勒尼安海布下罗网，袭击从热那亚出发去各地的商船，牵制住护卫商船的热那亚的海军，让他们不能离开这片海峡。

卡洛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但凡看见挂着白底红十字的热那亚船，不管是商船或军船，一律攻击，见人就掳，见货便抢。损伤严重的船只，毫不留情地就地烧毁。在热那亚与叙利亚的海域之间往返两次之后，卡洛的舰队又出没于科西嘉和撒丁尼亚的岛屿之间，继续大肆掠夺，吓得热那亚商船惊恐万分，甚至不愿出港做生意。

卡洛·泽诺原本应该在第勒尼安海不断地重复类似的袭击。可是他却判断，这里已经无所作为，于是不等本国的指示，便擅自将舰队带往任务之外的海域。所以，热那亚国内派出的援军，才捞到机会在基奥贾沦陷之前赶到目的地。出海后从没和政府联系的他，自然不知道波拉海战败北以及本国被困的事情。当国家陷入危机之时，对此一无所知的卡洛·泽诺及其舰队在东地中海一带热火朝天地干着海盗的营生。

泽诺首先来到久违的特内多斯岛查看情况。在守卫军的热烈欢迎之下，他做出整备要塞的指示，并向军人们传授了袭击海上经过的热那亚商船的战术。随后，他率领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袭击了位于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居留区，放火烧毁了停泊在港口的热那亚商船。把热那亚人最重要的海外基地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卡洛继续南下，以特内多斯岛和克里特岛为根据地，在爱琴海直至贝鲁特的海域横行霸道。

对泽诺的舰队而言，根据地除了补给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由于掠夺了太多的货物，无法带回国内的商品，所以需要在根据地另外装船，运送到附近销售，俘虏则留在根据地看守。

卡洛·泽诺接到政府令他火速回国的指示，就是从运载战利品回克里特岛的货船那儿得知的。按理说，他应该带领旗下的11艘加莱船，立刻赶回等得心急如焚的祖国。可是，就在临出发前，卡洛从潜入罗德岛的手下那儿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据探子报告，罗德岛港口停泊着热那亚的商船。这艘名为“里吉钮尼”的商船是地中海海域，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船上运载着价值高达50万达克特的货物。即使富如威尼斯，资产总额在50万达克特以上的富豪，也只有一个人。

船上300名乘客的中有160名是商人。光是想想这160个人的赎金，便足够令人热血沸腾，就算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16世纪英国航海探险家）大概也抵抗不了如此的诱惑。卡洛·泽诺权当自己没收到政府命令，决定干完这一票大的之后再回国救援。

在泽诺的命令下，三艘加莱船打头阵，冲进了罗德岛港。然而，受击的大帆船纹丝不动。就在这时，泽诺率领的主舰队从海角后方出现了。他们没有直接去攻击大船，而是抢夺了停在港口的其他帆船，然后，从这些帆船的桅杆上向“里吉钮尼”射出火箭，密如雨点的火箭噼噼啪啪地落在大船上。

圆形的帆船的船身原本就比加莱船高，桅杆顶上的瞭望台当然也高过加莱船的瞭望台，因此，从上往下攻击，比由下至上更有效。热那亚的巨型帆船终究不敌，举手投降。

根据威尼斯的规定，船员不得瓜分所有掠夺的商品，只能取其中的一部分当作奖赏。这一次，船员们可是拿到了巨额的“奖金”。划桨手每人领到20达克特，弓箭手则更多，每人40达克特。之后，泽诺舰队回到克里特岛，开始为漫长的归国航程做准备，不日将与热那亚军厮杀海上，战船的整修更不能掉以轻心。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等出发的日子。

基奥贾战役

说回威尼斯国内。皮萨尼见时机成熟，于是下令发起大反击。12月22日黎明之前，一艘接一艘的船悄悄地离开圣马可码头和斯基亚沃尼堤岸。加莱船拖着堆满石头的货船，小船上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旗舰上除了皮萨尼之外，还有元首安德烈亚·孔塔里尼同行。

当时正值黑夜。若在平日，需点起火把，提醒船与船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而在这个夜里，为了不让敌人察觉，改用白布标示。船队在熟悉的潟湖中前行，大船行深水区，小船选水浅之处。

船队经马拉莫科运河通到外海后，沿着佩莱斯特里纳航行至基奥贾附近。在那里，船队分成两队，第一队是牵引装满石头货船的加莱船，第二队则是以小船为主的登陆船。第一队经过佩莱斯特里纳运河，再次进入潟湖内；第二队则由海上溯河而上，停靠在基奥贾的南边，开始登陆。此刻，天空露出了鱼肚白。

皮萨尼的作战计划是，利用基奥贾凸出于潟湖之中的地型，同时切断南、北两边，使其孤立。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原本被围困着的威尼斯，将反过来封锁热那亚军。

从南边登陆的威尼斯军，在对手顽强的阻击之下，不得不撤退离开。然而，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北面港口的封锁不受阻挠，必须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南边。沉船作业按计划顺利地进行，装满石头的大船沉入基奥贾港的出口处，面向潟湖地方，也沉下了几艘小船。等热那亚人发现事情不对，急匆匆赶到时，这座海上的“路障”已完成了大半。热那亚舰队被锁在港口内，动弹不得。

很快，热那亚人就察觉到事态严重，因此做出了更顽强的抵抗。他们驱船赶到“路障”附近，想除掉这些绊脚石，威尼斯战舰挡在前面，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那些仓促成军的威尼斯水手们不谙海战，眼见着同袍一个个中箭倒下，惊恐万分，口口声声地叫着要撤退。老元首大声呵斥说，要么战死，要么让热那亚人投降，自己绝不会离开这里一步。在元首的威势之下，水手们再次拿起了船桨。

战斗不分昼夜地持续着。即使在战火停息的片刻，威尼斯海军也没有中止海上巡逻。由于南面没有被完全封锁，帕多瓦的援军得以赶来增援，热那亚军也因此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威尼斯的战船来往于潟湖中间，轮流作战，不过，自皮萨尼以下的由贵族组成的士兵全体都留在船上，战船的补给依靠小船运送。在热那亚战船也无法侵入的潟湖之中，退潮时，小船是最有效的运输工具。

10天后，即1380年1月1日，众人翘首盼望的卡洛·泽诺舰队终于回到了祖国。原本只有11艘的加莱船已经增加到18艘，另外还拖着热那亚的巨型帆船“里吉钮尼”。泽诺舰队的归来，不仅增强了战斗力，威尼斯人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卡洛·泽诺归国后立即被派往战况最激烈的基奥贾南部。如果不能成功地封锁住那里，就无法中断帕多瓦人沿河运来的补给，全面封锁热那亚军队的目标便无法达成。同样，热那亚一方也誓死保卫着这条补给线，战事因此陷入胶着状态。

由于南面是陆地战，战线上多为外国雇佣兵，而指挥这些来自英国、意大利其他地区的雇佣兵，正是泽诺的强项。不知是因为年轻时当过雇佣兵的经历，还是此时已年届45岁的他与生俱来的大胆和勇敢，深深地吸引了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在艰困的战争中善用雇佣兵，原本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任务，因为泽诺，这些人最终成了威尼斯宝贵的战斗力。

在这场“基奥贾战役”中，大炮首次登上了战船。使用的火药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希腊火”。西欧自14世纪开始，便利用大炮的爆发力射弹，当然，那时用的是石弹。而基奥贾战役是史上第一次将大炮装在船尾的舰桥上。

话说回来，大炮的命中率不怎么高，威力甚至不比弓箭手射出的飞箭。不过，直径20厘米到30厘米的石弹，在攻击城墙时还是发挥了功力。热那亚军的司令官皮耶托·多里亚就是压死在遭炮轰而坍塌的高塔之下。

时间进入4月。1月底从热那亚出发的由39艘加莱船组成的舰队，出现在威尼斯海岸。他们立即向威尼斯发起挑战，似乎想通过海战，做一个彻底了断。

威尼斯军中很多人因疲于长期的作战，也希望一鼓作气打到底，因此极力主张迎战。然而，皮萨尼却不肯让步，他认为封锁基奥贾与海战不能同时进行，元首孔塔里尼和泽诺也赞同皮萨尼的意见。

挑战未果的热那亚舰队，无奈退回达尔马提亚港。因为要进攻威尼斯，舰队唯一可走的水路就是经过利多港，进入潟湖内水深10米以上的航道。可是水路两边都是威尼斯的要塞，根本无法突破，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撤退。

舰队的撤退对于被困中的热那亚军，仿佛抓到手中的救命绳索断裂，众人陷入了绝望。威尼斯的包围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缩越紧，终于将港口内与陆地一侧的守军切成一分为二。不仅火药不足，严重的粮食缺乏，已经影响士兵的行动。帕多瓦方面送来的军粮，屡屡被威尼斯人夺走，反而让威尼斯捞了便宜。

于是，热那亚军使出最后一招，收买敌人来获取食粮。他们自然不会找威尼斯人，他们看中的是那些雇佣兵。雇佣兵果然上钩了，可没想到被威尼斯士兵发现，双方大打出手，差一点儿酿成一场威尼斯人与雇佣兵之间的武装冲突。所幸卡洛·泽诺介入，平息了风波。被泽诺说服的雇佣兵们，中止了通敌的行径。

受困于基奥贾的热那亚军，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在1380年6月4日无条件投降。当时的记录说他们“衣衫褴褛，惨不忍睹”。当日，4870名热那亚人被俘、14艘加莱船被缴，同时被扣押的还有200名帕多瓦士兵。获胜的威尼斯一方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最初遭封锁的4个月，到之后虽然反包围成功、却依然艰苦卓绝的日子，他们整整熬过了10个月。

但战争还未结束。39艘战舰组成的热那亚舰队，仍然游走于亚得里亚海上。只要他们还存在一天，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就不算被夺回。刚打完基奥贾战役、无暇休整的皮萨尼，这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威尼斯海军最高统帅，出征对战热那亚舰队。卡洛·泽诺担任其副手。

采取攻势的威尼斯舰队旗开得胜，可是皮萨尼却在海战中受伤。因伤口恶化，他被送往战场附近的意大利南部的曼弗雷多尼亚港（Manfredonia），终因不治，在基奥贾战役结束仅两个多月的8月13日去世，享年56岁。

卡洛·泽诺接任皮萨尼，率军继续作战。没过多久，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再次完整地回到了威尼斯人的手中。于是，威尼斯凭借基奥贾战役的胜利以及重夺亚得里亚海制海权这两个筹码，开始了台面下的和谈。

首先，威尼斯通过派驻米兰的大使柯纳罗，成功地游说了对热那亚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如前文所述，米兰公爵为实现占领意大利中部的野心，不希望威尼斯从中阻晓，因此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威尼斯卖了一个人情。不过，如果公爵的态度过分露骨，恐怕又会刺激到热那亚内部的反对势力，于是威尼斯请与热那亚、威尼斯两方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萨伏伊（Savoy）伯爵出面调停。萨伏伊是法国国王传统上的盟友，因此当地的十字军精神强过其他的意大利公国。由萨伏伊伯爵以“两个代表性的海洋国家相争，不利于反异教徒大业”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倡议和谈，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

一年后的1381年8月，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此外，匈牙利王、帕多瓦的僭主卡拉拉以及奥地利大公也参与了合约的缔结。奥地利大公的加入，其实是威尼斯的一个策略。威尼斯的内陆不仅是威尼斯进口德国、法国货物的通道，同时也是威尼斯向这些国家出口东方商品的陆路。对威尼斯而言，这是一块很重要的地区，绝不能被卡拉拉所占。然而，威尼斯自身又没有能力占领此地，因此打算让给关系友好的奥地利公国所有，杜绝卡拉拉吞并。

这次的和平谈判被称为“都灵和议”，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特内多斯岛今后归萨伏伊管辖，中止建造要塞，热那亚船可以自由靠港。

二、黑海沿岸的塔那地区，在今后的两年内，威尼斯与热那亚保持完全平等的贸易权利。

三、威尼斯承认热那亚在塞浦路斯岛的政治特权。

四、特雷维索归属奥地利大公。

五、威尼斯正式承认匈牙利国王对达尔马提亚的主权，每年支付贡金以换取当地港口的使用权。

对于以上的条约，很多历史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引发两个海洋共和国对立的矛盾根本没有被解决；一切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过，对于专家们认为威尼斯赢得了战斗，却输了战争的说法，我却无法苟同。我认为威尼斯取得基奥贾战役的胜利，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对手热那亚，威尼斯的民众非常团结，没有内斗、政局不稳的困扰。一个世纪前由皮耶托·葛登尼哥实施的政治改革，尽管中间遭遇过一些危机，但国家体制并没有因此被颠覆，基本的政治理念得以继续保持。

当然，威尼斯国内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以前不曾发生过的为逃税而将资产外移的现象，就出现在第三和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之间的休战期。

此外，平民尤其是水手们，对于贵族的领导能力相当不满，双方的矛盾甚至达到过一触即发的状态。第三次战争时，正是这种矛盾曾经让威尼斯陷入不利。不过，相比同一个时期的周边国家，西蒙·波凯涅拉（Simon Boccanegra）领导的平民阶级（暂时）成功地取得了热那亚政权，佛罗伦萨也爆发了象征无产阶级兴起的著名的“梳毛工起义”（Tumulto dei Ciompi），唯独威尼斯没有因类似的冲突而消耗资源，反而通过有效运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增强了国力。这要归功于葛登尼哥在13到14世纪间实施的改革，制定了具有威尼斯特色的政治方向。基奥贾的胜利，对于落实国家基本方针，起到了很大的功效。

战争从来都是悲惨的，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让人们的欲望单纯化。每个人心中曾经的不满，因为战争的发生而消失。威尼斯被封锁时，面对抱怨粮食不足的群众，元首孔塔里尼曾说过：“到贵族家去，他们会把仅有的面包分一半给你们。”贵族们做到了这点。

威尼斯政府兑现了募捐时的承诺，赋予名列前30位的高额捐款者共和国国会终身议员和贵族的地位，向有功的外国人发放了威尼斯市民权。对于尽全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国民，政府推出了保障遗属和负伤者的政策。除此之外，国家还决定每年从国库支出5000达克特，作为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重新自立的基金。

贵族阶级也充分地尽到了义务。老元首不负威尼斯第一市民之名，身先士卒，皮萨尼、泽诺以及他们率领的贵族们，在战争中始终站在第一线。而因为购买高额的国债，经济上遭受打击最大的，也是他们这一群人。

第四次威尼斯-热那亚战争最具代表性的基奥贾战役的胜利，让威尼斯唯一得到的，就是全体国民达成了共识。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战果”，它对日后威尼斯的重新崛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尽管缔结了《都灵和议》，但包括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民在内的所有人大概没谁相信这两个海洋国家旷日持久的相争会就此结束。

造成两国对立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威尼斯和热那亚仍然势均力敌。就像第一、第二、第三次的停战被打破，大家相信第四次停战，终究也有结束的一天。正因为如此，两个国家都没有忘记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好准备。

不过，在治国能力上，威尼斯远远高于热那亚。因此，当形势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他们抓住时机的速度更敏捷，行动更彻底。

对于威尼斯而言，《都灵和议》之后的30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那些与威尼斯有利害冲突的强国，接二连三地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是匈牙利王国。为了取得靠港权，威尼斯不得不向匈牙利王缴纳年贡金。然而，匈牙利国王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与姻亲那不勒斯王因那不勒斯的王位火拼，腾不出手打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属地。海盗伺机而动。饱受匈牙利王恶政和海盗肆虐的当地居民，不禁怀念起威尼斯人统治时期的好光景。

对此，威尼斯没有立刻做出回应。等他们确定了民心所向，判断热那亚不会介入这场与匈牙利王的战争之后，这才顺应达尔马提亚人民的心意，在1409年夺回了这块曾经拥有过300年的失地。为了等待这个最佳时机，威尼斯人整整守候了30年。

威尼斯小心行事是有理由的。他们在之前刚利用一次那不勒斯王国的内斗成功地获得了遏制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重要战略地科孚岛。1386年，威尼斯从一位那不勒斯王位的继承人手中买下科孚岛之后，立刻在岛上建起了要塞，由于建造得十分坚固，时至今日仍然为希腊海军所用。

对于陆地一侧的强敌，威尼斯采取的也是各个击破的方针。

1387年，威尼斯与米兰、帕多瓦结成同盟，推翻了维罗那（Verona）僭主斯卡利杰里（Scaligeri）。第二年，威尼斯与米兰联军，又击败了帕多瓦僭主卡拉拉。1402年，米兰公爵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去世。这位实力雄厚的人物，既是威尼斯不得不依靠的伙伴，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公爵的死，对威尼斯实属幸事。没过多久，威尼斯便将维罗纳和帕多瓦占为己有，原本归属奥地利大公的特雷维索，也变成了他们的领地。

就这样，威尼斯人再度自由、安全地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之上，在陆地上同样是通行无阻，从西欧来的商人们没有了中途被截的担心。守卫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最理想的位置科孚岛，属于了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两个基地莫东和科伦，一如既往地看管着周边的海域。内格罗蓬特，甚至克里特岛都牢牢地掌控在威尼斯人的手中。

另外，威尼斯政府从这个时期开始，从法国人那里一点一点买下法国在第四次东征时获得的城镇——勒班陀、帕特雷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雅典，以及爱琴海诸岛。法国人因为害怕土耳其的攻击，与其被抢不如卖了，所以才将这些地方转让给威尼斯，变卖时自然是被买方的威尼斯狠狠地砍了价。因为这些并非是威尼斯势在必得的地区，他们只是为了防止落入热那亚手中，才先下手为强。

15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再次，应该说是第三次迎来了全盛时代。与东方之间的贸易顺风顺水，君士坦丁堡的市场繁荣依旧，令人生畏的新兴国家土耳其在1402年大败于帖木儿帝国之后，沉寂了不少，威尼斯商人迎来了和气生财的好时代，而他们的确是没有放过这个运气。

那么，这30年，热那亚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在基奥贾战败后的5年里，热那亚更换了10位元首，政局动荡不安。之后，他们接受了法国国王的统治。如果将短暂的独立以及归属米兰公爵的时期都算进去，这种情形延续了130年，直到1528年为止。从那以后直到意大利统一，热那亚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附庸国。而在同一个时期，威尼斯却始终保持着国家的独立。

但是，热那亚人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因为基奥贾战败而中止。

阿马尔菲在1131年被西西里王占领之后，商人们依然活跃于海外；1284年比萨在梅洛里亚海战失败后，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商业实力。同样，热那亚的商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是地中海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位于黑海沿岸的热那亚基地卡法、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区加拉太，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如往昔。热那亚人最大的特色，即无与伦比的航海天赋，更是在一个世纪后创造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个从意大利语音译过来的名字，应该是人人皆知。有关这位大航海家的冒险事迹，就不再赘言。可我想说的是，当他在西班牙感叹“我身在此地，心系祖国”时，他的祖国正处于法国人的统治之下，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样，发迹于热那亚，成功经营科西嘉岛殖民地，实力雄厚堪称当时的跨国企业的“圣乔治银行”，我们也不清楚它为祖国做过什么贡献。

最能说明热那亚状况的，应该是勒班陀海战时它的参战方式。在这场爆发于1571年的土耳其与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的大战中，威尼斯以共和国的身份参战，向基督教联军贡献了接近总数一半的战斗力。相比之下，尽管热那亚人尚安德烈·多里亚（Gianandrea Doria）担任了镇守右翼舰队的司令官，但他并不是代表热那亚，而是作为西班牙国王的海军上将参战的。可以说，作为独立的海上国家，热那亚在14世纪末已销声匿迹。当年地中海上的4个海洋共和国，只剩下威尼斯。

持续了120年以上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长久之争，不禁让我联想到你来我往过招、迟迟难决胜负的两位冠军的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第五轮时，威尼斯出现在赛场上，而热那亚的身影却终于消失了。

因此，威尼斯是不战而胜。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取胜，结果是不变的，而且赢家往往能收获价值高于形式的实质性的东西。两强相争，威尼斯重现雄风，热那亚则从此萎靡。

任何国家，都会有一个全盛的时期。然而，能够经历几度兴盛的国家，却少之又少。这是因为一次的辉煌，靠的是因缘巧合，而重复出现的繁荣，则是有意识的努力换来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尼斯历史研究权威雷恩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与热那亚经过长期的抗争，最终胜出的威尼斯，靠的不是其海军力量或海战技术。自1270年之后，威尼斯已经失去了这些方面的优势。决定胜利的因素，是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即社会的组织能力。在这一点上，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之间，有着极大的落差。”

第七章 威尼斯的女人们

1968年的春天，由乔治·契尼（Giorgio Cini）基金会主办的以“15世纪前的威尼斯和东地中海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威尼斯召开。当时我正在准备写《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最后一位主角——从威尼斯贵族之女成为塞浦路斯王妃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mairo）。正好是一个机会，便去旁听了会议，在场的日本人就我一个。

记得是最后一天的集体研讨会，一位法国的女性学者，就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夫人的社会地位发表了演讲，她用以下这段话作为结束语：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没有出现一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作为女性，我对此深感遗憾。”

话音未落，台下立马有人大声叫道：“所以威尼斯的政体才能保持健全！”

会场内坐满了雷恩、洛佩兹等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世界级权威，众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相信，这些笑声不是针对法国女学者，而是对调侃者的赞同。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此确信无疑。

那时我刚写完几位不让须眉的女性的故事，正在烦恼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与伊莎贝拉·迪埃斯特（Isabella d’Este）、卡特丽娜·斯福尔札（Caterina Sforza）身处同一个时代，却任由祖国威尼斯政府操纵，枉费一国女王地位的威尼斯女子。那位听众的调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除了在当代仍属于少数的男女平等的民主国家之外，纵观人类悠久历史，女性能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场合，只有两种。一种是像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那样，自己站在权力的顶峰，另一种是作为站在顶峰的男人的妻子或情人，近距离地接触权力。

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会发生吗？倒也并非如此。事实上，披着共和国的外衣，一人独揽大权的国家，也为数不少。佛罗伦萨、热那亚、锡耶纳（Siena）、卢卡（Lucca）都号称共和国，实际上长期处于僭主统治。

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君主制或共和制来区分，不如以是否发生过暗杀权高位重者来判断。比如说著名的“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帕齐家族企图暗杀的不是佛罗伦萨的元首，而是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类似的事件，在威尼斯共和国就不曾发生。

16世纪初期，威尼斯共和国的“十人委员会”曾经秘密地向某位职业杀手询过价。杀手根据要求制作了清单，详细地列出了暗杀土耳其苏丹、西欧各国要人每一位所需的经费和报酬，提交给“十人委员会”。

既然是威尼斯政府要求的“报价单”，本国的重要人物当然不会榜上有名。不过，倘若是其他的国家找杀手，他们的名单上绝不会漏掉当时大国之一的威尼斯共和国。那么，威尼斯政府的哪位要人会成为暗杀的对象呢？

之所以会暗杀权力者，是因为预期到此人之死将会改变其国家的政治方向。可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设定非常之巧妙，从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近代，无论国内或国外，威尼斯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

元首从当选到去世，可以终身保持其地位，向国民以及外国君主显示与其头衔相符的权威。然而，如果不能获得每6个月更换一次的6位元首辅佐官半数以上的同意，再贵为元首，还是无权提出任何一条议案。

议案从提出到通过，元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唯有在会场演说的时候。的确有不少例子证明，有说服力的演说会左右众人的决定。不过，和其他议员一样，元首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如果是在共和国国会表决，它是2000票中的一票，在元老院的话，则是0.5%。哪怕是决定最机密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元首的意志，也只占了1/17的分量。

连一国的元首，其权力都受到这般的限制，其他各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只有半年或一年，期满后必须经过与任职时间同样长短的休职期，才能再选。这些人就更没有大权在握的可能。最有权利的“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3位委员长则是每个月轮换。通常由10名委员加上元首，以及6名元首辅佐官组成的“十人委员”，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议案，为了慎重起见，会另外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20位议员，总共37个人共同商议决定。

对于这种组织机构的国家，政治暗杀完全丧失了意义。因为不管谁被杀，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要想改变威尼斯的政治方向，

如果不将共和国国会的所有议员族杀个精光，阴谋就不得得逞。为独揽力权，威尼斯共和国用尽了各种办法。其他国家经常发生的政治暗杀，从未在威尼斯出现的理由，正在与此。

在威尼斯，没有谁需要护卫或贴身保镖。元首因为其特妹的身份，有仪仗兵随从，但每当今君主们的随从相比，这些仪仗兵作为装饰的意味浓厚。威尼斯也有警察，但他们的任务是维持日常治安。当危机事态发生时，则是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威尼斯是唯一一个国内没有军队驻守的国家。国民被禁止携带武器，因此政府也不例外，当然也没有必要。无论地位高下，人人都可以毫无防备地走在街上，这在那一个时代实属罕见。

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女性怎么可能在政治发挥她们的影晌力呢？首先在威尼斯国内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想做点什么，只能去国外发展。不过，4位身处异乡而且都有政治机会的威尼斯女性，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像引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那般的人物。（卡特琳出生于佛罗伦萨，后嫁于法国王室，是法国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王后。）

数百年来没有机会出场的威尼斯女性，即使遇上施展本领的舞台，大概也不知道如何表现吧。事实上，威尼斯的男人也不喜欢他们的女人涉及政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464年，威尼斯贵族巴尔博（Balbo）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当选为教皇。保罗二世是史上第一位成为教皇的威尼斯人。新教皇有一位妹妹名叫伊莉莎白（Elisabetta），嫁给了同为威尼斯名门的泽诺家族。

因为有一个权高位重的哥哥，伊莉莎白变得热衷于政治。按照威尼斯的规定，但凡有人成为教皇，他在世期间，家族中的其他男性即使当选为元老院议员，也不得担任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此重视政治自主性的威尼斯政府，对于伊莉莎白的表现，当然是很不高兴。

然而，与教廷对立，在政治上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何况当时还有大敌当前，花10年时间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势不可挡，威尼斯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因此，尽管恼怒万分，政府对锋芒毕露的伊莉莎白，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的办法。

终于等到1472年。教皇保罗二世刚去世，“十人委员会”便立即决定将伊莉莎白·泽诺流放到伊斯特里亚。数年后，伊莉莎白总算从乡间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得以解放，却无法摆脱被放逐国外的命运。离开伊斯特里亚，去了罗马的她，一直到1480年死去，都没有机会再踏入祖国一步。

从伊莉莎白的经历，我们大抵可以理解为何与她同时期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会那样顺从。

卡特丽娜·科尔纳罗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高贵身份，与塞浦路斯国王结成政治婚姻。国王死后，唯一的儿子也先于她辞世，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因此成了统治塞浦路斯岛的女王。但她却按照威尼斯政府的旨意，乖乖地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了祖国。提笔至此，我一面感叹威尼斯政府令人咋舌的外交手腕，一面也不禁联想，如果换作是伊莎贝拉·迪埃斯特或者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她们大概不会就那么心甘情愿地任由祖国摆布。

16世纪，取代崩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兴起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有一位王后，名叫比安卡·卡佩洛（Bianca Cappello）。她是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的第二任妻子。有关比安卡·卡佩洛的故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展开。我要说的是，被大公万般宠爱的比安卡，完全拥有影响大公的力量，可是作为大公夫人，她的能力只用在装饰打扮和耍小女人手段上了。

同样，13世纪的匈牙利王妃托玛西娜·莫罗西尼（Thomasiiia Morosini）在政治上也是无所作为。

这3位女性都是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作为一国的公主嫁给异国之王。没有政治抱负，似乎是威尼斯女性共通的特性。

切齐利娅·巴福

不过，还是有一个例外，切齐利碰·巴福（Cecilia Baffo）就是一位有趣的女子。

切齐利娅与上述的3位女性一样，身上也流着威尼斯贵族的血液，但她没有公主的身份。更特别的是，她嫁人的不是基督教国家的王室，而是伊斯兰教国家，而且是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

切齐利娅12岁时，随父亲航行爱琴海。途中，他们乘坐的船遭遇海盗袭击。被土耳其海盗俘虏的基督徒，无一例外地全被当成奴隶贩卖，男人们戴上枷锁，被用作加莱船划桨手，女人们或为小妾，或为家奴。不过，海盗的头目留下了这位美丽的少女，但没有把她放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上竞卖，而是献给了苏丹的一位王子。

切齐利娅·巴福改信伊斯兰教后，有了一个土耳其的名字努尔·巴努（Nurbanu）。她在塞利姆王子（Selim）的后宫生活了29年，其间诞下一子。彼时，正值土耳其帝国咄咄逼人，给西欧造成极大威胁的时代。切齐利娅所生的孩子，是有“伟大的苏丹”之称的苏莱曼大帝（Sulayman I）的长孙。

威尼斯政府似乎很早就知道了切齐利娅的事情。在她入宫一年后的1538年，威尼斯元老院向土耳其宫廷送去了证明切齐利娅·巴福是威尼斯贵族之女的书信。

1566年，苏莱曼大帝死去。新苏丹由塞利姆王子继位，这意味切齐利娅终于熬出了头。

在君主专制国家，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意外的脆弱，生死全在君主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贵为皇太子之母，但作为新苏丹的一个王妃，切齐利娅的地位还不能说是绝对安泰。

随着新苏丹塞利姆进驻君士坦丁堡，他的后宫佳丽们也成群结队地来到了托普卡普皇宫（Topkapi Palace）。切齐利哑走在队列的最前面，后面跟着150名宫女和众多的奴婢。见惯了苏丹宠妃出行场面的君士坦丁堡民众，也被这大阵仗惊得目瞪口呆。切齐利哑一行人的奢华气派远远压倒了其他3位王妃和众多的臣妾。

切齐利娅成了后宫的新主人。先帝的妃子们已经被她流放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这群人将过着清苦的生活，哀怨地度过余生。新苏丹的生母也早已不在人世。从今之后，切齐利娅再也不必小心翼翼地看任何人的脸色了。当年的美少女，此时已经41岁。

说起苏丹的后宫，后世的人们大概会把它想象成一座香艳而华美的花园。事实并非如此。与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关系相比，苏丹的后宫更是一个被命运和实力所操弄的残酷世界。

4位王妃的顺位，基本上以其所生的皇子的年龄排序。不过，这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在庞大的后宫中，有人到死都没见到过苏丹一面。无论是太子之母，还是干苦力的奴婢，归根结底都是奴隶。她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命运完全由着苏丹的性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切齐利娅尽管拥有皇太子母亲的身份，但年纪已过40的她，眼见着一个又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奴被送进后宫，心中肯定万般不是滋味。

对于来自威尼斯的她而言，后宫的生活条件应该并不舒服。如果看过按当年的模样建造的托普卡普皇宫的后宫就会发现，其豪华程度远不及同时代威尼斯贵族的宅邸。土耳其后宫贴满金箔的墙壁和开满郁金香的花园再美，也美不过由本土特雷维索的建筑师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负责建造、壁画出自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之手的威尼斯贵族家的别墅。

尽管土耳其是一个强劲的军事帝国，但在16世纪，西欧的文明程度显然高于东方，尤其是威尼斯，更是当时处于西欧最前端的文明之国。

话说回来，12岁开始就住在土耳其的切齐利娅，应该早已习惯了当地的生活。托普卡普皇宫装饰得再怎么金碧辉煌，终究是游牧民族建造的东西，与西欧的宫殿有着根本的区别。换句话说，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帐篷，而不是西欧人概念中的殿堂。

后宫的女人们是被禁止外出的。即便偶尔有出门游船的机会，也得坐在几乎看不见外面的栅栏里。西欧人把这种栅栏称为波斯式。如果是上街，则得乘坐四面遮掩得厚厚实实的轿子。

这些既是对手又是“同僚”的女人们，尽管无趣之极，却个个貌美如花。尤其是素以美貌闻名的高加索女性，向来被视为瑰宝，因此苏丹的后宫里有很多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女奴。

不过，土耳其有一样东西，绝对可以傲视西欧，那就是珠宝。这是他们从被消灭的拜占庭文明中唯一继承的遗产，也许是因为珠宝正好符合土耳其人的趣味吧。托普卡普皇宫收藏展上所展示的那些美轮美奂的饰品，足以让当今的人们震撼不已。相信当年后宫的女人，唯一不缺的就是珠宝首饰。有意思的是，它还成了住在后宫里的切齐利娅与绝不可能见到苏丹王妃的威尼斯大使之间的媒介。

因为没有确切的史料，我们无法了解双方的秘密联络是从何时开始的。唯一清楚的是一位销售珠宝的名叫姬莱亚的犹太女子，帮忙替大使给宫里的切齐利娅送信。

刚开始可能都是送些小礼物。像是包在威尼斯特产的花边手绢里的威尼斯杏仁饼、来自穆拉诺（Murano）的镂金小香水瓶等。不管是什么礼物，通过珠宝商人的中介，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而且在塞利姆苏丹在世期间，这种联系从未暴露过。

大使的目的非常清楚，他希望通过切齐利姬，了解土耳其对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这一带通商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策。一旦察觉到苏丹有意采取敌对行动，可以尽早地将消息通报给祖国。

那个时期的切齐利姬究竟能派多大的用场，其实是一个疑问。苏丹塞利姆不仅违反《古兰经》的清规戒律喝酒，简直就是一个酒精中毒者。据说他最擅长的技艺，就是大口大口把葡萄酒当作啤酒似地灌下肚。因不理国政，甚至有传言说他根本不是苏莱曼大帝的儿子。尽管侍奉在君王身旁，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沉湎于酒色的丈夫，切齐利娅又能做些什么呢？强大的土耳其帝国的政权，全都掌握在从苏莱曼大帝世代起便担任宰相的索库鲁（Mehmed Sokolhi）一个人的手里。

不过，切齐利娅似乎还是收集到了一些情报。她所提供的这些消息，对于想方设法收集情报的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而言极其重要。遗憾的是，它们没有能够阻止土耳其攻占威尼斯领地的军事行动。嗜酒成性的苏丹塞利姆突发奇想，决定将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产地塞浦路斯占为己有。

塞浦路斯归属威尼斯已经一个世纪。对于塞利姆的这个决定，宰相索库鲁并不赞成，无奈苏丹一意孤行。面对专制君王无穷无尽的欲望，区区一个王妃，更是无能为力。在土耳其大军的强攻下，威尼斯位于东地中海地区重要的军事及商业基地沦陷。

紧接着是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这是一场威尼斯期待的战争，结果轮到土耳其变成了输家。但在之后提议讲和的，反而是赢家威尼斯。

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苏丹去世了。这个酒鬼在狂饮之后去洗澡，结果滑倒在浴室，头部受到了撞击。

继位的新苏丹是切齐利娅的儿子穆拉德（Murad）。即将迎来49岁的她成了太后。

名副其实地成为后宫女主人的切齐利娅，首先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她把原本在后宫最深处的寝宫搬到了距离出口最近的位置，这里从此成了太后专区。

从出口处往里，沿着长长的走廊是各妃子的房间。切齐利娅占据着好地形，监视着妃子们的一举一动。苏丹的寝宫就在后宫附近。如果他要从寝宫去后宫旁边被称为“迪旺”的房间与大臣们开会，必须经过切齐利娅的房间。这样，苏丹进出后宫，不得不出于礼节去母亲那里请安。因此，切齐利娅对土耳其帝国的各种事务了如指掌，甚至有传言说，太后其实就在隔壁的屋里旁听会议。

切齐利娅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对苏丹的影响力超过自己的女人出现。为了不让儿子专宠某人，她不停地将年轻貌美的女奴送进后宫。有着一半威尼斯血液的新苏丹，性格平稳，喜爱组装各种各样的钟表以及创作绘画。儿子的这般喜好，应该是母亲喜闻乐见的。苏丹穆拉德将他精心绘制的图画集册成书，这也是土耳其出版的第一本艺术书籍。

在那个时期，威尼斯大使与切齐利娅之间依然通过女珠宝商保持着联系。与之前不同的是，切齐利娅成了太后，外国大使可以堂而皇之地献上礼物。镶有精工雕刻镜框的威尼斯镜子，或者是当时连西欧男子的服装上都不可缺的威尼斯花边等。这些价值昂贵的礼物，简直就是完美的艺术品。

对于威尼斯和切齐利娅而言，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唯一碍眼的便是宰相索库鲁。自苏莱曼大帝起侍奉了三代苏丹的这位宰相，性格平和，少有狂热性，做事务实得力。尽管是众所周知的亲威尼斯派，可是当两国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土耳其的利益。勒班陀海战后，他对来访的威尼斯大使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从你们手中夺走塞浦路斯，等于是斩断了威尼斯的一只手臂。你们在勒班陀海战中消灭了土耳其的海军，那不过是剃了我们的胡子。被斩的手臂不会再生，但胡子会长得比以前更浓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太后常常在苏丹耳边嘀咕说宰相该死。要找个莫须有的理由，一般都是以背叛之类的罪名。不过这对索库鲁不见效，因为没有人会质疑辅佐了三代君王的宰相的忠诚度。于是，切齐利娅改口称宰相插手专属苏丹的火药买卖，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还拿出交易的清单作为证据。这让苏丹不得不相信太后所言属实。如此精细周到的布局，想来不是后宫内可以完成的，多半是有人在宫外筹划操办好之后，再将物证交给切齐利娅。这样一弄，宰相自然是难逃一死。

在例行的阁僚会议上，被蒙在鼓里的宰相正在和大臣们商议国事。突然大门被推开，一名黑人奴隶冲了进来。他举起手中的半月刀，朝着坐在中央的宰相直直地砍了下去。索库鲁来不及吭一声便一命呜呼。在座的大臣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得呆若木鸡，等他们缓过神要抓捕杀人犯时，从隔壁房间走进来的苏丹，却命令他们不得动武。对苏丹的一番说辞，大臣们虽然半信半疑，也只能唯命是从。

之后，索库鲁的冤案得到了昭雪。君士坦丁堡的民众私底下纷传此事是太后欲掌大权所一手酿成的悲剧。不过，从出入托普卡普皇宫的大臣，到凡事都很敏感的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没有任何人怀疑威尼斯共和国与这件事情有干系。

威尼斯方面包括最机密的文件资料在内，自然不会出现任何相关的内容，只不过在1582年6月，威尼斯政府的“十人委员会”决定支出2000达克特，作为向苏丹的母后赠礼。“十人委员会”做出这个决定，似乎正好处于宰相被杀风波稍稍平息之后的微妙时期。当然，历史学家们绝不会据此就把威尼斯与索库鲁的死联系起来。但是在切齐利娅作为太后在世期间，以及她儿子在位期间，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是历史事实。

1583年，切齐利娅·巴福去世，她是以努尔·巴努的土耳其名字去世的，享年57岁。在土耳其，无论是苏丹之母，还是后宫奴婢，奴隶就是奴隶。她墓碑的位置在当时就鲜为人知。然而，威尼斯的民众似乎没有忘记这位到死都没有能见到祖国的威尼斯女子。人们创作了一些民谣，唱着切齐利娅的故事。

威尼斯女性的日常

撰写人物传记，不管主人公是男或女，要么是人物本身极具魅力，要么是其周遭的环境有趣，否则无从下笔。对于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当然是主人公这项两条件兼备。在我曾经写过的女性人物中，伊莎贝拉·迪埃斯特和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属于这种理想的类型。卢克雷齐碰·波吉亚（Lucrezia Borgia）属于第二类，来自威尼斯的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同样如此。

切齐利娅·巴福的生平事迹，则属于历史“秘话”，因此史料极少，不可能写成传记。仅靠这点儿资料，甚至无法将她归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型。在威尼斯共和国超过1000年的历史中，包括“秘话”在内，与政治相关的女性，也只能找出两位，而且她们都完全受制于威尼斯的男人们。正因为如此，在以雷恩教授为代表的威尼斯历史研究学家的学术著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微不足道的威尼斯女人们。

学者们写的威尼斯通史，如果用报纸的版面做比喻，就像第一版和第二版，再加上文化版，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观察历史。之所以加上“文化版”，是因为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一个国家的文化，其分量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可谓是旗鼓相当，同样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这类历史著作中，没有家庭、社会的栏目。想看“家庭版”的威尼斯历史，得有人写一本诸如《从日常生活看威尼斯历史》般的书籍。至于“社会新闻”，更是需要耐下性子，从各类历史书籍中翻找散落的片段，将它们拼凑起来方能成文。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几位女性的事迹，详见（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编者注

我以为，少了“家庭版”和“社会版”，就不算完整的历史。有关“社会版”，我会另找机会再述。这里写一些“家庭版”的事情。尽管威尼斯的女性上不了头版或第二版，在“家庭版”中，她们可是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威尼斯女性，难道就只能足不出户，埋首家事吗？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们虽然没有政治地位，但有社会地位。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女性相比，威尼斯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正式场合。因为威尼斯的男人们，无论地位高低，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社交便成了女人们重要的工作。

翻看拥有共和国最高地位的元首们的经历，便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人从事过海外贸易。14世纪几乎是所有人，15世纪占4/5的比例，到了16世纪仍然有3/5的元首，曾经漂洋过海做过买卖。这说明男人们因生意关系，常常是数年不归家。他们一般要到40岁左右才返回陆地，如果出身名门，便会从政。

回到威尼斯的男人们，照样日理万机。贵族必须出席在每周日举行的共和国国会。如果当选为元老院议员，还得参加每周两到三次的定期会议。那些身居高位的“十人委员会”委员、各部委的负责人，除了以上活动之外，另外还有每周三次以上的会议。

光这些例会就足够让人应接不暇，倘若遇到紧急情况，更是无休无眠地连日出勤。按我们现代人的想法，似乎不必如此顶真，间中露个脸敷衍一下即可。可是当年的威尼斯人可没有那么自由。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缺席者将被课以高额的罚款。与其先相信议员们的良知，然后再抱怨低下的出席率，不如定出规矩来约束人们的行动。在威尼斯人的概念中，有从政权力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威尼斯贵族的妻子，与丈夫相处的时间，明显要少于其他国家的贵夫人。

再说，丈夫们回到陆地，并不代表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也可能会作为大使被派驻海外。威尼斯是最早向重要的其他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除此之外，也有人会担任军职，前往中东或北欧等散布在各个地区的威尼斯领事馆。通常情况下，赴任的男人们都是只身前往，用现代语言就是“单身赴任”。也有人带着儿子或侄子同行，但几乎没有人偕妻子或女儿赴任，除非是要在外面生活很久。在这一点上，各国情况比较相似，不过，威尼斯统治阶层出门在外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尽管丈夫们忙得不见人影，可是外国的王公诸侯、东方的商业伙伴等各路人马，却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威尼斯。无论家宴还是元首主持的国宴，为宴会添色加彩的任务便落在了女人们的身上。没有哪个女性会因为丈夫不在而缺席，她们会请亲戚家的男性陪同前往，哪怕是女子一个人单身出席宴会，也不会遭人议论。在15世纪初兴起、16世纪后大为流行的由少年们组成的“裤子俱乐部”，有一项义务就是陪伴贵夫人出行。这为丈夫常常不在家的妻子提供了便利。

女性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机会越多，就越会打扮自己，人也的确会变得更美。威尼斯的女性向来以时尚著称，或许是因为她们有较多的机会受到男人们的赞美。即使是没有宴会的日子，她们也会和伴游的男子一起出门散步。黄昏时分，在圣马可广场、圣斯特凡诺广场（Campo Santo Stefano）、圣玛利亚福莫萨广场（Santa Maria Formosa）、圣保罗广场，到处都是身着华服的女人们。广场边的小路上，开着一间间精致的服饰店，摆放着的全是令女人们心动不已的东西。

据说在威尼斯没有买不到的高价布料。从产地来自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因而被意大利人称为大马士革织锦的缎子、来自叙利亚贝鲁特的贝鲁特天鹅绒，到绸缎薄纱、东方布料、威尼斯产的厚质金线织花锦、佛罗伦萨产的丝织品，应有尽有。

威尼斯产的丝织品的图案，出自圣马可教堂的彩绘玻璃的设计师之手，服饰人物画，由专业画家绘制。威尼斯最著名的产品当属风靡整个欧洲的花边。由于花边的成功，甚至有人按照其模样制成玻璃饰品，作为立在衣领上的装饰品。

珠宝商，当然也是时尚圈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从钻石、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到紫水晶、托帕石、玛瑙……各种宝石，琳琅满目，有求必应。其中波斯产的珍珠，尤其受到威尼斯女性的喜爱，她们所佩戴的珍珠项链，总是令其他国家的女性羡慕不已。

在威尼斯，宝石不仅用来制作项链、戒指，还常常直接缝在厚面料的衣服上。唯有耳环，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盛行。萨努多（Marin Sanudo）在《日记》1525年12月6日的这一篇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叙：

“真是可悲！金色的小环下面吊着大颗的珍珠，像黑人那样挂在耳朵上。所有的人里，只有我这位亲戚戴这种玩意儿，她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堪。”

看来与萨努多这位严谨的年代记作者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女性，

是一位最早尝试佩戴耳环的勇敢之人。萨努多的悲鸣，没能阻挡耳环的人气。不久后，这种原本属于黑人的饰品，在威尼斯呈爆发性地流行。

随着时代的变迁，威尼斯女性的发型也有所改变。15世纪时流行长发，以彩带或网罩束起。进入16世纪后，则流行把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配以镶嵌珠宝的发簪，装束益发趋向奢华。还时兴用各色的丝绸做成具有东方色彩的头巾，反映出威尼斯与东方的密切关系。

为了有一头梦想的金发，妇人们戴着无顶的宽边帽，坐在露台上忍受暴哂。晒过后的头发金中带红，被称为“威尼斯金发”。女人们为了美丽在所不惜的努力，是男人们绝对无法理解的。更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身边从来不缺天然金发美女的德国男人，对此也赞不绝口。也许是天然的金发容易给人一种金属般的冰冷感，而“威尼斯金发”则显得更为柔软妩媚。

当时的化妆术与当今极其相似，这里就不展开了。每当读到年代记的作者们指责那时的女性化妆过浓，我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威尼斯女人们不管男人们说三道四，一心不乱地坐在镜子前，为一个美妆用尽心思的画面。这个场景与现在是何等相似。

比较特殊的，是威尼斯女性热衷于对乳房的装饰。她们向来以大胆敞露胸口而闻名。哪怕是到了露无可露的极限，也不过是用薄纱或蕾丝，象征性地遮掩一下。这种举止，自然会引来那些性格保守的男人们的非难，女人们自然也没把他们的指责当成一回事。

话说回来，男人们的非难，的确情有可原，因为露胸是模仿妓女的装扮。据说是出于防止同性恋行为的考虑，政府当局允许妓女裸露上身站在妓院的窗边。这般姿态吸引男人的目光实属正常，没想到的是贵妇们也乐于效仿。

正如提香（Tiziano）、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画家笔下的人物，威尼斯女性个子虽然不高，但丰满圆润，风情万种，穿低胸的衣服应该是很美的。那种能让乳房显得丰满、坚挺的紧身胸衣，最早就是威尼斯女性发明的。而将香水抹在胸口，更是她们最极致的美丽表现。

从妇女们的趣向中，也可以看出威尼斯凭借海外贸易，成了东西文化融合之地。豪华的服饰、宝石、香水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薄纱、头巾则是取代拜占庭成为东方霸主的土耳其帝国的特色。对金发的憧憬，可能是与北欧交流的结果。锦上添花的威尼斯特产的花边，竟然参考了娼妓的风俗。在18世纪巴黎时尚兴起之前，威尼斯的时尚不仅是对意大利，也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女性。对于女人们的这种狂热，男人们时而眉头紧蹙，时而展颜欢笑，终究还是由着她们的性子。毕竟，威尼斯的女人们，是重要的公众人物。

萨努多在《日记》中，曾经有关这样的记述：1526年1月17日，元老院就“取缔奢侈委员会”的提案进行了讨论。提案内容有关妇人们过长的裙子，希望通过法律来规定裙长。由于威尼斯妇女个子不高，所以喜欢穿长裙，好让自己显得高大一些，结果变得有点儿走火人魔，裙子长得离谱。

擅长政治的威尼斯贵族们，在这个议题上绝对是门外汉。有人主张裙边拖地的长度应该是半个布拉乔奥（braccio，90厘米；古意大利长度单位），又有人认为1/4布拉乔奥（45厘米）已经足够。议员们忍俊不禁，在笑声中投票表决。最终，1/4布拉乔奥胜出。想来开完会回家的议员们，势必会遭到太太们的横眉冷眼。当然，女人们是不会屈服的，她们垫高了鞋跟，对抗法律。

威尼斯的女人们气宇轩昂地引领着欧洲时尚潮流，那男人们又如何呢？适逢文艺复兴鲜花盛开的时代，同一个时期的佛罗伦萨、米兰等地的男人们流行穿紧身裤和丝绸上衣，外搭宽松的短披风，须眉们的争奇斗艳，不输红粉。但是在威尼斯，流行似乎只属于女人和年轻男子。除了元首和年轻人，男人们的穿着依旧很保守。1497年，一位德国人在参观威尼斯共和国国会之后，留下这样的记录议员们个个身高体壮，身着及地的黑色长袍（toga），头戴黑色无檐小帽，短发，长须。”

与个头娇小的女性不同，威尼斯男性身材比较高大，长年的海上生活又让他们练出一身健壮的体格，带有拜占庭色彩的长袍，想来是很适合他们。

长袍是威尼斯贵族的官服，根据官职，以不同的颜色区分。元首在正式场合穿的是金线织花的长袍和大斗篷。冬天时外面再披一件被称为皮草之王的白色水韶（ermellino）的小披风。根据每个元首的喜好，元首服在质地、图案或纽扣的位置有所不同，但基本形状从1473年以后，300年间没有改变。元首戴的帽子，称为Como（角），它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之冠，代代相传，款式更是经久不变。

元首的服饰之所以特别豪华，是因为他象征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权力和财富。出于同样理由，政府要求驻外大使们，必须穿得比其他国家的大使更加考究。当时威尼斯的大使在国外，与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的大使，几乎享有同等的地位。

除了元首之外，唯一享有终身任职的是圣马可监督官（Procurator di San Marco），尽管这是一个有威信没有实权的无薪名誉职位，但他们的官服是最高级的紫色。

另一方，位居权利中枢的“十人委员会”的3位委员长、国家监察官（Procurator diCorrtune），以及非贵族出身的行政部门最高负责人秘书长（Cancelliere Grandee）的制服是红色的长袍。各部会大臣的官服是紫红色，元老院议员则是黑色。黑色长袍不限于议员们，其他贵族，以及那些并非是贵族的医生、律师、官僚们都能穿。大学的教授和大商人们在工作场合，更是清一色的黑色长袍。

夏天时长袍只有一层塔夫绸的内衬，天冷了就在里面加一层皮毛，束上腰带。长袍的面料种类繁多，有毛织品、天鹅绒或是绸缎。不过，对于意大利其他地方流行的诸如插着羽毛的帽子或带花边的领子等，威尼斯男人们则是完全没有兴趣。在服装方面，他们还是相当保守。

话说回来，那些名字尚未出现在共和国国会议员登记名单上的不足20岁的年轻男子倒是一点儿不保守。“Compagnie della Calza”直译为“裤子俱乐部”或“紧身裤俱乐部”，名称来自他们作为制服的紧身裤。紧身裤的左右腿或者是上下两截的颜色不同。这些俱乐部的年轻人们留着齐肩的长发，戴着黑色的无檐帽，穿紧身的小马甲，模仿妇人的打扮，刻意地露出里面白色的丝绸衬衣，单边的肩膀上神气地披着内衬白色丝绸的朱色长披肩。少年的风流调侃，丝毫不逊色于美第奇家族的男孩或教皇的侄子们。与其他国家不同，威尼斯共和国的似乎是权力越大，穿着越朴素。

威尼斯人子女的教育和婚配

在威尼斯，成年男性就不用说了，连已婚的女性以及年轻男子都拥有充足的社会活动场所。不可随意抛头露面的，唯有未婚的女性。在威尼斯，未婚的女人，在公共场所基本上等同于不存在一样。

女孩们在家中接受教育。所谓的教育，不过是学一些简单的读书写字，其余就是刺绣和乐器，只有舞蹈是请专门的老师上门指导。学习舞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优雅的姿态。

有些家族雇用优秀的家庭教师为男孩授课时，允许女孩们同席。不过这种情况属于特例，并非一般的现象。总体而言，威尼斯女性的教育程度似乎不高，像曼托瓦（Mantova）公爵夫人伊莎贝拉·迪埃斯特那样拥有极好教养的女性，即使在历代元首夫人中，也难找出一位。

要在威尼斯寻找有教养的女性，大概只有被称为“政妓” （Cortigiana）的高级妓女。“Cortigiana”原意指宫廷的女人，可见，仅是肉体之美是远远不够的。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还要能吟诗作赋，才配得上“政妓”这个称号。换言之，她们的首要工作，是与绅士们做精神层面的交流，而那些只求肉身的男人，则会被视为不慷风雅，没有资格与“政妓”交往的粗人。

美第奇家族中深具学识教养的“豪华者洛伦佐”曾经对能够熟练使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的卡桑德拉·费代莱（Cassandra Fedele）赞不绝口。除了她之外，韦罗妮卡·弗兰卡（Vemnica Franca）、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等女诗人，都是这门风雅行业中的翘楚。

在已婚的妇女和政妓都能堂而皇之出人公共场所的威尼斯，唯有未婚女子没有这个权利。而且阶层越高，越受拘束。反倒是平民百姓，无论在哪一个时代，行动都相对自由。

贵族家的女儿，甚至不能轻易地出门。唯一外出的机会，就是去教堂。不过这种时候，也必须有仆人陪同，还得戴上不知能否看见外面的厚重的白色面纱遮住面孔，直到在教堂的祭坛前跪下，方能掀开面纱的一角。年轻男子见到姑娘，萌生爱意的机会，要么是在教堂惊鸿一瞥，要么是偶然望见躲在姑娘家窗帘后面的倩影。

尽管极少相遇，年轻男女还是会产生恋情。或许正因为是这种状态，才更加浓情蜜意。然而，要成全一段感情，却相当不易。因为婚姻被视为两个家族间的事情，通常都是经第三方介绍，或者是由双方的父亲决定。如果双方的家长能爽快答应，当然是皆大欢喜。就算是姑娘家因子女众多，家长无法为女儿准备充足的嫁妆，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只要男方能够说服双亲，准许他迎娶与自己阶级不同、嫁妆不足的姑娘。麻烦的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亲事。遇到这种情形，不管是在东方或西方，年轻男子都会采取非常的手段。在威尼斯，非常的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大街上，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扯下心爱的姑娘的面纱，拥抱、亲吻她。第二种办法是在教堂中抢走她的手帕。

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丢了手帕的苔丝狄蒙娜遭到奥赛罗愤怒的谴责。如果有人认为奥赛罗不应该为一条手帕大动干戈，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威尼斯贵族妇女的手帕，是用精美蕾丝编制而成的美丽的艺术品，有些甚至会在角落绣上姓名的缩写。洒着香水的手帕，宛如贴身之物，如果丢失，落到其他男人的手上，等于是对此君情有所钟，事情非同小可。

话说回来，采取非常手段，毕竟是违法行为，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1489年，曾经发生过一位坠人爱河的男子在他友人的协助下，在教堂抢走了心仪姑娘手帕的事件。尽管这6位年轻人都是名门、豪绅之子，结果还是没有躲过两个月的牢狱之灾。类似事件在1530年也曾发生，肇事的两位年轻人最终被处以流放国外4年的刑罚。抢手帕容易，之后的麻烦却不小。

不管间中经历怎样的波折，能够结婚的女子总是幸运的。当时结不了婚的姑娘的归宿只有一条，进修道院。有不少姑娘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加入修道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可是，因家里节省嫁妆而被牺牲掉的女孩也为数不少。她们哭哭啼啼的，连同微薄的捐款一起，被送进修道院。当时在威尼斯以及欧洲各地，不断传出令人蹙眉的修道院内部风纪紊乱的丑闻，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群被强迫做了修女的姑娘们的反抗行为。

上文提及的托斯卡纳大公夫人比安卡·卡佩洛，因为与继母的关系不和，家里打算把她送进修道院。当她察觉此事后，在恋人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逃到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她遇见了对她迷恋不已的大公，成为大公的情人，最终修成正果，在大公妻子死后，当上了第二任大公夫人。比安卡有着不凡的美貌和刚硬的性格，因此她的经历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多数的姑娘，在刚被送进修道院时，也曾尝试抗拒，但终究无法逃离修道院的深墙高院，在此终了一生。

贵族阶层的男人们，可以和任何一个威尼斯共和国的女子结婚，无论她父亲是穆拉诺玻璃厂的工匠，还逛国有造船厂的职工，因为贵族的血统取决于父系。但凡是正式结婚后所生的男孩，哪怕其母是平民，只要他本人没有触犯过刑法，年满20岁时便能无条件成为共和国国会的议员，加入威尼斯贵族的行列。在历代共和国元首中，就有好几位娶平民之女为妻的例子。

贵族家的女儿，也没有规定非得嫁给贵族。不过让女儿下嫁，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选择余地因此变得更小。

以文化灿烂的15、16世纪为分水岭，随着已婚女性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修道院内的丑闻也呈正比例地增加。在那个教皇都有私生子的时代，教皇、枢机主教们的侄子、侄女们都在罗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然而，1551年曝光的丑闻，却让连称不上虔诚信徒的威尼斯人也为之震惊不已。

在朱代卡岛的众多修道院中，有一处聚集了大约400名修女，她们大多出身于上流社会，因此也是一个经济势力雄厚的修道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位神父几乎每天都出入此地，他是来聆听修女们忏悔的。由于告诫从来都是神父的职责，所以，谁也不会对进出修道院的神父说三道四。痛恨修道院丑闻的威尼斯政府，立法规定禁止年轻英俊的神父担任此职，而负责朱代卡岛修道院的神父既不年轻，也不是美男子，因此，风纪委员会并没有特别留意。

渐渐地，神父成功地俘获了前来忏悔的修女们的心灵和身体。在全体女性的集体中，最初只要搞定几个听话的，之后便易如反掌。修女们争先恐后地投怀送抱，包括修道院长在内，这些原本应该是圣洁的处子们，全都变身为任凭男人玩弄的世俗女子。

以往修女们用来打发时间的刺绣和编织蕾丝，如今成了她们乐此不倦的工作。卖掉这些东西赚来的钱，可以购买美酒佳肴，取悦男人。昂贵的塞浦路斯葡萄酒出现在每晚的餐桌上，山雉肉、生蚝、明虾等山珍海味摆满了餐盘。

修女们像奴隶般地侍奉着神父。准确地说，她们比奴隶还低下。因为奴隶只会做被命令的事情，而她们却争先恐后地主动地奉献自己。如果神父命令某位修女裸露身体，她会非常自豪地脱去黑色长袍，在一旁看着的其他修女们，不用命令，便纷纷地宽衣解带。倘若令她们一丝不挂地跳舞，每个人都会像喝醉了一般狂舞起来。反抗的修女则在神父命令之下，被剥光衣服捆绑住身体，用苦行用的粗重的草绳狠狠地抽打。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除了那位神父，修道院中又出现了其他几个男人。这些人都是经神父介绍而来。院内的淫乱变本加厉。怀孕的修女，按照神父的指示堕胎，将死婴埋在庭院的深处。不堪忍受的几位修女，逃离修道院，回到了父母亲的身边，但没有人站出来揭发此事。修道院对外界的来访采取了非常小心的态度，即便暴经常来探望的修女们的近亲，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神父和修女们度过了19年的快乐时光。

此事最终是怎样被警察发现的，法院的审判记录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是有人密告，也许是出入修道院的哪个男人泄露了口风。总之，事情暴露之后，震惊朝野，政府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的内阁会议。

神父立即遭到逮捕，修道院长以及几位年长的修女也被关进监狱，受到严格的审讯。神父被处于绞刑并焚尸。在圣马可小广场的两根圆柱间接受行刑的神父，一直到死都不停地大叫着说修道院院长是清白无辜的。然而，出身高贵的修道院院长还是不得不在牢狱中度过余生。其他的修女们则离开威尼斯，分别被送往各地的修道院，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异地终老。从此之后，威尼斯警察自然是对修道院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修道院内的丑闻虽然有所收敛，却没有被杜绝。

与女孩相比，男孩从小就有很多机会与外界接触。他们在5岁之前，由母亲照顾，这个时期的孩子，不分性别都是以玩耍为主。过了5岁之后，则会由父亲或家庭教师，负责进行初级的教育，这个时候的男孩和女孩依然是同样的待遇。7岁时，男孩子开始上学，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从13世纪中叶开始，威尼斯的学校已经用阿拉伯数字教授算术。这些子弟们将来都会从事海外贸易，因此除了文法，算术当然也属于必修科目。

孩子们在14岁前上的这种类似于现在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学校都是私立的，这些由贵族或大商人资助建成的私塾，任何人都可以入学，至于要付多少学费，因没有史料无法得知。学生们用的“作业本”不是纸制的，而是铺上蜡的木板，因为纸张实在是太昂贵了。如今我们从美术书上看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素描画都是经过放大的，其实真正的原作都是精密地画在一张小小的纸上，缝隙中密密麻麻地写着细小的文字，可见纸张在当时是多么精贵。

孩子们到14岁为止的教育，用现代语言说，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科目除了文法、算术之外，还包括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拉丁语，教育程度相当高。由于没有阶级之差，贵族子弟与平民子弟同处一堂，校园内的热闹景象非同一般。当时的人曾经有过以下的记录：

“老师刚离开，教室里顿时骚动了起来。班上的优等生此刻成了攻击的对象，饱受拳打脚踢。他们在书桌间追逐不停，也有人躲在一旁吃着栗子。蜡板成了游戏画板，先前写在板上的维吉尔（Vergiliiis）、西塞罗（Cicero）的文章消失无影。有人用纸片折成小船；有人抓了苍蝇把它关进小箱子里。有人跑到在外面抓了只鸡，让它在教室里不停地啼叫。偷偷带来学校的铅弹珠，这时候也正大光明地在教室中丢来丢去。有人把从家里拿来的口红涂在脸上，有人扭打在一起，咬着对方的脚不肯松口。

“老师在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老实。有人每隔一小时，便要去一趟厕所，考验着老师的耐性；有人在老师坐的椅子中间黏上无花果的叶子；有人算准老师来教室的时间，躲在门后面，拿棒子敲打推门而入的老师。老师要求朗读阿里奥斯托（Ariost）的作品，有人却存心背诵奥维德（Ovidius）的诗歌。

“下课后走出教室的学生们，仿佛是一群被释放的恶魔。他们像码头卸货工人般地大声争吵，狂野的模样令人难以想象。要等彻底疯过之后，才会返家……”

到了14岁，孩子们的成长方向开始发生不同的改变，主要由父亲的职业所决定。也就是说，14岁之后他们接受的是实地训练。如果少年的父亲是大使或领事，他会伴随父亲前往赴任之地；如果父亲是商人，他就会像马可·波罗一样，跟着父亲踏上商业之旅。如果是造船工或玻璃工的儿子，则会在父亲的工房当助手。随便提一句，造船和制作玻璃，是在威尼斯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两种职业。

就算是那些没有特别机遇的贵族子弟，也可以利用国家制度，担任海外商船的石弓手，实地学习航海以及商业技能。如前文所述，威尼斯商船从船长到划桨手，每个人都有权利携带与地位级别相应的货品上船，等货品在目的地被销售后，再用赚来的钱购买其他商品带回威尼斯销售。年轻人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学习商业技巧。

对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年轻人而言，去海外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通过实地的训练，他们掌握了外交、航海以及经商的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对世间动态冷静的观察以及分析综合的能力。

威尼斯的大学

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没有参加实地训练。他们进入专门学校和大学继续深造。所谓的专门学校，是威尼斯共和国以培养官僚为目的而建的国立学校。在第五章中曾经提及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大权掌握在贵族手中，而行政事务则由被称为“Cittadino”的非贵族市民担任。除了最高阶的秘书长之外，各个部委都会有秘书官、书记官等各种事务官员。这些官僚，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国家公务员。

掌管政治的贵族，除非担任特别任务，否则通常都是没有工资的。但是行政官员不仅有薪资保障，而且是终身雇用，他们是共和国中拥有最稳定职业的一群人。行政官职多为世袭，而且必须在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

政府用高薪从国外聘请教授教学，每天学习的时间是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有时候还会临时增加特别的课程，学业相当繁重。学生的学费全免，但必须完全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因为拉丁语在当时是世界共通的国际语言，共和国国会、元老院以及各部委的正式记录均以拉丁文写成。会议内容首先用威尼斯方言的意大利语速记，随即便翻译成拉丁语留档保存。因此，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拉丁语能力，根本无法担任书记官。除此之外，发给外国的公文也是用拉丁语书写。

以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还必须有一些懂得希腊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的人才，因为这些国家及地区都是与威尼斯有商贸关系的。这些人不仅要会说流利的外语，而且还必须熟悉那个国家的情况。在某个外国人的记叙中曾经提及，威尼斯派到国外的使节团中有一位平民同行，指的就是有这类相关知识故担任辅佐官的人。

16世纪中期，有一位将人们的旅行记录汇集成书的人物，名叫赖麦锡（Ramusio），属于官僚阶级。负责出版此书的，是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马努提乌是威尼斯著名的出版商，名声享誉欧洲。与他合作的大多数写手，都是官僚出身，可见，当时行政官僚的平均知识水平高于贵族。

在一个任何人都可能培养出对学问的热情，而且也有机会学有所用的社会，进大学深造的目的就变得非常之明确。中世纪的大学，是学习法学、神学和医学的地方，因此只有立志成为律师、神职者和医生的人才会去那里读书。虽然从事这3种职业并不一定要具备大学毕业的资格，但实际上拥有学历还是非常有利。

直到15世纪初为止，威尼斯都没有大学。想进大学的年轻人，就得去意大利本土帕多瓦留学。从14世纪到15世纪，继本土的维罗纳、特雷维索成为威尼斯的领地之后，帕多瓦也归属于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决定，将帕多瓦大学——这所与世界上最古老的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齐名的学校打造成威尼斯的最高学府。

大学崇尚学术自由，不受任何来自宗教或世俗的权力机构的影响。从全国招聘而来的优秀教授中，包括遭受宗教界打压的伽利略·伽利雷。而像他这般有争议的人物，在大学教师中并非特例。

有优秀的教师，就会聚集优秀的学生。除了威尼斯之外，还有很多从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波兰等外国来的留学生。

那么威尼斯政府的要职，是否都被这些“大学毕业生”占满了呢？倒也不尽然。1343年当选为元首的安德烈·丹多洛，作为威尼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元首，的确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在他之后的元首中，虽然也有一些人上过大学，但毕竟属于少数。元首的情况如此，贵族的升学状况想来也相差不远。或许这正体现了威尼斯人重视实地教育的理念。

威尼斯与佛罗伦萨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双璧，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但凡造访过这两座城市的人，大多都能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除了佛罗伦萨建于阿诺河畔，而威尼斯是建于海上，两座城市在其他方面的迥异风格都会让很多人颇感不可思议。即使是不懂建筑史或美术史的人，也能轻易地看出其中的差异。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两个都市出于同样目的而建的建筑物，便能立刻看出威尼斯与佛罗伦萨风格的不同。威尼斯的元首官邸与佛罗伦萨的韦奇奥宫（Palazzo Vecchio）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兴建的共和国的市政厅。威尼斯的元首官邸内设有元首的住所、各部委厅、国会议事堂、法院，甚至还有监狱。而在佛罗伦萨，除了法院和监设在附近的巴杰罗宫（Bargello），可以说共和国几乎所有的中枢都在韦奇奥宫内。

那么，两者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呢？佛罗伦萨的市政厅，简直就像一座堡垒要塞。它一楼的窗口的位置造得很高，而且很小，装有铁栅栏，给人一种拒之千里的感觉。顶层建着很有堡垒特色的守护围墙，如果用中世纪的战术，从护墙的洞口往下倒热油或射箭，没有人能够靠近楼房。从防卫的角度来看，这种建造方式可谓是万无一失。

我并不是说韦奇奥宫不美，尽管有戒备森严之感，它仍然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在政治斗争不断的佛罗伦萨，唯有教堂能够讲究美观的造型。所以，除了市政厅之外，包括美第奇家族在内的那些分布在旧城各处的豪门大宅，虽然非常气派，但在建造时都添加了堡垒的功能。佛罗伦萨人在防御外敌之前，首先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内敌的侵害。

另一方的威尼斯市政厅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相对于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外墙不加任何修饰的原石，威尼斯元首官邸的外墙上，则贴着玫瑰色和白色的大理石。

除了外观，两者内部的设计也迥然不同。

威尼斯元首官邸的一楼是长长的回廊。如今这里聚集了卖明信片等各种旅游产品的小店，原来是帮人代笔的地方。墙边还设置了石头长椅供市民休闲之用。不过也有一些人曲解了政府的好意，竟然在此聚众赌博，曾一度让官员们伤透了脑筋。

官邸的二楼也看不到一整排紧闭的窗户，同样是通透的回廊。葱球花般造型的威尼斯哥特式拱门，接连不断，宛如精美的蕾丝花边。

官邸的最高之处没有护围墙，只有一种被称为梅里特（蕾丝）的装饰。这种装饰似乎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由于梅里特纯粹出于美观，因此从这里往下倒热油，只会洒在二楼或一楼的拱门上，完全起不到防御的作用。

威尼斯的市政厅并不是为了防御而建。其松散的结构，大概连小偷都能轻易地入内。而这正恰恰呈现了威尼斯人无须防范内敌的幸运。

威尼斯作为政治权力中枢的元首官邸都如此开放，统治阶级的居所，更不用造得铜墙铁壁，肯定是以美观和舒适优先。大运河两岸林立的豪宅，便是最好的证明。从最古老的月牙形拱门，到葱球花造型的窗口，还有模仿文艺复兴风格的设计，虽然房屋的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少有所变化，但每一座建筑所呈现的开放感和优雅的造型却始终不变。如果有人质疑说房屋临河而建，所以才安全，那么不妨观察一下面向小巷的地方，在那里也不会找到一处类似于堡垒般的建筑。

两地大宅的内部设计装潢，同样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天花板高高垂下的烛台，佛罗伦萨是用黑铁制的，威尼斯则采用本地特产的玻璃。由几种淡颜色的玻璃拼制的烛台呈花束状，烛火透过玻璃，散发出彩色的光亮。

佛罗伦萨人家的地板，是在石砖里渗入油脂，而威尼斯人却是铺上色彩缤纷的东方大理石，漂亮到令人不忍盖上地毯。威尼斯的房屋多窗，阳光充足，显得明亮有朝气。墙上到处挂着威尼斯特产的镜子，想来是为了让房间看上去更加宽敞明亮。

威尼斯人对庭院的讲究远远超过了佛罗伦萨人。在佛罗伦萨，人们只要走几步到城外，便能享受大片的绿意。他们的庭院虽然有美丽的长廊围绕，可是院中只是随便铺几块不起眼的石板。周遭不缺草木，才会有这种漫不经心的奢侈。

相反，水上人家的威尼斯，就没有那么幸运。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布置自家的庭院，再小的地方，也会植草养花，再摆些小石雕用以点缀。这样，家中的每一间房子都能望见葱葱的绿色。如果从上空鸟瞰佛罗伦萨的旧城，会发现它少有绿荫，反倒是海上之城的威尼斯，绿色点点，让人不由得对他们的努力敬佩不已。

当今的威尼斯，依然是一座雅致的城市。在400年前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这种其他都市少有的优雅、宁静的气氛，势必让到此的外国人倍感珍贵，他们把威尼斯称作“魅力之岛”。从东方来的旅人，会从威尼斯的街景中看见自己国家的影子，从而产生一种亲近感。与此同时，这些东方元素与欧洲文化的水乳交融，让这座城市又带有别样的异国风情。

话说回来，最能感受到威尼斯异国情调的，恐怕还是那些来自西欧的人们。街头巷尾，绑着各色头巾的阿拉伯、土耳其的商人们，仿佛在自己的国土一般，从容且专注地谈着生意。如果身处商业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耳边会充满了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等奇妙的外国语言。运河上划着贡多拉的黑奴，布料店、珠宝店堆着的绚丽多彩的东方商品，还有那一排排细长的圆柱撑起的轻巧、秀气的住家窗口等，都让外来的西欧人啧啧称奇。当然，还有那些赏心悦目、甜美性感的威尼斯女人。

提供服务的骑士

威尼斯女性甜美性感的形象，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要感谢她们自己发明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在18世纪时，因喜剧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的作品而闻名欧洲，但在此之前已经在威尼斯出现，只不过那时尚未成风而已。这个制度叫“Cavaliere Servente”，直译就是“提供服务的骑士”。

但凡女人，都希望有一个能干的丈夫。然而，能干的男人，大多没有时间。这似乎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事实。因此，那些与能干的男人结婚的妻子们，常常是还来不及细细享受幸福的时光，就不得不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有不少女人就此认命，乖乖待在家里，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她们也许是值得称赞的贤妻良母，可是过度温顺的表现往往会令丈夫感到无趣。有才华的男人娶乏味女子为妻的例子，不胜枚举。

那么，丈夫去哪儿妻子都形影相随，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为了解丈夫工作的女人，大多会以此为傲。要让她们放弃炫耀的机会保持沉默，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威尼斯贵族的工作是政治与经商，无论哪一项，都必须以保守秘密为前提。如果有个多嘴的妻子同行，难保不会影响丈夫的信誉。

可是，妻子独守空房的问题也不能被忽视。向来对人性有着深刻、敏锐洞察力的威尼斯男人们，不会相信女性在不接触异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十足的女人味，因此大大方方地认可了“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如果没有丈夫们的认可，这种风俗根本不可能在那么大的范围内持续那么长久。

根据威尼斯的记录，“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工作如下。不过，这是18世纪制度已成熟定型后的记录。

“早上，估算着夫人们起床的时间，前往她的房间问候。一面与夫人商量着她今天所穿的衣服和佩戴的珠宝，一面等着她打扮收拾妥当。如果夫人要去教堂做弥撒，骑士便陪她前往，一路上小心地呵护。夫人想去购物，骑士也会一同前往，从男人的角度给出建议，让她尽快地拿定主意。（骑士们）也常常陪夫人们用餐，在沙龙的聚会上表现得从善如流。陪夫人们打牌、下棋，一起去舞会、剧场，直到夜里夫人回房就寝，才告辞离去。

“总之，提供服务的骑士们，必须想尽所有的办法，以最温柔的态度去对待夫人，替她们的丈夫尽责尽力。当夫人因家中琐事而心烦不已时，耐心地聆听她的倾诉，为她打气，时而给出诚恳的意见，时而谈些轻松的话题，让她尽量忘记烦忧。这不是一份轻松、简单的工作。”

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制度啊。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一个十分忙碌的丈夫的妻子，想解忧消闷，要么是去教堂向神父忏悔，照他的指示祈祷10次，要么就是和其他女人一起家长里短，除此之外，别无途径。即便是那些有社交机会的女性，想连日里受到男性无微不至的关怀，就算女王也办不到。可是，在威尼斯，数以千计的女性享受着这等待遇。

对她们的丈夫而言，这一定也是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不但可以安心地将妻子留在家中，而且不必向这些骑士们支付报酬。对于这些担任骑士角色的年轻贵族而言，这份工作也不是一份纯粹的无薪服务。每天近距离地接触女性，势必会让这些年轻人早早地打消对异性所抱有的无谓的憧憬。

的确，很多情况下，骑士与情人的界限难以划清，因此产生的爱情悲喜剧，势必接连不断。不过，只有那些不懂女人心的人们才会对此忧心忡忡。对女人而言，有没有肉体关系都不算什么大事。要保持美丽和活力，靠的不是偶尔的肉体接触，而是来自男性不间断的赞美之词和细心的呵护。

中世纪的法国骑士精神，最为著名的就是无私地向上帝和贵妇奉献。然而，遥远的爱意，又能够对女人起到多少实质的帮助呢？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骑士精神，不仅让女人幸福，连其丈夫也一并受惠，同时又让年轻男人接受了人生教育。作为女人，我对世间只谈法国骑士精神，不提威尼斯骑士，深感不平。

话说这么有趣的制度，竟然成为喜剧嘲讽的主题，甚至将之视为男女伦理的堕落而饱受非难。喜剧往往放大了现实。的确，在18世纪，男人也流行戴假发，化妆，往脸上点痣，但是这并不等于所有“提供服务的骑士”都像剧作家笔下的人物那样滑稽可笑。如果把一种流行看作整体的话，那么若干年前的我们人人都得成为嬉皮士。18世纪时的威尼斯男人虽大多戴假发，但不化妆，更不观看佛罗伦萨派画家的作品，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远近法、解剖学等理论知识。而威尼斯派的画作，却让人忘却一切深奥的问题，单纯地享受赏画的乐趣。威尼斯的女人，犹如她们国家的绘画，浑身上下皆是活色生香。

我想，以后大概不会再论及威尼斯的女性。因为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中，她们从未改变。在城邦国家走向终结的时代，当威尼斯的男人们面对法国、西班牙、英国、土耳其等大国的纷纷崛起，为保卫共和国而誓死奋斗之际，女人们仿佛置身事外般地，依然保持着她们一贯的美艳和妩媚。对于威尼斯男人而言，相比那些关心、政治、经济的聪明女子，这样的女人或许才是理想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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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宿敌土耳其

那是1978年，我初次来到伊斯坦布尔，即曾经的君士坦丁堡。我对土耳其最感兴趣的既不是托普卡帕宫，也不是大巴扎（Grand Bazaa），而是海军博物馆。我想了解一下作为海洋国家威尼斯的宿敌，土耳其方面究竟保存了怎样的历史资料。

不料，马不停蹄地奔到那里，竟然大门紧锁。询问过站岗的水兵才知道博物馆早已关闭，而且没有再开放时间的预告。我千里迢迢来到伊斯坦布尔，不进去看看栅栏后面的那栋白色房子，岂能转身离去。想当年，土耳其从威尼斯手中夺得东地中海霸权，虽然未能实现征服整个地中海的宏伟大愿，但毕竟与威尼斯-西班牙联军轰轰烈烈地打了一场勒班陀海战。那间白色的大房子里，一定存放着相关的史料。于是，我撒了一个谎，说自己是专程从日本来的研究土耳其历史的学者，请他们无论如何通融一下。一周后，我获得了参观的许可。

按对方指定的时间，我来到博物馆隔壁的海军办公楼，身上除了带着照相机，还有素描本，以备馆内禁止摄影。不一会儿的工夫，走过来一位年轻的海军士官，说是奉命为我带路。我跟着军官往博物馆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他向持枪站岗的卫兵很正规地敬了一个礼。军人们训练有素的仪态，让我愈发地相信会与珍贵的史料相遇。

没想到，视线仅仅转动了180度，我的调研便结束了。博物馆之所以建得那么大，原来是为了摆放苏丹出游时乘坐的几艘御船。馆内既没有以前的加莱船模型，也没有航海器具和航海图，海军基地的要塞简图等就更不用提了。寒碜的展品，与威尼斯海军博物馆简直是云泥之别。难怪这里不对外开放也没有人投诉抱怨。

无论如何，礼貌还是要顾及。我尽量专注地去聆听军官的讲解，煞有介事地参观了苏丹母后专用的四周装有百叶窗的船舱等展示。全程大概没超过15分钟，其间，没按过一次相机快门，笔记本上没写一个字。

走出博物馆，我独自一人，眺望着波涛汹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在那一刻，我第一次为笔下的主人公，威尼斯的男人们感到悲哀。

土耳其终究是一个陆军国家。距离海军博物馆不远的陆军博物馆的陈列品可谓是琳琅满目。从奥斯曼土耳其民族兴盛史的图解，到代表其军事实力达到顶峰的攻陷君士坦丁堡时的景象；一排排穿着形形色色军服的人偶，各种缴获的武器和旗帜……无不自豪地显示着昔日的荣光。馆内一遍遍地播放着曾经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Yeniceri）的军歌，展出内容相当丰富。与之相反，威尼斯的海军博物馆的馆藏十分齐全，却从来没有建过陆军博物馆，只是在元首官邸的一个角落展放了一些武器而已。

海军国家的威尼斯，与陆军国家的土耳其为敌。面对一个在所有方面都不同的民族，应该是让威尼斯的男人们苦不堪言。贸易立国的威尼斯，需要其他国家的存在。然而，这个依赖他国生存的国家，在15世纪下半叶，遇上了能够自给自足，持完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土耳其。

“所谓的良知，是被动一方的说辞。掌握主动权的一方，通常是不以良知而行动的。”

摘自当年威尼斯外交官的报告

土耳其帝国

1300年前后，奥斯曼王国在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一点点地成长起来。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东临蒙古帝国，西临拜占庭帝国，处于夹缝中的小王国，日后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28年后，土耳其人征服了小亚细亚西端位于马尔马拉海附近的布尔萨（Bursa）。他们之所以向西扩张，是因为东面的蒙古帝国势力强大，而西面的拜占庭帝国则国势衰弱，当然是先从弱者下手。

曾经属于拜占庭的布尔萨，成了土耳其人第一个正式的首都。虽然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但那个时期的土耳其人，还无法对西欧海洋强国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构成直接的威胁。对于制海权至上的海洋国家而言，土耳其人的版图再怎么扩大，只要它不具备占据海岸线的力量，就不算是真正的对手。

可是，26年之后的1354年，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Gallipoli）。加里波利可不在亚洲的境内，虽然处于边陲，却是不折不扣的欧洲领土，而且还是连接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海港城市。警报声传到了威尼斯。那一年，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向元首和元老院送去了以下报告：

“拜占庭帝国，面对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威胁束手无策。除了土耳其之外，无论是威尼斯、塞尔维亚，还是匈牙利，只要是基督教国家，拜占庭似乎都愿意对其俯首称臣。”

这是威尼斯方面有关土耳其的最早史料。在知道君士坦丁堡会在百年后陷落的我们后人看来，这是一份预示了当时历史趋势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历史上无视先贤良言的现象屡屡发生。那么，接到这份报告的威尼斯政府，是否重蹈覆辙，对马特奥·韦尼耶（MatteoVenier）大使拉响的警报，也是充耳不闻呢？的确，威尼斯政府没有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土耳其的崛起。

事实上，威尼斯政府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来自驻外使馆的报告。有证据表明，他们立即向君士坦丁堡下达了指令，要求使馆人员今后密切注意土耳其的动向。威尼斯政府没有马上行动，而是静观其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拜占庭帝国内部的问题。尽管帝国百废不举，但拜占庭人极其厌恶常逼迫他们改宗信仰天主教的西欧人。如果让他们放弃东正教屈居于罗马教廷之下，他们宁愿不要西欧的支援。所谓的只要是基督教国家都愿意臣服，不过是帝国内一部分人的想法。即使在受到外敌直接威胁时，大多数拜占庭人依然不减对天主教的敌意。从1204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立拉丁帝国开始，一直在其背后帮助其支撑了60年的威尼斯，对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第二点原因是经济。10年前，教皇解除了长久以来不许与穆斯林交易的禁令。威尼斯香料的主要市场因为“解禁”，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依然存在。来往此地的威尼斯商船，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尽管土耳其占领了加里波利，但只有极少的驻扎兵力，威尼斯想对付他们，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只不过对方的存在不至于影响商船的安全，威尼斯也无心动手。

威尼斯人天生缺乏无限制扩张领土的野心。在他们观念里，扩张领土，是一种浪费精力、不切实际的行为。

可是，土耳其民族却不同。仅仅在5年之后的1359年，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攻占巴尔干地区。这一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的军队从亚洲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的地带登陆欧洲，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的城下，却一筹莫展。3年后，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沦陷。翌年，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整个色雷斯地区成了土耳其的领土。

1365年，土耳其王朝将首都从布尔萨迁往菲利波波利，向世人显示，他们的根据地不再放在亚洲，而是要立足于欧洲。

没过多久，与色雷斯邻接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甚至拜占庭帝国纷纷动摇。保加利亚与名义上是拜占庭属国的马其顿变成了土耳其的附属国，同意向其缴纳年贡和履行军事义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也被迫答应每年向苏丹皇宫进奉年贡，并且在苏丹远征时，由拜占庭皇帝本人或者是皇族的成员率兵随行。

话说回来，贵为荣耀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沦为土耳其实质上的附属国。于是，皇帝亲自前往匈牙利，请匈牙利国王提供军事支援。可是匈牙利国王以自己是天主教徒，必须忠于罗马教廷为由，拒绝出兵。无奈之下，皇帝转道前往罗马。

两年前刚结束“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的状态，班师回朝罗马的教皇，此时根本没有能力召集西欧十字军东征，但他的态度却十分傲慢，坚持要拜占庭帝国先皈依天主教，再谈派兵。绝望的皇帝只好在罗马接受了洗礼。

然而，回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立刻发现要放弃东正教，只能他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朝廷、东正教会到民众都一致表示，如果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冕低头，他们宁愿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

蠢

翌年，即1370年，亲威尼斯派的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发出了援军的请求，却遭到了皇太子及其派系的反对，他们力推热那亚。由于拜占庭朝廷内部的矛盾，接到请求的威尼斯一方，还来不及商议对策，援军一事便没了下文。

其实，就算拜占庭朝廷内达成共识，一致决定向威尼斯求援，那个时期的威尼斯也没有这个余力。

虽然土耳其大军不断在陆地上推进，可是对海洋国家的威尼斯而言，控制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才是关键，因此热那亚才是他们眼下最大的敌人。正如第六章“对手热那亚”所述，经过1380年那场戏剧性的逆转，地中海两个海洋国家的长年争端终于画上了句号。威尼斯打赢了战争，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需要时间休养生息，根本无力再与土耳其打仗。

而那个时期的土耳其军队势如破竹，屡战屡胜，仿佛不知“失败”二字。

1385年，保加利亚的索菲亚（Sofia）沦陷。

1387年，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今塞萨洛尼基）沦陷。

拜占庭帝国不断趋向土耳其属国化。皇族之间为新皇帝人选争执不休时，竟然是由土耳其的苏丹出面，一语定乾坤。访问君士坦丁堡的苏丹，被皇帝奉为上宾，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要求拆除君士坦丁城墙，而且实际破坏了部分城墙的，正是这位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jezid I）。

威尼斯也深感形势不妙。政府对即将赴任的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做出指示，如果抵达目的地后，见到的君主不是拜占庭皇帝帕里奥洛加斯而是土耳其苏丹时，该如何应对等。

在所有人的眼里，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宛如风中残烛。1402年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之外，只剩下伯罗奔尼撒半岛。在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统治的公元6世纪，拜占庭拥有北非、中东以及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意大利全境和南西班牙的辽阔疆域。就算不与那段全盛时期相比，单是从1300年到1400年的100年间，就有大片的领土不断流失。虽然这是新兴民族对决古老帝国的结果，多少还是令人唏嘘。

可是，那些相信历史呈阶段性发展的人们，常常会为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真实现象而困惑不解。1402年，势不可当的土耳其军队团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一件令绝望的人们欣喜若狂的事情发生了。

由苏丹巴耶济德亲自率领的土耳其大军，在小亚细亚的安卡拉（Ankara）迎战帖木儿率领的蒙古军队，结果输得一败涂地。苏丹被俘，其手下军队在蒙古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如云消雾散般消失殆尽。土耳其军向来以残暴著称，蒙古军则更胜一筹。据说蒙古军扫荡过的地方，狗不叫，鸟不鸣，娃不啼，一片死寂。

因苏丹被俘，第一次尝到失败滋味的土耳其即刻产生了内部分裂。三年后，帖木儿死去，蒙古帝国迅速瓦解，而土耳其的内斗仍然没有结束。

那些屈服于土耳其淫威之下的各国，没放过这个好机会，纷纷竖起造反之旗。虽然无反攻之力，但再也没有国家履行缴纳年贡和军事任务的约定。

这种“休战”状态，直到土耳其的内斗平息为止，整整持续了20年，风中残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获得了一线生机。人人都相信，土耳其的威胁已不复存在。由于对手热那亚的退败，牢牢掌握着东地中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开启了所有商船船队的航线，专心致力于商业贸易。里亚尔托桥一带交易活跃、人来人往，不愧为东起巴格达西至伦敦的世界经济圈的中心。除此之外，威尼斯在那个时期开始实施向意大利本土扩张的计划，这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

“本土”

“Terrafema”直译是“不动的土地”，如果意译，似乎只能译成“本土”。它指的是与欧洲大陆相连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以现代人对本土的认知，很难理解当时的威尼斯人为什么不直接称它为“Continente”（大陆），反而特地造出一个专门用语“Terraferma”。我想，这是因为对威尼斯人而言，他们的根据地始终是浮于潟湖之上的威尼斯岛，四面的大海就是他们的城墙，而海墙对岸的Terraferma，只有属地的意义。

就在不久之前，仍然有历史学家针对威尼斯在15世纪初实施的本土扩张政策提出过批评。他们认为这是海运国为寻求安定的陆地生活而做出的改变。如果威尼斯人当初不是把精力投入“本土”，而是专心致志于海上，应该能抵挡住土耳其的攻势。

这种妄加评断是后世在看待历史时常犯的错误。对于威尼斯的转型之说，卢扎托（Luzzatto）教授已经从经济面给出了充分的反证。而与土耳其的冲突，也不是威尼斯全力以赴地发展海上事业就能解决的问题。有关这一点，我将在之后的篇章里系统详细的解析。威尼斯共和国在15世纪时，之所以推行“本土”扩张政策，有两个切实的理由。

我反复强调，威尼斯可以自给自足的资源只有鱼和海盐。除此之外的所有物品倘若不向外采购，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当然会希望在自己的国内找到像面粉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供应源，而不是去依赖远方的希腊或南意大利。再加上当时因经济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为确保粮食的供应而时刻绷紧神经的威尼斯政府如果发现附近有货源地，肯定会积极争取。这种急迫感，最终还是来自经济上的需求。

威尼斯是依靠中介贸易而存在的，西欧与东方通过它彼此相连。保证来往于东方商业基地与威尼斯之间的航线安全，即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一向被威尼斯人视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同样，连接威尼斯与西欧之间的陆地交通要道的安全性，也非常重要。政府必须保证往来于西欧各地的威尼斯的商人们没有安全上的忧患，防止道路因某国君主的一句话就被封锁，导致威尼斯与西欧间的物流中断。

换言之，决定威尼斯商业兴衰的关键，不仅是东方航线安全与否，而且与通往西欧的陆地安全息息相关。

可是，当时的意大利北部，主张领土扩张的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与反对扩张的维罗纳的斯卡利杰尔（Scaliger）家族和帕多瓦的卡拉拉家族战争不断。1380年的基奥贾战役，让威尼斯深深地领教了强敌在侧的危险。他们一直尝试着以某种方式去打破这种危险的状态。真正的好时机出现在1402年，那一年也是土耳其在东方大败给蒙古人的一年。

1402年，米兰公爵维斯孔蒂猝死。他生前一直主张领土扩张，野心勃勃地企图控制整个意大利北部乃至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意大利中部。族主之死照例引发了家族内部的动乱，这为威尼斯带来了绝好的机会。

威尼斯的本土扩张政策，依靠的不是军事力量。虽然威尼斯按惯例，以雇佣兵组成陆军，不过与其说靠军队征服，不如说是北意大利的各个地区，自愿希望成为威尼斯的行省，而威尼斯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请求更为妥当。以往专制的米兰公爵要求这些地方完全归属自己，但威尼斯共和国则是除了市长和警察总长的人选之外，几乎全部由地方自治。

通过这种方法，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在5年的时间里，从贝加莫（Bergamo）扩张至弗留利（Friuli）。原本15万左右的人口，加上扩张的土地后，一气增长了10倍左右。享受着海陆两面完全通商自由的威尼斯共和国，经济实力在15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

这里，介绍一段布尔克哈特（JakobBurckhardt，19世纪瑞士文化史家和文化哲学家）也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著名的演说。据说这是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Tommaso Mocenigo）弥留之际在病榻上说的。这位元首非常精通经济，那些喜欢罗列数字的日本大臣们与他相比，想必会自叹不如。摩契尼哥的谈话中透露了当时威尼斯统治阶级的理念，颇耐人寻味。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原本1000万达克特的国债，减至600万达克特。

出口总额1000万达克特，基本与进口总额持平，由此产生的利润约400万达克特。

国有造币厂每年制造120万达克特金币、80万银币。由于金币的含金量长期稳定，因此，威尼斯的货币是最有信誉的国际货币。

威尼斯市内的房产价值总额超过700万达克特，一年的租金收入达到50万达克特。

公正的法律，名闻遐迩。犯罪外国人甚至愿意在威尼斯受审。

45艘大型加莱船及其1000名船员，始终保持出海的状态，超过300艘的200安弗拉（Amphora，约120吨）级以上的大型帆船，配备了8000名船员。总数高达3000艘40安弗拉至200安弗拉（24吨~120吨）级的小型帆船，雇用了1.7万名船员。

造船工人超过了6000名，包括帆布在内的丝绸、棉布的纺织工人多达1.6万人。

年收入在700达克特~4000达克特的威尼斯市民人数超过了1000。（除去房租，一年只要15达克特~20达克特，即可在威尼斯维持日常生活。）

元首摩契尼哥继续说：

“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威尼斯将可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此，必须避免无谓的战争。

“倘若国家时刻处于战时状态，那么今日有一万达克特的人，明天可能只有1000，拥有两栋房子的人，只剩下一栋。”

如果其他国家都和威尼斯有相同想法的话，老元首摩契尼哥或许就能如愿以偿。然而，无论是15世纪的土耳其、米兰，还是进入16世纪后崛起的西班牙、法国，以及已成为东方大帝国的土耳其，都是属于无须他者也能维持自身运转的陆地型国家，与这些国家在同一时代竞争是威尼斯的灾难。

托马索·摩契尼哥的演说发表于1423年。当时，能够做出如此正确统计的国家，在地中海世界乃至整个欧洲唯有威尼斯。另一个工商业国家佛罗伦萨也没有这个能力。这足以证明，威尼斯人的经济观，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然而，尽管那些大国的经济势力劣于威尼斯，但它们在人口上却拥有威尼斯10倍以上的优势。

事实上，在极力主张回避战争的摩契尼哥去世前的一年，土耳其终于摆脱了长期内斗的局面，再次进入了攻势。1422年6月，土耳其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虽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凭借固若金汤的城墙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最终苏丹穆拉德只能放弃围城，鸣金收兵，但这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打击。两年之后，拜占庭便屈服于苏丹的威胁，重新接受了中止了20年的缴付年贡和承担军务的条件，再一次走向土耳其的属国化的道路。

6年后的1430年，向来把目标锁定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而对南方采取友好态度的苏丹穆拉德，突然向帖撒罗尼迦发起了进攻。地位犹如马其顿首都的帖撒罗尼迦，43年前一度臣服于土耳其，后因土耳其在1402年败给蒙古人，势力衰退，才重新回到了拜占庭的手中。在君士坦丁堡被围、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帖撒罗尼迦向威尼斯提出了托管的请求，之后它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奉行据点主义的威尼斯，能够拥有帖撒罗尼迦，已经相当满足，所以马其顿全境依然属于希腊人。人口稀少的威尼斯，不可能像古罗马那样，向被其征服的地区输送大量的本国国民加以防守，维持统治。威尼斯能做到的，只是海上的警卫。但土耳其却从陆地上对帖撒罗尼迦发起了攻击。

曾经有过沦陷的经历，而且又将统治权交给他国的地区是非常容易被征服的。少数威尼斯人的勇敢抵抗，终究是白白地浪费了生命。话说回来，尽管只有短短7年的时间，帖撒罗尼迦毕竟是威尼斯的领土。1430年的这场战争，是威尼斯与土耳其在战场上的首次交锋，它让威尼斯深切地体会到战争规模的改变。苏丹一声令下，便可调集相当于威尼斯总人口的大军，这就是威尼斯将要面对的劲敌。

威尼斯政府立即向土耳其帝国的首都阿德里安堡派去了和谈特使。同年，两国缔结和平条约，威尼斯以帖撒罗尼迦换取了在土耳其全境内完全自由通商的权益。同时，苏丹也正式承认威尼斯从东地中海到黑海所有基地的主权。

这项友好通商条约在之后的16年间更新次数多达9次。期间出现了一批靠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首都之间的贸易一跃成为大富豪的威尼斯商人。威尼斯还开设了两家银行。虽然开创近代银行业务的是威尼斯人，但进出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银行的土耳其顾客，也不在少数。

穆罕默德二世

土耳其民族，本质上是游牧民族。他们从来不擅长经商，这一点与同为伊斯兰教教徒的阿拉伯人不同。因此，以威尼斯人为首的西欧人掌控他们不拿手的生意买卖，至少对当时的土耳其人而言，并不是什么无法容忍的事情。而威尼斯人似乎也相信，在这种状态下，双方有共存共荣的可能。事实上，在夺取帖撒罗尼迦之后，土耳其虽然远征至巴尔干，却从未派兵侵犯过威尼斯。

然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现实主义者容易犯的错误是，往往无法了解对手的非理性行为，因为他们自己是务实、理性的。他们总认为对方不会做出鲁莽的行动。

“现在，属于伊斯兰教的时代！”“大帝东征，我们西征！”在土耳其宫廷里，有一位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热心于阅读希腊人和罗马人传记，视亚历山大大帝为偶像。而威尼斯政府那张高效、灵敏的情报网络，并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

1448年10月，以非凡的才能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登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这位成熟稳重的45岁的皇帝，以性格温厚、作风绅士而闻名。

不到三年，1451年2月，19岁的穆罕默德继承了土耳其苏丹王位。穆罕默德二世其实是前任苏丹穆拉德的第三个儿子，但由于两位兄长都相继死去，因此在其父去世后，他继承了王位。

即使在人的平均寿命不长的那个年代，19岁仍然算非常年轻。相对于先帝穆拉德，威尼斯共和国等西欧国家，似乎不怎么看得起这位年轻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已故的苏丹穆拉德是一位有着古代武士气质的人物。他喜欢和士兵们一起用餐，与他们打成一片。就算惩罚士兵，也罚得人心服口服，因此在军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与他国交往时，他也信守诺言，一旦缔结条约或协定，绝不反悔。对于一度攻城未果的君士坦丁堡，自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缴纳年贡为条件，双方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穆拉德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挑衅行动。

穆拉德不会平白无故地使用残酷的手段。他在位30年间所发生的战争，几乎全是出于防卫。他也完全满足了威尼斯希望的通商自由的要求。对于威尼斯共和国而言，穆拉德是一位“讲道理”的对手。

而接任穆拉德的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性格正好与其父相反，这一点在日后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刚继位时，穆罕默德给人的印象是性格捉摸不定，在军队中没有太高的威信，与大臣们关系也不怎么融洽。此外，他在跟随父亲一起作战的年代，不曾立下过值得一提的军功。因此，西欧方面认为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位软弱、平庸的人物。

穆罕默德二世在继承了广阔领土的同时，也接受了土耳其民族的发源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所爆发的同族之间的叛乱等棘手问题，这让习惯于理性思考的威尼斯人对局势做出了以下判断：

穆罕默德二世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同族间的团结。因此，他不可能犯下与邻近诸国为敌这样愚蠢的错误，应该会在一段时期内与各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威尼斯人想当然地得出这个结论，认定新苏丹暂时不会对威尼斯发起军事行动。

然而，19岁的年轻人的行动，完全与威尼斯的预想背道而驰。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杀害了自己所有的胞弟。然后，他给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每一位官兵都增加了双倍的薪水，以此笼络军心。之后，他便率军前往安纳托利亚平定叛乱。

虽然不能说大获成功，叛乱还是暂时被压了下去。穆罕默德不打算陷入长期的内战，因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他当时只想压制住反叛军的势头，至少这个目的是达成了。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对邻近国家展开了外交攻势，其高明的手段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人。他毫无异议地继续维持与威尼斯共和国的友好通商条约，也向安拉、先知和《古兰经》宣誓，会绝对遵守与拜占庭皇帝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就在安纳托利亚的问题告一段落后，他立刻向土耳其全境发出了征集工匠1000名的通告。此时，距离他继位不过短短的10个月。

苏丹召集工匠的命令，不仅传至君士坦丁堡，甚至远播至爱琴海诸岛。人们陷入不安，纷纷猜测其中的理由，却没有任何人言中。乐观的人估计苏丹可能是要在阿德里安堡建造宫殿。土耳其苏丹尽管拥有辽阔的领土，生活穷奢极侈，可是居住的地方，却像是一个异形帐篷。

甚至连土耳其的大臣们最初都不知就里。因为朝中有亲西欧派，如果他们了解情况，凭威尼斯政府的情报收集能力，早就该打探到了消息。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情报来源的情况下，人们时而不安、时而乐观地度过了1451年的冬天。

进军君士坦丁堡

翌年，1452年。随着春天的到来，工匠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移动。他们从欧洲、亚洲各地聚集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时候，拜占庭帝国和威尼斯才明白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真正意图。

原来他是打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欧洲一方的山丘上建造堡垒。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狭窄区段只有660米宽。在位于亚洲的一侧，已经有一座要塞，那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祖父建造的，现在，孙子要在海峡的对面，再筑一座堡垒。

拜占庭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提出了抗议。他表示，当初在亚洲一侧建城堡时，当时的苏丹事先征求了拜占庭方面的许可。但是这次却没有任何通报，明显违反了条约。皇帝的抗议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即将建造的堡垒，就在拜占庭帝国的境内。可是，年轻的苏丹只是冷冷地笑着，赶走了皇帝的信使。拜占庭之后又派去了两位使者，结果都没能活着回来。

堡垒从4月15日起动工。整个工程动用了总共5000名技术人员、工匠以及工人，另有三位大臣分别负责要塞三边三座塔楼的建设。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工事进展突飞猛进。

进入8月后，穆罕默德二世亲临现场，视察工事。他先从首都阿德里安堡抵达加里波利，然后从那里乘坐加莱船渡过马尔马拉海，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没有海军的拜占庭帝国，只能看着土耳其苏丹如人无人之境。

意为欧洲之城的堡垒“鲁梅利·希萨勒”（Rumeli Hisan）于8月31日完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在当时实属罕例。威尼斯派遣特工潜入内部打探，终于让西欧方面得以一窥真面目。堡垒的设计利用山坡到海峡岸边的面，呈三角形建筑平面，明显出自西欧人之手。

至于苏丹建堡垒的目的，早在地点公布的时候，人们便十分清楚了。其目的之一是作为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备用的退守基地，目的之二是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线。

拜占庭帝国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箭靶，其他像威尼斯、热那亚等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往于黑海沿岸城市的商船也面临着直接的威胁。

穆罕默德二世在原有的位于亚洲一侧的堡垒和新建的堡垒都安装了大炮，而且擅自决定所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支付通行费。凡不听从停船命令的船只，会被毫不留情地击沉。事实上，的确有三艘没有按照命令企图通过海峡的威尼斯加莱商船遭到了来自两岸炮火的猛烈攻击，其中的两艘船烧幸逃脱，一艘被击沉，活着的船员被押送到阿德里安堡，在苏丹的面前被斩首。

看到这份史料时，我最初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虽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以急速闻名，但毕竟是近200名划桨手全力划船，当时的大炮命中率并不高，怎么可能轻易地击沉一艘航行中的船只呢？

可当我亲自登上“鲁梅利·希萨勒”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才发现潮流速度比想象中的更急。因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位差异，以及海水盐分比例的不同而产生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流，如同湍急的河水，在起风的日子甚至会掀起汹涌的白浪。即便是配备现代动力的船只，如果船型较小的话，从黑海往下的速度也快如飞箭。相反，从马尔马拉海往黑海方向航行的船只，却慢如静止。如果换作120吨到200吨级在当时属于大型的加莱商船，除非运气好遇上顺风，否则的话，哪怕是拼死划行也如同一个静止不动的箭靶。穆罕默德二世对长久以来支持君士坦丁堡的西欧人实施的恐吓达到了效果。

被强征通行税的西欧商人们或许可以暂且忍耐，而形同接到征服宣告的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却是国家存亡的大事，绝不能任由年轻的苏丹肆意妄为而坐以待毙。自穆罕默德父亲的时代起，20年来拜占庭的皇帝们一直不断地向西欧乞求支援，有人甚至亲自出席天主教公会议，极力说明十字军东征土耳其的必要性。

但天主教会的态度也始终不变，东西方教会必须先统一，否则无法说服各国君主加入十字军。

迫切需要援军的皇帝，其实也愿意以改宗信仰天主教的形式统一东西教会，但国内的人民不答应。

“如果要向罗马教皇的三重冠低头，不如去敬拜土耳其人的头巾”“宁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头巾淹没，也不想见到天主教神父们的帽子”等激烈的言辞四处扩散，显示了当地民众反天主教的情绪。除了民众，在拜占庭帝国的上层也有不少人抱有怀疑，就算是东西教会统一，西欧方面是否真的会派兵支援。事实上，迄今为止真正站出来做出反击的，只有国境直接受到侵害的匈牙利王国。

然而，皇帝已经没有犹豫和怀疑的时间，因为年轻的苏丹力排众臣的反对，执意不改消灭拜占庭帝国的决定。

如果以理性判断，土耳其当时并没有非打君士坦丁堡不可的理由。尽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管辖的领土只有城内一片。城墙外虽然建有堡垒，可是拜占庭完全没有派兵防守的能力。

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都市。各国的商人们拥有各自的社区，信徒们在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或者是清真寺中堂堂正正地为他们的信仰讴歌。这些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土耳其人也因此充分地享受到了利益。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是在消灭拜占庭帝国之后，自己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当然是一个伊斯兰教帝国，而不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征服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对于心怀大愿的穆罕默德二世而言，有绝对的理由。而那些心存异议的亲西欧派的大臣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从。

穆罕默德二世派一位大臣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指挥大军。其目的是牵制当地拥有领地的拜占庭的皇亲国戚，使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受到攻击时无力派兵支援。拜占庭的外围首先被堵住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频频派出使者向西欧告急。当时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虽然以文化教皇著称，但他连迎接使者的态度都显得不那么彬彬有礼。同一个时期，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因君侯相争陷入无政府状态；法国国王正忙于将英国人赶出法国领土，根本顾不上去抗击异教徒；英国因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分裂，爆发了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西班牙同样处于内战之中。而在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各地之间的混战，已经持续了20年以上。

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威尼斯更为可靠。于是，他向威尼斯政府连连发去了求援信。然而，威尼斯政府的答复永远是千篇一律：因为北意大利的战争，威尼斯无法单独派出援军，如果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愿意参加，威尼斯可以考虑派出部分军队。连每次信尾的附注也是同样的内容：虽然无法派兵，但威尼斯在经济上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政府已经指示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随时向皇帝提供支票。

元首摩契尼哥临终前千叮万嘱不要卷入无谓的战争，可是当时的威尼斯还是深深地陷进了“本土”的战争之中。尽管威尼斯政府当初推行向“本土”扩张政策，并非受领土欲望的驱使，而是为了确保陆上的道路权。但是，一旦拥有了北意大利大部分的领土，必定会刺激到国境周边的国家。更何况，威尼斯又是经济位居西欧第一的大国。

与强国为邻而感受压迫的小国，为了不遭受大国侵略会拉帮结伙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威尼斯不得不以一个经济大国应有的姿态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深陷“本土”泥沼的原因。

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的那段演说，其实是一场选举演说。在罗列了大量的数据之后，他说了以下这段话。言中提及的“Messel”，是“先生”的意思，就像英国称首相是“Mister”。

“我的继任者将影响共和国的前途，或为它带来光明，或引入黑暗。请各位在选择时，务必慎重行事。你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推举Messel马林·卡拉贝洛，我也认为以他的才华和气质，非常适合出任这个时期的元首。Messel弗朗西斯科·本柏是一位高尚的人物，Messel雅可莫·特列维森亦是如此。Messel安东尼·孔塔里尼、 Messel法斯丁·米迦勒、Messel阿尔本·巴杜尔，皆是贤明之人，都有资格当选元首。

“然而，呼声很高的Messel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推举他的人似乎不了解他强硬的性格。如果是这位荣誉感极强、无法忍受屈辱的先生出任元首，威尼斯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摩契尼哥之后说的，就是前文中提及的如果威尼斯发生战争，一万达克特的财产将变成1000，两栋房子只会剩下一栋。留下这番话的摩契尼哥于1423年辞世。威尼斯之后的形势发展果真如他所言。因为接任他当选为元首的，正是那位性格强硬的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

主张威尼斯在外交上应该体现经济大国风范的福斯卡里，获得了多数有权者的支持。他在位时间长达34年，但到最后不仅丧失了民心，甚至失去了同仁的支持，被迫下台。但不可否认，他的影响力长期左右着威尼斯国家的发展。

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和一流海军力量的威尼斯，陆军的水准只属于三流。因此，在“本土”战中始终处于劣势。摩契尼哥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性格强硬的人物，不适合出任元首。他的观点耐人寻味。世间所谓的好战派，并非其本人喜欢打仗，不过是比一般的人争强好胜而已。

不过，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是必需的，哪一场又是无谓的，其实是无法评判的，只有涉入深浅的程度之分。如果国家处于兴盛期，所谓身逢盛世，手中握有主导权，处世相对容易。相反，当国力进入衰退期时，时代不再属于自己一方，立场变得被动，主导权丧失，处境就比较艰难。因此，相较于兴盛期的领袖，衰退时期的当政者们的智慧和能力更被人们所期待。我们不能指责他们行事被动，如果要评判的话，也只能看他们是否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身处被动的时代。

这种看清事实的能力，是人类最高的智慧。威尼斯无法从“本土”的战乱中脱身，而风起云涌的东方局势，又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对应。

一直用支票应付拜占庭皇帝的增援请求的威尼斯政府，在1452年8月，向克里特岛驻守舰队的副提督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Gabriele Trevisan）下达了出兵的指示。特雷维桑率军火速从克里特岛赶往科孚岛，在那里接受了本国派来的援军和军费后，随即前往内格罗蓬特，以护卫即将起航的希腊定期航线商船的名义，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商船的希腊定期航线的终点站是君士坦丁堡。这一点，土耳其是知道的。为了不让土耳其发现舰队出动，威尼斯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个时候，“鲁梅利·希萨勒”即将完工，而威尼斯商船遭击沉的事件尚未发生。

可是，没过多久，土耳其便公然地开始为攻打君士坦丁堡做起准备。甚至有消息称阿德里安堡正在建造前所未有的大炮。经实验证实，根据穆罕默德二世的命令而建造的攻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用的大炮具有炸开直径两米大缺口的破坏力。

这一年的11月，作为拜占庭皇帝的使节，前往罗马商讨东西教会统一的伊希多洛斯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认可回到了拜占庭。

12月12日，皇帝亲自出席了东西教会统一后的首次弥撒。然而，希腊人民的反应却相当冷淡。西欧的援军已经出发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拜占庭，君士坦丁十一世唯一能做的防守准备，就是紧急修复城墙和调配粮食。

从1452年年末到1453年年初的整个冬季，相较积极地做着攻城准备的土耳其一方，拜占庭帝国和西欧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

1453年1月末前后，希俄斯岛的岛主热那亚人乔瓦尼·杰士汀尼（Giovanni Giustiniani）及其军队所乘坐的军船，抵达君士坦丁堡。见到这位著名将军的到来，皇帝欣喜万分，立即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防军总司令。黑海沿岸的特拉布松和卡法也派来了两艘加莱军船，再加上年底前已经到达的威尼斯船队，这就是全部的援军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守军一方军力，详情见下：

威尼斯——5艘

所属热那亚方——5艘

克里特岛（威尼斯方）——3艘

意大利海港安科纳——1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艘

法国普罗旺斯——1艘

共计16艘

再加上拜占庭海军的10艘战船，总共不过26艘的海军战斗力。相比之下，土耳其方面派出了近百艘战船封锁了海面。

防守一方的海军用粗大的铁锁封锁住金角湾的入口，然后据守在金角湾中，以有限的兵力保卫着金角湾一侧的城墙不被攻破。

西欧人擅长海战，操纵船只的能力远远高于土耳其人，因此面对人数近4倍的敌人，依然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可是，陆军的差距实在是令人绝望。

4773名的拜占庭兵，加上2000名外国雇佣军，总共7000名陆军。尽管能得到一些市民的帮助，但是因害怕土耳其的攻击而弃城逃跑的人也不在少数。包括妇和女儿童在内，攻城战之前的君士坦丁堡人口在3万到3.6万左右。

攻方的土耳其，仅正规军就超过了8万人。再加上那些被战利品所诱惑自愿加入的人们，总数高达15万人。这是向来统计精准的威尼斯方面的推测，若按照希腊人的记录，土耳其大军有30万人。

4月6日开始的攻城战，不是本章节叙述的重点，在此不做详细的展开。我想说的是，直到5月29日失陷，君士坦丁堡以如此薄弱的军力，竟然抵抗了53天。

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土耳其的大炮攻击，以及用陆地行船的方式穿过加拉太，将船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运进金角湾的惊人战术。当然，更为关键的是穆罕默德二世不可被撼动的意志。可以说，这就是曾经抵挡住多次攻城战（仅土耳其就有过两次）的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终究沦陷的主要原因。

最终没有一个西欧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派兵支援，但那些参战的个人却表现得相当英勇。杰士汀尼身负重伤；威尼斯大使吉罗拉漠·米诺（Girolamo Minot）和儿子以及6位国人一起，在胜利者苏丹的面前被处死。在这场战争中战死或被俘的威尼斯人，仅贵族就有47人。还有一些人在沦陷时跳入海中，游到威尼斯的船边，侥幸获救。

战死或被处决的威尼斯人中，还包括多芬、奎里尼、洛雷丹、科纳、莫契尼哥、特雷维桑、韦尼耶、孔塔里尼等威尼斯名门家族的成员。

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3天的大掠夺中，威尼斯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50万达克特，而当时佛罗伦萨的首富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全部家产也不过20万达克特。热那亚商人也遭受了40万达克特以上的巨大损失。

其他的意大利海洋都市国家安科纳和马尔菲，虽然经济损失不比威尼斯和热那亚两国，但蒙受的打击同样沉重。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人不再称那些有钱人为富豪，而是改口叫他们“见证君士坦丁堡沦陷的人”。

拜占庭的灭亡

最早得知君士坦丁堡沦陷的西欧国家是威尼斯共和国。沦陷后的第六天，成功地逃离了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以及克里特岛的8艘船抵达了威尼斯领地的内格罗蓬特。他们向负责东地中海安全的威尼斯舰队总司令雅各布·洛雷丹（Jacopo Loredan）报告了情况。之后，克里特岛的三艘战船，经爱琴海南下返回克里特。另外两艘损害不太严重的威尼斯战船，在内格罗蓬特休整数日后，经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威尼斯基地莫东返回祖国。

在战船离开内格罗蓬特之前，雅各布·洛雷丹已经派出叫作“Clipper”的快船，前往威尼斯报告。带着第一手情报的快船到达威尼斯的时间是6月29日，距离君士坦丁堡沦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可见，当时“新闻”传播的速度，最快也仅限于这个程度。

司令部官员雅各布·洛雷丹写的报告，送到了正在开会的“十人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包括元首在内的威尼斯政府的首脑们，第一次得知了拜占庭皇帝战死、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及威尼斯幸存者们的名字。政府立即向全市公布了消息，元首官邸被来打探亲人安否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然而，除了侥幸逃生的战船的报告之外，政府没有更多的确切情报，因此也无法给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复。

次日早晨，威尼斯火速派使节前往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等西欧诸国，就连正在与威尼斯交战的热那亚和米兰也没有落下。当然，威尼斯更不会忘记向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法国国王以及西班牙国王报告消息。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通过那些在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逃往克里特岛、罗德岛的人们，消息陆续在西欧传开，匈牙利和俄国也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方面得知了相关的情况。

整个西欧为之震撼。甚至是那些一直担心拜占庭帝国要灭亡的人们都没有料到那么快帝国就迎来了结局。西欧人高估了君士坦丁堡难攻不落的历史，也低估了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

然而，我们不能讥笑这些在事发之后才感到震惊的人们。日本某位政治家曾经说过：“政治的一寸之先是黑暗。”言下之意，是无法预料下一步的走向。历史的进程同样如此。后世之人回望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因后果，但这并不代表就能够体会和传达当时人们的心境。今天我们看来很多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一点儿都不是必然。历史上因总司令的猝死或军中暴发传染病而一夜之间改变战局的例子不胜枚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会将之称为“奇迹”。而更奇的是，类似的“奇迹”屡屡不断。

拜占庭帝国的衰弱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以此来指责当时的人们不在事前做好准备，却有欠公平。早在400年前，当拜占庭面临诺曼人威胁时，就已经向威尼斯讨救兵。可见，国体虚弱不是新问题。威尼斯大使向政府提交“面对土耳其的威胁，拜占庭束手无策”的报告，也是100年前的事情。如果非常的状态持续百年，它就成了常态。在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们看来，即便是握有主导权的穆罕默德二世，都不一定能打破这个“常态”。因此，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消息，才会让西欧人犹如晴天霹雳。

无论如何，拜占庭这个被称为“东罗马帝国”的国家从此在地球上消失的事实，对所有人，哪怕是没有因此产生经济损失的人们，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对于西欧人而言，古罗马是他们的母体。如今，一个被公认为古罗马文明继承者的国家彻底消失了。尽管拜占庭帝国的衰败日趋明显，昔日的荣光不再，但君士坦丁堡始终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座城市。

西欧人相信，只要去到君士坦丁堡，就能够找到自身文化的根源。不过，实际造访过那里的人仅在少数。因此，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这座由君士坦丁大帝建立起的带有双头鹰标志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永远是他们心中的憧憬。现在，它被来自东方的土耳其民族，一个非基督教文明圈的异教徒国家夺走了。西欧人的沉痛，不言而喻。巧合的是，壮烈捐躯的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与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同名，这更令人唏唬不已。

威尼斯的对策

西欧国家中最早得知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也是最快做出因应对策的国家。与那些与东方没有直接关系，大可沉浸于悲愤之中，高喊着组织十字军讨伐异教徒的国家的处境不同，威尼斯人还需依靠与东方的贸易为生。

7月4日，两艘战船回到威尼斯。政府即刻命令船长阿尔维斯·迪耶多前往元老院，做情况说明。很遗憾已经找不到当时的会议资料，只有一份当时担任战船医生的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m）所写的记录。巴尔巴罗的记录内容详细、文笔冷静，日后被认定是关于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最可靠的资料。想来船长在元老院所做的报告内容，应该与巴尔巴罗的记录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船只向来有归国后提供详细报告的习惯，估计船长应该是在从内格罗蓬特开往威尼斯航行期间完成了报告书。

深感事态严重的威尼斯政府，开会讨论至深夜。其间，除了健康原因无法久坐的人之外，其他人一律不准离席。当天的会议上便决定了相应的对策，而且很快地就付诸行动。

威尼斯政府首先向驻守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的威尼斯总督，以及勒班陀的代理长官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他们加固防卫设施，储备粮食，以防土耳其军队的袭击。

同时，火速派特使送信给临时靠港在内格罗蓬特的海军司令雅各布·洛雷丹，命令他率舰队在爱琴海巡航，务必保证这一片海域的制海权。

洛雷丹另外还接受了两项命令。一是派快船去塞浦路斯岛，向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塞浦路斯国王转达威尼斯政府的决心，威尼斯一定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的伤害。二是为去君士坦丁堡赴任的新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Bartolomeo Marcello）准备好船只，让他可以随时出发。马尔切洛原本是作为驻拜占庭帝国的大使而前往君士坦丁堡赴任的。当他离开威尼斯，抵达内格罗蓬特时，君士坦丁堡沦陷，于是只好在当地等候政府的指示。现在他的身份变成了出使土耳其的大使。

7月12日，大使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接到了以下命令：

第一，接令后立即从内格罗蓬特出发，前往位于阿德里安堡的苏丹宫殿。

第二，派特使送去1200达克特，这是政府拨出的作为购买献给苏丹的贡品费用。希望马尔切洛能有效地使用这笔资金。

第三，转达威尼斯政府无意终止在1446年与苏丹穆拉德缔结的双边条约的意向，并且向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说明，参加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威尼斯人，纯属其个人行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此深表遗憾。

除了以上的命令之外，政府还指示马尔切洛，如果苏丹拒绝按照以往的条件更新条约的话，必须向政府汇报，不能擅自做出决定。相反，如果苏丹同意条件不变再续契约的话，必须以交还在金角湾被扣的威尼斯商船，以及所有在押的威尼斯市民为前提。

对于土耳其势必要求的人质的赎金，政府保证支付。但不能暴露此事，要让对方相信赎金是由人质家属支付的。

以上便是威尼斯政府迅速做出的应对土耳其的东方政策。不过针对国内和西欧，仍然有成堆的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需要增强海军的力量。政府用征税所得（向有产阶级征收某类所得税，是威尼斯政府急需资金吋的惯例）向国有造船厂订制了50艘军用加莱船。此外，对克里特岛、内格罗蓬特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提出了协助的要求。

其次是遗属的安置。7月17日，元老院批准前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诺特的一个儿子登上“亚里孟达”号船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找失踪的双亲和兄长。如果确认被捕，就支付赎金将他们带回祖国。除此之外，米诺特之子还肩负着帮助其他威尼斯市民打探亲属消息的任务。

对于那些已确认战死的国人的家属，政府也没有忘记给出相应的补偿。尽管在苏丹面前说的是“纯属个人行为，深表遗憾”一套话，可是在国内，政府必须向人民显示这些牺牲者是死得其所。民众们对遗属们都深表同情，政府以发放“遗属年金”的方式，回应民意。

7月18日，元老院决定，向在战役中与入侵金角湾的土耳其战舰同归于尽的雅各布·库克（Jacopo Cook）船长的家属支付抚恤金。库克的儿子获得终身“遗属”，他的女儿们在出嫁时，将由国家代付嫁妆。

8月28日，米诺特大使已遭处死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元老院决定，他唯一的女儿结婚时，国家将支付1000达克特的嫁妆，如果是进修道院，则发放300达克特作为给修道院的捐款。米诺特的遗孀和儿子们，每人将获得25达克特一年的终身年金。

9月18日，元老院再次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指挥船上所有战死的船员家属发放年金。

10月12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另外两名战死的船员发放年金。

10月17日，向另一名证实已战死的船员的家厉发放年金。

11月24日，元老院决定，由国家出资，赎回帕斯夸莱·安东尼奥（Pasquale Antonio）。安东尼奥曾是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船上的主力战士，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遭俘，后来被土耳其人卖作奴隶。

12月10日，元老院决定，向加布里埃莱·特雷维桑的家属发放350达克特。这位在君士坦丁堡攻城战中勇敢顽强的指挥官，沦陷后被俘。因家族无力支付全部赎金，所以不足部分由国家承担。

12月28日，决定向雅各布·库克船上3名战死的船员的家属发放终身年金。

以上的这些内容，仅仅是1453年所做的决定，之后不断有新的抚恤政策出台。政府之所以无法一次性全部解决，是因为要在证实战士阵亡或被捕之后，才能对其家属做出补偿。被俘的人们的赎金在1000到2000达克特之间，像雅各布·孔塔里尼（Jacopo Contarini）这种连土耳其人都久闻其名的富豪，赎金甚至高达7000达克特。国家对有能力支付赎金的家族，一律不给予援助，也不向战死的富裕贵族阶层发放遗属年金。

在对东方的土耳其以及国内的遗属做出相应对策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针对西欧方面的工作，也在进行。

继6月30日派特使去罗马向教皇报告君士坦丁堡沦陷和皇帝战死的消息之后，7月18日，威尼斯再次派人去向教皇说明向苏丹派遣大使的理由，再三强调威尼斯绝不是向土耳其妥协，派遣使节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威尼斯以西欧方面迟早会组织十字军东征土耳其，需要各国的共同协作为理由，恳请教皇出面调停，结束与米兰等国的战事。翌日，即19日，威尼斯又派特使去那不勒斯向阿拉贡王说明了意大利境内保持和平的必要性，希望他能做谈和的中间人。

8月8日，威尼斯政府与教皇派来的卡瓦杰尔（Carvajal）枢机主教就终结战争的议题进行了讨论。10日，威尼斯政府向各国传达了有意出席终战谈和会议的声音。

10月12日，各国终于达成共识，召开“和平”会议。威尼斯政府向出席会议的代表做出了详细的指示。与此同时，动员所有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进行游说工作，以防教皇改变心意。

在此期间，土耳其周边的各国纷纷参拜苏丹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那些使节们祝贺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并且希望今后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苏丹一一接见了各国的使节，承诺土耳其不会侵略他们的国家。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向各国提出了交纳年贡的要求。热那亚人所属的希俄斯岛6000达克特，莱斯博斯岛（Lesbos） 3000达克特，塞尔维亚王1.2万达克特，特拉布松皇帝2000，战死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两位胞弟管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每人每年一万达克特。拒绝交纳年贡的，只有威尼斯和圣约翰骑士团。

此外，为恢复君士坦丁堡原有的人口数量，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实行强制人口迁移。消息很快就被威尼斯政府所知，他们判断穆罕默德二世的这个举动，是准备将首都从阿德里安堡迁往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攻城战之前因大批人的逃离，已经减至3万到3.5万。经历了战争以及战后的屠杀之后，人口数量再次大幅降低。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都也成了奴隶。据说，苏丹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阿德里安堡时，身后跟着两列奴隶队伍。当走在最前面的骑着战马的苏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山丘之中时，队伍后面还有人甚至尚未走出城门，可见被迫为奴的人数之庞大。

被带回阿德里安堡的少年们，大多在军队接受训练成为士兵。长相特别俊俏的，成了宫廷中的侍童，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在苏丹的寝宫，陪伴对男色也有兴趣的穆罕默德二世。也有少年因拒绝侍寝而掉了脑袋。

女人们的命运，大抵与少年相似。长得漂亮的，被送进苏丹或者是大臣、高官的后宫。既不貌美也不年轻的，则成了土耳其人的家奴。

所谓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一座空城，并非言过其实。毕竟有太多的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仅靠亚洲来的土耳其人移民不仅数量不足，都市的机能也无法正常运作。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强制那些已经属于土耳其领土的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移居君士坦丁堡。城中居民的结构因此形成土耳其人与非土耳其人2:1的比例。为了安抚这些非土耳其人，苏丹允许他们在基督教堂做礼拜。但由于城中以索菲亚大教堂为首的大多数教堂，都陆续被改建成清真寺，基督徒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地在挤在仅存无几的教堂里。

时间到了1454年的春天。威尼斯政府在前一年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4月18日，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总算与土耳其签下了友好通商条约。

苏丹承认威尼斯商人在土耳其领地内通商、通航的自由权，条件是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人必须缴纳所得的2%的关税。由于在威尼斯领土内行商的土耳其人也需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关税，再说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因此在这一点上，威尼斯政府不算妥协。

除此之外，如果一方的商船在另一方的领土上遭遇海难，双方有交还船只、船员、货物的义务。在对方领土上死去的国民的财产，必须送返本国，不得就地接收。

在条约谈判的开始阶段，威尼斯政府便对特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除了绝对保证威尼斯通商和通航的自由之外，还必须争取到威尼斯大使常驻土耳其首都的权利。对于后一项的要求，也获得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首肯。

从签署的条约内容来看，威尼斯不仅成功地再次确保了以往同土耳其之间达成的协议，甚至连拜占庭帝国曾给予其的权利也大致被保留下来。唯一失去的，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居住区享受治外法权的权利。

这份友好通商条约，充分显示了威尼斯与土耳其的不同立场。自由通商和通航，对于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绝对条件，而非商业民族的土耳其对此并不重视。与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的数量相比，在威尼斯境内从事商业、需要缴纳2%关税的土耳其人，少之又少，而且他们大多是犹太人。

此外，条约中虽然规定了双方均有派大使常驻的权利，但真正落实这条规定的只有威尼斯一方。在收集情报以及保护在对方境内的同胞安全的问题上，威尼斯比土耳其有着更迫切的需要。

威尼斯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向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国家。而土耳其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派出特使，而且往往是一些地位较低，或者是因为语言的能力而被任命的非土耳其民族的犹太人。对于外国的使节，威尼斯承认并尊重他们的外交官特权，而土耳其一旦两国关系紧张，便毫无顾忌地将对方的大使关进牢里。

一个国家重视外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意味着它无法单凭军力与他国抗衡。从15世纪中叶到16、17世纪乃至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负责威尼斯外交领域的，始终是共和国最优先的人才。虽然客观、冷静是外交官所必需的资质，但这些威尼斯外交官们精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惊叹。他们所撰写的报告，一直是后世研究当时的欧洲，甚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这里我介绍一段雅各布·德·兰古斯奇写的报告，作为范例。兰古斯奇是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切洛特使的副官，与大使一起就通商条约与苏丹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22岁，身材匀称，体格魁梧，精通武艺，相貌威严，难以亲近，不苟言笑，小心谨慎，不带偏见。言出必行且无所畏惧。

“渴望像亚历山大王那样享有荣耀，每天让奇里亚科·安科拉（Ciriaco D’Ancora）和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为他诵读罗马史。喜爱希罗多德（Herodotus）、李维（Livius）、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nius）的著作，以及教皇们的传记、皇帝评传、法兰克王与伦巴第王的故事。通晓土耳其语、希腊语、法语，详知意大利地理。他有一张地图，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埃涅阿斯生活的土地，教皇的居所、皇宫的所在地、欧洲各个国家的位置。他渴望统领天下，对地理和军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还有，他会巧妙地提出诱导性问题。

“这样一位棘手的人物，是我们威尼斯不得不面对的对手。”

当然，威尼斯最后还是搞定了这位棘手的人物。洛伦佐·维多利代替马尔切洛，出任威尼斯驻土耳其的首位大使。

在西欧方面，威尼斯同样成功地从战争的泥沼中脱身而出。在与穆罕默德签署条约的9天前，4月9日，《洛迪和约》签署。长达23年的北意大利战争终于画上了终止符。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的5个大国以彼此制衡的形式建立起和平体系。这种势力均衡战略一直持续至现代，而世界史上首开先河的，就是《洛迪和约》。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现实中结成的国家同盟，往往不是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而是源自第三方的威胁。或者是因为眼下没有对立的必要，先签下和约，以防万一。

意大利的其他国家与威尼斯结成同盟是因为有第三方的威胁。而土耳其愿意与威尼斯缔结和约，是因为暂时不想与它为敌。只有威尼斯真正意识到结成同盟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即便是缔结了盟约，威尼斯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由于避开了东西两方战事，威尼斯的经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繁荣。然而仅仅是这一个原因，便容易引起西方“友好国家”的妒忌。至于东方的土耳其，原本就是一个价值观大不相同的国家，与其交往，威尼斯始终是步步为营。

9年的时间过去了。威尼斯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本土”获得的属地因政府的善政形势稳定，保证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连接西欧通路的安全。

在东方一侧，与全力经营君士坦丁堡市场因此一蹶不振的热那亚相比，将市场分散到埃及、叙利亚的威尼斯，受到的冲击较小，而且没用多久时间，便重新恢复了元气。

尽管如此，威尼斯依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成了土耳其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那位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的年轻的伊斯兰教教徒仍然健在，仍然不停地叫嚣：“时代变了！西方征伐东方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是东方向西方进军的时代！世界应该是一种宗教、一个帝国、一位君主！”

土耳其的西进

在穆罕默德二世符来，既然已迁都君士坦丁堡，以此地作为大本营，那么原本属于旧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当然都该属于自己所有。那些缴纳年贡的王侯们，等于承认自己是苏丹的附属国，那么，宗主国征服附属国完全在情理之中。因此，周边各国以缴纳年贡换取不受侵犯，对穆罕默德二世是说不通的。

位于东部的锡诺帕（Sinope）、特拉布松很快就被苏丹征服，西面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也成了土耳其的领土。所幸匈牙利人骁勇善战，才使得东方的基督教世界一息尚存。

伯罗奔尼撒半岛也不能幸免，每年向苏丹缴纳高额贡金的旧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的两位君主，面对强大的土耳其军队，同样束手无策。雅典、科林斯（Corinth）等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少年们被送进土耳其军团，女人们成为奴隶，存活下来的男人们，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以填补首都人口的空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发生过几次黑死病，在防疫措施齐全的威尼斯都深受其害的那个时代，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土耳其的人口更是大幅度递减。每每出现这种情况，土耳其便从征服地区强制移民，补充人丁。

西北方的匈牙利勇敢善战，西南方也出现了一位英雄。他就是被教皇称赞为“基督教世界的骑士”的阿尔巴尼亚的君主斯坎德培（Skanderbeg）。斯坎德培年轻时，曾经作为人质在苏丹的宫廷生活。在得知父王，即阿尔巴尼亚国王去世的消息后，斯坎德培便逃出皇宫，回到了祖国。

斯坎德培手上握有两个“武器”：一是熟知土耳其人，二是阿尔巴尼亚多山的地形。凭借这两个强有力的武器，斯坎德培利用全面的游击战术，击退了穆拉德、穆罕默德二世两代苏丹的军队；以数千人的兵力，抵挡住了10万大军。打正规战，不赢即是输。而游击战则是只要不输，便是胜利。

一直到1468年死去，斯坎德培为阿尔巴尼亚奋战了整整24年。他的英勇事迹，连对手土耳其都惊叹不已。据说当土耳其军攻占了他墓地所在的教会后，士兵们掘开他的坟墓，将其遗骨切成小段，用皮绳系在颈上来辟邪。

威尼斯政府一直在经济上向匈牙利国王和斯坎德培提供援助。由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订了友好条约，因此，经费只能通过教皇转交，而且表面上还必须做出与匈牙利王以及斯坎德培反目为仇的姿态。威尼斯就是用这种方式，享受了9年的“和平”。

“和平”开始出现阴影是在第八个年头的年中前后。1462年7月，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多科尼科·巴尔博（Domenico Balbo）向政府发去一封信件。

那个时期，苏丹对于寄往国外的信件，无论公文还是私信，都开始进行严格的审查，要送出真实的情报，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尽管如此，巴尔博大使依然想方设法，把土耳其正在达达尼尔沿岸加里波利组建舰队，9月将会行动的情报，传给了祖国。大使在之后的一封信中，又报告了另一个情况：出入苏丹宫廷的威尼斯人逐渐遭到排挤，而佛罗伦萨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多。

威尼斯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命令爱琴海舰队的海军统帅率舰队北上，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海域待命。不过，还特别加了一条指示，只要土耳其没有直接攻击威尼斯的领土，舰队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

苏丹很快就得知了韦托尔·卡佩洛（Vettor Capello）率领舰队移动的消息。他召见威尼斯大使巴尔博，解释说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威尼斯领土，而是热那亚。大使闻讯后立刻派出快船，通知卡佩洛统帅。没想到，土耳其人的动作更快。报信的快船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便遇上了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大舰队。从战斗力看，卡佩洛的舰队，再加上停靠希俄斯岛的另一支威尼斯舰队，完全能够战胜土耳其。可是，他们刚接到对方不打算攻击威尼斯的情报，而且也没接到政府的指令，所以威尼斯海军只能按兵不动，看着土耳其舰队从自己的面前驶过。

翌年，即1463年，归属热那亚200年以上的莱斯博斯岛沦陷。海军力量较弱的土耳其派大军登陆，摧毁了岛上坚固的要塞。岛上的5000名士兵和两万名普通人，终究无法抵挡8万人的土耳其大军。沦陷后，一般的平民仍然可以留在岛上生活，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被迫加入土耳其军团，文化人以及上流阶层的人们则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还带走了800名少男少女供自己享用，其中包括当时被誉为希腊世界第一美女的特拉布松皇帝的小姨子，同时也是莱斯博斯领主的妻子。以领主为首的300位重要人物最初以投降换取了性命。可是后来穆罕默德二世又改变了主意，将他们全部杀死。为庆祝胜利，苏丹举办了宴会。在受邀的意大利人中，不仅没有热那亚人，竟然连威尼斯人也被排除在外。

更严重的是，大约从两年前开始，土耳其的情报收集能力，逐渐赶上了向来以掌握高质量的情报为傲的威尼斯。

间谍们

从情报网的组成而言，威尼斯既有常驻的大使，也有大量活跃在土耳其境内的威尼斯商人，因此依然保持着一贯的优势。而土耳其一方没有设立驻外大使馆，甚至连商馆都要到17世纪以后才出现。在这一点上，两国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威尼斯获取情报的途径，要么是靠国民的爱国心，要么是靠金钱收买间谍。相较之下，穆罕默德二世却无须花费什么心思，便有情报送上门。

苏丹穆罕默德的情报来源有4个：

第一个来源是拜访土耳其宫廷的西欧的文化人。意大利南部出生的古代研究家奇里亚科·安科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种类型的学者，只要给他们接触、研究古代遗迹和文物的机会，往往不会去介意提供机会的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奇里亚科不仅能够自由地进出罗马教廷，而且从穆拉德时代起，便获得了出入苏丹宫廷的自由。之后又遇上一个热爱古代史的穆罕默德二世，奇里亚科在宫廷里更是如鱼得水。苏丹赐予奇里亚科土耳其全境的通行证，让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投入研究。奇里亚科本人可能没有当间谍的打算，但他讲述的有关西欧的事情，以及在土耳其境内的所见所闻，对于苏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情报。苏丹攻打君士坦丁堡时，这个意大利人在土耳其的军营观看了战斗。向年轻的苏丹教授古希腊、罗马史的也是他。

虽然这位学者无意，但实际上却扮演了类似双重间谍的角色，因为教皇以研究费的名目，给予他经济上的援助。在罗马，他大概会像在苏丹的宫廷里那样，向教皇介绍土耳其的局势。话说回来，奇里亚科提供的情报价值不高，不涉及绝密的内容。不知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核心，还是他觉得这种危险的行为与自己真正的目的不符。总之，这种程度的情报泄露，对于威尼斯无伤大雅。

苏丹获取情报的第二个来源是拜占庭人，尤其是东正教的教士们。这些人原本就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情绪，君士坦丁堡遭攻击时，西欧人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更加深了这种仇恨。有些教士曾经跟随皇帝去西欧求援，当时教皇和西欧国家君主们冷淡的态度，令他们刻骨铭心。除了情感上的缘故，为了让东正教能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继续生存，也是他们不得不接近苏丹的原因。

然而，这些希腊人能够提供的情报，内容也相当有限。威尼斯向罗马教会都不透露国家机密，更何况是这些东正教的教士。

情报的第三个来源，则是叛徒的密告。这些人不是威尼斯市民，而是威尼斯在海外基地的居民。他们背叛威尼斯的动机各异，或者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是为了获得丰厚的酬金。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人为了接近苏丹，献上威尼斯基地的要塞图；有人则愿意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土耳其制造与威尼斯同样的军舰。

尽管这类人数量不多，但由于内容涉及威尼斯的机密，因此一旦发现，威尼斯立刻会派杀手除掉告密者。这也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威尼斯打击最大的，是第四个情报来源。情报提供人的背后有佛罗伦萨撑腰，手上有美第奇家族提供的大量的资金，是相当麻烦的对手。

1460年，佛罗伦萨人贝内代托·代（Benedetto Dei）以雇员的身份，进入威尼斯大商人吉罗拉漠·米迦勒（Girolamo Michele）在君士坦丁堡的店铺。位于威尼斯租界的店铺原本就是大使馆与本国政府的中转站，再加上吉罗拉谟显赫的地位，出入店铺的大多是威尼斯有头有脸的人物。贝内代托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将打探到的消息传给了苏丹。他的行动虽然很快就被察觉，但是佛罗伦萨的间谍与苏丹宫廷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联系。

由于贝内代托身份的暴露，不再有来自威尼斯居住区的情报。然而，他对于穆罕默德二世的重要性丝毫未减。因为，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通过贝内代托，仍然源源不断地送来有关威尼斯的情报。

贝内代托·代从事间谍活动源自他的信念。他的祖国佛罗伦萨是一个盛产纺织品的国家。可是佛罗伦萨没有海港，只能通过威尼斯人才能将纺织品销往东方。佛罗伦萨曾多次出手想拿下海港城市比萨，却因为比萨人的顽强抵抗而屡屡遭挫。当得知是威尼斯在暗中援助比萨之后，当地爆发了反威尼斯的情绪。威尼斯在经济上不容他国超越的抑制政策，以及向“本土”扩张领土的行径，令佛罗伦萨忍无可忍。而打击威尼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去和土耳其打仗，以致于无法集中精力经营东方市场。这样，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境内的行动会更加自如，佛罗伦萨商人便能取代威尼斯商人，在东方市场拔得头筹。

这是美第奇家族的计划，同样也是贝内代托·代的希望。美第奇家族利用与威尼斯结盟的关系，尽可能地打探各种情报，传送给贝内代托，并且每年拿出5000达克特的巨款，让他购买贡品献给苏丹，以及贿赂大臣。这对贝内代托·代取得苏丹的信任，应该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威尼斯大使在报告中所言，在土耳其，若不行贿，简直寸步难行。土耳其官员喜欢受贿向来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送钱能解决问题，对威尼斯倒不是什么难事。令威尼斯大使深感绝望的是，穆罕默德二世对佛罗伦萨，尤其是美第奇家族表现出的好感。与威尼斯不同，佛罗伦萨与土耳其没有领土接壤，因此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对于佛罗伦萨这个形式上为共和制，实际僭主却是美第奇家族的国家，相当地欣赏。

领袖喜欢与领袖对谈。而作为威尼斯政府的代表，与苏丹进行交涉的却是大使。哪怕大使出身贵族，再怎么聪明能干、长袖善舞，说到底仍是一位公务员，而不是君主。贝内代托·代所代表的却是无冕之王的美第奇家族。尤其是稍后将登上历史舞台，被誉为“豪华者”的洛伦佐·美第奇，是穆罕默德二世最为欣赏的人物。相比之下，极力排斥个人权力过度集中的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像“豪华者洛伦佐”那样巨星般的君主。

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贝内代托·代存在的危险。曾经一度考虑暗杀他。但想到在背后指使的佛罗伦萨的意图，就算是杀了贝内代托，他们还是会派其他人来。于是威尼斯放弃了暗杀计划，将注意力放在意大利境内佛罗伦萨人的身上，并且去拦截土耳其与佛罗伦萨之间往来的信件。他们多次成功地拦截了贝内代托送出去的情报，不过，却没有能够阻止来自佛罗伦萨方面的信件。

就这样，逐渐疏远的威尼斯与苏丹宫廷的关系，在没有任何起色的状态下，迎来了1463年。

3月，穆罕默德二世突然召见威尼斯大使，向他提出严正的抗议。原来有一个土耳其人偷了10万阿斯普隆（Aspron，相当于2000达克特），逃到了威尼斯属地的莫东。莫东的总督不仅拒绝土耳其引渡罪犯，甚至还贪污了半数的赃款。大使闻讯后，震惊不已，向苏丹表示会立即展开追查，不日后再来报告结果。

可是，穆罕默德二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等待大使的报告。4月3日，土耳其大军在苏丹的命令下南下，攻克了威尼斯的属地阿尔戈斯，并且大肆抢劫了同属威尼斯领土的勒班陀、莫东周边地区。

事态发展至此，已无回旋的余地。威尼斯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放弃在海外的基地，要么迎战。经过激烈的讨论，元老院决定接受土耳其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威尼斯有绝对的信心，而且可以获得同盟国支持。

5月，海军在总司令洛雷丹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发。继海军之后，由费拉拉公国的君主艾斯特（Este）侯爵率领的陆军雇佣军团，在威尼斯船队的运送下，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

与此同时，威尼斯开始着手和匈牙利商讨结盟。不过，他们没有直接去找匈牙利国王，而是先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进行交涉。这两个国家为国境线的问题产生纷争，如果矛盾不解决，匈牙利国王不可能全力投入对土耳其的战争。

威尼斯政府的特使在台面上，说了一通基督教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异教徒的侵略之类的大道理，台面下用金钱收买了皇帝，成功地中止了日耳曼攻打匈牙利的行动。9月，威尼斯与匈牙利联手对抗土耳其的同盟正式成立。此时，阿尔巴尼亚的“基督教世界的骑士”斯坎德培仍然健在。

在西方运作的同时，威尼斯也没有忘记东方。通过驻当地的大使，威尼斯请求统治叙利亚、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沦陷时，马穆鲁克王朝曾经派使节去恭贺穆罕默德二世取得了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胜利，可是土耳其之后的领土扩张政策，引发了他们强烈的不安，因此让马穆鲁克王朝保持中立并不困难。

除此之外，威尼斯还派遣特使前往波斯。不过，这次他们希望波斯王参战，而不是保持中立。作为回报，威尼斯海军将帮助波斯王攻克小亚细亚的沿岸，当然还有金钱援助。说服波斯王的工作也相当顺利。

威尼斯的计划一旦全面启动，土耳其便会陷入四面楚歌的状态。事实上，战况也的确对威尼斯有利。

在洛雷丹的指挥下，威尼斯海军轻而易举地夺回了阿尔戈斯。没有一艘土耳其的军舰敢从达达尼尔海峡出海挑战，威尼斯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对爱琴海的控制权。可惜，还是没能夺回莱斯博斯岛。由于岛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的陆军从海上登陆，从陆地发起攻击，而威尼斯并没有大规模的陆军部队。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的艾斯特侯爵率领的雇佣军团，面对擅长陆地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毫不畏惧，奋勇作战。反倒是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的大军，因屡屡遭到斯坎德培的阻击，久攻不破，士气渐渐变得低落。同盟军军不仅守住了威尼斯的属地，而且不止一次地对被土耳其占据的城镇发起了攻击。

而此时的西欧竟然再次发起了十字军运动。不过，这场运动完全是源于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个人的狂热，各国君主是被动卷入其中。现实主义的威尼斯，宁愿相信与土耳其有利害冲突的埃及、波斯，哪怕他们是异教徒，但对于和土耳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西欧君主们的高谈阔论，却十分怀疑。威尼斯人表示，在其他国家没有动作之前，绝不参加十字军。没想到，各国这次竟然行动了起来。于是，威尼斯决定遵从教皇的指示，元首亲自率领舰队，到达了集合地的安科纳港。结果，这场“最后的十字军”东征计划，因庇护二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基督教世界中站在抗击土耳其第一线的，最终只有事关国家存亡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威尼斯。

话说这三个国家虽然善战，却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样，土耳其方面也不怎么顺心如意。北边有匈牙利军深入波斯尼亚，西边的斯坎德培令他们束手无策，不仅是穆罕默德二世暴跳如雷，疲于四处征战的士兵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雪上加霜的是，苏丹的健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年仅33岁的穆罕默德二世身体已经开始变得肥胖。也许是体重影响了心脏，他甚至连骑马都很困难。这位曾经不知疲倦、征战各地的剽悍男人，待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中的托普卡帕皇宫足不出户的日子越来越多。威尼斯政府断定，眼下正是谈和的好时机。

1465年2月，威尼斯大使保罗·巴尔巴里戈（Paolo Barbarigo）前往苏丹宫廷，与宰相商议停战和谈的可能性。会谈中，宰相指责威尼斯共和国不应该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开战，大使则反驳威尼斯是迫不得已。尽管双方各持己见，但土耳其还是释放出“有名誉的谈和”不是不可能的信号。

7月，威尼斯及其同盟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威尼斯要求归还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个基地和莱斯博斯岛。匈牙利国王则要求土耳其正式承认匈牙利在波斯尼亚的地区已经既成事实的控制。对此，土耳其迟迟不肯做出回应。双方的交涉进行到11月，突然被中止了。谈判中止的主要原因是埃及派特使前往威尼斯，转达了埃及苏丹打算从原本中立的立场改为倾向威尼斯的意图。除此之外，穆罕默德二世利用土耳其人不断扩大的反威尼斯的情绪，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关进监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举动，也促使威尼斯做出了中止谈判的决定。

翌年，即1466年，穆罕默德二世再次亲自率军讨伐阿尔巴尼亚。就在他出征之前，威尼斯接到了潜伏在敌营的间谍的报告，说穆罕默德二世的肥胖症逐渐有所改善。恢复了健康的穆罕默德二世虽然打算一鼓作气拿下阿尔巴尼亚，但超过3万人的土耳其正规军，还是不敌斯坎德培和威尼斯区区4000人的联合军。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斯坎德培，极力避开平原作战，集中所有的兵力在山间打游击，成功地击退了强敌。

穆罕默德二世不仅打了败仗，连首都都难以返回。因为当时君士坦丁堡黑死病爆发，整个宫廷不得不转移到色雷斯的山区避难。穆罕默德二世怒不可遏，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脑袋不保。在土耳其境内行商的威尼斯商人们，岂是被关进监狱就能了事。他们一个个被杀，尸体被扔在街上，不准掩埋。就连与土耳其没有战争的热那亚人，以及一直关系友好的佛罗伦萨人，都不幸被卷入其中，惨遭杀害。

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穆罕默德二世便一扫心中的阴霾。1468年1月，斯坎德培去世了。这对土耳其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威尼斯却是噩耗。

斯坎德培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由于长期的同盟关系，威尼斯非常清楚，阿尔巴尼亚人的骁勇善战，与斯坎德培个人的才华和威信有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威尼斯人也不是山民。所以，元老院还是决定，重启与土耳其的和平谈判。

在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会见了威尼斯派来君士坦丁堡的特使，也对他赠送的礼品郑重地表示感谢，可是却以特使没有他本人颁发的通行证，不具备使节的身份为由，拒绝谈判。特使不愿就此罢休，终于苏丹改口，称如果威尼斯放弃与匈牙利王国的同盟，宣告与它为敌，土耳其可以考虑谈和。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倒不是威尼斯对匈牙利国王有情有义，而是在斯坎德培死后，少了同盟国威尼斯打不了仗。谈判之事只好作罢。

不过，在1468到1469的两年里，威尼斯的领土没有受到土耳其的攻击。这是因为苏丹为平息安纳托利亚的叛乱远征去了亚洲。到了1469年年末，威尼斯收到不祥的情报，说小亚细亚在制作大量火药，并且征兵10万。加里波利、君士坦丁堡等地的造船厂，也在加紧建造大型军舰。

有关建造军舰的情报，是分析了与热那亚人有贸易来往的威尼斯商人的合同后，做出的判断。热那亚人购买了大量的涂料，而要找出涂料的买家，并不是什么难事。

另一方的穆罕默德二世对外散布消息，谎称舰队的目的地是黑海。不过，威尼斯没有上当。他们得到了情报，土耳其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向北而是往南，舰队规模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共有250艘战船。威尼斯预测土耳其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属地的内格罗蓬特。被委任为海军总司令的尼科洛·卡纳莱（Nkolo Canale）率领35艘加莱战船，即刻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内格罗蓬特。

内格罗蓬特攻防战

内格罗蓬特是一座在雅典的北方，位于爱琴海上的岛屿。虽说是一个小岛，面积大约也有克里特岛的2/3大。它与希腊本土之间仅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以至于看上去像本土的延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岛屿。这里自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一直是威尼斯的殖民地，整整持续了270年。

走希腊定期航线的商船船队，从威尼斯起航后，沿着亚得里亚海南下进入地中海，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然后就会在内格罗蓬特做第一次靠港停留。海峡风平浪静，据说当年前往特洛伊的希腊联军的船队就是选择在此集合的。正因为条件良好，内格罗蓬特成了前往君士坦丁堡、黑海的商船的最佳中继站，同时也是希腊物产的集散地。

有计划且持续性地维系贸易线路，向来是威尼斯政府极其重视的问题，并将之视为国家繁荣的关键。因此对威尼斯而言，内格罗蓬特的重要性一点儿不亚于克里特岛。当地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完全与驻君士坦丁堡、埃及的大使，以及克里特岛的总督平起平坐。时至今日，岛上依然保留着很多威尼斯殖民时期所建造的要塞，当年威尼斯共和国对它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穆罕默德二世首次亲征威尼斯所选定的目标就是这个内格罗蓬特岛。

为了威尼斯的一个基地，土耳其动用了超出常规的大军，可见穆罕默德二世势在必得的决心。总数12万人的土耳其陆军部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由马其顿，沿着陆地一路南下。同时，包括120艘加莱船在内的250艘军舰也从君士坦丁堡起航，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据潜伏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威尼斯间谍的报告，海面上船桅的数量如森林般茂密。

而防守一方的威尼斯军队，陆军战斗力几乎为零。这么大一个岛屿，不可能做到全面的防守，以当地的威尼斯市民和自愿参战的希腊人的数量只能采用据点式防御。主力全部集中在内格罗蓬特最大港口的面对海峡的要塞，由当地总督负责指挥作战。

在海军的数量上，威尼斯也处于劣势。相较于土耳其250艘战船，威尼斯连同53艘加莱船在内，统共才71艘。不过，威尼斯毕竟有悠久的海上通商传统，相反，土耳其人则海上经验不足。他们虽然使用了大批被征服的希腊人充当水手，可是战斗力大概只有海洋国家的威尼斯、热那亚的1/5到1/4。因此71艘战船对抗250艘战船，应该是绰绰有余。

当然，这是海战时两军实力的差距。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极力避开海上作战。而威尼斯的海军总司令尼科洛·卡纳莱，却是一个和穆罕默德性格完全相反，缺乏临机应变能力的人物。

1470年6月初，接到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的报告的卡纳莱，派快船出海侦查，如果对方以60艘为一组，组成舰队，说明有挑战之意。不料，侦查船看到的土耳其舰队却是紧紧挤成一团，犹如提防骑兵袭击的步兵。闻讯后，卡纳莱司令官决定让从克里特岛过来的援军，在距离要塞不远的另一个港口待命。就这样，毫发无损的土耳其海军，6月15日抵达内格罗蓬特，与已经到达的陆军顺利会合。

亲临前线指挥的穆罕默德二世，没有浪费时间，在6月25日发起了第一次的总攻。到底是长年以来作为威尼斯的重要基地，内格罗蓬特军民的防守相当坚固，土耳其损失了1.6万人的兵力，30艘战船被烧毁。30日发起的第二次总攻，再次以失败收场。7月5日和8日的强攻，依然未果。守军们士气高涨，因为他们坚信强大的威尼斯海军马上就会赶来救援。

穆罕默德二世改变了战术。他在风平浪静的狭窄海峡上用小船搭起了舟桥。尽管岛上的守军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可是没有来自海上攻击的土耳其军还是完成了舟桥的建设。

岛上的守军在要塞的塔顶上挂起了黑旗，督促海军加入战斗。从塔顶往下看，通过临时建造的舟桥运过来的一排排大炮，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齐刷刷地对准着城门。海面上，一艘威尼斯的战船不忍岛上的同胞受难，无视总司令的命令，擅自冲向敌人的阵群。就在城墙上的守军眼前，这艘战船犹如闯进马蜂窝般似的被土耳其的军舰打得稀烂。

7月11日，土耳其军队开始了第五次总攻。穆罕默德二世从要塞中逃出来的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城墙的薄弱之处，于是集中火力不断狂轰。本国海军的按兵不动，敌人不分昼夜的炮击和耶尼切里军团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军歌，令守军陷入了彻底的绝望。翌日，即12日，在得到土耳其人不斩首的承诺之后，总督决定投降，内格罗蓬特终于陷落。它面临的是土耳其人已形成惯例的屠城。

就在同一天，洛雷丹率领的23艘战船和韦尼耶指挥的16支船队，相继到达内格罗蓬特。可是当这些卡纳莱司令盼望已久的援军抵达时，已经沦陷的城中，土耳其人正在对以总督为首的威尼斯要人们处以极刑。

穆罕默德二世遵守了不斩首的诺言，将威尼斯一方要人们的身体铡成两截。年轻的威尼斯人及其他西欧人，还有一些地位尊贵的希腊人都被当作奴隶，带往君士坦丁堡，女人们也难逃为奴的命运。

因内格罗蓬特的沦陷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巨大，连与苏丹保持友好关系的佛罗伦萨都高达40万弗罗林（起源于佛罗伦萨的一种欧洲货币），另外还有700人被杀或沦为奴隶。传统上与东方没有贸易往来的佛罗伦萨的损失如此，威尼斯的受害程度，一向以正确统计闻名的威尼斯政府，这一次也无法估量。

7月26日，城陷两周之后，穆罕默德二世留下两万兵力留守内格罗蓬特，率领舰队返回君士坦丁堡。陆军部队像以往一样，押着两列长长的奴隶队伍，从陆地回国。

未战已败的威尼斯海军，此刻面临是否迎战土耳其海军的抉择，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政府的命令。顺便提一句，威尼斯政府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是在7月30日。

如果返航的土耳其舰队向追踪而来的威尼斯海军开火，威尼斯方面一定会和他们结结实实地打一场海战。可土耳其海军无意开仗，它们组成密集型的队形，一心一意向北航行。见此情形，威尼斯舰队指挥官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打，另一派则认为，为确保日后的制海权，应该保存实力。类似的争议，往往是时间拖得越长，保守派就越占上风。这一次也没有例外。于是，土耳其海军一路顺风顺水地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胜利回国。

另一方的威尼斯政府，在接到内格罗蓬特沦陷的消息之后，震惊万分。陆军战力不足是在预料之中，但他们相信海军应该是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面对优秀的威尼斯海军，无法突破封锁的土耳其海军，终究会疲于作战，放弃攻击。谁也不相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防线竟然就被彻底攻破。

威尼斯政府决定解除尼科洛·卡纳莱总司令的职务。接任的莫切尼戈受命再次组成舰队，随身带着召回尼科洛·卡纳莱的命令，火速从威尼斯出发。

在卡纳莱尚未回到威尼斯之前，“十人委员会”已经开始就其犯下的罪状进行审议。从舰队的指挥官和船员，很多人都出面指证，不满他的指挥能力。不过，审判还是等到卡纳莱归国之后，才正式进行的。在听完他的辩白之后，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其有罪的140票，无罪的28票，弃权35票。最终，卡纳莱以救援内格罗蓬特不力和错失歼灭土耳其海军机会的罪名，被判有罪。

尽管罪名成立，但由于卡纳莱既没有叛国，也没有临阵脱逃，罪不至死。他被终身流放到一个叫波尔托古鲁阿罗（Portogruaro）的小渔村，并罚没全部薪金。罚没薪金的一半上交国库，一半用来支付内格罗蓬特阵亡者的家属年金。

尼科洛·卡纳莱被判刑之后，各国君主纷纷出面为他求情。卡纳莱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曾历任驻罗马、米兰、葡萄牙、法国的大使，各国联合召开的十字军、和平谈判等会议上，也常常见到他的身影。尼科洛·卡纳莱可以说是最为外国人所知的威尼斯人。然而，威尼斯政府不为所动。不仅没有改变判决，甚至再也不愿意任用这类国际知名度很高的知识精英充当指挥官，而是选择那些尽管默默无闻，却有海军经验的人。以这个标准新选出的海军总司令皮耶托·莫切尼戈不负众望，重整了因不战自败而军心涣散的威尼斯舰队。

然而，威尼斯渴望和平。除了痛失内格罗蓬特之外，与土耳其7年的战争中大批精英的牺牲也让国家不胜负荷。再加上斯坎德培死后，不擅于陆地战的威尼斯不得不站在防守巴尔干地区的最前线。

威尼斯政府通过各种办法寻找和谈的机会，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女人的身上。

穆罕默德二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君主。在他的宫廷中，类似将战败的指挥官斩首示众，杀掉不顺眼的宰相等事情时有发生。因此，土耳其宫廷内找不到能够影响他的人物。就算是其生母，虽然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终究只是后宫里的一个女人。穆罕默德的母亲原本是基督徒，作为奴隶被送进了后宫。地位卑微的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去影响大权在握的儿子。而穆罕默德二世那些包括希腊公主在内的妻妾们，同样如此。

可是，有一个人是这位强势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尊重的女性。她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的妻子、塞尔维亚公主玛拉。玛拉自己没有孩子，穆罕默德二世算是她的义子。尽管身处土耳其的后宫，但玛拉始终保持着基督徒的身份。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基督徒能在重重障碍下继续保持信仰，据说就是玛拉向穆罕默德二世进言的结果。威尼斯政府设法接触到了这位女性。

玛拉立刻将威尼斯的意图转达给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表示，如果威尼斯有意，土耳其愿意接受和谈。并通过玛拉，向威尼斯送去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

威尼斯政府任命尼科洛·库克（Nkolo Cook）和弗朗西斯科·卡佩罗（Francesco Capello）为特别使节。这两人都有长期在土耳其境内经商的经验，是公认的土耳其通。

政府向特使明确指示了谈判的条件。土耳其必须保证不侵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区域的领土，交还内格罗蓬特。如果对方答应归还，威尼斯共和国将分5次共支付25万达克特。这是威尼斯的底线。内格罗蓬特沦陷还不到三个月，威尼斯已经派出特使与土耳其谈和，可见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停战。

抵达君士坦丁堡的两位特使，首先礼节性地拜见了苏丹，然后与宰相进行谈判。宰相提出的条件是，威尼斯必须将所有爱琴海的岛屿“归还”土耳其，每年交付10万达克特的贡金以换取在爱琴海一带通商的权利。

面对土耳其的强硬态度，两位特使哑口无言。最后他们回答说，如果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威尼斯宁愿选择丧失“本土”所有的领土。

苏丹闻讯后，震怒之下没收了特使们的通行许可证。特使之一的卡佩罗不久便在君士坦丁堡病故，另一位库克乘坐渔船逃到雷母诺斯岛（Lemons），从那里搭乘威尼斯的商船回到祖国，向政府报告了谈判破裂的经过。

没想到事情过去不到一年，土耳其方面竟然主动提出了停战的谈判。土耳其使节带着玛拉的引荐信，搭乘威尼斯的商船来到威尼斯，转达了穆罕默德二世提出的停战条件：威尼斯“归还”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爱琴海所有领土，转让科孚岛和支付5万达克特的年贡。

威尼斯政府不得不承认，双方的想法南辕北辙，完全没有对话的基础。把守亚得里亚海出口的科孚岛，威尼斯当然不可能放弃，以克里特岛为首的位于爱琴海各个基地，对于通商国家的威尼斯同样至关重要。就是靠这些“小站”连接起的“高速公路”，威尼斯商船才可能在海上自由通行。

至于缴纳年贡，尽管威尼斯不能接受这种形式，但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对威尼斯向来都不是问题。威尼斯领土虽小，在经济上却是一个凌驾于法国、西班牙等大国之上的强国。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开出的停战条件，实在让威尼斯没有回旋的余地，谈判再次以破裂而告终。两次的交涉未果，让威尼斯政府意识到，只要穆罕默德二世活在这个世界上，威尼斯就不会有好日子。

试图暗杀

暗杀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在威尼斯与土耳其尚未交战的1456年就已经开始。从1456到1479年的23年间，威尼斯曾经策划了14次暗杀行动，除了一次之外，其余的行动都属于杀手的“毛遂自荐”。所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从希腊的船员、天主教的教士、佛罗伦萨出生的贵族、来自克拉科夫（Krakow）的波兰人、阿尔巴尼亚的外科医生兼理发师，威尼斯的经济实力，吸引来各路人马。有关这些“毛遂自荐”者的资料，都登记在“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档案中，对那位教士甚至清楚地列出了他暗杀所需要的详细经费。从“十人委员会”的档案只记录了一次详细的预算和支出来看，威尼斯对这种自荐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能是他们不信任这些杀手及其暗杀手段，或者是顾忌失败后的风险。不过，“十人委员会”唯一表示出积极态度的，是1471年的暗杀计划，因为刺客是苏丹的御医。

雅各布·达·加埃塔（Jacopo da Gaeta）是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加埃塔（Gaeta）的意大利人。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认为犹太人的律师或医生会通过职业给基督徒带来不良的影响，下令驱逐犹太人。雅各布因为父亲是犹太人的缘故，不得不离开意大利。

离开意大利之后，雅各布去了土耳其。土耳其人由于不擅长医术和经商，因此非常欢迎这方面的人才。雅各布成了苏丹穆拉德的御医。穆拉德死后，他继续侍奉穆罕默德二世。身为御医，自然是要和苏丹如影相随。雅各布在苏丹的敞篷里，目睹了包括攻打君士坦丁堡、内格罗蓬特等在内的各种战斗。

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位御医无比信赖。尤其是在他30岁后身体开始肥胖，连骑马都有问题以后，这位犹太御医更是成了他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不知雅各布用了什么方法，他配制的药对治疗肥胖非常有效。因此，他不仅享有高额的俸禄，而且还获得苏丹赐予的“帕夏”的称号（pasa，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从来都是独自用餐的穆罕默德二世，唯一允许与他同席（虽然不能同食）的就是雅各布。对于爱喝葡萄酒的苏丹，雅各布也是宫中唯一一位从健康的角度而非《古兰经》戒律，予以劝阻的人物。

雅各布·达加埃塔与威尼斯方面的接触缘来已久。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双方的交往是从1457年威尼斯向他馈赠30布拉乔奥（bracdo，古意大利长度单位）的红丝绒开始的。之后，威尼斯大使又陆续向他赠送过几次礼品。特别是从1463年威尼斯遭苏丹宫廷冷落之后，大使与雅各布见面交谈几乎成了威尼斯接触土耳其宫廷的唯一渠道。

这位犹太医生亲近威尼斯，并非只是看中豪华的礼物，主要是因为威尼斯是西欧诸国中，唯一没有接受教皇反犹太政策的国家。

雅各布为什么会在1471年计划暗杀苏丹的动机至今不明。不过，威尼斯政府很清楚，土耳其宫廷中对雅各布的得志颇感不快的大有人在，更何况他是一个犹太人，生死予夺全在苏丹的一念之间。也许是雅各布做了权衡，如果穆罕默德二世猝死，必然会引发宫廷大乱，倒不如自己动手，反而容易应对局势。不过，他却无法将自己的意思转达给威尼斯方面，因为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没有一个威尼斯人。

1471年9月，佛罗伦萨人兰多·德利·阿尔比齐（Landol degli Albizzi）带着雅各布的信件来到了威尼斯。威尼斯政府判断此事需要绝对保守秘密，于是先将兰多藏在了深受信赖的曼托瓦驻威尼斯大使的宅邸里。之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前往大使家中，向兰多打听详情。兰多·德利·阿尔比齐来自佛罗伦萨名门阿尔比齐家族。因为与美第奇家族斗争失败，阿尔比齐家族遭到放逐。与分散在意大利境内的家族的其他成员不同，兰多流亡到了君士坦丁堡。由于佛罗伦萨牢牢地被美第奇家族掌控，兰多很难回国。可是，也正因为阿尔比齐家族的复兴已经无望，回归故里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通过雅各布的信件以及兰多的说明，“十人委员会”的成员们了解了以下情况：

雅各布·达加埃塔将在第二年，即1472年3月到5月底之间，毒杀穆罕默德二世，酬金一万达克特。除此之外，由于雅各布事后必须放弃所有的财产逃离君士坦丁堡，因此还需要2.5万达克特的补偿金。总计3.5万的达克特在事成之后支付。雅各布提出的“暗杀费”，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毛遂自荐”者的要求。那些杀手们索取的金额，最高也没超过500达克特。

不过，“十人委员会”还是一致接受了雅各布开出的价格。对他提出的希望获得威尼斯的市民权和以后居住在威尼斯市内的要求也一并答应。兰多也提出了希望在事成之后，每年获得500达克特的年金，对此，委员们也表示同意。另外他们还答应兰多，会想办法说服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帮助他重返祖国。

一个月之后，带着威尼斯回复的兰多乘坐威尼斯的商船悄悄地离开了威尼斯。可是，到了克里特岛之后，他便失去了音讯。他究竟是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被杀，还是在抵达君士坦丁堡后遇害，威尼斯始终没能搞清楚。而穆罕默德二世，在1472年5月之后，仍然活着，那位犹太医生，仍然担任着御医，一直到1481年以后才断了消息。据说他是在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的混乱中被杀的。

暗杀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所幸，由于相关的记录被“十人委员会”作为最高机密收藏，至少消息没有被泄露出去。

外交尝试

尽管与土耳其的战争打打停停，但只要两国不解除敌对的状态，就无法避免威尼斯在商业上继续蒙受损失。面对严峻的局势，威尼斯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决定不惜任何手段打击土耳其，迫使对方改变强硬的态度，重新坐回谈判桌。

由于土耳其始终避开海战，威尼斯无法与它正面交锋，所以必须找到能够打陆地战的伙伴。除了早已结下同盟的匈牙利之外，与波斯共同作战的体系也开始了运作。当年波斯王乌宗·哈桑（Uzun Hasan）赠送给威尼斯元首的由翡翠和黄金制作的器皿被保留至今。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体现了波斯愿与威尼斯联手的诚意。

然而，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落入威尼斯的圈套。他不会愚蠢到全线开战，同时去对付西边的匈牙利、南边的威尼斯和东边的波斯。只要军舰不驶出达达尼尔海峡，威尼斯就奈他莫何。土耳其一方面按兵不动，一方面私底下与匈牙利签订了紧急停战条约。

从匈牙利的角度而言，由于地处西欧基督教世界抗敌的最前沿，只要坚持与土耳其作战，就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威尼斯和罗马教廷金钱上的援助。如果土耳其人侵入国境，自然是要拼死抗争，倘若没有，停战歇息一阵反倒是好事。当时的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维努斯（Matthias Corvinus）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君主，军队都采用了雇佣兵制，面对土耳其提出的有利的停战条件，他立即表示了同意。这样，穆罕默德二世便能专心致志地去对付东边了。

1472年10月，土耳其做好了对波斯发动战争的准备。5日，土耳其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波斯方面前进。12日，穆罕默德二世乘坐的御用船，也渡过了海峡。苏丹出征这一次带上了长子和次子，留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只有年仅12岁的三子。另一方的波斯军队，也从首都大不里士（Tabriz）出发，向西挺进。

土耳其派出了正规军10万，再加上非正规军，人数高达19万。而波斯军队只有5万的兵力。

这个消息来自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报告，他是作为威尼斯的特使，去波斯商谈同盟事宜的。在缔约之后，泽诺并没有回国，而是随波斯国王一同出征。不用说，他的行动当然是出于威尼斯政府的指令。

据说，土耳其和波斯两位东方国的君主都是根据占星术来决定作战行动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占星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波斯王乌宗·哈桑得到的是令他十分欣喜的吉兆。占卜预言似乎很准，战事的初期，形势对波斯军相当有利。深入不毛地带的土耳其大军，不仅遭遇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还得面对军粮不足的问题。这次打得不是攻城战，两军在库尔德斯坦（Kordestan）辽阔的荒地上，边打边移动。险恶的地形和亚洲冬季严酷的气候，让非正规军占多数的土耳其军队举步维艰。人数上处于劣势的波斯军，利用他们擅长的骑兵战术，赶在对手之前抢占优势，趁机歼灭那些与大部队走散的土耳其兵。

然而，巧妙的奇袭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经历了严冬的土耳其军队，士气并未消减，年过40的统帅穆罕默德二世，与生俱来的敏锐加上岁月的历练，让他越发成熟、智慧。他之所以组成大军，应该是事先估算过兵力的折损。

1473年8月，隔着幼发拉底河，土耳其和波斯两国的军队首次正面交锋。从波斯军的阵营望过去，土耳其红底上一轮白色新月的旗帜如海浪般翻腾不息。当这股红旗的浪潮向波斯一方涌来之时，宣告战斗正式开始。

战斗持续了8小时，土耳其军队最终大获全胜。大叫着愿付赎金的俘虏们话音未落，头已落地。只有那些波斯的工匠和学者幸免一死。穆罕默德二世打算将君士坦丁堡完全打造成一座土耳其帝国的首都，眼下正需要这些技术人力。波斯王哈桑在军队节节败退时临阵脱逃，总算是保住了一命。虽然他承诺威尼斯特使一定会再打一场雪耻之战，不过威尼斯却开始与波斯拉开了距离。

铲除了东面的敌人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精力转移到了西面。这一次他本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将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军队兵分两路离开了首都。由于和匈牙利国王签订了停战条约，所以这次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不过，土耳其依然极力回避海战，从达达尼尔海峡没发出一艘战舰。

由骑兵组成的土耳其骑兵团，经过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从北面进入了位于威尼斯“本土”北方的弗留利，在当地大肆掠夺和杀戮。

骑兵团的指挥官伊斯肯德尔贝克，有着热那亚人的父亲和希腊人的母亲。他本人在年轻时改宗信仰了伊斯兰教。在这位原基督徒率领下的土耳其骑兵团，像疾风一般势不可挡。从圣马可教堂的钟楼，威尼斯人可以看见几十公里外被烧毁的房屋冒起的阵阵浓烟。土耳其人烧杀抢劫之后又像风一般地消失，却给威尼斯人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因应弗留利居民的要求，威尼斯政府派兵前往当地，这也是威尼斯首次在“本土”常驻军队，以防土耳其的攻击。

土耳其的另一支部队，是以步兵为主的8万大军。他们对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据点斯库塔利发起了攻击。斯坎德培在临死前将阿尔巴尼亚托付给了威尼斯。之后，威尼斯通过派遣代理长官，以及海上补给，维持着当地的安定。土耳其人这一次决定一鼓作气拿下这里。

不料，第一次的斯库塔利攻防战，以威尼斯取胜而告终。穆罕默德二世任命的土耳其军司令官苏莱曼·帕夏（Suleyman Pasha）是苏丹的男宠，当然性取向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此君没有什么军事才能。这对于威尼斯是一个幸运。尽管当地疟疾流行，在威尼斯代理长官安德烈亚·洛雷丹（Andrea Loredan）临机应变的指挥下，阿尔巴尼亚人团结一致，奋勇抗战，熬过了一个半月的围城战。土耳其对打了败仗的将军几乎是毫无例外地一律斩首，唯独对帕夏仅以降职惩处。

时间来到了1475年1月6日。威尼斯元首官邸大厅撤下开议会时所用的椅子，腾出空间，举办盛大的舞会，欢迎那不勒斯国王的弟弟阿拉贡王储费德里克（Fedetric）一行。夜半酒酣之时，内务长若无其事地走到元首背后，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当时的元首是皮耶托·莫切尼戈，他在内格罗蓬特陷落后，曾被任命为海军司令，重整士气，成功地夺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

听完内务长的耳语之后，莫切尼戈也不动声色地起身离席。隔壁的房间里，苏丹的义母玛拉派来的使臣正在等候，他向元首转达了苏丹谈和的意愿，并带来了土耳其境内的通行证，供去君士坦丁堡谈判的威尼斯使节使用。

元首立刻悄悄地通知了“十人委员会”和6位元首辅佐官。从宴会上直接坐到会议桌上的高官们，个个都是一身华服，但每个人的神色都很凝重。穆罕默德二世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和谈，他真正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大家不得其解，因此当晚的会议上没有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这场在宴会边上的房间里进行的秘密会议，除了出席者之外，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就连阿拉贡王储这位以手腕高明著称的政治家，也没发现觉察出一丝异样。他对元首盛情的招待表示感谢之后，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下榻之处。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十人委员会“陆续召开了数次会议。他们并没有将此事告知元老院。就这样，原有的情报得到重新梳理，又有新的消息传来，委员们终于搞清楚了苏丹的动机。原来穆罕默德二世不仅在攻击斯库塔利的行动中失利，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

波斯王试图东山再起，匈牙利国王也对土耳其摆出了攻击的姿态。还有比土耳其人更残暴的斯拉夫族的瓦拉其亚人（Valachia），他们用尖木桩戳死人的暴虐行径，连土耳其人也不寒而栗。

在西欧方面，以罗马教廷为中心，各国开始商讨组建十字军讨伐的议题。米兰和佛罗伦萨都表示愿意各自拿出10万达克特作为军费。尽管威尼斯不相信东征会成行，但土耳其人不比威尼斯了解西欧各国并不团结的内情，他们对此还是心有余悸的。

最后，当接到消息说穆罕默德二世因最宠爱的次子穆斯塔法（Mustafa）在前一年去世而郁郁寡欢时，“十人委员会”做出了派遣谈和特使的决定。

可是，当特使吉罗拉谟·佐尔齐（Girolamo Zorzi）见到穆罕默德二世之后，却感到大失所望，因为土耳其的和谈条件与以往几乎没变。依然是要求威尼斯“归还”阿尔巴尼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和爱琴海的各个岛屿，并交纳15万达克特的年贡。无奈之下，佐尔齐特使以需要与本国政府商议为由，提出了暂时停战的要求。对此穆罕默德二世欣然答应，甚至给出了6个月的宽限期。

不料，还没过6个月，土耳其军就向黑海方面进发，攻占了卡法和塔那。这两个城市分别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东方贸易的最前沿基地。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长期以来还是通过此地，与黑海沿岸以及俄国维系着商业的往来。

被土耳其人断了黑海通路的威尼斯，更不能将爱琴海诸岛拱手相让。在失去黑海、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方市场只剩下叙利亚和埃及。威尼斯绝不能失去作为这条商业航线上转运基地的克里特岛。权衡之下，只能放弃与苏丹谈和。

翌年，即1476年，善战的匈牙利人从西面，威尼斯人从南面，联手抗击土耳其。特别是那些被土耳其人占领的临海基地，威尼斯利用高效的海上补给，一次次夺回了失地。而对手穆罕默德二世则一直待在君士坦丁堡。因为担心被行刺，他甚至很少离开托普卡帕皇宫：

时间来到1477年，由伊斯肯德尔贝克率领的土耳其骑兵团从北面逼近威尼斯的“本土”。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另一支大军从南面，再次向阿尔巴尼亚发起进攻。不过，土耳其人这次的斯库塔利攻城战，依然遭到了威尼斯守军的顽强抵抗，再次以失败告终。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仿佛只有匈牙利和威尼斯孤军奋战，而东方的波斯王乌宗·哈桑终究没能东山再起，在这一年离世。

年末，威尼斯“十人委员会”收到重大情报，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Ferrante），与其女婿匈牙利国王马泰奥·科尔维诺（Matteo Corvino）合谋，派遣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谈和。

一旦匈牙利脱离战线，单凭威尼斯根本无法抗敌。再加上拥有南意大利领土的那不勒斯国王如果投靠土耳其，威尼斯等于是在亚得里亚海出口的两侧同时受敌。为了避免被彻底孤立，威尼斯的当务之急是阻止匈牙利、那不勒斯与土耳其缔结同盟。

元老院决定重新开启与土耳其的谈判。要求只有两条：一是保住科孚岛、莫东和科伦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二是保证商业活动的自由。其他一切皆可以让步。特使带着这份悲壮的密令，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1478年2月开始的这场艰难的谈判，因苏丹亲自出征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而中断，缔结和约一直要到一年之后。其间，威尼斯的和谈特使也从最初的托马索·马利皮耶罗（Tomaso Malipiem），换成了虽然没有外交经验，却谙熟东方贸易的克里特岛出生的乔瓦尼·达里奥（Giovanni Dario）。

选乔瓦尼·达里奥作为谈判特使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决定。这位殖民地出生的威尼斯市民，对于贸易是威尼斯的命脉有着与生倶来的认知。在谈判过程中，这位擅长土耳其语的精明商人，死守底线，据理力争，尽力维护威尼斯的商业利益。此外，苏丹亲自率领12万大军，第三次攻打斯库塔利未果，或许也为谈判增加了筹码。

终于，在1479年1月25日，两国签署了停战条约。详细内容如下：

威尼斯承认已经被土耳其攻占的内格罗蓬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部分以及包括斯库塔利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一带归属土耳其。

土耳其再次确定科孚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莫东和科伦两大基地、克里特及爱琴海诸岛屿属于威尼斯。

威尼斯每年向苏丹支付一万达克特，以获取在土耳其境内的贸易权。此外，土耳其准许威尼斯派大使常驻君士坦丁堡，以及建立享受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居住区。

土耳其完全保证威尼斯在土耳其全境内同通商及航行的自由。

威尼斯向苏丹赔款15万达克特，作为以前在土耳其境内开采明矾矿时未付专卖权的补偿。其中的10万达克特分两年付清。

对那些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在对方国家去世的国民，威尼斯与土耳其都有义务将其财产归还祖国。

双方宣誓，决不侵犯对方的领土，不援助对方的敌人。

再三抵抗住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最终还是被威尼斯人舍弃。明矾的专卖权因为以前有付给教皇的先例，现在付给苏丹勉强说得过去。至于每年一万达克特的通商费，是关税之外新增的税金，实际上就是年贡，所以历史学家们才会将之称为威尼斯建国以来最屈辱的条约。

姑且不论那些已被土耳其占领的土地，威尼斯至少保住了斯库塔利之外的其他海外基地，并且守住了通商自由这一条最后的底线。每年的“通商费”土耳其最初要求的是15万达克特，最后在威尼斯以明矾专卖权名义做一次性的补偿条件下，成功地减到一万达克特。对提出暗杀苏丹计划的御医都能爽快答应支付3.5万达克特酬劳的威尼斯，只要能确保商业市场的活跃，向苏丹缴些苛捐杂税都是值得的。

然而，这只是基于威尼斯自身的价值标准所做出的决断。在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无须依赖贸易的国家看来，与土耳其讲和的威尼斯，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叛徒。从罗马教廷、意大利各国，到对土耳其战争毫不关心的法国、西班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本身都在与土耳其进行谈和的匈牙利，群起而攻之，交相指责威尼斯为了金钱，没有节操地向基督教的敌人屈服。

在持续了16年的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中，双方曾经6度尝试停战，由于谈判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他国家并不知情（只有一次被米兰大使察觉）。为了保守秘密，威尼斯可谓是费尽心思，派遣的谈判特使都是以商人身份出行。威尼斯商人进出君士坦丁堡实属平常，因此，纵使各国心有存疑，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然而一旦两国签订了条约，便不再有什么秘密。那些等到和约正式公开之后，才了解情况的国家，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和约生效之后，威尼斯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使。与此同时，将斯库塔利的领土权交给土耳其。对于那些包括奋勇抵抗土耳其大军的斯库塔利人在内的阿尔巴尼亚人，苏丹予以他们选择去留的自由。当地的威尼斯人可以返回祖国，阿尔巴尼亚人则面临着是否留下做苏丹子民的选择。这些成了难民的人们，全体选择远走他乡。

山地民族的阿尔巴尼亚人，不会选择在海上之都的威尼斯居住，他们希望能够生活在与故国有相同地形的地方。乘坐着威尼斯船的难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的山区地带。时至今日，这一带依然仍然有不少地名后面带有“Albanese”（阿尔巴尼亚）的发音。那里当初就是厌恶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人聚集的村落。除了阿尔巴尼亚难民之外，还有不少家园被土耳其占领的希腊人。在这些由难民开发而成的地区内，人们至今都不说意大利语，使用的是接近于希腊或阿尔巴尼亚的语言。

对于这些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政府在他们移居时发放了年金，补偿他们所做出的牺牲。经历了三次攻城战之后，斯库塔利的男性从原来的1600多人，锐减至450人。

无论如何，持续了16年的交战状态，终于结束了。来往于希腊、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定期商船航线重新开航。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上任初始，便要面对那堆积如山的各种事情。大使馆的再建、组织翻译人员、安排仓库和码头等，要填补16年的空白，即便是对处理这些事务向来得心应手的威尼斯人来说也绝非易事。威尼斯政府对于再次重返君士坦丁堡的重视程度从他们派遣的大使人选中可见一斑。

在接到和约签署的报告之后，威尼斯政府随即任命参事官皮耶托·韦托里（Pietm Vettori）为停战后第一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皮耶托·韦托里在阿尔巴尼亚战争中被土耳其俘虏，元老院为了节省时间，决定由当时正被关在君士坦丁堡监狱的他担任大使。就这样，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皮耶托·韦托里，直接就进了大使馆。他在按照正常程序选出的大使巴蒂斯塔·格里蒂（Battista Gritti）抵达君士坦丁堡正式上任之前一直履行着大使的职责。

对于那些访问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们，威尼斯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因为顾忌各国的舆论，半夜三更才敢让他们上岸。土耳其的使节团一行，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了威尼斯。他们那一身充满异国风情的装饰，令威尼斯的百姓们啧啧称奇。虽然威尼斯与这个东方国家渊源深远，但大多市井小民却从未涉足过土耳其境内。

缔结和约后第一次来到威尼斯的土耳其使节，带来了穆罕默德二世的请求，他希望威尼斯政府派一位优秀的画家去君士坦丁堡。

威尼斯政府将“文化大使”之大任交给了当时威尼斯声誉最高的画家的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画家本人及其同行的4位助手的全部费用由国库支付。

时年50岁的詹蒂利·贝利尼将5年前开始的元首官邸的壁画修复委托给弟弟，于9月3日搭乘威尼斯的船只前往君士坦丁堡。

从8月1日土耳其使节抵达的时间推算，威尼斯方面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各种绘画工具，可见他们非常呵护这份刚刚修复的关系。

从1479年9月末到1481年1月末，詹蒂利·贝利尼在托普卡帕宫内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位威尼斯画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不过，通过当时也在苏丹宫廷内的另一位威尼斯人焦万·马里亚·安丘艾罗（Giovan Maria Angiolello）的记录，可以确定贝利尼除了为苏丹及其家族画肖像之外，还创作了其他的作品。

安丘艾罗是在内格罗蓬特沦陷时被土耳其俘虏，后来成了苏丹次子穆斯塔法的侍从。穆斯塔法死后，他又在穆罕默德二世身边侍奉多年。因此，安丘艾罗的笔记是了解西方与土耳其关系紧张时期的苏丹宫廷的最可靠资料。

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除了肖像画之外，还为穆罕默德二世的私人寝宫画了春宫壁画。穆罕默德二世死后，壁画被继位的巴耶济德涂刷销毁，其他肖像画也被卖到市场上，大多数作品从此不知去向。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现由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收藏的那张著名的穆罕默德二世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与其他画作一起在市场上销售，最初是由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买下，带回威尼斯。之后几经易手，在19世纪末传到一位英国贵族的手中。贵族去世后，其遗孀将此画捐赠给了国家画廊。这幅落款时间为1481年1月15日，有着贝利尼签名的作品，准确地刻画了人物面部的表情。年逾半百的穆罕默德二世面貌清瘦，年轻时的忧郁神情依稀可辨。

穆罕默德二世似乎非常喜欢这位威尼斯的画家。根据安丘艾罗的记录，贝利尼可以直接向这位专制的君主提出任何意见。那么，深受厚待的贝利尼为何在皇宫只住了一年半，便返回威尼斯了呢？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予以证明，不过按照安丘艾罗的说法，是某一件事情促使贝利尼做出了归国的决定。

有一次，贝利尼给穆罕默德二世看自己的作品，他画的是施洗者约翰被斩首的场面。穆罕默德二世凝视画面一阵之后，先开口对画家巧妙的工笔赞赏一番，随即话锋一转，指出画中有误。人被斩首的瞬间，血管、神经会因条件反射而向内收缩，但贝利尼却画成向外伸展。面对苏丹敏锐的观察力，贝利尼惊讶万分，一时无言以对。也不知苏丹是如何理解了画家的沉默，他令侍从带进来一个奴隶，就在贝利尼的眼前，砍下了奴隶的头，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

这件事发生以后，贝利尼决定离开托普卡帕皇宫，返回祖国。穆罕默德二世赐予这位威尼斯画家土耳其帝国骑士和黄金锁，以谢其功。3个月之后，苏丹驾崩。

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让整个基督教世界犹如天降神恩般狂欢不已。罗马举行了3天的庆祝大典，教皇邀请各国的大使参加弥撒，感谢“基督的敌人之死”。除了西欧，在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之后，两度受到土耳其攻击的罗德岛，甚至是埃及的统治者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去世前不久，刚率军登陆亚洲，当时大家都猜测，土耳其大军的目的地可能就是叙利亚和埃及。

除了亚洲之外，另外还有一支在与威尼斯谈和之后出兵的土耳其军队已经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兰托（Otranto）。所幸，在接到苏丹的死讯之后，军队停止前进，撤回君士坦丁堡，没有给当地造成重大的伤害。

针对土耳其的种种动作，威尼斯信守条约，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在土耳其舰队进入亚得里亚海，准备进攻奥特兰托时，威尼斯迅速派出60艘加莱战船，紧随左右，一旦发现对方有北上攻击威尼斯的迹象，便立即开战。紧盯不放的威尼斯战船，直到确认对方的目的地是奥特兰托之后才放心离去。虽然苏丹向《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宣誓信守和约，不过，威尼斯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位专制的君主。

继承穆罕默德二世皇位的巴耶济德与威尼斯再次确认了和平条约的成立。作为伟大的开创者的继承者，往往面临因前代不断扩张而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全力以赴处理国内事务的巴耶济德，让威尼斯享受了20年的和平。

与新兴国家土耳其的对决，令威尼斯感悟到时代潮流的改变。15世纪下半叶的威尼斯人，也许会怀念一个世纪前与热那亚人的决战。当时的争斗再怎么激烈，毕竟两国的情况相似，价值观也接近。在同等条件下的双方相争，决定胜负的关键，是看谁能充分地利用手中的资源。在这方面，威尼斯显然比热那亚擅长，因此他最终赢得了胜利。

然而，土耳其则完全不同，胜负靠的不是士兵质量，而是数量。善于运用大炮的穆罕默德二世诚然是一位天才，但终究是凭借着千军万马取得胜利。苏丹一声令下，便能召集起相当于威尼斯男子总人口的大军。面对这样的对手，威尼斯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规模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将制海权视为国家命脉的威尼斯，是通过占领战略要地来控制附近的海域。可是一旦有大军从陆地向这些据点发起进攻，威尼斯海上防御再强也是无能为力。因此，威尼斯改变了以往挖渠引海水护城的方法，代之以将半岛切开，使城堡孤立于大海之中，利用四面环海的地形作为防守。像克里特岛东部的史宾纳隆加岛（Spinalonga）、科孚岛等一些地形上允许的战略要地，全都改建成了海上城堡。要塞临海一边的城墙原本就比靠近陆地的一边造得单薄，现在索性直接建在海里。这些孤立于海中的城堡，比建在陡峭山峰上的要塞更难攻破。这一点在之后与土耳其军作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尽管威尼斯想尽各种办法，但仍然无法摆脱来自土耳其的威胁。与海洋国家相比，陆地型国家对土地的执着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哪怕只是扩张了一丁点儿的领土，也会令他们感到异常满足。面对这种欲望和实力都很强大的对手，威尼斯无计可施，唯有见机行事。

自1463年开始的250年间，威尼斯与土耳其有70年处于交战状态。威尼斯共和国靠走一步看一步的临机应变，总算撑了过来。世界正发生巨变，城邦国家的时代即将结束，东方和西方都迎来了中央集权的大国时代。威尼斯就像一位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小船的船夫，左躲右闪，提心吊胆。

话说回来，在与穆罕默德二世签订和约10年之后，威尼斯再次以一贯的行事方式，没用一兵一卒，便成功地合并了塞浦路斯岛

，填补了因失去内格罗蓬特而出现的海外基地的漏洞。
（作者注：有关塞浦路斯的合并，请参考《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第四章）

第九章 朝圣之旅

符腾堡（Wiirttemberg）伯爵有一次对多明我教派的修士施密特（Schmidt）说：“世界上有3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人们推荐。第一是结婚，第二是战争，最后是朝圣。”

时值1480年。意大利米兰公国的官吏桑多·布拉斯卡（Samo Bunrasca）终于如愿以偿，即将动身前往圣城。

无论是眼下还是在500年前，有职在身的人想请长假，都得呈交申请。桑多因为要离开半年以上，所以必须找好这段时间的代职人。除此之外，考虑到旅途中死亡的可能性，于公于私，身后事都得交代清楚。工作上，他决定了职位的继承人，私人财产则指定由兄长埃拉斯莫（Erasmo）继承。桑多·布拉斯卡35岁，独身，日后担任派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不过在去朝圣前，他还只是一介小官僚。桑多·布拉斯卡以去圣地朝圣为由提交的休假申请，于3月28日获得批准。之后的故事，皆来自于他的旅行日记。

先去威尼斯

4月29日出发的当天，布拉斯卡所居住的教区的神父为他举行了弥撒。随后，其兄弟和朋友一路送行至帕维亚。布拉斯卡的兄弟以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官吏。他们不仅擅长拉丁语，也懂希腊语，算是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行人顺道参观了意大利最美修道院之一的帕维亚修道院，当晚住宿当地。

4月30日，布拉斯卡和送行的人们聊天打发时间，等待着从当地出发，沿波河南下开往威尼斯的船只。

5月1日，接近正午时分，布拉斯卡登船，就此与兄弟、朋友告别。船上大多的乘客都是从米兰去威尼斯做生意的商人。船离岸之后，商人们拿出上等的玛尔维萨（Malvasia）葡萄酒和食物与布拉斯卡分享。这些习惯于旅行的人们，准备向来都很周全。当晚，乘客们在河岸边的村落住宿。

5月2日，布拉斯卡在克雷莫纳（Cremona）下船，去拜访当地的友人。估计航船是为了那些在克雷莫纳有生意的乘客作短暂停留，布拉斯卡便利用这个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当晚，他住在曼托瓦侯爵领地内卡萨尔马焦雷（Casalmaggiore）。

5月3日，布拉斯卡中途独自下船，参观了圣贝内代托修道院（San Benedetto）之后，在当地投宿。次日清晨，他乘坐雇用的小船赶上了大船。

5月4日，他住在费拉拉。这里是艾斯特公爵所属的领地的首府，有许多优美的宫殿。布拉斯卡再次利用其他乘客谈生意的间隙，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包括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宫殿在内的城中各处景点。

逗留威尼斯

5月6日，航船抵达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基奥贾。

5月7日，顺河而下的航行至此结束。直到正午时分才等来顺风，航船乘风扬帆，驶向威尼斯。

下午3点，抵达威尼斯。这是桑多·布拉斯卡平生第一次看见威尼斯。他将借住于友人家中，直到6月5日。因为他预计搭乘的加莱船尚未做好武装的准备。布拉斯卡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观光游览威尼斯城。

以上是桑多·布拉斯卡在其游记中所记录的内容。实际上，他和其他朝圣者这一路都是被威尼斯共和国的观光政策牵着鼻子走。

威尼斯是一个商人的国度。商人对于任何可能赚钱的买卖都有兴趣。去圣地路途漫长而且随时可能会遭遇延途匪徒的侵害，然而朝圣从来就是西方基督徒的梦想。而海洋国家的威尼斯有很多船，完全可以将朝圣作为一盘生意来经营。

于是，喜欢“行政主导”的威尼斯，举国上下积极地投入了朝圣观光事业。首先，他们张贴12世纪末教皇颁布的特赦令：但凡在耶稣升天节造访威尼斯，参拜安放在当地的圣遗物的教徒，可以获得“完全赦免”。

当年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相争至末期之时，威尼斯曾经出力提供了双方会谈的场所。为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别赐予威尼斯提供“赦免”的特权。除了修道院、教堂之外，拥有此特权的城市，唯有罗马和威尼斯。

罪得赦免，可以吸引来很多虔诚的信徒，因此产生的利益不言而喻。1480年的耶稣升天节是5月11日。桑多·布拉斯卡当然不会错过，他敬拜了圣遗物，并且在日记上写下“完全赦免”。

这还不算完。继耶稣升天节之后，还有圣灵降临节、耶稣圣体节等，每隔10天就会赶上一个节日。节日期间，圣遗物向民众开放，圣马可广场上会举行盛大而且充满异国情趣的游行。威尼斯贵族们陪同着每一位来自西欧各地等待搭船的朝圣者参加庆典。威尼斯的这项政策，深得朝圣者的好评。

中世纪时盛行崇拜圣人的遗物和遗骸。这对那些没有供奉圣遗物的教堂、修道院的经营相当不利。不过，威尼斯完全不用担心。他们拥有的圣遗物，无论质或量在西欧都是名列前茅，据说仅次于罗马。

桑多·布拉斯卡在威尼斯期间，尽情地饱览了那些神圣的遗物。

他在圣安东尼奥修道院（Convento de San Antonio de Padua）敬拜了福音书作者之一圣路加的腕骨、十二使徒之一圣西门的脚骨、圣女乌苏拉（Ursula）的腿骨、耶稣所戴的荆棘冠上的一根刺以及钉耶稣的十字架的木片。

之后又去圣救主堂（San Salvatore）敬拜殉教者圣西奥多（Theodore）的身体、圣西斯笃（Sisto）的头盖骨、使徒圣安德烈的手腕和使徒巴多罗买的腕骨。除此之外，还有圣克里斯托弗（Cristoforo）的牙齿、圣乔吉奥（Giorgio）头盖骨的一部分和腕骨等。

如果要追究这些东西的真伪，事情就没法讲下去了。日本之前不就因为圣撒母耳的手掌还是手臂的到来，引起了轰动吗？桑多·布拉斯卡在威尼斯参拜的圣遗物的数量，大概有上述所列的4倍之多。

话说回来，威尼斯政府为逗留当地的朝圣者所准备的观光内容不只是宗教活动。朝圣者还可以参加世俗的庆典，参观世俗的建筑。桑多·布拉斯卡的日记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记录：

“我去看了在利多海滩举行的“威尼斯与大海的婚礼”。元首面对大海叫着“我要和你结婚！”，然后将手中的戒指丢入海中。这个仪式象征了威尼斯与大海密不可分的关系。无数的贡多拉上面坐着身着华服的男男女女，他们跟随着元首的绯红色御用大船，景象宛如一幅美丽的壁画。

“我还参观了造船厂。它是国有的，兼做存放炸药和大炮的仓库。在这里，可以看见所有类型的船只。5间大屋里摆满了兵器。另外两间大屋内，有很多女人正在织帆布。这座造船厂每年花费的材料和人工费的总和据说要20万达克特。边上还有正在兴建中的新船厂，听说竣工后可以同时建造100艘大型加莱船。场面非常之壮观。除了威尼斯，没有任何地方拥有如此大规模的造船厂。

“只要有空闲，我便会去圣马可教堂。教堂内从下至上全是马赛克镶嵌画，美到无以言表。我还参观了圣乔凡尼保罗大教堂和相邻的圣洛克大会堂，也参加了在圣巴尔托洛梅奥教堂为众多在威尼斯的德意志商人举行的例行弥撒。弥撒用德语，不少来自德国的朝圣者也加入了其中。

“我去了元首官邸，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一句话，真是精彩绝伦。最顶层有一个巨型大厅，元首的座椅面向大海。大厅的天花板和四周的墙壁上画满了油画。有安东尼奥·皮萨内洛（Antonio Pisanello）所作的皇帝与教皇的和解，以及由真蒂莱·德·法布里亚诺（Gentile de Fabriano）创作、詹蒂利·贝利尼修复的海战画。这些画作中，贝里尼家族两兄弟乔凡尼和詹蒂利所绘制的壁画堪称压卷之作。”

桑多·布拉斯卡所见到的那些作品在1577年的火灾中被烧毁。如今我们看到的墙壁或天花板上的丁托列托、委罗内塞的作品都是后人所作。

话说这位桑多·布拉斯卡先生不愧是一位官员，他对威尼斯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似乎特别感兴趣。在参观国会大厅时，他注意到国会是由25岁以上的贵族男子所组成；参观元老院会议厅时，他甚至记下了座椅的数量，而且还提及国外来的公文，就在此处宣读的细节。也许他本人就是负责誊写米兰公国写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文等事务吧。对“十人委员会”房间的记录，他非常准确地点到了这个掌握国家最高机密的机关的特征。

参观元首官邸，会有专人负责导览。与今日不同，当时政治、行政、司法都在官邸内运作，所以只能选没有会议的日子或时段向朝圣者等外国游客开放。位于官邸内的监狱自然是挂上了“闲人免入”的牌子。

由官员而不是专业导游陪同参观的场所除了元首官邸还有造船厂。这并非是针对产业间谍，而是为了防止军事间谍。哪个国家都不会愚蠢到向外国人公开所有军事上的细节部分。由专人导览，就是为了巧妙地避开一些敏感的地方。

当然，逗留威尼斯的朝圣客并不全是像桑多·布拉斯卡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威尼斯人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在圣马可广场，为普通的游客举办了各种珍奇的表演。许多人第一次看见大象这种巨型动物，还有灵活地用脚吃饭喝水的无臂女人等。这些节目让外国游客们既感到惊奇万分，又为日后回国有了谈资而兴奋不已。不少人还好心地赏钱给表演者。

如果想登高眺望海上之都的威尼斯可以去圣马可的钟楼。想去看威尼斯著名的玻璃工坊，可以搭乘来往于穆拉诺岛的专船。由于制作玻璃需要用火，因此常有火灾发生。为了防止大火蔓延至市中心的街区，从13世纪开始，威尼斯将所有的玻璃工坊，都迁移到了穆拉诺岛。

各种观光活动中，受到所有游客（无论知识精英或平民百姓）热捧的莫过于观赏从海外归来的威尼斯舰队的雄伟场面。

桑多·布拉斯卡见到的是出征6年归来的海军统帅安德烈亚·洛雷丹率领的舰队。洛雷丹是斯库塔利防守战的指挥官，在抵抗土耳其的战役中，他率领的军队顽强抵抗住了兵力在10倍以上的土耳其军队。虽然在前一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历经16年的战争，威尼斯人可谓是刻骨铭心。不论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威尼斯人几乎倾巢出动，涌向港口，迎接战士归来。

加莱军船一艘接一艘地驶进港口，高高的桅杆上飘扬着绣金色圣马可狮子的绯色的威尼斯国旗。摆放在港口的整排大炮齐鸣礼炮，轰隆隆响彻云霄。这一切，看在桑多·布拉斯眼里，简直就是古罗马凯旋式的重现。

有那么多喜闻乐见的观光项目，一个月的等船时间转眼即逝。当初那些紧赶慢赶抵达威尼斯后，被一个月后才能出发的现实弄得沮丧不已的朝圣者们，也一扫心中的郁闷，因为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参拜圣遗物，充满异国风味的威尼斯的美丽景象，让他们心满意足。当然，威尼斯人也十分满足。朝圣者们逗留一个月所带来的利益十分可观。不过，真正体现威尼斯精神的并不是这些华丽的场面。

在圣马可广场、里亚尔托桥以及斯基亚沃尼河岸等外来游客首先会造访的景点，不论白天或黑夜，每天都有两人一组的巡逻员。这些被称为“托洛马利奥”的男人，不是警察，而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公务员，专门为外国观光者特别是朝圣者服务。

威尼斯设有德意志商馆等为各国商人服务的咨询机构，所以外国来的商人，可以去那里寻求帮助，但朝圣者却无法利用这些设施。像桑多·布拉斯卡那样有朋友家可以借住的游客毕竟在少数。因此，当“托洛马利奥”遇见外国来的朝圣者时，常常会主动向前礼貌地询问：“需要为您提供帮助吗？”

这些工作人员通常两人一组，会讲德语、法语和英语3种语言。因为朝圣者中来自这3个国家的人数最多。

在没有酒店预约制的那个时代，朝圣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住宿问题。巡逻员们基本上看一眼客人的装束，就能估计出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过出于礼貌起见，还是会先问一下大概的预算，然后根据客人的回答，带去相应的旅店。

对于那些想尽量节省的朝圣者，巡逻员会介绍他们去只要捐一点儿善款略表心意就可以住宿的修道院。朝圣者们身上都带着故乡所属教会的神父写的介绍信，所以不会有被当成流浪者的误会，教会的介绍信相当于我们现代人的护照。

如果是经济上稍有宽裕的朝圣者，会被介绍到二、三流的旅馆。威尼斯政府非常重视住宿设施的卫生和安全，所以哪怕是等级略次，客人同样能够安心人住。各地区的卫生员，每周去旅馆做一次例行检查，从被褥到厨房，角角落落都不放过。而旅馆方面，则有义务将每天住宿的客人名单提交给负责的官员。

至于那些出手阔绰的客人，巡逻员们自然会推荐他们去国国王、大臣等要人们下榻的最高级的酒店。根据1355年制定的旅馆公会法，被列为高级酒店的有“英国女王馆”“法国之盾馆”“马耳他十字馆”“白色狮子馆”。

这些酒店不是以西欧惯用的数字来做房间号，而是像日本和式旅馆似的每一间都有一个名字，例如“国王房”“太阳房”“天使房”等。

尽管酒店的主人几经更换，但酒店本身却经久不衰。18世纪末造访威尼斯的歌德、19世纪初的司汤达，都下榻于“英国女王馆”。

客人们在被推荐的旅馆，心满意足地度过威尼斯的第一个晚上之后，大概都会为翌日清晨突如其来的访客而感到吃惊。来人正是昨天遇见的那位会说客人家乡语言的巡逻员，他是为帮助客人采购旅行用的必需品而来。这项服务没有对象之分，不管是住在高级酒店的有钱人，还是睡在修道院大通铺木床上的小老百姓，统统都能享受到。

除了个别狂热的教士之外，很少会有所谓经验丰富的朝圣者。大多数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远行，对航海、前往中东沙漠地带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不太清楚该带些什么物品。如何配置长达6个月的旅行装备，就需要有专家给出温馨提示。巡逻员们会带客人去专门销售旅行用品的商店，此类商店在威尼斯有将近20家之多。

由于船上和沙漠的晚上都会很冷，因此首先要买的就是能裹住全身的大而厚的毯子。颜色上没有特别讲究，随个人喜好。不过专家往往会建议客人避免金、银线编织的毯子，因为太显眼会被当作有钱人，招来沿途歹人的勒索。选好毯子之后，接下来是衬衣。朝圣者大多爱干净，专家一般都会让他们多买些备用。想要有一个舒适的长途旅行，床单、擦手巾、餐巾之类也都是不可欠缺的物品。

一些没有坐船出门过的朝圣者，甚至会提出买床的要求。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威尼斯观光局公务员，巡逻员们会很和善地告诉他们买一条垫被足矣。老实说，要是人人都带张床上船，哪有摆放的地方。当然，这种话公务员只会放在心里，绝不会硬邦邦地脱口而出。

“如果是垫被，您回到威尼斯后，可以转手卖出。”专家又给出了一条建议。

在威尼斯有买卖二手商品的店铺，甚至还有出租旅行用品的店家，租金是1.5达克特。朝圣用的床垫与现代的西式弹簧床垫不同，反倒像一床棉被，可以折叠。

还有一样东西是没有集体生活经验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设有很多抽屉的小柜子。柜子是用来存放私人用品的，所以门上带锁，而且容易搬运。由于使用方便又有纪念价值，大多数朝圣者都会把柜子带回故乡，因此很少会出现在二手商店。另一个必需品是小脸盆，虽然目的是为了洗脸，结果更多的时候是用来呕吐。不过，朝圣者们通常是要在上船之后才会明白这一点。

食品的采购也十分重要。尽管朝圣费用中包括了船上以及在圣地朝圣时的所有餐费，吃的东西算不上是必需品，不过每个人的口味迥异，何况在船上无所事事，难免会有嘴馋的时候。市场上火腿、意大利香肠、腌肉、芝士等适应长途旅行的腌制食物应有尽有，客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另外还有烤得很硬的饼干、糖渍水果、坚果等经过脱水处理的小吃。英国人爱吃的培根当然也是有卖的。

饮料也是需要考虑的。助消化的帕多瓦产的葡萄酒、防暑的含果实的糖浆、晕船时喝的生姜糖浆，都是巡逻员推荐的，而且还不忘温馨地提醒说糖浆得兑水喝。

也不知是不是打算吃培根煎蛋，有人希望买新鲜鸡蛋。于是，巡逻员建议他们买活鸡带上船。为了提供生鲜肉类，船上有关动物的笼子，活鸡可以养在边上。

买了各种东西，出发前放在哪里呢？这一点也无须担心。只要告知出发的日子，届时店老板会把商品送到港口。这些店铺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管，不能出售黑心商品，也不能漫天要价。如有不满，朝圣者还可以向他们专用的法院提出申诉。巡逻员与旅馆、商铺之间也不会有利益勾结，因为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国家公务员贪污受贿是要被判死刑的。

采购完生活用品，剩下来要买的，就是最重要的船票。船票需要在决定了乘坐的航船之后才可以购买。

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之后，通常会有两艘朝圣专用的船停泊在斯基亚沃尼码头。船员们成群结队地站在码头上，口中不停地吆喝，招揽客人。1480年这一年，只有一艘朝圣船。虽然一年前威尼斯结束了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但之后土耳其军又登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兰托、攻打罗德岛等动作不断。考虑到东地中海海域的航行安全，威尼斯政府决定当年只发一艘朝圣船。这里说的一艘是指朝圣专用船，除此之外搭商船去圣地的朝圣客年年都有。无论如何，我们的桑多·布拉斯卡先生无须为挑选船只而烦恼，他坐的船是由阿戈斯蒂诺·孔塔里尼（AgostiiK Comarini）担任船长的大型加莱船“孔塔里纳”号（Contarina）。

从孔塔里尼船长的姓氏便可以知道他是位不折不扣的威尼斯贵族。其兄长安布罗基奥（Ambrogio）是威尼斯的驻外大使。威尼斯的贵族家庭，通常只有一到二个儿子参与政治，其余人都经商。

与其他贵族子弟一样，阿戈斯蒂诺也是从20岁开始出海，常年来往于东地中海。桑多·布拉斯卡坐船的那年，阿戈斯蒂诺年近50，已经是被人们叫作“西风阿戈斯蒂诺”的航海老手。那以后，他又连续驾驶了16年的船，将一批又一批的朝圣者们运往圣地。

接下来，我介绍一段文字，是1458年参加朝圣的帕多瓦的骑士卡波迪利斯塔（Capodilista）所写，内容涉及我们很关心的费用问题。

“如果打算享受一段悠闲的船旅，每个人必须准备60达克特。其中，从威尼斯到雅法的来往船票是35达克特~40达克特（含船上的餐费以及出入国关税），抵达巴勒斯坦后，需支付15达克特给当地的穆斯林，作为参拜圣地、圣遗迹的费用。另外，在圣地逗留20天左右的费用是由朝圣者本人负担，因此一共至少需要60达克特。”

60达克特的费用，会不会让很多朝圣者望而生畏呢？倒也未必。因为35达克特是一等舱的船费，船上另外还有二、三等舱，费用大约在20达克特~25达克特之间，还有更便宜的15达克特的舱位提供。不过，付给朝圣地穆斯林政府的15达克特是不能少的。基督徒们朝拜圣地的虔诚之心，与当地穆斯林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当地人在这件事上是绝不会向基督徒打折送优湛的。

有趣的是，桑多·布拉斯卡的朝圣费用，与22年前的卡波迪利斯塔竟然完全一样。

布拉斯卡指出，如果想保持绅士的姿态，做从容的旅行，至少需要携带150达克特。其中的50达克特作为生病等不测时备用，另外的50达克特~60达克特付给船长。

看上去费用似乎比22年前上涨了35达克特~40达克特，如果查其明细，便会发现，除了包含威尼斯到雅法的来回船票（当然含餐费）和出入国关税之外，1480年的费用中还包括在圣城的参拜费（这部分依然是付给当地的穆斯林官员）以及在巴勒斯坦20天的驴子费，即交通费。所以，费用不仅没有上涨，反而比以前更便宜了。

费用的减少，估计是与威尼斯人组织团体朝圣旅行有关。以往的个别支付改成一次性统一付款，降低了成本，换言之，就是打了团体折扣朝圣者也省去了不少麻烦。除此之外，威尼斯还为希望环西奈半岛（Sian）的朝圣客，准备了“特别行程”，从耶路撒冷途经西奈半岛、开罗，抵达亚历山大港。然后在亚历山大坐船返回威尼斯。这条路线的费用，另外需要支付23达克特。

减少旅行者的负担，尤其是手续上的麻烦，是决定观光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打算去朝圣的人，必须事先准备3种证明。

第一是所在教区的神父签署的证明，相当于朝圣者专用的护照。第二是罗马教皇颁发的朝圣许可证。如果没有这张许可证，朝圣者们因参拜圣迹而获得的宗教赦免都是无效的，所以教皇的许可证是朝圣者必备的文件。

第三是通行证。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都在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因此基督徒朝圣，必须得到穆斯林国家的通行许可，也就是“签证”。第二和第三种证明，威尼斯政府可以代为办理。朝圣者大多不了解异国状况，又有语言障碍，擅长处理这些事务的威尼斯人愿意帮忙，的确让朝圣者们轻松了很多。至于第一种的“护照”，是在自己居住地办理的，倒不是什么难事。

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同类活动相比，威尼斯策划的朝圣事业，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他们专门出台了“朝圣事业法”，明确规定了船上限载的人数，其目的是为防止超载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对船内食品质量的监督，以及武装士兵与医生必须随船同行等。威尼斯人在做生意赚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为保证旅客出行的安全与舒适而做出各种努力。

如果朝圣者不幸在途中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将视当时的情况，尽量妥善处理遗体，并将死者的遗物送返给其家属。船长必须依照死亡的日期，退还剩余的旅费。如果是法国人的船，情况就大不同了。由于没有法规，旅行中死亡的人的遗物通常都会归船长所有，至于退还余款，就更不能指望了。

威尼斯之所以能在朝圣这项中世纪最盛大的观光事业上200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理由正在于此。而作为竞争对手的马赛，最终却远远地落后于威尼斯。

其实，马赛在地理上是有优势的。姑且不论德国人，英国、法国人要去朝圣，肯定是从马赛上船方便。虽然从威尼斯或马赛出发，海上的日程没有多少区别，但从马赛走，可以省下横断法国，翻越阿尔卑斯山，穿过意大利北部这段陆地行程。更何况，马赛的船费还比威尼斯便宜一成。

然而，大多的朝圣者，甚至是法国人，都愿意选择从威尼斯上船。那个时代最好的广告宣传，是客人的口口相传。深谙此道的威尼斯人的商业运作，明显是发挥了功效。

启程

过完6月1日的基督圣体节之后，朝圣船的周边随即热闹了起来。一批批的行李被运上船，开船日定在6日。桑多·布拉斯卡也不时地来码头看热闹，他发现这次有90人乘坐“孔塔里纳”号前往圣地，其中包括他的主人米兰公爵的伯父日内瓦主教，以及列曼主教和4位英国贵族等高贵人物。那位令符腾堡伯爵犹豫，不知是否该推荐他去朝圣的多明我派修士施密特也在同一条船上。

在那一次的朝圣中，有三位朝圣者的旅行日记留存下来。一位是桑多·布拉斯卡，一位是修道士施密特，还有是一位法国的无名氏。

（以下叙述为三位朝圣者的视角）

6月6日。早晨6点，在码头上送行的人们的目送之下，“孔塔里纳”号离开了港口。海上微风徐徐，船长下令三根桅杆上都挂起船帆。不久，海天交界的水平线上出现了伊斯特拉半岛的山影。伊斯特拉半岛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拥有波拉和波雷奇（Parenzo）两个优质的港口。下午4点左右，船行驶了大概有90海里，大家都相信今天能够抵达波雷奇。

不料，风向突然转成西罗科风。这股从东南方向吹来的逆风，让原本一路乘风破浪的航船，顿时变得举步维艰。

6月7日，依然刮逆风。船只能顶着逆风迂回航行。傍晚时分，朝圣者们齐声合唱圣歌，水手们也随声应和。

6月8日，早晨5点，航船总算靠近了波雷奇港。水手们迅速降下船帆，划桨手们全力以赴地将船划进了港口。

我们被告知将在波雷奇停留到周六。虽然淡水和新鲜的食品的补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是不少朝圣者因逆风航行而感到不适，需要调整休息几天。不需要休养的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参拜了航海者的守护神圣尼古拉教堂。我和桑多·布拉斯卡也加入了参拜者的队伍。

6月10日，傍晚时分，船离开了波雷奇。夜里，船靠划桨前行。翌日早晨，终于升起了船帆，刮的还是逆风。整整一个晚上，不知有没有走出40海里。

接近中午时分，一位划桨手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据说他的妻儿死在了威尼斯的隔离医院。他似乎染上了黑死病，很快就不行了。海葬亡者之后，船长和朝圣者们一起举行弥撒，祈求上帝保佑，不要被传染上黑死病。

6月14日，抵达了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扎拉。这里面向大海，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城墙，非常气派。它曾经被匈牙利国王统治过一段时间，如今再次成了威尼斯的领地。从海上眺望这座雄伟的城市，朝圣者们无不为之感叹，大家都希望能上岸参观。然而，扎拉的威尼斯代理长官却以船上可能有黑死病的理由，拒绝旅客上岸，连船长也未被获准上岸。

刮起了顺风，船继续前行。傍晚，从船的左舷方远远望见斯帕拉托城。无数的海豚围着我们的船，乘客们纷纷涌上甲板观看这珍奇的景象。水手告诉我们，这是幸运即将降临的前兆。但愿如此。

6月16日，太阳升起后，发现船的前后方聚集了比昨天更多的海豚，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沉入海中，着实可爱。就在距离莱西纳岛还有5海里的时候，又刮起了西罗科风（东南风）。附近海域多暗礁，继续航行会有危险，船长决定抛锚。乘客们下船，有人在海礁间戏水，有人在附近采集香草，享受岸上的时光。

6月18日，风向改变，升起船帆，沿着莱西纳岛航行。顺风时须尽量赶路，船没有停靠莱西纳的任何城镇，直到日落后抵达科尔丘拉岛。

就在靠港收帆时，发生了事故。收帆时，应该一面慢慢降下帆桁，一面折起帆布，但这次因为水手动作过猛，帆桁砸到了站在下面帮忙折叠帆布的弓弩手的头上。事情发生以后，船长严格指示，当船进港或遇到风向转变，需要升、降船帆时，乘客们必须集中在船尾安全处。类似的不幸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6月19日，为了补给淡水和食粮，船会在科尔丘拉岛停靠至正午。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拜访了镇上的圣方济会修道院。院长虽然已经70岁，但身体健壮，精神奕奕。他曾经长期旅居耶路撒冷，给了我们这些朝圣者很多鼓励。接近正午时，修道院长亲自驾驶小船送我们回到加莱船上。

海面上吹起了凉爽的波南脱风（西风），晚上9点左右便抵达了距离科尔丘拉70海里的拉古萨。

6月20日，全体乘客上岸。拉古萨是一座景色优美、防守坚固的城市。它位于两座山的山谷之间，两面依山，另外两面临海。铺着石子的街道，非常美丽，感觉有点儿像威尼斯。

我们参观了街上的大教堂，建筑虽然不大，却很精美。教堂中陈列着许多银制镀金的圣像，显示了这个城市的富足。圣遗物也很多，被安放在银制的供桌上。拉古萨是一个共和制的独立国家，但他们现在必须要向匈牙利王、那不勒斯王和土耳其的苏丹缴纳年贡，据说一年的总额是2.5万达克特。

6月21日，黎明之前，全体人员在船上集合。海上吹着对航行绝好的西风。离开拉古萨之后，风越来越强，仅靠中央桅杆的一张大帆，船便像箭一般地飞快地掠过了卡塔罗、布德瓦（Budua）、安提巴里（Antdbari）等威尼斯领地，已经归属土耳其的斯库塔利地区那些高山也渐渐从视野中消失。航行至深夜，大概走了250海里。

6月22日，晚上继续航行。在天亮前两小时，风速开始减弱。三根桅杆上都挂起了帆。在太阳升起之时，抵达都拉佐。这里也是威尼斯的领地，不过归阿尔巴尼亚地区管辖。都拉佐是一座古老的城镇，是古罗马时代建设的埃格纳提亚大道的起点，衔接着以布林迪西为终点的阿皮亚大道。从埃格纳提亚大道可横穿希腊，当年尤里乌斯·恺撒、布鲁图都是由此向东行军。

正午过后，停了一阵子的海风再次吹起。感谢上帝，是西风。水手们立刻升起所有的船帆。船沿着土耳其领地的发罗纳左岸一路南下。发罗纳是土耳其最西端的属地，那里停泊着上百艘战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心中祷告，希望风刮得再强劲一些。船行至距离拉古萨200海里左右，进入奥特兰托海峡。一路至此，是在被称为“威尼斯湾”的亚得里亚海中航行，之后就是伊奥尼亚海了。

就在接近黄昏、改吹西南风之际，两艘土耳其的帆船从发罗纳方向渐渐朝我们的船逼近，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有和平条约。和约中规定，当土耳其军队要求停船时，威尼斯必须服从命令。遇到这种情况，有和约在身的威尼斯人也许没事，我们这些非威尼斯人可不在保障范围之内。虽然阿戈斯蒂诺船长承诺会保证乘客的安全，大家还是忐忑不安。倒不是威尼斯人的话不可信，而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穆斯林究竟在想些什么，会做出怎样的行动。

所幸，海上及时地吹来西罗科逆风。“孔塔里纳”号被风推着朝意大利方向移动。土耳其人操控船帆的本事不如威尼斯人，他们的船没有往西，而是被吹到西北面去了。眼看着越漂越远的土耳其船，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胸前画十字感谢上帝。

6月23日，恼人的逆风依旧。船在后退，从水平线上竟然可以看见意大利的群山。水手们吃力地操控着船帆，结果又被吹向东面，回到了距离发罗纳30海里之处。我们乘坐的是加莱船，船高近似于帆船，因此受风的阻力也大。正逢施洗者圣约翰节的前夜，全体朝圣者向圣约翰祷告，愿他能保佑我们不受异教徒的攻击。

6月24日，夜半时分，也许是圣人听见我们的祷告，改吹东北风。次日早晨，船已经接近科孚岛，从这里开始就是希腊了。最重要的，是这里属于威尼斯的领海，风向转顺。

不久，负责近海警备的威尼斯加莱军船向我们驶近。依照惯例，引导我们的船前往科孚岛的港口。夜晚，抵港。

这里不仅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海军基地，也是负责附近海域防御的海军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港口整齐地停泊着22艘加莱战船。

舰队总司令维克多·索拉佐（Victor Sollazzo）似乎并不赞成我们继续前行。他为我们能够毫发无损地通过发罗纳外海感到侥幸。因为就在不久前，土耳其刚派出64舰战船北上去增援发罗纳防守舰队。另外，由350艘战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自上一年的12月开始，向罗德岛发起攻击。总司令虽然没有强迫停止旅行，但他建议我们最好认真商议。

回到船上后，大家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由个人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前进。日内瓦与列曼的两位主教决定中途折返，另外还有20位朝圣者也决定就此止步。

我已习惯了旅途，而且很少晕船。更何况回路未必安全，旅费又已支出，所以决定相信神的慈悲，继续这趟旅程。既然能躲过发罗纳的危险，或许也能够避开罗德岛的危险。不过，船上还是有1/3的朝圣者放弃了前行。

我们向索拉佐总司令报告结果，他要求继续前行者在科孚岛等待7天。因为从克里特岛开来的加莱船即将抵达，等听完他们的报告后，再做出港的决定。

克里特岛来的船于6月30日抵达。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罗德岛外海附近，两艘威尼斯船因没有听从土耳其降下船帆的要求而遭逮捕，不过随即就被释放。闻讯后，阿戈斯蒂诺船长和我等朝圣者决定向东进发。

由于发生了不少事情，没有余暇观赏风景。科孚岛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岛屿，四处开满了鲜花，茂密的冷杉树勃勃生长，延伸至海滩。它让我想起了米兰的科莫湖（Lake Como），时不时会将此地当成故乡。

7月1日，众人完祷告后从科孚岛北端的港口起航。从海上眺望高高屹立于岩石之上的雄伟的城堡，威风凛凛，犹如凌驾于大海之上，不愧为威尼斯重要的基地。三艘加莱船从港口引导我们行至三海里之外的外海。风力微弱，当我们通过30海里远的科孚岛南端时已经入夜。

7月2日，午夜之后，风力增加。船以每小时15海里的速度前行，至清晨大约已开出100海里。凯法罗尼亚岛（Cephalonia）从我们眼前飞快地掠过，那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地，8年前归属土耳其。紧接着，赞特岛（Zante）也从左舷侧一望而过，这个岛目前还属于威尼斯。一路顺风顺水，到黄昏时，已经驶出约220海里。

7月3日，一整天未遇劲风。船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行至傍晚只航行了80海里。

通过近一个月的船上生活，我发现乘客们的情绪，完全是随着船速上下波动。顺风满帆、船如飞箭时，众人心情开朗，相互包容、友爱，也没有人抱怨食物不好。大家在甲板上学习水手行走的姿势，享受着海上的时光。

可是，一旦风向逆转、风力减弱而影响船速，或者强风吹击，导致船身颠簸，乘客们立即变得烦躁不安。有人怀疑早餐供应的玛尔维萨葡萄酒是假的，有人不满备餐的速度太慢，甚至有人竟然指责水手偷了他带上船的母鸡生的鸡蛋。

其实，这种时候应该安静地思考，或者弹弹鲁特琴（Lute）、阅读书籍来度过。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船顺时，亲如兄弟；不顺时，翻脸成仇。所幸，还是有不少学识之人。他们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常常交换各自的经验，谈些熟悉的话题。如果将这些谈话汇总起来，定是一本精彩的书籍。

7月4日，早晨8点，总算到达了莫东港。莫东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南端，它与附近的科伦是威尼斯重要的基地，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从地中海开往黎凡特（Levant，即东地中海）的船只，来或去都必须在此地靠港。“孔塔里纳”号会在这里停泊两日。

这座港口小城建造于平地之上，坚固的城墙环绕四周。无论是码头的建造，还是修船厂的设备，都相当完善。港口建有长堤以抵挡外海的侵袭，可供百艘船只避难或等候顺风。堤防上设有很多的风车，可以用来磨小麦粉。城中的防卫似乎固若金汤。这里与土耳其的领土仅三英里（约4.8公里）之隔，自然是需要你做好万全的措施。这里由威尼斯元老院选出的代理长官负责治理。

7月6日，黎明之前，划船离开港口后，立即升起了船帆。海面刮起屈拉蒙塔那风（北风）。虽然算不上是顺风，好在威尼斯水手操舵技术娴熟，没有人晕船。一天一夜，大概航行了130海里，航线为东南方向。

7月7日。接近正午时，船经过切利戈岛（Cerigo），据说这里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斯巴达王后海伦的故乡。在古希腊的诗歌中，海伦就是在附近的吉切里咯小岛上举行献祭仪式时被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拐走的。我们的船也从吉切里咯岛经过，现在是一个无人岛。

船继续向东南方航行了一阵之后，依稀可见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的西端。这座岛自1204年以来一直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最上等的葡萄酒玛尔维萨便产自于此。这里还盛产小麦，以人口众多、要塞坚固闻名。其中，首府干地亚（Caiidia）、西部的干尼亚（Canea）及其东面的雷提莫（Retimo）和最东边的史宾纳隆加，向来以攻克不破著称。

从右舷眺望着克里特岛的远山，至翌日清晨，船行百海里。

7月8日，划桨与船帆交替使用，一昼夜又航行了100海里。

我们乘坐的大型加莱船，左舷和右舷都有长形的木椅。每张木椅上坐着三位划桨手，人手一桨，俗称“特雷米”。起风扬帆时，划桨手可以休息。由于船桨是固定在木椅上的，从船头眺望，整艘船宛如张开翅膀的大鸟。船在出港时依靠船桨划行，即使是顺风也如此。

船帆是被称为拉丁帆的三角帆，架在三根桅杆上。根据风向，需要不断地转换帆的方向，或因风力大小，更换尺寸、厚薄不同的船帆，驾驶这样的船是一项很辛苦的作业。三角帆没有固定于桅杆之上，因此每次交换船帆，都得升降桅杆。

如果使用四角帆，则可省下这些功夫。帆桁固定在桅杆上，只需要根据风力的强弱，调整船帆的宽窄。既然如此，那为何不选用四角帆呢？主要是因为它有在逆风中无法前行等缺点。地中海风向多变，即使遇上顺风，时间也持续不长。在逆风中航行，还是可以迂回前进的三角帆有利。

此外，带船桨的加莱船，比仅依靠帆的帆船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海风，船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的滋味一定不好受。

7月9日，清晨时分，我们的船距离克里特岛的首都干地亚大约4海里。克里特犹如一艘长船，干地亚正好位于它的中间地带。船长下令降帆、抛锚，派书记官坐小船前往港口报告说船上乘客和船员无人染上黑死病，并向港口官员申请登陆许可。

过了一会儿，很多克里特人驾着小船而来。他们告诉我们，岛上之前流行黑死病，已经死了两万人。不过，近一个月内，再没有人因黑死病死亡。我们获准登陆，将在此停留4天。除了补给粮食和淡水之外，自科孚岛之后，再也没有踏上土地的乘客和船员，都需要做调整休息。众人为能上岸而欣喜万分。

克里特岛对罗德岛那边的战况非常了解。据说从海陆两地发起进攻的土耳其军队，频频使用大炮，城墙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圣尼古拉塔也被击毁。不过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们带领岛民顽强抵抗，已杀敌5000。

干地亚宽广、富饶、秀美，四周建有城墙，港口人口也有塔楼。塔楼的高度正对准海上船只的船腹位置，上面挖出一排排的洞穴，洞口鳐出的大炮，让人不寒而栗。要从海上攻打这里，近乎妄想，不愧为威尼斯最重要的基地。

克里特岛属于威尼斯的领地，政治运作方式与本国相似，也有辅佐总督的委员会。岛上居住着许多威尼斯人，他们在很早以前便移居此地。这座岛屿在古代时就相当繁荣，最为著名的就是米诺斯王（King Minos）的统治时代。

7月13日黎明前后，离开干地亚港。正当顺风，且不断增强，一昼夜前进了250海里。卡索岛（Kaso）、斯卡尔巴诺岛被飞快地甩在身后。卡索是一座无人岛，斯卡尔巴诺岛则属于威尼斯领地。

7月14日，依旧受好风眷顾，船飞如梭。罗德岛从左舷侧闪过，船向东前行。航道距离罗德岛70海里，不会遭遇土耳其战船。众人虽然都在心中祈祷安全，但是当朝圣者必经之地的罗德岛从视线中消失时，还是哀痛莫名。

罗德岛归圣约翰骑士团所有。骑士团创立的目的就是为朝圣者提供住宿，治疗疾病。他们所在的罗德岛，自然是朝圣者的必到之处。如今，那里正遭受着异教徒的炮火攻击。船上所有的朝圣者都跪在甲板上，祈祷上帝保佑那些勇敢的骑士们。

7月15日，风势减弱，所幸仍是西风。从船左舷一侧，土耳其属地的小亚细亚依稀可见，连绵的山峦宛如烟云般漂浮于水平线之上。船朝着塞浦路斯岛的方向，一路向东航行。今天走了170海里。

7月16日，接近正午，与正在塞浦路斯近海巡逻的威尼斯舰队擦身而过。我们的船开往塞浦路斯岛南端海角之一的阿斯普罗。进入海湾后，当地居民吹喇叭、敲大鼓欢迎我们的到来。代理长官甚至登上“孔塔里纳”号，向船长打听西欧的各种情况，并与我们同船，一起前往50海里外的利马索尔（Limassol）。

利马索尔是塞浦路斯岛南方最大的城市。它刚经历过土耳其的攻击，虽然守住了城池，但整个街道满目疮痍。我们将在这里停留到星期二。

7月19日，黎明之前，出港。顺风，一天航行了170海里。

船长待我如子，他今天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忠告。由于长途的旅行，我疏于清理胡子，船长说最好就让它这样留下去。没有胡子的人，有可能被阿拉伯人当作男色的对象，因此，他建议我在朝圣途中不要剃须。不仅是我，船上其他年轻的朝圣客们似乎也收到了同样的忠告。

7月20日，幸遇顺风。无须降下船帆，或转动它的方向，一气航行了100海里。当目的地雅法（意大利语读贾法）的身影出现在水平线上时，朝圣者们不约而同地跪在甲板上，唱起了“Te Deum laudamus”。

下午两点左右，进入雅法港。乘客们急着下船，却被船长阻止，在拿到通行许可证之前，绝不能上岸。众人无奈，只好待在船上等待。在这片异教徒的土地上，没有通行许可的基督徒，连上帝都无法保佑其安全。异教徒实在是太反复无常了。为了尽快地获得许可证，船靠港后，船长立即将书记官送往拉玛（Ramah）。等书记官拿到许可证回来，大概需要三天左右。

Te Deum laudamus:“上帝啊，我们赞美你”，罗马天主教的传统圣歌之一《感恩赞》的第一句歌词。——译者注

这几天，不断有阿拉伯人划着小船来兜售食品。这似乎是当地的习惯。托他们的福，上不了岸也有足够的东西吃。船长向我们一一介绍了各种巴勒斯坦特产的水果和食物。

7月24日早晨，翘首期待的通行证到了。和通行证一起来的，还有几十头骆驼和驴子，它们是我们前往圣地的交通工具。

晚上9点，终于下船。我们首先被带到一个洞穴，这里原来是十字军时代基督徒商人用来做仓库的，现在变得又破又脏。阿拉伯的官吏，像点牲口似的一遍遍地数着我们的人数，随身行李也在此时运到。等到所有手续结束，已是深夜，今晚我们就睡在洞穴。总算是体会到厚重的长毛毯的好处了。

雅法由建造方舟的挪亚的儿子所建。在被阿拉伯人征服的200年之前，它是巴勒斯坦重要的港口城镇，来自西欧的船只在此聚集，想来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面。那些旧时代的建筑，如今大多已成废墟。从断壁残垣之间，依然可一窥昔日的兴盛景象。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只有船码头。对穆斯林而言，这里除了提供来自西欧的朝圣者上下船之外，一无是用。城中还有两座残留的旧塔，那里24小时都有穆斯林站岗监视。

7月25日夜晚，向拉玛出发。它距离雅法12英里（约19公里）。我们每人骑着一头驴子。驾驭驴子仅靠一根缰绳，刚开始时大家都不适应，手忙脚乱。

为我们带路的，是专门为朝圣的基督徒服务的翻译兼导游，称为“迦塞拉”。这些人是当地的居民，据说他们的祖先当年接受了使徒圣多马的施洗。

从雅法出发大约走了4英里（约6.4公里）路程左右，看见两座破旧的城塞，像是十字军时代的产物。走到距离拉玛一步之遥处，导游令我们下驴，因为按规矩，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徒步前往。

很幸运，附近有一所基督修道院。我们受到了修道士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将在此停留两天，直到完成向穆斯林支付税金的事宜。晚上，我们席地而睡。虽说这是朝圣的惯习，但真的很不舒服，我半边的肩膀疼痛难忍。

拉玛是一个很大的城镇，但人家稀少，生活状况似乎并不太好。这里的果物丰富多彩，传说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夫的诞生地。

7月27日，接近正午时分，众人跨上各自的毛驴，前往目的地耶路撒冷。走到拉玛城郊外一英里（约1.6公里）之处，导游提醒我们，这一带靠近异教徒的墓地，千万要小心。如果在墓地周边，做了什么令异教徒不满的举动，他们的报复是很可怕的。我们一行人绕道而行，连大气都不敢出。

从拉玛出发，走了15英里左右（约24公里），遇上一群带着长枪和弓箭的穆斯林人。他们等候在此，是打算向没有通行许可证的人勒索通行税。导游出示许可证，并说了些什么，那群人似乎发现不能胡来便让我们顺利通过。

我们骑在驴背上，在空旷萧瑟的山地中一路颠簸。快到半夜时，大家翻身下驴，一边眺望着月光照耀下的山峦，一边吃饭。歇息了三个小时后，一头接一头的驴子排成长队，继续往前走，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两小时后，在荒凉大地的尽头，终于出现了圣城耶路撒冷的身影。圣墓教堂的圆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我们所有的朝圣者，情不自禁地跨下驴背，双腿跪地。不知是谁开始了祷告“Lauda Jerusalem dominum…”（“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神……”），众人跟着念诵，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水。祷告结束后，没有人再骑驴，大家拉着各自的毛驴，一步步地走向耶路撒冷。

距离耶路撒冷还有9英里（约14.4公里），开始不断望见圣迹。我们参拜了耶稣复活后和门徒们一起享用面包的地方，获得赦免7年又40天。

在圣城朝拜圣迹所获得的赦免，分完全赦免和7年又40天两种。7月28日，日落两小时之后，来到耶路撒冷城外。朝圣者们通常会入住附近的圣约翰宿舍，那里吃饭、睡觉都在地上，很不方便。没有将葡萄酒带下船的人只有白水喝。我和另外几位朝圣者，受孔塔里尼船长之邀，去锡安山（Mount Zion）上的修道院住宿，这里曾经是耶稣与圣母马利亚住过的地方。

当晚，大家被告知要尽早休息，为明天开始的朝圣备足体力。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建于平地之上，大小与帕多瓦接近。它很美，没有环城的要塞。城中唯一个旧要塞，是基督徒统治时代比萨人建造的，剩下的就只有所罗门圣殿的墙壁。

居民家的屋顶和我们的房子不同，是用泥土铺成坚固的平顶。过节时，穆斯林们会在屋顶上庆祝，女人们随着音乐跳舞，男人们则在一旁观赏，他们绝不会男女共舞。演奏音乐的乐器，与西欧的乐器大抵相似。

这里的集市十分有趣。道路两旁的店铺，密密麻麻，采光良好的屋顶可以遮挡烈日和雨水。置身其中宛如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集市根据店家所卖的商品种类，分成若干区域，卖丝绸的集中在一片，卖珠宝的店家则在边上的一条街上，还有从各式布料到成衣都有销售的店家。整个集市弥漫着刺鼻的香料味。

卖食品的区域简直就像节日的米兰市场。食材应有尽有，被烹调成各种食物，客人根据个人喜好，买了就可以吃。阿拉伯人大多不在家用餐，因此每当午餐或晚餐时分，这里便人潮汹涌，景象壮观。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衣着与我们大不相同。男人们包着各色的头巾。头巾是麻制的，宽且长，摊平简直可以做台布。他们穿长至足部的白色袍子，在脖子和腰部系上带子。因为不穿袜子，他们的鞋子都是布制的软鞋。

女人们用白布从头裹到脚，就像套着一个布制的四角箱子，仅在脖子和腰部系上带子。她们用黑纱遮住整张脸，连眼睛都看不清，所以也不会知道她们的皮肤颜色，唯一能见到的，就是沾着黑色污垢的指甲。

在我们看来，这里的穆斯林以一种奇妙的准则生活。他们不喝葡萄酒。不过，这只限于人前，私底下还是喝的，而且喝的量可能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多。

傍晚时，从被称为宣礼塔（minaret）的塔楼上传来响亮的声音，提醒人们祷告的时间到了。于是，哪怕是正走在路上的人，也会就地跪下，向天空张开双手，然后对着地面磕头100次。看起来真有点儿像讨钱的乞丐。

他们总是穿着被压瘪了的鞋子，因为他们进家门前有脱鞋的习惯。进清真寺礼拜时，也必须先脱鞋，将鞋子拎在手上才能入内。就连进餐，也是盘腿坐在地毯上吃。

有趣的是他们的孵小鸡方法。我们是靠母鸡孵蛋，他们则是把五六十只蛋放入大锅中，周围烧上火，等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从锅中取出鸡蛋。过了一会，小鸡仔就从蛋中破壳而出。这里的女人似乎不从事生产，因为这类事情都是男人们在做。

这些穆斯林的信仰，与同为伊斯兰教教徒的土耳其人相似。他们都很敬重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最终还是有很大的分歧。

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正义的圣人，但只承认他是上帝派来的先知，而不是上帝之子。他们会将耶稣当作先知而膜拜。我就曾亲眼看见，伊斯兰教教徒脱了鞋子，进入耶稣诞生的洞穴朝拜。

不过，说起圣墓的由来、各各他（Golgatha）山上钉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则会摇头大笑，说耶稣基督是先知，才不会去做那般苦恼的事情。

朝圣

7月29日，太阳升起，住在修道院或宿舍的人，都起身开始准备。在修道士和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全体朝圣者出发去圣城。首站是圣斯德望门（Stephen’s Gate，新教译为“司提反”）。

循着耶稣背负十字架的“十字之路”（Via Cmds，又译为“苦路”）前行。走了一会儿，导游告诉我们，古利奈人西门就是在此地替耶稣背十字架。再往前，来到了圣母马利亚看见士兵鞭打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而悲痛不已的地方。这里原本建有教堂，在异教徒统治后遭到破坏，如今只留下一堆废墟。

随后来到彼拉多官邸（House of Pilate）。这里有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据说彼拉多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向清白无辜的耶稣宣判了死刑。官邸的附近，有一间矮小的房屋，是马利亚学校的遗址，圣母的少女时代在这里学习写字。沿着房屋对面的道路向前，看见了希律王（Herod Great）昔日的宅邸，如今里面住着穆斯林，无法人内。

去了彼拉多家的旧址。耶稣就是被带到这里，受到鞭打，被迫戴上荆棘冠，穿上白衣。我们一行人在此祷告，获赦免7年又40天。

参观犹太教圣所，走过大卫见到天使的地方。据说在韦斯帕芗（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皇帝进攻耶路撒冷屠城时，犹太教的宝物被带去了罗马，如今存放在拉特兰·圣乔凡尼教堂（San Giovanni in Laterano）。

远远眺望了所罗门圣殿，当然不是所罗门时代的建筑。据《犹太战记》的作者弗拉维斯·约瑟夫斯（lavious Josephus）称，所罗门圣殿曾经历5次重建和5次破坏。不过，年轻时的耶稣将玷污神殿的人们驱逐出去的地方就是在那里。除此之外，还参拜了圣母诞生地、圣安娜的墓地等。圣母的母亲圣安娜的遗体已被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移往君士坦丁堡，虽然圣物不在当地，但仍然可获完全赦免。

在橄榄山的半山处，参拜了供奉圣母马利亚的教堂，圣母的遗体安葬于此，获完全赦免。

教堂的边上有一个大洞穴，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父啊，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的场所。

沿着橄榄山往下走，有一片叫作“客西马尼”（Gethsemane）的果园，这里是犹大出卖耶稣的地方，四周一面全是橄榄田。在犹大亲吻主耶稣的地方，朝圣者用带来的石头堆成一个坟头，赦免7年又40天。

沿着左边继续下山，便是圣母马利亚的升天处。参拜这里，也获得7年又40天的赦免。

在基督升天的山丘上，有一块黑色的硬石，上面留有耶稣的足迹。石头被供奉在圆形的小礼拜堂中，获完全赦免。山上耶稣传道的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当时耶稣站过的大理石台。之外，我们还朝拜了多处圣迹、耶稣所行神迹的场所。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许多地方都缺乏保护和修缮，沦为野猫窝。

在基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房间里，有一张长长的木桌。守护这里的修道士们招待我们吃晚餐，人人都想坐耶稣坐过的那个位子。在此获完全赦免。

同船来回的朝圣者们在圣地停留的最长许可期限是20天，这段时间，大家都是一起行动。白天由导游兼翻译带着去参拜圣迹，夜晚返回指定的宿舍休息。集体参拜活动是从早晨到中午，下午至傍晚的时段，可以自由活动。有人在圣所一心一意地祈祷，有人则在街上闲逛，参观集市。

20天里有三个下午是不准自由活动的。大家下午先回宿舍休息，用过晚答之后再进城，参加深夜在圣墓教堂（Santo Sepolcro）举行的祷告。

进入圣墓教堂前，穆斯林监视官又向赶牲口似的，要求众人排成一列，清点人数，收取参拜费。圣墓教堂是圣城中最神圣的遗迹，异教徒显然很清楚这一点，收的费用最高，进入教堂的人数也设置了上限。

圣墓教堂的原址，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遗体带回后，埋葬的洞穴。如今，这里包括教堂前的广场都铺设完整。信徒们进入教堂后，大门会从外面锁住，直到翌日早晨。

教堂呈长方形，正中央是一个铜制的圆顶大厅，与罗马的圣玛利亚·罗丹塔教堂（万神殿）很相似，穹顶的中央开了一个圆洞，用于采光。这里雨水稀少，这个办法尤其可行。我抬头仰望，看见了群星摧璨的夜空。

待朝圣者们就座之后，锡安山修道院的修道士开始举行弥撒。弥撒采用的语言有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祷告时当然是拉丁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用拉丁语念诵。

弥撒结束后，朝圣者们每人会分到一根蜡烛。众人手持燃烧的蜡烛，口中唱诵着祈祷词，排成一列，在主教的带领下，参拜教堂内的每一处圣所。很多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参拜圣墓教堂自然能获得完全赦免。

原本的裸石洞穴现在里外都铺上了一层白色的大理石。这是为防止信徒们把石头带回去做纪念。如果人人都橇走一块石头，圣迹就会消失。

这里还有4世纪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发现的圣十字架，为了防止信徒亲吻时咬它，左右两旁各站着一位修道士负责看守。

参拜这些圣迹时，朝圣者们都脱下鞋子，赤脚膜拜。所有的参拜结束之后，众人仍留在教堂祷告，直到天明。在圣地的20天中，圣墓教堂的礼拜总共举行了三次。

第二次是从朝圣者中选出7位，组成守护圣墓教堂的骑士团，我很荣幸被选为其中的一员。骑士的任命仪式庄严而虔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代理人以剑献祭。

耶路撒冷的圣迹分别由基督教4个教派：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以及埃塞俄比亚教管理。其中圣墓教堂由西欧的天主教管理，髑髅地

则由希腊东正教管理。
髑髅地源自拉丁语Calvaria的翻译，即各各他山丘。——译者注

结束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的朝圣之后，我们一行转道伯利恒（Bethlehem）。从耶路撒冷至伯利恒，大约7英里左右（约11.2公里），大家骑着毛驴，排成一列前往目的地。途中看见一口水井，这是三位王（一说是东方三博士）来拜望诞生的耶稣时，天使现身的地方。再往前走了一会儿，便是旧约中先知以利亚（Elijah）的出生地，如今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伯利恒虽然是一个小镇，但它是基督的诞生之地。圣诞洞的遗址上是圣方济派管理的修道院，里面还有一座美丽的教堂。圣迹也覆盖了大理石，应该是为了防止信徒从此地挖土所做出的对策。

教堂墙上的马赛克壁画美轮美奂，让我不禁想起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天花板上镶满了金色与蓝色交错的马赛克，仿佛茫茫大漠的星空。教堂中摆放着人偶，牛羊和牧羊人围绕着小耶稣与圣母马利亚、圣约瑟，边上站着前来朝拜耶稣的三位王和三匹骆驼，再现了耶稣诞生的场面。参拜者获完全赦免。

仿效带着礼物去朝拜耶稣的三位王，我们朝圣者也捐献了一些善款给向这座主诞生的教堂。有人奉献1达克特，有人是4达克特，按各自的能力尽心意。也有拿不出钱的人，献上了自己亲手做的木制十字架。我们还参观了教堂中的圣杰罗姆

的洞穴。
圣杰罗姆（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又名耶柔米，《圣经》拉丁语版的翻译者。——译者注

我们参拜了圣母喂婴儿耶稣母乳的地方，边上是耶稣所行神迹之处。没有奶水的母亲，只要将杯子放在那里，乳房很快就会发胀，挤出奶水。我们还去了天使告示马利亚带着圣子前往埃及，以躲避希律王迫害的地方。

离开伯利恒之后，再度骑上摇摇晃晃的驴子，顶着酷暑，前往希伯伦（Hebmn）。附近有很多《旧约》中的圣迹，途中还会经过上帝创造亚当的地方。希伯伦有亚当、亚拉伯罕、以撒、雅各以及他们的妻子夏娃、撒拉、利百加、拉结的墓地。

在犹太的山间行走非常辛苦，这里土地荒凉、多乱石，四周几乎见不到树木的影子。当年施洗者圣约翰、圣撒迦利亚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传道的。

再度回到耶路撒冷的我们准备前往约旦河。但48位团员中，有一半以上都不想去。因为锡安山的修道士、孔塔里尼船长以及导游都告诫我们，前往约旦河的道路艰险，荒山峻岭、暑气逼人，还可能遭遇贼人的袭击。据说歹徒会分几组，埋伏在耶利哥（Jericho）的山谷中偷袭朝圣者。所以，很多人都决定留在耶路撒冷。

我决定一切交给上帝，前往约旦河。一行人带着露营的装备和粮食从圣城出发，同行的还有导游、几位修道士以及搬运行李的穆斯林。

为了避开暑气，我们选择在傍晚出发，每行两小时的路程就会下驴休息一阵。道路狭窄多碎石，一次只能一人通行，地面泛着红色。

翌日，抵达耶利哥平原。由此向前两英里左右（约3.2公里）有一座山，是基督修行40天的地方。山中有几处利用修行洞穴建成的小教堂，但如今不见人影。

继续在荒地上行走，来到供奉施洗者圣约翰的教堂，约旦河就在它的前方。教堂已残破不堪，施洗者约翰就是在此为耶稣施以洗礼。参拜，获完全赦免。

抵达约旦河畔后，众人迫不及待地脱下衣服，只穿着内衣跳进河里。忍受了一路的炎热，此刻在水中无比舒畅。大家全身浸泡在河水中，只把头露出水面，谁也不想再上岸。我们饮着河水，洗刷手和身体，还有人用小瓶子装盛河水。修道士和导游担心贼人袭击，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众人只得匆匆上岸穿衣。

约旦河不是什么大河。水流缓慢，水质浑浊，河床的淤泥有齐膝之高。河水自北流向死海。死海上蒸发出的水气，宛如天空中飘浮的云朵，海水盐分重，带着苦味，沿岸没有任何植物，所谓不毛之地说的就是这种地方吧。

回耶路撒冷的途中，顺道去了伯大尼（Bethany）。那里是抹大拉的马利亚（Magdalene）匍匐在耶稣的脚边祈求宽恕的地方，距离耶路撒冷三英里左右（约4.8公里）。耶稣行神迹，一度使其复活的拉撒路（Lazarus）的墓地也在此。不远处是马大的家。如今拉撒路的家保存完好，但马大的家已成朽败不堪。

伯大尼盛产上等的水果，耶路撒冷市场上见到的水果，据说一半来自此地。耶稣大概也是住在这里，每天来往于耶路撒冷吧。

回到耶路撒冷后，在圣墓教堂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彻夜礼拜。我替无法前来朝圣的父母、兄弟以及好友们深深地祈祷。

耶路撒冷的12天仿佛转眼即逝。明天将要告别圣城，踏上返回意大利的旅程。

8月8日，天亮之前，大家各自收拾好行李，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一行中，有两位英国人将走“特别行程”，从耶路撒冷环绕西奈半岛，然后经由开罗前往亚历山大，再从那里搭乘威尼斯的船返回。除了这两位离队之外，团员中也没有人因病倒下。所有的人都健健康康地在船长、导游、修道士们的带领下，骑着毛驴循着来日寸的路途，经由拉玛，于翌日傍晚抵达雅法。

8月10日，“孔塔里纳”号的船员们，驾着小船来雅法港迎接我们。海面上漂浮着旗帜，水手们吹着喇叭，敲着大鼓，弹着鲁特琴，好像是庆祝我们逃脱了恶魔的掌心。回想这一路经历，多少还真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无论如何，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全体平安而归。

8月11日，傍晚时分，船离开雅法港。顺风，仅靠船帆航行。8月15日抵达塞浦路斯岛。船长的兄长安布罗基奥·孔塔里尼先生驻塞浦路斯岛大使的三年任期正好届满，将与我们同船回国。在大使先生做归国准备的期间，我们朝圣客乘空闲，上岸参观塞浦路斯岛。大家骑马前往首府尼科西亚（Nicosia）。

在尼科西亚，朝圣团中的一位伙伴介绍了他的好友与我认识。他这位朋友亦出生于米兰，是一位富裕的商人，长年居住塞浦路斯，在当地有很多的生意。我们在尼科西亚的数日，就住在这位商人的家中。还荣幸地受到了女王的接见。塞浦路斯女王卡特丽娜出生于威尼斯，因此，这里实际上就是威尼斯的领地。

也许与女王的出生地有关，塞浦路斯岛的街道上，有很多美丽的威尼斯式建筑。除了丰富的水果，这里还以出产最上等的葡萄酒、海盐和棉花著名。这里条件得天独厚，宛如人间天堂，唯独天气炎热，令人难以忍受。这里的人都穿短袖，外面披件长衣。去朝圣的航程中，只在岛上的南端做了短暂停留，所以我不想被酷暑吓倒，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尽情游览。

塞浦路斯岛据说是维纳斯的诞生地。被称为“爱之城”的古城已经塌了半边，不知道古代的爱情习俗是否还在。我还去参观了盐田。那里由威尼斯人经营，管理得十分完善。除岩盐之外，西欧使用的盐大多来自此地。盐田面积之大，若不是目睹，简直不敢相信。

回到港口，我们的加莱船出了大事。两位朝圣者因岛上特有的高温而不幸身亡。其他人虽然上了船，但大多都染上了热病。

有一位名叫西基思蒙多的德国骑士，受不了高烧的痛苦，疯狂地用短剑刺向自己的身体，导致三处重伤，最终因出血过多而死。另外还有一位德国骑士，也想模仿同乡的行为，被赶来的船员拦下，没有得逞。船员捆绑住他的双手，让他安静休息，结果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死在了床上。有一位得了热病的水手，不堪痛苦打算跳海，所幸被同伴阻止，保住了一命。

我也未能幸免。一回到船上，就开始发高烧，整整6天，苦不堪言。那几天，海上无风，船速缓慢，连储存的淡水都开始发臭。我想喝水，拿起杯子放到嘴边，发现杯中竟然有虫子在游动。

水是腐坏的，空气也是腐坏的。船虽然离港，却航行得慢慢腾腾。同行的法国朝圣者说，塞浦路斯岛是邪教女神维纳斯的诞生地，从马赛出发的法国朝圣船从不在此靠港。威尼斯船无视禁忌，连异教的女神都尊崇，所以上天才会惩罚威尼斯人。

祸不单行。来时在科尔丘拉发生的不幸事件，再次发生。更换船帆时，因操作失误，掉落的帆桁砸死了一名水手。这位水手不仅技艺高超，为人也相当和善，对朝圣者们关怀备至。他的死让船员和全体乘客都深感悲痛。

大家为这位水手以及去世的两位德国骑士举行了海葬，将三人的遗体沉入海底。海上的葬礼远比陆地上来得庄严肃穆。另外三位在上船前就死去的朝圣者则被安葬于塞浦路斯岛上。在这趟旅程中，加上去程时疑似黑死病死去的水手和两位被帆桁砸死的水手，共有7人死去。孔塔里尼船长曾经说过，航海绝非儿戏。真是令人痛彻的真理。

离开塞浦路斯岛后，一路不遇顺风。虽然可以划桨推进，但如此高温之下，不能让划桨手过分疲劳。因此，船就这么走走停停向西挪动。由于在塞浦路斯岛时得知罗德岛依然处于土耳其军的包围中，所以船不会在那里靠港。

可是，就在我们的船绕开罗德岛往西移动时，遇上了从罗德岛出发，带着最新情报开往塞浦路斯岛的威尼斯军舰。对方确认了我们船上飘着的威尼斯朝圣专用船的旗帜之后，迅速扬帆划桨向我们靠近。他们告知了最新战况，建议我们停靠罗德岛。

原来土耳其军队终于放弃攻击，解除包围圈，撤离了罗德岛。7月27日发起最后的总攻未果的土耳其军队，从8月6日起开始撤退，一直到8月27日全军离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塞浦路斯停留之时，土耳其7万大军已经在开始撤退了。岛上拼死抵抗的600位骑士中，有200人战死。而他们的对手，则损失了1.2万名以上的士兵。

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停靠罗德岛，实在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在不会摇晃的土地上走走，或躺在凉爽的树荫下休养生息。船改航北行。这一带的海底多岩石，是有名的海难多发地。如果风向不定，经验再丰富的水手，也难以驾驭船只。

据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结束朝圣从耶路撒冷返回的途中，在这一带也受苦于不定的风向。后来，海伦娜把从耶路撒冷带回的钉耶稣时所用的钉子扔进波涛汹涌的海中，大海便恢复了平静。但我们眼前的海，哪里看得见波涛，无风的日子竟然已经持续了16天。

但阿戈斯蒂诺·孔塔里尼船长说海水不动是因为船上有约旦河的圣水。他要我们仿效1200年前海伦娜母后的做法，将圣水倒进海里。

这是我们冒着炎炎酷暑，忍着毛驴的颠簸，好不容易汲取的圣水，要全部倒入海中，实属不舍，可是连日在无风无浪的海上飘荡，也很折磨。于是，那些带着圣水的朝圣客们，拿出小瓶走到船舷边，同时将圣水倒进了海中。水手们像他们平时玩纸牌时那样，发出阵阵的叫喊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海上男儿们都深信，约旦河的水会给船带来坏运气。

不知是不是约旦河水倒入海中的效果，过了一阵子，海面上吹起了南风，我们终于抵达了罗德岛。时值9月9日。

罗德岛历史悠久，尤里乌斯·恺撒和提比略皇帝都曾在此住过，向来以风景优美闻名。

如今的岛主是赫赫有名的圣约翰骑士团，团员们均是西欧各家名门的子弟。船预计停靠三天，我们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游览岛屿。

首先，我们去骑士团团长之城，参拜了安放在那里的圣遗物。其中有一根耶稣被强迫带上的荆棘冠上的刺，非常珍贵，被安放在银台的水晶箱中。每逢圣礼拜五（基督受难日）的正午至下午3时，这根刺会奇迹般地绽放花朵。据说它曾经刺进了耶稣的额头，所以是唯一一根会开花的荆棘。

参拜完圣遗物，去街上观光。街市虽然不大，却井然有序。这里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攻防战，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残垣断壁四处可见，特别是遭到土耳其大炮轰炸过的城墙，更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骑士们的指导下，岛民们已经开始着手修复，以防敌人再度来袭。

港口地势开阔、建造精良。宛如两只手臂环绕着港口的堤坝上，整齐地排放着一列风车，光是望着它们缓缓地转动就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引领我们参观岛屿的，是一位米兰出生的骑士。和圣约翰骑士团的其他成员一样，这位骑士不仅能手握武器与异教徒战斗，还擅长医术，为朝圣者们治疗病痛。这位文文静静的年轻绅士向我们谈及攻防战况时，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他人的故事。

岛上的居民们也十分勇敢。他们将女性、孩子和老人送往内陆避难，留下壮丁与骑士团齐心协力，誓死守卫家园。街道上四处散落着土耳其军发射的石弹，城墙上被火药炸开的一个个洞口，让我们这些不曾亲历战争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惨烈。

9月13日，原定在今天离开罗德岛，但等众人登船，船帆打开之后，风向突然转成西北西，只能在船上度过一晚。翌日傍晚，船总算出港。风力极弱，抵达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港时，已是9月21日。

为了装运玛尔维萨葡萄酒，我们的船将在克里特岛停靠3天。威尼斯政府规定，朝圣专用船去程不得以商业目的靠港、停泊。回程则不禁止。待酒装船完毕，我们出发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方向，在9月的最后一天，抵达岛南端的威尼斯基地。

离开莫东基地后，船一路北上，于10月8日到达科孚岛。和克里特岛、莫东岛一样，有关南意大利普利亚的海港城市奥特兰托今年8月遭土耳其军攻击的消息，在科孚岛也传得沸沸扬扬。奥特兰托的城主和大主教被土耳其兵的半月刀斩首，很多居民惨遭杀害，还有8000多人沦为土耳其人的奴隶。

土耳其军队撤离奥特兰托，是在我返回米兰的两个月之后，即翌年1481年1月，所幸那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当我还在与奥特兰托咫尺之遥的科孚岛上的时候，讲到土耳其人的残暴，当地人个个惊恐万分，就连一向冷静又与土耳其缔结了和约的威尼斯人也火药味十足地进入了临战状态。据说他们在科孚岛的大堡垒中存储的弹丸、武器和粮食，足以应付三个月的围城。

离开气氛紧张的科孚岛，我们的船往北行驶没多久，便遭遇暴风。巨浪迎面扑来，船头仿佛直接插入了海中。海水渗进船上的每一个角落，浸湿了所有的东西。

水手们忙着与暴风雨搏斗，而我们这些乘客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尽力气抓住固定的东西。有人不断地呕吐，可谁也没有余力伸出援手。

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在暴风雨中更换船帆，场面惊心动魄。

首先，从帆桁上换下离开科孚岛时因风力不大而悬挂的被称为“雅提蒙奈”的大三角帆，换上面积稍小的“德尔撤奥罗”。但风越刮越猛，附近又没有可以避难的港口，水手们只好再降下“德尔撤奥罗”，换上更小的三角帆“巴巴费戈”和小四角帆“柯基纳”，将它们绑在三根桅杆中的其中两根之上。只要风没有大到吹断桅杆的程度，水手们还是希望靠船帆来操控船只，抵挡暴风雨。

然而，我们遇到的暴风雨实在太猛，最后还是不得不降下所有的帆，船在巨浪中上下起伏，左右摇晃。降帆虽然避免了桅杆折断的危险，但是在大风大浪中仅靠船桨的划行，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就在这时，船长提议，如果能熬过这场风雨，我们就去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朝圣，大家都表示赞同，并决定捐款。

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位于科孚岛以北约20英里（约32公里）之处，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教堂中以水手的守护教堂而著名。暴风雨过后，船在最先见到的海港抛锚，我们派代表前往教堂，其他人则在船上等候。

参拜圣玛利亚·德·卡佐波力教堂，捐出善款表达感谢之后，船继续向北航行。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发现船尾处出现一道烛台形状的蓝白色火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持续了4个小时。水手们说，这是圣母马利亚降临的征兆，幸运马上就会到来。

两天后，奇迹再度发生。这次是出现在船尾和桅杆两处，还是烛台形状的蓝白色火焰。水手们告诉我们，这是圣母马利亚、圣尼各老和圣艾尔摩之火（St.Elmo's Fire）。

10月14日，抵达莱西纳。至此，漫长的旅行只剩下亚得里亚海的最后半程。我们将在这里停靠两天，等待海面恢复平静。其间借宿圣方济派的修道院。

在一路所遇到的修道院中，对朝圣者最为友善亲切的是以巴勒斯坦为首的东方的各地修道院。在一些清苦的地方，修士们会将寝室提供给客人，自己则睡在饭堂的餐桌上。他们不仅对朝圣者，只要是基督徒，不论贫富，都会一样受到热情的款待。

10月17日，到达伊斯特拉半岛的波雷奇。从这里到威尼斯大约只需要一昼夜。漫长的旅途走到这里，似乎有种已经结束的感觉。我们全体朝圣者与船长及其水手们一起前往供奉船员的守护圣人圣尼古拉（Nichola）的教堂，举行了平安远航归来的感恩弥撒。这是威尼斯水手们返航归国的惯例。弥撒通常都是在抵港前举行。

不知是弥撒时圣人碰巧不在，还是他没有听见我们的祈祷，海面上西罗科风吹个不停。从波雷奇往威尼斯，正好和这股西南风背道而驰。船长估计逆风还会持续数日。既然终点已经在望，也就不在乎多等几天。他决定等西罗科风过后再离开波雷奇。一些急着赶回去的朝圣，可以乘坐小船，不过要沿着海岸多绕一些路。我和其他几位朝圣客决定先走一步，坐小船也是一种体验。

到达威尼斯是在10月22日。从海上望见威尼斯城的那一瞬间，它的璀灿，它给归人的心灵抚慰，远非笔墨所能形容。

平安归来的如释重负，再加上最后几天小船上的劳顿，我像死去般地昏睡了整整三天。

（朝圣者视角的叙述结束）

回家

桑多·布拉斯卡是在11月5日回到米兰的。35岁的他，在抵达威尼斯后足足睡了三天才恢复体力。经过如此的长途跋涉，照理说应该不会再有观光的兴致，可是这位桑多·布拉斯卡先生，一路上又在帕多瓦、维琴察（Vicenza）、维罗纳停留，没有错过归途的风景。在维罗纳，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的遗迹。最后，他在米兰的近郊，和特地前来迎接他的兄弟、朋友们会合，可谓是春风得意人归来。

另一位与桑多·布拉斯卡同行的朝圣者德国的修道士施密特，可就没那么高兴了。当他回到故乡乌尔姆（Ulm）时，竟然听说亲朋好友已经相传为被土耳其人杀害的他，举行了葬礼弥撒。可见当时德国信息传递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而且准确性也很成问题。

话说布拉斯卡和施密特的这一趟朝圣，光是去程坐船的日子就有45天，在雅法上岸后走陆路前往圣城朝拜，之后再回到雅法上船，其间又用了22天，而回程在海上更是长达72天。真正是万水千山，漫漫长路。如果再加上他们往返于故乡与威尼斯之间，以及在威尼斯的等船时间，难怪桑多·布拉斯卡在出门前必须指定职务代理人。

在从威尼斯出发的朝圣者中，居住米兰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程算是最便捷的，但他在4月29日出发，到11月5日才回到故乡。像来自德国的施密特，或是法国的朝圣者，恐怕还得再加上两个月的时间。那两位在耶路撒冷与朝圣团分开后，环西奈半岛，再从亚历山大港返回的走“特别行程”的英国人，前前后后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

当然，如果运气好，一路顺风，又没有事故发生，还是可以缩短海上时间的。有记录证明，从威尼斯到雅法的航行只用了34天。不过，无论是持续顺风，还是无灾无难，概率都相当低。因此在当时人们的概念中，去圣城朝圣，至少需要6个月。

桑多·布拉斯卡的圣城朝圣游记，于1481年2月在米兰首次出版，距离他旅程归来才3个月的时间。不难想象，再次做回官吏的布拉斯卡，一定是每天都废寝忘食地修改、校对着文字。这本书在1497年第二次出版，1519年发行了第三版。

撰写圣城朝圣记的，不光是桑多·布拉斯卡，仅从1458年到1498年，就有3位英国人、4位法国人、7位德国人和11位意大利人从不同的角度，写下了旅行日记。那么，他们留下文字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他们想以某种形式把自己的体验保留下来，其次是希望给日后去朝圣的人们作为参考。事实上，很多去朝圣的人，随身都会带着先行者的著作。第三个动机则是为了那些想去朝圣却因为种种理由无法成行的人，让他们通过书本实现梦想。包括桑多·布拉斯卡的日记在内的旅行书籍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不外乎是鉴于以上的理由。

这些“旅行记”通常都配有素描插图。桑多·布拉斯卡的书中也有一些不算漂亮的插图。在同类作品中，两位德国人撰写的书中插图，堪称精华。在那个没有摄影器材的年代，这两位在不同时期分别从威尼斯出发去朝圣的德国贵族，一位带了手绘师，另一位则带上版画师同行。

通过画匠们的笔端，15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街景、朝圣专用船“孔塔里纳”号的模样，波雷奇、扎拉、拉古萨、莫东、克里特岛的干地亚、罗德岛、塞浦路斯岛等朝圣船停靠的港口城市，以及上岸后的雅法、耶路撒冷的街道，还有圣墓教堂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许正是因为德意志人的这种追求，才促成了20世纪摄影产业的发达吧。当然，这只是我小小的异想天开而已。

这里，做一个郑重的声明。上文摘录的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记”，有部分内容并非原作。因为许多在15世纪末的基督徒眼中稀松平常的事情，对20世纪的现代人而言却是相当陌生。所以，有关这部分以及航海的一些内容，我是参考了其他朝圣者的笔记和当时的航海记录，模仿桑多·布拉斯卡的笔调改写的。

另外，“旅行中”随处可见的祷告文，除了我简单地带到的两处，其余部分全都做了删除。这些旅行笔记，对如今打算去朝圣的信徒们已没有实用的价值，当然也许会有人想了解在圣地的各处具体应该吟诵哪一段祈祷词，不过考虑到大多读者都和我一样不是基督徒，最后还是决定删除。

话说1480年，正是以花都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的花朵绚丽绽放的时代。在精神和经济上推动这股文化思潮的关键人物、人称“豪华者”洛伦佐，时年31岁，恰是风华正茂。在这位事实上的君主统治之下，佛罗伦萨共和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优雅、最幸福的时期。

这一年，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35岁。接连创作了《春天》和《维纳斯的诞生》。虽然这两幅画算不上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15世纪末最杰出的画作。

莱昂纳多·达·芬奇，28岁，与波提切利同在佛罗伦萨。他正在画《博士来拜》。

而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卡普雷塞（Caprese）的乡间，5岁的米开朗基罗大概正和顽皮的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

在比卡普雷塞更靠近佛罗伦萨的奇昂第（Chianti）地区的某个村庄，11岁的马基雅维利正跟着附近的神父学习拉丁语和算术。这位日后开创了政治学的文艺复兴巨匠，彼时还是一个常常逃课的同一个时期，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另一座文艺复兴代表城市威尼斯，贝利尼家族掀开了威尼斯绘画史的新篇章。家族成员中的詹蒂利·贝利尼，此刻正以文化使节的身份，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宫皇宫，为土耳其苏丹作画。他是威尼斯政府根据土耳其苏丹的要求，作为威尼斯最优秀的画家被派去土耳其的。至于威尼斯画派第一人的提香，当时还是三岁的孩子。

另外还有一位人物，虽然在1480年尚未出生，但既然讲到文艺复兴，就不能不提他的名字。拉斐尔·桑齐奥（Raffaello Sanzio）是在三年之后的1483年出生的。

细数以上这些璀璨的名字，让人感觉1480年似乎是一个远离朝圣，充满华丽的异教色彩的年代。事实上，这股现实主义的风潮，在之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我之所以挑选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朝圣活动论述，不是想证明非宗教时代下，人们依然可以保持虔诚的信仰。

简单说，圣城朝圣这个宗教现象即使受到外力的阻挠，依然会持续下去。然而，它一旦与威尼斯人扯上关系，就不再是纯粹的朝圣，而是变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性、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组织旅行团观光，并非是现代的产物，这一点才是我想证明的。

当然，向大家介绍桑多·布拉斯卡的旅行日记，我自己也很乐在其中，原来圣城朝圣可以积攒那么多的赦免。朝圣后再度回到职场的桑多·布拉斯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驻外大使。他终生未婚，热心慈善，不做坏事，活到77岁，于1522年去世。想来他朝圣所存下的免罪权，大部分都不曾使用，应该是带着天堂里有自己一等席位的信念安详地离开了人间吧。

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胡椒危机

就在16世纪还有几个月就要到来的1499年7月，威尼斯共和国经济中心里亚尔托桥一带因为一条刚收到的消息骚动不已——葡萄牙的船队绕过非洲的南端，横渡印度洋，到达了加尔各答（Galcutta）。

发现了前往印度新航线这个爆炸性“新闻”在刚出炉的时候，内容相当混乱。最初从开罗传来的消息中，竟然把葡萄牙船队的船长说成是哥伦布。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渐渐地有所修正，从亚历山大传来的消息称葡萄牙船队离开了加尔各答，而来自里斯本方面更明确地指出，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船队，已在7月10日返航。

面对不可动摇的事实，可想而知里亚尔托商业街所受到了怎样的震撼。在过去的300年里，威尼斯凭借着地中海航线的优势，几乎独占了整个香料市场，而香料又是支撑威尼斯贸易最主力的商品。手里拿着记录前一天商品最终批发价日报（我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的商人们，不停地讨论着此次事件给今后带来的影响，直到交易时间结束也久久不肯散去。

如果《里亚尔托日报》刊登的内容不只是商品价格一览，而是像《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那样话，相信1499年7到8月之间的头版头条，连日都会出现以下字样：

葡萄牙发现印度新航线！

葡萄牙舰队有意封锁红海？

胡椒危机！威尼斯经济面临灭顶之灾！

政府火速召集元老院会议！

政府考虑暂时关闭里亚尔托市场！

编年史作者，同时也是里亚尔托常客的银行家吉罗拉谟·普留利（Girolamo Prhili）形容威尼斯当时的情景“如同没奶吃的婴儿”。

随着达·伽马的英勇事迹逐渐清晰，乌云罩顶的里亚尔托分化成乐观和悲观两派。

乐观派认为，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往返一次需要两年的时间。虽说可以通过不断的航行来缩短时间，但毕竟距离太远。达·伽马船队的13艘船，只有6艘安全返回。风险如此之高，最终葡萄牙会放弃这条航线。因此，它对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贸易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影响。

可是，普留利并不接受这样的论调。包括他在内的悲观派同样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反驳：“葡萄牙人势必会继续使用这条航线。以他们的航海技术，迟早能将时间缩减至目前的一半，途中的损失也会不断地降低。最重要的是他们无须通过中间商，可以直接向印度人采购廉价的商品，不必像威尼斯商人那样交易过程几经转手，支付多重关税。因此，以威尼斯人主导的地中海贸易前景黯淡。”

然而，普留利等悲观派们的预言，只说中了一半。虽然葡萄牙没有放弃新航线，但威尼斯的经济也没有因此毁灭，仍然以一贯的方式接受了这场挑战。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严格地说是发现西印度洋群岛的1492年，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水岭。这场揭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事件的确改变了西欧以往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以地中海为中心，威尼斯在其中始终扮演着主角，但从今往后，舞台转向大洋，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享有的主导权。然而，将威尼斯的衰退，简单地归咎于落后于大航海时代的潮流，又实在是过于简单化。

航海者们

正如莱昂纳多·达·芬奇并非是横空出世，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壮举，亦非偶然，基础从200年前就已经打下。让鸡蛋立起来，只是跳脱固有的思维模式，但探索未知世界的航海，则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坚强的意志，而且绝对需要运气。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麦哲伦，他们都属于幸运的男人。

越是接近未知的世界，就越需要精准的地图。最早的近代地图，是在14世纪初期，由一位威尼斯的神父和一位贵族，以及一位定居威尼斯的热那亚制图工匠共同制作而成。这张涵盖了中东以及地中海周边地区位置的地图，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依然相当的准确。三位制图人的本意，旨在为基督教进攻伊斯兰世界助力，尽管愿望没有实现，但这张地图的出现，却成了近代地图、航海图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进入15世纪初之后，威尼斯在制作地图领域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虽然热那亚人也擅长地图绘制，但由于他们欠缺共同体意识，根本没有想过让地图成为公共资源，在这一点上，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活跃于海上的葡萄牙人与他们非常相似。即使是保存下来的葡萄牙地图，几乎清一色都是在威尼斯制作，或由威尼斯人复制的。

15世纪制作的地图或航海图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世界，视野向外伸展了许多。其中，威尼斯穆拉诺岛的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更是复苏了自古代以来便中断的世界地图的制作，而且在内容上增加了最新的知识。毛罗修士不仅认真地学习古代地图，详细研究了马可·波罗的记述，还幸运地得到了一位航海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的帮助。

在与毛罗相识之前，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已经绘制过两张航海图。他的主业是威尼斯商船上负责警卫的战士。由于职业的缘故，比安科不仅对黑海沿线的塔那、贝鲁特、亚历山大、希腊诸岛了如指掌，对北非沿岸地区也是烂熟于心。他曾经7次跟随走佛兰德斯航线的威尼斯商船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

有一张海图是他在伦敦绘制的。地图上“巨大的确实存在的岛屿”，甚至出现了美洲的形状。从未涉足大西洋群岛的比安科的这份丰富的想象力，可能是在与那些乘坐威尼斯商船从里斯本到南安普顿的大西洋专线的葡萄牙领航员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

然而，要挑动起人们的冒险之心，仅靠地图、海图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字记录。诸如旅行记之类有过实际经历的人们的叙述，会点燃起那些尚未成行者心中的火焰。在这方面，威尼斯始终走在前列。西欧最早的游记全集就是威尼斯在1550年出版的。

从15世纪中期开始，陆续出现了有关新世界的记述。最初问世的，是威尼斯贵族阿尔维泽·达·莫斯托（Alvise da Mosto）的手记。他本人的经历，是许多因缘巧合而踏上未知之地的威尼斯人的典型例子。

1454年，阿尔维泽搭乘佛兰德斯固定航线的威尼斯商船去伦敦做生意。商船在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里斯本的途中，为等待顺风而临时靠港。在那里，阿尔维泽见到了葡萄牙王子的家臣、日后被称为“航海王亨利”的男人。这种见面，属于友好国之间惯有的礼节性拜访，话题通常以商业为主。而那一次与葡萄牙人的谈话，却深深地吸引了时年22岁的阿尔维泽，激发了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过，谈话之后，阿尔维泽还是按计划从南安普顿上岸，在伦敦办完事情后，返回了威尼斯。

第二年，阿尔维泽带着在非洲可能会热销的货物，再次登上佛兰德斯航线的商船。这一次，他在里斯本下船，换乘葡萄牙的船，沿着非洲海岸线南下，到达塞内加尔（Senegal）。当地的酋长相当“友好”，一匹马可以换到9~14个原住民。黑人奴隶在里斯本很有市场，但阿尔维泽赚到的不仅是金钱，这次经历让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又过了一年，阿尔维泽再次乘坐葡萄牙的船，在他的建议下，航行的目的地将再往南延伸至冈比亚（Gambia）。不料，途中遭遇大风袭击，船偏离了航线，结果偶然地发现了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之后，阿尔维泽·达·莫斯托在里斯本居住了10年，专营欧非贸易。他将同胞从威尼斯带来的商品以及葡萄牙本地的货物卖到非洲，再购买非洲的土特产带回里斯本销售。其间，他把自身的经历记录下来，内容还包括葡萄牙水手们转述的所见所闻。

结束10年的海外生活之居，阿尔维泽返回祖国，开始忠实地履行威尼斯贵族应尽的义务，后半生一直担任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公职。他曾经参加过对土耳其的战役，当选为元老院议员，指挥过舰队，也出任过海外基地要塞的司令官。阿尔维泽在工作之余，将迄今为止收集的资料整理成册，有关非洲赤道地区最早的文字记录便出自他手。

除了非洲，在14世纪末期，还有一位威尼斯人发现了北美洲的格陵兰岛（Greenland）。这个人名叫卡格·泽诺（Carlo Zeno），是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的英雄卡洛·泽诺的弟弟。卡洛曾在1358年时担任过固定商船队的指挥官，来往于佛兰德斯航线。之后，因为出任莫东-科伦总督时犯下的恐吓罪而遭到追诉，从此不再担任公职。

在佛兰德斯航线上任职时，卡洛从英国水手那里听到了各种见闻，引发了他向西远航的冒险心。被剥夺公职之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在卡洛留下的旅行记录中，对拉布拉多（Labrador）的爱斯基摩人的房子、皮划艇的描述十分准确，应该是确定目睹过这些事物。他还提及有一个修道院用热泉取暖、煮饭，这块土地日后被证实就是格陵兰。

不过，格陵兰是否是由卡洛·泽诺所发现，至今无法定论。因为这份记录是在150年后，当赖麦锡计划编纂游记丛书时，在泽诺家的书库角落里发现的，因此，很难判断说内容没有经过后人的添补或修正。卡洛本人从北大西洋旅行归来后不久，便在1400年去世，估计是没来得及公开发表游记。

与北美洲有关的，还有一位。他虽然不是威尼斯人，却有一个威尼斯的名字，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卡博托年轻时便移居威尼斯，后来娶了当地的女子，孩子也出生在威尼斯。1472年，卡博托在威尼斯的居住时间满15年，因此获得了威尼斯的市民权。他经营香料生意，常常来往于穆斯林统治地区，他在书中还提到曾经去过麦加。1493年，卡博托在瓦伦西亚（Valencia）的卡博托，遇见了途经此地，正要赶回去向西班牙国王及女王报告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哥伦布。

哥伦布告诉卡博托，自己找到了去往印度距离最短且最好的航线。可是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也曾在东方与印度商人有过接触的卡博托，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看出哥伦布带回来的那些所谓的当地产品以及原住民，都不是真正来自印度。而且他也不相信，往西航行只要那么点儿时间，就能到达当时被称作契丹（Cathay）的中国。

不过，与哥伦布的相遇，还是激励了卡博托。虽然他和哥伦布一样，从来不曾想过有新大陆的存在，但他认为，哥伦布所说的地点，不是通往亚洲的最佳航线。如果地球是圆的话，横穿纬度最高的大洋，由此从陆地南下至Zipangii （日本），从那里继续往南到盛产香料的岛屿，才是最有效率的航线。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卡博托选择以英国为起点。因为以前在南安普顿时，他就听说英国西部的渔夫自100多年前开始就在爱尔兰近海捕鱼，他们十分了解北海的航线。卡博托决定征集水手，并效仿哥伦布的做法，向国王请求资金上的赞助。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亨利七世。也许是因为玫瑰战争已结束，可以腾出精力来考虑国家建设，热衷于振兴商业的亨利七世答应卡博托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卡博托将家人从威尼斯接到布里斯托（Bristol），正式着手进行远航的准备。英国国王承诺，如果在大洋彼岸发现了新土地，当地居民不是基督徒的话，土地将赐予卡博托。至于资金方面，国王则是推荐商人们提供。

可是，英国人天生疑心重，1497年出发的卡博托的探险队，最终只有一艘船参加，船员加上两位布里斯托的商人代表，总共才18个人。或许是上帝怜悯这支形单力薄的船队，海上一路通畅，35天后他们发现了特拉诺瓦（Tern Nova，即纽芬兰岛），卡博托将英国、罗马教会和威尼斯的国旗插在岛上。之后，他们沿着陆地继续南下了300里格（League，约2000公里）。距离日后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半岛越近，卡博托就越是确信他发现了一块富饶的新大陆。然而，现有的装备，无法支持他们继续往前航行，一行人决定先返回布里斯托。

无论是迎接船队远航归来的布里斯托商人，还是得到探险成功报告的英王亨利七世，当然还包括卡博托本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发现的新大陆就是亚洲的某处。这一次，英国人转变了态度，决定资助卡博托中断了的前往中国的探险，让他实现途中停靠日本，最终到达香料群岛的远航计划。翌年，从布里斯托出发的卡博托船队中的航船增加到了5艘。可是，众人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任何船或人归来。

过了一阵子之后，去大洋彼岸新大陆的话题便在英国销声匿迹。继任亨利七世的新国王亨利八世对寻找新大陆也没什么兴趣。乔瓦尼·卡博托留在布里斯托的儿子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Caboto）虽然握有父亲遗留下的横渡大洋西行的全部资料，可惜形势不尽人意。结果，他离开英国，去了西班牙。

塞巴斯蒂亚诺在西班牙做了30年的总领航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主要负责汇总、研究航海历史记录，再配合气象观测，为远航大西洋的西班牙船队制定航线。气象观测要到16世纪中期，才成为航海技术的主流。1508年时的塞巴斯蒂亚诺，不知道是在哪里学到的气象观测的知识。如果是来自父亲的指点，那么其父乔瓦尼·卡博托的航海技术水平显然是远远超过了包括哥伦布在内的同时代的航海者。

也许是塞巴斯蒂亚诺·卡博托厌倦了书桌上的文案工作，他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组织船队探险的计划。他列举了各方面的实例证明，完全有可能发现通往契丹（中国）的最佳航线，唯一欠缺的就是资金。塞巴斯蒂亚诺拥有威尼斯市民权，所以才会向威尼斯共和国提出资金援助的要求。

威尼斯政府收到塞巴斯蒂亚诺的申请后，令因编纂游记丛书而与塞巴斯蒂亚诺有书信往来的赖麦锡，先对计划进行评估，最终由委员会做出决定。不久，人在西班牙的塞巴斯蒂亚，收到了来自威尼斯的回复，威尼斯拒绝赞助，理由是计划不切实际。

威尼斯原本就不是一个突出个人主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正好和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开拓新市场还是发现新航线，热那亚人始终领先于威尼斯人一步。

然而，哪怕是被外国人抢先了一步，但只要威尼斯判断事情有利可图，政府和个人必同心协力，赋予其实际的意义。尽管开发新商品的速度迟缓，但将其产业化的能力，威尼斯却是一流的。他们重视共同体利益，一切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那些个人创造力十足，但背后无国家支持的外国商人，常常会被威尼斯陷于不利的处境。

威尼斯之所以对大西洋航线始终态度消极，既不是由于国力衰退，也不是国民丧失了进取之心，主要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渡大西洋，不会对胡椒生意带来实质的效益。

达·伽马船队从印度归来的消息让威尼斯人惶惶不可终日。相较之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没让里亚尔托商业区的威尼斯商人们感到震惊。这是因为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满载香料而归，而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远洋船带回了印度人，但没带回一粒胡椒。

除此之外，威尼斯人对所谓的殖民帝国完全没有兴趣。如果对比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写的旅行记，就会发现两者的着眼点非常不同，西班牙人所关注的几乎全部是如何占有新土地。不管怎么说，世界的确已经发生变化，进入了西欧各国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来扩张势力范围的时代。1542年发现的群岛被命名为菲律宾，就是源自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不是对任何无利可图的事情都毫不关心。或许是出于商人的本能，收集情报似乎成了他们的习性。1550年出版的题为“航海与旅行”的游记丛书中，竟然收录了关于当时与威尼斯毫不相干的日本的内容。

编纂这套丛书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是决定威尼斯重大事项的机构、大名鼎鼎的“十人委员会”的书记官。他的编文周到缜密、公正客观，水准不亚于任何专业的出版人。这套游记丛书共计6卷，如果按照当今的装帧方式，每卷都超过了1000页。下面我将介绍全集的目录，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威尼斯人所关注的范围。

第一卷

*莱奥·阿菲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本名哈桑·瓦赞（A1Hasan AlWazzan），出生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非洲见闻。

*阿尔维泽·德·莫斯托、佩得罗·辛特拉（Pedro de Sintra）、迦太基提督安诺内（Arinone）、无名葡萄牙领航员等人的非洲西海岸航海志。

*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M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的非洲航海记录。

*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本人提交给佛罗伦萨共和国统领的有关他两度远航新世界大西洋沿岸的报告。

*洛多维科·达·瓦尔泰马（Lodovico da Varthema）来自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的旅行记。

*希腊人扬波罗的印度洋航海记。

第二卷

*安德烈亚·柯撒里（Andrea Corsaii）寄自印度的两封书信。

*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s）的埃塞俄比亚旅行记。

*赖麦锡与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关于尼罗河洪水的对谈。

*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主帅尼亚尔霍斯（Niarchos）的波斯湾航海记。

*威尼斯商船船长有关印度孟买、波斯湾、红海的旅行报告。

*奥多阿尔多·巴尔傅萨（Odoardo Barbosa）有关东印度的记述。

*托梅·皮雷斯（Tomd Pires）有关从红海至中国一带的各王国、城市和居民的记述概要。

*尼科洛·达·孔蒂（Niccolo da Conti）、吉罗拉莫·桑多·斯特瓦诺（Girolamo Sando Stefano）的东南亚旅行记。

*麦哲伦（Magallanes）有关环球航行的报告。

*赖麦锡关于胡椒贸易的考察。

*路易·洛佩斯·维拉洛博斯（Ruy L6pez de Villalobos）的太平洋航海记。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等耶稣会传教士寄自日本的5封书信。

*胡安·巴罗斯（Juan de Barros）关于亚洲的5篇纪文。

第三卷

*马可·波罗的亚洲旅行记。

*海顿·阿尔梅诺（Hayton Armeno）关于波斯的历史。

*乔瓦尼·马利亚。安杰耶洛（Giovanni Maria Anjoiello）、无名商人、霍萨瓦·巴尔巴罗（Giosafat Barbaro）、安布罗焦·孔塔里尼（Ambrogio Contarini）等的波斯旅行记。

*艾伯特·肯培塞、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等人关于莫斯科的著述。

*西吉斯蒙德·冯。赫尔本斯泰因（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有关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报告。

第四卷

*古罗马人阿利亚诺（Agliano）的环黑海航行记。

*乔治·因特力阿诺关于高加索人生活的报告。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关于西多族的记述。

*皮耶托·奎里尼（Pietro Querini）、克里斯托弗·菲奥拉万特（Cristoforo Fioravante）、尼科洛·米迦勒（Nicolo Michele）等人的挪威航海及其海难记。

*卡博托父子的大西洋航海记。

*卡泰里诺·泽诺（Caterino Zeno）的波斯旅行记。

*卡洛和安东尼·泽诺的格陵兰岛发现记。

* 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西莫内·迪桑·昆蒂诺（Simone di San Quintino）的蒙古人领地游记。

*奥多里科。达。波尔代诺内（Odorico da Pordenone）两篇关于中国旅行的记述。

*亚历桑德罗·瓜尼尼（Alessandro Guagnini）和马泰奥·米科奥波的东欧报告。

第五卷

*彼得·马特·丹吉安拉（Peter Martyr d’Anghiera）所著的关于新世界的十章概要。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所著的西印度群岛史概要。

第六卷

*费尔南多·科尔特斯（Fernando Cortez）的关于墨西哥的三份报告。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和迭戈·戈多伊（Diego Godoy）关于危地马拉的报告。

*西班牙无名商人关于墨西哥人的报告。

*潘菲洛·德·纳瓦埃斯（PAnfilo de Narvdez）等人的制两哥探险记。

*弗朗西斯科·拉乌劳的加利福尼亚湾探险记。

*科罗纳多、安东尼奥·德·门多扎（Antonio de Mendoza）、马用修道士、费尔南多·德·阿拉孔（Fernando de Alarcon）等人有关北美（现美利坚合众国）的探险报告。

*西班牙无名骑士、弗朗西斯科·德·赫雷斯（Francisco De Xerez）、佩德罗·皮萨罗（Pedroo Pizarro）关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征服秘鲁的报告。

*亚马孙流域探险记。

*法国人的北美（现加拿大）探险记。

*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等人的北美东岸探险记。

*切萨雷·费代里奇（Cesare Federici）等人的北美旅行记。

*荷兰人的三次北海航海记。

以16世纪中叶的编纂水平，这套游记丛书的内容可以说几近完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可或缺的哥伦布本人所写的航海记没有能够被收录其中。当初，赖麦锡四处寻找文稿，结果还是徒劳无功。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来是西班牙政府顾忌与葡萄牙之间的政治形势，不想公开哥伦布的航海记；二来是因为原稿已经遗失，仅剩下封面和其中的两页。即使是复制本（应该说是忠实于原文的概要）也是到1825年才问世。赖麦锡编纂这套丛书时，哥伦布离开人世已经半个世纪。从复制本轻易转手来看，哥伦布的后人对此似乎不怎么在乎，因此不会像卡博托那样与赖麦锡书信往来，沟通相关事宜。

尽管游记丛书中没有出现哥伦布，但威尼斯政府对于他的丰功伟业并非一无所知。威尼斯驻西班牙的大使秘书官皮萨尼曾将哥伦布的航海记复本概要作为绝密文件送回本国，后来元老院议员兼武将的编年史作者马利皮耶罗（Malipiem），又把内容浓缩成两页，写进了自己所著的《年代记》中。

威尼斯政府对一粒胡椒也没带回的哥伦布都派了间谍去打探消息，更何况是对满载而归的瓦斯科·达·伽马舰队。葡萄牙国王公开发表的那些消息，威尼斯自然是不会照单全收，自己派人火速去了葡萄牙。

乔装成商人的威尼斯间谍帕斯奎诺（Pasquino）刚到葡萄牙，就因佛罗伦萨人的告密而遭到逮捕，后经威尼斯大使背后斡旋，很快被释放。出狱后的帕斯奎诺，表面上做着生意，暗地里不断地收集情报送回威尼斯。

帕斯奎诺的报告巨细靡遗。从达·伽马船队离开里斯本和归来的具体时间、船队的船只种类、船员人数、航线及其风向、船只的损失状况，到抵达加尔各答后印度人的反应、当地采购香料的实态，一应俱全，甚至连带回的香料的种类及其数量都有记录。帕斯奎诺还提到达·伽马船队往返耗时16个月的航程（去程12个月，回程4个月），有可能缩短到8到10个月。

也不知道葡萄牙国王是否了解帕斯奎诺的真实身份，在接见时告诉帕斯奎诺，今后如果埃及的苏丹不肯卖香料，威尼斯可以来里斯本采购，再也不需要和反复无常的异教徒做生意。葡萄牙计划每年向印度发40艘船，同时也在考虑征服印度。

有关瓦斯科·达·伽马远航的详细情况之所以为后世所知，并非是因为他留下了航海记，而是在达·伽马在归国后，在里斯本做生意的佛罗伦萨商人向本国做了报告。然而，这份报告长期无人问津，一直到它被收录进赖麦锡编纂的游记丛书中，达·伽马远航的事迹才广为人知。但是，早在书籍出版的半个世纪之前，威尼斯政府就已经掌握了非常详细且准确的情报。也就是说，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威尼斯在资讯方面完全没有落后于人。

那么，为什么威尼斯自己没有组织远洋船队呢？难道他们没有征服殖民地的野心吗？那么对大西洋航线的消极态度姑且说得通，但无法说明他们对非洲航线的忽视。与葡萄牙前往印度航线的船队相比，当时的威尼斯在规模上明显更具有优势。倘若再加上他们的组织能力，葡萄牙根本不是对手。然而，威尼斯竟然一次也没有尝试过远洋航行。

站在后世的角度评判历史的人们，认为当时威尼斯的不作为，体现了他们的保守性。可是，如果东地中海的市场情况真的是那么令人绝望的话，威尼斯应该无暇去纠结是否在远洋技术上落后，必定会全力以赴地开辟非洲航线。胡椒之于威尼斯经济，就像婴儿之于母乳一般重要。事实上，地中海的贸易不仅没有陷入绝境，反而形势相当好。至少葡萄牙人并不是由于西欧香料短缺的原因，而开始积极开辟非洲航线的。

300年来始终是威尼斯贸易主力商品的香料，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它的交易渠道大约有以下4条途径：

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①和②两条路线由于盗贼的出没而越来越不安全。安全系数降低意味着风险增大，商品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虽然威尼斯商人没有撤离黑海沿岸的塔那、特拉布松等地，但在这些地方采购的商品主要是皮草和小麦等，从远方的波斯运来的商品几乎已经消失无影。

③和④路线中的利比亚、埃及，由于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相对比较安全。1400年之后，这两条商路不仅运送东南亚群岛的香料，还有来自中国的货品。

话说回来，以埃及为大本营的马穆鲁克王朝，尽管控制了包括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大半个阿拉伯地区，可是对美索不达米亚（如今的伊朗）却没有威慑力。换言之，经过巴格达的这条商路，无论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至大马士革或阿勒颇（Aleppo），还是穿过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登陆，经大不里士前往黑海，都无法保证安全。最好就是避开波斯统治下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一带。

不管怎么说，经由红海的③和④两条商路所运输的货品，无论是从质或量上，还是远远地超过了①和②路第十章大航海时代的挑战线。红海线路还兼有前往麦加的朝圣功能，对穆斯林商人也十分便利。

从印度运来的商品，在吉达（Jeddah）港卸货。结束朝圣后，穆斯林商人们便组成庞大的商队（caravan），穿越沙漠北上。人数之多，据说仅走出麦加城门就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当商队行至苏伊士附近时，分成两队，往北的前往大马士革，往西的则经过开罗前往亚历山大。

迎接穿越沙漠而来的穆斯林商人开辟的叙利亚商路，对威尼斯商人而言，不仅是香料的集散地，也是威尼斯商品的输出地。尤其是帖木儿帝国将首都设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后，大马士革的很多工匠被强制迁移至撒马尔罕，叙利亚对威尼斯的依存度因此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威尼斯工业的发展在刚起步时，就是为了满足叙利亚的需要。叙利亚商路前往地中海的出口在贝鲁特和的黎波里。

基于上述理由，保证红海商路的安全，对于威尼斯来说非常重要。这条线路虽然总体上比较安全，但还是会出现种种麻烦。穿越沙漠的大商队即使有武装士兵护卫，但对那些骑着阿拉伯快马如疾风般袭来的贝都因人强盗还是防不胜防；埃及苏丹善变捉摸不定，再加上红海沿岸地方土豪们对埃及苏丹并非那么驯服，他们坐地起价，随意征税，这些问题都给威尼斯商人稳定商品成本带来了障碍。

到1424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威尼斯向埃及提供武器，协助苏丹成功地控制了包括亚丁（Aden）在内的整个红海地区。这不仅减少了红海航线的风险，从此也不必被迫停靠亚丁港，支付高额的关税。若无靠港的需要，阿拉伯的商船可以直接前往吉达。

埃及苏丹势力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沙漠霸主贝都因人。这一连串形势的变化，都促进了商品成本的降低，所以威尼斯才会把通商的主要地区，锁定在埃及和叙利亚。也正因为这样，1453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没有让威尼斯的经济受到致命性的打击。

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300年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对威尼斯人而言，犹如当今的纽约、伦敦对于商界的重要性。经营大宗贸易的商人或银行，都会在当地设立办事机构。哪怕是那些没有条件派专人常驻的中等商人，也会花钱委托代理人处理商务和收集情报，否则就没法在亚历山大做生意。威尼斯在亚历山大的领事馆，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活动经费都远远地超过驻开罗的大使馆。

威尼斯在亚历山大有两间大商馆。虽说建馆的目的为商用，但建筑物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威尼斯人的美学品味，它们被誉为亚历山大最美的建筑。而他们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仅拥有一间商馆，加泰罗尼亚人和刚参与地中海贸易的法国人在亚历山大的据点都只有巴掌大。

由于是在异教徒土地，商馆的四周围起高墙，墙上是被威尼斯人称为“花边纹样”的阿拉伯独特装饰。这种装饰风格对威尼斯建筑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元首官邸等建筑中看到“花边纹样”。

商馆中心区域的中庭，种有草木，装置喷泉，这也属于典型的阿拉伯风格。进出不绝的商品放在拱门相连的回廊上，边上的房间有的作为仓库，有的则是谈生意的会客室。楼上是短期停留亚历山大的商人的宿舍，长期在当地的商人，大多会在商馆附近寻找独立的空间居住。为了防止火灾，厨房和面包作坊都设在楼上，另外还有理发室，解决了基本的生活所需。

商馆还设有教堂。虽然馆内属于治外法权，但只要苏丹一声令下，这个权利随时都可能作废。为了保护基督徒不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的伤害，馆内人员在夜间和伊斯兰教休息日的星期五，都不得外出。除了亚历山大，在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内，威尼斯在所有的商业重镇都设有类似的商馆。

所谓交易，就是以物易物。单向进口的商业形式既不健全也没有持续性。就像叙利亚需要威尼斯商人的货品一样，埃及与威尼斯之间同样维持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威尼斯向埃及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德国人卖到威尼斯的铁、黄铜、铜和银器，以及意大利生产的纺织品、威尼斯特产的玻璃制品等。小型的携带式指南针也很受阿拉伯人的欢迎，不过他们主要不是用于航海，而是穿越沙漠时使用。

话说回来，以上这些商品不属于威尼斯商人的独家销售，热那亚、加泰罗尼亚、马赛等地的商人们也做着同样的买卖，只是商品种类的比重不同而已。由此可见，威尼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并非是源自商品的特殊性，而是将通商贸易彻底地系统化、组织化，这才是他们的独到之处。

前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威尼斯固定航线，以每年初冬返港的日程一直在稳定地运转着。船队通常由10艘商船组成，另有加莱战船负责保驾护航。安全且有规律的贸易是威尼斯人为自己定下的通商原则。

为了坚持这个原则，政府的管理具体到每一条船，每一个商人。设立于各商业重镇的威尼斯大使、领事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当地的领袖保持密切地联系，保护和监督在当地的本国商人。

可是，如果政府的“行政指导”做过了头，又会抑制个人的活动。因此，还需要有变通性。比如说威尼斯的海商法规定，以胡椒为主的香料必须由固定航线的加莱商船负责运输。但如果固定商船队的负荷过重，或者是遇到突发事件，还是可以先用帆船将香料从亚历山大、贝鲁特运往克里特或塞浦路斯岛，然后再从那里改换加莱商船运回威尼斯。

有法可依，能够给人们带来安心感。但过分的循规蹈矩，就像不爱运动的人容易出现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在制定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预防“动脉硬化”的问题。

威尼斯政府张弛有道的政策，为威尼斯商人在伊斯兰世界成为最受信赖的商业伙伴起到了帮助，任谁都愿意与守时的人打交道。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占据地中海贸易总量的2/3到3/4，靠的就是他们这种纯粹的经济思维方式。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哪个生意人可以保证自己只和观念相近的民族打交道。无论叙利亚还是埃及，掌控红海这条商路的是马穆鲁克王朝的专制君主苏丹，而且这些国家信仰的还是伊斯兰教。与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保持共存共荣的商业关系，苏丹在理性上是认同的，但他的理性，时不时会被愤怒代替。

苏丹的这种“伊斯兰的愤怒”一旦爆发，即使是在商馆内享有治外法权的威尼斯人，照样会遭遇入狱、商品被没收等无妄之灾。但凡要求他们像威尼斯保证境内的穆斯林商人的权益一样，保证威尼斯人的商业自由和人身安全，当权者总是回应称此乃真主的意志。与穆斯林做了几百年生意的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再小的事情也是谨慎地对待，尽量不让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这里举一个例子。1442年，在巴勒斯坦亚阿卡经商的威尼斯市民皮耶罗·马切洛（Piero Marcello）因叙利亚人在生意成交后迟迟不肯付款，一怒之下将这名叙利亚人绑上了船。马切洛驾驶着这艘与朋友共有的帆船在贝鲁特靠港上岸。他不仅没有释放叙利亚人，还以谈生意的名义，将10名穆斯林骗上船，一口气开到罗德岛，把这些人卖给了当地人做奴隶。

威尼斯政府闻讯后，立刻宣布判处马切洛绞刑，并悬赏4000达克特的奖金活捉马切洛，交出尸首的人也能获得2000达克特。同时，火速派特使赶往开罗，要求勃然大怒的苏丹释放所有因受牵累而遭逮捕的威尼斯人，恢复威尼斯在当地享有的商业持权。双方交涉的结果一切如威尼斯所愿。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北非。当时正在北非沿岸航行的威尼斯商船遇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不仅船被拖到他们的根据地罗德岛，船上的10位穆斯林乘客全被卖为奴隶。

保护乘客的安全是船长的义务。于是，威尼斯政府下令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立即出动。抵达罗德岛的威尼斯舰队，在港口一字排开，船上的大炮齐齐对准要塞，逼着骑士团要么释放穆斯林，要么开战。不用说，威尼斯的船和乘客最后都平安归返。

很不幸，世间的事情并非因为做得有道理便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威尼斯的举动，遭到了基督教各国的非难，他们斥责威尼斯为了利益，毫无节操地勾结异教徒。从高举消灭异教徒大旗的圣约翰骑士团，到出没于地中海的法国、西班牙的海盗船，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去袭击威尼斯的商船。为固定航线的商船队保驾护航的威尼斯加莱战船除了要对付北非的专业海盗，还得提防同为基督徒的船只，在没确定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前，绝不轻易地靠近做礼节性的拜访。

其实，威尼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非那么亲密。如果摆出强硬的姿态，能够解决问题，威尼斯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控制红海商路的埃及的苏丹，一直盘算着提高香料的价格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有一次甚至威胁说不到要求的价格，绝不出手。对此，威尼斯方面以价格不合理而断然拒绝。

拒绝了苏丹要求之后，威尼斯政府首先令国民将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财产或投资全部转移到克里特岛和莫东岛，除了外交人员之外，当地的商人及其家属全体撤往克里特岛。待苏丹无法再以没收财产或扣留人质相要挟时，威尼斯政府这才向所有到港的威尼斯商船下达指令，要求他们不要立即卸下带来的货品，见机行事，而且必须在船上进行交易。

结果，1430年出海的商船队只带回了少量的香料，但是在第二年的1431年，船队则是满载胡椒而归。

当然，专制君主的欲望不会因为一次的挫折便偃旗息鼓。被称作哈里发的埃及苏丹不断地尝试着去控制香料市场。遇到这种情况，威尼斯既做出过反抗，也有不得不妥协的时候。不过即使妥协，威尼斯人也会死缠烂打，能多争取一分算一分。与苏丹交涉的威尼斯大使，顾不上讲究什么体面，毕竟这件事关威尼斯商品的库存量。

最终，威尼斯按照苏丹提出的价格签下了210大袋的胡椒。作为交换条件，苏丹准许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的集市自由购买胡椒。210大袋的胡椒，仅是威尼斯商人在亚历山大集市采购的数量的1/10。

为了解决两种采购价之间的差额，威尼斯政府以税金的形式向亚历山大的商人们征收，这样，胡椒的价格就不会因为对苏丹的妥协而受到波动。

如上文所述，威尼斯人对降低商品的成本和保证红海航线的相对安全，可谓是不惜余力。从1420年到1440年，威尼斯市场的胡椒批发价成功地下降了50%。每大袋胡椒40达克特~50达克特的市价，直到15世纪末都没有做过大幅度的调整。威尼斯就是以这个价格每年向西欧运送2万吨到4万吨的香料。顺便提一句，由于胡椒是香料市场的大宗商品，因此，香料整体价格的波动是以胡椒价格为指标。

这就是15世纪末期，以达·伽马为代表的葡萄牙向南，西班牙投资哥伦布向西，为寻找香料而探索未知世界的时空背景。那时的西欧不仅不缺香料，而且价格低廉、货源充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真正意图在于瓦解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中牢不可破的垄断体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手段就是让地中海变成少人问津的边陲。

危机

既无法自给自足，又人口稀少，仅靠国民的智慧和意志力这两种资源存活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应对所有考验的方法史。我在撰写的过程中已经省略了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逐一叙述过于复杂，恐怕没人有这个耐心阅读，更主要的是我自己的脑袋先会麻痹。虽说历史的复杂性是其最精彩的地方，不过我认为提炼、整理还是必要的。

看着这些整理出来的“考验”，我时常会想，若是换成其他国家，大概会惊慌失色、骚动不已吧。根据当时的记录，威尼斯人面对种种困境时，同样也会六神无主，这让我多少有点儿安慰，看来保持沉着冷静在任何时代都不容易。

不过，威尼斯在手足无措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地会走出一条阳关大道。人无法预知前景，只有等待幸运的降临。然而，等待也需要有忍耐的体力。威尼斯之所以能承受住西班牙、葡萄牙的挑战，靠的正是他们的“多元化经营”。

1499年对威尼斯是一个难熬的大凶之年，两件坏事接踵而至。

达·伽马从印度带回的胡椒，不到威尼斯年交易量的1/50，因此他的远航事迹再怎么令人震惊，事实上也不能左右里亚尔托的市场价格。真正的威胁是同年爆发的对土耳其的战争，它很快就在第二年撼动了里亚尔托市场。

破坏维系了20年和平关系的，不是逢战必遭受损失的威尼斯，而是陆地型国家土耳其。已经把希腊全境完全纳入囊中的土耳其，无法忍受伯罗奔尼撒半岛先端的一小块地区仍然属于威尼斯。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威尼斯的两个海军基地——莫东和科伦。

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两只眼睛。威尼斯开往东方的固定航线商船队，出亚得里亚海之后，会依次停靠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它们等于是威尼斯铺设的海上“高速公路”的两处释站。正如科孚岛和克里特岛是必停港一样，莫东和科伦也是威尼斯的所有航船必须停靠的港口。因此，当这里受到攻击时，威尼斯明知战争对己不利，还是不得不挺身而出。

威尼斯国内原本就没有为应因战争而设立常备海军。因此，一旦战争爆发，无法立即调集大量的舰队。他们的常备海军，只有那些驻守在科孚岛、莫东、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等海军基地，负责周边警卫的舰队。所以，一旦发生状况，不可能指望国内组成新舰队迅速赶来支援，通常都是动员国内或各个基地等待出港的军舰，或者是正好在附近海域保护商船队的护卫舰，组成临时的作战舰队。这一年，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monio Grimani）向护卫舰下达了集结令。

这样一来，那些按规定必须有护卫舰才能出海的固定航线的商船泊在码头，动弹不得。其他船只还是可以航行，但仅限于走固定航线的运输胡椒的商船，进货量因此几乎降到了零。与前一年1498年每大袋胡椒56达克特的单价相比，1500年上涨到100达克特。威尼斯垄断香料市场80年，凭借的就是将每大袋胡椒的单价维持在40达克特到50达克特之间的本事。胡椒不是生活必需品，没有它人照样能够存活。突然上涨的价格导致购买量下降，这个结果给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元老院连日举行会议，就是否解除护卫舰集结令，或者在无法解除的情况下，商船队是否能够单独出海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根据编年史作者萨努多的记载，手里拥有胡椒库存的和没有库存的议员形成对立的两派。在里亚尔托商圈，甚至传说舰队总司令安东尼奥·格里马尼家族因这次骚动赚进4万达克特。

1501年2月，里亚尔托市场的代表商品胡椒的批发价已经飙升至130达克特。元老院终于做出决议，准许商船队在没有护卫舰的情况下出港。一个月之后，胡椒的价格回落到62达克特。

但葡萄牙的挑战，从那个时期开始，已经对里亚尔托市场造成了威胁。1500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大舰队前往印度洋。他们攻击了非友邦的加尔各答，还击沉了一艘在印度洋上满载着香料的阿拉伯船。这个事件的影响，在1502年的秋天显现而出，当时威尼斯胡椒的价格，又上升至95达克特。

在胡椒价格上升的同时，印度洋通往红海航线的安全性不断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过这条航线运输的香料数量减少。威尼斯的胡椒价连续几年在100达克特，居高不下。

同样因为销售量减低而受到影响的埃及苏丹为了一举弥补损失，提高了亚历山大市场的香料售价。威尼斯分析涨价后的香料无利可图，于是中止了当年的固定航线。

话说回来，在不得不对抗葡萄牙的挑战的问题上，埃及和威尼斯倒是利害相一致的。尽管双方围绕胡椒价格有所冲突，威尼斯还是派遣特使前往开罗，与苏丹认真地商讨了对策。

向来信奉先尽人事再待天命的威尼斯人，请苏丹去要求印度王停止与葡萄牙的交易。虽然印度王与苏丹有多年的贸易来往，但在葡萄牙大炮威胁下，也不敢点头答应老朋友的要求。

在和印度交涉的同时，威尼斯又怂恿苏丹威胁罗马教皇，如果葡萄牙不撤出印度洋，他们就破坏圣城耶路撒冷，让欧洲的基督徒无法前去朝圣。可惜，这招也没奏效。因为葡萄牙国王迅速派特使去见教皇，强调苏丹绝不会破坏为他带来莫大利润的圣城。有关这一点，将朝圣旅行产业化从中获利的威尼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打着这种幌子去胁迫教皇，看来一向精明的威尼斯人多少也是有点儿黔驴技穷了。

倒是苏丹更实质性向威尼斯提出了武器和技术支援的要求。为了把葡萄牙船队驱除出印度洋和红海，穆斯林需要改造船的构造。尽管他们的船体量大而且坚固，却不敌装有大炮的葡萄牙舰船。在大炮制造技术上，埃及要远远地落后于同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

对于埃及的请求，威尼斯却不能轻易地答应。葡萄牙开拓香料市场，以不让穆斯林染指为由，获得基督教世界的一致好评。身为基督教世界一员的威尼斯如果借异教徒之手对付葡萄牙，势必会招来政治上的麻烦。

最终，威尼斯政府还是拒绝了苏丹的请求。不过内心期盼埃及战胜葡萄牙的他们，暗地里向苏丹出谋划策，要他向土耳其购买大炮，从希腊招募船员。当然这些台面下的工作，是由威尼斯商人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的。

就这样，经过近代化改造的埃及舰队，从红海驶向印度洋，在与葡萄牙人的海战中，首战告捷，第二场却输得一败涂地。祸不单行的是，埃及为重组新舰队从土耳其采购了大炮和建材，运输船在南下东地中海的途中，被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抢劫一空。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印度洋和红海成了葡萄牙人的天下。威尼斯迎来了最糟糕的事态。

1503年，威尼斯与土耳其和解，开往亚历山大、贝鲁特的固定航线的商船队再次得以自由航行，可是却没有来自红海的货源。第二年，前往亚历山大的商船仍然没有运回任何胡椒。威尼斯政府开始考虑苏伊士运河。

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远至古代，古书中就有波斯王大流士（Darius）热衷于此的记载。威尼斯人这时也想起了古人的构思，只要在同样的地点打通运河，连接起地中海与红海，就能解决目前的困境。以威尼斯海军的力量，不仅对付葡萄牙绰绰有余，甚至还可以代替阿拉伯人夺取红海的制海权。

威尼斯计划承担所有建设费用，而且当时的意大利有着代表工学最高水准的技术人才。然而，这项原本轮不到雷赛布

主持就能提前实现的远大计划，终究因遭到埃及苏丹的坚决反对而破灭。苏丹反对的原因是担心运河开通后，威尼斯会跳过他直接向印度采购。
就在威尼斯想方设法寻找对策之际，葡萄牙人以里斯本为大本营，在安特卫普（Antwerp）设立分支，开始慢慢地渗透进香料市场。而另一方的威尼斯，1505、1506连续两年没有胡椒货源，市场形同关闭。当然，胡椒也不是颗粒无收。企图全面封锁红海的葡萄牙，始终未能攻下扼制红海口的亚丁。既然入海口不在葡萄牙人的手里，就会有少量的香料进入威尼斯。只不过这点儿数量对于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实在是杯水车薪。

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csscps），苏伊士运河开凿者。一译者注

1506年，长久以来一直是威尼斯最大客户的德国商人决定将胡椒的采购地由威尼斯转往安特卫普。在德国人之前，英国人、法国人、佛兰德斯人已经做了变更。无论如何想保住与德意志的生意的威尼斯，考虑从里斯本入货，再在威尼斯出售的可能性。可是，这种交易方式，有两个大问题。

首先，葡萄牙的香料价格过于昂贵；其次，是失去东地中海市场。东地中海不仅是威尼斯进口香料的市场，同时也是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

面对不利的形势，威尼斯政府设立了直属元老院的“通商五人委员会”（Cinque Servizi di Mercanzia），负责重新审视威尼斯的经济与产业现况。

少了胡椒的威尼斯，犹如没奶喝的婴儿，实际上已经处于断奶的阶段。委员会在对形势做出判断之后，决定振兴国内产业，为嗷嗷待哺的孩子找到替代的乳汁。所幸，威尼斯重整旗鼓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委员会同时也研究了各种新方案，试图找到立即可行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从莫斯科经里海，绕过鞑靼人的居住地，抵达印度的新航线。但由于从北边进入印度的道路过分艰险，计划遭到了否决。也有人提出移植胡椒树苗，在地中海的岛上进行栽培。但是在看过东南亚岛屿的气象记录后，移植案也不了了之。威尼斯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通过陆路到过苏门答腊、爪哇岛和锡兰（斯里兰卡），对当地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正所谓祸不单行。除了商业技术，威尼斯人剩下的资源，就是高超的外交艺术。可是就在经济面临困境的当口，他们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交失误，导致整个欧洲与威尼斯为敌。

1508年，康布雷同盟（League of Cambrai）成立。主要成员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向来以分化敌人而出名的威尼斯，这次犯了一个不能被原谅的错误。

同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现实主义者的错误是，往往认定对方与自己的思路相同，不会轻举妄动地做出鲁莽的行为。威尼斯人一战丢掉了800年以来他们所有的努力成果。”

康布雷同盟宣战的正式理由是：威尼斯奉行侵略主义，放任自流将给欧洲带来危险。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威尼斯拥有最大面积的海外领土，作为一个城邦国家，其势力无人能比。不过，威尼斯直辖统治的地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自治。威尼斯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通商路线的安全。

然而，对于在意大利半岛扩张势力，并且已经成功拿下南部的那不勒斯和北部米兰的法国、西班牙各国而言，唯一作为实质的独立国家存在的威尼斯是一个眼中钉。而教会因意大利中部的领土问题与威尼斯有冲突，也趁机加入了反威尼斯联盟。

在意大利独立的问题上，威尼斯与罗马教会原本是同一阵线的。将教会推往敌人一方，是威尼斯外交的败笔。罗马教会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军力，但它能让那些拥有军事力量的敌国得到堂皇的借口，让战争成为名正言顺的圣战。所以与教会打交道，务必得小心翼翼。史料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插曲：

某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皮萨诺见面。话题依旧围绕着罗马涅（Romagna）地区两个城市的归返问题。皮萨诺像以往一样，摇头不肯答应。被激怒的教皇咆哮：“既然如此，我将不惜借用一切力量，把威尼斯打回从前的小渔村。”

面对盛怒的教皇，威尼斯大使冷冷地回答：“陛下，如果您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也只能视陛下为乡间的一介神父。”

不久之后，在联盟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的教皇答应加入康布雷同盟。威尼斯大使的错误，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警示：外交上必须恪守分寸，有些话只能放在心中，绝不能脱口而出。这位令米开朗基罗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势头正如日中天的尤利乌斯二世，在神职界的起步就是从乡间的一介神父开始的。

战争的最初阶段，威尼斯还处于优势，但之后的阿纳戴罗（Agnadello）战役却输得一败涂地。即使在香料进口量跌倒谷底时也少有波动的政府国债，这一年的价格暴跌了50%。当时认为威尼斯800年的成果毁之一炬的，肯定不只马基雅维利一人。

不过，两年之后，威尼斯在军事上，尤其是外交上逆转局势，他们首先成功地说服教皇脱离了同盟，紧接着又分化了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之后又更成功地与德国、教廷和西班牙联手对抗法国。

结果，在领土上与威尼斯最有利害冲突的法国，非但没有占领意大利，反而被扫地出门。威尼斯一点一点地重新收复了大部分被夺去的领土，国债也很快地回到了正常的价格。地中海贸易的漫长冬季，眼看着就要结束。

卷土重来

世事难料，永远猜不到谁会是你的福星。为威尼斯重振东地中海贸易助力的，竟然是它的老对手土耳其和新对手葡萄牙。

新对手

葡萄牙之所以能将威尼斯赶出香料市场，靠的不是它的商业竞争力，而是用武力阻断了威尼斯的进货渠道。

事实上，从里斯本运到安特卫普市场的香料，其高昂的价格正如威尼斯人所形容的那样违背了贸易常识。葡萄牙国王的商业逻辑和操作，与埃及苏丹如出一辙，垄断货源，就是为了抬高价格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这种做法，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是行得通的。德国、法国、英国的商人就是因为没有其他卖家，才不得不以高价购买葡萄牙的香料。然而，购买力并不如葡萄牙所预期的那么理想。其实，就算是购买力增大，葡萄牙也没这个能力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葡萄牙的香料贸易，形同国有企业的模式。也就是说，利益越赚越多的，始终只有国王一个，其他人都是国家公务员。所以，—旦遇到有效运用资本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的弊端即刻暴露无遗。

而另一方的威尼斯，传统上就是一个非万不得已，绝不企业国有化的民族。虽然获取商业通路，需要仰仗海军及外交等国家力量，但买卖商品，完全属于个人的行为。就像走固定航线的商船，船是国有的，但每次出海，都是以竞标的形式，租用给个人。甚至国家银行，也一直到16世纪末才设立，而且担任银行总裁的并不是国家公务员，而是三年合同制的经理人。在威尼斯，国民个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但作为国家整体，却上下团结、一致对外。

总之，威尼斯与葡萄牙两国的商贸观念相差甚远。威尼斯希望通过稳定、合理的价格，来延续并扩大市场，因此需要持之以恒的国家方针和个人的自由竞争。而葡萄牙人只是想方设法干掉对手，然后牟取暴利。香料贸易原本就利润丰厚，现在葡萄牙的路线少了层层中间商，就算是有海路遥远的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可是葡萄牙人却以惊人的高价销售，难怪当时的威尼斯商人指责说他们牟取暴利。

编年史作者、银行家的吉罗拉谟·普留利等悲观派在达·伽马发现新航线时曾经预言威尼斯的经济将在葡萄牙人的挑战之下崩溃。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换位思考，如果是威尼斯发现了新航线，葡萄牙的经济一定会崩溃。

按照这些悲观派的思路，葡萄牙在封锁红海断绝威尼斯进口路线的同时，会系统性地降低非洲航线的成本，再加少了中间商的费用，可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就算是威尼斯重振地中海贸易，在价格上也无法和葡萄牙竞争。

现实主义者的错误，就是以为对手会和自己有同样模式的思维和行动。当然，这次错估葡萄牙，对威尼斯而言是犯了一个愉快的错误。

葡萄牙是否能垄断香料市场，取决于他们封锁红海的军事力量。因此，任何军事上的威胁，都意味着对垄断体制的威胁。土耳其在1516、1517年相继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这个比过去的马穆鲁克王朝更强劲的对手，让葡萄牙绷紧了神经。虽然威尼斯并不乐见宿敌的势力不断扩大，但土耳其牵制住葡萄牙，却让威尼斯有机会振新地中海贸易。

土耳其征服叙利亚和埃及，是为了控制麦加，在宗教上也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完全掌控红海地区，当然就成了它的主要目的。土耳其派精锐部队常驻红海入海口的亚丁切断了葡萄牙原本就不算完整的红海封锁线，红海通商路线，得以被再次开启。

葡萄牙与土耳其的争斗不仅在红海，为了保证印度洋的制海权，葡萄牙与波斯王联手共同对付土耳其。葡萄牙虽然因此掌控了波斯湾，但作为与波斯王的交换条件，葡萄牙必须将印度运来的相当一部分香料由原先的非洲航线改为经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卸货。

经由波斯湾运送的商品，集散地在巴格达。在这里集中的香料，大多会运往需求量大的地中海流域。即使国与国对立，商人们在赚钱问题上，还是很有共识的。结果，葡萄牙千辛万苦运来的香料，有一部分就这样去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而在那里等候的正是威尼斯商人。威尼斯政府在得知波斯线路重开之后，立刻在阿勒颇设立了与亚历山大规模不相上下的商馆。

葡萄牙人帮忙的事情还真不少，其公务员的走私行为也让威尼斯从中得利。葡萄牙的船长、船员们一向不满国家拖欠他们的薪水，土耳其的出现，更增大了海上的风险，不能准时拿到薪水使得船长和船员们的负担变得日益沉重。于是，船员们将一部分货物偷偷卖给穆斯林，货物通过红海，最终又落入威尼斯人的手中。

成功救活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人降低了香料的价格。那些带着本国产品去安特卫普换取香料的欧洲各国的商人们，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威尼斯市场。眼看着情况不妙的葡萄牙这才急着调整价格，但受制于其商业模式，实行得并不顺利。

中间商多，是地中海贸易的一大特点。这意味着上、下家之间距离较短，风险相对较低。但如果遇到中央政府影响力不足，地方土豪各自为王，设立层层关卡、随意征税，商品就不可能在低价位销售。相反，如果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些非法的苛捐杂税便会减少，流通成本因此降低。与从前的马穆鲁克王朝相比，土耳其是一个中央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这对贸易商们当然是件好事。而葡萄牙由于运输航线漫长，途中会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损失，这也是他们无法大幅降低香料价格的原因之一。

从1517年起步、1530年进入正轨的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发展到1550年前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半个世纪前那段黑暗的日子恍如隔世。

从麦加出发的由20万商人和30万头骆驼组成的超大商队，仅为红海商路，就带来了3万吨~4万吨的香料。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又完全回到了达·伽马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情形，当然，在数量上也远远地超过了里斯本。胡椒交易活跃，意味着其他商品的流通性同样向好。在这个时期，一些需求量大的产品威尼斯已经可以在本国生产，迄今为止对工业的投资，终于有了回报。而其对手葡萄牙，不仅没有发展工业，甚至连国家的独立都岌岌可危。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

话说回来，虽然葡萄牙没能够长期垄断香料市场，但威尼斯独占市场的风光也不再来。16世纪中叶，波斯、红海、非洲三条通商线路并存。保留非洲商路是因为一旦与土耳其开战，波斯和红海商路势必瘫痪。所以，威尼斯通过采购香料专用的形式，维持着非洲线的运转。

在地中海贸易正式复兴之前，为保护地中海贸易，威尼斯政府曾在1519年出台法律规定，从里斯本釆购的香料要比来自东方的多支付3%的关税。这条法律在1570年被废除。1570年是土耳其进攻塞浦路斯的一年，翌年，则是勒班陀海战发生的一年。

1580年吞并了葡萄牙的西班牙帝国，在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的统治之下，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版图包括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南美洲、非洲沿岸以及以国王名字命名的菲律宾群岛附近的部分南亚地区。在欧洲部分，西班牙不仅拥有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的支持，而且掌控了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立王储代理统治。那个时期的西班牙拥有史上最强的陆、海军战斗力，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整个世界能够和菲利普二世一比上下的，唯有土耳其的苏丹。从爱尔兰到东欧、多瑙河、地中海、波斯湾、苏门答腊，都是两大势力较量的战场。

从1530年开始，土耳其开始着手苏伊士运河的建设。他们和欧洲人一样，也燃起了对亚洲的野心。和当初威尼斯人企图打通运河不同，土耳其已经控制了埃及，因此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成功与否，只看土耳其的决心。

威尼斯对此事非常关注，甚至派间谍打进内部，查探进展情况。威尼斯和土耳其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目的不同，前者为了商业，后者为了军事，但都迫切需要利用地中海通往印度洋，在这一点上双方的利害关系一致。不过，土耳其人在年底中止了运河建设，因为与波斯打仗需要资金。

土耳其重新开始运河建设是在1586年。那一次的进展速度比较快，但再度因对波斯的战争而中断。

就在差不多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为了筹集经费建设殖民地，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一个建议，他希望通过非洲航线振兴香料贸易。因为精明的威尼斯人在复苏地中海贸易的同时，导致了非洲航线的衰败。

西班牙国王于1584年正式提出的方案，详细如下：

抵达里斯本的所有香料，交由威尼斯独家销售。

国王保证每年从非洲运来的香料总量，不低于三万吨。

给予威尼斯低于他国的关税优惠。

从里斯本到威尼斯的运输船，由西班牙舰队护送至西西里岛。

威尼斯向国王支付的手续费，只需要支付1/3的现金，剩余金额分6个月付清。

其实早在5年之前，威尼斯就觉察到国王的这份心思，但正式提案的魅力，还是超出了想象，让他们感到难以抗拒，不过还是不敢贸然答应。政府指示“通商五人委员会”严格检讨提案的风险性，在委员会得出结论之后，元老院又进行了数次谨慎的商议。

提案中最没有问题的是，由西班牙舰队护送威尼斯商船至西西里岛。威尼斯在西地中海的军事基地网，原本就不如东地中海一带来得完备，能省去舰队的护卫，当然是再好不过。

第二个魅力是关税的减轻。当时威尼斯向土耳其所缴纳的关税，远高于土耳其同盟国的法国。

然而，提案中也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因素。首先，仅靠非洲航线，是否能承载如此庞大的香料数量。对于威尼斯人的这个疑问，

西班牙国王对威尼斯大使肯定地回答道：只要威尼斯的财力、造船以及航海的技术，投入西班牙的航海事业，便能解问题。国王的言下之意，只要威尼斯愿意接受西班牙的军事保护，市场可以扩展至亚洲，甚至新大陆。这对威尼斯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接受西班牙保护，意味着独立的主权受到撼动。

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件事视为万事开头难的好例子。有人批评16世纪的威尼斯人缺少他们祖先的进取精神，12世纪时威尼斯因为加入了拜占庭帝国的伞下，才得到了发展。而进取心的缺失正是导致威尼斯衰败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互惠互利关系的成立，必须得保证提供对方最需要的东西。拜占庭帝国给予威尼斯零关税的优惠，威尼斯则以海军保护回报。而威尼斯能够给西班牙的财力、商业、造船、航海技术，没有一项是西班牙必不可缺的，这些只属于锦上添花。一旦专制君主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找在这些方面并不逊色于威尼斯的热那亚代替。

就算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双方的商业合作一旦开启，威尼斯就不得不放弃东地中海的贸易。否则，加上地中海线路采购的香料数量，势必会供大于求，导致胡椒价格暴跌，影响整个香料市场的经济。何况，谁也无法保证可以彻底阻断通过红海或波斯湾进口的香料，葡萄牙的失败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威尼斯就算是垄断了里斯本的市场，它原本在东地中海贸易的地位，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取而代之。

地中海市场对于威尼斯而言，不仅只是香料的进口地，同时也是销售德国、意大利以及本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地。居住在大马士革、阿勒颇、亚历山大、开罗这4个城市的威尼斯人家庭，多达4000户以上，他们早已在东方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虽说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举国投资成功获利，国家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实即便那一次的投资失败，损失也是有限的。更何况，菲利普二世提出合作建议时，正是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计划可能实现的时期。

威尼斯政府拒绝了西班牙国王的建议，他们的决定纯粹出于经济上的理由，从这一点来说是明智的。

在遭到威尼斯拒绝之后，菲利普二世又陆续向米兰、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的商人提出了相同的方案，结果一律被拒。

直到1586年，合伙人总算出现。这是一个以富格尔家族（Fugger）为首，由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人共同出资，为香料生意特地创建的国际投资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富格尔，公司在安特卫普、吕贝克（Lubeck）、米特尔贝格（Mittelberg）、汉堡、威尼斯都设有分支。

1591年，商业活动正式运作，大量的香料抵达吕贝克和威尼斯。起步相当不错的生意，没多久便出现了停滞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在三年前的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大败于英国，气焰高涨的英国海盗比以前更为猖獗，不仅是大西洋航线，甚至连非洲航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受此影响，经由里斯本销售的胡椒价大大高于威尼斯市场，就连富格尔公司的股东们都承认从威尼斯采购更符合经济利益。他们原本是卖香料给里亚尔托市场，结果反倒成了买家。

西班牙国王与德意志商人垄断香料市场的野心，因17世纪初期英国和荷兰的崛起，终于化成一团泡影。这就是是威尼斯人决定抽身离去后事态发展的结局，没有任何人对他们当时的拒绝表示异议。

威尼斯的香料市场受到致命性打击，是在进入17世纪之后。在那个世纪的上半叶，荷兰人将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做到了当年葡萄牙人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不是通过封锁通商路线，而是用直接统治产地的方式，来掌控香料市场。威尼斯的衰退并非因为落后于大航海时代，无法因应殖民帝国的崛起，才是他们走向末日的第一步。

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香料贸易无论如何还是支撑了一个多世纪。但有些商品却很快便败下阵来。

首先是糖。中世纪时糖的主要供货源，来自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岛经营的大农庄。1470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他们使用大量的奴隶和燃料在当地进行甘蔗的栽培。进入西欧的马德拉产的蔗糖，对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1490年，也就是达·伽马发现新大陆的10年之前，威尼斯与安特卫普两地的蔗糖批发价只有以前的1/3。之后，当马德拉群岛的生产成本节节攀升时，巴西出现了。

糖市场的失利，对威尼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1489年和平合并塞浦路斯后，威尼斯便计划大规模地振兴制糖业。所幸，他们立即把塞浦路斯改成了棉花种植地。当地原本就生产棉花，所以只是将生产重心从糖变成了棉花。

塞浦路斯的棉花生产量很快就增加了三倍。时值德国棉纺织业兴起，所以原料不愁销路。1571年塞浦路斯岛落入了土耳其手中，但土耳其人不擅长经营。在整个16世纪，塞浦路斯岛的棉花，始终是经里亚尔托市场的威尼斯人之手销售的。至于新大陆的棉花进入西欧市场，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威尼斯不生产仅做转手贸易的染料，也是不得不退出市场的商品之一。这是一个伴随着纺织业的日益发展，需求量在西欧市场不断上升的商品。

染料中需求最大的是红色，它是从寄生在希腊橡树、山毛榉上的虫子身上提取。几百年来，一直是由威尼斯从希腊、克里特岛进口，在西欧销售。进入16世纪后，人们发现一种叫“布拉吉莱”（Brasile）的树也可以提取红色染料。这种红色的树木产自南美，其中巴西是最大的产地。巴西国家的名字就是源自这种红木。16世纪下半叶，巴西生产的染料，垄断了整个西欧市场。

白银和黄铜（铜锌的合金）也是从市场败退下来的商品。它们的主要产地是德国和匈牙利，以前一直都是集中在威尼斯市场交易。威尼斯商人将其中的一部分运到以突尼斯为主的北非地区，与穿过撒哈拉沙漠而来的商人交换黄金，剩余的部分则是经过埃及，去往印度，以换取香料。这种贸易形式，直到葡萄牙人从非洲直接带来了黄金之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从北方产地过来的白银集中在威尼斯，威尼斯商人就有机会将它们销往南方或东方，继续赚取利润。可是，自1580年开始，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将德国银逐渐逼出市场。美洲白银的进口量在1590年到1600年之间，达到了高峰。威尼斯再也不是白银的重镇，市场转移至安特卫普。

美洲白银的大量出现，不仅把威尼斯挤出了白银市场，也导致西欧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350年到1520年之间，金银的价格几乎没有波动，金币的含金量保持稳定。直接用于交易的银币的含银量多少有降低的迹象，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到了16世纪末，变化突然增剧，波动前后的国家财政的数据差距甚远，简直没法做对照比较。当时做数据统计的只有威尼斯一个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统计的话，想来情况也差不多。

145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15年——1达克特金币=124苏尔多银币

1593年——1达克特金币=200苏尔多银币（含银量减少近2/3）

威尼斯1500年的国库收入为115万达克特，1570年则超过了200万。这个数字，既是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不落反升的最好证据，也显示了美洲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对保持了近300年稳定的经济的冲击。

有失必有得。威尼斯在失去部分传统商品市场的同时，也开辟了新市场。当然除了从糖变成棉花之外，他们还找到了其他的替代商品。

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大都将威尼斯衰败的原因，归结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土耳其帝国的强大这两个点之上。不过，正如香料市场的变迁一样，这两大要因带给威尼斯经济的并非全是负面的影响。

首先，随着新航线、新大陆的陆续发现，威尼斯长年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热那亚作为国家已丧失了独立性），以及逐渐成为新对手的葡萄牙、西班牙，都将注意力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让原本就在地中海贸易中处于优势的威尼斯，有了更多的机会。再加上西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品交易的活跃，为大洋贸易与地中海贸易提供了一个两者共存共荣的空间。

其次，土耳其帝国的兴盛，对威尼斯威胁虽大，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帮助威尼斯重新收复了香料市场的失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10万左右，到1580年已增加到70万之多。帝国鼎盛时期首都人口的增量，意味着财富也在不断地积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土耳其人对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些商品中包括了威尼斯生产或者是中介的商品。

不仅是土耳其人，因工业发展而逐渐富裕起来的西欧人，开始购买越来越多的非生活必需品。

东、西两方国情虽然不同，但对物质的需求一并上扬，而且还能保证供给。东方由于是强大的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流通过程简单、安定。而西方则是因为产业的发展。在供方和需方都富足的情况下，交易的胜负，便取决于对市场动态的判断力和迅速且有弹性的行动力。在这两方面，威尼斯人从来都是佼佼者。

丝绸，是需求量暴增的产品之一。大量的丝线从波斯运集到阿勒颇，然后经威尼斯商人之手，运往德国位于法兰克福、科隆的丝绸产业中心。在那里制成的成品，再循着原料运来的反方向路线，回到东方。不过，大多数成品的终点站不是波斯，而是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的丝绸产业也很活跃，有关这点我会在稍后展开。威尼斯使用的丝绸原料并非来自东方，而是产自北意大利的一种更为轻柔的丝线。制成的成品同时出口东、西两方。

除了丝、棉之外，16世纪时需求激增的还有葡萄酒和葡萄干。玛尔维萨的葡萄酒，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香槟。其主要产地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玛尔维萨以及威尼斯移植成功的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玛尔维萨葡萄酒向来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所爱，但因为价格昂贵，需求量一直有限。随着航运风险的减少和生产效能的提高，

在15世纪末时，威尼斯成功地将南安普敦的批发价降到原来的一半，市场的购买量自然增大。

葡萄干原本是威尼斯商人去希腊各个产地收购的。自从他们有计划地将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端的扎金索斯岛（Zakynthos）开发成供货产地之后，生产量得到大幅的提升，价格也逐渐下降。葡萄干主要销往英国。不过，究竟是英国人爱吃的鸡蛋布丁和磅蛋糕（Poundcake）中必须加葡萄干，威尼斯人因此增量生产以降低价格，还是威尼斯人卖的葡萄干便宜，英国人才放进了甜食，这个因果关系，我倒是没有调查过。

通商与工业及其他

16世纪的威尼斯经济，非但没有被急速变化的时代潮流吞没，反而在综合实力上，更胜于经济飞跃期的14、15世纪。威尼斯的成功，靠的不是贸易的多样性，而是整体经济的多元化。当贸易垄断已经变得不可能的16世纪，威尼斯致力于手工业的振兴，充分激发并有效地运用了潜能。

在16世纪之前，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始终将经商视为贵族的天职，甚至对同时期积极从事丝、毛纺织业的佛罗伦萨的贵族们嗤之以鼻。当时的威尼斯贵族，虽然也对本国的手工业做些投资，但几乎不参与经营。他们更愿意自己驾驶着船，去遥远的异国他乡买卖商品。进入16世纪，当发展工业变得必要时，那些所谓贵族的事业乃贸易之类的话，统统被他们扔在了脑后。这种见风使舵的态度，多少也反映了威尼斯人的性格。

1506年，当香料贸易陷入危机时，威尼斯政府成立了“通商五人委员会”，提出了在经营贸易的同时，积极发展手工业的计划。根据委员会的方案，政府降低了原料的运输费和关税，并推出开拓原料新市场以及保障工人权益等政策。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威尼斯工业在16世纪得到了发展。其中呈飞跃性进步的，当属毛纺织业。以前，威尼斯在以来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地区和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有两大生产基地，甚至在远方的德国也有加工厂。威尼斯主要是向这些生产厂家提供原料和销售成品。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政局变化，为威尼斯带来了机会，不仅本国的生产量增加，而且发展成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之一。

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可以说是一团糟，以至于对形势悲愤不已的马基雅维利奋笔疾书地写出了留名青史的政治哲学杰作。正如他的作品所示，当时的意大利不断遭到德意志、西班牙、法国等国的瓜分，沦为欧洲的战场。威尼斯也被卷进了康布雷同盟的战争。所幸，浮于潟湖上威尼斯之城没有遭到炮火的攻击。

而在其他国家，战火破坏了工厂，原料及成品的流通完全停止，工人们失去了工作，米兰、佛罗伦萨等地的毛纺品产量大幅减少。不安的政治局势，让资本家们失去了投资的欲望，工人们丧失了劳动的意愿。拥有资本的人属于统治阶级，利益与国家息息相关，不能轻易地移居外国，而那些没钱一身轻的劳动阶层随时可以远走他乡。大量的工人从伦巴第、托斯卡纳来到威尼斯。

这些外来劳工愿意移居威尼斯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里几乎没有成为战场的危险。

第二，政局稳定，无须担心内乱。

第三，可以确保原料的供给，以及成品的销售。

第四，政府鼓励发展工业。

就这样，威尼斯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地引进了技术人才。

借这些熟练技工之力，威尼斯的毛纺织业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威尼斯1516年的毛纺品年产量是2000匹（pezzo），50年后（1565年）年产量增加了10倍，达到两万匹。再4年后（1569年）产量记录继续更新至2.6万匹。到1598年，产量以每年平均9.6% 速度持续增长，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就在同一个时期，西班牙的羊毛产量超过了英国，原料的运输成本因此降低，威尼斯的毛纺织业，非常幸运地遇上了发展的好时机。

除了毛纺织业，在16世纪欣欣向荣的另一个行业是丝织品工业。劳工人数也比从前增加了三倍，至16世纪末，从事丝织品工作的劳工数量，据说已经超过了造船行业的木匠和油漆工。工人数量增加的原因和毛纺织业如出一辙。

制造肥皂，是16世纪威尼斯急速发展的第三项产业。肥皂需求的增长，大概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比不爱洗澡的古罗马人，更懂得讲究清洁了吧。这个想象还是挺让人愉快的。话说回来，粉状的肥皂溶于水之后，就是一个对付敌人攻击的利器，滑溜溜的肥皂水让人伸不开拳脚。威尼斯的加莱船，常备有相当数量的粉状肥皂，它们不是给船员洗澡用的，而是作为战斗的武器。说不定警察向示威队伍发射的水枪中也掺有肥皂水。

也不得不提一下玻璃制造业。这个行业与造船业向来是威尼斯的传统产业，16世纪时产量达到了最高峰。除了水杯、吊灯这些主要产品之外，穆拉诺岛生产的玻璃制品种类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这里生产的沙漏钟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外国传教士送给日本战国时代武将们的沙漏钟，说不定就是威尼斯制造的。除此之外，随着水晶镜子的技术开发，威尼斯镜子的生产更是供不应求。由于镜子产量的节节攀升，从业人员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1564年时，镜工们脱离玻璃工会，单独成立了镜工工会。

眼镜的普及，也是这个世纪的一个特色。据说早在13世纪时，穆拉诺岛已研发出镜片，不过根据史料记录，眼镜的制造许可，是14世纪初颁发的。最早的一张戴着眼镜的人物肖像画，创作于1352年，如今保存在威尼斯附近的修道院，画中人物是一位枢机主教。

眼镜从研发到普及大约用了200年，其中大半的时间，也许是用于镜片制造技术的成熟。进入16世纪以后，戴着眼镜或手中拿着眼镜的肖像画变得不再稀奇。到了16世纪末，又出现了望远镜。

玻璃窗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项产业。它的普及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此之前，教堂的窗户用的是打薄的大理石，一般的民居，则是贴一块布料。当时能装玻璃窗的（虽然厚的像一排排瓶底），只有政府的建筑物和少数的大富人家。16世纪以后，玻璃窗的使用逐渐增加，据说威尼斯的每一个区必定有一户装有玻璃窗户的人家，想来人们一定会感觉屋内的生活，要比以往舒适许多。

提到玻璃工业的中心穆拉诺岛，就不得不说一下花边工业的中心布拉诺岛。如果观赏16、17世纪的画作，我们会发现，除了裸体画之外，几乎每张绘画中都出现了花边。花边工业在高峰时期时，布拉诺岛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了穆拉诺岛。

当然，16世纪的威尼斯也不是人人都忙于振兴地中海贸易或手工业。提香、丁托列托、保罗·委罗内塞都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文艺复兴绘画中，最富于感官魅力的威尼斯画派，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现，迎来了黄金时代。

作为文化事业的分支，技术水平堪称欧洲最高水准的当属威尼斯的出版业。与艺术不同，出版行业属于企业，它在16世纪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版业作为对威尼斯多元化经济贡献颇丰的产业之一，我觉得有必要花点儿篇幅介绍一下。

众所周知，铅活字印刷术是在15世纪中叶，由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的。这项技术引进威尼斯是在20多年之后。威尼斯最早的印刷书是西塞罗

的文集，总、共耗时4个月，印数100本。之后文集再版，虽然印刷的时间与初版相同，但数量增加至600本。显然，印刷的效率高于誊写。
威尼斯出版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与毛、丝纺织业一样，最初都是因为借助了其他国家的优秀技工之力。这些出版行业的人才选择移居威尼斯的理由，也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们相差无几。

不过出版业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威尼斯之所以选择西塞罗的作品作为最初印刷的书籍，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的阅读兴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要满足读者这一需要，首要条件是必须处于一个容易获得手抄原本的环境。拜占庭帝国在灭亡之前，逃亡意大利的枢机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带来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威尼斯国立图书馆就是以这些藏书为基础建立而成的。

然而，单是有机会阅读原本还不足以出版古典书籍。要出版古代典籍还需要有能够校对原本中错误的有识之士，而且多多益善。所幸，威尼斯在这类人才的数量上也占有优势。出版业同样兴旺发达的佛罗伦萨和罗马也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以上两个条件。

西塞罗（Cicero），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和哲学家。一译者注

不过，出版业兴盛最重要的原因是保证言论的自由。当时的言论自由，意味着摆脱宗教上的束缚。在这一点上，威尼斯肯定比同时代的罗马要来得自由。其自由程度甚至胜过佛罗伦萨、米兰和巴黎。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威尼斯共和国长久以来一直极力排处罗马教廷权力的干涉，可谓是国家的传统。因此，只要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唱反调的内容，哪怕是教廷的禁书，统统能在威尼斯出版。

路德、马基雅维利，还有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以及伽利略等人的著作均能在威尼斯找到。色情书籍在威尼斯不仅没有被禁，反而遍地开花。可以说大众文学的兴起正是从威尼斯起步的。除了保证言论的自由，威尼斯政府很早就承认了出版权这一概念，至于著作权则是在这之后的事情。

自1495年起的97年间，整个欧洲总共出版了1821种新书，其中的447本是在威尼斯出版的。相较之下，出版量位居第二的巴黎只有181本。威尼斯出版业顶峰时期的16世纪后期，威尼斯113家出版社在50年里，合计出版新书高达4416本，数量位居欧洲之首。

话说回来，一味出版新书，并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出版社要健康运转必须要有大量的书籍再版。威尼斯出版界在这方面同样有着出类拔萃的能力。拥有再版20次以上书籍的出版社超过了50家，10家以上的出版社拥有数本再版了40次以上的书籍，更有甚者手中握有再版132次的常年畅销书。

说到威尼斯的出版业，不得不提及一位为威尼斯出版界奠定了根基的人物——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通过对他的认识有助于大家了解威尼斯出版业兴盛的原因。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印刷书的数量逐渐增多。刚开始时，印刷本依然无法摆脱手抄本的影响，以精美的大开本居多。这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在传统生产手抄本的修道院中印刷的缘故吧。印制精美的书籍价格自然非常昂贵。不过，修道院出版的书籍，向来有一群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又基本上是担任神职的学者，无须自费购买，因此这些出版物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但阿尔杜斯却是一家没有特别惠利享受的私人企业。从内陆本土移居到威尼斯的技工阿尔杜斯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他认为，唯有开发新读者群体，印刷本才有未来。在没有大学附属出版社的那个年代，新读者群就是在校的大学生。

为了让读者加深对出版社的印象，阿尔杜斯首先为自己的企业设计了标识。社标由海豚与船锚组成，海豚代表出版的速度，船锚则代表内容的正确。

接下来，阿尔杜斯出版了“袖珍本”（口袋书）。大开本的书籍既不方便携带，价格又过于昂贵，而袖珍本正好相反，容易携带而且价格便宜。

然而，小型书的印刷，面临着一个问题：在大开本书上完全没有问题的哥特式字体，纸面缩小后则变得不易辨认。于是，阿尔杜斯发明了一种如今称为Italic的斜体，解决了小型书的文字识别问题。

以这种形式出版的最先作品是维吉尔

的诗歌集。由于书本小巧玲珑，价格只有大开本的1/8，它迅速成了学生们喜爱的畅销书。
和现代的口袋书不同，当时书的封面用的是硬板纸，制作软封面，成本反而较高。

这是因为当时不少的藏书家们，有欣赏封面的爱好。他们通常会按照个人的喜好定制封面，统一藏书的风格。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兴趣，出版社会销售没有装订的书籍，读者买下后，再请装帧师用毛皮或者是豪华的布料，甚至是银质的浮雕制成封面，装订成册。

这样一来，那些希望用有限的钱多买几本书，不想把钱花在封面上的读者的需求就难以满足。当时的软封面，真是软绵绵的，完全没有保护书籍的功效。哪怕是想用普通的牛皮纸做个封面，也得另外找人装帧。为了免除读者此类的困扰，阿尔杜斯的廉价版口袋书索性使用硬板纸封面装帧。

维吉尔：古罗马著名诗人。——译者注

阿尔杜斯以口袋书、斜体字体、硬板封面的三点组合，向政府申请专利权并获得了许可。不过，还是很快地就被其他出版社效仿。无论如何，这种低价书的出现，对扩大读者群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阿尔杜斯在商业上的创意源源不断。他还策划了出版全集，这可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新概念。1480年，阿尔杜斯首先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后又相继推出了贺拉斯

、索福克勒斯

、欧里庇得斯

的全套文集。除了通常本之外，还专门出版了拉丁语对照本，广受知识分子的好评。阿尔杜斯也没有忽视现代文学，基本出齐了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a）等人的主要作品。另外，还有出版目录提供给读者，目录中除了自家出版的书目之外，还收录了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同一个作者的作品。
如果自己的书在某家出版社出版，既能显示身份，又保证销量，相信任何一位作者都会有兴趣与它合作。伊拉斯谟

在1507年主动与阿尔杜斯接洽，并于第二年出版了7年前他在巴黎出版的《格言集》。
阿尔杜斯社出版的《格言集》销量大好，截至16世纪末已再版132次，成了不折不扣的畅销书。

在阿尔杜斯出版社的大门口，张贴着一张招工广告。这张广告用考究的拉丁语书写，伊拉斯谟也帮忙修改过文字。自己也是一流知识分子的老板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大概是想以此。当作招聘考试吧。

贺拉斯（Horarius），古罗马诗人。——译者注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译者注

欧里庇将斯（Euripides），古希腊H大悲剧家之一。——译者注

伊拉斯谟（Erasmus）：中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来者不拒。阿尔杜斯希望您简短说明来意，尽早归去。如果您有心像赫拉克勒斯解救疲惫的巨人阿特拉斯一般向我们伸出援手，不胜欢迎。这里有许多工作适合有此志向的人们。

1515年，阿尔杜斯辞世，遗体周围堆满的不是鲜花，而是他生前出版的书籍。在阿尔杜斯奠定的基础之上，威尼斯出版王国的声誉又继续保持了100年。

劳资关系

所有的产业都蓬勃发展的威尼斯是怎样处理劳资关系的呢？这不禁令现代人感到好奇。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从探寻威尼斯当时是否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划分的劳方与资方开始。

不仅是在16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是由一群以资本投资及其有效运用为首要目的的男人们所组成。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均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运作，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无疑是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但如果涉及资本家是否直接参与经营，以及因此产生的劳资关系的问题时，由于各个业种的情况迥异，无法一概而论。那么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基尔特（Guild，同业公会）是不是在威尼斯也占有主导地位呢？事实上这方面也是根据各行业情况不同，再加上威尼斯特有的国情，同样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否。

唯一可断言的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远远少于对发展贸易的支持。尽管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有产阶级的关注转向了工业，政府对此也给予积极的鼓励，但依然存在着不少法律上的限制。这也许是因为威尼斯政府为了吸引国外优秀的技术人才，以推动经济的多元化，所以才会更着重于人才的保护和培育，而对投资者设置了重重障碍。

最典型的是丝绸纺织业的例子。根据威尼斯的法律，要成为丝织厂的持有人，除了需要充足的准备金外，本人还必须会操作纺织机器。这项规定将行业的从业人员清楚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提供原料、订购成品的商人，另一类则是纺织工人。

当然，尝试着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现象也还是有的。比如说手握订单的商人以固定的月薪买断工人的生产力。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遭到丝织业工会的投诉。工会在向政府的申诉中强调，如果将技工变成纯粹领钱干活的劳工，不但影响外来优秀人才的引人，而且让已经在威尼斯定居的技工们失去进取心，最终会导致丝织业的衰退。结果，工人们胜诉，丝织业工会决定，薪资按产出量决定。

第二次的尝试是由工人一方发起的。那些经济上变得富裕的技工们用手中的闲钱投资购买了纺织机，甚至有的人拥有30台之多。有了多余的机器，就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摊薄薪资。这些技工企业家们，向掌握订单的商人们开出优惠的条件，相较于其他工厂织1布拉乔奥的丝绸30苏尔多到32苏尔多的工资，他们只需要16苏尔多到20苏尔多。

对此，商人们当然是不胜欢迎。但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工人们可不答应，他们向政府提出了控诉。按威尼斯政府的规定，每一个织丝工所拥有的纺织机，最多不能超过6台。由于丝织业的发展迅速，产量激增，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条规定的存在。然而，不管是否被人遗忘，法律终究是法律。在威尼斯，只要没有修改的必要，哪怕是没人关注的法规，依然有着其法律效力。元老院做出了旧规不变的决定。第二次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环境之中，威尼斯丝纺业的工人队伍不断扩大，从1493年的500人，到1554年时已经超过了1200人，而且人数继续在增加。蓬蓬勃勃的景象与日渐式微的意大利其他地区呈现出鲜明的对照。由于工人数量增长过快，甚至让商人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订单。于是，政府修法要求技工必须自己负责货源，而且每个工人不能有超过两台的机器。

与丝织业相比，毛纺工业则显得更资本主义化。这可能和毛纺织物从原料到成品的加工过程比较复杂，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有关。工会的成员由拥有资本的商人构成，独立的劳工工会一直要等到1539年才成立。另外，由于制作毛线是在家庭内完成，干活的主要以女性为主，她们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毛线完成后的包括染色在内的5道工艺都有各自的独立组织，工作场所也各不相同。不过，除了染色工可以同时接受不同货主的订单之外，其余工种的工人们都是为同一个货主，即同一个资本家干活。因此，货主对产量的管理比丝织品行业要来得容易。不过资本家直接控制生产，容易引发工人的不满，1556年，便发生了罢工事情。

早在两年前，毛纺工人就以原材料和物价的上涨为由，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了加薪的要求。实际上他们是不满订货的商人们一面不肯加薪，一面却不断要求增产。

可是，接到申诉的政府委员会，又以典型的官僚作风，将皮球踢给了其他部门。等不到音讯的工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发动了罢工。

究竟是谁领导了这场罢工，最终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组织者的能力非常了得，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发起罢工，而且整个过程展现出牢不可破的团结力。

当时，威尼斯与叙利亚签订了一大笔合同，毛纺品的需求量正值高峰时期。威尼斯码头上停泊着大量的商船，万事俱备，只等工厂送来产品。

罢工发生在最后一道工序。货主们对着只差一口气的产品无计可施。任他们怎么央求，工人们不是借口称要询问同伴是否愿意，就是直接要求涨薪，也有人索性以工作量太大力不从心为由，一口回绝。商人们担心形势发展下去，会引发其他生产环节上的工人们的罢工。

这一次，轮到货主们向政府提出上诉，说威尼斯毛纺织业将面临崩缺。政府似乎也有同感，特地提高层级，由负责国家重大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出面，代替“通商委员会”商议对策。

“十人委员会”向罢工的所有工人发出指示，令他们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可是命令却不见效。工人们既没有破坏机器、烧毁在港口等货的商船，更没有组织游行队伍，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政府不能强制他们劳动。

眼见着形势僵持不下，为了不再蒙受更大的损失，货主们又向“十人委员会”提出招聘外国劳工的申请。可就在委员会审议申请的过程中，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工人们接受增产，货主们同意加薪。并且决定日后调整薪资时，由劳资双方各派4位代表，组成8人委员共同商议。这不正是今日的劳工参与企业经营吗？

威尼斯的工会

被称为“基尔特”的中世纪工商业的同业公会，经济学家们认为它对近代工业的发展有三大负面影响：第一是对新技术的引逬态度保守；其次是限制了会员人数；第三是不遵守市场供需的规律。不过，16世纪的威尼斯的工会，并没有出现学者们指出的这些问题。

首先，威尼斯政府对引进新技术及其合理化的使用，表现积极。为了鼓励创新，在1474年出台了10年专利权的法律，建立起一套专利制度。

16世纪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小插曲。某家呢绒制作厂，考虑购买能让毛料更为轻盈的机器。厂里的工人担心因此失去工作，便向政府提出了反对购买新机器的申诉。政府对此做出的判断是，允许厂方购买机器。但今后这道工序上生产出的产品，必须明确标示出手工或机器制造。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和工会都不反对合理化的生产。比如说蜡烛工厂，就是由工会主动展开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活动。不过，威尼斯所追求的合理化，重点在于改善产品的质量，并非是大批量的生产。

16世纪的确是一个东方和西方物质需求均有上升的时代，但在规模上，与日后出现的大众消费时代还是不能同日而语。威尼斯各项产业之所以能从竞争中胜出，主要靠的是产品的质量。而产品制造者的水平，更是以质取胜的关键。很幸运，16世纪的威尼斯拥有大量自信、能干的技术工人。

其次，至于学者们非难的行会会员人数受限的问题，在威尼斯不仅没有发生，而且政府和工会双方都尽力地去增加人数。倒不是因为威尼斯政府特别保护工人，也不是工会成员对同业者非常友爱，主要是由于增加工会及其会员的数量，大家都有利可图。

对政府而言，可以解决士兵不足的问题。确保海军主力舰加莱战船的划桨手数量，从来都是政府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以往是以每个行政区为单位，实施征兵制。然而，各区的经济状况有别，征兵出现了不少弊端。经济好的区域，可以花钱买壮丁，凑足数量。相反，那些穷区不仅有达标的压力，还要面临本地人被其他区雇走的窘境。为解决问题，政府废除了行政区征兵的制度，改以工会为单位，根据各工会的经济能力，规定相应的征召数。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隶属某个工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入伍参军人人平等。至于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的人，可以加入与同业公会性质不同的组织“大会堂”（Scuola）。这种慈善团体在威尼斯有6个，工会成员也允许参加。

政府向各个工会指定划桨手的配额，其效果等同于在当时尚未普及的征收直接税。对工会的设立及其人数的增加，政府之所以始终报以宽容的态度，其真正的理由便在于此。出于同样的理由，另一方的工会也深知限制会员人数对他们有害无利。所以，威尼斯的“基尔特”完全没有封闭的倾向。

最后，“基尔特”三大罪最后一条的不遵循供需规律，我想就不用说明了。理由很简单，如果不遵循市场供需规律，威尼斯怎么可能在近百年里保持每年10%左右的成长率呢？

总而言之，威尼斯工会对于安定中产阶级和稳定国内形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反例的佛罗伦萨共和同却因为不肯答应毛纺织工人建立工会而频频发陷入政局不安。

无论是谁，都有害怕失去的东西。因此只要稍稍满足人们自治的欲求，大多数人都不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经提及威尼斯的中产阶级虽然没有统治权，但在他们自己的行会内部，他们就可以做主人。威尼斯工会会长的选举制度与共和国元首的选举方法如出一辙，负责国政的贵族们可以加入工会，但不允许担任重要职务。其他国家的工会内部经常出现的政治斗争现象，在威尼斯工会不曾发生。

意大利语中有“peccato mortale”一词，意为“重罪”或“死罪”，犯罪者死后必下地狱。有时候也诠释为“千万做不得，不能昧着良心”等。

我一直在想，对威尼斯人来说，低效运用资本大概就属于“重罪”。耶鲁大学中世纪经济史的研究学者洛佩兹曾经说过，威尼斯人以私人企业的精神经营国家政治。

13、14、15世纪的威尼斯人之所以将重心放在海外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主要仰赖于贸易，这是资本运用最有效的方法。16世纪他们依靠振兴国内产业，促使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同样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运作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乃商业之道。那些指责16世纪的威尼斯人丧失了海洋民族精神的说法，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爱上了感觉很帅的男人，在遭冷落后怨气冲天的无知少女。

不可否认，海上男儿的确很帅。甚至连海盗看上去都那么有型。然而，从前的威尼斯人并不是因为热爱大海才出海远航，而是去海上更符合其经济利益。

与祖先相比，16世纪的威尼斯人的海洋气息可能是淡薄了不少，但和威尼斯共和国衰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威尼斯人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进取之心。正是靠着这番进取心，他们才能摆脱16世纪初如同婴儿断奶般的困境，重新站立起来。

威尼斯共和国衰退的首要原因是一个城邦小国，却不得不面对君主制大国的崛起。在那个时代，城邦小国一个个陆续地走下了历史舞台。曾经与威尼斯同样蜚名四海的佛罗伦萨，还没撑到16世纪中期，共和国体制便于1530年灭亡。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4个海洋国家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威尼斯共和国，是意大利城邦国家中支撑到最后的一个。

第十一章 两大帝国的夹缝之间

“所谓强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16世纪的威尼斯外交官弗朗契斯科·索拉佐在任期届满的归国报告中留下了以上这段话。在经济上，威尼斯凭借着特有的商才及组织化的运作，经受住了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但在政治和军事面却无力挽狂澜。威尼斯必须承认，时代变了。

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辉煌灿烂的城邦国家，不以拥有土地为根基，而是通过手工业交易，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可以说，那是一个重质胜于量的时代。城邦国家的个人生产力非常高，以人口10万到20万左右的威尼斯为例，他们创造的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人口1600万的土耳其的国民总收入。再看佛罗伦萨，如果他们不借钱给法国、英国的国王，那些国家连仗都打不起来。

相比之下，文艺复兴时代的土耳其、西班牙、法国，还不懂得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

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

然而，时代已经转变，重量级的国家开始苏醒。这些大国都是君主制，一旦遇上贤能的君主，便会迅速地发展壮大。16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是近代国家的开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扣：前所未有的贤君。

1516年——哈布斯堡家族卡洛斯（Carlos I）即位成为西班牙国王。

1519年一卡洛斯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成为基督教世界世俗领袖。拥有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The Netherlands）、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以及东洋和新大陆，被称为史上首位国际领袖。

1556年至1598年，在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帝国迎来了顶峰时代。

另一方，东方大国土耳其，自1517年占有麦加之后，便名正言顺地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在红底白色新月五角星国旗之外，又添了一面象征伊斯兰教的绿色底新月五角星旗。在1520年至1566年苏莱曼大帝的统治时代，土耳其的领土西起蒙古，东至波斯湾西岸，北自克里米亚，南延伸至维也纳城墙，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

法国在那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能与上述两国媲美的英明君主，但由于中央集权日益增强，国家实力雄厚，是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全国土地都适宜耕种，在非常时期，可以保持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它高达1600万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卡洛斯时代的德国与西班牙两国人口总和，才能与之匹敌。尽管内乱不断，但在西欧能与日不落帝国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唯有法国。

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实施君主专制成了强国。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摘下有色眼镜，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万恶的制度。不可否认，君主制的确存在许多弊端，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还是有不少优点，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是最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首先，事情由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时间短。实施政策时，只要命令控制系统组织得当，指令可以传输至末端，并且具有共和制所欠缺的高度的权威性。此外，君主以下的人各司其职，无须太多的政治全才，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新兴国家，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以16世纪为界，共和制色彩浓厚的城邦国家不断消失。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它们无法对抗逐渐壮大的周边国家，还因为其政府的执政能力不如君主制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国家资源的浪费增加，而浪费又将导致国力的衰退。原本就没有土地基础的城邦国家，本就欠缺浪费资源的本钱。这些小国，一旦开始出现衰退，国力就会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落。不消说阻挡，甚至连减缓跌落的速度都极其困难。

佛罗伦萨共和国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佛罗伦萨在共同体合议制遭遇挫折之后，改为美第奇家族僭主制，之后又进行了种种尝试，试图找到一种高效的政治体制。终于在1530年，共和国体制如夜空中一瞬绽放的烟花，消失无影，变身为一个以美第奇家族为王的君主制国家。

佛罗伦萨从城邦国转变为领土型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之后，其地位降至一个中等国家的首都。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如果威尼斯也沦为奥地利哈布斯堡主朝的一个外港，想来人们不会感到惊讶。但威尼斯并没有沉沦。

兰克

曾经指出，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得到了与18世纪的英国政体同等的赞赏。18世纪的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因其高效受到了各国的赞誉和关注，那么16世纪的威尼斯政治体制，应该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获得了他国的肯定。
然而，与18世纪的英国不同，16世纪的威尼斯面对既有优秀的君主，又有高效体制的君主制大国的崛起，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这个得到褒奖的体制，并不是威尼斯人有心而为之。

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期待提高执政能力

与寻求他国保护的热那亚共和国，或者是变为君主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同，威尼斯共和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共和政体。倒不是因为威尼斯人在意识形态上信仰共和，而是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对自己最合适。想要在政体不变，国家实力又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抗衡急速壮大的君主国，至少可以在提高行政效率上寻找对策。

在第五章“政治的技术”中，我曾引用了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中的部分章节。这里，请容我再重复一次。

“共和国推行政策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通常都是共同商议。因此统一众人的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方式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为了因应这种情况，共和国必须建立（类似古罗马的）临时独裁官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相当强大的共和国。这个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不是交给共和国国会或元老院去讨论，而是由被授权的少数委员做出决策。

“若一个共和国无法体察这种制度的必要，只希望保持其既存之政体，则国家恐将走上亡国之道；若不想亡国，却又得面对破坏体制的难题。”

在这段文章中，马基雅维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6世纪的共和国所直面的困境。在他去世的三年之后，其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命运果然应验了他最后一段的预言。

那么，既没有改变政治体制，又没有亡国的威尼斯，是如何应对这个难题的呢？

正如“政治的技术”一章中所述，威尼斯共和国早在城邦国家全盛时期已经针对在共和制前提下提高执政能力，推出了最初的方案。那是在13到14世纪由元首皮耶托·葛登尼哥主导的行政改革。通过这场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改革，确立了日后掌管政治的统治阶级，这些人被称为贵族。

不过，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威尼斯的贵族，既不是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对臣下的审判权，甚至与平民之间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资产差异，所以贵族只是一个从政者的代名词。这次改革对确立威尼斯国内的统治阶级，即建立起一支政治专家的队伍，贡献不菲。这些政治专家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由20岁以上的男性贵族组成。由于贵族是世袭，因此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对保持政策的一贯性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威尼斯贵族注入大量新鲜血液，是在1381年对热那亚战争的最后决战之后。很多为这场举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人晋升为贵族，获得了共和国国会的席位。不过从那以后，除了极少数功勋显赫的人物之外，很少再有新血输入。在威尼斯推行本土扩张的15世纪上半叶，维罗纳、帕多瓦等新属地的地方名士们，虽然能享受自治权，却鲜有机会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

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这种状态之下，仍然完好地运作了200年。也许是因为从30岁以上的国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的、成员不足200人的元老院适当地弥补了国会决议速度迟缓的缺陷。国会由1500到2000名议员组成，做决定的时间自然会慢一些。

事实上，一直到15世纪为止，元老院始终拥有极大的权力，国家的重要事项，几乎都是由元老院审议和决定。虽然那时也有总理府、内阁以及“十人委员会”，不过总理府和内阁主要负责提案，而“十人委员会”在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谍报工作和调查重大犯罪。

进入16世纪之后，这种运作模式的效率明显不足。相较于专制君主在听完大臣们的意见后，即刻拍板决定的速度，200人的元老院决议，还是消耗了太多的时间。

何况，做决定时决策者以及知情者越少，就越能保守秘密。在讲求秘密和速度的16世纪，威尼斯需要的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若想维护政体，就必须拿出违反政体精神的勇气。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让他们有机会将能力发挥至最大的一条途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动荡，引来他国的监视，威尼斯的改革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他们只是对原来的机构进行了重新整编，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元首：1人

元首辅佐官：6人

“六人委员会”：6人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3人

共计：16人

“六人委员会”是在1400年新设立的机构，由内阁中几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由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的部长们组成的工作小组。除了元首是终身制之外，元首辅佐官任期是6个月（以前是一年任期，16世纪后缩短至半年），六人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同样也是6个月，“十人委员会”的委员长则是3个月做一次交替。由这16个人组成的权力中心叫作“内圈”，在它的外部，另外还设有“外圈”机构。

“十人委员会”的委员：7人

内陆部：5人

“四十人委员会”委员长：3人

国家监察官：3人

共计：18人

任期均为一年。内陆部主要负责内陆本土属地的管理。四十人委员自古就有，以制衡元老院为目的，主管财政和司法。每一个委员中会安插一名国家监察官，负责监视委员会权限过大的问题。这是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或某一个委员会，威尼斯共和国独有的官职，任期一年，人选由共和国国会选出。

除了“内圈”和“外圈”的34个人之外，再算上军队最高司令官、派遣去外国交涉重要事项的特使，约40个人组成了16世纪后威尼斯共和国的实际政府。也就是说，200人的元老院精简至约40人。

威尼斯这次政治改革，将权力集中，手段非常之巧妙。外国的间谍们很久都没注意到这个变化，而是将精力全部用在打探元老院审议的方案上。当然这也是因为政改后元老院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开会时仍然有众多的议案需要讨论，因此也比较容易转移外人的视线。

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还记得第五章“政治的技术”的内容，一定会提出质疑：无论任期是6个月或一年，这些人核心人物原本不都是有职在身的吗？而且不是要经过与任期时间相同的休职期之后，才能再选吗？

没有错，这次政改并没有触及这条共和制最根本的制度。

那么，6个月或一年就必须人选交替的规定，如何维持政策的一贯性？又怎么能达到这次改革所指向的迅速决策和保守秘密的目的呢？其实，法律上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除了元老院议员之外，其他所有的官职都不允连任，必须经过休职期。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卸任后，不许担任其他部门的职务。

事实上，元首辅助官在结束6个月的任期之后，随即当选为六人委员会委员，卸任后又成为“十人委员会”委员长的情况，并不少见。也就是所谓的权力传递。

在一个委员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委员都在相同的时间结束任期。因此，根据职务的任期长短，有人可能会离开“内圈”一两个月，但几乎不会发生连“外圈”的职位都轮不到的事情。所以，威尼斯政府始终能够在同批人马的情况下，保持运作。

这种模式，既能避免政局陷入危机，又防止了一人权力独大的弊端。与此同时，通过经验成熟的少数人执掌政权，建立起一个高效且保密的组织机构。

曾著书讨论威尼斯政体的加斯帕罗·孔塔里尼（Gasparo Comarini）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进入40人核心集团的很好的仕途范例。

加斯帕罗于1483年出生于曾经出过元首的孔塔里尼家族。在30岁之前，他做过学问，也帮忙过家族的生意。他在精神层面上倾向于路德派，其两位好友都进入了修道院，然而，他却选择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政治。加斯帕罗独身，进入政界时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抱负。

在担任了几个不怎么重要的职务之后，36岁的加斯帕罗被选为波河灌溉事业的负责人，因工作表现优秀受到了嘉许。翌年，他作为特使被派往神圣罗马帝国刚即位的年轻皇帝卡洛斯身边。那次的沃尔姆斯（Worms）之行，使加斯帕罗成功地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归国后随即当选为内陆部的委员，进入“外圈”。

紧接着，加斯帕罗再度作为特使前往罗马。待完成任务归来时，六人委员会已经为他准备好位子，加斯帕罗正式成为“内圈”的一员。

在那之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加斯帕罗的经历就是最典的型权力更迭。“十人委员会”委员长卸任之后，随即当选为元首辅佐官，基本一直处于“内圈”。虽然有暂时离开“内圈”的情形，却从来没有脱离过“外圈”。以这个仕途往前走，只要再出任过海军司令和陆军参谋，之后十有八九会当选共和国元首。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他的仕途突然中断了。

原来，加斯帕罗受到了来自罗马教廷的召唤。教廷看中他的原因有二：一是深受皇帝的信赖，二是独身。成为枢机主教的加斯帕，因此不得不离开共和国的中枢。与任命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为首相的法国，或者是常常聘请高级神职人员作为政治顾问的西班牙不同，威尼斯政府决不允许与教廷有关的人员兼任政府官职。对于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离去，一位隶属“内圈”的成员，曾经叹息称是威尼斯的损失。

不过，人在罗马教廷的加斯帕枢机主教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为祖国做着贡献。他受教皇的委托处理天主教与新教（Protestant）的冲突，成功地缓和了两派间的矛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那些反宗教改革派的狂热信徒对威尼斯的憎恶情绪。威尼斯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伊斯兰教教徒和平相处。然而，这种行径却遭到了宗教改革派以及反改革派同仇敌忾的抨击。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这番努力，对于祖国威尼斯是一份难得的珍贵帮助。

说回掌握威尼斯实权的40位威尼斯男人。除了元首和“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之外，其他人的着装完全没有特殊性。

元首因为代表着威尼斯的富贵和权威，所以在正式的场合，必须穿戴华丽的服装，另外三位委员长由于负责重大的审判，为了方便在街头请愿、申诉的民众辨认，所以有穿红色长袍的义务。其他委员们则清一色地穿黑色长袍。这种黑色的托加（Toga）不仅是贵族，商人、律师和医师通常也穿，外观上丝毫看不出差异。我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曾经提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情况相反，在威尼斯往往是权位越高，装饰越朴素。而且除了元首有置装费之外，其他人都是不拿薪酬的。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以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为了对抗高效运作的君主国，就把所有的重要事项都交由30到40个人处理。正如威尼斯极其排斥一人独揽大权，他们也几近神经质地预防权力集中于单一机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个大约40人组成的实际政府，他们又另外设立了一个成员也在40人以下的“十人委员会”机构。

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反政府的叛乱。“十人委员会”就是在其中一次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叛乱平定之后设立的，时间是1310年。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与反政府阴谋有关的情报，并以此为据对叛国者进行审判和裁决。可是在元首法利耶之乱后，威尼斯很幸运地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重大事件，“十人委员会”似乎可以关门歇业。但建立起的机构，不能轻易地将它废除。“十人委员会”收集情报的高超能力和优秀的实绩，越来越凸显了其重要性。在政府做出重大决策时，这些情报成了必不可少的参考。这和CIA （中央情报局）长官必定列席美国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是一样的道理。

“十人委员会”虽然名称里有“十人”，其实成员除了10名委员之外，还有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再加上一名国家监察官，总共是48人。监察官只有列席权，没有投票权，实际上是一个“十七人”的委员会。

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项，除了18位委员之外，还必须另外加入“Zonta”。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名称来翻译“Zonta”这个威尼斯词语，总之就是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15到20个人，他们大多是有过大使、特使或者军队司令等经验丰富的议员，共同商议决定。这是为了维持公平公正，避免将决定权交给极少数人而产生的制度。如果是外交上的问题，“六人委员会”的委员也必须到场。上述“Zoma”的成员人数从15到20人，就是看“六人委员会”是否需要出席。16世纪的威尼斯的公文中，常常会出现“十人委员会”“Zoma”的字眼，实际成员大约是40人，都是30岁以上的男性。

简单地说，前述的“内圈”和“外圈”的40人主要负责国家内政，而“十员”和“Zoma”加起来也差不多是40人的集团，主管外交。但现实中，负责内政和负责外交的最高领导，不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此这两个机构的成员，其实也多有交叉重叠。

元首、元首辅佐官、“十人委员会”的10名委员，通常都同时隶属两个机构，“六人委员会”也经常参与其中，因此，属于“内圈”的委员，几乎参与了所有涉及国家最高机密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内圈”和“外圈”的分别，主要是在发生紧急事态时，基本上是由“内圈”单独拍板定案。总而言之，威尼斯政府的中枢是由重叠部分占2/3的两个机构组成的。

“十人委员会”可以说是16世纪威尼斯政体的头脑。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元老院议员的马可·多纳托（Marco Donato），当时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

接下来我介绍几个16世纪时的“十人委员会”和“Zoma”，灵活机动地展开外交工作的实例。

例一：

事情发生在1525年帕维亚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的卡洛斯率领德意志、西班牙联军，进攻教皇的属地帕维亚。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以罗马涯总督的身份，在前线指挥守军防御，奋勇善战。欧洲诸国眼看着卡洛斯势力不断膨胀，个个显得忧心忡忡。同样，威尼斯也不乐见皇帝的权力过于强大。

当时的教皇，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手下亲信自然是以佛罗伦萨人居多。某日，教皇身边第一红人的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找来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询问威尼斯是否有可能不通过元老院审议，直接与教皇结成反皇帝同盟。大使火速派特使回国汇报此事，威尼斯政府“内圈”即刻做出了答复，给大使的文书上只写了一个字：“可。”

事不宜迟。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和“Zoma”迅速展开活动。3月3日，帕维亚战役刚结束，威尼斯便派特使秘密前往法国，向日后被称为“科涅克（Cognac）同盟”的缔结，迈出了第一步。

3月8日，带着同样使命的特使，秘密出访英国。3月9日，驻米兰的威尼斯大使收到政府指令，要他去向米兰大公打探是否有加入同盟的意愿。同样的指示，也发给了驻守其他相关国家的大使们。

4月，在公开承认米兰属于斯福尔扎（Sforza）大公的条件下，双方进入了正式的谈判。5月、6月，在米兰、巴黎、君士坦丁堡，秘密的谈判同时进行。之所以会有君士坦丁堡，主要是与土耳其结盟的法国要求土耳其加入。元老院一直到7月才得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例二：

1540年8月18日，“十人委员会”以元首的名义，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了绝密指示。两年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在普雷韦扎（Preveza）海战中，败给了土耳其，威尼斯因此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进行和谈。

给大使的密令是这样的：

相信阁下已经收到元老院的决议。如果苏丹接受元老院的条件缔结和约，是最好不过的结果。这里，“十人委员会”和“Zonta”决定附加以下条件。

如果拥有最高权威和权力的苏丹向负责谈判的阁下要求割让纳夫普利亚（Nauplia）和玛尔维萨，我们赋予阁下放弃两城其中之一的权力。倘若苏丹坚持两城都要，否则不签约，我们允许阁下全都放弃。

和谈成功了，不过是以最后放弃两城的条件换来的。“十人委员会”在没有与元老院以及国会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下，便做出了放弃两块海外基地的决定。

例三：

这也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有关。威尼斯、西班牙等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战中取得胜利之后，战情似乎朝着威尼斯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断了和谈的念头。1572年3月，即勒班陀海战胜利的5个月之后，威尼斯以元首的名义，要求教皇批准威尼斯处决俘虏，以打垮土耳其人的士气。可是刚到6月，他们便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打探土耳其谈和的可能性。对西班牙怀有敌意的法国，对此事颇为积极。

可过了一阵子之后，“十人委员会”又决定维持现状，暂缓和谈事宜。原来，打赢勒班陀海战后，西班牙信心大增，正积极准备再组联合舰队挑战土耳其。不料，这个希望终成了泡影。1572年的9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nta”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正式与土耳其开始谈判的命令。同意大使可自由购买价值5万泽其诺金币（Zecchino）的礼品，赠送给对方负责谈判的官员帕夏；可以提高塞浦路斯的年贡金的条件，要求对方归还塞浦路斯岛。

土耳其虽然败了海战，但他们对威尼斯的处境却了如指掌。谈判进行得异常困难。“十人委员会”和“Zoma”的内部出现了应该把事情转交元老院商议的声音。尽管塞浦路斯岛已经被土耳其占领，但威尼斯实在是不情愿正式表示放弃。毕竟塞浦路斯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与纳夫普利亚、玛尔维萨不能同日而语。一些委员因此认为塞浦路斯岛的命运不能交给不足40人的小集团，于是，委员会就决定权是否交给元老院做投票表决，结果只有两票赞成。

和谈毫无进展。11月19日，“十人委员会”和“Zoma”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指示，可以不考虑归还塞浦路斯岛。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委员们又一次就决定权是否移交元老院做表决，这一次也只有三票赞成。

元老院被告知此事，是在1573年的3月，那是签订和约之后的事了。在塞浦路斯岛IE式成土耳其领土的消息公开之前，威尼斯造船厂几乎天天都有新军舰下水，水手的招募也没有停止，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威尼斯的市民也都以为仗会继续打下去。

以上三例都是与威尼斯有直接关系的事件。不过，对那些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十人委员会”和“Zonta”也常常不通过元老院及国会，擅自处理。

威尼斯共和国收集情报的能力，在当时首屈一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消息源源不断。教廷收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女就是其中一例。“十人委员会”决定向元老院隐瞒这个消息。文件之所以不公开，并非是威尼斯人担心风声走漏会影响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而是在关键时刻，此文件可以作为牵制教廷的工具。

按规定，任期届满归国的大使会在元老院做例行报告，但事前必须将报告的草稿提交“十人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时会立即指出不能公开的内容，有时候则将整张报告搁置一段时间。11月份写的报告，一直到第二年3月才公开的情况并不少见。

比如说，驻法国大使在归国报告中，提及法国存在反国王的势力。“十人委员会”禁止公开这段内容，一直到这股势力掌握了法国的大权之后，才同意向元老院报告。曾经的反对势力主政后，自然是不会忘记威尼斯当初为他们保守秘密，这对日后两国关系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尽管元老院看似被架空，但像其他国家经常出现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在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之间发生。这也许是和“十人委员会”和“Zoma”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自元老院有关。大概是议员们想到自己将来也有进入委员会的可能，所以就不争一时意气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威尼斯的政治家们对于保守秘密在政治及外交上的重要性有着一致的共识。

虽然马可·多纳托说“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十人委员会’，因此不敢妄言自己接触过国家的核心”，但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废除“十人委员会”。

由于负责内政的“内圈”“外圈”和负责外交的“十人委员会”“Zonta”的成员有2/3重合，所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人数大约在60人左右。人员精简至此，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势必增大。成员轮流换岗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部门都由经验成熟者运作，因此与以往相比，不仅是对每一位人选的审核，而且对机构整体能力低下的防范也更为严格。

岗位轮流制使得一个人可能长期处于权力的核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威尼斯通过任职期短以及强制休职的规定，将风险成功地减至最低。然而，为了对抗高效的君主集权制，这项制度在执行时，就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正因为如此，人才的选拔，便成了共和体制的生命线。在威尼斯，既设有专门监管贵族阶层的贵族监察委员会，同时还有国家监察官制度，可是，仅仅监视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威尼斯选举元首的程序，已经在第五章中做了介绍，这里就其他议员、委员们的选举，做些说明。正如选元首一般，威尼斯的选举方式不是单纯地从数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而是首先要选出拟定候选人名单的成员。威尼斯人认为，首先要有客观的候选人提名，才可能实现最终选举的公平公正。

威尼斯选举的第二个特色是，不仅可以投赞成票，也能投反对票。这点和现代的选举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人，要在反对票不高于赞成票的前提之下，才算当选。否则，哪怕赞成票第一也是白搭。

由于可以投反对票，所以不可能起立或举手表决，威尼斯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为投票者保密。

我们以共和国国会为例，来看看选举的具体流程。包括元首在内，元老院议员、国家监察官、“四十人委员会”、元首辅助官、海外殖民地总督以及基地的城主、陆军参谋、海军总司令、参谋等官员，都是通过国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一年中至少有20次选举，多时更高达40次。每周的星期天定期召开会议。

首先，在会议日的前一天，即星期六，在里亚尔托桥周边张贴公告。

星期天，会议在元首官邸内最大的共和国国会议事厅举行。待全体议员到齐之后，大家按顺序走向元首及其辅佐官就座的议长席前，那里摆着一个大箱子，每个人将手伸进箱子里拿一颗小球，如果球是金色的，代表此人成为候选人提名小组的成员。如果摸到的球是银色的，表示没有资格提名。为防止有人作假，金球上巧妙地刻有印记。

拿到金球的人在议长席前面的一排位子依次坐下，直到满36人为止。由36个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再以座位的顺序分成4个小组，在4个房间内进行候选人提名。等4份候选人名单出炉后，便开始选举。

议长报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超过千名以上的议员，便要离席一次去投票箱投票。白色的球代表赞成，绿色的表示反对。除了投票者本人之外，没有人会知道他投的是白色还是绿色。整个投票过程反复多次，直到所有候选人的表决票投完为止。实际上，候选名单不只4份，另外还要加上元老院和“核心小组”的提名。如果是改选半数以上的元老院议员，投票的次数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复杂但迅速有序的威尼斯国会选举场面，每每让外国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

国会的普通议员有提名权，代表所有贵族皆平等这个共和体制最根本的理念。但是像元首辅助官、总督、舰队司令等重要的官职，实际上大多是以元老院、“核心小组”的提名决定人选。

选举过程中，禁止任何发言。为了杜绝拉票活动，拟定候选人名单和投票都必须同一天内完成。

赞成及反对票一并作为当选标准的威尼斯特有的选举方式，常常会产生有趣的结果。比如说，在1500年和1509年，当元老院议员进行半数改选时，由于反对票数高于赞成票，元老院提名的候选人几乎全体落选。政治和军事的失策，通常会是导致议员们落选的原因。1500年是因为前一年与土耳其开战，而1509年则是由于外交上的失误而引发康布雷同盟战争。编年史的作者普留利和萨努多都将当时的状况比喻成政权交替。

在威尼斯，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从元老院议员中选出。根据规定，一个家族中只能有一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有资格参选元老院议员，不过，它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连续再选的职务。在候选人几乎全部落选的那两次，取而代之的，基本上都是经验不足，但家族中有人战死，或者是本人骁勇善战的新人。想来当时的情形，如同现在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不信任投票。

这样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政体正因为凭借着高效的运作，才能够与当时的君主国抗衡。正如加斯帕罗·孔塔里尼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尼斯的政体可以说是最接近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理想政体，即民主制、贵族制以及君主制混合的政体。

根据加斯帕罗·孔塔里尼的理论，威尼斯共和国的国会代表了民主制，元老院和“十人委员会”等核心机构代表了贵族政治，而元首，则是在保留了终身制这个优势的同时，又剔除了世袭这个缺陷的改良型君主制。这三种体制相融相合形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政体。无论是加斯帕罗的理论，还是在现实中都证明了这个政体，多数不会恃众横行，少数不会滥用特权，元首不会利用其地位和名声推动君主专制。

威尼斯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源自他们一贯秉持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就像“十人委员会”的某一位委员所说的：

“先做威尼斯人，再做基督徒。”

尽管大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包括庶民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起来抗争。其理由是威尼斯的法律保障了人人平等的权利，利益分配上更趋于公正。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浪潮中，威尼斯人所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无法比拟的。类似异端审判这种极端的现象从未在威尼斯出现过。

威尼斯的医疗水平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对黑死病的预防处理措施，便可证明这一点。虽然医院经常会用“不治”等讽刺词来作为院名，实际上医术还是相当高明。曾经在日本传道的沙勿略，在远赴东方之前，就是和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起在威尼斯的医院学习过医术。

威尼斯也是第一个将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做明确区分的国家。当时其他的国家，外科与内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医生兼任理发师，或者更准确地说外科医生是理发师兼任的。而在威尼斯则没有外科内科之分，医师都属于同一个行会。理发师另有行会，除了拔牙之外，禁止任何医疗行为。威尼斯的医生们除了在毕业时需要通过国家考试之外，另外每年还要接受一次鉴定考试。

根据法律规定，威尼斯的远航船，必须要有懂内科的随船医师。而同时期的英国船，还处于剃头匠充当船医的水平。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不少教授都有过船医的经历。他们从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医院进行实习，然后随船走四方。和威尼斯的商业、外交一样，远航船也是非常重要的实地教育场所。船长的餐桌上常常会看见船医的身影。

威尼斯派驻海外基地或内陆本土行省的官员，以公正清廉著名。在中饱私囊的贪官无处不在的那个时代，威尼斯统治下的属地民众，在面临可能其他国家统治的抉择时，大多都愿意归属威尼斯。这种倾向在同属天主教的意大利行省尤其明显。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后，那些抛弃败北的威尼斯向法国、德国敞开城门的城镇，不到10年又纷纷转投回威尼斯的怀抱。其中理由除了厌烦了大国间的争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大多民众比较喜欢威尼斯的管理体制。

外交向来是与经济技术齐量等观的威尼斯另一项重要的资源。在主要国家派遣常驻大使的做法，便是威尼斯首开先河。这些大使们卸任归国后，按照规定必须向元老院做情况汇报。报告通常都写的很长，内容包括对驻在国各方面情势的分析及总结，以及对未来走向的预测。听取报告的元老院议员们也十分投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过大使的经验，哪怕是那些尚未经历的人，日后基本上都有成为大使的可能性，因此大家都很珍惜这种获得宝贵情报的好机会。

同样，写报告的人也相当认真。因为元老院对归国报告的评价会影响他们今后的仕途。像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那样在归国后随即被提拔进入核心的例子，并不少见。

如今，这些报告经过整理编辑成10多卷，陆续在出版中。虽然19世纪中期佛罗伦萨曾经出版过一次，不过眼下正在出版的才是完整版。目前（1980年）已经出版的9本包括有关英国、德意志、法国、西班牙的报告，之后还会有土耳其、意大利诸国的篇章问世。这些报告是了解当时欧洲和中东地区可信度最高的史料。

总而言之，在那些不拘泥于单一的意识形态，将政治视为可行性技术的人们看来，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制运作效率可圈可点。然而，这种威尼斯式的体制，虽然有利于培养具有宏观视野的全能型政治家，却不如君主专制统治下能够造就专业型行政官僚。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才华与艺术相通，主要靠天赋。因此，对于那些成不了优秀政治家的人们，至少要让他们在某个领域有所作为。可惜的是，威尼斯的政体，在这方面的安排相当欠缺。威尼斯共和国不仅缺少产业或行政上的专家，就连专业的海军人才都没有。

不过，在威尼斯贵族阶级，即培养政治家的机构还能充分发挥实力的16世纪，上述的问题尚未成为明显的缺陷。为威尼斯共和制投下阴影的，是其他两个问题，一是血缘，二是贵族阶级内部贫富差距的固定化。

威尼斯的光与影

首先从第二个固定化问题说起。

如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所述，在威尼斯，即使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从事买卖，并借此积累本钱。政府为没落的贵族子弟安排了作为商船弓弩手的位置，通过海上锻炼获得商业和航海的技术。这些人不仅有薪水的保证，还可以利用经商的权利逐渐储蓄资本，如果在海上工作4年以上，甚至有机会晋升为船长。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东山再起、败者复活的机会。这项措施对与促进贫富之间的相互流通，防止贫富差距固定化有着很大的贡献。

然而，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为了面对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不得不改变以往的模式，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和以海上贸易为主的15世纪相比，16世纪是一个国内手工业蓬勃成长壮大的时代。对那些没落贵族而言，工业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只有做技工。可是，工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而且都有着靠技艺为生的自尊，贵族不可能也不愿意融入其间。在贵族与工人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中产阶级顶梁柱的事务官的职务。但是在贵族负责政治决策，平民负责行政事务的体制之下，贵族再怎么迫切地希望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没有资格做事务官。

唯有贵族阶级在精神、物质两面都不匮乏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共和政体正常的运作。深谙于此的威尼斯政府，积极地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没落贵族的救济政策。可是，由于经济结构所制，东山再起的机会逐渐减少，这类救济政策，在现实面前显得有心无力，最终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慈善福利。这些被称为“Bamabotti”的没落贵族，只能在有钱贵族经营的工厂或农庄担任管理员，甚至还有人沦为乞丐。不同于一般的乞丐，这些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用黑衣遮住脸，只在眼晴的地方开两个小洞，人们称他们为“无地自容的乞丐”。

适者生存，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威尼斯，这些贵族还要负责国政。如果是贵族的嫡子，必须从事繁忙而且无薪的政务。在败者复活的可能性减少，没落贵族的弱势地位固定化的同投票中“买票”“卖票”的迹象逐渐明显起来。

不过，所谓的“买票”“卖票”，不存在金钱交易，“卖票”者在元老院议员选举时给某人投赞成票，只是为了获得进入收入多、支出少的宗教界的推荐。正因为程度不算严重，所以还不至于动摇体制根基。威尼斯境内的神职，不允许大主教、教皇自作主张，向来是由政府提出4位候选人，然后再让教皇选择其中之一。

在当时，神职收入丰厚，足以养活整个家族。帕多瓦大主教的年收入几乎与威尼斯共和国拿最高薪酬的元首持平。其实，元首的薪水相当于活动经费，按规定必须全部用于公事消费，但神职人员却没有这个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只要家族中有人担任与罗马教廷有关的神职，整个家族的男性都不能参与相关教廷的决议，不过相较于沦为乞丐，这点儿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有人因为是贵族家的嫡子而吃尽苦头，也有人因为成不了贵族而愤愤不平。威尼斯的贵族只看父系血统，母亲一方的家族哪怕是穆拉诺岛的玻璃工人或者造船工、商人都不受影响。但是，如果男女双方不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就没有资格作为贵族进入政界。

在这一点上，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国家就相对宽松许多。作为私生子，仍然能凭借能力和幸运，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私生子遍地的教廷就不用说了，哪怕是那些君主国家，对庶出子也没有严苛的限制。但是威尼斯为了统治阶级的稳定化，坚持采用嫡子世袭制。虽说贵族的利益不如从前，可是被这项制度排除在外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挽回失地的机会。

元首安德烈·古利提（Andrea Gdtti）和他儿子的经历，就是威尼斯这个制度下产生的光与影的对照。

元首古利提

经提香之妙笔，其肖像画流芳百世的古利提，出生于1455年。在家中完成基础教育之后，他被送往帕多瓦大学学习哲学。由于父亲早逝，古利提由祖父养大，曾经跟随担任大使的祖父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生活过。他是一位语言专家，除了生活过的三个国家的语言之外，还懂拉丁、希腊和土耳其语。

1480年，25岁左右的古利提开始频繁出入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通过将当地的小麦销往本国的转手贸易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的妻子是威尼斯名门之一的文德拉明（Venckamin）家的女儿，两人诞下一男二女。除此之外，他与在君士坦丁堡行商时结识的希腊女子还生了三个儿子。

古利提和土耳其宫廷的重臣们交情不错，更与宰相结为好友。但是在1499年，土耳其与威尼斯爆发战争时，古利提因间谍嫌疑而遭到土耳其方面的逮捕，罪名是一手制造了不久前发生的土耳其造船厂火灾。事实究竟如何，没有史料记载，不过古利提被判了死刑。

安德烈·古利提不仅头脑聪慧，有良好的教养，还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美男子，魅力十足的性格甚者连男人都为之倾倒。除了其好友宰相艾哈迈德（Ahmed），苏丹巴耶济德也十分喜欢他。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土耳其一批有头有脸的人物求情，古利提终于逃过一死。

苏丹不仅释放了古利提，为了尽早开始两国的和平谈判，还将他送回了威尼斯。1503年签订的土耳其与威尼斯的和平条约，就是古利提一个人几度往来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之间，从中斡旋达成的。缔结和约之后，他当选为“中枢集团”的成员，之后一直留在威尼斯，轮流在多个岗位上任职。

1508年，康布雷同盟战争爆发。古利提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由于威尼斯的陆军总司令是由外国雇佣军的将领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便成了威尼斯一方的最高长官，掌管战斗总指挥以外的一切事务，主要工作是控制金钱的流向，以及监督雇佣军是否履行契约等。如果总司令发生意外，参谋长必须负起代理之责任，指挥战斗。

康布雷同盟战争中威尼斯出师不利，首战阿尼亚德洛（Agnadello）战役便一败涂地，威尼斯的陆军部队简直溃不成军。之后又因为雇佣军队长们之间意见不合，使得对手更是势如破竹。他们占领了帕多瓦，烧毁了梅斯特雷（Mestre），威尼斯只剩下海水这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参谋长的安德烈·古利提根本顾不上制定什么防守策略，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整编因战败而军心涣散的陆军队伍。

首先，他组织打游击战，借此重建士兵们的信心。当这个战术逐渐出现成果时，他强烈要求政府发送军费。钱一旦到位，立即打响了夺回帕多瓦的战役，不仅成功地收复了失地，还收回了被占领的维琴察和布雷西亚（Brescia）。军队以及当地的市民因此士气大振，当皇帝军队对帕多瓦发起总攻时，经过安德烈·古利重整之后的陆军部队彻底改头换面，奋勇抗敌。

话说回来，防御战打得还是相当辛苦，古利提甚至一度被法国军的大将捕获。不过他很快就与这位特里武尔齐奥（Trivulzio）将军打成一片，待对方放下警戒心后，骑马逃出了敌营。后来他又成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的俘虏，结果不仅获得国王的青睐，竟然还受邀成为刚出生的公主的教父，见证洗礼。就这样在磕磕碰碰、时好时坏的状态下，古利提逐渐练就了掌控军队的本领。他与士兵们睡同一个帐篷，吃同样的伙食，成功地抓住了那些原本认钱不认人的雇佣兵的心。

战争结束之后，古利提继续留在内陆，因为他被选为本土的总督。就在那个时期，原先被占领的内陆领土，陆陆续续地重新归属威尼斯，不久之后，局面便完全恢复到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

或许是因为本土局势逐渐稳定，1514年，古利提当选为海军总司令。由于在他任职期间威尼斯海军没有打仗，所以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他指挥战斗的能力。和平时期海军统帅的主要任务，一是强化与同盟国海军的共同作战体系，二是负责从威尼斯延伸至塞浦路斯前线的海军人员和物质的调配，有效地运用平常开支高达10万达克特军费等。这些工作都不是一介武将能胜任的。

1517年，古利提当选为陆海两军最高统帅，两年后，再次出任海军总司令。1521年，他出任本土属地的最高领导（当时本土已经完全回到了康布雷同盟战争之前的状态），然后在1523年，68岁时当选为元首。

安德烈·古利提当选元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多人对他高傲的态度颇为反感，更愿意选择另一位性格谦和的候选人安东尼奥·特隆。他们拉帮结派，以古利提在土耳其有三名私生子，不适合担任共和国元首为由，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当选。然而，认可古利提能力的人也不少，经过三次反复投票，安德烈·古利提总算是获得当选所需的25票，成了元首。

在担任元首的15年间，古利提汲取君主制的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树立起一个威尼斯共和制理想的元首形象尽心竭力。即使为了在下文中即将讲述的他最心爱的儿子，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歪曲法律；发生粮荒时，他将自家库存的小麦粉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投放市场，缓解了国库的压力。

古利提一向认为，威尼斯的独立是建立在列强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这位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为了所谓的尊严而发起的战争是最没有意义的，因此，无论是对土耳其、西班牙还是法国，他都尽量采取协调路线，避免战争。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处理对外问题，处理内政古利提也是一位老手。当他判断需要内部正反两派相互牵制时，会存心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见，鼓励反对的声音。

有才华的人，往往都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安德烈·古利提也不例外，表现之一就是喜好华服。作为共和国富裕和权力的象征，威尼斯对元首的服装原本就有所要求，在他的影响下，之后300年的元首服基本上都是以豪华风格为主。

古利提的服装款式种类多样，以应对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圣母玛利亚祭日时，是一袭纯白绸缎绣银色图案的披风，在招待西班牙大使的宴会上，又以金线织花的及地长袍现身，豪华绚烂的装扮，每每让外国使节们赞叹不已。古利提身材高大，蓄雪白胡须，器宇轩昂的气度想来是压得住任何锦衣华服。提香虽然也为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君主卡洛斯画过肖像，不过应该没有人会比安德烈·古利提更适合成为这位巨匠笔下的主人公。

这里再介绍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法国输给德意志、西班牙联军，法王被卡洛斯一世监禁后，西班牙大使带着这个消息去见古利提，并且大力宣扬神圣罗马帝国势不可挡，要威尼斯抛弃距离亡国不远的法国，与哈布斯堡王家签署同盟协定。对此，安德烈·古利提答道：“我与两位国王都私交匪浅，着实左右为难。请容我为胜利的国王庆贺，为不幸的国王流泪。”古利提舌绽莲花般的托词，简直堪称外交辞令的杰作。不仅卡洛斯皇帝没有找过威尼斯的麻烦，在狱中闻此事的弗朗索瓦一世在被释放之后，终身不忘这句箴言。

1538年12月，83岁的安德烈·古利提辞世。他是在得知威尼斯输给土耳其不久之后去世的。生前极力想回避这场战争的这位元首，终究还是没能了却心愿。

古利提在去世前数日，召见了伯纳多·纳瓦吉洛（Bernanack Navagero）。受政府委托正在执笔共和国历史的纳瓦吉洛，也常常为重要人物撰写悼词。听说元首要听一下自己葬礼上的悼文，纳瓦吉洛急忙起草了一份，在元首的枕边一字一句读给他听。听完之后，古利提只说了一句：“差不多就这样吧。” 5天后，他离开了人世。

儿子

阿尔维塞·古利提（Alvise GHtti）是元首古利提的庶出子。安德烈·古利提与在君士坦丁堡结识的希腊女子之间生有三子：性格温和的长子乔治，以经商为业，在出生地土耳其平稳地度过了一生。次子洛伦佐作为父亲的私人特使，负责土耳其与威尼斯之间的沟通，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阿尔维塞是小儿子，与其两位兄长同样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前期教育之后来到意大利，在帕多瓦大学继续深造。据说父亲安德烈最疼爱这位与自己性格相近的聪明好强的儿子。安德烈与正妻所生的儿子，早在安德烈因帕多瓦防守战而一举成名为“威尼斯的古利提”之前，便不在人世了。

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即使是反个人英雄主义的威尼斯，也可以像他父亲那样大有作为，而在意大利其他国家，庶出子成为一国之君的例子更是不计其数。阿尔维塞具备了所有的条件，唯一阻挡他实现抱负的，就是威尼斯法律不承认非婚子女的贵族身份。

贵族的庶出子，哪怕才华横溢，也只能在政府机构做个书记官之类的事务官。而阿尔维塞却不能忍受这种拿一份固定收入，终日坐在书桌前的工作。他决定回君士坦丁堡寻找其他机会。作为父亲，安德烈贵为共和国最高之长，对儿子的处境束手无策，而阿尔维塞本人的政治信仰，也不接受为一己私利而践踏共和国体制的事情。

回到君士坦丁堡定居后的阿尔维塞，从事威尼斯和土耳其两国贸易。他向威尼斯出口土耳其的小麦，又向土耳其进口威尼斯物产，后来还做了土耳其军队的御用军火商，很快便成为土耳其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在商才上，他似乎也深得父亲的真传。阿尔维塞与宰相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结为好友，甚至苏丹苏尔曼大帝也非常喜欢与这位年轻人同餐共饮。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期的阿尔维塞·古利提身份近似双重间谍。但他不是游走于两国之间，以绝密情报换取金钱的那种间谍，反倒像一个情报交换中心，让两国彼此了解对方的情况。像他这类人物对于预防战争的爆发，其实是挺有帮助的，因为无知往往比熟悉更加危险。

当然，情报交换中心要起到作用，当事国双方的领袖必须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时土耳其的苏丹是苏尔曼大帝，而威尼斯则是信奉势力均衡政策的安德烈·古利提元首及其“核心小组”。

1528年，苏尔曼大帝攻打维也纳时，阿尔维塞·古利提与之同行。这场战争，唤醒了阿尔维塞沉睡多时的政治野心，发掘了他的军事才能。翌年，阿尔维塞受苏丹之托，作为指挥官率军队攻打匈牙利。他不负众望地成了战场上的英雄，并且在战事结束后，再次接到苏丹的任命，负责处理刚占领下的匈牙利战后工作。

1531年，一个传闻令威尼斯人震惊，现任元首的儿子改宗信奉了伊斯兰教！虽然那时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没有发生战事，但对于威尼斯而言，土耳其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假想敌。尽管威尼斯向来有独立于天主教会之外的传统，但这只是国家制定的政教分离的方针，从个人信仰的角度而言，威尼斯人都是天主教徒。阿尔维塞·古利提改信伊斯兰教，成了威尼斯一大丑闻。

安德烈元首似乎在事前就接到了儿子的报告。他在信中规劝儿子打消改宗的念头，不要过分涉入土耳其宫廷。这些信件的副本时至今日依然保存。话说回来，父亲除了忠告几句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要说在选拔人才上讲求实力主义，当时的土耳其的确比威尼斯更适合阿尔维塞。

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整个土耳其帝国只有苏丹一个主人，其他人皆是奴隶。苏丹本人也是后宫女奴所生，再加上土耳其禁止本国人为奴，可见他至少有一半的血液不是来自土耳其。

苏丹的家臣们几乎也都是奴隶。苏丹每隔几年就会从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定期征召10岁左右的男孩。这些离开父母的孩子们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那些身体健康、心智聪慧的孩子会留在宫内，继续接受精英式教育。剩下的则去军队锻炼。那支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精锐陆军部队耶尼切里军团就是由这批人组成的。他们禁止结婚成家，只效忠于苏丹一人。这些狂热的反基督教的战士们，原来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

可以说，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由非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土耳其民族的起源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之所以会不时地出现反苏丹的动乱，主要就是因为纯种土耳其人对混血或非土耳其人的统治，感到不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除了一个主人其余都是奴隶，则意味着奴隶们拥有平等的机会。虽然生死大权捏在苏丹的手里，但没有像威尼斯那种非嫡子不可的规矩。话说回来，再怎么机会平等，土耳其毕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阿尔维塞·古利提以基督徒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改宗后的阿尔维塞似乎有心获取匈牙利的王位。

没过4年，阿尔维塞·古利提突遭斩首，消息很快传到了威尼斯。他究竟为何而死，至今也没有找到真相。但是儿子的早逝的确让做元首的父亲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据说，那些对傲慢不逊的安·德烈·古利提一向没有好感的人们，在那段日子也都尽量避免在会议上发表刺激的言论。

当然，阿尔维塞·古利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例子。不过，即使没有他那般的政治野心，却因为庶出子的身份而无法施展才华的年轻人在威尼斯应该为数不少。也许很多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的人才，可惜就是这样被埋没了。

16世纪下半叶，曾经针对威尼斯统治阶级的世袭制度有过两次提案，希望能够向那些非嫡子敞开大门，广纳贤才。两次建议，都是由原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提出，可见是暗有所指。可惜，提案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世袭制平稳地运作了200年，才孕育出安德烈·古利提这般的杰出领袖。改变一个绩效相对不错的制度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16世纪的威尼斯并不缺乏政治、外交、军事上的人选，那些以共同体为先、个人私利在后的“嫡子”们大有人在。

大国崛起

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君主论》主要讲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而《论李维》则是有关共和体制下的政治运作。《论李维》全名“论蒂托·李维《罗马史》的最初10年”，有的译本将它翻译成“政略论”，不仅与原名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实际的内容。我认为意译成“共和国论”会更贴切面对当时祖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以及整个意大利的分裂状态，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人，大概是深感仅一种政体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才就君主国与共和国做了分别的论述。

然而，同时代的威尼斯历史学家加斯帕罗·孔塔里尼、马林·萨努多，甚至是以批判政府著称的吉罗拉谟·普留利，都不像以马基雅维利为首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们那样，尝试去探索理想的政治体制。他们只针对威尼斯的共和制进行论述，对自己国家政体的正确性，似乎没有丝毫怀疑。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的作品能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而这些威尼斯历史学家的作品只剩下作为史料的价值。

但是当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时，同时期的威尼斯，虽然出现过很不受人民拥护的元首，却鲜有人对共和政体感到绝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哪怕是那些远离政治的普通市民也没有类似的诉求。在城邦国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潮流之下，威尼斯坚守共和政体的优秀执政能力，得到了包括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们在内的其他国家人们的赞许。

那么，威尼斯是如何以此作为武器，展开对外政治的呢？关键点就是元首安德烈·古利提提出的——均衡列强的势力。

在这场艰难的政治游戏中，威尼斯用了法国这张王牌。法国虽然已经成为欧洲的大国，但它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冲突，而且对统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急速势力扩张倍感威胁。因此，威尼斯才将目标锁定于法国。不依附强国的荫庇，而是与更弱的国家联手，防止强国不断壮大是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威尼斯一向奉行的传统政策。

然而，这场均衡势力游戏，对威尼斯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威尼斯需要西班牙来共同抵抗土耳其，同时又需要借法国之力抗衡西班牙。可是威尼斯又无法效仿法国为对抗西班牙与土耳其结盟，因为威尼斯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有着太多的利益纠葛。这样，威尼斯在与列强们同桌玩角力游戏时就不得不比别国背上更多的包袱。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过一段他与法国首相同时也是枢机主教乔治·昂布瓦兹（Georgesd’ Amboise）的对话。两人因外交谈判而相识。

枢机主教说：“你们意大利人不懂战争。”

马基雅维利反驳说：“你们法国人不懂政治。”

马基雅维利口中懂政治的意大利，那时除了威尼斯之外的土地正遭受着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蹂躏。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最终靠的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军事能力，是资源的储备。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尼斯共和国尽管守住了国家的独立性，但还是深切体会到缺乏资源的悲哀。

从15世纪到16世纪，威尼斯的商船，按照合理化原则，逐渐将主力的加莱船改成称为“盖伦”（Galleon）的大帆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运输成本，解决战舰不能随时护航等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应因不断发展的火炮等武器。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商船依然保持着首屈一指的实力，威尼斯的军船还是以传统的加莱船为主力。自1460年之后，加莱军船在船尾安装了大炮。由于火器在海战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为装载更多的武器，又出现了一种船身与帆船等高的大型加莱赛战船（Galleasse）。从15世纪后期开始至整个16世纪的威尼斯舰队便是由加莱军船和运载军粮的帆船，以及加莱赛战船所组成的。

不过，当时的大炮命中率较低，而且换炮弹所用时间过长，不像铁炮可以三列并排轮番轰击。但将铁炮搬上战船又很不现实。所以当时战船上的大炮与其说是用来击沉敌船，不如说靠发出的巨响声和激起的水柱，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打击。

发射距离短是大炮威力不足的另一问题。英国纳尔逊将军时代的作战方式在当时尚未出现，所谓的海战，仍然是近距离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最有优势的还是依靠划桨控制船只的传统加莱船。因此，如果纯粹比较海军战力的话，主要是看舰队中加莱战船的数量。威尼斯海军除了传统的加莱军船，又增加了加莱赛战船。

根据1423年元首托马索·摩契尼哥著名的以“遗言”形式留下的史料，当年威尼斯所拥有的加莱战船是45艘。到1499年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加莱战船的数量增加至60艘。

虽说威尼斯采取了以防守海外基地为主的战略，可是80年的时间，仅增加了15艘军舰，增长速度还是相当缓慢。同时也证明靠这些数量的战船数量已经足以对付当时的土耳其海军。

可是，1538年威尼斯与土耳其第三次战争时，威尼斯虽然派出了82艘军舰，还是无法凭一国之力对抗土耳其海军。因为土耳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张至埃及、北非一带，他们收编了那些以阿尔及尔、突尼斯为中心的海盗，因此海军力量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那一年，威尼斯海军是与罗马教廷派出的27艘战船，以及西班牙的49艘战船组成联合舰队，勉强与土耳其海军打了一仗。

1571年发生的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威尼斯派出了104艘加莱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共计110艘军舰。加上西班牙、教廷以及其他基督教诸国派出的98艘军舰，总共208艘，才差不多与土耳其海军的规模持平。

威尼斯海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实力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继续保持着位居基督教世界海军国之首。然而，在地中海世界却只能属于二流。为什么威尼斯在与之息息相关的地中海地区，不能成为海上军事强国呢？

难道是财政的问题吗？答案是，也不完全是。

首先，威尼斯战船的武装化成本很高。武装指的不是大炮等武器，而是人力所需的费用。包括划桨手在内，全体成员都是通过募集而来的自由人，所以必须支付薪水。而土耳其可以用奴隶或者是从占领地强征而来的划桨手，西班牙同样也是无视民意，强行要求其占领下的南意大利地区的居民充当水手。与它们相比，威尼斯既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这个权力。

第二，威尼斯与土耳其、西班牙的最大区别在于通商贸易在国家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换言之，海上悬挂着威尼斯国旗的商船，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因此，为了保护这些商船的航行安全，威尼斯必须付出庞大的军费来维护从本国到塞浦路斯岛的基地网络。

负责亚得里亚海警卫的舰队，不包括传令船和补给用的货船，仅常驻的加莱战船就有8艘。其中的6艘驻守科孚岛，另外两艘则以达尔马提亚的莱西纳为据点，执行海上巡逻的任务。

负责希腊警卫的战船有一艘驻守莫东岛。1499年，威尼斯一度失去莫东岛时，这艘战船并没有因此撤离，而是编入了驻守科孚岛的舰队。

除此之外，克里特岛近海有4艘战船，塞浦路斯岛也有4艘战船常驻。

以上只是平常时期的军舰数量，一旦发生战争，不管哪片海域都会同时增强兵力。1538年以后，平时的军船数量也达到了战时的规模。威尼斯的造船厂始终有40艘加莱战船待命，一旦出现战情，随时可以出动。这些没有冬休期的常驻舰队的船员，包括划桨手在内个个都是彪焊的海上高手，因此，他们的薪资也比较高。

威尼斯在军费上的高昂支出，对于打仗时才组舰队的土耳其和西班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大国本身的存在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不必常设舰队，但威尼斯为了保护航线的安全，却不得不由始至终地绷紧神经。与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时，穆斯林海盗袭击威尼斯商船，完全是合情合理，两国一旦签订和约，威尼斯又会被基督教一方视为叛徒，遭到反伊斯兰先锋的圣约翰骑士团近似海盗般的掠夺。

除了舰队之外，海外殖民地以及基地的维持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基地日常的费用需要靠本国的支援，连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和盛产葡萄干的赞特岛，也都无法完全保证自给自足，耕地面积稀少的亚得里亚海东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就更加困难。以小麦产量为例，各地区能保持自给自足的时间情况如下：

斯帕拉托——5个月

卡塔罗——6个月

希贝尼克——以当地产海盐交换，勉强维持自足

科尔丘拉——4个月

这些作为威尼斯“高速公路”中间站的港口城镇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威尼斯除了要负担城塞、守军的日常开销以及港口的维护费之处，每年还必须向这些地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具体金额是：斯帕拉托——3000达克特 卡塔罗——3900达克特 科尔丘拉——2000达克特 扎拉——8000达克特

像威尼斯这样既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靠山，又必须为了经济与他国维系友好关系的国家，唯有不断地向这些地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好处。

威尼斯的国库每年必须花费庞大的费用来保证航线的安全。除了常规海军舰队以及基地费用之外，还要加上发生战争时的额外资产，也亏得威尼斯人有这个能力。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威尼斯才能长期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换言之，威尼斯是通过高额的军费以及人工费用，换取了经济的繁荣。所以说，威尼斯沦为二流海军国的原因，既和财政有关，又不是完全有关系。

如果不完全是财政上的问题的话，难道是造船的能力不如土耳其吗？对于这个质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不是”。16世纪的威尼斯国有造船厂的供给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海军的任何需要。

假若从海上去威尼斯的话，进入港口之后，右手边就是国有造船厂。自1473年扩建了第三造船厂之后，整个生产规模，比但丁在《神曲》中咏叹的13世纪时期的工厂增加了两倍。

船厂的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平时的员工人数维持在2000人左右，非常时期则会增加至3000人。就算在最和平的时期，人员也没有低于1000以下，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工厂。由于船厂还兼有武器库的功能，火药库也设在其中，因此四周筑有高墙，是四面环海没有城墙的威尼斯岛上唯一的城壁。工厂采用类似于现代的流水线作业，将大量的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同时进行不同类别的操作，以提高生产效率。

工厂的经营管理由共和国国会选出的贵族们担任，主要负责监管从各地采购来的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船只的库存数，以及支付工人的薪水等。造船技术人员则由平民担任，被称为“造船厂总督”的技师长相当于统领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指挥。总督手下有数位工头，他们每人各承包一艘船的生产，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战事发生时，他们大多会在自己建造的船上负责航行中的船体维修。

造船技工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与贵族的女儿通婚。在不设近卫军的威尼斯，根据情况需要，他们还充当元首的仪仗队，发生紧急事态时，负责警卫共和国政治中心元首官邸的，也是这群在“造船厂总督”率领下的工程师们。

工程师们对自己的技术充满自信、引以为傲，收入始终可以保持在中流以上的水平。他们处于国有造船厂的金字塔顶尖，下面分别是熟练工和学徒，这些平民构成了一个有别于贵族经营者的组织。

船身在第二、第三造船厂生产，最后送到历史最悠久的第一造船厂进行组装。第一造船厂内分门别类地设有几个仓库，可以推着船身从它们前面移动。首先去绳索仓库，装上所需的绳索之后，继续将船身推往大炮仓库，在那里装上大炮，然后再去石弓库、火药库。待组装完船帆，船锚搬上船后，整个“流水线”作业就算是大功告成。所有的零部件都有统一的规格，连划桨手坐的长木条板凳也是一模一样的。除了帆布是由附近的国有工厂提供之外，其余零部件全都在船厂内生产，通过这种拼装方式提高整个制造过程的生产效率。

完工后的船存放在工厂的船坞内，上有屋檐遮盖。这些随时可以下水的船只，在土耳其海军尚未发展强大的15世纪中叶，常有25艘在库，15世纪末期增至50艘，在1538年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备用数高达100艘。

这100艘全部是用于军事的加莱战船，除此之外，还有4到10艘的大型加莱船、8艘小型加莱船，以及16艘快速传令船，共计134艘船。其中的25艘在船坞内处于下水状态，只要水手们到齐上船，即可起航出港。其余的船只在干船坞中待命，但也必须保持10天之内能够出港的机动状态。

可是，现实总不如设想中的那么完美。16世纪的威尼斯为了对抗土耳其和西班牙海军，以及保护商船免遭穆斯林海盗的袭击，每年需要有40到60艘的新船下水出海。战情吃紧时，比如像勒班陀海战的前夕，威尼斯在两个月之内建造了100多艘加莱军船。

威尼斯缺乏的不是造船的能力，他们缺的是水手。

16世纪中叶，主要国家的人口数量如下：

西班牙——800万

葡萄牙——100万

德国——1000万

法国——1600万

意大利（威尼斯除外）——1100万

威尼斯（包括内陆本土）——145万

英国——300万

土耳其（埃及、北非除外）——1600万

很明显，威尼斯的人口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威尼斯也不像土耳其船有奴隶可用，威尼斯的奴隶最多不超过数十人，而且担任的是装饰性大于实际性的贡多拉的划船手。当时，罪犯也可以充当划桨手。不过由于威尼斯社会安定、信仰自由，这方面的人力供给数量也很有限。当时欧洲的罪犯以宗教犯居多，作为反宗教改革中心的西班牙，因此受惠不浅。当然，西班牙本身的领土面积，就不是威尼斯所能比拟的。

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君主可以凭借其权威和权力从众多的属国强制征召水手，而威尼斯共和国只能依靠志愿者。

海军与陆军不同。陆军只要指挥官一声冲锋令下，士兵们大抵上都能成为战斗力。而海军就连划桨手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最好的划桨手来自达尔马提亚地区和希腊诸岛，他们熟悉水性、体魄强壮，能够胜任这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些地区向来是威尼斯招募水手的主要市场，可是自从土耳其频频在陆地上发起攻击之后，水手的供给规模日益缩减。

内陆本土属地的居民也是人力资源之一。不过这些意大利北部的男子大多不太熟悉水性，因此他们无法胜任冬天也要在海上巡逻的军舰上的工作，只能作为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内待命的预备船的船员。

当然，如果事态紧急，也就顾不上挑三拣四。这些不熟悉水性的男人们会按照出身地，分配在同一条船上，指挥官也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豪绅名士担任。这种编制方法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那些来自加尔达湖地区（Garda）的水手，他们操控船只以及作战的能力，可以与那些出身于威尼斯但没有什么海上经验的工匠们媲美。

1576年黑死病暴发之后，人手不足的问题日益恶化。原本船的两侧各有三人一排的划桨手，每人手持一桨，整个船上总共有25到28排划桨手。现在不得不改为三名划桨手共持一桨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会影响船速，但因为是生手与老手搭配共同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新人技术不稳的问题。

不足的还有打仗的战士。自从战船上安装了大炮，武器从石弓变成火枪之后，威尼斯战船的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发射武器的命中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加莱战船打的是肉搏战，基本上靠人多取胜。西班牙战船除了划桨手之外，另有百名战士，相比之下，威尼斯战船最多才60人，有时候连这个人数也凑不齐。

缺乏人力一直是威尼斯海军的“阿喀琉斯之踵”。即便如此，为了维护商船航行的安全，不得不战。威尼斯的一位大使曾经说过：“没有贸易传统的国家，不会诞生海军。土耳其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如果按照这位大使的思路，不要说土耳其，就连西班牙也不是传统的贸易国。可事实上，16世纪时争夺地中海霸主地位的，正是这两个非传统海运国的陆地国家。

在16世纪初期，土耳其的苏丹曾经对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听说贵国曾经与大海结婚。如今，能娶海为妻的应该是我们土耳其吧。毕竟地中海上的土耳其人远多于威尼斯人。”

威尼斯不得不承认，以一国之力注定无法对抗土耳其。就在同一时期，统领西方大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洛斯正在摧毁海盗盘踞的巢穴，力图将势力扩张至北非。而在罗马教廷内部，不能再放任异教徒土耳其肆意妄为的意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普雷韦扎海战

1538年，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威尼斯共和国，三方商议组成联合舰队对抗土耳其。三方各自派出的军力如下：

皇帝——82艘

威尼斯——82艘

罗马教廷——36艘

按照以上的协定，地中海世界将出现一支前所未有的超级舰队，当时的土耳其海军也无法与之匹敌。然而，从制定战略目标开始，同盟国之间便产生分歧，差一点儿连同盟都结不成。

卡洛斯皇帝主张进攻北非，另一方的威尼斯则主张目标锁定东地中海。最后在教皇调停之下，双方同意先歼灭土耳其海军再决定目标。

在舰队总司令的人选上，也是一波三折。西班牙力推自己的海军总司令热那亚人安德烈亚·多里亚，威尼斯对此坚决反对，因为此君是海军雇佣兵。多里亚先受雇于法国国王，之后又被西班牙挖角，为当时完全欠缺海军战术的西班牙导入了热内亚海军的传统和丰富经验，使得西班牙海军初具规模。他是一位能干的将领，但雇佣军首领说到底是以自己的船及其船员为资本赚取金钱，不可能为雇佣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战力。在这方面，陆军部队不得不使用雇佣军的威尼斯深有体会。

当时一心想对付西班牙的法国，不仅与土耳其结盟，甚者与：北非的海盗也结下密约。卡洛斯为了封杀法国，暗中策划拉拢绰号为巴巴罗萨（Baba Ams，红胡子）的海盗头目。这位巴巴罗萨是希腊出生的原基督徒，当时还担任土耳其的海军总司令。情势如此错综复杂，威尼斯当然是不肯冒风险把自己国家的海军命运交给缺乏信用度的雇佣兵队长，他们希望由威尼斯海军统帅出任联合舰队的总司令。

然而，形势不等人。土耳其吞并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意图越来越露骨，那些被编入土耳其海军从此有了正当身份的穆斯林海盗的行径日益猖狂，而威尼斯又无力独自对抗土耳其。如果按照教皇提出的折中方案，让完全不懂海战的陆军将领乌尔比诺（Urbino）公爵担任总司令的话，更是百害无一利。处于弱势立场的威尼斯，最后不得不接受西班牙的建议。不管怎么说，安德烈·多里亚至少是名一流的海将。

威尼斯舰队如约在6月中旬抵达集合地点的科孚岛。军力同样是依照当初的约定，仅加莱战船便派出了82艘。教廷麾下的舰队，在威尼斯、安科纳、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各港口完成武装之后也陆续抵达。这些船大部分是威尼斯提供的，因为教廷几乎没有自己的海军。以基督教对抗异教徒的名义组成的舰队，不能没有教廷的参与，所以当初双方约定威尼斯提供战船，教廷负责提供士兵。不过，教廷在征召人员方面似乎也能力有限，最终只有27艘抵达科孚岛的舰队，而不是说好的36艘。

另一方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却迟迟不见踪影。甚者有一度总司令多里亚去向不明。舰队就这样在科孚岛度过了6月，眼看着7月也将过去。

土耳其当然不会不知道基督教诸国正在组成联合舰队。由海盗头目巴巴罗萨率领的土耳其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一路攻下位于爱琴海流域的所属威尼斯的岛屿，克里特岛的干地亚、斯达（Souda）、干尼亚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土耳其的5万大军从陆地上也展开了军事行动，他们不仅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尼斯基地，而且进攻波斯尼亚，攻打了希贝尼克。面对土耳其海陆双管齐下的攻击，在科孚岛苦等的威尼斯舰队，束手无策，同时又出现了皇帝卡洛斯打算明年再出兵的传言，威尼斯人心中对西班牙的满腔怒火变得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安德烈亚·多里亚率领舰队终于抵达科孚岛。可是他只带来了49艘军舰，远少于约定的82艘。舰队只需要一周的时间便能整装出港，可是多里亚却按兵不动，在那儿胡乱消磨时间。原来，海盗巴巴罗萨和卡洛斯皇帝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可是威尼斯并不清楚其中的详情，他们只是隐约听说皇帝有这样一个计划，但海盗对皇帝给出的条件并不满意，而皇帝也不肯答应他们交出突尼斯的要求。因此，威尼斯判断海盗依然会留在土耳其，不会和皇帝合作。

在威尼斯和罗马教廷强大的压力之下，安德烈亚·多里亚总算是下定决心出兵。可是就在联合舰队离开科孚岛的9月25日，总司令接到皇帝的密令，指示他不能打一场只让威尼斯获利的仗，而且如果没有胜算，就不要开战。

离开科孚岛的联合舰队，摆出战斗阵型。走在最前面的是71艘帆船。这是因为帆船不用船桨，速度受海风影响较大，在时间上难以掌握，所以，地中海上有帆船先行的惯例。帆船舰队由威尼斯、西班牙混合组成，因此两国各有一名将领负责指挥。

排在帆船后面大约两海里左右的，是担任前锋的教皇舰队，指挥这支27艘加莱战船舰队的将官是受雇于教廷的热那亚人格里马尼。

紧跟其后的便是主力的西班牙舰队。它们包括了热那亚、西西里、那不勒斯、马耳他、摩纳哥等国的25艘战船，以及安德烈·多里亚带来的22艘战船，指挥官自然是安德烈亚·多里亚。

后卫舰队是清一色的威尼斯加莱战船，总共65艘，由威尼斯舰队总司令卡佩洛率领，所有战舰的舰长也都是威尼斯人。

排在最后面的是17艘威尼斯战船和两艘西班牙战船。它们不是预备舰队，而是负责监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因此出海航行没多久，便与大部队分开行动。

139艘加莱船加上71艘帆船，完全是基督教世界史无前例的阵容。威尼斯旗舰上斗志昂扬，从舰长到厨子人人摩拳擦掌，终于可以向土耳其报一箭之仇。

舰队在接到侦查船传来的土耳其海军出现在普雷韦扎近海的报告之后，决定向南航行。

普雷韦扎位于希腊西海岸，人口狭窄，从边上经过很少会有人注意。一旦进入其中，眼前豁然开朗，宛如蓝色湖泊般的大海，无边无际，似乎容得下1000艘船畅游其中。难怪当初沿岸航行的威尼斯船只会把这里当作重要的避风港。威尼斯人在狭窄的入港口两侧建起碉堡，以防海盗抢占这块风水宝地。

不过，普雷韦扎也有缺点，它的四周皆为平原。威尼斯人之所以会选择在同样位于港湾深处但面积小于普雷韦扎的卡塔罗建造要塞，就是因为卡塔罗背靠陡峭的山崖，易守难攻。相反，一旦土耳其大军从陆地发起攻击，普雷韦扎便成了网中之鱼。只因为如此，这里早就脱离了威尼斯的掌控。

南下追击土耳其海军的联合舰队接到报告，得知对方已经进入普雷韦扎。可当他们到达附近海域时，土耳其舰队躲在港湾，完全没有出来迎战的意思。联军舰队的几艘战船更是逼近入口，还是没能诱敌出动。土耳其一方从港口两侧的碉堡中发射大炮企图击沉战舰，结果也以失败告终。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下令全军继续南下，前往圣塔莫拉岛（Santa Maiir），而且是在夜间航行。谁也搞不清楚他目的究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是避而不战。

基督教诸国的联合舰队离开了普雷韦扎，可在那里按兵不动的土耳其舰队却出现了异情。土耳其的派来督战的大臣们，逼着司令巴巴罗萨开战，否则就向苏丹报告。于是，巴巴罗萨带着舰队离开海湾，紧追南下的联合舰队。

土耳其舰队的前锋，由巴巴罗萨的左右手多拉格指挥，巴巴罗萨本人坐镇中央，后卫则由阿尔及尔的船队担任。所有的指挥官都是海盗，战斗力也稍逊于联合舰队。他们在圣塔莫拉岛附近追上了联合舰队。

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多里亚将前、后卫的指挥官叫上旗舰，说附近没有避难的港湾，在此海战相当危险，还是走为上策。然而，格里马尼和卡佩洛两位将领一致主张迎战。威尼斯舰队的总司令卡佩洛的态度更是强硬，表示即使其他舰队不打，威尼斯舰队也会自己开战。

见说服不成，多里亚只好下令升起战旗。可是，眼见着敌人舰队已经出现在水平线上，他却命令改变阵型，让实力强大的威尼斯舰队从后卫绕到与敌人相接的左翼，弱势的教廷舰队转到右翼。就在换阵型的当口，风向突然改变，这下帆船舰队彻底被孤立开来。

土耳其舰队见势立即扑向帆船舰队。威尼斯帆船多为大型帆船，面对好像大群蚂蚁般袭来的土耳其船舰，多少还能抵一阵，但这孤军奋战的情景却让威尼斯加莱战船上的官兵怒火中烧。卡佩洛和格里马尼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总司令多里亚出击的命令，可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音讯。就在这时，总司令指挥的主力舰队突然做出一个奇怪的举动，他们绕到帆船队的后方，朝着敌军的方向驶去，结果什么也没做，就这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卡佩洛换乘传令船拦下多里亚的旗舰，责问他为何还不展开行动，多里亚一语不发，带着他的舰队又绕了一大圈。终于，有两艘威尼斯加莱战船忍无可忍，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冲向正在围攻帆船的敌阵中，但随即陷入包围，激烈的肉搏战之后，全体官兵阵亡。

直到这时，总司令多里亚才发出了命令，但是命令的内容却是撤退，下令后他随即带着主力舰队撤离。由于土耳其舰队是从右侧包抄帆船舰队，他们便从敌军的左侧往北逃离，紧跟其后的是教廷舰队。威尼斯舰队见大势已去，也只好一同撤出了战场。逃离中，5艘西班牙帆船和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受到敌军的追击，不得不边打边撤，最后威尼斯的帆船舰队和西班牙的一艘帆船成功地逃出重围，在科孚岛与大部队会合。

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一场败仗。尽管船和人损失都不太严重，可是威尼斯和罗马教廷自然是不肯放过总司令多里亚，最后还是卡洛斯皇帝出面为其辩护。据说，安德烈亚·多里亚从此以后只要听到普雷韦扎的名字，便火冒三丈。

威尼斯对西班牙彻底失去了信任，他们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由于威尼斯舰队没有遭受到多少伤害，莫契尼哥随即代替生病的卡佩洛出任海军司令。国有造船厂还是全线开工，照常生产，因此其他国家都相信威尼斯会继续和土耳其打下去。

然而，威尼斯比谁都清楚，靠自己一国之力斗不过土耳其。“十人委员会”向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密令，以放弃纳夫普利亚和玛尔维萨两个基地为条件，势必与苏丹签下和平条约。

1540年，两国秘结和约之事公开化，基督教诸国异口同声地谴责威尼斯离经叛道。然而，威尼斯和之前法国与土耳其结盟的动机并不相同，那些责骂威尼斯缺乏宗教心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居高临下，是因为他们不像威尼斯需要担心商船航线的安全。

实际上，在普雷韦扎海战中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威尼斯。大获全胜的土耳其海军天下无敌的神武名号威震地中海，从此以后穆斯林海盗更加所向披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沿海地带饱受他们的肆虐，无一幸免。以往只有4到6艘加莱战船负责沿岸的警卫，普雷韦扎海战之后，巡逻船若少于10到12艘根本抵挡不住土耳其的攻击。大多数船只见到土耳其船便仓皇逃走，直到1571年为止，基督教诸国有30年以上的时间都不敢再跟土耳其人在海上交锋。在这30年里，飘扬着土耳其帝国国旗的船只俨然是地中海的主人。

无力单独对抗土耳其的已经不再是威尼斯一国，就连西班牙也不例外。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的卡洛斯，面对海盗的横行霸道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打击穆斯林海盗的根据地——阿尔及尔。

1539年，在安德烈·多里亚率领下，65艘加莱战船、100艘帆船和300艘小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运载了2.5万名陆军，从阿尔及尔附近的港口登陆，卡洛斯亲任陆军指挥。不料，超级大国的皇帝竟然铩羽而归。对此，法国人拍手叫好，伊斯兰方面更是意气风发。

姑且不论陆军的人数，皇帝御驾亲征只派出65艘加莱战船的西班牙已经算不上一流的海军国家。之后由卡洛斯之子菲利普二世建立的那支闻名天下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其实是因为一次实战也没打过才“无敌”。1588年，终于开战，遇上海盗出身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率领的英女王伊丽莎白舰队，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在西班牙战败、穆斯林海盗旁若无人般地横行地中海的形势下，威尼斯一如既往地保证着中立。他们既没有跟随卡洛斯去攻打阿尔及尔，也没有介入圣约翰骑士团守卫马耳他的战役。威尼斯人靠严密的军事防守、对海外基地的援助，以及被强国视为屈辱的谨慎且柔软的外交，维持了国家的和平。当时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和土耳其人谈判，有如二人互掷玻璃球游戏。当对方猛力掷球过来时，我们非但不能还以同等力量，还得小心失手砸碎了玻璃球。”“我们必须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同时保持友好的关系，让土耳其相信，我们有难时，菲利普和马克西米利安一定会予以援助。同时，与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对于抗衡西班牙、德意志也有助益。”

然而，苏莱曼大帝并非等闲之辈。他非常了解威尼斯在西欧的地位，知道自认为天主教世界世俗最高领袖的卡洛斯一世及其儿子菲利普二世对威尼斯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不满意。

苏莱曼大帝本人虽然不是狂热的伊斯兰教教徒，但也不能说就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当然，像他那般拥有绝对权力和权威的人，也没有这个必要。只要自身利益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他可以超然地尊重理想主义者，蔑视现实主义者。当土耳其攻下罗德岛，面对浴血奋战后放下武器的圣约翰骑士团，苏莱曼大帝准许他们离开，尽管这些以基督骑士之名的战士们对异教徒从不留情。但是对那些为了本国利益而战的威尼斯人，苏丹却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所谓的骑士精神，难道只存在于骑士之间吗？

不管怎么说，苏莱曼在世期间，威尼斯的“玻璃球游戏”虽然玩得惊险环生，总算是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然而，自1566年开始，这场玩了46年的游戏，换了对手，新苏丹是以酗酒而闻名的塞利姆二世。为了争取他的信任，其手下的宰相、大臣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这些人原本都是基督徒，赤手空拳地好不容易在伊斯兰世界打出一片天下，谁也不想因改朝换代而失去原有的权力。是享受荣华富贵还是人头落地，全在苏丹一念之间，臣子们都急于做点儿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吸引这位除了能饮酒之外鲜有建树的苏丹的注意。

当时的土耳其虽然国土辽阔，但内部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换言之，没有什么为了保卫帝国而战的需要性。而那时的西欧却是烽火连天，西班牙与尼德兰地区在打仗，法国国内新旧教徒之间爆发宗教战争。土耳其人因此判断，现在出手攻打威尼斯，欧洲诸国不会有余力相助。苏丹对大臣们的提案也很有兴趣。不过，他对塞浦路斯的关注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产地。

威尼斯很快便察觉到土耳其方面的异动，但他们无法自己解决，于是向教皇庇护五世（Pius V）提出了组建对抗土耳其联合舰队的请求。在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而进行内部调整的大形势之下，庇护五世却满腔热情地要保卫和振兴传统的天主教精神，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伊斯兰教。据说，他因此还拒绝吃肉只吃鸡蛋。这样一位教皇自然是不会反对结盟的。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因匈牙利问题刚和土耳其达成协议，鲜有出兵的可能；法国由卡特琳·德·美第奇摄政，整个国家血雨腥风，正处于两年后爆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前夕。环顾四周。最后能依靠的，只有普雷韦扎海战中让威尼斯尝尽苦果的西班牙。不管怎么说，在地中海世界，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利害关系还是一致的。

进军勒班陀

在教皇的积极推动之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答应参战。不过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由威尼斯担任主力，二是由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这位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是指挥普雷韦扎海战的舰队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的侄子。和其伯父一样，吉安德烈亚也是以海军雇佣兵为业，担任西班牙舰队的总司令。

对于菲利普二世的提案，威尼斯无法接受，尤其是舰队总司令的人选，如果是吉安德烈亚·多利亚，势必会遭到整个共和国议会的反对。谈判因此触礁。

可是就在1570年6月，土耳其向塞浦路斯发起了猛烈的攻击。160艘加莱战船，再加上满载着陆军的大帆船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塞浦路斯岛的海面，登陆的士兵高达10万人，总指挥是苏丹的大臣穆斯塔法·帕夏（Mustapha Pasha）

被迫迎战的塞浦路斯守军，包括500希腊兵在内总共才4000人，剩下就是当地的居民。威尼斯派出先遣舰队携带补给物资，成功在法马古斯塔（Famagusta）登陆。与此同时，政府下令130艘加莱战船在副帅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Sebastiano Venier）的率领下，从威尼斯出港。驻扎克里特岛的舰队指挥官马可·奎里尼（Marco Querini）也接令，率军火速前往科孚与韦尼耶的舰队会合，共同商议作战计划。

8月4日，两支舰队在科孚岛汇合。然而在南下亚得里亚海的途中，感染上传染病的船员们不断死去，根本不可能前往塞浦路斯岛和土耳其大军作战。

这时候，同盟结成的谈判一拖再拖，迟迟未有结果。教皇频频催促西班牙赶紧出兵，教廷舰队总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亲自前往威尼斯做说服工作。但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威尼斯一方也坚决不答应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

面对意志坚定的教皇，不能再敷衍的菲利普终于下令让吉安德烈亚·多里亚率舰队往东。可是当他们抵达克里特岛斯达港，与威尼斯舰队会合之后，吉安德烈亚对教皇任命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大为不满，并且以威尼斯舰队目前状况无法在月底前行动为由，不肯继续东行。

包括西班牙舰队在内，当时的斯达港聚集了180艘加莱战船、 12艘加莱赛战船，足以对付正在包围塞浦路斯岛的土耳其海军。或许是接到了菲利普二世的密令，吉安德烈亚按兵不动，而另一方的威尼斯舰队的确也因为传染病的蔓延大大削弱了战斗力。

千方百计找到克里特岛居民充当划桨手，总算凑齐了人数的联合舰队，在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岛不久，便闻讯塞浦路斯岛的首都尼科西亚沦陷。从9月8日土耳其大军登陆算起，尼科西亚苦苦支撑了三个月，参加护城战的所有威尼斯贵族都壮烈战死。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岛近百年，如今除了最大港的法马古斯塔之外，全部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

尼科西亚沦陷的消息，使得原本就互不信任的联合舰队成员间的矛盾变得公开化。威尼斯的指挥官们主张哪怕塞浦路斯不保也必须狠狠教训土耳其，而另一方的吉安德烈亚却表示不会为了所谓的荣誉而战。至10月，相持不下的双方终于决定，由马可·奎里尼率领21艘加莱战船，再加上2500名士兵，前往法马古斯塔救援，其余舰队向西返航。马可·奎里尼的援军，途中受到海盗乌鲁齐·阿里（Uluj All）指挥下的土耳其机动舰队的阻击，终究没能接近法马古斯塔。

1570到1571年的冬天，联合舰队的三方轮流在威尼斯、罗马、马德里，进行着艰难的谈判。主要争论的问题有以下4点：

一、总司令的人选

二、副帅的人选

三、同盟军的战略目标

四、经费中各国的负担比例

威尼斯坚决反对西班牙推荐的吉安德烈亚·多里亚，西班牙也不接受威尼斯提出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而对于教皇提出的折中人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异口同声地表示不行。

让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出任副手，威尼斯和西班牙倒是没有特别的异议。不过，考虑到万一总司令有个三长两短，副总司令会立即补缺，两国对这位誉满天下但没有海战经验的陆军将领还是不放心。于是增加了一条补充条件，如果柯隆纳代任总司令一职，所有作战计划都必须和另外两国的指挥官协商后才能决定。

在选定战略目标上，情形又回到普雷韦扎海战的当初，西班牙依然主张进攻北非，威尼斯还是不肯让步地坚持重心应该放在东地中海。威尼斯政府的代表表示，如果无法在东地中海狠狠打击土耳其，威尼斯舰队绝不前往北非。西班牙国王的代表也不示弱，回应说那年内就不可能组成联合舰队。

威尼斯国内一致认为，既然国家已经承担下同盟军的主力，就没有理由帮助菲利普二世去和法国国王争夺领土。因为那个时期，法国也很露骨地表现出他们对阿尔及尔的野心。

同盟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对手土耳其反倒通过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打探威尼斯和谈的可能性。威尼斯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张放弃没有信誉的西班牙，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才是上策。“十人委员会”为此专门派遣密使去君士坦丁堡，探究土耳其宫廷的真意。怀疑威尼斯政府的态度摇摆不定的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急速赶往威尼斯，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极力宣扬威尼斯与土耳其谈和的种种不利。其实，没有柯隆纳的劝说，威尼斯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也很清楚，解决国家危机，最终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进入5月之后，同盟谈判的各项条款终于出炉。

总司令人选最终由西班牙推荐的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da）出任。时年26岁的唐·胡安是卡洛斯皇帝的庶子，即菲利普二世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战场经验仅限于镇压西班牙境内摩尔人的反叛，对海战更是白纸一张。威尼斯之所以做出让步，是因为再坚持下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吉安德烈亚·多里亚。无论如何，唐·胡安好过吉安德烈亚·多里亚。

在前述的附加条件之下，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担任副司令。他还兼任教廷舰队的总司令。

威尼斯舰队的统帅是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参谋长由生冷静的海将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担任。另一方的西班牙舰队，司令官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参谋本部也全是菲利普二世的心腹。

战略目标最终没有确定。不管是东地中海还是西地中海，土耳其主力海军出现在哪，就在哪交战，后续行动待海战后商议。联军集结地决定在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Messina），那里位于地中海的中心。

西班牙负担经费的11/18，威尼斯负担7/18。1571年5月25日，盟约签订。

此时的法马古斯塔，依然在苦苦支撑。但威尼斯的补给船因为遭到土耳其舰队的封锁，始终无法靠近。乌鲁齐·阿里指挥的土耳其舰队甚至还袭击了克里特岛的各个港口，不仅塞浦路斯，克里特岛也危在旦夕。另一边，土耳其陆军向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等威尼斯的基地不断地发起攻击，联合舰队的出征，成了威尼斯眼前唯一的希望。

勒班陀海战

威尼斯舰队最早抵达墨西拿。教廷旗下的战船也在6月初完成了准备，等总司令柯隆纳到达后，即可出发前往集合地。

根据协议，教廷旗下的战船应该由威尼斯提供，了解威尼斯窘迫的教皇庇护五世改向托斯卡纳大公提出要求，希望他提供12艘加莱战船。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作为君主国再生的佛罗伦萨认为这是一个向教皇卖人情的绝好时机，于是答应提供舰队所需的船只和士兵。这支满载着身穿华丽骑士服的罗马和佛罗伦萨名门子弟的船队，从里窝那（Livorno）出发，经奇维塔韦基亚、那不勒斯港之后，于7月初到达墨西拿。

一直令威尼斯人忐忑不安，不知会不会出现的舰队总司令唐·胡安并没有爽约。他跟随多里亚指挥的舰队从西班牙出发，先在热那亚稍作停留，然后前往那不勒斯，从那里走海路到达了墨西拿，时间是8月23日。

各国舰队全体到齐。地中海夏末阳光照耀下的墨西拿港湾，布满了威风凛凛的战舰。除去非纯粹用于战斗的帆船，各国的加莱战船数量如下：

西班牙舰队：西班牙、马耳他——17艘

那不勒斯、西西里——36艘

热那亚——22艘

共计75艘

罗马教廷舰队（包括非属西班牙的意大利诸国）：23艘

威尼斯舰队（包括6艘加莱赛战船）：110艘

共计：208艘

即使扣除了托斯卡纳大公援助教廷的那一部分，数量还是与当初西班牙负担11/18，威尼斯负担7/18的约定相差甚远。这一次，

照章办事的依然是威尼斯，违反协定的依然是西班牙。

话说回来，威尼斯也没资格指责西班牙。威尼斯船虽多，兵力却不够。除了大批人死于传染病之外，也没办法动用留在本国待命的5000人，因为土耳其舰队已经进入亚得里亚海，正不断地攻击达尔马提亚沿岸的港口，靠少量的船舰去接人，恐怕不敌土耳其海军，但倘若抽出大量的战船，又会耽误联合舰队从墨西拿出港的时间，反倒成全了菲利普二世的心意。

左右为难的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不得不接受唐·胡安的建议，允许西班牙的战士登上他的舰船。其实，威尼斯很担心士气不协调，不要说是西班牙人，就是那些西班牙旗下的意大利士兵，威尼斯都不愿意接受。然而，要武装起110艘加莱战船和体积更庞大的加莱赛战船，光靠不足1万的自己人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他们只能和4000多外国兵同舟共济。

包括划桨手在内，据称有5万兵力的联合舰队中，西班牙人占了两万，威尼斯人一万，其余都是外国军团，其中包括880名德国人，以及多名法国出身的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员。

出发前必须决定阵型，为此联合舰队在墨西拿岛上连日举行作战会议。如果舰队不按照既定的阵型航行，等遇上敌情再布阵，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总司令唐·胡安一反传统按国籍划分阵型的做法，将各国的战船混编在一起。这是为了防止相互猜疑和憎恨的威尼斯与西班牙士兵之间爆发纷争，让各国并肩作战有助于加强凝聚力。

按惯例帆船队先行，6艘载有大炮的威尼斯加莱赛战船紧跟其后。全军分为三个编队，右翼前锋是西班牙舰队总司令多里亚旗下的53艘加莱船，另外再加上24艘威尼斯加莱船、两艘萨伏依公国（Ducato di Savoia）的船以及数艘教廷的战船。位于阵塑中央的当然是联合舰队总司令唐·胡安的旗舰，右边是教廷舰队司令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的舰队，左边是威尼斯舰队司令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的舰队。主力舰队的后面，是由那不勒斯圣·克罗齐侯爵（Santa Croce）指挥的35艘战舰。这支由威尼斯、教廷、西班牙混合组成的机动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当某一个侧战线出现问题时，可以随即赶去增援。

最后出港的是位于阵型左翼的后卫舰队。由威尼斯舰队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指挥，除了两艘那不勒斯船之外，其余的51艘均为威尼斯的战船。

所有战船于9月28日离开了墨西拿港。

从8月23日唐·胡安抵达墨西拿直到出发的这1个多月里，其实也是风波不断。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们一直主张出征应该延长至翌年的春天，因为冬季即将来临，不适合航行。威尼斯人对此当然是坚决反对，教廷舰队也不答应。最后，还是唐·胡安在9月12日一锤定音，下令出发。得知此事的菲利普二世急忙写信给兄弟要他谨慎行事，但国王的信抵达墨西拿时，舰队已经出海。威尼斯就是从那时候才发现，唐·胡安这位对大海一无所知的年轻贵公子，其实是一个意外之宝。

激战

从墨西拿港出发的联合舰队绕过位于长靴型意大利靴尖处的卡普利亚地区，进入伊奥尼亚海。之后，沿着意大利海岸航行，穿过亚得里亚海的出口，经科孚岛，到达希腊的西海岸。在这里，他们听说法马古斯塔于8月18日陷落。

塞浦路斯岛最大的港口，在拼死苦战4个多月后，终究还是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守城军指挥官马可·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co Antonio Bragadin）被活生生剥皮，再浸泡到海水中，惨绝人寰，其余的威尼斯贵族也全部死于酷刑。噩耗不仅让威尼斯人义愤填膺，整个舰队都燃烧着向土耳其复仇的怒火。

没过多久，侦查船便送来报告称，土耳其舰队停泊在勒班陀。闻讯后联合舰队随即向南航行，经普雷韦扎海湾，穿过凯法罗尼亚岛与奥德赛岛（Odysseus）之间的狭窄海域，来到通往勒班陀的帕特雷斯湾的入口处。

联合舰队在此举行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由于报告称敌军的船舰数量多于他们，多里亚以及其他西班牙的参谋们再次提议撤退返航，但柯隆纳和威尼斯的将官们主张开战。延期派与主战派各持三票，最终，总唐·胡安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1571年10月7日。黎明之前，联合舰队的战舰堵在帕特雷斯湾入口，开始排兵布阵。前锋在右翼，主力在中央，后卫在左翼。呈半月形的阵型左右侧分别由两位最富经验的战将把守，左翼是巴尔巴里戈，右翼是吉安德烈亚·多里亚。6艘加莱赛战船，平均两艘分给三组编队，位于加莱战船的前方。一旦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喷出火焰，便是战争开始之时。

另一方的土耳其舰队，此刻正离开勒班陀，转向帕特雷斯湾的出口。统帅阿里·帕夏决战到底的决心一点儿不输给联合舰队的唐·胡安总司令。土耳其舰队的右翼，是由绰号为“热风”的海盗夏拉克指挥的53艘战船，对阵联合舰队的左翼；中央是统帅阿里·帕夏率领的94艘主力舰，意大利出身的海盗乌兽齐·阿里指挥65艘战舰位于左翼，对阵多里亚指挥的联合舰队的右翼。

相较于联合舰队的208艘战舰，总共有212艘战舰的土耳其舰队在数量上处于优势。这正是阿里·帕夏敢从安全的勒班陀离开的原因。当然，战无不胜的土耳其舰队也没把基督徒放在眼里。

就在联合舰队布完阵型，土耳其舰队出现在水平线上之际，唐·胡安走下旗舰，换乘快速船，从一排排列队的舰船经过，大声鼓舞着将士们的斗志。贵公子一身华丽的铠甲，在秋日的阳光下光彩夺目，军心为之振奋。

临近正午，当两军接近到炮弹射击范围时，所有的战船都降下旗帜，唐·胡安的旗舰上高高地升起了带着耶稣画像的旗帜，不用说，这是教皇赐予的祝福。紧接着，各艘船都升起了十字架，全体士兵跪在甲板上祈祷，在胸前画着十字，向上帝忏悔曾经犯下的罪行。

这也算是一支十字军。教皇许诺将给全体讨伐异教徒的战士特别的赦免。也许这个瞬间，正是反抗宗教改革运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所有人都放下了心中的杂念，唯有满腔的斗志。

当两军接近到只有一海里的距离时，6艘加莱赛战船上的大炮同时开火，历史上加莱战船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战役，勒班陀海战正式打响。

400艘加莱战船激烈冲撞的海战，最终由基督教联合舰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巴尔巴里戈率领的左翼舰队，一直将海盗夏拉克指挥的右翼逼到浅海，经过几轮激战，成功地全歼敌军。

总司令唐·胡安指挥的主力舰队，虽然是借了预备军之力，才打乱了敌人的阵型，但最终还是成功抢占下对方的旗舰，统帅阿里·帕夏战死。惨烈的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之后，从左翼到中军纷纷升起了胜利的基督教旗帜。

然而，吉安德里亚·多里亚的表现，给原本完全的胜利抹上了一道败笔。他的舰队应该从右侧封杀敌军左翼，不知为何却绕到对方的背后，土耳其舰队的左翼在指挥官乌鲁齐·阿里巧妙的指挥之下，成功地撤离了战场。不过，乌鲁齐旗下的65艘战船也没能完好无损地全身而退。多里亚舰队中的24艘威尼斯战舰和另外几艘意大利船，无视指挥官的命令，冲进了撤退中的敌舰群，打算和他们同归于尽。不管怎么说，多里亚的错误，使得联合舰队最终未能获得全面胜利。一些历史学家将此解释是菲利普二世一直在暗中策反乌鲁齐·阿里倒戈，接收国王密令的多里亚，存心放了他一条生路。

当然，基督教联合舰队无疑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共捕获敌舰117艘，70艘损失严重的战船被烧毁，俘虏超过万名。土耳其舰队阵亡者高达8000人。

在战死的土耳其人中包括统帅阿里·帕夏、身负重伤两天后死亡的右翼指挥官“热风”、苏丹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团长，以及希俄斯岛、内格罗蓬特、罗德岛、纳夫普里翁、莱斯博斯岛的诸位总督。海盗同样死伤惨重，“红胡子”巴巴罗萨的儿子也难逃一死。除此之外，统帅阿里·帕夏的两个儿子和多名土耳其宫廷的高官被捕。大量在土耳其船上带着锁链划桨的基督徒奴隶也因为勒班陀海战的胜利而重获自由。

话说回来，基督教一方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阵亡者超过了7500人，仅威尼斯人就有2500。包括因重伤不治在翌日身亡的左翼舰队指挥将官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在内，有26位威尼斯贵族战死，他们几乎都是战船上的船长。在这次战争中，威尼斯人可谓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当带着捷报的船只拖着土耳其海军的战旗，进入威尼斯港口时，掀起一片欢呼的声浪，这是威尼斯市民久违的欢呼。

虽然威尼斯人既不是狂热的教徒，也没有种族歧视，但政府仍然担心人们控制不住情绪而去袭击土耳其人，于是特地把土耳其人收容在一个宫殿内，外加警卫防守，结果这成了日后建立土耳其商馆的契机。

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带给欧洲的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有史学家认为，这场战役非但没有彻底消灭土耳其海军，他们反而在乌鲁齐·阿里的指挥下大干快上，在翌年又重新组建起一支超过160艘战船的大舰队。但勒班陀的胜利，用事实证明无敌的土耳其海军，并非战无不胜，基督教世界一扫长期以来面对土耳其的自卑感。这种心理上的正面影响，绝对不能小觑。

如果是土耳其赢得勒班陀海战，或者联合舰队像普雷韦扎战役时那样未战先散，欧洲人势必会输掉整个地中海。总司令唐·胡安的不辱使命和成千上万壮士们的热血，阻挡下了土耳其的步伐。

勒班陀以后

一旦形势有所转机，通常人们都会想到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海战前结盟的困难相比，海战后大多争执不下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盟内的整合相对容易。

首先，所有人都认定唐·胡安是总司令的不二人选。对马坎多尼奥·柯隆纳继续担任副总司令，也没有异议。

由于各国均分到了缴获的土耳其战船，经费短缺的问题迎也刃而解。在缴获的117艘船舰中，西班牙获得59艘，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各有27艘，剩下的则分给了萨伏依公国、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等。当年的冬天，各国都忙着修理缴获的战船，既没有造新船的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海战前手头窘迫，不得不找托斯卡纳大公帮忙的罗马教廷，如今也成了拥有27艘战船的海军国家。

威尼斯因为有大批土耳其俘虏，人手不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用过戴着锁链的奴隶划桨手之后，威尼斯人发现他们的效率极高。根据当时一位舰长的记录，最好的划桨手是达尔马提亚和希腊人，其次就是奴隶，这些人比不习水性的北意大利志愿兵好用很多。

面对海战后的种种良机，威尼斯人是绝不会放过的。他们向唐·胡安许诺了摩里亚（Morea）的王位，打算以实质性的东西，继续激发这位贵公子的才能和热情。摩里亚是当时伯罗奔尼撒的名称，其大半的领土都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把敌人的国土当作礼物听似荒唐，不过只要有一支像样的陆军队伍，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倒也不是不可能。唐·胡安对此相当心动。

唐·胡安作为勒班陀海战的英雄，尽管声名大噪，但毕竟是寄人篱下的身份。与同父异母的兄长菲利普二世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海战之后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威尼斯提出的摩里亚的王位，对唐·胡安应该是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时间刚转到1572年，他就立即通知同盟军开往墨西拿。

只是一谈起舰队的目的地，威尼斯和西班牙又像之前一样势不两立。西班牙主张前往北非打击海盗，威尼斯则坚持应该去东地中海歼灭土耳其舰队。唐·胡安向西班牙国王建议先帮助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占领据点，替代失去的塞浦路斯，但没得到菲利普二世的首肯。紧接着，唐·胡安又提出第二个方案：首先在春季由西班牙舰队单独进攻阿尔及尔，5月之后再转向东地中海。结果国王那里还是没有回音。

此时，威尼斯已经在科孚岛集结了100艘加莱战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做好了出征的准备。新任参谋长索兰佐（Soranz）率领25艘加莱船前往墨西拿去迎接总司令唐·胡安。与此同时，马坎多尼奥·柯隆纳书率领13艘教廷战船正南下墨西拿；圣·克罗齐侯爵指挥的36艘所属西班牙的那不勒斯的舰队，也从那不勒斯出发驶向墨西拿。前往集结地的另外还有两艘马耳他的战船。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麻烦比前一年少了许多，没有人对联合舰队的第二次出征提出质疑。

在作战会议上，唐·胡安、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圣·克罗齐，以及代替在科孚岛待命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Foscarini）出席的威尼斯参谋长索兰佐等各国将领，决定将出港日定在6月14日。可是，5月1日教皇庇护五世的去世，却在这时给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在舰队出发的两天前，唐·胡安突然宣布战事无限期延期。大为震惊的柯隆纳和索兰佐向其追问理由，刚开始唐·胡安不肯作答，后来架不住众人的相逼，含含糊糊地承认是菲利普二世的指示。

唐·胡安本人似乎也不是很了解菲利普二世在此时叫停战争的真意。唐·胡安答应提供9艘西班牙战舰，由柯隆纳带领威尼斯等舰队前往东地中海，自己则留在墨西拿，为攻打阿尔及尔做准备。柯隆纳嫌9艘船不够，希望唐·胡安能借给25艘。他很清楚，新上任的教皇对西班牙国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只能靠他们自己争取。在与西班牙的参谋们协商之后，唐·胡安最后同意提供22艘加莱战船、1000名西班牙士兵和4000名意大利士兵。

22艘西班牙战船、12艘教廷战船（扣除1艘坏船）、索兰佐带来的25艘威尼斯战船，以及在科孚岛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总共有134艘，再加上从克里特过来汇合的船队，就是一支超过140艘的加莱军船和6艘加莱赛战船组成的舰队。虽然规模不比勒班陀，但足以对付土耳其海军。最后，众人决定留下调集士兵上船比较耗时的15艘西班牙战船，其他船只前往东地中海寻找斗敌的机会。

7月15日到达科孚岛的舰队，与在那里待命的75艘威尼斯战船会合之后，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南下，绕过半岛的前端，改向东航行。这时，传令船赶来报告称，唐·胡安率领剩余的船只已经离开了墨西拿，原来菲利普二世撤销了先前的命令。柯隆纳与将军们商量，该返回科孚岛等待唐·胡安还是继续前行。

威尼斯方面担心已经出发的舰队再折回根据地，军心有可能涣散。毕竟科孚岛在设施和安全上都好过西西里岛墨西拿。不想错过机会的威尼斯海军主张继续东行，柯隆纳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决定让传令船去给唐·胡安送信，让其追赶大部队。

8月4日，舰队抵达威尼斯属地的开俄斯群岛。在那里，他们闻讯乌鲁齐·阿里指挥的160艘土耳其战舰出现在北面的玛尔维萨港附近。从开俄斯群岛开往玛尔维萨港，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基督教联合舰队迅速决定下开战的阵型。这一次还是采取了勒班陀海战时的混合阵型，由于威尼斯战船占多数，所以以三艘威尼船和一艘西班牙、一艘教廷船相配的形式。位于中央的主力舰队是马坎多尼奥·柯隆纳、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和西班牙舰队司令唐·安德烈亚德，左右翼的指挥官分别是威尼斯舰队的参谋长卡纳莱和索兰佐。

乌鲁齐·阿里似乎觉察到基督教联军的动静，躲在玛尔维萨港里久久不肯出来，一直到8月10日才出港。但他们很明显地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策略，零星打斗之后，乌鲁齐·阿里再次带着舰队撤回了玛尔维萨。这次冲突，土耳其损失较大，失去了7艘加莱战船。

这时候，一直是主战派的柯隆纳突然改变了主意，称唐·胡安应该已经抵达科孚岛，舰队也该撤回那里或者附近的海域。乌鲁齐·阿里从事海盗业多年，对地中海了如指掌。如果他想避开联合舰队的监视，带着56艘战舰抢先一步去攻打唐·胡安一行，实在是易如反掌。因此，舰队得赶紧撤回与总司令会合。虽然威尼斯的将官们极力反对，但马坎多尼奥·柯隆纳是罗马的贵族，像他那样习惯于君主专制统治的人而言，所谓的合议制，不过是君主在拿不定主意时征求一下意见用的。一旦主子心意已定，下人唯有听从。威尼斯不得不听从柯隆纳的命令，往科孚岛方向撤离。

离开开俄斯群岛的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群岛北上，一直返航至赞特岛也没见到唐·胡安的影子。无奈之下，舰队只好继续北上，在快到达科孚岛时，总算是与唐·胡安及其舰队相遇。

唐·胡安暴跳如雷，责怪舰队没有在科孚岛等他，扬言要治西班牙舰队的司令官唐·安德烈亚德于死罪，甚而要求威尼斯像勒班陀海战时一样，让西班牙士兵登船。威尼斯方面不肯从命，辩解说勒班陀时因为人手不足，才允许西班牙士兵登船，情有可原，现在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威尼斯的拒绝是有充分理由的。勒班陀海战时，总司令官唐·胡安与时任威尼斯舰队总司令的塞巴斯蒂亚诺·韦尼耶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而且因为某次事件两人公开翻脸。

当时，威尼斯因为战斗力不足，不得不允许一部分西班牙士兵登上他们的舰船作战。但这些西班牙士兵并不买威尼斯舰长的账，韦尼耶担心影响战斗，于是杀一儆百，将6名最不听话的西班牙士兵吊死在桅杆上。唐·胡安对事前没有报告便自作主张杀了自己手下的韦尼耶大为光火，下令禁止他出席作战会议，换由后来在海战中战死的指挥左翼的参谋长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代替。

虽然韦尼耶的举动遭来司令官的勃然大怒，但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自打那次事件以后，西班牙士兵便对威尼斯舰长唯命是从，再也不敢胡闹了。

由于威尼斯政府当时希望乘勒班陀胜利之势，一举歼灭土耳其海军，最终还是换下唐·胡安不喜欢的韦尼耶，改由性格温和的福斯卡里尼出任司令官。司令官可以换人，但军心不能被搅乱。为了防止两国士兵间再出现冲突，威尼斯方面这一次坚决拒绝了唐·胡安的要求。

唐·胡安这一次完全没有道理，纯粹是为了彰显尊严而感情用事。司令官和威尼斯之间的矛盾，让夹在中间的柯隆纳左右为难。为了避免双方决裂，他最后提出了让其麾下教廷的士兵移到威尼斯战船上，再让西班牙士兵登上教廷的舰船的折中方案。就这样，因士兵大移动，白白地浪费了10天的时间。之后虽然舰队出征前往希腊海，但由于乌鲁齐·阿里的巧妙躲避和天候不佳，他们没有遇见大战的好机会。在零星地打了几场小仗之后，舰队又重新返回科孚岛。

10月20日，联合舰队正式解散。唐·胡安率领西班牙舰队返回墨西拿，柯隆纳带着教廷舰队也离开科孚岛前往罗马。尽管菲利普二世向教皇承若，下一年会派出更强大的舰队，但威尼斯完全不相信西班牙国王的保证。

无力回天的威尼斯决定单独与土耳其谈和。“十人委员会”向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发出指令，正式开始谈判。1573年3月7日，停战协定签订。在此之前一直相信威尼斯会继续抗战的西欧诸国同声谴责威尼斯的背叛行径。

就在差不多的时期，巴黎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谈判也正在进行。然而，热衷于结盟的法国并没有像威尼斯那般遭到千夫所指。法国和土耳其约定，在法国陆军向佛兰德斯地区发起进攻的同时，西班牙将会派遣300艘加莱战船组成的大舰队前往地中海，从陆海两地夹攻西班牙。和西班牙一样，法国也看中了阿尔及尔。为了达到目的，法国人不惜使用离间计，让威尼斯与西班牙反目。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赴任途中，竟然在威尼斯停留了两个月，引发西班牙的不信。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也受政府指示，积极地拉拢威尼斯加入对抗西班牙的阵营。

但地中海世界的形势容不得威尼斯与西班牙为敌。他们不会愚蠢到自掘坟墓，去加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实则高度危险的同盟。威尼斯人只希望与土耳其谈和，他们以半年前发生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为理由，巧妙地躲过了法国人执拗的劝诱。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对于法国人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结果证明，威尼斯的判断是正确的。以夹攻西班牙为目的而结成的土耳其-法国联盟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法国侥幸避开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非难。而威尼斯由于想法与行动过于实际，反而遭到各国的厌恶。

正如前文“大航海时代的挑战”中所述，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在经济面经受住挑战，获得了成功，然而，在城邦国家时代的终结，君主制大国纷纷崛起，国家外交及军事靠力量和数量说话的大背景之下，威尼斯饱受了资源贫乏者的无奈和悲哀。

“所谓强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争或和平。我们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共和国不再有这个能力。”

本章节开头引用的索拉佐大使的这段话，道尽了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所直面的现实。

第十二章 地中海最后的堡垒

17世纪初期，外交官兼历史学家的保罗·帕鲁塔（Paolo Pamta）在其著作《论成熟的政治生活》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是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终极目标。因此，无论君主国或共和国将国家目标锁定于军事活动，不断重复战争，热衷扩大版图的行为，绝不是达成目标的途径。通往和平的道路并非靠征服众多的他国国民，而在于能否以正义统治自己的国家，确保国民的和平与安全。”

完全是无懈可击的论述！

比保罗·帕鲁塔早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政治生活的终极目标，在于个人、国家和权力。”短短的百年之后，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发展“成熟”至此，真是不可思议。而那些通过与大海结婚的祭典，将海洋占为己有的威尼斯人，在17世纪时变身为家庭主义者，更是让人始料未及。如果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于威尼斯人保罗·帕鲁塔的想法，那么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之所以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而且能成为超越时代的政治哲学的经典，是因为他不是在论述理想，而是要揭开现实的真面目。17世纪的威尼斯，也许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到达了期望品尝甘美的和平果实的心境，然而，其他国家正处于勃勃成长、一心一意向成熟迈进的状态，这对威尼斯何其不幸。单方面提出和平宣言，和平是不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17世纪是巴洛克时代，也是西欧君主制国家全盛的世纪。虽然西班牙进入了衰退期，法国却迎来了路易十四的时代。英国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之后，王权统治不断强化，奥地利帝国控制了匈牙利。俄罗斯起步稍晚，但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出现，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打下了根基。

巴洛克时代的欧洲是树立王权统治的时代，也是战争不绝的世纪。尽管西欧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向大陆，但是在这样一个硝烟弥漫的时代，提出和平宣言的威尼斯终究无法逃避战争。17世纪的威尼斯人被迫在战争中度过了一个世纪。

对抗教廷

威尼斯在17世纪经历的第一场战争，是与罗马进行的。虽然双方并没有动刀动枪，却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息息相关，因此对于威尼斯人而言，这就是一场战争。

进入17世纪之后，在前一个世纪因宗教改革运动而处于守势的反宗教改革以西班牙为中心掀起了收回失地的反攻，展开了近乎疯狂猛烈攻击。监狱里充斥着被视为异端的囚犯，女巫审判的恶行让那些虔诚无比的基督徒们都心生厌恶。

在以耶稣会（Sodetas Iesu）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观念里，那些与他们信仰迥异的人们的灵魂是迷失的。要将这些不幸的灵魂从恶魔的手掌中解救出来，靠近上帝，只有鞭挞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相信，这正是自己作为基督教战士的使命。

然而，这种身负使命感的人们的残暴行为往往比普通人来得更彻底，更持久。为了防止卷入这场肆虐西欧的危险风暴，威尼斯共和国必须做出慎重且强韧的对策。

威尼斯原本就是一个有着政教分离传统的国家。尽管同属天主教，但与其他国家不同，宗教界最高权威的大主教所在的主教座堂长期以来一直位于潟湖边缘的格拉多。从那里行船到威尼斯本岛，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虽然1451年主教座堂迁移至本岛，但被禁止设在象征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的附近，而是在远离市中心的国有造船厂、帆布工厂林立的城堡区，即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会场（Biermale di Venezia）的所在地。

像佛罗伦萨或者其他地方，掌管祭祀活动的大主教从其主教宫殿至城中的主教堂，大抵只需要走几步路，但威尼斯的大主教，每次举行活动都得像出差一样，从大老远的郊外进城。圣马可教堂作为祭典威尼斯守护圣人的第一教堂，在法律上属于元首个人的礼拜堂，实际上则是威尼斯全体市民的教堂，而不是罗马教皇掌控下的主教座堂。由此可见，威尼斯人是多么不乐意让教会势力的大本营放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附近。

威尼斯还有一项异于其他国家的规定，但凡威尼斯出身的人，哪怕是神职人员，教皇也不能随意任命。主教或枢机主教的人选都是由威尼斯共和国向教皇提交一份4位候选人名单，教皇只能从这4人中挑选一位。这是为了防止威尼斯出身的神职人员利用天主教会的威信和权力做出背叛祖国的行动。威尼斯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在中世纪时巧妙地躲过了席卷欧洲的教皇派与皇帝派的斗争，并且从中获得了利益。

谨慎小心挑选高级神职者的威尼斯政府，当然是更不会让教皇插手任命那些直接接触民众的神父了。在被称为“Parmcchia”的教区中每区都有一位神父，他们是由教区所在地的居民投票选举出来的。罗马教廷时常会以信仰的虔诚度不可信为由，对这种选举神父的方式提出抗议，威尼斯政府对此向来是置若罔闻。自12世纪开始启用的行政区（Contrada）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出任行政区的长官均为世俗界人士。以行政区至代替教区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神父影响力的扩大，使得居民的生活也做到政教分离。

在当时，宗教界人士参与政治相当普遍，枢机主教黎塞留出任法国宰相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威尼斯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哪怕再名门豪族，只要家族中有人当选为主教或枢机主教，在其去世之前，其他家族成员绝对无法靠近权力的核心。这项硬性规定因此也出现了副产物，有些政客故意提名政敌为枢机主教的获选人，如果运气好恰巧被教皇选中，便可以不动声色地将对手赶出政府的核心组织。

威尼斯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教会财产不免税，必须缴纳税金。顺便提一句，如今梵蒂冈在意大利境内的不动产依然需要缴税。

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将教会财产立为课税的对象，而且用法律来限制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无论是神父或修道士，宗教团体中擅长经营的人似乎不少。他们既懂得运用现有的资源，又会开拓新渠道，教会财产始终能保持有增无减的状态。除此之外，信徒的捐赠也是很大一笔收入。

教会财产的不断增长，往往是一个令各国统治者头痛的问题。

向帮助穷人的教会捐献善款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可是站在政教分离的立场，一个过于富足的教会，并不是当权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实力越强，对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对于仅靠课税无法解决的这个难题，威尼斯共和国通过信仰圣马可或圣洛可等被称为“大会堂”的6个慈善团体，以及各自拥有守护圣人的职业工会，吸纳了大部分的捐款。为了进一步抑制教会的经济增长，威尼斯本国很早便出台了限制教会扩大不动产的法律。

不过这条法律并没有在意大利内陆本土的行省实施。也许是因为与浮在海上的本国相比，行省的土地面积相对宽裕，所以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严厉的管制。既然没有必要性，这类刺激教廷的神经的事情自然是不作为好。

然而，以17世纪为界，行省教会的土地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16世纪初期开始，威尼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海上贸易一边倒的模式逐渐转向手工业、农业等多元化发展。到17世纪时，农业已经成为威尼斯经济中重要的一环。

包括国政在内，威尼斯人从事任何事业，向来是秉持着经营私人企业的精神，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农庄经营也不例外，他们在行省的那些农庄有着很高的生产量，即使到了17世纪，威尼斯人在企业化上的天赋丝毫也没有衰退。

眼看着威尼斯人的农庄办得红红火火，那些修道院和教会所属的农庄自然不甘落后。这些教士们原本就有经营的头脑，依样模仿对他们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不用多久，他们的农庄便发展到与威尼斯人相媲美的水平。而且，教会还有一个威尼斯人无法比的优势，他们可以信徒捐献的形式进行“增资”。

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对手，仅从经济面考虑，威尼斯政府就不得不严肃对待，更何况还有影响政治的问题。于是，威尼斯政府决定，在行省也执行与本国同样的法律，行省教会扩大不动产的行动因此受限。然而，这条法律挑动了罗马教廷的神经。这就是1606年教廷对威尼斯所发动的“战争”的真正原因。

想要彻底的贯彻政教分离，司法独立是不可欠缺的前提。威尼斯法律规定，哪怕是神职者，只要是在共和国领土上犯下罪行，必须由威尼斯法庭审判，而不是教廷的法庭。除了宗教罪之外，神职人员即使隶属教皇，也不能享受治外法权。1603年，威尼斯政府审判行省两名犯罪的神职人员的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

既然神职界的犯罪都在本国裁定，世俗界的审判，当然是根据威尼斯共和国的法律，哪怕罪名涉及宗教。当时肆虐整个欧洲的异端审判，也存在于威尼斯。不过与其他国家审判员全部来自神职界不同，他们的宗教裁判所另外增加了三位世俗界的人士，并且规定未经帕多瓦大学法学部的答辩，判决结果一律无效。帕多瓦大学向来以学风自由著称，甚至聘请伽利略等受教廷排挤的人物担任教授。以这种形式进行审判，结果自然不会让主宰异端审判的西班牙和罗马教廷满意。在威尼斯从未出现过女巫审判，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必等到下一个世纪启蒙主义者发出赞赏，威尼斯人的信仰自由从来都是存在的。它不是经过大脑思考出来的主义或主张，而是1000年来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体质”而已。

威尼斯人自古以来就是依靠与他人交易而生存，所以深谙与信仰不同的人们共存共荣的必要性。在威尼斯国内，无论是出入德国商馆的威尼斯老主顾德国人，还是来帕多瓦大学留学的外国学生，大多数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作为威尼斯水手主力的希腊人则是东正教徒。在那个时期犹太商人也为威尼斯的经济带来了活力。他们被准许在威尼斯境内居住，参与威尼斯企业的经营，在新旧犹太人隔离区内（Ghetto）自由地举行犹太教仪式。即使是那些以土耳其商馆为大本营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商人们在威尼斯也从来出现过因信仰不同而遭受迫害的案例。威尼斯人的这种“体质”，不仅给当政者们建立政教分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地基，也成就了威尼斯出版业的兴隆。因为只有在包容异己的大环境中，才会产生言论的自由。

威尼斯画派的画家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等笔下那些丰腴的裸体画，在威尼斯深得人心，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对它们去做什么修饰。而在同时期的罗马，米开朗基罗的耶稣裸体画的局部被水蓝色颜料遮掩，甚至古代雕像的私处都被刻意地盖上一片无花果的叶子。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绚丽多彩、自由奔放的罗马，如今笼罩在非黑即白、严酷苛刻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下。威尼斯自然成了那些人眼中的一个异数。

威尼斯人并非是天生宗教心淡薄。即使不以航海为业，但凡坐过帆船或渔船遭遇过风浪的人也能理解，人在狂涛怒海中的无助和渺小，唯有祈求上帝、神明等超自然力量的庇护。时至今日，教堂中依然保存着许多朴素的画作，它们都是人们在平安渡过灾难之后，为感谢上帝而捐献的，名为“感谢恩赐”。在捐画人中，渔夫、水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农民，这显现了陆地上的人们与海上之民在信仰上的不同风貌。

威尼斯人对宗教界最高领袖的教皇其实并不缺乏尊崇之心，只是他们一贯反对教皇涉入政治。即使在17世纪大多威尼斯人的生活重心已经从海上改为陆地，但这个立场依然不改。然而，当时的罗马大权掌握在以耶稣会为首的反宗教运动改革派的手中，教廷内部也到处是坚决排斥异己的人物。

有一次，罗马的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Camillo Borghese）曾经对威尼斯大使莱昂纳多·多纳（Leonardo Don4）说：“如果我是教皇的话，一定将威尼斯逐出教会。”大使回答道：“如果我是威尼斯元首的话，会对这个处置一笑了之。”

1605年，枢机主教卡米洛·博尔盖塞成了教皇保罗五世。翌年，大使莱昂纳多·多纳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这两位都不是轻易改变想法的男人。

在多纳就任元首三个月之后的1606年4月，罗马教皇保罗五世向威尼斯共和国下达了全面禁止圣务的教皇敕令，理由是威尼斯违反天主教会的法律，自作主张地审判了两位神职者，以及颁布法令限制境内的教会增长财产。

“禁止圣务”（Inteirdett）是破门前的一种处罚，教皇禁止辖下的神父主持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所有仪式。

接到禁令的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坚持主张世俗间的事情，除了神的指示之外，不应服从于任何权威，反而向教廷提交了禁止圣务有违教会法的抗议信。威尼斯人观念中的神的指示，就是《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相信政教分离绝对没有有违背耶稣的旨意。政府命令境内的所有教会照常进行圣务，违抗者一律驱逐出境。

在威尼斯本国，除了所属耶稣会的教士之外，其他神父都遵守政府的命令，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在内陆本土却遭到了较大的阻力，有些教堂甚者要出动警察来强行举行弥撒。耶稣会被赶出了威尼斯境内，所属人员禁止从事传教活动，直到半世纪之后的1657年，他们才被准许回到威尼斯，但传教活动则是整整等了170年，到1773年才得以恢复。

强势的罗马教廷似乎也没料到威尼斯会做出如此顽强的抵抗。1509年威尼斯的屈服让他们以为可以再一次组成康布雷同盟，西欧各国齐心协力以军事行动对付威尼斯。然而，经历过宗教改革的1606年，与1509年当时的形势已不能同日而语。

首先是各国对此的反应不同。西班牙是反宗教改革的根据地，当仁不让地站在教廷的一边，但英国、荷兰表示支持威尼斯。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却始终保持着暧昧的态度。威尼斯非常清楚，正在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嘴巴上叫嚷着要派遣军队远征威尼斯，实际上根本没有动武的能力。

针对教皇禁止圣务的惩罚，威尼斯在采取形而下的应对的同时，也堂堂正正地展开了形而上的神学理论论战。主持辩论的代表人物是有着前启蒙主义者之称的威尼斯修道士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在其稍后出版的著作《特兰托宗教会议的历史》中，他对1545~1564年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召开的引发反宗教改革派卷土重来的宗教会议进行了批判。

威尼斯政府正式任命萨尔皮为共和国顾问，并支付定额的薪水，让他负责神学论战。政治上的交涉政治家足以应付，神学上的问题还是请这个领域的专家出马比较有利。保罗·萨尔皮是当时威尼斯革新派聚集的“里多托·莫罗西尼”的常客。“里多托”是威尼斯方言，意为沙龙，设在威尼斯的贵族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安德烈亚·莫罗西尼的宅邸，因此称得名。“沙龙”的聚会上，经常能见到元首多纳和伽利略·伽利雷的身影。

持续了一年的禁止圣务的处罚，在1607年4月被解除。也许是因为呼应了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主义运动，欧洲诸国的知识、分子们都非常关注这场威尼斯与教廷的“战争”，对它的解决办法怀着浓厚的兴趣。大多数人都认为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全面的胜利。

教廷不仅没有能够让威尼斯给神职人员予治外法权和撤回教会财产增长限制令，就连恢复耶稣会在威尼斯境内的宗教活动以及免除保罗·萨尔皮职务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威尼斯唯一的让步是在对限制教会财产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法。只要教会的敛财手段不太过分，政府便不会去深究。事实上，在之后的10年中，这条法律一次也未曾执行过。

时至今日，在西欧依然会经常听到“antidericalism”一词，如果要翻译的话，大概叫作“反教权主义”。不过，它的含义不同于新教所提倡的信徒应当直接与上帝沟通，废除奉教皇为至高无上的教廷的主张，当然也有别于反宗教改革派的世俗所有事情都受到神的支配的观点。

在反教权主义者的观念中，无论信仰新教或天主教都属于个人的自由。但政治与宗教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活动。因此，在反对教廷支配世俗界的问题上，他们与新教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面对新教徒介入政治时，他们立刻又变身为反新教主义。站在反教权主义的角度，这种变化并不矛盾，是首尾一贯的。

耶稣基督在其短暂的生涯里，留下了一些经典的话语。其中最富有洞察力，同时也最不被后人遵守的，就是那句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无法拯救人的灵魂。这个早在2000年前就被指出的真相，直到20世纪的今日，依然有许多人浑然不觉。也许是耶稣的继承者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教诲，才会出现这种令人叹息的结果。

说到问题的起源，得追溯到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化。如果大帝的后人不是将基督教奉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只是承认它与其他宗教拥有平等的地位，也许就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原本处于反体制立场的基督教会，一旦被纳入体制内，立刻从被害者摇身一变成加害者，耶稣主张的政教分离的深刻寓意，被彻底地抛在脑后。从罗马帝国的末期到中世纪，不知道有多少鲜血以神的名义而白白流淌。消灭异端的公会议、十字军运动以及教皇派与保皇（帝）派之间的恶斗等，均是不容他者的狭隘精神的体现。而自诩拥有上帝“专利权”的教廷，在每一次的斗争中，都会不失时机地强化其对世俗的影响力。宗教最强大的地方，就是握有地狱这个无人能反证的武器。尤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非常懂得巧妙地运用这个利器来增强对善男信女们的控制。在影响民众这一点上，教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老手。

将人们从这种室息状态中解救出来的，是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马基雅维利曾经指出，个人的成就靠的是本人的才华和运气，但他从来没说过是靠“神的意志”。他的朋友，同样也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圭契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列举他死前最想看到的三件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插手政治的神职者。主张政治从宗教中独立，认为教廷应该迁往瑞士的马基雅维利，虽然是文艺复兴的精神象征，但在稍后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却因为无视神意的最高权威，其著作被视为恶魔之书。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在那些偏激、狂热的地区都禁止出现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罗马教廷也在1552年，正式将其作品列为禁书。圭契尔迪尼的书籍由于是写给子孙，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逃过了与马基雅维利齐名榜上的一劫。

虽然没有威尼斯人被教廷直接点名，但作为国家，威尼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至近世，在教廷的黑名单上始终“名列榜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政教分离等反教权主义的基本要素，早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前，便存在于威尼斯。在拿破仑拒绝大主教加冕，自己亲手戴上皇冠的1000年以前，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就职典礼就是由来自世俗界最年长的元首辅助官主持。

在常驻威尼斯的教廷所属机构写给罗马的报告书上，罗列着长长的书名和人名，那些书都是被教皇定为禁书却在威尼斯公开销售，那些人都是在自己国家被怀疑为异端分子而逃到威尼斯避难。

启蒙主义旗手之一的伏尔泰曾经说过：“威尼斯存在着与其独断、专制的政治形态（寡头政治）理应毫不相容的对于个人自由的绝对自信。”

也许威尼斯无法孕育出莱昂纳多·达·芬奇、马基雅维利这般的人物，但这个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以贯之的保持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保障，乃尊重个人自由”的姿态，这是不是很像一位没有留下著作的伟大的思想家呢？

讨伐海盗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个人认为不能算不幸），治国终究不能只靠自由等高尚的精神来支撑。威尼斯与教廷之间因信仰自由而起的“战争”虽然引来了西欧诸国知识界的关注，但当事情解决之后，威尼斯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知识分子们完全没有兴趣的低次元的问题——海盗。

被称为Uskok（难民）的这些海盗，原本并非以此为生。他们是在土耳其攻占匈牙利时逃离家园，躲到亚得里亚海东岸山区的。那里是一片没有耕地、树林和淡水的荒蛮之地。

海盗们的根据地在一个叫作西尼亚的贫穷村落，位于威尼斯航船必经的补给港波拉和波雷奇所在的伊斯特拉半岛东部，西望威尼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逃过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为生死大事的威尼斯的严密监控，是因为威尼斯的航船在波拉或波雷奇补给之后，下一站会在扎拉或斯帕拉托停靠，位于港湾深处的西尼亚正好成了航线上的一个死角。再加上移居那里的难民多为基督徒，威尼斯因此对他们比较客气。

不过向来对难民、亡命者采取理解态度的威尼斯，却被这群难民海盗弄得有些焦头烂额。这些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由于找不到其他的生计，索性打着消灭异端的旗号干上了海盗的行当，对于同为天主教徒的威尼斯商船一样毫不手软。和异教徒有生意往来的威尼斯商船，给了海盗充足的理由。

当然，他们也不放过土耳其的商船。由于商船频频受害，土耳其的苏丹特地知会威尼斯政府，称要派舰队前往亚得里亚海为商船护航。

勒班陀海战后威尼斯与土耳其签署了和平协议，其中有一条规定：两国各自的近海，由各自的舰队负责防护，并保证对方国家的船只在此海域的航行安全。亚得里亚海可谓是威尼斯的前庭，绝对不能让土耳其有任何理由派舰队进入。因此，为了向土耳其保证亚得里亚海航线的安全，威尼斯必须对海盗采取行动。

然而，这群难民出身的海盗由于是打着反异端、异教徒旗号的天主教徒，所以从不缺后援。首先是企图合并匈牙利因而与土耳其帝国相争的奥地利，其次是主导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国王辖下的那不勒斯王国。他们对海盗除了袭击异教徒的土耳其船只之外，还对被教廷视为异端的英国、荷兰，以及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与教廷保持距离的威尼斯商船下手的行径，丝毫没有遗责的意思。因此，威尼斯要击退海盗，首先得从断绝这些国家对海盗的援助下手。

1615年，以雇佣兵为主力的威尼斯陆军，越过的里雅斯特（Trieste）附近的威尼斯和奥地利之间的国境线，侵入奥地利领地。紧接着，威尼斯舰队向那不勒斯王国控制下的意大利南部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发起攻击，以优秀的航海技术在当时逐渐崭露头角的来自英国、荷兰等国的水手也参与了这场战斗，成功地打败了海盗。

1617年，奥地利、西班牙与威尼斯讲和，保证不再向海盗提供支援。那时候奥地利和西班牙两国都面临着其他重大问题，没工夫与威尼斯动真格。而另一方的罗马教廷，也在海盗袭击了教廷辖内的安科纳港的船只之后，不再公然支持海盗。教廷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势力都不比奥地利和西班牙，因此只要它保持沉默，威尼斯就无须担心。

不过，断了后援，并不等于能一网打尽海盗。这群最多不超过千人的海盗集团利用巧妙的战术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他们手上只有一些小船，通常只配有6到8支船桨，最大不超过12支，极少有16支船桨的船只。每支船桨配一名划桨手，唯一的一张船帆几乎不用，除非是遇到特别好的顺风。尽管船只落后，但乘船的人数大约是船桨数的3到4倍，每划一小时便做一次人员交替，船速远远快于威尼斯的加莱船，并且长距离航行中也不需要停船休息，据称一昼夜可行驶百海里。而威尼斯的船只，只有在顺风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速度。

小船不仅受风浪的阻力较小，再加上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形错综复杂，还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悬崖峭壁的狭缝之间。遇到情况时，能轻易地撤退至附近的小沙滩上，弃船逃进山中，威尼斯舰船再怎么紧追不舍，也无济于事。负责消灭海盗的威尼斯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在向元老院报告时指出，即使在最适合航海的季节也很难阻挡海盗们的行动，在冬季更是一筹莫展。

非常了解自己力量薄弱的海盗们，绝不进行正面海战。因为一旦开打，威尼斯海军大型加莱战船或帆船上的大炮会把他们轰个稀巴烂。所以，他们始终利用大炮打不到的船身低矮的小船打游击战。那些散落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出海口或小岛边上，等待顺风或补充淡水的商船都是海盗们最好的攻击目标。还有那些虽然没到沉没的地步，但在陆地附近发生海难的船只也十分之危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冒出15艘左右的小船，像蚁群围攻受伤的甲虫一般，从货物到人员，抢得一干二净。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总会有唯利是图的商人，海盗们不愁掠夺品没有销路。

威尼斯意识到传统的加莱军船打击海盗的效果欠佳，他们改用一种称为“fregata”的小型军舰组成舰队，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顺便提一句，巡洋舰（frigate）的词源就是来自fregata。

在小型舰队的打击之下，海盗的气焰有所收敛。但他们杀害威尼斯舰队的司令后煮食其心脏的行为激怒了威尼斯。威尼斯人将活捉的海盗全数斩首，把他们的首级一排排挂在圣马可广场的回廊上示众。然而，没过多久，海盗的人数又回到之前的规模。他们是从哪里补充力量的呢？的确有不少罪犯为了逃避威尼斯、达尔马提亚等地方的法律制裁而加入海盗，但数量还是不够，难民特有的多子现象，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奉上帝为独一无二的权威，视海盗业为奉献之正业，并将此作为唯一目的的命运共同体。

那些被海盗俘虏交付赎金后得以回到祖国的威尼斯人，以及直接负责打击海盗的近海警备舰队的司令官的报告，可以让我们一窥这“难民”海盗集团的独特生活形态。

抢劫后回到西尼亚港的海盗们，按照皈依上帝时的方式，一路从码头跪到教堂，拖着血肉模糊盖的膝盖进行弥撒，感谢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完成了抢夺无信仰者的工作，神父让这些海盗像虔诚的骑士一样膜拜圣体。待仪式结束之后，才各自散去。

在西尼亚有圣方济派和多明尼哥派两座修道院。海盗们将他们收入的1/10归为修道院，在卖掉抢来的货物后，会主动捐钱给修道院，而这些大部分的捐款，都忠实地履行了当时什一税的惯例，将1/10的收入上交给罗马教廷。

山贼或海盗在大肆掠夺归来之后，通常会彻夜狂欢，但这种景象不会出现在“难民”海盗的生活中。他们将那些死于海上，或者被俘处死的人们的家庭奉为荣誉家庭，遗属在共同体的帮助下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为了防止战斗力的减少，失去丈夫的女人立刻会有其他男人迎娶。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接受海盗技能的训练，大人们甚者会往刚学会走路的幼孩身上丢掷石头，让他们习惯于忍耐疼痛和流血。

在这个以海盗为唯一生活手段和唯一信仰的共同体中，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各司其职，没有谁游手好闲。共同体对那些外国过来的逃亡者一律不问经历，统统欢迎。因此，任凭威尼斯海军再怎么围剿，共同体的战斗力不曾减少到600人以下。

这些难民海盗的抢夺范围，曾经一时扩张到300海里外的海域。尽管威尼斯的海运业还不至于因此被摧毁，但在顺风时航行两天就能抵达的海域，竟然有海盗在大肆抢劫，威尼斯人自然是义愤难平。

在成功地阻断了奥地利、西班牙和罗马教廷对海盗在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支援后，为对付这群数量不足1000的敌人，威尼斯派出了17艘加莱战舰，对海盗的根据地西尼亚进行了封锁。其实以前威尼斯也有过类似的封锁行动，但因为做得不彻底，每次都让对手突破了防线。然而，这一次威尼斯是下定决心，誓将海盗一网打尽。面对威尼斯的重拳出击，难民海盗再狡猾终究难敌，共同体因此一蹶不振。从1618年到1619年，威尼斯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夺回了一度曾岌岌可危的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可是，地中海方面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1645年，威尼斯再次投入了对土耳其的战争。为了尽量延长1571年勒班陀海战后与土耳其签订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做了许多被西欧诸国视为屈辱的外交工作。但他们煞费苦心换来的不过是70年的和平。

克里特岛攻防战

地中海世界史上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惨烈、牺牲最多的著名的克里特岛战役，从1645年开始至1669年结束，整整持续了25年。然而，在战争爆发的起初，交战双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预计到这场仗竟然会打得如此漫长。

25年说来简单，但它是1/4的世纪。一个25岁的青年，25年后变成50岁的中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都在此期间度过。17世纪之后，威尼斯的经济进入了缓慢的下降阶段，15年前黑死病爆发减少了1/3人口的重创尚未被平复，如果可能的话，威尼斯共和国一定愿意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场战争。

当然，对于满足于当下生活的威尼斯人的和平愿望，其对手是不会在乎的。匈牙利战线不顺，北边又面临新兴崛起的俄国威胁的土耳其，如今还能像全盛时期时那样确保统治地位的疆土只剩下地中海世界。

土耳其向来把东地中海当作自家的庭院，而属于威尼斯的克里特岛，宛如坐在庭院中央的唯一异类。更何况克里特岛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它就不能完全掌握东地中海的制海权，因此土耳其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易地放过这位“外人”。

对于另一方的威尼斯共和国而言，克里特岛是其作为海洋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在地中海剩下的最后一块堡垒。

自1204年威尼斯通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获得克里特岛后，400多年来为保护这块海军及贸易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付出了无以数计的金钱和鲜血。土耳其在15世纪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去了内格罗蓬特，16世纪又抢占了塞浦路斯岛，但对威尼斯人誓死捍卫的克里特岛，始终不曾表露出征服之意。17世纪中叶之后，威尼斯的反天主教态度和经济上的衰退，让土耳其判断它既得不到教廷或西班牙等国的支持，也没有单独防御的军事能力，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时候拿下克里特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开战的起因是一件偶发的事件。1644年秋，从圣城麦加朝圣归来，经埃及亚历山大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商船在航行至罗德岛附近的海域时，遭到圣约翰骑士团的袭击，连人带货被洗劫一空。圣约翰骑士抢劫异教徒船只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他们以罗德岛为根据地的年代，其累累战绩远非那些“难民”海盗能及。根据地移到马耳他岛之后，骑士团依然初衷不改，这一次他们袭击的土耳其商船上包括由黑人宦官长带领的苏丹后宫女眷。

带着意外收获返回马耳他岛的骑士们，为了补给淡水和释放土耳其船上克里特岛出身的划桨手，途中停靠克里特岛南面的小渔港。由于威尼斯不想刺激土耳其，对骑士团停靠克里特岛并不欢迎，所以骑士们也避开威尼斯警备舰队的监视，停靠在岛的南边。克里特岛的主要城镇，都集中于自然条件良好的北边一侧，因此当威尼斯人发现马耳他骑士团时，已经是船入港20天之后了。威尼斯方面要求骑士团立即离开，对方也很配合。然而，看着马耳他船远去而松了一口气的威尼斯舰队长，并不知道那船舱里藏着苏丹后宫的女眷一行。

苏丹易卜拉欣闻讯后大为震怒。去麦加朝圣的后宫妃子被掳走，不仅是他个人，伊斯兰教的尊严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被召进托普卡帕皇宫，集体聆听苏丹的抗议。刚开始时，苏丹的怒火直对马耳他，并没有殃及池鱼。威尼斯驻土耳其的大使乔瓦尼·索拉佐（Giovanni Sollazzo）在1644年12月20日的报告中，详细地描述了各国大使面临怒火中烧的苏丹时做出的不同反应。

首先，法国大使表示第一次耳闻，荷兰大使随即应声附和。苏丹大声呵斥说他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团受到西欧各国的保护，并且做出斩首的手势，以至于法国大使的翻译吓得差点儿晕倒过去。不过法国大使由始至终保持冷静，回答苏丹说马耳他距离法国遥远，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瓜葛。威尼斯大使也表示马耳他是独立的国家，从未接受过威尼斯的支援。而荷兰大使更是以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称，荷兰人不是天主教徒，与马耳他骑士没有半点儿关系。

众人相互推卸责任，说着说着，矛头竟指向了威尼斯。苏丹指责威尼斯让马耳他船连日停靠克里特岛，完全是背叛土耳其的行径。

索拉佐大使觉察到对方是在为开战找借口，于是想尽办法补救。他向苏丹呈上克里特岛总督送来的公文，证明威尼斯当局除了向马耳他船提供淡水补给，以及解放了船上48名克里特人奴隶之外，其他事情一律不知。但土耳其方面不相信在岛上停靠了20天马耳他船，能躲过威尼斯的监视。他们坚持认为威尼斯人非常清楚马耳他骑士们犯下的有辱苏丹的罪行，是存心包庇。

12月27日，威尼斯、法国、英国的大使们达成共识，确认土耳其意在克里特岛。1645年1月3日，土耳其宰相对几次要求见面进行辩解的威尼斯大使，干脆地回了一句话：“事已明了，无须再谈。”

尽管威尼斯以渎职之罪处死了没有发现马耳他船靠港的舰队长，但面对土耳其不为所动的态度，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里，每天都会出现苏丹的身影，大量的舰船正在紧锣密鼓地制造中。但直到这个时候，土耳其仍然公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马耳他。

威尼斯政府也没闲着。在驻君士坦丁堡的乔瓦尼·索拉佐大使以及克里特岛实质的总督（本国派往的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Andrea Corner）接二连三的催促之下，拟定了克里特防守策略。元老院向柯纳发出指令，要他在加固现有要塞的同时，在战略要地建造新的堡垒。1645年1月4日，装满小麦和大米的船开往克里特岛，同船载有2500名士兵和技术人员。紧接着在2月10日，又向克里特送去了10万达克特的军用资金。

然而，政府的这些动作，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克里特岛当地深感战争迫在眉睫的人们看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相较于索拉佐、柯纳的紧急报告，威尼斯国内的大多数人宁愿相信土耳其人攻打马耳他的说辞。但凡愿望越是强烈，就越会把所有的问题往好的方面解释，希冀和平的威尼斯人，选择相信他们这种状态可以持续下去。

2月和3月转眼过去，土耳其依然不改对马耳他的宣战。克里特岛的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柯纳，从来没相信过土耳其人的这套，他巡视全岛，检查要塞的装备和粮仓储存量，向各个据点分配包括希腊雇佣兵在内的士兵，马不停蹄地做着战斗的准备。

1645年4月30日，载有80艘加莱军船和250艘运输船，加上5万士兵所组成的土耳其大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港，朝着达达尼尔海峡方向南下。由于土耳其声明是去攻打马耳他，作为友好国家，威尼斯大使也不得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参加出征仪式，以示致意。

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除了土耳其领地的岛屿之外，还停靠了威尼斯所属的蒂诺斯岛，在当地补充淡水、粮食，表现出友好的姿态。在蒂诺斯岛充分休息后，一路不疾不徐行驶的土耳其舰队，在6月13日早晨，突然出现在克里特岛的外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和德军也在此决一死战的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的中央，岛屿呈横条状地由西向东延伸，宛如一艘停泊在海中的航空母舰。从达达尼尔海峡穿过爱琴海的土耳其舰队，一直往南便能抵达这里。不过，号称目的地是马耳他的土耳其舰队为掩盖其真正的意图，特地绕到远离克里特岛的外海，然后才改往西航行，经过克里特岛，驶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的纳瓦里诺（Navarino），并在那里停泊了数日。从纳瓦里诺再往西行是马耳他，所以也难怪威尼斯人侥幸地以为克里特岛逃过了一劫。

但土耳其舰队离开纳瓦里诺后，一路往东南方，即调头往回走，三天后，出现在克里特岛西部干尼亚的外海。

在现代仍被称为“威尼斯港”的干尼亚，是威尼斯一个重要的要塞城市，港口还建有14座船坞的造船厂。城墙上四处安装着大炮，正好对准船腹的位置。虽然土耳其拥有大量的战舰，但从颠簸的海面上开炮，命中率终究不如陆地。土耳其人并不笨，他们没有从海上发起正面攻击，而是利用众多陆军的优势，从距离干尼亚15公里的海滩登陆，从陆地向干尼亚进攻。

与宿敌有长年战争经验的威尼斯人也预料到这一点，在土耳其军队可能会登陆的地点建起了要塞。土耳其军登陆的这一天，守卫这座要塞的是指挥官维亚焦·朱利亚尼（Viaggio Giuliani）及其手下的60名士兵。5万大军的土耳其人根本没把区区60人防守的要塞放在眼里，他们连大炮都没用，派了2000士兵带着短枪便发起了冲锋，其余部队则留在原地等着看好戏。

眼见着敌人围攻过来，维亚焦·朱利亚尼没有犹豫，立刻下令取出要塞中所有的火药埋在各处，60位守军连同靠近城墙的500名土耳其士兵，与要塞一起被炸得灰飞烟灭。朱利亚尼迅速地做出自爆决定的原因，在全体官兵牺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他不想让完整的要塞落入敌人手中吧：

土耳其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威尼斯属地克里特岛的首发情报，加上圣托德欧岛（St. Todero）守城官兵壮烈自爆的事迹，给威尼斯本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1000年漫长的历史中，威尼斯人曾经几度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再次被唤醒。

政府一改之前温吞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元老院向各国君主发出救援的请求，富裕阶层被征收特别税，造船厂日夜赶工，60艘加莱战船接二连三地下水。同时，在内陆本土行省募集士兵，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也纷纷来到威尼斯集合。

不过，威尼斯在外交上努力却没有见效。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这些收到威尼斯求援的国家，都在交战中，再加上17世纪以后地中海的重要性骤然下降，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派兵支援。不过，宰相黎塞留去世后，刚进入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答应提供军舰和10万达克特的经济援助，结果钱到了船却没有到。

最终，威尼斯得到的实际支援是教廷派来的5艘加莱战船及其士兵、马耳他骑士团的数艘战船，以及那不勒斯国王和托斯卡纳大公派来的士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英国、荷兰人的基督徒海盗志愿加入抗击穆斯林的队伍，但由于人数有限又不定时，所以很难算作真正的战斗力。

威尼斯海军每年投入保护克里特岛的军力是，60~70艘加莱战船，5~6艘加莱赛战船，30~40艘帆船。由于海军另外还有负责亚得里亚海的警卫和为商船护航的任务，因此这个数字已经是威尼斯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尽管威尼斯能派出的军力不大，但与其他国家派来的援军数量相比，实际上几乎就是威尼斯一国孤军奋战。

其他国家的将官们参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在克里特岛防守战的最初阶段，之所以会常常产生不统一的步调，就是因为威尼斯寄希望于其他国家会派来支援，因此难以拒绝教廷派来的武将所主张的战法。

而另一方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大军，越过圣托德欧岛要塞的废墟瓦砾，沿着陆路逐渐向干尼亚逼近。守军部队由威尼斯贵族那瓦吉罗（Navagero）指挥，加上行政长官柯纳的儿子带来的300援军，总共也不到1000人。所幸，军队得到了希腊原住民的帮助，再加上干尼亚原本就是要塞，所以还是挺过了一段时间。

可是，土耳其军队在城墙脚下挖坑埋火药炸开了城墙，而守军唯一可依靠的海上援军由于战术的不统一，迟迟不见踪影。在城墙被炸得几乎体无完肤，城内弹尽粮绝的情况下，8月22日，威尼斯军队以保证士兵生命的唯一条件，向土耳其军队开城投降。历经两个月的攻防战，守军等于全灭，土耳其一方也损失惨重，有两万人战死。但不管怎么说，土耳其还是拿下了攻占克里特全岛的前线基地，接下来就是一路向东进军。

继干尼亚之后，土耳其的第二个目标，是干尼亚以东20公里处的斯达。斯达是东地中海流域最好的港口，时至今日，希腊海军仍然在使用，四周禁止摄影。

干尼亚与斯达之间有个半岛挡住了大风大浪，形成了一个宽阔、宁静的港湾。港湾的中央碰巧有一个小岛，威尼斯就地取材将它建成了防守要塞。

作为防守克里特岛的威尼斯海军基地，斯达平时就有加莱战船驻守。可是，在港湾内待命的舰队司令卡佩罗，为了和抵达赞特岛的教廷舰队会合竟然带着一半的舰队出了港。

卡佩罗的行动激怒了行政长官柯纳，之后将卡佩罗送上了审判台。结果，斯达靠剩下的40艘加莱船、4艘加莱赛战船和10艘帆船，击退了来犯的敌军。在没有飞机的年代，孤立于海上的要塞有着绝对的优势，即便四周的陆地都被占领，只要守住要塞，威尼斯舰队在宽阔的海湾中的行动就不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斯达和位于克里特岛东端的另一个孤立于海上的要塞史宾纳隆加，共同坚守了25年。

时间来到了1646年，克里特岛攻防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威尼斯意识到仅靠防守各个要塞城市，保不住克里特岛。虽然每次攻城都会让土耳其军遭受损失，但他们终究还是可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拿下一座座城市，最后留给威尼斯的只有海上要塞。于是，威尼斯决定改变战术，利用海军的优势，切断土耳其的补给线。

采取人海战术的土耳其军队，人多粮食的需求也多。克里特岛虽然有丰富的橄榄树和葡萄酒，却不盛产小麦。除了食物，军队还得补充弹药，登陆克里特岛的土耳其军队必须依靠本国送来的军火补给才能继续作战。

3月，22艘战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埋伏在特内多斯岛附近，等待着准备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运输船队。那一次由于遇上黑海海流和强劲的北风，没能够封锁住海峡，放走了大部分土耳其船只，但之后成功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多，因此土耳其不得不将补给线从君士坦丁堡分散至希俄斯岛、罗德岛、伯罗奔尼撒的玛尔维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地。

此时的威尼斯仿佛重新回到了贵为东地中海女王的黄金时代。那些已经在陆地上安身立命，经营手工业和农庄的贵族们，似乎想起了祖先的荣光，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海军的队伍。士气高涨的景象，不禁让人以为威尼斯暌违200年重新拿回了东地中海的制海权。1651年、1655年、1666年，威尼斯不仅赢得了与土耳其正面交锋的海战，连那些小规模的零星战事也没让对手捞到便宜。如今，偷偷摸摸遁入港口，海上相遇立马逃跑的竟然是土耳其舰队，这情景放在150年前绝对是不能想象的。

威尼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长达25年的克里特岛攻防战，前后10任海军总司令有5位战死，牺牲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几乎耗尽了全国之力。

攻防战打到第三年的10月，雷提莫陷落。第四年，即1648年初夏，土耳其向位于克里特岛中央的首都的干地亚[如今称伊拉克利翁（Herakiion）]发起了总攻。6000名守军，对阵4万土耳其大军。土耳其史的权威哈马曾经评价称“不要说在土耳其帝国境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干地亚反复那么多次的战斗，流淌了那么多的鲜血，耗费了那么多的金钱”。干地亚攻防战持续了22年。威尼斯之所以能长久抵抗，在于他们掌控着制海权，而土耳其却因为军粮补给的不足，无法连续地实施包围。

也就是从1648年开始，土耳其改用扩大战场的策略以分散威尼斯投入在克里特岛的军力。他们袭击了亚得里亚海东岸所属威尼斯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所幸，在克里特岛没怎么获得岛民帮助的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得到了当地居民不遗余力的支持，战事发展颇为顺利，不仅击退了土耳其的攻击，甚至扩张了领土。

另一方的干地亚攻防战仍在持续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宣告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十年战争”的终结。然而，恢复了和平的欧洲，仍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站出来支援几乎是孤军奋战的威尼斯。可见欧洲的中心已移至北方，威尼斯倾全国之力投入的这场战争，对那些大国而言，只是一场对其不构成威胁的局部战役。

10年过去了，干地亚仍在苦苦支撑。克里特岛攻防战一直打到第15个年头，欧洲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对威尼斯发出了赞赏。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在结束了长年交战之后总算是腾出精力开始关注在东地中海与穆斯林奋战的威尼斯。

威尼斯在15世纪饱受各国的嫉妒和憎恶，16世纪时夹在大国之间，缝隙中苦求生存发展成经济大国，却因为与土耳其缔结和约而遭到变节之唾弃。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它的经济完全进入衰退期的17世纪，却受到了来自欧洲各国的赞誉。威尼斯迄今为止所得到的正面评价，大抵鉴于政治安定、与宗教的关系，或者经济强大等客观的事实，但收获如此大规模的发自肺腑的喝彩，还是史上第一次。

加入威尼斯军队去克里特打仗，成了欧洲的年轻贵族、骑士们的一种流行，尤其是自诩为骑士精神起源地的法国人特别踊跃。也许在这些年轻贵族的心目中，这是展现勇气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这些义勇兵的加入对威尼斯而言，未必都是好事。

克里特攻防战中的威尼斯军力，是由威尼斯人与雇佣兵混合组成。罗马教廷每年都会派四五艘的军舰来支援，威尼斯由于在战争最初阶段因双方意见的不合而吃尽了苦头，所以这次决定教廷的舰队也必须和雇佣军一样，听从威尼斯将官的指挥。

正因为威尼斯人掌握了克里特战役的指挥系统，持久战方针才能够彻底地得到贯彻。对于三面都被敌人包围，只剩下靠海一边的干地亚，威尼斯也绝不贸然出击，一切以防守为上。由于靠海的一边出入自由，因此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雇佣兵们，不少人都会在没有战事的冬季回国做短暂的休息。

话说回来，持久战的作战方式非常沉闷，需要无比的耐心。打得酣畅淋漓的是纵横东地中海的海军，他们接到命令，但凡见到敌舰必定出击。而陆军需要的则是坚忍的耐力。这让那些来自欧洲的义勇兵们大为不满。他们原以为每天都能挥舞着刀剑，与伊斯兰教教徒做英勇的搏斗，没想到天夭不是修复被破坏的城墙，就是赶走来袭的敌军。对一些地位高贵的义勇兵的抗议，威尼斯指挥官们也只能成全他们的心愿。

那些威风凛凛出城的义勇兵们，几乎还来不及在敌人面前发挥基督骑士的精神，便被凶猛的土耳其大炮轰得逃回了城里。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在冬季返乡，基本上都再也没有回到克里特。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数百名义勇兵来到克里特，其中还包括千里迢迢从瑞典来的骑士。可见当时威尼斯悲怆的战况传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敌对的双方也曾经努力尝试停战。在1653年之前，威尼斯曾两次呼吁停战，土耳其也在1656年提出过一次，每一次交涉都是由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充当调停者。威尼斯的条件是每年支付使用费，但克里特岛必须留给威尼斯，而土耳其却决不让步地要求威尼斯完全放弃克里特岛，三次和谈，每每以破裂收场。

威尼斯还企图暗杀苏丹易卜拉欣。这件事情比秘密和谈更不能被外人所知，因此有关计划只出现在“十人委员会”的秘密文件中。不知道是不是和威尼斯有关，1648年，易卜拉欣在后宫被杀。但由于继位的皇太子年纪太小，实际掌握大权的大臣们坚持在克里特岛问题上必须遵照先帝的遗志，于是，战争便成了克里特的宿命。

1677年，克里特攻防战迎来第二十三个年头。迄今为止对人员死伤不计血本的土耳其，似乎终于痛感要做一个了断，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击。

在该年的5月至11月之间，土耳其发起32次总攻，威尼斯守军出击17次。埋在城墙下的地雷，不包括未爆弹，仅爆炸的就高达613颗。威尼斯一方3600人战死，其中400名是指挥官，而土耳其的死者人数超过了两万，城墙沾满了浓稠的鲜血。守卫军用过的手榴弹，时至今日仍陈列于伊拉克利翁（干地亚现称）的博物馆。这些用黏土烧制成的弹丸直径在17厘米左右，里面塞满火药，

上面开了一个小口引出导火线，原理和炸药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干地亚再次挺住了狂轰滥炸。仗打到冬季，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自然地进入了休战期。

1668年春，攻防战再度开始。威尼斯港每个月都有满载着补给物资的船队开往干地亚，但召集士兵却不是威尼斯人的强项。法国贵族率领的500名援军的到来，对于好不容易才凑齐5000人的干地亚守军，仿佛久旱逢甘霖。可是这些高贵的骑士们期待的是华丽的战斗，对持久战完全没有兴趣。12月16日，骑士们在高扬的喇叭声中冲出城外，虽然表现得英勇顽强，可惜死伤惨重，犹如昙花一现。

1668年年底，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安东尼奥·格里马尼（Antonio Grimani）拜见教皇克雷芒九世（Clement IX），向教皇提交了一份当年威尼斯送往克里特岛物资清单，详细见下：

974000达克特现金

最新派往干地亚的士兵8700人，工兵2000人 加莱船划桨手1000人 火炮手222人

修理城墙、船舶、大炮等技工60人小麦及其他粮食16万司泰亚（司泰亚=80升）

大炮41门、枪支、火药2879000磅（libra，古罗马重量单位）

导火线73万根

铅弹9万颗

铁、木材、军装（包括内衣、鞋子等）

以上是1668年一年威尼斯为防守干地亚所消耗的军费，合计总金额为4392000达克特。据说教皇看到这个数目时，惊愕到说不出话来。当时威尼斯的年收入大约在300多万达克特，虽然欧洲各地的义勇兵源源不断，各国的国王、王妃、贵族等响应教皇的号召，也提供了不少援助，但威尼斯已经到了极限。

第二年秋天，法国、德国、马耳他的骑士，以及教廷派来的援军照例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战斗之后，离开了克里特，守卫干地亚的只剩下区区3000名威尼斯军人。面对这群势单力薄的士兵们不屈抵抗，城外的土耳其阵营中流言四起，称“那些不是人，是25年来死去的威尼斯人的幽灵在打仗”，以至于将官们忧心忡忡生怕影响士气。自春天起便没有停止的战斗的守城威尼斯官兵们，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看上去的确是更像一群鬼。

正因为这惨不忍睹的现状，促使干地亚守军总指挥、威尼斯海军总司令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做出来投降的决定。莫罗西尼25岁即克里特战役刚开始时便参加了战斗，之后的25年一直在克里特战场上度过。如今已经50岁的他，仍然独身，大概实在是没有时间结婚吧。

停泊在干地亚港的旗舰上，聚集了全体指挥官。海军总司令莫罗西尼向众人表明了决定，指出继续战斗对威尼斯造成的伤害会比给敌人的更多。这一番话让在场的将官们心中五味杂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莫罗西尼一样，把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奉献给了克里特战场。在听完每个人的意见之后，莫罗西尼派人去向土耳其军总司令传达了终战谈判的要求。

和谈交涉向来是由政府主导，但弗朗切斯科·奠罗西尼心意已决，一人承担下了全部的责任。军人直接进行停战谈判，还是威尼斯史上头一遭。待元老院接到报告时，莫罗西尼与土耳其已经就降服达成了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见下：

威尼斯共和国放弃克里特，但仍拥有克里特岛上斯达、史宾纳隆加和卡拉布扎三座要塞，以及三港口的免费使用权。

土耳其不向威尼斯索求战争赔款。

土耳其承认威尼斯所获得的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领土。

土耳其准许守军带走国旗、武器及其他所有东西，并保证全体人员安全撤退。

1669年9月26日，在撤退的莫罗西尼一行队伍中，还夹杂着很多不想做土耳其臣民而离开故乡的克里特岛难民。直至今日，伊拉克利翁的中央广场还看得见威尼斯式的喷水池，水池边上有一间供奉圣马可的教堂。圣马可是威尼斯的守护神，可见当年的威尼斯人将克里特当视为祖国的一部分。

在守军撤退的同时，威尼斯政府向北、西、南方向派出特使，给诸国的君主送去克里特陷落的消息。在这份以威尼斯元老院名义发出的公文中，威尼斯表示国力已至极限，无法再继续维持战争。以往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和约，每每被斥责为叛徒、唯利是图的商人，唯有这次，从教皇到各国君王，不仅没有责难威尼斯人的屈服，反而为他们高声喝彩。

经历了克里特攻防战之后的威尼斯，满目疮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悲惨状态，他们只获得了名誉，而这也是不再遭受妒忌、憎恶和责难的17世纪的威尼斯人，唯一的回报。

14年之后的1683年，因事先没有与政府商议便擅自开城投降而遭到抨击降至闲职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再次当选为威尼斯海军总司令。

同年，奥地利、波兰联军击退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军队之后，鼓动教皇转守为攻，加上与土耳其争夺黑海的俄国，组织反土耳其同盟，威尼斯也收到了特使送来的参加同盟的邀请。

威尼斯人决定加入同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这次保持中立，下—次土耳其人来犯时，不会有任何基督教国家会伸出援手。应俄国的要求，威尼斯派出了13名国有造船厂的工头，为俄罗斯打造舰队担任技术指导。

在西有奥地利一波兰联军，北有俄国、南有威尼斯同时攻击的形势之下，土耳其作为陆军国家，自然是将军队的主力放在北面和西面，南面临海的防守相对薄弱。于是，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舰队，利用敌人的这个弱点，收复了圣塔莫拉岛、纳瓦里诺等丧失多年的领土。在开战第二年的1685年，他们又成功地收复了莫东和科伦。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的这两个基地是威尼斯商船队途中必经的停靠港，16世纪初期被土耳其攻占。睽违两个世纪，威尼斯总算失而复得。同年被收复的地区还包括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紧接着，威尼斯海军在第二年又夺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有曾经的基地。

加入同盟军的其他国家也战绩斐然，将土耳其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波斯尼亚。威尼斯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乐观者，认为照这个势头，收复内格罗蓬特和克里特指日可待。

之后，莫罗西尼率领的威尼斯军队在海陆两面继续进攻，先后攻下了帕特雷斯、勒班陀和科林斯。

1687年8月11日，正在审议议案的共和国国会，听说带着捷报的船只已进入外港利多，破天荒地决定暂停会议，全体人员前往圣马可港口迎接胜利消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喜悦之情。元老院之后又做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为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制作铜像，周围以土耳其军旗装饰，放置在“十人委员会”的会议室。

莫罗西尼的军队势如破竹，攻陷了米斯特拉（Mistra），拿下斯巴达，征服了雅典。遗憾的是，在进攻雅典时威尼斯军队击毁了被土耳其军当作火药库使用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与那些优秀的祖先们相比，莫罗西尼的英勇气概毫不逊色，但缺少了些美学意识。17世纪的威尼斯人似乎还忘记了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壮大，是因为反英雄主义。

1688年3月，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在希腊战场，得知自己以全票当选为共和国元首的消息。两年后他回到祖国，尽了三年的元首职责之后，再次披甲上阵。一年后的1694年，他于纳夫普里翁附近的战场死去，享年75岁。

除了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恩里科·丹多洛之外，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是第一位同时担任共和国元首和海军总司令的人物。威尼斯政府授予这位英雄连恩里科·丹多洛都不曾享有的荣誉，在元首官邸被称为“投票之门”的大厅中，建了献给他的凯旋门。

同盟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于1699年终结。奥地利帝国因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欲将重心转回欧洲，不想和土耳其再纠缠下去。交战双方签署了被称为“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的停战协议，威尼斯几乎得到了莫罗西尼收复的所有失地。

必须承认，莫罗西尼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土耳其时运不济。18世纪以后的威尼斯，已经没有充分的人力以及经济资源，继续运用和发挥这份好运。当土耳其完成对奥地利的军事报复、与俄国的讲和，再度将触角伸向爱琴海时，威尼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1714年，硝烟再起。科林斯、阿尔戈斯、纳夫普里翁、莫东、科伦、圣塔莫拉，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甚者连克里特岛的两个基地斯达和史宾纳隆加也不得不拱手相让。在希腊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的威尼斯，最终靠死守科孚岛，总算保住了亚得里亚海被称为“威尼斯湾”之声誉。那场激烈的科孚岛保卫战，是威尼斯共和国打的最后一场最像样的战争。

盛者必衰之理

历史学家们往往会将国家的衰退归结于国民精神的衰退。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为何会精神衰退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当我们在阅读完各种有关古罗马兴衰的历史书籍之后，脑海里总是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句“骄奢者不长久，犹似春夜”

。而像我这样的人，更会生发疑问：为何会变得骄纵？事实真是如此吗？

盛者必衰，不只适用于平家，此乃历史之规律。

“远者，求考异国史例，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此等人皆因悖逆旧主先皇之政，穷奢极欲，又不听贤人良言规谏，不悟天下兵革将起之警兆，不恤民间愁苦，遂致骤亡旋灭。”

出现上述的问题，那么走向末路也是必然。不过于威尼斯，我实在不能赞同仅以精神上的不振或堕落来评断其衰败的观点。因为威尼斯人尊重先祖，乐而不淫，接纳善言，悟察警兆，体恤民情，但他们终究还是不能逆转盛极必衰之规律。威尼斯的衰败应该另有原因。

善于见机行事是威尼斯人的特质。根据周边的形势，充分有效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威尼斯能强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其走向没落的理由。

直到15世纪为止，威尼斯是一个海运国，以海上贸易为生。进入16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的势力扩张，以及新航线、新大陆的发现，地中海贸易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威尼斯的经济不能再继续贸易独大。

向来注重资本配置效率化的威尼斯人应因形势转向工业投资，从而促使以毛纺织为中心的威尼斯手工业，在16世纪达到了顶峰。

此句为《平家物语》开简诗中的一句。平家为日本中世纪一大武士家族，盛极一时，后被源氏所灭。一译者注

此段话出自《平家物语》第一卷。——译者注

当然，海上贸易在当时还是获利不薄的行业，所以威尼斯并没有从海运一股脑倒向工业，但经济结构转为多元化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到了17世纪，荷兰、英国日益活跃，新大陆以及亚洲不断的殖民化，导致地中海世界越来越被边缘化。靠海上贸易已经不能生存的威尼斯人摒弃了男孩子满14岁之后便作为商船的石弓手，进行实地学习的传统，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航海技能也因此不断退化。

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水手。尤其是荷兰人，在整个17世纪拥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水平。如果商船上的船员全是荷兰人的话，船主只需要支付最低的保险费，即货物总价的5%。但船员如果是威尼斯人，至少需要支付货价8%~10%的金额，保险公司才肯受理。在13至15世纪，威尼斯通过定期商船队的方式彻底分散了风险，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之高以至于无须保险制度。与那些年代相比，17世纪的威尼在海运和贸易上的竞争力明显下降，商人们对这两项事业的投资也越来越迟疑。

对于国人传统技能的退化，威尼斯政府倒也没有袖手旁观。为振兴和提高航海技术，威尼斯在1683年创立了国立商船学校。然而，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丧失了必要性的行业，国家再怎么鼓励支持，总归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最终只能以西欧最早的商船学校这一点自我满足一下。

另外，威尼斯政府也曾经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力图使海运和贸易起死回生。1602年，刚刚开始出入亚得里亚海的荷兰以及英国的商船，向威尼斯政府要求，希望以威尼斯作为他们商业活动的基地，但威尼斯政府却以商品必须在威尼斯进行交易和必须使用威尼斯国籍的船只运输为条件，拒之千里。结果，当时海上贸易最为活跃的荷兰、英国的商船在亚得里亚海流域的主要港口，转至独立国家拉古萨、教廷属地安科纳，以及奥地利帝国领地的的里雅斯特，而在第勒尼安海流域，热心于贸易振兴的托斯卡纳大公，将其辖下的里窝那作为自由港提供给荷、英两国的商船。威尼斯的关税收入因此在10年里减少了40%。这个事实再次证明，在经济活力减退时采取保护主义，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继海运业之后，从1620年左右开始，威尼斯的工业竞争力也呈现出下降的势头。1602年时年产量曾经达到3万匹的毛纺织业，到1631年只有8000匹。产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导致神圣罗马帝国丧失了1/3的人口，而德国人向来是威尼斯传统上最大的客户。

另一方面，在经历了1620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社会消费趋向大众化，手工精细但价格昂贵的威尼斯制品，不敌廉价的英国毛织品。即使在高级面料的领域，也被法国人迎头赶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女装的时尚中心从威尼斯转向巴黎。

当然，16世纪有惊人发展的威尼斯工业，也不是到了17世纪就统统变得一蹶不振。它的出版业依然首屈一指，玻璃以及丝绸工业，依然保持着最高级的制造品质。

不过，当竞争对手们利用来自殖民地的金、银原料铸造成金银货币，直接用货币与土耳其交易时，不产金、银的威尼斯，只能维持传统的商业模式，卖出自己的商品，再买进其他商品。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的形势下，原本就剩余不多的商机因此一次次与威尼斯人擦肩而过。一旦人们对竞争力低下的工业失去了投资的信心，哪怕是政府也无回天之力。

所幸，威尼斯人优秀的企业化能力经久不衰。在农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命脉之时，他们再次将此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通过完善灌溉系统，根据土质选择适合的农作物并不断进行改良等一系列的努力，威尼斯在内陆行省的农庄，变身为经营状态良好的企业。除了小麦、大米之外，威内托（Veneto）地区大面积地种植从新大陆引进的玉米，以玉米粉原材料的玉米糊成了民众的主食。粮食长期依靠进口的威尼斯不仅能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

1630年爆发的黑死病，使得威尼斯国内的人口从15万减少至10万，直至1700年代的中期，仍然只有14万左右，之后则呈现负增长。相反，内陆本土属地却从1600年代中期时的150万增长至200万。促使人口增长的原因，除了手工业逐渐转移到本土之外，主要是由于农业变成了威尼斯的经济支柱。唯有石头和海水的威尼斯岛内缺乏先天条件，农业只能放在内陆发展。

本土特雷维索、帕多瓦的近郊，有不少威尼斯贵族们的“villa”，将它们译作“别墅”其实有点儿词不达意。这些美丽的建筑，由大师帕拉第奥设计，屋内的壁画出自委罗内塞之手，显然主人没有将这里只当作休闲使用。距离大屋不远处是农庄雇工的住家，从那里可以听见主人客厅中传出的维瓦尔第（Vivaldi）的乐曲。庄园内还有家畜的小屋和化肥棚，宅邸的最上层往往是空荡荡一片，用来晾晒农作物。

威尼斯人以合理性的经济思维模式，不断地转换投资配置，国家经济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和富裕。然而威尼斯人这种随机应变的性格，也给他们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投资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投资方在精神层面的改变。威尼斯人的确是与以往不同了。但他们并不是变得骄奢，而是随着投资对象的不同，精神上发生了变化。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比所谓导致亡国的民族精神的堕落更为可怕。如果是骄奢淫逸，那么还是有办法做到防患于未然。可一旦民族的灵魂染上疾患，便无药可救，盛者，必然衰败。威尼斯共和国的衰败与投资标的转变，大有关系。

在以海为生的时代，威尼斯社会并不存在贫富差别固定化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有差距存在，也是有流动性。

“有限合资公司”和“海上融资”制度的有效运作，让那么资本不足，或者是完全没有资本的人，也有机会参与海运或经营贸易。贫家子弟可以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学习航海和商业技术。只要稍稍积攒点儿本钱，便可以购买商品带到停靠港销售，再用卖货的所得买进胡椒等商品，这类商品在威尼斯是不愁销路的。很多身无分文的人，就是靠这种方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有关这一点，在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已做了表述。主要的商船都属于国有，没有能力购买船只的个人也享有平等机会。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对“败者复活”提供了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然而，当经济重心转向工业，继而变为农业之后，没有资产的人便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无论是发展手工业还是农庄，留给无产者的唯一机会就是当一名雇员。“败者复活战”的消失，意味着富人将变得更富，而穷人脱贫的机会则越来越少。在海洋时代十分遭到排斥的垄断行为，正不断地侵蚀威尼斯社会。

垄断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竞争，社会的上下流动性变得迟缓，贫富差距因此固定，最终导致国家活力的下降。当这种状态形成之后，任何改革和福利政策都难起到良好的效果。尽管威尼斯当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由于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贫民的数量不减反增。本国14万的人口中，有两万人的生活需要靠社会救济。

这种动脉硬化般的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既不会务工也不会种田的贵族阶层。这些人属于管理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是共和国的大脑。然而威尼斯的政体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必须拥有经济能力才能从政。所以，除了元首等少数在正式场合需要维持体面的职务有报酬之外，大多数人都是无偿奉献。

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大多居住于圣巴尔纳巴（San Barnaba），因此被称为“Barnabotti”。这群人中包括不少从克里特岛撤退来的贵族。遗憾的是，17、18世纪的威尼斯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统治阶级内部的贫富差别固定化，会带来政治的僵化和腐败。穷贵族靠卖选票应付窘迫，富贵族靠买选票集中权力。而那些通过金钱获得权力的人，首先做的就是收回成本。在这一点上，威尼斯和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区别。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造成了领导层人员数量的绝对减少。17、18世纪的威尼斯，因黑死病和战争而失去的男性数量，无法在短期内得到充分的补充。在过去，一个家庭有10个孩子并不稀奇，哪怕没有足够的财产分给每个孩子，只能留给长子一人，需要自谋生路的孩子们，还是能够找到各种机会。然而，经济重心转向农业之后，谋生的机会不如从前那么多，出生率自然随之降低。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不生孩子的夫妻，更有甚者根本不打算结婚。人们对于未来甚少期待，更关注于眼前的所有，难免会变得消极和保守。普通人即使在衰退期，多少还是能保持苦中作乐的庶民力量，可怕的是统治阶级的活力不再。

兼任海军总司令和元首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正是威尼斯在17世纪以后精神构造转移的一个体现。尤其这并非出于他个人的愿望，因此更具有象征的意义。

在威尼斯共和国漫长的历史上，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并非没有先例。由于陆军靠的是雇佣军，所以国家最高的军队长官是被称为“Capitano Generale da Mar”的海军总司令。在这个头衔尚未出现的年代，就有元首亲自带兵，冲锋陷阵的例子。比如说10世纪时征服亚得里亚海、取得制海权奥赛罗二世，以及13世纪初率领威尼斯军队参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此建立起东地中海流域威尼斯基地网的恩里科·丹多洛。然而，正如当时没有“海军总司令”的官衔一样，这些都是在共和国在形成期才有的现象。

当威尼斯独特的政体稳定之后，元首与海军总司令不可一人兼任的这条不成文规定沿用了500年。因为威尼斯人相信，要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尽量地分散权力和权威。不过，元首中曾经担任过海军总司令的倒是不在少数。海军司令的职责除了指挥打仗之外，还包括确保补给线、与基地所在国保持良好关系等非军事性任务，唯全能型人才，才能胜任。因此，在出任过驻外大使和海军总司令之后当选为元首，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成为元首之后，就不能率军打仗了。

虽然长年累月的战争带来大量牺牲，但威尼斯应该还是有足够的人才去分担权力及权威。哪怕是战功显赫的英雄，也未必一定能成为元首，事实上更多人因为奔赴战场反而错失了当选的机会。

威尼斯人反个人英雄主义的态度向来是旗帜鲜明的。他们始终禁止公开展示缴获的战利品、敌人的各类军旗，刻意淡化率军打仗的武将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以防共和制精神遭到破坏。在当时的欧洲，唯一没有在重要的广场建立英雄铜像的只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然而，到了17世纪末期，威尼斯不仅允许元首兼任海军总司令，甚至为其塑像歌功颂德。铜像边上装饰着缴获的土耳其军旗，下面的台座上，还特地用拉丁语铭刻“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伯罗奔尼撒人健在。元老院敬上”一行字，唯恐天下人不知。或许这只是仿效古罗马共和时代元老院向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赠予“Africanvs”（非洲者征服）称号的一种褒奖形式，但在威尼斯超过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获此殊荣，而且当时莫罗西尼还在人世。在他死后，更是为他建立了一座凯旋门。在这一连串动作中，唯一还显现威尼斯人原本特性的，就是铜像和凯旋门均放置于元首官邸内，并不有建在圣马可广场，或者威尼斯共和国玄关的船码头。

17世纪末期的威尼斯人，始终不能忘记克里特岛防守战的那段心酸记忆。之后莫罗西尼率军横扫仇敌土耳其的战绩，的确让众人一泄心头之愤，以纪念碑的方式记住胜利的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不过以前的威尼斯人也没有享受过绝对优势，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拿着简单的会话帖，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努力寻找商机，与那些完全不尊重外交官身份或旅行证件的异族打交道，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遇上战争，更是死伤无数，造多少纪念碑都不够用。对于非贵族出身的牺牲者，威尼斯共和国会向其遗属发放“遗属年金”作为补偿。而那些掌握国家权力，被尊称为Nobile的贵族们，牺牲则是他们的义务之一。

尽管没有纪念碑，也没有牺牲的补偿，然而威尼斯依然可以像布尔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道德力量可远及遥远的海外公民”。

在威尼斯为贵族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塑像、建凯旋门的百年之后，也就是共和国终结的10年前，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围绕着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高贵。它们是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创造下诞生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这座宏伟的纪念牌，不是为某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丰牌。”

反英雄主义的国家，在颂扬英雄时将走向没落。因为英雄主义只是那些不甘心做出无偿奉献的人们的一种自我陶醉。

17世纪初期，威尼斯学者帕鲁塔提出了政治的目的不在于权力，而是追求和平的主张。然而，与愿望相悖，威尼斯人为了保护硕果仅存的利益，几乎打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仗。

当威尼斯人失去地中海最后的堡垒，丧失西欧经济的主导权，甚者连反个人英雄主义气概都不复存在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品尝和平果实的境界。18世纪的威尼斯，宛如一位前半生深受男人宠爱，过了盛开的花季迎来岁月静好的女子，从容、优雅，只留华美不取奢靡。

我打算将这个时代命名为“维瓦尔第的世纪”。

第十三章 维瓦尔第的世纪

早在十字军东征前的11世纪，威尼斯已经是西欧屈指可数的观光国家。在十字军东征，以及之后的伊斯兰势力扩张时期，以威尼斯为起点的朝圣旅行，一直到16世纪中叶，始终兴旺不衰（伊斯兰大获全胜后有过短暂的停止）。在第九章“朝圣之旅”中对此已做了详细的叙述。

不过，那个让我边写边乐的“朝圣之旅”时代，与接下来要讲述的18世纪的威尼斯观光产业，有两个截然不同之处。

第一，朝圣旅行团中虽然不乏王侯贵族、大财主，但主流是一般民众。相较于单纯的游览，以朝圣为目的观光活动，更容易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将旅游事业作为国家方针的威尼斯，在为游客服务上用足了功夫。比如说，在游客出没的主要场所，两人一组的翻译兼导游的服务小组（每个人都会说两种不同的外语）定时巡逻，为那些语言不通、无亲无故的朝圣客提供帮助。

第二，中世纪的威尼斯，并不是观光的目的地，它只是前往巴勒斯坦的起点和终点站。当然，视朝圣为营利产业的威尼斯人，不会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他们开放圣遗物，并且通过教皇向参拜者给予特别的赦免；兜售朝圣船上、途中以及到达圣地后必备的生活用品，想方设法地让朝圣客们把钱留在威尼斯。尽管威尼斯人不遗余力，但在当时没有谁会为了游览威尼斯专程从英国、德国、法国等地远道而来。

然而，到了18世纪全盛时期，情况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宗教改革，大多数西欧人失去了为寻求赦罪不惜千辛万苦地去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朝圣的热情。但少了朝圣的纯旅行，对于当时的普罗大众，无论在经济或精神上仍然难以承受。

因此，18世纪威尼斯观光事业的服务对象，换成了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良好，并且具有知识教养的精英阶层。这些推崇理性思考的知识分子，对于顶着圣地巡礼名义的旅行，向来有些抗拒，如今少了宗教色彩的观光活动，精神上变得更为自由，何况威尼斯本来就是一个即使没有赦罪特典，仍然值得一游的地方。于是，威尼斯变成了旅游的目的地。

如果换个角度看，这种旅行也算是另类的圣地巡礼，歌德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他为代表的18世纪社会精英人士，常常会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各地旅行。歌德是一人旅，也有三两好友结伴而行，甚至有人带着随从游历四方。

纯粹以文明文化“朝圣”为目的旅游，毕竟人数有限。所幸，当时英、法、德等强国的社会精英们，似乎相信必须经历过意大利旅行，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绅士，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这大概也属于一种另类的“赦免”：

总而言之，18世纪时造访威尼斯的主要游客，是各方面条件都相对优越的人士，因此威尼斯也相应地改变了待客的手法。在17世纪之前，对那些抵达威尼斯后一筹莫展的朝圣客，两人一组的巡逻员会主动上前，用其家乡的语言询问是否需要帮助。这种令客人又惊又喜的导游方式已经成了过去。如今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虽然不是人人都会说意大利语（像歌德那样会说威尼斯方言的属于特例），但他们总有对应的办法，不至于手足无措地迷失在街头。威尼斯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对他们只需要展现威尼斯原本的特色。

威尼斯对于这些游历意大利全境的游客而言，只是旅途中的一站，但他们对于威尼斯的历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是见证共和国时代的威尼斯的最后一批外国人。比歌德晚了30年的司汤达，见到的是已经是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威尼斯。

那么，这些在威尼斯人还当家做主的时代来访的外国人，他们眼中的威尼斯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在没有公路连接内陆与威尼斯岛，更没有铁路的共和国时代，来自欧洲北部或西部的游客，唯一可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船。无论是翻过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南下首站抵达维罗纳的德国人，还是穿过法国南部经热那亚进入意大利的法国、英国人，到了帕多瓦之后，都得改走水路前往目的地。当时的帕多瓦和维罗纳都还属于威尼斯共和国。

在参观完欧洲第二古老的帕多瓦大学之后，游客们乘坐“博其罗”（Burchiello）沿着连接帕多瓦与威尼斯的布兰塔河顺流而下。“博其罗”并不是观光船，它有点儿像公交巴士，所以乘客也是形形色色，既有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也有经常需要出门的神父、修道士，甚至还有娼妓。船分上下两种舱位，精英阶层的游客们自然是选择房间宽敞明亮、视野良好的上等仓。房间的墙上挂着威尼斯制的厚实的丝绸挂毯，地板上铺着地毯，上面摆放着有丝绸坐垫的椅子和桌子。为了那些带着侍从的客人，船舱内另外还设有小小的仆人房。

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中，慢节奏的河川旅行未尝不是乐事。船上备有好酒好菜，让这些在故乡习惯享受的旅客也无可挑剔。他们还没见到威尼斯，似乎已经在威尼斯贵族的家中做客。

从房间两侧的大窗户眺望船外，景色美不胜收。威尼斯贵族们的别墅集中于布兰塔河的两岸，这些出自帕拉第奥等设计师之手的建筑，正门都朝向河面，绿色的庭院围绕着白色的大理石房屋，壮观且优美。一排排华美的屋宇，令游客们目不暇接。

作为国有的“公交巴士”，“博其罗”在别墅群附近设有“车站”，因为别墅的主人们也喜欢利用“博其罗”来往于帕多瓦与威尼斯之间。如果有游客想利用停船的间隙，上岸参观一下大宅，完全不必担心主人家会拒之千里，反而是由于想看的宅邸太多无从选择，往往只能作罢。不过，有一件东西似乎是这些精英阶层的游客们非看不可的，那就是在很多人的游记中盛赞的保罗·委罗内塞的壁画。

随便提一下，如今仍然可以乘坐“博其罗”，它已经完全成了观光用船，航运期在5~9月。船舱内外的设计让人很难联想到18世纪时的优雅模样，服务更不值一提。不过从贴着河面航行的船上眺望两岸美丽的别墅群，还是能体会到200年前游客们的赞叹。屋主们大概在建造前就计算过视角，准备好让河上的人们仰头惊叹吧。

出了布兰塔河的河口富西纳（Fusina）便是潟湖，也就是大海了。在河川中航行遇逆风，可以用马匹在河两岸拉船，进入大海后只能靠船帆助力。看似一片汪洋大海的潟湖水面下，流淌着来自河川的水流，推动船驶向威尼斯。之所以沿着潟湖中血管般密布的运河航行，是因为只有这片水域的深度能够行船。大多数不了解情况的旅客们看见船升起船帆便兴奋无比，仿佛已经出了亚得里亚海。

不过，在潟湖上突然看到威尼斯城的那一瞬间，即便是那些知晓自然科学的人们也会情不自禁。歌德说：

“没错，命运簿上属于我的那一页就是这样写的1786年9月28日，傍晚，德国时间5点，离开布兰塔河进入潟湖的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威尼斯。稍后我将站在那块土地上，尽情观赏这个美丽的岛屿，这个海狸共和国。”

海狸小巧玲珑却很勤奋，不愧是歌德，妙语如珠。

“博其罗”满载着心潮澎湃的旅人们，沿着潟湖的水流前行，然后犹如小溪汇入大海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朱代卡运河。这条连接威尼斯城与朱代卡岛的宽阔运河，和其他运河一样都是天然水道，如今仍然可通行数万吨级的船只。进入朱代卡运河后，“博其罗”即刻向左，朝圣马可码头方向驶去，船的正前方出现了元色官邸的玫瑰色墙壁，这里就是海狸共和国的正面大门，左则便是张着嘴巴的大运河河口。

无论是中世纪的朝圣客、18世纪的精英人士，抑或现代的旅行团，踏上威尼斯土地后，首先会前往投宿地。在土地有限的威尼斯，除了少数富豪之外，一般人家都不会有多佘的房间，再加上贵族家很难让客人寄宿（其原因将在下文中表述），因此，哪怕在当地有熟人，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入住酒店。

早在1355年，威尼斯便出台了旅馆法，还建立了旅馆公会，接待外国人相当得心应手。住宿设施种类齐全，既有王侯贵族下榻的高级酒店和商人们利用的商务旅馆，也有提供给朝圣客的几乎免费的住处。18世纪造访威尼斯的那些富裕的游客们，大多数会选择“白色狮子馆”“法国之盾馆”“英国女王馆”“马耳他十字馆”“雄鸡馆”“人鱼馆”等最高等级的酒店，歌德就是住在“英国女王馆”。

威尼斯高级酒店的分布，在1797年共和国灭亡后的20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司汤达在1815年造访威尼斯时虽然也住在“英国女王馆”，但那个时候大运河两岸的贵族宅邸已纷纷易主，以1822年达涅利酒店（Hotel Danieli）的出现为转折点，从此以后贵族宅邸改建的酒店，代替了那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老牌酒店。

被奥地利占领之后，威尼斯贵族在各方面都走向没落，既没有像海上贸易的全盛时期那样为方便卸货在运河边建造房屋的必要性，也失去了维持豪宅的能力，所以不得不脱手变卖宅邸。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威尼斯的高级饭店聚集在大运河沿岸，像达涅利、格瑞提（丁he Gritti Palace）、欧罗巴（Hotel Europa）等酒店，延续至今。

不过在贸易优先于观光的旧时代，高级酒店的景观的确差强人意。由于位于城中，视野统统被小运河对岸与酒店高度相同的的建筑物遮挡住。19世纪上半叶，高级酒店在大运河沿岸兴起，“英国女王馆”“白色狮子馆”等皆沦落为三流酒店。威尼斯经济轨迹的推移，可以从酒店的分布变化上窥见一斑。

说回18世纪。在那个时期来到威尼斯的游客们，最先被吸引的是踏出酒店，脚下便是运河，还有那像黑色水鸟般穿梭于河面上的贡多拉。

当时的贡多拉，和如今所见略有不同。虽然流线型的造型和漆成黑色的船身古今不变，但那时的船上还多了一个叫作“fehe”的小船舱。船首和船尾各有一名划船手，速度肯定比现在一个人划要快很多。18世纪也是贡多拉作为实用交通工具，而非旅游道具的最后一个世纪。

对于那些习惯了马车叽嘎声的人们，在水上乘坐贡多拉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某位法国的旅人在其游记中曾经感叹，坐过贡多拉之后，再坐马车不免生出几分犹豫。

运河是给游客们的另一个惊喜。傍晚抵达圣马可码头后，直接进入酒店的客人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无论之前是否对运河有所耳闻，每个人都会被眼前蛛网般密集的运河所震撼。有游客叙述说，身处威尼斯城中，不会觉得它的特别，巴黎、里昂都是沿河而建的城市。然而想到每一步都是踩在海上，顿时感觉大不同。

当时的威尼斯还是共和国时代。建国时树立起的“水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大的敌人”的传统思想犹存，填运河造地的行动尚未开始，威尼斯人仍然在为调节海水与河水的流量，时刻绷紧着神经。与如今相比，当时运河之水更流畅，也更澄净。

在运河如蛛网般密布，跨河的石桥设计成拱形以便船只通行的威尼斯，不论贫富贵贱，所有人出行都是利用贡多拉，或者步行。贡多拉清一色漆上黑色，没有身份之别，这让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游客们印象深刻。还有那些唯恐开会迟到遭罚款的议员们急匆匆穿过圣马可广场，奔向元首官邸的景象，在当地实属平常，但看在北方的欧洲游客眼里，却是十分的新奇。这些点点滴滴，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这些知识精英们对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兴趣。

威尼斯唯一允许外国人参观的政治活动就是国会选举。千名以上的议员井然有序地进行复杂且次数繁多的投票，看得参观者们目瞪口呆。不过，这些看客们大多也是来自统治阶层，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表面看似民主的选举，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控。

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贵族数量锐减，内部的贫富差距固定化，买票卖票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威尼斯共和制曾经充分地发挥了功效，正因为有一大批能力和财力兼备的人组成统治阶层，然而到了18世纪，这种政治体制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

尽管形势今不如昔，但只要不反对国家体制，威尼斯人享有的自由程度，还是足够令同时代的外国旅行者刮目相看。一些来自启蒙主义盛行的国家的游客们，面对威尼斯出版业的自由兴旺，在自叹不如的同时大肆采购，可又担心书籍寄回故乡会为自己招来麻烦，不得不暗度陈仓，将书籍寄往随从的老家。

在威尼斯，言论同样是自由的。任何想表达意见的人，都可以去圣马可广场，站在石阶上畅所欲言。旁听者大约是本地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情形与现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有点儿相似。

对于威尼斯的信仰自由，某位法国旅行者曾经写下这一段记录：

“在威尼斯也有宗教审判，然其利爪已被剪断，形同虚设。宗教法庭的神职法官们，凡事都必须征得政府派来的另外三位法官的同意。倘若提议稍稍过激，只要政府派来的法官中有一个人起身离开，提案便遭彻底否定。

“神职者在威尼斯无法发挥其所长。任何威尼斯市民，一旦从事神职，便丧失了所有担任公职的权利，可谓是贤明的政治。这种做法也有利于神职者，因为那些喜爱宁静生活的人，只要选择了神职，就不会再受尘世间的干扰，不像其他国家，得遁入修道院才能拒绝公职。”

然而，令外国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其他方面相当自由的威尼斯，竟然限制本地人尤其是参与政治的贵族们，与身份地位显赫的外国人密切来往。

像歌德那样连导游都不雇用，只身一人游走四方专注于旅途风情，压根没打算结交当地权贵的人自然是无所谓限制，但很多游客还是希望认识些与自己身份地位相近的当地贵族。所以，当他们听说没有机会时，不禁会叹息威尼斯贵族的封闭性。“可以在咖啡馆或街上交谈，但几乎不可能受邀去家中做客。”

威尼斯政府非常担心本国贵族中的一些不满分子与外国势力勾结，发起反体制运动。以前，西班牙大使和法国大使曾经有过类似的企图，虽然两次行动都在事前被镇压，没造成大碍，但从此之后政府的监管变得更为严格。危险的思想可以阅读，人与人的接触却不被允许。这个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的规矩，大概也是进入衰退期的国家特有的现象吧。

在威尼斯以贸易为主的时代，这种事情既无法禁止，本国的统治阶层也无意勾结外人反对体制。到了以农业为主的18世纪，生活得以自给自足，但与外国人交流的必要性却因此降低。

在威尼斯，大概没有比驻外使节更无聊的工作。虽然外交官的特权受到完全的尊重，不必担心精神或肉体上的伤害，却不能与当地的上层阶级交往。无奈之下，这些外国大使们只好轮流设宴，自娱自乐。所以，那些身份尊贵的游客们的到来，不仅受到他们自己国家大使的热烈欢迎，也让他国的使节们喜悦万分。

令外国游客们更诧异的是，威尼斯的男人不得亲近，女人倒是毫不设防。

在第七章“威尼斯的女人们”中，曾经介绍过16世纪的威尼斯已婚女性享受的自由和未婚女子受到的拘束，以及因家里为省下嫁妆钱等非宗教理由，被送进修道院的那些不幸的姑娘们的种种反叛。

然而，进入18世纪后，女性无论结婚与否，哪怕是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修女们，几乎都能够自由地享受人生。

已婚女子可以完全地享用第七章中提到的“提供服务的骑士”的制度，甚至有人在结婚时就将这条写进了契约中。未婚女子的自由度虽然无法与人妻相比，但可以戴上面具。乔装打扮后，谁知道她是已婚或未婚呢？

18世纪时的修女们，也不必像从前那样以隐晦的方式去争取自由。修女们可以在叫作“Parlatorio”的会客厅里尽情地与访客们交谈，没有人干涉，也没有时间限制（虽然中间还是隔着一条铁栅栏）。修道院还有当时最流行的饮料咖啡、热可可供应，条件堪比华丽的沙龙。

探访修道院的客人准许着光鲜的衣裳，不想露脸的人，在狂欢节等节日期间可以戴着面具。而被访的修女们虽然用白色丝巾裹住长发，但身上的衣服只要是白色的，哪怕袒胸露背也没有问题。来自北方的旅客们见此情景，不禁惊呼：“宛如我们国家上演的古代剧中的女主角。”

18世纪的修女服的款式相对简单，再加上又是白色，让男人们无法不对那清纯的装束下若隐若现的身体，心往神驰。

约修女在修道院以外的地方见面，其实也不算难事。在假面节期间，只要乔装打扮一下便能蒙混过关。据说威尼斯最古老的三家修道院还争相为教廷派驻的大使提供情妇呢。

要说最让这些精英游客们痴迷的，还厉威尼斯的女演员和女歌手。自17世纪下半叶起，戏剧和歌剧开始在威尼斯盛行，18世纪时，威尼斯已经成了西欧的戏剧中心，名角们自然也是深得人心。读过森鸥外

翻译的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大概都记得书中有关观众痴迷女高音安侬齐雅达的描述吧。市面上销售着大量类似今日明星照片的演员画像，游客们常常会买下带回家乡。
这里介绍一段趣事。1786年2月26日，大约是歌德造访威尼斯半年之前，位于圣马可广场的咖啡馆“弗洛”（Caffe Florian）的主人瓦伦提诺·弗洛里安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撤除刚刚颁布的禁止女性出入咖啡馆的法令。他的理由是店里没了女客，连男性客人也不愿光顾。结果，政府坦率地接受了意见，反省不该妨碍店家的正常营业，很快便废除了法令。不仅是咖啡馆，威尼斯女性甚者还能自由地出入赌场。

由于普通女性享有众多的自由，类似于日本艺妓的职业娼妇“政妓”的存在性因此变得越来越稀薄。16世纪初时“政妓”的人数超过了一万，到了18世纪，不仅人数锐减，而且素质也明显下降。16世纪造访威尼斯的达官贵人，包括蒙田（Montaigne）在内，都会专程去向这些名闻遐迩的女子致敬，但在18世纪的游人笔记中，却找不到相关内容。他们并非完全不涉足那种地方，只不过更多的是单纯的肉体交往。这些女子再怎么姿态优雅，终究是娼妇。

出身和教养兼备的贵族女性，出身和教养不输前者却让人有种遥不可及的修女，还有那些能歌善舞的演员，同时活跃于社会，“政妓”们的风头自然是不比从前。

森鸥外：日本大正至明治时期的文学家、翻译家。——译者注

在18世纪不断增长的自由女性们，待客方式也非常有趣。她们不会准备山珍海味，将屋子点得灯火通明，以博取北方客人的赞叹。访客通常会经过若干昏暗的房间，来到客厅坐下与女主人清谈一番。尽管对话的内容十分充实，但其间享用的食物只有西瓜和咖啡。以豪华著称的威尼斯贵族女性，生活竟然如此简朴，这是客人们始料未及的。

与全盛时代相比，威尼斯当今的经济的确式微。然而，客人经过的那些未点灯的屋子里，随意摆放着的一个雕像，都能在伦敦市中心换一间房子；女主人抽屉里藏着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大抵不会输给法国女王。作为同性，我认为她们那种云淡风轻的待客方式是真正体现了女性的自信。

话说回来，游客们并不是把焦点全放在这类事上。虽说旅行是有教养的绅士不可欠缺的行为之一，但著名的观光地总归还是要去的。游客在威尼斯停留的时间，少则8天，长则一个月。相较于如今的大众旅行时代，当时游客们游览的地方更多，内容也更实。虽然在那个时代，没有将珍品、古迹统统收集在一起的博物馆或美术馆，观赏起来比较麻烦，但他们应该比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东西。

和如今一样，当时圣马可等教堂都向游客开放。如果想观赏各个教堂所收藏的宝物，即使没有本国大使的介绍信，但凡和教堂的神父通融一下，基本上都不会遭拒绝。参观是免费的，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捐些善款。

无论是圣马可教堂圆柱上的马赛克画，还是那座摆放在教堂正门前四座青铜马像，都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虽然有人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东西混居一堂、缺乏统一感颇有微词，但1204年作为战利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那4座青铜马像，让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拿破仑似乎也有同感，这位法国将军在征服威尼斯之后，向法国送回的第一件战利品就是这4座马像。

元首官邸也可以自由参观，只要不是正在开会的房间便无须特别的许可。为了防止这些来自上流社会的游客们迷路而走到不该去的地方，官邸专门有人负责导游。这些精英游客总体人数不多，政府雇几个导游应该不会花费太多。

在共和国尚存的时代来到威尼斯的这些旅行者们，虽然无法见识开会时的场面，不过能够近距离地看见出入元首官邸的威尼斯的政治家们，也算是一种补偿。

那些身穿黑色长袍，或者是以颜色区分职务的红色、紫色长袍的海狸的后裔们，带着法国流行的银色假发，但几百年来戴在威尼斯男人头上的黑色贝雷型帽子，既不能丢，也不能滑稽地顶在假发上，所以很多人只好拿在手上。参观元首官邸无须费用，只要付给导游一点儿小费即可。

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也是游客的必到之处。那时不像现在装有电梯，众人必须沿着螺旋式楼梯，一步步爬到楼顶。当时的钟楼里还保留着几个世纪前用来囚禁外国重要囚犯的房间，游客们要经过那里才能到达顶楼。

从钟楼的顶端眺望浮在海面上的威尼斯街道，景色应该与今日相差无几。威尼斯的街道自16世纪完成建设后，时至今日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只有航行于海上的船只。游客们可以见到停泊在钟楼正下方的圣马可码头和对面斯基亚沃尼河岸的加莱船和帆船，也许还能够望见从码头起航前往利多外海或者是朱代卡运河上，大小帆船张满风帆一路向前的勃勃英姿。甚至有人可能会和像歌德一样，因为幸运地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威尼斯舰队而感动不已。

那些在5月造访威尼斯的游客们，可以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很幸运地见到“威尼斯教”最大的祭典仪式——海婚节。

当然，这些有文化知识的游客们，都很清楚威尼斯早已不是海洋国家。以现实的眼光来看，这种以婚礼的方式向世人宣告大海属于威尼斯的祭典，实在是有点儿不合时宜。不过在18世纪，至少还是能够体会到形式上的乐趣。

共和国元首从潟湖乘船前往利多，将象征婚姻的戒指投入海中。他的御用船叫“布奇托罗”（Budntom），每隔10年便重新打造一只。红色与金色相间的御用船，迎着春天灿烂的阳光，航行在蔚蓝的大海之上，这个场面足以让来自北方的旅人们心旷神怡。

18世纪末，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下令将“布奇托罗”毁之一炬。如今我们只能从存放于海军博物馆的模型和卡纳莱托（Canaletto）的绘画中去想象它曾经的辉煌和美丽。在共和国灭亡后造访威尼斯的司汤达、拜伦、乔治·桑等文豪们，应该和我们有着同样的遗憾吧。那些在共和国余命尚存的年代来到威尼斯的人们，即使没有遇上“海婚节”，还是可以在国有造船厂的船坞里，见识到这艘壮观的元首御用船。

说到18世纪以后的游客们最大的遗憾，非国有造船厂莫属。被称为“Arsende”的造船厂，如今既不是船厂也不是军火库，因为设有意大利海军办事处，所以没有开放全域。18世纪的游客们比我们幸运。船厂的规模虽然不能与海上强国的时期相比，但仍然在造船，也存放着武器。对于这座史上著名的“Arsende”，各国精英游客们谁都不会错过参观的机会。

法国勃艮第（Bourgogne）地方的名士夏尔·德·布洛斯（Charles de Brosse）在1739年来到威尼斯时，造船厂正在建造18艘大型帆船，47年后歌德在参观造船厂时，也看到了制造工程，还登上了载有88门大炮的帆船。对威尼斯共和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经历羡慕不已吧。歌德的观后感也很有意思：“这里，早过了全盛时期，却保留着最美妙的部分，宛如一个古老的家族。”

共和国灭亡后，改头换面的还有圣马可广场。尽管它的变化程度不及造船厂，但歌德和比他晚来30年的司汤达，两人看见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景象。圣马可教堂的东、北、南三面没有什么改动，但广场西侧一带的建筑物是共和国时代结束之后建成的。原本位于圣马可教堂正对面供奉圣吉米尼亚诺的教堂，已经荡然无存，原址上盖起的宫殿形的建筑，是拿破仑的行宫。

虽然18世纪时，美术馆尚未出现，但游客们并不缺乏欣赏艺术品的机会。公开展示的地方除了元首官邸、各教堂之外，各行业公会的大会堂里到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甚至个人的收藏品也可以参观欣赏。去人家一般不需要特别的介绍信，大多的主人都会表示欢迎。也许是因为来访的旅行者人数不多且身份高贵，所以主人家并不介意这些陌生人进入家中。随便提一句，威尼斯城中不设军队但良好的治安情况也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上文提到的法国名士布洛斯曾经写过一本威尼斯艺术品的目录，其中的数量和质量，远远高于当今。翻看这本目录，会发现有不少东西如今被收藏在卢浮宫或是伦敦国家美术馆。它们有的是在拿破仑占领威尼斯后，作为战利品带回了法国，有的则是被那些经济窘迫的贵族们卖给了英国人。当时的英国，其强势的地位犹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利坚合众国。如今威尼斯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设施完善，但后人能欣赏到的艺术品完全不能和18世纪的前人相比。

在共和体制健全的时代，艺术品禁止流往国外，哪怕收藏者有变卖的需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奎里尼家族曾经打算将一件传家宝卖到国外，那是一座古罗马时代制作的马库斯·阿格里帕的全身雕像。“十人委员会”闻讯后，派人去奎里尼家，对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何事的主人家说：“十人委员会祝愿马库斯·阿格里帕一路平安，也祝奎里尼大人您旅途顺利。”

奎里尼不得不拆下雕像的包装，就此作罢。他不能为卖掉一件古董而被驱逐国门。

威尼斯政府在防止古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流失的问题上相当敏感，对当代艺术品的态度倒是非常宽松。不重视当代艺术，也许是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的通病吧。正因为如此，其他国家收藏的18世纪的威尼斯绘画作品的数量，要远高于威尼斯。

随着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三位巨匠的出现，威尼斯画派在16世纪迎来了黄金时代。尽管之后盛世不在，但威尼斯画派在18世纪时，仍然引人瞩目、人才辈出。乔瓦尼·巴蒂斯塔·蒂耶坡洛（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绰号“卡纳莱托”的安东尼奥·卡纳列（Antonio Canale）、彼得罗·隆吉（Pietro Longhi）、弗朗西斯科·瓜尔迪（Francesco Guardi）这些画家的作品，绝对值得任何一流的美术馆为他们专辟一室。

除了蒂耶坡洛的作品以古代为主题，卡纳莱托、隆吉、瓜尔迪这三位画家的焦点都锁在威尼斯。如果说提香、委罗内塞、丁托列托着重表现的是16世纪威尼斯的精神力量，那么，18世纪的这三位画家只专注于威尼斯的景色风光。这和威尼斯从强国变成观光地多少是有点儿关系的吧。

卡纳莱托的作品是因英国人的追捧而闻名的。作为当时的经济大国，很多英国人为了成就绅士教养来到威尼斯。在没有照片和明信片的年代，那些富裕的游客们大多会买下准确描绘威尼斯街景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作为旅行纪念带回故乡。

由于这些身份地位高贵的游客们在威尼斯通常会和本国的大使见面交流。发觉国人这个喜好的英国大使史密斯便开始做起了卡纳莱托的经纪人。就这样，大量卡纳莱托的画作，经史密斯之手流向了英国。

史密斯的买价似乎很低。原本有人问津就很开心的卡纳莱托，随着作品销路越来越好，逐渐心生不满，打算跳过史密斯，自己直接卖画。1739年造访威尼斯的法国人布洛斯在其文章中曾经提及，由于需求过大，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卡纳莱托的作品。作品价码的不断上升，给了卡纳莱托自信。1750年，他带着数张画作，渡过多佛海峡前往英国。

卡纳莱托的英国之行大获成功。在旅居英国10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以伦敦、牛津为主题的风景画。如今，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可以欣赏到他的部分作品，不过英国王室和贵族收藏了更多的画作。如果要举办一个卡纳莱托全部作品展览会的话，英国肯定是首选之地。

瓜尔迪比卡纳莱托年轻15岁，同样出生于威尼斯，也同样是一位擅长描绘威尼斯风情的画家。不知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如卡纳莱托受外国人欢迎，还是比卡纳莱托更受本国人的喜爱，瓜尔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威尼斯。如果将他们两人的作品并列挂在起居室，即使是外行也能看出画风的不同。如果将卡纳莱托的画比作是光，瓜尔迪的画便是影。卡纳莱托笔下是安静的，而瓜尔迪则是流动的，更接近浪漫派。

在我对威尼斯历史尚不熟悉的时期，比较偏好瓜尔迪的作品，他的画有一种诱人进入未知世界的魅力。然而，在我即将完成威尼斯历史，看着它走过一生的当下，却喜欢上了有明信片之嫌的卡纳莱托的绘画。也许是因为此时的我，已是满心的感怀，对那些引人人胜的东西，多少是有点儿不能承受了。

另一位画家隆吉，一生都在画着同胞的日常生活。他的作品透着温暖，时而也带点儿嘲讽，但在感情上还是相当克制，尽量以平静笔调描绘着威尼斯的风俗。隆吉生前并没有引起多少外国人的关注，因此，留在本国的作品多于上述两位画家。不过在共和国灭亡之后，其作品也散落到世界各地的美术馆。

如今的我们能目睹那些幸运保存下来的遗迹，便感到十分之满足。但18世纪的游客们要求的可不止这些，因为那时的威尼斯还是鲜活的，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呈现，比如说音乐和戏剧。

音乐和戏剧融合一体的歌剧，据说在1600年前后诞生于佛罗伦萨和曼托瓦。大约在10年之后，歌剧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Claudio Monteverdi）应威尼斯政府之邀来到当地。在他的指导下，威尼斯歌剧很快成了欧洲的前锋。

原本只属于宫廷余兴的歌剧，1637年首次在剧场公开上演，只要付钱买票，人人都可欣赏。这种公共剧场之所以最先出现于威尼斯，一来是因为共和国没有宫廷，二来是威尼斯人向来有全民自由参加祭典的传统。到17世纪末期，威尼斯共有17家剧院，其中至少有4家每季都有歌剧上演。仅14万人口的城市拥有如此众多的剧院，真是让人既惊讶又羡慕。顺便提一句，如今的威尼斯城只有一家剧院。

17世纪是威尼斯歌剧鼎盛时期。不过，相较于故事情节和音乐，那时的观众们似乎更爱不断变换的舞台布景。各种幻想、战斗、船难的场面以及诗一般的田园风景……许多威尼斯人因为喜欢看舞台从而爱上了歌剧。威尼斯的舞台设计在欧洲大名鼎鼎，不少设计师甚至受聘前往巴黎、罗马、维也纳等地。卡纳莱托的父亲就是一名舞台设计师。

维瓦尔第肖像

进入18世纪后，歌剧依然人气不减，单独的音乐演出也逐渐多了起来。威尼斯能够成为欧洲一流的音乐国家，是因为维瓦尔第。维瓦尔第的父亲是圣马可教堂的小提琴手，他本人也是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由于担任神职工作，又有一头红色的头发，所以被人称作“红发神父”（Pirete Rosso）。维瓦尔第一生中写了40余部歌剧，但他最大的才华是在器乐体裁，特别是协奏曲的创作。

维瓦尔第在当时就颇有名气，巴赫演奏过他创作的曲目。1716年，阿姆斯特丹还出版了他的乐曲集。他本人也曾经受邀去罗马、曼托瓦、佛罗伦萨等地演出。

此外，维瓦尔第还担任过类似音乐学校校长的职务。威尼斯自古以来有4家大医院，医院属下还有孤儿院。维瓦尔第的工作就是教导孤儿院的女孩们学习音乐。这个音乐学校从17世纪末期开始得到国家的援助，学生们无论是器乐或声乐都演技精湛，吸引了所有到访威尼斯的游客。

在演唱歌曲的女孩中后来诞生了数位明星，因为有贵族的后援，不少人都成了成功的歌手。这些在孤儿院长大的女孩们，通常只有去大户人家或修道院做佣人的黯淡未来，但如果有一些音乐上的才华，嫁入豪门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学生们都学得非常认真。作为老师的维瓦尔第想来也会为这群勤奋、优秀的女弟子们而感到骄傲吧。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就是被其父亲送来威尼斯，在这类音乐学校学习技艺的。

以维瓦尔第为代表，阿尔坎格罗·科莱里（Arcangelo Corelli）、阿尔比诺尼·托马索（Albinoni Tomaso）、贝内代托·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等作曲家的活跃，使得威尼斯乐派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威尼斯也成了西欧音乐的一大中心地。相信日后来到威尼斯的乔治·腓特烈·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必定在音乐上获取了甚多的经验。

在18世纪与音乐同时迎来全盛时期的，还有戏剧。它同样是面向公众售票。

剧场的内部设计，与今日欧洲的歌剧院基本相似，但一楼中间的座椅只提供给庶民女子，其他人都站着观看。威尼斯剧场没有特别的贵宾席，贵族的包厢也都是统一设计。当然位置越往上，票价就越便宜。开幕前的剧场，热闹非凡。小贩们殷勤地兜售着糖煮苹果、梨子等小吃，也有人把茴香水、咖啡、冰淇淋、橘子、甜甜圈、干栗、南瓜子等各种零食放在一个篮子里，提着它在剧场里跑来跑去。

大幕拉开后，小贩们不再吆喝，但场内仍是一片喧嚣。挤在舞台前排的贡多拉船夫们，但凡演员登场，必大声鼓掌叫好，澎湃的激情让包厢里的老爷太太们也乐不可支。这也成了威尼斯剧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大特色。

贡多拉的船夫们不是真爱戏剧。剧作家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对这些不得不在剧院外等候客人的苦力们心生怜悯，特地在舞台边划出一块区域，供他们免费观赏。阅人无数的船夫们，对剧情的反应敏锐且准确，据说带给哥尔多尼不少灵感。

除了画家卡莱纳托、作曲家维瓦尔第，喜剧作家卡洛·哥尔多尼也是一位为18世纪的威尼斯文化带来光辉的人物。哥尔多尼出生于威尼斯的医生家庭，成年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去大学学习法律。在写剧本不能维持生活的年代，法律工作为经济并不富裕的哥尔多尼挣得了生计。不过，他还是常常逃课跟着剧团四处巡演，看来是天生热爱戏剧。

在哥尔多尼出现之前，意大利盛行插科打诨的“即兴喜剧”（CommediaDell’Airte）。演员大多戴着假面，台词基本上是靠当场发挥。

哥尔多尼摒弃了即兴表演的旧习，要求演员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进行表演。由于长期的剧团经验，哥尔多尼熟知每个演员的才能和性格，因此演员很快就能记住他写的台词。没多久，剧团便正式委托哥尔多尼编写剧本。1749年，年过40的哥尔多尼与剧团签订了一年8部剧本的合同，剧本费是450达克特。按照合同中的金额，哥尔多尼的年薪大概能够与蒙特韦尔迪（Monteverdi）相媲美。不过，在18世纪，剧作费尚未独立计算，估计哥尔多尼最终无法拿到全额。

时至今日，哥尔多尼的作品仍然是米兰皮科洛剧场（Piccolo Teatro）的保留节目，日本也上演过多次，这里不再赘言。哥尔多尼的戏剧比现实更接近现实，即使人物戴着面具亦不失自然之性。歌德在威尼斯观赏过哥尔多尼的戏剧之后，不禁感叹：“我终于可以说，我看到了一出喜剧！”

在精彩好戏渐少的当今，唯有歌德的文字，能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18世纪威尼斯剧场之中，感受剧作家、演员、观众融为一体的那种幸福的氛围。他在《意大利游记》中那段对威尼斯剧院栩栩如生的描述可以说是对18世纪威尼斯戏剧以及哥尔多尼成功原因的最佳诠释。歌德是这样说的：

“在这里，人们又成为戏剧赖以生存的基础。观众参与演出，与舞台上的剧情水乳交融。白天，他们是买方和卖方，是乞丐、贡多拉船夫、接生婆，律师及其对手，在广场、小路，贡多拉上、大屋内，大声叫喊、发誓、悲鸣、推销叫卖、唱歌游戏、亵渎神灵，自有不同的生活。当夜幕降临，人们走进剧院，观看和聆听他们白天的生活。通过艺术再现的日常，显得温文尔雅，虚构的故事和面具使其脱离了现实。但戏中所呈现的风土人情，又再次拉近了观众与现实的距离。

“对于舞台上的一切，观众们像孩子般兴高采烈。他们不断地大叫，鼓掌喝彩、放声大笑，从清晨到夜晚，不，应该说从午夜到午夜。对他们而言，人生即是如此。”

有趣的是，不仅是喜剧，观众在观赏悲剧时同样反应激烈。当威尼斯悲剧作家的代表人物卡洛·戈齐（Carlo Gozzi）的作品在剧场上演时，中间出现暴君交给儿子一把剑，令其杀死站在边上的妻子的场景。台下的观众突然发出抗议，大叫着：“岂有此理！”由于抗议的声浪过大，戏被迫中断。观众们要求暴君收回利剑，这戏还怎么演下去！情绪激动的观众弄得台上的演员们手足无措。这时，扮演儿子的演员站出来对着台下说，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局，请各位暂作忍耐。

当时在场的歌德，一定是笑得乐不可支。他在文中写道：“从剧本的角度而言，那一段与整体内容相悖，既奇怪又愚蠢。所以，我愿意站在感觉敏锐的观众们一边。”

对喜剧或悲剧，感觉敏锐的不仅是站在剧场一角免费观看的贡多拉船夫和挤得水泄不通三楼的平民观众，那些优雅地坐在一、二楼包厢里的贵族、富豪们，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本能反应还是一样的。如果剧情无聊，众人便开始说话聊天，忍无可忍时，会拿起手中的扇子敲打扶手。贵为元老院议员，照样会不顾及周围的看客，大声长叹：“今晚的戏真是令人绝望！”，然后噼里啪啦地踢开椅子，拂袖离去。

面对这些挑剔的观众，威尼斯的剧作家和演员们，势必是战战兢棘。话说回来，观众们倒不是否定虚构，但虚构的情节必须有说服力，能让大家陶醉其中。在威尼斯时每晚都去观戏的歌德，几乎每每都会在剧场遇见法国驻威尼斯共和国最后一任大使的夫人玛利亚·奎里尼。这位超级戏迷的贵夫人，在1795年从巴黎寄给威尼斯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也经常去看戏。巴黎的观众和威尼斯的观众大不相同，演出中没有人会说话，从头至尾，每个人都很规矩、安静。”

奎里尼夫人的信，让我想起曾几何时听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说过的一段话：“在罗马和米兰，人们去看电影的心情是不同的。米兰人为了提升修养而进电影院，罗马人则为了寻求快乐。所以，两地人对剧情的反应相差甚远。”

除了上述的内容，威尼斯另外还有两项令18世纪的北方游客们兴趣盎然的特色活动——赌场和狂欢节（Cameva）。今日的游客也有机会体验这两项活动，不过规模已经很小，成了单纯的娱乐，不像那个时代，虽然内容有些负面，却韵味十足。

威尼斯人不是在18世纪才突然迷上赌博的。水手们会以赌博来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海上日子。16世纪时，有人写信给在商船上担任石弓手的儿子，告诫他不要参与船上的赌博。可见，威尼斯人和赌博的关系缘来已久。政府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曾经在元首官邸一楼的回廊上摆上闲坐的石椅，没想到有人曲解了这份好意，在此聚众赌博，让官家伤透了脑筋。不过，在威尼斯人有很多正事要忙的那个年代，赌博基本上还属于怡情的程度。

1638年，威尼斯开设了第一家合法的赌场。这家由贵族马可·丹多洛（Marco Dandolo）经营的赌场位于圣莫伊塞桥附近，通称“圣莫伊塞赌场”（Ridotto di San Moisd）。Ridotto的意思接近于“沙龙”，进入18世纪后，此类“沙龙”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威尼斯。和剧院一样，赌场的持有人大多是贵族。

进入赌场豪华的玄关，首先经过的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沙龙。在那里，有咖啡、热可可、奶酪、葡萄酒等饮料提供，不打算赌博的人可以就地坐下喝饮品，聊聊天，倘若脚步继续向前，里面便是一间间令人心跳加速的游戏房了。

每张赌桌上都坐着一位贵族主持赌局，力保全过程在优雅的气氛中进行。庶民也可以玩，不过他们另有专属区域。和剧院不同，赌场因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自然地分成不同的等级。威尼斯规定，贵族赌博时必须戴上假面。

与外间人声鼎沸的沙龙不同，房内非常安静，只听得见切牌的声音。在奇异的白色面具掩盖下，赌客们的喜怒哀乐，唯有从他们摸牌的手看出些端倪。大把大把的金钱在桌面上移动，一夜之间，有人输掉丁帕拉第奥设计的华美别墅，也有英国地主耗尽了一年的意大利旅费。

黎明来临，有些赌客会散步去里亚尔托的早市，释放一夜的疲劳。威尼斯警察的记录中没有跳河自杀的记载，也许当时的赌客们都有着坦然接受命运的格调吧。话说回来，当时在欧洲，威尼斯赌场的高额赌注是十分出名的。

说到狂欢节，感觉和威尼斯的剧场的气氛非常接近。也许是因为它们在同一时期进行，两者都是演出，只不过嘉年华的舞台更大，是整个威尼斯城。

基督教国家的嘉年华会通常都在新年过后的1月6日主显节（Epifania）的第二天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旬斋节（Lent）当日，长达两个月之久。当节日接近尾声，即从“肥美的星期四”到“月巴美的星期二”的一周左右，狂欢节进入了最高潮。

在18世纪的威尼斯，狂欢节从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便已经开始，持续至12月15日。戏剧节也同时开幕。不过，这个阶段的狂欢节活动只限于下午举行，其余时间的作息一如平常。除了清晨早市休业之外，店家依旧是上午8点开门，晚上9点打烊，政府机构正常上下班，咖啡馆营业至午夜12点。不过，从下午1点开始，人们可以乔装打扮，戴上面具。

从12月15日开始至圣诞，为了表示宗教上的敬意，乔装和剧场演出一律禁止。狂欢节活动在圣诞节结束后的第二天重新开始，直至四旬斋节。狂欢节再开之后，人们可以终日戴着面具，穿奇装异服，店家等照常开门做生意。大白天戴上面具，哪怕只是去街角买个面包，也绝不会被人耻笑。黑夜降临后，各个剧院竞相打出人气剧作家和演员的招牌，争夺观众，这是剧场最卖座的时节。

18世纪威尼斯的狂欢节，进入四旬斋节后还不算完，只是欢乐的气氛相对收敛一些。四旬斋节结束后便是复活节，复活节后的一个月则迎来耶稣升天节。虽然这是全体基督徒的一个节日，但对共和时代的威尼斯而言却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也是与大海结婚的“海婚节”。

在“海婚节”前后的15天里，圣马可广场变成了一个大展示会场。广场四周的回廊下临时搭建的摊位鳞次栉比，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身兼理发师和牙医两职的手艺人也在此设摊，替人修剪头发，拔掉坏牙齿。各家剧场自然是当仁不让地重新拉开了帷幕。直至1786年，圣马可广场的四周除了靠近圣马可教堂的一侧之外，另外三边尽是由新古典派的圆柱围成的回廊。热闹非凡的景象仿佛是剧场的舞台直接搬到了广场。人们挖空心思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别人的模样，在广场上漫步游逛。5月和10月，是海上威尼斯最美丽、最舒适的季节。

如果只想做一个纯粹的看客也绝对不会无聊，光是看看那些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人们，便足够有趣。除此之外，大运河上有加莱船比赛，甚至还专门设有女子赛程。狮子、犀牛、大象纷纷登场，连气球都上场助兴。威尼斯人在作秀这一领域同样做得彻头彻尾，毫不含糊。

一年中有6个月尽情享乐的威尼斯狂欢节，最大的特色还是乔装。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扮成任何模样，有人就把自己变成了土耳其、印度或阿拉伯人。不过，最受众人喜爱的，当属威尼斯喜剧中常常出现的丑角“阿莱基诺”（Arlecchino）、“潘特莱奥内”（Pantaleone）的装扮。当然，并不是人人都得弄得如此隆重，威尼斯人的乔装，其实很简单而且费用不高。

首先，要有一件长至脚踝、能裹住全身的黑色斗篷。这种棉质的黑色长袍威尼斯人一年四季都穿，所以谁家都不会缺。另一件不可或缺的道具就是白色假面。面具用几层白纸制成，用石音粘住后剪出形状，鼻子像鸟嘴一般突起，只露出眼晴的部分，遮住上半张脸。年轻的女孩子，偏爱戴仅遮住脸中央的黑色假面，然后再复上白色的丝绸盖住其余的部位。

披上黑色斗篷、戴上白色面具之后，再用叫作“包塔”（Bauta）的黑色丝绸面纱从头盖到下巴。“包塔”通常垂到肩膀，可以裹住上半身，头上则戴着拿破仑喜爱的双角横向左右两侧的二角帽。

这样，乔装就算完成了。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装扮，不少人会根据偏好再另配装饰。

威尼斯式的面具，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接近于理想的装束。它没有男女之别、阶级之分，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可以消除年龄上的差别。在允许乔装的时期，戴上面具的渔夫可以自由出入贵族的宅邸，良家妇女可以混在妓女中间拉客，平素道貌岸然的元老院议员可以公然地将手伸进比孙女年纪还小的女孩的胸口，名闻遐迩的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可以在贡多拉的船舱里，拉上窗帘与贵族夫人幽会……只要戴上面具，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无须担心招惹是非。一旦隐藏住自己的身份，人生顿时变得轻松、多样。

在超过千年的历史上，威尼斯共和国曾经几度创造了“神话”。上升期时对国家独立的执着，全盛期时巧妙的政治和外交，然后是18世纪在西欧人心目中树立起的极乐之都的印象，这些神话，几乎都接近真实。

在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以及当时北方游客们留下的文字中，18世纪威尼斯的快乐并没有那种因末日将至而爆发的自我毁灭般的放纵，不过是充满了轻薄的欢愉，而这种氛围在每一个时代多多少少都会出现。

如果说盛极必衰是不抗拒的历史规律的话，至少应该像威尼斯那般优雅地老去。犹如一个克服了种种病痛、试炼的老人，威尼斯以平静的姿态，迎接死亡。

第十四章 威尼斯之死

1786年造访威尼斯的歌德在其《意大利游记》有关10月7日的这一页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在圣朱斯蒂娜大教堂（Basilica di Santa Giustina）举行的弥撒。每年的今天，元首都会亲自出席这场庆祝（勒班陀海战）战胜土耳其人的弥撒。

教堂前的小广场边上，停泊着一艘艘元首及其贵族随从们乘坐的金色彩船。穿着特色服装的船夫们，手划着红色的船桨，神职者们和各行会的会员们手持点燃蜡烛的银质烛台，聚集在运河岸边，广场上挤满了民众。在众人等待中，船上放下铺着地毯的栈桥。首先下船的是穿紫色长袍的法官们，紧接着是同样长衣曳地的元老院议员队列，最后出现的是头戴无边金黄色帽子，身穿金缕长袍，外披白色水貂短披风的老元首，后面跟着三位帮他提着衣摆的随从。

壮观的场面，与门上插着土耳其军旗的教堂相得益彰，宛如一幅构图、色彩绝佳的古代织锦画。

这个仪式，在我这个北方逃亡者的眼里，是那么的生动、喜悦。

在我们国家，再庄严的仪式，人们也身着活动自如的短装，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大仪式，不过是持枪列队。如果场面弄成这般花团锦簇，一定会让人感到错愕。然而，这一切在威尼斯是那么的和谐，长衣属于和平且华美的庆典。

元首身材修长。也许有病在身，多少有些体弱之感。尽管身着重装，但动作稳健，不失尊贵。他看上去像众人的祖父，慈祥、和善。帽子下面的头巾遮盖着世上最美的银发，与那身华美的衣裳相映生辉。

元首身后跟随着50位身穿深红色长袍的贵族，几乎都是美男子，没有一个不协调之人。他们身材高大，头也大，很适合银色的假卷发，五官突出、肤色白皙，但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苍白。这些人看上去聪明自信、落落大方，而且全身散发出优雅、愉快的气息……”

可是，就在二年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大革命的前一年，奥克松（Auxonne）连队，新加入了一位未满20岁的士官，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6on Bonaparte）。

1791年3月，结束了5年驻法大使任期的安东尼奥·卡佩洛（Antonio Capello），为履行卸任大使的义务，向元老院做了归国报告。

卡佩洛指出，路易十四时代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是导致大革命爆发的起因。无论何种政体，当权者均不能掉以轻心。在分析革命后的法国现状以及预测今后发展时，卡佩洛认为，当下的法国，王权被剥夺，贵族遭敌视，所以不再是君主制或贵族制，但也并非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民主制。他断言，法国目前虽然有国民议会，但是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

目前的法国被一群相信破坏是走向社会建设唯一途径的人们，以及充满仇恨和嫉妒心的狂热分子所操控，除了国库的赤字，一切都在被消去之中。这种找不到出口的状态下，埋藏着向外宣泄的危险。卡佩洛对在场的元老院议员说道：

“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正积极地通过缔结友好关系或结盟来防卫国家的安全。虽然有违我们的本意，但威尼斯共和国不能再继续保持绝对中立的基本外交政策。在这种状态下，我想问问诸位，此刻是不是应该重新认真地思考？在冷静分析我国目前所处的环境之后，重新思考孤立主义是否真的是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良策？”

卡佩洛非常明确地告诉议员们，互派大使并不等于安全，对法国充满敌意的英国，也在法国派驻大使。然而，大多数的议员都选择相信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法国的革命势力不会长久。

按兵不动、静观其变，是最省心的事情。结盟需要军力。但重新武装军队，经济、精神上都有压力。18世纪末期的威尼斯海军，虽然规模变小，但逐渐向近代化发展，陆军则由于100年没有战争，形同解散。这百年来，威尼斯始终奉行的是非武装、不结盟政策。卡佩洛的警示，显然是没有起到作用，共和国政府再次决定维持基本国策。而同一时间，在北方由英国主导的反法联盟逐渐形成。

1791年6月，法国路易十六国王携王妃、皇太子逃离皇宫，却在第二天被人发现又被送回巴黎。卡佩洛的后任阿尔维泽·皮萨尼（Alvise Pisani）大使接连不断地向政府发出了法国形势急变的报告。

然而，10月刚上任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却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路易十六的亲笔信。国王在信中表示期望一如既往地保证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威尼斯政府对此欣然接受，并承认了国王所派遣的大使的身份。

11月，一份希望威尼斯加入犯法同盟的机密文件通过威尼斯驻都灵（Torino）的大使传回国内。由于与法国一山（阿尔卑斯山）之隔的皮埃蒙特（Piemonte）的局势日趋紧张，为保卫这个意大利最前线地区，萨伏依王室、罗马教廷、那不勒斯国王、西班牙国王以及奥地利皇帝结成了犯法同盟。然而，威尼斯拒绝加入，再次重申了绝对中立立场。

1792年4月，路易十六根据国民议会的要求，正式向奥地利宣战，国际对立公开化，开战后，法国节节败退。

8月，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遭民众袭击。国王一家在国民议会的保护下幸免于难。一路搜寻国王的群众企图冲进威尼斯大使官邸。皮萨尼大使告诉众人：“王不在此，悉听尊便。”强硬的态度呵退了暴徒，官邸免遭洗劫。

事件发生9天之后，普鲁士军队突破法国国境，法国国内的混乱再度加剧，马拉（Marat）、丹东（Danton）、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人取得了领导权。然而进入9月后，法国在战场上转败为胜，得知消息的威尼斯共和国再次重申中立立场，使得驻巴黎的大使皮萨尼的处境变得颇为尴尬。各国大使已纷纷撤离巴黎回国，深感危险的皮萨尼在英国大使撤回伦敦后，也决定暂时移至伦敦避难。为了表示威尼斯没有撤回大使，大使官邸内佣人、家具一切不动，另外还留下了数位情报官员，佯称大使去了乡间休养。从那之后，有关法国方面的情报只好从伦敦、法国两地传往威尼斯。

同一个时期，在威尼斯国内，元老院议员弗朗切斯科·佩萨罗提出，为保证国家在混乱的时代得以生存，威尼斯至少应当重新武装军力。但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

11月，一年前开始筹划的以对抗法国为目的的意大利联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再次向威尼斯发出了加盟的邀约。当威尼斯知道那不勒斯国王的背后是法国长年宿敌的英国之后，他们生怕刺激法国，拒绝加盟，并再次向各国宣告了威尼斯非武装、中立的唯一立场。

时间来到了1793年1月。在前一年已遭逮捕和审判的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威尼斯的情报官员向政府做了全程报告，内容正确、冷静、详细，极具威尼斯情报的特色，比狄更斯的小说更为精彩。不过，当这份报告在元老院被诵读时，议员们无不显露出本能的厌恶，但政府最终没有对此做出正式的表态。3月，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提出更换大使官邸门上的旧徽纹，威尼斯政府倒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换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标志。

4月，因路易十六遭砍头而愈发同仇敌忾的欧洲各国，从四面八方向法国发起了进攻。4.5万奥地利-萨伏依联军从阿尔卑斯山一侧，西班牙的5万大军从比利牛斯山脉一侧，西北方面是英国和荷兰的7万联军，东北战线则是奥地利-普鲁士的10万联军。恐怖政治气氛笼罩下的法国，雪上加霜地面临四面楚歌的状态，革命的势力如同风中残烛，岌岌可危。然而，威尼斯政府依然不改中立的立场。佩萨罗再次强调军备的重要性，虽然这一次附和他的人有所增多，但最终没能动摇元老院的决定。

5月，从法国逃至皮埃蒙特却仍感危险的普罗旺斯伯爵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了前往威尼斯所厉的维罗纳避难的请求。时年39岁的普罗旺斯伯爵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殁后，其侄路易十七在狱中被保王党奉为国王，他自任路易十七的摄政。威尼斯政府同意伯爵以个人身份进入维罗纳，并向各国解释称纯粹基于人道立场。这位普罗旺斯伯爵就是日后逼迫拿破仑退位，重新复辟王朝的路易十八。

不到一个月，法国国民公会向威尼斯提出严重的抗议。威尼斯坚称出于人道才准许伯爵个人入境，不理法国的抗议。

不料，两年后的1795年6月，路易十七的死亡被确认，流亡在维罗纳的普罗旺斯伯爵竟然自行宣布登基。虽然登基仪式只是在他借住的宫殿的一角，草草地走了一个过场，出了宫殿仍然被称为伯爵，但还是给威尼斯带来了麻烦。不过，政府除了禁止当地的贵族进宫祝贺之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措施。

对于自称王位继承人的人物，正与法国交战的欧洲诸国是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的。英国派大臣麦卡特尼（McCartney）前往维罗纳，奥地利也火速将驻皮埃蒙特的大使，调往新国王身边。法国在获悉各国正图谋复辟王朝后，国民公会以及掌握实权的督政府（Directoire executif）不断地向威尼斯发去了抗议信。如果按照法国的要求，威尼斯交出“叛国者”普罗旺斯伯爵，势必会得罪英国、奥地利，但继续任由伯爵留在境内，又会招来已经逼近意大利边境的法国军队。就这样模棱两可地拖延了近一年的时间，元老院终于在1796年4月投票决议。

根据投票的结果，赞成普罗旺斯伯爵离开维罗纳的156票，反对47票。于是，政府派使节前往维罗纳，向伯爵说明威尼斯的苦衷，要求他离开威尼斯领地。

伯爵及其一行在当月的21日离开了维罗纳。由于伦敦和维也纳方面在那时尚未向伯爵提供明确的收留地，他们只能先去因斯布鲁克暂住。从此，路易十八开始了辗转各地的流亡生活，18年之后才得以进入伦敦。

不过，从结果上来说，普罗旺斯伯爵正是因为离开了威尼斯属地才保存了性命。就在他离开维罗纳的一个月前，位于尼斯（Nice）的法国军部，任命年仅26岁的拿破仑为意大利战线的总司令。法国军队因这位出身于科西嘉岛的年轻将军而彻底改头换面。

18世纪末，除文化之外，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皆沦为三流国家的威尼斯共和国唯有情报收集能力依然保持着全盛时期的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预测到拿破仑·波拿巴日后的出人头地。军官学校时期的拿破仑成绩并不优秀，而且出生于不久前还属于意大利的科西嘉岛。一直要到1795年10月以后，巴黎人才知晓了这位有着拗口名字的年轻军官。拿破仑有机会担负总司令之大任，可以说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当时督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保罗·巴拉斯（Paul Barras）打算和情妇约瑟芬（Josdphine）分手，但又觉得始乱终弃有损男人的风度。也许是为了补偿已年过30的情妇，巴拉斯决定替她安排好归宿，于是找上了拿破仑。

不愧为倜傥的法国人，巴拉斯让前女友带过去的嫁妆，是法军负责意大利战线的司令官一职。那个时候，不要说是心不甘情不愿出嫁的约瑟芬，就连巴拉斯本人也没看出拿破仑的真正价值，否则也不会如此提拔这位日后令自己失势的科西嘉男人。年轻的拿破仑对年长自己6岁的约瑟芬迷恋不已，但同时也是位野心勃勃的男人。总司令的地位给了他一个登场展示本事的绝佳机会。

拿破仑接掌的意大利战线的法国军队，无论在装备还是士气上都不如对手奥地利-萨伏依联军，但他没有片刻的犹豫。

1796年4月10日，上任才20天的拿破仑便与奥地利帝国军，在已成为法国领土的热那亚西部，展开了首次交锋。历经5天的战斗，最终法军取得胜利。法军乘胜追击向东败退的奥军，一直打到都灵附近。因战败而乱了阵脚的萨伏依公国，于4月27日单独与拿破仑缔结和约，法国轻轻松松地便获得了都灵。

士气高涨的法军，继续向东挺进。5月10日，在米兰附近再次与奥地利对战，结果又成了蠃家，5月14日占领米兰。

与米兰公国边境相连的威尼斯行省，之前便涌入了大批米兰的难民，此刻更是因为战争将至而动荡不安。奥地利军队不断地向国内撤退，如果法军紧追不舍，势必会侵入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

尽管拿破仑被孤立于米兰领地内，但他却要求威尼斯政府开放威尼斯所属的克雷马（Crema）让法军通过。另一方的奥地利军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根据威尼斯与奥地利签订的条约，威尼斯必须答应奥军的要求。

陷入困境的威尼斯政府，唯一做出的对策，就是选出在非常时期才任命的本土总司令，派其前往内陆。然而，当选的司令官福斯卡里尼虽然肩负保卫本土行省安全的大任，手中却既没战略也无战力。

在福斯卡里尼到达法军参谋本部之前，拿破仑已先抢先一步找上了威尼斯。于是，克雷马地区年轻的代理长官焦万·巴蒂斯塔·孔塔里尼（Giovan Battista Contarini）便成了第一位与拿破仑接触的威尼斯共和国的代表。而就在数日前，孔塔里尼刚和奥地利军队的司令官就奥军通过克雷马达成了协议。

焦万·巴蒂斯塔·孔塔里尼来自威尼斯名门孔塔里尼家族。这个家族自1043年以来，800年间出了8位共和国元首。这位贵公子在和拿破仑见面之前便预感到，和此人打交道，不会像与贵族出身的奥地利军司令那样能达成君子协定。他写给元老院的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告诉自己必须破釜沉舟。”

负责国境周边地区的孔塔里尼，当然不会知道那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法国将军在意大利战开打之前对下属官兵说了什么。拿破仑是这样说的：

“士兵们！诸位眼前一望无际的土地，就是富饶的意大利。你们能征服它吗？能打赢吗？明天的胜利，将补偿诸位今日的付出！”

拿破仑一向擅长笼络军心，士兵们也不负司令官的期望，愈战愈勇，如今已逼近威尼斯领地。奉拿破仑之命，先去谈判的副官对孔塔里尼说：“如国不肯答应法军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只好靠自己去争取。”

接见威尼斯地方官的拿破仑，从头至尾都显出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对此，孔塔里尼在报告中写道，不知拿破仑是天生沉默寡言，还是存心露出不悦之色，抑或是过于疲劳。

面对沉闷不语的拿破仑，孔塔里尼若无其事地说：“将军看上去非常疲倦。”

“是的，我累极了。”拿破仑答。

接下来的两人对话，不是交谈，而是变成询问。拿破仑不改神色，抛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不给对方思考的时间。

“奥地利军队东行走的是哪条路线？是不是进入了克雷马？”

孔塔里尼回答说除了几位来访的军官，其余人都严守军规，有秩序地从城墙外走过。

对于孔塔里尼含含糊糊的回答，拿破仑没有深究，改口问，如果派传令兵从此地到下一地，两城之间多长距离，需要多久时间。孔塔里尼依然闪烁其词，尽量不给出准确的答案。

不知拿破仑是否看破了对方的意图，紧接着开口索要威尼斯共和国的内陆地图。孔塔里尼呈上克雷马周边的地图，佯称手中只有这份。

拿破仑话锋一转，问两年来一直包庇普罗旺斯伯爵的威尼斯，为何在法国军队反败为胜的当口，将伯爵驱逐出境。孔塔里尼答，威尼斯共和国是最早承认大革命后法国新政府的国家。拿破仑指出威尼斯除了普罗旺斯伯爵，还准许旧政权的其他人物人境避难，孔塔里尼对此回答说：

“我共和国是尊重自由的国度。但凡以个人身份，在不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之下，任何国家的流亡人士皆予以接受。此乃我国的传统。”

拿破仑继续咄咄逼人地质问孔塔里尼，为何与法国结成友好关系的威尼斯要让法国的敌人奥地利军队通过克雷马。孔塔里尼解释称威尼斯保持中立的立场，与奥地利之间以前便有着双方军队互通对方领地的协定。就在这时，懒洋洋地歪坐在椅子上的一名副官，突然跳起来大声叫着，威尼斯必须在奥、法间二者选一，禁止奥军通过威尼斯领地。孔塔里尼转身朝向说话的人，心平气和地说：“作为威尼斯的市民，我唯有听从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的命令。”

答完话再次转向正前方的孔塔里尼，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对，他猜想拿破仑会暴跳如雷。不料，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位身材瘦小、披着一头齐肩乌黑长发的年轻将军，只是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会谈结束后，拿破仑将孔塔里尼送出门外，表现得彬彬有礼。孔塔里尼心里清楚，这位将军是在强压怒火，装腔作势。

虽然会谈全程都用意大利语，孔塔里尼仍然感到筋疲力尽。会说法语的孔塔里尼事前便提出用法语交流，但拿破仑还是选择了意大利语。他本人当然是毫无问题，但其手下的法国副官们的意大利语，并没有达到可以应付正式会谈的程度。拿破仑的用意让孔塔里尼心中感到隐隐的不安。

不过，这位克雷马地方官也没时间去深究，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不管协议有无，都得让法军通行的现实。所谓通行，并非是单纯地走过路过，军队的宿营地、粮草的调度，都得由同意放行的一方提供。依照规定，所需费用由通行的军队支付，不过孔塔里尼认为，法军大概不会像奥军一般遵守规定。若果真如此，那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威尼斯内陆本土，被不断向蒂罗尔（Tkol）撤退的奥地利军队和穷追不舍的法国军队搞得鸡飞狗跳。心急火燎的各地方官员频频向元老院和本土总司令福斯卡里尼发出请示，可是无论元老院或福斯卡里尼，只告诉他们向两军表达中立的立场，尽量缓和事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势高涨的法军愈发地横行霸道，而节节败退的奥军也渐渐地丧失了保持绅士风度的耐心，他们竟然占领了所属威尼斯的要塞佩斯基耶拉（Peschiera）。都灵、米兰已被法国军队所占领，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大公国与法国结成友好关系，而威尼斯又始终不变的保持着中立，不利的形势逼得奥地利孤注一掷。

面对奥军和法军在自己土地上的恣意妄为，威尼斯方面除了口头抗议，无所作为。最后，将奥地利人赶出了佩斯基耶要塞的，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法国人。为攻下意大利境内奥地利帝国硕果仅存的要塞曼托瓦，法国军队必须先拿下其北侧的佩斯基耶拉要塞，断绝对方的援军输送线。

战场上短兵相接的奥地利和法国两军，谁也不再把坚称非武装非同盟的威尼斯放在眼里。与此同时，逐渐重整军心的奥地利军队，为防止曼托瓦陷落，开始南下。福斯卡里尼见到拿破仑，正是在这个事态紧急的时刻。

5月29日，福斯卡里尼终于在布雷西亚的法军作战指挥部见到了拿破仑。这位根本不管威尼斯地方官是否批准，俨然以占领军的姿态，将指挥部设在当地的法国将军，倒是非常客气地迎接福斯卡里尼的到来。福斯卡里尼以威尼斯共和国本土总司令的身份，向拿破仑递上一份费用清单，上面记载着法军从克雷马到布雷西亚通过时给当地带来的损害以及粮草和住宿设施等费用。

拿破仑接过了清单。可还没读到一半，便怒气冲天地将它扔在桌上。

“对这一张破纸，我根本没必要回答！克雷马到布雷西亚距离甚短，拿这点儿微不足道的损害来说事，用心何在！这不过是威尼斯仇恨法国的表现。包庇普罗旺斯伯爵，把佩斯基耶拉交给奥军，种种行径都证明了威尼斯对法军的敌视。此仇必报！我会烧了维罗纳，捣毁威尼斯！”

吓得心惊胆战的福斯卡里尼，只好灰溜溜地退去。

以当时威尼斯的实力，不敢无视拿破仑的怒气。福斯卡里尼追赶着行动迅速的法军脚步，于6月1日在已经移至佩斯基耶拉的法军指挥部，与拿破仑第二次见面。

正在用餐的拿破仑，一改先前的态度，热情地邀请福斯卡里尼共餐。饭后两人移步别室，正式开始会谈。福斯卡里尼首先向拿破仑表示了威尼斯共和国无意改变与法国友好关系的立场。拿破仑回答说：

“每当有事发生，威尼斯便声称与法国关系良好。然贵国总是口是心非。若真有诚意，就应该赶走境内的奥地利军队，向他们宣战。

“普罗旺斯伯爵一事也令人失望。两年来，法国督政府不断提出抗议，你们置若罔闻，直到我们大军逼近才将他驱逐出境。我已向巴黎建议向威尼斯宣战，现在等候回音。事态严重至此，他们竟然还拿那点儿小小的损失来说三道四，真是可笑至极！”

拿破仑的这一番话刺伤了福斯卡里尼的自尊心。福斯卡里尼家族的名望虽不及孔塔里尼家族，但也是在34年前的1762年出过元首的豪门。然而，他强调的非武装、中立，只有在对方尊重法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福斯卡里尼再怎么以法律做盾牌，对拿破仑毫无效果。这位本土总司令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有向元老院做个详细的报告。但元老院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既定路线的勇气。

除了法国，奥地利也开始发难。他们指责威尼斯的非同盟政策，是威尼斯人利己主义的表现。一旦上层态度改变，让原本就因战况不利而陷入苦境的下层士兵们更有了蛮横的底气。饱受奥地利军队祸害的威尼斯本土居民将不满全部朝向既没心也没力保护人民的政府。仿佛是嘲笑元老院的无能，拿破仑派手下部队包围了威尼斯共和国行省的首都维罗纳。法国军官们将大炮口对准城墙，提出了以下要求：

第一，打开城门让法国军入城。第二，允许法军在流经城墙一边的阿迪杰河（Adige）的桥上设营。第三，每天提供1.2万名法国士兵所需的葡萄酒、面包、肉以及战马的饲料。费用按照当地市价支付。

这不是对友好国家的请求，是对占领区下达的命令，完全不给宽容的期限。按他们之前的行径，所谓的支付费用，其实就是强行征收。稍后，法国人又提出找2000名农民帮忙设营。对法国人的种种要求，维罗纳只能照单全收，因为对方扬言倘若不从，便动用武力。正值6月收割期，光是召集农民已经够伤脑筋，不料法国人再追加一项，要求调度2000支长枪。

福斯卡里尼怀着沉重的心情再次去见拿破仑。这位法国将军倒是很罕见的一派好心情。他告诉福斯卡里尼，2000支长枪的意思其实就是借维罗纳现有的枪支用一阵子，不必多虑。午间的招待宴席上，拿破仑继续滔滔不绝。他声称威尼斯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悠久，只要奥地利军撤出威尼斯领地，法军也会离开。法国人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意大利，使其脱离奥地利帝国的统治，重新回到意大利人的手里。拿破仑的这一席话，让福斯卡里尼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随即向政府送去了一份相当乐观的报告。

不过，那些威尼斯的地方官员们，凭他们平素和法国人打交道的实际经验，根本不相信拿破仑兴头上说的那套。他们有种不好的预感，法国人会想方设法地讹诈威尼斯。

地方官们的预感，在拿破仑心情大好的两天之后得到了印证。他在给巴黎督政府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希望威尼斯共和国拿出500万或600万金币的话，我这里有最适合的办法可以达成。”

无论这位科西嘉岛出生的年轻将军心情是好是坏，面对内陆本土最重要的城镇维罗纳实际被占领的事实，威尼斯政府再也不能无动于衷。

6月6日，元老院总算向前迈出一步，通过了以自卫为目的的军备案。赞成119票，反对17票，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便要求重启军备的主张，用了17年的时间，终于成为大多数人的心声。政府火速调回负责希腊海域警卫的海军，决定征收特别税以重建陆军部队。

政府的紧急呼吁，唤醒了市民们的危机意识。在民众的积极配合之下，政府很快便征收到130万达克特的税金，随即向达尔马提亚、伊斯特拉等地区发出了募兵令。

可惜，这一切都做得太迟了。有了金钱和士兵，却找不到使用这些资源的将才。长达百年的和平，让威尼斯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运筹帷幄的人才。

此外，原来因失去必要而自然衰退的陆军，如今虽然决定重建，可是连重建的目的都无法确定。说是为了自卫，可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不只是潟湖岛周边，究竟以哪里为界限，各方面产生了意见分歧。

威尼斯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坚守潟湖岛屿，背水一战的经验。

一次是14世纪末期对抗热那亚，另一次是16世纪初期的康布笛同盟战争。两次危机威尼斯都成功地度过，可是那时的威尼斯以贸易为生，只要确保国家的独立性，损失的船只可以再造，失去的商机可以利用他人的资本重新开拓。然而，18世纪的威尼斯变成了以农业为主轴的国家。农业以土地为本，而海中之岛是没有土地的。

由于大多数元老院议员都在内陆本土拥有经济地盘，无论如何不肯割舍。自拿破仑出现之后，这些人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位于内陆的农庄不保。所以，他们的主张盖过了那些防御重心应该放在威尼斯本岛的声音。

防卫线及其重心尚未明确，紧急动员令倒是按部就班地开始实施。

首先，政府在威尼斯本岛各行政区，针对15到60岁的男子进行了人口调查，结果如下：

圣马可区——6443人

城堡区——10676人

卡纳雷吉欧区——9430人

多尔索杜罗区——7635人

圣保罗区——3194人

圣十字区——4863人

总计：42241人

从上述的对象中挑选出可以长期服役的男子，再加上从利多等外岛来的志愿者，实际兵力大约在一万左右。一万兵力以百人为单位分成各班，每个班由两名贵族和两名市民担任指挥，负责守卫各自的居住区附近。威尼斯所属的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水手们也陆续抵达威尼斯，这些被称为“斯基亚沃尼”的船夫们，与威尼斯共和国休戚与共的历史经久。

威尼斯为确保饮用水量，补足粮食库存，在从外海通往潟湖的三条重要水路利多、马拉莫科和吉奥贾部署下满载大炮的舰队。积极备战的景象，看似威尼斯又重新找回了当年众志成城、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可惜，独缺元老院下达明确的指示。

这些议员们围绕着“自卫”的定义，反反复复地讨论，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因此当内陆行省提出要像本岛一样投入备战时，政府只能让他们暂且不动等候命令。

另一边，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正一步步向前推进。他们通过对米兰到维罗纳一带的实质占领，成功地切断了曼托瓦与蒂罗尔之间的连线，将准备南下支援曼托瓦部队的奥地利援军，牢牢地钉死在加尔达湖的北面。同一个时期，与拿破仑交涉成为唯一任务的威尼斯本土司令官，也从福斯卡里尼改换为年纪更轻的主战派弗朗切斯科·巴塔利亚（Francesco Battaglia）。

新官上任便遭遇狂风暴雨。7月，刚抵达布雷西亚没几天的巴塔利亚，便收到了拿破仑满纸怒气的来信。

“中断军队补给，你们居心何在！改善街道的治安和医院的设施，是威尼斯共和国对我的保证。阁下的前任为此做出了努力，难不成这是他被更换的理由？

“请立即告诉我阁下的打算，告诉我阁下的立场。与威尼斯始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士兵，因无法在威尼斯领内得到充分治疗而死去，在街上惨遭不明杀手的杀害，对于这些事实，阁下做何感想？

“如果阁下不能维持威尼斯领地的治安，不能改善医院的管理，不能顺利调度军粮，我们将不得不以更有效的手段解决。

“希望阁下不负我的期待和好意。波拿巴”

医院的怠慢、军粮的拖欠，都是当地民众对压迫他们的法军做出的抗议。对此，巴塔利亚非常清楚，拿破仑大概也心里有数。街头不断有法国士兵无端被杀，也是居民们所为。

由于没有充足的资源，威尼斯共和国向来不靠武力统治内陆行省，他们的武器是“善政”。400年来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的行省人民，缺乏在军事强压之下的忍耐和顺从性。不过，巴塔利亚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元老院给他的唯一指令，就是一切尽量保持稳定。

他首先召来医院和调度军粮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改善现状。然后，给拿破仑写信，回答他的质问。军粮调度缓慢，主要是因为供给地区大多沦为战场或是因军队通过而变成荒地。医院的治疗能力目前已是极限。至于治安问题，则因为当地四面环山，杀人犯一旦逃进山中，便很难抓捕。写完信后，巴塔利亚令副官将它送给人在卡斯提奥内（Castiglione）的拿破仑。

拿破仑看完信后并没有大发雷霆，但明显是强压火气。他背对巴塔利亚派去的副官，眺望着窗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是军人。军人喜欢实话实说。富饶的布雷西亚，不可能没有钱。换作是我的话，立马能征收到200万。所以，巴塔利亚司令的回信，我不能接受。反法的行为一再持续，他是不是一点儿不在乎内陆的城镇会像热那亚一般化为灰烬呢？”

副官急忙做出辩解，但毫无效果。

“据说威尼斯国内重新开始武装军队。若真如此，就是以法国为敌。目前奥地利人正大举南下，贵国肯定是见机行事。

“我会击退奥地利。然后，让威尼斯人支付这场战争费用。因为是你们放奥地利军通行。”拿破仑的语气斩钉截铁：

副官鼓足勇气反驳：“威尼斯共和国从未允许过任何国家的军队在境内通行，奈何本国不具备阻挡奥军的军力。”

拿破仑第一次转过身，直视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副官，说道：

“请转告总司令，明天傍晚在维罗纳见面。我会提前到达那里。”

副官说不能立即答应。没有本国政府的许可，威尼斯的行政官不能任意走动。

“告诉他这是我的希望，是拿破仑的希望。”

巴塔利亚听完副官的报告，虽然打算向政府呈报此事，但鉴于时间紧迫、事态严重，最终他自行决定出发前往维罗纳。抵达目的地的巴塔利亚，被告知拿破仑在附近的佩斯基耶拉，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那里。

正在要塞外视察大炮阵地的拿破仑，听说巴塔利亚已到，便离开簇拥着他的人群，走到巴塔利亚的身边，两人就在阵地上边走边开始了会谈。那一天是7月23日。

拿破仑照例省去了一切寒暄，直奔主题。巴塔利亚也一早做好了洗耳恭听的准备，会谈成了拿破仑的独角戏。

“威尼斯国内目前进行的全面军备，绝对是针对法国。当初奥地利军在阿迪杰河布阵时，威尼斯没有任何行动。为军备征收新税和募捐，威尼斯人同仇敌忾，矛头一致对向法国。元老院开会时将法国人描述成面目狰狞的坏蛋，并向市民大肆地宣传。

“无端杀害法国士兵的事件不绝，军粮调度迟缓，此类对法军不逊的行为，在维罗纳和布雷西亚尤其严重，而且在阁下上任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面对拿破仑露骨的发难，巴塔利亚只能报以苦笑。

拿破仑老话重提：“任由奥军占领佩斯基耶拉，允许普罗旺斯伯爵躲在境内长达两年之久，威尼斯的这些所作所为完全是对法国的侮辱。伟大光荣的法兰西，绝不会容忍这种粗暴的行为。”巴塔利亚默默地听着，不做任何辩解。拿破仑继续说：

“如果我有心要占领贵国的内陆地区，相信你们应该清楚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就像在意大利其他地区，不仅法国军队能获得充足的物资，数量甚至可以多到送回巴黎。敌人的东西，都是战利品。”

拿破仑平静、客气的语调，反倒让巴塔利亚心惊肉跳。他只好再搬出那一套他本人也不相信有效，而且拿破仑也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说辞，进行辩解。没等他说完，拿破仑便打断说：

“请转告贵国政府，48小时内解除国内动员令，一切恢复原状。否则我将对威尼斯共和国宣战。督政府给我一张空白委任状，威尼斯的问题，全权交由我处理。”

巴塔利亚称这应该是威尼斯政府与法国大使之间交涉的问题。拿破仑驳斥，大炮炮口对准法国人，是不能容忍的侮辱行径，法国军队已忍无可忍。他向巴塔利亚强调，这种事情原本只需派手下送封信，但基于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尊重，才特地与代表威尼斯政府的阁下会晤商谈。

历经两小时的会谈，巴塔利亚唯一得到的收获，就是将48小时的期限延长至6天。

但接到巴塔利亚报告的元老院，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命令巴塔利亚转告拿破仑，威尼斯的军事武装仅用于自卫；二是按照拿破仑的要求，以政府的名义张贴布告，向市民宣传法国士兵是友军。

弗朗切斯科·巴塔利亚是主战派，对于除了让步还是让步的政府，打心底里有些瞧不起。但如今他身处谈判的第一线，比任何人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危机，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原本冷嘲热讽的语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惜任何手段，也要阻止拿破仑的决心。

好机会终于来了。约瑟芬将从巴黎来探望丈夫。这位波拿巴夫人无论生长环境还是在精神层面都属于旧体制，而且深受丈夫的宠爱。所以，当拿破仑提出要在布雷西亚迎接妻子时，巴塔利亚感觉是天赐良机。

巴塔利亚把布雷西亚城中最优美的威尼斯式宫殿作为约瑟芬下榻之处，宫内的角角落落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备下的餐饮，足以保证客人夜夜享受18世纪威尼斯奢华的宴席。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不少制作精美、价格高昂的礼物。

抵达布雷西亚的波拿巴夫人显然是相当满意。她欣喜万分地告诉前来问候的巴塔利亚，这里让她几乎忘记了一路上难以忍受的暑气。巴塔利亚没有忘记使命。他以大革命后的法国男人绝对没有的优雅姿态，不失时机地请求约瑟芬转告她丈夫对威尼斯高抬贵手。当晚，拿破仑也抵达布雷西亚。

约瑟芬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也没有此等天赋，不过她是一位善良的女性，想来应该会在拿破仑的枕边为威尼斯美言几句。拿破仑虽然深爱约瑟芬，但他绝不是被爱人左右的男人。他不远万里从巴黎唤来妻子，短暂相聚数日，便又动身前往帕多瓦战场。而大费周章、殷勤待客的巴塔利亚，从这位将军那儿得到的回报只有一句话：

“感谢阁下对妻子的热情招待。”

想来，巴塔利亚大概也希望像丈夫走后再度红杏出墙的约瑟芬那样，把拿破仑抛在脑后，找些其他乐子。所幸，为应付南下的奥地利军，拿破仑解除了对曼托瓦的包围，挥师向北，不再紧逼威尼斯放弃军备。这算是给巴塔利亚唯一的慰藉。

就在拿破仑北上之时，驻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派人给政府送来一份密信，称在土耳其的英国、奥地利、西班牙等诸国大使们应各自政府的要求，正积极筹划结成犯法同盟，并希望威尼斯加盟。同时，法国大使也提出了法、威两国结盟的建议。大使请求政府做出指示。

无巧不成书。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威尼斯政府收到了普鲁士发来的加入奥地利-普鲁士犯法同盟的邀请。如此重大且敏感的问题，自然需要谨慎以待。按程序应该在元老院审议，但考虑到议题的机密性和紧迫性，最后改由元首及其6名辅佐官、“六人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十人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长，即政府“核心小组”拍板决定。拿破仑的4万大军正虎视眈眈地盯在身后，在决策之前，绝不能让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觉察出任何蛛丝马迹。

“核心小组”最终的结论是拒绝所有的结盟邀请。曾经饱受他国非难的威尼斯的积极外交政策，如今完全失去了活力。

元老院在接获报告后，公开发表正式声明，称威尼斯将继续保持非武装、不结盟的中立路线。这也等于是向拿破仑证明了威尼斯的军备纯粹出于自卫，不再让他有找碴儿的机会。

当重新整编后的奥地利军队开始南下，另一边把布雷西亚、维罗纳威尼斯领地当作战壕的法国军队，派兵布阵准备迎战的当口，威尼斯共和国的决策者们置身事外地坐山观虎斗，当然他们的内心都希望奥地利赢得胜利。

从蒂罗尔南下的奥地利军队，兵分三路，从西向布雷西亚、维罗纳、阿迪杰河附近发起进攻，并对从西向东延伸的三处法军“战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拿破仑暂时解除了对曼托瓦的包围，亲赴前线指挥。

7月31日，两军首次交锋。激战两个多小时后，奥军撤退，所幸尚存实力。

8月3日，两军再次开打，战斗持续至夜晚，双方都有一万人以上战死。翌日，不肯罢休的两军开始了第三场战役，结果还是没决出高下。

8月5日，第四次战斗结束，法国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拿破仑的胜利不仅让威尼斯大失所望，也给意大利各国带来了不小的打击。雇用多位英国顾问的那不勒斯王国，应国王要求在港口增加了英国的船只；罗马教皇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反宗教的法国革命势力已兵临城下。一早与法国结下同盟的托斯卡纳大公此时的地位也从盟友降为属臣。

威尼斯内陆各行省的情况更是糟糕。趾高气扬的法国人犹如占领军一般，强行征收军粮，需要的屋舍随时占用，完全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市政厅的公用资金凭一张波拿巴将军的手谕，即可全数没收，士兵掠夺民财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威尼斯的当权者们失去了最后的一份平静。这些人几乎都在内陆拥有农庄，原本心理上的恐惧变成了肉体上直接的疼痛。尽管结盟的话题再次浮上台面，但在这种惊慌失措的状态下，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冷静地去倾听和思考。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法国与西班牙结盟的消息，让威尼斯陷入了更大的不安。而元老院对此做出的行动，竟然是通过驻法的威尼斯大使和驻威尼斯的法国大使，就拿破仑针对中立的威尼斯犯下的不法行为向巴黎的督政府提出抗议。对拿破仑的战果心满意足的督政府，自然是不会理睬的。

陷入动荡的威尼斯政府，甚至忽略了巴塔利亚在8月22日送来的机密情报。情报称由于担心英国的反法行动，以及土耳其反奥行动的进一步激化，奥地利与法国有意停止意大利战线。巴塔利亚在信中警告，如果威尼斯不设法促成两国的停战，处境将比现在更为险恶。

9月，奥地利、法国两军继续交战，总体上法军处于优势。威尼斯的内陆领土几乎全域沦为战场。无论是在法军或奥军占领的地区，粮草、军需品的调度，皆由军队直接下达命令，就算如此，拿破仑还是不断指责当地居民偏向奥地利。事实上，相较于强行推行革命路线的法国人，不喜欢激进行为的威尼斯共和国民众的确对奥地利人多一些好感。深知内情的巴塔利亚如今最担心的不是如何躲避拿破仑的非难，而是实质沦为法军占领区的各村镇的动向。当地针对威尼斯当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民众声称不能保护属下行省人民免于外敌欺凌的政府，没有资格做统治者。

11月，决定意大利战线命运的战役持续了三天。进入冬季后，气候条件变得恶劣，来自北方的奥地利军队打算利用体能上的优势一举歼敌。法国军队一度陷入苦战，在拿破仑的英明指挥下，最终还是扭转乾坤赢得了胜利。巴塔利亚派进法国军队的卧底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军指挥官卓越的才能。这几天发生的所有大小战斗都证明了波拿巴将军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同时也是位勇敢的士兵。”

在1796年即将结束的12月，法军的势力圈已经扩展到西起热那亚、东至威尼斯最东边属地的弗留利，短短9个月的时间，便控制了北意大利全域。威尼斯除了潟湖中的本岛之外，其余领土都在法国军队的统治下，如此迎来了1797年。

冬期休战的惯例，让本土司令官巴塔利亚总算喘上一口气。但刚进入3月，各地方官员们便不断传来有关当地局势不稳的报告。

从很早之前开始，威尼斯本国便存在着一股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势力。但只要贵族即统治阶层不介入，政府不会出面干涉。有一个名叫斯巴达的男人经营的咖啡馆就是这批人士的聚集点。然而，在4万法国大军包围下的内陆出现革命思潮，问题的严重性远远高过本岛。巴塔利亚要求政府向本土派遣警戒兵力，政府却以眼下不宜做出任何刺激法军的举动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束手无策的巴塔利亚，眼睁睁地看着令他惶惶不安的预感变成现实。

3月14日，贝加莫首先举起了反叛之旗，“自由万岁！”的声音在城中回荡。高叫着解放贝加莫的人们袭击了市政厅，醉心于革命思想的激进者们，不断向其他观望或不安的民众灌输法国人是解放军的想法。由于城内和城外两边事前已经谈妥，所以当法国军队整装列队完毕的一刻，城门骤然大开，迎接军队入城。市政厅高塔上，取代了威尼斯共和国旗帜的法国国旗在风中骄傲地飘扬。新成立的革命委员掌控了市政，那些隶属威尼斯的旧人马，不是被赶出城外，就是被关进了监狱。

贝加莫的骚动，很快波及至威尼斯所属的伦巴第地区。19日，布雷西亚发生暴动。巴塔利亚在被囚24小时之后，被带到城外一辆事先准备好的马车上，最终被驱逐出境。25日，萨罗（Salo）暴动。28日，克雷马反叛。距离威尼斯本岛相近的地区由于作为威尼斯行省的历史长久，除了维罗纳出现一些骚动之外，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均不改对威尼斯的忠诚心。

被赶出布雷西亚，不得不转至维罗纳的巴塔利亚，在仔细分析了那些叛乱城镇的情况之后，发现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开始时都由少数的大革命拥护者煽动，然后靠法国军队进驻维持秩序。以萨罗和克雷马为例，中间曾发生过赶走拥法派、宣誓重新归属威尼斯的逆转，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法军大炮之下。

巴塔利亚以法军干涉内政为由，向拿破仑发去了抗议信，却杳无音讯。他不肯罢休，再次向政府提出派遣大使级别的特使直接去见拿破仑的要求。

被委任为特使的佩萨罗和柯纳均来自享誉欧洲的名门，但拿破仑根本没有会面的意思。两位特使不得不跟随着这位精力充沛、穿梭于各战线上的将军的脚步，追了三天，总算在戈里齐亚（Gorizia）见到了拿破仑本尊。

对特使们指出的问题，拿破仑用一句“法国无意介入威尼斯共和国内政”便打发了过去。他友好地接待了特使，同时又提出苛刻的要求，称将奥军彻底赶出意大利需要6个月的时间，威尼斯要么提供战时每个月百万法郎的军费，要么和法国结盟。

元老院在听完火速回国的两位特使的报告之后，惊愕不已。有部分议员认为事情发展至此，索性与法国缔结同盟。对此，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因为和法国结盟，就意味着与英国、奥地利为敌。这不仅会给东地中海贸易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达尔马提亚、科孚岛等希腊岛屿极有可能落如海军力量强大的英国人手里。同时，也给奥地利攻占伊斯特拉地区有了绝好的借口。持续至深夜的会议最终得出结论：如果钱能解决问题，就用钱解决。

其实，威尼斯人很清楚，拿破仑这是趁机敲诈勒索，因为奥军实际上已经被赶出了意大利。拿破仑将原本向东的战线，改向朝着维也纳的东北方推进。意大利战线上的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为保卫首都已赶回国内。在征服了北意大利之后，拿破仑接下来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攻打奥地利，而这笔军费他要威尼斯人埋单。

同样，拿破仑也很清楚，法国大革命后，很多法国人的资产都流向了威尼斯的银行，而且英国人在威尼斯也有不小的投资。

然而，作为近代银行先驱的威尼斯人，任凭拿破仑再怎么威胁，他们也不会挪动银行存款转为它用。正因为有这个信用保证，佛罗伦萨、热那亚甚者是土耳其等敌对国家的民众才会安心地将钱存在威尼斯银行。拿破仑要求的军费，只能设法在国内筹集。

威尼斯内陆行省的农庄，长期以来因其高效的经营而获利巨丰，甚至可以向达尔马提亚、希腊等军事基地提供经济援助。但那里如今已经成为战场，不可能再向本国提供资金。政府除了征收资产税之外，还考虑另外征收所得税。

当威尼斯煞费苦心地筹钱之际，在莱奥本（Leoben）对峙的法军与奥军的两军统帅正在谈判。由奥地利方面提出的谈判从4.5日开始，直至4月9日。双方以言和为前提，首先达成了停战6天的协议。停战期间，两军再就今后的走向做进一步的交谈。虽然威尼斯想方设法地打听谈判的内容，但除了知道停战与言和的结果之外，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4月14日，带着拿破仑信件的副官，突然抵达威尼斯，并且以拿破仑的名义要求立即与政府官员见面。由于第二天是圣礼拜六，依照传统，官员们将暂停政务，参加宗教活动，因此提出将见面时间改为周日，但拿破仑的副官无论如何不肯答应。威尼斯在“波拿巴将军要求24小时之内答复”的威胁之下，不得不改变惯例。

翌日，以元首及其6位辅佐官为首的政府主要官员们集聚于官邸的阁僚会议室。副官进屋后，没有任何寒暄，甚至拒绝入座，站着向众人宣读拿破仑的信。

“在威尼斯共和国内陆行省，‘全体武装起来，杀死法国兵！’的声浪此起彼伏。迄今为止，已有数百名法国士兵遇害。难道你们以为我深入德国境内的时候，就没有权力使人们尊敬世界上一等民族的士兵？难道法国士兵们会一直忍受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同袍们的血绝不会白流。高贵的复仇行为，必定为每一位法国士兵增添勇气。我派遣的副官，可能是和平的使者，也可能是战争的使者。你们如果不下令彻底解除内陆本土的武装，不交出杀害法国士兵的头目，战争不可避免。

“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境，已不再受到土耳其的威胁。应该说，不存在任何敌人的威胁。除了各位的妄想之外，再次军备没有一点存儿正当性。这个明显视法国为敌的武装，限你们在24小时之内解除，我不会给更多的时间，如今不是查理八世的时代。

“如果我不得不违反法国政府的意志发动战争，那也是因为你们针对法国军队采取武力，奖励杀害法国士兵所致。即使内陆的土地荒废，无辜的百姓惨遭杀害，罪不在我。当地的人民总有一天会了解，法军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了将他们从威尼斯政府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们会感谢我们的。”

拿破仑的这封通告，在随后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上又被宣读了—遍。议员们的反应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与其忍受这般耻辱，不如据守潟湖抗战到底，另一派则认为事到如今唯有屈服。最终的投票结果，赞成屈服的156票，主战派42票。然而，政府首脑们还是采取了拿破仑最不能容忍的拖延时间的手段，给他发去了一封辩解信。信中称内陆本土发生的抗法运动，并非是威尼斯政府许可的武装，威尼斯对法国的友好之心从未改变。

威尼斯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由本土司令官巴塔利亚秘密组织的号称三万人的抵抗组织。既然没有承认，也就无法下令解散。所以，他们认为拿破仑最终会接受这个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理由。

根据谍报机关的报告，巴黎政府内部对拿破仑的支持率只有50%，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巴拉斯的态度暧昧。威尼斯政府一面拖延着时间应付拿破仑，一面展开了对巴黎督政府的游说活动。

接到政府密令的驻法大使奎里尼，立刻安排与巴拉斯见面，巴拉斯当场接受了威尼斯的请求，可就在第二天，巴拉斯便改口说不能介入太深。奎里尼在错愕之余，判定这是巴拉斯要钱的暗示，于是送去了10万法郎。根据奎里尼的报告，巴拉斯只收了7万。

查理八世的时代，指18世纪末的法国人，不会像15世纪末的先祖那样。愚蠢到让对方拖延的时间。一一作者注

收了钱的巴拉斯结果什么也没做。不过如果要指责的话，或许更应该指责威尼斯大使的无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巴拉斯与拿破仑之间的权力关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大使竟然一无所知。由于巴拉斯收下的是支票，所以当威尼斯政府在确认此人无用之后，立刻要求银行中止兑现。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是显示出了威尼斯人一贯作风。

在内陆本土一边，令拿破仑恼火万分的事件连连发生。4月17日，维罗纳市民掀起了反法运动，虽然6天后被法军镇压，但遍及本土全域的抵抗运动在政府发布了与法国的友好声明之后，依然不绝。

随着当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法军的镇压也变本加厉。威尼斯市民遭流放，有反法嫌疑的人一律处死，在弥撒时对革命颇有微词的神父也被杀害。就在这风声鹤唳之时，发生了一件真正让拿破仑震怒不已的事情。

在威尼斯共和国1000年的历史中，除了9世纪初遭到查理曼之子丕平率领的舰队侵人潟湖以外，从来没有让任何国家的军船进入潟湖内。在威尼斯一手掌控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年代，很少会有外国军船靠近威尼斯。虽然有明文规定，如果外国军船胆敢进入潟湖，不听从退去劝告，威尼斯会击沉船舰予以反击，但实际上类似的事件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即使在威尼斯失去了制海权的17世纪，在亚得里亚海上长驱直入的英国、荷兰的船只，也从来没有存心去挑战威尼斯的法律。也许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出于同为海洋国家之间的尊重。那些外国军船一律停泊在利多外港，只有船上人员能进入威尼斯。

可是，法国人却不吃这套。4月20日，法国军舰“意大利解放”号在通过威尼斯潟湖与外海之间的屏障利多港时，无视威尼斯方面要求他们退去的警告。照章办事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官下令发射大炮，击沉了“意大利解放”号。包括舰长在内的4名船员战死，其余人员都成了俘虏。

拿破仑对威尼斯政府派来的两位特使暴跳如雷，要求威尼斯交出杀人犯，打开监狱，没收英国人的资产，又称自己手上有8万大兵和20门大炮。

“立即解散‘十人委员会’！解散元老院！我要做威尼斯共和国的阿提拉，这个国家已经过时，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一番话令两位特使胆战心惊。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戏言，拿破仑随后占领了维琴察和帕多瓦。威尼斯政府再次派出了特使，拿破仑拒不接见，反倒向威尼斯送去特使，逼他们选择和平或战争。拿破仑所谓的和平，其实就是投降。因为他要求废除共和国，即改变威尼斯现有的国家体制。

4月30日傍晚，拿破仑的特使抵达威尼斯。接到最后通牒的威尼斯政府，紧急召开阁僚会议。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元首等主要官员们反复商讨，难以下定论。他们仿佛忘记了时间，但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就在这个时候，从帕多瓦沿水路逼近布兰塔河河口富西纳的法国军队，已经在附近调度船只。守卫河口的警备队长请求批准开炮，政府令他暂时按兵不动。平素向来冷静沉着、不轻易骚动的市民，到底也在家坐不住了，众人纷纷涌向广场、桥头。过了半夜，高层会议终于得出了结论：交由共和国国会决定。元首卢多维科·马宁（Ludovico Manin）喃喃自语地说：“今夜，睡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得安宁。”

5月1日，原本是元首访问修道院以示敬意的祭日。按照共和国的传统，这一天会停止政务活动。但情势迫在眉睫，共和国国会召开会议，谁都不会感到诧异。

马宁元首首先发表演说，向议员们说明国家目前所处的困境，要求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务必以保护威尼斯城的完整和市民的生命作为首要考量。

威尼斯国会会议厅的正面是丁托列托绘制的壁画，穹顶是委罗内塞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四周的画像出自威尼斯画派诸位画家之手，描绘着共和国历史一个个荣光的场面。这间蕴藏深厚历史的庄严高贵的大议事厅里，如今只剩下一片哀鸿。

虽然人人心情沉重，但鉴于长年的惯性，投票过程依然井然有序。最终结果，598票赞助“和平”，7票反对，14票弃权。

然而，拿破仑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正式宣战，比国会表决的结果来得更快。法、奥两军统帅在莱奥本的和谈，决定了威尼斯的命运。

宣战书全文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

意大利战线法军部队帕耳马诺瓦作战指挥部1797年5月1日

法兰西共和国第五军意大利战线法军部队总司令官波拿巴

当法军全力以赴于抗敌前线，后方只留有少量部队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采取了哪些行动？

一、利用这段时间，在内陆组织4万军力，加上来自本国的斯基亚沃尼连队，据守各个要塞，企图截断法军大部队与后方留守部队间的联系。

二、从国内向这些武装组织派遣军事顾问，并运送枪支弹药和大炮。

三、在内陆，但凡欢迎法军的人皆遭逮捕，而那些敌视法国的人则获得善待。3个月前被普留利地方官逮捕的14名谋杀法国士兵的头目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在威尼斯国内的广场、咖啡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充斥着侮辱法国人的言语，他们被叫作“雅各宾份子”“无神论者”。

五、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的居民被要求拿起武器，加入其他来自国内的军队再度敲响“西西里晚钟

，企图重现“意大利是法国人的坟墓”。
六、在威尼斯共和国境内的教会，每逢弥撒，神父们便暗示信徒对法国发起十字军运行。在这个国家，罗马教皇辖下的神职者们，首先得服从共和国的政策。

由此可见，他们的言行反映了政府的意志。

攻击法国的小册子、传单在各个城市中印刷、分发、张贴，煽动人心。在这个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些宣传不正代表了共和国政府对我们的敌意吗？

西西里晚钟（Vesper Sicilian）：指13世纪时西西里居民以教堂晚祷的钟声为信号，发起桨动并驱逐统治当地的法国人的事件。——作者注

七、所有的一切都显示，这是共和国政府的阴谋。法国人的鲜血四处流淌，在理应安全的国道上，法军的信使、补给运输车遭受袭击。

八、在帕多瓦，一名法连队长被杀，其手下两名士兵也未能幸免。在卡斯提奥内一德莫里，一队法国士兵被解除武装后遭杀死。从曼托瓦至莱尼亚诺（Legnano）、卡萨诺（Cassano）至维罗纳的道路上被杀的法国士兵达200人之多。

九、两队北上准备与主力会合的法军在基亚里（Chkri）遭威尼斯军阻截，两军交锋，所幸我们英勇的士兵没有让敌人达到目的。

十、类似的事件，同样发生在瓦莱焦（Valeggio）和德森扎诺（Desenzano）。

十一、在复活节的第二天，维罗纳的各家各户以敲打大门上的金环为信号，屠杀了当地所有的法国人，连住院的伤者和刚出院在城中疗养的人也未能幸免。他们身上多处遭短剑刺伤，尸体被抛人阿迪杰河中。当日牺牲的法国士兵高达400人以上。

十二、维罗纳近郊的3个要塞，连续8天遭受威尼斯军队的攻击。所幸我援军及时赶到，击退了胆小怕死的乌合之众，并俘虏3000余人，其中不乏威尼斯的高级将官。

十三、赞特岛的法国领事馆遭到当地亲威尼斯派的居民焚毁。

十四、威尼斯的军舰不仅庇护奥地利的运输船，还向准备攻击奥军船的法国军舰“拉·勃留恩”号开炮。

十五、仅装载三四门小炮、40名船员的法国军舰“意大利解放”号在元老院院的命令下被击沉于威尼斯港。

这艘军舰年轻有为的罗杰舰长，在军舰受到来自要塞和威尼斯军舰两边炮击时，命令全体船员进入船舱，于弹雨中独自一人登上船台，向凶手呼吁，试图制止他们的狂暴行为，却立刻被炮弹打中。船员们见状泅水逃生。威尼斯海军的6艘快艇，在他们后面紧紧追赶，用长枪刺死他们。有一名数处受伤、鲜血染红了海水的法国士兵，拖着虚弱的身躯好不容易平安地游到岸边，抓住了要塞墙壁上一根突出的木桩，可是要塞的司令亲自掰开了他的手。

鉴于上述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总司令波拿巴，根据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128条12款所赋予的权限，决定付诸行动。

总司令命令：

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离开威尼斯。

驻内陆本土的威尼斯政府人员24小时内全数离去。

法军全体指挥官当严防威尼斯共和国的国旗在任何地方升起。有关军事行动的详细指令，将直接向指挥官们下达。

波拿巴

威尼斯政府彻底慌了手脚。他们按照拿破仑的要求，将“十人委员会”的3名委员长和击沉法国军舰的指挥官关进监狱，释放了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以示屈服。

当时威尼斯海军还有184艘军船健在，但主张据守潟湖坚决抵抗，等待形势转变的贵族，不到总人数的一成。

8年后发生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英、法两军的军舰都在30艘左右，可见184艘不是一个小数字。虽然它们不全是战舰，还包括运输和传令船，但按照当时法军的规模，威尼斯海军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何况，威尼斯还拥有潟湖这个外国人极难攻入的天然屏障。

但这一切都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贵族们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做的唯一的事情便是乞求拿破仑宽限时间，好让那些斯基亚沃尼雇佣军离开威尼斯，以此改变拿破仑的心意。但拿破仑只将期限延长至5月14日。

5月12日，圣马可广场四周的回廊上挤满了民众。他们在前一天看布告得知国会今日开会，在会议开始的9点之前便赶来等待消息。没有人吵闹喧哗，大家带着不安的神情，默默地看着那些从他们眼前经过，步入元首官邸的贵族们。

总共600人的威尼斯国会议员，有537位出席会议。那些缺席者也许是吓得躲在家中，不打算履行“贵族”应尽的义务。按规定，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场取消会议，择日重新召集。不过这种时候也顾不上计较规章制度，会议如期进行。

这是自13世纪末葛登尼哥改革以来，500年未曾间断过的“Maggior Consiglio”（共和国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就在这个时刻，千年来曾经无数次迎接红色圣马可金狮旗凯旋的圣马可码头上，那些不要报酬也愿意参战却被遣返的达尔马提亚的水手们登上了送他们回家的船。

国会议事厅内正在对威尼斯共和国无条件投降的告市民书的内容进行斟酌。突然，传来隆隆的炮声，以为法军来袭吓破了胆的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往外逃。有人大声呵斥“丢人现眼！”那些慌不择路的人才不得不坐回位子。

炮声是在船上整齐列队的斯基亚沃尼水手们鸣放的礼炮，向圣马可码头上飘扬的共和国国旗致以最后的敬意。

在得知炮声真相后，总算放下一颗心的议员们也完成了投票。赞成512票，反对20票，弃权5票。威尼斯共和国宣布废除传统的共和制，改施民主制。

威尼斯共和国宣告灭亡。

走出元首官邸的贵族们，归心似箭。他们穿过面色凝重的人群，一语不发，低着头匆匆离去。不用说明民众们也知道结果，前所未有的事情将发生在自己身上。

“Viva La Lierta（自由万岁）！”广场的一角突然传来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但很快又消失在茫茫的静默中。

当另外一个声音“Viva San Marco! Viva La Repubblica!（圣马可万岁！共和国万岁！）”再度打破沉默时，人群中响起了无数个“圣马可万岁！”“共和国万岁！”的声音。这声音像海浪般涌向圣马可教堂前的升旗塔，又追随着高高举起的圣马可金狮旗，流向四面八方。

几位留在官邸处理投降事务的贵族们闻声后，不禁又担惊受怕，唯恐民众违反贵族们的决定，起义抵抗法军。于是，他们下令在圣马可码头和里亚尔托桥上架起了大炮。

其实这是贵族们的庸人自扰。正如那些亚得里亚东岸的水手们离去时，向1000年来生死与共的威尼斯共和国鸣放最后的礼炮，这些手无寸铁的威尼斯平民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向共和国致意，告别。

仿佛从湖泊注入多条河川的水流，圣马可广场的声音，绵延不断地在威尼斯城中流淌。

“圣马可万岁！”

“共和国万岁！”

后记

4天后的1797年5月16日，4000名法国士兵进入威尼斯城，在圣马可广场的中央竖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牌子。这片从未被外国武装军队踩踏过的土地，开始接受法国人的统治。

同年10月18日，《坎坡·福尔米奥条约》签订。法国和奥地利瓜分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内陆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的岛屿归法国所有，部分内陆领土和威尼斯城，以及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领地。

10月19日，奥地利军队取代撤离的法军，进驻威尼斯。

1805年12月26日，拿破仑皇帝将威尼斯纳入其统治下的意大利王国。

1814年5月30日，拿破仑失势，威尼斯再度被奥地利占领。

1866年11月4日，威尼斯并入统一后的意大利，直至今日。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日]盐野七生 著

李艳丽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第一章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第二章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第三章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第四章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后记

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一览

译者跋

序

在意大利愉快生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却在一个偶然邂逅的人[1]怂恿之下写出了第一部作品，那就是这本书。学习与执笔的时期是我29岁到30岁的时候。我记得这本书先是在《中央公论》[2]杂志上连载的，大概是第二年吧，又集结出了单行本。

第二部作品是《优雅的冷酷》，这个没有经过杂志的连载，而是专为出版单行本新写的，是我在写完本书之后马上撰写的作品。因为一写完本书，我便立刻开始着手写《优雅的冷酷》了。尽管如此，它摆上书店的柜台已经是我32岁以后的事情了。

第三部作品是《优雅的冷酷》出版后的第二年就早早开始动笔的《神的代理人》。同本书一样，它先是在杂志上连载，而后出版了单行本，那时我35岁。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都是我20多岁到30岁出头时写就的。

对于这些作品，如果要让撰写的本人用一句话来概括多年后重读的感想，那就是“微苦笑”[3]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三部作品都清晰地体现出“青年时代撰写”的特征，里面有些负面的东西让我觉得肩膀很吃劲。总之，就是有的地方会让我看到一股盛气凌人的架势。然而，如果说一切现象都具有两面性是一种正确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个写作也可能转变为正面的意义。因为，它们可以说是当时填满我胸中的想法一举喷出而成的作品。

我从前就不是大家通常说的那种“好孩子”。而且，过了思春期进入青年时代后，我越来越讨厌当时日本社会中充斥的那种不冷不热的氛围。什么“大家都很和睦”之类，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的日本精英都深信不疑地认为，只要大家和睦，社会便会因此进步，我对他们尤其厌恶。我的这种想法是在与西欧而且是古代西欧的历史相“对抗”之中产生的吧。

因为无论我写的是女人还是年轻的男子、成熟的男人，对象虽然变了，但是作为写作者的我，心中充满了感受，我想把这些告诉日本人——好孩子是无法生存的。在古代的欧洲，曾经生活着这样一些坚强的人。这种想要倾吐的心情简直就好似我自己就是等待被喷出的岩浆一般。

在我还是姑娘家的时候，读过安德烈·纪德[4]的一个作品，书名不记得了，他这么写道：

“托尔斯泰这座山，你站在山脚下也看得见。但是，当你登上托尔斯泰这座山后，你能看见在他的对面耸立着一座叫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山。”

本书与《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都是站在山脚下便能看得见的山。所以，舞台都集中于我当时居住的罗马与意大利各地。这是即便闭上眼睛也能区别分明的土地，所以我选了它作为故事的舞台。

于是，当我爬到山顶，进入我眼帘的是对面高耸着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登上这两座山的成果就是收获了《海都物语》与《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接着，当我登上这些山之后，进入我视野的是远方绵延不断的古罗马山脉。等我又花了15年的时间将其一一登遍之后，我发现夹在文艺复兴与古代之间的中世纪尚未沾手。于是，我决定还要登上能够体现1000多年的中世纪的“三座山”。

第一座山是以地中海为舞台展开的1000年中海盗与海军的故事，就是我取名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5]的这部作品。罗马和平[6]时代崩溃后，地中海成为从北非袭击而来的海盗与为了防御海盗而建设了海军与其对抗的南欧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第二座山，虽然也属于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剧烈冲突，但这是从北欧向中东、近东攻击而来的基督教徒与为之迎击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展开的《十字军的故事》[7]。

第三座山是正在准备的作品，题目尚未确定，所以在此还不能写上[8]。这三部作品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的《海都物语》，凭借这四部作品，我认为大概可以“问鼎”漫长的中世纪的要地了。

就是以这样的状态，以“青年时代撰写的三部曲”为开端的我的作家生涯，也因为登上了眼前出现的一座座山而进行了下去。也就是说，这个“三部曲”成为作为历史作家的我的起点。

诚然，青年时代的作品存在着那个年纪的缺陷，但是我没有去改正它。因为我觉得年轻时候的那种气势就那么被保留着更好，因为在年轻的不成熟中也有其相应的好的地方。

我一直相信，神灵栖息于琐碎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哪怕是一次，我也拒绝撰写所谓“一册书通晓世界史”“简明西方史”之类的书籍。因为我认为要描绘出历史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类世界，快速地总结是不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而且，最最重要的是，简单的归纳是对努力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不敬。

因此，我每次都会严谨地写好细节，就是因为这个，最后变成了厚厚的一册书。对于购买了我的书又读了它的您，我常常觉得很愧疚。但是，请您念在“真理就存在于细节之中”而原谅我吧。非常抱歉，我的态度是至死也不会改变的。

又及：

因此，这本书描绘的是生存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的四个女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女人常常被描绘成男人的牺牲品。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没有沿用这一观点。也许从一开始，作为著者的我就认为女人未必是男人的牺牲品。

另外，虽说是活在500多年前的女人们，对我而言，却完全没有遥远时空的隔离感。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 Este），是一个让人不愿意与之交朋友的个性强烈的女人，与我有一点儿相似。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Lucrezia Borgia），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与伊莎贝拉相反的女人，却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身为长女，常常憧憬能有一个哥哥，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切萨雷这样的哥哥，那么无论是政治婚姻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配合的。

至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9]那样的悍妇，就是我的模样。虽然明白对自己不利，却依旧奋勇前进的那一点，也是我性格中重要的一部分。

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10]一章，其实我对她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认同感，但我还偏偏用一章的篇幅写她，这是因为我对推动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与外交非常感兴趣。这一章与后来的《海都物语》也串联起来了。

就这样，当我回想起撰写本书时的情形，恍如隔世。等今年过完生日，我就成为后期老年人[11]了，时间真是无情啊。

盐野七生
2012年春

[1] 这个人指日本中央公论社总编粕谷一希先生，参见本书后记。本书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注。错误之处，恳请专家指正。下同，略。

[2] 《中央公论》是日本的月刊综合杂志，1887年创刊，现今依旧发行。

[3] “微苦笑”一词是日本小说家、剧作家、俳人久米正雄（1891——1952）造出来的词语。

[4] 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伪币制造者》《如果种子不死》等。1947年6月，纪德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1月，因“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 《ローマ亡き後の地中海世界》，［日本］新潮社，2008——2009年。本书的中译本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田建国、田健华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6] 罗马和平（Pax Romana），指罗马帝国的统治领域（地中海世界）内的和平。公元前27年元首制度建立之后，一直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再没有陷入长时间内战，境内相对安宁。18世纪，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评价五贤帝时代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时代”，造出了一个拉丁语“Pax Romana”，“罗马和平”由此广泛流传开来。

[7] 《十字军的故事》日语版本为《十字軍物語》，［日本］新潮社，2010——2011年。

[8] 此处指的是《皇帝フリードリッヒ二世の生涯》，［日本］新潮社，2013年。

[9]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1463——1509），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女杰、女性领主。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的庶出女儿，斯福尔扎家的领主吉安·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Gian Galeazzo Maria Sforza）的姐姐。

[10]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1454——1510），15世纪塞浦路斯（Cyprus）的女王。她出生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名门贵族科尔纳罗家，与塞浦路斯国王詹姆斯二世结婚成为王后。她1474年继承王位，至1489年一直统治塞浦路斯。

[11] 日本将65——74岁的老人称为“前期老年人”，将75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后期老年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第一章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Nec spe nec metu.”

（无望无惧。）

达·芬奇所绘素描，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家谱

政治与美

传说的诞生，只需要一张素描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评述。历史上的人物经常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人物也不例外。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就是一位因其部分传说而被广为人知的女性，这些传说已远远超出了她真实的全貌。

我们对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了解，始于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内的达·芬奇为她绘制的素描，其次是雅各·布克哈特[1]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的描述。这些艺术作品和历史资料在500年后的今天，在人们描绘她的肖像时依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对夫人的判断，几乎全部依赖于在这位美丽的夫人庇护下而硕果累累的艺术家与著述者。另外，夫人自己的书信中则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为任何事情所动摇，沉着冷静，总是以观看恶作剧的态度应对事务的和蔼可亲的女性形象。这个宫廷很小很软弱，其金库也经常空空如也，但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艺术家们，例如本博[2]、班戴洛[3]、阿廖斯托[4]、贝尔纳多·塔索[5]却都将他们的作品送入宫中。自古乌尔比诺[6]宫廷瓦解（1508年）以来，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还能有如此高雅的社交集会了……伊莎贝拉夫人对艺术可以说独具慧眼。夫人虽然力量微薄，但看过她的集萃目录的艺术爱好者，无一不深受感动的。”[7]

布克哈特不仅在日本，在欧洲也很有权威。1903年英国人朱莉娅·卡特赖特出版了专著《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曼托瓦公爵夫人》，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伊莎贝拉的比较全面的传记。著者非常忠实于布克哈特的观点，即认为伊莎贝拉是一个意大利爱国者、文艺复兴艺术的资助者。

另外，1968年9月迎来了第五届“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奖”，对从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来的在文化、政治、科学等各领域内做出重要贡献的女性一并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我们对伊莎贝拉的印象。

可是，根据现今依旧保存于曼托瓦的她与别人来往的大量信函、摩德纳[8]保存的费拉拉年代记、威尼斯保存的萨努多[9]日记、梵蒂冈古文书库中的史料，以及通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曼托瓦古文书馆的馆长卢齐奥[10]所进行的精密的学术研究，一个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知的伊莎贝拉形象浮现了出来。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并没有度过这样一种虚有其表的漂亮而完美的人生。如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家庭的孩子们一样，她也是自出生以来便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复杂的政略和大大小小权谋之术构成了这个旋涡，而在其中生存就是他们的命运。今天的女人们，从出生到去世大都和政治没有关联，这与伊莎贝拉那个时代的女人们是完全不同的。

幸或不幸，都是因为伊莎贝拉出生于一个中等贵族之家埃斯特家。后来，她嫁给了曼托瓦的一个同样是中等贵族的贡扎加家族，终了一生。她不像身为教皇女儿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从一开始就是在万众瞩目的环境中出生的。可是，伊莎贝拉的自尊心并不允许她作为一个平凡的中等贵族的女儿度过一生，她利用了包括政治斗争、艺术乃至她自己在内的一切，只是为了超越自己被分配到的环境。

从15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的局势一直处于混乱中。据马基雅维利[11]称，15世纪的意大利有四大势力——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以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12]之死为分界点，佛罗伦萨最先脱离了意大利。接着，同年，通过成为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而增强了势力的教会总部，罗马兴起。然后，仅仅在数年之中，以外国势力进攻意大利为导火索，米兰、那不勒斯相继脱离，只剩下威尼斯与罗马两大势力的意大利，开始无休止地受到德国、法国与西班牙的威胁。最后，终于在1527年爆发了罗马劫掠[13]，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画上了句号。两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意大利举行了加冕仪式，西班牙的黑白两色[14]涂盖了意大利原本丰富的色彩。

这就是伊莎贝拉生存的时代。母亲的娘家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国，妹妹贝亚特丽斯[15]嫁给了米兰公国，这两个王国在她的眼前相继崩塌。她要守护好自己的娘家埃斯特家族所统治的费拉拉，还要守护夫家贡扎加家族所统治的曼托瓦。这两个中等君主国最容易成为大国吞并的对象，为了坚守住这两个国家，只能凭借大胆而冷静的现实主义。与和她命运相同、置身于政治中的其他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相比——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被卷入了政治争斗的旋涡；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尽管从正面进行了对抗，之后却落荒而逃；维多利亚·科隆纳[16]躲避于宗教之中——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从来也没有忘记用冷静的双眼去观察现实。这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髓——透彻的合理主义。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天生的政治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具有政治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贯穿了她一生的激情大胆的气魄和立足于精准的现实主义之上的理性精神。当有了这些东西的支撑时，权谋术数也会变得非常美丽，有一种艺术之美。

通过对艺术家的保护，她一直想要成为美之友，而且也被公认如此。通过她的一生所体现出的朝气蓬勃的大胆气魄与精准的现实主义理性精神——这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与其说她是艺术的保护者，毋宁说她就是美之友。伊莎贝拉之所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她一生都没有超越那个时代，但是也没有被历史的洪流卷走，至今还能久久打动我们内心的也正是这个原因。

姐姐与妹妹

意大利的北部，波河[17]缓缓流经的这片艾米利亚平原，与佛罗伦萨附近的丘陵连绵起伏的风景完全不同，这里甚至连地平线都能够一览无余。四处矗立的白杨树在冬天落尽了树叶时，人们常常可以透过树干之间的间隙看到一个巨大的金黄色太阳正在缓缓下落。由南而来的道路在临近渡河的地方分了叉：蓝底白字的路标右边写着费拉拉，这是伊莎贝拉的出生地——埃斯特家族统治的城市；左边写的是曼托瓦，这是她的出嫁地——贡扎加家族管辖的城市。

我是在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图书馆里找到费拉拉年代记的。这座城市16世纪时曾经是费拉拉公国的领地之一，后来在正统埃斯特家绝迹之后，分家移居至摩德纳进行统治，所以埃斯特家族的史料几乎都保存于摩德纳。如今，这里成了意大利引以为自豪的赛车法拉利与玛莎拉蒂的城市。当我在距离试行跑道不远处的古老的石砌古文书馆里追溯着15世纪时用费拉拉方言撰写的年代记和已经变成墨色的信函时，那些准备参加蒙扎[18]、蒙特卡洛[19]与大奖赛[20]的赛车也在反复进行着试车。赛车的引擎发出如虎啸一般的轰鸣声，震得玻璃窗簌簌发抖。

根据那些佚名的笔者所写的费拉拉年代记，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于1474年5月18日出生，是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21]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埃莱奥诺拉[22]的长女。翌年，妹妹贝亚特丽斯出生，而后三个弟弟又相继出生。

父亲埃尔科莱公爵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甚至得到了马基雅维利的认可。在当时的意大利诸国中，他以文艺复兴式的政治统治闻名。

虽然处于被大国包围的中等国家这样一种政治条件困难的环境中，但埃斯特家族一直保持着尊重文艺趣味的家风。宫殿中以皮萨内洛[23]、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24]的壁画做装饰，在旧宫殿阳台的墙壁上是雅各布·贝利尼[25]绘制的示巴女王[26]访问所罗门王的场景。此外，费拉拉还有当时意大利最为完备的大学，那里的教授在整个意大利都很有名。他们常常是宫廷里会谈的中心。在宫廷偶尔举行的音乐会上，母亲弹奏竖琴，伯父莱奥内洛[27]弹奏吉他，弟弟阿方索演奏小提琴，伊莎贝拉与贝亚特丽斯弹奏鲁特琴[28]。伊莎贝拉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母亲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可爱活泼的金发少女很早就显示出不凡的才华，一直是宫廷里的小明星。比她年幼一岁的贝亚特丽斯，一头黑发，还有一双散发着深邃目光的黑眼睛，总是胆怯地注视着她。据说在那不勒斯的母亲那一方的阿拉贡家族中混有阿拉伯血统，贝亚特丽斯的身上就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

1490年2月，16岁的伊莎贝拉与邻国曼托瓦国主弗朗切斯科·贡扎加[29]侯爵结婚。年轻的侯爵26岁，虽然在意大利贵族中属于长相不佳一类，但是他有着十足的男性魅力。他体格健壮，身材高大，脸上胡须浓密。他扁平的鼻子遗传了祖母的血统，是勃兰登堡公爵[30]家特有的。本质上，他是一名军人，马匹及马上的枪战才是他最钟爱的事情。在当时的意大利，他也是最优秀的骑士之一。另外，他也是一位翩翩君子。他有着活泼的北意大利性格，十分健谈，对待女人温柔殷勤，这也是贡扎加家族的传统——尽管还不至于说，因为是曼托瓦所以才有了威尔第的歌剧《弄臣》[31]的舞台。与歌剧里的侯爵相比，弗朗切斯科很爱妻子，像普通男人爱着年轻的妻子一样。

新婚的第一夜是如何度过的，谁与谁出席了婚礼，这在当时一般的贵族家里都会有所记载，但他们却违反了这个常规，没有留下记录。不过，据说伊莎贝拉对亲近的女官说过，作为丈夫的弗朗切斯科充分完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男人的职责；伊莎贝拉作为妻子，也回报了应有的态度。听说她是得意扬扬地讲述这些事情的。以应该有的态度回报，这在她的一生中从未改变过，因为伊莎贝拉不是那种因为男人就会改变自己本性的女人。

伊莎贝拉嫁到曼托瓦家的第二年，妹妹贝亚特丽斯也结婚了，对方是绰号为“伊鲁·摩洛”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32]。他虽然只是摄政，却完全无视身为正公爵的侄子，是真正君临米兰公国的统治者。伊鲁·摩洛在10年前曾经向伊莎贝拉求婚，但是因为一个月前伊莎贝拉与曼托瓦侯爵定下了婚约，所以由妹妹贝亚特丽斯顶替订婚。因为这是出于针对米兰的宿敌威尼斯共和国而与费拉拉结成友好关系的政治联姻，所以伊鲁·摩洛对这个替换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兴趣而答允了。

1491年的冬天，伊莎贝拉随同要结婚的妹妹前往米兰，她第一次见识到大都会的生活。当时，米兰这座城市号称有着欧洲最繁华的宫廷，因实际的统治者伊鲁·摩洛的婚礼而沸腾。庆祝和祭祀的监督由达·芬奇及布拉曼特[33]担任。在伊莎贝拉写给留在曼托瓦的丈夫的信件中，表现出她对当时景象的震惊。她说，米兰的整个城市是曼托瓦与费拉拉无法比拟的大都会。接连不断举行的舞会、华丽而优雅的宫廷人，如此巨大规模的豪华让人对伊鲁·摩洛的权力深信不疑。

作为主角的新娘是以往总是躲在姐姐的背后、存在感淡薄的贝亚特丽斯，今天终于被推到了舞台的正前方。她迷上了这座豪华宫廷的中心——比她年长20岁的丈夫。伊鲁·摩洛也在众人的面前展示了这个年轻新娘的可爱。贝亚特丽斯在那几天之间突然就蜕变了，虽然还不能说是变美丽，但她孩童般的面孔上已经充满了魅力，在黯淡之光中沉睡已久的黢黑眼瞳，现在因为收获满满的幸福而变得自信，开始焕发出光彩。此时的伊莎贝拉第一次感到，只因一个月之差，她与10年前的幸运失之交臂。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

得到释放的贝亚特丽斯，看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伊鲁·摩洛也被这个热情奔放、自然随性的妻子深深吸引住了。

充满自信的贝亚特丽斯开始着手分开10年来待在丈夫身边的情妇——被称为米兰公国背后的女王，甚至连达·芬奇都给她画过肖像的美丽的切奇利娅·加莱拉尼[34]。首先，她至少成功地将其逐出公开场合的宴会。

贝亚特丽斯做的第二件事是向姐姐伊莎贝拉炫耀自己的幸运。80件最新款式、用黄金与珠宝镶饰的豪华礼裙，许多宝石都是一介小国曼托瓦侯爵夫人难以企及的东西。

对此，伊莎贝拉以独特的优雅穿着进行反击。清新素丽的装饰衬托出天鹅绒质地礼服的厚实感，这些与伊莎贝拉白皙而丰满的身材是非常匹配的。她一生穿戴都很时尚，后来，巴黎路易十二的宫廷女官们为了追赶伊莎贝拉兴起的流行风尚，甚至请求她寄来穿上相同款式礼裙的玩偶。伊莎贝拉并不是那种天生的丽人，但大家从来都认为她是美人。她选择礼裙的热情几乎就像在搞政治一般热心。

可是，最让伊莎贝拉接受不了的是贝亚特丽斯招揽了像达·芬奇与布拉曼特这样的大艺术家。慢慢地，对于妹妹的邀请，她开始寻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绝参加。与妹妹抗衡的方法只有一个。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曼托瓦都完全不是米兰的对手，伊莎贝拉剩下的只有以自身为资本了。因极高修养而小有名气的她，需要加倍提高自己的名声，晚年时期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都极负盛名的“极高修养的曼托瓦侯爵夫人”就是从此时打下了基础。

婚后，伊莎贝拉重新捡起被中断了的学问。她将费拉拉大学的旧师格里诺[35]请到了曼托瓦，讨论希腊、拉丁等古典文学与历史，以及中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在她周围聚集的学者及文艺爱好者之间的谈话都使用特殊的语言，这种圈内的交流若不是她沙龙里的一员，是听不懂的。

与连续生了好几个女孩儿而沮丧不已的伊莎贝拉相比，两次都生了男孩儿的贝亚特丽斯似乎被允许做任何事情，但她也有不如意的地方，那就是她的丈夫伊鲁·摩洛。虽然是米兰的实际统治者，但正宗的米兰公爵却是侄子加莱亚佐·斯福尔扎[36]，米兰公国的第一夫人是相当于贝亚特丽斯外甥女的阿拉贡国王的女儿、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妻子。因此每当出席公众宴会时，她都不得不落后于外甥女一步，这对于贝亚特丽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

贝亚特丽斯的心思与丈夫伊鲁·摩洛长年以来的野心完全一致，长年的摄政让伊鲁·摩洛慢慢地构建起篡夺公国的基础。米兰的民心也完全远离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公爵，这位公爵似乎综合了斯福尔扎家族与维斯孔蒂家族[37]性格上的缺陷，只对马匹、猎犬和女人感兴趣。而且，就连罗马教廷也在伊鲁·摩洛的掌控之中。1492年，在伊鲁·摩洛与其胞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的扶持下，罗德里戈·波吉亚以亚历山大六世的身份登上了教皇之位。

现在的障碍只有来自公爵夫人的娘家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的反对。必须将其摧毁，这成为伊鲁·摩洛的目标。对于贝亚特丽斯而言，那也是母亲的娘家，她也回忆起年幼的时候在那不勒斯宫廷里度过了8年的时光，但是这些事情对现在的她已经完全不成为束缚。

当时，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对那不勒斯王国索求上至古代的安茹家[38]的继承权。伊鲁·摩洛为了摧毁阿拉贡王族而利用了这一点。以允许法国军队顺利借道米兰公国领土为交换条件，这也正是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大利悲剧的根源、外国军队入侵的导火索。

1495年，那不勒斯被法国军队征服的同时，伊鲁·摩洛也正式成为米兰公爵。可是，对于被尊称为米兰公爵夫人的贝亚特丽斯来说，人生的巅峰却没延续多久就匆匆结束了。丈夫伊鲁·摩洛的新情妇的出现让她抓狂。一天夜里，城堡里同往常一样正在举行舞会，贝亚特丽斯自然是喧闹不休的舞会的中心。突然，她感到一阵剧痛，大家将她抬进了卧室。深夜，她产下一个死婴，而一小时之后，她也死了，在她的22岁生日即将来临前。

与力的相遇

意大利诸国在法国军队的身上第一次见识到了大国的权威。外国军队入侵意大利，让他们立刻感到自己身处危险境地。尤其对于刚刚成为正统米兰公爵的伊鲁·摩洛来说，他明白自己一手造成的这个局面现在必须由自己去收拾，因为法国国王正通过与奥尔良公爵[39]结婚的瓦伦丁·维斯孔蒂[40]这层关系向米兰公国索取权利。

意大利迅速团结了起来。1495年3月，包括教皇、威尼斯、米兰、曼托瓦及其他城市在内，成立了反法同盟。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作为该同盟的总司令官从曼托瓦出发，他将公国的政务都托付给了妻子。

这对于伊莎贝拉来说，是自觉对政治产生兴趣的最初机会。与军人传统的贡扎拉家族不同，政治家埃斯特家族的血统在她的身体里苏醒。年轻的公爵夫人以缜密的心思和冷静的判断力处理着政务，在听取了丈夫的参谋们的一切意见后，曼托瓦的领地内没有一处不在夫人的掌控之中。每个市民无论何时都可以求见夫人，她也主动地去听取他们的意见。伊莎贝拉就这样慢慢地学习治国的所有事务。

另一方面，丈夫弗朗切斯科斩获了他人生中最高的也是唯一的荣誉。7月，在塔罗河战役[41]中，弗朗切斯科率军大胜法国军队，查理八世历尽千辛万苦逃回法国。整个意大利都因这个胜利的捷报而沸腾了。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现在已经成了“意大利的自由”的英雄，曼托瓦也沉浸在无比喜悦与自豪之中。在为了纪念这一胜利而建造的维多利亚圣母堂里，宫廷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42]绘制了《胜利的圣母马利亚》[43]，现收藏于卢浮宫。弗朗切斯科因此获赠2000达克特的特别奖励，而伊莎贝拉也获赠1000达克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红包”令伊莎贝拉大喜过望，钱尚未到手便向威尼斯订购了礼裙与首饰。

可是，因为这样一点儿成功便高兴万分的伊莎贝拉的面前出现了两个男人，几乎将这喜悦一扫而尽。他们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一流的人物，一个是妹夫伊鲁·摩洛，另一个是切萨雷·波吉亚。因为这两个人，伊莎贝拉明白了真正的政治世界。

被称为伊鲁·摩洛而不知其权势之衰退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似乎也以1497年妻子贝亚特丽斯之死为转折点，运势开始走低。这一次，法国推出路易十二来逼迫米兰。

尽管如此，伊莎贝拉依旧信任伊鲁·摩洛的力量。在她的头脑中，曾经豪奢的米兰宫廷与国主伊鲁·摩洛光彩夺目的满满自信仍记忆犹新。再加上她经常想到自己本可以成为婚礼的女主角，却因为一个月之差而失去了机会，被妹妹取而代之。妹妹死后，这两人的关系也变得特别亲密，往复的信函更加深了伊莎贝拉对伊鲁·摩洛的爱恋与信赖。对一度想先拱手让出米兰而后再收复米兰而绞尽脑汁的伊鲁·摩洛，伊莎贝拉曾去信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那我将率领军队前去帮助你。”

可是，伊莎贝拉这种多情善感的预见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让儿子切萨雷·波吉亚与路易十二的外甥女结婚，已经不再是米兰的同盟。米兰的仇敌威尼斯自不必说，不仅假装不知道，还去帮助法国。那不勒斯在5年前为赶走伊鲁·摩洛也出了力。所以，伊鲁·摩洛完全是孤立的。1500年，他在法国的逼迫下交出了米兰，成为俘虏，晚年死于法国领地内的洛什城堡[44]。

伊鲁·摩洛的没落让伊莎贝拉抛弃了幼稚的想法。即便在前一年丈夫弗朗切斯科因为伊鲁·摩洛的阴谋而被解除担任多年的威尼斯共和国陆军总指挥官的职务时，她也没有动摇对伊鲁·摩洛的信赖。但是这一次让她明白，对于政治，任何信任和亲近的感情都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在米兰没落后，曼托瓦受到来自北部的法国的威胁与来自南部的切萨雷·波吉亚的恫吓。虽然是中等程度的国家，但曼托瓦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要害之处。如果不穿过曼托瓦，那么无论从南边还是北边，都不能纵横半岛。出于这一点，它注定成为诸国必争之地。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与威尼斯也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

在米兰逐渐走向没落之际，伊鲁·摩洛的两个情妇——切奇利娅·加莱拉尼与卢克雷齐娅·克里韦利逃到了伊莎贝拉的身边。她亲切地迎接了这两位著名的“爱的技能者”。对于切奇利娅·加莱拉尼，她附上了自己写的推荐信，送往法国国王的宫廷。而卢克雷齐娅则带来了伊鲁·摩洛写的一封推荐信。这是用拉丁语书写的讲究排场的推荐信，直译为：“她爱的技能总让我十分欣喜。”卢克雷齐娅·克里韦利带着这张证明辗转而来。

米兰宫廷没落后，逃至曼托瓦的何止伊鲁·摩洛的情妇们，还有诗人尼科洛·达·柯勒乔[45]、镂金匠吉安·克里斯托福罗·罗马诺[46]。1499年年末，达·芬奇也在从米兰到威尼斯的途中经过曼托瓦。自从一年前切奇利娅·加莱拉尼给伊莎贝拉看了达·芬奇为自己绘制的肖像画之后，伊莎贝拉就羡慕不已。所以，得知达·芬奇来访，她欣喜若狂地迎接了他。

在滞留曼托瓦宫廷时，达·芬奇主动拿起了画笔。他绘制的是穿着日常服饰、披散了一头金发、没有佩带任何宝石等装饰品的伊莎贝拉的身形，这幅画现在保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伊莎贝拉希望达·芬奇画的并不是这种素描画，而是真正的肖像画，但是她的请求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伊莎贝拉给达·芬奇展示了她收集的众多艺术品，但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对著名的“新婚的房间”（Sala degli sposi）中曼特尼亚绘制的著名壁画也毫不关心。达·芬奇对曼托瓦唯一感兴趣的是被称为意大利最好的曼托瓦产的马匹。

伊莎贝拉在那之后也数次写信给达·芬奇，请他绘制肖像画，甚至还调动曼托瓦驻佛罗伦萨大使出面请求，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他的一次回复。1506年，伊莎贝拉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出访佛罗伦萨的时候，虽然拉斐尔[47]去了乌尔比诺不在佛罗伦萨，但她见到了佩鲁吉诺[48]、洛伦佐·迪·克雷蒂[49]等艺术家。可是，达·芬奇因绘制壁画《安吉里之战》[50]失败而心情郁闷，正在菲耶索莱[51]专心研究水力学，所以根本就不愿见她。

新婚的房间

忽视伊莎贝拉的人不止达·芬奇一个。与此同时，她也请求乔凡尼·贝利尼[52]绘画，并且多次支付了订金，但威尼斯的乔凡尼没有传来一点儿消息。1504年，伊莎贝拉对这种持续了两年的情形大发雷霆，她写信给乔凡尼说：“如果不还钱或者不画画，那我就把一切情况告诉威尼斯总督[53]。”纵然是乔凡尼也只得回信了：“侯爵夫人，我收到了订金，但是我是那种做事非常迟缓的人，真的已经尽力了。画作我会尽快送去。”数月后，画作被送达曼托瓦。伊莎贝拉非常高兴并一直珍藏着，但可惜这幅画在1627年之后就流失了。

在历史上，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仅次于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卢多维科·伊鲁·摩洛的著名艺术资助者。但是，与前两名相比，伊莎贝拉持有的财力显得十分微薄。曼托瓦的国库经常亏空，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她甚至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宝石。不过，她对于当时作为艺术资助者备受称赞的自己的修养与趣味显得过于自信，这使得她在最初的时候，连对待自己身边的来自费拉拉宫廷的诗人阿廖斯托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阿廖斯托是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诗人，古典名诗《疯狂的奥兰多》的作者，但当时在伊莎贝拉的沙龙里，现在看来那些都是三流枢机主教诗人之间，他几乎被淹没和忽视了。阿廖斯托曾在诗中褒扬过伊莎贝拉，还将诗集献给了她，但这对于不得不依赖于费拉拉宫廷以获得生活资本的诗人来说，也只能说是情非得已。

不受伊莎贝拉重视的艺术家还有曼特尼亚。曼特尼亚虽然是意大利北部著名的一流画家，但当时他的地位是曼托瓦的宫廷画家。所以，就算他为伊莎贝拉绘制肖像画也不足为奇，可是奇怪的是，他现今却没有留存下一幅画作。这是因为伊莎贝拉不喜欢他那有些冷峻的写实主义画风。在现今留存下来的她写给亲戚乌尔比诺公爵夫人伊丽莎白[54]的信中写道，她不要曼特尼亚给她作肖像画，所以希望派一个乌尔比诺宫廷画家到曼托瓦。根据她的这一请求被派到曼托瓦的画家是乔凡尼·桑蒂[55]，著名的拉斐尔的父亲。他是一个优秀的风景画画家，伊莎贝拉似乎对他很满意。[56]

曼特尼亚画《哀悼基督》

其实在当时，以曼特尼亚的名声足以被邀请至罗马。伊莎贝拉也厚待了他，据说在他死的时候，伊莎贝拉个人替他偿还了生前的所有债务。伊莎贝拉只不过不想保留曼特尼亚用冷峻的写实主义之笔为自己绘制的肖像画。很多年后，消瘦而老丑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57]在拉斐尔的画笔下展现出一副安然的姿态。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对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来说，比培育艺术更为重要的是要世间都知道“曼托瓦侯爵夫人的艺术沙龙”。只有通过这个才能超越她作为一介小国的侯爵夫人的地位。只是，聚集于此处的多是一些需要贵族支持的艺术家，像达·芬奇那种受到很多人邀请的艺术家，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她虽不遗余力地收集着艺术品，但那也只是为了装饰自己的书斋罢了，最终她也没能超越一个“小型收藏家”的格调。

1500年，对伊鲁·摩洛来说是毁灭之年，但对切萨雷·波吉亚来说，却是运势急速上升之年，对伊莎贝拉则是公私两方面都非常忙碌的一年。

先是5月份的时候，她生下了期盼已久的男孩儿，取名为费代里科[58]。而在选择洗礼的教父上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首先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59]。皇帝与弗朗切斯科有着多年的友情。为了不得罪皇帝的政敌法国路易十二，这个选择的理由被说成是为了庆祝稍早之前皇帝的孙子诞生之喜事，皇帝的孙子就是后来的查理[60]。伊莎贝拉当然想象不到，这个刚出生的皇帝的孙子后来对意大利，对她自己的儿子带来了多么重要的影响。第二个教父选的是枢机主教圣塞韦里诺。他虽与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关系密切，但尚有潜在的势力。最后一个教父是现任教皇的儿子，在当时以不可匹敌的势力与才华而最令人敬畏的切萨雷·波吉亚。切萨雷在接到这封充满了喜悦的信件的同时也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弗朗切斯科与伊莎贝拉都不是单纯到接到他的信就会得意忘形的人。曼托瓦非常清楚这个男人的危险性。那时，费拉拉驻罗马大使写给伊莎贝拉这么一封信：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对教皇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且，看起来，公爵也非常清楚自己对坚强的精神与名声的欲望。可是据我判断，他虽然很擅长征服，治理和固守的手段却少得可怜。前几日，教皇对我说：“公爵虽然是一个异常优秀的男人，但若受到侮辱，他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我经常对公爵说：‘罗马是一个自由的都市。’于是，公爵这么回答我：‘那对于罗马来说是件好事啊。可是我要教会他们：罗马市民还是不要使用那样的自由才更合算。’”马基雅维利口中的“寡言而经常行动的男人”，对于曼托瓦而言是一个极其毛骨悚然的存在。

1500年7月，切萨雷的野心逐步付诸实践。首先，他在梵蒂冈宫殿里杀害了妹妹卢克雷齐娅的第二任丈夫、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家的庶子阿方索。之后，那不勒斯马上被与波吉亚联手的法国征服，切萨雷控制了罗马涅地区。数周后，波吉亚家又提出了刚刚成为寡妇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与在安娜·斯福尔扎死后一直独身的埃斯特家的继承者阿方索·德·埃斯特之间的婚事。但埃尔科莱公爵与阿方索对此都毫无兴趣。得知这一消息的切萨雷让妻子——法国贵族家的女儿夏洛特·德·阿尔布雷[61]的亲戚，也就是埃斯特家的保护者、法国的路易十二强迫他们答应。埃斯特家再也不能拖延答复了。1501年8月，婚事谈妥。

卢克雷齐娅的婚礼结束后不久，一封信函让整个曼托瓦都感到恐慌。那是来自切萨雷·波吉亚的信件，他提出了贡扎加的继承人、两岁的费代里科与他女儿的婚事。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切萨雷的企图。曼托瓦非常慎重。根据以往的事例，显而易见，无论教皇的近亲现在有多么大的势力，也不能保证将来。可是切萨雷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尚十分健壮，更不知死期何时。伊莎贝拉与弗朗切斯科决定尽量拖延婚事，同时也要非常小心不能惹怒切萨雷。面对切萨雷接连不断的催促，曼托瓦侯爵提出了条件：将弟弟西吉斯蒙多[62]升级为枢机主教。这对拥有枢机主教任命权的教皇，也就是波吉亚来说，意味着最后一张王牌。罗马对此没有回复。

为了让曼托瓦调转这一要求的矛头，切萨雷这回提出的条件是在结婚的时候退还巨额的礼金。对此，伊莎贝拉回复如下：“现在曼托瓦的国库中可没这么大的一笔钱款，里面有的只是我的宝石。但是从年纪尚轻还很喜欢佩戴宝石的女子身上夺取宝石，就算15年后儿子结婚时再归还，到那时人都老了，早已过了喜欢宝石的年纪了。真正的绅士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就此，切萨雷再也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在那期间，曼托瓦周边的公国也陆续被切萨雷征服。1503年6月，由达·芬奇担任技术总监的切萨雷大军征服了斯波莱托，侵入了乌尔比诺领地。乌尔比诺公爵与夫人伊丽莎白逃至曼托瓦。同月21日，切萨雷进入乌尔比诺城，将宫廷里的所有东西洗劫一空。接着佩鲁贾[63]、锡耶纳[64]、比萨、卢卡[65]也被切萨雷悉数收入囊中。

乌尔比诺公爵一家到曼托瓦避难的三天后，伊莎贝拉得知自己从前在公爵收藏品中见过的米开朗琪罗制作的维纳斯与丘比特的雕像都被切萨雷连同其他艺术品带去罗马了。那是她一直以羡慕的目光远眺的东西，所以特别想要得到它们。那个时候，她正在建造一间自己的藏品室。于是，在这个念头的催促下，她迫不及待地给罗马的弟弟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向切萨雷请求。数周后，切萨雷的家臣将雕像送至曼托瓦。喜出望外的伊莎贝拉为了表示致谢和庆祝战争的胜利，向切萨雷赠送了狂欢节上使用的100个面具，以及她满怀温柔女性情感所写的信函。此刻的她好像毫不在意被驱逐出国而寄身于曼托瓦的乌尔比诺公爵的痛苦心情。切萨雷立刻回了信，这也是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件，信的结尾处没有署名罗马涅公爵，却代之以调侃的“来自你年轻的弟弟，切萨雷”。他比29岁的伊莎贝拉小一岁。

1503年8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梵蒂冈宫殿里短期患病之后突然去世，切萨雷也几乎同时躺在了病床上。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他们是被下了毒，但实际是患了疟疾。在得知教皇的死讯后，整日因切萨雷担惊受怕的意大利诸国都欢欣雀跃起来。

切萨雷在父亲死后将罗马涅地区拱手献给了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可是他在前往那不勒斯途中却仍难逃脱被捕的命运，之后被押送至西班牙。世态炎凉，法国与那不勒斯也纷纷转过头去对他不再理睬，就连罗马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便忘记了他。

可是，仍有很多人没有忘记切萨雷·波吉亚，伊莎贝拉就是其中的一个。18岁时因为父亲即位教皇而成为政治权力的中心，28岁时又因父亲之死而没落，这个将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都搅和了一通的个性鲜明的男人，曾是波吉亚支持者的马基雅维利自不必说，就连称得上是反波吉亚派的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66]也不得不承认切萨雷的行动力及其人格魅力。尽管素未谋面，伊莎贝拉却对他印象深刻。

悲剧的间奏

无论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不伦之恋的禁忌都是不可触犯的，更何况还是别人引起的爱情纠纷。在一个阴谋与亲属之间的争斗属于家常便饭的时代，不伦之恋必然会以悲剧的形式来结束，这就是它的宿命。

首先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与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的不伦之恋。切萨雷·波吉亚在1507年死于西班牙之前，从心底里关心的只有妹妹卢克雷齐娅。当四处散发的苦苦请求帮助哥哥的信件全部落空时，安慰绝望中的卢克雷齐娅并与她亲切商量的是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他们两个人都处于拥有相互稳固的协作关系的埃斯特家族兄弟姐妹的外围，并且两人都不太能理解沉浸于深厚修养氛围中的埃斯特家族。

以往，对于弗朗切斯科的女性交往经历，伊莎贝拉都假装不在意。10年前，一个女子生下了丈夫的孩子而公开了恋情。但是因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儿，所以根据当时的风俗，她选择了无视，但这次的对手是她的弟弟阿方索的妻子。她非常爱这个弟弟，而且她也很清楚弟弟爱着妻子。当丈夫在波河河畔与卢克雷齐娅相会并将她带回曼托瓦城附近时，伊莎贝拉并没有感受到嫉妒或是愤怒，只有轻蔑。

弗朗切斯科与卢克雷齐娅的关系，究竟是单纯的亲密还是有更深的感情，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不久之后，两人不再通信，因为在他们之间传递信函的男人不知被谁谋杀了。阿方索派人杀害的嫌疑很快就被洗清了，也找不到伊莎贝拉指使的证据。

还有一个恋爱的悲剧，发生于1505年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这场真实的悲剧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让埃斯特家族处于灰色的阴霾之中。

当时，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嫁到埃斯特家的时候带了一个女官安杰拉·波吉亚[67]。她与伊莎贝拉同父异母的弟弟、年轻俊美的朱利奥[68]相爱了。爱上美丽的安杰拉的不只有朱利奥，还有另一个弟弟、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可是，对于枢机主教的爱恋，安杰拉断然拒绝说：“你的一切都比不上朱利奥那双美丽的眼睛。”为此愤怒嫉妒得发狂的伊波利托在数日后的费拉拉城外，与几个家臣一同袭击了急匆匆地孤身一人回城的朱利奥，用手指抠掉了他的双眼。

受伤的朱利奥向哥哥阿方索诉说了这件事。可是，伊波利托是基督教枢机主教，所以就算是阿方索也无能为力。更让阿方索担心的是，在处置枢机主教的事情上，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会如何刁难费拉拉，因为费拉拉从不掩饰与法国的密切关系，而被尤利乌斯二世视为永远的眼中钉。费拉拉是教皇册封的公国，正如曼托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册封的一样。阿方索命令朱利奥必须忍耐，并且恢复与枢机主教伊波利托的关系。

怀恨在心的朱利奥向另外一个哥哥费兰特吐露了心思，同情他的费兰特与朱利奥计划了一个谋杀阿方索的方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实施的勇气，一拖再拖。就这样，计划被枢机主教伊波利托获悉，他紧急通报给当时正前往南意大利而不在费拉拉的阿方索。阿方索急忙返回费拉拉。费兰特跪在哥哥的面前请求原谅而被捕，朱利奥则逃到伊莎贝拉身边。伊莎贝拉为自己的弟弟们发生这起事件伤心不已。她虽然暂时让朱利奥避开了追捕者，但非常清楚这是没有用的，她能做的只有努力请求将死刑稍微减轻一点儿，至少减成终身监禁。只是，这么做的只有伊莎贝拉一个人。

处刑之日来临了。在费拉拉城前的广场上，费兰特与朱利奥两个埃斯特家的兄弟及其附和的家臣都被带了出来。在众人的目光下，先是家臣们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最后轮到埃斯特家的兄弟时，国主阿方索公爵感念手足之亲，免除了二人的死刑，宣告终身监禁。人群中响起了如释重负的欢呼声。

费兰特与朱利奥两人分别被幽禁于城堡角落里一个白塔之中的上下两个房间，通往房间的入口被墙土牢固地封住，除了偶尔前来传达事务的人以外，禁止任何人会见。房间的上方只开了一个洞，餐饭由此传递。过了一阵，他们可以从面向费拉拉城外的窗户，眺望远方的人们往来的情形。又过了一段时间，上下两个房间被打通，变成一个可以互相联络、通风良好的大房间。26岁的费兰特在被幽禁了37年后病死于牢房之中，而25岁的朱利奥在费兰特死后还活了19年，他在这座塔中足足待了56年，直到他去世的两年前才被释放了出来，真正是半个世纪的执念啊。在这一期间，阿方索死了，埃尔科莱二世也死了，已经到了孙子阿方索二世的世代了。费拉拉的年代记中是这么结语的：“当这个老人从塔中走出时，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正是半个世纪前最流行的款式。”

深受打击的伊莎贝拉在这场悲剧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到访费拉拉，可是出于对娘家的深厚感情，后来当阿方索与教皇等人相继发生对立时，她总是帮助弟弟，帮助埃斯特家。阿方索也从这个姐姐的身上感到了超越任何人的真挚情谊。

曼托瓦的防卫

1509年夏天，伊莎贝拉·德·埃斯特35岁，正当韶光年华。可是这个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却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件事将她置于一生中最大的试验场，将她从以往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扔进现实的政治斗争的热浪之中。但忍耐过这场考验后，她成了一个真正的人，并获得了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应有的地位。

通过各种各样的史料将这漫长而错综复杂的一年架构起来后，事件的大致经过可以追溯如下：

在1508年10月，威尼斯共和国依靠强劲的势力背景，开始明目张胆地显露出对罗马涅地区与伦巴第[69]地区的野心，得知这一情况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侯爵等结成了同盟，对威尼斯宣战。此时，常年任职于威尼斯共和国军队的雇佣兵队长弗朗切斯科一反其以往的立场，第一次站到了反威尼斯的阵营中。

1509年4月，法国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与此同时，教皇的军队在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70]的指挥下进军罗马涅。5月，威尼斯军队在各地的战役中遭受彻底的败北。威尼斯统治下的都市维罗纳[71]、维琴察[72]、帕多瓦[73]全部被同盟军占领。这个重创可称得上是“威尼斯在这800年间获得的东西全部失去了”（马基雅维利）。不过威尼斯的实力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击垮的，7月，威尼斯军队反攻，首先夺回了帕多瓦。

事件发生在8月8日的夜间，指挥帕多瓦包围军队的伊莎贝拉的丈夫弗朗切斯科在大意的、毫无防御的睡梦中遭到了敌人的奇袭。根据历史学家奎恰迪尼的说法，“侯爵几乎是赤裸地从窗户逃跑，后来被假装帮助的百姓抓住。他向百姓请求愿意支付高额赎金，但是他们根本不理会，将他交给了威尼斯”。弗朗切斯科豪华的日常服饰与3000匹优良的曼托瓦马匹都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这一紧急通知在当天的半夜过后传达到了曼托瓦。伊莎贝拉简直要晕了过去，她立即派特使急速赶往当时受教皇之命在马切拉塔[74]担任枢机主教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西吉斯蒙多之处，让他马上回曼托瓦帮助遭遇如此不幸的自己与国家。这个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也传到了罗马，本来就易怒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这下更是怒火中烧，他“将头上戴着的贝雷帽扔到地上后，一边用可怕和不敬的语言叱骂圣人，一边怒吼着——你这个圣彼得的混蛋！”

伊莎贝拉再也没有闲工夫继续在宫廷中和女官们数落弟媳的长短，至于在教堂向神明祈祷或是依靠占卜术，那都是无用的。她日夜思索着能有效收拾这一不幸局面的办法，首先做了以下决定：1.守住曼托瓦，不让它落入敌人之手，更不能落入比敌人更为棘手的同伴的手中；2.营救丈夫弗朗切斯科，但是不能花费巨大的代价；3.通过势力或奸诈的计谋进行复仇。

曼托瓦本是一介小国，如今国主被擒，威尼斯势必乘此良机谋取曼托瓦，而同盟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路易十二、教皇亦不可信。更直白地说，这些所谓的同伴甚至比敌人更可怕，更棘手。总之，谁也不能信。

曼托瓦的市民们通过伊莎贝拉迄今为止摄政的实绩，充分了解侯爵夫人的深思熟虑与坚定的行动意志，全体人员都同意追随她，追随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点儿胜出希望却依然直面巨大困难的她。她首先召集了曼托瓦全军，紧接着向全体市民下达了布告：“中止全国的一切活动，男女皆穿朴素服装，全国厉行节约，这些最先在宫廷内实施。农民也要准备拿起武器，全国都要奋进，让侯爵在归国之际看到和从前一样的曼托瓦。”税金的设定与以往一样，于是，在这不幸的一年中能够提高税金的就只是没有义务拿起武器的犹太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意大利

另一方面，伊莎贝拉继续写信，想借助外部势力来营救丈夫。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与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波旁公爵[75]、萨沃亚公爵[76]、蒙费拉托[77]侯爵、佛罗伦萨长官、锡耶纳与卢卡等地方的统治者、巴伐利亚公爵、勃兰登堡公爵等人、美第奇枢机主教、阿拉贡与圣塞韦里诺枢机主教、匈牙利国王，此外还有土耳其的苏丹[78]。

当然，伊莎贝拉明白在这些人之中，向教皇求救是最好的方法。事发还不到一个月，她就派遣卢多维科·布洛涅罗为特别使节前往罗马，这一举动令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非常满意。教皇向布洛涅罗转达了意思：“侯爵夫人依赖于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我把夫人当作女儿一般对待。”但是他也没有隐瞒自己对其夫弗朗切斯科并无好感，这是因为他以前就很不喜欢弗朗切斯科亲近外国势力的策略。教皇真正的想法是将外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为此从一开始就没有摧毁意大利第一强国威尼斯的意图。在适当的场合，将威尼斯拉入自己的阵营才是重要的，在此之前，弗朗切斯科一个人的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伊莎贝拉也非常清楚教皇打的如意算盘，正因为非常清楚，反而对教皇寄予了解救丈夫的希望。比起法国与德国皇帝只是瞄准曼托瓦的想法，教皇的考虑显得更为深远，不如乘此良机，也许能使丈夫的问题被纳入其考虑范围之内。

伊莎贝拉的判断是正确的，路易十二并不同情弗朗切斯科的不幸。他对费拉拉大使说：“可别想用我这里的威尼斯俘虏与弗朗切斯科交换，就算不是最重要的俘虏，我也不会拿去交换的。”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他立刻给伊莎贝拉送来这么一封信：“如果你听从了我的忠告，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守卫曼托瓦，我决定派100个法国士兵过去。”

伊莎贝拉非常担心法国派来的军士将成为征服曼托瓦的开端，但是其实她更害怕这会让威尼斯找到进攻曼托瓦的借口，毕竟曼托瓦与威尼斯的国境接壤。

特快信使飞奔至巴黎。“陛下，我衷心感谢您的好意。只是，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现在国民与家臣们都在非常忠诚地帮助我。倘若我接受了陛下的好意，那么在宣誓效忠的国民看来，这就成了我对他们不信任的证明。曼托瓦，将由曼托瓦的国民来守卫。”在这种危急关头绝不能树敌，无论是谁。于是她同时也寄给了法国王后一封信，一封完全改变了语气的想要博取女性同情的信。“如果没有法国的帮助，恐怕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请王后体谅体谅维持这种没有丈夫的生活的辛酸，对于女性来说，这真是比死还要痛苦。”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在得知路易十二要求向曼托瓦派兵之后，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立即向伊莎贝拉转达了将要派遣德国军队驻扎曼托瓦的意思，而她也给皇帝送去了相同态度的信，拒绝了派兵。

另一方面，被威尼斯拘捕的弗朗切斯科在最初之时还高傲地忍耐其境遇。当他作为囚犯进入威尼斯的城市时，等得不耐烦的市民们用讥讽的语气向他打招呼：“欢迎曼托瓦侯爵。”对此，他这么回答道：“在这里的是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不是曼托瓦侯爵。曼托瓦侯爵是身在曼托瓦的我的儿子费代里科。”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丝毫没有要释放他的迹象，弗朗切斯科开始焦躁起来。他开始写信给妻子，无助地说道：“请代我向神明祈祷。”

伊莎贝拉也非常担心丈夫的身体。她向威尼斯派去了照看丈夫的仆人与医生，还有给他排忧解闷的乐师与小丑，但都被威尼斯遣返了回来。为了能够让丈夫获得良好的待遇，在送衣服的时候，她甚至还谎称“我们夫妇以前就很尊重威尼斯，对威尼斯很有好感”，但威尼斯丝毫不予理会。受此冷遇的伊莎贝拉十分窝火，她给罗马大使写信说，这实在是太无礼了，请如实转告给教皇。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曼托瓦国库日渐亏空，伊莎贝拉还必须按照威尼斯的要求，支付丈夫及家臣们作为俘虏的滞留费用。不仅如此，威尼斯就连看管俘虏们的威尼斯警卫的薪水也要她一同支付。更让她头疼的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与威尼斯开战为由向她索取军费。皇帝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名的，连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都说：“那个百家恶魔生出来的家伙，让全世界都变得贫穷。”因皇帝的索求苦不堪言的伊莎贝拉向教皇请求：“请转告皇帝，曼托瓦已经没有可支付的金钱了。”可是，教皇却对曼托瓦大使回复道：“就算我转告也没有任何作用，反而会成为皇帝转向我索求军费的好借口。”无奈之下，伊莎贝拉变卖了自己的宝石，总好过提高税金。

然而，最令她悲伤的是，丈夫弗朗切斯科开始对她产生了怀疑。心力交瘁、身心俱疲、动不动就生病的弗朗切斯科怯弱了，甚至在前来会面的威尼斯总督面前哭泣着乞求释放自己。然后，他相信了传入威尼斯的流言，说伊莎贝拉与娘家埃斯特家结盟后完全依附于法国，所以根本不希望释放自己的丈夫。

得知这一消息的伊莎贝拉向教皇倾诉，请教皇向身处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解释清楚。教皇因为认可以往伊莎贝拉对待德国皇帝及法国国王的态度，便向威尼斯派遣了使节，向弗朗切斯科阐明了伊莎贝拉的立场，但是弗朗切斯科依旧心存疑虑。

其间，在罗马也逐渐兴起了要求释放弗朗切斯科的运动。枢机主教们纷纷向教皇提出了请求书，并逮捕了威尼斯驻罗马大使以此作为交换弗朗切斯科的条件。可是，大使是有人身安全保障的，所以教皇理所当然地否决了。这个方案失败后，伊莎贝拉提出了方案：请皇帝、路易十二、教皇同时派遣使节到威尼斯，要求释放公爵。但路易十二回复说，这至少要等到占领帕多瓦之后再谈，所以这个方案也失败了。

最终，伊莎贝拉深切地感受到，能够依靠的只有罗马。战役之初，教皇开除了威尼斯的教籍，当她察觉到威尼斯希望教皇解除除籍的动向后，并没有忘记请求教皇以此作为释放丈夫的交换条件。与此同时，加快已经订了婚的女儿埃莱奥诺拉[79]与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的婚事进程。乌尔比诺公爵没有子嗣，所以将外甥收为养子。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是乌尔比诺公爵吉多贝多[80]的外甥，也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甥。伊莎贝拉想通过这样的姻亲而稍微增进一些与教皇的关系。

12月，沉浸在父亲不幸的悲伤中的埃莱奥诺拉嫁到了乌尔比诺。婚后，滞留于罗马的埃莱奥诺拉与乌尔比诺公爵一有机会便向教皇请求释放弗朗切斯科，但教皇每次都像炸了的炮仗一样，对着外甥乌尔比诺公爵怒吼道：“你小子是想学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吗？”尤利乌斯二世对亚历山大六世受儿子切萨雷摆布的做法非常厌恶。

对这个总是因为弗朗切斯科一事受到反复烦扰，而且难以沟通的尤利乌斯二世，请求的时候可得需要小心翼翼。有的时候，教皇会出席罗马举行的赛马会。每每优秀的曼托瓦产的马匹获胜的时候，民众都会欢呼喝彩“曼托瓦！曼托瓦！”教皇也非常高兴。这时，伊丽莎白与埃莱奥诺拉心想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分别向教皇请求释放弗朗切斯科。教皇也因为心情好而答应下来，但只说不要着急。

1509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威尼斯军队集结了全军之力对扎营在波河河畔的费拉拉的阿方索公爵发起了总攻。得知这一消息的伊莎贝拉，立刻向路易十二派去信使，告知在自己提出请求之前，法国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向曼托瓦派军。紧接着，曼托瓦发布了全国紧急动员令，农民和商人都拿起了武器。守卫城墙的全军还接到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下达的这个指令。“就算威尼斯军队将侯爵强行押至城墙之下，说如若不打开城门就杀了侯爵，也绝对不能开城。比起一个侯爵，哪怕是本国的国主，守住曼托瓦才是最重要的。”

威尼斯军队入侵曼托瓦的行动功败垂成。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率领的费拉拉军队拥有阿方索擅长的近代兵器，一举击破了威尼斯军队，使其沉入了波河之底。

在罗马，教皇也终于有所行动。1510年2月，教皇与威尼斯之间开始交涉。教皇首先提议：任命弗朗切斯科为威尼斯共和国军队的总指挥官，然后予以释放。不言而喻，这一方案达成的基础是教皇与威尼斯一致默认要共同将法国赶出意大利。威尼斯同意了。可是这一次，伊莎贝拉却成了反对者。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曼托瓦将会遭到德国与法国的肆意践踏。不能给任何一方找到侵略曼托瓦的借口，伊莎贝拉出于这样的担心，自然持反对意见。只是这样的话，她就不得不第一次站在教皇的对立面。

果然，她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当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得知教皇与威尼斯之间的动作——任命弗朗切斯科为威尼斯军队的总指挥官之时，他开始暗示曼托瓦将其继承者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德国。身为母亲的伊莎贝拉心痛不已，10岁的费代里科是她最疼爱的儿子。而且，将费代里科送到德国当人质，在政治上也绝对不是最好的计策。伊莎贝拉立刻向曼托瓦驻德国大使送去了指令。“如果皇帝开了口，这一人质事件将会使得曼托瓦全体人民为此克服的困难与所做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所以请转告皇帝，我们绝对不会答应。而且要强调，这是最终回复，绝对不会改变。”

伊莎贝拉的难题源源不断。威尼斯虽然将弗朗切斯科变成总指挥官，但并不信任他。随时都可能被公爵背叛的威尼斯，要求伊莎贝拉将儿子费代里科作为人质。意思是，只有当费代里科被送到威尼斯时，弗朗切斯科才能成为威尼斯总指挥官，然后才能被释放。伊莎贝拉当然拒绝了这一屈辱的要求。于是，身处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提出，让妻子代替费代里科作为人质。“无论将妻子带到威尼斯还是法国，或者是世界的尽头都没关系。”威尼斯没有理睬他，他们认为弗朗切斯科的这个提议一定是因为喜欢拈花惹草的他想要把糟糠之妻赶走。

5月，威尼斯出现了示威游行。圣马可广场[81]上聚集了市民，弗朗切斯科被一片高呼“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共和国陆军总指挥官！”的民众簇拥其中。

这个消息马上传到了法国宫廷。路易十二立刻派特使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到曼托瓦，要求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法国。伊莎贝拉先是找理由推托：“儿子尚幼，前往巴黎路途遥远，不堪重负。”得知推托不过后，她一改态度，强硬地回道：“费代里科现在不仅仅是我的儿子，对于曼托瓦国民来说，他还是当今的国主，肩上可是承担着凝聚整个曼托瓦团结的重任。我既然不答应皇帝的要求，自然也不会答应法国的同一要求。”法国特使维斯孔蒂出于个人对伊莎贝拉的尊敬之情，回避了强硬的话，将其所述进行了平淡的转告，没有触怒路易十二。

但是，同样的要求，这次由威尼斯的弗朗切斯科提出了。伊莎贝拉给丈夫送去了这么一封信：“我不想听你的要求。就算将费代里科送去威尼斯，你的自由又能得到多少保证呢？反而可能会被利用，因而被延迟释放。如果事情发展成那样，那么将会给法国军队侵入曼托瓦提供绝好借口。皇帝与法国国王都放弃了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你却又提出来。法国特使进入曼托瓦城时，我谨慎到甚至让他卸掉武器。请耐心等待下。我和你的弟弟枢机主教西吉斯蒙多两个人会尽全力保卫曼托瓦与你的安全的。”这封信在弗朗切斯科此前的疑虑之上又点了一把火。他一边哭着一边喊道：“你这个淫妇！我弟弟什么也不知道。”然而，伊莎贝拉完全无视丈夫的怒火。

她考虑得非常清楚。首先，她反对丈夫通过成为威尼斯陆军总指挥官而获得自由，因为这将给所有敌人提供入侵的借口。其次，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丈夫的自由。她的这个看起来像是打小算盘的想法，在教皇与威尼斯，现在又加上了曼托瓦的家臣中评价很差。伊莎贝拉完全是孤立的。教皇毫不顾忌地对她发了火。“那个淫荡的侯爵夫人，自己统治得有趣，根本不希望释放丈夫。”

可是，事态渐渐地向着有利于伊莎贝拉的方向发展。对于她的想法——如果不是无条件释放弗朗切斯科，那么任何交涉都是无用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首先做了让步。他开始盘算，与其让弗朗切斯科成为威尼斯的总指挥官，不如成为教皇军队的总指挥官对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他下命先将费代里科作为人质送到博洛尼亚的乌尔比诺公爵之处，然后等到弗朗切斯科被释放时再将其送去威尼斯。但是，伊莎贝拉又拒绝了。教皇又一次同以往一样大发雷霆，怒喝道：“等侯爵释放后，无论愤怒的他对妻子做什么，我都再也不会伸手帮助了。我以前还派使节去威尼斯帮她解释，真是赔本生意。”

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很快就不得不压下他的怒火。因为皇帝给伊莎贝拉送去了这么一封信：如果将费代里科交给威尼斯，那么德国军队将立即南下。教皇再次让步了。他提出了条件：将费代里科送到罗马教皇的身边，并且只要威尼斯希望，就一直将他留在罗马。伊莎贝拉终于同意了。这个同意是建立在两个约定上的：一是绝对不会将费代里科交到威尼斯的手上，二是无条件释放弗朗切斯科。

伊莎贝拉赢了。这一年，虽然被教皇和丈夫唾骂，但没有引起曼托瓦的战事。德国与法国都没有找到能够作为入侵意大利的借口。曼托瓦的国境守住了，无论是对威尼斯还是对其他国家。儿子被送去罗马作人质，这一点只能忍耐。虽说是人质，但因为是自己的同盟方，所以还能接受。整个欧洲都对她寄予了赞美与认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对她表示了认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说：“我简直被她迷住了。”法国的路易十二也毫不吝惜地称赞她的勇气，甚至连威尼斯人都说：“没有比侯爵夫人那个方法更好的了。”

7月16日，弗朗切斯科从大约一年的囚禁生活中恢复了自由之身。他前往博洛尼亚与当时正在那里的教皇会面，途中到达里米尼[82]时，伊莎贝拉派来的使者正在那里等候着他。使者对他说明了这一年来伊莎贝拉的辛苦。等到全部听完后，弗朗切斯科将自己戴的镯子摘下交给使者，让他转告自己对妻子的感谢。

在曼托瓦，终于结束了一切而松口气的伊莎贝拉，现在作为一个母亲担心起儿子的安危。这是儿子第一次离开她的身边。10岁的费代里科并没有那么悲壮地离开前往罗马，而且他还见到了途经博洛尼亚的父亲。母亲每天都给罗马的儿子写信。

被送到罗马的费代里科从教皇那里获得了可以一览罗马郊外风景的美丽的贝维德雷别墅作为住所，受到了根本不像人质的厚待。他常常在阿莱蒂诺[83]的向导下去游览罗马的街道。彼得罗·阿莱蒂诺，这个后来成为威尼斯娼妇们的首领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言论人之一的男人，作为10岁少年的老师也许是有点儿危险的。尤利乌斯二世非常喜欢这个少年，让拉斐尔给少年创作肖像画，毫不吝啬地让他观赏梵蒂冈的艺术品。在费代里科天真无邪地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尤其觉得《拉奥孔与儿子们》[84]雕塑像很了不起。

成熟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和谐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和谐即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的明快而又感性的、性感的共存。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像新教徒那样的见解，即认为精神的东西与肉体的东西之间不存在纠葛。那充其量是不具有将二者区分开来分析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北方新教徒式的看法，是萨伏那罗拉[85]对其夸大的评价，也是对当时教皇们的堕落一言以蔽之的理由之一。在意大利，这两种东西在人的身上得以调和共存。换言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髓，不是封闭于狭隘的精神主义外壳之中的东西，而在于无可匹敌的大胆魄力与透彻的理性精神，并立足于此将情感与肉体调和统一。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情调将无从谈起。从30岁的后半到40多岁，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也更加深刻地融入这样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情调之中。

在确保丈夫的自由与曼托瓦的安全之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改换了敌人，将威尼斯换成了法国。教皇首先瞄准的是与法国关系密切的费拉拉，也就是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统治的费拉拉。这一次，她千真万确地不得不应对这场亲属间的战斗。

1511年，教皇的军队从博洛尼亚向着费拉拉进军，军队由乌尔比诺公爵与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弗朗切斯科被释放后就被教皇任命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如今，自己的丈夫与女婿去攻打自己的弟弟阿方索，这让伊莎贝拉痛苦不堪。教皇军队很轻松地拿下了费拉拉的领地摩德纳与米兰多拉[86]，但阿方索拼死也想守住费拉拉。

伊莎贝拉又一次变卖自己的珠宝，贿赂了医生。她让医生写下了诊断书：作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而加入费拉拉进攻战役的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因为此前俘虏生活过度疲惫而患病，不能继续执行军务。伊莎贝拉的计划成功了，毫不知情的丈夫被撤离战线。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前来支援费拉拉的法国军队成功地将教皇的军队赶回了博洛尼亚。眼看时机成熟，伊莎贝拉提议休战，还提出需要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大使们在曼托瓦就这一事件进行会谈。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野心未能得逞，被击溃的军队返回了罗马。

8月，在曼托瓦召开了由伊莎贝拉组织的会议，欧洲各国的大使们与意大利各国的代表汇聚一堂。已经37岁的伊莎贝拉依旧充满了魅力。她不仅具有闻名整个欧洲的修养和知性，而且，在中年时原本活泼而机敏的性格更获得了成熟与精炼，使得她浑身透出一种优雅的气质。代表西班牙的那不勒斯总督几乎被伊莎贝拉的魅力迷得神魂颠倒。她还有更深远的考虑。在会议的间隙或者晚上接连不断地举行舞会与音乐会，从曼托瓦宫廷里精挑细选出的美女们华丽地点缀其间。

会议按照伊莎贝拉的意图进行着。费拉拉正是因为没有可靠保障，才变成今日这个现状。再加上米兰自1499年以来，隔了11年之久才回到斯福尔扎家族的手上，回到贝亚特丽斯与伊鲁·摩洛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的手上。米兰完全是意外的收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二者都希望将米兰公国送给孙子卡洛斯，但是遭到了教皇的坚决反对。威尼斯与其他意大利诸国也都赞同教皇的意见。利用了这一对立，马西米利亚诺才得以进入米兰城。当然，这也受到了伯母伊莎贝拉巧妙的帮助。

在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正处于垂死之际。1513年2月20日，这个因为自己的感情而实话实说，常常会因为过于愤怒而暴粗口的充满人性的教皇，这个将教会变得强大，努力保卫意大利不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唯一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去世了。教皇理解并赞同伊莎贝拉，认可了她，尽管他常常会怒喝其为淫妇。但伊莎贝拉却没有理解尤利乌斯二世崇高的志向，对她而言，统一意大利等与她完全没有关系，曼托瓦与费拉拉才是重要的。所以，与得知教皇死讯而欢喜的阿方索·德·埃斯特一样，她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儿子费代里科就能回到曼托瓦了。

那时，伊莎贝拉正住在米兰宫廷。为了帮助外甥马西米利亚诺即位米兰公爵，也为了直接从德国、西班牙等国获得保障以保卫费拉拉的平安，她重施故技，调动了美女女官。

成为米兰公爵的马西米利亚诺虽然年满19岁，但是长期以来瑞士的流亡生活在这个青年的身上落下了惨痛的阴影。他怎么也不会笑，只有对着侏儒和小丑时，他才会显示出好像一个孩童的兴趣，和他们在一起才会开心。至于统治米兰公国之类对他完全没有吸引力，他的一些古怪的举动不是让人们感到惊异，而是觉得可怕。伊莎贝拉对这个外甥也没抱任何期望，她考虑的是，既然可能近期就会失败，那就必须提前做好之后的准备。

可是，那个时候，让她困扰不堪的是自己的女官们与滞留于米兰的各国大使之间的绯闻。此前在曼托瓦成功的这个方法，现在在米兰却有点儿过头了。伊莎贝拉不得不解雇了一个女官，她与西班牙的那不勒斯总督之间的流言传得太厉害。这个女官被送到戈伊托[87]附近的一个修女院，在那里作为总督的情妇生活着。

听到这一传闻的弗朗切斯科大怒。他给伊莎贝拉去了一封信。“对这样一个什么都自以为是的妻子，我深感耻辱。”弗朗切斯科自从因妻子的计谋而被撤离战场起，就变得体弱多病而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于是，他非常不痛快地盯着妻子浮夸的政治行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忘不了在自己被俘期间妻子的做法。作为一国国主姑且不论，即便从个人感情来说也是无法释怀的。于是，他的不满便在此时爆发了。伊莎贝拉立刻写了回信。“米兰发生的丑闻，确实可以说是我的责任。但是，这是我为了曼托瓦，为了费拉拉而做出的举动。比起一个丈夫娶了怎样的妻子来说，你更应该向我表示感谢。就算你爱我，敬重我，对迄今我所做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回报得了。”（1513年3月11日）在这封信中，她没有像以往那样署名“你的妻子伊莎贝拉”，而代之以“曼托瓦侯爵夫人”。

伊莎贝拉失去了丈夫的爱，在失去的同时，她自己也切断了对丈夫的爱。现在曼托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丈夫弗朗切斯科正将自己疏远国政，而40岁的她对政治也感到一丝疲惫。她决定出去旅游，前往向往已久的罗马。

罗马是一个大都会，古老富饶而又十分繁华，这一切立刻俘获了伊莎贝拉。因为新教皇利奥十世[88]曾邀请过她，所以这一次整个梵蒂冈都对她相当热情。伊莎贝拉在罗马找到了她所有的旧友。以前出入曼托瓦宫廷的毕比印纳[89]成了枢机主教，诗人本博也在。在到达罗马之后的6个星期中，她一心埋头于游览古罗马的遗址与梵蒂冈。

以前从克里斯托弗·罗马诺及本博等人的口中，从儿子费代里科年轻感动的语言中幻想出的罗马，直到此时，伊莎贝拉才第一次亲眼看见。她也见到了《廷臣论》[90]的著者卡斯蒂利奥内[91]、毕比印纳称赞的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92]、优雅完美的拉斐尔的壁画。本博、毕比印纳枢机主教、萨多莱托[93]、卡斯蒂利奥内为她做了向导。拉斐尔也很高兴为她向导了自己亲自担任发掘指挥的“提图斯浴场”[94]与尼禄的“黄金宫殿”[95]遗址。其间，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她举办舞会及音乐会。梵蒂冈以她为主宾上演了毕比印纳枢机主教创作的戏剧《卡兰德利亚》[96]，教皇也出席了。

1515年的狂欢节临近了。可是，想要观看当时首屈一指的华丽的罗马狂欢节的伊莎贝拉，迫于丈夫的命令不得不回国。教皇希望她留在罗马的关怀也落空了，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罗马。在抵达曼托瓦的当夜，她立刻给毕比印纳枢机主教写了一封信。“为了履行对丈夫的义务，我现在回到了曼托瓦。但是，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的无聊生活更让我无法忘记在罗马的梵蒂冈那间大厅和那些无与伦比的日子。我的身体虽然回到这里，但心依然留在那里，留在了罗马。”

可是，伊莎贝拉并没有时间去无尽地感伤，因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利奥十世教皇开始扶植自己的美第奇家族。乌尔比诺的国主即前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外甥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突然被逐出乌尔比诺公国，乌尔比诺交到了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97]的手中。尚在病中疗养的朱利亚诺从前与乌尔比诺公爵一家及曼托瓦的贡扎加家族关系亲密，所以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两个月后，朱利亚诺死了，教皇立刻让其外甥洛伦佐·德·美第奇[98]继任乌尔比诺公爵。到了这个时候，教皇已经完全忘记了对伊莎贝拉的友情。他将前任乌尔比诺公爵夫人即伊莎贝拉的女儿驱逐出境，没有丝毫犹豫。

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去世。他的孙子查理五世（他也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马上即位，全权统治德国、西班牙、荷兰及那不勒斯。法国进入了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99]的时代。

3月，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垂死躺在床上。29日的早上，他传唤了公证人。他将曼托瓦侯国的继承权交给了费代里科，另外两个儿子埃尔科莱与费兰特分别得到8000达克特的年薪。他给进入修女院的两个女儿以3000达克特的陪嫁金，给两个庶出的女儿每人400达克特。给妻子伊莎贝拉一份属于她个人的财产，保证每年能获益1.2万达克特。他向弟弟枢机主教西吉斯蒙多与乔凡尼·贡扎加托付了遗言执行的责任，请他们在费代里科年满33岁之前对国政给予协助。女儿埃莱奥诺拉嫁给了乌尔比诺公爵，对流亡的他们一家每年给予6000达克特的资助。吩咐完了之后，弗朗切斯科让人叫来妻子与孩子们，向站在床铺周围的他们辞行。他把自己的头发给了费代里科，对他说要好好治理国家。最后，他见了伊莎贝拉。他将孩子们托付于她，告诉她自己信任她的知性与才能，所以非常安心。然后，他在僧侣朗读《圣经》的声音中平静地死去。

伊莎贝拉悲伤不已。她人生的所有记忆，无论是好或坏，都是与弗朗切斯科这个男人联系在一起的。在最后的几年，虽然这对夫妇失去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被互相牵挂的深刻亲情相连。她委托罗马的拉斐尔设计丈夫的墓，不过因为拉斐尔的突然离世未能实现。

整个欧洲都对伊莎贝拉寄予了同情与安慰。教皇利奥十世在送去一封充满了善意温柔的信函同时，还将伊莎贝拉的友人同时也是教皇的秘书官彼得罗·本博派去曼托瓦。来自各国的吊唁不断，其中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送来一封充满了乞求原谅的悲伤心情的信函。她自己也躺在病床上，就在弗朗切斯科去世的3个月后，卢克雷齐娅也死了。

伊莎贝拉现在完全掌握了实权。费代里科年纪尚轻，两个小叔子人品也很好，而且都支持伊莎贝拉。外国来的信息都由她的友人——教皇特使弗朗切斯科·吉艾利卡提送来。还有来自伦敦的亨利八世[100]的宫廷、来自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的宫廷的消息。这些消息准确地显示即将进入诸国兴起的新时代。尽管伊莎贝拉明白意大利外部的这种急速变化的情势，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她的愿望是希望儿子费代里科当上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她从未怀疑过教会势力的影响力。1521年，这个愿望在卡斯蒂利奥内的强劲后援下实现了，伊莎贝拉大喜过望。按照教皇的要求，她制作了费代里科署名的誓约书作为对教会的忠诚的证明，与梵蒂冈的重要文书一同收藏于保险箱。可是，在后来卡洛斯的大军逼近罗马的时候，伊莎贝拉又非常惊慌地想要取回这个文件。

在任命费代里科的同时，利奥十世给伊莎贝拉出了一道难题——将乌尔比诺侯爵一家驱逐出曼托瓦。伊莎贝拉断然拒绝驱逐她的女儿及伊丽莎白，侯爵无奈之下只能一个人辗转于威尼斯与维琴察。像是穷追猛打一般，教皇接着又明示了将费拉拉变成教会领地的意图。因为此前伊莎贝拉拜托罗马的卡斯蒂利奥内打听教皇的意图，所以秘密信函紧急送到了她身边，这让伊莎贝拉与阿方索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恶报接连不断，自己依赖的法国军队被赶出了米兰，而且还是费代里科指挥的教皇军队与皇帝一方的普罗斯佩罗·科隆纳[101]联合才战胜了法国军队的罗特莱克。这个消息让罗马的教皇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他想让美第奇枢机主教成为米兰公爵。而伊莎贝拉与此相反，她支持的是伊鲁·摩洛与贝亚特丽斯的次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似乎所有的事情教皇都得偿所愿了，但是5天后，教皇在狩猎时感染风寒，当天傍晚就死了，时年45岁。谣传他是被人下了毒，但真相并不清楚。

利奥十世在身后留下了30万达克特的欠债。不仅如此，教会的宝石、金子、教皇的三层皇冠[102]、主教们的头冠、银制的餐具、用来装饰西斯廷教堂[103]的昂贵的挂毯等，全被抵押了。威尼斯大使写下：“没有一个教皇像他这样在坏名声中死去的。”曼托瓦大使给伊莎贝拉写了这么一封信：“利奥十世像一只狐狸一般紧紧地抓住了权力，像一头狮子一般治理，并像一条狗一般死去。”

费拉拉的阿方索如释重负，赶紧制作了纪念章，刻下了“Ex Ore Leonis”（虎口余生）。乌尔比诺公爵得知教皇的死讯后立即返回曼托瓦，向伊莎贝拉与阿方索借了金钱与军队前往乌尔比诺。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在市民们的欢呼声中，他重新回到了乌尔比诺。

罗马劫掠

1527年“罗马劫掠”的舞台静静地却没有停滞地逐渐被搭建完成，时代的风云人物一个又一个在此地汇聚。

那时，有一个年轻的法国贵族前来拜访曼托瓦。他是基娅拉·贡扎加（Chiara Gonzaga）与吉尔伯特·德·蒙潘西尔（Gilbert de Mompensier）的儿子，伊莎贝拉的外甥查理·德·波旁（Charles de Bourbon）。这个后来给意大利带来深重灾难的英俊贵公子，他那朝气蓬勃的高贵精神与优雅举止给伊莎贝拉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虽然他与查理八世的侄女结婚而获得了波旁姓氏，可是在妻子死后，他被王太后路易斯·德·萨瓦[104]算计并挤出了宫廷。卡洛斯将他迎接到自己的身边，让他负责西班牙——德国联合军的指挥。就这样，查理·德·波旁怀着对自己著名的伯母的深深敬爱之情离开了曼托瓦。

费代里科·贡扎加

意大利暂时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教皇克莱芒七世[105]自1523年即位之际起，继承了伯父利奥十世的政治方针，他一方面与卡洛斯的政治手腕进行着较量，另一方面推进与弗朗索瓦一世的交涉。克莱芒七世在维持西班牙与法国两大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谋求自身教会势力的壮大，卡斯蒂利奥内作为教皇的特使被派至西班牙宫廷。这些举动，让伊莎贝拉不得不重视卡洛斯的存在。于是她将年满17岁的第三个儿子费兰特送到了西班牙宫廷，与以前将长子费代里科送到巴黎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一样，是出于相同的想法。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一共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但她只关心儿子们，女儿们根本得不到母亲的重视，尽管父亲视她们为掌上明珠。长女埃莱奥诺拉因为从前的婚约而嫁给了乌尔比诺公爵，但对另外的两个女儿，她为了节省陪嫁金而送她们进了修女院。当时，父亲弗朗切斯科哭了，母亲伊莎贝拉却没有落下一滴眼泪。三个儿子在伊莎贝拉的关心下得到了最高等的教育，茁壮成长的儿子们在大君主的宫廷里也被认可了才能而受到重用。

当弗朗索瓦一世最终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在伊莎贝拉的身边发生了一件令她悲伤不已的事情。她最疼爱的长子费代里科表现出对母亲的违抗。大约20岁的时候，他恋上了一个名叫伊莎贝拉·博斯凯蒂（Isabella Boschetti）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情人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之后，费代里科决定与她正式结婚。可是，他17岁的时候已经订婚了，对方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后裔蒙费拉托侯爵的女儿玛丽亚，这个婚约才是伊莎贝拉所希望的。可是，如今费代里科为了情人，在城外不远处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让她居住在那里。这座由朱利奥·罗马诺[106]设计的美丽宫殿被称为“茶之宫”（Palazzo de l Tè）。此外，他还向教皇请求与玛丽亚的婚约无效。整个曼托瓦宫廷开始围绕伊莎贝拉·博斯凯蒂这个中心运转起来。城堡中的伊莎贝拉常常通过房间的窗户看到华丽的年轻人们围着伊莎贝拉·博斯凯蒂，乘坐着马车熙熙攘攘地通过，自己身边却只剩下几个老年人。儿子常常只是为了听取意见而来，不想母亲再插手国政之事。孤独的浪潮一下子向自己扑打过来，伊莎贝拉第一次感到自己老了，那时她51岁。

不过，她可是被人文主义学者称为“罕见的不死鸟”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她一点儿也没有就此老去的想法。在人生的大海之中，她决定再一次起航。为了次子埃尔科莱能晋升为枢机主教，她再赴罗马。1525年春，她出发前往罗马，旅途中还在打听着弗朗索瓦一世与皇帝军队的战况。

罗马的老朋友们几乎都已经不在了。枢机主教毕比印纳、朱利亚诺·德·美第奇、拉斐尔都死了，卡斯蒂利奥内去了西班牙。不过，教皇的秘书官萨德莱托、保罗·焦维奥[107]、吉埃里卡提还在。在政治情势紧张的局势中，教皇克莱芒七世也不能将曼托瓦弃之不顾。教皇虽然答应任命埃尔科莱枢机主教一职，可一谈到具体日期，教皇却只是顾左言右。伊莎贝拉打算在埃尔科莱戴上红帽子之前决不离开罗马。她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度过，在她的沙龙里进行文艺知性的交谈之余，还常常乘坐马车游览阳光普照下的古迹。

1526年1月，皇帝军队在帕维亚战役[108]中大败，连弗朗索瓦一世自己都沦为俘虏，他在答应放弃对那不勒斯的法国继承权后被予以释放。5月，对已经强大起来的卡洛斯势力感到恐惧的教皇发起号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法国结成了反卡洛斯同盟。但是，曼托瓦根据伊莎贝拉从罗马发来的指示，并没有参加同盟。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是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所以教皇理所当然地认为曼托瓦会加入，可是费代里科并没有动静。教皇想要拿出从前的誓约书，不料已经被伊莎贝拉千方百计地从梵蒂冈的金库里盗取了。这件事获得了整个意大利的好评。因为，比起批评伊莎贝拉的道德（偷盗，而且是以金钱收买人员）与人性（让儿子背负背叛者的污名）来说，这可是出于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的行动。

曼托瓦的费代里科也秘密地与卡洛斯交换着信息，达成了秘密协议。双方约定，由曼托瓦向皇帝军队提供军队及大量的军需品，并允许皇帝军队借道曼托瓦的领地。伊莎贝拉母子背叛了意大利。

当得知曼托瓦侯爵永远都不会行动之后，教皇暴跳如雷。可是，事到如今，想要进攻曼托瓦已经是预料外的紧急事态，只能放任不管了。

9月，罗马遭到了皇帝一方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的袭击。其情形被到达罗马以来一直住在科隆纳宫殿的伊莎贝拉看得一清二楚，因为科隆纳军队就是在这个宫殿的前面集合的。教皇逃往圣天使堡[109]，他许诺撤销同盟。可是，当科隆纳的军队撤回后，教皇便召来了教皇军队，将科隆纳的军队驱散一清。

11月，德国——西班牙联合军与1.2万名德国雇佣兵一同，在弗伦茨贝格[110]的指挥下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之后不久，弗伦茨贝格患病，改由查理·德·波旁指挥。曼托瓦的费代里科接连不断地给伊莎贝拉送去信函，请她火速回国，至少要离开罗马。他非常担心身在罗马的母亲的安危。可是，伊莎贝拉待在罗马没动，因为皇帝军队的指挥是外甥波旁公爵，而且三子费兰特也被卡洛斯委任负责皇帝的一支队伍，再加上埃尔科莱的红帽子还没有到手。伊莎贝拉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完全没有预想到半年后会发生令罗马毁灭的恐怖事件。

1527年5月，波旁公爵到达维泰博的消息传到了梵蒂冈。教皇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危机。很多察觉到危险的市民们开始将贵重物品运送至圣天使堡，或者埋到地下。得知市民们开始向罗马城外避难，教皇下令将逃出城外者处以死刑，却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罗马所有的城门都被封锁了。只有伦佐·迪切里（Renzo di Ceri）率领的少量兵士守卫城墙。“这天早上——法国大使杜贝莱写道——我与教皇一同度过。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心中的恐惧。教皇请伦佐再集结1000名士兵。但是，这在经济上来说，对于现在的他是不可能的了。”

教皇想通过任命新任枢机主教来摆脱这一经济困境。以每人支付4万达克特的方式，5位枢机主教获得了任命，其中也有埃尔科莱·贡扎加。周围的人都反对，举出费代里科的背叛、波旁公爵与费兰特的事例，但是对于教皇来说，就算不能换来4万达克特，他心中还藏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为最坏的事态来临时做的准备：一旦发生什么事，埃尔科莱枢机主教不会做出什么坏事来吧。

5月5日，波旁公爵率领的德国——西班牙联合军抵达罗马城墙之下，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红帽子也到了科隆纳宫殿里的伊莎贝拉手中。伊莎贝拉的愿望至此终于实现，但她也没有料到此时已无法从罗马脱身。她秘密地派使者至波旁与费兰特的阵营，向他们转达自己的希望：请他们在占领罗马之后也能保障她所在的宫殿的安全。波旁公爵向她送来了安全保障的约定。于是，伊莎贝拉立刻下令在宫殿外修建防御栅栏。在修建期间，人们也察觉到伊莎贝拉身边很安全，就都跑来向她乞求保护。伊莎贝拉没有拒绝。不过，那并非出于同情心，而是因为“身为一个公爵的女儿，就得像一个公爵的女儿一样生活”的认识，也就是出于上级对属下具有保护义务的责任感。于是，罗马的上流市民与贵族们陆陆续续来到科隆纳宫殿的伊莎贝拉身边避难，加上此前已有的人，合计达到了3000人。所有的准备都完成了。伊莎贝拉静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1527年5月5日夜间，皇帝军队通过了马里奥山脉[111]，在罗马城墙的正下方布下阵营。午夜，号角吹响，袭击开始了。攻击点在梵蒂冈的山丘上、门塔与圣灵大教堂之间，低矮的城墙部分成为瞄准的目标。皇帝军队的士兵们虽然躲避于台伯河上白色的烟霭之后，但是从城墙上方防守的伦佐的军队与从圣天使堡发射出来的大炮的强大火力，将他们蜂拥而至的队伍击散开来。

波旁公爵身穿银色的甲胄护卫住身体，英姿飒爽地骑在马上指挥着城墙上的军队，夺走靠在坎波桑托（Camposanto）附近城墙上的梯子，叱咤着激励跟随他的将士们，自己还亲自站到城墙上。全军看到他的样子，都欢呼胜利。就在那时，一颗炮弹击中了他。旁边的人听到了波旁公爵的叫喊：“啊，圣母马利亚，我要死了！”他从城墙上滚落下来，奥朗热（Orange）公爵为他盖上自己的披风，让士兵们将他送到附近的教堂。在死前的半小时，查理·德·波旁一直在说着这样的胡话“向着罗马！向着罗马！”然后就咽气了。

查理·德·波旁之死（16世纪版画）

皇帝军队在得知敌军司令官的死讯后，斗志激昂，士气重新高涨，终于攻破了圣灵大教堂的城墙，军队一拥而入。

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教皇正在梵蒂冈中，伏在圣彼得像的膝盖上。他看见梵蒂冈的瑞士卫兵们与入侵军队的对抗，然后他听到罗马街上响彻的叫声：“西班牙帝国！西班牙帝国！”侍从们引导教皇从秘密通道去往圣天使堡，13个枢机主教跟随着教皇。保罗·焦维奥将自己的大红色披风给教皇披上，自己则以白色上衣吸引敌人的注意，并拉起了圣天使堡的吊桥。迟到的老枢机主教阿尔梅利尼在门阀降落之后才匆匆赶到，被人用吊篮给拉了上去。还有一个迟到的枢机主教普奇（Pucci），因为恐惧与疲惫几乎是半死的状态，是从窗户给人拽上去的。英法的大使拒绝使用这样的方法，后来被伦佐救助。但是，那些负责梵蒂冈警卫任务、护卫教皇而奋战的瑞士雇佣兵，在这天的战役中全部阵亡。时至今日，去梵蒂冈游览的人还能在那里见到身穿鲜艳制服、担任警卫工作的瑞士雇佣兵们。他们有一年一度特定的悼念日，那就是纪念500年前，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国——西班牙联合军进行抗争，为了守卫梵蒂冈而全军覆没的他们的朋友们的忌日。

早上五点半，战斗越过了关口。德国军队集结于百花广场，西班牙军队则在纳沃纳广场扎营。费兰特·贡扎加看守着通往圣天使堡的桥梁。无秩序的、现在已经变成强盗一族的德国雇佣兵与粗暴的西班牙士兵们袭击了没有防御能力的市民，甚至连妇女与孩子也不放过。掠夺与破坏持续进行着，教堂与祭坛也受到洗劫。来不及逃跑的枢机主教们，被卡住脖子拉着到处转。

奥朗热公爵将住所移至梵蒂冈，这至少能够抢救出教廷珍贵的古文书与贵重物品。可是，法兰德斯产的挂毯与拉斐尔的画稿都被偷了，雇佣兵们将拉斐尔的湿壁画房间变成了马棚。大型金质的康斯坦丁[112]十字架，从圣彼得的门口不知被运到了什么地方，尤利乌斯二世的坟墓遭到了盗窃。对于这个完全失去了秩序的军队，连西班牙自己都被震惊了。卡洛斯的“办务官”加提那雷向皇帝送去了这么一封信：“整个罗马都被毁坏了。圣彼得教堂与教皇的宫殿现在也都变成了马棚。我们的队长奥朗热公爵虽然想要努力挽回士兵们的秩序，但已经变成了强盗的雇佣兵们不再听从指挥。德国的雇佣兵们更是如此，所谓对教会没有一点儿尊敬的路德教徒就是这样一种人，和我们所认为的野蛮人一模一样。所有的贵重物品与艺术品都被大肆破坏，都被偷走了。”

伊莎贝拉从科隆纳宫殿俯视着这一切，听到了垂死之人发出的呻吟、女人们的悲鸣。从圣天使堡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人都恐惧不已，不知自己是生是死。她所寄予希望的波旁也没有发来任何消息，没有一个人前来救援。

当宫殿前的广场将要沉浸于暮霭中时，在黄昏隐约的微亮中，只见一个身穿黑、红、白皇帝军队颜色服装、戴着头盔的骑士从广场斜穿奔来。大家都凝神屏息。骑士来到了宫殿的门前。就在那时，伊莎贝拉的女官，也是她的亲戚卡米拉·贡扎加惊喜地欢呼起来，说是哥哥亚历山大来了。她立即放下绳索，将他从窗口拽拉上来。伊莎贝拉看到这个男性亲戚后松了一口气。亚历山大向伊莎贝拉报告说，波旁公爵在翻越城墙的时候死了，现在他的遗体被安置于圣天使堡，教皇与枢机主教们都逃到了圣天使堡。他的话音未落，西班牙骑士唐·阿方索·德·科尔多纳便到了。他对伊莎贝拉说，昨天晚上阵亡的波旁公爵命令他守卫她的宫殿，但是因为战事混乱一直来不了。伊莎贝拉与其他人听了这些之后，稍微缓解了点儿担忧。而后，等到晚上10点的时候，费兰特本人也到达了。在那之前，他无法离开他的岗位。自从三年前儿子赴西班牙之后，伊莎贝拉就没有见过他，看到他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青年，伊莎贝拉满心喜悦地迎接了他。

之后的7天，罗马全市遭到了无情的掠夺与毁坏。枢机主教们的家自不必说，就连卡洛斯的外甥、葡萄牙大使的家也未能幸免。费兰特在宫殿的前面重新修建了防御栅栏。

因为这场“罗马劫掠”，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一大中心地罗马化为了废墟。每年的狂欢节上，华丽的假面游行队伍热闹非凡，平日里也熙熙攘攘的科尔索大街现在连人影都看不见一个。有时候，喝醉了的变成强盗的德国雇佣兵们会高声喊叫，时不时迸发出枪声，将躲藏在倒塌的墙角里的人们吓得半死。尽管如此，大白天有太阳的时候还算好的。夜晚，当夜色的黑暗将一切都笼罩起来的时候，人们的恐惧达到了顶点。谁也不敢说出“夜”这个字，因为他们听到的不是“夜”而好像是“死”[113]。

从科尔索大街进去一点点的地方就是科隆纳宫殿，对于在那里避难的人们来说，“夜”与“死”听起来就是同义词，加上饥饿的痛苦更是如此。为了填饱3000人的肚子，伊莎贝拉搜集来的粮食已经差不多见底了。衣衫褴褛的乞丐伸出干瘦的胳膊乞讨一丁点儿的食物，场面十分悲惨。可是，那些裸露着丰满的白花花的肉体，穿着豪华的衣服，戴着宝石，将头发时髦地盘起来的贵妇人，平日里脸上一副好似布施了很大的恩惠一般，习惯于只让信徒亲吻他们的戒指的位高权重的圣职者们，态度傲慢的宫廷人等，连他们也都扑向那一点点面包的场景，更如同人间地狱。

周围的人们从这凄惨的地狱中看到，唯有伊莎贝拉一人似乎很安然的样子。但其实她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因为皇帝派的科隆纳公爵将他自己的宫殿提供为住所；皇帝军队总司令官波旁公爵是她的外甥，虽然阵亡了；儿子费兰特是皇帝军队的队长，因为这一切，她的安全获得了充分的保障。

可是，宫殿外的形势不容乐观。对于这帮失控的军队，对于“罗马”这个词语只意味着财富与财宝聚集地的从北部而来的德国雇佣兵来说，科隆纳与波旁的名字都毫无意义，更不要说只是一个队长贡扎加的名字，又能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威胁呢？要说有什么好的期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伊莎贝拉非常明白这个情况。她也知道，那般优雅而美丽建造起来的罗马宫殿，如果遭到疯狂的袭击，将会片瓦不留。这让她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心理吧。再加上通过儿子费兰特，她想必也听说了那些出生于欧洲北部的新教徒是如何破坏罗马市街与罗马艺术品的劣迹的。

罗马，没有几个词语能够像这个词语一般让人感到性感而丰富。耶路撒冷，每当人们说起这个名字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悠长的感觉；罗马与它不同，在2000年中一直给人们以另外一种感觉。

更不要说，对于伊莎贝拉来说，罗马是她一生中憧憬的都市。每当她决定要打开局面、寻找方策时，总是将腿迈向罗马。只有罗马，才是能够引起她造访兴趣的唯一都市。就是这样的罗马，现在正遭受着不懂美的价值的德国雇佣兵泥腿的践踏。连教皇也不得不逃出罗马，亡命于奥尔维耶托[114]。处于“罗马劫掠”这一象征意大利文艺复兴终结的巨大事件之中的伊莎贝拉，无论对这场悲剧留下怎样哀伤的悼词，都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吧。于是，作为具有高度修养的艺术的理解者与保护者，她的名字因此坚定不移；布克哈特也一定无法拒绝诱惑，一定会将她说过的话放在那部名著中进行介绍。

可是，在这恐怖的一个星期内，伊莎贝拉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封信。那是写给曼托瓦的费代里科的。她只是平淡地记述了她所听到的罗马城里与梵蒂冈内发生的事情、科隆纳宫殿修建防御栅栏的事情、从宫殿里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枪声与女人的悲鸣之类。只是，在信的最后一行，她诙谐地加上：“今天的餐饭好像也只有涂了大蒜的面包。”从中看不见恐惧，也看不见担忧，只有站在彻底的现实主义之上的合理精神与大胆无畏的微笑。不过，另一个文艺复兴人物、伊拉斯谟[115]留下了这样的话：“罗马并不是一个只有基督教徒的城市，而是贵族的高贵精神与缪斯[116]居住的，好似我们全体人员的母亲一样的地方。此次，我以深深的哀悼之心收到这个悲伤的消息。”（写给萨努多的信）

晚年

迈过50岁门槛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开始投掷她人生中决定最后胜负的骰子。都说“曼托瓦侯爵的价值很少”，在过于著名的母亲之下，玩世不恭的儿子费代里科只是在情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怀中寻求慰藉，并不值得一提。伊莎贝拉的决战对手是“罗马劫掠”之后几乎贯穿了意大利历史的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他的意志。她冷静地计算着卡洛斯的实力，在不让对方察觉的情况下利用他的实力来为自己做必要的准备。

“罗马劫掠”事件使得天主教帝国的皇帝卡洛斯受到了舆论的谴责。皇帝明白不能总将教皇放置于如此屈辱的状态之中，必须求得和解。现在，问题转移到了卡洛斯这边。

不过，挫败了法国的野心并将那不勒斯与米兰都收入囊中，可以说卡洛斯获得了完美的胜利。1529年8月12日，他第一次将脚踏进意大利的国土——热那亚，为了实现他长年的期望——在罗马，让教皇用双手为他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可是，意大利人并没有忘记两年前的“罗马那桩恐怖事件”。出于这一考虑，教皇与卡洛斯会见的地点选择了罗马与热那亚中间的博洛尼亚。意大利各地的贵族们陆陆续续前往博洛尼亚。伊莎贝拉没有理由错过这一机会，11月，她也带领着那些美丽的女官前往博洛尼亚。

伊莎贝拉此行的目的有三个。首先，将曼托瓦的侯爵地位升级至公爵；其次，如果顺利的话，以当今米兰公国的国主、外甥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病体为由，将米兰与曼托瓦合并；最后，因为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的费拉拉公国与历代教皇之间关系不和，所以希望借卡洛斯的力量进行消解。为此，阿方索与伊莎贝拉之间经常信函来往，商量计策。

1529年11月，在16位枢机主教的陪伴下，教皇克莱芒七世与另一位也是威风凛凛的、在盛大队伍陪伴下驾着马的卡洛斯，先后进入博洛尼亚城。从这个时候起，西班牙风格的黑白色服饰取代了迄今色彩鲜艳的文艺复兴风格。这似乎也象征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崩溃。

翌年2月2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经教皇之手，光辉灿烂地戴到了卡洛斯的头上。每天晚上，贺宴舞会不断。在那之间，伊莎贝拉的愿望基本也都一一实现了。公爵晋升一事已经获得了卡洛斯皇帝的许诺。不过，关于米兰公国合并一事，因为皇帝对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亲爱，而没有希望实现。费拉拉与教会之间的和解也完全达成了。卡洛斯在加冕仪式之后，不顾教皇的反对，立即将阿方索·德·埃斯特叫到罗马。阿方索是卡洛斯在意大利贵族之中唯一认可的具有统治能力的男人。3月初，急忙赶到罗马的阿方索与教皇和解了。

但是，这一次，伊莎贝拉的女官们又发生了绯闻。西班牙与意大利的骑士们为了她们而争斗，结果一个晚上死了14个人。伊莎贝拉不得不火速带领女官们离开博洛尼亚。尽管如此，年轻的卡洛斯皇帝依然对伊莎贝拉从心底里怀着善意与近乎尊敬之情。他夸赞了她的儿子们，据说在西班牙的宫廷里，卡斯蒂利奥内一直向他讲述伊莎贝拉的事情，于是他答应在归途中顺便去一下曼托瓦。

3月25日，顺路经过曼托瓦的卡洛斯将费代里科晋升为公爵。长子获得了公爵的头衔，次子埃尔科莱升为枢机主教，三子费兰特已经被送至卡洛斯的宫廷，这时伊莎贝拉的身边传来了消息：代替奥朗热公爵指挥皇帝军队的费兰特攻陷佛罗伦萨。被视为文艺复兴发祥地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这一年瓦解了。

皇帝在离开曼托瓦之前，为费代里科订下了婚约。曼托瓦公爵已经30岁了，17岁的时候与当时8岁的玛丽亚订了婚，但是他为了情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向教皇请求婚姻无效，并获得了许可。无效的理由据说是玛丽亚的母亲蒙费拉托侯爵夫人指使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丈夫预谋毒杀费代里科与伊莎贝拉·博斯凯蒂，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丈夫也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如今，曼托瓦现任国主费代里科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费代里科与伊莎贝拉·博斯凯蒂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她彻底放弃了自己成为公爵夫人的念想。

那时，皇帝传来了话，选定的新娘是朱莉娅公主[117]。她是阿拉贡家族中唯一生存的王室女儿，相当于费代里科的表姐。朱莉娅长得很难看，而且已经40岁了。费代里科就连假装接受也不愿意，但伊莎贝拉·博斯凯蒂却建议他结婚。她打的算盘是，朱莉娅是一个又丑又老的女人，所以不可能给费代里科生下孩子，而且他也不会爱上她。这样一来，自己的孩子就能成为继承者。伊莎贝拉默不作声地看着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这一举动，没有采取行动，她在等待着时机。

可是，这个时机却来得意外的早。年幼的蒙费拉托侯爵从马上摔下来，突然去世了。于是，继承权就转到了女儿玛丽亚的身上。感到一切都提早了的是费代里科，他赶紧向教皇与皇帝寄去信函，请求说他有不能与朱莉娅结婚的理由。因为之前与未婚妻玛丽亚的婚姻无效的手续还没有办好，所以与朱莉娅的订婚是无效的。皇帝与教皇都大为震惊，不过还是将决定延期了。接着玛丽亚也去世了，而继承者这次变成了她的妹妹玛尔格利塔。

到了这个时候，伊莎贝拉终于开始有所行动。年轻的继承者玛尔格利塔的身边，来自各地的求婚蜂拥而至。母亲蒙费拉托侯爵夫人希望女儿与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结婚，米兰公爵也是如此希望的。伊莎贝拉首先去说服母亲侯爵夫人。在伊莎贝拉出色的外交面前，侯爵夫人根本不是对手。伊莎贝拉甚至说，“只要女儿同意的话”，立刻将费代里科派到玛尔格利塔的身边。在费代里科巧妙的求爱下，玛尔格利塔被俘获了。她说：“如果不能与费代里科结婚，那我就去当个修女。”伊莎贝拉同时还向教皇和皇帝采取了行动，贿赂了听取费代里科忏悔的牧师，让他在复杂宗教的教义之上编写戏剧。其理由是：因为之前婚约无效时的忏悔不合教理，所以婚约无效不成立。对此，教皇与皇帝都不得不同意。而且，订了婚的姐姐死后由妹妹替代，这样例子也不是很少见。1531年7月，费代里科·贡扎加与玛尔格利塔的婚事对外宣布。11月，年轻的新娘到达曼托瓦。三年后，蒙费拉托侯国与曼托瓦公国合并。

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一切希望都落空了。10年的情人费代里科为了这桩婚姻抛弃了她，虽然不至于被流放，但她留下了孩子们后离开了曼托瓦。伊莎贝拉也许胜利了，但她在这10年来的敌人伊莎贝拉·博斯凯蒂的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特征。

对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来说，儿子费代里科的婚事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政治行为。年近60岁的她，在去世前的9年中，很多时候都在自己的书斋里静静地度过。宫殿中有两个被称为“洞穴”（GROTTA）与“书斋”（STUDIOLO）的房间，里面用收集而来的众多艺术品点缀着，虽然小却有一个面向中庭的大窗户，充足的阳光就从那里照射进来。

1534年，弟弟阿方索去世。接着，米兰公爵、乌尔比诺公爵以及与她同时代的人，几乎都不在了。世代变更，但伊莎贝拉深以为豪的精神独立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衰弱的迹象。虽然女儿埃莱奥诺拉、儿子埃尔科莱等人已经成为维多利亚·科隆纳[118]的沙龙中热心的一员，但是，伊莎贝拉与维多利亚·科隆纳的“宗教般清洁的精神结合”完全无关。

正如书斋的入口处挂着的她的座右铭“无望无惧”所显示的一般，对于伊莎贝拉来说的人生，就是那里，眼前就是人生。即便那并不是纯洁的、美丽的。她虽然对维多利亚·科隆纳彬彬有礼，但那并非尊重她的“高贵的精神”，而是因为维多利亚的外甥是当时最有势力的阿方索·德·阿瓦洛斯（Alfonso d’ Avalos）。如同伊莎贝拉期望的那样，这个西班牙贵族后来与伊莎贝拉的孙女结婚了。

伊莎贝拉的“书斋”

最后的几年，伊莎贝拉将热情都倾注于一个名叫索拉罗洛（Solarolo）的小地方的统治上。她如其所愿地对这个位于罗马涅地区的小城市进行管理，进行清晰的行政区划，征收合理的税款。现在从博洛尼亚往里米尼去的路上，稍微偏离一点儿的地方有一个小镇，镇上的中心广场被称作贡扎加广场。

她的这一统治受到了高度评价，人们都称赞道：“这是一位应该生为女王的女士。”可是，这其实也是伊莎贝拉被儿子费代里科从曼托瓦国政中隔离出来后对寂寞的逃避。但是，她没有抱怨，也从未想过取代儿子，因为她觉得已经为曼托瓦做了她应该做的一切。即使到了这个年纪，她依旧是一个快活的，而且非常时髦的女人。

1537年6月，伊莎贝拉仅有的几个同世代的朋友中的一位、老友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到曼托瓦来拜访她。在他滞留的5天中，参观了她那个现在被称为“天国”的艺术品书斋。曼特尼亚、柯勒乔、贝里尼、提香[119]的绘画，米开朗琪罗的雕刻，希腊的大理石像及古罗马诸多的雕刻上都印满了她的回忆。本博与依旧拥有年轻而生气勃勃的精神的伊莎贝拉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带着这个深刻的印象，他离开了曼托瓦。数日后，伊莎贝拉的儿子埃尔科莱收到了来自本博的一封信。“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母亲。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贤明和幸福的女士。”

两年后，1539年2月13日，伊莎贝拉去世，时年65岁。

[1] 雅各·布克哈特（Carl 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19世纪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

[2] 彼得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人文学者、文学理论家。

[3] 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1485——1561），意大利小说家。他出生于北意大利，在帕维亚大学学习后，成为多米尼克会的修道士。他喜欢冒险而具有野心，对政治与军事有兴趣，侍奉于埃斯特家族与斯福尔扎家族。他曾入军籍，后任主教，专心于学问与创作。

[4] 卢多维科·阿廖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他早期写有讽刺诗和《列娜》《妖术》等风俗喜剧。他的代表作长诗《疯狂的奥兰多》对欧洲的叙事长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5] 贝尔纳多·塔索（Bernardo Tasso，1493——1569），意大利诗人、宫廷人。

[6] 乌尔比诺（Urbino），位于意大利马尔凯地区。虽然是山间的一个小城市，但它以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被称为艺术之街。“乌尔比诺历史地区”在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7] 引文选自日译本《世界の名著45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文化》，中央公论社，柴田治三郎译，1966年。柴田治三郎（1909——1998），日本文学研究者、德国文学家、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有著作《莫扎特——与命运斗争的永远的天才》及译著多部。

[8] 摩德纳（Mode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内，是摩德纳省的首府。

[9] 马林·萨努多（Marin Sanudo，1466——1536），威尼斯贵族、历史学家、政治家。

[10] 亚历山德罗·卢齐奥（Alessandro Luzio，1857——1946），出生于意大利的圣塞韦里诺——马尔凯，是一位记者、历史学家和意大利档案学者。

[11]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1513年出版名著《君主论》。

[12]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最盛期的领主。他虽然没有公爵的头衔，却是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具有卓越的政治、外交能力，在调整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利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民众慷慨大方，拥有极大的支持，也是一个著名的学问与艺术（尤其是文学）的赞助者。

[13] 罗马劫掠（Sacco di Roma）指1527年5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Karl V）的军队进攻意大利，在教皇国的罗马进行杀戮、破坏、抢夺、强奸等事件。

[14] 此处的黑白两色指代西班牙服装。

[15]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Beatrice d’ Este，1475——1497），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妻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女性。

[16] 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意大利佩斯卡拉（Pescara）的侯爵夫人，意大利的贵妇人，16世纪意大利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与米开朗琪罗艺术交流甚深。

[17] 波河（Po），横穿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境内最长的河流。它的源头为阿尔卑斯山脉，最后注入亚得里亚海，总长逾650公里。

[18] 蒙扎（Monz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伦巴第区，在米兰的东北方向，距离约15公里。蒙扎自中世纪以来就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心城市，其纤维业与出版业等工商业发达。该城市有著名的蒙扎运动（F1赛事之一），此外还有收藏了象征意大利王位的伦巴第铁王冠的蒙扎大教堂（Duomo of Monza）、蒙扎公园与王宫（Royal Villa of Monza）等观光地。

[19] 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纳哥四地区之一。“蒙特卡洛”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查理三世之山”，在其统治期间命名。它拥有国营赌场、高尔夫球场、美术馆、豪华酒店等设施，举办众多的艺术节与体育节。

[20] 大奖赛（Grand Prix），意为大奖、最高奖励，是对艺术、文化、体育等领域内的最优秀者授予大奖的奖励。

[21] 埃尔科莱·德·埃斯特（Ercole I d’ Este，1431——1505），费拉拉公爵。自1445年起，他在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的宫廷里接受了15年的教育，培育了高度的修养，后来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艺术资助者。

[22] 埃莱奥诺拉·阿拉贡（Eleonora Aragon，1450——1493），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Ferdinando）一世的女儿，1473年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结婚。

[23] 安东尼奥·皮萨内洛（Pisanello，1395？——1455？），15世纪活跃的意大利画家，哥特式代表画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纪念章作家。

[24] 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12——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画家。

[25] 雅各布·贝利尼（Jacopo Bellini，1400？——147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出生于威尼斯。

[26] 示巴女王，《圣经·旧约》中出现的女王，示巴古国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

[27] 莱奥内洛·德·埃斯特（Leonello d’ Este，1407——1450），费拉拉侯爵（在位时间：1441——1450）。

[28] 鲁特琴，拨弦乐器，主要指中世纪至巴洛克时期欧洲使用的古乐器总称。

[29]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Francesco II Gonzaga，1466——1519），曼托瓦侯爵费代里科一世·贡扎加与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三世（Albrecht III）的女儿玛格丽塔·迪巴维耶拉的儿子。父亲去世后，他即位曼托瓦侯爵，1490年2月12日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的女儿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结婚，更新了贡扎加家与埃斯特家的传统同盟关系。

[30]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祖母是芭芭拉·冯·勃兰登堡（Barbara von Brandenburg，1423——1481），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家的女儿，曼托瓦侯爵卢多维科三世·贡扎加的妻子，丹麦王妃多罗西娅（Dorothea）的姐姐。

[31] 《弄臣》（Rigoletto）是威尔第作曲的三幕歌剧，1851年在威尼斯凤凰剧院（Teatro La Fenice）首次上演，被称为威尔第中期的杰作。

[32]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1452——1508），米兰公爵，15世纪至16世纪米兰的统治者。他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四子，绰号是“伊鲁·摩洛”。据说“伊鲁·摩洛”的名字来自像“摩尔人”（柏柏尔人）一样黑的意思，引申为黑心肠。他曾统帅瑞士军队，是达·芬奇的早期资助者。

[33] 多纳托·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意大利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代表建筑家，对后来的古典主义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

[34] 切奇利娅·加莱拉尼（Cecilia Gallerani，1473——1536），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爱妾。据说她是达·芬奇《抱银鼠的女子》的原型，是一个擅长拉丁语、会作诗、能够辩论哲学的才女。

[35] 格里诺（Guarino da Verona，1374——1460），人文主义教师，出生于意大利维罗纳（Verona），在佛罗伦萨等地创办了古典语的寄宿制学校。1492年，他被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聘为家庭教师，在费拉拉大学教授修辞学。他完成了三段式的人文主义教育课程，为后来欧洲的人文主义教育制定了方向。

[36] 吉安·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1468——1494），米兰公爵（在位时间：1476——1494），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第二个妻子博纳·迪·萨沃亚（Bona di Savoia）所生的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的皇后比安卡·马里亚·斯福尔扎（Bianca Maria Sforza）的哥哥。他7岁的时候因父亲被暗杀而继承了米兰公爵的封号，叔父卢多维科摄政，掌握实权。

[37] 维斯孔蒂家族是意大利的贵族门第，在13世纪，家族中出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rius X，1210——1276，在位时间：1271——1276），确立了对都市国家米兰的统治权。1395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受皇帝认可，成为米兰公爵。15世纪后，其统治权移交于斯福尔扎家族。

[38] 安茹家是法国统治安茹地方的贵族门第，具有四个系统。其中第三个系统安茹家族是法国国王家族卡佩家的支流，在意大利被称为Angiò家族。当金雀花家族被没收了在法国的领地之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查理于1247年被封为安茹伯爵，从而以查理为祖先的安茹家族重新成立。查理于1246年成为伯爵，1266年即位西西里国王。因此，其家谱也被称作安茹——西西里家族。查理虽然失去了西西里，但是子孙却继承了那不勒斯的王位。14世纪，这一家谱中还出了匈牙利波兰国王。

[39] 奥尔良公爵（duc d’ Orléans），法国公爵之一，在法国公爵爵位中属于级别特别高的一种，以其最初的封地奥尔良命名。这一称号主要授予王室的亲王。

[40] 瓦伦丁·维斯孔蒂（Valentine Visconti，1366？——1408），奥尔良公爵（瓦卢瓦）的路易一世（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弟弟）的王后，是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与第一任妻子伊莎贝尔·德·弗朗斯的女儿，出生于米兰。伊莎贝尔是法国国王让二世的女儿，奥尔良公爵路易是瓦伦丁母亲的表弟。路易十二以瓦伦丁的血统为根据，要求维斯孔蒂家族的继承权而引起了意大利战争。

[41] 1495年7月6日的塔罗河战役是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的同盟军与法国军队在塔罗河岸（福尔诺沃附近）发生的激战。同盟军死者3000人以上，法国军队未足200人。以往的意大利战役中，死者都很少，而此次塔罗河战役则是意大利第一次杀戮与流血的战役。

[42]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帕多瓦派的代表。1450年，他应卢多维科·贡扎加侯爵的邀请移居曼托瓦，1460年后成为曼托瓦侯爵家的宫廷画家。

[43] 此幅作品于1496年绘制，是为了纪念1495年塔罗河战役，由弗朗切斯科二世委托作者为曼图亚的一个圣母小教堂而创作。画中间的是圣母马利亚，左边跪着的是曼图亚的侯爵，右边跪着的是他的夫人，圣母的披风被拉开，象征保佑他们战争胜利。上面的棚架装饰着水果和各种鸟。此画于1798年进入卢浮宫。

[44] 洛什城堡位于法国卢瓦尔河谷（The Loire Valley），是中世纪建造的古堡，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查理七世即位之前的居城。

[45] 尼科洛·达·柯勒乔（Niccolo da Correggio，1450——1508？），诗人、制作人，也曾是战士、宫廷人，对费拉拉的歌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46] 吉安·克里斯托福罗·罗马诺（Gian Cristoforo Romano，1456——1512），艺术家、雕塑家。

[47] 拉斐尔·桑西（Raffaello Santi，1483——1520），文艺复兴最盛期的意大利代表画家、建筑家，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美术三杰”。拉斐尔所绘画的画以“秀美”著称，画作中的人物清秀，场景祥和。

[48] 佩鲁吉诺（Perugino，1448？——152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翁布里亚派（Umbria）的代表画家。1481年，他应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邀请，参与梵蒂冈宫殿西斯廷教堂的壁画装饰工作。

[49] 洛伦佐·迪·克雷蒂（Lorenzo di Credi，1459？——1537），意大利画家、雕塑家，曾对达·芬奇产生影响，后反受达·芬奇的影响。研究者指出，其画作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容貌相似。

[50] 《安吉里之战》（Battaglia di Anghiari），意大利佛罗伦萨政府的大会议室（容纳500人）中达·芬奇制作的壁画。很多研究者认为此画现在依旧保存着。其中心部分经卢浮宫博物馆中的彼得·保罗·鲁本斯摹写而广为人知。1504年，达·芬奇受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委托开始制作壁画，与此同时，在其壁画的对面，米开朗琪罗正制作《卡希纳之战》（Battaglia di Cascina）。

[51] 菲耶索莱（Fiesole），位于佛罗伦萨北部4公里开外300米海拔的山丘上，现今依旧保留着伊特鲁里亚（Etruria）——罗马时代的遗迹。

[52] 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威尼斯派的第一代代表画家。

[53] 威尼斯总督（Doge），指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国家的元首。

[54] 伊丽莎白·贡扎加（Elisabetta Gonzaga，1471——1526），意大利曼托瓦侯爵贡扎加家的女儿，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的教养与美德兼备的贵妇人。

[55] 乔凡尼·桑蒂（Giovanni Santi，1435？——1494），乌尔比诺的宫廷画家。

[56] 《哀悼基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曼特尼亚的画作（1480），原题为“Cristo morto”，是曼特尼亚的代表作之一，收藏于米兰的布雷拉美术馆（Pinacoteca di Brera）。

[57]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位时间：1503——1513），著名的艺术爱好者，资助了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很多艺术家，尤其是委托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重修西斯廷教堂，让罗马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58] 费代里科二世·贡扎加（Federico II Gonzaga，1500——1540），曼托瓦公爵（在位时间：1519——1540），蒙费拉托（Monferrato）侯爵（在位时间：1536——1540）。

[59]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澳大利亚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493——1519）。他因奠定了家族隆盛的基础而被称为马克西米利安大帝。他勇武而身材高大，也是艺术的保护者，被称为中世纪最后的骑士。

[60] 查理即查理五世（1500——1558），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1519——1556），作为西班牙国王（在位时间：1516——1556）而被称为卡洛斯一世（Carlos I）。

[61] 夏洛特·德·阿尔布雷（Charlotte d’ Albret，1480——1514），法国贵族阿兰·德·阿尔布雷与弗朗索瓦丝·德·沙蒂永的女儿。她在法国王室里长大，是查理八世与路易十二的妻子安妮·德·布列塔尼的侍女，据说是一个知性的美女。1499年，她与切萨雷结婚，当然这是切萨雷与路易十二为了加强同盟的政治婚姻。

[62] 西吉斯蒙多·贡扎加（Sigismondo Gonzaga，1469——1523），1505年12月1日被尤利乌斯二世任命为枢机主教。

[63] 佩鲁贾（Perugia），意大利中部城市，位于罗马以北、台伯河上游的山地丘陵。

[64] 锡耶纳（Siena），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南部大约50公里处，是一座中世纪古城。

[65] 卢卡（Lucc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托斯卡纳大区的西北部，由超过4公里长的城墙围住的城塞都市，是19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诞生地。

[66] 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学家、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友人。他著有《佛罗伦萨史》《意大利史》等优秀历史书，被称为“近代历史学之父”，是美第奇派的重臣之一。

[67] 安杰拉·波吉亚（Angela Borgia），相当于切萨雷与卢克雷齐娅的表妹，不过，其父相当于卢克雷齐娅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的外甥。作为父亲政治外交的棋子，卢克雷齐娅被多次出嫁，安杰拉是她嫁给费拉拉公爵阿方索时带的侍女。

[68] 朱利奥·德·埃斯特（1478——1561），埃尔科莱的第七子，是埃尔科莱与妻子的侍女伊莎贝拉·阿尔杜伊诺生下的庶子。他是一个拥有美丽眼睛的美男子，这也是后来他的悲剧的起源。

[69] 伦巴第（Lombardi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西北部，首府是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

[70] 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Francesco Maria I della Rovere，1490——1538），意大利军人，雇佣兵，乌尔比诺公爵，1503年即位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其伯父。1508年，他与埃莱奥诺拉·贡扎加结婚，育有五子。

[71] 维罗纳（Vero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Veneto）大区的西部。

[72] 维琴察（Vicenza），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大区的一个城市，是文艺复兴时期优秀的建筑家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亲自建造的美丽的城市。

[73] 帕多瓦（Padova），意大利共和国威尼托大区的一个城市，是经济与通信的中转地。

[74] 马切拉塔（Macerata），意大利共和国马尔凯大区的一个城市。

[75] 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法国公爵之一，在波旁王朝之前，由波旁家族世袭。

[76] 萨沃亚公爵（Duca di Savoia），1418——1860年间萨沃亚家族在统治萨瓦时使用的世袭君主称号，现在是萨沃亚家族的一种礼仪称号。

[77] 蒙费拉托（Marchesato del Montferrato），位于意大利波河沿岸的皮埃蒙特南部与都灵东部的侯国或侯爵领地。

[78] 苏丹是伊斯兰世界里的君主称号之一，在阿拉伯语中意味着权力（者）、权威（者）。

[79] 埃莱奥诺拉·贡扎加（Eleonora Gonzaga，1493——1570），意大利曼托瓦公爵家的女儿，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尔一世的妻子。她与母亲一样，热衷于文艺振兴，与彼得罗·本博、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托尔夸托·塔索等人文主义者亲交。

[80] 吉多贝多·达蒙泰费尔特罗（Guidobaldo da Montefeltro，1472——1508），意大利雇佣兵，乌尔比诺公爵。他与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的妹妹伊丽莎白结婚。婚后，他因无性能力而没有子嗣，但妻子没有同意与他离婚。

[81] 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威尼斯的中心广场，被回廊式建筑包围，拥有总督府、圣马可教堂等建筑，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广场。

[82] 里米尼（Rimini），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一个城市。

[83] 彼得罗·阿莱蒂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作家、诗人。

[84] 《拉奥孔与儿子们》（Gruppo del Laocoonte），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是一组用大理石制作的古希腊雕像。

[85] 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是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佛罗伦萨神权共和国领导。

[86] 米兰多拉（Mirandol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摩德纳县，在费拉拉以西约44公里外。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城塞都市，自14世纪以来4个多世纪都是米兰多拉公国的首府，世代由皮科家族统治。

[87] 戈伊托（Goito），曼托瓦近郊的一个小镇。

[88] 利奥十世（Leo X，1475——1521），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513——1521）。他为美第奇家族出身，喜欢华丽的活动，在他的治理下，罗马的文艺复兴文化迎来了最盛期。

[89] 贝尔纳多·多比奇·达·毕比印纳（Bernardo Dovizi da Bibbiena，1470——1520），枢机主教、喜剧作家。

[90] 《廷臣论》（Il Libro del Cortegiano），卡斯蒂利奥内的代表作，1528年在威尼斯出版。书中描写了上流阶级的社交术及教养，长期被欧洲上流阶层视为有教养人的规范。

[91]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1478——152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官、作家，因《廷臣论》一书闻名。

[92] 《创世纪》，梵蒂冈宫殿内西斯廷教堂天井上的米开朗琪罗的绘画作品，是文艺复兴最盛期的代表艺术作品，1508——1512年制作。

[93] 雅克·萨多莱托（Giacomo Sadoleto），利奥十世的秘书。

[94] 提图斯浴场（Thermae Titi），公元80年由第十代罗马皇帝提图斯在罗马的埃斯奎利诺山丘上建造的罗马浴场。

[95] 黄金宫殿（Domus Aurea），是罗马帝国的第五代皇帝尼禄建造的大宫殿，公元64年在罗马大火之后建造起来，所以引起了市民的强烈不满。

[96] 毕比印纳在乌尔比诺创作了喜剧《卡兰德利亚》（La Calandria），由当时被称为最优秀的舞台艺术家吉罗拉莫·真加进行编剧上演。它当时不是用拉丁语而是用意大利语表演的，是一出好色与滑稽的戏剧。

[97] 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ano di Lorenzo de’ Medici，1479——1516），意大利的贵族、政治家，佛罗伦萨的僭主。

[98]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1492——1519），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僭主（1516——1519年保有其权力），乌尔比诺公爵。

[99] 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er de France，1494——1547，在位时间：1515——1547），瓦卢瓦王朝第九代法国国王。因父亲的表哥路易十二去世时没有子嗣，所以弗朗索瓦作为后继者于1515年即位。他扩大王权，奠定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基础，是法国最初的文艺复兴的君主。

[100] 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都铎王朝（the Tudors）第二代英格兰国王（在位时间：1509——1547），爱尔兰国王（在位时间：1541——1547），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次子。

[101] 普罗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1460——1523），米兰公爵。

[102] 三层皇冠是象征罗马教皇地位的皇冠，因其三段重叠的造型，又被称为“三重冠”。

[103] 西斯廷教堂始建于1445年，由教皇西斯都四世发起创建，教堂的名字“西斯廷”便是来源于当时的教皇之名“西斯都”。西斯廷教堂是罗马教皇的私用经堂，也是教皇的选出仪式的举行之处。

[104] 路易丝·德·萨瓦（Louise de Savoie，1476——1531），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沃亚公爵菲利贝托（Filiberto）二世是她的同胞弟弟，那不勒斯国王卡洛三世是她的异母弟弟，路易十一的王后夏洛特·德·萨瓦是她的叔母。

[105] 克莱芒七世（Clemens VII，1478——1534），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523——1534）。他出身于美第奇家族，曾经在教皇利奥十世的手下担任枢机主教，发挥了才干。但当他即位教皇以后，被卷入了动荡的国际情势，酿成了罗马劫掠的悲惨事件。

[106] 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1499？——1546），文艺复兴中期的建筑家、画家。1513年时，他是拉斐尔工作室里最重要的人物。

[107] 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1483——1552），意大利医生、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圣职者。他留下了很多名人传记、意大利战争记录。

[108] 帕维亚战役于1525年发生于意大利的帕维亚城。意大利与西班牙（帝国联合军）共同作战，在帕维亚城外米拉贝洛巨大的狩猎场攻击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指挥的法国军队。

[109] 圣天使堡（Castel Sant’ Angelo），位于台伯河畔，古罗马地区的最西端，有数条桥可通往台伯河西岸。由贝尔尼尼设计的这座桥可说是巴洛克式装饰艺术杰作。

[110] 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忠实军人，德国雇佣兵师团的诞生之父。

[111] 马里奥山脉，意大利最高的山脉，海拔139米，环绕于罗马城的西北侧。

[112] 康斯坦丁（Constantinus，272——337），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时间：306——337年）。

[113] 意大利语“夜”：Notte。“死”：Morte。发音相近。

[114] 奥尔维耶托（Orvieto），位于意大利共和国翁布里亚大区泰尔尼县，是建造在山丘上的要塞都市，现在还留有16世纪时在罗马劫掠中逃跑至该地的教皇克莱芒七世建造的井的遗址。

[115]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荷兰出身的人文主义学者、天主教的神甫、神学者、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愚人颂》等。

[116]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9个女神，体现了古代希腊时代对诗歌艺术的完整理解。

[117] 朱莉娅·德·阿拉戈纳（Giulia d’ Aragona，1492——154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伯母。

[118] 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1492——1547），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意大利的贵妇人，诗人。她与米开朗琪罗交换诗歌，艺术交往深厚。

[119]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490——1576），文艺复兴最盛期的意大利画家，威尼斯派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第二章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Aut Caesar aut nihil.”

（要么成为恺撒，要么什么都不是。）

平托瑞丘绘，梵蒂冈的“波吉亚寓所”壁画

卢克雷齐娅家谱

历史与女人

罗马的夏天非常热，却总让人感到有股清爽的气流通过。微风穿过梵蒂冈的石砌建筑物，从深邃的窗口吹进来，轻轻拂过灼热的肌肤。这个季节里到访的众多游客，无一不是为了参观米开朗琪罗的壁画而匆匆奔赴西斯廷教堂，而位于教堂左拐处的“波吉亚寓所”[1]则显得十分冷清。

那里有平托瑞丘[2]描绘的波吉亚家族壁画像。左手边，站在圣·卡特里娜前面的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壁画上右边的人物是弟弟杰弗里[3]及妻子桑夏[4]。最右边的是身穿时兴的土耳其风格服饰的哥哥胡安[5]。在下一个房间入口处的墙壁上，画着身穿教皇礼服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不过，唯独不见长兄切萨雷。

俯瞰中庭，喷水池中水花四溅，身着黑色僧服的人在一旁来来往往。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而500年前，卢克雷齐娅从这个窗口远眺到的是同壁画描绘一般的山野。对于她而言，这是铭刻了她一生的房间。

最初，她与第一任丈夫佩萨罗伯爵的婚礼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举行的。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比谢列公爵[6]也正是在这个房间里，被她的亲哥哥切萨雷所残杀。为了与第三任丈夫阿方索·德·埃斯特举行婚礼而前往费拉拉的当天，她与教皇父亲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做了最后的道别，之后再无相见。并且，因为教皇父亲之死、波吉亚家族急遽没落，深感绝望的切萨雷也被囚于此屋。壁画上她的肖像，曾经被熠熠生辉、五光十色的宝石装扮着。现如今，在头部和胸部曾镶嵌有宝石的地方却只留下凄惨的凹印。唯有她那甜美的容颜，至今未减分毫。

卢克雷齐娅拥有一头金色长发，却从不盘发，只随意地散在肩头。正是这样一个喜欢顺其自然的女人，一生与波吉亚家族，尤其是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哥哥切萨雷纠缠不休，她的悲剧也始于其父教皇的即位。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强烈的时代，是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时代，是对于那些敢于展现自我的女人——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等人——赞不绝口的时代。相比之下，卢克雷齐娅太过于平常了。她虽然拥有教皇之女的地位，在罗马教会这一权力中枢的培育下长大，却最终没能成为舞台上的女主角。她拥有天生的美貌及受男性爱慕的女性美，所以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父亲及兄长的势力来强调自我。她是一个无所欲求的女人。

按说卢克雷齐娅至少也能嫁给地方贵族，安稳地过着贵妇人的娴静生活。可谁也没有想到她的一生竟会如此悲剧。这个看似平凡的女人最大的不幸，皆因整个人生都未曾脱离她那过于非凡的父亲和兄长的控制。

歌德曾说：“了解女人就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如果想要深刻认识某个时代，那就得好好了解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些为卢克雷齐娅作传的作家，兴趣也全然不在她的性格特点，而是在叙述她的同时也叙述了她周边的人群。也就是说，在描写男性的时候，有可能忽略女性；但是，在描写女性的时候，却不能不写男性。正因为如此，虽是描写女性，却绘出了一幅更近似于历史真相的画卷。卢克雷齐娅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人。在意大利作家之中，就数玛丽亚·贝隆奇[7]撰写的卢克雷齐娅传记最为细致，其标题亦记为“卢克雷齐娅及其时代”。历史地位并不那么重要的她，其父亲及兄长才是众人的兴趣所在，毕竟他们都是历史上极富个人魅力的第一流的男人们。

波吉亚家族的人们

1492年7月25日夜间，或是26日的凌晨吧，性格软弱而且晚年爱听信谗言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八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留下的只是一堆毫无头绪的难题。

在意大利的外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天主教诸国不禁深感压迫。但是，对于罗马教皇来说，比起土耳其帝国，更为现实的威胁是眼前的西欧天主教诸国，也就是逐渐强大起来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等专制国家势力的抬头。这些国家虽然在其成长为一个帝国的过程之中利用了教会的势力，现如今却对意大利燃起了更大的领土野心。

在意大利国内，教会亦处于各大势力的夹击之中。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四大势力为保持各方势力均衡，一致认为要尽量抑制教会势力。

罗马教廷已经无法掌控其领地罗马涅地区，该地逐渐被野心勃勃的威尼斯共和国所侵蚀。在罗马市内，奥尔西尼[8]、科隆纳[9]、萨韦利（Savelli）等豪族，因为背后有着牵制教会势力的各列强的支援而肆意横行，教会对此却无计可施。

教会的势力一落千丈。教廷已然成为意大利内外列强利用的一个机构。虽如此，关于教皇继任的阴谋却在险恶地进行着。瞄准那不勒斯王国的法国与米兰的伊鲁·摩洛联手，将他的胞弟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推举为枢机主教；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的费兰特国王则成了那不勒斯派的朱利亚诺·罗韦尔[10]枢机主教的后盾。威尼斯静观其变。佛罗伦萨则因为四个月前洛伦佐·德·美第奇之死而失去了重要的外交政治家，无计可施。教皇之位的争夺俨然成了斯福尔扎与罗韦尔两大枢机主教势力的交锋。

当时只有37岁的斯福尔扎毕竟太年轻了，罗韦尔则因行为粗鲁、政治目的过于明显而受人厌恶。二者之间脱颖而出的是同为枢机主教的罗德里戈·波吉亚[11]。身为西班牙人的波吉亚也并不是没有劣势，因为对于格外讨厌外国人当教皇的意大利枢机主教们来说，“加泰罗尼亚[12]人”这个词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

拥有强大的米兰公国势力背景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与那不勒斯王国联手；作为英诺森八世的第一近臣朱利亚诺·罗韦尔，拥有着政治势力上的支持；而波吉亚又拥有什么能够一较高下的法宝呢？

那便是金钱。具有枢机主教中第一资本家经济实力的波吉亚，将自身最大的财产——对现实的冷静判断与计算——大胆地投入一个个要点之中。34年来，他担任着枢机主教之中最重要的职位副大法官，由此获得的经验也让胜利的天平向他倾斜。自认年纪太轻的斯福尔扎这一次放弃了自己成为教皇的念头，波吉亚便笼络斯福尔扎作为自己的强力后援，这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处。

得知波吉亚这一动向的罗韦尔暴跳如雷，而波吉亚的阴谋也渐渐浮出表面。在英诺森八世临死的四天前，就在这位绝望的躺在病床上的教皇面前，波吉亚与罗韦尔之间的争执爆发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般地站在教皇的面前——波吉亚瞪着罗韦尔——就能向您表现出谁是副大法官了吧。”“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罗韦尔也大声地吵嚷着——就能看出是谁不敬畏您了吧。”（曼托瓦大使写给曼托瓦侯爵的信）

教皇死后8天，8月3日早上，23名枢机主教出席，召开了第一次教皇选举秘密会议。

卡拉法[13]获得了9票，波吉亚7票，罗韦尔5票。还有一人得到两票。

波吉亚的贿赂策略尚未显现出效果。斯福尔扎派将票投给了年迈的卡拉法枢机主教。因为没有一个人达到有效票数的2/3，所以延期至下一次表决。聚集于圣彼得广场等待结果的罗马市民们也纷纷散去。

第二次教皇选举会议按照惯例，仍在西斯廷教堂召开。

卡拉法9票，波吉亚8票，罗韦尔5票。还有一人得了一票。

斯福尔扎派严守约定，井井有条地将选票全部投给了卡拉法。虽说才早上9点，夏天的罗马已暑气炎炎。信使们接到未有定论的消息后，便飞驰于意大利国中。马蹄扬起的尘烟，白茫茫一片，久久地笼罩在圣彼得广场之上。第三次，仍是完全相同的结果。依照惯例，自下一次选举会议起，只能向枢机主教们提供面包和水。此时，波吉亚的贿赂策略在拉取选票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金币被巧妙地藏匿于大量的美术品及银器之中，偷偷地从波吉亚的宫殿运至斯福尔扎家中，纳佩堡也作为礼物送给了斯福尔扎。不仅如此，波吉亚约定，在即位之际任命斯福尔扎为副大法官，政治上亦与斯福尔扎联手。这一切，都在8月10日至11日间完成。于是，斯福尔扎派原本投给卡拉法的选票转投给了波吉亚。胜负已定，波吉亚17票，超过了有效票数的2/3。得知这一结果的罗韦尔感到大势已去，乘夜逃回自己在奥斯蒂亚[14]海岸边的城堡。

8月11日的早晨，罗马的市民们在圣彼得广场上眺望着。当新教皇被选定时，那拉丁语的宣告声让此前涂固的窗台处的砖头剥落得更为厉害。[15]“枢机主教罗德里戈·波吉亚成为亚历山大六世，即位教皇。”

真正的贵族不会讨论市民的道德等问题，开始关心市民的道德之时，就是贵族阶级没落之日。新教皇罗德里戈·波吉亚正是秉持这种真正的贵族之心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西班牙瓦伦西亚（València）附近的哈蒂瓦（Xàtiva）是波吉亚家族的领地，罗德里戈便出生于此。其家族的飞跃始于1455年伯父即位教皇。教皇加里斯都三世在即位之时，分别授予两个西班牙外甥以要职：哥哥佩德罗·路易斯任教皇军队的总司令官，弟弟罗德里戈任枢机主教，并且马上升为副大法官。赐封还不仅仅如此。当时的记录中还记载了教皇将主教区中最富裕的地区赐予了外甥。从那时起，罗德里戈的才智慢慢地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只有25岁的他，还稍微显得有些稚嫩。

聪明过人的罗德里戈，在枢机主教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富翁。不仅如此，面对当前事态，他还显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沉着冷静。就在三年后伯父加里斯都三世去世之际，科隆纳、奥尔西尼一党同以往一样，在教皇去世之际发起了暴动。哥哥佩德罗·路易斯决定逃离无政府状态的罗马，罗德里戈将孤身一人的哥哥送出罗马城后返回了梵蒂冈，静静地祈祷着，任由暴徒掠夺。但是，没有一个暴徒能够将手伸向那样镇静的他。外表看似平静的他，一想到哥哥在逃亡途中被奥尔西尼杀害，心绪就沸腾不已。

亚历山大六世

此后，34年的岁月悄然逝去。在这期间，四位教皇相继即位而后过世，而他依旧是副大法官。罗德里戈一直坚忍地等待属于自己的时刻来临。在这个等待过程中，他的势力与经济能力也愈发强大起来。

在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罗马，罗德里戈并不像僧侣那样封闭自己，而是过着王公贵族一般的生活。他喜欢狩猎，豪华的祭典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至于学问与艺术，对于他而言就像对于很多文艺复兴人士一样，不过是家常便饭。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特地赞助和支持学问和艺术的发展，从而提高自己的名声。这是很贵族式的，可以说这一点是他，也是波吉亚家族的特征。他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算在豪华的宴会上甚至是礼拜堂内，他都自然不拘。

这正是波吉亚教皇“堕落的真相”。虽被同时代及后世戏称为“最性感的基督”，可生性厌恶伪善的他，毫不在意来自敌对方的宣扬及新教徒对他的责难，任由所有流言蜚语自生自灭。然而“历史总有一天，会对这光辉的生涯给予正当的评价”（胡安·洛佩斯[16]），即便在同时代的人之中，也并不只有洛佩斯一个人这么认为。

当然，如果想要对这位“最性感的基督”那过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责难的话，一一列举事例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北方的新教徒来说，让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忍受的是，教皇在作为一个圣职者之前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而梵蒂冈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团体，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这是天主教会和其他大型宗教所共通的宿命。这一本质在现代也没有丝毫改变，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强烈要求政治性的时代。可是，从所有的层面上来说，无论是在宗教、政治还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欲望上，这个被称为“能够在自己出生的年代里生存下来的男人”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都是一个充满文艺复兴气息的人。

28岁的时候，随同教皇庇护二世[17]出席曼托瓦会议的他，在那里爱上了一个朴素的农村姑娘瓦诺莎。他们之间的恋情此后整整持续了30年。即使后来二人之间已不再有两性关系，可在他的心中，对瓦诺莎的爱情与尊重也从未消失。早已成为别人妻子的她，被枢机主教波吉亚请到罗马，为他生了四个子女：切萨雷、胡安、卢克雷齐娅和杰弗里。可是，孩子们一出生便与母亲分离，被送往波吉亚的表妹阿德里安娜·米拉的身边抚养。在波吉亚的宫殿旁边，波吉亚为瓦诺莎构建了一个家。她在那里除了等待波吉亚的来访和偶尔去看望孩子们外从不抛头露面，做了一辈子教皇背影里的女人。

与瓦诺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生于罗马贵族之家的朱莉娅·法尔内塞[18]。她在枢机主教波吉亚成为教皇的数年前就是他的情人。“美丽的朱莉娅”拥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华美，芳龄不足20的她将年近60的波吉亚对女人的思慕与宠爱集于一身，享受着华丽丽的、受人注目的地位。

根据波吉亚的安排，朱莉娅与阿德里安娜·米拉的儿子奥尔西诺·奥尔西尼举行了名义上的婚礼，但人们背地里都称她为“基督的新娘”。她的哥哥亚历山大通过妹妹的情人教皇的帮助当上了枢机主教，后来又成为保罗三世，坐上了教皇的位子。

提到这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生性不受约束、大胆追求肉体享乐的生活，就不得不提他那几个私生子的名字。

长子佩德罗·路易斯生于1463年，不知生母为何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往西班牙，成为一名将军。他深受费迪南多国王器重，不仅被国王封为甘迪亚公爵，还与国王的侄女订了婚。可是命运弄人，本可以承载父亲所有期待的他却在父亲即位教皇的4年前英年早逝。

其次是瓦诺莎生育的4个孩子。父亲即位教皇那年，切萨雷17岁，胡安16岁，卢克雷齐娅12岁，杰弗里11岁。

当时切萨雷尚在比萨大学念书，依循那个时代“长子继承家业，次子入神职，三子从军事”的惯例，这个学校里面的优等生已经是潘普洛纳[19]的主教了。不过，在他的同年级学生之中还出了一位枢机主教，那就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即后来成为利奥十世的乔凡尼·德·美第奇。然而，同才华横溢的切萨雷相比，这位后来的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岂止是落后一步，经常不得不退让波吉亚家族三分。

遗传了波吉亚家族修长体态的三子胡安，着装极其时髦，是当时罗马社交圈里的主角。或是连坊间也流传着关于他那些散漫放纵行径的话语，竟使得略有耳闻的教皇父亲为之吃醋。不过，父亲想让他代替死去长子的位置，对他也是爱护有加的。

再说说有着长长的金发、青灰色眼睛的卢克雷齐娅，在父亲即位教皇之后，便住进了梵蒂冈教皇宫近侧的宫殿，通过西斯廷教堂可以随意往来。与卢克雷齐娅同住的，一个是若无其事地给自己儿子戴上了最大的绿帽子的女人——阿德里安娜·米拉，卢克雷齐娅自1480年4月出生以后就一直与她居住在一起；另一个则是父亲的新情人——朱莉娅·法尔内塞。

对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来说，探望这个奇妙组合的三个女人居住的宫殿是非常快乐的。至于让女儿卢克雷齐娅与自己的情人居住在一起的事情，教皇似乎没有一点儿担心。不仅如此，在一些罗马高级妓女们出入的晚宴上，他也泰然地偕女儿一同前往，这正是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即位教皇后的亚历山大六世想要更加有效地利用他的女儿，因此早已许配给西班牙一个贵族的卢克雷齐娅不得不再婚。年幼的杰弗里暂时无法在任何决议中发挥作用，不过在数年后，他也成了教皇政略上的一个砝码。

就这样，波吉亚的子女们，尤其是备受教皇关爱的瓦诺莎生育的四个孩子，无一幸免地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

白色婚姻

即位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雷厉风行。在5天后召开的第一次枢机主教会议上，他将迄今为止他所担任的瓦伦西亚大主教一职任命给儿子切萨雷。与此同时，他决定将时任蒙雷阿莱大主教的外甥乔凡尼升为枢机主教。切萨雷不仅被任命为瓦伦西亚大主教，还被赋予了西班牙最高宗教职位的资格。梵蒂冈的其他要职也都被波吉亚家族所垄断。当时费拉拉的大使给埃斯特家送去了这样一封信：“新教皇为了当新教皇，彻底实施了亲族主义，亲党占满了整个教廷。”

从这时起，亚历山大六世开始了他“重振教廷威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最初他的关注点在外交政治，直到查理八世率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后，他才幡然醒悟到要搞军事政治。那就是，教廷一方面要突破迄今为止来自意大利内部四大势力的压制，另一方面还要分割四大势力以获得鹬蚌相争的利益。

米兰（伊鲁·摩洛）+法国势力，体现为梵蒂冈内部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的强势；那不勒斯（费兰特国王）+罗韦尔枢机主教的后援，也让奥尔西尼家族在罗马市内横行霸道，而这些都在威胁着教皇。至于宗教上的问题，自萨伏那罗拉以来对教廷统治的残暴和腐败的问题抨击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不过，对于没有强大势力做后援的波吉亚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重振一落千丈的教廷威信，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依靠扶植亲戚（亲信）来巩固教皇地位也就成了非常必要的手段。

曾经在选举亚历山大六世中充当了主要角色而以功臣自居的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如今发现自己当初打错了算盘。因为他自认为完全在自己掌控中的新教皇，却露出要与他的政敌那不勒斯结成友好关系的迹象。对教皇的意图完全不明白而感到十分不安的他，从原本以为能够掌控主动的一方，一下子翻转为被对方控制的一方。而这一点，阿斯卡尼奥竟尚未察觉，这正是亚历山大六世的老练之处。为了达成哥哥伊鲁·摩洛的野心，阿斯卡尼奥也就是米兰这一方，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将教皇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于是，刚满12岁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成了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她的结婚对象被选取为相当于伊鲁·摩洛及阿斯卡尼奥的表弟的乔凡尼·斯福尔扎。这个亚得里亚海畔的佩萨罗的小领主之前曾与曼托瓦侯爵的妹妹马达莱娜·贡扎加（Maddalena Gonzaga）结过婚，妻子过世后就孑然一身了。

1492年10月中旬，佩萨罗伯爵被邀请至罗马，秘密地商谈了结婚事宜。至于卢克雷齐娅与那个西班牙贵族之间的婚约则花了3000达克特就解除了。

在阿斯卡尼奥的策动下，婚约极其隐秘地筹备着，但是那不勒斯也并非没有察觉。费兰特国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眼下，法国对那不勒斯王国的野心已昭然露骨，米兰与教皇又日益亲近，这对他而言是不能置之不理的问题。那不勒斯方面也立刻提出了婚约。切萨雷入了神职，胡安将要继承长子之位，所以对剩下的杰弗里提出了与阿拉贡王室的女儿结婚的议案。杰弗里才11岁。阿斯卡尼奥一得知那不勒斯方面的动静，就立刻感到仅仅依靠婚约是不可靠的，于是急忙推进结婚的进程。但是教皇提出了条件。他考虑到卢克雷齐娅年纪尚小，所以要求在婚礼过后一年才将女儿正式嫁过去。

1493年，新一年的春天，佩萨罗伯爵兴高采烈地来到罗马，成为拥有巨额陪嫁金的教皇的女儿、年轻貌美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为了不逊色于梵蒂冈的豪华，他在来罗马之前向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借来了引以为豪的精工制作的金质胸章。不过，后来在婚礼上，这引来了曾经看到过这一胸章别在曼托瓦侯爵胸前的曼托瓦和费拉拉大使们的嗤笑。

6月12日的早晨，在平托瑞丘已经开始描绘壁画的梵蒂冈的波吉亚房间里，婚礼开始了。教皇由8位枢机主教环绕着从客人中间穿过，等他一入席，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曼托瓦侯爵金质胸章的女婿便入场了。阿斯卡尼奥与自己的第一心腹费德里科·圣塞韦里诺枢机主教交换了胜利的目光。新娘的两位哥哥，切萨雷身穿简单的主教服，静静地站着，胡安则完全与其相反，身穿当时最流行的镶嵌着豪华宝石的服饰，吸引了一众女宾的视线。在两个不大的房间内，有150余名宾客出席，简直再无立锥之地。

波吉亚寓所

新娘入席了。没有佩戴宝石的服装，映衬出卢克雷齐娅的美丽和未经世故的青涩。她静静地走到教皇父亲的跟前，那轻盈的步子，没有让人感到一丝政治联姻的重负。在她的身后跟随着黑人少女奴隶，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俗。然而，人们将视线齐刷刷地投向了紧随其后入席的教皇的情人朱莉娅·法尔内塞那妖艳的身姿。她那琥珀色的肉体，简直要溢出来了；那走路的样子，也带着一丝轻佻。婚礼简单地结束了，之后是观看戏剧，宴会持续至次日早晨。席上的花魁不是卢克雷齐娅，而是朱莉娅，是哥哥胡安。祝福的彩纸糖故意朝着女宾那袒露的胸脯深处，在一片华贵的娇声中撒开。

6月13的早晨，卢克雷齐娅终于将筋疲力尽的身躯横放于睡床上。脱下的新娘礼服被扔在一旁。房间依旧是昨日婚礼之前的那个房间，睡觉时也依旧是一个人，生活上也毫无变化。同往常一样，她与阿德里安娜·米拉、朱莉娅·法尔内塞持续着三个女人的生活。

通过女儿的“白色婚姻”[20]，教皇封住了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的嘴巴。他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召集了枢机主教会议，任命切萨雷为枢机主教。同时，他还任命伊波利托·埃斯特、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等13名新枢机主教。这么一来，阿斯卡尼奥的势力仅仅在人数上就已经被反超了。阿斯卡尼奥再次被教皇如愿以偿地设计了。

同年，胡安·波吉亚继承了死去的哥哥佩德罗·路易斯的封号，成为甘迪亚公爵。继而，他替代哥哥前往西班牙结婚。次年，年仅13岁的杰弗里也与比他年长三岁的阿拉贡国王的庶出女儿桑夏[21]在那不勒斯结婚。

到了这个时候，佩萨罗伯爵才终于有点儿不安起来。约定的一年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新婚妻子却依旧和睦地与另外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教皇没给任何音信。卢克雷齐娅与朱莉娅的关系很好，对于这个与自己一样年轻却更华美的父亲的情人，卢克雷齐娅没有一丝嫉妒。事实上，在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因为嫉妒而痛苦过。

在教皇的宠爱之下，居住着三个女人的宫殿理所当然地成为盛大的社交中心。对于那些携带着请愿书希望转交给教皇的访客，卢克雷齐娅总是无法拒绝而接受下来。不过，时间长了之后，她常常在最爱的舞会中忘记那些信函，而将它们遗落在房间的角落里。

佩萨罗伯爵的焦虑已经达到了顶点，他打算无论如何都要将妻子卢克雷齐娅带回佩萨罗。如果不这样做，他觉得这场婚姻好像就不了了之了。教皇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但是又提出了条件：不仅带上卢克雷齐娅一个人，还要带上阿德里安娜与朱莉娅两个女人一起离开。当时，罗马市内黑死病肆行，所以教皇心中盘算的是为了避难而允许卢克雷齐娅她们离开极短暂的一段时间。他向阿德里安娜下达了维系“白色婚姻”的指示。可是，这个佩萨罗短期避难的计划结果却让三个女人在佩萨罗滞留了很久，完全违背了教皇原本的意图，因为正好遇上查理八世率领法国军队侵略意大利这一重大事件。

1494年成为意大利“最悲惨时代的元年”（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侵入意大利的法军不可思议地受到了热烈欢迎，查理八世继续意大利南下之行。

当时，可以说除了被法国瞄准的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外，在领导者中几乎只有亚历山大六世一人明白法军的入侵有多么危险。他运用了一切外交手段，力图改变查理八世征服那不勒斯的意志。可对于这个丑陋的小个子法国人而言，脑中全是成为伟大的查理曼大帝[22]后继者的妄想。此外，在教廷内部，依靠法国势力的斯福尔扎派的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自不必说，就连曾经是那不勒斯派的罗韦尔现如今也倒戈于法国。所以，亚历山大六世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与他亲近的奥尔西尼家族也很可能像罗韦尔一样发生叛变。这对教皇而言，无异于在罗马城中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两年前曾是劲敌的罗韦尔与阿斯卡尼奥联手了。先是罗韦尔接近查理八世，召集宗教会议以此逼迫波吉亚退位，并向法国进言应当重新选举新教皇。其理由是两年前教皇的选举是在行贿下产生的。听取这一建议的查理八世派来的使者，正是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

来到梵蒂冈的阿斯卡尼奥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间持续了一场6小时单刀直入的会谈。单刀直入的会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今会谈的双方就是两年前教皇选举中的买卖者。可是，教皇拒绝了法国派这一强制性的提议。“教皇不是法国国王的奴隶”，在这场会谈结束之后，教皇对费拉拉大使也坚定地说出了同样的话。

11月末，教皇将二度前来胁迫的阿斯卡尼奥监禁于圣天使堡。12月，奥尔西尼家族同预料的一样投靠了法国。守卫罗马的只剩少数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的士兵，罗马变成了几乎没有任何防备的城市，教皇只能默许法国军队入城。亚历山大六世此时深切地感受到教会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而且是强有力的军备。他的这个愿望后来由切萨雷实现了。

那年的最后一天，查理八世进驻罗马城。持续了6个小时的军队行进，在法国国王进入下榻之处圣马可宫殿（今威尼斯宫殿）之后依旧没有停止步伐。法军一如既往地开始掠夺，甚至连卢克雷齐娅的母亲瓦诺莎家都没有放过。教皇波吉亚透过梵蒂冈的窗户，默默地看着法军掠夺的景象，看着阿斯卡尼奥大摇大摆地走出圣天使堡。

切萨雷·波吉亚

1月6日，查理八世带着胜利者的炫耀，进入了梵蒂冈。这是为了与教皇的第一次会面。会面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强迫教皇认可法军对那不勒斯的征服，二是召开宗教会议。可是，当查理八世在梵蒂冈的房间里与亚历山大六世一对一谈判时，查理八世在政治上完全不是亚历山大六世的对手。面对教皇天生的感性外交，原本要求的两件事竟被不经意地敷衍带过，甚至连国王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第一次会面就这样在天主教国家的国王对教会首领的公式访问中结束了。教皇赐予查理非圣职者最高的金制玫瑰赏赐，查理对此也十分满意。

然而，亚历山大六世对法军驻扎罗马的既成事实感到十分可怕。尽快将其驱逐出罗马城成为首要问题。他无奈地接受了法国国王的以下要求：1.允许法军借道教皇国。2.将附带养老金的人质、滞留于教廷的土耳其王子杰姆与教皇的亲生儿子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作为人质进行交付。不过，切萨雷作为人质只有4个月的期限。

1月28日，查理八世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作为人质的切萨雷也与国王并肩前行。在其身后的10匹马背上摇摇晃晃地驮着19件行李，上面用饰有切萨雷徽章的美丽的黑色天鹅绒覆盖着。不过，在这19件行李之中只有两件是他的东西，其他的17件装的都是些破烂货。道路行进不久，驮了那两件行李的马匹便悄悄地脱离了大部队，躲藏了起来。当天夜里的歇宿之处是罗韦尔的领地韦莱特里（Velletri）。到达住处后，夜里大家都入睡了，19岁的切萨雷轻松地走进查理的房间行晚安之礼。他又跟国王友好地说了一会儿话，才回到给他安排的房间。

次日清晨，巡查人质情形的查理家臣发现白色床铺上扔下的枢机主教的猩红色圣袍，切萨雷已无影无踪。

查理立刻写信向教皇抗议。“枢机主教干了坏事，简直是太坏了。”这是现存书信的直译。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王来说，写得多么幼稚啊。当时即便在意大利，小国的外交官也不会写出如此幼稚的文章吧。在查理提笔写下这封抗议信的时候，切萨雷已经到了罗马。他与教皇父亲秘密会见之后又离开罗马，两日后抵达斯波莱托。得知这一消息的查理向斯波莱托市提出了交还切萨雷的要求。但是，斯波莱托市却做出了如下回复：“枢机主教已经离开，随行仆人两名，马仅三匹。当您认为影在此处时，人却已笑着到了彼处。”教皇也只声称：“到处也找不到枢机主教，我们也非常担心他的情况啊。”

2月5日，在徒劳了8天之后，查理只能放弃，继续向那不勒斯出发。两天后，那些装了17个破烂货行李的马匹一行，在随从的牵引下愉快地回到罗马。一直到3月末，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切萨雷的去向。

因为儿子的逃跑闹剧而变得一身轻松的亚历山大六世迅速开始反击。在教皇的号召下，意大利诸国纷纷响应。法军入侵的肇始者伊鲁·摩洛、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加入其中。4月12日，反法同盟正式成立。

轻取那不勒斯后沉溺于胜利之中的查理，一听说这个同盟成立的消息，“为了不成为征服之地的俘虏”，便急忙命令全军返回法国。归途中，查理希望与教皇会面，但亚历山大六世回避了，他向防守坚固的奥尔维耶托、佩鲁贾出发。无奈之下，查理及其军队急行至绵延的阿尔卑斯山，距离上次为侵略意大利翻过阿尔卑斯山尚不足一年。可当翻越亚平宁山脉后，法军在塔罗河岸遭遇了由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率领的同盟军。两相交锋，法军一败涂地。查理八世也舍弃了一切，甚至抛弃了友军，在艰难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逃回了法国。法军在此次入侵中给意大利留下了一个礼物，那就是被称为“法国病”的疾病。当然，法国人自己是不会使用这个名称的，他们将这一羞耻的疾病也就是性病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

在佩萨罗眺望着亚得里亚海的卢克雷齐娅迎来了15岁。从罗马一同前来的朱莉娅与阿德里安娜二人，早已厌倦了佩萨罗的单调生活而返回了罗马，只剩下卢克雷齐娅孤身一人留在佩萨罗。摆脱了法国威胁的教皇父亲开始着手将女儿唤回膝下。对于迅速察觉出米兰衰败迹象的教皇而言，没有必要再与米兰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当教皇在罗马一心一意想着对付查理的对策时，佩萨罗伯爵一方面作为教会的军人接受着俸禄，另一方面又投靠了米兰。在教皇的强烈要求下，卢克雷齐娅由丈夫陪伴，于6月16日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教皇身边，那时教皇滞留于佩鲁贾。之后，当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她与教皇父亲回到了罗马。

次年，亚历山大六世开始真正着手切断女儿与佩萨罗伯爵之间的关联。佩萨罗伯爵大为震惊，他在罗马、佩萨罗、米兰之间奔波着试图改善事态，却都徒劳无功。他寄希望于米兰的伊鲁·摩洛与阿斯卡尼奥两人，但他们都不愿因此加深与教皇的恶劣关系，所以对他的苦苦哀求置若罔闻。可是，在天主教的教义中，离婚是不被认可的，所以这件事情很难办好。梵蒂冈的档案馆为了查到适合的条文而忙碌了起来。就在匆匆翻查书页之中，一年也就过去了。

1497年，著名的萨伏那罗拉的论敌、僧侣马里亚诺·达·杰纳扎诺（Mariano da Genazzano）被教皇派遣至佩萨罗，目的是让佩萨罗伯爵承认“与卢克雷齐娅的婚姻，因为丈夫的性无能而有名无实”。面对老练的僧侣马里亚诺的逻辑，佩萨罗伯爵不堪招架。绝望之下，他请求一周的宽限。他策马至米兰，打算与伊鲁·摩洛商量一下。

正当米兰的伊鲁·摩洛伯爵取笑佩萨罗伯爵“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要不要试试看找别的女人在证人席上做证？”之时，一直都在罗马愉快生活的卢克雷齐娅，突然有一天在驾马远行的途中躲进了一座修女院。即便父亲下了命令，她也不愿外出。可是，想要逃离这场离婚喜剧的她，最终还是在婚姻无效的文书上签了字。走投无路的佩萨罗伯爵现在的担心是，结婚时教皇为卢克雷齐娅支付了三万达克特的陪嫁金。那年年末，当得知不用偿还这笔款项时，他在确认自己作为性无能的丈夫的文书上也签下了名字。

黑暗之中

卢克雷齐娅在修女院里躲了8天。6月14日，她的母亲瓦诺莎将波吉亚的亲戚邀请至自家的庭院，举办了一场初夏的晚宴。这是一个家族内部的孩子们的聚会。众人围绕在这位依旧十分美丽的母亲身旁，享受了一个甜蜜而美丽的夏夜。

脱去主教圣袍的切萨雷穿着一身普通人的服饰，同往常一样，毫无贵族的华丽。不过那精心裁剪的服装，将他竹节似的修长身躯显衬得淋漓尽致。他皮肤微黑，头发乌黑，一双略带青灰色的大眼睛里总透射出深邃的目光。唯有那性感的黑胡须及埋藏其中的嘴唇，勉强将他那稍稍一动就会显得严峻的容貌软化了一些。

晚宴上最华贵艳丽的人当属胡安，他在去年被父亲从西班牙召回。当时打算重组教皇军队的教皇父亲任命胡安为“教皇军队总司令官”，承载了父亲无限期望的他却在指挥与奥尔西尼的作战中铩羽而归。不过，他对这场战役的失败毫不介意，将妻子留在西班牙后，自己回到罗马依旧十分快乐地生活着。在罗马傲慢横行的他屡屡和阿斯卡尼奥发生冲突，不过，不得不忍让的一方常常是阿斯卡尼奥，谁让胡安集教皇父亲万千宠爱于一身而权势盛极一时呢。那个初夏的夜晚，衣裳华丽的胡安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他将一个戴着面具的陌生男子拉到了身边。至于这个面具男子是谁，对于席上的其他人来说完全是个谜。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感到不安或是奇怪。大家窃窃私语的大概也只是胡安热情的同性之爱吧。

杰弗里也与妻子桑夏一同回到罗马。这名来自那不勒斯的女子，一头黑发，热情似火。不满足于年幼的丈夫的她刚到罗马便与切萨雷发生了关系，甚至当胡安从西班牙回来后，两人也发生了关系。她与叔伯之间发生的绯闻，令教皇烦恼重重。

半夜时分，众人纷纷告别瓦诺莎后就各自回家了。深夜里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波吉亚的一家人缓缓地散着步，朝着梵蒂冈宫殿的方向归去。当走到台伯河畔快到宫殿时，胡安说想要一个人再去呼吸一下夏夜里的凉气，身边只带了一名马夫，便同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骑着一匹马离开了。大伙儿都说，这太危险了，至少带上武器吧。可是，他只是笑着说马上就回来。此时罗马家家户户早已关窗入睡，幽暗的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一些墙面上镶嵌着的圣像前仍点着长明灯外，剩下的只有茫茫黑夜里的恐怖暗影。胡安就消失在那黑暗之中。

第二天在梵蒂冈宫殿内，教皇一早就为筹备那不勒斯新国王的加冕仪式忙碌不停。直到过了晌午还不见胡安身影，教皇虽然有些担心，但是因为胡安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那时候他留宿于妓女的家中，为了不被人看见他从妓女家中出来，直到傍晚才回来——所以教皇心想这次大概也是那样的情形。可是，夜幕降临，依旧不见胡安回来。教皇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西班牙籍的禁卫军冲向了街头。所有的道路上都奔跑着武装的西班牙士兵，吓得市民们差点儿以为奥尔西尼或科隆纳的军队袭击罗马来了。有人发现了甘迪亚公爵的马夫，可是他已经快要咽气了，什么都还没来得及问就死了。所有人的心中都浮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一个睡在台伯河畔的船中的船夫被带了过来。这个叫作乔治的船夫讲了下面这样一件事：

6月14日的晚上，他同往常一样睡在船中，却被一种异样的动静吵醒。那是来自斯基亚沃尼（Schiavoni）医院方向的两个男人发出的响声。他们谨慎地环顾四周后走到河边。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骑着一匹白马过来，马鞍后面驮着一个被绑着的人，左右两边还有两个马夫扶着。他们在河岸边停了下来，骑士调转马头，发出指示。男人们从马鞍上卸下那个不能动弹的身体，投入河中。船夫清楚地听到骑士向男人们确认是否投进了河中。“是的，主人。”男人们回答道。骑士再次调转马头。缓缓流淌的河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浮着，那是顺水流去的死者身上被风吹得鼓鼓的披风。男人们朝尸体扔了石头。骑士再次下令让男人们清除掉泥土上留下的痕迹，众人这才离去。夜晚恢复了宁静。

船夫说自己不敢去报告，是因为他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最后也都被深埋于黑暗之中。

听到此处，教皇瞬间虚脱了。他怎么都不能相信。其他人的心里都已明白那不祥的预感终究还是发生了，唯独教皇不愿相信。于是，台伯河的全面搜索开始了。300艘船撒下渔网，数千支火炬把台伯河照得透亮。河畔两岸，夜如白昼，直至天明。次日中午，甘迪亚公爵的尸体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河底被打捞了上来。他双手被缚，全身9处伤痕，喉咙处被深深地剜了个口子，这被定为最终致命伤。他身上的佩剑和钱包中的30达克特仍在，披风里浸满了泥沙。公爵的尸体被运送到圣天使堡，脱去肮脏的衣服洗净身躯后，换上公爵的礼服，胸前佩戴上教皇军队总司令官的徽章。那年，他只有21岁。

当天傍晚，在大约120支火炬的照明下，一支由亲族、僧侣、贵族紧随左右的送葬队伍，穿过寂寥无声的人群，从圣天使堡朝人民圣母教堂行进。“从城堡敞开的一扇窗户中，人们似乎听到在那幽暗的窗户背后，教皇哀号着失去的儿子的名字。”（萨努多）

教皇痛苦不堪，犹如自己受到拷问一般，连续三天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事发5天后，他一脸憔悴地出现在枢机主教会议上。“这真是莫大的打击！”教皇一口西班牙口音，声音低沉得时断时续，“我从心底里爱护着公爵。如果一切能够恢复原样，该多好啊。虽说都是因为自己造的罪孽而遭到报应，但那般惨死实在是太可怜了。”他哭了。然后，他环视了枢机主教继续说道：“我想实行教会内部的重组并废除亲族主义，以后教会的职位只授予那些适合的人才。”这时，教皇的语气已经恢复了坚定，并立刻任命枢机主教科斯塔（Costa）为改革主管。

其间，教会的警察继续进行搜查。首先追查当天夜里与胡安在一起的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却连其生死都不得而知。嫌疑犯的名字被一个一个地列了出来。

第一个嫌疑人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他的暗杀动机非常明显，世人皆知他与死去的胡安关系不和。而且，现在在教会中处于孤立状态的米兰派除了暴动之外难成其他气候。所以，当法国再度将野心对准米兰时，米兰无论如何都要与教会保持良好关系，而甘迪亚公爵正是反米兰派的先锋，这就构成了暗杀动机。此外，公爵最后消失的地点正巧在阿斯卡尼奥的宫殿附近，这无疑也加深了他的嫌疑。警察搜查了其宫殿宅院，但一无所获。最后，教皇宣布阿斯卡尼奥清白无罪。

第二个是乌尔比诺公爵吉多贝多。他在奥尔西尼战役中与甘迪亚公爵同行，战败被俘后，甘迪亚公爵置其不顾独自逃跑了。所以，警察怀疑他怀恨在心，遂生谋杀之念。可是，众所周知，乌尔比诺公爵性格温厚诚实，所以他也洗清了嫌疑。

至于常常受人嘲笑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佩萨罗伯爵，事发当时被证明身处米兰，所以无罪。杰弗里因为妻子与自己的哥哥通奸而怀恨谋杀了胡安，这个嫌疑也不成立。树敌众多，甚至可以说周围全是敌人的甘迪亚公爵暗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十一天，7月5日，教皇突然宣布停止搜查。与此同时，波吉亚家族的人被隔离于梵蒂冈之外。杰弗里与桑夏被命令返回那不勒斯。22日，切萨雷也离开了罗马，出席那不勒斯国王的加冕仪式，原本这一天他准备与死去的胡安同行的。

当意大利全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关注这起梵蒂冈秘密暗杀时，当坊间的传言“为了展示他还是一个网罗民众的渔夫，亚历山大六世用渔网将自己的孩子打捞了上来”[23]慢慢平息时，也就是事件过去8个月后的1498年2月22日，人们第一次在暗杀者的名单中看到了切萨雷·波吉亚的名字。当天，费拉拉公国驻威尼斯情报官阿尔贝托·德拉·皮尼亚（Alberto della Pigna）向埃斯特公爵寄了这样一封信：“根据我获得的最新消息，甘迪亚公爵之死是其身为枢机主教的哥哥所为。”

好奇的眼光重新投向了波吉亚家族。事件发生之后的所有情况，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过去的8个月中没有一点儿关于切萨雷的传闻，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人们传言他的暗杀动机有这么6条：1.因为与弟媳桑夏的关系而对胡安产生嫉妒。2.因为对卢克雷齐娅的爱恋导致兄弟间产生纠葛。3.因嫉妒教皇父亲对胡安宠爱有加。4.事发之际，教皇曾说过：“我知道是谁干的。”5.母亲瓦诺莎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刻面会教皇，而后教皇发布了停止搜索的命令。由此看来，瓦诺莎知道谁是暗杀者。6.切萨雷从那不勒斯归来后，教皇只让他行吻手礼，也没有跟他说话。可是，就上述1、2、3条而言，可能是当时大量逃进威尼斯的奥尔西尼党羽所做的恶意煽动，所以这三条可以忽略不计。另外，以切萨雷的性格来说，显然不是那种因为女人会产生嫉妒之心遂去杀害弟弟的心胸狭隘之人。可是，在这个22岁的“美丽而神秘的男人”心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根据他那雄伟的野心及势在必行的坚强意志，以及后来他继承了弟弟的一切，除了甘迪亚公爵头衔的情况来看，很可能被视为当时并不罕见的兄弟间暗杀案中的一例。对此，史学界至今依旧意见分歧。不过当时，至少教皇父亲表现得十分明显，认为凶手是切萨雷。即便如此，教皇还是想努力保护波吉亚家族。

阿皮亚古道[24]的附近，伞松林立，四周寂静无声，圣西斯特修女院就坐落在那一带。卢克雷齐娅深居于修女院高高的土墙之中。对她来说，哥哥的惨死及父亲一手酿成的使丈夫蒙受耻辱的离婚喜剧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温柔亲切的哥哥的惨死虽然令她十分悲痛，但是她放弃了深究。她开始觉得，当自己的身边再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唯一能够保全自己的方法只有逃离。

每天都在不安与寂寞之中度过的卢克雷齐娅，很自然地将视线停留于身边唯一一个男子身上。这个名叫佩罗托·卡尔德龙（Perotto Calderon）的年轻人是教皇父亲的一个仆人，也是教皇与卢克雷齐娅之间的信使。在安静的修女院里，她将自己交给了这个热情英俊、身材高大的仆人。

这件事当然瞒不过教皇与切萨雷的眼睛。卢克雷齐娅怀上仆人的孩子的消息令他们非常愤怒，而街头巷尾的纷纷议论又让他们焦头烂额。一天，在梵蒂冈，就因为佩罗托跟切萨雷顶了几句嘴，怒不可遏的切萨雷便拔刀追向佩罗托。在教皇的面前，他将佩罗托的颜面砍得鲜血四溅，仆人就此消失了。数周后，台伯河中发现了一具手脚都被捆绑着的尸体。听到这个消息的卢克雷齐娅面不改色。三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儿。

教廷的悲剧

切萨雷开始慢慢地将他建立王国宏图伟业的野心付诸实践。在那不勒斯，阿拉贡王国富饶但不安定的国情尽收他的眼底，这让他看见了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不过，长年对那不勒斯虎视眈眈的法国是切萨雷不能轻视的对手。于是，他一方面写信请求教皇打探路易十二的动静，另一方面，为了更加接近王权，他试探性地向阿拉贡王室提出与国王嫡出的女儿结婚。因为就算他能与桑夏之类的庶出女儿结婚，也是毫无意义的。联姻作为整个伟业的第一步，他又谋划着让妹妹卢克雷齐娅与阿拉贡王室的王子结婚。对方是桑夏的哥哥阿方索，和桑夏一样也是庶出。简单会谈后，结果很明显。对于阿拉贡王室来说，把与王权密切相关的嫡出女儿嫁入波吉亚家族，尤其是嫁给切萨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至于庶出王子与卢克雷齐娅结婚倒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能够借此加深与教皇的关系，阿拉贡王室也乐意至极。

1498年7月，在梵蒂冈举行了一个只有家族内部成员参加的婚礼。无论这场婚礼有着怎样的背景，卢克雷齐娅都是幸福的。她的新丈夫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年轻人，但是具有开朗温和的南欧人性格。和美丽动人的妹妹桑夏一样，他也有一张精致漂亮的面孔，是个十足的美男子。在这场婚姻中，阿拉贡王室的阿方索得到了比谢列的领地和公爵的封号。但是他并不想就此回到领地，而是在罗马的社交界中尽情享受作为教皇女婿的高贵地位。他们两个人住进了卢克雷齐娅居住至今的宫殿。倘若二人能够就这样过下去，一生不再与波吉亚家族发生关系，也许会非常幸福。可是，切萨雷并没有就此罢手。

一个月后，23岁的切萨雷终于脱下猩红色的圣袍，佩上了宝剑。在枢机主教会议上，他宣布自己将放弃枢机主教的神职。同时，他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那里获得了里昂附近的瓦朗斯（瓦伦蒂诺）领地及公爵的封号。为了从教皇那里得到离婚许可，路易十二对教皇的这个儿子不得不给予厚待。因为只有与妻子离婚，路易十二才能与查理八世的遗孀——大富翁安妮·布列塔尼再婚。

现如今已是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手持教皇的离婚许可书，离开深秋的罗马前往法国。为了试探路易十二对意大利的真意，他策划着与从小就生活在安妮女王宫廷中的阿拉贡国王之女卡洛塔联姻。看着在秋日温柔的阳光中身穿镶着金色花边的白色绸缎上衣，披着黑色天鹅绒斗篷的切萨雷骑在雄健的苇毛马上的美丽身影，教皇十分满意。他指示切萨雷也必须像这样威风凛凛地驾马进入法国，好让年幼的孩童们心生敬慕。

秋去冬来，眨眼已是翌年春意阑珊的5月，法国使者带着切萨雷结婚的消息来到罗马。新娘是纳瓦拉国王的妹妹，路易十二的表妹夏洛特·德·阿尔布雷。在法国宫廷，切萨雷已经知晓路易十二征服那不勒斯的坚定决心，因此法国国王不希望切萨雷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结婚。于是，他立即改变了方针，舍阿拉贡而取法国，直接与路易十二的表妹结婚。从这时起，切萨雷的视线瞄向了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涅及托斯卡纳。这对于卢克雷齐娅而言意味着悲剧的开始，可是，她对此尚一无所知，只与丈夫过着和睦的日子。

梵蒂冈又开始听到久违的笑声。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教皇父亲也感到十分满足。就在那时，法国信使带来的切萨雷婚礼的消息，更使整个梵蒂冈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巴黎出发的信使连续不断地换乘快马，4天后到达罗马时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住了。可是忧心忡忡的教皇迫不及待，特别赐予一把椅子给还未喘过气来的信使坐上，让他面对面地连续汇报了7个小时。

信使首先汇报了国王与女王都出席了婚礼，并圆满结束，之后的宴会非常精彩。新婚的第一夜，路易十二也亲自出席，当了见证人。只是新郎切萨雷每次结束后都要对国王使个信号，直到第六次，就连国王也豪爽地笑了起来，说切萨雷比自己还要“精彩”。包括卢克雷齐娅在内，在场的人都爽朗地笑个不停。当夜，为了庆祝切萨雷的成功，梵蒂冈大摆宴席直至深夜。

可是，卢克雷齐娅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切萨雷成功的政治联姻让教会与法国拉近了关系，对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来说，无疑是法国的乌云开始笼罩那不勒斯上空的前兆。乌云也压迫着波吉亚身边的这位来自那不勒斯的比谢列公爵，深感不安而情绪失控的他，有一天没有与妻子说一句话便悄悄逃回那不勒斯了。卢克雷齐娅神经质地笑出声来。“佩萨罗伯爵与比谢列公爵，我的丈夫们都逃离了梵蒂冈。”那时她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心情之复杂可想而知。盛怒之下，教皇将桑夏遣回了那不勒斯，并对那不勒斯国王说：“自己的东西还是自己保管的好。”女儿的悲伤也得想个解决的办法才行，于是教皇委任女儿为教会领地斯波莱托的执政官，希望因被丈夫抛弃而蒙羞的女儿能够向世间展示即便她一个人也能做好一个执政官，并让弟弟杰弗里同行。

丈夫逃跑5天后，8月8日，卢克雷齐娅一行出发前往斯波莱托。对于被丈夫抛弃的19岁的卢克雷齐娅和一直遭受妻子桑夏背叛的18岁的杰弗里，教皇以一个父亲的关爱，细心周到地安排了队列，同行的贵族和女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为了让身怀六甲的卢克雷齐娅旅途轻松，父亲还特别为女儿准备了饰有美丽绸缎的轿子，轿子里放了两个绸缎靠垫。当轿子从教皇站立的阳台下通过时，卢克雷齐娅与杰弗里都高高举起宽檐帽向父亲告别，卢克雷齐娅的金发在夏日的阳光中闪闪发光。教皇看着从自己眼底下渐行渐远的姐弟俩，再三挥手道别，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方肯从阳台上离去。

得知意大利北部的米兰最终落入路易十二的手中，那不勒斯预感法国的下一个矛头将指向自己而深陷绝望。这种绝望几乎可以形容为：“如果教皇抛弃了阿拉贡，那么依靠的就只有土耳其了。”为了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阿拉贡王室准备将逃回来的比谢列公爵送回妻子的身边，以稍稍平息教皇的怒火。9月中旬，比谢列公爵无奈地前往罗马。但他根本没有勇气去见教皇，只在罗马城墙的四周徘徊了一阵后便直接去了斯波莱托。即便如此，丈夫的归来还是令卢克雷齐娅欢天喜地。她扔下斯特莱托的政务，和丈夫一起去纳佩城堡，只为了两个人享受美丽的翁布里亚的秋天。

10月4日，卢克雷齐娅和丈夫返回罗马。5天后，她诞下一个男婴，取了一个与祖父相同的名字：罗德里戈。

此时，切萨雷正与米兰的路易十二的军队相呼应，稳健地推进征服罗马涅地区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已经决定斩断与阿拉贡的关联。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他将法国与威尼斯作为后盾。为此米兰已经被牺牲掉了，接下来就必须牺牲那不勒斯的阿拉贡。

6月末，梵蒂冈遭到雷击，教皇受伤。虽无大碍，卢克雷齐娅和从那不勒斯赶回的桑夏一同在梵蒂冈住下，悉心照料教皇。

7月15日，比谢列公爵同往常一样到梵蒂冈看望妻子与妹妹，并与教皇共进了晚餐。闲聊一会儿后，他离开梵蒂冈，这时已是半夜1点。在一个仆人的陪伴下，他从教皇住处的阳台下面通过，正打算横穿圣彼得广场。1500年时，从欧洲各地到罗马的朝拜者特别多，而那些贫穷的朝拜者就常常睡在圣彼得教堂的屋檐下。就在比谢列公爵正要横穿广场的时候，突然，几个黑影从那片看似正在熟睡的人群中跃起，瞬间包围了公爵。黑影拔出身上的佩剑，朝着公爵冲了过去。公爵原本就很擅长剑术，自然没有逃跑的念头，也拔出了佩剑。无奈黑影人数众多，公爵的披风被斩断，落在了地上。他上衣的金质徽章掉了，衬衫也被砍破了，鲜血直流。最后，公爵伤痕累累地倒下了。因为过于恐惧而发不出声的仆人这时才终于反应过来，他奔向梵蒂冈，敲响大门大声求助。一听到这个声音，正准备将倒在地上的公爵拖上马背的暗杀者们扔下公爵仓皇而逃。当梵蒂冈的卫兵赶到时，暗杀者们早已跑得不见踪影，只听到他们远去的马蹄声。

卫兵们将脸色惨白、浑身是血的比谢列公爵抬回了梵蒂冈。就在不久前，他还在这里与妻子和妹妹享受着快乐的时光，而她们此时还在继续闲聊。奄奄一息的公爵艰难地说出自己是被谁的手下砍伤的，听到那个名字的卢克雷齐娅发出了绝望的悲鸣。

卢克雷齐娅无法将身负重伤的比谢列公爵带出宫殿，她向震惊而又恐惧的教皇恳求，将丈夫搬至梵蒂冈宫殿内的一个房间，并安排了16名信任的卫兵守卫着，又立刻传唤了那不勒斯大使，让他火速请那不勒斯国王的御医到罗马来。之后，她与桑夏两个人平静地陪伴在丈夫左右。

次日清晨，这一事件已传遍整个罗马。虽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暗杀的主谋是谁，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相同的答案。

比谢列公爵被安置于“波吉亚寓所”里休养，脸色苍白，发着烧，不过意识还清醒。卢克雷齐娅与桑夏将临时赶制的床铺搬进了同一房间，睡在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丈夫的一日三餐都是她们用军用炉子在这个房间里烹饪出来的，这样可以防备遭到意外的毒杀。而且在隔壁房间住着那不勒斯的医生随时听候差遣，房间外由教皇信任的卫兵及公爵的几个家臣守护着。

一个月快要过去了，年轻的公爵逐渐康复，已经能够走到窗边了。卢克雷齐娅对整个事件只字不提，全心全意地守护在丈夫身旁。她甚至向那不勒斯国王转告说，等公爵再稍微恢复一点儿，自己就带他一同回那不勒斯。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公爵现在也只信赖妻子，夫妻之间此刻才产生了真爱。两人无话不谈，唯有一个名字被他们努力避开了。

8月18日，卢克雷齐娅与桑夏受教皇传唤，她们将比谢列公爵一个人留在了房中，穿过两道门去见教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与哥哥。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守卫在房外的士兵与医生瞬间都被抓捕了。当切萨雷的“右手”唐·米凯洛托[25]进入房间并从里面锁上了房门后，尘埃落定。不一会儿，两个女人回来，看见房门外站着陌生的武装士兵。唐·米凯洛托向二人说明了情况，称公爵自己一不小心摔死了，她们想再看一眼遗体的请求也被无情地拒绝。比谢列公爵的遗体当夜便被秘密地埋葬了。几日后，卢克雷齐娅丝毫不顾教皇父亲的哀求，一个人带着儿子罗德里戈离开了罗马，前往纳佩城堡。

离开罗马

在路易十二的全面支持下，切萨雷实现了教皇父亲壮大教会军队的梦想。从身披猩红色圣袍的主教摇身一变成了佩剑骑士，前后形象真是对比鲜明。“教皇军队总司令”带来了军事统治力和“教会的旗手”的地位，政治权力也掌控在自己手中。切萨雷相继征服了伊莫拉（Imola）、法恩扎（Faenza）、弗利、佩萨罗与罗马涅。这让周边的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公国拼命地想打探出这位刚满25岁“寡言却极有行动力的男人”（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现在任何人都清楚，教皇已完全被儿子的绝对影响力左右了。

但是，切萨雷明白自己现在必须要做的事，那就是为了以防年迈的教皇父亲突然辞世，从现在起就必须推进种种准备。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也要依靠意大利的其他公国，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费拉拉以及曼托瓦。对威尼斯，他以前就已经频频传递了这个意图；而对佛罗伦萨，他也表现出依靠的样子，巧妙地隐藏了征服托斯卡纳地区的终极野心；至于曼托瓦，他打算通过让自己的女儿与曼托瓦侯爵的儿子结婚而达成同盟。

将卢克雷齐娅从纳佩城堡唤回罗马，则是为了对付最后剩下的一个公国费拉拉。这回的结婚对象是费拉拉的国王埃斯特家的继承者阿方索·德·埃斯特。

但是，对于被挑中的埃斯特家来说，简直就是“被狮子盯住的狐狸”的心境。当时与威尼斯比肩、堪称完美的费拉拉和曼托瓦的信息网全部被调动起来，因为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公爵怀疑在这个结婚提议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不仅他，就连曼托瓦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也在拼命地收集信息。一日之间，无数封信从罗马发出，为的是彻底调查有关切萨雷、教皇以及卢克雷齐娅周围的情况。

另一方面，费拉拉也做好各种逃避的必要措施，通过官方大使宣称阿方索公爵已经与法国的某个遗孀订婚。但这是白费心计。因为罗马方面传来回音——那样的话就换成与次子费兰特结婚，但是需要附赠摩德纳和雷焦领地。这对于费拉拉而言，就是将国家分割为两半的意思。而且费拉拉公国是教会的封土，如果教皇有意向，甚至可以征收整个国家。埃尔科莱公爵选择了长子的婚姻，况且他还收到了来自路易十二的要挟（路易十二受波吉亚之托），已经无路可逃了。

阿方索·德·埃斯特

其间，在梵蒂冈架起信息网的费拉拉与曼托瓦捕获了意外的消息。结婚的提议显然是出于切萨雷的政治意图，但是与前两次婚姻不同的是，教皇父亲对此颇感兴趣。为女儿的不幸而深感痛心的教皇认为，无论从门第还是从性格来看，阿方索·德·埃斯特都是最适合女儿的丈夫。而卢克雷齐娅也非常希望离开罗马。

得知这一消息的埃尔科莱公爵并没有坐以待毙。狐狸虽然是狐狸，但是他可是只老狐狸。为了抬高陪嫁金，他立刻特派一名熟悉二者经济状况的家臣作为大使前往罗马。从1500年年末开始谈论这个话题，一直到举行婚礼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的交涉几乎都集中于此。

然而，教皇想看见女儿的笑颜，便答应了埃尔科莱的所有要求。不仅如此，他还尽情地赞美埃尔科莱是“伟大的公爵”，赞美阿方索是“最俊美的青年”，伊莎贝拉是“罕见的知性与美德、美丽的融合”。可是，唯独切萨雷非常讨厌顽固的埃尔科莱公爵。“简直就像个商人。”他鄙夷地说道。接着，教皇为了清理干净即将出嫁的女儿过去的情史，甚至将从前的仆人佩德罗与卢克雷齐娅生下的孩子因凡特·罗曼诺（Infante Romano）改成切萨雷的孩子，还在别的咨文中登记为自己的孩子。

1501年年末，一切准备就绪。卢克雷齐娅的嫁妆以30万达克特成交。10万达克特现金、纳佩城堡及另一座城堡、罗马涅的小领地，就连宝石与服装也价值7.5万达克特。此外，教会还赠予费拉拉诸多优惠与保障。埃尔科莱牢牢抓住了这些证书和契约。以卢克雷齐娅前两次婚姻来看，每次都不过3万达克特陪嫁金；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结婚时获得了2.5万达克特的陪嫁金，可见这一次是多么大的破例。

终于，费拉拉派遣埃斯特家的四子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及次子费兰特到罗马迎接新娘。

1502年1月6日，罗马难得下了一场雪。那天早上，卢克雷齐娅在她住了20年的宫殿里吃了在罗马的最后一顿早餐。梳妆之后，她去了儿子罗德里戈的房间。孩子还在睡梦之中，她没有唤醒这个不得不留在罗马、留在教皇父亲身边的孩子，就出发前往梵蒂冈。

教皇早已在屋子里等候多时。卢克雷齐娅跪在父亲的面前，低头沉默不语。大家都出去了，屋内只留下他们两个。过了一会儿，切萨雷被唤了进去。

临行的时刻到了。埃斯特家的伊波利托及费兰特通知即将出发。卢克雷齐娅由切萨雷、伊波利托搀扶着双臂站起身来。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再一次回头看了看父亲。教皇用西班牙语说道：“放心去吧。有什么事，随时都可以来信。”然后，似乎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听懂，他用意大利语又重复了一遍。

雪开始下了起来。一行人在雪中出发了。卢克雷齐娅在一边哥哥，一边伊波利托的护送下，驾马前行。教皇踏着碎步从一个窗口移到下一个窗口，目送她的离去。父亲与女儿此后再也没有相会。

当一行人终于走完了一天，快要到达当夜的住宿地时，切萨雷突然与妹妹告别。卢克雷齐娅一直以为哥哥会送自己到住宿地，这出乎意料的离别让她说不出话来。切萨雷与伊波利托道别后，径直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地离去了。这时，卢克雷齐娅才第一次感到离开罗马的痛楚。

费拉拉

位于波河下游广袤土地上的费拉拉公国，冬季严寒，几乎每天傍晚，河面上蒸腾起的雾气就将这里笼罩得白茫茫一片。有时候，整个小镇从早到晚都被白雾包裹着。为了抵抗严冬的酷寒，本地人除了爱喝葡萄酒外，还喜欢口味极重的菜品。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性格粗鲁，勇敢而又狡猾，所以只有冷静而老奸巨猾的统治者才能驯服他们。

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作为这个地方的统治者，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统治者既需要具备统率公国内麻烦的小领主的能力，又因费拉拉与大国威尼斯共和国边境接壤而需要具备机敏的外交手段。作为统治者，埃尔科莱公爵不仅拥有这些才能，并且他知道如果要十二分地发挥君主的能力，首先需要的就是金钱的力量。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外界称他为吝啬鬼。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年之中定好在某些日子亲自走访领地内的富翁及商人之家，从他们那里获得一定数目的捐赠。在费拉拉的年代记中就记录了诸如从谁家那里得到了20只鸡，又从谁家那里得到了奶酪与三桶橄榄油之类的事情。

可是，即便在背地里嘲笑埃尔科莱公爵吝啬，儿子们也都竭尽全力地依赖着父亲生活，没有一个人怀疑公爵的执政能力，费拉拉也在公爵的统治下秩序井然。公爵对费拉拉出身的萨伏那罗拉非常沉迷和崇拜，建造了大量的修道院。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宫廷中悠闲地让人演出了许多风流喜剧。就在临死前，他还让人演奏竖琴，边用手打着拍子边听着，看上去悠然自得。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

继承了埃尔科莱这种性格的是长女伊莎贝拉及四子伊波利托。关于嫁给了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伊莎贝拉的事情，我在第一章中已经写过了。不过，对于嫁入埃斯特家的卢克雷齐娅来说，伊莎贝拉是一个相当不好对付的小姑子。一个单字署名“僧”（Il Prete）的信使将罗马的消息、卢克雷齐娅前往费拉拉的旅途中的消息、结婚后的费拉拉宫廷里的消息，但凡与卢克雷齐娅有关的消息都悉数汇报给伊莎贝拉。

四子伊波利托是枢机主教，但更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他修养良好，头脑冷静，在父亲去世后成了哥哥阿方索的得力助手。次子费兰特与庶出的三子朱利奥都是天生的美男子，但不过都是平庸的宫廷贵族，此二人后来设计谋杀哥哥阿方索的阴谋也以失败告终。对既做不成坏事也做不了好事，也就是像他们这种什么都成就不了的人而言，文艺复兴可是非常严峻的时代。

成为卢克雷齐娅丈夫的阿方索，是当时贵族公子之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第一任妻子安娜·斯福尔扎早逝之后，他在21岁的夏天做了这样一件事。“某日正午，一个赤身裸体的青年只在背上负了一把宝剑，穿行于费拉拉的中央广场上，把这里的人们吓得四处逃窜。这个赤裸的青年正是这个国家的继承人阿方索。当时整个广场就像被捅了马蜂窝一般骚乱不堪，而他镇定自若地穿过人群，后面还跟着几位正在吵吵嚷嚷的朋友。”阿方索与朋友打赌自己能赤身裸体地穿过中央广场，于是他赢了。可是得知这一消息的父亲埃尔科莱大发雷霆：“简直放肆！”听闻父亲暴怒，阿方索吓得不敢回城，直接逃往曼托瓦的姐姐家。在父亲怒火平息之前，他就悠然自得地住在姐姐家中。

阿方索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小提琴演奏得比专业人员还要内行。不过，在他的脑海中所痴迷的是旅行与大炮。他在出发旅行的时候，总能上报最合适不过的理由与目的地，于是连布克哈特都表扬他为了打开眼界而出游。但实际上，那些往往都成为冒险的流浪之旅。当然，结果他确实大开了眼界，所以他非常讨厌像一个贵公子出行一般带着众多仆人。像他那样对自己强健的身躯充满了自信的人，有时觉得连护卫都是多余的，所以总是尽量少带人，基本就带两三个仆人，悄悄地出发。遇到不得已需要顾及体面而不得不携带众人一行的情况，他也只妥协在出费拉拉城之时装个样子，等到一离开领地，便马上将众人赶回去，依旧只带两三个人去旅行。这种性格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自己成为公爵时也没有改变。

讨厌宫廷，厌恶社交宴会，用餐时只喜欢一个人的他，在旅行途中立刻结交了许多朋友，都是些士兵、渔夫或者商人。曾经有一次，他本打算去西班牙的，却在港口结识了两个威尼斯海军船长，便神迷一般跟着他们的排桨船，追逐出没于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当时，威尼斯公国可是将亚得里亚海视为自己国家的海洋，为了保守秘密甚至不能制作海图。当他们得知同行之人正是费拉拉的国主时，顿感问题棘手。万幸的是，两个船长只是在监狱里关了一阵。

在不外出旅行的时候，阿方索会在手工制作坊里待上一整天。他一坐到车床前面就哪儿也不去，摆弄那些铁铜之器，但正是他的大炮后来成为费拉拉军事的骄傲。当他既不出游也不摆弄大炮时，便从宫廷的窗户眺望广场上的人群。为了看到更多的民众，他甚至不顾恶臭，将最热闹的鲜鱼市场特意开在了自己房间的窗下，常常边看窗下的风景边吃饭。

作为君主，他的才能足以让人信服。虽然他做事不像弟弟伊波利托那般喜欢讲排场，但他坚强的意志及对形势的冷静判断力，使得费拉拉公国变得强大起来。他首先认可的就是妻子的哥哥切萨雷。埃尔科莱公爵信奉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势力均衡政策，即列强共存路线，切萨雷·波吉亚则持反对意见，这使得他获得了阿方索的认同。切萨雷势力全盛期时，父亲埃尔科莱尚在位，所以两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切萨雷对阿方索准确的远见及现实主义赞不绝口，称其为“我们新的一代……”。认可阿方索人品的不仅是切萨雷，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也对他褒赏有加。再到后来，卡洛斯皇帝在意大利贵族之中尊重的人也只有他一个。

他对待卢克雷齐娅的态度，与之前她的历任丈夫也完全不同。在她的出嫁一行即将进入费拉拉城的前一天夜里，大家正在临睡前闲聊的时候，忽然听到窗下传来了马蹄声。从博洛尼亚起就陪伴在一旁的本蒂沃利奥[26]公爵从窗口往下一看，大叫了起来：“是阿方索公爵！”大家纷纷议论起来。卢克雷齐娅急忙用手捋了捋头发，整了整衣服。费兰特从门口飞奔出去时，阿方索已经下了马。他抱着弟弟的双臂说：“啊，你带我去新娘的那边吧。”费兰特还没来得及接话，二人就来到了卢克雷齐娅的跟前。卢克雷齐娅灿烂而略带羞涩地微笑着，迎接她那位无视常规而突然来访的丈夫。阿方索一直盯着卢克雷齐娅的脸看着。然后，他似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做了初次见面的寒暄。在这场不拘常规的两个多小时的会面中，阿方索对卢克雷齐娅说：“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她也答应了。他希望她明白，成为他妻子的，不是以波吉亚为背景的卢克雷齐娅，而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卢克雷齐娅。从第一次起至此后20年的婚姻生活，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改变。可是，像阿方索这种类型的男人很难让女人理解，就连卢克雷齐娅最终也都没有真正理解他。

婚礼过后的次日上午，卢克雷齐娅从甜蜜的倦怠中缓缓眯开睡眼，身旁的阿方索已经不见身影。客人们都等得不耐烦了，早早起来的伊莎贝拉周旋于各国大使之间，完成了政治会谈。而此时，卢克雷齐娅仍在床上享受着懒觉，即便在费拉拉这种寒冷的空气中，她也没有改变罗马式甜美的懒觉习惯。拖拖拉拉了许久，已经快到晌午了，她才传话准备简单的早餐，在慵懒的心情中慢慢梳妆打扮起来。

婚礼后持续的狂欢会上，她尽情地享受着自己最喜欢的活动——舞会。舞会季一结束，她又回到了无聊的日子中。她的丈夫阿方索依旧埋头于旅行加大炮的生活，频繁出入于她的宫廷的只有女官们的心仪对象费兰特与朱利奥。她每天早上很迟才起床，慢悠悠地梳妆打扮之后，在自己的礼拜堂做弥撒，然后吃早餐。她会见几个客人，与女官们聊会儿天，或者挑几件新做的衣服。有时，她会朗读圣人的故事或西班牙的爱情诗歌，有时，她会从匣子里取出从前的信函看看，日子就这么打发过去了。她常常会想起与已死去的比谢列公爵的婚姻生活，那时候他常常陪在她的身边。

夏末，她产下了一个7个月大的死婴，那一阵子卢克雷齐娅的身体非常虚弱。某天傍晚，切萨雷忽然来到费拉拉城，他是来看望妹妹的，随从仅有13名骑士。他在热那亚与路易十二会面之后急行至费拉拉。躺在病床上的卢克雷齐娅看到前来探望的哥哥，欣喜万分。那天夜里，埃斯特家的宫廷人只见到兄妹俩整夜在城中的回廊里走过来走过去，用瓦伦西亚方言交谈甚欢。次日清晨，切萨雷同来时一样，突然离去。留下来的卢克雷齐娅在哥哥走后再次躺倒在病床上。

那段时间，诗人埃尔科莱·斯特罗齐[27]慢慢走到了她的身边。这位天生残疾而不得不拄拐的费拉拉诗人，却有着贵族式的优雅。他立刻将卢克雷齐娅那颗单纯的心操纵自如。阿方索本就希望妻子的宫廷中有些文艺的氛围，所以对诗人的自由进入宽容大量。诗人会陪着卢克雷齐娅去修道院，有时还被委托去威尼斯挑选新做的衣服。后来，他甚至担当了她与恋人们之间的爱情传递桥梁。

在卢克雷齐娅的健康状况终于有所恢复的那年仲秋，从威尼斯来了一位美男子彼得罗·本博。他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一个完美的宫廷人。在当时被誉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的贵公子”的本博迅速征服了卢克雷齐娅的沙龙。他在费拉拉结识了大量的朋友，有斯特罗齐、萨多莱托、阿廖斯托。在他们的烘托下，卢克雷齐娅的身边即刻洋溢出文艺的氛围。

彼得罗·本博

当笼罩在城市上空一整个冬天的白雾散去，4月的一个春日，斯特罗齐给卢克雷齐娅看他写给本博的一封信。信中充斥着他对卢克雷齐娅的美貌极尽赞美之词。看到这封信的她，很喜欢那些将自己描绘得十分美丽的辞藻。第二次，在信函封口之前，她取了一张空白的信纸，亲自写上彼得罗·本博的名字。她只写了名字，就将信纸塞进了信封。身边的女官们看着她这种耍弄人的小把戏，都嗤嗤地笑了。不难想象，收到这封信的本博，心里一定会对卢克雷齐娅萌生愉快的亲近感。两个人的爱情由此产生了。

俨然已经成为每年的定例活动，阿方索又离开费拉拉外出旅行去了。他走后，卢克雷齐娅与本博之间的感情也急速升温。本博不在宫廷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信函频繁往复，而传达者往往就是斯特罗齐。卢克雷齐娅用西班牙语给本博写信，或者抄写西班牙的歌曲。其实最初的时候，那些都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但是有一次本博在来信中写道：“可爱的西班牙语的甘美，是托斯卡纳语中所没有的东西。你就用它，用你生下来就会的西班牙语书写吧。”于是，卢克雷齐娅就用西班牙语来写信了。对于出嫁至费拉拉以来总感到自己与稳健的埃斯特家风格格不入而丧失了自信、变得不安的她来说，用母语写信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恢复自信、找回自我的方式。如果本博在自己的身边，她觉得宴会也罢舞会也罢，甚至连服饰穿着都变得流畅自然起来。信函也从“我的彼得罗”起句，结尾只署名FF。FF是拉丁语“Firmitas Fidelis”，意为“矢志不渝”。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在这个夏天，在父亲的离世与波吉亚家族急遽没落的浪潮中被冲走了。8月，伊波利托枢机主教带来的教皇父亲的死讯，让卢克雷齐娅坠入了绝望的深渊。身披孝服的她，蹲坐于黑幔笼罩的房间里，既不点灯，也不吃不喝不睡。

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彼得罗·本博立即赶了过来。当他看到茫然蹲坐在地上的卢克雷齐娅时，将刚踏进房门的脚又缩了回去，默不作声地回去了。然后，他送来这么一封信：“现在你的哭泣，虽然是为父亲大人的离去而悲伤，但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想到今后在埃斯特家中的地位艰难。我这么写，也是提醒我们两个必须稍微注意一下了。可是，我们必须坚强地生存下去，尤其是你……”

对于醉心于彼特拉克的这位诗人来说，以往的卢克雷齐娅不外乎缪斯中的一人。然而现在，诗人想全身心地温暖她，鼓舞她，安慰她，不再是作为诗人得到灵感的源泉，而是作为活生生的热爱的女人。

在旅行途中获知教皇死讯的阿方索，也急忙折回费拉拉。面对惊慌失措的妻子，他也什么都没做，但也没有像本博那样写信给卢克雷齐娅。相反，在以父亲埃尔科莱为首的世间对波吉亚——现在已成为所有人的敌人的、“恶”的代名词——冷眼相待之时，在路易十二说“卢克雷齐娅对阿方索公爵并不合适”之时，他不允许有人动妻子一根手指。这就是他对卢克雷齐娅的爱情。

可是，似乎是为了忘记父亲去世的悲伤，到了秋天时分，卢克雷齐娅对于本博的爱恋已经变得毫不顾忌四周的眼光了。她让人用自己的黑色天鹅绒制作了西班牙式的豪华披风赠送给本博，据说是为了能够从城堡的窗户里早一点儿辨识出前来的他。诸如“你的爱是那印在我手背上的吻，甜蜜得快要让我窒息……”“我的心为了爱的答复，热烈地渴望吻上你的嘴唇”“我手背上的你的吻，比以往任何一个和我接过吻的男子都要温柔，都要甜蜜”之类的信函连续不断地送给本博。

这样的举动对于现在已经不再惧怕波吉亚这个名字的人们来说，显然成为一段明目张胆的绯闻。于是，阿方索借口外出狩猎，前往本博居住的费拉拉的郊外。相见之后，不知二者之间究竟进行了怎样的交谈，总之，三天后，本博离开了费拉拉前往威尼斯。

恋情结束了。第二年，本博出版了一本咏叹至高无上的爱的诗集《阿索拉的人们》[28]，献给了卢克雷齐娅。

1503年夏天

因为波吉亚家族的没落，卢克雷齐娅在费拉拉被逼得狂乱不已。而我们正是通过贵族们的悲惨结局才看到了古典悲剧的本质，并且这些不幸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突发的。

1503年夏天，当最后一个地区乌尔比诺被征服后，罗马涅地区完全处于切萨雷的统治之下。他也获得了罗马涅公爵的称号。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伊鲁·摩洛的手下在米兰的宫廷生活了17年，既不拘泥于曼托瓦也不逗留于威尼斯，每天都在佛罗伦萨研究水力学的达·芬奇——这位众人争相聘请的博学之人——主动请缨侍从切萨雷。切萨雷向达·芬奇颁发了空白委任状，任命他为技术总监，称他为“我的阿基米德”，并允许他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是切萨雷27岁，达·芬奇50岁时的事情。

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使节与切萨雷会面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切萨雷对佛罗伦萨非常苛刻，又秘密地窥视着整个托斯卡纳，因此马基雅维利与他的交涉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很快马基雅维利就从“这个拥有完美才能的男子”的身上看到了《君主论》的具象体，一个对于意大利的悲剧——“能够将刀刃从伤口处拔出”的人，也就是能够消灭今日分裂状态之根源的人。马基雅维利认为，“既为民众所畏惧又能为民众所敬仰，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的”，除了切萨雷之外别无他人。由此诞生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理想的统治者必须具备狐狸（冷静的现实主义）与狮子（大胆的魄力）两个特质。

“对我而言，只有敌人或者朋友，没有中立。”切萨雷对马基雅维利如是说。切萨雷的未来，无论在谁的眼里看来都是辉煌的。他轻而易举地镇压了雇佣兵队长等人的暴动，还是运用了艺术“完美的欺骗”的手法（保罗·焦维奥），最后当然是杀了他们。他事先通过个别谈判以破坏其团结，然后将全员招待于一堂全部杀掉。他无情地将敌人斩尽杀绝。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卡在教会咽喉的骨头”（奎恰迪尼）的科隆纳、奥尔西尼一党也被他彻底打进冷宫。

切萨雷行动向来敏捷而果断。因为这样的他，最后整个意大利被搅得晕头转向。一日，他为了见路易十二而来到热那亚。次日，他为看望妹妹去了费拉拉。而后一日，他又去巡视罗马涅地区的伊莫拉与乌尔比诺。接着，为了与法国国王谈判，他马上前往佛罗伦萨。就在那一期间，他还愉快地去打猎。然后在接下来的8天里，他都去向不明，服侍左右的人宣称他生病了，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各国的情报官不得不常常向他们的君主写信道歉，因为他们无法追踪到切萨雷的行踪。可是这个时候，他为了与教皇秘密会见，已经到了罗马。“要么成为恺撒，要么什么都不是。”他就这么在自己军队的大旗上写出了他大胆的魄力。拉丁语的“恺撒”用意大利语来读的话，就是“切萨雷”。切萨雷的宏愿眼看就要实现了。

可是，悲剧突然间降临了。那个酷热的夏天没有一丝风，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水开始腐臭，疟疾肆虐了在酷暑中煎熬的罗马城。当时的记录中写道：所有枢机主教的宫殿都变成了医院。能够死在屋檐下的人算是命好的，很多人死在道路的石阶上或者连水都喷不出的喷泉旁边。没有办法处理遗体，只能任由尸体遍地。而当尸体腐烂后散发出的臭气开始浸染城中时，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们到处恐惧地喊着：黑死病[29]、黑死病。但其实那不是黑死病，其症状是非常严重的恶性疟疾。

先是佛罗伦萨的大使死了。紧接着，教皇的外甥乔凡尼·波吉亚枢机主教也死了。得知外甥的死讯，已经72岁的教皇为自己越来越衰弱的肉体深感疲惫。凡是能够离开罗马的人全都抛弃了罗马，枢机主教们也逃向自己在郊外的别墅，各国的大使与情报官们分别向自己的君主请求离开罗马。

教皇与切萨雷都意识到离开罗马已迫在眉睫。特别是切萨雷，他准备前往罗马涅。可是为了纪念8月11日教皇即位11周年，二人都必须留在罗马。出于对他们这一情况的考虑，8月4日，此前担任教皇秘书官的现任枢机主教阿德里亚诺·达·科奈特在他郊外的别墅里举办了一个奢侈的午餐会。

8天后，8月12日，教皇发高烧、呕吐，病倒了。次日，切萨雷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躺在了病床上。

人们都说，这是波吉亚家族没落的开端。甚至有传言说，原本用来杀害枢机主教的毒葡萄酒被教皇直接误饮了，切萨雷则兑水喝了毒葡萄酒。威尼斯传来了消息：“8天前出席午餐会的其他枢机主教们也都倒下了。”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奎恰迪尼、保罗·焦维奥、萨努多以及后来的雅各·布克哈特都相信这个毒杀的传言。

但是，当时的记录官与年代传记作者们没有留下一个与毒杀有关的字眼儿。“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是黑死病的疾病而死亡。教皇与切萨雷公爵也倒在了病床上，有时候间隔了一段时间后突然高烧与呕吐，这与其他病人的症状完全相同。”卡塔奈、科斯塔比利、比卡尔[30]等人留下的记录中写道：Febbre terzana（发烧持续约三天，当时的用语称“疟疾”）。后代的历史学家帕斯特、路奇奥等人都站在反对毒杀说的立场。因为要杀死一个72岁的老人根本不用花费近两周的时间，而且午餐会上同席的枢机主教们之中最年长的几位都没有死。无论如何推测，在所有的记载中都显示他们两个人完全是恶性疟疾的症状。虽然毒杀说能让波吉亚家族的悲剧更具戏剧性，可如果对此认真调查的话，可以知道其真实性的证据是非常薄弱的。

8月12日倒下的教皇与晚一天倒下的切萨雷，时而发热时而打寒战。8月14日，医师们给教皇进行放血治疗。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放血被视为唯一的治疗方法。放血后的教皇依旧高烧不退，他筋疲力尽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动。而衰弱得像死人一样的切萨雷同样被医师团团围住，灼热的高烧反反复复地折磨着他，令他恶心得厉害；而每次发热带来的头疼更让切萨雷痛苦得满地打滚。大家都认为他的病情比教皇父亲还要严重。

就算在反反复复的发烧期间，切萨雷也很担心教皇父亲的病势。他心里念叨着：趁还来得及一定要救活我，奥尔西尼、科隆纳的复仇很危险，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法国都不能信任。

枢机主教们各自回家，静观情势变化。而此时各国的情报官们笔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这二人时时变化的病情，信使们带着这些信函快马加鞭，马蹄扬起的白烟消散在意大利国中。真是不眠之夜啊。

然而，比起大家都认为病情更严重的切萨雷，年迈的教皇仿佛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发病后的第六天，8月18日的早上，他希望在病房里举行弥撒。弥撒过后，教皇进行了忏悔，拜领了圣体。晚钟时分，众人为濒死的他举行了涂香油的圣礼，整个病房被乌云般的沉默笼罩着。当夜，亚历山大就死了，因为他那颗衰老的心脏再也不能承受更高的病热了。

教皇之死立刻通知了楼上房间里的切萨雷。可是，尚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他，连从病床上起身的力气都没有。马基雅维利后来写道：“他对我说，‘父亲死时，我必须能接手一切事务。我很早以前就考虑过所有的事情，也制定好了对策。可是我没有想到，父亲死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垂死边缘’。”如今，父亲撑到自己恢复健康的最后期望也破灭了。一切都结束了。

替代苦苦挣扎于重病之中的主人守护梵蒂冈的唐·米凯洛托，此刻他那让敌人都羡慕不已的忠诚充分发挥了出来。首先最重要的是保护梵蒂冈不受暴徒的掠夺，于是他下令关闭梵蒂冈与圣天使堡的所有大门，然后将梵蒂冈内所有贵重物品都搬到切萨雷病房的临近房间。以史为鉴，此刻即便是侍从们也不能信任。教皇的病房里除了床上横躺着的遗体外几乎空空如也，等到这一切都安排好后，他按照切萨雷的命令第一次对外宣布了教皇的死讯。

另一方面，教皇的遗体由教会的礼仪官也是冷静的记录者、斯特拉斯堡出生的德国人比卡尔转移至另外一个房间，然后给遗体洗净穿上教皇的礼服，安放于插了两根蜡烛的铺着紫色锦缎的桌子上。紧闭着的房间闷热极了，纹丝不动的烛火成了唯一的守灵者。

次日清晨，遗体被运往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枢机主教没有一人出席。葬礼上甚至连祈祷所用的《圣经》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圣歌队也急急忙忙地唱完歌了事。卫士们还在为争夺火炬而相互高声谩骂着，出席的僧侣们都害怕地逃进了圣具室。

在接受民众的最后告别时，安放于窗户对面的遗体在炎热的天气里渐渐腐烂，变得乌黑的尸体开始肿胀并散发着恶臭。在教堂中排着队的民众也害怕得浑身战栗。可是在看热闹的从众心理催使下，毛骨悚然也变成了麻木，络绎不绝的队伍一直排到了下午。尽管如此，教皇的遗体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已经完全变得不忍目睹，被人盖上了布。

将近夜半，几把零星燃着的火炬组成了寂寞的送葬队，朝梵蒂冈附近的墓地走去。除了一个主教及其辅祭之外，只有很少的几个人随从。下葬的时间到了，可教皇那肿胀的尸体却怎么也装不进预备好的棺材，最后还是两个身强力壮的掘墓人用脚好不容易将他踹进了棺材。而每次要将尸体的一部分塞进棺材时，尸体都会弹起，这个残酷的场景在火炬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惊悚。棺材的盖子终于盖上了，落葬结束。送葬者熄灭了火炬，在沉默中匆忙离去。

在短短的15天之前，切萨雷还正在荣光之中逐渐地实现他的宏愿，但现在重病的他却只能躺在床上，连站都站不起来。他感到世界在崩塌。虽然倚靠父亲的地位背景和凭借自己天才般的政治头脑与军事能力筑造起波吉亚家族这座势力宏大的建筑，但是其基石是薄弱的，势力也尚未成熟。不管怎么说，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教皇突然离世，与此同时，自己也身患重病，这些不幸让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首先发动暴动的是乌尔比诺和佩鲁贾。不过，罗马涅地区是绝对忠诚于切萨雷的，这个地方即便在后来切萨雷处于最恶劣的境遇之时也没有叛变。而且切萨雷尚肩负着教皇军队总司令官的官衔，这是让敌人无法忽略的。

可是，枢机主教团必须赶紧选举出新教皇。切萨雷想要选出对其有利的新教皇，但他的身体状况也只允许他想想而已。而且，作为军人，无论是士兵还是司令官，如果继续在罗马滞留，都违反了选举会议的传统。于是，枢机主教团以传统为由要求切萨雷离开罗马，切萨雷坦然接受了。但这是他犯的第一个失误，因为留在罗马虽不至于说对波吉亚家族多有利，但至少可以努力选出不持有敌意的任期较长的新教皇。而且当时他的军队已经行进到距离罗马100公里开外的奥尔维耶托。高烧不仅烧坏了他的身体，还让他敏锐的头脑与冷静的判断力也变得迟钝了。

9月2日，切萨雷离开罗马前往纳佩城堡。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大使们一直送他到纳佩城堡的墙外。他躺在一顶由8个仆人抬着的拉上了大红色窗幔的轿子里，消瘦得判若两人，脚已经浮肿了，仍处在头疼欲裂的痛苦之中。轿子后面跟着的是头一回没有驮着主人切萨雷的那匹骏马，马背上面用镶嵌了公爵徽章的黑色天鹅绒罩着。

9月16日，秘密选举会议在罗马举行。在枢机主教中，法国派也还是推举了时任鲁昂大主教和深得路易十二信任的昂布瓦斯（Amboise）枢机主教。昂布瓦斯是由亚历山大六世升级为枢机主教的，所以对切萨雷来说是有利情况。西班牙派则推举其他主教，而威尼斯派支持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可惜他们不知道后来因此招来了祸患。就在三者互相牵制的格局中，9月22日，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31]被选举为庇护三世新教皇。以80岁的高龄当选新教皇的他早已是久卧病床之人，谁都明白这只是过渡时期的选举。对波吉亚深感同情的庇护三世，对他那形同枯槁的身体委以教皇之位确实过重了，即位仅26天便去世了。

切萨雷从纳佩返回罗马，先是滞留于枢机主教伊波利托·德·埃斯特的宫殿。之后，为了避开满大街燃烧着复仇之火的奥尔西尼一党，他又在圣天使堡待了一阵。切萨雷为下一次秘密选举会议赌上了自己的命运。他掌握了至今忠实于波吉亚名字的西班牙人枢机主教12票，相当于总票数37票的1/3。

10月29日，他前往梵蒂冈，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会面。他开出的条件是：波吉亚的票数将在秘密选举会议上投给罗韦尔，罗韦尔则确保他教皇军队总司令的地位及他作为罗马涅公爵的领地。罗韦尔答应了这个条件。

切萨雷一直凝视着罗韦尔的眼睛。在此之前，他已经被很多人背叛。并且就政治而言，情感永远不会是真实的居所，它只存在于有效性之中。这一点他完全清楚。可是，这两个人之间，在迄今为止的行动中都有一种互敬的感情。倘若将这两个人伟大的而且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力量合而为一的话，意大利之后的悲剧或许是能够避免的。可是，就算现在罗韦尔对切萨雷表露的是真实的态度，而且也在谈论着切萨雷的女儿与自己外甥的婚事，但他从未忘记过这11年来波吉亚家族让他尝尽的所有苦头，从未停止过对波吉亚家族的憎恨。信任罗韦尔是切萨雷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失误。他赌输了，在政治上彻底落败了。数日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即位尤利乌斯二世教皇。

尤利乌斯二世

切萨雷不得不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尤利乌斯二世对他的态度也在一天一天改变，甚至还公开宣称罗马涅应当属于教会。可是，这次的失误对他来说过于大了些。他的举止变得就连旁观者都觉得“完全失去了从前的公爵的样子”（马基雅维利），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他向尤利乌斯二世申请前往罗马涅的通行证，想借此从奥斯蒂亚经海路到达利沃诺，在那里，凭靠对自己忠诚的罗马涅军队东山再起。那个时代的男子，一般习惯于重新来过。只是，对现在的切萨雷来说已经欠缺了一些东西。在奥斯蒂亚准备乘船的那一瞬间，他被尤利乌斯二世的追捕者逮捕。被送往罗马的切萨雷，在梵蒂冈中被称为“波吉亚寓所”的曾经是自己家的房间里受到了客人一般的接待。可这其实是监禁。迄今为止，从来与他无缘的绝望、苦恼、泪水一下子蜂拥而来。超人的精神开始解体。

那个时候，切萨雷听说他的家臣唐·米凯洛托、塔代奥·德拉·沃尔佩[32]被佛罗伦萨军队俘虏，在经历了严刑拷打之后依旧保持忠诚，他们都认为比起投降于佛罗伦萨军队，不如选择俘虏之身。切萨雷也听说罗马涅的民心依旧在自己这一边，可是如今被捕的状态加之法国路易十二对自己的离弃，令他感到万念俱灰。于是，他接受了教皇提出的交换条件：放弃罗马涅军队则恢复其自由之身。就此，他也放弃了对意大利所有的宏图展望。

翌年，1504年2月，恢复自由的切萨雷离开了梵蒂冈。他将罗马这个对他来说记录了荣誉与耻辱的首都扔在身后，去那不勒斯投靠波吉亚家族以前的亲密友人——西班牙王国的那不勒斯总督贡萨洛·德·科尔多瓦[33]。可是，万万没想到前往那不勒斯成为他的第三个也是最终的失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以其幕后指使谋杀甘迪亚公爵胡安·波吉亚的罪名，命令将切萨雷送还西班牙。以勇将著称的总督科尔多瓦重情重义，对切萨雷也尊敬不已，尽管心中苦苦挣扎，可他没法违背国王的命令。

5月25日的夜里，切萨雷被科尔多瓦请去。科尔多瓦提议说，街上有一些可疑之士徘徊，所以还是在他的城堡里比较安全。切萨雷相信了他。两个朋友一边共进晚餐，一边愉快地交谈。到了要睡觉的时候，科尔多瓦将切萨雷送到了寝室，又在那里聊了会儿天。切萨雷对贡萨洛·德·科尔多瓦说自己想要休息了，让他也回去休息。可是朋友摇了摇头说：“因为我接到命令，要我待在你的身边，不许睡觉。”切萨雷面色惨白，大叫一声：“圣母马利亚，我被出卖了！”

8月20日，一艘扬起了白色船帆的帆船在阳光的沐浴下，从那不勒斯港口朝西班牙起航。

青春之死

身在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十分担忧哥哥的处境。她给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当权者写了信，苦苦哀求释放切萨雷，向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请求将切萨雷送至费拉拉。可是，教皇一边看着罗马的费拉拉大使带来的她的信，一边说“埃斯特家并没有这个打算吧”，并不将信函当作正事。那个时候，费拉拉的国主埃尔科莱正处于垂死边缘，埃斯特家也不能无视教皇的意愿而接受卢克雷齐娅的请求。路易十二给她送来了一封亲切礼貌的回信，但是，已经放弃了切萨雷的法国国王的回信不过是对女性的外交辞令。同时，教皇在写给埃尔科莱的信函中明确表示，根本不会考虑将切萨雷安置于法国的领地内。他在给埃尔科莱的信中甚至还这么写道：“不用管那个和尚的私生子了。”卢克雷齐娅请求至少让自己领养失去了监护人的年幼的孩子们，但最终也只有公文书上成为切萨雷孩子的因凡特·罗曼诺被允许领养，也不是在费拉拉，而是由附近的卡尔皮（Carpi）的一个小领主抚养。与比谢列公爵生育的孩子罗德里戈则被送往巴里的伊莎贝拉·阿拉戈纳[34]的宫廷。但是，对于尚未与卢克雷齐娅获得后嗣的阿方索来说，这也不得不说是合理的处置。

卢克雷齐娅这样的担忧与恳求，结果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理睬。人们都觉得这是年轻而不懂事的女孩子的行为。事实也如此，她所做的事情都是感性的，缺乏慎重考虑，马上就要24岁的她却依旧只是个“永远的少女”。

在这段时间，温柔地安慰、支撑卢克雷齐娅的，是她的小姑子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丈夫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作为曼托瓦国主的弗朗切斯科并非傻瓜，他非常清楚卢克雷齐娅的所作所为都是幼稚而徒劳的，可是生性善良的他看到这个美丽而无依无靠的女人那么拼命地为哥哥想办法时，内心被打动了。而且卢克雷齐娅也一直都需要在自己的身边能有一个让她安心倚靠的男人，一个可以温柔地包容自己的男人。

弗朗切斯科绝对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人，但是他的身上具有现实的男人的魅力。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浅黑色的精壮肌肉，微微睁开的眼睛散发出温柔的目光，他那个扁平鼻子反而让人觉得亲切。他骑马时的身姿和那匹曼托瓦产的马一样挺拔，甚至比雕塑还要美丽，沉稳而大气地渐渐驰去。他爱饮葡萄酒，像爱着女人一般。

两个感性的人亲近起来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曼托瓦距离费拉拉很近，两人又是亲戚关系，见面的机会很多。但是，就这样，他们还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这次帮助二人传递书信的联络人是诗人斯特罗齐，书信中使用的全是假名。弗朗切斯科使用的是居伊，卢克雷齐娅使用的是巴尔芭拉，费拉拉公爵阿方索是卡米洛，其弟伊波利托枢机主教是提古利诺，弗朗切斯科的妻子伊莎贝拉是蕾娜，而斯特罗齐是吉罗。信函的传递路线是：从卢克雷齐娅传送给斯特罗齐，斯特罗齐转给居住于曼托瓦的他的弟弟，然后由弟弟转给能够自由进出曼托瓦宫廷的亲戚乌贝尔特，再递到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的手上。从弗朗切斯科发出的信函则是通过相反的路径到达卢克雷齐娅的手上。信函大多都是关于切萨雷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信函往来：“卡米洛明天早上出发去法国。”1506年的秋天，在波河的河畔，两人相会了，弗朗切斯科甚至将卢克雷齐娅带回了曼托瓦城。从这时起，人们开始私底下议论着两人的关系，但是两个人都以谈论切萨雷为名而毫不在意。至于阿方索，他不是那种嫉妒心外露的性格；伊莎贝拉也出于自尊心对此不闻不问，却只是蔑视二人。

弗朗切斯科听了卢克雷齐娅的恳求之后，以自己的名义向教皇及西班牙国王送去了请求释放切萨雷的信，可是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复。卢克雷齐娅每天都心事重重的，直到有一天费拉拉终于收到了一条让她雀跃的消息。

1506年10月25日的夜里，切萨雷成功地从关押地、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城堡中出逃。6年前，在罗马的圣彼得广场上，切萨雷将发疯的雄牛一头一头地击倒，最后仅仅用刀背就击倒了第六头牛，使得罗马群众为之狂热。当初年轻的体力好像在他的身上又复苏了。逃亡的一个多月后，避开了追捕者而消失了踪迹的他，在12月3日，出现在妻子的娘家纳瓦拉的首都潘普洛纳。卢克雷齐娅得到的消息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切萨雷获得自由的这个消息，不仅卢克雷齐娅，整个欧洲都为之欢呼。人们传言，以那不勒斯为立足点瞄准意大利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准备将军队交给切萨雷管理，苦于应对威尼斯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任命切萨雷为教皇军队的指挥官，等等。但是教皇、西班牙国王和法国的路易十二根本没有将一只鹰招揽到自己怀里的意思。切萨雷最后留在了纳瓦拉，就这一点已经让卢克雷齐娅高兴万分了，她立刻写了一封喜悦的信函汇报给弗朗切斯科，并在修道院里做了感谢上帝的弥撒。

转年到了1507年，卢克雷齐娅也还是过着平静的日子。4月，阿方索将国政托付给她，自己一如既往地旅行去了。那段时间的某一天下午，在城堡中的一个房间内，人们围着卢克雷齐娅，热闹而活跃地杂谈着。就在那时，城门之前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精疲力竭的西班牙人。他下了马，对卫兵简单地通报：“切萨雷·波吉亚公爵去世了。”

这个消息立即报告给了卢克雷齐娅，她一动不动地僵在人们的视线之中。等她开口时，就激动地迸出诅咒上帝的话来。“当我越是试图取悦上帝，他对我的考验就越发严酷！我真是要更加感谢上帝吧，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这般考验我。”[35]

切萨雷的那个西班牙仆人被传唤了进来，由他说明了情况。切萨雷在纳瓦拉与表哥等人与当地的一伙豪族斗了起来。不知怎的，切萨雷脱离了伙伴，只自己一个人被敌人团团围住。午夜过后，他最终负伤而死。敌人将他的武器及铠甲都剥了下来，将赤裸的他丢在黎明时分的冰冷地面上便逃走了。同伴发现切萨雷的尸体时，已经是早上第一束阳光照射四周，天边泛白之际。

卢克雷齐娅默默地听着，一直保持着微微低头的姿势。人们看着那样的她，都十分佩服她坚强的意志。但实际上，卢克雷齐娅的苦闷与绝望只是被封在内心深处，不再表露在外而已。数日后，埃斯特家的人也罢，宫廷里的人也罢，没有一个人看到她哭泣。她与往常一样生活，白天也处理丈夫留下的国政事务。可是，到了晚上，附近房间的女官们听到她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用西班牙语的瓦伦提亚方言自言自语。

12年的岁月悄然逝去。卢克雷齐娅39岁了，嫁至埃斯特家也快满18年。生育的孩子们，除了三个男孩儿夭折之外，还有四个健康的孩子。长子埃尔科莱二世后来与法国国王的女儿结了婚，次子伊波利托也成为枢机主教，建造了著名的埃斯特庄园[36]，现今依旧保留于罗马郊外的蒂沃利[37]，里面拥有众多美丽的喷水池。

可是，波吉亚家族却非常凄凉。父亲亚历山大六世及哥哥切萨雷去世之后，1512年，卢克雷齐娅与比谢列公爵所生育的孩子、小公爵罗德里戈在其收养地巴里去世，年仅13岁。卢克雷齐娅出嫁到费拉拉的那天，他尚是在襁褓中的婴儿。自从那天她与睡梦中的儿子告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每年她都会把比上一年稍大一点儿的孩子的衣服送往巴里，但现在已经再也没有这个必要了。4年后，她最小的弟弟杰弗里，一个一直躲在背后的乡村贵族，在那不勒斯走完了一生。第二年，母亲瓦诺莎也逝于罗马。剩下的只有已经死去的哥哥胡安留在西班牙的家人，以及在法国长大的切萨雷的女儿，此外就只有卢克雷齐娅领养到的费拉拉的庶子们。其中没有一个人遗传了光辉的父亲或哥哥的风貌。

切萨雷·波吉亚，可以说，这个哥哥给卢克雷齐娅带来了几乎所有的不幸。可是，她非但没有因此怨恨，反而比谁都更热爱，更依赖哥哥。在这个哥哥去世后，她似乎第一次获得了平和的时间。这个时期，费拉拉虽然与罗马之间进行着苦战，但是作为国主夫人，她什么也没做，也不要做任何事，只要躲在丈夫阿方索这棵大树的背后就行。因为与两个前夫相比，阿方索具有相当出众的气量与对妻子的爱。卢克雷齐娅也不再寻求情人，在这12年间，她接连不断地生了5个孩子。

然而，尽管是悲剧人生，但是可以说，卢克雷齐娅真正意味上的生存只有自父亲即位教皇之日起至哥哥切萨雷去世为止的15年间吧。她是与波吉亚的名字共存亡的，在与波吉亚家的荣光及其崩溃纠缠了一生后，她的人生也随着波吉亚家族的崩塌而终结。这之后的她，不再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而只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妻子——卢克雷齐娅·德·埃斯特。

1519年年初，这一年，卢克雷齐娅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正处于第十次孕期。在曼托瓦，长期身患“法国病”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也处于濒死边缘。到了3月，昔日卢克雷齐娅信中所写的那个“我喜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秘密的人”的男人也进了黄土。

6月14日，她早产了一个7个月大的女婴。这个看起来非常虚弱的早产儿，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能活得长久。她立刻决定进行洗礼。在昏暗的灯光下，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被取名为伊莎贝拉·玛丽亚。

可是，作为母亲的卢克雷齐娅却躺下不动了。到了次日，她依旧头疼欲裂，发热厉害。她那美丽的长长的金发因为碍事，在她倒在病床后第一次被剪短了。她双手僵硬，头往后仰，痛苦的脸上已失去了血色。不一会儿，她的鼻子里喷出了血。这个状态间隔一段时间便重复一次，持续了一个星期，周围人都能看出她苦苦挣扎的样子。对于医师的忠告，不管什么她都接受，药也勉强地喝了下去。阿方索一直陪伴在这样的妻子身边，但他没有握住她的手给她力量，只是在病房中焦虑地来回走动。无论是谁前来商谈政务，都被他怒骂赶走。

6月22日，在任何人的眼中看来已经无可救药的卢克雷齐娅喝下一碗浓汤后，说要给教皇写信。深知自己死期将至的她，现在的担心是教廷与埃斯特家之间反复加剧的不和关系。

在罗马，费拉拉大使与利奥十世会面了。他说道：“教皇圣座[38]，公爵夫人的健康情况非常糟糕，对于这封信不能亲笔书写，她表示非常抱歉。”教皇的心中也许浮现出昔日在比萨大学里曾是同窗的切萨雷以及后来波吉亚家的荣耀与没落。他开始阅读卢克雷齐娅的信。

“自从两个月前我度过了严重的妊娠期后，在神明的帮助下，14日的黎明，我得到了一个女儿。我祈祷着，从此我的健康就能恢复了吧。可是，我的健康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恶化了。我们的创造者已经赐给我女儿这个礼物，我明白自己的人生即将结束，几个小时后大概就远离尘世了吧。

“忏悔与圣餐都已经结束了。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即便罪孽深重也想向教皇圣座请求。为了赐予我贫瘠的心灵以精神的宝物，请圣座以慈悲之心，在圣座神圣祝福的同时，也为我向神明祈祷调停和解。然后，对于不得不留下来的我的丈夫与孩子们，请在赐予神明保佑的同时，也赐予圣座宽广的慈爱……”

看完这封信，教皇默默地画了个十字，做了祝福。

两天后，卢克雷齐娅显得十分安详，但是已经没有了意识。当天夜里，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后去世了。

尽管从临终的卢克雷齐娅那里收到如此情深意长的为了丈夫与孩子们的请求，但不到两年，教皇就与费拉拉宣战了。她所做的事情，再次以徒劳告终。

[1] “波吉亚寓所”（Borgia Apartment）是梵蒂冈宗座宫殿内的一组房间。

[2] 平托瑞丘（Pinturicchi，1454——1513），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

[3] 杰弗里·波吉亚（Gioffre Borgia，1482——152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人、政治家。

[4] 桑夏（Sancia of Aragon，1478——1506），出生于那不勒斯的北部地区，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庶出女儿，据说是一位黑发的性感美女。

[5] 胡安·波吉亚（Juan Borja，1476——1497），西班牙的第二任甘迪亚公爵。

[6] 比谢列公爵（1481——1500），阿方索·阿拉贡。他是那不勒斯前任君主阿方索二世的私生子和现任君主的侄子，杰弗里美丽的妻子桑夏是他一母同胞的妹妹。

[7] 玛丽亚·贝隆奇（Maria Bellonci，1902——1986），意大利著名历史作家。

[8] 奥尔西尼（Orsini），意大利贵族家庭，是中世纪意大利和罗马复兴中最有影响力的王侯家庭之一。

[9] 科隆纳（Colonna），是意大利非常古老及显赫的贵族家庭，可追溯到12世纪，其原籍在罗马附近的科隆纳镇，家族姓氏由此而来，历史上曾出过一个教皇和许多枢机主教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科隆纳家族与奥尔西尼家族的世代仇隙严重影响着罗马的政局，直到1511年罗马教皇颁布训令，两大家族的对立才停止。

[10]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Guiliano della Rovere），即尤利乌斯二世。

[11] 罗德里戈·波吉亚（Rodrigo Borgia，Rodrigo Borgia，1431——150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时间：1492——1503），加里斯都三世的侄子。

[12] 加泰罗尼亚（Catalonia），12世纪时是西班牙边境的一个伯爵领地，现为西班牙自治区，首府是巴塞罗那。

[13] 卡拉法（Carafa）家族是那不勒斯的名门贵族，后来分支移居罗马。

[14] 奥斯蒂亚（Ostia），位于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罗马第十区，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

[15] 在秘密选举会议进行时专门将窗户封闭起来的砖墙，在选举结果产生后则被推倒。

[16] 胡安·洛佩斯（Juan López，1455？——1501），教廷掌玺院长（在位时间：1492——1496），枢机主教（在位时间：1496——1501，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任命）。

[17] 庇护二世（Pius II，1405——1464），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教皇（在位时间：1458——1464）。1459年，他召集欧洲诸国召开曼托瓦教会会议，提出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十字军东征。

[18] 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1474——1524)，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爱妾之一，被称为“美丽的朱莉娅”（Giulia la bella）。

[19] 潘普洛纳（Pamplona），西班牙东北部城市，10世纪到16世纪初期的纳瓦拉王国首都，现为纳瓦拉大区首府。

[20] 白色婚姻（nozze bianca），指无两性关系的婚姻。

[21] 桑夏是阿方索二世与情妇生下的女儿。

[22]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800年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于罗马，后人称其为查理曼。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引入了欧洲文明，被后世尊称为“欧洲之父”。

[23] 语出自圣纳扎罗（Iacopo Sannazzaro，1456——153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他出生于那不勒斯，仕阿方索王家，擅长拉丁诗文，创作有《渔夫之歌》《维吉尔的诞生》等作品。

[24] 阿皮亚古道（Via Appia），现存罗马街道中最有名的一条，又称为“街道的女王”，公元前312年开始修建。

[25] 唐·米凯洛托（Don Michelotto，？——1508），出生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是切萨雷的朋友，他最信任的亲信。

[26] 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教皇代理，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博洛尼亚实际的统治者家族，13世纪时显露头角，在桑特（1445——1462）及乔安尼二世（1462——1506）时最为繁荣。1506年，他受尤利乌斯二世所率教皇军队攻击，而被驱逐。

[27] 埃尔科莱·斯特罗齐（Ercole Strozzi，1473——1508），出生于费拉拉，是佛罗伦萨的斯特罗齐家的分支，费拉拉宫廷诗人，其作品受到高度评价。

[28] 阿索拉（Asola）是威尼斯领地的城市。《阿索拉的人们》（Asolini）被认为是向卢克雷齐娅咏叹爱情的诗集。1503年左右，卢克雷齐娅向彼得罗赠送了一束头发，现收藏于米兰的安布罗西亚纳（Ambrosiana）美术馆。

[29] 即鼠疫。

[30] 约翰内斯·比卡尔（Johannes Burckard，1445——1506），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出生的德国人，是主教、教廷书记长、教廷礼部官员。他的日记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生活的重要历史文献。但是，因为他过分的想象力而描写很多男女乱交关系与杀人等绯闻，可信度很低。他对波吉亚家的描写相当恶劣。

[31] 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Nanni Todeschini Piccolomini，1439——1503），庇护三世（在位时间：1503年9月22日——10月18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的锡耶纳，在佩鲁贾学习法学，22岁时任锡耶纳大主教、枢机主教。皮科洛米尼家是13世纪时兴起的锡耶纳的贵族，经营贸易与银行业。文艺复兴时期出了庇护二世与庇护三世两个教皇。

[32] 塔代奥·德拉·沃尔佩（Taddeo della Volpe，1474——1534），出生于伊莫拉。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文武双全的人物。

[33]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1453——1515），西班牙国王的将军。据说他是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伟人形象的原型。

[34] 伊莎贝拉·阿拉戈纳（Isabella d’ Aragona，1470——1524），米兰公爵吉安·斯福尔扎的王妃，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与伊波利塔·玛丽亚·斯福尔扎的长女。他被认为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原型，拉斐尔也为她作过肖像画。

[35] 卢克雷齐娅说这番话是有背景的。根据克里斯托弗·希伯特《教皇往事——波吉亚家族》（曾钰钦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的说明，当时她在流产之后，按照萨伏那罗拉的传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祈祷仪式，为自己的许多罪孽寻求宽恕。

[36] 埃斯特庄园（Villa d’ Este），位于意大利蒂沃利的埃斯特家的庄园，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占地4.5公顷的巨大的园内，建造了小提琴喷水池、多产的女神、百喷水池等500多处喷水池，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庭院，被称为意大利最美丽的喷水庭院。

[37] 蒂沃利（Tivoli），位于意大利共和国拉齐奥大区罗马县。自古罗马时代起，它就是著名的疗养地，建有哈德良皇帝与众多贵族的庄园。

[38] 原文使用的是“猊下”，指代高僧、硕学、宗教神职者的首领。

第三章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La virago d’Italia”

（意大利的女杰）

洛伦佐·迪·克雷蒂画，弗利市立美术馆藏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家谱

序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我为故土而战，

无人相助，众叛亲离。

我远方勇敢的王啊！

你何时才能

全副武装，策马驰骋到我身旁。

那一声“法国”的呐喊，

震惊全世界。

意大利势力，

轰然扫地。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我与故城命运相连，

与粮秣大炮金币，还有

众多兵士，

同生共死。

除我之外，又有何人？

能掌管这座城塞，

对着圣油[1]式起誓。

除我之外，无人能信！

因为，谁想尝

那背叛的滋味。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如果那个教皇儿子——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

在这之后也想留在弗利，

那他最好改换职业。

当个泥瓦匠甚好，

随时能修补城市。

因为在我狂怒之时，

可能会彻底地

破坏。

请听听这个让人无尽伤悲的女人的故事，

弗利的卡特丽娜的故事。

（选自16世纪初，罗马涅地方的小曲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哀歌》）

外城墙已经被攻破了。敌兵越过外城墙与内侧的城塞之间护城河上的两座防栅后，又通过了用一捆一捆木柴加急建造起来的桥，就像蜘蛛的幼虫一般开始攀登内城墙。

城塞之中原本还有3000名守军，但是对于爬上城墙的进攻者，他们本应集中开火的炮筒却没有打出几发炮弹。其间，进攻者中的一人攀上了四座塔中一座塔的屋檐，成功地夺取了旗帜。进攻者看到这一幕都振奋不已，斗志激昂，势不可当地涌入了城塞。

城池已经困守了将近一个月，此时敌军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侵入呢？城塞的主人、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虽不能确定原因，但她依旧命令守军在敌人入侵路线的近旁点燃炸药，试图以此阻止敌人的入侵。可是她的命令并没有被传达下去，城塞四座塔中的两个守卫队长与雇佣兵队长之间达成了背叛女主人的协议。因为3000名守军中的大部分都是以金钱雇来的雇佣兵，在有胜利希望的战役中尚能奋勇杀敌，一旦出现衰败之势，那么雇佣兵队长就只会考虑自己团队的利益。

看到对自己的命令毫无反应的队长们，卡特丽娜这才如梦初醒。在这之前，她还站在城墙之上，身穿铁制的胸铠，外面套着暗黄色的袍子，手持宝剑，叱咤鼓励着守军。有两三次，炮弹落在了她的身边，她也不曾后退一步。

可转瞬间失去了大半士兵的她，身边只剩下几个部卒。大势已去，身陷绝境，城墙上已然失去了防卫。无奈之下，她决定躲进位于城塞四座小塔中心位置的大塔，继续最后的绝望的防卫。

15世纪中叶米兰制作的甲胄

手持宝剑、身穿黄色袍子的卡特丽娜跑上塔内的螺旋楼梯，后面跟着少得可怜的士兵。夹杂在黑色铁甲之中的黄色，瞬间吸引了在守军的默认下涌入城塞的敌兵的视线。还来不及关上门，敌人便一下子涌到了中心塔的入口处。那狭窄的50厘米左右宽、连窗户也没有的螺旋楼梯变成了地狱，为了保护伯爵夫人而将敌人从楼梯上踢落的士兵们，与从下往上犹如洪水一般涌来的敌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他们站在死者的尸体上砍杀着，敌我已难分辨。受伤的士兵身上，又垒起了被一击倒下的别的士兵的尸体。临死前的呻吟声与盔甲兵器的相接声回响于整座塔中。

可是，不论敌兵倒下多少，后援部队都源源不断。不知不觉中，卡特丽娜的部队开始被迫退向楼梯的上方，再上方。二层已经完全落入了敌手，不得不退到了塔的顶层。对于亲自与敌人砍杀，手也负伤的卡特丽娜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逃脱的方法，更不要奢望能够守住这块地方了。但她并没有完全绝望，甚至做好了与塔一同化为灰烬的准备，于是她命令点燃炸药库。她的期望是，在炸药库周围的木柴捆燃烧的时候，敌人可能会因为害怕爆炸而退出塔，而她则在那时寻找逃出敌人包围的机会。

最终，她的打算落空了。木柴燃烧的烟雾上升到楼上，楼梯里虽然弥漫烟雾，但浓烟之中的敌人却在火还没烧到炸药时就把火灭了。被浓烟笼罩的守卫主人的士兵们丧失了最后的斗志。

进攻部队的总司令官是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他在军队成功侵入城塞时就部署好了军队，下令不许一个人从城塞中逃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悠闲地离开军营回到了城里。但当他看到城塞的一角升起了白旗，就立刻骑马返回护城河畔。随从吹响了号角，传达了切萨雷希望与伯爵夫人对话的意向。塔的顶层的小窗上出现了伯爵夫人的身影。切萨雷骑在马上，对她郑重地说，为了避免发生更多的流血悲剧，请她交付城塞并降下城塞的渡桥。卡特丽娜沉默不语。此时进攻军的两个法国队长紧逼在她身后。明白自身处境的她，已经无力抵抗了。

半夜，火把照着道路，总司令官切萨雷与法军司令官达莱格莱进入了城塞。战役结束了。切萨雷军队的450名死者、法国军队的700名死者都还放置在城塞之中。从那些尸体中穿行而过的切萨雷，径直进入塔中的一个房间。在那里，卡特丽娜站在数名侍从与女官的中间。切萨雷走近她的身边，既没有胜利者的骄傲，也没有对失败者的轻蔑，只是举止郑重向她简单说明了将她俘虏的意思。卡特丽娜一言未发。

过了一会儿，她那负了伤而虚弱的身体，在切萨雷与达莱格莱的左右搀扶下走出了城塞。从崩塌的城塞之中，从横躺的尸体之间走出的她面无表情。那是1500年1月12日夜间的事。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时年37岁。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是时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具有教廷势力的背景；他刚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成为亲戚，受到了国王的全面资助，权势可谓如日中天。唯独有一人挡在了切萨雷的面前，那就是这位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当全意大利的男子对切萨雷束手无策只能屈服时，她虽然战败又是一介女流，可她的勇气却赢得了整个意大利的赞扬。马基雅维利说，当时有很多人创作了赞颂她的歌曲，在街头巷尾传唱，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本章开篇的那一首《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哀歌》。不仅仅是意大利人对卡特丽娜毫不吝惜掌声，法国人，他们深信自己才是真正的骑士精神——尊敬美丽而勇敢的女子——的继承者，也被这位意大利最美丽的女人之一的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及其展现出的勇敢深深地迷住了。法国为这个最为棘手的女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也因此激赏她，为之着迷。

对于这些法国人来说，成为胜利者的切萨雷所使用的手段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出于两件事情，他们对波吉亚的不满爆发了。首先是切萨雷将卡特丽娜从城塞之中直接带到了自己的房间，而且在那天夜里与第二天一整天，都只有他与她两个人待在房间里。对一个战败者、一个失去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的行为，简直亵渎了他们奉为信条的骑士精神。全意大利的舆论都谴责切萨雷的这一行为。“可怜的伯爵夫人啊，连作为女人的自尊也被伤害了。”可是，当事人切萨雷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对于想要的女人，哪怕是别人的东西也要抢过来变成自己东西的他来说，骑士精神简直不值一提。因为对于这个比自己年长12岁，浑身散发出成熟与美丽，甚至从一开始就对他赤裸裸地表现出轻蔑态度的女人，他只不过无论如何都想把她变成自己的东西而已，并且实践了。“如果城塞所有的守军都能像她一般英勇，那么城塞也许就不会沦陷了。”切萨雷对曼托瓦大使这么说道，实际上他也是被卡特丽娜的魅力所迷住的人中的一个，只是被迷住的方式不同而已。就算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也一点儿不会想要去尊重她，切萨雷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当然，没有人知道卡特丽娜自己对此有何反应，责难切萨雷的行为并留下这些记录的都是男人。然而，女人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

卡特丽娜被切萨雷关在他的房间内，旁人一律不得进入。这让法国士兵们对卡特丽娜愈发同情，而对切萨雷也愈发不满，队长达莱格莱正是其中表现得最为激烈的一个。因为伯爵夫人是被法国士兵俘虏的，所以他认为她的在押理应安置于法国国王的身边。而且，根据法国的法律，战时不能俘虏女人，所以他主张她不是波吉亚的俘虏。可是，切萨雷先是接到了教皇父亲杀死她的命令，后又接到将她押送至罗马的命令，所以不能同意达莱格莱的主张。切萨雷与达莱格莱之间持续协商。好不容易得出的结论是，伯爵夫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作为法国国王的俘虏，委托教皇波吉亚监管。

法国士兵的第二个不满是关于赏金。当时，因为在城塞攻击中遇到了未曾预料的强烈反击，所以切萨雷布告说，生擒伯爵夫人者赏赐一万达克特。可是后来，切萨雷本应对直接俘虏卡特丽娜的两个队长赏赐两万达克特的，却仅仅给了一成的赏金。队长们要求全额。他们甚至说，如果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全额，就杀死卡特丽娜。对此，切萨雷以在城塞最后沦陷之前都没有俘虏伯爵夫人为由，最多只肯支付4000达克特而不再让步。但是，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笔巨款了，队长们接受了这个数字。这对于想要通过归属于法国国王，从而有机会利用相应的法国法律免除俘虏之身的卡特丽娜来说，意味着断绝了最后的希望。后来，马基雅维利这么写道：

“伯爵夫人，被法国以4000达克特卖给了瓦伦蒂诺公爵。”

切萨雷任命西班牙人贡扎罗·德·米拉芬特斯为沦陷的弗利和伊莫拉的总督，之后率领全军1.5万名士兵于1月23日离开弗利前往罗马。在那个雾霭蒙蒙、晨光微弱的清晨，人们聚集在切萨雷一行通过的广场上，想再看看曾经是自己的领主而现在身为俘虏的卡特丽娜。只见她穿着黑色的绸缎衣服，头上罩着面纱，骑着白马。切萨雷与达莱格莱骑着马护在她的左右，她身后跟着的两个老仆与两个女官也都骑着马。连一直都很憎恨卡特丽娜，在她奋起组织防御切萨雷之时拒绝听从指挥的弗利市民们，在看到自己的女主人如此面目全非的样子时，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他们的感叹更多些。所谓民众之类，都是不负责任的家伙。尽管如此，卡特丽娜也因他们的呼声湿润了双眼，一一报以应答。被称为“弗利的夫人”，在丈夫里亚里奥[2]死后12年间君临该国的她，现在失去了一切。100年前，斯福尔扎家族从罗马涅的一个农村豪族崛起。祖先写下军人光辉的历史，最后登上米兰公国的王座，自由自在地掌握了权力。如今，祖辈留下的斯福尔扎家族精神由这位卡特丽娜画上了句号，因为米兰公国的蛇与木棉花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徽章被法国王室的徽章所取代了。

“要让我感到恐惧，就必须更加强烈地击打我的心脏。”

给洛伦佐·德·美第奇送去这封信的卡特丽娜，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美而又最残忍的女人。后来，她对切萨雷·波吉亚也说：“我是不知道恐惧为何物的男人的女儿。”在她的身上，奔腾着斯福尔扎家族那宝剑横空出世的血和魂。

今日，对于具有男性性格的女人的评价非常苛刻。大胆而勇敢的女人被人们称为女杰或女强人，不过是一种很戏谑的称呼。但当时这种词语完全没有轻蔑的意味，相反是一种赞叹之语。卡特丽娜被称为“意大利的女杰”——美丽、残忍而勇敢的女人。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男人眼中，她是一个勾起无数男人征服欲的充满了魅力的女人。

这样的卡特丽娜广受追捧。就像今日的肖像写真店[3]一般，当时弗利的街上有很多大量复制她的肖像画的商店，据说其肖像画非常畅销。她身边的作为佛罗伦萨特使而被派到弗利的马基雅维利也说过，他的朋友请他购买伯爵夫人的肖像画并尽快送达给他。

可是，她这样的人气也是出于她对敌人不让丝毫的勇气，虽身为女流却令男人自愧不如。特别是当她从谋杀丈夫的那些人手中逃脱，再次将国家收复于自己的手中；与一代枭雄切萨雷·波吉亚对决之时的勇敢，显示其作为女中豪杰足以名垂青史的资格。

尽管如此，对于“意大利第一夫人”（Prima donna d’Italia）这一评价也并非没有一点儿异议。当然，当时没有一个女人像卡特丽娜·斯福尔扎那样处于政治的前沿。在那样艰难的时代里，至少在丈夫死后12年中，她坚守了弗利与伊莫拉。可是，她作为君主的政治才能却不得不逊色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4]相较之下，伊莎贝拉的丈夫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君主，但也并非那么不济，而且还活得久了一些，所以她没有卡特丽娜那么幸运，得到更多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

可是，对于这两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出色的女人的政治才能，也不得不承认其作为女人的局限性。只考虑曼托瓦、费拉拉两国安全的伊莎贝拉和为了守护弗利、伊莫拉而不瞻望时代新潮流，并鲁莽地与切萨雷对决的卡特丽娜，将她们与当时最优秀的男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伊鲁·摩洛、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波吉亚、尤利乌斯二世等人相比，与他们那种贯彻极善至恶的雄壮的政治相比较，大概可以明白文艺复兴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男人的时代了吧。历史上有过男人的时代与女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是生存于男人时代的女人。

即便如此，伊莎贝拉“不流血”的政治中所见的“狮子与狐狸的结合”的成熟，是卡特丽娜所没有的。卡特丽娜不像狐狸，而更像狮子。在这一点以及其生涯的悲剧性结束上，可以看到她与她最大的敌人切萨雷·波吉亚的相通之处。而且，就像切萨雷也是如此，这种类型的人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因为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青春。青春很美，特别是，那不是将青春浪费于过度感伤的青春，而是立足于现实，发挥冷静的精神与勇敢的青春，那就更美丽了。

卡特丽娜便是这种青春之美，并且她还努力使自己变得更美。为了保持修长的体形，她非常注意饮食。在对同时代的女人们评价时，对于拥有深厚修养同时被认可美貌但身材稍显雍容丰满的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如此说道：“曼托瓦侯爵夫人那么胖还毫不介意。”

1515年，卡特丽娜死后6年，她的一个亲信卢卡托尼奥·库帕诺伯爵整理出卡特丽娜夫人的“美的处方笺”。此人是她最小的儿子，即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个军人“黑队的乔凡尼”[5]的部下。对于这位在“罗马劫掠”前，对犹如怒涛一般南下的德国——西班牙军队进行抵抗的唯一意大利军人“黑队的乔凡尼”，诗人塔索赞美他为“意大利的剑、盾与自豪”。在库帕诺伯爵整理的这份处方笺中，我们选择几项来看看。

首先，要想使肌肤变得美白而润滑——将新鲜鸡蛋的蛋白煮熟，用热水过滤后洗脸。为了祛除脸上的雀斑——将鹭鸶的喙切成碎末，加葡萄酒煮，用热水过滤后洗脸。为了消除眼部疲劳——将河鱼的脂肪在太阳下暴晒，再用蜂蜜搅拌，涂在眼部周围。为了让头发生长速度加快——待三叶草的叶子与根腐烂后，与米糠一起煮，再用水与醋搅拌，使用过滤后的水洗头。为了让手变得美丽——将苦杏仁的果实清洗干净，切成碎末，在水中浸泡一个晚上。然后将水扔掉，再将两个白芥末与四个萨拉逊[6]芥末切成碎末，加鲜奶油搅拌，涂在手上或手指上，慢慢地靠在火上，一直靠到红色的水分渗出，剩下的脂膏形成白色的黏土状，冷却后洗净……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卡特丽娜的手十分美丽，这是有口皆碑的。她就是这般细致地记录了有关美容、健康等内容，甚至还有堕胎的方法。

可是，正是这个处方笺，第一次将巴黎宫廷推广到整个欧洲的社交界。这是因为，卡特丽娜通过第三次婚姻与卡特丽娜·德·美第奇，也就是后来在法国实行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7]的凯瑟琳·德·美第奇[8]成了亲戚。后者将处方笺带进了法国宫廷，从巴黎传播到整个欧洲的宫廷与社交界。所以，卡特丽娜的时尚在很多年间影响了全欧洲的贵妇人。她不仅这样成了当时贵妇人的流行先驱，还是流行的创造者，她的美貌必然吸引了众多男人的视线。听说来到罗马的弗利的使节们每次在拜谒教皇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首先要问：“如今伯爵夫人还依旧那么美丽吗？”对于美丽而勇敢的女人的赞美，只要真正的男人活着，也许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吧。

乡野武夫的崛起

空荡荡的房间里，墙壁上没有半点儿壁挂装饰，光秃秃的一片，墙上仅有的窗户也很小。在一张很大的木桌上，摆着很普通却非常丰盛的食物和葡萄酒。吃饭时，归来的男人们将武器扔在一旁，随便坐下，拉过盘子便吃。二三十人在吵吵嚷嚷中填饱了肚子后，衣服也不脱倒头便睡。这个只经过简单分割，连大门都没有的宽敞房间里，四处摆放着床铺，男人们就躺在连床单都没有的铺上，呼呼大睡。其中一些男人在吃猪蹄时眼睛就瞄上了上菜的女人们，刚一填饱肚子就将女人们强行按倒在床上，开始填补其他的欲望。另外一些没有吃完的男人豪爽地笑着，烤全猪的脂肪在火上滋滋地滴着油，一旁经过仔细检修的武器被火光映照出幽暗的光泽。这里的一切都在理所当然地重复着。“Lo sforzo”（洛·斯福尔扎，意思是心想事成者）是穆佐的绰号，后来又成为阿滕多洛[9]一族的姓氏——斯福尔扎。上面那段话描写的就是斯福尔扎家族的日常生活，距离1500年卡特丽娜与切萨雷对决败北大约100年。当时，罗马涅偏僻的乡村科蒂尼奥拉（Cotignola）的豪族阿滕多洛仍保留着中世纪风格的粗野与奔放，与近邻纷争不断，因而老百姓在工作时武器从不离身。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阿滕多洛一族粗野地发展着自身力量，女人也不例外。在与科蒂尼奥拉地方的仇敌帕索里尼一族家常便饭般的争斗中，女人也是手持武器的，哪怕是在她们不间断的孕期。

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武装农民集团的头目、地方豪族，无论是什么出身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家也由此逐渐形成。最初主要由阿尔卑斯山以北而来的外国人构成，不过很快就被意大利人所取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财富与权力的无限可能性都是打开着的。

1382年的一个傍晚，阿滕多洛家中一个名叫杰克莫的人，像往常一样在耕田。忽然远处传来笛声和鼓声，有人在大喊：“村民们，扔掉锄头到我们这里来吧！扔掉你们的锄头去找寻自己的幸运吧！”这是著名的雇佣兵队长波尔特里诺·达·帕尼卡雷的士兵们，在他们的后面已经跟随了一些想要扔掉锄头的百姓。被称为“穆佐”的杰克莫听到了，他想了想，然后将锄头扔向旁边的橡树，心里做了决定：如果锄头掉了下来，那么就像以往一样继续做个农民；如果锄头挂在了树上，那么就扔掉锄头跟他们一起走。锄头挂在了橡树上，没有掉下来。于是，穆佐悄悄地回到家，偷走了父亲的一匹马，追随他们的队伍而去，那时他只有13岁。

两年后，穆佐成为斯克鲁齐奥队长的侍童回到了科蒂尼奥拉。这一次，他已不再是偷父亲的马匹了，而是问父亲讨了四匹马与武器盔甲，然后带领着20多个弟兄，再次离开了科蒂尼奥拉前往战火纷飞的地方，前往命运等待他的地方。

10多年后，这个有着半个农民身份的穆佐被取了一个绰号：洛·斯福尔扎。他须发浓密，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双粗糙的手，长了一个鹰钩鼻子，长相显得很粗鲁，为了方便常年戴头盔而将头发和胡须都剃得很短。身为雇佣兵队长的他的价值之高，引得米兰与佛罗伦萨为了他而争持不下。他与四个教皇、四个国王都战斗过。

米兰城之塔[10]

在拥有军人的优秀才能的同时，他也具有一般农民的狡猾习性。他虽然不会写数字，但从来没有搞错过，也从未拖延支付士兵薪水。他这种对于金钱严谨而朴实的作风让银行家们非常信任他。他自己的财产自不必说，即使在战败时也有很多人愿意借钱给他。对于部下，他能记住每个士兵的名字，从不疏忽；虽然他是个严肃的长官，待人却非常公正，因而赢得了人心。

他不会写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那也是在一次被俘后于牢狱中学会的。虽然字迹幼稚，但那是他自己的。尽管如此，他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非常感兴趣，让人为自己翻译成意大利语进行学习。他的秘书只雇用僧侣。因为在当时，出于宗教原因，僧侣被允许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由进出，所以常被当成间谍使用。

婚姻对他来说，同打胜仗一样，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路。他没有同为他生了5个孩子的情人露西娅（Licia da Terzan）结婚，直到50岁时才与那不勒斯国王的遗孀乔安娜结婚。

至此，他的生涯也很快迎来了终点，在5年后的战场上。佩斯卡拉河在大雨过后河水陡涨，他在行军渡河的途中伸出手想要救助一个侍童，却因为身上穿戴的甲胄太重致使马失去了重心，掉进了河里。这位穆佐·斯福尔扎就是卡特丽娜的曾祖父。

1/4个世纪过去了。以自称为“幸运女神的丈夫”的著名雇佣兵队长皮奇尼诺之死为界，即便是百姓出身的武夫，也可以仅凭自身的手段就能扶摇登上一国之主宝座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对于“幸运女神”，一般的说法都是“幸运女神的宠儿”，但是后来马基雅维利说：因为幸运之神是女神，所以要想将其纳入手中，就必须像将女人弄到手一样支配她才行。

15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终于开始形成列强之间的均衡状态，已经不再是轻易就能诞生一个新雇佣兵队长国家的状态了。其中，穆佐的儿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谨慎地使用了幸运及自身的才能，收获了米兰。1441年，在他40岁的时候成为米兰共和国实际的国主，与菲利普·玛丽亚·维斯孔蒂的庶出女儿比安卡·玛丽亚结婚。接着，他在1448年维斯孔蒂去世之后一度与威尼斯共和国对抗，但很快就倒戈，成为米兰共和国军队的雇佣兵队长，与维斯孔蒂的正妻玛丽亚·迪·萨沃亚[11]及其娘家萨沃亚公爵家[12]相战。在胜利之后，他以解放者的姿态接受了米兰的欢迎。那是1450年的事情。米兰封其为公爵，共和国变成了公国。虽然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百姓的长相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弗朗切斯科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自信与沉着成就的君主的威严。

正如马基雅维利与布克哈特所指摘的那样，他是与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情调最为匹配，并且出色地加以运用的典范。

可以认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通过连续16年的统治，强固了米兰公国的基础，将其变成意大利的四大势力之一。

他的儿子加莱亚佐·马里亚公爵在22岁时继承宝座，这之后的10年中，可以说矛盾不断发生。他虽然在内政与外交上都算不上特别卓越，但也发挥了相当才能。可是，不可控制的欲望却像失去了掌舵的大船一般。当时，有一个家臣被活活地装进箱子，当作一具尸体给埋了，还有一个臣子只因为与他的情人说话便被砍了双手。在当时的费拉拉年代记中，记录他为“拥有欲望与才能之力的怪物”。

为了改善自1450年以来与萨沃亚公国之间的关系，他力排母亲的反对，与萨沃亚公爵家的女儿博纳[13]结婚。他从这场婚姻中获得了5个孩子，另外还有5个庶出的孩子。在嫡出的子女中，吉安·加莱亚佐后来虽然成了国主，却被其摄政的叔父伊鲁·摩洛夺取了政权；比安卡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还有安娜，她成为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第一个结婚对象。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

卡特丽娜出生于1463年，是庶出。

在当时的意大利贵族社会，嫡出与庶出的孩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只是在继承家业的场合中，嫡子优先。当然，嫡子被实力雄厚的庶子所取代也是常有的事。据说那不勒斯的国王费兰特也是庶子出身。

可是，与这些相比，更重要的特征是男子与女子具有完全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接受同一个教师的教育教导。女子与男子一样爱好拉丁语、希腊语的学问，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在卡特丽娜快到11岁的时候，因为她的婚事，她的名字忽然开始往来于罗马和米兰之间。对方是时任教皇的西斯都四世的外甥、罗马第一实力者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当然，在这个婚约的背后，交织着当时意大利政界特有的策略。

首先，对于罗马而言，事事皆与教皇关系不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主权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早已是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想将很久以前起就与美第奇家族有亲密关系的米兰斯福尔扎家族拉拢到罗马这一方来。其次，新娘卡特丽娜带来的作为陪嫁金一部分的伊莫拉领地，美第奇家族垂涎已久。因此，教皇想将领地变成自己外甥的地盘，以挫败洛伦佐的野心。显然，教皇从这个婚约中看到了以上两个政治目的同时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斯福尔扎家族的公爵不仅希望将米兰收入囊中，还野心勃勃地打着旁边的伦巴第的主意。就为了这一点，他也必须与教皇搞好关系。于是，订婚很简单地达成了。

可是，在婚礼之前，米兰发生了一场不幸，这在斯福尔扎家族和卡特丽娜的记忆中留下了深远的阴影。这一事件与两年后佛罗伦萨发生的著名的“帕齐阴谋”[14]成为15世纪意大利的两大暗杀事件。

1476年12月末，自春天起便南征北战而离开了米兰的加莱亚佐·马里亚公爵同往年一样，为了与家人一同过圣诞节，正准备返回米兰城。正当他要出发的时候，军营里收到了一个急件。报告说米兰城中他的房子发生了火灾，被烧光了。他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而不知所措，但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出发了。

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伦巴第，冬季酷寒。队伍缓缓地行进于笼罩在雾霭之中的灰色伦巴第平原上。忽然，公爵的头顶飞来三只乌鸦盘旋不去。侍者们再三驱赶这不祥的鸟儿，可乌鸦依旧不肯离开公爵的头顶。公爵对此也心生厌恶，他勒住了马，双手合在一起，犹豫着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原路返回。犹豫之际，马儿又开始跑了，公爵也没有强行阻止自己的坐骑向前，众人又继续前进。

在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之前偶然遇到的事情往往会被视为预兆。但若什么事件也没有发生的话，大家又会完全忘记之前偶发的事情。正是这一次，米兰公爵的预兆应验了。

暗杀公爵的阴谋早已在6个月前就开始策划，以在米兰开设了辩论术私塾的科拉·蒙塔诺[15]煽动学生为开端。他对学生们强调，伟人只出生于共和制之下。在今天的米兰这种君主制下，优秀的人才无法发挥自身的才能。所以，每当米兰公爵的队伍通过私塾的前面，他总要说：“僭主一日不倒，米兰就无法拯救。”他征引古罗马的事例，赞扬暗杀恺撒的布鲁图[16]与卡西乌斯[17]。被他煽动起来的是兰普尼亚尼[18]、维斯孔蒂[19]、奥尔贾蒂[20]三人。在这四个人之间，暗杀公爵的念头一天比一天高涨。但是，从心底里相信这是为了米兰自由的暗杀只有22岁的奥尔贾蒂一人。对于另外三个人来说，对公爵的私愤才是他们参与这次阴谋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科拉·蒙塔诺。他以前曾经在公众的面前受过鞭打的刑罚，所以对米兰公爵非常怨恨。安德烈亚·兰普尼亚尼被前任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宣告死刑，是现任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赦免了他。可是，只要米兰还是在斯福尔扎家族的统治下，那么他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另外一个是卡洛·维斯孔蒂，他对被斯福尔扎合并的当今维斯孔蒂家族的现状非常不满。并且，他对妹妹在受到米兰公爵的诱惑后又被抛弃寄予的同情变成了愤怒，为谋杀阴谋点了火。

除去只煽动而并不参加实际行动的蒙塔诺以外，三个人多次在兰普尼亚尼的家中为实施暗杀做着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选定场所。城内的警备周全，几乎没有下手的可能。狩猎的时候也很危险，所以不能采用。他们最后想出来既能够确保公爵出席，又被大批群众包围，使得事情能够顺利进行的机会，就只有教会的节日了。实施谋杀的时间与场所定为圣斯特凡诺节[21]，在举行弥撒的圣斯特凡诺教堂。决定日的那天，他们集合于纪念米兰的守护圣人圣安布罗焦教堂的植物园，发誓若背叛计划就等同于叛国。

到了圣诞节的次日，终于等到了实施行动的日子。将近正午时分，带领着公爵前往教堂的队伍，渐渐地通过城市的中心地带。从早上开始就将城市包裹得白茫茫的雾霭散去了，太阳微弱的光芒照射在15世纪初被穿戴着五颜六色的金银丝线刺绣服饰的骑士一行身上。尤其是米兰公爵的随行者，其装备之奢华在当时的意大利远近闻名。从远处看去，那支队伍好像是一条蠕动着的闪闪发光的蛇。

一行人通过了狭窄的石板路，两旁的房屋都很矮，几乎每个人家都只有一层或两层，屋檐从两侧戳出来，节日的人群熙熙攘攘。贵族、医生、公证人、圣职者们给马和驴子套上了或华丽或简陋的骑具，来来往往。披着深色斗篷的贫穷的民众东跑西蹿，不过，女人们还是在衣服上稍微增添了几分色彩。

他们分散地站在公爵的队伍将要临近的道路两旁。米兰公爵跟在护卫兵及侍从的后面骑马前行。年轻的32岁公爵身材高挑，穿着华丽的衣服。民众看着他的身形，说不上是赞美还是敬畏的心情。就算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在骑马前进的公爵自己的心中，也许正偷偷地感到不安。因为他本来在出发之前听从公爵夫人的建议，在衣服的里面穿上了胸甲。可是他觉得看起来很胖，就脱掉了。人们只注意到骑马前进的公爵脸色阴暗、视线黯淡。从人群中发出低声细语：“多么严肃的一位先生啊。”

斯福尔扎骑马像（达·芬奇的草图）

圣斯特凡诺教堂的前面也聚集了想要一睹公爵的群众。三个暗杀者早已到达此处，只待伺机而动。兰普尼亚尼在衣服之下从头到脚都用甲胄包了起来，与同样武装起来的奥尔贾蒂一同躲在教堂入口的右侧吵吵嚷嚷的人群之中。维斯孔蒂则与事先雇用的三个职业杀手躲在了入口的左侧。看到维斯孔蒂后，公爵的仆从克里奥觉得很可疑，因为那天在公爵的侍从中本不应该有这个人出现。克里奥后来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以前维斯孔蒂出入过米兰宫廷，所以这个仆从见过他。克里奥是先出城，在教堂里等待着主人的。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确认周围有没有可疑之人，公爵的队伍就临近了。马蹄声响起，仿佛在挑衅暗杀者。人声鼎沸，公爵骑着马从分成两路守候着的护卫兵中间穿过，下马将缰绳交给黑人仆从后，安静地走向教堂入口。正在那时，从圣歌队的席位中传来一句圣歌：“荣光转瞬即逝”（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就在那个时候。兰普尼亚尼用双臂撑开一条道，叫喊着“让开，让开！”跳到了公爵的面前。然后，以表示尊敬的礼仪，左手持帽，好像是要请求什么似的，跪在了僵住的公爵面前。突然，他将一把藏在袖子里的短剑与他的身体一同朝着公爵的腹部顶了上去。公爵踉跄了一下。可是，兰普尼亚尼的第二下击中了公爵的喉咙。奥尔贾蒂也紧接着刺中公爵的喉咙、左胸与手臂。维斯孔蒂撞上背部与肩膀，数次都集中撞到了公爵。公爵“砰”的一声倒在地上，没有说一句话，只稍微呻吟了一下。

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护卫兵们甚至都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听到包围着公爵的暗杀者旁边的群众“死了”“死了”的喊声。可是，只有距离公爵最近的黑人仆从，从逃跑的暗杀者之中发现了被女人的裙子下摆勾住而绊倒的兰普尼亚尼，用矛枪刺中了他。从背后被刺中背部的他，口吐鲜血倒在现场。

暗杀的现场陷入了极大混乱中——被流血惊吓得哭喊的女人、四处逃散的群众、好不容易才搞清事态而去追捕犯人的护卫兵们。唯有公爵与兰普尼亚尼两具尸体横陈于血海之中，谁也没有工夫去理会尸体。僧侣们一下子逃进了圣具室。直到教堂内的声音都消失后，他们才把公爵的尸体运进圣具室，脱去被血浸透的衣服，洗净身体。公爵的身上有15处伤口，但是，第一击的短剑上似乎涂抹了毒药，所以他们认为公爵没有感觉到后来伤口的疼痛就死了。

暗杀事件立即传遍了大街小巷。除了逃走的两人，受雇的职业杀手们被活活地斩去四肢，吊在面向街道的城墙上，甚至还能听到他们最后绝望的呻吟。

兰普尼亚尼的尸体被绳索拖曳着，一条街一条街地示众，持续了三天，石板路上黏附了血和肉。最后已经辨不清人的形貌了，仅剩的一条腿还被挂在了城墙上。维斯孔蒂在数日之后被逮捕。经过拷问，他全盘招供，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最年轻的奥尔贾蒂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他先是逃到了父亲身边，却被了解了情况的父亲赶出家门；而后他逃到一个主教的家，躲在床底下。但是，当他得知经过门外的群众的欢声是为了拖曳他的同伴兰普尼亚尼的尸体时，他明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全自己。可是，在数日后被捕的他，经过了严刑拷打，骨碎肉绽时，只有他一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罪过，也没有失去这是为了米兰自由的自豪。临死之际，依旧很壮丽。煽动者蒙塔诺被米兰驱逐出境。逃到那不勒斯国王身边的他，后来在与那不勒斯国王交战的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命令之下，被处以绞刑而结束了一生。

本打算仿效古罗马事例的他们，重蹈了布鲁图与卡西乌斯的命运，只是又一次成为证明暗杀君主并不能改变政权分毫的案例罢了。

可是，这次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暗杀事件对于世情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号称意大利最强国的国主被杀，而且还是在教堂中发生的。全欧洲都向遗孀博纳给予了同情，因而年仅8岁的后继者吉安·加莱亚佐的即位也很顺利。

卡特丽娜的婚礼也照常举行。父亲死后才4个月，宫廷尚在服丧中。从父亲惨死的巨大创伤中尚未恢复的14岁的卡特丽娜从米兰出发，前往罗马举行婚礼。

罗马

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用剑征服了米兰。那么，罗马的里亚里奥家族，也就是卡特丽娜的夫家里亚里奥一族，是用什么征服了罗马的呢？

这一族的崛起始于1471年8月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尔成为教皇西斯都四世。57年前，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尔出生于热那亚附近一个贫穷的渔夫之家。9岁的时候，他进入弗朗切斯科派的修道院，而后在帕多瓦、博洛尼亚、帕维亚、锡耶纳、佛罗伦萨以及当时最好的大学获得哲学神学的学位，再之后被选为弗朗切斯科派[22]的总会长（Padre General）。

1467年，他由弗朗切斯科派的总会长升为枢机主教。在他被任命为枢机主教之时，连购买礼服的钱都是朋友们凑给他的，这才好不容易出席了任命仪式。僧侣时代的他是一个认真的弗朗切斯科派修道士，直到4年后，成为教皇的他一改当初的节俭生活态度，同时将自己的政治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基雅维利在关于他的部分写道：教皇这一地位究竟能够实现多少事情，他是显示其可能性的首位教皇。

当时的罗马，道路狭窄肮脏，四处充满恶臭，完全是疫病的温床。传闻1475年，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在访问罗马后对西斯都四世说了这样的话：

“你是绝对成不了罗马之王的。在这么狭窄的街道上，就算是两边屋里的女人们扔石头，也能将你的士兵们驱逐出去。”这句话仿佛深深打动了教皇。他立刻开始了罗马街道的规划，道路被拓宽并尽量改成直道相连，其中也含有消除疫病隐患的目的。如今的罗马市就是在西斯都四世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波波洛圣母马利亚教堂[23]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西斯廷教堂，都是他命令建造的。当时罗马最有名的画家们——曼特尼亚、佩鲁吉诺、波提切利[24]、基尔兰达约[25]、菲利波·利比[26]都接到邀请为教皇作画，梅洛佐·达·福尔利[27]也在其列。他为西斯都四世及其外甥们制作的肖像画现今依旧保存于梵蒂冈绘画馆内。

可是，就算是被称为“亲族主义者”，他也是第一位展现了怎样将重用近亲做到极致的教皇。据说他有15个外甥，不过在历史上留有记录的只有其中的4个：后来成为尤利乌斯二世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枢机主教、集教皇的期望于一身却在28岁时早早离世的彼得罗·里亚里奥[28]枢机主教、其胞弟吉罗拉莫伯爵，以及最年轻的枢机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29]。

在这4个外甥中，教皇最宠爱妹妹比安卡的两个儿子：彼得罗与吉罗拉莫兄弟，其宠爱程度甚至令马基雅维利等人深信此二人是教皇的亲生儿子。在偷偷觑觎下一任教皇之位的彼得罗死后，弟弟吉罗拉莫更将舅舅教皇的宠爱集于一身。

吉罗拉莫获得了“教皇军队总司令官”“教会的旗手”的称号，不仅一手掌控罗马的军事与政治权力，还是圣天使堡的城主，连司法权都几乎成了他的玩物。这位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被罗马市民畏惧地称为“大教皇”（Arci Papa）。

而作为这位里亚里奥伯爵妻子的卡特丽娜，在罗马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华的时期。教皇西斯都四世特别喜欢他这个年轻优雅又十分活泼的外甥媳妇，还经常批评吉罗拉莫伯爵对妻子过于冷淡了。教皇身边很久没有贵族家的年轻女孩儿了，所以卡特丽娜作为罗马宫廷的第一夫人，在所有的娱乐活动、音乐会、节日、宴会上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愉快地过着每一天。

据说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在被教皇舅舅叫到罗马与卡特丽娜结婚之前，是萨伯纳市政府里的一个文书员。对于境遇的突然改变，他自然是想将之变得更为稳固。只是对于没有受过教育而行为粗暴的他而言，在实现自己野心的道路上选择的敌人实在是过于强大了。对手是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在这一点上，他既没有像切萨雷·波吉亚那般幸运，才干上也远远不及切萨雷。

西斯都四世与外甥们

这次暗杀事件的手段虽然拥有精致的趣味与优雅，但性质却极其凶残暴戾与大胆鲁莽。如此鲜明的对比，更让“帕齐阴谋”出色地描绘出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性格。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激发了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人文学者与艺术家的想象。

可能有人不能理解怎么能够将阴谋评价为出色，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的25年后，在塞尼加利亚[30]发生的对切萨雷·波吉亚进行的阴谋中，经切萨雷巧妙而大胆处理后，阴谋者被统统杀光。这样的切萨雷被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家保罗·焦维奥评价为“欺骗的杰作”。如果切萨雷那么做是有必要的，就应该超越单纯的善恶判断并果断实行，而且其做法所具有的艺术美感也足以让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可以说，这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根源所在——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抛弃了狭隘的伦理束缚。

艾米利亚大道及周边

被称为“大教皇”的里亚里奥伯爵在罗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一切事情，但他也有一些不安。他通过与米兰公爵的女儿卡特丽娜的婚姻而获得了伊莫拉领地，但他非常清楚，这块地从很久以前起就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垂涎之物。此外，他还了解到美第奇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距离伊莫拉仅仅13公里的法恩扎[31]。如此一来，在他以伊莫拉为据点而将势力延伸至罗马涅地方的野心面前，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的国主、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势必成为最大的障碍。他的这种想法，与以前就对德·美第奇的政治不满的舅舅西斯都四世的想法不谋而合。那便是将美第奇家的兄弟洛伦佐与朱利亚诺扳倒，再在佛罗伦萨树立亲教皇派的政权。剩下的就只是在佛罗伦萨找到适合执行该计划的人了。

帕齐家族就算在佛罗伦萨众多的名门望族之中也是第一流的门第，长期以来，甚至有着比美第奇家族还要重要的地位。可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美第奇家族逐渐掌握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的统治权，这让帕齐家族产生了巨大不满并与日俱增。

帕齐家族的长者雅各布·德·帕齐对于本族的困境也不知应如何应对，而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对美第奇家族这种深刻的怨恨，让他无法忍耐再待在佛罗伦萨，便来到了罗马。

在他滞留罗马期间，凭借其所从事的银行家职业，得到了很多出入教廷的机会。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获取教皇西斯都四世的信任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待在教皇的身边也需要相当的胆识。教皇、里亚里奥伯爵、弗朗切斯科·德·帕齐三人在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秘密会谈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史上最著名的“帕齐阴谋”就是这样从教廷的内部发起了。1478年，复活节临近，一切准备就绪。

以教廷为幕后并布置得十分周详的计划，却在4月26日，在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Cattedrale di Santa Maria del Fiore）实施时彻底失败。虽然成功地暗杀了朱利亚诺，但只刺伤了洛伦佐的手。这不过是确认了佛罗伦萨市民的心完全站在美第奇的一边罢了，罗马方面的意图完全失败了。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天起，里亚里奥伯爵将开始夜不能寐的日子，因为他要提防弟弟被杀害而自己活下来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复仇。10年之后，执着的洛伦佐终于成功实现了复仇。

打倒美第奇家族的计划失败后，里亚里奥伯爵将眼光瞄向了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此时，费拉拉与以前关系不和的威尼斯共和国之间拉起了共同战线。但是，以仁政闻名的费拉拉埃斯特家的长者埃尔科莱公爵对被教皇逐出教会毫不在意：“就算被开除基督教的教籍，对我作为费拉拉的国主也没有丝毫的妨碍。”他还泰然自若地接受了对教皇势力增大毫无兴趣的其他意大利诸国的援助。威尼斯与罗马之间曾经交换的秘密条约——将费拉拉归属于里亚里奥伯爵，将摩德纳、雷焦归属于威尼斯——就这样不为人知地夭折了。里亚里奥的野心无论在哪个方面来说，都受到了挫败。

现在只有弗利及伊莫拉成为自己的领地，而他不得不感到心满意足。而这两个领地之间还夹了一个洛伦佐的奸细据点法恩扎，这个恶劣条件也让他束手无策。他这种无处发泄的郁闷和不满，便只能朝着罗马的科隆纳一党爆发了。听说罗马城每天都会沾染上某个科隆纳家族人的鲜血。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

然而，教皇近亲的势力只有教皇在位期间才能得势。1483年的冬天，教皇的宿疾痛风恶化，里亚里奥伯爵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敌人众多并不是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但是，面对敌人只是顾此失彼稍加攻击而不能彻底消灭，则可能招致别人怀疑他作为统治者的能力。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伯爵在那段时间，每天只能用支离破碎的发狂般的残忍伪装着自己。

对于这个残忍的每日酗酒的丈夫，卡特丽娜慢慢地冷眼旁观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比起丈夫，她更关心自己家的事情。她认为至少要努力改善自己与丈夫的仇敌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关系，对于暴发户的丈夫，她那斯福尔扎家族出身的意识在此时开始孕育于胸中。

8月12日，教皇西斯都四世去世。卡特丽娜与丈夫及三个孩子在罗马市内的阵地里得到了这个消息。紧接着，枢机主教团发来了命令：在新教皇选举之际，里亚里奥伯爵必须驻留于罗马城外。里亚里奥遵循了这一命令，带领全军离开了罗马。

可是，卡特丽娜根本不打算服从这一命令。她拒绝的理由是圣天使堡的主人不需要服从枢机主教团的指示，在选出新教皇之前，作为城主有义务守护城塞。当然，这也合情合理。但她其实是担忧自己的家族因庇护者西斯都教皇之死而变得前途暗淡，所以为了能够让选出来的新教皇稍微对自己有利一些，就只能凭借圣天使堡向新教皇施加压力。她对枢机主教团的回答如下：“西斯都四世全权授予我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为城塞的城主，并不从属于枢机主教团。因此除了下任教皇外，城塞不能交付给任何人。”卡特丽娜在给出这一答复之后立即采取了行动。

那天，罗马市民度过了充满惊奇的一天。伯爵夫人率领了150个士兵占领了圣天使堡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台伯河从城塞前流过，河岸上不断地聚集起群众。他们因据守于这座被称为“统治圣天使堡的人将统治罗马”的难攻不破的城塞城主是女人而狂热不已。人群之中响起了称赞米兰斯福尔扎家族的呼喊：“公爵！公爵！”

卡特丽娜站在圣天使堡的石砌回廊上巡视着，从那里可以眺望眼前流动的台伯河，河的对岸是整个罗马，右边则是梵蒂冈。这个时候，指挥着守卫兵们的卡特丽娜美丽的身影上闪烁出格外残忍的美。

可是，背叛就出在身边。首先是枢机主教团的首领、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为了自己的野心，抛弃了亲戚里亚里奥家族。他物色好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下任教皇。在枢机主教中赞成他意见的还有拉斐尔·里亚里奥、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他们两个人也是卡特丽娜在枢机主教中的亲戚。枢机主教团通告说，如果不交出圣天使堡，就不召开教皇选举秘密会议。他们向卡特丽娜递交了强行通告之后，又开始与她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进行其他的交涉，命令里亚里奥将圣天使堡交给枢机主教团并带领家族离开罗马，回到自己的领地去。他们给出的条件是：如果执行，枢机主教团将支付给里亚里奥8000达克特，并确保弗利与伊莫拉的领地权。金币堆在了里亚里奥伯爵的面前。

当收到消息称丈夫接受了一切要求时，卡特丽娜醒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反抗是没有用的。25日的夜里，她离开了城塞。她在追赶丈夫前往弗利的途中得知选出了新教皇英诺森八世。这位新教皇齐伯[32]在西斯都四世的时代，是其反对者中最右翼的一个。而且，新教皇选举的幕后人乃是罗韦尔，这使得里亚里奥家族的前途看不见一点儿光明。

返回弗利的里亚里奥一家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虽然里亚里奥伯爵努力想成为一位好君主，但是失去了最重要的教皇外甥地位的他，这样的努力为时已晚。他为了抓住民心而使用怀柔政策，或者采用强硬的镇压政策，但没有一样能够彻底执行。要统治已经习惯了几个世纪无政府状态的罗马涅地方民众，对于他而言，是过于沉重的担子。此外，他还必须考虑比这更为棘手的外敌。

1488年1月，他最大的敌人、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女儿马达莱娜与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儿子弗朗切斯凯特结合了。联姻意味着里亚里奥伯爵的两大敌人——罗马与佛罗伦萨缔结了稳固的关系。对于前教皇亲族主义下提拔的近亲，没有一个新教皇会对他们有好感，更不要说对罗马涅地方虎视眈眈且不忘杀弟之仇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了。不难推测，他与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获得领地的教皇联盟，从而瞄准里亚里奥伯爵的领地。拔除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作战根基，就在达成联盟时完成了。然后，只要时刻注意伯爵领地内的动作，不放过任何一个弱点，使之集中于反里亚里奥就可以了。弗利市内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奸细网络，向佛罗伦萨的洛伦佐汇报的信息骤然增加了。

里亚里奥伯爵为了俘获民心，首先强行实施了减税。他废除了被称为“达奇”的关税，这是在他还持有资产期间完成的。可是，积蓄的资产总有用完的一天。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的他，减税政策自然没过多久就停滞了。里亚里奥伯爵因为他那愚蠢的政治，只使得民心更加远离他。那个时候，担任征收税款、缴纳国库之职的奥尔西犯了一桩侵占事件。本就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不开心的里亚里奥在公众面前严厉地责骂了奥尔西，奥尔西吓得浑身发抖，深信自己一定难保平安。队长潘塞奇与伦奇两人正巧前来请求支付薪水，也因伯爵的不高兴而遭殃，被怒斥了一顿赶回去了。

看中这三人的是洛伦佐·德·美第奇。通过完美的信息网，弗利的情况逐一进入了洛伦佐的耳朵。在此之前，他计划了很多次暗杀里亚里奥的阴谋。虽然那些计划全都失败了，但他依旧执拗地寻找机会。佛罗伦萨向这三个人秘密地送去了金钱与武器。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仿佛像乘上了一艘大船一般充满了干劲儿。

三个阴谋者迅速开始了行动。奥尔西的一家甚至决定全体加入计划，准备在暗杀伯爵成功的同时，他们在广场上高呼“自由”而举行暴动。现在剩下的就是要尽量寻找里亚里奥伯爵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不过，这一点也解决了。伦奇有一个外甥是伯爵的侍童，所以双方约定，等到晚饭后伯爵一个人的时候，侍童就从城内的窗口发出信号。

1488年4月14日的傍晚，在衣服底下全副武装好的阴谋者全体集合于城前的广场上。那一天是广场的集市日，所以广场上挤满了正准备关上店门的商人、农民和急急忙忙购物的人们。阴谋者们就在人群中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只时不时地与伙伴交换下确认的视线。他们等待着侍童的信号。就在那时，他们看见了侍童从城内的窗口挥动着帽子的信号。转瞬间，奥尔西、潘塞奇、伦奇三人离开了人山人海的群众。城门的守卫兵在城市的势力者奥尔西与军队的两个队长的面前，只保持了直立不动的姿势。三人很顺当地进了城。

里亚里奥伯爵在城内自己的房间里吃了晚饭后，正悠闲地倚在窗户上，与两个秘书与侍从谈笑。看到奥尔西进了房间，他还很高兴地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还清被我侵吞的全部金钱了。”奥尔西一边说着，一边靠近伯爵，装作要下跪的样子，却从袖子底下抽出藏着的短剑，刺向伯爵。伯爵伸手想挡，可第二击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叛徒！”伯爵大喊，并用桌子当作盾牌想要逃跑。听到他的这一声，早已躲藏在屋外的潘塞奇与伦奇比他的动作还要快，一拥而入，哪还给他逃跑的机会。二人一把抓住准备逃跑的里亚里奥的头发，重重地将他摔在地。倒在桌子底下的里亚里奥，瞬间被短剑刺成了蜂窝，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死时42岁。

被吓得呆若木鸡的秘书与侍从，这时候才终于回过神来。“伯爵被杀了！”他们大喊大叫着跑出了房间。听到呼喊，4个侍从跑了过来。可是，这个时候广场上伺机多时的阴谋者们早已蜂拥入城，城内瞬间落入了他们的手里。

伯爵夫人卡特丽娜连跑出自己房间的时间都没有，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并结束了。她刚毅地将待在自己房间里的孩子们护到身旁，用椅子将房间的门抵住，但这些都是徒劳的。城内与广场上充斥着暗杀者的喊声：“自由了，自由了！伯爵死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告别丈夫的遗体，她与孩子们便成为暗杀者的俘虏了。

好看热闹的广场上聚集了群众，奥尔西与潘塞奇从两侧挟持着卡特丽娜，从中徒步穿过。在卡特丽娜的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坠落在了地上，发出了声响。那声音是暗杀者们把里亚里奥伯爵的尸体从城内的窗户扔到广场上发出的。有人叫了起来：“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向我们征收苛税的家伙！”广场上的群众随着那喊声变得疯狂起来，他们蜂拥着冲到了尸体的旁边，剥去伯爵的衣服，拖着赤裸的伯爵尸体在广场上绕圈。在这疯狂的喧闹声中，卡特丽娜被带到了奥尔西的家中。

意大利的女杰

卡特丽娜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自我的女性。谋杀者们沉醉于成功暗杀里亚里奥的喜悦之中，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俘虏卡特丽娜之前短暂的间隙里，卡特丽娜已经派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家臣去拉瓦迪诺城塞（Ravaldino）求见城主托马索·费奥（Tommaso Feo）。这个家臣带着她下达给城主的命令，告知了伯爵遭遇暗杀的事情，并命令托马索·费奥在坚守城塞的同时以伯爵夫人的名义火速向米兰的斯福尔扎家与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请求救援。

被俘在奥尔西家中的卡特丽娜，受到了僧侣们的轮番游说。阴谋虽然成功实现了，但是谋杀者们这才注意到，他们唯一倚赖的后盾洛伦佐·德·美第奇并没有丝毫动静。他们开始不安起来。然而，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在终于完成10年来的复仇后，打算隐瞒自己才是阴谋的幕后黑手。他很担心自己的一点点举动会为一则来自威尼斯信息的传闻——“伯爵暗杀戏剧的真正作者是洛伦佐·德·美第奇”——提供证据。甚至当三个主谋在暗杀成功之后向洛伦佐写信请求保护时，洛伦佐也没有写一封回信，假装与他们毫无关联，彻底抛弃了已没有利用价值的三个人。

面对洛伦佐的冷酷，三个人绝望了。要将阴谋变成既成事实，不论怎样都需要有一个坚实的后盾。他们转向教会寻求帮助，弗利是教皇封土的国家。他们认为，通过成为教皇的直辖领地，就能守住自己获得的实权。为此，将切塞纳[33]的总督也是司祭的萨韦利设置为弗利政府的首席长官。不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让遗孀卡特丽娜主动将弗利呈献给教皇。为了说服卡特丽娜，僧侣们这才轮番前来拜访。对于那些一边称呼她为“我的妹妹啊”，实则巧言令色想要说服她侍奉天主的僧侣，卡特丽娜根本不予理会。她叫来了奥尔西，好像扔弃什么东西一般，只说：“带到一边去，我连他们的脸都不想看见。”即便如此，她开始考虑，如果在罗马教廷下达决定通知之前事情没有了断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永远都不能回到自己的手中了。

谋杀者们正为卡特丽娜的刚毅大伤脑筋之时，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首先是米兰的斯福尔扎家以米兰公爵的名义送来了措辞严厉的抗议书，从米兰出动军队也只是迟早的问题。再加上，与弗利城临近的城塞城主托马索·费奥向里亚里奥家族发誓忠诚，更不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交付城塞更没有半点儿可能。不安的他们想到的唯一法子就是把伯爵夫人卡特丽娜带到城塞前，让她来交涉。于是，卡特丽娜在谋杀者的包围之下被带到了城塞前。听到伯爵夫人有话要说，托马索·费奥站到了城墙之上。卡特丽娜请求他交出城塞，但托马索只一味拒绝。

于是，卡特丽娜将计就计。她对奥尔西一伙说自己进城去说服城主，但他们一伙人并不相信她。卡特丽娜继续说道：“你们的手上不是有我6个孩子作为人质吗？只要给我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一定会说服城主回来的。”托马索·费奥也趁机说，只允许伯爵夫人一个人进城。司祭萨韦利首先同意了，奥尔西等人虽然焦虑万分，却也只能勉强应允。

城塞里从护城河的上方降下了渡桥。卡特丽娜在众人注视之下走近城塞，过了渡桥。当渡桥被拉起的时候，牵拉的铁锁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正当那时，卡特丽娜一下子转过身来，两手做成拳头状，将大拇指夹在食指与中指间挥动着。就算不是贵妇人，这也是十分下流的动作，意思是性交，是在极端侮辱对方时的骂人手势。奥尔西一伙看到她这个动作自然怒不可遏，可是他们仍不相信自己被骗了。他们按照约定，像傻瓜一样一直等着。

进入城塞的卡特丽娜受到了城主托马索·费奥的热泪相迎。他们马上就坐上了餐桌。卡特丽娜也忘记了两天来的俘虏生活，大快朵颐，然后进入一个房间入睡了。

按照与卡特丽娜的约定，一直在城塞外等着卡特丽娜回来的谋杀者们，这才醒悟到自己上当了。他们大声威胁着，但那种虚张声势卡特丽娜只当耳旁风。奥尔西一伙无奈之下只能就此返回城里。

第二天，谋杀者们将卡特丽娜两个年长的男孩儿带到了城塞前，试图通过孩子要挟她。

被剑顶着的孩子们哭泣着呼唤母亲。

城墙上出现了卡特丽娜的身影。她赤着脚，披散着头发。奥尔西说，如果她不出城塞，就杀死这两个孩子。对此，她的答复正是马基雅维利等所有历史学家都在传述的一句话。

从从容容的卡特丽娜，一下子掀起裙摆，大声喊道：

“愚蠢的傻瓜啊！我有这个工具，就还能生无数个孩子！”

过了好一阵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都懵了。

25岁的美丽伯爵夫人的这一胆量，让张口结舌的奥尔西一伙在接下来的一瞬间完全呆若木鸡，因为从城塞发射出的炮弹就落在了他们身边。一众狼狈地逃回城内。

卡特丽娜并没有抛弃她的孩子们。在她被俘的时候，她告诫因为恐惧而哭喊的孩子们一段广为人知的话：“这之前都没有杀你们，所以你们应该明白，这以后也不会有危险的。而且，你们不也流着以勇猛著称的斯福尔扎家族的血吗？”卡特丽娜只是想先拔除敌人的爪牙，以此挫败谋杀者的意图。对于她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

对于从未认为自己受过弗利市民们极大支持，也并不期待他们极大支持的卡特丽娜来说，最为幸运的是谋杀者不仅优柔寡断，而且真正的敌人罗马教皇与洛伦佐·德·美第奇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正如威尼斯的年代记作者萨努多所记录的那样，当时大家都认为里亚里奥暗杀事件只不过是教皇英诺森八世与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为了占有弗利，好将它送给自己的儿子和女婿弗朗切斯凯特·齐伯而演的一出戏。

洛伦佐·德·美第奇

在这样的舆论面前，教皇与洛伦佐都不能随便地出手干预。特别是洛伦佐，虽然在背后支持了暗杀阴谋，但在暗杀成功之后就擦擦嘴巴，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所以，暗杀者奥尔西等人就变得孤立无援了。

抓狂的他们周旋于市民之间，向他们说明几天后教廷就将送来金钱与援军，所以在那之前必须攻击城塞，至少也要稍微破坏些城塞才行。

可是，民众对情势的洞察非常敏锐，没有一个人打算行动。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一直对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心存敬畏的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公爵在米兰斯福尔扎的督促下，终于准备行动了。

卡特丽娜指望娘家斯福尔扎的救援而争取时间的计策成功了。29日，丈夫被杀的15天后终于传来了情报：米兰军队已经逼近弗利8公里之外。不仅有米兰的军队，还有博洛尼亚、曼托瓦以及费拉拉的援军，总计1.2万名。

得知这一消息的弗利民众当即决定了立场。先前被称为解放者的奥尔西等人，立刻变成了被讨伐的暗杀者。而给予谋杀者毁灭性打击的是罗马教廷以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咨文宣布，被暗杀的里亚里奥伯爵长子奥托维阿诺[34]为弗利的正统国主，遗孀卡特丽娜为其正式监护人。

那天半夜过后，奥尔西、潘塞奇、伦奇及参与了阴谋的所有人，拖家带口，逃离了弗利。他们起初逃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地切尔维亚[35]，但威尼斯没有接纳他们。不得不离开的众人，开始了一生流亡的命运。

另一方面，在拉瓦迪诺城塞等待时机而待了13天的卡特丽娜心里明白，米兰军队的到达也就意味着她的胜利。按说应该沉浸于喜悦的她却显得过分冷静。她拒绝让米兰军队进入弗利城。如果高兴得过头而将米兰军队迎进城里，那么在1.2万人的铁蹄之下，弗利城是不可能保全平安的。当时的军队不能按时领得薪水，所以在征服地进行掠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获得了半公开的认可。对于米兰军队来说，一定也是计划着在到达弗利后进行掠夺的。卡特丽娜明白这一点，所以拒绝了援军进入弗利城。丈夫死后，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将民众的感情挽留于她的一边。

然而，就算是真诚出于对民众的关心，在她时常和平民划清界限的贵族心里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排斥米兰军队进入弗利城，因为她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

根据以往的经验，卡特丽娜明白所谓亲族是根本靠不住的。尤其是自己的弟弟加莱亚佐虽为当今米兰国主，但实际的权力却掌握在叔父卢多维科·伊鲁·摩洛手中。她甚至连娘家斯福尔扎家族都不相信，如果以米兰送来的援军为后盾，让军队驻扎于弗利，那么，小国弗利在这种形势之下势必变成大国米兰公国的属国。情况恶劣的话，还可能被吞并。这才是卡特丽娜最为担忧的事情。这是一个没有男性国主的国家，所有的人都打着这儿的算盘，所以哪怕是亲族也不得不提防。8天后，在没有表露出一点儿真正意图的她的出色外交下，米兰全军非常平和地再次返回北部。

1488年4月30日，这一天正是卡特丽娜执政的第一天。在四周米兰军队的将军们的随从下，卡特丽娜骑马出了城塞，进入弗利城，胜利而归。半个月前，那些一边拖拽着丈夫的尸体一边大声喊叫“奥尔西！奥尔西！”的民众，此时又朝着马上的她喊道：“卡特丽娜！卡特丽娜！奥托维阿诺！”

搜捕暗杀者的行动开始了，三个主谋早已逃跑，只抓住了没来得及逃跑的奥尔西的父亲及几个女人。这个85岁的老人被施以极其残忍的刑罚。老人在屋中被捕后，头颈上被拴了绳索，前胸的衣服敞开着，袜子只剩一只，双手捆在后背上，被士兵连推带搡地带到了街上。他被判处了死刑。被带到广场上的老人，脚被士兵拴在马上。在广场上用圆石子铺成的石板路上，马将活生生的老人不知拖曳了多少圈，老人终于死了。同暗杀者对里亚里奥伯爵的尸体所做的行为一样，老人的尸体从城内的窗口被投到了广场的石板路上。

但是，女人们都被无罪释放了。卡特丽娜似乎不想再执拗地搜捕暗杀者了。以卡特丽娜后来的残忍来看，此时她的复仇是如此简单，令人有点儿不可思议。不过，卡特丽娜好像并不怎么爱她那个被杀的丈夫。他比她年长17岁，只是一个粗鄙的暴发户，尤其是晚年的时候经常生病而心情不好的他与卡特丽娜的生活，对于卡特丽娜来说并不是那么愉快。一年前，米兰大使以她弟弟米兰公爵的名义前来，建议她访问米兰。自从她结婚后，连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卡特丽娜对大使所说的话都记录于大使写给公爵的信函中。为了将拒绝邀请的卡特丽娜的话传达给米兰公爵，维斯孔蒂大使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写着信，那时，卡特丽娜悄悄地走了进来。她流着泪请求再也不要以米兰公爵的名义来邀请自己——因为如果丈夫认为是我太想去米兰而在背后搞动作，让公爵来邀请我的话，那我会被苛待的。她婚后的生活情形，便是通过这一点也能看出来了。埋藏于圣弗朗切斯科教堂里的丈夫的坟墓，卡特丽娜活着的时候从未去拜祭过。

一名青年倚靠在窗边，绯红色的缎子上衣外，一件金色锦缎制作的短披风轻轻地披在肩上。女子将椅子拉近到青年男子的身边，上身穿了一件轻柔的白色缎子的短袖，松松地缠了一条黑色的围巾，面对着男子。佛罗伦萨的大使普奇向美第奇报告说，当他进入弗利城的一个房间时，二人在黄昏柔弱的光线中浮现出的身姿犹如绘画一般，美得令他在一瞬间静止而不能移动。

卡特丽娜恋爱了。

柔美的肉体，年轻得无法抑制冲动的大胆和热情，安静的举止中灼人的目光，她对这个比自己年轻10岁的雅各布迷醉得不能自拔。

可是，这场热烈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过多的障碍。刚满18岁的雅各布·费奥，虽然是卡特丽娜独一无二的忠臣托马索·费奥的弟弟，但其身份却是死去的里亚里奥伯爵的侍童，与弗利的伯爵夫人卡特丽娜的身份天差地别。

这场恋爱的传闻不仅流传于弗利的大街小巷，还远传至米兰与佛罗伦萨。米兰的伊鲁·摩洛甚至发来信函，强硬地命令卡特丽娜注意自己的行为，提醒她现在丈夫刚刚去世，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她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引起局势动荡的动作。

对于卡特丽娜来说，现在失去米兰的支持将意味着全面孤立，可是她继续装聋作哑。为爱情疯狂的她，非但没有接受叔父的忠告，反而好像在1490年秘密结婚了。为了与爱人维持关系，卡特丽娜也过于忠实自己的心了。最先得知结婚消息的是佛罗伦萨方面。对此，不仅米兰，连罗马教廷也大吃一惊。弗利的正统国主是卡特丽娜的儿子奥托维阿诺，作为遗孀的她担任了摄政。法律规定，当她与其他男人再婚时将失去摄政权。尽管如此，卡特丽娜依旧作为弗利事实上的主权者而留下了，这成为征讨弗利的绝好理由。

无论米兰、佛罗伦萨与罗马如何执拗地进行调查与质问，卡特丽娜仍旧隐瞒结婚的事实。那个时候她的书信，让人充分体会到一个在危险中求生、恋爱的女人的气息。面对外部时表现得如此强硬，连一步都不肯退让的卡特丽娜，在情人的面前却是个保守的女人。为了情人，她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甘愿冒失去国家主权的危险，坚决地秘密结婚了。继而，在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际，她向国王求得了法国男爵的称号。

可是，要让雅各布珍视卡特丽娜这般深切的爱情，他未免太不成熟了。他慢慢地滥用起她的爱情——俨然是一国之主，出城的时候若没有大批侍从跟随，他就不肯出去；国家财政大权也一手独揽，其骄横权势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明显。

不过，比起这个，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他对卡特丽娜怀有强烈的嫉妒心。他决不允许她与其他男人单独待在房间里，即便那个男人是家臣，他也必须在场。在公开的宴席上，也从没有过雅各布不在卡特丽娜身边的情况。国政也变成由卡特丽娜讲述，再由雅各布进行确认的样子。有一次，那不勒斯的将军卡拉布里亚公爵访问弗利，雅各布不离卡特丽娜左右，这件事成了整个意大利的笑料。

不管怎样说，卡特丽娜是一位有官方立场的女性。形势演变成不得不发生什么了。

卡特丽娜的儿子奥托维阿诺16岁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很自然地，在他的心中萌生了对肆意摆布母亲的雅各布的怨恨。

一天，在全体家臣都在场的宴席上，雅各布稍微取笑了一下奥托维阿诺。就在那时，在奥托维阿诺心中积聚起来的不满便向着雅各布爆发了。愤怒的雅各布刚一站起来，就对少年掴了一巴掌。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卡特丽娜。她坐在那里，脸颊上涌起了血丝，眼泪汪汪。但是，她只是嘴唇直哆嗦，没有说出一句话。从那时起，家臣们对奥托维阿诺的同情变成了对雅各布的憎恨。

两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家臣们被雅各布抢占了权力，便越来越憎恨他。特别是已故伯爵里亚里奥的家臣盖第兄弟等人，在奥尔西暴动之际对卡特丽娜保持了忠诚，现在是奥托维阿诺身边的重臣，他们对雅各布的愤怒尤为强烈。于是，为解救不幸的伯爵夫人与奥托维阿诺，以盖第兄弟为首的重臣们开始设计刺杀雅各布。

1495年8月27日，当《圣母颂》的钟声响起时，黄昏微弱的阳光将灰色的矮矮的石头街道晕染上一层金色。卡特丽娜正要返回即将沉没于暮色之中的弗利城。那天她与两个年长的儿子及雅各布一同去狩猎，天气非常好，收获了许多猎物。就连大批陪同的护卫兵与女官们也很愉快，一行人唱着歌，穿过了通向市街的基法诺伊亚城门，来到了莫拉提尼桥。

可是，那里埋伏着谋杀者们。乘着马车的卡特丽娜最先通过了。接着，骑马的两个儿子也过了桥。最后是雅各布骑马来到桥边。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男人窜了出来，堵在了他的马前，是安东尼·盖第。受惊的马前蹄悬空，雅各布刚想拉住缰绳时，安东尼·盖第二话不说，拔出短剑便撞了上去，剑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腹部。雅各布禁不住踉跄了一下，缰绳脱了手。此时在一边等待的多米尼克·盖第一把夺下了缰绳，跨上马，压在受了伤的雅各布身上跑了。多米尼克·盖第策马跑进了附近的圣贝尔纳多教堂[36]，等待多时的两个僧侣与其他谋杀者的剑如雨点般刺进了马与雅各布的身体。临死的痛苦呼喊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的尸体被直接扔到了井里，这时他刚满24岁。

听到第一次声响的时候，卡特丽娜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她从乘坐的马车中下来，取了护卫兵的马，骑马跑向城塞。

护卫兵们与谋杀者之间的砍杀也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安东尼·盖第大喊道，这次的暗杀是受伯爵夫人之命。不久，他们开始呼喊：“奥托维阿诺！卡特丽娜！”这一呼声由盖第兄弟带头，朝着城堡前的广场，一条街一条街地扩散开来。

一到广场，安东尼·盖第就向聚集的群众说明，这次谋杀是按照伯爵夫人及奥托维阿诺殿下的命令执行的。可是，有的人并不相信，他们去城塞向伯爵夫人询问安东尼·盖第所言是真是假。卡特丽娜传见了他们，可是，恋人被杀的悲伤与愤怒，令她说不出话来。她目光呆滞，手攥成了拳头，嘴里好不容易迸出了一句话：“谋杀！混账东西！”听到这个回答，先前还站在广场中央的安东尼·盖第等谋杀者们现在成为士兵与群众到处追赶的对象。

次日夜里，雅各布的尸体被运往圣哲罗姆教堂，以骑士的身份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席上，沉浸于巨大悲伤之中的卡特丽娜公布了她与雅各布·费奥正式婚姻的事实。

接着，卡特丽娜开始了疯狂的复仇。她首先抓捕了受了伤的安东尼·盖第。他赤裸着身体，头颈被吊在大教堂的阳台外，尸体在那里挂了三个月。弟弟多米尼克虽然逃跑了，但另一个人却因受拷问而全盘招供。包括2个僧侣在内，7个谋杀者全部被带出广场，被一圈圈地捆起来后再由飞驰的马拖曳到雅各布被杀的桥上。紧跟其后的士兵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地痛骂谋杀者，被搞得精疲力竭。在城堡前的广场上，雅各布的侍从处决了谋杀者们，有两个还未咽气的僧侣也和其他鲜血淋淋的尸体一样，被悬吊在安东尼·盖第的尸首旁。或许在今天，人们对这样的残酷可能还抱有厌恶感，可是，后来那不勒斯王国的波旁王朝制定了三个F作为治理民众的三大原则，即Farina（小麦粉）、Festa（祭祀，庆典）、Forca（绞首台）。当时的民众经常将第三个F与第二个F等同看待，观看沾满鲜血的裸体刑罚之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欣赏。

就算此时卡特丽娜停止因恋人被杀而泄愤的行为，这些动作也足够残忍了，可是一切还没有结束。她早就派了刺客去刺杀那个唯一逃脱成功的多米尼克·盖第，同时，将他留下来的身怀六甲的妻子与三个孩子带到城塞，在那里杀害了他们。哥哥安东尼·盖第的家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5岁的长子被砍了头，另外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与他们的母亲都被活活地扔进城塞中的枯井，被锁上了井盖。奥尔乔利、马尔克贝利等人虽然出身名门，却也无法避开她的怒火。参与了阴谋的全体人员的家人与亲戚、女人与孩子统统被杀光。“给我赶尽杀绝到家谱的尽头！”

卡特丽娜的这个命令被冷酷地执行了，连她自己也说：“今日处决这个，明日处决那个，面不改色地宣判极刑。人数之多，连我自己都不能一一记得名字了。”在十余天里，40人被处以死刑，50人被投入监狱。弗利城中，被拖走的女人与孩子们的哭泣声不绝于耳，就连整个罗马涅地方都对之不寒而栗。她的极端残忍不仅让罗马涅地方哑口无言，就连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被震惊得目瞪口呆。教皇责难了枢机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随心所欲的态度。在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写给米兰公爵伊鲁·摩洛的信函中，以及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公爵写给米兰公爵的信函中都能看出当时的舆论一致谴责卡特丽娜过激的行为。

在此之前一直将卡特丽娜作为半个女人而轻视的弗利人，受到了严重打击。看似因恐惧而恭顺不已的弗利民众中，也有人对她慢慢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甚至在500年后的今日，在意大利的共产党势力最为强大的弗利市，据说母亲在责骂孩子的时候还会告诫：“卡特丽娜伯爵夫人来了。”

卡特丽娜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因恋人被杀而愤怒得忘记了一切，做出了肆意的愚蠢行为。她那近似疯狂的复仇，使得处境较之从前愈发艰难。对于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意图，不能放松警惕；对威尼斯共和国的动向也不能忽略。威尼斯的游击队以前允许弗利的前国主奥尔德拉菲（Ordelaffi）流亡至拉文纳，试图利用他们达到对罗马涅地方的野心，这些游击队也经常对弗利的周边造成威胁。

在周边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至少国内都应该凝聚于其座下。可是，家臣们对于卡特丽娜的忠诚心也开始动摇了。现在他们好不容易能够聚集在一起，可以说，那是出于对她的畏惧心理。

可是，没有什么比长子奥托维阿诺的背离更伤透一个做母亲的心了。已经快要20岁的他，虽然是正统国主，但至今都没有获得行使实权的机会。并且，他的婚姻大事也是由母亲一手给回绝了。米兰的伊鲁·摩洛为曼托瓦贡扎加家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及其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所生爱女提亲，罗马方面为教皇女儿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前来提亲，她都根本不予理睬。特别是关于卢克雷齐娅的婚事，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恳切地拜托她，可是卡特丽娜强烈地抵触这个曾经与乔凡尼·斯福尔扎——与自家同姓的斯福尔扎家——同床共枕的女人，拒绝让她与儿子结婚。这又引起了教皇的怒火。至此，如果奥托维阿诺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男人的话，就可能将母亲作为对手，引发什么重大的事件。可是，身材肥胖的他只是个跟在女人们屁股后面跑的无能之辈。

普通的母亲会为儿子的结婚而高兴，但卡特丽娜不同。对于她来说，儿子结婚就意味着自己将失去权力。

弗利，地处由北至南纵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节点上。当时，比起翻越博洛尼亚与佛罗伦萨之间的山脉，从米兰经摩德纳、博洛尼亚，穿过伊莫拉、法恩扎、弗利，到达里米尼、佩萨罗与亚得里亚海岸，从那里再进入内陆，来到乌尔比诺、佛罗伦萨及罗马，这样的路径才是主要路线。由此可见，弗利虽然是一个小国，却非常重要，它之所以被称为罗马涅地方的门户，原因也就在于此。

可是，小国毕竟是小国。卡特丽娜作为这个贫穷小国的国主，经常为金钱所困，不得不制造武器以出售，或者将士兵借给他国以赚钱。

1494年10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入侵意大利。米兰的伊鲁·摩洛请求卡特丽娜允许法国军队借道弗利。但她明白，这个叔父不仅从自己年轻的弟弟正宗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那里夺取了实权，还抢走了他公爵的爵位；法国军队的入侵，就是叔父为了掩护野心而进行的设计，是叔父一手引导的。她对伊鲁·摩洛老奸巨猾的政治手段早已怀有戒心。卡特丽娜对叔父的要求顾左右而言他，没有给予答复。可是，法国军队为了到达佛罗伦萨，无论如何都要从她的弗利领土上借道。换言之，这意味着弗利的伯爵夫人的动向对于法国军队的正面敌人——那不勒斯国王与罗马教皇而言，将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局势。罗马赶紧派里亚里奥枢机主教前往弗利，那不勒斯也派了卡拉布里亚公爵到她的身边。

这一瞬间，卡特丽娜变身为商人，她掂量着依附哪一方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米兰与法国方面的使节、罗马与那不勒斯方面的使节连日来交替前来拜访，请求卡特丽娜的答复。她虽然没有拒绝会见，但是都不给予明确的回答。不久，罗马与那不勒斯方面终于提出了提供1.6万达克特的条件，卡特丽娜便定下了主意。为了金钱，她暂且假装附和罗马和那不勒斯，私底下则允许法国军队秘密通过。因为对于她来说，米兰依旧相当于庇护者，伊鲁·摩洛的意愿不可忽略。

自那之后过了5年，1499年7月，一个年轻的佛罗伦萨人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外交使节到达弗利。他就是时年30岁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派他与弗利的女国主卡特丽娜伯爵夫人就其长子奥托维阿诺出任佛罗伦萨军队职务一事进行交涉。从上一年起，奥托维阿诺就率领了一支军队，与佛罗伦萨军队一同参加了比萨攻防战。但是，从那之后，在关于契约的续约上，因为弗利与佛罗伦萨之间对雇佣兵费用的异议而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首先，对于卡特丽娜来说，每年1.7万达克特的收入是不可忽略的金额。而且，就算没有表露在外，但弗利对佛罗伦萨一直持有好感，是非常愿意继续执行雇佣兵契约的。另一方面，佛罗伦萨方面打算将雇佣兵费用降至每年1万达克特。可是，如今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两个共和国因为比萨战役而关系恶化，所以卡特丽娜的城塞对佛罗伦萨而言，在与威尼斯的对抗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马基雅维利接受的指示就是，既要尽量减少雇佣兵费用，又要维持与弗利的友好关系。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对于马基雅维利个人来说，这也是30岁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外交舞台。

更不用说对手是以残忍、勇气、胆量而闻名的当代歌剧的女主角。年轻的马基雅维利信心满满地前往弗利也是自然之事，可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登台却是以伯爵夫人的全胜而告终。

7月16日，马基雅维利抵达弗利。他立刻提出与伯爵夫人会面。夜里10点，他在城堡中一个房间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与这个著名的女人会面了。卡特丽娜已经36岁却依旧美丽苗条的身体上披着华丽的衣服，那凛然的美貌让头脑冷静的马基雅维利仿佛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次日，为交涉而登上城堡的他，首先为城堡内佛罗伦萨人的人数之多吃了一惊。他更无法理解在会谈的场所中为什么要列坐米兰宫廷的家臣。伯爵夫人的心思究竟是在佛罗伦萨一方还是在敌人米兰一方，他根本判断不出。

显然，年纪尚轻的马基雅维利不能理解卡特丽娜的这一策略。卡特丽娜对马基雅维利总是很亲切温和，让他安心。但是，她对交涉的事件却一点儿也没接受的意思。在那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城堡向米兰运出武器与人马。马基雅维利渐渐变得焦虑起来，陷入了卡特丽娜的算计中。

6天后，卡特丽娜对依旧强力主张“佛罗伦萨共和国为了与伯爵夫人保持友好关系，一直准备着做任何事”的马基雅维利，轻轻地还了一句：“与其继续讨论事情，不如找出共同点更为合适吧。”要之，在雇佣兵费用的问题上要互相让步的意思。马基雅维利只得妥协，在佛罗伦萨指示他的1万达克特之上又增加了2000达克特。

24日，协议签订。马基雅维利在这第一次外交官的经历中清楚地看到了被大国包围的小国政治的真实情况。在那之后，他对弗利的伯爵夫人也怀着深刻的敬爱之心，称其为“具有男人心灵的女人”。

在国政方面发挥了巧妙才干的卡特丽娜也是一个一定要爱上某个人，一定要由某个人来爱她才能生存的女人。

在马基雅维利访问弗利的三年前，一个来自佛罗伦萨的由众多侍从跟随的男人出现在弗利的卡特丽娜面前。那是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的美第奇家族的乔凡尼。他的祖父与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祖父是兄弟。可是，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正宗国主——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儿子皮埃罗逃出了佛罗伦萨，所以在那之后，乔凡尼与哥哥洛伦佐的出头之日也到来了。这个乔凡尼作为大使，被送至罗马涅地方的要塞——弗利。

29岁的他虽然没有贵族的称号，却是出身于比贵族还要贵族的美第奇家族。与此前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人相比，他具有自由民主的态度，而被称为“民众之人”（Il Popolano）。但是，他那贵族式的优雅与细腻的举止、深厚的修养，依旧诚实地体现出他出身于名门之中的名门。

他也被称为“美男子”（Il Bello）。我们从现今留存于佛罗伦萨的瓦萨里[37]的肖像画中也能感受到他优雅而纤细的外貌，湿润而性感的嘴唇，甜蜜的眼睛，垂在头颈上美丽的卷发，是与嫡系洛伦佐·德·美第奇或者弟弟朱利亚诺的托斯卡纳情调——尖刻而生硬的风貌迥异的。比起他们，他更像波提切利笔下的男人。

乔凡尼·德·美第奇

此外，这个年轻的公子还非常多情。以前，他曾经因为某个贵妇人，甚至用剑对准了皮埃罗·德·美第奇。不久，年长他4岁、依旧美丽而热情的卡特丽娜与他产生了爱情。

乔凡尼在卡特丽娜安排好的城塞中住下了，卡特丽娜平时也更喜欢住在城塞里。可是，在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关系不好的时期，佛罗伦萨大使与弗利统治者之间的爱情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获得周围的祝福。米兰的伊鲁·摩洛命令博洛尼亚的米兰大使火速查明二人之间关系的真伪，顺便也威逼卡特丽娜自己做出回答。

卡特丽娜作为一国之主，不能忽略对于她来说现在唯一的庇护者、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而擅自行动。她语言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说是没有叔父大人的允许是不会结婚的，若是听信博洛尼亚地方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的传闻，那么自己已结了十余次婚了。

可是，婚礼还是秘密举行了。将所爱的男人一直作为情人，对卡特丽娜来说是做不到的。不同于之前那个出身于侍童的雅各布，她与乔凡尼的婚礼在门第上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必须考虑政治上的因素——米兰的伊鲁·摩洛、威尼斯，以及意图从罗马涅地方的名义主人转变成实际主人的波吉亚教皇。在那个时代，以她一个小国国主的地位，是不能随心所欲地与所爱的男人结婚的。

卡特丽娜的这场婚姻，在官方方面继续隐瞒着。不过，似乎没过多久，就借孩子出生的机会，独独获得了叔父伊鲁·摩洛的认可，尽管是秘密地。1498年7月，佛罗伦萨市对卡特丽娜及其孩子们授予了佛罗伦萨市民权，但是在文件中完全找不到乔凡尼的名字。

他们在弗利的城塞中秘密而幸福地经营着二人世界。1498年4月，一个男孩儿出生了，取了伊鲁·摩洛的名号。这个取名为卢多维科的孩子，在后来父亲去世后，与父亲一样也被称为乔凡尼。

在卡特丽娜诸多的子女中，这个孩子是唯一一个继承了母亲血脉的孩子，后来他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军人。他有一个绰号是“黑队的乔凡尼”，其由来是因为他率领的军队全部身穿黑色的军服。

可是，卡特丽娜这场最后的恋爱，也没有维系很久。乔凡尼·皮埃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在儿子出生数月后，在与佛罗伦萨军队共同作战的比萨战场上，因病无奈归来。据说他患的是美第奇家族遗传的胃病。他去了弗利附近的温泉疗养，病情并不乐观，但卡特丽娜国政紧张，不能脱身。

正巧那时米兰公爵的使节抵达弗利，他的信函中显示出她艰难的立场。“抵达弗利后，我立即拜访了公爵夫人，可是夫人似乎马上要出发去什么地方。夫人说她去郊外的城镇散散心就回来。但是我派人秘密进行了探访，她似乎是去了圣皮埃罗的温泉看望乔凡尼·德·美第奇。他的病情非常糟糕。”最终，卡特丽娜还是遭遇了丧夫的不幸。乔凡尼死在了匆匆赶来的卡特丽娜的怀中。他的遗体被运回佛罗伦萨，安葬于圣洛伦佐教堂里的美第奇家族墓地。

乔凡尼死后，为了他留下来的儿子即后来的“黑队的乔凡尼”，也应美第奇家族的希望，卡特丽娜公布了与他的婚姻状况。现在还留存着当时制作的刻有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德·美第奇字样的纪念章。这个斯福尔扎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意大利名门之中的名门的结合——诞生的“黑队的乔凡尼”及其后代都非常出色。他的儿子科西莫（Cosimo）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升为公国时的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国[38]的公爵，其子孙遍布整个欧洲的王室。在法国，从亨利四世起一直延续到路易十四、十五、十六；在西班牙，一直延续到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在英国，一直延续至查尔斯二世[39]。

敌人——波吉亚

“要让我感到恐惧，就必须更加强烈地击打我的心脏。”曾这般断言的卡特丽娜，终于遇到了让她心脏受到击打的时刻。1499年的夏天，切萨雷·波吉亚终于有所行动。那是她对年轻的对手马基雅维利展开出色外交仅仅几个月后发生的事情。她虽然是一介女流，却以一国之主的身份在12年里坚守了国家。对于这样的卡特丽娜来说，以往的对手都是轻量级的。她用镇压政策一一平息了领地内的阴谋、叛乱与游击战；而与那些大型的外敌如佛罗伦萨、罗马教廷、威尼斯等，暂时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对于他们，她以巧妙的外交小谋略处理了至今的一切事项。可是，这次的敌人是一个大人物，卡特丽娜必然感到自己头一次遇到了难关。

在回到开头那场战斗的场面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事情的经过。当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的猩红色圣袍被宝剑取代后，他通过婚姻成为瓦伦蒂诺公爵，背倚教皇父亲亚历山大六世的教会势力，又接受了妻子的亲戚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全面支持，以再度征服教会领地的名义征服了罗马涅地方，意欲将其作为建立自己王朝的开端——他的这种野心终于开始付诸实践了。对于意大利来说，遇到了同5年前查理八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入侵时相同的危机。

但是，与上次相比，情况有所不同。第一，5年前的彼时，查理虽然具有征服那不勒斯王国的野心，最终也将米兰公国的伊鲁·摩洛升级为正统公爵，但他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并没有一点儿野心，只有那不勒斯王国占据了他的头脑。对于这位查理，意大利的其他诸国如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曼托瓦，与他至少都是对抗的关系。

但是这一次，情况逆转了。那不勒斯王国虽然依旧是被瞄准的目标，但米兰的伊鲁·摩洛成为对米兰公国要求继承权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此外，通过罗马教廷的呼吁，英国国王、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与路易十二结盟；意大利诸国——与斯福尔扎家族处于仇敌关系的威尼斯自不必说，就连佛罗伦萨、费拉拉、曼托瓦也与教皇的行动一致。孤立一人的是5年前矜夸老练政治全盛的米兰公爵伊鲁·摩洛。“打倒斯福尔扎”的标语不仅是路易十二的，而且成为全意大利的呼声。瞄准那不勒斯与米兰的路易十二，抱有征服罗马涅野心的切萨雷·波吉亚，以及巩固二人背景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整个意大利在这三人的面前，只能任由摆布。伊鲁·摩洛将全部精力都投在了防卫战，耽误了政治军事上的交涉。为了东山再起，他断然舍弃了米兰，逃到了德国。

轻易就将米兰攻陷的法国军队，终于按照与教皇的约定，将矛头对准了罗马涅，以援助切萨雷。

罗马涅——位于意大利中部的这块地方，分立着11个小国。它从前曾经是教皇的领地，但在教皇长达70年的阿维尼翁俘虏时代[40]，大小豪族们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虽然从教会获得了教皇代理的名义，但常常延迟缴纳地租，事实上已经从教会完全独立出来。如何处置不恭顺的他们，对于历代教皇来说也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此外，除了著名的仁政国家费拉拉与乌尔比诺，其他国家都实行苛政与镇压，百姓的不满没完没了。

可是，这是站在全意大利的立场上的情形。对于成为众矢之的的罗马涅诸侯们而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作为罗马涅的咽喉，弗利因其重要的战略价值成为第一个攻击地。这也意味着卡特丽娜将迎来一生中最大的危机。

她首先使用了外交手段，试图打开这一局面。使节携带着拖欠多年的地租前往罗马。但是，抵达罗马的弗利使节结果只吃到教皇的闭门羹，亲戚里亚里奥枢机主教虽然从中斡旋，但也被教皇无视了。

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曾经倚靠过死去的丈夫的佛罗伦萨，以及向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请求援军都失败了，卡特丽娜站在或是逃跑或是驻留应敌的岔道口上，已经完全孤立无援了。

很多人看到卡特丽娜在深秋的罗马涅原野上骑马奔驰的身姿，看到她在领地内的各城塞里进行整备以及指挥前线的身姿。特别是与弗利城相连的拉瓦迪诺城塞，为了能够在那里固守城池与敌人对战，运入了粮草、枪支、大炮、武器以及大量马匹。这座城塞对卡特丽娜而言，是有很多回忆的地方。在第一任丈夫被暗杀之后，她成功地进入城塞而重新统治国家；在艰难的国政间隙中，她与第二任、第三任丈夫也是在这座城塞中度过了短暂而幸福的时光。现在，她又选择将这座城塞作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场所。

为了准备防卫战，农业用水停止供应。可能成为障碍的树木被全部砍掉，农民们也被强迫在4个月内搬到市内。卡特丽娜命令每个市民都要承担若干百姓的住宿，但是她忽略了因为这件事引起的市民不满，而只专注于加固城塞。她的这一做法，后来被马基雅维利写进了《君主论》的“城塞有益或无益”一章中。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于卡特丽娜来说，不引起民愤比加固城塞更为安全。绝对称不上仁政的卡特丽娜，因为对民众实施专制政治而使得民众的心完全离开了她。

但是，卡特丽娜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她的黑色缎子的衣服上，法式天鹅绒帽子的下面露出松松扎起的金色发辫；佩戴男式腰带，腰里挂着一个装满金币的袋子，准备用来散发给士兵们以示鼓励；手持长剑，话语也很少，或是徒步或是骑马奔走于士兵之间。美丽的伯爵夫人的身姿充满了残忍的美丽，令人恐惧却又心醉沉迷。卡特丽娜就这样等着切萨雷的到来。

11月9日，切萨雷·波吉亚率领1.5万人的大军终于从米兰出发了。大军通过了曼托瓦侯爵的领地，首先朝着伊莫拉前进。伊莫拉的民众觉得，只要能够将他们从迄今为止的灰色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个解放者无论是谁都可以。在他们向卡特丽娜发誓忠诚的舌根尚未干燥之时，又一致去迎接切萨雷了。11月25日，切萨雷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进入了伊莫拉城。接着，号称罗马涅地方最强战略工事之一的城塞也在15天后沦陷。

伊莫拉沦陷的消息给卡特丽娜以极大的打击，从未顾虑到一丝一毫民众意志的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可是，她毕竟是一个好胜之人，只是给行政委员会会长送去了这么一封质问信。“弗利市民是打算对抗瓦伦蒂诺公爵，还是准备效仿伊莫拉市民？”长老们将答复带到了城塞，毕恭毕敬地坐在这位女国主的面前，但是回复的内容却与她暗自期待的大相径庭。“我们认为，与此前推翻了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这次又战胜了米兰斯福尔扎家族的法国军队进行对战是毫无意义的。”接着，他们还劝说，就算卡特丽娜此时回避应战，拱手让出弗利，但在教皇去世、切萨雷随之倒台时，她仍有机会再次回到弗利。

但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借口而已，因为他们对西斯都四世的外甥们的统治已经厌烦透顶了。并且，他们还听说切萨雷对沦陷的伊莫拉给予了宽厚的待遇。卡特丽娜再也不想听他们的意见了，她觉得与其被虚伪的忠诚背叛，还不如让他们自由选择，她也不再期望市民们的协助。此时，弗利实际上在切萨雷进攻之前就已经敞开了城门。

可是，卡特丽娜还没有放弃。因为有第三任丈夫的关系，她把儿子们与重要的证件及珠宝等一起托付给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她一个人与七拼八凑起来的2000名士兵备战绝望的防卫战，在城塞里闭门不出。她依旧寄期望于叔父伊鲁·摩洛东山再起，还有姐姐的婆家——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援助。她心想着要尽量拖延时间，其间，叔父与姐夫一定会派援军来的。

1499年12月19日，一大早就下起了雨。下午，切萨雷进入了弗利城。他骑着白马，在甲胄的外面套着丝绸衣服，头上戴着插了白色翎毛的黑帽。在他的身后，法国军队的总司令官伊弗·达莱格莱也骑着马前进，后面跟随着弗利的高官们。在1.5万名大军的后面热热闹闹地跟着当时战争的附属物——酒店老板、厨师及妓女组成的人群。弗利的民众还给广场上的铜像穿上了教皇的礼服，以示欢迎之意。弗利的市民们家家户户都对切萨雷及全军提供住宿。

切萨雷在轻取伊莫拉之后，也准备一口气拿下弗利。他也得知，一度舍弃米兰的伊鲁·摩洛在瑞士获得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秘密援助，准备回归米兰。如果伊鲁·摩洛采取的行动对处于米兰的路易十二有所威胁的话，可以预见路易十二将对现在服从于自己的法国军队下达返回的命令。所以，他想在那之前攻下弗利。切萨雷必须加快速度了。这个时候，他也使用了他一贯的手段——弃力攻，主协商。

一天早上，在远离市街的城塞前忽然响起了喇叭，于是，城塞的塔上出现了数名士兵。喇叭手忽然大声喊道：“公爵阁下想与伯爵夫人谈话！”此前一直骑在马上的切萨雷在那时下了马，站在城塞对面的护城河岸上。城垛上显露出卡特丽娜的身影。这个今天已成为监狱的城塞的城墙，高不足10米，从城墙上方向下面的护城河对岸喊话，感觉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声音。

护城河的对岸站着刚才提到的头戴插了翎毛的黑帽子的切萨雷，他将帽子低低地拿在手里，优雅地低下了头。卡特丽娜面对他，也毫不示弱，和和气气地弯下了腰。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英雄与女杰的相会，当时，切萨雷24岁，卡特丽娜36岁。

“夫人，”切萨雷开始说道，“您应该知道所谓国家命运是一种如何善变的东西。我听说您在罗马的时候对历史非常有兴趣。现在，正是使用这些知识的时候了。在此，我不会解释我的目的与现在的形势，因为想必您是完全清楚的。我只是希望表示我对您的尊敬，请您了解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令您不幸与悲伤的想法。

“我会向教皇请求，保证您及令郎们受到良好的待遇。您可以搬到罗马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您喜欢的地方。我自己打算成为这一约定的保证人。如此，您与跟随您的很多人都将避免可能遭遇的灾难，避免这场腥风血雨。以前您是全意大利著名的英勇之女、贤明之女，但您是否知道现在的您被称为鲁莽而疯狂的女人？夫人，请听取我的请求，考虑开城投降吧。”

卡特丽娜站在城塞上听着，面不改色地说道：

“公爵阁下，运气是帮助勇士而抛弃懦夫的。身为不知恐惧为何物的男人的女儿，不论遭遇怎样的不幸，我都决然地准备将这不幸的轨迹一直画到我人生的终点。我也知道，国家命运是怎样一种容易改变的东西。但是，我认为玷污作为我的心灵支柱即我祖先的名字，则是非常可耻的。您说，您不想告诉我您内心的目的，那是因为您并不想听我对那个目的做出的回复吧。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仍然怀有善意的心情。但是，我不能相信刚才以您的名义或是以教皇圣座的名义做出的那个承诺。您是否知道，世间认为波吉亚的话没有多少价值，对于为了儿子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的教皇又是多么不信任吗？正如您对我所做的行为一样，人们并不认为篡夺本国国主的地位是正当的。我具有守卫自己的力量，而您也不是没有进攻力的将军吧。至此，我决意以捍卫斯福尔扎家族的声名来回答您的善意，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卡特丽娜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再次向切萨雷亲切地弯了下腰，便从城墙上消失了。

二人的会面，后来还有过两次，但结果都与第一次一样。特别是第三回合，对着卡特丽娜热情演说的切萨雷身边落下了一颗按照她的命令发射的警告炮弹。切萨雷再也不能维持他那优雅的骑士风度，急急忙忙地逃回城中。

就在这几次会面之间，阴云密布，好似要下雪的弗利也迎来了新年。尤其那一年是1500年，新年的狂欢比起其他年份都要盛大。广场上到处生起了火，在那周围陈列的桌子上，市民们将准备好的美酒佳肴摆得满满的。围攻的士兵们大吃大喝，特别是那帮酩酊大醉的法国士兵还在桌子上与妓女们跳起舞来。

可是，在法国士兵们尚未从宿醉中醒来的第二天清晨，对着城塞的炮击便开始了。在那之前虽然也曾经炮击过数次，但正式攻击此时才开始。城塞的周围到处安置了炮台，军马四处奔跑；足有一个人张开双臂那么宽的巨大弓箭，发出嗖嗖的声响，朝着城塞之上的守军射去。

围攻已达半月。外部的城墙渐渐被攻破了。但是，被四座塔包围的城塞安然如故。不仅如此，从城塞向包围军发射的炮击常常命中。这是因为树木都被砍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挡城塞的视线。法国士兵开始焦躁起来，毕竟米兰和伊莫拉都轻易地获取了，反而一个女人却让他们感到如此棘手。

可是，卡特丽娜很从容。她将远远围住城池，只会大声吵嚷的包围军当成一帮傻瓜，将炮弹打进他们的正中。当时的炮弹不像现在的炮弹里面填满了炸药，一碰就会爆炸，而是用炸药将普通的铁蛋——那个东西价格也很昂贵，或者普通的石蛋发射出去。所以仅仅是依靠发射出的力量来进行破坏的。现在，弗利的美术馆还保留着很多直径约30厘米的大炮弹和直径约10厘米的小炮弹。就算城墙被很多这样的炮弹击中，也只有那块地方会被打坏。卡特丽娜打进敌阵的炮弹也是这种。而且，她做了一个举动，更是把他们当成傻瓜耍。

那天，包围军们看到从城塞里飞出的炮弹，都大吃一惊，因为在石蛋的表面上用黑笔写了这么一句话：

“请慢慢发射大炮，否则你们的睾丸将被撕碎哟。”

当时的年代记里这么记录着：敌兵目瞪口呆，很久都说不出话来。

就连当时留下了最为精准的日记的威尼斯人马林·萨努多也赞赏了卡特丽娜从容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但似乎就连他也有点儿难为情，在写到“coglioni”（睾丸）时用“c”代替。因为“coglioni”在用来指代那个地方的词语中也是最下流的俗语。可是，这并不能将卡特丽娜看成一个特别下流的女人。以当时的风潮来看，这个词语不是下流的，而被认为是大胆的。这一点看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萨努多之外的年代记的作者们没有一个写成“c”的，而留下了“coglioni”。可是，作为一个女人说的话，还是有点儿大胆过头了。

10天过去了。城塞没有显露出一丝沦陷的迹象。法国士兵们的焦躁现在变成了对切萨雷的不满，且日益高涨起来。他们已经不再出城参加攻击了，切萨雷却也放任不管。

1月12日的早上，切萨雷向弗利的全体市民下令，收集尽可能多的木柴。瞬间，木柴堆成了一座山。他命令排列10座大炮，面对山那边的城塞同时并连续发射炮弹。在这样的掩护射击之下，士兵们将收集而来的木柴捆堆积于蓄满水的护城河中，一直堆到接近水面。随后，那天早上从拉文纳驰来的两艘船刚刚抵达弗利，就搁浅于木柴捆造成的浅水中。跨过护城河的渡桥造好了。之后，就只需等待在接连不断的大炮的集中炮攻下，连接这座匆忙赶造出来的渡桥的城墙倒塌了。这是一场2000守军与1.5万进攻者的战役，意味着胜败已分。

那天是周日。做好这些准备返回城里的切萨雷，在午餐席上称赞了同座的队长们的功劳，然后说道：

“看着吧，星期二，卡特丽娜就将在我的手里了。”

“为时过早。”法国队长回道。

“那么，我赌300达克特。”

“好！我也赌300达克特。”

其他队长们也都一致附和。

切萨雷只微微笑了一下。在此，切萨雷想要一决胜负的心理战获得了圆满成功。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总司令官的话通过队长们的嘴巴瞬间传遍了军中。在城里玩乐的法国士兵们也纷纷加入攻击队，高昂的气氛充斥于全军。

在炮火的集中攻击下，山那边的城墙上出现了两个缺口。城塞中的守卫兵们想要加固那两个缺口，却因为无数的炮弹与箭而无法靠近。沙尘笼罩了周围一片地带，在它的掩护之下，进攻者先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而后就形成了多人群体，渡过了用木柴捆搭成的桥，成功地侵入城塞。从包围之日算起，这是第二十五天。

一个女人

“冤枉啊，冤枉！不是我！”4月的一天，从梵蒂冈内的一个房间里传来了卡特丽娜的喊叫声，站在门外都能听得到。切萨雷也在那个房间里，还传唤了三个弗利的证人，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亲自审问卡特丽娜，因为卡特丽娜成了指使这三人去毒杀教皇的嫌疑人。

事情要追溯到上一年11月。每天，卡特丽娜都在弗利拼命地推进对切萨雷的防卫战的准备工作。那个时候，罗马的圣天使堡的牢狱中新关进了三个弗利囚犯。

其中一个名叫巴提斯特·德·梅道拉的，自称持有他的主人卡特丽娜伯爵夫人写给教皇的信函。信的内容是伯爵夫人向教皇恳求和平解决战争。

可是，仅就这个信函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可这封信被密封于一个夸张的信封里，而且上面还用红色的毛线布包了起来，这令人觉得奇怪。根据被捕的德·梅道拉的陈述，这封信的由来及传递是这样的：卡特丽娜把写好的信放在一个死于鼠疫的人的胸前，放了很长时间，浸透了毒。当教皇伸手取信阅读的时候，毒就会传染到全身而病倒。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死去。他说，伯爵夫人严命他亲自交到教皇的手中。这个夸张的封装是为了不让送信人中毒而做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么，失去了教皇这一后盾的切萨雷势必没落，卡特丽娜也就能保全自己国家的安泰了。

当德·梅道拉带着这封信抵达罗马时，遇到了旧友克里斯特弗洛·巴拉托罗内。这个男人以前曾是里亚里奥家的家臣，在吉罗拉莫死后，因为冒犯了卡特丽娜的情人雅各布而逃到了罗马，但他一直很希望再次回到弗利。他想做点儿什么来获得伯爵夫人的认可，从而再次加入臣子之列。所以，他想着若是对德·梅道拉的事情能够助一臂之力的话，这将成为他复职的绝好机会。德·梅道拉也出于旧友的关系而信任了这个男人，两个人一起前往梵蒂冈，请求拜谒教皇。

可是，侍从传话说要他们明天再来一趟，于是他俩当天便回去了。但巴拉托罗内对这件大事兴奋极了，对弟弟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个弟弟不巧正是教皇的护卫兵，而且胆小的他当夜值班的时候表现得很不安。经队长一询问，他就全盘托出了。这三个弗利人立刻被逮捕，当即被投入圣天使堡监狱，受到了严刑拷打。

毒杀教皇的阴谋仅仅作为阴谋，也是胆大包天至极的，何况谋杀者是那个与教皇的外甥结婚，见识了教皇在位时其近亲的权势，而后在教皇去世时又切身体会到他们悲惨没落的卡特丽娜。可以推测，她因为担心切萨雷对自己的威胁，所以想通过成功谋杀其父亚历山大六世教皇而摆脱危险。

当时的教皇就如同现世之神，可不像今日这般不把教皇看成一个非常神圣的存在。11月末的时候，在教皇给佛罗伦萨共和国发去的信函中，将卡特丽娜写成“那个制造不幸的女人”“斯福尔扎的蛇是恶魔的手指尖儿”。

教皇刚开始时打算处死卡特丽娜，但后来又改了主意，对切萨雷下令将她抓捕并带回罗马。当时的历史学者、年代记的作者们都留下了字句：“夫人策划了毒杀教皇。”（马基雅维利、威尼斯大使书简、布尔卡特）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么它可能会被保罗·焦维奥赞美成“最完美的阴谋”。

可是，这里面并非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第一，作为毒杀的手段来说，这过于幼稚，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而且，携带信函的德·梅道拉在弗利宫廷里只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臣子，不能让人相信卡特丽娜会将此等大事交付于他。

第二，从事情败露到卡特丽娜被押送至罗马之间大约过了一个半月。可以理解，这是为了掩盖发现了阴谋。但是在那之后，又过了三个月，依旧没有公开；而且，卡特丽娜在那期间获得了客人般的待遇，被安置于梵蒂冈内的贝尔维德宫，到了4月下旬才突然开始审判。通过这些情况，也让人怀疑这可能是波吉亚家族一手“捏造”的谋杀案。在梵蒂冈的古文书库内，至今没有发现一个关于这一阴谋的教廷文件。对于毒杀教皇的阴谋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竟然没有留下一个文件，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

此外，连教皇亲自出马进行审问的审判，最后也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据说将错就错的卡特丽娜采用了大声暴露该事件的战术，波吉亚一方才终止了持续审问。

可是，真相就像萨努多带有几分嘲弄语气写的那样，对于亚历山大六世来说，卡特丽娜虽然是一个女人，却危险至极。她拥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表亲；她在枢机主教中有三个有势力的亲戚：斯福尔扎、罗韦尔、里亚里奥；她因为第三任丈夫的关系，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有深厚的渊源。亚历山大六世似乎很担心将卡特丽娜释放自由后，她可能会与他们呼应，采取报复行动。

特别是卡特丽娜作为法国国王的臣子，将适用于法国的法律——不能在战场上将女人捕获为俘虏，这样的她是以托付于波吉亚教皇的形式被带到罗马的。在形式上，她不是教皇与切萨雷的俘虏。

对于这样的她，不能像对待昔日法恩扎的国主曼弗雷迪（Manfredi）一样，简单地杀死再投入台伯河就解决了。可是，也不能永远将她安置于贝尔维德宫。根据曼托瓦大使的通信，虽说是俘虏之身，但卡特丽娜挥金如土。而且，按照亚历山大六世方面的说法，她还曾经试图逃跑。要找一个尽可能价廉且能长期安置的场所，在罗马除了圣天使堡外别无其他。但是，要进入这个地方，就必须有相当合理的理由。当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制造这个理由才演出了一场毒杀教皇嫌疑的审判。他们都在嘲笑亚历山大六世居然如此害怕一个女人。

无论怎样，都不能在她没落之后将其处决，但若给她自由又十分危险，最终只能将她软禁起来——卡特丽娜的入狱完全证明她是怎样一个大人物。譬如，卡特丽娜的丈夫里亚里奥伯爵是西斯都四世的外甥，弗朗切斯凯特是英诺森八世的儿子，但他们没落后竟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受到与他们相反待遇的就只有这位卡特丽娜，还有后来的切萨雷·波吉亚。

5月25日的夜里，仆人们看到在切萨雷的来访之后，伯爵夫人坐在椅子里放声大哭。接着，在次日的半夜时分，卡特丽娜被悄悄地从贝尔维德宫转移至圣天使堡，只允许她携带从弗利带来的两个女官同行。

从那时起，她大约在圣天使堡待了一年，其间情形不为人知。只有从曼托瓦大使写给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的信件中提到她的一部分内容，从她那两个待在佛罗伦萨的儿子写给母亲的信件中才能稍微了解到一些。

传说被投入圣天使堡的人中没有一个生还者。不难想象，监禁于这座城塞中的卡特丽娜尝到了何等绝望的滋味。连最初在信中写道“夫人的坚强意志力强大得简直如同恶魔一般”的曼托瓦大使，在不久之后对她的印象都变成“深陷苦闷之中的夫人，看起来好像生病了”。具有崇高的自豪感的人一旦沦落为屈辱之身，则因其自豪感而愈发感到苦闷。卡特丽娜也不例外。

让被捕的卡特丽娜痛苦的虽然是其屈辱的处境，但令其悲伤的却是两个年长的儿子——奥托维阿诺他们两个的薄情。以前，这两个男孩儿获得了比萨主教的席位，但现在，连长子奥托维阿诺都没有挑起国主的责任与气概，结果竟然向被俘的母亲请求尽力帮助他获得枢机主教的红帽子。

此外，母亲获释所需的活动资金，竟说以后再也不会送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耗费自己的财产来帮助母亲。面对这两兄弟的无情，跟随卡特丽娜的司祭弗特纳提气愤不已：“我只能认为是恶魔夺去了他们的感情与记忆。”他是那之后对卡特丽娜最忠诚、最尽心尽意的一个人。

就这样，对于卡特丽娜而言最骄傲也是最悲情的一年——1500年过去了。

1501年6月20日，一个法国骑士骑马来到了梵蒂冈宫殿。他对守卫报上了名字——伊弗·达莱格莱，申请与教皇紧急会面。

在会面时，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作为法国国王的臣子，伯爵夫人应当适用于法国的法律，即不能在战场上俘虏女人。可是现在，伯爵夫人竟然还被监禁于圣天使堡，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法国国王，应当立即释放伯爵夫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已经逼近维泰博的法国军队将有所行动。

伊弗·达莱格莱自弗利攻击战之后，就对勇敢而美丽的卡特丽娜念念不忘。当时，他对切萨雷强行将卡特丽娜带回罗马的意志无情地妥协了。但是这一次，当他在征服那不勒斯的过程中听说了卡特丽娜悲惨的境遇后，就变得焦虑不安起来。

在他强硬的谈判中，教皇首先妥协了。但是，切萨雷一直到最后都强烈反对释放卡特丽娜。尽管如此，已经征服了大半个罗马涅地方的他，在距离实现野心已经很近的时候，也不能割裂自己与最重要的后援者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他也不得不默认释放卡特丽娜。

不过，波吉亚一方提出了条件。首先，在枢机主教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决议，卡特丽娜必须放弃对弗利及伊莫拉的主权，并将之转让于切萨雷·波吉亚。卡特丽娜必须在教皇的咨文上亲自签署名字。其次，必须支付2.5万达克特的赎金。在支付其中的2000达克特之时，伯爵夫人才将得以释放。

法国骑士得到了这一结果后，急忙赶往圣天使堡。当他见到已经等候在房间内的伯爵夫人时，看到她并没有什么改变的容颜时才放下了心。但当他听到她开始说话，便为她巨大的变化而刺痛了心。

这位老将已经看不到在一年半前认识的那位意大利最高女杰的痕迹了。虽然她还保留着凛然的贵族女人的气质，却不是曾经被称为“具有男人心灵的女人”那般大胆无畏的女杰，而变成吧嗒吧嗒掉着眼泪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的妩媚女人了。

卡特丽娜答应支付赎金，可是，在放弃弗利主权的咨文上，她怎么也不肯点头。只有回到弗利，她忍受这段屈辱的时光才有意义。

在近旁能够听得见圣彼得罗大教堂晚钟的一个房间里，从高高的小窗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已经黯淡了许多。薄暮笼罩在坐在椅子上的伯爵夫人和跪在一旁继续想要说服她的老将身上。卫兵拿来了烛火。

10天后的一天夜里，几个骑马的士兵悄悄地出了圣天使堡的大门。只见士兵们簇拥着一个骑在马上的女人的身影，那是时隔一年半重获自由之身的卡特丽娜。当一行人开始跨越圣阿格内塞桥时，此前一直勒住马监护他们一行人的一个骑士这才扭转马头离去。11年后的1512年4月，伊弗·达莱格莱与名将加斯东·德·富瓦[41]率领的法国军队一同浴血于拉文纳战场，死在了那里。

获释后的卡特丽娜住进了身份担保人——拉斐尔·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宅邸。得知她被释放的消息，整个罗马都沸腾了。在里亚里奥枢机主教的宅邸门前，常常看得见很多身穿各种颜色服饰的侍从与马夫，他们正在等待宅邸内拜访卡特丽娜的主人们。前来祝贺卡特丽娜获释的大部分都是从前受过西斯都四世厚待的人或者是奥尔西尼一派的人，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只是单纯想要见识一下这个著名女人的来访者。

大约在7月中旬的时候，教皇终于下达命令允许卡特丽娜离开罗马。因为她在1498年时取得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民权，所以此后她将寄身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虽说是寄身，但事实上，她已经完全获得了自由。

数日后，她获得一个消息，称至今依旧对释放卡特丽娜耿耿于怀的切萨雷似乎在她的途中安排了刺客，所以她在半夜里乔装打扮，偷偷地沿台伯河而下，从海路取道佛罗伦萨，离开了罗马。

以前，丈夫乔凡尼·德·美第奇还健在的时候，卡特丽娜曾说过：“我的第二故乡在佛罗伦萨的城墙之中。”现在，她就处于当时从未想到过的境遇中——每天都看着佛罗伦萨的城墙。抵达后不久，她受到了佛罗伦萨市民们的狂热欢迎，可是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与俘虏时代不同的痛苦在等待着她。

远亲兄长洛伦佐·皮埃罗·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私吞了其亡夫的遗产，所以她必须争取为自己与乔凡尼生的孩子也是她最小的儿子乔凡尼留下遗产。为了金钱而产生的亲族间丑陋的内斗，让她越来越筋疲力尽。

接着，她遭遇了更为深刻的亏空。对于央求母亲给予金钱的两个大儿子，1502年7月，卡特丽娜写了封信：“在我的肩膀上有24张嘴巴和5匹马、3头骡子。为了养活他们，我甚至变卖了珠宝。”

可是，翌年，她遭遇到的重大打击，彻底摧毁了一切希望。

1503年8月，教皇波吉亚死了。以前被驱逐的罗马涅地方的诸侯们，纷纷回归到原来的领地。卡特丽娜也赶紧让长子奥托维阿诺带领家臣们急速前往弗利。可是，到达博洛尼亚的奥托维阿诺却折了回来，因为家臣们带来了信息：弗利与伊莫拉，特别是伊莫拉现在对切萨雷十分忠诚，而憎恨卡特丽娜的暴政，所以根本没有欢迎里亚里奥家族再次成为国主的意思。

即便如此，卡特丽娜也没有放弃。她以奥托维阿诺与威尼斯贵族之女结婚的条件，向威尼斯请求军事援助。可是，威尼斯虽然答应了此事，但在实施上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只让她等着。就在这一期间，罗马下达了最终决定。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将罗马涅作为教皇国，对于归属尚未确定的弗利及伊莫拉，也坚决认定由教会直辖。

卡特丽娜做梦也没有想到，对自己及孩子们来说相当于亲戚的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竟然对自己做出如此冷酷的行为。可是，枢机主教会议上下达了经过认可的教皇咨文，那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比任何人都期待这位新教皇即位的卡特丽娜，之前的一切幻想被击得粉碎。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因波吉亚家族的没落而掀起的全意大利的亢奋，也逐渐冷却了下来，剩下的只是既成事实。至于希望以主权者的身份回归弗利的卡特丽娜悲壮的誓愿，也逐渐从人们的口中消失了。

尾声

“敬爱的伯爵夫人，正如我们看到您所写的众多信函那般，在您与我们一同跨越这个充满了困难与危险的时代里，您祈愿能够获得神灵的帮助，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一直都认为，您从神灵那里获得了指导，神灵们给予了您有效的建议与一切美好的灵感……我祈祷您能够永远怀有这颗充满了仁德的心灵。我非常感谢您能够向我征求意见，我也希望派遣一个信徒或者僧侣到您的身边，以帮助实现您的委托。对于您对我的期望，今后我也将向神灵祈祷。”（萨伏那罗拉写给卡特丽娜的信，所署日期为1497年6月18日。）

卡特丽娜在其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在失去了国家和家族一切的时候，第一次听取了这个激情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忠告。从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搬到里卡尔迪宫[42]以后，默默生活的她，周围突然弥漫起宗教的香火。冥想、翻阅宗教书籍、与僧侣或修女们对话，日往夜来，这些看起来就是卡特丽娜晚年主要关心的事情。后世的欧洲历史学家们在评论晚年的她时，认为她最终获得了圣灵的恩宠。虽然她是一个异教性质的文艺复兴的人物，但还是回归到甜美温柔的圣灵之心，结束了一生。

可是，这其实是夸大了。对于卡特丽娜而言，所谓甜美温柔的事情，不是神灵的恩宠，而是金钱、权力与爱情。当失去这三者时，失去将其作为自己的东西的一切可能性时，她才第一次开始靠近神灵。就像很多美丽而幸运的女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将肉体交给了恶魔，而到晚年，当年轻美貌与幸运都枯竭之时，才将剩下的骸骨献给了神灵。

1509年5月29日傍晚，佛罗伦萨城的人们被突然传来的圣洛伦佐教堂的钟声吓了一跳。广场上与路上的人们停下了脚步，他们得知在那一天，那个在9年前曾经一个人面对切萨雷，让整个意大利都为之疯狂的“意大利第一女杰”去世了，享年46岁。

卡特丽娜甚至没有被允许安葬于美第奇家族的墓地，也就是安葬于圣洛伦佐教堂的亡夫旁边。主张为她举行1000次弥撒而奔走的是她晚年唯一的朋友——司祭弗特纳提。

[1] 圣油也称为圣膏油，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30章22——25节，原料主要有香肉桂、菖蒲、桂皮和橄榄油。今已不限定橄榄油，任何植物油皆可。涂圣油是表示“圣灵恩赐的印记”。

[2]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1443——1488），教皇西斯都四世的外甥，伊莫拉君主（在位时间：1473——1488）。

[3] 肖像写真店，是一种使用于明星肖像的照片、印画纸。

[4] 卡特丽娜虽然主持国政12年，但并不受百姓的爱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虽然治国时间短，但拥有很高的声誉。

[5] 乔凡尼·德勒·邦德·内雷（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1498——1526），意大利的雇佣兵队长，美第奇家族中的一人。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一世的父亲，本名乔凡尼·德·美第奇。因在意大利战役中勇敢地抵抗查理五世的皇帝军队，后来被赞为“文艺复兴最后的雇佣兵队长”。利奥十世去世时，为表哀悼之意，他佩戴了黑带，所以被称为邦德·内雷。他的军队全部戴着黑色的绸带，枪上也绑了黑色的枪旗，因而他被称为黑队长。1526年，他在战役中患败血症去世。半年后发生罗马掠夺时，人们都感叹说，如果他还活着，就不至于变成这样了。

[6] 萨拉逊（Saracen），中世纪时在欧洲世界中指代伊斯兰教徒的语言。

[7]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8月24日，法国的天主教大量杀害基督教徒的事件。

[8] 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的母后。

[9] 穆佐·阿滕多洛（Muzzo Attendolo，1369——1424），15——16世纪统治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国的斯福尔扎家族的始祖。他作为那不勒斯公国的雇佣兵队长建立了功勋，获得了“斯福尔扎征服者”的称号。

[10] 米兰城之塔，指米兰公国的要塞——斯福尔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

[11] 玛丽亚·迪·萨沃亚（Maria di Savoia，1411——1469），据说她深居于为她建造的城堡中，仆人都是女性。因为丈夫握过她的手，所以她都不洗手，以表示对丈夫的爱。

[12] 萨沃亚公爵家，欧洲贵族之一，开拓了萨沃亚，获得王号，成为撒丁岛国王，最终成为意大利的王室。1003年被封为萨沃亚伯爵，1416年升级为萨沃亚公爵家族。

[13] 博纳·迪·萨沃亚（1449——1503），萨沃亚家的王族女儿，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第二任妻子。1476——1480年，她担任未成年的儿子的摄政。

[14] 帕齐阴谋，1478年，佛罗伦萨的帕齐家准备暗杀其对手、美第奇家族的领主洛伦佐·美第奇。阴谋于1478年4月26日，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弥撒仪式上实施。美第奇兄弟遭到了袭击，弟弟朱利亚诺被杀害，哥哥洛伦佐负伤逃脱。暗杀者帕齐家的领主等近100人被处以极刑。与帕齐家族交好的教皇西斯都四世被激怒，攻破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王国同盟宣战（帕齐战争）。洛伦佐直面危机，亲自与那不勒斯国王会见，因此感动了那不勒斯国王，成功缔结和平。

[15] 科拉·蒙塔诺（Cola Montano，15世纪上半叶——1482），人文主义教师，鼓吹罗马共和政体的理念与杀害暴君。

[16] 马库斯·尤里乌斯·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前42），罗马共和政体末期的政治家、军人。

[17] 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公元前87？——前42），罗马共和政体末期的政治家、军人。

[18] 乔凡尼·安德烈亚·兰普尼亚尼（Giovanni Andrea Lampugnani，？——1476），米兰贵族，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兰普尼亚尼家族在米兰的地位很高，乔凡尼担任了数项公职，是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的近臣。乔凡尼兄弟从地方的大修道院借贷了肥沃的土地。但是，在大修道院院长去世后，继承者认为土地的借贷无效，强行命令其退出。兰普尼亚尼家族向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说明了情况，但政府没有介入此事。

[19] 卡洛·维斯孔蒂（Carlo Visconti，？——1477），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对凌辱了妹妹的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心怀不满。

[20] 吉罗拉罗·奥尔贾蒂（Girolamo Olgiati，1453——1477），米兰公国的政府官吏，米兰公爵暗杀者之一。他的暗杀动机：他在阴谋者之中属于激进派。与其他人不同，他并没有对米兰公爵有怀恨之念。他告白说，是老师蒙塔诺教育民众奋起，为自由政体而杀害暴君。

[21] 圣斯特凡诺是《圣经·新约》中的人物，犹太人基督教徒（36年左右去世）。他是基督教第一个殉教者，即为了信仰而牺牲了生命。他的纪念日有8月3日及12月26日。

[22] “弗朗切斯科派”，13世纪时意大利兴起的天主教修道会的总称，广义上由“第一会”（男子修道会）、“第二会”（女子修道会）、“第三会”（在俗会）组成，现在其活动遍及全世界。

[23] 波波洛圣母马利亚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 Popolo），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文艺复兴初期式样的教堂，拥有波波洛广场，与波波洛门相连。教堂内有著名的切拉西礼拜堂（Capella Cerasi）以及贝尼尼和卡拉瓦乔的珍贵作品，是罗马馆藏艺术品最丰富的教堂之一。

[24]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欧洲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他画的圣母子像非常出名。受尼德兰肖像画的影响，波提切利又是意大利肖像画的先驱者。

[25] 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1449——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15世纪下半叶活跃于佛罗伦萨，以宗教画为主。

[26] 弗拉·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1406——1469），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期的画家，15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的代表画家。

[27] 梅洛佐·达·福尔利（Melozzo da Forlì，1438？——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画风接近翁布里亚画派。他是第一个成功实现缩短远近法的人，是15世纪杰出的壁画画家，也是弗利画派最重要的人物。

[28] 彼得罗·里亚里奥（Pietro Riario，1446——1474），由西斯都四世任命枢机主教（在位时间：1471——1474），佛罗伦萨大主教（在位时间：1471——1474）。

[29] 拉斐尔·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1461——1521），由西斯都四世任命为枢机主教，比萨大主教（在位时间：1479——1499）。

[30] 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位于意大利的中东部马尔凯大区的安科纳，是面临亚得里亚海的疗养地，6世纪时发展成为拉文纳五大城市之一，进行东方贸易。

[31] 法恩扎（Faenz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州，中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著名的陶器生产地，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了锡釉陶器烧制技术，为欧洲的陶艺做出了重要贡献。

[32] 齐伯即英诺森，因其本名为乔凡尼·巴蒂斯塔·齐伯（Giovanni Battista Cibo）。

[33] 切塞纳（Cesen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州。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因马拉泰斯塔家族而繁荣起来，开设了欧洲最古老的市民图书馆马拉泰斯塔图书馆。18世纪至19世纪，这里出了三位教皇。

[34] 奥托维阿诺·里亚里奥（Ottaviano Riario，1479——1533），伊莫拉与弗利的君主（在位时间：1488——1499）。

[35] 切尔维亚（Cervia），位于意大利共和国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拉文纳，深受威尼斯的影响。1274年起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盐贸易。

[36] 圣贝尔纳多教堂（Chiesa di San Bernardo），位于可以俯瞰佛罗伦萨市内的菲耶索莱与塞提涅亚诺山丘上。该教堂于15世纪时建造，与旧修道院相连，是一座由当地居民建造的巨大花岗岩式建筑，教堂的音响效果奇妙无比。

[37] 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意大利矫饰主义时期（文艺复兴后期）的画家、建筑家。

[38] 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ucato di Toscana），16世纪至19世纪北意大利的国家，托斯卡纳大区的前身。

[39] 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1630——1685），王政复古期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的国王（在位时间：1660——1685）。

[40] 阿维尼翁俘虏时代指基督教的天主教、罗马教皇之座，从罗马移至阿维尼翁的时期（1309——1377年）、阿维尼翁教皇（Avignon Papacy）时代。

[41] 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1489——1512），内穆尔公爵（duc de Nemours，1507——1512）。从母亲一方来说，他相当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外甥，1511年被任命为米兰总督。

[42] 里卡尔迪宫（Palazzo Medici-Riccardi），原美第奇宫殿，1444年由米开朗琪罗设计建造。美第奇家族移居皮蒂宫殿后，此处便归里卡尔迪家族所有。

第四章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Prima veneziani, poi cristiani.”

（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

提香画，收藏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1]

[1] 乌菲齐美术馆（Galleria degli Uffizi），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以收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闻名的美术馆。它1591年向公众开放，是欧洲最古老的近代美术馆之一，1982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佛罗伦萨历史区域的一部分。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家谱

水上之都

1468年7月30日早上，卡泰丽娜被一反常态的乳母的惊叫声吵醒了。自从一个月前为婚礼做准备，她从帕多瓦的修女院被唤回威尼斯父亲的宅邸以来，还没有这么早被叫起过。好像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宅邸中慌乱的动静都传到了她面向运河的房间。

卡泰丽娜这才想起，今天是她的婚礼日。

母亲菲奥伦扎[1]进了房间。母亲与乳母好像都受到了惊吓。看着母亲进进出出，朝拿着服装与头饰进来的仆人下了无数次命令，刚满14岁的卡泰丽娜再也隐藏不住她的惊讶了。尽管如此，她还是顺从地让仆人给她化好妆，站好。她伸开两臂，一动也不动地让仆人们给她穿好衣服。在内衣的外面勒紧铁制的紧身胸衣时，她也很娴静，但在穿厚重的大马士革产的白色衣服，连乳母也不得不过来帮忙摆弄这夸张的服装时，她再也憋不住嗤嗤地笑出声来。就在衣服从头上套下去的瞬间，柔和的光芒穿透了眼前落下的厚厚绸布，让人闻到了一股上等丝绸特有的甜美芬芳。卡泰丽娜心中那颗总是非常快乐的少女心，感受到了这一切的骚动都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自豪感，这让她笑个不停。给她梳着头的乳母不知是不是因为激动的原因，将梳子卡在了头发上。她那慌慌张张的滑稽样子令卡泰丽娜又咯咯地大笑起来。

等到珍珠头饰佩戴好，梳妆打扮终于完成时，已出嫁的三个姐姐也进到房间内。母亲、姐姐们还有乳母跟仆人们围着完成新娘装的卡泰丽娜，一起发出华贵矫饰的声音，称赞她的美丽。当乳母不无骄傲地说“真像一位女王啊！”，嫁给了威尼斯一流贵族丹多洛家[2]、本多拉明家[3]和卡佩洛家[4]的姐姐们也都羡慕不已地附和着，祝福妹妹幸运地嫁给塞浦路斯国王。

在仆人与姐姐们的簇拥下，卡泰丽娜由母亲牵着手，来到了大厅。只见在那里等待她的父亲马克身穿白貂裘皮[5]镶边的长款威尼斯贵族礼服，弟弟乔治身为家中嫡子，也披着少年人的短款斗篷，站在父亲的旁边。作为走遍地中海的巨商，常年在海上经受锻炼的这个一家之主——马克·科尔纳罗健壮的身躯里此时充满了喜悦。按照威尼斯贵族的传统，他在此迎接女儿。常年生活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的威尼斯商人，为了能够在船上传递消息，养成了特有的拉长了尾音的口音，此时这个声音便将萦绕于她身边。“科尔纳罗家可是出过元首的门第，而你母亲的娘家拿骚[6]贵族也是与东罗马帝国[7]颇有渊源的家族。嫁到塞浦路斯王室的你，还接受了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养女的名誉，这样的身份是绝对不会有损于女王的称谓的，不要有任何顾虑地去吧。”父亲的这番话，唤起了卡泰丽娜心中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28岁年轻俊美的塞浦路斯国王，对那个有着丈夫等候她的遥远的东方国家塞浦路斯淡淡的仰慕之情。

1500年左右的地中海周边

正在那时，一个跑进大厅的侍从更让沉浸于幻想中的她欣喜不已。侍从兴奋地说，威尼斯城简直就同“仙萨”[8]一般热闹。紧接着，管家恭恭敬敬地报告：“总督阁下的御用船只刚刚抵达了。”

出发的时刻到了。这艘由总督派来的御用船停靠在科尔纳罗家大门的石阶上，载着威尼斯贵族中门第最好，长得也最漂亮的40个贵妇人，她们将与卡泰丽娜一同前往举行婚礼的总督府[9]。正值早上退潮时分，运河的水位很浅，大理石的石阶下露出了绿色的苔藓。卡泰丽娜由乳母牵着手，慢慢地朝船走去。船身雕刻精致，涂成金色；船内及房檐用绯红色的毛毡装饰；船头飘扬着绣有圣马可狮子图案的威尼斯共和国旗帜。卡泰丽娜白色而弱小的身姿，就站在这艘御用船的中央。这时，御用船左右两侧的桨手们一齐将橹投入水中，一排金色的橹整整齐齐地将深绿色的水划了开来。

就像点了信号似的，在御用船的周围装饰得五颜六色的贡多拉队伍也缓缓地开始在水上滑行起来。这支行驶在水面上的新娘队列不久就航行至大运河[10]，此处可以看到左边的里亚尔托桥[11]，然后向右拐弯，沿着大运河下游向河口的圣马可码头前进。为了庆祝共和国的女儿卡泰丽娜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婚礼，大运河两岸的大宅邸那些威尼斯独特式样的美丽窗口，都用垂下来的豪华挂毯华丽地装饰着。人们为了一睹华丽船队的主角卡泰丽娜的身姿，将两岸宅邸的窗口都挤得满满的。深绿色的水面上静静地驶过金色与绯红色的御用船，载着装扮美丽的贵妇人们。好似从旁照应一般，御用船前后左右都跟随着贡多拉船队，简直就像一张绚烂豪华的大型地毯覆盖在大运河的水面之上，慢慢地随波流去。

文艺复兴的时代对威尼斯共和国而言，是一个在财富及权势上比大国西班牙、法国更占据优势的时代，尽管它只是一个都市国家。当然，它与其他意大利诸国如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廷、米兰公国不能相提并论。通过统治东地中海，从10世纪左右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财富，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的手中之后，渐渐暗淡了荣光。即便如此，威尼斯也足以被美化成当时世界的宝石盒。更恰当一点儿说，15世纪是长年积攒起来的财富开始向外吐出的时期。在这个水上都市，排桨船与帆船上飘扬着绯红色旗帜，上面用金线刺绣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徽章圣马可狮子，满载着财富与力量，渐次到达又继续扬帆出航，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驶去，那里是当时被称为“东方”的莱万特海（东地中海）。当时，里亚尔托桥还不是用石头建造的，是用木头建造的；今天没有一个人会怀疑的纯黑色的贡多拉，当时也是用金色或银色、象牙色的丝绸及刺绣装饰的，就是那样一个盛大华丽的时代。我们今天看到的贡多拉之所以用纯黑色统一起来，是出于威尼斯共和国在1584年提出的一个通告。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在土耳其帝国崛起之后不得不退出地中海统治权，因而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黑色贡多拉也许是“文艺复兴时代之花”威尼斯缓慢衰退的先兆。

突然，从圣马可钟楼传来了清澈的钟声，久久回荡于广场上空。这是通告婚礼的队伍现在正出了大运河的河口，将要抵达码头。百姓都想一睹为快，从总督府的玫瑰色墙壁外奔向码头。出了大运河，水上婚礼队伍在海洋上铺开了一面华丽的地毯般的船队，向着码头缓缓地从左面绕过去。那时，总督府的柱廊里排列着的奏乐队一齐吹响了号角。码头左右列坐的是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分别身穿代表各自官职的礼服。圣马可教堂[12]的行政长官、红色长外衣的十人委员会[13]的委员们、身穿带有黑色天鹅绒领子的长外衣的元老院议员队列，还有身穿紫色长外衣的政府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这些神态庄严地列坐的高官面前，14岁的卡泰丽娜身穿白色衣服，按照当时的新娘习惯将长长的金发披散于后背，走了下来。在响彻的庆祝钟声中，她在队伍的簇拥下朝总督府大门行进。在穿过了卡尔门[14]的镀金大门时，一群白衣少女唱着歌欢迎新娘。队伍从她们中间穿过，她进门登上台阶。

当新娘进入大会议场[15]时，早已等候多时的人群中响起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在壁画及天花板装饰的大会议场中，人头攒动，年代记中称人数多得几乎将大门都挤坏了。人群让开一条通道，新娘从中穿过走上台阶，元首就在正对面安坐着。然后，元首赐予她一张自己右前方的椅子。作为卡泰丽娜丈夫塞浦路斯国王的代理人，婚礼那天从遥远的塞浦路斯被派遣至威尼斯的特使密斯特希尔，已安坐于她的对面，也就是元首的左侧。总督克里斯托福·莫罗[16]一身正装：披着用金线刺绣的披风，戴着被称为“号角”的总督礼帽。政府的高官们列坐于总督的背后。

会场终于安静了下来。莫罗总督向大使递去一枚金戒指。大使作为新郎代理人，恭恭敬敬地将它戴在了卡泰丽娜的手指上。礼毕。

可是，卡泰丽娜并非就此出发去塞浦路斯岛的丈夫身边。因为塞浦路斯国王雅克[17]不久将要前来迎接她，所以她暂且返回父亲的宅邸。之后，为国王随时可能迎接她的那一天，在威尼斯利多[18]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等待着。可是，那一天迟迟不来，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背后活跃着威尼斯与塞浦路斯在地中海上的政治谋略。位于利多高地上的圣尼科洛修女院的窗口背靠威尼斯城，面向亚得里亚海，所以是最先看到船只结束地中海航海后开往威尼斯的地方。卡泰丽娜在此等待着由亚得里亚海北上而来，插着淡蓝色与银色的塞浦路斯王室旗帜的船只，一边被修女们称为“王后陛下”，一边虚度着不认识国王的日子。这种不安与焦虑的只是等待的日子，结果竟过了漫长的4年。当乳母注意到主人不再像从前一样欢笑的时候，卡泰丽娜已经到了18岁。这个年纪在当时，只要是良家女儿，就没有一个不嫁作人妻的。

塞浦路斯岛的历史

在地中海的东面，几乎与中近东国家接壤的地方中有一个塞浦路斯岛。在地中海，它是继西西里岛[19]、撒丁岛[20]之后的第三大岛。白色的地表上趴着橄榄树林，深邃的绿色峡谷，空气中溢出丰盈的阳光。岛的周围环绕着碧蓝色的大海与击打岩壁四溅的白色浪花。古希腊人将这座美丽的岛屿视为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21]的诞生地。

如果有哪位读者想要通过比较近期的书籍正确了解塞浦路斯历史的话，我想您只要阅读乔治·希尔的《塞浦路斯岛的历史》[22]这本书就足够了。这本书撰写了塞浦路斯自创建至1571年的历史，即塞浦路斯从威尼斯的手中到最后沦为土耳其殖民地那年止。

可是，在此我并不想像希尔的书那样做精准的学术性的历史叙述。我想选用的是威尼斯历史学家马利皮埃罗的书，尽管他有一点儿历史事实叙述的错误，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性。因为这本用威尼斯方言记载的年代记作者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与这一章的女主角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是同时代的人物。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作为元老院议员，同时还担任了海军要职，理应精通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最后，在他那部至今都被认可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年代记》（Annals）中所体现出来的他那冷静而严峻的观点，可以视为当时富有教养的威尼斯人的典范。根据这些理由，我想马利皮埃罗的书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角之一的威尼斯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东方的。

《年代记》——第三部“关于塞浦路斯”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

“我觉得在此叙述从前的人所写的基督诞生之前的塞浦路斯岛王国的历史有点儿多余……所以，我决定只写在古代人所写的东西中看不到的却被人们记忆，留下来的东西。

“塞浦路斯岛将信仰改变成基督教的事情，根据古代的记录，那是通过手持圣马太[23]抄写的《圣经》的圣巴拿巴使徒[24]的传教。此后，过去了很多年，该岛连续17年深受大旱之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之后漫长的36年中，该岛成了无人岛。

“在君士坦丁大帝[25]的时代，大帝的母后海伦娜[26]在耶路撒冷发现了我们神圣守护者（基督）的神圣十字架，她在归途中路过塞浦路斯岛马佐特地方的巴西罗伯特莫，在那里的奥林匹斯山[27]上建造起教堂。那座山现在也还被称为‘十字架山’（Monte della Croce）。母后将这座教堂中的神圣十字架的木头收起了一片。从那时起，下起了雨。于是，离开岛屿的人们都回来了，接着，其他人也回到了岛上。可是，海盗带来了灾难，于是人们跑到君士坦丁大帝那里，请求他派给他们一个能够保护岛屿的统治者。皇帝赐予了一个贵族公爵的地位，派遣他与很多‘斯特拉迪奥提’（即希腊骑士）一同来到岛上。他们的家族也跟随着来到此地。为了维持这些‘斯特拉迪奥提’，向岛民征收租税……从这时起，塞浦路斯在公爵及其家族、东罗马帝国皇帝之下被统治了880年。这一统治一直延续到1190年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德[28]来到岛上为止。英国国王本来是前往援助耶路撒冷国王古易顿的，可是，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所以理查德国王决定攻击塞浦路斯的统治者伊萨克。[29]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伊萨克曾经抓住了王后与国王的妹妹，意图侮辱她们。国王从利马索尔[30]港口上岸，在这里与伊萨克进行了战斗。战胜的“狮心王”理查德从此成为塞浦路斯的统治者，可是，他立刻将岛屿卖给了圣殿骑士团。骑士团一开始的时候统治还算顺利，但最后却以惨淡收尾。

“当时骑士团非常辛苦地统治了岛屿约一年，最后因为与塞浦路斯的岛民发生了争执而被杀死了大部分，流血事件还波及了岛民。无奈之下，骑士团放弃了统治，离开了岛屿。他们将岛屿以10万达克特卖给了吕西尼昂家族的居伊[31]，因为居伊在这之前刚刚失去了耶路撒冷的领地。从他开始，塞浦路斯王国诞生了第一位拉丁人统治者。他将自己的宫廷与耶路撒冷众多的拉丁人贵族一起移居此地。在这之后，他又活了三年。在他死后，1194年由弟弟阿尔梅里克继承了王位。阿尔梅里克是一个相当威严的男人，在这个男人的统治下，岛屿的情况转好……他向教廷申请，认可从此以后的塞浦路斯将成为一个王国，其统治者为国王。这一申请得到了批准，他戴上了王冠。过了不久，他迎娶了拥有耶路撒冷女王称号的伊莎贝拉作为王后，由此他也获得了耶路撒冷的王号。他是第二个拉丁人统治者，第一个拉丁人国王，统治了15年。在他死后，由儿子乌格继承王位并承袭了耶路撒冷的王号，又统治了13年。其后，乌格的儿子恩里克继承了王位，但他14岁就死了，没有留下继承人，所以母亲的表兄安提阿[32]的贵公子乌格来到塞浦路斯，当了国王……（1285——1361，延续了三个国王的统治。）

“接着，他的儿子、绰号为‘valente’（葡萄牙语，意为“勇敢的”）皮埃罗当上了国王。在他统治的时代，塞浦路斯很繁荣，法马古斯塔[33]港口居住了众多人口，城市变得漂亮起来。塞浦路斯开始了大买卖，与叙利亚也开始了贸易。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一个居住于法马古斯塔的叙利亚人通过贝鲁特航线的商业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收益的一部分在法马古斯塔建造了圣皮埃罗·保罗教堂。这个教堂被认为是最美丽的教堂，至今依旧用作野燕麦（Avena fatua）的仓库，但不知他是出于何种善心而建造的。这个皮埃罗国王针对不信任他的人组建了一个军队，很快又召集了岛内诸多勇敢的骑士，排桨船、商船等各种船只有100多艘。国王率领他们征服掠夺了亚历山大[34]，又征服掠夺了叙利亚一带靠近海岸的土地以及土耳其的土地。在实施了这么多伟大的事业之后，国王前往罗马。国王在罗马期间，将塞浦路斯的管理交给了洛卡斯伯爵，可是他背叛了国王的信任。国王得知了他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王后艾莱诺拉同谋的事情。国王回到塞浦路斯后召集了贵族审判所，按照国家的法律，对向国王宣誓了忠诚却伤害了其尊严的洛卡斯伯爵问罪。虽然他对自己的所有物——王后已经判处了苦役之刑，但是贵族审判所却判定伯爵无罪，反而将通知了这件事的国王的执事判定为有罪。国王心里非常生气，对塞浦路斯人变得非常残酷，并侮辱了他们及他们的女人。国王派人建造了一所极其残酷的监狱，用于对塞浦路斯人的报复。岛民们不能就这般地顺从暴君，他们策划了阴谋，将国王杀死了……可是，从这时起，塞浦路斯的实力开始衰退了。我想，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贵族审判所下达了不恰当的判决。

排桨船（拉斐尔的素描）

“在国王皮埃罗之后，儿子佩林继承了王位，他统治了11年。母后艾莱诺拉将法马古斯塔港交给了热那亚人，他们在那里榨取了塞浦路斯的巨大财富。她还送给热那亚人用6艘排桨船装着的金银珠宝。可是，根据神的裁判，这些排桨船在航海的途中沉入了大海……就这样，热那亚人大约统治了法马古斯塔90年。与他们作战的皮埃罗国王的弟弟雅克·路金亚诺成了俘虏。

“在他被俘于热那亚期间，佩林国王死了。于是，塞浦路斯的家臣们准备选一个新国王。他们仔细考虑的结果就是将正统的王位继承者雅克从热那亚召回。雅克作为塞浦路斯国王回来的时候，以交付热那亚人法马古斯塔及其周围2莱加（约10公里）为条件。

“这个国王雅克一世大约统治了20年，他完成了与热那亚人战役中几乎被毁尽的岛屿重建。他还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修建了尼科西亚[35]城塞，在城塞中修建了一座宫殿。1399年，他去世了，王位传给了儿子伊亚诺斯。这个国王统治初期还是很好的，可是，后来岛屿遭遇了旱灾、蝗虫灾害、鼠疫之磨难。最后，苏丹挑起了战争。苏丹用大舰队将大批马穆鲁克人[36]送到了塞浦路斯。他们上了岛，在巴西罗伯特莫与国王的军队进行了战斗。国王战败，成了俘虏，1426年被送往开罗。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马穆鲁克人奔走于全岛，在烧毁了一切美丽的东西之后才离开。国王必须支付赎金，除了一次性支付的数十万达克特之外，每年还要交付地租，这个地租一直延续至今日。国王终于回到了岛上，而后，在1432年去世了。王位传给了儿子乔凡尼[37]，他娶了希腊的海莲娜[38]为妻子。这个专制君主的女儿与国王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夏洛特[39]。这个国王的女儿与表哥萨沃亚[40]公爵的儿子贵公子路易[41]结了婚。乔凡尼国王去世的时候，路易公爵当上了国王，那是1460年的事情。可是，乔凡尼国王还有一个庶出的王子（即雅克二世）。这个男人篡夺了路易公爵的王位，之后统治了岛屿12年。他拥有英俊的容貌、强健而高大的身体。虽然从其力量及智慧来说，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但他运气很好，眨眼间就获得了王冠……”

马利皮埃罗的《年代记》第三部“关于塞浦路斯”到这儿才刚刚触及本卷的主题。从妹妹及其丈夫的手中夺取王位并拥有英俊容貌的这个男人，正是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结婚的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年代记》中记述了在这之后年轻而大胆的国王雅克，被夹在大国威尼斯共和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境遇。威尼斯为了维护在地中海的现行制海权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土耳其则为了与这样的威尼斯分庭抗礼而开始了在地中海的可怕行动。雅克二世是如何守护一个小国塞浦路斯的独立的；他死后，作为遗孀的王后卡泰丽娜统治了动荡的15年；在威尼斯巧妙的外交下，塞浦路斯最终被并入威尼斯的过程；被禁止离开岛屿的王后后来的生活……《年代记》就这样一直写到1495年。

“私生子雅克”

“私生子雅克”，这是塞浦路斯的岛民带有亲切感情称呼成为卡泰丽娜丈夫的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二世的绰号。出身于法国波尔托十字军骑士的名门、吕西尼昂家族的他，成了最后的国王。

1458年，乔凡尼国王在指定了下任王位继承人为女儿夏洛特之后死了。夏洛特当时虽然只有16岁，但已经与葡萄牙王子结了婚，丈夫已经去世了。可是，乔凡尼国王还有一个儿子。当时18岁的这个儿子富有年轻人的朝气，大胆而聪明，国王也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但是父王也察觉到他那非同一般的野心，为了避免嫡出的女儿在继承王位时发生纠纷，他生前安排了这个庶出的儿子雅克担任尼科西亚（Nicosia）大主教。他认为，如果能够保证雅克在宗教界飞黄腾达，那么可能就不会触动他对王冠的野心。

继承了王位的夏洛特对身边这个虽说是庶出但比她大两岁的野心家哥哥感到深深的不安。那个时候，她已经定了与表哥萨沃亚家族的路易的婚事。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她继承王位之后立刻下令逮捕哥哥。可是，这个18岁的大胆青年可不会轻易束手就擒。雅克在6个非常亲密的家臣陪伴下，他们也是跟他同年代的朋友，在深夜里悄悄地翻过了尼科西亚的城墙。只有雅克一个人是骑着马的，其他6个人都是徒步逃跑到海边。黎明前，一艘小船载着这7个大胆无畏的开朗青年离开了岛屿。哥哥逃脱几天后，夏洛特通过来自开罗的商人得知，雅克与家臣们在经过了亚历山大后前往开罗与苏丹会面。

那个时候，雅克在苏丹的面前做了一番长篇演讲。

“按照塞浦路斯王室的历史，比起女人继承王位，虽然是庶出但是年长的男人的我，成为国王才更合情合理。而且，塞浦路斯与埃及很近，允许法国人国王（指路易）来做塞浦路斯的国王。我想对于埃及的苏丹来说，这绝不是聪明的方式。如果我坐上了王位，我保证永远与埃及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有一天我破坏了这一约定，就算让我在基督教教会的祭坛上强奸犹太女人，我也不会拒绝的。”

这番话取得了极大成功，因为他巧妙地博得了苏丹的同感与同情。当时的埃及正是马穆鲁克王朝的时代。记录中写道，这个伊斯兰教徒的苏丹对这位塞浦路斯国王的私生子——从前十字军骑士的后裔，而且是天主教教会的大主教——的极端异教徒的言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最后他断言说，可以强奸而且是在教堂神圣的祭坛之上强奸犹太女人——那是对于基督教徒而言，哪怕只是碰到一点儿就会觉得受到玷污的犹太女人。苏丹一边大笑着，一边从椅子上站起，走到他的面前。苏丹将这个青年称为自己的儿子，甚至在开罗为他举行了加冕仪式，给予了非同一般的厚待。此外还约定，他将登上塞浦路斯帮助雅克实现野心，将王位从妹妹的手中夺过来。

在此，我必须要说明的是，雅克主张基督教王国的王权。为了获得这一认可，他为什么找到了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苏丹？尽管地理上来说比较接近。当然，他作为塞浦路斯人，必须考虑到塞浦路斯所处的历史及地理的情况。即因为每年持续向埃及的苏丹缴纳地租，所以不知从何时起，苏丹在塞浦路斯岛内的权威变得高大起来，现在塞浦路斯已经处于不能忽视埃及的想法的处境了。另外，对于塞浦路斯来说，埃及是除了波斯之外地理上最接近的强国。可是，雅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非基督教式行动，还有别的原因。天主教的教义——那才是雅克真正的敌人。如前所述，可以从雅克的语言中看出这一点。

首先，雅克在苏丹的面前称自己为男人。这种说法在大多数记录和年代记中都有所记载。他说自己虽然是庶出，但是个男人；男人继承王位是天经地义的。也许他的这一主张是符合规律的，但并不符合天主教教义。因为，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并不承认庶子，只承认向神发誓、由神认可的正式结合而生下的嫡子。按照这一观念，庶子只是罪恶结合的产物。在那个时代，要被赐封为神的仆人——骑士称号，第一项资格就必须是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不具有成为骑士资格的庶子，竟要继承骑士地位之上的王位，这在天主教教义中是荒唐的事。无论是幼子还是女人，只要是神认可的正式婚生的嫡子，就具有正统继承权。可是，在伊斯兰教徒的世界里并不这么认为，女人也完全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在没有嫡出的男子的情况下，庶出的男子也具有继承权。雅克虽然在事实上身为王子，但并没有正式加入户籍，所以被称为私生子。他之所以向异教徒苏丹寻求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其次，天主教教义即罗马教会不承认他的权利，那么他就不能获得其他基督教国家君主的认可。这是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神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托付给了教皇。皇帝及国王们具有保护神所认可的国内教徒的义务。所以，皇帝或国王首先必须获得神在大地上的代理人教皇的认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之所以由教皇举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教皇将皇帝或国王、贵族等一国的统治者逐出教籍，那么，那个国家的人民则不再有义务服从这个统治者。这是因为，作为基督徒的国民只有义务服从教皇这个神的代理人认可的统治者。当时凌驾于统治者之上的天主教教会的武器——逐出教籍——的威力就在此处。根据二者的这一关系，即教皇与皇帝及其他统治者之间的纠纷关系，正是中世纪后期使得欧洲发生动摇的皇帝派对教皇派长期斗争的历史。

此处所示的是天主教世界，没有年轻的雅克插入野心的余地。因为他是神不认可的因罪恶结合而生下的庶子，所以教会也不会承认其正统性。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由教会认可其权威的基督教国家君主们的否定。这使得曾经的十字军骑士后裔雅克在祖先的敌人、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中寻求理解自己主张的对象。只是，以庶子的身份却可以就任大主教职位，有趣地体现出天主教教会灵活的现实性。

即便如此，基督教诸国之中的意大利都市国家默认了雅克的野心。因为比起天主教教义来说，意大利认为享受自己现世的权利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成为国王之后的雅克脱离了伊斯兰教徒之国而想要依附于基督教国家之时，他选取了意大利。自己的祖先吕西尼昂家族明明是法国血统，他却选择了意大利，而且是意大利中以现实性外交闻名的威尼斯共和国。其原因很简单，就是直奔其现实性而去。与雅克的策略相反，嫡出的夏洛特后来被逐出塞浦路斯的时候，先是向罗兹岛[42]上的罗兹骑士团，而后又向罗马教廷寻求帮助。

1459年，塞浦路斯女王夏洛特与萨沃亚公爵家的次子路易结婚。

1460年，在开罗的苏丹宫廷内，每日尽情享受迷人日子的雅克其实并没有沉溺于其中，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的到来，也一定没有疏忽夏洛特的新丈夫路易在塞浦路斯岛内不受拥戴的情况。

然后，到了9月，他终于开始有所行动。大大小小80艘船满载着马穆鲁克士兵，从亚历山大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在得到苏丹援助的雅克的指挥下，4年内战开始了。雅克已经20岁了。他一登上塞浦路斯岛，就对两年前自己逃出塞浦路斯时就跟随着的那6个家臣委以重任，对其中一个名叫弗拉·朱利亚诺的僧侣授予了自己放弃的尼科西亚大主教的职位。

1461年，眼见形势不利的夏洛特逃出了塞浦路斯岛，经过罗兹岛后，前往罗马向教皇请求援助。丈夫路易也逃出了岛，但没有与妻子同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萨沃亚。他此生再也没有见到妻子，终老于此地。如此，全岛几乎都归于雅克的统治之下，只有藏匿于地处岛屿的叙利亚一侧的塞浦路斯第一大港口法马古斯塔港的热那亚人持续了抵抗。等到1464年8月这个地方也沦陷后，内战才终于结束了。岛民们带有亲切感情称呼的年轻的“私生子雅克”成功地将王位收入囊中。

成为塞浦路斯国王的24岁的雅克，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王冠的分量，就不得不面对诸多难题。首先，是从祖父那代起就向埃及的苏丹缴纳5000达克特地租。不惜予以帮助他实现野心的苏丹也没有开口说“你可以不用再缴纳地租了”。其次，这个祖父成为俘虏的时候需要支付的赎金，是向当时在塞浦路斯经商的威尼斯人借来的。这笔钱款非但没有偿还，还常常拖欠利息。理所当然地，执塞浦路斯经济牛耳的正是国王的债权者威尼斯商人。

从前，威尼斯商人的仇敌热那亚商人的势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他们差不多控制了法马古斯塔港。可是，国王自己在内乱中成功地将抵抗的热那亚人从法马古斯塔港赶了出去；他们的祖国热那亚共和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相比，内政不稳，因而没有余力去援助身处殖民地的本国国民。所以，现在热那亚商人也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问题集中于如何应对威尼斯商人，并且是针对其中势力最强的科尔纳罗家族。塞浦路斯王室的最大债权者是塞浦路斯岛内最大的砂糖园经营者威尼斯人科尔纳罗，这个科尔纳罗是卡泰丽娜的伯父安德烈。安德烈·科尔纳罗的背后是当时号称莱万特（Levante）海上最强的海军势力的威尼斯共和国，而可怕的土耳其正开始威胁这个莱万特海的王者威尼斯。对于年轻的国王雅克与小国塞浦路斯来说，即将开始的一个世纪的动荡决定了此后塞浦路斯的历史。

莱万特海

对于从1460年至1464年间“私生子雅克”强行夺取王位事件，威尼斯共和国在表面上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静观形势的发展，所以没有伸手援助被赶出塞浦路斯的夏洛特女王。在从罗兹岛前往罗马的途中，夏洛特的船受到了威尼斯海盗的袭击，全身被剥得精光。对于她的抗议，共和国只是官方表示了遗憾之意。同样，他们也没有帮助新国王雅克，只不过对这个青年的大胆气概好像抱有不小的好感。这个时代的人，对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目的的人是比较宽容的。当初同夏洛特联手的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后来投奔到雅克的门下，共和国对此是默认的。对于严重监视着本国在海外的商人们行动的威尼斯来说，默认即意味着认可。只不过，当时以务实的政治外交闻名的威尼斯，对这个私生子国王的认可并非单纯地持有好感，冷静的计算才是这个共和国行动的根基。

首先，夏洛特再婚的对象是出身于萨沃亚公爵家的路易公爵，萨沃亚家族通过女儿伯纳斯与米兰公爵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父亲）的婚姻，与米兰公国成为亲戚。而地中海的威尼斯的仇敌热那亚，当时属于米兰公国的领地。虽说夏洛特下台，被赶出了法马古斯塔港，但是萨沃亚、斯福尔扎两个家族的野心是想通过现今依旧拥有不小势力的居住于塞浦路斯的热那亚商人重新拿回塞浦路斯，从而获得在地中海贸易中的踏板。夏洛特没有办法给予他们任何借口，这令威尼斯感到十分幸运。况且，雅克的后盾是开罗的苏丹。对于与埃及保有良好贸易关系的威尼斯来说，夏洛特所寻求援助的、承认她权力的罗马教会及米兰公国，那些国家与威尼斯在经济贸易上往来甚少，所以威尼斯更重视与地中海贸易中的商业对手埃及搞好关系，因此才认可了私生子雅克的王权。

但是，雅克也不能将注意力都放在欧洲的形势上，东地中海那个时候突然变得骚动起来，因为土耳其将其首都迁移至君士坦丁堡后，渐渐显露出对希腊诸岛的野心。他不得不对被伊斯兰教徒们包围着的塞浦路斯的未来担心起来。1466年的秋天，他派遣特使到威尼斯，传达了以下事项：1.对土耳其提出联盟建议；2.对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商人提供特权保证；3.请求对自己的婚姻提出建议。

对此，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在11月11日对特使做了如下答复：接受国王的提议，为达成对抗土耳其的联盟，将提供6艘排桨船及500匹马。另外，在国法上正式认可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在经济上及司法上享有特权。关于第三点，则建议与东罗马帝国的后裔托马索·帕莱奥洛戈的女儿结婚。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威尼斯还没有考虑到让国王与威尼斯的女人结婚的事情。

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礼服

翌年，上面的前两项都付诸实践。而第三项，对于结婚的事情，国王心中尚未做出决定。可是，一个没有预想到的建议却促成了婚事。那是当时在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中与国王最为亲近，而经济上亦具有强大势力的安德烈·科尔纳罗提出的。他向国王提议，国王的结婚对象可以考虑自己的侄女卡泰丽娜。承诺的好处是：将自己与自己的弟弟即卡泰丽娜的父亲马克两人此前借给王室的钱款纳入赠给侄女的10万达克特陪嫁金之中。一个贵族子女之所以能够破例有这么高的陪嫁金，其原因正在于此。

可是，接受了提议的国王被吸引的是下面这一点。安德烈·科尔纳罗将自己的意向汇报给祖国威尼斯政府，威尼斯表示这个婚姻是促进应对塞浦路斯政策的好机会。于是，将新娘卡泰丽娜收为共和国的养女。由此，元老院决议，成为姻戚关系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后具有对付外敌、保护塞浦路斯王国的义务。至此，雅克国王也不得不下决断了。在近旁的土耳其威胁的面前，小国塞浦路斯王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安全委身于某个大国。1468年的春天，国王派特使密斯特希尔去威尼斯，让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举行婚礼。7月30日，总督列席，举行了仪式。

至此，故事才刚刚回到本章开头的婚礼的场面。作为共和国的养女嫁给塞浦路斯国王的卡泰丽娜的豪华婚礼背后具有上述如此复杂的情况，这是充满了自豪的喜悦而且十分年轻的她所完全不了解的。

一年过去了。在利多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等待丈夫的卡泰丽娜，没有收到一封塞浦路斯的来信。那是因为身处塞浦路斯的雅克国王对这个婚姻的关心开始淡漠的缘故。国王看到岛内的威尼斯人突然腰杆子硬了起来而体味到塞浦路斯的独立性受到了侵犯的威胁，这是一种在以往的经济统治之上又触及了其王权势力而带来的权力危机感。再加上现在执掌塞浦路斯宫廷的国王直属的家臣们，也就是当初跟随雅克的那6个家臣都出身于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加泰罗尼亚，他们显然也不愿见到岛内威尼斯人的势力壮大。

留意到国王对于威尼斯的不安以及家臣们的敌忾心的，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那不勒斯也清楚塞浦路斯岛作为莱万特贸易据点的重要性，所以那不勒斯想在热那亚衰败之时取代独占莱万特贸易的威尼斯势力。对于在爱琴海上的威尼斯战役中获胜的土耳其苏丹，那不勒斯国王送去了祝贺战胜的信函，甚至还写道，那不勒斯可以从陆上进攻威尼斯。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通过塞浦路斯国王的那6个家臣中的一个——那不勒斯人利佐·德·马林，偷偷地向国王雅克提议与阿拉贡家族的王室女儿结婚。

那不勒斯的这些举动，不可能逃过当时号称最先进的威尼斯情报网的耳目。在察觉到这些信息后，1469年5月18日，威尼斯向塞浦路斯国王递交了对其不履行结婚的抗议，称国王对待共和国养女的冷淡态度可视为针对共和国的行为。

国王对这份抗议的回信，至今都没有人发现。塞浦路斯人的年代记作者乔治及弗洛里奥·布斯特隆（Florio Bustron），对此都没有提及。也许，国王对那不勒斯有相应的计划，所以对这封抗议信忽视不管吧。婚礼如果没有实际举行的话，按照天主教教义，可以通过解释的方式认定为婚约无效。

可是，莱万特海形势的紧迫性越来越严重了。1453年，东罗马帝国因君士坦丁堡沦陷而灭亡，这对欧洲人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不安。在他们尚未从中恢复过来的1470年，雅典附近的内格罗蓬特公国[43]最终也落入土耳其的手中。虽然靠近陆地，但是内格罗蓬特岛的沦陷显示出陆军国家土耳其具有真正的海军实力。这对迄今为止掌控了莱万特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是受到巨大冲击的重大事件。以海为生的威尼斯共和国在莱万特海上的政治与外交，从这一年起发生了变化。

因内格罗蓬特沦陷而受到打击的，并非只有将该岛作为本国海军基地的威尼斯。异教徒袭击过后不久，意大利诸国就觉得要团结起来。那不勒斯送给威尼斯海军10艘排桨船以作为援助。但同以往一样，意大利诸国的团结仅仅以迹象就告终了。那一年的12月，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再加上罗马教廷理应结成的对土同盟，也在不知不觉间不了了之。意大利诸国间非同一般的竞争意识，也使得这次同盟不能实现。唯有威尼斯，依旧被置于应对土耳其的正前方。

占领君士坦丁堡，称霸希腊诸岛，再加上这次内格罗蓬特的沦陷，土耳其迈向霸权的稳健步伐，对于在地理上相当于基督教国家最前线的塞浦路斯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塞浦路斯国王雅克不得不改变以往在威尼斯与那不勒斯之间权衡利弊的政策。站在十字路口的他，基于莱万特海域的既存势力而选择了威尼斯。1471年的春天，塞浦路斯对威尼斯重新提议建立对土同盟，并赠送了塞浦路斯的特产砂糖。接着，在翌年夏天，国王派特使去威尼斯迎接妻子来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特使因此事抵达威尼斯的时候，9月19日，威尼斯政府在接受国王的这一提议之上，向国王做出了如下官方答复：他们获得了土耳其正在为达达尼尔海峡[44]大海战做准备的情报，所以，让塞浦路斯所有的排桨船做好在冬天应战的准备，并将在翌年春天与威尼斯舰队合并，还计划从那不勒斯、罗马送来战舰。此外，任命特使安德烈·布拉加丁为王后卡泰丽娜的塞浦路斯随行者。布拉加丁特使不仅具有护送王后到塞浦路斯的任务，还要在航路途中顺道去罗兹岛，对罗兹骑士团的团长下达彻底执行对抗土耳其的命令。由此也可以看出，感受到身边土耳其威胁的威尼斯对此做出了慎重的考虑。

1472年9月26日，卡泰丽娜出发去塞浦路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从婚礼那天起，过去了4年的岁月。在利多的圣尼科洛修女院里只是等待丈夫邀请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漫长的4年。虽被人尊敬地称为王后，但没有一个人比她自己更能体会在那样被称呼的身躯里所感受到的空虚。她也一定感到了被丈夫遗忘的妻子的不安与焦虑。一切都在她这个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着。关于她的这4年，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两国的年代记作者们都没有提及一句。她不仅是被丈夫遗忘，也被所有人遗忘了。出航之日，曾经记录了4年前那场豪华婚礼的年代记作者们再次让卡泰丽娜登上了舞台。

这一天，为了送别前往塞浦路斯的卡泰丽娜，威尼斯总督在威尼斯政府的高官及贵族们的陪伴下，从圣马可码头一直来到了利多。来自塞浦路斯的三艘排桨船与威尼斯的四艘排桨船正在利多港忙碌地准备出航，这是跟随王后卡泰丽娜出发去塞浦路斯的舰队。各船的桅杆上已经准备好要升起的帆，可以随时扬帆起航。船长及乘务组全员各就其位，射手排列于船的栏杆处，领航员站在船头，舵手也站在其位，桨手每三人一列，各自的手里握好了橹。这个队伍一共有23列。在总督及全员站在港口的目送中，卡泰丽娜在布拉加丁的服侍下上了船。桨手们将橹摆成水平，长达7米的橹阵，从船的两侧一齐伸出的样子就像一只瞬间飞起的大鸟。而下一个瞬间，橹阵一齐沉入水面，桨手们开始有节奏地切割水面，7艘排桨船就这样渐次出了港。一离开港口，桨手便放慢了划桨，慢慢地鼓着风的帆高高扬起。船队眼看着加快了船速，南下亚得里亚海。

同15世纪时向着莱万特海出航的其他众多排桨船队一般，乘载卡泰丽娜的这支船队也沿着威尼斯船队常用的航线。从威尼斯出港的船队，首先停泊于当时属于威尼斯领地，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伊斯特拉半岛（Istria）的普拉（Pola）。在那里装载好水及食物后，从达尔马提亚（Dalmazia）沿岸而下，到斯巴拉托（Spalato）再次补给水与食物。下一个停泊港是科孚岛（Corfù），在这里与其他威尼斯商船队会合，也是为了防备海盗而组成一个大船队，离开亚得里亚海后终于进入地中海。在下一个停泊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o）南端的摩德纳，大船队相互告别，各自奔赴目的地。军船队前往克里特岛（Crete），一些商船队回到爱琴海前往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些船继续开往黑海的诸城市。其他的商船队在通过克里特岛之后前往叙利亚以及埃及。

卡泰丽娜的船队在摩德纳与其他船队告别后向东航行，这是为了去一下罗兹岛。在停靠罗兹岛的数日间，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两国的大使们，与该岛的主权者罗兹骑士团的团长会面，商谈了土耳其对策。在这一站结束之后，船队开往贝鲁特，从贝鲁特到塞浦路斯的第一港口法马古斯塔只有几日的航程。

在长达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之后，当船队抵达塞浦路斯岛时，本国威尼斯已经到了海风逐渐变凉的时候。这是出航在外的商船队为了在本国度过寒冬，满载着东方的奇珍异宝陆陆续续回到威尼斯的季节。冲着这些商船，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们带来购买商品的金袋与用来售卖的本国特产，一下子琳琅满目地出现在威尼斯城里，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经济中心里亚尔托桥那一带呈现出异国风情的热闹，也是在这个时候。可是，在地中海岛屿塞浦路斯，充足的阳光依旧将空气熏染得暖洋洋。

在塞浦路斯举全岛之力的盛大欢迎之中，抵达法马古斯塔港的卡泰丽娜接受了国王的迎接。当她通过铺上了金色毛毡的栈桥后，第一次站在塞浦路斯的土地上。聚集于港口的塞浦路斯岛民们情不自禁地感叹：“阿佛洛狄忒回到岛上了！”那天的卡泰丽娜美丽极了。比中等身材还要矮一点儿的她，乳白色的肌肤、丰腴得快要溢出来的体态；一头当时被称为威尼斯式金发、被太阳晒成亚麻色的长发；熠熠生辉的黑眼睛，让人联想到希腊人血统的高鼻梁的脸庞；再加上安详的举止，具有当时吸引男人们眼睛的威尼斯女人的典型美。她从法马古斯塔港前往位于岛屿内陆的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并在那里举行了正式的王后加冕仪式。由32岁的魁梧丈夫守护着，完全忘记了4年等待之苦的卡泰丽娜在这块土地上，认识了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与表哥马克·本博。这让她觉得很有信心。可是，处于幸福巅峰的卡泰丽娜心里唯一觉得黯淡的就是，她看到了庶出的孩子们：在丈夫身边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那只不过是很小的阴影罢了。虽然她从当时的大都会威尼斯迁移至小国塞浦路斯，但是“东方”又是另外一个文化圈。基督教国家的塞浦路斯岛是一座混杂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古老而充满了甜美官能色彩的漂浮于地中海上的岛屿。

法马古斯塔之乱

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第二年的夏天慢慢地来到了。还有几个月，卡泰丽娜就要过完她在地中海的第一年生活。可是，岛外的莱万特海的风浪并不见平息的迹象。土耳其、佩鲁贾、埃及、威尼斯、那不勒斯，还有其他国家也纠缠不清——各地战役，而后缔结和平条约——总是交换着对象进行着。固定的敌对关系大约只有威尼斯对土耳其，其他诸国则随意地更换敌人与同伴，处于一会儿争斗、一会儿和好的状态。

塞浦路斯感到越来越不能作为的形势。虽然只是暂时性的，但承认雅克王位的，除了对于基督教国家塞浦路斯来说本应是敌人的土耳其、佩鲁贾、埃及，也就只有威尼斯了。前女王夏洛特的丈夫的老家萨沃亚公国及其亲族米兰公国，理所当然的是反雅克的急先锋，佛罗伦萨与那不勒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针对土耳其甚至准备组建十字军的庇护二世之下的罗马教廷，断然拒绝承认他这个国王。不仅如此，还厚待前来罗马寻求援助的夏洛特，尽力助其复归王位。欧洲的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都追随罗马的这一态度。塞浦路斯的王冠晃晃悠悠，只靠雅克的才能与势力支撑着。岛外与岛内都是如此。

可是，让这种微妙的均衡在一瞬间崩溃的时刻来了。7月7日，因为病名不清的急病，国王雅克二世死了，年仅33岁。关于国王所患病名，在塞浦路斯人记载的年代记与威尼斯的记录中都没有提到一句话，只有拿巴杰洛写下的“Flusso di ventre”，直译就是“从腹部流出”。我们无法知道这在今日属于什么病。关于国王的猝死，虽然有传言说是夏洛特派的毒杀，但那只是单纯的流言，没有任何证据。可是，在这种局势不稳之中的国王之死，成为针对塞浦路斯的阴谋与煽动的导火索。而这对于威尼斯来说，意味着将塞浦路斯收入囊中的绝好时期到来了。因为在对抗不断崛起的土耳其帝国之际，塞浦路斯越来越具有军事及商业的意义。

婚后尚不足一年便失去了丈夫的卡泰丽娜，那时候已经怀孕7个月了。国王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如果卡泰丽娜生下的孩子是男孩儿，那么将由他来继承王位；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儿或者死亡，那么王位继承权由两个庶出的男孩儿中的年长者获得；如果他们都死了，王位由吕西尼昂家族中与国王雅克关系相近者继承。在上述任何情况中，王后卡泰丽娜至死都保有塞浦路斯主首[45]的权力。”在这之后，国王的遗嘱还记载了指定王后的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为摄政，命家臣们协助他和王后的执政。

雅克国王临死之际，在王后的面前宣誓忠诚的塞浦路斯王国的家臣们，随着时日迁移，开始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他们借协助王后卡泰丽娜的名义逐日扩张其势力，针对岛内的威尼斯人。

就好像呼应岛内的这些动向似的，岛外的夏洛特首先采取了行动。

她从滞留地罗兹岛派遣使者去见埃及的苏丹，告知国王雅克死后，这次王位应该属于自己，请求认可自己的权力。但是，埃及与威尼斯在贸易上是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且就威尼斯在莱万特海上的海军实力来说，埃及也不希望与威尼斯制造事端，所以拒绝了她的请求，而且在几乎同一时候，接见了抵达开罗的王后派来的使节。这说明比起前女王夏洛特，埃及更认可的是成为王后的威尼斯女人。

可是，夏洛特并没有因为这第一阶段的失败而气馁。她还向当时处于罗兹岛近海的威尼斯舰队的提督莫切尼格[46]送去了信函，主张自己是王位的正统权力者。对此回信的提督，也就是在一年后成为共和国总督的提督莫切尼格，可以说他的回复具体地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观点。“所谓国家并不是靠法律来获得的东西，而是靠宝剑与力量（美德）获得的，像您这般贤明的女士却不明白，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雅克国王凭靠他的宝剑与力量赢得了塞浦路斯。那样的他，将王位留给了卡泰丽娜王后生育的孩子。对于塞浦路斯而言，您与王后，哪一位的权力才更正当是不言自明的。”夏洛特的计划至此挫败。

但是，塞浦路斯宫廷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岛内的威尼斯人势力扩张惊人，令家臣们坐立不安。国王去世后还没到两个月，8月24日，正在海莱斯彭特斯[47]海面准备与土耳其军队进行海战的提督莫切尼格，接到了本国威尼斯元老院下达的这个命令：“留下4艘或6艘排桨船以监视土耳其军队，率领其余舰队直达塞浦路斯。”

在提督接到这一命令的4天后，卡泰丽娜王后在塞浦路斯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接着，在9月16日，在法马古斯塔港口内外都停满了威尼斯大舰队之中，威尼斯大使巴尔巴罗、提督莫切尼格列席，为刚刚出生的孩子举行新国王雅克三世的加冕仪式。塞浦路斯岛内，因为这个已故国王雅克二世的孩子的加冕，一时间似乎流露出平和的气氛。10月6日，威尼斯政府对滞留于塞浦路斯的提督莫切尼格下达指示，将5艘排桨船留在塞浦路斯，率领其余舰队回到任地摩德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威尼斯海军基地摩德纳，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从长年的海军生活引退，向后任交卸。根据本国的这一指示，莫切尼格与威尼斯大舰队一同离开了塞浦路斯。对于阴谋者来说，这正是绝好的时机。

威尼斯并不知道，在大约10天以前，两艘武装好的排桨船悄悄地离开了那不勒斯港。指挥这些排桨船的是塞浦路斯岛担任最高司法职务的尼科西亚大主教，他非常隐秘地与那不勒斯国王商讨着策略并开始实施行动。11月10日，排桨船抵达塞浦路斯的圣乔治港[48]，将大主教一行放下之后，绕到法马古斯塔港，秘密地停泊于港外。大主教一行也从陆路前往法马古斯塔。12日，抵达法马古斯塔的大主教好像单独会见了塞浦路斯宫廷的家臣们。威尼斯驻塞浦路斯大使巴尔巴罗感到这个大主教的行动非常可疑，便向本国政府紧急通报可能有事件发生。

大使的预感应验了。两天后，从1473年11月13日到14日夜间，爆发了著名的史称“法马古斯塔之乱”的叛乱。

大主教在滞留那不勒斯期间，与那不勒斯国王策划了阴谋。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1.杀死摄政会议中涉及的威尼斯人。2.解除威尼斯驻塞浦路斯的海军武装。3.驱逐威尼斯政府驻塞浦路斯的政府相关者。4.剥夺王后卡泰丽娜的权力，使她承认以下事项，即让先王雅克的庶出女儿与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阿方索结婚，并给予阿方索王位第一继承权“王太子”之位。这一点正是目的所在。

由此，阴谋者由两派人构成。一派是受到那不勒斯国王后援的尼科西亚大主教，以及最初就跟随先王雅克的利佐·德·马林等6人，他们是塞浦路斯宫廷的新进家臣。另一派以前曾经是夏洛特派，后来臣服于雅克，成为塞浦路斯王国的元老重臣。他们在雅克死后，再次展开与前女王夏洛特之间的联系。这两派得到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后援，在掀起反威尼斯的叛乱上达成了一致。

13日夜间爆发的这场叛乱，在塞浦路斯人的年代记作者弗洛里奥·布斯特隆以及其他威尼斯人留下的记录中记载如下：

大主教与利佐·德·马林在那天半夜过后，进入了王后卡泰丽娜的房间。正要就寝的王后因他们的闯入惊吓得连声音都还没发出，守卫她的御用医生刚要抵抗就被利佐杀死在面前，甚至几乎就倒在卡泰丽娜的怀中。与此同时，察觉到王宫内不安的氛围，摄政也就是王后的伯父安德烈·科尔纳罗及他的侄子马克·本博赶紧前往卡泰丽娜的住处。他们刚一进入王宫就被利佐杀死了，通过王后房间的窗户就能看见尸体躺在庭院的泥地上。王后被带走了，出生还不满三个月的幼王被阴谋者们从母亲卡泰丽娜的手中夺走。

一切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了，在停泊于港口的威尼斯排桨船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结束了。当他们注意到情况异常时，王后与幼王已经落入了叛党之手，岛内的威尼斯政府束手无策，相关者们也同样处于不能动弹的状态。

王后被带到停泊于法马古斯塔港外的那不勒斯的排桨船上，让她在那里与那不勒斯国王的特使会面。特使要王后亲笔写信向威尼斯本国传达：认可那不勒斯王子与塞浦路斯国王的女儿的婚姻，授予那不勒斯王子阿方索“王太子”称号。另外，杀害安德烈·科尔纳罗等人，是对他们平日里的贪婪行为进行的个人报复，而不是政治暗杀。这些都是王后卡泰丽娜被他们逼迫写的内容。她在有关伯父暗杀的事情上，按照阴谋者的所说写了信，但是在庶子们的婚事及其王位继承权上，只摇头拒绝。年幼的儿子连同塞浦路斯王室的印章被掳走了，出于担心，身为母亲的她才不得不有所妥协。

如果这是发生在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身上，那她一定会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可是，这个威尼斯女人卡泰丽娜与之不同。她是很像威尼斯女人的女人——享受着被保护的甜美的官能喜悦，是典型的威尼斯女人——完全不懂政治策略。

她的监护人后盾——威尼斯，行动向来慎重而敏捷。

原本预定在摩德纳向后任交卸的提督莫切尼格，在接到报告说两艘那不勒斯的排桨船正在逐渐靠近塞浦路斯之后，立即派遣了两艘排桨船开往塞浦路斯，以便打探那不勒斯的动静。然后，当大使巴尔巴罗从塞浦路斯发出的紧急报告到达本国威尼斯时，克里特岛的总督也向本国发来报告说塞浦路斯好像突然发生了异常状况。接到这些情报的本国政府向提督莫切尼格下达了指示，莫切尼格与后任的交接延迟，重新从自己的舰队中任命参谋长索朗佐为指挥官，率领8艘排桨船火速开往塞浦路斯。11月23日，自叛乱发生起第九天，威尼斯排桨船队到达了法马古斯塔港外。连同港内停泊的5艘排桨船在内，总共聚集了15艘排桨船队。威尼斯的这一阵势与那不勒斯的两艘排桨船之间形成了对峙状态。

可是，对于王后与年幼的国王被俘为人质，威尼斯无计可施，能够做的只有收容被阴谋者驱逐的巴尔巴罗大使及岛内威尼斯人。

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

在这期间，阴谋者们为了向岛民显示他们爱戴的王后是自由的，于12月5日让她骑着马环绕广场，还去了教堂。威尼斯方面依旧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到来。

不过，那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2月15日，自叛乱发生后好不容易过去了一个月，那天，阴谋者内部的矛盾爆发了。从前是塞浦路斯王室的重臣、现在依旧在策划着前女王夏洛特王位复归的罗卡斯伯爵和托利波里伯爵一派，与自“私生子雅克”国王从开罗逃亡时起就跟随着的、在国王死后与那不勒斯国王合作、力图排除威尼斯势力的利佐等人，即所谓新进家臣一派的对立发生了激化。

一直在慎重地等待时机的威尼斯当然不会错过阴谋者内部的这一分裂。威尼斯与本国政府、摩德纳的提督莫切尼格取得联系，终于采取了决定性行动。12月31日，700名士兵登上了法马古斯塔，首先成功地将王后及幼王从俘虏之身解救出来。而分裂之后不能采取统一行动的阴谋者们，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刻分成了两派逃跑了。利佐乘坐排桨船迅速逃出港外，托利波里伯爵等人也从陆路逃出了岛外，然后逃往夏洛特等待着的罗兹岛。指挥了塞浦路斯登陆战的参谋长索朗佐并没有穷追逃亡的阴谋者，而是以威尼斯的力量控制了塞浦路斯全岛的要塞。

翌年2月3日，由50艘排桨船组成的大舰队陪伴着，提督莫切尼格抵达塞浦路斯。他看到了一个完全处于威尼斯控制之下、已经恢复平稳的塞浦路斯。来不及逃跑的是阴谋者中不那么重要的几个人物，都被处以刑罚。但是，对于尼科西亚大主教则以圣职者不能被处以极刑为借口，将其护送回威尼斯。3月28日，威尼斯政府对王后卡泰丽娜送去了平定叛乱的祝贺信，同时，对于因为处理这一事件而延迟引退的提督莫切尼格下达了撤离塞浦路斯的命令。莫切尼格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将塞浦路斯统治的全权及10艘排桨船交给参谋长索朗佐之后，向着摩德纳出发了。

这场著名的法马古斯塔之乱的阴谋，就这么以失败告终了，只是为后来威尼斯对塞浦路斯进行干涉提供了合适的名目而已。图谋将莱万特海统治的重要据点塞浦路斯吞并的威尼斯共和国，在此处下了巧妙的第一步棋。

大国的政治

1474年，正是这一年开启了之后15年间卡泰丽娜短暂的幸福统治。通过武力介入镇压了法马古斯塔之乱的威尼斯共和国，终于朝着合并塞浦路斯王国的野心开始推进实际的步伐。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军事上，塞浦路斯已经彻头彻尾地被殖民化了。将王后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只是为了维持独立国家的外观，实际的目的是利用她而已。后代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将这15年视为威尼斯统治塞浦路斯的第一个时期。

在协助本国的养女王后执政的大义名分之下，威尼斯共和国对塞浦路斯实施的内政干涉，在其冷酷性、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周全性上，可以说是体现文艺复兴时期最强盛国家之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本质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威尼斯出色地维持了政治与武力的均衡，有效地灵活运用，一旦察觉到异常情况，就立刻派遣大舰队，凭借其威力摆脱困境。所以，以其威力为背景展开的威尼斯政治外交，足以作为一个大国对待小国的政治的案例——历史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的大国凭借武力对小国进行内政干涉的艺术佳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是出于对人性的考虑，都不是什么难题，难的只是将敏捷果断的军事行动与政治进行巧妙的调和而已。这是在所有的时代里被人们称为“智慧”的东西，在所有的时代里可以操纵历史现实的东西。

法马古斯塔之乱中，威尼斯的武力介入并非出自王后卡泰丽娜的援军请求，塞浦路斯王国的家臣中也没有一个人向威尼斯请求援军。这是威尼斯方面以王后结婚时签订的契约之一——守卫塞浦路斯王国不受外敌侵犯——为盾牌进行的擅自介入。

在法马古斯塔之乱被镇压之后的15年中，对于不具备任何正当法律性的威尼斯的做法，当时的舆论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威尼斯受到了以罗马教廷为首的责难攻击。尽管如此，威尼斯还是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了。支撑威尼斯这一做法的最大原因在于，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异教徒土耳其的威胁。诚然，地中海上最大的敌人是土耳其。但是，当时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等到土耳其正式表现出兴趣时，已经是从此时起百年以后的事情了，塞浦路斯戏剧性地在法马古斯塔进行了最后的攻防战，落入了土耳其的手中。所以，所谓针对土耳其的这一理由，在15世纪下半叶的这个节点上，不过是威尼斯所高举的大义名分罢了。

而且，当时威尼斯的年代记作者们，例如至今依旧被高度评价为冷静而正确记述的萨努多、马利皮埃罗、拿巴杰洛等人，以及其他各种威尼斯政府的公文书里都确信，威尼斯合并塞浦路斯是共和国出于深思熟虑的政治考虑后对他国实施的恩惠之一，因而塞浦路斯是非常幸运的。但在其他事情上，他们都公然责难本国威尼斯的做法。根据他们对塞浦路斯合并的记载，可以认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相信的吧。这是大国国民的局限性，似乎无论在什么时代也不会改变。此处不过是抹杀了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的存在罢了。

威尼斯一边让武装的排桨船舰队停留于港内，一边对塞浦路斯王国进行彻底的内政干涉。3月28日，威尼斯政府发布了以下布告：

【内政】此后，塞浦路斯王国除了王室之外，与威尼斯的其他殖民地一样接受相同的政治机构。即，在幼王与王后之下，为协助王后执政设置两个行政官，名为“顾问”。他们每人每两年进行一次轮换。另外，设置担任实际行政的行政官与领事各一人，任期也是两年。财政上，设置了两个财务官。军事上，塞浦路斯国内的最高决定由一个参谋长执行。另外，设置一个队长担任塞浦路斯第一港口法马古斯塔的警卫。如此，总计8人的官员都由威尼斯派遣，由威尼斯人担任，塞浦路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完全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制度与克里特岛等其他威尼斯殖民地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相同。威尼斯政府对派遣至塞浦路斯的这8人严令，无论对岛民发出何等布告，都要以王后的名义进行。

【军事】威尼斯政府对接任莫切尼格之职的新任提督格里蒂（Andrea Gritti）给予了以下指示：从摩德纳、克里特两个海军基地时刻注意塞浦路斯的形势，必须时刻做好准备，以防在出现万一的情况时能够立刻开往塞浦路斯。当察觉有异常情况时，不需要向本国政府报告；全权授予提督处理，可以依据提督的判断展开行动。

【外交】在格里蒂接受指示的同时，威尼斯驻那不勒斯大使也接到了本国政府的文件：“关于法马古斯塔的阴谋，威尼斯的解释是，这是在尼科西亚大主教个人意见之下实施的事件。根据那不勒斯与我国的友好关系，也完全明白那不勒斯王国是绝对不会介入这般事情的。请如此转告给那不勒斯国王。”转达这样的话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外交辞令，但是因为两国毕竟没有开战，所以那不勒斯国王当然也不会说自己参与了阴谋。国王回复如下：“那不勒斯王国只想为塞浦路斯王国的平安发挥作用。”共和国政府即刻回应：“如果那么担心塞浦路斯的话，那么从今以后，除了那不勒斯国王之外，请不要向塞浦路斯开进一艘船。”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对于塞浦路斯的野心就此被遏止。威尼斯对米兰公国也进行了同样的交涉。如此，威尼斯遏制了意大利之中对塞浦路斯野心最大的两个大国的行动，两国在海军实力上来说都不是威尼斯的敌手。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敏捷的武力介入，使得背后的两国刚一开始行动就被打击了回去。罗马教廷以教皇西斯都四世的名义对威尼斯这一强制做法表示了不满。但是，这对一直以来就明智地与教会划清界限的威尼斯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如此一来，所有的方向都被威尼斯进行了加固，王后卡泰丽娜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要说在法马古斯塔之乱时，威尼斯对她有救命之恩，而且无论如何，她也是一个威尼斯人。当时，控制威尼斯人的思想，正如“十人委员会”中某一无名委员的发言显示的那样——“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至少威尼斯政府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15年之后，她变得不再那么想了。

威尼斯将刚刚出生的年幼的国王雅克三世及其母亲卡泰丽娜推在前面，强行统治塞浦路斯尚不足一年，就遇到了巨大的障碍。1474年8月26日，在迎来了一岁生日的两天后，卡泰丽娜的儿子、年幼的国王夭折了。按照先王雅克二世的遗嘱，接下来的王位继承权将传给先王留下来的庶子中7岁的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的话，那么将传给另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孩子也夭折了的话，则从吕西尼昂王室中选择亲缘关系最近的那个。无论如何，王位都由吕西尼昂家族的人继承。先王虽然确保了自己的妻子王后卡泰丽娜在其生涯中贵为塞浦路斯第一女性的地位，但是没有提及一句王后继承王位。因此，威尼斯就此失去了统治塞浦路斯的名义。可是，在土耳其帝国的强势崛起下，威尼斯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希腊殖民地。而现在，塞浦路斯作为莱万特海的最前线，军事、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对于目前以莱万特海上贸易为生的威尼斯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塞浦路斯。

另一方面，当年幼的国王夭折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塞浦路斯岛内四处引起了骚动。大部分岛民出于对美丽而不幸的王后卡泰丽娜的同情，对失去了独子的王后宣誓忠诚；但也有一些岛民因为塞浦路斯的独立受到了侵犯而不安，对威尼斯的反抗情绪日益加剧。再加上一些少数派，虽然人数少，但问题是他们是反卡泰丽娜派的岛民。塞浦路斯宫廷中的重臣们大多属于此派。他们处于威尼斯人王后之下，害怕那越来越强大的威尼斯势力，担心一步步朝着威尼斯殖民地化方向发展的塞浦路斯的将来。可是，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其原因也与一年前法马古斯塔之乱失败的原因相同。塞浦路斯王室的世袭家臣们构成的一派，乘此机会再次向前女王夏洛特献计复归王位。曾经直属于先王雅克的新进家臣一派则打算推戴先王留下的庶子们。

在这种分散的反卡泰丽娜势力与反威尼斯势力的状态下，是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的。岛内四处接连不断地发生着小规模冲突事件。

岛内的这些动静被威尼斯驻塞浦路斯行政官逐一汇报给本国政府。9月，威尼斯政府向他们下达了如下指示：“对于反威尼斯派与在王后的统治之下依旧热衷于谈论塞浦路斯独立的岛民，绝密制作这两派的所有塞浦路斯人名单，火速送至本国政府。”不久，塞浦路斯宫廷中的一个重臣在王后的名义下被押送去威尼斯，还有一人被驱逐到国外。

因此事件，塞浦路斯宫廷内发生了动摇，在尚未平息的10月末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元老院向那不勒斯、米兰与罗马派遣特使，在正式告知雅克三世死亡的同时，递交了如下通知：“国王死后，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保护塞浦路斯不受土耳其、埃及等异教徒势力的威胁以及其他一切叛逆行为的危害。”

与其说这是一个请求了解的通知，不如说是领土宣告。对塞浦路斯没有直接野心的罗马教廷，表面上给出了赞成的回答，但是内心并不希望将塞浦路斯交给教会不能指挥的威尼斯之手，而是希望塞浦路斯接受与教会有良好关系的个人或者国家的统治。所以，虽然给威尼斯大使回复赞成的意见，但背地里又秘密地联系那不勒斯与罗马两大国家，意图推进反威尼斯同盟。

威尼斯很快就察觉到这一动向，对驻塞浦路斯参谋长索朗佐下达了严令：“由威尼斯排桨船舰队封锁塞浦路斯岛周边海域，任命两个驻扎塞浦路斯的参谋长一直待在王后的身边不许离开，掌管塞浦路斯的全部政务。另外，塞浦路斯全岛的城塞只交给完全忠诚于威尼斯的人之手。”按照这一指令，塞浦路斯近海的海上警备又追加了4艘排桨船，总计15艘威尼斯排桨船在平常监视着塞浦路斯的周边情况。此后，进入塞浦路斯港的船只几乎只有威尼斯的军舰或商船了。

可是，希望彻底将塞浦路斯殖民地化的威尼斯共和国，对这样的行动乐此不疲。同年11月，决定派王后卡泰丽娜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到王后的身边，不过，只冠以个人名义。虽说如此，威尼斯驻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们除了王后父亲到来的消息之外，同以往一样，还接到了按本国政府的决定方针对塞浦路斯进行管辖的指令。

翌年2月，马克·科尔纳罗到达塞浦路斯。马克虽然清楚本国政府派遣他的任务——协助确立威尼斯在塞浦路斯的势力，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父亲。他首先想做的是改善女儿卡泰丽娜的艰难处境。卡泰丽娜也因为父亲的到来打起了精神。她第一次想对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表述自己的想法。以下录入的三封相同日期撰写的书信，显示了先是由养父威尼斯共和国赐予了王冠，而后又被剥夺了王冠的王后卡泰丽娜对于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傀儡的苦闷心情。

第一封信是1475年4月14日王后致威尼斯总督的，这封拉丁语长信看起来是书记官做的笔记，内容概括如下：“我本来祈祷，父亲的到来可以改善一些我作为王后的地位待遇，可是依旧同从前一样。不仅如此，威尼斯行政官们甚至拒绝修改以往的方针。所谓以往的状态，就是说对塞浦路斯岛民发布的通告都是他们制定的，我只是在送给我的文件上签名罢了。而送到我这边来的公文书也是先送给他们的，之后理应再还到我这里的，却连一次都没有执行过。对于塞浦路斯人的赏罚也是如此，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他们本是被派来协助我这个王后的，可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协助者，简直就是凌驾于我这个王后之上的执政者。可以说，塞浦路斯的现状就是由他们实行了统治。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我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由两个仆人服侍着饮食，根本就没有王后该有的公开宴会；在去做弥撒时，也没有像样的队列。我就算想要做这些事，以现在的经济情况来说也没有条件。我本来应该有每年一万达克特的养老金，但是他们连那个都不给我。我恳求总督阁下安排他们回到作为王后建议者的立场吧。”

第二封信也是王后致总督的。在用威尼斯方言亲笔书写的这封信中，她首先解释了自己另外亲笔写信的原因。因为考虑到书记官好像与威尼斯行政官们串通，所以第一封信在送给总督之前可能就已经被他们撕掉了。接着，她同第一封信里表现的一样，继续进行了申诉，最后说到威尼斯人行政官们在执政之际中饱私囊，并举了一个例子：以将塞浦路斯的自由民众卖给奴隶商人为名目，将其逮捕。他们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支付高额的赎金，这不仅让岛民感到人心惶惶，还导致塞浦路斯王国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另外，她还控诉连王后自己都不能自由地在岛内行动，这不仅仅损害了王后的尊严，而且完全将王后置于奴隶同等的地位。

上述两封信的结尾都署名为“您的女儿、王后卡泰丽娜”。卡泰丽娜并没有理解将她作为养女的共和国的真意。她单纯且毫不怀疑地认为，通过署名“您的女儿”，共和国就会听取她的诉说。相比之下，身为威尼斯贵族也曾经从事过共和国政治的父亲马克·科尔纳罗，虽说也是想要通过申诉改善女儿的处境，但作为一个大商人所具有的现实视野令他采用了另外一种书写方式。

第三封信是马克·科尔纳罗致总督的：“这封信大概与王后的两封信同时到达威尼斯了吧。如果您认为她的两封信是在我的忠告下所写，那真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如此，我作为威尼斯的国民，作为对威尼斯共和国最忠诚的自己，证明信中所述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这块土地上的王后实在是境遇悲惨，只有4名仆人和2位女官服侍。她的衣食起居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只有胳膊长的桌子上吃饭。她每天被分发当日的费用，窘困得连10达克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我的其他几个女儿虽然嫁的不是王室，只是威尼斯的贵族之家，但她们的生活都比王后的现状要好很多。我自己在到达这块土地后，向威尼斯行政官们请求改善王后的困境，但是他们只声称前任并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也做不了。我看不下去王后的困境，甚至拿出了自己带来的300达克特。我担心将王后置于这般现状之中，将会引起敬爱王后的塞浦路斯人对威尼斯的敌对感情，甚至在威尼斯共和国推进对塞浦路斯王国的政策上可能产生重大的阻碍。因此，我才斗胆决定写信给您。”署名为“威尼斯人、马克·科尔纳罗”。

对于来自这对父女的申诉，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只是对塞浦路斯的威尼斯行政官下达了每年保证支付给王后8000达克特年金的指示，至于其他申诉的事项都不予理睬。不仅如此，还继续下达了其他的指示，吩咐王后身边的人注意，为避免年轻遗孀的王后犯错误，包括居住于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在内，任何男人都不得与王后有特别亲密的关系。尽管像这般将塞浦路斯全岛设置于严密监控之下，威尼斯依旧不能放心。正因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及其政体，是在对“人”本身根本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意大利其他诸国逐渐没落的时代，威尼斯以其现实主义的政体获得了与罗马教廷相同的坚如磐石的势力。

1476年10月30日，威尼斯的总督府内举行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这是由十人委员会的10个委员及总督、6个总督代理组成的17人“十人委员会”，与以往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一样，又增加了23个长老的秘密会议。议题是将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庶出的三个孩子，再加上法马古斯塔之乱时败北而流亡的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以及其他塞浦路斯的8个重臣的家属带到威尼斯来居住。被称为行动危险的重臣家族一开始列出了25个，最后集中于8个家族。这俨然成了人质。要将至少在表面上是独立国家的人民的塞浦路斯人设置为人质而带到威尼斯来，为了做出这样的决定，自然需要召开重要的秘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赞成15票，反对14票，弃权11票。因为差距太小而重复了两次投票，但结果都与第一次相同。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重大决议延期了一个月才实施。一个月后，提督洛雷当（Lorédan）接受了“十人委员会”名义的极其秘密的指示。所示如下：“让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马里耶特·帕特拉斯[49]及庶出的王子与公主，再加上托利波利伯爵、利佐·德·马林等8个重臣的家属，乘坐排桨船至本国。在船上给予客人的待遇。但是，必须时刻监视着，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死亡。”这使得塞浦路斯全岛陷入了恐怖的深渊。对于惊恐的王后卡泰丽娜的恳求，带着本国政府的命令抵达塞浦路斯的提督洛雷当也只回答说这是履行任务。

次年一月，感慨着不幸的塞浦路斯人抵达威尼斯。塞浦路斯将他们在威尼斯经营的砂糖贸易销售额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费提供给已故雅克二世的生母及遗孤，让他们住在威尼斯市内的修道院里。重臣的家属们则自理生活费，也住在威尼斯的市内，被禁止私自出城。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威尼斯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逃脱，尤其是受到岛民爱戴的正统王位继承人国王雅克的两个遗孤与跟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阿方索订婚的雅克的女儿，等待他们的命运是残酷的。两个王子后来与婢女成亲，只是在威尼斯的下层百姓中间终其天年；但是，在那不勒斯国王再三请求之下获得自由的公主，在两年后，被公布死于帕多瓦的修女院，死因不明。

可是，通过将主张王冠之权的人远远地隔离塞浦路斯，将反威尼斯的重臣们的家属控制为人质，威尼斯掐掉了塞浦路斯王国内可能引起骚乱的苗头。塞浦路斯在威尼斯这般强制政策下，虽然暂时保持了平静，但是岛外的动静却并非如此轻易就能压制住的。幼王死后，威尼斯强行让王后卡泰丽娜坐上了王位，在之后的15年中，也不得不持续实施了武力威压。另一方面，与土耳其之间也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战斗与讲和，威尼斯一共有8次将它的大舰队停满了塞浦路斯的港口。正因为果断地实施了这些措施，那些反威尼斯的阴谋都破产了。

1475年8月，获悉前女王夏洛特与那不勒斯的4艘船开往亚历山大。共和国政府立即派遣数艘排桨船，乘载了150名克里特士兵前往塞浦路斯。

1476年6月，获悉那不勒斯国王派给儿子阿方索一艘大船及500名士兵，命其前往埃及；夏洛特则在罗兹岛等待时机。共和国政府在命令克里特岛海军基地的所有舰队火速开往塞浦路斯的同时，对罗兹岛的主权者罗兹骑士团递交了如下警告：“倘若骑士团对夏洛特采取协助行动，那么共和国以后就会将骑士团视为敌人。”对于深感近旁的土耳其威胁的罗兹岛来说，除了屈服于威尼斯的胁迫外别无他法。

1477年8月，获悉夏洛特与埃及的苏丹之间频频联络。提督洛雷当从摩德纳海军基地率领全舰队开往塞浦路斯。

同年12月，获悉夏洛特到达埃及，受到苏丹的热烈欢迎。提督洛雷当率领24艘排桨船前往塞浦路斯。同时，停泊于莱万特海上的所有威尼斯国籍的船只，不论是商用还是军用都接受了全副武装的命令，被编入洛雷当指挥的舰队。

此前两个月前，共和国元老院通过议案，认为威尼斯的100家贵族具有承担保卫塞浦路斯的义务，命其移居塞浦路斯，但由于塞浦路斯的财政困难而暂时搁置。

1479年，获悉夏洛特与岛内数名家臣联系，计划在岛内掀起叛乱。共和国政府立即从克里特基地派遣舰队开往塞浦路斯，同时全权委派提督洛雷当处置全体阴谋者。阴谋者们在洛雷当的拷问及审讯之下全盘托出。在预定叛乱的那个日子里，全体被处以绞刑。18年以来，被剥夺王位的前女王夏洛特辗转于罗兹岛、罗马及意大利各地，最后甚至流落到埃及。为了夺回王位，她精力充沛地持续行动着，可这次失败彻底浇灭了她最后的热情。现在，连那不勒斯国王、埃及的苏丹也对她置之不理。离开埃及的她，在穷困潦倒之中，8年后死于罗马，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享年43岁。不过，这位获得了所有人的同情而没能拥有王国的女王的坟墓，被安置于梵蒂冈内。

1479年秋天，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获得了这样一个情报：抛弃夏洛特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正在悄悄地接近王后卡泰丽娜，策划着王后与他那身在埃及的儿子阿方索的婚事。王后虽然是威尼斯人，但没有尊严与实权，卡泰丽娜对此抱怨不满的情况已经尽人皆知。可是，当察知那不勒斯国王的这一动向之后，威尼斯并没有通知王后任何消息，只是在岛的周围加强了舰队，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王后身边一举一动的监视。然后，将他们认为参与了策划的总理大臣费卡尔德传唤至威尼斯进行会谈，总理大臣自此再也没有回到塞浦路斯。

1483年1月，获悉两艘大船及500名士兵从那不勒斯出发开往莱万特，因遇到了恶劣天气，漂流至希腊海岸。共和国挑选了多米尼克·马利皮埃罗（年代记的著者）为海军将领，委派他掌管摩德纳与群岛之间的爱琴海海域。但是，马利皮埃罗海军将领的真正任务是监视希腊海岸上的那不勒斯船队的动向。

当时的服装

威尼斯共和国海军提督

土耳其的苏丹

土耳其士兵

1487年1月，威尼斯虽然以前就知道土耳其与埃及的苏丹之间可能要发起战争，但是直到那一年才终于确证——土耳其海军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发了。接着，似乎要证明这个行动似的，威尼斯接到土耳其军队提出为补给饮水及食物而要将船队停靠于塞浦路斯的申请。威尼斯立即下令，除了将两艘排桨船停留在亚得里亚海作为警备之外，全舰队在海军将领托莱比桑的指挥下直达塞浦路斯。托莱比桑还接到了以下命令：“为补给饮水及食物，每次只允许8至10名非武装的土耳其士兵登上塞浦路斯。对于土耳其军官，无论何种方式，都禁止登岸。”可是，威尼斯政府的这一担心幸亏是多余的，因为土耳其在当年及次年，都没有从达达尼尔海峡出动由8万名士兵及120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

但是，土耳其大舰队的动向成为迫使威尼斯共和国改变对塞浦路斯政策的事件。虽然同以往一样，继续维持着王后表面统治独立王国的外观，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够安心地将其作为殖民地了。威尼斯共和国打算扔掉其长年使用的伪装——迈向“塞浦路斯合并”之路。

1487年2月21日，全体元老院议员被召集于威尼斯总督府。当然，这是秘密会议。议题说明如下：“要解除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威尼斯共和国合并。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如果圣马可的狮子旗飘扬在塞浦路斯的上空，明确塞浦路斯成为威尼斯的领土，那么，根据现有的威尼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协议中尊重相互领土主权一项，可以保护塞浦路斯的安全。”对于塞浦路斯合并的决议，大多数议员都持赞成态度，通过了议案。可是，尽管只是维持了表面上的独立王国，要强制推行塞浦路斯的合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态度，尤其是不能忽视自古以来就与塞浦路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埃及苏丹的意向，不能采取强制政策。虽然通过了塞浦路斯合并决议，但是下定决心命令提督执行却拖延了很久。他们在等待一个不会给人以强烈的合并印象而能付诸实施的机会。

在秘密地举行决议的同时，威尼斯政府首先做好了三个布局。第一，通过大使向埃及苏丹透露，与其将塞浦路斯交给我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不如归属于威尼斯，这对双方更为有利。第二，在从威尼斯派到塞浦路斯的行政官之中，让王后卡泰丽娜的亲戚、尼科洛·莫切尼格与乔凡尼·康塔利尼两个人回到本国的任地。第三，同以往一样，即派遣舰队。元老院通过了在塞浦路斯增强大规模军备的议案，选举弗朗切斯科·普利乌利为新提督，对新提督下达指示：为了防备塞浦路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而能够立即、迅速采取行动，时刻预备好40艘排桨船。威尼斯就这样等待着实施合并塞浦路斯这一重大事件的时机的到来。

最后的反抗

一年过去了。王后卡泰丽娜尚不知晓任何情况。那不勒斯方面也只是感觉到威尼斯对塞浦路斯似乎要采取某种最终的行动。他们开始思考，如果就这么放任下去的话，将永远失去获得塞浦路斯的机会。对于那不勒斯国王来说，塞浦路斯完全归属于威尼斯则意味着那不勒斯势力想要进入莱万特海的任何道路都将被封死。

此前那不勒斯王国意图通过已故的雅克二世的庶出公主与自己的儿子结婚的手段获得塞浦路斯，但是公主被威尼斯带去作为人质，后来又死在了帕多瓦的修女院里，这使得他们的计划受到了挫折。还有一个手段是，以让儿子阿方索成为前女王的养子为条件，从而帮助夏洛特复归王位。但是这个手段也因为威尼斯敏捷的军事行动而失败。而且，夏洛特已经死于罗马。

因为这些失败，那不勒斯国王失去了手里所有的棋子。为了实现对塞浦路斯的野心，他打出了最后一张牌——选择了王后卡泰丽娜。这是自9年前起就开始的秘密行动，但因被威尼斯完美的情报网所洞察而不得已中止，如今旧话重提。相同的事情再一次回笼，这首先就是一个不利因素。再加上那不勒斯国王的这个策略撞上了威尼斯对塞浦路斯警戒最完善的时期，这就更加不幸了。对于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恰当的合并塞浦路斯借口，只是等待着的威尼斯来说，以那不勒斯国王为首的阴谋者们正是应当欢迎的客人吧。阴谋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唯有卡泰丽娜一无所知。

至此，利佐·德·马林再次出场。在1473年的法马古斯塔之乱中，曾是主谋之一的他，在之后的15年中，一边逃避着威尼斯政府严厉的追捕，一边不停地周游地中海，周旋于那不勒斯、开罗、罗兹岛的各当权者之间。1476年，他的整个家族都被作为人质押送至威尼斯，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反威尼斯的执念。1487年，加上从开罗被召回的王子阿方索，费兰特国王、利佐·德·马林在那不勒斯进行着有关王后卡泰丽娜与阿方索婚姻的策略。利佐的任务是获得王后的承诺，确保从开罗的苏丹那里获得对于该计划的认可及援助。只要一得到王后的同意，就从那不勒斯与亚历山大火速派遣军舰开往塞浦路斯。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将急忙操办婚礼事宜了。

翌年，利佐首先出发去埃及，他成功地获得了苏丹对该计划的全面赞同。并且，苏丹还赐予他作为自己的大使。接着，利佐秘密前往塞浦路斯。这是在威尼斯严密监控之下的岛屿，他在王后身边的一个女官的帮助下秘密地见到了王后。卡泰丽娜对这个婚姻的话题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已经34岁的她，仅有过不足一年的婚姻生活，而且那还是15年前的事情，在那之后就是连绵不断地涌过来的难题与徒有虚表的女王的生活。她的心里开始倾向于与年轻的25岁阿方索王子的婚事。可是，对于威尼斯人的卡泰丽娜来说，答应这桩婚事就意味着背叛祖国威尼斯。利佐虽然没有从犹豫不决的王后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但他觉得很有希望，欣然地期待着。

王后与利佐的会面，当时似乎没有被威尼斯方面所察知。但是，回到亚历山大的利佐，在街上遇到了威尼斯领事。他没有注意到领事，但领事绝对不会忘记威尼斯的这个重要监视对象。他立即向提督普利乌利汇报。此外，他还向提督报告，为了说服王后打算第三次前往塞浦路斯的利佐所乘的船只是法国籍，而船上并无载运货物。

商船上没有载运货物，这当然是奇怪的现象。接到亚历山大领事汇报的提督普利乌利将全舰队进行了伪装，从克里特岛海军基地开往塞浦路斯。但是，并不是直接开往塞浦路斯，而是停泊于能够看得见塞浦路斯岛最高山的山顶的海面上，等待时机。当太阳将要从克里特岛方向的水平线降下去，落日快要触及海面的时候，眺望员发现从西面的海上驶来一艘圆形商船，大叫了起来。排桨船立即包围了商船，提督命令商船停船。提督带领了一支武装队伍乘船过去，向商船船长说道：“我知道这艘船上载了一位客人，请说出这位客人的名字。不说的话，就将船长及船员全部绞死。”船长因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受到很大的惊吓，马上就坦白了。利佐·德·马林从亚历山大乘上了船，在塞浦路斯下了船。王后与利佐原计划让商船在这附近的海域等待4天，在第四天的傍晚时分，海岸会发出信号。看到这个信号后，就驾驶小船去海岸边迎接利佐。

终于到了第四天，提督只留下了船长和一个船员，然后将这艘法国船上的其他所有船员全部转移至舰队中的排桨船上，让自己的部下中的威尼斯人乘上了这艘法国商船。等这些行动完成后，提督自己也移步法国船，命令全舰队撤离塞浦路斯岛海岸，使人看不到船影，在那里待命。那天的黄昏，落日将海面一瞬间染得金黄。金色的海面上，只听见远去的舰队整齐的划桨入水声。日落之后的大海，红得像是葡萄酒。此时还没有看到海岸发出信号。月光将海面映照成一片银色时，提督命全船熄灭灯火，从塞浦路斯海岸向叙利亚方向的海域移动。商船的后背映着月光，漂浮于黑暗中泛着银光的海面上，海岸上不见一盏灯影。在夜晚清凉的空气与沉默的苍穹下，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当月亮快要升到正空时，提督及全员都清晰地看到幽暗的海岸上灯光一闪一灭。商船也立即回应了灯光暗号，将小船放到海面。提督命令这艘船上唯一留下的一个船员（他是与船长一同留下的），不许发出一句声音，然后把他放到小船上。在桨声中，小船离开了。对于任何人来说，没有比小船回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更长的等待了。好不容易等到小船返回，横靠于法国船边。顺着船上垂下的绳梯，利佐登上了商船。他对着前来迎接他的一言不发的船长愉快地说道：“一切都非常顺利，而且能够平安回到船上，我真得向神灵感谢。”就在接下来的一瞬间，船长的身后现出提督的身姿，隐藏在一边的威尼斯士兵们向利佐猛扑上去。与利佐同行的塞浦路斯贵族托利斯坦·基布莱也被同时抓捕。在提督的面前，对这两人反复进行了严刑拷打。利佐与托利斯坦都不得不和盘托出这个以王后卡泰丽娜与那不勒斯王子阿方索的婚事为主轴的反威尼斯阴谋。

等到利佐与托利斯坦全部坦白完毕，他们被排桨船押送前往威尼斯。这是一场戴着手铐脚镣的海上旅行。当他们乘坐的船到达科孚岛附近时，托利斯坦·基布莱一想到在威尼斯等待他的凄惨命运就忍无可忍。他吞下了藏在自己戒指中的金刚石粉末，在经历了数日的剧痛之后死在了船上。

1488年10月17日，单单护送利佐一个人的排桨船到达威尼斯。由“十人委员会”中的委员特别组成了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审查，再次重复了拷打与审问。在总督府内的十人委员会室，在全体委员列席的面前，利佐再次坦白阴谋的全部内容。没有宣判刑罚，就直接将他关押进总督府内被称为“达巴索”的地牢。地牢中有48个单间，每间由高2.45米、宽2.55米、深5米的石头建造而成，用于床铺的长2.5米、宽74厘米的木制台子是唯一的家具。地牢的单间在一侧的墙壁上开了一扇小窗，窗上镶着铁栅，隔出3厘米的方格间隙。屋内的光线就靠走廊里的灯从这个小窗投射进来。

最先知道这一阴谋失败消息的是开罗的苏丹。利佐被提督逮捕后，法国商船的船员们立刻被释放了，但威尼斯并不知道其中混了一名利佐的秘书。释放后逃到罗兹岛的秘书，在那里用法语将事情经过写成信件，通知给开罗的苏丹。苏丹见信大怒，虽然这场失败的阴谋并不是他自己主动开始的。他更愤怒的是，威尼斯对拥有苏丹大使资格的利佐的处置。苏丹将导致这场阴谋失败开端的通风报信者——亚历山大的威尼斯领事打入了监狱。

现在，开罗的苏丹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那不勒斯国王知道这一情况也只是时间问题。可是，威尼斯政府对迄今为止各个阴谋背后的那不勒斯国王、开罗的苏丹、罗兹岛都没有派遣使节或发送信函以示抗议或警告，而代之以在利佐到达威尼斯的第五天，即10月22日，“十人委员会”进行了表决。表决的事项是一年前元老院已经通过的决议，就是那件绝密的、暂时搁置的“塞浦路斯合并”议案，现在终于要付诸实施了。出席者14人全部投了赞成票。决议的内容如下：“提督普利乌利将少数排桨船留在基地作为保护，率领剩下的全舰队火速开往塞浦路斯。当舰队在全岛布置完毕警备之后，提督与王后卡泰丽娜会面，以威尼斯共和国的名义对王后建议交付塞浦路斯王国，并建议王后回归威尼斯。这两项建议毕竟都要王后自己同意接受才可以，所以，为说服王后，十人委员会派遣王后的弟弟、科尔纳罗家族的一家之长、乔治·科尔纳罗到王后的身边。但是，假如这些措施都不起作用，王后依旧持拒绝态度的话，那么，提督无论采取何等武力行为，都具有全权去执行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这一决议。”对提督普利乌利下达如上命令的16天之后，乔治·科尔纳罗从威尼斯出发去塞浦路斯。至此，王后卡泰丽娜以及塞浦路斯王国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另一方面，被关押在威尼斯总督府地牢中的利佐，在戒备森严与隔离的每一天中，根本就不知道塞浦路斯正在发生着什么。要了解这之后的利佐的情况，就只能通过年代记作者萨努多撰写的著名史料《总督们的生涯》（De origine urbis Venetae et Vita omnium Ducum）了。因为，能有机会了解威尼斯政府最高机密的人，唯有萨努多。其他的年代记作者们，连塞浦路斯的乔治与弗洛里奥·布斯特隆两个人也完全无从打听被押送回威尼斯的利佐的消息，所以也没有办法记录。萨努多是如何知道重要机密的，并且能够自由记录下来，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前文提到的他的著作也是代表作《日记》明白——这部一直记录到18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的著述，被收藏于共和国的机密文件室，也不能自由出版。今天，要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或者说要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么，被认为不可或缺的萨努多的这部记录，在当时对肩负起共和国政治的威尼斯贵族们发挥了教科书般的作用。

根据萨努多的记述，利佐在地牢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同样居住在威尼斯土地上、作为人质从塞浦路斯被押送至此的他的家族，就算知道利佐的境地，也没有办法见到他，甚至没有办法确认他的生死。在无法自杀的严密监控之中，利佐并不知道王后卡泰丽娜被逼迫将塞浦路斯转让给威尼斯。王后答应了转让，在她离开威尼斯的两个月后，即1489年5月13日，利佐最终被宣判死刑。但是，死刑并没有被立即执行。在此之后，他又不得不忍耐了两年半的地牢生活。对于其他国家的家臣的处置必须慎重，特别是具有苏丹大使身份的利佐，在紧急关头时还有留他活口的必要。

终于到了149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萨努多也没有写明具体日期——运河上印着CDX[50]记号、时刻准备接受“十人委员会”指示的待命的贡多拉，静静地划进运河。贡多拉的船长受到了“十人委员会”的传唤。命令船长极其隐秘地将利佐押走。船长下到了地牢。利佐赤着脚，被斗篷裹着身体，麻袋从头套下，被盖得严严实实的。船长将那样的他带到了总督府中的十人委员会的武器室。利佐以前就一直要求在公众面前执行自己的死刑，就算被带到这间武器室，他也不停地主张这一要求。可是，“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沉默不语。在暗淡的武器的光阵中，放了一个箱子。利佐两手被缚，站在箱子上面。屋梁上吊着一根钢绳，将他的头绕了一圈。箱子被踢倒了。尸体被装进袋子，运往穆拉诺岛[51]。在岛上的圣克里斯托弗教堂的后院挖了一个坑，尸体就连着麻袋一起被扔了进去。

对于公开宣称利佐病死于牢中的威尼斯，开罗的苏丹表示强烈抗议。但是，因此与威尼斯断绝国交却并没有持续长久。在土耳其的威胁面前，将威尼斯转为敌人将对埃及产生巨大的不利。威尼斯甚至连这一点都计算好了。可是，不管怎样，事情结束了。威尼斯通过巧妙分析政治形势，完全做到了先发制人。

“塞浦路斯合并”

塞浦路斯的冬天是从内陆开始的。所以，连位于首都尼科西亚的王宫在秋天结束的时候都必须搬迁至海岸边的法马古斯塔。当然，因为是地中海的岛屿，所以不像威尼斯的冬天那么寒冷。即便如此，也许是习惯吧，宫廷一般都会在春来之前待在法马古斯塔。

1489年，卡泰丽娜小小的宫廷也像往年一样来到了法马古斯塔。可是，这一年对于卡泰丽娜来说不同寻常。迄今为止，从王宫的窗户向外看着港内停泊得满满的威尼斯排桨船，王后都会觉得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依仗；但是现在，她觉得那是从自己的周围将她捆绑起来的巨大而可怕的存在，令她不安。

这种不安的感觉，她觉得是从上一年的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的，从那天托利斯坦的妹妹也是自己的女官艾莱娜将利佐带来的那时开始。她想起利佐当时熠熠生辉的眼睛，低沉而激动的声音，逼近自己而不放弃说服自己的身姿，头发中已见白发斑驳。看着他，听着他的话，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抵达塞浦路斯时，认识了来到船上迎接自己的亡夫的身边跟随着的那位年轻俊美的青年利佐。她虽然被第三次前来的他给说服了，但那时也很不安。不过，那个时候的不安是自己在选择人生之际所感受到的一种情绪高涨的不安。

将那种情绪高涨的不安变成现在这种可怕的不安的是艾莱娜带来的利佐被捕的消息，消息在威尼斯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哥哥托利斯坦也被捕了，艾莱娜吓得浑身发抖，紧紧依偎着卡泰丽娜说道：“我也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所以王后陛下也与我一同逃跑吧。他们知道王后陛下答应了婚事。”可是，那个时候她还不想跟随艾莱娜一同逃亡罗兹岛。她只单纯地认为，祖国威尼斯是不会对自己的养女做什么坏事的。塞浦路斯的威尼斯行政官员们的态度也同以往一样，对她十分殷勤。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内容，她只是感到他们明明知道却一言不发的冷酷。直到这个时候，卡泰丽娜才注意到，宫廷里的女官们在她未察觉的时候，一点一点地大部分都被换成了新面孔。尽管如此，还剩下一些她从威尼斯出嫁时就跟随着的女官们。也许是因为亲如骨肉的年轻的艾莱娜去了罗兹岛的缘故，这个冬天，她觉得特别寂寞。

卡泰丽娜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去艾莱娜所在的罗兹岛，可是她依旧很犹豫。

1月24日清晨，法马古斯塔港的人们吃惊地看到从朝霭中驶来大批船只。当霭雾消散，只见港内港外都停满了大舰队。绯红色的布上刺绣了圣马可的狮子旗，一面面飘扬在排桨船的桅杆上方。它们将冬日的地中海特有的深邃而暗淡的天空，渲染得鲜明而华丽。

就在那个时候，王宫的卡泰丽娜被告知提督普利乌利来访。打扮完毕，进入会客室的卡泰丽娜认出了熟悉的提督身边坐着弟弟乔治，大吃一惊。虽然已经17年没有见过他了，但是卡泰丽娜并没有忘记一群姐妹之中唯一的弟弟乔治的面容。提督向太过于意外而说不出一句话的她，照例郑重地致以问候，然后退下。之后，只留下他们姐弟两个。

弟弟马上开始了劝说。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决定合并塞浦路斯王国。因为除了合并之外，不能保护塞浦路斯不受任何外敌侵犯。王后回归威尼斯之后，也依旧受到女王的待遇，每年有8000达克特养老金的保障。讲到这儿，弟弟忽然压低了声音：“十人委员会知道一切。姐姐答应与敌国的王子结婚的事情，现在又想逃到罗兹岛的事情都知道。”然后他继续说道，威尼斯共和国会将这次王后的行为视为对共和国的背叛，但是这取决于王后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卡泰丽娜无法掩盖她的动摇。“对于已经习惯于住在这个美丽的国家，作为女王生活的我，先是赐予我王冠，而到了现在又要我归还。威尼斯的诸位难道不满于在我死后将塞浦路斯收入手中吗？王位是我死去的丈夫留给我的东西，我怎么会有抛弃它的想法。至少等我死后……而且，想想岛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卡泰丽娜哭泣着。有一小段时间，屋内一直沉默着。眼下，港口的喧嚣虽然没有传到建造于高处的王宫里，但是停满港口的圣马可的狮子旗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弟弟并没有打算结束对话。他继续说道：“姐姐，比起塞浦路斯，您更应该考虑祖国威尼斯。因为，在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未知，政治形势又如此困难之际，谁也不能保证您不被赶出塞浦路斯。也不能说，塞浦路斯人对这段漫长的被女人统治的岁月不感到羞耻。要解除这个不知什么时候降临到姐姐您身上的危险，只有一个决定与一个方法。没有儿子的您，只有将王国转让给威尼斯，回归威尼斯。在姐姐您刚继承王位的时期，形势不像今日这么困难的时期，共和国帮助了您，让您满意地统治了王国。但是，现在塞浦路斯的周边已没有一方安全之地。当所有的征服欲望都瞄准这个王国的时候，元老院才做出了这样的决议。就算您没觉得危险，去年夏天如果没有共和国军队的援助，塞浦路斯恐怕已经落入土耳其之手了吧。姐姐您也许会逃跑或者被捕，成为奴隶，被押送至君士坦丁堡。现在这个时期，哪怕一点儿小错误都可能导致重大后果，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做好准备并不是无用功。所谓幸运，是来自各个方向，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即便是朋友，也并不一定只在做好准备的时候才来帮助好运的。威尼斯与塞浦路斯之间路途遥远，但是大海更大。这一点请您好好考虑。

“将王国赠予共和国，姐姐您的名字将会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年代记与记录的作者们也会把一个女性市民成就的伟大决心，写成共和国成就之中最美丽的东西吧。就算您在塞浦路斯居住了很长时间，也应当表现出您是生育了您的国家的一员、是那个城市的一员、家族的一员。无论是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威尼斯都没有像今天这般等待她（他）的到来。哪怕威尼斯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我想也要对生育了自己的城市尽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更何况那个城市是被称为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最美丽的威尼斯。

“迄今为止，姐姐您身为女王，能够幸运地持续统治，都应该想到是共和国的恩惠。如果您拒绝了这样的共和国的请求，那就是恩将仇报。到那时，共和国可能会认为您的拒绝并非出于您自己的意志，而是因为我的想法。如果变成那样的话，威尼斯全城都将憎恨我，科尔纳罗家族也将无法逃脱这些报复吧。但是，如果姐姐接受了共和国的请求，那么不仅对您自身，对科尔纳罗家族都将带来好的结果。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将因何时使用、如何使用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获取最后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神灵为了考验他的仆人的好坏，则试验仆人。在这试验的面前，无论怎样祈祷或牺牲，都是无用的，只能执行神灵所期望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威尼斯人来说，难道不应该认为，威尼斯这一最伟大、最美丽的都市所期望的东西正是与神灵的期望相一致的吗？”乔治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

卡泰丽娜流着泪听着，好不容易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也努力像你一样考虑。只是，威尼斯共和国之所以得到这个王国，并不是出于我的意志，而是出于你的力量啊。”

卡泰丽娜只说了这几句话便借口还有其他事务，离开了席位。她疲倦至极，丝毫没有感受到和弟弟久别重逢的激动感情。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里，卡泰丽娜过得异常忙碌。她必须将塞浦路斯全岛的主要城市一座座地进行巡视。为了向岛民表示，这是塞浦路斯的王后卡泰丽娜根据自己的意愿将王国转交给共和国的。她穿着以前埃及苏丹送给她的用白貂裘皮制作的女王长袍，与提督普利乌利一同维持着赋予她作为王后的最后仪式。她必须头戴王冠，进入尼科西亚、赛里纳斯与利马索尔这些城市，出席广场上举行的仪式，将曾经升起的塞浦路斯王室吕西尼昂家族旗帜降下，代之以威尼斯共和国旗帜。在这之后，从城市里走出来的卡泰丽娜的头上已没有了王冠。

2月26日，在法马古斯塔举行了最后的仪式。卡泰丽娜在这一天穿上了好似丧服一般的黑色刺绣服装。在她的座位前面，淡蓝色的质地上绣着银线与狮子的吕西尼昂王室的旗帜被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绯红色质地上绣着金色圣马可狮子的旗帜，高高地飘扬于俯瞰港口的上空。那个时候，停泊于港口的船只依次发射起礼炮。仪式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塞浦路斯岛从这时起成为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两周后，卡泰丽娜永远地离开了塞浦路斯。从她18岁时成为王后来到这个岛以来，已经过去了17年。

归乡

到了6月，亚德里亚海上回旋着从达尔马提亚山峰吹来的风。所以，经由亚得里亚海来到威尼斯的船只，比起秋天来船速自然会慢得多。卡泰丽娜在经过了舒畅的漫长海上旅行之后，所乘坐的船只抵达威尼斯的利多港时，已是从塞浦路斯出发3个月后的6月6日了。在利多港，总督助理前来迎接。他转告说，今晚请在圣尼科洛修女院里休憩，明早总督及政府高官都会前来迎接，一同前往威尼斯。总督到利多迎接她属于国宾待遇。卡泰丽娜在圣尼科洛修女院——曾经在去塞浦路斯之前度过了4年的这所修女院——迎来了时隔17年后在威尼斯的第一个夜晚。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

翌日，大海有点儿汹涌的迹象。不过，初夏的威尼斯的天空毕竟还是黯淡。圣马可教堂前的旗杆上，巨大的绯色与金色的威尼斯共和国国旗在海风中高高飘扬。广阔的圣马可广场与港口附近的小广场上都挤满了人，周围建筑物的柱廊下也被广场上溢出来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是为了一睹塞浦路斯女王卡泰丽娜的到来而汇集在一起的。

钟声开始敲响。从钟楼的上方，从时钟塔的上方，在初夏的威尼斯辽阔的天空中，响起了清澈的声音。那时，从排列于港口左边的军舰上传出轰鸣的礼炮声。女王到达了。

用金色与绯红色装饰的总督的礼仪船“殿下礼舟”[52]笔直地驶进圣马可码头。“布琴特洛”是一艘长34米、宽7米、高8米的排桨船，整个船身涂成金色，用绯红色的天鹅绒帐篷罩着。船首飘扬着威尼斯的国旗——圣马可狮子；从船舱处伸出左右各21根涂成金色的桨，每一根都由4个桨手握着，有节奏地切入水面。在这个“殿下礼舟”的帐篷里，并排坐着卡泰丽娜与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53]。总督夫人及威尼斯贵族的名门富人们竞相奢华地列坐于周围。在外围则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在这艘豪华船的周围围绕着同样装饰华丽的贡多拉，它们将“殿下礼舟”包围了起来，形成一个扇形，向着码头前进。贵族夫人百人、政府的高官及大贵族百人，在这一天伴随着卡泰丽娜从利多一直同行至威尼斯，当时的记录对他们一行做了描述。从抵达圣马可码头的“殿下礼舟”走下来的卡泰丽娜受到了聚集在那里的威尼斯贵族的欢迎。她穿着一件低胸黑色天鹅绒衣服，按照塞浦路斯的习惯，用白色的面纱将头罩了起来。头上的塞浦路斯王冠勉强压住被海风掀弄着的面纱。

队伍以卡泰丽娜及总督为首，通过了小广场，在那右边是总督府，进入了圣马可广场。一行人在此止步，因为要在圣马可教堂的正面举行仪式。卡泰丽娜的弟弟乔治·科尔纳罗因对共和国做出的种种功绩而被与卡泰丽娜并排站着的总督封为“圣马可骑士”（Cavaliere di San Marco）。

这个仪式结束后，一行人进入了圣马可教堂。在那里举行转让仪式。首先朗读事先制作好的证书，上面写着卡泰丽娜怀着巨大的喜悦将塞浦路斯王国赠予威尼斯。然后，总督起身，赞美女王卡泰丽娜深思熟虑的决定及其对威尼斯的美好感情，最后对赠予塞浦路斯王国表示了感谢。接着，卡泰丽娜与总督在塞浦路斯转让证书上相互签名。在这些结束之后，卡泰丽娜走向祭坛，总督也跟随其后。卡泰丽娜伸开双手，将她头上的王冠摘下。她用双手托着王冠，献给了总督。那时，列席的人们看到从卡泰丽娜袖子里露出的白色蕾丝在教堂微弱黯淡的金光之中若隐若现。总督接受了王冠，仪式完毕。

此后的三天，作为共和国国宾的她，旅居于当时访问共和国的宾客使用的客房——费拉拉公爵宅邸。这个宫殿在1621年以后成为土耳其商馆[54]，今天依旧使用这个名称。在那三天里，昼夜不断的正餐与舞会，没有让她得片刻空闲。卡泰丽娜沉浸于其中，尚未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忘记塞浦路斯，威尼斯的华丽让她只觉得十分开心。被人们称为“女王陛下”，自己也在那个中心里。因为，在没有爵号的威尼斯贵族女人之中，只有她，无论是什么形式，都是女王。

结束了费拉拉公爵宅邸的三天国宾生活，卡泰丽娜搬到弟弟乔治的宅邸。乔治在父亲去世后搬出了圣保罗[55]的宅邸，在大运河沿岸的圣卡夏诺地区（San Cassiano）建造了豪华宅邸。这座宅邸至今都被称为科尔纳罗女王的宅邸。从费拉拉公爵宅邸出来，面向里亚尔托桥，科尔纳罗女王的宅邸就位于同侧稍微下游的地方。隔着大运河，还能看见对岸美丽的“黄金宅邸”[56]。

来到威尼斯的第二个星期，6月20日，卡泰丽娜迎接了总督巴尔巴里戈派来的使节。使节带来了一张证书，上面写着由共和国政府决定、经总督认可的有关于她今后的事项。即，她一生都拥有阿索洛[57]地区的领主地位，从这块土地获得的收益中每年得到8000达克特的养老金。另外，可以像以往一样，世代沿用吕西尼昂王室的封号。因此，今后既可以称呼她为塞浦路斯、亚美尼亚、耶路撒冷女王，还可以增加一个阿索洛夫人的称号。由此，决定了卡泰丽娜的第二个人生。

然后，这张证书上的各项决定都是有背景的。首先，姑且不论阿索洛的领主仅限于她一代，而且所谓领主，也只是徒有虚名。依旧设置了威尼斯行政官，守卫兵也由威尼斯安排。不仅如此，还给他们增加了新的任务——经常在卡泰丽娜的身边进行监视，不让被威尼斯合并的塞浦路斯岛民寻得名分——为挽回独立而策划反威尼斯阴谋。切断他们与他们所谓的“被软禁的塞浦路斯女王”之间的联络，这才是威尼斯方面的目的。

詹蒂利·贝利尼[58]画《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59]

其次，关于8000达克特养老金的事情。在证书上写着，即便在阿索洛收益较少的情况下，也将保障这笔金额。可是，以往的收益从来没有少过这个数字的。其真正的意思是，为了防止卡泰丽娜财政过于丰腴而设置了手闸。之后，养老金也被威尼斯规定在当年用光就是一个实证。

表面上，共和国对她似乎供奉了最高礼节。但是，卡泰丽娜的真实境遇是，位于美丽的高地却过着被软禁在距离威尼斯50公里开外、处于充分监视之下的阿索洛豪华的囚徒生活。尽管如此，卡泰丽娜本人并没有注意这个内幕，就算她注意到了，也不会对那样的事情有所关心的。这个女人总是非常欣喜地签上名字：“卡泰丽娜，塞浦路斯、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的女王，阿索洛夫人。”

此处，我想对卡泰丽娜离去之后的塞浦路斯稍微做点儿记录，后世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作为威尼斯对塞浦路斯统治的第二个阶段。

威尼斯派去了巴尔达萨雷·托雷比桑任第一届总督，在他下面安排了7个行政官。在威尼斯的统治下，塞浦路斯的经济状况似乎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或许因为这个，民心也沉稳了下来，没有制造阴谋或掀起叛乱。

威尼斯通过这些措施，成功地实现了塞浦路斯的内政管理，但是面对岛外的莱万特海上土耳其势力的增大，却没有突围的路径。自卡泰丽娜转让塞浦路斯大约百年后，土耳其终于公开了对塞浦路斯的野心。从1570年7月24日到翌年8月16日，是历史上著名的法马古斯塔攻防战，战役非常惨烈。当时，相对于塞浦路斯与威尼斯4000人的混合防卫军，土耳其实际的进攻者为7.5万名。战败的防卫军，无论女人或孩子都被杀害。队长马卡托尼奥·布拉加丁因为拒绝投降，最终被活活剥皮，作为战利品被献给了土耳其苏丹。此时，作为基督教国家拥有着悠久历史的塞浦路斯完全屈服于土耳其帝国。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将威尼斯统治的第二个阶段的塞浦路斯作为舞台。在萨努多的《日记》里记载了1508年，克里特岛总督克里斯托福·摩洛在从塞浦路斯返回的船上妻子去世的情况。奥赛罗是一名黑人，摩洛这个名字中也含有黑人或者皮肤黑的人的意思。以海为生的威尼斯，只将海军晋升为本国的贵族来巩固政权。提督的职务不仅有特别的权限，而且很有名誉，他们在退休之后，很多人成了共和国的总督。这与殖民地的总督是相同的情况。外国人或者黑人，是绝对不可能当得上的。不知道莎士比亚是确信“摩洛”这个名字带有黑人的意思，还是他明明知道，但为了特意强调威尼斯的异国情调而使用了黑人呢？

不管怎样，土耳其夺去塞浦路斯对威尼斯造成了重创。在长达5个多世纪里，掌控了莱万特海及地中海制海权的威尼斯共和国势力，自此以后，轰然崩塌。而后，在1645年至1669年的24年岁月中耗费了1.26亿达克特经费，在死者多达10万人的克里特岛攻防战中败北之后，威尼斯将地中海的主权彻底让给了土耳其。发现了新航线的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发展，虽然对威尼斯的衰退产生了少许影响，但是让威尼斯衰退的真正敌人可以说是土耳其。因此，为了摒除土耳其的威胁而全力以赴的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是海上的世界第一发达国家，却只能让步于后进新兴之国如西班牙与葡萄牙，见证它们进入新世界去摘取荣誉。

诗人拜伦后来将这场克里特岛攻防战咏叹为威尼斯的《伊利亚特》[60]。法马古斯塔攻防战也同样是悲怆的结局，既然成为诗人美丽的题材，那么其势力也到了尽头。其他国家的诗人是否将其写成了诗歌不得而知，但是这两大攻防战令威尼斯人也为它凄美的结局而落泪。当初以巧妙的策略将塞浦路斯收入囊中的那个透彻的威尼斯合理主义，去哪里了呢？

同一时期逗留于威尼斯的法国人乔曼·杜·贝雷在观看了威尼斯第一大节日“仙萨”——总督与海之女神的婚礼——这场炫耀威尼斯海洋势力的节日活动之后，写下了这般讽刺的话：“Ces vieux cocus vont èpouser la mer. Don’ t ils sont les maris, et les Turcs les adultères””（这些鳖幻想着跟大海女神结婚，却不知他们威尼斯人虽成了丈夫，但土耳其人才是真正的情人）。

终焉

有的女性不会因自己所受的苦恼与悲哀而留下一点儿阴影，并非是自身努力克制不表现在外，也不是一直压在胸中将其当作自己飞跃的一块基石。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痛苦与悲哀便离她们远去，仿佛她们的命运之神天生就丧失了争斗意志似的。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而对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最理想的女人。

只认识阿索洛的卡泰丽娜的人，都无法相信这位优雅而快活的妇人，与曾经当了15年之久的塞浦路斯女王，与在阴谋与叛乱的恐怖中生存下来的人是同一个人。被12个女官与80个贵族簇拥的卡泰丽娜，是那个小小的宫廷的中心，愉快地度过华贵的每一天。阿索洛在所有的意味上来说，都与塞浦路斯不同。与有着干燥的空气、炙人的阳光、温润的地中海风，光与影清晰的塞浦路斯相比，位于北意大利高地上的阿索洛处于布伦塔河[61]与皮亚韦河[62]两条清流之间，清澈的空气与茂密的树林非常赏心悦目。在欧洲，塞浦路斯至17世纪末都盛产与今日香槟一般地位的芳醇的葡萄酒，阿索洛附近是没有强烈香气的格拉巴酒[63]的著名产地。

卡泰丽娜在阿索洛度过了她之后的21年余生。她觉得只要自己的小宫廷是快乐而华丽的就足够了。因为她没有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那种期待艺术氛围的野心，所以无论是什么客人，她都欢迎。如果没有客人了，她甚至会自己亲自去威尼斯寻找。威尼斯共和国在举行什么重大宴会时，也都会邀请她。而且，在那样的场合中，总是给卡泰丽娜预备第一席位。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与丈夫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一同访问威尼斯是在1481年，那时她还在塞浦路斯。但是，在1493年米兰公爵夫人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1502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访问招待宴会上，卡泰丽娜都出席了。甚至她还在威尼斯举行的宗教仪式上露面，那个场景被制作成绘画，现在挂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64]。1500年詹蒂利·贝利尼绘制的《十字架的奇迹》[65]中将当时46岁的她那肥胖的身姿暴露无遗也是一个实证。总之，她就是个爱四处露面的女人。

她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从塞浦路斯抵达威尼斯时所受到的国宾级礼遇、获赠阿索洛地区，以及后来在威尼斯宴席上处于第一席位，都是威尼斯共和国对自己表示的敬意。她并不知道，威尼斯真正的意思在于向世间显示，合并塞浦路斯乃是女王卡泰丽娜出于对执政困惫的主动转让。而且为了合并后能够顺利统治塞浦路斯，威尼斯判断，对卡泰丽娜的境遇做如此华丽的安排更为有利。

阿索洛的卡泰丽娜的宫廷之所以能够在后世的历史中稍有留名，那是沾了诗人彼得罗·本博的光。本博也是卡泰丽娜的亲戚，他那部可以称为恋爱论的《阿索洛的人们》[66]就是在这个卡泰丽娜的宫廷内写成的。

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在阿索洛举行的一个女官的婚礼宴会上，三个贵族与三个女官关于爱情进行了一场讨论。据说女王也参加了，但她并没有发言。这场社交会话分成了三个部分：1.什么样的爱情是正确的，什么样的爱情是错误的。2.女人与毁灭，爱情与痛苦。3.情欲恋爱与精神恋爱。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好而正确的爱情，是对美的无止境渴望，在神灵的面前神圣而永不泯灭。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精神恋爱。

可是，当时最美丽的女人与具有高度修养的上流夫人们都是本博的朋友，他甚至还做过臭名昭著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的情人，后来虽然育有三个孩子却依旧凭借天生的社交才能升到了枢机主教。这位俊美的诗人的现实生活实在是令人回味无穷。而他撰写的与他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著作，特别是这部《阿索洛的人们》只能说是陈腐的女性社交界的产物。不过，这倒成为了解卡泰丽娜周围情况的资料。就是这个本博，没有把作品捧给卡泰丽娜，而是献给了他曾经的恋人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1501年7月10日，总督府里召开了内阁会议。总督因为风湿病犯了而缺席。他对作为圣马可教堂的行政长官乔治·科尔纳罗骑士的代理人巴提斯特·莫罗西尼与路易·马利皮埃罗、检察长尼科洛·多尔费因三人提出了要求，让他们全都披着黑色的斗篷出席会议，并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被允许发言的他们发布了一个消息——今天早上4点，乔治阁下的姐姐、塞浦路斯女王卡泰丽娜在胃病发作的3天后病逝，享年56岁。他们是为了通知这个消息才来到内阁会议的。因为总督缺席，所以由评议员路易·普利乌利代表全体内阁陈述了对女王之死的哀悼之词。接着，内阁会议决定为死去的女王敲响12下圣马可教堂的钟声。

当天下午，元老院也收到了卡泰丽娜的讣告。于是，决议在两天后的12日，由乔治·科尔纳罗担当丧主举行葬礼，内阁会议及元老院议员全体成员、威尼斯大主教及其他主教，以及其他众多贵族都必须列席。

当天夜里，其实已经到了次日凌晨时分了，“雨啊风啊，大如鸡蛋的冰雹好似在空中绽放的火花一般，变成可怕而猛烈的暴风雨”。在这暴风雨之中的守灵夜，卡泰丽娜的遗体用弗朗切斯科宗派的修女服包裹着，装在灵柩里被抬往圣卡西亚诺教堂（Chiesa di San Cassiano）。灵柩的旁边只跟着两个僧侣及手持十字架与烛台的两个少年，没有一个亲戚。从弟弟乔治的宅邸到这座教堂，从后门抄近道不足50米。这条狭窄的小道，宽度只有一个人伸开双手的幅度，小小的送葬队匆匆忙忙地穿行于其中。风雨太大，蜡烛刚从屋里出来便被吹灭了。暴风雨中只听得僧侣忙碌的祈祷声与棺材在拐角处碰撞的声音。刚一到圣卡西亚诺教堂，淋成了落汤鸡的僧侣与少年，还有搬运棺材的两个壮工就将棺材放下，消失了踪影。教堂里的人见没有一个亲戚或政府官员同行，便也只是出来迎接了下就消失了。在宽敞的教堂的黑暗之中，只有一个被丢弃的她的棺材。

次日清晨，在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放了一夜的卡泰丽娜的棺材被抬往举行葬礼的圣阿波斯托利教堂[67]。葬礼排头行进的是大十字架与威尼斯大主教、斯巴拉多大主教、费尔特司教、莫切尼格修道院院长等威尼斯宗教界的高位圣职者们，各自身穿光彩炫目的金银色圣袍，后面跟随着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高官们，他们也身穿了表示各自官职的最正式的礼服。再后面是唱着赞美歌的圣歌队。在毕恭毕敬抬着棺材的几个侍从的后面并排跟着丧主乔治·科尔纳罗与总督的代理，最后是科尔纳罗家族的全体成员及其亲戚，以及其他威尼斯贵族的队伍，延绵相续，没有尽头。棺材用镶饰了金色花边的黑色天鹅绒罩着，上面摆放着20年前自从卡泰丽娜让出塞浦路斯以来一直收藏于圣马可教堂里的宝物——塞浦路斯的王冠，仅限于今天，将它从那里取了出来。

为了让这支华丽而肃穆的送葬队从肉类市场（今天的鲜鱼市场）的岸边渡过大运河，到达对岸的圣索菲亚区，大运河上仅在今日排满了小船，在上面铺设了厚木板，架出来一座桥。送葬队从上面缓慢地走过。从这里开始，送葬队里加入了威尼斯各宗派的僧侣和修女，他们手里的那些多得无法计数的烛台与火把将火光映在早上的运河水面上，显得变幻无常。

在举行葬礼仪式的圣阿波斯托利教堂里特别设置了祭坛，棺材就安放在那上面。跟随着送葬队前来的人们全体就席。葬礼由威尼斯大主教主持，《威尼斯史》的作者安德烈·拿巴杰洛[68]念了悼词。仪式就此结束，列席者全部散去。

漂亮的伪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卡泰丽娜·卡尔纳罗的一生就是被威尼斯这样的伪善所鼓动，所粉饰了。伪善，若是那些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伪善”的人做出了伪善的行动之后，岂止是没有作用，那散发出来的俗不可耐的臭气甚至能令人们纷纷中毒。可是，对此心知肚明的人们，他们所做出来的伪善，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可以说具有艺术的美感。文艺复兴的时期的威尼斯人所具备的如此坚强的精神，在500年之后的今天，只残留为回响于地中海上空的哄笑罢了。只有拥有自由的精神与敏锐的感觉的人才听得见那洪亮的哄笑。

[1] 菲奥伦扎·克里斯波（Fiorenza Crispo），卡泰丽娜的母亲，是锡罗斯岛的领主尼古拉斯·克里斯波（Nicholas Crispo）的女儿。

[2] 丹多洛家，威尼斯贵族。在威尼斯共和国时代，丹多洛家族中出了4个统领。

[3] 本拉多明家（Vemdramin），威尼斯贵族，建造了世界最古老的赌博俱乐部——本拉多明宫殿。

[4] 卡佩洛家（Cappello），威尼斯富裕的贵族。

[5] 白貂裘皮（Ermellino），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礼服被称为“王者的毛皮”。

[6] 拿骚（Haus Nassau），发祥于德国西部莱茵地域的欧洲贵族、皇室。虽然只有一代，但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7] 东罗马帝国，指4世纪左右实行东西分裂统治以后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域。

[8] 仙萨（Sensa）是威尼斯语，在意大利语中意味着“ascension”(升天），祈愿永远的繁荣。在威尼斯，它是庆祝海的女神与元首结婚的最大的节日。

[9] 总督府（Palazzo Ducale），兼元首的官邸、官厅。

[10] 大运河（Canal Grande），威尼斯运河，将城市分成S型的两部分。

[11] 里亚尔托桥（Ponte di Rialto），威尼斯大运河上架设的四座桥梁之一，也被称为“白色的巨象”。

[12] 圣马可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意大利威尼斯最有名的大教堂，拜占庭式代表建筑。它面向圣马可广场，与总督府相连。建筑内金碧辉煌，祭坛上有镶嵌了2000颗宝石的屏风。

[13] 十人委员会，1310年至1797年间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机构，负责情报、谍报。与总理府的成员一起构成十人委员会，合计17人，但称为“十人委员会”，任期一年。

[14] 卡尔门（Porta della Carta），位于总督府和大教堂之间，又被称作纸门（Porta della Carta）。

[15] 大会议场，国会会议场，共和国国会，可容纳1000——2000人。

[16] 克里斯托福·莫罗（Cristoforo Moro，1390——1471），意大利政治家、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在位时间：1462——1471）。

[17] 雅克二世·德·吕西尼昂（Jacques II de Lusignan，1438？——1473），塞浦路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西里西亚——阿美尼亚国王（在位时间：1464——1473），被称为“私生子雅克”（Jacques le bâtard）、“大主教雅克”（Jacques l’ archevêque）。

[18] 利多（Lido），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斯南面的细长岛屿，也称为利多岛，是威尼斯市的一部分。

[19] 西西里岛（Sicilia），位于意大利半岛西南方的地中海的意大利领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包括周边岛屿在内构成西西里洲。

[20] 撒丁岛（Sardegna），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西面、科西嘉岛以南的地中海的意大利领岛。它在地中海是仅次于西西里亚岛的第二大岛，包括周边岛屿在内构成撒丁里洲。

[21] 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她生于海中，以美丽著称。

[22] 《塞浦路斯岛的历史》（A History of Cyprus, George Hi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1948，I, II, III）。

[23] 圣马太（Matthew the Evangelist），《圣经·新约》福音书中的人物，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之一。

[24] 圣巴拿巴使徒，《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的初期基督教教会成员，十二使徒之一。

[25] 盖乌斯·弗拉维乌斯·瓦勒留斯·君士坦丁（Gaius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272——337），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间：306——337），因其再次统一帝国、发展了专制君主制而被称为“大帝”。

[26] 海伦娜（Helena，246/250？——330），古罗马帝国的皇后，君士坦丁一世的母亲，基督教会的圣人。

[27] 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坐落在希腊北部，近萨洛尼卡湾，是塞萨利区与马其顿区间的分水岭。其米蒂卡斯峰高2917米，是希腊最高峰。为了与南面相邻的“下奥林匹斯山”相区别，它又称“上奥林匹斯山”。奥林匹斯山是奥运圣火精神源头，是古希腊成为欧洲文化发源地不可缺少的元素，是西方文明起源之地，也是希腊神话之源。

[28] 理查德一世（Richard I，1157——1199），金雀花王朝第二代英格兰国王（在位时间：1189——1199）。其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因其勇猛而被称为“狮心王”（Richard the Lionheart），被视为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模范。

[29] 1184——1191年，塞浦路斯总督伊萨克·科穆宁曾脱离拜占庭而独立。

[30] 利马索尔（limassol），塞浦路斯第二大城市，又名“莱梅索斯”，塞浦路斯南岸城市，傍阿克罗蒂里湾。

[31] 居伊·德·吕西尼昂（Guy de Lusignan，1159——1194），吕西尼昂伯爵的儿子，法国骑士。他与耶路撒冷女王西比勒·德·耶路撒莱（Sibylle de Jérusalemm，1160？——1190）结婚而成为耶路撒冷国王。1190年西比勒死后，伊莎贝拉成为女王，但居伊没有放弃王位。他在1192年获得塞浦路斯后才放弃了王位。1194年去世后，由哥哥继承塞浦路斯王位，以后持续了吕西尼昂皇家的塞浦路斯王国。

[32] 安提阿（Antiochia），土耳其南部的小城市安塔基亚（Antakya）的古称。公元前300年左右，由古叙利亚王国的塞琉古（Seleukos）一世建设为首都，后来成为仅次于耶路撒冷的第一代基督教会的中心地。

[33] 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塞浦路斯东部法马古斯塔地方的主要城市，位于海湾的中央部，是塞浦路斯水位最深的港口。

[34] 亚历山大（Alexandria），仅次于开罗的埃及第二大都市。公元前332年，由希腊国王建造而成。

[35] 尼科西亚（Nicosia），塞浦路斯首都，位于塞浦路斯岛美索里亚平原中部，濒临派迪亚斯河，北依横越岛国北岸的凯里尼亚山脉，西南同青松苍翠的特鲁多斯山遥遥相望，海拔约150米。

[36] 马穆鲁克人（Mamlūk），指伊斯兰世界里奴隶出身的军人。

[37] 乔凡尼，即让二世·德·赛普勒斯（Jean II de Chypre，1418——1458），塞浦路斯国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国王（在位时间：1432——1458）。在继承塞浦路斯国王称号之前，他具有名义上的安蒂奥基亚公爵称号。

[38] 海莲娜（1428——1458），东罗马帝国巴列奥略王朝的王室女儿之一。

[39] 夏洛特·德·吕西尼昂（Charlotte de Lusignan，1444——1487），塞浦路斯女王，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女王，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女王（在位时间：1458——1464）。

[40] 卡萨·迪·萨沃亚（Casa di Savoia），统治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及法国、法语圈瑞士一带的边境伯爵贵族。

[41] 路易·德·萨沃亚（Louis de Savoie，1436——1482），法意国境的萨沃亚家族的公子，与塞浦路斯女王夏洛特结婚后，获得塞浦路斯共同统治者的王位（在位时间：1459——1464）。

[42] 罗兹岛（Rhodes），位于爱琴海南部安纳托利亚半岛沿岸的希腊领岛。

[43] 内格罗蓬特公国（Lordship of Negroponte）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欧封建主在拜占庭帝国废墟上建立的十字军国家之一，领有今希腊优卑亚岛。1204年由塞萨洛尼基王国国王孟菲拉侯爵博尼法斯将其新领地优卑亚岛分封给佛兰德斯贵族而建立。全岛于1470年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服。

[44] 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将与地中海相连的爱琴海，以及与黑海相连的马尔马拉海相连接的狭窄的海峡。

[45] 主首（Signora），对已婚者、年长者的称呼。

[46] 拉扎罗·莫切尼格（Lazzaro Mocenigo），出身于威尼斯共各国的活跃于17世纪的提督，意大利第70届总督，即彼得罗·莫切尼格（Pietro Mocenigo，在位时间：1474——1476)。

[47] 海莱斯彭特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

[48] 圣乔治港（Porto San Giorgio），是亚得里亚海最大的渔港及观光港，历史上有诸多名人在此休假，比如拿破仑的弟弟。

[49] 马里耶特·德·帕特拉斯（Mariette de Patras，？——1503），塞浦路斯国王让二世的希腊人爱妾，雅克二世的母亲。

[50] CDX（Consiglio dei Dieci），意大利语，意为“十人委员会”。

[51] 穆拉诺岛（Murano），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斯本岛的东北方向，在马拉尼运河沿岸的岛屿。

[52] 殿下礼舟（bucintoro），指威尼斯总督所乘坐的排桨船。在1798年威尼斯共和国被拿破仑灭亡之前，在每年复活节时举行的仪式（与大海的婚礼）上，总督都会乘坐该船出港，在亚得里亚海上进行表演。其中第四艘、1729年处女航的总督船犹如浮在海面上的宫殿一般豪华，长35米，高8余米，配备了168个桨手及40多个船员。总督的椅子安置于船舱后方，船首装饰着代表了正义的剑与天平。不过，这艘船在1798年拿破仑征服威尼斯时被破坏。

[53] 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1420——1501），威尼斯总督（在任时间：1486——1501），是第七十三任总督马尔科·巴尔巴里戈的弟弟。

[54] 土耳其商馆（Fondaco dei Turchi），13世纪上半叶拜占庭式样的商馆，1621——1838年为土耳其商馆。这是共和国准备的商馆，供土耳其人及波斯人用于住宿、商品仓库、交易场所。19世纪修复，现为市立自然博物馆。

[55] 圣保罗，威尼斯6个地区中最小的一个区，可以眺望大运河，拥有圣保罗教堂、美丽的宫殿及市场。

[56] 黄金宅邸（Ca’ d’ Oro），面对威尼斯大运河的宅邸中最美丽的一座，也是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外壁使用金箔与各种色彩的装饰而被称为黄金馆。该宅邸由威尼斯贵族孔塔里尼建造，该家族在1043——1676年间出了8个威尼斯总督。

[57] 阿索洛（Asolo），位于威尼斯以北60公里外的丘陵地带。它是古罗马人建造的城市，现在依旧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这座城市虽小，却因为很多著名人士喜爱它而闻名世界。

[58] 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派的画家。威尼斯的文艺复兴美术迟于佛罗伦萨，开始于15世纪下半叶，16世纪迎来黄金时代。

[59] 《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Procession of the True Cross in Piazza San Marco），1496年，收藏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60] 《伊利亚特》（Iliad），据说是荷马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古希腊诗歌作品。

[61] 布伦塔河（Brenta），流经意大利北部而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全长174公里。

[62] 皮亚韦河（Piave），流经意大利北部而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在注入大海的河流中，是意大利国内第五条长河。

[63] 格拉巴洒（Grappa），意大利特产蒸馏酒，白兰地的一种，酒精度为30——60度，是意大利很受欢迎的一种餐后酒类。

[64] 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Gallerie dell’ Accademia），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美术馆，1750年由当地画家乔凡尼创建的美术学院发展而来，现在主要收藏了14世纪至18世纪威尼斯派绘画，尤其是威尼斯派的第一代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等人的代表作。

[65] 《十字架的奇迹》（Miracolo dell Croce），创作于1500年，现收藏于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

[66] 《阿索洛的人们》（Gli Asolani），关于柏拉图式爱情的三篇散文。

[67] 圣阿波斯托利教堂（chiesa dei santi apostolic），11世纪下半叶佛罗伦萨罗马风格的代表建筑物。

[68] 安德烈·拿巴杰洛（Andrea Navagero，1483——1529），著名的人文学者。

后记

1966年11月，由于阿诺河[1]泛滥，佛罗伦萨遭遇了大洪水。淫雨连绵，水量增加，山里面流出的水流与满潮时大海的逆流，正好在老桥[2]一带相会，溢出的河水形成浊流，袭击了整个城市。

3天后，我从罗马出发，到达佛罗伦萨。潮水已经退去了，可是，与水一同流出的重油，在距离墙面5米高的上方留下了鲜明的黑色印迹，清晰地显示出这场洪水的威势。城里面臭气熏天，热的食物只有咖啡。其中，很多学生正忙碌着将美术品搬运到安全的地方，或者抢救那些埋在烂泥里的古书。

我参加了由普莱维特利教授指挥的负责国立古书馆的小组。那个组里女学生很多，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她们从泥地里挖掘出大量的古书，将其分为手稿与印刷书，一页一页地仔细清洗，在中间夹上吸水纸。这样的作业每天都在持续着。就在这进行期间，我渐渐地清楚了一个月前粕谷先生邀我写一本《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这个题目应该如何开始着手梳理了。如果只是阅读现代人撰写的历史书，那是很容易就做到的。可是，那样一来，与用英语、德语、法语所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书就没什么差别了。怎样才能做到不通过后世人的过滤镜而直接迫近那个时代生存的人呢？那就是，只能通过亲自查阅尽量多的原始资料。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对于在此期间从未间断地给予我温暖的鼓励与建议的中央公论社总编粕谷一希先生以及编辑部的塙嘉彦先生，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对于经常前来与我相会，每次都给我提出宝贵忠告的林达夫[3]先生，也表示感谢。我记得，在从先生位于藤泽[4]的家中告辞出来的归途中，因为太清楚自己的无能了，身体甚至簌簌发抖般的战栗。

我也绝对不会忘记感谢荻原延寿[5]先生。他通过自己的撰写经验给我提出一个建议：“历史学家也能允许想象。”先生的这句话，在我撰写期间，犹如远雷一般在我的头脑中隆隆作响。

我在意大利的学业，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蒙雷阿莱[6]的枢机主教、贝隆齐女士[7]等，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意大利的朋友们的名字。所以，我就只留下一个人的名字，献上我简单的谢意——茱塞佩·西莫奈[8]。

1969年3月1日于东京
盐野七生

[1] 阿诺河（Arno），流经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的河流，全长240公里，注入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

[2] 老桥（Ponte Vecchio），意大利佛罗伦萨阿诺河上的桥梁，正如其名字的意大利语表述，它是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桥梁。

[3] 林达夫（1896——1984），日本思想家、评论家，著有《文艺复兴》等西方精神史、文化史、文明史方面诸多著作。

[4] 藤泽，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

[5] 萩原延寿（1926——2001），日本历史家，著有《远崖》等诸多著作。

[6] 蒙雷阿莱（Monreale），位于西西里岛西部的巴勒莫。

[7] 贝隆齐（Maria Bellonci，1902——1986），意大利文学界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她与丈夫于1947年创立了意大利最权威的文学奖Strega奖，对年轻文学家寄予了厚望。

[8] 1970年3月，盐野七生再赴意大利，居住于佛罗伦萨。大概在这一年，她与西西里岛的贵族出身的医生茱塞佩·西莫奈结婚（后离婚）。

参考文献

[缩略符]

A. S. I.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A. S. L.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N. A. =Nuova Antologia

S. P. R. =Atti e memorie della Reale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e provincie di Romagna

所有资料尽量使用发行年份较新的资料。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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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来源一览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素描》，达·芬奇画，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胸像》，克里斯托弗罗·罗马诺作，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 Scala, Firenze

《贝亚特丽斯·德·埃斯特肖像》（《斯福尔扎祭坛画》局部图），作者不详，布雷拉美术馆（米兰）© Archivi Alinari/Giraudon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伊鲁·摩洛）肖像》，同上。

《新婚的房间》，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哀悼基督》，曼特尼亚画，布雷拉美术馆（米兰）© Scala, Firenze

《费代里科·贡扎加肖像》，提香画，普拉多美术馆（马德里）© Scala, Firenze

《查理·德·波旁之死》（16世纪版画），私人藏品，©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伊莎贝拉的“书斋”》，总督府（曼托瓦/意大利）©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圣凯瑟琳的议论》局部图），平托瑞丘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基督的复活与做礼拜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局部）》，平托瑞丘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波吉亚寓所》，梵蒂冈美术馆内©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切萨雷·波吉亚肖像》，作者不详，威尼斯宫美术馆（罗马），© Scala, Firenze

《阿方索·德·埃斯特肖像》，提香画，帕拉提那美术馆（佛罗伦萨）© Scala, Firenze

《彼得罗·本博肖像》，拉斐尔画，布达佩斯国立美术馆（匈牙利）©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尤利乌斯二世》（《将赫利奥多罗驱赶出神殿》局部），拉斐尔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肖像》，洛伦佐·迪·克雷蒂画，弗利市立美术馆（弗利/意大利）© Foto Giorgio Liverani di Liverani Monica

《15世纪中叶米兰制作的甲胄》，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澳大利亚）©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米兰城之塔》©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肖像》，波拉伊奥罗画，乌菲齐美术馆（佛罗伦萨）© Scala, Firenze

《斯福尔扎骑马像》，达·芬奇画，都灵皇家图书馆（都灵/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西斯都四世与外甥们（局部）》，美洛佐·德·弗利画，梵蒂冈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吉罗拉莫·里亚里奥肖像》，波提切利画，西斯廷教堂（梵蒂冈）©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洛伦佐·德·美第奇肖像》，瓦萨里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Giraudon

《乔凡尼·德·美第奇》，瓦萨里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提香画，乌菲齐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排桨船》，拉斐尔画，美术学院画廊（威尼斯）©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礼服》，凯撒·韦切利奥画，选自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版）

《提督皮埃罗·莫切尼格肖像》，丁托列托画，卢浮宫博物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土耳其的苏丹》《土耳其士兵》，凯撒·韦切利奥画，选自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巴黎，1860年版）

《威尼斯共和国国旗》，科雷尔美术馆（威尼斯），© Museo Corre

《通过圣马可广场的大队伍》，詹蒂利·贝利尼画，美术学院画廊（威尼斯）© 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译者跋

女性与合理主义

“文艺复兴”原本是欧洲的一种文化现象，即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Renaissance在现代日语中一般使用音译“ルネサンス”，不过此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使用了“文芸復興”这个汉语词，将文艺复兴时代称为“復興期”。这个译词不单指文艺，而是广泛意义上的使用。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作者盐野七生，是一个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女性。这让笔者在阅读之前首先涌现的疑问就是：日本人写欧洲史？还是女性写作？在现代出版极度繁盛的状况之中，一个日本女性写作的欧洲史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她为何要写意大利文艺复兴？她笔下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呢？

一

盐野七生青年时代的日本发生了这样一些重要事件：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1968年，美国将小笠原诸岛归还日本；1968年，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1969年，日本学生运动以占领东京大学安田讲堂达到顶峰。换一个角度来看，那是“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东海道新干线开通、海外旅行放开、四大公害疾病暴发的高速经济成长时期。

盐野七生顺着海外旅行的热潮到了意大利。她在日本的学习院大学文学系攻读了哲学专业，大学毕业后，1963——1968年游学意大利。1966年9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她与中央公论社的总编粕谷一希先生相遇，受其邀请开始撰写《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作品刊登于1968年4月、6月、9月号上。

这就是一个日本女性写意大利的开始。1970年3月，盐野再赴意大利，居住于佛罗伦萨。大约在这一年，她与西西里岛贵族出身的医生茱塞佩·西莫奈结婚。虽然他们后来离婚了，但茱塞佩·西莫奈是盐野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后记中唯一留下名字的意大利朋友。此后，诸如《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威尼斯一千年》等，佳作频出。她的《罗马人的故事》一写就是15年，一年一本。这位出生于1937年的女性，在78岁的2015年时依旧勤奋地写出了《希腊人物语1：民主政治的开端》。

本书是盐野写作生涯的开端之作，不仅对于“作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后撰写的《优雅的冷酷》《海都物语》等作品的引子，也早已种在了此书中。

二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讲了四个女人的故事，四个女人在人际关系上有所关联，但这个关联在叙述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处理得亦很淡泊，所以基本可以将四章视为四个独立的故事。

第一个出场的是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同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贵族家庭的孩子们一样，她也是自出生以来便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她嫁给了曼托瓦的一个同样是中等贵族的贡扎加家族，终了一生。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作为一个平凡的中等贵族的女儿度过一生。这个美丽的女人利用了包括政治斗争、艺术乃至自身在内的一切，只是为了超越自己被分配到的环境。

母亲的娘家是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国，妹妹嫁给了米兰公国，这两个王国在她的眼前相继崩塌。她要守护好自己的娘家埃斯特家族所统治的费拉拉，还要守护夫家贡扎加家族所统治的曼托瓦。中等君主国最容易成为大国的饵食，为了坚守住这两个国家，只能凭借大胆而冷静的现实主义。所以，当丈夫被俘虏时，她向教皇、法国皇帝等一切有声望的人求救，但是她坚守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绝不能让他们以解救丈夫为借口而将铁蹄踏上自己的国土，哪怕被威胁杀了她的丈夫。她亲历了罗马劫掠，将美貌的女官当作政治交际的工具，营造了她那间今日被称为“天国”的艺术品书斋。

第二个女人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因为声名显赫的亚历山大教皇父亲与切萨雷哥哥的缘故，她成了典型的“被男人左右命运”的女人，而左右她的正是女性最为关心、最为痛心的“婚姻”。美貌绝伦的她不得不成为棋子，出嫁了三次。在这一期间，她有过抗争，也有过与他人的恋爱与不伦。波澜万丈之后，她与第三任丈夫和睦相处，为家族添子传宗。她的生命与波吉亚的名字共存，所以尽管是悲剧，她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只有自父亲即位教皇之日起至哥哥切萨雷去世为止的15年。在与这个名字的荣光及崩溃纠缠了一生后，她的人生也随着波吉亚家族的崩塌而终结。这之后的她，不再是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而只是一位善良温柔的妻子——卢克雷齐娅·德·埃斯特。

第三个女人是卡特丽娜·斯福尔扎。她是个太不寻常的女人，一个拥有阿滕多洛乡野武夫的血统、美貌与英勇兼备，勇敢之处甚至可以用悍妇来形容的女人。她最著名的事迹恐怕就是站在城塞上，面对着以她的两个孩子为要挟的敌人，从从容容地掀起裙摆，大声喊道：“愚蠢的傻瓜啊！我有这个工具，就还能生无数个孩子！”（本书第185页）可是，如果不是这般强悍，又有谁能保卫弗利？在众叛亲离、无所依赖之际，谁能奋勇而起，为故土而战？如果卡特琳娜的对手不是叱咤整个意大利的切萨雷，不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她的命运也许能够被改写。这位意大利的女杰，对待敌人的报复极其残忍，可那个前提是敌人杀害了她的丈夫与恋人。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与她最大的敌人切萨雷·波吉亚的相通之处，那是一种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的特点——人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青春。不是浪费于过度感伤的青春，而是立足于现实，发挥冷静的精神与勇敢的青春。

晚年的时候，她忽然从一个异教徒回归到甜美温柔的圣灵之心，冥想、翻阅宗教书籍、与僧侣或修女们对话，默默生活。不过，这不是“回归”，而是在失去了金钱、权力与爱情之后，无可选择或者说已经一败涂地之际，才第一次开始靠近神灵。很多美丽而幸运的女人们也是如此，在年轻的时候将肉体交给了恶魔，而到晚年，当年轻美貌与幸运都枯竭之时才将剩下的骸骨献给了神灵。

第四个女人是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与前三个女人相比，她的生平显得十分黯淡，尽管她贵为塞浦路斯女王，却是一生都被威尼斯共和国所操纵的傀儡。她在十四岁的豆蔻年华举行了只有丈夫代理出席的婚礼，在等待了四年之后才终于前往塞浦路斯，到年轻英俊的丈夫身边。可惜，这样美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便因丈夫突然患病离世结束了。这之后，在威尼斯共和国成功地平定法马古斯塔之乱之后，她以被解救的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在威尼斯强大的军事及政治干预下，当上了美丽的地中海风情的塞浦路斯岛的女王。这一当便是十七年。丈夫过早离世，儿子一岁便夭折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该如何熬过漫漫长夜？她也曾经有过反抗，但与其说是反抗威尼斯，不如说，她对新的婚姻、新的生活有所憧憬。当塞浦路斯毫无悬念地被威尼斯成功合并后，她交出了女王的王冠，以贵宾身份回归威尼斯，成为优雅而快活的阿索洛夫人。

卡泰丽娜是一个单纯的女性，“不会因自己所受的苦恼与悲哀而留下一点儿阴影，并非是自身努力克制不表现在外，也不是一直压在胸中将其当作自己飞跃的一块基石。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痛苦与悲哀便离她们远去，仿佛她们的命运之神天生就丧失了争斗意志似的。这样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而对男人而言，她们就是最理想的女人”。（本书第296页）无论威尼斯怎样将其作为政治布局中的一个棋子，她也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丈夫、国家与生活的模式。所以，至于她是不是棋子，就不具有任何讨论的意义了，因为她本人根本无所谓。

三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个个性强烈的时代，是女性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时代，是对于那些敢于展现自我的女人——如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等人——赞不绝口的时代。《文艺复兴的女人们》选取的就是最为著名的这四个女人，她们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如何处世，各人虽自有活法，却依旧体现出文艺复兴的精髓——透彻的合理主义。

伊莎贝拉的书斋入口处挂着她的座右铭——“无望无惧”（Nec spe nec metu）。人生就是那里，眼前就是人生，即便那并不是纯洁的、美丽的。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被教皇父亲及哥哥掌控了命运，但她对他们的感情并非憎恨，反而是亲切的、相当崇拜的。就像作者在前言中写她自己常常憧憬能有一个哥哥。“甚至会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切萨雷这样的哥哥，那么无论是政治婚姻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会配合的。”大多数的女性对于政治，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卷入其中，看得都比较次要。她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与周围的人。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曾真正投身于战场之上，虽然落荒而逃，却赢得了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赞扬。她的一些“下流”的话语与行为，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低俗的，“而被认为是大胆的。这一点看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

至于卡泰丽娜·科尔纳罗，盐野说自己对她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认同感，只是因为对推动她的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与外交非常感兴趣。笔者以为，卡泰丽娜是普通女性的一类代表，胸无大志，只希望拥有小小的平静的家庭幸福，并没有什么不好。

无论后人怎样评价，当时的她们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都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行为，走过了一生。谁也不能说，换一种人生对她们来说就更为合适。

然而，女性有着“女人的局限性”，那就是缺乏宏大视野，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周围的小圈子的安危，不能瞻望时代的潮流。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她们与当时最优秀的男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伊鲁·摩洛、亚历山大六世、切萨雷·波吉亚、朱利奥二世等人相比，是微小的存在。那些男人被认为贯彻“极善至恶”[1]的雄壮的政治。文艺复兴时代的女人们，是生存于男人时代的女人。然而，她们并不是男人的牺牲品。作者从一开始就认为女人未必是男人的牺牲品。在此书中，卢克雷齐娅与卡泰丽娜的命运或许会让人有所质疑，但如果从她们对“命运”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憎恨，而只是接受的一点来看，接受即意味着一定的合理性。

写女人的故事，大多会令人联想到性爱，带有暧昧的幻想。《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的描绘，毕竟是以“历史”为重心的传记类小说，但作者已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她对文艺复兴精神的理解，那就是精神与肉体、善与恶的明快而又感性的、性感的共存。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髓，不是封闭于狭隘的精神主义外壳之中的东西，而在于无可匹敌的大胆魄力与透彻的理性精神，并立足于此将情感与肉体调和统一。如果不能理解到这一点，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情调将无从谈起。”（本书第47页）

伊莎贝拉才华横溢，虽然因为机缘错失了与米兰公国的执政者伊鲁·摩洛的婚姻，在妹妹死后，她与伊鲁·摩洛关系亲密，但并无出轨行为。她对丈夫的情人们（其中还有著名的卢克雷齐娅）并无过多的烦恼，反而为她两个弟弟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女仆而产生纠纷痛苦不堪。

卢克雷齐娅的性爱向来是世间饶有兴味的谈资。她结了三次婚，还有数个情人。但是比起这些，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她与教皇父亲，与哥哥切萨雷的乱伦。可是，在《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完全不见这些闲言碎语。当然，书中描写了她的父亲、兄弟与妯娌之间的一些关系。不过，字面相当干净。

卡特丽娜一章描写了一场战争与一个阴谋，没有任何花边绯闻。至于从威尼斯远嫁塞浦路斯的卡泰丽娜，在婚前默默地等待了四年，在经历了短短的一年婚姻之后便成为一个寡妇。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养女，她受到了严重的监视，被禁止与任何男性往来。15年后，当她刚要被利用于一场婚姻而心中若有期待时，这个计划又被威尼斯政府粉碎。

因此，四个女人的人生与作者精辟的指摘似乎是联系不起来的，但是作者的指摘却并没有错。她的对象应该是在说此书中的男人们，尤其是切萨雷或亚历山大教皇。

四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是时代的产物。这之后作者又写了40多年，出版了《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海都物语》等60余种作品。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故事，它有一个前缀“文艺复兴”。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代表女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点。盐野在《文艺复兴是什么》一书中，以设问——回答的形式，通过佛罗伦萨、罗马、基安蒂的格列韦、威尼斯四个城市，分别描绘了文艺复兴每一个时期的特点。这本书最大的价值，笔者认为是澄清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换言之，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两个分离的问题。不能说文艺复兴因为没有进行宗教改革，所以作为精神运动，它是不完整的。在该书的结尾，作者将“文艺复兴是什么”的“什么”落在了“慧眼”与“克己”两点上。

慧眼的意思就是“发现”。本着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怀疑”，去重新看待，就能看到很多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意思。作者的解释是这样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是人。人具有善恶两个属性，所以不能说“恶”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也就是说，人不能将责任转嫁到恶魔的身上，所以要自我约束，要有坚强的意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中所见作者崇尚的文艺复兴的坚强个性，尤其是她钟爱的切萨雷·波吉亚，也许就是这个解释的体现。

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给读者的体会就是，即便像亚历山大教皇、波吉亚家族那般乱伦、滥杀与残暴，像卡特丽娜那般强悍与残忍，他们的品格也是受到世人高度评价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性恶”“狡猾”并不是贬义词，反而是赞美之词。盐野在一篇题为“恶的建议”的文章中说：与其无知的善良，不如学习恶劣的狡黠。“大家都是善人，都很正直，不论怎样、不论到什么时候都好像一个中学生，实在没有出息。”[2]14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武装农民集团的头目、地方豪族，无论是什么出身的人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家也由此逐渐形成。在那个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财富与权力的无限的可能性都是打开的。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正在经历着大变革。在高度经济发展的洪流中，需要向外、对世界发出声音，而这方面的日本外交，在盐野的眼中，显然是很欠缺的。“在美国有一个笑话，说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四种人。美国哲学家、英国作曲家、德国喜剧演员、日本花花公子。因为花花公子需要具有以最小投资获得最大利益的才能，而日本的外交官往往与之相反。”[3]她的这一认识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粕谷一拍即合，《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受邀之后的半年即写出150页，而后变成了一本书。

译者[4]乙未秋于沪上

[1] “极善至恶”的日语原文为“善悪の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这个词语大概是尼采的用语，或者是《道德的谱系》（1887）的姐妹篇书名。尼采否定了以往的传统道德奴隶道德（特别是基督教的道德）的善恶标准，而追求古希腊那种超越了善恶观念的人的形象，意图树立起肯定坚强生存的道德。

[2] 参见盐野七生、山崎正和《恶的建议——与其无知的善良，不如学习恶劣的狡黠》（《悪のすすめ——善の無知より悪の狡知に学べ》），载《諸君》12（1），1980年1月，第148——162页。

[3] 参见盐野七生《一个出版人的死》（《ある出版人の死》），收入藤原书店编辑部编《名伯乐——粕谷一希的世界》（《名伯楽 粕谷一希の世界》），东京，藤原书店，2015年。

[4] 李艳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东京大学学术博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 ( 日) 盐野七生著 ; 李艳丽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086-6661-7

Ⅰ . ①文… Ⅱ . ①盐… ②李… Ⅲ . ①文艺复兴－研究－欧洲 ②女性－人物研究－欧洲－中世纪 Ⅳ . ①K503 ② K835.0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 第210716号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著者：[ 日] 盐野七生

译者：李艳丽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优雅的冷酷

——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日]盐野七生 著

赵文莞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读者

引子

第一部分 红衣（1492——1498）

第二部分 剑（1498——1503）

第三部分 流星（1503——1507）

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一览

切萨雷·波吉亚
同时代作家保罗·乔维奥的《伟人传》插图

切萨雷·波吉亚的佩剑

波吉亚家的主要人物

切萨雷·波吉亚（1475——1507）

母亲瓦诺莎·卡塔内

父亲罗德里格（1431——1503）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弟弟胡安（1476——1497）
二代甘迪亚公爵

弟弟杰弗里（1481——1516）

妹妹卢克雷齐娅（1480——1519）

波吉亚家的关系图（主要人物）

圣职人员不被允许结婚，因此教皇的子女全部被视为庶出

致读者

——值此“新人新作三部曲”以文库本形式再度面世之际

当年的我正全身心投入享受在意大利的生活，丝毫未曾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在偶然结识的友人建议下，于29至30岁期间经过学习研究，执笔写下了自己最初的文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1]，其最初刊载于《中央公论》杂志，大致在其后的第二年被整理成书出版面世。

第二部作品《优雅的冷酷》[2]下笔时间紧随其后，未经过杂志刊载，直接单独成册。即在写完《女人们》后，我便着手撰写了《冷酷》一书，但这本书最终面世于书店，已是我32岁时候的事情了。

再次转过年后，我早早地就开始动笔撰写自己的第三部作品——《神的代理人》，这部作品与《女人们》相同，先刊载于杂志，后于我35岁之时单独成册出版。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末尾到三十五岁之间所写下的作品。

而时隔多年再次品读，在我这个写下了这些文字的作者本人来看，用一句话来概括感想的话，只能是“不尽如人意”几个字。这三部作品过于鲜明地体现出的“新人新作”的特征，让我倍感不妥，其中令我最为在意的缺点是我在文中经常流露出的过于片面地强调自我主张。但世间万物皆有正负两面，换个角度来想，我的这种写作手法也有可取之处，当年充斥于我内心的想法皆是借由这样的写作才得以一举迸发而出。

从以前开始，我就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种“好孩子”，而随着经历青春期成长进入青年人的行列后，更是对当时充斥在日本社会中的那种温暾氛围越发厌恶。我认为社会宣扬的所谓与人为善、其乐融融什么的都是一派胡言，也非常讨厌当时一心相信这种气氛能够推进社会发展的所谓日本精英们。而当这样的我与西欧尤其是古代西欧历史相“对决”之时，心中所想便一气倾泻而出。

写作中的我仿佛就是亟待喷发而出的岩浆，不管笔下所写的是女性、青年才俊抑或是成熟男性，无论对象如何变换，在我心中所迫切想要展示给日本人看的都是同一个念头，“当个老实人是没法子活下去的”“在古代欧洲曾有如此顽强不屈的人存在过”。

虽已无法忆起书名，但年幼时曾拜读过一部作品，安德烈·纪德在其中写过如下的话：

“人们从山脚下即可望见名为托尔斯泰[3]的山峰，但只有登上了这座名为托尔斯泰的山峰，方能看到其对面还矗立着一座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4]的山峰。”

而无论是《女人们》《冷酷》抑或《神的代理人》，都是我可以从山脚处看到的山峰，三本书的故事舞台普遍集中于罗马和意大利。我当时居住于此地，闭上眼都能明了笔下的每个事件所发生的场景，故而才选择了这些内容下笔。

而当我攀上了山峰，随即映入眼帘的便是高耸在前方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继续向上攀登的成果，便是《海都物语》与《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两部作品的出版。随后，立于山顶的我所看到的，是一条通往远方的名为古罗马的绵长山脉。经过十五年的翻山越岭，我恍然发现自己所写的内容完全没有涉及那漫长的被夹在文艺复兴与古罗马之间的中世纪。自然而然地，我随即转而去攀登最能代表这漫漫千年中世纪的三座山峰。

第一座山峰，是一本名为《罗马灭亡之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作品，以地中海为舞台，讲述了千年之间围绕着海盗与海军所展开的故事。在罗马帝国支配下的和平崩溃后，地中海地区便成为从北非袭来的海盗与为了防御而组建海军迎头对抗的欧洲南部之间激烈战斗的舞台。

第二座山峰，虽然同样也是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间的激战，却是围绕着从欧洲北部进攻到中东的基督教徒及与之迎战的伊斯兰教徒间发生的十字军故事。

第三座山峰，是我现在正在筹备的作品，因为书名还未确定，无法在此详细讲述。但在我心中，这三部作品加上已经出版的《海都物语》共四部作品，将使我构想的“登顶”漫长中世纪主峰成为可能。

这样一路走来，我那从“新人新作三部曲”开始的作家事业，在一次次攀登展现在眼前的高峰后不断前进，也就是说，“三部曲”成为我作为历史作家的起点。

坦白来说，年轻时候的作品难以避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没有对此进行修改，因为我更想要原样保留下年轻时候的气势，毕竟源于青涩的不成熟也是有其美好之处的。

我始终深信细节之中得见神迹，故而至今为止一直拒绝写作“一册读懂世界史”、“西洋史手册”之类的作品。要讲述历史这一复杂的人类世界，若是只图省事妄想简短总结，只会离事实越来越远。而在我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做寥寥数语一言概括，就是对曾经拼命生存的前人们的最大不敬。

但也正因如此，我总是致力于写全所有细节，最终导致了每一册作品都比较厚重。对于购买并阅读我的作品的读者们，虽然我一直觉得很抱歉，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并理解我的“细节之中得见神迹”这一想法。而最后可能还需致歉的一点就是，我的这种作风恐怕是到死都不会改变了。

再启

但凡作者都会有所谓的“青春的一册”。作品的主人公是年轻人，而作者写作时也尚且年轻，读者通常也正值大好青春，《优雅的冷酷》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即使是过了近半个世纪的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日截稿的情景。写完原稿上的最后一行文字才豁然发现天已破晓的我，打开窗户沐浴着微弱的晨光，深深地吸入了清晨清冷而新鲜的空气。那是7月7日的清晨，我恰在那一天迎来了自己31岁的生日，伴随着完成写作的满足感，我郑重地向自己宣告“你已于今日成人”。

话至此处，已无须多言，作品自会说明一切。而曾断然忘却自己的女性身份，全情投入于描绘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的这段经历，于我而言是毕生难忘的体验。

2012年春，在阔别已久的祖国日本。

盐野七生

[1] 在下文中，作者将此书一律简称为《女人们》。——译者注

[2] 在下文中，作者将此书一律简称为《冷酷》。——译者注

[3]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828——1910），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译者注

[4]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1821——1881）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代表作有《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译者注

在我来看，比起思虑周全，迅猛果断更为可取。究其原因，是在于命运之神是位女神，要想将其据为己有，就只有打倒她，冲撞她。

比起冷静处事的人，命运更愿将胜利赐予这样的人们。

也就是说，命运犹如女子一般是年轻人的朋友。正是因为年轻人不会瞻前顾后，而总是极其迅猛大胆地将她征服。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引子

在罗马的一位贵族家中，珍藏着这样一把宝剑。

这把剑，因其做工极其精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誉为“剑之女王”。剑身上的金银饰物制作精湛，被鉴定是出自有名的细金工艺大师埃尔克雷·德·费德里之手。而饰物的样式设计，有人主张说是出自米开朗琪罗，也有人主张是出自拉斐尔，然而，从这把剑的制作时期来推断，一般认为是平图里乔的作品。

根据这把剑上的装饰判断，其用途并非为了斩人饮血，更像是为了在仪式中佩带，抑或单纯只是为了让定制者时不时拿在手中把玩。

这便是切萨雷·波吉亚的宝剑。

在基督教世界中，他的身份是教皇的儿子——这在基督教义中被视为异端，但与此同时，他却对当时代表俗世间最高权威的教廷不屑一顾，将罗马教会彻彻底底踩作了垫脚石，为了自己建立王国一统意大利的野心，自愿脱下曾一度披上的枢机主教红衣，并在同时舍弃了终身的安定与荣誉，而这正是之后五百年间，史学界一直斥他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梅菲斯托菲勒斯[1]的理由。

然而对他持有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史学界，在维克多·雨果的戏剧《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及多尼采蒂的同名歌剧中，我们了解到文学与音乐领域也是这般看待他的，甚至还有名为《波吉亚家的毒药》的电影被制作上映。

然而，梅菲斯托菲勒斯的魅力是不灭的。

就连伯特兰·罗素也曾说：“遗憾的是，比起善良的人，我们从恶人身上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而切萨雷，在其生前却从来没为自己做过任何的辩解。他是一个极少述说自己的男人，唯有作为有效策略的时候，才会对自己的恶行稍作解释。

切萨雷唾弃解释自己这种示弱行为，唯一一次将自己尚不成熟的野心借助历史典故示于人前的，便是这把宝剑。

略粗的银质剑柄上镀有一层金箔，雕金工艺与镶嵌其上的各色宝石，为它的美丽赋予了生命。剑柄顶端的剑首处理成了一个精致的镂空圆形金饰，在其中央有一颗小小的星星，那也许是一颗代表他自身的恒星。在剑柄与剑身之间，有两片各向左右弯曲的新月形护手，其正中镶嵌有一枚三角形碧绿色宝石，其上雕刻着代表他们波吉亚家族纹章的一头红色公牛，护手上还用银字刻有这样一句话：

“CES.BORG.CAR.VALENT”

（瓦伦西亚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

据此铭文我们可以得知，这把剑是在他担任枢机主教时期，也就是在他18岁到22岁期间制作完成的。

靠近护手一侧大约三分之一的剑身镀有金箔，宽阔的剑身正反两面均被一分为二，分别相应地雕有四幅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而这些图案与拉丁文字，也许就是根据切萨雷自己的希望所特别定制的。

正面的第一幅，描画着在布置好的祭坛上按照仪式被神化了的公牛，下面刻有“D.O.M.HOSTIA”（神是最崇高伟大的，在此献上牺牲[2]）。捧着献祭供品的纯洁少女们半裸身体，在公牛四周跳着华美的舞蹈，周围还刻有如下文字：

“CUM NUMINE CAESARIS OMEN”

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可以被解释为，与通往恺撒伟大力量的前兆同在。切萨雷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拉丁语中的恺撒一词在意大利语中的读音，而根据剑身上体现出他与古罗马将军尤利乌斯·恺撒在名字上的共同之处，我们也许可以猜测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恺撒大帝的后继者。

而第二幅图案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猜测，那上面雕刻着卢比孔河的渡口。

“IACTA EST ALEA”（骰子已经掷出了），其上还刻着尤利乌斯·恺撒留名青史的这句话。从以上两幅图案中，能看到他坚信力量必将带来胜利。

翻转剑身，我们能看到与正面图案中宣扬的力量获得胜利所不同，背面的这两幅强调的是，对在高度调和中所获得的生命之赞美。首先是其中的第一幅，描绘的是恺撒的凯旋。在随风飘扬的军旗中，在为凯旋送上祝福的诸神中，加入了“FIDES”（信赖）。并且在下方刻有这样的文字：

“FIDES PRAEVALET ARMIS”

即，信赖远胜过武器。

最后的一幅图案，是由虎头海雕展翅环抱着的，安置于崩塌的圆柱之上的地球，圆柱下方有鹿横卧，因渐渐恢复和平的四周而欣喜，为表祝贺而翩翩起舞延展至图案的结束。

但是，只有着短短三十一年人生的切萨雷，还未走完正面第二幅图案便不幸去世了。那么接续其后，雕刻在剑身背面的那份高度调和中所获得的对生命的赞美，自然也就在与他无缘的情况下结束了。

[1] 梅菲斯托菲勒斯Mephistopheles），又译作梅菲斯特、梅菲斯、墨菲斯托，它的来源可能有两种，一是来源于古希伯来文，原意为“破坏者”“骗子”“恨恶光者”，一是源于希腊文，意为“不爱光的人”“不爱浮士德的人”。在19世纪歌德的歌剧作品《浮士德》（Faust，1832）中有提到梅菲斯托菲勒斯作为恶魔与魔术师之间的契约者，是引诱人类堕落的恶魔，自称为地狱之王路西法效忠。——译者注

[2] 牺牲：这里指古代祭祀或祭拜用品，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供盟誓牲畜均被称为牺牲。——译者注

第一部分
红衣（1492——1498）

15世纪末的意大利

第一章

正值夏日的傍晚，高塔在广场上投下了修长的黑色阴影。锡耶纳城的田园广场由十一条小路汇集而成，有如一条条河川最终汇聚成的湖泊。晚风穿过石板路，朝着广场中心吹来，为这个扇形的广场渐渐带来了一丝凉爽的气息。工匠与商人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为了晚饭前的片刻小憩，从各条小路上三三两两地聚集而来。

但是，广场上还有着尚未结束一天活动的人——几个年轻人还在跑着马。五天后的8月16日，将要召开由锡耶纳市主办的派力奥赛马节比赛。为了这比赛，这一天的广场从午后便一直回响着响亮的马蹄声。而且，最近两三天骑手们陆陆续续从意大利各处到达了此地，不只田园广场周围，就连锡耶纳全城都热闹兴奋了不少。在锡耶纳城，派力奥赛马节是一项历史悠久、年年例行不落的节日。

当然，对于意大利的君主和有名的贵族子弟们来说，这正是炫耀不惜花重金买来的骏马，以及测试自身马术的绝好机会。

“潘普洛纳！”

在练习终于快要结束的时候，人群中一人策马而出，围着广场快马飞驰，高呼着向年轻人奔去。打招呼的是佛罗伦萨大富豪普契家的次男，他呼唤的是终于放慢黑马脚步的年轻人，切萨雷·波吉亚。因为切萨雷担任着西班牙潘普洛纳地区的主教，在他求学的比萨大学同窗中，他便有潘普洛纳这个别名。

“已经差不多可以了吧，肚子都饿了。”

普契似是对这位爱马的朋友非常无奈，调侃着说道。切萨雷则以微笑回应，与他并排着策马同行。只身着浅灰色紧身裤和白色衬衫的切萨雷，晶莹的汗水从脖颈一直流到了胸前。年轻的两人边嬉笑着边往回走，突然，切萨雷提起“怎么没有看到美第奇家的马啊”，他口中的这位乔凡尼·德·美第奇也正是他们的同窗。伟大的洛伦佐家的次男所拥有的马，明明与自己的爱马一并被誉为优胜候补，今天却没有出现在广场上。

“那家伙可是枢机主教，现在一定在罗马呢。不过就算人在这里，那家伙也肯定是不会自己来骑马的。”

“他是胖子嘛。”

年轻的两人无所顾忌地玩笑着，不知不觉间已来到了广场尽头，普契说着“明天见”便离去了。

剩下独自一人的切萨雷，思绪一下子回到了罗马这个词上。乔凡尼是为参加推选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才去的罗马。前任教皇英诺森八世于十一天前逝世，至今尚未选出新任教皇。而想到罗马，便想到了当枢机主教的父亲罗德里格·波吉亚。

出了广场，骑着马正要进入银行上街的切萨雷，与要赶着进入广场的侍从碰上了，连同朋友米凯雷也在。侍从非常激动地交给他一封书信，说道：“主人，这是您在罗马的父亲大人的来信，快马加鞭刚刚送到的。”切萨雷顾不上下马便立刻打开了父亲的来信，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父亲熟悉且粗重有力的字迹，“致我亲爱的儿子，主教切萨雷阁下”，他从这行开始一口气读完了这封内容简洁的信。

“米凯罗特！”翻身下马的切萨雷对身旁的米凯雷·达·克雷利亚用的是惯常的爱称。和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切萨雷一样，同为西班牙人的米凯雷与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现在也同为比萨大学的同窗，两人的关系既是主仆也是朋友，更有着胜似兄弟的深厚感情。切萨雷说，信上写的是作为枢机主教的父亲在今早被正式选为教皇，所以自己必须听从父亲的命令尽快赶到罗马。之后他轻咳一声接着说：“可惜不能再参加赛马了，苏丹是匹好马，我本来有绝对的自信能够获胜呢。所以米凯罗特，你骑苏丹去比赛吧。苏丹虽然不好驾驭，但你一定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虽然围着广场跑十圈才是终点，但到第二圈为止一定要跑到最前面。那匹马有些高傲，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跑，要是被其他马匹包围，就会生气地朝右边跑。”

切萨雷又接着提了好几点需要注意的事情给友人，且都是与马相关的，而他的朋友只是边微笑边默默地听着。

回到住处，满身汗水的切萨雷也没有休息，只披了外衣斗篷便又上了马。没听侍从夜路危险还是明早出发的劝谏，只是交代侍从明天跟上即可后，就奔出了锡耶纳的城门。

即使经过托斯卡纳的丘陵地区，他也没有停下，继续快马加鞭地赶路。直到几年之后，他才终于了悟这种能将自己燃烧殆尽的热情是因何而起，并为其找到了命定的方向。虽然此时心中尚不清楚这种感情的本质，但却明白它是因父亲即位教皇一事而生。而直到他了悟这种能将自己燃烧殆尽的热情缘由，并找到命定的方向，还是在几年之后。

黄昏时分，四周的景色犹如铺满黄金一般，闪烁着柔和的光芒，而切萨雷，正在这光芒中御马疾行。从锡耶纳到比萨，大约100公里的路程，骑快马不到五小时距离。当注意到丘陵对面林立的高塔就是圣吉米尼亚诺时，切萨雷突然感到了强烈的饥饿感。路程刚走了三分之一，夜幕已开始降临。笑着自己这突然而来的饥饿，他并未进入城镇，而是推开了路边小酒馆的门，那里平时以田间工作归来的农夫平民们为主要客源。

那是1492年夏天，切萨雷·波吉亚17岁生日前一个月的事情。五天后，在去往罗马的路上，他接到了米凯罗特驾驭的苏丹在锡耶纳的赛马比赛中获胜的消息。

第二章

3月微风和煦，在特韦雷河[1]的河水都已渐暖的罗马，蔚蓝的天空也变得更加深邃。关于到达罗马后的切萨雷，我们能获得的最早史料就是在第二年，即1493年的这个春天。史料是摩德纳主教，即费拉拉公派遣的驻梵蒂冈大使乔凡尼·薄伽丘，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之间往来的书信。

这天，薄伽丘骑马穿过特韦雷河上的桥，向着教皇宫殿方向走去，但却并不是为了觐见教皇，他要去的是位于教皇宫殿与圣安杰洛城堡正中间的司铎殿[2]，切萨雷就住在那里。去年8月末，切萨雷被继任教皇的父亲任命为瓦伦西亚大主教，自那以来意大利乃至全欧洲的大使及贵族们便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切萨雷不但是时下“神的代理人”（教皇）的儿子，且身负瓦伦西亚大主教之职，是西班牙裔高层神职人员中的一员，费拉拉大使薄伽丘也无法继续无视这位有势力的新人了。

但是，那一天的薄伽丘并没能与这位教皇的儿子会面。当他进入接待室时，即被管家告知今日的会见已结束，主人在准备外出了。从接待室往里面的房间望去，那里的几位客人也正在纷纷道别。薄伽丘不得不回去等待下次见面的机会。

正在准备走出玄关的时候，他遇见了迎面走来的切萨雷。薄伽丘甚至没能马上认出来。他所熟悉的切萨雷，是在正式场合身着朴素主教服的人，而那天的切萨雷却穿着俗世的服装。天蓝色紧身裤和天蓝色短上衣，从袖口处露出了白色花式衬衫，一袭紫色短斗篷，优雅包裹着17岁的切萨雷那富有活力的躯体。

走近跪地等待的薄伽丘，切萨雷对这位意大利强国之一费拉拉公国的大使尚有印象，对这位大主教边伸出手边说道：“我正要去打猎。”

于是两人并肩走下了玄关的石阶，切萨雷的马夫早已牵着马嚼子在那里恭候多时，年轻的瓦伦西亚大主教单手扶着马鞍就翻身上了马，随后示意薄伽丘也上马，途中可与他同行。

大主教与同为主教的薄伽丘大使边谈笑边朝特韦雷河的方向行去，清爽的微风从并排骑马走着的两人身旁吹过。在他们身后，当天同去狩猎的年轻人们，有说有笑地跟着，比切萨雷小一岁的弟弟甘迪亚公爵胡安也在其中。

大使薄伽丘把以上这些与切萨雷相处的事情，如实写给了主人埃尔科莱公爵，随后写道“通过瓦伦西亚大主教的言谈举止，能明显看出他是继承了君王血脉的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生长环境与所接受的教育，更使他成为真正具有贵族精神的人物”。信的结尾处又写道：“但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与神职者比却又相去甚远。”

就如薄伽丘所记录的那样，切萨雷在罗马的生活，与其说是神职者，不如说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托父亲即位教皇的福，成为瓦伦西亚大主教的切萨雷，光年收入就增加到了16000达克特[3]。想过怎样的生活，全凭他的意愿。

那时候的切萨雷，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宗教以外的事情上。

首先是身体的锻炼。切萨雷把大主教必须履行的教会仪式义务缩减在最小范围，但对跑步、摔跤甚至是各种武艺，却犹如不知厌倦一般。对于那时肆意挥洒汗水，被同辈的年轻人所包围，有着明朗、年轻笑容的切萨雷，年代记作者卡塔内在记录中如此评价：“荷马式大笑[4]一般的人。”

其次，他的兴趣是打猎。虽然打猎也是能够锻炼身体的方法之一，但与之相比，他对打猎本身的关注则更接近疯狂。出色的马、威武的猎鹰、优秀的猎犬，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切萨雷灰色的眼眸更是闪烁出光芒。马要从当时有名的优良马匹产地曼托瓦选取，而为了寻求猎犬，甚至把自己的家仆派去德国。切萨雷常常兴奋地对当教皇的父亲叙说自己所拥有的宝马良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则颤抖着肥硕的身体边听边笑。

罗马近郊凡是能称为原野的地方，没有一处能逃过切萨雷的马蹄。瞄向被猎犬逐出的猎物，他那从飞奔的马背上射出的箭，精准地命中逃窜的目标。惊恐的动物也都屈服于猎鹰那王者似的威猛之下。切萨雷骨子里带着绝不甘人后的本性，就算是狩猎，他也从没有输给过同行的任何一个人。日日过着这种太阳下的生活，就连冬季皮肤也晒成古铜色的切萨雷，被前面提到的薄伽丘评价为“giocondo”（享乐主义）。

另一项他极为热衷的爱好就是对周身穿戴的研究。他非常用心地挑选衣服、武器和宝石，总是率先追求当时的流行，并拿来作为参考，还会自己花心思来创新。

那时候，使罗马更添异教色彩的是土耳其王子杰姆的存在。这位年轻的土耳其王子，是1453年率军攻占君士坦丁堡、灭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的儿子，父亲死后因继承权争斗输给了哥哥巴耶塞特，从君士坦丁堡逃到虽然距离最近但已变成基督教国度的罗德岛。罗德岛的掌权者是由十字军衍变成的圣约翰骑士团，最初他们大喜过望，想不到这种重要人物竟然会自投罗网。但随后发生了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新苏丹巴耶塞特为了让对方留下弟弟杰姆，答应每年支付4万达克特。条件则是由接管方将弟弟杰姆保护起来，且让他有生之年不得回到土耳其帝国。从那时起，这位流亡的年轻王子便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法兰西国王、匈牙利国王、那波利国王、威尼斯共和国还有罗马教廷，都盯上了杰姆的年金和作为人质的价值，为了将其得到手而相互争夺。杰姆第一个流亡目的地的圣约翰骑士团，其成立经过与现状都与罗马教会有着很深的渊源，故而罗马教廷在前教皇英诺森八世时，得以如愿以偿地接管了这名人质。于是王子杰姆就这样留在了罗马，居住在教皇宫殿中。虽说是人质，待遇却完全没有人质般的不快。这位土耳其王子，在这对他来说犹如异教大本营的罗马，又是打猎又是演奏音乐，也不愁上等的美酒食物，还可以自由地找女人来服侍。如此这般的日子，在切萨雷到罗马之前已经持续了四年之久。

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哥哥巴耶塞特，一边完全按约定给教皇支付着年金，一边不得不效仿基督教徒那样采取慈悲宽大的方式对待弟弟杰姆这个反叛者。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在梵蒂冈的古文书库中留存着这样一封让人发笑的信。这封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巴耶塞特写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是用拉丁语写的：

土耳其王子杰姆

“土耳其帝国苏丹，长久以来，念及作为人质的可怜弟弟的境遇，总是颇为烦恼伤感。日日苦思如何能于此境地中将其拯救，最终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只有将杰姆从尘世间的各种苦难中解脱出来，平安地送往天国，才能彻底救赎他的灵魂。若教皇愿协助达成心愿，将会赠予30万达克特作为谢礼。”

收到这封信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想必也忍不住笑了。但是教皇并没有如土耳其苏丹所愿，让王子杰姆从世间苦难中解脱出来。

究其原因，亚历山大六世对人质的利用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如果说保留人质是为了牵制敌人，那么一般人们只会想到敌人进攻时，以人质来要挟敌人。而他考虑的则是，一旦土耳其苏丹有侵略基督教国家的举动，就让杰姆从罗马率大军攻去君士坦丁堡。他十分清楚，现在的土耳其宫廷内部，尚有不少家臣对前苏丹之子杰姆心有所向。

这位亚历山大六世的外交手腕，对继承伟大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遗志、努力实现土耳其帝国统一的现苏丹巴耶塞特的侵略欲望，还是有着几分牵制作用。经过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已有几人意识到了十字军远征行为的愚蠢，首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之后就是这位亚历山大六世，他是首位提出与异教共存的罗马教皇。但在仍有大量狂热信徒盲信于派遣十字军的这个时代，站在教皇的立场上，他的这个想法绝不能公然地表示出来。

杰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究竟与何种策略相关联着，虽然他在罗马生活得很自在，但常年的异乡生活也难免使他染上了一丝忧郁。在王子杰姆周围散发着充满东方风情、慵懒惬意的异教氛围，对喜好新鲜事物的罗马上流子弟们来说有极大的魅力。他们争相穿上了土耳其风的服装，教皇的儿子们也没有例外。在教皇宫殿内“波吉亚的房间”中，挂着由平托瑞丘亲笔绘画的波吉亚家族众人的肖像画，其中胡安就穿着土耳其风服装。切萨雷也紧跟这个潮流，当时的记录显示，就连在正式的宴会上，他也是以卷着白色头巾的土耳其风格服饰出席，这让那些从阿尔卑斯以北各国到访的笃信基督的人非常反感。

切萨雷自父亲即位教皇后，便从大学退学了。但是有博洛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父亲在前，他还是特意请求当时在比萨大学有很大权势的美第奇家当家皮耶罗，将大学时代的两位恩师派到罗马来。然而到了罗马，令两位教授困扰的是，他们想要给切萨雷教授神学，弟子却只对体育和狩猎很上心，对神学连看都不看。尽管如此，他们的罗马之行也不是无果而终的。因为对弟子切萨雷的尽心尽力，教授们后来获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

切萨雷虽对年轻人喜好的各种事物都抱有兴趣，但唯独对神学毫无兴趣。这时候的他，被曼托瓦大使形容为“想要成事，但却没有相应的头脑”，被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恶评为“没有学问、艺术素养的无脑男人”。

[1] 特韦雷河Fiume Tevere）：英文通常音译为台伯河（Tiber River），是仅次于波河和阿迪杰河的意大利第三长河，源出亚平宁山脉富默奥洛山（Fumaiolo）西坡，向南穿过一系列山峡和宽谷，流经罗马后，于奥斯提亚（Ostia）附近注入地中海的第勒尼安海，全长405公里。——译者注

[2] 司铎殿Palazzo dei Penitenzieri），原称德拉罗韦雷宫（Palazzo Della Rovere），1480年由罗韦雷家族中的红衣主教多梅尼科·德拉·罗韦雷（Domenico della Rovere）兴建。1492年亚历山大六世贿选即位，欲阴谋杀害反对他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后德拉罗韦雷宫归于亚历山大六世，改名司铎殿，因切萨雷的母亲瓦诺莎·卡塔内（Vannozza dei Cattanei）在成为亚历山大六世的情妇生下切萨雷之前，曾是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的情妇，推测改名约是出于此由。——译者注

[3] 达克特：当时欧洲通——译者注

[4] 荷马式大笑：源出《荷马史诗》中所写的诸神豪放爽——译者注

第三章

罗马的夏日，毒辣的阳光照在建筑物的石墙上，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到了这个季节，切萨雷的生活也渐渐变得像点模样了。在驻梵蒂冈大使的通信、年代记和记录中，他的名字出现次数也增多了。随着亚历山大六世迎来教皇即位一周年，即将要发挥老练政治手腕之际，切萨雷也一改往日华丽放浪的罗马社交界新人形象，开始将自己作为教皇第一亲信来行事。所有人都有所察觉，教皇在对这个儿子的事情上一定有着自己的打算，但没有人能预测出教皇的意图。在众人的密切关注中，切萨雷出席正式仪式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

5月5日，与教皇共同出席在人民圣母教堂举行的弥撒。在从梵蒂冈出发到教堂的队列里，紧跟在教皇的身后。

6月12日，出席妹妹卢克雷齐娅与佩萨罗伯爵乔瓦尼·斯福尔扎的结婚仪式。

3日后，由弟弟甘迪亚公爵胡安与妹夫佩萨罗伯爵相伴两侧，骑马出城迎接到达罗马的西班牙王特使迪亚哥·洛佩慈·德·哈罗威进城。

像这样，切萨雷在宗教活动、政治外交的舞台上，经常伴在教皇父亲的身边，详尽学习父亲老练的政治家处事方法。62岁的教皇将带在身旁的17岁儿子以大主教的身份介绍给各国要人，并将他们呈上来的政治公文交给他翻阅。有教皇对儿子切萨雷的如此待遇在前，所有人都必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早在3月，曼托瓦大使普洛尼罗给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信中就写道：“瓦伦西亚大主教恐怕要穿上红衣的事情，在这边已经都传开了。”数月后费拉拉大使薄伽丘也就相同的情况写信给费拉拉公爵。

红衣，是代指枢机主教。红衣和红色的帽子，被称为“教会的君主们”，是在罗马天主教会中地位仅次于教皇的枢机主教们的代名词，就如同三重冠代表教皇，紫衣则代表皇帝一样。

不过，没有人把这则传言当过真，教皇要任命切萨雷为枢机主教的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就算是在枢机院之中，也没有一个枢机主教直接提起过这个传言。

在天主教教义中，想要将切萨雷升任枢机主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每一个出生的孩子，教义只认可由神圣结合所出生的嫡子，这之外的关系，都是恶魔行径，而之后出生的孩子，只能当作恶魔作为的结果。若是让这“结果”成为训导善良基督教徒的枢机主教，教会就有大麻烦了，而若只是安插在大主教以下的职位，在当时实力至上主义的背景下，还是可以被默认的。在拥有实力且严守天主教教义的俗世君主中，也存在庶子出身而获得王位的人，如那波利国王费迪南多、塞浦路斯王雅克等人。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也是，上一代博尔索公爵即是庶出。

而第二个问题是下面这点，天主教教义不允许圣职者娶妻。这不只是为了让信仰生活更完美，同时也有防止教会财产流失的考虑，因此不论怎样，圣职者都是不被允许有所谓的神圣结合。所以切萨雷对罗德里格·波吉亚来说虽然是嫡子，但对亚历山大六世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来说只是恶魔作为的结果。因为他是精神上治理善良基督教徒的“神在现世的代理人”——教皇。

这位“现世神”教皇通过恶魔行为获得了孩子，而这孩子若是在教会中获得拥有即位教皇资格的枢机主教地位，将会令天主教颜面扫地。

所以，虽然历代教皇都育有子嗣，且孩子们能得到“亲族主义”的待遇，但却当不上枢机主教，能当上枢机主教的最多也就是侄子们。庶子出身最终当上教皇的只有克莱门特七世。他是因帕齐的阴谋在娶妻前便遇害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庶子，父亲死后便被朱利亚诺的哥哥“伟大的洛伦佐”收养入籍，正式成为嫡子。日后他借助法定的兄长、实为堂兄的教皇利奥十世的力量成为枢机主教，再作为克莱门特七世即位教皇。

从这些事情看来，没有人会相信切萨雷升任枢机主教的传言。

但是，亚历山大在世界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25岁便获得哲学、神学、教会法等学位，被美誉为建校以来难得一见的才子，学识渊博，任职仅次于教皇的副教宗一职达三十四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亚历山大六世比任何人都清楚天主教会为何物。

9月19日，教皇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当着被召集来的枢机主教们的面，他发表了一份教皇诏书，要求枢机主教们认可。

“瓦伦西亚大主教是公正婚姻所生的嫡子。父亲是多明尼柯·达利纳诺，母亲是瓦诺莎·卡塔内。两人一同在此证明。”

没有一个枢机主教不知道瓦诺莎·卡塔内这个名字。她作为教皇波吉亚十几年来的情人，生育了切萨雷、胡安、卢克雷齐娅、杰弗里四个孩子。而名义上的父亲达利纳诺是她曾经的丈夫。对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枢机主教们现在连怀疑的余地都没有，就在他们眼前成了现实。且不说枢机主教会议中的五分之二已经归于教皇波吉亚的势力下，单就这份诏书来说，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教皇一句也没有提让切萨雷当枢机主教的话。枢机主教会议最终以赞成者起立的投票方式通过了这份诏书。然而在同一天，教皇通过秘密文书的方式发布了另一份教皇诏书。其内容如下：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证实，瓦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波吉亚是自己担任圣罗马教会副教宗、阿尔巴诺主教时，同有夫之妇于1475年9月14日所生的孩子。”

另一边，被轻易利用为切萨雷升任枢机主教之事做嫁衣的反教皇派枢机主教们，不想对此保持沉默。但是，对于没有各自出身国后援的他们来说，力量尚且不足，而教皇也没有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第二天，也就是9月20日，教皇再次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并发表了十三位新任命的枢机主教的名单。人名被一一读出，其中出现了刚满15岁的伊波利托·德·埃斯特，和教皇现情人茱莉亚的弟弟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的名字。最后，瓦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的名字也被念了出来。

枢机主教们哑然地相互对望，随即也意识到他们被剥夺了全部反对的机会和理由。

教皇通过下面两点方法便完全封住了他们的嘴。

第一点，将新任枢机主教均等地分配给各列强，没有给予分配的只有那波利王国。

佩劳德……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古罗拉尔……法兰西王国

卡鲁巴加鲁……西班牙王国

摩顿……英吉利王国

格利玛尼……威尼斯共和国

鲁纳特……米兰公国

法尔内塞、切萨利尼……罗马

埃斯特……费拉拉公国

克什米尔……匈牙利、波兰共和国

以上这些成员再加上切萨雷等另外三位枢机主教。这样一来，那些总想按自己意愿利用罗马教会的列强君主，便可通过掌控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枢机主教职位，扩张在罗马教会内部的势力，对于如此的变动他们当然毫无怨言。

第二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所选的新任枢机主教都是在学识、人格、才能全方面优秀的人才。格利玛尼作为神学者已在后世留名，圣乔治则以法学大家而闻名，佩劳德、鲁纳特作为拉丁文学者都被各自的君主所重用，甚至15岁的伊波利托·德·埃斯特也在之后展现了非凡的才能。而被认为仗着是教皇情人弟弟的身份才当上枢机主教的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后来则作为保禄三世成为教皇。当时对波吉亚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和年代记作者们，就上演的这场新枢机主教任命闹剧的意图表示批判，但对其结果却不得不表示肯定。

就这样，刚刚18岁的切萨雷终于穿上了红衣，成为“教会的君主”。因为他同时继续任职瓦伦西亚大主教，今后的切萨雷便是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用意大利语被通称为“红衣情人”。结束枢机主教认证仪式，从中走出来的切萨雷，被佛罗伦萨大使达·克雷评价为：“本该气宇轩昂的枢机主教，却欠缺庄重感。要说的话，就是太不成体统了。”

但是，被认为太过年轻的切萨雷也渐渐明白了政治的奥妙。他注意到，教皇先前的新枢机主教任命，并不只是单纯地想将作为儿子的自己强行升任枢机主教，更是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西班牙出身。年轻的时候，罗德里格·波吉亚被即位教皇的叔叔加里斯都三世招来意大利，虽说这之后一直在意大利成长，教皇的出生国家也还是西班牙。直到20世纪的今天，罗马教皇厅在他之后也就只有阿德里安六世一位外国人教皇。由意大利人之外的外国人成为教皇，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教皇波吉亚只亲近西班牙出身的人，不只会让意大利人枢机主教们反感，更会招来欧洲其他各国的集中刁难。

而且，为削弱在波吉亚被选为教皇时从中协助过他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因选举一败涂地而更加反对波吉亚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的力量——这两位分别有米兰公国、那波利王国支持，并确保和增强波吉亚教皇的独立性，教皇被赋予的任命枢机主教权是有效的武器，通过任命对自己效忠的新任枢机主教来实质性地削弱旧势力。

马基雅维利就波吉亚教皇如下写道：

“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唯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默，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能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做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这一方面。”（《君主论》[1]）

但即使被马基雅维利评价为“在历代教皇当中，最能充分证明教皇拥有了金钱与武力，究竟能够发挥多大力量”的亚历山大六世，要实现这点，也不得不等待儿子切萨雷的成长。切萨雷不关心教皇父亲的期待以及各列强君主和支配者的看法，身着红色法衣也任其在风中翻飞，恣意潇洒。不喜佩戴枢机主教另一个代表物红色帽子的他，却倾心于身披红色斗篷。这也许是因为斗篷会让他产生变成了古代罗马将军的错觉。

[1] 译文参见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君主——译者注

第四章

“悲惨时代的第一年。”这是史学家圭恰迪尼在后来回顾1494年时所说的话。

中世纪末期，欧洲的局势风起云涌。随着自由城邦这种独立形态的发展，使工商业极度繁盛，从中获得的巨大财富绽放了绚烂的文艺复兴之花，而由此君临欧洲的意大利，也随着历史的洪流毫不例外地遇到了如何建立专制统一国家政体的这道难题。早在这之前，意大利各地的小国便有被并吞入强国的情况，但对于被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公国、佛罗伦萨共和国、那波利王国等各列强以及罗马教皇厅所分裂的意大利来说，国家一统的道路还很漫长。

与此相反，一直以来被意大利人蔑称为乡下人的法兰西、德意志与西班牙，则通过确立各自的专制主义国家体制进而掌握实力，扩张领土的野心使其谋划到了内部小国纷争不断的意大利头上。而这之外更不容忽视的威胁，则来自势力已扩张至东地中海的土耳其帝国。

15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前半叶，意大利被迫着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方式。但也正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诞生了文艺复兴的两大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

然而，悲惨的时代也好，混乱的世纪也罢，在此出生的人们，最终也只得在其中生活下去，切萨雷·波吉亚也不例外。正是在此时，红袍加身、攀升到能继承教皇地位的他，在心中渐渐产生了无法安于现状的念头。法兰西军于1494年，即圭恰迪尼所说的“悲惨时代的第一年”，入侵了意大利，这件大事使刚满19岁的切萨雷首次直面动荡的现实。他在那时，第一次学到真正的学问，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

被众多的历史学家称为意大利近代起点的这次法兰西军入侵事件，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有人说，是摩尔人[1]也就是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策略所致。也有人说，是因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功利心所致。还有人认为，是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对教皇波吉亚的仇视心理造成的。虽说以上哪个说法都没错，但真正的原因，则是以上三种原因杂糅在一起发酵而成的后果。

斯福尔扎家兴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一位能力卓越的佣兵统领、睿智的国家君主，他成功地获得了米兰公国的统治者地位。在他故后，其子加莱亚佐·马里亚在位时遭暗杀，留下了小公爵吉安加莱亚佐执政，其伯父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摄政。然而这位别称为摩尔人的米兰公国的实权掌握者，并不满足于屈居摄政之位。他同弟弟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一起，等待从侄子手里谋夺公爵爵位的机会。凭借多年的摄政实绩，比起吉安加莱亚佐公爵，米兰民心更倾向于他这一方。可以说在米兰公国内部已不会对他构成阻碍。问题出在那波利王的态度上，他的女儿下嫁的正是吉安加莱亚佐公爵，自然不会让摩尔人的这一阴谋得逞。于是，摩尔人便把目光锁定在了主张拥有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身上，想要利用这个法兰西人去搞垮那波利的阿拉贡王家。

那么，说到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这边。犹如中世纪骑士传说读多了的这位国王大人，一心想要效仿查理大帝[2]的伟业，而他效仿的方式便是外国远征。他主张那波利王国的王位继承权应由安茹家后世子孙中的一人，也就是他自己所拥有。而第三个原因，关于罗韦雷枢机主教的事情则稍后再说。总之，掌握了这些导火索的法兰西军，一直在等待着入侵意大利的时机。而后，这个时机终于来临了。

1494年1月25日，被世人所熟知的老练的政治家那波利王费迪南多逝世，王位理应由嫡出的王子阿方索二世来继承。早在上一任教皇英诺森八世时期，罗马教会便已认可了当时是卡拉布里亚公爵的他继承王位。但是，法兰西国王从中加以干涉，声称只有法兰西国王才拥有王位继承权。这位法兰西国王的抗议，与其说是针对那波利，不如说是针对举行国王加冕仪式的一方，即拥有新王任命权力的罗马教皇。教皇如果认可阿方索，法兰西就将入侵意大利，这便是查理八世发给教皇的威胁。

但是，教皇主意已定，完全没顾虑过法兰西人会不会真打进那波利。4月18日，教皇任命蒙特利尔枢机主教即自己的侄子乔凡尼·波吉亚为教皇特使，出席那波利国王的加冕仪式。驻罗马的法兰西大使知道此事后十分震惊，亲法派的枢机主教们则强迫教皇召开枢机主教会议，这一日的会议持续了八个小时。斯福尔扎、鲁纳特、圣塞维里诺、科隆纳、萨韦利等枢机主教们，接连不断地就承认那波利王的危险性激烈追问教皇。而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作为众所周知的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幕后老大，却一直待在奥斯提亚的城堡里，并未出席枢机主教会议。

但是教皇的想法并未改变。长达八小时的枢机主教会议结束后，他马上发表了面向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君主的诏书，承认阿方索二世为那波利国王。紧接着，公布以前由那波利提出，阿方索庶出的公主桑夏同教皇小儿子杰弗里之间的联姻也已正式敲定。罗马与那波利的这次结亲彻底激怒了法兰西国王。

之后的4月24日，发生了枢机主教罗韦雷逃亡事件。一直是那波利派的罗韦雷，为了打倒波吉亚，甚至不惜舍弃那波利王，转与法兰西国王勾结，然而煽动枢机主教们的策略却以失败告终。罗韦雷深知，教皇已看穿他与法兰西国王间的关系，必定不会再批给他枢机主教离开罗马所需的许可，便依靠逃亡成功离开了罗马。到达热那亚的他，通过摩尔人的援助进入法兰西，在阿维尼翁与查理重新取得联系，在里昂同查理会面。罗韦雷向查理再三强调应该召开新的宗教会议，通过会议，逼迫靠贿选成为教皇的波吉亚退位。而法兰西国王查理看到这个提案能让自己成为宗教改革者，他的名利心使他蠢蠢欲动。自此，罗韦雷枢机主教、摩尔人、查理八世三人的作战行动正式开始。摩尔人与查理两人先前的目标还只是那波利王国，通过罗韦雷的加入，矛头完全转向了罗马。

查理八世

另一方面，罗马的亚历山大六世得知罗韦雷枢机主教逃亡的消息，感到事态在渐渐恶化，但是事后去追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他将罗韦雷逃走后留下的奥斯提亚城送给了奥尔西尼一族，并令其占领城市。对于教皇来说，掌控奥斯提亚城至关重要，因为这座城市能确保罗马到那波利间的海路畅通。两周后，教皇特使蒙特利尔枢机主教，便经由位于特韦雷河口的奥斯提亚城抵达那波利，为阿方索二世举行了加冕仪式。数日后，13岁的杰弗里与15岁的桑夏也完婚了。

查理八世开始在格勒诺布尔集结士兵的传闻，越过阿尔卑斯转瞬间传遍了意大利全境。因传闻而紧张起来的意大利诸国，紧跟着便不得不迎接查理的使节。不只是意大利，连欧洲列强也接连收到了查理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征服那波利王国的目的，是为了将其作为十字军远征的基地，用于夺回置于异教徒之下的圣地耶路撒冷。”

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这个理由，除了当时以狂热信仰的宗教政治支配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萨伏纳罗拉和他这一派的少数人以外。

紧接着，法兰西要求意大利诸国对法国的意图进行协助，包括领土通过的允许，与兵力、资材的提供。对这位国王的要求，米兰公国自不必说，将女儿嫁给摩尔人的费拉拉公国的埃尔科莱公爵与曼托瓦侯爵也约定全面协助。东地中海地区，只顾得上防御土耳其的威尼斯共和国也只能默许查理的行为。伟大的洛伦佐死后，被美第奇家与萨伏纳罗拉一派的争斗搞得社会动荡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成了连态度都无法决定的状态。尚未开战，意大利等同于已在查理面前敞开了大门。

罗马教皇厅也接见了查理的使节。查理对教皇仅要求其承认自己的那波利王位继承权，并在强调这是十字军远征的第一步的前提下，还记得追加要求——暂时让渡土耳其王子杰姆的看管权。如果教皇拒绝这些要求，法兰西国王将召开宗教会议，以逼迫教皇退位。这已经是十足的威胁了。

教皇对现在还沉醉在十字军远征梦想中的查理十分无奈，但是这个笨蛋却拥有力量。在没有实力的时候，只能使用政治技巧作为对抗的手段。而所谓政治技巧，在此时，即是没有实力的人为了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力量而使用的方法。

教皇在没有给查理使节以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将其糊弄回去后，7月14日同那波利国王会面。然而，在绝望的防御战中全力抵抗的那波利，回复说已无暇为罗马防御出力了。而为了请求军事援助，教皇又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派去了使节，所带回的答复也没有任何能让教皇安心的地方。费迪南多国王的回答是没有理由反对查理的十字军构想，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因为前些年同斯福尔扎家族中的女子结婚，所以与摩尔人很亲近。就连在意大利的诸国中，唯一一个足以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立场的威尼斯共和国，也向教皇递交了认可查理行动的声明。对于收到这些消息的教皇来说，所剩下的方法就只有一个了，那便是拖延时间，至少到阿尔卑斯降雪的时候。

但是，查理是急性子。8月23日，法兰西军终于向着格勒诺布尔出发了。9月3日，翻过阿尔卑斯进入萨伏依公国领土。9月5日，进入都灵城。9月末，总人数9万的大军进入了阿斯蒂。查理在这里受到了摩尔人及其妻子贝亚特丽切的欢迎，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也出席了。而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从此地开始伴查理同行。10月14日，到达帕维亚。再四天后，查理进入了皮亚琴察。在这期间，通过奥尔良公爵路易得到了那波利海军在拉帕洛战败的汇报。在那之后又接到了被软禁在帕维亚的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的死讯，一直等待这个时刻到来的摩尔人，匆忙回了米兰，至此，他想成为米兰公爵的野心终于实现了。

15世纪末的意大利北部

在皮亚琴察，查理接受了教皇派来的特使的访问。主要内容是表示可以重新考虑查理提出的十字军远征计划，希望他改变征服那波利的想法。查理虽然拒绝此请求，但却对特使表示希望与罗马教皇一同出席当年的基督诞辰祭。

教皇不得不想办法对付这位麻烦的巡礼者，他对全体枢机主教发出了罗马的召集令，不听命前来的人将被剥夺圣职。然而，依然是无果而终。罗韦雷一如既往在查理身边暗中活动，将查理的意图示意给枢机主教们，让他们不要遵从教皇，而要遵从枢机主教领袖[3]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斯福尔扎、罗韦雷两位枢机主教的背后有法兰西大军做后盾，至此，非亲法派的枢机主教们开始动摇了。

更让教皇陷入窘境的，是科隆纳家的军队夺取了奥斯提亚城。9月18日，占领这处要地的科隆纳军队在城中升起了法兰西的国旗，自此切断了那波利与罗马的关系。

意大利人战战兢兢地迎接穿过伦巴第进入罗马涅区域的法兰西军。总人数9万的大军，尽管加入了瑞士士兵、加斯科尼人和德意志士兵等不同国籍的佣兵，也还是被统一在法兰西国王意志下的军队。与意大利人见惯了的、为金钱所驱使的小规模佣兵队完全不同。

那么，指挥如此大军的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所有人都抱有这样的疑问。当时的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查理八世容貌的记载。记载显示，这位22岁的年轻国王，个子矮小、体格瘦弱，大脑袋与又短又细的腿很不协调，他骑马前行的画像显得非常滑稽。

“威尼斯大使科塔里尼写道：法兰西国王相貌丑陋。脸是扭曲的，两只大眼睛斜视着，无法判断到底是在看哪里。下垂的鼻子特别大，厚厚的嘴唇总是半张着。同人说话时，还有随意抖动身体和晃动脑袋的习惯。”

对于生来便崇尚威武、赞颂人体古典美的意大利来说，无论怎样的小国家，像查理一样的君主都不可能保持这个地位，更何况他还沉醉在骑士传说和十字军远征的理想中。然而，这个丑陋的小男人，如今却将对自己的才能颇感自豪的意大利君主们置于脚下。这是为什么？意大利人用自身的牺牲，得出了这个疑问的答案。

11月，在罗马涅，又传出了那波利军被法兰西军击退的报告。而当月的第一天，在佛罗伦萨，面对恐慌的民众，萨伏纳罗拉的说教点燃了火焰。

“这才是神降下的宝剑，预言已经应验，挥下的皮鞭，这正是神所降下的愤怒的试练。”

美第奇家的地位，在多明我派僧侣的面前动摇了。11月9日，佛罗伦萨市民蜂拥而起，城中响彻“人民！自由！降下球（美第奇家纹章）！”的叫喊声。美第奇当家皮耶罗与弟弟乔凡尼枢机主教，变装后逃出了城。激动的民众冲入美第奇家的宅邸，抢夺艺术品与贵重物品。

在罗马，教皇的处境愈发窘迫，与法兰西军相呼应的科隆纳、萨韦利的豪族也一直在蠢蠢欲动。

11月8日，查理进入卢卡城。在此等候的教皇特使皮科洛米尼枢机主教请求觐见却遭到了回绝，只得到了国王的传话：“期待在永恒之城与教皇见面。”

11月9日，查理进入比萨城。国王在此同萨伏纳罗拉会面。萨伏纳罗拉称呼查理为“基督教徒之王”，赞美国王是神为了解放意大利和改革教会而选中的人。美第奇也将托斯卡纳各地的城堡献给了查理。如此逢迎拍马的意大利人，令法兰西军自己都感到吃惊。

11月17日，查理进入佛罗伦萨城。佛罗伦萨的民众向着入城的国王欢呼：“法兰西，万岁！”在此，查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者，要求此后每年要上供12万盾[4]年金。

15世纪末的意大利中部

11月22日，查理面向全体基督教徒们发布了宣言。内容为以下两点：第一，征服那波利之后，将进行十字军远征。第二，责令不当其位的教皇波吉亚退位，并将召开宗教会议以选出新任教皇。

召开宗教会议，对教皇波吉亚来说是一种威胁。他能即位教皇，是通过收买斯福尔扎枢机主教一派才成功的，因为触及了被严令禁止的“神职买卖”，他极力想要回避宗教会议。他拜托与法兰西王关系较近的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在两人之间调停。就连枢机主教提出的将切萨雷作为人质交给科隆纳的这一条件，教皇都已接受。切萨雷被当作人质，送到了聚集在罗马南部的科隆纳一党的大本营。然而，真正的幕后之人则是一心反对波吉亚的罗韦雷枢机主教，斯福尔扎的调停只得以不成功收场。

11月28日，查理从佛罗伦萨出发，12月2日，进入锡耶纳城。在这里，教皇的特使枢机主教皮科洛米尼总算得以与国王会面，但是却没有效果。查理只单方面地口出狂言，要求打开罗马的城门，否则便要武力进城。

在罗马的教皇，因全部的对策都失败了，而一时陷入了回天乏术的绝望中。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圣塞维里诺、鲁纳特等枢机主教们认为，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和法兰西大使关在圣安杰洛城堡，并不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收到法兰西国王的强硬抗议后，教皇只得将他们释放。与此同时，查理的大军已经快来到这附近了。

12月10日，为保卫罗马而来的那波利军到达了罗马，但也仅有五千步兵，千余骑兵。保护罗马的只有他们和奥尔西尼一党，但是也不能毫无保留地相信奥尔西尼。

在同一天，查理进入维泰博城，还是一如既往地兵不血刃。就这样，罗马教皇厅的领土接连不断地为查理的前进方向敞开了道路。

所有人都预想到了罗马的命运，民众争先恐后地逃走，各国大使也都接到了本国发来的保护本国在住居民的命令。

那波利王阿方索建议教皇逃离罗马，并以年金5万达克特为条件承诺在加埃塔的城市要塞中保护他。然而教皇拒绝了这个提议。人们接连几日都看到，被任命为教皇特使的枢机主教们骑着马从圣伯多禄广场跑过，身后扬起白色的沙尘。被任命为教皇特使的枢机主教有斯福尔扎、圣塞维里诺、佩罗、皮科洛米尼等等，全部都是亲法派的枢机主教。

12月17日，法兰西军进入奇维塔韦基亚。翌日，为了预防万一，整个梵蒂冈的仆人们从早上开始便匆忙将贵重物品转移保管，枢机主教们的马匹也都整备完善以随时待发。第三天，即12月19日，在蒙特马瑞奥的丘陵上首次出现了法兰西士兵的身影。骑马在山丘上来回走动，向梵蒂冈方向张望的小队的身影，从教皇的房间也能看得很清楚。罗马的人们，被抛到了恐怖的最底层，教皇要从罗马逃跑了的谣言也四散开来。确实，到了23日，教皇好像也首次倾向于逃亡的意见，逃去威尼斯是当时的主流意见。然而，与其说教皇是在逃向西班牙还是威尼斯间犹豫不决，不如说是逃亡本身已经不能成行了。海路被盘踞在奥斯提亚的科隆纳势力所阻断，陆路上包围罗马的法兰西军队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从维泰博到奇维塔韦基亚，再到布拉恰诺，稳步前进的法兰西军大部队，距罗马仅有70公里远。查理于此向教皇派出了使节。

“罗马市内的那波利军队即刻从罗马撤退，并为此准备相关的通行许可证。如果拒绝条件，就请做好不惜让法兰西军在罗马市内战斗的准备。”

在身负这份通告的使节向罗马出发的同时，以往以那波利王名义服役，侍奉于教皇身边的奥尔西尼一党，正向查理表示恭顺。

12月24日，迎接查理的来使后，梵蒂冈的恐怖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罗马的市民代表请求会见教皇，表态施压：

“两日之内，如果不能与法兰西国王达成一致协议，我们就打算打开罗马的城门迎接国王了。”

接见过法兰西使节与罗马市民代表后，亚历山大六世便遣散了他人。在教皇宫的回廊里，教皇独自一人抱臂而立，一袭白色长袍被冬日的晚霞染至绯红。望着一动不动的教皇的沉重背影，有所顾虑而一直并未靠近的近侍们，现在也不得不上前告知教皇，法兰西国王使节要求再次会面。教皇拿到了国王发来的书信，上面如是写道：

“抵抗是没有意义的，请将罗马所有的城门在我们面前打开。我们只是要求去往那波利的通行自由，没有一丝对教皇或者教会不利的想法。”

读完这封信后，教皇许久未发一言。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教皇下达了命令，传唤那波利军的队长觐见。教皇当面向这位队长下令，命其将那波利军撤出罗马，不过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请求更为贴切。立刻察觉到教皇这个命令真意的队长，用激动的口吻说道：

“您是要舍弃那波利了吗？”

然而教皇却没有一句辩解，队长因愤怒颤抖着退下了。

这之后，教皇给国王写了回复。在国王所有要求之中，承诺打开罗马城门，让那波利军从罗马撤退，并授予法兰西军去往那波利的通行自由这几项。而就十字军远征、交出王子杰姆和召开宗教会议这几项，则丝毫未涉及。教皇让使节拿着这回信，回到法兰西国王的驻地。随后再次释放了关在圣安杰洛城堡的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条件只有一个，返还作为人质待在科隆纳军队中的切萨雷。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教皇留下切萨雷一旦回来就马上通知他的命令后，便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当晚，那波利军离开了罗马。

痛苦的基督教诞辰祭总算过去了。

从翌日开始，梵蒂冈突然开始忙碌了。不只为了准备法兰西王的迎接仪式和选择接待的人员，让查理住在哪里也成了大问题。罗韦雷、斯福尔扎两位枢机主教主张让查理住在教皇宫中，而对此感到困扰的梵蒂冈一方，不得不尽早决定哪里才是最合适的场所。秘书官们就此向教皇寻求建议的行为，让教皇很是生气。

他说道：“你们这些人让我的脑子都乱了。你们随便决定让那些法兰西人住在哪里吧！”

法兰西王的住所选定在了圣马可宫殿（现在的威尼斯宫殿）。并反复向查理强调不要让军队进入梵蒂冈特韦雷河以西的区域。

27日，法兰西军的先锋部队开始进入罗马。

1494年12月31日是查理进入罗马城的日子。这天的早上，教皇厅的庶务官员、留下了诸多详细记录的年代记作者、德意志人——布鲁卡鲁多，为商榷仪式等各方面事项，被教皇派遣到国王身边。这一天在他的记录里是这么记载的：

“国王表示不想大张旗鼓地进入罗马。并且在3公里的这段距离里，我被安排一直跟在国王的身后行进。他在这期间不断地向我提问，诸如面对教皇应该采取怎样的礼仪，如何接触切萨雷枢机主教比较合适等。”

法兰西军是从下午三点开始进入罗马，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国王从人民大门入城是在七点的时候。在大门前，有罗马市民的代表上前迎接，并为国王献上了罗马全市所有城门的钥匙。

行进的第一方阵，是从瑞士和德意志的步兵开始的。随后紧接着的是五千的加斯科尼人的弓箭手。再之后是五千人的法兰西骑士一个团，各自都带着三名侍从。在他们后面的，是被六百人的亲卫队包围着的、骑马前进的国王。国王查理后面紧跟着罗韦雷和斯福尔扎两位枢机主教，他们的后面是科隆纳、萨贝利两位枢机主教，科隆纳一党紧随其后。沿着拉塔大道（现在的科尔索大道）径直走过，接连不断的行进大军仿佛没有尽头，罗马市民对此吃惊万分。而更加让他们震惊的，则是看到由马匹拉着的三十六门大炮从眼前经过的时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着从眼前经过的大军，不断欢呼着：“法兰西！科隆纳！温克利！”温克利是圣伯多禄·尹·温克利的枢机主教罗韦雷的俗称。

查理进入圣马可宫殿之后，宫殿周围立刻围起了两千骑兵的警卫，除此以外市内其他重要地点，法军也都是全副武装，并且有两门大炮架在了特韦雷河的岸边，而炮口则准确地瞄准着梵蒂冈。

从教皇宫的回廊也能看清楚直到晚上还在持续进城的法兰西大军。熊熊燃烧的火炬的火焰浮现在眼前，犹如巨大的黑蛇在爬行。“法兰西！科隆纳！温克利！”的呼声此起彼伏，随着特韦雷河上的风吹拂而来。

教皇站在寒冷的风中，定睛看着远处光芒中的骚动。切萨雷站在父亲的背后。但是与教皇父亲静谧的眼神不同，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专注凝视的目光，锐利好似不会看漏任何事物。此时的父子二人，正考虑着同一件事情。

[1] 摩尔人：本指在11—17世纪创造了阿拉伯安达卢西亚文化，随后在北非作为难民定居下来的西班牙穆斯林居民或阿拉伯人，是西班牙人及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在此代指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他在孩提时代发肤皆黑，因而获得“摩尔人”的诨名。下文提及的摩尔人均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代称。——译者注

[2] 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这位法兰克国王通过（英）查尔斯大帝、（德）卡尔大帝的名字被世人所熟知。800年于罗马，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他死后不久法兰克王国就出现分裂，843年他的三个孙子各自为王，帝国一分为三，成为后来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雏形。

[3] 枢机主教领袖：是教皇之下最高职位的人，有枢机衔，由教皇任命，受权力和教皇差不多，只是不可任命总枢机主教、枢机主教，更改罗马天主教会法典，拥有/使用教宗纹章（以枢机主教领袖纹章代替）及教宗牧徽（以枢机主教领袖牧徽代替），发教皇敕令（以枢机主教领袖诰令代替）。——译者注

[4] 盾：当时欧洲大陆通用货——译者注

第五章

法兰西国王究竟想把教皇怎样？不只是意大利，就连欧洲各国也都关注着查理的下一步行动。事实上，如今的教皇就是法兰西国王的俘虏。由于害怕法兰西军进城掠夺，罗马市民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与查理的“不能进入特韦雷河以西地区”的这条约定，现也已成为一纸空文。在如此情况下，教皇断然拒绝了近臣们要他到圣安杰洛城堡避难的恳请，没有从教皇的居所教皇宫离开，而保护他的亲卫士兵也仅仅不超过一千人。

1495年1月2日，切萨雷被教皇父亲任命为特使，前去拜访查理，他的任务不只是带去教皇的提案，更是去侦察敌情。法兰西国王态度冷淡地迎接了教皇的儿子。随后只是把以前对教皇提出的要求重提一遍。不只如此，以前国王的最大要求只是认可他的那波利王位继承权，否则就以召开宗教会议相要挟。而现如今国王在被身边的罗韦雷等枢机主教们一直煽动着，召开宗教会议的要求反而更加迫切。并且还进一步要求，将罗马的要塞圣安杰洛城堡交给国王。若是一一答应，恐怕教皇就将在他漫长的人生中，迎来最为微妙、危险的时刻了。

对于切萨雷带回来的国王要求，教皇只给出了暧昧的回答，但唯有让出圣安杰洛城堡这一项坚决地拒绝了。随即，法兰西军的三十六门大炮一字排开架在了特韦雷河的岸边，炮口都对准了圣安杰洛城堡的方向。见到此状况的教皇，亲自带领着切萨雷、蒙雷阿莱、卡拉法、奥尔西尼、圣乔治、帕拉维西尼等六位枢机主教，转移到了圣安杰洛城堡。随后，向随时可能开火的法兰西军传达道：

“你们即将要做的事情，并不只是会杀了我，更是会破坏在这里的圣者和殉教者的圣遗物啊。”

大炮最终没有开火。

然而，教皇表面上一副断然拒绝的态度，背地里却并没有断绝与法兰西国王之间的联络。尽快让法兰西军离开罗马，才是对教皇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切萨雷、帕拉维西尼和瑞阿里奥以及其他成为教皇特使的枢机主教们，同查理持续交涉着。在此期间，查理出席了在罗马大寺院举行的弥撒，对在那里的圣遗物献上了恭敬的礼拜。而另一方面，发生了罗马的犹太人教堂被法兰西军烧毁的事件。

1月15日，教皇与国王之间终于达成了协定。在查理要求的事项中，去往那波利的通行自由被认可了，奥斯提亚将归还给罗韦雷枢机主教。并且约定，到十字军远征为止，杰姆王子交由法兰西国王看管，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切萨雷枢机主教将作为教皇使节待在国王身边。说是使节，实际是人质。教皇甚至还加上了一项，将国王的两个近亲任命为枢机主教，查理认可了这个事项。但是，这其中丝毫没涉及查理以前要求的三大事项，即那波利王位继承权、十字军远征计划、为改革教会召开宗教会议。知道了这些的亲法派枢机主教们震惊又愤怒。特别是罗韦雷，怒火中烧到了要国王亲自安抚的程度。然而查理难以按捺明日将要与教皇初次会面的兴奋，完全没有余力去倾听枢机主教们的请求。在绝望的他们之中，斯福尔扎、鲁纳特两位枢机主教向着米兰出发了，唯有罗韦雷不得不跟在查理身边。

第二天的16日，将国王的威严展现十足后，查理进入了教皇宫。教皇从圣安杰洛城堡通过秘密通道，回到教皇宫等他。亚历山大六世，甚至穿戴了三重冠的教皇第一礼服。他周围还有红衣的枢机主教成排地簇拥着教皇。来到教皇面前的查理，不假思索地下跪，接着三度亲吻了教皇的指尖，并且战战兢兢地亲吻了伸出来的手上的戒指。而后，查理总算开口了：

“我，在此向基督十二使徒代理人的教皇陛下献上服从与忠诚。如同我的祖先法兰西国王们曾经献上的一般。”

胜负已分。选择在自己的地盘决胜负的教皇一方获胜了。面带温暖笑容、全身散发着喜悦的教皇让查理起身，边说着真诚的话语，边拥抱了身体颤抖的他。

第二天，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为法兰西国王举办了庄严的弥撒。进入教堂的时候也毕恭毕敬地手蘸圣水的查理，谢绝了特意准备的最前排位置，坐在了最年长枢机主教的下一个席位。

25日，教皇和查理出席了在圣保罗教堂举办的弥撒，从圣彼得大教堂到圣保罗教堂的这段距离，二人甚至并肩骑马而行，看到此景的罗马人民都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在两人身后，跟随着各国大使和枢机主教们，法兰西军的将军们也夹在队列中。

28日是查理出发的日子，没有被教皇承认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的他，依旧没有放弃征服那波利。他从住所圣马可宫殿出发，去梵蒂冈向教皇告别。教皇对查理照旧称呼为“我的儿子”，在接受了查理的感激后，又带他来到了自己的房间，此外只叫来了切萨雷一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三人究竟在此说了什么，只是没过多久，走出来的查理几乎是热泪盈眶的。

出发的时间到来了。国王骑马走在充斥着法兰西军队的圣彼得广场上，骑的正是切萨雷送给国王的六匹马中的一匹。在马上，国王再一次向教皇致敬，而站在露台上的教皇，则庄严地挥着祝福的手势回应。查理驱马前进，在国王左侧的是骑马跟在旁边的切萨雷，在他们身后的随行人群中，还看到了土耳其王子杰姆慵懒的身影。

带着两名人质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背对罗马城墙，顺着拉丁大道前进。这条道路对查理来说，是条唤起感动的道路。究其原因，那便是这条路在229年前，同样是他的祖先安茹的查理为征服那波利南下时所走的路。随着骑马前进，查理越发欢快，然而，与国王并排骑马走着的切萨雷却甚少言语，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行人到达马里诺后，迎接他们到来的，是一则让查理欣喜异常的消息。那波利王阿方索二世将王位让给儿子费迪南多，逃去了西西里岛。阿方索二世还是卡拉布里亚公爵的时候，因在奥特朗托对抗土耳其军取得胜利，被评价为意大利第一军人。对于这样的对手，查理果然还是有些畏惧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位昔日的猛将究竟是发生了怎样的心境变化。抛弃了那波利王国的他，迁到西西里岛，终生待在那儿的修道院里闭门不出。另一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王位的年幼的费迪南多，在竭尽全力进行防卫战之前也逃跑了。逃到了位于卡普里岛西北部的伊斯基亚岛上。

突如其来的逃跑发生在查理和他的军队愈发轻松地离开马里诺之时。在此之前，谁都知道队伍之中有十九个大箱子，在侍从牵着的马背上驮着，装饰得十分奢华，因其黑色天鹅绒遮盖上绣着切萨雷枢机主教的纹章，众人皆知这十匹马和大箱子归属于谁。而此时，没人察觉到这其中驮着两个箱子的一匹马，被带着悄悄远离了队伍，被藏在了道路旁的草丛里。驮着其他十七个箱子的九匹马儿，照常跟着欢快的法兰西人一起继续行军。

这天晚上的投宿地是罗韦雷枢机主教的领地韦莱特里，国王与两名人质被安排下榻于罗韦雷的宅邸。切萨雷将国王送到他的寝室，并同国王稍作闲谈后，方才回到了安排给自己的寝室。

夜半时分，一个马夫装扮的男人悄然离开了宅邸，却没有人察觉到。国王的守卫兵们因行军的疲惫，和即将轻易征服那波利的前景所带来的安心感，不停眨着犯迷糊的眼睛，任谁也没有发现佝偻着背走路的这个男人。郊外，有两个男人正在等待。附近的阴影中，可以看到三匹马安静地站在那儿。有两匹马分别各驮着一个箱子。扮成马夫到达此地的男子同等待的两个人会合，悄声交谈后，三人随即跳上马，缓慢助跑后全速策马飞奔出去，将陷入沉睡中的城镇留在了他们三人的背后。乔装成马夫的正是切萨雷，而等待他的两人分别是他的朋友唐·米凯罗特和另一名随从。去向罗马的道路左侧是夜晚的海洋，策马奔驰的切萨雷脸上一直洋溢着年轻爽朗的笑容。

第二天早晨，来查看人质枢机主教情况的查理家臣，只看到了被丢弃在白色睡榻上的红衣。切萨雷枢机主教的逃亡事件即刻被禀告给了尚在卧榻上的国王，国王勃然大怒，四散搜寻的家臣们个个胆战心惊，屋宅和城镇中都一一严密排查，却毫无所获。接到没有找到切萨雷任何踪影汇报的国王，盛怒之下命令将枢机主教的行囊全部烧毁。切萨雷那十七个奢华的大箱子被搬到庭院中，为方便点火打开了盖子。这个瞬间，所有人都突然看向国王。暴怒的国王查理气得浑身发抖，只结巴着吼了一句“都给我滚！”就回了屋。十七个大箱子里，装的全是破烂儿。

这时的切萨雷，早已回到了罗马，但为慎重起见，没有靠近梵蒂冈和自己的宫殿，只是在教皇厅官员弗洛里斯家中藏着。据传当日曾同教皇父亲秘密会面，而两天后，他已经在斯波莱托了。

被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愚弄，怒火中烧的查理下令将韦莱特里地方官施以绞刑，还一度下令烧城。虽然最终在罗韦雷枢机主教的请求下更改了命令，但依然给在罗马的教皇送去了强硬的抗议书。

教皇对其的回复则是：“哪里都找不到枢机主教，我这边很是担心。”

与悠然回复的教皇相比，罗马市民代表们则很是慌张。罗马市立即送了三位代表到查理身边，试图解释切萨雷枢机主教的作为与他们全无半点关系。数日后，有切萨雷逃到了斯波莱托的消息传到查理耳中，他对斯波莱托市提出交出切萨雷的要求，但斯波莱托的回答却是如下内容：

“枢机主教偕两个随从，一队仅三人轻骑，早已说说笑笑地离开了。要是觉得他现在还在这边，下次你们连主教的影子都抓不到了。”

2月5日，浪费了八天时间的查理，放弃再找切萨雷，向着那波利出发了。两天后，侍从牵着之前驮着装破烂儿的十七个箱子的马匹一行，欢快地回到了罗马。之后直到3月末为止，再没有关于切萨雷的消息传出。

轻易征服了那波利的法兰西军，要想沉浸在这美丽港湾的享乐生活中是很容易的。擅自加冕为“那波利、西西里岛、耶路撒冷之王”的查理自不必说，连法兰西士兵们也每日持续地纵情享受着宴会。在法军之间，流行为到手的那波利女人画肖像画，国王自己也为其数量众多的收藏而得意。然而被征服的那波利人民，也没有从法兰西军那里受到特别巨大的损害。不论怎么说，那波利人已经习惯了对各种征服者迎来送往。女人们尽可能多地从法兰西人身上榨取金钱，肖像画家们也乐于同她们合谋。那波利王国的家臣们也是如此，表面奉承着查理，背地里则与在伊斯基亚岛上的那波利王保持着联系。而街头巷尾都在传唱着嘲笑弯脚、大鼻子国王的小曲儿。

这期间，发生了让法兰西人的欢乐蒙上阴影的事情。首先是另一名留下来的人质，王子杰姆的死亡。法兰西一方刚开始还想要隐瞒这件事情，但马上又发表声明，说是因为从罗马出发前被波吉亚下毒而死的。但是第二件发生的事情，彻底唤醒了查理的沉醉，那便是以针对法兰西国王为目的的大同盟的结成。因儿子切萨雷的逃跑变得没有负担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开始了复仇之战。教皇的提议，得到了意大利各国的赞同，就连为法兰西军入侵带路的米兰的摩尔人也出声支持了，意大利各国在历史上少有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再加上对查理的做法开始感到反感的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4月12日同盟正式成立。

于是查理慌了。对他来说，为了不让自己在所征服的土地上被俘虏，除了抓紧回法兰西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即使这样，全军一半的人员还是在蒙庞西埃将军的指挥下留下来守卫那波利。

5月20日，查理匆忙地离开了那波利，罗韦雷枢机主教也同他一起离开。亚历山大六世回避了查理想要在罗马与教皇会面的请求。5月27日，率领着二十人的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在威尼斯和米兰增援的一万军队的守护下，教皇朝着奥尔维耶托进发了。身后的罗马，有莫顿、帕拉维西尼两位枢机主教作为教皇代理留守。前方的奥尔维耶托，则有切萨雷在等待，他之前便担任着隶属于教皇厅的奥尔维耶托总督职位。

另一方面，于6月1日到达罗马的查理，受到了作为教皇代理的两位枢机主教毕恭毕敬的欢迎。所有人都担心查理会不会为了教皇的欺骗而复仇，然而法兰西军这次却一反前日，安静又低调。查理也只是参拜了圣伯多禄大殿。两天后，查理和他的军队就这样离开了罗马。

在奇维塔韦基亚，教皇再次避开了查理的会面请求。6月5日，教皇这次率领全教皇厅的人去了佩鲁贾，这次真可被称为是欢快的逃避之行。而查理的结局早已明显可见，在锡耶纳和比萨，所到之处受到了与之前截然相反的冷淡待遇，查理立即掉转方向往北疾进而去，也放弃顺路去佛罗伦萨，就连等在波吉邦西的萨伏纳罗拉那对国王落实教会改革的热情演说，也丝毫没能阻拦查理的步伐。国王只是一味地想要尽快与在阿斯蒂的奥尔良公爵军队汇合。

然而，到了福尔诺沃附近的塔罗河岸时，遭遇了埋伏于此的同盟军，同盟军总司令是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而法兰西军方面，像败兵一样舍弃了重兵大炮，兵力也仅有来时的一半约万余人。讽刺的是，在历史上作为塔罗战役闻名的这场战斗，仅在一个小时里便分出了胜负。查理抛弃了自己的战利品、士兵和友方军队在内的一切，才最终翻过了阿尔卑斯山逃回了法兰西。而这，距离为入侵意大利而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留在那波利的另一半兵力，在后来同那波利王国军的战斗中也被全部消灭了，大多数法兰西士兵就这样葬在了意大利。查理和他的法兰西军送了两件礼物给意大利。第一个，是对意大利现状的危机感，然而这件真诚的礼物，只传达给了为数不多直觉敏锐、思维不受外物束缚的人。而另一件礼物，却转瞬之间便席卷了全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

那样礼物在当时被叫作“法国病（梅毒）”，如今则被称为“性病”。

第六章

当时，在风波秘闻接连不断的波吉亚家族中，最为神秘的便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三男胡安了。一般来说，父亲都会为孩子的将来尽心谋划，亚历山大六世在他们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于孩子们抱有超乎寻常的期待，尽自己所能为其铺路。

长男佩德罗·路易斯，其生母在史料上并无记载。因西班牙出身的父亲对出生国的乡愁，他很早就被送到西班牙并作为费迪南多国王的武将被予以重用。与国王的侄女订了婚，身处于西班牙宫廷高层，背负着父亲期待与希望的这位甘迪亚公爵，却在父亲即位教皇的四年前英年早逝。次男切萨雷，生母是教皇波吉亚最爱的人瓦诺莎·卡塔内，她还生育了胡安、卢克雷齐娅、杰弗里三个孩子。切萨雷在教皇父亲的大本营罗马教皇厅中，被看作是父亲的后继者，很早便入籍圣职。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便是胡安。胡安在哥哥佩德罗死后即位成为甘迪亚公爵，并娶了哥哥的未婚妻唐娜·玛丽亚·恩里克斯，一人肩负起了父亲在已逝哥哥身上未达成的期待。当然，他的继承之所以这么顺利，也是得益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想和罗马教皇进一步拉近关系。

1493年8月，在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一年前，胡安乘船向西班牙出发了，目的是去拜见西班牙国王并完成婚事，从罗马到奇维塔韦基亚走陆路，而之后到巴塞罗那为止是率领四艘桨帆船船队走海路。借着这个重要的机会，教皇给了胡安一封家书，这封用他们家族间常用的巴伦西亚方言所写的家书，内容满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作为父亲的关爱之情。从文中挑几点来看，首先在实际生活方面，有关于应该如何同桨帆船船长讲价，连金额也有所涉及，给太多会被觉得好糊弄，给太少会被认为太吝啬。信上还写了在巴塞罗那登陆时该带哪位家臣，并指定了每一天该带何种装饰品。宗教方面，提到要时常虔诚地向圣母祈祷，要作为良好的基督教徒去生活。关于夫妻生活，则叮嘱平常要与妻子同食同寝。更告诫他要踏实过日子不要夜游，忠告他不要沾染赌博。在最后结尾处，甚至加上了对美容的担心，建议他时常戴着手套，因为西班牙人很重视手的美感。而胡安在那时才刚刚17岁。

船上的事情因为没有史料所以不得而知。但是，刚刚在巴塞罗那登陆，胡安立马就把父亲信中所写的所有事情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月月末，西班牙国王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共同出席了胡安的结婚仪式，但完成了义务的胡安不久便将新娘丢在了一边。这座魅惑的港口城镇，完全不缺乏能让他享乐的因素。比起在宫廷中老实地待在国王和重臣面前，胡安更喜欢与同辈的年轻人一起游戏人间。跟随胡安的家臣们叹息着将这些通报给了在罗马的教皇，从西班牙送到罗马的所有信件都是叹息这位甘迪亚公爵的乖戾状况，而从罗马送回西班牙的全部信件都是对儿子的忠告和斥责的内容，最终连切萨雷都不得不写信劝解胞弟。11月，切萨雷给胡安的信中如下写道：

“吾弟，吾等兄弟均应时常亲吻教皇陛下普降威光的大地，并应时常为那位替你我着想、养育你我的陛下虔心祈祷。吾等理应为他所用，并为使他满意而不断努力。这也是为教皇陛下明了吾等无尽感激的微小尝试。”

只是，18岁兄长的忠告最终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而此时的罗马，没人相信胡安的婚礼实际已经举行过了，但在12月4日的信中，胡安向教皇父亲宣称已经完成婚礼。一段时日后，年轻的公爵同夫人从巴塞罗那搬到领地甘迪亚。那里有父亲曾经为佩德罗·路易斯所准备的城堡。然而，这座宁静小城市的生活让胡安感到无聊得要死。即使如此，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还是留在了西班牙。

查理八世的法兰西军入侵意大利的惨痛教训，使亚历山大六世强烈体会到了弱者被动而凄惨的处境，进而筹备起扩充教会麾下的军事力量。首先第一步，矛头直指罗马豪族们，他们盘踞在罗马近郊且势力强大，甚至时常因势威胁教皇。特别是奥尔西尼一族，他们将距罗马仅50公里的布拉恰诺作为据点，实际支配着罗马北部，是被圭恰迪尼评价为“卡在教会喉咙的骨头”的豪族之中最强的一支。

1496年春天，甘迪亚公爵胡安被教皇召回罗马。教皇任命他为教会军总司令官，将实现自己的心愿这一重任寄托给了他。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胡安将不得不成为波吉亚的利剑。同年6月，他将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甘迪亚的领地，从西班牙出发去了罗马。

回到意大利的胡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渥待遇，不再是对待教皇其中一个儿子的态度，而是接待罗马教会大人物的态度。前来迎接胡安的是作为教皇特使的切萨雷，而教皇父亲也对到达罗马的他给予了满怀喜悦的热烈欢迎。12月26日，胡安在圣伯多禄大殿被正式任命为教会军总司令官、教会的旗手职位，由亚历山大六世亲手赐予元帅杖及三幅旗帜。这三幅旗帜，一幅是画有圣彼得钥匙的教会旗帜，另一幅是波吉亚家族绘有牛纹章的家族旗帜，而第三幅旗帜是绘有甘迪亚公爵以雷光劈裂山峰纹章的家族旗帜。切萨雷则在旁，一一将物品交到教皇父亲手中，再由其授予弟弟胡安。

教皇诏书经由枢机主教会议审核通过，为对奥尔西尼攻略战的开始起了个好头。对胡安的军事才能略有几分不安的教皇，将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达·蒙特费罗作为副将安排在他身边。送到罗马的战报显示，奥尔西尼的要塞被接二连三地攻下，教皇为此欣喜若狂。不只教皇，全体梵蒂冈都在为甘迪亚公爵的胜利欢腾雀跃。然而这之中只有一人疏离于庆祝胜利的喧闹之外，独自体味着自己苦涩的心情，此人便是切萨雷。他时常假借狩猎之名骑马远行，每每这时，他便不假思索地朝着战场的方向前行。很多人曾在战场上目睹过切萨雷的身影，独自伫立于高丘之上，遥望弟弟胡安指挥着军队战斗。高丘可同时俯视左右两方军队，曾有一次切萨雷被敌人发现并追赶，好在他有快马良驹才得以脱险。

然而，因接连不断的捷报而眉开眼笑的教皇，脸上渐渐阴云密布了起来。胡安的军队绞尽脑汁也没能攻破布拉恰诺城堡，打败躲在其中誓死抵抗的奥尔西尼一族。布拉恰诺城堡引以为豪的是以护城河水为基础构成的铁壁防御，而指挥守卫这座城堡的是一名女子，名为巴尔托洛弥娅·奥尔西尼。她在城中高塔上悬挂法兰西国旗，对满载士兵渡河而来的教会军船只毫不留情地准确炮击，逐一将其击沉，战况随即逆转。教会军同时遭遇从两岸而来的攻击，腹背受敌而不能后退重整阵容，只得节节败退。此役死者800人，副将乌尔比诺公爵受伤被擒，胡安虽然勉强逃脱，奥尔西尼军却借着胜利的气势直追到了罗马城下，教皇只得向奥尔西尼提议讲和。第二年2月和解达成，奥尔西尼将每年支付给教皇厅5万达克特，相对应的，讨伐奥尔西尼的教皇诏书则宣布作废，这让教皇颜面尽失。通过达成和解，濒临罗马城下的奥尔西尼军队撤退，并返还了俘虏。奥尔西尼就乌尔比诺公爵的释放向胡安索要了高额赎金，却被其视作不见，公爵不得已只能自己设法筹钱解决。

随后，亚历山大六世将从奥尔西尼处所受的屈辱，转向了支配罗马南部的反波吉亚派，想要在与他们的战役中一雪前耻，目标是奥斯提亚城堡。这座固守特韦雷河河口的要塞，因在查理八世入侵时被承认为罗韦雷枢机主教所有，而插上了法兰西国旗，由与罗韦雷关系很近的著名海盗莫纳尔多及其部下守卫。同上次相同，指挥军队的还是教会军总司令官甘迪亚公爵胡安，然而，这次接连传到教皇耳边的，却全是胡安和麾下军队的惨淡战况。因愤怒与屈辱涨红了脸的教皇只得向一名西班牙将军寻求帮助，而在他和他的副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的面前，要攻陷奥斯提亚的要塞简直轻而易举。

戴着枷锁的海盗首领被押在阵前，胜利归来进入罗马城的西班牙将军受到了市民热烈的欢迎。在他旁边，因再度出征而越发暴露自己无能的胡安却毫不在意，犹如自己才是胜利者一般，骄傲自负地与之策马并行。心中苦涩难咽，却不得不为这位西班牙人的胜利表现出欢喜的教皇，上前迎接并授予“复活祭的棕榈”以庆祝他的胜利。然而，西班牙的将军却索要“黄金玫瑰”。这对教皇来说，无疑是让反复受辱的心更添新伤。“黄金玫瑰”是教皇能授予俗世的最高奖赏。如果此次是教会军总司令官胡安赢得胜利的话，的确理应赐下此等殊荣，但对于区区一介武将如此重赏却过于隆重。然而教皇不得不满足这个西班牙人的愿望，因为世人皆知这次胜利真正的功劳归属于谁。圣伯多禄大殿正中，为这位西班牙武将举行了盛大的“黄金玫瑰”授予仪式，出席的众人脸上，大多浮现出了轻蔑的冷笑。他们笑话的不只是竟也列席仪式的胡安，更是在嘲笑竟然派这种男人出阵的波吉亚家族全体。切萨雷也出席了仪式，他的眼神直直地盯着胡安。而胡安却跟在西班牙人身后，若无其事地旁观对方从教皇手中接受“黄金玫瑰”。切萨雷没有笑，唯有眼底闪烁着比轻蔑更幽深、炽盛的光芒。西班牙将军正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的家臣，在那波利一带威名远扬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他将对波吉亚家族此后的盛衰影响重大，且早已成为与切萨雷的一生紧密相关的人物。

1497年6月7日清晨，接到教皇发来的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命令书的枢机主教们聚集到了梵蒂冈。当着他们的面，教皇公布了一份有待他们通过的诏书，其上写有教皇将认可那波利王国的新王王位继承权。去年，年幼的那波利国王费迪南多去世了，由于并未留下可以即位的王子，导致其身故后王位争夺异常激烈。诸多王位竞争者中，已故年幼国王的伯父，费德里科稳健而顺利地向着王位这个目标巩固着自己的地位。但在法兰西还固执地盯着那波利的王冠时，费德里科当务之急便是让教皇承认他的王位继承权。为达目的，他向教皇提出了一项交易，以贝内文托的土地来交换教皇对其王位继承权的承认。而被召集来参加会议的枢机主教们，不单知道这桩王位继承权背后涉及的土地交易，或多或少还察觉到了教皇想秘密将领地交给儿子胡安的谋划。

但教皇是将波吉亚家族的两大绝技——胁迫与怀柔——使用得炉火纯青的代表人物，在他面前，枢机主教们完全不是对手。只有一位年岁很高的皮科洛米尼枢机主教，指责教皇波吉亚的“亲族主义”并明确提出反对，但就连他也马上亲口改变了自己的说辞，因为皮科洛米尼自己也是借着伯父庇护二世才升任枢机主教的。就这样，枢机主教会议通过了教皇的诏书。两天后，枢机主教切萨雷被任命为教皇代理，将前往那波利参加新王加冕仪式。

兄弟俩预定7月初从罗马动身向那波利出发。哥哥是作为教皇代理去参加新王加冕仪式，而弟弟则是为接手贝内文托的领地做自己的公国，而后两人应在9月回到罗马，之后胡安的预定是陪伴妹妹卢克雷齐娅去向西班牙。教皇有意让女儿同丈夫佩萨罗伯爵离婚，因为继续与米兰的斯福尔扎保持亲密关系对波吉亚来说绝不会有任何好处了。而胡安还向着辉煌的荣升道路前进着，对于一心想将他培育成波吉亚之剑的教皇父亲来说，面对他在战场上的种种丢脸行径，只得继续忍耐下去。因为波吉亚家族抛开胡安，再没有合适的男子可以胜任此职，切萨雷是圣职人员，而幺弟杰弗里还年岁太小。

与围绕在弟弟胡安周围华丽快乐的喧闹相反，哥哥切萨雷的心境很是复杂。作为甘迪亚公爵，胡安在西班牙宫廷的地位日渐稳固，这次又得到了贝内文托的领土，同时入手的还有那波利王国重臣的位置。当那波利时局动荡之时，胡安所要走的路很大可能是通向那波利王位的。恐怕作为父亲的教皇，也认为这一天说不定会真的到来。胡安的前途，有无限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切萨雷是身负红衣的身份。教皇将这个声名实力俱佳的儿子，选为波吉亚家族在教会中的继承人，在加里斯都三世、亚历山大六世之后继承波吉亚家族的传统。同时拥有幸运的家世和自身的“才能”的切萨雷，将在枢机主教中获得极大影响力，十有八九会过上不逊色于帝王的优渥生活。安定的地位、富足的生活、受众人尊重的立场，这便是被誉为“教会的君主们”的枢机主教拥有的。不能正式结婚这种事情，对男人来说没有任何的不便。所以，追溯到今天为止的教会的漫长历史中，得到枢机主教位置的人，没有一个想要放弃这件红衣。

然而切萨雷的目光却越过身着红衣狂喜的人们，一直看向更高的位置。但是，他的视线却被严酷的现实割断了。虽然能够升任至枢机主教，但他却与父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出身。波吉亚家的教皇们，无论是加里斯都三世还是亚历山大六世，都是正式婚姻里所降生的嫡子。与此相比，切萨雷的出生，不要说是正式了，在天主教教义中是被双重否定的存在——不能够结婚的圣职者的私生子，这便决定了他野心的最远界限。

虽然通过教皇父亲的力量成功升任了枢机主教，但升任枢机主教时因天主教教义这座屏障所引起的那场闹剧，使他不可能再前进到更高的位置上了。这是无论亚历山大六世的力量多强大，运用多么巧妙的策略，都不可能实现的。切萨雷无法坐上“圣彼得的宝座”，教皇的三重冠也绝不可能在他头上闪耀。俗世第一地位的宝座，连一个微笑也不曾赐给过切萨雷。

作为父亲的教皇也深知儿子的这个立场。但是，作为神在地上的代理人，教皇有着必须守护天主教教义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场。对此束手无策的教皇，只能让切萨雷成为枢机主教中最有权威、最富有的人，这是教皇所能做到的极限。而亚历山大六世丝毫没有想到，这些对于即将迎来22岁生日的切萨雷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第七章

瓦诺莎的宅邸坐落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十分靠近皇帝图拉真努斯和皇帝提图斯的浴场遗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曾忘却对这位为自己生育了切萨雷、胡安、卢克雷齐娅、杰弗里四个孩子的昔日情人的深厚体恤。这座柏树环绕的美丽宅邸，犹如教皇对满足于半生都作为波吉亚情人隐于暗处的瓦诺莎所表达的感谢之情。

这一年6月14日的傍晚，这座终日寂静、恍若无人的宅邸大门敞开，迎来了几位衣着华贵的客人，他们应宅邸女主人瓦诺莎邀请，前来参加家族内部晚宴。这场晚宴是母亲瓦诺莎的一片苦心，为月内就要出发去那波利的儿子们——切萨雷与胡安举办的。除了因被政治策略愚弄而感到厌恶，躲在修道院里不出来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家的兄弟们和他们最亲近的人们都来了。犹如要享受初夏甜美的夜晚一般，宴席被设在了庭院之中，众人围绕在依然风韵犹存的母亲身边，气氛融洽而和睦。

切萨雷没穿法衣，而是穿着俗世人的服装，虽非艳丽色彩，但这身剪裁精良的衣服完美展现了他紧致修长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黑色的秀发，蓝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深邃的光亮，唯有性感的黑色胡须和其下的嘴唇，才使他面色严肃的清秀容貌稍显温和。

聚会的焦点是胡安。对自己一帆风顺的将来深信不疑的他，完全不在意曾经在战场上的失败，心情愉悦至极。将妻子留在西班牙独自在罗马生活的他，过得十分快活。

最近犹如集全部父爱于一身的他，变得不可一世，态度傲慢的他总是与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起冲突，而不得不忍耐退让的总是阿斯卡尼奥。这一夜，在大放光彩、汇聚众人视线的胡安身旁，紧跟着一位没见过的假面男子。在座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约莫是这数月中一直待在胡安身边的那位年轻男子。尽管如此，人们也没有感到不安或奇怪，只是在悄悄议论，那恐怕是胡安正热恋中的不伦对象。

最小的弟弟杰弗里携妻子桑夏一同出席。热情的那波利黑发姑娘桑夏对年幼的丈夫很不满意，一到罗马立刻与切萨雷亲近了起来，而胡安自打从西班牙回来便也同她有了来往。

临近午夜，人们陆续向瓦诺莎告辞各自回去了。波吉亚家的众人朝住处梵蒂冈的方向走去，舒爽的夜风中，众人缓步而行。就在快走到梵蒂冈的特韦雷河边，胡安表示想再独自感受下夜晚的空气，便与假面男子同骑一马，仅带着马夫离开了行列。众人建议最好带上武器以防不测，但他却只是笑着说会很快回来。此时的罗马街道昏暗，路上人影全无，家家门窗紧闭。除了稀稀落落的街灯发出的暗淡光亮与其下的灯影，城市整体都被笼罩在瘆人的黑暗中，而胡安的身影就消失在这黑暗之中。

第二天，教皇在梵蒂冈从早上就开始忙碌，那波利新王加冕仪式的磋商持续了整个上午，而胡安一直没有出现。教皇虽然有些担心，但他之前有过类似行径——不想被人看到自己从留宿的妓女家中出来，故意待到傍晚仍未归家，所以教皇认为这次也是类似缘故。然而，暮色降临后，甘迪亚公爵的身影也没有出现，教皇已掩饰不住不安的情绪。亲卫队的西班牙士兵们奔上街头，穿梭在大街小巷中的武装士兵甚至让市民们以为是奥尔西尼或科隆纳的军队前来袭击罗马。终于，甘迪亚公爵的马夫被发现了，却已是身受重伤的濒死状态，还没有问出任何情况就死了。所有人的心里，都预感到了胡安已凶多吉少。

就在这时，一名船夫被带来了，自称是在特韦雷河岸边停靠的船中过的夜。名叫乔尔乔的这名船夫，讲述了以下的经过：

从6月14日到15日的这个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船里睡觉，却被奇怪的响声吵醒了。他看到两个男人从斯基亚沃尼医院旁边的小路拐了出来，两人边走边小心翼翼地四下查看。稍过片刻，又有一名骑着白马的男人走近，马鞍后捆着个人，一边跟着一个马夫扶着。他们在河边停住，马夫们听从骑士的命令，将一动不动的人从马鞍上解下来投入了河中。船夫称，明确地听到了骑士询问随从是否已顺利将人投入河中，随后马夫们回答“是的，主人”。河水缓缓流淌，有什么东西浮上了水面——是死者系的斗篷乘风而起，马夫们朝斗篷投了石块，接着又听从骑士的命令消除了地上的痕迹，随后一行人朝着圣贾科莫医院的方向离开了。

船夫说他本没想要把这事儿说出来，毕竟至今为止没少遇到这种事，而事件最终都会被淹没在黑暗之中无人知晓。

这个瞬间，教皇呆滞了，他无法相信。其他人都意识到自己的预感是对的，只有教皇不愿去相信。但最终，他还是下令在特韦雷河展开捕捞。当夜，三百艘船结网搜寻河底，数千只火把为其照亮，特韦雷河两岸一夜通明亮如白昼。

翌日将至正午时分，甘迪亚公爵胡安的遗体从人民广场附近的河底被捞了上来。衣服还是原样，两手被缚，全身有9处伤势，致命伤是喉咙处深深割出的大伤口。短剑佩带在原处，手套也别在腰间，钱包中的三十达克特原封未动，斗篷内侧裹着许多河泥。

胡安的遗体被搬到了圣安杰洛城堡，脱下污秽的衣服，清洗了身体后，穿上了公爵的正装，胸前佩戴教会军总司令官的纹章。这时的他只有20岁。

这一日的傍晚时分，送葬行列朝人民圣母教堂出发了。在亲族、神职人员、贵族们的围绕下，被一百二十只火把的光照亮着，在无声聚集而来的群众中间，送葬行列离开了圣安杰洛城堡。这时候，透过城堡开着的窗户，人们听到了教皇在黑暗中哭喊儿子名字的声音。

甘迪亚公爵遇害的消息转瞬就传遍了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欧洲各国的大使们，都纷纷忙着给自己的君主提交详细的情报。

而旋涡中心的教皇，好似自己受到拷问一般痛苦万分，三天不眠不食。事件发生的五天后，他以憔悴的面容出现在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上。

“最难以忍受的打击，”断断续续听到教皇的西班牙口音在低吟着，“我从心底爱着公爵，总想着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回到以前该多好。然而，就算再想着这是自己所犯罪孽的报应所致，如此悲惨的死法也太过……”

话至此，他哭了。随后环视了在座的枢机主教们，继续说道：

“我想要对教会内部进行重新编排，废止亲族主义，今后教会的职位要赋予与之相应的人。”

这时教皇的语调已经平稳镇静多了，当即任命枢机主教科斯塔为改革负责人。

这期间，教会警察的搜查还在继续。首要追查那天夜里与胡安在一起的假面男子。但是，就连此人是生是死也没能确认。随后嫌疑人的名字被一个个列举了出来。

首先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可以说他有完全的暗杀动机。他与死去的胡安之间的不合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现在的米兰公国派几乎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已经无可救药地在教会中被孤立了。当法兰西将第二次展露的野心指向米兰的时候，米兰非常需要与教会搭建友好关系，因此有足够的动机暗杀反米兰派领军人甘迪亚公爵。并且，公爵最后消失的地点正好是在阿斯卡尼奥的宫殿附近，也让他的嫌疑加深了。对宫殿内部进行了搜查，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教皇公开表示了阿斯卡尼奥的清白。

其次是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他在同奥尔西尼交战的时候与甘迪亚公爵同行，战败后公爵置被俘的他于不顾，因此被认为对公爵的逃跑怀恨在心。但是，众所周知，乌尔比诺公爵性格温厚诚实，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因嫉妒妻子卢克雷齐娅与亲哥哥胡安之间的不伦恋情，在事件最初便多次被提到的佩萨罗伯爵，也被证明当时人在米兰。同样，被认为因妻子桑夏被哥哥抢走而怀恨的小弟弟杰弗里也是清白的。树敌过多，更确切地说是到处树敌结怨的甘迪亚公爵被暗杀的真相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事件发生后第21天的7月5日，教皇突然公开表示停止搜查，同时让波吉亚家的所有人都从梵蒂冈撤离，杰弗里与桑夏出发去那波利。22日，切萨雷从罗马出发，踏上了本应同过世的胡安同路的旅途，去往那波利出席国王加冕仪式。

全意大利、全欧洲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了梵蒂冈发生的谜一般的暗杀事件上。“亚历山大六世为了向人们显示自己是得人如得鱼的人，将自己的孩子用网捉住了。”[1]

在事件过去了8个月的1498年2月22日，当坊间流传的谣言消散的时候，我们首次发现了作为暗杀主谋出现的切萨雷的名字。这一天，驻威尼斯的费拉拉公国情报官艾伯特·德拉·皮尼亚寄给埃斯特公爵的信中如下写道：

“根据我听人说的新情况，甘迪亚公爵之死大概是其当枢机主教的兄长所为。”

好奇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波吉亚的身上，事件发生后的种种事情又再次被人们提起。在这8个月里，一次也没有听到过有关切萨雷名字的谣言，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而暗杀的动机有如下几条：

（1）因弟妹桑夏引起的切萨雷对胡安的嫉妒；

（2）因妹妹卢克雷齐娅引起的兄弟间爱的纠葛；

（3）切萨雷对教皇父亲给予胡安宠爱的嫉妒；

（4）事件发生后教皇所说的“我知道是谁所为”的话；

（5）母亲瓦诺莎在事件发生后与教皇见面，而教皇宣布停止搜查就是在这之后，一定是瓦诺莎知道暗杀者是谁；

（6）面对从那波利归来的切萨雷，教皇只让他行了亲手礼而没有与他说话。

以上这些就是使人们传出流言的原因。

但这终归是人们的传言，而之所以能留存到现在，也是因为年代记作者们将这些坊间传闻记录了下来。事件的当事人们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大使们的书信中没有找到新的事实。并且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调查波吉亚家的众人，特别是亚历山大六世及其周围的时候，本该留下最为可信记录的教皇厅书记官、德意志人布鲁卡鲁多，其日记中缺少自那事件当天即6月14日之后的一段时间的记录。从那时开始到五百年后的今天，被好奇心驱使的众多学者们翻阅了各种古文书库中的资料，却依然没能发现任何一点关于事件主谋是谁的决定性史料。

[1] 将自己的孩子用网捉住了：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地区布教的时候，遇到的西门（之后的圣伯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说道：“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西门与安德烈立刻扔下了网跟随耶稣走了。之后在耶路撒冷，耶稣身背十字架复活，当再次在弟子们面前现身的时候，耶稣指命西门为“我羊群们的牧羊人”。根据耶稣的话语，西门成为第一代教皇，即圣伯多禄（意大利语中称圣彼得）。罗马梵蒂冈内的圣保罗大教堂的名字由此而来。因此以后的教皇们被称为得人得鱼者，即圣彼得的后继者。另外，在意大利语中以“Pastore”（牧羊人）作为教皇代称使用的情况很多。——译者注

第八章

1498年夏季，自甘迪亚公爵胡安被暗杀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驻罗马的各国大使与情报官们意识到，最近一直没有看到切萨雷枢机主教的身影。暗杀事件之后波吉亚一家就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为了骗过几乎将监视波吉亚当首要之务的大使们，切萨雷从4月开始逐渐不参加宗教仪式等官方活动，仅出席非官方活动，不久后连非官方活动也不再出席，只窝在自己的宫殿和教皇宫内父亲的私人房间。他在打什么主意？所有人都想打探这位年轻枢机主教的动静，但此时的切萨雷不仅在社交界销声匿迹，就连他喜爱的狩猎也不再参加。从教皇贴身侍从口中打听到，切萨雷与教皇两人时不时会进行长谈，众人也排除了切萨雷是因病静养的可能。并且，使他们更显可疑的另一个事实，是自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来，实际上已断绝了往来的法兰西与罗马教会间，有了新的转机。在法兰西前国王查理死后，由奥尔良公爵路易作为路易十二世继承了王位。而最近，有几个好似国王使节的法兰西人造访了罗马，其中大多都拜访了教皇与切萨雷。事到如此，才第一次令密切关注教皇和切萨雷的大使们捉到了一丝事件的苗头。然而，波吉亚家的这两个人并没有给予他们发现真相的时间。

7月17日，教皇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在被召集来的枢机主教们面前，切萨雷请求发言。身着一身红衣红帽的他站起身，用平静但果断的语调说道：

“即使身着红衣，但我的内心却时常为现世俗务所吸引。只是因为教皇阁下的愿望，我才至今为止留任圣职。”

切萨雷在奉还枢机主教职务的同时也舍弃了瓦伦西亚大主教的职位，宣言要降归俗世。面对其他那些面面相觑的枢机主教，教皇表示自己已认可这位瓦伦蒂诺枢机主教的决定，随后的投票以枢机主教全体赞成通过而告终，切萨雷脱去了红衣。萨努多[1]在他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曾经，有过枢机主教阿雷利亚为当修道士而请求脱下红衣的事情，但在枢机主教会议上被多数的反对票阻止了。而这次则是全员都赞成了。神之教会如今是何等堕落啊。”

众人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牵动整个教会为之行动的毫无前例之事的主角，是这个即将要迎来23岁生日的年轻人，而教皇也总算发觉自己只不过是能给这个儿子提供助力的存在。但是没人能想到任何对策，毕竟除了切萨雷，没人会舍弃枢机主教的名誉和总额超过35000达克特的年收入。那么，切萨雷以舍弃了红衣的代价，想要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在人们开始臆测与谣传之前，切萨雷早已完成了所有的准备。

去年的夏天，作为教皇代理出席那波利国王加冕仪式的切萨雷亲眼见识了富饶广阔的阿拉贡王国。占据那波利往南的普利亚、卡拉布里亚，还有西西里岛和亚平宁半岛三分之一以上的阿拉贡王国，与其广阔的疆域相反，切萨雷目睹了其内政极度混乱的状态。并且由于弟弟胡安的去世，切萨雷得到了国王转赠的贝内文托领土，正式成为那波利王国的一员。切萨雷将实现野心的希望，首先押到了那波利王国上。

阿拉贡王家的命数将尽。在老练的政治家费迪南多国王死后，受困于国内众多小领主的反抗，被搞得焦头烂额的王室中，再未出现一位能够重拾王室权威与实力的支配者。想要最快接近那波利王国王权的方法，是与现任国王的嫡出公主结婚，而与像桑夏一样的先王庶出公主的联姻是行不通的。切萨雷盯上了卡洛塔公主，而他为此所准备的棋子是自己的妹妹卢克雷齐娅，已同佩萨罗伯爵离婚的卢克雷齐娅就这样被许诺要嫁给桑夏公主的哥哥比谢利公爵阿方索。但是，当时的卡洛塔公主却不愿与切萨雷结婚。没有预想到切萨雷会放弃枢机主教职位的公主，因为不想被人们称呼为“枢机主教夫人”（也就是情妇的意思）而拒绝了他，同时国王费德里科二世也不喜欢波吉亚通过结婚来染指王权。切萨雷的野心眼看就要遇挫了。

不过，他一边持续探听着那波利的态度，另一边还把目光投向了法兰西。如果是面对在韦莱特里因切萨雷的逃亡事件而咬牙切齿查理八世，切萨雷大概没法开口提出请求。但对于波吉亚来说幸运的是，法兰西已经变为路易的时代了。

新任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在继承王位后考虑要离婚。想要与路易十一世的公主——患有佝偻病的让娜·德·瓦卢瓦离婚，同已故查理八世的未亡人安娜·德·布列塔尼结婚，所图的是安娜所拥有的布列塔尼公国这个巨额的嫁妆。但是，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想要成功离婚非常困难，必须想办法让以往的婚姻无效化，此外还需要教会之首教皇的认可，而路易接近教皇的目的就在于此。

波吉亚对这样的路易提出了条件：为切萨雷准备领土和新娘。路易接受了这个对双方来说互惠互利的条件。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占据着路易的内心，他想征服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而这对波吉亚来说也没有任何不利之处。现如今卢克雷齐娅已经与斯福尔扎家族一员的佩萨罗伯爵离婚，同斯福尔扎家族已毫无关系。如若能除去米兰公国的当家摩尔人，还能击溃一直以来在教会中实力强大的摩尔人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的背后势力。在这一点上，路易与波吉亚有着相同的利益，在始终贯彻着利己主义的男人们之间，妥协是时常可行的。

路易十二世

就这样，路易与波吉亚之间达成了协议。密使频繁奔波于巴黎与罗马之间，协议在商议中被一一逐条确认，切萨雷希望路易在法兰西的宫廷内招待他，而路易也追加了希望让自己的心腹鲁昂大主教乔治·昂布瓦兹成为枢机主教的要求。波吉亚一口应诺，主教的红帽将会由自己去法兰西时随身带去。

在梵蒂冈的古文书库所遗留的记录中，在以上协议内容外还额外添加了九个条目，日期是切萨雷奉还枢机主教职位的前一天，即7月16日。

（一）基督教徒的国王（法兰西国王的代称）约定将费德里科国王的女儿嫁给切萨雷阁下；

（二）将赠予切萨雷法兰西国内的瓦朗斯与图尔[2]的领土，保证其获得公爵爵位的同时能从两地得到全部收入；

（三）国王同时承诺将出资精心挑选三百枪骑兵赠予阁下，如有必要还可以增加兵力；

（四）约定有3万达克特的终身年金；

（五）当征服伦巴第地区成功时将赠予阁下阿斯蒂领地；

（六）赐予法兰西宫廷承认的圣米凯尔骑士团的骑士称号；

（七）当切萨雷阁下不在罗马时，国王将派遣一千名士兵保证教皇阁下的安全并承担全部费用；同时国王承诺将尽义务从各方敌人处守护教皇阁下的安危；

（八）许诺在没有教皇许可时，不会针对那波利王国采取任何行动；

（九）最后，教皇希望能让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和雷蒙德·佩劳德枢机主教回到罗马，彼此尽释前嫌，像弟弟一样温暖地迎接他们。

以上条目全部以国王之名约定。

切萨雷在脱去红衣之前早已完成了上述所有的准备。并且，虽然没有被明确地记录下来，但第三项法兰西将给予切萨雷军事援助这一点，在未来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就这样，因为担任瓦伦西亚的大主教而被称呼为瓦伦蒂诺枢机主教的切萨雷，现在成了瓦朗斯领主，巧合的是法语的瓦朗斯与意大利语瓦伦蒂诺发音相近，故切萨雷竟仍然是用瓦伦蒂诺公爵来称呼。没人能够知道当时这位年轻人的心境如何，只是有一段时间，切萨雷会在署名为瓦伦蒂诺枢机主教后用力划掉，再重新写上瓦伦蒂诺公爵。

为了将切萨雷接到马赛，国王派遣的六艘桨帆船正向着意大利行进，与此同时在罗马，教皇则忙着为儿子的法兰西之行做准备。写好了路易十二世的离婚承认书，给鲁昂大主教的红帽也准备妥当。给切萨雷的服装当然是精心安排的，罗马的裁缝店总动员，全罗马的绢布、锦缎以及缝有金线银线的豪华料子被一夜之间扫荡一空，这之上仍然不足的部分则现从威尼斯订购。几十匹宝马良驹也从曼托瓦运达，跟随切萨雷去法兰西的随从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

1498年10月1日，切萨雷出发的日子。这天正是罗马最美的秋日，切萨雷的面容仿佛历经岁月的黄金酒杯那雕刻有致的浮雕纹理，在柔和的阳光下形成了美妙的光影调和。和父亲做了出发前的最终告别的他，回到了在圣伯多禄广场等待他的一行人之中，白色缎子金线绲边的上衣，黑色天鹅绒斗篷，同是黑色天鹅绒的贝雷帽上插着白色的羽毛。看着在秋天暖阳中骑着鲜亮栗色鬃毛马的儿子飒爽的英姿，教皇很是满足。随后从阳台探出身子朝向儿子嘱咐，到了法兰西也要像现在这样威风凛凛地骑马进城。

随行的一队人马如影随形地跟在切萨雷身后，其中看到了唐·米凯罗特的面容。此外还有约三十名贵族，数百人的仆从、侍童、马夫、乐师等，外加二十几匹骏马、十二驾马车和七十头驮行李的骡子，记录中还留有切萨雷怀揣着满满20万达克特上路的信息。

10月3日，六艘桨帆船驶出奇维塔韦基亚港。切萨雷站在先行的咆哮号船头上，斗篷被风吹拂着向后飘动，长发被猛烈的海风吹得上下飞扬。黑色紧身裤包裹着的双腿平稳地站在甲板上，单手用力攥着贝雷帽，目不转睛地遥望远方目的地所在的海平面方向。

[1] 萨努多（Marin Sanudo il Giovane，1466—1536），威尼斯外交官，年代记作者。著有威尼斯历史与现状等著作，其中尤以1496年至1533年的《日记》最为世人所知，是从文化、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对当时社会全面记录的一本著作。——译者注

[2] 图尔（Tours）：现法国中西部城市，中央大区（Région Centre）安德尔——卢瓦尔省（Indre et Loire，37号省）的省会。在当时的瓦卢瓦王朝后期（1462年3月），包括路易十一世和查理七世在内的法兰西皇室家族来到卢瓦尔河谷，此后的一个世纪内，图尔成为法国的皇室之地。——译者注

第二部分
剑（1498——1503）

切萨雷的势力分布图

第一章

秋日将尽，平安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咆哮号带领着五艘桨帆船驶入了马赛港口。对切萨雷来说，这是首次外国之行。根据路易十二世的命令，法兰西宫廷高官及贵族代表们以国宾待遇前来港口迎接，还有其他许多为了向教皇的儿子致礼而前来的教会人士。为缓解漫长航海旅行带来的疲惫，切萨雷在马赛停留了数日，之后经由罗讷向亚维农出发。切萨雷华丽的一行人让法国民众们真是大开眼界，这位从他们憧憬的意大利远道而来的年轻贵族及其一行人身上，处处散发着文明的香气与都市的考究。

在与罗马教会关系匪浅的亚维农，还有更加盛大的欢迎仪式等着切萨雷，而且波吉亚的宿敌罗韦雷枢机主教也将在此处出席迎接仪式。通过路易十二世的调停，罗韦雷表面上已同教皇言归于好，并被教皇任命为驻亚维农大使。这只老狐狸嘴上说着前嫌尽释，手里也确实舍得下血本，为了切萨雷的迎接仪式竟自掏腰包出了7000达克特。在此地停留了十余日的切萨雷一行，而后又朝着瓦朗斯出发了。

瓦朗斯为迎接新领主而一时喧嚣，为迎接瓦伦蒂诺公爵，这座古老的小城仿佛要将城市金库挥霍一空。单拿一次宴会为例，宴席上逐道传上的菜肴堆积如山，根据遗留下来的记录显示宴席菜品包括：28只烤全鸡、24只番茄炖兔、168只白鹌鹑和24只黑鹌鹑串烧、16只鸭子、28只雏鸠、37只山鹬、6只仔兔、6只斑鸫、6只云雀、12只孔雀、10只烤野鸡、两扇烤牛腿、两扇烤小牛腿、150千克的腌渍肥肉、煮羊舌冻12碟，此外还有鹑肉酱、蛋糕、馅饼、英式布丁，还有意式馄饨、杏仁、柑橘、糖点心、葡萄、李子、海枣果实、石榴……葡萄酒更是多到喝不完，切萨雷年轻旺盛的食欲被极大地满足了。

切萨雷在此收到了法兰西国王来函，告知将于12月18日在卢瓦尔河附近的希农接见他。切萨雷及其一行当即从瓦朗斯出发，离开了里昂地区。

另一方面，路易十二世为了要如何迎接切萨雷而犹豫不决。要带着全宫廷的人前去迎接吗？不行，这样对待作为瓦朗斯公国领主又是自己臣下的切萨雷太过于隆重，更何况这只是他踏入世俗的第一步。那么在城里等他？不行，这样又在对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儿子的礼仪上欠妥当。最终，路易选择了居中的方法。

切萨雷到达的当天，国王指名让心腹昂布瓦兹担任到城门外迎接的职务，而自己则带着宫廷内的其他人外出打猎。而后，想要在离入城还有2公里的地方来一出最初的邂逅，佯装偶遇正往入城方向走着的切萨雷。然而，结束匆忙狩猎的路易到达偶遇地点的时间太早了，还完全看不到切萨雷一行人的身影。路易和他的家臣们又不能站在野外这仅有的一条路上，只得躲在附近的林中悄悄等待。感觉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总算从道路远方听到了人马的嘈杂声，只见切萨雷一行不慌不忙地缓步前来。蹲在树林里，透过林间缝隙望见队列走过的路易，总算能从林子里出来了。

俨然一副狩猎归来偶然相遇的场景，路易与家臣们边高声笑着边敲打着武器弄出声响，走近切萨雷一行人。切萨雷早已驻马等待他们，他注意到国王正在这一群穿着狩猎服、打扮随意的人当中，于是命令自己的家臣们下马。走近切萨雷的国王发现，这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直视着自己。

“不好意思，我正好打猎回来，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公爵您这一行人。”国王接着说道：

“我将在城内恭候，长途旅行真是辛苦了。”

切萨雷对此简短地表达了谢意，路易便带着家臣们快马回到了城里。路易本还担心，如果切萨雷面对国王的时候下马回话，自己该如何应对，现在看来全是白费心思了。年轻人面对在马上同自己说话的国王和其身后诸多骑马的家臣时，丝毫没有要从马上下来的意思。待国王及其一行远去后，切萨雷他们慢慢前进。当日午后如约入城之前，全员又进行了整备。

对于进入图尔城的切萨雷一行，威尼斯大使在给祖国的报告中有如下描写：队伍由驮着华丽衣箱的骡子群打头阵，随后是24头驮有武器的披着华丽马衣的骡子，分别披着代表法兰西王国颜色的红黄两种马衣，其中12头是黄色呢绒，10头装饰着金色锦缎的马衣。在这些被随从牵着的骡子后边跟着马匹。气派的骏马们分别装饰有银色的缰绳、西班牙风格的金色流苏、德意志制造的闪亮马具、黑色天鹅绒和锦缎的马衣。这之后跟着18个骑马的侍童，其中16人着锦缎流苏上衣，披深红色天鹅绒斗篷，另两人身着全套金色绉纱风格的绢织华贵服饰。再后面有60人的随从，清一色穿着黑色天鹅绒外服，配有金色项链，还有两头体态健壮的骡子驮着贵重物品箱子，里面装有华贵宝石、献给国王的礼物，大概还有认证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离婚的教皇诏书、圣遗物等。在这之后紧接着的是罗马的贵族们，还有到城外迎接的国王代理昂布瓦兹和法兰西宫廷里的人带路前行。

终于，切萨雷的身影出现在了城门下。他在18人的亲卫兵中心，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显得尤为高人一等，胯下宝马披着缀有宝石和金色锦缎的马衣，毛色油光水滑。切萨雷身穿法兰西风格的衣服，宽大的黑天鹅绒左袖口上缝着12根金线流苏，右袖上金线织花锦缎不松不紧地缠绕到肘部，胸口上佩戴有闪闪发光的钻石纽扣，无法估价的华贵项链与之相映生辉。紧身裤和长靴都是黑色锦缎制成，头戴黑色锦缎贝雷帽，帽子边缘镶有两朵雕工精巧的红宝石百合熠熠生辉，百合正是法兰西王家的纹章。为了探听切萨雷的动静而来到法兰西的米兰间谍给摩尔人的密报中写道：“这是人类所能见识到极致的美与财富的结合。”“哪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没有谁曾这样进入罗马的城市。”威尼斯大使也如此写道。但是，此情此景竟还有一样欠缺的东西，那就是军队——切萨雷唯一尚未拥有的东西。

路易将脸抵在城堡窗户上看着切萨雷入城的盛况。这队华丽的队列缺少什么，当时的切萨雷十分清楚，但路易在那时却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国王只是对超越了公爵身份的这份气派大为震惊。路易拿到了证明自己至今为止的婚姻无效的教皇诏书，在20天后举行了与先王查理的未亡人安娜的结婚仪式，国王的心腹昂布瓦兹也顺利地带上了枢机主教的红帽子。

切萨雷转瞬间便征服了法兰西宫廷。寡言的他只要是自己没心情便基本不与人交谈，而国王以下的宫廷内外都努力地向他示好。国王待他犹如自己的儿子一般，时常带在自己身边。米兰的间谍在报告了切萨雷日常的活动细节后，结尾处加上了“本世纪最出色的男性”的形容。抢先到达亚维农，在国王身边迎接切萨雷的罗韦雷枢机主教，不光嘴上说着恭维的话，连给教皇的信中也如此写道：

“教皇阁下，我不能再对瓦伦蒂诺公爵在当地的卓越成功闭口不谈了。公爵的年轻朝气、谨慎认真、机智聪明等，以及公爵那被主赐予的身体与精神，完全征服了法兰西宫廷的所有人。公爵得到了国王的最大的赏识，受到包括国王在内所有人的尊重。我所言并非夸大其词，实乃众人心声。”

在这周围的喧嚣之中，只有切萨雷一人没有失去冷静。一边尽力为获得寄住在安娜王妃宫殿里的那波利公主卡洛塔的芳心而努力，另一方面打探着路易的真实用意。切萨雷发现路易也和查理八世一样没有放弃征服那波利的意图。波吉亚在罗马时推测到路易正在策划攻取米兰，然而在这里，切萨雷察觉到国王的真实心意是先夺取米兰，进而征服那波利。米兰公爵摩尔人感到危险正在逼近，便拼命游说那波利国王，但国王还是一如既往不愿让女儿嫁给切萨雷。事到如今，这件事对切萨雷来说也无关紧要了。最初想让卡洛塔公主嫁给切萨雷的国王路易现在也好像无心再促成这桩婚事了，切萨雷也舍弃了那波利。他将目光转向了罗马涅和托斯卡纳地区。为此，他下决心与法兰西，即拥有武力的路易拉近关系。那时的他，心中丝毫没想过已跟那波利王子结婚的妹妹的事情。

路易“以国王的名义起誓”，与教皇订立了约定，必须为切萨雷再找到一位新娘。这件事很快便敲定了，这个人选就是夏洛特·德·阿尔布瑞特。她的兄长是纳瓦拉王国的国王，因为纳瓦拉王国与各王室之间的姻缘关系非常多，作为教皇儿子的对象不仅是无可挑剔，更是有很大好处的联姻。纳瓦拉国王也接受了法兰西国王的提议并给出了条件。条件的第一条是，让国王拥有神职的弟弟升任枢机主教。第二条，夏洛特放弃纳瓦拉王国的继承权。但是，在丈夫死后又无子嗣的情况下，还可以将瓦朗斯公国的继承权归还给她。切萨雷因没有自己的领地，又是不能被正式承认的教皇儿子的这一耻辱出身，又在这里被迫品尝了苦楚。

1499年5月10日，在昂布瓦斯的城堡里结婚仪式结束了。这个结婚仪式对切萨雷来说很重要，有着决定今后方针的意义。而这意义就是指契约的成立——切萨雷·波吉亚及其亲族、同盟者等所有人，要协助路易十二世进攻米兰公国与那波利王国，而路易则约定要协助切萨雷在意大利的行动。

结婚仪式由国王与王妃担任新郎双亲的职责，虽不是特别盛大，但却充溢着用心筹备的亲切氛围。仪式之后的宴席上，国王显得比新郎切萨雷还要高兴。这之后紧接着的骑马射枪比赛中新郎也出场了，从新娘手中接过授予胜利者的月桂树头冠，收获了人们欢快的庆贺呼声。

切萨雷在最初的夜晚没有忘记向法兰西宫廷里的人们提供话题。对当时的支配者阶级来说，结婚是政治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若不圆房，政治的效力就不能算是被发挥出来了，因此有必要为是否圆房而立证。这一夜的证人是国王与王妃，加上因为有圣职者必须参与的惯例，昂布瓦兹枢机主教也在场，共计三人。根据为教皇快马加鞭送去的报告——教皇身在罗马，非常担心婚礼的过程，切萨雷先是当着三人的面完成了一次，之后每完成一次都给国王打暗示，当数到第六次的时候，就连国王也笑着说：“比我还出色。”

即便如此，法兰西国王尤觉在当时称赞尚不足够，还额外给在罗马的教皇送去了书信，写道：

“瓦伦蒂诺公爵与我那时候相比多了四次。两次在夜宵前，之后还进行了六次。”

而这一切却是伴随着抗议与骚乱完成的。信仰虔诚的基督教徒无法认同国王给予堕落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儿子的优待，奋起抗议的巴黎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新婚之夜在如潮汐一般若隐若现的“恶魔之子”、“恶魔之子”的喊声中进行着。

九天后，佩戴有金贝壳装饰的银肩章、身披纯白缎子长斗篷跪地的切萨雷被正式授予圣米凯尔宗教骑士团成员荣誉。切萨雷得到的这一殊荣，是自中世纪起、以漫长历史传统为荣的宗教骑士团中原本只能授予正统婚生嫡子的骑士名誉。

数日后，举行了盛大的血统认定仪式。切萨雷与他的子孙今后将被允许使用法兰西王家的身份与百合纹章。这位教皇私生子出身的原枢机主教，在未来将以切萨雷·波吉亚·德·弗朗西亚之名成为法兰西国王的亲族、瓦朗斯公爵。

路易想尽早品尝到从这位原枢机主教那里所获得的好处，至少趁机先把米兰得手，而若是像查理那时候等反法兰西同盟结成就晚了。教皇方面看起来也对此并无异议，1494年法兰西军入侵时始终持反法兰西立场的亚历山大六世，如今也转为以儿子的立场优先，尽自己之力辅助。话虽如此，教皇却仍是任命了自己的侄子——蒙雷阿莱枢机主教为特使，命他走访意大利各国，鼓吹曾经的反法兰西同盟意识，当然行程中也包括米兰。波吉亚家族只想利用路易一段时间，只要达成了切萨雷的目的，之后的路易就毫无用处了。而当那刻到来，反法兰西同盟将立刻活动起来。持有表里双重牌面的纸牌游戏，这是即将迎来24岁的切萨雷的游戏，它还有另一个正式的名字，叫作政治。

然而，新婚宴尔的年轻妻子夏洛特却完全不了解丈夫的脑中究竟做何打算，她所知道的切萨雷只是个俊美健硕且对妻子细心呵护的年轻人。在结婚仪式四日后，丈夫将领地交由一名家臣管理，在昂布瓦斯的城堡里只两人相伴却仍不觉乏味。享受着这样的时光，年轻的妻子倍感幸福，她觉得两人就像一对忘却了世间烦恼的普通爱侣，沉浸在只有彼此的世界里。

但是对夏洛特来说，自己与丈夫的两人时光转眼就结束了。5月20日，路易十二世终于踏出了进攻米兰的第一步，切萨雷也在其随行之列，准备向里昂出发的丈夫希望妻子可以同行。于是，随后国王与军队在里昂等待时机的两个多月，成为夏洛特与切萨雷一同度过的最后时光。终于在一天清晨，切萨雷将自己在法兰西领地的一切权限交给了刚满17岁的妻子后，骑马奔赴前线。一段时间后，夏洛特知道自己怀孕了。

9月9日，切萨雷到了格勒诺布尔。在这次战争中，他几乎无事可做。在翻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一拥而入的法兰西军队和从东边绕道过来的威尼斯共和国军双面夹击下，米兰的抵抗很快消失了。摩尔人带着20万达克特的金币逃跑了，逃向有姻亲关系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求援。10月6日，切萨雷陪同国王路易进入米兰城，教皇特使蒙雷阿莱枢机主教和罗韦雷枢机主教也随行在旁。意大利的君侯们向国王送来胜利的庆贺陆陆续续地被送达米兰城，其中有摩尔人的岳父——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以及曾在塔罗战役中将查理打败的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在米兰大教堂被授予米兰公爵称号的路易，毫无顾忌地在意大利亚君侯们的面前表现出了对切萨雷的宠信。对波吉亚的存在感到毛骨悚然的君侯们，无法从路易与切萨雷身上移开他们不安的视线。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在给他妻子伊莎贝拉·德·埃斯特的信中写道：“我们有必要更加注意瓦伦蒂诺公爵的动静。”

在米兰雄伟壮丽的城堡中，切萨雷即使被衣着华丽的宫人前呼后拥，也没有忘记与自己分别的妻子，时常派人给妻子送去礼物，可口的点心、威尼斯产的衣服料子以及塞浦路斯产的葡萄酒等，不一而足。而后，也曾于意大利获得高位之时，想将妻子从法兰西接来，却没能实现，只从夏洛特处得到了因病无法前来的回复。而夏洛特也曾一度请求丈夫回到法兰西，但切萨雷是不可能接受的，随着他对意大利的野心一步步实现，切萨雷再也无法离开这里了。不过，夏洛特所谓因病无法前往，却并非出自她本意。从路易十二世对切萨雷产生戒心的那刻起，夏洛特便从事实上成为人质，她甚至不能离开法兰西去兄长所在的纳瓦拉生活。后夏洛特产女，取名为露易丝，而这个从没见过父亲一面的女儿，在伊修丹的城中陪伴着夏洛特默默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第二章

终于，切萨雷迎来了首次出阵的时刻，路易曾许诺在法兰西攻占米兰公国成功后，就会对切萨雷提供援助。开始行动的切萨雷把最初的目标指向了意大利中部的罗马涅。当然，无论是怎样的征服，发兵之时都需师出有名。不过这对于有个教皇父亲的切萨雷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对教皇领土内肆无忌惮僭越称王的小领主们进行镇压，收复教会在地方应有的权力，这在基督教国家中是毫无争议的，更何况教皇领土内罗马涅地区列国分立、秩序混乱，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罗马涅的小领主们均是在被教会授予“教皇代理”的官衔后，方能统管地区治理，故代替教会进行统治的他们有义务向教会缴纳一定金额的岁贡。然而，教皇所代表的教会权威自阿维尼翁之囚[1]时代起便大不如前，领主们也不复往日教皇代理的恭顺谦卑，半世纪以来没有人上交岁贡，也无人愿意服从教皇了。而费拉拉公国虽也是由教皇分封的封地，但经历了埃斯特家族数代的善政，确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体制，成为教会也无法简单出手干涉的状态。但是，实力并不如埃斯特家族的罗马涅小领主们则需另当别论，历代教皇为了降服他们不惜软硬兼施，但均告失败。而当罗马周边有着科隆纳、奥尔西尼这样棘手的豪族时，教皇更是无暇管制远方罗马涅小领主们的横暴。当时教会国家的软弱无力放任了小领主们的统治，马基雅维利在书中评价这些领主为“不知执政之道，只知一己私欲”的家伙。提升罗马教会的权威、镇压僭越横暴的领主，切萨雷抓住了这无人能非难的两点，让自己的出兵做到了师出有名，剩下的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领主们发布宣战声明即可。而教皇诏书就位后，最后一项准备也完成了。

伊夫·达勒格莱指挥下的三百枪骑兵，第戎所指挥的加斯科涅与瑞士的步兵四千，这些兵力由路易十二世出借，切萨雷负担费用。此外还雇佣了阿基里·蒂佩尔提和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的军队，意大利、西班牙士兵混编的军队则由著名的佣兵队长维特罗佐·维特里指挥。切萨雷担当的就是这支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可以说是拼凑而成的佣兵军队的总指挥。

1499年11月5日，路易十二世要求曼托瓦和博洛尼亚两国认可切萨雷的军队在其领土内通行自由。两日后，路易将米兰公国交付给部下意大利武将特里武尔齐奥，自己率领全部家臣返回法兰西。

11月9日，切萨雷从米兰出发。意大利各国都想看看这位原枢机主教作为军队统领的能力如何，在他们的密切关注中，切萨雷和他的军队踏上了1500年前尤利乌斯·恺撒从高卢去往罗马曾走过的行军之路。皮亚琴察、帕尔马、雷焦还有摩德纳，切萨雷将最初的攻击目标锁定为卡特丽娜·斯福尔扎伯爵夫人的领土弗利和伊莫拉。选择最先进攻她的领土的理由有两点，弗利是罗马涅地区军事要冲，属地势上的必争之地，而米兰的摩尔人的退败又使得斯福尔扎家族在意大利内部日渐式微。然而，波吉亚也不是完全没有误算，卡特丽娜虽为女性，但却是位不能轻视的敌人。作为24岁切萨雷首战的对象，这位36岁却仍然貌美的女中豪杰可以说是相当难对付的对手，而这在尚未交战之前就已有征兆。

11月17日，切萨雷进入摩德纳后即接见了等候在此的两名博洛尼亚使节，他们带来博洛尼亚准予切萨雷军队行军过境的许可。有了这份博洛尼亚领土内通行自由的许可，切萨雷本可继续行军，但他当日却将军队丢在摩德纳，只带了几个随从就急匆匆地向罗马出发，快马加鞭地在翌日一早就到达了梵蒂冈。当时所有人都不理解切萨雷为何如此行事，不过根据后续发生的事情推测，他那时应是收到了教皇的急报。急报是关于卡特丽娜·斯福尔扎预谋毒杀教皇而计划暴露的事情，她的家臣带着需教皇亲启的书信来到罗马，但在尚未递交书信前就被逮捕，并一五一十全部坦白了阴谋。据交代，毒杀计划是想让教皇感染鼠疫发病而死，这封“教皇亲启”的书信为了附着细菌曾置于因鼠疫而死去的人胸膛上，而由红色毛织布严密卷着的封套则能保护送信人不致被细菌感染。布鲁卡鲁多的记录写道，“这样的阴谋已构成了重罪”，《弗利年代记》和浦瑞里的《威尼斯年代记》也都记录了这个事件，而曼托瓦的情报官卡塔内更是于当月的21日、24日、26日三次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汇报，马基雅维利也提及了此事。但是也有一些年代记作者认为这件事是波吉亚为了将针对卡特丽娜的意图正当化而故意捏造的。

无论真相如何，四日后的21日，切萨雷再次回到了摩德纳。23日，军队再次拔营启程，朝着艾米利亚大道前行，遥望远方便是高塔林立的城镇——伊莫拉，第一个要攻打的卡特丽娜治下的要塞。

“拥有最强精神和胆识的她，毫无疑问是意大利的第一女性。”曾被《威尼斯年代记》作者如此称赞的卡特丽娜，正用毕生决战的气魄等待着切萨雷。卡特丽娜的祖父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与同时代那位蒙托内的布拉乔[2]的威名不相上下，从一介佣兵队长一步步当上米兰公爵。她对自己身体里流着的血有着强烈的骄傲，绝不能允许自己输给所谓教士的儿子。而正是这份骄傲支撑着她度过波澜壮阔的前半生，父亲米兰公爵加莱亚佐·马里亚在她13岁的时候被暗杀，而后虽然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外甥吉罗拉莫·里阿里奥结婚，但丈夫却在她24岁时被家臣暗杀，第二任丈夫贾科莫·菲欧也死于暗杀，当时她对此事的复仇甚至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身边人只有美第奇家族出身的第三任丈夫是正常的病逝而终。让儿子靠边站，卡特丽娜作为实质上的当家统治着领土，她有着不输男人的御马之术和身披甲胄也无法掩盖的修长健美的身躯，心境也犹如古代的亚马逊族[3]一般，爱与憎两种情绪以同样的热度燃烧于胸。而交战时那异于常人的胆识，在第一任丈夫被暗杀时便已展露无遗。当反叛的贼人们在城堡外面挟持着她的孩子，威胁她在黎明之前交出城堡，否则就杀掉孩子的时候，站在城堡上面的卡特丽娜不慌不忙地掀开裙子，接着高声地喊着回话：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蠢货们，你们就没想过孩子之类的，以后我还不是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吗？”

哑口无言的贼人们空张着嘴，完全中了她拖延时间的计谋，早已记不得要杀死孩子了。

然而这位“女强人”却不懂得政治。十三年的统治只是在镇压和恐怖中维持，民心早已尽失，面对前来的切萨雷，伊莫拉的民众们毫无反抗地就打开了城门。

11月25日，切萨雷率领军队，被民众“解放者”的欢呼声簇拥着，进入了伊莫拉城。这个消息对卡特丽娜来说很是打击，她立刻将伊莫拉的市民人质处以绞刑。但这对切萨雷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就此得到了伊莫拉，这里的要塞尚未被攻破。以守卫坚固而闻名的这座要塞，现在是由留守的将军纳尔多指挥防守。切萨雷先是在要塞周围布满火炮队列，随后对其进行劝降，所给出的条件是不追究一切罪责，如有意愿可将其收为自己的部下。但纳尔多拒绝了降服，战斗随即开始。要塞的守卫虽然很坚固，但在大炮的轰炸之下，守备军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12月8日，认为已时机成熟的切萨雷以不想再增加死者数量为由，再次向其劝降。纳尔多请求宽限三日以做考虑，三日内若没有从弗利来的援军就交出要塞。切萨雷随即命令停止攻击，静候约定之期。然而，卡特丽娜正忙着为弗利的防守战做准备，根本不可能回应纳尔多的援军请求。至此，伊莫拉已完全臣服于切萨雷。12月13日，教皇特使蒙雷阿莱枢机主教带来了教皇对战争胜利的祝贺，并宣布伊莫拉今后将正式归于教皇治下。切萨雷格外优待了投降的将军纳尔多，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部队。但纳尔多唯独做不到在阵前与旧主卡特丽娜伯爵夫人交战，故回复说自己的生死去留任凭切萨雷处置，只希望能暂时不上战场。切萨雷没有强求。后来，答应在切萨雷手下效力的纳尔多与唐·米凯罗特一起成为追随切萨雷的部下中最忠诚的一员。

切萨雷带领军队顺着艾米利亚大道南下，奔向下一个攻击目标弗利——卡特丽娜领土的都城。另一方面，卡特丽娜打算将紧邻弗利城的拉瓦尔迪诺城堡作为迎击敌人的地点，两千士兵在她的总指挥下固守城池，但这终究也不过是由佣兵集结而成的军队。面对显而易见的战斗结果，她还是拒绝了切萨雷提出的讲和条件——交出城堡便保证她后半生安享年金的平稳生活，反而是将孩子们和宝石等贵重物品全部交付给第三任丈夫的本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后，独自一人誓死要将这场绝望的防御战进行到底。但是，受到伊莫拉前例的打击，先发制人的卡特丽娜叫来了弗利的长老们。她向这些对着伯爵夫人毕恭毕敬的长老发问道，是想对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进行抵抗，还是要效仿伊莫拉的例子，长老们的回答是后者。他们为卡特丽娜的暴政所苦，并且听闻了切萨雷对伊莫拉民众的宽大处理。事实上，弗利也是同样在切萨雷面前打开了城门，而卡特丽娜则越发依仗城堡的防卫。萨努多在他的《日志》中将弗利民众投诚的行为评价为“就如同卖淫一般”。而马基雅维利则写道，要是卡特丽娜认真思考过防御战争的话，比起投入精力坚固城堡，不如尽力地确保民心。

12月19日，傍晚时分，切萨雷被步兵队簇拥着进入了弗利。他骑着白马，盔甲外披着绢布披风，那天下着大雨，雨滴顺着一贯插着白色羽毛的贝雷帽檐滴滴答答地落下。在迎接切萨雷的城市长老中，还包括卡特丽娜最为信任的亲信努迈，而他现在将自己的家作为落脚点提供给切萨雷以示欢迎。

翌日天气晴好，火炮的队列向着卡特丽娜固守的拉瓦尔迪诺城堡的方向一字排开，而后在切萨雷的一声令下，逐一点火开炮。大炮的余音尚未消散，弓箭就朝着城墙上的守备军们一齐放出。数日之间，这样的情景循环往复，直至基督诞辰祭。虽然士兵被允许在诞辰祭期间休息，但主将却无休息之理。这一日的切萨雷骑马来到了环绕城堡的护城河边，随从吹响小号，向伯爵夫人传达了想与之谈话的意向。卡特丽娜在城堡上现身了，切萨雷随即翻身下马，手上低拿着插有羽毛的贝雷帽，像邀舞一般优雅地低下了头，卡特丽娜也像是不想输了气势一般，微微弯腰还他以典雅的行礼。切萨雷搬出各种理由对她劝降，从可以给她名誉地位保证她的安全，到不要再重复无谓的牺牲。但是卡特丽娜却昂然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说自己已决定跟随着命运的脚步前进，就算等待在前方的是死亡。第一次的会谈就这样决裂了，尽管如此，切萨雷依然没有放弃通过劝降她从而不费一兵一卒占领的想法。

数日以后，他再次来到护城河边。然而卡特丽娜的身影这次却并没有出现在城墙上，相反有一副吊桥降到了护城河上，她边走近吊桥边温柔地邀请他来桥上谈话。切萨雷也正有此意，但当他刚要迈步踏上吊桥的时候，铁索相碰撞的可怕声音响了起来，吊桥在他的眼前被向上收了起来。差一点他就掉到圈套里了。因事关重大而失去冷静的卡特丽娜的家臣们，在得到她的命令之前就过早地收起了吊桥，切萨雷才侥幸逃过一劫。“女人总是能教会你一些事”——深刻领教了这句古老谚语的切萨雷跳上马，满面愤怒脸色铁青地骑马回了大本营。

从这天起，对话便不再是语言，而是以武器代之。大炮连日里不停地开炮，连续15日炮击持续不停，尽管如此城堡还是固若金汤。切萨雷向全军发出布告，活捉伯爵夫人者赏金10000达克特，杀死她的给赏金5000达克特。但是，面对在意大利首次遇到的如此认真的抵抗，对战斗感到厌倦了的法兰西士兵们已经不想再离开城镇去重返战线了。然而切萨雷对士兵们放任不管，这期间他在忙着从拉文纳调配两艘船只，从城镇各处收集成捆的劈柴，再将劈柴捆埋入护城河，并在其上面固定好船只，打算搭建吊桥，大炮的炮口也都全部调整为朝向一处以集中炮火。将这些都准备妥当的切萨雷回到城镇中吃午餐，在席间他说道：“几天后伯爵夫人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我可以拿300达克特做赌注。”一个法兰西队长大笑着应下了这300达克特的赌注，其他队长也都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了赌局，而这正中了切萨雷的谋划。总司令官如此自信的态度透过赌局瞬间扩展至全军，连留在城镇中的法兰西士兵们也都争相奔去阵地，全军都弥漫着速战速决的气势。

向着城墙一处瞄准集中火力，这在战术上取得了双重成功。第一是通过这种攻击可以在制作吊桥时阻碍守备军的干扰；第二是可以打破城墙，确保攻入城堡的道路。1月12日，这天成了拉瓦尔迪诺城堡和它的女主人卡特丽娜坚持了将近一个月固守城池抵抗的最后一日。午后，根据切萨雷的信号，开始了对城堡的突入。

最终的战况激烈骇人，卡特丽娜甚至亲自挥着沾血的刀奋战，直到最后一刻都未曾放弃战斗。在算不上宽敞的城堡中，有至少四百，或根据法兰西的记录有七百名士兵战死，城墙中到处都回荡着受伤士兵临终前的呻吟。最终的投降也并非卡特丽娜所愿，而是手下队长的叛变。入夜时分，卡特丽娜最终被切萨雷的部下抓获，并于午夜将至之时，由切萨雷和他的副将伊夫·达勒格莱一左一右地押出城。

当晚和次日全天，切萨雷带着卡特丽娜在私室闭门不出。舆论沸腾了，说这是对失去自由的高贵女性的侮辱行为，然而切萨雷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将这位最具女性魅力的美丽亚马逊女战士作为自己首战大捷的战利品，对彼此而言都是再合适不过的待遇。

这是切萨雷作为武将闯过的第一关——成功攻下弗利，而且还是在率领着分为四个国籍分别从各地召集来的佣兵队的基础上。然而，仅仅征服则毫无意义，作为征服地的统治者，不得不做的事情堆积如山。

首先，切萨雷严禁自己的军队对占领地进行习以为常的战后掠夺，违反者就算是将领也要判死罪。此举意在拉拢民心，进而将征服的土地一个一个地变成将来自己王国的一部分，为了那个时刻，民众的东西是不能碰的。但对于战败君主的东西，可以没有顾虑地抢夺，即使如此，无论是在伊莫拉还是弗利，无关身份，任意一个市民都有向他提出反对和不满的权利。就这样，他小心约束着部下，仔细监控着占领地的各个角落。

第二点，切萨雷只将占领土地的总督和要塞守将替换上自己的部下，并不插手这之外的城市代表委员会和长老的位子，跟从前一样，还是将行政交于他们自行管理，弗利和伊拉莫的总督则任命自己的心腹拉米罗·德·洛尔卡担任。

23日早晨，切萨雷离开弗利，向着下一个目的地佩萨罗出发。同一万五千人的军队随行的还有被切萨雷和伊夫·达勒格莱夹在队伍中间、披着土耳其风格的黑色面纱骑马同行的卡特丽娜。被誉为“意大利第一女性”的这位女性的前方，只有被幽禁在圣安杰洛城堡的不幸等待着她。结束幽禁之后，被释放的她去了佛罗伦萨，在那里待了九年后去世，再也没能看到弗利这片土地。

率领军队离开弗利的切萨雷，在到达蒙特费欧雷城镇的时候被信使快马追上。信件是由守卫米兰的特里武尔齐奥将军发出的急件，致跟随切萨雷的全体法兰西士兵的命令，命他们紧急赶回米兰。有情报显示，曾一度抛下米兰逃走的摩尔人接受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援助现已占领了科莫，并顺利地逼近了米兰的城外，企图夺回米兰。特里武尔齐奥打算暂时先撤出城外，在提挈诺地区为援军到来争取时间。

切萨雷对此毫无办法，在他静止的视线中，四千三百人的法兰西士兵带着他们自己的武器乃至大炮离去了。虽然法兰西士兵在人数上占比少，但却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精英，切萨雷想要只靠剩下的这些士兵继续战斗是行不通的，他的第二目标攻占佩萨罗在此被迫无奈地终止了。在这之后，切萨雷虽也时常展示出他天才的大胆行动，但从未鲁莽行事。只要时机到了，佩萨罗早晚要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当下暂且先回罗马，现在的他除此外也确实别无他法。

[1] 阿维尼翁之囚：13世纪末时基督教（实指罗马教廷）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集团，尤其是罗马教皇的权势更不可一世。到了“阿维尼翁教皇”时，西欧各国世俗政权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权力争夺十分激烈，教廷也由罗马迁往靠近法国边境的城市阿维尼翁，教皇势力受到极大的冲击。后世的历史学家将此时的教皇称为“阿维尼翁之囚”。——译者注

[2] 蒙托内的布拉乔是一个人的代称，即安德烈亚·弗Andrea Fortebracci，1368——1424），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鲁贾省的蒙托内地区，是一名没落贵族出身的雇佣兵队长，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有过同袍之谊，彼此声名不相上下，拥有自己独到的军事战术见解。因家族发源壮大于蒙托内，且安德烈亚为家族最为人知的一员，故被人称为蒙托内的布拉乔，家族在之后还对该地区有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译者注

[3] 亚马逊族：亚马逊一族是一个谜一样的女战士族，她们与无数希腊英雄在不同的传说之中。根据习俗，男人是不能进入亚马逊人的国境的，但亚马逊人每年都会到访高加索的戈尔加利安斯（Gargereans），为的是传宗接代，在这个联婚盛会上生下来的女婴都会交由亚马逊一族养大成人。每一个亚马逊女战士长大成人时都会烧掉或切去右边乳房，以便投掷标枪或拉弓射箭。——译者注

第三章

当切萨雷忙于与卡特丽娜在弗利交战的同时，在罗马的亚历山大六世举办了重大的宗教仪式——恰逢第1500回的基督诞辰祭。

转过年就迎来了公元1500年，这对基督教徒们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一年，从欧洲各地前来罗马朝拜的巡礼者们日渐增多，随着复活节的临近，整个罗马甚至都要被人群所淹没了。巡礼者们大多身着粗制的白色巡礼服，拄着未经加工的粗树枝充当拐杖，四处参拜罗马市内的大教堂与教会。包括被誉为罗马四大教堂的圣彼得、圣母马利亚、圣乔万尼、圣保罗教堂在内，个个教堂中终日回荡着他们咏唱赞美歌的声音，而在圣彼得广场，为了听取教皇的教诲聚集的巡礼者据说有两万人之多。对他们这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们来说，在圣地耶路撒冷被异教徒侵占之时，罗马是仅存唯一的圣地。

切萨雷对这些从北方前来、一贫如洗却仍说着庄严死板的话语的巡礼者们，态度冷漠又反感。而他的表态并非是视若不见的忽视，反而是通过自己无言的行动释放着暗藏敌意的挑衅。

2月26日，为庆祝首战告捷而返回罗马的切萨雷和他的军队惊扰民众无数。亲卫队统一穿着整齐的黑天鹅绒制服，在其队列正中的切萨雷也同样身着黑天鹅绒服饰，但颈上配有亮闪闪的银项链，胯下白色骏马着实打眼。这位原枢机主教的一行人好似要冲散巡礼者一般前进着，巡礼者们也只好一边向神叹息着祈祷，一边让出了道路。而切萨雷一行则跟随着出来迎接的枢机主教们，沿着科尔索大道行进，通过密涅瓦神殿、鲜花广场，绕过罗马的市中心之后，走过特韦雷河上的桥，在圣安杰洛城堡前整备队列，最终走向了教皇宫。

3月9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废弃了统治弗利与伊莫拉的卡特丽娜及其儿子的执政权，并发布诏书将其继承权赋予了切萨雷。

3月29日，切萨雷在圣彼得大教堂接过教皇亲手赋予的“黄金玫瑰”，同时被任命为教会军总司令官，授予“教会的棋手”称号、旗帜与元帅杖。

翌日，巡礼者们不得不再次向神叹息着祈祷，因为他们被迫目睹了一场最为厌恶的古罗马式的凯旋仪式，而且还是为教皇的儿子——舍弃了光荣的枢机主教身份的切萨雷所举行。这一日，效仿古代罗马将军的凯旋，队列由十一辆装饰华美的战车打头阵，绕纳沃纳广场一周后，在罗马的中心列队游行直到梵蒂冈前面。在装饰有描绘着尤利乌斯·恺撒胜利的盾牌的十辆战车后面出现的，是手握四匹白色骏马缰绳的切萨雷在战车上昂然的身姿。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向道路尽头成群的民众，而是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数日后，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参拜的巡礼者们又看到了让人惊奇愕然的一幕，教堂正前方的广场上围起了低矮的木栅栏，罗马当地的市民们也三三两两聚集而来，好奇询问后得知这竟是狂欢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栅栏里面六头公牛被逐一放出。当凶猛狂暴的公牛为了从栅栏里出来，猛然发飙地撞上栅栏的时候，周边的民众们就欢呼着从栅栏边上散开，但又会很快回到栅栏边上，发出声音或是扔东西来激怒公牛。扬起的沙尘覆盖了整片地区，切萨雷的身影在沙尘深处出现，骑茶色骏马，上身穿白色宽袖衬衫、领口大开，下着灰色紧身裤，武器仅有手上的一柄枪和腰间别着的一把短剑。

描绘有公元1500年当罗马的主要教会和巡礼者们的图画

公牛们霎时齐向切萨雷袭去，蹄声震天、尘土飞扬。公牛猛然的攻击掀起了一片浓重沙尘，紧贴着栅栏的民众们只能看到在尘土中若隐若现的举枪瞄准的切萨雷和马匹的上半身。间或有公牛狰狞的黑脸从尘埃中间显露出来，伴随着钢枪入肉的钝声，随后人们能看到一头牛静止不动了，下个瞬间，便随着巨响应声倒地。最后清晰留下的，只有四溅的鲜血把周围的土地染得犹如血海一般。

几乎一息之间，第二头公牛也被打倒了。接着是第三头。切萨雷的双颊逐渐变得潮红，头发因沾染尘土略有发白，额发下的双眼炽热如火，而瀑布般流下的汗水令薄灰色的紧身裤颜色更加深重。第四头公牛头撞在栅栏上死了，从眉间溅出的鲜血飞散到了围观的人群中。随后是第五头。被血染黑的地面，不复开始时那样的尘土飞扬，切萨雷胯下骏马的马蹄现在也清楚可见。

沙尘散尽，在紧张得吞咽着口水的人们的守望中，切萨雷定睛看着最后一头公牛。这头公牛从一开始就很醒目，通体漆黑油光发亮，比之前任何一头牛都高大凶猛。现在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时刻，公牛将尖角直指切萨雷所骑骏马的侧腹，深深低下头，边用前蹄刨着地面边喘着粗气。切萨雷将枪丢到一旁，转而拔出了剑。公牛冲了过来，扬起了新的尘土，人们透过沙尘听到了受到尖锐一击后骨头碎裂的声音，随后映入民众眼帘的，是脖子受到刀背重击后倒在圣彼得大教堂石阶下的公牛那巨大的身躯。一瞬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知晓如何享受这种娱乐的罗马民众们的反应狂热十足。但切萨雷却对他们视若无睹，仅仅手握着拔出的剑，俯视着死掉的那头公牛。

对远道而来的巡礼者来说，罗马就像是恶魔的巢穴一般，他们在教堂祈祷的声音也渐渐带有了疯狂的势头。在他们看来，6月29日在梵蒂冈的落雷以及教皇因此而头部两处受伤，全部都是神所降下的惩罚。而圣彼得广场被牛血染红的三个月后所发生的事件，更让虔诚的信众心生恐惧，犹恐最后审判之时就快要降临——这一次流淌的不再是公牛的血，而是人类的鲜血。

这段时间，卢克雷齐娅的丈夫比谢利公爵为自己在罗马的立场日渐不安。生活在教皇身边的他明显察觉到，以切萨雷法兰西之行为转折点，曾经友好的罗马与那波利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早在一年以前，他就曾像卢克雷齐娅的第一任丈夫佩萨罗伯爵一样骑马逃离过罗马。但那时，受托于那波利王的请求“现在绝不能损坏教皇的心情”，而不情愿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已经怀孕六个月的卢克雷齐娅对此非常欢喜，她对这位南国贵公子做派的美男子很是痴迷。然而，已经育有儿子罗德里格的这对夫妻，在这之后婚姻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7月15日的夜半时分，比谢利公爵离开了教皇宫。他是去看望妻子卢克雷齐娅和妹妹桑夏——她们为照看教皇病情而暂时搬到了教皇宫——并与她们及教皇一起愉快地共进了晚餐。之后，公爵在一名侍从相伴下，横穿圣彼得广场，突然从黑暗之中现身数名贼人对公爵发起袭击。公爵虽立即迎战，但势单力薄，很快就身受重伤倒下。直到这时，因恐惧而动弹不得的侍从才总算回过神，跑回教皇宫拍门求救。贼人们正要将公爵掳上马背带走，但看见闻声而出的卫兵身影，便就地丢下公爵逃跑了。待到卫兵们赶到倒地不起的公爵身边时，只能听见贼人们骑马远逃的马蹄声。

公爵被抬进了梵蒂冈里教皇居所的其中一间屋内，右臂和左侧大腿受了重伤。看到丈夫这般凄惨的模样，卢克雷齐娅一声呻吟就昏了过去。宫殿上下因这突如其来的凶事变得惶恐不安，教皇也胆战心惊，当即将自己的亲兵们派去临时病房，守卫动弹不得的公爵。

第二天一早，这件事在罗马已是众人皆知。当日，威尼斯大使卡佩罗就此事如此写道：

“竟无一人提及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指使的？梵蒂冈的相关人士们自不必说，就连各国大使也都闭口不谈，然而，所有人都知道答案。在此时的罗马，关于事件的传闻一直不断衍生，只是所有人都决口不提这个人的名字。”

大约是得益于尚且年轻，或更多得益于同居一室的卢克雷齐娅和桑夏她们的贴身照顾，为了以防万一有人毒杀，一日三餐的饮食均是由她们亲手料理，比谢利公爵恢复得很快，已经可以离开病榻自己走到窗边了。但在一个多月后的8月18日傍晚，公爵突如其来的死讯震动了整个罗马。

这一日的下午，卢克雷齐娅和桑夏蒙教皇召见，要经过两扇门去到教皇个人的房间，不得不暂时离开公爵的病房。眨眼的工夫，守卫病房的教皇士兵和医生便被抓了起来，唐·米凯罗特进入了病房，关上了房门。稍后回来的卢克雷齐娅和桑夏看到的只有门外那些从未见过的武装士兵，面对她们二人，唐·米凯罗特说明道“公爵不幸摔落地面身亡了”，而她们想要亲见一眼遗体的请求也没有被允许。数日前，教皇叹息着说的“要发生的事儿，早晚都会发生”好似预言般被印证了。

已经没有人再避讳造成这起惨剧的主谋者的名字，只是，关于他的动机，又催生了无数个版本的传言。传言中，是因为切萨雷对妹妹抱有不正当的恋慕之情而导致对公爵的嫉妒，或是因无法同那波利公主卡洛塔结婚的切萨雷对那波利王家的怨恨所致。对于这些传闻，切萨雷制作出了以下的公开解释：

“因为比谢利公爵在筹备谋杀我的计划，所以这次的事件属于正当防卫。”

然而，驻罗马的各国大使们并不相信那些儿女情长、爱恨情仇般的传言，他们的职业要求冷静的观察。他们逐渐开始理解切萨雷这个马上要到25岁的男人了，他是挣脱了自古以来桎梏世人的宗教性良知与道德、伦理之枷锁的，完全自由的男人，他是为达目的只因合理性和现实的有效性做判断决定、不择手段的男人，这才是切萨雷这个男人的本质。在他们向本国的君主和政府发去的汇报中，就谋划此次暗杀事件的切萨雷的动机，进行了四项可能的推测：

（一）消除不利于巩固自身在罗马立场的威胁目标。特别是比谢利公爵，其同坚持反抗教皇的科隆纳一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对舍弃了那波利的切萨雷来说，与那波利王族保持关系不只是没有好处更是失去了意义。关于卢克雷齐娅，还有更多其他可利用的方式。

（三）为了迫使教皇彻底且无反转余地地转向提携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法兰西。教皇曾因最爱的女儿卢克雷齐娅同那波利王家成员成婚，而无法轻易下决心反对那波利。

（四）为了向有意征服那波利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展示自己的忠诚。

无论如何，比谢利公爵的死对切萨雷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教皇父亲对切萨雷的这种做法虽不可能不清楚，但作为父亲，面对已日渐成熟，甚至自己也无可奈何的儿子，在畏惧的同时仍伴有深切的爱。

第四章

在南方的罗马因切萨雷的古罗马凯旋仪式、西班牙式斗牛以及暗杀妹夫比谢利公爵等事件而人心惶惶的同时，在北方的米兰，法兰西在逐渐夺回优势。曾一度策划准备夺回米兰的米兰公爵摩尔人吃了彻底的败仗，自己也成了法兰西军的俘虏，至此，归属于意大利五列强之一的斯福尔扎家的米兰，完全屈服在了法兰西之下。而曾被誉为权谋术数大家的摩尔人则将作为囚徒，在法兰西的罗谢渡过其人生的最后十年。

摩尔人的没落对切萨雷来说则意味着行动的重启。切萨雷可以再次期待法兰西军的援助，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的战略计划。但是，由于没有任凭自己调遣的士兵，军事行动并不能立即开展。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兵不血刃的策略。在人们仍对血腥的比谢利公爵暗杀事件没完没了地议论的时候，切萨雷已在毫不松懈地为第二次的征战稳步地做着事前准备。

第二次征战的目标包括切塞纳、里米尼、佩萨罗、法恩扎。第一次的行军攻下了弗利、伊莫拉，第二次切萨雷将完整地拿下罗马涅，继而是部分马尔凯地区，首先瞄准的是切塞纳。

位于弗利和里米尼中间的这片领地，世世代代由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所支配，直到1465年马拉泰斯塔家的正统血脉断绝后，这里才成为教会的直辖领地。不过，这片土地也毫不例外于罗马涅地区的混乱，迪贝蒂家族和马蒂内利家族两家分立纷争不断。切萨雷正是盯上了这一点，同时秘密地向两家泄露情报，称教皇似乎颇为关注对头的家族。迪贝蒂家和马蒂内利家完全中了计，对彼此的憎恶与焦急开始摆上了台面。某个周日的早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举行弥撒之时，憎恶令两个家族的人们忘却了身处何地，因一点小事就演变成了流血事件。事件很快传到了罗马教皇厅，两家的当家被召唤来到罗马，教皇表示神不允许这种状态再持续下去了，并建议双方接纳切萨雷为新任领主。虽然他们都不想让切萨雷成为领主，但更加不能忍受的是对方家族得到势力。8月2日，根据教皇诏书宣布，切萨雷成为切塞纳的领主。就这样，足不出户，切萨雷就掌握了一个国家。

随后的切萨雷仿佛不知疲倦，在第二次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不得不做的事情至少还有三件：第一，在攻打里米尼、法恩扎的同时封锁威尼斯的动作；第二，编制属于自己的独立军队；第三，筹备为了实现军事构想所必备的军费。

首先是第一点，必须慎重制定针对威尼斯的对策。只靠暗杀一两个领导者，不可能在政治上使这个坚固的共和制国家有任何变化。威尼斯彻底贯彻现实主义的政治，并拥有地中海贸易带来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当时意大利境内最为强大安定的领地自居，傲视群雄。对于波吉亚家族来说，一举一动都不得不考虑到威尼斯，小心避免与之为敌。更何况，作为切萨雷第二次征战目标的里米尼和法恩扎，也是想要扩张势力的威尼斯所瞄上的地盘，毫无疑问，这个强国会反对切萨雷的举动。而对刚刚起步的切萨雷来说，现实不允许他在无视威尼斯共和国反对的前提下一意孤行。只要得到威尼斯的默认，对切萨雷来说就是成功。

面对这个以拥有老练外交而闻名的强国，波吉亚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案。强硬的一面是乘人之危——利用威尼斯的现状。当时威尼斯所面对的是在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开端、大肆扩张势力的土耳其帝国，迫不得已担起了守护累范特（东地中海）海域的责任。对于威尼斯人来说，靠贸易生存的他们，视累范特海域为本国内海，对于这个国势式微的前兆，也只能满怀悲伤地接受。被希腊沿岸殖民地不断驱赶的他们，在这一年的6月连海军基地迈索尼也失守了。作为在累范特的两大海军基地，与克里特岛同等重要的莫东（今称迈索尼）的陷落，给威尼斯人心里投下了灰暗的阴影。“在威尼斯人的心中，莫东相当于威尼斯的门户，战败的消息令所有人都陷入了无声的失落中”，年代记作者萨努多在这一日以悲痛的文笔如此写道。当时的威尼斯人将自己比作基督教世界的城墙，誓死抵抗土耳其帝国，同时指责其他的基督教国家对抵御异教徒毫无作为。然而，若累范特被土耳其攻下，利益受损的只有威尼斯，因而欧洲诸国对威尼斯所提倡的十字军远征也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毫无付诸行动的意思。在基督教世界中，威尼斯最后能倚仗的对象只有罗马教皇了，而切萨雷注意到了威尼斯的困境。利用教皇的身份令其十字军远征的构想不至破灭，从而牵制威尼斯，并趁其不得不专注于防卫土耳其之时，将攻占里米尼、法恩扎变成既定事实——这便是切萨雷构想中强硬的一面，而同时，他也在谋划着怀柔的计策。

6月29日，在梵蒂冈的教皇曾因落雷受了轻伤，在探望的众人中，驻罗马的威尼斯大使卡佩罗也在。当前来探望教皇的大使准备告辞之时，切萨雷对他说要送他回家，于是两人便一同退出了教皇的房间。在梵蒂冈宽敞悠长的长廊下，切萨雷亲近地挽着大使的手臂，向大使一侧偏头边走边低声说道：

“大使，这次的事情让我非常震惊。一想到那样的不测若当真发生了，就止不住地心慌。上天虽未真的降下不测，但事发当时，我心里有一瞬是把您当作父亲一般依仗的啊。”

老练的外交官卡佩罗稍稍俯视着这样的切萨雷，回答道：

“公爵，您真是聪慧过人哪。十分清楚您自己失去教皇陛下后，立场上会是如何的艰难。”

大使卡佩罗将与切萨雷的如上对话汇报给本国政府，还写道切萨雷想获得威尼斯共和国的贵族地位，以及下任教皇可能会是威尼斯出身者的推测等，而这些被视为波吉亚对威尼斯的好感度的表现。

8月8日，教皇将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法恩扎的曼弗雷迪以及佩萨罗的斯福尔扎家进行了除名处置，威尼斯没有提出任何抗议。数日后，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切萨雷贵族称号，同时将威尼斯市内的一处宫殿赠予他以作贺仪。至此，切萨雷准备的第一阶段——对威尼斯策略暂且完成了。

第二点是军队。8月23日，切萨雷同法兰西缔结秘密协议，作为切萨雷在法兰西征服那波利时随军战斗的回报，在此次切萨雷的军事行动中，法兰西国王承诺重新派遣伊夫·达勒格莱并麾下三百枪骑兵和两千步兵予以援助。虽然达成了协议，但切萨雷早就没有了依仗法兰西的想法，他渴望拥有的是一支听命于自己、可以任意调遣的军队。切萨雷召集到了当时全意大利最为优秀的武将们，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以及卡斯泰洛城的领主——从切萨雷首次出战便追随左右的——维特罗佐·维特里，还有佩鲁贾的领主詹保罗·巴利奥尼，再加上阿基里·蒂佩尔提。全体兵士总数达一万两千人。

切萨雷最后的难题便是筹款。谋大事者断不会蔑视金钱，因为他深知其重要性。切萨雷能支配教会的财产，但此次甚至动用了打着十字军远征的名义，从阿尔卑斯以北的虔诚基督教信徒们手中筹来的军费，尚且捉襟见肘。不得已又额外任命了十二位新的枢机主教，新枢机主教们或多或少地向教皇捐赠了12000至两万达克特不等的款项。几经周折，军费才算凑齐了。

9月30日，切萨雷检阅了自己的军队。他看着队列中旗手高举着饰有切萨雷专属纹章的旗子，尚不十分满意，因这军队不是完全归他个人所有。他的军队与以往相同还是由佣兵队集结而成，这也实属无奈，无法顾及个人感受是否满足。

第二天一早，切萨雷在队长们的簇拥中，率领军队离开了罗马。但此次行军目的地的准确位置只有身为总司令官的切萨雷自己知晓，连队长们也未被告知。向北，军队只是一味地向北前进。

在深秋的翁布里亚山谷行进时，淅淅沥沥的雨静静地从天空飘下，士兵们冒雨继续朝亚得里亚海方向前进，相继越过了福利尼奥、斯波莱托、阿西西这些建在丘陵上的城镇。但在越过阿西西后，全军一度有四天没有接到切萨雷的行军命令，一直滞留原地。秋雨将停，行军却不再继续了，在大家心生疑惑之时，不知是谁传出了里米尼到手了的消息——军队行程尚未过半，里米尼却已被切萨雷攻陷。

紧邻亚得里亚海的城市里米尼原本是在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的支配下的，这个有着半世纪前名震意大利的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血脉的男人，从先祖处继承到的却只有残酷的性格，在里米尼早已人心尽失。潘多尔福能一直保有支配者的地位，仰仗的是后盾威尼斯共和国，而共和国更远的谋划是立他为傀儡领主进而控制里米尼。但现在，民众对于丧失后盾的他的憎恶到了濒临爆发的边缘，他已孤立无援。切萨雷非常了解里米尼的现状，在让军队待命的四天里，切萨雷向他提出了议和，作为让渡里米尼的回报，保证潘多尔福及家族的自由并向其支付年金。潘多尔福迎来了奥利弗瑞卿——从切萨雷取得切塞纳时使归为切萨雷家臣一员，签署完犹如买卖契约一般简单的议和条约后，于同日乘上了开往威尼斯领地切尔维亚方向的船，几乎无人察觉到这位领主的逃亡。在船上，潘多尔福想起自己的爱犬被遗忘在城中，此时他才像发疯了一般给留下的家臣写信，请求他们找到爱犬后送还给他——这成了他给家臣发出的最后一道公文。

二十天后，切萨雷率军进入了里米尼城，一路毫无抵抗，仿若他只是骑着马从特韦雷河走到了亚得里亚海。

佩萨罗的领主乔瓦尼·斯福尔扎此时也对切萨雷逼迫而来的军队的铁蹄声心生畏惧。只是，对于作为妹妹卢克雷齐娅第一任丈夫的佩萨罗领主，切萨雷却没有向对待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那样提出讲和。不仅如此，佩萨罗伯爵的应对也是十足的惊慌失措，他向邻近的圣马里诺共和国送去了如下的信件，却并不是索要大军支援。

“向您恳求派遣的，仅仅是五十名武装步兵，只要这样就一定可以获胜，日后我定当加倍重谢。古语有云患难见真情，请一定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可惜的是，圣马里诺共和国非但没有对他表现出友情，反而给切萨雷送去了贡品。佩萨罗伯爵也向乌尔比诺的蒙特费罗公爵请求了援军，被蒙特费罗公爵以自己也正身处危险为由拒绝了，向曼托瓦侯爵贡扎加的请求也是徒劳无果。最终，他向威尼斯共和国送去了一份提案——向威尼斯让渡佩萨罗，以此为代价，希望共和国能为他提供平稳度过余生之处。然而，威尼斯十分冷淡地回复，要是在以前还好说，如今，即将被切萨雷的铁蹄踏过的佩萨罗对威尼斯来说毫无价值。无计可施的佩萨罗伯爵最终只得向意大利诸国发去了悲壮的声明：

“我和我的全体家臣已经有了准备，无论结果怎样也不会离开半步。我以及我的家族将作为佩萨罗的领主誓死捍卫到底。”

但与此同时，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逃亡的消息扩散开来，佩萨罗的民众唯有冷漠地守护着自家这位胆怯的领主。11日的夜半时分，佩萨罗伯爵像猫一般悄无声息地逃出了城。似乎仓促间连行李都没打包，到达梅尔卡泰洛的伯爵给乌尔比诺公爵夫人写信，请求其帮忙准备换洗的衣物。四天后，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指挥下的先头部队以切萨雷的名义占领了佩萨罗。10月23日，切萨雷自己只带着四百人的亲卫队便兵不血刃地进入了佩萨罗。

沿亚得里亚海岸继续推进的切萨雷，下一个目的地是法诺。中途途经一座要塞，切萨雷军中一名队长詹保罗·巴利奥尼的仇敌在此收押多年。知道巴利奥尼复仇心切的切萨雷找到了守城的负责人，命令他引渡囚犯。负责人拒绝了，但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被负责人的回答激怒的切萨雷下令攻城，要塞转瞬间便被炮火洗礼，周围的人家也被烧杀抢掠、家毁人亡。见此情景的法诺赶忙放弃抵抗，打开了城门。

迄今为止怀揣不安、默默围观切萨雷行动的人们，经此残酷一役，总算是清醒了过来。人们的关注又都重新集中到了这个年轻男人的身上，曼托瓦侯爵向自己的岳父费拉拉公爵送出了如下的信件：

“费拉拉公爵殿下，对于这次我们共同的危机，望能明示您的考量。公爵殿下，您是我们之中经验最为丰富的一位，我们不能再对陆续被套上绞刑架的人熟视无睹下去了，再这样下去，终有一日会轮到我们自己。”

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对这封信的回复，依然只是建议静观现状。但是，开始畏惧切萨雷实力的并不单单只有曼托瓦、费拉拉两个国家，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方面将马基雅维利派往法兰西，希望通过路易十二世的力量尽量牵制波吉亚，另一方面通过切萨雷的奥尔西尼队长和维特罗佐队长做中间人，以期获取切萨雷对其领国不侵犯的保证，同时博洛尼亚通过马尔维奇队长，乌尔比诺通过巴利奥尼队长也对切萨雷谋求了同样的保证。对这些人，切萨雷如其所愿给予了保证。但其实，哪个国家都无法真的安心相信切萨雷的保证。

在几乎次次都无须交战、城门不攻自破的切萨雷面前，终于出现了力图誓死抵抗的人们，那便是将历经四个月之久的法恩扎攻防战。

地处弗利与伊莫拉之间的小国法恩扎，其现任领主是年仅15岁的少年阿斯多·曼弗雷迪。与其他罗马涅小国不同，法恩扎在制度上施以善政，年少的领主也广受民众的爱戴。此次危机来临之时，民众不仅同情阿斯多，还自发联合齐心抵抗切萨雷。阿斯多获得的支持并不仅因他的年少，他悲剧性的遭遇更令民众感到同情。他的父亲加雷奥托作为武将亦作为诗人曾盛名远播，娶了罗马涅本蒂沃利奥的女儿弗朗西斯卡为妻，但却深爱着在费拉拉相识的绝世美人，这位情人是一位修女。当妻子察觉到了他极力隐藏的这位情人的存在时，悲剧便开始了。某一日，因嫉妒而发狂的妻子将丈夫邀来自己房间，令待命的杀手将其杀害。事件自然无法作为单纯的家庭悲剧来处理，罗马涅很快便伸出了它具有野心的黑手。另一方面，反对残忍的领主夫人的家臣们同反罗马涅势力团结起来，渡过了领土分裂的难关。但真正令法恩扎杜绝了分裂风险的，却是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经由他的周转调停，使当时年仅3岁的阿斯多从此与母亲分别，继承了法恩扎领主的地位。民众对年幼且充满黑暗悲剧色彩的他十分同情，长老们也怀着仿若对待亲生儿子的爱护之情教导辅佐着阿斯多。像是要回报他们的关爱一般，阿斯多成长为一名英俊坚毅的少年。对于这位少年，教皇的除名状以及剥夺教皇代理称号都毫无用处，法恩扎的民心一致地团结在少年的身上，对切萨雷来说，他是比上千的士兵更难对付的敌人。

11月中旬，切萨雷离开佩萨罗，于当月19日到达法恩扎城外，当即开始炮击，进攻部队的指挥官被任命为维特罗佐和因在伊莫拉一役中表现优异被收至切萨雷麾下的纳尔多。战斗以攻城军的优势作为开局，切萨雷也亲自坚守头阵，命令如飞箭般快速地飞向各队队长。但是，守备军的防守十分坚固，就这样耗了十多天。紧接着，大雪携着寒冷袭来，毫无遮蔽的攻城军霎时陷入了苦战。11月末，切萨雷下定了打持久战的决心，他的作战方案是封锁所有通往法恩扎的大小道路，包围城镇将其孤立。随后只留下封锁作战所必需的军队，其余的人则准予在基督诞辰祭获得休假，休假结束后的他们则将与封锁法恩扎的士兵们轮值。安排妥当的切萨雷在巡视完伊莫拉、弗利、里米尼之后，在切塞纳同众人会合，一同庆祝基督诞辰祭。托他的福，这个小镇迎来了从未有过的热闹的圣诞节。

切萨雷与麾下的队长们齐聚一堂，开怀畅饮，也没有错过各种消遣的机会，一晚上他不是跳舞，就是在飘雪的广场同士兵和百姓们一起欢闹，当地的年代记作者们将当夜发生的事情逐一记录了下来。在切塞纳的人们看来，切萨雷和维特罗佐他们这些年轻人与街上的平民女子们嬉闹的笑声，仿如生命之源富含活力。1500年，对切萨雷来说十分充实的一年，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第二年，即1501年，直到3月，法恩扎的坚守仍是未退一步，曼托瓦处还通过隐秘途经送来援助。切萨雷通过法恩扎的保护者威尼斯共和国提出了议和，条件中作为法恩扎开城的回报，将任命阿斯多·曼弗雷迪为枢机主教，并保证给予5000达克特的终身年金。阿斯多或者说是他的亲信拒绝了这个条件，并在回复威尼斯元首阿戈斯汀·巴巴利哥的信中以阿斯多的名义写道，只要威尼斯不对法恩扎见死不救，自己便打算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然而，法恩扎的人们似乎对严峻的现实知之甚少，政治中并无同情可插足之处。

4月，切萨雷最终向全军发出了决战的指令。他有必胜的自信，从费拉拉前来的埃斯特家的阿方索和伊波利托的兄弟听命滞留在己方阵营，激烈的炮击已把连接城镇和要塞的大桥轰断，通过前期的战斗，城市也完全落入攻城军掌握，剩余的只有阿斯多固守的要塞。20日，下达了第二次的攻击命令，但要塞并未在当日被攻陷，而切萨雷麾下损失的士兵已超过了四百。面对这难缠的抵抗，切萨雷咬牙切齿地对前来做客的阿方索·德·埃斯特说道：

“要是能统领一支像法恩扎人一般的军队，征服全意大利简直是易如反掌。”

之后又进行了两次类似的强攻。4月25日，要塞终于挂出了白旗，弹尽粮绝的守城军投降的唯一条件，就是保证阿斯多·曼弗雷迪的自由。

切萨雷实现了他们的希望，并且对城池陷落后法恩扎民众的安全也给予了保障，承诺只在此地驻屯最低数量的军队，甚至军事之外的要职仍按现状留给法恩扎人自己担任。

当日午后，唐·米凯罗特率领五百士兵打开了要塞的城门。同时，按切萨雷的约定，攻城军全部撤离城镇。同日夜里，家臣们流着泪，目送着阿斯多和他的弟弟乔凡尼·埃万杰利斯塔两人走出要塞，站在胜利者切萨雷的面前。根据议和协定，他们兄弟二人已获自由，可以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然而，他们却置家臣的忠告于不顾，留在了切萨雷的身边。阿斯多并不把这位年长自己10岁的切萨雷当作是恐怖的敌人，反而对其产生了近似崇拜的感情，着魔般地渴望留在切萨雷的身边，亲身感受他那耀眼无畏的生存方式。在其后的一年里，无论切萨雷前往何处，这对曼弗雷迪兄弟坚持追随左右。但切萨雷却始终不能忘记法恩扎民众对阿斯多的赤胆忠心，若想将法恩扎完全变成自己的所有物，阿斯多的存在只会是障碍。1502年6月9日，在法恩扎陷落大约一年多后，在罗马的特韦雷河上，漂浮着兄弟二人脖颈缠有绳子的尸体。

4月26日的夜里，法恩扎攻防战大获全胜，已结束全部战斗的报告送到了罗马。教皇丝毫不曾掩饰自己的喜悦，在接受各国大使们祝贺的访问时甚至一度喜极而泣。至此，罗马涅各地区已全部臣服于切萨雷，教皇正式任命切萨雷为罗马涅公爵。

第五章

领兵两年，切萨雷陆续征服了伊莫拉、弗利、里米尼、佩萨罗、切塞纳、法诺以及法恩扎等地，现在终于等来了扯掉镇压违制小领主这层遮羞布的时机，他获封的罗马涅公爵爵位，象征其已将连接意大利半岛南北的重要道路艾米利亚大道一带收入囊中。在他领国的北方，盘卧着政治手腕高超、难以对付的曼托瓦和费拉拉公国，两国在君主国中虽只是中等规模，但也拥有不可轻视的实力，切萨雷深知对待他们必须慎重行事。再向北还有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及更远方已被法兰西支配的米兰公国，切萨雷已无法再向艾米利亚大道以北的边界拓展出半寸疆土。既然北路不通，唯有南行——他渴望着能在教皇父亲在世期间亲手统一意大利，并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切萨雷意欲将自己狭长的罗马涅、马尔凯领土南扩至罗马，而佛罗伦萨与博洛尼亚两国正好横拦在其中。感到切萨雷的威胁日渐逼近，胆战心惊的两国忙向法兰西的路易十二世寻求帮助，而对于切萨雷急速膨胀的势力，路易十二也倍感忌惮，哪怕助他上位的正是路易十二本人。相对的，切萨雷真正的敌人既不是博洛尼亚也不是佛罗伦萨，而是法兰西。只是眼下，他的实力还远未成熟到能与法兰西为敌，不得不万事忍耐退让。

切萨雷与路易间的关系耐人寻味，纵观古今也并不多见，彼此间以礼相待，一派兄友弟恭的友爱模样，却不放过任何能利用或压制对方的机会。路易称呼切萨雷为“我最挚爱的兄弟”，切萨雷则继续以“切萨雷·波吉亚·德·法兰西”（即“法兰西的切萨雷·波吉亚”）来署名。相互欺骗，却同时深知对方不会相信自己的伪装。虽然按常理来说，切萨雷应该对西班牙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却不适合作为实现他野心的协助者。费迪南多对宗教狂热到直接以天主教君主[1]自称，而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的功绩令其自信心膨胀，不但对十字军远征多有关注，甚至对波吉亚教皇的做法指手画脚。同理，切萨雷亲近路易自然并非因为对法兰西抱有好感。自然，切萨雷之于路易也仅仅是可利用之人，利用他教皇儿子的身份和新近展露出的武将才能。故而路易可对区区罗马涅地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却忌惮切萨雷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博洛尼亚，无论从地理位置抑或历史传承角度来看，都是罗马涅公国当之无愧的首都，以拥有世界最古老的大学而闻名，学术氛围与教会文化并存，有着悠久的历史。支配着这座城市的是被任命为教皇代理的本蒂沃利奥家，势力范围算不上强大，过去在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乌尔比诺等近邻诸国之间，通过灵活的外交保住了一方之主的地位。但现任领主老乔凡尼，在对待新上台的君主切萨雷上已犯了两点失误。第一点是对有亲戚关系的法恩扎的阿斯多·曼弗雷迪提供了秘密援助。另一点是在法恩扎攻防战期间，拒绝了切萨雷让渡博洛涅塞堡的要求。傻子都看得出，若是切萨雷能够占据这座由众多要塞构成的小城，法恩扎的防卫战根本耗不了那么久。而以上这两点，切萨雷都没有忘记。

法恩扎陷落的第二天即4月26日，切萨雷向博洛尼亚派去了使节，重新要求让渡博洛涅塞堡。27日，回复尚未到来，他便命维特罗佐队长率领一队人马在博洛涅塞堡周围烧杀抢掠。威胁十分奏效，吓傻了的本蒂沃利奥立刻向当时身在丰塔纳别墅的切萨雷派出了使臣同意让渡，博洛涅塞堡就这样成了切萨雷的囊中之物。

但是，切萨雷其实是想打博洛尼亚本身的主意，事到如今，能够制止他进军的只有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果然，路易看重博洛尼亚在征服那波利时可作为士兵驻屯地的价值，承诺以此为交换条件保护博洛尼亚。根据路易的仲裁，本蒂沃利奥和切萨雷之间达成讲和，切萨雷放弃吞并博洛尼亚，作为交换，本蒂沃利奥在未来三年间要为切萨雷提供百人的武装士兵和三百匹战马，还须派出本族的一名男丁率三千士兵追随切萨雷的军队。博洛尼亚并不是切萨雷唯一遇到的挫折，在他与下一个目标佛罗伦萨之间，也横着一堵难以翻越的高墙。

因惧怕切萨雷逐渐南下的铁蹄，佛罗伦萨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息。但切萨雷自知尚不能将野心公之于众，并未挥军直指佛罗伦萨，而是将当前的目标定为皮奥恩比诺。此时正值1501年的春天，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在混乱动荡与束手无策中挣扎。比萨战役导致的经济、军事两方面的疲乏，使佛罗伦萨失去了昔日的威势，再加上他们注定要与美第奇家族为敌，后者正在千方百计恢复往日的权势地位，即使失去了伟大的洛伦佐这位家族的顶梁柱，美第奇依然执拗地等待着回归佛罗伦萨的时机，他们仍具备经济实力，更有威尼斯的支持作为后盾。美第奇也没有忘记打点波吉亚和法兰西，分别向双方奉上了礼金，两边也都默认地收下礼金。二人之所以不顾佛罗伦萨市民的感受接纳美第奇家族，是想借其对付佛罗伦萨共和国，每逢遇事，切萨雷和路易就把美第奇家族亮出来，刺得佛罗伦萨共和国阵脚大乱任其摆布。

切萨雷的军队持续南下。佛罗伦萨共和国一面加固着菲伦佐拉的要塞，一面向切萨雷派去使节，辩称并非有意对抗。在此时的切萨雷眼中，佛罗伦萨共和国已滑入了衰退的边缘，如同将熟的果实任其采撷。但前有一堵名为路易的高墙阻拦去路，后有洞察法兰西意图的教皇父亲来信告诫时机未到不可轻举妄动。然而，忍耐对于老人来说容易，对年轻人却是煎熬，切萨雷明知现在必须等待时机，但却无法忍受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佛罗伦萨。更何况，他还必须顶着压力安抚部下的怨恨，奥尔西尼与美第奇有亲缘关系，故对佛罗伦萨抱有敌意，而维特罗佐更是与之有杀兄之仇，他的兄长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佣兵队长一职，却被冠以叛贼污名处死。

切萨雷向佛罗伦萨共和国要求在其领国内部通行的自由，但同时，他的军队早已深入到佛罗伦萨领土内的穆杰罗。三名使节给切萨雷带来了如下的许可回复：

“通行许可要求，切萨雷的军队须分成各小队按不同路线行军，严禁靠近设有要塞的地区，并且，禁止维特罗佐和奥尔西尼两名队长及被驱逐在外的佛罗伦萨人（暗指美第奇）从领土内部通行。”

读了回复的切萨雷面不改色，只令三名使节稍候。片刻之后，使节们收到了切萨雷新提出的要求。

新要求的四点内容令佛罗伦萨人十分震惊：（一）与切萨雷签订契约，雇他为佛罗伦萨佣兵队长；（二）不得回应皮奥恩比诺的支配者发来的任何援助请求；（三）交出维特罗佐选中的六个人作为人质；（四）恢复美第奇家族的执政地位，或重组一个切萨雷认可的新政府班底，佛罗伦萨必须二者选其一。切萨雷提出上述要求后，明知不可能就此拿下佛罗伦萨，还是命令军队向着佛罗伦萨市区的方向前进。身在罗马的教皇又再度发来书信，劝说现在攻打佛罗伦萨为时尚早。但切萨雷对此又岂会不知，此时击溃佛罗伦萨的后果就是激怒远在法兰西的路易，但面对如此傲慢的佛罗伦萨，不教训教训实在是出不来这口恶气。

切萨雷全军已抵达坎比·比森齐奥营，阿诺河近在咫尺，军马啼鸣可闻于佛罗伦萨市内。5月15日，佛罗伦萨共和国终于向切萨雷抛出了订立同盟的契约，佛罗伦萨共和国愿雇佣切萨雷为佣兵队长，下辖三百士兵，年薪36000达克特。花大价钱把自己的敌人变成自家的佣兵队长，为保存大国佛罗伦萨的政府体面，这份外交文书可算是费尽了心思。然而在其背后，是佛罗伦萨以为法王路易提供兵力、助其征服那波利为条件，费了大工夫才换来的路易弹压切萨雷的约定。

契约签订的两天后，佛罗伦萨政府收到了切萨雷撤出坎比驻地的通知，但糟心事儿还没结束，因为切萨雷又追加了两点要求：要求提前支付9000达克特的年薪以及额外提供大炮，对此，佛罗伦萨也只能忍气吞声地答应。不过此时，佛罗伦萨的人们还不知道，切萨雷已准许了抛弃一切投奔自己的维特罗佐为其兄长复仇的恳求，也不知道切萨雷将自己离开后的事情全权交由维特罗佐决断，坎比、西尼亚、恩波利、波吉邦西等城邦就这样直面了维特罗佐的复仇之火，遭受了愤怒的劫掠破坏。一纸不谨慎的外交文书，令佛罗伦萨政府深刻领悟到，这暂时的安全到底是花了多大的价钱。

离开佛罗伦萨的切萨雷，挥军南下第勒尼安海，目标皮奥恩比诺。这个小国并厄尔巴岛在内，曾一度受比萨支配，现归于阿皮亚诺一族的手中。对切萨雷来说，得到这片土地，意味着亚得里亚海到第勒尼安海这片意大利半岛中部的狭长地带将任自己支配，同时确保获得一座海港。更妙的是，厄尔巴岛本就是一座天然要塞。

切萨雷的军队日渐接近，领主雅各布却还在期待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能派出援军，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会踏上一艘注定要沉的船。雅各布托昂布瓦兹枢机主教向法兰西国王转达申请援助，对此，主教的回复是：“我会为你向上帝祈祷的，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终于绝望的雅各布将一切托付给弟弟，拖家带口逃去了热那亚。切萨雷的军队稳步占领了城镇和周边地区，厄尔巴岛也简单地到手了。但是此时，身在前线的切萨雷收到了罗马的来信，是教皇父亲的信，命切萨雷速回罗马，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已决定开始征服那波利，并要求切萨雷随军参战。阿皮亚诺战况大局已定，切萨雷决定遵从父亲的话，他将后续战斗交由维特罗佐负责，只率一队人马返回了罗马。而此时正艰难固守城池的阿皮亚诺，将在三个月后最终陷落。

路易十二世由于太过忌惮切萨雷，而在意大利上投入了过多精力，以致在政治上犯了重大失误，被另一位竞争者爬上了法兰西的领地。

去年11月，西班牙与法兰西双方在西班牙格拉纳达曾达成一份协定。这份被称为格拉纳达协定的内容是关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将如何瓜分那波利王国。那波利的阿拉贡王室被击溃后，首都那波利和其周边作为王国交于法兰西，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以及西西里岛作为公国交于西班牙。同时约定，西班牙、法兰西两国将分别独自同那波利王战斗，不相互援助也不共享战线。至于向那波利开战的理由，依然还是冠冕堂皇的以确保十字军远征基地为名义。

1501年6月17日，法兰西军以杜比尼为总司令，在罗马近郊排兵布阵。几乎在同一时间，西班牙军队在科尔多瓦的率领下进入了罗马。离开前线阿皮亚诺飞奔回罗马的切萨雷也在当夜带着一队人马入了城，其中包括伊夫·达勒格莱并旗下的法兰西士兵。

23日，法兰西军总司令官杜比尼带领着队长们前来梵蒂冈拜访教皇，受到了壮观华丽的迎接。

两天后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上，格拉纳达协定被正式承认。与此同时，梵蒂冈发布诏书，以阿拉贡家向土耳其帝国请求援军之故予以制裁，剥夺阿拉贡家在那波利的王权，转而授予西班牙、法兰西两国国王。虽说在面临家族倾覆之际，慌不择路的那波利国王费德里科向土耳其的苏丹寻求援军确是事实，但说到底，这也不过是借口罢了。

明明始终对1494年查理的入侵持强硬的意大利主义，但由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政治立场，现在却已消逝不知去了何方。只是，政治中容不下感伤，这份感伤已化作筹码支付给了法兰西，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为实现心中宏图，必须与法兰西联手方能成功。但是，波吉亚并不只是支付代价，而是也看透了利益，并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两虎相斗，大者伤，小者死，而这次的情况，最终无论是哪一方留下，对于那波利来说都是外族人。只要留下的一方无法像曾经的腓特烈二世或阿拉贡家的国王们那样完全意大利化，意大利人迟早会将其驱逐出去。费迪南多抑或路易，空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并不能将所征服之地作为大本营开创出新世界，与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征服者的理想型相差甚远。而有朝一日，当切萨雷几乎掌控了亚平宁半岛之时，那波利王国便会像成熟的果实一般，自然地落入他的手中，之所以认同西班牙和法兰西分割那波利王国的深意，就在于此。

而此时的切萨雷在自己的宫殿中足不出户，罗马竟没有人见到过他的身影。不过，不在人前现身，不代表他停止行动全无作为，真相是他正夜以继日地忙于对占领地的治理。在罗马涅，条条政令逐一被快马送到担任总督的近臣拉米罗·德·洛尔卡手中，在博洛涅塞堡，征服后的对应政策逐步落地实施，而其他地区也日渐步入正轨、政令通达，就连还没有攻下的皮奥恩比诺，也提前制定了治理政策。

但即使正在亲力亲为地稳固自己在征服地的地位，此时切萨雷的内心却波涛汹涌难以平静。明明要做的事已堆积如山，却必须为了随法兰西军队作战而回到罗马，必须浪费掉这之后的时间，必须为了路易发挥自己那被他所称赞的军事才能。切萨雷感到愤怒，却依旧只能忍耐，现在的他依然不能拒绝路易的要求，只得再次作为佣兵队长为他卖力。

第一个离开罗马向着那波利王国前进的是西班牙军队。数日后，法兰西军队也在圣安杰洛城堡前列阵，接受了教皇的祝福后走出了罗马的城门。不过，切萨雷尚未下令军队开拔。

法兰西军出发的当天，一则情报传到了罗马。那波利将防守大本营定在了卡普阿，配置了三千五百名士兵，由勇将法布里奇奥·科隆纳指挥。随后的情报，是另一名武将普罗斯佩罗·科隆纳负责防守街市，而国王正躲在阿韦尔萨城堡中。切萨雷此时才终于动身，率领着含四百亲卫在内、总计一千五百名的士兵，离开罗马奔赴前线。

切萨雷率军到达卡普阿的时候，法兰西军队的主力已攻破了城市外墙。总司令官杜比尼在切萨雷到来后，将后续战事交托给他，带领全法兰西军南下攻向那波利的普罗斯佩罗·科隆纳。

一千五对三千五，注定是一场激战。切萨雷向卡普阿降下了雷霆之怒，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哪怕是女人和孩子。铁蹄踏过之处，战火纷飞、家毁人亡，黎民的号啕尽数被熊熊大火吞没殆尽。

7月24日，卡普阿陷落了。这是16世纪最为悲惨的城池陷落，街道的石缝中淌着的鲜血未干，征服者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四处抢掠，死里逃生的妇孺在恐惧中目睹了一切，根据当时的记录，至少有四百人的尸体被弃置城中无人理会，慈悲心被铁蹄一同踏碎。

主将法布里奇奥·科隆纳受伤被俘，以15000达克特为交换，从切萨雷军中与科隆纳家族敌对的队长保罗·奥尔西尼手中逃过一死。但其他俘虏在第二天全部被处以了绞刑，除了被抓到的女人们。女人们被带到了切萨雷的面前，他自己从其中挑选了最为美貌的四十人，剩下的交给了部下们随意处理。

以历史学家圭恰迪尼为首，达·康提等年代记作者们纷纷对切萨雷口诛笔伐，称其是残忍的化身。确实，这是切萨雷最初也是最后的一次，在战场上毫无顾忌地展现出自己最为残忍的一面。对于这个男人来说，若是不得不手染鲜血，倒不如干脆将全身浸于鲜血之中。

卡普阿的陷落决定了那波利战役的形势。费德里科国王于8月2日逃至伊斯基亚，虽抱着在此等待土耳其援军的打算，但那终究只是奢望。翌年的3月，他将王权让给路易，拿着换来的微薄年金、伯爵头衔与边境的领地去了法兰西，后于1504年在图尔去世。并称意大利两大家族的米兰斯福尔扎家与那波利阿拉贡家的两大当家人，最终不得不在敌人法兰西的土地上，一人被囚、一人隐居，在屈辱中了结残生。

8月末，在早已被法兰西军队完全侵占的那波利，切萨雷收到了法兰西国王路易祝贺大捷的来信，随信附有20000达克特金币，用以支付他作为佣兵队长的酬劳。9月中旬，切萨雷带着自己的军队，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离开了那波利，重回罗马。义务总算是完成了。

[1] 天主教君主：费迪南多国王与其妻子伊莎贝拉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主”称号，并用以自称。他们于1469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结婚，实行王国共治并最终建立了西班牙王国。他们见证了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摩尔人手里夺回格拉纳达。——译者注

第六章

从那波利回到罗马的切萨雷，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下一步的行动中——讨伐势力已渗透到罗马近郊的豪族们。已效忠在他麾下的奥尔西尼家逃过一劫，这次的靶子是一直与教皇唱反调的科隆纳、萨韦利两家族。过去曾与这些豪族们交好的阿拉贡王家已没落，且此时法兰西军队驻扎在罗马附近，正是讨伐的绝好时机。肃清罗马豪族，可确保波吉亚大本营的平安，那么在将来，切萨雷便可安心地离开罗马了。

科隆纳家自不必说，在那波利战败时，已因家族牵涉过深而元气大伤，萨韦利一众的抵抗也不成气候。罗马以南的冈多菲堡、罗卡迪帕帕、塞尔莫内塔等豪族们的据点，接连不断地被切萨雷攻陷。这些新征服的土地被分成了两个公国，一个分给了卢克雷齐娅与被害的比谢利公爵所生的孩子罗德里格，另一个赐予了风闻是卢克雷齐娅私生子的“罗马王子”。就这样，无视世人的谴责，罗马市内外的教会领地成为波吉亚家众人的私有财产。

此时在梵蒂冈最为人热议的话题，就是教皇女儿卢克雷齐娅的第三次婚姻。自从第二任丈夫比谢利公爵被暗杀后便窝在奈比的卢克雷齐娅根据兄长切萨雷的希望，决定与费拉拉公国的嫡子阿方索·德·埃斯特结婚。妹妹的婚姻是切萨雷对费拉拉公国的计策。与罗马涅公国接壤的费拉拉公国，拥有不可小觑的势力，切萨雷暂时还不想与之为敌，便打算通过两家联姻与其结成同盟。但是，费拉拉一边最初却想要逃避这次联姻，卢克雷齐娅两任前夫的悲惨末路让埃斯特家众人却步。不过，老练的政治家、费拉拉的当家人埃尔科莱判断，迎娶教皇的女儿对埃斯特家族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费拉拉也和罗马涅地区的所有公国一样，领土受封于教皇，与教皇保持友好关系绝对不会是一件坏事。另一方面，对切萨雷来说，只要北境巩固了，就可以安心地瞄准南面地区。再加上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因女儿的婚姻不幸而感伤，对其倍加关怀的心境，加速促成了此次联姻。

谋划这次政治婚姻的虽然是切萨雷，但联姻敲定后，就将后续推给了教皇父亲，他可不耐烦筹备嫁妆那一套琐事。然而，埃尔科莱派来罗马的两名婚使，可不敢撇下切萨雷自作主张，一到罗马两人就申请了面见切萨雷，但却一直未蒙召见。时日一久，特使们愈发焦躁，开始对切萨雷的态度感到异常不安。

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等待中，终于，在某日等来了切萨雷的侍从，口称公爵召见。时值正午，特使两人迅速穿戴整齐，跟随引路的侍者，在罗马清爽的秋日中步行前往切萨雷的寝殿。进入司铎殿的特使们原以为要在玄关附近的会见室等候，没想到却被仆从们引着穿过中庭一路深入，竟无人阻拦询问。而登上阶梯，踱过长廊，朝右可以眺望到圣安杰洛城堡的时候，两人才恍然惧由心生，方忆起关于切萨雷的种种残酷传闻。

仆从行至一屋前停步，打开门，引两人进屋。屋外的正午阳光和清爽空气与屋内的昏暗光线和靡靡甜香之间的反差太过分明，特使们一时间呆住了。微微敞开的厚重窗帘间透进薄光，为房间带来了些许光亮，卧床位于正中高高架起，薄纱的床帏左右垂下，阴影中一个男人的身影若隐若现，他们意识到那就是切萨雷了。

切萨雷知道特使们进来了，但还是懒洋洋地靠在床背上，并未起身。浅灰色紧身裤包裹着美好的腿形，右腿弓起，右臂懒散地搭于其上，宽松的白衬衣袖口散乱地敞着，左腿随意地伸在一侧。

片刻过后，两名特使适应了屋内的微弱光线，方才发现，卧床另一侧还跪着一个女人。乌黑的长发垂至腰际，恰有微光透过薄纱打在她的脸庞，略显苍白的面容美得令人窒息。她忘我地仰望着切萨雷，仿佛生怕错过男人任何微小的意图。

服侍于侧的绝美女人，与对女人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径直看向特使们的切萨雷，如此情景让两位老练的外交官失去了一贯的冷静，被这一甜美与残忍交织的画面俘获，陷入了原始欲望的旋涡。

失神的两人已全然忘记了拜访的初衷是要探寻切萨雷的真意，含糊地转达了主君埃尔科莱公爵的问候即退下了，事后才意识到没能从他嘴里敲出只言片语。两人复又提出会面申请，得到的却只有冷冰冰的拒绝。对于切萨雷来说，召见强国费拉拉特使仅仅是义务，见过就算交差了。

数日后，特使二人方听闻，会见当日侍奉在侧的女人是个哑巴，在给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公爵送去的报告文书中如此写道：

“切萨雷公爵拥有最为理想的女人——不能说话的女人。”

得不到切萨雷召见，无可奈何滞留罗马的人并不只有费拉拉的特使们。从里米尼而来的两位市民代表，未获切萨雷召见已两月有余。从司铎殿外的路上能看到切萨雷办公室窗户投出的灯光，偶尔窗上会映出他高挑的身影，虽然无从得知他在房间里究竟在做什么，但灯光时常亮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由于白天通常要与教皇共商事宜，故而可供他独自思考制订计划的时间，只能是晚上。他需着眼广阔的罗马涅公国全局，需让上至队长下至士兵的所有家臣高效工作，还需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情报了然于心，同时小心经营与路易十二世的关系。对于新任君主的切萨雷来说，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他手下的秘书们也是夙兴夜寐，信马就如箭在弦上随时待发。

被赞为“纳言敏行”的切萨雷每次迈出自己的办公室时，其所作所为必会引起全罗马上下的瞩目，各国情报官和年代记作者们永远不会缺少能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材料。为筹备卢克雷齐娅的婚礼，当时的罗马频频举办各式宴会舞会，切萨雷既是主办人，也是场上无限风光汇聚的中心。每逢盛会，在又惊又喜的教皇父亲眼里，年仅26岁的他仿佛不知疲倦般地纵情享乐。其中，10月30日夜间在他宫殿召开的宴会尤为特别，让以布鲁卡鲁多为首的年代记作者们兴奋讶异。当晚到场的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们络绎不绝，更有教皇莅临，借布鲁卡鲁多的话来说，还预备了五十名“世界最古老职业的女人们”，以庄重奢华开局的宴席，在夜半之时卸下了假正经的伪装，彻底化为了荒淫无序的盛筵。

切萨雷令人在大宴会厅中央摆上了一排高立的烛台，命女人们脱去衣服，要她们在不碰倒烛台的前提下，逐一依次绕过后跑到自己身边，最快到达的人将可与自己共度春宵，女人们为这句话爆发了娇媚的欢呼。片刻后，随着开始信号的发出，女人们跑了出去，向上盘起的秀发、佩戴在颈间耳上乃至手臂上的宝石，与白皙的肉体一同摇晃。一时之间欢声四溢，不只是在旁观赏的男人们，为了不让烛台倒下，边跑边躲避四溅烛火的女人们更是娇呼连连。竞赛结束，安坐于椅上的切萨雷面前，蜂拥着簇成一团的肉体们，已无法分辨哪具身体才是第一名。直到特韦雷河上泛起白色的晨雾之时，当夜的盛筵都没有结束。

进入12月，埃斯特家的两名公子抵达罗马，他们肩负着护送新娘卢克雷齐娅前往费拉拉的职责。梵蒂冈突然繁忙了起来。这次的婚姻是卢克雷齐娅第一次离开身在罗马的父亲身边，为了远嫁到费拉拉的女儿，新娘的所有嫁妆几乎都由教皇亲自过目。

某一日的傍晚，晚霞依然弥漫着柔和的气息，罗马冬季特有的清新空气开始一点点染上茜红色，跨过特韦雷河通往司铎殿的路上，受邀前来参加舞会的宾客们鲜衣怒马、欢声笑语。这是切萨雷为了要远嫁的妹妹，在罗马主办的最后一次舞会，主宾是卢克雷齐娅和埃斯特家的公子，宾客们不只枢机主教，各国大使、高官们以及罗马的贵族们，几乎全员都受到了邀请。以暗影中的教皇宫为背景，当晚从司铎殿所有窗户流泻出的光辉，映射在特韦雷河的水面上，灿烂有如灯火海洋。

大宴会厅里挤满了陆续到来的客人，教皇姗姗来迟，带领着枢机主教们进入大厅，对下跪迎接的人们逐一给予了亲切的回应。他的脸上情绪外露，仿佛喜极而泣，但人们的视线，几乎全集中在了切萨雷身上，即使他仅仅跟随在父亲身旁一言未发。

音乐响起了，是叙事曲。坐于高位的教皇遣立于自己身侧的切萨雷去跳舞，于是切萨雷转身退下，朝大厅中心被众人簇拥着的妹妹走去。卢克雷齐娅接受了兄长的邀请，两人被舒缓甜美的音乐环绕，翩然起舞。当晚，切萨雷全身素白，纯白紧身衣顺畅地包裹着修长的双腿，缎子上衣罩着他宽厚的胸膛，在灯火下，白缎斗篷随着舞动映出柔和光芒，唯一的装饰是头上的天蓝色贝雷帽，以及帽檐上由紫色宝石做成的宝剑饰物。一袭白衣配上他勤于锻炼晒出的古铜色面容，使已近26岁的切萨雷比平时看上去更加年轻。

身材高挑的兄长轻松地带领着将将及其肩头的妹妹共舞，妹妹则完全将自己交由哥哥，随他翩翩起舞。切萨雷俯视着这样驯顺的她，眼中闪出温柔的光芒，嘴边刻下迷人的微笑。比兄长年幼5岁的卢克雷齐娅身穿红色丝绸制的盛装，与黑发古铜色皮肤的兄长成鲜明对比，有着金色长发和雪白肌肤的她与这红色相映生辉。常理来说，宴会的主人已经开舞，其他人便可相继进入舞池，但此刻，却没有人打算一同起舞，他们环绕大厅而立，仅仅目视着切萨雷和卢克雷齐娅这对舞伴舞向大厅中央。而兄妹二人仿佛陷入了幻境，世界中只余彼此，一舞至死方歇。

十天后，卢克雷齐娅离开了罗马向着费拉拉出发。

到了1502年，这是切萨雷得以将野心变为现实的第四个年头，此时占据他脑海的是博洛尼亚、曼托瓦、托斯卡纳及马尔凯。其中，博洛尼亚因路易的反对，还没办法顺利拿下。而实力不容小觑的曼托瓦，切萨雷打算为自己在法兰西的两岁女儿和曼托瓦公爵一岁的长子费德里科订下婚约，以联姻结盟。剩下的就只有托斯卡纳和马尔凯了，除去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全境和乌尔比诺等小国集结而成的马尔凯地区，共同成为切萨雷第三次出征的目标。

但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表现出了想要南下意大利的征兆，切萨雷的征程无法立即成行。虽然皇帝的真意是要牵制仇敌法兰西国王在意大利势力的扩张，但其实南下意大利的名义对他来说几乎信手拈来。毕竟，自中世纪以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罗马教皇，地位称号与职责所在相辅相成。所以，探访罗马教皇、视察意大利各国等，均可成为正大光明南下的理由。然而，皇帝要是来了，最麻烦的还是切萨雷。为了让皇帝留在遥远的德国，他甚至将以往过节一笔勾销，和法兰西国王互通有无。幸运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意大利诸国而言，影响力已不如从前。皇帝的南下，不仅是波吉亚，连那波利分割协定已近破灭的法兰西和西班牙，也同样不赞成。皇帝本人则表示，就算你们反对，只要意大利诸国有人接纳他，他就必将南下。最终，威尼斯共和国的反对成为摧毁皇帝决意的最后一根稻草。与一向关系不好的皇帝相比，威尼斯与法兰西和西班牙走得更近，站在了现任教皇波吉亚这一边。于是，皇帝军队的南下被彻底否决了。

但是，仍有一个理由让切萨雷滞留在了罗马，征服了那波利的西班牙与法兰西两国围绕二分统治案产生了争执，波吉亚的预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成了现实。对切萨雷来说，这虽然是他期盼的结果，却来得太快了，那波利并不是他现阶段能吞下的目标。话虽这么说，但对事态发展的关注也不能松懈。他不能离开罗马，只同教皇父亲一起去了一趟皮奥恩比诺，在那里也没有停留太长时间。

但是，长期引而不发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再想要抑制就绝非易事了。

第三次征程被严重延期了的切萨雷，丝毫未曾想过要终止行动。只不过，取代以往的野外行军扎营，这次的征程是在他的办公桌上展开的。

目标是比萨和阿雷佐，切萨雷用两个计策打开了局面。第一个是利用麾下的秘密情报员，煽起佛罗伦萨和比萨两个共和国间长久以来的敌对情绪，让比萨误以为佛罗伦萨想吞并自己，并将比萨市民的舆论转向“与其被联合军攻击，最终屈服于仇敌佛罗伦萨，还不如选择波吉亚”的方向。第二个策略就是武力威胁，切萨雷将在心中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燃着复仇之火的维特罗佐用于此处，让军队像上次一样奏响死亡的乐章。但驾驭这名猛将需时不时地收紧缰绳，若任其肆意妄为，托斯卡纳将会燃成一片废墟。

5月末，比萨的市民代表造访了罗马，请愿由切萨雷保护比萨。对比萨觊觎已久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对此大吃一惊，但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说是无能为力，事实是意大利的这两大共和国一直互为掣肘，从未尝试联手统一行动，切萨雷深知并利用了这一点。

6月7日，阿雷佐在维特罗佐的面前打开了城门。数日后，瓦尔蒂扎纳全域已由切萨雷的部下所掌控。至此，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在切萨雷势力的海洋中被孤立了。

了解一个地区的现状并加以利用和煽动，未动用庞大的军事力量就对佛罗伦萨形成了包围的切萨雷，正一步步地摆脱法兰西国王路易的控制。

成功走到这一步的切萨雷，终于能在四下军马的嘶吼中生存下来了。

第七章

1502年6月12日，切萨雷仅带四百名亲卫队士兵便离开了罗马，他的精锐之师集结在斯波莱托，两军会师后沿路前行收编士兵，部队如滚雪球般一路不断壮大。同时，切萨雷在自己的领地罗马涅公国广发布告，命所有家族必须每家出一人参军，这即是后来被马基雅维利所提倡并沿用至今的近代国家军队的核心——征兵制度的原型。与使用金钱雇佣士兵所组成的佣兵制相比，征兵制是彻底的改革，这使从军不再是“职业”而是“义务”。

但切萨雷的征兵制尚是雏形，他的军队主力，目前也只能是维特罗佐和雇佣兵队长们带领的佣兵部队，从路易十二世手里借来的士兵也同样是拿了报酬才干活的佣兵。不过，切萨雷正在一点点地改变这个现状，并希望将来自己军队的士兵，能够全部出自征兵制。这件事无法急于求成，究其原因，自古以来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争，都是职业的雇佣兵与雇佣兵间的厮杀，而一般市民对战争知之甚少，甚至缺乏最基础的训练。唯一的例外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海军。将所有筹码都押在海上的威尼斯，只从本国市民挑选海军成员，与采用佣兵制的他国陆军完全相反。威尼斯人对军队的思考方式与其他意大利诸国全然不同，威尼斯共和国历任元首，几乎所有人都是海军提督出身，拥有常年海上服役经历。但是，对当时一般的国家和支配者来说，切萨雷的这个构想完全不合常理。只有一人，而且是在此之后十年才出现的将其付诸现实的人，切萨雷的妹夫——费拉拉的阿方索·德·埃斯特，在加入康布雷同盟与威尼斯陆军战斗的时候，临时采用了征兵制。

在当时，察觉到改革征兵制度即能改变意大利的，只有年仅26岁的切萨雷、25岁的阿方索，以及33岁的马基雅维利三位年轻人。

切萨雷的军队翻过翁布里亚丘陵不停向前，然而此次真正的战略目标，依然无人知晓。各国的情报网以及士兵们大多以为目标八成是卡梅里诺，而切萨雷心中却另有打算，并早在暗中完成了谋划。

乌尔比诺公国，1502年。

后世有卡斯蒂廖内的著作《宫廷人》，赞颂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为“意大利的光芒”，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现今还藏有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为这位“文武双全之伟人”亲笔绘制的肖像画。距离1502年已去世二十多年的他，身背庶出名分，于学术上造诣高深，作为武将，才能表现仅次于杰出的名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

在他的统治期间，小小的乌尔比诺公国因学者和艺术家们繁花似锦的成就，闻名于整个意大利，尤其是由费德里科创设的图书馆，甚至据传其藏书种类和珍贵程度超越了美第奇家族。与其他危机四伏的意大利宫廷相比，乌尔比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温和平静令人忘却危险的宫廷氛围，包括文学家、音乐家在内，近五百余人寄身于这个远离纷争的宫廷。意大利的贵族和君主们很看重这种氛围，纷纷将其子弟托付于此，费德里科也毫无保留，向留学生们悉心传授完美的教养与武艺。

公国的家臣与民众们对领主信赖有加，在他的统治下乐享安稳的生活，当他作为佣兵队长远征在外，会为了减轻他的担忧而自发自治。而当他身在公国，每天最常见的风景，就是民众们对独自一人上街散步的公爵致以亲切的问候。而在他的时代中，意大利的君主和统治者们无人有胆量如他一般，可以毫无防备地上街散步。

但伟人如他，在弥留之际，将年幼的儿子和公国的未来托付给了自己的挚友——著名的佣兵队长罗伯特·马拉泰斯塔，未曾想到几乎与此同时，受托的这位也死在了博洛尼亚的床上，并且巧合地也将自己的国家里米尼托付给了费德里科。

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

费德里科的儿子圭多巴尔多在父亲去世时年仅10岁，精神和躯体同样纤细的少年在宫廷之中被小心地呵护成长。在乌尔比诺宫殿宽阔的台阶上，在留有浓重中世纪风貌的古比奥街道的石板路上，总能看到他那陷入沉思四处漫步的身影。如今，圭多巴尔多年过三十方与曼托瓦侯爵的妹妹伊丽莎白·贡扎加完婚，暂未有子嗣，虽子承父业也成为一名佣兵队长，但更偏好在自己的宫殿里欣赏艺术品和书籍。他热爱文雅讲究的生活，为人温和厚道，以慈悲为怀，在当时动荡的大势中，之所以能够维持住国家，主要是仰仗先父遗泽。此外也因他本人性格实在温和，从不说他人是非，也从未结过任何私仇，公国的民众们对于费德里科的这个儿子总是爱护有加、关怀备至。

他和波吉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甚融洽。1496年冬，他作为甘迪亚公爵的副将随军参战，一度因战败被俘而被切萨雷置之不顾。而随后发生的甘迪亚公爵暗杀事件，他曾被列入嫌疑人之列。自切萨雷起兵伊始，乌尔比诺公爵就时常作为切萨雷麾下的佣兵队长随军出征，但从未立过显著战功。

6月中旬，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从教皇处收到一封来信，内容是要求为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的军队提供武器和兵粮，及准许军队途经乌尔比诺领地，便于其攻打卡梅里诺。此外，来信称会将切萨雷的顾问德·罗利斯主教送至佩鲁贾，公爵针对此事的回复送至佩鲁贾即可。圭多巴尔多自认已免于一难，对上述要求当然是全盘接受，当即将以心腹多提为首的两名家臣送到了佩鲁贾。多提一行人受到了主教热情的接待，向其展示出了乌尔比诺公国对切萨雷的恭顺后，获准前去斯波莱托觐见切萨雷，临行之前还得到了乌尔比诺公国将安全无虞的保证。

20日晚，圭多巴尔多正在乌尔比诺郊外的村庄安然地享用着晚餐，此时，满身泥泞的哨兵来到他的近前，报告说切萨雷及军队正一路朝着这边前进。但从斯波莱托到乌尔比诺要跋涉80公里的山路，圭多巴尔多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只是一笑了之。但紧接着，第二名哨兵也到了，这次的报告让圭多巴尔多慌了神，报告称切萨雷早已到达了卡利，恐怕明早即可进入乌尔比诺的城镇。随后第三名哨兵到达，报告称乌尔比诺已被切萨雷的军队包围了。这样的行军速度简直令人闻风丧胆，更何况切萨雷不仅以神速翻过了亚平宁山脉，还是在夜间行军。

当切萨雷到达诺塞拉的时候，发令全军改变行军路线，不再向东进攻卡梅里诺而是改道北上。翻越亚平宁黑色山峦的行军途中，切萨雷始终走在全军的最前方，跋涉35公里，于入夜之时进入了卡利，先头部队的两千士兵刚刚占领此地。虽然全军在此稍作休整，但切萨雷和他的队长们可没有休息，他给部下们详细部署了进攻乌尔比诺的战略。军队再次出发，先头部队于夜半时分已进入了费尔米尼亚诺，距乌尔比诺城仅10公里之遥，随后陆续到达的军队，对乌尔比诺渐渐形成完全包围之势。奇袭，常常是制胜的不二法门。

犹如被晚餐的饭桌追赶一般，圭多巴尔多快马加鞭回到乌尔比诺城，此时城里早已得知了敌人来袭的消息，惊恐的民众骚动不安。圭多巴尔多一进入城堡即被仓皇失措的家臣们团团围住，他们异口同声地控诉毫无防御准备的领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的恐惧不断升高。有人主张积极防守，但圭多巴尔多表示必须要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幸运的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因为去嫂子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处做客而不在城中。最终他决定带着作为养子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逃跑，他劝说大家“只要我出逃，乌尔比诺公国全体都可获得保全”，家臣们对此只能以泪洗面默默听从。舍弃了自己美丽的宫殿连同收藏在内的美术品，他带着养子和少数几名随从，暂且逃向了圣莱奥的要塞。

但那里也早已落入了切萨雷之手。于是他们乔装成百姓逃去曼托瓦，对于身患痛风的圭多巴尔多来说，潜逃之行异常艰辛，历经七天才最终踏上了曼托瓦的土地。

在圭多巴尔多逃跑数小时后，切萨雷在黎明曙光普照大地之时进入了乌尔比诺城，弓箭握于单手，胯下战马因行军而满身泥泞，恭迎他入城的家臣们与市民代表面色沉重，但全无抵抗。他径直占据了公爵所居住的城堡，稍事休息后，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接受重臣和市民代表呈上的象征投降和服从的决议书，针对市民发布公告，称将保证全体市民的安全，承诺军队不会出现暴行，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可照常进行。不过，虽然切萨雷原样保留了全部的市民代表，但圭多巴尔多的心腹政府要员却一个没留进行了全员置换，军队倒是没进入乌尔比诺，而是驻扎在费尔米尼亚诺。

乌尔比诺民众一度对切萨雷宽大的处理方式深感意外，以为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快残酷的现实就被摆到了他们的面前，因为过于了解切萨雷的谋略行事，多提等三名家臣被处以死刑。

切萨雷对乌尔比诺发起的这次闪电战，彻底震惊了周边诸国。佛罗伦萨、博洛尼亚、曼托瓦，乃至因迎娶了卢克雷齐娅而本应安心的费拉拉，一时之间都开始热衷于同切萨雷搞好关系。而拿不出利益交换资本的小国，只能提着心吊着胆，在国内为所欲为惯了的小领主们，现在个个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卷铺盖逃跑。

在切萨雷进入乌尔比诺城的三天后，圣马里诺共和国与切萨雷的代理人拉米罗·德·洛尔卡缔结了归降协议。随后，卡梅里诺也落入了切萨雷之手。为攻下卡梅里诺，他派出了手下的格拉维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卡梅里诺的领主瓦拉诺更情愿议和，但深知切萨雷心思的他也清楚这是白日做梦。乌尔比诺陷落一个月后的7月20日，卡梅里诺也被攻破了，但不同的是，切萨雷对丝毫不得民心的卡梅里诺领主一族处置得非常彻底，借用当时年代记作者的话来说，领主和他的三个儿子被用“瓦伦蒂诺式”的方法杀死了，即快速准确地彻底绝断被征服地君主血脉的方式，其中三人能确认是经由唐·米凯罗特之手丧命。

此次战略胜利意味着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包围已近完成，面对此番形势，佛罗伦萨共和国也被迫必须要认真地思考对策了。

切萨雷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派遣了使节，在要求履行先前协议的同时，禁止其对逃亡的乌尔比诺公爵进行援助。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震惊于切萨雷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为与他交涉，匆忙派出两名特使，首席特使是弗朗切斯科·苏德里尼主教，次席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书记官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此次交涉的过程，可从二人与佛罗伦萨政府间互通的二十五封书信中尽数得知。

6月24日深夜，刚刚到达不久，连正式官服都没来得及穿的两名佛罗伦萨特使就接到了来自切萨雷的首次会谈通知，二人在乌尔比诺城堡内的一间房屋稍作休息等候会面，城堡已被切萨雷征用为宿舍，供其数名心腹和近卫队队员居住。片刻后，身着长至脚面的黑色天鹅绒长袍的主角切萨雷现身了。阻止了特使二人尚未出口的照本宣科般的外交辞令，切萨雷的口气一上来就十分严厉明确，他谴责佛罗伦萨不想履行去年5月签署之协议的态度，表示自己有生以来从未被如此慢待，接着说道：

“如果佛罗伦萨希望成为我的朋友，当然是最好的。若是相反，恐怕从此刻开始，我将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处理与佛罗伦萨国境相接壤的领土问题，我个人自然是希望尽可能地减少针对领土范围和领土安全方面将面临的冲突。”

对此，两位特使尽力解释试图化解他的控诉，表示共和国政府一直在为了与公爵维持友好关系而持续地努力着。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切萨雷斜后方的烛台，火光跳跃中，切萨雷眸中一道光亮闪过。

“我希望你们对我有足够的信任，只有在被充分信任的前提下，我才有可能协助你们解决问题，一切都有的商量。但相反，若是得不到信任，恐怕我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免受贵国威胁，将被迫继续推行我的作战计划。我太清楚贵国是如何评价我的了，半句好话也没有，别说好话了，甚至骂我是杀人犯。”

趁着特使两人哑口无言，切萨雷又讽刺地说道：

马基雅维利

“我深知两位经验丰富、行事谨慎，但还是有句话不得不说，我非常讨厌你们的政府，无法让人信任，十分有必要来点改变。”

两人十分震惊地看着切萨雷的脸，这样的话连法兰西国王都不曾说过。紧接着，切萨雷继续用严苛有力的声音说道：

“政府就应该善于改变。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你们的政府能够遵守约定，或者，二位就尽快将我对这种做法已经忍无可忍的事情转告贵政府。一言以蔽之，想要作为朋友的我，还是想要作为敌人的我。”

两位佛罗伦萨人只是反复地向他抗议说自己的政府是优秀的，并极力澄清佛罗伦萨人行事认真，绝不偷奸耍滑，切萨雷笑了笑：

“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凭什么认为你们的话足以影响我自己的判断？”

两位佛罗伦萨人仍未放弃，他们进入了正题，解释道，要想获得佛罗伦萨的信赖与友情，只要将身在佛罗伦萨的维特罗佐阁下召回即可。但是，切萨雷的态度没有丝毫动摇，他的声音越发低沉严苛，脸颊反而渐渐浮起了微笑。

“你们是等不来我赐予这个恩惠的。要说为什么，不仅仅是佛罗伦萨不配，更是你们现在的这些佛罗伦萨人不值得我下这个命令。”

反正，切萨雷声称自己与托斯卡纳的事情毫无关联。

“确实，维特罗佐是我的部下，但我可以发誓，发生在阿雷佐的事情同我毫无关系。”

继续说着话的切萨雷的眼神，尖锐得像是要刺穿他们二人一般，但脸上的微笑却愈加深沉了。

“不过，对于佛罗伦萨人所失去的，我并不感到可惜也是事实。不止如此，甚至我几乎可以说是十分满意的。”

两位老练的外交官被切萨雷的气势压倒了。即使是年轻的马基雅维利也有着与法兰西国王交涉的经验，然而对他们来说，切萨雷却比国王还要难以应付。当晚持续了两小时的第一次会谈，以切萨雷如下的一句话而宣告结束：

“我不是为了施加暴政而生，正相反，我是为了消灭暴政者而生。”

第二次会谈本应该安排在次日，但直到晚八点两人都未得到切萨雷的任何联系。即使这样，伺机而动的两位特使还是想方设法与切萨雷麾下的朱利奥和保罗——两位奥尔西尼家族出身的佣兵队长，取得了联系，向与佛罗伦萨有着深厚关系的奥尔西尼家的这两名队长拜托，希望无论如何能帮忙安排与切萨雷的会面。最终，他们等来了会谈的通知。

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会谈依然毫无进展，切萨雷的强硬态度一如既往毫无改变。两位特使表示，自己并不能全权代表政府做决定，必须向本国政府充分说明情况后方能得到进一步指示，为此希望得到四天的宽限。快马去向佛罗伦萨政府报告，得到指示后再返回乌尔比诺，这个过程最快也要四天。切萨雷同意了。这个指示将决定接下来的事态演变，是和平，抑或战争。

时间紧张，骑马回佛罗伦萨的任务不得不由次席特使马基雅维利来担任。从乌尔比诺出发前往佛罗伦萨的路上，他骑马走过夏季的山道，亲笔将萦绕在头脑中的想法写在了给佛罗伦萨政府的通信上，内容大致如下：

“这位君主是个气概不凡的伟男子。手持武器，英勇善战，兼具宽广胸怀，为了荣誉与征服不辞辛劳、不畏苦痛、不惧危险。无论面对任何挑战或突发事件，都能立即掌握状况并制定对策。有最为优秀的意大利人做臣下，并被他们所仰慕。更为难得的是，他那一路稳步撷取的令人敬畏的胜利，都在被无上的幸运庇护着。”

而孤身一人留在切萨雷身边的苏德里尼，使出浑身解数多方打探，试图挖出这个男人的真实意图，却是白费了力气，切萨雷绝不会将自己的真意轻易示于人前。军队总是整装待发，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却无人能提前知晓，目标只存于切萨雷一人心中。

数日后，佛罗伦萨送来了回复。此时已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的佛罗伦萨，得知唯一能制约切萨雷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正亲自奔赴意大利，选择的应对是姑且先争取些时间。在切萨雷要求的事项当中，支付36000达克特的年金以及宣誓归顺这两项，佛罗伦萨共和国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并且，佛罗伦萨还固执地想要将对他们来说十分棘手的维特罗佐从阿雷佐驱逐出去。

7月7日，法兰西国王随开往那波利的军队一同，翻过阿尔卑斯，进入了阿斯蒂。随即，利用国王的身份介入了切萨雷对佛罗伦萨的交涉，声称自己也要从后者那里获得高额的年金，并对切萨雷要求的宣誓归顺表达了不满，得到支持的佛罗伦萨最终得以降低了年金的金额。现在的切萨雷在遭遇法国国王的时候，局面依然离势均力敌相差甚远，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法兰西大军压境之时。而就在他们为协议内容争论不休的同时，法兰西军队的先头部队也在不断地南下。

直到7月20日，新的协议方案最终达成。佛罗伦萨一方只需履行支付18000达克特年金的义务，切萨雷一方则必须召回身在阿雷佐的维特罗佐及其军队。时至今日，横在切萨雷面前的高墙，看上去似乎还是那么的厚重。

第八章

为了取得政府指示，马基雅维利将苏德里尼留在身后，离城一路骑马朝佛罗伦萨奔去，而另一名佛罗伦萨人恰好与他擦肩而过，踏入了乌尔比诺城门。这名身穿本色麻布长袍的老者，登上入城的石板坡道，径直朝宫殿的方向走去。老者斑白的长发和胡须遮去了大半的面容，虽然脸庞布满深深的皱纹，但是长眉斜飞入鬓，双目炯炯有神，在包裹全身的长袍之下，还隐约可见这个年纪少有的强健肌肉，走起路来也是十足的稳当，唯有从长袍袖口露出的双手稍微显露出他的年龄——手背上有已些许突出的静脉血管。

老者来到公爵所居住的城堡门外，向守卫表示想要拜见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阁下，没有推荐信和介绍信，甚至连自荐信也没出示，老者只是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在仆从入内禀报期间，老者就站在门边等待。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从他的面前走了过去，随后，好似队长的强壮男子们身着体面的盔甲，高声交谈着出了宫门，没人回头去看站在门旁的老者。只有一个骑马进门的年轻男子，在下马把缰绳甩给马夫的瞬间，直直地看着老者，撞上了同时看向自己的老者的视线。

通报的人回到门口，告知老者主人说要见他。老者被引入美丽的宫殿之内，路上与许多年轻人擦肩而过，他们无一不散发着朝气的活力。

走过长长的走廊和台阶，最终到达了深处的一个房间，侍从向看似没人的屋子禀报了老者的到来后，关门退下了。房间并不十分宽敞，在曾于各式奢华宫殿行走的老者看来，这里近乎俭朴。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色屋顶，由古怪的黑色粗柱子支撑，至于家具，房间里除了有个炉火已经熄灭的石砌暖炉外，就只有一张厚实的栗木做成的修道院风格的大长桌，和两把同样木质的椅子。其中，老者的目光被桌子上的东西吸引了过去，桌上有一张大大的亚平宁半岛中部地图，好似有人在此工作一般，地图上放着一杆羽毛笔。

老者不再研究地图，抬起目光，发现房间还连有一个阳台，通向阳台的门外冒出了几片常春藤的叶子，极目远眺则能够望到翁布里亚的山峦。此时，老者方注意到，有一位青年正隔着门旁唯一一扇打开的窗子，在对面直直地打量自己。老者走到门边，由白色石膏修饰的细长的阳台出现在眼前，那里站着两名青年。

其中一人，即一直看着老者的青年，靠在阳台扶手上，身穿毫无缀饰的浅灰色上衣与同色紧身裤，生长茂盛的常春藤枝叶爬满了屋顶，阳光照下来，将点点绿荫洒在了年轻人古铜色的脸庞和浅灰色的衣服上。另一个青年之前好似在说着什么，身体面向灰衣青年，现在也转向了老者，老人回想了起来，这就是自己在宫门处遇到的年轻人。两名青年年龄相仿，看上去都十分俊美，但灰衣青年一方，全身散发着坚决与威严的气息。

站在阳台门口的老人，静静地，朝灰衣青年弯腰行礼。青年在阳台上仅有的一把木制椅子上落座，向老人显示了身份，并顺带介绍了身边的另一名青年。

列奥纳多·达·芬奇

“米凯雷·达·克雷利亚，我的家臣。”

老人立即意识到这位就是以唐·米凯罗特之名而出名的男人，切萨雷那恶名昭著的左膀右臂。乍听到这个传闻中常和死亡相连的名字，老人的表情毫无变化，与其说毫无变化，倒不如说像是被激起了好奇心一般，看着这年少俊美的杀人犯，平静地向他也行了一礼。从这天起，老人便留在了切萨雷的身边。

两个月后的8月18日，切萨雷领土内，上至地方长官、城防守将、队长、佣兵队长、将校，下至一般士兵，均从身在帕维亚的公爵切萨雷处收到了一封布告：

“现通告要求各地区，须为我最亲爱的友人建筑技术总监列奥纳多·达·芬奇，保证各地区的通行自由，并提供尽善尽美的接待。他即将按照我的指派，出发巡视公国内的所有要塞，对此，各方务必竭尽全力协助其完成任务。此外，公国内所有的城堡、要塞、设施及相关的各种土木项目，技术人员在开工前或建设中都需咨询并听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意见。若是有人胆敢违反我的命令，哪怕是我的得力爱将，也请做好承受我的怒火的准备。”

在历史上，天赋领域各不相同的天才们，彼此相遇并相互协助发挥才能的例子并不多见。列奥纳多是思考的巨人，而切萨雷则是行动的天才。列奥纳多在现实的彼岸上独自悠悠踱步，与之相反，切萨雷在现实的河流中骑马昂然前行，但两人在精神深处却有着共同之处——对自己才能抱有的自负，拒绝不被自己承认的，抛弃不被自己需要的，完全地遵从自己的内心，这使他们得以通向完全的自由，哪怕是神圣宗教与伦理道德也无法束缚的自由。只是，竭尽全力维持自己通往极端怀疑主义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活用到现实世界，是一件需要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的难事，而这二人恰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列奥纳多·达·芬奇绝不仅仅是《蒙娜丽莎》的作者，从他留下的数量众多的手稿中能看出，他的研究成果涵盖领域广泛，但其中他本人最看重的却是国土规划，当时来看，能在这方面助他实现理想的人物，只有势力强大的“君主”。拥有现实视野的列奥纳多，敏锐地察觉到了共和国制度的缺陷。

拥有自由的地方便无法产生秩序。

——出自列奥纳多手记

他于早年就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佛罗伦萨共和国，被誉为伟人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不仅没有足以实现他理想的势力，甚至连理解他的能力都没有。离开故土的列奥纳多，转而依附于当时公认实力最强的米兰的摩尔人，但是，长达十几年的旅居米兰随着摩尔人的没落而被迫中断了，“公爵失去了国家、财产以及自由，他全部的事业都戛然而止了”。

因有感公爵摩尔人的没落所写下的语句，同样也是在叹息自己理想的被迫中断。离开米兰后的列奥纳多选择了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因土耳其帝国的威胁而常年被迫坚守城池，同时拥有着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不同的坚固的共和体制，列奥纳多寄望于其雄厚财力和宏大气魄，提出了使用河流阻止土耳其军队入侵的宏伟方案，但不成想方案却胎死腹中，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返回了佛罗伦萨。

列奥纳多从心底认定切萨雷是理想的君主，切萨雷对列奥纳多来说不是作为赞助者，而是作为可以共同实现自己理想的朋友。列奥纳多从切萨雷身上找到的，是可以为达彼此心愿尽施各人所长的同时，携手实现共同目标，这是他在洛伦佐、摩尔人以及威尼斯身上都未曾寻到的。

而切萨雷是刚上台不久的君主，必须要从零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首先要修筑城堡和要塞，然后是对历经战火的城镇整顿、运河修筑以及道路建设，领土处处如白纸亟待描绘。列奥纳多的才能对切萨雷来说，无比珍贵。

列奥纳多和切萨雷，这两个人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对方的才能和自己的所需。这里完全不存在艺术家寻求保护人，或赞助者吹捧艺术家的关系，这里只存在着如何利用对方达成自己的理想这一冷酷的个人意志。与保护和援助相比，与居高临下的施舍相比，这二人间的关系是如此的诚实与美妙。

这样的关系，只有在完全明确自己目的的人之间方能存在，进而诞生出真挚的互相尊重。26岁的切萨雷与即将迎来50岁的列奥纳多，对彼此就抱有这种难得一见的真挚之情。

自乌尔比诺与切萨雷的第一次会面之后，列奥纳多就留了下来，主要参与城堡设计和武器研制等工作。同时，列奥纳多对珍藏于有名的乌尔比诺公爵图书馆内的两部阿基米德古抄本兴趣浓厚，但其中只有极少的几个感兴趣的段落，可供他誊抄到自己的手记中。

再次从阿雷佐返回的维特罗佐与切萨雷均应允了列奥纳多，助其寻找阿基米德的其他古抄本，切萨雷通过帕多瓦主教的门路，维特罗佐负责核实出现在博尔格·迪·圣塞波尔克罗的线索。

列奥纳多于8月1日抵达了佩萨罗，停留期间探访了当地图书馆。后从佩萨罗沿亚得里亚海岸一路北上，一周后到达里米尼，他当时在手记中写道“一路走来的景象，正如在里米尼看到的泉水一般，各种各样的瀑布最终汇于一泉，合奏出统一的和谐乐章”。再度出发，沿艾米利亚大道北上，进入了切塞纳，他在这个切萨雷的公国都城额外停留了一段时间。切萨雷想按照一国都城的规格，将城市好好修整一番，为此要修建一条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长达20公里的运河，要在市区建造对应的大型港口，意在与威尼斯之间建立海上交通，列奥纳多对这个规划十分上心，停留在此便是为了视察工程进度。9月6日，抵达切塞纳蒂科，以切塞纳为起点的运河，将在此处流入亚得里亚海。前文提到切萨雷广发的通知，就是为了他此次视察旅行而发布的，在这里，列奥纳多不只负责建造运河，还研究了城市整体的防御策略。

在列奥纳多外出视察期间，切萨雷结束了在伦巴第的停留踏上了返程。为了攻打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他将下一次大本营定在了伊莫拉。伊莫拉不仅离博洛尼亚很近，还有1499年被他攻破收入囊中的坚固要塞，作为进攻的据点再合适不过。10月，切萨雷将列奥纳多召至身边。在这里，列奥纳多一边绘制着伊莫拉周边的精密地图，一边监督修整城堡要塞，同时还在为预防万一发生的包围战做准备、研究对策。切萨雷将自己居住城堡内的一室赐予列奥纳多用以起居，两人几乎每日都在一处并肩工作。故而在即将爆发的可怕危机中，列奥纳多得以平静地在最近距离，旁观切萨雷被危机侵袭并渡过难关的全部过程。而至于另一个同时在切萨雷身边的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利，列奥纳多却未与其有何深交。

到了1503年，与切萨雷频繁的行动相反，列奥纳多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留在伊莫拉的城堡，根据切萨雷整理好的资料继续埋头工作，为了切萨雷，更是为了自己。

列奥纳多绘制的伊莫拉地图

不过，列奥纳多在伊莫拉的宁静生活，最终也是一朝尽毁。8月18日，恰巧是切萨雷为列奥纳多发表布告一年后的同一天，身在罗马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逝世了，紧接着，波吉亚家族急速没落。教皇父亲过世的时候，切萨雷也重病在床无法起身，悲剧在此拉开了帷幕。

突来的变故中，罗马涅公国对切萨雷的忠诚并未变质，尽管如此，伊莫拉全城还是在一夜之间兵荒马乱，面目狰狞的士兵在城中四处游走，这里已无列奥纳多的容身之地。当切萨雷在罗马被捕的消息传到伊莫拉后，列奥纳多最终决定离开。和一年前来到这里一样，他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

这之后的列奥纳多辗转于佛罗伦萨、罗马、米兰等地，始终没能找到足以代替切萨雷的君主，在离开切萨雷身边的第十六年，在遥远的法兰西土地上结束了他的一生。

在切萨雷短暂的一生中，曾与两位伟大的文艺复兴人物有过交集，马基雅维利与列奥纳多。马基雅维利被切萨雷的理念点亮了思想的火花，以他为原型，写下了《君主论》。但列奥纳多对切萨雷却没留下只言片语，同摩尔人没落时一样，连一句叹息的话语都没有留下，流传至今的只有与切萨雷共事时一起署名的几张地图和一些土木工程设计草图。

约五百年后的1967年，在马德里国立图书馆的书库深处有了新发现，即后来被称为《马德里手稿》的列奥纳多的设计草图与随身手记。同手记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他与弟子的一些衣服，其中包括一顶斗篷，后来被推测是切萨雷·波吉亚的斗篷。

第九章

经过马尔凯地区的乌尔比诺一役，意大利诸国个个胆战心惊，生怕切萨雷的马蹄下次就会踏向自己。而对波吉亚的军队束手无策，将路易十二作为唯一能够阻止他的力量，当成救世主一般迎入意大利的，并不只有佛罗伦萨共和国一家。与切萨雷已势如水火的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自不必说，其他那些被他逐出领国的小领主们，也因独木难支而纷纷聚集到米兰，寻求法兰西国王的帮助。路易十二刚一进入米兰城，就被手持礼物大献殷勤的请愿者们团团围住了。

当时的米兰，有被从佩萨罗驱逐出来的乔瓦尼·斯福尔扎伯爵，有唯一从切萨雷剑下逃脱的卡梅里诺的瓦拉诺族人吉昂马利亚，还有从寄身之所曼托瓦前来的、面色苍白的原乌尔比诺领主圭多巴尔多·达·蒙特费罗公爵。当然更少不了带着昂贵的礼物从博洛尼亚前来的乔凡尼·本蒂沃利奥领主的两个儿子，人人皆知博洛尼亚会成为切萨雷的下一个目标，还有意欲进一步加强亲法的外交政策、直接带着上供年金前来觐见国王的佛罗伦萨特使。只有威尼斯共和国看似保持中立，选择了向米兰同时派出外交官与间谍的政策方针，这个政治老练的国家，决意在场外观察法兰西国王将如何对待切萨雷。

集中到米兰的小领主们，为了反抗切萨雷这一共同目标而空前地团结，并期望法兰西国王能加入他们的阵营，与其说是期望加入，不如说没有国王加入的他们将一筹莫展。这些人组成了反切萨雷同盟军，一致推举深受波吉亚威胁的曼托瓦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担当最高指挥。曼托瓦侯爵以威尼斯陆军总司令官的身份担任同盟军佣兵队长一职，即是出自默不作声的威尼斯的计谋，目的是不必亲自动手便可消灭波吉亚，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回觊觎已久的罗马涅与马尔凯地区。威尼斯隐藏着真实意图，继续对法兰西和波吉亚两方隔岸观火。

而此时的乌尔比诺，苏德里尼正在与切萨雷进行最后的会谈，在马基雅维利离去后，佛罗伦萨特使苏德里尼孤身一人却仍然在坚持游说。同时，已归于切萨雷手下工作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正忙于研究推敲攻打敌方城堡的战术。而在秘密派往路易十二处的特使返回乌尔比诺后，切萨雷与苏德里尼的交涉突然有了进展，他将维特罗佐从阿雷佐召回，同时命其向佛罗伦萨归还已占领的城堡要塞。虽然让一心向佛罗伦萨复仇的维特罗佐接受这个结果并非易事，但切萨雷谎称维特罗佐的领地卡斯泰洛城有被攻打的危险，将他骗了回来。虽然并非对小领主们在米兰的动作全然不知，但他却并未自乱阵脚，愚蠢地急忙跑去路易身边被看热闹可不是他会做的事。

在路易进入意大利的二十天后，切萨雷结束与苏德里尼的交涉，终于踏上了觐见路易的行程。7月25日，身穿耶路撒冷宗教骑士团制服的他骑马向米兰出发，随行只有四名士官。3天后，切萨雷到达费拉拉城堡，探望卧病在床的妹妹卢克雷齐娅。数小时后，他复又上马，随行人员增加了几名，卢克雷齐娅的丈夫阿方索·德·埃斯特也随同切萨雷，从费拉拉出发一并沿艾米利亚大道北上前往米兰。

在米兰，路易亲切地接见了请愿者，对于所赠礼物也一概欣然接受，使他们更添上了一层期待。此时有消息报切萨雷将要前来，人们等不及要看路易会对他采取怎样的态度。

8月5日，国王带着家臣们出城迎接切萨雷，得知此事的人们，当即表示自己也要去迎接他，纷纷跟在了国王一行人身后。驱马前来的切萨雷与国王在米兰城门外不远处相遇了，两人的再会令看热闹的众人哑口无言，宛如父子久别重逢一般，夸张地相互拥抱亲吻脸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切萨雷目不转睛地盯着路易，始终面带微笑，路易则是双臂挽过切萨雷的脖颈，反复地亲吻着他，犹如不敢置信他终于来到了自己身边一样，每次切萨雷作势拉开拥抱，路易都要再次抱上去，在目瞪口呆的围观人群面前，两人就这样反复了数次。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并排骑着马入了城门。

而自打进了米兰城堡，见识到了国王给予切萨雷的特殊待遇后，原本对国王有所期待的众人，现在就只剩下了唉声叹气。路易为切萨雷在城中准备了房间，还因他没随身携带替换衣物，特准切萨雷可从自己的服装中随意挑喜欢的穿。整整一天，路易始终不离切萨雷左右，尽管其他人被允许列席，却只能呆呆看着他们二人亲密无间，半句话也插不上。然而还不只是这些，路易的款待一直持续到了当天深夜。切萨雷的晚餐是由国王亲自选定的最高级美味，而晚宴后当切萨雷已先行告退，还想继续交谈的路易，竟穿着睡衣直奔切萨雷的房间谈天去了。尼科洛·达·柯勒乔给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写道：“无论如何，都像是对儿子或弟弟一般的热情款待。”伊莎贝拉的丈夫曼托瓦侯爵也在给妻子的信中叹息道：“两人相互拥抱亲吻，表现出的举止真个兄友弟恭。”

向法兰西国王抗议切萨雷的专横粗暴，期盼他倾向于反切萨雷一方的罗马涅和马尔凯的小领主们，看到此番景象纷纷陷入绝望，陆续离开了米兰，反切萨雷同盟的构想也再无人提及。他们中最后离开米兰的是曼托瓦侯爵，身为反切萨雷同盟主要发起人的他，在如此境况下，若不改善与切萨雷间的关系，根本无法安心回国。不过，曼托瓦侯爵并不是一般小领主的角色，他与切萨雷之间完全可以达成共识。切萨雷提出的条件是，曼托瓦侯爵不得再给予乌尔比诺公爵任何援助，并让曼托瓦侯爵的长男费德里科与切萨雷身在法兰西的女儿露易丝订婚。第二个条件是就以前提过的事情建立明确约定，哪怕婚约双方还都是两三岁的孩子。曼托瓦侯爵接受了条件。谈妥了这些后，他终于能出发离开米兰了。

对周围来回变幻的臆测与失望置若罔闻，切萨雷与路易之间复又确立了新的秘密协定。切萨雷一方的义务是，在法兰西军下次进攻那波利时，亲自指挥一万人的士兵援助处于劣势的法兰西军，不过义务只有三年的履行期限。路易一方，会借给切萨雷三百名枪骑兵，此外不光认可他对博洛尼亚的任何行动，甚至也认可他在其他地区自由的行动（但暗中把佛罗伦萨排除在了名单外）。

从乌尔比诺出发奔赴米兰的时候，切萨雷身穿耶路撒冷宗教骑士团制服的举动，并不是为了装门面，而是蕴含了他缜密的心思。

如此穿着不是因为切萨雷相信路易的友情，只是因为路易是法兰西的国王。切萨雷可以对意大利小领主们视若无睹，但对路易，却不能让他抓住任何把柄，进而打压自己的野心。比起千万的辩解，不如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了天主教会的发展而奉献一生的宗教骑士团成员，路易察觉出了切萨雷无言的表态，当然不会愚蠢地戳破他的伪装，路易在心里也是有过计算的。

告别路易归来的切萨雷，将大本营设在了伊莫拉。理由有二：第一，伊莫拉距离下一次的目标博洛尼亚很近。第二，这里的要塞非常坚固，这是他在三年前攻击弗利、伊莫拉的时候亲身体验过的，在当时给费拉拉的埃尔科莱·德·埃斯特的信中，被他形容为“完美的防御”。特别是这第二个理由，对还没有专属自己的正式城堡的切萨雷来说，防御层面的因素是最首要的考虑。但是，令人们感到震惊惶恐的是，切萨雷甚至将罗马涅公国的政府和法院都迁移到了伊莫拉，这表明他有意将伊莫拉当作都城。但是，伊莫拉位于他现有领土罗马涅的最边境，没有人会把都城设在国境附近，这即表明，切萨雷只是将现在的国境当作暂时的。人们对于他的这一宣言，各自加以解读并各有所动。

博洛尼亚是除费拉拉以外唯一剩下的教会领国，也是教会领地事实上的都城，在时刻逼近的切萨雷的威胁面前，领主本蒂沃利奥家族尚且举棋不定。究其原因，此前的博洛尼亚一直处于法兰西国王的保护下，切萨雷也曾因此一度打消了攻占的念头。但不成想，这次切萨雷却挑明了要进攻博洛尼亚，并在临近的伊莫拉按部就班地做着战前筹备。即使惊慌失措的本蒂沃利奥向路易追问，法兰西国王也还是表示对博洛尼亚的保护将一如既往，并立下了证明法兰西和博洛尼亚友好关系的字据。虽明知在没有路易认可的情况下，切萨雷并不能进攻博洛尼亚，但本蒂沃利奥却因此变得更加困惑不已。艾米利亚大道似乎一夕之间变得车水马龙，在伊莫拉城门处运送军马武器的队伍络绎不绝。

不过，本蒂沃利奥的困惑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罗马教皇处发来了诏书，称本蒂沃利奥家族已被剥夺教皇代理的官职，族长因苛政和教唆教皇敌人之罪被告发，限十五天内接受传唤，到罗马教皇厅受审。收到这份诏书的本蒂沃利奥面色惨白，但后面还跟着更为致命的一击，法兰西国王令使者送来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文书，内容是让他们将博洛尼亚返还给教皇厅。

遇到来自教皇与法兰西国王的双面夹击，本蒂沃利奥进退两难，好在拜其不好不坏的统治所赐，未曾招致民众的憎恶，故而博洛尼亚上下达成一致，决定迎击这场基本没有希望的战斗。如果没有之后即将发生在切萨雷身上的夺走了他全部势力的事件的话，可想而知，博洛尼亚必将会被他的铁蹄踏为平地。让当家的老乔凡尼·本蒂沃利奥心中大石得以落下，让这一年意大利的冬季为之震惊的，便是切萨雷麾下佣兵队长们的叛乱。

首先，在讲述叛乱军的构成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这次叛乱的主要原因，虽然各有说法，但大体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恐惧”——这些佣兵队长基本都是一国之主，即使大多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国，然而切萨雷一路攻占的国家恰恰都是些小国。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惧怕被切萨雷毁灭的命运总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特别是当同僚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的悲惨例子出现后，这种恐惧更加深了。虽然他们还不知道，法兰西国王路易认可了切萨雷可自由攻占各个小国，但至少知道路易轻易地就认可了其对乌尔比诺的进攻。他们不得不认识到，即便自己是在切萨雷麾下效力，也不一定绝对安全的事实。

“憎恶”——他们或多或少都生于将门之家，家族传统代代传承。整个意大利的佣兵队历来由两方势力相较高低，过去是斯福尔扎和布拉乔，现在是维特里派和奥尔西尼派。这些以将门传承为自豪的男人们，看到宗教世家出身的切萨雷，一个一个地将举世皆知的武将家系从意大利版图上连根拔起，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自豪，在切萨雷面前似乎一文不值。

“蔑视”——当下气势如虹的切萨雷，依靠的是教会的力量。在意大利的历史中，天主教会国家，或是本体正位于意大利中心的罗马教皇厅的圣职者们，他们巧立名目借机扩张教会势力的行为屡见不鲜，国民们对其的反感已根深蒂固。自中世纪以来，世人早已习惯于厌恶教会政治，嘲笑圣职人员，这些感情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已深入骨髓。不过意大利人没有进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在罗马教会及其圣职人员身上，看到了与自己有共同之处的人性之镜，发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故而切萨雷是教皇的儿子，是庶出的出身，这些对于佣兵队长们来说都不算什么，大家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但是，教皇的儿子以教会势力为靠山作威作福，这一点就让他们在感情上十分不能接受。

佣兵队长们对切萨雷的恐惧、憎恶、蔑视日益难以压抑，自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在被打倒前先将对方打倒。正如叛乱者中的其中一员詹保罗·巴利奥尼所说，在“恶龙择人逐一吞噬”的情况下，别无他法，只有在自己被龙吃掉之前，吃掉那条龙。

接下来，将一一列举参与了叛乱的佣兵队长们。

维特罗佐·维特里——他作为卡斯泰洛城的领主，与在当地任地区主教的弟弟朱利奥共同维护统治地位已长达四十年之久，他曾在法兰西国王麾下任职，是一名能力出众的佣兵队长，对于这一点他曾经的对手反阿拉贡、反波吉亚势力深有感触。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后，维特罗佐和兄长保罗一同受佛罗伦萨共和国雇佣担当佣兵队长职务，在随后的比萨战役中，他的兄长遭诬陷，被佛罗伦萨以叛徒之名处死，故而为了报仇的维特罗佐自切萨雷起兵伊始就作为臣下追随左右。维特罗佐的军队被称为是切萨雷军中最为优良的一支，不过，这位稀世良将的身上却有着不容忽视的缺点，即对愤怒、憎恶、残忍的情感缺乏自控能力。虽然切萨雷是在利用维特罗佐对佛罗伦萨的复仇心，亲手煽动了其在阿雷佐和瓦尔蒂扎纳所施加的暴行，但切萨雷也不得不承认，最终的后果已超出了自己的可控范围，一个曾垂泪恳求自己准其向佛罗伦萨报杀兄之仇的舍生忘死的臣下，竟然会那般凶残。而更糟的是，根据切萨雷和佛罗伦萨之间所交换的协议，维特罗佐必须要交还阿雷佐。因此，维特罗佐没有得到完全满足的复仇心无从发泄，反而恨上了自己的主上。切萨雷当然懂得，对敌人无须妇人之仁，下手应毫不留情，但在维特罗佐肆无忌惮的杀戮面前，切萨雷的做法已近乎优雅仁慈了。不过，平日里的维特罗佐性格率性而正直，颇得切萨雷的喜爱。

奥尔西尼家——在与美第奇家拥有亲缘关系的罗马名门望族中，有两人参与了这次叛乱，帕隆巴拉的领主保罗·奥尔西尼和格拉维纳公爵弗朗切斯科·奥尔西尼。在科隆纳、萨韦利相继被切萨雷彻底打垮后，奥尔西尼一族全靠担任切萨雷佣兵队长的上述两人才幸免于难。奥尔西尼至今仍对五年前与甘迪亚公爵的一战印象深刻，虽然那时是奥尔西尼大获全胜，但他们不觉得波吉亚会对这件事情一笔勾销。虽然身在切萨雷的阵营，却始终不能安心，生怕自己会是切萨雷的下一个目标。此外，拉提诺枢机主教的庶子保罗和奥尔西尼枢机主教的侄子弗朗切斯科二人，对于同样出身庶出却一步登天的切萨雷，有着抹不去的反感。

詹保罗·巴利奥尼——身为佩鲁贾的领主，自出生以来他已闻遍了血腥的味道。在佩鲁贾，巴利奥尼家虽一次也没能完全掌权，但在几个有实力的家族中，却总是能确保首席的地位，但这也意味着终年不断的家族纷争。砍杀事件和背叛犹如家常便饭，即使是走在路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有可能拔刀相向。哪怕是教皇厅出面调停，也无法消却他们家族之间的仇恨，这座被美丽的绿色丘陵所包围的古老伊特鲁里亚城市，置身其中却只觉残忍如地狱。1500年7月，就连詹保罗自己，也被卡梅里诺的领主巴拉诺一族及其他反对派联手算计，整个家族几乎没留下活口。这位身负军事才能、胆识过人的年轻男子，十分清楚波吉亚对自己的国家佩鲁贾所抱有的野心，叛出切萨雷的阵营对其兵戎相见，对他来说不过是或早或晚的选择罢了。

奥利维罗托·达·费尔莫——想要了解这位佣兵队长的性格和境遇，我们只需翻看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八章“关于凭借暴行跻身君主之列的人们”中，写到他时所列举的一小部分即已足够。书中写道，奥利维罗托在幼年时，被自己的舅父费尔莫领主乔瓦尼·福利亚尼收养，将他养育成人，成年后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佣兵队长，前往保罗和维特罗佐兄弟身边受训。然而，如期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将后，他想要的却更多了，他妄图将费尔莫据为己有，这背后自然是有着维特罗佐的支持。下了如此决心的他，给舅父写信称，打算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希望有幸能得到舅父的召见。并且，为了让人民知道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将率百人骑兵队威风凛凛地造访，这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舅父的声誉着想，希望能获得舅父和人民正式而庄重的欢迎。他的舅父闻讯而喜，就这样将外甥迎了回来。数日后，奥利维罗托举办宴会，邀请了舅父及费尔莫的所有达官贵人。宴会将尽，他将话题转到了波吉亚身上，在大家皆欲对此各抒己见之时，他却从席位上站了起来，表示这种话题应该在别室秘密地讨论，旋即将大家请到了另一间房间。当舅父和客人们纷纷落座重新开始交谈的时候，他的手下们从藏身的角落里窜出袭向众人，第一个被杀死的毫无疑问就是他的舅父。在场的全员都被杀害后，趁着惶恐不安的民众正六神无主毫无反抗之力，奥利维罗托跳上了马，带着手下占领了整个城市，费尔莫就这样落入了奥利维罗托手中。像费尔莫这样临近亚得里亚海，暂时不会遭到切萨雷侵略的边境之国，领主奥利维罗托执意加入这次叛乱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同关系亲近的维特罗佐共进退。

这五个人就是罗马历史上有名的叛乱“马焦内之乱”的主谋者，他们与切萨雷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你来我往上演了好一场大戏，情节跌宕起伏精妙绝伦，充分展示出了何谓文艺复兴时期的明主良将。而我们恰好幸运地拥有马基雅维利，此次事件中最值得信赖的证人，来为我们还原事实经过。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于1502年6月作为大使首次接触切萨雷，同年10月，再次作为佛罗伦萨大使被派到了切萨雷处，此次他独自出使并担当首席大使。故而在接下来发生叛乱的三个月里，他一直就在切萨雷近旁，得以详尽见识了切萨雷的种种应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马基雅维利寄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五十四封报告书里，内含包括此次叛乱事件在内的众多年代记文稿及手记，是了解此次叛乱的最为珍贵的史料。此外，在叛乱事件告一段落后，马基雅维利又重新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瓦伦蒂诺公爵杀害维特罗佐·维特里、奥利维罗托·达·费尔莫、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以及格拉维纳公爵的方法叙述”。关于事件的再次描写，表露出切萨雷的做法确实令马基雅维利受到了极大冲击，同时也有着他想记录自己关于事件看法的目的。不过，比较两份史料，能够发现在记述上有着微妙的不同。例如，得知手下的佣兵队长反叛，在报告书中的切萨雷完全不动声色，在《叙述》中则是“充满了不安”。恐怕造成如此差别的原因是，报告书是不含主观想象，仅仅客观地将事发当日的每一刻逐一记录下来，《叙述》则相反，不是站在冷静的外交官或记录者的视角所写，而是在事发后隔了一段时日，更接近史学家的角度所写出的文章。即处于事发当时与事后全局的不同观察角度的差别，因此出现前后描写的微小不同并非有误。

更何况，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只提交报告书就足够了，他还必须代表佛罗伦萨与切萨雷进行外交，而这是绝对不允许加入自己的想象的，冷静地了解状况才是他最为首要的任务。了解了两份记录出现差异的原因后，就能明白这两份文字，均是此次叛乱事件的重要证言。报告书中切萨雷是被背叛的一方，而在《叙述》中他成为背叛的一方，不过，当时的切萨雷其实是两者兼具的。而闻名于后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哲学思想，正是他从此时的切萨雷身上学到的，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再次回顾此次叛乱是有必然性的。

第十章

1502年10月6日，一名身受重伤精疲力竭的男人来到了伊莫拉的要塞，男人几乎是从马上跌落下来的，气力仅能支撑他说出一句“给公爵殿下”。很快，这名男子被侍从们抬到了切萨雷的面前，男人用仅存的一口气说道，他带着教皇的信从罗马出发前来伊莫拉，途中被詹保罗·巴利奥尼的手下袭击，同行的其余三人均被当场杀害，其中一人随身携带的教皇书信也被夺走了。只不过教皇提前就顾虑到万一遭遇意外的情况，准备了信件的副本由自己携带。

自己一心逃跑，虽然也身负重伤不过最终还是成功逃脱追杀，随后从百姓手中买了马，一路支撑着总算到了这里。说着，男人递出了信件，切萨雷几乎是一把抢过来，读了起来，信中写道：

“9月28日，隶属于切萨雷的佣兵队长们在托迪集结，共同决定将不参加切萨雷的下一次军事行动，并进一步，达成了要彻底倾覆切萨雷的共识。切萨雷本人拿到这份情报后，务必尽快制定出对付他们的手段，先发制人，将其全部赶尽杀绝。”

但其实数天前，叛乱方面第二次会议已在马焦内举行，再过不了几天，切萨雷就是不想知道这事都不行了。根据截获了教皇书信的巴利奥尼的提议，他们迅速地集合了起来，地点定于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在马焦内村的城堡。出席者包括主人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在内，还有以下五名切萨雷麾下的佣兵队长：

保罗与格拉维纳公爵——奥尔西尼家的两名代表

维特罗佐·维特里——卡斯泰洛城领主

奥利维罗托·达·费尔莫——费尔莫领主

詹保罗·巴利奥尼——佩鲁贾领主

以及，在切萨雷的威胁面前束手无策的锡耶纳领主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的代理人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

博洛尼亚领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的代理人即他的儿子赫尔墨斯·本蒂沃利奥。

再加上国家已经被切萨雷夺取，逃往威尼斯的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的侄子奥塔维亚诺·伏列哥索。

全家族都被切萨雷杀害了的卡梅里诺领主瓦拉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贾马里亚·达·瓦拉诺。

以上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焦内集会”的参加者，不过，此次叛乱的主导权被彻底掌握在切萨雷麾下的奥尔西尼、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这些佣兵队长的手中。之所以拉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入伙，是想借民众对圭多巴尔多的同情，为他们的叛乱博得世人的同情和理解。在马焦内聚集的所有叛乱者，在要将他们共同的敌人切萨雷彻底击败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10月7日，由出席者全员签名，马焦内同盟宣告成立，同时意味着对切萨雷的宣战公告正式发表。在伊莫拉的切萨雷发现教皇父亲写给他的信被拦截夺取，是在这之前的一天。同盟成立当天，与反叛军遥相呼应，乌尔比诺公爵的旧臣夺下了领地内最坚固的要塞圣莱昂，切萨雷配置在此的守备军舍弃要塞，退败到了佩萨罗。四日后，杜兰特城堡被维特罗佐的军队攻陷，第二天，巴利奥尼的军队又占领了卡利，布比奥、费尔特罗等地也都掀起了叛乱的浪潮，转瞬间就将切萨雷的士兵一个不留地彻底赶出了乌尔比诺。

而另一边，在伊莫拉的切萨雷正专心地研究对策。首先，他让分散在罗马涅各地的军队集结到最亲近的三名西班牙人队长的所在，即唐·米凯罗特、雨果·德·蒙卡达、拉米罗·德·洛尔卡三人手中，想通过他们保住佩萨罗和里米尼之间的海路交通。三名队长被交付了两千五百人的军队，然而，被叛乱军在15日先发制人，趁着切萨雷军队尚未做好作战准备，于卡尔马茨发起了进攻。战斗以切萨雷军的惨败告终，唐·米凯罗特受伤，雨果·蒙卡达被奥尔西尼部队俘虏，只有拉米罗·德·洛尔卡一个人撤退到了法诺。法诺、佩萨罗、里米尼、切塞纳，以及切萨雷领地罗马涅公国的诸多城镇虽然还在切萨雷的支配下，但失去了乌尔比诺公国领地、福松布罗内以及卡尔马茨，等同于罗马涅公国的一半已落入了叛乱军之手。同时，博洛尼亚的三千军队从北面逼近了伊莫拉。

至此，叛乱军意图将切萨雷孤立在艾米利亚大道正中地区的预谋，在不到十天内就成功了。切萨雷若想向北求助于身在米兰的法兰西军，则有博洛尼亚拦在中间，若想逃去罗马，则陆路、海路均已被截断。此外，和拥有约八千正规军及三千杂牌军，军队总数可达万人的叛乱军相比，被孤立在伊莫拉的切萨雷手里，只剩下四百人的亲卫队和两百人的枪骑兵，至于切萨雷新近组建的罗马涅国民军，八字还没一撇，在眼下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刻，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要叛乱军从艾米利亚大道南北两面双向夹击，无论伊莫拉的要塞有多坚固，相信过不了多久，切萨雷就会彻底落败。然而，叛乱军一方也不是没有缺陷。

首先，在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统率全军，即叛乱军无法在一人的指挥下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维特罗佐虽然是优秀的军人，但却没有纵观大局的眼界与知人善用的能力，奥利维罗托之流更是无法纳于考虑范围内。在参加“马焦内集会”的小领主之间，相互的不信任已根深蒂固，正是这种不统一造成了最终的失败。第二点，他们采用的协商制乍一看是很合理，但事实是缺乏最高统帅与相互间不信任所造成的权宜的结果，当遇到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个缺陷就会暴露无遗。与之相比，陷入困境的切萨雷唯一的优势便是他自己说了算。第三个缺点，在于相互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喊着要打倒切萨雷的激进派（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坚决主张要趁着这个机会一口气打到底，但稳健派却是明面上表示赞同，背地里却偷偷摸摸地各自联络切萨雷谋求讲和。锡耶纳领主佩特里奇虽然派了两名代表前往马焦内，但二人却深知主君的意图是比起作为同盟的一员，更愿站在观察者的立场。博洛尼亚的乔凡尼·本蒂沃利奥更是老奸巨猾，虽也派儿子赫尔墨斯去了马焦内，却还在通过关系亲密的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与罗马教皇保持着联络。甚至奥尔西尼家族也是如此，借助枢机主教的弟弟——教会军佣兵队长朱利奥作为中间人，探索着与波吉亚议和的手段。叛乱方在马焦内的同盟成立不久的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战果，却没有继续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边的切萨雷，在因启用西班牙裔队长造成了最初的军事失败后，已开始着手实行第二个对策，具体应对可被概括为三点。第一，争取时间，也就是通常在这种事态下总被奉为上上策的策略，尽可能地拖延敌人，延缓其发起最终决战的日期。他对于叛乱者中带头的自己那几位老部下的秉性了若指掌，也很清楚他们所谓的团结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切萨雷决定，先从同盟的一隅开始击破。他挑中了独自一人留守奥尔西尼宫廷的罗伯特·奥尔西尼，一通花言巧语过后，这位除了优雅别无他长的年轻人“骑士奥尔西尼”就被彻底笼络住了。切萨雷声称：他们于布里奥尼拦截的教皇书信是伪造的，对于世代均是坚定的教皇派，且作为自己的部下表现也异常优异的奥尔西尼家族，若当真亲手清除，无异于自断臂膀，于自己又有何益呢？此次的事情实在是个令人遗憾的误会，若是能够再度归于旗下，承诺将在自己与教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给予更多的领地，甚至也可以有更高的酬劳。年轻的罗伯特被主君的这些话感动了，当即主动请缨担当说客，负责游说反叛的奥尔西尼家族。13日，罗伯特启程前去伊莫拉。

但与此同时，切萨雷却在加强军备力量。向米兰送去使者，请求派遣五百名加斯科涅士兵和一千八百名枪骑兵，此外还希望从瑞士募集一千五百名佣兵，从米兰募集三千名法兰西士兵，费用全部由切萨雷负担，他的金库直接与教会金库相连，在军费上从不吝惜开销。如此这般，一边为募集士兵向各地派出使者，一边大修城堡巩固城防，以伊莫拉要塞为首，下至领国内各大小城镇，到处都在不知懈怠地加固城池，此时在身旁协助他的就是同在伊莫拉的建筑土木总监督列奥纳多·达·芬奇。

在为平叛软硬兼施的同时，切萨雷还必须分心关注近邻诸国的种种动向。他对外巧妙地营造出一副被背叛的君主的形象，意在将自己的立场和行动正当化，在借此形象成功令法兰西国王路易兑现其援助承诺后，又想要利用他完全镇压住意大利各国的反波吉亚浪潮。其中，费拉拉公国因与其妹卢克雷齐娅的联姻而与波吉亚成为亲缘关系，也不可能违背法兰西国王路易的意思站在敌对的一方。曼托瓦侯国则因娶了费拉拉埃斯特家族的伊莎贝拉为侯爵夫人，此番也一如既往明确地表示将与费拉拉公国共同进退。故而，与罗马涅公国国境接壤的费拉拉和曼托瓦两国，无须切萨雷担心。

问题是出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两个共和国身上。切萨雷最为担心的，就是因自己无视威尼斯的觊觎，强行将里米尼和法恩扎纳入自己公国的行为，会招致威尼斯在眼下加入反波吉亚阵营，攻打自己的后果，不过他同时也并不想得到这个可怕大国——唯一不受法兰西国王势力影响的意大利国家——威尼斯的援助。对切萨雷来说，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任何动作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切萨雷却也知道，被逐出国家的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因切萨雷的强烈要求，无法继续待在姐夫贡扎加侯爵所治理的曼托瓦，现在被威尼斯接手保护了起来，甚至攻击圣雷奥要塞的公爵旧臣们还曾高呼“圣马可、圣马可”（威尼斯的守护圣人）。在面对重要的威尼斯对策上，他使用了教皇这张底牌，在叛乱爆发后，罗马教皇直接请求威尼斯对切萨雷予以援助，但是，慎重的威尼斯共和国对此并未做明确表态。只是在10月12日，向身在伊莫拉的切萨雷派去了使节，宣称威尼斯完全没有参与攻打圣雷奥城，并且也毫无庇护援助乌尔比诺公爵的意思。切萨雷诚挚地迎接了使者，并表达了对共和国如此厚待自己的感谢之情。但其实，此时的切萨雷早已得知威尼斯将一度解雇了的曼托瓦侯爵贡扎加再次聘为陆军总司令官，也知道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在暗中活动，意图离间法兰西国王与波吉亚。

在切萨雷实施第二步战略的同时，叛乱军的脚步也顺利地逼近到了切萨雷身侧，就如取得乌尔比诺公国一样，他们又从切萨雷手中夺取了圣马里诺共和国并宣布了独立，现如今，佩萨罗、里米尼也被迫与叛乱军决一死战，濒临陷落。叛乱军提出的“让我们亲如兄弟”的口号，刹那间席卷了罗马涅全境，连战连胜的叛乱军将乌尔比诺还给了圭多巴尔多，将法恩扎、里米尼交给了威尼斯，剩余的土地在叛乱军内部二次分配，叛军们亲近威尼斯到了连叛乱成功后的对策都通报给了对方的地步。

不过，孤立无援被困伊莫拉的切萨雷，仍在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明确得知威尼斯不打算对自己动手后，他最后需要解决的难题就剩佛罗伦萨共和国了。而佛罗伦萨的日子，自叛乱爆发之日起就没安稳过，北有切萨雷·波吉亚，东、南、西三个方向则被叛乱军包围。正常来说，一直视自己为眼中钉的切萨雷被部下造反，理应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并没有这么简单。叛乱军一方可是有着奥尔西尼家族和维特罗佐·维特里，前者与美第奇家族有姻亲关系，并一直在为了复辟这个佛罗伦萨最为惧怕的敌人出谋划策，后者是叛乱主谋却心心念念不忘与佛罗伦萨间的仇恨。此外，还有如佩鲁贾的巴利奥尼、锡耶纳的佩特里奇之类与佛罗伦萨互为敌对的领主们加入叛乱军，对佛罗伦萨来说，无论如何这次叛乱的动向都让人挂心。但不管是叛乱方或切萨雷哪边占上风，佛罗伦萨能采取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就是中立。尤其是在佛罗伦萨唯一仰仗的保护者法兰西国王，现在也依然站在波吉亚一边的时候，更不可能自己倒向反切萨雷的阵营。

根据佛罗伦萨和法兰西迄今为止的关系判断，切萨雷方面认为佛罗伦萨是同阵营，但是他不仅不期待这位同盟的援军支援，更是只要对方不采取任何行动就已谢天谢地了。不过切萨雷倒是存着心思，想利用当下佛罗伦萨的恐慌，以那份到现在都没谈妥的佣兵契约做盾牌，实现自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内站稳脚跟，再进一步将其从内部瓦解据为己有的企图。

想挑出一个同切萨雷旗鼓相当，能来执行这项艰巨交涉任务的特使人选，是非常困难的。当前大势要求这位特使，一方面要尽量隐藏佛罗伦萨的意图，不给予会贻人口实的许诺，另一方面却需要尽可能多地探寻切萨雷的真意，非熟练外交官不能为，然而，若是任命太过重要的官员担当特使，就会显得佛罗伦萨对切萨雷以及此次的事态过于重视。最终被挑中的是33岁的共和国政府书记官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他因前次出使乌尔比诺而与切萨雷结识，这为他的任命额外增加了一个有利条件。

10月7日，马焦内叛乱宣言正式发布的前一天，接受政府任命的马基雅维利将随从和行李甩在身后，快马加鞭赶到了伊莫拉。他于傍晚6时到达后，直接申请会见切萨雷，并被当即准许，随后身着行装的他就径直出现在了切萨雷面前。切萨雷接过马基雅维利呈上来的共和国政府文书，让他在椅子上小坐，自己自行阅读。片刻后，切萨雷向马基雅维利询问他为何而来，马基雅维利答说是为了表达佛罗伦萨共和国对罗马涅公爵的友好态度而来。对此，切萨雷回以愉悦的笑声，说自己没有为美第奇家族的复辟提供过援助，从我们各自和法兰西国王的友好关系来看，我们双方之间关系好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自己不想以拜托的方式获得共和国的帮助，而是建议共同携手，是因为眼下合作对自己与佛罗伦萨共和国双方来说都有好处。他说，若是放任威尼斯借着帮助乌尔比诺公爵，在罗马涅地区大肆扩张势力，有麻烦的不正是你们嘛。接着还说，叛乱军早晚会被击败，“就是群无能的废物！”这是切萨雷当晚唯一近似泄愤的话。随后的三个月里，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保持着交涉，他愈发确信了切萨雷将会获得胜利。在此次与马基雅维利会面后的两周时间里，切萨雷的立场明明越来越差，但在佛罗伦萨特使马基雅维利的面前，却终究没有让他领悟到自己的真实的意图。

但是，仅有一次，在叛乱爆发未满两周的10月20日，切萨雷在马基雅维利面前被窥探到了内心。当时，各地战败的消息陆续传来，切萨雷静候多时的军力扩充成果却久等未至，即使有少数的军队已到达伊莫拉，但关键的法兰西援军和瑞士佣兵却尚未抵达。当天夜里八点，同意了马基雅维利与自己见面请求的切萨雷，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道：

“他们（叛乱军）的士兵，竟然还自称为白衣士兵，这不就和无意义是同义词吗？”接着，对自己那些发起叛乱的旧部下，他的嘴里第一次蹦出了责难的话语。

“我不想虚张声势，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群什么样的家伙。越是了解他们，我就越无法尊重他们，即使维特罗佐在我手下表现良好屡立战功，我也从不认为他是个拥有远大理想并能为之付出行动的男人。我如此认为并不是因为他患有法国病（梅毒），而只是，他只适合攻击那些毫无防备的国家，劫掠那些只知道逃跑的人，以及做出像这次一样无耻的背叛。”

马基雅维利不由得插嘴道：

“公爵，您从没有真正地信任他们。”

但是，转瞬之间他又意识到此刻的自己作为特使，是站在威尼斯立场上的，当即表示这句话不是出于特使之口，只是作为马基雅维利个人所说，他继续说道：

“因为即使当他们还是您的同伴之时，其所作所为也只是会给您带来不好的结果。”

马基雅维利后来自豪地称，当天夜里他与比自己小六岁的切萨雷相谈尽欢宛如至亲。当天这场夜谈将近两小时方告结束，切萨雷从座位上起身向屋外走去，在房门口回头看了看目送自己的马基雅维利，面带微笑地说道：“我会事事留心，静待属于自己的时机到来。”

虽然马基雅维利几乎每隔一两日就能与切萨雷来上这样一场会谈，但他还是渐渐意识到切萨雷从不会触碰最为关键的话题。“打算如何对待陷入困境的佛罗伦萨？”“打算与法兰西国王在今后保持怎样的关系？”这些马基雅维利最想知道的事情，切萨雷连一丝可探寻的线索都不曾泄露。马基雅维利发现想要理解这位年轻的君主，只凭他个人以往的经验完全行不通，他在写给佛罗伦萨友人的信中，拜托对方帮忙弄到一本普鲁塔克的《英雄列传》，友人布欧纳克鲁西对这个委托送回了如下回复：

“我在佛罗伦萨找了找普鲁塔克的《英雄列传》，但没地方卖这本书。你还是忍忍吧，不然就只能再麻烦我跑一趟威尼斯了。不过你可知，像你这种凡事都爱麻烦别人的人，是要被人喊作该死的家伙的。”

不过切萨雷所说的“自己的时机”却迟迟未来。流亡到威尼斯的乌尔比诺公爵已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回归公国，同时瓦拉诺家族的贾马里亚也接受了奥利维罗托的援助，以期夺回原有领地卡梅里诺，而在伊莫拉的切萨雷，身边只有一千八百名枪骑兵，主力援军法兰西士兵和瑞士佣兵都不见踪影，报告称他们刚进入费拉拉的领土。但是，切萨雷依然在等待时机，同时他也没有停止行动。他的工作多到无暇睡眠，白天他到处视察新到士兵整编军队，并且对于四处筹兵的使者、与国王交涉的使节、打探各地动态的情报官等等属下，还要在派出前准确下令，于复命时听取回报。

他也从来不吝惜这些必要行动所带来的开销，这令时常感到佛罗伦萨政府给自己支付的费用不足的马基雅维利，在给政府的报告书中讽刺般地如下写道：

“别的国家花两年时间都花不完的钱，公爵在十几天里就用完了。”

切萨雷所有的决断，都是在自己脑子里独自决定的，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也没有人能预测他的下一步行动。

夜晚，切萨雷办公室的灯总是一直亮到深夜。马基雅维利与切萨雷的书记官阿加比多关系融洽，从两人经常谈天的房间，能望到高悬在远处的切萨雷办公室的窗子，修长的黑色身影缓缓地在窗边走动。阿加比多对马基雅维利说道：

“您看，我的公爵殿下像那样来回走着呢。那扇窗子映照出的身影在慢慢走动的时候，我们就都在休息。但过不了多久，当身影停止走动，就该轮到我们家臣行走甚至奔跑啦。”

终于，切萨雷所等待的“自己的时机”来到了。10月25日，奥尔西尼家族第一个撑不住了。保罗·奥尔西尼为了寻求议和，递出了前来伊莫拉拜访切萨雷的通报，身份是马焦内同盟全体人员的代表。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其他人与这个保罗相仿，也开始各自向切萨雷提出议和，佩特里奇的代理人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本蒂沃利奥家的使者纷纷为此前来拜访他，双方的共通之处是，想借议和狮子大开口，将叛乱军迄今为止在军事上的胜利战果卖个好价钱。

对于他们的访问，切萨雷命令家臣们要表现出由衷的欢迎，但与此同时，切萨雷却对马基雅维利说道：

“今天是保罗，明天又是枢机主教，他们在将我的名誉彻底破坏之后的现如今还敢说我们是朋友，奢求我的原谅。他们就打算这样戏弄我。”

对于带头发起叛乱却又反过头来议和的这批老部下，切萨雷表面上对于失而复得的友情毫不拒绝欢喜异常，大大减缓了他们的担忧，背地里却丝毫未改之前的方针，随着军队从各地陆续到来，他的战前准备愈发完善。

像切萨雷这般的男人，对于曾一度羞辱过他的人与事异常记仇，很难忘怀。作为其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是知道谅解这种美德，也知道有时这是很有效的处事方法，但是这位瓦伦蒂诺公爵，虽然深知凡事均应采取最优办法解决，但唯有受到耻辱之时有必要另当别论。教皇可以任谣言四起还平心静气，而其子切萨雷却不仅要灭掉谣言，更是要进一步毁掉生产谣言的那颗头颅才肯罢休。

第十一章

10月25日，一个深秋的傍晚，保罗·奥尔西尼一行二十来人进入了伊莫拉的城门，他受马焦内同盟全权委托，作为大使前来。而他的兄弟罗伯特·奥尔西尼为促成双方议和，早在十多天前就已来到了切萨雷处打探前路。保罗刚一进城就碰到了他，被吩咐在原地稍候，罗伯特本人则前往要塞传报，回来后罗伯特对保罗说：

“公爵阁下表示想要尽快接见你。”

听了这话，保罗也顾不得更换行装梳洗休整，急匆匆地就直奔要塞去觐见切萨雷。

保罗边走边用手整理散乱的衣服，他以为切萨雷会像往常一样等在房间里，万万没想到刚跨过要塞的吊桥，就看到了切萨雷本人站在那。在这位曾经的主君面前，他习惯性地就跪了下来，事先本准备好要说的对等的交涉言辞，已不知忘在哪了，他的口中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乞求原谅的话语。切萨雷没让他把话说完，就面带喜色神采奕奕地走近他，拥抱着保罗将他从地上扶起。保罗不敢直视他，嘴里不停嘟囔着祈求原谅、为自己辩解的话语，切萨雷边对他点头回应，边拥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向要塞内自己办公室所在的塔楼。罗伯特在一旁瞠目结舌，目睹全程却插不进一句话，不过好在旋即返回的切萨雷家臣称主君有令邀他同去。这天夜里，保罗被切萨雷赠予了很多礼物，从华丽昂贵的东洋布匹，到高大俊美的骏马一双，不胜枚举，而且依切萨雷之令，保罗及其一行被安排住进了伊莫拉最好的旅店。

切萨雷当然知道，保罗·奥尔西尼虽然打着马焦内同盟全权大使的名号前来，但实际上能代表的只是奥尔西尼和锡耶纳的佩特里奇这两个家族。他也知道，叛乱军的主力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等等势力，虽暂且同意了与切萨雷进行议和，但事实上都是等着看切萨雷的议和条约后再做决定。

三天后，10月28日，议和条约商定完成，教皇和法兰西国王两人担当保证人，条约内容逐一如下所示：

（一）反抗教皇的两位奥尔西尼家的枢机主教，其所有的罪责将得到教皇的宽恕，他们的财产、地位将与名誉一起得到永远的保护。

（二）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将免受责罚，效忠于他发起叛乱的旧臣们也一并免责，他们将均会得到教皇的宽恕与祝福，同时保证乌尔比诺公爵可自由选择喜爱的住处。

（三）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巴利奥尼、奥尔西尼家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等身为切萨雷旧部的佣兵队长们，将被赦免背叛教皇与教会军总司令官之罪，可保留与教皇代理同等的地位及其治下领土的永久所有权。根据个人意愿，也欢迎再次归入切萨雷麾下，作为佣兵队长为其效力，酬劳与往日一致甚至还有上调可能。不过，是否归队全凭自愿，绝不会强加一定要为教皇和切萨雷效力的义务。

（四）叛乱军必须返还从切萨雷手中夺取的罗马涅、乌尔比诺、卡梅里诺等地领土。

（五）在切萨雷认为必要之时，叛乱军一方的家族须派出一位嫡子至切萨雷身侧随侍，以示诚意与服从。

条约内容大致如上文所示，只是与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在上述基础上额外添加了一条，是切萨雷与博洛尼亚间缔结佣兵契约，使双方关系更近似于他与佛罗伦萨。最后，约定在这份条约签署后，任何不履行的一方都将被其他全员当作敌人来对待。条约被保罗带回与全员商议，因为切萨雷早在上面签上了名字，所以当全员同意并签署完毕后，条约将当即生效。

两天后，保罗·奥尔西尼带着条约从伊莫拉出发，首先去向乌尔比诺，虽然切萨雷依旧一副好心情的样子送走了保罗，但他的书记官阿加比多却对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

“眼下他们对这个条约接受与否，已无关紧要。如果接受了，算是为我的主君多个选择，就是拒绝了，我的主君也早就自己谋划好了出路。”

第二天，法兰西人和瑞士人的援军到达了伊莫拉，切萨雷将他们安置到了法恩扎。几乎与此同时，想受雇于切萨雷的小领主们也陆续从意大利各地来访伊莫拉。根据马基雅维利记载，切萨雷在扩充军队上豪掷6万达克特并没白花，也没有乱花，对于违反契约的武装军队，在没有完全准备妥当前，切萨雷是一分钱也不打算掏。这时候的切萨雷，在嘴上说着和平，手上的动作却描绘着战争。

切萨雷巡视挤满了伊莫拉的各部军队，检查即将派去法恩扎的法兰西佣兵的装备，他现在拥有的大炮质量与数量可与整个意大利相匹敌。马基雅维利据此说道：“所谓守土，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爱护臣下，睦邻友好。”显然，对于现如今想放弃却又不得不借助佣兵制的切萨雷来说，只有这位年轻的外交官能理解他的理想。

11月8日，天气已略有寒意，当晚马基雅维利像往常一样与切萨雷会面。为配合繁忙的切萨雷，会谈定于夜里一点，切萨雷与瑞士佣兵一同度过了整个白天，现下看上去有一些疲倦。马基雅维利进入房间的时候，切萨雷的两条腿还伸着，直直地搭在桌子上，即使看到进来的是马基雅维利，切萨雷也没有改变姿势，只是照常请他入座。

这天夜里，就像马基雅维利每每写在报告书中的一般，发挥着“伟大的避实就虚”能力的切萨雷，丝毫不提政治与外交，只拿曼托瓦当家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侯爵做话头，聊他此次复被威尼斯共和国启用担任陆军佣兵队长，夸他是个优秀的男人，也是自己的好友之一，随后不经意地转向马基雅维利说道：

“假如佛罗伦萨共和国雇佣我作为佣兵队长的话，会拿什么作为报酬呢？”

听到这个问题的马基雅维利很开心，也就爽朗地回话道：

“不管给什么报酬，比起受雇于人，我们的共和国肯定还是更想当雇主。”

切萨雷说道：“哎呀，这么说来佛罗伦萨是容不下我的呀。”

随后，两人毫无顾忌地相视一笑。

另一方面，在临近法诺的卡尔托切托，马焦内同盟的全部人员聚集在此，围绕着保罗·奥尔西尼带回来的条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说有教皇和法兰西国王担当保证人，但毕竟是切萨雷制订的条约，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质疑条约能否顺利执行，还有人猜测会不会根本就是圈套。维特罗佐、巴利奥尼、奥利维罗托等人是反对派的急先锋，因为即使这份条约不是圈套，内容对他们来说也是过于严苛。根据条约，仅就第四条“叛乱军必须返还从切萨雷手中夺取的罗马涅、乌尔比诺、卡梅里诺等地领土”一项，就意味着叛乱军，尤其是前面提到的三位急先锋将失去一个月以来的全部战果，三人听了这条气得直哆嗦，极力反对这份议和条约。不过这也无可厚非，维特罗佐帮助乌尔比诺公爵将乌尔比诺公国内切萨雷的势力清除殆尽，巴利奥尼距拿下佩萨罗仅一步之遥，而奥利维罗托则不仅想借协助卡梅里诺领主贾马里亚复位，趁机把卡梅里诺吃到自己碗里，还在分心看着锅里的里米尼。至于乌尔比诺公爵和贾马里亚二人，毫无战斗力的人没有发言权，故而弱小的两人成为最初的牺牲者，刚刚复位，却又要被放逐了。

11月9日，距他们轰轰烈烈地朝切萨雷举起反旗之日起恰好一个月后，地点也是相同的马焦内的奥尔西尼城堡，已不知道是第几次的会议再一次地召开了，与形单影只的切萨雷正相反，他们所谓的人多势众在此刻终于暴露出了最大的缺陷。因与切萨雷之间已单独制订了佣兵契约，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首先离开了反叛军阵营。不久后，奥尔西尼家族也单独与切萨雷达成了协议，紧随其后的还有通过代理签订协议的锡耶纳的佩特里奇。绝望的维特罗佐一路快马加鞭直奔乌尔比诺，妄图说服公爵圭多巴尔多加入反对一方。但是，对这位往日里排斥自己、不拿自己当同伴的维特罗佐的提议，公爵仅称以自己的力量抵抗也是无用的挣扎，便伤感地拒绝了。同一时间，切萨雷目前军备日渐增强，甚至其势力已胜于往日的传闻也在反叛军间流传开来，最终巴利奥尼和奥利维罗托也相继在条约上签了字。议和条约提出已快近一个月了，即使维特罗佐从始至终对其坚决反对，但终究孤掌难鸣已无力回天。

11月27日，保罗·奥尔西尼带着全员的署名到达了伊莫拉。

迎接他的切萨雷十分满意，向签署众人的诚意致谢，即便是对一直反对到底的维特罗佐也表示“我们的交情就像是兄弟一般”，不但没有责难他，反而是给予了更胜于他人的赞赏。虽然切萨雷面上不动声色，但他确实在此刻感到了，等待多时的时机已然来临。维特罗佐送来的信中，写着如下的内容：“自己对公爵的忠心从未更改，即便是此次的事情，也绝无侮辱公爵之意。”而佩特里奇和奥尔西尼，仿佛是怕只有谢罪的信件还不足够，又分别派遣了两名使节到伊莫拉，提议推举切萨雷为“托斯卡纳国王”，切萨雷对此只回应说“自己并未考虑过这种事情”，不过切萨雷也还是对他们每个人都饱含谢意盛情款待。至此，人们终于感到这场自马焦内叛乱结盟伊始，历时已有两个多月的血腥叛乱，在此终于迎来了和平的信号。不过，同主演的“伟大的避实就虚”做派不同，他的臣下可是正直得多，阿加比多对关系亲近的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

“这些叛徒们，伤害了我们，时至今日竟然还在巧舌如簧，妄想让我们忘却当初的伤害。”

12月2日，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与切萨雷的议和正式生效。本蒂沃利奥与切萨雷缔结了为期八年，年金12000达克特的佣兵契约，他们一族在博洛尼亚的教皇代理地位被再次认可，但同时本蒂沃利奥的儿子被建议应从波吉亚亲族当中挑选妻子。切萨雷暂时将博洛尼亚从敌人的名单中划掉了。

这次的叛乱给切萨雷带来了很好的教训。他现在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迄今为止他所得到的一切，件件都是靠着教皇父亲的在位方能到手。而此次，也正是因为教皇父亲的影响，法兰西国王和威尼斯共和国才没有对绝境中的切萨雷落井下石，事已至此，对切萨雷来说，十分有必要考虑下父亲身故后的局面了。“所谓守土，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爱护臣下，睦邻友好”，他绝不甘心理想终生遥不可及无法实现，故而，对于他来说当下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就是在父亲身故之前将理想变为现实。首先，他要实现“睦邻友好”。

这些国家包括费拉拉、曼托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费拉拉和曼托瓦两国已利用姻亲关系确保了利益一致，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则是利用业已签订的雇佣契约得以打入了内部，至少在博洛尼亚这边是成功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他最为在意其动向的威尼斯共和国，只要能在威尼斯老练又实际的政治方针中找到彼此利害关系的一致之处，就有互相妥协的可能。之所以改变了对博洛尼亚的策略，也是出于利害关系的转变。但佛罗伦萨的情况还略有出入，切萨雷要求的佣兵报酬过于高昂，而且不同于教会领地博洛尼亚，拥有光辉传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可能将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交给这种危险人物。对于佛罗伦萨屡次顾左右而言他的这种态度，切萨雷对马基雅维利也不免嗤笑为难，“时至今日，真不知你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不过，切萨雷也并未过多地执念于与佛罗伦萨的一纸契约，从他和法兰西国王的关系，以及法兰西国王与佛罗伦萨的关系来看，佛罗伦萨现在还不需要他担心，更何况他的领土在一步步地将佛罗伦萨包围在其中。恰逢此时，比萨的长老们再度来访切萨雷，重提拜托切萨雷保护比萨市的请求，同时，向西班牙国王申请的援助也到位了。接见这些使节们的间隙中，切萨雷还在关注着签署议和条约的维特罗佐，毕竟发起叛乱后复又来议和的是对方，他就没想过要主动去接洽，只摆出一副理应对方善后的态度。曾耐心等待时机到来的切萨雷，现在也未心急，依然继续等待着时机的进一步成熟。

而在这之前不久，乌尔比诺公爵的代理即他的侄子奥塔维亚诺·伏列哥索也到了伊莫拉，想方设法终于为自己的叔父找到了一条出路。切萨雷给出了如下的折中方案，如果公爵同意，可以放弃现有婚姻关系（主动放弃乌尔比诺统治权的基础上），来换取教皇任命的带有年金的枢机主教职位。但切萨雷回绝了公爵想留在故土乌尔比诺的请求，哪怕是作为切萨雷属下代理官员的身份也不可以。

乌尔比诺公爵最近的日子过得甚是绝望，本来借由维特罗佐他们的帮助得以复国，但没高兴几天，也还是因为他们急着要和切萨雷议和而被抛弃，眼下不得不再次放弃自己的国家。而以枢机主教职位为诱饵的离婚，也在公爵夫人伊丽莎白的哀求下没能成行，反对这件事的不只是伊丽莎白一个，她的兄长曼托瓦侯爵也同样反对。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看破了这是切萨雷的计谋，若是乌尔比诺公爵为了一个枢机主教的职位就和他妹妹离婚，绝对会离间乌尔比诺与曼托瓦间的姻亲关系。但是，乌尔比诺公爵向威尼斯的求救也落空了，公爵提出的条件是将乌尔比诺公国让渡给威尼斯，以此为代价，恳请威尼斯保证为他准备年金和别的领土，但共和国异常冷漠，仅回复称对现状完全不感兴趣。现在，乌尔比诺公爵能选择的出路所剩无几，曾经的同伴马焦内同盟已舍弃了他，要么是再次逃亡，要么就是与家臣一同与切萨雷抗争到底，出路唯有这二者选其一。他很犹豫，召集了所有家臣，问询他们的意见。家臣们虽然敬爱公爵的为人，也想要尽可能地保护他，但同时也知道切萨雷的实力，他们无言以对，只能怜悯地望着这位被打入困境谷底的善良君主的脸。

但是，决断的时刻逼近了。昨日的同伴也就是今天的敌人，保罗·奥尔西尼带领着军队到达了乌尔比诺，要求圭多巴尔多尽快离开此地。为与家臣作别，圭多巴尔多再次将他们召集到一起，他为自己而叹息，竟招惹上这么一位无法与之为敌的男人，并且接着说道：

“你们在瓦伦蒂诺公爵手下要尽忠职守，希望至少能坚持到主愿意改变我们命运的那一刻为止，毕竟，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说罢，他就出城再次踏上逃亡的旅程，将一众含泪目送的家臣与民众留在了身后，这一天是12月8日。因为顾忌切萨雷，曼托瓦和威尼斯都未曾接纳逃亡中的乌尔比诺公爵，此时伸出援手的是维特罗佐，当初是他强拉圭多巴尔多加入叛乱军阵营，而现在自己也同其他叛乱将领一样舍弃了他，对此深感内疚的他将圭多巴尔多接到了自己的领地卡斯泰洛城。

卡梅里诺的归还倒是十分干净利落，没有任何人对贾马里亚的立场感到同情，更何况全靠奥利维罗托的帮助他才得以复国。现在既然已被奥利维罗托舍弃，他自然是毫无反抗之力，立即接受了切萨雷的条件，以年金3000达克特为交换出让了手中的一切，还自觉地在奥尔西尼的撤离要求送到前便离开了卡梅里诺。

接到报告得知圭多巴尔多公爵已离开乌尔比诺的当晚，拒绝了马基雅维利的会面申请，切萨雷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寝室内，但并未就寝，从还亮着的窗户外能依稀看到他来回走动的身影。伊莫拉从四天前就下了雪，至今未停，隔着纷飞的大雪，他修长的身影较以往更加模糊。随着会面的机会愈发减少，马基雅维利近日也渐渐心绪不宁了起来，5日那天虽得以觐见，但距离再上一次的会面已十日有余。这天夜里，马基雅维利借着与好友阿加比多说话的名义，依旧从房间窥视着远在高处的切萨雷办公室的窗子，但心中预感也许有什么大事就快发生了。四日前，随风雪一同造访马基雅维利的还有感冒和高烧，而当晚的切萨雷依旧是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并没有召见马基雅维利的征兆，马基雅维利也就只能继续隔着风雪望望切萨雷，看着马基雅维利痛苦的样子，阿加比多说道：

“你还是回去休息为好，看这个架势，到明早为止我的主君应该会一直那个样子了。”

马基雅维利听从他的建议回了住处，不过叮嘱阿加比多，如果发生什么大事，务必要立刻联系自己。

第二天，12月10日，切萨雷最终做了决定，离开伊莫拉。凌晨4时向全军发布了行军命令，故而一早，伊莫拉的城门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军队，首先是先锋部队的骑兵，紧接着的是步兵，随后是被亲卫队骑兵簇拥在其中的切萨雷，他已将伊莫拉的防守交给了从费拉拉借调的六百名士兵。出城军队的最末尾，跟着一顶女官围绕的肩舆，其上坐着一位美丽的贵妇人，她名为多萝西娅，是被切萨雷驱逐出国的原里米尼领主马拉泰斯塔的庶出女儿。两年前，切萨雷对多萝西娅一见钟情，不顾她已与威尼斯佣兵队长卡拉乔洛缔有婚约，命部下在她由乌尔比诺至威尼斯出嫁的途中将其劫下，那之后她就成了切萨雷的所有物。

切萨雷率军在法恩扎与法兰西军汇合后，一路朝着弗利前进，当天夜里便在弗利扎营。夜里，全军的队长们接到了明日向切塞纳出发的指令，不过到了切塞纳之后要往哪里走，依旧无人知晓。

11日午后，全军进入了切塞纳。被感冒和佛罗伦萨政府迟迟没送到的资金拖累，马基雅维利没能同切萨雷一起出发，三天后他才在夜里赶到了切塞纳。

然而，全军到达切塞纳已有一个多星期了，切萨雷依旧没有发布出发的指令，大家猜测可能是在等落后的大炮，但是大炮到达后，总司令官切萨雷还是没有命令下达，人们不免感到意外又好奇，相互猜测着，公爵阁下是不是想要在这里过完基督诞辰祭。欢快的气氛在士兵们之间扩散开来，充溢着整个切塞纳，但这其中有一个人却焦躁得坐立不安，那就是马基雅维利。他知道在20日的晚上，切萨雷召集了法兰西佣兵军的所有队长，只是不清楚这是所为何事，心急地在切萨雷的秘书和各种人之间打听。阿加比多说，自己只是听切萨雷吩咐去给法兰西军支付至今为止的报酬，而且据他所知，其他人也对实情知之甚少。马基雅维利费尽心思，总算是从一名法兰西队长处打探到了佣兵们即将要返回米兰，但是，新的疑惑紧随其后，为何切萨雷要忽然放弃占其军力三分之一的法兰西军呢。22日早上，三千三百名的法兰西、瑞士佣兵离开了切塞纳，顺着艾米利亚大道原路返回了米兰。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马基雅维利困惑不已的事情，切萨雷下令，将刚刚从佩萨罗回来的拉米罗·德·洛尔卡关进了城堡的地牢。一直以来，德·洛尔卡都是公认的切萨雷亲信中的第一人，甚至被切萨雷任命为罗马涅公国的行政长官。为打探这件事的真相，马基雅维利三番五次地申请与切萨雷会面，但全部都以事务繁忙为由被拒绝了。掌握了切萨雷与自己设立的民事裁判所官员会谈这一情报的马基雅维利，25日再次申请了会见，但这次，切萨雷则表示要庆祝基督诞辰祭，依旧拒绝了他。

基督诞辰祭的第二天早上，从节日气氛中回归日常工作的切塞纳居民们，在广场上发现了自己的行政长官拉米罗·德·洛尔卡的尸体，从头到脚被斩成了两半。整个城镇陷入了恐慌。

马基雅维利在后来对此次事件给予了如下的解释。

“在公爵开始征服罗马涅地区的时候，他早已知道这片土地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理，诸多无能的前任统治者们只知掠夺，别提团结上下了，简直是将臣民们逼向了分裂的边缘，故而这片土地才如此的纷争不断，暴力横行。公爵深知若想让这片土地重归安宁，恢复君主的威信，必须有良好的统治方可成功，因此才将这个冷酷的男人拉米罗·德·洛尔卡派来了罗马涅，并赐予了他极大的权柄。没有辜负公爵的期望，这个男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统一了罗马涅上下，使一切归于和平，还赢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但公爵却也极其惧怕民众的厌恶，忧虑着如此大的权力声望集于德·洛尔卡一人将对自己非常不利，所以他在领国内设立了民事裁判所，指派了优秀的长官，并在各个城镇安置了偏向自己的律师。

“他知道之前严酷的统治或多或少都会招致民众的厌恶，故而利用裁判所，从点滴小事中平复民怨，渐渐收拢民心，向民众传递出一种此前严格到了残酷地步的统治并非出自切萨雷本意，而是生性冷酷的行政长官独断专行的印象。接着，公爵抓住机会，在某个早晨，将拉米罗·德·洛尔卡的尸体斩成两半，放在一块板子上，与一把沾满血的刀一起丢到了切塞纳广场。看着这凄惨又少见的奇景，民众在感到满足的同时，也留下了战栗的记忆。”

马基雅维利对此评价为“切萨雷式政治的技术精髓”。但是，若只为杀鸡儆猴，大可不必非在此时动手。切萨雷正式对外发表的公文称“对于堕落的施行苛政之人，这是最为健全的裁决典范”，但是同一时间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说的，却是“拉米罗·德·洛尔卡与马焦内的叛乱军有所勾结”。

至此，下令让法兰西军返回米兰，和处决拉米罗·德·洛尔卡，这两者之间一定是有共通之处才能说得通。而联结两个事件的就是切萨雷个人最大的野心——建立自己的国家。

诸位切莫忘记，切萨雷这个男人，从不为了单一目的而行动。早在他人还在伊莫拉的时候起，就已经考虑着如何反过来利用这些背叛自己的小领主们了。在他看来，被部下背叛的君主，是个非常有利的立场。在保罗·奥尔西尼作为议和使者前来拜访他的时候，切萨雷已打算将这次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转嫁给拉米罗·德·洛尔卡，对叛乱者们并没有怎么责难。他就这样一边在嘴上说着原谅，一边在心里根本没想过要履行任何一份议和条约。他打定主意，绝不主动召请叛乱的部下们，而是要等着对方邀请自己，没过多久他就等来了邀请。前叛乱军们攻下了塞尼加利亚，给切萨雷来信说希望将此地献给他，在切塞纳的切萨雷收到了这封信，意识到自己等待的决胜时机已在眼前。对他来说，让法兰西军返回米兰，与自己带着女人同行的用意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营造出平和的气氛，以麻痹维特罗佐众人。他还存着私心，想此次不借助法兰西国王一兵一卒，只依靠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属下决胜负。处决拉米罗·德·洛尔卡同时也是为了让身在塞尼加利亚地区等待的他们能够安心而付出的牺牲，倘若拉米罗·德·洛尔卡真的与他们有所勾结，绝不会那样自投罗网地回到切萨雷的身边。

基督诞辰祭的次日清晨，当罗马涅的民众还在围观被展示出来的拉米罗·德·洛尔卡的尸体，感到震惊恐惧却又暗暗满足的时候，切萨雷已经身在自己军队的最前列，离开了这座城市。若说此时切萨雷队伍中仍有法兰西士兵，也只有他的妹夫达伯特枢机主教旗下的那一百五十名枪骑兵而已。

而另一方面，接到了切萨雷的命令，称将在塞尼加利亚约见他们的维特罗佐众人，也正各自带着军队陆续赶向那里。

曾任职于切萨雷麾下却举旗造反的五个人中，此番来了四位，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以及奥尔西尼家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两人，只有詹保罗·巴利奥尼一人称病未从佩鲁贾出来。

28日，切萨雷到达了佩萨罗，已身在塞尼加利亚的佣兵队长们的使节正等候在此，据使节所说，塞尼加利亚所有地区已全部占领完毕，只有一处要塞除外，要塞统领称想将要塞直接献给切萨雷本人，故而唯有等待公爵亲自驾到。切萨雷会真的相信他们的这番说辞，真的相信他们这番招待毫无隐情？就连伊莎贝拉·德·埃斯特在给丈夫曼托瓦侯爵的信中都是这样写的：

“据我所知，这四名佣兵队长好像只是谎称要将塞尼加利亚献给公爵，实际则是准备将他与全军一起埋葬在那里。”

但是切萨雷却接受了他们的邀请。12月30日，他从法诺的城堡给在塞尼加利亚等待的佣兵队长们送去了一道指令，通知自己明日将到达的同时，命令他们的军队要撤到距离塞尼加利亚城外4公里的地方，并指示除正门外，其他所有城门都要关闭。

接到这封来信，佣兵队长们的态度开始动摇。绝望的维特罗佐几乎发了疯，想要逃跑，在保罗·奥尔西尼的劝说下才打消念头，奥利维罗托则强烈反对将军队撤出城外，四人中唯有奥尔西尼家的两人保持乐观。切萨雷似是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情况，追加了一封单单给奥尔西尼的信，表达对与他们相见的期待，并写道会保证全员的安全。通过保罗的劝解，他们才总算恢复了镇定，维特罗佐和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格拉维纳公爵的军队，按照切萨雷的指示，从城市撤出退到了城外4公里的地方，只有奥利维罗托在城里留下了自己的一千名步兵和一百五十名骑兵。

当天夜里的法诺，切萨雷叫来了八个心腹，对以唐·米凯罗特为首的这八个男人下达了一道密令。命令下达后切萨雷即让部下们离去了，召来仆人，吩咐其去告诉多萝西娅到寝室里等他。

1502年12月31日，一个周六的早晨，切萨雷命令其六千五百人的军队出发。军队从法诺南城门开拔，跨过梅陶罗河，朝塞尼加利亚前进，队伍最前方是五百人的骑兵队，紧接着是一千人的步兵队，切萨雷被紧随其后的亲卫队簇拥在正中，身着盔甲骑马前行，冬日清晨的光照下，他的面容有别于往日，活像是一副白色大理石雕成的假面。

一段时间后，军队到达了米萨河边，从这里已能望见对岸塞尼加利亚的城墙，队伍在此处悄悄分散，各自潜伏待命，只有前锋的五百骑兵队和一千步兵队，加上切萨雷及其亲卫队继续沿河流左转前进。河流中段有一座吊桥，骑兵队行至桥前，自动左右分立，势同据桥而守，步兵队径直从中过桥，进入了对面的城门。一旁的切萨雷端坐于马鞍之上，脊背直挺，纹丝不动地注视着他的士兵们。

没过多久，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就赶到了近前，他们只带着一百人左右的骑兵队。随后，维特罗佐也赶到了，对于他的描写，我想让给马基雅维利。

“维特罗佐身上没有带任何武器，完全不做防备。他身披镶有绿边儿的斗篷，整个人散发着伤感的氛围，犹如已预知到自己的死期将近一般。他的这幅身姿，甚至就像是个拥有德才却被命运所抛弃的男人，散发着别样的人类之美。据他人所说，此番前来塞尼加利亚觐见公爵之前，与家人告别时，他表现得就像是人生最后的一次出发一样，对侄子们说：‘愿你们将来不要时常回想家族的不幸，而是要时刻谨记家族的品行。’”

看到急急忙忙赶来的维特罗佐，切萨雷那刚刚还如银白假面一般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而当他调转马头，朝向维特罗佐的时候，面容已恢复到了往日的古铜色。眼见维特罗佐为了迎接自己下马，切萨雷也下了马，两人亲切地相互拥抱。看到此景，奥尔西尼家的两人也下了马，将跟随他们的骑兵队留在后方，两个人走上近前，四人数次相互交换拥抱。然而就在同时，切萨雷的家臣分别两人一组，装作若无其事地靠近到三名佣兵队长的身边，而三人均未有所察觉。看到手下已各个就位的切萨雷，将视线投向了唐·米凯罗特，他接到主人的眼神示意，过桥进城去寻找奥利维罗托。很快，米凯罗特就发现了待在自己军队中的奥利维罗托，走上前称公爵派自己前来同他打招呼。奥利维罗托最初有些犹豫，不知该如何回复公爵才好，但米凯罗特再三强调奥尔西尼和维特罗佐也同公爵都在一处后，他最终还是听从了米凯罗特的提议。当奥利维罗托被米凯罗特带出城门的时候，切萨雷与其他三名佣兵队长正要一起过桥，看到他出现在桥边，切萨雷摆出一副很是怀念的样子迎着他走了过去。

四名佣兵队长与切萨雷一同来到城门前，欲要就此告别，他们表示想先回到自己在城外的军队中，明日一早再来觐见公爵。但是，切萨雷还是面带喜色，态度中含着久违不见的想念，一定要他们领着在塞尼加利亚到处转转，熟悉熟悉自己的住处，还说几个人应该约在一起再喝上两杯。一瞬间，佣兵队长们相互交换了眼神，而就是这一瞬间的踌躇决定了胜负。

四名佣兵队长接受了切萨雷的邀请，在进入城门的他们背后，吊桥静静地升了起来。住处已提前安排妥当，是伯纳迪诺·达·帕尔玛家的宅邸，切萨雷同四人一起来到了此处，随后这五个男人走了进去。

穿过宅邸正中的大厅后，面前的房间呈狭长形，切萨雷快步走到了这条狭长空间的另一头，登上短台阶，当踏上第二、三节台阶时，他向后转过身来，确认四人是否都已全部进入了房间。他的眼神顺势投向了后方的唐·米凯罗特，与这位家臣始终盯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汇聚到了一起，两人之间流动着只有彼此能明白的言语。随后，不知米凯罗特打了个什么暗号，一瞬间八名男子袭向四位佣兵队长，每一位都被两个男人从身侧扑倒。在被按倒的时候，保罗·奥尔西尼还向着切萨雷大声呼喊，但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切萨雷沉默地看了一眼武器被收缴、身体被制住的四人，转过身，背对着他们登上剩下的台阶，身影没入房门消失不见。

几刻钟后，切萨雷从宅邸的后门离开，跳上马率兵去攻打了奥利维罗托的军队，对方还在休息，丝毫不知主人已遭遇不测。奥利维罗托的士兵们被困于塞尼加利亚，无法出城逃跑，只得单方面地被动挨打。切萨雷确认战况后，仅在城里留下一队人马，就带着其他士兵出城攻击留在城外的维特罗佐军队，将其驱散后，再次返回城镇。此时，城里已到处都是敌兵的尸体，在路过这般场景的同时，一条条尖锐的命令也正从他的口中陆续传出。

冬季的白昼很短暂，但在短暂的白天过去，漫漫长夜里切萨雷依然还有必须要处理的工作，那便是对背叛者的裁决。他叫来了唐·米凯罗特。

深夜十点，灯光昏暗，维特罗佐和奥利维罗托被带了过来。切萨雷询问他们，对背叛一事是否认罪，但其实对他们来说，除了认罪也别无他法了。两人被判处死刑。维特罗佐在最后对切萨雷说，希望能向教皇传话，恳请宽恕自己至今为止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让自己的灵魂得救。切萨雷看着维特罗佐，沉默不语，这个男人最后的姿态让他回想起过去，自己说过的关于对主、对曾经的自己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事物极其厌恶的话。而现在，看着这个男人，这份厌恶之情，又重新在他的身体里流窜。切萨雷下令执行死刑。

背靠着低声喃喃祈祷词的维特罗佐，奥利维罗托则早已泣不成声，他像小孩子一样哭个不停。粗套索从横梁上垂了下来，两人被并排押到台上站着，绳索套住了脖颈，祈祷和哭声一下子都停止了。

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两人的处刑被延期了，在罗马教皇将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及奥尔西尼余党逮捕归案之前，他们都一直被关在牢房里。

深夜两点，马基雅维利见到了切萨雷，切萨雷带着舒畅的表情对他说道：

“能够消灭自己的，同时对你们来说也是敌人的对手，真是可喜可贺。”

随后他接着说：

“被消灭了的，是令意大利不和的根源。”

马基雅维利不禁问道：

“意大利？”

切萨雷目光如炬，直直地盯着马基雅维利说：

“没错，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词只存在于诗人的辞典之中。在马基雅维利所结交的所有人当中，无论地位高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从口中说出过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意大利，只见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米兰人、那波利人，却从未见有意大利人。

不过，对于切萨雷来说，期望一统意大利却并不是由使命感而生的宏愿，仅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这个男人，根本不需要将自己寄托于所谓宏愿这种弱者才需要的武器。而马基雅维利的理想与切萨雷的野心刚好一致，人人动不动就挂在嘴边的所谓使命感，从他对于人类本性的尖锐审视来看，就如同满口胡言一般不可信任。马基雅维利认为，比起使命感更加值得信赖的东西，是人类的野心。

第十二章

1503年1月2日，切萨雷率领全军离开塞尼加利亚。在离开时，切萨雷命军队带着还活着的那两名俘虏走过挂着维特罗佐和奥利维罗托尸体的广场，同时也走过众多面含恐惧敬畏的塞尼加利亚民众。而奥尔西尼家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这两名俘虏是被绑在军马拉着的炮台上走完的全程。

一旦行动开启，切萨雷就立刻变得仿佛不知疲倦为何物，他接下来的目标是要一鼓作气将参加马焦内叛乱的全部成员斩草除根。切萨雷的利剑直指向了奥尔西尼家族、佩鲁贾的詹保罗·巴利奥尼、朱利奥·维特里、锡耶纳的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等，这些自以为逃过一劫的叛乱余党。

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则在罗马忙着清理奥尔西尼的残党。1月2日，奥尔西尼家族长老即叛乱主谋老巴蒂斯塔·奥尔西尼枢机主教被关押进了圣安杰洛城堡地牢，他的被捕为此次大规模的报复拉开了序幕。

被这对父子吓得大惊失色的，不仅是参与这次叛乱的当事人，塞尼加利亚事件令整个意大利都为之一惊。威尼斯共和国将大军集结至国境线上的拉文纳，甚至与波吉亚关系良好的费拉拉、曼托瓦和博洛尼亚，也都分别给军队下达了随时待命的紧急命令。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虽然写信祝贺切萨雷成功镇压了叛乱军，但心里其实并不踏实，路易甚至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与波吉亚是否交往过深以致养虎为患。他觉得自己给了切萨雷太多的自由，这位教皇之子虽然极富魅力，但在不久前还只是个红衣主教，连专属自己的军事力量都不曾拥有。在那波利的法兰西军一直受西班牙压制，势力无从扩张之时，切萨雷越是快速扩张，就让他越发的不满。一向认为意大利半岛迟早是自己囊中物的路易，惊讶地发现自己认定的手下切萨雷竟然挡住了自己的前路。塞尼加利亚事件让路易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遇见了真正的对手。

切萨雷自然也觉察到了路易心境上的这般变化，但无奈于彼此巨大的军事力量落差，依然不能与之为敌，反而是要自制地不给对方任何出兵的理由，而这就限制了他疾风一般的行动能力。

2日深夜，切萨雷率军队进入了科里纳尔多城区。第二天一早出发，向萨索费拉托前进。4日进入萨索费拉托城，与追赶维特罗佐军残党的己方军队会师，后者虽然给叛乱军造成了沉痛的打击，却并未能将叛乱军全歼，部分败逃的士兵逃往了佩鲁贾。

5日，从卡斯泰洛城传来了维特罗佐的弟弟——朱利奥主教已带着维特里家族全员逃往佩鲁贾的报告，报告称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也同在逃亡之列。然而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再次传来消息，称佩鲁贾的詹保罗·巴利奥尼逃向了锡耶纳，去投靠佩特里奇，于是维特里一家和乌尔比诺公爵又得接着跑，到了原定目的地都来不及休息，继续马不停蹄地逃向锡耶纳。

6日早上，卡斯泰洛城和佩鲁贾的市民代表先后抵达萨索费拉托拜访切萨雷，两方均是为了将领主逃跑后的国家献给切萨雷而来。代表们费尽心思讨好切萨雷，主动投诚乞求保护，期望能逃过切萨雷的复仇之刃。

切萨雷对他们解释说，背叛身为教会军总司令官的自己，就等同于背叛位于教会之首的教皇，故而才会以教皇的名义制裁叛乱者。随后，切萨雷打着将卡斯泰洛城和佩鲁贾返还于教会的名义，向实则是献给自己的两座城池各指派了一名队长。切萨雷还顺势与佩鲁贾缔结了军事同盟，强迫对方义务为他提供五百名步兵与领国内要塞的自由使用权。

仅惩处反叛教皇的首恶，而对其治下的领国不伤分毫，切萨雷是这么宣布的，实际执行上也是这么做的。提出这种看上去极其正当的处置原则，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以法兰西国王为首直至意大利诸国的各方势力对他提出苛责的手段。

随着部队的不断收归整编，又新加入了五百名重装骑兵、八百名轻骑兵、六千名步兵，切萨雷的军队总数几乎扩充到了一万五千人，他带着这支大军终于奔向了最后一位叛乱者，盘踞在锡耶纳的潘多鲁夫·佩特里奇。7日傍晚，军队已进入了阿西西城镇。

此刻的锡耶纳，佩特里奇正费尽心思研究对策。在加入马焦内同盟的人当中，就属他的政治手腕最为老练，可不会像维特里和巴利奥尼一样犯傻，什么也不做就逃跑。首先，他处置了二十名看上去倾向于切萨雷的家臣，全部关入牢中，还处死了其中三名，竭尽全力营造出一种将与切萨雷抵抗到底的架势。但与此同时，他却在背地里向罗马和阿西西派出使节，向教皇宣誓忠诚，对切萨雷言必恭顺，在外交层面上施展着浑身的解数。

但是，8日的晚上，切萨雷在阿西西召见锡耶纳政府派来的特使时说道：

“我的本意绝非要推翻历史悠久、世代传承的锡耶纳，我想对付的仅仅是与我有私仇的潘多鲁夫·佩特里奇，只要锡耶纳将他驱逐出去则可保和平安宁，但若是打定主意要与他共担守土之责，还请莫怪我将不得不付诸武力侵犯贵国领土。”

在接到切萨雷的宣告后，锡耶纳集体陷入了恐慌，共和国政府中也分生出两种意见，坚决同切萨雷对抗到底，或是驱逐领主潘多鲁夫。在田园广场上，聚集着支持佩特里奇的市民们，他们高喊着“狼、自由、潘多鲁夫！”，气势十足。狼是锡耶纳的纹章，也是锡耶纳的代名词，就如同圣马可代表威尼斯，百合代表法兰西一样。然而，现在喊得欢的这群人，很快得把话咽回嗓子里了，据报告称切萨雷已率军攻入了锡耶纳领内的卡斯泰洛城。随后的18日，锡耶纳的人们得知先前被逮捕的两位奥尔西尼家族的保罗和格拉维纳公爵，在唐·米凯罗特的指挥下，被送去了那个世界。四天后，在圣安杰洛城堡，奥尔西尼枢机主教追随两人脚步，被“自然死亡”了。

两则讣告传播的期间，切萨雷也丝毫没有停止向锡耶纳进军。锡耶纳的人们感到军队已近在眼前，政府委员会建议佩特里奇选择逃亡，与此同时，向切萨雷送去使节，传达已决定放逐佩特里奇之事。

1月24日，协定生效。

“在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离开锡耶纳的同时，罗马涅公爵将命军队退出锡耶纳领土。锡耶纳共和国政府将维持以往的统治，无须变更，但不得向逃亡者（指佩特里奇）打开城门。佩特里奇的财产受到保护，将由他的家族继承。”

在此，切萨雷十分慎重地只谋求驱逐佩特里奇个人这唯一的成果。毕竟，对于并非教会领地的锡耶纳来说，切萨雷假借的宗教大义行不通。而且他也看出，法兰西国王路易对自己的动作异常紧张，是不会允许他对锡耶纳下手的。但若是路易为了压制切萨雷而选择帮助佩特里奇的话，切萨雷也绝不能将佩特里奇单独做例外处理，参加马焦内叛乱的全员都必须被处刑示众。

锡耶纳共和国的代表与切萨雷已达成了协议，但佩特里奇并没有放弃，同时逃亡中的巴利奥尼也主张继续抵抗。切萨雷命军队深入推进到锡耶纳的皮恩扎，此处距离锡耶纳城仅相隔40公里，并在同一日，给锡耶纳政府委员会发去了最后通告。

“在此向神明起誓，若到黄昏为止还没有将佩特里奇驱逐出城，我们将视锡耶纳全体市民等同于佩特里奇个人，并将展开相应的军事行动。”

到了这个地步，锡耶纳的人们也不再犹豫了。被切萨雷强行送了一张通行许可证的佩特里奇，与詹保罗·巴利奥尼一同向卢卡逃亡，然而竟逃过了切萨雷已伸展到卢卡的势力，从维亚雷焦顺海路奔去了法兰西，寻求法兰西国王路易的帮助。

但是，切萨雷果然所料非空，1月10日，他忍不住对还在自己身边的马基雅维利说了如下的刻薄话：

“咱们的老板法兰西国王，绝不会舍得让我碰一下锡耶纳呀。”

同年的3月29日，通过法兰西国王路易的干涉，潘多鲁夫·佩特里奇又作为锡耶纳的领主大摇大摆地荣归故里。

1月28日，切萨雷结束了全部马焦内相关的善后工作，踏上了返回罗马的路程，但他就好像是自发主动地要看遍意大利中部的每一寸领土一般，命军队以一种与之前行事神速成鲜明对比的、难以想象的缓慢速度行军。230公里的道路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进入罗马时已是2月末。

在罗马的切萨雷，紧闭宫门，过着只偶尔外出打猎，几乎不与任何人见面的日子。但其实就是在这段时期，他迎来了至关重要的决断时刻。

他已拥有了包括圣马里诺、乌尔比诺、费尔莫在内的罗马涅公国，在他精准的治政方针之下，这个新王国凭他调配，按部就班地稳定发展。民心完全被他所掌握，国土建设也完全在他所托付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掌控之下，雄伟计划日渐成真。而更进一步，反向利用了马焦内叛乱的他，顺势借助教会的旗帜成功镇压了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地区。意大利中部几乎全部的领土，都在他的势力辐射范围内，北至罗马涅、南至罗马在内的拉齐奥地区，他逐渐将占意大利半岛三分之一的地域变成了自己的所有物。现在仅剩完全被切萨雷的势力所包围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他将下一个目标正式转向了佛罗伦萨。

但是，这将不可避免地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产生冲突，从以往的例子来看，可以预测到路易的强硬反对。若是切萨雷满足于罗马涅公国，满足于只是继续担当教会军总司令官，这个比较别致的佣兵队长一职的话，说不定路易会睁一眼闭一眼地就此放过他。但是，切萨雷看得却更为高远。佛罗伦萨之后，他将目标定在了那波利王国，若是能拿下那波利王国，几乎等同于拿下了整个南意大利，届时，费拉拉、曼托瓦以及博洛尼亚都将不在话下，唯余一个威尼斯共和国。先对威尼斯动手，还是暂且与威尼斯合作将法兰西人从米兰赶走，此时的切萨雷看上去更倾向于后者。证据在于，威尼斯共和国大使与他会面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人。

只是，眼下当务之急的还是与法兰西的关系。切萨雷终于正式开始着手，准备脱离对他事无巨细干涉不断的路易，然而，此刻的他依然弱小，无法单独抗衡法兰西国王。若想真正地甩掉法兰西，只得与其他强国联手，最终，切萨雷选择替代法兰西的国家是西班牙。

这个想法令教皇欣喜若狂，自年轻时来到意大利以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教皇愈发沉浸在对故国的乡愁之中，对儿子的这个决定他是完全赞成。不过，切萨雷却并非因为与父亲有同样的乡愁而选择西班牙，他想要与这个新兴国家联手，完全是基于合理的判断。切萨雷与家人聊天时，会使用瓦伦西亚方言，他也曾按照西班牙风俗举行斗牛仪式，但就像他喜爱佩戴法兰西风格的贝雷帽，却不喜欢法兰西人一样，与父亲不同，他对西班牙并没有额外多一份感伤的关注。

抛开军事力量不谈，切萨雷的理想正在稳步地实现着。而他的军队，先不论是由意大利各国混编而成，同样因优秀而发光，就连威尼斯的陆军，在军队素质上，现在也比他的军队逊色不少。由罗马涅公国内征兵而来的士兵，负有固定期限的军务义务，整体军事素质也在稳步提升。根据切萨雷将征兵军作为自己军队主力的想法，他们在装备上也得到了优待。为了让此前一直是平民的他们能拥有身为兵士的骄傲，切萨雷为其配置了统一的漂亮军服，军服胸口上绣有“Cesar”字样，即切萨雷的名字，全部兵器都是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眼光特别配置。

1498年7月17日，切萨雷脱去了枢机主教的一袭红衣。自执剑而起的1499年秋，他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达到了现在的成就。与法兰西国王的关系日复一日地冷淡，取而代之的是与西班牙的日渐亲近。从无领土也无一兵一卒出发，他那以王国创立为名的野心，已在这位27岁的年轻人眼前，笔墨鲜明地展开了磅礴画卷。他的气魄，正如他命人刻在所属军队的旗帜上的座右铭：

“不为恺撒，宁为虚无！”（Aut Caesar aut nihil.）

第三部分
流星（1503——1507）

第一章

1503年，夏。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迎来了72岁的寿辰。自即位教皇起，他在这个位置上已度过了十一个年头，而最近这段时日里，教皇快速地衰老了，甚至已寻不见往日那位老练政治家的一丝影子。他已不再向任何人掩饰，自己想早日看到儿子切萨雷取得成功的欲望，甚至还向威尼斯大使宣言说要让切萨雷成为国王，就连对法兰西国王的轻视态度也变得异常露骨，与之相反的，是肆无忌惮地公然亲近西班牙国王。

对切萨雷来说，父亲的这种做法并不是他所期望见到的。即便是他已决意与法兰西国王撇清关系，但也需巧妙行事，他的立场不如教皇父亲一般自由，绝不能在确立新同伴前就将旧伙伴变成敌人。因此，他甚至可以与法兰西国王的佣兵队长乔凡尼·乔尔达诺·奥尔西尼以及威尼斯共和国的佣兵队长尼科洛·奥尔西尼间和平共处，即使他十分想趁此机会将奥尔西尼一党彻底击败，但是不能给法兰西国王与威尼斯共和国这两个大国与波吉亚家族为敌以口实。故而对他来说，教皇父亲的这个将他横跨罗马涅、马尔凯地区的领土统合建立成亚得里亚王国的设想，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首先，他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小王国；其次，若王国真的成立，会明显地刺激到法兰西国王以及与这个新王国国境相接的威尼斯。这个经教皇之口而出，由威尼斯大使扩散开来的传闻，被切萨雷彻底否决了。同时，他也在背地里筹备着与西班牙的同盟。

7月，切萨雷再次开始了行动，与唐·米凯罗特相伴，照惯例只带了极少数人员随行。他从奇维塔韦基亚沿海路到达皮奥恩比诺，与任当地总督的唐·米凯罗特分别，接着乘船去往比萨。此行是去当地视察因阿诺河泛滥而引发的洪灾，与他同行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负责统筹洪水后的灾后重建。随后，他出发去向罗马涅地区。作为教会军总司令官，他不能缺席8月11日的教皇即位十一周年纪念庆典，所以必须尽快完成对横跨罗马涅、马尔凯的整个领国的视察。切萨雷最终在7月将尽之时，到达了罗马。

悲剧，突然降临。

这年夏天，罗马一直在酷暑中苦苦熬着。没有一丝凉风，太阳的光芒犹如针扎般难受，不知何时起水质开始腐败，随即疟疾肆虐而来。依当时的记录来看，所有枢机主教的家都变成了病院，但其实能在屋檐下死去的人还算是好的，得不到照顾的病人们，甚至就死在了路边或已干涸的喷泉边，无人认领，尸体散落各地腐烂败坏，街市尸臭冲天。就连在特韦雷河上的岛屿台伯岛医院也不例外，前去求治的病人们，即使是人就倒在了跨河大桥上，医生们也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前去救助。吓怕了的人们口中，念叨着“黑死病，一定是黑死病”之类的话，但这其实并不是黑死病，从症状来看仅仅是疟疾，只不过是非常恶性的疟疾。

在上层中，最初因病去世的是佛罗伦萨大使亚历山德罗·布拉奇，随后是教皇的侄子乔凡尼·波吉亚枢机主教，侄子的死讯让教皇对自己日渐衰老的躯体更感疲惫。为了抵御外界的暑热，教皇宫的全部窗户都已紧紧关闭，在侄子死去的第二天，教皇在其中一间阴郁的室内，对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这样说道：

“看着这些在罗马出现的病人，以及每天都会死去的他们，我仿佛感到精力也从自己的身体里被抽出去了一般。”

看着死人堆积如山，感觉自己也快病了的，并不只有年老的教皇一人，能离开罗马的人已全部都舍弃了此地。枢机主教们都逃去了郊外的别墅。就连各国的大使与情报官们，也向各自的君主和政府申请离开罗马的许可。教皇和切萨雷也认为有必要离开罗马，特别是切萨雷，想尽早再出发去罗马涅，但是教皇即位十一周年纪念日的8月11日迫在眉睫，两个人都无法离开。曾任教皇秘书官，现任枢机主教的阿德里亚诺·达·科尔奈托，于8月4日在他位于罗马郊外的别墅，为无法离开的二人举办了奢华的午餐会。

八天后的8月12日，教皇因为高烧和恶心先病倒了，第二天，切萨雷也因为同样的症状卧病在床。

人们普遍认为，波吉亚家族的没落是从此刻开始的。传闻中，教皇本想在葡萄酒中下毒谋杀枢机主教，但却自己错饮了那杯酒，切萨雷则是喝下了掺水的毒酒。根据威尼斯大使的报告，“两位病倒的真正原因，是于八日前阿德里亚诺枢机主教家举行的宴会，当日出席的全部人员事后都病倒了，第一个发病的恰巧就是阿德里亚诺枢机主教”。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吉奥维奥、萨努多等人，以及后世的布克哈特都相信毒杀的说法。

但当时在罗马的记录者和年代记作者们，却连一个毒杀的字眼都没有留下。“有那么多的人，都被这个不是黑色病却致死率不亚于黑死病的病症夺去了生命，就连教皇和切萨雷公爵也都卧病在床，症状是时不时间隔出现的高烧与恶心，与其他病人的症状完全一样。”卡塔内、科斯塔比利、斯布尔卡特等写下的这些，即是当时被称为“每三日一次高烧（三日疟）”的疟疾的标准症状。在佛罗伦萨、曼托瓦、费拉拉各国大使的报告之中，症状也与疟疾相一致。后世以帕斯托、卢西奥、伍德瓦德为首的历史学家们纷纷站出来反对毒杀说。

世间有名的、被誉为波吉亚秘用毒药的“坎特雷拉”，在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得到过证实。虽然不能妄下断言这种毒药就是有名无实，但确实也并没有史料能证明其曾真实存在过。而能追溯到的最早出现的关于波吉亚家族使用毒药杀人的记录，却是在1503年他们没落后才第一次出现，随后，在19世纪又经法兰西罗曼派文学者们之手被传说化了。

但即使是查阅在当时的意大利对毒药最为熟悉的威尼斯共和国政府的十人委员会的独门记录，也能看出其对毒药的调和与运用都是极其不成熟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以他们做参考，可以得出所谓世间有名的波吉亚家的毒药，恐怕指的是教皇和切萨雷两个人的头脑。更何况，只是杀害一个72岁的老人竟花费了大约两周的时间，并且在午餐会中同席的枢机主教们，年龄更为高迈的那几位却没有死去。在此基础上，所有关于他们两人症状的记录都显示是最为恶性的疟疾。综合所有资料来看，不难发现，两人死于波吉亚家传毒药的毒杀说，虽然能为他们一族的悲剧更添戏剧效果，但其真实性的根基却是十分薄弱。

8月12日病倒的教皇和第二天卧床不起的切萨雷，病症反复，时好时坏。8月14日，医生对教皇采取了放血疗法。放血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治疗方法，然而，教皇依然高烧不退，精疲力竭地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而切萨雷被医生包围着，几次衰弱地挣扎于濒死边缘，灼热的高烧反复侵袭他，恶心的症状异常严重，而每当头痛伴随着高烧一同袭来，切萨雷就只能在病床上痛苦辗转。唐·米凯罗特从皮奥恩比诺赶来，趁着他能按住切萨雷的期间，医生们总算是得以给他进行了放血治疗。切萨雷被交递来袭的如野兽一般的发疯与近乎死一般的弥留状态反复折磨，所有人都认为与教皇相比，他这边才更是重症。

但即使是在不定时侵袭的高烧与头痛间隙，切萨雷也还是恢复了一小段时间的正常精神状态。清醒中的他，只是一味地担心着教皇父亲的病情，而自己则是必须要在还来得及之前，赶快痊愈。不知何时到来的奥尔西尼和科隆那的复仇极其危险，而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法兰西也无法信任。

枢机主教们都各个躲在家中观望形势，各国大使和情报官们则在随时记录着二人的病情变化，带着这些情报的信使们马蹄飞扬，将属于8月的白色灰尘散落到了整个意大利。

然而，年老教皇的身体却比病症严重的切萨雷更早地到达了极限。发病起的第六天，8月18日早晨，他希望在病房里进行弥撒，弥撒过后，教皇进行了忏悔，领受了圣体。在晚钟敲响之时，众人为几近濒死的他举行了涂抹香油的圣礼，浓重的沉默吞噬了整间病房。当天夜里，亚历山大六世逝世，他衰老的心脏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高烧。

教皇的死被立即通知给了其楼上的切萨雷，但是自身也正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他，没能从病床上起身。

“他对我说过，”马基雅维利在之后写道，“他说：‘我从以前开始，就思考过父亲死时将会发生的所有事情，也确定了种种对策。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父亲真正去世的时候，我自己也处在生死的边缘。’”

但是，现在，他最后的希望，希望教皇父亲至少能够坚持到自己治好为止的愿望也破灭了。

根据以往各位教皇逝世时的先例来看，每当教皇去世的时候，必须最先要做的便是从暴徒的掠夺中守护教皇宫，此次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团结在切萨雷周围的、效忠于他的年轻人们身上了。指挥由唐·米凯罗特担任，他将被称为教皇宫之门的大门和圣安杰洛城堡的大门紧紧关闭，接着，押住担任教皇代理的枢机主教的逼问，威胁要是敢说个不字就刺破喉咙从窗口扔到特韦雷河里去，从而拿到了教皇宫藏宝室的钥匙。随后，他们将藏宝室里的金币、宝石以及其他房间的众多贵重品，都搬到了切萨雷病房附近的房间。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即便是往少了计算，加起来也不会少于30万达克特，就连教皇的病房也几乎被搬到空无一物，床榻上只剩遗体横躺在上面。当这一切行动结束后，切萨雷才下令对外公布教皇的死讯。

在另一方，根据教皇厅礼官布尔卡特的指示，教皇的遗体被移到了称为鹦鹉大厅的屋子里。接着，进行遗体的清洗整洁工作，并为其穿上教皇的正装，最后将遗体安放在铺着紫色锦缎的台案上，两旁分立一盏烛台，蜡烛的火光平静地燃烧，在紧闭的闷热房间里半点不带晃动。遗体旁侧，没有一个陪同的人。

翌日一早，遗体被转移到了圣彼得大教堂。这场最终的弥撒，以枢机主教为首的高位神职人员无一个人参加，就连葬礼祈祷时所必需的《圣经》，都不知道被谁放在哪里，遍寻不着。唱诗班的圣歌唱得仓皇失措，卫兵们则高声咒骂着互相争夺火把，列席的修士们都害怕地逃进了圣器收藏室。在骚乱中，布尔卡特不得不在三位不知名人士的帮助下，将教皇的遗体移到有格挡、比较安全的另一侧。

为了在下午接受民众的最后告别，教皇的遗体一直放置于格挡另一侧，而因为炎热，遗体在此期间也在持续不断地腐败，变得发黑膨胀，形态狰狞，甚至散发出了恶臭。在圣彼得大教堂里排队告别的民众，身体因恐惧而颤抖，但也许是因为群体性的猎奇心理作祟，告别的队列持续到了黄昏都没有走完。但最终，不知道是谁，为已经腐败到不忍直视的教皇遗体轻轻披上了遮盖。

夜半时分，在微弱的火把照耀下，冷清的送葬队伍朝着圣马利亚修道院的墓地走去，除了一位主教和他的助祭之外，只有极少的一些人随行。下葬的时候，教皇膨胀了的遗体却无论如何也装不进早已准备好的棺材，最后是靠着两个力气大的搬运工，用脚踩着才勉强塞了进去。地下墓室的石墙上插有火把，火光摇曳，将每次按压都会弹起的尸体的丑陋全貌映照得更为骇人。最终费尽力气，棺材的盖子被盖上，下葬也结束了。出席的人们将火光吹灭，在沉默之中快步离去，墓地出口的铁门，在他们的背后发出瘆人的声响渐渐闭合。

第二章

仅仅十五天前，切萨雷的野心看上去还近在咫尺，现如今，他却仿佛能听到自己的野心逐渐崩塌的声音。教皇父亲突然过世，自己也被重病侵袭数次濒死，更糟的是疏远法兰西、亲近西班牙的策略只进行到了一半，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他的不幸。法兰西、西班牙这两方势力，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他真正的同伴，更何况还有威尼斯存在，这个意大利强国于教皇在世期间，一直恪守着令人生畏的沉默，这三方列强，时刻关注着失去了教皇后盾的切萨雷，而其他意大利诸国则期盼着他能紧追教皇的步伐同样病死。

在如此危机面前，容不得切萨雷露出一丝破绽，他必须对外表现出主导大权依然在握的样子，即使失去了教皇父亲这一后盾，在教皇刚刚过世后的他，状态也还没到需要绝望的地步。

首先，他依然是教会总司令官，依然站在一个无法令枢机主教与他国统治者无视的地位上。

第二点，他拥有罗马涅。整个公国团结在他任命的家臣周围，上下一心忠心耿耿。

第三点，他拥有军事力量。据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所说，切萨雷拥有九千名步兵、两千名枪骑兵，以及两队武装完善的大炮部队。

第四点，是他在拥有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还拥有忠于职守、值得信任的心腹。以唐·米凯罗特为首，切萨雷拥有一批为了主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忠诚家臣。

第五点，在教皇死后被转移到圣安杰洛城堡的将近30万达克特的教会财产，如今还掌握在他的手中。此外，即使过去于公于私都花钱如流水的公爵，在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银行里，依然还存有50万达克特的资金。而无论他打算开展什么行动，这些钱都随时可以调用。

即使再怎么想瞄准这次机会消灭切萨雷，只要考虑到以上这几点后，各国也没有那么容易出手了。他们边期盼着切萨雷的死期，边窥视着事态的发展。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枢机院。8月19日，亚历山大六世逝世的第二天夜里，枢机院在密涅瓦神殿召开了会议，十六名枢机主教齐聚一室，做出决定要求切萨雷于黎明时分交还圣安杰洛城堡。但是，在同一天夜里，城堡守官却回绝了主教们的劝告，身为切萨雷家臣的城堡守官拒绝的理由，是只有新教皇才有权索要圣安杰洛城堡。

第二天，枢机主教会议在同一场所再次召开。此次会议的召开目的，是为了在选举新教皇的秘密会议召开前，将切萨雷驱逐出罗马，但唐·米凯罗特突然带着一队武装骑士闯了进来。面对举剑逼迫他们撤回提案的唐·米凯罗特，切萨雷在比萨大学时代的恩师，现在已成为索伦托枢机主教的雷莫利诺·达·莱里达，眼中含着泪水想劝说他就此回去，他对于与切萨雷是同窗的唐·米凯罗特来说，也同样是恩师。

枢机院无法驱逐切萨雷，但教皇选举一事又迫在眉睫，于是他们将规劝切萨雷离开罗马一事交付给了威尼斯大使。21日，接受了委托的大使杰斯汀安前往梵蒂冈与切萨雷会面，然而切萨雷横卧在病床上，接见大使时甚至因为太过衰弱而几乎无法说话。始终没有消退的高烧让他的双眼充血，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拒绝枢机院劝告的言语，一眨眼工夫，他的额头上就满是汗水。杰斯汀安在最终的报告中写道，完全没有想到公爵会病得如此之重。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希望切萨雷死去的围观者们，开始等得不耐烦了，相继采取了行动。首先打头阵的，是奥尔西尼的复仇之战。向着罗马进军的他们，最先尝到了切萨雷军队的强力反击，唐·米凯罗特率领着军队精锐，炮轰了位于蒙特·焦尔达诺的奥尔西尼大本营，他们的城堡毁于切萨雷军的大规模炮击。但是，敌人并不只有奥尔西尼，西班牙国王的佣兵队长普罗斯佩罗·科隆纳也率领他的势力北上罗马。而在米兰的法兰西国王，派出了本为支援那波利的法兰西军，听从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指挥挥军南下，不断地接近着罗马。

数日之内，罗马就涌入了这几方不同的军队势力，法兰西军队、奥尔西尼军队、与那波利的西班牙军队串通的科隆纳军队，以及切萨雷的军队，彼此形成了相互敌视、相互角力的局面。罗马市内各处都在不间断地发生着冲突，“科隆纳”、“奥尔西尼”、“波吉亚”等呼声，像相互竞争一般在街道中不停回荡。其中，科隆纳军队因为有着在那波利处于优势的西班牙为后盾，态度尤为强硬。但是，唐·米凯罗特绝不能容忍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同奥尔西尼联手，进而取得主导权。他与一年前就开始随军的切萨雷幺弟杰弗里携手，在普罗斯佩罗军队的前线附近配置了军队。

但最终，谁都无法阻止科隆纳和奥尔西尼两方势力在面对共同的仇敌波吉亚时达成共同战线，这让切萨雷感到了威胁，他想要扯断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起法兰西国王的佣兵队长奥尔西尼一党，他选择收买西班牙国王麾下的科隆纳势力，作为交换，切萨雷决定归还自己曾经夺下的科隆纳所拥有的罗马郊外的城堡。普罗斯佩罗接受了这个条件，在波吉亚、科隆纳的联合军面前处于劣势的奥尔西尼于24日撤出了罗马。

此时，威尼斯共和国采取了行动。若是切萨雷在罗马的立场继续变强的话，窥视着罗马涅地区的他们将很难再有所行动，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枢机院中的反波吉亚派系。当得知切萨雷那本在罗马涅地区的军队，现已悄然抵达了位于罗马100公里外的奥尔维耶托时，枢机院决定与威尼斯采取一致行动，此番的中间人在上回的威尼斯大使基础上，又增加了法兰西王国、西班牙王国和位于德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四名大使。

25日晚，他们与切萨雷在教皇宫内的一个房间进行了会面。切萨雷虽依然无法从病榻上起身，但这次已可身着教会军总司令官正装会见众人。靠着背后叠落的数个靠垫，他才勉强在病榻上支撑起身子，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围在他的周围，随时准备帮衬，在卧榻的旁边站着的唐·米凯罗特则直瞪着大使们。若是单看这个场景，很像是王者在召见被征服一方的代表，但会面的内容却与之完全相反。

大使们首先都表示，自己前来只是为了传达枢机院的意愿，但同时也传达了各自国家君主们的意见与枢机院是相一致的。紧接着，向切萨雷告知了枢机院的决议事项，即“在举行教皇选举的秘密会议期间，为了保护选举会议的自由，罗马将不能有任何武将存在”，枢机院以此条法律或者说是传统为由，规劝切萨雷离开罗马。

时间在漫长的寂静中流逝，所有人都等待着切萨雷的回答。变得面色苍白的切萨雷想要站起身来，但就在这一瞬间后，他无力地倒在了靠垫堆上。甩开跑过来想要搀扶他的秘书官阿加比多的手，他用勉强挤出的声音表示，因为自己重病在身，只能拒绝枢机院的劝告。但即使切萨雷可以无视那些反波吉亚的枢机主教们，无视他们组成的枢机院的决议，却无法无视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列强。在此时，切萨雷认为与其用武力压制枢机院，不如通过让步来笼络他们。1500年后的切萨雷，不曾拥有尤利乌斯·恺撒曾在翻越卢比孔河时的魄力。

8月30日，枢机院与切萨雷之间达成了协定，首先要保证切萨雷教会军总司令官的位置，其次选举新教皇时，要尽可能推选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或者至少选择索伦托枢机主教。但同时，不只是切萨雷的军队，科隆纳、奥尔西尼等军队也要一齐撤出罗马6公里外。9月1日，驻扎在蒙特马瑞奥的切萨雷军队遵从协定离开了罗马。第二天，切萨雷自己也离开罗马，出发去向内皮的城堡。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的大使们将切萨雷送到城外，他横卧在八名侍从抬着的肩舆上，被严重的头疼折磨得痛苦不堪，鲜红帷幔的遮挡下，依然可见他身形消瘦同往日判若两人，只有双脚因浮肿略微显得结实些。切萨雷的爱马身披饰有公爵纹章的黑色天鹅绒马衣，第一次同主人分开行进的它紧紧跟在肩舆之后。

切萨雷刚刚到达内皮城堡，还没来得及舒缓旅途的疲惫，就被接二连三到达的坏消息轮番打击，以乌尔比诺和佩鲁贾发生叛乱为首，各地迎接旧主复位的风潮愈演愈烈。

圭多巴尔多公爵→乌尔比诺。

詹保罗·巴利奥尼→佩鲁贾。

还有以下这些接受了威尼斯援助的其他领主们，也都陆陆续续撒着欢地返回了旧有领土。

雅可波·达比亚诺→皮奥恩比诺。

贾马里亚·达·瓦拉诺→卡梅里诺。

乔瓦尼·斯福尔扎→佩萨罗。

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里米尼。

维特罗佐·维特里的侄子们→卡斯泰洛城。

圣马里诺共和国也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个消息让缠绵病榻不得起身的切萨雷气得咬牙切齿。

但好在，罗马涅公国内的主要城镇，切塞纳、弗利、法恩扎、伊莫拉等，依然效忠于切萨雷。这些地区为抵御威尼斯的游击队，封锁了街道，而弗利和伊莫拉，更是全员一致通过了市政会决议，拒绝旧主卡特丽娜·斯福尔扎的复位。

但是，切萨雷却在此时选择了最为无用的策略，他打算在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上将西班牙枢机主教们的票都转投给昂布瓦兹枢机主教，借此再次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修好，此举只能被认为他已经因重病失去了天赐的敏锐判断力。路易同意了这份利益交换，他向意大利各国，特别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共和国，发出了不得入侵切萨雷领国的警告，并在同时禁止对谋求复位的领主们进行援助。但自从法兰西国王在那波利处于劣势后，他的禁令已无法让意大利诸国唯命是从了，只有在指着法兰西保护才能过活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面前还算有点效力，而威尼斯则根本对禁令视而不见。

而另一边，在切萨雷离开罗马后，枢机主教们为了出席秘密会议陆陆续续地都来到了罗马。

9月3日，时隔十年没有回来过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抵达罗马。

6日，逃亡西西里岛长达五年的科隆纳枢机主教也回到了罗马。

9日，拉斐尔·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进入了罗马城。

10日，在西班牙的阿拉贡枢机主教之后，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也带着路易十二世对秘密会议的期待与鲁昂的大主教乔治·昂布瓦兹一同到达了罗马。过去三年间，斯福尔扎持续不断地支持着昂布瓦兹，才终于换得从法兰西的囚禁生活中解脱，重获眼下的自由。

16日，秘密会议，即为了选出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召开了，三十七名枢机主教齐聚一堂。但现场形势却十分混乱。法兰西派推选昂布瓦兹枢机主教，威尼斯派推选罗韦雷枢机主教，切萨雷则再度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西班牙派推选卡瓦哈尔枢机主教。而这三者之间的竞争，经由威尼斯从中周旋，又变成了意大利、西班牙联合派与法兰西派的对决。在两派相互僵持中，9月22日，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作为庇护三世被选为了教皇。身在内皮的切萨雷对这位新教皇表示欢迎，因为他是一位认真的圣职者，不从属于两个派系的任何一方，并且其伯父是曾经的教皇庇护二世，与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曾十分亲近。但是，由于新教皇庇护三世已有八十高龄，同时还身患病症，所以很明显，他只是多方周旋下的临时选择。

即便如此，庇护三世对切萨雷到底是很同情的。当威尼斯准备派阿尔比亚诺指挥官率大军奔袭内皮进攻切萨雷时，他准许了切萨雷为自保希望返回罗马的请求。并且在10月1日，发出教皇诏书抗议威尼斯，命其停止针对罗马涅持续不断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同时，教皇对费拉拉大使说了以下的话语：

“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对公爵感到同情。然而现在，那个年轻人还是重病在身呢。”

10月3日，切萨雷回到了罗马。他此行只带了二百五十名骑兵和五百名步兵，并对理应稍后赶来罗马会合的大军基本不抱希望。一个半月以前，在教皇父亲刚刚过世时，他尚且手握一万两千人的军队，然而如今他的大军已几乎不复存在。威尼斯政府用高额酬劳为诱饵，外加对切萨雷的困境大肆宣扬来煽动军心，很快就使法兰西、瑞士及意大利籍的佣兵队率先舍弃了切萨雷，投奔到了威尼斯的军队。即使切萨雷在情急之下，匆忙与奥尔西尼达成了佣兵契约，但威尼斯对奥尔西尼出了更高的价格，切萨雷订下的契约转天就变成了一纸空文。接着在14日，切萨雷的军队彻底解体了，西班牙国王正式对外发布王命，因为切萨雷为与法兰西国王相交好，现禁止西班牙人在切萨雷手下担任任何军事职务，违反者将被处以死刑。雨果·蒙卡达等一众在切萨雷手下效力的西班牙勇将们因此舍弃了切萨雷，大多转而加入了驻扎在那波利的西班牙军队。

接二连三的变故下，切萨雷已陷入窘境，精锐之师不复存在。即使是此般境地，依然有小队士兵愿意追随他前来罗马，但这些人基本是从罗马涅百姓中征召而来，虽然他们对陷入绝境的主人誓死效忠，但这支根据切萨雷的理想创建起来的军队尚不成熟，若是没有娴熟的作战部队和佣兵队长带领，几乎不能发挥战斗力。

同时，奥尔西尼、科隆纳以及阿尔比亚诺率领的威尼斯军都在逐渐逼近罗马。

切萨雷意识到，再这样继续留在罗马很可能会有危险，但想返回有自己军队驻扎的罗马涅也并非易事，他现在相当于已被各方势力围困在了罗马，陆路被威尼斯的势力所阻断，而在奥斯提亚港待命的桨帆船船队，也被威尼斯收买了。

10月15日，切萨雷勉强自己披上战甲，发起了绝望的进攻。率领着在罗马城外仅存的军队出击，却遭遇到早已等候多时的奥尔西尼与威尼斯两军的反击，交战不久即不得不败逃撤退。切萨雷逃回了教皇宫，但这个地方也只是宫殿而非要塞，面对已经追击到了罗马市内的敌人，算不上安全。因病骤然消瘦的切萨雷，唯有双眼依旧闪烁着光芒，他在唐·米凯罗特的搀扶下穿过地下通道，逃到了防守坚固的圣安杰洛城堡。

三天后的18日，一个令切萨雷大为震惊的巨大噩耗降临了圣安杰洛城堡，庇护三世逝世了。这位对切萨雷表示同情的教皇，仅仅在位二十六天就结束了他短暂的任期。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担心会再有新的危机来临，纷纷向切萨雷进言，劝他乔装成神职人员逃亡。对此，以剑为杖支撑起身体，晃晃悠悠站起来的切萨雷，几欲吐血一般地只说了一个字：“不！”

教皇庇护三世过世后，众人对切萨雷的敌对态度再无半点遮掩。10月24日，在威尼斯的元老院会议上，元首说道：

“大家想必都知道，我们政府的意图就是要得到罗马涅地区。为达此目的，我们就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把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是神的敌人，瓦伦蒂诺公爵彻底消灭。”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威尼斯确实有所策划，想在暗中支援法恩扎和弗利各自的旧主曼弗雷迪和奥德拉弗复位，把这两位推举成名义上的一国之主，再借机渗入威尼斯势力，只是弗利并没让威尼斯如愿以偿。

此般境遇下，切萨雷只得将自己的运势赌在下一次的教皇选举上。西班牙出身的十二名枢机主教均效忠于切萨雷，相当于总数三十六票中的三分之一都掌握在他手中。如果能利用这些选票，成功选出对自己抱有善意的教皇，也许他还能再次朝着自己的野心出发。对切萨雷来说，下一次的教皇选举至关重要，或是逃脱死地，或是万劫不复，唯有这两种可能的结果之一。

10月29日，切萨雷率领十二名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在教皇宫的一间房间内进行了会面。切萨雷提出的条件，是以在秘密会议上将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的十二张票全部投给罗韦雷，来交换对方当选后，保证自己教会旗手的称号与教会军总司令官的地位不变，保证自己罗马涅公国领地的所有权不被侵犯。罗韦雷接受了，同时他又在上述条件基础上另增加了一条，切萨雷在法国的3岁女儿露易丝，要同自己的外甥乌尔比诺公爵家的后继者弗朗切斯科·马利亚订立婚约，只有波吉亚、罗韦雷两家联姻，方能在未来互相扶持。

28岁的切萨雷，拖着仍然衰弱的身体精疲力竭地倚在椅背上，直直地盯着在他眼前的这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的侧脸，对方晃着羽毛笔正奋笔疾书，看上去面色红润，完全不像是已有60岁的人。迄今为止，切萨雷已体验过了数次同伴的背叛，也十分清楚，在政治面前，真理不是由感情和伦理道德所决定，而是寄生于利益交换之中。然而，当他面对这位向自己表现出十足诚意的罗韦雷时，却大大低估了对方受波吉亚一家迫害，十一年间卧薪尝胆深埋于心的仇恨。最终，协定在切萨雷、罗韦雷和作为证人的十二名西班牙出身的枢机主教的共同签名下成立了。

11月1日，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作为尤利乌斯二世即位为教皇。新任教皇由于太过感动，全程几乎都呈现出一种失神的状态，就连圣彼得大教堂的台阶都不太能一个人平稳地登上去。

切萨雷用自己的力量，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成功推上了光荣的宝座，这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但与其说他是输在了赌运气上，倒不如说是输在了政治短视上。

第三章

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自称“我把切萨雷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疼爱”，同时建议切萨雷前来他无偿提供的教皇宫一隅专心养病恢复身体，而会把新教皇的鬼话当真的，也就只有切萨雷一个人了。

同一时期，马基雅维利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大使被派驻罗马，关于新任教皇对切萨雷百般示好的真意，他做了如下的分析。第一点，是为10月29日与切萨雷签署的那份协定做做表面文章。第二点，是为牵制威尼斯的势力，遏制其持续向罗马涅地区的渗透。最后，是为着切萨雷眼下仍然还掌握着的罗马涅地区的军事要所和民心。马基雅维利还附加上了一句，教皇尤利乌斯一直在伺机等待着消灭切萨雷的机会。

卧病在床的切萨雷完全不知情的是，教皇私下里对威尼斯的大使却是这样说的：

“这位为了权势可算是坏事做尽，看看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死后他的惨状。当敌人有权有势的时候，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唯命是从，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自由了。”

然而，把这句话充分付诸行动的并不是当时的教皇，而是威尼斯。威尼斯的下一手伸向了法恩扎和弗利，对于刚刚即位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来说，压制威尼斯的侵略成了当务之急，但实际上，他也是束手无策。曾在名义上属于教会的军事力量，完全是由切萨雷个人构建而成，而切萨雷只是空有教会军总司令官之名，军队照旧是建立在佣兵制度之上。更何况，刚刚即位的尤利乌斯并不富裕，在金钱方面也无法与威尼斯相抗衡。

尤利乌斯二世

切萨雷很清楚尤利乌斯的这个弱点。在教皇选举之前的10月29日，他们二人缔结协定的时候，切萨雷所考虑的利益交换，一个能在政治上吸引尤利乌斯的筹码，就是自己作为武将的才能，切萨雷认为尤利乌斯不可能不需求自己的力量。

而在教皇尤利乌斯看来，若是只作为一介佣兵队长，切萨雷的才能确实是他渴望至极、梦寐以求的，但他并不认为切萨雷会是只满足于佣兵队长地位的男人。要是现在不管不顾地拿切萨雷来对付威尼斯，迟早能看到他向教会举起反旗的那一天。

但是，尤利乌斯二世身边确实没有可靠的军事人才，他虽然有女儿，但却没有儿子，外甥们当中也并无合适的人选，唯一一个要继承乌尔比诺公爵家的外甥弗朗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韦雷，眼下还太过年少，其他亲族也是如此。尤利乌斯二世与伯父西斯都四世一样都是贫民出身，一生中都没能遇到擅于军事的甘为他们效力的左膀右臂。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尤利乌斯，正在对波吉亚家族的憎恶与对切萨雷的军事才能的认可这两种感情之间摇摆不定。

探查到了教皇真意的马基雅维利，对本国政府提议，应与罗马教皇联手，共同对抗逐步侵略罗马涅的、对双方都极具威胁的威尼斯共和国，而鉴于罗马与佛罗伦萨都没有优秀的武将，是否可以请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作为佣兵队长，用他来担任对威尼斯作战的指挥官。

亲眼看见切萨雷将自己最大的敌人尤利乌斯推举成了教皇，对如此愚蠢的举动，马基雅维利表示“与过去的公爵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对于这个时期的切萨雷，他的评价几乎可以说是痛下针砭毫不留情。但是，十年后，在他所著的《君主论》的最后，马基雅维利却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时常想起，是否曾经透过某个人，看到了神为意大利投下了一束名为赎罪的光芒，但遗憾的是，那人未及攀升到荣耀的顶端，就已被命运所抛弃。”

然而在十年之前，尚未著成《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关于利用切萨雷的军事才能压制威尼斯的提案，却并不是为了挽救切萨雷，完完全全是为了在面对威尼斯共和国时总是处于劣势的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所着想。但是，被认为在那时就已预测到八年后的威尼斯对罗马、对康布雷同盟之战的马基雅维利，此时的这个大胆提议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就夭折了。因为，佛罗伦萨政府首先就不同意，佛罗伦萨在畏惧切萨雷能力的同时，也对法兰西国王有所顾忌。而且，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无法完全抛却对波吉亚家的憎恶。

另一方面，切萨雷的健康刚恢复到可以骑马的程度，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行动。虽然依旧身形消瘦、面色苍白，外加时不时袭来的头痛会使其痛至面部扭曲，但他已下定决心，要回到罗马涅再一次重头来过。切萨雷从热那亚的银行取出金币，再次招兵买马，后又向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申请通行许可证，声称要作为教会的武将再次征服罗马涅和马尔凯地区，成功后会将领土悉数交还给教会。教皇正对威尼斯势力在旧教会领地的罗马涅、马尔凯两地区的蛮横行事大为苦恼，痛快地给予了切萨雷许可。

得到教皇许可的切萨雷，立即给军队下达了命令，主力部队在唐·米凯罗特和塔德奥·德拉·沃尔佩的指挥下，经陆路跨过托斯卡纳向罗马涅前进。因为健康状况还无法承受远路的行军，切萨雷自己是同五百名士兵一起，经奥斯提亚乘船去向里窝那，预计两军在比萨附近会合。为此，洛伦佐·莫提诺在奥斯提亚的港口忙着为船队做准备。

11月19日，送走了唐·米凯罗特一行人，切萨雷骑上骏马向奥斯提亚出发了。

但令切萨雷没想到的是，在自己离开罗马后，威尼斯大使又有了新的动作。正逐步侵蚀罗马涅的威尼斯，对于教皇同意切萨雷前去罗马涅的事情十分震惊，于是指派大使接近教皇，游说他关于切萨雷的危险性。本来就对放切萨雷回罗马涅感到犹豫的教皇，很快就被说服了。

教皇向各国送去了如下的诏书：

“教会领地理应归属于教会，而非切萨雷·波吉亚的私有领土。此番授予切萨雷的许可，是教皇在被胁迫下所发。”

教皇在送出诏书的同时，还派出了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拦截切萨雷。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到达奥斯提亚的时候，切萨雷正准备上船。枢机主教向切萨雷传达了教皇的意思，作为教会的一介武将，切萨雷无权将罗马涅地区各城堡要塞据为己有，要求他必须出示将这些让渡给教皇的证明。而切萨雷回绝了。

得知此事的教皇立即禁止了他的出航。虽然切萨雷表示出了让步的姿态，但教皇却对此不为所动。26日，尤利乌斯二世在自己即将举行教皇加冕仪式前，下令逮捕切萨雷。坊间开始流传，尤利乌斯终于向波吉亚发起了复仇行动。

切萨雷被秘密押解到罗马后，住进了他与父亲曾在教皇宫生活时住过的房间，那里已被人称为“波吉亚的房间”，虽然是对待客人的待遇，但事实上却是监禁。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1月30日传来消息，唐·米凯罗特指挥的军队，在向罗马涅进发途经托斯卡纳境内时，遭遇了詹保罗·巴利奥尼指挥的佛罗伦萨军，并于激战后落败。在听到唐·米凯罗特和塔德奥·德拉·沃尔佩竟然都被佛罗伦萨军俘虏的消息后，始终对教皇要求交出罗马涅城池一事持拒绝态度的切萨雷，终于撑不住了。

12月2日，在教皇宫紧挨着教皇寝室的其中一个房间内，一位面色惨白的男人坐靠在长椅上。房门被打开，另一位高挑消瘦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如鬼影般三两步就飘了进来，对坐在长椅上的男人弯下腰，跪地行礼。坐在长椅上的男人站起身来，踌躇了片刻之后，走向了跪在地上默默无言的男子，接着，说出“公爵阁下”几个字，搀着对方的手臂将其扶起。坐在长椅上的男人，是因切萨雷而被迫屈辱地几次三番逃亡的乌尔比诺公爵圭多巴尔多，而跪在他身前的男人，正是为了与教皇和解前来向他求情的切萨雷。圭多巴尔多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间有亲族关系，教皇也打算让他代替切萨雷担任教会军总司令官的职务。最终，圭多巴尔多同意为其说情，条件是切萨雷需归还在占领乌尔比诺时当作战利品夺走的物品，并对无法归还的物品进行赔偿。

第二天夜里，切萨雷通过圭多巴尔多向教皇提出，自己将让渡罗马涅所有城池，用以交换自己与唐·米凯罗特等被佛罗伦萨军所俘虏的家臣们的自由，教皇答应了这个条件。

然而，切萨雷所不知道的是，早在八天前，圭多巴尔多就已对曼托瓦大使说：

“教皇已下定决心要消灭公爵，现在，只是为了保护教皇的名誉，暂时保持沉默。”

威尼斯大使杰斯汀安则更加率直，他在给本国政府的信中如下写道：

“教皇想要消灭公爵，却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无法依靠自力征服罗马涅，话虽如此，他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罗马涅被威尼斯夺走。故而，对于教皇来说，在被消灭之前，切萨雷还有利用价值。

教皇向罗马涅各地都派出了使节，递送教皇诏书，号令他们交出城池。但没想到，面对教皇使节，各地城池守官均给出了不看到主君被释放就绝不开城门的回复。尤其是切塞纳的守官迭戈，甚至将其中一个教皇使节吊了起来。这些举动激怒了教皇，他叫嚷着要将切萨雷戴上手铐脚镣，扔进圣安杰洛城堡的地下牢房去，在众多枢机主教们的劝说下，才总算没有付诸实践。

而另一方面，被关在“波吉亚房间”的切萨雷却像个旁观者一样，享受着无所事事的快乐。

12月14日的午后，切萨雷曾经的恩师索伦托枢机主教前来拜访，切萨雷并没在房间内，他被引到了中庭与之会面。枢机主教在柱子后的阴影中看到，冬日暖阳照射下的中庭里，切萨雷与看守自己的一名侍从围坐在棋桌前，桌子周围还有另两名侍从旁观这场比试。一段时间后，好像分出了胜负，下棋的侍从站起身来，说道：

“公爵大人，您总是如此的强大。”

对他们，切萨雷只是回以微笑。

侍从们离去之后，切萨雷依旧坐在原处一动不动，身体深深地埋在椅子里，只仰着头，似是为了晒晒阳光，眼睛则是一直闭着的。

枢机主教在之后与科斯塔比利会面，谈到切萨雷时叹息道：“就像是对世间的一切都已不再在乎了。”

没人知道，处在孤独沉默之中的切萨雷，到底在思考些什么。只是，现在的切萨雷，既无法回到拒绝对教皇投降，始终对自己保持忠诚的罗马涅，也无法拯救忠实于自己的唐·米凯罗特和塔德奥·德拉·沃尔佩，他们经受着严酷的拷问，但宁愿被囚禁也不背叛自己的主君。而切萨雷本人，连唐·米凯罗特依教皇之令被秘密从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就关在距离他所在的教皇宫极近的圣安杰洛城堡牢房的事情也不得而知。就这样，这一年——1503年便就此结束了。

转过年的1月3日，西班牙军在那波利的加埃塔与法兰西军交战，大获全胜，法兰西被迫就此完全退出对那波利的权力争夺，而这让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决意亲近西班牙国王。

1月28日，切萨雷打破了近两个月的漫长沉默，再次与教皇缔结了协定。根据协定，切萨雷将在卡瓦哈尔枢机主教的监视下被转移到奥斯提亚，并在那里度过四十天的时间，若是在四十日之内罗马涅各城池向教皇投降，则切萨雷可重获自由，若是罗马涅依旧拒绝投降，则切萨雷将再次被带回罗马，关进圣安杰洛城堡牢房终身服刑。

2月14日，教皇招待切萨雷共进午餐，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双方内心的想法，但至少从表面看来，午餐会是在和睦的氛围中结束的。第二天夜里，切萨雷便离开了教皇宫，乘船沿特韦雷河去向奥斯提亚。

但是，罗马涅各处城池在教皇使节面前依旧毫不屈服，各地守官们反复强调交城的前提是切萨雷公爵已获得自由，教皇的愤怒爆发了，而这些愤怒被悉数发泄给了在奥斯提亚等待的切萨雷。切萨雷给罗马涅的家臣们写了信，让他们按照教皇命令交出城池，绝不能对教皇兵戎相见。收到切萨雷的书信后，伊莫拉、切塞纳、贝尔蒂诺罗的城池才终于被交还给了教皇。

4月19日，切萨雷重获自由之身。他等不及从那波利前来迎接他的船只到达，骑马迎着来船的路线跑到了聂图诺，与来船会合后乘船去向了那波利。

此时那波利的实际掌权人是西班牙总督科尔多瓦，他的军事才能出众，被称为“伟大的元帅”。切萨雷还是枢机主教的时候便已与他相识，此次前去那波利，就是为了投靠这个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友人。

科尔多瓦热情地迎接了切萨雷。而自4月28日，切萨雷拜访卡斯泰尔诺沃城堡以来，这位人至中年的成熟武将科尔多瓦，便一直很喜欢与雏鹰一般的年轻人交谈。这让因担心切萨雷的安危，从罗马跟到那波利的两位枢机主教倍感宽慰，这两位其中一位是切萨雷的伯父卢多维科·波吉亚枢机主教，另一位是切萨雷的恩师索伦托枢机主教。这期间，切萨雷一直客居在他伯父的宅邸。

切萨雷向科尔多瓦表示，想要在西班牙国王手下谋得军职为其效力。他提议可以由皮奥恩比诺登陆，先夺回比萨，再据此进攻法兰西的同盟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科尔多瓦接纳了他的想法，并约定会对他进行援助。

得到承诺的切萨雷，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起来。他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分别提出自己最后的一笔金币，开始编制军队，科尔多瓦借出的桨帆船船队也在同时做着准备。但是，切萨雷真正目的在于罗马涅，他给留在罗马涅地区的家臣们秘密地发出了待命的指令。

5月25日，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就差最后一步率兵登船。这天夜里，以街上有疑似刺客的可疑人员徘徊为由，科尔多瓦向切萨雷提出邀请，为了安全着想建议他同自己一起留在城堡中过夜。切萨雷也认为在出发前，有必要对至今为止科尔多瓦的亲切表示感谢，故而接受了邀请。两个男人共进了晚餐，席间两人开怀畅谈，亲密无间。科尔多瓦看着切萨雷，就如同看到了自己往日的荣光、力量与年轻时的梦想，都原原本本地具象到了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一般。

到了就寝的时候，科尔多瓦将切萨雷送到他的寝室前，又接着聊了一会，直到切萨雷表示自己已经想要休息，科尔多瓦可以离开不必继续作陪了。但是，他的朋友却摇了摇头，接着说道，自己已从国王那里接到命令，要不眠不休地待在他的身旁。切萨雷的脸霎时白了，他呆立原地，口中不受控制地喊出了几乎不成词语的声音。

切萨雷并不知道，曾一度放他自由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后悔了，为了再次摧毁切萨雷已与西班牙国王勾结，早在五天前的5月20日，教皇在罗马对西班牙大使表示：“我想我们双方都不会乐于见到切萨雷重获自由。”此时已征服了那波利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正要将野心伸向亚平宁半岛，自然是不会放过向教皇卖人情的机会。再加上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倒切萨雷机会的威尼斯共和国，也在利用反法兰西政策这一诱饵接近教皇和西班牙国王。所有这些人都直接或间接促成了毁灭切萨雷的命令下达。

从5月25日的午夜开始，切萨雷就被幽禁在了卡斯泰尔诺沃城中的塔内。这座塔就位于港口附近，右手边是桑塔·露琪亚之塔，左手边可以遥望到紫色烟雾缓缓升起的维苏威火山。这个那波利港口被一塔一山左右环抱，沐浴着耀眼的阳光，各式船只从这里驶向地中海，又不断有船只从各处返航，日日都是热闹非常，喧闹声直达遥远的高塔之上。

而在塔上的切萨雷却已经不想再见到任何人了。总督科尔多瓦虽然几次登上高塔，但切萨雷都只是直直地盯着对方的脸，闭口不言，他的双眼燃烧着愤怒与憎恶，令科尔多瓦难以承受。其实在最初，科尔多瓦也没有要背叛切萨雷的意思，在接到国王的命令时，他的内心万分苦恼。但当他得知这件事的背后，不只有西班牙国王，同时还有教皇参与其中的时候，科尔多瓦便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另外一个经常来拜访切萨雷的人，是教皇的使节。使节前来，是为了逼迫切萨雷交出罗马涅最后仅剩的弗利。教皇几次下达命令，但位于弗利的拉瓦尔迪诺要塞守官们均不曾服从，向切萨雷贯彻了曾宣誓的不变的忠诚，到现在也不肯交出要塞，然而教皇和威尼斯也对他们无法轻易出手。切萨雷这边，也是一直拒绝着教皇使节的让渡劝告。

另一方面，在罗马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为了找出惩处切萨雷的理由而费尽了心思。切萨雷并没有像被法兰西国王俘获的摩尔人那样，在战争中输掉成为俘虏，而且他也并没有对教皇发起过反叛，教皇若仍旧执意处置他，就只有让他背负杀害教会相关人员这一罪责了。本想让唐·米凯罗特站出来指证，在亚历山大六世任期内去世的枢机主教们是被切萨雷下令所毒杀的，但无论米凯罗特受到如何残酷的拷问，都没有屈服。教皇无法从唐·米凯罗特口中获得想要的证言，他自始至终声称那些枢机主教们全部是自然死亡，再怎样拷问都不会从他这里得到任何其他的答案。但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也不能轻易地就随便杀掉切萨雷，由于他辉煌的过去，众多民众都知晓他的存在，也在关注着他的下场。此外，对教皇来说，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的意向也不能完全无视。教皇领悟到，要想惩处切萨雷，必须要有相应的理由，然而想找到一条合情合理的理由又是如此的困难。

春去夏至，在盛夏的8月15日，切萨雷终于对教皇的命令屈服，给弗利的城堡守官写去了一封书信。

“幸运的女神，恐怕已对我十分愤怒了。”

以这样一句话开头的书信紧接着就只写道：

“到了如今，我想要重获自由的方法，就只剩下交出要塞这一条了。”

8月强烈的阳光，毫无顾忌地抛洒在弗利这座位于平原上的城镇。民众们为了避暑纷纷聚集在广场回廊上，他们当中已有人感到不可思议，聊着自昨夜起要塞就一直大门紧闭，武将与士兵们也不似往常进进出出。突然，一个人跑进了广场，听闻要塞中吵吵闹闹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变故，乘凉的人们争先恐后，来到了要塞护城河边。

就在这时，在人们的注视中，城门被粗暴地打开了，随即吊桥降到了护城河上。一匹骏马飞驰而过，骑在上面的武将正是城堡守官贡萨洛·德·米拉芬特斯，身穿黑色盔甲的他将长枪架在大腿上，视线直视正前方，像征服者一般凛然地骑马跑过。紧随其后的是弗拉卡索、拉弗、纳迪等，这些被称为切萨雷心腹中的心腹的武将们穿着盔甲骑马跑过。在他们的后面是举着印有代表切萨雷旗号的文字“Aut Caesar aut nihil”（不为恺撒，宁为虚无）军旗的队伍，驻扎在这座要塞的两百名骑兵，全员都陆续走出了城门。这支骑兵队集结成队伍，一起离开要塞时，一声声高喊着“公爵！公爵！”，喊声在弗利城镇的房屋之间反复回荡。

他们虽然为了被囚禁的主君切萨雷交出了要塞，但却拒绝了教皇的邀请，拒绝为新任主君效力。全员达成一致，要尽可能抵达主君所在的那波利。

但即使如此，切萨雷依然没能再次获得自由。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推测出了教皇的用意，已下令将切萨雷押送回西班牙，将以杀害自己家臣甘迪亚公爵胡安的主谋罪名，对他进行审判。

8月20日，那波利港口，一艘沐浴在阳光下的白色帆船向着西班牙出发了。而这正是米拉芬特斯交出要塞后的隔天。

被关在圣安杰洛城堡地下牢房的唐·米凯罗特在这之后又度过了大约两年的囚禁生活，直到1506年4月才终获释放，虽然释放他的交换条件是要担任佛罗伦萨军的佣兵队长，但他很快就消失了，关于他在这之后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第四章

在西班牙南部，从瓦伦西亚南行至阿利坎特的路上，在路途正中间会经过波吉亚家的领地哈蒂瓦。波吉亚家族最初生活在西班牙北部潘普洛纳附近的博尔哈，后南下定居在了哈蒂瓦，作为这个地区的领主发展壮大。整个家族均秉持武将传统，代代侍奉阿拉贡王家，与王族结为姻亲，一度在阿拉贡王国的宫廷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波吉亚家族的飞速发展，是从阿方索·波吉亚离开哈蒂瓦去罗马教皇厅任职，于1455年成为加里斯都三世教皇时开始的。随后，罗德里格·波吉亚被自己的伯父加里斯都三世召唤，离开哈蒂瓦去往意大利，并于1492年作为亚历山大六世也登上了天主教教会领袖的宝座。

虽然波吉亚家族已跻身于欧洲政界中心，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还是无法忘记故乡哈蒂瓦。教皇曾命阿拉贡国王将包括哈蒂瓦在内的甘迪亚地区独立为公国，由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为甘迪亚公爵统治此处，来保持与西班牙的关联。但是，甘迪亚公爵胡安于1497年被暗杀，之后都是由胡安的妻子玛丽亚·恩里克斯与被留下的孩子两人守护着这片土地。

但切萨雷，如今却是以囚犯之身踏上了这片祖先的土地。虽然在家族成员之间用瓦伦西亚方言交谈，也拥有许多西班牙出身的朋友与家臣，但这还是切萨雷第一次踏上西班牙。他在阿利坎特下船，最初是被押着穿过哈蒂瓦送到了瓦伦西亚，这里是曾经他担任枢机主教时所管辖的教区。但是，切萨雷没有被允许逗留在哈蒂瓦或是瓦伦西亚。没过多久就继续被押送南下深入内陆，被关进了阿尔瓦塞特近郊城镇钦奇利亚的城堡中。

城堡远离城镇，矗立在高约700米的山丘之上，从这座外观粗犷近似于摩尔人风格的城堡放眼望去，仅有一处森林，其他都是光秃秃的山脉，奉国王之命前来监视切萨雷的城堡守官加百利，体格据传像大力士一般健壮。给予切萨雷的三间大房间位于这座城堡的最顶层，一名从意大利开始就跟随着他的侍从与他共同生活在这里。

不知不觉间，秋天过去了。城堡石墙被内陆特有的猛烈寒风呼啸袭过的冬天也要过去了。切萨雷居住的房间十分宽敞，即使他想像往日的习惯那样在屋中走来走去，也不会在空间上感到不便，但空气只能透过被割裂成小格子的窗户进入，他也无法走到室外再次沐浴阳光。屋子的白色水泥墙像是修道院的样式，屋内也只有粗木家具，切萨雷在这里过着寂静又沉默的日子。

另一方面，在外面的世界，释放切萨雷的请求和运动一刻不曾停歇。他的恩师索伦托枢机主教和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不知疲倦地对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以及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进行着游说。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受人在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所托，接连向教皇、西班牙国王乃至法兰西国王请愿释放切萨雷。而在西班牙方面，切萨雷的管家雷奎伦佐陪同主人一同登上西班牙的陆地后，就立即奔赴梅迪纳·德尔·坎波觐见西班牙国王和女王，递交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所写的请愿书。此外还有切萨雷的内兄，以国王的名义从纳瓦拉向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和女王伊莎贝拉派去使节，为释放切萨雷活动。还有两个女人，切萨雷的妹妹卢克雷齐娅和妻子夏洛特，也都给法兰西国王、教皇以及西班牙国王和女王送来了近似于哀求的书信。

但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并没有听从他们的请愿。至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不只是无视请愿，还将从法兰西境内的切萨雷领地收缴来的年贡全额没收，甚至连本该由国王支付的与夏洛特结婚时的10万达克特的陪嫁也不再履行。此外还大规模收回本来赐予切萨雷的领地，只留下了瓦朗斯的公爵领土和其他一些小领地，甚至还在暗中限制他身处法兰西的妻子夏洛特的行动，防止她跑去西班牙。

因为教皇他们的强硬态度，各种不吉利的传闻扩散开来。有的说，胡安的遗孀玛丽亚·恩里克斯将起诉切萨雷暗杀了自己的丈夫，有的说，国王费迪南多似是打算将切萨雷作为暗杀拥有阿拉贡王家血统的比谢利公爵的主谋者处以死刑，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不好传闻的共通点，都在于女王伊莎贝拉才是切萨雷获释的最大障碍。

这位女王去世两个月后的11月11日，一则传闻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说西班牙国王已释放瓦伦蒂诺公爵，并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予了他。留在意大利的波吉亚派们狂喜异常，但可惜的是这是个误报。即使如此，这一类的传闻还是没完没了地被反复传播。甚至教皇都一度听闻并相信了费迪南多国王已将西班牙全军交付切萨雷，即将进攻意大利版图的传闻，西班牙驻罗马大使不得不紧急跑去梵蒂冈向教皇阐明原委。

但是，被囚禁在钦奇利亚冷清的城堡内的切萨雷对这一切动向都不得而知。春天即将结束，从非洲大陆吹来的热风，让空气日复一日地燥热起来。城堡守官加百利前来查看这名囚徒的状况，切萨雷请守官来到窗户近前，说是从这里望见的山脉有可疑的火光飘了过来。守官走近了窗户，一瞬间，切萨雷扑向了他，用尽全身力气掐住了他的脖子。守官痛苦地拼命挣扎，他的脸憋得通红，但是几乎是两倍于切萨雷强壮的守官，还是一边挣扎一边像头牛一样吼叫了出来。喊声引来了城堡的武装士兵，切萨雷松开了守官，边微笑着边对他们说：

“听说他力量很大，我只是想要验证一下而已。”

城堡守官因疼痛和愤怒涨红着脸，带着士兵们急匆匆地走下了楼。

1505年夏，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切萨雷从待了将近一年的钦奇利亚城堡被转移到了位于梅迪纳·德尔·坎波的莫塔城堡。

梅迪纳在阿拉伯语中是“都市”或者“街道”的意思。曾统治过这里的摩尔人给这片地区留下的不仅是名字，还为这个距离马德里200公里的城镇染上了自己浓重的色彩。这里盛产骏马与健壮的公牛，沙色石头砌成的房屋一间挨着一间，中央广场聚集着从各地前来的商人，买卖交易热闹非凡。一年前女王伊莎贝拉尚未去世时，她的宫殿就是在这里。

切萨雷被移送的这座莫塔城堡，城池坚固、气势磅礴，傲视众生一般地矗立于世。城门处两边各有一个圆柱形石塔，从这里左右展开的高大石墙，将城堡与街道一斩为二。城墙外围环绕有深深的护城河，即便是在现在这样的暑热之中，也照样注满了水。小小的窗户和枪眼将城堡墙体分割成无数个小方块，从窗户和枪眼望出去会有种错觉，会觉得这座莫塔城堡就如同一头巨象，扑通一下凭空地坐在了沙色街道与无垠山野之间。这里的城堡守官是卡德纳斯，但还另有一位塔皮亚，专为监视切萨雷而来。切萨雷被关在了城堡中最高的一座靠近城墙的高塔顶层。

梅迪纳·德尔·坎波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直系继承人乔凡娜与其丈夫菲利普，以及年幼的王子们共同居住的地方。其中刚满5岁的一位王子，就是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

当时的西班牙王家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分裂的西班牙经由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王国费迪南多的婚姻，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还时日尚短。这个统一的新兴国家，在朝着下一代世界最强国的道路迈进的同时，其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不断上演。

虽然费迪南多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育有几名王子和公主，但都接连夭折了，最后只有一位被人们戏称为“发疯的乔凡娜”的公主，她有个喜欢躲在王宫的厨房里一言不发的癖好。此外，几乎尽人皆知的一点是，她对自己那被美誉为“美男子菲利普”的俊美丈夫有着超出常规的嫉妒心。

女王伊莎贝拉在世时，即使在这样的国情之下，所有事情也都能相安无事地正常运转。但在女王去世后，费迪南多国王与公主的丈夫菲利普之间突然开始飘散出不安的气息。菲利普以亲生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势力为背景，从母亲勃艮第的玛丽那里相继得到了法兰德斯全部地区以及法兰西的一处领土，现在还代替妻子摄政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多将这个年仅27岁的野心勃勃的女婿看作自己的强敌。而菲利普则认为，根据自己已有的势力来看，只要国王一死，他就可以继承整个西班牙王国了。所以这两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被囚禁着的切萨雷。

受命统治那波利的科尔多瓦总督野心勃勃声名远播，国王对他也同样不太放心，因而曾考虑过是否要让切萨雷统率军队，牵制科尔多瓦。所以国王想要将一度转移到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切萨雷，再次调回自己宫廷所在的瓦伦西亚附近。对国王来说，将切萨雷放置在自己身边是一举两得，既得到了能代替科尔多瓦的优秀武将，又为抑制菲利普王子的动作增添了力量。

当然，菲利普拒绝了国王的这一请求。野心勃勃的他已预感到，自己迟早有一天会与国王费迪南多兵戎相见。到了那个时候，切萨雷对菲利普来说将非常有用。

1506年9月7日，距切萨雷被转移到莫塔城堡已过一年有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再次率军前往那波利。十八天后，年轻的菲利普王子因病突然去世。费迪南多认为现在可以放切萨雷自由了，而对切萨雷来说，现在也正是他重回历史舞台的绝好机会。

但是，切萨雷却没能忍耐地等到国王归国。在高塔之上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他，对这些事情和进展全然不知。通过进出城堡的一名祭司，他与贝纳文特伯爵相识，但这位伯爵是死去的王子菲利普一派，也就是卡斯蒂利亚派的首领，即便切萨雷想要了解国王费迪南多的动向，贝纳文特伯爵也只会让他愈发地疏远国王。在反费迪南多派的贝纳文特伯爵看来，与其眼睁睁看着切萨雷落到国王手里，还不如趁着国王不在将他放跑更好。伯爵与他这一党派为了帮助切萨雷脱逃，提出要让武装士兵入侵城堡，但切萨雷只期望能得到一根长绳索。

10月25日，夜半时分，一团黑影悄悄接近城墙，利用阴影遮蔽自身的是四匹马和两个人影。夜空中虽然闪烁着繁星，但天空高悬的尚是细长的新月，暗淡月光下四周仍是一片黑暗。

这时，高塔上窸窸窣窣地放下了一根绳索，紧跟着，一个男人顺着绳索滑了下来，正是切萨雷的侍从。随后的瞬间，一道惨叫划破夜空，绳索太短了，侍从留下那一声惨叫之后便落入了护城河之中。

切萨雷发现，贴着塔壁降下的这根绳索在半途就到头了，下方是张嘴迎接着他的漆黑的注满水的护城河。但是他并没有迟疑，将身体攀上还在晃动的绳索，快速地沿着墙壁滑了下去。但是，塔皮亚的儿子听到刚刚的惨叫声后，立即召唤了卫兵，城堡随之骚动了起来。切萨雷正下方已布满了卫兵，但视力所及之处能看到，脚下的土地与护城河仍有一段距离，同时，手执武器的卫兵们，陆续从塔的入口蜂拥而来。已经再无他法的切萨雷，像弹簧一样在塔壁与空中来回晃动了两三下，下个瞬间，他在空中放开双手，从非常恐怖的高处远离城墙向护城河跳了出去。

被摔在地面上的切萨雷动弹不得，等在旁边的两个身影快速地围了上来，随即把他拽上了马。两人一左一右将缰绳拉住，递给伏在马上一动不动的切萨雷后，也分别上了马，甩开鞭子，从两侧夹住切萨雷所乘的服帖的马，三匹马就这样如风一般离去了。

20公里的道路，毫不停歇，追兵点燃的火把仿佛一直在他们后方闪现。切萨雷几乎在疼痛中失去了意识，但紧握缰绳的手却从未松开。

终于到达了维拉龙，贝纳文特伯爵的领地。一行人在这里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照料切萨雷的伤势，他从塔上跳下来的时候，左半身落地承受了重创，左臂骨折。而这里距离潘普洛纳还有遥远的路途，在逃去那里之前，即便是很短时间的休养，对切萨雷来说也是必要的。为此，他们隐蔽地休憩了数日。

终于，到了该离开维拉龙的时候了。此处距切萨雷的内兄纳瓦拉国王的领土，即使是东北方向的直线距离，也还有大约400公里路程。不过，追兵自然也能预测到切萨雷会逃往纳瓦拉，一定会在必经之路上展开拉网式的追查。他们不得不选择迂回的路线，先北上翻过坎塔布连山脉，然后出海沿海岸向东前进，再穿过巴斯克地区进入纳瓦拉境内。

贝纳文特伯爵为切萨雷提供了三匹健硕的马以及两名可靠的领路人，马丁和米格尔，并且还为他准备了足够多的金钱。三名旅行者在国王的领国内部逃亡，为避开西班牙国王手下的追兵，他们各自装扮成了买卖小麦粉的商人。

严酷的11月到了，寒冷的空气刺痛着皮肤，马儿都被狂风吹得打晃。切萨雷一行人无时无刻不担心惧怕着埋伏，日复一日在危机与平安间往复。穿过巴利亚多利德，越过阿米斯科，走过迪阿拉·德·坎波斯那片乌鸦成群的寂寥林荫道，他们进入了坎塔布连山脉，道路从这时开始渐渐陡峭。他们在走私者常走的林间密道上悄无声息地跑着，偶尔会遇到赶着骡子的平民，天空低沉阴云密布，终于有一天开始降雪了。三个旅行者在雪中艰难前行，怜悯着精疲力竭的马匹，他们放慢了前进的速度。

历经数日，小心保护自己免遭狼和豹的袭击，在大雪中又露宿了无数个夜晚后，他们总算得偿所愿地翻过了山脉。此时的道路也主要以下坡为主了，但当快接近桑坦德的时候，切萨雷和马丁所骑的两匹马倒下了。米格尔提出，让伤势还没有痊愈的切萨雷用自己这匹尚且能骑的马。但切萨雷在稍作思考后，命令米格尔就这样骑马先走，早点到达桑坦德，去准备能渡过卡斯特罗·乌尔迪亚莱斯的小船。米格尔受命后骑马离去了，在他的身后，切萨雷与马丁也再次出发，只是这次是徒步前进。

又过了一段时日，大海的气息包裹住了他们，紧接着，灰色的海面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冬日的寒风扬起白色的浪花，波浪碰撞出海水的泡沫，大西洋在他们的面前延展开来。潮湿的海风吹打着切萨雷的脸颊，他全身沐浴在海风中，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而当切萨雷正欲将欢喜的目光投向站在他身后的马丁时，他感到了剧烈的头痛，虽然想要忍耐住这让他精神恍惚的疼痛，然而他所能记住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依靠在身旁的树木上。

切萨雷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他正被马丁的手臂搀扶着。有一种恐惧在他的心中不断扩张：“不会是患上了梅毒吧？”对于这种恐怖的病症他知之甚详，病人发病后会逐渐变成废人，两三年后就会死去。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即便自己很早以前确实患上过梅毒，也并没有完全根治，但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复发。况且三年前自己还得了严重的疟疾，梅毒应该已经消失了才对。但是，随后他又想起了，被囚禁在莫塔城堡的时候，曾爆发过两次严重的头痛。那么，曾经患有的梅毒，现在又再次复发了吗？但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完全看不出症状的。对于这个首次袭来的恐惧念头，切萨雷从内心坚定地否决了这种可能，头痛若不是因为疟疾，就一定是脱逃时的跌伤所致，他深信只可能是这二者之一导致了头痛。

另一方面，米格尔总算想方设法地成功雇到了小船，要知道在这样的坏天气里，船夫们是十分不愿出海的。只是，由于为此事花费了重金，引起了一名船夫的怀疑，将此事报给了城镇的守备部队。很快，守备队的武装兵便赶到了城镇。眼看逃亡的成功近在咫尺，为了提前庆祝，他们三人决定在城镇的餐馆饱餐一顿，守备队闯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和三只烧全鸡与大份烤肉搏斗，却不得不停下来接受守备队队长的盘问。大概因为逃亡的切萨雷被悬赏了1万达克特赏金，还是死生皆可，盘问持续了很久。不过，最终队长认可了他们的说辞，相信他们三人是买卖小麦粉的商人了。守备队撤走了，但是料理店的主人和雇工们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记得这三个人，特别是其中一个，身材瘦高，披着黑色长斗篷，绝不摘下斗篷的头巾，以此来刻意隐藏面容的男子。他的左手，偶尔会从斗篷下露出来，好像受伤了似的用绷带捆绑着，并且总是奇怪地一言不发。只是有一点，这个男人的言谈举止有着超乎常人的气度，而另两个人则看上去像是家臣一般。当守备队长再次询问时，他们如是说道。

不过那时的切萨雷与两名领路人早已乘船出海。大海一片荒芜，像是随时都会掀起狂风暴雨，为了安全，船只只敢在能远远望着陆地的海域行驶。此时头已不再疼痛，并且成功逃离了守备队监视的切萨雷，就连掺着冰冷海水的海风，也甘之如饴。

他们三人在卡斯特罗·乌尔迪亚莱斯上岸，用尽各种办法也没能搞到马匹，最后在城镇近郊的圣基亚拉修道院换来了三头骡子。三人只得骑着骡子上路，这段旅程对于眼看纳瓦拉领地就近在眼前的切萨雷来说，缓慢得无法忍受。当走过巴斯克地区，踏上连接都城潘普洛纳的道路时，就已正式踏上了纳瓦拉的国土——逃亡终于成功了。

1506年12月3日，国王在潘普洛纳的宫殿中，非常意外地见到了前来投靠的妹夫，一个精疲力竭、变得像恶鬼一般的切萨雷站在他面前。两年的囚徒生活，再加上一个多月的艰险逃亡之旅，让曾经被誉为“本世纪最俊美武将”的切萨雷·波吉亚已英俊不再。脸颊消瘦干瘪，被任其随意生长的胡须包裹，脸色枯槁发青，只有炯炯发光的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国王对他的到来给予了热情迎接，嘱咐切萨雷要优先休养，他坦率地听从了建议，这之后的一整天里，都深陷在安稳的沉睡中。

第五章

纳瓦拉王国靠近法兰西和西班牙国境的比利牛斯山脉，被北面的比利牛斯山脉和南面的埃布罗河夹在中间，就像是个被挤出来的王国，切萨雷宣告自由的书信正从这个国家的都城潘普洛纳发出。

“在经历了众多苦难后，主已将我从囚禁中解放出来，他赐予我自由，给予我决心。我的秘书费德里科在代我递交这封书信的同时，将为各位传达更多详细信息。我于12月3日到达潘普洛纳，现在我身在此处，与纳瓦拉王国高洁的国王及王妃在一起。”

这封书信被送到了意大利各地，从身在费拉拉的卢克雷齐娅，伊波利托·德·埃斯特枢机主教，到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以及在罗马的众多西班牙裔的枢机主教们。

费德里科12月7日从潘普洛纳出发，21天后这个消息传遍了意大利，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骚乱。卢克雷齐娅几乎欣喜若狂，而意大利尚存的那些亲波吉亚派，特别是罗马涅的民众们，直到现在仍口耳相传着切萨雷定会回归意大利。最为震惊的还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厅与威尼斯共和国由于争夺罗马涅地区而矛盾频发，民间传言没有优秀武将可用的教皇将会在对威尼斯作战时启用切萨雷，而这让教皇勃然大怒，等切萨雷的秘书费德里科一到罗马，教皇立刻下令将他抓捕。而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对切萨雷的这个自由宣言则毫无回应。

但是，任何战争都需要金钱，然而，现在的切萨雷却并不富有，所以他不能由自己发起战争。不过，世界上总是会有挑起战争的人，愿意为此出钱的人也是哪个时代都不会少。切萨雷拥有军事才能，又处在年仅31岁的壮年，对一个男人来说，想要东山再起并不算晚。他感到自己眼前的世界再次变得明亮开阔，学生时代曾是自己绰号的城镇潘普洛纳——他在这个美丽的城镇充分地享受着春天。一边从容不迫地休养身体，一边尽可能多地参与室外活动，头痛也像是彻底将他遗忘了一般，再没有来困扰过他。虽然偶尔会被前所未有的疲惫感侵袭，但他纤细干瘪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长肉，在沐浴了西班牙强烈的阳光后，苍白的脸色也恢复成了往日紧致的古铜色。骑马兜风的切萨雷，脸上重新出现了曾经的年轻笑容。

让切萨雷再次奔赴战场的时刻来临了。当时的纳瓦拉王国正处于十分微妙的立场，这个小王国的命运，因关系越发险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西班牙国王而动荡不安。在被安排与西班牙公主结婚的儿子菲利普死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明确地选择了反西班牙立场。在皇帝与西班牙国王之间，围绕着欧洲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现在已经完全摆上了台面，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世也与皇帝联手，站在了反西班牙的立场上。而与法兰西国王关系走得很近的纳瓦拉国王，自然也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敌视，由于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西班牙与法兰西开战，自己必将首当其冲，对纳瓦拉来说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决心要粉碎纳瓦拉王国的西班牙国王，此番下令由博蒙特伯爵率领前军。根据当时的记录，博蒙特虽然个子很矮，但他大胆勇猛的英姿在西班牙却是屈指可数。两年前，博蒙特伯爵以比亚纳的要塞为据点，与纳瓦拉国王手下的军队已摩擦冲突不断。比亚纳城镇位于埃布罗河北部，与坎塔布连山脉相连接，不过这片土地有卡斯蒂利亚地区做后盾，战争所必需的武器、马匹以及士兵和粮食均唾手可得，作为对纳瓦拉的前线基地，守卫可以说是相当坚固。纳瓦拉国王决定对比亚纳发起攻击，切萨雷领取了这项任命，与国王一同参加了比亚纳的攻击战。在比亚纳的要塞前布阵的纳瓦拉军队，有五千步兵、一千骑兵、两百枪骑兵、一百三十名炮兵和弓箭手，总数六千三百三十人。切萨雷负责指挥的是由两百枪骑兵和五百骑兵组成的前卫部队，其他士兵所组成的主力军队则由国王亲自指挥。

1507年3月11日夜，激烈的暴风雨来袭，从三个方向围攻要塞的攻城军均遭到了打击，营帐被大风吹飞，火把燃起的火光飘零于夜空，惊惧的马匹齐鸣，扯断了缰绳，疯狂地四散奔逃。仓皇的士兵来回奔走，有人想要制服逃窜的马匹，有人想要收捡被踢散的武器。闪电将天空劈裂开来，将这混乱的一切，连同背后屹立着的要塞，照得犹如白昼一般闪亮。

接连十天的攻防战，已让坐困城中的军队受到了惨痛的打击，城堡守官博蒙特伯爵察觉到这次暴风雨将会是一次绝好的反击机会。要塞的大门被从内侧打开了，随即，手持武器的两千名骑兵一涌而出，随后还跟着几乎相同数量的步兵，伯爵自己则在城墙的上方布阵，指示着炮击。被突然的暴风雨袭击，又受到敌兵的来袭，纳瓦拉军的士兵连重整旗鼓的时间都没有，全军全线崩溃。

一直忙于重整队伍的切萨雷，此时身披盔甲手执权杖，突然发现己方士兵正朝着自己大批溃败奔逃而来，敌军则紧随其后追杀不休。下一个瞬间，众人听到了立于原地的切萨雷发出了激烈的声音：

“牵马过来！”

被牵过来的乌黑骏马桀骜不驯，切萨雷像挑战一般跳上了马，但即使主人已骑在它的背上，黑马依旧躁动不安，两三次地将前蹄扬到空中，在马背上的切萨雷一面抓着缰绳一面俯视着侍从吩咐道：

“我会在此拦截敌军，你快去国王那里，告诉他，队伍整编好了就立刻带来会合。”

他扔掉了权杖，但就在此时，已经被遗忘了的剧烈头痛竟然再次袭来，切萨雷紧抓着马鞍，想要忍过这让他快要失去意识的疼痛。敌我双方的叫喊声犹如轰鸣的波涛，忽远忽近地包围着马背上的他，听着这些声音，他拔出了剑，下一刻，他踢向马腹催其奔跑。

任黑马狂奔的切萨雷，不知踢散了多少敌军或是友军，直冲进了敌方阵营的正中央，只有十二名骑兵跟在他身后。尽管如此敌军还是被他撕开了一个口子，似是一瞬之间，切萨雷就砍倒了一名骑兵和两名步兵，之后是两名骑兵，接着又是两名骑兵。切萨雷穿着黑色盔甲骑着黑马的狂暴身姿，在闪电的光照下，瞬息闪现复又瞬间消失。

但敌军很快重整了队伍，近两百名骑兵和步兵包围着切萨雷，但四周却完全看不到同伴的身影，他一个人被留在了敌军的海洋。

在城墙上的博蒙特伯爵，注意到了下方原野中的战斗，那名身穿黑色盔甲的骑士奋力厮杀，犹如一头受伤的雄狮。但他并不知道那人是谁，即使问身边的人，也没人见过这名骑士。

切萨雷被逐渐逼到了山丘之上，这里四处都是滚石，骑马非常凶险。他几乎打败了所有的骑兵，但步兵们却一边远远围住他，一边缩小包围圈。射向胸膛的弓箭，一声脆响后就被铁制的护胸弹开，但紧接着长枪刺中了大腿，切萨雷虽然用剑砍断了枪，断掉的枪尖却还深深地扎在大腿上。绕到背后的敌人用枪刺中了黑马的后脚，马儿高声发出了悲鸣一般的嘶叫声，抬起了前脚，就在这时，一支箭划过天空朝他射来，下一个瞬间，切萨雷发出了令人胆寒的低吼，那支箭射中了他的右眼。马儿因再次被刺中而倒地，同时切萨雷也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盔甲碰地发出了钝响。这个声音就仿佛是暗号，包围着切萨雷的士兵们一拥而上，像蚂蚁噬象一般，杀害了切萨雷。那一刻，刀枪剑戟密集得就如同天空坠下的暴雨。

倒下的切萨雷，右手上还握着剑，左手紧拽着已经一动不动的黑马的缰绳。一名敌兵剥下了他的头盔，扎在他右眼上的箭轻响一声折断了，头盔下面出现了一张苍白的面孔，额头上留着痛苦的印迹，右眼已血肉模糊，只有左眼大大地睁开着，眼中灰色的光芒越来越弱，最终消失了。

敌兵们对尸体本身毫不关心，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令人吃惊的华丽盔甲上。他们争相从尸体身上扒下盔甲，夺走佩剑，就连盔甲下的白色衬衫和浅灰色紧身裤也没放过。但当贴身衣物都被扒掉的时候，他们也着实被尸体身上无数的伤痕吓到了，数来竟有23处，全身的伤口还往外渗着血，将白色的、浅灰色的破碎贴身衣物染成殷红。敌兵们为收获的精致盔甲与佩剑欣喜异常，将尸体丢在原地，有说有笑地返回了要塞，他们大多都是无名于历史洪流的普通人，唯有一位留下了姓名，就是射箭的库希梅内斯·噶尔西亚·德·阿古雷多。

博蒙特伯爵发现了士兵们带回要塞的盔甲与佩剑，斥责了他们，随后亲手拿起沾满了血污泥土的物件仔细端详，盔甲胸部的位置上刻有银色的字迹，“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

大惊失色的伯爵赶忙命人将尸体搬运过来，但是士兵们还没爬上山丘，就不得不原路折返，纳瓦拉的国王和官兵已经聚集在那里了。

在山丘上，纳瓦拉国王俯视着妹夫那已不成形的遗体。昨夜，在切萨雷冲进敌阵之后，国王方得以重整队伍，但仅仅是勉强收拢队伍撤退，完全没有余力追在切萨雷之后给予支援。完成了队伍的重整撤退后，国王也曾带着官兵四处寻找着失踪了的切萨雷，但直到漫长的夜晚转为黎明之时，才发现躺倒在山丘的岩石上的切萨雷。

遗体流出的血液已经凝固，连着一个个的伤口，绘成了一片血河。国王伸出手，将还睁着的左眼轻轻合上，随后脱下身上朱红色的斗篷，覆在横躺着的遗体之上。

六名骑士默默地出列，左右各三人并列，用肩膀将覆着朱红色斗篷的遗体抬起。国王紧随其后，无人出声，这条沉默的送葬队列，向着逐渐染上玫瑰色的东方天空，缓慢前行。

透白干净的晨光流转在队列四周，似乎在暗暗窥视着朱红色斗篷的内里。切萨雷仰面向上被骑士们抬着，苍白的脸颊和身体两侧垂下的手臂露在外面，春日里寒冷的晨风，静静地吹拂而过。

参考文献

书信、公文、其他原始资料

图书馆（Biblioteca）

古文书馆（Archivio）

当时的记录、年代记、历史著作

尽量选择发行年份最新的著作。

后代历史学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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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3 切萨雷·波吉亚的侧脸，保罗·乔维奥著作《伟人传》（1575年）中的插图，©Roma, Biblioteca Nazionale (su concessione del Ministero per I Beni e le Attivà Culturali)

图片4 切萨雷·波吉亚的肖像，阿尔托贝洛·梅隆内绘，阿卡德米亚·卡拉拉美术馆（贝尔加莫/ 意大利） ©Scala，Firenze。

因诺琴佐·达·伊莫拉，博尔盖塞美术©Archivio Fotografico Soprintendenza Beni Artistici e storici di Roma

因诺琴佐·达·伊莫拉，博尔盖塞美术馆（罗马）©Archivio Fotografico Soprintendenza Beni Artistici e storici di Roma

基督的复活与做弥撒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平托里乔绘，梵蒂冈美术馆©Archivi Alinari, Firenze

图片5 圣卡塔丽娜的提议，平托里乔绘，梵©Archivi Alinari, Firenze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圣卡塔丽娜的提议，平托里乔绘，梵蒂冈美术馆©Archivi Alinari, Firenze

乌菲兹美术馆，乔瓦娜收藏（佛罗伦萨）©Archivi Alinari, Firenze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综合精图研究所制作

作者不详，温莎城堡王室收藏品（英国）©2001, Her Majes ty Queen Elizabeth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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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佐·克雷蒂绘，弗利市美术馆（弗利/意大利）©Foto Liverani di Liverani Monica, Forlì

罗马七大教会，安托万·拉弗雷利，罗马出版资料馆（Gabi netto delle Stampe di Roma）©Istituto Nazionale per I Beni e le Attività Culturali)

拉斐尔·桑西绘，乌菲兹美术馆©Scala，Firenze

赛迪·第·提托绘，维奇奥宫（佛罗伦萨）©Archivi Alinari, Firenze

自画像，皇家图书馆（都灵/意大利）©Archivi Alinari, Firenze

温莎城堡王室收藏品（英国）©2001,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博尔塞纳的弥撒，拉斐尔·桑西绘，梵蒂冈美术馆©Ar chivi Alinari, Firenz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雅的冷酷 : 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 ( 日) 盐野七生著 ; 赵文莞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086-6847-5

Ⅰ . ①优… Ⅱ . ①盐… ②赵… Ⅲ .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Ⅳ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 第250358号

优雅的冷酷：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著者：[ 日] 盐野七生

译者：赵文莞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神的代理人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华　田建国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致读者

第一章 最后的十字军

第二章 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

第三章 剑与十字架

第四章 16世纪初叶的罗马

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一览

致读者[1]

当年我在意大利，很享受生活，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作家。后来邂逅了一个人，在他的劝说下，我写了第一部作品——《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学习和写作花去了我从29岁到30岁这段时光。记得这部作品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刊载之后，大约在第二年结集成书面世。

其后我便立即开始写作第二部作品《优雅的冷酷》。这本书未经杂志刊载，一气呵成直接出了单行本。但书在书店上架时我已过了32岁。

此后的第二年，我早早开始动笔写作第三部作品《神的代理人》。这本书与《女人们》一书一样，先在杂志刊载后再发行单行本，其时我已年过35岁。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完成于我30岁前后的这段岁月。

作为作者，我久违地重读了这些作品。读后的感想，一言以蔽之，是微微的苦笑。其原因是这三部作品都明显带有“习作”的特征，紧张而僵硬，不时出现咄咄逼人的写法。不过，任何现象都是由正反两面构成的。如果说这样的观点正确，那么，这些负面的东西也可以转化为正面的东西。原因是，说这些作品在当时使我得以一吐胸中块垒也未尝不可。

我从来就不是社会上所说的“好孩子”。过了青春期进入青年时代以后，我对充斥当时日本社会的不温不火的气氛愈发感到厌恶。我想大家相处得不错，为什么还要满嘴谎言呢？所以我十分讨厌当时那些日本精英，他们坚信不疑地认为社会已经进步。我的这种想法，在与西欧而且是古代西欧历史的“对决”中喷发了出来。

总之，尽管我描写的对象从女性、年轻人到成熟男人不断变化，但我一心想把“做好孩子就无法生存”、“古代欧洲生活着如此强悍的人”之类的想法灌输给日本人，仿佛自己也是即将喷发的岩浆。

我做姑娘的时候读过一本书，书名忘记了，安德烈·纪德[2]在这本书中写道：

人们在山脚下就能望见托尔斯泰这座山。不过，登上这座山后，人们又会望见对面耸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座高山。[3]

《女人们》《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都是站在山脚下便能望见的山，人物的活动舞台也集中在我当时居住的罗马和意大利，这片土地上的情景我闭着眼睛也了然于胸，我选择把这里作为舞台。

当我登上这些山峰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前面高耸着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海都物语》和《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这两本书就是我登上这两座山峰的成果。这时，古罗马又像是遥远而延绵不绝的山脉一样进入我的视野。我花了15年时间踏遍了这些山脉。之后我却发现，还有夹在文艺复兴和古代之间的中世纪未曾涉足。于是，我又去攀登三座体现千年中世纪历史的高山。

第一座山，是以地中海为舞台展开的千年故事，主角是海盗与海军。这部作品取名为《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因为罗马治下的和平崩溃以后，地中海成为北非袭来的海盗与建立海军奋起抵抗的南欧之间激烈冲突的舞台。

第二座山，也是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激烈冲突的故事。不过，这是从北欧进攻到中东的基督教徒和奋起迎击的伊斯兰教徒之间展开的十字军的故事。

第三座山，是现在准备写的作品，名称尚未确定，因而我在这里还写不出来。我想，这三部和已成书的《海都物语》，一共有四部作品。我借此可以登上漫长中世纪主要地方的巅峰了。

似这样，我的作家生涯从“习作三部曲”起步，靠着攀登眼前的一座座山峰走了过来。说起来，这“三部曲”就是我作为历史作家的起点。

的确，早期习作有其缺点，但我没有去纠正，我认为保留年轻时的气势是件好事。年轻的不成熟自有它的长处。

我相信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拒绝了唯一一次要我写作“世界史一册通”、“西方历史早知道”之类书籍的约稿。因为我认为，历史是一个复杂的人世间，靠草草的归纳不可能逼近真实。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简单地归纳历史，会对不住孜孜生存于那个时代的人们。

因此，我连细节都写得十分扎实，写成了一本厚书。我总觉得对不住买书读书的读者。不过请相信，真理就是：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我的这种风格恐怕至死难改了，真是抱歉！

再说几句。

不论是宗教还是哲学，或是一切思想，越是从中心向边缘展开，其纯度就会越高。日本是基督教世界里的边缘，因而日本的基督教纯粹而认真，颇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也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基督教信徒中多有优秀人物。

不过，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普通日本人对自己心目中的基督教徒，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其他一神教的教徒，都心怀尊敬之情，感觉他们与自己不同，信仰认真，人品优秀。

然而，我来到基督教大本营罗马。他们创造了文艺复兴却没有改革宗教，对宗教有点不认真。也正因为如此，不能不说他们具有直视人性现实的卓越能力。

我写这本《神的代理人》，是想告诉那些一直憧憬基督教的认真的日本人，基督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以为，我有足够的对信仰的尊重之心，而且尊重与直视现实之间并不矛盾。

还记得奥逊·威尔斯[4]在电影《第三人》中的一句台词吗？

“在和平的瑞士只诞生了鸽子和钟表，但在同一时代出了猥琐而凶悍的波吉亚之流的意大利，却诞生了了不起的文艺复兴！”

这本《神的代理人》描写了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四位罗马教皇。希望你读了这本书后能够明白这一点：文艺复兴是意大利人的，而宗教改革是德意志人的。

话虽如此，我在二三十岁时，似乎也只是情绪高涨而已，按当时一位批评家的说法，我也就是“只有知道的人知道”罢了。

岁月无情。从那时起，时光流逝，到今年的生日，我将进入后老年时期。我现在感到，作品中情绪的勃发，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的。如今，我的情绪已经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爆发式地喷射，而会渐渐地喷发。这种喷发可以宣示我的存在，却已对人畜无害，就像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5]一样。不过，我对伪善依然保持着逆反之心。

盐野七生
写于2012年春

[1] 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译者在翻译时对很多人物、地点等做了页下注释说明，后文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特此说明。——编者注

[2] 安德烈·纪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帕吕德》《背德者》《伪币制造者》，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

[3] 大意如此的这段话出自纪德1908年所写《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见《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余中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 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演员，作品曾获奥斯卡及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多个奖项。代表作品有《公民凯恩》《奥赛罗》《福斯塔夫》等。《第三人》（The Third M）是由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导演、威尔斯等主演的一部惊悚电影。

[5] 埃特纳火山，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喷发活动活跃。它的高度在海拔3200米以上，是欧洲海拔最高的活火山。

耶稣对门徒西门说：

“你是彼得（磐石）[1]，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恶魔）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就这样，曾经的一介渔夫彼得在使徒中的主要地位得以确立，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服从耶稣基督即上帝指定的在地上的代理人彼得。相传彼得于公元67年在皇帝尼禄[2]位于罗马梵蒂卡努斯（Vaticanus，今梵蒂冈）的竞技场殉教。遵照耶稣“建造在这磐石上”的语录，人们在彼得的遗体上建起了圣彼得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

从那以后，作为第一任教皇彼得继承者的历代教皇就一直把三重冠[3]和天国钥匙的组合图案作为纹章，手上戴着渔夫戒指发号施令，并用同一只手为人赐福。直到今天，教皇进入教堂的时候，唱诗班都要唱“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似乎这已成为教皇的主题歌。

[1] 耶稣为西门起名彼得。彼得在希腊文中作Petrus，与petra（岩石）发音相近。彼得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天主教会认为他是第一任教皇。

[2]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以及爱好艺术的一面。

[3] 教皇的皇冠，镶有宝石和珍珠，上下三重叠立，形似蜂房，后部有两条用银丝织成的垂片，顶部有小十字架。

图1：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第一章
最后的十字军

图2：庇护二世（平图里乔画）

序曲

过度的禁欲往往会成为狂热信仰的温床，原因是肉体虽会因为禁欲生活而消瘦衰弱，但想象力却会活跃起来。他们相信自己追求的东西皆为正义，会在现实中把自己相信的东西尽皆视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看中了自己，自己必得实现上帝的意图。他们在心里燃烧着这样的使命感。

中世纪的欧洲人发起了十字军运动。当时最严厉地告发天主教会堕落的两个人燃起了欧洲人的狂热之火。这两个人出自法兰西的克吕尼修道院[1]，这里以戒律严格而闻名。

事情发生在11世纪结束的前几年。一个自称刚从耶路撒冷朝圣回来名叫隐者彼得[2]的修士造访了身在罗马的教皇乌尔班二世[3]。彼得哀叹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悲惨命运，力陈欧洲的基督教徒应该立即奋起夺回圣地。他的雄辩立即感染了教皇。乌尔班二世以前就对前任格列高利七世[4]向异教徒发起圣战的思想有着共鸣。他自己是法兰西诞生的第一位教皇，功名欲使他圣战的热情更加高涨。教皇与彼得两人都出身于克吕尼修道院，尽管地位悬殊，但竭尽全力派遣军队夺回圣地的想法却完全一致。乌尔班二世称赞彼得是预言者的再现，承诺在下一次宗教会议上讨论他的计划，并且准许他在欧洲各地布教，向众人宣传这个计划。

得到教皇的全面支持后，彼得立即奔赴意大利和法兰西，在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他坚信不疑这是上帝的启示，说话语气激昂。他瘦骨嶙峋，只用一件破衣遮体，骑着一头驴子，帽子也没有，赤裸着双脚，虔诚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布教。不论是对国王还是对贫民，他说教的态度都同样坚定，摄人心魄。

“忏悔吧！拿起武器吧！”

听他说教的人无不被他这呼喊声所感动。这种感动渐渐汇成狂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形成了一种基础。人们甚至迫不及待地期盼他们的最高领袖教皇拿出方案，发出宣言。

1095年11月27日，一直在等待时机成熟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召开了宗教会议。来自各地的人们挤满了整个城市，据说仅高级神职人员就超过400人，显示了彼得宣传工作的非凡成果。城里的教堂容纳不下那么多人，教皇的演说于是改在露天广场进行。教皇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是上帝所愿（Dio lo vuole）！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启示！不久的将来，这将成为你们胜利的欢呼！这是对基督战士信仰和勇气的鼓舞！基督的十字架是拯救你们的象征，你们要在胸前和臂膀上佩戴鲜红的血色十字章，证明你们已经对它发过神圣的起誓！

人们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狂热的群众狂呼不已：

“上帝所愿！”

“上帝所愿！”

出发定于第二年的8月15日，这一天是圣母升天的祭日[5]。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光荣的任务，在出发前回到自己的故乡，召集尽量多的同志。

从这一天起，十字军的狂热搅动整个欧洲近两百年之久。说这一切源自两个克吕尼修道院的法兰西人的狂热信仰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确，他们发挥了点火者的作用，但这一点就着的烈火，却是在漫长的中世纪中逐渐积蓄起来的。

历数善良的人们所犯的种种罪孽，然后把他们打入恐怖的地狱，这可是基督教会最拿手的伎俩。一边挑起他们对地狱的恐惧，一边又不停地使他们眼前浮现出可以升入天堂的幻境，这样的做法效果更好。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是如何以严格的戒律来束缚人的呢？神职人员辩解说，基督教徒的风俗习惯已经颓废，但仅凭这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一个人哪怕本质是好的，但如果说不改变即是罪孽，这个人也得担罪。何况告发者又出自修道院。如果所有的罪名和赎罪办法形成的戒律均出自一人之手，那多少还能编织得符合逻辑一点。可戒律是在几个世纪中由很多人鼓捣出来的，已经变成了凭常识无法想象的怪物。

比如，在修士搞的这种“刑法”中，以私通和奸淫为由的冒渎神圣、杀人等罪孽用40天至7年的苦行就能赎清。但在歇斯底里的教会戒律中凡事皆罪，即便并未杀人，如果历数一般人所犯之罪，他也得苦行300年，一辈子也赎不清。如此一来，人们甚至连死都不能放心，活着的时候就得在地狱的噩梦中饱受折磨。

这让人真的很为难，于是教会同意代偿。只要向教会缴纳了相当于苦行的代偿金，教会便可认定相应的赎罪。不动产也可以用于代偿。教会利用信徒的恐惧确保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取之不尽。

然而，无钱又无土地的人们该怎么办呢？神职人员又似乎很懂得“民法”。

“用自己的钱包支付不起，便要用自己的肉体支付。”

这使得鞭笞的苦行正当化。著名的圣多明我[6]以其出色的配合与忍耐，6天之内接受了30万次鞭笞，赎清了一个世纪的罪孽。很快，希望接受鞭刑的人变得大有人在。

进入11世纪以后，乌尔班二世以前的各任教皇已经恩准，凡是从军参加对异教徒圣战的人也可赎罪。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也宣布，凡参加十字军者其罪孽均可得到特赦。这意味着，如果能杀死异教徒，便可获赦一切罪孽。就连那些善良的人对此也都毫无异议，他们既无足够的金钱和土地做代偿，身体受鞭笞又觉痛苦，对去天堂亦感绝望。更何况那还是上帝所愿呢！向圣地进军的许多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们的所有罪孽尽皆得以赦免，他们的心中升腾起与异教徒决战的勇气。

人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几个发起十字军的原因。但所有原因中，上面所说的原因最令我们后世难以理解。如果没有这个原因，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夺取战略上和商业上都毫无价值的巴勒斯坦。如果不考虑宗教的狂热，不考虑那狂热是如何孵化出来的，人们就无法理解十字军。他们根本没有从前面进军的人们肉体毁灭的失败中得到教训，而重复着同样的失败。尽管如此，他们既没有丧失信心，也没有对十字军东征产生怀疑，像恶魔附体的猪群一般，从前面猪群坠落的悬崖上一个接一个倒栽葱地跳下去。在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有超过200万的欧洲人这样前赴后继，东罗马帝国的一项记录中这样写道：“这简直就像整个欧洲在倾巢出动。”

席卷整个欧洲的十字军狂潮在第八次东征以后渐渐平息。后世的人们把自那时起往后250年的岁月称为“文艺复兴时代”。

一

罗马，1458年，夏季。

这天深夜，教皇宫殿中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之中。集合前来参加教皇选举会议的枢机主教[7]们休息用的18顶帐篷连成一片，刚才一直不断的说话声也已沉寂了。只有那立在大厅一隅的烛台把淡淡的光亮投向这片帐篷。

这份静谧再次让一直沉湎于书中的罗德里格·波吉亚[8]枢机主教想起夜已阑珊。他站起身来打算去熄灯。这时，他听到自己的帐篷外面悄然响过一阵衣服摩擦的窸窣声。罗德里格急忙从帐篷的间隙向外张望，只见一个黑影快步远去。从那颇具特征的走路姿势来看，黑影显然是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罗德里格知道，黑影钻进了鲁昂枢机主教的帐篷。

“看来法兰西派的作战会议还没有结束啊。”

熄了灯躺在被窝里的罗德里格嘴里无声地嘟囔了一句。他在黑暗中圆睁着双眼，第一次感到自己现在已经开始认真考虑这次教皇选举了。

前任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9]于两周前的8月6日去世。此后，似乎只有罗德里格一个人远离选举后任教皇的谋划旋涡。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卡利克斯特教皇是罗德里格的伯父和最大的保护伞。他的死对刚满27岁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仅仅在两年之前，罗德里格还在博洛尼亚享受学生生活的时候被招来罗马，被伯父任命成为枢机主教。紧接其后，他被任命为教廷枢密院副院长（vice cancelleria），这更使罗德里格在枢机主教中名列榜首，在罗马教会中地位仅次于教皇。然而，在枢机主教中罗德里格最为年轻，并不具备适合这个地位的足够实力。在教皇选举会议上，他也几乎没有发言。以前，前教皇派在教皇选举会议上掌握主导权的情况也鲜有发生。通常，所谓选举新教皇，也就是前教皇的反对派策划从自己一派中选出新教皇，旧势力卷土重来。

但是，从16日开始，教皇选举会议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白热化态势，人们不能再对超然的罗德里格漠然视之了。第四次投票已经结束，却没有一个枢机主教能够得到12票这个当选教皇所必需的2/3的票数。得票最高的人也没有超过5票。教皇选举会议的惯例是在选出新教皇以前，枢机主教不允许与外界交流。因此，18位枢机主教已经连续三天被隔离在教廷宫殿的一隅。在这里，大厅的一部分被用作会场，在另一部分支起帐篷，用于吃饭睡觉。

当然，在形势混沌的教皇选举会议中，也会有比其他候选人略为有利的枢机主教。他们是鲁昂的枢机主教纪尧姆·德斯图特威尔和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10]。经过几轮投票，票数逐轮集中于这二人。可以预料，他们中的一人必定会当选为新教皇。推举鲁昂枢机主教的法兰西派和推举锡耶纳枢机主教的意大利派都在竭力活动，力争把尚未确定选谁的枢机主教拉入己方阵营，哪怕多一个人也好。罗德里格的耳畔也有很多神秘兮兮的耳语声。

“鲁昂的枢机主教是法兰西皇室出身。要是他当上教皇，获得法国国王的强大支持就有了保障，教廷的工作一定顺利，教会的权威也会提高。”

“如果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当选，那无异于把罗马教会出卖给异教徒。那个自称是诗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家伙，一定会把自己的同伙塞满圣彼得的殿堂。”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20个月前才刚刚当上枢机主教。千万不要忘记，以前他是德意志皇帝的宰相。那是个偏好德意志的家伙，谁又能断言他不会把教廷迁往德意志。”

“让那个乡下贵族出身的穷人当教皇简直就是疯了！况且，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还有痛风病，看那身体，莫不是想让我们护理病人吧？”

法兰西派把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作为选举参谋，但西班牙人罗德里格并没有只听他们的一面宣传。意大利派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威尼斯的枢机主教带领下四处活动。只是意大利派对法兰西派只是攻其一点：

“千万不要忘记‘阿维尼翁之囚’[11]啊！”

教皇受制于法兰西的屈辱时代过去尚未满百年，除法兰西人以外的教会人士仍对此记忆犹新。最近，法兰西王的言行每每背离教会，煞有介事且毫无忌惮。意大利派强调，如果在这里把法兰西人选为教皇，明摆着法兰西王对教会的压力就会剧增。他们还有如下的理由。

在三任以前的教皇尤金四世[12]时代，巴塞尔公会议[13]的纷争动摇了基督教世界，是谁收拾了残局？年轻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当初是反教皇派的先锋，但他不久后醒悟，不畏以前伙伴的高声责难，不惜德意志皇帝心腹的地位，堂堂正正地来到教皇面前，乞求饶恕自己犯下的罪孽。为了报答尤金四世以基督之德宽恕了自己，他努力为教皇派与巴塞尔公会议派的和解而奔走。从那时开始，他进入了神职界，起先担任助祭。他为基督教世界抛尽私心，除了他，还有谁配登上圣彼得的宝座？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在枢机主教中也许确实比谁都穷，当枢机主教的经历也只有20个月，但是，他在担任德意志皇帝的宰相期间，积累了几乎与欧洲所有君主进行外交交涉的经验。后来在担任主教期间，他也曾做过罗马教廷的外交官。他的政治才华众所周知。他不谋私利、清正廉洁的人品也为世人所知。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是一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古典方面教养深厚，写得一手拉丁语美文，这在他诸多的著作中都能见到；他知识丰富，涵盖了整个历史和地理方面，这些都使他配得上当代一流知识分子的称呼。其他任何枢机主教能具备他那样的教养吗？

在相互争抢18票的两派之间，罗德里格的票算在法兰西派一边。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世时与法兰西关系亲密，所以侄子罗德里格也被当然地视为法兰西派。事实上，他在这三天的选举中，也是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鲁昂枢机主教。但是，面临明天早晨的第五次投票，罗德里格的想法开始与前三天完全不同了。

西欧基督教世界将何去何从？当下的罗马教会内外交困，究竟要靠什么渡过难关呢？教会内部有两个问题。一是国力不断增强的欧洲各国不仅企图把世俗权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还采取行动试图把统治扩展到神职领域。在这方面，教会对法国国王比对谁都须警惕。因为法国国王今天仍在主张对那波利王国的主权，对包括教廷领地在内的意大利表现出明显的领土野心。德意志拥有神圣罗马帝国[14]皇帝的头衔，对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皇帝虽然一时力衰，但德意志的各路诸侯却反而因此羽毛渐丰。近来各地的隐者和修士活动猖獗。他们谴责教会已经堕落，博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虽然未经教会的正式认可，他们已被身边的民众奉为圣人。尽管他们的势力还很微弱，但罗德里格认为，这些力量与图谋统治教会的君主结合之日，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之时。

然而，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造成的威胁更甚于这些内部问题所带来的危机。号称第二罗马的拜占庭帝国[15]首都君士坦丁堡5年前刚被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6]攻陷，人们仍旧记忆犹新。从那以后，土耳其势力对希腊的进攻也未曾停歇，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眼看就要陷落。今年以来，雅典、科林斯业已陷落的消息恐吓着西欧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国都用恐怖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强大的异教徒。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靠十字军？11世纪时，靠着“上帝所愿”这一句话，整个欧洲便会闻风而动，现在的一切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能指望15世纪的基督教徒身上还有那时的宗教狂热，时代变化了。

思考到这里，罗德里格忽然想起了两年前与锡耶纳枢机主教的一段对话。当时，罗德里格刚刚当上枢机主教，通过伯父卡利克斯特教皇的引荐认识了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两人开始了亲密交往。教皇相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学识和政治经验，让他做年轻侄子的导师。西尔维乌也是卡利克斯特三世提拔起来的枢机主教。25岁的罗德里格认为，比自己年长一倍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对现实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是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对他十分尊敬。艾伊尼阿斯也喜爱这位头脑聪明的年轻人，喜欢与他平等对话。有一次，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说道：

基督教世界像是一具没有头脑的躯体，就像没有法律、没有首脑的共和国一样。冲着那高傲的称号或辉煌的肖像，人们也许对教皇和皇帝表现出敬意。但教皇和皇帝没有发号施令的能力，并且谁也无心服从于他们。各国自有君主，每个君主都只追逐自己的利益。想把如此不统一的众多国家统一到同一面战旗之下，该需要怎样的雄辩才能做到啊？就算把他们聚到了同一个阵营里，又有谁能充当他们的统帅、维持怎样的秩序呢？又有怎样的军纪才能统领他们呢？如此庞大的军队，谁又能养得起呢？有谁能理解他们那复杂多样的语言吗？有谁能统率他们那更加不同的风俗习惯呢？又有谁能够把英吉利人和法兰西人、热那亚人和阿拉贡人、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及波西米亚人融为一体呢？如果只有少数人从军参加这场圣战，他们一定会被伊斯兰教信徒消灭。相反，即使有很多人从军，他们也一定会由于自身的规模和混乱而同样被消灭。

两年后的今天，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这番话又一次回响在罗德里格的心头，两人产生了共鸣。也许这位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能找到道路，解决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内外重要问题。他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才能，只有他才配坐上面临危机的罗马教会的首脑宝座。

罗德里格的心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他也不能忘记，鲁昂枢机主教曾经许诺，伯父死后为他做后盾。罗德里格必须保护因卡利克斯特教皇而转运的波吉亚家族。不论是鲁昂的枢机主教还是锡耶纳的枢机主教当选教皇，他都要避免招致新教皇的反感。他决定明天早上投票时投出一张白票，视这轮投票的结果再确定自己的态度。随后，他陷入了属于年轻人的沉睡之中。

一大早天气就很炎热。总是散在梵蒂冈背后蒙特马瑞奥山上吃草的羊群，今天也躲在了树荫下，从教皇宫的回廊看过去，宛若灰色斑点一动不动。盛夏的罗马，一切似乎都在阻止时间的脚步，只有教皇宫的一隅还有动静。枢机主教们身着大红枢机主教袍，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身穿黑色教袍的低级修士有的在收拾餐桌，有的在准备马上就要使用的会场，忙碌地穿梭往来。

通知开会了，红衣人群一齐走向会场大门。

就要进门的时候，罗德里格和锡耶纳的枢机主教碰到了一起。这位枢机主教身体消瘦，个头不高，稍稍拖着脚步，抬头对个子高出一截的罗德里格说道：“还在继续学习古罗马史吗？”

“是的。我把书都带到这里来了。”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对这位年轻人把异教书籍带到这里的求知欲是表扬好还是提醒好，毕竟这里是决定基督教世界重大事项的地方。不过，转眼间他的脸上浮现出了善意的微笑。两个人的对话仅此两句。

罗德里格后退了一下，让这位年长者先进。他伫立在门边，望着只能用一副穷相来形容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那瘦小圆躬的背影走向自己的座席。这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他回头一看，是鲁昂的枢机主教。鲁昂主教个头与他相仿，仪表堂堂，自信满满，颇具王者风范。这位法兰西人目光盯着罗德里格的脸，微笑着，再次用搭在他肩上的手用力按了一下。罗德里格微微低了一下头，退后一步，鲁昂枢机主教的教袍下摆飘动着，他走进了会场。

议长席位于正面祭坛的前面，各位枢机主教的座席以此为中心左右排开。从右边起，各人按年龄顺序分两边落座。年龄最大的鲁昂枢机主教碰巧和年龄第三的锡耶纳枢机主教相邻而坐。年纪最小的罗德里格坐在左边的最下边。从他的座席朝左前方看，可以看到并排坐着的两位枢机主教。

坐在议长席上的多梅尼奇[17]枢机主教向分坐两边的枢机主教们宣布开会。

“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摘自《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段祷告词在全体枢机主教的阿门声中结束。第五次投票旋即开始。枢机主教在选票上写下自己心仪之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正前方，面向祭坛叩首之后，把选票投入箱中。全体投票结束后，计票的修士打开票箱，把选票堆在桌上开始计票。决定基督教世界最高首脑的主教选举会议气氛紧张，连纸票摩擦声都能听到。计票完毕，议长宣布计票结果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锡耶纳的枢机主教9票，鲁昂的枢机主教6票，白票3票。”

会场上一片凝重压抑的沉默。5∶5的均衡终于被打破。枢机主教们一动不动，像冻在了自己的席位上，所有人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只有他们的眼睛不安地四处扫动，好像要读懂彼此的脸色。

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就是坐在末席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他的声音响起，似乎要撕裂这沉闷的空气。

“我把我的一票投给锡耶纳的枢机主教！”

这句话刺进了鲁昂枢机主教的胸膛。鲁昂枢机主教站在那里，满脸涨得通红，目瞪口呆。罗德里格再次重复道：“我的票投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枢机主教！”只是这次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

突然，会场骚动起来。10∶6，还有两票便可决定乾坤。枢机主教们的嘴里纷纷发出语无伦次的叫喊声和低吟声。其中，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的声音盖过了众人：“议长，我要提出休会动议！”

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属于法兰西派。为了摆脱明显的劣势局面，他想先休会，为重新制定策略赢得时间。然而议长多梅尼奇驳回了他的请求，说道：“教皇选举会议的规则是一天投票两次。所以，今天之内必须再投一次票。”

这样一来，大势已定。上船要趁早，哪朝哪代都有生怕落后的人。另外两位投白票的枢机主教几乎同时喊出了声：“我也投锡耶纳枢机主教一票……”

12票！

紧张的空气为之一变。枢机主教们快步跑到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的席位前，纷纷道贺。新教皇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一一还礼，喜悦的泪水顺着他那瘦削的脸庞扑簌簌地往下流。一直坐在邻席上的鲁昂枢机主教也跪在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面前，向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道贺。新教皇向鲁昂的枢机主教伸出了手，将他扶起。两人拥抱在一起，一位泪流满面，另一位表情僵硬、面色惨白。

新教皇不能总是和前来道贺的老伙伴们在一起，他得穿上事先备好的教皇袍，办事的修士已捧来了教皇袍。

很快，身着纯白教皇袍的前锡耶纳的枢机主教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再次出现在枢机主教们的面前。议长多梅尼奇宣布，新教皇选定庇护（拉丁语为Pius，皮乌斯）二世为自己的名字。庇护二世头戴白帽，身穿白色教袍站在那里，头戴红帽、身穿红色教袍的枢机主教们跪在他的面前。希腊人贝萨里翁枢机主教代表他们发表了贺词。新教皇欲要答谢，眼里却又流出了感激的眼泪。

“蒙圣心垂爱，我得以继承神圣使徒的职分。在此艰难时代，我当遵从圣心完成教皇大任。每想到此，我就感到会被这一重任压垮。我内心贫乏，还盼大家相助！”

罗德里格跪在众位枢机主教身后，望着一边流泪一边答谢的新教皇，心情一片爽朗。他想起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曾经说过的话：

虽说我是贵族，可我的父亲不得不在米兰公国做职员，否则就活不下去。我在青年时代过着贫穷的生活。在锡耶纳上大学时，我买不起所需要的书籍，总是向朋友借来，每天夜里抄写。有时抄着抄着睡着了，惊醒后发现蜡烛燃着了衣袖，惊慌失措，急忙抱起书就往外逃。先是把书放到安全的地方，再来扑灭袖子上的火。

现在，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已经登上了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宝座。罗德里格觉得他就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8]，觉得他在某些地方与斯福尔扎公爵相似，公爵从一介佣兵队长起家，如今成了当今意大利四强之一米兰公国的领主。斯福尔扎依仗刀剑得到了公国。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仅以自己的头脑为武器，得到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地位。

在当时的意大利，单凭自己的本事走遍各地把握运气的佣兵队长比比皆是。同样，想要出卖自己头脑的也不乏其人。他们接受各地宫廷和有钱人的保护，活跃在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他们被称为“人文主义者”。佣兵队长被称为“冒险家”，斯福尔扎是他们中的出人头地者。与此相似，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可谓是“人文主义者”中最成功的一位。

罗德里格想得入神，新教皇的一句话使他回过神来。

……忘记我吧，忘记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接受我吧，接受庇护二世！

正是这个时候，一团阴云在罗德里格的心头升起。他竟然让人们忘掉那个经验丰富、对人的本性有着尖锐而深刻洞察的知识分子——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那么，抛弃了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之后，庇护二世究竟打算如何呢？

图3：庇护二世与两位枢机主教

然而，此时庇护二世和枢机主教们正要走出大厅，根本没有谁顾及罗德里格的不安。他们正向那扇在教皇选举会议期间紧闭的、把他们与世隔绝的大门走去。在教廷人员的一片欢呼声中，大门打开了。他们走出那扇门，朝圣彼得广场的方向渐行渐远。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为得到新教皇第一声祝福汇集而来的罗马民众。

不一会儿，欢呼声像潮水般响起，伫立在教廷宫深处一动未动的罗德里格也听到了这欢呼的巨浪声。新教皇庇护二世带着枢机主教们站在阳台上，回应着民众的欢呼。

“锡耶纳！锡耶纳！”

“万岁！锡耶纳！”

欢呼声经久不息。1458年8月19日，53岁的庇护二世迎来了辉煌的一天。

二

基督教世界迎来了庇护二世的登基，他们欢呼雀跃，寄予了很大期望。虽然在教皇选举会议上败北的法兰西派冷冷清清，但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19]给自己这位曾经的宰相寄来了发自内心的贺信，祝贺他的荣升。意大利人也对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教皇表示欢迎，他是著名的诗人、史家和老练的外交官。他著书立说，批判精神广为人知。他们为在前任教皇西班牙人卡利克斯特之后，本国人再度成为教皇而感到喜悦，这种喜悦的狂潮席卷了意大利全境。他们抱着巨大的期待看着这位新教皇开始自己的统治。新教皇没有使他们失望，相反比他们预料的更早地稳定了局面。这甚至让他们感到惊讶。

庇护二世没有按照惯例在登基后立即任命新的枢机主教。每位教皇都是通过激烈竞争才得以当选。没有一个教皇会指望教皇选举时的反对派在自己即位后能协助自己，因而他们即位后都会立即任命几位新的枢机主教，借以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巩固自己作为教皇开展工作的地盘。然而，庇护二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请求枢机主教们帮助他、协助他。不论是对为他的当选创造了契机的罗德里格，还是对反对派鲁昂枢机主教，庇护二世的态度都没有变化，让这两人分别担任了要职。

不过，最让人惊讶的还是庇护二世的清贫。新教皇大幅削减了教廷的日常经费。他规定，一天的伙食费为7达克特[20]。可那是一个有着250人的大家庭啊！人们开始把教廷称作“罗马修道院”。

在民众的赞扬声中，多少有些失望的也许是那些人文主义者了。他们自认为庇护二世是自己的同伴，满心期待他的即位会给自己带来黄金时代，就像尼古拉斯五世[21]那样的时代。那时，保护文艺的风潮盛行，瓦拉证明了君士坦丁大帝[22]的赠礼是罗马教会授意的伪作，而他却也得到了尼古拉斯五世的保护。然而，这位新教皇冷冷地拒绝了他们希望得到援助的愿望。非但如此，他竟然还说什么“要用基督教的教理修正哲学思想，要让哲学的批判和疑问在教会的权威面前沉默”！

尽管这样做让合理主义者大失所望，但却让谴责教皇堕落、要求改革教会的笃信者大为满足。当他们得知庇护二世十分崇敬14世纪著名狂热宗教者锡耶纳的卡特丽娜[23]和27年前被处以火刑的贞德[24]后欣喜若狂。这两位女性虽然没有被教会认可，但在民众中间却被称为圣女，广受信仰。

庇护二世终日勤于政务，每天睡眠不足5个小时，不但备受痛风和胆结石这些老毛病的折磨，还被时时袭来的咳嗽弄得痛苦不堪，然而他没有停止工作。大家看着他的身影心痛不已。

10月10日，庇护即位已近两月，他召开了第一次枢机主教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让在座的枢机主教们大惊失色。

基督教世界现在面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以来的最大危机。第一，对付异教徒土耳其的袭击迫在眉睫；第二，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中有背叛教会的动向；最后，鼓吹改革教会的人与日俱增。我已下定决心，发起十字军，一揽子解决教会所面临的这些艰难问题。

首先，我们率领军队打进土耳其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这样可以解决第一个难题。其次，让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参加这场圣战，这样可以把他们重新聚拢在教皇之下，像以前十字军时代那样恢复教会对他们的权威。这场圣战将巩固所有基督教徒的精神和物质安全，教廷将为此付出一切。教廷表现出的这种热情，就是给主张改革教会的人以响亮回答！

庇护二世接着说道：

说服君主们参加这场圣战是我作为教皇的职责。我想在曼托瓦召开动员大会。我不会在罗马等待君主们翻越阿尔卑斯山前来，我要拖着带病之躯前往半道上的曼托瓦迎接他们。他们将感受到我的热忱！

首先赞成这个计划的是贝萨里翁枢机主教。接着又有两位枢机主教表示同意。其他14人则沉默不语，罗德里格·波吉亚也在其中。他和其他枢机主教不是完全不知道庇护二世在当枢机主教的时候就常把十字军计划挂在嘴上，庇护二世曾以长于洞察时事而闻名，他们根本没有想象他会把这事当真。高级神职人员出于自身的地位，过去也有很多人倡导十字军东征，然而他们十分清楚，要实施这个计划困难重重。

翌日，教皇向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君主发出了邀请他们参加曼托瓦会议的正式公文。庇护二世把出发离开罗马的日子定在了1459年1月。根据教皇的希望，鲁昂的枢机主教和罗德里格也在同行的6位枢机主教之列。

1月22日，庇护二世一行出发离开了罗马。考虑到教皇的病体，也为了给撂下国事、千里迢迢翻过阿尔卑斯山赶来曼托瓦的君主们以足够的时间，教皇一行缓缓北上。旅途中，庇护二世也在为曼托瓦会议的成功而尽力。即使在斯波莱特逗留期间，他也给自己曾任德意志皇帝宰相时交往亲密的诸侯写信，说服他们参加曼托瓦会议。他给萨克森、蒂罗尔两位公爵，勃兰登堡侯爵，以及乌兹堡、班堡、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康斯坦茨等城市的代表都写了信。

2月。教皇一行到达阿西西和佩鲁贾，一路上大受欢迎。这一天，在全体居民的欢呼声中，庇护二世一行走进了他的出生地科尔西尼亚诺城。自从少年时代离开这座小城之后，他还是第一次回到故乡。现在，庇护二世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者回到了幼时记忆中的小城。想到这里，庇护二世热泪盈眶。双亲已经故去，几乎再也没人认识他的族人了。第一个教少年庇护二世认字的老人还健在。这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教皇指着小城教堂的大门对身旁的罗德里格说：“我经常在那里跟农家的孩子玩抢当教皇的游戏。基本上都是我当上教皇，在大家面前模仿教皇祝福的样子。每次都被神父赶走。”

为了报答故乡的热情欢迎，教皇把这个小城指定为教区，命令翻建教堂，并改建整个城市。市民们为了纪念他的好意，也把城市的名字改为皮恩扎，意思是庇护之城。

2月底，教皇一行到达锡耶纳城。这座锡耶纳共和国的首府沸腾了起来，欢迎本国诞生的教皇。庇护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忆起当年贫困但却充满年轻活力的情景，甚至使他一时忘却了病痛。不过偶尔也有些事情让他苦笑。一天，一位老妪求见教皇，她自称是安杰拉。教皇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这人是谁，后来才想起来，她竟是教皇年轻时爱恋的一位有夫之妇。教皇23岁时写的爱情故事，也是他的处女作《辛西娅》（Cinthia）便以这位安杰拉为原型。30年后的今天，面对念叨旧情的老妪，教皇一脸困惑地说：“让我们一起向上帝祈祷吧！祈求上帝忘掉我们年轻时犯的错吧！”

教皇必须马上回到现实。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匈牙利、波西米亚的国王们和勃艮第、奥地利、勃兰登堡等诸侯国的使节已经陆续抵达锡耶纳。他们只是来向教皇转致君主们的问候，并没有一位君侯明确答复会亲自参加曼托瓦会议，但也没有人来通报不参加会议。教皇只能一边继续旅程，一边等待他们前来参加预定6月1日召开的会议。

教皇及其随行人员离开了锡耶纳，在即将到达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时候，受到了以米兰公爵的名义前来的公爵长子加列阿佐·马里阿·斯福尔扎的迎接。16岁的贵公子带着华美的骑士团前来接驾，使庇护二世阴郁的心情略为好转。

4月25日，教皇一行抵达佛罗伦萨城，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日日赛马，夜夜舞会。其中格外豪华的排场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出钱安排。面对隆重的欢迎，庇护二世却皱起了眉头，这其中另有原因。美第奇家族的当家人科西莫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他虽然搞了如此豪华的欢迎活动，自己却称病不出，一次也没有来见教皇。

庇护二世拖着病体，靠着轿子翻过亚平宁山脉，穿过博洛尼亚、费拉拉，终于在离开罗马4个月后的5月27日到达了曼托瓦。

在城门前，教皇受到了曼托瓦侯爵的欢迎，接受了侯爵献上的城市钥匙。在走过鲜花铺就的路面时，排列在两边的民众把欢呼声和花瓣雨洒向教皇。然而，庇护二世在曼托瓦没有发现一位君主或一位全权大使。

教皇被迎进侯爵的宫殿，他的脸变得像死人一样惨白。冲天的怒气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接见了自称几天前就来到了曼托瓦的德皇使节。但在看到使节面孔的那一瞬间，更大的愤怒使他僵直。凭自己多年给德皇当宰相的经验，他比谁都更加清楚，这位使节在德意志政府里有多么卑微。使节递交了德皇的信函，信里说，由于国事繁忙他根本无法出席曼托瓦会议。

“岂有此理！”庇护二世怒火中烧。很快，他向所有君主发出了第二封会议邀请函。“请务必放下一切事务前来出席。如果实在不便出席，至少请派遣拥有交涉权的全权大使前来。”

教皇把德皇的使节以及从锡耶纳跟随自己而来的各国使节统统打发回去。在事先确定的6月1日那天，庇护二世宣布曼托瓦会议开幕，主持弥撒，向上帝起誓一定要执行会议的决定。出席会议的君主只有东道主曼托瓦的君主路德维科·贡扎加侯爵一人。

两个月过去了。其他君主或全权大使连影子都未出现。庇护二世待在盛夏的曼托瓦，根本不想挪窝。“我不能就这样泄气。我抱有崇高的理想，只是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要靠别人才能干成。”

枢机主教们冷冷地望着庇护二世。教皇把自己写的亲笔信交给鲁昂枢机主教，让他前去说服法国国王。然而，枢机主教只是把教皇的亲笔信迅速呈送给了国王，背后却毫无忌惮地公开说：“这么幼稚的计划，真不像话！难道想一个人对付土耳其军队不成？”

枢机主教中积极支持庇护二世的只有贝萨里翁枢机主教。受教皇指派，他穿梭往返于曼托瓦和威尼斯、匈牙利、波西米亚之间，忙累不已，人们却对他说三道四：“他从希腊流亡过来，所以才热心于此。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受益的就是他了。”

7月28日，庇护二世向全体君主发出了第三封集合令。这篇公文的末尾写道：如不遵从教皇之命，将予以开除教籍的处分。然而，情况并无变化。大国的君主们固执己见，根本没有行动。

德意志。教皇庇护二世原来认为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会赞成自己，所以对他期望最高。庇护二世做宰相时德皇十分器重他，经常感谢他，说得益于他的帮助，帝国才得以维持。德皇与葡萄牙公主的婚姻也是因为他这位宰相才得以实现。庇护二世甚至撰写了《腓特烈三世皇帝传》（Historia rerum Frederici III Imperatoris）。德皇与庇护二世之间有着很亲密的关系。

庇护二世当上教皇之后，给德皇写了亲笔信，说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世俗领袖，德皇应该率先参加圣战。然而，腓特烈三世却始终用“国事繁忙”这句话来敷衍他。德皇别有用心。他对匈牙利抱有野心，不满于教皇承认马蒂奥·科尔维诺[25]为匈牙利国王。何止不满，德皇甚至向匈牙利国王宣战了。教皇在曼托瓦接到这个消息，抑制不住愤怒的言语：“多么无耻！面对土耳其军队的入侵，还要在真心抵抗的匈牙利背后捅刀子！这哪里是查理大帝[26]继承人的所作所为啊！”

为了让腓特烈三世觉悟到自己的皇帝职责，庇护二世把自己亲自祝圣[27]过的圣物——剑和帽子送了过去，可依然没有效果。德皇我行我素，照旧只是派位卑言轻的使节前来，企图让教皇改变决心，直到秋天临近也没有派来全权大使。

法兰西。其实力堪称基督教世界的老二，国王查理七世[28]比起找借口逃避的德意志皇帝要坦率得多。他提出了参加曼托瓦会议的条件：撤销庇护二世已经承认那波利王国现任国王费迪南多[29]的王权，转而承认法兰西王族一员安茹家族的王权。教皇以民心在费迪南多一边为由毫不让步，阿拉贡王族的费迪南多虽然出身于西班牙，但现已意大利本土化。

英吉利。当时，英吉利正处于玫瑰战争[30]的高潮之中。派来的使节甚至请求教皇调停本国的内乱，遑论参加十字军。庇护二世不得不断念，不再要求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勇将狮心理查[31]的国家参加十字军。他说：“法国根本没有参加的意愿，英国想参加也干不了。”

威尼斯。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国度，政治上奉行彻底的现实主义。一位佚名政府委员记录在案的发言中有一句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

土耳其的强大给威尼斯带来的现实损失大于其他任何国家。威尼斯曾经垄断了东方贸易，但因土耳其军队的来袭，他们逐渐丢失了分布在东地中海的通商基地。这让依存于贸易的威尼斯面临严重危机。

不过，威尼斯永远不会忘记算计。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在地中海东部海域黎凡特自由的经济活动。他们无法拥有领土。13世纪初，靠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们一度夺得了君士坦丁堡。但威尼斯的国民不足20万，他们知道靠这点人口很难统治拥有800万人口的拜占庭帝国领土，因而主动放弃了那次机会。他们放弃了领土野心，而选择了保障通商的权利。土耳其帝国则在继续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并未关闭与威尼斯通商的门户。非但如此，作为通商对象，土耳其显示了优先选择威尼斯进行通商的姿态。在威尼斯看来，如果能与黎凡特的实际主人土耳其签订通商协定，就能再次立身于东西方之间，垄断贸易。他们正在试着进行交涉。威尼斯在想，交涉结果确定之后，再诉诸十字军这个最后手段也不为迟。

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已经逐步统治了这个共和国。佛罗伦萨算计之高明并不在威尼斯之下。威尼斯在黎凡特的垄断体制已经开始动摇，佛罗伦萨图谋取而代之，正在接近土耳其苏丹。他们向苏丹派出使者，通报了庇护二世的十字军构想，并让使者告诉苏丹：“威尼斯似乎很想参与，但教皇再热心，只要控制着威尼斯周边的我们和米兰公国仍与他们为敌，威尼斯就将无法行动。”

这就是欧洲大国的态度。而中小国家的君主只看大国的脸色行事。

在此期间，听说要召开曼托瓦会议，东方陆续派来了求救的使者。使者不只来自受到土耳其威胁的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拉古萨，还来自塞浦路斯、罗德岛、莱斯沃斯各岛。为了表明事实，说明形势急需紧急救援，拜占庭帝国皇帝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32]还押来了16个土耳其俘虏。这些异国风格的来访者满足了曼托瓦民众的好奇心，却使庇护二世更加痛心不已。

时间已过8月中旬，曼托瓦首次迎来了一位君主特使，勃艮第侯爵菲利普派来了使者，侯爵一直以来就对十字军表现出热情。侯爵违反了自己亲自出席的约定，派了自己的侄子来，但其带来的亲笔信却让庇护二世十分开心：“我承诺，如果其他君主也都共同行动，我将奋起参加捍卫基督教的战斗！”

年迈多病的勃艮第老侯爵的誓言再次点燃了庇护二世的希望之火。一个月后的9月17日，这位君主终于出现在庇护二世的面前。入城仪式在米兰公国主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骑士队列护卫下隆重举行，教皇身边那些消沉已久的人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奢华的兴奋了。

随着这位名望最高的武将君主的到来，意大利其他君主一齐来到了曼托瓦。蒙费拉托侯爵、那波利王子、费拉拉公爵，佛罗伦萨、卢卡、博洛尼亚、锡耶纳和热那亚的代表们，还有里米尼的僭主[33]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和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等当时最卓越的佣兵队长。最后到达的是离曼托瓦最近的威尼斯派来的大使。

9月26日，庇护二世在曼托瓦等待了4个月之后，终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他一上来就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演讲从下面这段话开始。

曾经流淌着乳汁和蜂蜜的圣地，我们的幸福之花盛开之地，主耶稣经常布教的所罗门圣殿，主耶稣出生之地伯利恒，主耶稣接受洗礼的约旦河，主耶稣流血的各各山，主耶稣安息的陵墓，这一切，现在，都在敌人手中！没有他们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参谒这些圣地！

可是今天，我们不再去想这些昔日被夺走的地方了。我们不能把失去圣地归罪于祖先。我们不是也把东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拱手送给了土耳其吗？……

土耳其人所做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我们却在沉睡！我们甚至还在自相争斗，放任土耳其人为所欲为！基督教徒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就会操起武器，血腥争斗，却没有一个人奋起抗击冒渎我们的上帝、破坏我们的教堂、意欲断绝基督圣名的异教徒！所有人都远远躲开，漠不关心。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

你们还相信，如今现实发生的不幸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化。你们相信和平会回来吗？你们还企望要喝我们血的那些异教徒会带给我们平安吗？苏丹穆罕默德征服了希腊后不但没有满足，还把剑锋刺向了匈牙利，能祈望这样的人带来和平吗？抛弃你们那安眠的日子吧，直到穆罕默德厌倦了图谋成为胜利者、征服王的野心！否则，胜利只会成为他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台阶。他不会停下来，直到欧洲的全体君主屈服，直到基督的《圣经》毁灭，直到伪预言者的法术笼罩全世界……

教皇庇护二世的激情演讲还在继续。他向欧洲的全体基督教徒说教，只有参加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才能完成对上帝的义务。他最后说道：

……啊，如果戈德弗雷和鲍德温、尤斯塔斯、雨果、波希蒙德、坦克雷德[34]，那些曾经号令大军、奋勇夺回耶路撒冷的勇士还在，他们一定没有二话！只需我的前辈乌尔班二世振臂一呼那是“上帝所愿”，他们便会挺身而出！

可是你们，我的演讲已经到了最后，你们却缄默不语。不，恐怕你们还有人在想，这个教皇正在说教，要把我们送上战场，把我们抛到敌人的刀锋之下。有人在想，这就是僧侣的伎俩，把别人置于危险境地，自己却一指不染。

可是，我的孩子啊，你们不能那样去想！为了贯彻对上帝的信仰，也为了坚守圣彼得传承下来的精神，我今天想要做的就是最好的事情！……让我们自己高举旗帜奋勇向前吧！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高举主的十字架前进吧！让我们高举基督的旗帜冲向异教敌人，夺回我们的幸福吧，为了耶稣哪怕去死！……风餐露宿、突破封锁线、钻过敌人的刀锋，一切为了基督教！

第二天开始研究讨论十字军构想的细节。11月底，继德意志、法兰西的全权大使之后，勃兰登堡公爵、萨克森公爵、蒂罗尔公爵也纷纷抵达。教皇于1460年1月14日宣布结束持续了3个多月的曼托瓦会议，于4天后的18日向全体基督教徒颁布了教皇教谕，宣布了会议决定在今后3年中筹建十字军、抗击土耳其的工作安排。教谕有如下内容。

每个礼拜日的弥撒均应向上帝祈祷十字军的成功。

凡参加军队满8个月者均赐予完全免罪的权利。

全体神职人员收入的1/10，世俗民的1/30，犹太人的1/20应作为义务缴纳给十字军基金，教廷将率先垂范。

修道院及所有宗教团体的人员每十人须承担一个士兵8个月的费用。

翌日，庇护二世离开曼托瓦前往罗马。为了开曼托瓦会议，他离开罗马已逾一年。

他对前来送行的各国君主和大使们说：“希望你们回国后努力实现我们在这里做出的决定。上帝保佑着你们！”

这时，离开“上帝所愿”一句话便能发动起整个欧洲的第一次十字军，350年的岁月已经流逝，离最近的第八次十字军也过去了将近200年。

三

庇护二世回到罗马后，首先做的事是任命新的枢机主教，这样的做法背离了有良知的人们对他的期待。法兰西派枢机主教在曼托瓦并不配合，这使庇护二世痛切感到了在教廷内部巩固自己地位的必要性。为了组建十字军，罗马教廷本身必须首先统一起来。这个想法使他重蹈了历代教皇的覆辙：大量任命新的枢机主教。而这样任人唯亲、大搞派系人事的做法，早已臭名昭著。

1460年春，有12人接到了新枢机主教的任命，其中有9名意大利人和3名外国人。在9名意大利人新枢机主教中，有庇护二世19岁的侄子和曼托瓦侯爵刚满17岁的弟弟。如此一来，除了去世的3人，枢机主教团由原来的14人一举增加到了26人，法兰西派成为少数派，庇护二世确立了自己的地盘。

然而，罗马之外的情况却不会那么轻易地按着教皇的希望发展。尽管教皇屡次发去亲笔信，甚至满含深意派去特使进行说服工作，德皇一味敷衍的态度却一如既往。非但如此，德皇竟然通过自己弟弟担任大公的奥地利，在背后向举国抵抗土耳其威胁的匈牙利发起了进攻，还为的里雅斯特挑起了与威尼斯的土地之争。法国国王也一如既往，仍旧执拗地主张对那波利王国的王权。他在曼托瓦会议上承诺7万达克特的十字军资金，一任时日延宕，也不见运过阿尔卑斯山来的丝毫动静。

图4：穆罕默德二世

这两大强国君主的态度让庇护二世很失望。但德法两国的神职人员并不恭顺，对他来说则是更大的打击。他们不但拖延缴纳义务规定征收的什一税，对教皇让他们说服各自君主的命令也置若罔闻。长年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与其紧跟远在罗马的教皇，不如紧跟近在眼前的君主，这样对他们更有利。

“正因为如此，也为了唤醒全欧洲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十字军！”庇护二世在悲痛地呼喊。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勃艮第侯爵一个人，只有他写信向罗马表示了一贯的合作态度。

意大利各国都有各自的考量，对教皇提倡的圣战态度暧昧。威尼斯共和国分裂成和战两派，政策尚未统一，在静观事态的舆论背后，继续摸索与土耳其签订协定的路径。佛罗伦萨共和国反倒乐见自己商业上的敌国威尼斯败给土耳其。米兰公国在威尼斯全身心防御土耳其之时趁隙策划领有热那亚。那波利王国对出入地中海怀有野心，却常遭威尼斯的阻碍。它对威尼斯的国难高兴都来不及，遑论出手相助。其他中小国家也都同样德行。即便是庇护二世的出生地锡耶纳，现在也想躲避教皇的征税令，与昨日的欢迎态度有了天壤之别。曼托瓦会议聚首后还不到一年，欧洲各国便再度分崩离析。

在罗马，庇护二世迎回了空手而返的各路特使，跌入了绝望的渊底。尽管他被咳嗽折磨得痛苦万分，炽热的理想却在心中燃烧。没有一个君主站出来，资金也筹措无望。但如果自己就此止步，又会有谁来接着干呢？基督教世界又会走向何方呢？虽然处在绝望的谷底，强烈的使命感又一次给了他力量。庇护二世找到了一条路，去打开这四处碰壁的局面。

他要与敌人对话，给苏丹穆罕默德写信，先礼后兵。这样既可以避免人们的不幸又能达到目的。庇护二世想到这里，随即叫来了秘书。

苏丹阁下：

请你在读这封信前不要做出决定，请先读信，然后三思。

阁下所奉之伊斯兰教亦承认预言者基督的尊严。然而，阁下仍在用武力威胁着欧洲及位于其前沿的意大利。但我们不是逆来顺受的奴隶。现在，整个意大利都已武装起来，军马跃跃欲试，士兵枕戈待旦，准备着迫在眉睫的战斗。资金也准备充足。阁下若率军侵略意大利、匈牙利及其他欧洲之地，千万不要以为将会同女人打仗。在那里等待你们的将是披挂铠甲的战马和男人！要想战胜他们，需要最强的力量和最大的勇气，需要尽善尽美的准备。

阁下也千万不要指望基督教徒的内斗。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我们会存小隙而共同奋起。请阁下铭记这样的历史事实：对古罗马人来说，夺取意大利半岛难于征服全世界……

如果这还不足以使阁下抛弃征服基督教世界的想法，那也并不是难事。实现你的想法，既不需要武器资金，也不需要军队舰船，只要有一点点水就可以办到。只要阁下用这一点点水接受洗礼，举行基督教的祭典，信奉《圣经》就行。如果阁下做到了这些，大地上的任何君主将不能凌驾于阁下的荣誉和权势之上。我将册封你为希腊和东方的皇帝，把你现在非法所得的权力和领土正式授予阁下。我将把阁下作为粉碎侵害罗马教会权威者的重要力量。我会像我的前任斯德望[35]、阿德利安[36]和利奥[37]把丕平[38]和查理大帝召唤到身边那样，把希腊帝国委托给阁下，你就是他们的解放者。这样，在教会范围内我也对阁下的贡献给予了回报。

这和平是多么丰盛啊！宛如诗人们讴歌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再现。豹可与天使共存，牛可与狮子同住，剑被镰刀取代，铁被铸为犁锹。田园得以精耕，丰稔的果实使大地生辉。村落和城市得以再建，上帝曾经失落的乐园又将复苏。修道院得以重建，里面满是为神圣上帝奉献的僧侣。在伊斯兰教统治下无法成就的和平，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将轻易实现。

阁下是苏丹，我是教皇。从历史上看，我们之间的对话也并非异想天开之事。正如让法兰克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克洛维[39]、向匈牙利人布教的斯德望、指引伦巴第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阿吉尔福斯、让罗马人悟到上帝的君士坦丁一样，穆罕默德二世也能够把土耳其人领向基督教。如果阁下同意我的意见，整个东方都将同时接受基督。

只要一个人有勇气和决心，全世界就能重现和平。这个人就是阁下！阁下应该充满勇气，下定决心。

向改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学习吧！我在此起誓，届时上帝将助我授予阁下我在此向阁下承诺的崇高荣誉！阿门！

1460年7月1日
罗马教皇庇护二世

55岁的教皇满怀热情，忘却病痛，用优美的拉丁语写去了这封亲笔信。刚满30岁的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此信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懂拉丁语，他一定读了这封信。穆罕默德二世23岁就攻陷了号称东地中海最大都市的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崩溃。他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大无畏征服者，但是，披露他内心活动的史料却不见一件传世。

但有一个确凿的事实，罗马教皇庇护二世从未收到过他的回信。

教皇不得不放弃使用语言十字军。他再下决心，一定要成功组建一支使用武器的十字军。可是，君主们一味逃避，为筹措资金而征收的特别税也无法收缴。人们纷纷议论道，在这样的现状中，庇护二世本人怕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理想受挫吧。然而，就在这议论声中，庇护二世的脑海里生出了一个新方法。

这一切都是因为缺乏宗教信仰，要把他们集合到十字军旗下，首先必须让人们领悟出已丧失的信仰之心。庇护二世坚信这一点。在第二年的1461年，他宣布将锡耶纳的卡特丽娜列为圣人。这位生活于14世纪的神秘思想家为把教廷从阿维尼翁召唤回罗马竭尽了全力，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道，是当时意大利人气最高的人物。她属于多明我会派，与圣方济各派是仇敌，以前也常有人发起运动，要把她列为圣人，都因圣方济各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庇护二世在提高人们信仰的背后还有一个目的，他想在发起自己理想中的十字军之前，对基督教世界两大势力之一的多明我会派采取怀柔政策。圣方济各派的创始人方济各已被列为圣人，现在多明我会派也将有自己的偶像被正式列为圣人。把这两位圣人奉为意大利的两大守护圣人，可以使两派均感满意。教皇几乎完全实现了这个愿望。圣方济各派与多明我会派的对立表面上暂时消失了，圣女卡特丽娜的册封受到了民众狂热的欢迎。

庇护二世从这次成功中获得了力量，第二年上演了更大规模的宗教剧。在这场宗教大戏中，他祭出了圣安德烈的头骨。拜占庭皇室成员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3年前流亡罗马时带来了这副头骨。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上一个叫摩里亚的地方，那里的专制君主被土耳其推翻。这位专制君主认为，圣安德烈是十二使徒之一圣彼得的弟弟，他的头骨比任何宝石都能卖出好价钱，就把它包了来。他的算计没有错，庇护二世给他的年金是6000达克特。

1462年的复活节是4月11日。借用当时一位编年史作家的话说，那天的罗马“在我们这个充满了批判精神的时代，展现出了一派奇妙的景象”。

教皇事先派去了三位枢机主教，将安放在纳尔尼城的这件圣物运到罗马。教皇亲自带领全体枢机主教在台伯河的米尔维奥桥迎接圣物。为了这一天，朝觐者从全欧洲蜂拥而来，人群把台伯河两岸挤得水泄不通。在万人瞩目之下，贝萨里翁枢机主教双手恭敬地捧着安放在金色软垫上的圣物，将它交到了庇护二世的手上。庇护二世面向灰色的小头骨，用他那惯常使用的优美拉丁语开始了演讲。

啊，您终于来到了这里！恐怖的土耳其夺去了您神圣的安身之所，但您终于回到了使徒之长、您的哥哥圣彼得的身边。……您的兄长用他那神圣的鲜血使罗马成为圣城，罗马将会用对圣彼得同样的爱迎接您的到来。您回家了！……守护我们吧！我们即将奋起面对土耳其的野蛮。请您和兄长圣彼得一起守护我们吧！

群众在哭泣。尤其是其中从匈牙利远道而来的朝觐者，他们想起了拼死抗击土耳其的祖国而痛哭流涕。

天下起了雨。道路立刻变成了泥海。庇护二世坐在教皇专用的鎏金座轿里，双手恭敬地捧着头骨，将圣物送进圣彼得大教堂。

枢机主教们听从教皇之命，徒步紧随其后。他们个个身着华丽的枢机主教正装，泥浆无情地飞溅到他们身上。家家户户都用毛毡装饰了窗户，汇集在道路两边的人群撒着花瓣。枢机主教的后面跟着主教们的队列。他们的身后是罗德岛圣约翰骑士团[40]华丽的制服队列。在装扮成天使的孩子们的赞美诗歌声中，灰色的头骨被静静地送进了圣彼得大教堂。

群众挤满了宽阔的大教堂内廷。教皇庇护二世转过身来，背对圣物，向群众发表讲话。

土耳其是圣安德烈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捍卫基督教不受土耳其人的威胁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如果基督教君主们响应他们的牧羊人教皇的这个呼声，整个基督教会将充满喜悦。圣安德烈正是因为向哥哥圣彼得求得了帮助，才得以来到圣彼得的所在地罗马。

激动的群众中爆发出参加十字军的宣誓声。声音撼动着教堂内庭，环绕着泪流满面、伫立不动的庇护二世经久不绝。

一个月以后奇迹发生了，至少对庇护二世是个奇迹。在意大利发现了明矾矿藏。明矾是毛纺染色不可缺少的原料，以前都依赖于从土耳其进口。

发现者很快被召来。此人自称以前一直长期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做明矾采购生意，因土耳其军队入侵而回到了祖国意大利。他说，有一次他去托斯卡纳野外，发现一片岩石地带，石上生长的小草同他曾经在小亚细亚明矾矿脉上见到过的一样。他试着舔了一下那白色的石头，有咸味，再用火试，便知是明矾矿石无疑。他满怀信心向教皇报告了这个发现。

教皇狂喜。消息立即遍传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没有必要再花高价向敌人购买了，我们手里有明矾啦！销售明矾的收益，可以用作十字军的资金。”

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各城市都被授予交易权，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负责经营此项事业。据说教廷通过明矾矿业获得的收益每年以10万达克特计算。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年多。1463年秋天，来自威尼斯的飞毛腿带来的报告震惊了罗马教廷：莱斯沃斯岛陷落了！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6年后，塞尔维亚于1459年陷落。第二年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卡拉几亚陷落。又过了一年，锡诺普于1461年沦陷。特拉布松也于1462年沦陷。土耳其陆军力量几乎按一年一个国家的速度扩张领土。在几个月前刚刚陷落的波斯尼亚，土耳其即驻有15万大军，这证明了土耳其陆军力量的强大。奥斯曼土耳其[41]这个源自小亚细亚的帝国，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指挥下，在10年的时间里就把从黑海到爱琴海的几乎所有土地收入囊中。

欧洲的君主们都承认土耳其陆军力量强大，成就了这些业绩。但他们一直认为拥有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欧洲海军力量仍然占有优势。可是这次莱斯沃斯岛陷落的消息，不能不让他们意识到土耳其终于要出没于海上了。欧洲现在还很放心，认为有匈牙利、奥地利这些国家挡住了土耳其的陆路。然而，一旦土耳其拥有投送大军能力的大舰队，欧洲就将永无宁日。莱斯沃斯陷落时的惨状也使教皇十分激愤。

土耳其舰队穿过赫勒斯滂海峡[42]南下，耀武扬威地从停泊在莱斯沃斯岛港外的威尼斯舰队鼻子底下通过，在莱斯沃斯岛上登陆。卡佩洛指挥的威尼斯舰队拥有29艘加莱船[43]，但没有本国政府的命令不能行动。他只好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铁蹄在瞬间蹂躏了这个海岛，岛上驻守着以自己的同胞热那亚人为主的意大利人。遭受磔刑[44]的意大利人超过百人，行刑故意放在威尼斯舰队的眼前。受刑者排成一队，站在舰队对面的悬崖之上。他们流淌的鲜血在南国秋天的强烈日照下也无法干涸。船上的威尼斯人为流血的同胞哭泣，呼喊着要为他们报仇。海面上回荡着他们的喊声。未受磔刑的岛民都被卖为奴，十多个漂亮的意大利姑娘被带进了苏丹的后宫。据传穆罕默德二世对女性不太有兴趣，几乎所有的姑娘都在后宫终其一生，死时仍是处女。

这就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所给的极其严厉的答复。他非但无视教皇庇护二世那流利的拉丁语说教，而且毫不手软。他在征服了锡诺普、特拉布松、波斯尼亚以后，继而在庇护二世的同胞意大利人统治的莱斯沃斯岛制造了这出惨剧。这是苏丹对教皇明目张胆的挑战。庇护二世忘却了自己的病痛，他自己要做十字军的统帅。即便扶着别人的肩膀，他也要为十字军打先锋。以前已组建过八次十字军，可教皇没有一次身先士卒。庇护二世要做前任没有做过的事。他要像那些御驾亲征的古罗马皇帝那样，亲自统率十字军。这个念头在教皇庇护二世的心头燃烧。

威尼斯也终于挺身站了出来。稳健派的马利皮耶罗已经去世，元首已经换成了克里特岛总督、明了东地中海形势的克里斯托弗·莫罗。威尼斯共和国一贯秉持静观形势的态度，这次真正使它改变态度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威尼斯向来对自己的海军力量拥有绝对自信，但新兴国家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容自己小觑。于是骤然间，使节开始频繁往返于罗马与威尼斯之间。

庇护二世一直主张威尼斯舰队对运送十字军兵力必不可缺，威尼斯的这个变化比什么都让他高兴。教皇将亲率十字军的消息震动了威尼斯舆论，促使元首同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击了莱斯沃斯岛惨案的强硬派领袖、海军将领卡佩洛在议会上泪流满面地请求元首亲自出征。这一举动使得尘埃落定。威尼斯政府立即开征神职人员收入的1/10、犹太人收入的1/20、世俗人收入的1/30的十字军税，同时申请为十字军提供一支由40艘双层加莱船组成的舰队，配备8000名船员和5万名士兵。

庇护二世从这一举动中获得了力量，他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罗马教会遂下决断，决心采取行动，并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9月23日，距莱斯沃斯陷落还不到一个月，庇护二世向汇集而来的全体枢机主教，进而向在他们身后的全体基督教徒发表讲话。

我作为教皇已经下定决心，亲自担任圣战的统帅。也许你们会问：这位病魔缠身的老人想干什么？僧侣上战场能有什么作用？枢机主教和神职人员在前线又能怎样？你们还会问，为什么不待在教堂里，把战争交给行家？但是，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正像他们所谴责的那样，我们耽于快乐，热衷金钱，嗜好奢华。我们肥胖如猪，出行时骑着健马，华丽的披风迎风飘舞，头戴宽大帽檐的红帽，趾高气扬。我们豢养猎犬，说话像喜剧演员，却不做一件坚守信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高级神职人员在民众眼中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神职人员，但我们的生活过于奢侈。这就是我们惹起民众憎恨的原因，也是他们不愿意听我们认真诚实地说话的原因。

那么，你们知道如何恢复已经失去的信任吗？知道留住想要离去的人们的方法吗？我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抛弃一切，像祖先那样筚路蓝缕。……只有重新燃起对信仰的热情，蔑视死亡，找回寻求殉教之心。……只靠忏悔、向民众说教、否定快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到为践行主基督遗言而殉教的使徒中间去。……

如今，异教徒土耳其人正在迫害东方的基督教徒。当此之际，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言自明，我们无须问主“去哪里”（quo vatis）。高喊“我去”要比命令别人“你去”诚实万分！我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长，你们是高位神职人员，你们也要跟我一起从军。

即使是那些君主，当他们的导师和父亲、罗马主教、基督的代理人——我这个衰老的病人都将奋起率军，恐怕他们也会为留在家里感到耻辱吧。我知道上前线对我来说有多么残酷，也许死亡会早早地降临于我。但我已打算把一切交给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给这衰老的肉体注入力量。自然，拿起剑去厮杀，我们太弱，那不是神职人员的作用。向摩西[45]学习吧！以色列人民战斗的时候，他站在旁边高地上为之祈祷。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山顶上，我都要为上帝的胜利和信仰的自由而祈祷！愿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庇护二世的演讲结束时，一位狂热的枢机主教高声呼喊道：“这就是圣灵的声音！我也去！教皇陛下，只要你一直对天呼唤！”

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反对。鲁昂枢机主教等法兰西派也缄默不语。罗马教廷同意了庇护二世的决心，正式决定服从。全体基督教徒把教皇当作自己的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庇护二世的决策就是他们的决策。

教皇庇护二世得到了威尼斯强有力的支持，现在又获得了枢机主教会议的认可。他很快便在罗马召集会议，实质性地讨论如何使十字军走上正轨。阿尔卑斯山以北仍然只有勃艮第侯爵的使节，但意大利各国都派来了代表。大家都认为这次会议的一切都会根据庇护二世的想法进行，不料半路上杀出了佛罗伦萨。教皇在自己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佛罗伦萨人不可告人的想法是让威尼斯独家承担起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从而让威尼斯人的血流干。”

佛罗伦萨共和国代表在会上坚持说本国政府的指示未到，根本不打算参加讨论。他们要求单独面见教皇。他们说：“威尼斯一直寻找机会，想要重新插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摩里亚。抗击土耳其的十字军只会让威尼斯获利。一旦再度取得摩里亚及其周边的希腊，他们的下一个野心就是转而侵略意大利，威胁教会的独立。”

庇护二世回答道：“这是多么狭隘的政治啊！土耳其是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我也知道威尼斯的本意。但是，土耳其人的残酷要比威尼斯人的商业心计更难忍受。”

会议一直持续到那年的年终，达成基本一致后散会。决定事项如下：

勃艮第侯爵应于明年5月1日前率兵1万前往乘船地点威尼斯。

威尼斯共和国提供40艘军用加莱船、8000名船员和5万名士兵。此外，教皇庇护二世提供10艘加莱船；每位枢机主教各提供1艘加莱船；费拉拉公爵、曼托瓦侯爵、美第奇家族、博洛尼亚市、锡耶纳共和国和卢卡市有义务各提供2艘加莱船；热那亚共和国有义务准备8艘大型帆船。

教皇非常认可米兰公爵作为统帅的才能，他也是教皇最为依赖的武将。可是，他却以下次组建十字军时一定率军参加为由，巧妙地逃避了教皇让他参加十字军的请求，只承诺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带3000士兵参加十字军。

这样，大势初定。会议还决定，各路人马于明年8月15日圣母马利亚升天节那天在乘船地点威尼斯和安科纳集合，从那里一路奔赴前线，杀向君士坦丁堡。教廷宣布所有参加者完全免罪，同时开始在全欧洲招募十字军志愿者。

这次会议之后不过数月，1464年春有消息传到欧洲，说希腊人在摩里亚发动叛乱，被8万土耳其军队彻底剿灭。这使一贯与庇护二世颇有共鸣的勃艮第侯爵改变了想法。侯爵来信说希望延期两个月出发。他还在第二封信中写道，自己由于高龄不能从军，将派庶子一人领兵300前来。庇护二世闻讯大惊，一封接一封地写信拼命让侯爵回心转意，但只是徒劳。勃艮第侯爵这次变心不仅仅是因为他胆小，背后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在动作。人称“好人”（le Bon）的勃艮第侯爵就此趴了下来。

坏消息接踵而至。正当威尼斯举全国之力抗击土耳其时，米兰却乘机夺取了热那亚。这个消息使教皇对米兰公国的利己行为感到愤怒，同时也使他感到失望，不能再指望本该由热那亚提供的那8艘大船了。

饱受高烧和痛风困扰的庇护二世有着坚定的决心。医生说这简直就是自杀行为，竭力予以阻止，但却未能改变教皇要在安科纳港等待威尼斯舰队的决心。出发的日子定在了6月18日。他任命侄子皮科罗米尼[46]为教皇代理，在教皇不在期间代行教皇工作。有消息说，听说庇护二世率十字军远征的消息后，来自欧洲各地的志愿者络绎不绝地奔向威尼斯和安科纳。勃艮第侯爵的改变和德法两国君主不参战虽已成为事实，但过去也有过先例，第一次十字军在没有一个君主参加的情况下成功征服了耶路撒冷。庇护二世没有绝望。只要元首率领威尼斯大舰队行动，与威尼斯交往亲密的费拉拉、曼托瓦、卢卡、博洛尼亚的军队也会行动，米兰公爵之子率领的士兵也会到来。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罗德岛、塞浦路斯各岛也会奋起响应。众多的志愿者正陆续聚集而来，这是庇护二世最大的希望所在。

1464年6月18日，出发的那一天终于来到。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做了庄严的弥撒之后出发。他首先乘船，接着乘轿横跨意大利半岛，向俯瞰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安科纳进发。庇护二世换乘等在台伯河上的船只之后，根本不想立刻坐下。他一直伫立在那里，眺望着渐渐从眼前远逝的罗马城。他的嘴里流出了如歌的话语：

“再见啦，罗马！我不会活着再见到你了！”

但是，庇护二世并不知晓。

庇护二世不知道，为了开始同威尼斯进行媾和谈判，土耳其苏丹派出的特使正在沿亚得里亚海北上！

四

“是罗德里格在那儿吗？”

波吉亚枢机主教刚从街上回来，正在房间门口同教皇的医生说话，听到床幔后面传来的声音，赶紧向病床走去。床幔从床架四面重重地垂下，遮住了光线，床上幽暗。庇护二世躺在床上。他朝过来的罗德里格伸出了无力的手。罗德里格跪在地上，亲吻了教皇手上的戒指。没等罗德里格站起身来，庇护二世便问道：“没有吗？威尼斯方面还没有什么消息吗？”

“是的，陛下。已经派去三拨儿使节了，但还没有收到威尼斯舰队起航的报告。”

听了回答，教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接着问道：“勃艮第侯爵那边也没有什么说法吗？米兰的军队呢？”

罗德里格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庇护二世因愤怒和绝望而发抖，但声音却很微弱。“再次派人去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君主那里，让他们速速赶来安科纳，告诉他们，不服从教皇命令者开除教籍。”

接着，教皇声音柔和地说：“辛苦你了！你负责管理已经汇集到这座城里来的十字军志愿者吧。他们多是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已经不能指望法兰西枢机主教的配合了。罗德里格，你是西班牙出身，只能靠你去统率他们了。”

罗德里格点点头，走了出去。教皇庇护二世目送着他的背影，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自从皮科罗米尼、贡扎加两位枢机主教上任之后，罗德里格·波吉亚就不再是最年轻的枢机主教了。但他仍像年轻人一样自由奔放，在曼托瓦会议期间同有夫之妇谈情说爱，闹得庇护二世不得不亲自出面劝诫。不过，这个年轻人在现在这种时候却比其他人都冷静。他忠实地帮助着庇护二世，庇护二世心里感到很舒服。在正式场合之外，教皇经常只叫他的名字罗德里格。

波吉亚枢机主教回到办公室。他并没有打算立即开始工作，而是伫立在窗边思考着什么。他的眼下是亚得里亚海那反射着盛夏阳光的蓝色波浪。他站在那里并没有眺望大海。他一脸严肃，仿佛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同那个搞恋爱、喜狩猎、爱奢华的波吉亚枢机主教判若两人。

考虑到病魔缠身，庇护二世在和枢机主教们离开罗马后，一路行进缓慢，直到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他们才越过亚平宁山脉，进入安科纳城。盼望参加十字军的群众从欧洲各地聚集于此，他们用狂热的欢呼迎接教皇一行。而安科纳市民却好像觉得即将大祸临头，沉默着以冷眼相迎。教皇及其一行住进了这座城市的主教公邸，那里定为他们的住处。公邸位于海岬的尽头，离城中心稍有距离。那里是意大利唯一一处可以看见海上日出和日落的地方。太阳每天早晨从希腊方向的海上冉冉升起，傍晚又在威尼斯方向的海平面上缓缓落下。这座城市让人感受到东地中海的空气，在古罗马时代即以去往东方的港口而闻名。

庇护二世决定把这座城市作为十字军远征的集结地，他在这里等着君主们和各共和国代表按照与他的约定，率领各自的士兵和战船前来会合。出发远征的日子定在圣母升天日的8月15日，与350年前第一次十字军出征是同一个日子。然而，教皇来到这里已经过去10多天了，他既没有看到部队扬起尘土由陆路而来，也没有见到应由海路而来的舰队的影子出现在海平面上。

面对这样的情形，枢机主教们开始动摇，人人抱怨。庇护二世却制止他们道：“我在曼托瓦等待他们，在罗马等待他们，最终他们还是来了。我准备在安科纳再等下去。”

可是，威尼斯打从开始就是只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才行动的，眼下就要与土耳其进行媾和谈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加入庇护二世的十字军，甚至也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加入。他们认为，只要与土耳其媾和即可。即使媾和不成功，同教皇联手也只会束缚自己的行动，羁绊自己的手脚。教皇不谙东方的形势，空有一腔宗教热情。甚至有人在威尼斯议会上公然叫嚣：“如果教皇待在家里，多少也会有一点值得我们去爱他的地方。”

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国都学着勃艮第侯爵背叛了教皇。同样，意大利各国也都与根本不打算践约的威尼斯为伍了。米兰、费拉拉、曼托瓦，甚至庇护二世的出生地锡耶纳都没有派来一兵一船。更有甚者，在教皇卫队通过佛罗伦萨时，握有佛罗伦萨主权的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竟然找碴儿想阻止他们通行。

响应庇护二世的净是些无名的下层民众。教皇到达以前，这些民众就纷纷奔赴安科纳集合，他们几乎挤满了整个城市。可是，他们大部分都只是些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和无赖，既无头领，又没有钱，更没有武器。这里面甚至还有厌倦了乡里贫困生活，带着全家赶来的农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这是去参加圣战。我们需要什么，上帝就会奇迹般地赐予我们。耶稣会为我们带来面包和鱼。”

这群肮脏不堪的人满大街晃荡，好似城市就是他们的。安科纳市民向他们投去憎恶的目光。双方的对立日益恶化，到处打斗，盗窃不断。这些十字军志愿者中还有妇女儿童，生孩子的事也不鲜见。住处不足，饮水和食物也开始告急。连日来，市民和外来者都拥到罗德里格这里诉苦、提要求。遵照教皇之命，上边为确保住所和食物拨下了钱，但市民们直接就揣进了腰包。越来越多的外来者拿到钱后也纷纷出城，把志愿参加十字军的事忘到了脑后。

这对病魔缠身的教皇不啻为致命打击。庇护二世的病情急剧恶化。现在，他已衰弱至极，上床躺下也已很不容易了。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痛苦折磨着59岁的庇护二世，他日夜高烧不退。

进入8月以后，庇护二世的病情看上去有所好转。尽管仍有高烧，但他偶尔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听到威尼斯舰队已经出发的消息后，他的病情才略见好转。贝萨里翁枢机主教作为教皇特使前往威尼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威尼斯元首莫罗勉强答应前往安科纳。然而，威尼斯原本承诺派40艘三层加莱船参战，后来减为5艘，最后只派出一支12艘普通的单层加莱船队。不管怎么说，枢机主教的热情还是成功地迫使威尼斯元首履行了他与教皇先前的约定。米兰公爵曾经预言道：“元首是出发了，但他一定会很快掉转船头。”他虽然没有言中，但莫罗元首率领的舰队却在爱沙尼亚无端停靠，空耗了很长时间，并不曾想要直接前往安科纳。

8月12日，终于有消息说威尼斯舰队靠近了安科纳。庇护二世掩饰不住喜悦，当即给五位枢机主教派了船，让他们前去迎接威尼斯元首。然后，他让人把自己挪到窗前，好尽早亲眼看见舰队进港。

但是第二天，庇护二世的病情突然恶化，脉搏微弱，时而说着胡话。他想从床上起来时会粗暴地推开医生。年轻的罗德里格·波吉亚枢机主教有时也得帮着医生让教皇躺下。

威尼斯舰队当天下午抵达安科纳。但只有前去迎接的枢机主教乘坐的船停靠在港口栈桥旁，舰队在港外抛了锚，元首和其他威尼斯人也根本没有打算上岸。

尽管如此，威尼斯舰队到达的消息还是传到了病床上的庇护二世耳中。不过，无人知晓他是否听明白了。第二天，庇护二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高烧不退，精疲力竭。

第三天就是圣母升天祭日的前一天。庇护二世笃信圣母马利亚，这才把十字军出征的日子定在了圣母马利亚的升天祭日。明天就是出征的日子了，可教皇的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

这天夜已过半，只有罗德里格一人留在教皇的病房里。刚才，其他的枢机主教也还都挤在这里。医生说，教皇的病情稍有稳定，今晚大概过得去了。于是枢机主教们便权且各自回自己住处去了。众人散去后，除了罗德里格枢机主教外，病房里只有一位医生守候在角落里。教皇看上去睡得很安详，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

突然，罗德里格好像听见教皇说了些什么，他快步驱前。教皇紧紧抓住罗德里格的手，双目圆睁望着半空中，大声喊道：“开窗！把窗户打开！”

“夜风会吹到御体的。”罗德里格慌忙答道。

然而庇护二世不断喊叫着同样的话，似乎已经认不出罗德里格了。

罗德里格只好放下教皇，不得已打开了窗户。夜风突然吹进来，蜡烛熄灭了。月光照进房内，房间里一片白色的幽光。

开好窗户，罗德里格转过身来，吃惊地看到庇护二世已经坐在床上。他的目光越过窗口望着海上。

这时，叫声从庇护二世的嘴里迸出。

“看啊！那边，海上，大舰队已经来啦！主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四周是旗帜的海洋！那是红色镶金的威尼斯旗！成百上千的加莱船的大军团啊！我看见了老鹰图案，那是德皇啊！那里还有百合图案，法国国王也来啦！大家都来啦！我看见了战马！米兰公爵就在那里！大舰队啊！大舰队终于来啦！教皇得去迎接他们！我是他们的统帅！我要站起来！……”

听到庇护二世的话，罗德里格也不由得朝海上望去。可是，海面上洒满月光，仿佛铺上了一张银色的丝绢，一片寂静。那里波澜不惊，看不见一艘船。

罗德里格伫立在那里，身体由于悲伤而微微颤抖。庇护二世仰天倒在了他的眼前。

翌日，威尼斯元首莫罗得知教皇的死讯后上了岸。他同枢机主教们协商，没花多少时间便达成一致。会谈之后，元首立即登船，率领加莱船队回威尼斯去了。枢机主教们也各自分头回罗马去了，他们要参加新教皇的选举会议。庇护二世的遗体定于第二天运往罗马。

最后一位相信圣战的教皇去世了，最后的十字军也随之化作一场虚幻。

[1] 克吕尼修道院（Abbaye de Cluny/Cluny Abbey）位于法国克吕尼，由亚奎丹（Aquitanine，又称亚吉田）公爵——“敬虔者威廉一世”（William I，the Pious）建于910年，并指定法国人伯尔诺为首任院长。该修道院存续至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0年。该院严守本笃所定规则，成为中世纪天主教会改革（克吕尼改革）的中心。

[2] 隐者彼得（Pierre L’Ermite，？——1115），11世纪末法兰西北部亚眠的天主教司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重要人物。

[3] 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约1042——1099），1088——1099年在位，他致力于扩大教皇权力，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继承前任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遗志，完成了教会改革。

[4]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约1015——1085），1073——1085年在位。他是克吕尼改革派，进行了一系列教会改革，为提高教皇权力、实现天主教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奋斗一生，被认为是教皇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5] 圣母升天的祭日：即圣母升天节（Assumption of Mary）。天主教相信耶稣的生母马利亚死后灵体同被上帝接进天堂，在8月15日这天纪念圣母马利亚“荣召升天”。又译圣母安息节、圣母升天瞻礼。

[6] 多明我（Domingo de Guzman Garces，又称圣道明，1170——1221），西班牙天主教会修士，1215年于法国图卢兹创立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又译道明会、多米尼科派或布道兄弟会），1217年获教皇批准。该教派标榜提倡学术，传播经院哲学，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

[7] 枢机是天主教教皇的主要助手和顾问，职位仅次于教皇。枢机通常由主教担任，由教皇任命。教皇亦由枢机团选出。枢机分为三级，即枢机主教、枢机司铎和枢机执事（助祭）。枢机穿戴红色衣帽，教外亦称其为红衣主教。

[8] 罗德里格·波吉亚（Roderick Llanccio I de Borja/Rodrigo Borgia，1431——1503），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侄子，曾任枢机主教、教廷枢密院副院长，于1492年被选为教皇，即亚历山大六世教皇（Pope Alexander VI，1492——1503年在位）。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世俗化教皇的代表人物，爱财好色，为波吉亚族繁盛及确立教廷军事独立而战，把意大利带入战火之中，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负恶名的教皇之一。

[9] 卡利克斯特三世（Pope Callixtus III，1378——1458），1455——1458年在位，是第一位西班牙籍的教皇，波吉亚家族的开创者。

[10] 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罗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出生于意大利的锡耶纳，曾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接受大学教育。他是人文主义诗人、历史学家和学者，于1442年被德皇腓特烈三世封为桂冠诗人，并被留任秘书。1445年受任神职，曾任的里雅斯特和锡耶纳主教、枢机主教，1458年被选为教皇，是为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II），1458——1464年在位。他于1459年召开曼托瓦教会会议，倡议组建十字军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未获欧洲各国君主响应，他本人于1464年去世。

[11] 13世纪末，罗马教廷与法国及西欧各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空前激烈。1305年，在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压力下，教廷选出法籍主教任教皇，是为克雷芒五世。新教皇惧怕意大利人反对，一直未去梵蒂冈，并于1309年将教廷迁至法意边境意大利一侧的阿维尼翁（今属法国）。此后70年间，先后有7人在阿维尼翁担任教皇，历史上称这些教皇为“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1376年，为平息内乱、稳定局势，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返回罗马，并再行三重冠礼，宣布自己为正统罗马教皇，从而结束了阿维尼翁教廷时期（Avignon papacy）。

[12] 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e/Eugenius IV，约1383——1447），1431——1447年在位。

[13] 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s），又称“普世会议”，世界性基督教主教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最早的七次会议由东西方教会共同承认，一般也译作“大公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召开于325年。教皇尤金四世于1431年召开巴塞尔公会议，与会者要求限制教皇权力，尤金四世又企图解散会议。他于1438年将会议迁往费拉拉，1439年又迁至佛罗伦萨。同年，尤金四世被留在巴塞尔的参会者罢黜。后来的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使希腊与罗马教会暂时取得一致，教皇的权威才得以恢复。这次会议史称巴塞尔——费拉拉——佛罗伦萨公会议（1431——1445）。

[14] 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s Ro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从中世纪起延续了8个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的称号，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由教皇加冕称帝，以后由历代国王兼任皇帝，作为世俗最高统治者，和精神界的教皇相并列。1806年弗朗西斯二世辞去皇帝称号，帝国灭亡。

[15] 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即东罗马帝国。395年狄奥西多一世死后，由罗马帝国分裂而成的东都帝国，因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旧称拜占庭而得名，是一个以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为基础的皇帝制国家。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为最盛期。1204年因拉丁帝国成立而一度中断，1261年恢复帝国，后因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而衰落，1453年灭亡。

[16] 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1481），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七位苏丹，军事统帅。1444——1446年及1451——1481年两度在位。他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并迁都于此，改名伊斯坦布尔。他开疆拓土，励精图治，以“征服者”（Fatih）著称于世。他通晓多种语言，大量研读文学、历史、哲学和军事学著作，凭借其辉煌的文治武功成为世界史上有影响的一代雄主。他生性残忍、狂热，但又关心文化事业。

[17] 多梅尼奇，系根据原著日文音译。对于未能找到某些人名、地名等的相应西文表述的，皆根据日文音译，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18]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1401——1466），意大利著名的佣兵队长。1450年，米兰公国任命他为米兰公爵。米兰公国在他的统治下有了迅速发展，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

[19] 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463——1525），萨克森选帝侯，1486——1525年在位。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实力人物。1502年创办维藤贝格大学。

[20] 达克特（decato，又称杜卡特），威尼斯共和国于1284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币，重3.545克，含金量达99.41%，是中世纪所能达到的最高纯度。达克特在当时的欧洲有着很高的信誉。

[21] 教皇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Nicholaus V，1397——1455），1447——1455年在位。

[22]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约272——337），罗马帝国皇帝，306——337年在位。他即位后收拾乱局再次统一帝国，营造新都君士坦丁堡，巩固了拜占庭帝国的基础，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调停基督教会内的纷争。临死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被称为大帝。

[23] 卡特丽娜（Saint Caterina de Siena，1347——1380），天主教多明我会在俗修道女。她于1376年作为佛罗伦萨代表去阿维尼翁。她认为意大利要恢复和平，教皇返回罗马至关重要。1461年被教皇庇护二世封为圣人。她留有300多封书信，被认为是初期托斯卡纳文学的杰作。

[24] 贞德（Jeanne d’Arc或Jeanne la Pucelle，1412——1431），英法百年战争末期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法国女英雄。她出身于一个虔信宗教的农民家庭，1428年受到救国的启示从军，1429年重创英军，解放英军包围下的奥尔良。1430年被英军俘获，翌年在鲁昂的宗教裁判中以“巫女罪”被定为异教而遭受火刑。1920年被天主教追谥为圣女。

[25] 马蒂奥·科尔维诺（Matteo Corvino/Matthias Corvinus，1443——1490），匈牙利国王，1458——1490年在位。他建立了王家常备军队，推行中央集权化。他奖掖文化之士，招聘意大利建筑家及文化人，使布拉格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中心。

[26] 查理大帝（Charlemagne，约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年在位。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经济生产等方面有杰出建树，引入欧洲文明，发展文化，被尊称为“欧洲之父”。

[27] 祝圣（consecration），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之一，由司祭（主教、神父）或牧师按特定仪式，诵念规定的经文，使人或物“圣化”，以奉献上帝，为教会所用。

[28] 查理七世（Charles VII，Le Victorieux，1403——1461），法兰西国王，1422——1461年在位。

[29] 费迪南多一世（Ferdinand I，1423——1494），那波利国王，1458——1494年在位。

[30] 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争夺王位的内战，爆发于1455年。因两家族的家徽分别为红玫瑰和白玫瑰而得名。1461年以后约克家族掌握霸权，1485年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即位，与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结婚，内战告终。此后封建贵族势力衰微，进入绝对王政时代。

[31] 狮心理查（Richard I，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年在位。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与埃及的萨拉丁作战，获英武之名。后在远征法国时战死。

[32] 托马斯·帕里奥洛加斯（Thomas Palaiologos，1409——1465），拜占庭帝国帕里奥洛加斯王朝流亡皇帝，1453——1465年在位。

[33] 僭主政体指不通过世袭、传统或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凭借个人声望及影响力等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者（即僭主，tyrannus）建立的独裁政体，最早出现于古希腊。13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的共和制城邦中也出现过一些显贵家族操纵公职选举成为实际统治国家的僭主的情况，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等。

[34] 均为第一次十字军的领袖。——原注

[35] 教皇斯德望二世（Pope Stephan II，？——757），752——757年在位。在位期间与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交好，为他加冕，并为其子施洗，创下教会为皇帝或国王加冕的先例。他接受丕平三世赠送的土地，成为第一位统治教皇国的教皇。

[36] 教皇阿德利安一世（Pope Adrian I/Hadrianus I，700——795），772——795年在位。他为保住教皇国的领地而寻求查理大帝的支持，于781年为查理大帝之子丕平加冕为意大利王，法兰克王国成为教皇国的保护者。

[37] 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750——816），795——816年在位。为得到查理大帝的保护，他于800年加冕查理大帝为“罗马人皇帝”，法兰克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

[38] 丕平三世（Pippin III，约714——768），法兰克王国国王，751——768年在位。751年逼迫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退位，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教皇扎迦利派大主教为他行加冕礼。此后，教皇斯德望二世又亲为他及其诸子行加冕膏油礼。754——756年，丕平两次远征意大利，迫使最后一位伦巴第国王投降。为答谢教皇支持他篡夺王位，他将拉文纳至罗马的大片土地赠予教皇，这些土地成为教皇国的基础。这件事史称“丕平赠礼”。

[39] 克洛维（Clovis，466——511），法兰克国王，481——511年在位。墨洛温王朝的创立者。他消除了部族的对立局面，统一全法兰克，改信正统天主教，奠定了王国发展的基础。

[40] 圣约翰骑士团（Order of Saint John），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又称医院骑士团。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是历史上由教皇组织的三大骑士团之一，成立于1099年。起初主要由意大利骑士组成，保护及救护朝圣者、照料伤患。曾在耶路撒冷建有医院，并以附近施洗约翰教堂的名字命名。该团曾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先迁往罗德岛（1310——1532），后迁马耳他（1530——1798），故有“罗德岛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称呼。

[41]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Turkish State），奥斯曼一世（Osman I，1258——1326）于1299年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伊斯兰帝国。1453年定都伊斯坦布尔，16世纪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达到全盛期，其时掌握地中海制海权，版图也最大。17世纪末因受俄国侵略等原因而走向衰落。一战中战败，1922年为土耳其革命所推翻。

[42] 赫勒斯滂海峡，是达达尼尔海峡的旧称。

[43] 加莱船（galley，galea，galera），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44] 磔刑，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矛刺死的刑法。

[45] 摩西（Moses），以色列民族的最高领袖。相传于公元前13世纪受上帝启示率领同胞迁出埃及，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将十诫传授给民众。

[46] 皮科罗米尼（Francesco Todeschini Piccolomin，1439——1503），庇护二世的侄子，22岁时成为锡耶纳主教及枢机主教，1503年被选为教皇，是为庇护三世（Pope Pius III），在位仅26天。

第二章
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

图5：亚历山大六世（平图里乔画）

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中间镶着一块1米见方的圆形石头，石上镌刻着：

1498年5月23日，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1]受到不公正判决，在这里与多米尼科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一起被处以绞刑，复被处以火刑。历经4个世纪之后，我们对他们饱含缅怀之情，立此纪念。

这出戏的主要人物如下。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罗德里格·波吉亚：1431年生于西班牙，后来到意大利，就学于博洛尼亚大学。25岁时被其伯父教皇加里斯都三世任命为枢机主教。翌年升任职位仅次于教皇的要职——枢密院副院长。1492年61岁时被选为教皇。

这位教皇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可以说在基督教会史上臭名昭著的教皇。处死萨伏那罗拉也是他的劣迹之一。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1452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在多明我会的修道院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于1491年39岁时，升任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院长。1494年，他乘法国国王查理八世[2]入侵意大利之机流放了美第奇家族，成功建立了人民政府取而代之。他努力在佛罗伦萨建立神权政治。

这位修士激烈攻击和谴责当时的教皇和教廷，被认为是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先驱者。新教人士因此对他不吝赞美之辞，称他为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良心。

卢卡·兰杜奇：佛罗伦萨药材香料商人。在托尔那博尼大街开有一家经销香料和药材的小商铺。他为后人留下了自己的日记。

这出戏的角色只是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之间的往来书简和教皇诏书、卢卡·兰杜奇的日记，以及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3]的日志。

舞台是罗马和佛罗伦萨。

时间从庇护二世去世后30年的1495年到1498年的四年之间。

序幕——1494年

1月25日，那波利国王费迪南多去世。法国国王主张那波利王位继承权。

3月1日，萨伏那罗拉预言，上帝的鞭子将抽打在业已堕落的意大利身上。

4月18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顾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法兰西派枢机主教们的反对做出决定，承认先王嫡子阿方索二世成为新的那波利国王。

4月24日，法兰西派枢机主教的首领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4]逃离罗马，流亡法国。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主张那波利王位的继承权却被无视，怒火中烧。米兰公国摄政“摩尔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5]）觊觎正式的公爵宝座，一心盼望阻碍其阴谋得逞的那波利阿拉贡王室没落。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在教皇选举中一败涂地，对波吉亚教皇也满怀敌意。这三个人开始了反波吉亚教皇的谋划。

此时，法国国王已开始在格勒诺布尔集结大军的传言传遍了整个意大利。

6月15日，法国国王的特使带着国王的要求抵达罗马，声称为筹建十字军远征的基地必须征服那波利王国。如果教皇坚持不认可此事，法国国王将率领全部军队进入意大利，武力征服那波利，进而召开公会议，要求教皇退位。

对此教皇认为，阿拉贡王族在那波利的统治已经扎下了根。现在，法国国王主张过去安茹家族的王权，这在既成事实面前毫无正当性可言。而且，现任苏丹巴耶济德[6]与前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同，他现在并无侵略欧洲的意图，欧洲没有理由前去远征。于是，教皇全面拒绝了法国国王的要求。

8月23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全军从格勒诺布尔出发，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

查理八世同时要求意大利境内各共和国和君主国，准其在各自的领内自由通行，并向法军提供所需物资。

9月5日，法国军队进入都灵城。

10月14日，法军进入帕维亚城，“摩尔人”正式成为米兰公爵。在9万法军面前，意大利各国醒悟到抵抗将是徒劳的，便纷纷向法国国王表示恭顺。如此一来，教皇陷入困境。

11月1日，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向惊恐万状的民众布道。

这正是上帝降下的宝剑！我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鞭子就要抽下来了。上帝在亲自引领着那支军队。这正是上帝降下的愤怒的考验！

啊！佛罗伦萨哟！罗马哟！意大利哟！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就要泪淌成河。我的子民啊，你们忏悔吧，洗心革面吧！上帝就要来到你们面前！主耶稣啊！为了我们的罪孽，为了赐予我们的爱而献身的主啊！饶恕他们吧，佛罗伦萨的子民将努力去做你的羔羊，饶恕他们吧！

图6：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从此，佛罗伦萨共和国完全处在了萨伏那罗拉的影响之下。

11月8日，在萨伏那罗拉的狂热崇拜者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的煽动下，佛罗伦萨市民成功驱逐了美第奇家族。

与此同时，教皇不断向法国国王派去特使，却连国王的面都见不到。教皇试图阻止法军前进的策略皆以失败而告终。

11月9日，法国国王进入比萨城。在这里，他会见了以佛罗伦萨特使身份前来的萨伏那罗拉。萨伏那罗拉对法国国王说：

基督徒的国王啊，你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就像我曾经多次预言的那样，上帝让你来惩戒意大利的罪恶，让你来改革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

不过，国王啊！如果你不是正义之人，不是仁慈之人，如果你不去尊重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不去尊重那里的女人、那里的市民和那里的自由，上帝就会选择其他的人来替代你，就会用恐怖之鞭来消灭你！我作为接受上帝意旨的人正告你这一点。

11月17日，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在以萨伏那罗拉为首的市民的欢呼声中进入了佛罗伦萨城。

11月22日，法国国王在佛罗伦萨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了宣言。

（一）我是基督教徒的国王，我发誓，征服那波利之后我将遂行十字军远征，剿灭异教徒。

（二）上帝已将改革教会的大任赋予我，我将迫使业已失去资格的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亲自承担起召开公会议、选举新教皇的义务。

法军驻军十多日，在这期间，与其他城市相比，佛罗伦萨遭受法国大兵的暴行较少。佛罗伦萨市民将这一切归功于萨伏那罗拉，对他愈加信任。

12月10日，法国国王进入教廷领土维泰博，兵不血刃。

12月15日，法军逼近罗马的消息传来，惊恐的罗马市民开始逃难。

12月18日，法军大部队越来越近，离罗马只有70公里。教廷宫内忙成一团，要将贵重物品搬至圣安杰洛城堡。

12月23日，罗马完全孤立，罗马的豪族权贵相继倒戈。

12月24日，罗马市民代表会见教皇，追究教皇使事态发展至此的责任。由于恐怖日益逼近，枢机主教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人纷纷倒向法国阵营。教皇身边只剩下六位枢机主教和千余名近卫兵。

下午6时，法国国王下达最后通牒：“打开罗马城的所有城门，不准抵抗！”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终于向法国国王屈服，差人送去认可国王要求的回信后自嘲道：“法兰西人只是用白垩在要征用为住处的房子上画个标记，没费吹灰之力。就管这场战争叫作‘白垩战争’吧。”

12月31日，法国国王在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等的陪同下，在罗马市民的一片欢呼声中进入罗马城。

沿台伯河岸边整齐排列着36门大炮，教皇在炮口瞄准之下迎来了新的一年。

一 1495年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495年7月7日。早晨，特急信使带着福尔诺沃战斗的捷报抵达罗马。同盟军与法军昨天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是法军溃逃，因而对我们而言，好歹也算是一场胜利。原本可以取得彻底胜利，但意大利军照例由佣兵队长组成，他们贪恋敌军丢弃的物品，拼命抢夺而不去追击敌人，从而未给敌军以致命一击，致使法国国王逃匿。

尽管如此，教皇对这个捷报还是感到相当高兴，午餐时甚至让人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西班牙葡萄酒。与教皇共进午餐的有卡拉法、洛佩斯、切萨雷、蒙雷阿莱、圣乔治、帕拉维西尼六位枢机主教。他们在危急时刻都没有抛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回首想来，这一年过得似乎挺长，实则很短。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正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这场战争像是“白垩战争”，又像是“刀切黄油”那般简单。然而，把他逐出意大利亦非难事。从国王与教皇一对一见面的那一瞬间起，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便瓦解了。22岁的查理不是63岁老辣外交家亚历山大六世的对手。能在永恒之都罗马见到教皇这位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这让查理激动不已，使他从一个率领9万大军的国王变成了一个易动感情的朝圣者。他甚至没有感觉到，教皇天才的外交技术已经使他那些十字军远征、召开公会议逼迫亚历山大六世退位以改革教会、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等等的要求不了了之。不过，国王似乎并未放弃征服那波利。他于1月底率全军出发，离开罗马，向那波利进发。他的运势似乎从此开始走了下坡路。

首先，为牵制教皇而带走的人质切萨雷[7]枢机主教逃脱了。教皇托了这个19岁大胆儿子的福，行动恢复了自由。他旋即开始了复仇之战，号召各国结成反法同盟。各国都对法国国王如此轻松地征服意大利感到嫉妒，教皇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切。因而教皇的这个倡议得到了响应。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威尼斯共和国加入了同盟，甚至连引狼入室、把法国国王招进意大利的罪魁祸首米兰公爵“摩尔人”也加入了同盟。意大利其他各国也全部加入了同盟。只有萨伏那罗拉影响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改变支持法国国王的态度，传过话来表示不参加这个同盟。

4月12日，反法同盟正式成立。查理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慌失措，从征服那波利的醉梦中清醒过来，决定紧急返回到法国。已经传来了同盟军正在集结的消息。5月20日，国王从那波利出发，急行军北上，他甚至没有在佛罗伦萨歇个脚。一直在波吉邦西等候的萨伏那罗拉向国王鼓噪说，如果国王不再来意大利，不推行上帝命令的教会改革，灾难将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但这也没能使慌张的国王缓解一下心情。

但是，刚翻过亚平宁山脉，他们就遭遇了同盟军，结果只剩下没有全军覆没。今天下午送来的第二份报告说，查理抛掉了所有的行李，甚至自己一方的士兵，好不容易到达阿斯蒂，与奥尔良公爵路易指挥的友军会合。他气都没喘一口，当即翻越阿尔卑斯山而去。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对意大利来说实在是毫无颜面的一年。法国人还留给了我们一个礼物，老百姓管它叫“法国病”[8]。这种病由法国大兵传染给那波利女人，再由这些女人传染给意大利男人。这病还无药可治，也没有别的办法。听说法国国王自己也患有这种不体面的疾病。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7月16日。这几天，梵蒂冈的宫殿中天天在传一件事，说教皇终于开始解决萨伏那罗拉这位佛罗伦萨修士的问题了。传言起于一件事。一连几天卡拉法枢机主教都被教皇叫去密谈。卡拉法枢机主教是多明我会的保护者，人们知道这位高级神职人员过去就与萨伏那罗拉关系不错。

不过，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萨伏那罗拉的态度会相当严厉。回顾这一年，无论是在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方面，还是在如何应对意大利的政治方面，这两个人的立场都处处针锋相对。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7月21日。今天教皇把我召去执笔一封口述的信函，这是一封给萨伏那罗拉的信件。亚历山大六世像往常那样用低沉而具穿透力的声音慢慢口述。我在旁边记录，却抑制不住意外的想法。这封信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颠覆了整个梵蒂冈的预料。这封信字面平稳，含意却相当复杂。

亚历山大六世致萨伏那罗拉的信函：

教皇问候真正的儿子并带去祝福！

我从多人得到的信息得知，在主的葡萄园里劳作的农夫中间，你是格外勤奋的一位。我祝福你，并赞美把这种恩惠带到人们心田的万能的上帝。

我毫不怀疑，靠着把这种恩惠带到人间的圣灵，你可以把上帝的言语传播到基督教民中间，并让它们结出百倍的果实。从以往的经历中我明白，你秉持着这种自觉和目的，因为你是在通过说教启示民众，而这只是在为上帝服务。

不久前我刚得知，你在与民众的正式讨论中，预言了未来所要发生的事，并说那不是你自己的预言，也并非来自人类的知识，而是上帝的启示。

这原本是属于我这个牧羊人的义务，我想尽快与你本人晤面，从你这位上帝选中的人的口中直接聆听一次上帝的启示。为此，我希望你能到访我处，权当服从。服从是我们基督教徒最高的神圣德行。我将怀着父爱和基督徒之爱迎接你的到来。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圣彼得大教堂
1495年7月21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萨伏那罗拉给亚历山大六世的回信：

向教皇陛下祝福，亲吻神圣的御足！

服从上司之命乃尽人皆知之事。正如《路加福音》所说，“听命于汝者即听命于我者”。但我知道，那是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言语上的服从。正如陛下的前任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有过的先例……

造访从未亲眼见过的罗马是我长期以来的热切期望。我一直想参拜使徒彼得和保罗的教堂，瞻仰圣人遗物，恭敬地接受陛下的祝福。如今，教皇陛下赐命予我这个无名鼠辈，又燃起了我的这一热切期望。

然而，我前往罗马尚有诸多障碍。我接到陛下的命令诚惶诚恐，欣喜万分，但却不能从命。这并非出于我的意志，而是由于几件迫不得已之事，我愿在此不揣冒渎向陛下解释。

首先，发烧和痢疾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尤其是今年，疾病久拖不愈，我的胃和其他器官均已衰弱，已不堪劳顿。医生甚至说，如果不立即停止一切布道和学习活动，我的生命也许不能长久。

第二，上帝通过我把这座城市从流血事件和恶习中解放了出来，把它建成了一座和谐和依神圣法律治理的城市。但无论是在市民中，还是在外人中，还有很多人对此心怀不满。他们正在执拗地寻找机会以回到从前。由于总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意图，他们便将愤怒毫无理由地转移到我的身上。因此，他们屡屡阴谋对我使用毒药和刀剑。如果不带护卫，我甚至不能安全地走出修道院。我去见法国国王时，热爱自己共和国的市民组成了卫队，我受到了他们的严密保护。即便如此，走出国境还是令我担心。

我相信上帝，不想去试探上帝。我的判断是，必须谨慎加谨慎，丝毫不能懈怠。《马太福音》有云：“被赶出一座城市，就逃到另一座城市。”

第三，上帝已着手的这座城市的改革尚未完成，为了取得完美成果，需要我日日努力，一旦懈怠，立刻就会遭到伺机破坏的恶人毁坏。谨慎而诚实的人们也在说，我去罗马，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莫大的损失。想必教皇陛下也不会因我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未能从命而感到不快。因为我离开这座城市并不是上帝的意志。但愿我能够尽早地以宽松的心情造访罗马，去实现教皇陛下的期望。

我曾在公开场合预言过意大利灭亡和完成教会改革是将来所要发生之事。教皇陛下说想听我亲口说这些事。如果是那样，尽可以去读我所写的东西。一俟印刷完成，我将立即奉上一部。书中所写均为上帝之命。长期以来，这本书一直放在契约柜中，上帝不允许将它打开展示给该死之人。也有人说我是伪预言者，不过他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见到我的预言成真。他们会怕得发抖，他们会遭到毁灭。

最后，愿陛下接受我充满诚意的解释，理解我强烈的服从之心。

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1495年7月最后一日
教皇陛下忠实的儿子、卑微的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4日。今天，佛罗伦萨大使邦西带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回信。

教皇问大使道：“我的信是私人信件，回信要大使亲自带来吗？”

大使稍稍惶恐地答道：“萨伏那罗拉对我们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人物。”

教皇的目光在大使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让大使退下，命站在一旁候着的我念信。我开始念信。在念信的过程中，我心里涌出了一个想法：一句话，这封信不过是一堆谬论。

萨伏那罗拉的第一个理由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他是不是认为罗马不知道他在写这封信的三天前进行了长时间布道的事实？其次，他说敌人太多，自己出不了佛罗伦萨国境。可是，他却去了卢卡。他不来罗马，还引用了相信上帝但不可试探上帝、被赶出一座城市就逃到另一座城市等《圣经》上的文句来辩解。总之，他似乎想说自己不是胆怯而是谨慎。然而，这只证明了《圣经》的文句通过不同的解释可以用在任何地方，就像星象占卜适合于任何人一样。

这位修士也过于傲慢了，他竟说离开佛罗伦萨违背上帝的意志，还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甚至对教皇说，如果想知道他的想法，他会寄一本书来让教皇读。这样，他尽管在信中把自己说成是无名鼠辈，是卑微的仆人，却掩饰不住自己的内心。

我念完了信，教皇双手抱在胸前，闭着双眼，沉默良久。然后他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修士不是傻瓜。他像是在故意耍滑头。狡诈还要看你这滑头能不能耍到底，你有没有这份冷静和决心。如果没有，那你就是自取灭亡。如果你没这份自信，倒不如当个傻瓜好些。如果换了圣方济各，那他一定会马上赶来罗马。”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日。我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演说。像往常一样，听众超过15000人，教堂中热气蒸腾。他站上教坛，人们便忘却暑热，认真听他演讲。他说，四面不靠海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多么需要出海口，需要比萨啊！然而就在比萨，驻扎着同盟军的军队，驻扎着佛罗伦萨的仇敌威尼斯的大兵。只有法国国王答应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单单为此，佛罗伦萨就应该贯彻亲法路线。即使现在我们在意大利遭到了孤立，但法国国王为了完成他的事业一定会重返意大利，结果一定会使佛罗伦萨从中受益。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共和国大议会（Consilio Maggiore）制度，这正是民众驱逐压迫者美第奇家族、建立人民政府的胜利和骄傲所在。

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佛罗伦萨人是自由之民。法国军队撤到阿尔卑斯山背后以来，只有不加入同盟的佛罗伦萨四面受敌，人们不是没有担心。但是，他今天的话打消了这种担心。最近频频传言法国国王将再次率军前来。佛罗伦萨人必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位过着清贫生活的预言者。

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诏书（致多明我会两个修道院——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和菲耶索莱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的全体修士）：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真正的儿子致以问候和祝福！

我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现在教会的首长。只要上帝圣恩不断，为基督教的繁荣和发展，为坚持信仰、救赎、和平，对那些把上帝的忠告不可理喻地改得晦涩难解而随意利用之人，我将不惜给予任何处罚，哪怕是动用叱责之鞭。我要竭尽全力击溃独断专行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隐藏在单纯朴素的面纱之后。

所有这些往往产生于民众之中，产生于神父和修士之中，产生于分派、异教徒和风俗的变革之中。为了不使整个教会的领导和平安发生动摇，为了不使这些恶例导致他人的错误，我在此表示我的谴责之意。

我已经知晓布道修士会所属的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所干的以下行径：

（一）热衷于独断的、非逻辑的改革运动。

（二）企图把意大利的种种趋势引向狂热信仰的方向。

（三）在没有任何符合教理的证据且违反教理的情况下，向民众宣布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差遣。

（四）他自称曾与上帝对话。如果说话如此简单轻易，就与任何异教徒所说无异。这项看不见的使命需要由奇迹或《圣经》、圣典来证明。

（五）他说，如果他欺骗了众人，就等于差遣他的上帝和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也欺骗了众人。这是一个可怕可憎的逻辑，需要进行驱魔。

（六）他说不相信他傲慢断言的人都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如果放任他撰写、散布愚蠢言论而不予以惩罚，不仅会纵容伪信仰愈发大胆妄为，还会让他们以改革堕落的表面形式使恶弊渗透到真正的信仰之中。

我已一忍再忍了很长时间，等待着他从自己无聊的预言者的使命感中醒悟，等待着他自己撤回他那会使信徒动摇的、貌似预言者的不公平言论。……

最后我不得不苦恼地说，我背叛了我自己对他的信任。我亲自给他写了信，命他造访罗马，与他亲切见面，从他自己的口中了解真相。可是他不但不服从我的命令，还利用我的信，在不识字的信徒们面前肆无忌惮地进行更为大胆狂妄的说教。这比给我写信寄书更让我痛苦。

可是，我本人在这个时期不得不埋头于恢复意大利和平这项艰难的工作之中。于是，我决定把萨伏那罗拉的问题交给多明我会伦巴第布道修士会会长塞巴斯蒂亚诺·马吉修士解决，由他们在自己的修会中根据会规进行审判和处罚。

我严命你们要让萨伏那罗拉对服从之德有所醒悟，而不要给他以开除教籍的处罚。也就是说，要让他服从得到我的信任来处理这一问题的会长的任何命令。

在决定如何处置这一问题之前，禁止萨伏那罗拉修士向民众布道或讲解教理。

希望其他修士把伦巴第布道修士会会长作为自己的正统统帅，服从他的决定，而不要重犯萨伏那罗拉的恶例。

命多米尼科·达·佩夏修士、托马索·普西尼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三人于9日内出发前往博洛尼亚，遵会长之命，移居佛罗伦萨以外的其他修道院。

对以上所有命令不得提出异议。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495年9月8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9月8日。今天完成了教皇诏书的口述笔记工作。诏书的文字委实严厉。不过这有其内情。负责萨伏那罗拉问题的多明我会高层都与萨伏那罗拉有着共鸣。这是多明我会的保护人卡拉法枢机主教与教皇之间反复商量的结果。教皇处在这一立场不能一直采取温和态度。教皇的方法是表面上严加斥责，把问题交给亲萨伏那罗拉派的人去实际处理，而不去彻底追究萨伏那罗拉。

波吉亚教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单纯。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原文太长，此处沿用原文文体，仅译大意）

致受到祝福的教皇陛下，亲吻圣足！

昨日，我们修道院也公布了教皇陛下信函。教皇在这封诏书形式的信函中将我们修道院和菲耶索莱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归属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还命最受我信任的三位修士前往博洛尼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吉洛拉莫所说、所写、所正式布道的事情违背了教理，会把上帝的教会卷进丑闻。信中把我交给了伦巴第修士会的会长处置。

接到此信我诚惶诚恐，这封信是教皇陛下为拯救教会和我们这些修士呕心沥血的证据。

可是同时，我害怕人们的恶意会蒙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教皇陛下，这使我非常痛苦。陛下分别对我提出了几点指责，也请允许我逐项向陛下做如下解释，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过于冗长。

（一）首先，您说我热衷于独断的、非逻辑的改革运动。

那是彻头彻尾的不实之词。我从来没有说教过任何反教理之事和《圣经》未载之事。假如我说过什么，我十分愿意在教会，亦即在教皇陛下的面前悔改。

可是，要说我做的事反教理，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要不把民众引向坏的方向，预言未来就不是恶。正如《圣经》所记，上帝通过预言者做事。因而，教会史上常有预言者存在，且从未被禁止过。

（二）您说我企图将意大利各种形势的变化引向狂热信仰。

这也是不实之词。我从5年前，应该是从10年前开始，就一直进行着同样的布道。也就是说，那已是意大利的各种情况发生变化之前的事了。

（三）您说我说过自己受到上帝的遣使。

这同样也是不实之词。我没有这样说过，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在我写的那些谁都能读懂的读物中，我只是说我与所有的布道师一样，受上级神职人员派遣而来。这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我只受上帝驱遣。

（四）您说我说过我与上帝有过对话。

如同佛罗伦萨市民所知，我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即使我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圣经》、教理还是俗法都没有对说自己与上帝对过话的人有所惩罚，所以这点也必不为罪。相反，如果有哪部法禁止这样说，那才是错误的。

（五）您说我说过，如果说我的布道错误，那么上帝和基督也都错了。

我并没有在绝对的意义上这样说，只是作为假设而言。因为我的说教并非我的创造，我只是讲了《圣经》中所记载之事。我说，如果我说错了，那基督也说错了。这也为罪吗？

（六）您说我说过，不相信我布道的人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我没有这样说过。我说的是，已经知道我的话是受上帝的启示，却又不信我的话，这是已不再享有上帝恩惠的证据。我没有说那样进不了上帝的国度。

（七）您说我说了、写了一些愚蠢之事，如果放任自流云云。

佛罗伦萨人都知道我没在说愚蠢之事。会有2000、3000，1万个证人证明我的说教都已成为佛罗伦萨救赎和改革的力量。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证明，这一切不是我之所为，而是上帝立我为中间人所为。

（八）陛下说您一直在忍耐着，等待我从自以为是的预言者的态度中觉醒。

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预言者，也没有说过自己是预言者的门徒。

不过，即便我说过这样的话，也会因为预言了未来就必须受到惩罚吗？如果是那样，以赛亚[9]、耶利米[10]，甚至连主耶稣基督都得受到惩罚。而且，虽然预言没有立即实现，也不能说做出预言的人是伪预言者。这些预言者的预言终其一生也未实现。预言的实现必须等待。而我相信我的预言一定会实现。

（九）陛下写道，我所说的话引起了教会内部的动摇。

陛下，由于我的说教佛罗伦萨实现了和平，不仅佛罗伦萨，整个意大利都知道这一点。充斥着杀人、阴谋、背叛的佛罗伦萨已然消失，一个统一的国家诞生了。佛罗伦萨如此统一、强大，就连法国国王南下途中经过佛罗伦萨时都不得不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没有佛罗伦萨这样阻挡住法国国王的力量，恐怕法国国王和他的军队早已把整个意大利变成了火海。

如果相信了我的说教去行事，意大利必不会如今天这样遭到如此破坏。如果更多的意大利人听从了我的说教，他们就会预知意大利今天的屈辱，为得到和平而打开救赎之路。因为听从了我的说教，人们就会懂得悔改是意大利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

整个意大利都应该感谢上帝通过我做这些事。因为人们如果能像佛罗伦萨那样懂得只有悔改才是救赎之路，意大利就能规避战乱。因而，任何人都会认可我做了一件大好事。

（十）陛下说我不但不服从陛下之命云云。

这件事缘于我在上一封信中解释过的原因。我如今不能去罗马是因为三个原因：健康原因；敌人太多无法到佛罗伦萨以外的地方去；我现在离开佛罗伦萨对其不利。陛下似乎还未收到我的上一封信，我感到吃惊。

我的敌人很多，正应了那句话：讲真话者树敌多。一切都是设计陷害我的人谋划的。如果陛下认为有必要，可以派陛下信赖之人前来佛罗伦萨调查，一切将会大白于天下。

如果调查证明我错了，我愿在修道院、在公开场合或面对全体市民修改、收回我说过的话。我匍匐在陛下脚下发誓，我将遵从陛下和圣罗马教会所下之判决。

1495年9月29日
陛下的儿子、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0月5日。今天收到萨伏那罗拉的信件。我在教皇面前念了这封信。教皇听后让我请来碰巧来梵蒂冈的卡拉法枢机主教，让他也看了这封信。看完信后，枢机主教的表情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教皇说道：“陛下，您这下可以理解萨伏那罗拉并不反教会吧。”

教皇用平时那种平稳的语调回答道：“是吗？卡拉法枢机主教，你也那么想吗？”

教皇接着说道：

“萨伏那罗拉在信中的反驳，着实写得含混不清。他一方面否定我对他的批评，说他并未说过那些话，另一方面却又使用了“即使如此”的说法。打个比方来说他的逻辑：自己没有偷面包。即使偷了，那也是为了拯救苦于挨饿的家人。这种辩解既不正确，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可以先把这点放一放。

“第一，他说，教会史上常有预言者，从未被禁过，所以不构成反教理。这话说得不错。但这个说法的出发点是他相信自己就是预言者，这样的反驳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第二，他似乎想说，他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在意大利诸般情况发生变化之前就已讲过，所以他对意大利形势的变化没有责任。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对他那话说了多少年没有兴趣。我的问题是他所说的话对现状起了怎样的作用。

“第三，他说他不记得说过自己只受上帝驱遣的话。这实在是幼稚的托词。所谓‘只’，是也包括上帝在内的意思。那不就等于说他是受上帝驱遣的人吗？

“不用再一一指出他反驳的含混之处了。那第四条也是，他说他没有明确说过与上帝有过对话，这真是徒劳。读了他所有这些反驳，我的眼光无法离开这样一个事实：他彻底相信自己是受到上帝驱遣的预言者。他在第六条里写道‘我知道我的说教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在第七条里他写道‘上帝立我为中间人’。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理解或是理解不了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并没有否定预言者。但在当今基督教世界里，什么人都叫预言者，这可怎么行？如果很多人都随意称自己是预言者，去直接鼓动民众，人类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了呢？如果他经过圣罗马教会内部审查获得认可则不打紧。萨伏那罗拉无视了这一点。不过，即使无视了这一点，他如果没有给民众造成恶劣影响，使他们动摇，我也不会认为是一个问题。但他并非如此。

“总之，他在这里的言论明显是反教会的。他就像在自掘坟墓。他说如果相信他的说教去悔改的话，意大利会免遭今天的破坏。但是，如果只是悔改就能使法国国王不率大军入侵意大利，那我情愿悔改一百次！

“可实际上，由于他过分宣扬悔改，反倒给法国国王灌输了本可以不说的多余之事，而且他还不打算停下来。

“我不想对他这个预言者是真是假下判断。但我要祈祷，但愿他的预言不中。因为我认为，作为圣罗马教会之长，我的职责就是要努力避免他的预言言中而使意大利遭到破坏，人民遭受痛苦，即使那是上帝降临的考验。

“我，作为圣罗马教会之长、圣彼得的继承人、受主耶稣全权委托的教皇，握有对自己下属之一萨伏那罗拉修士严厉处罚的充分理由。”

卡拉法枢机主教脸色铁青。亚历山大六世见状笑道：“卡拉法，不必那么担心。我不会那么急躁。萨伏那罗拉不是在最后几行中说，他要遵从教会的审判吗？”

这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一个懂得等待的人。论能力、权力、财力，在枢机主教中他可是数第一的，但他在时机确实到来之前，从不觊觎教皇宝座。他一直等了34年。现在，他不会把已经清一色染成萨伏那罗拉颜色的佛罗伦萨彻底推向敌人一方。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亚历山大六世致萨伏那罗拉的信函：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问候真正的儿子并致以祝福！

在上次以教皇诏书形式发出的书简中，我花费了很多篇幅对佛罗伦萨市民由于你的说教而产生的困扰表示了遗憾，并说明了遗憾的原因。因为在你的说教中，一面断绝对真理的欲望、忽视对德行的赞扬，一面又以圣灵的启示预言未来，暗示其永恒性，并妄下断言。这样的做法会使单纯朴素的民众远离圣罗马教会的救赎和服从精神。

在你的布道中，与其讲预言者、预言力之类，不如讲只有和谐和平才是第一位的。而且，现代的形势不是单靠你所说教的那些教理性的内容所能解决。非但如此，我应该说，你所说教的那些东西甚至在完全平稳的时期都极易成为不和谐的根源，在当今这样不确定、不稳定的时代，这些就更加靠不住了。我知道众多的灵魂处于危机之中，我出于义务写了那封信。为把你叫来审判问罪，经过深思熟虑后我才给了你那样的命令。

但是，不久前我与圣罗马教会的几位枢机主教谈了话，又从你的信中得知，出于一个良好基督教徒、一个笃信者之义务——服从精神，你愿意对自己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切，服从圣罗马教会的审判。我非常欣喜地欢迎这一点。我开始认为，你的所作所为并非你恶意为之，而是你过于热衷于收获主的葡萄园中的成果，凭着单纯的心情，未经充分思考之所为。不过，你的这种做法否定了人类社会的经验。

正如你认为我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一样，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决定再次给你写信，也是对你来信的回复。

我命你依照神圣的服从之德行事。今后停止一切布道说教。不论是面对民众、是在修道院内，抑或是在秘密集会的场合，都不允许你说教。我由衷希望你能服从这道命令。

不过，这不是无限期禁止。你现在没有士兵环绕就不能出门。这样虽然安全、踏实，但这种状态与神职人员很不相称。等这样的状态改变之后，等你能够到罗马造访我，那时就解禁了。你的解禁或许得等到我经过深思熟虑，对你的未来做决定的时候；或许得等到我选派胜任而诚实的人到佛罗伦萨你那里去的时候。

如果你按照我所希望的做到这些，那时，我会让诏书中的那些命令统统失效，好让你和平地工作下去。

1495年10月16日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6日。家业繁忙，好长时间连教堂都没能去。今天，我觉得能够听到久未聆听的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便去了圣母百花大教堂。他已经有些日子没有登坛布道了。前几天，11日、18日、25日，他又开始了布道。听说他今天还要布道。

可是，登上布道坛的是多米尼科修士。听他的解释，萨伏那罗拉不得不停止布道，点名让他前来代讲。多米尼科修士布道结束后，人们一边走出教堂，一边窃窃私语。听他们说，身在罗马的教皇让萨伏那罗拉修士停止布道。夏天就听人传言说教皇给萨伏那罗拉写了信。难道禁止布道与那封信有什么关系？可就算如此，那教皇为什么要命令萨伏那罗拉停止布道呢？对我这样既和宗教界人士又和政府官员均无深交的人来说，根本无法想象这件事。不光是我，其他很多人似乎也都闹不明白。甚至有人这样说：波吉亚教皇在罗马过着像皇帝一样堕落的生活，而萨伏那罗拉修士在佛罗伦萨以其清廉的私生活获得了人们的尊重，教皇嫉妒他的声望。也许真是那样。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最神圣的教皇陛下：

对我们这个处在混乱和危机之中的共和国来说，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的存在和教诲是最大的希望，他可以防止现状更加恶化。……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教皇陛下，萨伏那罗拉修士是一位真正善良的人，他有着高尚的私生活，行为无可指责。他信仰完美，布道卓越。所有这些，都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民愿意倾听他的布道，倾听他对未来的预言，愿意按他的所说行事，就像旧约《申命记》[11]中所记摩西的情况一样。

因此，如今他在这个国家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权威了。……

然而，有那么几个人嫉妒他的德行，企图扰乱我们的平安。可能这些人向陛下进了谗言。人类中总有一些人心理变态，把好人想得很坏。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只有我们佛罗伦萨人才是萨伏那罗拉最合适的证人。……

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教皇陛下：我们佛罗伦萨人需要他，需要他这位献身上帝的人，我们需要他的布道。我们的城市，因为他而懂得了悔改，知道了要为上帝而奉献。

对这样的民众来说，没有比禁止他布道，比听不到他布道更加悲哀的事情了。

因而，全体市民向陛下表示深深的谦恭之意，并愿您将慈爱赐给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让他能够像以前那样引领我们的城市。……

陛下听进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我们政府人员、受到佛罗伦萨共和国全体市民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赞美和感激。……

全城和全体市民向教皇陛下表示由衷的谦恭之意和衷心的恳望。

于市政厅
1495年11月13日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1月16日。教皇给萨伏那罗拉的信已经发出一个月了，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今天，教皇宫收到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写给教皇的信。我感到这是萨伏那罗拉不写，而让政府替他写的回信。

我在教皇面前念这封信的时候，教廷法院副审判长诺莫利诺主教也在场。诺莫利诺很年轻，才33岁，教皇很器重他的才华。听完信后，教皇没有在他面前流露出一个字的感想，只是盯着他的眼睛凝视了一瞬间。他也只是望了一下教皇。然后，教皇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和诺莫利诺走出来，在回廊里交谈了一会儿。我们两人意见一致。

我们认为，佛罗伦萨政府的信就像给萨伏那罗拉出了一份身份证明，但对消除教皇对他的疑虑没有起到丝毫作用，反倒一定会让教皇加强对他的监视。那封信充分表现出佛罗伦萨已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萨伏那罗拉的影响之下。相反，那封信不但没有打消反而肯定了教皇的担心，即萨伏那罗拉与佛罗伦萨在政治上的关系。

然而，即使如此，佛罗伦萨人还是不懂人类社会的现实。现在的现实是，善良的人、清廉的人不一定能够成为好领袖。

二 1496年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7日。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一群少男少女蒙着头巾满大街流窜，抢跑了路人佩戴的奢侈品，连孩子们的玩具都抢。听说这是崇拜萨伏那罗拉的行动。

“看那些小修士！”

大人们吃惊地窃窃私语。有人看到那群少年冲过来拔腿就逃。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赞扬这些“萨伏那罗拉少年”的行为是在“清除已经堕落的习惯”。

据老人说，这座城里还是头一遭发生这样的事。我也是一个能够生活在好时代的幸运之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6日。今天是狂欢节。直到去年还是按传统过的节，孩子们玩掷石块的游戏，在路上逢人就讨钱，用讨来的钱瞎胡闹。但今年看不到这些了。也许是因为萨伏那罗拉一直在说教，让人们改掉这些陋习的缘故。今年的狂欢节不但没有玩危险的掷石块游戏和讨钱取乐，而是发生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大约有6000人吧，都是些少年，年龄从五六岁到16岁之间，他们按照佛罗伦萨的四个区分别列队，前面举着自己的区旗游行。每个人手里拿着橄榄枝，口中不断呼喊着口号：“基督万岁！我们的女王处女马利亚万岁！”

沿街的大人们十分感动，流着泪欢迎少年队伍，大家纷纷议论道：“这、这个新变化才是上帝的所为！”

我觉得，这一幕简直就像曾经的耶路撒冷场景的再现，人们簇拥在基督周围，赞美着他：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你以上帝的名义降临！

萨伏那罗拉的弟子多米尼科修士率领的这支少年队列来到佛罗伦萨最大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时，教堂内外已经挤满了人，但男女分处不同的地方。男人的一边比较安静，有些来看新鲜的人。而女人的那一边哭叫声和欢呼声大作，热闹非凡。

少年们在人群中四处走动，为穷人化缘。人们竞相响应，还有人投出了金币。除金币以外，还有人捐出了真丝头巾、银匙、钩花手帕、台布，琳琅满目。没有一个人舍不得。所有人都想把身上戴的一切献给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听说光是金币就募集到300达克特。

我写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我自己的亲眼所见和内心所感。我的几个儿子也加入了“萨伏那罗拉少年兵”。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7日。今天是四旬节[12]的第一天。听说萨伏那罗拉要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我便去听讲。在去教堂的路上，我的脑中一闪：教皇禁止他说教，这事究竟怎样了呢？可是进到教堂，里面的情形让我十分惊讶，便忘掉了这个问题。

宽敞的教堂里挤满了人，动弹不得。特制的台阶沿墙向上排去，上面坐了许多少年。这临时搭建的看台远远地围着布道坛。女人一排排坐在少年对面的临时看台上，人数惊人。

他们开始合唱圣歌。少年唱完一段，女人接着唱下一段，循环反复。人们听到这歌声，个个心荡神驰，不禁泪下。男人站在地上，里面有人曾经出入于美第奇家，教养很高。他们也很受感动，说这是上帝所为。

现在还在四旬节期间，只要萨伏那罗拉一直布道，这样的场景就会延续下去。如果那样，今后每天都会发生像今天早晨佛罗伦萨很多家庭都发生的事情——孩子们清晨起床，自己去教堂，到母亲去的地方，同她们一样听布道。

图7：萨伏那罗拉在布道

我还在想着这些，萨伏那罗拉在武装信徒的簇拥下走进了教堂。群众中响起巨大的欢呼声。萨伏那罗拉修士在信徒的护卫下登上布道坛。群众一齐向他欢呼，他环视大家，作为回礼。他的眼睛宛如燃烧的炭火。群众看见他的眼神，安静了下来。在热气蒸腾的沉默中，响起了萨伏那罗拉那一贯高亢的声音。

“修士们！难道你休息了吗？为什么不上战场去救助你的士兵？

“我的孩子们！我没有休息！我没有去战场，但我在战斗，在保卫这座城市！上帝垂爱，城市保住啦！

“修士们！你怕死吗？

“我的孩子啊！我当然不怕死！如果怕死，恐怕就不会来到这里。因为我走上这个讲坛就置身于比以往更大的危险之中！……

“我的孩子啊！我应该服从上峰的命令吗？可是，上峰不能命令我违反我的信仰。

“教皇不能命令我违反基督教徒的爱和福音书。教皇恐怕也不会那样做。但如果他真的命令我那样做，那么，我会这样回答：

“你现在不是牧羊人（pastore，指教皇），你也不是圣罗马教会的首长。你是一个走错了路的人。《圣经》中也写道：‘服从别人，更须服从上帝！’……

“哦，上帝啊！我祈望和平！我想安稳地生活！但你把我带到了外面。你的光芒让我觉醒！我想休息，但无处休息。我想沉默，但无法沉默。你的话，燃烧着我的心，燃烧着我的身体。假如我没有登上这个讲坛，我可能已经成为骷髅！”

听众在哭泣。人们的感动甚至要使教堂爆炸。萨伏那罗拉继续说道：

“少年啊！你们才是我的希望、上帝的希望！你们会治理好佛罗伦萨，因为你们没有像父亲那样沾染恶德。

“大人们把关于我的事误告罗马。如若不是那样，那就是他们没有好好地遵从我的教诲。我在此预言，你们大人的罪过将使鞭子抽打在身。不信上帝的人将在战争和瘟疫中灭亡！

“市民啊！如果你们活着却不敬畏上帝，如果你们活着却不爱今天的自由政体，你们就将被上帝灭亡！幸福和救赎只会赐予你的孩子们！”

萨伏那罗拉结束了第一天的布道。大家走出教堂，泪流满面，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一位难得的人！他是预言者！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我找到还在哭泣的妻子一起回家。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7日。少年们从修士那里获得了勇气，他们成群结队，像洪水一样在市内流窜，抢夺奢侈品和女人的装饰品。就连在家门口打牌玩的人，听见了少年来的声音也都急忙逃回家中。这几天路上女人的服装也明显朴素起来。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8日。城里满是少年。他们聚集在城墙附近、饮食店前，麇集在马路上。城里到处都能见到他们。如果有人对抗他们，生命可就危在旦夕。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8日。这几天出现了黑死病的兆头。但愿不要太严重。

今天是四旬节第三个礼拜日，我要去听萨伏那罗拉布道。那里已经聚集了14000到15000人。他一出现在布道坛上，“基督万岁”的声浪简直就要冲破教堂大门。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是真正的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从谴责罗马的堕落讲起，然后预言上帝鞭子的恐怖，最后让大家悔改去接近上帝。布道开始的部分使听众十分震惊和十分恐惧，我在这里不能不记下来。

“我只能认为《旧约》中阿摩司[13]预言里肥壮的母牛意味着罗马的娼妓。那么，罗马到底有多少娼妓呢？1000人？太少了。10000人？对罗马而言这也太少了。14000人？还是太少了。罗马的娼妇，就是居住在那里的所有男人和女人！

“他们统治着上帝的教会，让教会蒙羞，把教会变成了娼妇们的畜舍。我要把它变成猪圈和马厩。这样要比变成娼妇的畜舍更合上帝之意。不过，当上帝的愤怒之剑降临时，他们就将灭亡。那时再悔改也是徒劳的，上帝已经不会宽恕他们了。

“我们佛罗伦萨人，不，是居住在罗马以外的所有人，当真要服从罗马教廷的命令吗？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服从他们违反基督徒之爱和福音书的命令！”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6日。雪下了一整天。到傍晚积雪已有半布拉乔奥[14]（约30厘米）厚。农作物要深受其害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7日。今天是棕枝主日[15]。萨伏那罗拉修士让少年们排起节日的队列。少年们人人手执橄榄枝，头上也装饰了橄榄叶，他们手拿着一拃（spanna，约20厘米）长的十字架沿街游行。这些少年大约有5000人，此外还有大群少女加入了队伍。她们也手捧橄榄枝，头戴橄榄叶做的花冠，手拿十字架。所有人都穿着白衣。

这些少男少女队伍的后面跟着的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高官和同业行会[16]的委员。他们后面还跟着很多男人，再后面是从未有过如此多数量的女人。在佛罗伦萨，过去从未见过这样的节日游行。在昨天下雪的土地上行进着白色衣衫的队列，队列中点缀着红色的十字架和绿色的橄榄叶，人们像是在观赏既庄严又美妙的幻境。

游行队伍到达萨伏那罗拉布道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时，修士们手捧主耶稣的画像，也从对面圣马可修道院的路上走了过来。画像上画的是主耶稣在棕枝主日骑着毛驴去耶路撒冷的景象。人群中爆发出“基督万岁！”、“我主万岁！”的欢呼声。那声音听上去不仅是游行队伍里的人在欢呼，简直就是全城在欢呼。

教堂里，看台一直搭建到高窗户之下，少年和女人像往常一样坐在看台上。看台上坐不下的人站在地上，教堂中挤得满满当当，动弹不得。这时，萨伏那罗拉登上布道坛，声音更加高亢。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根据福音书，主耶稣就这样把圣彼得指定为自己的代理人。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于是，教皇也是基督的代理人。

“但是，我们无须服从教皇所下的所有命令，如果这些命令根据的是错误的信息，命令将没有效力。如果这些命令违反了基督徒之爱和福音书，那就绝对必须反抗，就像圣保罗曾经反抗过圣彼得一样。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这样回答上司：你错了。你不是圣罗马教会的首长。你不过是一个犯了错的普通人。

“谁不知道，教皇给我发来了诏书，那是为了支援我的敌人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敌人，他们到处说我的坏话，企图陷害我！谁不知道，让我去罗马不但会把我自己陷入危险之中，还会把佛罗伦萨的市民和自由也拖入危险的境地！我们的敌人企图放逐真正的宗教，破坏我们的美好生活！

“但是我不能不认为，教皇被我们敌人的策略蒙骗了。所以，我没有选择服从已经受骗的教皇，而宁可选择不服从。

“你们可能会问，这场斗争的结局将会怎样。我会这样回答：我将在大的方面获得胜利。然而，在小的方面，也就是对我自身而言，我会被凌迟处死。

“不过你们不必担心。因为这个小的方面，这一切，最终也将为捍卫我所遵从的上帝的教理发挥作用。教理不是我给的，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不是教皇的工具，我将战斗到底！

“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幻觉，我看到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横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之间。鲜血从十字架上汩汩流出。无信仰的人在高兴地用那鲜血沐浴，基督教徒似乎在旁边犹豫是否用血沐浴。

“突然，黑暗笼罩了大地，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火与箭从天而降。这是上帝愤怒的鞭子。沐浴鲜血的人和在边上犹豫的人统统遭到了灭亡。

“我的孩子啊！亲爱的佛罗伦萨市民啊！悔改吧！看哪，上帝的愤怒之剑马上就要刺向你们！逃出罗马吧！抛弃罗马吧！只有这样做，只有悔改并祈求上帝宽恕，才是救赎我们之路！”

布道就此结束了，萨伏那罗拉修士在四旬节的最后布道结束了。我浑身颤抖不止，走出了教堂。我碰到几个熟人，他们是药材香料行会的委员，似乎也是来听布道的。其中一人对我耳语了一番，让我的身体像冰一般冷了下来。

“萨伏那罗拉是真正的预言者。他的预言正在不断地变为事实。政府委员会收到了佛罗伦萨驻米兰大使寄回的报告，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已经表示要再次进攻意大利。听说威尼斯已经开始集结大军，以防不测。”

这个可怕的传言在我从圣母百花大教堂走到近在咫尺的领主广场的瞬间，已经传遍了整个城市。在领主广场，人们忘了回家吃节日大餐，三五成群低声交谈，充满担心和恐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3日。今天是复活节。教皇上午做了弥撒，向汇集在圣彼得广场的群众赐福。可他结束后并未休息，而是度过了十分繁忙的一天。

教皇首先接见了佛罗伦萨大使。会见时，教皇用从来不曾有过的严厉激烈的言辞，谴责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这个政府是全意大利唯一一个不想参加反法同盟的政府，这个政府还在允许萨伏那罗拉布道。贝基大使闻言不禁退缩。

下午，教皇叫来了14位事先接受了邀请的多明我会神学家，讨论了萨伏那罗拉的问题。说是讨论，其实是教皇向神学家咨询，看能否依照教会法把多明我会的佛罗伦萨修士会划给伦巴第布道修士会。

对此，几乎全体神学家都回答说在教会法上做不到这一点。其理由在于，佛罗伦萨修士会过去是独立的，黑死病流行时人数骤减，不得已才归属了伦巴第修士会。但如今，修士人数增多，萨伏那罗拉想要建立独立修士会的想法无可指责。且不论是否可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另行组织新的修士会，都没有理由仅让其划归伦巴第修士会。教皇好像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

不过，关于萨伏那罗拉在布道中所说、在出版物中所写的那些东西，除了两位神学家认为正确以外，其他12位均回答说，身为布道师，萨伏那罗拉的越权行为已足以对他进行处罚。神学家们的意见是，修士不应对政治说三道四，他的教理过于独断。教皇至少在教理上有了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理由。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5日。教皇仍旧不打算行动。对于教皇，教廷里形形色色的猜测满天飞。同情萨伏那罗拉并与他有共鸣的人说，波吉亚教皇还没有放弃说服他的希望。他们从理性上不能理解萨伏那罗拉的说教，但理解他的心情。他们认为教皇的想法大概也是这样。

我实在不相信这样的人。但他们在教廷内部占据了多数，而且卡拉法枢机主教也站在他们一边。洛佩斯枢机主教也是其中积极的一员。

另外还有一派谴责教皇的做法温暾无力。他们是强硬的反萨伏那罗拉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反对萨伏那罗拉有其明显的个人原因。现在，法国正在主张对米兰的领有权，对他的亲哥哥米兰公爵“摩尔人”来说，最要提防的就是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一旦法国国王受萨伏那罗拉的煽动入侵意大利，首先遭殃的就是“摩尔人”的斯福尔扎家族。

不过，以我的观察，亚历山大六世不属于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他也不想属于某一派。教皇想走第三条道路，首先要使法国国王不进攻意大利。他不是那种受到个人攻击就会生气的人。罗马还没有一个因为写了谴责、中伤教皇的打油诗而受到处罚的先例。也许他心里所想只是保卫意大利不受外敌侵略和维持教会秩序。

萨伏那罗拉说教皇受到了错误信息的蒙骗。这话不对。教皇让人把萨伏那罗拉所有的布道内容逐一记录下来，寄到罗马。是我在教皇面前念的这些记录，这不会有问题。教皇还通读了萨伏那罗拉的所有出版物。

情况都这样了，他为什么还不行动呢？我离他最近，连我都很难想象教皇的内心。是因为心情上仍然感到教廷内的萨伏那罗拉派尚很强势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佛罗伦萨2/3的市民加上妇女和儿童都信奉萨伏那罗拉的缘故呢？教皇实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也许所有事情都是他判断的素材。

萨伏那罗拉把自己比作反抗圣彼得的圣保罗。但是波吉亚教皇很像圣彼得，并不狂热。他不似基督的大门徒那样是一个善良的人。何况圣保罗并没有为把自己的说法坚持到底而动用外国军队。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0日。今年夏天雨水特别多。这样下去，我很担心庄稼的收成。小麦粉已经涨价了。

今天，我作为药材香料行会委员之一参加了萨伏那罗拉在市政厅大议会会场的布道演讲会。修士为何会在这种政治场合布道，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政府人员、同业行会等共和国的代表都来参加了。我只在这里记录一下萨伏那罗拉布道中让我们震惊之处。在对佛罗伦萨的政治进行了一番说教后，他提高声音说了下面一段话：

“人们会谴责我现在的所作所为，说这个修道士想要钱，想要成为专制君主，想要得到红帽子（指枢机主教地位）。就让我来回答他们吧：如果我想要那些东西，就不会穿着现在身上的这件破修道衣。我不想要俗界的荣誉！

“哦，上帝啊！我不要主教的头冠、不要红帽子！同样是红帽子，我只要你们献给圣人的那顶。我要去赴死，我要红帽子，要那顶染着鲜血的红帽子！”

听到这些，连我都觉得这不是真的。听着萨伏那罗拉的话，我感到是不是为了让他沉默，教皇已经跟他说要给他枢机主教的地位。布道结束后，我正要走下台阶，朋友卡博尼走过来对我说：

“好像教皇跟这位修士说要给他当枢机主教。今天早上我老婆去忏悔，听忏悔教士说，有一个多明我会的教士受教皇之命来佛罗伦萨，向萨伏那罗拉打听他对升任枢机主教的想法。大概萨伏那罗拉当场拒绝了。”

这可是令人恐怖的事情。早就听说过波吉亚教皇用重金贿选教皇的传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教皇是会很容易干出用红帽子收买修士这种事情的。罗马真是令人恐怖的地方。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31日。这几天愚蠢的流言充斥教廷，说教皇请萨伏那罗拉当枢机主教。理由是法国国王再度入侵意大利的传言不断，教皇担心，便采取这个策略切断萨伏那罗拉与法国国王的关系。

就算这个传言是事实，以下两点也实在根据不足。首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处境已经不像1494年法军入侵时那样孤立。如今只有佛罗伦萨一家站在法国一边，其他各国都表明了态度要与教皇统一步调，共同抗法。与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应该说相当轻松，不必要孤注一掷。其次，明摆着的，萨伏那罗拉那么强调反罗马的态度，根本不会接受这类请求。看人眼光独到的教皇应该比谁都看得透。

所以，在罗马没人相信这个流言，即使在同情萨伏那罗拉的人中间，也只认为佛罗伦萨流传这个是件愚蠢之事，把它当成一个笑柄。[17]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9日。雨下个不停。这样的雨会打掉橄榄的果实，葡萄的收成也肯定好不了。城内已经出现了粮食不足的兆头。

共和国的财政似乎也到了不容乐观的地步。每年还得向法国国王进贡12万弗罗林[18]。先不说这。有喜讯传来，说法国国王得了一子。好像这是他的第一个男孩儿。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8日。今天是萨伏那罗拉布道的第一天，这次布道将要持续到12月底。我家业繁忙，没空去听。在托尔那沃尼大街开店以后我更加忙了。妻子和儿子们说要去听，我就让他们去了。

同一天的日记：

这些天总有少年团伙列队跟着萨伏那罗拉，他走到哪里队伍就跟到哪里。我见过他们，所以我知道这事。今天傍晚发生了一件事，这些少年袭击年轻女子，揪下了她的头饰和钩花领子。这下可真的要引起公愤了，听说萨伏那罗拉也在训诫少年，禁止他们使用暴力。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30日。出奇迹啦！出奇迹啦！

和往常一样，圣母马利亚画像是专为佛罗伦萨画的。今天画像完成，在修士和少男少女的队伍护卫下进了佛罗伦萨的圣马利亚门。就在这时，我看见使者骑着马高擎橄榄枝，穿过圣弗莱蒂亚诺门，沿着阿诺河边的道路向市政厅直奔而去。

守护圣像的队伍停了下来，很快就有很多人围住了骑马使者。人们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使者高声答道：“满载小麦粉的船开到利沃诺港啦！大风吹跑了企图阻止船只入港的威尼斯士兵，货正朝这边运来。”

听说是常驻法国的佛罗伦萨商人们担心祖国发生粮食危机，便雇用了法国船，装满小麦粉运往祖国。可是，利沃诺港驻有威尼斯兵，船进港不得。今天早晨刮起了大风，船顺风自然进了港。守备在那里的威尼斯兵对强风无可奈何，货物成功地卸下船来。

这完全是上帝所为！决定派人送圣像那天，船从马赛起航；圣像到达佛罗伦萨那天，船进了利沃诺港。这是圣母马利亚要拯救佛罗伦萨的证据！

这个消息让整个佛罗伦萨沉浸在欢呼声中。骑马使者几乎是被喜悦的人们扛着来到了市政厅。使者的话转眼就被人们口口相传，瞬间传遍各处。教堂的大钟响起，就像过节一样。所有人都放下手上的活计，奔向教堂。

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萨伏那罗拉向对上帝感激涕零的人们说道：

“我的市民啊！好好记住吧！上帝总会向值得的人赐予救济和恩惠的！”

现在的佛罗伦萨处在巨大的危机之中。因为给法国国王的年贡钱和连年不断与比萨作战的经费，国库即将破产。我们还苦于恶劣天气造成的粮食不足。因为黑死病和名为法国病的怪病流行，医院也都挤爆。这些惨痛还不够，意大利各国在周边敌视着佛罗伦萨，把佛罗伦萨当成了意大利的叛徒。

在这些困难之中，我们佛罗伦萨人所能依靠的，只有预言者萨伏那罗拉。人们得知援助物资抵达后，异口同声地说：“修士的布道已经救了我们！”

亚历山大六世给托斯卡纳、拉齐奥所有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和全体修士的教皇诏书：

致下列修道院里的我的孩子们：

罗马圣马利亚神庙遗址修道院

维泰博圣马利亚格拉迪修道院

维泰博城外的圣母马利亚奎尔恰修道院

锡耶纳圣灵修道院

比萨圣卡瑟琳修道院

罗马圣撒比纳修道院

圣吉米尼亚诺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菲耶索莱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皮斯托亚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普拉托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卢卡圣罗马诺修道院

蒙泰普尔恰诺圣艾格尼丝修道院

佩鲁贾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科尔托纳圣多明我会修道院

萨索圣马利亚修道院

致以上所有修道院的布道修士、修道院院长和全体修士：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真正的孩子们致以问候和祝福！

作为教皇，我有义务欢迎为提升和广布我们神圣的信仰而进行的有效改革。……故做出如下决定，以谋求对修道院机构之改良。

……

即把迄今为止一直属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的维泰博城外的圣母马利亚奎尔恰修道院、锡耶纳圣灵修道院、比萨圣卡瑟琳修道院、罗马圣撒比纳修道院、圣吉米尼亚诺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等圣多明我派的修道院从伦巴第布道修士会划出，与前述修道院另行组成新的布道修士会。由于新的修士会由托斯卡纳和罗马全境的各圣多明我派修道院组成，故定名为托斯卡纳——罗马布道修士会。……

任命奥里维埃洛·卡拉法枢机主教为第一任会长，两年后由全体修士选举会长。所有会长任期两年。会长如在任期中死亡，则由罗马圣马利亚神庙遗址修道院院长担任6个月的临时会长，负责领导新会长的选举工作。……

会长是教皇的代理，所有修道院和全体修士有义务服从之。以往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一切自由，在新的修士会中具有同样意义。……

我希望，你们将会以基督徒的德行和宗教界人士的首要义务——绝对服从的精神接受这次改良。我在此明示，对不服从者将处以开除教籍的处罚。

特此命令。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圣彼得大教堂
1496年11月7日
执笔L·波德卡塔洛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1月26日。今天妻子去教堂聆听了萨伏那罗拉布道，领了一份文书回来。她看不懂，便让我念并解释给她听。妻子说，听说教皇想阻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又新组建了修士会，从而削弱萨伏那罗拉的院长权力。教皇还曾以枢机主教为诱饵，多么可怕的时代啊！这份文书可能是萨伏那罗拉给教皇的答复，特记录于此。

“我也绝不会向这些针对我的处置退让。为了即将光耀的十字架的胜利，我不会停止我该做的事情。我对教皇组建新修士会的命令回答如下：

“我不服从不是出于我作为修道院院长的权力。我属下的全体250名修士已决定反对教皇之命。我一个人又能怎样呢？我不能做违反他们愿望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正确。”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2月2日。萨伏那罗拉不但没有服从教皇诏书，甚至没有打算停止已被禁止的布道。亚历山大六世的这一招又一次以徒劳而告终。

强硬的反萨伏那罗拉派甚至对成立新修士会的教皇诏书评价不好，认为那样对萨伏那罗拉太有利。以亲萨伏那罗拉而闻名的卡拉法枢机主教被任命为会长，以后的会长又要通过每两年进行一次的选举确定，连萨伏那罗拉都有可能当选。正如萨伏那罗拉自己所说，即使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也不管用，教皇诏书已经完全归于无效。

但真的就是徒劳吗？仔细想想，使人数度认为徒劳，这本身不也是亚历山大六世的策略之一吗？如果顺利，没有比这更好，即使徒劳而终，这个徒劳也并非无效。我开始认为，这不正是教皇的深意所在吗？

大概有很多人都认为教皇正在努力。常听人说到他多么有耐心，但我却做不到把他看得那么单纯。

按我的想法，亚历山大六世到现在都不想对萨伏那罗拉采取决定性的动作，是因为不想让他变成殉教者，不能让他成为民众支持却被权力牺牲的人物。

仅凭萨伏那罗拉以前的言行，教皇就可以制裁他。然而，即使消灭了萨伏那罗拉，佛罗伦萨民众仍有可能继续信奉他，甚至会使他们更加信奉他。教皇一心想把佛罗伦萨从法国那边拉过来，让佛罗伦萨与意大利各国统一步调，而这样的方法对教皇实现这一意图绝非有效之策。

不过，如果在危险较少的时期，重复徒劳、耐心等待是不需要多大勇气的。可是现在不同，也许法国国王就要翻越阿尔卑斯山再度入侵意大利了。在佛罗伦萨，那个修士的高声尖叫变得越发疯狂了。

三 1497年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月25日。1蒲式耳小麦粉已经涨到3里拉14索尔多[19]，而且小麦粉的数量还很少。今天，有个卖面包的女人在出售小麦粉和面包的格拉诺广场上被人杀害。杀人者是附近的农民。他杀人后抢走了面包，可是回到家一看，饿着肚子等面包的孩子已经饿死。绝望的农民留下面包，自己上吊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6日。今天妇女们涌到格拉诺广场，引发了严重的混乱。为抢到面包和小麦粉，人人都争先恐后。又有一个女人被群众踩踏而死。还有几个女人被救出时已半死不活。多么悲惨的事啊！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狂欢节起源于异教，我们过了一天真正的圣日。

上午，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萨伏那罗拉的弥撒。回家后，大家都按照他的教导，吃了一顿朴素的饭食。下午，大伙儿都参加了街上的大游行。队伍中央抬着多纳泰罗创作的幼年耶稣像。耶稣像由4位天使护卫，画像中的幼年耶稣左手拿着野蔷薇花冠，右手做着为人们祝福的手势。

许多人跟着耶稣像游行。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拿着红色的十字架，大家不断唱着圣歌。白衣少年走在队伍两侧，手捧银盘，向聚集在道路上的人们化缘，所有人都争先响应着少年。

游行队伍来到领主广场时，那里已用奢侈品堆起了一座大金字塔似的大山，高度约有30布拉乔奥（约18米），周长约有120布拉乔奥（约72米）。这山被分成了7层，堆满了狂欢节用的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不光有狂欢节用的面具和化装用具，还有假发、发髻、梳子和扑克牌等，另外还有异教题材的绘画和雕刻。听人们传言说，还有从僧尼庵没收的薄伽丘的《十日谈》。在这堆成山的奢侈品周围，堆了很多捆柴薪。

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少年们在佣兵凉廊[20]中排好队，开始唱起圣歌。有人发出了信号，金字塔的四个角上点起了火。火焰瞬间吞噬了整个金字塔，火焰冲天而起，四周充满烟气。政府乐队开始奏乐，市政厅塔楼上钟声大作，全市教堂的大钟跟着响起。群众高声欢呼，开始祈祷，感谢上帝。祈祷声、圣歌声和钟声交织在一起，从跪着的人们头上淌过。

这才是上帝的国度。萨伏那罗拉站在烧着的“金字塔”边祈祷，人们跪着，仰望着他那神圣而庄严的身姿。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9日。为了商讨几天后就要开始的四旬节期间的弥撒事务，我在教皇身边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工作终于做完，心情轻松下来。除我以外，教皇好像也是这样。两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前天发生在佛罗伦萨的事情。

我说：“陛下，听说佛罗伦萨发生的那事被叫作‘烧毁虚荣’。还听说当时在点火前，有一个威尼斯商人请求用4万达克特买走全部物品，但他不但被当场拒绝，还被当作堕落的典型追得满大街跑。

“不过我怎么也不理解，佛罗伦萨如今正苦于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一片面包都会死人，为什么却非要胡乱地烧掉昂贵的抄本和艺术品呢？我觉得如果卖给那个说要买去的威尼斯人，就能买回小麦粉了，要多少就能买多少。”

教皇道：“弗洛里德，也许是你还年轻，理解不了。但我若是处于萨伏那罗拉的立场，也会像他一样做的。好好想想，在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中挣扎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特意搞什么‘烧毁虚荣’呢？好好想想，他明知堆积成山的艺术品可以变成面包，却为什么要拒绝呢？原因在于，为了彻底贯彻他是受上帝之命的说法，他需要这样做。

“有道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21]。这句话点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萨伏那罗拉这人把这句话与‘烧毁虚荣’结合起来，十分巧妙地操纵了民众。他成功地让民众相信了真正的救赎不是靠小麦粉，而是靠饿着肚子的祈祷。

“但是，不只靠食物活着这句话说的是不只靠食物，而不是说活着不靠食物。可对萨伏那罗拉来说，说不靠食物更合适，因为人在饿着的时候要比吃饱的时候更容易狂热。

“弗洛里德，你还记得萨伏那罗拉以前说过，哪怕全世界毁灭了他也不会屈服吗？这句话感动了人们，人们都说多么真挚的思想，多么高洁的人品啊！可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一个多么自私残酷的人啊。换成我，如果世界要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而毁灭，那我一定会赶紧收回那样的思想。

“这就是所谓理想主义者那类人的可怕之处，是为自己所主张的主义殉葬的那类人的危险之处。我坚信，要用一个民族的毁灭去换取的思想是绝对不存在的，更不要说要用世界的毁灭去换取了！”

卢卡·兰杜奇的日记：

佛罗伦萨。2月12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一个礼拜日，我去听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布道从始至终都是对教廷的激烈抨击。超过1万人的听众也都像沉浸在深深的大海中一样听着布道。

“听听上帝的话吧：我尽了努力给你圣洁的修道衣，你却连碰都不碰一下。

“圣水盘里没有圣水，却溢满着傲慢。秘迹被用金钱买卖。淫欲把你变成了不知羞耻的娼妓。你比畜生还要下等。你是可憎的妖孽。

“过去你们多少有点以此为耻，可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此为耻，人们毫不掩饰这些罪过。

“过去神职人员称自己的孩子为侄，现在却公然直呼其子而毫不隐讳。

“简直就跟坐在所罗门的椅子上一样，让有钱人的希望成真，心善而没钱的人却会被赶出罗马。

“罗马教会啊！全世界都知道了你的丑陋。你已臭气熏天。你哭泣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来。相信上帝的人会进攻而来，灭亡罗马、灭亡意大利的时候一定会来到。”

听完萨伏那罗拉布道回来的途中，我去了领主广场，在那里见到了同业行会的同人。据他说，昨天晚上市政当局要在格拉诺广场专给穷人发放面包，结果发生哄抢，有一男一女被群众踩踏而死。我感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心情晦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9日。这几天教廷里的空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至今一直是多数派的萨伏那罗拉同情者们开始对萨伏那罗拉逐渐反感。过去这些人一直说并非不懂得他的心情，但见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变为露骨地反对罗马教会，他们也许感到火已开始烧到了自己的脚下。就连这一派的领袖卡拉法枢机主教这些日子也不再在教皇面前为萨伏那罗拉辩护了。

但教廷内部也并没有就此拧成一股绳来反对萨伏那罗拉。在年轻主教中萨伏那罗拉的同情者似乎还拥有隐形的势力。

就算是这样，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前使出的所有策略都以失败而告终，他究竟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今年1月起，大军开始在里昂集结的流言就不绝于耳。人们都说，法国国王正在专心准备下一次入侵意大利，这个情报确切可靠。传言说萨伏那罗拉与法国国王之间经常交换信函，而为他们传递信件的正是敌视教皇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如果这个传言属实，那么3年前法军入侵意大利的历史将再次上演。

法军入侵意大利的口实法国国王要多少有多少，尽管在我们看来都不正当。那波利王位继承权、米兰公国继承权，还有，既然当上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保护人，还从佛罗伦萨收取年贡钱，他就有义务保护佛罗伦萨不受外敌侵略。现状已经发展到不容乐观的地步。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1日。今天，意大利各国驻罗马大使收到教皇发来的邀请，在梵蒂冈会谈。议题毋庸赘言，就是再度确认各国对反法同盟的态度。威尼斯、米兰、那波利等强国以及所有其他加盟国，一致同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法。

佛罗伦萨是唯一没有参加同盟的国家。会议决定对佛罗伦萨进行个别交涉。教皇要求佛罗伦萨政府派遣特命全权大使前来。看来现实主义者亚历山大六世打算选择其他道路，而不采用以往处理萨伏那罗拉问题的方法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4日。佛罗伦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布拉奇昨夜抵达罗马。他与教皇开始了会谈。教皇说：

“我已经不再想追究3年前把法军引进意大利的那些人的罪责了。建立在意大利各国势力均衡之上的和平和其他的一切都因为这一事件而面目全非。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如何重建由此而改变了的今日之意大利。挑起法军入侵的罪魁祸首米兰公爵‘摩尔人’现在也已经明白了此事。除了你的国家佛罗伦萨以外，其他各国也都理解了重建意大利的必要性，明白了要重建就不能让法军进入意大利。

“所以，请佛罗伦萨重新考虑坚持与法国国王结盟的问题。我想请你们回到我们这边来。你们不也是好好的意大利人吗？法国人就让他们待在法国好了。”

布拉奇大使试着进行反驳，说佛罗伦萨绝对需要比萨，只有法国国王承诺把比萨交给佛罗伦萨。教皇继续说道：

“我经常同威尼斯大使见面谈话，为的是打探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的可能性。威尼斯也赞成这样做。就把比萨给你们吧。

“不过，这样做我需要有确切的证据。我不要空话。我要佛罗伦萨废除与法国国王同盟关系的确切证据。此外，我已经命令萨伏那罗拉暂停布道活动，而佛罗伦萨政府却还在放任他继续布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强词夺理和辩解之类对我不起任何作用。我想请你们明白这一点，哪怕只是粗略的明白。”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8日。晚上8点，全市钟声大作，通知大家紧急集合，说是被驱逐的皮耶罗·德·美第奇率兵前来，要夺回佛罗伦萨。骑兵加步兵兵力共约2000人，已经从锡耶纳出发上路了，正在靠近佛罗伦萨城郊。

许多市民武装起来，加强了圣皮耶罗·加特利诺城门[22]的防守。时间在紧张的沉默中流逝。未几传来报告说敌人撤退，说美第奇所期待的里应外合没有成功，不得已撤退了。灾难暂时离去，市民们放下心来，留下警卫骨干，各自回家去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29日。以前从没见过教皇如此震怒。教皇难得发火，但在见了前来报告美第奇失败的紧急使节后，语气粗暴地命人召来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刚刚赶到，教皇就劈头盖脸一阵怒吼。

“蠢货！简直就是疯了！单单指望城里美第奇派起义就敢发兵，你们的眼光也太令我失望了！死去的“伟大的洛伦佐”有这么一群蠢儿子，也够可怜的！

“听着，你给我记住，我一点也不同情被驱逐的美第奇家族！以后绝不允许为所欲为。你去监督你那愚蠢的哥哥，不要让他再干这样的傻事。如果再犯同样的事，那就是你的责任！”

不满20岁的美第奇枢机主教全身发抖，一句话也不敢辩解，速速从教皇面前退下。他走后教皇仍不能平息怒气，在我面前重重地踱来踱去，自言自语般地继续说道：“蠢货！我都知道佛罗伦萨内部反萨伏那罗拉派开始行动了。但那可不是亲美第奇的。假如美第奇企图武力回归，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与萨伏那罗拉派联手反抗。事情刚刚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就来添乱！”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4日。听说昨天政府要求萨伏那罗拉暂停布道。我想，今天是耶稣升天节[23]，是他最后一次布道了，便来到圣母百花大教堂听他布道。听众人数一如既往，肯定超过15000人。萨伏那罗拉开始讲话。

“人们说我就要被开除教籍了，而我正盼望着这样的开除！

“上帝啊！让处罚快快降临吧！我不怕！上帝就在我的身后！哪怕我被开除了教籍，我的声音也会响彻全世界！罗马教皇已被上帝抛弃，他的开除教籍到底有什么价值？我又为什么要服从？”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圣母百花大教堂里有一群男人，用脚把地跺得山响，开始大声扰乱萨伏那罗拉布道。萨伏那罗拉没有害怕退缩，继续布道。这群人把偷偷带进来的武器举在手上，向布道坛冲去。教堂里顿时乱作一团。然而，信徒们一边“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地叫喊着，一边集结起来保卫布道坛。平时护卫萨伏那罗拉的人已经拔出了剑。这让那群无赖无从下手。但他们仍然远远地围着布道坛，嘴里不停地谩骂萨伏那罗拉。

这种事还是头一遭。简直像是回到了教皇派和皇帝派[24]的时代。萨伏那罗拉已无法继续布道了。他回修道院去了。他走下布道坛，信徒们围在他的周围护卫，女人们也高喊着“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流着泪跟在后面，把他送到修道院。

闹事的这帮人自称是“愤激派”、“无良派”，人们也这么叫他们。听说他们把我们这些萨伏那罗拉的信徒叫作“痛哭派”和“修士同伙”。[25]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8日。听说今天反萨伏那罗拉派要在圣灵修道院布道，我便过去看了看。来听布道的人非常多，使人感到吃惊。大概有5000人吧，基本上全是男人，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人。萨伏那罗拉的听众中，有10多岁的少年，再就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和各个年龄层的女人们。相比之下，这里的气氛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感到像要被挤到教堂的墙角里。

可是，这帮年轻人以前都藏哪里去了呢？我确实没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萨伏那罗拉布道时见过这些人。萨伏那罗拉平时一直在说，我们有很多敌人，佛罗伦萨的改革远未完成，看来这是事实。在圣灵修道院布道的修士说萨伏那罗拉是疯子，我们都被这个疯子骗了。我们为这愚蠢之言惊讶不已。

萨伏那罗拉受到如此无情的非难却被禁止在佛罗伦萨的所有教堂布道，那他究竟还能做什么呢？萨伏那罗拉让多米尼科修士和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代他布道，但这两人没有他那样有魄力。

这位可怜的萨伏那罗拉，即便处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不能布道，就印刷了书面材料，不断地鼓励着我们。每天妻子忏悔时带回来的书面材料，成了联系我们与这位预言者的唯一纽带。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13日。根据罗马收到的一系列信息，佛罗伦萨萨伏那罗拉派的绝大多数已开始动摇。教皇不想失去这个机会，迈出了决定性行动的第一步。今天教皇命我记录了开除教籍的诏书。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致佛罗伦萨圣蒂西玛·安农齐阿塔、圣母诺维拉、圣十字、圣灵各修道院：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问候真正的孩子并致祝福！

最近几年来，我从神职人员和世俗界的很多人士那里听说，圣马可修道院院长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用他的狂热思想煽动佛罗伦萨民众，蛊惑朴素的民众之心。

当然，我怀着极大的担心和悲哀之情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同时希望他能醒悟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从他那危险的做法中回头。我希望他能够理解真正的灵魂之朴素，回归基督，觉悟到对圣罗马教会的神圣服从精神。我一直等待到现在。为此，我给他寄去了亲笔信和诏书形式的信函，请他按照基督徒的最高义务即神圣的服从精神，前来罗马，与我就他的思想和他所说的对他的不实诽谤交换意见，并命他暂时停止包括书面形式的布道。

但是，萨伏那罗拉无视我的命令。我仍然在听取他的申辩，继续等待。然而，他非但没有停止背叛我的行为，反而愈加顽固地拒绝服从。……

我负有作为圣彼得继承人和基督代理人的义务，因而我决定命令你们的修道院和每一个人服从下述决定。即，选择某个节日在所有教堂公布将萨伏那罗拉修士开除教籍的处罚，同时公布他违反教皇即使徒命令的理由，让众人认识到，不服从我的命令将会受到与他同样的开除教籍之处罚。

同时，要使众人认识到，凡听已被开除教籍的萨伏那罗拉布道、阅读他写的东西、与他说话以及企图给他帮助的人，不论神职界人士还是俗世之人都将受到教皇给予的开除教籍处罚。……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1497年5月13日
执笔B·弗洛里德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祝福教皇陛下并亲吻圣足！

我的主君啊！什么原因让您对您的仆人如此震怒呢？我做了什么坏事，我之所为又带来了什么恶果吗？就算是不怀好意的人诽谤我，我的主君啊，为什么不在相信那些诽谤之前讯问我呢？为什么连我说的都不听呢？

您认为我让教皇陛下——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蒙羞，冒渎了上帝，已经追究了我的不敬之罪，我两年来一直受到弹劾。

但是，几千，不，几万人都愿意做我无罪的证人。而且，我写的书籍和文件也可以证明我的无罪，尽管它们散在各处。……陛下认为我布道时所讲和写在书里的东西不一致吗？我想请您把它们之间的差别明示在光天化日之下。多么鲁莽、多么疯狂的头脑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呢？陛下至今还没有注意到坏人的恐怖和恶意，我感到不可思议。……

感谢上帝吧！我还没有疯狂到、没有傻到利用一切机会让陛下——基督的代理人蒙辱的地步！……

不久，我的题为“十字架的胜利”一书就要出版。书里讲的是坚守信仰的心得体会。通过这本书，您一定能够了解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现在已经不会有人来救我，只能等待上帝来救了，只能等待上帝惩罚诽谤我的恶人那一时刻的到来。待到这一切实现的黎明，他们也会悔悟自己的罪过。

衷心尊敬陛下！

于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
1497年5月20日
陛下卑微的儿子和仆人
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27日。佛罗伦萨政府似乎也因教皇强硬的态度而张皇失措。今天，已经派来特命全权大使布拉奇和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贝基两人来见教皇，请求撤销开除教籍的处分。

但教皇似乎已经根本不想再听他们的辩解。我在旁边，觉得再辩解也无济于事。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整个事情的知晓程度超出了包括萨伏那罗拉在内所有佛罗伦萨人的想象。萨伏那罗拉的布道、他的出版物、佛罗伦萨政府内部亲萨伏那罗拉派和反萨伏那罗拉派的势力分布及变化情况、佛罗伦萨市民的动向等等，他让人搜集了所有的这些情报。说不定，他比住在佛罗伦萨的人还了解佛罗伦萨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教皇，萨伏那罗拉写那封内容与布道天差地别的信函进行辩解也好，佛罗伦萨大使们的辩解也好，都属徒劳。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8日。今天，城里几乎所有教堂都公布了开除萨伏那罗拉教籍一事。理由是他违背了基督徒的首要义务——服从之德。只有圣马可教堂没有公布这事。

虽说是礼拜日，但人们都没有回家，大家站在广场、路边，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话题。像我这样的人，不甚了解的事情太多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9日。今天，妻子拿回来一份印有萨伏那罗拉申辩的材料。尽管规定不能阅读被开除教籍者所写的东西，但在妻子和孩子们的央求下，我便念给他们听了。那上面这样写着：

“这次开除教籍是无效的，无论对上帝还是对人类都属无效。因为这是教皇依据我们的敌人所虚构捏造的事项决定的。

“我平时一直服从于罗马教会的判断。即使现在，我也十分愿意履行服从的义务。但我不应服从违反上帝之法和基督徒之爱的命令。在我们的上级不配上帝赋予他的地位时，我们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你们眼下可以一边继续履行向上帝祈祷的义务，一边做好准备，世界的终结就要到来。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向全世界揭示和传播真相。”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6月19日。教皇的儿子被杀害后投进了台伯河。傍晚来店里的顾客说了这个传言。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6月19日。教皇的三儿子、教会军总司令甘迪亚公爵[26]被暗杀了，到今天已经过去了5天。公爵死后，教皇很颓丧，几乎整整3天不吃不睡。这两三天，在旁人看来，他回到了以前。可是，话少多了。

萨伏那罗拉致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致受到至高无上祝福的父亲并亲吻圣足！

众多的奇迹，诸多之上帝所为、赞美的话语，著名人物的理性和教诲都已经证明，只有人的由衷信仰才能安抚和慰藉他的灵魂，哪怕他是因了众多殉教者的血而复苏之人。

只有超越理性和感性，委身于上帝的力量和宽容，才能坚韧地忍受和度过所有不幸，进而把苦恼变为喜悦。《圣经》上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使正义消灭。”

正义与为信仰而生的人同在。正义只能存在于信仰之中。

只有生活在信仰的喜悦之中的人才是幸福的人。没有信仰，任何人都不会平安。“无信仰者无平安。”（《旧约·以赛亚书》）

教皇陛下，神圣的基督徒之父啊！陛下的悲伤很快就会变为圣洁的喜悦，上帝会无限宽容我们的罪过。任何慰藉与这种信仰相比都是表面的、空虚的。“时光恨短。”（《新约·哥林多前书》）进到永恒的世界里吧。只需一个信仰，就能使我们进入那个遥远的世界。我之所说均为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手所触之后才明白的事情。为使主基督永驻内心，为了避开永劫的惩罚，甘心忍受迫害和不幸吧，落入生之神和怒之神的手中是可怕之事。

陛下啊！把所有信仰都当作拯救吧。……不要听无信仰者之言。只有上帝，才会让受苦恼折磨的灵魂充满喜悦。……

我们基督徒的父亲、神圣的教皇陛下，是谦逊基督徒之爱让我写了这封信。对于贤者无须更多的言语。我所热望陛下的只有一件事：听从上帝的话吧，把信仰当作唯一的慰藉吧！“只有上帝才是一切的慰藉。”（《新约·哥林多后书》）衷心期望陛下多自珍重。

于佛罗伦萨
1497年6月25日
教皇陛下卑微的儿子和仆人
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修士亲笔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6月29日。萨伏那罗拉的亲笔信让人思虑良多。第一，有一种看法是相信他所写的，认为这封信是因他由衷同情处在悲痛之中的教皇而写。教廷在心情上同情萨伏那罗拉的那一派人是这样想的。与此相反，另一种看法认为萨伏那罗拉狡猾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知道教皇的苦恼，要乘机说服对方。持这种想法的当然是反萨伏那罗拉派。

不过，无论哪种看法都不能让我信服。如果出于同情，那说服意识也表现得过于强烈了。但萨伏那罗拉所写触及了基督教的真髓。可是同时，这封信与他以前所写的出版物和说教的东西，在腔调或是态度上又有太大的差距，这也是事实。教皇本人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今天傍晚，教皇会见了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亚历山大六世当时这样说道：“大使，反复谈多少次我的想法都不会改变。佛罗伦萨必须早日断绝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应该回到我们意大利人这边来，一道确立意大利的和平。

“关于萨伏那罗拉的问题，我决定再拉他一次。请佛罗伦萨政府方面做他的工作，让他尽早到罗马我这里来。我负责保证他的旅途安全和逗留罗马期间的安全。如果通过我和他之间的充分交谈，他理解了我的立场，愿意与我配合，我会撤销开除教籍的处罚。”

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现出了放心的表情，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要马上向国内报告，很快退了出去。

亲萨伏那罗拉派说，教皇被萨伏那罗拉来信所感动，改变了态度。但这事不能那么简单地断定吧。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亚历山大六世更长于读懂人心。他能准确地读懂人们在一人独处时的心情和处在群体中时的心情。甚至可以说，亚历山大六世迄今为止的成功，靠的都是他的这个才能。

教皇必定心中有数。他一定是因为深刻了解萨伏那罗拉这个人，才打算再次尝试仅有的一点可能性，从而不让他成为殉教者。这是我的想法。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5日。安提拉家有一个人被抓，美第奇派的阴谋暴露了。听说这个叫兰伯特的年轻人交代了让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的全部阴谋。在佛罗伦萨，有5个人参与了这个阴谋，他们是贝尔纳多·德尔·内罗、詹诺佐·普奇、洛伦佐·托尔纳博尼、乔凡尼·坎皮、尼科洛·里多尔菲，个个都出自佛罗伦萨的实力家族。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0日。美第奇派的阴谋在城里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既有人说阴谋真有其事，也有人说那只是兰伯特·安提拉熬不过严刑拷打，讲出了熟人的名字罢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5日。共和国政府连日讨论如何处置谋反的5个人。听说已经宣布属于反国家罪，要判处死刑。

兰伯特招供的人名不只这5个人，还有其他的人。但听说他们早已逃亡，只有这5个人没有逃跑，应政府的传唤出了面。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15日。10天前佛罗伦萨败露的美第奇派阴谋案中离奇情节太多。

首先，根据兰伯特·安提拉的交代，阴谋的安排似乎是这样的：8月15日夜里把皮耶罗·德·美第奇秘密带进佛罗伦萨，趁此机会城里的美第奇派与皮耶罗带来的士兵里应外合，袭击并放火烧掉反美第奇派实力人物的房屋，占领市政厅，一举夺得佛罗伦萨的政权。

可是，这个计划本身过于大胆，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会成功。在回答教皇的问题时，乔凡尼·德·美第奇枢机主教称对此完全不知情。

其次是被追究反国家罪的那5个人。

贝尔纳多·德尔·内罗，75岁，是佛罗伦萨政府中的实力人物之一，经验丰富，甚至担任过市政厅的长官，在萨伏那罗拉问题上被视为稳健派的领袖。他与萨伏那罗拉的左右手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是政治上的宿敌。对他的判决是知情不报。

洛伦佐·托尔纳博尼，以佛罗伦萨第一绅士而闻名，与美第奇家是姻亲，曾与皮耶罗·德·美第奇过从甚密，但此人在市民中并无人气。不过，他被认为是萨伏那罗拉的崇拜者之一。审判中说他抱有企图，从而接近萨伏那罗拉。

乔凡尼·坎皮，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在民众中间自然并无人气。

詹诺佐·普奇，一个尚未成熟的普通之人。

尼科洛·里多尔菲，里多尔菲家族的当家人，与美第奇家是姻亲，也是稳健派人物之一。

就在这个案子吸引了人们的视听之际，萨伏那罗拉却躲在修道院里撰写题为“十字架的胜利”的书。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17日。180位共和国实力人物被召来开会，从早晨直到深夜。议题是如何判决。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等人主张当然要判死刑，并没收财产。但似乎也有相当多的人为这5人辩护。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1日。今晚对5人执行了死刑。我在路上碰到护送棺材回家的洛伦佐·托尔纳博尼家的人。我并未觉得特别悲哀。

听说他们5人提出了上诉。圭德·安东尼奥·韦斯普奇主张，这是萨伏那罗拉制定的新法律，依据这个法律他们有权上诉。但这一主张没有被接受。我觉得这一点有些悲哀。

可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这也是其中之一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8月23日。凡是自己挑头决定的事情，自己就要去捍卫，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萨伏那罗拉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根据他出力协助制定的新法律，即使是被政府委员会宣判有罪的国事罪犯，也可以向人民提出上诉。他们5人被判有罪，自然会提起上诉。但上诉却被驳回了。这样，无视被认可的上诉权就成为事实。政府花了很长时间第二次讨论了是否受理上诉，其后便立即执行了死刑。听说这是因为主张上诉权的是反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韦斯普奇，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担心反萨伏那罗拉派造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瓦洛里亲自指挥300名士兵，在执行死刑的巴杰罗宫周围警戒，以牵制被告家属的行动。

瓦洛里4年前在驱逐美第奇家族时就相当活跃，现在又把宿敌贝尔纳多·德尔·内罗判了死刑，似乎已经把佛罗伦萨政府攥在了手里。对萨伏那罗拉而言，这个案子使自己的崇拜者瓦洛里掌握了政权，愤激派势力减弱，他内心窃盼的事情得以实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8月24日。没收了死刑犯的财产。在武装士兵的警备之下，各家都没有发生不测事件，真是万幸。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9月17日。今天，一群少年拥到市政厅，要求政府委员会允许萨伏那罗拉布道。听说少年们请愿要求重开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布道活动。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16日。很多市民被认为与上次的美第奇阴谋有关联而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其中还有一直关在监狱里的安提拉。他坦白了一切，从而没有像那5人一样被处以斩首之刑。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0月28日。今年夏天开始流行黑死病，到了秋天也不见减弱，真是一筹莫展。粮食危机似乎终于有所缓解，刚让人心头轻松一下，这传染病就来了。佛罗伦萨市政当局也苦无对策。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因黑死病死去的几乎全是男人。尤其是一家之主。而女人和孩子却个个活蹦乱跳。人们在传，说原因在于是否有坚强的信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2月25日。今天是基督的圣诞节。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做弥撒。前一天的深夜弥撒加上今天上午的两场弥撒，萨伏那罗拉一共做了三场弥撒。之后，他在节日游行队伍的前面，领着队伍环绕圣马可广场游行。

然后，他转向聚集的人群，告诉大家，他将在明年2月11日七旬节的主日重新开始布道。

“敬畏上帝的人啊！信仰笃深的人啊！我无所畏惧！我将遵从主之命，在七旬节的主日再次回归我的职责。”

四 1498年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1月6日。罗马的冬季很丰饶。松树枝叶繁茂，形成了一片片墨绿的色块，里面储存着阳光。还没有剪毛的羊臃肿着身子，辨不出头在哪里，远远看去，像许多毛球一会儿滚到一起，一会儿又散开去。

没有风。同秋天不一样，天空就像罩了一层极薄的纱巾，细细地折射出灿烂的阳光。

站在这座蒙特马瑞奥山上，可以看到台伯河泛着银光，在梵蒂冈的建筑和圣安杰洛城堡对面蜿蜒流淌，画了一个大大的蛇形。台伯河对岸，在远远的雾霭中，万神庙巨大的穹隆、耸立着古罗马遗迹的帕拉蒂诺山和斗兽场庄严肃穆。

今天，教皇结束了上午的弥撒，说午餐前想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命我陪同他到蒙特马瑞奥山去散步。他拖着白色教皇衣袍裹着的重实的身体缓慢走着。我慢一两步跟在教皇身后。散步的时候，教皇和我之间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弗洛里德，你多大了？”

“33岁了，陛下。”

“正好是我一半的年龄啊。那个佛罗伦萨的修士多大岁数了？”

“好像45岁。”

“是吗，是我和你中间那代人。”

“弗洛里德，你还记得吗，那个修士的布道中有这么一句话：人的一生只为一件事而存在，那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死法。他把马尔西利奥·费奇诺[27]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28]这些佛罗伦萨一流知识分子和佛罗伦萨之外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变成了他的崇拜者，而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就是个中的原因。

“我饱受萨伏那罗拉的批判，不过我却更喜欢另外一句话。那是古代犹太人说的一句话：‘死狮不如活狗’[29]。

“这样一眼望去，罗马尽收眼底。望着望着，我们会觉得，许多人在历史中沉浮消逝，他们的死离我们并不遥远。辉煌壮烈的死，饱含怨恨的死，由于使命感而自己选择的死，这样的死都浮在历史的表面。

“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曾经见过狮子之死。他在担任枢机主教的时代，是位洞察力非常敏锐且有教养的人。可是，自打坐上圣彼得的宝座那天起，过强的使命感使得他思想僵化。他提倡十字军东征遭到失败，自己也因愤怒和绝望变得疯狂，最后死去。[30]

“他的死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想法。在那以前，我也憧憬着辉煌的悲剧般的死。但我现在已经不那样想了。我认为人不能去求死，而只能接受死。

“人的一生，谁都会有一些想要做完的事情。我也希望完成几件事情后再去死。可是，如果半道上上帝说你的生命终结了，我肯定会放下已经开始的工作，去听从上帝召唤，而不是叹息工作未完，诅咒自己的命运。

“当然，我会像狗一样活到那天的到来。我做不到经常念着必将到来的死而自虐。当死亡拍我肩膀的时候，我会把自己交给他。但在那之前我要活着，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

“因为像狗一样活着，所以我不用为‘好死’或是如何死之类的事情操心。哪怕倒毙路旁，或是死于非议，或是死后受到后世的谴责攻击，这些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重要的是绝不能焦躁。担心自己所做的事可能徒劳，害怕半途而废，认为不能这样做的人，最后都会变得焦躁、想不通，那才是危险的事。‘死狮’多数就是这种人。

“你刚才说萨伏那罗拉45岁，这是最危险的年纪。如果是你这个年纪，想做的事情虽然堆积如山，但理出了头绪，工作也就开始进入正轨。这个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感到老脸皮厚，也不会害怕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徒劳，会不会半途而废，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会像以往一样按照自己的速度使用剩下的时间。怀疑自己的工作，可以防止自己变得狂热和自以为是，我甚至认为这反倒是好事啊。

“可是，萨伏那罗拉的年纪，是急躁表现最强的年纪。这很自然。但是有些人能够迈过去，有些人却迈不过去。

“‘死狮不如活狗’，这话说得多么乐观。不过，说这话的人可能已经沉到了历史的渊底。

“弗洛里德，你选择什么呢？可能还是死也要当狮子吧？”

我没能回答上来。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1月7日。听说政府委员会的各位昨天去了圣马可修道院，跪在萨伏那罗拉面前，亲吻他的手，请求他重新开始布道。这是每年这时的例行仪式，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然而，今年的萨伏那罗拉已被开除了教籍，所以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听说圣母百花大教堂今天早上开始搭建听众临时看台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0日。这几天连续酷寒，今天早上阿诺河终于上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1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开始布道。很多人都前去听讲。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去了。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去听。他们说：“且不论对错，教皇做出的开除教籍处罚还是要尊重的。”我也没有去听布道。

最近一个时期，黑死病退了些，也就是不时死一两个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5日。这几日我左想右想，究竟要不要去听萨伏那罗拉布道。可是，为了继续把日记写下去，我想还是应该去听听，便决定像往常一样去听他布道。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心里释然了。

萨伏那罗拉今天布道时说了下面的话。今天的听众似乎比以前少，但热情反倒高涨。

“好的君主也好，好的神职人员也罢，不过是上帝为统治百姓而使用的工具。所以，如果这些高级神职人员远离了上帝，就甚至连工具也不是了，成了破铁片。我们有必要服从这些破铁片吗？

“我被开除了教籍。不过，我不认可破铁片做出的处罚。有谁说过教皇就不会犯错吗？他只听我们的敌人对我的诽谤，并依此决定开除我的教籍。我将不理会这个决定！害怕被开除教籍的人啊！我要说：只有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诲才是重要的！

“啊，上帝啊！如果我做过请求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事情，就让我下地狱吧！就让我的罪永劫不复吧！

“主耶稣啊！你见过许多人下地狱而死。在罗马，有人的儿子被杀害了（指教皇之子甘迪亚公爵）。在佛罗伦萨，有5个人被处了死刑。

“佛罗伦萨的市民啊！不要把你的目光从真相上挪开。上帝正张开双臂等待着我们！悔改吧！靠近上帝吧！阿门！

“主耶稣啊！你为帮我们赎罪而死。我请求你，让我为捍卫你的教诲，为捍卫你所选择的百姓——佛罗伦萨人的信仰而去赴死吧！”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18日。六旬节的礼拜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

图8：圣母百花大教堂

“为什么罗马教皇要对我如此残酷打击呢？是出于宗教立场吗？不，不是的！是因为他要搞垮我们的政府，是因为他想当独裁者君临佛罗伦萨共和国，而我是他的障碍。

“然而，这是一个要在凡界推行正确生存方式的人所应该做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反教理的做法吗？难道不是对福音书所提倡的基督徒之爱的一种反动行为吗？如果是这样，他才是一个异教徒，才是一个邪教的同伙！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是他，才是一个正在做着反对上帝神之王国的事情，他与恶魔勾结，让真正的信仰堕落。一定要把他这样的邪教同伙驱逐出基督徒的世界！”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2日。今天上午，教皇会见了佛罗伦萨大使布拉奇。教皇对萨伏那罗拉重新开始布道的消息十分震怒，佛罗伦萨政府知道后很担心，命大使前来解释情况。但是，教皇打断了大使的辩解，语气粗暴地说：“这是对权威的反逆和挑战。连土耳其人都不曾如此激怒过我。”

接着，教皇谴责佛罗伦萨政府放任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活动，他中断了会谈站起身来，撂下了一句话：“萨伏那罗拉修士想布道就让他去好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过我会接受他的那套做法。”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5日。亚历山大六世太现实了，一切由着愤怒的性子率性而为。今天应教皇要求与佛罗伦萨大使开了一个会议。参会的人有卡拉法枢机主教、亲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洛佩斯枢机主教、教皇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枢机主教、罗马市总督、教皇秘书长阿德里亚诺，还有我自己。佛罗伦萨方面有布拉奇、邦西两位大使。以上是参会人员。

教皇向两位佛罗伦萨大使谈了面对外敌，意大利各国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希望唯一不愿加入联盟的佛罗伦萨废弃与法国的同盟，与意大利各国采取统一步调。为此，教皇承诺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以使佛罗伦萨满意。

关于萨伏那罗拉的问题，教皇要求佛罗伦萨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禁止其布道，表明了他毫不让步的立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5日，五旬节礼拜日。萨伏那罗拉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说道：

“所谓法，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事情向好的方向引导。所以，法必须与理性和基督徒之爱相一致。如果法的终极目标是正确的、好的，那么，法是好是坏就看它会带来怎样的果实。

兄弟姊妹们啊！基督教的教理是上帝为让我们有正确的生活方式而赐予我们的。而我所受到的开除教籍又是怎样的处罚呢？那是生活方式不正确的人所做的处罚。也就是说，那是恶魔做出的处罚。只要恶魔不喜欢，他就会开除你的教籍。如今，教皇心血来潮就可以轻易把我开除教籍。这样的开除教籍有价值吗？值得尊重吗？回答是明确的：没有价值！应该不予理睬！”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6日。愤激派（反萨伏那罗拉派）的人数似乎不少，但街上所见更多的还是萨伏那罗拉的信奉者。女人们几乎全部穿着朴素庄重的服装，孩子们也听从修士之命剪短了长发。他们每天去教堂，即使在没有修士布道的日子里也去，他们以忏悔为乐，以忏悔为荣。

难道这不就是正确的、好的生活方式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2月26日。教皇今天发布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圣母百花大教堂领袖的，命令他立即停止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布道活动。另一道是给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给佛罗伦萨政府委员会的诏书：

向真正的孩子们致以问候和教皇的祝福！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修士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这个坏儿子所散布的毒害。他置我的苦恼于不顾，仍在你们的城市里继续他那狂妄言语和不逊行为，殊欠考虑。

我不能放任将民众之心置于危险境地的现状，命他来罗马，又命他暂停布道。

但是，他没有遵守我的任何一条命令。我接受了卡拉法枢机主教的请求，在让他意识到不从者将被开除教籍的前提下，新组建了包括圣马可修道院在内的托斯卡纳——罗马布道修士会，以建立新秩序。然而，他对此也未服从。

他如此执拗地连续数次冒渎圣罗马教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神职界惩戒处罚的底线。出于保护民众灵魂和捍卫基督教精神的考虑，我下决心给予了他开除教籍的处罚。

我已经宣布，佛罗伦萨共和国内的主要教堂都要在节日和祭祀日公布对萨伏那罗拉给予开除教籍处罚的决定，不论男女，不论神职人员或俗界，也不论任何会派，所有人均要把萨伏那罗拉作为异端嫌疑而被开除教籍者加以对待。即，不得与他说话，不得听他布道，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在其他事务方面与他发生联系，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施以帮助，不得在任何场合访问他。

但是，直到现在他仍厚颜无视我的命令和说服，执拗地卖弄着他的固执与无耻。他继续在佛罗伦萨的主教堂布道，其言行越发狂热，对自己欺骗民众、冒渎基督教信仰和圣罗马教会权威的罪行不思悔改。更有甚者，他已经被开除教籍，却仍旧参加祭祀日游行和举行弥撒，甚至为基督教徒主持圣餐礼。

可悲的是，朴素的民众受其蒙蔽，请他布道，与他说话并给予他帮助。

佛罗伦萨市过去一直忠诚于圣罗马教会。我也为确保这座城市的和平和安全尽了力。因此，我不能对这件不祥事件佯装不知，不能采取让时间来解决问题的态度。

故而，出于教皇的当然义务和考虑，出于我自身对圣罗马教会的尊重和献身精神，我敦促佛罗伦萨政府自觉遵守服从之德，并严命如下：

在充分切实的保护之下将萨伏那罗拉押送至罗马。我并不希望这个罪人死去。在他来到我处，并改正了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将以父亲一般的心情欢迎他。如果无法将他押送来罗马，则请将他关押在可靠之处，加以严密监视，不让他与任何人见面，以避免发生不祥事件。

如果万一——我不认为会发生此种事态——你们政府蔑视我这道命令，为捍卫圣罗马教会的权威和尊严，我只能认定你们违反教皇命令，帮助因异端嫌疑和有害言行而被开除教籍者；并禁止佛罗伦萨全市举行一切弥撒仪式。请你们认识到，我可能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

与渔夫戒指一同于罗马圣保罗大教堂
1498年2月26日
执笔人B·弗洛里德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7日。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举行弥撒，还亲手为汇集而来的众人举行了圣餐礼。然后他登上布道讲坛。他左手拿着《圣经》，高举右手喊道：“上帝啊！如果我活得没有真实灵魂，如果我的话不是你所赐予，就让雷电在这里、在这一瞬间劈死我吧！”

萨伏那罗拉说着，他那脸庞因高昂的精神而生辉，他那强烈的信仰也似乎传递给了我们。他，才是真的预言者！听众中发出了“预言者”的呼声，像旋风一样席卷四处。

吃完午饭后，民众聚集到广场上。四支祭祀队伍从四个方向进入领主广场。广场上，收集来的奢侈品像去年一样多，不，比去年更多。这些奢侈品堆成了一座金字塔形的小山，只等着点火。萨伏那罗拉举着基督像从圣马可教堂方向走进广场，一支手持橄榄枝和红色十字架的白衣队伍跟在他的身后。这时，圣歌一齐唱响。

异教的书籍、绘画、雕刻、镜子等奢侈品堆起的小山被点着了火。这是第二次“烧毁虚荣”。人们跪在地上，手画十字，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祈祷。

但是今年有人在捣乱。愤激派和无良派的人麇集在广场周围，一边嬉笑一边看着“烧毁”仪式。他们中间有几个人高声大笑、嘲讽，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只死猫扔进神圣的“烧毁”大火中。我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孩子们穿着白色的僧衣风格的衣裳，头发剪得很短。相比之下，他们故意穿着以前那些色彩绚丽的服装，头发也留到了肩膀。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2月28日。今天是四旬节第一天。从今天起，萨伏那罗拉开始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谴责了罗马教皇，谴责了佛罗伦萨的愤激派，说他们与教皇勾结。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又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他在布道的最后说，明天将在圣马可教堂布道。他说，教皇已经禁止他在佛罗伦萨主教堂布道。他说他已经给教皇写信做了解释，但教皇根本听不进去。他说，考验恐怕就在近期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女人们哭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日。连日来，萨伏那罗拉把场子搬到了圣马可教堂继续布道。可我有买卖，布道这些天早晚都离不开店铺。妻子和孩子们都去了。听他们说，最近布道时反萨伏那罗拉派捣乱得越来越厉害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7日。今天听传言说，教皇给政府委员会发来了诏书，威胁说如果再不让萨伏那罗拉闭嘴，就将开除整个佛罗伦萨的教籍。可怜的修士哟，被敌人给包围了！

正在广场上聊着，正巧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路过。我和他家都在圭恰迪尼大街上，也就是邻居了。这个青年人马上就要29岁了，已被内定两个月后就要到佛罗伦萨政府第二秘书厅担任书记官了。这是一个脑瓜很好的年轻人。他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说：“我想明天就给驻罗马大使贝基写封信，到时候我想写上，萨伏那罗拉在布道中所讲的，是先认定教皇和罗马教会堕落，然后再予以谴责。这种做法符合时下的流行，但很难认为这会有什么效果。”

人群中有人点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传说他属于愤激派，看来真是如此。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7日。今天早上，贝基和邦西两位大使来访梵蒂冈，见到了教皇，带来了佛罗伦萨政府对教皇诏书的复函。据说他们是昨天晚上到达的。我当场念了复函。复函说萨伏那罗拉已经不再在佛罗伦萨的主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了。复函最后说，他们拥护萨伏那罗拉的教诲，认为教皇的处置是根据错误信息做出的。也就是说，佛罗伦萨政府委婉拒绝了教皇诏书命他们立即停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并把他押送来罗马，或者隔离起来的要求。我念完复函时，教皇说道：“大使，你们的政府给我送来了一封不愉快的信。我可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根据错误信息，在全然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做出了判断。那个修士布道时的言论、他的出版物，我全部读过。我还见了听过他布道的人，听了他们的反映。我为了解真实情况做了不懈的努力。”

邦西大使想为萨伏那罗拉辩护。在现任的三位驻罗马大使中，他打开始就被认为是萨伏那罗拉派的人。

“教皇陛下，萨伏那罗拉所讲的教理从根本上是正确的，符合基督教的精神。”

“这我知道。所以，我并没有指责他所讲的教理基础。问题是他的说法。

“你们不妨想想在现代社会布道的重要性和布道师立场的重要性。布道难道不是联系民众的唯一途径吗？而且，布道还是同时接触众多民众的唯一途径。与一对一的忏悔相比，布道的重要性不可限量。这里就涉及布道师的责任问题。

“仅仅教理基础正确是不够的。不论如何去讲，能把握和理解其根本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其他大多数人则朴素单纯，他们向哪个方向行动，取决于布道的方法。他们会忘掉根本，却会对布道所使用的方法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布道师还必须对如何讲道负责。而萨伏那罗拉的布道方法具有煽动性，他并未感到自己的责任。对意大利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两位大使不会不知道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又开始调动军队的传言吧。我想请你们转告佛罗伦萨政府，立即禁止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及其他任何教堂布道。

“我还不会把他定为异端，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他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1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二个礼拜日。我在圣马可教堂听萨伏那罗拉布道。

“哦，修士啊！有人说教皇是地上的上帝，是基督的代理人。可是，上帝和主基督都把我们当作孩子和兄弟去爱，为我们考虑而下命令。可是，教皇的所作所为正与上帝相反。他给你的命令还要服从吗？如果服从，你的行为就违反了上帝的意志。

“恶劣的教皇会像狐狸一样登上权力的宝座，会像狗一样活着和死去。我只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我愿只听上帝的声音而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7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在圣马可教堂专为女人布道。妻子去听了。她说，萨伏那罗拉为了使汇集而来的女人们安静地听他布道，对她们说：

“你们想让自己的儿子当主教吗？又有谁有勇气把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心肝宝贝扔进那个堕落的世界呢？来吧，一起向上帝祈祷吧！

“上帝啊！我们不祈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也不祈求痛苦和烦恼。请你把你的心赐给我们吧！把你的爱心赐给我们吧！把力量和慈爱之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战胜即将袭来的不幸。我们在等待着，只等你的爱在地上发扬光大之时的到来。

“如今，恶人的力量越来越强。他们企图扼住我们的呼吸。啊，除了哭泣，我已无能为力！”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19日。教廷内部已经完全成了反萨伏那罗拉派。卡拉法枢机主教和洛佩斯枢机主教曾经同情萨伏那罗拉。但他们积极赞同成立的托斯卡纳——罗马新布道修士会未被萨伏那罗拉理睬。从那时起，他们二人开始明确站到了反对萨伏那罗拉的立场上。其他心里拥护萨伏那罗拉的人如今不但不愿再为他辩护，反而对他满口谴责之词。

罗马市内的气氛也是清一色的反萨伏那罗拉、反佛罗伦萨。市民们用石块砸佛罗伦萨大使的住处，还连续发生了其他的捣乱事件。为了确保大使的安全，教皇甚至派了一支教廷近卫兵队伍前去警卫。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0日。今天收到了萨伏那罗拉3月13日写的信函。这么久才收到这封信，是因为这封信并不像往常那样通过大使传递，而是个人私底下送来的。我赶紧把信交给教皇。

萨伏那罗拉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信函：

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值得祝福的人：

我看到几个教会牧羊人的恶劣案例，看到因为他们而堕落的教会恶劣地把羔羊驱赶进地狱。所以我认为，捍卫上帝的名誉，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纠正堕落的生活，唤回基督教的纪律，只有这些才是我的使命。

可是，就在我付诸行动的时候，罪恶深重的恶人们却事事妨碍我的工作。因此，我为了保护民众而强使他们走上了“窄门”[31]（《马太福音》）。最近我的烦恼和苦恼几乎使我害病，却没有人给我安慰、给我力量，也没有人给我帮助。

其实，我本期待教皇陛下能救我，能与信仰之敌战斗，可是结果却与我的期待相反。陛下拒绝保护无辜的我，一点也不考虑我提出的诸多理由，尽管我本不打算用那些理由请您原谅我的原罪。我所提出的理由别无他意，只是阐明了我在布道时所讲教理的真实性，阐明了我对教皇陛下和圣罗马教会的由衷的服从意志。

非但如此，陛下还偏听了我的敌人之言。陛下与我同为基督徒，陛下是最高牧羊人。得到陛下的帮助是我置身于神职界的一项权利，但我的等待成为徒劳。

总之，恶狼如今已对我愤怒得发狂。现在我只能认为，上帝为了惩戒强者，而把弱者送去了地狱[32]（《哥林多前书》）。我只能祈求陛下认可我为遂行上帝之言而饱尝的苦恼和忍耐。

如今，我将仿基督之例，决不追求荣耀[33]（《约翰福音》），只是怀着由衷的希望等待死亡。

愿陛下珍重！

于佛罗伦萨
罗马历1498年3月13日
耶稣基督所不取之仆人[34]（路加福音）
吉洛拉莫·萨伏那罗拉亲笔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18日。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三个礼拜日。听说萨伏那罗拉很快就要暂停布道了。全家一起去了圣马可教堂，聆听他的最后布道。萨伏那罗拉好像又瘦了一圈，但表情和声音同以前毫无变化。听众似乎也和以往一样多。他登上布道坛说道：

“每当走下这个布道坛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对自己说：已经不想再说话了，不想再布道了。把今后交给上帝，自己想住口了，想安静地生活了。

“可是，每当我登上这个讲坛，我就抑制不住自己。在讲坛上讲述上帝的所为，就像燃烧正旺的火焰，灼烧着我的骨骼、我的灵魂。我灭不掉这火焰。我感到上帝和圣灵已把我的灵魂点燃，我要开口说话。

“可是，一旦走下布道坛，我又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不想再布道了，我要和平地生活。然而我做不到。一登上这个讲坛，我的舌头就停不下来。我藏不住上帝赐给我的那些话语。

“哦，上帝啊！你不畏惧任何人，不担心他们的脸色和心情。你会在你所希望的时候提示真相。哦，圣灵啊！你为何要让我痛苦？你为何要像大海上兴风作浪的大风，卷起巨浪向我袭击？

“可是，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到。把一切交给上帝吧！上帝是高手，他会考虑如何安排被他当作工具使用过的人。预言者耶利米在上帝不需要他的时候殉教。我也在等待同样的命运。上帝啊！就按你所喜欢的那样去做吧。再苦，也是地上的苦。越苦天堂里的花冠就会越大。

“昨晚第3时（9时许），政府委员会的5位使者到我这里来，让我暂停布道。我问他们，你们是奉主子（signori，政府委员）之命而来的吗？他们回答说是。我说，既然如此，我也要与我的主人（signore，上帝）商量后再回答你们。现在，我想在这个讲坛上回答他们。请听好了！

“上帝同意了。但是不要搞错，上帝只同意了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没有同意。他同意我中止布道，但没有同意我停止为带给你们平安以及正确和圣洁的生活而努力。

“近期会有新的恶魔般的洪水袭击佛罗伦萨。但上帝会在洪水中送来另一个人，来惩戒恶人，保护你们不受堕落生活之害。我现在已经不能布道了，我只能祈祷。让我们一起祈祷吧！哦，上帝啊！不要把你的未来、你的誓约推迟太久！”

以后，我们将有一段时间听不到萨伏那罗拉布道了。不过，据说最忠于萨伏那罗拉的人多米尼科修士会代他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继续布道。我们还听说，萨伏那罗拉过去的布道内容由一个叫洛伦佐·维奥里的人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将陆续出版。开始部分已经出版，卖得飞快，连在德意志都有人阅读。

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无论如何搞不明白。为什么罗马教皇，那位统治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基督代理人，会如此讨厌、如此强硬地禁止萨伏那罗拉布道呢？萨伏那罗拉究竟是真正的预言者，还是假借上帝之名的伪预言者呢？我觉得我心里的这个疑问不但总也抹不掉，相反却越来越大。

我更想知道他这个预言者是不是比上帝的代理人教皇更加正确。如果我能得到启示，我想，我这不安的心绪便会镇定下来，我会由衷地欣然接受他的布道和弥撒，也不用拿写日记什么来作为安慰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3日。以前都是佛罗伦萨大使常来求见教皇，而教皇一概拒绝，根本不见。今天双方终于举行了会谈。

布拉奇大使报告萨伏那罗拉已停止布道，说教廷和佛罗伦萨已恢复了关系。但话刚开头，教皇就一脸不悦地打断了他。

“大使，萨伏那罗拉停止布道的事我已知晓。但多米尼科修士在继续布道，内容同萨伏那罗拉讲的一样，这是为什么？而且，萨伏那罗拉只是停止了布道，他还在圣马可教堂主持弥撒，领导祭祀队伍。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此这般，一点都没有响应我的要求。

“大使，听说佛罗伦萨政府里有人批评我，说我出于政治企图才把萨伏那罗拉搞成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我和萨伏那罗拉同为神职界人士，必须以宗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且不论教皇是否正确，现状是教皇具有治理教廷领土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教皇必须考虑包括教廷领土在内的整个意大利的政治问题。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另外，关于所谓的宗教方式，大使，我想真的没有必要也向你解释神职人员的义务吧。神职人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上级。基督指定彼得做自己的代理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以后的每一任教皇都被认定为彼得的继承人。天主教会便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天主教会因为服从上级而得以成立。上级也许会有不合理、不正确的命令，但必须服从。正因如此，我们才把服从说成是基督徒的德行。

“修道院是干什么的呢？在修道院修行就是为了忍受不合理的卑微工作，把自己的自由和个性奉献给上帝，然后获得上帝赐予的愉悦。修士最应该领悟服从之德。如果厌恶这样做，那他尽可离开修道院。教皇不会要求世俗之人具备这样的德行。

“萨伏那罗拉是属于多明我会的修士。我是统治包括多明我会在内所有会派神职人员的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接着向大使反复强调了两点：禁止萨伏那罗拉手下的修士布道；执行教皇把萨伏那罗拉押送到罗马的指令。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3月26日。今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梵蒂冈。

首先，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匆忙请求会见教皇，他带来了萨伏那罗拉给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一封信，信中提议召开公会议让波吉亚教皇退位。

几乎与此同时，安插在佛罗伦萨市内的一个密探通过加急邮递送来了萨伏那罗拉致欧洲各国国王信件的抄件，这封信不只是给法国国王。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送来的给法国国王的信件是从一个佛罗伦萨人的身上搜到的，此人行动诡异，十万火急地要赶往法国，遭到了枢机主教的哥哥、米兰公爵“摩尔人”手下的怀疑，在米兰公国境内抓捕了他。萨伏那罗拉的信是写给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英吉利国王、匈牙利国王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每封信的行文大同小异，其开头如下：

“复仇的时候来到了！上帝希望我面对全世界，把新的秘密、把教会濒临危机的情况告诉你。圣彼得的船如今已行将沉没，因为你的怠慢而即将沉没。

“教会已经从头到尾充斥了不祥之物。然而，你非但没有伸出手去拯救教会，甚至还对玷污教会的罪魁祸首毕恭毕敬。上帝因而不得不把教会长期置于没有牧羊人的地方。

“现在我转达上帝赐予我的话语。这个亚历山大不是教皇。他通过买卖神职而获得了今天的地位，他把神职卖给付钱的人。除此之外，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我断言，他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不相信上帝的人，是散布不信仰上帝的罪魁祸首。

“现在，是让他毁灭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召开公会议，在会上逼他退位。我向你传达上帝的这条命令，由你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上帝将以奇迹向你宣示此言的真实性。”

最后，萨伏那罗拉用适合于每位国王的话语结束每一封信。

首先是写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35]的：

“如果皇帝还记得神圣罗马帝国的尊严和帝国拥护圣罗马教会的作用，就应该率先站出来拯救教会于危难之中。”

在写给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二世[36]和女王伊莎贝拉的信中，他先提到了1492年开始在西班牙的肃清异教徒一事，然后写道：

“你们所取得的对异教的那场胜利，对上帝来说是多么大的喜悦啊！但是在你们巩固外周的时候，教会的基础开始崩溃，整个教会行将崩溃。”

萨伏那罗拉最期待、最早写信去的是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他写道：

“你浪费了上帝赐予的许多机会。只要你不对意大利进行神圣的征服，上帝将给予你比其他任何人都可怕的惩罚。你不妨想想上帝已经惩罚了你，让你失去了一个儿子。

“你拥有‘基督徒之王’的大名。那是上帝赐予你的。上帝还赐予了你圣剑。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选中你做复仇旗手的缘故。你不能与堕落的教会同流合污。为了完成你的任务，无论有多少障碍、有怎样的危险在等着你，你都必须跨越过去！”

在给英国国王亨利七世[37]和匈牙利国王乌拉迪斯拉斯二世[38]的信写到结尾部分时，密使说已没时间抄录抄本了。不过，内容应该大致都一样吧。

念完这封信的时候，房间里除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外，还有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切萨雷·波吉亚枢机主教、卡拉法枢机主教、洛佩斯枢机主教等人在场。大家都沉默不语，等着教皇说话。我甚至想教皇不定会爆出怒吼。然而，亚历山大六世面色涨得通红，抓住椅子扶手的那只手只是瞬间颤抖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他立刻转向我，问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与萨伏那罗拉之间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络的。我回答说，我们有准确的情报，是从2月底开始的。

就说了这几句，教皇便像往常一样，态度郑重地同枢机主教们打过招呼，走出房间，到他的私人房间去了。

房间里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在思考，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已经决定，公会议的召集权在教皇，教皇有义务每10年召开一次公会议。亚历山大六世在位才6年，他并没有义务召开公会议。

1497年1月，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针对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答复以一票之差承认国王有权召集公会议。这是事实。所以，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言，联系到1494年法军的入侵，法国国王的动向最令他担心。其他的，如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匈牙利国王等都与他有着友好的关系，因而他并不认为他们会轻率到因为这封信就会行动起来。英王则远在天边。考虑到敌视教皇的罗韦雷枢机主教已逃亡法国，问题还是在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动向。现在，萨伏那罗拉写给法国国王的信已经捏在教皇的手里。

我第一次觉得萨伏那罗拉这个家伙很可怜。如果这封信是受罗韦雷枢机主教煽动的结果，那么，他为什么如此信任罗韦雷枢机主教呢？对罗韦雷枢机主教而言，萨伏那罗拉等人并没有多大意义。罗韦雷是一个政治家，为了推翻波吉亚，他可以利用一切。而且，罗韦雷枢机主教是事事与萨伏那罗拉所属的多明我会作对的方济各会的实力人物。

我对萨伏那罗拉会轻易相信别人感到惊讶。在意大利的各位君主中，他最信任的是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德·埃斯特和米兰公爵“摩尔人”。对于费拉拉公爵我们可以理解，毕竟萨伏那罗拉自己就是费拉拉人，公爵本人也是出名的萨伏那罗拉的崇拜者。可是这位米兰公爵，为了探知萨伏那罗拉的言行，竟然派出大使与他接近。萨伏那罗拉认为公爵是自己的崇拜者，什么都写给他，什么都跟米兰的大使讲。这一切罗马洞若观火，而他却浑然不知。

萨伏那罗拉大概现在还在佛罗伦萨的修道院里等着法国国王的回信呢！他还不知道信已在罗马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7日。今天早上，在圣十字教堂布道的修士弗朗切斯科·迪·布里亚说，要用“火的考验”向萨伏那罗拉挑战。

他说，萨伏那罗拉经常说自己的话是对的，说自己是真正的预言者，声称上帝将会用奇迹予以证明。他还说什么“上帝啊，如果我错了，今天就在这里用雷电烧死我吧”。既然这样，索性让他实际证明一下吧。

弗朗切斯科修士的挑战是，他和萨伏那罗拉先后从燃烧着的大火中走过，如果萨伏那罗拉没有烧伤，他便承认萨伏那罗拉是预言者，并追随他。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28日。今天，多米尼科修士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布道，宣布接受弗朗切斯科修士昨天发出的挑战。他说：

“上帝的教会需要改革。但不破不立。佛罗伦萨也只能在如今堕落混乱、情况最差的时候才能再次绽放花朵。不信上帝之人终将在基督的面前害怕、发抖、毁灭。这一切将在我们的眼前实现。

“我们多明我会的神圣领袖萨伏那罗拉所受到的开除教籍处罚是无效的。不服从教皇的命令不等于犯罪。

“昨天，无信仰之徒、教皇的走狗方济各会用“火的考验”来挑战我们多明我会。我当然要奋起应战！正如吾师萨伏那罗拉所说，上帝保佑我！”

多米尼科修士结束了这场布道，来到市政厅。据说他签下了名字，明确表明要进行“火的考验”的意图。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3月30日。今天，方济各会的隆迪奈里修士也终于签了字。方济各会一直坚持挑战的对手必须是萨伏那罗拉而未让步，所以签字拖到了今天。

但最终还是决定由两派派代表进行“火的考验”。方济各会的代表是隆迪奈里修士，多明我会的代表是多米尼科修士。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日。多明我会修士和崇拜萨伏那罗拉的世俗人等300多人聚集在圣马可教堂，进行了弥撒和祭祀游行。萨伏那罗拉走在前面，领着游行队伍走出教堂，绕教堂前广场一周，把萨伏那罗拉写的印刷品散发给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印刷品上写道：

“我想亲自走入火中，但我还有太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要忘记，我们是不得已才回应无信仰者提出的这个不正当挑战。

“不过，即使我走进火中，上帝一定也会让我毛发无损地走出来。上帝也一定也会保佑多米尼科修士和其他所有信仰笃深的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3日。今天，痛哭派（萨伏那罗拉派）的人闯到市政厅，催逼政府委员会尽快进行“火的考验”。这群人中有男女老少，人数很多，几乎挤满了领主广场。我也带着全家挤在里面。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4日。今天，萨伏那罗拉做了很久未做的布道活动。他的布道时不时被聚集在圣马可教堂的听众狂热的欢呼声所打断。当萨伏那罗拉说到他自己想走进大火的时候，听众全体起立，高呼：“我也去！我要跟随导师一起去！”现场气氛热烈。

我们相信萨伏那罗拉是预言者。我们现在刚刚看到上帝选择他做使徒的证据。萨伏那罗拉的预言已经被4年前的法军入侵所证实。上帝的鞭子落在罗马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正确的一方是受到开除教籍处罚的萨伏那罗拉，而不是上帝的代理人罗马教皇。这样的证据现在即将昭示于世。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喜悦啊！对信仰而言，这难道不是胜过一切的明证吗？

近来，愤激派（反萨伏那罗拉派）的暴行明显加剧。但当看到多米尼科修士从火中走出而毫发无损，他们一定会对他坚强的信仰惊恐万状。教训他们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证明我们正确信仰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5日。佛罗伦萨大使邦西与教皇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是应佛罗伦萨的请求举行的。大使知道教皇熟知佛罗伦萨的情况，所以很快进入核心话题。

“教皇陛下，我国政府想知道陛下对‘火的考验’的看法如何？”

“我不赞成这件事。不但不赞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还感到非常不愉快。因为这是在试探上帝。这是基督徒不应有的不恭行为。”

“陛下，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免这个事态，那就是陛下赦免萨伏那罗拉，解除对萨伏那罗拉开除教籍的处罚，他便可以命令属下的修士从‘火的考验’中收手。”

教皇苦笑道：“大使，明知你们的政府要为把我逼到今天的地步负最大责任，你还要说这样的话吗？”

邦西大使也不退让。

“陛下，我也预料到您不可能赦免萨伏那罗拉。既然如此，能不能请您命令方济各会收手呢？这件事是他们引起的。”

亚历山大六世不作声看着大使的脸，说了句“无可奉告”，便结束了会谈。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6日。听说今天一大早，政府委员会的代表造访了圣马可修道院，通知他们第二天7日举行“火的考验”。胜利的日子终于要来了。我感到现在就已经看到，今年的棕枝主日（4月8日），庆祝信仰胜利的人群挤满了整个佛罗伦萨。

但是，政府已经议定，如果多米尼科修士被烧伤，萨伏那罗拉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离开佛罗伦萨。我也越发强烈地感到，一切就看明天了。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6日。我一直在考虑定于明天举行的“火的考验”。梵蒂冈没有一个人相信两个修士中的任何一个能够从火中走出而不受伤、不烧着衣服。烧死的可能性更大。萨伏那罗拉一直称教廷的空气堕落，罗马大概真的像萨伏那罗拉所说的那样堕落了。

尽管如此，预言者也够可怜的，为了让民众满意，必须搞出奇迹。可那不是自己开的头吗？后事当然得自己料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7日。一大早开始，全城都被卷入了亢奋的旋涡。痛哭派认为胜券在握，期盼尽早看到结果。而愤激派觉得今天就能看到萨伏那罗拉的毁灭，也很亢奋。没有人在工作。人们为了要找到一块好地方，早早地奔向了就要进行“火的考验”的领主广场。

领主广场的入口全部被封锁，三个主要入口有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卫着，禁止市民携带武器入场，女人和儿童也不得入场。武装士兵在面对广场的市政厅周围加强了警戒。城门紧闭，驻屯在佛罗伦萨境内的佣兵也被禁止移动。

广场上已经为“火的考验”搭好了台子。台子斜对着市政厅，向广场中央方向凸去。台子用砖头堆起，高有2.5布拉乔奥（约1.5米），上面用柴薪架起高4布拉乔奥（约2.4米）、长50布拉乔奥（约30米）、宽达10布拉乔奥（约6米）的廊道。修士通过的通道贯穿中央，宽约2布拉乔奥（1.2米）。柴薪上洒满了油，柴束之间到处放着火药。

时间定在第17点（正午时分），时间已经迫近。广场上人山人海，再无插足之地。广场周围房屋的窗户上也挤满了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挤满广场的人群前来回走动戒备着。

首先，方济各会的修士们从圣十字教堂方向列队走进广场。入场时既没有高唱圣歌，也没有祈祷的声音，十分安静。他们全都穿着自己独特的深棕色修道衣，扎着绳子做的腰带。这些方济各会修士们在事先隔开一半的佣兵凉廊里靠近市政厅的一侧就座。

紧接着，多明我会的修士从圣马可教堂的方向入场。他们排着两列整齐的队伍，唱着圣歌。在大约250名修士的黑色僧衣队列中央，多米尼科修士身披火红的天鹅绒长袍，手上捧着巨大的十字架。人们看见萨伏那罗拉修士手捧十字架上的基督像紧跟其后。修士队伍走完后，接着走来了许多人，手拿火把和蜡烛。他们都是衷心崇拜萨伏那罗拉的人。多明我会修士入场后绕广场半圈，在方济各会修士已经落座的佣兵凉廊的另一半就座。佣兵凉廊以中间做好的格栅为界，一边坐满了穿深棕色衣的方济各会修士，另一边坐满了穿黑僧衣的多明我会修士。入座完毕的多明我会修士在最前排做了一个祭坛，多米尼科修士把大十字架安放在上面，然后跪在十字架前祈祷。其他修士围着他在胸前画着十字。这时，佣兵凉廊周围也有武装士兵在警戒。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着就要点火，一大早就赶到广场等待的群众都屏住了呼吸。

然而迟迟不见动作。首先是方济各会的修士提出了抗议，说多米尼科修士的装束太夸张，不知道他在衣服下面还穿着什么，没准儿施了魔法，要让他脱去衣服。多明我会修士们商量后，多米尼科修士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了一个同修的衣服。代表方济各会准备走进火中的隆迪奈里修士，看到多米尼科修士好像要捧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进入火中，便又开始强烈抗议。依他说，根据天主教教义，圣体是禁止用于个人考验的。基督像是信徒的崇拜对象，只能用于让信徒崇拜和圣餐仪式，多米尼科修士捧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像走进火中是对上帝的亵渎。

这个理由当然正当，大家都认为多明我会修士一定会做出让步。然而他们坚决不让步，说如果不拿着基督像就不搞“火的考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代表随即进入市政厅，开始与政府委员们协商。他们久久不出，看起来这两派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们出来，却不料一拨人走向萨伏那罗拉，其他修士走向弗朗切斯科，像是在请示什么，然后又进了市政厅。这样反复多次，没完没了。

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发出抗议的声音。他们一大早就赶来，什么也没有吃，到了规定时间，又等了3个多小时。空气紧张起来。担任警戒的士兵迅速进行了处置，人们又回到自己原先的地方继续等待。代表们还在市政厅进进出出。

快到下午第10点（5时左右）的时候，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黄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而下。这时，几个坐在有顶篷的佣兵凉廊里的多明我会修士站起来高喊：“奇迹！奇迹啊！这是上帝不希望‘火的考验’的证明！”

我们愤怒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却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愤怒理所当然。人们的谴责都冲着多明我会教派去了：

“他们一开始就不想接受考验！”

“为什么萨伏那罗拉自己不接受考验！要是他不拿基督像直接走进火里，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胡扯！别拿基督像说事！是自己不想干吧！”

人们已经不分愤激派和痛哭派了，反倒是痛哭派的人对他更加愤怒。群众开始骚动起来。

在佣兵凉廊里，修士们也开始用脏话相互谩骂。方济各会的修士们骂多明我会修士是胆小鬼、骗子。多明我会的修士也毫不示弱，嘴里叫骂着叫花子、狗、呆瓜。修士在神职人员中是最下等阶层的僧人，与主教比是教养低下的人。我想今天算是亲眼见识了。

广场上的空气马上就要爆炸，政府委员们似乎也发现不妙。有个委员赶在出事之前，跑出来传达了政府的决定：终止“火的考验”！群众顿时哑然无声。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开始离去。多明我会的修士也像来的时候一样排成二列纵队，唱着圣歌，向通往圣马可教堂的出口走去。群众怒从心头起，冲向修士的队伍。暴风雨般的怒吼朝被修士围在中间的萨伏那罗拉涌去。为了保护多明我会修士不受群众袭击，几乎动用了所有广场上的卫兵，守在队伍的前后左右。队伍这才好不容易通过圣母百花大教堂，回到了靠近圣马可教堂的圣马可修道院。

但是，人们的怒火没有平息。刚才还对萨伏那罗拉顶礼膜拜的痛哭派的人们高喊：“我们受骗了！上了那个假预言者的当了！”愤激派的人们也在喊：“看到了吧！那家伙一开始就在骗人！”

两派群众同样愤怒。

民众对预言者萨伏那罗拉的崇敬之心就这样化为乌有。

当天夜里，城里实施了严格警戒。痛恨萨伏那罗拉的群众要杀掉他的传言在不断扩散。所有道路上都点着通红的火把，市民也被禁止外出。马路上行走的都是排队警戒的武装士兵。这一夜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过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8日。民众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做完星期日上午的弥撒后，多明我会的修士刚走上布道坛，一群人就像雪崩一样拥进教堂，把修士从讲坛上拖下来。他们个个手里都拿着棍棒和匕首，踹开了排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上的听众。一个冲进来的人叫道：“滚吧！滚到好哭的上帝那里去吧！”

教堂里一片混乱。女人们哭喊着。大家争前恐后涌向大门。冲进来的人把听众赶出教堂后喊道：“去圣马可，去圣马可！”

来做弥撒的其他人也参加了进来，连想逃跑的人、少年还有女人都抓起了石块。

群众沿着拉尔加街[39]走过美第奇宫前，向圣马可广场而去。眼见得群众队伍在不断壮大，每条巷子都有人走出参加进来。有个老人，大概打算去做弥撒，唱着圣歌走过群众的前头。很快，他就被几个男人围上了。

“还没有厌倦吗？你这个伪君子！”他们谩骂老人。老人被他们一棒打死了！悲哀啊！

到了圣马可广场，群众越来越多。人人都在喊：“点火烧圣马可！把那些修士熏出来！”

在圣马可教堂里做弥散的人逃了出来。修士们跑到隔壁的修道院里，关上入口大门，在后面架起路障。

群众中拿武器的人渐渐多起来，修道院的围墙又高又坚固，里面至少有250名修士，还有30多个老百姓。他们似乎已下了决心，为保卫萨伏那罗拉不惜一战。他们有充足的武器。间或还有几个修士在修道衣外面穿上胸甲，爬上墙头，向在广场上喊叫的群众射箭，吓唬他们。

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到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家去！”群众呼应着这个声音，开始向城中心跑去。他们想袭击被称为萨伏那罗拉左膀右臂的瓦洛里的家。大家知道，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一定会在萨伏那罗拉身边，应该只有家属留在家里。

弗朗切斯科·瓦洛里或许是听到了墙外的喊声，或是担心修道院防守薄弱，再或是打算去集合自己的手下，他化装后走出修道院回家去了。群众包围他家时，他前脚刚进家门。群众在钉着铁钉的厚重大门前高叫。这时，政府委员差来的使者到达，向他传达了让瓦洛里去市政厅的命令。瓦洛里跟着他，打开大门走了出来。他在卫兵的护卫下，在远远围着他的群众的一片嘲讽声中向市政厅走去。就在这时，一群全副武装骑着马的人跑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们是去年夏天被处决的那5个人的亲属，现在要来报仇了。他们骑在马上同时刺出了数杆长矛。一度把佛罗伦萨政府玩弄于股掌中的弗朗切斯科·瓦洛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妻子从窗户里看见这个场景，发出一声惊呼。一支箭飞来，扎进了她的胸膛。群众从门口蜂拥而入，跑到楼上，用枕头捂死了睡在那里的幼儿——瓦洛里的外甥。然后是一阵抢掠。

群众因首次的血祭而亢奋起来，根本不知道停手。被视为萨伏那罗拉派主要人物的安德里亚·坎比尼、保罗·索德里尼、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的家挨个遭袭被抢。但他们已经提前逃走，无人死亡。

一来二去，夜幕降临了。群众抢得高兴了，便再次汇聚到圣马可广场，开始攻击修道院。有人要点火烧门，有人绕到修道院后侧，尝试翻墙。但修道院防守坚固，修士们一边高呼“基督万岁”，一边把来犯者挡了回去。

在反复攻守的时候，大约在第4点（夜里11时左右），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带着一队武装士兵来到现场。看代表们的脸，几乎都是愤激派的人。代表叫出了修士，传达了政府的决定，要把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个手下护送到市政厅去。退到里面去的修士久久不出。这期间，修道院内外又打了起来。愤怒的政府代表再次派使者进入修道院传话，要萨伏那罗拉到市政厅报到。结果使者也久久出不来。

快到第6点（午夜1时左右）的时候，圣马可修道院的大门终于被砸开，群众像雪崩一样涌进去，与抵死防守的修士展开了激烈的肉搏。仅是攻入的群众，就死了15到20人，伤了100多人。

也许是已无力抵抗下去，到了第7点（午夜2时左右），两个修士和先前被派进去的使者走了出来。两个修士向政府的代表说道：“如果你们保证把这三个人安全带到市政厅，我们就交人。”代表答应了。

不一会儿，萨伏那罗拉、多米尼科和西尔维斯特罗三人来到了修道院门口。卫兵立刻围到了他们身边。铐上手铐脚镣的声音尖厉地传向四周。他们穿过人群，向市政厅走去。

这三个人，在群众的怒骂和嘲讽声中被带走了。一个死者母亲模样的人一边发出鸟一样的悲鸣，一边抓住萨伏那罗拉的手腕，扯破了袖子。有人在踢他们的腿，还有人叫道：“去死吧，瘟神！”

被押走的时候，只有西尔维斯特罗低着头。萨伏那罗拉修士和多米尼科修士两人被带走的时候高昂着头，目视前方，不改凛然之态，毫无胆怯的样子。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9日。萨伏那罗拉持续统治佛罗伦萨长达4年，但他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力。

民众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个个善良、聪明机灵，一旦感到事情会危及自身，马上就会变得胆小怕事。

可是，当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群体，性格就会大变，且变化多端。刚才还是一群温顺的羔羊，瞬间就会变成一群狂奔的野猪；刚才还在彬彬有礼地因幸福而落泪，转瞬就会不顾一切地大吵大闹，结果闹出人命。

如果你看不起民众的这种动物性，为此而叹息，那究竟会怎样呢？只能正视现实。

为某一件事激起民众的狂热并非难事，因为民众总有一种狂热的欲望。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狂热持续下去，这才是最难的事情。

依靠民众的支持，这本身不错。不但不错，依靠民众的支持还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方法。但是，一旦政权到手，就需要改变这种方法。对于民众，要先给他们一勺蜜，然后把他们牢牢地关进笼子里。民众满足于蜂蜜，便不会在意束缚他们的笼子。

萨伏那罗拉错在没有领悟到这一点。他可能会说自己并无权力欲望。当然，民众开始时会把没有权力欲望的他推倒权力的宝座上去。但是，他不也顺势登上了权力宝座吗？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脚底下的基础脆弱，强烈的自信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轻飘莫名，难道不是吗？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10日。紧急使节深夜抵达，告知了法国国王的死讯。我把这个报告送给已经进了寝室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掩饰不住喜悦。

对教皇而言，这是继萨伏那罗拉倒台的又一个喜讯。这一定给了他更大的满足。萨伏那罗拉的武器是三寸不烂之舌，可是法国国王却拥有真正强大的武力。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4月10日。亚历山大六世看上去心情格外好，当即传上早上求见的佛罗伦萨大使。

邦西大使转达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意思，称以前在萨伏那罗拉事件上一再处理不妥，对此表示道歉，说这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大使还说，佛罗伦萨政府拟依照共和国法律对已被捕的萨伏那罗拉及其两个门徒进行审判，特请教皇批准。最后，大使说由于每年支付法国国王巨额贡金和旷日持久的比萨战争的耗费，佛罗伦萨财政已濒于危机，请求暂免向教会缴纳相当于年度收入1/10的所谓“什一税”。

对此，教皇做了如下回答：

“我将以由衷的喜悦接受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原谅你们的过去吧。我觉得，佛罗伦萨市民就像终于回到自己身边的孩子。

“对他们三人的审判，眼下先交给政府处理。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他们是神职人员。我还是要求政府尽快将他们押送到罗马来。

“关于什一税，我很难立即答复。但是，看在已经觉悟的佛罗伦萨人的分上，我不会为难你们。也许你们的请求会被接受。”

佛罗伦萨大使得到教皇这样的答复退了出去，一副放下心来的表情。

但我觉得，亚历山大六世的这番话说得十分巧妙。主要是关于什一税的那段话。如果仅对佛罗伦萨一国免税，其他各国不可能沉默不语。以前，教皇曾许诺过要把比萨让给佛罗伦萨，条件是佛罗伦萨参加意大利同盟。可是比萨人坚决主张自立，威尼斯又一如既往地反对这样做。亚历山大六世是在对此事态了如指掌的情况下向佛罗伦萨许诺的。我觉得，在什一税问题上佛罗伦萨人会再吃空心汤圆。看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一个相当坏的人。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0日。今天第21点（下午4时左右），三名犯人被从市政厅里的监狱移送到了巴杰罗宫。看着他们戴着手铐脚镣被人押送，人群中甚至无人落泪。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3日。听说法国国王7号那天死了。这么说，那天的暴雨就是他的死讯啦。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19日。今天，我在市政厅内大会议场旁听了对萨伏那罗拉的审判。他已经亲笔写下，自己不是预言者，自己传道的东西全都不是根据上帝的启示，审判时还宣读了这份东西。萨伏那罗拉承认了这些，他还坦白了一些事情，这些事同我们在他布道时听到的完全相反。

我目瞪口呆地听着这些，惊愕不已，胸口在作痛。我想到我们努力构筑的东西竟然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还不得不亲眼见证自己如此搭建起来的东西崩溃坍塌，成为碎片瓦砾……

我一直盼望佛罗伦萨能够成为新的耶路撒冷，希望它能够成为正确生活的好榜样，通过遵守正确的法律，以正确的生活方式使佛罗伦萨繁荣起来，希望在我们国家教会也能够重得新生，能够改变无信仰者之心，使国家获得好人得到尊敬的力量，从而成为上帝的国度。

可是，这些愿望竟是这样的结果。我感觉不到愤怒，只感到特别悲哀。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2日。圣母百花大教堂公布了教皇的赦免。我们佛罗伦萨市民在萨伏那罗拉被开除教籍之后仍然在听他布道，参加他所主持的弥撒，因而也是有罪的。今天，因着教皇的特别仁慈，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24日。修士倒台后逃往国外的人中，在弗朗切斯科·瓦洛里之后，还有萨伏那罗拉派的实力人物保罗·索德里尼。他在逃亡地卢卡被刺客杀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4月30日。政府委员会向袒护萨伏那罗拉而被逮捕的23名市民宣布了处以罚金的刑罚。根据罪行轻重，分别处以100、200到1000弗罗林不等的罚金，罚金共计1.2万弗罗林。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1日。今天，23名市民在交付罚金后被释放了。牢里只剩下三个可怜的修士了。

为萨伏那罗拉布道，曾经在圣母百花大教堂里搭了临时看台，这看台后来几乎成为常备设施。今天，根据政府的命令，彻底拆掉了这些看台。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日。今天从第15点（上午10时左右）到傍晚，很多人都听到了从巴杰罗宫里传出的惨叫和呻吟声，是在拷问那些修士。

听说，上刑是捆上手腕吊起来，然后再把人突然降下来，说这是最轻的一种刑罚。但萨伏那罗拉以前身体就弱，这样的刑罚怕也经不住。在审问中他翻供，昨天还说自己不是预言者，第二天就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了，声称自己受上帝派遣，供词前后不一。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3日。教皇今天必须做出决断。

佛罗伦萨政府拒绝了教皇让他们把萨伏那罗拉押送来罗马的要求。教皇一再要求，但答复总是一样。而且，他们还传话过来，希望教皇任命特使去佛罗伦萨，在当地进行审判。

萨伏那罗拉倒台后，反萨伏那罗拉的愤激派掌握了佛罗伦萨政府的权力。他们害怕让萨伏那罗拉活着，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东山再起，所以想尽早除掉他。如果把萨伏那罗拉押送罗马，教皇顶多把他关进圣安杰洛堡的监牢。他们摆脱不了一种不安：教皇在位时间所剩无几，萨伏那罗拉不定哪天就会出来，恢复原来的地位。所以他们不想把他送到罗马来。然而他们却没有理由判处萨伏那罗拉死刑。佛罗伦萨的审判一拖再拖，就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得编造出一个理由。可是，这很难做到。萨伏那罗拉对国家并没有反叛行为，用世俗的法律衡量，他没有一点的犯罪事实。这样他们才考虑不把他送到罗马而采用教会法来审判。于是，他们请求教皇派特使来佛罗伦萨。

这回教皇似乎有了什么用意。都过去了十多天，教皇也不见佛罗伦萨大使，在与他的心腹说话时也绝口不提这件事。我们只能想象教皇的内心想法。

我想象，教皇是在考虑对萨伏那罗拉死亡的责任问题。根据眼下的事态，派遣教皇特使就意味着萨伏那罗拉死亡。根据教会法，异端、分派、反叛之罪都构成死刑。

佛罗伦萨政府想通过这个办法把萨伏那罗拉之死的责任转嫁给教皇。教皇当然知道这种事。他是在考虑，明知如此却又响应，这样做是否是上策。

教皇的心腹大患查理八世已经死去。奥尔良公爵路易[40]继承了法国王位。因而保持与佛罗伦萨的友好关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紧迫。话虽如此，向意大利五大国之一的佛罗伦萨政府施以恩惠，把它拉在自己一边，也是十分有好处之事。

这中间，萨伏那罗拉只是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不过，这不就是跌下权力宝座的人的命运吗？

如果萨伏那罗拉要搞出点奇迹的话，与其让天下雨，不如自己穿越大火。民众喜欢看让他们手上捏把汗的杂耍。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8日。这几天，群众拥到政府和巴杰罗宫，骚动不已，他们高呼：“杀死修士！”

他们对一拖再拖的审判已经失去耐心。这帮人多么浅薄，竟想早点看到人死。

萨伏那罗拉似乎已经意识到今有一死，在牢里专心写作。据说他写的东西是背着监视他的人，让在监狱里工作的人一点点带出来的。看守中也有尊敬这几个修士的人，他们在帮他做这件事。他写的东西题目是“上帝啊，怜悯我吧！”（Miserere Mei.）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8日。教皇终于下了决断，任命多明我会会长乔亚基诺·图里亚诺和主教兼罗马教会法庭副审判长弗朗切斯科·洛莫利诺为教皇特使。尽管洛莫利诺还很年轻，才36岁，但教皇很欣赏他在教会法方面的见识，所以任命他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19日。今天，为了审判萨伏那罗拉，罗马派来了教皇特使。他们是多明我会会长和伊莱尔达的主教。前去迎接他们的群众齐声高呼：“消灭修士！埋葬假预言者！”

两位特使看了一下群众，没有回答，走进了市政厅。听说他们在市政厅随即开始了审问。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0日。市政厅内举行了公开审判。这天是礼拜日，但人们放弃参加弥撒，都赶来看审判。

被押上来的只有萨伏那罗拉一个人。洛莫利诺主教命令用绳索把他的双手捆起来。在吊起他之前，主教向他问话。

“你昨天坦白说，你明明没有听到上帝的意旨，却告诉人们听到了，还扬言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预言者。这都是一派胡言。你能在这里承认你昨天交代的吗？”

萨伏那罗拉回答说不承认，自己就是预言者。

主教使了一个眼色，萨伏那罗拉立刻被高高吊起。我们坐在听众席上，听到头顶上传来了萨伏那罗拉的呻吟声。

“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

当天的公审就此结束。萨伏那罗拉被放下来，他疲惫虚弱的身体瘫在地上一动不动，根本没有顾及离席的审判长和我们旁听的人。这一幕像烙在了我的眼底一样，挥之不去。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2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门徒多米尼科修士、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三人被判死刑，罪名是异端罪、分裂罪和背叛圣罗马教会罪。他们被判先处绞刑再施火刑，执行时间是第二天23日的早晨。领主广场上立即开始了行刑准备。我傍晚路过那里的时候，已经准备完毕。

从市政厅的狮子像前到广场中央建起了一个廊道。在木板搭成的廊道末端，是一个像舞台一样的圆台，中间立着很粗的木柱，高极了。柱子顶端钉着一根横木，正像一个十字架。

一旁围观的人群中传出了这样的声音：“修士们要钉在十字架上了。”众人附和着说：“是啊，是啊。”也许是听到了这话，一个官员从市政厅里走出来，命人削去横木以上部分的木柱。大约是想把架子做成T字形，使之看上去不像十字架。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3日。我从人们的传言中听说了三个修士昨晚的情况。据说，得知判决后，弗朗切斯科·西尔维斯特罗吓得晕了过去。他已是弗朗切斯科·瓦洛里、皮耶罗·卡波尼等佛罗伦萨有实力市民的忏悔神父了，但还是在狱中供出了经常与萨伏那罗拉来往的市民名单。与仍然信奉萨伏那罗拉的多米尼科修士相比，他彻底动摇了。

听说多米尼科修士听到宣判时却表情喜悦，像是被邀请过节一样，还说为什么不让他活着接受火刑，那样可以尝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遭受的痛苦，尝到为他殉教的喜悦。他把送给他的晚餐吃得一点不剩，给自己担任院长的菲耶索莱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修士们写了封遗书。遗书中写道：请为我们这些为上帝的教诲而赴死的人祈祷，请好好阅读萨伏那罗拉的著作和布道集。

萨伏那罗拉听到判决时既不喜也不悲，只是在无声地祈祷。晚饭上来了，他动也没动，说自己要让灵魂强大，而不必让肉体强壮。他要让脑子清楚，去做好赴死的准备。

教皇特使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请让他见见另外两个修士。他同被带来的两个修士一起度过了短暂的时光。西尔维斯特罗修士也因此不再恐惧，拿出了勇气。之后两个人又被带回了各自的牢房。听说多米尼科修士回去后便倒下进入了梦乡。

行刑当日，教皇特使、政府高官、佛罗伦萨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走出市政厅，并排坐在沿市政厅墙壁搭起的看台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比“火的考验”那天还多。其他所有会派都派了神父前来参加。现场鸦雀无声。

三个修士被押了出来。宣读判决书。三个修士被剥去道袍，只穿着白色道衣，赤着脚，双手反绑。

西尔维斯特罗修士首先被推上廊道。廊道的尽头矗立着圆木柱，上面钉着一根横木。横木左端挂着的绳圈簌簌落下，套住了修士的脖颈，又向上拉去，吊起了他的身体。绞索没有套紧，西尔维斯特罗修士的口中数度发出低弱的声音：“主耶稣啊！”但很快就连低弱的声音也听不到了。

第二个被推上来的是多米尼科修士。他在被吊起来的时候也大叫了一声“主耶稣啊”。

还剩中间一个吊架，轮到萨伏那罗拉了。对信奉他的人来说，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他一定会对信徒们说些什么，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话。即使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也一定会说些赞美上帝荣光的话，说些拿出勇气去过正直美好生活的话，说些教会将会改革的话，说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必将毁灭的话，等等。他说什么我们都无所谓。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甚至连祈求上帝宽恕的话、上帝为何要抛弃他的话、向上帝倾诉哀叹的话都没有说。萨伏那罗拉被吊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嘴里低声嘟囔着什么。这让很多的人大失所望，彻底丧失了对他的信仰。

图9：萨伏那罗拉的死刑执行

绞刑架下堆着的柴束被点燃，里面事先安放了火药，上面浇了油，火势非常凶猛。瞬间，火焰便蹿上了高高的木架，吞噬了死去的修士。他们的四肢坠落下来。群众向残留的尸体掷石块儿，要把尸体砸下来。他们发出了欢呼声。落下来的残体烧了个精光，为的是不让任何东西落到信者手里。

有人推来了手推车，把骨片和骨灰堆到车中，一点不留，哪怕只是一小勺。武装士兵围着手推车，向维琪奥桥走去，骨片和骨灰被抛进了阿诺河。不过，听说还有少数人没有抛弃对萨伏那罗拉的信仰，他们偷偷躲在下游等着，准备捞拾漂下来的东西。就算是骨渣，在宽阔的阿诺河里能捡到吗？骨灰也一定溶到水里去了。

卢卡·兰杜奇日记：

佛罗伦萨。5月26日。今天我路过广场，在黄昏的光线中，看见就在他们被火葬的地方，有几个身穿黑衣的女人悄悄跪在地上祈祷。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日志：

罗马。5月27日。萨伏那罗拉覆灭了。用憎恶和好奇的眼光看着他死去的，是那些曾经把他奉为上帝使者的同一拨民众。

那天，教皇始终沉默着听完接到的报告。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一个认真但不成熟的男人的一生结束了。”

仅此而已。两位特使来报告时，教皇也是专注地听着他们长长的汇报，听完后只是感谢了二位的辛劳，没有谈其他感想。他又回到了平常的工作状态。不知情的人见他这样也许会觉得，从来就没有过萨伏那罗拉这么一个人。

亚历山大六世和萨伏那罗拉两人互不相容。

萨伏那罗拉在布道和著作中都说，基督徒的信仰表现为排斥、打击和消灭异教徒。

可是，亚历山大六世是唯一一位认可所有宗教存在和信仰自由并予以实践的教皇。1492年西班牙人把异教徒赶出格拉纳达时，伊斯兰教徒可以逃到非洲，但犹太教徒却无处可去。接受他们的正是刚刚成为教皇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决定把罗马中心的一块地给他们做居住地，让他们住下来。在那里，犹太人还可以拥有自己的犹太教会堂。犹太教徒们在基督教大本营和教廷所在地罗马生活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还要安稳。教皇还毫不犹豫地让一个受到好评的犹太医生当了自己的侍医。

在对待伊斯兰教徒方面，教皇与土耳其苏丹之间的关系友好已是众所周知之事。保护犹太人和与土耳其交好，是萨伏那罗拉谴责亚历山大六世的理由之一。可是，教皇并没有单纯指望与苏丹巴耶济德的友好关系。他曾从教廷财政中拿出很大部分的金额分数次援助匈牙利。匈牙利与土耳其接壤，地处保卫基督教国家的最前线。

萨伏那罗拉的理想是在佛罗伦萨建立以基督为王的神权政治。根据他的观点，哲学、文学、美术统统无用，只有真正献身于上帝的人才能搞政治。其结果是只有神职人员才能从事政治。反萨伏那罗拉派的人说，他是想把全世界都变成修道院。这句话正戳中他政教合一的意图。

亚历山大六世的想法则与萨伏那罗拉完全相反。他大概是第一位考虑政教分离的教皇。意大利的不幸在于它分裂成了众多的君主国和共和国，而教廷也占了其中1/7的领土。这样，岂不成了一统于君主之下的法国和西班牙的饵食了吗？为了避免被鲸吞，只能把包括教廷领土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变成一个统一的世俗国家，从而对抗各国。如此一来，像以往那样拥有世俗领土的教廷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到了那时，教廷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发挥真正意义上的教会作用，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是个半吊子。

不过，亚历山大六世想靠自己的儿子来实现这个意图。这就遭到了人们的谴责，说他为自己儿子的显达而牺牲了教廷。教皇希望自己的儿子们显达，这是事实，教皇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从来不用使命一词，这种人也实在罕见。他也知道，自己的个人野心与意大利的利益是一致的。教皇把实现自己意图的事托付给了甘迪亚公爵。不幸的是，甘迪亚公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无能；而幸运的是，他遭到了暗杀。如果有其他能够实现教皇意图的人出现，情况又会怎样呢？教皇一定会竭尽全力援助此人。

教廷与意大利过于紧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造成恶果的原因。亚历山大六世出生在西班牙，是外国人，他比意大利人的教皇更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缺陷。这与只考虑佛罗伦萨一个国家改革的萨伏那罗拉相比，存在着规模上的无限差别，在方向上则完全相反。

亚历山大六世试图破坏自己担任首脑的教廷，破坏拥有世俗权力的圣罗马教会。他首先想让教廷国家完全世俗化，再用它的力量把整个意大利统一成一个世俗国家。这样，圣罗马教会就会因为失去世俗领土而丧失世俗权力。萨伏那罗拉试图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而亚历山大六世却要将二者分离。

不过，很少有人了解教皇这个大胆的意图。我曾经有一次这样问教皇：“陛下，听说萨伏那罗拉的著作和布道集一版再版，还翻译成了德语和法语。在历代教皇中，有人亲自执笔写下自己的想法，也有人雇佣学者（umanista）写作。陛下，您想选择哪种方法呢？”

亚历山大六世面露微笑回答道：“人心脆弱。写和说自己做的事情，人们总会心情高涨，或者为自己辩解。自己写会看不到现实，雇人写就更不用说了。人一旦开始为自己辩解，便将一事无成。”

附记：

亚历山大六世和萨伏那罗拉的书信留存至今。我的翻译尽量忠实，但用省略号省去了中间重复较多之处。书信原文是以当时的公文形式用拉丁文写就。

卢卡·兰杜奇的日记也确有其物。我从众多编年史作家中选择了他，是因为与其他人相比，他是市井之人，我认为他最能坦率表达当时佛罗伦萨人的心情。他的日记从1450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516年。他自己曾经写道，1450年时他14岁。因而我所写的这个事件应当发生于他五六十岁的时候。但由于他是市井之人而非知识分子，其对事件以外其他事情的叙述失之简单。因此，我或引用萨伏那罗拉的布道集和著作，或以当时佛罗伦萨人的通信为材料，以他的日记为主线，增写了很大的篇幅。

另外，说说我所引用的萨伏那罗拉的布道内容。他在自己的布道中，几乎每次都要重复同样的主旨。我只尽量选择翻译了其中不同的内容。但是，重复即效力，即便不谈当今的宣传广告方法和政治宣传手段，这点也应该不难理解吧。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的日志则完全是我的创作。这个人物确有其人，曾为教皇秘书。后来似乎他作为教皇的亲信之一，被派往切萨雷·波吉亚的手下工作。不过，也许是学习波吉亚父子的结果，他们的亲信中没有一个人留有日记之类的记录。没有他们的日记，写作便较为困难。于是我以当时的编年史、各国大使给本国的报告、提交给教廷的报告等为素材进行了创作。

最后，关于波吉亚家族的所谓恶德和堕落，请参见拙著《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第二部“卢克雷齐娅·波吉亚”和《优雅的冷酷》。本书的内容聚焦于他与萨伏那罗拉的关系方面，未能详述其“恶德”。

[1]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天主教会的种种恶行，反对巨富家族的骄奢淫逸，但同时反对文艺复兴运动，视人文主义者为异端，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于1494年4月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驱逐美第奇家族，恢复了佛罗伦萨共和国。1498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他被处以火刑。

[2]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l’Affable，1470——1498），1483——1498年在位，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国王。

[3] 巴尔托洛梅奥·弗洛里德（Bartolomeo Flodido）时任教皇秘书官。本书引用的他的所谓日记，是本书作者根据有关史料创作的，并非他本人留下的日记。

[4]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1443——1513），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1471年被任命为枢机主教，1503年被选为教皇，称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503——1513年在位。

[5]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Maria Sforza，il Moro，1452——1508），绰号“摩尔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次子，于1494年成为米兰公爵，1494——1499年在位。他曾赞助了达·芬奇等艺术家。

[6] 巴耶济德二世（Bayezit II，或译巴耶塞特二世，1447——1512），土耳其苏丹，1481——1512年执政。

[7] 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情妇瓦诺莎（Vannozza de Catanei）的私生子，曾任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教廷枢机主教。

[8] 法国病，指梅毒。据信梅毒最先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西班牙，再蔓延至西班牙控制的那波利。法军入侵那波利时，从那波利妓女那里感染了梅毒，在军中形成暴发性疫情，并将此病带到欧洲内陆。梅毒后来在意大利及欧洲迅速蔓延。意大利人认为该病由法国人带来，称为“法国病”。

[9] 以赛亚（Isaiah），《圣经》人名，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著名先知。其言论被辑为《以赛亚书》（《旧约》中的一卷）流传至今。

[10] 耶利米（Jeremiah），《圣经》人名，公元前7世纪著名先知。其言论被辑为《耶利米书》（《旧约》中的一卷）流传至今。

[11] 《申命记》（Deuteronomy）是《旧约》的第5卷，记述了进入迦南地以前摩西对以色列人的3次讲话。其中的最后一章记述了摩西之死。

[12] 四旬节（Qradragesima，英语为Lent），基督教的斋戒节期。据《圣经》载，耶稣于开始传教前曾在旷野守斋40昼夜。教会为表纪念，规定棕枝主日前40天为此节期。教徒在此期间一般于星期五守大斋和小斋。节期内教徒不举行婚配，停止娱乐活动，增加祈祷和诵经时间，节制饮食，广施慈善，为基督复活做准备。东方教会的四旬节期从复活节前46天（除去星期日后为40天，故称四旬）到复活节前一天。类似于此，棕枝主日前50天称为五旬节期，前60天称为六旬节期，前70天前称为七旬节期。

[13] 阿摩司（Amos），《圣经》中的人名，为公元前8世纪著名的先知，事迹见《旧约·阿摩司书》。

[14] 布拉乔奥（braccio，复数为braccia），古意大利长度单位，1布拉乔奥约合66或68厘米。

[15] 棕枝主日（Palm Sunday），又称“圣枝主日”、“主进圣城节”，时间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日。根据《圣经》，耶稣受难前不久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手拿棕枝的群众欢迎。此节日即为纪念此事。教堂在这一天多以棕榈枝装饰。

[16] 行会，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出现最早的平民组织。行会按照行业组织，代表本行业从业者的利益，有些低贱行业依附于某个大行会以寻求保护。佛罗伦萨共有21个行会，其中有7个大行会和14个中小行会。

[17] 关于此事，可信的历史学家不是予以否定，就是不把它当回事。就连狂热的萨伏那罗拉派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eri）也只是引用了部分布道内容，而未及其余。只有几位信奉萨伏那罗拉的人在他被处死后不久写下的几份手稿里，记录了这件事。萨伏那罗拉也没有明确地在布道中说过教皇有此请求。——原注

[18] 弗罗林（fiorini），佛罗伦萨于1252年开始发行的一种金属货币，后为许多欧洲国家仿制。

[19] 中世纪早期，西欧常用的商业流通介质是一种小银便士第纳尔（denarius），12第纳尔等于1索利达斯（solidus，意大利语称为索尔多，soldo），20索尔多或240第纳尔为1里贝拉（libra，意大利语称为里拉，lira）。

[20] 佣兵凉廊（Loggia di Lanzi），佛罗伦萨领主广场的一座建筑，建于1376——1382年，毗邻现在的乌菲兹美术馆，由三座面向广场的宽拱构成，当时用于集会和公共仪式，现在里面放置有许多雕塑作品。

[21] 《圣经》格言。《旧约·申命记》中摩西所言，后为耶稣引用。据《新约·马太福音》载，耶稣传道之初，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禁食40天。魔鬼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答道：“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后来人们用这句话表明，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物质的享受。

[22] 圣皮耶罗·加特利诺城门（Porta San Piero Gattolino），即佛罗伦萨后来的罗马门。

[23] 耶稣升天节（Feast of the Ascension），亦译“主升天节”、“耶稣升天瞻礼”，基督教纪念耶稣升天的节日。据《使徒行传》，耶稣于复活后第40日乘云升天。教会规定复活节后第40日为此节日。

[24] 教皇派（Guelf，音译“归尔甫派”），12——15世纪意大利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派别，成员多为银行家、商人和作坊主，代表意大利工商业主的利益。该派为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与代表封建主的皇帝抗衡，而与罗马教廷的势力联合。皇帝派（Ghibellini，音译“吉伯林派”）的成员则多为大封建主，他们力图保持封建特权，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势力。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等都处于教皇派的控制之下，而一些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市多处于皇帝派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两派的对抗使意大利许多城市间发生残酷混战。

[25] 从1497年开始，萨伏那罗拉日益卷入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纷争。佛罗伦萨市民也根据其与萨伏那罗拉的关系自动分裂为下列派系，使佛罗伦萨陷于骚乱之中：愤激派（Arrabbiati）激烈反对美第奇家族及萨伏那罗拉以贵族政治的路线建设共和政体的做法；白党（Bianchi）对萨伏那罗拉毫无同情，但拥护平民政体；灰党（Bigi）继续效忠于美第奇家族；无良派（Compagnacci）抵制萨伏那罗拉对他们私生活的干涉；痛哭派（Piagnoni）又被称为所谓的修士同伙（Frateschi），他们视萨伏那罗拉为先知，构成了萨沃那罗拉的党派。

[26] 甘迪亚（Gandia）位于西班牙东部地中海西岸，15——16世纪曾是重要的文化和商业中心。首任甘迪亚公爵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路易吉·波吉亚（Pier Luigi de Borgia，约1460——1488）。路易吉早逝后，爵位由其同父异母弟弟乔凡尼（胡安）·波吉亚[Giovanni（Juan）Borgia，约1476——1497]于1493年继承，成为第二任甘迪亚公爵，他还是塞萨公爵、那波利治安官、圣彼得的总督和行政长官以及教会军统帅，1497年遭谋杀。

[27]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又译斐奇诺，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占星家、教育家、翻译家，在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他最早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其他希腊作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哲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通才、全才。主要著作有《柏拉图神学》《论爱情》等。

[28]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出身于米兰多拉的贵族家庭，曾在博洛尼亚、帕多瓦和费拉拉大学学习，后去佛罗伦萨，结识哲学家费奇诺，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精通多种语言，熟悉古代文献和各种哲学学说，其讲演稿《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重要著作，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宣言。

[29] 犹言“好死不如赖活着”。

[30] 此处指上一章“最后的十字军”中的主人公教皇庇护二世。

[31] 语出《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到走向灭亡和永生的两个门和两条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西方语言中，“窄门”、“窄路”含有正门正路、永生之门的意思。

[32] 《新约·哥林多前书》：“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33] 《新约·约翰福音》：“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34] 指对主人不忠的仆人，见《新约·路加福音》。

[35]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1486——1519年在位，150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授予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

[36] 费迪南多二世（Fernando II El Catolico，1452——1516），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John II）之子，被称为阿拉贡的费迪南多二世。他是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称费迪南多五世）、西西里国王（1468年起，称费迪南二世）和那波利国王（1504年起，称费迪南三世）。他于1469年与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de Castilla）的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la I，Catolica）结婚。1479年继承阿拉贡王位。1474年伊莎贝拉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后，宣布他为自己的共同在位者。费迪南多二世于1492年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结束了西班牙历史上的收复失地运动，并使西班牙各王国及独立领地的王族以家族联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实现了统一，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西班牙。他建立了国王专制制度，推行亲天主教的政策，建立宗教裁判所，驱逐犹太人，歧视并迫害犹太教徒和穆斯林。1496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宣布他和伊莎贝拉为“天主教国王”，他遂以“天主教徒费迪南多”著称。

[37] 亨利七世（Henry VII，1457——1509），英格兰国王，都铎王朝的创立者，1485——1509年在位。

[38] 即亚盖隆王朝的乌拉迪斯拉斯二世（Vladislaus II，1456——1516）。他是波西米亚国王（1471——1516年在位）和匈牙利国王（1490——1516年在位）。

[39] 拉尔加街（Via Larga），现在的卡乌尔街（Via Cavour）。

[40] 即法国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1498——1515年在位，被称为“人民之父”（le Pere du Peuple）。他于1465年未满3岁时成为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

第三章
剑与十字架

图10：尤利乌斯二世（拉斐尔画）

单凭动机纯粹、认真、不利己这些理由，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结果时会变得惊人的宽容。这使我心情黯淡。

这种人作为个体看是一个善人，值得尊敬。但是，如果他拥有可以影响很多人生活的地位和权力，我们能不看结果而单单称颂他动机纯粹吗？不自私就是好的免罪符吗？

一

1506年8月26日清晨，罗马的所有街道突然被群众挤得混乱不堪。人人都向圣彼得广场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声议论着那天早晨像旋风一样传遍罗马的奇怪传言。只要有人说点什么，群众就会齐声发出爽快的笑声。狭窄的马路两边拥挤地排列着房屋，笑声在这些房屋的石壁之间回荡。被这笑声惊起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旦他们知晓了原因，又会急忙穿上衣服，加入到奔跑的群众中来。

“听说教皇要去打仗啊。”

“跟土耳其人打吗？”

“不是，听说是去进攻基督教徒。”

“那一定是野蛮人[1]啦？”

“不对不对，是进攻意大利。”

“哦？”

对话被笑声淹没。

罗马民众已经习惯了教皇的女儿带着豪华的队伍出嫁和教皇的儿子像古罗马皇帝一样凯旋。教皇亲自参加狂欢节和出席宴会也已经不会引起他们的惊讶了。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原本应该是做弥撒、赐福予信徒的和平之人，可现在却要亲率大军攻打基督教徒，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大事，难怪惊动了不会轻易吃惊的罗马民众。当他们得知这无害于己时，也是绝对要去看看热闹的。群众中混夹杂着妇女儿童，想到那可以免费看到的精彩节目，他们眼睛发亮，你推我搡地跑过架在台伯河上的大桥。

圣彼得广场上，500名骑兵已经整队完毕。他们从头到脚裹着铁甲，手持长矛，是一队武装到马匹的重装骑兵队。每一个骑士都把头盔的护脸铁板翻上去，摆出骑在马上待命的姿势。他们的旁边，各带着一个佩戴简单铁头盔和胸甲、手拿弓箭的步兵。执马缰绳的马夫没有武装，他们每个人身旁都放着一个大口袋，里面塞满了骑士——马夫们的主人的所有日常用品，从磨砺武器的油、换洗衣服到餐具，应有尽有。不用拽缰绳的时候，他们就要背着这个大口袋跟着走。看着这1500人，实际参战的只有1000人的队伍，广场上远远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惊愕的声音：“人太少了吧！就这点人还想打仗？”

12年前，罗马市民曾经见识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的9万大军，他们当然会有这样的感想。整装待发的骑士们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他们在等候大将。

这位大将还在眼前的圣彼得大教堂里向上帝祈祷此次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获得成功。他还是教皇，不能只自己一个人祈祷，还要为枢机主教、各国大使和佣兵队长们做弥撒。

祈祷战争胜利的弥撒结束了。圣彼得大教堂的门朝里打开，发出了沉重的声音。这声音犹如口令，骑士们一齐下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2]的身影出现在通往教堂的石阶上。高高的教皇皇冠和金线缝制的长披风，使清晨的教皇看上去更加魁梧。教皇皇冠下面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表情严肃地看着周围。骑士们一齐单膝跪地。甲胄的铁片相互碰撞发出钝响，瞬间压倒了一切。挤满广场四周的群众骚动起来，交头接耳说“教皇的教衣下面也穿着铠甲呢”。他们纷纷跪在地上。枢机主教们身着红色披风，呈扇形排在教皇左右，这时他们也跪了下来。只有教皇和他的坐骑站立着。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面对跪地的骑士和对面的群众，用右手大大地画着十字，以上帝、基督和圣灵的名义为他们赐福。他左手拿着银十字架。在照耀广场的朝阳映照下，十字架闪着银光。大家一齐画着十字，合唱阿门。

终于要出征了。坐骑被牵到石阶下，尤利乌斯二世穿着这身衣服上马，走在全军前头，从广场出发了。他的随从举着巨大十字架走在前面。20位枢机主教骑着马跟随其后。除了在尤利乌斯二世出征期间留守罗马教会的拉法埃洛·里阿里奥枢机主教和因老、病不能同行者以外，全体枢机主教都上了前线。各国大使跟在枢机主教的后面。他们本以为要常驻教廷，却不料要随军作战，个个惊魂未定。再后面是秘书、书记、仪典官等教廷使役。跟在这帮与打仗毫不相干之人后面的，才是重装兵团。

队伍上了前面的桥，跨过了台伯河，左边能看到圣安杰洛城堡要塞。队伍沿着河边的路走了一会儿，便进入了市内的小巷。看热闹的人挤满了路两边所有的窗户。尤利乌斯二世在大十字架的先导下策马通过科尔索大街，他的脸上神采奕奕。枢机主教们不情愿却又不得已地跟在后面，他们把厌恶的表情藏在红色的宽檐帽下。同他们相比，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个人精神抖擞，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都63岁了，却好像返老还童，回到了20岁。

穿过科尔索大街，来到了人民广场，这里的北面便是拱卫罗马的城墙。罗马市民的代表已经来到城门下送行。由于没有先例，面对教皇，市民代表不知道说为他祈祷武运的话是否合适，便含含糊糊地与就要离开罗马的教皇寒暄。尤利乌斯二世下马，拉过大十字架，庄严地为自己不在罗马期间的罗马市民祝福。

教皇再度上马，同队伍一起走出城门，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朝正北方向行进。队伍走过米尔维奥桥，再次渡过蜿蜒的台伯河。自此开始，就要走卡西亚大道了。在走入卡西亚大道前要做一件事。出征仪式已经结束，市民代表的问候仪式也已经结束，不需要继续穿戴这热死人的教皇皇冠和沉重的披风了。尤利乌斯二世摘冠脱衣，只剩了白帽和教皇服。他继续策马前行，愈发精神焕发。

盛夏的太阳热辣辣地照晒着。但在古罗马时代建起的卡西亚大道两旁，浓绿的伞松成荫，凉爽的风吹拂着。苍松之间，闪动着身穿白衣的教皇和身穿红衣的枢机主教的身影，兵队中的甲胄和长矛不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黑光，队伍一路向北，渐行渐远。

这次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打的旗号是收回圣罗马教会的领土，完全出乎意料，使人们惊讶不已。但这却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即位3年来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借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就是，教皇全身的神经都集中于此。与其说他深思熟虑，不如更准确地说他是因为种种原因才隐忍至今。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出生在热那亚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是贫穷的剪毛匠。他与被称为“修士伯父”的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选择了同样的道路，进了修道院。后来，这位修士伯父成为西克斯图斯四世[3]教皇，匠人儿子朱利亚诺的运道也就此打开。他在28岁时接手伯父当枢机主教时的教区，当上了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

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崭露头角。不知道为什么，西克斯图斯四世更看重并重用热那亚附近小有名气的里阿里奥家的外甥，而不是自己的罗韦雷家族。西克斯图斯四世曾经在里阿里奥家当过家庭教师，因为这个缘分，他成功地把妹妹嫁了过去。对朱利亚诺来说，这是个忍耐时期。

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的时候，以前一直执罗马牛耳的里阿里奥家族的外甥们立刻失势。朱利亚诺巧妙钻营，成功地把同乡奇博扛出来当上了教皇，成为英诺森八世[4]。他与波吉亚命中注定的对决这时表面化了，后者的实力一直被认为在枢机主教中名列第一。朱利亚诺给了一直觊觎教皇宝座的波吉亚当头一棒。他蔑视旦夕祸福的里阿里奥家族那些和他有表亲关系的人，迁出自家宅邸住进了教皇宫殿。朱利亚诺的得意持续了6年，自己和别人都以为下一任教皇的宝座非他莫属。

然而，波吉亚也不是会就此退缩之人。他享受狩猎，跟几个女人生了孩子，悠然自得地等待时机。1492年，在英诺森八世死后的枢机主教会议上，波吉亚在关键时刻击败自信满满的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当选，成为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对朱利亚诺来说，这是他致力于打倒波吉亚的11年努力的开端。为了打倒宿敌波吉亚，他煽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引法军入侵意大利，图谋借此力量召开公会议，把波吉亚教皇踹下马。这一企图失败后，他马上利用萨伏那罗拉，甚至要掀起一场反波吉亚运动。

眼看打倒波吉亚的计策将要悉数失败，幸运突然降临了。1503年夏天，亚历山大六世得了疟疾病倒。他的儿子切萨雷也在同时因为同一种病卧床不起，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使朱利亚诺非常幸运。他从自我流放之地阿维尼翁回到了阔别10年的罗马。他没有放过大好时机。亚历山大六世的继任者庇护三世只当了26天的教皇便去世了。庇护三世去世后，威尼斯共和国为了阻止法国人出任教皇而支持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枢机主教。罗韦雷有预谋地笼络住了那些西班牙人枢机主教，他们的选票原先都捏在切萨雷·波吉亚手中。靠着威尼斯的支持和西班牙人枢机主教的选票，他登上了教皇宝座，成为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加冕仪式当天，他因过于激动而昏厥，被教廷官员们抱着走上圣彼得大教堂的石阶。

尤利乌斯二世即位后，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切萨雷·波吉亚。他们二人之间有约定，切萨雷派的12位西班牙人枢机主教将在教皇选举会议上把票投给罗韦雷，而罗韦雷当选后将确认切萨雷教皇军队总司令的地位和他作为罗马涅公爵的领地。这个约定无人不晓，欧洲各国都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关心观望着，看这两个宿敌能否和解。尤利乌斯二世打开始就不打算遵守这样的约定，人们却无法谴责不遵守约定的尤利乌斯二世，因为错在切萨雷一方。他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错误地观察和判断了人的感情。设局骗人后毫不内疚，波吉亚父子和尤利乌斯二世在这一点上十分相像。

波吉亚知道设此骗局是个罪孽，只把它看作是实现自己野心的有效手段。可是尤利乌斯二世不是这样，他毫不怀疑地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认为，为了教会的独立和荣耀，必须打倒波吉亚。于是，做枢机主教时对波吉亚的私愤，在他当上教皇、成为尤利乌斯二世后极其自然地转变成为公愤。切萨雷·波吉亚被抓了起来，交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手上。这种做法使人觉得，如此一来，尤利乌斯二世便可以将出身于传统西班牙贵族、优雅举止背后充满着权力感觉的波吉亚父子置之脑后了。

第二个问题是威尼斯共和国，它为自己当选教皇出过力。威尼斯早早便利用切萨雷倒台的机会，将势力渗透进了博洛尼亚。里米尼和法恩扎已经落入威尼斯之手。尤利乌斯二世不打算承认这事，但在竞选教皇时欠了人家的情，又不能轻易与强国威尼斯为敌。自己即位甫定，在势力尚立脚不稳之时更是如此。尤利乌斯二世现在只能对威尼斯不断入侵博洛尼亚袖手旁观。

尽管如此，波吉亚还是把已恢复秩序的教会领地留给了尤利乌斯二世。当然，波吉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教会。他原本是想把那里变成实现自己野心的中心地区。波吉亚消灭了教会领土内不顺从教会的小僭主，自己却半道儿倒台。结果，尤利乌斯二世一股脑儿继承了波吉亚的所有这些遗产。这是欧洲各国谁都知道的事。尤利乌斯二世继承了前任的遗产，他心里当然还想对内对外宣示自己具有光大这份遗产的力量。在即位后两大问题中，他已经首先解决了波吉亚的处置问题，剩下的就是威尼斯问题了。如果尤利乌斯二世展示出了自己作为教皇领土主人的实力，威尼斯恐怕也会对现在这样无视尤利乌斯意愿的露骨侵略行径有所收敛吧。这就是尤利乌斯二世在即将迎来即位第3个年头时的想法。

尤利乌斯二世的目光盯上了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两座城市。这两座城市都是教会领土内的国家，以前一直由巴利奥尼和本蒂沃利奥以教皇代理（vicario）的名义分别统治着。巴利奥尼在切萨雷手下当佣兵队长时发动叛乱。其他造反的佣兵队长都在塞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处死，只有他侥幸逃脱，当上佩鲁贾的主人，恢复了元气。博洛尼亚在本蒂沃利奥的统治之下，切萨雷原本要攻打这座城市，但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反对而未果。尤利乌斯二世要显示自己与波吉亚不同，显示自己是一位想教会所想而且具备实现能力的教皇，这两个地方是绝好的进攻目标。

图11：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

尤利乌斯二世下手很快。他请求法国和威尼斯等国援助这次进攻，但答复尚未到达，他即于1506年8月17日秘密召集枢机主教会议，并在会上宣布自己将御驾亲征。枢机主教们几乎全体反对进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但尤利乌斯的决心毫不动摇。21日，请求曼托瓦侯爵、乌尔比诺公爵等人出兵的教皇急使离开罗马。26日，他便亲率500名骑兵从罗马出发了。由于他行动太快，法国国王未及深思便承诺派遣援军，威尼斯无奈也不得不采取中立立场。欧洲各国接到了教皇御驾亲征的通知，还在犹豫这是真是假，尤利乌斯二世这厢已经启程离开了罗马。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在夏日阳光之下行军的尤利乌斯二世一行。

教皇一行出了罗马的北城门，当天行进了30公里，第一夜在福尔梅洛度过。教皇几个月前刚刚结婚的三女儿费丽契阿就和她的丈夫乔凡尼·奥尔西尼住在这个地方。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儿子，他格外喜爱这个小女儿。

第二天住在内皮。这块地方原来是波吉亚的，现在收为教皇的领地。

第三天尤利乌斯二世到达奇维塔卡斯泰拉纳，佛罗伦萨的使节马基雅维利已在那里等候。教皇要求佛罗伦萨共和国派遣援军，还要借用佛罗伦萨的佣兵队长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马基雅维利肩负的任务就是设法巧妙地回避这些要求。在尤利乌斯二世看来，佛罗伦萨并不像威尼斯那样让他在意，它的暧昧态度也没有太扫他的兴。

第二天，8月30日，队伍抵达这些天来走过的最大城市维泰博。晚上，在火把的照耀下，由大十字架开道，教皇头戴皇冠入城，他在这里逗留了4天。这期间他并没有休息。他派了两位大主教去佩鲁贾和博洛尼亚，劝说他们和平献城。另一位大主教也出发去了米兰，催促法国的援军。尤利乌斯二世自己则向计划前来会合的瑞士佣兵支付了预付款。

9月4日，队伍出发前往著名葡萄酒产地蒙蒂菲阿斯科尼。

5日，教皇及其一行照例于黎明前两小时出发，许多附近的农民跪在路的两旁，他们半夜起就在路旁等待，希望看上一眼教皇的英姿，得到他的祝福。傍晚时分，队伍进入了奥尔维耶托城。奥尔维耶托是建在悬崖绝壁上的小镇，被称为教廷领土的要塞。尤利乌斯二世打算在这里看看对手对自己出招的反应。反应何其迅速，竟让这位教皇有些得意忘形。当天深夜，派往佩鲁贾的费莱里和乌尔比诺公爵来到了驻地。他们和巴利奥尼之间关于和平入城的谈判成功了。号称冷酷无情的巴利奥尼在听说教皇御驾亲征之后，似乎也拿不出什么防卫手段了。紧跟着，巴利奥尼也来到了驻地。

巴利奥尼是来接受教皇提出的所有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教皇的要求是，以保证巴利奥尼及其家族的人身安全为条件，巴利奥尼把佩鲁贾的全部要塞割让给教皇，把儿子们送到教皇亲戚乌尔比诺公爵的宫廷做人质，还要亲率150名骑兵，与教皇军队一起进攻博洛尼亚。巴利奥尼接受了这些要求。谈判成功后，巴利奥尼跟着乌尔比诺公爵再次出发回佩鲁贾，准备迎接教皇入城。

捷报接连而至。教皇早就要求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出兵了，现在他发来了同意出兵的回复。法国国王送来了回信，对派遣援军不感兴趣，但这已经扫不了教皇的兴了。佩鲁贾已经屈服，尤利乌斯二世按捺不住早一天入城的欲望。

教皇一行从奥尔维耶托出发，沿着山间小道一路向北急行军。9月10日，抵达特拉西梅诺湖畔的村庄卡斯蒂廖内。村子小得连同行的枢机主教都不够住，尤利乌斯二世却说要住上几日。枢机主教们原本就很不情愿出征，这下更是牢骚满腹，教皇却视而不见。佩鲁贾就在湖对岸20公里的地方。根据同行的教廷礼宾官的日志，尤利乌斯二世对这次古怪行动的解释是，他想赶在礼拜天这个教会节日进入佩鲁贾城。

9月13日，期盼中的礼拜日来到了。教皇一行前两天就渡过了特拉西梅诺湖，住在离佩鲁贾15公里的科尔齐亚诺村，做入城准备。

佩鲁贾入城仪式豪华而庄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身穿最高礼服，他头戴教皇皇冠，身穿白缎底金丝绣的长披风，身后跟着一身红衣的众枢机主教。骑兵队在山城佩鲁贾城门前待命，教皇只带极少的近卫兵入城。

在城门前，8位市民代表献上了城门钥匙。城中教堂的大钟鸣响，尤利乌斯二世穿过为迎接他这位征服者而紧急建起的凯旋门，最先走进了主教堂（cattedrale）。在这里，教皇向全体市民发布公告，宽恕了他们与僭主巴利奥尼一道犯下的不服从教会之罪，希望他们以后在教皇任命的代理费莱里枢机主教的主持下重新做人，成为教会的好孩子。

尤利乌斯二世为和平征服佩鲁贾而得意。几天后，不善演讲的尤利乌斯二世通过自己这一派的布道修士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发布了教皇方针。

第一，在教会的领导下，建立意大利境内秩序。

第二，让圣罗马教会的权威、荣耀和秩序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

第三，率领十字军抗击土耳其，把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能够在现已沦为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基督天主教弥撒。

这是多么勇敢的宣言啊！人们用欢呼声欢迎这个宣言，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与教皇同行的佛罗伦萨使节马基雅维利在报告中写道：教皇和全体枢机主教组成的罗马教廷首脑悉数在此，如果詹保罗·巴利奥尼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将作为成大事者而名垂青史。马基雅维利为了这句话，在以后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天主教派的史家斥为无礼的无信仰者。

9月21日，教皇一行离开了停留了8天的佩鲁贾，等待他们的是征服博洛尼亚这第二道关口。22日，他们进入古比奥城，这里已经是乌尔比诺公爵的属地。25日，教皇一行翻越亚平宁山脉著名山口福尔洛，进入乌尔比诺城。教皇原本就与乌尔比诺公爵是亲戚关系，又把自己最爱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收为养子，这位养子也已被确立为下一任乌尔比诺公爵。民众用热烈的欢呼迎接教皇入城也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尤利乌斯二世根本没有时间欣赏公爵被誉为文艺复兴艺术精华荟萃的美丽宫殿[5]，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同博洛尼亚和法国的谈判之中。他再次派出特使前往博洛尼亚和米兰，劝博洛尼亚同意和平入城，催米兰派遣约好的援军。他打算在乌尔比诺这个安全之地等待回复。

尤利乌斯二世一直势如破竹，这回却头一次有人阻挠。这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僭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这只老狐狸面对教皇御驾亲征这样前所未闻的大事也并未像巴利奥尼一样茫然自失。他和66岁的妻子、斯福尔扎家族出身的吉尼芙拉对担任教皇特使的大主教态度冷淡。这激怒了尤利乌斯二世。教皇接到大主教交涉失败已经踏上归途的消息后，没等他们到达，便不顾周围的强烈反对，当即决定出兵。

29日，他们照例黎明前出发，杀奔马切拉塔。这一带尽是山路，不巧又遇坏天气，风雨交加，小路泥泞，队伍行进中马蹄打滑，险象环生。到了30日，就连尤利乌斯二世也不得不放弃晚饭后的行军。即使这样，行军仍未停下。在圣马力诺附近，他们甚至在森林里宿营。这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派来的使节抵达宿营地。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国王让米兰总督查理·安布瓦兹率领的8000名士兵已经出发。法国国王还说，希望明年四旬节时来博洛尼亚拜访教皇。教皇对此只是轻蔑地耸了耸肩。援军出发的消息使他极其高兴。此前他还十分担心法军是否会同意前来，现在不用担心了。这样一来，进攻博洛尼亚可说是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成功。尤利乌斯二世放心地出发了。

人们通常会取道西北到里米尼，再直接转入艾米利亚大道。这种走法最方便，但免不了要进入威尼斯的势力圈。尤利乌斯二世想避免同威尼斯发生麻烦，便从山间难走的小道一路向北走去。他禁止将士去碰威尼斯境内的一草一木，违者处死。10月1日，队伍在一个叫作萨维尼阿诺的穷村庄过了一宿。他们来到艾米利亚大道，沿大道穿过平原，向东北方向行进，并于10月2日进入了切塞纳城。切塞纳是切萨雷·波吉亚创立的罗马涅公国的根据地。尤利乌斯二世一行面对切萨雷派残党的游击战，颇感烦恼。

博洛尼亚的市民代表来了。他们来转达市政府的意思，说博洛尼亚市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平度日，满足于现状，教皇并没有什么理由前来进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他们说道，就算是和平，也没有比上帝统治下的和平更好。此时，教皇所率领的军队有曼托瓦、乌尔比诺、佩鲁贾来的援军，加上教皇的500名近卫骑兵、300名瑞士步兵、100名阿尔巴尼亚兵，人数已达2500人。教皇刚才又接到通知，法国援军几天后便可抵达摩德纳。

然而，这几天大雨倾盆。枢机主教们都认为这样的天气不宜行军，但尤利乌斯二世听不进去，于10月8日离开了切塞纳。他甚至提前了午饭的时间，沿艾米利亚大道一路奔向弗利。

弗利曾为切萨雷尽忠到最后，整个城市都散发着切萨雷·波吉亚的统治气味。尤利乌斯二世一行在这里受到了切萨雷余党游击战的重大打击，甚至连教皇的私人物品也被抢走。

尤利乌斯二世进入城寨，表情苦涩得像嚼了条虫子。等着他的是本蒂沃利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可以打开博洛尼亚的城门，但你不能带兵前来，拿了年贡金的未付部分必须老老实实地回去。

尤利乌斯二世没事都会发火，这时气得满脸通红，嘴里不断地蹦出粗俗的骂人话。在场聆听的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一个个表情一本正经，心里却暗自高兴，感到了一种恶作剧般的喜悦。尤利乌斯二世怒从胆边生，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当即差人去通知，开除本蒂沃利奥的教籍，如果9天之内博洛尼亚市民不改变想法，就对全市处以禁止圣务（interdetto）的处罚。一旦被禁止圣务，全城便不能举行弥撒仪式，也不能进行忏悔，新生儿也会因为不能接受洗礼而不能成为基督徒，人死了也会因无法接受临终祝福而摆脱不了下地狱的命运。

尽管如此，本蒂沃利奥并没有放弃努力。他在策划重金收买经艾米利亚大道南下而来的法国军队。法军在这个诱惑面前陷入深深的迷茫，停在了半道上。尤利乌斯二世得知了法军延误的原因后不免大为震怒，紧急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派去了使者，表示抗议。路易十二原本就不乐见教皇的力量过于强大，便答复尤利乌斯二世说，他有心践约，但士兵们中了风。这又一次激怒了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再次派人去说，如果不守承诺，他将向全欧洲的君主公开法兰西国王不诚信的行为。这回轮到路易十二愤怒了，说如果那样他要撤回军队。使节们内心祈祷不要殃及自身，急急忙忙地数度往返穿梭于一南一北两个狂人之间。路易十二好不容易才下令命法军进军，尤利乌斯二世也离开了弗利。

弗利、伊莫拉和摩德纳，这三个城市沿着笔直的艾米利亚大道一字排开，依次相隔30公里、34公里和39公里。从弗利到伊莫拉，在平原上走只有一天的行程。不过两地之间的法恩扎属于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尤利乌斯二世顾忌威尼斯，决定绕开法恩扎。为此他们只能走亚平宁山脉北端的山间小道。枢机主教和教廷官员已经被以前的艰难行军搞怕了，坚决反对这样做。最后决定，这些人可以沿艾米利亚大道行进，穿过法恩扎，在伊莫拉与教皇会合。军队、教皇心腹跟着尤利乌斯二世。各国大使也跟着教皇，他们不知道教皇会干什么，出于职责一刻也不能挪开视线。马基雅维利也在其中。

尤利乌斯二世一行没有沿艾米利亚大道朝西北行进，而是取道西南。到卡斯特罗卡罗以前的路还算平坦。但是离开卡斯特罗卡罗，过了莫迪里亚诺以后，行军便越来越困难了。前不久天气恶劣，山里的小道吸水后膨胀开来，难走的地方连尤利乌斯二世也不得不下马步行。因为下雨水量增加，他们渡过的危险溪流有10条之多。力气大的侍从两边架着教皇往前走。晚上借宿在山谷间的小村庄，第二天早晨继续行军。队伍一个接一个地走过马拉迪、帕拉佐洛这些村庄，人们的疲劳也开始加剧。所有人都开始嘟嘟囔囔地叫起苦来。尤利乌斯二世也苦于自己痛风的老毛病。尽管如此，63岁的教皇仍然一边高声朗诵维吉尔[6]的诗句，鼓励着一路跟随他的人，一边翻山前行。

10月20日，他们才好不容易进了伊莫拉。如果走艾米利亚大道，那30公里的平坦大路有一天也就够了。可是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花了5天的时间才走完了130多公里的山路。在这几天里，穿过法恩扎到达伊莫拉的枢机主教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从伊莫拉到目的地博洛尼亚只有34公里的距离。尤利乌斯二世没有休息便立刻整编军队。他不懂军中实务，要请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当参谋。曼托瓦侯爵被任命为总司令，尤利乌斯二世也兼不了军队司令。本来，这个职务应由教会军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担任，但公爵爱生病，无法胜任。

11月1日，教皇在去做万圣节弥撒的途中，听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本蒂沃利奥带着老婆孩子亡命米兰了。

乔凡尼·本蒂沃利奥面对教皇开除教籍的处罚毫不退缩。许多神职人员畏于教皇禁止圣务的处罚，离开了城市。虽然如此，他也毫不屈服。他抚慰恐惧不安的市民，对教皇寸步不让。然而，在他得知查理·安布瓦兹率领的法军已经进入摩德纳以后，终于决心逃亡。他从法军那里领到通行许可证，逃亡米兰得到许可后，便弃博洛尼亚而去。

博洛尼亚的市民代表立即到伊莫拉拜谒了教皇，表示同意无条件开城，并请求解除禁止圣务的处罚。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代表们，他心情舒畅。博洛尼亚不是像佩鲁贾那样的小国，而是教会领土内最大的城市，连切萨雷·波吉亚都没能得到它。如今，这座城市自行表示恭顺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得意之情可想而知。

然而，博洛尼亚的百姓大难刚去，才放下心，眨眼间灾难又到。已经到达摩德纳的法国军队在盯着他们。法国大军离开了米兰，但在抵达博洛尼亚以前得知自己已经派不上用场，很是生气。按照当时的习惯，在没有给足报酬的情况下，掠夺征服地是一种潜规则。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却坚信，教皇授予了法国国王基督徒国王的称号，国王支援为圣教会服务的教皇天经地义。教皇压根儿就没打算向法国付钱。不付报酬，还不能抢掠，法国士兵的不满也不难理解。

法军离开摩德纳，开始在博洛尼亚近郊出没。博洛尼亚市民大为吃惊，紧急加固城墙，关闭通过运河流入市内的莱诺河的水闸，把河水灌进法军屯兵的旷野。法国兵扔掉行李大炮逃命去了。这给了法军一个很好的发泄不满的理由。法军再度编队杀了回来，传话过来说要大肆掠夺博洛尼亚全城，并对市民大开杀戒。市民们慌了手脚，赶紧派代表到伊莫拉见教皇，请求设法调停。尤利乌斯二世说，为了让法国兵老老实实接受现状，你们就得付钱。教皇还说，可以给大将查理·安布瓦兹8000达克特，给士兵1万达克特。博洛尼亚市民只得接受这个忠告，别无他法。就这样，法国兵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11月10日，尤利乌斯二世梦寐以求的博洛尼亚入城日终于到来。离开罗马时还是日头热辣灼人的盛夏，而现在，秋天已经在田野、森林和城墙的石头上投下了浓浓的秋影。从穿过平原的艾米利亚大道上望去，一个月前历尽千辛万苦走过来的亚平宁山脉，峰顶也已经开始雪光闪耀了。尤利乌斯二世乘坐的轿辇在前行。他怕骑马进入征服地会造成过于耀武扬威的印象，便按照教皇的仪仗乘轿入城。

城门前，市民代表已经在等候。他们宣誓效忠教皇，献上了城市钥匙，然后为教皇做先导，开始走进城门。可教皇的轿辇却一动不动。他们担心又发生了什么事惹怒了教皇，便走了回来，一看事情不是那样。尤利乌斯二世只是想跟左右手说一声，让人把走在前头的大十字架拿过来。一阵嘈杂声之后，响起了尤利乌斯二世那洪亮的声音：

“我以上帝的名义入城！”

队伍动了起来。银色的大十字架开道，尤利乌斯二世正装坐在八抬大轿上前行。20位红衣正装的枢机主教骑马跟在后头，再后面是教廷高官和各国大使以及曼托瓦侯爵率领的重装骑兵，一行人鱼贯入城。意大利的小国居民已经习惯了征服者的入城仪式。征服者总是不断变幻，居民们有着足够聪明的脑子，今天用欢呼声迎接这个征服者，明天又会用比昨天更热烈的欢呼声迎接他的敌人。尤利乌斯二世在夹道欢迎的市民的欢呼声中行进，很是满足。“尤利乌斯万岁！向意大利之父致敬！向为博洛尼亚带回自由的人致敬！”共有3000达克特的银币和铜币抛给了欢呼的群众。这些天，伊拉斯谟[7]和丢勒[8]都应该在博洛尼亚，不知道这两位北国之人会如何看这样的场景。

第二天，教皇带着比昨天更大的队伍去全市的主教堂圣白托略大教堂做弥撒。博洛尼亚市有权势的市民全都毕恭毕敬地参加了弥撒。在弥撒仪式上，尤利乌斯二世再次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公开发表了宣言，内容如同他在佩鲁贾发表的极具勇气的宣言。

进城的目的达到了，但市政改革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尤利乌斯二世想把博洛尼亚变成像佩鲁贾一样的教皇直辖领地。当然，绝对不能允许本蒂沃利奥回归。过去，教会领地都由取得教皇代理人官名的僭主统治。后来，切萨雷成功地用世俗国家的形式将教皇领地统一起来。但切萨雷倒台后，各地又渐渐恢复了原来的形式。尤利乌斯二世的意图是，名称可以仍是教皇代理，但要通过让神职人员坐镇的办法在所有教会领土上建立由教皇直辖的统治体制。博洛尼亚应该成为实现尤利乌斯二世意图的典范。

原来的政府委员会由17位市民组成。现在创建了的新委员会，由40位市民组成，扫清了本蒂沃利奥一派的人。以前，政府委员在僭主本蒂沃利奥手下负责市政，而从现在开始，市政委员要在教皇任命的费莱里枢机主教的领导下工作。尤利乌斯二世攻下佩鲁贾后，任命费莱里担任了那里的教皇代理。现在他把费莱里叫到博洛尼亚来，另派枢机主教去了佩鲁贾。费莱里枢机主教在当时被认为是尤利乌斯二世最为信任的心腹。

翌年2月22日，尤利乌斯二世在市民们恭敬的欢送之下离开了博洛尼亚，回归罗马。他的心快被巨大的满足感撑破了。他的铜像将由米开朗琪罗于近期完成，很快就要作为此次远征的纪念碑，安放在博洛尼亚主教堂圣白托略大教堂的正门之上。制作铜像并非由博洛尼亚市民发起，而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提议的。他一贯以神圣罗马教会的守护者自诩，这件事也是他这种心情极其自然的表达。

对尤利乌斯二世来说，有了这种心情，冬季的旅途也不以为苦。依旧出于对威尼斯共和国的顾忌，他避开了穿过法恩扎和里米尼的路线。不过，拿下博洛尼亚的成功给了他自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选择山间小道绕大弯子，而是做做表面文章绕开法恩扎，在切塞纳蒂科取海路去罗马。他于一个多月后的3月27日到达罗马。

尤利乌斯二世选择了复活节前一周“棕枝主日”举行班师罗马的仪式。他不能像武将凯旋那样驾驭四匹白马的战车，但他也没有乘坐轿辇，而是骑着白马，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头，直到圣彼得大教堂。罗马民众还是像欢迎凯旋将军那样欢迎教皇。在金融业者富杰尔捐献的凯旋门上书写着一行大字：“Veni，Vidi，Vici.”（我来过，我看过，我征服过）。

这是古罗马将军尤里乌斯·恺撒给祖国罗马的元老院捷报中的话，是历史上的名言。恺撒名字的英语发音是朱利阿斯·西萨，而朱利阿斯的意大利语发音就是尤里乌斯。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平时难得有好心情，近来开心的日子却总是接连不断。各国大使见惯了尤利乌斯二世不苟言笑、性情乖僻的样子，纷纷惊讶地向国内报告他这几天的情形。4月4日，传来的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的死讯，这让这位教皇更加开心。

切萨雷从西班牙的监狱里逃了出来，参加了寄身地纳瓦拉王国的军队，在与西班牙国王军队作战最激烈的时候战死。尽管尤利乌斯二世知道切萨雷已经失势，但这个年轻人只要活着，就是他的心头之患。当初抓住切萨雷时没收了他奢侈的服装，其中有一件绿色披风和一双同样颜色并有绣花的精美长靴。4日那天晚上，尤利乌斯二世穿戴上了这些服装，整夜爽得像是喝醉了酒一般。

二

现实主义者长于形势判断，却总是认定对手不会像自己一样犯傻，他们往往会在这时出错。威尼斯共和国便是这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威尼斯人很自负，认为自己守卫在抗击异教徒土耳其的最前线。的确，自从半个世纪前的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土耳其的侵略行径越发露骨。还不到30年，土耳其军队就于1480年在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登陆，屠杀了1.3万居民，活剐了大主教和城市首脑。这个事件不仅给当时的欧洲各国带来了深刻的恐惧，也给现代欧洲人留下了抹不去的黑暗记忆。因而，在威尼斯人看来，自己只有被感谢的分儿，完全没有理由遭到憎恶。事实上，尽管威尼斯已经转为守势，但如果没有威尼斯海军在东地中海警惕防守，欧洲对东方恐怕早就不设防了。

但是别人可不这么想。别人认为，威尼斯投入全部力量防卫黎凡特海域，这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吗？威尼斯人自己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首要动机。但接下来，其他国家认为，威尼斯只需关心海上就够了，并不需要在陆地上扩充力量。然而威尼斯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要把全部力量投入到海上，背后陆地（terra ferma）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不过，威尼斯的真正意图不仅是要扳回在黎凡特的劣势，还把周边国家也当成了自己侵略意图的直接目标，所以这个辩解在周边国家听起来只是一个借口，缺乏说服力。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等列强只把亚平宁半岛看成是扩张势力之地，对他们来说，威尼斯只是一个单纯的竞争对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当时给一个臣下写信说：“威尼斯人这样画他们的狮子[9]：两只脚踏在海里，一只脚踏在陆地，最后一只脚踏在山地。”他所指的踏在海里的两只脚，其立脚点在东地中海和亚德里亚海，陆地一只脚的立脚点在罗马涅和伦巴第，山地一只脚的立脚点便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土特伦托、特雷维索等维罗纳以北地区。

正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16世纪初，城邦国家威尼斯的势力范围之广大在当时已经无人可及。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下面这些内容。

包括塞浦路斯、克里特在内的黎凡特海（东地中海）；

对亚德里亚海制海权的垄断；

在意大利北部，除威尼托以外，还领有贝加莫、克雷莫纳等伦巴第地区的大城市，威尼斯海军甚至驻扎到了热那亚港口附近；

威尼斯在意大利南部拥有包括奥特朗托在内的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在意大利中部以拉文纳为根据地，还拥有法恩扎、里米尼这两座罗马涅地方的城市。

除此以外，1508年春天，马克西米利安借着要在罗马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仪式的名义企图南下意大利，威尼斯予以迎头痛击，大败神圣罗马帝国，获得了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阜姆各城。4月，神圣罗马帝国与威尼斯媾和，约定神圣罗马帝国把这些城市的领有权转让给威尼斯，各城则每年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缴纳年贡金。可是，马克西米利安的进路受阻，不得不放弃在罗马举行加冕仪式的计划，直接从特伦托撤了回去，马克西米利安因此对威尼斯陡增敌意。

不仅是德皇，各国都以各自的理由对不断强大的威尼斯产生不安，心怀敌意。

黎凡特因与各国没有利害关系尚不成问题。

对亚得里亚海制海权的垄断引起了罗马涅和马尔凯，即教皇领地以及西班牙的不安，前者在东海岸拥有城市，后者统治了以那波利为中心的南部意大利。

在伦巴第地区，威尼斯与领有米兰和热那亚的法国有着利益矛盾。

在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西班牙对意大利南部的野心已使威尼斯忍无可忍。

威尼斯还要把罗马涅地区的两座城市归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与尤利乌斯二世产生了正面冲突，教皇一心要把教会领土变成自己的直辖地。

反威尼斯的趋势在这样的状态中渐渐酝酿起来。

法国和西班牙首先动手了。1507年6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在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会晤。费迪南多的妻子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妻子死后他与路易十二的侄女再婚。这两位国王刚刚成为亲戚关系。

一年以后，被威尼斯打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参加进来。至此，欧洲三列强德意志、法兰西和西班牙统一了步调。后来，其他国家也参加进来，并于1508年12月签订了同盟协议，正式成立了同盟。同盟协议签订于康布雷。这里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摄政、后来被称为荷兰的一个地方，同盟被称为“康布雷同盟”。加盟的各国早早就确定了威尼斯战败后的战后处理事宜。这并不是因为策划得如何好，而是因为如果不事先决定好战后处理事宜，到时就会有未参战国家跑出来争抢利益的危险。

西班牙国王将取得布里亚地区的海岸城市。

法国国王将取得贝加莫、克雷莫纳、布雷西亚以及原米兰公国领土而现为威尼斯所占有的所有领土。

德皇将取得洛维莱特、维罗纳、帕多瓦、维琴察等威尼斯领土以及伊斯特拉半岛。

匈牙利国王将取得达尔马提亚、克罗西亚等原属于匈牙利而现被威尼斯统治的城市。

萨伏依公爵将取得塞浦路斯。

费拉拉公爵和曼托瓦侯爵将收回曾经是两国领土后来为威尼斯所占的地方。

教皇将把博洛尼亚的里米尼和法恩扎收入囊中。

这时，同盟尚未最终决定对威尼斯开战。人尽皆知，威尼斯的军力不容小觑。而更重要的是教皇尚未决定是否参战。同盟各国的战备情况也参差不齐。

教皇是否参战对同盟国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教皇参战，比什么都能让基督徒士兵放心，而且可以使开战名正言顺。然而，同盟国的君主们并没有为了让教皇参战去花费多少精力。他们十分清楚，多年来尤利乌斯二世的心中已对威尼斯多有不满。他们对教皇参战持乐观态度，已经提前在战后处理事宜中把教皇的那份算了进去。不过毋庸赘言，教皇的动向毕竟是左右康布雷同盟动向的关键所在。

而身处罗马的尤利乌斯二世仍在迷茫之中。尽管他已经三令五申，但威尼斯仍旧死死捏着罗马涅的两个城市不放手。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强国，把博洛尼亚和佩鲁贾加起来，也不能和威尼斯相提并论。如果与康布雷同盟各国统一行动，便会把外国军队引入意大利，今后会很危险。1508年过去了，尤利乌斯二世的态度还是难以确定。

威尼斯也没有对事态袖手旁观。威尼斯号称拥有当时最好的情报网，对各国的动向以及战斗力和备战情况无所不知。他们估计战争在所难免，但打起来只要各个击破，这仗还是可以打的。法军已经完成备战。德军备战迟缓，他们需要从一年前的战败中重新站起来。西班牙军队中现在无人能够替代勇将科多巴，因而并非那么可怕。威尼斯判断，这些国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不可能统一行动，只要与挑起战争的国家单打独斗，并在此期间使用外交手段离间各国，便可分别与他们单独媾和。这就是威尼斯考虑的战略。

对于教皇，威尼斯认为，他不会为罗马涅区区两个小城就干出把外国军队引入意大利的蠢事来。威尼斯判断，自己就是意大利第一强国，现在米兰公国、那波利王国已不复存在，自己是意大利各国中唯一能够抗击外国势力的国家。教皇不会借助外国的力量消灭威尼斯。如果失去了威尼斯这块盾牌，就等于把通往罗马的大路拱手交与别人。威尼斯人也自然毫不掩饰自己特有的高傲感。

一天，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威尼斯驻罗马大使皮萨诺，照例要求威尼斯归还罗马涅的两个城市。皮萨诺的答复却仍然和以前一样。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心情大坏，高声怒骂道：“要是这样，我将不惜借用一切力量，把威尼斯打回从前的渔村！”

威尼斯大使用平静的口吻回答道：“陛下，如果您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只能视陛下为乡间的一介神父了。”

尤利乌斯二世愤恨地瞪着大使。可是这个威尼斯人连眉毛都没抖一下。

3月过半，教皇离开罗马，来到奇维塔韦基亚港。这天天气晴好，海上风平浪静，尤利乌斯二世享受着垂钓的乐趣。小船上除了船老大，只有他和威尼斯大使皮萨诺。大使和教皇背对而坐，也在垂钓。突然，尤利乌斯二世回头说道：“威尼斯政府为什么不向我建议，让某一位威尼斯市民来统治里米尼和法恩扎呢？”

问的人和被问的人都明白，所谓某一位威尼斯市民就是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威尼斯大使皮萨诺也回过头来冷冷地答道：“我们共和国绝对不会把一个市民放到国王的位置上。”

尤利乌斯二世这次没有发怒，两人继续背对背钓鱼。第二天，教皇一大早就回了罗马。

一回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立即召集了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但没有让威尼斯出身的枢机主教科尔内罗和格里马尼二人出席。大多数枢机主教还是反对加入康布雷同盟。但尤利乌斯二世没有动摇决心。第二天的3月23日，教皇向各国发出诏书，宣布参加康布雷同盟。

威尼斯这才悟到事态紧急，4月4日传来话说要把里米尼和法恩扎归还教皇，但为时已晚。4月27日，教皇宣布开除威尼斯教籍。开除教籍的布告首先谴责了威尼斯以往的不诚实行径，接着列举了威尼斯的恶行：侵占、干涉内政、傲慢、掠夺，最后要求威尼斯于24天之内归还抢夺的地方，并交出侵占期间的全部年度收入，否则就将对威尼斯城及威尼斯全境的所有地方，以及让威尼斯人避难或藏匿威尼斯人的城市处以“从重开除教籍”的处罚。布告最后宣布，整个基督教世界将因威尼斯的这些大罪而将其视为主耶稣基督的敌人，视作全体基督教徒的敌人，他们应该沦为奴隶。

一旦被处以从重开除教籍的惩罚，即使经过最后的审判也不可能得救，注定会下地狱。这样做还不能使教皇息怒，他当即把这份开除教籍的布告印刷了600份，发往全欧洲。

威尼斯终于落到要以一己城邦国家之力对抗整个欧洲的地步。佛罗伦萨市民博纳科尔西说，威尼斯人只能靠弥撒和祈祷的力量了。然而，威尼斯人传统上有着很强的反教会主义倾向，他们动员了所有资源来应对这件大事，唯独没有求助于弥撒和祈祷。他们把弥撒和祈祷交给了女人去做。

威尼斯人对战斗力有着自信。他们那穿着红白军服的9000步兵以精锐而出名，是步兵军团的核心。威尼斯大炮的质量远在号称最完备的法国之上，他们用铁炮弹代替当时常规的石炮弹，再次让各国对威尼斯雄厚的财富瞠目结舌。威尼斯拥有最高水平的轻骑兵。只有重装骑兵被认为质量逊于别国。指挥这5万总兵力的是1503年对法战争和1508年对德战争的胜利者、以性格激越而闻名的巴尔托洛梅奥·达尔维亚诺和老练谨慎的老将军皮蒂利亚诺伯爵。不过，这些军队都是雇佣兵。威尼斯的海军从来不用佣兵，全部依靠本国国民。但在陆军方面，威尼斯也摆脱不了当时意大利的习惯。

全军向与米兰的界河阿达河进军。

同盟军总帅由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担任。他是圣罗马教会的保护者，被教皇授予了与基督的敌人威尼斯作战的荣誉。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也是总帅。他的基督徒国王的称号再次得到了确认。这两位都说要亲自出马。在意大利，教皇宣布开除威尼斯教籍之后，费拉拉、曼托瓦、乌尔比诺即表态参加康布雷同盟，佛罗伦萨也以获得比萨为条件加盟。这些国家的军队统一在教会军队的名头之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被任命为总指挥官。

在此期间，威尼斯曾再三请求向教皇归还里米尼和法恩扎，并支付迄今为止的全部岁入，但尤利乌斯二世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开除教籍布告中曾经提到必须于24日以内归还云云，这是从教皇的立场考虑而做的粉饰。罗马豪族奥尔西尼家族有几个人被威尼斯雇去当佣兵队长。教皇以开除教籍相威胁，逼迫他们退还已经收下的8000达克特订金，退出了威尼斯军队。

战斗打响了。开始时，战况有利于威尼斯军队。教皇21岁的侄子弗朗切斯科·马里阿·德拉·罗韦雷率领的教会军队在罗马涅苦战，左支右绌，进退维谷。德皇帝尚未赶来，教皇在罗马只能一个劲儿地咬牙切齿。

到了5月战局突变。法国军队终于同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意大利军队会合，一起出战了。路易十二御驾亲征，手下有米兰总督查理·安布瓦兹和詹·贾科摩·特里武尔齐奥。指挥的实权交给了饱经战争的强者，意大利老将军特里武尔齐奥，总兵力有4万人，外加50门大炮。

其时，威尼斯沿阿达河布阵，但两位将军因战术问题发生对立。达尔维亚诺主张应立即渡过阿达河进军米兰，打击立足未稳的法军。而皮蒂利亚诺伯爵则坚持应向后撤，把前线放在奥利奥河岸一线。两人互不相让，最后不得不从遥远的后方威尼斯国内做出决定。元老院采纳了总司令皮蒂利亚诺伯爵的意见。威尼斯在这决定性的瞬间犯了一个大错，他们没有采用进攻型战法，而是采取了防御反击型战法。全军撤掉阵地向后退去。

法军从米兰出发，顺利渡过阿达河。

法军的动向立即被威尼斯军队发觉。但由于时值半夜，皮蒂利亚诺伯爵按兵不动。

5月14日，历史上以阿尼亚代洛战役而闻名的战争拉开了大幕。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会战，不如说是混战。威尼斯军队本该在奥利奥河岸布阵，但却没有巩固横向阵地，而是考虑元老院不要舍弃克雷莫纳的意思往纵向布阵，战线很长，而且把部队分开散布在奥利奥河的左右两岸。大炮都还没来得及布阵。等元老院想放弃克雷莫纳时，为时已晚。

当时枪的射程是100多米，弓箭是60到70米。如果能有一位能力强的将军指挥，行动迅捷，骑兵就将是战斗的主角。威尼斯军队的轻骑兵前锋由达尔维亚诺指挥，法军则由特里武尔齐奥指挥。双方在阿尼亚代洛原野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轻骑兵战。威尼斯军队趁着优势向前挺进。

然而，由于威尼斯步兵是纵向的长蛇阵，赶过来需要时间。特里武尔齐奥命令法军的步兵出动，包围了威尼斯的轻骑兵。在后方布阵的威尼斯总司令皮蒂利亚诺伯爵根本没有紧急派出援军去救达尔维亚诺，而是带着尚未与敌人交手的残军向维罗纳退去。这场战斗从下午1点打到4点，尽管轻骑兵和步兵英勇作战，结果还是以威尼斯的惨败而告终。被敌人包围的达尔维亚诺负伤被俘，多位队长战死。

威尼斯及法国两军均未在此役中投入全部的战斗力。威尼斯和法国分别有兵力5万和4万，但实际投入战斗的，威尼斯方面只有600名轻骑兵和7400名步兵，法国也只有2600名骑兵和11000人的步兵。两军在前线分别配备了25%和40%的军力，只有16%的威尼斯军队和34%的法军参加了实际作战。单从这个数字看，我们不得不说法军比威尼斯军队更高效地投入了较多的兵力。

向东撤退的那些威尼斯士兵未染战尘，说是残兵，却一半以上毫发未损，看不出半点败军之相。然而，其内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却不为人所见。那就是士兵们的士气。威尼斯陆军过去从未在任何大战中战败过，这在用钱雇来的佣兵心理上影响巨大。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一位统率力极强的指挥官，威尼斯军队不可能渡过难关。可是，达尔维亚诺已经不在了。威尼斯在这场阿尼亚代洛战役中不仅输了战术，也输了战略。

意大利的悲剧在于，威尼斯不是败给了外国法国，而是败给了与查理·安布瓦兹为伍、妙用战术、冲锋在前而同为意大利人的特里武尔齐奥。

威尼斯尝到了遭受打击的滋味。里亚尔托桥一带平时总是活跃着谈生意的人群。但自从战败的消息传来的那天起，这里一改平常，只能看见男人们三三两两散在各处，脸色阴沉地悄声说话。从希腊、阿拉伯和土耳其远道而来的商人们一脸不解地望着这番光景。

共和国政府也在沉痛的气氛中不断开会。改变方针已不可避免，他们一边继续作战，一边把主要力量转向外交战。

首先要阻止德军南下与法军乘胜会合。威尼斯打算把前一年战胜德意志后获得的地方归还给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以此为条件与他媾和。然而，皇帝担心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以阿尼亚代洛胜利为基础在意大利建立起决定性的势力，认为自己也不能落后，因而对威尼斯的请求充耳不闻。

在此期间，威尼斯相继丢掉了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决定请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居间媾和。7月2日，六位特使抵达罗马。他们个个出身于威尼斯顶尖豪门，并在政府担任要职。按照受开除教籍处罚者的惯例，这六个人入夜后才好不容易进了城门。进城后他们立即请求谒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传话接受请求。次日一早，六个人进了教皇宫。宫中传话让他们在等候厅等待。左等右等，总不见有人来带他们去谒见教皇。这六个威尼斯人坚持着。第一天就这样在等待中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也都仍是这样的等待。这六个人一边等待，一边因愤怒和屈辱气白了脸。可他们想到祖国所处的境地忍了下来。

第六天是7月8日，多纳托一个人终于被招进了会见厅。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接见了他。教皇表情严峻地对特使说：要让教皇出面居间媾和，威尼斯必须先实施以下各条。

向全世界谢罪。

放弃在意大利境内所拥有的所有领土。

向德皇归还所占的全部德意志领土。

放弃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

放弃对威尼斯国内神职人员的人事权。

免除对威尼斯国内神职人员、修道院等课征的税金。

尽管六位特使有相当大的交涉权，但这样的条件，他们也无法交涉。他们请示了国内。但威尼斯政府也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十人委员会[10]甚至有一个委员发言说：与其接受这些条件，不如派50名特使去土耳其，请求土耳其派遣援军更好。

阿尼亚代洛战役以来，尤利乌斯二世心情格外的好，他甚至对贡扎加枢机主教说，如果威尼斯为十字军远征提供50艘加莱船，倒是可以同意他们。

尤利乌斯二世的好心情也没有持续多久。7月17日，威尼斯军队开始反击，成功夺回了离威尼斯市区仅有30公里的帕多瓦，并决定以帕多瓦为最后防线严防死守。他们已经不能把战事全部交给雇佣兵了。威尼斯的年轻人全部上了前线，贵族平民一视同仁。元首儿子和大贵族子弟反倒坚守在最前线。连500名海军士兵也加入了防卫军。此外，帕多瓦市民和周边的农民也都自发前来支援。皮蒂利亚诺公爵担任防卫军总指挥，他这次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8月10日，德意志、法兰西、教皇、费拉拉、曼托瓦的军队组成了进攻部队，由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亲任总帅。部队在离帕多瓦5公里的地方布阵，并决定于9月3日开始总攻。从时间上看，联军似乎悠然自得，不那么着急，但实际上他们在等法军大炮的到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进攻方意料的事情。防卫军游击队趁夜袭击了睡梦中的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并俘虏了他。失去了有才能的武将曼托瓦侯爵，对进攻方是一个重大打击。在罗马，尤利乌斯二世本来就因担心战况而心神不定，听到这个消息后雷霆震怒，不禁丑态百出，失态得不像教皇。

“你这个圣彼得的蠢猪！”（Porco San Pietro！）

9月3日，大炮齐发，攻防战开始了。防守方也以炮击回敬，间隙里还派出骑兵扰乱敌军。

9月15日，攻击愈加猛烈，但防守方趁夜修好了崩塌的城墙。

9月20日，西班牙兵首次攀上城墙，但即刻成为箭矢之的，瞬间死亡250多人。

9月26日，第二次攻城未遂。

9月29日，西班牙、德意志两军士兵第三次成功攀上城墙。但他们刚上城墙便被逐一扑杀。其间一连多日，每到夜晚防守方便四处出没打游击，扰得进攻方睡不成觉。

进攻方士兵的士气一落千丈。德意志皇帝请求身在米兰的法国国王派骑兵出马。路易十二拒绝了这个请求。这样一来，进攻方内部的不统一表面化。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大为光火，于10月1日撤围打道回府。进攻一方的军队瓦解了，威尼斯终于守了下来。

共和国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但它没有趁势转守为攻，而是将此作为一个和平解决的好机会。威尼斯人还没有乐观到陶醉于帕多瓦防卫战胜利的地步。他们冷静地看到了本国战斗力的极限。

尤利乌斯二世这次也变了。比较在帕多瓦攻击战中吃了败仗的德皇，教皇开始担心在阿尼亚代洛战役中获胜的法国国王，他的势力已经遍及整个意大利北部了。一直保持事实上中立的西班牙在此期间也已在以那波利为中心的意大利南部确立了自己的势力。到了这个时候，尤利乌斯二世才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意大利的独立得到保障，罗马教会才有可能独立。进一步说，防御土耳其少不了威尼斯的海军力量。如果再逼迫威尼斯，他们一旦绝望，便有可能去接近法国或西班牙，可能会武力反对教皇。当时，尤利乌斯二世对曼托瓦大使如是说：“消灭了一个威尼斯，还得再建一个威尼斯。”

法国国王得知教皇转向，立即寄来了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在此关头拯救威尼斯，就像在我的胸口插上一把匕首后把我抛弃一样。”

然而，尤利乌斯二世已下定了决心。

转年到了1510年2月15日，从去年7月起就一直逗留罗马的六位威尼斯特使全盘接受了教皇提出的媾和条文。威尼斯将：

归还罗马涅地区的里米尼和法恩扎，并割让拉文纳和切尔维亚。

承认并尊重教皇的权威。

以拉文纳和阜姆一线为界，放弃该线以南亚德里亚海域的独家制海权。

对国内神职人员免税。

给予国内神职界以治外法权。

不得援助教廷的敌人。

而教皇一方只是解除了对威尼斯开除教籍和禁止圣务的处罚而已。

2月24日，罗马举行了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仪式。六位威尼斯代表身着红色官服，毕恭毕敬。他们跪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外，聆听坐在里面教皇宝座上尤利乌斯二世尖锐的嘲讽，然后进入大教堂，面对枢机主教簇拥下的教皇，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实施媾和条文，之后他们签了字。

尤利乌斯二世让海洋霸权者屈服了，他的得意可想而知。除了多纳托留下以外，其他五位特使就要回国了。五位特使第二天来向教皇道别时，尤利乌斯二世对他们说道：“伟大的大使们啊！直到昨天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很恶劣，你们不觉得难以置信吗？你们应该来找我。很遗憾，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动用了武力。千万不要忘记，站在教皇一边安全，今后也是这样。现在媾和成功了，你们再也不会缺少我的祝福啦！”

六位威尼斯人默默地听着，心情复杂。尤利乌斯二世根本不知道，签字仪式9天前的2月15日，威尼斯政府内部处理重大事务的十人委员会已经绝密地形成决议：此次媾和是在暴力之下强加于己的，威尼斯拥有不履行条文的权利。而威尼斯市民则更加直率。他们在里亚尔托桥头贴出了耶稣基督的来信，训斥尤利乌斯二世，要他更像教皇的样子，当好牧羊人。

把自己吹嘘成驯狮人的尤利乌斯二世对此类风评根本不往心里去。他经常带着心腹兴高采烈地到建筑工地和制作工场。当时，布拉曼特[11]指挥兴建新的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从一年前开始投入了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的创作，而拉斐尔也在专心致志地创作教皇宫的壁画。

看着这些艺术家工作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一大享受。教皇认为，这一件件作品都是圣罗马教会的荣耀，都是自己为确立这些荣耀竭尽全力的纪念碑。

三

“尤利乌斯二世出身贱民，对这家伙要常用棍棒！”

“一想起法国人，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

第一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所说，第二句话出自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口。尤利乌斯二世的敌人从威尼斯变成了法兰西。尤利乌斯二世最希望维持教会的独立。他已弄明白了，教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确保意大利的独立。而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如同往来于自家一样，这让尤利乌斯二世难以忍受。

法国国王也没有认输。法国本想彻底打败威尼斯，而且很有可能做到。不料尤利乌斯二世半路杀出来，执意与威尼斯媾和，妨碍了法国国王，使他满腹怨恨。于是，国王禁止法兰西全境的神职人员访问罗马，禁止他们服从尤利乌斯二世，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教皇的舆论运动。

在罗马，法国人枢机主教个个都想开溜，尤利乌斯二世对全体枢机主教下了禁足令。克莱蒙枢机主教斗胆违令企图逃走，结果临逃跑前被抓住，关进了圣安杰洛堡。法兰西派的枢机主教们要求释放他，教皇拒绝道：难道你们也想进圣安杰洛堡吗？法国大使提出了强烈抗议。可尤利乌斯二世指着大门只说了一句话：趁现在还没什么，赶紧给我回去！且不谈枢机主教，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必须保障大使的人身安全。后来，尤利乌斯二世曾对威尼斯大使说道：“法国人想把我当成他们王国的一个神父。可我毕竟是教皇，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这一点。”

可怜的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滞留罗马的法国人。本国国王与教皇对立，他们夹在中间逃不掉，心情极差。威尼斯大使在信中说，这些人走在街上，表情如同死人一般。

冲突在所难免。意大利民众刚刚感到康布雷同盟国对威尼斯的战争终于平息，不到半年，又被卷入了新的战争。

可是，以强国法兰西为对手，又怎么打这场仗呢？自从与威尼斯媾和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尤利乌斯二世的脑际。

教会军。切萨雷·波吉亚出山前并无这支军队。切萨雷有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做后盾，靠着他个人的军事才能，建成了这支独立的战斗力量。可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动手扳倒了切萨雷，具有战斗力的教会军也随着它的缔造者一道消亡了。在尤利乌斯二世的时代，教会军不过是一支凭借教皇权威召集起来的如佛罗伦萨、费拉拉、曼托瓦、乌尔比诺这些意大利中小国家军队的集合体而已。

佛罗伦萨从来都不是军事强国。虽说它战胜了比萨，那不过是经过了延绵不绝的苦战，最后因比萨遭遇饥馑而屈服的结果而已。佛罗伦萨还在传统上亲法。果不出所料，佛罗伦萨政府派出马基雅维利对路易十二说：佛罗伦萨对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不会改变，采取中立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

费拉拉公国。这个国家死心塌地地站在法国一边。它在军事上强于佛罗伦萨。因为它原来为教会领土，历代教皇都想着要收回。出于无奈，费拉拉只好与教皇的宿敌法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以牵制教皇的行动。这是费拉拉一贯的国策。

曼托瓦侯国。被威尼斯俘虏的侯爵重获了自由。在他被俘期间，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守住了国家，并为丈夫的获释竭尽了全力。她是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的亲姐姐，在丈夫被俘后掌握了实权。但在打仗方面究竟能指望她多少，却非常值得怀疑。

乌尔比诺公国。公爵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因而它不折不扣地站在教皇一边。但公爵的身体太差。

既然现实如此，那就只有依靠罗马的豪族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了，尽管谈不上可以信赖他们。

威尼斯军队。威尼斯燃烧着对法国的复仇之念，一开始就赞成尤利乌斯二世的这个计划，表示全面支持。可是，威尼斯的陆战能力已经衰弱得不能与以往同日而语。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不是别人，正是附和康布雷同盟与威尼斯打仗的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他后悔了，但后悔于事无补。在现实情况下，还不能缺少威尼斯的战力。

除了上述所说的各国以外，还有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但他们没有相当的交换条件是不会动的。法国国王的条件已经让教皇害怕，他不想重蹈覆辙。

尤利乌斯二世苦思冥想，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使用瑞士兵。他们的战斗力尽人皆知，而且瑞士人生来不懂政治。即使借用了他们的力量，也不用担心事后他们会对意大利的政治指手画脚。他立即把锡永的主教斯基内尔叫到罗马。这位主教在瑞士同胞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还奉行着已经落伍的中世纪思想，认为教皇是上帝的代理人，皇帝是基督教界地位最高的俗人，他们应该合作治理基督教世界。在他看来，法国国王之辈只是服从教皇的角色。这位主教发誓尽全力为教皇组织佣兵，并赶回了瑞士。很快，主教传来捷报，说已经募集到6000士兵。教皇需要先行向他们支付6000达克特。

尤利乌斯二世打算先用这些兵试着打打。枢机主教们纷纷反对，认为这样做过于大胆。但他却说自己将身先士卒，并说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有自信。

兵贵神速。在与法国大军交锋之前，教会军必须攻下法国的卫星城费拉拉。

1510年8月9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表诏书，宣布开除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的教籍，剥夺他的统治权。这是宣战布告。尤利乌斯二世制订了下面的作战计划。

威尼斯军队进攻法军占领的维罗纳，瑞士军队进攻法国在意大利的基地米兰，并在法国占领下的热那亚发动市民暴乱。乌尔比诺公爵被任命为教会军总司令，率领教会军与部分威尼斯军队协同进攻费拉拉。

8月17日，教皇做了这么一点决定后从罗马出发。他只带了少量近卫兵，从奥斯提亚乘船向奇维塔韦基亚进发，目的是监督从海上增援热那亚叛军的舰队。他向奉命一同出征的枢机主教发出指令，命他们在维泰博集结待命。

可是，尤利乌斯二世到了维泰博一看，原本应该全员到达，却少了两位法国人枢机主教。他们逃到米兰去了。教皇暴怒，命他们到博洛尼亚集结，不来者撤销其枢机主教职务。教皇本想就是拖也要拖着这帮人，可是枢机主教们过惯了奢侈生活，一路上因为住宿等等不断抱怨。教皇担心因此拖延行程，他想早日赶到博洛尼亚，于是决定枢机主教各自任选道路前往博洛尼亚。

尤利乌斯二世只带了建筑家布拉曼特和少量卫兵，经奥尔维耶托到亚得里亚海，从安科纳由海路到里米尼，再从里米尼沿笔直的艾米利亚大道一路前行，于9月22日一鼓作气进入博洛尼亚。与前次不同，这次不需要考虑威尼斯而绕道，所以没吃什么苦便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虽说教皇精神挺好，但他毕竟年已67岁，一定相当疲劳。

尤利乌斯二世到达博洛尼亚后，坏消息接踵而至。首先，枢机主教们应该全体到齐，可是除了先前的两个法国人枢机主教逃亡以外，又有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弗朗切斯科·波吉亚三个有实力的枢机主教不见了踪影。他们也逃去了米兰。又传来消息说，进攻维罗纳的威尼斯军队苦战不胜；热那亚的市民叛乱也在苦战；教皇最为期待的瑞士军队，也因为德皇接受了法国国王的请求阻止其南下而撤了回去。雪上加霜的是，曼托瓦侯爵传话过来说因病不能上前线。这对尤利乌斯二世来说不啻为重大打击。教会军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年纪尚轻，且无甚武将之才，尤利乌斯二世本想把实际总指挥权交给身经百战的曼托瓦侯爵。而侯爵的病是他妻子伊莎贝拉的一个阴谋。她不愿意具有武将之才的丈夫去攻打自己的弟弟阿方索·德·埃斯特，便收买医生写了张重病诊断书交给了教皇。教皇完全被蒙在鼓里。

这些坏消息让尤利乌斯二世既生气又绝望，而接着传来的报告却让他惊恐不已。报告说，法军在查理·安布瓦兹的指挥下和本蒂沃利奥一伙杀出了米兰。这是法国国王的故意为难，他要让被教皇放逐的本蒂沃利奥回归博洛尼亚。国王知道博洛尼亚市民中有人不满教皇统治，欢迎旧主本蒂沃利奥回归，这是他的一项策略。尤利乌斯二世可谓四面楚歌。

恰在此时，教皇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每天躺在床上打寒战，牙齿咯吱咯吱地打战不止。即使如此，他还有劲把威尼斯大使叫到病房，威胁说如果威尼斯援军不能如约于明天渡过波河，他就反戈倒向法国。当晚，尤利乌斯二世高烧更甚，威尼斯大使的报告让我们知道了当天夜里尤利乌斯二世的情况：

教皇成宿抓扯毯子和床单，大声喊叫：“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啊！”接着又喊道：“我要去打法国人！法国混蛋，我要一个人去揍你们！”他后面又喊道：“给我毒药！给他们撒上毒药！”就这样，教皇成宿狂怒，彻夜未眠。

枢机主教们已经开始考虑下一届的教皇选举，法军已经开到离博洛尼亚西北5公里远的地方，身在军中的本蒂沃利奥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倒计时。

可是到了第二天，尤利乌斯二世安静了下来，烧也奇迹般地退去，尽管还是卧床不起，但话已经说得清楚了。他首先全力以赴应对已经逼近的法军。他在考虑争取时间，以退军摩德纳为条件，向法军派出了和谈使者。法军指挥官查理·安布瓦兹那基督徒式的犹豫救了濒临危机的尤利乌斯二世。尽管安布瓦兹是奉国王之命，但心里还是不愿意对教皇剑拔弩张。尤利乌斯二世的和谈请求正是绝好的理由，他把军队退到了摩德纳附近的卡斯泰尔弗兰科。

教皇的感冒还没有好透，看上去很虚弱。他过了几天安静的日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让秘密谈判的人员往来于自己和查理·安布瓦兹之间，并等待威尼斯军队前来增援。前不久，教会军开始围攻被称为费拉拉护城河的米兰多拉，但战果不尽如人意，尤利乌斯二世一直牵挂这事，但威尼斯援军不到，他也毫无办法。他躺在床上，每晚让人朗读但丁的《神曲》，此外就是听取从罗马一同前来的布拉曼特谈他对新建中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扩建中的教皇宫的想法。

从这时开始，尤利乌斯二世蓄起了胡须。说是蓄须，只是没有剃去生病期间长长的胡须而已。但当人们问到他蓄须的原因时，他却回答说：不把法国国王赶出意大利就绝不剃须。在拉斐尔画的画像上，尤利乌斯二世蓄着长长的白胡，但此前的他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

拖着拖着，威尼斯的援军赶到了。马上就是基督的圣诞节了，尤利乌斯二世稍稍恢复了一点元气，他坐着主持了圣诞节的弥撒。

12月29日，尤利乌斯二世突然提出自己要去米兰多拉战场。身边的人都想教皇是不是疯了。眼下是最冷的隆冬时节，教皇还是病后之躯，大家都十分反对他这样做。但尤利乌斯二世不听劝告，坚持说自己坚决要去。舆论沸腾了，说这是大丑闻。如果对方是异教徒还好说，可同为基督教徒，以拯救他们为己任的教皇却要进攻他们，这当然成为问题。上一次远征博洛尼亚和佩鲁贾时，说是出征，但实际并未打仗，因而谴责声并不高涨。尤利乌斯二世罔顾这一切。在进攻费拉拉前必须先攻下米兰多拉，教会军花了这么长时间却未攻下。教皇认为自己亲上前线肯定会对扭转沉闷的战局起到作用。他寸步不让，最后决定等过了年再去。

1511年1月2日，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带着毫无兴趣的科尔内罗、阿拉贡、伊斯巴莱斯三位枢机主教和布拉曼特，以及照例不能离开教皇左右的各国大使，冒雪向米兰多拉进发。米兰多拉位于波河方向往北50公里的地方。这一带虽是平原，但因为地处大河波河流域，必须数次渡过小河才能到达。费拉拉就在米兰多拉正东60公里的地方。河流已经冻结，随着不断向北行进，人们感觉雪越下越猛。教皇的轿夫和随行人员的马匹喘着粗气行进在飞雪之中。

米兰多拉是一座小城，14世纪初开始由皮科家族统治，皮科家族拥有皇帝代理的资格。这个家族出过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每代人都有很高的教养，家族中还有人写过一本萨伏那罗拉传记。这里离费拉拉很近，与埃斯特家族在文化爱好的兴趣方面也相近。埃斯特家族把米兰多拉看作自己的卫星城，靠他们的援助，米兰多拉把自己建成了一座坚固的城寨。阿尼亚代洛战役事实上的胜利者詹·贾科摩·特里武尔齐奥同族的亚历山德罗在这里指挥着400多名士兵和包括一般市民在内的防卫军，顽强抗击着教会军的进攻，坚守城池。而且，还有法国军队承诺近日前来增援。

尤利乌斯二世到了米兰多拉，听从了心腹的进言，首先决定把住处安在8公里外康科迪亚一户农民的大宅子里。他想了解战况的所有细节，要求第二天去前线视察。教皇穿上胸甲，外面套上教皇的白衣，再紧紧裹上用黑裘皮领和裘皮里子做成的白色披风，扎着羊毛头巾，脸庞消瘦，满面胡须。他站在没膝的雪中，眼珠滴溜溜地四处观看。借曼托瓦大使的话说，这情形活像一头白熊。他以这样的仪表检阅了在雪中列队的队长们，还对大炮的位置等提出了要求。他还视察了在城墙附近挖掘战壕的现场。这时，风雪交加，下起了暴风雪。士兵们的身体也因寒冷而不听使唤。他们的身躯在暴风雪中影影绰绰，幽灵般地蠕动着。教皇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尤利乌斯二世还在士兵中间蹒跚走动，向他们打招呼。他感觉到这才脚踏实地，眼睛里闪现出光芒。

尤利乌斯二世结束对前线的视察，不再愿意待在安全的康科迪亚，说要把大本营搬到前线去，还说大本营本该在前线。总指挥乌尔比诺公爵被撇在了一边。心腹们没辙，便决定把教皇的住宿地，按教皇说就是大本营，搬到低矮山丘上的圣鸠斯提纳修道院，从这里可以俯瞰城墙。但这里太小，容不下教皇一行的全部人马。于是决定科尔内罗、阿拉贡两位枢机主教和教皇侍从与教皇一起住进修道院。伊斯巴莱斯枢机主教和各国大使们回到后方的农家睡觉。

修道院的大厨房成了“大本营”。教皇刚恢复健康，难熬严寒。他整日待在厨房的大暖炉旁。厨房的一角是马厩。尤利乌斯二世披着裘皮披风，连头也裹着。他把椅子挪近火边，眼珠朝上盯着队长们，对以优势兵力进攻却毫无进展的围攻战很是光火。白天好不容易打破了城墙一角，当夜就被防卫军修好。尤利乌斯二世认为这是队长们指挥不力，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

“窝囊废！胆小鬼！怕死鬼！懒蛋！”他在火旁蜷着身子，嘴上凶狠地骂着。“这么无能，不配叫武将！去告诉士兵，如果他们干得再好点，就不用搞什么有条件和谈了，而是让他们无条件地掠夺。”

队长们听得垂头丧气，连教皇最爱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也不例外。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教皇，也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教皇骂得对，而是因为没有比这个厨房更暖和地方好待了。只有刚到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没挨尤利乌斯二世的骂。尤利乌斯二世似乎也对这位向佛罗伦萨政府求来的大名鼎鼎的佣兵队长礼让三分。

雪仍在不停地下，战斗在雪中持续。防守一方毫无士气低落的迹象。他们知道教皇在这里，但明知如此却照样炮击修道院，毫不手软。乌尔比诺公爵劝尤利乌斯二世说，这里危险，请转移到后方去。尤利乌斯二世回答道：“先看炮弹是不是会落到这里，然后再说要不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你这蠢货！”

然而，在此后不久的1月17日，炮弹真的直接击中了教皇的寝室。房顶被掀掉，房顶上的粗横木落下，与教皇同在一个寝室的两个侍从一个被当场砸死，一个被砸成重伤，生命垂危。幸运的是教皇没受一点伤。大言不惭的教皇这下也胆战心惊，同意转移到后方伊斯巴莱斯枢机主教的驻地去。

第二天，教皇又回到了修道院。对方很了解教皇的行踪，再次集中炮击修道院。但这次不论谁说什么，尤利乌斯二世都不为所动。

意大利人中有较多的人不把教皇放在眼里，但法兰西人可能是因为信仰笃深，关键时刻下不了狠手。米兰多拉防卫军一日三秋盼来的法军指挥官安布瓦兹也是这样的一个法兰西人。他已经到了离米兰多拉30公里的地方，国王也下了死命令，不准他丢失这个战略要地。但他却在此按兵不动，告诉国王说他正在与教皇和谈。其实他心里巴不得时间快点过去，教会军在他到达之前攻陷米兰多拉才好。

米兰多拉防卫军已经陷入了疲劳困顿的状态。守城战已经坚持了很久，可是请的援军却迟迟不到。他们知道援军就在附近，于是更加绝望。城墙到处都遭到破坏，来不及修复。

1月20日，这天是援军到达的最后期限，城里终于派出代表到教皇这里乞降，条件只有一条，即保证居民和将士生命财产的安全。开始时教皇拒绝答应，说居民的性命好说，但他不肯保证防卫军将士的性命。但在枢机主教和己方队长们的恳求下，教皇改变了主意。他说可以保证市民和将士的性命和财产，但是要让亚历山德罗·特里武尔齐奥等防卫军的几个重要队长来当俘虏，米兰多拉要支付2万达克特作为教会军的战争费用。教皇紧接着又加上了一条，说钱可以分期支付，但要皮科家的儿子做人质，直到支付完毕。

尤利乌斯二世为此次胜利而欣喜若狂。这时，防卫军士兵的撤退和城市的清理尚未完毕，从里面顶着城门的栅栏尚未拆除。他等不及了，从城墙被毁坏的地方架梯子爬上去，进了米兰多拉城。他在城里徒步看了一圈。居民们心情复杂地远远看着他，表情疲惫已极。第二天，尤利乌斯二世把象征处于教皇保护之下的精美指环授予这座城市，留下800名士兵以保卫这座城市不受法军侵犯，然后他迅速离开了米兰多拉。他的心已经飞到了费拉拉。

费拉拉公国表面上是教会领土内的一个国家，但作为一个实际独立的国家，它历史悠久，政绩卓著，是意大利中小国家的翘楚，具有一流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水平，其素质不逊于欧洲列强。埃斯特家族长期的贤明统治深得人心。教会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小城米兰多拉，想攻下费拉拉简直是天方夜谭。枢机主教们异口同声反对进攻费拉拉，但尤利乌斯二世仍不甘心。教会军的队长们同意继续战斗。他们也知道攻不下费拉拉，但作为佣兵队长，就算结果难料，只要打仗就能赚钱。于是，打下米兰多拉后，教皇的军队马不停蹄地向费拉拉进发了。

不过，尤利乌斯二世也很清楚，费拉拉绝非佩鲁贾、博洛尼亚所能比，更不用说米兰多拉了。当然，法国国王的撑腰也很重要。为此，他打算离间法国和费拉拉，遂向路易十二请求媾和。但是路易十二知道教皇在同费拉拉交战，做出了拒绝的答复。教皇旋即又向费拉拉出招要离间其与法国的关系。他的做法实在拙劣，遭到了阿方索·德·埃斯特的无情拒绝。尤利乌斯二世对这个失败很恼火，着力加强攻击军的战斗力。为了筹集战争费用，他任命了8位新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团反对这样做，认为此举违反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于1503年以废止波吉亚教皇的恶例为由制定的枢机主教任命权限法。但尤利乌斯二世心里已根本不再顾忌这些了。在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提议召开讨论费拉拉问题的会议，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都答应派代表参加，而教皇却对由1500名骑兵和9000名步兵组成的教会军自信满满，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

2月11日，对教皇有利的查理·安布瓦兹突然去世，接替他的是70岁老将军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这位将军是阿尼亚代洛战役事实上的胜利者，打过的胜仗不计其数，伺候过的主人也不计其数。这位经验丰富的佣兵队长是意大利人，对向上帝的代理人弯弓搭箭毫无顾忌。5月，特里武尔齐奥率领新编的1万多人的法军精锐部队从米兰出发，沿艾米利亚大道奔袭200公里，转眼间逼近博洛尼亚。

图12：阿方索·德·埃斯特

尤利乌斯二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了解特里武尔齐奥将军的性格。教皇立即指示乌尔比诺公爵集合军队，加固博洛尼亚城墙。他召集市民代表，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服从教皇代理阿利多西枢机主教的领导，作为教会统治的国家，希望全体市民不要辜负教皇的期待，奋起抵抗法国，保卫城市。代表们发誓听从教皇的教诲。办完这些事以后，尤利乌斯二世于5月14日离开博洛尼亚，去拉文纳暂避一时，免做法军俘虏。

然而，一个星期以后的5月21日，博洛尼亚市内发生反对教皇的叛乱。许多市民对过去神职人员的统治积怨已久，本蒂沃利奥和阿方索·德·埃斯特的煽动为他们找到了发泄的形式，而对法军迫近的恐惧燃起了这场大火。教皇代理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得知消息后赶紧乔装打扮，趁早溜之大吉。乌尔比诺公爵和他的军队就像嗅到狼味的羊一样，扔下大炮等所有辎重，四散而逃。23日，特里武尔齐奥率法军同阿方索·德·埃斯特和本蒂沃利奥一道在市民的欢呼中进入博洛尼亚城。时隔四年半之后，本蒂沃利奥再次成为博洛尼亚的统治者。

民众为叛乱的胜利而狂喜。他们卸下了在圣白托略教堂正门上睥睨博洛尼亚达3年之久的尤利乌斯二世铜像，在城里四处拖着跑，然后把这件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铜像砸成了碎块。很快，大炮制作技术的头号高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指导溶化了这尊铜像，制成了一门结实的臼炮。在意大利语中，大炮是阳性名词，臼炮却是阴性名词。于是，费拉拉公爵用女人的名字“朱莉娅”给这门炮起了名。

尤利乌斯二世在拉文纳得到了这个消息，这给了他最大的打击。接着，他又接到米兰多拉也向反教皇派开城的消息。这两件事意味着他前功尽弃，也使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各国尤其是他的敌人都鄙视他。他觉得人们在说，看到了吧，教皇就得像个教皇的样子。在个人的感情上，尤利乌斯二世悲哀地看到了自己最钟爱的侄子乌尔比诺公爵和最信赖的枢机主教阿利多西的仓皇失态。

可是，把博洛尼亚推到敌人一边的罪魁祸首正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

尤利乌斯二世最初任命的教皇代理是费莱里枢机主教。他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态度，对博洛尼亚市民采取了镇压政策。这就刺激了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历来富有强烈批判精神的博洛尼亚市民，很快叛乱一触即发。尤利乌斯二世感到震惊，把费莱里召回罗马，派去了另一位枢机主教。但这位枢机主教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博洛尼亚再次气氛紧张。尤利乌斯二世不得已又一次派去了教皇代理。这次是号称尤利乌斯二世头号心腹的阿利多西枢机主教。但阿利多西也采取强硬政策，比起前两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尔比诺公爵注意到了这一点，把阿利多西抓了起来，戴上锁链押到了教皇那里，向教皇投诉他的恶政。这一事件让博洛尼亚民众驱散了心头的阴霾。然而，教皇不但为阿利多西打开锁链，还任命他为博洛尼亚大主教。民众觉得自己被出卖，在神职人员的严厉统治下对未来感到绝望。绝望的人很容易变得激进。

尤利乌斯二世的错误在于忽视体察民心，忽视根据民心采取果断措施。而这两点是做上层人物的首要条件。我们不得不说，尤利乌斯二世缺少了这两点。谁都能做到果断处置敌人和无能之辈，但并不是谁都能做到舍弃自己人或有才之人，即使明知必须那么做。切萨雷·波吉亚因为舍弃了被称为心腹中心腹的洛尔卡而得到了罗马涅的民心。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并非那么有才能，尤利乌斯二世仅仅因为他最忠于自己便不采取严厉措施，从而丢掉了博洛尼亚。不过，政治艺术（arte）是一种素质，并不是任何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便能具备。

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和乌尔比诺公爵前后脚到了教皇所在的拉文纳。枢机主教一到教皇面前就伏在他的脚下，请求饶恕自己的罪过。在座的乌尔比诺公爵数落枢机主教的不是。这次又是尤利乌斯二世斥退侄子而护着阿利多西。这挑起了公爵内心对阿利多西的憎恶感。第二天，两人在路上偶遇。阿利多西枢机主教对乌尔比诺公爵过分谦卑地打着招呼。20岁的公爵失去了自制力，口中喊道“叛徒！现在是你还债的时候了”，上去把他砍了。枢机主教受了致命重伤，一小时后便死去了。公爵直接骑马回乌尔比诺去了。这一事件让教皇的心腹和其他枢机主教暗地里大为欣喜。他们本来就不认可阿利多西，而且讨厌他。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人悲从中来，他体会到了同时失去最钟爱的侄子和最信赖的部下后的绝望感觉。

尤利乌斯二世无事可做了，除了回罗马以外，已经没他什么事了。

尤利乌斯二世离开了拉文纳，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事情正在里米尼等着他。5月28日清晨，里米尼主教堂圣方济各教堂的大门上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则声明，呼吁于9月1日在比萨召开公会议。声明的主要内容为：教皇有权召开公会议，他曾在即位时发誓要召开公会议，但一直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实现誓言。不得已，德意志皇帝、法国国王与有志的枢机主教共同决定召开公会议。请教皇派出代表或是亲自出席。全体神职人员可以自由出席，不必等待教皇的判断，希望各位出席。有9个人在声明上署名，他们都是所谓的有志枢机主教。

声明一定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

尤利乌斯二世的自尊心受到了彻底伤害。同时，他也被抛入了超乎寻常的危险之中。这次公会议的意图无疑就是消灭尤利乌斯二世，德法两大强国都支持召开此次会议。

6月27日，身心俱疲的尤利乌斯二世掩饰着痛苦的心情回到了罗马。原本该是凯旋入城的，现已不是那么回事了。教会军自然消亡的消息已经传开。尤利乌斯二世好像要成心挑战罗马民众，不，应该是挑战全欧洲嘲讽的目光，他坚决要求戴着请卡拉多索[12]打造的三重冠走向圣彼得大教堂。3年前，教皇曾经在博洛尼亚入城式上荣耀地戴过这顶三重冠，它价值5万达克特，它上面的黄金和宝石闪闪发光，体现了教会和教皇的尊严。

但是，与教皇一起行动的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13]在日记上对这一天的记述只有一行字：

“我们艰难而徒劳的行军就这样结束了。”

四

身处绝境却能发挥不屈精神，这是尤利乌斯二世性格中积极的一面。侥幸往往帮助他渡过难关，侥幸让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拯救他于危难之中的常常是他的敌人，而不是自己人。

召集比萨公会议是在恢复基督教世界的和平、进行教会改革、讨论十字军远征土耳其的计划这些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没过多久，后援国的步调便紊乱了。法兰西人路易十二出于传统的基督徒式的犹豫不想再逼教皇，他首先把特里武尔齐奥召回了米兰，而此时特里武尔齐奥正在博洛尼亚大干一场，风头正健，眼看就要进军罗马。紧接着，路易十二提出与教皇交涉，条件是承认本蒂沃利奥，并与法兰西派的枢机主教们和解。这样便开了个头。接下来，在声明上联署的9个枢机主教发生了分裂。先是加列托、科尔内托[14]、卢森堡的三位枢机主教声称不记得曾在声明上签过字。而后发生了伊波利托·德·埃斯特枢机主教根据其兄费拉拉公爵的深谋远虑也回到了罗马教皇身边。剩下的只有两位法国人枢机主教和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弗朗切斯科·波吉亚这5个人。洞察力敏锐的威尼斯这时已经做出了判断，认为比萨公会议必将流产。

尤利乌斯二世根本不想与企图对教皇宝座动手的人对话。这些人还想要教皇派代表出席比萨公会议，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不彻底打败无视教皇威严的比萨公会议派及其背后的法国，尤利乌斯二世便夜不能寐。挫败比萨公会议的最佳手段就是教皇也召集一个公会议。尤利乌斯二世出手反击了。

1511年7月25日，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布告，昭告天下翌年4月19日将要召开教皇主持的公会议，地点定在罗马的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布告的正文言辞激烈，表示只有教皇才有权召集公会议，尤利乌斯二世并未放弃这个权力。布告接着谴责比萨公会议派是在搞分裂活动。布告还列举了会议议题：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协调，重建教会道德的办法，研究同意十字军计划。这些都与比萨公会议的议题一致。布告又在其后加上了与异端及分裂活动斗争的条目。比萨公会议开会的日子定在9月1日，在此之前抛出召开拉特拉诺公会议的宣言，明摆着尤利乌斯二世是在挑战。

可是，此后不到一个月，尤利乌斯二世于8月17日突然病倒，病因直到今天也未弄清楚，或许是以前积累下来的身心疲劳所致吧。开始他还在病榻前召见各国大使。到了20日他已经气力全无，连药都不想拿了。25日，传出了绝望的消息。

罗马开始准备应对教皇死后将会发生的混乱。高层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宫殿大门紧闭，尤利乌斯二世的亲戚们在宅邸前架起了路障。枢机主教们待在家中等待，当然是在等教皇的死讯。

尤利乌斯二世也做好了死的准备。他接受了涂油礼，解除了对博洛尼亚和费拉拉禁止圣务的处分，谢过了侍从和佣人的服务并给了他们赏钱，原谅了因刺杀阿利多西枢机主教而断绝了关系的乌尔比诺公爵。做完了这一切，教皇仰卧在病榻上不再动弹。白色的长髯盖住了他瘦骨嶙峋的面孔，他眼睑紧闭，半开着干燥的嘴唇。尤利乌斯二世进入了昏睡状态。

礼宾官帕里德写道：“我的日志就此终结了。”

3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4天傍晚，一直死一样的尤利乌斯二世忽然睁开眼睛，认出了在身边忠心服侍他的帕里德，说想吃点什么。帕里德奔到在隔壁房间待命的医生那里。医生来到病房，在帕里德的耳边说给他吃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一大盘水果端了进来。盘中有西洋李子、核桃、草莓、尤利乌斯二世爱吃的桃子，还有醋腌小洋葱。教皇在病榻上微微抬起身子，虚弱地把手伸向水果。他先是嚼出果汁咽下去，吐出渣滓，然后又喝了很多水，再后来他躺下睡着了。过了不久，教皇醒来，又想吃东西。这回他吃了一枚鸡蛋和少量卷心菜，一个苹果和少量腌肉片，还吃了他喜欢吃的桃子。他很虚弱，一点一点地吃完了这些食物。如此重复了好几次。起初，这样的吃法让他很难受，甚至呕吐。但渐渐地，他开始有了精神。

过了两三天，尤利乌斯二世的病已痊愈，至少旁人看上去是这样。

再说比萨公会议，只有4位枢机主教来到比萨。欧洲各国君主派遣的代表和神职人员的到会情况也极其糟糕。是出席尤利乌斯二世宣布召开的拉特拉诺公会议，还是出席由皇帝和法国国王支持的比萨公会议，各国君主和神职人员都为此而感到迷茫。比萨公会议派判断教皇的病已经绝望，认为既然如此也就不要勉为其难地抢时间。他们把开会的日子从原定的9月1日推迟到了11月1日。这又让尤利乌斯二世走了一回运。

大病初愈的教皇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才能把法国势力逐出意大利。这件事既关系到能否消灭比萨派，也关系到他赌上教皇权威召开的拉特拉诺公会议能否成功。尤利乌斯二世还没有这么乐观，相信单靠教皇号召的精神力量就能办好所有这些事。他希望自己具有足以对抗法国的力量。但是，教会军已经有名无实，如果威尼斯也改变了昔日的做法，那他就只有一条路，即与其他强国结盟。尤利乌斯二世的目光盯上了新兴国家西班牙。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迅速响应教皇，很快向罗马派来特使，协商结盟之事。结盟的理由是拥有天主教徒称号的西班牙国王要保护罗马教会和教皇。但不消说，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于赶走法国人后实现其对意大利的领土野心。尤利乌斯二世对此十分清楚。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要以西班牙之毒去攻法兰西之毒。

西班牙国王承诺为实现教皇意愿提供全面的军事援助。作为条件，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要承认西班牙对以那波利为中心的南意大利的领有权，而这连波吉亚教皇都未承认过。

图13：皇帝马克西米利安

1511年10月4日，“神圣同盟”正式起步，参加的国家有罗马教廷、西班牙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两个星期后英国也传话表示参加，瑞士也加入了同盟，只有德皇持保留态度。尤利乌斯二世判断，德皇碍于康布雷同盟无法走出反法这一步，便未再勉强。他知道，皇帝总是会倒向形势有利一方的。教皇自信这次一定会成功。

此时，身在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念头。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个欲望，想在拥有基督教世界世俗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地位的同时，再兼具精神界最高统治者教皇的地位。但从他以往的性格来看，他无疑着意于从各地流进教廷的巨额金钱。皇帝根据尤利乌斯二世两次病情判断他的死期将近，决定等他死后立即动手。皇帝的计划非常远大，但他想出来的实施手段却离奇古怪。

女儿劝丧妻之后孑然一身的父亲再婚，皇帝便给在荷兰摄政的女儿玛格丽塔写了一封信。

为了取得教皇对我晋升三级修士的批准，我想明天把古尔克主教朗派去罗马。如果获批，教皇死后我升登教皇宝座就会方便点。我就要成为主教了，你也得向对待主教那样对待我、尊敬我。……我打算近期开始做枢机主教们的工作。有二三十万达克特大概也就够了。不过，你要对此事绝对保密，尽管这个秘密近几天内也许就不再是秘密。总之，得有很多人在这件事上配合我，我也得为每一个“赞成”付出巨额金钱。

你的好父亲、下任教皇马克西米利安亲笔
9月18日

又及：

教皇又发烧了，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吧。

如果只有这么一封私信，人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不过是父亲与劝自己再婚的女儿开个玩笑，给她一个幽默的答复。可是，在写这封信的两天以前，皇帝给心腹部下列支敦士登元帅发去了这样的公文：

高贵、亲爱、忠诚的元帅：

我知道，你已经把我曾经告诉过你的心愿放在了心上。兼任教皇的念头在我的心里已牢牢扎下了根。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高贵、更卓越、更美好的想法了。

你可能也知道，现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久前得了濒死之病，罗马甚至有人以为他已经死去。现在机会绝佳，恐怕你也能想象出教皇的死期已近。听说他只能吃少量食物，还都只是水果，而且只想喝水。他快不行了。

我想派古尔克主教去罗马，为得到教皇宝座而去活动。但没有资金他什么也干不成。根据我的测算，要想让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们和其他罗马实力人物帮助我们实现计划，需要30万达克特。

不过，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如今我在金钱方面并不强大，只好向富杰尔借钱。我命你做的就是这件事。请你尽快面见雅各布·富杰尔密谈此事，让他在罗马富杰尔银行准备30万达克特。利息定为10万达克特，用我的宝石做抵押。这件事一办好，古尔克主教便可行动。

从我拥有的宝石中，包括我最值钱的宝石在内，装上4箱去做抵押，再加些皇帝的饰品。这些都不属于帝国，而是属于我的哈布斯堡家族。等我当上教皇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如果富杰尔想知道还款方式，请你这样回答：

30万达克特本金加10万达克特利息可按下述方法偿还：下次国会将指定富杰尔为皇帝领地年贡金（包括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缴纳的税金在内）的收款人，另加西班牙国王每年的缴款。如果这些款项还不足于解押，可以把我当上教皇以后收入的1/3用于还款，直到还清本息。

交涉之事全部交给你了。即使富杰尔不接受我的请求，你也不要灰心，要反复交涉。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坐失良机。一旦交涉成功立即告我。

听说罗马的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都不希望下任教皇是法国或西班牙人。情况对我有利。机会这么好，我不想向法国开战。

1511年9月16日

这个远大而愉快的计划很快就夭折了，原因实在简单，富杰尔最终并不看好这个计划。对于贷款情况判断的准确性，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都不及富杰尔。富杰尔是一个懂得保守秘密的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黄粱美梦没有成为人们的笑柄。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对此事一无所知。尽管皇帝持保留态度，但这对尤利乌斯二世而言并非致命。他成立了以反法为目的的“神圣同盟”，有了自信。他首先着手破坏会期已经迫近的比萨公会议。

10月24日，尤利乌斯二世宣布，以反教皇阴谋罪对比萨派的5个枢机主教予以开除教籍的处罚。这个处罚与其说对派代表参会的君主和神职人员有什么影响，不如说打击了被定为开会地点的比萨市民。如果他们被定为有罪，那么提供帮助的人也将与其同罪。选中比萨作为开会地点，一是因为这里在一个世纪前曾经召开过公会议，二是因为这里是亲法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土。然而，这对比萨人来说麻烦至极。

不久，参加公会议的人就开始陆续来到比萨，有4位枢机主教，2位大主教，14位主教，5位修道院院长和几位神学家。弗朗切斯科·波吉亚枢机主教病重缺席，不久后去世。出席者除了卡瓦雅尔、桑塞维里诺两位枢机主教和一位神学家外，全部都是法兰西人，并非来自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都带着法国士兵警卫，反映出形势的严峻。德皇当初与法国国王联名成为比萨公会议的后援国，但来人中竟无一位德皇代表，其原因是富杰尔拒绝了贷款，也不见教皇将死的征兆，皇帝便改变了一直以来的亲法方针，开始接近教皇，禁止德意志人参会。

比萨市民也开始消极对抗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向他们出租旅店和会场，在佛罗伦萨市政府的说和下好不容易才落实了食宿。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威胁要禁止比萨全市的圣务活动。市民们开始了积极反抗。

11月1日参会者来到作为公会议会场的主教堂（duomo）时却发现，这里已被路障围得铁桶一般。他们只好将会场转移到了卡瓦雅尔枢机主教下榻的圣米开尔教堂。这个教堂很小，比萨市民嘲笑道：“教堂太小，但对比萨公会议来说却又太大。”常驻比萨的神职人员拒绝参加会议。会议需要两位市民代表，但无人愿做。公证人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躲了起来。好不容易从附近硬拉来两个人算是市民代表，这会才开起来。神学家介绍比萨公会议主旨的演讲一结束，会议便决定延期到11月5日再召开。

佛罗伦萨政府一筹莫展，派特使马基雅维利去向路易十二世请求，希望把会议挪往别处。但法国国王没有接受这个请求。佛罗伦萨开出条件，比萨市民不必参会，神职人员也一样，这才拿到了主教堂的使用权。会议总算于11月5日在主教堂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宽敞的教堂里，算上刚刚够格的侍从，总共也只有50人。到了9日，法国卫队的大兵与比萨市民发生了武力冲突，起因是法国兵欺负了一位市民。愤怒的民众涌到参会者下榻的地方闹将起来。

佛罗伦萨出动士兵暂时平息了骚乱，但参会者面对一片喊杀声心生恐惧，决定把原定于14日举行的第三天的会议提前到12日，并将以后的会场转移到米兰，12月13日终于在米兰召开第四天的会议。

尤利乌斯二世像狐狸逐兔一样紧追不舍。等公会议的参会者到了米兰，迎接他们的是市民满是憎恶的冰冷目光，较之比萨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利乌斯二世已对米兰处以禁止圣务的处分。米兰处在法国的统治之下，虽有统治者的威权，但会议不可能得到常驻米兰的神职人员和民众的配合。违反教皇意志的人和帮助他们的人，如果是俗人则会被开除教籍，如果是神职人员或修道院则不但会被开除教籍，而且还要没收其收入和财产。教皇的这个布告给了比萨公会议派致命一击。参与者们终于离开了意大利，转到法国里昂去了。结局如何，谁都料想得到。

尤利乌斯二世在罗马冷眼看着这一切，投入到拉特拉诺公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为了向世界宣示自己才是拥有主持公会议正统权利的教皇，他必须开好这次公会议。

半年前，尤利乌斯二世被绝望摧垮，于6月底回到了罗马。在此期间，他还得了一场大病，甚至被认为将不久于人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联合西班牙、威尼斯、英国、瑞士成立了神圣同盟，孤立了法国。且不论他这样做对意大利是否有益，他成功了。等着比萨公会议的只能是自生自灭的命运。德意志皇帝尽管没有迈出加盟这一步，却也没有采取反教皇的行动。那年年底，尤利乌斯二世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不屈精神的成果。

五

加斯通・德・富瓦出生于1489年，那年22岁。他的家族肇始于公元1000年前后西西里的一位领主卡尔卡松伯爵，后成为德·富瓦伯爵领地的领主。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外甥，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的表弟，现任内穆尔公爵。他留着娃娃般的短发，双唇的曲线和蔼可亲，下巴上略有胡须。他面庞清癯，但身躯却不似面庞，骨骼发达，肌肉健壮。他已超越自己的年龄，具备了武将的孔武。只是当时他还没有国际声望。

这位年轻人让68岁的尤利乌斯二世胆战心惊。

路易十二为与神圣同盟的军队对决，派这个年轻人去了意大利，让他在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门下接受了两个月完整的司令官教育。

1512年1月，威尼斯军队进攻布雷西亚，拉开了神圣同盟军对法作战的大幕。25日，威尼斯军队与市民里应外合，夺得了大部分城区。

另一方面，以西班牙人拉蒙多·迪·卡尔多纳为总司令的西班牙与教会联军于26日兵临博洛尼亚城下。2月2日，躲进布雷西亚要塞做最后抵抗的法国驻军已被逼得即将投降。身在罗马的教皇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半夜里召来威尼斯大使，留了他两小时之久，与他分享喜悦。打下布雷西亚意味着从东面打开了通向米兰的道路。在教皇看来，攻陷博洛尼亚也已经近在眼前，这样可以从东面和东南面一气攻入米兰，瑞士军队也会从北面攻过来。尤利乌斯二世很兴奋，似乎已经荡平了法国人。

加斯通・德・富瓦身在费拉拉附近的菲纳莱，他得到西班牙和教会联军逼近博洛尼亚的消息后，在雪中奔袭45公里，于当夜进入博洛尼亚城。他在博洛尼亚接到了更为紧急的消息：布雷西亚陷落了。

联军也知道德・富瓦进了博洛尼亚，并判断他必定会收复布雷西亚。但在隆冬的雪中率领大军行军，他将不得不取道平坦的艾米利亚大道。联军的战术是后退到博洛尼亚西北40公里的摩德纳，在那里伏击法军。

认为德・富瓦要收复布雷西亚的判断正确，但加斯通・德・富瓦没有选择走艾米利亚大道。

他断然决定只留下18000兵力的1/5坚守博洛尼亚，率领剩下的全部军队悄悄出了博洛尼亚城，向正北进发。道路难行，河流纵横，每河必渡。时间就是胜利。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艰难行军，一路上叱咤激励。说起来是法国军队，但也不全由法兰西人组成，其中一半是意大利人雇佣兵，再就是连孩子都闻风丧胆的德意志佣兵[15]。这是所谓混成军团，一般的指挥官统一不了这帮难搞的家伙，德・富瓦却让这帮人顶着困难强行军。

1万多法军渡过大河波河，三天奔袭180公里。大军于2月17日清晨抵达布雷西亚城下。威尼斯军队猝不及防，企图靠大炮击退法军。法军迅速潜入城里，加斯通・德・富瓦命令骑兵扔掉战马，全员步战。城里狭窄的道路纵横交错，大炮失去了威力。激烈的巷战持续了两天。19日夜，布雷西亚重新回到法国人手中。城中留下了6000多具尸体，死者多为布雷西亚市民。

加斯通・德・富瓦让士兵处置城市。这是对布雷西亚人的惩罚，他们呼应威尼斯军队，向法国统治者举起了反旗。这也是对忍受艰难行军、奋勇作战的法军士兵的犒赏。其结果明若观火。意大利人佣兵满足于抢劫和强奸，可法国人和德意志人却不满足于此。

他们掠夺后放火烧房，强奸后把人大卸八块。他们把幼儿的尸体用大钉子杂乱地钉在城门上，称那城门是凯旋门。

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在罗马听到布雷西亚陷落的消息，得知那里的惨状后悲愤交加，从他颤抖的嘴唇里迸出几个字：“赶走野蛮人！赶走野蛮人！”

一向以优柔寡断而闻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这回似乎也下定了决心。瑞士军队现在就要奔米兰南下了。西班牙军队也在向比利牛斯山的纳瓦拉直奔而去。如果拿下纳瓦拉，他们将潮水般地涌入法国。英国国王意欲登陆诺曼底，德皇也已经动摇。路易十二要在一切尚未动作之前与教皇一决胜负。

3月22日，加斯通・德・富瓦接到了国王发出的决战命令。他考虑了决战地点，把目光投向了拉文纳。这样的考虑显示出加斯通・德・富瓦不仅是优秀的战术家，也是卓越的战略家。法国国王的意图是决战胜利后直捣罗马，驱逐教皇，扶植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取而代之，然后乘胜进攻那波利，把西班牙势力从意大利赶出去。而要实现这个意图，这次的决战就必须毕其功于一役，成为名副其实的决战。打这一仗首先要引蛇出洞，把同盟军全军引诱出来。为此又必须先与同盟军的后勤部队威尼斯共和国短兵相接，打击同盟军的补给基地拉文纳。同盟军不能失去拉文纳，他们定会倾巢出动。打赢这一仗，不但可以在军事上打击同盟军，还可以将同盟军与其后勤部队威尼斯一分为二。同盟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重组整编工作。拿下拉文纳就等于打开了通往罗马的大路。这一点已为1500年前尤里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战例所证实。这位刚满23岁的年轻人眼光精准，出于战略考虑选择了拉文纳作为决战的战场。

法军离开米兰后于4月3日到达距离拉文纳30公里的科蒂纽奥拉。为了提高士兵的士气，激起他们的欲望，以备决战，加斯通·德·富瓦允许士兵在费拉拉的大炮运到之前对附近进行掠夺。他们一边掠夺，一边对拉文纳施以零星攻击。

守卫拉文纳的是勇将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指挥的1500名步兵和少量的骑兵，他认为只需支撑到援军到来。

4月9日，运抵的大炮在城墙下一字排开，攻城战正式开始。德・富瓦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却一直把目光瞄向背后。

果不其然，第二天清晨出现了同盟军士兵的身影。德・富瓦留下1000名步兵拖住拉文纳守军，同时命令全军调头向后。大军移动需要时间，如果同盟军不失时机地突然袭击，胜利就将属于他们。可惜同盟军在离拉文纳5公里的容科河对岸停了下来。他们不再前进，并开始挖战壕。战壕挖了整整一天。法军趁此工夫轻易地调转方向，摆好了阵形。当天夜里，同盟军还在继续挖着战壕。法军推平了容科河的河堤，在20米宽的河面上紧急建造了一座渡桥。步兵在黎明前首先开始过桥。

1512年4月11日，复活节。这天清晨，被称为16世纪上半叶最惨烈战役的拉文纳会战拉开了大幕。

法军拥有的兵力为1900名重装骑兵，3000名轻骑兵，18000名步兵，其中包括5000名德意志佣兵，总数达到2.3万人，另配备有50门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拿手的最新式大炮。

图14：拉文纳会战

同盟军拥有的兵力为1700名重装骑兵，1500名轻骑兵和13000名步兵，共计1.6万人，另有24门大炮。

指挥这些部队的班底也由当时最了不起的武将组成。法军的指挥班底中有切萨雷·波吉亚著名的副将伊芙·德·阿列格雷、罗特列克、拉·帕里、后来闻名遐迩的步兵专家费德里科·达·博佐洛、雅各布·恩普扎、阿方索·德·埃斯特，还有人高马大、身穿黑光闪耀的盔甲亲自指挥重装骑兵的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法军的总指挥是加斯通・德・富瓦。

同盟军方面也将星如云，不可小觑。佩德罗·纳瓦罗、后来成为名将的23岁的费迪南多·阿瓦洛斯、佩斯卡拉侯爵、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同盟军方面也有一位枢机主教乔凡尼·德·美第奇，他是尤利乌斯二世的代理人。不过，与加入武将行列的老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相反，36岁的美第奇枢机主教身穿僧衣，骑在白马坐骑上，一脸的不情愿。同盟军的总指挥是继声名远播的贡萨洛·德·科多巴之后当上那波利总督的拉蒙多·迪·卡尔多纳。

容科河沿岸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土包像细浪一般四处隆起。平原的尽头便是大海。两军在这片平原上摆开了阵势。

同盟军面向容科河布阵。炮兵部队从右翼开始沿隆起的土包一字排开。接着是分成800人、500人和400人的三队重装骑兵团。前方的中央是战壕，最前列有铁链相互锁着的50辆二轮战车，其间配有200人的火枪队。后面一排是6000名西班牙步兵。第三排是4000名意大利步兵。第四排是3000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混成步兵。所有士兵人人持枪。大本营设在这些部队的后方。阵形的左翼由1500名轻骑兵守卫。

法军背对容科河布阵，可谓背水一战。法军在左翼布置了3000名轻骑兵，与同盟军的重装骑兵对峙。中央布置了步兵团，与同盟军步兵团成对抗之势。敌方步兵团的队形为横队，法军则为纵队，从左开始依次为5000名法国和意大利的混成部队、8000名加斯科涅步兵、5000名德意志佣兵。法军的大本营也设在步兵团的后方，右翼由1500名重装骑兵守卫。此外还有400名重装骑兵预备队在容科河桥上待命。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炮兵部队的位置变化最大。同盟军炮兵配置在右翼，而法军把大炮布置在全军的最前方，炮兵数量也多得吓人。

法军首先开始前进。他们并不齐头并进，而是呈扇形前进。两军相距150米时，法军大炮开火了，同盟军的大炮立即应战，战场上响彻了震耳欲聋的炮声。但两军都未受到多少炮火打击，倒是持续前进的法军挨了更多的炮弹。同盟军的步兵则匍匐在地躲避炮击。

就在这时，阿方索·德·埃斯特指挥的法军炮兵部队从前方绕过己方的轻骑兵，斜刺里迂回到了敌人右翼。这样做需要移动50门重炮，他们的速度惊人。大炮移动后与敌方大炮形成了交叉的角度，并且与敌人近在咫尺，效果立竿见影。同盟军右翼的重装骑兵团受到了来自前方和侧翼的集中炮击。战马疯了似的狂暴，这样下去重装骑兵不及交战便会全军覆灭。骑兵们大声呼叫：“让我们出击！”

指挥官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急忙派人去大本营，请求总司令卡尔多纳和副司令纳瓦罗批准他们出击。可他们两人都不同意，说是要等待时机反击。可是，这时任何人都无法让骑兵原地不动了，骑兵们愤怒地吼叫着。普罗斯佩罗·科隆纳一马当先，率领第一重装骑兵队的800铁骑首先发起了冲锋，吼声震动大地。他们向敌人右翼的重装骑兵团发起了攻击。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也毫不迟疑，亲自指挥第二、第三重装骑兵队紧随从斜刺里杀向战场的第一骑兵队。重装骑兵从头到脚全身都用钢铁盔甲裹得严严实实，1700人和1500人的两支铁流发生了激烈冲撞。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装甲车战队正面相撞。长矛在空中飞舞，盔甲铿然相撞。每个骑兵后面都跟着一个步兵，他们根本无法冲入敌阵。平原之上高高地卷起了一团铁色旋涡。这里成了中世纪之花——重装骑兵最后和最大的演兵场。

战况白热化。谁都能看出，大炮是战斗的真正主角。费拉拉公爵大炮的炮弹越过重装骑兵离去后的空地，从匍匐在地的步兵团头上掠过，向同盟军的轻骑兵砸去。1500名轻骑兵被炮击激怒，在佩斯卡拉侯爵的指挥下，向费拉拉公爵的炮兵队冲了过去。但在摧毁敌人的炮兵之前，他们不得不对付横刺里杀过来的两倍于己的法军轻骑兵。这是一场1500骑对3000骑的战斗。于是，在战场的左右两翼，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分别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这时，法国步兵终于动手了。5000人、8000人、5000人的三队形成整体，在战场中央向前推进。法军受到同盟军火枪队的猛烈射击，士兵纷纷倒下，但他们没有停止前进。法军推进到敌人战壕附近，随即转入冲锋。有些士兵被推倒跌入战壕，有些成功冲入战壕对面的战车队中。

同盟军的步兵接受法军的挑战，他们站了起来。首先，第一排的6000名西班牙士兵冲向5000名德意志佣兵。紧接着，4000名意大利士兵也冲到了两倍于己的加斯科涅步兵面前。第四排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混成军团也立即冲向了5000名法国和意大利士兵组成的混成军团。两军步兵分三处激战，同盟军始终占据着优势。法军开始后退。这时，率领加斯科涅步兵的伊芙·德·阿列格雷看到了自己带来充任副将的儿子被拽下马来，又被步兵用长矛刺穿了身体。绝望的老队长正要单枪匹马冲入敌人步兵的海洋，一发炮弹飞来，把他连人带马炸上了天。

整个战场分为三处仍在激战，左边是轻骑兵的战斗，中央是步兵的战斗，右边是重装骑兵的战斗。轻骑兵战斗的胜负已见分晓，敌人两倍于己，同盟军方面顶不住了。步兵的兵力虽少，同盟军还是压了上去。重装骑兵已在决死一战了。头盔打飞了，满脸鲜血，士兵们仍在战斗。进入肉搏战后，长矛派不上用场，所有人都扔掉长矛，用剑相互砍杀。渐渐地，同盟军一点点地被压了下来。加斯通·德·富瓦见状，便命令在容科河桥上待命的400名重装骑兵预备队出击。他们过桥后沿着河堤绕过自己人的背后，挺着长矛冲向正在用短剑激战的同盟军重装骑兵的侧面。这是最终制胜的一招。1700名同盟军重装骑兵几乎全军覆没。指挥官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身负重伤，当了俘虏。法军的1500名士兵也半数战死。

战斗形势终于明朗。同盟军在步兵方面占据优势。轻骑兵和重装骑兵也都分出了胜负。同盟军总司令卡尔多纳命令仍在恋战的残余骑兵撤退。

步兵还在酣战，紧张的空气弥漫在骑兵撤退后的战场中央。两军整好队形，不断冲击。每次两军分开时都会留下许多尸体，反复冲击后尸体堆积如山。两军挪开位置后又多次相互冲击。同盟军步兵英勇善战，然而不幸的是，自己一方的炮兵部队已经被打散，失去了战斗力，而敌方费拉拉公爵的大炮依旧威力不减。现在，已经没有了骑兵这个障碍，炮弹便集中射向步兵团。炮弹的命中率相当高。炮弹在整齐的阵形中四处开花，每次爆炸都会炸飞成堆的士兵。

英勇善战的同盟军步兵也胆怯了。法军步兵见状立即展开攻势，开始了惨烈的肉搏战。同盟军步兵二队受到全面压制。6000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步兵队扔掉长矛，手拿短剑冲向敌阵，打退了敌人。副司令纳瓦罗在这场战斗中受伤被俘。失去了指挥官的西班牙步兵仍然没有放弃战斗。可悲的是，他们还不知道总司令卡尔多纳已经向切塞纳退却了。

广阔平原上的战斗只剩下这一处了。面对人多势众的敌人，西班牙步兵的作用非常显著，就连德意志佣兵也都快被压制下去。

见此情形，法军总司令加斯通·德·富瓦率领轻骑兵鲁莽地冲进了敌阵，他大概想胜得更加完美。西班牙士兵虽被冲得七零八落，但还是砍断了他的马腿。德·富瓦倒栽葱摔下马来。狂怒的西班牙士兵成群地压过来，把他埋在下面。德·富瓦大喊自己是西班牙国王的表弟，但这也已经徒劳。西班牙步兵这才整好队伍，堂而皇之地从敌人面前退去。

战斗结束了。激战从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4点。14000名士兵的尸体掩盖了平原，其中1/3是法国士兵的尸体，2/3是同盟军士兵的尸体。同盟军士兵多半是被炮弹炸死，有很多尸体没了头颅，没了胳膊和腿，景象十分惨烈。法军士兵几乎都是被长矛或短剑刺死。两军后来也没弄清楚负伤的人数。武将之中，法军牺牲了加斯通・德・富瓦和伊芙·德·阿列格雷，同盟军方面佩德罗·纳瓦罗、法布里齐奥·科隆纳、费迪南多·阿瓦洛斯因身负重伤而被俘。法军武将中指挥步兵的费德里科·达·博佐洛身负重伤。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也负了伤，殷红的献血从缠在大腿的布上渗出。

未受伤而被俘的只有一个人，乔凡尼·德·美第奇[16]枢机主教。他逃晚了一步，被敌军的步兵包围了。敌兵全都满脸怒气，只要有一个人亮出长矛，所有人就会一齐刺过来。枢机主教那肥胖得跟年龄不相符的身体骑在姿势优雅的白马坐骑上，他没有逃跑的意思，也没有装腔作势，只是静静地俯视着他们。就在这帮士兵见状胆怯的一瞬间，负了伤的博佐洛冲了过来，救出了枢机主教，把他交给了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一身铠甲的桑塞维里诺用一脸轻蔑的表情迎接这位枢机主教，说道：“欢迎，枢机主教大人！”

这位俘虏用温和的口吻回答道：“我还没吃饭，肚子饿了。”他于一年之后成了教皇利奥十世。

夜色降临。拉文纳尸横遍野。夜色在尸体上投下光影，把它们一点点掩藏。获胜的法国军队的队长们忘记了处理死者，也忘记了集结残兵。他们围站在尸体横陈的加斯通·德·富瓦身旁，没人说话，伫立许久，一动不动。

第二天，惶恐的拉文纳市民代表前来请求开城。当天夜里，法军开进拉文纳城。胜利者加斯通·德·富瓦被抬进城里，遗体上覆盖着被撕裂的、血迹斑斑的联军军旗。将士们头颅低垂，空气凝重，与其说是凯旋入城，不如说是举行葬礼。4天后，躲在要塞里负隅抵抗的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投降。接着，里米尼、弗利、切塞纳、伊莫拉、法恩扎等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法军献出了城池。几天之内，罗马涅全境便落入法国之手。

罗马跌入了恐怖的深渊。人人处在痛苦之中，就像亲眼看到法国士兵的身影就要出现在弗拉米尼亚大道上一样。罗马全城马上就要遭到掠夺，教皇和神职人员将被关在教廷的宫殿里被放火烧死。谣言不胫而走，越发使人们恐惧起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恐惧也同别人毫无二致。他从心情上不相信自己已经战败，而且还是完败。他还不知道富瓦已死。同盟军的残兵败将混乱不堪，连同总司令一起逃到切塞纳，却被当地居民赶了出来，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逃到马尔凯。他们只顾拼命逃跑，怠惰了向罗马报告详情。威尼斯通常总有准确的情报，但那里来的消息也在拉文纳一线被阻断，送不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焦躁不安，出现幻觉，总觉得法军马上就会乘势向罗马压来，烦恼而痛苦。

4月15日，朱利奥·德·美第奇[17]抵达罗马。他也参加了同盟军，但成功逃脱。第二天他被允许与被俘的堂兄弟乔凡尼枢机主教见了面。枢机主教要他向教皇秘密转告：法军总司令加斯通·德·富瓦已经战死，法军群龙无首；虽然拉·帕里接任，但还不能统一军队；队长们对今后如何行动意见分歧；桑塞维里诺枢机主教主张立即进军罗马，拉·帕里却主张请示国王再决定，一步不让；其他队长们支持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阿方索·德·埃斯特对这样的情况大失所望，带着大炮回费拉拉去了。

但是，这还不足以打消尤利乌斯二世的担心。虽然总司令已死，军队的指挥系统混乱，但毕竟23000人的大军尚存3/4。而且，伦巴第、罗马涅和意大利北部已落入法国手中，补充军队易如反掌。反观自己一方，以西班牙和威尼斯为主体的同盟军已然形同解体。尤利乌斯二世在近乎恐惧的不安之中度过了数日。

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0天过去了还是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人们甚至觉得，拉文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尤利乌斯二世这次又被自己的敌人救了一命。

随着日子一天天逝去，事情越来越明朗，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错过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时机。他使拉文纳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他把罗马涅这个传统上反教会思潮最强的地方拿到了手，却不懂得去好好利用。他居然把法军召回了米兰。虽说损失了富瓦这位优秀的统帅，拉文纳战役后路易十二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对政治缺乏一贯性。路易十二总是嘴上说要坚持到底，最终却总是做不到底。这是他缺乏决断力的证据。这样做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反，尤利乌斯二世则是个只有决断力和勇气的人。

5月2日傍晚，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队伍出了梵蒂冈，越过台伯河，穿过罗马市中心，向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而去。

尤利乌斯二世毅然决定，在战时体制下按期举行公会议。明天就要开会了，教皇循例在前一夜进行巡游。希腊骑兵队在前面开道，一队步兵手持长矛紧跟其后，接着是身着官服、威风凛凛的教廷高官、枢机主教们的家属和罗马市民代表，后面才是尤利乌斯二世。只见他身着纯白色的教皇袍，身披金色披风，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三重冠，坐在红绸幔帘的轿辇里。瑞士佣兵身穿华彩制服护卫在轿辇两侧。身着红色正装的枢机主教团跟在教皇后面，100名手持火枪的武装士兵殿后。大炮排列在拉特拉诺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以备不测。

罗马市民惊讶地看着巡游队伍。20天前大家还在为法军压境而胆战心惊。在法军随时都会出动的情况下召开公会议，真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尤利乌斯二世想的却是，正因如此才要断然召开这个会议。他这样做并非因为如果不能按去年7月宣布的会期召开会议将有损于教皇的威信。如果他在这样不稳定的形势下宣布延期一年开会，谅谁都不会指责。那么，他为什么要毅然决然地召开公会议呢？

此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是右手持剑，左手拿十字架搞政治。但目前右手的剑折断了，不能用了。他只能把以前一直拿在左手的十字架换到右手，不，应该是用双手高举过头，起码是在拿到新剑以前，要靠这一招决定胜负。尤利乌斯二世从不认为可以永远靠十字架去对付舞剑的对手。他相信这一点，这方面他过于意大利人了。

那天夜里，尤利乌斯二世住在了拉特拉诺教堂。第二天是1512年5月3日，教会史上第18次公会议开幕，这也是在拉特拉诺教堂召开的第5次公会议。全体人员正装出席。出席会议的有教皇、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者以外的16位枢机主教、12位大主教、70位主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阿戈斯蒂诺等主要会派的领袖3人，驻罗马的各国大使、作为市民代表的罗马市议会议员、贵族代表等。罗德岛骑士团员身着十字军军服列队肃立，胸前印着大大的白色十字架。他们受教皇之命担任此次公会议的名誉卫兵。白、金、红、黑，这些绚丽的色彩浮现在宽阔的拉特拉诺教堂之中。

会议首先举行了弥撒仪式，由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主持。接着，阿戈斯蒂诺派领袖艾智德用庄重的拉丁语发表演说。他强调了教会的危机，说明公会议应承担的责任，认为拉文纳会战的失败是上帝对诉诸武力的警告，今后必须回到用十字架谋求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方向上来。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尤利乌斯二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听这些神学家演说的。他耳朵虽然听着，心里肯定在想权且听听无妨。艾智德的演说结束后，法尔内塞枢机主教以教皇的名义发表演说，希望本次公会议取得成果。开幕式就此结束。

5月10日，公会议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开始按例由格里马尼枢机主教主持弥撒。神学家扎内接着发表演说。他论述了土耳其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团结在教皇和罗马教会之下。轮到尤利乌斯二世发表演说了。听着教皇讲述拉特拉诺公会议的正统性以及尽早进行教会改革的必要性，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感到满足，同时禁不住窃笑。

格拉西承担了这次公会议的全部事务工作，掌管会议进度。但对他而言，照顾远方来的神职人员、推动会议顺利进行这些事并无太大辛苦。公会议的不断成功推进当然给了他满足感。让帕里德最感辛苦的是把不善座谈、不善演讲的尤利乌斯二世劝上讲坛。演讲稿是教皇的第一秘书、历史学家西吉斯蒙多·德·孔蒂用漂亮的拉丁文写成。尤利乌斯二世5天前就开始坐立不安，变得神经质。他手里拿着草稿，反复多次地练习演讲。帕里德担任听众一角。每次练完，帕里德都得谈他的感想，语调庄重了，声音再压低点就好了，这里应该再强调一点，等等。最后，他必定会说，“我在罗马待了40年，从没有听到过如此完美的教皇演说”，来为教皇鼓劲。因而，他今天听正式讲演时，觉得可笑至极。尤利乌斯二世听到拉文纳战败的消息都没有慌乱，但必须发表演说时却是如此地沉不下来。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5月17日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匈牙利人枢机主教主持的弥撒结束后，多明我会的领袖托曼·达·维奥发表演说。他从神学高度谈了教皇召开公会议的正统性，相反把比萨公会议定位成异端。接着宣读了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亲笔信，表示要全面参加神圣同盟，承认教皇权威，紧跟教皇。紧接着朗读了西班牙国王写来的相同主旨的亲笔信。两位国王都说要正式派遣国王代理前来参加拉特拉诺公会议。之后，会议决定下一次会议将于12月3日召开，而后散会。会期中止的表面理由是要避开夏天，但真实原因却是要等待更多的外国人参加会议。没有基督教世界俗界第一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参加，便称不上是万国会议。

尤利乌斯二世强行举行的拉特拉诺公会议以惊人的速度体现出了它的效果。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前一直对威尼斯心存敌意，从而下不了决心断绝与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他看到拉特拉诺公会议取得进展后变得不安起来，感到自己一个人被甩下了。他首先撤回了加入法军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佣兵是他自己培养起来的。接着，他又同意瑞士步兵团过境并补给军粮，这在以前一直受到禁止。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突然发现自己被完全孤立了。同盟军已经在意大利重新整编，瑞士军队也加入进来；而自己却不得不用少了战斗力强大的德意志佣兵的残军与之对决。英军虽在诺曼底登陆了，实际上他们苦于酷暑、雨水和痢疾，什么也做不成。路易十二接到英军登陆诺曼底的消息时却惊慌失措。西班牙军队也开始侵犯比利牛斯方面的国境线。法国本国遇到了危险，已不能把战斗力全部投入意大利了。

5月底，18000名瑞士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在维罗纳集结后立即从周边进攻米兰。教会、西班牙和威尼斯同盟军同时向罗马涅进军。热那亚也在弗莱格佐的指挥下爆发了反法起义，法军逃遁。6月，乌尔比诺公爵指挥的同盟军轻而易举地收复了拉文纳、里米尼和切塞纳，并于13日在本蒂沃利奥再度出逃后进入博洛尼亚城。在此期间，瑞士军轻松占领了布雷西亚、克莱莫纳。同盟军拿下了帕尔马后向皮亚琴察进军，渐渐从东面和东南面收紧了进攻米兰的大网。法军一退再退。6月22日，瑞士军占领被称为米兰大门的帕维亚。同盟军和瑞士军在此会合，开始协同攻打米兰。

事态的急剧变化使得在米兰的法国人进退失据。民心极度浮动，靠城墙防守也已不可能。他们只好让军队躲进斯福尔扎城堡。宫人和神职人员逃往阿斯蒂。当了俘虏的美第奇枢机主教趁乱成功逃脱。先前，拉文纳战役被俘的其他武将也都由于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斡旋或支付了赎金纷纷获得自由。只有他由于路易十二的命令未重获自由。

不久，同盟军士兵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米兰市内。躲在城堡里的法军士气眼见得低落下来。等呀等呀，他们终于盼来了路易十二让他们撤回本国的命令。他们迅速行动，全部撤出了斯福尔扎城堡。他们在阿斯蒂带上法国人和本蒂沃利奥等所有亲法人物，经由都灵，一路朝阿尔卑斯山而去。就这样，6月28日，意大利境内的法国势力被一扫而光。

尤利乌斯二世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滂沱，他看着偶然进入房间的忠诚礼宾官的脸喊道：“帕里德，我赢啦！帕里德，我赢啦！”

当天夜晚，整个罗马的所有教堂、宫殿和公共建筑物的墙上都成排成排地装饰了火把。庆贺的礼炮声从圣安杰洛城堡响起，民众成群结队在全城迤逦而行。这次庆典的理由是波兰人战胜了鞑靼人。可是谁都知道，他们庆祝的是教皇战胜了法国人，教皇这样的人物表面上不能庆祝对同为基督教徒的胜利。

法国人被清理干净了，剩下的是处置意大利境内与法国狼狈为奸之人。

7月4日，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为表示悔改之意抵达罗马。依他的性格，即使被开除教籍都不会在乎。但他明白，现在法兰西势力已被消除干净，能否与教皇搞好关系关乎费拉拉公国的存亡。他必须表示悔改，首先请教皇解除对他的开除教籍的处分。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和表兄曼托瓦侯爵贡扎加都曾得益于他释放俘虏的努力，他们向教皇做了工作，有斡旋之劳。

罗马民众已经知道他的大炮在拉文纳战役中所发挥的作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必定不会用普通的办法对他解除开除教籍处分。费拉拉公爵将身着罪人之服，脖子上绕着绳子，在圣彼得大教堂前受到鞭笞的谣言四下传开。大教堂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然而，群众的期待落空了。阿方索·德·埃斯特来到了罗马，并没有穿着罪人之服，脖子上也没有缠绕绳子，而是被迎进圣彼得大教堂，庄严地接受了尤利乌斯二世为他举行的解除开除教籍处分的仪式。

可是，等他到了教皇宫却气氛骤变。尤利乌斯二世对他说：放弃费拉拉吧，我把阿斯蒂的领地给你。阿斯蒂是一块小领地，大小还不及费拉拉的1/20。阿方索来罗马时已打算一般的事情能忍便忍，但这一条他接受不了。他拒绝了。教皇发怒了。尤利乌斯二世不但没有忘记拉文纳会战中的大炮，还对阿方索怀有诸多不满：费拉拉公爵一直奉行亲法政策，还娶了他的宿敌波吉亚教皇的女儿为妻。波吉亚没落以后，尤利乌斯二世表示那桩婚姻可做无效处理，阿方索却不愿放弃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继续以妻子相待……教皇认为这位36岁的男人在意大利君主中出类拔萃，这反倒增强了教皇对他的憎恶。尤利乌斯二世提到费拉拉后一步不让，阿方索一再恳求却毫无用处。最后，阿方索·德·埃斯特说“请给我一些时间”，请求准许他离开罗马，教皇没能同意。

费拉拉公爵知道再在罗马待下去也不会有用了。7月19日，在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的帮助下，他化装后趁着夜色逃出了罗马。愤怒的教皇向教会军下令，占领了费拉拉领内的摩德纳和雷焦。阿方索·德·埃斯特还想同教皇对话，派秘书阿里奥斯托[18]去了罗马。阿里奥斯托创作了《疯狂的奥尔兰多》，这部杰作为意大利文学史增色不少。尤利乌斯二世对阿里奥斯托暴怒，说要像狗一样把他扔进台伯河，吓得这位大作家也不得不逃离罗马。

紧接着费拉拉，教皇又把怒气撒向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制裁它的理由是长年的亲法政策、不参加神圣同盟、同意在比萨召开公会议等等。在西班牙军队的威胁下，佛罗伦萨无计可施。终身正义旗手[19]索德里尼[20]逃亡了。9月14日，共和国在与西班牙军队同行而来的美第奇族人面前打开了城门。美第奇被萨伏那罗拉的人民政府流放18年之后重回佛罗伦萨。尽管保留了共和国的政体，但施行的却是美第奇家族的僭主政治，这已昭然若揭。

扫除法兰西势力以后的意大利被分割如下。

以那波利为中心包括西西里在内的意大利南部归于西班牙国王。意大利北部归于米兰。“摩尔人”卢多维科的遗子马西米利亚诺结束了在瑞士的12年流亡生活，回到了米兰，重建起公爵领地。而威尼斯则把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方捏在了手中。

意大利中部的罗马涅、马尔凯、翁布里亚等地则完全归入教皇的统治之下。除此以外，教皇还把从费拉拉抢来的摩德纳、雷焦以及原属米兰公国的帕尔马、皮亚琴察弄到手里。巧妙地依附于教皇的曼托瓦侯国自不必说，连费拉拉公国也保住了平安。因为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策划的计谋，尤利乌斯二世要把费拉拉全境变成教会领土的主张没能行得通。德皇和西班牙国王对教皇的进一步强大感到不安，她便撺掇他们反对教皇这样做。伊莎贝拉的娘家是费拉拉的德·埃斯特公爵家族。

佛罗伦萨已经处在教皇支持的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了。

看上去，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取得了胜利。法兰西势力已被扫出意大利，教皇领地得到扩大，成为500年前卡诺萨伯爵夫人玛蒂尔达捐赠土地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张。法国国王在赌上教皇威信的神圣同盟和拉特拉诺公会议面前一败涂地，就连西班牙国王、英国国王、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各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自己实现了历代教皇没有实现的愿望，尤利乌斯二世的自信和满足必须以某种形式流传后世。受到教皇的委托，米开朗琪罗全力以赴投入了以摩西雕像为中心的宏大墓地的建设之中。

六

“陛下，这让我很为难。有正经八百的医生在，不能找那些怪里怪气的人。”

“帕里德，我让你做你就做。医生不足为虑。他们一天到晚只是无聊地要我不要吃得太多，晚上要早睡，不要操心太多，有用的事情一件也没做。不管他们！”

“但是陛下，您只是有些疲劳，不是生病。今年夏天您叫占卜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位占卜师保证陛下还能好好地活3年。从那以后陛下更加精神。”

“啊，不过帕里德，我想穷尽各种手段试试。我想一定要试试那人调制的长生不老药。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去死会死不瞑目的。”

11月，在深秋的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注意到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当初为赶走法国势力而拉进来的西班牙开始在意大利建立起巩固的势力。他们不仅在意大利南部随心所欲，还横行于意大利北部，如在自己家中行走一般。西班牙驻罗马大使的言行也变得傲慢起来，引起了大家的憎恶和反感。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对意大利、对罗马教会都必为大患。这就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心痛的原因。

但是，他亲手削弱了意大利境内仅剩的强国威尼斯。法国也被他下手赶走了。事已至此，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又被逼到了不得不借助其他外国军事力量的境地。他把目光放在了剩下的唯一能与西班牙抗衡的国家德意志身上，打算再次以毒攻毒。

11月4日，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完工仪式的3天之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特使马修·朗抵达罗马。他是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一头金发，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不拘小节，全然不懂精致的乐趣。教皇以最高荣誉欢迎接待了他。罗马气候温暖，在教皇宫后面的观景宫里，夜夜飨宴，朗诵诗歌，演出戏剧。之后，一定会有漂亮的年轻人扮成缪斯女神，歌唱教皇与皇帝联盟的胜利。日耳曼人醉成了一摊烂泥，由那扮女装的少年伺候着他。宴会在波吉亚教皇时代并不稀罕，但波吉亚教皇和尤利乌斯二世教皇两者的宴会有一个重大区别。尤利乌斯二世不邀请任何女人，而是让美少年们男扮女装，化装成女人。当时很多编年史都有这样的记录，说他虽已有三个女儿，但还是因这方面的兴趣而闻名。因为这个原因，他似乎每次都会原谅反复失策的阿利多西枢机主教。走运的是，这个日耳曼人也有同样兴趣。

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希望与皇帝联合战斗，皇帝提出了下列条件：由教皇担任仲裁角色，消解皇帝与威尼斯的不和；皇帝放弃对维罗纳、维琴察的领土主权，威尼斯为此一次性支付25万达克特；皇帝放弃帕多瓦、特雷维索的领土主权，威尼斯为此每年支付年贡金3万达克特。皇帝承诺，不承认分派（法兰西），支持教皇与之彻底对决，向教皇提供全面军事合作以对抗教皇视作敌人的任何势力。皇帝在条件中点出了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奥家族的名字，但没有明确点出西班牙，他还掖着藏着对抗西班牙的初衷。

然而，听了教皇的这些说法，威尼斯大使未请示国内便当场表态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理所当然，尽管这些领土原本属于皇帝，但几个世纪以来，这四个城市实质上一直是威尼斯的领土，何况威尼斯在与德意志的战争中获胜，没有付钱和支付年贡金的道理。但尤利乌斯二世一心想把德意志拉到自己一边，没有理睬威尼斯的抗议。

皇帝特使还在担心是否已经得到威尼斯的同意，教皇就急急忙忙强拉他于11月19日签订了教皇与皇帝的同盟协定。皇帝特使咬上了从主教一口气提拔成枢机主教的饵。24日，在枢机主教会议上，古尔克主教、皇帝第一心腹马修·朗被正式任命为枢机主教。25日，教皇在波波洛圣马利亚教堂庄严的气氛中宣布了表现教皇和皇帝之间牢不可破友好关系的同盟成立。以西班牙、威尼斯为首的各国自然以怀疑的目光关注事情的发展。只有尤利乌斯二世一个人觉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12月3日，中断一时的拉特拉诺公会议再次开会。例行的弥撒和神学家演说结束以后，已成为枢机主教的朗宣读了皇帝通喻。通喻将拉特拉诺公会议以外的一切公会议列为异端，称皇帝将成为世俗君主全面支持和服从教皇的典范。10日是拉特拉诺公会议的第四天会议。这天的会议整天都在谴责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会议再次公布了51年前路易十一关于绝对服从教皇、放弃在法兰西境内神职人员任命权的书简，这封书简曾让时任教皇的庇护二世感动得落泪。如此一来，路易十二的不诚实便大白于天下，以德意志、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各国形成一致，决定把法国国王定为教会的敌人和教皇的敌人。一时间，教皇让法国国王退位、让英国国王加冕成为法国国王的意图四下流布，甚至使英国驻罗马大使欣喜若狂。

在一般人眼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已经所向无敌。人们认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扫除了法国势力，成功召开了拉特拉诺公会议，统一了以皇帝为首的世俗君主。在教皇的权威光环之前无人能敌。民众，尤其是意大利民众对尤利乌斯二世的感情变为感谢和崇拜，这是以往任何教皇都不曾享受过的。

然而，这骗不过了解情况并具备敏锐洞察力的人的眼睛，尽管他们人数极少。这些人知道，尽管尤利乌斯二世还在继续非常危险的输赢赌博，但他最终会把自己逼进无路可走的境地。可怜的是，尤利乌斯二世自己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以感谢上帝让拉特拉诺公会议获得成功为名，巡视了罗马市内外的教堂，沿途被成群结队欢呼的民众簇拥着。但他的内心却与此相反，灰暗而消沉。他巡视了圣彼得镣铐教堂、圣十字教堂、圣母马利亚大教堂和城外圣洛伦佐大教堂，并在每个教堂下榻一宿。在这次巡视中，教皇有一个悲切的愿望，他想通过步行，多少为自己增加一些体力。但事与愿违，等他好不容易熬到圣尤西比奥教堂那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能继续巡视了。第二天，他躺在叫来的轿辇里回到了梵蒂冈。从那天开始，可怕的怀疑和绝望开始日夜折磨着他。

69岁，治世9年，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尤利乌斯二世下定决心拉到自己阵营的皇帝跑去了米兰。尤利乌斯二世充分信任朗，把他提拔成为枢机主教，朗却非但没有留在罗马，相反却跑到米兰，跟在新公爵身边寸步不离。这表明，皇帝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米兰把势力扩大到意大利北部。而意大利南部也日益染上西班牙色彩。

另外，一个刚满12岁的少年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老教皇的头上，这就是在西班牙茁壮成长的卡洛斯。卡洛斯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皇子菲利普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和女王伊莎贝拉的女儿胡安娜所生。他既是皇帝的孙子，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外孙。菲利普已经去世。这个12岁少年理所当然地领有了西班牙和德意志，以及包括当时的低地国家(paesi bassi)，后来被称为荷兰、比利时在内的广阔领土。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的土地包括了除英国、法国、北欧以外的欧洲全境。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为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衰弱感到高兴，但他们不愿意以后自相残杀。人们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他们的真意只是想扎扎实实地巩固意大利南部和北部，不让法国势力插手。事已至此，尤利乌斯二世不得不面对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

以毒攻毒是一个有效的做法。但如不十分注意，准备用来攻毒的毒便会不知不觉地侵害全身。摆脱这种危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尽快制作抗体，别无他法。

尤利乌斯二世自打治世之初就一直认为，波吉亚教皇是使用以毒攻毒之法的达人，在现状之下他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办法。不过尤利乌斯二世很自负，认为即使跟宿敌采取同样的办法，自己的目标也并不一样。波吉亚家族的这对父子——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让意大利摆脱外国而独立的目的是为切萨雷建立自己的王国，实现自私的野心。而尤利乌斯二世的目的则是为重建罗马教会的权威。他甚至为此而感到自豪。

波吉亚在1500年为支援尚无军事力量的切萨雷，将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引入了意大利北部。后来切萨雷以罗马涅公国为基础，致力于加强教会军，开始依靠教会军的力量统一意大利。波吉亚没有第二次引入外国势力。也就是说，波吉亚父子已经开始制作抗体，不断从以毒攻毒的做法中蜕变出来。

而尤利乌斯二世却忘了制作抗体，他必须不断使用新毒。

1506年为了征服博洛尼亚他引入了法国势力，同盟国是威尼斯；

1509年为了与威尼斯作战，他再次引入法国势力，同盟国是德意志、西班牙、费拉拉、曼托瓦、佛罗伦萨，进入“康布雷同盟”时代。

1511年为了与法国和费拉拉作战，他又引入了西班牙势力。同盟国是威尼斯和瑞士，进入了“神圣同盟”时代。

1512年他脑子里想着要与西班牙作战，引入了德意志势力。

只要看一眼敌国和盟国的名单，人们就会为尤利乌斯二世的政策感到惊讶：频繁换毒，支离破碎。昨天的盟友成了今天的敌人，昨天的敌人又成了今天的盟友。如果算上小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极富使命感的人会为世人所赞赏，但危险和错误往往会伴随这样的人。的确，从狭义上讲他们没有利己之心。但是，他们一心想着要为崇高的使命奉献一己之身，因而没有迷茫和迟疑，容易刚愎自用、头脑发热，并因此错观现实。所以，他们的方法虽然大胆，但做事不连贯，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人如果出于利己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他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因而在行动过程中总是会疑这疑那，不会刚愎自用、头脑发热，不会误判现实。他们的做法也大胆无畏，但都能按统一的政策去做每一件事。他们以有效为先，自然是这样的结局。这时，成功与失败便为运气所定。波吉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命运不济，亚历山大六世教皇暴卒，切萨雷同时得了重病。

对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而言，单是不得不与宿敌波吉亚采取同样做法这件事，就已使他十分恼火。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失败以后，就更是如此了。波吉亚没有去动威尼斯和费拉拉，他把这些意大利强国当作可用以对付外国势力之毒的抗体。然而，尤利乌斯二世却削弱了这些国家，现在想制作抗体，却没有一个国家可作为基础。尤利乌斯二世的焦虑和绝望感每天都在使他的肉体不断衰弱。

基督圣诞节结束的那天，威尼斯出身的格里马尼枢机主教前来看望卧病的教皇，给他打气道：“陛下，您一定要长寿，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您去做呢。”

格里马尼枢机主教的这番话并没有讽刺的意思，但尤利乌斯二世却气得浑身发抖，怒道：“如果上帝再给我一点生命的话，也会为我赶走西班牙人的！”

不过，尤利乌斯二世在忠诚的心腹之一、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面前却更加坦率。第二天，教皇要起来。帕里德去扶他，听到尤利乌斯二世自言自语道：“如果上帝再给我一点生命，我会从头开始重新来过……”

虽然格里马尼和格拉西两人在心情上有冷暖方面的差异，两人却有着同样的感慨。人的本性难移，即使上帝再给尤利乌斯二世10年时间，尤利乌斯二世也会重蹈前面9年的覆辙。

尤利乌斯二世虽然因为焦躁和绝望而备受煎熬，但却没有失去为罗马教会的荣耀和独立献身的自负。他依然坚信，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只有在教皇的统治下才能实现。教皇要让意大利在教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但是，在那些不拘泥于宗教观点的同时代人看来，这个想法不啻为痴心妄想。马基雅维利，甚至同情尤利乌斯二世的圭恰迪尼也都做出了否定的判断。

任何人都很难冷静地界定自己所属的，不，应该是以自己为首长的组织所能做到的边界。波吉亚教皇做到了。他懂得只有政教分离才是同时拯救罗马教会和意大利的道路。他因此才全面支持儿子切萨雷建立王国的野心。360年后的1870年，在萨伏依公爵、加富尔[21]、加里波第[22]三人面前，梵蒂冈第一次挂起了白旗，意大利完成了统一。[23]这个历史事实证实了意大利不可能在教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不管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如何相信罗马教皇作为上帝代理人的作用，说穿了，即便在当时，他的做法也只能是一个时代错误。

时间走到了1513年。尤利乌斯二世日复一日，几乎离不开病榻了。从全意大利请来当时最高明的八位医生也搞不清他的病因，在治疗方法上一筹莫展。所有人都认为教皇这次是挺不过去了。曾经强健的尤利乌斯二世日见消瘦，这甚至在他身边始终守护的人看来都很明显。

只有教皇还在顽强求生。当他得知长生药没有效果后，又让人祈祷，又让人占卜。在此期间，他还在病房不断接见各国大使，宣布开春后要派军征服费拉拉，指示定期向瑞士支付佣兵薪酬。他眼睛塌陷，白色的胡须蓬生，但充满怒气的声音却一如既往，不见衰弱。与以前不同的是，那声音听上去很空虚，就连最卑微的佣人听到后也没有人像以前那样怕得发抖了。

进入2月以后，感恩节的喧嚣达到最高潮。15辆二轮马车模仿战车的队形，满载着市民通过尤利乌斯二世房间的窗下，市民们不断发出欢呼声：

“尤利乌斯！意大利的解放者！尤利乌斯！罗马教会的胜利者！”

没有人知道尤利乌斯二世听到他们的声音后的心情如何。第二天，教皇把帕里德·格拉西召进病房，用往常没有的和蔼语气对他说：“我的一生好像要接近终点了。我要感谢上帝没有像对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样赐我暴死。葬礼可以简单，但不要慢待我的遗体。米开朗琪罗造了墓，但如果遗体处理不好，那就太惨了。”

诚实正直的帕里德努力设法给教皇鼓劲。但尤利乌斯二世衰弱地摇摇头，只是重复了几遍先前说过的话。看上去，前教皇波吉亚死后来不及收尸，遗体腐烂的一幕萦回在尤利乌斯二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2月19日，帕里德因事务性工作来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用手指指枕边的玛尔瓦西亚酒瓶，让他一起喝一点这种原产于希腊的白葡萄酒。这让礼宾官感动不已。帕里德知道，枢机主教们已在为下届教皇选举开始活动。他给教皇和自己各倒了一杯葡萄酒，泪水不禁扑簌簌地从他的面颊上滚落。尤利乌斯二世用平静的目光看着始终忠于自己的帕里德。两个人已经不再说话，房间里沉默着，飘满了玛尔瓦西亚酒的醇香味。

图15：尤利乌斯二世之墓（局部，中间是米开朗琪罗创作的摩西像）

第二天是2月20日，尤利乌斯二世让人写了最后一份教皇诏书，命令继续拉特拉诺公会议，并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工程。诏书完成之后，他接受了涂油礼。全体枢机主教被召集到病榻周围。尤利乌斯二世就像在公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样，用庄重的拉丁语对他们说，自己是没能治理好基督教世界的最大恶人，希望大家原谅他。他个人可以原谅反对自己的比萨公会议派的枢机主教们，但作为教会之长他不能原谅他们。他将衷心祈祷他们能有悔改之心，愿上帝饶恕他们。

接着，尤利乌斯二世改用意大利语说，希望授予侄子乌尔比诺公爵佩萨罗教皇代理地位。他的声音已经带有哀求的语气。聆听此言的枢机主教们表情相同，但内心各有不同。有人洒下同情的泪水，但大部分人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说话。

第二天清晨，帕里德发现尤利乌斯二世已经躺在病榻上像睡着一样去世了。

过了3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于1516年去世。又过了3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去世。尤利乌斯二世在世时只有12岁的少年卡洛斯，就这样在短短6年之后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

1527年，罗马遭到了卡洛斯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德意志联军彻底的破坏和掠夺。这是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为悲惨的事件，被称为“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从此以后，除了仅剩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外，整个意大利归入了西班牙的实质性统治之下。

历史学家圭恰迪尼当时以充满苦涩的悲情，对尤利乌斯二世的政治做了这样的批评：

“致命的同盟，致命的武器。”

[1] 野蛮人（Barbari），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原注

[2]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又译儒略二世，1443——1513），1503——1513年在位。本名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

[3]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Pope Sixtus IV，又称西斯都四世，1414——1484），1471——1484年在位。本名为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

[4] 教皇英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ius VIII，1432——1492），1484——1492年在位，本名乔凡尼·巴蒂斯塔·奇博（Giovanni Battisita Cibo）。

[5] 乌尔比诺的前任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爱好古典文艺，热衷于文化事业，藏书丰富，建有仅次于梵蒂冈的图书馆。乌尔比诺的宫殿是欧洲最好的宫殿之一。

[6]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他学识渊博，开创了华丽典雅的叙事诗文学。著有被称为拉丁诗典范的《埃涅阿斯记》，以及《牧歌集》《农事诗集》等。

[7]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他在天主教会内批判其制度，但与宗教改革派保持一定距离，被认为是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驱。著有《愚人颂》等。

[8] 丢勒（Albercht Dürer，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他试图将后期哥特式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结合起来，在风景、静物、人物、宗教画中体现了极强的写实力和思想性。作品有油画《四圣图》《自画像》和版画《启示录》等。

[9] 威尼斯的国徽是圣马可的狮子。——原注

[10] 威尼斯于1310年发生了图谋推翻贵族寡头统治的阴谋行动，贵族为了加强控制，设立了“十人委员会”（Consilio dei Dieci，C.D.X.），负责维持治安、防止贪污、扫除社会不良现象诸事。1355年以后，“十人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下设侦伺机关，独揽国家权力。该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792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但1600年以后因职权逐渐受到限制而式微。

[11] 多纳多·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意大利建筑家，他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提升到最高水平。

[12] 卡拉多索（Caradosso，本名Cristoforo di giovanni Matteo Foppa，1445——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金匠、雕刻师，曾为米兰公爵、匈牙利国王和罗马教廷服务。

[13] 帕里德·格拉西（Paride de’Grassi/Paris de grassis，1470——1528），1504年起任罗马教廷礼宾官，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服务，负责教廷礼仪及起草条约文件方面的工作。1513年起任佩萨罗主教。格拉西日记记录了两任教皇有关日常宗教仪式、来访者、教廷事件等方面的事项，具有史料价值。

[14] 19世纪前塔尔奎尼亚的旧称。

[15] 德意志佣兵（Landsknecht），1486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组建的主要由德意志人构成的步兵佣兵队，活跃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他们逐渐改变了以骑兵为中心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的作战方式。

[16] 乔凡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1475——1521）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即“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他于1489年14岁时成为枢机主教，1513年成为教皇，称利奥十世（Pope Leo X，1513——1521年在位）。

[17] 朱利奥·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o di Guiliano de’Medici，1478——1534），他是在“帕齐的阴谋”中遇刺身亡的“豪华者”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后来于1523年成为教皇，称为克莱门特七世。

[18]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供职于费拉拉宫廷，出任过地方行政长官，多次出使罗马和其他城邦。长篇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是其代表作，诗中将富于神话色彩的骑士冒险故事与现实生活事件编织在一起，使叙事与抒情、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严肃与诙谐融为一体，对欧洲的叙事长诗有深远影响。另外，他还作有《讽刺诗》及5部喜剧等作品。

[19] 正义旗手（Gonfaloniere di Giustizia），1293年佛罗伦萨共和国《正义法令》规定的共和国行政长官的名称。正义旗手任期为一年，1502年政体改革后改为终身制。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后改回一年任期制，1532年被废止。

[20] 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1450——1522），1502——1512年执政。他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古老的医药家族。1502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终身正义旗手。他执政温和，对外倚重于法国。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势力帮助下复辟，他被流放国外，直到教皇利奥十世上台才被允许回到罗马。他在罗马直到去世。他的二弟是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他的大弟保罗·索德里尼是萨伏那罗拉派的主要人物。

[21] 加富尔伯爵（Conte di Cavour，本名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及外务大臣。他是意大利统一时期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的领袖，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

[22] 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他是意大利“开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伯爵和马志尼），曾亲自在欧洲和南美洲指挥过许多军事战役，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

[23] 1870年9月10日，意大利王国对教皇国宣战，9月20日，王国军队攻入罗马，教皇国灭亡，教皇避居梵蒂冈。1929年教皇与意大利签订条约，梵蒂冈成为主权国家。

第四章
16世纪初叶的罗马

——模拟可以在圆形剧场里上演的古罗马式表演剧

图16：利奥十世（拉斐尔画）

在后台

“嘘——您的声音太大了，朱利亚诺先生！请安静，请安静！”

“你说什么！没想到你会像个滑稽小丑一样挡住我的去路。是不是教廷不再用瑞士卫兵，而改用滑稽小丑啦？”

“果真像您所说的话，梵蒂冈就会笑声不绝，我们也该涨津贴了。高兴起来，我会一次吃下40个鸡蛋给你看。可是很遗憾，事情不是那样的，可怜的马里亚诺还要不情愿地在这里站岗。跟您这位辉煌新教皇陛下的弟弟比起来，我就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贱民，岂敢挡住您的去路！陛下正在与格拉西礼宾官阁下商讨重要事项，吩咐我们不要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我来也是有要事相商的。你去通报，就说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从佛罗伦萨来到此地。”

“这很为难，美第奇先生。啊，格拉西阁下，您来得正好……”

“外面闹得厉害，陛下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呀，这不是朱利亚诺先生吗？”

“长官，如果您说，而不是这个滑稽小丑说，里面正在商议重要事项的话，我就等着。你也被召来了？那八成是给法国国王或是西班牙国王写诏书的事了。”

“不，不是这些政治事务……”

“那么，是宗教会议？”

“不，跟会议也没关系。是宗教方面的事务……”

“教皇的工作，除了这些之外就没有重要事情了。请放我进去吧。”

“哦，是朱利亚诺啊！你又瘦了，不注意身体可不行啊。朱利亚诺，你真没用。进来吧，把门锁上。”

“教皇陛下，您是第一位佛罗伦萨出身的教皇，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到现在还在因为喜悦而沸腾。他们对美第奇家族的感情似乎也更好一些了。以前那些暴政者、僭主的背后坏话现在也都烟消云散了。为了不失时机，我特来请示陛下……”

“兄弟啊，人们都知道，我们兄弟三人中你最诚实。这就足够了。在当今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我们不能太露面。就你现在的身体，往返于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也够呛。你留在佛罗伦萨，专心考虑如何确立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我在罗马要做的事情都快堆成山了。”

“明白了。摊在桌子上的是什么图呀？”

“哦，是这个吗？这是4月11日举行巡游的规划图。从圣彼得大教堂出发，去圣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拜祭后再回来。刚才正做着新教皇例行拜祭巡游的规划呢。”

“陛下，这些事是礼宾官格拉西的职责，应该交给他去做。不让见您的重要事项就是这事吗？”

“朱利亚诺，这不值得你那么生气。我们美第奇家的孩子都是在父亲的身边、在艺术家的包围中长大的，爱美是我们所受的教育。父亲自己也写诗。作为他的儿子，我也想自己创作一件艺术作品。教皇利奥十世的巡游就是教皇出钱、写剧本、导演并主演的利奥十世的艺术作品。”

“哥啊，不，教皇陛下，社会不会允许那样做。现在，对罗马教会的评价落到了地，教廷发生的一切、教皇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百倍后传到阿尔卑斯山北边去。请注意自己的行为啊。”

“感谢你的忠告。不过我有我的考虑。现在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论反罗马教会的动向。

“但是，朱利亚诺，我不是像波吉亚那样靠收买，也不是像尤利乌斯二世那样靠骗人当选教皇的。选举是干干净净的。我没有用一个弗罗林。有枢机主教反对我，说我37岁太年轻。秘书比比埃纳就去跟他们说，虽然我年轻，但却有不治之症，活不久的。这种活动不礼貌但却很有效，说服了他们。

“不过，期盼和平的气氛主导着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都已厌战，人人都想和平。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治世就像接连不断的暴风雨。我不喜欢争斗，这就是我如此容易地当选的原因。我想让人人都享受和平。我自己快乐，同时也要让他们快乐。”

“那倒是啊！您的病怎么样啦？”

“现在维持得还不错。教皇选举会议的时候可真是难受啊。我来罗马是被人用轿子抬来的，会议期间还不得不做了外科手术。这老毛病真让人郁闷啊，厉害的时候连坐着都很痛苦，而且还会向周围散发出恶臭味。比比埃纳到处说我来日无多，在当时的状态下谁都会相信的。

“可是，当选教皇以来却身体情况极好，真是讽刺啊。3月19日的登基仪式也没延误，第二天是棕枝主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还赤脚上街，为贫民洗脚，亲吻他们的脚，做了符合基督代理人身份的礼仪之事。”

“在佛罗伦萨，人们对那件事评价很高。大家都很感动，纷纷表示从来没有见过罗马教会的首长教皇亲自这样做过。”

“是吗？我当时也很开心呢。”

“陛下，为什么不把如此高雅的行动做下去呢。这可比带着豪华的巡游队伍满大街走更能抓住民心啊。”

“你不懂人心。如果光这样做，罗马就会成为修道院。人们会感动一时，但很快就会厌倦。光这样做，我自己也难得其乐呀。

“罗马就是一个剧场，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什么戏都可以上演的剧场。这里没有观众，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演员。外国人和旅行者开始会自以为是观众，但不知不觉中就会被当成戏中人物。罗马就是这样一个剧场。

“小弟啊，既然是上帝的赐予，那就好好享受我的统治吧。这剧不知道是悲还是喜，反正都一样。我想笑着结束这一切。”

“陛下，我无话可答。请允许我退下。”

“朱利亚诺，你要注意身体啊。现在，哥哥皮耶罗已经去世，复兴美第奇家族的重担落到了你的肩上。”

“最后，我有一个请求，请让我把马里亚诺带走吧，教皇身边放一个小丑，外面传闻不好听。”

“很遗憾，这事不能听你的，演戏少不了小丑。”

“那么，陛下，我已经没有更多的事了，告辞了。”

“真没想到会冒出这么一场戏。格拉西，快点继续。说到哪儿啦？”

“说到沿途警卫的事了。”

“对、对。格拉西，我还是反对你的意见。沿途布置武装卫兵，是在张扬武力，不行的。”

“但是陛下，万一……”

“不会。不要布置警卫。我想当天发布一个禁止携带武器令就足够啦。”

“陛下还是骑马……”

“那当然。就跟一年前在拉文纳会战中当俘虏时一样吧。尽管你说教皇应该乘坐轿辇，但还得让大家看到我的年轻。而且，那匹马是妇女骑用的，不太烈，正适合我。”

“教皇陛下，我马里亚诺走在哪里啊？”

“你啊，你好歹也是个修士。是啊，俗界的队伍后面跟着的是神职界的队伍，第一排是抬银十字架的人群。你就加入那群人吧。”

“陛下，五大旗手的顺序如何安排？”

“格拉西，还是把罗马市放在第一个吧。接着是条顿骑士团[1]、圣约翰骑士团，把教会军总司令的两个旗手放在最后。乐队的制服已经做好了吧。”

“真不愧是拉斐尔！制服已经完成，红白绿相间，胸前缀有美第奇家族的家徽，鲜艳无比。瑞士佣兵队的制服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红黄蓝相间。色彩上可以争奇斗艳。”

“值得期待！这只有在罗马才得一见。”

“这次的华丽巡游一定会史无前例。民间也开始在陛下经过的沿途建造多处凯旋门。听说银行家齐吉将建造一个更加豪华的凯旋门，陛下的故乡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也要献上凯旋门呢。”

第一场 基督教祭祀队列

1513年4月11日。清晨的罗马温暖宜人，晴空万里，熏风微拂，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向大地。这是罗马的春天，是丰稔的艳阳天。被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面认真而阴沉的人斥之为“恶魔老巢罗马的异教徒祭奠”就要在这一天热烈上演了。

街面任由市民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去装饰。有钱人在自家门口的道路上建造起了豪华的凯旋门。不那么有钱的人今天取下挂在墙上的装饰布，抖掉灰尘，熨平皱褶，从窗户垂下，把粗糙的石墙装点一新。连装饰布也没有的人，便把月桂树叶编起来装饰窗框，还有人把像是从古罗马遗迹盗掘来的壶和破损的雕刻摆放在自家门前。一分钱都没有的人也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打扮起来，在夹道的人群中做一个群众角色，跃跃欲试。

圣彼得广场上，巡游队伍已经准备完毕，按游行的顺序站好待命。队伍一字排开太长，便像花蛇一样盘旋起来，挤满了整个广场。队伍并不整齐。有人让伙伴为自己整理甲胄，有人在叱责马夫，还有马在嘶鸣，一片嘈杂。巡游的负责人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在这片嘈杂中四处跑动，找到每个方阵的领头人，告诉他们行进距离等事项，落实最后指令。只有马里亚诺，今天一脸奇特的表情，两手抓着银质大十字架的一角。利奥十世在花蛇盘的中央，额头上已经渗出汗珠。教皇一等礼服的目的是保暖，他现在感到的不是温暖而是燥热。

上午第11点（清晨6点左右），背后的圣彼得大教堂敲响了钟声，全市教堂的钟声跟着响起。游行队伍出发了。贾尼科洛山传来了礼炮的轰鸣。

游行开始。200名来自希腊和阿美尼亚的精锐步兵开道。他们个个皮肤微黑，表情僵硬，面无笑容。他们手持亮闪闪的长矛，排成四列纵队肃然行进。下面走过来的是在教廷和枢机主教手下当差的低级公务人员组成的方阵。他们穿着表示自己职业的服装，排成四列纵队。公证人穿着黑色长袍，长长的黑色三角帽垂到左肩，他们绷着脸以显示威严。佣人们身穿主人发给的华丽的应景服装，色彩斑斓。他们在沿途人群中发现美女，便会媚笑着盯着她们。花匠们则像挺着长矛一样挺着巨大的剪刀行进。厨师也不能少。他们戴着雪白的大围裙，腆着硕大的肚子蹒跚前行。看着他们的样子，群众中发出一片笑声。

乐队走过来了。全员身着白红绿三色制服，这是教皇色，后来成为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在胸前白色的地方，绣着六个红色圆球，那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徽。乐队大概有上百人。长笛、号、大小鼓演奏着节奏欢快的曲子，拨动人心，活跃气氛。

游行队伍走出圣彼得广场，渐渐远离钟声不断鸣响的圣彼得大教堂。队伍来到大教堂背后，跨过圣安杰洛城堡前方的大桥。桥下是被歌颂为黄金的台伯河，河水缓缓流淌，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光。过得桥去，队伍走进了第一座凯旋门。这座豪华的凯旋门是锡耶纳的僭主佩特里奇家族敬献的，由专程从锡耶纳调来的华丽织锦拼成。门的正面挂着绢丝带，上面写着“献给和平使者利奥十世”。

队伍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人刚刚通过凯旋门，全市所有事先被关闭的喷泉便一齐喷出了红葡萄酒。那是教皇赠送给全体市民的礼物。女人们立即拿出大坛子，一个劲儿地去接酒。就连幼小的孩子也摆出一副大人面孔，拿着木杯左跑右挤，帮着母亲。男人们不用像女人那样去操心明天，满足于把葡萄酒灌进胃里，弄得满脸酒水。还有人大概是已经喝多了，把廉价杯子放在一边，坐在喷泉旁边，沐浴着溅起的葡萄酒飞沫。沿街群众一动不动，盛满了葡萄酒的坛子在他们头上一个接着一个地传递着。每次酒洒出来弄湿了衣裳，年轻的女人便会抱怨。这时，旁边就会有人把她的屁股拍得啪啪响。女人发出哀叫，人们发出哄笑，一片嘈杂。

队伍走过圣安杰洛桥，进入狭窄的路，向纳沃纳广场进发。12人的马队走了过来，离着乐队十来米远。这是教廷的飞毛腿信使队伍，他们身着红色上衣和黑色的紧身裤，排着两列纵队，人人手中高举白黄相间的教廷旗，旗帜迎风飘扬。信使队伍的后面是以罗马教区旗帜为先导的13人旗手队伍。他们全部身穿白色服装，两列纵队策马行进，手里举着佛罗伦萨、那波利、威尼斯、米兰等大主教教区的旗帜。罗马大学的旗帜跟在他们的后面。这面旗帜在红底上印着黑色的小天使图案，罗马大学的学生代表骑在马上将旗帜高高擎起。这应该是古典文学系的学生。只见他头戴白色学生帽，帽子的前端像鸟喙一般尖尖突出。他身上的白色披风盖住了马背。不知是谁向他掷去了鲜花，掷花人一定是位年轻姑娘。

五大旗手隔着一段距离走了过来。他们全副武装，铠甲护身。不愧是大旗手，他们手举的巨大旗帜迎风飘扬，人们从路两边三楼的窗户都能用手摸到。这些旗手骑着漂亮的阿拉伯马走了过来。最前面的是罗马市的代表。他举着古罗马帝国的军旗，深红底上用金丝绣着老鹰和金字S.P.Q.R.（罗马元老院及市民之意的拉丁语缩写）。旗手是罗马名门望族切萨里尼家族年轻的当家人。他模仿古罗马将军，身穿铠甲，外披深红色披风，披风盖住了胯下马匹的肚子。第二位旗手是条顿骑士团团长，他手举白底黑十字的大军旗。第三位走过来的旗手是圣约翰骑士团团长（他们的根据地曾在罗德岛，被称为罗德岛骑士团，后来迁至马耳他岛，遂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他手里举的是深红底的白十字旗帜。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兄弟朱利奥·德·美第奇[2]（后来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是这个宗教骑士团的团长。只见他左手拽着马缰绳，用铠甲的右腹部位顶起这面大军旗。在他那黑色铠甲的胸部，佩有一枚罗德岛骑士团独有的十字图案，颜色白得抢眼。最后是教会军总司令的军旗，这面白底大旗上印着教廷纹章，中央是一把圣彼得大教堂钥匙的图案。后面走过来的是罗马教会旗手，他们手举军旗，威风凛凛，淹没在一片金色海洋之中。面对这一切，人们只有傻看的份。

五大旗手走过去以后，队伍的队形突然改变。教廷马厩饲养的教皇御用马队登场了，共有9匹马和3头骡子。这些马匹毛色纯白，穿着红底绣金的马衣，一旁跑着身穿清一色红衣的可爱的马夫。今天充任马夫一角的都是罗马贵族子弟。马队过后走过来的是两位身穿同样红色服装的少年，他们手里捧着镶满宝石的白缎带，另有两位少年手捧着三重冠，上面的宝石光芒闪烁。这些都是罗马教会的宝物，宣示着教皇的地位。这两件宝物牢牢吸引了沿街群众的目光。人们感叹着，低声议论着：真了不起啊。教廷的112位高级官员的队伍跟在少年和马队的后面。他们披着红色披风，披风四周用带有黑色斑点的白色貂皮镶着边。他们排成两列，表情威严。他们后面又是一队乐队。乐手们穿着拉斐尔设计的鲜艳制服，热闹的音乐让群众开始沉静下来的心情再次激昂起来。

游行队伍在纳沃纳广场的入口通过了凯旋门，绕着这个古罗马竞技场遗迹走了3/4圈，经过名为玛德玛宫的美第奇宫殿（现为上议院）前，走进了拉达大街（现为科尔索大街）。群众再度被乐队振奋起来。接着，他们的视觉又淹没在了华丽色彩的洪水中，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贵族们骑马上场了。教廷脚下的罗马和利奥十世出生地佛罗伦萨的名门佼佼者全体出动，总人数达到了二百多人。罗马一方有科隆纳、奥尔西尼、萨韦利、孔蒂、桑塔克罗切、加埃塔尼、切萨里尼。佛罗伦萨一方有美第奇、萨尔维亚蒂、索德里尼、托尔那博尼、斯特罗齐、普奇。所有家族都由家长领队，男人们排成四列纵队行进。他们在帽子上高高地装饰着五彩缤纷的羽毛，身着各式各样的华丽服装，与服装搭配着颜色的披风从肩上披下，被风吹得鼓胀起来飘在身后。那感觉，简直就像色彩缤纷的丝带配在一起，把珠宝箱打翻在上面。

接着登场的华美队伍比起前面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各国驻罗马大使的队伍。举着自己国家国旗的旗手走在每位大使前面。他们代表着各个王国和共和国，庄重严肃，与其说华丽，不如说壮丽。首先走过来的是教廷国内各城市的大使。博洛尼亚、奥尔维耶托、斯波莱托，国虽小却打着漂亮的旗帜。接着，大国的队伍走了过来，大使们骑在马上，身后跟着几个随从。佛罗伦萨共和国白底红百合国旗走过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海上霸主威尼斯共和国的巨大国旗。这面在红底上用金丝绣着圣马可狮子的国旗，在蓝天中迎风飘扬。接着，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大使走了过来。最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高举着威严老鹰图案的国旗骑马走来。拥挤在街边的群众首先为眼前彪悍的马匹感到惊讶，接着更是被马上大使漂亮的着正装的身姿所惊倒。最后，他们仰望巨大的国旗，发出了阵阵惊叹声。

俗界队伍由两位年轻的君主骑马殿后。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由于给伯父、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服丧，穿着一身黑色天鹅绒衣服。教皇侄子、20岁的洛伦佐·德·美第奇跟在他的后面，他代替病弱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参加游行。只见他紧紧拽着正在嘶鸣的骏马的缰绳，憋得满脸通红。

游行队伍刚刚走进拉达大街，就见到一座壮观的凯旋门。那是银行家阿戈斯蒂诺·齐吉敬献的，八根纯白柱子并列，其间安放着希腊和罗马诸神的雕像。这一带正好地处他的宅邸（现首相官邸）前方。凯旋门的正面写着大字：“维纳斯统治过，战神统治过，现在到了雅典娜的时代！”所谓维纳斯的统治，是指以绯闻而闻名的教皇波吉亚——亚历山大六世的治世，战神的统治指御驾亲征的前教皇罗韦雷——尤利乌斯二世。雅典娜自然是指新教皇美第奇——利奥十世，他背负着依靠智慧带来和平时代的期待。但是，在紧跟着出现的第二座凯旋门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战神时代已经结束，雅典娜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与维纳斯永远同在。”

凯旋门多达15座。其中仅有佛罗伦萨敬献的一座不带任何异教色彩。门上安放着十二使徒像，饰有描绘基督一生的绘画，正面在美第奇家族家徽下面写着这样的文字：“献给天降使节教皇利奥十世赞颂您伟大名字的全体市民敬赠”。

从拉达大街到远远望得见的斗兽场，一路上古罗马遗迹散布左右。人们在这条路的两边搭起了三层看台。能坐在上面观礼的人即使是罗马市民，也都多少有点钱，其他还有外国人。不过，看台有很多断开的地方，那是为举家出动的老百姓开放的。

俗界的游行队伍走过去以后，轮到了神职界。首先，银质大十字架静静地出场。抬的人要么是修道院的守门僧，要么是圣具室的管理僧，都是最下级的僧人。他们三人一组轮流替换。接着走过来的是驮着弥撒祭坛的白马。8个少年僧在上面撑着洁白的华盖。沿街有人赶紧在胸前画着十字。下面走过来的是清一色黑色队伍，与前面走过去的白色形成对比。他们共有24人，个个遮住面孔，只留出双眼，黑色僧衣拖到脚下裹住了全身。他们排成三人纵队，手举大蜡烛前行。在明亮的阳光下，实在映不出蜡烛的火光。但默默的黑色方阵足以营造出异样的气氛。这些人不是神职人员，而是救济会会员。救济会为死后无钱举行葬礼的贫民免费承办葬礼。

他们的后面是神学校学生，人数超过百人。学生们身着黑、红、白、蓝各色制服，个个脸上透着青春气息。群众的心情也便归于平静。跟在后面的是250人的大方阵，一眼望去便能看到罗马教会的各个位阶。首先是修道士，接着是祭司、主教，后面是方济各会、多明我会、阿戈斯蒂诺派等各个会派的领袖，再后面是威尼斯、亚历山大城派来的总主教，最后是大主教。大家分别穿着表示自己位阶和会派的僧衣，主教及以上地位的人骑在马上，头戴高达30厘米的白绢制成的主教帽。总主教和大主教身穿豪华的金丝镶边深红色披风，带着两个随从行进。

人们以为队伍就要结束的时候，被称为教会君主的枢机主教们走了过来。枢机主教共有24人，在天主教会里都是高级神职人员，地位仅次于教皇。他们个个身披红色大披风，头戴金丝刺绣的白色绸缎主教帽，按照年龄排序，二人并排骑马前行，每人带有8个侍从。佩特里奇、萨乌里、阿拉贡、科尔内罗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枢机主教是利奥十世当选的原动力，枢机主教时代的美第奇是他们的头目。一个月前在教皇选举中败下阵来的长老里阿里奥走在今天枢机主教队伍的最后。

接着，神职人员的队伍中骑马过来了一位俗界人士。他就是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沿街的群众都认识他。他是君主，也是大炮技术专家，在拉文纳战役中打败了教会军，受到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开除教籍的处罚。这位费拉拉公爵还是著名的卢克雷齐娅·波吉亚的丈夫。新教皇解除了对他开除教籍的处罚。他今天也前来参加游行。这位君王以不屈服于历代教皇而闻名，但不知何故，却在教廷脚下的罗马民众中颇有人气。他身披金丝织花锦缎披风在群众面前走过。群众对这位即将进入不惑之年、沉稳的意大利第一君主报以热烈的掌声。瑞士佣兵队紧跟在他的身后走了过来。他们身着米开朗琪罗设计的鲜艳的黄蓝红三色制服，铠甲闪着银光。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组织了这班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让他们充当教廷卫士。这些人足以使罗马人感受到异国情调。他们右手持枪，枪缨丝毫不乱，步伐整齐，显出一派北国人的规矩。

队伍走完了片刻。瑞士卫兵队走了过去，人们知道教皇就要过来。他们期待着，耐心地等待着。

终于，道路的那头出现了金丝装饰的白色绸缎华盖。今天的主角出场了。华盖由8位罗马市民撑起，教皇利奥十世骑在优雅的土耳其白马上，身穿白缎礼服，披着金丝绣花织锦大披风。沿街群众一齐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和平！和平！”（Pace！Pace！）有人起了音，立刻成为全体大合唱。有人从窗口探出身子在鼓掌，人都快要掉下来。坐在看台上的外国人也都纷纷起立，拼命鼓掌。

利奥十世充血的脸在沉重的三重冠下涨得通红，他那肥大的脸庞上大汗淋漓。然而教皇两眼发光，笑着享受着这一切。他左手拉着缰绳骑马慢行，向路两边的群众挥动右手，送去教皇的祝福。群众把白色、红色的花瓣和绿色的月桂树叶雨点般向他洒去。转眼间华盖顶上积满了花瓣和树叶，中间因此受压凹了进去。随从们早已有所准备，有人事先就带着长杆。他们不时地从下面捅捅华盖。于是，积压的花瓣和树叶从华盖的前后左右洒落而下，教皇一下被这美丽的花帘掩住。

道路被挤出的群众占据变窄。有个女人拼命鼓掌，靠近得手都快要碰到教皇的马了。还有人冲着走过来的教皇高举起斟满葡萄酒的杯子，张开大嘴一饮而尽。没有人去阻止他们。利奥十世越发高兴，骑在马上，挤开这些民众继续前行。

教皇身后有两个随从手拿银质大壶，一边走一边大把抓出银币抛向沿街的群众。鼓掌声立即消失在了兴奋的欢呼声中。男人们高举双手，试图用手掌接住银币。女人兜起围裙，期盼银币落进。孩子们巧妙地钻进大人的腿脚之间，迅速捡起落在地上的银币，紧紧攥在手里。随从抛得快活，到斗兽场附近时，偌大的壶中满满的银币都见了底。一个近侍跑回教廷，抱着一个装满了银币的口袋赶回来补充。

长长的游行队伍走到了最后，400名教廷近卫骑兵队走在最后。这些重装骑兵全身披挂，排成四列纵队，扬尘而来。他们走过去后，沿街的群众好一会儿没动窝。他们自己也像是累到了极点，耳畔响着远处传来的欢迎教皇的欢呼声。

利奥十世的游行队伍在罗马大街上一次次掀起欢呼和鼓掌的声浪，到达目的地乔凡尼·拉特拉诺教堂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教皇最后才到达，弥撒在等着他主持，他无暇擦去汗水。利奥十世一改刚才的笑脸，脸上显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他顺利完成了庄严的弥撒，就像生来就是教皇一样自然。

向上帝的祈祷结束后，接着是感谢上帝的餐食。在因美丽而闻名的拉特拉诺教堂的回廊和中庭里，满桌的酒菜在等着客人享用。教皇带领众人走了进来。大家见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罗马各地区的代表也受到了参加游行的全体人员的招待。然而，他们旺盛的食欲敌不过源源不断端上来的菜盘数量。有很多菜几乎没有人动过，在桌面上走过场就被撤下，直接递给了事先被叫来等在后门的罗马贫民区的代表。今天，罗马的穷人一定会一边喝着教皇御用的葡萄酒，撕食平常见不到的烤全鸡，一边为宽仁为怀的教皇干杯。

午后的几个小时，罗马变得一片静寂。这是午睡的时间。老罗马人把这吃饱喝足后的午睡随性地解释为上帝的恩赐，必须好好享受，就是头上响起大炮也不会起来。利奥十世虽是佛罗伦萨人，却在24年的枢机主教生活中染上了满身的罗马习气，自然少不了午睡。那天的午后，整个罗马睡着了。

一直到下午5点多，游行队伍才动起来，踏上归途。与来时顺序一样，绕斗兽场半圈，一路来到威尼斯广场，从这里开始没有按原路走拉达大街，而是向左拐去，穿过鲜花广场，取道跨过台伯河。教皇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游行队伍，队伍根据这一愿望选择了这条路线。

游行队伍一路行进，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来的时候。队伍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凯旋门，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悬着地毯和挂毯，家里的雕像尽其所有摆放在门口，圣母马利亚像的旁边放着美神维纳斯。无论是游行的人，还是观看的人，对这种基督教和异教的混合没有感到丝毫的奇怪，也没有感到愤怒。相反，面对这些欢欣鼓舞的民众，他们甚至为异教和基督教的这种奇妙和谐而感动。

当游行队伍终于在花雨、欢呼和掌声中来到鲜花广场时，春日的太阳已经落下。此时，安装在全市建筑物墙上的火把一齐点燃，火星在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中猛烈飞溅。鲜花广场周围云集着高级饭店和枢机主教们的宅邸，此时此地成了火的背景。因夜幕降临而略显轻松的教皇在火光之中，一边继续把祝福和微笑送给群众，一边向梵蒂冈行进。在过台伯河时，犹太人地区的代表等着教皇，要感谢他承认犹太人的宗教并允许他们居住在罗马。利奥十世兴致很高地接受了这些“基督徒的敌人”的致意。

游行队伍回到出发地圣彼得广场后就地解散。祭祀日漫长的一天结束了。但教皇还想看看罗马，说当晚要住在景观好于教皇宫的圣安杰洛城堡。

罗马已化作一片灯海，从这里的阳台上可以一览无余。教皇利奥十世扭过头来对身边的费拉拉公爵说：“看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后，我完全明白了当教皇有多么愉快！既然是僧人，自然谁都想当教皇。”

巧妙使用灯火是古罗马以来的意大利传统。客人们先前担心教皇会让大家半夜起来，享受出色的火的艺术。但现在已没有必要担心了。利奥十世欣赏了一会儿浮在灯火海洋上的罗马，然后一边说看到灯火一处处地熄灭未免寂寞，一边离开了阳台。他向紧急为他布置的枢机主教佩特里奇的房间走去，一边看着跪在两旁人们的脸说：“好吧，诸位，今天的节目还满意吧？”

第二场 政治与外交——来自外国记者

威尼斯共和国驻罗马大使马里诺·佐尔济的报告

1513年11月23日

光荣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及诸位元老院议员：

教皇即位即将一周年了。探知这位教皇的心思，对我们这些驻教廷大使而言，却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工作。刚开始时，我感到他是历代教皇中最年轻的又是享乐惯了的美第奇子弟，颇有些小瞧他。可是后来我却不得不承认，不能用普通的眼光来看他。平时，他跟谁都能直率而亲切地交谈，不过一旦触及政治核心的话题，他便会不动声色地巧妙岔开话题。当然，有时他也会坦陈意见，我们也不能总是打探内幕。他那被尊称为“豪华者”的父亲洛伦佐·德·美第奇生前曾说过：“我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狂人，一个是贤人，第三个是老实人。”他分别道出了三个十来岁人的性格特征，说得非常妙。

那么，能否从教皇的心腹探知他的心思呢？我曾经试过，但不能指望有什么了不起的效果。比比埃纳枢机主教是公认的教皇第一心腹，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比教皇年长5岁，是教皇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他对教皇忠心耿耿，并在选举教皇时有功，被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然而，尽管教皇喜欢他的文学才华和优雅的社交手腕，但却似乎很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知道他作为枢机主教的才干如何。教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明说政治思想值得怀疑。这样的看法较为稳妥。

下面谈谈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众所周知，他体弱多病，而且正如他父亲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实人，一个与政治野心无缘的人。我们再谈谈洛伦佐。他是已故皮耶罗的长子、教皇的侄子。皮耶罗被自己的父亲评价为狂人。洛伦佐这位刚过20岁的年轻人，有足够的政治野心，却没有实现野心的才干。首先，他完全不具备军事能力。这样，就算教皇利奥十世发扬教廷传统，任人唯亲来支持这两位，我们也难料教皇力量所能施展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教皇大概也会力所不逮。总之，我们似乎并不需要担心出现第二个切萨雷·波吉亚。（这两位美第奇家族的平凡人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是因为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位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之墓”。）

最后，还有一位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教皇的堂兄弟，新任命的枢机主教。他现在正在帮助朱利亚诺和洛伦佐两个人，专心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内政，更多的时间不在罗马，在教皇的政治方面几乎看不到他的影响。不过他在国际政治方面如何作为还是未知数。教皇心腹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大概就是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去猜测教皇的心思。眼下他努力把和平教皇的印象推到表面。他不仅宽恕了比萨公会议派那两位被尤利乌斯二世开除教籍的枢机主教，解除了对他们的处罚，还归还了他们的财产，恢复了他们的地位，又对同样被开除教籍的费拉拉公爵做了无条件的宽大处理。

关于教皇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当下他公布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中立政策。在会见我们的时候，教皇经常说，无论如何必须避免战争，这就是新教皇政策的基本面。前两天他还说：“我是个懒人，尽量待着不愿意动。我要享受和平治世。”

教皇甚至对德意志皇帝的大使开玩笑说：“这次的教皇应该取名安杰洛（Angelo，天使），而不是利奥（Leone，狮子）。”

不过，尽管我认为教皇的话肯定表达了他的内心所想，但在我看来，他不是不动，而是不能动，这一点他自己十分理解，所以才会有前面的说话口气。西班牙势力死死压制着南方，法国国王也不知何时又会对北方的米兰生出夺回失地之心。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即使他不是教皇，也不得不谨慎行事。不幸的是他不得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来吞下由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种下的苦果。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1月6日

今天是主显节[3]，很热闹。早晨收到了元老院的信函。赶紧按照指示，假装若无其事地申请觐见教皇。我想这大概并未引起其他国家大使的注意，会见时没有其他人在场。

教皇看了我提交的信函，似乎非常惊讶，说：“贵国情报之准确已有定评，不由得我不信。”

尽管他有所预料，但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如此执着于再次征服米兰，还是颇感意外。为此，他想拉拢西班牙国王。教皇说，让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两个外甥中的一个与法兰西公主蕾娜塔结婚，用米兰和热那亚当嫁妆。条件是法国国王早就要求的西班牙国王放弃那波利。但西班牙国王根本没有那样的想法。费迪南多是个老狐狸，他也许会承诺放弃那波利，让外甥同法兰西公主结婚，同时得到米兰和那波利。这就是问题，我也有同感。

今天的会谈到此结束。我推测，教皇在这一点上继承了历代教皇的政策，不会让意大利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同时得到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即米兰和那波利。这个决心是确定的。一旦陷入那种状态，罗马就会孤立。而不但对罗马，对整个意大利而言，那都将是致命的。波吉亚教皇为把这两个国家送给切萨雷而斗，尤利乌斯二世为了把这两个国家归入教会领土而战。他们都失败了。教皇美第奇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他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不能让这两个国家的王冠在同一个人头上闪耀。教皇应对法国国王的下一步行动，需要我们今后予以进一步关注。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3月10日

今天，我被教皇邀去玩牌。一起去的有科尔内罗、阿拉贡、萨乌里三位枢机主教。我没有一起玩，只是被邀请去参加这种内部的游戏。我判断是教皇想要得到我们的情报，便瞅了个机会，把你们知会我的事情向教皇咬了耳朵。西班牙国王不会真的接受放弃那波利的条件来成就这段姻缘。这好像使教皇很高兴。但是，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担心，如果教皇放下心来，便越发不再行动了。我害怕这个担心就此变成现实。我认为，对我们共和国而言，不是要我们自己行动，而是要让教皇行动，这才是上策。所以，教皇迟迟不做决策让我很担心。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曾经半开玩笑地管枢机主教时代的美第奇叫谨慎者，但愿那不是优柔寡断的意思。

于罗马
马里诺·佐尔济

1514年3月21日

今天傍晚了解到，教皇决定把比比埃纳枢机主教派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二那里去当特派大使。我的看法是这样：尽管西班牙和法国国王暂时搁置了那桩婚姻，但却签订了未来一年的停战协议。面对这个事实，就连那位“谨慎者”也终于坐不住了。不过，派遣比比埃纳枢机主教的正式理由只是改善自前教皇以来一直不好的法兰西王国与教廷的关系。枢机主教此行肩负什么具体使命，我却未能打探出来。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4年4月2日

教皇决心离间法国和西班牙，连日来我越来越强烈地确信这一点。至于教皇究竟对西班牙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我们只能确认教皇与西班牙大使会晤频繁，细节完全不详。对法国国王而言，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是国王多年来悬而未决之事，教皇一定会把居间调停作为条件。我们探查的结果是，已经得到确证，教皇已向法国国王提出了让国王路易十二与英国国王的妹妹玛丽·都铎结婚一事。据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已经明白此事。

马里诺·佐尔济
于罗马

1514年9月16日

9月1日开始与教皇在罗马北边原野同行狩猎。在这里，收到了罗马转送过来的消息，说年轻的英国公主与年迈的法国国王已顺利举行了婚礼。教皇心情非常好，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桩婚事还是因为连日来猎获颇丰，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狩猎是教皇热衷的事情之一，我们外交官向教皇申请会谈甚至要看当天狩猎的成绩。老百姓都知道这一点，在他所到之处大加欢迎。每次狩猎，教皇总要穿上老百姓风格的猎装，套上长靴，骑马出行。随行的枢机主教们也没有一个穿教服。教廷这样移动着，我们这帮来自各国的大使，即使不爱好狩猎也不能不同行。

可是，教皇长得很丑，穿上猎装越发没了光彩。他的头很大，脖子粗短，两条细瘦得不成比例的腿支撑着肥硕的上半身。他有着很大的脸庞，浮肿泛红，两眼极度近视，溜圆暴出，不得不频繁使用眼镜。他如果不穿白色的教皇服，就同那些遍地都是的低级僧人毫无二致。他的相貌就与画在讽刺画中的修道僧一模一样。他那肥实紧绷的白手，既不是思考者的手，也不是行动者的手。

不过，不知道是教皇了解自己肉体的丑陋，还是他天生的性格使然，他一点也不造作掩饰，不论是与驻地附近的居民，还是与护林人，他都能一视同仁地轻松聊天。有人来哭穷，他就命人给钱，有老百姓家的女儿没有嫁妆，无法出嫁，他也给钱。听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用去50达克特。有人进言说，那些人中肯定有人说谎。教皇却说，那也不会全部都说谎，依旧我行我素。教皇身后随从的腰间也总是挂着塞满银币的皮袋。猎获的猎物，在回来的途中也会全部送给沿途夹道欢迎他的老百姓。

尽管利奥十世被认为是历代教皇中最年轻和最丑陋的，但因为他的这种做派，却使他在老百姓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于马里亚诺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月10日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死讯似乎也打击了心情一向很好的利奥十世，让他不时沉默。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可怜的公主，四个月就成了寡妇。”当他得知继位者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时，他又自言自语道：“法兰西年轻人对意大利可不是吉利事啊。查理八世、加斯通·德·富瓦，在意大利引起动乱的总是二十来岁的法兰西人，但愿这次不再这样。”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月30日

今天，教皇决定送给朱利亚诺15万达克特，并另花4万达克特向德意志皇帝买下摩德纳送给这位新婚宴尔的弟弟。罗马盛传，朱利亚诺被迫与弗朗索瓦一世的姨妈，既不年轻也不漂亮的菲贝尔塔·迪·萨伏依结婚，这些是向他表示歉意的象征。无法想象这样就能使年轻的野心家弗朗索瓦一世变得老实，但利奥十世教皇似乎还没有放弃不结盟政策的想法。

于罗马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6月30日

今天傍晚，我和教皇之间难得地发生了争论，争论内容是27日我们共和国与法国签订的同盟协议。教皇谴责我们共和国的政策是远交近攻。我也明确地说：“首先考虑本国利益理所当然。按目前的情况，米兰由德意志皇帝保护下的斯福尔扎家族统治，事实上与皇帝的领土无异。我们威尼斯共和国的北边和西边快要被宿敌德意志包围了。而且，继承西班牙老国王费迪南多的卡洛斯，同时也是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第一继承人。这样下去，除了现在已经处在西班牙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北部成为卡洛斯的囊中之物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弗朗索瓦一世想对斯福尔扎动手，就让他动手不是更好吗？”

教皇仍然怒气冲冲地说：“最最优先的是避免战争。”

“陛下，我们揣测陛下的深意是要一边坚持不结盟政策，一边在背地里离间列强，让它们相互孤立。但是，这种现实路线没有考虑到出现狂人的情况。万一出现狂人，这路线马上就会受阻，存在风险。”

“大使，您究竟想让我做什么？您以为现在的教廷还有力量满足你们的愿望吗？它的军事力量甚至不如小国。相比之下，欧洲列强却越来越强大。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具有远大构想的政治家，只要有能力强的外交官就行了。”

我没有逼教皇放弃历来的政策，只是想说，如果一心只考虑避免战争，反倒会被卷进战争。看上去，教皇最后还是不想放弃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想法。

于罗马
共和国大使M·佐尔济

1515年8月，弗朗索瓦一世率领35000法军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列强紧急结成联盟迎敌。教皇最终也参加了进来。

3万名瑞士兵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西班牙军队在那波利总督卡尔多纳指挥下，杀向与法国共同作战的威尼斯军队。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指挥的斯福尔扎军队死守米兰，教会军因总司令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疾病缠身而改由洛伦佐代理指挥。教皇并不信任年轻侄子的军事才能，把指挥实权交给了乌尔比诺公爵，派他去防守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座城市。

指挥法军先头部队的是意大利人佣兵队长、身经百战的强者老特里武尔齐奥将军。他避开与联军中最强的瑞士军硬碰，袭击了斯福尔扎军。科隆纳队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无计可施，结果连自己也成了俘虏。教皇在罗马得到这个消息，面对如此过分的丑态，与其说是发怒，不如说是惊呆了。

这个胜利就像是白捡的一样。初战告捷让弗朗索瓦一世心情大好。他离开都灵南下了。而联军被士气大振的法军一攻，暴露出了它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有名无实。与威尼斯军队对阵的西班牙军队原地不动。至于教会军，连总司令乌尔比诺公爵都在通敌。9月13日，唯一一支像样的军队瑞士军不得不同压过来的法军决战，会战地点在马里尼亚诺平原。

法军35000人，60门大炮在阵前一字排开，由国王亲自指挥。瑞士步兵之父锡永枢机主教指挥3万瑞士军与之对战。战斗打响，法军骑兵队卷尘冲杀过来。瑞士军队排成传统方阵向前冲去，令人胆寒。两军从正面激烈相撞，形成激战态势。瑞士兵分成团组，埋头冲锋。他们专攻法军的马匹，骑士一旦落马便蜂拥而上，杀死落马者。法军动摇了，顾不上巩固阵型。他们不分方向，自顾逃窜。弗朗索瓦一世见状亲自驱马，一边大声呵斥，一边阻止士兵逃跑。

瑞士军队总指挥锡永枢机主教认为胜利在握，马上派飞毛腿信使带上捷报，驰往罗马向教皇报捷。

1515年9月17日

今天早上教皇有请，我去了梵蒂冈。我们共和国出身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也收到教皇的传请。我们二人一起会晤了教皇。教皇用平静的口吻说：“昨天夜里，锡永枢机主教传来了法军失败的战报。我通知你们，请你们承诺不向任何人泄露。”

我和科尔内罗枢机主教心情灰暗地退了出来。可是，不知道从何处泄露的，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罗马。比比埃纳枢机主教等人狂喜，瑞士卫兵走到哪里都昂首挺胸。而住在罗马的法国人和威尼斯人走到哪里脸上都像死人一般。

于罗马
威尼斯共和国大使M·佐尔济

然而，这场战斗还有后半场。就在国王费力重整不稳的队伍时，达尔维亚诺队长指挥的威尼斯骑兵队出现在黄昏之中。腹背受敌，再厉害的瑞士步兵也动摇起来。达尔维亚诺指挥骑兵队有着欧洲第一的定评。而指挥重整后的法军骑兵的又是身经百战的骁将老特里武尔齐奥。两支队伍对进退两难的瑞士军队发起了进攻。这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杀戮。天暗了下来，只觉得平原上瑞士兵的尸体越堆越高。特里武尔齐奥将军后来曾经这样述怀：“迄今为止我打了18场战役，但跟这次相比，那些都如同小孩打架。”

这是自夸为百战百胜的瑞士步兵的第一次完败。

1515年9月18日

早晨收到了两封信。我立即穿好官服去了梵蒂冈。侍从塞拉比卡强调教皇还在睡觉，不能叫醒。我没有退下，而是对他说：“不叫醒他于你不利啊。”教皇一边扣着衣服的扣子，一边走进了房间。我马上开始对他说：“教皇陛下，借用主基督的话说，恶善互为表里。昨天，陛下给了我一个恶而虚假的消息，今天我还给您一个善而准确的消息。瑞士兵被打败了。”

“如果是这事，我昨夜就知道了。不过，不是说失败并不惨重吗？”

“陛下，究竟谁的报告准确呢？请看这份东西。”

说着，我把刚收到的元老院来函和与法国国王同行的威尼斯驻法大使寄来的信函递到教皇面前。

教皇读完之后似乎十分震惊，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说道：“第一封信是元老院的。写第二封信的人我认识。他的报告不能不信。”说完，又自嘲地继续说道：“难道要我投入国王的怀抱祈求慈悲吗？”

我给他打气，说威尼斯共和国一定会做您与法国国王之间的中间人，不要过于丧气。但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下午我才知道，瑞士卫兵们义愤填膺，不知道他们见到法兰西人和威尼斯人会做出什么来，我这两三天也不打算接近梵蒂冈了。

于罗马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9月20日

我不得不以苦涩的心情来写这份报告。我太疏忽了。利奥十世在马里尼亚诺会战开始前就已经发出了秘密指令，一旦战败就立即去法国国王那里乞和，准备已经就绪。中间人是他刚结婚的弟弟朱利亚诺妻子的娘家，也是法国国王母亲的娘家萨伏依公爵家。马里尼亚诺到罗马路途遥远，等报送战果的飞毛腿信使到达后再派使节到马里尼亚诺法国国王那里去求和，不如事先就把使节派到会战的战场更合理。一旦败局确定，使节可以立刻跑到国王那里去。利奥已经这样做了。

18日早上我叫醒了他，这是事实，但我却不是第一个叫醒他的人。在我到达之前，他已经被人叫起来过，收到了法国国王同意和平谈判的承诺，并放下心来再次上床。我是第二次叫醒他。没想到，他在我的面前厚颜无耻地演了一出被吓破胆的假戏！即便是第一次详细听到瑞士兵战败的惨状，也不该那样捉弄人。我真后悔还给他打气，彻底被他的假戏给耍了。

于罗马
大使马里诺·佐尔济

1515年9月25日

今天，法国特使抵达罗马，带来了法国国王的和谈条件。国王的条件有以下三个：教皇不与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结盟；承认法国国王对米兰的主权；割让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座城市给法国国王。教皇和法国国王似乎都打算单独媾和，完全不顾各自的结盟者西班牙、瑞士、威尼斯。就算教皇无视打了败仗的西班牙和瑞士，我们可以不去看，但马里尼亚诺战役获胜的机会是我们威尼斯骑兵创造的，法国国王对我国毫不顾忌，真是岂有此理！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于罗马

1515年9月30日

梵蒂冈突然开始行动起来了。法国国王的特使快马加鞭往返于教皇与国王之间。但谈判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完全被置于局外，没有办法打探交涉进展的消息。

我们知道教皇急于和平。瑞士军队再忠诚于教皇，也是出来挣钱的农民集团，出师不利，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倒戈到法国国王一边。西班牙军队也已经撤退到了罗马，如今教皇没有什么手段可以阻止他们逃往那波利。在这样的状况下，趁着一切未定与法国国王讲和，会非常有利。

然而，法国国王在马里尼亚诺会战中大获全胜，把意大利北部弄到了手，却为何如此轻易就答应了教皇的邀约呢？坦率地说，我很难理解这一点。也许弗朗索瓦一世也与查理八世、路易十二等历代法兰西国王一样，属于那种我们意大利人难以理解的人种：把教皇逼上了绝境，却在关键时候显出基督徒式的犹豫，不能痛下杀手。

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教皇毕竟是人；但对他们法兰西人来说，教皇无论如何都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

教皇明天出发去维泰博，这是去与法国国王会面的第一步。在通知我们使团时，利奥十世这样说道：“听说弗朗索瓦一世是一位赞美意大利文化的欣赏者。我想把列奥纳多、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三个人一块儿带去。”

这个策略是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于罗马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0月13日

今天，双方代表谈妥了媾和协定。教皇接受了法国国王提出的所有条件，法国国王则加上了保护佛罗伦萨共和国境内的美第奇家族一条，又指定签字地点须在罗马。为此，上午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会上始终笼罩着险恶的气氛。几乎所有的枢机主教都反对，认为这是屈辱的媾和。对此，教皇说道：“我们应该坦率承认无奈的事实。”

教皇提出意向，不在法国国王指定的罗马签字，而是去博洛尼亚，在那里与法国国王见面。

枢机主教们反对道：“不能再向俗界的国王低头了，应该让他来罗马。”

“国王不会真的毫无防备地来罗马。与其让他率领大军前来，不如不让他进一步深入意大利。为此，我们把会见的地点定在博洛尼亚，这是国王所在的米兰和我所在的罗马的中间位置。这才是上策。”

教皇一锤定音，说服了枢机主教们。

尽管如此，许多枢机主教还是不满于把美第奇家族的事情作为一项媾和条件，叹息说教皇染上了裙带主义（nepotismo）的恶习。

于维泰博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1月30日

教皇一路旅行轻松舒缓，他与科尔托纳、阿雷佐一道，见到狩猎场便绝不放过享乐的机会。今天，教皇一行进入佛罗伦萨。他是当地出身的第一位教皇，又是他即位后第一次返乡，整个佛罗伦萨市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当今名声最高的艺术家雅各布·桑索维诺[4]和他的弟子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5]的作品，以及欢迎演出都非常出色，光彩夺目。教皇心情很好地欣赏了这一切。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于佛罗伦萨

1515年12月8日

教皇带着14位枢机主教，于今天到达博洛尼亚。听说法国国王也已从米兰出发。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0日

法国国王已经抵达距博洛尼亚3英里的地方。今天，教廷礼宾官格拉西前往国王处，就其与教皇的会见仪式进行磋商。法国国王主张一切按法兰西方式进行。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2月11日

上午11点，弗朗索瓦一世率领骑兵队到达博洛尼亚西北门圣菲利切门前。20位枢机主教身着红衣，正装出迎。国王一到，他们便立即脱帽行礼。最年长的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用拉丁语转述了教皇的口信：国王根据教皇之愿亲自前来，令人高兴。法国国王也脱帽行礼，用法语做了回答。国王一行没有武装。他们在枢机主教们的引导下径直前往住处。在那里，国王同比比埃纳、萨乌里、美第奇、奇博四位枢机主教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他们立即来到位于同一幢建筑中的大厅。

图17：弗朗索瓦一世

教皇已经头戴三重冠，身着一等礼服，在宫廷人员、我们这些外交使团和其他众多人员的簇拥下坐在了枢机主教们的前面，等待国王的到来。国王带着重臣们入场了。

可是，不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地板滑得要命。我自己也在进入房间的时候滑了一下，头差点就撞上了柱子。法国国王昂首挺胸走进大厅，他也在地板上滑了脚。如果没有格拉西敏捷地从旁扶他一把，他一定会一屁股跌下。国王打了个趔趄。国王虽然蓄着胡须，但终究还是个21岁的年轻人，眼看着涨红了脸。教皇看着这一切，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担心，反而浮现出调皮的笑容。没准儿把地板擦得比平时更滑还是教皇的主意呢。即使不是他的主意，他也应该知道。

法国国王像女人一样由格拉西拉着手，走到教皇跟前。他把拿在手上的帽子扔在一旁，跪在了教皇的脚下，亲吻着教皇的鞋尖儿。教皇伸出手去扶起国王，并拥抱了他。然后，法兰西国王站在教皇面前，用母语起誓忠于教皇，接着赞扬了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文化的贡献，力陈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今天伟大的意大利文化。他的话句句夸张。利奥十世用拉丁语简短答谢。就这样，胜利者法国国王再次承认了失败者教皇的地位高于自己，复制了查理八世与教皇波吉亚的先例。

接着，教皇向国王一一介绍了枢机主教、宫廷人员和外交使团中的每一个人。法国国王在我面前对两个月前去世的达尔维亚诺队长表示了哀悼，说这位勇敢武将的死，不仅是威尼斯损失，也是法兰西的损失。国王在教皇从罗马带来的艺术家面前停留的时间最长。弗朗索瓦一世尤其与其中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挨得最近，像是他的一介粉丝。

媾和签字仪式将于14日举行。

于博洛尼亚
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2日

法国国王心情很好，在博洛尼亚逗留期间，十分享受。教皇向国王赠送了礼物。那是一副镶有宝石的金十字架。这件宝物原来归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枢机主教所有，枢机主教死后转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手，教皇死后归了教廷。这副精美的十字架价值1.5万达克特。国王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件礼物，向教皇表示了感谢。法国国王向教皇提出请求，想要拉奥孔[6]群像。教皇轻易答应了这一请求。我当时也在场，很怀疑教皇是否真的愿意放手。这组群像发掘于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时代，一直被视为梵蒂冈的至宝。根据后来了解到的事实，利奥十世叫来了雕塑家班迪里奥内，命他再雕刻一组一模一样的群像。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5年12月13日

今天早上，在博洛尼亚的主教堂举行了教皇主持的弥撒。法兰西国王以及他的全体随行人员一同参加。

弥撒祈祷结束领圣体时，一位法国武将走到站在祭坛前的教皇面前，突然匍匐在教皇脚下，用母语高喊：“宽恕我吧！宽恕我吧！我反逆教皇，罪孽深重啊！”

利奥十世亲切地拉着这位趴在脚下哭喊者的手，把他扶起，并把圣饼赐给他，甚至还拥抱了他。见此情景，其他法国人也都纷纷高喊“宽恕我吧”，争先恐后地拥到教皇面前，争相亲吻教皇的脚尖。教皇将他们一一扶起，把圣饼放进他们口中，一个接一个地拥抱了他们。坐在第一排的国王也说：“我们谁都不希望反逆教皇。这一切都是针对前教皇尤利乌斯敌视法兰西的态度采取的迫不得已的行为。”

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在法兰西人看来感人至深，而在我们意大利人看来却是滑稽可笑的场景。法兰西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换作我们肯定会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开始就不要对教皇开战！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4日

教廷和法国之间的媾和协议签了字。我们原以为教皇只为签字而来博洛尼亚。然而，协议的内容令我们彻底惊讶，就连参加签字仪式的枢机主教也都个个目瞪口呆。协议条款完全变了样。

首先是教皇与法国结盟，而不与其他国家结盟这一条。这一条保留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却没了踪影。

第二，保留了承认法国国王对米兰主权的内容。

第三，皮亚琴察、帕尔马两座城市归法国国王所有的条款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国王放弃对这两座城市的权利，甚至要将摩德纳、雷焦这两座城市归还给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虽然教皇失去了花了4万达克特从皇帝手上买来送给弟弟朱利亚诺的摩德纳，但费拉拉公爵毕竟是意大利人，这两座城市没有成为法国领土。

第四，保留了法国国王保护美第奇家族这一条款，后面又加上了把教皇侄子洛伦佐封为法兰西贵族的内容。

最后，这是最令我们震惊的条款，协议确认了法国国内的神职人员任命权归教皇，法国国王承认在法国国内教皇权力至上。历代法国国王一直与教皇争夺这项权力，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是失败者，却如此轻易地承认了这一条款，这实在令人费解。而且，法国国王在签字的时候心情极好。人们不得不承认利奥十世外交手段之精湛！

于博洛尼亚
威尼斯大使M·佐尔济

1515年12月15日

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离开博洛尼亚去了米兰，满脸洋溢着满意的神情。枢机主教团一直把他送到城门前，态度显得过分恭敬。他们对教皇外交的不满现在已然烟消云散。

据闻法国国王任命查理·德·波旁为米兰总督，新年之后将率领全军回归法国。

教皇18日离开博洛尼亚，预定在佛罗伦萨探望病重卧床的弟弟朱利亚诺，并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和狂欢节，于2月底回到罗马。

于博洛尼亚
共和国公仆M·佐尔济

1516年2月10日

光荣的威尼斯共和国元首及元老院诸位议员：

在狂欢节最喧嚣的高潮中，教皇把我召去。从他那假装若无其事的口吻中，传递出了他的意向：教廷想与我们共和国结成友好同盟。我得到了确切证据，足以解开几天来我的心头疑问。

在我看来，由于与法国国王结成了友好同盟，教皇利奥十世将被迫改变自己一贯坚持的不结盟政策。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在得知这个同盟后燃起了满腔怒火。他给教廷驻西班牙大使写信说，教皇的政治是脚踏两只船，他的反法旗号根本是假货。大使把这封信给教皇看时，教皇也认为必须采取对策。于是我开始比平时更加留意打探教皇的动向，收集情报。

利奥十世采取的政策从不结盟一下子变为结盟，而且与所有列强都结成了友好同盟。我国是最后的一个。与法国国王媾和协定第一条的后半部分，即不与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结盟这一部分，在签订协议时候被删去了。因而，即使法国国王知道结盟一事，也不能提出抗议了。

这样，教皇改变了政策，分别与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德意志皇帝、英国国王、威尼斯共和国结成了友好同盟。据我探听到的消息，除了我们威尼斯以外，还没有谁注意到教皇的这一做法。各强国的国王都还以为只有自己同教皇结成了同盟关系。

事已至此，我作为威尼斯大使，只能回复教皇说，将向祖国的元老院报告，为尽早实现结盟而努力。威尼斯不能自己一个国家被孤立，那将比什么都危险。

不结盟政策与泛结盟政策，是既有区别又无区别的一回事。

我有时也在自问自答：这位利奥十世教皇，究竟是一位非凡的干才，还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懒鬼、胆小鬼，一个前所未闻的饭桶呢？

于佛罗伦萨
大使马里诺·佐尔济

第三场 阴谋

罗马暗夜深邃。巨大的遗迹沉重地耸立着，阴影中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火光。那是牧羊人为度过寒夜而点起的篝火，却让人以为是夜里的强盗，瞬间打起冷战来。进入市区，壮丽的教堂和贵族、高级神职人员、银行家的豪华宅第鳞次栉比。但这只是大街上的景象。从那里拐出一步，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道路狭窄曲折，像迷宫一般蜿蜒。道路两侧，家家户户都用木头挡板把窗户关得紧紧。即使屋里点着灯，光线也不会泄露出来。如果有人站在那里，穿着黑色的长披风，像蝙蝠那样贴在墙上，不要说你能认出他来，就连注意到他怕都很困难。迷宫走到尽头，是一个小广场，那里有教堂，喷泉汩汩地发出声来。这种地方，往往外边看着不起眼，进到里面却是豪华得令人惊讶的宅邸。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宅第也是这其中之一。那天夜里，天空中挂着淡淡的春月，溶溶月光温柔地照白了半个喷泉。

这天，刚满26岁的枢机主教骑着马一口气来到这里。罗马夜里的黑暗并没有让这位枢机主教感到阴森和恐怖。他用随身带着的教皇特别通行证，轻易地敲开了紧闭的城门。进城后，就是他闭着眼睛也都认识的路。随从打着火把，沿着弯弯曲曲的黑暗道路走在前面。枢机主教策马驰去，看那阵势，赶上随从并非难事。马蹄声在两边房子的石墙上激起高高的回声，传向远方。

同两个月前逃离罗马时相比，他的心境有着天壤之别。如今，教皇已经承诺让他回归锡耶纳，那可是他的夙愿。密友萨乌里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受教皇差遣，来到他的流亡地真扎诺，转达了教皇请他回罗马相商的话，甚至给了他安全保证书。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为此而狂喜。送走两位枢机主教后，他根本没有心情继续留在科隆纳家族保护下的安全之地真扎诺。他想快点回到罗马与教皇谈判，一刻也不愿耽误。科隆纳劝他谨慎为好，他根本听不进去，只带了一个随从便走夜路奔罗马而来。他进了罗马城门后，其实是想直接去梵蒂冈。但深夜造访还是让他犹豫起来。他想，还是明天早上拜会为好。

因为没有事先得到主人到达的通知，佩特里奇家正门的大门紧闭。随从拼力用嵌在巨大门扉上的铁环敲打着。年轻的枢机主教骑在马上，一边等着开门，一边抬起头来仰望天空。一轮已经变淡的月亮还挂在天际，这轮月亮从出了罗马南边真扎诺的科隆纳城堡就一路陪伴着他走夜道来到这里。他又把视线停在了喷泉上。这时，他感到对面教堂阴影下的柱子后面有个东西瞬间动了一下。可是，年轻的枢机主教内心兴奋，根本没有在意，很快忘记了这事。

巨大的门扉从里面打开，发出沉重的声音。主人突然回到宅邸，门卫十分着慌，絮絮叨叨地说着赔罪的话。佩特里奇听也不听，骑着马进了宅邸。他在围着中庭的回廊一隅下马。家丁拿着烛台走了过来。主人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家丁小跑步跟在后头，说：“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宁尼和西庇奥内了。”

枢机主教闻言停住了脚步。他想起了自己在离开罗马前曾对这两位秘书和执事说过，让他们去锡耶纳。刚才瞬间萌生出来的疑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枢机主教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第二天早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驱马越过台伯河奔向梵蒂冈。今天，他穿的是枢机主教的红衣正装，还带了五个随从。

教皇宫的大门当即打开。他把随从留在那里，一个人被引进教皇的私人房间。在等待大厅里，萨乌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已在等候。两位年轻的枢机主教跑向刚刚进来的密友身边，异口同声地说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佩特里奇即将实现夙愿。很快，三个人一同被引进了教皇的私人房间。教皇已经坐在那里候着他们。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跪在教皇面前，亲吻他的脚尖，准备感谢教皇此次充满理解的提议。

就在这时，教皇宝座左右的门被打开，一队武装近卫兵冲了进来。士兵们立即把四扇大门紧紧关上。近卫兵队长走到惊讶无语的枢机主教面前说道：“我奉教皇之命，前来抓捕佩特里奇和萨乌里两位枢机主教！”

两位枢机主教面色苍白，科尔内罗也已面无血色。队长理也不理，向士兵们发出了信号。两位枢机主教的胳膊被士兵们从两侧架起。他们面无血色，一句话也未说就被带走，甚至连回头看一眼教皇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走过城墙里的通道，被分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里的牢房。

圣安杰洛城堡是在哈德良[7]皇帝墓的基础上改建而来，里面有很多牢房。关押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牢房叫作“圣摩洛哥”，在这些牢房中条件最为恶劣。牢房只有两米见方，土墙粗糙，不在地下却像地牢一样，没有窗户，光线进不来，换气也不够，阴暗潮湿，弥漫着一股奇特的臭味。关押萨乌里枢机主教的牢房也好不到哪里去。厚厚的木门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身后关上，响起了沉重的上锁声。黑暗中只剩下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一个人。他像在做白日梦一样，无法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站在那里呆若木鸡。

利奥十世接到队长的报告，说已经顺利把两位枢机主教关进了监牢。他扭过脸来对面色苍白、兀自动弹不得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说：“我们基督教徒把古罗马人当作堕落的贱民消灭掉了。可是，古罗马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地都在干着。战争、杀戮、阴谋、奢侈，除了暗杀在世的皇帝这一件事以外，我们什么都干了。而这件事情，现在也因这两位枢机主教毒杀教皇的阴谋被做到了。让我们祝贺1500年前就为我们展示了全部人性的那些伟大的异教徒吧，科尔内罗阁下！”

已经处变不惊的罗马民众对这次的事件也不寒而栗。佩特里奇枢机主教是一位年轻的美男子，华丽的活动总少不了他。尽管他在枢机主教中地位轻微，但在一般老百姓中却大名鼎鼎。毒杀教皇未遂的罪名与这位喜欢华美的枢机主教实在不相配。

阿方索·佩特里奇是以老奸巨猾而闻名的锡耶纳僭主潘多鲁夫·佩特里奇的次子。锡耶纳与邻国关系恶劣，与佛罗伦萨动辄发生争执便是一例。处在萨伏那罗拉影响之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驱逐了美第奇家族以后，锡耶纳就不惜代价支持美第奇回归。皮耶罗多次策划以武力回归，每次都是从锡耶纳出发，而每次失败后又都返回锡耶纳。

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时代，锡耶纳与罗马的关系也很差，佩特里奇曾经一度遭到切萨雷·波吉亚的驱逐。到了尤利乌斯二世时代，教皇对遭受前教皇波吉亚打击的人统统给予优待。教皇的这一方针使锡耶纳与罗马的关系有所好转。当时才20岁的阿方索受惠于此，获得了枢机主教的地位。波吉亚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第奇家族，也同样得以回归佛罗伦萨。

1512年，长年以来执掌锡耶纳的父亲潘多鲁夫去世，由哥哥波格塞继承。第二年在佛罗伦萨，乔凡尼·德·美第奇当选为教皇，称为利奥十世。当时，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出于以往两家的关系，带领年轻的枢机主教们为美第奇的当选尽了力。

然而，美第奇完全统治了佛罗伦萨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与锡耶纳的关系又开始恶化。新僭主波格塞完全没有继承父亲的政治能力，其恶政甚至遭到其他国家的谴责。他进而不顾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开始接近那波利的西班牙势力。这引起了教皇利奥十世的关注。据同时代史家圭恰迪尼说，利奥十世希望由教皇派的人物来统治夹在教会领土与佛罗伦萨中间的锡耶纳。很快，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就来了。锡耶纳市民代表对波格塞的恶政感到绝望，跑到罗马向波格塞的堂兄弟拉斐尔主教告状，请他面见利奥十世时向教皇陈情。于是拉斐尔主教把他们带到了利奥十世面前。

不久，由200骑兵和2000步兵组成的拉斐尔主教的军队在佣兵队长维特里的指挥下杀奔锡耶纳。佛罗伦萨军队同时南下。波格塞·佩特里奇遭到南北夹击，市民又在市内起义，他无能为力，抛下锡耶纳亡命那波利去了。同时兼任格罗塞托主教的拉斐尔·佩特里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为锡耶纳的僭主。这事发生在1515年，利奥十世的谋略成功了。

然而，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得知此事后大怒。为美第奇家族和利奥十世个人出了那么大的力，这算哪一出的做法！他怒火中烧，对平时关系就不好的堂兄弟拉斐尔的成功尤为光火。从这时开始，回归锡耶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杀掉利奥十世的想法便占据了枢机主教的整个胸膛。起初，他想在狩猎的时候趁教皇一人独处时动手。为此，他整日短剑不离身。但这样做危险很多。教皇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甚少，即使有机会，杀掉他以后也可能立即被发现。

枢机主教思路枯竭之时，一个妙计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利用教皇的病下毒。教皇的老毛病是肛门痔漏。这个病时常发作，发高烧，患部发出恶臭，不得不经常做外科手术治疗。不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教皇虽然可以起来玩牌，但他身体发热，患处部位特殊，无法消解不快的感觉。教皇已经延请多位著名医生治疗过，但效果不佳，只好干等病痛高潮过去。一旦病痛高潮过去，身体就会像无病一样健康，可以沉溺于狩猎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妙计就是派自己的心腹外科医生去做教皇的侍医，在为患部做手术时给他涂上毒药。不需要去另找外科医生，他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外科医生维切里当时已年逾五十，他起初以擅长胆结石手术而闻名，但治疗性病使他在整个意大利声名鹊起。性病开始流行于20年前法军入侵时，因为由法国人携入，因而叫作法国病。这种病很快扩散到了整个欧洲，统治阶级也不能幸免。维切里与另外一位医生一起，开始用水银治疗这种性病。他的患者中有埃斯特枢机主教、曼托瓦侯爵、教皇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英国驻罗马大使等人。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外科医生几年前把根据地放在了锡耶纳，老僭主潘多鲁夫对他有知遇之恩。说起来，他就是佩特里奇家族的侍医。枢机主教的目光盯上了他。

外科医生说手术时将毒药涂在患部不会起效，只能将它混在口服药里。他答应去当教皇的侍医。这位医生既有钱又不缺名声，不知道他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参与到这个鲁莽的阴谋中来。是因为以前与佩特里奇家族的关系使然呢，还是对教皇侍医这个当时医生的最高地位怀抱野心呢？不管怎样，他们开始了活动，图谋让维切里当教皇侍医。教皇也知道这位外科医生的名气。开始时打算同意，但一直下不了决心。教皇的心里有一个想法，如果让著名的性病医生当侍医，人们就会怀疑他也有性病。无端遭人猜疑太无聊，但教皇还未完全排除延聘这人的想法。

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一边继续活动要把心腹外科医生送去做教皇侍医，一边却愚蠢地寻找合谋来干这件本该是一个人干的事情。

乌尔比诺公爵首先浮现在了他的脑子里。公爵是前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侄子，在对法作战中，现任教皇把指挥权交给了他，他却去通敌，促成了教皇与法国在博洛尼亚的和谈。此后，他却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教皇解决了法国问题后立即向乌尔比诺派兵，驱逐了公爵，扶植自己的侄子洛伦佐成为新公爵。教皇在弟弟朱利亚诺死后，一心要把洛伦佐培养成复兴美第奇家族的旗手。但洛伦佐毫无政治军事能力，无法确保自己的地位，一直在与流亡中的原乌尔比诺公爵打仗，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佩特里奇枢机主教愚蠢地选择了这位甚至被法国国王遗弃的原乌尔比诺公爵作为合谋者。

第二个合谋者是西班牙。西班牙一直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教皇利奥与法国国王的友好关系。西班牙立即参与了枢机主教的图谋，但它并未全面参与，只是借兵给枢机主教选中的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队长波金泰斯塔，所需费用自然要由枢机主教承担。

第三个合谋者是那些反利奥派的枢机主教们。佩特里奇枢机主教首先向关系最亲近的萨乌里枢机主教挑明了此事。这位萨乌里枢机主教受到教皇的关照，教皇把最丰饶的教区给了他，按理他不应对教皇有任何不满，不知他为何还要参与此项阴谋。究竟是与佩特里奇长年的交情使然，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特有的大胆在内心起了作用的缘故呢？

萨乌里、佩特里奇和利奥十世分别出身于热那亚、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顶级著名家族。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托了父亲的权力和财富的福荫，没有什么宗教倾向却进入了神职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枢机主教，没吃过什么苦便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但是前两人与利奥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这个差距甚至超过了20岁与41岁之间的年龄差距。自从美第奇家族被萨伏那罗拉逐出佛罗伦萨以后，利奥十世有着9年之久的不幸时代。其中有好几年，他都带着鲁莽的哥哥皮耶罗和善良却无能的弟弟朱利亚诺辗转于乌尔比诺、锡耶纳和罗马之间，饱尝流亡的辛酸。在经济上，美第奇家族全无了往日的气象。而那两位年轻人家底殷实，工作就是游走于罗马社交界。利奥与他们虽然同为上流社会出身，他们之间也会理所当然地产生出根本的差异。随着审问的进展，萨乌里以外枢机主教的名字逐渐明朗，我们下面再说。

总之，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计谋是让外科医生维切里下毒，教皇一死立刻让乌尔比诺公爵和西班牙军队武力占领锡耶纳，让同谋的枢机主教选出其中一人做新教皇，从而实现回归锡耶纳。与一个人搞暗杀相比，这个计谋更为周到。但是，同谋越多，计谋泄露的危险就越大。

教皇利奥十世从那时起起了疑心。佩特里奇枢机主教不懂得谨慎行事，他放话说一定要收回锡耶纳。这事传到了教皇的耳朵里。枢机主教经常去那波利，借口是探视卧病在床的哥哥波格塞。这进一步加深了教皇的怀疑。那波利是西班牙势力在意大利的据点。不过，教皇此时对阴谋还一无所知，只是怀疑枢机主教与西班牙的关系。他开始在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身边展开秘密调查。

枢机主教很快有所察觉。他以在罗马花钱太多要回锡耶纳为由离开了罗马。但他没有向北去，而是往南走，进了科隆纳统治下的真扎诺城，在那里重新开始与那波利联系。他身在实力强大的豪族科隆纳的领地里，教皇亦不能轻易出手。利奥十世为了把枢机主教叫到罗马费尽周折，枢机主教也回过一次罗马，很快又逃也似的回到了真扎诺。教皇终于在1517年4月15日夜里逮捕了枢机主教的秘书和执事。逮捕没有在佩特里奇的宅邸进行，两个人分别被骗出来，直接被投进了圣安杰洛城堡的牢房里。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审问秘书宁尼和执事西庇奥内。但这两人都很坚强，面对主人的东窗事发死活没有开口。然而过了一天，宁尼和枢机主教之间从1516年8月到1517年3月的8封信摆在了宁尼的面前。不知道是佩特里奇家的什么人，在得知二人被捕后想保自己过关，交出了这些信。一心为主的宁尼开始变得语无伦次。他一边考虑主人，一边交代，不知不觉露出了马脚。每到这时，审问官就会穷追不舍，想跑也跑不掉。

4月18日，审问官搞清楚了枢机主教与西班牙的关系。21日，审问官又弄明白了他与乌尔比诺公爵联系的细节。4月27日，作为证据的信件增加到了18封。外科医生维切里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信中。这让教皇心里生出了警惕。这不就是想当侍医的那个外科医生吗？审问集中在了这一点上。从这时开始，执事西庇奥内已无法回答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审问便自然地集中在了最贴近枢机主教的秘书宁尼身上。

5月2日，宁尼熬不过确凿的证据和拷打，交代了利用外科医生毒杀教皇的阴谋。直到这时，教皇才知道险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事件。5月4日，萨乌里、里阿里奥、索德里尼[8]、卡斯特列吉四位枢机主教作为同谋一事浮出水面。对宁尼的拷问就此告一段落。这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连对教皇动向极为敏感的外交使团都没有丝毫察觉。

现在，一切都已查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逮捕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占据教皇利奥十世心头的不是对毒杀的恐惧。只要不让那个外科医生接近自己，就不会有问题。他怕的是与西班牙之间发生问题。老朽的费迪南多国王于前几年去世，17岁的卡洛斯继承了西班牙王位。教皇害怕这位年轻国王不但会向佩特里奇提供兵员，而且会进一步采取积极的行动。无论如何要在国王行动之前解决佩特里奇的问题。但是，枢机主教身在科隆纳的城中，不可能派近卫兵去抓人。于是，教皇想了一个计谋，派平素与佩特里奇关系良好的萨乌里和科尔内罗两位枢机主教带着教皇的亲笔信去找佩特里奇。教皇在信中说，在选举自己为教皇以及在此之前，佩特里奇都帮过大忙，自己不会把佩特里奇弃之不顾，承诺将在15天之内恢复锡耶纳的主权，作为条件，佩特里奇必须断掉与西班牙的关系，回到教皇膝下。教皇在保证枢机主教回到罗马后人身安全的文件上签了字，西班牙大使作为保证人也签了字。

佩特里奇彻底相信了这一切，连相识相知的西班牙大使都署了名呢！他只想到锡耶纳回归即将实现，却把毒杀教皇的事情忘到了脑后。佩特里奇骑马奔驰了40公里夜路，回到了罗马。

5月19日，召开枢机主教会议，其他的枢机主教参加了会议。他们老早得知了两位枢机主教被捕的消息，会上个个脸色苍白。会场上一片沉默。教皇要求发言。他说，通过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秘书和执事的交代以及审查信函证据，现已查明毒杀教皇的阴谋。教皇说明了迄今为止的审问经过。他点名说主谋是佩特里奇，同谋是萨乌里、乌尔比诺公爵和外科医生维切里，但没有提及其他枢机主教和西班牙。他说，这一切都要追究到底，毫不手软地让责任人偿罪。在一切决定以前，则让这两位枢机主教待在圣安杰洛城堡。教皇最后说，这是对最高地位者的反叛之罪，为公正处理此事，任命洛莫利诺、阿科尔蒂、法尔内塞三位枢机主教为审判官。对枢机主教这样的地位次于教皇的高级神职人员而言，枢机主教团便能做出裁定了。

教皇利奥十世冷静而严厉的话语一结束，不管有没有切身记忆，所有人都因为恐怖而两腿发抖。在那个时代，即使没有参与阴谋，人们也完全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某种形式的牵连。

枢机主教们散去后，教皇又向外交使团做了说明。内容与在枢机主教会议上所说的一样。说明过后，西班牙大使提出了抗议，说教皇做出了安全保证，却又逮捕了佩特里奇，还要大使来做保证人，此种做法不正当。教皇面不改色地说道：“你也可以忘掉对罪犯做出的保证啦。”

其他大使沉默无语。当天夜里，教皇秘书官本博[9]和萨多莱托[10]两人彻夜无眠。他们要给各国君主准备教皇诏书。大使们也同样一宿未睡，他们同样忙着写详细报告，告诉国内发生在罗马的这起教会内部的阴森事件。

第二天开始陆续有人被捕。逗留在佛罗伦萨的外科医生维切里被抓，当天夜里被押送到利沃诺，第二天便由海路押解到了罗马。此外，佩特里奇枢机主教的亲戚和波金泰斯塔队长也遭到逮捕。对被捕者的拷问日夜进行，连礼拜日和节日也不放过，为避免外国干涉，需要尽快结案。

5月21日，教皇宣布，两位枢机主教全部坦白，但他没有谈到坦白的内容。让两位枢机主教开口很简单，甚至不需要动刑。他们不习惯屈辱而悲惨的境遇，只是让他们尝尝滋味，他们便受不了了。萨乌里枢机主教甚至连没被问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5月25日，枢机主教会议开会。会上，教皇讨论了与此次事件无关的事情，这让参与此事的人松了一口气。

可是，4天后的29日，教皇再次召开枢机主教会议。枢机主教们开始入座。这时，审判官之一的阿科尔蒂要求与教皇个别面谈。两人便到隔壁房间谈话，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会场里的枢机主教们开始坐不住了，大家不安地望着教皇和阿科尔蒂消失于内的那扇门。近卫队长和两个士兵进了那间屋子。枢机主教们越发不安起来。过了一会，审判官之一的法尔内塞枢机主教和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二人被教皇叫去。两人刚进房间，近卫队长就向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身边走去。同时，教皇铁青着脸走出房间，把门锁上，粗声大气地命令礼宾官格拉西让枢机主教会议散会。枢机主教们猜测莫非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被逮捕了，他们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教皇对他们简短地说明道：两位枢机主教已交代，事情已经搞清楚了，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是共犯，他参与阴谋的条件是毒死利奥后选他当教皇。

下午，教皇又向外交使团做了说明。教皇最后说，鉴于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的地位、经历以及70岁的年龄，我不会让他进圣安杰洛城堡里的牢狱，而会给他配上侍从，让他留住在教皇宫的某个房间里。

外交使团和罗马市民十分震惊地接受了里阿里奥被捕的事实。他可不是佩特里奇和萨乌里那样的小人物。自从他17岁被伯父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任命为枢机主教以来，已经有53年担任枢机主教的资历，既是长老之首，又是枢机主教团长。但是，他年龄虽长，却是一个性格上的凡人，只拥有巨大财富。每当他要在罗马上街时，都会带着400个随从列队缓行。他所缺的只是教皇的三重冠。他多次尝试当选教皇，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次被认为当选的可能性最高，却败在了年纪跟他儿子一样年轻的美第奇手下。他之所以答应了佩特里奇，这也是一个原因。

6月3日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枢机主教们出于恐惧和想了解事实的愿望赶到了梵蒂冈。流言正在传播，说其他枢机主教的罪行也都一一查明，只是不知道是谁。会上公布了三位枢机主教的亲笔供词。当天的会议只做了这一件事。

6月4日，传言流布，说里阿里奥枢机主教被转到了圣安杰洛城堡，人们惊讶不已。在教皇宫的一个房间里，有人向里阿里奥传达了教皇的这个命令，他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也不能独立行走，被卫兵们扛着通过城墙里的通道送进了圣安杰洛城堡。在那里，让他透过缝隙看到了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被用绳子捆着脖子，绑在牢房里的情况。于是，他交代了一切。在此之前，面对三位审判官的审问，他一直强调，自己虽然知情，但没有把年轻人的话当真。

6月8日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这天，外交使团也同时受到邀请，并要求他们在枢机主教会议会场隔壁的房间里等候。

教皇利奥十世面对已经入席的枢机主教们冷冷地说道：“现已查明，在座的枢机主教中还有两人有罪。”

枢机主教们面色惨白。教皇接着说：“这两个人都是我所信任并给予优厚待遇的人。我的心里感到非常孤独。他们知道这个阴谋，虽然没有积极参与，但却放任不管，打算阴谋成功后享受成果。

“我希望他们自己坦白。我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请自己交代吧。如果有罪的人还想躲在暗处，那就只好交给司法处理了。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仁慈，另一条是审判，由他们自己选择走哪条路。”

没有一个人动弹，也没有一个人开口，还有人在环视周围，面色苍白。

终于有一个枢机主教站起身来发言说，为了不使有罪的枢机主教在全体枢机主教面前出丑，请教皇允许一个人一个人地走到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尖。有罪者可以在这时低声向教皇坦白。教皇同意了这个方法。

枢机主教们在座位之间排成了队列。科尔内罗枢机主教、法尔内塞枢机主教在静静地亲吻了教皇的脚尖后走了过去。轮到索德里尼枢机主教了。他跪下身去亲吻了教皇的脚尖，然后伸出双手扶住教皇的肩膀，在他的耳边耳语道“祝您平安”，便要走过去。教皇用眼神阻止了他，然后说道：“你是罪人。”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面色苍白地否认。但教皇仍旧盯着他，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顶不住了。他匍匐在教皇的脚下，坦白自己有罪。

见到这番光景，站在队列后边的卡斯特列吉跑了出来，同样匍匐在教皇的脚下，叫道：“您发发慈悲吧！”

利奥十世只说了句“原谅你们吧”，然后让他们发誓今后不再犯，要求他们没有教皇的许可不得离开罗马。两位枢机主教每人被罚款12200达克特。其他枢机主教请求教皇不要让外交使团知道今天的事情。

枢机主教会散会后，教皇立即召见了外交使团。教皇只说又查明了两个枢机主教有罪，但没有点名。

各国大使当然想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都严格封口。最早知道两人名字的依旧还是拥有完备情报网的威尼斯大使，佐尔济大使在枢机主教会议的当天傍晚便向祖国的元老院送去了报告。能力很强的费拉拉大使科斯塔比利也花了15天时间才了解到两人的名字。其他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枢机主教逃亡后才推测是他们二人。

尽管得到了教皇的原谅，但卡斯特列吉枢机主教无法相信教皇的承诺，他于6月20日夜里出逃。为了缴纳罚金，他甚至变卖了银质餐具。他化装后只带了两名随从，先逃到了蒂沃利，从那里经阿布鲁佐、布里亚一路南逃，终于找到了一艘船，沿海路向北逃到了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认可了他的流亡，教皇也就默认了此事。

就在卡斯特列吉枢机主教逃亡的几个小时以前，索德里尼枢机主教也以健康为由，向教皇申请换个居住地，得到教皇的许可后，离开罗马去了帕莱斯特里纳。但他似乎也无法相信教皇的承诺，于几天后逃出了教皇领土，去了科隆纳统治下的丰迪请求保护。科隆纳派人报告教皇，说他不同意索德里尼滞留。但教皇却回复说，不必如此，就让他待在那里好了。

作为文人枢机主教，卡斯特列吉以其名字科尔内托闻名遐迩，他写有纪行文。人们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参与阴谋。他出身于低级阶层，靠着野心和文才爬到了枢机主教的位置，难道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他与教皇的关系不好但也不坏。

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索德里尼的情况。他以学者和外交官闻名，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弟弟。皮耶罗·索德里尼随着美第奇家族回归佛罗伦萨而倒台，逃到了亚得里亚东海岸边的拉古萨，当时这里还是威尼斯领土。教皇即位后马上原谅了他，并把他召到罗马，表示了宽大的态度。但索德里尼心中反美第奇的感情并未消散，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把人一脚踹倒在地，再去抚摸他的头，就是狗也不会高兴的。

那三位枢机主教在圣安杰洛城堡里的情况怎样呢？不论是在梵蒂冈，还是在罗马街头，人们一见面谈的全是这个话题。在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宫廷里，也无人不在谈论这个话题，掀起了救人运动。可怜的佩特里奇枢机主教因为已确定是主谋无疑，不管是亲戚还是在家乡锡耶纳，没有人出面为保住他的性命而行动。西班牙当然摆出一副假装不知情的样子。强国的国王也站出来参加了抢救萨乌里枢机主教和里阿里奥枢机主教性命的运动。法国国王甚至向罗马派了特使，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救萨乌里的命。这似乎是因为枢机主教的娘家借钱给法国国王的缘故，其实这是枢机主教的出身地热那亚做工作的效果，也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威尼斯共和国和西班牙国王则积极参与了抢救里阿里奥枢机主教性命的运动。

总体来说，大家都持乐观态度。利奥十世教皇即位以来所做的一切就是宽恕。外交使团也都认为，教皇肯定会让他们三人认罪，然后宽恕他们。

6月22日，在这样的气氛中召开了枢机主教会议。上午10点，除了两位生病的以外，全体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共13人出席会议。教皇入场，落座后立即命三位担任审判官的枢机主教宣读起诉书。

法尔内塞枢机主教讲了起诉佩特里奇、萨乌里、里阿里奥三位枢机主教的理由。会场里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响声。枢机主教代表站起身表示，我们的三位同事的罪行明确，我们将进行投票来确认其有罪，但恳请教皇陛下对这三人大发慈悲。

这时，始终一言未发的威尼斯出身的格里马尼枢机主教请求发言：“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告知对包括三位枢机主教在内的全体罪人的审问内容。请允许我不参加投票。”

“你可是位有尊严的人。”教皇讽刺道。

“陛下，我既不是个有尊严的人，也不是个傲慢的人。我只是想在做出决定以前，让自己能充分理解和接受。”

教皇说格里马尼枢机主教的话有道理，便命在座的审问官公布全部审问记录。

审问官一直在宣读记录，直到夜里10点仍在继续。连续12个小时，所有枢机主教没有一个人走出过房间，谁也没有吃饭，一直在听着宣读。教皇肥硕的颈项被汗水弄得湿漉漉的，却没有离开过座位。人人筋疲力尽。

审问官终于念完了审问记录，开始无记名投票。全体人员投票同意起诉理由。

接着，由教皇秘书官本博宣读判决书。枢机主教们坐在座位上，个个神情疲惫。他们随着判决书的宣读，发出了异样的声音。那声音既不像叹息也不像呻吟，好似波浪一般扩散开去。这次的判决比想象的更严厉。

有罪的三位枢机主教被剥夺了枢机主教的地位以及给予高级神职人员的所有特权，被判没收财产，接受俗界法律的审判。教皇是整个基督教会的首长，同时又是当时定都罗马的教皇国的主人，因而所谓根据俗界法律的审判，仍然由教皇进行。但在俗界的法律中，即使不是异端者，也有被判处死刑的。枢机主教们当然也懂得这些，他们都觉得佩特里奇已经没救了，但萨乌里和里阿里奥弄得好还有救。半夜11点，枢机主教会议在凝重的沉默中散会。

当天夜里，夜已经很深，关在圣安杰洛城堡里的三位枢机主教被告知了判决结果。他们从睡梦中被叫醒，在火把的火光下，收去了挂在他们胸前的金十字架，这种十字架只有枢机主教才允许佩戴，同时剥下了他们的红衣、披风和帽子，换上了黑色的教衣。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仅次于教皇的枢机主教了，也不是大主教、主教了，已经降为普通的祭司（prete）。三个可怜的前枢机主教浑身颤抖，面无人色。

开始行刑了。

佩特里奇家雇佣的波金泰斯塔队长已经于6月19日被处以绞刑。然而，处死这个十恶不赦的人，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27日清晨，一列令人恐惧的队伍走出圣安杰洛城堡，在罗马的街道上缓缓而行，往庞特广场而去。沿途道路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走在前面的是行刑人的家属，女人和孩子从头到脚裹着黑色衣服，只露出眼睛，徒步前行。接着是同样打扮的成年男人，他们是行刑人。再后面过来的是没有华盖的载货马车。车上立着两根粗粗的柱子，上面各绑着一个半裸的男人，他们是佩特里奇的秘书宁尼和外科医生维切里。马车上还有行刑人的助手，他们不时从炭炉中取出烧得通红的钳子靠上犯人的皮肤。犯人的衣服被烧着，肉被烧得发出可怕的吱吱声，烧烂的肉飘出异样的臭味。每烙一次，两个犯人都会发出痛苦的惨叫声。然而，他们的惨叫声很快就淹没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只要与自己没有关系，再残酷的事情都会被这些群众当作热闹来看。手持长矛的骑兵队忙着驱赶涌向囚车的群众。

广场在台伯河对岸，与圣安杰洛城堡遥遥相对。绞刑架已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就绪。行刑台上有两根柱子，柱子上跨着横木，横木上垂下两根绳子，每根上面都挽着一个套圈。宁尼和维切里二人被拉下马车，架到行刑台上。经过两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和严刑拷问，这两个人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身体也已变形。外科医生维切里在绞索套上脖子时大喊冤枉，想对群众说点什么。黑衣行刑人立即勒紧了绞索，声音消失在他的喉咙里。接着，绞索向上吊起，一切结束。宁尼接着被拉上了绞刑台。他没有出声，被吊起的时候眼睛紧紧盯着一位修士放在他眼前的十字架，好像要把它吃下去一般。

两具尸体很快被放下来。广场由刑场变为肉铺。每人的尸体被分尸四块，鲜血淋漓的八块人肉又被挂到了行刑台上。

6天后的7月4日夜里，已经沦为一介祭司的原枢机主教佩特里奇在睡梦中被叫了起来。牢房外站着一排士兵，城堡的头头传话给他，说赎罪的时候已到，并让他做最后的忏悔，祈求上帝的宽恕。但原枢机主教却大叫道：“命运要消灭我的肉体，灵魂得救了又能怎样！”

原枢机主教被带到了另外一间大牢房里。埃塞俄比亚人罗兰德体形巨大，以前的牢房放不下他，所以才造了这间大牢房。佩特里奇虽然现已降为普通修道僧，但他曾经是枢机主教，由身为基督教徒的行刑人来执行死刑会是他的耻辱。因而选择了伊斯兰教徒罗兰德来做行刑人。在如此残酷的时代，人们却没有忘记这种纤细的关怀。

在大牢房里，城堡的头头再次规劝原枢机主教忏悔。可是，佩特里奇气得发抖，更加激烈地说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

一块黑色头巾蒙住了他的头。黑人走了过来，在犯人的脖子上缠上红色绢带，勒紧后打上了结。

又过了12天，7月17日早上，原枢机主教里阿里奥被提出牢房，带到了楼上的大房间里。在那里，担任审判官的三位枢机主教向他传达了教皇的五项条件。

（一）坦白罪行并公开认罪。

（二）完全服从教皇，今后不再进行政治活动。

（三）没有教皇的许可不准离开教皇指定的地点。

（四）向教廷缴纳15万达克特罚金，分三次付款，第一次立即支付，第二次在圣诞节时支付，最后一次在复活节时支付。

（五）教廷没收里阿里奥宫殿。

全体枢机主教以及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英吉利、葡萄牙、威尼斯驻罗马大使作为实施上述条件的保证人。

里阿里奥原枢机主教接受了全部条件，只是提出在支付第一次的5万达克特罚款之后恢复他的枢机主教地位。拉斐尔·里阿里奥不但是巨富，他长期担任枢机主教，亲戚中还出了两位教皇——伯父西斯克图斯四世教皇和侄子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因而他在交友方面受惠匪浅。在支付罚金缺钱的时候，他也不缺借钱给他的朋友，光银行家阿戈斯蒂诺·齐吉一人就借给他5万达克特。

7月27日，教廷礼宾官格拉西来到圣安杰洛城堡，当面向被叫出来的里阿里奥传达了教皇留他一命并予释放的命令。然后，里阿里奥直接经城墙里的通路被带进了教皇宫。在教皇私人礼拜堂的祭坛前，他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服从教皇。接着，他被带到教皇的私人房间里。年迈的罪人颤巍巍地跪下，想要去亲吻教皇的脚尖。利奥十世把他扶起来，亲切地拥抱了他。老人老泪纵横，为自己的轻率而道歉，忏悔了自己的罪过。教皇对他说：“恢复你的枢机主教地位和收入吧。”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里阿里奥脱下了身上的黑色教衣，换上了红色的枢机主教服。他随后被带到了教皇让人准备好的教皇宫内的居室中，教皇的心腹之一比比埃纳曾在那里住过，墙上挂着拉斐尔的壁画，还配有漂亮的浴室。

我们再看看萨乌里枢机主教的情况。从佩特里奇枢机主教被处死的那天起，他就从一直关押的牢房被转到了一间稍好的牢房里。他被罚2.5万达克特，数目似乎很少，但没有恢复他的枢机主教地位和收入。利奥十世对这位朋友的处置比对里阿里奥严厉很多。

萨乌里也从圣安杰洛城堡经城墙里的通路被带到了梵蒂冈。年轻的他也许对以这一身普通修道僧的打扮进入教皇宫感到屈辱，走路时眼睛只看脚下。他也被带进了教皇的私人房间。萨乌里匍匐在教皇脚下，亲吻教皇的脚尖，忏悔自己受到了佩特里奇和恶魔的蛊惑。教皇面无表情地说道：“实在无法相信你。”萨乌里慌了起来，还想辩解说自己的忏悔发自内心。教皇用手制止了他，说道：“如果有很多人求情，我才会原谅你。”教皇也在梵蒂冈给了原枢机主教萨乌里一个房间。

被逮捕的多达10人，除了积极推动让外科医生维切里当侍医的一个教廷官员被判刑6年外，其余的人尽皆释放。

这起让罗马、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密切关注的毒杀教皇未遂案就这样结案了。利奥十世教皇作为教廷内部事件处理了这个案件，丝毫没有提及西班牙。不消说，这自然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萨乌里在梵蒂冈做了短暂逗留后，于9月去了撒比纳。他似乎在那里得了疟疾，以带病之身回到罗马。判决8个月以后，萨乌里在母亲和兄弟的守护下去世。教皇命令以枢机主教的规格为他举行了葬礼。

里阿里奥枢机主教也在梵蒂冈住了数周，接受了教皇和朋友的来访，教皇狩猎时也一道前往，回来后还参加了枢机主教会议。教皇仍然亲切地待他，但那只是表面上的了。对这位已经辞去枢机主教团长的老枢机主教而言，罗马已经今非昔比了。1519年，他得到教皇的准许，去了那波利。在那波利，总督以流亡君主的待遇接待了他。他在那里离开了人世。他在遗言里交代把一切留给罗马教会，并指定教皇的堂兄弟美第奇枢机主教为自己的代理人。他的遗体被运到罗马，并举行了庄严的葬礼。

卡斯特列吉流亡威尼斯后频频给英国国王和费拉拉公爵等人写信，反利奥的热情高涨，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利奥十世刚一去世，他就出发去了罗马。可是自从那天起，他就断了消息，据传是被贪钱的仆从杀掉了。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得知教皇的死讯后，立即从流亡地赶回罗马，发疯似的阻止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当选教皇。阻止成功后，他立即要求重审毒杀教皇案。然而，重审的结果与以前一样。同时，还查出了他在流亡时与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一起干的反教会阴谋。他因此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整个阿德利安六世[11]时代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他的出狱还得益于另一位美第奇教皇（朱利奥·德·美第奇）的宽恕。这真是一个讽刺。1524年，这位文化人枢机主教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去世。

图18：朱利奥·德·美第奇枢机主教

后世教廷销毁了这个案子的全部记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了解相关情况，这都得益于各国大使的报告和被释者的回忆录，以及当时的历史记载。教廷礼宾官帕里德·格拉西也贡献良多。他在未被允许列席会议时，喜欢从钥匙孔窥视现场情况。

场间休息时的闲聊

“真是风和日丽啊！教皇陛下，说这是冬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伦萨不也是这样吗？”

“是啊，早上还出太阳呢，过了中午就会阴下来。不过，满山坡的葡萄地，周围的橄榄树林，路边的扁柏林荫，实在令人不舍啊。”

“想念故乡了？”

“是啊，当然啦。”

“你也可以回去看看啊。你回国后，我把你安排在圣马可修道院吧。你原来就是修士嘛。”

“陛下又拿我开涮了，修士、修士地笑话我。”

“哈哈哈哈，你得感谢我，只拿你开开玩笑。你是给我父亲理发的，萨伏那罗拉刚被处死，你就受到感动，马上加入了多明我会。我们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可是托了那个狂人之福的。你可是他的人哦，我们没让你改变信仰，每年还给你800达克特的年薪。我们没有理由这样把你扶起来呀。

“而且，在阿尔卑斯山北边，人们认为教皇优待修士出身的小丑，评价极差。可以让你请请假啦。”

“不，不，饶了我吧，别再说了。不过，我这个修士出身的马里亚诺还很有名咧！连外国都知道。”

“堕落罗马的榜样！”

“太倒霉啦。我在教皇陛下蹒跚学步时就认识您了，给您当聊伴，写菜谱，虽然偶尔开开玩笑，可从来没有做过被人说的那么坏的事情啊。说我是小丑，真是意外。”

“不光是你，如今的罗马一切都堕落了。”

“是那样吗？从贾尼科洛山眺望罗马，这座城市很繁华，很了不起的呀。

“街道漂亮，大学了得，连外国人都坐不住了，都想成为罗马的学会会员。教皇亲自收集的昂贵抄本堆满了图书馆，谁都能读。这是诗人、学者、画家、雕塑家们都顺从罗马的时代。教皇爱好音乐的名声甚至传到了西班牙。戏剧流行，欢宴连日。在这里都能听到圣彼得大教堂新建工程的锤声，景气了得。教皇陛下治世以来，人口也增长了三成，听说已达到了8.5万人了，大部分还是罗马市民以外的外国人。罗马简直成了欧洲的首都，而不单单是教皇国的首都。”

“这可需要钱啊。”

“教皇陛下挥金如土也很出名啊。这儿有一个故事啊。一直都说万神庙黄绿色大门是铜制的，但民间到处在传，说从颜色上看那大门上一定含有很多黄金。可是最近，听说这个传说不灵了，说如果大门真的含金，哪怕是一点点，利奥都不会放过的。”

“哇，哈哈哈哈……罗马人嘴不饶人啊！”

“不，教皇陛下，不光是罗马，佛罗伦萨人在这一点上也不差啊。听说弗朗切斯科·维托里大使曾经讲过，让利奥手上有100达克特，那可比让石头飞上天还难哪。”

“把我说得这么难听啊！我是这么浪费的一个人吗？”

“教皇陛下，还不能说您就不是。只要有人说需要钱，不管他是谁，您都会大方地给钱。为了上演一出戏，您会一下子给出去100达克特，这样根本存不住钱啊。”

“没想到被你说教了一回。不过，我在佛罗伦萨学会了精致的情趣，来到罗马后学会了花钱。所以，父亲只是搞垮了美第奇银行，我这个儿子却要搞垮教廷啊。”

“父子一起败家，要说痛快，也没有什么不痛快的。”

“这也不是为了痛快，学问和艺术这玩意儿就是费钱。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天生的。画画的赚了钱，社会地位提高了，就连公证人都会让自己的孩子进画家的作坊（bottega）当学徒。这样一来，那个领域就会天才云集，就会开出最美丽的花朵。乔托[12]从一个羊倌成长为受到国王邀请的成功画家，在这方面也是先驱者了。如果一个放羊的都能如此成功，任谁都会勇气倍增。拉斐尔像神一样葬在了万神庙里，可没有人觉得奇怪。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才能和努力得到充分的回报，就开不出文化的花朵。”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议论，说教皇陛下不是古罗马皇帝，却像古代皇帝一样花钱。”

“所以我不是说我在罗马学会了花钱嘛。而且现在，宗教变得非常吸金，远非银行之类可比。赫利索洛拉斯[13]就曾说过，圣彼得和圣保罗比罗马皇帝更有钱。如果尼禄皇帝知道了这些，他会多么羡慕这二位啊！然而，这不能长久。”

“陛下是在说那个德意志人修士……”

“路德吗？我很担心，因为他，进账的钱会不会减少。”

“教皇陛下，您这样说，那位马丁·路德[14]会越发翘尾巴了。”

“哪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啦。”

“您不能过分诚实。您只要表示出这样的态度就好了：应该再少花点钱，您真的在担心他们的运动……教廷内部也有不少人在说，教皇只是把那些事情当作修士之间的争论来看的。”

“那不会。大家苦苦相责，我虽然知道是徒劳，但不还是在不久前写了开除教籍诏书吗？

“不过用一句话来说，他们搞的运动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德意志对意大利统治的一种反逆，而意大利的理性统治现在遍及整个欧洲。那个德意志修士给我寄来了一本书，题为“基督者的自由”，还附有他写的一封信。很遗憾，我就是想读也读不懂。他的拉丁语太差劲了，信中有如今的罗马换了土耳其人看都会作呕之类有趣的句子。我读了这封信。如果换作我们，一定会想，如果还是一个神学家的话，就不能把拉丁语这个欧洲的共通语写得再好一点吗？不过他们大概会说内容重于形式。

“还有另外一本书，我忘了书名。书中很亲切地把各种改革方法一一做了提示。其中有教育改革一项。作者认为，医学系的改革应该交给医生，其他学系必须首重《圣经》讲义，似乎在说意大利的大学就是因为光研究希腊、罗马文化才堕落的，要让我们回归《圣经》。

“总之，他们搞的运动只是对意大利理性文化的反逆，内藏嫉妒，认为意大利理性文化的特色就是脱离宗教，并据此行使着领导权。我说嫉妒，是因为大凡改革运动、抵抗运动什么的，根子里都流淌着嫉妒的感情，即使当事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哦，是那样吗？可是，在阿尔卑斯山北面，不管是君主还是像我们一样的老百姓，可都是赞成他们的。”

“这就是那个德意志修士的聪明之处。他首先对知识阶层讲神学，说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面前一律平等，并将此诉诸人文主义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的主流。他还说不需要联系基督和每个教徒的神职人员，也就是不需要罗马教会。

“他们给统治阶级下的饵就是，没有必要服从教皇。只要君主拥有正确的信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君主只要信仰《圣经》，拥有同样信仰的人就应该服从君主。这能让君侯们不高兴吗？

“最后是大众。大众并不关心神学问题和对俗界的统治权什么的。用钱说话，他们最容易理解。因为不存在炼狱，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为缩短在炼狱的时间，拿钱给主教举行弥撒。当然，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出钱去买缩短炼狱之苦的赎罪券。由于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也就都是主教了，所以也没有必要专门向集中了神职人员的教会支付什一税了。人，谁都不愿往外拿钱。如果人们不倒向他们，反而怪了。

“向往意大利是德意志传统的民族感情。但他们又憎恨住在那里的意大利人。他们所做的这些正好与这种感情相吻合。叫他们不要被意大利人骗了，他们会很容易听进脑子里。跟王权稳固的法兰西和西班牙相比，德意志人吃过很多亏。说穿了就是钱的问题。他们对钱的怨念很深。而且，卡洛斯又被选为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年轻的卡洛斯看来，选帝侯[15]，尤其是实力强大的撒克逊选帝侯都倒向了路德派，他也就不能拿出强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了。运动乘隙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他当选皇帝，也无计可施。卡洛斯可能还有一个心计，那就是也许可以用路德对付教皇。这让路德很幸运。亚历安德罗特使在信中哭诉道，用任何武力都不可能将路德押送到罗马。我觉得特使真可怜。”

“这个人真不简单，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德意志蠢货。”

“也许他是无意识地想到了这些手段，利用了客观情况。我也很佩服他。我甚至认为他所说的在逻辑上也是对的，只是除了一件事……”

“教皇陛下，您怎么又……教皇陛下总是被他说得一钱不值……而且我还听说，他主张主教也可以结婚。”

“他的确说过要把教廷烧个精光。他在给我的信中写过，我自己就是堕落的教会制度的牺牲品，应该在更加清廉的时代当教皇。在布道中，他把我说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坏蛋。这些事，随他去吧。

“可是，照他的想法，神职人员有妻子也不奇怪了。全体基督徒在看不见的基督面前是平等的，全都是主教。所以，神职人员不能结婚才是怪事。相反，结了婚，了解了常人的烦恼，原来单纯的导师主教就能在指导方法方面有血有肉。根据具有普遍意义的天主教思想，站在超越个别的立场上，主教不是某几个人的父亲，而是所有人的父亲，所以，他不应该结婚。但是，他们不承认这样的神职阶层，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而且，如果要说不存在炼狱，那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没有人见到过。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搞弥撒来缩短在炼狱的痛苦时间了。赎罪券原本的意思是让一些人的灵魂得到慰藉，他们在禧年[16]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圣地朝圣。而现在，赎罪券却变成了圣彼得大教堂新建工程费用的来源。他们主张不需要豪华教堂，他们的愤怒也可以理解。同时，也就没有必要购买赎罪券了，赎罪券正是以减轻炼狱之苦为名而出售的，他们并不承认这种痛苦。至于什一税，名义上是抗击异教徒土耳其的十字军的军费，但从最后一次十字军算起已经有250年了，这期间什么都没有做。似这样，出钱的人也会很生气的。

“这样，神职人员的作用大幅减少，钱也就很难筹到。这可是扼住罗马脖子的最佳办法。”

“这不是又把事情搞大了吗？而且，如果路德派是对的，事情可就更大了。”

“即使说他是对的，也只是说逻辑上是对的。尤其是现在，他们还没有组成党派，只是一场纪律不严明的运动，所以能把不满现状和有疏远感的人全都卷进去。他们目前风头正健，但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比方说，尽管他们说可以不服从教皇，但是应该服从拥有同样信仰的王侯。可是，连以前长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教皇都无用了，人们还会认为王侯就有用吗？还有，那些认为跟自己信仰不同就拒绝服从王侯的人民，王侯会轻易同意放走他们吗？问题出在具有同样信仰这一点上。这一点迟早会导致争斗。”

“教皇陛下，我自打出生就信奉上帝，信奉主耶稣。即使没有做坏事我也会忏悔，而且每个礼拜日我都会给圣母马利亚供上一支蜡烛。教皇陛下也是每天早晚祈祷。我们的这种信仰与他们的信仰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主张，只有看不见的教会才能救济我们，意思是主基督与每个信徒都直接相连。因为人类原本罪孽深重，只有唯一无罪的上帝、基督和圣灵才能救济人类。他们这样说，是把人性视为恶的缘故。但让我说，同他们正相反，我只看到人性善的一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要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与基督结合，每个人都必须具有相当坚强的意志力和判断力。路德派相信，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意志力和判断力。

“但是，天主教的视野更加全面，认为人性包括善恶两面。不把人性简单地规定为恶，而是既承认性善的一面，同时也没有忘记人所具有的弱点。人们往往容易失去意志力，判断力也不够。现实中这样的人占多数。为了这些人，最好还是要有中介者，这就是看得见的教会，也就是地上的教会。

“马里亚诺，德意志这个国家，现在天气怎样啊？在罗马，阳光灿烂啊。”

“大概在下雪吧。听卡埃塔诺说，即使不下雪，天也是阴沉沉的，雾气很大，人稍微走远一点，看上去就像一个灰色的影子。”

“能不能幻想一下，在那样的国家，雾气后面一定会有什么呢？也许你会坚信上帝的正义和爱统治天下的时代就要来临。在我国，阳光照耀着每一个角落，能够看透一切。他们那儿是乐观的，可我们这儿却从一开始就是悲观的。”

“教皇陛下，您经常说一些很难的事情，我听不懂。有什么我能懂，但在他们那儿却行不通的事情吗？”

“他们说不承认圣人圣者。因为崇拜圣人违反《圣经》教诲，应该统统排斥。”

“这可怎么得了！我生在佛罗伦萨，受到城市守护圣人、施洗者圣约翰和生日圣人圣马里亚诺的守护，还受到理发师的守护圣人圣托马索的守护。出门旅行时只要向圣克里斯托弗洛祈祷一下，他就会庇护我的整个旅程。丢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只要向圣安东尼奥许个愿，就能很快找回。所有这些圣人都不行了吗？他们可都是我们倍感亲切的圣人哪！”

“不光是圣人，他们还断然排斥圣像崇拜，尽管圣像和圣坛还被允许。”

“那么，壮丽的教堂和祭祀游行也不许吗？”

“不允许的。不过马里亚诺，你进到万神庙里面看过吧。围着里面的墙壁有很多壁龛，在建造了万神庙的古罗马时代，里面安放着丘比特、维纳斯等等的神像。可是到了基督教时代，这些神像遭到了破坏，壁龛成了空洞。不知道什么时候，基督教徒开始把自己的上帝和圣人像放了进去。在丘比特的地方放上了基督像，在原来摆放维纳斯像的壁龛里安放了圣母马利亚像。这样，所有壁龛都换掉了古代异教的诸神，而放满了基督教的上帝和圣人像。这就是民众的信仰啊！这与人类的感情吻合得那么自然。

“豪华的教堂也是一样。对住在简陋房子里的老百姓来说，壮丽的教堂远离自己贫穷的世界，可以沉浸在自己的地上天堂和奢华之中。教堂谁都能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是人们的这种感情装饰了历经数百年才建成的教堂。所以，不能简单地断定说，华丽的教堂不适合上帝居住。

“所以，天主教把这些当成了拯救信仰的根本手段。人心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变弱。我认为，壮丽的教堂、让人感到基督和圣人就在身边的雕像和绘画，以及神妙的音乐，它们的功能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品。”

“他们的做法多么严厉阴森啊！感觉就像把色彩丰富的绘画涂成了灰色。”

“跟他们相比，我们天主教就阳光多了。生前说了好多基督教的坏话，快死的时候一脸醒悟地忏悔，死去时灵魂得到了慰藉。但是德意志人却死板地接受了这一切。过于死板，就只能让人愤怒了。”

“说起来，意大利语中的骂人话大部分都跟耶稣有关[17]啊。什么“猪一般肮脏的贵妇人”（porca madonna）、什么“淫妇的儿子”（figlio di corneto）……不胜枚举啊。”

“如此紧张、严格而阴沉的结果，但愿不会是只爱天而憎恨人吧。乍看上去很自由，实际上失去了自由。”

“不过，教皇陛下，德意志人如此蛮横，其他国家的人就没有怨言吗？”

“我们意大利人不可以有怨言，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且，我们的民族创造出了‘善意是地狱里的铺路石’这样的谚语。我们深知善意行为最容易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如果逆反起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罔顾现实的民族，成为只用自己的视角看世界的民族。现在你会认为人性本恶了吧。所以，要用纪律来约束人们，对违反者只有严惩。我们也要成为同样憎恶意大利人的人。

“马里亚诺，今后的世界会逼迫你做出选择：是殉教还是胜利。到了那个时代，将不再需要人们故作深刻，也不需要人们冷静地观察现实。那是一个阴森的世界。”

第四场 罗马的狂欢节

西班牙大使唐·迭戈·洛佩兹走出教皇宫的大门，他走路粗野，非常愤慨。他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能见到教皇。教皇正在观看化装游行，说一切与政治、宗教有关的事情，请一律等到狂欢节结束的2月12日以后再谈。更有甚者，有话传来说，如果大使也想观看，可以为他在教皇所在的阳台上摆上座位。唐·迭戈·洛佩兹愤然拒绝了。

洛佩兹带着西班牙国王兼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赋予的特别使命来访教廷。路德派的运动已经把阿尔卑斯山北面搅得不得安宁。为了应付这场运动，需要早日建立西班牙和教廷的共同战斗体制。大使认为，其他事情可以随便，但有关这件事，教皇应该放下一切来接见自己。大使不曾想会遭到拒绝，他怒不可遏。自打1492年格拉纳达解放以来，西班牙人就有一种自负，认为自己站在抗击异教徒的最前线。一定要给国王写报告，告诉他教廷不可依靠。西班牙大使气得直咬牙，等着人把马牵来。马转眼就被牵来了，但是马夫大概是在等待主人的时候酒喝高了，他两眼通红，仰脸望着主人，那表情像是想起了什么快活事。西班牙人冷不防用拿在手上的细鞭子狠狠地抽在了马夫的脸上。马夫很快察觉到主人的不快，但自己并没有过错，只是因为自己是意大利人。马夫捂着脸蹲下身去。西班牙大使看都不看他一眼，疯一样地扬鞭抽马，在空无一人的圣彼得广场上飞奔而去。化装游行的群众人声鼎沸，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好像是在欢送大使，从远处传来，又消逝在远处。

利奥十世在圣安杰洛城堡的阳台上焦急地等待着化装游行队伍的出现，听到西班牙大使愤然离去的消息，他面不改色，只说了句“西班牙人如此单调，真没辙啊”。

今天在教皇身边的是科尔内罗枢机主教。他身穿华丽的俗装，浅黑色的年轻面庞上现出威尼斯人讥讽的微笑。听了教皇的话，他冷冷地回答道：“真黑啊！”

又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个信号，等待很久的化装游行队伍开始走过圣安杰洛桥。队伍从卡比托利奥出发，向着终点纳沃纳广场缓缓行进。为了让教皇观赏，队伍专程绕远经过圣安杰洛城堡前。桥上也挤满了群众。虽然还在2月，但天气已经暖和起来，没有一个人蜷着身子。

乐队担任先头部队，队伍整齐划一。虽是上午，但队伍中已有人喝多了，时不时跑调，冒出些奇妙的乐音。每到此时，群众就会发出笑声，迸出激励的话语：你这小子，认真点儿！跟在后面的是独眼巨人的队伍。他们两人一组，一人坐在另一人的肩上成为巨人的造型，他们穿着长黑袍，戴着纸糊的头，头上画着一只巨大的眼睛，着实吓人。看见他们成两列纵队走过来，母亲怀里的幼童吓得把脸埋在母亲的胸口不敢看。巨人后面是一群身穿白色短衣、手持金黄色弓箭的丘比特。这群怕还不能称为少年的小孩子们一边行进一边向道路两边的观众射去金黄色的小箭。月亮女神狄安娜骑着马出现在他们身后。罗马老城区特拉斯泰韦雷地区选出的平民姑娘扮演着裸露肌肤的狩猎女神。只见她体态丰腴，俨然一尊雕像中才得一见的古代女神，观众中发出一片赞叹声。一群仙女跟在狩猎女神后面，一边跳舞，一边走来。她们薄纱轻裹着上半身，几乎透出了肌肤。在她们的后面是多达160人的一群年轻人，像是在追逐着舞蹈的仙女们。他们手中拿着意大利各地的旗帜，一边行进，一边一齐向天空抛去，旗帜落下时又敏捷地接在手里。

化装队伍来到圣安杰洛城堡前，稀稀拉拉地有人向阳台上的教皇送去问候，然后向左拐去。教皇兴致勃勃地回应着。年轻人跳着舞走过去以后，走过来的是几辆没有华盖的马车，上面载着各色各样打扮成异国风格的人。这是被古罗马帝国打败了的国王和女王们，其中还有身着深红底金色衣服的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头戴金色月桂冠的尤利乌斯·恺撒紧贴着克莉奥帕特拉。见到这一幕，围着教皇挤满阳台的枢机主教、教皇心腹和各国大使发出了一阵哄笑。教皇利奥的小丑马里亚诺修士用他那一副穷酸相的身体扮演着古罗马最伟大的将军，还把身体靠在克莉奥帕特拉膝上腻来腻去。教皇说难怪从一大早起就没见到马里亚诺……之后他便笑得说不下去了。再后面走过来的是马车队伍，每辆马车上都坐着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位。罗马老百姓扮演着诸神。经常微服私访、了解罗马民情的科尔内罗枢机主教向教皇一一介绍说，扮演丘比特的是鲜花广场旅馆的老板，扮演战神马尔斯的是孔塔里尼家的仆从……

化装队伍的最后是载着酒神巴克斯的马车。马车四面都装饰着仿制的葡萄串和葡萄叶。拉车的驴子不肯走，每当这时，沿街群众中都会跑出来几个人，嘿嗬嘿嗬地热闹地推车。酒神靠近时，观众发出一阵笑声。有人一边笑一边仰头朝阳台上望去，阳台上也有人哧哧地偷笑。酒神一只手举着巨大的葡萄酒杯，坐在那里肥胖的肚子显得碍事。他硕大的脑袋上带着葡萄叶冠，无论是谁看都觉得太像利奥十世了。这一定是故意而为的。酒神回应沿街群众欢呼的动作，活脱脱就像教皇利奥十世向众人祝福一样。教皇从阳台上探出身子，把眼镜贴近眼睛，表情吃惊地望了一会儿，旋即笑了出来。刚才一直忍住笑和禁不住在偷笑的人，听到教皇的笑声放下心来，也毫无拘束地笑出声来，久久停不住。这天化装游行的费用由罗马市承担，教皇也出了钱。

这一天是“肥胖礼拜四”（giovedi grasso）。再用不到一个礼拜，狂欢节就要结束，进入四旬节了。在持续40多天的四旬节期间，人们要谨慎饮食，清洁身体，认认真真地迎接复活节。一个礼拜内要摄取维持40多天的营养，因而在1月6日主显节开始的狂欢节最后一个礼拜里，人们要尽量多吃，尽量多喝，能闹就闹，来迎接狂欢节的最高潮。这一天，教皇御赐的肉和葡萄酒送到了罗马的贫民区。由于美第奇家族的家徽上面有6个小球，每户得到了六杯葡萄酒和六块肉。

供应给教皇和贵客的午餐要奢侈一些。菜品是根据马里亚诺写的菜谱制作的，有炸野鸡排、孔雀肉肠、整烤塞馅阉鸡、用新鲜的奶酪蛋黄和烈性葡萄酒调制的奶油。大家评价说，只有烤全鸡味道比较一般，其他两道菜和奶油却是精制的最好美味。

午餐结束后，富人穷人都做同一件事——传统罗马人雷打不动的午睡。街上暂时安静了下来。不用说不眠不休的劳作，这时的罗马就连玩耍也不会再有了。

太阳开始下山，人们开始恢复活力。大街上戴着假面的男男女女穿梭往来，应邀参加晚会的人们开始陆续抵达贵族和富人的宅邸。然而，这天晚上的教皇宫却是一片寂静。利奥十世听从了大夫希望他不要再胖的忠告，决定一天只吃一顿饭，这天吃了丰盛的午餐，就不再吃晚餐了。晚上，在教皇的私人房间里举行音乐聚会，桌上只有一杯葡萄酒。西班牙、法兰西、威尼斯、费拉拉还有犹太人的音乐家都参加了聚会，大家把手拿鲁特琴[18]的教皇围在中间。这些音乐家都是从各国请来为教堂的弥撒做音乐的，他们从教廷领取年薪，陪伴喜欢音乐的教皇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这天晚上，音乐家们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教皇将向最好的作品颁发奖金。选拔时每人都有投票的权利。教皇也发表自己创作的曲子，因而也有一票。

演奏从费拉拉音乐家开始。舒缓的叙事曲从敞开的大门流过等候大厅，传到走廊，连在礼宾官格拉西工作的秘书室都能听见。不光在这一天教皇宫会门洞大开，每当教皇宫举办音乐会和上演戏剧时总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不打招呼便进来听。这个惯例在教皇利奥十世治世期间从未被打破过。格拉西的作用只是把进来的人带到等候大厅，提醒他们在那里静静欣赏。即使是老百姓，也能在这时看到教皇的身影，他深深地坐在椅子里，垂头闭眼，不时随着音乐小声哼唱。

当天晚上的胜出者是犹太音乐家，他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投票。他的作品采用了古代犹太旋律，教皇也十分感佩，除了发给他奖金以外，甚至还赐给他美第奇的姓氏。

第二天凌晨，梵蒂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锤声惊醒。由于圣彼得大教堂的新建工程，人们已经习惯了雕石刻的声音。但是，这天锤声轻快，在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便会惊讶莫名。圣彼得广场上第一次建起高高的木看台。以前，在基督教的大本营圣彼得大教堂前面的任何仪式，都要在木栅栏围起来的范围内进行。教皇说，这样一来，观众人数受到限制，后面的人也看不见，应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根据教皇的愿望，人们第一次在广场上建临时看台。锤声轻快是因为敲打木头的缘故。除了正面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右侧的教皇宫外，看台在东、南两个方向围了起来，把广场弄得像个方形竞技场。那天，要在这里举行骑马夺旗赛。

上午，11点还不到，看台已被人们挤得无处插针。大教堂前，人们背对教堂，把石台阶坐得满登登的，连只猫都别想钻过去。时间一到，教皇便带着枢机主教们出现在了教皇宫的阳台上。这个阳台是教皇向信徒祝福的地方，而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观战。观众看清了教皇，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鼓掌也送给这天节目的资金赞助人。

骑士从教皇宫大门走进赛场，他们分成红白两队，每队各30人。骑士们铠甲护身，头盔上装饰着染成各队颜色的羽毛，迎风飞舞。最后入场的是双方的指挥官。红军大将是科尔内罗枢机主教，白军大将是教皇的侍从塞拉比卡。两位大将的头盔上有更多的红白羽毛，与羽毛同色的长披风一直垂到马背。

两军向教皇行礼后分东西对阵。各军中央均由大将及骑士数人簇拥守护着红白大旗。其他则是游击队，武器是长长的芦苇。这种武器很容易就会折断，手抱长芦苇捆的仆从跟在骑兵队伍的后方，一旦看到主人的武器折断，他们必须马上急速上前换上新的武器。

骑马战在震天的欢呼声中开始。两军相撞，尘土飞扬，武器折断的咔嚓声响成一片。仆从们在马匹的缝隙中间奔跑穿梭。红白交织，一片混战。被击打后飞到天空中的羽毛轻轻飘荡。有的骑士武器虽断但气势不减，骑马撞向对方。落马的人发出悲鸣。观众也狂躁起来。有人在下注赌输赢，自己一边的大旗一有倾斜，便会仰天大声叹息，而一旦敌军大旗被围，马上就会拥抱邻座的人，大声欢呼，一片嘈杂。指挥官是两军的大将，但在如此混战中，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不时想起了什么似的挥舞一下红白指挥棒。红军大将根本不像是个枢机主教。他非常有能力，一见白军大本营薄弱，立即把大旗交给手下护卫，率领五骑杀向敌阵。白军大本营一心注意游击队的战斗，猝不及防，立时慌乱起来。白军大将塞拉比卡被敌军冲撞了坐骑，摔下马来。白军怯阵。红军大将趁机夺得敌军大旗，发出胜利的欢呼，奔回自家阵营。红军骑士簇拥着大将狂奔。夺得敌军大旗后与自家的大旗并排起来的一方为胜方。白军骑士不服输，于是紧追不舍。红军骑士受阻。红军的枢机主教大将觉得用芦苇武器不过瘾，挥舞着长长的红色指挥棒朝追赶过来的敌军呼呼打去。这是违规行为，但狂热的观众并未注意到。白旗终于在一片嘈杂的欢呼声中像耷拉着脑袋一样被插到了红旗的前面。红军获胜。捏了一把汗的观众发出叹息，松了一口气。教皇看得满脸通红，这时也松了一口气。

得到彻底满足的观众中，很少有人去关心牺牲者。那天，共有3人死亡，4人负伤，5匹马倒下。伤员中有白军大将塞拉比卡。死者均为落马后被马蹄踩踏致死。

礼拜六又是食肉日。虽然不是什么暴食前的运动，拉达大街上还是要举行各种赛跑活动。

这条大街有近2000米长，笔直地连接着人民广场和威尼斯广场，每到狂欢节都要举行赛跑活动。现在这条街已经不叫拉达大街了，而叫科尔索大街（Via del corso，赛跑大道之意）。赛跑的起点是人民广场，终点在威尼斯广场绕场一周后的地方。

赛跑前选手要亮相。那天，小丑、年轻人、老人、犹太人、黑人、外国人，还有马匹都要赛跑。各类选手分别乘满了没有华盖的马车。马拉着马车，绕威尼斯广场一周，然后缓缓走过笔直的大街，向起点人民广场而去。拉达大街很宽敞，路两边今天又已经挤满了不请自到的老罗马人观众。路两边所有房子的窗户上也都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教皇也不例外。除了格拉西之外，其他很多人也都劝阻教皇，说教皇参加次数过多的话，传到外面不好听。但利奥十世只是付诸一笑，并不理睬。他亲自安排在面朝威尼斯广场的圣马可宫观看比赛。圣马可宫是历代威尼斯人枢机主教的居所。教皇让科尔内罗枢机主教邀请了自己。利奥十世生性讨厌偷偷摸摸地享乐，与其躲在窗户后面偷偷看，不如堂堂正正地在阳台上观赏。观众们很快认出教皇，爆发出欢快的欢呼声和掌声。教皇还为各组的优胜者拿出了赏金。

马里亚诺在小丑的马车中间，他是这种场合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一身修士的打扮，看上去却像假扮的。他的胸前吊着一块写着“狂人之王”的牌子。年轻人的马车好似满载着一车漂亮的半裸雕像，他们都是罗马各地区选拔出来的选手。接下来的是老人马车。说是老人，但因为有60岁的年龄限制，他们都在60岁以下。他们老当益壮，不逊于年轻人。他们爱好赛跑，每到狂欢节，都会肌肉跳动，热血沸腾。娼妇们的马车装饰着不知道是谁赠送的花体字，写的是“献给带给我们幸福的女人们”。载着犹太人的马车跟在她们的后面。那个时候，他们还能毫无屈辱地在基督教大本营罗马这座剧场里享受着出演特色人物的快乐。同为异教徒的黑人也是一样。他们几近裸体的肌肤发出黑色的光泽。身着盛装的女人守在家家户户的窗前，眼睛偷偷追逐着他们。接下来是载着常驻罗马的外国人选手的马车。除了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西班牙这些在罗马有居住区的外国人以外，还有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斯堪的纳维亚的外国人，国籍多样化也表现了国际都市罗马的特色。马匹走在最后。人们牵着漂亮的阿拉伯马和号称意大利最好的来自曼托瓦的马匹走了过来。赛马是当天最受欢迎的节目。这些马没有骑手驾驭，让它们放开了跑，虽有马夫跟在后头，但马匹还会时常冲进观看的人群中，每年都有人因此受伤。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提出保障安全什么的。

那天整整一天，罗马的这一角都会在狂热中度过。在声援、欢呼和热烈的气氛中，葡萄酒杯觥筹交错，糖果如雨点般从天而降。教皇利奥十世最喜欢看见人们欢天喜地。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一天了。

1521年的狂欢节不久就要结束。不分老幼贫富，人人脑子里一心只想着贪婪地享受快乐。狂欢节以后就要进入四旬节了，一切生活都会受到严格的约束。在狂欢节期间，圣彼得广场也连日举行娱乐活动，天天人满为患。这里还进行各地区的步兵对抗战，生鸡蛋就是武器。有人违规把稍硬的煮鸡蛋带进了场，整个广场满是哇哇的抗议声和笑声。广场上还进行了斗牛表演，也少不了各地区间的足球对抗赛。足球赛是佛罗伦萨的一项传统活动。举行足球赛是罗马民众献给佛罗伦萨出身的教皇利奥十世的礼物。晚上也有晚上的活动。在教皇宫和贵族富人的宅邸里接连不断地举行着戏剧、舞会和夜宴。不管什么活动，结束时都会像决定好的一样走向街头。与老百姓同乐时，假面和化妆没了差别，小范围的快乐成为更大范围的快乐。

人们在期盼中迎来了狂欢节的最后一天——食肉的礼拜二。那天从一大早开始，人们就开心地交头接耳，说晚上化装了的人群将会挤满拉达大街。听说科尔内罗等年轻枢机主教们也将戴上假面化装参加，这让教皇羡慕不已。利奥十世也想隐身参加，但身边的人严肃指出说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阻止，他这才勉强断了念想。作为交换条件，他将到银行家齐吉位于拉达大街中段面朝大街的宅邸，从窗户里观赏化装的人流。

教皇为了持续观赏到深夜，那天比平时多睡了午觉。他兴高采烈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换上一身最朴素的教皇服，微服去了齐吉府邸。他从后门进去，占据了二楼窗前的位置，等待着狂欢节最后的欢乐。守候在身边的只有彼得·本博和萨多莱托两位秘书官。这两人都是那时天下顶尖的知识分子，他们用当时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写的教皇诏书和信函相当漂亮，甚至被各国宫廷作为拉丁语范本。利奥十世45岁，本博50岁，萨多莱托40岁。在等待之中，这三个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关于狂欢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在我看来，从结果上说，弄清起源是不可能的。好似自从人们有了痛苦，便一直试图把它忘掉一样。”

“也许是那样，陛下。狂欢节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在这以前久远的过去，是有隆冬节的。”

“萨多莱托，你怎么想？”

“我对陛下深刻的洞察力敬畏不已。酒神是唯一一个不代表人类之德的神，但民众对他的支持似乎不逊于代表人类之德的奥林匹斯诸神，以酒神为主神的狂欢节似灭不灭的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听说在希腊时代，狂欢节期间不允许抓人。到了罗马时代，在狂欢节期间，奴隶和主人的位置要颠倒过来，主人要穿上奴隶的衣服，做饭做菜，说是在生的享受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假面被更多地用来消除平日里身份地位的差别。”

“还有这样的传说，多米提安努斯皇帝[19]脱去长袍，摘掉月桂冠，戴上了普通人在狂欢节戴的帽子。”

“这样一来，假面便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都想变成别的什么人，谁都无法彻底抛弃这种欲望。但是戴上假面，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自己，不但能变成另外一个人，还能变成另外几个人。只要换换假面就行了。满足这个欲望极为简单。”

“这就是当演员啦。每个人都具备当演员的才能。戴上假面，就能扮演平日里不可能做的角色。观赏的人明明知道是假，却很享受这种假。化装，充满了戏剧要素。”

“是吧。不过，通俗地说，只要戴上假面，就可以忘记羞耻，疯狂吵闹。只有教皇没有这个权利，不公平啊。”

“陛下，那是自然的。狂欢节认可的这种疯狂吵闹的正当性，从基督教取得胜利的时代开始就被禁止了。教皇就是禁止的罪魁祸首。但罗马似乎总是异教的，尽管兼任罗马主教的教皇多次发出禁令，加以谴责，也不见效果，狂欢节延续了下来。不过，基督教开始逐步战胜了这个得到民众支持的、最后的异教事物，549年，在大竞技场举行了最后一次赛跑。此后罗马便陷入了沉默。从那时开始直到8世纪结束，罗马都没有娱乐的记录。”

“9世纪、10世纪开始渐渐恢复了一些，到了11世纪，狂欢节以‘自由节’‘疯狂节’的名目复活了。人需要有疯狂时间。”

“圣人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严厉的谴责也没有奏效啊。”

“不给人时间疯狂，他整个一年中都会邋邋遢遢有点疯。这也不太好。”

“天主教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四旬节前一周定为狂欢节，把时间和古代节日巧妙地吻合起来。”

“这是我们的祖传本领。”

“由此产生了古代异教与基督教的混血儿——罗马狂欢节。”

“是的。不过，直到15世纪下半叶教皇保罗二世开始下力气抓，狂欢节才盛行起来。”

“是啊，没人出钱是不行的。”

“只要费用有个目标就好办了。意大利人是一个天生不缺戏剧元素的民族。尤其在罗马，有自古以来的传统。罗马的狂欢节出名，也是当然的发展结果。”

时间在闲聊中逝去。大街上不知不觉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竞相戴上了自己心仪的假面。表情丰富的假面是向摩德纳订的货。还有人只把眼睛用白色假面掩住。船型马车满载年轻姑娘通过时，道路两侧的窗户里洒下了更多的糖果和纸片。化装群众的人流就像一条五彩缤纷的大河缓缓流淌，人们左碰右撞，相互融化。这人流看上去似停非停，似动非动。

有人扮成古罗马皇帝。有人扮成枢机主教，一边从他身边走过，一边向沿街的群众送去祝福，那架势比真的枢机主教还要好。听说科尔内罗等年轻枢机主教化装成小丑上了街。如果今天他们碰上了假枢机主教，就得走过去跪在他面前行礼。笑声和奏乐声震耳欲聋。土耳其苏丹追逐着圣母马利亚，奥林匹斯诸神跑过来保护马利亚。肥胖的基督看着这一切呵呵地笑着。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很不严肃地搅和在了一起。不过，异教与基督教的这种混合中有一种东西让人觉得，只有宽容才符合自然。

突然，有人发出了哀号。大家一齐朝那个方向望去。原来是死神穿着黑衣，挥舞着巨大的镰刀，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白得发蓝的头盖骨假面在从头裹到脚的黑衣里格外醒目，令人恐惧。死神展开黑衣，好像要把人们包进去一般。他挥舞着闪着银光的大镰刀，呼呼作响，像是在切割空气。孩子们大声哭着，四处逃散。就连大人们，包括皇帝、枢机主教、圣母马利亚、土耳其苏丹，还有不死的奥林匹斯诸神也都显出一副害怕的样子，躲着死神。人们逃走了，死神在无人的街道的中央放肆地走过。女人们赶紧在胸前画十字，男人们按照习俗赶紧摸着自己的睾丸祛灾。在齐吉家窗前观赏的三个男人苦笑着，也如法炮制一番。

就在这时，台伯河对岸放起了烟花，好像要吹走人们的忧愁。一炮接一炮的烟花爆炸声让人心情爽朗。光亮和色彩洒满夜空，把人们的心情从死神走过时的阴沉中拉了回来。欢声再度响起，假面重又活动起来，充满了生气。人群戴着色彩丰富的假面复又流动起来。糖果满天飘撒，到处爆发出欢笑声。烟花大大地散开再熄灭。

“没有比地中海世界对人性更为宽容的地方了。在这里，人们可以开心地活着，不用为原罪意识而苦恼。

“我不觉得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缺少人类与生俱来的开朗和对死亡的平静。我无意批评北方人的生活方式。我只是觉得自己在那里无法生存。”

本博和萨多莱托对利奥十世的这番话很有同感，不停地点着头。

____________

此后不到10个月，1521年12月1日，利奥十世去世了。再过不到10天就要迎来他的46岁生日了。在今天看来，他可能死于急性肺炎，好像是在狩猎的地方着了凉。他几近猝死，连最后的忏悔都没有来得及做。按照天主教教义，他躲不过要去炼狱的命运了。

他治世期间不但花费了450万达克特，死时还留下了将近70万达克特的债务。债权人名单如下：

债权银行都是趁利奥十世即位时进入罗马大赚其钱的佛罗伦萨银行，枢机主教也都是托他的福爬上了枢机主教的地位，获得了巨大收入来源的佛罗伦萨人。他们利用与教皇的亲近关系获取了巨大利益。比尼和斯特罗齐两家银行因借钱给教皇导致它们濒临破产，普奇和阿梅里尼两位枢机主教也把全部财产借给了教皇。教皇突然去世，他们的脸都变绿了。他们从利奥十世的年龄考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早逝。当时的编年史这样写道：“利奥十世吃掉了三代教皇：前任尤利乌斯二世的储蓄、自己在位期间的收入和让下任可支出的那份钱财。”

受到牵连的不光是债主。装饰三重冠的宝石、十二使徒雕像、银质大花瓶、从地毯到挂毯，凡是能成为借款抵押物的东西均未能幸免。教廷当局得知如此惨状后，何止是脸色变绿，他们简直绝望了，人人坐立不安。为了救急，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方案，要卖掉特拉西梅诺湖。可是，这个湖只适合狩猎，不可能轻易会有买家。

在这样的状态下，自然会产生尽量节约以渡难关的想法。教皇葬礼上用的蜡烛也不是新的，而是从先前去世的里阿里奥枢机主教用过的中间拨出了一部分。连葬礼都是如此，造墓更是梦想。尤利乌斯二世生前就让米开朗琪罗为自己营造了宏大的陵墓。但利奥十世不这样。作为罗马教会之长的教皇，他对自己的纪念碑是否流传后世毫无兴趣，不可能为自己准备好陵墓。他的遗体被草草埋葬。留存至今的陵墓，是他去世20多年后，在保罗三世教皇时代才好不容易成形的。

尽管伊拉斯谟的讽刺与嘲笑是冲着自己来的，这位美第奇教皇却热爱伊拉斯谟的这种精神。他还坦然地接受了路德的谴责与弹劾。他如此地自信自己的优越性，具有真正的贵族精神。随着他的辞世，罗马和意大利从世界史主人公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文艺复兴时代结束了。

使文艺复兴消亡的最后一击，发生在利奥十世教皇死后6年的1527年。皇帝卡洛斯派来的大军对罗马进行了古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最大的一次破坏和掠夺。

这次“罗马浩劫”（Sacco di Roma）的主角不是身为天主教徒的皇帝，而是在入侵罗马时成为群盗的路德派信徒德意志佣兵。对他们这些纯正的德意志基督教徒来说，罗马正如路德所谴责的那样，是连异教徒土耳其人都恶心的堕落与颓废之都，是正义之民替上帝予以神罚的头号对象。这给了被欲望冲昏头脑的群盗以大义名分。罗马在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胜利欢呼声中化作废墟。

在以后发生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罗马和意大利都未扮演主角。用司汤达[20]的话说，过于严厉之事不符合意大利人的气质，请尽早转到西班牙去吧。在那个时代，神职人员严禁假扮成俗人，俗人也严禁假扮成神职人员。那时，西斯廷礼拜堂壁画上米开朗琪罗画的裸体基督像，以及教廷收藏的腰间用蓝色颜料画了一圈腰布的古代裸体雕像，都只是用无花果叶形状的石片遮住性器。意大利人富于文艺复兴精神，他们根本不相信什么正义之民，也干不出宗教裁判所和猎巫那样的事来，而这些却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后面的时代。

就像预感到这天会到来一样，利奥十世死后第二天，在老百姓贴匿名信的地方——帕斯奎诺石雕像[21]的胸前贴出了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

“把罗马借给你！”

[1] 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全称为德意志圣母马利亚骑士修道会，又称条顿骑士团，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1190年由日耳曼人创立于巴勒斯坦阿卡，最初为医护性质的慈善团体，1198年改为军事修会，次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是中世纪三大骑士修道会之一（另外两个是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

[2] 朱利奥·迪·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olio di Giuliano de’Medici，1478——1534），“豪华者”洛伦佐之子、1478年死于“帕齐的阴谋”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他是教皇利奥十世的堂兄弟。他于1513年成为枢机主教，1523年被选为教皇，称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又译克雷芒七世或克勉七世），1523——1534年在位。

[3] 主显节（Epiphany/Baptism Day），基督教综合性节日，又称耶稣受洗节。教会规定每年1月6日，即圣诞节后的第12天为主显节，以庆祝耶稣曾向世人显示其神性，并纪念耶稣受洗及迦拿婚宴。

[4] 雅各布·桑索维诺（Jacopo d’Antonio Sansovino，1486——157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他出生于佛罗伦萨，曾修复过许多古代教堂等古建筑，1527年“罗马浩劫”后逃亡威尼斯。代表作有《托马索·兰戈内》铜雕像，建筑作品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大钟楼敞廊和图书馆、科尔内尔宫等。

[5]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1），意大利文艺复兴兴盛期佛罗伦萨画派的代表画家，创作了大量的壁画和祭坛画。代表作有《施洗约翰的诞生》《阶梯上的圣母马利亚》等。

[6] 拉奥孔（Laokoon），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阿波罗的祭司。他识破了希腊人的木马攻城计，女神雅典娜派巨蛇缠死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奥孔群像是以此为题材的著名群雕像。

[7]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janus Hadriannus，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五贤帝之一。他改变了前代皇帝图拉真的征外政策，致力于内部治理，下令修筑了著名的不列颠省长城（哈德良长城）。

[8] 弗朗切斯科·索德里尼（Francesco Sodelini，1453——1524），佛罗伦萨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二弟，当时罗马教廷的主要外交家之一和教廷文艺复兴的形象人物。1503年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帮助下成为枢机主教。后卷入谋害教皇利奥十世的阴谋活动中，阴谋败露后于1517年自我流放，1521年返回罗马。

[9] 彼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人文学者，文学理论家，对近代意大利语的形成有很大贡献，对音乐和戏剧也颇有贡献。曾任教皇秘书，1542年成为枢机主教。

[10] 雅各布·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1477——154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拉丁语诗人，出生于摩德纳。后成为教皇利奥十世的秘书，忠于教廷，勤勉努力，于1536年成为枢机主教。

[11] 阿德利安六世教皇（Pope Adrian VI，1459——1523），出生于荷兰，1522——1523年在位。他在晚期经院哲学领域著述甚丰，1517年任枢机主教。

[12] 乔托（Giotto di Bondone，约1266——1337），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先驱。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造型力创造出划时代的绘画风格。作品有《圣弗朗西斯科传》《圣母和救世主传》《两约翰传》等。

[13] 赫利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5——1415），希腊学者、外交家、教师、翻译家。他把荷马及柏拉图的著作译为拉丁语，是中世纪末期将希腊文学传入欧洲的先驱者。他教授希腊语，著有欧洲第一本希腊语法书。

[1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家。1505年入奥古斯丁会研习神学，1507年任神父，1512年任维藤贝格大学神学教授。1517年撰写《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皇出售赎罪券，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21年与教廷公开决裂。他在神学上强调因信称义，提倡用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将《圣经》译为德文。

[15] 选帝侯（kurfürst），在中世纪的德意志，拥有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决定帝国重要事项特权的诸侯。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确立了七选帝侯制。

[16] 禧年（Jubilee Year，又译“圣年”），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定期举行赦罪、朝圣等特殊庆祝活动的年份。据《旧约圣经·利未记》，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每间隔49年后的第50年为圣年，是可连续两年不种不收的大安息年，被视作大喜之年，故名。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300年颁布通谕，规定每百年一次禧年，是为基督教禧年之始。1350年，教皇克雷芒六世接受瑞典圣女布丽吉达关于每50年一次禧年的建议，举行了第二届禧年。教皇保罗二世又于1470年宣布每25年举行一次禧年。此外，为纪念耶稣33岁时殉难，罗马教会曾于1933年和1983年举行过“非常禧年（小禧年）”庆祝活动。

[17] 下文提到的“猪”是“污秽”、“蠢陋”之物，人不能“犯奸淫”，这些都是《圣经》中记载的耶稣的言论，故有此语。

[18] 鲁特琴（lute），一种拨弦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鲁特琴起源于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成为风靡欧洲的独奏乐器。

[19] 多米提安努斯（Titus Flavius Domitiannus，51——96），罗马帝国第11代皇帝，81——96年在位。

[20]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法国小说家，《红与黑》是其代表作。

[21] 帕斯奎诺石雕像（Statua di Pasquino），位于罗马的一尊并无艺术性的石雕像，以其著名的讽刺作用而闻名，象征言论自由。传说这尊石雕像发现于一位因批评教皇出名、名叫帕斯奎诺的裁缝家附近，遂以命名。民众可以匿名方式在雕像上贴涉及诽谤、政治、宗教或只是抒发心情等内容的各种纸条。1509年起，这些评论被收集起来，整理后于来年年初加上插图出版，成为批评和讽刺社会的作品，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

参考文献

缩略符号

关于四位教皇的历史记载

原始资料——当时的记录、年代记、历史著作

第二史料——后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庇护二世

庇护二世

亚历山大六世

尤利乌斯二世

利奥十世

插图来源一览

图1：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2：当选庇护二世教皇的艾伊尼阿斯·皮科罗米尼（局部）平图里乔画锡耶纳大教堂皮科罗米尼图书馆（锡耶纳/意大利）© Archivi Alinari, Firence

图3：韦基耶塔画锡耶纳大教堂皮科罗米尼图书馆（锡耶纳/意大利）© Roger-Viollet,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4：詹蒂利·贝利尼画伦敦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ary, London

图5：基督复活与做礼拜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局部）平图里乔画梵蒂冈泥美术馆© Archivi Alinari, Firence

图6：芙拉·巴托洛梅奥画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7：引自萨伏那罗拉演讲集

图8：摄影：松藤庄平

图9：作者不详圣马可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0：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1：地图制作：综合精图研究所

图12：多索·多西画德斯特美术馆（摩德纳/意大利）©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3：丢勒画维也纳美术史美术馆©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p.254

图14：作图：峰村胜子

图15：圣彼得镣铐教堂（罗马）© Scala, Firence

图16：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7：弗朗索瓦·克卢埃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18：拉斐尔画乌非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的代理人 / ( 日) 盐野七生著 ; 田建华, 田建国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086-6916-8

Ⅰ . ①神… Ⅱ . ①盐… ②田… ③田… Ⅲ . ①文艺复兴－历史－欧洲－通俗读物 Ⅳ . ①K5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 第259832号

神的代理人

著者：[ 日] 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华　田建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Table of Contents

- 文艺复兴是什么（文艺复兴的故事01） by (日)盐野七生

- 版权页

- 扉页

- 目录

- 致读者

- 第一部 佛罗伦萨篇

- 第二部 罗马篇

- 第三部 基安蒂的格列韦篇

- 第四部 威尼斯篇

- 附录 重要人物简历一览

- 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的兴亡 by （日）盐野七生

- 扉页

- 目录

- 序章 圣安德里亚山庄·五百年后

- 第一部 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什么

- 第一章 睁着眼睛出生的人

-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

- 第三章 帕齐阴谋

- 第四章 “鲜花之都”佛罗伦萨

- 第五章 修士萨伏那罗拉

- 第二部 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

- 第六章 初出茅庐的无学历官僚(1498年)

- 第七章 意大利女杰(1498—1499年)

- 第八章 公元1500年的工蜂(1499—1502年)

- 第九章 切萨雷·波吉亚(1502—1503年)

- 第十章 马基雅维利的妻子(1502—1503年)

- 第十一章 “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1503—1506年)

- 第十二章 “副官”马基雅维利 (1507—1512年)

- 第十三章 1512年·夏天

- 第三部 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什么

- 第十四章 《君主论》的诞生(1513—1515年)

- 第十五章 年轻的弟子们(1516—1522年)

- 第十六章 史家、戏剧作家、悲剧作家(1518—1525年)

- 第十七章 “我的朋友”圭恰迪尼(1521—1525年)

- 第十八章 “与我的灵魂相比，我更爱我的祖国”(1525—1526年)

- 第十九章 文艺复兴的终结(1527年)

- 在此之后

- 图片出处一览

- 译者跋

- 版权页

- 海都物语 ： 威尼斯一千年（全两册）（文艺复兴的故事03。罗辑思维推荐。《罗马人的故事》作者盐野七生新作。） by 盐野七生

- 封面

- 致读者

- 目录

- 上册

- 第一章 威尼斯的诞生

- 第二章 走向海洋

- 第三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 第四章 威尼斯商人

- 第五章 政治的技术

- 第六章 对手热那亚

- 第七章 威尼斯的女人们

- 下册

- 第八章 宿敌土耳其

- 第九章 朝圣之旅

- 第十章 大航海时代的挑战

- 第十一章 两大帝国的夹缝之间

- 第十二章 地中海最后的堡垒

- 第十三章 维瓦尔第的世纪

- 第十四章 威尼斯之死

- 后记

- 文艺复兴的女人们 by [ 日] 盐野七生

- 扉页

- 目录

- 序

- 第一章 伊莎贝拉·德·埃斯特

- 第二章 卢克雷齐娅·波吉亚

- 第三章 卡特丽娜·斯福尔扎

- 第四章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

- 后记

- 参考文献

- 插图来源一览

- 译者跋

- 版权页

- 优雅的冷酷：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 by [ 日] 盐野七生

- 扉页

- 目录

- 致读者

- 引子

- 第一部分 红衣（1492——1498）

- 第二部分 剑（1498——1503）

- 第三部分 流星（1503——1507）

- 参考文献

- 插图来源一览

- 版权页

- 神的代理人 by [ 日] 盐野七生

- 扉页

- 目录

- 致读者

- 第一章 最后的十字军

- 第二章 亚历山大六世与萨伏那罗拉

- 第三章 剑与十字架

- 第四章 16世纪初叶的罗马

- 参考文献

- 插图来源一览

-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