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尔斯坦

［美］索尔·贝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录

重读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

拉维尔斯坦

译后记

索尔·贝娄年表

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2000）

《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卜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

《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1)，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

《奥吉·马奇历险记》开篇那六个字(2)表明了爱好音乐的犹太移民子弟们——欧文·伯林、艾伦·科普兰、乔治·格什温、艾拉·格什温、理查德·罗杰斯、劳伦茨·哈特、杰罗姆·科恩、伦纳德·伯恩斯坦——在美国的电台、影院和音乐厅里向这个国家展示风采（作为主题，作为启发，作为观众），如歌曲《愿上帝保佑美国》《这里是军队，琼斯先生》《噢，我多恨在早晨起床》《曼哈顿》以及《老人河》，在音乐剧方面有《俄克拉荷马！》《西区故事》《波吉和贝丝》《锦城春色》《画舫璇宫》《飞燕金枪》和《为君而歌》，在芭蕾音乐方面有《阿巴拉契亚的春天》《罗蒂欧》和《比利小子》。回顾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移民浪潮仍在持续，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虽然讲意第绪语，但他们都没有兴趣书写媚俗的犹太情怀——它于六十年代随着《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诞生而兴起。举家移民的行为使他们离开了正统的东正教和社会专制，即犹太人的幽闭恐怖症的源头，因此获得了自由。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呢？在世俗的、民主的、没有幽闭恐怖症的美国，奥吉会像他说的那样，“处事待人向按自己学的套，自行其是。”

在自由的美国，肯定自己的公民身份（还有那五百多页接着要出版的书）真是大胆之举，因为它可以打消他人对索尔·贝娄这样的移民子弟创作美国式作品的疑虑。奥吉在书的结尾处兴奋地喊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啊，我可以说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哥伦布式的人物中的一员。”比他更有名望的人本不相信他会拥有随意使用美国语言写作的权利。贝娄确实是像我这样的人的哥伦布，即那些移民的子孙，那些随他之后成为美国作家的人。

《抓住时机》（1956）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三年后，贝娄出版了《抓住时机》。这是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与《奥吉·马奇历险记》形成了对照。该小说形式简约，组织紧凑，里面充满了悲伤，地点置于曼哈顿西部一家老人旅馆里。书中的人物主要是老人、病人和病危的人，而《奥吉·马奇历险记》则是一部广博、散漫、滔滔不绝的书，对任何事都是奔泻而出，包括作家高昂的情绪，只要能观察到生活的全部和喜悦的地方都要触及。《抓住时机》描写了个人在天当中衰竭的最高潮。这个人在每一种重要的方式上都与奥吉·马奇相对立。如果说奥吉是捕捉机会的人，没有父亲，贫民窟里特别可以被收养的人；那么汤米·威廉则是犯错误的人，老父亲幸运富裕，每每与儿子在一起，但不愿意与他和他的问题有任何关系。书中对汤米父亲性格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对儿子的无情和厌恶而实现的。汤米遭到了无情的遗弃，成了特别不可收养的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不具备奥吉所拥有的足够的自我信任、生命力、活跃的冒险精神。奥吉的自我是狂欢般的精神振作，被生活的强大激流猛推前行；而汤米的自我被重担所镇压——汤米被“被指派为一个重担的肩负者，而这个重担就是他的自我，他独特的自我”。自我的咆哮得到了《奥吉·马奇历险记》丰富有力的散文语言的增强。奥吉在书的最后页上欢快清楚地写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瞧瞧我——是孩子强烈要求别人对他注意，喊出了裸露的自信。

穿透《抓住时机》全书的喊声就是救救我。汤米徒劳地喊着，救救我，救救我，我一事无成。他不仅是对他的父亲阿德勒博士喊，也是对继阿德勒博士之后所有虚伪、无赖的父亲喊，对他愚蠢地托付自己的希望、金钱或者以上两者的人喊。奥吉到处被收养，人们蜂拥供养资助他，给他买衣服，教育他，改变他。奥吉的需求是聚集生动、浮夸的庇护人（崇拜者），而汤米令人悲悯之处就是聚集错误：“也许犯错误表达了他的生活目的，表达了他在这里的本质。”汤米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孤注一掷地要找个父亲／母亲，任何父亲／母亲，把他从即将出现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而奥吉在二十二岁时就是个好嬉戏、独立、有脱身术的人。

谈到自己的过去，贝娄曾经说过：“我一生的范式都是：极端虚弱之时即力量的开始。”他从悬崖到巅峰的摇摆历史，能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继而出的两部书的辩证关系中能找到文学类比？《抓住时机》这部失败的幽闭恐怖症编年史是用来纠正前一部作品中压抑不住的热情的吗？是用来纠正《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狂热的直率的吗？通过写《抓住时机》，贝娄似乎回到（如果不是有意的话，也许只是反省地）《受害者》中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原主题，回到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前奥吉世界，在那儿受审视的主人公面临敌人威胁，因不确定性而不知所措，因混乱而停滞不前，无法摆脱不满的情绪。

《雨王亨德森》（1959）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仅六年后，贝娄再次迸发出激情。然而，如果说他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摒弃了前两部“正统的”书的惯例的话，那么他在《雨王亨德森》中则偏离了《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在任何意义上都谈不上正统的书。因为该书中一切都是全新的：异国情调的场景、暴烈的主人公、生活中喜剧性的灾难、无休止的渴望引起的内心骚动、对神秘渴望的追寻、冲破阻碍喷涌而出后的神话般的重生。

两种完全不同的企图被结合在了一起：贝娄笔下的非洲之于亨德森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之于K，为来自异国他乡的主人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完美试炼场，去实现其最深层的、最无法抹除的渴求——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通过高强度的有效劳动来打破其“精神的休憩”。“我要”这一毫无目标的、发自内心的、原始粗犷的呼喊，很可能同样出自K或者尤金·亨德森。当然，两部书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不像卡夫卡式的人物，在实现欲望的路上总会碰到无穷无尽的阻碍，亨德森是一股没有方向的人类力量，其不懈的坚持确实所向披靡。K是个姓名的首字母，隐指没有任何生平记载，令人同情，而亨德森的生平材料则铺天盖地。一个酒鬼、巨人、异教徒、持续处于情感动荡之中的中年百万富翁，亨德森被混乱不堪所包围，它们是“我的双亲、妻子、女友、儿女、农场、牲畜、习惯、金钱、音乐课、酗酒、偏见、鲁莽、牙齿、面貌、灵魂”。由于他所有道德方面的缺陷和犯下的错误，亨德森认为自己既是个健康的人又是个有疾病的人。他离家出走（如同构想出他的作家那样）来到一个黑人部落居住的大陆，而那些黑人可以治愈他的疾病。非洲就是药物，而亨德森则是药品制造者。

这部书妙趣横生、新颖剔透，它是第二次巨大解放，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事实也是如此）的书，是一部引起学界阅读兴趣的同时又被挖苦讽刺的书，是一部炫技的书，一部真诚地炫技的书——是一部疯狂古怪的书，一部伟大的疯狂古怪之书。

《赫索格》（1964）

赫索格是个充满矛盾、自我分裂的复杂人物——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但又是个“依《圣经》教义行事”的真诚之人，天真烂漫而又老于世故，感情热烈而又被动冷漠，反省沉思而又易于冲动，心智健全而又精神错乱、情绪化、令人捉摸不透。他在面对痛苦时，感情丰富却又心思单纯；他在复仇和愤怒时是个小丑，是个让仇恨产生喜剧效果的愚人：在险恶的世界里是个明智且博学的学者，但他仍在那充满童年时期的爱、信任和兴奋的池水中流连（留恋于这种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一个苍老的、爱慕虚荣的、自恋的人，对自己既仁慈又苛刻，旋转于一个相当宽宏大量的自我意识的循环之中，而与此同时，因个人审美而被精力充沛的人所吸引，被强者和大人物们所吸引，被做作的万事通先生们所吸引，被他们表面上的笃定所引诱，被他们的果断中显示的原始权威所引诱，从他们的激情中汲取养分，直到他被激情完全打垮——这位赫索格是贝娄所塑造出来的最称心如意的人物，就是美国文学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他们只有一处不同：在《尤利西斯》中，作者那百科全书般的头脑被转化成小说的血肉，乔伊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博学、领悟力和渊博修辞让渡给布卢姆，而在《赫索格》中，贝娄则赋予其主人公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他的心态和性情，而且还赋予了他的本心。

这颗心灵丰富、宽阔，内中烦恼却汹涌澎湃，痛苦不满与愤怒欲溃决而出。这颗迷惑不解的心灵在书的首句就开门见山、理由充分地质疑了内心的平静，不是用高雅的方式而是用经典的方言句式提出：“要是我真的疯了……”这颗心灵坚强不屈，装满了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话语，这颗心灵产生过许多关于世界和历史的一流洞见，但却也怀疑本身最为基本的能力，即理解的能力。

书中通奸情节的转折点，是导致赫索格最终冲到芝加哥拿起支装满子弹的手枪要杀死马德琳和格斯贝奇，但最后却放弃了的场景。当时赫索格正在法庭内等待律师的到来，他噩梦般的遭遇突然重演：一位不幸、堕落的母亲正在受审，因为她与堕落的情夫起谋杀了她自己的小孩。赫索格的所见所闻使他恐惧不已，他对着自己大叫道：“我真不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话语，但对赫索格来说，却是低声下气、充满痛苦、回荡不已的次坦白，它戏剧性地将赫索格精神生活的错综复杂与私人生活中痛苦的失误和失望连接了起来。既然对赫索格来说，理解阻碍本能，那么，只有当他失去理解力的时候才伸手去拿枪（就是他父亲曾经笨拙地威胁要杀死他的那把枪）——但是，最终因为他是赫索格，所以他没有开火。因为他是赫索格（他愤怒的父亲的愤怒的儿子），他发现开枪“只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

但如果赫索格无法理解，那么谁理解？而且所有这些思考是为了什么？贝娄书中首先为何如此不受约束地作这些思考？我这里倒不是指《抓住时机》中的塔姆金或者《雨王亨德森》中的达甫国王这些人物所作的不受约束的思考，他们似乎为贝娄出了一些鬼点子，使主人公已足够混乱的内心更加混乱。我指的是对于贝娄作品，同样对于罗伯特·穆齐尔和托马斯·曼小说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那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试图把思想融入小说，而是使思想本身成为主人公困境的中心——在《赫索格》这样的书中，去思考“思考”的问题。

不仅对我来说，贝娄特别的感染力在于他以特有的美国方式出色地弥合了托马斯·曼和达蒙·鲁尼恩之间的沟壑，而这又没有影响他从写《奥吉·马奇历险记》起就雄心勃勃的计划：自由发挥曼、穆齐尔和他自己这样的作家身上既被生活的景观所吸引又被心灵的想象所吸引的智性能力，使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把作者思想的底层提升至叙述的表层，但不降低叙述的模仿力，不使作品对本身作表面的反省冥想，对读者不作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也不会像塔姆金、达甫国王那样传递毫未问题化的智慧。

《赫索格》是贝娄写作生涯中首部涉及“性”这一广泛领域并进行长期探讨的小说。赫索格的女人们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勾起了他的虚荣，激发了他的肉欲，引导了他的爱，引起了他的好奇。她们让他表现出了男人的智慧、魅力和俊美容颜，使他滋生了男童般的快乐和喜悦——他从女性对他的爱慕中得到了自我认同。她们骂出的每句难听的话，杜撰的每一个绰号，头部每一次迷人的转动，手的每一次安抚性的触摸，嘴巴每一次愤怒的扭曲，他的女人们都以异性特有的他者性使赫索格神魂颠倒。但也正是女人的缘故——在小说的最后几页，即当赫索格离开了伯克夏休养地，甚至于离开了好心的雷蒙娜和专供她享乐的宫殿似的闺帷，当他最后得以摆脱另一个女人，甚至也是最受他宠爱的一个女人，为了得到恢复，他开始了对他而言是英雄之举的独居生活，抛弃了女人，同时抛弃了倾诉、辩解和思考，暂时放弃了那无所不包的、习以为常的快乐和痛苦之源——是赫索格的女人们把他变成了个肖像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在画浓艳的情妇时，像雷诺阿一样饱含慷慨；在表现值得敬慕的女儿时，如德加一样柔情；在描绘年迈的继母——或者他那亲爱的处于卑屈、悲惨移民生活中的母亲——时，可以像伦勃朗一样悲天悯人，尊重时代，了解困苦；最后，在描绘与人通奸的妻子时，与杜米埃一样穷凶极恶——他的妻子发现自己和赫索格那可爱、工于心计的挚友瓦伦丁·格斯贝奇同样赤裸裸地夸张做作。

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男性像赫索格这样感性，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像他一样在与女人交往中积聚了如此强烈的情感，无论作为追求者，还是一位丈夫都如此。这位被戴绿帽的丈夫，其忌妒暴怒时的高大和溺爱妻子时的天真形成一幅融合了奥赛罗将军和查尔斯·包法利特征的连环漫画。任何人如果想从查尔斯的视角重述《包法利夫人》或者从卡列宁的视角叙述《安娜·卡列宁娜》以取乐的话，他将会发现《赫索格》是最好的入门教材。（这并非说，可以按照赫索格想象出格斯贝奇的方式，把安娜的光圈移至卡列宁身上。）

《赫索格》可称得上比《奥吉·马奇历险记》更加丰富，因为贝娄第次在书中满载了性的内容，使得他的虚构世界渗透了苦难的印记，而大多数这样的内容在《奥吉·马奇历险记》和《雨王亨德森》中被排除了。我们发现有更多的东西隐藏在贝娄笔下主人公的疾苦而非幸福中。他越是受伤、伤口越是溃烂，直到他对“丰富的日常生活”失去兴趣，羞辱、背叛、忧郁、疲惫、失去、妄想症、强迫症和绝望等等，无论是奥吉持久的乐观精神还是亨德森神奇的强大意志都无法回避的痛苦席卷他时，他就越能让人信服。一旦将汤米·威廉无助的境遇嫁接到亨德森的强烈情感，还有奥吉·马奇对浮夸风格和戏剧性的邂逅的爱好之上，贝娄就以庞大的喜剧悲惨管弦乐奏响了贝娄交响乐。

在《赫索格》中没有连续发生的行动——几乎没有行动——没有发生在赫索格大脑之外的行动。这并非说，作为个讲故事者，贝娄模仿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或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在《海浪》中的技法。《赫索格》里变幻不定的、断断续续的、长长的内心独白似乎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后者那不连贯的感觉是由中心人物的心理状态支配的，而非由作者对传统叙述手法的不耐烦所决定。然而，使果戈理的狂人疯狂，使贝娄的人物心智健全的是，果戈理的狂人无法倾听自己，因此信念得不到加强，而赫索格的每种思想中都回荡着无意识的反讽与戏仿的声音——甚至当赫索格处于最困惑之时——这与他对自己的看法和遭受的灾难分不开，不管痛苦是如何折磨着他。

在果戈理的故事中，那个狂人得到一捆由一条狗写的信件。那条狗是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的宠物。他狂热兴奋地阅读着那条聪明伶俐的狗写的每一个字，寻找任何指涉他自己的地方。在《赫索格》中，贝娄又胜果戈理一筹：写信的聪明的狗变成了赫索格自己。信分别写给他亡故的母亲，写给他还活着的情妇，写给他第一任妻子，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给芝加哥的警长，写给史蒂文森州长，写给尼采（“我亲爱的先生，我可以从听众席上提一个问题么？”），写给德日进（“亲爱的夏尔丁神父……碳分子是否就是根据思想排列的呢？”），写给海德格尔（“亲爱的海德格尔教授，我很想了解您说的“在平凡中堕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堕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正在哪儿呢？”），写给马歇尔公司信用赊购部的（“今后本人不再负责偿还马德琳·赫索格购物所欠之债务。”），甚至在结尾部分，还写了一封给上帝的信（“为了把我的思维连贯起来，我的脑子一直在进行努力。我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我一直希望能按您那不可知的意志去做，接受它，还有您，而不借助于任何象征。做每一件最有意义的事。特别是要是能够把我除掉。”）

这些信件带给我们的千般喜悦，并不亚于整本书，它们是解开赫索格那无限智慧并进入他苦难生活的喧嚣深处的最好的钥匙。信件是他强烈思想的表露，为他的智慧提供了舞台。在这场独角戏中，他是不可能装疯卖傻的。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

“我们这个物种发疯了吗？”一个斯威夫特式的问题。简洁的赛姆勒式回答同样体现了斯威夫特的特征：“证据确凿。”

阅读《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使我想起了《格列佛游记》：主人公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纽约史无前例地疏远；具有他这样历史的人对当时所见证的“性疯狂者”的人类状况的责难；格列佛似的迷恋于人类肉体性、人类生物性、身体所引起的几乎神秘的厌恶、它的外貌、它的功能、它的冲动、它的满足、它的分泌液以及气味。然后是对人类肉体能被如此征服的专注。作为一位脆弱的、被迫背井离乡的、大屠杀恐怖时期的难民，作为一个从纳粹大屠杀中奇迹生还的人，赛姆勒先生从德国灭绝小队以为全部死一亡的一堆犹太人里站了起来，只剩下了一只眼睛，他记住了那让民众信心完全迷失方向的打击，即在一个伟大的城市里，安全和安全感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在那些脆弱的人中产生的恐惧和使人错乱的妄想。

恐惧与厌恶使赛姆勒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任，甚至使他无法忍受自己最亲近的人——因为害怕“处于热烈状态的心灵……处于极端主义和狂热状态的人性”。贝娄现在描写的不再是热情奔放的奥吉和亨德森那种鲁滨逊式的冒险，而是描写类似让人无法理解的天才赫索格的婚姻背叛这样的黑色笑剧，从而展开了对最大背叛的沉思和想象，至少从赛姆勒这位背井离乡者和受害者对六十年代斯威夫特式的厌恶中可以感受到：疯狂的人类背叛了文明的理想。

赫索格在最为痛苦难耐的时刻承认：“我无法理解！”但是，尽管老赛姆勒在冒险的高潮时仍具有牛津毕业生特有的自我克制和素有的超然——他怪异的家庭里所存在的放纵、混乱、无法无天与那些在外面，如在纽约街头、地铁里、公交车上、商店里、大学教室里的一样——他内心深处纠结着的坦诚（那对我来说就是本书的座右铭）更加令人震惊：“令我毛骨悚然！”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成功在于赛姆勒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在欧洲种种经历的累积——他痛苦的历史，他被纳粹打瞎的眼睛——这使他成了“疯狂事件的登记员”。主人公的个人困境与所遭遇的具体社会力量形成了一种并置，而这种并置产生了有力、反讽得恰到好处的效果，就如它在任何令人难忘的小说里所产生的影响那样。赛姆勒因其无防备的尊严而明显与众不同。在我看来，他全然就是容纳社会上任何奇异怪诞或者充满威胁的东西的器皿，就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以其丰富的经历为“革命状态中的人类”生动有力地提供了一个严酷的二十世纪视角。

我不知道书中的情节展开谁为先，是疯狂呢还是登记员，是赛姆勒呢还是六十年代。

《洪堡的礼物》（1975）

《洪堡的礼物》无疑是贝娄在情绪最高涨的时期完成的欣快、混乱的喜剧小说中最为疯癫的本，是《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洪堡的礼物》等小说代表的自我领域的快乐的音符，当贝娄埋头创作那些黑暗、低落的小说如《受害者》《抓住时机》《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院长的十二月》，期间多多少少会定期释放的情绪。在这些小说里，主人公的伤口引发的、使人迷惑的痛苦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贝娄都极为看重。（《赫索格》在我看来是贝娄小说中的上品，因为它不可思议地融合了这种典型的歧义性。如果有人希望扮演文学的厨师，把《洪堡的礼物》变成《赫索格》，简便的诀窍如下：首先，切掉洪堡，把他晾在一边；其次，选取洪堡疯狂的痛苦，将它与西特林沉思式的才华捆绑在起；最后，把格斯贝奇扔进来——这样你的书就完成了。正是格斯贝奇的背叛引发了赫索格势不可挡的妄想症，而这一妄想狂在洪堡身上又由西特林引发！）

我说《洪堡的礼物》是最为疯癫的一部小说，亦指它是喜剧中最为厚颜无耻的一部，比其他的喜剧都更糊涂，更具狂欢性，是贝娄唯一一部愉悦地释放性欲的小说，恰好也是最不顾后果地杂糅了迥异的旋律的一部小说，而且有一个荒谬的、令人无法不相信的原因：西特林的恐惧。恐惧什么？恐惧死亡，恐惧要面对（不管他的成功和显赫）洪堡的命运。在小说对抢夺、饕餮、偷盗、仇恨、毁灭查理·西特林正在构造的世界所进行的轻快描写背后，在所有一切的背后，包括小说叙述的发散形式背后——西特林热衷于淘汰鲁道夫·斯坦纳人类学那蔑视灭绝的挑战，在这种热衷里揭示得最为直接——就是他对死亡的恐惧。使西特林迷惑不解的，碰巧也是将叙述的得体性吹至西天的东西：被忘却的恐慌和畏惧，陈旧的、普通的、人人都会有的对死亡的恐惧。

西特林说：“人类的胡说八道使我们背离了伟大的真理，这是多么可悲啊！”但人类的胡说八道却是他所热爱并乐于描述的，也是使他对人生感到愉悦的东西。他又说道：“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超脱这充满巧遇的、充满假象的、浑浑噩噩的人生，取得进入更高尚的境界的资格。”更高尚的境界？西特林会到哪里去呢——贝娄会到哪里去呢——如果没有了人类随意驱使尘世的超级戏剧，这一基本的超级戏剧是对名望（代表人物就是和幸运的、理智的西特林相对应的那个不幸的、心智不健全的冯·洪堡·弗莱谢尔——洪堡既希望超越世俗，又希望飞黄腾达，他噩梦般的失败成了西特林成功的滑稽模板），对金钱（洪堡、萨克斯特、丹妮丝，还有莱娜达的母亲，还有西特林兄弟朱利叶斯，或多或少还有每一个人）、对复仇（丹妮丝、坎特拜尔）、对尊重（洪堡、坎特拜尔、萨克斯特、西特林）、对最刺激的性爱（西特林、莱娜达等）的世俗渴望，更不必说世俗间最为世俗的渴望，即西特林自己固执地追求永生的渴望了。

若不是因为他可以片晌贪欢于他贬称为“愚昧的地狱”里的那种滑稽的贪婪所具的暴力和骚动之中，西特林为何如此热切地希望永居此地？他说：“有些人如此讲究实际，以至于剥夺了我的批评能力。”甚至击败了以永恒的平静交换他们的堕落恶意的任何企图。但除了那个愚昧的地狱之外，他“复杂的主体性”在哪里能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吸收呢？来到某个空想的、无人抵达的地方，怀旧地用愚昧的地狱故事交换鲁道夫·斯坦纳忧郁的表情？

查理·西特林兴奋地想起的这一愚昧的地狱是否就是猖獗于芝加哥街道、法庭、卧室、餐馆、充满湿气的浴室和办公大楼的那种让赛姆勒感到恶心、邪恶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曼哈顿的化身呢？《洪堡的礼物》似乎是贝娄调制的充满生气的滋补剂，用以弥补《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悲惨疾苦和道德磨难。这是贝娄的一本欢快的传道书：所有一切都是虚妄，什么都不是！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

洪堡评说西特林：“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待在芝加哥干吗呢？”

西特林评说他自己：“我的心理处于一种芝加哥状态之中。我该怎么描绘这种现象呢？”

西特林评说作为一个芝加哥人：“我感到自己忍不住想笑。这往往是一种征兆，表明我对危言耸听的东西的癖好。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芝加哥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那种对强烈刺激，对不协调、极端事物的渴望被唤醒了。”

以及：“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

从另一方面看，西特林在芝加哥很不适应：“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以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将上述话语铭记于心——像这样的话语遍布于《洪堡的礼物》之中，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会注意到，贝娄当作家时还没有像查理·西特林那样用芝加哥的视角整理自己的观点。的确，芝加哥在《晃来晃去的人》中偶然成为背景，但除了增强弥漫其中的黑暗阴郁气氛外，芝加哥似乎对主人公来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他不相容。《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贝娄直到写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时才充分了解芝加哥的文学价值，才意识到芝加哥这个确确实实的、引人入胜的美国城市正是他需要的有价值的地方，正如西西里被韦尔加，伦敦被狄更斯，密西西比河被马克·吐温独占一样。福克纳（美国两位最伟大的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之一）经过类似的谨慎的尝试才最终在精神上拥有了密西西比的拉法耶特县。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 Pay，1926）的场景是佐治亚州，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es，1927）的场景是新奥尔良，直到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熟练地完成了《萨托里斯》（Sartoris、《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后他才发现——就如贝娄第一次即兴地选择了地理位置之后的情况一样——引起人类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斗争反过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情感，激发了他对一个地方和其历史充满热情的反应。这一反应使得福克纳的语句晦涩难懂，乃至更甚。

我不知道贝娄开始羞于把芝加哥据为己有，是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芝加哥的作家，就如他不愿意被认为是犹太作家一样。不错，你是芝加哥人，你当然是犹太人——但这些东西怎样在你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或者说如果他们必须得到表现的话，不是马上就能想到的。另外，你还有其他抱负，其他被你的欧洲大师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所激发出来的抱负，这些抱负不包括去写在后廊上唠叨闲聊的邻居们……这思考方式与贝娄最后决定最近的地点之前的思考方式有某种相似吗？

当然，贝娄在完成《奥吉·马奇历险记》十年之后写《赫索格》时才再次大规模展现芝加哥的风貌。自此之后，独特的“芝加哥的景色”才持续对他产生吸引，特别当那个城市提供戏剧性的启发时，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样：一方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全神贯注的主人公的反思倾向。这一博弈得到了有力的探索，是《洪堡的礼物》以及贝娄随后一部小说《院长的上二月》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探索不是喜剧性的，而是充满仇恨的。情绪变得阴郁，越来越堕落，在强烈的种族敌对压力之下，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变得疯魔：“在自己的地盘……他发现了片比圭亚那丛林还要荒凉的地方……荒芜……数英里见方的荒地……累累伤口、损伤、癌变、狂怒、死亡……这个巨大地方所有的可怕的荒凉与恐怖。”

这部书的中心是，这个巨大的地方不再是贝娄的。也不是奥吉的，赫索格的，或者西特林的。到他开始写《院长的十二月》时——《奥吉·马奇历险记》之后大约三十年，他的主人公，柯德院长，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赛姆勒。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这个痛苦的芝加哥人不再明白。贝娄遭到了流放。

（蒋道超　译）

————————————————————

(1) 卡利古拉是罗马帝国一位荒淫、残暴的皇帝的名字。

(2) 原文是：I am an American，Chicago born。

献给雅尼丝，

我心中最美丽的女人，

指引我航程的明星。

并献给真诚的罗茜。

奇怪得很，那些人类的大救星居然也要供人消遣。至少在美国经常是这样的。任何想要治理这个国家的人，都必须给他的国民提供乐趣。南北战争期间，人们曾经抱怨过林肯的那些滑稽故事。他大概意识到，过分的严肃要比开开玩笑危害更大。可是批评家们却认为他很浅薄，就连他自己的国防部长也称他为猿猴。

一批揭露者和讽刺者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倾向。亨利·路易斯·门肯(1)可算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我高中时期的朋友们，都是《美国信使》的读者。他们根据门肯的报道，来追踪了解斯科普斯的审判(2)。门肯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美国南部基督教基要派流行地区，以及美国的愚民大众。为斯科普斯辩护的克拉伦斯·达罗代表着科学、现代和进步。在达罗和门肯的眼中，特创论者(3)布赖恩体现了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大农场带的荒谬。用进化论的语言来说，布赖恩乃是生命之树上一截枯萎的枝桠。他鼓吹的银币自由铸造的货币本位论实在可笑，同样可笑的，还有他在国会发表的那些过时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以及他在内布拉斯加农场餐桌上的狼吞虎咽。门肯说，就是他吃下的那些东西送了他的命。他对于“特创”的看法，在审判中经常遭到嘲笑。布赖恩自己就像那远古的造物翼手龙一样湮没了，那个粗糙拙劣的思想——爬行动物进化成热血的能飞会叫的鸟类——后来却得到了继续发展。

我曾经随手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许多门肯的名言警句，后来又加进了出自其他一些讽刺家和自嘲者的言论，其中包括威廉·克劳德·菲尔兹(4)，查理·卓别林，梅·韦斯特(5)，辉·朗(6)，以及参议员德克森。甚至还有一页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幽默感。我思考着民主社会中的睿智与自我嘲弄，不过我并不打算把你们也扯进来。不必担心。我很高兴我的那个小本子不见了，也不想再找到它。偶然想起它来，只是作为一个引申的注脚。

我向来喜欢注脚。在我看来，一个聪明或高超的注脚，可以省去许多正文。我看见我自己正在用一个很长的注脚，开始一个严肃的主题——场景迅速切换到巴黎，克里戎大酒店的豪华顶层套房。六月初，早餐时间。主人是我的好朋友拉维尔斯坦教授，亚伯·拉维尔斯坦。我太太和我也住在克里戎大酒店，我们的房间在下面一层，六楼。我太太还在睡觉。我们下面的整个一层楼（这并不完全与我的主题有关，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忍不住要提一下），现在正被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的一帮随从们占据着。迈克尔晚上在巴黎的一家大礼堂演出。不要多久，那些法国的狂热崇拜者们就会追到这里来，一大堆脸在楼下仰着，齐声高呼：迈克尔·杰克——逊！警察组成屏障拦住他们。饭店里面，从六楼顺着大理石的楼梯井往下看，可以看见迈克尔的保镖们。他们中的一个正在玩《巴黎先锋报》上的纵横填字游戏。

“妙极了，是不是，碰到这个流行天王的热闹场面？”拉维尔斯坦说。今天早晨教授很高兴。他靠着饭店管理人员的关系，才住进这个人人都凯觎的顶层套房。这可是在巴黎——克里戎大酒店。带足了钱破例地住在这里。再不住那个飞龙旅店的臭烘烘的房间，或者不管别人叫它什么名字的旅店，在龙街上；也不住圣贤街上朝向医学院的学院饭店。没有比克里戎大酒店更富丽堂皇，更豪华奢侈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和谈的美国高层人物就住在这里。

“真棒，对不对？”拉维尔斯坦说，同时飞快地打了个手势。

我承认是这样。整个巴黎的中心正在我们的下面——协和广场和高高耸立的方尖碑，橘园美术馆，众议院，塞纳河以及河上那些煊赫的桥梁，还有那些宫殿和花园。这些当然都是值得一看的伟大名胜。不过今天，从拉维尔斯坦所住的豪华顶层套房中看出去，它们显得更加引人入胜。想想去年他还债台高筑，欠着十万块钱的债。恐怕还不止呢。从前他经常拿他的“下降的基金”跟我开玩笑。

他会说：“我正在和它一起往下降——你知道这个术语在金融界指的是什么吗，齐克？”

“偿债基金？我大概知道一点。”

在他突然交好运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需求产生过疑问，那些阿玛尼的西装，威登的箱包，美国搞不到的古巴雪茄，登喜路的配饰，纯金的万宝龙金笔，还有巴卡拉或拉利克的水晶玻璃器皿，用它们盛葡萄酒招待客人——或者由别人帮着斟酒。拉维尔斯坦属于那种个头高大的人——高大，但不肥胖。他做家务琐事时手会颤抖。这并不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是急于求成，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使他颤抖。

这下好啦，他的朋友、同事、学生和崇拜者用不着再拿出钱来资助他，满足他奢侈的需求。感谢上帝，他可以自己去买詹森银器，斯波德或坎佩尔陶瓷，也不用再煞费苦心地和学校里的同事做交易。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非常有钱。他把自己的观念公之于世。他写了一本书——深奥难懂却广受欢迎——一本激烈、智慧且挑衅的书，在东西两半球和赤道的两边，销路都很好，印了一版又一版。书虽然写得很快，态度却是认真严肃的：没有廉价的让步，没有大肆吹嘘，没有心智上的骗人把戏，没有护教学，没有贵族气派。他完全有权利就像现在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侍者在一旁忙着给我们安排早餐。他靠自己的才智成为百万富翁。说自己想说的话，名利双收，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用自己的语言，毫不妥协。

今天早晨拉维尔斯坦穿着一件蓝白两色的和服。那是去年他在日本讲学时收到的礼物。东道主问他特别喜欢什么，他说想要一件和服。他身上的这一件，很适合日本古代将军穿，肯定是专门定做的。他个儿虽高，却并不是特别有风度。漂亮和服的腰带系得松松垮垮，几乎有一大半是敞开的，一双腿少见的长，线条难看，内裤也没有完全拉上去。

“侍者告诉我迈克尔·杰克逊不吃克里戎的食物，”他说，“他的厨子跟着他乘坐私人喷气机到处跑。好家伙，克里戎的大厨的鼻子都要气歪了。他说他的厨艺足以招待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还有一大帮皇帝们、国王们、将军们、总理大臣们。这个衣着时髦的小猴子居然拒绝吃。《圣经》里是否提到过那些跋足的国王们，寄宿在征服者的餐桌下面——吃别人掉到地上的东西？”

“我想是提到过吧。我还记得他们的拇指都被砍掉了。但是这和克里戎大酒店或迈克尔·杰克逊又有什么关系呢？”

亚伯大笑着说他也不能肯定。他只不过头脑里想到什么就说了出来。楼上这儿，传来楼下崇拜者们尖锐刺耳的声音，那些巴黎的青少年们——男孩儿和女孩儿的齐声高叫，混杂在汽车、卡车和出租车的噪音中。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是我们的背景。我们愉快地喝着咖啡。拉维尔斯坦情绪高涨。不过我们还是尽量压低声音，因为亚伯的伴侣尼基还睡着。在美国的时候，尼基养成习惯，晚上看他老家新加坡的武打片，直到凌晨四点。在这里他同样也是待到大半夜才睡觉。推着餐车进来的侍者关上了拉门，以免打搅尼基的好觉。透过窗子，我时不时瞥见他圆圆的胳膊，长及光滑的肩膀的层层黑发。三十出头、长相英俊的尼基还是个十足的大男孩。

侍者送来欧洲草莓、奶油鸡蛋卷、果酱罐，还有一些我从小到大一直叫做饭店银器的小壶小罐。拉维尔斯坦一边往嘴里塞小圆面包，一边在账单上草草签了名。我吃得比较文雅。当拉维尔斯坦边吃边说的时候，给你的感觉就像某种与生命过程有关的活动正在进行：给身体提供食物，同时为思想输送营养。

今天早晨他又催促我多出头露面，从私人生活中抽开身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让我把兴趣放到“公众生活和政治”上来。他要我试试写传记，我答应试一试。根据他的要求，我写了一篇短文，主要是关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战后德国赔偿的争议，以及一九一九年解除盟国封锁的描述。拉维尔斯坦很高兴我写的这篇文章，但并不是完全满意。他认为我的文章在修辞上有毛病。我说过分强调文字上的真实，限制了对于写作本身更广泛的兴趣。

我把它讲出来也好：我有一位高中英语教师，名叫摩尔福特（我们叫他“疯子摩尔福特”）。他让我们读麦考利(7)评论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的文章。这是摩尔福特自己的主意，还是地方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教学大纲要求的，不得而知。麦考利的这篇文章，是在十九世纪受《大英百科全书》的委托而写的，由河滨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教科书版本。读麦考利的文章，使我产生出一种追求华美辞藻的狂热。麦考利自己对于《约翰逊传》的改写，以及他笔下约翰逊思想的“错综复杂”，令我回味无穷。那以后我虽然也读了很多对于麦考利的中肯的批评，批评他的维多利亚式的过度矫饰，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我——我从来也不想改变我对麦考利的偏爱。幸亏他，我仍然能想像那可怜的约翰逊，身体抽搐着，用手触摸街上的每一根路灯柱，一边吃着变质的肉和发酸的布丁。

用什么方法来写传记成为一个难题。约翰逊自己为他的朋友理查德·萨维奇写的回忆录就是一个例子。当然，还有普鲁塔克。我对一位希腊学者提到普鲁塔克时，他贬低他，说他“只不过是个作家”。可是没有普鲁塔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能写得出来吗？

下一个我想到的是奥布里的《短暂的生命》。

不过我不准备列出所有的名单。

我尝试过对拉维尔斯坦描绘摩尔福特先生：疯子摩尔福特在课堂上从来没有酩酊大醉过，但是他分明是个酒鬼——他有一张酒鬼的红脸。他每天都穿着同一件火灾后大拍卖时买来的西装。他不想了解你，也不想你了解他。他那蓝色的冷漠的带有醉意的目光，从不正视任何人，杂乱眉毛下的眼睛要么瞪着墙壁，要么盯着窗外，要么看着他正在读的书。那学期我们跟着他学了两部作品，一部是麦考利的《约翰逊传》(8)，另一部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约翰逊，尽管长着淋巴腺结核，衣衫褴褛而且身体浮肿，照样结交朋友，写他的书，正如摩尔福特要上课，听我们背诵课文：“现世的一切享用对我来说，都是何等的令人厌烦，陈腐过时，单调乏味而又徒劳无益。”他那令人生畏的小平头，红肿的脸颊，紧握在背后的手，整个一副单调乏味而又徒劳无益的德行。

拉维尔斯坦对我的描绘不太感兴趣。为什么我要请他想像我记忆中的摩尔福特呢？然而亚伯促使我写凯恩斯是正确的。凯恩斯是一位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众所周知。他给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朋友们寄信和备忘录，向他们报告他战后的经历，特别是战败的德国与盟国领导人——克列孟梭，劳合·乔治，还有美国人——之间有关战争赔偿的争议。从不随便赞扬人的拉维尔斯坦，这一次居然说，我对于凯恩斯写给朋友的便笺的记述，是第一流的。拉维尔斯坦认为，作为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地位要高于凯恩斯。他说凯恩斯过分夸大了盟国的严苛，反而让德国将军占了便宜，最终让纳粹得益。《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惩罚，远比他们应该受到的轻得多。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发动战争的目的，与一九一四年德国皇帝的如出一辙。撇开他这一严重的错误不谈，凯恩斯本人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他是在伊顿和剑桥接受的教育。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熏陶，提高了他社交上和文化上的修养。他所处时代的伟大的政治，使他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我猜想，在私生活上，他认为他自己是乌拉诺斯式(9)的——英国称呼同性恋的委婉说法。拉维尔斯坦提到，凯恩斯曾经和一位俄国芭蕾舞女演员结婚。他还给我解释，说乌拉诺斯是阿佛洛狄忒的父亲，但是阿佛洛狄忒却没有母亲。她是大海的泡沫孕育出来的。他之所以要对我说这些，并不是认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的思想需要被引导到这些事情上来。所以他提醒我，当乌拉诺斯被巨人克罗诺斯杀死时，他的精子射到了海里。这个神话传说不知怎么和战后赔偿有关系，或者和那时正在挨饿的德国人仍然被封锁的事实有关系。

拉维尔斯坦让我写关于凯恩斯的文章，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谁也不会比他更清楚地记得那些段落，记叙德国银行如何无力满足法国和英国的要求。法国紧盯着德皇的黄金储备；他们说，必须立即交出黄金。

英国则宣布愿意以硬通货达成协议。德国谈判者中有一位犹太人。劳合·乔治大发雷霆，竟然对这个犹太人进行攻击，做了一连串令人吃惊的动作来嘲笑他：卑躬屈膝，弯腰驼背，一瘸一拐，朝地上吐痰，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撅着屁股，迈着八字步故意模仿犹太人走路。凯恩斯把所有这一切都对他的布鲁姆斯伯里朋友们进行了描述。拉维尔斯坦并不看好这帮布鲁姆斯伯里的知识精英们，不喜欢他们的过分忸怩作态，不赞同异常的古怪行径，以及他所谓的“同性恋行为”。他不能够也没有指责他们喜欢散布流言蜚语，因为他自己对这些飞短流长也津津乐道，所以不能指责别人。但是，他说他们不是思想家，而是一伙附庸风雅的人，影响恶劣。正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培育出来的一些人，后来三十年代在英国，被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GPU）或前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NKVD）收买、成为间谍。

“你写得很好，齐克，特别是劳合·乔治带有恶意地拙劣模仿犹痞的那一段。”

犹痞是法语的“犹太佬”。

“谢谢。”我说。

“我做梦也不想多管闲事，”拉维尔斯坦说，“不过我认为你应该承认，我是想帮你一些忙。”

我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他想要我写他的传记，同时也想把我从我的坏习惯中拯救出来。他以为我太沉湎于自己的幽然独处，应该回归社会。“太多年的内在审视！”他往往会这样说。我确实非常需要接触政治——不过不是地方的或政党组织的政治，甚至也不是国家的政治，而是像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所理解的政治，根植于我们的自然本性中。你不可能背弃你的自然本性。我对拉维尔斯坦承认，当我阅读凯恩斯的文献并且写作时，就像过节日一样。重归人类，沐浴在人性之中。有时我要在上下班高峰期乘地铁，或是坐在拥挤的电影院里——那就是我所指的人性的沐浴。正如牛必须舔点盐一样，有时候我也非常渴望身体上的接触。

“我有一些未经整理的看法，关于凯恩斯和世界银行，他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攻击。我对凯恩斯的了解，足以让我在玩纵横字谜游戏时填对他的名字，”我说，“我真高兴，你让我注意到他的私人备忘录。他的那些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肯定极想知道他对巴黎和会的印象。要感谢他，才使他们占据了纵观世界历史的最有利位置。我猜想利顿·斯特雷奇(10)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绝对必须知道内幕消息。他们代表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利益。他们有责任知道——艺术家的责任。”

“那么犹太人这一边的利益呢？”拉维尔斯坦问道。

“凯恩斯不太关心这一点。你也许记得，在巴黎和会上他惟一结交的朋友，是一个德国代表团的犹太人。”

“可不是，那些布鲁姆斯伯里们才不会真的在乎像劳合·乔治这样普通的人。”

但是，拉维尔斯坦知道一群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小圈子的价值。他自己就有这么一个小圈子。其成员包括跟随他学习过政治哲学的学生，和交往多年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按照当年拉维尔斯坦在达瓦教授手下受训练的方法，使用同样的圈内人才懂的词汇教育出来的。拉维尔斯坦的比较老的学生中，有一些如今在全国性的报刊占据要位。还有不少在国务院供职。有些人在军事学院讲课，或者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幕僚。其中有一个是保罗·尼茨的门生。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华盛顿时报》辟有一个专栏。他们当中有一些有权有势，但所有的人消息都很灵通；他们是关系密切的一群，一个团体。拉维尔斯坦经常从他们那里得到报告，当他在家中时，和他的门徒们通电话，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勉勉强强地，他为他们保守秘密，至少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甚至于就是现在，在克里戎的顶层套房内，移动电话就放在他赤裸的两膝间。日本和服从他那比牛奶还要白的腿上褪了下去。他的腿肚子，就像那些久坐不动的人的一样——胫骨长，腿肚子上的肌肉如同用刀削过，而不是滚圆的。几年前，他心脏病发作后，医生告诉他必须锻炼，因此他买了一套价钱昂贵的运动衫裤，和一双漂亮的运动鞋。他穿着它们，拖着步子绕跑道走了几天后，便放弃了。锻炼身体不是他喜欢干的事。他把身体当作一辆运输工具——一辆摩托车，骑着它全速奔驰在大峡谷的边缘。

“我一点也不奇怪劳合·乔治会那样做，”拉维尔斯坦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争善斗的小混蛋。他在三十年代访问过希特勒，带着对希特勒很高的评价离开。希特勒是那些政治领袖们的梦想。他想到什么，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从不手忙脚乱，从不小题大做。治国方法与议会政体很不一样。”听拉维尔斯坦谈论他所谓的伟大的政治，是很有乐趣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他经常思考的对象。他非常推崇戴高乐。他时常谈着谈着便一发而不可收。比如现在，他又说起了劳合·乔治的“尖刻”。

“尖刻是好的。”我说。

“就语言来说，英国人要胜咱们一筹。尤其是当他们失去勇气的时候，语言便成为解救他们的重要法宝。”

“就像哈姆莱特口中的婊子，只能借字眼来吐露心声。”

顶着一颗光秃秃的聪明的大脑袋的拉维尔斯坦，谈起那些长篇巨论、重大问题、名人佚事来，从容自如，横跨几十年、几个时代和几个世纪。不过，他对于梅尔·布鲁克斯那样的演员，就跟对古典作品一样熟悉。他能够从修昔底德的大悲剧一直谈到布鲁克斯扮演的摩西。“他捧着圣诫从西奈山走下来，上帝本来给了他二十个圣诫，可是当他碰到围绕着金牛欢闹的以色列儿童时，有十个从梅尔·布鲁克斯怀里掉了出去。”拉维尔斯坦喜欢这些在卡茨基尔表演的文艺节目。他在这些方面有天赋。

我的这篇写凯恩斯的随笔，非常中他的意。他记得丘吉尔曾经称凯恩斯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人——亚伯热爱丘吉尔。作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成就要比很多人高，但是弗里德曼仅仅是个自由市场的狂热鼓吹者，对于文化没有什么贡献。而凯恩斯却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当然，凯恩斯关于凡尔赛和约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在这个问题上，拉维尔斯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亚伯在华盛顿的“人”不停地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他一定是在幕后操纵着一个影子政府。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脸上的笑容似乎表示，要说这事儿古怪，那是我的感受，而不是他的。他说，“我过去三十年来教过的学生，到现在还都来找我。在某种意义上，电话使我们不间断的研讨会成为可能。通过这些讨论，将他们在华盛顿每日处理的政策问题，与二三十年前学习过的柏拉图的理论，或者洛克、卢梭甚至尼采的理论结合起来。”

获得拉维尔斯坦的嘉许总是令人心情愉快，所以他的学生接二连三地来找他——这些学生现在都四十出头了，有的在海湾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在电话上和他一聊就是个把小时。“这些特殊的关系对我来说十分重要——高于一切。”拉维尔斯坦必须了解唐宁街或克里姆林宫的动向，这就像弗吉尼亚·吴尔夫要读凯恩斯关于德国战后赔偿的私人报告一样，合乎常情。很可能，拉维尔斯坦的看法和意见，有时会影响到政策的决定，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他都应该继续负起责任，对这些老学生不断地进行政治教育。他在巴黎同样也有追随者。曾经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听过他讲课的人，刚从莫斯科执行公务回来，也给他打来电话。

这当中也有与性有关的友谊和私下的亲密关系。在家里，他总是坐在宽大的黑皮沙发上接电话，沙发旁边的电子操控板他用来得心应手。我可没这个能耐。我对于高科技的东西是门外汉。拉维尔斯坦的手虽然不是很稳健，但操纵起这些仪器来，就像普洛斯彼罗变魔术一样。

再说不管怎么样，他现在都不用为电话费发愁了。

可是，我们现在还坐在克里戎大酒店的顶层套房里。

“齐克，你的天赋很好，可惜在你的故事中没有多少虚无主义的东西。你应该更多地像塞利纳那样写作虚无主义的喜剧，或者闹剧。记得那个被蔑视的女人对她的男朋友罗宾逊说，‘为什么你不能说“我爱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你那玩意儿硬起来还不是和别人一样。什么！你不脱光？’在她看来，阴茎勃起就等于爱情。可是，对罗宾逊这个虚无主义者来说，惟有一种情况，他是必须高度坚持原则的，那就是对于少而又少的几件真正重要的事情决不撒谎。他可以尝试任何下流的东西，但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刻却绝不含糊，与之划清界线。于是这个深感屈辱的妓女，举枪把他打死了，因为他始终不愿意说‘我爱你’。”

“塞利纳的意思是，这样写就使得他的故事真正可信？”

“这只是意味着作家应该要让你们笑和哭。那正是人类所寻求的。这个罗宾逊的情节是中世纪戏剧的重演，在这些戏剧中，往往表现一些最邪恶、最无耻的罪犯，再一次向圣母求助。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我要你像写凯恩斯那样来写我，只是写的范围要更广些。同时，你对他太宽容了，我不需要你那样做。你想怎么样严厉地对待我都行。你并不是一个像看上去那么可爱的人儿，通过写我，你也许会解放你自己。”

“从什么里面解放出来，准确地说？”

“随便什么，那个束缚你的东西——悬在你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对，”我说，“它是笨蛋克利斯之剑(11)。”

这段对话如果发生在饭店里，其他进餐的客人会以为我们在讲带有色情的笑话，嬉戏调笑。“笨蛋克利斯之剑”是拉维尔斯坦式的噱头，你看他笑得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受伤的马一样，向后仰着。

拉维尔斯坦给我的遗产是一个主题——他认为他是在给我提供一个主题，这或许是我所有的主题中最好的一个，和惟一真正重要的一个。不过这样一份遗产，意味着他将会死在我前面。如果我死在他前面的话，他绝不会为我写一本回忆录。他要在我的追悼会上宣读的任何东西，如果超过一页纸的话，将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我们还是亲密的朋友，没有人比我们更亲密了。我们谈笑着死亡，死亡自然增强我们的喜剧感。但是事实上，我们一起笑，并不意味着笑的原因相同。把拉维尔斯坦的那些极为严肃的思想放进他的一本书里，居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想起来着实有趣。只有资本主义的天才，才能用思想、见解、教导制造出值钱的商品。请记住拉维尔斯坦是一位教师。他并不是一个崇拜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他有他自己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观点。只不过我对阐述他的思想没有多大兴趣。尤其是现在，我更加想避免提及它们。这里我只想简单说一下。他是一个教育者。他的见解写成一本书后，他变得荒谬地富裕。不过他花钱的速度几乎就像挣钱一样快。目前他正在考虑一份五百万的新书合同。他还可以收取很高的巡回演讲费。他毕竟是一位学者。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你必须博学多闻，才能完全抓住错综复杂的新事物，并且评估它的人性价值。在社交场合，他也许显得古里古怪，但是在讲台上，你会发现他的议论有根有据。他所讲的内容一清二楚。民众视接受高等教育为他们的一项权利。白宫也肯定这种看法。学生们就像“鲭鱼充塞的大海”。大学每年的平均学费要三万块钱。可是学生学到了什么？如今的大学放任自流，纪律松弛。过去那种清教主义已不复存在。相对主义认为在圣多明戈对的东西，到了帕果帕果就错了，因此道德标准不是绝对的。

拉维尔斯坦现在不再反对享乐和爱情，相反他认为爱情可能是对人类最大的祝福。一个清心寡欲的人的灵魂是畸形的，被剥夺了最美好的东西，会抱憾终身。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生物学的典型，即抛弃灵魂，强调纵情享受的重要性，从（生物静力学和生物动力学的）紧张中解脱出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解释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或者《圣经》中关于性欲的教义，那些你们要去问拉维尔斯坦自己。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两个发源地。而耶路撒冷和雅典并不适合我的口味。如果你们对它们感兴趣的话，祝你们好运。我太老了，不可能成为拉维尔斯坦的信徒。我要说的是，连白宫和唐宁街都很看重他。他曾经被撒切尔夫人邀请到契克斯别墅去度周末。美国总统也没有怠慢过他。里根总统宴请他时，拉维尔斯坦花了一大笔钱在礼服、腰带、钻石饰纽和黑漆皮鞋上。《每日新闻》的一位专栏作家说，金钱对于拉维尔斯坦，就像从特快列车尾部平台上撒出来的一样。拉维尔斯坦开怀大笑，让我看他剪下来的报纸。这件事深深地逗乐了他。我当然不会为同样的理由而发笑。因为我并没有像他那样，被左右这个国家的巨大势力挑中。

尽管我比他要大好多岁，可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我俩的性格中都带有大学二年级学生那种自命不凡的成分，这使我们地位对等，关系扯平。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人说，我比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利不谙世事的成年人还要单纯。好像是我自己选择要幼稚似的。事实上，即使是再幼稚的人，也知道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连大脑非常简单的妇女都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和很难再相处的丈夫划清界线——什么时候开始偷偷地把银行共同账户中的钱转移出来。我并不特别注意自我保护。不过幸运的是——也许并非十分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富饶的年代，一个普天下文明国家都丰衣足食的年代。在物质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如此庞大的人口免于饥饿和疾病。这种从生存斗争中获得的部分的解放，造成了人们的天真幼稚。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他们充满希望的幻想是不受抑制的。依照不成条文的协议，你开始接受那些一定被别人篡改过的条件。你削弱你的批判力。你克制你的精明。在尚未察觉之前，你已经付出一笔巨大的离婚和解费给那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居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声称她是单纯的，不懂财务。

要了解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也许最好的方法是把他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拼凑起来。

在这个巴黎的六月的早晨，我来到拉维尔斯坦的豪华顶层套房。与其说是讨论我要写的传记，不如说是收集一些关于他父母和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情况。除了要用来写作的材料以外，其他的我不想更详细地了解。现在我对他一生的大致轮廓已经很熟悉了。拉维尔斯坦老家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他的母亲来自于一个有权有势的家庭，大学读的是约翰·霍普金斯。他父亲一生很不得意，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地方代表，被贬职到代顿市。他是一个肥胖而又神经质的、身材矮小的男人，一个歇斯底里的父亲，对子女的要求过分严厉。当他惩罚小亚伯时，总是命令亚伯脱光衣服，从裤腰上抽下皮带来一顿猛抽。亚伯崇拜他的母亲，痛恨他的父亲，瞧不起他的姐姐。再看一看凯恩斯，他很少提到克列孟梭的家族史。克列孟梭是一个饱经世故的愤世嫉俗者，痛恨并且不信任德国人；他总是戴着一双灰色的小山羊皮手套坐在谈判桌旁。不过我们还是忽略那副手套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心理传记。

再说今天早上，拉维尔斯坦一点儿也不想多谈他童年生活的那些细节。

协和广场早晨的清新正在消失。楼下的行人车辆显得稀少，六月的暑热却逐渐上升，越来越浓厚。阳光中我们的脉搏也缓慢了一些。最初的一阵心情起伏之后，生命中心的强烈的满足感，被没有完全被战胜的很多荒谬的事物证实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使亚伯·拉维尔斯坦，一个学者，一个不修边幅的大学教授，置身于巴黎最高层人物的圈子之中，他们中有住在克里戎大酒店的阿拉伯酋长们，住在里兹饭店的行政总裁们，以及住在梅瑞斯大酒店的花花公子们。在太阳照射下，我们的谈话停顿下来。一时间他陷入沉默，垂头弯腰坐着，他的半圆形眉毛向上扬着。他的嘴唇张开准备说话，结果什么也没有说。他的光头，让你看上去觉得上面还留着它的造型者的手指印。在这一刻，他自己似乎已身在别处，很容易就停顿下来。虽然他的眼睛睁着，但可能并没有瞧着你。因为他夜里很难睡一个囫囵觉，这是正常的，尤其是天气暖和的时候，他时常会短暂地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打个盹，睡过去，两条长长的手臂耷拉在椅子两旁，两只不对称的大脚，样子很奇怪地伸出来。其中的一只要比另一只大三码。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断断续续的睡眠，还有他的精神生活上的激动、烦恼和兴奋的紧张。

他今天上午的疲惫，也许是因为昨晚他请我们吃的那顿大餐，在玛德莲广场的卢卡斯-喀尔顿餐厅举行的特别宴会。光是消化那几道菜，就肯定让你精疲力竭了。主菜是鸡，用蜂蜜调好味，再包上黏土烤。这是一道古希腊菜，菜谱最近才被考古学家在爱琴海上一处遗址发掘出来。不少于四个侍者侍候我们吃这道美味。专司葡萄酒的侍者，钥匙圈上挂着他的工作牌，在一旁负责倒酒。每一道菜都有相配的葡萄酒，其他的侍者就像表演特技一样，重新摆放瓷的和银的餐具。拉维尔斯坦看上去极其高兴，大笑着，讲话也结巴起来，就像他通常讲一长串话时那样——长句子的每一个分句，开头都带着“这个，这个，这个这是欧洲最好的菜。对于法国，这个，这个齐克是个伟大的怀疑论者。他，这个，认为自从这个这个蒙羞的一九四〇年起，当胜利的希特勒踩着他的吉格舞步时，他们的烹饪就成了为他们自己装门面的东西。齐克在萨特的书里，在对美国的反感上，以及这个对斯大林的崇拜中，还有哲学和语言学的理论里，处处看得见腐败的法国。这个解释学——齐克说和声解释学(12)是一块小小的三明治，给音乐家们幕间休息的时候吃的。不过你得承认，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吃到这样的一餐。瞧瞧罗莎曼多么容光焕发。嗨，这位女士正在享用精美的食物和欣赏这个这个这个餐馆的陈设。还有尼基，他是个能够评价食物的人——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齐克。”

当然我不会。尼基正在瑞士的一家旅游学校学习。对于这一点，我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我从来就不是回忆那些细枝末节的理想人选，而尼基却是通过鉴定的合格的侍者总管。每当他像模特一样，穿上他的侍者总管的常礼服，给拉维尔斯坦和我看的时候，就要突然大笑起来，并且摆出一副经过专业训练的架势。

这顿晚宴是为我而设的。拉维尔斯坦以这种方式来对他的朋友齐克表示感谢，感谢齐克支持他写出他那本畅销书。他说，写这本书的主意从一开始就是我想出来的。如果不是我催促他写的话，它是永远也不会问世的。亚伯总是慷慨地承认——“是齐克叫我写的。”

美国，这个冷战的胜利者，惟一现存的超级霸权国家，在它的内城风景和精神上的混乱之间有着相似之处。这是一种简明扼要的说法。这就是拉维尔斯坦的书和文章想要告诉我们的。他带着你从遥远的古代到启蒙运动，然后——经由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直至尼采、海德格尔——再到现在，法人公司的、高科技的美国，它的文化和娱乐，它的出版，它的教育制度，它的智囊团，和它的政治。他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大众民主和它的典型的——可悲的——人类产品。他上课和演讲的地方总是挤得满满的，他咳嗽，结巴，抽烟，咆哮，大笑，他让他的学生站起来辩论，鼓励他们一对一地舌战，观察他们，锤炼他们。他不会问他们：“来世你们将在哪里度过？”像教会的卫道士那样，似乎末日就要来临了，而是问：“在这个现代民主社会中，你将用什么来满足你的心灵的需要？”

这个身材瘦长、光头（你老是觉得，他苍白的头皮、白色所呈现的威严，和他头上的凹痕，好像有某种危险之处）、总是穿细条纹或者深底细白条纹布西装的人，不会登上讲台，在那里愚蠢地罗列重大历史时期的顺序（信仰的时代，理性的时代，浪漫派的革命），让你无聊得要命，也不会以一个学者，或一个鼓动校园革命行为的反叛者自居。他说，六十年代的罢课和接管校园，使得这个国家严重倒退。他既不想通过制造一种自由讨论的气氛来博取学生的欢迎，也不想学那些有表演型人格的演讲者大声叫嚷“狗屎！”“杂种！”而引起学生的惊骇——实际上是取悦他们。他身上根本没有那种校园狂人的影子。他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很困扰地认识到他的错误和缺点会毁了他。不过在被毁之前，他会向你描述柏拉图的洞穴，告诉你，你自己的灵魂已经很空洞，正在很快地萎缩——越来越快。

很多有天赋的学生被他吸引，听他课的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我当时就想到，他只要把口头上做的事情放到纸上就行了。对拉维尔斯坦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写一本通俗化的书更容易的事了。

说得更直率一点吧，我都听烦了他的那些事，工资拿得不称心，他的拜占廷帝国式的借钱习惯，和别人做交易、签协议，结果把他的宝贝珍藏都送去作了抵押，他的詹森茶壶或坎佩尔古董盘子。那把漂亮的詹森茶壶，作为五千块钱借款的抵押品，被转手给他自己的一位名叫塞西尔·莫尔斯的博士生。茶壶在塞西尔·莫尔斯手中五年，我也就带着恼怒而非兴趣听了这个故事五年（这位博士生最终以一万块钱的价格把它卖给了一个商人）。那以后，我终于忍不住说：“关于这些烦人的争论，烦人的茶壶，还有你的其他那些烦人的奢侈物品，你到底能够指望我忍受多久？喂，亚伯，如果你入不敷出，好像一个在贫困中挣扎的贵族，成了时髦玩意儿的受害者，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增加一些收入呢？”

我记得当我说这些话时，拉维尔斯坦用双手掩住他的耳朵。那双手很优雅，耳朵却很粗糙。“什么——难道要我去申请当男陪同？”

“怎么说呢，你不是一个很好的男舞伴，不过你也许可以受雇做一个餐桌上的陪谈者，一个晚上赚个千把块钱……不，我心里琢磨的是一本书，你可以根据你的讲稿写出一本很通俗的书来。”

“是啊，”他说，“就像菲尔丁笔下那个可怜的牧师亚当斯，到伦敦去印他的布道词。牧师需要钱，除了布道词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他把它们写了出来。可我甚至连讲稿都没有。齐克，你给我的建议，只适合于一个出过很多书的作者。你使我想起了德怀特·麦克唐纳。他的一个朋友，名叫威内茨基的，破产了——对他的财务状况完全束手无策——他对威内茨基说，‘威内茨基，既然你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为什么不卖掉一张债券呢？你总是可以卖债券的呀。’他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威内茨基根本就没有债券。麦克唐纳们有债券，而威内茨基们没有。”

“在这一点上麦克唐纳倒很像玛丽·安东尼特王后。”

“可不是吗！”拉维尔斯坦叫道，笑起来。“这个，老掉牙的令人感到压抑的玩笑，说是一个流浪汉碰到了一位有钱的贵夫人，对她说：‘太太，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下一点食物了。’她回答道：‘噢，你这个可怜的人，你必须强迫你自己吃呀。’”

“我不明白你怎么就没想到这件事，”我告诉拉维尔斯坦，“你所要做的就是准备一个计划。至少你可以得到一小笔预付款，不会少于两千五百块。我猜想可能接近五千块。即使将来一个字也不写，你也可以用这笔预付款付清你的一些债务，使你可以再借钱，你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从一个出版商那里骗得几千块钱，帮他从债务中脱出身来，又可以随心所欲地借钱，这个交易真是太令人心动了。对于前景，他决非那种可怜巴巴的人。不过他并没有指望我的乌托邦式的心血来潮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早已习惯于二流的阴谋的表演场所，在这样的地方他能够冷嘲热讽地装腔作势，借以肯定他的与众不同的境界和视野。于是，写好大纲并寄走，签了合同，预付款也收到了。虽然无价的詹森银茶壶是永远拿不回来了，但是他的信用限额恢复了。拉维尔斯坦电汇了一笔钱给在日内瓦的尼基，尼基用它买了一套詹弗兰科·费雷的服装。尼基有着王子般的享受的本能，穿着也像一个王子。在拉维尔斯坦的眼中，尼基是一位杰出的年轻人，他有一切权利去出风头。这无关于时尚或自我表现。我们这里说的是年轻人的天性而非他的老谋深算。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亚伯·拉维尔斯坦发现他居然开始写起那本签了合同的书来。他的朋友和他教过的三、四代学生也都感到惊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不赞成。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拉维尔斯坦的见解被通俗化了，或者说被降价出售。然而就教学而言，即使你教的是柏拉图，或是卢克莱修，或是马基雅维利，或是培根，或是霍布斯，都是一种通俗化。许多世纪以来，他们的伟大思想被印成文字，让对其深奥含义盲目无知的普通大众易于接受。一切伟大的教科书都具有深奥难解的含义，他相信并且教导学生。我想这一点必须提一下，但仅止于此。而且，哪怕是最简单的人，也有其深奥难解和与生俱来的神秘的一面。

那晚在卢卡斯-喀尔顿餐厅还有一个小插曲。餐后葡萄酒上来以后，宴会结束了。我们到这里赴宴，一番尽情享用之后，再一次感受到美味佳肴和粗茶淡饭之间的悬殊差距。拉维尔斯坦掏出他的法国支票本，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一个巴黎的银行账号。这些年来，他不过是一个旅游观光者，充其量也只是法国文明的一个中等消费水平的景仰者——但是囊中不足——想要再上一层楼，花得更痛快一点，就破产了。在大西洋彼岸，我们自己那一边，也存在着同样的隐患。作为一个犹太人，同时也是美国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你又不是。然而，想像一下，当你把手伸进口袋，准备像贵族一样留下一笔可观的小费时，却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不过今天晚上，拉维尔斯坦可是得意忘形，用他有点颤抖的手，开出了支票。侍者送来账单的同时，端上一碟巧克力糖。看见罗莎曼将那些表面沾着可可粉的小小圆锥形巧克力包起来，打开她的女用小包，准备放进去时，拉维尔斯坦不禁大笑起来。“带走它们，一个也不要留。”拉维尔斯坦这个犹太喜剧演员说。他提高了沙哑的夜总会表演者似的嗓音：“这都是可以吃的纪念品。你每吃一个都会想起今天晚上的宴会。你可以把这事写到你的日记里，别忘了你是多么勇敢和鲁莽，把这些巧克力倒进你的小包里。”

拉维尔斯坦会因为你行为出格而对你有较好的印象。后来，他偶尔会对罗莎曼讲：“别跟我来那一套，装作知书识礼的年轻小姐，用惯了花边小餐巾纸。我看见你在卢卡斯-喀尔顿餐厅偷偷地拿巧克力。”事实上，他喜欢无伤大雅的罪行和有失检点的举止。就在他这种表面的偏爱下面，往往可以发现他真正的看法。在这个事例中，他认为，始终如一的优良品行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迹象。加上拉维尔斯坦自己就酷爱好吃的东西——他称之为美味佳肴的东西。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他常常在杂货店停留，买一包小孩吃的糖果。他会不停地吃加糖的水果冻，一直吃到肚子塞得满满的，尤其喜欢那种橙味的，半月形的。

罗莎曼一把抓起巧克力糖的举动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她是一位美丽、有教养、有礼貌、有智慧的年轻妇女。让拉维尔斯坦感到高兴的是，她居然会爱上像我这样一个老家伙。“有一种妇女天生喜欢年龄大的男人。”他说。就像我前面指出的那样，他就是欣赏不合常规的行为。尤其是为了爱情的缘故。他对于感情的渴望评价非常高。认为追求爱情，陷入热恋，乃是渴望寻回你失去的另一半自我，正如阿里斯托芬所说的。只不过这句话并不是阿里斯托芬所说，而是柏拉图在一篇演讲中说的，但被认为是阿里斯托芬所说。据说在原始时代，男人和女人都是圆形的，就像太阳和月亮。他们既是男的又是女的，具有双重的性器官。有些情况下，两种器官都是男性的。神话流传下去。他们是一批骄傲的、自足的人。他们公然反抗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因而受到众神的惩罚，被分成两半。这就是人类所遭受的肢解的痛苦。因此，我们才会一代又一代地寻找着那失去的另一半，渴望重新获得完整。

我自认并非学者。就像我那一代的学生，或者说大多数学生一样，我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我以为读它是一种奇妙的享受。是拉维尔斯坦打发我回头重读它的，当然不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打发。不过如果你一直和他在一起，你就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回头重读《会饮篇》。是人就得受苦，被肢解。人是不完全的。宙斯是暴君，奥林匹斯山上施行的是暴政。处境严峻的人类的工作，就是寻找失去的另一半。这么多代人过去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互为补充的另一半。厄洛斯乃是宙斯给予人类的补偿——可能出于他自身政治上的需要。寻找你失去的另一半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性爱的拥抱让你暂且忘掉自我，然而对遭到肢解的痛苦的认知却是永恒的。

不管怎么说，那晚我们直到午夜以后才离开那家饭店。街对面的橱窗里展示着兰花，一片灯火辉煌。我们被花店的灯光和色彩所吸引，穿过空旷的大街来到花店前。厚厚的玻璃橱窗上有一道竖直的开口——镶着两道黄铜边线——让花香飘入玛德莲广场的一氧化碳中。更多的法兰西式诱惑。玛德莲教堂是举行国葬的地方，妓女们却通常在大教堂的门口聚集。拉维尔斯坦提醒我这一点。

这就是我要向你介绍的拉维尔斯坦。如果不知道有关他的这一点，你就不能完全了解他。没有渴望，你的灵魂就像用旧了的汽车内胎，也许还能在海边开上一个夏天，仅此而已。生气勃勃的男女们，尤其是年轻人，总是全心全意地追求爱情。相比之下，那些小资产阶级却活在暴力致死的恐惧之中。瞧，以这种最可能的简单形式，让你大致了解拉维尔斯坦的至关重要的成见。

不过我觉得将他说得这么简单，对他是不公平的。他其实是个十分复杂的人。他真的抱有这样的观点（被苏格拉底归之于阿里斯托芬），认为我们所追求的他人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吗？再没有什么能够比这种不断地追求的真实事例，更让他感动了。并且他也不断地在每一个熟人身上寻找这种迹象。他的学生自然也包括在内。有点儿古怪吧，一位教授，把他班上的学生看作是演员，正在上演一幕令人惊异的永恒的戏剧。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指示刚进来的学生忘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亲是印第安纳州克劳福斯维尔或伊利诺伊州庞蒂亚克的商店主。儿子们则终日在学校苦苦思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会饮篇》和《费德罗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想到，不要多久，他们就会变得对古希腊的尼西阿斯和亚西比德熟悉起来，比对家乡的运牛奶火车和小零售店还要熟悉。一点点地，拉维尔斯坦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将自己的私事说给他听。他们什么也不隐瞒。关于他们，拉维尔斯坦知道得那么多，真是叫人吃惊。这部分地也是因为他热衷于说长道短，并借此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他不仅训导他们，而且塑造他们。他把他们分成小组，小小组，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法，归于不同的性类。有些将会做丈夫和父亲，有些将会成为同性恋者——有正常的，不正常的，深刻的，妙趣横生的，赌博者，投机者；还有天生要当学者的，有哲学天赋的；此外还有情人，勤奋好学者，官僚主义者，孤芳自赏者，风流成性者。对此他作了大量的思考。他痛恨并脱离了自己的家庭。他告诉他的学生，进大学来学习，就意味着要抛弃父母灌输给他们的想法。他将引导他们走向更高级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又变化多端，服从理性——绝不能活得枯燥无味，死气沉沉。如果他们运气好，聪明而又出于自愿，拉维尔斯坦将要送给他们一个礼物，一个他们希望得到的最大的礼物，引领他们学习柏拉图，给他们介绍迈蒙尼德难解的奥妙，教导他们正确解释马基雅维利，使他们了解莎士比亚的高尚人性——直到尼采甚至尼采之后。这不是他要讲授的大学课程——它不受大学课程规定的约束。总的来说，他讲课的效果很好。他的学生当中虽然没有谁比得上拉维尔斯坦，但他们大多才智过人，卓尔不群。他希望他们个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甚至喜欢比较反常的学生——他们从来也不可能反常得足以让他满意。当然，再反常的学生也得掌握所学专业的基本原理，而且要完全彻底地掌握。“他是不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他指的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或另一个。“他最近写的那篇《历史决定论和哲学》的选印本送给你了吗？我让他放在你的信箱里的。”

我大致浏览了一下那篇文章，它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只蚂蚁企图翻越安第斯山，有点力不从心。

拉维尔斯坦敦促他的那些年轻人摆脱他们的父母，然而在围绕他所形成的团体内，他的角色正在一点一点地转变为父亲。当然，如果有谁不这样做，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出去。一旦他们成为他的心腹，他便开始为他们规划前程。他对我说：“阿里和别的那些人一样聪明。你喜欢那个和他同居的爱尔兰姑娘吗？”

“唔，我没怎么见过她，她确实好像很机灵。”

“机灵只是一个方面。她放弃了往法律界发展而来跟我学习。再说，她还有一对超大的乳房。她和阿里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左右。”

“那么她在他身上已经进行了合法的投资。”

“我明白你的意思，虽然你把他说得好像是一宗财产。记住，他是一个穆斯林。他有一个正统的、长幼有序的、金字塔式的埃及人家庭……我的意思是。”他疑惑穆斯林是否很少恋爱。充满激情的爱是他长期的兴趣所在。但是，中东的风俗习惯是由家庭安排婚姻。“尽管如此，埃德娜凭着自身的实力，足可以打倒任何金字塔。”他也研究过埃德娜。他对学生之间的般配煞费苦心。“她是个很有深度的人，显然也很漂亮。”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今天我们本来计划讨论我要写的回忆录，但是显然这个时间不太适宜讨论一些有关传记的细节。“真的，”亚伯说，“我不太想再重复早年的生活——我的母亲很有能力，她上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班上顶尖的学生。而我那死脑筋的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我没有成为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就算我得到最高分又有什么了不起，那些必修课得到B和C就很不错了。然而，不管我干得如何出色——甚至被邀请去耶鲁或哈佛演讲——直到最终，我老爹还要当面责备我没有成为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他的头脑宛如佐治亚州的沼泽地——奥克弗诺基，神经质的光芒跳跃闪烁于其上。他的确是个失败者，但是在他身上也具有某种藏而不露的优点——只不过掩盖得很好，永远不易为人觉察。”

讲到这里，拉维尔斯坦停了下来，然后说：“我想，今天上午最好去圣誉街走走……”

“就是说今天上午剩下的时间。”

“罗莎曼要睡到很晚才会起来。我们用昨晚的诱惑把她给累坏了——一位漂亮的女士和三位魅力十足的男士一起用餐。一点钟之前，你待在这里只能令她讨厌。我在朗万时装店看见一件运动上衣，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对售货员说上午会顺道去一下。今天早晨我有点昏昏沉沉的——刚才我正在打瞌睡。我最不喜欢这样无精打采的情形了……”

我们离开房间，时间非常凑巧，因为电梯下降了几层后停下，迈克尔·杰克逊和他的一帮随从走进来。他穿着一件缀满亮晶晶饰片的衣服，黑底上闪着金光——非常贴身，整洁的鬈发，淡淡的笑容很纯真。你会不由自主地察看他的脸上是否有动过手术的痕迹。我以为他的神态是渴望变化的。金童降落到尘埃间，就像打扫烟囱的人那样。

拉维尔斯坦就像迈克尔的保安人员一样高大——甚至比他们还要高，不过肯定不如他们健壮——喜欢这种不期然的巧遇。他好像是——时间浑身都充满着快乐。

到了一楼大厅，保安们像游蛙泳一样，为杰克逊清出一条道来。门厅里有很多人。门外面人更多，挤成一团，在警察组成的屏障后面的街道上。我们一起被推到用金色的绳子拦出的通道外边。歌星走出来，优雅地向狂叫着的围观者挥手致意。亚伯·拉维尔斯坦一点也不介意挤在绳子外边。巴黎就是巴黎。设计了凡尔赛宫的法国皇帝们，指导建筑师们建造出这个辉煌壮丽的帝都。拉维尔斯坦今天就置身于此。他是新秩序下的贵族，带着信用卡和支票簿，准备花费他的金钱——如果还有比克里戎大酒店更好的旅馆，亚伯一定会去那里。拉维尔斯坦现今是个高贵的人。用信用卡付账，然后把账记到他在美林投资银行的账号上。拉维尔斯坦很少核对银行寄给他的账单。尼基间或查阅一下，当然他不应该这么做。不过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亚伯的利益。多亏了尼基，新加坡的大诈骗犯才被发现。有人在那里用亚伯的威世信用卡消费，账单高达三万元。“签名明显是假的，”亚伯说，他倒并不太着急，“威世信用卡公司处理了这件事。国际性的电子诈骗是当代的趋势。当那些聪明的研究者们还在实验室里考虑如何保持他们的领先地位时，骗子们早已学会抢在高科技的前面，就像善于发明创造的细菌骗过药剂一样。校园里的小天才要比五角大楼的人更机智。”

走在圣誉街上，拉维尔斯坦非常愉快。我们逛了一家又一家商店。

法语管逛商店看橱窗展示叫“舔玻璃”。这需要足够的闲暇，我们所吃的早餐经过这一个上午的闲逛，差不多都消化光了。可是我们还在那些陈列的短袜、领带和订做的名牌衬衫前流连徘徊。后来我们走得快了一点。我对亚伯说，这些精美然而昂贵的陈列品使我感到紧张，太多吸引人的东西，我简直不想离开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

“我已经注意到了，”拉维尔斯坦说，“自从你结婚以后，你穿衣服的标准就降低了。你一度是个讲究衣着的人。”

他的语气里不无遗憾。有时他会给我买一条领带——换作我，决不会挑那样的领带。这些作为礼物的领带，有一点贬低我的意味，提醒我衣着过时了。不过还不止这一点。拉维尔斯坦长得比我高大，而且很会发表引人注目的谈话。高大的身材穿上衣服效果也比较好，更加引人注目。我做梦也不会对此表示怀疑。真正英俊的男人应当个儿高。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比一般人高大。虽然我久已不读亚里士多德了，但仍然记得《诗学》里讨论到这些内容。

这条圣誉街上，处处炫耀着法国历史和政治的光华——法国文明的特殊见证。它使我想起一首音乐堂的老歌，叫做《蒙地卡罗赌场的大赢家》。一个浪荡公子在布隆尼森林中闲逛，带着一副自由自在的神态。他举止温文有礼，自然旁边的人都盯着他瞧。

巴黎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没有关注的事情，就等于根本没有发生。那个像燃烧着的熔炉一样的老家伙，巴尔扎克，确立了这个基本原则，没有被巴黎审查通过的，甚至就等于不存在。

当然，拉维尔斯坦对于现代世界了解得太多了，以至于不能苟同这一点。可别忘了，拉维尔斯坦是指挥员，在他那个私人指挥所里，电话键盘复杂，各种小灯闪烁不停，最新的立体声音响系统播放着帕莱斯特里纳的音乐，用早期的乐器演奏的。法国，哈哈，不再是评判和启蒙的中心，也不是网络空间的大本营。全世界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文化痞子们也不再为它所吸引。法兰西曾经辉煌过。戴高乐像长颈鹿似的高昂着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丘吉尔曾说，英国对法兰西的援助乃是对它的冒犯。这个高傲的军人凝视着后现代世界的树梢，不能忍受他的国家需要援助的想法。

亚伯的头脑中永远都不会缺乏内容来充实、记录各个时代。“‘没有军队的法国不是法国。’——又是丘吉尔说的。”我对于这些谈话的兴趣都差不多。虽然我不能像他那样引经据典地说古论今，但是我乐于做他的听众。拉维尔斯坦这一点做得绝对要比别人好。更何况他对所谓的伟大政治有着特殊兴趣。这样看来，现在的法国当然破产了。剩下的只有法国人的行为举止还可以引以为傲，他们充分利用了行为举止，除了有点装腔作势。他们也知道自己废话讲得太多。他们仍旧擅长的是表示亲密的艺术，当然还有吃，那也是傲视群伦的——比如昨晚在卢卡斯-喀尔顿餐厅的宴会。巴黎的每一个区都有卖新鲜农产品的集市，精美的糕点店，卖冷切肉的猪肉店。再加上精心展示的内衣，不知害臊的高级床上用品。“来吧，投入我的怀抱，我给你巧克力。”太精彩了，将人类的隐私，将活生生的造物和他的需求公之于众。纽约的那些印刷精美的杂志一直在模仿法国，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对了，还有法国的街头生活。“美国住宅区的街道十分之九人烟稀少，缺乏生趣，而这里的人类同胞仍然还在调皮胡闹。”拉维尔斯坦说。

不守教规的拉维尔斯坦确实喜欢就性的问题搞恶作剧。暧昧的邂逅往往令他回味无穷，那种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对于某些行为，或者确切地说，某些不良行为来说，巴黎依然是最好的地方。拉维尔斯坦一边走，一边笑，一边说着话，结结巴巴地，这不是因为虚弱，而是说得太多。著名的巴黎之光集中照射在他的光头上。

“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不要不耐烦，齐克。你让我觉得，总是有什么比现在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我没有反驳——连想都没想。我们要去的朗万时装店离得不远，不过一路上经过的各种各样的商店把我们给耽搁了。眼镜店的验光师们老是不让他走，弄得他对每一种眼镜架都了如指掌。也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根据一项调查，一般美国的女性都有三副太阳眼镜。“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可怜的李尔王为多余的身外之物辩护。亚伯喜欢眼镜；也买眼镜作为礼物。他送给我一副眼镜，可以折叠起来装进小眼镜盒内，刚好放到外衣口袋里。自从他把一只隐形眼镜掉进正在烹调的意大利面酱中以后，就发誓再也不戴隐形眼镜了。那晚他正好请罗莎曼和我吃晚饭，我们还拿这种新的事后聪明开玩笑来着——隐形眼镜能够被人消化吗？大概就像人们所说的，让鸵鸟消化硬铁吧。

“这件朗万的外套，与你已有的不下二十件外套有什么不同呢？”我想问问他。然而我很清楚地知道，在亚伯的头脑中，挥霍和吝啬、慷慨和小气之间的区别，是各种各样的。灵魂高尚的人应有的品性。我不想引他开始借此发挥，他今天上午对此也没有兴趣。

不久以前在中西部，他还没钱的时候，抱怨没有衣服穿，我领他去市中心找我的裁缝杰苏阿尔多，为他量身定做一套西服。在杰苏阿尔多店堂的楼上，他看中了一块非常醒目的法兰绒，苏格兰有名的厂家出产的。我们试了三四次衣服，最后的成品依我看来非常合身。为此我花了很大一笔钱。当时我的一本书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尾部；虽然它后来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只上升到中间，我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我，只要得到中等的回报，便觉得很幸福。我的生活标准确立于缺吃少穿的三十年代。一千五百块应该可以买到一套顶好的衣服。就是在我衣着讲究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穿着比较时髦），也从来没有买过超过五百块一套的衣服。这是当时那些刚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学生能够出的价钱。等到他们变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以后，就不再去找杰苏阿尔多做衣服了。他们为自己找到了更高级的裁缝，那些专门为外科医生、职业运动员和骗子做衣服的人。

拉维尔斯坦和我就杰苏阿尔多做的衣服进行过辩论，最终达成和解。“听着，齐克，”拉维尔斯坦说，“那套衣服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的裁剪——不在于手艺……”

“你在家试穿时，和尼基两人取笑过它。你从来没有穿过它，除了有一次，为了让我高兴……”

“不能否认，我并不认为它适于使用。”

“使用不是一个贴切的字眼。你们两个不应该塞一个人体模型在里面。”

烟卷不离口的拉维尔斯坦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身体扭向后方，可能是想避开打火机的火苗，也可能是因为笑得太厉害。当他能够开口说话时，他说：“好啦，它又不是朗万的衣服。我知道你想帮我一点忙，齐克，尼基是第一个说你很慷慨大度的。不过杰苏阿尔多做的衣服已经过时了。他做的衣服像是给黑手党穿的，还不是首领穿的，是士兵穿的，低级流氓穿的。”

“这么说我穿的衣服全是这样了。”

“你对于时尚又不感兴趣。你又不在意什么名牌。你应该把付给杰苏阿尔多的钱给我，我再添上不足的数目，就可以买一套像样的剪裁精美的衣服。”

我们之间非常开诚布公。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你的想法，而不必顾虑冒犯对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事情过于隐私，过于难为情，而不能对对方说；没有什么过于恶毒，过于可耻。我觉得有时候他对我很宽容，不会顶严厉地指责我，假如当时我刚好没有准备好，经不起批评。我对他也如此。对于弱点和不好的东西，我对他就和对我自己一样，坦诚，把话说得清清楚楚，这让我感到无限的轻松。他比我更有自知之明。每一次私下的讨论，结果都变成良好的、纯净的、带点虚无主义的乐趣。

“未经审视的生活也许是不值得过的，但一个人的生活要是受到审视，可能会让他觉得不如死了好。”这就是我对他说的话。

拉维尔斯坦听后开心极了。他狂笑起来，直笑得两眼往上翻。

且慢，我在巴黎的好时光还没有结束。

朗万时装店的那件高级外套，是用美丽的法兰绒做的，质地结实，像丝绸般光滑闪亮。它的颜色使我联想起拉布拉多犬——金黄色，折皱处流光溢彩。“这种外套的广告刊登在《名利场》和其他一些印刷精美的时尚杂志上，那些给它们做模特的人，通常胡子拉碴，样子粗野，看上去就像粗野的同性恋，或是十足的强奸犯，除了炫耀他们肮脏的自恋癖以外，其他什么事情——不论什么事情——也不会干。”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把这样的衣服穿在笨拙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胸部有点儿肥肉，腰上长点儿赘肉。这件衣服看上去其实挺顺眼的。

我建议拉维尔斯坦买下这件朗万外套。

这件衣服要价四千五百美元，他用他的维萨金卡付的账，因为当时他不能肯定，他的法国里昂信贷银行账户里还有多少钱。维萨信用卡公司保护它的顾客不被欺诈，保证你按照交易当天的官方外汇兑换率付账。

走到街上，他问新衣服的颜色在白天的强烈光线下怎么样，我说好极了，他感到称心如意。

我们要去的下一家是苏尔卡男装精品店，在那里他把他订做的衬衫察看了一番。它们将被分装在结实的塑料盒中，由专人送到克里戎大酒店。然后我们又去拉利克水晶器皿精品店的陈列室，他想看看那里的水晶灯，是否有适合他家的墙壁和天花板的。

“让我们用半个小时逛逛杰洛特帽店。”

在杰洛特帽店内，我实在忍不住，给自己买了一顶绿色灯芯绒浅顶男帽。亚伯说我一定得买下它。“我喜欢你戴上它的样子。你需要果断一点。你没有充分表现你自己，”他说，“你他妈的太节制了，齐克。这不合你的身份，因为任何一个引起你注意的人都知道你是个非常傲慢妄自尊大的家伙。如果你太小气而不买它，就把它记到我的账上……”

“我父母家里曾经有一套绿色沙发，”我说，“二手货，不过是天鹅绒的。我自己付钱……我买它是为了儿时的记忆。”

“六月戴也许厚了一点。”

“是吗，那么希望我十月还活着。”

他穿着崭新的朗万外套走上丽弗里街。伟大的卢浮宫和公园就在我们的左边。拱廊里挤满了游客。

“皇家广场”——拉维尔斯坦大致指了一下——“这是狄德罗每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散步的地方，也是他与拉摩的侄子进行著名的对话的地方。”但是拉维尔斯坦一点儿也不喜欢拉摩的侄子——那个音乐教师和寄生虫。他也对狄德罗不屑一顾。他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物，在历史方面，尤其是道德史和政治理论史方面学识广博。我往往被这种人吸引，他们在大的方面条理清晰，纵观世界，运思无碍。只有在谈话中老是“这个这个”时，拉维尔斯坦才显得有点语无伦次。在美国我们有个哥儿们，就喜欢对我们说：“条理本身就是一种魅力。”这就像用另一种方式表达“音乐是迷人的”等等。

碰巧我们正在谈论这样一个有魅力的人，他的名字是，或曾经是，拉克弥尔·科贡。拉克弥尔和演员爱德蒙·格文长得一模一样，后者在电影《三十四街的奇迹》中演过圣诞老人。然而拉克弥尔是一个没有善心的圣诞老人，一个危险的人，面色红润，眼睛布满血丝，一张脸上充满怒意的肌肉十分发达。他像圣诞老人一样从烟囱里下来，不过目的是要找麻烦。

拉维尔斯坦和我不想吃午餐——卢卡斯-喀尔顿餐厅十道大菜的晚宴，让你直到第二天晚餐前都没有胃口——不过我们坐下来喝了点咖啡。拉维尔斯坦已经抽上第二包万宝路香烟了，在他经常光顾的花神咖啡馆，叫了一杯“意大利香浓咖啡”。花神咖啡馆的人为他把咖啡装好盖紧。他端杯子的大手颤抖起来，不过那与神经紧张无关。他是过度兴奋所致，咖啡因起的作用很小。

他说：“拉克弥尔是我以前的一位老师。那时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接着到牛津并在那里加入英国籍。此后便总是在美国和英国之间往返。他是个严肃的人，有点和自己过不去。我欠他很多人情——比如我现在的教职。我在明尼苏达流放，他让我得到我想要的职位……”

“差不多就是你想要的……”

“那是真的。我是惟一一个没有获得讲席教授头衔的教授。在我为学校干了这么多年之后……管理层提供给我的惟一的椅子是电椅。”

拉维尔斯坦异乎寻常地不受这种成见和不满的影响。这里不是谈论成见和不满的地方。也许以后我会谈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我不再提它。总而言之，这里我要谈的还不是它。我说过我要通过一点一滴的拼凑来表现拉维尔斯坦。

在餐桌上他是一个看起来古怪的人。你需要对他进餐的习惯习以为常才行。他们系创始人的太太，葛利夫夫人，曾经对他说，再也别指望她会请他去吃晚餐。葛利夫夫人自己是一位有钱的贵妇人，文化修养很高，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她的晚餐桌上的贵宾包括理查·亨利·陶尼(13)、伯特兰·罗素和其他一些法国托马斯主义(14)的大人物，他们的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马里坦？），还有很多文人学士，尤其是法国的。那时亚伯·拉维尔斯坦在学校教职员当中资历尚浅，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招待T．S．艾略特的午宴。当亚伯·拉维尔斯坦离开时，玛拉·葛利夫对他说：“你居然直接就着瓶口喝可乐，艾略特一直看着你——目瞪口呆。”

拉维尔斯坦自己把这事给供认出来了，也把已过世的葛利夫夫人给供认出来。她出身极其富有，她丈夫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者。“这些自我炫耀的人，一边往下说一边信口胡扯他们的特殊重要性，”拉维尔斯坦说，“直到编织出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幻想。他们将自己变成美丽的蜻蜓，在非现实的完美氛围中飘然掠过。于是他们写散文、诗歌，以及关于他们彼此的种种著作……”

“粗鲁的犹太人的举止，在宴请大人物的午宴上——一个超级重要的访问者……”我说。

“T．S．会怎么看我们！”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不信就着瓶口喝可乐就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首先，可口可乐瓶子出现在餐桌上干什么！）那些教授们的太太都知道，当拉维尔斯坦来赴宴时，宴会结束后的清洁工作还有得忙呢——洒的，溅的，打碎的，他用过的肮脏的餐巾，餐桌下东一块西一块掉下的熟肉，听到俏皮话大笑时喷出的葡萄酒，尝了一口觉得不合口味而乱扔在地板上的菜。有经验的主人会在他坐的椅子下面铺上报纸，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不太注意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亚伯很清楚——他知道什么应该全神贯注，什么可以置之不理。不喜欢亚伯在餐桌上的举止等于承认自己心胸狭窄。

拉维尔斯坦调侃地说：“她不会让任何犹太佬在她的餐桌上举止如此不检点。”

葛利夫教授，她的丈夫，就不带这些偏见。他是个高大而严肃的人，举止得体，但他的神态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甚至更逗趣——我的意思是，他比拉维尔斯坦还要妙趣横生。他的一对小眼睛离得很开，显得和蔼可亲，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是一位在学术界负有盛名的博学学者的头发。他的朋友主要是一些法国人，身世显赫，带有像波旁六世这样的姓氏——不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就是排在最终名单上的候选人。葛利夫教授被他的太太和用人们——洗衣女工，厨师，侍女——照顾得无微不至。葛利夫夫妇并非一般的学院派夫妇。他们在巴黎和伦敦都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舒适自在。在圣特罗佩或诸如这一类地方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经与他们比邻而居。葛利夫和他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在谈话之中抬出名人显要，以抬高自己身份的人：他们是一对富有的美国爵士乐时代的夫妇，认识毕加索和格特鲁德·斯泰因。

出于某种原因，拉维尔斯坦和我在花神咖啡馆谈起了这对夫妇。在特别令人愉快的日子里，午后的昏昏欲睡总是让我难受——好的天气会使之更糟。太阳投射在四周的光芒——生活的辉煌，容我这么说吧，万物的欣欣向荣，令我沮丧。我永远都跟不上欢欣鼓舞的生命密集的步伐。虽然我从来没有向拉维尔斯坦提起我的这种感受，但是他也许感觉到了这一点。有时他会为了我的缘故而插进来挑起话题。

“葛利夫爱住皇桥大酒店——那是他最喜爱的酒店，就在附近。”拉维尔斯坦说，“我告诉你吧，葛利夫太太死后，葛利夫为了她很伤心，他来到巴黎。他随身带来她的手稿，打算为她出版一本文集。他把拉克弥尔·科贡给叫来帮忙——拉克弥尔当时正在牛津大学。”

“拉克弥尔为什么要来帮忙？”

“他欠这位老教授人情，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拉克弥尔差一点被解雇，葛利夫出面阻止。葛利夫保护他——给了他一个避难所。这是拉克弥尔成为那些学术界混蛋们口中的‘精英’之前的事。总之，他来到巴黎，也住进皇桥大酒店，虽然没有住套房。每天早晨他准时报到，为玛拉·葛利夫的手稿而忙碌。而每天早晨葛利夫准会说，‘我着凉了，玛拉今天肯定不希望我工作。’或者说，‘我一定要去理发了，玛拉要说我过了该理发的时间了。’要不然他就是有约会，要见某个罗什福科，或某个波旁六世，留下拉克弥尔独自整理她的笔记，读她那些令人抓狂的文章。不过拉克弥尔不时被她的日记吸引住，因为他的名字老是被提到：‘又是那个讨厌的小犹太人拉·科贡。’‘我尽量去折磨赫伯特的那个使人反感的门徒科贡，他一天天变得更犹太样儿了，也更招人嫌，简直无法容忍——长着一张黄巴巴的到处鬼混的犹太人面孔……’”

“是科贡自己告诉你的吗？”我问他。

“一点不错。他忍不住要说，不过他觉得很好笑。他说她是一个典型的维尔迪兰夫人式的人物——在社会的阶梯上不屈不挠地向上爬的人。一旦这种人受过文明教育，他们就会更加排斥犹太人。”

“不过没有哪个较真的人会与她较真。”我说。

“齐克，你认识她吗？”

“我到学校的时候她刚刚过世。葛利夫是个好人，异乎寻常地慷慨大度，总是提到‘我已故的夫人’，然后笑着加上一句：她从不准时。他的第二位夫人是个很有魅力的美人——有些人会越挑越好。后来证明她是一位坚强、大方而又聪明的人。有一次葛利夫请我吃晚饭，他在电话中以正规的法国人的方式问我，是否对‘有色人种’抱有反感。那晚的客人是一位来自法属马提尼克岛的高雅女士——有位有名的艺术史家的夫人。是不是那位写了本关于塞尚的书的瑞瓦德？”

“你总是很走运，却很少充分利用你的运气。”拉维尔斯坦说。

我已经听惯了他的这种说法。拉维尔斯坦认为我既有天赋又聪明，只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幼稚、被动——内向。他说，当我遇到知音的时候，可以滔滔不绝。他告诉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是我没有思考过的——确实如此，不过，关于这些重要的问题，除了思考，我又干了些什么呢？

按照我的建议，拉维尔斯坦变得非常富有。昨晚的庆祝宴会以后，罗莎曼曾对我说：“这本来就应该是一场庆典。亚伯的所有的感激之情，转化为卢卡斯-喀尔顿餐厅的盛宴——雅典式的进餐，饮酒，交谈。”她曾经是拉维尔斯坦学术上的狂热追随者之一，精通希腊文。跟随拉维尔斯坦学习，你必须读色诺芬、修昔底德以及柏拉图的希腊原文。

我笑她描述她老师的方式，倒也同意她的说法。和其他大多数善于观察的人不同，她不仅观察力敏锐，而且思路清晰。这是罗莎曼的天赋之一。她热爱拉维尔斯坦，是他的一个十足的崇拜者。

侍者端来咖啡放下，亚伯已经在喝第三杯意大利香浓咖啡了。他的笨拙的大手紧紧抓住小咖啡杯，送到嘴边。如果有人打赌的话，我一定会下笔大赌注。他崭新的外套的翻领上果然留下了咖啡的褐色印渍。这是无可避免的——命中注定。他还在喝他的咖啡，头向后仰着。我一声不响，把头转开，不去看那件朗万外套上的褐色大斑点。换个人也许立刻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换个把钱看得比较重的人，就会多少感到有责任保护一件价值四千五百美元的衣服。拉维尔斯坦的领带也都是名牌，不是爱玛仕就是欧米尼基尔多·杰尼亚，每条领带都有香烟烧的痕迹。我试图向他推荐领结，对他说领结可以藏在下巴底下，不易弄脏。他明白我的用意，但是他不会买现成的领结：他从来没有学过打一个“小蝶耳狗”领结（他这么叫它）。“我的手指头不稳当。”他这么说。

“啊，哎呀，”他终于发觉他的朗万外套的翻领溅上了咖啡，说道，“我他妈的又把它弄脏了。”

对于他讲的话，我没有笑出来。

这当口儿必须拿个主意。想来也很好笑，居然把咖啡溅到刚穿上身的昂贵外衣上，真正是典型的拉维尔斯坦的做派。他自己刚刚也这么说来着。不过我没有当它只是个喜剧性的插曲。我忍住笑，表示衣服上的污渍也许可以去掉。“克里戎大酒店为顾客烫洗衣服的人也许能够清除它。”

“你真认为他们可以吗？”

“如果他们不行的话，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行了。”

你必须有几分专长，才能赶得上拉维尔斯坦思维的运动。你必须区别什么是人们被教导去做的事情，什么是他们内心深处渴望要做的事情。对某些思想家而言，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互相惧怕又互相憎恨。就像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根植于天性之中。萨特曾经在他的一个剧本中告诉我们，地狱就是“他人”——顺便提一下，亚伯憎恶萨特，也鄙视他的思想。哲学并非我的所长。不错，我在学校学过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自忖也能上电视的智力竞赛节目去唬唬人。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并且从拉维尔斯坦那里学到很多，因为我死忠于他。我“珍爱”他，这是我的一位熟人教我这么说的。

很显然，我提到克里戎大酒店的烫洗衣服服务，是为了安慰亚伯，因为他把花神咖啡馆的香浓咖啡溅到他新买的名牌外套上了。可是亚伯并不需要我为他的遭遇而安慰他。如果我笑话他马虎大意，乱洒乱溅，笑话他笨手笨脚，过分激动，或许他对我的感觉还要好一些。他喜欢通俗喜剧，老式的滑稽杂耍节目，伤人自尊的评论，粗鲁莽撞，不加修饰的玩笑。所以他并不看好我懦弱的、公允的、把事情处理得更好的动机——我的傻瓜似的好心好意。

亚伯不相信好心好意。学生没有达到他的标准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看错你了，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我不要你跟在我身边。”他根本不在乎别人那种被排斥的感觉。“如果他们恨我，对他们反而更好。这可以磨砺他们的思想。总之，我们关于治疗法的胡扯淡太多了。”

他说各种各样的人打扰我，浪费我的时间。“读读任何一本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好书，”他指导我，“看看南北战争时，那些人是如何纠缠不休，跟他谈工作，谈与战争有关的合同，特许经销权，领事馆的职位，以及异想天开的军事思想。他认为，作为一位全民的总统，有义务与那些寄生虫，奴颜婢膝的家伙，还有经销商交谈。他一直置身于鲜血流成的河流之中。战时措施使他成为一个专制君主——他必须取消人身保护令状，你要知道。为了更高的这个这个需要。他必须阻止马里兰州加入南部邦联。”

我的需要自然与拉维尔斯坦的不同。干我这一行的，必须反复权衡，顾及各种模棱两可的状况——以避免过于锋芒毕露的判断。所有这种节制也许就类似于幼稚。但也不全是那么回事。从事艺术的人变得精通于正当的法律程序。你不能随便就将人家勾销，或是送他们进地狱。

正如拉维尔斯坦观察到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也是愿意担风险的——反常地自愿。用他的话来说，“奇大无比的风险”。“总之，齐克，很难找到比你更不谨慎小心的人了。当我想到你的生活时，禁不住开始相信命运。你命中注定。你真的是个不顾一切冒险的家伙。也许你，这个，还没有完全到那个地步。不过我想说的是，你的制导系统是极端有缺陷的。”

拉维尔斯坦喜欢的正是这种荒诞。“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决不会取安全而避开危险。你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在那些仍然使用这个字眼的日子里。当然我们都是好人，都极其腻味所谓的人格特征，或人格缺陷。为什么暴力如此盛行？原因之一恐怕是那些精神病学的洞察让我们失去耐心，看到他们被自动武器打死，在汽车里炸死，上绞架绞死，或者被剥皮制作成标本，我们得到了满足。我们如此厌恶必须去思考每一个人的问题——惊悚戏剧里模仿的毁灭还不足以让这一帮恶棍们过瘾。”

他喜欢把他长长的胳膊举到聚集着阳光的光头之上，发出滑稽的叫声。

在我看来，他刚刚说到我的这番话，有点儿走向愤世嫉俗的味道。拉维尔斯坦恰恰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或一个厌世者。他像他们来到时一样慷慨——对于他所接纳的学生来说，他就像一座水库，一个力量的源泉。许多人是抱着美好的民主前提来的，认为他应该帮助他们，与他们分享他的思想。他当然拒绝让自己被利用，被享有——被一帮不劳而获的人予取予求。“我又不是萨拉托加泉的输水管。纽约布朗克斯的犹太人带着杯子到萨拉托加来，享用免费的延年益寿水——治疗便秘和动脉硬化。我也不是免费的商品，公开赠送的礼品，是吗！没想到有神效水结果是致癌的。对肝脏不好。对胰脏更不好。”他说得自己也好笑，然而笑得并不开心。

就算这些人没有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去喝萨拉托加的水，他们也会在富莱特布什或布朗斯威尔吃喝同样会致命的东西。你怎能排列出没完没了的危险物呢：香烟，食物防腐剂，石棉，庄稼喷洒的农药——还有厨子料理生鸡肉时，手上沾染的埃希氏大肠杆菌。拉维尔斯坦会说：“再没有比怕死更布尔乔亚的了。”他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发表了这一小段非传统的布道。他使我联想起打扮得像碎布娃娃似的舞者，二十年代的小丑，衣衫褴褛，挥舞着麻木无力的长胳膊，扑满粉的脸上勾画出满面笑容。所以说，在拉维尔斯坦身上，严肃的先入之见和插科打诨“共存”——借用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术语。只有他的朋友看得到他的这一面。在一些严肃的场合，他能够做到举止得体、彬彬有礼，并非是对学术界那些吹毛求疵的人的让步，而是因为一些确实需要考虑的问题——与我们生存的目的有关：比如说，人类灵魂的合适的安排——对此他坚定不移，诚心诚意，和任何最深刻、最伟大的教师一样。拉维尔斯坦精力充沛，作风强硬。尽管如此，他也能在讲授柏拉图的对话录时，不失时机地开开玩笑。

有时他会说：“是呀，我扮演小丑。”

“喜剧配角。”

“演滑稽戏的人。”

我们都在法国待过。法国人是真正有教养的人——或者说曾经是这样的。他们在本世纪遭受到沉重的打击。然而，他们对于美的事物，对于悠闲安逸，对于阅读和会话，依然具有真正的欣赏能力；他们不歧视肉体的需要——人的基本需要。我一直在为法国说好话。

在法国的任何一条街道上，你都能买到法国面包，大号的内裤，啤酒，白兰地，咖啡，或者熟肉香肠。拉维尔斯坦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没有任何理由说无神论者就不应受到圣礼拜堂的影响，就不能读帕斯卡。对于一个文明的人，世界上再也找不着巴黎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氛围。至于我本人，常常觉得受到法国人的蒙骗和歧视。我并不把维希政府孤立地看作纳粹占领时期的产物。关于通敌合作和法西斯主义，我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明白你这是犹太人的易怒，还是过分苛求别人对你表示友好，”拉维尔斯坦说，“也许你觉得法国人忘恩负义。我就不相信证明巴黎比底特律、纽瓦克或哈特福德好是一件难事。”

这只是我们之间小小的分歧，并不涉及大的原则问题。在巴黎，亚伯交了一些极好的朋友。法国的学校和研究院非常欢迎他，他在那里用他自己的法语，给他们演讲关于法国的问题。多年前，他曾经在巴黎求学，受教于著名的黑格尔派学者、同时也是高阶官员的亚历山大·科耶夫，后者教导出了整个一代有影响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亚伯的死党、赞赏者、读者。在美国，他是颇有争议的。在自己的国家，他有很多敌人，超过了一般人能够想要的，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圈子里。

不过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所知也很有限，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亚伯·拉维尔斯坦和我是亲密的朋友。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几乎天天见面。我常常被邀请参加他的专题讨论会，和他的研究生探讨有关文学的问题。过去，在我国还有值得注意的文学社团，医学和法律仍然是“需要高深学识的职业”，而如今的美国城市里，你简直不能指望那些医生、律师、商人、记者、政客、电视名人、建筑师或者商品交易员去讨论司汤达的小说和托马斯·哈代的诗歌。偶然也会碰到一个读过普鲁斯特的人，或者一个古怪的家伙，能够记住整本的《芬尼根守灵夜》。当他问我关于《芬尼根》的问题时，我倒想说，我要为他预留好疗养院的病房。与其看着辛普森家庭的成员在电视屏幕上晃来晃去，还不如跟着安娜·丽维雅·普路拉贝尔一起走进永恒更好些。

我在想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描绘拉维尔斯坦那套大而富丽堂皇的公寓——他在中西部的住处。把它说成是避难所大概是不对的：亚伯绝不是一个逃亡者。也不是一个遁世者。事实上，他在美国的生活环境非常好。透过房问的玻璃窗，看得见市区的大片景色。虽然他在晚年很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对市内的街道了如指掌，并且讲得一口地道的本地话。在街上，年轻的黑人会拦住他，询问他的西服，或他的轻便大衣，他的浅顶软呢男帽。他们很熟悉最新的流行时尚。他们与他谈起费雷，朗万，还有杰明街的专做衬衫的裁缝。“这些讲究衣着的年轻人，”他解释说，“是高雅时尚的爱好者。佐特套装和诸如此类粗制滥造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他们对于汽车也绝对懂行。”

“也许还知道两万美元的手表。那么手枪呢？”

拉维尔斯坦笑起来。“甚至连黑人妇女也在街上拦住我，对我的西装的剪裁发表评论，”他说，“她们本能地作出反应。”

对于这些行家，他的心里很温暖——高雅的爱好者们。

黑人们的赞赏，帮助拉维尔斯坦抵消了来自他的那些教授同事们的敌意。他的书在坊间流行，让大学教授们大为恼火。他揭发了他们任教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失败，他们的历史进化论的空洞，以及他们极易受到欧洲虚无主义影响的倾向。他的论点概括起来就是，美国的科技训练是杰出的，与此同时，文科教育却每况愈下，几近消亡。高科技控制着我们，并改造了现代世界。老一辈人为了子女的教育而储蓄。培养一位文科大学生的费用已经上涨到十五万美元。拉维尔斯坦相信，家长们投资于教育的钱，就像被抽水马桶冲走了一样。除了航天工程、计算机以及诸如此类的课程外，真正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里是不可能的。大学的生物和物理科学确实优秀，但文科就乏善可陈。哲学家锡德尼·胡克(15)曾经对拉维尔斯坦说哲学是完蛋了。“我们不得不到医院去，给我们的研究生找医疗伦理师的工作。”胡克承认。

拉维尔斯坦的著作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他真的要是个空话连篇、夸夸其谈的人倒也罢了，那别人可以很轻易地不拿他当回事儿。恰恰相反，他通情达理而且见闻广博，他书中的论证旁征博引，证据确凿。所有的笨蛋联合起来反对他（就像斯威夫特或者蒲柏很久以前说过的那样）。如果他们拥有联邦调查局的权力的话，这些教授们准会把拉维尔斯坦的名字放进“要犯”通缉布告栏中，就像我们在联邦大楼里看到的一样。

他越过了那些教授和学术界，直接对广大公众说话。结果有无数的人等着他签名。他们当中大部分是研究生。

当拉维尔斯坦的恼怒的同事们攻击他时，他说他感到好像美国将军被纳粹包围了一样——是在雷马根吗？德国鬼子要求他投降，他对他们说：“去你妈的！”拉维尔斯坦有点苦恼，自然如此；谁又免得了呢？他可不能指望哪个学术界的巴顿前来救援。他能够依靠的只有朋友，当然，除了真理和原则的支持以外，还有他的历届研究生站在他这一边。他的著作在欧洲深受赞赏。英国人有点瞧不起他。英国大学里的人发现他的希腊文有些错误。可是当玛格丽特·撒切尔邀请他到契克斯别墅去度周末时，他真是“和安琪儿在一起”（契克斯别墅如天堂一般：亚伯总是更喜欢法国的表达方式，而不是美国的；他不说“追女人的人”，或者“玩弄女性者”，或者“在女人中厮混的人”——他说“讨女人喜欢的男子”）。甚至于那些聪明的年轻左翼人士都坚决支持他。

在契克斯别墅，撒切尔夫人提醒他注意一幅提香的画：一只暴怒的狮子被一张网给捕住了。一只老鼠正在咬网上的绳子，企图救出狮子。（那是一则伊索寓言吗？）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细节在画面的阴影区都看不见了。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用自己的画笔重现了这只神话般的老鼠。

当他从英格兰回来以后，亚伯告诉了我这一切，就在他自己的会客室里（不是客厅）。他自己也有很多画，出自一些名气不大但画得很好的法国艺术家之手。其中有一些画的确很优秀。最大的一幅画的是朱迪斯和荷罗孚尼的头(16)，一幅血淋淋的画面。她抓住荷罗孚尼头上的头发。他的双眼向上，半闭着，她的表情看上去很平静、纯洁，像圣徒一般。我有时想，荷罗孚尼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死因。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死法。偶尔我会问拉维尔斯坦，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幅画，来挂在会客室里引人注目的地方。

“说不出什么特别的理由。”他答道。

“我们看到的任何事情，都被翻译成弗洛伊德的语言。那么，究竟是他的语汇，还是我们的观察力被琐碎化了呢？”

“你永远可以拒绝被同化。”他说。

在美国人所谓的“视觉艺术”上，他不算高明。这些油画挂在那里，是因为墙是用来挂画的，或画是用来挂在墙上的。他的公寓配有奢华的家具，因此也必须挂上一些合适的画。当钞票开始滚滚而来的时候，他更换了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旧。它们只是买得比较早、比较便宜而已。甚至就是在他仅靠学校的工资度日时，他也向朋友借钱来买昂贵的沙发，意大利的真皮家具。一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他便将所有的旧东西都给了鲁比·泰森，每周两次来为他清洗除尘的一个黑女人。他安排好搬运家具的货车给她送上门去，付钱的当然也是他。他急切地需要为新家具腾出地方，旧的东西根据他的意愿，搬走得越快越好。

说句良心话，鲁比的打扫工作是很轻松的。她擦拭拉维尔斯坦的银器，清洗蓝白相间的坎佩尔餐具，一个个地擦洗拉利克的水晶盘子和杯子。她不用熨烫衣服——他的衬衫全部由美国信托家庭投递服务公司负责洗烫，他们上门来取脏衣服，洗净烫好后再送来。他的西装也是由他们清洗。他和信托公司有很多生意上的来往。除了领带。他的领带通过航空快递被递送给巴黎一位专门处理丝绸的专家。

新的地毯和家具源源送来——替换下来的全套餐厅家具，陈列瓷器的橱柜，床头柜，可能又被鲁比转让给她的女儿和孙儿们。她是个笃信宗教的老妇人，接听电话时，完全是一副传统的南方派头。她忠心耿耿地操持家务。对于她，他绝对清白，从头到脚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没想过和这位值得敬重的老年黑人有亲密接触和灵魂倾诉。再说，她已在这所大学附近的地区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有很多关于学校教职员家庭的秘密对他说。她满足了他对于流言蜚语的兴趣。他痛恨自己的家庭，不知疲倦地要让他的天才学生们与家庭断绝关系。他的学生们，正如我曾经说过的，必须被矫正那种害人的错误观念，那种“标准的不切实际”，那是他们无知的父母强加于他们的。

这里有一些表达上的困难。你不要将拉维尔斯坦和校园中的“自由斗士”混为一谈，后者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是很常见的。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让你意识到资产阶级的教养，而你接受的教育据说是要让你摆脱它。这些思想解放的教师把自己当作楷模，有时视自己为革命者。他们说着年轻人的胡言乱语，扎着马尾辫，留起胡须。他们是博士，嬉皮士，和赶时髦的人。

拉维尔斯坦没有这一类行为——他没有什么你可以轻易模仿的东西。缺少研究，缺少学习，缺少在他已故的导师、著名而有争议的费利克斯·达瓦指导下所从事的艰深阐释工作，你根本不可能像他一样。

我时常努力想像自己是一个年轻而有天赋的学生，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或犹他州，或曼尼托巴，被邀请到拉维尔斯坦的公寓，参加一个非正式的学习小组，乘着电梯上楼，来到公寓门前，看见大门洞开，留下了对于拉维尔斯坦住处的第一个印象——很大的古董东方地毯（有时绒毛磨光露出织纹），墙上的挂件，古典的小雕像，镜子，玻璃橱，法国古董餐具柜，拉利克的水晶吊灯和墙上的固定装置。起居室里的黑色皮沙发又深又宽又矮。沙发前面的咖啡桌的玻璃桌面，大约有四英寸厚。拉维尔斯坦有时把他的财物散放在上面——纯金的万宝龙金笔，他的价值两万美元的手表，金色的小玩意儿，用来切割他的偷运来的哈瓦那雪茄，特大号的香烟盒里装满了万宝路香烟，他的登喜路打火机，厚重的方形玻璃烟灰缸——长长的烟蒂，神经质地抽了一两口然后掐断。一大堆烟灰。靠墙有一个台子，有点倾斜，上面是有许多键盘的精巧电话装置——亚伯的指挥所，他操作起来是内行。它被频繁地使用。从巴黎和伦敦打来的电话，与从华盛顿打来的几乎一样多。有些是他在巴黎的非常亲近的朋友，打电话来谈一些私密的事——性丑闻。当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指做个手势时，那些最了解他的学生就会很合时宜地避开。他问的问题尖锐而粗俗，聆听时，光头向后仰靠在皮靠垫上，双眼朝上，目光呆滞而神情专注，嘴巴微微下垂张开——他的脚套着平底便鞋，鞋底对鞋底地并拢在一起。他一直不停地播放罗西尼的光碟，音量开到最大。他特别喜爱罗西尼，还有十八世纪的歌剧。意大利巴罗克音乐必须由原初的古代乐器演奏。他付最高价买来高保真音响设备。一只音箱要价一万美元，他并不认为太贵。

在他公寓的楼上下，三层公寓楼房，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得听弗雷斯科巴尔第、科莱利、佩戈莱西，听《在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邻居们前来敲门抱怨，他微笑着对他们说，没有音乐，就不能消受生活呈献给你的东西，忍受并且听听这些音乐，会对他们有好处。不过他答应在楼层之间增加更多的隔音材料，他也确实带来一位处理隔音设备的工程师。“我花了一万美元在木棉隔音材料上，可是这些房间还是不隔音。”当邻居们的名字被一个一个地给他列出来时，没有一位住户的问题是他能够解决得了的。他注出他的理由，准备据此进行解释。他针对每个邻居写下一行——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们，为隐藏的恐惧所支配，每个人都有一座虚荣的圣坛，图谋说服别人认可他心目中自己的形象；毫无趣味的、算计的个性（这个术语要比“灵魂”好——你能够与个性打交道，然而思考这些个别的灵魂，却是你要躲避的恐怖的事情）。他们只为愚蠢虚荣而活着——没有对于社区的忠诚，没有对于城邦的热爱，毫无感恩图报之心，也没有任何可以为之献身的事物。因为，要记住，伟大的激情是摈弃社会道德规范的。人类的伟大英雄人物赫然耸现，俯视着我们，全然不同于街道上的人，我们“正常的”普通的同时代人。拉维尔斯坦对于他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人的评价，带有这种强烈的热爱或无限的愤怒的底色。他提醒我，“愤怒”的字眼出现在《伊利亚特》的第一行中一愤怒的阿喀琉斯。这里可见拉维尔斯坦深切真诚的信念的主要支柱。所有人之中最伟大的英雄，哲学家们，过去是并且永远是无神论者。按照拉维尔斯坦的排列顺序，哲学家之后是诗人和政治家。大历史家如修昔底德。军事天才如凯撒——“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凯撒之下，是马克·安东尼，凯撒的短暂继位者，作为“世界三大柱石”之一的他认为爱情的价值高于帝国政治。拉维尔斯坦推崇古代希腊罗马。他更喜欢雅典，不过极端尊重耶路撒冷。

这里是他的一些基本假设，以及他的教师职业的基础。如果我对于他的一生的描述，遗漏了上述内容的话，那么我们看见的仅仅只是他的怪癖和缺点，他的浪费和疯狂购物，他的服饰家具，他的自高自大，他的插科打诨，他的一阵阵大笑，还有他身穿宽大的镶着毛皮的精制皮外套，像行军一样，穿过大学的方形庭院的形象——我知道另外只有一个人有这种外套。格斯·阿历克斯，一个职业杀手和恶棍，穿过一件剪裁精美的长貂皮上衣，在河滨大道上，他住在那里，常在那里遛他的小狗。

时常听说他宠爱的学生从拉维尔斯坦那里得到“刺激”——他风趣，引人发噱。这种刺激，不管怎样，表面上有趣和逗笑——实质上传递了一种生机。无论多么奇怪，他们吸取了他的能量，并使这种能量得到传播、散布、运用。

我尽可能地让事实来说话。他靠他的思想生活。他的知识是真实的，他可以把它们记录下来，注明所用资料的出处。他提供帮助，澄清思想，并且有所行动，如果可能的话，确保人类的伟大不会完全消失在资产阶级的安逸之中，等等。在拉维尔斯坦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中庸。他不能接受单调无趣。不能容忍意志消沉。他也不能容忍情绪低落。他遇到的麻烦是身体上的。有一阵子他的牙齿的毛病很严重。学校医务室的人说服他植入假牙，假牙穿过他的牙龈到牙床，再进入牙床骨。手术做得粗劣马虎，整个过程令他痛苦无限。当天晚上他在地板上走了一夜。于是他又试图把植进去的东西拔出来，谁知这比放进去还要疼。

“这是用木匠做家具的方法来对付人的脑袋的结果。”他告诉我。

“你应该去波士顿看牙。波士顿的口腔医生据说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把你自己送到那些糟糕的专家手里去。你会牺牲在他们的，这个，技术的祭坛上。”

他对卫生保健没有耐性。没人数过他一天点燃多少支香烟。这些香烟他大多忘了抽，或者掐断了。它们像粉笔一样，放在他的首席执行官用的玻璃烟灰缸里。这样下来，他的器官组织就有毛病。他的生物上的不规则是理所当然的——出问题的、颜色变深的心和肺。延长寿命并非拉维尔斯坦的生活目标之一。危险，极限，死亡的暂时性昏迷，出现在他生命的每一刻。他咳嗽的时候，你好像听见矿井底下的水坑发出的回声。

我不再追问亚伯植入牙床的假牙情况如何。我猜想时常还是会疼痛。我把它们看作身心背景的组成部分。

他的习惯和作息时间毫无规律，他很少睡一个囫囵觉。备课让他常常熬夜。指导那些来自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或者俄勒冈的学生理解柏拉图的对话，除了需要深奥的知识以外，还需要特别的技巧。亚伯不是一个爱睡懒觉的人。尼基则相反，通宵看中国武打惊悚片，经常睡到下午两点。亚伯和尼基都是篮球迷。他们很少错过全国广播公司转播的芝加哥公牛队的比赛。

每当进行重要比赛时，拉维尔斯坦就邀请他的研究生们到他的公寓来。他叫来意大利比萨。两个送比萨的男孩捧着摞在一起的盒子，用脚踢门。门厅里充满热气腾腾的牛至、番茄、烤奶酪、辣香肠和小鱼干的香味。尼基负责切比萨，使一把锋利的转滚刀。切成一片片的比萨，放在纸盘子里分给大家。罗莎曼和我吃的是拉维尔斯坦做的三明治，他一边手忙脚乱、抖抖索索地做着三明治，一边兴高采烈地叫喊着。端饮料上来时，有点儿像示范表演特殊技巧，他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盛得过满的玻璃杯，仿佛表演走钢丝的过程，中间突然停下来。你可不想在那种时候同他开玩笑。

移动电话经常插在亚伯的口袋中。我无法记起那时他在等什么电话。也许他的某一个信息来源得到了内部情报，关于布什总统结束伊拉克战争的最后决定。不知怎么我印象中总统——长脸，又瘦又高——三番五次地打断篮球场上比赛开始之前的活动。巨大的看台上一排排的观众，通明的灯光，鲜艳的色彩，迈克尔·乔丹、斯科特·皮蓬、贺拉斯·格兰特正在做投篮热身。布什先生同样很高，只是活动起来没那么优美。也许根本不是伊拉克，而是其他的危机。你知道电视是怎么一回事：你无法分清战争和NBA的赛事——体育运动，超级大国的魅力，高科技的军事行动；这都是拉维尔斯坦的深刻感受。假如他说起马基雅维利，和对付被击败的敌人的绝妙方法，那是因为他彻头彻尾地是个教师。电视上也闪现科林·鲍威尔将军和国务卿贝克的镜头。接着体育场内的灯光短暂地变暗——然后又戏剧性地突然灯火通明。

这一切使你想起希特勒的导演阿尔伯特·施皮尔(17)组织的群众性表演活动：体育运动和法西斯分子的大型集会互相借鉴。拉维尔斯坦的年轻人们对篮球很熟悉。当然，他们在迈克尔·乔丹身上看到了天赋。拉维尔斯坦觉得自己与艺术家乔丹的联系，是深厚而不可或缺的。他常说，篮球和爵士乐一样，是黑人对于这个国家高尚生活的重要贡献——它的独有的美国特色。美国的后卫和前锋可以媲美西班牙的斗牛士，爱尔兰的男高音，或俄国的尼金斯基那样的芭蕾舞演员。总之，那个晚上布什总统向全美国宣布军事上的胜利，拉维尔斯坦则对美国的黑人军人进行评论，说他们给这个国家和美国军队带来何等的荣誉——他们在电视上的发言是如何得体，如何在技术上有专长，如何胜任他们的工作。为此他给予五角大楼很高的评价。

拉维尔斯坦因为很多原因而喜欢军人。他感触很深地讲起一位在北越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他猛击自己的脸，使之青肿，故意在牢房的墙上撞破自己的鼻子。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被告知要和其他犯人一起，在胡志明的电视上露面，以达到公开指责美帝国主义的目的。

在篮球比赛的派对中，拉维尔斯坦把一片片比萨饼递给他的研究生客人们，他的光头朝着他身后热闹的彩色电视转动。他的一帮人，他的组员们，他的信徒们，他的翻版，同样的衣着，同样抽万宝路香烟。他们从这些大众娱乐中发现，在儿童时代的球迷俱乐部和智力的乐土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而拉维尔斯坦，他们的摩西和苏格拉底，正带领着他们朝着那块上帝的应许之地前进。迈克尔·乔丹现在是美国人的偶像——小男孩把他吃剩的苹果核留存起来作为纪念品。儿童的圣战甚至可能在当代发生。报纸说，乔丹具有“超常”的能力。他能摆脱防守队员悬在空中，飞起的时间足以让他换手，你能在他的行动中看出他的从容——一个一年挣八千万的人，不仅是个偶像，而且是个使大众动心的英雄。

合情合理地，拉维尔斯坦被他所教导的年轻人视为知识界的乔丹。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这个人一样，向他们介绍修昔底德的力量和精明，给他们分析亚西比德(18)在西西里战役中的作用——这个人为他的研究班逐字解说《高尔吉亚篇》，眼前真切地看见加里城的钢铁厂、灰堆以及街上的污秽，运砂石的船在水上来回穿梭——他同样能够悬在空中，就像乔丹一样飘浮。一个有怪癖的人，一个贪吃一分钱一块的糖果和抽非法的哈瓦那雪茄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荷马式的奇迹。

作为主人的拉维尔斯坦，现在端来一个盛乳酪的盘子，问道：“来一块佛蒙特的切达干酪怎么样？……”不能控制的神经质的手，笨拙地拿来切奶酪的刀，切在五磅重的圆形卡伯特陈年乳酪上。

当他裤袋里的移动电话响起来时，他走开去，与香港或夏威夷的什么人交谈了一两句。他的消息提供者之一打电话来告知最新消息。这并不违反保密规定。他从来没有听到或询问过最高机密。他喜欢的是，他教过的人被委派到重要的职位上；真实的生活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会拿着移动电话走到一边，然后回来告诉我们：“科林·鲍威尔和贝克建议总统不要把部队直接派到巴格达去。布什明天将会宣布停战决定。他们害怕会有一些伤亡人员。他们派出了一支优秀的军队，演示了现代化的高科技战争，那是任何血肉之躯都不能抵抗的。然而他们居然将独裁政府留在原位，偷偷溜走……”

获得内部情报给了拉维尔斯坦极大的满足。就像劳伦斯诗歌里描写的小孩一样，坐在“热情的巨大黑色钢琴”之下，“在丁丁冬冬的琴弦的回响中”，小孩的母亲弹着钢琴。

“嗯，那是国防部来的最新消息……”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主要消息来源是菲力普·戈尔曼。戈尔曼的教授父亲曾经强烈反对菲力普进拉维尔斯坦的研究生班。政治理论界有声望的教授们告诉老戈尔曼，说拉维尔斯坦是非正统的，他诱惑他的学生并使他们堕落。“男性家长被警告要提防鸡奸犯家长。”拉维尔斯坦说。

当然，老戈尔曼太固执，所以不会为他的儿子幸亏没有读商业管理而表示感谢，亚伯说：“哈，菲力普目前是国务卿最亲近的顾问之一。这个孩子，才华横溢，真正理解伟大的政治，而统计学家们却是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人。”

年轻的菲力普是拉维尔斯坦三十年教育生涯中培养出来的门徒之一。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教师、记者、专家、公务员、智囊团成员。拉维尔斯坦生产（教导）出三四代的研究生。再说，他的那些年轻人也迷恋他。他们并不局限于他的教条、他的解释，而是模仿他的行为方式，试图像他那样走路和谈话——自由地，狂放地，敏锐地，尽可能做到像他那样才华横溢。非常年轻的一批——那些能够出得起钱的——也在朗万或爱玛仕买衣服，在杰明街的汤布尔·阿塞尔（“亲亲儿·屁股儿”(19)，我把它的名字改了一下）订做衬衫。他们抽烟的姿势和拉维尔斯坦一样奇怪。他们播放同样的光盘。他改正了他们对于摇滚音乐的爱好，现在他们听莫扎特、罗西尼，或者更早的，阿尔比诺尼和弗雷斯科巴尔第（“用原初的古代乐器演奏”）。他们卖掉了他们的披头士乐队和死之华乐团的收藏品，而去听玛莉娅·卡拉丝唱的《茶花女》。

“菲尔·戈尔曼得到内阁的职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他妈的好事情。”拉维尔斯坦为他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教育，在这个衰退的时代——“现代性的第四次浪潮”。他们得到信任，可以接触保密的情报，他们自然不会把国家的机密告诉他们的老师，虽然他为他们打开了对于“伟大的政治”的眼界。你能够明白，他们的职责促使他们改变了自己。他们的思想更加坚定和成熟。他们不透露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他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喜爱说长道短的人。不过他自己也有重大的秘密要保守，属于私人的消息，危险，只有少数能够信得过的人可以知道。拉维尔斯坦理解，教书是一桩微妙的工作。不能让事实众所周知，但是除非事实为人所知，否则真实的生活便不可能存在。所以你得作出举足轻重的选择。在巴黎有两个人与他私交甚笃，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有三个人。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当他请求我写《拉维尔斯坦传》时，完全取决于我如何去阐释他的愿望，取决于在他死后我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去尊重本质——或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和感情而对这种本质带着偏见，提出我自己的纷乱看法。我料想他认为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他将会离开这个世界，身后的名誉已经毫无关系了。

可以肯定，年轻的戈尔曼修改过他给拉维尔斯坦的情报。他透露的消息决不会超出明天新闻发布的事实。但是他知道，听到这些内部情报，会给他的老教授多大的喜悦，所以出于敬重和感情，他向他通报。他同样也知道拉维尔斯坦有大量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情报要更新和保存。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修昔底德——或许更远到摩西。所有这些治国之才的宏图大计——自马基雅维利上溯至塞维鲁或卡拉卡拉。必须使海湾战争的最新决策——一些有明显局限性的政客如布什和贝克，把这些政策变成一幅军队行动的尽可能真实的画面——融入这一文明国家的政治史。当拉维尔斯坦说年轻的戈尔曼理解伟大的政治时，他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只要一有机会，或任何合理的借口，拉维尔斯坦便会飞越大西洋到巴黎去。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在中西部的都市不快乐。他很依恋这所大学，在伟大的达瓦指导下，他在这里取得了学位。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我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而拉维尔斯坦家直到三十年代末期才从俄亥俄州搬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拉维尔斯坦把他描述得像个玩偶恶魔．一个怒冲冲的小男人，一个神经质的严守纪律者。那些不足道的专制君主之一，在荒唐的没有幕间休息的家庭歌剧中，用狂叫来控制他们的孩子。

美国的大学接受那些能够通过它的入学考试的高中生。拉维尔斯坦十五岁时就被录取了，于是得以自由地离开他的父亲，以及他同样不喜欢的姐姐。正如我说过的，他喜欢他的母亲。不过在大学里，他摆脱了所有拉维尔斯坦家的人。“我真正的精神生活从这里开始。对我来说，没有比学生宿舍更好的地方了，在那里我有一个铺位。我从来都不能理解这有什么丢脸的，像艾略特写的‘在租来的房子里死去’。难道在自家的房子里你就能死得好一点吗？”

还是那样，没有嫉妒（我从不知道拉维尔斯坦嫉妒过什么人），他深深地喜爱舒适的环境，喜欢想像自己居住在某栋豪华公寓楼中，这些楼房过去清一色住的是来自白种盎格鲁－散克逊新教徒家庭的教授。在比较小的大学校园里待了二十年后，作为一位正教授重新回到这所大学时，他使出浑身解数搞到了一套四室的公寓，并且在一栋最称心如意的楼上。他的房间的大部分窗户面向黑暗的庭院，不过越过院子可以看见西面的校园，看见它的哥特式建筑，印第安纳石灰石的塔尖，实验室，学生宿舍，办公大楼。他可以凝视着教堂的塔楼——好像被截短了的俾斯麦巨像，塔楼的钟声回响在大学校区的上方，向四外传去。当拉维尔斯坦变成全国知名人物后（同样也是国际知名人物——仅他的日文版税一项，他狂喜而毫不谦虚地说，就已经是“够骇人的”），他搬进了当地最好的公寓。现在他从所有的方向看出去都是美丽的景色。已故的葛利夫夫人住所的环境也不过如此，她曾经奚落过拉维尔斯坦，为了他在她招待艾略特的午餐会上就着瓶子喝可乐。

奇怪的是，他的住处有一种修道院静修所的格调。入口处是低矮的拱形天花板。大厅四周镶着桃花心木。电梯就像忏悔室。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铺着石板的门厅，门厅上方有一件哥特风格的灯具。在拉维尔斯坦的电梯平台出口处经常放着一件家具，它往往是被新买的家具或其他东西替换下来的——五斗橱，小型的大衣柜，放伞的架子，或巴黎的画，每当他对这幅画开始产生疑问的时候。在藏画上，拉维尔斯坦不可能与葛利夫夫妇竞争，后者从二十年代就开始收藏马蒂斯和夏加尔的画。但是，在厨房里的设备上，他就远远地超过了他们。他从一家专卖餐馆用品的公司买来一台意大利式浓缩咖啡机。它被安装在厨房内，占据了水池，爆炸似地喷着蒸汽并发出嘶嘶的声音。我拒绝喝他的咖啡，因为它是用经氯化处理的自来水煮的。巨大的商用机器使水池无法使用。不过拉维尔斯坦用不着水池——只有咖啡才重要。

他和尼基睡在意大利名牌普翠仕亚麻床单上，盖的是精美的安哥拉毛皮。他完全知道，所有这些奢华都是可笑的。被指控荒唐他也完全不动摇。他不会活得很长。我倾向于认为，他具有荷马式的英年早逝的想法。在终究要走到尽头的几十年中，按照他的生存趣味和高瞻远瞩的特殊天赋，他大可不必受到限制。这并不单单是金钱的问题——他的畅销书意外的收获——当然金钱使之成为可能；这还是他在智力战争中得到证明的能力——他取得的地位，他引起的争执，他与牛津大学著名的古典文化研究者和历史学家的辩论。他很自信，就像戴高乐所说的犹太人那样。他喜欢论战。

罗莎曼和我住在街上头的一栋楼房里，它使你想起马其诺防线。我们的房间不像拉维尔斯坦的修道院式的豪华公寓。它们像盒子一样，不过当时我只为寻找一个栖身之地。我被轰了出来——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从我在上城的家里被驱赶出来，还算幸运，在一栋水泥造的小楼里找到了避难所，沿马路直走就是拉维尔斯坦的住处，离他的中西部哥特式的铁门，和穿着制服的看门人，大概五十码——我们可没有看门人。

我有的就是五十年来走过的这些阳光斑驳的街道，经过一些本来住着朋友的楼房。就在这里，现在住着一位日本的神学家，而四十年前住的是一位叫亚伯克伦比的小姐。她是个画家，嫁给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嬉皮盗贼。他的专长就是不断重演爬二楼窗户偷东西来娱悦同伙。周围的每一条街上，都有临街的居室，那是朋友们生活的地方——边上带有窗户的卧室是他们去世的地方。它们比我愿意回忆起的还要多。

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不会太多愁善感，不切实际了。不同之处在于你的生活是否活跃。总的来说，我是活跃的。不过还是有缺陷，这些缺陷往往要由死亡来填补。

拉维尔斯坦相信，对于真理抱持率直的严肃态度，是我的优点。他说：“你从不对自己撒谎，齐克。你也许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承认，但最终你还是爽快地承认了。这不是一般的美德。”

我无论如何也不是个教授，虽然我在大学社区待了好几十年，以至于一些教职员把我当作老同事了。当我重新住回到大学邻近的街区后不久，一个洒满阳光的日子，我溜达出来，天气干燥寒冷，晴空万里，路上遇见一个叫巴特尔的熟人。他是一位教授，英国人，穿着一件旧的轻便大衣，在冰冷的大街上大步行走。他有六十多岁，高大，肥胖，红光满面，冰冻的大脸盘像红甜椒一样厚实。他的头发又厚又长，有时让我想起燕麦片盒子上的贵格会教徒。他身上的能量足以让两个人取暖。只有他耸起的双肩表明温度已到了冰点以下——肩膀往上耸起，手往下插进大衣口袋里，除了大拇指。他的两只脚挨得很近。他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运动家风度的人”，但是他总是穿着时髦的鞋子。

据说巴特尔是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必须相信别人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梵语和阿拉伯语的程度呢？）他不是牛津剑桥毕业的，而是英格兰一所新建的红砖大学的毕业生。

像他这样的情况，你不能简单地说碰见一位名叫巴特尔的教授，此人的长发使得帽子成为多余。在二次大战中，巴特尔是一名伞兵，同时也是一名飞行员。他曾有一次载送戴高乐飞过地中海。此外，退役以后，他一度是个有名的网球运动员。他还在中南半岛教过社交舞。他的脚步很快，是一个快得令人吃惊的奔跑者。他曾经追逐并抓住过一个行凶抢劫犯。他狠狠地在抢劫犯的屁股上揍了一通，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叫来救护车。

巴特尔是拉维尔斯坦的亲信之一，他也喜欢好人老亚伯。但要说出他，巴特尔，是如何看待拉维尔斯坦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一丝线索表明，在那个强健的前额后面，大脑在思索着什么。充满威力的前额，底下是眉毛竖立的突出的眉骨，和垂直的鼻梁相交，并且与他紧闭的双唇相称——像凯尔特国王的嘴巴。他也许接受过奥林匹克级别的举重运动员的训练。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但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强壮？巴特尔将他天生的才能置之一旁。城府才是他的目标——隐藏的、复杂的、大胆的、秘密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行动。他的意图可能是要让系主任受到挫折，通过影响一位中立的学院院长，把话传给教务长，诸如此类。没有人会怀疑这种阴谋诡计的存在，更不会有人愿意去揭发谁在他们背后捣鬼。拉维尔斯坦把这一切都讲给我听，断断续续地，夹着笑声和嚷着“这个，这个”，他说，“他来与我讨论各种各样个人的，极端个人的，这个，事情，但是从未提及那些其他的小动作。”

只要稍加怂恿，拉维尔斯坦就会泄露巴特尔的秘密——或任何其他人的。他会引用我们一位已故朋友的话说，“我说的这些，不是流言蜚语，这是社会历史。”

他的真正意思是指个人独特的癖好属于公众领域，可以像空气和其他免费的商品一样享受。他迫不及待地要对此进行心理分析式的推论，或者日常生活的分析。他不能容忍“自我省悟的胡说八道”，更喜欢的是机智乃至彻头彻尾的刻毒，而不是对那些符合习俗的、宽宏大度的人作出友好而善意的解释。

在寒冷的、阳光照射的街上——他的脸全被呼啸的寒风包裹着——巴特尔说：“这些天来亚伯会见客人吗？”

“为什么不见？他一直很高兴见到你。”

“我表达得不正确……他对玛丽和我总是很客气。”

玛丽是一个丰满、风趣、矮个儿、笑容可掬的妇女。拉维尔斯坦和我都特别喜欢玛丽。

“那么，假如你很受欢迎，他对你又好，问题在哪里？”

“他的身体不是非常好，是吗？”

“他是那种高大健壮、身体总是有点毛病的人。”

“不过他是不是比平时病得更重了？”

巴特尔在试探我，希望得到关于拉维尔斯坦的情况的暗示。我并不打算告诉他任何消息，尽管我知道他喜欢拉维尔斯坦——不知怎么的，钦佩他。对于古怪的人，我可以和他们接近到一定的地步，不能再多。巴特尔戏剧性的鼻孔呼出的寒气冲得他的脸更红。红色一直蔓延到他下巴底下的折皱中。他很少戴帽子，黑色的头发似乎足以让他的颈子后面保持温暖。他穿着一双探戈舞者的鞋子。我体谅他的怪癖。这好像是一种牢牢把控的优雅和失控的野蛮的混合体。

巴特尔夫妇，丈夫和妻子，对拉维尔斯坦评价很高。他们同情他。可以肯定他们经常谈起他。

“唔，”我说，“他受到一系列的感染。带状疱疹整得他很苦。”

“带状疱疹。当然啰，”巴特尔说，“神经的炎症。非常可怕而且十分疼痛。它常常影响到脊髓和脑神经。我碰到过这样一些病例。”

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决定去看看拉维尔斯坦。我看见他静静地躺在羽绒被下。他那变得黯淡的眼睛凹进去，头枕在枕头上。他的姿势表明他正在休息。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任何休息。

“那病好了，是吗？”巴特尔说，“但他是不是又染上了另一种病？什么新的病？”

是另一种病。这个接下来的感染被神经病学家称为格巴二氏综合征——当他们最终确认这种病症时。那时，它还没有被确诊。亚伯从巴黎飞回来，参加市长专为他设的晚宴。着晚礼服的正式宴会和社会名流的讲话——正是这种重大场合，渴望得到认可的拉维尔斯坦不能够对它说不。他本打算在巴黎休他的学术年假，已经在非常靠近爱丽舍宫、使馆和办公区的一条大道上租下一套公寓。警察一直在周围巡逻，夜里回家时出现了问题，由于亚伯无法抽出时间，浪费在官僚主义的巴黎市政厅，去申请一份居留证，所以当警察拦住他检查身份证的时候，他拿不出来，他们半夜三更讨论了很久。他叫警察去找他的房东，某某和某某侯爵。据说在这些街道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有说法的。甚至连不方便在巴黎也是水平最高的。然而与他真正的麻烦相比，这些科西嘉岛人（拉维尔斯坦认为所有的警察——法国警察——都来自科西嘉，不管他们把脸刮得多么干净，下巴上仍然满是胡子植）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使人愉快的。

总之，拉维尔斯坦迅速飞回来参加市长专门为他设的宴会，抱病而来（一个法国人首先发现了他的病）并被送进医院。医生把他转到特护病房，给他输了氧气。规定来访者每次不得多于两人。他很少说话，偶尔他凝视着我表示认识。他的一双大眼睛凹陷进他瞭望塔似的秃头里。他的胳膊一直都不是很结实，曾经有的一点肌肉很快就不见了。感染巴氏病毒的初期，他的双手不听使唤。但他仍然设法表示他需要抽烟。

“不能戴着氧气面罩抽烟，你不能。你会把这里全炸光。”

不知怎么，我发现自己老是充当给人忠告的角色，毫不犹豫地对人说出最最普通的常识，听的人往往置小心谨慎于不顾，并以此而自豪。是别人一直将我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我根本上就是那样？在自我吹毛求疵的时候，我把自己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拉维尔斯坦很清楚我的这个毛病。

在这方面，尼基与我相像。尼基更加严厉和爱挑剔。拉维尔斯坦从北城的苏库米安买来一块非常昂贵的地毯，尼基一见就大声叫嚷起来：“你花一万块钱买了这么个满是洞眼和松脱线头的玩意儿——因为有破洞就证明它是一件真正的古董吗？店家对你说了什么，说这是曾经裹过裸体的克莉奥佩特拉的毯子吗？你真正是那种家伙，就像齐克总是说的那样，认为花钱就像从特快列车尾部撒出去一样。你是在二十世纪的观景台上撒百元大钞。”

尼基接到电话，被告知拉维尔斯坦又病了。他还在日内瓦的旅游学校，我们听说他立即赶回来了。没有人对尼基依恋亚伯的强烈程度产生疑问。尼基是绝对坦率的——生性坦率，英俊，细腻的皮肤，乌黑的头发，东方的，优雅的，带有男孩气的男人。他有一种奇怪的自我观念。我并不是说他故作姿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天性使然。这个拉维尔斯坦的被保护人，我认为——或者过去认为——不知怎么是被宠坏了。在那一点上我也错了。像王子一样被抚养长大，确实如此。甚至在那本卖出一百万册的名著写出之前，尼基的穿着也比威尔士王子好。他比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要聪明，明辨是非。更重要的是，他有勇气维护自己的权利，做到表里完全一致。

正如拉维尔斯坦指出的，这不是一种姿势。尼基的外表上绝对没有丝毫装饰或表演的成分。他不会找麻烦，说真的，但是“他总是准备好了去打架。他的自我感觉就是如此，以至于……他要打架。我经常不得不将他拖回来。”有时他会压低了声音谈到尼基，说他们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更多像父子关系。”

就性而论，有时我觉得拉维尔斯坦把我看作是一种返祖现象，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我是他亲近的朋友。但我是传统的欧洲犹太人家庭的后代，形容性倒置的词汇能倒转回两千年前，或许还要久远。起先，最早的犹太祖先称之为“隐藏性别的人”(20)，大概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囚虏时期。有时用的词是“雌雄同体”，显然有着亚历山大和希腊化时期的起源——两种性别合而为一，成为一种引起性欲的有悖常情的隐秘状态。古代的东西和现代的事物相结合，特别投拉维尔斯坦所好，他不能只生活在新奇的事物之中，而让所有其他的时代流失。说也奇怪，他恰恰就是那样的人。

他从特护病房出来后不能行走，但是双手很快就部分地恢复了。他必须用手，因为他要抽烟。他一在医院的病房里安顿下来，马上就让罗莎曼出去给他买一包万宝路香烟。她曾经是他的学生，他教过她所有他的学生都必须理解的东西——他的深奥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和假设。她当然知道，他刚刚才开始自己进行呼吸，抽烟是具有危害性的，并且危险——这几乎肯定是被禁止的。

“你不必告诉我，我知道现在抽烟是个坏主意，可是不抽烟更让人受不了。”见她有些犹豫，他对罗茜说。

选修过他最近教的每一门课，她自然了解他。

“所以我下楼到自动售货机买来六包万宝路。”她告诉我。

“就是你不去买，其他不下十个使者也会去的。”我说。

“他们肯定会去买的。”

医院里，他的最好的学生们——核心圈子——在候诊室里进来出去，聚会，交谈。

搬出特护病房的第二天，双腿还没恢复行走的拉维尔斯坦，又已经在和巴黎的朋友们通电话了，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现在不能回去。租的公寓不得不放弃。该如何得体地对他的贵族房东说明，让他们退回订金。一万美元。也许他们会掏出来归还，也许不会。他能够明白他们的感受，他说。那里是他住过的最漂亮、最出色的房间，他又说。

尽管他与法国学术界过从甚密，拉维尔斯坦并没有指望取回他的押金。他在法国有很多重要的关系——在意大利也是如此。他十分清楚，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追回他的钱。“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房客是一个犹太人，房东的家谱图上有一个叫高必诺的，这些高必诺们是著名的仇视犹太人的家伙。而我不仅是犹太人，更糟的是，我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他们认为美国犹太人对于文明世界越发危险。不管怎么说，他们肯让一个犹太人住在他们的街道上，当然他必须付得起价钱。”

在一个空闲的当儿，由于疾病让他还是很虚弱，他的眼睛半睁着，说话的声音让人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必须通过语调来表达大部分的含义有好几天他说话就好像他眯缝着眼的凝视——他一直试图告诉我什么事情。最后终于弄清了他想要说的是什么——原来当时他正在安排叫人送一辆宝马车过来。

“从德国送来？”

好像是的，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地说它正在被运来。我的印象是车已经在大西洋中央的货船上了，甚至也许已经从船上卸下来了，正装载在卡车上运到中西部来。

“它是给尼基的，”拉维尔斯坦说，“他觉得应该有一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高级车。你能够理解，是吗，齐克？再说，他也许不得不从他的瑞士学校退学。”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问题，我非常能够理解。首先，如果你穿的都是——像尼基那样——范思哲、乌尔提摩和古驰，你就不想去乘公共交通工具。不过这种观察满足了我对幽默感古怪的需求，现在我可以现实一点了。现实是拉维尔斯坦仅仅是侥幸才渡过了这一关，他还处于医生所谓的“生命维持”阶段，他的下半身仍然是瘫痪的，他的腿不能活动，并且即使能够活动，克服了瘫痪，还会有其他的感染等待治疗。

“现在告诉我，这个，齐克，你觉得我看上去怎么样？”

“面孔？”

“面孔，脑袋。你有与众不同的眼光，齐克。不要隐瞒。”

“你看上去像熟透的甜瓜，在枕头上。”

他笑起来，眼睛眯着闪闪发光；他特别满意我的思考方法。他把这种评论看作高级官能运作的标志。关于汽车，他说：“经销商想要卖给我一种红葡萄酒色的宝马汽车。我却喜欢栗色的。那边有一个颜色的图表——”他指着，我递给他，他很快地翻开。一条又一条各种颜色的瓷漆。冷静地研究着那些样品，我说红葡萄酒色不好。

“你的品位永远不会错。尼基也这么认为。”

“那很好，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注意这一点。”

“你穿的衣服也许不是最时新的，但你确实具备讲究衣着仪表的素质，齐克——一度如此，在有限的方面。我还记得你的芝加哥裁缝，就是那个给我做过一套西服的。”

“你几乎没有穿过它。”

“我在家里穿来着。”

“但是后来它就不见了。”

“尼基和我谈到它的剪裁，都笑得撑不住了。绝对适合穿到拉斯维加斯去，或是给政治家，穿着去参加民主党领导核心在俾斯麦旅馆的年会——不要觉得受到伤害，齐克。”

“我不会。我不会为了我的西装如此敏感。”

“尼基一直说你对于衬衫和领带的品位是绝对的。亲亲儿·屁股儿公司。”

“当然啰，亲亲儿·屁股儿公司。”

“对啊！”拉维尔斯坦说，满意地闭上眼睛。

“我不想累着你。”我说。

“没有，没有，”亚伯的眼睛还闭着，“我还活着在和你说俏皮话。你对我来说要比一打静脉点滴的作用还要好。”

是的，他能够依赖我。我为他出现在医院的窗口。“到”，就像在学校里点名时一样回答——或是“没来”，就像一个位子空着时，我们异口同声说。

城里到处呈现出一片晚秋的荒凉——寒冷坚硬的地面，只剩枝条的林阴大道，油漆过的、看上去依然荒芜的公寓房，绿得苍白的公园——温带和它的季节慢慢离去。冬天来临了。

电话铃又响起来时，我拿起电话，打算为他筛选来电者。是经销宝马车的女人，他要和她说话。“让我们核对一下有关车子的事项，”他对她说，“你确定我们要的是带手动变速排挡的？……自动变速不成。”

加上额外添加的设备，这辆车要价八万美金。

“乘客座位肯定和驾驶座一样有安全气囊吗？”

“……下面是关于车子内部的颜色——小山羊皮的座椅。装置在后备箱内的镭射音响系统应该能够放六张唱片！八张！十张！”

“车门的开和锁带电子开关吗？我们不要瞎搬弄那些鬼钥匙。我不能够给你保付支票，我在医院里。我不在乎这是不是公司的规定。一定要在星期四之前把车子送来。尼基——泰林先生星期三晚上从日内瓦飞到。因此所有的书面工作必须完成。不，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住在医院的病房内。是啊是啊！有一件事我可以让你放心的，这里不是精神病院。你有我的美林投资银行账号。什么？你一定已经快速地检查过我的信用，索拉伯赫小姐——拼写为伯赫还是赫伯？”

每天都几乎有多到一打的咨询。“尼基是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说，“为什么不能做到凡事都完美无缺呢？我要让他百分之百地感到高兴——引擎，车身，所有电动的玩意儿。一切都到位。稳定装置保持平衡。过去一直是《快乐的铁匠》——现在是快乐的电子计算机。新车里不会再放巴罗克歌剧，只有中国爵士，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据我所知，尼基是很难讨好的。这一点在他与别人的偶然交往中显而易见。在与物品的关系上必定也是如此。

“我不想看上去好像因为生病而被宝马车经销商所骗。我必须要预期他的反应。他不作声，却极端地挑剔，”拉维尔斯坦说，“这才是天性。毫无疑问，他分享我的财富。然而不久以前他提到，他多么希望我有所表示——某种比较大的动作。这不仅仅是我的财产，它是我们的财产。”

我没有要求他说得具体些。既然我们是亲近的朋友，就该由我自己来思考尼基在他的生活中的地位了。我相信自己是足够机警地了解这一点的。可也许我并不是。拉维尔斯坦常常使我怀疑自己的能力。

我说：“光是你拿到的这些保证书，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读它们。”

“你把它说得好像圣十字苦路。(21)”拉维尔斯坦笑着说。

“你和尼基与这家德国的大公司打交道是不会出错的。它像资产阶级的王室成员。我想了解，他们在战时雇用奴工吗？”

因为拉维尔斯坦的胳膊衰弱无力，当他点燃罗莎曼给他买来的香烟时，他的手显得不自然的大。然后他把它放在烟灰缸里，并且用手挥开烟气，这时，我意识到有一个人走进了房间。

这是施莱医生——拉维尔斯坦的心脏医生。他也是我的心脏医生。施莱医生又矮又瘦，但是他的瘦小可不是虚弱的标志。他很严厉，仗着他在这所医院的资历——心脏方面的主治医师。他的话不多。他不需要多说。

“你清楚吗，拉维尔斯坦先生，你刚刚从特护病房出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你甚至还不能呼吸。而现在你把香烟吸进你还很虚弱的肺中。这是最严肃的问题。”施莱说，同时冷冷地斜视着我。我根本就不应该让拉维尔斯坦把香烟点着。

施莱医生也完全秃顶了，穿着白大褂，听诊器从他的口袋里伸出来，他生气地用手像抓弹弓似的抓住它。

拉维尔斯坦没有做声。他无视所受到的威胁——可是他还没有强壮到足以进行反击。总而言之，他根本不在乎医生。医生是怕死的资产阶级的盟友。他并不打算为了任何医生而改变自己的习惯，就是他尊重的施莱医生也不行。当罗莎曼去买香烟时，她就知道，亚伯将会一如既往地干下去。他从不扮演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过分担忧的人。

“我请求你，拉维尔斯坦先生，在你的肺没有强健起来之前，不要抽烟。”

拉维尔斯坦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点点头。但这并不是表示同意。他甚至没有正眼瞧着施莱医生——他的眼光越过了他。施莱不是他的初级指定医生。他的初级指定医生是艾伯恩医生。不过施莱是医疗小组的成员；不仅如此，他还是领导者之一。至于我，施莱医生十分满意——安分守己。你从来听不见施莱医生多话，不过如果你精于对声波的心灵感应的话，你很快就会收到他的信息。拉维尔斯坦在知识精英的圈子中是一位主要人物。说拉维尔斯坦的地位举足轻重一点也不过分。相比之下，我在我的同伙中算得上很好，但离重量级人物还差得很远。

一般情况下，施莱和我交谈时，会嘱咐我保持奎宁在我体内的浓度，以控制我的心脏跳动。我的心室常发生纤维性颤动，有时让我喘不过气来。他给我开的奎宁胶囊剂量很大，其副作用是耳朵会聋，服药一段时间后我就发现了。不管怎样，我的轻微的心脏不适，是将我和施莱联系在一起的真实原因。拉维尔斯坦与我不同，他强烈地吸引着施莱医生。他把拉维尔斯坦看作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战争中的伟大斗士。亚伯做了次轰动一时的哈佛演讲，对听众说他们是精英人物统治论者，假装是平等主义者，在那之后——“哇！”施莱医生对我说，“还有谁有此种学识、自信、权威说出这样的话！而且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如此自然而然地！”

至于拉维尔斯坦，他绝不会仅仅去找个医生。他必须知道，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都在思考着什么。他那没完没了的好奇心，不但对着被他吸引的学生，还对着商人们、高科技工程师、牙医、投资顾问、理发师，当然也包括医生们。

“施莱是这里的主治医生，”他说，“独一无二最有影响的一个人。他是制定政策的人。他管着所有的部门，介绍病人给自己的人——就像他为我做的一样。然而还有他的家庭生活……”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家里的生活。”

“你见过他的妻子吗？”

“从来没有。”

“嘿，根据传闻，那里是女人的王国。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绝对掌握一切。他的真正生活在这儿，在诊所和实验室里。”

“真的吗？严厉的人往往就是这样的……”

“就像你自己，齐克。你要知道，你在那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我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的又一个例子。”

“唔，不要感到遗憾。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所有的一切。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拉维尔斯坦说。

我无法提出异议。所有我能说的，就是这位医生没有朋友，没有拉维尔斯坦，来纠正他的错误。

“可怜的施莱在医学上变得越来越高明，”拉维尔斯坦继续说下去，“他的妻子是个难惹的人，再加上两个没有出嫁的女儿。她们三个人都是活动分子，为了女权主义、环境主义的事业而不得空闲。所以，医生在诊所里是专制君主，出了诊所，在家里却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也让他生气，”我说，“真正的朋友应当把你的香烟拿走！”

我告诉拉维尔斯坦的任何事情，都是他知道的。他并没有错过很多消息。

宝马740已经等在那里了——它是在尼基到达之前一个小时送到的。他直接来到医院。拉维尔斯坦还是不能行走，他的胳膊和手也只是部分地恢复了功能。他能够抽烟，能够拨电话号码——否贝的话，用他比较喜欢的法语来表达，就“报废了”。尼基一到，罗莎曼和我便离开了房间，在外面等候。

过了一会儿，尼基脸上挂着泪水出来了。他很少和我或其他朋友们讨论拉维尔斯坦的病情。他之所以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被亚伯审查通过。我们属于这样一类人，亚伯和我们谈论的事情是他——尼基——不感兴趣的。当然，尼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亚伯已经学会要认真地对待他的评价。

“你必须马上下楼去取你的新车。”罗莎曼说。

我们和他一起下去，看着他坐到方向盘后面。随车来的公司驾驶员等在那里，给他简单地介绍了车子的情况，后来，尼基给我们讲解了这部迷人的740的所有特殊功能。我浏览了一下控制盘上的开关和灯光装置——它看上去就像战斗机的座舱。这些东西我都不懂——我无法启动除霜装置，也不会打开引擎盖。

拉维尔斯坦自然是想把尼基的注意力从他的病况转移到这个很大的玩具上来。他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坐进驾驶座的确给了他某种愉快的感觉，不过尼基告诉我，他将不会回瑞士去了。一切都暂时推迟。他必须中断旅游学校的训练课程。

到了出院回家的时候，亚伯说他不愿意坐救护车，尼基要开着崭新的740带他回去。施莱医生的意见是，既然拉维尔斯坦不能行走，也不能坐立，应该用医院推送病人的轮床推他出去。亚伯却说，没有必要用轮床，也没有必要用担架或是救护车。他的学生和朋友们要用轮椅把他送进740车中。

施莱坚持不让步。否则他不会签字让亚伯出院，他说。最终亚伯听从了他的意见，他们抬起他，连同床上的寝具一起，放到轮床上。他一直默不作声，但并不是赌气或记恨。他没有病人的郁郁寡欢或情绪消沉。

740车已进了车库。一个电话，几分钟内就开到门口。

我在重读凯恩斯的回忆录，这是拉维尔斯坦推荐给我学习的样本。不论是在特护病房的休息室，还是在病人睡觉或静静地深思（好像在睡觉）时，有一本书总是可以消磨几个小时。我一边和罗莎曼坐在拉维尔斯坦住的公寓楼下的院子里等救护车，一边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的回忆录里有争议的问题是，一九一九年德国发售黄金，为被封锁的饥饿城市筹钱购买食物。负责执行停战协议的委员会驻扎在斯帕，位于比利时边境，是时髦人物经常光顾的温泉胜地，那里曾经是德国军队的大本营。鲁登道夫的别墅在那里，德皇和兴登堡的别墅也在那里——你马上就感觉到，凯恩斯所写的秘传，只是为了布鲁姆斯伯里的密友至交，而不是为阅读报章的芸芸大众。

比利时的土地萦绕着焦虑的情绪，他说。“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大面积沦陷的感伤情绪。那块地方令人伤感，带有黑松林里条顿人夸张的忧郁。”我大感兴趣地得知，凯恩斯抓住理查德·瓦格纳不放，认为后者应直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很明显，德皇的自我观念便是如此形成的。兴登堡算什么？不过是个男低音。鲁登道夫算什么？不过是个肥胖的男高音。三流的瓦格纳歌剧中的角色。”

然而，危险在于德国也许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布尔什维克主义。随着饥饿和疾病的出现，大量死亡的人数会损伤盟国的名誉，劳合·乔治对全体与会者说。克列孟梭回应道：“瞧着，他准定要给他们一个慷慨的协议。”我告诉罗莎曼，“准定”是现在已经不再见到的措辞。

不过法国仍然反对德国提出的用黄金来交换食物的建议。克列孟梭要求把德国的黄金作为战争赔偿。法国的一位犹太人部长，名叫克罗兹的，宣称应该让饥饿的德国人以其他方式来购买粮食，而不是用黄金。如果他的国家的利益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他就不可能进一步举行和谈。“这一点（趾高气扬地企图摆出一副尊贵的架势）乃是他的职责所在。”

劳合·乔治——为什么我不断地回到这一点？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如此受其影响——现在开始憎恨地攻击克罗兹，凯恩斯写道。“你与克罗兹面熟吗？——一个又矮又胖的、长着浓密胡须的犹太人，眼光游移不定，转来转去，肩膀有点下塌，好像在本能地表示反对。劳合·乔治一直仇视并看不起他。妇女和儿童在挨饿，他大叫着，而克罗兹先生却在这里唠唠叨叨他的‘黄——金’。他俯身用手做了一个动作，向每个人暗示令人厌恶的犹太人攥着钱袋的样子。他两眼冒火，语带轻蔑，激烈得好像在向他啐唾沫。就在像这样的会议中，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反犹主义浮上每一个人的心头。每一个人都带着瞬间的轻蔑和仇视看着克罗兹：可怜的家伙俯身在座位上，明显地退缩着……然后，转过身来，他［劳合·乔治］要求克列孟梭终止那些阻碍会议进程的手段；否则，他大声说，在那些在欧洲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中，克罗兹先生将会与列宁和托洛茨基齐名。首相停下来。你可以看见整个房间内各人都在咧开嘴笑，与相邻的人耳语‘克罗茨基’。”

另一个供职于德国政府的犹太人，是梅尔基奥博士。他和他的代表团的关系没有凯恩斯那样好。每当讨论到面包、猪肉制品或者财政上的安排时，凯恩斯就站在劳合·乔治一边，反对赫伯特·胡佛。梅尔基奥好像和凯恩斯的感觉相同。在凯恩斯的描写中，梅尔基奥看上去“目不转睛，眼皮重重的，一副无助的样子……好像是一个可敬的人在痛苦中。我们能不能打破会议的繁文缛节，和三种语言翻译设置的重重关卡，像明智的切合实际的人那样，讨论真相和现实？”

德国在挨饿，法国几乎快流血而死。英国和美国真正想要提供食品。成吨的猪肉等待着赫伯特·胡佛下令开始运送。“我承认，我们近来的行动还不足以让他相信我们的真诚；不过我恳求他［梅尔基奥］相信我，至少在那时，是诚心诚意的。他和我一样受到感动，并且我认为他相信我。整个会谈中我们俩都站着。在某些方面我甚至爱上了他……他将和魏玛政府通电话，催促他们授予他一些自决权……他说话带有犹太人强烈的悲观主义。”

我坐着阅读的地方，是在精致的铁门内的院子里，罗莎曼和我在这里，等着送拉维尔斯坦回家的救护车。一个石头的池塘，灌木丛，草地——甚至还有荫地花。青蛙和蟾蜍在这里应该是有好处的，但是你必须引进它们。它们从哪里来呢？在这块圣地的周围，方圆几英里都是瓦砾，根本没有青蛙。这个院子就像一个减压室。它也许会让一些租住在这里的教授回忆起十八世纪英国绅士建造的洞穴山庄。你需要保护，不愿面对残酷的事实。必须是拉维尔斯坦，才能完全意识到圣地和贫民窟这两个方面。“外面那儿，”他会笑着说，“警察将告诉你，遇到红灯不要停下。在无人的荒地，你停下来可能就完蛋了。”你一定不要被自己身处的历史所淹没。拉维尔斯坦经常这么说。他引用席勒具有相同效果的话：“活在你的世纪，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

建筑设计师在这里造了一个小爱尔汗布拉宫拱廊，还有水管和荫地植物。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住在这个城市里，但不要隶属于它。”

当我阅读的时候，罗莎曼就坐在我旁边的石头水塘的边上，一点没有被排斥在外的感觉。

拉维尔斯坦经过一段时间，才变得习惯于把罗莎曼和我看成一对夫妻。那是一种怪癖，因为他对他的学生有异乎寻常的兴趣，罗莎曼正是他们中的一个。如果有人问起这一点，他就会说，考虑到他们得到的那种教育，以及这种教育所异乎寻常地强调的“感情”——爱情，不要闪烁其词——假装教学可以和灵魂的结合分开，就是不负责任。那是他的老式说法。自然啰，有一个希腊词汇可以表达其含意，不过不要指望我能记住从他那里听来的每一个希腊词汇。厄洛斯是一位半神，是宙斯提供的附于某个人身上的守护神或人神，作为对他残酷地拆开具有男女两性特征的人的整体补偿。我确信我已经把阿里斯托芬的性神话的部分彻底弄清楚了。在厄洛斯的帮助下，我们，每一个人，继续寻找他的失去的一半。在渴望的驱使下，拉维尔斯坦对于这一寻找是真正认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种渴望，或者即使确实感觉到，也不见得会承认。在文学中，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有这种渴望，罗密欧和朱丽叶也有。比较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的有安娜·卡列尼娜和爱玛·包法利，还有司汤达的德瑞娜夫人的渴望，表现在她的质朴和单纯中。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得到公开认可的，其渴望以某种隐晦的形式存在。这是拉维尔斯坦持续关注的东西，并且如此全神贯注，就差去安排配对了。要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满足这些强大而又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对于并非总能觉察到的渴望带来的痛苦，一帖带有良效的舒缓剂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继续生活下去，不是用这种方法，就是用那种方法。婚姻一定要被制造出来。通奸的男女，希望从被剥夺的终身痛苦中得到暂时的解脱。在拉维尔斯坦的审判中，通奸是可以原谅的罪行，鉴于渴望的痛苦是如此无情地驱使着我们。“没有渴望的灵魂”曾经是他那本著名的书的暂定标题。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渴望已经以这种那种方法被排除了。

——我怎么越扯离题越远了？

作为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我有义务讲清楚拉维尔斯坦是怎么行动的。如果他关心你，他准会对你做一番大概的描述，这是预期之中的。你也许不会相信，他针对每一个人和每一种情形进行过多少思考，密切地观察他门下那些接受更高深教育的学生，那些愿意摒弃在知识性行业中占优势的正统社会科学专业的人。如果学生师从拉维尔斯坦，他们会发现很难找到工作。所以你必须考虑如何为这些被选中的年轻人提供生计。从职业上说，他们做了一个不稳妥的选择。拉维尔斯坦经常询问我的意见。“如果史密斯和莎拉配成一对将会怎么样？他有一些同性恋的倾向，但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同性恋者。而莎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年轻女性一遵守纪律，勤奋，热爱书本。不是天才，但是有很多她自己的优点。也许她正好有一点阳刚之气，会让年轻的史密斯满意。”

他早已习惯于想方设法把别人配成对，所以在薇拉和我离婚后，显然打起了我的主意。我的错误是如此清楚，以至于不能相信我会作出什么正确的选择。他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了。“薇拉很快就会与你分手。她到世界各地去参加会议，在家的时间从来不会多于一个星期。而你又有点过分怕老婆，齐克。如今和你一起生活的，不过是她挂在衣橱里的衣服。她需要一个丈夫只不过是为了面子。我从不认为男人是她的首选。她是个奇怪的人；她打扮得很漂亮，但并不是一位美女，无论她如何穿着和化妆。你作为一位艺术家，齐克，居然看出她和美丽有点关系。她的确有一对漂亮的眼睛，这是事实，但是靠近地看，她身上具有一种欧洲军人的正确性。当她察看你的时候，你完全达不到她的标准。从心里说，她向你走来，可是又转身离开，她的高跟鞋载着她能走多快就有多快，她是个奇怪的人，齐克。但是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啰，艺术家陷入热恋，不过恋爱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天赋。他们热爱他们的高级职能，他们的天才的运用，而不是真实的女人。他们有自己的驱动力。就说歌德吧，自然也有他的守护神，他和埃克曼一直谈论着这一点。老年的他还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不用说这种热恋是可笑的——纯粹的愚蠢行为……”

这就是他阐述问题的方法——不完全是奉承，但他从来都不奉承人，亦不为了贬低你而与你处于同一水平。只不过他相信，让你的自尊遭受攻击或被彻底摧毁的意愿，可以衡量你的严肃认真的程度。一个人应当能够倾听和容忍别人说他的最难听的话。

一段时间以前，薇拉就以极有教养同时又愚蠢而不现实的方式，开始了离婚的程序。显然她一年前就聘用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下城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知道我财产中的每一个小钱。薇拉要求分到我银行账户中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五，免税的。她定期去下城做头发和眉毛，买衣服和鞋子。她经常和一位朋友或她的律师一起吃午餐。

我们完全没有家务琐事。我们只有松散的安排——一个家庭而已，不是夫妻之爱甚或感情的所在地。当家里的生活必需品快用完时，薇拉去超级市场大肆采购一通——苹果，葡萄柚，冷冻的肉，糕饼，作为餐后甜点的木薯布丁，罐头金枪鱼和番茄鲜鱼，洋葱，米，早点麦片，香蕉，做沙拉的青菜，甜瓜。我试了几次教她怎么挑选甜瓜，用鼻子闻瓜的底部，但很明显，她不想别人看见她做任何与其美丽和精致不相符合的事情。她还买了面包，卷饼，洗衣机用的肥皂粉，擦锅子用的钢丝球。几百块钱的杂货被装在硬纸箱里送上门来。买完东西以后，她并不转回公寓，而是继续开车去学校。我在家中拆开送来的东西，把它们装进冰箱，放到厨房的架子上，再用脚把纸板箱踩平，乘电梯把它们送下楼去。我与公寓管理员关系友好，不想用垃圾来麻烦他。

诗人和翻译家柯瑞根和他的丈母娘一起，住在我们上面一层楼上，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非要自己去丢垃圾。我向他解释我和公寓管理员的关系，他说，“除了你，谁都受到尊重。”我的回答是，这也许是真的，不过不必事事麻烦公寓管理员。那个管理员默默无言地表示，他的尊严需要得到承认。我宁可拖着压平的纸板箱下楼，也不愿老想着他需要尊重。

到后来，我并没有认识到最后的期限有多么近，仍然在苦苦思考，想弄清楚薇拉是怎么回事，进而掌握她的动机。她喜欢行动甚于语言，承认在言语表达上不能与我竞争。有一天我正在读书（我定时的语言食品），她全裸着漫步走进房间，来到我的床边，用她的阴毛在我的颧骨上摩擦。她肯定知道我会有反应，而当我的身体产生反应时，她便带着目的已达到的神态转身离去。不用说一个字，她就轻易地赢了。她的身体有效地替她做了表白，我们的关系快要走到尽头了。

我在床上读的书，一点也帮不了我的忙。我也不能追着薇拉问：“这样做什么意思？”一套大公寓被分成不同区域——她有她的地盘，我有我的。要是我去找她的话——无论如何，她也会拒绝讨论刚刚传递的信息。

于是我去找拉维尔斯坦。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需要立即和他谈谈，开了十二英里的车，穿过城市去找他。我计算出来——八个街区为一英里，按照最初的计划者或奠基者的设计。

到达后，我破例地接受了拉维尔斯坦递给我的一杯他煮的咖啡。我需要喝一些浓烈的咖啡。毫无疑问，我知道他对于我打算告诉他的事情是如何地感兴趣。人类在压力下反复无常的即兴创作——越傲慢无礼，他就越珍视。

“全身赤裸裸，嗨？就像他们说的，她在发表声明。你的印象是什么？她的没教养的行为告诉了你什么？”

“我的印象是，她说她不再尽一个妻子的本分了。”

“断绝关系，呃？你预料到这一点没有——或者从骨子里讲，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正在到来？”

“我当然知道它正在到来。她和我的关系永远也搞不好。”

“但是我想知道你是否遗漏了一些事实，齐克。我并不责怪你要求她必须恪守一个妻子的本分，从你的角度看。可是她们也有看法，妇女们。她在自己的领域里有相当的名望。他们对我说，她是一位高级科学家，她也许并不愿意为你烧晚饭——五点准时到家削马铃薯皮。”

“她在一个饥饿的国家长大……”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个混沌物理学家是很重要的人——我不知道它是研究什么的，然而它被看作是一门地位很高的学问。只有你不认账。”

“她走来告诉我，她的身体不可以再随便占有。她宁可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交流重要的事情。她对她的母亲宣布我们决定结婚的消息时，一直等到她的母亲乘飞机回欧洲那天，在登机前的最后时刻，才说‘我已经决定和齐克结婚’。老太太恨我。薇拉让人以为她爱她的母亲，事实上她以各种可能的方法与她作对。”

“但相反的看法真实吗？”拉维尔斯坦问。

“我还没有正确的答案，其他人也不见得知道。人们很难使他们自己的观点条理分明，这种观点使他们言行一致或使他们看上去言行一致，而这种言行一致似乎正是社会所要求的。不过薇拉真的缺乏井然有序的观点……”

“好啦，好啦，”拉维尔斯坦说，“你的想法是她会爱上你。她爱你是因为你可爱。不过你的这个薇拉把她的才智留给了物理学。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想法，是她的一号反前提。从这一点让我们转到超级市场，薇拉在那里买了几百块钱的食品，装在纸盒里，让一些年轻的罪犯送回家，这些家伙一直被假释审查官密切监视着。你可以自己烹饪这些鬼东西，孤孤单单地独自吃，吃完后擦洗锅碗。就像你母亲带着爱心给家人烧一顿好饭，等家人吃完以后所做的那样。你以为，如果你能让她情意绵绵地为你准备晚餐，她就会爱上你。她对此的解释是嘲讽的；她送给你一大堆食品杂货。正如她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你属于第三世界，一个正在消失的老式犹太人世界。他人的灵魂是一个黑暗的森林，像俄国人说的那样……你喜欢俄国人说的话。”

“可不是现在，我不。”

“嗨，我承认你说的俄国人并非如此有人情味，像他们想让我们认为的那样。所有这些东方的帝国都被警察控制着。”

“黑暗的森林是灵魂，可是你甭想避难于苏联国家保卫局。不过，我现在没有兴趣和你玩智力游戏。”

“我知道，”拉维尔斯坦说，“她向你宣告，你没有机会再接近她的身体。你的租约已经过期。但绝不意味着这是永久不变的。不能指望任何人生活在没有爱或爱的幻想之中。大多数人满足于一种友好的性关系。”

要办完法律手续时，我并未期望薇拉会在法院出现，然而她到场了，穿着一件纽扣钉得很高的外套，更像纹章图案而不是女性的服装，铜扣子从喉咙那儿一直扣到膝盖，化了妆，头发像跳交际舞的舞蹈家那样紧紧盘在头上。她发出的信息十有八九是不可能传递的。我曾经有过机会，以额外的女王般的慷慨大度给予我的机会，很明显的是，它要拿取的东西我却没有。

她设计出一种高深的合理性，它是完全不可知的，建立在18K的原则上。然而她的女王般高贵的身份还是有蹩脚的一面。如果你认为你能够说是了解她的，那你就错了。“也许好像这个人（齐克）可以做我的丈夫，那是个错误——这就是所要证明的。”她用一种奇怪的步法走开去，每一步都向前一挖——只用脚尖儿。鞋跟是独立的。这一点无关奇异的风格，它是一种古怪的表达，没有人能够说出它的含意。

罗莎曼不是拉维尔斯坦的明星学生之一，但是非常善于以她自己的方法学习。“她和其他人不相上下。她的希腊文足以胜任，从来没有出过错，课文理解得十分透彻。十分神经过敏，对自己没有把握。她也非常有吸引力，是不是？不是性感的类型，但是真的漂亮。”

他不知道，我这一次破例地走到了他的前面。我不打算让拉维尔斯坦为我调查罗莎曼。我不能让他像为他的学生一样，为我安排婚姻。假如他对你全无感情，他一点也不在意你干了什么。但如果你是他的一个朋友，他认为，你自己掌握自己的事情，是一个坏主意。他朋友的任何事情不让他知道，都会使他异常苦恼——尤其是那些每天见面的朋友。

从医院把拉维尔斯坦送回来的救护车轻轻地停在路边，罗莎曼和我站起来。我合上正在读的书，刚刚读到凯恩斯写给他的母亲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副手，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职责。静静地，带轮子的担架床很快地经过，我看见拉维尔斯坦光秃秃的甜瓜似的脑袋在我们前面，穿过阿罕布拉式的拱廊下的通道，经过荫地植物和水流潺潺的长满苔藓的水池。尼基跟在担架床后面，匆匆走进黄铜和玻璃的门。

罗莎曼和我乘客人用的电梯去顶楼。顽皮的孩子们按遍了电梯的每一个按钮，经常是每一层楼都停一下。电梯的门开开关关，整整用了十五分钟才到达顶楼。我们到达时，拉维尔斯坦已经躺在床上——不过不是他的四个床柱的大床，而是为他定做的医院的病床，机械工正在床的上方安装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不锈钢架。拉维尔斯坦可以用来转移身体的重量。当他必须移到椅子上去做物理治疗时，三角架的底部滑到他的大腿下面。等他虚弱地抓紧钢管，通过床脚嗡嗡旋转的小机器，帆缆似的装置便渐渐升起。你突然看见他的没用的双腿被吊起，离开床单。由于他还不能完全睁开眼皮，因而吃惊的表情只形成了一半。

也许他正在沉思冥想问题，生命的物理处理，以数不清的方法被毁坏，受创伤，甚至被杀害——这并不是他惯常的思路。一位护士突然出现，机械工（医院来的技工）站在旁边作为后备人员。拉维尔斯坦被吊到床的一侧，然后非常缓慢地被放低到轮椅里。施莱医生的目的是要让亚伯站起来，重建他的肌肉。长长的双腿没有腿肚子，苍白的胳膊朝里的一面可以看见血管。你禁不住想到血管里被污染的血。在护士想给他遮盖生殖器时，他好像在思考着一个紧迫的问题——概是在想如此苦苦挣扎地求生存是否有意义。没有意义，但是他仍然挣扎过。他抓紧钢管，那管子大约非常凉，两个拳头离他的大耳朵很近，靠近枕骨上面伸出的头发，在秃顶的发线下面。光头表明它们的力量。拉维尔斯坦的脑袋曾经如此。但是现在它变得很脆弱。我相信他知道自己是一副什么形象，被装进海军的那种索具里，“吹响哨子，越过舷侧”，极易遭受惊吓——以至于达到可笑的歇斯底里的程度。不管怎样，现在他已经离开三角架，坐在轮椅上；三角架从他的身下滑出来，尼基推着他在公寓里巡视。罗莎曼和我跟在后面，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

一切仍井然有序。公寓由两位女士负责打扫。那个波兰的妇女瓦佳，星期二来进行一番真正的打扫，黑人妇女鲁比·泰森夫人（年纪太大，不能再做实际的清洁工作），让自己星期五来。泰森夫人的职责是保持她所从事的家务工作的尊严。在瓦佳的眼中，拉维尔斯坦不过是又一个招摇过市的犹太人——她那未开化的想像力想到的是他控制的金钱，还有他的粗暴和难以理解。鲁比比较了解他：他是教授，有点神秘的白人。几乎就像其他的白鬼一样，他能够体谅她的问题，她的做妓女的女儿，犯罪被关在监牢里的儿子，和另一个为艾滋病而苦恼的儿子，他们争争吵吵的老婆和孩子，其中的关系复杂得难以形容。在静悄悄的午后，他，拉维尔斯坦，有时会同情地，半梦幻地，听鲁比·泰森的故事——实在是超出了他的范围和兴趣。年老的妇女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安静的、有尊严的、忧伤而孤独的人。你可以想像拉维尔斯坦该怎样去听；这种人的生活必然是一团糟。这位善良的老年妇女在为那些院长、教务长和学院里其他的官僚们整理床铺，打扫客厅时，听说了白人之间的玩意儿。不用说，他们的家庭问题，他们的太太难懂的、精神病方面的秘密，她会讲给拉维尔斯坦听，她的时间是以钟点计算的。在他的公寓里，她什么也不做，在他付她工钱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就坐在厨房里酒吧的凳子上。有时她会从凳子上下来，去烘烤一块带馅的饼。肥硕、健壮、活跃的瓦佳擦擦洗洗。也是瓦佳移动家具，清洁卫生间，用吸尘器吸尘，擦亮炊具，洗涤水晶用品。工作时她穿着特大号的乳罩，下身是鼓起的佐阿夫式女灯笼短裤。

看见他坐在轮椅里，瓦佳脸上的表情不知是怜悯还是嘲弄——竖起了眉毛。大量暂时保留的评论，从她脸上扁平的鼻尖下溜走。哎呀，这真是十分不幸的！不过话说回来，幸好他是犹太人。她揩拭并擦亮器皿时，有时你听见她嘟哝“摩耶希拉”。最初几天还很虚弱的拉维尔斯坦抬起食指向她致意，对尼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让她碰那些拉利克水晶玻璃器皿。”

“她在水龙头底下哗哗地涮洗高脚玻璃酒杯，”拉维尔斯坦对我说，“把酒杯在水龙头上碰碎了。我让她看打碎的杯子。她哭起来，说她会从伍尔沃思百货店给我买来新的玻璃酒杯。我说，‘你知道那些拉利克水晶玻璃杯值多少钱吗？’当我告诉她一个数字时，她咧开嘴笑起来。她说：‘您和我说着玩的吧，先生。’”

“你告诉了她价钱？”

“你禁不住想到，这些女人对待男人的阳具一样毛糙，”他会说，“只要想像一下——就好像它们是玻璃。”

这时也许要拿出一定数量的文件资料，来说明我对于拉维尔斯坦和拉维尔斯坦对于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方面我们俩——主角——始终都不是很清楚。拉维尔斯坦认为没有必要不着边际地谈论这一点。他说过他极其满意，我完全能够遵照我们说过的话去做。在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像亲密的朋友那样，每天见面，同时还在电话上长时间地交谈。我们是密友——还有什么比这更要紧的？我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到几个公文夹，里面一页页全是关于拉维尔斯坦的。但是这些资料好像仅仅涉及主题。没有什么差强人意的现代语汇，可以用来讨论友谊或其他高格调的相互依存关系。人是这样一种造物，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话说。

拉维尔斯坦乐意将什么都摊开来告诉我。这个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大个子犹太人，为什么现在要费心对我讲这些事情？因为时间紧迫，必须要说出来。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就要死于艾滋病毒导致的并发症。他很虚弱，已成为没完没了的各种感染的主人。可他仍然坚持，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告诉我，爱情是什么——是需要，是意识到的不完全，是渴望完整的一体，是如何将厄洛斯的痛苦与极致的狂喜结合在一起。

回想起来，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的好时光，从我这一方面来说，可以自由地向拉维尔斯坦供认我不能对别人说的事情，描述我的弱点，堕落下流的秘密，以及使人精疲力竭的文过饰非。他多半认为我的忏悔令人捧腹。最好笑的是那些思想上的谋杀。大概我不知不觉中给了它们一种滑稽的歪曲。总之，他以为它们非常有趣，说：“你读过著名的德国佬心理分析家泰奥多尔·赖克的东西吗？他说过，每天构思一个谋杀，精神病医生远离我。”

我对自己过分严厉，不过拉维尔斯坦视之为好的标志。自知要求严格，我永远乐于和自我那个变化多端的妖魔角斗，所以我是有希望的。然而我还想更进一步。我感到，除非你找到途径去传达某些“不能传达的东西”——你的秘密的形而上学，你就不能够被彻底地了解。我探索这一点的方法是，在你诞生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生活。领会这一神秘现象，领会这个世界，是超自然的挑战。你从无人知道的地方，从不存在或原始的被遗忘状态，进入一个充分发展并且形成系统的真实存在。在此之前你从未见识过生活。在你等待初生时的黑暗，与其后接纳你的死亡的黑暗，这两者之间的光明的间隙中，你必须尽可能地去理解那个高度发展了的现实状态。为了看到这个现实世界，我等了几千年。接下来，当我还在学习走路的时候——在厨房里——就被送到街上，以便更贴近地审视它。我最初的印象之一，是沿着街道排列的巨大电线杆。它们呈棕灰色，软软的，腐烂了。这些电线杆的横档或许多条侧臂上，架着很多电线或电缆，垂下来一段，升高，又垂下来并升高，一直延伸下去。在固定的下垂处和流动的电缆上，麻雀落下来，飞开，再回来休息。沿着人行道，陈旧的砖块在落日下呈现出原初的红色。那些日子里很少看见汽车，所见的都是双轮双座的马车，送冰的车，运啤酒的大车，高大的马拉着它们。我根据他们的脸来辨别不同的人——红色的，白色的，起皱纹的，疙疙瘩瘩的，或是滑溜溜的；微笑的，暴躁的，或是勃然大怒的——他们的眼睛，嘴巴，鼻子，声音，脚，还有姿态。他们怎样弯下腰来逗一个小男孩，问他问题，戏弄他或充满爱意地折磨他。

上帝很早就显现给我。他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往下梳理。我明白我们之间有关系，因为他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亚当，并将生命注入其中。我的大哥也梳成同样的发型。在大哥和我中间还有一个哥哥，最年长的是我们的姐姐。不管怎样……这就是世界。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世界本身。物体把你向它们自身拉近，通过本来就存在于那里的磁场定律支撑着你。能够观看是一种特权——观看，触摸，倾听。本来应该可以将这种感受向拉维尔斯坦描述。但是他也许会不屑一顾地回答说，卢梭早已在《忏悔录》或《孤独散步者的遐想》中阐述过同样的内容。我并不想让这些最初的认识论上的印象被预料或被摒弃。我已经在同样的标志下看这现实七十多年了。我仍然觉得，我必须等待几千年来观看、倾听、嗅闻、触摸这些神秘的现象——轮到我走进生命后，在我有生之年结束重归虚无之前。我原可以对拉维尔斯坦说：“这是我生存的惟一的机会。”可是他离死亡太近了，以至于不能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本希望通过描述我的秘密的形而上学，使我自己完全地为他所知，现在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愿望。仅有少数特殊的灵魂，才能发现接纳这种启示的途径。

更进一步孩子气地透视外部世界：在蒙特利尔市的罗伊街上，一匹拉运货马车的马在结冰的路上摔倒了。天空暗得像灰色的衣服衬里。小动物兴许还能爬起来行走，这个臀部巨大的家伙只能四蹄朝上，在空中徒作挣扎。这匹长毛佩尔什马目光惊恐，青筋暴露，需要一个巨人来搭救它，可是聚集在街角的一群小个儿男人只能大声地作出各种建议。他们告诉警察说他很幸运，因为这匹马是在罗伊街跌倒，而不是拉伽谢狄埃尔街，所以写进他的报告要容易得多。接着走过一队奇怪的没有尽头的女学生队伍，两个一排，穿着黑色的制服。她们的脸色苍白得像肺结核病人。照看她们的修女把手揣在衣袖里取暖。肮脏的街面上水坑很深，上面结了一层冰。

孩童时代的这种印象——真正的现实——大人们会容忍。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前，无法改变这种印象。在富裕家庭中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大概更长。拉维尔斯坦也许会争辩，说这样有自我放纵的危险。你要么继续生活在心灵顿悟之中，要么摆脱它们，开始从事一些行当，采纳理性的原则，关心社会或政治。到那时，来自于“别的地方”的感觉才会消失。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你的一切所知，都是来自于别处某个更早的存在。就我的情况来说，拉维尔斯坦认为，观察的特殊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应有的程度，或者说已经远远超出了为它自身的奇怪原因而被培养出来的程度。他认为，人类首先需要我们的注意，而我过分沉溺于自己“个人的形而上学”。他的严厉的批评对我确有好处。虽然在有生之年我不能改变，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关心我的人指出我的缺点和短处，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尽管我无意通过批评的手术，来摘除我与生俱来的形而上学的透镜。

这是自由的社会为我们设下的陷阱之一——让我们显得孩子气。亚伯也许该说，“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要么你继续像孩子一样去观看，要么就别这样。”

如此看来，尽管还有其他的病魔缠身，拉维尔斯坦的生命再一次有了转机，而且好像是第十次学习如何坐起来。尼基已经学会使用三角形的升降架，当拉维尔斯坦情况有所好转时，尼基推着他的轮椅在前面走，罗莎曼和我跟在后面。拉维尔斯坦眼睛半闭，头垂在一边。在尼基的推动下，他坐的轮椅滚过面积很大的整个公寓——这原是比较幸福和正常的人住的公寓。不过这里还是他的王国，一切财产都在这儿。

罗莎曼眼睛里含着泪水，问我他是否还能恢复健康。

“他能不能打败格巴二氏综合征？我要说机会在他这一边。”我说，“去年，他得了带状疱疹——疱疹或其他什么的。他击退了那些带状疱疹。那一次，他赢了。”

“但是能够赢多少次？”

“一切都和你离开时一样。”尼基在对拉维尔斯坦说。

地毯，挂件，拉利克装饰，画，书和镭射唱片。他卖掉了收集的留声机唱片，那是很多经过挑选的唱片，卖掉它们只是为了和先进的科技保持一致。他有寄自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镭射唱片目录，里面列出最新的巴洛克风格的唱片。尼基和我称作“指挥所”的电话被切断了。只留下尼基卧室里的那部电话，如他所说，“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在这座城市里，有上百万人住不上这样的公寓——这里到处都是无价的古董地毯。厨房的水池上发出嘶嘶声的意大利式浓缩咖啡机，是商店用的型号。可是拉维尔斯坦已经不能够再操持这个家了。壁炉架上方的朱迪斯依然抓住荷罗孚尼的头发，他的嘴巴张开。她的眼睛朝着天堂。作画的人想要你把朱迪斯看作犹太人民的纯朴女儿，自然天成的、贞节的美人，尽管她刚刚切掉一个男人的头。拉维尔斯坦对于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在他的私人住所内，极少有拉维尔斯坦性偏爱的暗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没有理由怀疑他有什么普通人所具有的不正常行为——那种老派的同性恋者的稀奇古怪的诱惑行为。他不能忍受脂粉气十足的男人的谄媚。

在这些坐着轮椅游览公寓的时候，他的感受令人刺痛地显而易见：我走了以后这一切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任何东西我能够带进坟墓去。这些美丽的物品是我从日本、欧洲、纽约……世界各地买来的，经过再三的斟酌，并且和懂行的人以及朋友再三商量……是的，拉维尔斯坦正在衰弱下去。看见他坐在滚动的椅子上，裹着彩格呢披风，宽阔的背弯曲着，甜瓜似的脑袋歪在一边，你也许猜不到，他的体魄曾经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的怪癖、口头语、习性以及近来的感染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几年前，在我的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小屋作客时，拉维尔斯坦问我，对于这栋石头房屋，古旧的大理石，山核桃树，花园，是否有业主所特有的感情。老实说，虽然我非常喜欢所有这一切，但并没有认定自己就是这些土地和物品的所有人。因此，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地方上的民兵袭击我，把我作为外国犹太人赶走，他们的侵犯应该主要是反对犹太人，而不是地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关心的将是美国的宪法，而不是我的投资。房间、石头、植物并不能左右我的重要器官。如果失去了它，我会到别的地方去生活。但是，假如宪法，所有这一切的法律基础，遭到破坏，我们将要回到最初的混乱状态，他通常这么警告我。

那次访问，拉维尔斯坦从汉诺威经由91号州际公路来看我，冒着生命危险，开着租来的汽车。他开车的动作太不协调，在高速公路上很不安全——他在驾驶座上紧张不安。除了作为乘客，他从不与车打交道，他开车太紧张。况且他也不喜欢乡村。

他说，重复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里的见解，一棵树，看上去如此美丽，可是从来不发一语。会话仅仅可能发生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因为他喜爱讲话，喜爱一边讲话一边思考，喜爱身体后仰沉浸在思潮汹涌之中——他指导，检查，辩论，制止错误，宣告基本原则，把希腊文和同声翻译混合在一起，说话结结巴巴，大笑着，同时用犹太人的笑话来润色他的解释。

在乡下，他从来没有自己出去，穿越田野。他朝着林木和草地看过去，但是和它们没有一点其他的关系。不知为什么，卢梭会存在于亚伯的记忆深处，而他是如此地喜爱田野和树木。卢梭采集并研究植物。可是，植物不对拉维尔斯坦的胃口。他可以吃生菜沙拉，但看不出为它而沉思冥想有什么意义。

他到乡间来看我，他的访问是对我的让步，对我的无法解释地爱好偏僻和孤独的让步。为什么我要隐居在林木之中？一个可靠的假设是，他从更多的角度来审视我的动机，而这些角度比我能够想到的还要多，即便我永生永世地思考下去。还有可能是他对于我当时的太太薇拉感到好奇——那是在罗莎曼之前的日子里——还在试图理解，为什么我要和这样一种女人结婚。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向你提出。你知道，他具有真正的才智，一个不停运转的、刨根究底的头脑，相比之下，我只不过是偶尔地、断断续续地表现出智慧。他全面透彻地思考而得出结论，建立在经过检验的原则的基础上——我应该怎样来描写这种情况？……拿鸟类来比喻，他是鹰，而我不过是一只捕食昆虫的小鸟而已。

然而，他知道，我能够理解他的原则——甚至不必对我解释这些原则。如果他有惟一一个幻想的话，那就是不管怎样我都能够接受纠正，而他则作为一位教师，这你明白的。那是他的职业——他教书。我们是教书的人。几千年来，犹太人教导和被教导。没有教导，犹太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拉维尔斯坦曾经是达瓦的学生，或弟子，如果你更喜欢这么称他的话。你也许没有听说过这位使人敬畏的哲学家。他的崇拜者说，他是一位哲学家，从这一术语的古典意义上来说。我不是这一方面的评判者。哲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而我的兴趣是在完全不同的方面。在我心智的范围内，我带着敬意想起已故的达瓦。拉维尔斯坦谈到这么多关于他的事情，以至于到最后迫使我去读一些他的著作。假如我想了解亚伯是怎样的一个人，就不得不这么做。过去我在街上碰见过达瓦，真的很难想像，这个细瘦的人，三倍的心不在焉，温和的眼镜掩盖住他的火爆判断力，竟会是大逆不道的离经叛道者，处处被学术界仇视，不仅在美国国内，甚至在国外也是。作为达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维尔斯坦也同样遭到敌视。不过他一点也不在意被别人当作敌人。他绝不是那种懦夫。对于作为一个阶层的教授们，我不是很感兴趣。在这个正在结束的难以忍受的世纪，他们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这么认为，或者说过去这么认为。

细想想，拉维尔斯坦到乡下来访的那个星期是很愉快的。呈狭长形的安静的新英格兰——阳光，绿树，橘红色的罂粟花床，旁边连着红白相间的牡丹。

透过活动百叶窗看出去（他用颤抖的手指分开百叶窗的横条，使它们之间的间隔变宽），他看见一片鲜花——那正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发觉一切都非常令人满意，但是季节的戏剧缺乏真正的趣味，比不上人间的戏剧。

他问道：“你的妻子总是像这样吗？”

“像什么样？”

“‘像什么样’，”他说，“一天十四个小时坐得笔直地读她的书和报纸，薇拉把自己关在她乡间橱柜似的房间里。”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是的。这就是她研究她的混沌物理学的一贯做法。”

“坐着一动不动——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你根本就看不见她呼吸。怎么她竟然不感到闷得难受？”

“她正在准备论文。她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对一个什么人的研究作评论。”

“她必须让她自己呼吸——哪怕是断断续续地。我注意着她，”拉维尔斯坦说，“我认为她没有吸进空气，除非以一种秘密的方法。”

当然他有点夸张。不过事实支持他的说法。况且，他设法使我认可他关于她的说法。在我能够考虑同意或不同意之前，他已经把我说服了。他建议，我没有必要接受薇拉的行为。自从我们来到乡间以后，她便把自己锁在她的房间里。于是出现了两个独居者。我们在新英格兰度过的夏天就像这样：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地球上，这里有两个各不相干的个体存在。薇拉沉默的时候尤其漂亮。沉默中，她似乎在向她的美丽做祷告。拉维尔斯坦也许已意识到这一点。

他来到新英格兰和我住在一起没多久，立即就明白了我的处境。他讨厌乡村的景色，但是为了我的缘故，把他的生活放在一边。他并不喜欢离开他城里的电话交换台指挥所。被切断了与华盛顿和巴黎的提供情报者的联系，与他的学生、他训练过的人、一伙弟兄们和新加入者，以及少数幸福的人的联系，这使得他极端不舒服。

“这就是你如何度过夏天的吗？”他说。

他尽可能经常地去巴黎度过一个星期，甚至住上一个月。他承认，巴黎已不再和过去一样了。然而，他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事件能够成为事件，除非它得到巴黎的注意、评价和证实。尽管如此，过去的好日子已一去不返。俄国的女沙皇和国王们不再从巴黎进口诗人和哲学家。如今当拉维尔斯坦这样的外国人对法国听众讲卢梭时，演讲大厅内挤满了人。人们可以说天才在法国还是受到欢迎的。但是极少法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亚伯·拉维尔斯坦那里得到很高的评价。他不在乎愚蠢的反美主义。他不需要被巴黎人热爱或纵容。总而言之，他喜欢他们的邪恶胜于谦恭有礼。

巴黎（这是一个重要的旁白）是亚伯·拉维尔斯坦和薇拉第一次发生争吵的地方。当薇拉和我乘飞机到达，去接受一个授予外国作家的奖项时，他正在那里。我们住进皇桥大酒店。没有耐性而且兴致高昂的拉维尔斯坦急于想见我，从前室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没有等到回答就冲了进来。他本想拥抱我——或者是薇拉，如果她碰巧先被见着。她正好穿着带肩带的长衬裙，于是她转身跑开，砰的一声关上浴室的门。亚伯和我在隔了这么多月再见到对方，都很高兴，几乎没有想到薇拉，或想到拉维尔斯坦闯入卧室的不妥当。他至少应该敲一下门。这本是她的卧室，正如她要提醒我的那样。

我从她跑开时出的娇羞气恼就能知道拉维尔斯坦冒犯了她。我不愿意考虑她对于举止得体的看法，而对她加以体谅。从那以后，她说她永远也不能原谅他冒失地闯进她的房间。在她没有更衣打扮之前，为什么他不事先警告一下就冲进来？

“哎呀，他是莽撞的，”我说，“对于一个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这是……这是他的魅力之一，他凭冲动行事……”

这并没有让薇拉心软。我为拉维尔斯坦解释或者辩护所说的每一个字，都立即变成她报复的武器储备，被用来向我还击。“我不是到巴黎来见你的哥儿们，”她说，“也不是来让他们在我半裸时朝我冲过来。”

“你在海滩上露得比这还要多，”我说，“穿着那种时髦的极简抽象派艺术家所谓的泳装。”

薇拉也驳回了这一点。“这是不同的情况，而且你有权利做好准备。你以一种傲慢的语气和我谈话，好像你认为我是无知的女人。请你记住，我在我的领域里地位之高，正如你在你那一行中一样。”

“当然你的地位很高，甚至更高些。”我说。

我习惯于被商人、律师们、工程师们、华盛顿的名人们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家们贬低。甚至他们的秘书们，她们通过电视，得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概念，当我露面时，她们以手掩面偷偷地笑，互相使眼色——某个不能理解的怪物。

因此我让薇拉如她所愿地高高在上，但是拉维尔斯坦说，我应该保持更多一些适度的自尊，如此逆来顺受不是真正的我。不过我无意于为了遵从大量的批评，而背离我自己的一贯作风。我对于现实和自己的缺点有很好的理解。我永远记着死神正在临近，有可能在任何时刻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不管怎么样，我都应该预见到薇拉会就拉维尔斯坦的“不妥当”而大做文章。她已经准备好了，要通过与我斗争来解决亚伯的问题，他在旅馆里闯进我们的卧室，正好给她提供了一个她一直等待着的机会。

“我不要在这里再见到他，”她说，“我还要求你记住，你答应过要带我去沙特尔。”

“我说过我会的。当然我将带你去——我的意思是，我们将一起去那儿。”

“让我们邀请格里莱斯库夫妇。他们是老朋友。格里莱斯库教授要和我们一起去。娜内特不去——她好久不参加这种旅行了。她不喜欢白天被别人看见。”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格里莱斯库夫人在她那个时代曾经是一位美丽动人的淑女，就像很久以前你读到过的如花少女中的一位。格里莱斯库是著名学者，不完全是荣格的追随者——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是一个荣格派。你很难将他归类。

从来也不强烈指控任何人的拉维尔斯坦说，格里莱斯库的名字被一些专门研究有关方面的学者提到过，他们说他是一个铁卫团成员，与罗马尼亚战前的法西斯政府有联系。他曾经是布加勒斯特纳粹政府驻外机关的文化官员。“你不喜欢思考这些事情，齐克，”拉维尔斯坦说，“并且你和一个让你害怕的女人结了婚。当然你会说她是一个政治上无知的人。”

“关于政治她懂得很少……”

“很自然地，她相信一个科学家应当超越这些东西。但是他们是她的伙伴。我们也不妨直视一下事实。”

我说：“我承认拉杜·格里莱斯库在那些东欧人的圈子里是男性的楷模。”

“你是指有教养的绅士的那一套狗屁。”

“是啊，多少是那样。体贴的男人，惟一符合要求的那种，记得住生日、蜜月和各种其他情意绵绵的周年纪念。你必须亲吻女士们的手，送她们玫瑰花；你阿谀奉承，为她们拉开椅子，抢前一步去开门；与侍者总管商量，安排好一切。在那一伙人中，女人们期待被当作宝贝，被宠爱，被服从，或者说被浪漫地追求。”

“难道这些傻瓜在扮演随时效劳的骑士？——当然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但是女人们从中得到乐趣。”

从蒙帕尔纳斯站到沙特尔的路程相当短。如果我要带薇拉去看大教堂的话，我宁可选择草莓季的一个集市日。除了被带到那儿去以外，薇拉对沙特尔并不真的感兴趣。她对于哥特式建筑和彩色玻璃毫不在意。她仅仅是要达到她的意愿而已。

“薇拉开出各种各样的条件要你去满足她，对不对？”拉维尔斯坦说，“她有没有叫你带来她所有的行李？”

“那倒是真的。我取道伦敦来。”

“她不能取消在家乡的某个约会，所以你要自己乘飞机，并且带上她参加宴会的服装……”

他没有称赞我去完成这些使命。他这里的意思绝对清楚。他为我的婚姻描绘出的画面只有奉承。作家不能成为好丈夫。他们的厄洛斯是保留给艺术的。或者说，他们恰恰就是不能集中全部精力在婚姻上。对于薇拉，他的裁判更加严厉。“也许我是不该闯进卧室，”他承认那一点，不过加上，“可是那里并没有多少可看的，再说，我又没有兴趣。她离裸露还差得远呢。她穿着衬裙，裙子下还有各种其他的玩意儿。如此大张旗鼓地兴师问罪，究竟为了什么？”

“礼仪。”我解释道。

拉维尔斯坦不同意。“不，不。不是礼仪。这根本就不像礼仪。”

在遣词造句上我很少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她只不过是没有准备好让别人看见。除非你和她一起生活过，否则你就不会知道，早晨她对头发、面颊、嘴唇（特别是上唇）干些什么——那是她的准备阶段。她必须以美丽的女人形象示人。不过这是美丽的美丽检阅，需要准备，就像西点军校或哈布斯堡王朝轻骑兵检阅一样的准备。我将会被怀疑带有偏见。但是我向你保证，我真的碰到过几个非常奇怪的女人——我碰巧是一个结了几次婚的人，我有一个自我保护的问题。

拉维尔斯坦说：“薇拉是否来自黑海地区？”

“如果是又怎么样？”

“东部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

“我说不出准确的地点。”

“这不是很重要，”亚伯说，“仿照东欧原型的贵夫人。现代法国妇女不会这么装腔作势。从东欧来的人常常墨守法国的成规，他们在家乡没有像样的生活，住的地方令人作呕，他们需要以法国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这一点很适合像乔兰那样的人，甚至我们的朋友——你的朋友——格里莱斯库。他们希望变成法国人。不过你的夫人更突出……”

我阻止他往下说。如果我承认她确实是一种古怪的现象，就像他描述的那样，就会给我招来不忠实的罪名。我是用情人的眼光来看她的。但不是完全彻底地。我还从一个自然主义者的视角来观察她。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我还要承认，她脸部的某些方面使我想起乔尔乔内。在一幅小型的图谱上，你可以将薇拉的血统归于希腊，甚至埃及。当然喽，第一流的智者是一种宇宙的奇迹，薇拉有第一流的大脑。它的科学上的部分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然而，拉维尔斯坦认为，在科学家当中，人格伟大的例子很少。伟大的哲学家、画家、政治家、律师，是的。但是在科学家中，灵魂高尚的男人和女人极少。“是他们的科学伟大，而不是他们自身。”

现在我必须放下巴黎，回到新罕布什尔。

在乡下的几天让我断定，拉维尔斯坦的来访证明了他的感情。他并不关心田野、树木、池塘、鲜花、小鸟：这些只会浪费一位优秀人物的时间。为什么他要放弃他的成排的电话机、饭馆、纽约和芝加哥的一切便利，以及情欲的吸引力？因为他要亲眼看看，在新罕布什尔，薇拉与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天就足够了。“我一直在观察，”他说，“我看她把你监视在一个蚁丘上。”他说，“你们一起做过什么事吗？远足？”

“没有，真的。”

“游泳？”

“在空闲的时候，她就跳进邻居的池塘。”

“烤肉，野餐，访客，聚会？”

“不是她喜欢做的事。”

“她就不能和你谈谈她的主要兴趣……”拉维尔斯坦的大脸凑得很近，屏住呼吸，他悄悄地让我从他的观点来考虑这一切：为什么我要忍受这种每天处于紧张状态的折磨，并且是永无止境地？

所有薇拉需要的，正如她经常说的那样，就是带着一本笔记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画她的图表，伸直膝盖，屏息，一动不动。然而她还是一直对我有抵触情绪。这个新罕布什尔的角落之美，高大的枫树，几百年的山核桃树——树阴下拐角处的长春花和苔藓意味着……算了，对于薇拉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她全神贯注于她的伟大的抽象思维。

“你在这种情形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拉维尔斯坦说，“也许你代表着任何男人将会从她那里得到的一切……所以，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她是把精力集中于她的科学，还是她的巫术，正是由于你的无知，所以必然看上去好像她是专注于她的科学。”

这似乎倒是比较公正地说明了情况。

“她的一贯作风，”我说，“就是每隔几个星期便打点行装，包括宴会穿的礼服，因为除了自然科学以外，那儿还有社交聚会。她开走她的白色捷豹车，沿着东部海岸线来来回回参加科学研讨会。”

“除去嫌弃的暗示以外，你能不能说，她走后，你同样也得到某种放松？”

拉维尔斯坦可能是深表同情的。不过更经常的是，他揣摩我自相矛盾的古怪行径。

“从这个地方你得到了什么？”他会说，“这里本应该是你的安静的绿色隐居所，你在这里思考和写作。或者至少把你的写作方案向前推进一步……”

一般来说，我对他是毫无隐瞒的，并且乐意接受他的批评。他对朋友的生活，他们的性格，他们深藏不露的亲密关系——性需要和性变态——表现出真诚的兴趣：他毫无私心的观察常常使我吃惊。在指出你的缺点时，他从不试图抬高自己来超过你。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感激他对我的观察，并且坦率地对他讲起自己的怪癖。

我可以提洪一段典型的对话。

“我同意你说的，这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地方，”拉维尔斯坦说，“但是你能够解释一下大自然为你——一个城市犹太人——做了什么吗？你并不是超验主义者的现代版。”

“不是。那不是我的行当。”

“对于你的乡间邻居来说，你是一个畜生，应该在大洪水中淹死。”

“噢，绝对应该。不过我不为融入或归属当地社区而烦恼。是四周的宁静吸引着我……”

“我们以前有过这种会话……”

“因为它重要。”

“生命正在快速离去。你的生命飞逝如织布的梭子，或扔向空中的石子。”他说，很像一位溺爱子女的父亲。“以三十二英尺每平方秒的加速度下落——比喻令人恐怖的走向死亡的速度。你真愿意时间过得慢一些，就像孩童时期一样——每天都像过一辈子。”

“是啊，要做到那样，你需要在心灵中保留一些平静。”

“就像有个俄罗斯人说的那样，”拉维尔斯坦说，“我记不起是哪一个了，不过，齐克，当你想要解释你真正忙于什么的时候，你总是倾向于俄罗斯人。此外，你这么多年来致力于安排你的生活的问题——那是你的私人生活。那也是为什么结果你成为这所房子和这些三百年老枫树的拥有者，更不用说那些地毯似的绿草地和石头墙。我们国家的自由政治使隐私和自由成为可能，私人生活不受打扰。可是你匆忙的生命正全速飞驰——与此同时，你的夫人却决心摧毁你平静的自我完善的计划。一定有一种特殊的俄语表述这种，这个这个格局。我能够想见她是怎么勾引你的。当她打扮起来时，真正是一位漂亮的美人，她有最性感的体形……”

开始的时候，拉维尔斯坦特别小心不去冒犯薇拉。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想让我们安稳地过日子，当她说话时，他热情而专注。他服从她。他以鉴赏家的态度来做这一切——就像伊扎克·帕尔曼给小女孩演奏摇篮曲一样。他内心深处的判断不得不被搁置一旁。就在他闯入巴黎旅馆的卧室时，他对薇拉还充满由衷的谅解。他决不会就他所观察到的东西欺骗自己。他一一记录在脑子里。

他和我成为朋友——深深地仰慕对方——如果我们之间没有自然产生的理解，友谊就不可能存在。这时，他的光头靠在椅背上。他的奶油般苍白的面孔，又大又可爱，其尺寸使我对他颈部和双肩肌肉产生的支撑力量感到好奇，因为他腿部只有极少的肌肉，仅够为他的意图服务，或者说满足他的愿望。

“保持正常的关系应该非常容易。不过你却需要极度的挑战。所以你发觉自己努力去讨好一个女人，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她都不领情——你的情。”

“你很幸运，”他继续往下说，“你有一份职业。因此这只是次要的事。它不是真正的性奴役或变态心理的例证。人性的奴役，是的。但是对于你，它仅是微不足道的。你完全可以为了取乐，以这些无伤大雅的毛病——性折磨——为消遣，而把注意力转移到白山纯净的绿色中。”

“自从你在巴黎冲进我们的房间以后，她开始说你和我在一起有暧昧关系。”

他听到这句话突然停顿下来。沉默中我能够想像，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正在被一部威力巨大的仪器——我说这话是严肃的——处理分析。拉维尔斯坦绝顶聪明，这是无可置疑的。他身为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对于本土、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学术界的数百人，他也完全一样是带头人。他向法国人解释卢梭，向意大利人解释马基雅维利，等等。

停了一会儿，他说：“哈！说到在一起有暧昧关系，她的意思，是我理解中的她的意思吗？这么多年的婚姻以后？……你们结婚多久了？”

“整整十二个年头。”我告诉他。

“十二年！多么使人悲哀，”拉维尔斯坦说，“就像你给自己判决的刑期一样。你实际上是个忠诚的丈夫。你一天一天又一天地服刑，表现好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或者说也没有机会申请假释。”

“我忙于我的极有趣的工作，”我说，“早晨她穿上衣服，化好妆，接着检查她的头发、面孔和她的外表，通过三个用不同的灯照亮的镜子——在梳妆室、浴室和客房的盥洗室里。然后砰地冲出大门。弄得我半头痛半心痛。这使我耿耿于怀。”

“她不懂怎么穿衣服，”拉维尔斯坦说，“全是些奇怪的料子——去年她穿的是什么来着？鸵鸟皮？……最终她责备你和我有不道德的性关系。你说什么来着？”

“我拼命地笑。我对她说，我甚至于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也不准备去学。这简直就像一个笑话。她还是不相信我……”

“她不能相信你，”拉维尔斯坦说，“即便是杜撰这么一个可怜的罪名，也花了她太多的力气。她那一方面的智力范围有限得很——尽管他们告诉我她在混沌物理学方面是很大的权威。”

这个消息肯定来自亚伯的电话网。老话说“他的关系比电话交换台的接头还多”，现在已被无限拓展的通信技术所积累起来的大量数据所掩埋。

拉维尔斯坦到处向他的朋友询问关于薇拉的新闻，他准备告诉我的远比我想要听到的多，以致我希望用手捂住耳朵，闭紧双眼。但是你在这个年纪已不能再保持天真。天真的现代人十分之九视罪恶为无关紧要的事，决心不被一切可能读到、听到或看到的东西所影响。热爱丑闻使得人们善于创造发明。薇拉在她的科学上聪明机智，在行为上却是无知的。

作为拉维尔斯坦的知心密友，不可避免地，你会知道很多超出你兴趣的东西。但是在你精神的某个深处，仍然存在着属于中世纪的地方。或者是属于埃及金字塔时代，甚或迦勒底的乌尔时代的地方。拉维尔斯坦告诉我关于薇拉和别人的暧昧关系，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人。他说他准备说出我的竞争对手的名字，但是我不要听。既然她不爱我，那么我，以天生的生物学的机智，躲在办公桌后，完成了一些拖延已久的计划——为我自己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

我有诺言尚待实现

长途漫漫难入梦乡。

有时把它改为：

我有食谱尚待烘烤

漫漫长途难出梦乡。

这个玩笑是和我开的，不是和弗罗斯特——这位做作的老家伙，他的谈话大部分是关于他自己做的事、他的成就和功绩。不可否认，他是个自我推销者。他有公关的天才。不过他仍然是一位有杰出才能的作家。

听到薇拉可疑的行为不端使我情绪波动。当我记起拉维尔斯坦告诉我有关薇拉的各种丑闻时，我脚下失去控制，绊了一下。今年夏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会议要参加？她为什么不给我可以和她联系的电话号码？当然，如果这些事实不是那么奇怪的话，他就不会对它们感兴趣。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拉维尔斯坦狂热地角逐流言蜚语，他的朋友们带给他无聊的新闻时，他会给他们加分。可别想得美，指望他会为你保守秘密。我并不特别担心这一点。人们在追踪你的秘密时，比他们平时要聪明得多。如果他们了解了你的秘密，就增加了控制你的力量。无法中止或检查他们。即使筑起如你所愿的那么多迷宫，你肯定还是会被他们找出来。我自然明白，拉维尔斯坦一点也不在乎什么“秘密”。

既然拉维尔斯坦具有规模宏大的精神生活——我说这话决不带挖苦的意味，他的兴趣确实很广大——他就需要知道关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一切事情，正如一个给病人做诊断的医生，必须要看见你脱光的裸体一样。想起医生受职业道德规定的束缚，不可传播你的隐私，这个比喻失去了效果。拉维尔斯坦可不受这种规定的束缚。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小孩时，“赤裸裸的真相”的说法四处流传。“让我们了解赤裸裸的真相。”一位名叫克莱尔·谢里登的英国妇女写了一本回忆录，标题是《赤裸的真相》。她真应该访问革命年代的俄国，那样的话就合适了，在那里她应该和列宁、托洛茨基以及许多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关系很亲近。

不过这一切仅仅是题外话。

让我们继续讲下去。

话题还是薇拉，拉维尔斯坦说：“你为她提供美丽的乡间夏日，但是她不在乎这个地方，齐克，否则她会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我觉得很有趣，你竟会费这么大的劲。然而，”他继续说，“让我说一下我所见到的一切。我看见一个犹太人，一个移民的孩子，很认真严肃地对待美国的房地产。你可以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可以完完全全地实现你的愿望。作为一个美国人，你有权在喜欢的地方买土地，建房屋，充分地享受你的权利。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你自己，这是事实。所以你建造了这个新罕布什尔的避难所，里面摆满了你的家庭的纪念物。你母亲的俄国茶壶是一个漂亮的物件。它这个这个太精美了。然而它离开图拉城太远太远太远了——图拉的茶壶就像纽卡斯尔的煤一样。这个这个图拉的茶壶，从来没有出现在这样一个最最背井离乡的外国的地方。至于你，齐克，你正在发布你的全部美国权利宣言。你这样做非常勇敢，不过你这样做也有点发狂……周围几英里，就你是惟一的犹太人。你的邻居们互相依靠。你依靠谁——你的非犹太人的夫人？你有理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十分令人安慰的是，你有宪法保证，可以肯定的是，宪法本身的其他忠诚者对此也是欣赏的……”

他在自我陶醉。我并不十分介意。我的行动被揭露为一种典型，使我感到很有趣。

“我不得不同样假定你的税单很高……”

“当然呀。每年都有新的教育评估税额。”

他说：“我难以想像他们在这里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参加过镇上的会议吗？”

“参加过一次。”

“你的傲慢的夫人呢？”

“她也在。”

在起因不明或新的疾病周而复始地开始之前，拉维尔斯坦和我有过很多上面这种有趣的谈话。他好像认为，我应该重视他对于我的行为提出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我重视他的看法，事实上，我发觉它们很有用。例如，他说我绝不是一个不愿冒险的人。他问道：“你的婚姻让我着迷——你记得史蒂夫·布洛迪，是吗？”

“那个为了打赌而从布鲁克林桥上跳下去的家伙。”

“就是他——属于那些有性格的人中的一个。”

请参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尤其是第四章。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些伟大的文章，不过如果你完全忽略它们，就毫无希望跟上拉维尔斯坦的思路。我倒没有真正被它们吓倒。如今我熟悉柏拉图，就像熟悉艾尔莫·雷纳德一样。

“我对你说的，没有什么是你不能马上理解的。”拉维尔斯坦有时会声明，但也有可能是，他已经培养出与老好人齐克的会话艺术，并且特别注意与他交谈时说得慢一些。还有可能是，作为一位天才的教师，他知道我的头脑能够承受多少流量。

在新罕布什尔，他不断强迫我重复那些旧的玩笑、噱头和老一套的杂耍节目。“给我唱吉米·沙沃的歌。”要不就是“那个勃然大怒的丈夫小角色怎么忍受来着，再来一次？那个心碎了的男人告诉他的好朋友‘我的妻子欺骗了我’。”

“哦，是的。好朋友说，‘每天和她做爱，一天至少一次。不出一年准叫她死。’

“‘不！’那个家伙惊恐万状，‘那就是答案？’

“‘每天一次。就要那么频繁，她绝不会活下来……’

“接着一个提示牌被拿上舞台。你也许记得那是怎样进行表演的。一个引座员，戴着圆帽子，穿着双排扣制服，扛着一个带提示牌的三脚架，牌子上的黑体字写着，‘五十一周以后’。接着丈夫坐在轮椅上，被妻子推上舞台。他看上去非常虚弱，裹在毯子里像一个病人。妻子却风华正茂，穿着打网球的服装，网球拍挟在腋下。她呵护他，帮他把毯子塞紧，亲吻他。他的眼睛闭着，看上去像死了一样。她说，‘休息吧，亲爱的，我打完一盘就回来——很快很快。’她大步走开后，衰弱的丈夫把手举到脸前面，以绝妙的滑稽耳语，私下对观众说，‘她不知道，不过她只有一个星期可以活了。’”

说到这里，拉维尔斯坦把头朝后仰着，闭上眼睛，他的身体猛地向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和他一样发笑，只是以我自己的不同风格而已。就像我以前说过的，这种对于滑稽可笑的领悟力，使我们结合在一起，不过那也许是空洞无力的表达方法。欢乐的喧哗、无限的喜悦、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将我们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固定的公式表现它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那些日子里，罗莎曼路上要乘很长一段高架列车。她横穿这个巨大的城市，一路上，让她的思想和感情集中在一张张旅伴们的脸上。她给我带来一个星期的邮件和电话留言。她当了我两年的研究生助理，为我打字和发传真。薇拉以屈尊俯就的傲慢态度对待她，甚至从来没有请她坐一下。我总是递给她一杯茶，尽量让她感到舒适些。罗莎曼的穿着虽然有一点破旧，但极为整洁。可是薇拉认为她是一个邋遢的小东西。薇拉总是带着一副自命不凡的贵族气派。她为自己买来非常昂贵的服装，用诸如鸵鸟皮之类的奇怪料子制成。有一个季节她只买鸵鸟制品——一顶很大的鸵鸟皮帽子，式样像热带丛林居民戴的，上面还有羽毛被拔掉后留下的毛囊。鸵鸟皮的手提包斜挎在她的肩膀上，再加上鸵鸟皮靴子和手套。凭着她正教授的工资，她有很多钱可花。她的挺直轮廓的美，才是惟一要紧的美。

薇拉说：“你的小罗莎曼渴望照顾你。”

“我认为她相信我是一个幸福的已婚者。”

“假使那样的话，为什么她总是带着游泳衣来？”

“因为乘高架列车那段路又长又热，而且她喜欢在湖中游泳。”

“不，是因为你能够看见她美丽的身材。否则她应该去城那头她自己的地方游泳。”

“她觉得这里安全些。”

“你没有花费全部的时间口述信件吧。”

“没有。”我承认。

“那么，你们谈论什么呢——希特勒和斯大林？”

对于薇拉，这些属于不屑一顾的话题。与混沌物理学相比，它们甚至不存在。请你注意，她出生在离斯大林格勒不到一小时飞机航程的地方，她的父母竭力设法使她对于德国国防军和古拉格群岛的劳改营一无所知，只埋首于她的深奥的学问。薇拉依旧很奇怪地具有政治上的才干。她要肯定别人认为她很好。她希望他们把她看做一个热心的、友好的、慷慨的人。就连拉维尔斯坦都这样说她：“人们因为她的关心而受宠若惊。她给别人买最贵重的生日礼物。”

“正是这样。真是可笑的事情，她去引起熟人的好感，使他们和我疏远。我可不想陷入一场花钱竞赛之中。”

“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齐克，她是某种外星人？”

如今我已经很熟悉拉维尔斯坦有关婚姻的想法。他认为，孤寂的渴望和难以忍受的孤绝最终使人们一蹶不振。他们需要那个正合适的、那个失去的部分来使他们自己得到完善，既然不能指望在现实中找到他们需要的那一半，就必须接受一个容易相处的替补者。正因为认识到自己不可能赢，他们才安顿下来。真正心心相印的婚姻难得出现。爱坚贞不屈，直至末日的尽头，这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研究课题。对拉维尔斯坦来说，什么也比不上这种心灵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否认第一百一十六首十四行诗是关于男女爱情的，强调莎士比亚写的是友谊。在现代，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东西不是爱情，而是性关系——以波希米亚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法。我提到波希米亚，是因为我们需要被解放了的感觉。拉维尔斯坦教导我们说，在现代社会状况下，我们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强势状态——这是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来的——是通过自然来到我们这里的。灵魂的核心是厄洛斯。厄洛斯不可自制地被太阳所吸引。我前面可能已经讲过这些。如果我又重提它，是因为我永远离不开拉维尔斯坦，而拉维尔斯坦永远离不开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来说，厄洛斯位于灵魂的中心，太阳滋养着那里，并且使之发展壮大。

在某些方面，我对薇拉的看法要比拉维尔斯坦的好。他不易受到她那种妩媚的诱惑。与他相反，我总是用和别人一样的眼光看待她——她穿过房间，穿着非常昂贵的衣服，脚趾飞快地挖着地，以至于脚后跟几乎不着地。她关于行走、谈话、耸肩、微笑的看法很新奇。美国的熟人认为她是欧洲人优美典雅的化身。罗莎曼自己也这么认为。我解释说，在这种优雅的下面，实在只是一种特别的吸引人的笨拙而已。但是，她的声望，她在物理学界的名气，她领取的丰厚工资，她独特的倾倒众生的魅力，任何女人都很难比得上。罗莎曼往往说，“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漂亮女人——她的腰、腿和任何一处地方。”

“没错。但是有点做作，好像一种计谋，缺乏感情。”

“即使在结婚这么多年之后？”

因为我前面已有过的那些婚姻，我希望与薇拉能够维持。可是我多少已放弃了努力，十多年里没有向薇拉提出任何要求。早晨她摔门而出，我则回到我的工作中消磨时间。拉维尔斯坦从城市的另一端打电话来报到，聊一两个小时。罗莎曼每周至少一次，从拉维尔斯坦住的城市的那一头乘公共交通工具来我这里。我经常建议她叫一辆出租车，可是她说她喜欢乘高架列车。罗莎曼说，她的未婚夫乔治认为高架列车绝对安全。这里的公共交通运输当局在维持治安上要比纽约强。

仿照拉维尔斯坦的习惯，我教她法语词“靠不住的”——不可信任的。要让美国的危险中性化，没有比用法语来表达更好了。

就在那段时间，一切事情都很糟糕，甚至变得更糟糕。我去塔拉哈西参加我兄弟的葬礼后，又及时赶回来，去探望我的侥幸还活着的兄弟西蒙，结果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对我说：“你穿了一件漂亮的衬衫，齐克——有品位，红与灰的条纹。”

我俩坐在藤条沙发上。他那因癌症而消瘦的脸上带着惯常的快活的鲁莽表情。

“听说你想买一部烧柴油的奔驰车。我建议你不要买，”他说，“它只会给你找麻烦。”他颤抖着，处于最后的病危或回光返照阶段。这是一个几近完结的生命，所以我答应不买柴油车。默默地对视了好久，最后他说他想爬回床上去。他太虚弱了，以至于很难移动。他曾经是个球员，双腿结实有力，可是现在肌肉都没有了。我从后面看着他，想决定是否要帮他一把。他已经无法按照他的意愿干任何事情。后来他的头扭向我，眼珠往上翻——只看见眼白。护士大叫起来：“他要离开我们了。”

西蒙提高声音说：“不要激动。”

这是他经常对他的太太和孩子们讲的话，当他们意见相左或者开始争吵时。不让事情失去控制是他治家的原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眼珠已经向头顶翻过去了。不过我过去见过人死时的这种情景，知道他正在离开我们——护士说得不错。

就在那同一个星期，办完他的丧事以后，在我生日的前几天，当我踢薇拉的浴室门、大声嚷嚷很生气的时候，想起我兄弟说的要冷静，那大约是他最后说的话。于是我就离开了家。当我晚上回到家中时，发现薇拉留下的便条：她在叶莲娜家留宿，叶莲娜是另一个巴尔干-法国女人。

第二天晚上回家，我发现家里满是彩色大圆片胶贴——淡绿色标明是我的财产，橙红色的贴在她的东西上。整个公寓都是这些大圆点，让人眼花缭乱。它们的颜色反常，过分夸张，或使人恶心；它们装在盒子里拿回来时，盒子上明明标明“柔和的色调”。它们制造出暴风雪的效果——“我的和你的暴风雪”，我对拉维尔斯坦这么说。

我搬家后，他的一帮学生帮我打开包裹。罗莎曼也在其中。她很自然地对我收藏的书感兴趣。在搬家公司的箱子里，是我大学里读的华兹华斯的诗，我买自莎士比亚书店的《尤利西斯》，乔伊斯的巴黎排字工人搞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错误——不是“摸摸我，波尔迪。天哪，我想得要死”，而是“强暴我”(22)，摩莉说。全都因为两条狗在楼下街上交媾。“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利奥波德·布卢姆想道。这一天，他和摩莉怀上了他们的儿子，那孩子没有活多久。生命之墙的每一面，都由这些事实砌成，因此你永远也不能对它们全部作出解释，只注意到一些比较触目的。例如，当薇拉给所有的物件贴上淡绿色和橙红色的圆片时，她的形象会是什么样子。看着它们，准会让你尖叫着跑开。一个女人作为妻子的最后行为，乃是在家中贴上不说上千也有上百个标签，为什么男人要和这样的女人结婚？说实在的，为什么摩莉要嫁给利奥波德·布卢姆？她的回答是“他也不比别的什么人差呀”。

我曾认为薇拉是一位无可匹敌的美女。她穿的裙子剪裁得紧紧包住臀部。她有一个轻骑兵式的屁股，加上非常硕大的胸部，鞋后跟敲击着走进房间，就像敲着军鼓，可是你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感受或想法。

薇拉的上唇绷紧。我总是倾向于对上唇作出特殊的重要判断。如果有专横的倾向，那里将会表现出来。我检查一张照片时，习惯于将五官孤立开来看。这个前额告诉了你什么，或者眼睛的位置？或者髭须？希特勒和斯大林，我们世纪的典型的独裁者，留着不同的髭须。希特勒的唇，想起来了，特别引人注目。一个令人好奇的事实是：当你吻她时，薇拉的唇使你刺痛。

她有办法引导你，告诉你如何做一个男子汉。这种特异才能在妇女当中，比你可以想像的更加普遍。不是她心目中存在着过去喜欢过的男人，就是她自己有某种男人的原则要遵守，一种荣格式的有男性气概的互补角色，她特定的男性意向或先天的男性幻象——当然是无意识的。

拉维尔斯坦对这些东西没有耐心。他说：“这种荣格式的小把戏直接来自拉杜·格里莱斯库。薇拉是格里莱斯库夫妇极为要好的朋友。你过去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和他们一起进餐。自然啰，你是作家，需要会见各种各样的人。”拉维尔斯坦说，“对于处在你这种地位的人，那是自然的。来自体育界、电影界的人，音乐家，商品经纪人，还有罪犯。他们是你的面包和黄油、肉和土豆。”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应该与格里莱斯库和他的太太吃饭呢？”

“毫不反对，只要你注意到事实。”

“什么事实，就他们的情况而言？”

“格里莱斯库在利用你。他在家乡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需要让过去消失。这个人是希特勒的支持者。”

“喂喂，行啦……”

“他有没有否认他参加过铁卫团？”

“从来没有提及这个话题。”

“你居然还没有提过这个问题。你还记得布加勒斯特大屠杀吗？记得他们把人活生生吊死在屠宰场挂肉的钩子上，屠宰他们——活活地扒他们的皮吗？”

人们很少听见拉维尔斯坦说这些事情。他经常会用时髦的黑格尔术语谈到“历史”，并且推荐《历史哲学》的若干章节，作为极大的乐趣。令人压抑地谈论“全部的细节”在他是绝无仅有的。“你知道格里莱斯库是内伊·尤涅斯科的追随者吗？后者创建了铁卫团。他提到过这事吗？”

“时常说到尤涅斯科，但是他大部分谈的是他在印度的时候，以及他在一位瑜伽大师门下学习的情况。”

“那是他的东方魔力式的弄虚作假。你对人心太软，齐克，这也不全是天真。你知道他骗人。你们之间有一个不明言的协定……非得让我说清楚吗？”

照规矩，拉维尔斯坦和我相互之间不需要转弯抹角。对聪明人点到即止。从社交方面来说，格里莱斯库夫妇对于薇拉是很重要的。我的天资足以让我注意到这一现象，我留意到，由于我对拉杜非常礼貌，和格里莱斯库夫人在一起时总是循规蹈矩，薇拉为此给我很高的评价。我用法语与格里莱斯库夫人进行的简短会话，令薇拉满意得不得了。可是拉维尔斯坦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讲到我和这些人的关系。在他不久于人世时，他好像觉得要更加坦率一些来谈这些事情，而我们过去从未感到有必要讨论这些事。

“他们利用你作为他们的掩护，”拉维尔斯坦说，“你不应该成为这些反犹者的好友。不过他们是薇拉的朋友，你便把自己提供给了他们，你给了格里莱斯库他确实正在寻找的东西。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的罗马尼亚国家主义者，他残暴地对待犹太人。他不是雅利安人——不，他是达齐安人。(23)”

这我全都知道，非常清楚。我还知道格里莱斯库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关系很亲近，后者把自己看做某种雅利安人的救世主。这些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学者，他们的兴趣和天分无穷无尽、多种多样——他们既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和诗人，他们学习梵语和泰米尔语，在索邦神学院演讲神学；如果问得仔细一点，他们也可能告诉你一些他们“略微知道”的人，以及这些人在准军事组织、仇视犹太人的铁卫团的情况，但是人们对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事实上我很喜欢观察格里莱斯库。他有这么多不自觉的习惯行为。他是个心烦意乱的吸烟者，一会儿挖烟斗，一会儿装烟斗，要不就是把钢丝通条推进烟斗的柄里，或者剔去烟斗里的碳状污垢。他个子不高，秃头，但是他后面的头发留得很长，长得向前伸到领口上。他的头皮毫无遮掩，好像一个河湾，上面经脉暴突，看上去是充血的。一点不像拉维尔斯坦的苍白－椭圆一甜瓜似的光脑袋。就在他坐立不安地摆弄他的毛虫似的烟斗通条时，格里莱斯库继续在清楚地解说某个深奥的论题，或其他的什么东西。他的眉毛浓密，他的宽脸为交换思想做好了准备。然而并没有什么交换，因为他中断了交谈，专注于内心中某种神话或历史的话题，关于这样的话题，你没有什么可告诉他的。我全然不在意。我不喜欢担负起不得不将谈话进行下去的责任。每个人都有一块随意的知识领域，就像一块草地，让别人为你不停地浇灌，保持一片绿茵，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拉杜有时谈到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其后也许是早期澳大利亚的婚俗。你被认为是来倾听拉杜的谈话或向他学习的。格里莱斯库夫人甚至根据这种想法安排客厅的座位。“这就是他怎样指导谈话的方向，从而避开他的法西斯主义前科的，”拉维尔斯坦说，“可是他写的关于犹太人的梅毒感染了巴尔干半岛的高等文明，仍然记录在案。”

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格里莱斯库加入的是纳粹，不是比较温和的意大利式法西斯党。很难说格里莱斯库夫人的政治立场怎么样。我猜想，战前她准是一位时髦的美人，上流社会的年轻女郎。你很容易想像她戴着钟形女帽，从加长高级轿车中走出来的样子。穿着好衣服，涂上鲜艳口红的女人，一般来说是不问政治的。这些欧洲的妇女监督她们丈夫的社交举止——她们一伙中的男性。男人存在就是为了开门和拉开餐厅里的椅子。

格里莱斯库夫人并不总是很健康的样子。根据皱纹来判断，她有六十多了，关于年龄这一点尽管有些不如人意，但是她对于男人还是十分苛求——好像一部活的礼仪手册。想猜测她对她丈夫参加铁卫团的过去知道多少是不可能的。三十年代后期，在德国人占领法国、波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格里莱斯库变成伦敦文化界的大人物，后来在萨拉查独裁政权统治下，他又在里斯本崭露头角。

如今他的世纪中期的政治已经死亡，并被埋葬。每当薇拉和我在外面和格里莱斯库夫妇一起吃饭时，话题不是关于战争和政治，而是关于古代的历史和神话学。穿着晚礼服、里面是白绸套头衬衫的老教授，为女士们拉开椅子，帮她们别上饰花。他的手哆嗦着。他对于香槟酒讲究得有点过分。“他用现金付账，掏出一大卷五十美元的钞票。从来不用信用卡。”

“我看不到他在银行取钱。”拉维尔斯坦说。

“可能他派秘书去把支票兑现。不管怎么说，他付的是干净的、没有折皱的现金。他甚至都不数一下，丢下一束绿色钞票，摆出一副‘都拿去吧’的样子。接着他赶快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去给他的夫人点烟。全是献殷勤，表示敬意，向花店长期订购玫瑰，还有吻手和鞠躬。”

“完全以法国的方式。对美国人来说，有不同的标准。此外，你是一个犹太人。就神话而言，犹太人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地位。为什么他们要和神话打交道？是神话把他们描绘成魔鬼。犹太人的神话和阴谋论有联系。《锡安山草案》就是一个例子。你的拉杜写出很多书，长篇大论的关于神话的书。总之，对于神话，你想要什么，齐克？你指望有那么一天，有人轻轻地拍拍你，并且告诉你，现在你变成了一位锡安山长老？请时常想一想那些吊在挂肉钩子上的人。”

拉维尔斯坦和我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让我身陷其中的巴尔干困境，不过在继续叙述时，我发现我不得不开始把薇拉排除在外。她必须被一劳永逸地处理掉。这并非像你可以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衣着华丽，化过妆后令人难忘。在电话上，她叽叽喳喳，好像帕帕基娜。大概只有拉维尔斯坦说她穿着没有品位。他把她看做一个超级外表经营者。用政治术语，可以说她决心要在竞选中大获全胜。不过拉维尔斯坦不同意这种说法。“一旦你开始怀疑她，整个制作便分崩离析，”他说，“理性的计划太多。”接着他又加上一句：“把你撵走这件事她做对了。”

“为什么你那样说？”

“因为你最终也许会谋杀她。”他这么说时倒没有闷闷不乐。对他来说，想到这样一种谋杀是一件好事。它增加了我的身价。“她对你施加性的魔法，所以你必须想出一种暴死来对付她。她选择了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刻，就在你的两个兄弟死后，告诉你她正在申请离婚。”

拉维尔斯坦经常对我说：“你谈论趣闻轶事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点，令我印象深刻，齐克。但是你需要一个真正的主题。我希望你把我的一生写出来，在我死了以后……”

“说不定，要看谁走在前面，不是吗？”

“让我们别再说这些蠢话了。你知道得太清楚了，我快要死去……”

我自然知道。我确确实实知道。

“你能够写出一部非常好的回忆录。这不仅是请求，”他又说道，“它是我交给你的职责。以你那种晚餐以后追忆的方式去写，先来几杯葡萄酒，悠闲自在地，发表评论。我喜欢你天马行空地闲聊，关于那个埃德蒙·威尔逊，还是约翰·贝里曼(24)，或是怀塔克·钱伯斯(25)的故事，你告诉我说早晨你才被《时代》杂志雇用，还不到吃午饭就被他炒了鱿鱼。我经常想，当你悠闲自得的时候，讲出来的故事是多么生动有趣。”

我无法拒绝做这件事。显然他并不是要我写他的思想观念，他自己已经透彻地阐述了他的观念，它们可以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找到。我的责任是写一个人，由于我不可能只描写他而不把自己也多少牵扯进去，因此，如果我出现在书页边上，那就必须多多包涵了。

死亡正在逼近他，同时传递出惯常的先兆，告诉我，在预备他的末日时，首先我应该记住我比他年长好几岁。在晚年，我的每三个想法中，就有一个是关于死亡。可奇怪的是，我现在是罗莎曼的丈夫，而罗莎曼是拉维尔斯坦的学生。拉维尔斯坦，你知道，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人。他的友谊的作用之一，就是不让我觉察到我的婚姻状况的奇特——在我七十多岁时和一位年轻的妇女结婚。“只有你以旁观者的角度看才觉得奇怪，”拉维尔斯坦说，“她爱上了你，那就是为什么不能阻止她的原因。”

不管是选择我，还是使我落入圈套来写这个回忆录，他都迫使我不仅考虑他的死亡，而且考虑我的死亡。不仅是带状疱疹、格巴二氏综合征等造成的他的死亡，还有一大堆其他种类的死亡。这是整个一代人集中的时间。例如：就在今天这场对话中，我和拉维尔斯坦坐在他铺张过度、异常奢华的卧室内。东边窗户的窗帘拉开了，我们面对着开阔的无边无际的蔚蓝湖水。

“当我们朝这个方向看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拉维尔斯坦问道。

“我想到了我们好的——或坏的——老拉克弥尔·科贡。”我说。

“他对你比对我更有吸引力。”拉维尔斯坦说。

也许是这样吧。尽管如此，我在朝着那个方向看时——东方——不可能不看见科贡的公寓大楼，接着就会往上数或是往下数，试图确定十楼的位置，但是你永远也不能肯定你看到的正是他的窗户。拉克弥尔从四十年代起就与我相识，五十年代起与拉维尔斯坦相识，他或许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被夺去生命的那伙人中的一个。你从来也不知道下一个将会是谁。他动过好几次大的手术：他的前列腺去年给切除了一拉克弥尔说好歹它也不会有多大用处。我并不觉得自己属于受到威胁的那一类人，因为我爱上一位年轻的妇女，并且和她结了婚。所以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来和离开人世的小分队打交道。在某个古怪而富有启示性的时刻，我觉得我不能够就这么去世。拉克弥尔的教育程度很高，但是为了什么呢？他公寓的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书。每天早晨，拉克弥尔坐下，用绿色墨水写作。

拉克弥尔既不是身材高大的人，也不是很健康，但是他的体形同样引人注目——结结实实，霸道，专横跋扈，固执己见。针对几百个论题，他拿定主意以后，就一成不变，也许这便是他已经走完他的历程的标志。我觉得我正在作总结，为他准备讣闻。可能是我企图用拉克弥尔来取代拉维尔斯坦，因此我就不用再考虑拉维尔斯坦的死亡。我宁可多想想拉克弥尔的死。所以我重温了一遍他的生平和著作，为他作了一个速写，与此同时，拉维尔斯坦闭眼躺在枕头上，想他自己的心事。

拉克弥尔过去是或者曾经是一头红发的人，可是红发掉光了，只剩下红兮兮的头皮——用中世纪的生理学语言来说属于多血质的，火爆的，冷面的。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易怒的。他摆出一副警察的面孔，总是很留神，走得很快，好像在办案子——前去下达搜查令或执行逮捕。我认为，他的对话带有质问的语气。他说起话来，表达得非常清楚有力，从不断句，速度飞快，而且极不耐烦。如果你开始比较熟悉他以后，你就会了解，在他的性格中有两种惹人注目的成分——一种是德国的，另一种是英国的。他的德国部分是魏玛式的强硬。我猜测我是通过魏玛的夜总会来了解它的。二十年代战后的欧洲相信严酷的价值。经历过战争的老兵是严酷的，政治领导人是严酷的。最严酷的当然要数列宁，下令绞杀和枪杀。希特勒三十年代掌权后加入了竞争。他马上枪毙了手下的大将罗姆，还有一些其他的纳粹同伙。拉克弥尔和我一度经常讨论这种事情。

大量痛苦的事实，太恐惧了，当代人简直无法深思。我们实在不能让自己去承认它们。我们的心灵还没有强壮到足以承受。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放过自己。拉克弥尔这样的人觉得有义务面对事实，即这种残暴是普遍的现象。他相信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有自己的一份。你可以在任何成年人身上发现杀人的冲动。在某些情况下，就像拉克弥尔自己，可以在自己的身体构造中辨认出它们，它们未必表现得像战争那样，而是表现为那些广泛分布在俄国、德国、法国、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无耻暴行。

好吧，这是他身上德国人的一面。下面是他的英国人的成分。拉克弥尔，他的名字翻译为“拯救我吧，上帝”，还可翻译为“对我发发慈悲吧，主啊”。同时他以牛津剑桥的大师们为榜样，最终他自己也成为牛津剑桥的大师。战时他待在英国，在伦敦收集和翻译情报时遭到空袭。接着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后来是牛津的教授，往返于英国和美国之间。他写了很多学术著作，每天用绿色的墨水写，长篇大论地，无休无止地，毫不犹豫地。“知识阶层”是他的主要描写对象，风格上属于约翰逊一类。有时他让你想起爱德蒙·柏克，不过大部分是塞缪尔·约翰逊，你听说过后者的风格。我明白这没有什么不对的。现代自由的挑战，或者说面对着结合在一起的自由和孤立，你注定要把自己伪装起来。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也许你是作为一个不完全的人，从这个过程中浮现出来。

伪装的技巧被发展得如此高明，你肯定会低估所认识的坏蛋的数量。不过即使是拉克弥尔这样的天才，也没有能耐隐匿他天性中的暴躁，或者，用你偏爱的说法，天性中的邪恶。他拥有的体面正派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狄更斯的小说，但是他也有糟糕的异型睡眠期——我从睡眠专家那里借用的术语——清醒着的快速眼球运动。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急躁的、极端反复无常的英国俱乐部会员，红光满面。在美国，由于人们不太熟悉这种类型的人，他的独特气质必然受到误解。人们眼中见到的是一个无精打采的，有一点肚子，但是还算很健壮的矮个儿男人，穿着非常旧的粗呢西装。不修边幅是英国大学教授们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牛津和剑桥，仍然可见教授们用透明胶带贴在学袍的破洞上。拉克弥尔·科贡的衣着带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乖僻。他看上去像一个专制君主，脸上烙着专横的烙印。没有用温顺和基督徒的宽容或谦恭来很好地加以掩盖。他出门时头戴浅顶软呢男帽，拿着一根沉重的手杖——“用来敲打农民”，他通常这样开玩笑。这是一个笑话，因为他擅长的题材是文明教化。关于文明教化，他发掘出一个新的矿藏，大学界的每一个人都在开采。

拉克弥尔决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我相信，他在心灵的一边开辟了一小片植物园，种植善良慷慨的感情。他希望，尤其在他想结交新朋友时，能够被看做一个体面正派的人。他也非常博学。当你第一次走进他的公寓时，你对他的尊敬陡增。他的书架上摆满了整套的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再加上所有的贡布罗维奇们和拉岑霍费尔(26)的书。他除了拥有宗教大百科全书和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外，还有亨利·詹姆斯和狄更斯的全集，吉本的罗马史，休谟的英格兰史。当窗扇的拽绳断了时，能用它们来支撑窗户，我过去常常这么说。还有绿色的墨水。不用其他颜色。绿色是他的独家商标。

我们讲到这里时，拉维尔斯坦大声笑起来。他说：“我也希望被这样描述。正是如此。我要你看见我什么样就表现我什么样，不要心慈手软，或是甜言蜜语。”

拉维尔斯坦读过我的科贡速写后，说我应该对他的性生活加以评论——一个很大的遗漏，他坚信。他带有权威地告诉我，“你漏掉了这一点——科贡对男人有兴趣。”当我要求提供证据时，他说某某人，一位研究生，到处发誓，讲一天晚上他们喝多了，拉克弥尔试图吻他。很难设想科贡吻人，我说我永远不能想像拉克弥尔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那么你已经被洗过脑了。”拉维尔斯坦说。对他来说，在这一方面，什么事情都是大有可能的，不过我做了各种尝试，都无法将拉克弥尔亲吻别人形象化。我甚至无法想像他亲吻他的老母亲。他只会无情地对她叫喊，然后说：“她耳朵聋……”可是我根本不相信她是聋子，不相信他的手足无措的妈妈是聋子。

从医院回来后，拉维尔斯坦的情况尚好。当然他还不可能战胜感染的病症，但是他说：“我还不急着死。”他的社交生活再度活跃。在他身体最好的时候，正如他自己说的，他飞来飞去像一只鹰隼。“现在我就像你新罕布什尔那地方的野火鸡一样，拍打着翅膀。”

他可以走得很好，虽然他的平衡感不行。

他还能自己穿衣吃饭，刮胡须，刷牙（上牙床戴的是假牙），系鞋带，使用嘶嘶冒蒸汽的煮浓缩咖啡的机器——相对于带槽的搪瓷厨房洗碗池，显得太大的机器。如果要做一件难度过高的事情，比如让鞋带穿过孔眼，他的手就会猛烈地颤抖。他还不够强壮，几乎穿不上他的作战参谋式的毛皮衬里的麂皮大衣，我帮助他套上大衣时，大衣拖到地上。他也不能够拨表对时间，必须请求尼基或我来做这件事。

不管怎样，当电视里播放他的公牛队的比赛时，他仍然在晚上举办派对。他时常带着他喜爱的学生，去哈斯特德街的雅典卫城参加宴会。那里的侍者和他有力地握手，大声喊，“嘿，瞧着，教授来了！”他们催促他用玻璃杯喝纯净的橄榄油。“太迟了，不能帮你保留下头发，教授，不过它还是最好的药。”

我们还去下城的一个俱乐部餐厅：阿图兹——王牌俱乐部。在那里，亚伯和库班斯基先生——重音在“班”上面，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绅士般的交情。库班斯基先生，塞尔维亚人业主兼经理，一年要出国好几次。他准备退休以后，去位于达尔马提亚海滨的别墅居住。

他相貌英俊富态——头和腹部与他的脸相称，那张脸宽得令人印象深刻，鼻子很短，脸皮苍白到骇人。他的头发笔直地梳向后面，穿着常礼服。总之，他给拉维尔斯坦以愉快的感觉，因为他在和一位有教养的人打交道。

拉维尔斯坦对我说：“你对库班斯基有什么看法？”

“嗯，他是一位法裔塞尔维亚绅士，他的位于密歇根大道东面的饭厅俱乐部，给当地民众提供会员身份。”

“他的战时记录如何？”

“他说他与德国人打过仗。他是法国抗德游击队队员。”

“他们都对你那样说。不过我不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拉维尔斯坦说，“光听他们描述，他们都是在山顶打游击的自由斗士。关于库班斯基，你的直觉是什么？把最后一块钱也作赌注押上。”

“如果他面临困境的话，可能会对准他的头开一枪。”我说。

“十分可能那样。我赞成你的看法。但是在这一切之下，他是一位优秀的旅馆经理。”拉维尔斯坦说。

“如果他声称在他的光荣岁月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和德国人战斗过，有谁会去与他争辩呢？”

“所以他总带着一副悲哀而又冷淡的表情。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拉维尔斯坦说，“犹太人问题。”

“在那些日子里，大家都希望不要是犹太人，那是很大的优势。事情难以预料。然而对库班斯基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他是法国人。”

“是呀。我们到他的俱乐部来，他和我们用法语交谈。尽管我们是犹太人，这种应对的礼节还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能够用可以接受的法语回答……”

“齐克，我就爱听你喝醉时的谈话，自由式的谈论和速写。你坚持说库班斯基面色悲伤，确实如此……”

拉维尔斯坦开始同意，注意人们脸色看上去怎么样很重要。光是他们的想法是不够的——他们理论上的信念和政治观点。如果你不考虑到他们的发型，吊裤带的样子，他们对于裙子和衬衫的品位，他们开车和吃晚餐的风格，你的知识是不完整的。

“你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齐克，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下鞋子，用它敲桌子的一段。你写鲍比·肯尼迪的短文差不多也同样好，当时他还是纽约州的参议员。他曾带着你一起巡访华盛顿，是不是？”

“是的。整整一个星期……”

“那是我感兴趣的短文之一，”拉维尔斯坦说，“他的参议员办公室像他哥哥的圣坛——杰克的一幅巨大的画像挂在墙上。对于他的哀悼有几分攻击的性质……”

“复仇心切的，我是这么说来着。”

“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是吧。他们通过任命他为副总统来摆脱他——根据别人指示行事的人。可是他却成为杰克的继任者。鲍比需要力量夺回白宫。满腔仇恨。兄弟俩都很英俊。鲍比的身形只有杰克的一半大小，”拉维尔斯坦说，“可他是一个干起仗来不要命的家伙。最有趣的，莫过于你们从参议员办公楼走向国会大厦的路上，他问你的一些绝妙的问题——比如，‘给我讲一点亨利·亚当斯的事情。’‘简单谈谈亨利·路易斯·门肯。’假如他将来要当总统的话，他认为他必须了解门肯。”

谈到名流使拉维尔斯坦激动不已。有一次在艾道尔怀尔德，他认出了伊丽莎白·泰勒，在人丛中追踪她差不多一个小时。他特别高兴把她给认出来了。因为她的美貌几近荡然无存，认出她来还真不容易。她似乎明白她的光彩已褪。

“你没有试着和她说话？”

“唔——没。”

“作为一个畅销书作者，你和其他名流地位相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和我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就像我们多少年来一样，他穿着他那件日本和服。它从他身体的各个方向垂落下来。他的腿就像可以得奖的菜葫芦，因为脚脖子肿得非常厉害——“该死的水肿！”他说。拉维尔斯坦的上半身和以往一样充满活力。可是疾病正在侵蚀他，他和医生一样清楚。他不仅谈了很多关于指定让我写的回忆录，还有一些好奇的事情告诉我。例如，性兴奋的持续不退。“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性欲，”他说，“现在再去找性伴侣为时已晚，我必须自慰……”

“你怎么办？”

“手淫。此外还有什么？这个阶段，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已没有获胜的希望。”

想到这个我畏缩了。

“我无可避免地受到污染。我常常想起巴黎那些可爱的男孩子们。如果他们染上疾病，通常是回到母亲身边，由母亲照料。我的老母亲现在很可怜。上次看见她时，我问，‘你认识我吗？’她说，‘当然啦。你是写那本每个人都谈论的出名畅销书的人。’”

“你对我说过那件事。”

“哦，它值得重复一下。她的第二个丈夫也在九十岁老人住的终老学校里。然而我将超越他们。以这种速度，我将会在我的母亲之前到达终点线。也许我在那里等待她。”

“你那是针对我说的，不是吗？”

“唉，齐克，你经常谈到来世。”

“可你是自我标榜的无神论者，因为没有一个哲学家相信上帝。不过这不是我的信仰。只是我的业余抽样调查，发现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期望在来世见到父母。可是我准备与他们一起永享永恒吗？我想我不会。我宁可在上帝的指引下，被接纳去研究宇宙万象。关于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独创性的见解，说到底，除非它是一件能抓住亿万人共同渴望的大事。”

“好啦，不久我们就会搞清楚，你和我，齐克。”

“为什么？难道你在我身上看到它的预兆？”

“是的，我看见，坦白地说。”

似乎他永远也不会说别的什么好话。

奇怪得很，我并不介意听到他说这些话。然而，他本应该考虑考虑罗莎曼才是。有时他不是很清楚我和她的关系——疾病自然地使他失去辨别能力。他曾经担任善意的调解者、顾问、配对者。他这样做部分地是受到政治理论家和改革家让-雅克·卢梭的影响。但是他最初被让-雅克吸引的，是后者对于爱情的强烈信仰，认为爱情能够使个人和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偶尔也承认，天才和革新者卢梭，他的见解——他的伟大的思想——有力地主宰了欧洲社会一个多世纪，自己本身（几乎必然地）是一个疯子。现在贴近一点主要的话题，当他得知我与罗莎曼在结婚这件事上，根本就没有打算征求他的意见时，很吃惊。我乐于承认，他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还要多，但是我并不准备把自己交给他监护，依赖他，受他的摆布。这对罗莎曼也是不公平的。我不想在这里就尊严、自由意志以及诸如此类的观念发表演说。她和我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拉维尔斯坦才知道这件事，通俗小报记者会说这是“一条新闻”。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真的结婚时，他表现得很友善，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满。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做前人已经做过的事情。老年人也不断干着一桩又一桩蠢事，直到他的有机体全部耗尽。我十分乐意做回典型的一如既往的我，来使他高兴。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回顾了他对于亲近的朋友和喜爱的学生的看法，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爱上了罗莎曼，因为他肯定会笑话我，对我说我是个白痴。对于有些人，爱情的谎言已经被揭穿，被戳破——爱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罗曼蒂克的神话，很久以来它就在渐渐死去，现在终于死亡了，然而，他可不是这样的人，搞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不，他看见——每一个灵魂都在寻找它的特别的另一半，渴求它的补充。我不打算像他理解的那样描述厄洛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已经写得太多：不过，它具有不能削弱的光辉，缺少它，我们就不成为真正的人类。爱情是我们的最高功能——我们的天职。考虑到拉维尔斯坦的一生，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置于一旁。他决不会忘记这一深信不疑的道理。它被包括在他所有的判断中。

他经常说罗莎曼的好话。他说她认真，勤勉，很有头脑。她是一个可爱而且活跃的年轻妇女。年轻妇女，他说，为他所谓的“保持魅力”所累。此外，天性让她们渴望孩子，所以要结婚，要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稳定。这一切，再加上大量其他的事情，使她们不能够研究哲学。

“有些年轻妇女以为她们能够让自己的丈夫长命百岁。”他说。

“你认为罗莎曼的情况和她们一样吗？我几乎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实际年龄。我永远行走在同一块望不到尽头的高原上。”

“你必须接受一些不可忽略的事实，但是不必对它们过分在意。”

他差不多总是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法提到他的病。拉维尔斯坦正在安排他的后事。没有人主动和他谈起这些事，除了尼基。可是尼基，从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说，是自家人。如果拉维尔斯坦有家庭，一定是个奇怪的家庭，因为他不需要家庭。英俊的中国王子尼基将会继承遗产。我们其余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继承人而是朋友。

他活着的最后一个月里，拉维尔斯坦和往常一样地工作。他会见班上的学生，组织研讨会。当他的体力不足以讲课时，他邀请朋友来做演讲：基金会总是有钱的。他的光脑袋出现在前排座位的正中，主持这些活动。每次演讲结束后，千篇一律地由他第一个提出问题。

这已变成一个仪式。每个人都在等着他领头开始讨论。秋季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很活跃，不过我陪他从公寓到校园去的路上，每隔一个街角，他都得停下来喘口气。

我回忆起大群的鹦鹉降落在树丛上，树上结着可以吃的红色浆果。这些鹦鹉，根据推想可能是一对关养在笼中的鸟的后代，这对笼中之鸟逃了出来，在湖前的公园里筑起它们狭长的、囊状的鸟巢，后来移居到背街小巷内。这些挂在电线杆上的鸟窝里，住着几百只绿鹦鹉。

“我们在看什么呀？”拉维尔斯坦说，他的特大的圆眼睛转向我。

“我们看鹦鹉。”

“我们当然看的是鹦鹉，但是我从未想到我会看见像这样的东西。它们多么吵闹啊。”

“是呀，那里过去只有沟鼠、耗子和灰色的松鼠——现在这些小路上出现了浣熊，甚至袋貂——大城市里以垃圾为基础的新的生态环境……”

“你的意思是都市丛林已不再是一个隐喻，”他说，“听见这些来自热带地区的绿色的鸟吵吵闹闹，真的使我心烦意乱。下雪会不会使它们感到疲乏？”

“好像不会。”

没有什么会使它们感到疲乏。吵吵闹闹的绿色鸟儿在树叶里翻打，争吵，搅落积雪，吞食浆果，吸引着拉维尔斯坦的注意力，时间之长，超出我的预料。他对自然界的生活本没有什么兴趣，全神贯注在人类自身。他认为如果你让自己迷失在青草、树叶、风、鸟儿或野兽中，就是逃避更高的职责。我想这些鸟儿非同寻常地长时间吸引他的注意力，因为它们不仅仅在啄食，而且在吞食，他自己就是一个食欲旺盛的吃家，或者说曾经是一个食欲旺盛的吃家。现在他的三餐主要用来社交和谈话。晚餐他在外面吃。尼基不可能为所有飞来探望拉维尔斯坦的人做饭。

亚伯按照医生针对他的病况所开的处方吃药，可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记得他是多么地震惊，当他的护士走进来时一当着满满一房间的朋友的面，她说：“你该吃齐多夫啶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我真可能杀了那个女人。”他还在发怒：“他们给不给这些人一些训练？”

“她们来自犹太人居住区。”尼基说。

“犹太区个鬼！”拉维尔斯坦说，“犹太区的犹太人具有高度发达的感情，文明化的健全神经——几千年来的训练。他们有社区和法律。‘犹太区’只是一个无知的报纸上的术语。他们不是来自犹太区，而是来自一片吵闹的、不得要领的、虚无主义的混乱。”

有一天他对我说：“齐克，我需要开一张支票。钱数不多，五百就行。”

“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写呢？”

“我不想让尼基找麻烦。他会在支票存根中发现它。”

“好吧。你想怎么开？”

“把它开成现金。”

没有必要要求拉维尔斯坦详细地解释。“我已经把姓名地址写出来了。”他说，同时递给我一张便条。

“交给我了。”

“我会给你一张支票。”

“省了这份心吧。”我说。

我在想是否哪个来访者偷偷取走了一个打火机或其他什么古董，因此拉维尔斯坦正在付赎金。可是我决意不再追究下去，不值得。他已经告诉过我，他的性兴奋急剧地增长。他说：“我感到欲火如焚，我该拿它怎么办？有些小伙子对你表示异常的好感。他们了解全部的情况。我从来没有预料到死亡会成为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春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也许我认为这是你应该知道的情况。”

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将事情搁置一旁的习惯。我当然明白拉维尔斯坦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没有多少时间好活了。不过当尼基告诉我，莫理斯·贺伯斯特要进城来时，我感到这是在关照我，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拉维尔斯坦和莫理斯·贺伯斯特每天都通电话。在拉维尔斯坦的帮助下，莫理斯，一个鳏夫，设法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不知道什么缘故，拉维尔斯坦爱上了他们死去的母亲，谈到她，总是带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敬重和倾慕。他对我描述她“引人注目的洁白的面孔，黑眼睛，美丽性感，待人坦诚而又不性乱”。性的范围内已是百无禁忌，具有挑战性的是，在性混乱中能够把持住自己。拉维尔斯坦赞赏贺伯斯特已故世的妻子，爱慕她。她是惟一一个照片被他放在皮夹里随身带着的女人。这是完全自然的，他应该被当做她的孩子的第二个父亲。他给他们寻找奖学金，为他们在校园里找工作，调查他们的朋友，确保他们阅读极其重要的古典名著。

是尼基告诉我妮哈玛的照片的事的。“它和信用卡、健康保险卡放在一起，”他说，“你是知道的，他喜欢那种具有起码的激情的人——这种人会使他热泪盈眶。对于亚伯那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拉维尔斯坦不常谈到妮哈玛·贺伯斯特的话，那是因为在她活着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和莫理斯在她的周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崇拜。最后几个星期里，亚伯和她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她无拘无束地讲了很多秘密的悄悄话。虽然不能信任他会保守机密，他却对我只字未提他和妮哈玛谈的话。

妮哈玛的妈妈从米亚夏里姆赶来，请求女儿履行一个传统的宗教仪式。

“什么，在我死去的床上？”

“是的。为了你的孩子的缘故，你必须这样做。我来这儿是要拯救他们。”

人们几乎永远抓不住事物的真谛，拉维尔斯坦有时说。真正重要的事物必须被揭示，而不是通过表演把握。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具有依靠真正的厄洛斯生活的想象力和性格特征。妮哈玛不仅拒绝见她母亲带到她临终的床榻边的正统犹太教拉比，而且自此再不与她讲话，老太太连女儿的一句再见也没有听到，又飞回米亚夏里姆去了。“妮哈玛是纯洁而且坚定不移的。”拉维尔斯坦以无限尊敬的口吻低声说。

我尽力把拉维尔斯坦和莫理斯·贺伯斯特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表达出来。三四十年来，他们天天保持联系。“现在做任何事都是为了钱，真高兴和莫理斯保持联系，聊聊天而不用想到花费。”拉维尔斯坦告诉我。不管怎样，他从不看电话账单，尼基说。那些账单全由雷格·梅森来付，东岸的这家投资公司管理他的金钱来往。尼基负责点开邮件，亚伯告诉他：“我不喜欢电子打印的东西，肯定不会去研究它们。不要向我提到任何有关它们的问题，除非本金低于一千万了。”讲到这里，尼基的东方人的谨慎不见了。他禁不住笑起来。“十个一百万，一个子儿也不少。”他说。他对我毫无隐瞒，因为我从来也不强迫他——我们从来不谈钱。他原本会觉得——且慢，让我想想，他原本会觉得什么？“被冒犯了”是一个合适的字眼。他有他自己的亚洲王子般的温良，不过如果你要是冒犯了他，他会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让我们回到莫理斯·贺伯斯特。拉维尔斯坦组织的每一次学术会议，莫理斯都被列在来宾名单的最前面。他是第一个被邀请的，也是第一个接受邀请的。每一次出席拉维尔斯坦的会议，他都要读一篇论文。他带着沉思、稳重、坚定不移的态度，讲起话来从容不迫，不着急，也不紧张。长着四方形的白色络腮胡子——没有髭须——他看上去就像我五十年前认识的密歇根的农夫。贺伯斯特也是师从达瓦教授，可是不会希腊文，他永远不能称自己为名副其实的达瓦弟子。他教授歌德，写过一本关于《亲和力》的专著，稀奇的是——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也嗜好纸牌和骰子，并且经常去拉斯维加斯。拉维尔斯坦尤其敬重不顾一切的赌徒。我对贺伯斯特的看法也很好。我不能说出为什么。他赌博，玩起二十一点就不能自制，虽然悼念他的妻子，同时也追逐女人，可是他决不为自己文过饰非。

确实，他按照他给予妮哈玛的承诺，供养家庭，不过孩子们对他的沉溺女色、他的风流韵事都知道得很详细。妮哈玛死后，总是有这个或那个女士暂住在家里，女人们还从全国各地打电话给他。他举止冷静——隐稳当当，静观其变。他的白发既鬈曲又有波纹，肤色红润。他看上去很健康，然而他的生命全亏了心脏手术。你问他问题时，必须等待他组织他的答案。他会端坐不动，花五分钟考虑他的回答（我曾几次为他计时）。他是一个稳健、慎重、善于辞令的人，出生在德国，专攻德国思想家。不过他对这些思想家从来没有像对女人那样着迷。在他太太去世后，他曾和一个女人保持了很久的婚外情，她的毫无耐心的丈夫不得不忍受他们晚上长时间的通电话。没有电话，莫理斯的精神生活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拉维尔斯坦偏爱法语的表达方式。他说：“我不会称莫理斯为猎艳者。他是一位真正的讨女人欢心的男子。这只能说是一种天职。”

五年前，医生告诉贺伯斯特，他的心脏已经报废了。他在等待心脏移植的名单上，不过有很高的优先权。就在他活不过一个星期的时候，密苏里州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撞车事故中死去。小伙子的器官被取出来。技术上讲，这些器官移植是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件事情还有人性的一面，那就是莫理斯的胸膛里装着一颗他人的心脏。人可以接受从相配的陌生人那里移植的一块皮肤。可是心脏，我们都愿意承认，是不同的情况。心脏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如果你像上百万人那样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你的心脏有节奏地抽搐和开启，你会惊讶这块持续不断地运动的肌肉，是如此地忠实于它的职守，从在子宫里开始直到最后一口气。这种有节奏的缩紧和放松，盲目地持续进行着。为什么？怎么样？是谁延长了莫理斯·贺伯斯特的生命——一个来自密苏里州凯普吉拉多的鲁莽年轻人，飙车的冒失鬼，贺伯斯特根本就不认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应了过去的一句工业广告：“零件是可以替换的。”这件事向我们生动地揭示了现代的真实。

在战时，我屡次深深地体会到，俄国军队将德军从波兰赶回去，全靠芝加哥运去的猪肉罐头。

为什么是猪肉？好吧，既然如此，它就是合适的。莫理斯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犹太人——不是完全的正统派，但多少也是严守教规的。这个自由派的犹太人的生存，归功于取自一个年轻人的胸膛的心脏，他骑摩托车失去了控制——我不知道他的死亡的实际状况。我所知道的就是动手术的专家取出小伙子的心脏，它现在替换了贺伯斯特胸膛里那颗丧失了活力的心脏。贺伯斯特时常告诉我，它给他的生活带来陌生的冲动和感觉。

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

坐着，小心谨慎地，手放在膝盖上，苍白的脸色已随着有漏洞的心脏而去，那颗心脏差点要了他的命，雪白的鬈发环绕着如今红润的面孔，关于他自己，他说，那时他感到好像百货公司里的圣诞老人，问小朋友们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由于在他的“身体的工厂”（他的专有名词）的中央，他借来的心脏取得主导地位，一种不同的气质随之而来——孩子气的，心不在焉的，不仅愿意而且高兴去冒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自称埃维尔·克尼维尔的家伙，骑着本田摩托车飞越十六个啤酒桶。”

奇怪得要命，我能够理解这一切，因为当时一位理疗师正在为我治疗，她告诉我，身体的主要器官被带电的能量所包围，她，理疗师，此时此刻正触及我的胆囊。我说，“可我已经没有胆囊了。它被摘除了。”

“当然，不过那些能量还保留着——只要你活着，它们就存在。”她告诉我。

我之所以带着些不可知论提到这事，是因为它让我相信不是年轻人的心脏单独改变了机体。器官也是幽灵和武断冲动的容器——视具体情况而定，或许焦虑，或许愉快，这些都随着新的心脏进入贺伯斯特的身体。它们现在也许需要与新环境的压力达成协议。

如果这是肾脏或胰脏移植，情况就不一样了。心脏带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它是人的感情的中心——他的较高层次的生存。

不管怎么说，莫理斯，一个德国犹太人，被这个密苏里的小伙子救了。我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追问他，一个基督教或异教的心脏，带着它的幽灵的能量和律动——如何让自己适应犹太人的需要或独特性、痛苦和想法？眼下我不能和拉维尔斯坦讨论这个问题。他不适于朝那方面思考。

我最多只敢以试探性的方式，问莫理斯关于移植的问题。他说在所有的州，当你领驾驶执照时，都要求你在登记表上进行选择，表明同意或拒绝成为器官捐献者。“不到半秒钟，年轻人就打了个勾——这有什么，为什么不！因此心脏被空运到东部，在马萨诸塞总医院进行手术。”

“你不知道小伙子的其他任何情况？”

“知道得很少。我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感谢信。”

“你对他们说了什么，如果你不介意告诉我的话？”

“我对他们说，我是如何感激他们，真的，我给人一种直率的美国人的印象，所以他们不必担心，他们儿子的心脏会让某个不相干的坏蛋活下去……”

“这件事谅必要使你重新考虑考虑，当你在路上突然被一帮骑摩托车、扎头巾、戴帽子和护目镜的年轻人包围的时候。”

“我永远为那做好准备。”

“那个小伙子的家庭答复了吗？”

“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不过他们应当高兴他的心脏继续活着。”他低下脸，带着迟疑不决的表情。他的手指分开按在太阳穴上撑住头——好像要为他奇迹般地延续生命一事，在拉维尔斯坦的波斯地毯的图案里寻找答案，或者解读出某种独一无二的信息。我不对地毯抱希望。我求助于大城市政治的语言——被放进一种奇怪的困境。因而生命——即人所常见的，生命呈现的画面——绵延不断。这与我曾经对拉维尔斯坦说过的有关。

当他问我对死有什么印象、如何想像死亡时，我说画面会中止。我视为画面的，无疑就是美国人所谓的经验。那时我还没有考虑到新近可利用的画面，科学技术近来所提供的——如今人们可以到消化系统或心脏去观光。而心脏——归根结底只是一组肌肉罢了。可是它们是何等的顽强，在子宫里就开始跳动，有节奏地跳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拿贺伯斯特来说，他的心脏在五十多岁时逐渐停止跳动，器官移植可以让他活到八十多岁。虽然每年一次，他要签字进医院检查。不过总的说来，他的生命和过去一样继续下去。他和蔼可亲，宽宏大量，思想开放。和善的、安静的钟面一样的脸，周围长着整洁的、鬈曲的白色络腮胡，显得镇定而又健康。他对于女人的观察非常仔细，察看她们的身形，她们的胸脯和腿，她们的发型。他是那些欣赏并且能够公正地评价女人的品质的男人中的一个。这种评价似乎不会使任何人不舒服。他带着一种不存功利的快乐去品评女人。态度温雅，不作不必要的发挥，很少有人被他的兴趣惹恼。

贺伯斯特来到以后，我就悄悄地离开了。亚伯和莫理斯是将近五十年的朋友，一定有无数的事情要告诉对方。拉维尔斯坦在床上大声说：“把他领到这里来。”床角的普翠仕亚麻床单被拉开了，卷曲而柔软的高级貂毛床罩落到地板上。墙上的画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挂正。房间里所有的精美古董和衣服、手稿、信件堆在一起。这些信件老是使我想起他卷入的学术论战——与那些他在学术界势力强大的、爱记仇的敌人之间的论战。他半点也不在乎他们。

贺伯斯特在床边弯下身来，拥抱拉维尔斯坦。

“齐克，给莫理斯拖个椅子来，好吗？”

我拿来一张圆背意大利皮椅。你往往会忘记，贺伯斯特是靠移植的心脏活着的。他看上去很健康，足以自己处理正常的需求。一瞬间，我几乎怀疑拉维尔斯坦宁愿他的老朋友是个病弱者。不过这个想法一闪即逝。这不像拉维尔斯坦的行为方式。不错，他正在死去，但是这里不会有病房里的那些规矩。他需要——他想要——交谈。

我走出去，让这对朋友一起留在房间里，这间房是拉维尔斯坦专为他这种身高的人布置的卧室。我几乎立即就听见他们两人大笑起来——他们正在告诉对方最近听来的最妙的（最粗俗、最下流的）笑话。“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的庄严气氛，不是拉维尔斯坦的风格。这不是成为其他什么人的时间——哪怕是苏格拉底。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成为一贯的自己。他可不准备愚蠢地浪费逐渐减少的时间，去做别的人。

当他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交谈时，我回家去，向罗莎曼报告那一天的情况。她正在和帮她打论文的女人通电话。几个星期内她就要做学位演讲。她已跟随拉维尔斯坦学了五年，所以如果我需要了解马基雅维利从李维那里得到了什么，只要问问眼前这位苗条漂亮、长着细长蓝眼睛的年轻女人就行了。目前我可对马基雅维利的负债毫不关心。对我来说，更重要也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对这位女人说任何事情，她都能够理解。

“贺伯斯特到了吗？他们必定有好多话要向对方说。”

“我并不怀疑他们有好多话要向对方说，不过他们首先有一些肮脏的笑话要向对方说。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奇怪的场合。贺伯斯特胸膛里不停地跳动着另一个人的心脏，拉维尔斯坦已经对他说过再见。在某种意义上，笑话要比谈论灵魂和不朽更合适一些。要想找到你停止呼吸后会发生什么事的答案，你必须买一张许可证。”

“去死？”

“怎么说呢，有其他方法搞到这样的信息吗？”

“尼基有没有告诉你，施莱医生要把拉维尔斯坦送回医院去？”

“这让我很吃惊，”我说，“他刚刚学会重新走路。你认为他至少还有一年时间。”

“你不这么认为吗？”

“没错，可是他不会希望只是拖延时日。在医院里他将受到更多的保护，以免朋友和好心人打扰。”

“他比你爱交际得多，齐克。他喜欢有人做伴。”

这不仅仅是做伴的事儿。人们也带着问题来找他，好像期望从他的死床上，能够得到接近神圣的信息。

通向拉维尔斯坦卧室的门开着，我能看见我们的朋友巴特尔，他的黑色长发铺在魁梧的肩上，还有他漂亮的中帮靴子。我看不见他的整个脸，但他的太太显然在哭泣。她向前弯下身子。只能是眼泪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我非常尊敬巴特尔太太，也非常喜欢她的丈夫。

巴特尔夫妇是拉维尔斯坦的崇拜者。他们从未出席过他的公开演讲，而且我还怀疑他们是否读过他的书，可是他们当真崇拜他。几年前巴特尔退休时，他和他的太太搬出州界，住到威斯康星的林子里，遵照梭罗的方式，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进城来的时候，拉维尔斯坦喜欢和他们一起，在我们的塞尔维亚－法兰西俱乐部吃饭。

我发现，如果你把人们放在喜剧的灯光下，他们会变得比较讨人喜欢一如果你把某个人说成是粗鲁的、牢骚满腹的、翻白眼的流浪汉，你与他们相处会更加和睦，部分地是因为你意识到你是施虐者，剥夺了他的人性特征。同时，在对他施行过某种比喻意义上的暴力后，你应该给予他特殊的补偿。

他们走后，拉维尔斯坦对我说（他因为某种内心感到有趣的事情而蜷缩着），他们拜访的目的是为了听取他的忠告。

“关于什么？”

“他们来和我谈他们的自杀计划。他们抱歉让我费神。在这样的时候……”

“我该这么想。”我说。

“不要对他们太严厉了，齐克。对于年老的人，自杀的妄想是十分常见的。我认为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以为他们是认真的。”

“因为我正在死去，我有同样的想法，很自然地。在这个时候这些人把他们的问题带到我这里来可真够糟的。他们把它放进‘仅仅是假设’的形式中。抽象地来看，我认为，在他们有生的岁月，以及剩下的时间里，会得到满意的忠告吗……？”

“自杀的契约？”

“巴特尔提出论点，她把它写出来，并加上合理的评论。他们说，我是惟一他们完全信任的人，并且我不会嘲笑他们。”

“所以你们到一个不愿去死的人这儿来，向他提出你们自杀的理由。”

“巴特尔暗示自杀有几个星期了。他是一个聪明人，可是他有太多的个性需要克服。他的个性使他不善于清晰地表达思想感情。她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她来时穿着一套朴素的蓝西装，面前两排纽扣一直到底。她是个小女人。或者是特大号的丈夫使得她看上去怪小的。总之，她有一张俊俏的、总是向上仰望的、英国人的小脸。我想，小孩子看着她时，一定看见一张美丽的、富有同情心的脸……”

“那么他们抱怨什么呢？”

“抱怨他们越来越老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认为自然和孤独对他们有益。自然和孤独是毒药，”拉维尔斯坦说，“可怜的巴特尔和他的太太被树林搞得很忧郁。那是要发表的第一个评论。”

“你对他们说了什么？”

“我说他们和我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做得很对。应该让更多的人在他们想自杀时得到忠告。他们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周围没有社区，没有交谈的对象。”

“说不定这是他们表示敬意的想法——好像他们说，失去他们的朋友拉维尔斯坦，生命将失去价值。”我说。

“哦，他们是可爱的人，”拉维尔斯坦说，“他们凭空想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让我知道我不必独自走上不归路。”

“很显然他们一直都在谈论着你，你可以成为他们缺席的仲裁人。”

“因此如果我死了，他们可能也同样会死去。”拉维尔斯坦说，不过这是他用来使话题变得轻松些的方法。他喜欢流言蜚语，但是很难形容他对于人们的好奇心。他具有一种奇异的直觉力，对他来说，这种能力并不像占卜那样要做大量的分析，当他谈论那些人，或者要对他们做出解释时，你会觉察到这种直觉力。

“我说的是，把自杀变成说理或辩论是一个错误。讨论赞成还是反对生命是小孩子做的事情。”

“你对巴特尔夫妇俩都具有绝对的权威，如果你说不要自杀，他们就不会自杀。”

“制定法规不是我的风格，齐克。”

这肯定是不真实的。

“他们希望被严肃地对待，”他说，“不过他们当然不会的。他们想要用双重自杀的老一套来逗我开心。”

倒更像是这么一回事。

“我对他们说，他们曾经有一段伟大的恋情。古典的。”

“他们不应该让他们的爱情名誉扫地。”我说。

“有点像那样，”拉维尔斯坦说，“你听说过他们的故事。她从来没有见过巴特尔，和他跳过一次舞以后，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她投入巴特尔的怀抱，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在那同一瞬间，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各自的婚姻结束了……他在网球场和跳舞的地板上很擅长，但他可不是一个诱惑者，她也并非一个不贞节的妻子。他说他会在飞机场等着她……”

“那是什么地方来着？”

“在巴西。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我现在记起来了。他们的飞机被闪电击中了。他们不得不在乌拉圭降落。多少年来他们在一起——四十年的爱情没有松弛过。巴特尔夫妇期待我对事情作一个总结，所以我答应他们的请求，给他们讲了他们自己的故事。在上百万或上千万人中，只有他们侥幸成功。他们有一段伟大的恋情，和几十年轻松的幸福生活。相互之间以自己的古怪癖好来逗乐对方。他们怎么能够忍心用自杀来贬低这些？……我能够看得出巴特尔太太听见的正是她希望听的。她想要我摆明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巴特尔不是完全满意——是那样吗？”

“正是那样，齐克。他想讨论讨论自杀和虚无主义。我常常认为，在文明人的精神经济中，自杀的妄想和谋杀的妄想相互平衡。巴特尔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教授，可是他觉得有责任要弥补一下虚无主义。他对虚无主义虽然知之不多，但它到处流传。他说什么成功的人有自杀的倾向——看穿成功的假象而自杀……”

“如果你厌恶生存，那么死亡就是你的解脱。你可以称之为虚无主义，如果你喜欢的话。”

“是的。美国风格——没有地狱，”拉维尔斯坦说，“但是犹太人觉得世界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的，你毁灭一个人的生命时，也毁灭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为那个人而存在的世界。”

拉维尔斯坦突然对我生起气来。至少他说话时恼怒地加强了语气。大概因为我仍然对巴特尔夫妇一笑置之的缘故，在他看来，这就好像我与他的观点分道扬镳，他认为当你毁灭自己时你就毁灭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似乎我要威胁去毁灭世界——然而正是我活着去见证这种现象，我相信事物的本质透过事物的表象显示出来。我总是说——回答拉维尔斯坦的问题“你想像死亡将会像什么样子？”——“画面会中止。”再一次意味着，你在事物的表象中看见事物的本质。

到最后，拉维尔斯坦吸引了大量的访问者。但很少有人进入他的卧室——尼基注意不让人随便进去。这些人当中，山姆·帕杰特值得一提，他的出现具有奇妙的意义。他是我的至交。通过我的介绍，他读了亚伯的名著，出席了他的公开演讲，还参加了一些我们共同举行的研讨会。他高度评价拉维尔斯坦的见解，甚至他开的玩笑。演讲时，背后是一个很大的禁止抽烟的标志，拉维尔斯坦用他的登喜路打火机点燃了香烟，说：“如果你离开，是因为讨厌烟草胜于热爱思想，没有人惦记你。”他说这话时，带着幽默的尖刻和好脾气，帕杰特立即就喜欢上他，要我把他介绍给这位机智诙谐的人。我告诉拉维尔斯坦，我的朋友山姆·帕杰特希望见他。

“哦，我们要给你来个秃头友人双人组。”拉维尔斯坦说。拉维尔斯坦虽然没有责备我，但是从他说这句话的态度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既然现在时间已经不多，我就不该给他带来新的熟人。

“你说他是一位天主教神父？”

“他曾经是，”我说，“他已申请解除职务。他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你自己也有一个耶稣会的朋友——特里姆布尔。”

“特里姆布尔和我合住过一个公寓，我们经常一起外出。他和我一样是达瓦的学生，并且我们说同样的语言。”

“好啦，我还没有和山姆·帕杰特说过这件事，不过你尽可放心，他来这里是因为他读过你的书，你同样可以放心，他决不会跟你说个没完没了。”

回首过去，我发现，我是那么好奇地关注着在拉维尔斯坦最后几天中来看他的人。他们沿着房间的墙组成了很大一群沉默的见证人。他已没有精力表示接受或者拒绝来访的人。我可以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他压根儿就不想在那儿见到的。他的一个长期竞争对手，史密斯，带来新婚的太太，新太太在床边指导着教授：“说你爱他。来嘛——说呀。”男人别扭地说：“我爱你。”当时的情形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恨他。他们互相仇恨。拉维尔斯坦以一个灿烂的笑容，来打破这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刻，然而他没有能力干预任何事。史密斯显然很生他的新太太的气。谁也没有权力命令史密斯夫妇离开床边。所以帕杰特坐在门边也不妨，如果我要死的话，他的在场肯定会受到我的欢迎。帕杰特来慰问或见证——很简单，靠墙坐着，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职责就是待在那里。

那些他真的需要的人定期前来。例如傅拉德夫妇，拉维尔斯坦和尼基非常依恋这对夫妇。傅拉德属于大学行政部门的一部分——他负责公共关系。他是学校在市政厅的代表，同时监督校园的保安系统——学校的警察向他报告工作。处理学校的丑闻是他的工作之一。他是一个复杂的、富于感情的、待人诚恳的好心人。天知道他为学校的社区解决过多少不愉快的事件。不是非得属于那个社区才能受到他的保护。有一个希腊饭店老板，在最后的紧急关头，傅拉德安排了他女儿的手术，从而救了她一命。全城的人都暗中称他为“一个在危急时你能够求助的人”。他曾经帮过拉维尔斯坦和我的忙。傅拉德夫妇家的大门，就像拉维尔斯坦自己的一样，是敞开的。人们来来去去，极少有质疑和拘谨。吉尔达·傅拉德和她的丈夫很朴实地爱着对方。拉维尔斯坦对这种单纯质朴的（但是必不可少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比什么都高。无需对此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是留意到，拉维尔斯坦病床边的来访者各种各样，所以每当他抬起身子瞧向墙边的人们时，看见那些熟悉而亲近的——有些像亲戚——最接近于家人的伙伴们，他会舒服一点。

到后来，拉维尔斯坦经常对我表示不耐烦。他从达瓦教授那里学到，现代人——在某些方面，我就是现代人——为他们自己把事情搞得太简单了。要求他们作出解释并不伤害他们——这样可以剪除持久蔓生的错觉。所以他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而又没有冒犯的意思。

要死的人经常会变得极其严厉。他们死去以后我们仍然活着，想让他们宽恕我们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我不应该为了意见甲受到管制，无疑地，应该为了意见乙而受到双倍的惩罚。你年纪越大，你关于自己的发现就越糟糕。如果把分配给我的年岁给他，他也许会派作更好的用途。一个人至少总该承认简单的事实。我说他给了巴特尔夫妇一个非常犹太人的答案，他认为我对待自杀的罪恶太轻率。但是接着他又心平气和地说：“不管怎么说，你得把救下两条人命记作我的功劳。”

在罗莎曼的帮助下，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遵守我对拉维尔斯坦的承诺。他死于六年前，刚好是犹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为父母吟诵祈祷文时，心里也想着他。追悼仪式中——犹太人的追念祈祷仪式——我甚至开始思考起答应要写的回忆录，真不知道要从何下手——怎样去描述他的怪诞和古怪癖性，他的吃、喝、修面、着装，还有他开玩笑地抨击他的学生。然而，这只不过是他的自然历史。别人眼中的他古怪、乖张——龇牙咧嘴，抽烟，演讲，盛气凌人，缺乏耐心，可是我眼中的他却是才华横溢，并且很有魅力。他决心要动摇社会科学和大学其他专业的基础。他注定要死，因为他的不正常的性生活。关于这些情况，他对我和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是公开的。他被看做，套用过去的一个术语，性倒错者。不是“同性恋者”。他鄙视忸怩作态的同性恋，十分瞧不起“同性恋者的孤傲”。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对待他的信任。既然他选中我为他作传，所以他和我谈话时，说的既是悄悄话，同时也是为了记录下来。让你丧失理智是伟大的灵魂做的事。我想哪怕在这个年代人们也会理解“伟大的灵魂”这一术语，虽然它已经不是过去那种长期的挑战。总之，拉维尔斯坦确信我有能力叙述他的生平。“你能够不费劲地把它写出来。”他对我说。我同意——或多或少。

对于死去的人，惯例是他们应该被忘却。葬礼以后，便是普遍的渐进遗忘过程。但是这一规律在拉维尔斯坦那里却完全失效。他不仅在我的生活中，而且在罗莎曼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她还记得学生时代的一段课文说：“与你能够发现的最高尚的人交往；读最好的书；和强有力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学会快乐地独处。”

在拉维尔斯坦看来，这就是通常的志向高远的中学生的那一套鬼话。

哪怕就是以他自己的混乱方式，毫无疑问，拉维尔斯坦仍然可算做“最高尚的人”之一。可是对我来说，描写他（“描写”已经成了一个多么古老的词汇）的挑战，不久变成了一个负担。不过，罗莎曼坚信我完全适合这项工作。事实上，我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死亡的预演。只不过那时我们考虑的仅仅是拉维尔斯坦的死。

“现在只是开头的问题，”她说，“就像他说过的，这叫‘第一步需要付出代价’。”

“不错。拉维尔斯坦的了不起的法语，那就相当于保税威士忌或是使用印花税票，按照完善的法律程序，由国家严格执行。”

“这就是了——正是他希望你采用的调侃语气。你可以让其他人来评论他的思想。”

“噢，我是打算这么做。我要把智力的问题留给专家们。”

“你要做的就是把你自己放到适当的位置上。”

可是随着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过去，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个开头。“这应该很容易。‘轻而易举地抑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或者正如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所说，‘如果它不像鸟鸣，就不对头了’。”

罗莎曼偶尔答话：“拉维尔斯坦和鸟鸣有什么牵连吗？某种意义上他们没有。”

伴随着类似的对话，年复一年，很显然，我就是无法开头，面临巨大的障碍。罗莎曼不再提供鼓励或建议。这是她的聪明之处，不来打搅我。

我们还是几乎天天谈论拉维尔斯坦。正是我自己，回忆起篮球比赛期间，在他家晚上开的派对，希腊城的学生聚餐，他的购物旅行，以及他过去经常组织的充满活力而又严肃的研讨会。换个女人也许会令人不快地催促我。“归根结底，他是一位亲爱的朋友，你发誓说过你要做这件事的”，或者，“在来世他会失望的”。罗莎曼再理解我不过了，她知道我自己也会这么想，而且经常很压抑。有时我想像他裹着尸布，躺在他痛恨的父亲旁边。拉维尔斯坦过去常说：“那个歇斯底里的男人，狠揍我的光屁股，尖声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后来，无论我干得多么出色，他还是对我抱有成见，因为我始终没有成为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如此看来，你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虽然广受欢迎——你去不是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

罗莎曼仅仅说：“哪怕你只是简单地描述这个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的事，也会让拉维尔斯坦在死后的生活中心情愉快。”

我的回答是：“拉维尔斯坦不相信死后的生活。即使他存在于什么地方，记起他那个死脑筋的父亲，或者记起我们所谓现世人生的任何部分，又能够带给他什么样的愉快呢？只有我，才会想像见到彼世死去的双亲。还有兄弟们，朋友们，堂兄堂姐们，伯伯婶婶们……”

罗莎曼常常点头赞同。她承认她也有同样的倾向。有时她加上一句：“我问自己他们在来世干什么。”

“如果你能够就这个主题做一次民意测验，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期望见到死去的亲人，那些他们爱过并且继续爱着的人——也正是这些人，他们时常欺骗他们，有时鄙视、仇恨甚或习惯性地对他们说谎。不是说你，罗莎曼，你是罕见的诚实的人。然而就连拉维尔斯坦，一个太理性以致很难产生幻觉的人，也说过……当他告诉我，在所有与他接近的人之中，我最有可能不久就追随他而去时，他露出了马脚——追随他到哪里去？我会赶上他吗，我们会见到对方吗？”

“你不能就他的那些话发挥得太多。”罗莎曼说。

“十分容易证明，带有孩子气的爱是这些幻觉的源泉。我就是这样承认，我觉得半个世纪以后还会再见到我的母亲。弗洛伊德把这种情形贬低为多愁善感和空虚。可弗洛伊德是个医生，十九世纪的医生对于感情是很粗暴的。他们总是说人类表现为化学成分时大约值六十二美分——他们是一批严厉的理性主义者和冷酷的家伙。”

“拉维尔斯坦可不是那么头脑简单的人。”罗莎曼说。

“当然他不是。不过让我们更凑近一点看——我要让你知道一个怪异的想法。我琢磨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写出拉维尔斯坦回忆录，死亡和我之间的界限就没有了。”

罗莎曼当场笑起来。“你的意思是你的任务结束后，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

“不，不是的。很幸运，我还有你，为你而活着，罗莎曼。我想要说的大概是，按照拉维尔斯坦的看法，我这一生除了纪念他以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任何人都明白那是一个奇怪的想法。”

“他觉得他交给我一个伟大的主题——注题中的主题。那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当然地认为，我是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理性的人大概不会在薄暮时分遇见他死去的亲人——无论薄暮时分在哪里。”

“全都一样，”罗莎曼说，“事实上他这个想法是如此的固执，所以必须认真对待。”

“为什么非是我？不出一分钟我就能举出五个更有资格的人来。”

“关于他的思想，不错，”罗莎曼说，“可是他们也许不会为所写的主题增加色彩。还有——你们俩到晚年才成为朋友，照理说，年纪大的人不会培养出这样的感情……”

大概她同样意指年纪大的人不会陷入热恋。他们不可能跌跌撞撞走进他们没有理由进入的磁场。

“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拉维尔斯坦紧盯着我，因为薇拉和我经常拜访拉杜·格里莱斯库和他的夫人。”我对罗莎曼说。

“他们招待你们？”

“他们领我们去高级的餐馆——总之，最贵的餐馆。薇拉酷爱那些吻手礼，鞠躬，对女士们的过分殷勤，饰花，以及祝酒。她高兴极了。格里莱斯库如此装模作样。拉维尔斯坦对这些夜晚好奇到极点。他说拉杜过去是铁卫团的成员。我对此并不特别关心。我不理解其中的含意，这使拉维尔斯坦很烦恼。”

“你没有发现他是一个纳粹？”罗莎曼说。

“拉维尔斯坦进一步告诉我，说大约十年前，格里莱斯库曾经被安排去耶路撒冷演讲，可是邀请又被取消了。不知怎么的，甚至这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也许是我太忙碌而没有将它们联系起来看。有时我确实关闭我的接收器，决定视而不见。拉维尔斯坦自然注意到这种情况。我是一个不太注意这些事情的人。

“拉维尔斯坦只是想了解格里莱斯库的行事方式如何。我告诉他，晚餐时他讲解古代史，他装烟斗，划了很多根火柴。他越想抓紧烟斗不让它摇动，拿着火柴的手指就颤抖得加倍地厉害。他不断地往烟斗里塞捣蛋的烟叶。塞不进去时，他用大拇指无力将它压下去。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有政治上的危险性？他外套的袖口放下来都遮住了手指的指节。”

罗莎曼说：“我的猜测是，和你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对于格里莱斯库来说，是非常值得的。然而这就是你怎么处理事情的，齐克：你所作的评论把要点排挤掉了。”

“那正是拉维尔斯坦最终对我说的。多么奇怪，我居然让自己被那样地加以利用。”

“你想要讨好你的妻子。你希望得到她的好评。拉维尔斯坦大概觉得你听任自己被欺骗。好轻易地摆脱困境……”

“我想我对自己说过，这是某种法国－巴尔干式的荒谬。不晓得什么缘故，我不能严肃地对待巴尔干的法西斯分子。当账单送来时，拉杜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一把抢过去。这已成为一种游戏，我从来没有一次拿到过账单。有一件事使我迷惑，就是他付账时，怎么总是用干净而没有皱褶的、崭新得好像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现金，并且几乎从来都不看一下钞票的数目。如果你成长于大萧条时代，你决不会忽略这个细节。”

“你通过这种描述来逗拉维尔斯坦高兴。”

“我试图这样做。但是他拒绝听有关烟斗和言谈举止的细节。他等待着我从困惑中走出来。”

“是呀，你是他指定的传记作者。你领会得太慢，自然不可能使他满意。”

“当然不可能。当他告诉我，拉杜去耶路撒冷的邀请被取消时，我都没有问一下详情。我明白我未能抓住问题的要点。”

“哎，他选你来写他时，就考虑到你有缺点。”罗莎曼说。

“关于基本的方面我们尽可能接近地保持一致，考虑到我的无知，”我告诉她，“他有古典文化艺术的支持。我肯定没有，不过当我错了的时候，我不会把我的精力花费在我的错误上。我后来从生活中学习到，坚持认为你是正确的是多么愚蠢。”

“你必须是正确的，你不能侥幸正确。”罗莎曼说。

“薇拉的计划是格里莱斯库应该取代拉维尔斯坦。在巴黎，亚伯闯进我们的房间，她穿着衬裙吓了一跳，跑进了浴室——她跑的样子很奇怪，用脚尖一蹦一跳地——并且锁上了门。于是时机来到，她对我说，我们不能再见拉维尔斯坦了。”

“那非常奇怪。”罗莎曼说。说到薇拉，她总是很得体，并且小心谨慎。“这事发生在薇拉叫她母亲来的时候吗？她带她到巴黎去了吗？”

“不，不是。老太太在这事发生的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不过你的预感是正确的。她依赖她的母亲来掩饰——我该称它们什么——人际关系。她自己不具备这种技巧。总之，老太太非常厌恶我。有一个犹太人做女婿破坏了她的晚年生活。”

“现在你才找到真正的主题，”罗莎曼说，“你思考过大量的问题，除了最重要的一个。你就从犹太人这个问题开始。”她说。

“当然，谈话总是围绕这个问题兜圈子——对犹太人来说，如此多的其他人，成百万的其他人，希望他们死亡，这意味着什么。其他的人类驱逐他们。希特勒说过，他一旦掌权，就要在慕尼黑的玛丽娅广场立起一排排的绞刑架，把犹太人吊死在那里，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这是有记录的。他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政纲。他通过联合德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一起反对犹太人，成为德国的总理。总之，就格里莱勒斯库而言，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敌意的反犹者，可是当他们要求他表明态度时，他表明了态度。他有投票权，他投了票。拉维尔斯坦看到这一点，我却拒绝对此做不愉快的全面彻底的思考。”

“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思考吗？”

“嗯，我是一个犹太人，生活在美国的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环境对于理解那些恶毒的想法是没有多少帮助的。”

“你曾经和拉维尔斯坦谈过这种邪恶的力量吗？”

“我也许谈过。亚伯的性格比我乐观得多——一片开阔的光明普照的景象。他更像一个普通人。可是，绝不是天真无邪的人。”

“我跟随他研究过修昔底德，”罗莎曼说，“我能记起他不得不提到的关于雅典的瘟疫，人们把死去的父母或姐妹扔在陌生人火葬的柴堆上。至于将这个和二十世纪的大规模死亡联系起来——他没有在课堂上这样讲过。你能想起他也许说过什么吗？”

“你如何设想，”我问罗莎曼，“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可以使他的存在——每天都意识到他正在死去——与如今他的注意力被引向这个世纪数百万人的毁灭这一事实相适应。这里我想到的不仅是战士、农民、富农、资产阶级、党员，或者那些被指派去强迫劳动的人，去古拉格群岛或法西斯集中营里送死的人——那些容易集中起来，用牛车送走的人。这些人通常不会引起拉维尔斯坦的注意。他们是普通的‘输家’，政府没有理由关心这些人——有人称之为‘流沙社会’，它将它的牺牲者吸入底层，淹没或使他们窒息而死。对付这种人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干掉他们，把他们变成尸体。还有这样一些犹太人，他们同样失去了生存的权利，刽子手同样对他们说——‘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你们不该死。’从亚洲俄国的古拉格群岛到大西洋海岸，到处都记录着毁灭，或者某种死亡蔓延的混乱状态。必须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来想一想这些数十万数百万被杀戮的人——就是说，带有一些理性的借口。理性作为秩序的表现或者意图的明确，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虚无主义最狂热的形式，极其彻底地表现在德国军队中。达瓦是非常伟大的分析家，根据他的看法，德国的军国主义产生了最极端和最可怕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引发了普通士兵的最血腥和最疯狂的复仇主义的谋杀热情。因为这种热情几乎完全包含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所以一切责任追溯到上层，所有命令的来源。因此每一个人都被宣告无罪。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德国国防军就是这样，来逃避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的责任。假使有一些民间的方法来减少罪恶的行径会怎么样，拉维尔斯坦对我讲。他又补充说，‘不过我这里是瞎说一气。’他对所有的论题都有坚定的见解，可是临到终了，他转弯抹角地提到他的状况时，更多的是感伤而非讥讽，是不是，罗茜？”

“他也不会让自己长久地沉浸在感伤之中。”

“唉，人们普遍愿意接受千千万万人的被毁灭。接受它就像是本世纪的基调。战斗中你们用对士兵的特殊体谅来遮掩。然而我想到的是古拉格群岛和德国劳改营大量死亡的人口。为什么这个世纪——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表述它——同意承担如此多的毁灭？思考这些事实时，我们全都突然变得软弱无力。”

我记得这场特别的对话发生的日期，大约是在拉维尔斯坦死了两年以后。自从得了格巴二氏综合征以后，他艰苦地练习走路，恢复双手的功能。他知道他不得不屈服，渐渐衰弱下去，但他还是有选择地做出让步。不能够使用咖啡磨豆机，那并不重要，不过他确实需要用手刮脸、记事、穿衣、抽烟、签支票。很多人都认识到，如果不努力恢复健康，你就会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成为一个无可挽救的人。那天早晨，他和我偶然遇见那个停满鹦鹉的冬青树丛，鸟儿在那里啄食红色的浆果，用爪子拨拉雪，这时，医院的带三角形钢架的床正被拆除，从拉维尔斯坦的卧室中搬出去。“谢谢某个人，”床在运货的电梯里下降，从视线里消失时，他说道，“我再不想见到那个水手长的索具。”

他走路时不依赖别人——虽然还不是十分稳当，就像拉撒路的情形一样，如果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话。一个刚从死路上回来的人，撞到整个部族的绿色鹦鹉，一群历经了中西部的冬季还幸存的热带动物。拉维尔斯坦冲着我咧开嘴笑，说道：“它们甚至还有一个犹太人朝它们看。”接下来，尽管他对自然科学几乎没有兴趣，却再一次问我它们怎么会变得这么多。我突然成为大自然的专家。因此我便再一次描述它们：那些挂在树上或电线杆的横档上的细长袋子。它们是鸟的栖身之处，就像被拉得过长的尼龙袜，低垂下来有三十英尺长，鸟蛋就在这些鸟巢里孵化。“这些鸟巢让你想起东区的住宅。”我对他说。

“我们让尼基开车带我们去看看。哪里是它们的大本营？”

“杰克森公园。不过也有很大的一群居住在五十四街旁边的小巷里。”

但是我们一直也没有去看鹦鹉的住处，那些随风摇摆的一层层管状物，它们就在那里巢居。等我下一次碰见他时，拉维尔斯坦却告诉我，他和尼基要飞到巴黎去。

“你要到巴黎去干什么？”

我能觉察到我问了一个愚蠢而又冒犯的问题，拉维尔斯坦对我感到失望。为最亲近的朋友掩饰是他一贯的做法。很自然他要为我掩饰。“医院里的人告诉我去巴黎没有关系。”

“是吗？”我说。

医生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拉维尔斯坦濒临死亡，他还是足以应付飞行。巴黎是他十分喜欢的地方之一：那里他有亲近的朋友，还有各种各样没有完成的人际事务。如果他极其想去，为什么不让他去呢？医生认为十天的旅行不可能带来很大的损害。对于我，二十五个小时的空中旅行肯定是太疲劳了，不过在机场拉维尔斯坦可以坐轮椅，并且，不像我，他会乘头等舱。进一步想想，恐怕必须承认，让一个濒死的人去旅行，我认为似乎还是一件轻忽的事情。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病人，谁也不知道“足以应付飞行”是什么意思。他要乘波音727，或者是他的衣服下面藏着威力强大的翅膀？

尽管我知道拉维尔斯坦对我感到失望，可我不信他会感到惊奇。长期以来我们之间已有默契，没有任何事情要隐瞒或是羞于承认，没有任何事情我不能够对他讲。部分地这也意味着，几乎没有什么事情他自己觉察不到。所以更确切地说，他也明白我不喜欢巴黎。一个犹太自由思想家这样形容巴黎——“好像上帝在法国”。意思是甚至上帝也在法国休假。为什么？因为法国人是无神论者，上帝在他们中间可以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闲逛者，就跟任何一个游客一样。

甚至于到最后，我也没有理解，拉维尔斯坦在巴黎有着另一种补充生活。这次短期告别旅行回来后，他显得比较开心，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他的法国朋友的事情，不过他的样子显示出该干的事已经干完了。

总之，别人告诉我，施莱医生现在吩咐拉维尔斯坦回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尼基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又说，拉维尔斯坦想住的病房要到下星期初才可以搬入。星期天下午，他举办了一个派对——比萨饼和啤酒，野餐式的，使用纸杯和纸盘。他买了新的影视设备——“最新的时尚”，他说（甚至我也认为这种说法要比“艺术状态”好）——歌唱家们和器乐家们如真人般显现，带有一种热带丛林之光的直观性。拉维尔斯坦挑选来放的是他心爱的一部影片——罗西尼的《在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演奏家和歌唱家现身的屏幕是平面的，薄薄的，又长又宽，逼真得叫人不能忍受——正如拉维尔斯坦所说，被科技重新武装的艺术。歌唱家们脸上的色彩就像威尼斯彩色玻璃上的一样，摄像机带着你进人他们漂亮的黑眼睛，甚至于他们的牙齿之中。拉维尔斯坦穿着驼毛睡袍，坐在安乐椅上，欣赏和解释着他的新设备——同时对门外汉的无知开着玩笑。可是他自己也不大吃得消，不断地按闭音键，好让别人能够听得见他的话。到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了，尼基帮着他从椅子中站立起来，领他出去，边说：“太兴奋了，他以为他能够省掉一次午睡。然而他不能。”

录像的声音关掉了，拉维尔斯坦自己也沉默不语，跟随尼基走出去，大概正在从一个不太熟悉的角度重温疾病和死亡的事实。我们领他回到他的卧室，里面有雪橇式的大床和鸭绒丝绸被褥。他躺回枕头上，我给他盖上亚麻布和绸缎的被单。

整个公寓不久就空了。当迟来的人出现时，尼基按着按钮让电梯的门开着，说：“亚伯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可是他服用了各种药，已经不是很清醒了。”

第二天，拉维尔斯坦提起这件事，我说：“尼基应付得非常得体。他不肯回答任何问题。派对很快就结束了。”

“他从来不回答问题，是不是。每个角落里都有无声的问题，但是他不理会它们。那需要相当程度的坚强。”

“他关掉新录像机。我想我是不知道怎么关的。”

拉维尔斯坦住在家里的最后几天，我经常在上午去陪伴他。因为住在同一条街上，同时也不需要遵守一定的日程表，早餐后我往往就会去看望他。尼基通常在凌晨四点睡觉，一直睡到十点，拉维尔斯坦由于没有人做伴，就昏昏欲睡地伸开他的大膝盖躺着。医生给他用药（让他镇静），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他思考——从头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就在他打瞌睡的时候，你也能够通过注视他独特的犹太人的脸，学习到很多东西。你不可能想像得出更奇特的容器来容纳他的奇特才智。不知怎的，他独特的、完全的、几乎像是地理学上的不毛之地的秃头，暗示着关于他没有任何可以被隐藏的东西。他总是说——一如既往地喜欢用法语——他已经取得疯狂的成功，然而现在面对着的却是墓地。

虽然我比他年长几岁，可是他把自己看做我的老师。好吧，那是他的职业——他是一位教育者。不过他从不把自己表现为哲学家——哲学教授不是哲学家。他接受过哲学教育，知道哲学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哲学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柏拉图的原因。雅典和耶路撒冷乃是我们更高的生存的两个主要发源地，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他选择雅典，同时对耶路撒冷充满敬意。但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谈论的是犹太人，不是希腊人。

当我就这一改变发表评论时，他对我有点恼怒。“为什么不谈论他们？”他说，“在南部各州人们还在谈论内战，比一个世纪以前谈论得还要多，然而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无数的人被杀害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和你一样。和我们一样。我们不应当忽视他们。摩西与上帝交流，上帝给予他指导，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千年。”

拉维尔斯坦就这样讲了很久。他说犹太人曾经被提供给整个人类作为一个衡量人性邪恶的尺度。“你告诉人们，如果你们彻底废除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如果你们使生产方式理性化，如果你们对不治之症的患者实行安乐死，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接着却又向思想上已这样准备好的人们，提出杀死犹太人的建议。他们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他们杀害了半数以上的欧洲犹太人——你和我，齐克，属于幸存者。”这些不是拉维尔斯坦实际说的话。这是我转述他的意思。他说的是，作为犹太人，我们现在明白了什么是可能的。

“没人说得出，下面它会从哪一个角落冒出来－从法国的角落？不，不，不是法国。他们自己在十八世纪已经有过太多的血腥，如果再发生，他们不会介意，但是他们不应该是干这种事的人。俄国人怎么样？《锡安山长老协议》是俄国人伪造的文件。不久以前你对我讲起吉卜林。”

“是呀，是吉卜林。一位极好的作家，”我说，“不过有人让我看他的通信集，其中的一封信里，他大发脾气反对爱因斯坦。这是在本世纪初。他说犹太人为了他们犹太人的目的，已经扭曲了社会现实。可是还不满足于此，爱因斯坦又用他的相对论破坏了物理的现实，犹太人企图给物理世界一个虚假的犹太式的曲解。”

“那么，你应该将吉卜林从你特别喜爱的人的名单中除去。”拉维尔斯坦说。

“不，我们不能精心设计一个犹太人的索引。首先，我们绝不能把它强加于人，哪怕甚至是犹太读者。谁又能期望你除去塞利纳的名字？顺便提一下，我借给你的那本他的小册子《困境》……”

“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去读它。”

“你喜欢虚无主义者。”我说。

“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不说大量超凡脱俗的谎言。我喜欢那种人，把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状况而接受，并且生活在这种状况中。我不能忍受的是知识阶层的虚无主义者。我宁可选择那些与罪恶共存的人，不加掩饰地。自然的虚无主义者。”

“塞利纳建议犹太人要像细菌一样被消灭。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医生的缘故。在他的小说中，艺术的影响是对他的限制，而在他的宣传中，他却是个十足的杀人狂。”

这个对话到这里暂时结束，因为静悄悄的救护车又一次停在拉维尔斯坦的门前，医护人员对这里已经是驾轻就熟，按响了运货电梯的铃。拉维尔斯坦经常进进出出医院，所以他只管不去理会它。

施莱医生从来没有与我商量过拉维尔斯坦的病情。他是一位特别认真的医生——矮小，僵直，鹰钩鼻，有效率。头上剩下不多的头发笔直地向上梳，易洛魁人的风格。他不必向我作医疗上的解释。我与拉维尔斯坦没有血缘关系。不过现在施莱医生已经注意到拉维尔斯坦和我非常亲近，他开始传递给我无声的信号——几十年前在美国广播公司的音乐大厅里，我遇见的一位巴黎的女士教会我称这种情形为“鲤鱼的歌”。好像没有其他人听说过这种表达方法，不过我非常信赖这种说法——两条大鱼在明净的水泡中间，通过张开它们的嘴巴默默地交流着。施莱医生正是这样通知我拉维尔斯坦去日无多的。罗莎曼也说过：“这可能是拉维尔斯坦最后一次去医院了。”我同意。尼基自然也已经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每天花很多时间，跑腿办事，接听电话。是尼基而不是护士，用电动剃刀为拉维尔斯坦刮脸，拉维尔斯坦眼睛闭着，头朝后懒洋洋地靠着，好抬起下巴。鼻子下面有一个小塑料杯罩为他提供氧气。

“看上去不太好，是不是。”尼基在走廊上对我说。

“事实上，是不太好。”

“他派人去叫他的律师了。而且他让我派人去叫莫理斯·贺伯斯特。”

唉，这种疾病是不可能痊愈的，我们大家都明白。拉维尔斯坦最后一次住院时，他在病床上召开了一个即兴的专题讨论会，主持得极为成功。教书的把戏那时还在上演。甚至现在，他的学生正坐在来访者接待室的大天窗下——等待着被叫进去——不过，虽然他会叫到他们之中的某一个或另一个的名字，他已经不再教授，或主持集会。实际上，我能够从他的动作中看到死亡正在走近的早期迹象——他的头已变成脖子和肩膀的负担，肤色也在改变，尤其是眼睛下面。他发表的意见很简短，很少在意你的感觉，因此你还是明智一点保持中庸的话题。他谈起薇拉：“你投降了——你打算向我推销一个女人的彩色剪纸画，就像从前人们挂在电影院门厅内的用硬纸板做的明星。你知道，齐克，有时你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我。可是你篡改了你前妻的形象。你会说那是为了婚姻的缘故，可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道德观呢？”

“那是千真万确的。”我回答说。他抓住了我的小辫子，无可抵赖。我责备他宁可选择虚无主义者，而不是他的“更有原则性的”学术同代人，这时，他也许会接口说，至少虚无主义者不会提出任何小资产阶级的畸形和谎言，来作为高尚原则甚至美的例证。

尼基，拉维尔斯坦的中国儿子，在旁边为他擦脸，他与这些对话毫不相干。尼基只有在技师到来，给拉维尔斯坦照X光或抽取血样时，才避过一旁。我不时将手放在我的朋友的光脑袋上。我能够看出来，他希望别人触摸他。我惊奇地发现，他的脑壳上有不显眼的头发茬。好像他曾经决定，全部剃光要比稀薄的头发更适合他，所以他刮脸的同时也刮他的头。不过不管怎样，这颗脑袋正在滚向坟墓。

“外面天色发黑，”拉维尔斯坦问我，“还是我的心情忧郁？”

“不是你的心情。有一块厚厚的云遮住了。”

为天气而烦恼，这同样也不像平时的拉维尔斯坦，天气会适应认为它要紧的人的想法。有时他会批评我“检查外部世界”——注意云彩。“你可以指望自然干着自然永远在干的事情。难道你认为你要冲向自然，攫取一种洞察力？”他时常说。可是这些快乐的时刻现在很少再出现。他经常像是处于昏迷状态——罗莎曼总是焦急地耳语：“他还活着吗？”

有时候连我也不能充满自信地回答。他不可能从死中逃生，这是一再清楚地表明的，他躺着，不规则地呼吸着，头边的一个架子上挂满药水瓶，在他引人注目的大耳朵后面排列成行。偶尔你想到他宁可在瞌睡中死去。他也许会追随着某种他不想讨论的思路而去。他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埋首于人类生活的两个极端——宗教和政治，伏尔泰就是这样说的。拉维尔斯坦不相信伏尔泰理智上的严肃性，不过他确实时常很合宜地概括事物。如今拉维尔斯坦也许要补充说，著名的为启蒙运动而战斗的伏尔泰——“砸碎那臭名昭著的东西！”——极端地仇恨犹太人。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一个体格上的特征。拉维尔斯坦的身体伸展开来非常高大，他几乎有六英尺半高，他的睡袍，一般病人穿着长及脚脖子，在他身上只到膝盖上面。他大大的下唇看起来很慈爱，但是他的大鼻子却显得很严厉。他通过嘴巴呼吸。他的皮肤有着煮熟的淀粉般的质感。

我能够了解，他正追随着一条犹太人的思想或者说犹太人的本质的轨迹。这些日子里，在任何对话中，甚至连提到柏拉图或修昔底德，对他来说都是少有的。现在他一心想着的是《圣经》。他谈论宗教，谈论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成为人并且除了人什么也不是的艰难。有时他的话很有条理，但大部分时间他使我迷惑。

我向莫理斯·贺伯斯特提起这件事，他说：“嘿，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自然要一直讲下去，讲得痛痛快快——这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它关联着一宗极大的罪恶。”我完全理解他指的是什么。战争清楚地表明，几乎每一个人，都赞同犹太人没有权利生存。

那使你不寒而栗。

其他的人对于见解有某种选择权——他们的注意力，被这种那种问题所吸引，一个个问题弄得他们应接不暇，他们根据自己的倾向做出选择。可是对于“被选定的人”，是没有选择的。从来没有听说或感受过这样大量的仇恨和对生存权利的否定，希望犹太人死亡的愿望被广泛集中的意见所确认和辩护，这种意见一致认为，他们的消失和灭绝将会使世界得到改善。穷凶极恶，这是达瓦教授词汇，用来专指那种邪恶、仇恨、用毒气炉或万人坑来消灭入侵的人口的决心。我们不必再作进一步的描述。贺伯斯特和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不可能抛弃你的血统，也不可能改变你的犹太人身份。遵照他们的老师达瓦制定的原则，拉维尔斯坦和贺伯斯特认为犹太人是缺乏救赎的历史见证人。

拉维尔斯坦临死的时候，还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他要发表的意见已经形成体系，但是没有能力宣布他的结论。结论之一是，犹太人应该对犹太人的历史深感兴趣——感兴趣于他们的正义原则，举例来说。可是并非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拉维尔斯坦又能够干什么呢？

再说不管怎样，他也不会再在这儿解决这些问题了。既然如此，他能够给朋友们什么重大的建议呢？他开始谈到即将来临的犹太教新年，指示我带着罗莎曼去犹太教堂。贺伯斯特肯定拉维尔斯坦给犹太人指出了最好的出路，没有什么比这一宗教遗产的价值更大了。

贺伯斯特和拉维尔斯坦四十年前做学生时就很亲近，我假如不向贺伯斯特请教，可能会更不得要领。可是如果我开始问问题，又会涉及自我解释，而我并不想这么做。拉维尔斯坦正在走向死亡——他全身都被包裹着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他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思考这最后的日子里必须思考的问题。我的感觉是，他企图在最后的时刻干完所有能够干的事情——干完，我的意思是，为了他关心的人，为了他的学生。如今我是太老了，不能再做学生，而且拉维尔斯坦也不相信成人教育。信奉柏拉图学说，对于我已经太晚了。人们称为文化的东西，不过是他们的无知的别出心裁的说法。拉维尔斯坦有时说，我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梦游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不可教导的，只是意味什么时候我愿意采取行动要取决于我自己。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极端重要的，我也应该完全理解，可是拒绝全盘接受。这不是一般的固执。

如今很少有人，你能够与他们讨论这些事情。这实在非常可惜。既然是如此经常地要求我们作出判断，这些判断便自然地因我们的不断使用或滥用而变得很粗劣。因此在你眼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独创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新奇的；到最后，你不再为任何面孔或任何人所感动。此时拉维尔斯坦出现了。他使你再一次面对独创性。他迫使你重新开启已经关闭的心灵。

有一天我竟然就这个主题口述一些笔记，谈了很多，当时还是我秘书的罗莎曼发表了不同寻常的个人看法。她说：“我想我明白你谈论的是什么。”不久我就被说服了，相信真的是这样。

尼基，拉维尔斯坦的继承人和主祭人——竞争对手众多——占有了他的公寓，就在街角上。在他的公寓楼和我们的公寓楼之间有一片草地，小孩子们在草地上翻滚，学习投球和接球。从我的卧室窗户看过去，可以看到曾经是拉维尔斯坦住的地方。看得见灯光。那里已不再举行派对。更加糟糕的是，罗莎曼说得对，“整个街坊变成了墓地。你认识的逝者的社区。甚至在散步的时候，你都能够指出那些老朋友和熟人的门和窗户。你走在街上，不能不记起旧时的哥儿们和女友们。拉维尔斯坦是一位亲爱的朋友——百万人里面才有一个。不过他该说你过分压抑了。”

她觉得我们必须搬走。我们在新罕布什尔州有房子，另外波士顿的一所大学发来一份为期三年的邀请函，请我去开几门课，这些课程过去是拉维尔斯坦和我一起教的（我也能够独自教）。学校在后湾区给罗莎曼和我提洪了舒适的住房。她将负责搬家的事情，我不必为此烦神。既然后湾区的公寓房家具齐全，我们可以把中西部的住房转租出去。如果东部不适合我们的话，还可以回来。这样我们就不必为看到草地正对面拉维尔斯坦的窗户而感到忧郁了。

“作为一个特别的犒赏……”罗莎曼举起一本精美的彩色旅游宣传册——阳光下的海滩，林木葱郁的山顶，棕榈树，淳朴的渔民。她提议去加勒比海度假。我们先把行李卸在波士顿，丢掉装行李的纸板箱。接着我们就假道圣胡安飞往圣马丁。在那里我们将无所事事地漂游，在温暖的海水中梦想，给生命的电池充电。

“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些诱惑人的旅游宣传册，罗莎曼？圣马丁，呃？那是不是杜尔金夫妇去过的地方？”

“不必介意。他们是好朋友。他们能够确切知道你需要什么。”

“西印度群岛将除去我的层层压力，突然间我将复原，健康强壮得足以去写拉维尔斯坦的回忆录。”

“我并没有建议度一个工作假，”罗莎曼说，“我猜想你已经去过加勒比海。”

“你猜得不错。”

“你不喜欢它？”

“一个巨大的热带贫民窟……不过我多数是经由波多黎各去。很多大赌场，巨大的气味难闻的礁湖，又黑又浑浊——当地民众一副不快乐的吃救济的样子。欧洲人乘包机飞来，带回家的感受是美国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卡斯特罗理应得到独立明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荷兰人的支持。”

罗莎曼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主意去做了。然而，还在我们婚姻的初期，我就发现，她在按照自己的主意去做的过程中，总是首先考虑到我的利益而不是她自己的。杜尔金夫妇推荐了一套在海滨的小公寓。检查过行李——带上所有夏天的衣服，纸张，游泳衣，防晒霜，凉鞋，驱虫剂。圣胡安好像还比较迷人，

至少在海滨一带。我们为了消磨掉航班之间的等候时间，就去了大旅馆的酒吧。在酒吧里，我们坐在一个拼命喝酒的美国人旁边，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得了一种不明的疾病。这个人说他在达拉斯拥有公司，他的太太在具有大工业区规模的圣胡安的医院里治疗，他就在这两地之间往返。她已有几个星期不能说话，大概也听不见——谁知道呢。昏迷不醒。她不愿意，或许是不能睁开眼睛。“她没有反应。我冲着她说话，觉得自己像一个该死的傻瓜。”

当我们的公共汽车要开走的时候，我们留下他在酒吧里。他看上去很像红色的砂岩壁，头上伸出经过漂白的禾草。罗莎曼不忍心把他丢下，如此痛苦的样子——她就是那样的人。可是他连我们的再见都没有回应。

大约半小时后，到了圣马丁，我们通过入境检查的飞机棚，一个很大的匡西特活动房屋，绿色瓦楞铁皮搭成的——热带地区的一切东西，在我看来都像临时的。在一个办公的柜台前面，炽热的灯光下，我们排队交费，在护照上盖章。然后我们坐进一辆出租车，开到岛上法国人住的那一端。我们的女房东只和我们照了一下面，因为我们让她等得太晚了。我们刚刚上床不久，来了一个怒气冲天的男子，又踢又捶她的大门，叫喊着要杀了她。我说：“如果门上的保险铰链不够牢的话，最终可能要出人命。”不过警察开着车顶上闪着警灯的警车过来，把那个人给带走了。

“你觉得怎么样？”罗莎曼说。

我记得我说就当地的气候来说，这也许是正常的。壮观，然而反复无常。

我不愿被旅游地诱惑。大概是年纪大了。我曾经是兴致勃勃的旅游者，可是现在当我躺下时，我用鼻子闻亚麻布的味道。结果我嗅出床单和枕套上的洗衣粉的气味，浴室下面的化粪池的气味。

我们醒来时，是一个晴朗的热带的清晨，蜥蜴爬行，雄鸡报鸣。海面上，拖着小艇的游艇就在我们面前。飞机在机场上起飞和降落。海滩很美，很坚实、宽阔，沙滩边沿长着树木和花丛，一群群黄色的蛾子到处飞舞。房子向陆地的这一边，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树，枝头挂满成熟的酸橙。后面是一个陡峭的山岗。

我们走到大街那一头去喝早晨的咖啡。小酒吧和面包店里，人们说着蹩脚的法语。我们坐在露台上，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在这里看什么？或者干什么？首先我们需要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然后我们要去游泳。海湾里风平浪静。你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躺在海面上漂浮，或者干干地躺在沙滩上。你还可以沿着海岸线溜达，检阅那些袒胸露背的女人——在那里晒太阳或展示她们的乳房。回归自然，我猜想。不过这些女人的眼睛告诉你，如果你想和她们说话，她们不会答理。

我们走回来时，卖午餐的摊点开张了。大约二十个烤架卖排骨、鸡和大龙虾，它们挤在一起，火焰一直喷向天空，超出烹调实际上的需要。每一个小饭铺都有自己的龇牙咧嘴的兜售者，喊叫着，笑着，举着活龙虾，抓住它们的螯或尾巴前后摇晃。如果被抓住的某个部分断开掉到地上，那也是他们乐趣的一部分。

“让我们离开这里。”罗莎曼说。她抱怨烤肉的烟火，使她的眼睛刺痛。然而她不能忍受的是大龙虾所受到的折磨。在新罕布什尔时，每当她在路上看见蝾螈，总是把它们捡起来，带到安全的地方去。我经常说：“它们也许并不希望留在你送它们去的地方。”那是我的错，不该嘲笑她的高尚的冲动。心肠软对于各方当事人都是不自在的事情。心肠软的人让不太动感情的人说：“这是生活的法则。我们必须吃东西。难道甲壳类的动物自己不是同类相食吗？”所有这些都是借口。只不过给你的“解释”点缀些教科书式的学问。这些穿戴甲壳的大龙虾掉了的螯会再长出来吗？这好像是我们为什么开设科学课程的原因，用来掩饰我们的残忍。至少想使我们的残忍得到升华。波洛尼厄斯在就餐，不是他在那里吃，而是他在那里被蛆虫吃——这是他吃了一辈子的报应。

不能用你的人道的卷尺来衡量任何影响。你还没有来得及避开，那些死去的东西突然就纠缠上你。关于这种情况，拉维尔斯坦会说什么？他会说：“女孩子的神经质。”大概的意思是，“她是个心肠软的人，必须让她自己来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这种事情每一个成年人都必须彻底地思考，直到得出结论。至于红色的蝾螈，也许它们可以放进意大利面条的调味汁里……”

在圣马丁，我们住在一幢两层的房子里，位于海湾的下端——东面。我们楼下一层住的是从法国北部来旅游的一家，他们占据了花园。他们是一个家庭，同时我们对花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吸引我们的是海滩，就在矮墙的下面。我们距离水边大概有三十英尺。一艘玻璃底的船定时地载着游客去北边的珊瑚礁游览。

我很感谢这个小海湾。它给我们一种被包围住的感觉。我为有边界线而感到欣慰。我喜欢周围被画上线。我不是来这里搏击大海，而是来静静地游泳，在海面上漂浮。来向拉维尔斯坦敞开心扉。罗莎曼经常拖住或抱着我，到只及肩膀深的水中去。她托着我来回地走。她不是一个强壮的年轻妇女——她不必要那么强壮。海水似乎比较有浮力，不像在湖水中或池塘里，不用费力气就能够漂浮起来。罗莎曼身材苗条，不是皮包骨头、瘦骨嶙峋的那种。她留着一头齐肩的棕色头发，就像无尽的资产。她的长眼睛是蓝色的，不是棕色，不是她的深颜色头发让你预料的那样。当她驾驶着我的身体航行在海面上时，唱的是亨德尔的《所罗门》中的乐曲。几个月前我们在布达佩斯听过的。“万寿无疆，”她唱道，“快乐——快乐的所罗门。”她一个人唱着这首合唱曲，底下沙沙的海水应和着。躺在她的前臂上，我看见飞蛾，淡黄色，成群地缓慢飞旋。这想必是它们繁殖的时期。越过大街，对面就是烤肉冒出的浓烟，招徕顾客的人，堕落的人们，被阳光照得眼花缭乱，盲目地笑着，大概又抓住鲜活的大龙虾的螯，摇摆着引诱游客。

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从心里喜欢这个热带的伊甸园。相反，就在罗莎曼用她优美的嗓音唱着“万——寿——无疆”的时候，我却想起已死的拉维尔斯坦，他所有的天赋，他的无穷无尽的乐趣，他的完全静止的智慧。我并不以为，当他指示我撰写他的生平时，指望我会满足于所谓有特点的东西——当然，我的意思是，我的特点。

现在罗莎曼和我掉换了位置，轮到我带着她在水中来来去去。海面上水波荡漾时，脚下的沙子呈脊状，口腔内的硬腭同样呈脊状。“回家的途中，我们要不要在福阁隆停一下，为今晚预订一张桌子？它离海滩大约五分钟的路程。”

罗克西·杜尔金给了我们一张写给贝迪耶先生的便条，他经营这家饭馆。罗莎曼已经在那里登记就餐。关于饭馆，你可以信得过杜尔金夫妇。最后的几年里，他们去看望拉维尔斯坦很多次。我们经常一起在希腊城或库班斯基的俱乐部进餐。

杜尔金夫妇非常体贴周到。他们只请求帮忙做一件事作为回报。杜尔金是一位律师，曾带了厚厚的合订本的杂志到圣马丁。他忘记复印与他很快就要审理的一个案件有关的一些段落。他请求我们帮他一个特别的忙，查阅一下这些文章，并且用电子邮件把它们发给他。罗莎曼已经提醒过我好几次这些装订起来的杂志。女房东叫一个用人把它们送到楼上我们的小套房来。

那晚我们沿着凉爽的海滩步行去福阁隆。鞋和拖鞋放在网兜里由罗莎曼提着。在走进面向海洋那一边的大门之前，我们穿上鞋。水流欢快地流进花园——那里有葡萄藤和灌木丛，花卉。正在厨房里忙碌的贝迪耶太太不理会我们。贝迪耶先生看着罗克西令人愉快而亲切的便条，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他是个高大、光头、身材壮实的人，身体的构造带有一种暴力倾向。他传递出来的信息，如果能够用文字来表达，应该写成：“我准备满足顾客［主顾］要求的任何事情，不过在巨大的压力下，我随时都可能大发雷霆。”他是惟一的侍者，整个店堂挤满了人。没有其他的帮手。他的太太承担了所有的烹调工作。但是游客们，自己应该明白，不是和他们同等社会阶层的人。

当我进行这一类简单描述时，总是意识到拉维尔斯坦的影响。同时还得承认，他经常在我的日常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是因为他的人格力量。还因为他的生活比我的具有更多的内在结构，我变得依赖他整理经验的能力——也许他也想要继续存在下去。从他那方面来说，他也需要我。许多人都希望摆脱死去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办法紧紧抓住他们不放。我的顽固的直觉——到现在它应该很清楚了——是他们并没有永远地离去。拉维尔斯坦自己往往把这些怪念头当做孩子气而加以摒除。好吧，也许是这样。不过我不是论证一种情况，只是不加修饰地报告。我知道，一个人承认这样的妄想，会失去精神上的可敬。你看看，甚至我也屈从于为公众所接受的意见。然而对于拉维尔斯坦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留存这件事，我可以作出简单的解释。他死后我就明白，我已形成习惯，要把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告诉他。

他总是以奇怪的方式出现，间接地，从他继续存在的那个地方走进我的生活，我不必假装他不是这样。也不必再采取讨论讨论死后生活的方式。我不想辩论。只不过我不能仅仅因为它在理智上不值得推崇，就把信息搁置一旁。

现在——今晚福阁隆的贝迪耶先生推荐的是什么呢？红鳍笛鲷，冷食，浇上蛋黄酱。罗莎曼点了一种其他的鱼。两盘菜都烧得不太令人满意。红鳍笛鲷在室温下又冷又黏。蛋黄酱像氧化锌软膏。

“怎么样？”罗莎曼问。

“没有烧好。”

她尝了一下，同意鱼没有烧透。中间还是生的。

“告诉老板。你可以和他说法语。”

“他的英语要好一点。没有人喜欢被不知所云的对话弄糊涂。为什么他要用法语和我攀谈？他大概认为我可以选修贝立兹的语言课。”

我无法吃下笛鲷。晚餐久久不能结束。

罗莎曼说：“这个晚上不太对头——他们怎么会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做出这么差的食物来。”

温暖的、平静的热带海域，一轮明月缓缓升起，真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供应难以下咽的晚餐。一个离你住的公寓只要步行十分钟的饭馆，将会是新娘的梦想——不需要采购，削皮，烹调，上菜，清洗，或污物碾碎器。

直到半夜，空中的交通才暂停。我不久就得知，有多少私人拥有的飞机进入本地的机场——为数可观的一帮人的财富和飞行技术的展示，其中有美国人、墨西哥人、委内瑞拉人、洪都拉斯人，甚至意大利和法国的运动家们——喜欢心想事成的人们。想到一个地方，大约几小时后就能够置身于那个地方。十六世纪，西班牙人航海的旅程有时长达几个月。现在你可以在委内瑞拉打高尔夫球，晚上在犹卡坦半岛用餐。早晨回到帕莎迪娜，还能及时赶上佛罗里达的柑橘杯橄榄球赛。

你开始有了这些想法，想到那些富得足以让他们到处乱跑、在旅行计划和汽油上大把花钱的人——很快你就认识到，你感觉长途飞行的疲惫只是你的疲惫而已。

事实是福阁隆的贝迪耶先生使我染上疾病了。

我抱怨感到疲倦和缺少精力，罗莎曼对我说那是疲劳的积累，由于忧虑和悲伤而加重。她同样也仍然为可怜的拉维尔斯坦而忧伤，他被自己不顾后果的性习惯毁了。罗莎曼对你的抱怨不是不加考虑——她给予它们全部的注意力，一点也不急躁。她说假期开始时，总是有这种难以负担的沉重感觉。她温情地抚摸我的脸颊，告诉我必须补上我的睡眠。

我按照她的话做了，但是感觉并没有好转。我该知道，鱼携带的毒素是抗高温的，多煮或多烤一会儿也不能使它无害。后来在波士顿别人向我解释说，热带珊瑚礁鱼毒很快就会被排出体外，不过在此之前，它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神经系统。非常像拉维尔斯坦得的格巴二氏综合征。首先出现的症状是突然厌食。我甚至讨厌看见食物。我变得憎恶一切食物的味道。晚餐我能够只吃玉米片，加上一点牛奶。我不停地对罗莎曼说这对我很有利的。我正在减去不需要的重量。就像每一个美国人，我说，我显然是吃得太多了。

楼下公寓住的法国一家来自鲁昂，他们到这里来休闲，轻松轻松，在这个热带地区毫无拘束地松弛一下。他们在平静的海面上游泳，罗莎曼和我也是一样。我们在海滩上晾干身上的水，愉快地闲聊。但是从他们的厨房飘上来的味道却变得令人不能忍受。我对罗莎曼说：“他们在烧什么狗屎？”

“有那么差吗？”罗莎曼说。

于是我对她演讲了一番法国烹调的衰落。“过去在任何一个小餐馆都能买到美味的食品。也许是旅游业使他们的水平降低了。或者是否可能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消失，正在使法国的烹调没落？”“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快乐之一，齐克，就是你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如此多的想法。可是你好像完全失去了胃口。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你已经如此疲劳——过分疲劳，累坏了——这个宁静的地方对于你是太宁静了。你确实是太紧张了。”她无疑为我的反应中的暴力和威吓而担忧。

“我必须逃离开这股可恶的食物的臭气。”

“那么我们出去吧。”

“好吧，我们走。你需要吃饭，罗莎曼——你应该好好地吃一顿。我虽然没有胃口，可是我希望你吃一些东西。”

在岛上的夜晚我睡不着觉——我的心脏跳动得不正常。我增加了心脏科医生施莱博士开给我的处方奎宁的剂量。和着几杯奎宁药水吞下药片，我的头脑很清醒，可是我抱怨脚底发麻。“一种不舒服的颤抖穿过我的脚。”我说。

“大概是你坐着的姿势。试试站立起来。也许你奎宁吃得太多。”罗莎曼说。

“施莱医生说我可以吃任何剂量，因为心律不齐——纤维性颤动——天哪！如今每一个人听上去都像医生。”

我们走在海滩上，避开大街上卖鸡卖龙虾的摊位发出的恶臭。经过福阁隆时，老板正懒洋洋地躺在外面，假装朝着大海看，没有回答我的问候。“在离法国五千英里的地方，他正在从礼貌中解放出来。”我说。

“我们已经停止在那里用餐了……”

“也许不会了。他是一头猪，教给了他礼仪，但它们不起作用。到处都有很糟糕的人。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我不知道我病得有多重。我只知道我间歇性地易怒，或不知怎的不对头——有一点精神错乱。我意识到我翻来覆去地重复说过的话，罗莎曼很担忧。她不知道做什么是好。也许她责备自己把我带到这里来。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困扰或许值得描述一下。我经常对罗莎曼说，衰老产生的种种问题之一是时间的加速。一天天转瞬即逝，“好像特快列车经过地铁站”。我不断提起《伊凡·伊里奇之死》，来向罗莎曼说明这一点。孩童时代很长，可是到了老年，时间飞驰而过，“比织工的梭子还要快”，就像约伯说过的那样。伊凡·伊里奇还提到，把一颗石子抛向空中，慢慢升起，“当它落回地面时，达到每秒三十二英尺的加速度”。你被万有引力所控制，整个宇宙都卷入加速你的死亡之中。要是我们能够让那些童年时代所经历的完美的日子回来，该多好啊。可是我们变得太熟悉经验资料，我的意思是。我们用格式塔的方式组织这些在我们身边涌现的经验——也就是，用不断增加的抽象形式——把经验加速成一种危险的乱七八糟的快进喜剧。我们对于快速处理的需要，消除了迷惑儿童、吸引儿童或使童年时期延缓的细节。艺术是一种挽救，将我们从混乱的加速中挽救出来。诗歌的韵律，音乐的节奏，绘画的形式和色彩。不过我们确实感觉到我们向着地面加速前进，砰然闯入坟墓。“如果这仅仅是言辞倒也罢了，”我对罗莎曼说，“可是我天天感觉到它。无力的思考本身，吞噬掉剩余的生命……”

可怜的罗莎曼，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晚上，在晚餐时听着这些——这个加勒比海的假期本应该是一个浪漫的假期，某种意义上的追加蜜月。

“你和拉维尔斯坦讨论过这一点吗？”她问。

“唔……是的，讨论过。”

“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说伊凡·伊里奇选择了‘适用的婚姻’，如果他和他的妻子相爱的话，情况看上去就不同了。”

“可怜的家伙们确实互相仇恨，”罗莎曼说，“读那个故事就像穿过一座碎玻璃堆成的山。真是一种折磨。”她非常聪明，罗莎曼。我们不仅能够互相交谈，而且能够指望被对方理解。

现在我们着手处理那些杂志，这是我们的朋友杜尔金请求我们代劳的。我们一起翻看他让我们为他复印的那些页。这是件短暂的令人讨厌的工作，真的，罗莎曼做了大部分的事情。没有复印这种大部头书本的复印机。我大声读摘录出来的段落，罗莎曼用文字处理程序把它们打出来。一开始我对这种材料毫无兴趣，可是很快就被它吸引住了。吸引我的不是有关法律的方面，也就是杜尔金的客户提起的版权诉讼问题。书是根据一部日记写的，日记的作者是一位美国医生，他从某个国家研究机构得到一笔研究经费，在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住了几年，那里的人操一种混杂的语言，或岛上奇怪难懂的语言。他的报告写得很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有时简直是难以忘怀。他描述一个悬崖边长满了美丽的鲜花，就像“深红色的兰花瀑布”。日记中有许多近似词藻绚丽的段落，可是你觉得他只是对绚丽的大自然作出的反映。他有坚定的科学目的，整篇文章的内容很重要——人类的联结。文章的开头，是描写他所研究的部落日常饮食中缺乏蛋白质。他说，在原始的战争中，当地的土著人舍不得浪费敌人的尸体。

这种科学的思辨，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我已经提到很多次，我的专长是发现寻常生活中的不寻常。拉维尔斯坦也曾经好几次指出，这不是本体，或者说“物自体”——我把那些统统留给这个世界上的康德们。深红色的兰花像河水一样流下去，在长达几百英尺的热带丛林里，黑色的无头尸体在这里应该是异常现象，是不是。人被活生生地杀死，砍掉头。头放在一边。记录这些情况的研究者说，这些头被用作买卖老婆的货币。那就是割取敌人首级做战利品的野蛮人割人头的原因。不过吸引着这个美国研究员到溪边埋伏地点的，不是打仗的战士们，而是烤肉的味道。“就像家里厨房的味道——烤炉烤着一块有益健康的带骨的肉。或者是一只感恩节火鸡。正是那种令人胃口大开的美味。人肉，同样能够让你的唾腺产生反应……武士们递给我一些他们的烤人肉串。牺牲者被翻转过来肚皮朝下，地上满是鲜红的血。胜利者认为我脸上的表情极其滑稽可笑。他们说，‘为什么，这只不过是肉，和其他的肉一样。’”作者实在超出了记述引起食欲的美味的必要内容。狩猎者讲道，如果他们被伏击，另一方的家伙们就会把他们烧烤了吃掉。对于我们，这也许是合理化。在他们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热带丛林的猎物并不富足。狩猎者常常精疲力竭，迫切需要吃东西。这位美国人进一步思考列宁格勒被纳粹围攻的日子，也说起日本兵在菲律宾的丛林中被切断退路时吃他们自己的死人，还提到在安第斯山脉飞机失事的南美洲运动员。我们自己的虚无主义者告诉你一切事物都是被许可的，谅必他们将不得不承认同类相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是让我耿耿于怀的是，”这位美国研究者写道，“是烤人腿的诱人香味，被割掉大腿的尸体还在流血，在这个鲜花盛开的乐园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战士们带着去求婚的人头，那些头发上沾满尘土被拎着挥舞的人头。”

罗莎曼现在看出我真的病了——尽管我不承认——她走了好几里路，经过路边那些烟火升腾的烤架，寻找感恩节的火鸡。一个也没有找到。瘦巴巴的当地母鸡好像只会长绒毛，而不是羽毛。在食品店的一个冰箱的底部，她发现了几包坚硬如石头一样的鸡腿和翅膀。她说化冻后它们看上去更糟糕。在这个出产番薯和椰子的岛上，没有可以用来烹调的绿色蔬菜。然而她想方设法忙碌了几个小时后，做出了鸡汤。出于感激，我努力想拿自己吃不下去开个玩笑——回忆起我童年时代，一位移民的母亲大声叫喊：“我的乔伊不能吃蛋卷冰淇淋。他转过脸去不看它。如果他不舔冰淇淋的话，他非得死去不可！”

大概因为我觉得热带是死亡威胁，所以我本能地在任何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寻找喜剧角度。我经常想到的一件事，是这里的土地渗透性更强，不像北方那么坚实。把一个人埋葬在这种腐烂的珊瑚色的土壤里一定很困难。我不打算和罗莎曼谈论这样荒唐的话题。罗莎曼责备自己，不该说服我接受这次愉快的假日——但是我知道我可以相信她做的事情是对的。我的感觉很奇怪，不过我对自己说，这是我从北部带来的抑郁——一种不自在或紊乱——就像某种极抽象的痛苦。很多年前，当我发现自己被困在波多黎各很长一段时间时，就感觉到这一种身处热带环境的不舒适——从礁湖中升起的淹滞盐水和腐败海洋物质的气味——热带丛林的植物和腐烂的动物发出的奇怪恶臭。波多黎各的蒙鼠就像其他地方街上的狗一样平常。你根本想不到这么大的动物生活在路边上和村落的后街上。

夜晚从镇上传来一阵阵土著部落的音乐。公鸡的啼鸣打断了你的睡眠。不过我本来就睡不了多久，能够吃的也只有玉米片。我抱怨自来水的味道，罗莎曼非常担心，她现在经常到商店去提回很沉的瓶装水。

我显然是病了，但是我不能让别人说我病了。我发觉我经常有一些病态的想法，这些想法渐渐地变得很清楚，原来我正在费劲地解决进化的问题。当然我相信进化论——谁又能够拒绝接受成千上万的证明。叫人不明白的是，它是通过随机的变化而产生的，正如许多科学的真正信徒所确信的那样。“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亿万年的时间足以让你面对一切谬误和绝境。”遗传学者沃森制订了这一原理。我对罗莎曼说，同时也与沃森辩论，如果你考虑到微妙的人体资源，成千上万的人体资源，它们太微妙了以至于不可能是偶然的，那么沃森谈论的就是粗木工活——小男孩的木工作坊，或是手工训练，而不是精致的细木工活。

回想起来，我很是觉得过意不去——我为罗莎曼感到难过，她当时就知道我病了。她努力地在她的小厨房里准备一些治病的补品。她烧一些我平时很喜欢吃的饭菜。可是集市上买来的肉都很粗劣。她做出来的汤我连一勺也咽不下去。楼下那家法国人一直在烹制那些狗屎食物，让我闻着就发怒。

“如此有教养的、体面的、讨人喜欢的、彬彬有礼的人，怎么能够让自己烹煮——并且吃！——这样臭气熏天的大杂烩！”

罗莎曼说：“如果我去让他们关上窗户，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不过你是否认为你应该去看看医生？街那边有一位法国医生。我们好多次看到他门口的招牌。”

我们坐在阳台上，在我吃不下去的晚餐之前，喝一杯葡萄酒。我吃着罗莎曼端出来的填馅橄榄。我喜欢橄榄里面填鳀鱼，西班牙风味的。这里只有填西班牙甜椒的橄榄卖。我发现，你研究加勒比海夜晚的天空时，不能不想到上帝。而你想到上帝时，又不能没有自己死去的亲人加入其中。接着你重新建立和死者的关系，最后做一个你能够承受的尽可能诚实的评价一反省一生的行为、爱好、感情。在这方面，我做得一点儿都不好。

既然我应该看在罗莎曼的分上，尽一切可能来探明事物的科学真相，第二天我去看了医生。美国人向来不太买外国医药的账。他们总认为，法国医生只会说是胆病发作，建议必须少喝一点红葡萄酒。街那边的医生只字未提关于葡萄酒的话。然而他告诉我，我患了登革热。好吧，那还不是太糟糕。登革热是一种热带的疾病，由蚊子传染，用奎宁来治疗。因此我在服用奎宁胶囊时，又加上了本地医生开给我的奎宁，奎宁胶囊是美国医生——施莱，就是那个责备拉维尔斯坦的医生，因为他刚从加护病房出来不久就抽烟——开给我的，防止我心脏跳得太快而失去控制。

罗莎曼又去了一趟药房——来回一趟要走三英里路，在毫无遮挡的烈日之下。她似乎对法国医生的诊断半信半疑。然而不管登革热多么严重，它也是可治的。

我们的那个饭菜难闻到让我发疯的邻居，表示愿意帮忙。他们说，准备开车送我去四十公里外的某个镇上的医院。我注意到，一路上风景优美，可是交通很拥挤，挤满了破旧的农用车和当地人称为“呱呱”的公共汽车。

医生态度温和，就像我们所说的，“轻描淡写地”，不喜爱作出耸人听闻的诊断。所以我决定认可登革热，不再大惊小怪，喝他给我开的奎宁合剂。罗莎曼和我一起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回忆起拉维尔斯坦的格言，没有伟大的政治，激情就不可能被表现出来。当读到安东尼说“我要死了，埃及，我要死了”，和克莉奥佩特拉将小毒蛇放在她的胸口时，罗莎曼流泪了。读完以后，我们上床睡觉，但是没有睡多久。

我昏倒在浴室里凉爽的瓷砖地上。黑暗中我摸索着出房间的时候就摔倒了。罗莎曼无法抱起我或把我推到床上去。她跑下楼去叫醒了房东太太，房东太太马上打电话去叫救护车。当她们告诉我救护车正在路上时，我对她们说坚决不同意去医院。这种地方我已经见得太多了。殖民地的医药，尤其是在热带地区，是非常靠不住的。

罗莎曼说：“你必须去医院。”可是当她看出我是如何执拗时，只好又下楼去用房东太太的电话打给医生。他住在离这里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对于半夜被叫醒，他表现得非常宽容，他用手电筒照我的喉咙和眼睛。两个结实的护理员带着一个卷起的担架，塞住了门道。穿工作服的黑人已经开始在地板上打开担架，我说：“我任何地方都不去。”

罗莎曼征求医生的意见，他说：“好吧，既然他如此反对，也不是绝对必要。”他让救护车开走。这对于护理员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他们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倒是救护车的引擎发出咆哮。

我们设法打发掉这一夜剩下的时间，天亮后，我不提早餐，坐在外面看着黑色的礁石——空气和海水一如既往。这一季节引人注意的景色之一，就是成群的淡色飞蛾，浅黄色的那种。它们个头不大，也没有美丽的斑纹，在空中盘旋着飞向大海，又飞回草木繁盛的陆地。

罗莎曼在楼下，借用房东太太的电话，这部电话以前是从不让我们使用的。房东太太不接打给我们的电话。房客也不允许打电话出去。可是我现在生病了，她也不想让我死在这些屋子里。我想罗莎曼显然也同样清楚这一点，十分奇怪的是，我倒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感觉。太阳还没有升起，黎明的光线只够让你分辨出流动——大海——种单调，内外一致的空虚。只有罗莎曼自己，来对付房东太太的坏脾气，以及航空公司接线员的官僚作风和冷酷无情，她通常是很柔顺、优雅、毕恭毕敬、彬彬有礼的，现在显露出（毫无疑问）潜在的坚强，和早已准备好的意志力。她爬上楼来时，微露笑容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从圣胡安飞出的飞机上有很多空位，因为是感恩节。问题是飞往圣胡安。不过我说这是急诊。他们说他们将准备好轮椅等候在那里。”

轮椅！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病成那样。结果证明，没有经验的罗莎曼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事实如何。我决不会预见到病情的关键时刻和危险期。

我们能够指望出租车在那么早的清晨就到吗？确实能够。首先因为那位有商业头脑的、漂亮的中年非裔加勒比海人房东太太特别留意昨晚的救护车和医生。还有可能她和那个小心谨慎的、不全讲真话的年轻法国人交谈过一两句。不过她并不需要他的警告；只要看看站在屋外台阶上的我那多皱的晦暗的脸，就都明白了。

罗莎曼现在很害怕，因而极其高兴能够离开。她暗淡无光的脸庞，如今因为回波士顿而重新有了神采，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医生。她好像已经得到信息：在岛上待下去肯定是等死。她问我：“我们要丢掉哪些书和文章？”这是十分容易的。“让我们丢掉所有的大部头。尤其是勃朗宁的《诗歌集》。”我已讨厌勃朗宁。我现在把他归到烹饪和法国邻居一类。

我不愿丢掉的是我的朋友杜尔金的杂志——写食人的那一期。我迷恋上烧烤的人肉，食人生番，和被割下的人头，面朝上放在兰花覆盖的悬崖边洒满鲜血的草地上。人肉被大口大口地吃进我的——我承认——被污染了的意识内。是我的病使我变得特别容易受到感动。我不会为了任何原因而丢下这些文章。我可以用我的病作为借口。但是它们在飞行中不见了。

苛刻而又漂亮的房东太太如释重负的表示说明了一切。多么高兴，多么得意，她就要把我给打发走了。让他走并且死在其他地方——出租车里或者飞机上。拂晓前她就起身为我们送行。法国邻居也起床了。他们前一晚一定也被响着警笛、闪着灯的救护车惊醒过。带着善心和遗憾，他们祝我们好运，并向我们挥手告别。毕竟是好人。房东太太的再见意味着“走开，别再来打搅我”。站在她的立场，我也会赞同。在清晨五点钟她挥手告别——幸而置身事外了！

谈到我们不顺的假期，罗莎曼说：“多么可怕的噩梦。”在嘎吱嘎吱急驶的出租车里，她带着一种无法克制的轻松向这个岛屿说再见。至少她可以摆脱掉那个戴防护面罩的摩托车手了。他每周总有一两次接管那条主要的街道。披挂起来，全身从上到下都穿着皮衣，头上戴着公羊罗杰斯头盔。他的大牙暴露，紧咬牙关。当他在街上横冲直撞时，警察便失踪了。人们四散躲避他的飞车。他的摩托车轰鸣着来来回回兜圈，扬起阵阵尘土，总有一天会撞死行人。“镇上的疯子。”罗莎曼称呼他。“我不用再担心在往返药店的路上碰见他了。”她说。

在飞机场占地几千英尺的由绿色金属材料建成的宽敞棚屋内，罗莎曼帮助我这个病人坐进等在那里的轮椅。坐进轮椅，我觉得很无能为力，就在膝盖上签旅行支票，付了出关费。我感到我实际上并不需要轮椅。我对罗莎曼说，我还能够行走，并且证明给她看，爬了很多级阶梯上飞机。接着在圣胡安又走下飞机，在那里我心怀感激地坐进第二架等着我的轮椅里。大部分行李堆在我的脚周围或者膝盖上。但接着又要检查护照，为此我必须站起来。顶糟糕的要数海关检查。罗莎曼必须把大箱子和装衣服的折叠式旅行袋从传送带上拿到检查的桌子上——打开它们，回答问题，再把它们锁上，搬下来，以便被装上飞美国的飞机。她没有男人那种提起物体的力量，以及必不可少的肌肉。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永远不再是从前那个体格强壮的旅客了。罗莎曼对检查官说我不舒服，但是他们并不特别在意她的话。

今天是感恩节，飞机有一大半座位是空着的。机上的乘务员说，我也许希望能伸展四肢躺一下，就领我们到机尾，在那里，她把一排座位的扶手推回去。我要水喝，接着又要水喝。我从来没有这么渴过。乘务长战时曾经在南太平洋得过登革热，有很多经验之谈。他提议给我氧气。罗莎曼催促我接受，可是我要求的仅仅是更多的水。

与此同时，她试图打电话联系我在波士顿的医生。他们有两位——“初级指定”医生和心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在高尔夫球场上，无法接通。“初级指定”医生去新罕布什尔吃家庭节日大餐去了。

我记得在飞行中我又开始谈论格里莱斯库的年轻朋友，他在男厕所的隔间里被谋杀了。

“你已经告诉过我关于他的事了。”

“那是什么时候？”

“不久以前。”

“我好像无法将他从我的心里除去。我不再提他。可是我想我已把他和拉维尔斯坦联系在一起了，不知什么缘故。你看，虽然我不喜欢格里莱斯库，但我发现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在拉维尔斯坦看来，这是逃避，也是我的特性。说他有趣，就是放他一马。然而他是可疑的一有人认为他与谋杀者串通一气。我好像就是不能牢牢地记住吊在挂肉钩子上的人。”

罗莎曼努力地集中注意力。她鼓励我讲话。她担心我的病。

“他正在方便——拉屎，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死了。他们近距离打死了他。拉维尔斯坦相信这是我的典型的错误之一……”

“他是说格里莱斯库和谋杀者有关系吗？”

“一点不错。他说我应该了解得更清楚。”

“但是这件谋杀案发生在拉维尔斯坦逝世以后。”

“不过他仍然作出了正确的预测。这位著名的书呆子学者，他说，归根结底是个纳粹分子。”

罗莎曼极力想将我从围绕着格里莱斯库转来转去的话题中引开，问道：“你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

“他过去经常为我引用我自己的话。”他找出我曾经说过的关于现代的去魅的问题。在现代观念的废墟下面，仍然存在着一个等待被重新发现的世界。他认为，抽象概念灰色的网覆盖着这个世界，目的是使它简单化，并且以一种服务于我们的文化的目的的方法来解释它，在我们眼中，这个抽象概念的网已经变成了世界本身。我们需要可供选择的看法，见解的多样性——他指的是不受观念控制的见解。他把它看做是措辞的问题：“价值”，“生活方式”，“相对主义”。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深切的人性需求，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这些名词术语来加以满足。我们不能爬出被认为表现这种需求的“文化”和“理念”的墓穴。准确的措辞固然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不过更大的帮助在于领悟现实的天赋——那种冲动，想把你充满爱意的脸贴近它，并且用你的双手拥抱它。

“但另一方面，从左外场，抑或我指的是右外场，拉维尔斯坦敦促每一个人去读塞利纳。好吧，当然可以。塞利纳是桀骜不驯的天才，也是桀骜不驯的疯子，战前他出版了《对大屠杀说些无足轻重的话》。在这个小册子里，塞利纳大声控诉和谴责犹太人占据和破坏了法国。对于法国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敌人是犹太人，不是德国人。希特勒——这是在一九三七年——会把法国从犹太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英国与犹太人结盟，阴谋毁灭法兰西。它已经变成犹太人卖淫的场所。‘犹太人的妓院’——‘上帝的妓院’。德雷福斯案件又被重提。当局接到了大量的匿名诽谤信，出自那些反对德雷福斯的反犹者之手。我赞同拉维尔斯坦的看法，塞利纳不会假装没有参与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我也不会用游击手格里莱斯库来交换右外场手塞利纳。用打棒球的行话来表达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是何等的荒唐。”

罗莎曼一味迁就我。我从来没有病得这么厉害。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会生病。不舒服，是的；但显然我的身体出了毛病。不过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因而有资格说我不是要死了，只是生病而已。反动的秘密会社可能裁定你的死期已到——你的同胞组成的密谋小集团投票表决必须暗杀你。所以研究出处理你的方案。这被说成是政治，但是事实上是邪恶的意愿。一个轻浮的花花公子式的学者，养成固定习惯要坐下来解决自然的需要——每天都要做的事——被旁边隔间内的暗杀者射中，当即死去。

罗莎曼执意要从机场直接去医院。

但是我坚持回家。一旦上了床我就没事了。当然我无法知道自己的病况。我不知道我的热度有多么高——一心只想表明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罗莎曼让步了，把我们的旅行袋和盒子堆放进出租车的行李箱里。到了目的地付了车费以后，如何把这些行李运上楼显然成了问题，出租车司机看到这些麻烦，拿了钱，将车一溜烟开走了。我们的麻烦显然是冲着他而不是冲着我来的。我爬上楼，钻到床上。

“真高兴离开了那个无聊的小岛，”我对罗莎曼说，“可能还是同一天吧？大概十二点了吧？我们是清晨离开的。‘时间的指针正顶着中午呢。’就像茂丘西奥说的——这是拉维尔斯坦特别喜爱的莎士比亚的诗行之一。”

躺在我的毯子下面，觉得既安全又舒适，我告诉罗莎曼，我所需要的就是好好地睡一觉。可是现在刚过正午——还不是睡觉的时间。罗莎曼不同意睡觉就是解决的办法。根据某种我看不见的能力，她看出我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况中。“你可能会在睡眠之中死去。”她后来说。她继续努力打电话联系医生。“感恩节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它是游玩的时间，打高尔夫球的时间。”

罗莎曼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她打坐，参加瑜伽课程。她能够用她的脚趾碰到她的太阳穴。但是把行李从圣马丁弄回来，真让她过于疲劳了。她想方设法将它们拖上我们位于三楼的公寓。你决不会想到她有体力做到这一点。

她说，这要比得到医院的帮助容易得多了。她打的电话没有一个有人接。在假日里，医生休息的时候，住院实习医生照例应该替代他们值班。“哎呀，不像你想的那么紧急，”我说，“你可以明天再和医生谈。”不过罗莎曼很清楚，我并不清楚我说了什么。如果还待在圣马丁的话，我可能黎明之前就死了。如果误掉从波多黎各换乘的航班，我可能死在了圣胡安。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在我自己的床上睡一夜好觉，我早已完蛋了。罗莎曼说假如没有氧气，我就不能挨过那一夜。

太阳下山时，乌鸦呱呱叫着。在这里它们已成为都市的鸟。某一位法国诗人叫它们使人快乐的乌鸦——可是是谁？我甚至怀疑拉维尔斯坦是否知道是哪一位。我的神智已经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肯定我的枕头和被子可以救我。

罗莎曼打电话给她住在上纽约的父亲。“想想谁是你能够联系得上的最有势力的人，”他对她说，“请求他帮助。”

罗莎曼很幸运地在我的姓名住址簿上找到了史达林博士家里的电话号码，正是他让我们到波士顿来的。她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时，他说：“十分钟之内，你将会听到医院院长安德斯的回话。让你的电话保持畅通。”不久，安德斯博士，一位年纪很大的人，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症状；接着他说他派一辆救护车来接我去医院。罗莎曼告诉他，在加勒比海我曾经拒绝坐救护车。老院长问，他是否可以和我谈一谈？好吧，行，我对他说我在这里很舒服，在我自己的床上，不过为了让我的太太高兴，我同意让医生给我检查一下。但是我不要用担架来把我抬出去。傻气十足地讨价还价后，我同意乘救护车去。

“一言为定！”安德斯博士说，“我们要你立即来这里。”

于是我坐在驾驶员旁边的位置上，救护车顶上的灯旋转着，沙哑的警报器呜咽着，将我带到了急诊室。一辆推送病人的轮床将我推到一个角落，几个医生就在那里给我做检查。其后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断断续续地知晓一些。我大概记得自己立即被戴上氧气罩。接着是一段很长时间的耽搁。有些人说我应该马上进心脏科的加护病房。其他人认为呼吸有问题。护士把氧气罩放在我的脸上，而我不停地把它推开。罗莎曼在那里照料我。她说：“你必须吸氧，齐克，我不希望他们把你的手绑上。”

“可我闷得难受。”我说。

发生了什么事，我有我自己的看法。那里的一位负责医生没有穿白大褂，只穿着衬衫。他的脸色很好，话既多又很专业，以随便的态度描述我的病情。在这样一种状况下，男男女女出现、露面、显形。这位爱说话的医生似乎正在谈论技术性细节，而它们与我的情况毫无关系。可是我完全误解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被送进心脏科的加护病房，当天晚上就在那里，我出现了心力衰竭。不过我对此一点记忆也没有。我也记不得我被移送到肺科的加护病房。罗莎曼告诉我，我的两叶肺，用临床的术语来说，都由于肺炎而看不见了。一台机器帮助我呼吸——管子向下插入我的喉咙，向上伸出我的鼻子。

我不清楚我身在何处，也不知道罗莎曼就睡在我旁边的躺椅上。她经常和病人的亲属一起在病房过夜，当他们的儿子或姐妹病危时，这些人就在加护病房扎营住宿。开头的十天内，罗莎曼没有回过家。她就吃盘子里找到的残羹剩饭。她拒绝去自助餐厅，以免我会在她去吃饭期间死去。护士们知道这种情况后，就开始给她提供食物。

所有这一切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肯定没有意识到我在为生命而斗争。在那几个星期内，医生让我大量地服用了速眠安。这种药的疗效之一就是暂停一切精神生活。我没有细想我是死了还是活着。所有的表象（外在的世界）都被抹掉了。我死去的兄弟，他们俩一度靠上前来。他们穿着惯常的衬衫、领带、鞋，还有裁缝为他们做的西服。我的父亲在远处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没有走上前来。我的兄弟暗示他们很满意目前的状况。我没有大声叫我的父亲。他明白规矩是什么。我看不出问问题有什么作用。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去那儿的大半路程，因此并不特别地好奇。我需要信息，然而答案需要等待。接着我的兄弟退下去，或者是被退下去。我并没有想到自己是个濒临死亡的人。我的头脑里满是妄想、幻觉、颠三倒四的因果关系。速眠安据说会减弱记忆力。不过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强。我能够记得我经常被翻转来翻转去。某一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护士或护理员，在我的背上敲打，命令我咳嗽。

我曾经到不同医院的加护病房，探望过拉维尔斯坦和其他的亲戚朋友，出于一个强壮健康的人的蠢念头，偶尔我竟然想过，有那么一天，被绑在那里，连接着维持生命的机器的也许是我。

然而现在我就是那个要死的人。我的肺不能呼吸。一部机器在帮我呼吸。神志不清地，我对于死亡的想法不比死人多多少。可是我的脑袋里（我假定它是脑袋）装满幻象、妄想、错觉。这些不是梦想或噩梦。噩梦还有可以逃避的出口……

我能回忆起来的，大部分都是我在四处漫游，时间过得很沉重郁闷。其中的一个幻觉是，我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寻找我假定要在那里过夜的地方。最终我找到了它。我走进去，那是一所很久以前的二十年代的豪华电影院。售票房用木板钉上了。就在它的后面，朝上倾斜的瓷砖地上，放着折叠的军用帆布床。那里没有放电影，几百张位子空着。我听说这里的空气是特殊处理过的，呼吸进去对你的肺很有益处。在这里过夜，你可以得到医疗上的好处，有助于恢复健康。因此我加入其他大约六个人，躺下来。我的妻子应该在早晨开车来接我。车就在附近的停车场上。这里没有人想睡觉。那些人也不多嘴多舌。他们起床，在门厅里闲逛，或者坐在军用帆布床的边上。在五十年或更久的时间里，地面都没有用拖把拖过。没有暖气。睡觉时全部不脱衣服，穿着扣上钮扣的大衣。有檐帽，无檐帽，鞋子都没有脱下来。

我甚至在还没有获准从加护病房出来时，就从床上爬下来，我以为我在新罕布什尔，我的一个孙女正在房子周围滑雪。我有点不高兴，她的父母没有领她进来见她的祖父。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抑或是我以为如此。实际上，也可能是半夜，但是太阳好像很明亮地照在雪地上。我爬过床侧的板，没有觉察到身上插着的管子和针头，它们又连着吊着的瓶子，里面盛着各种各样静脉注射的混合药物。我的光脚踩在阳光灿烂的地板上，我瞧着它们好像是别人的。它们似乎不愿意承载我的重量，不过我强迫它们服从我的意志。接着我就摔倒了，四脚朝天。起先我没有感觉到疼痛。不能从床上下来，走到窗口去，让我感到恼火。我无助地躺在那里，一个护理员跑过来，说：“我就听说你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

一位医生说我的背红肿得厉害，就像从空中观察到的森林大火一样。医生们让我做电脑断层扫描。做扫描时，我就像搭乘一辆拥挤的有轨电车，感到呼吸困难，被后面的人推挤着。我请求让我出去，可是没有人愿意好心帮帮我的忙。

接着他们让我服用大剂量的血液稀释剂，因为我的摔倒很危险。我在内出血。护士给我穿上限制行动的背心。我要求已成年的儿子去叫出租车。我说自己还是回家休息比较好，在浴缸里泡一泡。“五分钟我就能回到那儿，”我说，“它就在街角。”

又好像我经常置身于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下面。这些幻觉中的环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给你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我有时感到疑惑，是否在死亡的门口，我可能就不会使自己这么轻松愉快，像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享受这些荒谬的妄想——不必虚构的小说。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宽阔的地窖中。它的砖墙是几个世纪之前油漆的。各处仍然像农家鲜奶酪一般白。可是奶酪已经渐渐变脏。这里用荧光灯照明——一张接一张的桌子，上面放着廉价旧货店里的东西，女人的衣裳，主要是捐给医院义卖的：内衣，长筒袜，运动衫，围巾，裙子。数不清的桌子。这个地方让我想起菲林地下廉价商场，顾客在那里你推我挤，为了便宜货而吵架。不过这里没有人争吵。远处有一位年轻妇女，看上去好像是来做慈善工作的义工。我坐着，被数以百计的皮躺椅所包围。从这个肮脏的奶酪似的角落逃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我背后，巨大的管子从天花板下来，埋进地下。

我总是痛苦地想到我被迫穿上的限制行动的背心或套头衣。这件闷热的卡其布背心是束紧的——它使我非常难受，捆住我不能呼吸。我试图解开它，但无法做到。我想，要是我能够找到一个社会福利登记处的慈善义工，让他带着一把刀或者是一把大剪刀来该多好啊！可是他们在几个街区之外，永远也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在一个很远很远的角落，周围全是皮躺椅。

另外一个难忘的经历是这样的：

医院一个的男护理员站在活动梯子上，正在往墙上的架子上挂圣诞节的闪光金属纸箔、桑寄生小枝和常青树枝条。这个护理员对我不怎么关心。他就是叫我惹是生非的家伙的那个人。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用笔记把他记下来。记笔记是我的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存在就是——或者曾经是——工作。所以我看着他站在三级的活动梯子上——看着他的倾斜的双肩和宽阔的后背。接着他从梯子上下来，搬着梯子到下一个柱子，挂上更多的金属纸箔和多刺的常青植物。

远处那一边，有另外一个老家伙，矮小，神经兮兮，烦躁不安，穿着用地毯织料做的拖鞋走来走去。他是我的邻居，他的房间、朝着我的房间尽头大开着，但是他不愿搭理我。他长着稀疏的胡须，鼻子像刮罐子的塑料刮勺，头上戴着贝雷帽。他必定是个艺术家。可是他的相貌看上去完全缺少趣味。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我曾经在电视上见过他。他正是一位颇受尊敬的艺术家。他画画的同时还讲课。他的主题是很时髦的——环境主义，整体花卉的本质，以及诸如此类。他的素描很模糊，暗示着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的热爱和责任。在黑板上，他先画出一片烟雾弥漫的海面，然后用粉笔的侧面勾勒出一张若隐若现的脸盘的幻象——女人的波浪般鬈曲的头发，就像烧煮过的大黄，自然的粗略写照中暗示着一个人的形体的存在——某种神话中的存在，或者同样可能的，一种投射。这也许是一位水中女神，或者是莱茵少女。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个家伙的神秘或迷信。你能够责备他的，只是妄自尊大和自我满足——“自负”，用法语来说。我喜欢自负甚于沾沾自喜，正如我更喜欢英语的呼吸困难而不是法语的“窒息”——窒息难忍，脸色苍白。（魏尔伦？）如果你窒息了，为什么还要担心脸色苍白呢？

这个亚拿尼亚，或虚伪的预言者（艺术家），安居在这儿——他有一个狭窄的公寓就在医院的楼房旁边。他的住处在拐角上，因此从我的床上看不见里面。我瞥见他的书架和地板上铺着的绿色地毯。那个挂圣诞节闪光金属纸箔的护理员，对艺术家毕恭毕敬，而他一点也不理会我。不存在的！他不允许我留下印象。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仅仅是说，我不符合他的任何观念。

总之，这个电视上的艺术家，摆出一副早已在这里安顿下来的样子，可是显然我很快就发现，那天他正在离去。硬纸板盒子被搬出他的寓所——或厢房。搬家公司的人把一件件东西堆在一起。书架上的书不见了，书架被急急忙忙地拆除掉。一辆货运车倒驶进来，迅速地将东西装上，接着艺术家的上了年纪的太太，身着一袭金绿色的长睡袍走出来，弯下腰，在别人的帮助下坐进驾驶室。她头戴一顶绸帽。电视上的艺术家把他的用地毯织料做的拖鞋，塞进轻便大衣的口袋内，套上懒汉鞋，爬上货运车，坐到她旁边。

那个男护理员在那里为他送行，然后对我说：“你是下一个。我们需要地方，我的命令是现在就让你出去。”一帮人立即拆除了架子，把所有的东西都拆散。周围的物体都被卸下，就像戏院的布景。什么也不留下。同时一辆搬家的货运车倒着开进来，我出门穿的衣服、博尔萨利诺帽、电动剃须刀、卫浴用品、镭射唱片等等，被塞进超级市场的购物袋里。别人扶着我坐进轮椅，将我抬进卡车。我发现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不，一个看护所，地方虽小却设备齐全，有电灯。车的后挡板推上来；上方的门还没有关上，车子就轰隆隆地开进地下，进了隧道。它以最快的速度行驶了一会儿。然后停下，巨大的引擎空转着，一直空转着。

只有一个护士照顾病人。她看见我烦躁不安，就表示愿意给我刮脸。我确认我能用剃刀。因而她给我涂上肥皂泡，用一次性的席克牌或吉列牌刮胡刀给我剃胡须。很少有护士懂得如何为男人刮脸。她们给你涂上肥皂沫，却没有像过去的剃头师傅那样，首先用热毛巾将胡须敷软。你还没有打上肥皂并且浸泡一下，发出刺耳声音的刀片已经刮在胡子植上，你的脸感到一阵刺痛。

我对护士说，我在等我的妻子罗莎曼四点钟来，大圆钟早已过了四点。“你认为我们在哪里？”护士说不出来。我猜想我们是在波士顿的肯莫尔广场下面，如果他们让空转的引擎停下来，我们应该能够听见绿线地铁列车经过的声音。马上就要六点了，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谁能够说得出呢？我们现在缓慢地停靠在人行通道旁边，人行通道上的行人——不是很多——向上走人街道或从街道上走下来。

“你看上去有一点像印第安勇士，”护士说，“同时你的体重减轻了这么多，皱纹也更多了，胡须长进皱纹里。很难剃掉它。你过去胖过吗？”

“没有，不过我的体形改变过很多次。我坐着总是比站着看上去好一些。”我说，不顾我的可怜的心脏，笑了起来。

她对这些话显得不知所措。

并没有搬家的货运车。只是我必须腾空我的房间——紧急需要它——我连夜被搬到医院的另外一个地方。“你到哪里去了？”罗莎曼来到的时候，我问她。我很生她的气。但是她解释说，她在床上突然坐起来，毫无睡意地醒着，为了我而担忧。她打电话到特护病房，得知我被搬走了，跳上一辆出租车就赶了过来。

“这是晚上。”我说。

“不，是清晨。”

“我在哪儿？”

值班护士的动作非常快并且富有同情心。她拉起我的病床四周的帷帘，对我妻子说：“脱掉你的鞋子，上床和他一起躺下。你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你们俩都需要。”

为了说明情况，还有一个简短的幻觉。

这一次薇拉登场了。

因此我们俩被陈列在这里，让整个世界来作出评判。她摊开的优雅的手把注意力引向我的不自然的姿态。

她和我发觉我们身处这样的场景中：站在一家银行里光洁的石头墙前面——一家投资银行。这一次，我们又闹翻了。我是应她的要求到银行来见她。护送她来的是一位长得像西班牙人、举止非常文雅的男子，大约二十五六岁或快三十岁。还有第三个男人在场，是一个说法语的银行职员。在我们面前，嵌在美丽的大理石墙上的是两个钱币。一个是十美分，另一个是一美元银币，后者的直径有十到十二英尺。

薇拉把我介绍给西班牙同伴。也说不上是什么介绍，既然他没有答理我。她接着说，简单地解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任何美妙的性经验，根据你一直宣称的性革命，我认为，我应该尝试一下——至少破例一次，弄弄明白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被剥夺了什么。”

我说：“就像一只巨大的兔笼，无数的兔子，用雌兔来检验所有的雄兔。”

不过这次会面的第一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其目的很显然，就是要使我充满罪恶感，给我注射瓦解剂或软化剂。

“你能告诉我，我们在哪里吗？”我问，“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些钱币的前面见面？它们意味着——什么？”

于是银行职员走上前，解释说，经过多年以后，右面的十美分将会变成直径十英尺的美元。

“要多久？”

“一个世纪或者再多一点。”

“喔，我不怀疑这个计算的正确性——可是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谁？”

“为你自己。”薇拉说。

“我？你怎么想得出来的？”

“通过人体冷冻学，”她说，“一个人让他自己被冷冻并储藏起来。一个世纪后，他们把他或她解冻，让他重生。你还记得我们在一份通俗小报上读到的吗？讲霍华德·休斯如何让自己冷冻起来，等到他们发现治愈他的不治之症的特效药时，他就将被解冻，苏醒过来。这就叫冷冻学。”

“让我们听听你要我做什么。猜测是没有用的。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冷冻？”

“你现在就冷冻。我晚一点做。那么我们将在二十二世纪一起醒来。”

大理石板发出的灰色光泽和它的高抛光是精心策划出来的，为了使随便什么人，都相信美元的永恒的稳定。不过它同样也是冷藏设施（或称地窖）的门脸。这恐怕是愚蠢的。你的身体将和其他投资者的一起，堆放在大理石门脸的背后。你也许会躺在技术专家——神父的实验室里，他们一代接一代地照料你，调整温度和湿度，并且记录下你的情况。

“你将要再一次生存，”薇拉说，“计算一下每百万的复利。我们俩都将会继续生活下去。”

“老年伴侣？……”

银行的人，他实际上穿着常礼服，以一种老练的语气说：“到那时，人的寿命将提高到两百岁。”

“这是我们婚姻仅有的机会。”薇拉告诉我。

在那个伟大的字眼“婚姻”里，肯定带有塞尔维亚人的装饰音（降B调A，降B调C）。

“哦，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薇拉！这不是讨论死亡主题的方式。将它推迟一个世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要知道，我已经死过并且再次复活，观察事物的旧方式（虚假的）和新方式（奇怪但自由的）之间，在我看来存在着令人好奇的距离。

英语不是薇拉的第一语言，所以她不能重新对事物作出表述，因为她在形成已经提出的表述时已费了太大的劲。她所能够做的，就是重复说过的话，一再地按照她的理解陈述事实，这就使讨论进行不下去。

我告诉她：“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你要求我自杀。自杀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自杀？”

“它与我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犹太人不自杀，除非在马撒达遭到围攻失守时，或者在十字军东征要把他们劈成碎块时。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才先把孩子杀死，再杀死他们自己。”

“你从来也不求助于宗教，除了想在辩论中获胜。”薇拉说。

“假如你等我一冻上，就改变主意，起诉银行，”我说，“到那时，你要求领取遗产，因为我死了。他们无法证实我可能被解冻，苏醒过来。难道你认为他们会仅仅为了打赢这场官司，而使我活回来？让整个案子在某个蠢不可言的法官面前辩论吗？”

提到诉讼时，银行代表的脸色很不好看，我有几分同情他，尽管我自己也不是很好，我的心脏衰弱得很。

“你欠我这个。”薇拉说。

她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的原则是不和失去理性的人辩论。我只是摇头并且重复，“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这样，我不干。”

“你不干？”

“你不明白你在要求什么。”我说。

“你不干？”

“按照你说这话的样子，你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说得有道理。”我从来也没有干过比这更出格的事了，那就是我们一起站在法官的办公室登记结婚。我邀请参加婚礼的一位老学友极喜欢薇拉。正当法官在他的书里寻找婚礼一项时，他在我的耳边低语道：“即使这个婚姻维持不了六个月，即使它仅仅维持一个月，也还是很值得——就凭她那样的乳房，屁股，还有脸蛋。”

继续和薇拉在银行内的对话。我能够听见自己正在说的话，相信我是绝对严肃的。“很久以来我就便自己顺应自然的死亡，像其他人一样。我一生中已看见过很多的死亡，我已经准备好了。也许我对于坟墓有点过分富于想象力——想像它潮湿冰冷。我想象得太详细，也许对于死者的感觉太多了一些——异常的感觉。可是绝对不要指望说服我，让我把自己交到实验科学的手中去。你的提议让我感到耻辱。不过假如你能够引诱我与你结婚，或许你也觉得能够说服我，同意把我冷冻一个世纪。”

“不错，我确实认为你欠我一点什么。”薇拉说，声音盖过了我说的话。

我们的分歧之一，也是很多误解的根源，就是我的观点对她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狗能够懂得开玩笑，猫就不懂，因而永远不会有机会大笑。当别人笑的时候，薇拉会跟着笑。可是如果缺乏笑的原因（这也好笑？），她就不笑了。每当我在餐桌上逗笑时，她总是怀疑我取笑的是她。

就在我相信自己在一家银行内，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一美分，和一个巨大的一美元，嵌在抛过光的大理石上时，我或许没有意识到，在真实的世界里，人们正在抢救我的生命。医生下药，护士照料，技师运用他们的技术，一起来帮助我。一旦或如果被抢救过来，我就要继续我的生活。

要不是因为那篇关于霍华德·休斯的文章，薇拉就不会想到，被冷冻一个世纪是个好主意——她可以与那个西班牙男朋友（顺便提一下，他除了“早上好”以外，再没有对我说任何话）做一些淫荡的事情，而我则躺在那里冷冻着，一段冰块，等待着苏醒或复活。

我并不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这个银行，这些钱币，那些同伴——薇拉，她的西班牙种马，投资顾问，以及薇拉的关于性革命的言论。

“那个在银行内的会面你居然相信。”当我向她描述了会面的时刻后，我的妻子，真正的妻子——罗莎曼说道。“为什么总是最坏的事情在你看来如此真实？有时我感到疑惑，我究竟是否能够劝说你，不要对自己施虐。”

“真是这样，”我承认，“它具有一种特别的快感，它的邪恶保证它像真的经历一样。这就是我们要经受的，它就是存在。大脑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世界。当然我们看见的是画面，不是真正的事物，不过这些画面对于我们是珍贵的，我们开始爱上它们，尽管我们意识到，镜子一大脑是一个多么扭曲变形的器官。不过这不是转而讨论形而上学的时刻。”

我是一个加护病人，医护人员也许会在我身上下赌注，如果他们是赌徒的话。可是他们是严肃的人，以至于不会打赌，看我是否能够死里逃生。后来我在医院的其他部门偶然遇见他们，他们会说，“啊哈，你终于活过来了——太好了！我真没想到你能活过来。好啊……那一仗赢得可真不容易。我都不会为你的生命押上两分钱。”

那么……再见了。我们将在来生再相会。

如果这些相遇的时间再长一些（尽管我宁可它们越短越好），我就会提到我的妻子，给予她应该得到的功劳。时不时有位物质化的专家突然出现，注意到她：“多么漂亮的女人。”“她是多么的忠贞啊。”要死的病人的亲戚，通常都像头晕目眩的鸟，被棒球场中场上空的灯光弄得不知所措，乱飞一气。但是罗莎曼可不像那样。为了救我，不管需要她干什么，她都会干。那就是为什么加护病房的员工为了她而修改了病房的规章制度。他们对兄弟、姐妹、母亲、丈夫和妻子的了解太深入了。就拿我的病例来说，活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选择，她似乎是在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人身上下赌注。不过在其他一些人，主要是女人们看来，就好像是因为罗莎曼，才会让我继续留在死亡线的这一边。

是爱情让这些女人挽救了亲人的生命吗？如果让她们回答民意调查员的问题，她们一定会否认。正如拉维尔斯坦说过的一句名言，美国的虚无主义是没有深渊的虚无主义。在当代，爱情应当理所当然地——或者按照现代的见解——被看做是丢脸的感情，但是在死亡最前线的加护病房的护士们，要比那些在比较安静的走廊上工作的人，更加能够坦率地对待纯洁的感情。罗莎曼，这位苗条的黑头发、挺鼻梁的美人，被反常地公认为一个自然的造物。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博士，太聪明以至于不可能被欺骗——她爱她的丈夫。爱情在这些工作在生命终了阶段的护士们这里得到支持，这里百分之八十的病人的结局是进太平间。这里的员工们为她而灵活地变通病房的规定——也是为了我们。

当我从加护病房毕业时，他们让罗莎曼准备了一个小型的晚餐会。贝托鲁奇医生从家里带来蒜味番茄通心面。我坐起来，吃了几叉子，并且就新几内亚的同类相食发表演说，告诉他们，敌人在火上被烧烤，就在覆盖着热带鲜花的悬崖边上，花儿沿山崖而下，有几百英尺，像瀑布一样。

从加护病房把我送出来后，他们仍然允许罗莎曼来来去去，不受任何规定的束缚。晚饭后，她就开着维多利亚皇冠车回家。为了使我放心，她说：“它很稳，很可靠。它是警察特别挑选的车，开着这样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我觉得安全。因为那些坏家伙都知道，我是穿便服的警官，我带着枪。”

尽管如此，有一天晚上，就在我们楼房后面的停车场上，车子一边的窗玻璃还是被砸碎了。她也不喜欢晚上看见老鼠，它们成排地坐在灯塔街上可以看见餐馆或闻到餐馆里飘出来的味道的地方。“它们一排排地就像陪审团坐在陪审席上一样，”她说，“它们的眼睛汇聚着那里所有的灯光。”

当她爬上三楼时，猫在那里迎接她，或者是责备她的疏忽。它是一只乡村的猫，过去靠吃耗子、花鼠和鸟为生。现在它每天观看鹩哥、蓝色的松鸦和大乌鸦来打发日子。这些鸟看上去要比树林里的乌鸦大多了——大概因为被驯化的城市植物的尺寸比较小。近晚时分它们喧闹着从我们的房顶上飞开，就像金属锯子发出的声音。

我猜想这符合某种生物学上的需要，可是我不感兴趣。那时我对学说充耳不闻——正如我拒绝思考为什么我要为了生存而挣扎一样。如果我停下来思考它，就会觉得我正在赤手空拳地将自己从地底下掘出来。有人大概会认为，这是我对于生活的固执或忠诚。然而在我看来满不是这么回事一它像土豆一样令人兴味索然。

看过了冰箱，里面空空如也（根本没有时间买东西），罗莎曼只好放了一些奶酪皮在嘴里咀嚼，接着用土耳其大毛巾把头发包裹成圆锥形保护起来，站到洗淋浴的热水龙头下。躺在床上，她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和他们聊一会儿天。她把闹钟定在七点，早晨早早就到了医院。她能够报出所有医生开给我的药的名称。医生还发现，她能够告诉他们，我对每一种药的反应，我对什么药过敏，或是前天我的血压读数是多少。这位美丽女人的大脑内，装着一部持续不断地整理归类的仪器。她很自信地告诉我，我们能够活到很老，直到下一个世纪。她说我是一个奇迹。我宁可把自己看做某种怪物。

任何主题只要被提起，她马上就能够理解。拉维尔斯坦肯定会对她非常满意。当然，他永远也没有我的有利条件，没有我才有的接近她的机会。危险期过后，罗莎曼说，她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会活下来。我也似乎相信我不会死，因为我还有事情要做。拉维尔斯坦期望我信守诺言，完成他委托我写的回忆录。为了守信，我必须活下去。自然，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必然结果：一旦回忆录完成，我便失去保护，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保存价值了。

“可是那种情况并不适用于你，”罗莎曼说，“一旦你摸着了门道，任何情况也不可能让你退缩。此外，你就是看在我的份上也应该活下去。”

我常常想起，我问拉维尔斯坦，他的朋友中哪一个有可能很快就追随他而去。“与你做伴。”我是这样说的。他上上下下地审视过我的肤色、我的皱纹、我的样貌以后，说我是最可能跟随他去的。他就像那样。如果你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他绝不会放过你。他的清澈透明，就像迅速凝固的流体。他这里的意思是，我将是他朋友中第一个在死后与他相会的吗？这正是我们交谈的语气中所暗示出来的。可是，他又不相信死后的生活。柏拉图，在这些问题上他总是听从他的教导，经常谈到来生，可是很难说他对此有多么严肃。我不打算和这位代表柏拉图的思辨哲学的相扑冠军一起进场。他的劲道十足的大肚子一挺，我就会滚出光辉明亮的相扑场，又回到喧闹的黑暗中去。

然而，他问过我，在我的想象中，死亡将会像什么样子——当我回答说画面将会中止时，他严肃地仔细思考我的回答，完全停顿下来，反省我的话可能意味着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对画面不抱任何希望——画面应该，不错，它们应该继续。我想知道，是否有人相信墓地就是一切。没有一个人能够对画面不抱任何希望。画面必须而且将要继续。如果无神论一唯物主义者拉维尔斯坦含蓄地告诉我，他迟早将与我会面，那意思就是他不接受坟墓就是终结。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真的接受这一点。我们只是说起来强硬。

所以当我就画面发表言论时，拉维尔斯坦冲我笑得直打结巴：“哈哈。”不过他有几分重视一几分尊重我的回答。

但另一方面他竟然又让自己说：“你看上去好像不久就要去与我相会。”

这是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的心里话，既是不由自主和正常的，又是秘密的、难解的。肉体会缩小消失，血液会干涸，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大脑和内心深处，相信画面真的会中止。

在加护病房里，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病人死亡。剩下的人当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终身残废。这些病残者被送到医疗保健业所谓的“慢性病看护中心”。他们永远也别指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其余的，幸运的人们，被称为是在“普通病房”。

在普通病房，我不再由加护病房的医护人员照看。在加护病房数百小时的工作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其中的两位现在顺道来看我，说他们要去度假。因为我是他们的伟大胜利之一，所以他们到普通病房来探望我，向我说再见。艾尔巴医生给我带来自家厨房里煨的鸡汤。贝托鲁奇医生的礼物是自己做的意大利面条，加上番茄酱烧肉丸，就像我在加护病房里吃过的一样。我还是觉得身体状况不正常。勺子在我的手里摇晃，在盘子上发出碰撞声；我无法把它送到嘴边。贝托鲁奇医生来与罗莎曼和我一起吃饭。我一点也不正常，不断地把话题引回到人吃人上面。可是贝托鲁奇医生还是非常满意我的情况，说：“你刚刚才脱离险境。”他救了我的命。我坐起来，吃着医生自己烧的晚餐，闲聊瞎扯。罗莎曼也很高兴和激动。这是我在普通病房的第一夜，我不需要去慢性病看护中心，去过那里的残疾人生活。

我被转移到普通病房时，神经病科的住院实习医生为我进行了一次预检。我的病历装在一个厚厚的活页夹里，就放在护士室内，可以取阅。在那几个星期病危期间，罗莎曼自己也记日记，住院实习医生也向她了解情况。

同一天晚上，神经病科主治医生巴克斯特博士半夜出现了，同样地，他也问她问题。她就睡在我床边的扶手椅上。

他们曾经为我治疗肺炎和心脏衰竭。尽管到了普通病房，我并没有渡过难关。还没有。完全没有。我以前的病情在这里仅仅有部分的关联。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我的情况离正常还差得很远，前景仍然不确定。

巴克斯特医生带来一小包针。给我进行检查的时候——将针刺入我的脸上——他发现我的上唇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麻木的。甚至当我说话和笑的时候，它也是很奇怪地僵在那里，局部麻痹。他又让我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我都没有通过。他在不同的时间里叫我画钟面。开始时我什么也画不出。我的手使不上劲。我完全控制不了它们。喝汤或者签名，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拿不住笔。他说：“给我画一个钟。”我所能画出的就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圆圈。我的症状在巴克斯特医生看来，好像是中毒所致。圣马丁的贝迪耶端给我吃的是一条有毒的鱼。神经病医生说我是热带珊瑚礁鱼毒的受害者。现在我可愿意相信加勒比海是最差劲的地方了。我在那里看过的那位法国医生，诊断我的毛病是疟疾。他也许，完全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一位澳大利亚的珊瑚礁鱼毒专家，在电话上向波士顿巴克斯特医生描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巴克斯特医生的一些波士顿同事不同意这种诊断。然而，我特别喜欢巴克斯特医生，严格地讲，为了一些与治疗几乎无关的原因。

让我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必须作出决定，自己是要还是不要康复。好几个星期不省人事，我的肌体荒废无用——无法识别。我的括约肌分辨不清如何工作，我很少行走，因为走起来跌跌撞撞——要紧紧抓住一个金属助行支架。我曾经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年幼的。如今我自己已经有成年的子女。他们来探望我的时候，那些遗传了我的五官的子女，给我的感觉是，我正在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自己——仍然是有紧密联系的，但是不用多久，就要被后来的模型所取代。拉维尔斯坦一定会劝告我保持镇静。无论受到了什么样的损害，这一切都令我厌倦，我觉得自己几乎已经精疲力竭，可是还不让我出院。

罗莎曼决定我应该继续活下去。当然，也是她救了我的命——她及时地让我从加勒比海飞回来，帮助我渡过在加护病房里的难关，睡在我床边的椅子上。看见我呼吸困难的时候，她会抬起我的氧气罩，抹拭我的口腔。直到人工呼吸器拿进来，她才回家一个小时，换一件干净的衣服。

巴克斯特博士是定期来看望我的医生。他来的时间却是不规律的——往往在奇怪的时间。他会说：“给我画一个十点四十七分的钟。”或者说，“今天是几号？你不要对我说你生活在一个高级的阶段，不必要知道确切的日期。我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或者说：“七十二乘以九十三——下面……五千三百二十二除以四十六。”

感谢老天我把乘法表掌握得很好。

他无意和我讨论“更深入的”问题——也就是与我的身体恢复程度有关的问题。

八岁时，我经历过一次因肺炎而引起的腹膜炎的恢复过程。那时刚从医院回到家，我需要决定是否要做一个终身残废的人，让两个哥哥恨我，因为我独占了父母的感情和关心。无法理解，在孩童时代这样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不过现在我明白，我选择了不做一个意志软弱的人。在一家旧货店里，我翻出一本关于身体健康的书，作者是沃尔特·P．坎普，我就像那个有名的橄榄球教练一样——伸直手臂提着满满的煤桶，从地窖里上来，做引体向上的动作，还利用练习拳击的吊袋和体育协会的瓶状体操棒来进行锻炼。我熟读了一本励志小册子，标题是《如何锻炼并保持强健的身体》。我告诉每一个人，我正在训练。不是吹牛。事实是，我对于体育毫无天赋。不过我八岁时所做的选择，至今还有效果。大约七十年以后，我准备再做一次。

出于少有的巧合，巴克斯特医生的另一个中了热带珊瑚礁鱼毒的病人，就在楼上。她是在去佛罗里达旅行时感染上的。毒素破坏神经系统，但是不久就被排泄出去，因此好几天没有症状。她的情况很幸运，疾病在早期阶段就被发现了，鱼携带的毒，从她的血液里过滤清除以后，她就完全可以回家了。

我还在弯弯曲曲的走廊上推着助行架，决心要恢复腿的功能。在淋浴时我要人向上托住，好心的护士给我擦肥皂和冲洗时，我感到羞辱，好在这些护士什么都看见过，不会为我的肉体感到震惊。

我想当然地认为，我的高级神经病专家和善良的天使，对我这样的病例很熟悉，准确地知道“我处于什么状态”。假如听任小块的肌肉萎缩，我的受到损伤的手和腿就会枯槁，我的平衡感就会丧失。假如我采取听之任之的方式，很可能就会决定不再努力地去康复。你确实会厌倦于玩弄一些小技巧，捏捏油灰球，把拼图玩具拼到一起，而当你察看自己时，看到的仅仅是干巴巴的胳膊内侧长长的皱折。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了解，医生在处理病情的过程中，是多么地圆滑老练，我才明白，其实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按照他规定的方法去训练的话，我也许就会崩溃了。我虽然讨厌这种训练，可是我不能让自己垮掉。况且，就是为了罗莎曼，我也应该努力康复。的确，我总想放弃，可是她全神贯注于我的生存。我的放弃将会是对她的侮辱。最终，活着必然意味着我要去做过去一直做的事，必须强壮得足以独立地履行构成我的生命的职责。

我认为，巴克斯特博士是最优秀的诊断医师，但是我的病例让他的诊断受到挑战。珊瑚礁鱼毒是一种热带的疾病。毒素是由在珊瑚礁觅食的鱼携带的——医生称它们为“食鱼动物”。贝迪耶先生，一个强硬的家伙，装得像是法国老板中最法国化的样子，他给我端上来的那条红鱼，不论用多大的热量去烤或煮，都不能破坏它带有的毒素。他来到热带赚钱供他的小女儿们接受教育——她们得到的不再是“嫁妆”，她们得到教育。（拉维尔斯坦，他的幽灵常常出现在这些人身攻击和类似场合中，会更喜欢我说“嫁妆”，而不是妆奁。）贝迪耶除了扮演他的老板角色外，对他的顾客不负任何义务。至于珊瑚礁的食鱼动物，顾客们只有自求多福了，正如他对于他的投资一样。波士顿方面去询问有关情况时，贝迪耶和那个告诉我得了疟疾的医生都没有答复。

到了我这个年纪，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伴随着自我利益的躲闪搪塞，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所有需要考虑的情况都错综复杂地掺和在一起。

巴克斯特医生关于热带珊瑚礁鱼毒的诊断遭到其他医生的质疑。所以他对于证明自己的正确格外感兴趣。他送我到医院的各个角落去做电脑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还有许多其他搞不清名堂的检查，在这些检查中，整个地球的武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能够区分出他的职业性关注和其他动机，不过仅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他知道我需要他的“私人”探望，他每天的出现——我依赖着他。

在一个支离破碎和无望的日子里，我想到，我也许就是那些狡猾的病人中的一个，主要的计谋，就是把医生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病人明白医生必须把注意力分给众多的病人，同时他还认识到有一种特殊的需要，想胜过其他生病和要死的对手。医生自然必须保护自己，以免受到病人需要获得专宠的冲动（或许我应该说本能）的影响，这些病人盲目地一心要复原，一旦决定不死，他们就产生出病人的狡诈而特殊的贪婪。

巴克斯特医生体格健壮，不过他的头却有一个古怪的习惯，保持着拳击手一样的姿势。猜测他在想什么自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来去全随他自己的意。他能够将眼镜转向你而眼睛却没有。这使我认识到，企图与他分享我所经历的很多奇怪的事情，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让我做的那些算术题，非常像那个刻毒专横的继父诘难大卫·科波菲尔的一样——“九打奶酪每打价钱为两镑八先令四便士。这道计算题你应该在不到三分钟就做出来。”我在上学的时候算术很好，计算这些题目将我带回儿童时期去。它们对于我的手指也是很好的理疗，不久我就能够签署支票付账单了。

医生现在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

“今天星期几？”

“星期二。”

“不是星期二。每一个成年人都晓得今天星期几。”

“那么，一定是星期三。”

“不错。今天几号？”

“我不知道。”

“噢，你现在准备试试看吧——赌一赌。不过从此刻起，你要像其他正常人一样知道日期。每天早晨你都要查看一下，从现在起你准备好，告诉我星期几和日历上的准确日期。”接着他给我在墙上钉了一个日历。医生观察到，我的日子过得就像陷入了自我忽略的泥潭里，由于疏忽大意和身心不适，变得垂头丧气，随波逐流，意志消沉。

有可能是巴克斯特医生拯救了我。我相信我能活下来要归功于他，当然还有罗莎曼。巴克斯特不认为把我放在“普通病房”是一个错误，也不认为我应该去慢性病看护中心。他相信我能够——因而应该——获得成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认为我有能力复原。我感到好奇，倘若医生摒除直觉，医疗行业将会是什么样子。巴克斯特医生就像上个世纪灵巧的印第安侦察兵，把耳朵贴近铁轨，就能听见机车来了。生活很快就会恢复原样，我也会在生活的列车上占据一席位置。死神将退缩到这幅场景的边缘，它先前所待的地方。病人希望能够缓慢艰难地努力回到生病以前的生活中去，让自己在过去的位置上坐牢靠，变得坚强起来。

假如我死了，我就自然地解除了我多年前的承诺，描写拉维尔斯坦并且记叙他的生平。如今我自己已经差不多要死了，不必再为活人经常产生的对于死人的罪恶感而忧虑，这些死人——父母、妻子、丈夫、兄弟和朋友——早已在他们的坟墓中安息。

三十年代后期我刚从大学毕业时，作为助理研究员，协助编纂一部地理指南，在编纂的过程中，得知几乎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州都有一个雅典。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旅居芝加哥期间曾预言，它注定要领导现代世界，这同样也是事实。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运用才智，因此极有可能，这个城市可以充当新的雅典。

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拉维尔斯坦时，我记得他笑得很过分，他说：“假若这种情况发生在这里，也不会是因为怀特海的缘故。他并不具备丰富的哲学体系去填充生日气球。罗素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对这些看法很感兴趣，并非因为我有哲学方面的野心，而是因为我已经同意并且准备为拉维尔斯坦，一位政治哲学家，写回忆录，但是我对政治哲学了解得不是很多。我说不上怀特海和罗素是否已经形成了值得审视的思想观念。拉维尔斯坦尖锐地对我讲，不必为他们的研究、论文、见解伤脑筋。可是我已经读了五六本他们的书。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该感激别人好意的忠告，既然生命是如此短暂，以至于不能够冒浪费时间的险——整整一个月，比方说，用在罗素的《哲学史》上，一本明显地扭曲甚至古怪的书，同时也非常现代，因为它设法让你免去攻读好几个德国和法国哲学家的麻烦。

拉维尔斯坦以他自己的方式试图保护我，不要去钻研他最赞赏的思想家的著作。他指定我写这个回忆录，一点不错，不过他并不认为我有必要认真刻苦地学习西方思想名著。为了一个简短的传记，我对他的了解已经足够了。我同意这件事必须由像我这样的人来完成。此外，我极端相信未竟事业的力量能使你保持活力。但是，你幸免于死，不能按照这种简单的一对一的抽象等值来解释。罗莎曼让我躲开死亡。我不可能在描述这种情形时不正面提到它，我又不可能在正面提到它的同时，仍然让我的兴趣以拉维尔斯坦为中心。罗莎曼曾经研究过爱情——卢梭式的浪漫爱情和柏拉图式的厄洛斯，在拉维尔斯坦的指导下——然而她所知道的，无论比她的导师还是她的丈夫，都要多得多。

不过我宁愿再见拉维尔斯坦，而不要去解释这些事情，因为解释它们不会有什么帮助。

拉维尔斯坦正在穿衣服准备出门，一边和我讲话，我跟着他来回地走，努力想听清楚他在说什么。音乐从他的音响设备中播放出来——在他的起居室和巨大的主卧室之间的走道上，他没戴帽子的光头的不同平面在我前边晃动着。他在他的大穿衣镜前停下来——这里没有挂在墙上的镜子——戴上沉甸甸的金袖扣，扣上杰明街“亲亲儿·屁股儿”店里定做的衬衫的钮扣——这是美国信托家庭服务公司洗衣店送到门上的衬衫，用薄纸包衬得很挺括。他提起上了浆的领子，发出轻微的碎裂声，绕上领带，打出一个花哨的领结。不稳的长手指，一点也不协调，神经质到了颓唐的程度，连绕了两圈。拉维尔斯坦喜欢大领结——毕竟，他是个大个儿。然后他坐到床上美丽的精制羊毛被上，套上鲍尔森和斯科恩的黄褐色威灵顿皮靴。他的左脚比右脚要小几码，不过并不瘸。抽着烟，当然啰，他一直抽烟，打着领结再把它拉到适当的位置时，头歪向一侧避开烟雾。演员和乐队不断地演唱《在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这是穿衣打扮的音乐，辅助或气氛音乐，拉维尔斯坦采取尼采的观点，赞赏喜剧和室外乐台。比才和《卡门》胜于瓦格纳和《尼伯龙根的指环》。他喜欢把他的功率很大的音响调到最大音量。电话铃响起留待答录机回答。穿上意大利羊毛和丝混纺的价值五千美元的西装。用指尖拉下西服衣的袖口，把头顶抹得光亮。这么多乐器对着他奏小夜曲，这么多音乐家随侍，他大概从中获得很大乐趣。他与铁幕后面的激光唱片公司通信，并且有助手去邮局帮他付海关关税。

“你认为这个录音怎么样，齐克？”他说，“他们用十七世纪原始的古乐器演奏。”

他沉迷于美妙的音乐，思想观念被融化在音乐中，音乐以感觉的形式来反映思想观念。他带着它们下楼，走进街道。一场早雪落在高高的灌木丛上，同样的灌木丛停满一大群鹦鹉——这些鹦鹉逃出鸟笼，如今在后街建起了它们狭长的囊状鸟巢。它们啄食红色的浆果。拉维尔斯坦看着我，愉快而惊讶地笑着，用手示意，因为在一片鸟儿的聒噪中，听不见他的话。

实在很难相信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已经与世长辞了。

————————————————————

(1) 亨利·路易斯·门肯（H．L．Mencken，1880-1956）是美国著名记者、散文家和讽刺作家，著有《捍卫女人》《美国语言》等。

(2) 斯科普斯的审判（Scopes Trail）也叫猴子审判1925年3月，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ΛCLU）通过资助一名叫约翰·斯科普斯的高中老师来试图违背该法案下文提到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克拉伦斯·达罗分别是该案中的原告、被告律师。

(3) 特创论也称神创论，是一种反对生物进化论的唯心学说。

(4) 威廉·克劳德·菲尔兹（W．C．Fields，1880-1946）是美国喜剧演员、杂耍表演者、作家。

(5) 梅·韦斯特（Mae West，1893-1980），美国著名歌手、演员，以性感著称。

(6) 辉·朗（Huey Long，1893-1935），美国政客，曾于1928年至1932年之间担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7)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辉格党人，他关于英国历史的著作被视为文学经典该段提到的《约翰逊传》是指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传记。

(8) 这里的《约翰逊传》，是麦考利对鲍斯韦尔所著传记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的评论（Essays On Samuel Johnson）。

(9) 乌拉诺斯（Uran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从地母盖亚的指端诞生，象征希望与未来后与母亲交媾，产下十二个巨人。后被其子克罗诺斯割下生殖器，扔进大海，诞生了爱神阿佛洛狄忒由此被阉割的乌拉诺斯成为同性恋的委婉说法。

(10) 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是英国著名作家，与法国的莫洛亚和德国的茨威格同为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代表，著有《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时代名人录》等。

(11) 作者在这里将Damocles（达摩克利斯）改成Dimwitocles，dimwit是笨蛋的意思。

(12) 拉维尔斯坦在此处故意将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中的“herme”改成“harmo”（harmoneutics）。

(13) 理查·亨利·陶尼（R．H．Tawney，1880-1962），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对成人教育影响巨大。

(14) 托马斯主义由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发展而来，认为神学高于哲学。

(15) 锡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著作集中在历史哲学，教育哲学等领域。

(16) 画作的题材来自天主教、东正教的《旧约》中女英雄朱迪斯的故事朱迪斯是一位犹太寡妇亚述人侵占耶路撒冷后，朱迪斯用美人计接近侵略者的将军荷罗孚龙，趁其醉酒时砍下他的头颅，从而拯救了犹太民族。这个故事被诸多不同的画家画过。

(17) 阿尔伯特·施皮尔（Albert Speer，1905-1981），为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战后写下《第三帝国内幕》。

(18) 亚西比德（公元前450-404），雅典政治家，曾发动对西西里的远征，临征前被控渎神罪，遂投靠斯巴达。后遭猜忌前去波斯。前407年返回雅典任将军，最后为波斯人杀害。

(19) 叙述者在这里故意使用谐音，裁缝店的名字是Turnbull & Asser，叙述者故意说成（Icisser & Asser）。

(20)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古希伯来语“tum-tum”，表示性别被掩盖不明的人。

(21) 圣十字苦路（Stations of the Cross）是指天主教的一种模仿、重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过程的宗教活动，也称“拜苦路”。

(22) 作者在这里描述的错误是印刷工人将“give me a touch”中的touch排成“tough”了，意思则从抚摸变成了强暴。

(23) 作者注：达齐安人（Dacians）之于罗马尼亚就如雅利安人之于德国。

(24) 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1914-1972），美国诗人，学者，曾获过普利策诗歌奖。

(25) 怀塔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1901-1961），美国作家，编辑，著有《见证》《屋顶上的鬼魂》等。

(26) 拉岑霍费尔（Gustav Ratzenhofer，1842-1904），澳大利亚军事法官，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社会是不同种族之间互竞的场所，而社会学应该指引人类实现更高层次的联合。

我要感谢我的编辑毕娜·卡姆拉尼，

为了她的才华与卓识。

——S．B．

译后记

索尔·贝娄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大量的短篇小说、故事和剧本。他是迄今惟一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家：《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赫索格》（1964），《赛勒姆先生的行星》（1970）。出版于1975年的《洪堡的礼物》获得了普利策奖。1976年，六十一岁的索尔·贝娄以其“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90年，美国全国图书基金会向索尔·贝娄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章，表彰他对美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说他获得过这么多的奖章，感到自己好像一位俄国将军。获奖是对作者的创作成就的肯定，可是有时也成为作者身上的枷锁，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T．S．艾略特曾经说过：“诺贝尔奖是通向一个人自己的丧礼的入场券。”然而索尔·贝娄并未被盛名所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拉维尔斯坦》发表于2000年，是年作者已经八十四岁。小说4月出版，5月就登上《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索尔·贝娄和他的作品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小说的情节极其简单，简单到有的评论家说它没有情节。它的前两个部分主要是写主人公拉维尔斯坦一生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后一个部分写叙述者（作者）齐克自己的一段濒临死亡的经历，两人的交往穿插其中。拉维尔斯坦出生于中部一个小城市，其父一生潦倒，是家中的专制暴君。童年生活的不幸，使他很早就离开家庭，独自到社会上闯荡。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他终于成为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向法国人解释卢梭，向意大利人解释马基雅维利，等等”。他教出来的学生身居要职，有的甚至在海湾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与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座上客。在齐克的建议下，他将自己的教学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出版，在世界各地畅销。随之而来的滚滚财源，满足了他对于奢华生活的需求。就在他名利双收、功成名就之时，却被诊断出得了艾滋病。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而要求他的好友齐克在他死后为他写一个传记。

拉维尔斯坦是一个极富性格魅力的人物。他一方面推崇古希腊罗马，热爱古典音乐，强调心灵的发展、爱的渴求；另一方面又追求世俗的享受，醉心于阿玛尼西装，威登箱包，拉利克水晶器皿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牌产品。一方面挑战权威，质疑当代美国的价值和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又热衷于抛头露面，出现在各种官方邀约的场合。他并不是一个崇拜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可他又是利用思想和见解制造出值钱商品的资本主义的天才。他既关心伟大的政治，又喜好流言蜚语；严肃的专注与插科打诨在他的讲课中共存；他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坦坦荡荡，率性而为。总之，这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能够打动读者的心。卡尔-拉格纳·吉尔罗代表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道，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种“反英雄”的“英雄”。在拉维尔斯坦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特色。

几乎每一位评论家在谈到《拉维尔斯坦》时，都要提到艾伦·布卢姆，索尔·贝娄的至交和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作者。他们认为，小说主人公拉维尔斯坦就是艾伦·布卢姆，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齐克就是索尔·贝娄。有人甚至进一步指认，书中的费利克斯·达瓦是列奥·施特劳斯，薇拉是作者的第四任太太，罗莎曼是作者的现任太太，等等。他们责备作者竟然背叛了朋友，公开了他的同性恋恋情，并揭露出他死于艾滋病。因为艾伦·布卢姆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而他的死亡证明书上也只是说他直接的死因是胃肠出血和十二指肠溃疡。今年5月，詹姆斯·阿特拉斯，2000年出版的长达六百多页的最新索尔·贝娄传记的作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古典主义者的遗产：新帝国的建造者们》一文，主要探讨施特劳斯及其理论对于当今政府和政策，以及国际事务的重大影响，文章自然要提到施特劳斯的高足艾伦·布卢姆和他的著作，并由此提及《拉维尔斯坦》，称之为“以小说的形式出版于2000年的布卢姆传记”。

了解索尔·贝娄的人不难看出，他的创作确实经常取材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周围熟悉的人。小说的主要背景是作者生活了多年的芝加哥。艾伦·布卢姆在芝加哥市长为索尔·贝娄举办的七十五岁生日宴会上说，“索尔对于芝加哥，就像巴尔扎克对于巴黎一样”。我们可以从《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奥吉·玛琪、《赫索格》中的赫索格身上看到作者的影子。他的亲人、朋友、同事往往以不同的面目在小说中出现，比如诗人德尔莫·施瓦茨化身为《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可是，洪堡不等于德尔莫·施瓦茨，拉维尔斯坦也不等于艾伦·布卢姆。

索尔·贝娄借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齐克指出，“用什么方法来写传记成为一个难题”。因为传记强调的是真实。齐克认为，“过分强调文字上的真实，限制了对于写作本身更广泛的兴趣。”他感到，最好的方法也许是“通过一点一滴的拼凑来表现拉维尔斯坦”，并且在这种表现的过程中，“发现寻常生活中的不寻常”。索尔·贝娄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开头和结尾两次引用康拉德的话，强调“艺术不仅试图在严酷的生活现实中，而且试图在宇宙中，在物质中，发现什么是基本的、不朽的、实质的”。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写作的目的不仅是追忆他的朋友，而且要通过回忆拉维尔斯坦的一生，特别是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借助艺术的力量，来引导读者对人生进行严肃的思考。

无论是拉维尔斯坦还是齐克都深深感到，生命是短暂而珍贵的，时间飞驰而过，好像特快列车经过地铁站，好像织工手中的梭子，又好像以加速度下落的石子。“在你等待初生时的黑暗，与其后接纳你的死亡的黑暗，这两者之间的光明间隙中，你必须尽可能地去理解那个高度发展了的现实状态。”从最初感性的观看、倾听、嗅闻、触摸，到理性的接受教育与学习，不仅要学习现代科技，还要学习古代哲学，了解历史，把兴趣放到公众生活和伟大的政治上去，融入社会，享受生活。齐克觉得，他必须等待几千年，才轮到生存的惟一机会。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去领悟和实现如此奥秘的生命过程呢？

爱情是这部小说探讨的生活本质的第一个问题。拉维尔斯坦深信“爱情是我们的最高功能——我们的天职”。他认为爱坚贞不屈，直至末日的尽头，这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研究课题。他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找到了爱情的神话来源。据说在原始时代，男人和女人是一体的，具有双重的性器官。有些情况下，两种器官都是男性的。因为他们公然反抗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受到惩罚，被分成两半。这就是人类所遭受的肢解的痛苦。追求爱情，陷入热恋，乃是渴望寻回你失去的另一半自我，重新获得完整。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寻找着，特别合适的互为补充的另一半却很难找到。性爱的拥抱让你暂且忘掉自我，然而遭到肢解的痛苦的认知却是永恒的。我们继续生活下去，不是用这种方法，就是用那种方法。既然不能指望在现实中找到他们需要的那一半，就必须接受一个容易相处的替补者。真正心心相印的婚姻难得出现。拉维尔斯坦和他的同性恋伴侣尼基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感情似乎更多地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尼基经常查看他的账目，拉维尔斯坦私下需要用钱只能求助于齐克，怕尼基知道了找麻烦，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时，在病房里也不忘给尼基订购高级轿车，因为尼基希望他有比较大的物质上的表示。在精神上他们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拉维尔斯坦与同事、朋友、学生的谈话，与尼基毫不相干，他也不感兴趣。齐克和他的前任太太薇拉的关系更是如此。齐克自认，“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地球上，这里有两个各不相干的个体存在”。他们不像夫妻，倒像一对冤家，每天都处于一种相互折磨的紧张状态中。拉维尔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婚姻就像“给自己判决的刑期一样”。他们一直搞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小说中因爱情而结合的典型，是齐克和他的现任太太罗莎曼。罗莎曼是一个知识分子型（博士）的贤妻良母。她让齐克保持活力，并且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挽救过来。在外人眼里，这桩婚姻有点奇特——一位七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位年轻的妇女结婚。拉维尔斯坦认为爱能够超越一切，因为是爱，让他们能够互相欣赏，互相理解，互相关心。

友谊是这部小说探讨的生活本质的第二个问题。拉维尔斯坦和齐克的友谊贯穿全文。小说开头，两人同游巴黎，住在同一家旅馆，在同一家餐厅进餐，一同逛街买东西；到后来，拉维尔斯坦因病频繁进出医院，齐克一直陪伴在旁边，直至拉维尔斯坦去世。小说的后一部分虽然主要写齐克自己的一段濒临死亡的经历，但拉维尔斯坦的身影不断浮现：“他总是以奇怪的方式出现，间接地，从他继续存在的那个地方走进我的生活。”他们互相仰慕，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在彼此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拉维尔斯坦那本全球畅销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的书，是在齐克的建议下才写出的；齐克婚姻触礁，也是在拉维尔斯坦的关注下化解的。齐克自喻“像一只捕食昆虫的小鸟”，而将拉维尔斯坦比做“鹰”。拉维尔斯坦则认为齐克“既有天赋又聪明”。尽管互相推崇，他们对于对方的弱点和谬误的东西，却直言不讳，坦诚相待。“我们之间非常开诚布公。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你的想法，而不必顾虑冒犯对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事情过于隐私，过于难为情，而不能对对方说；没有什么过于恶毒，过于可耻。”他们可以把自己最隐秘的私事，比如性生活，告诉对方。拉维尔斯坦在巴黎闯入齐克和薇拉的卧室，引起薇拉的恼怒，齐克不仅不同情薇拉，反而为拉维尔斯坦辩护，认为“这是他的魅力之一，他凭冲动行事”。这种友谊，已远远超出“好朋友”、“私交”或“密友”的界限。难怪薇拉要说他们“有暧昧关系”，就连罗莎曼也感到好奇，“照理说，年纪大的人不会培养出这样的感情”。它是友谊的高级阶段，超越物质情欲而达到的一种心灵上的契合，正如齐克宣称的：“欢乐的喧哗－无限的喜悦——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将我们结合在一起，企图用固定的公式表现它是根本行不通的。”它是世俗的观念不能理解和解释的，也难怪齐克要感慨，“没有什么差强人意的现代语汇，可以用来讨论友谊或其他高格调的相互依存关系”。作者在小说中指出，学者们否认第一百一十六首十四行诗是关于男女爱情的，强调莎士比亚写的是友谊。按照这种观点，友谊作为升华了的爱情——友情或友爱，可以使两颗真心结合，直至末日的尽头。友谊也可以解除人类孤寂的渴望，肢解的痛苦，帮助人类找到那个正合适的失去的部分，使他们得到完善。

死亡是这部小说探讨的生活本质的第三个问题。生与死紧紧相连，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自然规律。这部世纪交替之时出版的小说，是索尔·贝娄在耄耊之年创作的。也许是作者意识到人近黄昏，生命的历程快到尽头，所以死亡的话题在《拉维尔斯坦》中被反复提及，死亡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小说涉及的不仅是个体的死亡，还有集体的死亡。作为犹太人的后裔，拉维尔斯坦和齐克，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对二次大战中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到谋杀记忆犹新。不仅如此，“从亚洲俄国的古拉格群岛到大西洋海岸，到处都记录着毁灭，或者某种死亡蔓延的混乱状态”。他们从人性的角度指出，“犹太人曾经被提供给整个人类作为一个衡量人性邪恶的尺度”；从宗教的角度指出，“犹太人是缺乏救赎的历史见证人”。他们认为，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是一桩极大的罪恶，因为“你毁灭一个人的生命时，也毁灭了整个一个世界——为那个人而存在的世界”。他们希望世人记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不要让这样的人间悲剧重演。

如果说生命被暴力毁灭可以避免的话，人的生老病死却是无可改变的。齐克的两个哥哥相继去世，同龄的好友熟人也一个接一个谢世。“整个街坊变成了墓地。你认识的逝者的社区。”他承认，“在晚年，我每三个想法中，就有一个是想到死亡。”尽管如此，对于生的执着，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拉维尔斯坦病中的苦苦挣扎，莫理斯·贺伯斯特的器官移植，薇拉的“人体冷冻学”，齐克与年轻妇女结婚……拉维尔斯坦生前曾多次与齐克讨论死亡的问题，询问齐克对死有什么印象，如何想像死亡，虽然齐克回答说画面将会中止，但是他内心也怀疑，是否有人相信墓地就是一切：“肉体会缩小消失，血液会干涸，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大脑和内心深处，相信画面真的会中止。”他发现，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包括他自己在内，期望在来世见到父母。就是像拉维尔斯坦那样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也含蓄地表示，他迟早将与齐克再会面。至于生命结束以后重归的那个神秘世界究竟如何，小说的答案是：“要想找到你停止呼吸后会发生什么事的答案，你必须买一张许可证。”

小说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索尔·贝娄的一贯特色，追求华美的辞藻，铺陈大量的形容词，句式冗长而繁复，滔滔不绝，挥洒自如。有时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语调机智幽默，让读者在认真严肃的思考中忍俊不禁。鲜明生动的比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我大致浏览了一下那篇文章，它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只蚂蚁企图翻越安第斯山，有点力不从心”；“你看他笑得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受伤的马一样，向后仰着”。索尔·贝娄是个智慧型作家，知识广博，想像丰富，善于应用习语、行话、谐音双关，为小说增加色彩。尤其是典故和名言警句的引用，看似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匠心独运而又不露痕迹。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充实的过程，因而当小说译完后，我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每天与书中的人物朝夕相处，他们就像生活在我的周围一样。假如说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之一，是为了纪念他的好友，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于那些了解或不了解布卢姆的读者来说，拉维尔斯坦的形象都已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心中。“实在很难相信像拉维尔斯坦这样的人已经与世长辞了。”

在结束这篇译序之前，我想在这里向所有帮助我翻译这部小说的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

还要感谢我在斯普瑞格图书馆（Sprague Library）的同事们，特别是斯道克先生（Norman Stock）和夏皮罗先生（Steven Shapiro），以及迪斯尼环球出版集团的唐斯先生（Terry Dowries），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设法帮助解答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清华大学思想与文化研究所彭刚博士在哈佛研修期间听说译林出版社准备出版此书中译本，主动要求阅读译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一并表示感谢。

我的同学兼好友休（Hugh Holden）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我和马彪曾两次驱车到他工作的位于海边的大学去，与他讨论这部小说，获益匪浅。当我通过电子邮件表示谢意时，他回复我“Bu2 Yong4 Xie4！”当然，特别要感谢马彪——我的强大后盾，既是精神上的，又是生活上的。感谢他不辞劳苦地帮助我翻译。此书的翻译有他很大的功劳。还有我的儿子王嵱，这本书的翻译是由他促成的。

胡苏晓

2003年12月

索尔·贝娄年表

1915年　七月十日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市郊拉辛镇，他是贝娄家的第四个孩子，父亲亚伯拉罕和母亲丽莎是一九一三年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

1919年　开始希伯来文《圣经·旧约》的选读，背诵其中的重要章节。

1923年　因患肺结核在蒙特利尔市维多利亚医院儿童病房住院治疗近半年。

1924年　随全家迁居美国芝加哥，居住在洪堡公园附近的贫民区；贝娄相继就读于拉斐特小学、哥伦布小学以及萨宾中学和图莱中学。

1932年　母亲丽莎·贝娄去世。

1933年　自芝加哥西北区的图莱中学毕业，考入芝加哥大学。

1935年　转入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

1937年　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进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年底离校。

1938年　和安妮塔·戈希金结婚；返回芝加哥，在公共事业振兴署从事执行联邦作家计划的工作。

1939年　到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教育学院任教，兼做《经典名著丛书》的注释工作。

1940年　加入位于长岛羊头湾的国家商船船员训练营受训。

1941年　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两个早晨的独白》。

1942年　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墨西哥人》。

1943年　在《党派评论》上以《一个晃来晃去的人的札记》为题，发表《晃来晃去的人》的部分章节。

1944年　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出版；在国家商船队服役；长子格雷戈里出世。

1945年　二战后，住纽约布鲁克林区，审读新出版的企鹅丛书并为之撰写书评；创作《受害者》。

1946年　去明尼阿波利斯，受聘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

1947年　长篇小说《受害者》出版。

1948年　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资助，去欧洲游历，定居巴黎从事写作；开始创作《奥吉·马奇历险记》。

1949年　在《党派评论》上以《奥吉·马奇的生活》为题发表了《奥吉·马奇历险记》的部分章节，以后还相继在《纽约客》等数家杂志上发表了该书的部分章节。

1950年　从欧洲返回美国，此后十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受聘在纽约大学的夜大学任教；继续创作小说及撰写评论。

1951年　发表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

1952年　获国家文学艺术院奖；受聘任普林斯顿大学创作中心研究员。

1953年　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受聘任巴德学院英国文学教授；将艾萨克·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从意第绪语译成英文发表。

1954年　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1955年　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来日的父亲》。

1956年　出版中篇小说《抓住时机》，发表短篇小说《贡萨加的手稿》：和安妮塔·戈希金离婚，和亚历山德拉·查恰克巴索夫结婚。

1957年　次子亚当出世。

1958年　发表短篇小说《离别黄屋》；获得福特基金资助；创作长篇小说《雨王亨德森》，并在《赫德森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部分章节。

1959年　长篇小说《雨王亨德森》出版；和第二任妻子离婚；离开明尼苏达大学，赴波兰和西德讲学。

1960年　参与编辑纽约出版的《高尚的原始人》杂志；获文学之友奖。

1961年　应聘任波多黎各大学客座教授；和第三任妻子苏珊·格拉斯曼结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赫索格》，此后数年曾在《评论》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该书有关章节。

1962年　应聘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思想委员会委员；获西北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第三个儿子丹尼尔出世。

1963年　编选出版《犹太杰出短篇小说选》；获巴德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

1964年　长篇小说《赫索格》出版；获詹姆斯·L，道奖；剧本《最后的分析》在百老汇上演。

1965年　长篇小说《赫索格》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福门托尔国际文学奖；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剧本《最后的分析》出版。

1967年　为《新闻日报》去中东采访报道“六日战争”。

1968年　发表短篇小说《莫斯比的回忆》《如烟往事》；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出版；获犹太传统奖及法国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69年　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

1970年　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出版。

1971年　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

1974年　在《花花公子》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部分章节；发表短篇小说《泽特兰：人格见证》。

1975年　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出版；去以色列旅行；和苏珊·格拉斯曼离婚，和第四任妻子亚历山德拉·尤内斯库·图尔恰结婚。

1976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长篇小说《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奖：散文游记集《耶路撒冷去来》出版；赴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发表受奖演说。

1977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院金质奖章。

1978年　发表短篇小说《银碟》。

1982年　长篇小说《院长的十二月》出版；发表短篇小说《嘴没遮拦的人》。

1984年　发表短篇小说《堂表亲戚们》《今天过得怎么样？》：短篇小说集《嘴没遮拦的人》出版。

1986年　和第四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离婚。

1987年　长篇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出版。

1989年　中篇小说《偷窃》《贝拉罗莎暗道》出版。和第五任妻子珍妮斯·弗里德曼结婚。

1990年　发表短篇小说《记住我这件事》。全国图书基金会向贝娄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章。

1991年　中短篇小说集《记住我这件事》出版。

1993年　秋季由芝加哥大学转波士顿大学任教。

1994年　散文随笔集《集腋成裘集》出版。

1995年　发表短篇小说《在圣劳伦斯河畔》。

1997年　中篇小说《真情》出版，获犹太图书奖。

1999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小女儿内奥米·罗丝出生。

2000年　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出版。

2002年　出版《小说集》。

2005年　四月五日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宋兆霖　编